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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冰的篝火：同时代人回忆茨维塔耶娃

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

同时代人回忆契诃夫

被禁锢的头脑

诗的见证

版权信息

寒冰的篝火：同时代人回忆茨维塔耶娃

作　　者：【俄】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

翻　　译：苏　杭

策　　划：魏　东

出 品 人：刘广汉

出 版 人：何林夏

责任编辑：魏　东

装帧设计：赵　瑾

出 版 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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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版权信息

女儿心目中的茨维塔耶娃（节选）

人，岁月，生活（节选）

三个影子（节选）

忆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从巴黎回国以后的一百四十五天

临终之前

关于玛丽娜的最后的话

女儿心目中的茨维塔耶娃（节选）

（俄）阿里阿德娜·埃夫伦著

苏杭译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母亲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个头儿不高——163公分，体形像一个埃及小男孩儿——宽肩膀，窄臂部，细腰身。她那少女时代的滚圆的身材一下子便永远地变成了强健而干瘦；她那踝骨和腕骨又瘦又细，步态轻盈而敏捷，行走起来轻快而急速，但并不唐突。如果在人多的地方，当她发现有人在注视着她或者甚至眼睁睁地盯着她的时候，她便把动作迟缓下来，放慢一些。这时侯，她的举止便变得谨慎而又节制，但是从来也不拘谨。

她的姿态端庄而挺拔：即便俯在书案上，她也依然保持着“脊背像钢铁般不屈的姿势”。

她的头发介于金黄色和棕色之间，年轻的时候卷着大花儿，柔软，很早地开始变白——这就愈加显露出她那黧黑而又没有血色的、暗淡无光的脸色；她那双绿色的、葡萄一般颜色的眼睛，镶着淡褐色眼睑，放射着光芒，炯炯有神。

脸的线条和轮廓精确而又明晰，毫不模糊，没有一点儿大师所考虑不周的没有雕塑的、没有琢磨的：那鼻子，鼻梁细长，稍微凸起，鼻尖不是很尖，而是有所收缩，呈平整状，由此像羽翼一般分开两个灵敏的鼻孔，看上去柔和的嘴巴严峻地勾勒出神秘的线条。

两条纵向的皱纹将两道淡褐色的眉毛隔开。

表面看上去是完全孤僻的、静止的脸，实际上内心里经常充满了活动，深藏在心里的表现力，像天空和海洋一样多变而又充满色彩。

但是很少有人能够识破它。

那双手坚强、有力、爱劳动。两只镶嵌宝石的银戒指（一只是雕有小船形象的图章戒指，另一只是光滑的边缘上有赫耳墨斯的玛瑙宝石雕刻，是父亲送给她的礼物）和结婚戒指——从来没有摘下来，没有引起过人们对她的手的注意，既没有为她的手增色，也没有使它们受到束缚，而是自然而然地与它们构成了统一的整体。

嗓音像少女一样高亢，响亮，富有感情色彩。

语言洗练，对话简洁。

她善于倾听；从来不使谈话的对方感到窘促，但是争论起来却咄咄逼人：在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辩论会、讨论会上，她保持着严峻而又谦恭的分寸，迅雷不及掩耳地战胜对方。

她是一个出色的讲故事的人。

她朗诵诗时不是为了小范围，而是像面向着广大的听众。

她朗诵起来充满激情，意味深长，没有装腔作势的“嗥叫”，从不放过（漏掉！）诗句的字尾；通过她的朗诵，最复杂的东西也会瞬间洞若观火。

她很乐意，充满信任，只要一提出要求她便朗诵起来，否则不等要求，她便自己提出来：“想听吗，我给您朗诵一首诗？”

一生中，她对读者、听众以及迅速和直接地对所写的东西的反应的需求都是巨大的，而且是永不满足的。

对于初学写作的诗人，只要感觉到——或者想象到！——他们具有“天赋”的才华，就表示出友善和宽宏大量；每一个人她都觉得是笔友，是诗歌本身的——不是自己的！——继承人，但是对那些平庸之辈也会识破，并且无情地予以指出，不管是对于处于起步阶段的，还是对于已经达到了虚假的高度的诗人。

她的确是与人为善的和慷慨大度的：急于助人，搭救人，拯救人——恨不得倾尽所能；与人分享仅有的，最迫切需要的东西，因为她没有多余的。

她既善于给予，也善于毫不客气地索取；她很久都相信“善有善报”，相信伟大的、用之不竭的人类的互助精神。

她从来不是冷酷无情的，但是却总是无以自卫的。

待人宽厚，但对亲近的人——友人们、孩子们，如对自己本人一样苛求。

如她的某些肤浅的同时代人认为的那样，她也不排斥时髦，但是既没有物质条件去创造时髦，也没有物质条件去追求时髦，她厌恶地规避那些为了效仿她而哭穷的人，在侨居国外的年代里，她怀着尊严穿着别人的衣裳。

她最注重物品经久耐用：她不喜欢不坚固的、爱变形的、好破的、易碎的、容易受损伤的东西，总而言之——不喜欢“华而不实的”。

她很晚才上床，入睡之前看会儿书。起得很早。

她习惯于斯巴达式的简朴，饮食简单。

在俄国时她吸自制的卷烟，在国外时抽劲儿大的、男士的雪茄烟，普通的、樱桃木的烟斗，一次吸半支雪茄烟。

她喝黑咖啡：把浅色的咖啡熏烤成褐色，然后用古老的土耳其磨不紧不慢地研磨，那磨是铜制的，样子像小圆柱，圆柱上覆满花字图案。

她与大自然千真万确有着血缘关系，她热爱大自然——爱群山、山岩、森林——怀着一种异教徒般的把大自然视为神的力量的，同时要战胜它的爱，不掺杂旁观的态度，因此对于无论是徒步还是泅水都不能战胜的大海她却不知如何是好。她不善于一般地欣赏大海。

犹如沼泽的、泥泞的、芦苇丛生的地方，犹如一年当中潮湿的月份，泥土在路人的脚下变得不可靠，低矮的、平原的景色使她感到懊丧。

她童年时代的塔鲁萨和青年时代的科克捷别里在她的记忆里永远感到亲切，她经常在寻觅它们，并且偶尔在默登森林从前“皇家狩猎区”的丘陵地带，在地中海沿岸的高起的地方，在色彩和气息中发现它们。

她很容易受得住酷暑，对严寒却难以忍受。

对于采摘的花儿，对于花束，对于窗台上的花瓶里或者花盆里开放的一切，她都不以为然；而同花园里栽培的花儿相比，她更喜欢常春藤、帚石南、野葡萄、灌木丛——爱它们强健和长命。

她敬重人们以其才智参与到大自然中去，敬重他们与大自然的共同创造——公园、堤坝、道路。

她对猫和狗怀着一种永恒的柔情、忠诚和理解（甚至怀有敬意！），它们也对她给予了回报。

在散步的时候，她常常是不达目的不罢休——到达某某地方，登上某某高处；她对那些“收获”——采摘的蘑菇、浆果以及我们住在捷克贫穷的郊外乡下的艰难时期里取暖烧的树枝，比买来的更感到高兴。

在城外她能识别东西南北，而在城里却没有方向感，即使在熟悉的地方也时常晕头转向。

她害怕高层楼房、人群（拥挤）、汽车、升降机和电梯。所有市内交通运输中，如果只身没有同行者，她只乘坐电车和地铁。如果没有电车和地铁，她便步行。

对于数学她一窍不通，对于任何一种技术她都格格不入。

她憎恨日常生活——由于这日常生活难以摆脱，由于要日日操劳无益的重复，由于占去了主要事情所需的时间。一生都在忍耐地和孤独地克服着日常生活。

她好与人交往，殷勤好客，喜欢结成友谊，而不喜欢拒绝往来。她更喜欢那些通常被认为是怪人的那些人的圈子，而不喜欢“正人君子”的社会。况且她自己也被认为是怪人。

在友谊中和怨怒中她总是偏激的，但是并非永远一成不变的。“不可为自己竖立偶像”的诫命经常受到她的破坏。

她尊重青年，敬爱老年。

她赋有文雅的幽默感，她不认为明显的可笑的或者粗鲁的可笑的东西是可笑的。

对她的童年产生过影响的两种因素——造型艺术（父亲的领域）和音乐（母亲的领域）中，她接受了音乐。形式和色调——确实可触觉的和确实可视觉的因素，对她来说都是格格不入的。她只能对所描绘的事物的情节感兴趣——孩子们就是这样“看画儿的”，——因此，比如说，书中的版画，尤其是木刻（她喜欢丢勒、道尔），与油画相比，同她的气质更接近。

早年醉心于戏剧，部分原因是受她的年轻的丈夫，他与她的年轻的朋友们的影响，但是这种兴趣与她的青年时代一起留在了俄罗斯，既没有超出成年的界线，也没有越过国界。

在所有的类型的视觉艺术中，她喜欢电影，而且喜欢默片甚于“有声的”，因为默片为观众提供了较大的共同创作、共同感受、共同想象的可能性。

对于从事创作的人们总是怀着一种同志般的深厚的敬意；游手好闲，寄生生活，只顾个人需求，犹如松松垮垮、懒惰成性、夸夸其谈一样，她本能地感到格格不入。

她是言行一致的人，只覆行职责的人。

尽管十分谦虚，她却知道自己的价值。

她是怎样写作的？

把所有的工作，所有刻不容缓的事记下来，一大早开始，趁着头脑清醒，肚子空空的、瘪瘪的。

倒上一小杯滚热的黑咖啡，放在书桌上，一生中每一天，她都怀着如同工人走到车床前一样的责任感，必然的、不可能不这样的感情走到书桌前。

此时此刻书桌上一切多余的东西，都推到一边，以一种下意识的动作腾出一块地方放笔记本和胳膊肘。

用手掌支撑着额头，手指插到头发里，立刻便能打坐入静。

除了手稿，一切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只见她以敏锐的思维和笔锋埋头于手稿中。

她从不用散页的纸写作——只用笔记本，任何的，从小学生作业本到总账簿，只是墨水不洇便成。在革命的年代里，笔记本是她自己装订的。

她用的是普通的木制笔杆的（学生用的）细笔尖钢笔。从未用过自来水钢笔。

时不时地用打火机点燃一支香烟，呷一口咖啡。口中念念有词，在试语音。她从不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寻觅失落的东西，——而是像被钉子钉住一样坐在书桌后面。

如果来了灵感，就记下来主要的，把构思向前推进，速度常常是令人吃惊的；而如果处于只是全神贯注的状态，就做一些诗歌的辅助性工作，寻找那种最恰当的词汇概念、定义、韵律，把写就的诗稿中那些冗长的和似是而非的东西删掉。

找到了确切的词语、意义和音响的统一以后，便一页接一页地填满纵行韵脚，数十个诗节方案，一般来说不急于把否定的东西勾掉，而是使它们告一段落，另起炉灶。

在着手写作大型作品以前，使作品的构思最大限度地具体化，拟订出不许自己偏离计划，以便作品不至于把她引入自己的航线，变成一部难以驾御的作品。

她书写的笔迹非常独特，圆圆的，很小，但很清晰，这种笔迹在她生活的最后三分之一时期由于逐渐增加一些缩写而变得难以辨认：许多词语只用第一个字母标出；手稿越来越变成了给自己一个人看的手稿。

笔迹的个性早在童年时代便已确立下来。

一般说，她认为字迹潦草乃是书写者对未来的读者——任何一个收件者、编辑、排字工人不尊重的表现。因此她写的信字迹特别清楚，而给印刷厂的手稿，则用印刷体字母亲手誊清一遍。

她复信从不拖延。如果收到早班投递来的信件，往往立刻在笔记本里拟出回复的草稿，仿佛把它记入当天的创作的流程。对于自己的书信也当创作看待，几乎也像对待手稿一样要求严格。

在一天当中有时候也回顾一下笔记本。只是在年轻的时候，才连夜写作。

她善于适应各种环境工作，我指的是各种。

她的工作能力和内在组织性的才华与诗歌的天赋是相媲美的。

合上笔记本，打开自己房间的门，——开始从事一天当中的各种繁忙的琐事。

题解：

阿里阿德娜·埃夫伦（1912-1975），昵称阿利娅，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大女儿。阿利娅聪颖不凡，幼年即展现观察和写作的天赋，从小即和母亲患难与共，是和母亲待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人，其所著《回忆录》一书文笔简练，妙趣横生，是关于茨维塔耶娃的日常生活与精神面貌的非常重要的文献。该书第三部分是阿利娅和帕斯捷尔纳克的通信，对于理解茨维塔耶娃尤为珍贵。长期在国外的困苦生活，加上父亲的影响，1937年3月，阿利娅怀着满腔希望只身返回祖国。1939年8月27日深夜，阿利娅突然被捕。经过十七年集中营和流放生活的磨难，阿利娅终于在1956年重获自由，然而，母亲早在1941年8月31日在小城叶拉布加自尽。阿利娅将余生全部献给母亲的未竟事业，整理、注释并出版母亲的遗作。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茨维塔耶娃将近三十年的生活与文学活动的最直接的见证人，阿里阿德娜·埃夫伦未能完成关于母亲的回忆录便精疲力尽，于1975年辞世。

（米卡）

人，岁月，生活（节选）

（俄）伊利亚·爱伦堡著

冯南江译

我认识玛丽娜·伊万诺芙娜·茨维塔耶娃的时候，她是二十五岁。她那桀骜不驯而又惘然若失的神态令人惊奇；她的仪表倨傲——仰着头，前额很高；而两眼却泄露了她的迷惘：大大的、软弱无力的眼睛似乎看不见东西——玛丽娜是近视眼。她的头发剪成短短的周圈垂发式。她不知是像一位神经质的太太呢，还是像一个乡下小伙子？

茨维塔耶娃曾在一首诗里谈到自己的两个女人：一个是淳朴的俄罗斯妇女，乡村牧师之妻，另一个是波兰的贵妇人。旧式的礼貌和叛逆性格，狂妄自大和羞怯腼腆，书本上的浪漫主义和淳朴的心灵，玛丽娜都兼而有之。

我第一次往访茨维塔耶娃的时候，已读到过她的诗了；有些诗我很喜爱，特别是在革命前所写的一首，玛丽娜在这首诗中描写了自己未来的葬仪：“莫斯科的街头留在后面，我的马车向前走去，你也在徘徊，在路上落后的不是你一个，第一个土块将要敲响棺材盖，那自私的孤独的梦终归有了解答……上帝啊，请你宽恕由于骄傲而新近死亡的贵妇玛丽娜吧……”

我刚跨入一所不大的住宅便愣住了：一片令人难以想象的荒凉景象。当时人人都是忧心忡忡，但日常生活的外表却依然维持着；而玛丽娜则仿佛故意破坏了自己的巢穴。所有的东西都蒙上了一层尘埃和烟灰。一个十分瘦削而苍白的小姑娘走到我的跟前，信任地紧靠着我低声地说：“多么苍白的衣服！多么奇异的宁静！怀中抱着百合花，而你正在漫无目的地瞧着……”我吓得浑身冰凉：茨维塔耶娃的女儿阿利娅当时才五岁，可她却朗诵起勃洛克的诗来了。一切都像是不自然的、杜撰出来的：无论是住宅、阿利娅还是玛丽娜本人的谈话——她原来被政治吸引住了，她说她正在为立宪民主党做宣传工作。

茨维塔耶娃在早年的诗作中曾歌颂过自由民拉辛。根据她的天性，与其说她是为1917年夏天那些被吓坏了的市民所谈论的那种巩固的秩序而生，不如说是为叛乱而生。茨维塔耶娃同他们毫无共同之处；但是她离开了革命，在自己的想象中创造了一个浪漫主义的文德 [1] ；她同情沙皇（虽然也指责他：“后代子孙还将不止一次地提到您明亮的眼睛里那拜占庭的背信”）。她反复地说：“啊，你是我那贵族的、我那沙皇的苦恼……”

为什么她的丈夫谢廖沙·埃夫伦要去参加白军呢？我在巴黎曾见到过谢廖沙的哥哥——演员彼得·雅科夫列维奇·埃夫伦，他有肺病，死得很早。谢廖沙长得像他——十分温柔、谦逊，喜欢沉思。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他想当一个朱安党人 [2] 。

他走后，玛丽娜便写了一些激烈的诗：“拥护索菲亚推翻彼得！”她写道：“安德烈·谢尼埃上了断头台，而我活着，这是天大的罪恶。”她在文学晚会上朗读这些诗；并没有因此而遭受任何迫害。所有这一切只是书本上的虚构，只是玛丽娜为之付出了自己被糟踏了的、极端艰辛的一生的一种荒诞无稽的浪漫情调。

1920年秋天，当我从考特贝尔经历了千辛万苦来到莫斯科以后，我发现玛丽娜依然处于那种极端的孤独之中。她完成了一本颂扬白党的诗集——《天鹅营》。当时我已经见了不少世面，其中也包括“俄罗斯的文德”，思考了不少问题。我打算把白卫分子的真面目告诉她——她不信；我试图和她争论几句——玛丽娜生气了。她的性格倔强，她自己为此吃的苦头比所有的人都多。我保存着她的一本名叫《别离》的书，她在书上题道：“您的友谊对于我比任何仇恨都珍贵，您的仇恨对于我也比任何友谊都珍贵。赠爱伦堡。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柏林，1922年5月29日。”（虽然当时她所保留的先前的坚定立场已寥寥无几，但在这一行文字中却用了几个旧字母s，甚至还用了几个硬音符号。）

1921年春，当我以第一批苏联公民的身份出国的时候，茨维塔耶娃恳求我设法找到她的丈夫。我获悉了谢·雅·埃夫伦还活在人世并住在布拉格的消息；我写了一封信，把这件事告诉了玛丽娜。她打起精神着手张罗出国护照。她说她立刻就得到了护照；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米尔金对她说：“您对您的离开还会感到惋惜的……”茨维塔耶娃带走了《天鹅营》一书的手稿。

她和丈夫的会见是凄惨的。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是个有敏锐的良知的人。他向她叙述了白卫的残暴，谈到了他们的暴行和心灵的空虚。天鹅在他的叙述里变成了乌鸦。玛丽娜迷惘了。我曾在柏林和她作过一次通宵的长谈，在我们谈话结束的时候，她说她不出她的书了。

（诗集《天鹅营》于1958年在慕尼黑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茨维塔耶娃在去苏联之前把她的一部分书稿留在巴塞尔市（“中立国”）的图书馆里了。我不知道出版者是怎样弄到这部手稿的；他们追求的当然是政治目的，违反了茨维塔耶娃的意志，——在她侨居国外的十七年间，出版家们曾多次要求她出版《天鹅营》，但她始终拒绝。）

我打算把被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美化了的关于文德的话题深入下去，并加以发挥，我想谈谈有时候艺术是怎样变成装腔作势、摆样子的赝品和衣衫这个问题。（我在回忆自己早期的诗作时业已提到过这个问题。）这不仅与《天鹅营》有关，而且也同许多诗人的许多诗集有关，同时这个话题还多多少少有助于读者理解我这部书以下的章节。

正如我曾说过的，我没有保存已往的信件。茨维塔耶娃把她的档案的一部分带到莫斯科来了。其中有一些写给我的书信的草稿。玛丽娜在一份草稿上写道：“在1918年，当时您曾摒弃过我的唐璜们（一件既不掩饰又不暴露的‘外套’），而在1922年的今天，你又摒弃我的少女之王和叶果鲁什卡们（我心中的罗斯是次要的）。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你要求于我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我，亦即一个既没有外套又没有长衫的骨头架子，最好是被剥得精光的我。构思，修辞，借喻——所有这一切对于你说来或多或少都是摆样子的赝品。你所要求于我的最重要的东西——没有它我就不成其为我了……我一次也没有使你困惑（我经常使自己困惑，将来亦是如此），你比我敏锐。无论在1918年还是在1922年的现在，您都是很严峻的——没有任何奇怪的念头！……您是对的。诗中的淫荡（奇怪的念头）绝不比生活中的淫荡（奇怪的念头，为所欲为）要好。另一些人——想来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秩序的维护者，他们说：‘在诗歌中写些什么悉听尊便，不过在生活中却得举止正派。’另一类是唯美主义者，他们说：‘在生活中可以为所欲为——但是必须写出好诗。’只有您一个人说：‘无论在诗中还是在生活中都不可淫荡。你不需要这个。’你是对的，因为我现在正默默地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她向她为自己提出的那个目标走去，而且达到了这个目标，她是从一条痛苦、孤独和被社会遗弃的道路达到这个目标的。

她和诗歌的关系是复杂而痛苦的。她对瓦·亚·勃留索夫作了许多不公正的描写：她只看到了表面现象，而无意作比较深入的观察和进行一番思考，然而这几行诗句无疑曾引起了她的愤怒：“也许，生活中的一切只是音响嘹亮的诗行的素材，你要从无忧无虑的童年开始找寻词的结合。”茨维塔耶娃回答道：“词能代替思想，韵律能代替感情吗？词产生词，韵律产生韵律，诗行产生诗行……”但同时她又是诗歌的俘虏。茨维塔耶娃想起了卡罗琳娜·巴芙洛娃的诗句，便把自己的一本书起名作《手艺》。她在书中写道：“去给自己寻找那些没能把神秘的奇事改正为数字的轻信的女友吧。我知道维纳斯是手的作品，我是一个手艺人，我知道手艺。”

玛丽娜把生活中的许多东西都称为自己的朋友；友谊突然中断，于是玛丽娜也就同又一次的幻想分手了。但是她也有一个始终不渝地忠实于她的朋友：“是的，有个人已经被爱上，这个人就是桌子。”——她的写字台就是诗。

我生平见到过许多诗人，我知道，一个艺术家要为自己对艺术的酷爱付出多大的代价；但是在我的记忆中似乎还没有一个比玛丽娜更为悲惨的形象。她生平的一切：政治思想，批评性的意见，个人的悲剧——除了诗歌以外，所有的一切都是模糊的、虚妄的。认识茨维塔耶娃的人已所存无几，但是她的诗作现在才刚刚开始为许多人所知晓。

她从少年时代直到去世始终是孤独的，她的这种被人遗弃同她经常脱离周围的事物有关：“我爱自己生活中的一切事物，但是以永别，不是以相会，是以决裂，不是以结合而爱的。”茨维塔耶娃侨居国外以后，重又陷于孤独；侨民办的刊物不愿刊载她的作品，而当她热情洋溢地写了一篇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以后，竟被目为有“背叛”的嫌疑。茨维塔耶娃在一封信中写道：“在侨居国外期间，他们起初（凭一时的热情！）还刊登我的作品，后来头脑冷静下来，便不再理会了，他们嗅到了异己的气味：那里的气味。内容似乎是‘我们的’，‘而声音却是他们的’。”

对于通常被称为政治的那种东西，茨维塔耶娃是天真的、固执的、真诚的。1922年我同画家艾·里席茨基共同出版《作品》杂志——用俄语、法语和德语出版。玛丽娜自动为这个刊物把马雅可夫斯基的一首揭露性的诗《下流坯，你们听着！》译成了法文。到了30年代，当她对俄罗斯的文德的热情早已冷却下来以后，她依然不能适应新的历法。（我想起了苏维埃政权建立的第一年间的几个故事；勃洛克曾在彼得格勒的一次会议上激烈地捍卫古老的缀字法——他什么都接受，但“森林”这个词如不加s在他看来就不成其为“森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茨维塔耶娃写道：“德意志，我的疯狂！德意志，我的爱！”（她在这种爱中不是孤独的——勃洛克也曾谈到他对德国文化的溺爱。）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德国的师团开进被出卖了的布拉格，于是玛丽娜便诅咒他们了：“啊，狂妄！啊，伟大之木乃伊！燃烧吧，德意志！疯狂，你创造疯狂。”

30年代，我们见面的次数很少、很偶然、很空洞。我不知道她是怎样生活、靠什么生活的；我也不知道她写了哪些新的诗作。这些年对于茨维塔耶娃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和认真工作的时期；现在我看见了她在诗歌上的成长，摆脱了最后的几件“外套”，找到了普通的和锐利的词句。

她生活得很不好：“丈夫有病，不能工作。女儿一天编织帽子赚五个法郎，我们四个人（我有一个八岁的儿子，名叫格奥尔吉）就靠这五个法郎糊口，这就是说，我们正在慢慢地饿死。”

谢·雅·埃夫伦成了“返回祖国协会”的组织者之一。他表现得很勇敢。玛丽娜对自己的儿子、对那些在父母侨居国外的时候诞生的年轻人写道：“别去追悼你们不曾到过的那座伊甸园……”阿利娅到莫斯科去了；谢·雅·埃夫伦不久也跟着她去了。

但是连茨维塔耶娃自己也不曾到过那座假想的伊甸园。过去的世界从来不是她失去的乐园。“当不能笑的时候，我也喜欢笑。”正是因为“不能”，她才爱得很多，她不在她的邻人们鼓掌的时候鼓掌，而且独自望着落下的帷幕，她在演出正在进行的时候离开观众大厅，跑到幽暗的、无人的走廊上去哭泣。

玛丽娜在幼年时代很迷恋罗斯丹的《雏鹰》以及他那假想的浪漫主义色彩。她的迷恋逐年加深：歌德、《哈姆雷特》、《费特尔》 [3] 。她有时用法文和德文写诗。但是除了在俄罗斯，她在任何地方都感到自己是一个外国人。她的一切——从青年时代的“火热的花楸树”直到最后一株血红的接骨木，都同祖国的景色有连带关系。她的诗作的基本题材是爱情、死亡、艺术，而且她是按俄国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题材的。对于她说来，爱情就是丘特切夫所说的那个“注定的搏斗”。关于普希金的塔吉雅娜，茨维塔耶娃写道：“哪一个民族有这样可爱的女人：大胆而可敬，钟情而又坚贞不屈，眼光远大而可爱？”她最憎恶爱情的代用品：“他们有多少人，有多少人用雪白的和红中透青的手吃喝，整整几个王国都围绕着你的嘴巴低声地谈情说爱，卑鄙啊！”她自己就是一个钟情而又坚贞不屈的女人。

1939年，茨维塔耶娃带着十四岁的儿子回到了祖国。在她晚年所写的诗中，有一首仿佛是在法西斯分子攫取了西班牙并侵入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写成的：“我拒绝在别德拉姆 [4] 做非人的蠢物。我拒绝同广场上的狼一同嚎叫……”谢·雅·埃夫伦死了。阿利娅在远方。玛丽娜就是在莫斯科也是孤独的。

1941年8月，她曾找过我；我们在多年的阔别之后相见了，但由于我的过错，这次会见却并不成功。那是一天清晨，无线电广播说：“我军放弃了……”这时我的思想正在远方。玛丽娜马上察觉到这一点，便把谈话转到事务性的话题上：她说她是来商量翻译作品的问题。她临走的时候，我说：“玛丽娜，咱们还要再见面谈谈……”不，此后我们没有再见过面：茨维塔耶娃在撤退到叶拉布加市以后便自杀了。

玛丽娜的儿子在前线牺牲了。我现在有时见到阿利娅；她把玛丽娜未出版的诗都收集起来了。

茨维塔耶娃的某些诗行是我至今犹难忘怀的——它们已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终生不会磨灭。这不仅仅由于诗人的高度的才能。我们的道路是互不相同的；在人生的长途上存在着许多十字路口，一个人每行至此都要实在地或仅仅在自己的幻想中为自己选择一条道路；我同茨维塔耶娃似乎从来不曾在这种十字路口碰过面。但是在茨维塔耶娃的诗人的命运中却有一种对于我是十分亲切的东西——对艺术的权力始终表示怀疑，而同时又离不开艺术。玛丽娜·伊万诺芙娜常常自问，诗和现实生活中的创造，哪一样重要，并回答说：“除了形形色色的寄生虫以外，所有的人都比我们（诗人们）重要。”在马雅可夫斯基死后，她写道：“作为一个人而活，作为一个诗人而死……”茨维塔耶娃从来没有逃避生活的意思；恰巧相反，她愿同人们在一起生活：孤独对于她说来不是纲领，而是该诅咒的东西；它是同她所说的那个唯一的朋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这个人就是桌子……”她从来没有去过“洛东达”，也不认识莫吉尔扬尼，但她写道：“注定负有特殊使命的犹太区。围墙和壕沟。别期待怜悯。在这个最忠于基督教的圈子里，诗人们都是犹太坯。”“注定负有特殊使命”一词可能会使人莫名其妙；但是茨维塔耶娃认为“犹太区”并不是一种傲慢的孤立，而是命运的安排：“古往今来的诗人哪一个不是黑人？”

每当我重读茨维塔耶娃的诗作的时候，我就会突然忘记了诗歌而陷入回忆之中，想起了我的许多友人的命运，想起了我自己的命运——人，岁月，生活……

题解：

伊利亚·爱伦堡（1891-1967），苏联著名新闻记者、作家、翻译家。爱伦堡自认创作中，诗占第一位，其次是小说，第三位是政论。那时他尚未写回忆录，所以没有提到。其实，三者中还是政论影响最大，二战期间他发表的政论在世界各国读者当中产生了强烈反响。1960年，爱伦堡开始写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在新世界杂志上陆续发表。1964年发表完，后结集出版。爱伦堡的回忆录在读者当中引起热烈的反响，人人争读，就像当年争读他的政论一样。苏联作家当中没人写出过类似的回忆录，因为谁也没有他那样的经历。在这部回忆录里，爱伦堡把文学史上从未提到过的作家介绍给读者，并说出自己对他们的看法。本文选自《人，岁月，生活》第二部第三节。爱伦堡跟茨维塔耶娃的关系严格说起来并不十分深入。1921年3月，爱伦堡出国，随后不久茨维塔耶娃写了一首诗，托付爱伦堡帮她寻找心爱的丈夫。7月14日，茨维塔耶娃得知丈夫尚在人间，并收到他的第一封信。是爱伦堡从他不肯泄露的渠道打听到谢尔盖·埃夫隆在君士坦丁堡。茨维塔耶娃很感激爱伦堡的帮助，写了一系列诗送给他。1922年5月，茨维塔耶娃带着女儿阿利娅抵达柏林，爱伦堡夫妇对她们非常关照。茨维塔耶娃在柏林跟人约会见面的机会多得出奇，在柏林逗留十一周期间，她的约会与交往安排得一个接一个。茨维塔耶娃把这些活动安排归功于爱伦堡。刚到柏林不久，她的两本诗集《给勃洛克的诗》和《离别集》就在这个城市出版了，她非常感激爱伦堡为这两本书的出版花费的心血和努力。还在茨维塔耶娃在莫斯科为出国作准备时，爱伦堡就采用书信形式发表了友好的文章，对茨维塔耶娃《给勃洛克的诗》和《离别集》两本诗集进行评论。他这样评说茨维塔耶娃所走的道路：“您自有主意，智慧过人，您勇敢地面对世界，决不随风摇摆，独自在鲍里索格列布巷的阁楼上生炉子，过日子。”爱伦堡到海滨休养，暂时离开了柏林，不过他仍为茨维塔耶娃的作品出版事宜操心，可茨维塔耶娃忙乱得无暇复信，这让爱伦堡心里不是滋味。而且，因为“赫利孔”出版社创办人维什年科的关系，茨维塔耶娃与爱伦堡渐渐疏远，通信不再，友谊就此中断。茨维塔耶娃写于1923年2月9日的一封信似乎专门在解释为什么会跟爱伦堡“绝交”。

（米卡）

三个影子（节选）

（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著

乌兰汗译

一

1917年7月，爱伦堡按勃留索夫的劝告，找到了我。于是我认识了这位聪明的作家，他是个气质与我完全相反的人，活动能力很强，性格开朗。

那时，政治流亡者、在外国遇到战争的人、被拘留在那里的人等开始像潮水般地从国外涌回来了。安德烈·别雷从瑞士回来了。爱伦堡也回来了。

爱伦堡对我谈起茨维塔耶娃，赞不绝口，他还把她的诗拿给我看。革命初期，在一次联合晚会上，我出席了属于其他表演者之列的她的朗诵会。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有一年冬天，我受人之托去看过她一趟，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听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回话。那时我还理解不了茨维塔耶娃的作品。

那时，我的听觉已被充斥四周的遁辞饰语和要打破一切习惯用法的口号破坏了。所有正常地说出来的话我全都听不入耳。我常常忘记，除了人们强加在它们身上的那些花哨成分外，语言本身就可以含有一点内容和一点意思。

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写得和谐悦耳、诗意清晰，并且只有优点而无缺陷，正是这些优点成了我接受时的障碍，妨碍我理解它们的实质。我在各方面所追求的并不是实质，而是不相干的尖锐性。

我长期低估茨维塔耶娃，如同按不同方法低估了其他许多人——巴格里茨基 [5] 、赫列勃尼科夫 [6] 、曼德尔施塔姆、古米廖夫。

我已经说过，在那些不善于有见识地表达思想、把拙口笨舌视为美德和不得已而标新立异的青年人当中，只有两个人，即阿谢耶夫和茨维塔耶娃，会像模像样地讲话，并会用标准的语言与风格写作。

突然，这两个人都放弃了自己的特长。阿谢耶夫被赫列勃尼科夫的榜样所迷惑。茨维塔耶娃则是内心世界发生了变化。不过，在她蜕变之前，我就被原先的、继承传统的茨维塔耶娃征服了。

二

她的诗必须精读。当我做到这一点之后，我就为展现在我面前的那种深不可测的纯洁和力量而发出了一声惊叹。周围从未有过类似的东西。我将紧缩议论。就算我说出来，我也不会觉得亏心的。除了安年斯基和勃洛克，以及有些限度的安德烈·别雷之外，早期的茨维塔耶娃就是所有其他象征主义者都想要当而又当不上的那种人物。在那里，在他们的文字创作在臆造的刻板模式和没有生命的古词语的领域里无力地挣扎的那些地方，茨维塔耶娃已一边轻松地翱翔于真正的创作的种种困难之上，一边以不可比拟的高超技巧闹着玩似的完成它的种种任务。

1922年春，当她已经在国外时，我在莫斯科买了她的一本小小诗集《里程标》。我一下子就被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形式的抒情魅力征服了，这形式是呕心沥血地锤炼出来的，不是软绵绵的，而是极其简洁凝练的，不会在个别诗行上读不下去的，而会用自己的循环诗句的发展来不打断节奏地支配诗节的全部连贯性。

这些特点使我感到亲切，也许是因为我们受过相同的影响，也许是因为在性格形成方面有一致的动力，也许是因为家庭与音乐对我们起了同样的作用，还因为我们有相同的出发点、目的和爱好。

我往布拉格给茨维塔耶娃写了一封信，满篇是赞美之词，并因我竟如此之久地忽略她和如此之迟地了解她而感到惊讶。她给我回了信。我们开始通信，到了20年代中期书信来往尤为频繁，那时她的《手艺集》一书问世，莫斯科人也从书目中晓得了她的规模宏伟、内涵博大、新颖夺目、不同凡响的长诗《终结之诗》、《山之诗》和《捕鼠者》。我们成了朋友。

1935年夏天，我到巴黎出席反法西斯大会，当时的我不能自持，近一年的失眠症使我差不多要患上精神病了。我在那儿认识了茨维塔耶娃的儿子、女儿和丈夫，并像爱兄弟一般爱上了这个有魅力的、细心的和坚强的人。

茨维塔耶娃的家属坚决主张让她返回俄罗斯。一部分原因是他们都有思乡之情，并都对共产主义和苏维埃联盟抱有同情之心；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茨维塔耶娃在巴黎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她在那里听不到读者的反应，会在空虚无聊的状态中闷死的。

茨维塔耶娃问我对此有何看法。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明确的意见。我不知道应当向她提些什么建议，非常害怕她和她那可爱的一家人将会在我国感到难以生存和失去安定。这一家人的总悲剧大大超过了我的担心。

三

在这篇导引式随笔的开头，在描写童年的那几页里，我提供了真实的场面和情景，记述了真实的事件，可是写到中间，我改为概述，开始局限于白描式地描写人物性格了。这样做是为了简洁。

要是我一件事接一件事和一个情况接一个情况地叙述志向和兴趣把我和茨维塔耶娃连在一起的全过程，我就会远远超出自己的规定的写作范围。我就该将这件事写成整整一部书，因为那时我们在一起经历了许多风雨沧桑，有喜事也有悲剧，它们总是出人意外地，又总是一次又一次地使双方都扩大了视野。

在这里，以及在其余的几章里，我将不谈个人的私事，而只讲一些极重要的共同性的东西。

茨维塔耶娃是一位怀有男性事业心的女人，办事果断，有战斗精神，性格桀骜不驯。她在生活和创作中都一往直前，贪婪地和几乎是凶猛地追求完整性和明确性，并在这一追求中走得很远，超越了众人。

除了已知的为数不多的作品外，她还写了大量的不为我国读者所知的作品，一些气势磅礴的鸿篇巨著，有的是用俄罗斯民间故事的风格写成的，有的是用众所周知的历史传说和神话的主题写成的。

它们的发表对祖国的诗歌来说将是一桩大喜事和一个大发现，并马上就会用这件迟到的一次性礼物使祖国的诗歌一下子变得丰富起来。

我认为，茨维塔耶娃将会得到最彻底的重新评价和最高的好评。

我们是朋友。我保存过她写给我的近一百封回信。尽管像我早已说过的那样，损失与遗失在我一生中曾占有一定的地位，但还是无法想到这些细心保存的珍贵书信总有一天会以某种方式丢失的。正是过分认真的保管工作毁掉了这些书信。

战争期间，我经常要去看望疏散到外地的家属。斯克里亚宾博物馆有一位工作人员对茨维塔耶娃崇拜得五体投地，她是我的好朋友，建议我把这些信连同我双亲的信和高尔基与罗曼·罗兰的几封信一起交给她保管。她把这些书信都锁在博物馆的保险柜里，却把茨维塔耶娃的信一直留在自己身边，因为她要手不释卷地保管它们，并且不相信防火保险柜的柜壁的牢度。

她全年住在郊外，每天晚上都随身带着一只装有这些书信的手提箱回自己家过夜，第二天早晨再带着它进城上班。那一年冬天，她下班回自己家的别墅时已经筋疲力尽了。离开车站后，走到半路上，在树林里，她忽然想起自己把那只装有书信的手提箱忘在电气火车车厢里了。茨维塔耶娃的信就这样离她而去，不见了。

题解：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俄国诗人、作家，代表作有诗集《生活——我的姐妹》，自传体随笔《安全保护证》、《人与事》，小说《日瓦戈医生》，195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帕斯捷尔纳克与茨维塔耶娃的关系因为他们二人加上里尔克的通信而蜚声全世界。他们的精神层面的遭遇以及现实层面的相遇都具有戏剧性。1922年6月的一天，茨维塔耶娃的诗集《里程标》辗转寄到了帕斯捷尔纳克手中。受到震撼的帕斯捷尔纳克，满怀兴奋、忘我的心情，好像突然发现了奇迹，他向“高贵的金光四射、举世无双的诗人！”致以骑士般的敬礼，仿佛想以这样的举动抵消深深的遗憾，他后悔前不久在莫斯科竟然忽视并错过了机会，与杰出的作品失之交臂。他后悔没有更早一点发现茨维塔耶娃的诗集，责怪自己“沉溺于小市民最可悲的习气：总觉得书籍想买就买，因而不愿意买书！”同一天他把自己的诗集《生活——我的姐妹》寄往柏林，并题词：“赠玛丽娜·茨维塔耶娃。鲍·帕斯捷尔纳克。22年6月14日。莫斯科”。帕斯捷尔纳克与茨维塔耶娃之间的友谊与爱情就这样开始了，二人热切的书信往来不断，连续多年。茨维塔耶娃6月27日收到这封信，既惊讶，又兴奋，过了两天，她写了一封回信。信中回忆了在莫斯科与帕斯捷尔纳克几次仓促的会面，还以大艺术家犀利的眼光分析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几首抒情诗。茨维塔耶娃收到帕斯捷尔纳克寄来的诗集，如同帕斯捷尔纳克看了《里程标》感到惊喜一样，她读了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既惊奇又震撼，满怀兴奋地写了一篇评论《光雨》，盛赞帕斯捷尔纳克：“我想，这是出类拔萃的才华，蕴含的实质深刻而全面。可谓天赋奇才，水平罕见，真正的奇迹。”随后，她把《离别集》寄往莫斯科，扉页上写了题词：“给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期待会见！”在诗集的最后写了一首诗《对梦诉说》。他们二人的书信在1926年里尔克加入之后，旋律变得更加奇妙昂扬，情感的风暴一次次刮起，将交谈者拖入激情的深渊。三个人的声音彼此呼应。心心相印的爱情，纯洁、崇高与人性。他们三人惺惺相惜——飞翔在自己的天空。因为里尔克1927年的病逝，旋律又回归到以前。茨维塔耶娃期待中的与帕斯捷尔纳克的会面一直延宕到了1935年——帕斯捷尔纳克在巴黎联谊宫大厅参加了保卫文化反法西斯国际作家代表大会。然而，这是一次“难堪的会面”。对于茨维塔耶娃提出的问题——她是不是该回苏联，帕斯捷尔纳克小心翼翼，犹犹豫豫，不置可否，看上去有些胆怯的样子。茨维塔耶娃回国后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帕斯捷尔纳克也曾为她说过情，可收效甚微。茨维塔耶娃自戕后，帕斯捷尔纳克一度很内疚，这从他跟阿利娅的通信中能够得知。在自传性随笔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只是写到了革命前，涉及到茨维塔耶娃的文字也不多，按帕斯捷尔纳克自己的说法，“继续写下去，过于艰巨。如果按顺序写，就得写革命时期的岁月、情况、人和命运。本书所收的这篇随笔算是比较集中谈论茨维塔耶娃的，本文节选了前三节。

（米卡）

忆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美）马克·斯洛宁著

苏杭译

1922年夏天，在柏林库达姆大街一家咖啡馆里聚集着许多俄国作家和出版家，萨沙·乔尔内 [7] 介绍我与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 [8] 相识。我熟悉她的诗，而且我很喜欢她刚刚出版的一本小册子《离别集》 [9] 。我想谈谈这本诗集，但是玛·伊听说我住在布拉格，便向我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她是春天从莫斯科来到德国 [10] 的，她丈夫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埃夫伦原是白军军官，邓尼金和弗兰格尔部队溃败后，流落到捷克斯洛伐克，在那里就读于查理大学，她与丈夫已经几年没见面了，他们打算在布拉格安身。

她说话声音不大，很快，但是清楚，两只灰绿色的大眼睛低垂着，不看对方。有时候她昂起头来，这时候她那轻柔的金色的头发飘动着，她理的是儿童的发式，刘海儿遮着前额。她的有力量的手腕上的银手镯每动一下都在叮当作响，几只戴着戒指——也是银的——的粗大的手指攥着很长的木制烟嘴儿——她不断地吸烟。长长的颈项上一颗硕大的脑袋，宽宽的肩膀，纤细的、匀称的身材的某种端庄的姿态以及她整个的气质给人一种有力而又轻盈、执著而又稳重的印象。她握手像男人一样有力量。

我们在咖啡馆里坐了很久。玛·伊讲述了1918-1920年她带着两个女儿住在莫斯科的阁楼里的饥馑的生活。一个女儿大概死于饥饿 [11] ，另一个女儿——阿里阿德娜（大家都叫她阿利娅）她带出国来了。当时我听她说，有一次有一个人来到她家，——后来她猜出来了，是个小偷儿。她由于近视起初以为他是某一个不太有名的诗人——有许多诗人常来找她——，便热情地款待他喝胡萝卜茶。他感到莫名其妙，拒绝了这种寒酸的招待，打量了一下四周，估计了一下这个简陋的家境，在桌子上留下几个卢布便溜之大吉了。 [12] 玛·伊带着一种幽默的语调回忆起这件事，还回忆起多亏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彼得·科甘 [13] ，她在1921年终于得到了一份作家的口粮，她微微一笑，这一笑使她的较大的、线条分明的嘴角向上翘起。

我当时担任布拉格《俄罗斯意志》文学编辑。起初它是一份日报，后来改为周报，我们打算在不久的将来把它改为月刊。我请茨维塔耶娃供给我们诗稿，并且在抵达布拉格以后光临我们设在市中心煤炭市场的编辑部。她对我们的地址的捷克语发音——yxeЛЪНиТРx——很感兴趣，后来她常常以一种调皮的玩笑问我：“喂，你们那里的煤炭市场或者政治集市怎么样？”当玛·伊听说我们编辑部处在18世纪的带有大门、拱顶和交岔路口的游廊，而且占据着传说1787年莫扎特在一间阳台朝向内院的房间谱写了他的《堂·璜》的宅邸的时候，便一本正经地说：“这样说来，我答应向你们供稿。”我提醒她说，我们的杂志是有政治倾向的——我们是社会革命党人的机关刊物。她连珠炮似的回答说：“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懂政治，当然啦，莫扎特比我高明。”我直到现在深信，正是莫扎特影响了她的决定。

1922年秋天，茨维塔耶娃移居布拉格以后，起初同丈夫和女儿一起住在乡村，仿佛是莫科罗普瑟，后来住在市郊丘陵地带的斯米霍沃。11月她来到了编辑部，带来了一首《我的所有的河流的宽阔的河床》 [14] ——在《俄罗斯意志》上发表的第一首诗，并且认识了我的同仁弗拉季米尔·伊万诺维奇·列别杰夫、叶夫谢伊·亚历山德罗维奇·斯塔林斯基和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苏霍姆林。前两位50年代在纽约逝世，第三位返回苏联后，迟十年死于莫斯科。

简短地谈完正事以后，我同玛·伊去伏尔塔瓦河大桥旁边，市立剧院对面的斯拉维亚咖啡馆，我们在那里坐了足足有两个小时，谈论各种各样的话题。我当时正在为柏林涅瓦出版社将要出版的卡桑诺瓦 [15] 的回忆录第一卷写序（第一卷于1923年问世，而第二卷一直未能出版，涅瓦出版社如同当年大多数俄国文学企业一样由于奖金短缺而关闭）。玛·伊在1922-1923年间，在柏林，除《离别集》以外，还得以出版了《普绪刻》、《献给勃洛克的诗》、诗集《手艺集》以及童话长诗《少女沙皇》 [16] 第二版——第一版是在莫斯科出版的。

我感到吃惊的是，玛·伊不仅对卡桑诺瓦了如指掌，并且为这个热情洋溢的情人和冒险家所倾倒，而且还以他为题材写了几部诗剧。我们即刻说定，她为《俄罗斯意志》写一部《传奇》——以贾科莫·卡桑诺瓦，辛加尔的骑士的《我的生平》的第四卷的材料为基础写一部五幕诗剧。此外，她答应把在莫斯科出版的有所歪曲的《卡桑诺瓦的末日》加以补充并稍作修改后给我们发表，并且更名《火凤凰》。 [17] 因为《传奇》的题词，我们俩立刻发生了争执。玛·伊把它译成“你也会把享里埃塔忘掉”，而我译为“你同样也会把享里埃塔忘掉”。卡桑诺瓦的恋人，亨里埃塔用钻石把这句话刻在了他们彼此热恋时住过的饭店的玻璃窗上，——过了十五年以后，他在这扇玻璃窗上发现了它，于是痛哭流涕，因为预言应验了。我感到震惊，玛·伊怀着何等的热情坚持自己的译文并且援引了最最出乎意外的论据。“这不过是一桩小事，”我试图使她打住。“一桩小事？”她带着一种令人不安的咝咝声问道，仿佛我亵渎了神灵一样，“选择词汇是最重要的。”此后我多次注意到，只要一谈起个别词的准确性，较少使用的短语或者有节奏的转调的正当性，玛·伊的平静和耐性立刻便消失了，于是她成了一名准备消灭对手的好战的女性。对于她来说，约翰福音的第一行诗是神圣的：“道 [18] ，是在万有之先，就有了的。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记得1929年在默登 [19] 的那场战斗，玛·伊给我朗诵《空气之诗》 [20] ——她的词藻最华丽的一部作品，有许多词语组合，大多是由动词派生出来的形容词。诗里有这样一些诗句：

啊，空气真是湿漉漉，

湿漉漉！比穿过燕麦田的猎狗

还要湿漉漉，可空气滑溜溜！

狗毛——可空气拂拂！

我清楚地知道，玛·伊的“湿漉”（流淌-暴雨）或者“拂拂”（吹拂）她是由什么词根变化而来的，但是我禁不住地指出，这个词对于彼得堡人来讲，听起来有两种意思——要知道，他们会把它当作“扇”的第二格——像人们称呼谢肉节期间在首都不干正当的勾当的芬兰车夫和爱沙尼亚人那样。因为去掉“ЯтЪ”，“вeЙкa”（加e）和“вeЯтЪ”（首先加ЯтЪ）两个词之间便失去了区别。于是我对“狗毛——可空气拂拂”这句诗不太欣赏。玛·伊义正辞严地反驳说，决不能因为存在次要的地方的语言而加以更动，而且她趁机再次攻击新的正字法。她起初对于新的正字法深恶痛绝，后来不屑一顾地不喜欢，直到1925年才不得已地与它调和了。但是，例如，像她所说的新的历法，无论如何她也不能接受。

那些责备茨维塔耶娃在写诗方面狂暴，在语言方面恣意妄为的人，大概不曾怀疑，她对自己的诗下了多大的功夫，她细心地筛选整段的诗以及单独的语句，多次反复推敲改写。她不止一次地重复说，她喜欢“咀嚼单词，挖出它的内核，找到它的根”，她非常重视手艺，难怪给她的一本诗集命名为《手艺集》。她笔下的一切都经过仔细打量和检验——就连散文也不例外。我保存了她的一本把帕斯捷尔纳克与马雅可夫斯基加以比较的草稿的厚厚的笔记本 [21] ，其中有大量的对原稿的更改和各种方案，以及如她所写的那样，“清稿的试验”。同一笔记本里她对法文的《致阿玛宗女人的信》 [22] 的写作也是很有趣的。总的来说，在她的创作中，恰恰是诗歌的内心激昂和旋风般的结构同形式的技巧和把握，风暴同加工精细的这种结合，使人叹服。当我上面提到的短诗《我的所有的河流的宽阔的河床》发表时，我发现，事实上她的诗歌的河床是很深的，但是它却在狭窄的山岩中间通过，于是她急忙地援引泰奥菲尔·戈蒂埃 [23] 的诗句：

……Pourmarcherdroittu chausses，

Muse, un cothurne6troit. [24]

从1922年到1925年末，在这三年的时间里，我同玛·伊时常会面，一连几个小时谈话，散步，很快我们便亲近了。文学方面的一致，很快变成了个人的友谊。这种友谊持续了十七年之久，它不平坦而且复杂——有争执，有和解，有起有伏。有一点我是始终不渝的：我认为她是一位大诗人，非凡的诗人，与帕斯捷尔纳克、马雅可夫斯基、曼德尔施塔姆和阿赫马托娃并驾齐驱，而且早在1925年我就曾经写过，在侨民当中只有霍达谢维奇 [25] 能与她相媲美。 [26] 我直到现在依然坚持这样的意见。

玛·伊的性格中的许多东西以及她作为一个人的某些特点，从她的断断续续的讲述她的童年之中，渐渐地为我所了解。她很少讲起她父亲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 [27] ，但是她尊敬他，给予他很高评价：他是弗拉基米尔省舒亚附近德罗兹多沃村一个贫寒的神甫的儿子，靠着顽强努力获得了“高级的职位”。他是莫斯科大学教授，语文学家和艺术史家，曾经担任过鲁勉采夫博物馆馆长，还是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美术博物馆（现为普希金美术博物馆）的创始人。玛·伊说，她从他那里继承了对所热爱的事业的顽强的精神和忘我的忠诚。他完全沉浸在他的事业中，几乎没有时间照顾子女——第一个妻子的两个孩子和再婚的两个孩子玛丽娜（1892年出生）和阿纳斯塔西娅（1894年出生）。他的第一个妻子是著名历史学家德·伊洛瓦伊斯基 [28] 的女儿，于1890年逝世。

每当我问起父亲对她有何影响的时候，玛·伊立刻便改变话题，回忆母亲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梅因。她出身于波罗的海沿岸俄罗斯化的德国人的殷实的家庭，一半波兰血统的女人，她具有高度文化素养，是一位有才华的钢琴家，安东·鲁宾施泰因 [29] 的学生。她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而是遵从父亲和亲戚之命而出嫁的。玛·伊常常谈起自己，说她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三种血统，还从他们那里继承了对莫斯科的热爱，波兰人的尊严和对德意志的依恋。在谈到这个话题之时，她表白是母亲向她敞开了大自然、音乐和诗歌。然而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却对女儿持以冷漠的态度，对于她的爱慕报以节制的反应，总是想方设法压制玛丽娜的想象，使她的高昂的激情不要超越范围。玛·伊玩笑地讲到，母亲企图让小女儿 [30] 接受系统的音乐教育或者使她养成具有尊敬长者和待人接物的礼貌这样一些品格，却没有成功（少女时代的玛丽娜因为举止失礼而被冯-杰尔维兹中学除名，她只好师从阿尔费罗娃，十八岁才结束学业）。但是她六七岁时刚一学会识字和识谱，便开始阅读普希金的作品，听贝多芬的奏鸣曲。对于她来讲，有点儿孩子气的爱好的阶段很早便开始了——萨拉·伯恩哈特 [31] 、拿破仑、罗斯丹 [32] ；罗斯丹以他的描写拿破仑的不幸的儿子赖希施塔特公爵的剧作《雏鹰》而使她着迷，玛·伊在青年时代便将这个剧本译成了俄文。因为罗斯丹，我们俩争吵起来：我持怀疑的态度谈起罗斯丹，我认为对他的喜爱差不多可说是庸俗趣味的表现，而玛·伊以浪漫主义态度赞赏他，并且指责我在文学方面假斯文。

由于母亲的缘故，玛·伊精通法文和德文，是家庭女教师在她童年时代教授她的。后来她在洛桑 [33] 和黑林 [34] 的寄宿学校差不多度过了两年（1903-1905），而十六岁时，与妹妹一起，在巴黎大学听课。 [35] 母亲的严格的、有点拘礼的教育在玛·伊身上终生留有烙印，在参加社交的举止中表现出是一位在贵族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小姐的身份，但是我觉得她缺乏母亲的温柔和爱，这由下面的情况便可以得到解释，她总是寻求女性的友谊，例如，她在她的年纪较大的捷克女作家安娜·捷斯科娃 [36] 身上明显地注重的正是母性的温暖和关怀。这一友谊对她来讲成了替代和补偿。

母亲于1906年死于肺结核，因而从这时候起，十四岁的玛丽娜便成了一个孤僻的孩子，一般来说，随心所欲。十八岁那年，她背着父亲和家人，偷偷地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黄昏纪念册》，此后过了一年又出版了《神灯》。1912年她嫁给了谢尔盖·埃夫伦——她二十，他十九。我清楚地记得，玛·伊对我说过：

“1913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阿利娅诞生 [37] ，父亲逝世，还有我的诗集《两本诗的选集》出版 [38] 。封面是由阿霞·屠格涅娃，安德烈·别雷 [39] 的妻子设计的。”在这些年代里，玛·伊结交了马克西米利安·沃洛申 [40] 、库兹明 [41] 以及别的诗人，进入了莫斯科的文学界和戏剧界。尽管她与杰出的象征派诗人们接近，崇拜勃洛克，但却不曾与他们建立关系。阿克梅派的诗人们同样也没有把她征服，虽然她非常喜欢阿赫马托娃，常常与曼德尔施塔姆 [42] 见面并且建立了友情。从她的讲述中可以判断出，曼德尔施塔姆对她不是无动于衷的（参见经我手在1964年第11期oxffrd slavfnicPaPers [43] 上发表的《一首献诗的经过》）。未来主义派诗人们，尤其是马雅可夫斯基和赫列勃尼科夫，曾引起她的兴趣，但是她与他们是疏远的。1918年在她丈夫去顿河以后，她独自生活在莫斯科，处境艰难，这种处境由于她公开赞颂白军运动而加重。 [44]

1922年末，尤其是1923年，我同玛·伊说，我们的友谊是在路上结下的。我们一边在街上或花园里漫步，一边聊天儿，而且一成不变地在咖啡馆里结束了我们的散步。玛·伊仿佛同安娜·捷斯科娃说过，因为我的缘故，她熟悉布拉格的数十家咖啡馆。但是她同样也熟悉了布拉格。我过去非常喜欢，现在依然喜欢这座辉煌的，多少有些悲惨的城市，我曾经陪着玛·伊走过成为大学的克力门特大厦 [45] 周围的小巷，走过有着城堡和传说的“小城”，走过有着矮小房屋的狭窄的皇冠街，传说16和17世纪这里居住过炼金术士和星占家，路过洛甫科维茨和华伦斯泰 [46] 的壮丽辉煌的城堡，这些城堡的崇高的文艺复兴风格变成了巴罗克风格。玛·伊尤其感兴趣的是犹太人的公墓以及乱放在茂盛的草丛中的墓碑，还有查理大桥边的水鬼。桥头的一只石牛旁边，在一个狭窄的底座上立着一个手举利剑的骑士的塑像。骑士的脸部表情威严，身躯端庄，头盔下面露出光亮的卷发，春天的季节，无论是头盔还是利剑都覆盖着四处伸延的树叶，鸟儿在骑士的肘部弯曲处筑起了鸟巢。不知道这个河水的保护者是什么人——是罗兰 [47] 还是传说中的捷克的英雄布龙茨维克 [48] 。玛·伊因为骑士，因为寂静，因为荒芜的水鬼而十分激动，于是在我们散步后过了两天，她给我寄来了她的《布拉格骑士》，这首诗收进了她的所有的诗集：

骑士啊，守护着

大河的骑士——

脸色苍白的哨兵，

保卫着时代的波涛汹湧。

关于骑士，她问过所有的人，并且想以18世纪的布拉格为背景写一部关于他的中篇小说。我觉得，她从他身上看到了与丈夫的相似之处 [49] ——同样的窄长的古代人的脸，同样的为了正义的事业而拔出剑的军人的姿态。这一切与玛·伊当时在她的“创造的”白军运动的“神话”中的情绪相符合。

玛·伊总是非常喜欢散步——她的步履轻盈而矫健，她能够走起路来而不觉疲倦，无怪乎后来写了《步行颂》（1931年曾被《当代纪事》拒绝刊登）。如她所说的，把“游荡”和“漫步”两个字结合起来，在我们漫游的时候，唯一使她不满意的是穿过街道。她对汽车怕得要命，一旦离开人行道走到马路上，她便痉挛地抓住我的袖子，像开玩笑似的，枉费心机地感到恐惧，悄声说：“亲爱的，请停一下，那个可恶的东西马上就冲着咱们开过来了，说话就会把我们轧死的”，而且只要没有走到没有危险的对面，她就不会放下心来。

在从捷克移居法国以后，玛·伊发现，她深深地爱着布拉格，甚至对它还创造了某种神话。这个神话中包括各种各样的因素。最使她感兴趣的是这座都市的精神，它的充满浪漫气息的往昔，以及与这座城市血肉相连的感情——在这里度过了她的侨民生活的最光辉的岁月，这些岁月充满了痛苦和欢乐，充满了诗歌的繁荣和创作的希望。在这里创作了她的优秀的作品——《山之诗》、《终结之诗》、《捕鼠者》、《树木》、《房间的尝试》、《楼梯》 [50] 、《地板打蜡女工》和许多美妙的抒情诗。后来，当她住在巴黎郊区的时候，她深有感触地回忆起她在捷克乡村或斯米霍沃丘陵的更为简陋的住宅，并且急切地向往布拉格，犹如向往某一处乐土一般。她在法国侨居的十三年之中，写信或谈话之中经常提到要前往布拉格，哪怕是两个星期也成，因而这个动人的希望变成了她的萦怀的理想。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每当在巴黎同我见面时，她都要征求我的意见，怎样在布拉格举办她的朗诵会，想以此赚点儿路费。我每次到捷克时，都要同玛·伊的忠实的朋友安娜·捷斯科娃（玛·伊不止一次给她写信谈到此事）交换意见，但是我们俩都清楚地明白整个的困难，准确地说，这种事是办不成的。我有一种印象，就是聪明而又审慎的捷斯科娃知道玛·伊善于创造神话，虽然自己对此深信不疑，但却担心布拉格之行不会给玛·伊带来欢乐，而是失望。

在玛·伊对捷克的眷恋之中，除了纯属个人的心灵以及——如她本人会补充的——精神的感受以外，《俄罗斯意志》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她不仅把这家杂志看作是物质方面的支持，而且也是文学方面的支持。《当代纪事》和《最新消息报》两家报刊不理解她，也不喜欢她的诗，她的作品被他们无情地删节，“编辑加工”，并且遭到荒谬的审查；而我与他们完全不同，无论是玛·伊的诗歌，还是散文，我在发表时，只字不动，只关心排字工人别把“CиPocтЪ”（孤苦伶仃）排成“CЫPocтЪ”（潮湿） [51] 。玛·伊不喜欢感激而且也不会表示感激。1925年当《俄罗斯意志》编辑部给她新生的婴儿送去一辆小推车时，她请捷斯科娃把我引开，之后才表示对礼物赞美，“我不会当面感谢，”玛·伊写道。但是就连她也曾公开地表白过，有很多事要感激《俄罗斯意志》的。直到现在，她在侨民时期最长的和最重要的长诗《捕鼠者》的全文只在《俄罗斯意志》上刊登过（莫斯科1965年的一卷本《作品选》中，《捕鼠者》收入时作了删节）。 [52] 这本杂志还发表过不少组诗和长诗《树木》、《西彼拉》、《小红牛》、《空气之诗》、《楼梯之诗》、《房间的尝试》、《致马雅可夫斯基》（这首诗引起过激烈的争论）、《西伯利亚》，许多抒情诗，还有散文《人间的特征》、《劳动英雄》（关于勃留索夫）、《车厢中的十月》、《你的死》（关于里尔克 [53] ）、《关于贡恰罗娃》、《致里尔克书简》、《诗人与时代》以及上面已经提到的两部诗剧《传奇》和《火凤凰》（《卡桑诺瓦的末日》）。

玛·伊并不知道，我把她推荐给《俄罗斯意志》并将她定为杂志的经常撰稿人并非轻而易举的。作为文学部的编辑，我有选择稿件的自由，但是我却不止一次地遭到被我们称为我们周围的人们的那些人的攻击。玛·伊的诗歌的非同凡响引起了许多朋友——有党派的和无党派的——以及甚至《俄罗斯意志》的同仁们的不理解和不满。我尤其是受到著名的老民粹派叶戈尔·叶戈罗维奇·拉扎列夫的责难。他虽然只在形式上是杂志的出版者，一般不干涉编辑方针，但是如果我们发表的东西触及他的痛处，他会毫不掩饰自己的意见和情感。他还是在农奴制时代出生的，他只是马马虎虎受了点教育，却成了很有学问的人，但是因为他接受的是七十年代的人的教育，在文学方面只注重经典作家、现实主义和思想性。他读过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尤其是读过《人间的特征》 [54] 和《地板打蜡女工》以后，来到了编辑部，在我对面坐下，摊开两只手，抖动着胡子，用老年人的带鼻音的声音唠叨着：“我读过了，一点儿也没懂，茨维塔耶娃 [55] ，可我什么花儿也没看到。”

有一次由于他的怪罪和嘲笑，他使我失去了镇静，于是我忘掉了我们的长幼之分，激昂地喊道：“您根本就不会读这些诗！”善良的叶戈尔·叶戈雷奇起初有些慌张，后来带着微笑低声地说：“瞧吧，直到现在还以为是个有文化的人呐！”我解释说，读茨维塔耶娃的诗应当读出声来，悠缓地，分清音节，根据每一首作品的节律而使声音和韵脚突出、着重、平缓，——只有这样才能容易感受她的诗歌。编辑部在座的人都聚拢一起听我朗诵的表演，而当我结束的时候，叶戈尔·叶戈罗维奇叹了一口气说：“看来，这样就清楚多了，不过，反正你们青年人只喜欢新东西，可我不是裁判。”

另外的一些难处是政治方面的。玛·伊被认为是“白色希望的诗人”，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的从前的军官们，反复地念着她那首广为流传的《新年之夜》（1922）铿锵有力的诗句，这首诗提议举杯：

为了可尊敬的衣衫褴褛的人，

为了塔曼，为了库班，

为了我们的俄罗斯顿河——

古老信徒派的约旦，

酒杯和酒杯

交欢！

她的别的东西他们不知道，但是却认为她不该在社会革命党人的刊物上发表作品。而社会革命党人感到惊异，为什么《俄罗斯意志》一期接着一期刊登她的东西，他们暗示我说，似乎我们的“政治和文化”的机关刊物的版面上不该给她提供地盘。我立刻发起脾气来，说他们是一些鼠目寸光的宗派主义者，沾染上布尔什维克教条的书呆子。幸运的是，我的一些同仁，特别是弗·伊·列别杰夫和叶·亚·斯塔林斯基支持我，他们同情我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作家身上以及新的艺术流派上。我们乐于发表扎伊采夫、穆拉托夫、奥索尔金的作品，霍达谢维奇和什克洛夫斯基的评论文章，安德烈·别雷的游记，但是特别使我感兴趣的是文学青年。我们“发现了”波普拉夫斯基和加兹达诺夫，给其他的侨居巴黎的诗人和小说家提供了不少版面，吸引那些还不太成熟的侨居布拉格的人，诸如A.艾斯纳、B.列别杰夫、H.叶列涅夫、B.费奥多罗夫、H.安德烈耶夫、X.克罗特科夫、C.拉法尔斯基、T.霍赫洛夫以及其他许多人为刊物供稿，不问他们政治倾向如何。他们大家都来出席编辑部举办的文学茶座，——而当玛·伊来到这里时，她立刻便感觉到友善和爱戴的气氛。而这种茶座她感到非常需要，这是学术性的圈子；而作家的圈子，也许奇里科夫一家除外，却对她很谨慎，有时甚至怀着某种敌意，而且无论如何也不认为她是一位大诗人。

1923年到1925年间，玛·伊常到编辑部来，在这里认识了拉扎列夫。他很喜欢她，他以他平时的派头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她说：

“怪不得您写白军呢，莫不是将军的女儿。”“是啊，”玛丽娜回答说，“不过将军在十二岁以前却光着脚走路 [56] ，也像您的童年一样，叶戈尔·叶戈罗维奇。”在接下去的谈话当中，有一个人提到了一个布拉格的女侨民，挥金如土，行为古怪，不知自己如何是好。我们没有答话。“我喜欢富人，”玛·伊突然说道，顺手又拿起一支烟，“我可怜他们。”过了几天，她给我寄来了她那首辛辣讽刺的《富人颂》。记得还有一回她对同一个叶戈尔·叶戈罗维奇说，她不喜欢“白色的桌布”。在巴黎她曾说，在什么地方也没有像在妇女的茶会、招待会和宴请上那样感到难受和不舒服。不过，在那些地方，也许是由于意识到自己贫穷，服装远非入时，自己的生活处境简陋，近乎贫困，同俄国资产阶级侨民的环境完全不相协调而感到难堪。

布拉格最大的一家俄国人办的杂志为玛·伊提供版面这件事，对她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许使她感到更为珍贵的是能够充分地发言。后来，每当由于各种各样的限制，她在巴黎侨民的最有影响的机关刊物上发表作品受到阻挠而感到屈辱时，她都提到这件事。她说，《当代纪事》和《最新消息报》能够“容忍”我，但是不喜欢我，不喜欢作为一个诗人的我。《俄罗斯意志》对她的诗歌很重视，早在我们个人结识之前我就曾给予她很高评价。还是在1922年的时候，我就曾经指出《离别集》的意义，是她创作中的新阶段，指出她的“英雄气概的理想主义，对自己的使命的意识和对命运的感知”，认为她是“俄罗斯优秀的女诗人之一”。两年之后，我把她的名字与阿赫马托娃的名字并列在一起。

我想补充一句，在“布拉格阶段”的时期里，以及后来，直到1932年，《俄罗斯意志》的稿酬是玛·伊作为作家的主要收入。虽然她不重视金钱，也不善于理财，但是她知道，《俄罗斯意志》在自己有限的能力范围内从未拒绝给予她帮助。在她生计所有最困难时刻，只要她找到我，都会给她预支，或者为她延长由捷克寄往巴黎的作家资助金期限而奔走。

在布拉格感受到的好的和坏的，后来汇合起来成了玛·伊顽强地生存的某种象征。她对康士坦丁·罗泽维奇 [57] 的迷恋在这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见过他两次，他给我的印象是不无幽默感的，有点儿滑头滑脑，相当枯燥乏味，才智平平。他的某些同学，例如H.叶列涅夫指责他为人虚伪和世故，对他持以完全否定的态度……根据玛·伊的个别意见——她不喜欢谈论他——我得出一个印象，他被玛丽娜的冲击到他身上来的不能遏制的浪潮惊呆了，于是逃离开暴风骤雨和电闪雷鸣，躲到平静的资产阶级的生活和体面的婚姻的避风港去了。玛丽娜当然不是他的对手，尤其是在她的神话创造开始的时候。她使他们的爱情达到高峰的企图破灭了，为此她付出了沉痛的代价，这一点她在1924年创作的《山之诗》和《终结之诗》里谈到过。头一部长诗中的开始第一行“痛苦本是从山起源”，便准确地传达了这件事。

正如玛·伊常常发生这种事情那样，她迷恋的不是实际存在的罗泽维奇，而是她自己想象中的他——是她个人的反映和幻想。这并不是普通的斯丹达尔式的“结晶”。她以自己易于激动和夸大的本领，创造了具有非现实的规模和巨大的力量的、想象出来的形象和感情。有一次，我情不自禁地把这种倾向称作“巨人症”，因此她很长时间不能原谅我这一用她的话来说轻浮的表达法。然而恰恰由于她的这种特点，与同代人相处，对她来讲往往变为失败和失望。

我不知道玛·伊在写“青春时代的诗”那个时期是怎么样的，她是不是当真像她自己表达的那样，“犹如现在和过去作孽一样，我将来还要作孽多端：/怀着激情，用上帝赋予我的所有的五种感官！” [58] 但是在国外侨居年代里，她的所有的爱恋在我看来都是诗的虚构，是“沉湎的思想的激动”。

1924年我居住在捷伊维茨街区一幢不大的住宅里，与列别杰夫一家毗邻，玛·伊常到我家来。有一次她给我朗诵完《终结之诗》以后说，如果感情枯竭了，伤口还没有愈合，还在灼痛，但是血已经凝固了，干了——于是这时候便开始痛恨自己再一次轻信受骗，因此想毁掉你所创造的偶像，从而既惩罚了自己，也惩罚了他。我后来明白了，玛·伊在对待她的各种各样的熟人的关系方面，经历了赞美，几乎是神化，而然后是愤然否定，敌视，嘲笑，甚至报复这样一个过程。只有里尔克和帕斯捷尔纳克两位诗人例外。玛·伊曾与里尔克有过书信往来，他曾将他的《杜伊诺哀歌》之中的一首献给她 [59] ，但是他们从未谋面。她写过许多关于他的文章。帕斯捷尔纳克的诗玛·伊是1922年在柏林“发现”的，颇为赞赏，而他在同一个时候在莫斯科读到了她的《里程碑》，为她的才华所折服。他们的书信友谊就这样开始了。玛·伊常说，人都对别人的东西感兴趣，可是却爱自己的东西，而从帕斯捷尔纳克身上——感受到的是自己的灵魂，他与她是“势均力敌的”。她为了纪念帕斯捷尔纳克，想给她的在1925年2月出生的儿子起名叫鲍里斯，但是她丈夫说服了她，给孩子起名叫格奥尔吉。后来玛·伊断定，在她与《生活——我的姐妹》 [60] 的作者之间的生活方面不可能发生任何事情，但是依然继续从远方对他表示崇拜。1935年6月在巴黎作家代表大会之后，她在回廊里同突然到来的帕斯捷尔纳克见了面，聊了聊。当我问到她这次会面的情况时，她怀着我永远也忘不了的痛苦说道“这‘不是会见’”，话未说完，她突然重复了一下她给勃洛克的诗的最后一段：

然而我的河流与你的河流，

然而我的手臂与你的手臂

难以汇合…… [61]

但是她在友谊中的腾飞与失败，犹如她对人们、对书籍、对城市的赞美和排斥、爱恋和厌恶之中的腾飞和失败一样，都是来自她本能的浪漫主义。

人间的乏味的歌曲和上天的声音之间的脱节，松树对想象中的不是此地的棕榈的怀恋，乃是作为心理范畴的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这种心理范畴在各个时代始终不渝地存在着，而且依照一定时代的命令在各个时代采取不同的形式。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在西方作为文学运动的浪漫主义，便是这样的历史的体现之一。这种浪漫主义得到了发展并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创立了自己的风格和美学理论，在它身上体现了一种由法国大革命而引发出来的暴动的能量，这一革命的理想和忧伤、胜利和失败。

茨维塔耶娃生就一个浪漫主义者，她的浪漫主义是天生的，她高声地肯定它。因此许多人指责她近乎是在做戏，是矫揉造作——但是那些深知她的人都清楚地认为她的激情、她的叛逆、她被人们不正确地称为“狂暴”的一切，都是非常自然而然的。她自己给自己下了正确的定义：

我作为一个诗人和头生子在这世上

如何是好，这里最最黑暗——阴云密布！

这里像装在热水瓶里一样保护灵感！

带着世界上这种无限大的

尺度？！ [62]

上帝创造的她就是这样的，她看到的和接受的自己也是这样的。她摈弃日常的现实生活，而且非常真诚地承认：“我不喜欢如是的生活——对于我来说，它开始有意义，也就是说只有在艺术中才具有意义和重量。如果把我送到彼岸，送到天堂去但却禁止写作，我会拒绝彼岸和天堂。物品我自然是不需要的。”她的经常性的自我肯定（某些人认为这是缺乏谦虚），她的骄傲以及她谈到自己的贫穷、屈辱和日常生活的困难时所流露的那种使人难堪的坦率，同样不合许多人的心意。事实上，这是诗人在对自己的与众不同方面，在对来自上帝——来自天生——来自命运的才能方面的坚定的信心。她经常反复说，如果一位美人儿摆出一副姿态，仿佛她对自己的姿色并不怀疑，那么她不是愚蠢就是虚伪地卖弄风骚。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是对的，而不是罪过。她常对我说，她经常发现，普希金和歌德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力量——以及由于这种意识带来的欢乐。她不是要标新立异，她是有独创性的，从而吓跑了那些有时隐藏在伪古典主义面具后面的蠢材、伪君子和清教徒式的谦谦君子。他们认为对于大诗人具有典型性的自我中心主义是自命不凡，是盛气凌人。而且，玛·伊自己常常给那些错误的意见提供口实：有时候她压根儿就没有看见周围的人，于是他们便把她的专心致志当作蔑视，恰恰是同那些千方百计给予她帮助的人们在一起时她可能表现得冷漠、不公正、严酷。但是不应当忘记她那劳役一般的生活条件，她对命运的没完没了的抱怨——洗碗做饭、清扫、洗衣服每个人都能做，可她还会写诗——但是由于做饭、洗碗、清扫房间，由于所有这些必须从事的劳动，她不可能全力以赴来写诗，她说自己是一个勤杂女工，没有人使她摆脱开这些杂活儿，就连墨水都不得不兑水释稀，因为没有钱新买一瓶儿，而且只能在深夜或者清晨，由于没有写字台而坐在餐桌后面进行创作。她不善于生活，但是她却诚实地、顽强地挑起了自己的重担，这是出于对丈夫、子女、家庭的高度的责任感。她憎恨日常生活和一切劳役，琐碎的操劳使她没办法从事写作，她在没有必要的事情上，在使她精疲力竭的事情上浪费了时间和精力，她预示到她永远也不可能排除干扰而自由地进行创作。

1929年在默登有一次我问她，什么时候能够把关于贡恰罗娃的手稿交给《俄罗斯意志》。她耸了耸肩膀回答说：“如果能挤出时间来，过两个星期。”然后沉默了片刻，带着冷笑和痛楚补充说：“就说波德莱尔吧，他是一位诗人，他是一个信天翁，可是我是什么信天翁呢，不过是一只被拔掉羽毛的快冻死的小鸟儿，更确切说，是彼岸的一个精灵，偶然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可怕的土地上。”这些话我当时便记了下来，永远也不会忘记。她说自己是一个“小小的栋梁”，选择了一小块儿地，为了肯定自己的真理，或者是一个“长着翅膀的，但却没有手的人”，因为她能够飞翔，却不善于做杂活儿。

浪漫主义者的一般的负担是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脱节，他们在这里呼吸困难，只有在高处，在蓝天，才能痛快地呼吸，——可是玛·伊除了这种一般负担以外，还要增加一层经常贫困、沉重的体力劳动、受屈辱、受损害以及孤独的重负。她是一个三重流放犯，因为在侨民当中她是外人——作为一个人，她是一个难处的人，不善于处理普通的人际关系；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者，她为在人世间过着俘虏般的生活而忧伤；作为一个诗人，她完成着自己的使命。茨维塔耶娃是经常感受到她的这种悲剧的，直到最后一刻，自杀才使她得到了解脱。

但是除了生就的浪漫主义以外，玛·伊还属于作为文学流派的浪漫主义。她的宗师主要是上个世纪20年代德国的浪漫主义作家，她阅读的是他们的原文作品，她非常熟悉，而且脱口而出——她的记忆力非常之强。她在同我交谈中经常引用一些她所喜爱的作家，如霍夫曼 [63] 、荷尔德林 [64] 、沙米索 [65] 以及狂飙突进 [66] 时代的诗人们的作品。她非常喜欢海涅和克莱斯特 [67] ，而在法国作家当中她喜欢戈蒂埃 [68] ，雨果的某些长诗，梅里美的中篇小说和斯丹达尔的长篇小说。有一个时期，她对阿兰傅尼埃 [69] 的《大个儿莫纳》十分着迷。

玛·伊对于作家和作品的某些见解使许多人感到吃惊。例如，她明显地既不喜欢托尔斯泰，也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她与他们是格格不入的。她带着一种嘲笑的口吻说，如果到一个荒岛上去，她不会随身携带他们的长篇小说，而是要带上列斯科夫 [70] 的《大堂神父》和阿克萨科夫 [71] 的《家庭纪事》。她崇拜普希金，而莱蒙托夫有点儿使她讨厌，他的那种恶魔主义和拜伦主义不合她的心意。在我们的一次较长时间的文学交谈中，我徒然地对她说明，莱蒙托夫不是模仿拜伦，而是在他身上发现了自己本人，他把青年时代的装腔作势当作生活的真实，我受到他的诗歌的力量和音乐的鼓舞，我甚至把她自己的不间断移行（跨行 [72] ）——分行的、分节的和分音节的——同莱蒙托夫的作过比较，——她却避而不答。她突然开始惊诧，我们19世纪没有一位女诗人，卡罗利娜·卡尔洛夫娜·扬什（她就是这样称呼她的）除外，她在三十年之中是以巴甫洛娃 [73] 出现的，她的俄罗斯人的姓氏便是由此而来的。玛·伊坚定地补充说，卡罗利娜出生在雅罗斯拉夫尔，却死在故乡德累斯顿。在她之后，在我们的世纪初期，出现了一种什么运动——“自由思想派”风格，好像是洛赫维茨卡娅 [74] 的风格——她毫不留情地援引了几句：“晚霞染成金黄色的田野/消逝在玫瑰色的远方，/黄昏的哀愁编就了/我那难以形容的梦想。”而然后突然是阿赫马托娃。玛·伊曾经受到她的鼓舞，写过诗献给她。据说，阿赫马托娃对茨维塔耶娃的诗歌持谨慎态度——不过，这是完全自然的。

玛·伊认为布宁是一个现实主义小说家——也就是说否定他的真实的心灵的本质。她对列米佐夫 [75] 很推崇，她说他的创作是哨兵的功绩，他为俄罗斯做出的贡献比所有的合在一起的流亡政治家都要大。

玛·伊喜欢某些作品，是因为她从这些书里发现了自己——时而充满了欢乐，如同在西格里德·温塞特 [76] 的纪事小说《克丽丝汀——拉芙朗的女儿》中描写的那样——她常常翻阅这本书——时而充满了痛苦，如果比方说话题谈到卡捷琳娜·马尔梅拉多娃以及她的贫穷、痛苦、被夺去的孩子以及用不上的法国话的时候。仿佛我问过她，除了她偏爱的浪漫主义作家以外，她评价作品时有没有尺度。她想了想，然后说，她重视高度甚于深度，精神要腾飞，诗歌乃是飘然上升。

玛·伊有许多纯表面的浪漫主义特征：青年时代她把自己看作是玛丽娜·姆尼舍克 [77] ，醉心于暴动者——拉辛和普加乔夫的外貌，喜欢扮演一个以美色引诱男人的女人，并曾给一个迷恋她的少年写信——“亲爱的同龄人，/您的心依然没有死，/可是我却喜欢话语，/还喜欢镶嵌宝石的戒指。” [78] 她一生都戴着吉卜赛式样的指环、手镯和项链，她对格里戈里耶夫 [79] 的《吉卜赛族的匈牙利女子》写得那样俗气表示遗憾，并且加一句说：“不是他的过错。”我想，就连她的俄罗斯民间文学的尝试也是完完全全符合浪漫主义的愿望和人民性的。

她对爱国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是完全持否定态度的，对装模作样的“俄罗斯主义”也不能忍受。她认为反映日常生活的作家应当生活在俄罗斯，但是“抒情诗人、史诗诗人以及就其创作的本质来讲具有远见卓识的童话作家，最好是从远处来看俄罗斯” [80] 。这是她在我保存的一张从小学生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写的——这张纸是从下列有趣的肯定开始的（她常常重复这种肯定）：“祖国不是领土的标志，而是颠扑不破的记忆和血液。只有那些把俄罗斯看作身外之物的人，才会害怕不居住在俄罗斯，忘记俄罗斯。心里装着她的人，只有同生命一起才会失掉它。”这种信念为她的侨民生活作了辩护，而且非常忠实地表达了她的感情和思想。尽管她接受的是欧洲的教育，坚定地表白热爱德意志——贝多芬和歌德的祖国，并且完全排斥民族的、肤色的和宗教的差异，她在一切方面——举止、言谈、精神面貌方面却是一个十足的俄罗斯女性，一个莫斯科女人。难怪她把那么多的诗献给了莫斯科（“莫斯科，巨大的、/流浪者的收容院” [81] ）。

无论是关于茨维塔耶娃创作的民间文学，还是关于她对祖国的感情（她的卓越的诗“乡愁啊！这早就已经/被戳穿的纠缠不清的事情！/对我来说全然一样——/在哪儿都是孤苦伶仃……” [82] ）有许多是值得争论的（正如关于她以古希腊题材写的诗剧和长诗一样），但是这些作品在情绪上和文学上与浪漫主义的联系却是毋庸置疑的。同时，正如同她没有恶魔主义一样，她既没有这一流派的许多代表人物所习以为常的宗教主义倾向，也没有神秘主义倾向。在《小伙子》 [83] 里，少女对吸血鬼的爱不带丝毫恶魔主义的性质。我在1924年曾经向E.A.利亚茨基指出这一点，说服他由他所领导的火焰科学出版社出版这部长诗。这家出版社原则上是不出版诗歌的，但是由于我的坚持，为《小伙子》开了禁例，因此它于同年在布拉格得以面世。

有趣的是，玛·伊的作品中没有任何宗教情绪。这位乡村神甫的孙女无论对于宗教还是仪式都漠然处之，关于上帝的神学问题和见解她丝毫不感兴趣，而如果谈到死、生命的意义、永恒、神圣和最高的公正，她会感到乏味，并且改变话题，或者援引蒙田 [84] 的学说。她不喜欢我开她的玩笑，暗示她内心里是同意这句有名的诗的——“诗歌是大地的神圣的理想的上帝”。

她同样缺乏浪漫主义者所表露的历史感。豪放、气魄吸引着她，不管它们出现在哪里——在过去还是在现在，她懂得，即便是从古代的席位上也能够达到某种内部的真实，但是她补充说：“为了心灵，而不是为了精神”，并且坚持认为这种重大的区别。她的一切都是在当时，在现在，她不理解事件的运动，她距现代比较远，她从不阅读报纸，她把自己的创作解释成是“反抗世纪、重量、时间、分数的阴谋” [85] 。她一面扪心自问，艺术靠什么前进，一面重复她的一位同代人的话：“靠力量，靠热情，靠酷爱。”历史对它却没有威力。

还有一个特点，玛·伊的所有的朋友都了解。她称自己是“迷惘的事业的维护者”，并且坚持说，诗人总是应当与被战胜者在一起。她把真理的领袖与堂吉诃德等同起来（“战马——瘸腿，/宝剑——生锈。/披风——破旧，身躯——笔挺” [86] ）。她对白军运动溃败以后的饱食终日和沾沾自喜——和浪漫主义的遗产以及它的反资产阶级性，对庸庸碌碌、平淡无味和故意显示的美德的揭露，——无怪乎玛·伊所喜爱的作家——从霍夫曼和海涅到斯丹达尔和福楼拜都对这些报以嘲笑。至于俄罗斯文学我就不想谈了。

玛·伊异常聪明。她的智慧机敏，巨大，突出——它把清醒、清晰同对抽象性和一般思想的适应能力，把逻辑一贯性同直觉的突然迸发结合起来。这些素质非常鲜明地表现在同她认为值得注意的人们的交谈之中。她是一位罕见的，同时也是一位难以应付的——很多人都这样说——令人疲劳的交谈者。她寻找并敬重的颂歌便是由此产生的，那大部头的（显然已经佚失）关于沙皇家族灭亡的长诗——尽管她没有任何真正的君主制的思想，如同总的来说没有政治信仰一样——也是由此产生的。

玛·伊并不迷信，但是她赋予符号、巧合以特殊的意义，好像它们揭开了命运的意图。她出生在从星期六到星期日的半夜（1892年9月26/27日），她认为这是她人生道路的预兆——由黑夜走向欢乐，由凡世走向精神。不过这里面依然没有任何隐藏的神秘主义——不过是为想象提供的食粮。仿佛也不是社会制度的论据，不是政治理论使她对市侩习气和资产阶级性充满仇恨，这种仇恨以非同一般的力量和激情既表现在《捕鼠者》之中，也表现在数十首短诗里。这里也汇合了天性的因素——生就的排斥那些只要她一张口便能理解她的人们，她身上有一种高智能者的不耐烦劲头儿，仿佛她不愿意解释那些胡乱抛出的思想或者形象。这些东西应当赶忙地抓住，谈话变成了一场语言竞技，必须时刻地提防着，击退隐喻、引文和格言，猜想那些暗示和只言片语的真意。

也像诗里一样，玛·伊由前提一下子跳到结论，略过中间环节。对她来讲，最主要的是闪电般的简而明的答话——自己的或者别人的——否则游戏的全部狂热，由快速和恍然大悟而产生的全部激动便消失了。一连两三个小时如此紧张，我有时感到自己疲惫不堪，我由于年纪较轻对此仿佛感到有些难为情，好像自己抵挡不住，所以我把这种表现隐蔽起来。只是过了多年以后，我才从别人口中听到了对于这种文学比赛也有类似的感受。此外，玛·伊有时候随便讲起不久前的印象，或者自己的过去——谈到过去时只是三言两语，这时候表现出她的幽默感，表现出她喜欢开玩笑，喜欢描绘她的邻居的愚蠢和天真——但是她的笑声往往流露出挖苦和辛辣的讽刺。我没有感觉到她的言谈中怀有善意。

几乎总是同我刚一分手，玛·伊便紧跟着寄信来，她忍不住要把话说完，加以补充，或者援引一首最能表达她的感情和意见的诗。一般来说，她喜欢写信——有时候我觉得，她忘记了在给谁写信——她想消除沉默并且找到“友情的耳朵”的愿望是那样地强烈。这一点，从她的许多思想和情感的流露大概是找错了对象之中便可得到说明。她的字体清晰，工整，信尾带有“又及”，信中上下左右加以补充，有些话加以着重——用拉开字体的间距来加以突出，以便保持语调。在她的书信往来方面——这是她孤独时主要的解闷方式——她也是保持着“奔跑的速度”，像我对她说的那样。信一写完，她马上就寄出，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既没有邮票，也没有买邮票的钱），就丧失了兴致，而如果信压了两三天，她索性就把它撕了扔掉。对于复信她也是要求这样急迫，而如果回信迟了，她就会狠狠地责怪收信人疏忽大意、漫不经心，以及其他一些罪过。

她在这方面时常发生冲突，例如，她对捷斯科娃说我不回复她的信，只是因为我由布拉格寄往巴黎的复信迟到了几天——这种指责是完全不公正的，若我说，是荒谬的。这只是在我们交往的漫长的年代里发生的许多误解之一，从玛·伊方面来说这种交往往往是很复杂的，而且在1925年以后有时是矛盾的，再说问题不在于我们的争论。而我们的争论是常有的，而且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例如，1932年玛·伊由于我偶然指出各种类型的艺术的混合而非常激动。我说，在一个范围里的一种起源的自我流露的不同形式，以及手势和舞蹈恐怕在语言之先，它们表达着人的无意识的、隐秘的东西——狄俄倪索斯因素直到阿波罗。如同许多近视的人听觉非常发达一样，茨维塔耶娃不是看到的，而是听到的，于是她便同意这一点乃是她同帕斯捷尔纳克的根本区别。她从作为博物馆馆长和艺术学家的父亲那里什么也没有继承下来，绘画、雕塑和建筑以及舞蹈真正与她无缘——正如同作为钢琴家的母亲没能把从事音乐的意愿灌输给她一样。她觉得把在时间上运动的芭蕾舞与在空间里静止不动的建筑和静止的音乐加以比较（我再说一遍，不是我的比较）简直是无稽之谈，是对诗歌的亵渎，对神灵的攻击。“您是在把芭蕾舞与兰斯大教堂加以比较！”她不满地惊呼。于是又出现一场争吵，我接受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教育，而玛·伊接受的是德国的哥特式艺术的教育，她本能地疏远希腊和地中海。最后，玛·伊确认她不喜欢那里的所有的碧蓝的海岸，而只承认海洋，更喜欢的是群山和高空。她仿佛写信对我说过，她最大的享受是登山，“毕竟接近天空”。

这次谈话以后大约过了三年，由于格伦斯基 [87] 我差点儿没同玛·伊争吵起来。她把他当作诗人捧得太过分了，可是他的诗一点儿也不使我感动，引不起我的兴趣。这激怒了她，她指责我冷酷无情。但是有时候我们的争吵更深。我们的关系于1924年末至1925年初出现了裂痕，因为发现我们之间缺乏她所幻想的文学与个人在思想上的一致。是的，我们对诗歌以及一般来说对文字创作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但是我的许多意见和评价与玛丽娜的不尽相同，尽管她“尝试忍耐”，如我开玩笑所说的那样，她依然感觉到不满和失望。甚至到了这种程度，她尊称我为“文学批评家”——这在她的语汇中是一句骂人的用语。

我们的个人的友谊也经历了许多变化。玛·伊在与罗泽维奇破裂以后的几个月里变得坚强了。她对破裂感到难受、痛苦，正如她所说的那样，她需要有“一个友善的肩膀，好能够投入其中，埋在里面——忘却忧愁”，应当依偎在谁身上。她仿佛觉得，我能够给予她这种精神上的支持，而且此时我已同我的第一个妻子离异，在个人的麻烦事同病相怜的处境下，玛·伊认为有了互相理解的保证。但是我们的个性、激情和追求在这方面却存在着冲突。第一，如同往常一样，玛·伊关于我创造了某种幻觉：她自己把我想象成是精神和一切美德的化身，根本不了解我个人的生活，我的爱好，激情或者缺陷。她升入九霄云外的高空，在那里没有翱翔多久，便坠落到地上，像往常一样，这使她受到了挫伤，给她带来了痛苦。第二，她要求亲近的人不与他人分享地奉献，毫不顾忌地融为一体，包括牺牲，同时她希望带领她的人不是弱者，而是强者，弱者会受到她的蔑视。

玛·伊在1929年4月给捷斯科娃的一封信里公开地承认：“从前，只要人们要，我就像暴风雨一般地给予！后来克制了。与我能够给予的相比，人们需要的是另外的东西。”但是问题首先是，她抛弃了别人所提供的东西——她想要更多的东西。而我既不能接受那种暴风雨，也不能接受她那种导致拒绝生活、拒绝自己本人、拒绝自己的道路的绝对现象。她记得有一次我回答她说：“一颗裸露的灵魂！甚至使人感到可怕。”她对我这句话不能原谅，而更加使她受到污辱的是，我对她既没有激情，也没有疯狂的爱，我做不到这些，我只能作为一个同志和使她感到亲近的人，对她表示忠诚和依恋。玛·伊写道：“我希望能够有一个终生的和每时每刻（能够每时每刻）的朋友。有谁能永远地，甚至躺在灵床上也能使我感到快乐。”而我知道，我们的生活道路是不能汇合一起的，只是有时候交叉在一起，而且我们俩的命运完全不同。她由此得出错误的意见，似乎我在疏远她，而且却看中了一些卑微的女人，我宁肯要“石膏废物而不喜欢卡拉拉大理石”（她在《忌妒的尝试》 [88] 中就是这样写的）。

在唱完颂歌以后，她便在见面时开始对我说一些挖苦话，背地里骂我。有一个时期她这样做时，几乎怀着一种仇恨，经常怀着一种强烈的感情，怀着她平时在追求一贯性而又达不到一贯性，在竖立基座而又毁坏雕像时的那种顽强劲头儿。我知道，她这样做并不轻松，殊不知我依然尽我所能地帮助她，在我的一切公开发言中维护她。但是，过了几年，在她化愤怒为宽恕以前，她已经深信我们的友谊是可靠的。

玛·伊的生活是悽惨的，她的孤独和不能与人长期交往在这之中起了不小的作用。从本质上说，她是一个爱情专一的人，尽管有过着迷和变心，她真正爱的只有她丈夫谢尔盖·埃夫伦一个人。后来，当弄清楚，尽管他们彼此如此相爱，但是他却既不能放弃他的政治活动，也不能放弃独立的、与她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她便把整个剩余的尚未耗尽的温情移到了儿子身上。同女儿的关系也发生过挫折和冷淡。通常老是与其他人断绝关系——她不是过分苛刻，就是过分“不珍惜”朋友，如果他们有什么地方不合她的心意，她要不就为他们竖立起纪念碑，要不就把纪念碑砸得粉碎。而对那些准备为她赴汤蹈火的熟人，她仿佛视而不见——也许她压根儿就没有意识到，她以冷漠和充满蔑视的满不在乎的态度使他们受到屈辱，把他们吓跑了。但是就连对她总是忍让的人，她也不承认是真正的朋友。比如她对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伊兹沃利斯卡娅 [89] 、对电影导演图尔然斯基一家、对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 [90] 的第二个妻子安娜·伊利伊尼什娜（她谈到安娜时曾说，她是“火眼金睛，就是在黑夜森林里她徒手都能抓住夜莺”）、对图卡列夫斯基、对列别杰夫，突然产生一种好感、投机感，只是刹那间，但是没等建立起持久的、经常的联系，她的感情便熄灭了。她同起初对她恶意诽谤，后来表示悔悟的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 [91] 有过短暂的友谊，1926年他曾邀请她去伦敦两周，在他返回俄罗斯之前，曾在经济上资助过她，——但是她却与他很少，只是偶然地见面。与格伦斯基和施泰格尔 [92] 的友谊，如我已经谈到的，是精神上的，而同捷斯科娃的则是通信的。我认为，1925年儿子出世以后，玛·伊再也没有过任何的爱情生活，广义来说恋爱生活。 [93] 当时她已经33岁。不管怎么说，恰好是在穆尔出生以后，玛·伊决定离开布拉格，摆脱掉她在那里常常体验到的闭塞感。她希望在巴黎能找到新的朋友，读者，听众——开辟更广阔的发表作品的可能性。要知道，在俄罗斯人侨居的柏林日落以后，巴黎成了我们的侨民的首都。

我不敢相信，玛·伊在法国会实现她的所有计划，但是我不想跟她争论，况且她的离去牵连着许多实际的和经济的困难，因而她请我给予帮助。在实行南森式护照 [94] 的年代里，要想从一个国家迁移到另一个国家，需要经过特别准许。我同法国领事很熟，因此为埃夫伦一家弄到了所需的签证。然后需要为玛·伊盯紧捷克提供的作家资助以及《俄罗斯意志》的预支。在这些未来的收入的保障下，捷斯科娃得以从一位熟悉的妇人那里办了借贷，于是1925年10月31日，把丈夫暂时丢在布拉格，玛·伊战栗地、激动地与穆尔和阿利娅一起登上了旅途。与她同行的还有安娜·伊利伊尼什娜·安德列耶娃，她把一切使玛·伊感到担惊受怕的麻烦事都包在了自己身上，甚至包括照顾几个月的婴儿。

茨维塔耶娃的一生的布拉格的阶段就这样结束了。11月1日她已经身在巴黎，在这里她要度过艰难困苦的十三年。

1925年10月31日，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九个月的穆尔和十二岁的阿利娅（阿里阿德娜）抵达巴黎。接纳他们下榻的是奥莉加·叶利谢耶夫娜·科尔巴西娜切尔诺娃 [95] ，穆尔的教母。切尔诺娃一家生活拮据，住在维勒特附近，乌尔克运河对岸偏僻的工人住宅区里，但是却从三间房里给他们让出来一间。奥莉加·叶利谢耶夫娜非常喜欢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她的三个女儿——三个少女奥莉娅、纳塔莎和阿加赞赏茨维塔耶娃的诗歌，起初几乎是怀着一种崇拜的心情注视着她，尽她们的所有与客人们分享，并且尽量使他们生活得舒适。但是玛·伊并没有觉得应当对她们表示特别的感激，而且仿佛没有注意到她们的关怀。她在书信里把切尔诺娃一家称为“我们的主人们”（要知道她们是衷心的朋友），抱怨拥挤，街道破旧吵闹，无法专心致志。她看到的是工厂林立的郊区的巴黎，在捷克斯洛伐克平和宁静的乡村住宅住惯了以后，如今周围的环境使她感到非常压抑。

但是她在切尔诺娃家里却完成了她的最长的、大概也是最重要的一部长诗《捕鼠者》——而且甚至还有了一张真正的写字台：是奥莉加·切尔诺娃给她让出来的（奥莉加后来嫁给了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儿子瓦吉姆）。玛·伊是很少遇到这种阔气的东西的——只有她在谁家做客的时候才能遇得到。在许多年当中，她都是把餐桌当作写字台，她带着嘲笑说，“餐桌既是为了我的体力的饮食，也是为了精神的饮食”。要知道，书桌在她的生活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难怪她为了它而写了一部她的最有代表性的长诗，歌颂“比爱情更坚贞——三十年的结缘”：

你是松木做的，柞木做的，涂着劣等的清漆，

你的鼻孔上挂着圆环，

你用途很广——可供就餐，可供花园歇息，

但愿不要变成三条腿，但愿！ [96]

玛·伊说，她的唯一的财富就是孩子和笔记本。但是后来孩子们离开了她，剩下的只有笔记本了。她在法国自己从来没有写字台，这也是她生活杂乱而贫困的象征。但是她对书桌的歌颂不仅是象征性的，而且也揭示了她的创作的本质。曼德尔施塔姆在街头徘徊，边走边即兴创作，立即使灵感变成了文字，等回家以后再把它们写下来或者口授下来（他的大量的诗稿便是这样创作的），然而茨维塔耶娃却有所不同，她没有笔、没有纸、没有书桌便无法想象。紧接着她的灵感和天启之后，是检查——探索、复查、筛选——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书桌上创作的过程。

1925年末，玛·伊的丈夫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埃夫伦来到了巴黎。我是1926年1月见到他们俩的，当时我路经勒阿弗尔 [97] ，我要在这里换乘航船，去美国各个城市讲学，并且为在俄国被关押的政治犯募捐——当时以高尔基的前妻叶卡捷琳娜·巴甫洛夫娜·彼什科娃为首的政治红十字会还存在。

我觉得玛·伊有些惘然若失。她显然不喜欢巴黎，但是她强打起精神，说在筹备她的公开朗诵会，顺便提到她在写《诗人谈批评》一文。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又在沉浸于他从前的兴趣——他埋头于欧亚大陆运动的事业，筹办《里程碑》 [98] 集刊。

我在美国逗留了半年，夏天返回欧洲，在法国南部稍事休息，9月在布拉格重操我往常的文学生涯和社会工作。这期间我收到过玛·伊的几封短简。从这些信里，而更多的是从共同的熟人的叙述中，我得知她二月的晚会很成功，还听说她朗诵时穿的黑色连衣裙是切尔诺娃家的纳塔莎和奥莉娅姐妹俩为她缝制的，她们还在衣服上绣了一只象征性的蝴蝶——普绪刻。玛·伊用晚会的收入同孩子们和奥莉加·叶利谢耶夫娜·切尔诺娃一起在5月里前往旺代 [99] 旅行。玛·伊认为法国大革命时代这个边远地方的反叛者们是一些浪漫主义的主人公，她喜欢把俄国的白军称为“我们的旺代”；因此才选择了旺代海岸的圣吉尔去休养。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留在了巴黎，忙于《里程碑》集刊。10月举家迁往默登森林附近的默登-贝利维尤，但是并没有住多久。1926年12月31日，我从美国回来以后第一次与玛·伊见面恰恰是在贝利维尤。但是这次会面完全不像她在给捷斯科娃的信里所描述的那样轻松的气氛中进行的（这次会见的漫画式的，但却完全不可信的反响，在1928年第3期《里程碑》集刊上发表的长诗《新年书简》中有所描写）。我的确是给玛·伊带来了莱纳·马利亚·里尔克逝世的噩耗（他死于12月29日，并非像她写的死于30日）。我非常了解，她对他非常崇拜，因此我在告诉她他的死讯时是非常谨慎的——而不是“顺便”（她的话）。玛·伊非常激动，她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如今永远也见不到了。”

我在临走之前问玛·伊和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是否愿意到我们的共同的熟人家里，同“自由俄罗斯人”一起迎接新年。当时我个人发生了一件非常悲痛的事，任何节日和饭店我连想都不想想，因此才提到简单的友谊的晚会。如同往常一样，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等着由玛·伊来决定，她回绝了邀请。但是答应了我的请求，请她为《俄罗斯意志》写一篇关于里尔克的文章。过了不久，她往布拉格给我寄来了《你的死》，这篇散文发表在1927年3月号的杂志上。在此之前不久，我在捷俄团结文化慈善协会做过一次关于茨维塔耶娃的创作的报告。显然玛·伊对于根据她的请求由捷斯科娃寄去的关于我的讲演的信息感到不够，因此，当我1927年春天去见她时，她便极想知道关于我的演讲的整个详细情况以及听众对她的反应如何。这时候，玛·伊已经移居到默登村，在贞德大街租了三间套房。

当时她还向我谈起出版诗集的计划，问我喜欢不喜欢《离开俄罗斯以后》这个书名，我对此表示非常赞赏，而然后又同我商量她未来在巴黎举办公开朗诵会，她总觉得主要的难处是选择哪些诗好。她说：“不是为了自己才高声朗诵——而是为了别人，为了自己——写诗。”当时我们还商定，在一次晚会上我致开幕词，谈谈她的创作（这件事一直很迟才兑现）。我把《你的死》的校样给她带来了——而且我们说妥，她翻译里尔克的书简（这些书简发表在1929年初《俄罗斯意志》上）。

就在1927这一年里在巴黎与玛·伊会见，对我来说，是值得纪念的。如她开玩笑地指出的那样，“为了办事”她到巴黎来逗留一整天，仿佛强调一下玛丽娜和事情——这两种的结合是荒谬的。她知道了我从现在起打算交替在布拉格住三个月，再在巴黎逗留三个月，便问我是什么原因不在捷克斯洛伐克久居。当然，我只能回答是因为我们准备把刊物移到巴黎来排版印刷，为此购置了一所不大的印刷厂，这一切也可以说成是办事。这是唯一一次玛·伊直截了当地向我提出问题，而回答——虽然是部分的——毫无疑问她早已明了。我耸了耸肩膀。她连珠炮似的说：“我不想从别人那里，想从您自己的口里听到。”于是我非常简短地向她讲了讲，拉里莎·布奇科夫斯卡娅，我爱上的这位姑娘，去年秋天被捷克斯洛伐克内阁首相的汽车撞死了，警察局企图对新闻界和亲人们掩盖她的死亡的真相。由于我的干预，这件事已被广泛地传播开了，包括国会的问题和向总统马萨里克的报告。在这一切事情过后，我想移居到巴黎来。结束时我也问了玛·伊：“这一切您不是全知道了吗，新年前我去看您时，难道您没有看出我是什么样的情绪？”玛·伊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因为里尔克的逝世受到很大打击，而您个人的感受我不想当着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的面谈。”就这个话题，我同她再也没有交谈过。

某些苏联批评家很想把茨维塔耶娃的生活与创作划分为三个时期——莫斯科阶段，包括诗人的形成和少年及青年时代的诗歌，这些诗歌对于许多人来讲是最容易理解的，因而也是最容易接受的；1922年出国和侨居期间的沉重的生活，这种生活由于思念祖国而更加沉重；最后，1939年返回苏联，似乎是使她的内心的和诗歌的发展得到了完满的结局。有一点他们却避而不谈，那就是她在苏联受到了如此良好的接待：女儿被发配到劳改营，丈夫被杀害，只发表过她的一首旧作，以至于两年后她自缢而死。总之，整个这一公式是臆造的和虚假的。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远为复杂。

如果能弄清楚，在革命初期的象征主义者、阿克梅主义者、未来主义者以及无产阶级诗人们的圈子里，怎么能够形成像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这样独特的创作个性的，那会是很有意思的，而且这个题目还有待研究。她在1912年到1922年间写的许多抒情诗和长诗，非常之美，但是她逐渐超越了这些诗，而且使她与她的所有的著名的同时代人显著不同的特点，在这些诗里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这些特点构成了她的独创的诗学——即正是那些确定她在20世纪俄罗斯诗歌中的地位和意义的东西。而茨维塔耶娃的天才恰恰是在流亡中，在异国的某种真空中达到了最最充分的发挥。毋庸置疑，我在1922年对她的诗集《离别集》的评论中所指出的转折，是在这期间完成的，在贫困、孤独和流亡的十七年当中，茨维塔耶娃创作了她的最卓越的作品。尤其是布拉格阶段（1922-1925）标志着创作上的巨大的高涨：被称为“茨维塔耶娃风格”的东西，恰恰是在1922-1926年间，无论是在单独的抒情诗中，还是在《山之诗》、《终结之诗》以及讽刺作品《捕鼠者》（虽然不该给后者，如同给所有具有独特形式的优秀作品一样，贴上文学标签）中，都发挥出了最高的表现力。我认为，茨维塔耶娃的创作鼎盛一直延长到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似乎是她在布拉格飞快地起跑以后，一直未停，一往直前地、一个劲儿地继续向前飞奔。“我是在飞跑，”她这样谈到自己。在她少女时代的诗里：“她的大衣的下摆像暴风雨”，或者：

我的步伐清楚而又矫健。

我的全部正义恰好

在我这步态中得到了体现。 [100]

当然，她的全部诗歌——运动的——都处在语言和韵律的运动和飞行中。但是在1931-1932年间已经觉察到速度在减慢，散文数量在增长。我无论如何也不同意说这是内心的枯竭。原因在于所谓的巴黎阶段的整个环境。只是仰仗于非凡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在30年代里玛·伊才经受住了命运的一切打击，才没有被摧垮——是后来，在俄罗斯被摧垮的。

很难说，在玛·伊在巴黎近郊最后七年的生活中散文在什么程度上胜过诗歌是有内心根据的，是源于有机的需要以另一种形式来表达自己。当然，许多事情都是由于需要而引起的：散文容易发表，散文容易理解，有读者，稿酬付得多。

如果以玛·伊在法国的全部侨居时间来说，那么可以很容易把它分成几个阶段。1926-1927年间，尽管有许多失败和预示着不祥的征兆，玛·伊还是充满希望的，她相信在法国会找到广大的读者和新的文学创作的可能性。1926年2月晚会的成功肯定了她的这种幻想：这次晚会变成一件盛事，大厅里爆满，玛·伊朗诵她的诗歌，包括《天鹅营》片断，引起了阵阵激烈的掌声，而关于这次演出的总结见于所有俄文的报纸，巴黎的和柏林的。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态度的转变也使她高兴：不久前他曾说她是“放纵的莫斯科女人”，甚至没有把她的作品收入1924年出版的他编的诗歌总集《俄罗斯抒情诗》，而在《小伙子》问世和私人相识以后，他变成了她的诗歌的崇拜者和忠实的朋友。他于1926年3月为玛·伊安排的英国之行以及她在伦敦两个星期的逗留加深了这种友谊。

1926和1927两年，玛·伊的作品不仅见于《俄罗斯意志》（《捕鼠者》、《楼梯》、《房间的尝试》、《你的死》），而且也见于《里程碑》集刊（《山之诗》、《新年书简》、《忒修斯》）以及青年诗人德米特里·沙霍夫斯基公爵（现为旧金山约翰大主教）在布鲁塞尔出版的《善良的人》杂志。恰恰是她在《善良的人》第二集（也是最后一集）上的文章使她与流亡的著名的批评家们的关系大大地恶化了。《诗人谈批评》这篇文章发表时，我不在欧洲，这篇文章还附带着《花坛》的补充——从格·维·阿达莫维奇的对立的文学的论断和评价中的摘录。玛·伊在文章里还触犯了以其对整个诗歌的极其否定的，但是又极其不能令人信服的态度而闻名的M.奥索尔金（他甚至以此多少有些假冒斯文）和尤利·艾亨瓦尔德。艾亨瓦尔德是我的舅舅——根据我从美国归来以后6月收到的他给我的信判断，他对玛·伊的攻击感到惊异，受到了屈辱——尤其是因为他（化名克列梅涅茨基）在柏林出版的《方向盘》报上发表的文章和评论中曾经赞美过她。他一向注意玛·伊发表的所有的东西，并且认为她是一位卓越的诗人。

《花坛》只能加深阿达莫维奇对茨维塔耶娃的恶感。他们彼此本来不认识，没有任何个人联系。他们的敌对纯属文学上的——而且看来已经很深和很久了。玛·伊的诗歌的精神与阿达莫维奇格格不入，因为他受的是阿克梅主义的熏陶，重视诗歌的严谨和明快。茨维塔耶娃刺伤了他的听觉，她对他来讲过于嘈杂、狂暴、奇巧精致，他为她的大喊大叫、骤然的移行、滑动的韵律而皱眉头。他本能地规避她的散文，嘲笑她的写《忒修斯》和《淮德拉》的诗剧和散发着俄罗斯民间创作气息的长诗。我认为，他对茨维塔耶娃的态度至今基本上没有改变。 [101] 我再说一遍，这里主要的是不同的气质和美学观点的冲突。所有的批评家（以及读者）如果认为浪漫主义不是艺术流派，不是世界观，而且过分抬高严谨、挺秀和古典主义的匀称，那么就会经常指责玛·伊过分，语言上和感情上的挥霍，企图飞溅过去，跳越过去——总之是“超过”和“越过”。茨维塔耶娃的自发性，与世界的无政府主义的争论，她的狂暴的激情，她的惊呼、感叹、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息的整个风格，她的节奏的“左轮手枪式回旋的急促的响声”，在他们看来就是逃离海岸或者火山爆发。

然而我却认为，这类批评是错误的：茨维塔耶娃以惊人的方式，与坚定不移的诗歌的条理性，与严格的遣词造句，与为征服自然力以及把这种自然力转化为复杂的，但却是坚实的词汇的形式而下的巨大的苦功所结合一起的东西，却被这类文章认为是天启，是无意识的和非有机的风格，是几乎不可解的现象。至于她自己的这种形式毫无疑问是服从于由其而产生的规律的，但是要知道，这便是她的诗歌的独创性和她与许多浪漫主义者的一般的语言累赘和杂乱无章的区别之所在。我再重复一遍我先前说过的话：只要浏览一下茨维塔耶娃的草稿，便可确信，为了达到最大的准确性和抑扬顿挫，她是很会选择、删削、剪裁和变换的。当她听到有人把对手稿的修饰和推敲叫作“粗活儿”的时候，非常恼火——“要知道，这才是货真价实的诗歌创作——怎么能说是粗活儿呢。”

1928年春天，在我们再次会面时，玛·伊带着辛辣的嘲笑说起，《文艺复兴报》 [102] 没办法确定，茨维塔耶娃的创作到底是“妇女的手工”还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复制品”，因此把它说成既是这样的又是那样的：这些说法的确出现在2月的《文艺复兴报》上。从各个方面来的对茨维塔耶娃的攻击加剧了。1928年《离开俄罗斯以后》的问世也没有任何改善。对于她这本作为几年来劳动成果的诗集，在所有的流亡的报刊上，只有一篇赞扬的评论——那就是我在《日子》上的那一篇。阿达莫维奇在《最新消息报》和霍达谢维奇在《文艺复兴报》上对《离开俄罗斯以后》持否定态度。这本诗集的发行自然是很不顺利的——这本不太美观的灰色封面的书，我费很大劲儿才卖出去几本。不用说，如今它已经成为珍本。1965年莫斯科出版的大型诗人丛书重印了它的大部分。 [103]

玛·伊丝毫没有流露出，因为这本靠着一位赞助者的经济上的支援，又经过无数次的斡旋和努力才得以问世的诗集的失败而难过，但是她有时候却觉得，是用一种沉默的阴谋来反对她。不管怎么说，1928年末和1929年初，玛·伊在巴黎文学界的处境无论是就政治上的原因，还是就文学上的原因，都变得非常艰难。右翼流亡者忘记了只了解已发表的片断的《天鹅营》，不知道仍旧作为手稿的《垄沟》，因此用不赞成的态度看待玛·伊与《俄罗斯意志》的合作。“茨维塔耶娃在与左翼调情，”伊利亚·苏尔古乔夫 [104] 在一次邂逅时对我说，而且还把其他一些大学生的刊物称为《走自己的路》。我问他，《当代纪事》怎么样？他笑了笑，挥了挥手：“一路货色，不过比其他的更得体些。”

在对玛·伊的加剧的敌意中起到不小作用的是《里程碑》：她被指控与欧亚大陆人亲近，而欧亚大陆人被认为是半个布尔什维克——属于这类人的既有她的丈夫谢尔盖·埃夫伦，也有她的朋友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这在现在看来是可笑的，但是当时许多人却因为《里程碑》转载了苏联作家的作品而玛·伊又没有拒绝与苏联作家一起出现而大为气愤。在20年代，各种不同的流亡者派别之间的争论是激烈的，思想不同却导致了个人恩怨，对苏联文学的兴趣被认为是可疑的，而对诸如皮利尼亚克、巴别尔、费定、符谢沃洛德·伊万诺夫、法捷耶夫、列昂诺夫这样一些作家的客观评价被认为是对反布尔什维主义的背叛。思想靠得住的流亡者肯定地说，俄罗斯文学的水流已经冲到了欧洲，如季娜伊达·吉皮乌斯 [105] （她就是安东·克赖尼）写的那样，我们不是被驱逐的——而是被派遣来的。从东方来的只能是灾难和瓦解，宣传和欺骗。加入这一伙的还有被我称为“文学上的保守派”，即必须忠实于光荣的往昔的传统。

比如，对于布宁和千百个普通的读者来说，马雅可夫斯基之所以不能被接受，不仅是因为他歌颂了共产主义、列宁和党（虽然他没有入党），而且因为他是以未来主义的诗歌并且千方百计地以文字上的和风格上的创新来这样做的。他们嘲弄帕斯捷尔纳克，苔菲由于他而忆起了一首儿歌：“鱼儿跟螃蟹跳舞，小丑跟欧洲防风 [106] 跳舞。”后来，甚至在1933年，当我出版了我的著作——以尤里·安年科夫 [107] 为帕斯捷尔纳克画的肖像作为封面的《苏联作家群像》的时候，许多人认为这是“挑衅”和“苏联渗透”。茨维塔耶娃被归入马雅可夫斯基和帕斯捷尔纳克之类。布宁关于她编了顺口溜（不是为了发表），季娜伊达·吉皮乌斯对她的反应带着一种蔑视，并且要求《当代纪事》不要把她的作品与茨维塔耶娃的同时发表。一般来说绝大多数革命前一代的作家根本不理解新的诗歌。彼得·斯特卢威 [108] 尽管很有才华，但是他却认为新的诗歌（也包括茨维塔耶娃）是某种世纪病，并且指责它是一种不为人需要的毫无内容的莫名其妙的东西。某些人甚至由于勃洛克的《十二个》而对他表示不理解，至于谈到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就更不像话了：所有这一切被污蔑为“革命的魔鬼”。只有巴尔蒙特 [109] 一个人对待茨维塔耶娃很好：倾听她的韵律（奥索尔金曾经说，她的《捕鼠者》“在音乐方面是非常荒谬的”）。总之，不仅是吉皮乌斯和一遇机会便不可避免地谴责莫斯科的和列宁格勒的作家们为魔鬼的梅列日科夫斯基 [110] ，而且那些比较容忍的流亡者们也否定20年代的苏联文学。在这种普遍的排斥当中，政治上的成见同文学上的传统主义与派别联合了起来，于是同一营垒中既有反动派和立宪民主党人，也有中间的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文艺复兴报》，右翼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喉舌，在它的文学立场上，与自由主义的《最新消息报》很少有什么区别，因而霍达谢维奇在古卡索夫的报纸的版面上对茨维塔耶娃的诗歌的尖刻的批评便与阿达莫维奇在米留科夫 [111] 的机关刊物上的挖苦的意见，交织在一起。顺便说一句，霍达谢维奇后来对玛·伊的态度有所缓和和改变。而《当代纪事》的社会革命党的领导者们，具体来说，B.B.鲁德涅夫和M.B.维什尼亚克对于艺术一窍不通，对于文学，尤其是对于诗歌更是充耳不闻。

最有意思的是，加入——虽然是有时和从侧面加入到这个包括那些有名望的和形形色色的流亡界的骨干人物在内的统一战线之中的，有“年轻的一代”的代表人物。他们当中有不少是象征派和阿克梅派的参与者或追随者，他们继续在这条在革命前的年代里曾经起过很大作用而后来却变成了浅滩的潮流中漂浮。难怪像曼德尔施塔姆和阿赫马托娃这样的诗人们，超越了他们与古米廖夫 [112] 一起创立的阿克梅主义的界限，并且找到了新的道路。而中年的流亡者们，在国外却依然很乐意继续从前那些已经趋向没落的文学流派。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生活在往昔当中。当然，茨维塔耶娃的反叛的诗歌，就精神来讲是革命的，就韵律和风格来讲是革新的，完全不能使他们感兴趣，确切地说，只能吸引那些为数不多的人，主要是单独的个人。除了其他一切以外，受到阿达莫维奇鼓励的奇巧精致的、情绪忧伤的抒情诗的流行，在巴黎俄罗斯文学界占据着统治地位——我当时把这类抒情诗称为“法兰西-彼得堡忧郁症”。对于阿达莫维奇的弟子们，诗歌中“降半音的符号”的主张者们来说（阿达莫维奇喜欢援引瓦莱里 [113] 的诗，瓦莱里警告人们避开升号，他更喜欢“自然的调式”），茨维塔耶娃对力量和激情的肯定，是大自然的粗鲁的现象，而不是艺术的和谐。1927年在《环节》杂志征文竞赛中，在从佚名投寄的两百首诗中选出的二十首里面，茨维塔耶娃的短诗 [114] 没有入选，但是对此用不着惊异：阿达莫维奇和吉皮乌斯（第三位是K.莫丘利斯基）是评选委员会的成员。

玛·伊与那些起表率作用的并且认为自己是国外俄罗斯文化的代表者和表达者的流亡圈子之间的关系尖锐化，是在1928年末和1929年初出现的。1928年11月，马雅可夫斯基在巴黎朗诵自己的诗歌。玛·伊出席了他的一次晚会，她在从伏尔泰咖啡馆出来的时候与诗人的谈话，在11月28日《欧亚大陆报》上这样由她转述的：玛·伊回忆道，当1922年4月，在启程赴柏林之前，她在铁匠桥上遇见了马雅可夫斯基并且问道：“您有什么话要转告欧洲吗？”他回答说：“这里——有真理。”过了六年以后，有人也向她提出一个问题：在马雅可夫斯基朗诵之后，关于俄罗斯她有什么话要说吗？她答道：“那里——有力量。” [115] 从茨维塔耶娃这句话的上下文来看，可以解释为，“那里有力量”与“这里有真理”是相对照的，但是谁也没有这样理解它们，相反地倒是开始怀疑这两句话里几乎差不多是承认和赞颂苏联制度。《最新消息报》立刻不再发表她的诗歌：根据命运的嘲弄，这是《天鹅营》中歌颂白色运动的片断。更有意思的是，在同一个时期（1928年12月），当玛·伊完成她的《垄沟》——也是描写白色运动的——时，《俄罗斯意志》发表了她的长诗《小红牛》 [116] ，这部长诗里有这样的诗句：

小公牛，小公牛，小公牛，小公牛，

这个绰号是布尔什维克……

我是当家的，是布尔什维克，

我用鲜血染红了田野，

罂粟花是红色的，

公牛是红色的，

我们的时代是红色的。

《小红牛》的反共产主义情绪是显而易见的。1961年和1965年苏联出版的茨维塔耶娃选集中没有收入这首长诗。

也是在这个时期，在1929年初，玛·伊完成了她的《垄沟》，交给我读读这部“白卫军的长诗”，像她带着嘲笑称呼这部长诗的那样。在不久前一次会面时，她问是不是值得把这部诗给《俄罗斯意志》发表。我说，如果《垄沟》别的刊物不愿意刊登，我们可以发表，要知道，她的任何一部作品我们也没有回绝过——但是说实话，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并不特别起劲儿，她自己应当做决定。“这意思是说出于友谊和迁就，而不是出于见解。”玛·伊指出说，眼睛看着一旁什么地方（她从来不正面看着交谈者）。然后想了想加了一句：“好吧，没关系，放着吧。”后来我听说，谢尔盖·雅可夫列维奇建议她不要急于发表《垄沟》，而且这是少有的现象，她听从了他的意见。关于同我的交谈她后来是这样写信告诉捷斯科娃的：“甚至连《俄罗斯意志》都拒绝了，委婉地，当然，没有使我难堪，与其说是拒绝，毋宁说是驳回了。”但是我认为《垄沟》是一部较差的作品。

后来，大概是1932年，玛·伊把另一篇手稿——写在小学生笔记本上的《一首献诗的经过》交给我过目。这是因为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在《最新消息报》（1930年2月）的底栏上发表的题为《中国的影子》的文章而促使她写的一篇关于曼德尔施塔姆的回忆录。伊万诺夫在这篇短评中按他的习惯把不多的真实与大量的虚构混合在一起，讲述了关于《Tristia》 [117] 的作者各种各样的无稽之谈，仿佛发现了他的某些诗的生活方面的内情。玛·伊被伊万诺夫的错误和臆造所激怒，但是她在自己的论战性的恢复真实的文章中没有直言，而是用姓名的第一个字E.A.И. [118] 表示她将这篇散文所呈献的女友。她知道，巴黎的侨民的报刊不会刊载《一首献诗的经过》这篇有关活着的人们的见证的文章，而《俄罗斯意志》则已经停刊了。1939年她在回国以前，把一包手稿连同这个笔记本和其他材料留在了我们的共同的熟人塔马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图卡列夫斯卡娅（现已逝世）那里，附记说：“也许——什么时候——会发表。”我是战后才得到这包东西的，并且把《一首献诗的经过》刊登在《牛津大学斯拉夫文献》1964年第11集上。

在1929年初我们会面时，我曾提到我个人同画家拉里奥诺夫 [119] 和贡恰罗娃 [120] 的交谈。听到这个名字以后，玛·伊立刻产生了兴趣：“纳塔利娅·贡恰罗娃怎么样？是重名还是亲属？” [121] 我对纳塔利娅·谢尔盖耶夫娜的描述，更加激起她的兴致。我们说定，她到圣热尔曼附近圣伯努瓦街瓦兰餐馆同我共进晚餐。传说瓦兰不是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122] 的随从，就是他的仆人。不管怎么说，反正无论是安德烈·纪德 [123] ，还是乔治·杜阿梅尔 [124] ，许多著名法国作家、记者和艺术家都经常到瓦兰开设的这个挂着“小小圣伯努瓦餐馆”招牌的拥挤的地方来，他们一般都与出租汽车司机们和附近事务所的职员们坐在一张桌上。“小小圣伯努瓦”也是“自由俄罗斯人”，以及拉里奥诺夫和贡恰罗娃的总部所在地，他们每天都在这里用早餐和午餐，也请熟悉的画家、雕塑家、舞蹈家、音乐家，尤其是那些与他们一起在加吉列夫 [125] 手下工作的人们，到这里来。

在1月末尾，我又一次返回布拉格以前，在瓦兰餐馆我把玛·伊介绍给了纳塔利娅·谢尔盖耶夫娜·贡恰罗娃，她们彼此很投机。贡恰罗娃的轻声的谈吐，悠缓的、矜持的举止，宁静的外表下面让人很容易猜到这是一个热烈而深情的人，她那纯俄罗斯人的美貌（后来，快老的时候，纳塔利娅·谢尔盖耶夫娜的外貌变得严肃而呆板，——她简直像一个隐修士，像一个修女）立刻吸引住玛·伊。

早餐以后，我们来到了弗洛尔咖啡馆，在一个角落里坐下以后，玛·伊说，她想写两位贡恰罗娃，然后垂下眼睛朗诵她的写第一位纳塔利娅的诗：

是幸福还是悲哀——

贡恰罗娃

压根儿什么也不知道，

她生就两道长长的眉毛，

无论对谁都不会冷漠。

身着雍容华贵的海龙皮斗篷自在逍遥，

她恣意使普希金心烦意乱，

但却千古流芳，家喻户晓。

是一场梦还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她一生像丝绸，像毛绒，像毛皮，

她听不见掷地有声的诗，

她额头没有皱纹，过得无忧无虑。

如果有忧愁——就咬住嘴唇，

而然后，到棺材里

去回忆——兰斯科伊。 [126]

贡恰罗娃非常喜欢这首诗，于是她立刻同玛·伊谈定，最近将再次较长时间地会见。我后来得知，她们见过几次面。玛·伊说，贡恰罗娃使她产生一种宁静感，但是因为她也感到高兴。她对纳塔利娅·谢尔盖耶夫娜拿给她看的画持以相当冷淡的态度。在她看来，这是一些她所想象和塑造的——后来在她的随笔中所描绘的（《俄罗斯意志》1929年第5-6、7、8-9期）贡恰罗娃的文字肖像的插图和认证。

像我已经说的那样，玛·伊具有的不是视觉的记忆，而是听觉的记忆；她对彩色画——具体来说贡恰罗娃的彩色画——的感受，如同许多近视眼的人一样：在她眼里，无论是素描，还是彩色，都汇合为某种共同的印象，她把它们转化成自己的节奏和声音的语言。这是她感知外部世界的一般的过程。友谊，确切说是玛·伊的喜悦，只维持了她写贡恰罗娃并改正她的随笔的校样这段时间。在年底，玛·伊就已经抱怨说：“同贡恰罗娃有点冷淡了。我去看她——她感到高兴。可她从来不请我去。”奇怪的是，玛·伊没有察觉到纳塔利娅·谢尔盖耶夫娜在人前有些矜持——我认为是情感上的胆怯——和她在创作中充分的自我表现。在这一点上，她们俩是完全相同的——因而妨碍了她们的接近。不管怎么说，当我1930年谨慎地问起贡恰罗娃与玛·伊的关系时，我就是这样理解她那些多少有些闪烁其词的意见的。显然，她一下子便猜到了，玛·伊对她打算与之建立友谊的那些男人和女人创造了一种神话——她爱的不是他们，而是她所创造的神话的形象——随后就会感到不痛快，生起气来，因为活生生的人不符合这一形象。

玛·伊的诗歌主要是在集聚于1928年我领导下创立的文学组织“游牧区”周围的年轻的诗人和小说家当中得到了反响。我们没有自己的文字的刊物，但是我们却举办关于苏联文学和国外文学的报告会和口头的刊物的晚会——在这些晚会上作者们朗读自己的作品，然后对它们进行研讨。在蒙帕纳斯街杜美尼利小酒馆的低层大厅里人数众多的集会上有着充分的言论自由，属于各种不同流派的发言者们喜欢享受这种自由。有一次，曾经赞颂过法捷耶夫的《毁灭》——这的确是一部很好的长篇小说，虽然带有模仿的痕迹——的德·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大声地声明，为了换取这部小说的几章，他准备把布宁的全部作品都交出去。我忍不住地叫道：“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您大概不是这样想的，而是故意说的，为了刺激别人。”他得意地笑了笑，但是没说什么。这位聪明的、细腻的和优秀的批评家喜欢以其奇谈怪论语惊四座，像法国人说的那样：“Pour6Paterlesbourgeois.” [127] 因为他预言十年之后不会有人再阅读契诃夫的作品，我曾说他是“一个在文学方面刚愎自用的人”——玛·伊很长时间不能原谅我这句话。她有时候出席“游牧区”的晚会，比如我在1929年3月关于外国诗歌的报告会（她对这个报告曾写道：“思想和语言不一致”），但是像平常一样，她在人多的地方感到不舒服，于是便生起气来，说我不找出时间与她交谈。她甚至写信给捷斯科娃说，在1929年4月纪念“游牧区”周年的集会上，我坐在主席的位置上，“右边是一个金发女人，左边是一个黑发女人，她们与文学毫无关系”，我没有与她说一句话。其实，说过“话”，虽然我还应当主持大会以及引导嘈杂而激烈的讨论。我们在中间休息时谈过“事”：在《俄罗斯意志》下一期应当给她的关于贡恰罗娃的随笔的上部分留多少页（整个随笔约占80页）。

恰恰是在这个时期，玛·伊尤其感到孤独。1930年，尽管恢复了与《最新消息报》的合作，她在默登较之此前在捷克乡村的五年更为闭塞。在巴黎侨民文学界，她明显地与人不合脾胃。往好处说，有些报刊能够容忍她，她能够发表作品，但是她为期刊供稿往往是附带着使她感到屈辱的条件。她在侨民的“社会”里以及它的政治性的和文学性的沙龙里，没有占有任何席位，在那里大家彼此都认识，像我所说的那样，“坐在一个茶桌上”，尽管观点和处境各不相同，但却是在“自己人中间”。而她却是一个腼腆的人，是陌生人，在各个派别之外，在个人的和家庭的联系之外——无论她的外貌，还是言谈，还是衣着，以及无法抹掉贫困的痕迹都非常突出。

在默登她的为数不多的和偶然相遇的熟人不可能创造出她所得不到的那种精神氛围。不错，她与聪明的和有教养的叶·亚·伊兹沃利斯卡娅很友好，伊兹沃利斯卡娅同母亲一起住在利亚·加尔街（好像是在霞飞元帅街的角落上）的一所著名的住宅里。那里住着那么多侨民，以至于人们叫它俄国人的住宅。玛·伊有时到伊兹沃利斯卡娅家的邻居——马斯连尼科夫老人那里做客。他是前国家杜马的议员，立宪民主党人，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他家里的其他成员属于右翼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是萨拉托夫人，玛·伊说，在他们家里感到“安宁和温暖”，“像在从前的俄国外省一样”，坐在他们家里，她回忆起了1916年她曾经居住过的弗拉基米尔省亚历山德罗夫市。

还有一些别的熟人，但是所有被她当作朋友的人都在境外或者在巴黎，她很少见到这些人，部分也是因为到市里去需要钱，可她要节省每一分钱。

在所有这一切之中，外加上在家感到的孤独。许多人都猜想到这一点，但是只有亲近的人才确切地知道。最困难的和复杂的是她与丈夫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的关系。他是一个高个子的、精明的人，脸形窄长，但很漂亮，动作悠缓，声音有些低沉。

尽管有着宽阔的肩膀，优美的大力士般的体格——总是腰背挺直，看得出受过军事训练，——他却时常感染上各种疾病。他瘦瘦的，脸色铁青，显得不健康，而且可疑地咳嗽，肺结核和气喘病周期性发作。1925年按照玛·伊的请求，我把他安排在布拉格近郊泽姆霍拉诊疗所（疗养院）。1929年他肺部又发现了病变，他只好丢下玛·伊一个人带着孩子，在萨瓦省 [128] 的疗养院度过了八个月。他不能长时间地工作，很快就会疲劳，神经性的气喘时不时地折磨着他。我总觉得他是一个倒霉的人，但是玛·伊不仅爱他，而且对他的高尚品格深信不疑，她为布拉格人称他为“欧亚大陆人的良心”而感到骄傲。就是在1932年她还认为，他依然是1914年6月在科克杰别里时她所描述的那个样子：

他那张特别窄长的脸

好像一柄长剑。

他嘴角下垂，默不作声，

那两道眉毛优美而充满苦痛。

两种古老的血统

在他的脸上悲惨地交融。

……

我忠于他脸上的骑士风采，

还有那视死如归的你们——

这样的人在这不祥的年代，

走向断头台的时候还在吟诵诗韵。 [129]

他的责任感非常强烈，他能够忠贞不渝，他那种顽强精神伴随着对功勋的渴望。他也像许多弱者一样，想要效劳：在青年时代为玛丽娜效劳，后来为白色的希望，再后来欧亚大陆事业使他着迷，这一事业就像引向追求信仰一样，把他引向了俄国的共产主义。他怀着某种幻想的、把爱国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汇合在一起的激情为它而献身，为了他的偶像准备接纳和忍受一切。他为了它和由于它而牺牲了。但是这件事是在30年代末发生的。在他们在法国的生活的初期，其实也如同在布拉格一样，对于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这个自尊心很强的、高傲的人来讲，做“茨维塔耶娃的丈夫”是不轻松的——许多人就是这样看待他的。他想要自由自在地，他认为自己有权——他是对的——过自己的、不依赖妻子而独立的生活。他们的兴趣是不同的，尽管有着玛·伊如此地坚持着的“共同性”，也就是多年的婚姻。我没有发现他们有共同的观点和志向，他们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因此玛·伊能够在畅叙衷肠的时刻谈到自己的孤独和缺少厚爱：“我虽然活了四十年，却没有一个爱我甚于世上一切的人。”她用这句话否定了所有的人——甚至也否定了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顺便说一下，她早在1913年就曾经写过：“我自己对我自己的灵魂充满厚爱。” [130]

这对夫妇给外人一种奇特的印象：他们彼此以“您”相称，他们的关系仿佛是形式上的，甚至很难说是志同道合的，每一个人呆在自己的角落里，他们在不同的和相去甚远的领域里工作，而且主要是在全家进餐时见面：这时候玛·伊扮演着家庭主妇的角色。政治、社会问题独占着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犹如语言、诗歌独占着玛丽娜一样。他们的根本的不和以及互不理解，讳莫如深和沉默寡言的根源便在这里。

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的要求并不高，他仿佛没有注意到物质上的贫困，而且对保证家人最起码的生活所需一筹莫展。他不会赚钱养家——他对此道一窍不通，他不具备任何专业或者实际技能，而且也没有作特别努力去寻找工作，他根本没有想过。虽然他毋庸置疑地、衷心地和深深地爱着玛·伊，但是却没有努力肩负起生活的所有的重担，让她摆脱掉做饭的苦役，给她以全身心地献身于创作的可能。

然而要知道，玛·伊不仅养育儿女，做饭，洗衣服，收拾房间，而且还要养家糊口——她的稿费在家庭收支中占着主要的位置。这一切她都包了下来，照顾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像照顾患病的孩子一样，她专一地信任他，在他的脑袋的周围看到了思想上的坦率和忠贞的光环。这种信念使她如此醉心，以至于同丈夫生活在一起，她甚至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不仅在政治观点上，而且在他的秘密的行动上走得是多么远。

玛·伊深深地爱着儿子和女儿，但是对他们的关怀只能加重她肩上的负担。一个诗人成了繁琐的日常生活的俘虏，被钉在每天的令人厌恶的劳役上，——这便是茨维塔耶娃的悲剧的一个方面之所在。另一个方面则是，“岁月”从她的身边“逝去了”。有一封信里她写的这句话听起来充满了痛苦：“有些熟人同我在一起很感兴趣，可家里人同所有的人在一起，除我以外，很有兴致，于是我便在家里——洗碗——扫地——做肉饼——我自己懂得。”她从来不曾抱怨自己的命运。大概是因此我才清楚地记住了1932年有一次我到默登去看望她的时候她说的一些话。她当时坐在餐桌后面，俯身在笔记本上，穆尔在角落里玩耍。我问她，不妨碍她吗。她看了边上一眼，按着她的习惯不看着我，用一种使我惊异的、她所不习惯的颓丧的声音回答说，她在浏览旧稿子，现在很难写作。她补充说，“您可知道，对我来说最好的时间是早晨，可是这时候却要给全家准备早餐，要给穆尔洗脸，带他去散步，然后到市场去买些便宜的东西，哪里能写作。有时候一连几个星期挤不出时间来。正经工作起来，最重要的是全神贯注，为此需要清闲，安宁，独处，这些我只是偶尔才能得到，常常要费很大力气”。

在给不同的人的书信里，她不止一次地提到，“在郊外的生活过分沉重，即便是对于我”，因为房间太挤，操劳家务——“感觉在沉睡”。在往鱼上滚面粉时，可以思考——“但是我不能感觉，因为受到腥味的妨碍” [131] 。

她曾给帕斯捷尔纳克写过：

把手伸给我吧——但要待到来世！

在这里呀——我的双手腾不出空。 [132]

在阿利娅是一个小女孩儿的时候，她写过诗，玛·伊非常高兴，并且为这个不平凡的女儿而感到骄傲——她很像母亲。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个神童的特点也消失了，阿利娅出落成一个完全正常的少女。“她压根儿就聪明，”玛·伊显然遗憾地说。她从母亲那里继承了顽强的毅力，毋庸置疑的诗感，嘲讽的幽默的闪光，一种闭塞和多少有些严厉而又忌妒的性格。我还记得阿利娅1931年满十八岁时的样子。这是一个成熟的少女，远非受到生活的骄纵。玛·伊的熟人对她很少注意——这使她受到激怒。她全力以赴地帮助母亲，但并不是十分乐意，她心里非常爱母亲——尽管经常发生争吵和冲突。她——自然地——想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走自己的道路——玛·伊的权威压制了她，玛·伊的意愿和兴趣与她自己的不相吻合，她们的关系缺乏和谐。在越来越倾向苏联的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的影响下，早在1933年开始，阿利娅便考虑回国，为此同母亲发生了新的不和。

在这个时期——30年代初——玛·伊没有隐讳自己对这件事的感情：“所有的人都想把我拉回俄罗斯去，可是我却不能去，这里不需要我，那里我又没有可能。”“所有的人”这当然指的是全家人。我记得，在1935年，如她所说的，她没有隐瞒“阿利娅的离去”，而且她对穆尔的命运产生了疑虑，如果他将来依然做一个无家可归的侨民的话。过了两年——1937年——阿利娅 [133] 返回了苏联，不久便遭到逮捕，她在劳改营和流放中大约度过了十八年，直到斯大林逝世后，仿佛是在1955年才被允许起初住在塔鲁萨，后来住在莫斯科。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了纪念母亲的事业，她把这当作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她搜集玛·伊的手稿档案，为发表她的作品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还在继续工作，她做这件事时充满了激情和强烈的敬爱，仿佛是在赎回以前的罪过，同时也是在肯定自己拥有使用母亲的文学遗产的特有的权利。 [134]

阿利娅和穆尔两人之间相差十三岁。当穆尔 [135] 五岁的时候，他大脑袋，肥胖，冷漠，是一个难管教的孩子，他占去了玛·伊的不少时间。她对他娇生惯养，对他的一切她都毫无怨言地百依百顺。当有人问起她穆尔的本名叫什么的时候，她会很高兴地回答说，他叫格奥尔吉，是按照莫斯科的胜利者、保卫者，按照民间的传说，也是狼群和羊群的庇护者的名字起的。并且补充说，他是在复活节诞生的，是太阳之子（她用德语说的——ЭоНтагскиНд），因此他懂得鸟兽的语言。当我开玩笑说，如果诨名是据她所喜爱的作家恩斯特·特奥尔多·阿马丢斯·霍夫曼 [136] 的公猫而来的，那么读写起来应当是“MyPP”，两个“P”，玛·伊十分恼火。

穆尔经常同成年人在一起，玛·伊不放他上学校去，他十岁时便根据通常的理由参加姐姐和父母的谈话，他表现得像成年人一样。我不喜欢他，我觉得他粗鲁，被娇纵坏了。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回俄罗斯动身以前，他当时快十五岁了。他个子很高，很胖，像女人似的，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他对母亲称“您”，可是这并不妨碍他粗暴地打断她的话——“您什么也不懂”，“这是废话”。玛·伊耐心地，但却毫无用处地想向他解释，为什么她的话绝不是废话。他的心里只有一件事——回苏联，他怀着一个着魔的人的固执劲儿要求母亲这样做，他在她的最后决定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以后，玛·伊曾经说：“他作为一个人生活过，作为一个诗人死了。”她写了一首很长的——七章——长诗《致马雅可夫斯基》（不要同1921年写的，收在《手艺集》中的那首同名的16行诗混淆）——

你比十字架和烟囱还要高，

你在炮火和硝烟中受过洗礼，

脚步沉重的天使长——

你好，弗拉基米尔万古长青！ [137]

长诗以这四行引子开始，以同样简练的结尾作为结束：

你摧毁了许多庙宇，

这比一切都更有价值。

上帝啊，让你的死去的

敌人的灵魂安息吧。 [138]

在七章长诗的一章里，描写了马雅可夫斯基在阴曹地府与叶赛宁的谈话，马雅可夫斯基打听勃洛克、索洛古勃 [139] 和古米廖夫的情况。《当代纪事》和《最新消息报》都不敢发表这部长诗：这部诗由我刊登在1930年第11-12期《俄罗斯意志》上。这部长诗1965年莫斯科版的选集中当然没有收入；虽然它是在三十五年前写的，但是正如苏联的一个重要官员所说的，它那“自由的反叛的”语言，对于莫斯科的检查官员来说，依然是通不过的。 [140]

我保存着1931年与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 [141] 一起到默登去的札记。他当时完成了他的第五交响曲，后来在柏林指挥演出过，正在准备谱写《罗密欧与朱丽叶》。他读了玛·伊的诗以后，颇为赞赏，他说，这些诗里“血液在加速流淌，节奏在跳动”，——我也向他提示了她的话：“这是我的心儿迸发的节奏——/就好像那带有磁性的火星。” [142] 我们乘坐普罗科菲耶夫的小轿车，离开了巴黎，他当时的妻子莉娜·伊万诺夫娜坐在后边，而且不停地同丈夫对骂。她是一个西班牙人和俄罗斯人的混血儿，给人的印象是带有南方人的热情和北方人的固执。不过，有一点她是对的：普罗科菲耶夫是一个半吊子司机，在从默登的回程上，在艾克泽尔曼斯林阴道上，撞到了空中铁路的壁柱上，险些送了我们的命。

玛·伊对我们的来访非常高兴，做了茶汤招待我们，朗诵了自己的诗，开了许多玩笑。当普罗科菲耶夫在谈话中使用某一个俗语时，玛·伊立刻猛烈地抨击整个的谚语，说这是局限性和人民的虚假的智慧的语句。于是她便滔滔不绝地说出她自己改写的谚语：“哪里坚固，哪里就会破” [143] ，“集腋成裘，可穷人却总是没衣服穿” [144] ，“小心谨慎的人，上帝也不会保护” [145] ，“平平静静——却不是上帝的赐予” [146] ，“又温柔又恭顺——是一对死人” [147] ，“一个聪明人很好——两个就糟糕”，“走得缓慢，什么地方也到不了” [148] ，“即使跟狼打交道，也不学狼嗥叫” [149] 。普罗科菲耶夫笑个不停，莉娜·伊万诺夫娜故作大度地微笑着，而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却很赞赏。

晚上结束的时候，普罗科菲耶夫想为玛·伊的诗谱写不是一首，而是几首浪漫曲，因此问她想把什么谱成曲子。她朗诵了她的《语声》，普罗科菲耶夫尤其喜欢开头的两节：

比铃鼓还要响，比管风琴音量还要大，

语声——它一视同仁适应大家：

当不顺遂的时候——就一声唉，

当遇到难处——就一声噢，当感到惊异——就一声啊！

啊——来自九重天！噢——沿着大地遨游，

诗人，你要认输俯首，

除了这些唉声叹气以外，

缪斯是一无所有。 [150]

“那么想象力呢？”普罗科菲耶夫问道，“难道这不是缪斯的最主要的东西吗？”于是争论立刻展开了。玛·伊一口咬定说，不单是诗歌，而且整个人类的生活都是靠想象力推动的。哥伦布想象在他和印度之间是水，是海洋，她说道，可是却发现了美洲。科学家们看不见，却发现了星体和微生物，想象出人飞翔的人是航空的先驱。没有想象，便没有爱情。普罗科菲耶夫又问道：“您以为怎么，这是天启吗？”“不是的，这是一种才能——向自己和别人提出想象的东西是存在的，而看不见的则是看得见的。”后来普罗科菲耶夫承认，他同意茨维塔耶娃的看法，不过是有意让她谈的。当他指出她过分抽象地认识想象的时候，她像平常一样连珠炮似的，但却清楚地一字一顿地说，想-象意味着形象的体-现。以及预感，预-见——它也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因为发现了事物的本质，不是简单地把它们描述出来。她大笑着结束说：“要看到根源，但不是按着科济马·普鲁特科夫 [151] 的方式。”随后又补充说：“就拿超现实主义者来说吧，在我看来，是过分抽象的。”

在返回的路上，普罗科菲耶夫异常兴奋地谈起，玛·伊是怎样全神贯注地听取一切，甚至不太重要的东西，而然后以同样的激情开始讨论她的哪些诗最适于歌唱，大概是为此汽车才撞到了不该撞的地方。第二天早晨，他给我打来电话，询问玛·伊朗诵的一首诗，结尾是：“我开始梦见修道院，/您已经从我的梦中消失。” [152] 我不止一次听玛·伊朗诵过这首诗，但是我只记得开头：

月正圆，黑熊毛茸茸，

小铃铛舞姿婀娜。

这是最最轻浮的时分，

对我却是万籁俱寂的时刻。

这是猫头鹰的时辰，

妈妈把小雏隐藏起来。

您过早地开始了

谈情说爱。

亲爱的同龄人，

您的心还没有死，

可我喜欢话语，

也喜欢镶嵌宝石的戒指。

1936年当阿利娅准备回国，而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已经为回归祖国联盟工作，并且完全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的时候，玛·伊完成了关于沙皇家族被害的长诗，打算在列别杰夫家里朗诵它，但是她请求在被邀请出席晚会的为数不多的人当中一定也要请我。

玛·伊解释说，她写这首长诗的念头早就产生了，是为了答马雅可夫斯基那首短诗《沙皇》。她认为那首短诗是在为残酷的镇压作辩护，犹如对历史的某种宣判作辩护。她坚持她已经不止一次说过的话：诗人应当站在受害者，而不是刽子手一边，如果历史是残酷的和不公正的，那么他一定要去反对它。

长诗篇幅较大，描写了叶卡捷琳堡和托博尔斯克，令人联想到茨维塔耶娃1930年写的并且发表在《俄罗斯意志》（1931年3-4卷）上的《西伯利亚》的个别篇章。我觉得这两首诗差不多都很鲜明和大胆。朗诵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朗诵刚一结束，大家立刻一下子谈论起来。列别杰夫认为，——不管愿意不愿意——是在颂扬沙皇。玛·伊指责他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方面——政治与人性。我说有些章节使我激动，它们充满了悲剧性，语言也很成功。玛·伊旋即转向我问：“如果您现在自己有杂志，您是不是打算发表这部长诗？”我回答说，我打算发表，但是也做了编辑的保留——因为长诗不取决于作者的意图和愿望会被看作是政治性宣扬。玛·伊耸了耸肩膀说：“不过大家都知道，我不是保皇党，我和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现在被指责为布尔什维主义。”大家立即异口同声地开始说服她：问题不在于您想的是什么，而是您的语言产生什么样的印象。素来文静的玛加丽塔·尼古拉耶夫娜·列别杰娃制止了我们的激烈情绪：要知道，争论纯属理论性的，长诗毕竟无处可以发表。玛·伊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自我解嘲地说，看来，将来会有一天要在首页上写上“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遗著”。但是这个预言注定不能实现。在1939年玛·伊回俄罗斯以前，这部描写沙皇家族被害的长诗以及数量较大的被玛·伊正确地认为“不适于带回苏联的”短诗和散文，在我们的外国友人的协助下，寄到了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主义档案馆保存，但是在荷兰被占领期间，这座档案馆被希特勒的飞行员炸毁了，所有的资料都毁于炮火之中。 [153]

在长诗朗诵后的次日玛·伊在她寄给我的一封长信里极力为诗人具有无所畏惧地说出不许说的一切的权利作了辩护以及“诗人应当怎样歌唱”。这封信遭遇了奇怪的命运，它以及茨维塔耶娃给我的所有其他关于文学的和私人的问题的信函（150封以上），连同《俄罗斯意志》的档案一起，我托付了我在巴黎的一位熟人A.A.CB [154] 加以保存。战后他回苏联了，我委托他的东西或许被他销毁了，或许被他随身带回去了。我依然希望，所有这些极其珍贵的资料没有销毁，将来能在苏联哪一处文学档案馆里被发现。

1931年玛·伊的处境全面地、急剧地恶化。她病倒了，由于贫血和营养不良她开始脱发，一个钱也没有，她给捷斯科娃写信说：“尽管我在不停地写作，却靠在小铺赊账度日，常常是凑不上一法郎十五分去巴黎——这样的生活毕竟是不公正的。耐性，我的吃苦耐劳的骄傲，里里外外、上上下下仿佛无所不能，——这一切毁了我。”1932年变得更糟糕：由于经济原因，她由默登迁移到市郊的另一地方——克拉马尔，换了两次住所，后来在郊外工人住宅区伊西-莱-穆利诺定居下来。《俄罗斯意志》停刊了，布拉格缩减“俄国股份” [155] ，取消了每月五百克朗（约400法郎）的资助。有几个月靠阿利娅编织帽子一天赚的五法郎作为全家唯一的固定收入。玛·伊说：“我们慢慢地快饿死了。”如果没有友人们，尤其是萨洛梅娅·尼古拉耶夫娜·加利佩恩 [156] ，原安德罗尼科娃公爵小姐的帮助，他们是难以活下去的；萨洛梅娅也就是曼德尔施塔姆歌颂的“麦秸儿” [157] ，她也受到过阿赫马托娃的赞美（“1913年的美人儿，比所有的人都更美，更高”）。1933年我企图组织一个类似委员会的单位，具体说就是把大部分生活富裕的、同意定期资助玛·伊的妇女组成一个小组。萨洛梅娅·尼古拉耶夫娜积极响应这一建议，但是无论是她的奔走，还是我的微薄之力，其结果，对茨维塔耶娃的整个经济上的支持，却几乎全是来自安德罗尼科娃加利佩恩个人的资金。有时候捷斯科娃也从她那有限的收入中拨出来一点儿。然而玛·伊说仿佛帮助她的只是一些妇女，这毕竟是不对的，不公正的。除了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以外，还有列别杰夫以及我都各尽所能，而且《俄罗斯意志》也不是妇女杂志。1934、1935和1936年列别杰夫在贝尔格莱德以塞尔维亚文出版的《俄罗斯文献资料》上刊登了玛·伊的三篇文章 [158] ，寄去过三次稿费，加上了（当然未经她允许）我在这家出版物上发表的论及她的文章所应得的钱。从1935年起，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成为回归祖国联盟的领取报酬的工作人员，但是玛·伊当然不曾怀疑过，他带回家来的钱是从为苏联秘密服务的特殊基金中支出的。

1933年玛·伊通知我说，她为纪念父亲逝世二十周年在写关于他的散文。她非常热爱和敬重父亲，因为他的“工作的激情、纯朴、超脱和严于律己的生活方式”。一部分散文她是用俄文写的（1934年《会见》上发表的《博物馆揭幕》），一部分是用法文写的。她当时产生了一种为法文出版物翻译她自己的作品——诗歌和散文的计划。她把《小伙子》用法文改写成一部新的长诗，在她的安排的试图不太顺利以后，她找上我来帮忙。她在巴黎文学界没有关系，总之，用她的话来说，她在法国觉得自己不仅是“一个异物，而且也是一个异己的灵魂”。我试图把她的《小伙子》法文译文推荐给伽利玛，或者他办的《新法兰西评论》杂志，在这件事情当中，我的老朋友，出版社的秘书布里斯·帕雷帮了很大的忙，但是事情却以失败而告终。她翻译的普希金的诗中只有三首——而且还是在很久以后，在1937年才见于版面。这些译作我不喜欢。玛·伊不久便确信，绝不该打算把翻译作为收入的来源。

她在《最新消息报》上发表作品的可能几乎完全断绝了，她主要的是偶尔在《当代纪事》上，而后来——1937和1938年——在《俄罗斯纪事》上发表散文，以及在《会见》和《数》上发表两三篇不重要的小东西。

1934年我同玛·伊仿佛在巴黎咖啡馆见过面。“如今连您也没地方发表东西了，”她对我说，“连您也转到法文上来了。我简直是没法活了。”这件事是发生在《当代纪事》把她的《步行颂》退稿以后：这首长诗原已采用，仿佛已经排了版，但是后来编辑们突然想起怕“一般读者”理解不了这首诗。我从来不曾见过玛·伊心情如此绝望。我们关于不可避免发生与德国的战争的谈话，使她感到恐怖，她说，一想起战争，她就不想活了。“我孤单单一个人，”她重复说，“我身边空无一人。”我仿佛觉得，她不仅病态地感到自己与世隔绝，而且甚至想要夸大它。我对她说到了这一点，重复了她说的“世纪的阴谋”的话。她摇了摇头，说：“不，您不理解。”然后看着一旁，引用了她的两行我不熟悉的诗：

命运用它那巨大的手掌

奔跑着抓住了我的头发。 [159]

接着加了一句：“我的信念破灭了，希望消失了，力量耗尽了。”我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可怜过她。

早在1936年，玛·伊便已经面临了对她来说可怕的问题——回俄罗斯去。她不愿意回到那里去，这一点她既对我，也对列别杰夫一家公开说过，也在给亲近的熟人们的信里写过。阿利娅和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一两天内就该得到苏联护照和签证。玛·伊一个人留在国外压根儿是办不到的，她认为自己无权毁了这个家并且让极力想回苏联的穆尔成为一个侨民。但是她根本不知道，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为了证明忠于莫斯科而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派到欧洲的特工人员。阿利娅于1937年初离去。9月，埃夫伦参与杀害伊格纳季·赖斯一事败露，这件事对于玛·伊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赖斯是国家政治保安局派到国外的执行特殊秘密使命的重要工作人员，他由于对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失望决定寻求政治避难而在瑞士“被镇压”。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是执行莫斯科关于消灭“叛徒”指示的小组的成员。 [160] 玛·伊怎么也不能相信这件事，如同她不相信突然所暴露的一切——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终于仓促逃走才使她睁开了眼睛。

然而在法国警察局（CюPтe）审讯时，她一直反复谈丈夫的为人忠诚，天职与爱情的冲突并且背诵援引不知是高乃依 [161] 还是拉辛 [162] 的作品（她自己后来谈起此事，起先是对马·尼·列别杰娃，后来是对我）。起初那些警官以为她在耍滑头，装疯卖傻，但是当她开始对他们朗诵译成法文的普希金的诗和她自己的诗时，他们对她的精神功能怀疑起来，并且向前来协助的有经验的侨民事务专家介绍她说：“这是一个精神错乱的俄国女人（cettefolleRusse）。”

同时她暴露出在政治问题上如此无知以及对丈夫的活动如此一无所知，因此他们向她挥了挥手，放她走了。但是，这年可怕的秋季玛·伊所经历的一切把她搞垮了，她的内心受到了创伤。当10月我在列别杰夫家里见到她时，她的气色很难看，我感到十分震惊，她一下子变得苍老了，仿佛憔悴了。我拥抱了她，于是她突然失声哭了起来，轻轻地，悄悄地，我第一次看到她哭。后来抑制住了，几乎是用幽默的语调开始谈论起她所谓的“不幸”。这次谈话穆尔不在场。使我感到震惊的是她的眼泪，没有抱怨命运，一种无望的信心，因为没有必要搏斗，应当顺应不可避免的事。我记得她的话听起来是那样普通和平常：“我真想死，但是为了穆尔不得不活下去，阿利娅和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已经不再需要我了。”玛加丽塔·尼古拉耶夫娜问起她近期的打算。玛·伊回答说，不得不回俄罗斯了，为此应当到回归祖国联盟去，到苏联领事馆去，反正在巴黎呆不下去了，既没有钱，作品又不能发表，而且要受到流亡者们的迫害，即便是现在——到处遇到不信任的敌意。的确，她不久便因为俄国人邻居的不友好而不得不从伊西-莱-穆利诺移居到巴斯德林阴大道一座破旧的饭店 [163] 里去了。

我后来在1938年初见过她。她的脸依然很消瘦，痛苦难堪，但是她控制了自己。她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几乎不见任何人，甚至亲近的熟人也有意规避，但是她依然勤奋地写作，清理自己的手稿：她知道，许多作品不得不留在国外。她的《索涅奇卡的故事》的第一部分，由于对她极为友善的И.И.布纳科夫冯达明斯基的努力，应当发表在《俄罗斯纪事》上，但是后来发表作品对她来说却是不可能的，为了备用而只好写作。恰恰是在1938和1939年，在准备启程之前，她写了壮丽的组诗《致捷克的诗章》和长诗《公共汽车》 [164] 。这些作品写成二十六年之后才得以发表。《致捷克的诗章》中的某几段表达了玛·伊在由巴黎启程之前的心境：

啊，黑压压的山岑

把全部光明——遮住！

赶紧——赶紧——赶紧

把入场券退还给造物主。

我拒绝——苟且偷安。

我拒绝在豪强

疯人院里——苟延残喘。

我拒绝同广场上

豺狼一起——狂吼。

我拒绝与平原上

鲨鱼随波逐流——

兴风作浪。

我既不需要耳朵敏锐，

也不需要眼睛洞察一切。

对你的疯狂的社会

回答只有一个——拒绝。 [165]

1939年6月初，玛·伊同穆尔到我家来度过了临别的一个夜晚，并且告知，日内便要启程。晚餐过后，我们开始回忆起布拉格，我们一起散步，以及有一次她在我家里呆到了深夜，没有赶上火车，于是搭乘出租汽车，沿着冬天的雪地，我把她送到弗申诺雷村，她低声地朗诵自己早期的诗。她沉思了一会儿，说道：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穆尔流露出一种厌烦的心情听着这次谈话，接下去玛·伊朗诵她的最近一篇作品——《公共汽车》。我为这首长诗的语言的光彩以及它那纯粹茨维塔耶娃式的幽默而深受感动，惊奇得如醉如痴，因为在这痛苦的几个月里，她竟然具有力量和喜剧感来写下如此的诗句：

竟然像魔鬼一样，

公共汽车横越过障碍。

玛·伊回答我的问题说，她现在想尽可能多写些东西，因为不知道，她在莫斯科会怎样，是不是允许她发表作品。困倦得打哈欠的穆尔立刻振作起来，说道：“您说什么呀，妈妈，您总是不相信，一切都会好的。”玛·伊没有理会儿子，又说了一遍她从前说的话：“作家写作，也就是呼吸，在哪里受到干涉最少，他在哪里就最好。”

玛·伊谈她打算留下的手稿——已经寄往阿姆斯特丹的除外——的命运谈了很久。她打算把《天鹅营》、《垄沟》、《索涅奇卡的故事》的第二部分，以及别的什么东西寄给巴塞尔俄罗斯文学教授伊丽莎白·爱德华多夫娜·马勒，并且问能不能为我把一包东西留在她住的旅馆的邻居图卡列夫斯基家里。 [166]

我们坐到很晚的时候。听到近处的钟楼敲了十二下，玛·伊起身后带着一种惨然的微笑说道：“现在已经是半夜了，不过不用汽车，不是弗申诺雷，到巴斯德林阴大道我们可以走着去。”穆尔催促她，她却迟迟不动。我们在门前的平台上相互拥抱。我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默默地注视着玛·伊领着儿子走进电梯，电梯移动了，他们面孔向下方慢慢地消失——永远地。 [167]

日内瓦，1971

题解：

马克·利沃维奇·斯洛宁（1894-1976），俄裔美国文学评论家，曾任捷克布拉格出版的《俄罗斯意志》编辑，先后在布拉格和巴黎工作和生活多年。后移居美国。主要著作有《苏维埃俄罗斯文学》，该书有一章详尽地评论茨维塔耶娃的创作，并给与相当高的文学史地位。这也是当年苏联境外首次系统评论茨维塔耶娃其人其作。玛·茨维塔耶娃侨居国外十七年里所创作的诗歌和散文等作品，几乎大部分经过斯洛宁的手发表。他们的相识是通过安德列·别雷介绍的，他与茨维塔耶娃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篇回忆录基本是可靠的（偶有记忆之误）。

（米卡）

从巴黎回国以后的一百四十五天

（俄）H.卡塔耶娃雷特金娜著

苏杭译

博尔舍沃的“神秘的”住宅 [168] 多年来使我不得安宁。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从巴黎归来的第一天起便生活在那里，足不出户，从未露面。

我很困难地找到了这所房子。原以为它毁灭了，然而房子却完好无损。我同现在住在那里的人关系不错。记录了他们的讲述，从前的和现在的邻居的讲述。找到了茨维塔耶娃的儿子——格奥尔吉在博尔舍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询问了了解埃夫伦茨维塔耶娃一家的、西班牙战争和法兰西抵抗运动的参加者，其中包括A.埃斯纳、B.索辛斯基、H.斯托利亚罗夫、阿·谢泽曼以及从捷克斯洛伐克和巴黎归来的共同的朋友。对耳闻的与1937-1939年法国报纸上发表的材料和国外发表的目击者的回忆做了比较。然而直到现在没有任何人了解在1939年可怕的岁月里同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共同居住在博尔舍沃这座房子里的人们所讲述的事。

博尔舍沃的灾难是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一家的悲惨的命运的顶点和关键。

它有着久远的起源。

茨维塔耶娃本身素来便载有悲剧，但是同样也具有生活的力量。关于这一点她本人在1940年致薇拉·梅尔库里耶娃的信中比谁都说得更好。“幸福的人应当对生活感到高兴，要对他的这种罕见的天赋给予鼓励。因为幸福来自幸福的人。来自我的幸福已经消逝了，完全消逝了。我举着别人的重担（被放上去的重担），就像大力士举着杠铃一样。自由从我这里消逝了。一个人在心里知道，从窗子里跳出去以后，却往上掉。人们在我身上就像琥珀一样复活了，他们自己开始举起重担。” [169]

尽管茨维塔耶娃的生活独特，在博尔舍沃的情形还是完全特殊的。

从1939年6月19日起，到11月10日止，总共生活了五个月。

正如茨维塔耶娃自己所说的那样，由于法兰西将她与自己隔绝并排挤出去而完全绝望中她离开了巴黎。尼娜·别尔别罗娃在《着重点是我加的》一书中回忆说，1937年在巴黎在谢尔盖·沃尔康斯基葬礼结束以后，在教堂的出口处，没有人向茨维塔耶娃伸出双手。她噙着眼泪独自站着。大家从她身边走过。

正如茨维塔耶娃的女儿所说的那样，回俄罗斯的路是预先规定的：巴黎——勒阿弗尔——列宁格勒——莫斯科——博尔舍沃。这是她丈夫埃夫伦从法国逃回俄罗斯的路线。路线是“机关”指定的。

她也是离开了即将进攻的法西斯匪帮，离开了致命的孤独，离开了不可能反对儿子的急忙返回俄罗斯去找父亲的坚决的要求（这一点她曾写信给安·捷斯科娃），——径直地落入了逐一地吞噬了妹妹、女儿、丈夫和亲人的制度的陷阱，灭绝了生活的一切希望。

茨维塔耶娃在1939年5月31日从巴黎寄给安·捷斯科娃的信里把博尔舍沃称作乡村：“我将到乡村。那里有松林，这是我唯一知道它的。”（关于妹妹阿纳斯塔西娅被捕她还什么也不知道。）

原来博尔舍沃既不是乡村，也不是幽静的所在。就其本质来讲，博尔舍沃是一所既假定又绝对的囚禁地——指定的生活，即将临头的灾难的不断加快的噩梦。它的不可避免已经被死死地捆在一起的所有的住宅的居民意识到了。

离博尔舍沃村不远，在铁道线路那边，在森林深处，有三座完全一模一样的仿佛三胞胎似的别墅，由远方的墙板围起来而且绝对不相往来。所谓的“新生活”村别墅。在它们的后边，稍远一点，是私人的住宅——那里已经不是那么“新的”而且完全是另外一种生活了。

正如今天住在那里的“木材出口公司”工作人员伊兹赖尔·扎韦利耶维奇·克卢格曼所说的那样，这些别墅既称作“木材出口公司”的别墅，它们也称作“报刊公司”的，它们还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别墅，国家安全部的公有别墅。（米哈伊尔·科利佐夫 [170] 对“报刊公司”以及对其他许多人都有直接关系。）

附近居民渺茫地知道，“那里住着外国人”。旁边是皮亚塔科夫的堡垒别墅，远处是一座别墅，托姆斯基在博尔舍沃自杀的枪声在那里依然没有平息。

茨维塔耶娃居住的那座别墅是外人禁止入内的。总而言之，是约定俗成的，并且是不受鼓励的。有时候在草丛中会发现暗中监视者。仿佛这座别墅是单行线上的“转运站”。

传说房子是30年代初建设的，并且由人民委员罗森戈利茨 [171] 转送给鲍里斯·伊兹赖列维奇·克拉耶夫斯基 [172] 的。1937年克拉耶夫斯基、他的妻子巴甫林娜·巴甫洛夫娜和儿子被逮捕。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 [173] 的遗孀常到克拉耶夫斯基家作客。（后来她的儿子安德烈·斯维尔德洛夫成为阿里阿德娜·埃夫伦案件的侦查员。）

正如了解到的那样，执行别墅管理员职务的是阿列克谢·马特维耶维奇·奥布霍夫。定员表上是扫院人，死于1966年。管理员实质上既是全权的主人，又是仆人。他身边一大家子人，有五个孩子。与他住在一起的有大女儿、连襟和大姨子一家。其中之一的他妻子的姐妹安娜·特罗菲莫夫娜在克拉耶夫斯基家当过佣人，而且还清楚地记得斯维尔德洛夫的遗孀。

管理员阿列克谢·马特维耶维奇在所有的多次的逮捕中是经常的、必然的见证人，还有他的妻子柳博芙·特罗菲莫夫娜（死于1982年）。他们的小女儿克拉夫季娅·奥布霍娃（多尔马托娃），生于1934年，她还记得，作为五岁的小女孩到这座别墅去的时候，人们招待她，而然后她说：“我是内务委员部（内务人员委员部）的，吃了酸酸的（西红柿）。”

房屋“面对”着铁道，离它很近。房子是原木建造的，很大，正面是拉长的，两侧有两个装有玻璃的凉台，有两个独立的进门和穿堂，有三扇双重框子的窗户，有共用的宽敞的客厅；客厅里有壁炉，一张长圆形的大桌子，餐柜和沙发（餐柜作为见证人至今仍在那里）。荷兰式的火炉，镶木地板。院子里有不取暖的厕所。

有很大的一块场地上的松树林（关于这些松树林茨维塔耶娃在巴黎时就知道）呼啸着。没有小路——全是柔软的针叶林植被。在松树林中间有一副单杠，挂着秋千，它们的长入树干里的钩钉至今还在翘着。那里还有吊环。

有一口清澈的能治病的水井。夏季的淋浴更衣间。从井里汲水只能通到管理员的小屋。往别墅运水要用水桶。

1939年异常炎热的夏天，一起居住在博尔舍沃的有埃夫伦茨维塔耶娃和克列皮宁两家，还有克列皮宁家的女友埃米利娅·利陶埃尔。刚回来的时候，玛丽娜有时还继续记日记。写信。（将来会公布她自己关于博尔舍沃事件的证据的。）克列皮宁夫妇的女儿索菲娅·尼古拉耶夫娜——她当时十二岁——对我说：“我们当时住在博尔舍沃的可笑的叫什么‘新生活’街4/33号（现为斯维尔德洛夫街15号 [174] ）。这是一所原木建造的、在地段深处毫无道理地拉长的房屋，这个地段没经过任何修整，只是围墙隔离着……客厅和厨房是共用的。我的父母同茨维塔耶娃家早在巴黎就认识。我们回到了苏联几乎是同时。我们在别墅度过了1938/1939年冬季……1939年末爆发的事件使我成为孤儿和社会所抛弃的人，在我心灵里排挤掉了许多东西。

“我同穆尔（格奥尔吉），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的儿子很要好……我们很难与别人相处。农村的孩子们招惹我们，因为穿着不一般。因此我们的整个生活几乎都是在地段里或者在客厅里，它白天归我们使用。”

这两个家庭共同生活在一起不是偶然的。克列皮宁夫妇，他们的女友埃米利娅·利陶埃尔以及茨维塔耶娃的丈夫谢尔盖·埃夫伦是共产国际的，而后来则是国家安全部的侦查员。

巴黎《最新消息报》（1937年第6056期）报道材料说：“叶·卡·米勒 [175] 将军的消失。‘苏维埃祖国友人协会’遭到搜查。谢·雅·埃夫伦逃亡。市政厅对玛·伊·茨维塔耶娃的审讯。”报纸报道：“……搜查‘苏维埃祖国友人协会’与对暗杀伊格纳季·赖斯 [176] 案件初步调查有关。对米勒将军消失案件，这种警察程序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两种罪行是国家政治局的间谍按莫斯科的指示完成的。在比西街搜查的结果能够以新的有价值的资料丰富调查。”下面接着说：“近日来在巴黎散播一种传说，在安·尼·和尼·安·克列皮宁夫妇神秘离去以后，前欧亚大陆同盟会员谢·雅·埃夫伦也离开了巴黎。埃夫伦数年前转向苏联方面，并且加入了回归祖国协会。”当伊·赖斯的死亡众所周知时，克列皮宁夫妇和埃夫伦是以另一种姓氏，即克列皮宁夫妇是利沃夫夫妇，埃夫伦是安德烈耶夫而逃离法国的。

参加侦查工作的还有他们的大孩子：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谢泽曼（克列皮宁娜初婚之子），他1936年回到莫斯科以及阿里阿德娜·埃夫伦——茨维塔耶娃的女儿，1937年3月18日归来。

这两家经常在一起是由事件的整个过程所决定的。在巴黎两家从1926年至1927年便已经友好合作。在白军反对革命的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悲惨的事件之后，他们在重新评价的痛苦的道路上尝尽了患难之苦。寻找补偿的道路。在巴黎近郊居住的地点（事情已经这样）几乎同时更换，而且总是住在邻近。

他们最初的重新评价是在“欧亚大陆同盟”中进行的。渐渐地克列皮宁和埃夫伦先是在文学方面，后来在思想意识方面参加了反对新的苏维埃俄罗斯的敌人的斗争，而后来又参加了侦查工作，起先是共产国际在救援从废墟中站起来的俄罗斯这条线上，后来救援正在毁灭的西班牙（那时候毕加索也成了共产党员），而最终已经理所当然地加入了国家安全部路线的反对具体的单个的敌人的斗争。

谢尔盖·埃夫伦成了西班牙的国际纵队队员。（国际纵队队员同样要做侦查工作。）他还参与了监视托洛茨基、他的儿子谢多夫，劫持米勒将军，而然后追捕所谓的“背叛者”侦查员伊格纳季·赖斯波列茨基（党内称号为路德维希）。

他原来想，这条路是以在自己的人民面前赎罪，以为它新的服务而开始的，却以完全从属于制度而告终的。所有这一切不是一下子发生的：一步接着一步，渐渐地。

谢·埃夫伦在1926年4月18日致E.Л.涅德泽利斯基的信里写道：“欧亚大陆同盟对我来讲之所以感到亲切，也是因为企图通过文化的，而非实际的达到民族的自决”，1927年5月25日——过了一年以后写道：“我现在是巴黎欧亚大陆俱乐部的首领（……）主要的不是这里，而是‘那里’。”

过了不长时间，他已经不顾一切地准备为离开的祖国去做一切——“整个真理在‘那里’”。

类似的感情当时许多有尊严的人都体会到了（这一点也必须理解），处在“俘虏中时代”的世纪的人质是这样行动的。

他们的悲惨的道路不是单一的。非典型的侦查员——专业人员，而是不知所措的受难的战士，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那种唯一的短暂的历史时刻，从不太多的可能性当中走向毁灭。

“为亲爱的俄罗斯服务的激情的力量和流亡者的迷惘的力量是那样强大，”索菲娅·克列皮宁娜写道，“以至于某些他们曾经发生过的历史情况是不能左右的，是复杂的，而且由于它的复杂性和赤裸裸而不能很快发现。我父亲的兄弟德米特里·克列皮宁是邓尼金的一位勇敢的军官，激烈的君主主义者，结果却因为帮助共产党员而被法西斯匪帮杀害。一名军官——却成了神甫。在巴黎监狱中服务，而且是被关押者和抵抗运动之间的联系人。他和母亲现在全世界都知晓。俄罗斯流亡者是热爱俄罗斯的。有时候他们会为他们所选择的为俄罗斯服务的道路而遭到谴责，他们在为祖国服务的道路当中冒着生命的危险，成为牺牲品，但是却是非常勇敢的。”

茨维塔耶娃在这种情况下与埃夫伦肩并肩生活在一起，又理解了什么呢？完全的献身者她是不可能的，但是众所周知，埃夫伦茨维塔耶娃一家在巴黎是拿苏维埃“津贴”的。

茨维塔耶娃的智慧是男性的，敏锐的。目光是有预见性的。从她的革命时代的日记（《选集》两卷本，1917-1937年，纽约，1979年）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切从一开始她便深刻而又全面地理解了。然而此处讲的是另外一种情况。

在生活道路的所有曲折当中，她以自己的全部同情、信念和骄傲同埃夫伦在一起。当谢尔盖·埃夫伦作为一名基干军官、第56后备军团的具有著名的历史的第10连的准尉保卫克里姆林宫（记得吗——玛丽娜写过的1917年在鲍里索格列布斯基胡同时克里姆林宫的钥匙）的时候，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全心全意地同他在一起——“荣誉以白军的捍卫者而升起”。在交出克里姆林宫时，它的军团司令员佩卡尔斯基被刺刀刺死。关于埃夫伦英勇地参加战斗的十月战役，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写过一篇中篇小说《十月》（它发表在布拉格集刊《在异国》1925年第11期，“火焰”出版社）。茨维塔耶娃在那些日子里写道：“如果谢廖沙不在了，我也就不在了，就是说，他们也不在了（指儿女——本文作者）。”两个人的生命是不可分割的。

然后——“王朝被普通人民的狂澜所推翻”。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作为拉·格·科尔尼洛夫将军的自愿军的侦查员和指挥员，他与军队一起走过了冰天雪地的远征的整个道路，直到克里木。“在自己的佩剑上：玛丽娜——你指定了奋起保卫祖国。”

他永远是处在最前沿。直到彼列科普，陷入泥泞沼地，大口吃盐，饥渴而死，冲锋陷阵。

玛丽娜写道：“我最后一次见到谢尔盖是1918年1月18日。怎样见到的，在哪儿，以后我会告诉你，——现在没有勇气。”“在词典里若有所思的子孙说：顿河这个词写着职责。”每天她从心底都与他在一起，并且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这一点。“旧的世界的最后的梦；青春——豪迈——旺代——顿河。”

接着是“逃亡”——按照布尔加科夫 [177] ：盖利博卢，捷克，巴黎。

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发表了非常好的论自愿运动的文章。……“留在那里，在后面，在俄罗斯的坟墓有千千万万，整个世界散落着千百万残废伤员，一连串的功勋和献身精神以及……‘白色近卫军精神’、反侦查、大溃败、枪杀、燃烧的乡村、抢劫、投机倒把、贪污、纵饮无度、可卡因等等，等等。真理在哪里？他们是什么人，或者确切说，他们曾经是什么人——是献身的英雄还是强盗杀人犯？”

“自愿的死亡，”茨维塔耶娃说。埃夫伦献给了英雄们应有的东西，并且痛斥恶棍——“格奥尔吉们”和“骗子们”。茨维塔耶娃高度地评价无论是他的文学才华，还是他的豪迈。她写了一首长诗《彼列克普》——“献给我的亲爱的和永恒的自愿军”。

然后是新的阶段。“谢尔盖全心投入到欧亚大陆同盟。”仔细地、兴奋地注视着新的俄罗斯方面。

在《俄罗斯复兴》、《日子》里“准确的信息”说，欧亚大陆同盟会员从布尔什维克那里收到了大量的资金。茨维塔耶娃写道，自然没有任何证据（因为不可能有）——已经是1929年了。

“我远离所有这一切，但是我的政治方面的冷静却动摇了。指责我拿布尔什维克的钱也是如此，谢尔盖自然很难过，他在这方面丧失了最后的健康。”

接下去：“欧亚大陆同盟解散了。阿列克谢耶夫教授以及其他人深信不疑，谢廖沙是肃反工作人员和共产党员。如果我遇到（即阿列克谢耶夫以及其他人——本文作者），我会担心自己（……）阿列克谢耶夫教授（……）是流氓！（……）但是我很为谢尔盖难过。连同他的纯洁和心灵的激情。他是……欧亚大陆同盟的道德的力量。人们就是这样称呼他：“欧亚大陆同盟的良心”。这是1929年底。

“谢·完全回到了苏维埃俄罗斯，别的什么也看不见，而在那里看到的是他想见的”——现在已经是1932年。事态急剧地发展了。

八个月（1936年）。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在萨瓦疗养院恢复了健康。儿子穆尔（格奥尔吉）和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在邻近处租了房子。红十字支付。大概是双重“红色的”。接下去是绝境，无论是智慧还是良心都什么也不能操纵。不能公开的——是埃夫伦的体质的自然本质。人们为他着想和为他解决。当整体不清楚而且不是一下子就明白你为什么而负责的时候，他只能是他人意志（远方中心）的执行者。

“埃夫伦和其他人，如果愿意的话，是有报酬的间谍。”苏联侦查员基里尔·亨金，一位著名演员的侄子回忆说。“但是他们从来不是雇佣者，因为他们不会为任何金钱而去为反对苏联而工作的……我还记得，在这个圈子里对一个人的评价总是包括他的政治上忠诚和物质上大公无私为标准的。”

伊格纳季·赖斯，这位站出来反对斯大林主义的苏联侦查员的公开的死讯震惊了整个巴黎，就事情的本质来讲，是指定的行动的失败。现在唯一的出路和命令，便是返回逃跑到1937年陡然而起的俄罗斯。同一个亨金写道：“在莫斯科在战前，与已经成为侦查员的前共产国际成员有了一些不成功的经验：伊格纳季·波列茨基和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在莫斯科为了回答老布尔维克的审讯而与苏维埃断绝了。”悲剧还在于，从其本质上讲，埃夫伦和波列茨基赖斯原是同一个阵营里的人：“为了土地，为了自由，为了更好的命运。”

茨维塔耶娃的女儿阿里阿德娜后来深信不疑地和郑重地写出，父亲作为自己祖国的忠诚的儿子回来了。玛丽娜·伊万诺夫娜从来也不曾怀疑他的想法的纯洁性。她的友人和出版商德米特里·沙霍夫斯基、大主教约安·圣·弗兰齐斯基 [178] 曾经说，谢尔盖·埃夫伦较之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是一个更具悲剧性的人物。关于谢尔盖·埃夫伦在其青年时代初期，直到所有这些事件，茨维塔耶娃写道：“这样的人在这不祥的年代/走向断头台的时候还在吟诵诗韵。”

走上了。她有洞察力地见到了。诗歌应验了。

1938年11月首先住进了博尔舍沃的是克列皮宁一家。埃米利娅·利陶埃尔来了。克列皮宁一家——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大家都称呼他多多），安东尼娜（简称尼娜）·尼古拉耶夫娜·克列皮宁娜，他的妻子，她的初婚的小儿子十六岁的米佳·谢泽曼和他们的十二岁的女儿索菲娅。长子阿列克谢是1936年归来的，很快便与莫斯科的九年级的女学生、美人儿伊琳娜·戈罗舍夫斯卡娅结婚了。1939年2月他们的儿子尼科尔卡出生了。茨维塔耶娃在《未发表的书简》中提到过他。尼科尔卡和伊琳娜也被带到博尔舍沃。保存下来了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从巴黎给阿廖沙·谢泽曼寄来的明信片——祝贺儿子的诞生。后来，住在博尔舍沃时，茨维塔耶娃特别对待阿廖沙，请他一个人到自己的房间来，招待他，给他朗诵诗歌。

不是一下子，而是1938年2、3月的什么时候，谢尔盖·埃夫伦出现在别墅。女儿阿里阿德娜继续住在莫斯科父亲的姐姐家。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带着儿子格奥尔吉穆尔于1939年6月19日来到了博尔舍沃。两个家庭的共同生活连同共同的家务开始了。尼娜·尼古拉耶夫娜·克列皮宁娜是一位性格坚强的女性。她是一位贵族，彼得堡人，斯莫尔尼学校的毕业生，海军中将、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英雄弗·阿·科尔尼洛夫的侄孙女，生物学家、科学院院士尼古拉·维克托罗维奇·纳索诺夫的女儿。她受到了完美的教育，绝对的沉静，神态端庄，无可非议，漂亮，具有不可动摇的意志。和她在一起，所有的人无论如何都能施展所长。她要求孩子们都这样，不由自主地也要求周围的人。同她在一起是绝不会松懈或者失败的。她永远是平和的、矜持的。

她被杀害了。据说她接受死亡时依然是这样的。母亲的从前的同狱者对她女儿索菲娅讲述了这一点。

上帝的道路是不可知的。为了自己的小索涅奇卡，侦查员尼娜·克列皮宁娜选择了季娜伊达·吉皮乌斯 [179] 作为教母。她于是为她的女儿索菲娅施了洗礼。

埃米利娅·利陶埃尔是克列皮宁娜的影子。她与她分享了她的信念和命运。

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克列皮宁的特点是善良。他是那个神甫（关于这一点上面已经谈到）、法兰西抵抗运动的英雄德米特里·克列皮宁神父——圣母玛丽娅的合作者的亲兄弟。德米特里神父救助了不止上百个人，他们当中特别多的是在被占领的巴黎时绝望的犹太人。他牺牲在希特勒的死亡营里。

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克列皮宁住在博尔舍沃的时候，担任全苏对外文化联络协会东方部学术顾问。

在博尔舍沃住宅里，按照贵族家庭的传统，孩子们是与成年人分居的，并且过着自己的生活。孩子们里面有：索发 [180] 、穆尔、米佳和“小妈妈伊琳娜”。玛丽娜管她叫“小女孩”。与孩子们和玛丽娜友好相处的是“动物”——善良的“多多”出于怜悯而购买的并且从巴黎带回来的天生失聪的、不会叫的、弯腿的、患白血病的哈巴狗比利卡，还有令玛丽娜难忘的毛色棕红的小猫，正如她所写的那样，它常跳到尼科尔卡的摇篮里。

生活方面是共同的。一张桌子上吃午饭，夏天在凉台上，秋天在客厅里。坐在餐桌首位的总是尼娜·尼古拉耶夫娜。食品是谁什么时候带来的：阿利娅阿里阿德娜，“认为是她的未婚夫或者丈夫的”萨穆伊尔·古列维奇，有时候是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埃夫伦，有时候是尼娜·尼古拉耶夫娜。大家轮流做饭。小女孩舒拉协助——提水和拿柴禾，生炉子。餐具自己来洗。“内心逐渐的疼痛……”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过了一年以后，1940年，回忆起1939年时写道，“生活着，谁也不见。他的心脏的恐惧的恐惧。汗水和眼泪往洗碗池里流。”

玛丽娜·伊万诺夫娜阴森森的，闭塞的，沉默的，有时候令人难以忍受地狂暴的，无端的破坏，这种破坏表露出疲倦和痛苦。例如有一次，“小妈妈伊琳娜”在她门口滑了一下，把尼科尔卡的饭弄洒了。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是爱伊琳娜的，但是她的喊叫声是那样突然和恐怖，以至于一辈子都忘不了。在灭亡的边缘上才这样喊叫。茨维塔耶娃处在这种边缘上并且看到了深渊。

尼娜·尼古拉耶夫娜有一道命令：一切要向玛丽娜·伊万诺夫娜退让，回避，远离。生活在留心下进行。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发神经，和儿子常常过不去，折磨他，对他失去控制。她要求办不到的事，不是孩子所能做的，而他终归仅仅是一个十四岁的少年。

“在我们两家当中，仿佛并行存在着两个世界，”索菲娅·克列皮宁娜说，“成年人的世界，充满了恐惧、惊慌、紧张并且企图掩盖它。还有儿童的世界，他们对所有这些恐怖没有概念。例如他们向我、穆尔和米佳哥哥掩盖了阿利娅被捕的事实。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被捕以后，才明朗了。而且应当说，这个明朗对于穆尔来说太可怕了。这种可怕一个月过后轮到了我。

“穆尔身上脆弱和力量奇怪地结合在一起。

“并且终归灾难的气氛是共有的。”

别墅里越来越可怕和阴森。夜里有时开来了汽车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成年人。所有的人，除了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早晨他们回来了，苍白的和灰色的，沉默的。尼娜·尼古拉耶夫娜和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总是努力地表现出勇敢。

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几乎足不出户。索发不记得她不吸烟；甚至在吃午饭时，甚至站在煤油炉前，——也在吸烟。她总是穿着同一件灰色的连衣裙。傍晚双肩披上一条漂亮的披巾。

“我不想谈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的缺点，”索发·克列皮宁娜说，“对她的最鲜明的记忆是：我们在客厅里，窗子朝向铁道。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站在一扇窗子前，像往常那样，操着手，交叉放在胸前；右手拿着一支香烟，几乎是抱着双肩，蜷缩着。房间里一片宁静。除了我们两个，没有别人。这样的情况是常常的，因为我不记得玛丽娜走出过家门。（很长时间没有证件。——本文作者）黄昏。房间里还没有点灯。壁炉也没有烧。在玻璃的背景上我看见她侧身的影子。那真是特别孤独、寒冷、不舒适。我们之间的交往基本上是这样的问题：午餐吃什么，应当洗手吗，穆尔到哪儿去了。（……）

“我记得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很好，完全是另一副样子。他有一双明亮蓝色的，放光的，真的是流露出善良和光芒的眼睛（我们记得，帕斯捷尔纳克和巴尔蒙特以及许多其他人是多么好地、怀着深厚的好感谈到他。——本文作者），有着美好的印象。优美的高额头，大眼睛，深暗的眼睫毛，黑眼眉。大家都喜欢他。从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身边走过时我总是尽力不声不响。可是在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从城里回来时，我们这些孩子立刻一拥而上。他时常同我们玩耍。我不记得他有情绪不好的时候。他把它掩盖起来，把它放在心里，尽量让我们高兴。他总是微笑着。同我们开怀大笑，把头向后一仰。有时候同孩子们和青年人玩牌。想出一些生动的情景，改装的字谜，总是发明一种东西。

“关于穆尔回忆起来比较困难。他与母亲的关系太复杂了。尽管有许多很好地和长久地了解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的见证人，我大胆地断定，在我的眼睛里，在博尔舍沃，她对待儿子从来都不是温柔的。恰恰相反，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对他是严厉的，不公正的，因为琐事，无缘无故地突然发怒。他是很沉重的。他对此极端仇视。有一次冲突以后，穆尔差点儿没去卧轨。

“……在我们两家当中，阿利娅是第一个被捕的。灾难降临到我们这座房子是1939年8月。被遣送回国的人被捕已经是很久的事了。大家都了解，这种非理智的灾难犹如洪流可能卷跑每一个出现在它路上的人。成年人已经准备好，他们不得不与许多毫无罪过的人们分享命运，难道说只是因为极其热爱自己的祖国而有罪。等待着每个夜晚，虽然白天尽力做出样子，生活中的一切都在正常地进行……

“惊慌、紧张、恐惧的氛围——所有这一切都精心地企图以精明强干、严肃认真、勤奋努力而加以掩饰。而且只有我和穆尔仿佛退出了这种氛围并且感觉到这种氛围是对成年人的不公正的残酷性，这些成年人当我们乱跑和快乐的面孔触怒他们的时候，才不与我们往来并且从这种处境中走出来。成年人中最能自持的是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我从未听见过他高声谈话。最容易发怒的是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我知道，穆尔和她之间的对立状态恰恰是在1939年夏季发生的。当时我和我的父母之间也发生了这种情况。这是不太明显的，因为我比穆尔小而且一下子失去了双亲……我和穆尔不能明白，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温情和爱哪里去了。我们在我们的母亲身上更敏锐地感觉到这一点。简直是不理解，她们出了什么事……我们当时不止一次地谈到了这件事，而且有一次，我记得，我们两个在‘我们的凉台上’柜子后面的一角哭了，虽然他是一个安静的男孩，而我是一个不太爱哭的女孩。起初我们不知道阿利娅被捕了。他们向我们解释说，她不在是因为出去了……父亲被捕使穆尔震惊。过了一个月，这种震惊、惊愕和对世界的仇恨的状态我也感受到了……从前我是一个随和的人和喜欢交往的孩子，可是很多年来，我却成了一个与之交往而给人们带来痛苦的人，即便是对我很有好感的人们……1939年秋天，穆尔的粗鲁、暴躁和不愿意迎合母亲，与其说是因为少年的极端主义，毋宁说是因为心灵受到震惊的结果。穆尔是聪明的，天才的，热情的和大无畏的。当他把不是自己内心的东西、周围的东西突然推开的时候，他很像母亲。那时候他像玛丽娜·伊万诺夫娜一样是冷酷的和傲慢的。当他从自己的孤独中突然走出来的时候，以轻蔑的不理解环视周围——这是在哪儿？

“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性格孤僻、内向。周围生活在进行，人们在活动，在聊天，可是她却不在这种生活当中。不喜欢存在。她不化妆。与大家接触仿佛是迫不得已的。然而无论是轻蔑，还是懊丧，像阿利娅那样，她都没有。冷漠的，尖刻的，但是从来都不是鲁莽的。

“穆尔和我哥哥米佳很要好。穆尔十四岁，而米佳十七岁。穆尔长得很结实，是一个胖胖的男孩。乱跑，胡闹。有时候突然成了少年，同米佳谈起了哲学。阿利娅来了，带来了食品，有时候住上一两天。她经常在莫斯科姑姑那里住。

“……傍晚大家都集中在客厅里的壁炉旁。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走出来用餐，平静的，‘灰色的’，枯槁的，步履轻盈，目光暗淡，略微礼貌的，规避的。突然发起火来。大声喊叫。声音是刺耳的、剧烈的。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总是使穆尔难过。他非常痛苦。他是被折磨的，受污辱的，而且不明白出了什么事。

“人们责怪穆尔，说在叶拉布加母亲逝世以后，他却精心地熨烫衣服。穆尔是一个爱干净的人，在所有条件下都是规规整整的。熨烫和清洗自己的上衣对他来说是必须的，正如刷牙和梳头一样。条件反射。如果他没有陷入深思，是和蔼可亲的，是乐于助人的。当他在博尔舍沃上学的时候，他衣着总是非常整洁的，是一个有洁癖的人。多么干净利索！如果他被什么剐破了，就整个伤痕抹上碘酒。

“在塔什干以后，阿列克谢·托尔斯泰 [181] 帮助穆尔入了文学院。穆尔总是饥饿的。他常常住在阿廖沙哥哥那里，哥哥是在挫伤以后回家的。在开赴前线以前，穆尔送给他和伊琳娜带花字的银质汤匙和自己的照片……”

经过四十三年，索菲娅·克列皮宁娜来到了博尔舍沃那座别墅，痛哭流涕。写了一首即兴诗——《给妈妈》（献给安·尼·克列皮宁娜）：

你和从前一样

年纪轻轻，

你同我一起来到

篱笆门前。

你把金块般的叶子

拿到眼前，

有如当年。

松树在屋顶上方

沙沙作响。

世界又重新倾听

变化无常……

我们的整个灵魂

早已死去，

而且我已经

五十有余……

经过成年人的意志的努力（上边已经说过：谁到哪里），很快穆尔和索发终于上学去了。穆尔上了著名的科斯钦公社学校。他在那里读的是第一学季。总共才两个月。暂时找到了他的四名同学，他们记得他而且饶有兴趣地谈到他。他们记得他跟别的所有的男孩子不一样，仿佛是从西班牙回来的。

博尔舍沃的居民尤里·亚历山德罗维奇·科舍利工程师帮助我找到了穆尔在博尔舍沃科斯钦公社学校读七年级A班时的同学，我记录下来他们的回忆。简略地介绍如下。

柳夏·阿扎罗娃的回忆，1925年生：

“我们同他比仿佛是乡村人。他送给我一本薄薄的诗集，有他的亲笔题词。是什么诗——不记得了。没有保存下来。他画画得非常好。高高的、有趣儿的、淡黄发的男孩子。男孩子们都羡慕地看着他。据说他是从国外回来的。有一两次他护送过我。给我拿着书包。他画漫画。他把画好的画分送给女孩子们，并且有题词。他有点儿驼背。穿着浅色的上衣，系着皮带，一双浅色的皮鞋。”

柳德米拉·哈里托诺娃的回忆，1926年生：

“就在这儿，不是年初开始，新来一个男孩到我们七年级A班。高高的个儿。很漂亮。举止优雅。很轻松。很普通。我们一起放学回家到‘新生活’区。沿着小路，顺着树林，走过小栈桥。我知道，男孩是从国外归来的。他讲述了西班牙的一些事儿。他用墨汁画的讽刺法西斯分子的画，很棒。并且立刻分送大家，还签上名——格奥尔吉·埃夫伦。我当时有许多画，遗失了。关于他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对他稍加照顾，因为他看到了西班牙的恐怖。”

奥丽加·瓦茨凯利（沃尔夫）的回忆，1924年生：

“秋季的一天，我们学校来了一名我们的新的同学。他比大家高出一头。胖胖的。面部很有意思。知识分子型的。他的服装很使我吃惊。要知道，我们穿的是少先队员服装。他穿着裤子，蓬起的，扣子在膝盖以下，还有皮绑腿。皮鞋的底子很厚，上衣有许多扣子和小口袋。小口袋里有很多支笔。他受到大家的注意。他不怕见生人。课间休息时，一堆男孩子围上他。他非常自主，有信心。他的语言很好。关于这个男孩子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他走到铁道那里就往哪儿拐弯了。他的同路同学有柳夏·阿扎罗娃和奥列格·彼得罗夫。他画的漫画引起友善的笑。我记得，埃夫伦的德语得了一个‘良’。这件事很难理解。他德语讲得很好。我屏着呼吸坐着。当时他很平静地站起来说：‘我对德语了解得很好，我认为分数不对。’老师是一位反法西斯分子，叫捷格拉什，他回答他说：‘您能阅读，能讲话，可是语法您不是强项，有错。’我们从来也不敢这样谈话。后来他消失了。我不记得这是怎么发生的。”

列昂尼德·雅科夫列维奇·沙皮罗的讲述，1927年生，曾在邻居别墅居住（从比利时归来）：

“我当时十二岁。我在寻找朋友。偶然碰到两个比我大的伙伴。他们讲法语。我用法语同他们来往……他们仿佛不把我当成朋友。他们表现出比我强。过了不久，我听说，住在邻居的人被捕了。我去看了看——凉台上所有的门都敞着。毁灭的痕迹。地板上的一切乱七八糟。法文的书籍乱哄哄的。我拿了一本《十日谈》和一本伏尔泰的书。这不，这座别墅里一切全完了。我后来常常想到他们。科斯钦民警局的首长仿佛来过这里……我们的别墅还有一个守夜人，他也是管理员，叫阿列克谢·奥布霍夫，他的妻子柳博芙·特罗菲莫夫娜。我不知道住在别墅里的邻居、那两个男孩子的姓名。关于茨维塔耶娃我一无所知。”

大概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当时一下子便明白了，宁静的生活的希望是没有的。对于家庭的所有的成员以及博尔舍沃房子里的居民来讲，毫无出路的处境是显而易见的。毁灭即将来临。恋爱中的阿利娅努力做出无所谓的样子。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准备好了一切，正如她讲的那样，“在寻找钩子”，但是她在未成年的儿子面前还有一种责任。

在别墅里越来越紧张，越来越有爆炸危险。夜里汽车越来越常把成年人带走。

1939年8月27日清晨，第一个被捕的是阿利娅，阿里阿德娜·埃夫伦茨维塔耶娃。

1939年10月10日，在博尔舍沃第二个被逮捕的是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埃夫伦。

过了一个月，11月6日到7日深夜，在博尔舍沃逮捕了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克列皮宁。

1939年11月6日到7日同一天夜里，在莫斯科皮亚特尼茨基大街12号楼4号住宅，在科学院院士纳索诺夫家里，逮捕了尼娜·尼古拉耶夫娜·克列皮宁娜——她带着女儿索发到母亲家来过十一月节。

同一天夜里，在莫斯科萨多沃特利乌姆法利大街7号楼30号住宅里，在著名的摄影记者罗德钦科 [182] 和马雅可夫斯基的友人伊丽莎白·亚历山德罗夫娜·伊戈纳托维奇、“小妈妈伊琳娜”的母亲家里，逮捕了尼娜·尼古拉耶夫娜的长子阿廖沙——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谢泽曼。伊琳娜等到天明，坐第一班电力列车去博尔舍沃紧急通知所发生的事。她记得那阴森森的秋天：狂风呼啸，雨雪纷飞。仿佛送葬的响声，迎接她的是吊环互相摇晃撞击的声响。走到台阶上来的正好是精神错乱的，——“像普希金的磨房主”，伊琳娜想到，——变得臃肿的、头发一绺绺灰色的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现在在这间房子里完全孤独地只剩下她一个人同穆尔了。她迅速地给伊琳娜画了十字，并且低声含糊地说：“上帝保佑你，孩子，快离开这里吧——夜里把所有的人都抓走了。”过了三天，她抛弃了一切，带着穆尔去了莫斯科，住在丈夫的姐姐伊丽莎白·雅科夫列夫娜·埃夫伦的小屋里。三月里她大着胆子去博尔舍沃，取些东西。在被破坏了的、非法占有的住宅里碰到了一口棺材。乐队伴奏，在为在她的房间里上吊的（！）民警局长（或者是克格勃？）卡卢金送葬。

这是非常危险的地方。

从巴黎回到俄罗斯以后，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在博尔舍沃的最初的一百四十五天——在国家安全部的别墅里，在“松树林”中间，一下子，就这样结束了。通往各各他之路。离开博尔舍沃之后过了一年，她写信给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巴甫连科：“我想从头说起。

“1939年6月18日，一年多以前，我带着十四岁的儿子回到了苏联，入住博尔舍沃新生活村，两年前归来的我的家人所居住的一座别墅的半边。8月27日（今天是一周年）在这座别墅里我的女儿被逮捕，而10月10日我丈夫也被逮捕。剩下我和儿子孤苦伶仃的两个人，活了下来。我们用从花园里拾来的干树枝生火取暖。”

然后流落在偶然找到的房间里。

1941年10月，已经是在茨维塔耶娃在叶拉布加自杀以后，根据在档案馆工作的大学生德米特里·尤拉索夫在奥尔洛夫羁押解送犯人的监狱的调查，“集体枪杀了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埃夫伦、克列皮宁夫妇和埃米利娅·利陶埃尔” [183] 。尤拉索夫报道以后，阿·瓦·谢泽曼向最高法院做了新的查询。唉，任什么也没弄清楚。1989年5月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决定去巴黎，在那里什么时候大家都在一起，他在那里猝然去世。

在就连外国媒体都报道的、没有互相交流便出现了的“谈话”的水平上，有一种意见说，在叶拉布加曾经向茨维塔耶娃提议与“机关”合作（根据侦查员基·亨金的回忆，根据儿子穆尔的令人费解的记载，根据音乐学家伊丽莎白·洛伊特转达的诗人尼·阿谢耶夫的话的转述，等等）。关于这一点，必须说明——也许还有什么人知道什么。

现在有根有据地检查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但是假定这样想：茨维塔耶娃——情报员——荒谬。有谁需要她充当这个角色呢？但是可能是巧妙地企图使“犯罪的”家庭的最后一名成员“致死”。这种“拷问”和“枪杀”百发百中，而且有例在先的。 [184] 清楚了：少年儿子和母亲之间当时在叶拉布加不间断的激烈的讨论是有很多根据的。法西斯匪帮进攻了，情况变得更加严峻。对于人民的敌人的儿子来讲，每一步都是明显地变化无常的。任何一句话，犹如星火一样，都会引起火焰和爆炸。许多家庭都记得这双重的痛苦和考验。

从博尔舍沃“逃亡”以后，茨维塔耶娃总共才活了一年又十个月。儿子已经长大了，而且已经与其说属于母亲，毋宁说属于进入极其残酷的战争的国家。她逃避了的法西斯主义追上了她。总共才两个月希特勒的军队到达了莫斯科。丈夫不在，女儿不在，妹妹不在，忠实的朋友不在身边。儿子已经贴上了“人民的敌人的儿子”和“白卫军母亲”的（作家的某些领导就曾经这样谈论她）儿子的标签。母亲成了不是支柱——而是障碍。孤儿——更可靠一些。在叶拉布加生活的十一天之中有九天，母亲和儿子之间进行着不间断的和紧张的关于他们所遭遇的一切的对话。穆尔后来有根据地说：“她做得对。” [185]

阿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诗人的妹妹——在劳动营和流放中度过了22年，她的儿子安德烈·鲍里索维奇——16年，诗人的女儿阿里阿德娜·谢尔盖耶夫娜——17年，诗人的儿子格奥尔吉——1944年夏阵亡。

这一切都是为了光明的未来。

花园

为了这座地狱，

为了这个梦魇，

我得到了一座花园，

陪伴我度过晚年。

陪伴我度过晚年，

度过不幸的晚年：

劳动岁月的晚年，

驼背岁月的晚年……

度过猪狗一般

岁月的晚年——

它是我的宝贝：

火热岁月的凉爽的花园……

为了逃亡者

我得到了一座花园：

它既没有心灵，

也没有一张脸！

既没有碎步的花园！

也没有眼睛的花园！

既没有笑声的花园！

也没有笛声的花园！

同样也没有耳朵，

我得到了一座花园：

既没有心灵！

也没有心肝！

告诉我：痛苦忍受够了吗——

那像我一样孤单的花园。

（但是在它周围生活，我也挺不起腰板儿！）

花园像我一样孤单。

给我这样的花园度过晚年……

——那座花园？而也许是那个世界？——

为了宽恕心灵！——

为了度过我的晚年！

玛·茨维塔耶娃

1934年10月1日

题解：

H.卡塔耶娃-雷特金娜（生卒年不详），莫斯科茨维塔耶娃纪念馆的创始人，后任该馆顾问。本文原载俄罗斯《文学评论》1990年第11期。略有删节。曾据此文摄制成电视片，导演О.科兹洛瓦，编剧H.卡塔耶娃-雷特金娜。

（苏杭）

临终之前

（俄）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著

苏杭译

一

在邮局里与我谈话的女人递给我一张电报单，上面大字印着：

“阿谢耶夫 [186] 和特列尼约夫 [187] 拒绝上户口。”

“不，这种电报怎么能发出去？”我说，“您亲口说，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情绪很坏，再说，特列尼约夫和阿谢耶夫就是上级！再说，奇斯托波尔就是首都！这里所有的文学家都毫无例外地可以申报户口，只要不是服役人员就可以。”

“您同特列尼约夫和阿谢耶夫认识吗？您能去说说情吗？不通过他们不成。在奇斯托波尔他们代表作家协会主席团。”

“我在这儿几乎谁也不认识。您知道，我是列宁格勒人，不是莫斯科人……况且我也不是作协会员，也不是疏散委员会委员。阿谢耶夫或者特列尼约夫怎么会听我的话？请您说说看，您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不给茨维塔耶娃报户口吗？”

“怎么！”与我谈话的女人瞪大眼睛，悄声说，“难道您不知道她是什么人？”

“知道呀，茨维塔耶娃是诗人，一位独具特色的大诗人。她一度侨居国外，后来自愿回到祖国。她丈夫和女儿被捕了。她一个人带着儿子。这又怎么样？”

“嘘！”与我谈话的女人又紧张起来，“您不要这么大声说话。这里不是就我们两个人。”

我们的确不只两个人，邮局的屋子挤得透不过气来，满满登登。

事情发生的地点是奇斯托波尔。卡马河左岸的一座小城。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区中心之一。说是中心，其实并非中心：距喀山142公里，距最近的火车站90公里。事情发生的时间是1941年8月末。战争爆发后两个月的月末。

与我偶然遇到的谈话的妇女叫弗洛拉·莫伊谢耶夫娜·莱特斯，长着油黑光亮的头发，穿着一身鲜艳花哨的连衣裙。在打电报的窗口排着队，而我则排在“存局待取”的窗口前。

我每天都来这里，但是徒然：没有任何人寄来任何东西。我一封封写信，可收不到一个人的回复。

我同弗洛拉·莱特斯不太认识。莫斯科作家基金会把作协幼儿园、年老的作家、伤病的作家和作家的家属全都疏散到奇斯托波尔来。列宁格勒作家的家属应当与儿童寄宿学校一起疏散到雅罗斯拉夫尔市郊的加夫里洛夫亚姆。我来到奇斯托波尔纯属偶然。战争爆发时我不是在我的故乡列宁格勒，却正赶上在莫斯科郊外佩列杰尔基诺父亲 [188] 的别墅。我是在大手术后从莫斯科内分泌研究所被送到这里来的，战争一开始我就极力想回家，回到列宁格勒，虽然我是由于异常危险的处境被迫在战争爆发前夕从那里离开的。但是现在看来，战争把其他一切危险和困难一笔勾销，而不在列宁格勒生活我自己简直不能想象。然而在1941年7月我的伤口尚未愈合，心口经常疼痛，这样的身体爬上缓冲器，爬上车厢顶硬要回列宁格勒简直连想都不用想（况且莫斯科到列宁格勒的铁路经常遭到轰炸）。当我身体稍有好转，我们三个人——我、十岁的女儿柳莎和四岁的侄子任尼亚便在保姆伊达的照料下随同莫斯科其他作家亲属一起来到奇斯托波尔。

7月的下半月，德国鬼子在向莫斯科进攻的时候，已经占领了斯摩棱斯克、叶利尼亚和罗斯拉夫利。他们也在向列宁格勒推进，8月初我们听到消息说，他们已经接近基辅。我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已经遭到轰炸的伏努科夫机场（距佩列杰尔基诺数公里）也是一样。报纸和广播电台发布的“最新消息”并不总是最新消息：政府故意拖延向公民公布撤离一座又一座的城市，因此公民们犹如老早做的那样，大多靠传闻。况且广播喇叭只在某些机关、主要街道或者广场广播。再说报纸也常脱期。

我在奇斯托波尔的主要事情就是除了排队买煤油或者鲱鱼以外，还要排队领取信息——索取书信。排队的人多半是妇女，她们盼望的信息多半是来自军队。我想知道但却无法知道的是，我的两个兄弟现在在哪里！两个人都在前线，但是在哪儿呢？还活着吗？我的父母离开莫斯科了吗？到哪儿去了？他们在莫斯科的住宅或者乘坐的军用列车是不是遭到轰炸了？我的列宁格勒的朋友又在哪里？是疏散了还是留在那里？列宁格勒的情况怎样？它是不是遭到轰炸了？是不是被扫射了？

在奇斯托波尔除我们以外没有列宁格勒人，没有人可以打听。邮局陷入瘫痪。我每天都要踏着脏兮兮、黏糊糊的泥泞，甚至冒着酷暑，拖着两条腿到这里来。我克服气喘，慢吞吞地走着，数着自己的脚步，或者为了变变花样，数着小房子的窗子，是双数还是单数？有信来还是没有信来？是谁来的信？万一来自列宁格勒呢？

今天我最后的一步是双数，应当有信。

弗洛拉·莱特斯向我提出给茨维塔耶娃拍电报的事，非常不是时候：离我到邮政窗口只剩下三个人了。我回答她的时候，心里想的完全是别的事。

“您看该怎么办？”莱特斯打搅着我，“您的意思是不是把电报拍给她，该想想办法呀？”

争取争取！想想办法！叶拉布加恐怕跟奇斯托波尔一样偏僻。茨维塔耶娃住在哪里，对于作家协会来说又有什么差别？她原来在莫斯科或者莫斯科州有户口，为什么在这里不给她报户口呢？

在奇斯托波尔作家上户口并不困难，我们乘坐的轮船6月28日从莫斯科启航，在下诺夫哥罗德换乘，8月26日抵达奇斯托波尔，十天后就全都报上了户口。

我们一家开始也像所有新来的人一样被安顿在改为集体宿舍的学校里。后来我在离卡马河不远的乡村的一条街道上租了一间房。那条街起了一个与俄罗斯人、鞑靼人、楚瓦什人杂居的小城镇很不相称的响亮的名字：罗莎·卢森堡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也没有被遗忘）。疏散委员会发给所有抵达这里的人一份证件，上面盖着作家协会的印章，由阿谢耶夫、特列尼约夫以及我记不起来的什么人签名。也给了我一份。找到住房，就可以去市苏维埃找特韦里亚科娃办手续。她在接待的时间总是在的。这是一位和善的、精明强干的女人。她询问谁有几个孩子，多大岁数，心里想哪家住在哪间农舍里更合适：哪家房东怎么样，哪家男主人酗酒，哪家女主人爱吵嘴，谁家有母牛，谁家有母山羊。疏散来的人一旦找到住房，她立即给盖章。只要有证件就可以。作家的名字，她毫无疑问从来一个也没听说过，至于茨维塔耶娃，她同任何一位别的作家一样，即使是革拉特科夫、丘可夫斯基、莱特斯或者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她同样从来一无所知。

从农会到邮局脚步的双数这一次又欺骗了我。信还是没有，我离开了窗口。

“您能同利亚什科 [189] 谈谈吗？”

“利亚什科？谁是利亚什科？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也没有读过他写的一行文字。”

然而利亚什科这个姓，也许尾音相像，让我想起了一个熟人，诗人列夫·克维特科 [190] ，他到奇斯托波尔来看望家属，逗留几天，并说临行前来看望我。同克维特科谈谈茨维塔耶娃的事是一个好主意。他在作协毫无疑问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我请克维特科帮帮忙，”我说，“我特别劝您，先别拍电报。”

弗洛拉·莱特斯耸耸肩膀，把电报装进小手提包里，我们一起走上了街头，告别以后，就各奔东西了。

就这样一直没有消息，没有书信。近日来报纸和广播电台向我们发布的消息是这样的：

《真理报》，8月18日，星期一。

苏联新闻局晚间公告。

8月17日我军全线与敌军展开殊死战斗。经过激烈战斗后，我军撤离了尼古拉耶夫市和克里沃伊罗格市。尼古拉耶夫市造船厂被炸毁。

8月19日，星期二。

经过激烈战斗后，我军撤离了金吉谢普市。

8月21日。

告列宁城的全体劳动者。

列宁格勒市民同志们，亲爱的朋友们！

在我们的亲爱的城市上空笼罩着德国法西斯军队进攻的直接威胁。敌人妄图向列宁格勒深入。

……血腥的德国法西斯强盗必然灭亡！我们必胜！

我想对下面这句话作一下阐释：

“敌人妄图向列宁格勒深入”。向……深入不成。深入只能到……里去。到列宁格勒市里去？就是说，德国鬼子已经在列宁格勒近处，在周围，紧挨着？

8月26日。晚间公告。

8月25日我军与敌军全线展开激烈战斗。经

过激烈战斗后，我军撤离了诺夫哥罗德。

撤离了，撤离了，撤离了……

……人民怎么办！

人民怎么办！坠上石头跳进河里！

克维特科来看我。我想向他探个究竟，除了报上登载的以外，基辅有哪些消息。他是乌克兰乌曼希纳人，因此，基辅对于他犹如列宁格勒于我一样是一块心病。比起这里的莫斯科人，我更熟悉克维特科：他是我父亲的朋友。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 [191] 是第一个发现并喜爱上克维特科的儿童诗的，并且设法把犹太文诗歌译成俄文。列夫·克维特科由于诗歌在俄罗斯诗坛取得巨大的成功，战前不久便移居到莫斯科来了。他现在在奇斯托波尔逗留两三天，看望妻子和女儿。他在返程前夕来看我，详细询问我，如果遇到父亲，有什么话转告他。

有什么话转告呢？奇斯托波尔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陷阱。要想找到一份工作，那是无望的。供应匮乏，市场价格猛涨，哪儿有工作？我在列宁格勒当过速记员，写过文章，当过编辑，我能做校对员。但是奇斯托波尔没有需要速记员的机关，当然更不用说有什么出版社了。我可以在中学里教俄语和文学，可教师的所有位置都被当地的教师占据着。我从莫斯科带来的钱、药品和食物，估计能够全家用一个半月的，往后呢？往后该冬天了，卡马河入冬就结冰，通航期结束，没有铁路运输，想逃出陷阱都不可能。

我没有给人写信，也没人来信。我不知道，谁在什么地方。我请克维特科千方百计找到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把我的一切告诉他，然后给我拍份电报，告诉我父母在哪里，两个兄弟还活着吗。

克维特科认真地看了看孩子们和我，还有我们的房间，询问了一下我们的健康。我没打算提基辅，莫非要撤离？撤离了基辅？……我非常喜欢这座城市，它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仅次于列宁格勒。况且不仅因为这座城市，也因为那里有我已故丈夫的父母和兄弟。他们是否离开了？……我军绝不可能放弃基辅。我同克维特科谈话时一次也没有提到基辅。但是我谈到了茨维塔耶娃，谈到作家基金会所做的不讲道理的事。我说她又不是流放犯，是和我们大家一样疏散到这里来的，为什么不允许她搬到她想住的地方？她又不是非得住在一个地方不可。克维特科黯然神伤。这位心境异常平衡的人不能容忍不公正的事情。这种事情与他开朗和愉快的性情、真正孩子般的性情以及他诗歌中怀着幸福感表达的东西水火不相容。这种事违背他的信念。他总是提醒自己和别人，一切都会好的，他相信这一点，他为了这种信念而生活……列夫·克维特科答应今天就去找阿谢耶夫，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以个人的名义径直去同特韦里亚科娃商谈（他不仅是党员，而且还是一位荣获勋章的作家，这在当时是罕见的）。“一切都会好的！”分手的时候他一再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坚信：一切都会圆满结束的。”这句祈求既是对我的亲人，也是对战争，既是对列宁格勒，也是对基辅，既是对茨维塔耶娃，也是对生活本身而言的……望着他那坚强有力的臂膀，望着他那粗线条的脸庞（或许是黝黑的肤色，或许是慷慨的微笑，令我想起帕斯捷尔纳克），听着他那洪亮的声音，我有点相信，真的一切都会圆满结束的。

（列夫·克维特科在1949年世界主义猖獗时期遭到逮捕，受尽残酷的折磨，于1952年被杀害。我想，他直到与生命诀别的一刻，才同“一切都会圆满结束的”这一信念告别。）

我送他到大门口。他说一定了解到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的所有情况，见到他或者给他写信，一定拍电报给我。至于茨维塔耶娃的事，他从我这里径直去找阿谢耶夫。

第二天我去找药店：任尼亚体温升高，吞咽疼痛，看来是咽炎。我去弄点罨压用纸。如果药房没有，就去作协宿舍，那里总会有人有。那里我认识了很多新来的熟人，半熟不熟的人，对其一知半解的人，不久前同船来的旅伴。

就在这一天，记得是8月26日，我头一次见到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

二

在奇斯托波尔有一个地方，是新近到达的人和先前到达的人都不可避免地相遇的地方：市苏维埃前的广场。不论到哪里，都要绕过它。有时候有意绕到那里。在那里会听到许多新闻：谁从集体宿舍迁到哪里去了，什么时候才能终于卖煤油，——不然此地的房东要把木柴贮备起来过冬。自家的俄罗斯式的壁炉不想升火，而我们大家都有煤油炉；最重要的是前线有什么消息。“敌人向列宁格勒深入”是什么意思呢？德国鬼子占领了皇村？占领了箭楼？ [192] 德国鬼子已经在涅瓦大街上横冲直撞？黑乎乎的广播喇叭在市苏维埃广场上广播：喇叭经常坏，但总会有人听到最新消息。

我离开送给我罨压用纸的作协宿舍，回来的时候经过这个尽人皆知的广场。广场上空寂无人，广播喇叭一声不响。突然有人叫我一声。

原来是弗洛拉·莱特斯。她手拉着一位穿一身灰的瘦削的妇女。灰色的贝雷帽，灰色的仿佛是用麻袋布做的大衣，手里拿着一只怪模怪样的口袋。

“认识一下：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

这位穿一身灰的妇女从脚下打量了我一下，脑袋微微侧向一边。脸色也同贝雷帽一样：灰色的，细长的脸，有些浮肿。面颊凹陷，眼睛黄绿色，坚定地注视着你。目光充满痛苦，流露出历尽磨难。

“您在这儿我真高兴，”她一边说一边向我伸出手来，“我丈夫的姐姐伊丽莎白·雅科夫列夫娜·埃夫伦关于您对我说了很多。等我搬到奇斯托波尔来，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

然而她说出这几句亲切的话却没有流露出亲切的笑容。总之一丝微笑也没有，无论是眼神，还是嘴角。既没有上流社会的强作微笑，也没有发自内心的愉快的微笑。她是用无声的声音，没有音调的句子说出这句客气的问候的。我回答她说，我也非常、非常地高兴，握了一下她的手，匆忙向邮局走去。

一路上，我一边从摇晃的木栅栏旁边走过，一边回想这个黄绿色的目光，思考着“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这句不适时的话。莫非我们是小女学生，两个人头一次见面便说好，咱们坐在同一张书桌上，会成为好朋友的？而最奇怪的是，我甚至觉得可笑的（！）是，她竟然提到伊丽莎白·雅科夫列夫娜。伊丽莎白·雅科夫列夫娜·埃夫伦会说我什么呢，而且还“说了很多”。如果说我与她只见过唯一一次面，说得委婉些，会见又是非常不成功的？我们是在莫斯科近郊科学院乌兹科耶疗养院见面的。我是傍晚到达的，与一位不熟悉的女士坐在一张小桌旁：第二天早晨她就该离去。这位丰腴的女士比我大很多，大约五十多岁，不过是一位真正的美人儿。深陷的、黑黑的眼睛，整齐洁白的牙齿，在她那温柔的声音中，从容的举止中，倾听对方的专注的态度中蕴含着一种奇特的美。我们互相道了一声“晚上好！”并未通报姓名。晚餐时交谈起来。开始时谈话是泛泛的，不太重要的——谈本地的医生，谈天气，谈作息制度，我不记得为什么话题转到了“艺术朗诵”——大概是不久前一位朗诵家来过这里。我自幼常听诗人们朗诵，因此对演员朗诵诗说了几句令人不愉快的话。我听过安东·施瓦茨 [193] 、卡恰洛夫 [194] 、亚诺托夫 [195] 等人朗诵，他们所有的人我都不喜欢。“他们不信任诗，”我说，“他们以为诗歌还应当加点他们自己的东西——声音呀，音调呀，手势呀。可诗歌不需要这些。只要念出来就行了，全力以赴地使它发出声来，就像勃洛克那样朗读。他仿佛列举一个个词，只是精确地遵循诗的韵律。自然啦……况且，”我补充说，“这种‘艺术朗诵’，由于献给听众的是某种偏差的诗歌而败坏了听众的胃口，而实际上对于诗人来讲，一首诗乃是高度全神贯注、谛听的成果，因此感受也应当是全神贯注的结果。”我对面的女人默默地、专注地，甚至仿佛沉思地望着我，手托着脸颊，好像隔着餐桌冲着我送过来她那迷人的聚精会神的秋波。而次日清晨她走后我打听她是什么人时别人告诉我，她是所有优秀朗诵演员的辅导教师，教他们艺术朗诵，导演，著名教育家伊丽莎白·雅科夫列夫娜·埃夫伦。

记得我当时为我的有失身份和尖刻而曾陷入了绝望；我担心她会把我的叨唠当作有意的无礼或者企图教训她长点学问。

可这会儿听茨维塔耶娃说：“您在这儿，我真高兴，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伊丽莎白·雅科夫列夫娜关于您对我说了很多。”也许玛丽娜·伊万诺夫娜也不赞成“艺术朗诵”，所以从伊丽莎白·雅科夫列夫娜的讲述中知道我喜欢诗？

没有信来，不过在邮局排队时闲谈中我了解到，“经过激烈战斗后我军撤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有人从广播中听到的。

第二天早上，我端着一杯蜂蜜从市场上回家，在街头有一个慌慌张张的女孩子——非常年轻，是哪位作家的女儿（姓名我记不起来了）——跑到我面前，她的问话使我感到惊愕：

“您是疏散委员会委员吗？是作家基金会委员吗？”

“都不是！我什么也不是。连小组委员会委员都不是。我所以能到这里来，因为我是‘作家丘可夫斯基的家属’。”

“上帝啊，真不走运……我以为您哪怕是作协委员呐。现在需要一个有名望的人。不过反正都一样。来吧。作家基金会委员会现在正在政治教育研究室的房间里开会。茨维塔耶娃被叫来了，那里正在表决能不能给她在奇斯托波尔落户口。她绝望了。快跑。”

应当急人之所急。我不想说明我只见过茨维塔耶娃一面，而且我也不是她的什么人。我端着杯子，慌慌张张赶往政治教育研究室。我现在回想起来并没有把握，但是我仿佛觉得，办公室设在市苏维埃那座楼里，我熟悉这里。报纸送到那里，虽然也常脱期，我们非党人士也可以来阅读。

我尽量快走。除了心脏猛烈地跳动以外，杯子也在妨碍我：一滴蜂蜜也不能洒。

一路上我想考虑出来，万一让我出席作家基金会委员会的会议，不管怎么说，我总该说些什么。除了我已经对列夫·克维特科说的“她又不是流放犯，是和我们大家一样疏散到这里来的，为什么不允许她搬到她想住的地方”以外，我的脑子里什么也没想出来，但是我私下同列夫·克维特科说的话，能当众说吗？提到流放犯或者人权只能激怒领导。最有说服力的莫如我给他们念一首我所喜欢的茨维塔耶娃的诗（我当时知道和喜欢的诗并不多：只有《里程碑》）。难道一个亲手创作并写下了对上帝如此充满痛苦同时也令人感到痛苦的祷告、如此的责难、如此的呼吁的人，竟不能上户口：

这些灰暗的农舍为什么把你冲撞，

上帝啊——又为什么射穿那么多人的胸膛？

一列火车呼啸而过，大兵们也在号叫，

开过去的道路上浓烟滚滚，尘土飞扬……

不，死了算了！与其为思念黑眉毛的美人儿

如此凄惨地哀号，莫如压根儿不曾落地，

唉，大兵们这会儿还在唱呢！

啊，我的慈悲的上帝啊上帝！ [196]

难道一个哭诉出这样的诗歌的诗人不能千秋万代地载入 [197] 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史册，也就是说在俄罗斯土地上任何一个地方申报上户口？这与当时阿赫马托娃虽然是悄声却以同样的力量说出的话是一样的：

我蒙上脸祈祷上帝——

在开仗之前让我死去。

（两位迥然不同、彼此相异的诗人，在俄罗斯大难临头的时候，赐给我们同一种祈祷。哀号：“不，死了算了！”悄声：“在开仗之前让我死去。”）

……楼梯。陡峭的阶梯。长长的走廊铺着长长的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木制地板，横梁后面是空荡荡的衣帽间；面向走廊的一扇门上挂着“政治教育研究室”的牌子，里面传出来乱哄哄的声音。房门关着。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面对着门，紧贴着墙壁，两眼直盯着门，穿着一身灰色的衣服。

“是您？！”她猛然地向我扑过来，抓住我的手，但是立刻又抽了回去，一头扎到原来的位置上。“请别走开！跟我呆一会儿！”

也许我总该敲一下政治教育研究室的门？但是我不能丢下玛丽娜·伊万诺夫娜。

我把杯子放在地板上，钻进衣架隔板下边，从里边拉出来唯一一把椅子。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坐了下来。我又端起杯子。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挪了挪身子，拉着我空着的那只手，叫我坐下。我坐在了角上。

“现在正在决定我的命运，”她说道，“如果拒绝我在奇斯托波尔报户口，我就去死。我觉得一定会遭拒绝的。我要跳到卡马河里去。”

我开始劝她要有信心，不会拒绝的，如果拒绝，再找找门路。地方领导上面不是还有莫斯科领导么。（“谁又知道有没有莫斯科领导，”我想，“他又在哪儿呢？”）我反反复复对她说了许多空洞的宽心话。我说生活中往往有些死胡同，看似山穷水尽，可是突然又柳暗花明。她没听我说话，全身心地注视着屋门。就是她在同我说话的时候，也没有向我转过头来，眼睛死死地盯着门。

“在奇斯托波尔还有人，可是那里一个人也没有。这里市中心还有一些石头房子，可那边全是乡村。”

我提醒她，即便在奇斯托波尔她和儿子也不是住在市中心，不是石头房子，而是在农舍里。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灯，跟叶拉布加完全一样。

“可这里有人，”她莫名其妙地激动地重复说，“在叶拉布加我害怕。”

这时候政治教育研究室的门打开了，薇拉·瓦西里耶夫娜·斯米尔诺娃走到走廊里来：她是我的朋友万尼亚·哈尔图林的妻子。我同薇拉·瓦西里耶夫娜不太熟，但是同万尼亚早在列宁格勒上小学的时候就很要好。万尼亚迁到莫斯科，同薇拉·斯米尔诺娃结了婚。如今他在部队，而薇拉·瓦西里耶夫娜在这里，住的地方离我们不远，我有时候跑到她那里打听万尼亚有没有信来。

茨维塔耶娃急剧迅速地站起来向薇拉·尼古拉耶夫娜迎上去。她以刚才紧盯着门的那种目不转睛的劲头望着她。仿佛站在她面前的不单纯是文坛上的女士，儿童文学作家、批评家，而是本身的命运。

薇拉·瓦西里耶夫娜开始说话的时候不无一本正经的干巴巴的劲头儿，同时也不无难为情。时不时地用一小方湿手帕擦额头上的汗。争论一定很激烈，再说天也很热。

“您的事解决得很圆满，”她宣布说，“但是并不轻松，因为特列尼约夫坚决反对，阿谢耶夫没有出席，他病了，带来一封同意的信。（“看来是他同克维特科谈了话，”我想。）最后委员会以绝对多数表决同意，作协出具的给特韦里亚科娃的公函已经写好并且签了字。公函由我们转呈市苏维埃，您现在就去找住房。找到以后就把地址通知给特韦里亚科娃，就行了。”

随后薇拉·瓦西里耶夫娜建议到布特列罗夫街去找房子，好像那里还有空房间。然后说：

“至于您提出到即将开办的作家食堂当洗碗工的申请，不过申请书很多，可位置只有一个。我们尽力争取把这份工作给您。但愿能实现。”

薇拉·瓦西里耶夫娜告别后又回到政治教育研究室开会。我们下楼。

无论是即将开办食堂一事（多么幸运啊！弄来的煤油只用于点灯！），还是茨维塔耶娃谋求洗碗工的差事，我以前一无所知。啊，当然一切劳动都是光荣的！但愿上帝保佑她！难道没有人感到羞耻：比如说我在餐桌上落座，喝着奶面羹，吃着胡萝卜饼，我走后盘子、羹匙、叉子不是由别的人，竟然是由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来洗涮？如果茨维塔耶娃可以安排当洗碗工，阿赫马托娃为什么不能安排当洗地板工，而亚历山大·勃洛克若是活着，他可以安排在食堂当锅炉工嘛。这才是名副其实的作家食堂呢。

“您看怎么样，一切都很好。”当我们走到广场时我说，“您现在到布特列罗夫街去找房子，然后去找特韦里亚科娃。”

可是这会儿使我吃惊的是，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对报户口的事圆满解决并不十分高兴。

“值得去找住房吗？反正我也不会找到的，莫如我立刻撤回来，回叶拉布加算了。”

“不能这么说！在这里找间房并不十分困难。”

“反正都一样。如果找到住房，可又找不到工作，我没有生活来源。”

我对她说，疏散委员会里有许多人知道她，喜欢她的诗，他们会尽力而为的，如果她能得到洗碗工的差事，那她和儿子就会有饭吃的。

“好吧，”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同意了，“我去找找看。”

“祝您顺利。”我说着便把手从她的手中抽回来。

“不行，不行！”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叫道，“我一个人不成。我完全不知道什么地方。我分不清东西南北。”

我向她说明，我一定得回家一趟。任尼亚病了，我应当陪着孩子。我应当把蜂蜜送回家去——蜂蜜是答应给孩子们的，他们等着呐。

“好吧，”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突然温顺地答应了，“我同您一起去，您在家忙活您的，我等着，然后我们一起去布特列罗夫街。”

我一手挽着玛丽娜·伊万诺夫娜，一手端着杯子，顺着列夫·托尔斯泰街走去。

“我总共才认识您五分钟，”在沉默片刻以后，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说道，“可是我觉得跟您在一起很随便。我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什么也没带。我清楚地知道，我的生命结束了，我连帕斯捷尔纳克的书信 [198] 都没有带……请您告诉我，”她一下子停止了，也让我停了下来。“请您告诉我，您为什么觉得还值得活下去？难道您对未来还没有看透？”

“值得不值得，这一点我早就不考虑了。我丈夫在1937年被逮捕，1938年被杀害。我活下去当然不值得了。在哪儿活以及怎样活都无所谓。可我有一个女儿。”

“难道您不明白，一切都完了？无论对您还是对您女儿，整个儿。”

我们拐到我住的街上。

“怎么全完了？”我问。

“整个儿全完了！”她用手里提着的古怪的口袋在空气中画了一个圈儿，“比如说俄罗斯！”

“德国鬼子？”

“是的，也有德国鬼子。”

“我不知道德国鬼子是不是能占领俄罗斯，如果能占领，是不是能长久。我连这个也想得很少。我是被动员来的。被动员来的人是不准议论的。现在有两个孩子要我照管，我要对他们负责。负责他们的生活、健康、安宁、教育和娱乐。”

我向她讲述了我们离开莫斯科时的情景。当我们的轮船刚刚驶出不远，在黑夜之中，黑乎乎的船颠簸的时候，离中央热电站不远的地方，德国鬼子的飞机飞来了，对中央热电站上空开始轰炸。它们轰炸的不是轮船，不是我们，而是中央热电站，但是炸弹很容易也会击中我们。每次轰炸轮船都会震颤，整艘由船头到船尾，整艘连我们一起。我把任尼亚抱在膝盖上，拉着柳莎的手。说真心话，我害怕得要命。血管嘣嘣地跳。我想起了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里说的话：“当你要被杀死的时候，你就坐下来等着……”我坐着等死。“战壕里的战士比我们轻松得多，”我当时想，“他们手里握着武器，而不是孩子的手。”孩子们却不害怕，因为他们养成了信任的习惯，只要有伊达和我在身边，他们就不会有什么坏事的，在黑暗中我给他们背诵普希金的《骠骑兵》。其实我是给柳莎背诵的，根本不适于四岁的孩子！可是任尼亚却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流出了眼泪，我在膝上勉强把他抱住，他哈哈笑得那样豪放，那样纵情，以至于连那些根本不想笑的成年人在轰炸的间歇时刻都笑了起来（不是笑《骠骑兵》，而是笑任尼亚）。现在不论是他还是柳莎整首《骠骑兵》都会背诵了。四岁的任尼亚长得矮小，跟一岁半的孩子差不多，可是却能说出十岁的孩子才能说得出的很长的完整的句子。奇斯托波尔房东的男孩儿（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四岁）把任尼亚看成是经过特别技能训练的立立普特人，跟在他后边亦步亦趋，而他则给他们朗诵着：

闻了闻：一股酸味！什么玩意儿！

我把它泼到地上，嘿，真是奇妙：

炉叉跳了起来，木盆也跳了，

都跳进了炉灶。我见事情不妙！

我看见一只猫在长凳底下打瞌睡；

就把小瓶朝它浇了浇——

它鼻子那么呼哧一声！我赶它：去！

于是它也随木盆跳进炉灶。

这可好，我不管遇到什么，

不管什么地方，统统把瓶水洒上；

什么坛坛罐罐，桌子板凳，

走啊！走啊！都跳进了炉膛…… [199]

“‘闻了闻：一股酸味！什么玩意儿！’这句诗现在成了柳莎和任尼亚的口头禅。”我对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说。

她对我的话丝毫没有兴趣。我们终于来到了我住的农舍。我请她进屋看看孩子，但是她说：“不必了，我还是坐在土台上吸支烟吧。”随后便坐在我们门口吸起烟来。

这杯蜂蜜受到热烈的欢迎。原来伊达排队买来了煤油，孩子们吃了一顿真正的午餐：白菜汤和通心粉。伊达也想让我吃一点，可是我疲倦不堪根本不想吃：这该死的巴塞杜氏病手术后也还是使我感到浑身乏力，心跳过速。若是躺一会儿多好！我探出窗外请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进午餐。

“不啦，不啦，”她一边说，一边挥动着香烟的烟雾，“您照顾孩子不会要很长时间吧？”

我给任尼亚更换了罨布，量了量体温。谢天谢地，差不多正常了。我匆忙中问了问柳莎，给她在卡罗尔《镜中世界》书中留的英文单词记住了没有，这本书是离别时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塞到我手提箱里的。它是《艾丽丝漫游奇境记》 [200] 的续篇。这一切我做得匆匆忙忙，慌慌张张，——茨维塔耶娃着急的心情催促着我。

在柳莎的责备的目光下我来到了街上。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背靠着墙坐着，身旁摆着一团团毛线——白色的、天蓝色的、黄色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毛线。仿佛这不是毛线，而是轻柔的团团的烟雾，轻飘飘的，柔软的，真想拿到手上，也想抚摩抚摩它们。就像抚摩小鸡和小猫一样。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猛地站起身来，扔掉香烟，把毛线团装进口袋，又挽起我的手。

我带她去布特列罗夫街（伟大的俄国化学家诞生在奇斯托波尔）。

“孩子，孩子，为了孩子而活，”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说，“若是您知道，我有一个多么好的儿子，他是多么聪明的有天赋的少年啊！可是我丝毫也帮不了他的忙。他跟我一起只能更糟。我比他还要无能为力。我手里的钱只剩两百了。若是能把这些毛线卖了……若是能任用我担当洗碗工的工作，那可太好了。洗餐具我还可以。教孩子我不行，不会，在集体农庄劳动我也不会，我什么都不会。您想象不出，我的无能为力到何种程度。我从前还会写诗，现在却不会写了。”

（“不会写诗了，”我心想，“这一点大概她刚感觉到。不过反正——事情不妙。勃洛克……在逝世前就是这样的。”）

三

我们走在卡马河的滨河街上。这哪里是什么滨河街，简直就是泥泞的道路，在遇到泥淖的地方架设几块木板。我们时不时地分开手，不能并行——我在前边走，她跟在我身后。但是有一段路有两块木板，我们又差不多是齐头并进。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的话使我想起了安娜·安德烈耶夫娜 [201] 的无能为力——最近几年我在列宁格勒较近地观察了她的生活。她现在在哪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她怎么样了？列宁格勒怎么样了？我真想把柳莎和任尼亚送给我父母，而我自己应当到那里去，到那里去——我的位置在那里。阿赫马托娃离开列宁格勒了吗？现在谁在她身边？我们什么时候能见面呢？

（我哪里会知道：没过两个月，安娜·阿赫马托娃就来到了奇斯托波尔，住在我这里，我也带她走过这条路，走在这些木板上，我说：“您瞧，我跟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在这儿走过。”想起后来的事，我便沉默不语了。）

“有一点让我高兴，”我停下来说，“阿赫马托娃现在不在奇斯托波尔。但愿她有好运。在这里她肯定会死的。”

“为——什——么？”玛丽娜·伊万诺夫娜一字一顿、清清楚楚地说。

“因为她可能不适应这里的生活。她什么也不会，真的什么也不会干。即便在城里、在和平时期也不能。”

我发现我身后那张铁青的脸变得很难看。

“您以为我——行吗？”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狂叫了一声，“阿赫马托娃不行，而我，照您看，就行吗？”

我压根儿没想她行。我不过把我常常担忧的事随口说出——真不是时候！若是没有伊达跟我一起，没有她那农民的吃苦耐劳，她那农民的干练（伊达是列宁格勒近郊的、出身一个被没收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富农家庭的芬兰人），还有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的钱以及他在卡马河结冰以前就会把我们从这里叫走——叫到一个我能有一份独立的工作的地方去，——我自己也是毫无办法的。

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大叫以后艰难地喘着气，我们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又继续往前走。我感到羞愧难当：她是那么需要无微不至的关怀！可是我都不是想着她，让她痛苦。我们从滨河街拐到一条狭窄的路上。我比别的地方更喜欢这个地方：比较清洁。

“这就是布特列罗夫街。”我说。

“多么恐怖的街道，”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立刻作出反应，“我不能住在这儿。这条街太可怕了。”

“好吧，咱们再到别的地方去找。不过现在我们到我的熟人施奈德家坐一会儿，听听他们的意见。他们会让您高兴的，我敢担保。他们对周围已经熟悉了，出出主意到哪儿去找。”

我为施奈德夫妇——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和妻子塔季扬娜·阿列克谢耶夫娜·阿尔布佐娃担保，是负完全责任的，虽然我对他们了解得不多，确切说，不久。我与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是于1939年在克里木一所肺结核疗养院里认识的，我的年轻的朋友，诗人兼评论家米龙·莱温病得死去活来——而且很快就死了。当时电影剧作家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也在那里疗养。他几乎比米龙大一倍，所以他的肺结核病变发展得很慢。在那儿照顾米龙的时候，我们成了好朋友。后来我回到了列宁格勒，战争期间，1941年6月28日在轮船上我们又见面了。他把妻子塔季扬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原来是阿尔布佐夫 [202] 的妻子，后来是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妻子 [203] ）介绍给我。无论是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还是塔季扬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在我们的艰辛的路上以他们的热忱，而塔季扬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同时以精力充沛、稳健沉着和体力过人使我们感动。说真的，若是没有她，我们一路的行程未必能够圆满结束。在下诺夫哥罗德换船的时候，即使有伊达的帮助——她背着、提着我们所有的东西，连柳莎都提着一只箱子——看来无论是我，还是孩子们都没有力量同人群一起穿过上船的人群从轮船上挤到岸上来。两股人流——下船的和巨浪一般迎面涌上船的——把我们挤得团团转，左拥右挤，抛来抛去。我两腿打软，东倒西歪，无能为力，一只手紧搂着任尼亚，另一只手拉着柳莎。（后来我在塔什干看见了多少孩子在换乘的时候迷失了！甚至不是在轰炸下，不过是在路上！货运站，空运站和码头……多少孩子同母亲离散多年，甚至是终生。）就在这时候，高大有力善良的塔季扬娜·阿列克谢耶夫娜解救了我。虽然她没有让有病的丈夫拿任何东西，自己背着沉重的包袱，——她却从我手里把任尼亚抢过去，上了岸，把他交给了伊达，随后又返回船上，帮我和柳莎穿过人群上了岸。那时轮船和军用列车一样行驶是没有时刻表的。多停一分钟都可能与丈夫永远别离。

就是到了奇斯托波尔，在照顾病中咯血的丈夫的同时，还抽出时间和精力跑来看我们。一会儿送来一块肥皂，一会儿送来一盒火柴，一会儿给孩子们送来些水果糖。施奈德夫妇过得很清苦和艰难，盼望早些找到一份工作，但是什么工作也找不到，然而我却一次也没听到他们一句怨言。

因此我深信，带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去见的是热心肠的和朝气蓬勃的人，但是就连我也没想到他们会给予她如此盛情的接待。塔季扬娜·阿列克谢耶夫娜立刻不无激动地感谢我给他们带来如此尊贵的客人。“我一生都想能与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认识，”她说，好像对口令一般她念了一句诗：“在我的莫斯科——圆顶在闪烁…… [204] ”塔季扬娜·阿列克谢耶夫娜给茨维塔耶娃脱掉大衣，接过口袋，让她坐在桌前，问道：

“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请说说看，您在1916年是怎样预见到勃洛克死期临近的？

大家都认为他是个奇人！

然而却逼迫他致死，

如今他死了。永世死了。

——哭泣吧，为死去的天使！ [205]

您那里来的这样的预感？”

“当然从他的诗里，”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回答说，“全都写在诗里呢。”

十分钟后桌上铺上洁白耀眼的台布（房间里一切显得明亮，像优雅的病房：塔季扬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弄到了抗菌剂，每天都拖地板擦窗子），桌上摆上沸腾的茶炊，切得整齐的黑面包片，用水果糖代替砂糖。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大口喝茶，放下了香烟，而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则用病态的炯炯有神的目光，以恳求的态度望着她，请她尽管吸烟，不必为他不停地咳嗽而不好意思。略微发胖的、金发的塔季扬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安详、愉快、从容不迫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支起折叠床，铺上了床单。“我们再也不放您到什么集体宿舍去了，”她说，“那里又脏又挤，您就在我们这里朗诵诗，然后用午餐，然后睡觉。明天一早我陪您去找房间——离我们近些——有几处我已经有谱了。我把所有的房东都考虑了一遍……您给我们朗诵献给勃洛克的诗，这是我喜爱的，然后您随便朗诵什么……等我们找好房间，您去报户口，再去叶拉布加接儿子。”

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眼看着变了样。铁青的面颊泛出了红晕。眼睛从黄色变成了绿色。喝完茶以后，她移坐到瘸腿的沙发上吸起烟来。她坐得挺拔，兴致勃勃地注视着新的面孔。我也望着她，尽力判断她有多大岁数。随着每一分钟她越变越年轻。

“你们这样殷勤好客地招待我，”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冲着东道主说，“我觉得我有必要对你们谈谈我的经历。”

（“这样开场就欠妥，”我想，“他们像我一样，非常清楚茨维塔耶娃是一个患上鼠疫的人。 [206] 并非不了解真情才这样殷勤好客地招待她。”）

她的经历中有些对我来说还是新鲜的：她说话斩钉截铁，与她那挺拔的身躯，不屈不挠和骤然的动作，还有那思维敏捷是相称的。根据她的讲述，她确实思想上明确地知道：渴望返回祖国的丈夫和孩子们是大错而特错了。她在那边就已经理解到了这边是怎么回事。

“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 [207] 有一天拿回家来一份报纸，当然是亲苏的报纸，上面刊载外省一家工厂工人食堂的照片。餐桌上铺着浆洗过的仔密的台布：餐具明亮；每台桌面上摆着一瓶鲜花。我对他说：可盘子里有什么呢？头脑里有什么呢？”

她已经不是在问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而多半是问我们了，而这种穷追不舍的“有什么呢”不顾语言的分寸，就像瓶塞从瓶口迸发出来一样，使人惊愕地、突然地从她嘴里迸发出来。——将来又有什么呢？

她把自己的经历讲到女儿以及后来丈夫被逮捕那天，也就是到1939年秋天为止。飞快地说完最后一句话，她便沉默不语了。当她沉默不语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想让她讲下去。让她讲完，那未免太残酷了。

“请您朗诵几首献给勃洛克的诗吧。”塔季扬娜·阿列克谢耶夫娜恳求道。

“那些太旧了，我不想朗诵。我想给你们念念‘乡愁啊，这早就已经……’这一首。”

我没有看她，而是望着窗子。不看她，听得更清楚。

乡愁啊！这早就已经

被戳穿的纠缠不清的事情！

对我来说全然一样——

在哪儿都是孤苦伶仃，

提着粗糙的篮子回家，

在什么样的石头路上踽踽而行，

而且那家已经无法说明是我的，

它已经成了军医院或者兵营。

对我来说全然一样——

在什么人中间像被捕获的狮子一样警醒，

从什么样的人群里

必然地被排挤出来复返到自身之中，

复返到自己的个人的感情之中。

像一只离开冰天雪地的堪察加熊，

在哪儿都住不下去（我也不想挣扎！）

在哪儿低三下四——对我全然相同。

就连祖国的语言，还有它那

乳白色的召唤都没能使我陶醉，

究竟因操何种语言而不为路人

理解——对我全然无所谓！

念到这儿，她沉默了。“究竟因操何种语言……对我全然无所谓”这句诗念的时候流露出一种极端的蔑视。挑衅地，怀着一种强烈的傲慢的神情。就像扔掉一支没有吸完的香烟一样，这首诗她突然中断了。

“我不想念了，请原谅我。等晚上我给你们念些别的，比如《空气之诗》。你们大概完全不知道我的长诗吧？”

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长诗！那时茨维塔耶娃作品的十之八九我们都不知道。不知道《书桌》，不知道《灌木丛》，不知道《忌妒的尝试》。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她那才华横溢的散文。这一切都从我们这里被偷走了，藏在遥远的地方，在数十年的过程中，只有极少的选诗传到了我们这里，而在地下的出版社和出版物中在50年代后期才开始偷偷地间或出版一些。

只是在50年代我才听到“乡愁啊，这早就已经……”这首诗的结尾，并且明白了为什么在绝望中，在奇斯托波尔，她不想把下面的四行诗给我们念完。因为在诗中，在所有的疯狂的摈弃以后，在所有的不以后，在这最后的四行诗里却仿佛是某种“是”，是肯定，是爱的表白。

一切家园我都感到陌生，一切神殿对我都无足轻重，

一切我都无所谓，一切我都不在乎。

然而在路上如果出现树丛，

特别是那——花楸果树……

——如果路上出现花楸果树丛，那么就会置上面的大喊大叫出来的一切于不顾，随着树丛一起也就会出现乡愁，——也就是那种被她刚才如此强烈地和蔑视地宣称为“已经被戳穿的纠缠不清的事情”。

在茨维塔耶娃朗诵的时候，我竭力想弄明白，从她的音调里我好像想起了谁的朗诵。挑战，威严——以及某种好战的孤独。她朗诵的时候，像一头被捕获的狮子一样，怒发冲冠，蔑视兽笼和观众的威严。

就连祖国的语言，还有它那

乳白色的召唤都没能使我陶醉，

究竟因操何种语言而不为路人

理解——对我全然无所谓！

我想起来了！是马雅可夫斯基。从前在我小时候，在库奥克卡拉 [208] 我听过马雅可夫斯基朗诵。他给我父亲朗诵过《穿裤子的云》。也像一头被捕获的野兽——一头凶猛的、不驯服的野兽，在被驯顺的野兽中间，怒发冲冠。

她答应还要念些——不是现在而是迟些时候。我们说定：我现在去电报局往叶拉布加给她儿子拍电报。她口授给我地址和电文“在找房，即归”。然后在集体宿舍找一个叫瓦列里娅·弗拉季米罗夫娜的（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同她住在一个房间），通知她茨维塔耶娃今晚不回来住。趁着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在施奈德的折叠床上休息的时候，塔季扬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到不远一家熟悉的房主那里了解一下租房的事。晚上八点钟我再来——那时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再给我们念《空气之诗》。我再念几首我所知道的帕斯捷尔纳克的新作。（在佩列杰尔基诺的时候，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赠送给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霜》、《松树》、《春天又来了》。我当时把它们抄入了笔记本，走的时候随身带来了。）

我在邮局很快发完了电报，又在“留局待取”窗口排了很长时间。我看到只有极少数的幸运儿收到三角形信或正方形信，而大多数人像我一样没收到任何东西。这种没有消息，这种沉默，比任何战报更有说服力。不可能所有的人一下子都死了或者一下子把我全忘了！沉默表明：我国土地上到处不停地轰鸣。炸弹、子弹、手榴弹、大炮和坦克。

四

我从邮局出来，心灰意懒。我当时多希望得到消息，可是却没有。我当时还不懂没有消息是天大的喜事。当我最终离开奇斯托波尔，消息像冰雹一样向我袭来的时候，它们竟然是这样的：我弟弟，任尼亚的父亲，战死在莫斯科城下。我的第一个丈夫，柳莎的父亲，在列宁格勒牺牲了。我基辅的亲人从德国鬼子手中得救，随着最后一辆军用列车离开基辅——否则就会死在娘子谷 [209] ！——但是他们却因伤寒死在路上：两位老人死在铁路小站的候车室地上。我的列宁格勒遭到扫射和轰炸，人们冻死了，城市空无人烟，变成了一座停尸间。

……离开邮局以后，我好不容易想起了该去哪里。是的，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请我到集体宿舍通知一下，她要在施奈德家过夜。但是我没有必要去宿舍了，因为在邮局门前我遇到了瓦列里娅·弗拉季米罗夫娜，把茨维塔耶娃的委托转告了她。她回报我一个好消息：季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帕斯捷尔纳克 [210] 打算花两百卢布买下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的毛线团。

我步履艰难地往家走。我承认我实在不想去那里了。奇斯托波尔的泥泞让我疲惫不堪。我们的房间还能稍加清理，可是院子、厨房、房东那一半茅舍就没办法了！木板栅栏由于炎热而裂开了，总是落满大绿豆苍蝇，懒洋洋地飞来飞去。它们就像脓疮一样布满栅栏。院子里泥泞齐膝：只好用小块木板搭救。牛棚摇摇晃晃：因为可怜的肮脏的奶牛用背往墙上蹭痒痒，仿佛不是奶牛而是一头母猪。女主人往脏桶里挤奶。厨房里挂着毛巾，不是随便什么样的，而是绣花的，房东的儿子们不仅用它们擦手，而且有时候从院子里跑进来还用它们擦脚。抱怨是有罪的：房东一家人同伊达相处得很好，对孩子们和蔼可亲，两个男孩子不是拿来从菜园子里直接挖出来的胡萝卜就是芜菁给任尼亚和柳莎吃，然而泥泞，泥泞使人感到厌烦和沮丧。

真是羞惭！这又不是鲜血！不过是泥泞罢了。是脏兮兮、黏糊糊的泥泞，不是流入泥土里或者水洼一样在柏油路的石头上凝固的鲜血。

在我回家的时候，我在滨河街上看见一位老妇人，站着画十字。我望了望周围，哪儿也没有教堂，原来老妇人冲着邮箱祈祷。她跪在邮箱前边（邮箱钉在一根腐烂的柱子上）。为儿子？四个儿子还是唯一一个儿子不知在哪里冒着枪林弹雨？她双手抱着柱子企图站起来。我帮她站了起来。她那双眼睛深陷，黑眼圈儿——一双盼望得发疯的眼睛。跟那些监狱里排队的一双双眼睛一样。

在家真是幸福。我吃了几口凉通心粉。

伊达在同女房东玩牌，任尼亚穿着一双毛线袜子，脖子上贴着罨布，围在旁边转来转去。柳莎在补袜子，袜子套在一个大木勺上，木勺是房东送的礼物。我们并排坐在长凳上。但是我们没呆多久，柳莎远远地看见彼得·安德烈耶维奇·谢梅宁向我们走来。

“他长两个脑袋！妈妈，快看！他有两个脑袋！”

沿着我们这条街，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的朋友，诗人彼得·安德烈耶维奇·谢梅宁，由于眼疾他没能应召入伍，也不是民兵。他把小儿子驮在肩上。他把萨沙放在地上，坐在我旁边。有人告诉他，我曾带茨维塔耶娃去找房，因此他来问问找到没有。我把情况告诉了他。

“您知道您像谁吗？”我说，“没有刮脸，晒得黝黑，穿着黑衬衫，卷起袖子，您驮着您那金色鬈发的美男子，简直就像把东家的少爷拐走的吉卜赛偷儿。多漂亮的男孩儿，简直就像小方特罗伊勋爵 [211] ——没错。只不过缺少镶花边的领子，还有天鹅绒上衣。”

萨沙默不作声地向柳莎要木勺，默不作声地拿它在长凳上敲。我没有见过更漂亮的小男孩儿。金色的卷发，白皙的脸，金色鬈发下面的黑眼睛，两道黑眉毛以及占半个脸的黑睫毛。

彼得·安德烈耶维奇没有报以微笑。

“怎么，情况不妙吗？”我问。

他点点头。

“同昨天一样吗？”

“更糟糕。”

然后他对我讲了讲疏散委员会会议的情况——他大概是委员会委员，出席了。开始叫来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她早已应邀而来——请她解释一下，为什么要从叶拉布加迁居到奇斯托波尔来。谢梅宁认为这一提问是可耻的，是嘲弄人。“我们又不是侦查机关，不是警察局，这哪里是提问，简直就是提审了！”他向我反复说，“她想住在哪儿以及为什么——关别人什么事？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机械地重复着早已背熟的话：‘叶拉布加只有一家酒精厂。可我想让儿子上学。在奇斯托波尔我要让他进技工学校。我请求把洗碗工的工作给我……’她出去了，我们开始讨论。宣读了阿谢耶夫的信：赞同茨维塔耶娃的请求。然后特列尼约夫以一副十分令人厌恶的样子发言。他说，早在莫斯科茨维塔耶娃就有‘依赖心理’……可是您知道，她在不倦地从事翻译呀！后来他认为有必要提醒同志们，现在是战争时期，大家知道，她丈夫和女儿都被捕了；又是战争时间，应当加倍警惕，他们不久前都是流亡者，她丈夫过去是白军军官。如果政府认为有必要让她住到叶拉布加去，那就让她住在那里好了。我们不应当干扰政府的安置……一套令人极端厌恶的蛊惑煽动。直到现在我还感到恶心。这与政府有什么相干？与战争时期有什么相干？这不过是作家基金会的决定，奇斯托波尔已经人满了，把作家安排到另一座城镇去……鲍里斯·阿布拉莫维奇·德尔曼、薇拉·斯米尔诺娃都非常详尽地驳斥了特列尼约夫，我也说了几句……然后表决。特列尼约夫成了微弱的少数，几乎一致投了赞成票。”

彼得·安德烈耶维奇站起身来，又把萨沙驮在肩膀上。小方特罗伊勋爵说什么也不肯把木勺还给柳莎——默不作声，但却毫不动摇。

最后还是还了。

我跟柳莎把他们父子送到拐角。

“幸亏您出席了会议，”分手时我对彼得·安德烈耶维奇说，“帮助战胜了特列尼约夫。”

“不管怎么说，还是让人感到恶心。”谢梅宁回答说。

我跟柳莎又坐了一会儿，带上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前往施奈德家。除了诗歌以外，我还给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为她的毛线团找到了一位买主。我八点准时到达施奈德家，但是使我吃惊的是，我却碰到了一件令人不快的出乎意外的事：玛丽娜·伊万诺夫娜不在那里。我白天走后，她在那里躺下休息了一会儿，用了午餐，然后突然声称，她应当马上到饭店与一个人会面。塔季扬娜·阿列克谢耶夫娜送她去的。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答应八点钟以前返回来过夜。“她不会在回头路上找不到了？”我问。“不会的，她说有人送她。”

我们等到十点半。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穿着睡衣在单人床上躺着。体温38度以上。塔季扬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出去两三次探望。我发现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实在难以忍受：疲惫不堪的脸上烧得一块块红斑。我该走了。在奇斯托波尔，十点以后就算深夜了。我们说好，我现在回家，明天一早我跑到集体宿舍去了解一下，一切是不是顺利，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是不是回到那里过夜了，我再通知施奈德夫妇。

第二天一早我就出发了。在宿舍门口我又遇到了瓦列里娅·弗拉季米罗夫娜。她劈头就说：

“我正要去找您。”

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在集体宿舍过的夜。早晨匆匆回叶拉布加去了。她打算把儿子带到奇斯托波尔来，一起去找房子，找到以后就去找特韦里亚科娃把事办完。

“也好，这样很明智，”我写了一封信，打发柳莎给塔季扬娜·阿列克谢耶夫娜送去，“儿子比我们更清楚知道，什么房子对他们合适。”

……据我推断，茨维塔耶娃是8月28日从奇斯托波尔返回叶拉布加的。过了几天，还是在那个邮局的那个小窗口排队时，我听到了一个可怕的消息：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的儿子从叶拉布加来了，他给阿谢耶夫带来一封信，并且说：

“妈妈自缢了。”

五

众所周知，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是于1941年8月31日自杀身亡的。

我记载与她相遇的笔记已经是在得知她逝世的消息以后，也就是9月4日的事了。我的那个笔记四十年没有看过一眼。因此，如果有人当着我的面谈起茨维塔耶娃，我所说的都是我所记得的。我记得非常深的是她手上的口袋。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安娜·卡列尼娜的口袋。出自《安娜·卡列尼娜》。当车厢从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身边开过的时候，她从胳膊上拿下来的红色小口袋。茨维塔耶娃的口袋不是红色的，不鲜艳，破旧的，但是与安娜·卡列尼娜的口袋很相像。有什么地方相像，我不清楚，有点儿相像。在我的奇斯托波尔的笔记中，在得知她自杀的消息以后，记载着这样一句话：“我看见了一位手中提着安娜·卡列尼娜式的口袋的妇人。”

有两份文献促使我重读一遍笔记，并且循序从头到尾回忆了一遍。一份已经发表，另一份尚未发表。

现在从已经发表的谈起。

我收到了一本由格·斯特卢韦和尼·斯特卢威编辑的《玛·茨维塔耶娃：未发表的书简》，巴黎YMCA Press出版社出版。姑且从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的“笔记本”第629到631页中援引一段：

“我在1940年9月5日在莫斯科恢复记这本笔记本的……

“谈谈自己，大家都认为我勇敢。我不知道有谁比我更胆小。我什么都怕。怕眼睛，怕黑暗，怕脚步声，而最怕的是自己，自己的头脑，如果说这颗脑袋在笔记本 [212] 中是那样忠诚为我服务，那么它在生活中又是那样把我杀死的。没有人看得见——没有人知道——，已经有一年了（大约）我的目光在寻找——钩子……”

我们在这里暂停一下。我们重复一遍：“……已经有一年了（大约）我的目光在寻找——钩子……”

笔记是1940年9月5日记下的。一年以前——是什么意思呢？前一年8月27日，茨维塔耶娃的女儿阿里阿德娜——阿利娅，被逮捕，而10月10日丈夫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埃夫伦也被逮捕。瞧吧，她的目光从什么时候开始寻找钩子的，从这两次离别时间开始的。女儿被投进监狱，送进劳改营，被流放。丈夫被抓走——被处决。

我们接着往下读：

“……我有一年了在掂量着死。一切都是那么丑陋，那么可怕。忍气吞声——太卑鄙，跳河——又怀有敌意，历来难闻的臭水味。我不想吓人（死后），我觉得我只是害怕——怕死后的自己。我不想死。我想不存在。废话，我还有用……但是，上帝啊，我是多么渺小，我真是毫无办法！活到头——才能嚼完那苦涩的艾蒿。”

读完“我真是毫无办法”这句话以后，我合上书，在倾听。从遥远的地方，我的耳朵里传来了久远的四十年前在卡马河沿岸发出的叫喊声：

“您以为我就行吗？”

她是多么地勇敢，是多么地能干——用不着证明：在我们面前摆着她那威力无穷的诗篇，她那散文，她那充满极大痛苦而又勇敢的一生。

但是即便具有壮士般的力量也会耗尽的。侨居国外时，她虽然贫困和孤独，但是她的作品还能发表。可是在家乡，除了译诗以外，在她归国以后几乎什么也不曾发表。而末日——精疲力竭，我认为是在1939年秋季来临的，因此我这篇微薄的回忆录最好不叫《临终之前》，而叫《精疲力竭之后》。

在阿利娅被捕以后，在丈夫死了以后 [213] ，她已经精疲力竭了，而在精疲力竭之后——又是战争，疏散，无望的贫困，新的屈辱，叶拉布加，奇斯托波尔……

“您为什么认为还值得活下去？难道您对未来还没有看透？”

没有未来。没有俄罗斯。

“我以前还会写诗，可是现在却不会写了……”“多么可怕的街道……”“我什么也不会……”“洗餐具我还可以。”

……第二份文献还没有发表。由于一连串的死亡和意想不到的继承，有一张小纸片落到了我的手上。很轻的一小张纸——甚至不是一张，而是半小张纸，从学生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上的笔触急剧、清晰、均匀、苍劲，仿佛在蹂躏这张可怜的小纸条一样，纸上写着：

致作家基金会委员会：

兹申请担任即将开设的作家基金会食堂洗碗工工作，敬请接纳为荷。

玛·茨维塔耶娃

1941年8月26日

食堂于11月开张。此时我已不在奇斯托波尔。谁得到茨维塔耶娃曾经企求的洗碗工的工作，我不得而知。

1981年10-12月

佩列杰尔基诺

题解：

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1909-1996），俄罗斯女作家、文学评论家。父亲科尔涅伊·丘可夫斯基是苏联著名作家，兄弟、女儿也是作家。丈夫在“大清洗”时期遇害。主要作品反映“大清洗”时期的恐怖。1974年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1985年作协恢复其会员身份。主要作品有《索菲娅·彼得罗夫娜》、《被作协开除记》、《关于安娜·阿赫马托娃的札记》、《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日记回忆录》等。其中文版作品选《捍卫记忆》出版后在中国影响颇大，“捍卫记忆”成为2011年频繁出现的关键词。这篇回忆文章提供了茨维塔耶娃临终之前最为可靠、震撼人心的生活片段。8月26日那一天，利季娅很长时间都陪着茨维塔耶娃，几天之后她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笔记。她的笔下出现了一个具有莎士比亚悲剧性格的人物：遭遇劫难的诗人。这个女人身材不高，形容消瘦，面色发灰，内心却蕴藏着诗人的伟大精神，此刻戴着一顶贝雷帽，怀里抱着装着毛线的布袋子，徘徊街头，举目无亲，可怜无助，又一次体验到了二十年前她自己诗句中描写过的“无上幸福的孤独时刻”。她心慌意乱，用目光追逐着行人，似乎在恳求他们千万别抛弃她；她的心情时时在发生变化——从希望转变为绝望；从短暂的平静转变为突发的恐惧。利季娅不仅如实记录了临近最后时刻的茨维塔耶娃，而且准确捕捉到了茨维塔耶娃的内心活动，读者无不为之动容。这篇文章是利季娅回忆录的一个代表作。

（米卡）

关于玛丽娜的最后的话

（俄）阿纳斯塔西娅·茨维塔耶娃著

陈耀球译

着手叙述我姐姐玛丽娜之死，我意识到我的全部责任，回忆，收集，著录，一切必须极其准确。关于她的死讯，人们向我保密了两年。我要准确地叙述，在获得她的死讯之前，关于她的真实情况怎样小心翼翼地、一部分一部分地到达我的手里，我怎样——我什么时候得到机会——去到她那不幸的城市，我在那里了解了一些什么，怎样从当我不在的时候与玛丽娜结识的人们那里，一点一滴收集关于玛丽娜的故事。

我访问了我所能找到的所有的人，并且仔细地作了记录。

1943年夏天，战争在激烈地进行着，我当时在远东。我打算在伊兹维斯特科瓦亚车站乘火车。但是没有乘上，又返回来了。人们交给我一封信。我已经很久没有信了。这封信是我的姐姐廖拉写来的，是一封很短的信，寄自塔鲁萨。我多么高兴啊！信里，首先说到这个，说到那个……后面写道：“穆夏，《魔灯》的作者，已经不在人间了。她的儿子在高加索一个什么地方，和作家协会一起。”

我读了一遍，又读一遍——满心愤慨：“胡说！谣言……玛丽娜不可能死！”

我不相信！我身上的一切——一切的活力，都和肌肉一样紧张起来，对抗着这个荒唐的消息！这是不可能的！现在，她在这里，在祖国，我们终将生活在一起，——可现在她突然——死了？不过是廖拉离她远，战争时期，大家分离着，杜撰的事情是不少的！

我把信收好。但是，内心的不安时刻折磨着我。我开始给所有的人写信探问消息。在大家——直到每一个人——还保持缄默的时候，我（命运本来就是仁慈的！）有二十天时间越来越处于思想催眠状态，总是向命运卜问一件事：玛丽娜在人间——还是……我瞧着青草，向青草卜问。她活着——还是……可是，我说不清楚。我等待着毁灭或拯救——整整二十天。

那二十天，疑惑的毒液逐渐渗入我的心里，我那时候要是能够观察、能够思索的话，也许我会让自己相信玛丽娜已经死了的消息，就像两年以前在哈巴罗夫斯克做的那个梦一样：1941年9月初，我做了一个梦，醒来很不平静。在这个梦里我得到一个噩耗——我没有说出名字来，没有力量承认梦见了这样的事，白天，我把它甩开，克制它在梦中所加给我的烦恼。但是，我虽然没有说出来，像是一个“最亲密的女人”拿不着边际的解释来保障自己的安全，也还是不能够把这个名字解释成为别的什么。可我拒绝梦中的经历，利用现实来摆脱它——不，不是现实，不是现实中所发生的，在当天，是一种现实的心情——像抖落不可忍受的事物一样抖落她。把它称为不可信、不可能的事，抛在脑后，以便继续生活下去。这是在得到噩耗之前两年发生的事。

我整个儿不理睬这个梦，很不愿意记着它，的确把它忘了两年，直到1941年廖拉的信中钻出这个噩耗。我任何时候都没有得到确实消息，然而，那个奇怪的梦也许和玛丽娜大行的日子是相符的。梦，是那样突然，没有伴随任何与她有关的事情。由于利利娅·埃夫伦谨慎的好意，我只在两年过后才得到玛丽娜的死讯。

对荒诞的消息生完气，我就变得麻木了，开始怀疑自己的信念：旅程往返，使等待加了一个倍，我等待着回信（凡是回信的人，关于玛丽娜都保持缄默），现实突然变成了我的命运。这里，似乎不是叙说的地方。一天，消息来了。电报。

我打开电报。电报纸是粉红色的。上面两行字：“两年前玛丽娜死于8月31日。我们吻您的心。利利娅·季娜。”（利利娅是玛丽娜丈夫的姐姐伊丽莎白·雅科夫列夫娜·埃夫伦，季娜是玛丽娜的女友季娜伊达·米特罗法诺夫娜·希尔克维奇。如今，两人都不在了。）

我在极度伤心的时刻也不会忘记这两行电文。我站着，把电报拿在手里。我吞咽着每一个字，可又吞不下去。它像石头一样顽固。也许，我本来就要这样长久地站下去，珍惜变得迟缓了的、读电文的时刻，站着比拿着电报走要好一点。但是，旁边人们来来往往，我不能够站着让人家问我，看见我流着无益的眼泪。我冲出门来，离开房子，走上旁边一座荒凉的山丘。我被电报的内容打昏了头脑，还是什么也不知道，绕着山丘来来回回地走着。

现在，只能和一个人——和青草融合在一起了；这青草——我现在已经知道——长在……上面，比玛丽娜还高。玛丽娜永远地和土壤融成一体，已经两年了……二十天，我问着青草。青草缄默不语，既怜惜我，又保守着秘密。命运想叫它现在向我公开。

玛丽娜不在了。在人间，我再也看不到她。

许多年以前，我曾经在我的著作《烟，烟，还是烟》中，描写过这种可怕的分离。当时，玛丽娜二十三岁，我二十一岁，而且，她比我健康得多。可是，我不能够预见我竟不能在玛丽娜弥留人世的时候和她告别。只是过了十九年以后，我才能够亲自走上埋葬她的坟场。

“玛丽娜的死，将是我一生中最深刻、最剧烈的——当然是这样——痛苦。”我当时写道。

“比我所热爱的一切人的死还要痛苦，——只稍稍轻于我自己的死。

“她的眼睛，她的手，她的头发，我从小就熟悉的她的身体，一切都将埋在地里，我不知道我怎么能够忍受得了。这将是疯狂的绝望。谁能够拯救我摆脱绝望！倒不如让她看到我死——也许，她的克制能力要强一点。

“我一生的唯一支柱将在这个时刻全部倒塌，把整个的我、我的全部特性以及‘啊，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呀！’‘我多么古怪呀！’这样一些东西，全部砸得粉碎。事实将彻底压倒我身上的一切特性！

“我将失掉理智，冲进房间，不顾任何人，在地板上滚碰着，又是吻她，又是唤醒她，不让人们把她的灵柩埋进地里。

“我的声音（我们两人的声音是一样的，我们常常一起朗读诗，音调没有丝毫差别，好像一个人朗读似的）将变得极其可怕，就好像一架被劈开的钢琴只剩下一半了。

“我将凄惨地问自己：我怎么活下去呀？我们是连皮带肉长在一起的，突然把她切走了，我怎么办呀！

“我将不会是一个怪人。此刻，我就会和大家一样。

“我将带着自己的全部感情去会见其他已经死去的人们，尽管我们在生活道路上彼此远远地分离着。可是，我不能让玛丽娜的面孔和身体埋进土里。”

“她死了！”汽车肇祸？——因为她很害怕汽车……两年！而我活下来了。两年——真没有想到。利利娅那几张为数很少的明信片，胡谄一些读不懂的话，谈到玛丽娜，谈到穆尔，结尾都是半吞半吐，好像下页还要谈似的……但是，当时我不知道情况，怎么能够怀疑，即使现在知道了，也还是不相信。我永远看不到玛丽娜了？我要在没有她的情况下生活？

但这一切都是以后的事情。此刻，我一个劲地绕着圈子——感谢上帝：只有我一个人。每迈一步就是一阵刺痛。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很多想法是很久以后才有的。

……我重读了利利娅的许多信件。亲爱的、好心的利利娅！她给了我两年生命——向我隐瞒着。天啦，玛丽娜怎么死的？现在，我不再等待大家（朋友、亲戚、作家）的回信，只向利利娅·埃夫伦一人写信，求她告诉我真情。我等待她回答我玛丽娜是怎么死的。等了十四天。回答终于来了。是一份电报。电报上只有三个词。送电报的邮差一定认为是儿女对母亲的怀念——电报上没有打问号。“和我们的妈妈一样”。我读了，一身变得冰凉。这就是说：“她自缢了……”（“我的妈妈”——埃夫伦姐弟利利娅、薇拉、谢廖扎的母亲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杜尔诺夫埃夫伦——1910年在巴黎，正当她五十四岁的时候，在她十四岁的小儿子科季克自缢的同一个钩子上自缢了。）

我现在全都知道了。就是说，命运没有给我一个晴天霹雳，而是在三十四天的时间里，逐渐回答了廖扎的信在我心里所引起的惊慌：二十天的疑惑和恐惧，给了我精神上的准备：霹雳。我记得，我身上发出的战栗在粉红色的电报纸上反映出来，周围的一切好像一堵高墙突然倒塌了。

还有十四天是不知道：她死了！是汽车肇祸？是轰炸？不知道为什么，玛丽娜十七岁时的一次未遂的自杀，经过三十四年之后，我竟没有想起来（她就是这样死的）。第二声霹雳比较地轻微。但是它击毁了我的主心骨。现在，我可以等待“详细的”消息。消息没有耽搁。还是来自利利娅——我多么感谢命运，从1939年到1941年，我从利利娅手里一次又一次获以关于玛丽娜以及她的亲人的消息。得到廖扎写来的“已经不在人间了”的消息之后，我首先要求知道真相，利利娅给我的回答——那些延宕的、内容没有写完的明信片，我现在明白了，是还在想着向我隐瞒……

啊，这不是脆弱！不是她的脆弱——也说不上是忧虑我的脆弱！更不是谎言。如果我在莫斯科，去看她的话，她会一分钟也耐不住的！她会抱住我，贴紧我的胸脯（人间的任何交流也不会更加亲切！），马上把真相全盘托给我。可是——遥远……

明信片的结尾是：玛丽娜……宠穆尔，动词的尾部看不清楚，好像是在路上磨掉了，——我一双近视眼，贴得很近，也还是分辨不出是过去时还是现在时，眼睛张得好像拉紧的弓。可是，竟没有寄来第二张或者第三张明信片。我已经知道，穆尔和所有的孩子一样，对待母亲很不礼貌，但她总是原谅他。从1939年6月至8月，两个月时间，他们一家四人住在一起，8月，阿利娅走后，便是三个一起住在别墅；10月，谢廖扎又走了。玛丽娜带着穆尔迁往莫斯科，从事翻译工作，以后便没有消息了……

这是一个月以前的事了。现在我已经了解到一些情况，而且还在继续了解，但是，对于最近的情况仍然茫无所知。因为谁也不知道！上班，下班，给几个成年人教点英语语法和词汇，每天，像是投给我一个救生圈，在紧张的教学活动中（在活下来的我，是心中的自在之物，起着催眠作用；我现在还教着一个十岁的女孩，她越来越紧地缠着我，在她父母和睦的家里），自从得到最初的消息之后，几个月过去了，但是每天醒来都是那么一惊：几乎半个世纪了，我了解玛丽娜的生活，就像了解自己的生活一样，可是，她不在了！

关于那些年代，我记得什么呢？我几乎什么都不记得。电影院里有一个女人。（玛丽娜死后我第一次看电影。）她坐在我前面，年轻，苗条，身材很像玛丽娜。这个女人活着，可是玛丽娜不在了，一去不复返了！银幕上，人们在舞蹈。可是玛丽娜永远看不到舞蹈了。不仅看不到这一次的舞蹈，而且永远看不到别的舞蹈。

我的生命停滞了。岁月在这种停滞状态中流逝。流逝了四年。

我还必须谈谈战争时期，谈谈一封信。

内心的狂乱时刻缠着我，我每天都在克制它；这狂乱，有一点是完全不可理解的：玛丽娜经历了一切灾难，打算去，而且去了，怎么没有给我留下一行字——这是一个疑问。最近几年，她迫于环境没有给我写信，难道是以自己的远行来解释缄默的原因！为什么不给我写一个字？她不可能不知道，她的消失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应该给我一封信啊！这将是我们之间的一座桥梁，架在死亡之上的桥梁。我会带着它，带着它活着，等待着有朝一日我也去到她那里。在时刻伴着我的无可慰藉之中，——这将是何等的慰藉！她的死就不会是完全的死，它的一隅还会富有生命，哪怕一行字，也会燃烧，也会使我感到温暖。她把我抛在冰天雪地。这不是对她的责难。这是一个疑问，它的残忍夺走了我的生命。难道要在这种不能活的情况下要命地活下去？一双眼睛总没有干过眼泪。一连串的梦，梦见玛丽娜，梦见她的死。我把这些梦记下来，寄给了阿利娅，——现在我们在通信了。对她，也和对我一样，人们长久地隐瞒着噩耗。她从她那遥远的地方，从北方，给我写来回信，充满埃夫伦氏的善良，富有茨维塔耶夫氏的才调；玛丽娜死后，从她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她仍然是朝气蓬勃的。

没有得到解答的疑问一天也不放过我，时刻搅扰我：玛丽娜怎么能够不叫我一声就去了？我现在知道，她是留下了信的：给穆尔，给谢廖扎和阿利娅，给诗人阿谢耶夫一家（把穆尔托付给他们）。

事情的发生，也就是我现在想要讲述的，我认为是一个奇迹，它满足了我无法满足的、想要知道她为什么缄默的那种渴望。（这里，又和那二十天+十四天一样，在慢慢地适应着无与伦比的痛苦——无论同母亲的死比，同父亲的死比，还是同我的第二个丈夫的死比，同第一个丈夫的死比。命运终于给了回答。）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玛丽娜的信来了。是一封告别的信。在准备自杀的时候……三十四年以前，她十七岁的时候，写给五十岁的我。这封信，她一生都保存在一个什么地方，没有毁掉，后来落到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第二个丈夫的手里，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格里尼奥娃转寄（副本，怕损坏原件）给我，正是我呼喊着求命运给我一行字、一封信的时候……于是，一封信来了。

有一件事我没有说到，从得悉玛丽娜的噩耗开始，我就用铅笔放大我所得到的几张照片：一张二十五岁，戴着紫水晶项链，背景是半圆形嵌花板（有人说是圈椅，有人说是柜子），一张三十五岁，4月3日照的，穿着粗方格外衣，别着椭圆形的黑色胸针；最后一张四十六至四十七岁，头发已经斑白了，露着颈子，戴着磨制的串珠。

我画像是利用夜晚时间，打了格子，画得很准确。那天收到信后，我没有机会带着信离开办公室——上哪儿去读呢？我得在家里读。我做了我能够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我跪在我的单人床上，背朝房间，脸朝我用铅笔放大的玛丽娜的巨幅画像（这是她二十五岁时的像，脸几乎和真人一般大），在四十九的年纪，流着泪，模糊地读着玛丽娜少女时代写给我的信。关于这封信（写于1910年）我从未听说过，不知道是封怎样的信，读到这封信后，经过三十九年，许多事情发生了，新的风暴中，命运把这封信的副本以及经过四年而得到的原件一齐从我手里夺走了。我只能根据记忆简要地援引这封信了。这封信的开头，我说不很准，但我好像记得不是“亲爱的阿霞”，而是“心爱的阿霞”！

玛丽娜写的，是说不能够继续生活下去，问题已经决定好了，向我告别，并且要求我分赠给她心爱的书籍和版画——附有一个清单和名单。名单上的人有德拉扎拉（利季娅·亚历山大罗夫娜·塔布列尔）、瓦利娅·格涅罗佐娃（随丈夫姓扎蓬博）和我们的大姊（玛丽娜和她争吵已经一年了。记得，赠给她的是从巴黎捎来的几幅版画），大概还有一些人，但我一时记不起来。我也记不得有没有我自己，最后指定赠给我什么。（也许，玛丽娜认为，除了指定的，一切东西当然都是赠给我的？）但是，我记得专门对我说的一段话：“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不要怜惜，不要计较，不要害怕，否则，你日后也会和我一样遭到折磨。”（我援引这段话也不是逐字逐句的，但其中确有不要怜惜、不要计较、不要害怕这三个动词。）接着，要求怀念她，在春日的傍晚唱我们喜爱的那些歌曲。在《冬天的童话》、我们对尼伦德尔产生初恋的那些日子，我们当时唱过一支纯朴的德国爱情小曲（《无论什么火，无论什么炭》）以及德国和法国的其他一些歌曲。“任何时候也不要害怕我，我任何时候也不会走近你。”“但愿绳子别断了！不然，吊不死，那就讨厌了，是不是？”这两段话，我是逐字逐句记着的。后文，第四页窄长的纸上（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是一页对一页誊抄的，和原件一样）最后的几行中，有一段话，当我读着的时候，字迹变得越来越庞大了。我沉浸在这段话里，沉浸在逆涌的泪水里，沉浸在这段话的超人的慰藉里。幸福和悲伤在心中交织着，我再也看不见了，不知道有什么感情比这个更加强烈：“记着，只要和你在一起，我是时刻理解你的。”签字。这段话是玛丽娜给我的永久赠言，四十年了，我生活着，记着这些话。

我还要说说几张画像。其中以及所有画像中——我待在远东的那些岁月，根据一般的以及放大的照片，画了将近两百幅（有铅笔画和色粉画，都是放大的）——画得最费力的是玛丽娜头发斑白的一幅铅笔画像，尺寸为真人的三分之二。我用一个通宵把它画好，然后再三地进行加工，直到脸上的每一条细小的皱纹都富有表情，使眼角和嘴唇露出微笑：亲切的、痛苦的微笑，羞涩的、陶醉的微笑——也许，根本没有微笑？我画得眼睛都发蒙了。我总是不能够结束这幅画。脸部越来越生动了，越来越生动了，老是吸引着我的目光。我只好强迫自己走开，因为……是不是有点近乎魔力了？

我垂下双手站着，心里，无眠的夜给我一种明净的感触，也许，这是临近了的衰老发出的声音。从我的心底，从她的心底，响起了玛丽娜的声音：

经过无眠的夜双手正在变得酸软，

无论对手还是朋友都那样地冷淡，

蓦地，整部歌剧每一个偶然的音响，

在严寒中透露着佛罗伦萨的灵感……

夜尽的时候我险些和玛丽娜一起去了。

那些日子过后，我收到了第一封信——一封很短的信，不熟悉的笔迹，笔画端直，有点潦草、古怪，但又像是……信的开头是：

“亲爱的阿霞！

这是穆尔在给您写信。我记得您……”（我想起了1927年从意大利，从高尔基那里去梅东的情景。他当时将近三岁……）

这是一声呼叫。我愉快地、热情地给穆尔写了回信。于是又来了第二封信。（他已经服兵役了？1944年2月1日他满了十九岁。）第一封信寄自莫斯科（第二封信寄自军队）。他当时已经进了文学学院，住在姑妈利利娅家，为了挣点钱，又在一家工厂做装潢美术员（这些，我是从利利娅那里知道的）。这封信比较长，写得很亲切，信纸幅面很大，大概有三页或者四页。但是，信中不可理解地、古怪地用本名和父名的第一个字母“M.U.”称呼他已经死去的母亲。这样重复了两次或者三次，既惹人注意又惹人不注意。没有一个字提到他所遭受的悲痛。对我亲切，对母亲不亲切，这种对照使我感到震惊。装出的姿态？为什么，对谁？这是在回答我怀念玛丽娜的、滴着血的信呀！

记不得是回答我哪一封信（我的记性不好了），穆尔写道：“阿霞，谢谢您的信。这是我所收到的信中唯一用真正的墨水写的。其他的信，都是用兑淡了的水写的。”他的下一封信是从军队寄来的，讲修理澡堂的事，对于这种非军事的事务颇有一些讽刺的幽默语言。记得这也许是第四封信，是我所收到的最后一封信，结尾是：“我厌倦了团部文书这种乏味的工作，我最近就要当一名机枪手或者自动步枪手，和补充连队一起出发。我的星辰高照，我相信我的命运。”

这些话，他也写给了他的姐姐阿利娅。以后就永远缄默了。

剩下来的最后的话。我要讲讲“叶拉布加”这个词。很久以前，当时我还没有（从廖扎的信中）得到关于玛丽娜和穆尔的最初消息，有一天，当食堂人很少的时候，我在那里听到（两个男人在交谈着什么）两个词儿：“叶拉布加城”。我注意到这个词的发音，觉得很有趣味，好像有一种古朴、轻柔、舒适的感觉。后来——忘记了……

这个词还有一次印入我的脑海。我得到一本关于少女骑手杜罗娃的精装书，里面叙述了她的一生，末尾说：到了老年，她住在叶拉布加城，在卡马河岸上，而且死在那里，葬在叶拉布加坟场。“也许和玛丽娜在一个坟场？”我当时想。

1947年我和侄女阿利娅见面的时候，我曾建议她去叶拉布加寻找玛丽娜的坟墓。

“首先，我要一个人待在妈妈的坟上，”阿利娅回答，“单个儿和她在一起。但是只要找到了，我答应带您去妈妈坟上。现在，你我都没有钱，我得找到工作。”

我只得同意。

生活又使这次旅行变得不可能了，——从1949年到1958年。这年我们又见面了。我已经六十四岁。阿利娅住在莫斯科，有工作，她和一个女友在塔鲁萨有一栋别墅。对于我反复提到的寻找玛丽娜坟墓的愿望，阿利娅给我的回答，还是和十一年来所说的话一字不差。我尊重她的心愿，再次顺从她。

又过了两年半。由于父亲创建的造型艺术博物馆的斡旋，我获准退休，并且一次领了两个月的退休金。

秋天，卡马河到了最后的通航季节。我决定不再等待了。阿利娅这时候在塔鲁萨病着。我已经六十七岁。

1960年10月，我终于实现了去叶拉布加的宿愿。

我的老友（从1922年起）索菲娅·伊萨科夫娜·卡甘同志和我一起去。

叶拉布加位于卡马河岸上。我们打听了路线，乘火车到了萨拉普尔，然后换乘轮船。

黄昏时候我到了叶拉布加。我们在船上遇到了一位警察勤务学员，他名叫伊万·X.，得知我们旅行的目的，便把我们领到一家旅社，并且安排住在为出差人员准备的两间房间里。

夜。隔壁过道间住着一个女人，第二天早晨才知道她是女画家塔季扬娜·拉季莫娃。她得知我们为什么来的，很是激动。关于玛丽娜，她也曾经听说过。后来，在莫斯科，她给我们看一幅草图，画的是1941年玛丽娜住过的那条街道。铅灰色的天空，矮小的房屋，秋天的景色。

第二天早晨，旅社的人告诉我们：

“一个民警找你们。”

我们昨天的同船人伊万·X.穿着阅兵服，微笑着走进我们的房间。

他帮助我们寻找，想了很多办法，凡是能够进行回忆的人，他都去问过。

然而没有结果。

于是他又建议在报纸上登广告——看居民中有没有人记得玛丽娜的安埋情形，能否指示坟茔。

我们没有作家协会的授权，谢绝了这个建议，决定尽自己的力量来找。

我们出发前在莫斯科从诗人瓦季姆·西科尔斯基那里（通过电话）所了解的情况，原来并不准确。我们按照他的提示走过叶拉布加的各条街道，也没有找到任何与他的说明相像的地方。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已经过了十九年……后来得知，街道都改了名称。

凄凉的秋天。灰色的天空和灰色的卡马河统治着灰色的城市。我们绝望地想要找到玛丽娜住过的房子，到处瞎碰，遇到过路人，就问他们是否很久以前就住在这座城市，1941年，战争初期，是否住在这里，记不记得那里死了一个和作家基金会一起疏散来的女作家，知不知道她当时住在哪里。

回答都是否定的。但是命运帮了忙——我们所询问的女人中，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她想了想，一边回忆，一边领着我们走。

我们来到一条老街20号（它现在叫沃罗希洛夫街；1941年是日丹诺夫街10号）。一栋小平房，一套住宅，和当时一样，住着布罗杰尔希科夫夫妇——又高又瘦、头发苍白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和他身材矮小、上了年纪的妻子阿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和我同名）。从她那里我们得知，玛丽娜问过她的本名和父名，说：“阿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我妹妹也叫阿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就是说，玛丽娜在临死前十天，最后一次叫了我。

玛丽娜以前的房东告诉我们：玛丽娜什么时候来到叶拉布加，他们不知道准确的日期。她来到他们家，大约是在临死前十到二十天。是她和另外几位作家一起走进来，还在门口，她隔着窗帘看见一间有两个窗户的单间，就说：“这间我要！”（就是说，她还有着生活的意志……）

她把床给了儿子，自己睡在沙发上。她寻找工作。想卖掉银餐具。乘轮船到过奇斯托波尔。从奇斯托波尔回来，心情不好。临死前两天，她和儿子有过一次激烈的争吵。说些什么——房东不明白，他们说的不是俄语。

那天，人们宣布为义务星期六。他（格奥尔吉还未成年，十六岁）代替四十八岁的母亲走了。女房东也走了。她丈夫准备去打渔。问玛丽娜：

“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您看家？”

她答应了。

女房东第一个回家，过道间的门虽然没有上好门闩，都是锁着的。她到底还是把门打开了——门里边左一道右一道缠着细绳子。她走进去，看见了玛丽娜。她用一根结实的细绳吊在从侧面钉进横梁的钉子上，离地板不高。

院子里站满了人。一个过路人把她从绳套里取下来，放好，走了。

儿子回来，人们不让他进去。他问为什么？得知母亲自杀，他不想进屋——走开了。

房东没有参加送葬。儿子送葬了没有——他们不知道。人们给玛丽娜盖了一床被单，运到了陈尸所。在叶拉布加，陈尸所称为茔地。她在那里躺着，直到埋葬。

我了解到：儿子还在叶拉布加待了大约五天。他清理了什物，把粮食给了房东。拿了一袋糖。许多穿旧的和贴身的衣服——捆成一包，留下来让房东自己拿。

“我们很高兴——那时很困难，在打仗，什么也弄不到，而且还有一个婴儿，”女房东说，“可是我没有拿走包袱，还放在原来的地方，后来，来了格奥尔吉的两个什么熟人（儿子就是因为他们而和母亲吵架的），翻箱倒柜，当着我的面拿走了包袱。我没有勇气说这些东西是给我的。上帝保佑他们……她的死，我们很伤心……多少人和警察来来往往，——把我们弄得很疲劳……”

房东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高高个儿，容貌端庄，喜欢读书，向我们询问了玛丽娜，询问了她的家庭和她的诗。

玛丽娜死时，厨房，锅里有一条煎鱼：该是给穆尔煎的。

我没有收藏玛丽娜给穆尔信的副本，不准备不确实地加以援引，而只写出我所记得的。这封信的开头好像是：“亲爱的穆尔！原谅我（下面的话我不记得），我疯狂地爱着你，可是我是一个有着重病的人。往后会更糟。”

信不长。结尾的话是：“要是什么时候见到了谢廖扎和阿利娅，告诉他们说我爱他们直到最后一分钟。”

第二封是封长信，开头是：“亲爱的谢廖扎和阿利娅，原谅我给你们造成的痛苦……”

穆尔经过莫斯科到了塔什干，在塔什干将母亲的手札交给了他的姑妈利利娅·埃夫伦。

儿子！在穆尔出生之前，他很早就是她心中骄傲的幻想。比这还要早啊！我们的母亲用祖父、她所尊崇的父亲的名字亚历山大给儿子命名。可是，生下来的是玛丽娜。跟在玛丽娜后面的是我。疫病使她没有机会依靠儿子。我们的母亲死于三十七岁。经过一代人，玛丽娜重复了母亲的道路：女儿阿里阿德娜，接着又是女儿——伊琳娜。

曾经有过八年时间，其中四年玛丽娜不知道她丈夫是否活着。

1921年，听说他活着，玛丽娜收拾着上他那儿去，曾经对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库兹涅佐娃格里尼奥娃说：

“玛鲁先卡，我去，就会有个儿子格奥尔吉！”

“儿子？也许——女儿？”

“不——儿子。你瞧吧！……”

1925年2月1日，玛丽娜生了儿子格奥尔吉（“穆尔”是“穆尔雷卡”的略语，一直用到他死。他十九岁给我写信寄到远东，就是这样署名的。他长大了，没有像那些怀着虚伪的羞涩心理的少年那样抛弃亲切的小名，表示对我的尊敬，这一点使我很感动）。

我收到穆尔的第一张照片，是玛丽娜从法国寄来的他的周岁照片：很结实，肤色像个黑人，光着身子坐在大洋岸的沙滩上，睁着一双明亮的眼睛，令人吃惊地闪着一点也不幼稚的目光，而且早早地显露出一副美丽、端庄的面容。“你得看重那一双黑人式的白色‘掌子’，”玛丽娜信中写道，显然是指那一双伸开的、耀眼的脚掌。

后来，幼稚的脸框上了浓密的、金色的卷发：“你的拿破仑分子”，帕捷捷尔纳克在给玛丽娜的信中描写穆尔。

我看过他——而且，1927年在巴黎，看到他的时间有三个星期，和她母亲一起照料他（他害了猩红热），当时他两岁零八个月。这些，我已经说过了。他很像玛丽娜，和茨维塔耶夫家的人一模一样，从埃夫伦家继承的，是一点也不幼稚的那种温柔的魅力，玛丽娜小时候是缺乏这种温柔的。那身材（玛丽娜给他购买巴黎六岁孩子的衣服）——“我还给放大呢！”

他对母亲十分温存，猫咪似的哼着，爬上沙发去贴近她！……这一切是什么时候消失的，消失到哪里去了？是不是一下子，而且伴着某种痛苦——母亲察觉这一点了吗？对待他，玛丽娜压根儿变成了另一个母亲！对待阿利娅的那种严格要求，连影子也没有……我从未见过她那种母亲的温柔，在她那融化于喜悦之中的、深受感动的、沉着的目光中辉耀着。

玛丽娜是幸福的。

……这里，我不逐字逐句，而是凭着记忆，援引玛丽娜信中说到穆尔的一些话。

“他令人吃惊地和大人一样说话”，过了几年，她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奇迹般掌握着语言。很勇敢。喜欢说得不和孩子一样。完全不像阿利娅。总想爬到什么东西上去，站得高些，‘让大家都来呀’……”

当他八岁的时候，玛丽娜写道：“很成熟。很有洞察力。”

“‘玛丽娜，’巴尔蒙特 [214] 对我说，‘这正在成长的，是你未来的检察长！’”

这是生了两个女儿之后所得到的儿子。是完成了的理想！是母亲的骄傲。他不像“小鹰”，不像他父亲谢廖扎的儿子，而像法国的偶像，——关于这偶像，海涅的诗中写道：“俄国俘虏中的两个掷弹兵/曳着脚步来到了法国……”他聪明，很有才华，生来具有玛丽娜的气质。是个美男子！和她一样意志坚强……十三岁开始编辑法国现代诗选……

是的……但在他十四岁的时候，母亲在给我……的信中说他（在夸奖了他的聪明和知识之后）：“精神上没有得到发展……”

他来到俄罗斯是十四岁，是1939年。接下去的两年，我很少知道他的情况。他在战前读了七年级和八年级。九年级要在疏散的地方读。现在他已经十六岁了。8月底。学习才开始不几天。在这里，在楚赫洛马这个地方，能够学习吗？这种思想使他越来越不安分。这是造反。

我断言玛丽娜的死不是由于受不了周围环境中各种变得严重了的事态，人们听了，可能会认为我对她的环境没有确切的了解。

这是不对的。我什么都很明白，什么都考虑过，什么都想得很清楚：和丈夫及女儿的被迫的分离（分离已经两年）。战争。疏散。

在她的祖国的土地上，她本来可以指望躲避在西方所经受的灾难，可是却突然爆发了战争。我十分知道，她对于宣战的感受比别人要严重得多。她本来以为这里不会有战争。她以为毁灭了她心爱的捷克的战争不会打到她的俄罗斯来。

使人狼狈的恐慌把玛丽娜整个儿攫住了。我清楚地记得，还在正式宣布疏散之前，她常常走到谈论着疏散的陌生人那里，央求他们带她和儿子一起走：“我不会成为累赘，我有粮食，有外国货……我甚至可以做一名家庭女工……”

她冲出莫斯科，是要拯救穆尔免遭燃烧弹的危险。——他常去扑灭燃烧弹。

她曾经颤抖着对H.T.雅科夫列娃说：“要是我知道他被打死了，——我就一分钟也不迟疑从窗口里跳下去（他们住在波克罗夫斯基大街14号七层楼上）。”但是，在格奥尔吉5的心里，已经积蓄了一种最能燃烧的力量，渴望着摆脱母亲的管教，随心所欲地生活。

康斯坦丁·费定 [215] 曾经告诉我的朋友、编辑马埃利娅·伊萨耶夫娜·法因贝格：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跑到他那里，求他不要让人家把她和儿子分开，——当时人们打发这样年龄的孩子离开父母单独疏散。于是他们就在一起了。人们没有夺走她的儿子。可是，生活发生了怎样的麻烦呢？他造反了。他不愿意住在叶拉布加。她违反他的意愿把他带出莫斯科。那里，他有自己的小圈子，有自己的一批男朋友和女朋友。他总是说些无礼的话。玛丽娜那颗母亲的心变得呆滞了，对于他的无礼一再忍耐着。她觉得，他在战争时期没有她的关心是十分可怕的！他还没有一时一刻离开过她的照顾。他不了解人们。他在叶拉布加交结了两个显然不相宜的年轻男子，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而且比他大得多。他不愿意听话。他不愿意治疗脚上的慢性丹毒炎。一举一动都和母亲争吵。最后两年父亲不在，她已经习惯了——忍受了——他的腔调。凡是见过他们的人，都说她对儿子有非凡的耐性，都说“她像奴隶一样盲目地爱着他”。这些话，我是从各方面的人那里听来的。

在他面前，她的高傲变成了顺从。无论如何也要把自己压成一团，把他抚养大。她记起自己在他这样的年龄——难道不也是这个样子吗？许多熟人惊讶地批评她作为母亲怎能忍受对待自己的这种态度，可是她说：“他年轻，这一切都会过去的。”他们俩人的周围，与人相处——一切都是那样轻松。

我知道，玛丽娜来到奇斯托波尔很凄凉（巴尔欣娜和K.M.阿谢耶娃都是目击者）。玛丽娜很想留在奇斯托波尔。所有的作家都在那里，阿谢耶夫也在那里。她和阿谢耶夫在莫斯科见过一面，来到奇斯托波尔之后，马上就去过他那儿。（H.阿谢耶夫的遗孀克谢尼娅·米哈伊洛夫娜说，她丈夫当时有病，不可能参加让玛丽娜疏散到叶拉布加的那次会议。她还说她丈夫曾捎来一张便条，支持玛丽娜关于留在奇斯托波尔的请求。）

后来我了解到，在那次作家会议上，曾经决定让她留在奇斯托波尔。

在物质生活条件方面，战争把玛丽娜和许多人拉平了。战前，她处境艰难，而现在，那些曾经住在自己的别墅、生活舒适的人，在疏散中和她条件相同，和她一样挤在别人家的小房间里。如果说他们对这些小房间感到不习惯，那么玛丽娜已经住过许多年了，在布拉格城郊的乡村是这样，好几个夏天在大洋岸（她从巴黎去的）也是这样，——那里只有一间房间，一个煤油炉子，连一张可以写字的桌子也没有。

在叶拉布加，她给自己选定的那间房间连门都没有，只有一副乡村门帘。但是有床，有沙发，有桌子——在当时是足够她和儿子用的。和儿子在一起！全部生活所留给她的，使她称心如意了。儿子，她疯狂地爱着儿子。他和她在一起！

在戈利齐诺，他还曾经和她一起住在利西齐娜家的一间小房间里，两人共着一张疗养证。疏散，他和她在一起——她坚持不让他和作家们的半大孩子一起单独出发。他和她在一起。

与此俱来的表面安排上的各种问题都是次要的。

许多不熟悉玛丽娜的人断言，在奇斯托波尔，玛丽娜被拒绝担任作家食堂洗碗工，因而导致她的死亡。这样的事情是不存在的！现在我们已经了解到，连这样的食堂也不存在，情况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玛丽娜当时和薇拉·瓦西里耶夫娜·斯米尔诺娃一起，在一个什么人的房子里，就是她对马·伊·法因贝格说起的那栋房子；她们谈到应当组织一个股份食堂。每个女人都说她很会做事。玛丽娜说：

“那我以后去洗碗碟。”并且抓起一张纸，马上写道：“请让我当洗碗工。——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写好交给了薇拉·瓦西里耶夫娜。所以这张便条便保存在薇·瓦·斯米尔诺娃的手札卷宗里。（同是这位薇·瓦·斯米尔诺娃通知玛丽娜：已经给她登记好了。）

当时还不存在任何食堂。

玛丽娜没有灰心。“如果在奇斯托波尔找不到工作，”玛丽娜从奇斯托波尔回来，对女房东阿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布罗杰尔希科娃说，“我就去国营农场，在那里设法找工作！”

她说这些话，几乎是在直接临近死期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了？最后的、决定性的原因，是绝望地向她叫吼的穆尔所发生的威胁：

“瞧着吧，我们之间说不定哪一个，会被人们双脚朝前从这里抬出去！”

就在此刻，生命停止了。

“抬我！”她心里哎了一声。

他死！那她就是唯一的对手，她所害怕的就是这个唯一的对手，就像昨天为了养活儿子而想出城一样，今天又响起了他的吼声：“远些走！到那边去！永远不要回来！”给他自由——他想要的唯一东西！

在儿子绝望的吼叫中，向母亲露出了他的真情：他们“在一起”——已经结束！他已经不需要她了！她妨碍他……

生命的一切联系都已断绝。她已经不写诗了——而且，和为穆尔而担惊受怕相比，诗是一文不值的。还有一件事也使她担惊受怕：要是战争不很快结束，那么穆尔也要投入战争的。

是的，她早就有了自杀的念头，而且她也写到过这一点。但是念头与行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

1940年她写道：“我掂量着死亡已经一年了。但现在还需要我。”由于这种需要，她坚持下来了。从玛丽娜自己的意愿说，她无论怎样困难也不愿意离开穆尔。

玛丽娜多年盯着天花板上的钩子，时候一到，需要的不是考虑，而是行动——一枚钉子就够了。

我看到，在那个时刻，一切都变得简单了：快些——去……死在他的前面！只有这个办法，这是唯一的办法。

生活的一切纠缠已经结束。战争也好，诗也好，被歧视也好，孤独也好。一切都解决了。只有这一个步骤是不可避免的。他本来是唯一的朋友！情况突然明朗了，一切事务、一切操心都摆脱了。而儿子，没有她会更好些！孤儿——人们不会抛弃……

手里的笔并不颤抖。玛丽娜给阿谢耶夫 [216] 写信。阿谢耶夫有妻子，有妻妹。“请您收留他，和自己的儿子一样抚育他。他是值得收留和抚育的。”

母亲签署托孤信。这是自己最后的心爱之物。可是他们并不需要他。和人们在一起自有天地。她给儿子写告别信。“原谅我，我疯狂地爱着你，可是往后会更糟。”写到丈夫和女儿：“要是你什么时候见到了他们，告诉他们说我爱他们直到最后一分钟。”

第三封信：“亲爱的谢廖扎和阿利娅，原谅我给你们造成的痛苦，但是……”

“往后，谁也没有读到这封信。”伊丽莎白·雅科夫列夫娜·埃夫伦告诉我。“穆尔随身带走了，以便交给他们。”

从1911年起，谢廖扎向她说了弟弟和母亲死去的情况以后，她就一直把这两个人记在心里；这两个人，对于他，对于她，都是最亲的人！谢廖扎的弟弟自缢的时候，不是十七岁，而只有十四岁。当天夜里，母亲重复了儿子的行为。穆尔发出了自己的威胁——玛丽娜本来也可以这样做。但是，比起那位母亲来，玛丽娜要幸福得多，整整地拯救了一个生命！她和那位母亲一样地去了，但她去得根本不同：保存了儿子的生命！……

人们会说：“对小孩子在激烈争吵的时候说出来的话认起真来，不是很奇怪吗！”

局外人理智的谈论——在那个时候对玛丽娜来说，有什么意义？她会像一个离魂的梦游者，从他们的言论中钻出来，沉浸在自己痛苦之中……科季克，一个愉快的小伙子，圆圆的脸庞，一双蓝色的眼睛，完全是个小孩，走向了死亡而且带走了母亲。对于这两位母亲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是对世人的规劝？在一天也不能够忍受的时候，需要的只是——赶快！

……玛丽娜的死，我极少加罪于穆尔：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就不会和他通信的（在我的地位，这是我当时能够做到的一切）——不会那样热情地等待和他见面：把他们两人捆在一起的那个炽热的结合，我了解得太清楚了。难道可以为了行为和语言所表示的那种盲目的热情，而责怪一个十六岁的人吗？！

他童年时候本能地接受的、来自母亲的一切——现在，当他觉得自己比别的孩子都大了，便再也不能够忍受。他疏远了，直到不叫她母亲，而称玛·伊。甚至在玛丽娜死后那可怕的岁月，当他已经满了十八岁、十六岁时没有彻底治好的脚还在发痛的时候，当他十九岁在塔什干挨饿的时候，他从军队给我写信，谈到母亲竟放胆说：“玛·伊总是为自己保留这种行为的权利。”他称我为“亲爱的阿霞”。（这个名字他是从哪里得来的？是从他两岁零九个月在巴黎患猩红热的时候那模糊的记忆中得来的？）

我给他回信，极其坦率，充满着茨维塔耶夫家族的热情，叫他遵守规矩，不准他抵赖，要求他对这样称呼母亲的非法行为作出回答，举出他当时寄给我的一些话进行帮助，要求他认识已经发生的事件——我极其伤心地——长久地——等待着回信。我没有等到信：他的部队调到了一个人所不知的地方，我读着、反复读着他信中最后的一段话：“我厌倦了团部文书这种乏味的工作，我最近就要和补充连队一起出发……我的星辰高照，我相信我的命运。”

叶拉布加城郊，平缓地隆起的山上，有一带郁郁苍苍的坟场。从远处看去，它甚至是长条形的，可是走到跟前，它就变得阔大了，几乎成了一座森林，使我想起玛丽娜和我童年时在图画上看到的圣林。比奥克林 [217] 的《亡灵之岛》。一条大路通向这座岛。我们——索尼娅·卡甘和我，沿着这条大路走去，它蜿蜒着，越来越窄，一直通到山顶，慢慢变成一条光亮的线。

周围——一栋栋小小的房舍，脚下——扬起的飞尘。偶尔有汽车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我们走完了这条长路。前面是带图案的黑色铁槛，右边有一栋砖房，半圆形的——看来是座小教堂。我们走进大门。

我们左边是一片古树，风撕扯着它们的叶子。树叶纷纷坠落。

到了坟场的尽头，就是说这里只有几座坟排成一列。这里有一栋守墓员的小屋。我们向小屋走去。走出来一个中年女人。她姓克罗波特金娜。她解释说，丈夫死后是她担任守墓员，至于我们询问的那个年代，是她丈夫担任守墓员，她不知道我们所寻找的坟在什么地方。但她补充说：可以把1941年的坟指给我们看。于是，她和我们一同走去。

叶拉布加的整个坟场是从入口向左边延伸。因此，1941年住在叶拉布加的人都极其明确地指出的坟场的右部，应当理解为：从入口向左转，前面便是整个坟场，从坟场的右侧沿着低矮的石墙向前走。坟场左部是阔叶林，右部是阔叶林。我们走在松树下。

“瞧，”克罗波特金娜说，“就在那个角落，沿坟场后墙，是三六年、三七年的坟。稍稍靠这边一点，是三八年、三九年、四〇年。这里就是四一年了——你们在这里找吧。”她走了。

也许是由于所得到的证实叫人纳闷，由于没有找到玛丽娜的坟，我觉得，我们似乎已经到了坟场的尽头，于是又按照埋葬的年份——三六年到四一年——慢慢地往回走。离右边围墙不远，挨着附近的几座坟堆，有几株小白杨树，几乎形成一座小丛林。树叶在抖动着。我们从一座坟走到另一座坟，弯着腰，怀着感情，用心猜测着，但它们几乎同样低矮、缄默，而且没有姓名。记得，有一座坟上有一块石头，看来是从墙上取下来的（墙外边，叶拉布加城笼罩在雾里）；石头上用黑色涂料写着的，是姓名还是姓名的省写？——我忘记了。在埋葬玛丽娜的时候，要是穆尔（格奥尔吉）也这样做了——只要有一个“M.ц” [218] ，甚至一个“ц”，那么我们就已经达到了目的。许多坟长着草莓，现在几乎都枯了，我极力怀着感情：到底是哪一座呀——哪一座呀？……但我没有忙着作出决定：是这座？是那座？也许——是这座？任何标志也没有。只有玛丽娜诗《过路人》中所描写的草莓叶子：

请你为自己折一茎野草，

再摘一颗草莓。

没有哪里的野果

比墓地的草莓更大更甜美……

诗人并没白说。

但是，好几座坟上都长满了草莓。现在我记起来，也许，我们没有马上去找克罗波特金娜，先是自己沿着坟场走，指望着——突然——不定在哪座坟上，会读到哪怕一个字的标志……我们分开来，走过去又走过来。我看到我的女伴，穿着深色的长大衣，深深地戴着一顶无缘帽——一时俯在那个十字架上，一时俯在这块木牌上。我们互相招呼着。风在撕扯着树枝。我们在松林里。

又是玛丽娜的预言：

心啊，乐吧，唱吧，吃吧，

等到那个时刻到来——

请你把我埋葬

在四条道路的中间……

那里，在荒凉的原野

是成群的乌鸦和豺狼——

让岔路口的路标

成为一个十字架竖在我的头上……

夜里，我不逃开

这万恶的地方。

让无名的十字架

在我头上高高矗起……

但是，连十字架也没有。我们又来到坟场右部，到了矮墙边；玛丽娜当时十六岁的儿子穆尔忘记了我们是要来的，没有从墙上取下一块石头。其实，人们说，他根本没有到过这里。

我们从缓坡的山上下来，往回走要轻松一些。偏远城市的寂寞郊区，一栋栋矮小的房屋。街道，有的是宽而空荡的，有的是狭窄的，向一旁伸去。

我瞪着一双空虚的、悲伤的眼睛，瞧着街上房屋的窗户。这一栋房子，也是玛丽娜曾经路过的。在她那十天之后，过了十九个年头，我们在寻找她，她，当时也和我们一样忧愁。她曾经找房子，然后又找工作。她在认定生命已经结束的时候，最后一次走过了这条街道。

要是她知道我们会来，会寻找她生活和死亡的遗迹，——我们还有多少人啊……她会改变自己的决定吗？等到我们不在了……还有街道——还有她。我们每天都待在坟场。多少名字，多少十字架、纪念碑和墓碑！可是没有我们这样伤心地寻找着的名字。没有玛丽娜。她消逝了。

也许，最大的乐趣

是不用巴赫 [219] 的手指

去触动风琴的回声，

……悄悄地走，不给骨灰罐

留下骨灰……

她自己把一切都说了！

我们的寻找是白费吗？我们不知道。我们还要找下去。有一次，大概是最后一次，我们乘汽车登上了坟场。汽车在石子上蹦跳着，摇晃着。第一次（最后一次）我们登得这么快，这么轻松，走的还是那条路——沿着它，我们曾经多少次久久地、疲劳地步行上去，寻找消逝在山上的玛丽娜。

我们和一个生人走在差不多已经十分熟悉的、可亲的坟场，谈论着发掘坟墓、进行辨认的可能性。这个人告诉我们，六年前，有人为了寻找亲人，以便并排地葬在一起，曾经发掘过几座坟。

他说：

“掘出三个——一个男人和两个孩子。他们怎么入殓的，就怎么躺着：衣衫，躯体，一切。沙地，多风。地势高……”

（如果发掘坟墓，我有把握辨认……头发是斑白的，短的。可是我们的朋友、莫斯科的教授吉列尔施泰因说，怕也未必……他曾经和一个人给一位母亲运去她儿子的骨骸，她并没有把握肯定运的就是她的儿子。）这话不可信。从五座坟，即使靠近右边围墙那两排的十座坟，难道认不出自己的亲人，一生都了解的、毫无疑义的亲人？难道我的嗅觉赶不上狗的嗅觉灵敏？但是我没有把这个意思对索尼娅·卡甘说，而是说了另外的意思：我觉得没有权利掘开封闭了的墓地，没有权利挪动极其安宁地葬在里面的人。可索尼娅说：

“要掘！……”

……也许，战胜时间和引力

那最大的胜利

是悄悄地走过去，不留下痕迹，

悄悄地走过去，不把影子

留给墙壁……

也许可以

拒绝攫取？从镜里一笔勾去？

就像莱蒙托夫溜进高加索，

不惊动一块岩石……

我从莫斯科随身带来了我那只普普通通的盒式照相机，我们所到之处，我都拍了照片。我把胶卷交给住在桥边的一位摄影师，他姓加菲索夫，是个上了年纪的、身材矮小的鞑靼人。他得知我来叶拉布加的原因，对我极其客气，满怀善意。他在桥边工作，也许就住在桥边；那座桥，玛丽娜在叶拉布加生活的那十天，回自己的住宅，曾经走过不止一次。我感谢我的命运，在这些日子里，它竟给我派了一个这样的助手，既很热心，又很尊重我那些伤心的照片胶卷。这样，我就不能把我的胶卷交给别人了……第二天我去找他，他已经给我带来了显影的胶卷和映好的照片，从来没有骗过我，没有叫我等过，我谢谢他。

没有找到玛丽娜的坟，我写信告诉阿利娅。我收到了出乎意外的回信：“您到底去了叶拉布加！告诉您：我永远不会到叶拉布加去。对于我来说，那里没有妈妈。对于我来说，妈妈在她的作品中，在她的书里。”

我给阿利娅回信：“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对叶拉布加的态度变了，让我不再等你？这是你的义务。真遗憾，你母亲竟生了这样不平凡的子女：儿子不送葬，女儿永远不上坟。她还不如生下平凡的子女，将野花给她送到坟场……”

现在，索菲娅·伊莎科夫娜·卡甘和我在忙着同莫斯科通电话。我们很想获得哪怕随便一点补充信息，有助于寻找玛丽娜的坟。我们常跑邮电局。这是一个小小的地方邮电局，而这一点又似乎使通话变得不那么困难。首都邮电大厅金碧辉煌，人群熙来攘往，我们怎么能够通话啊！这里，几乎没有一个人。

我们给索菲娅·伊萨科夫娜的女儿尤达挂了电话，托她问问这个那个。第二天，她向我们传达了所问到的人们的回答。人数是不多的：当时在叶拉布加住过的人几乎一个也不存在了。一个十分熟悉玛丽娜的女人回答说：“我很奇怪，谁需要翻腾这些旧事，过去这么多年了……”作家瓦季姆·西科尔斯基只记得在靠近坟场右边墙的地方。最热心的是瓦季姆·西科尔斯基的父亲，他对尤达说：“在那次疏散中，当时我们都是这种处境……没有给坟作任何标志——我们之中，甚至没有一个人带一束花去，——这真可怕……”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些话和阿利娅写给我的那几行文字协调起来，她说，他们一家人，除瓦季姆之外，当时谁也不在叶拉布加。只有一个推测：西科尔斯基家的老一辈来到了叶拉布加，并且到了坟上？或者是安埋之后就没有去过坟上了？说到玛丽娜，瓦季姆是很热情的。

瓦季姆曾经在电话里以激动的声调详细地叙述过（对我，在莫斯科）。我记得，他说过：在周围所有人中，玛丽娜特别注意他。

“我当时十九岁，还不懂得什么事情；不知道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是个什么人，为什么特别注意我，给我付出时间……也许，她预感到，预料到，我以后会写诗吧？我们常常走在一起，她和我说过很多话……当这一切已经发生（我在电影院），门开了，有人喊：‘谁是西科尔斯基？请到这里来！’人们告诉我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死讯。傍晚的时候，穆尔对我说，他要来我这里过夜。我对他说：‘你在这个事件中，扮演了一个卑鄙的角色，本不应该让你来……但是，来吧，我等着。’因为他对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极其粗暴……但是在这第一个夜晚，他老是在梦中怪叫，辗转不安……”

我又到了坟场，并且带来了在铁铺定做的一块小金属板。金属板上，一位青年工人利用下班时间，在空荡的铁铺里用白色的油画颜料涂好底子，然后用黑色油漆写着：

“在坟场的这块地方安葬着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她于旧历 [220] 1892年9月26日生于莫斯科，+1941年8月31日于叶拉布加。”

我们到了坟场，便开始寻找十字架。真是运气：教堂墙边唯一的一个十字架，正好是玛丽娜所喜爱的颜色——是个旧的，浅绿的绿松石颜色。金属制成——虽然不大，却很沉重。我们抬不起，搬不动。克罗波特金娜叫了一个小伙子，他搬了去，并且按照我们的意见把它竖在1941年的四座无名坟墓之间。这四座坟墓之间的地方很窄，不能再埋坟了，不会插进别人来。

我不记得是这一天我们带了花去，还是下一次才带去的。但照片上，十字架台座旁是有花的。还有和我们一起跟在十字架后面跑来的孩子们（女守墓员克罗波特金娜的孙子们）的照片。他们站在十字架旁，我给他们摄影留念——后来，我从莫斯科给克罗波特金娜寄去了照片。

小伙子用铁丝把金属板固定在十字架上。十字架高出地面不很多，为了牢固起见，栽得很深。十字架横梁的外形使我想起了旧教徒、分裂派教徒以及贵夫人莫罗佐娃 [221] 。关于莫罗佐娃，玛丽娜曾经写过诗，她们在气质上极其接近。

在埋葬着拿破仑战争参加者少女杜罗娃的叶拉布加坟场，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力量找下去了。

我在坟场门口照了一张相，一边是站着的索菲娅·卡甘，一边是一只离群的狗，——它侧着身子在那儿待了一会儿。玛丽娜那么喜欢狗，狗便来了。

后来，索菲娅·伊萨科夫娜病了。她从年轻的时候起就有很强的感受性，禁受不住这些日子的艰难和紧张。而且还患了感冒。她留在旅社，我一个人继续寻找。

我追踪了玛丽娜的所有足迹，继续拍照，继续把胶卷交给加菲索夫。我很担心他在我离开之前冲洗不出来。我拍下了那条街，拍下了布罗捷尔希科夫家的房子全景以及教堂的侧影。在从坟场回城的时候，还用特写镜头拍下了城里的另一处教堂。（教堂锁着，当年，玛丽娜路过时，是看见过的。）我怀着希望跑医院找医生，也许他们有人记得玛丽娜之死，有人临场写过死亡证明。医院很远，要走过一段荒地。唉，那里也没有弄明白任何事情。我沿着车辙，越过一排排古树，来到了公墓。条条街道几乎都是空荡荡的。

我站在院子里张望着。一些人运来一副灵柩。我记不起我当时在院子里是否和什么人谈话来着。院子四周的房屋，都是矮小的平房。

马车停住了。肃静。白昼。也许，运来玛丽娜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情景。

我又到登记葬坟的机关寻找埋葬的痕迹。8月31日有关于葬坟的记载，是穆尔去办的。栏目里有他的笔迹——写得很别致：笔画劲直，字体相当窄，不很整齐。这是一个写过很多字的人的笔迹，而他当时只有十六岁。这个笔迹，我是在警察局公民登记处找到的。在这里，穆尔曾经亲手为他和玛丽娜进行了登记。这是玛丽娜把一切都考虑好了、写好了告别信、截断自己生命之前十天。

我们准备走了。轮船可能很快就要停止通航，必须赶紧走。我很担心，怎么也不愿意有什么事情影响加菲索夫在我们离开之前印出最后的照片，可是我去找他，却看见门上一把锁。我怎么办？

但是加菲索夫并没有离开，他交给我一卷还是湿漉漉的胶卷。他来不来得及给我在明天早晨印出来？还是我到莫斯科去印呢？我还要讲讲照片。除了过道间内景一张之外，全都照得成功。这一张根本没有照好，全是黑的。这是她最后的住宅。她从房间里出来，到这个过道间，是为了既不损害儿子，也不损害房东，——她把过道间干干净净地带走了，没有给我们留下。我们这张照片，做得对吗？我想，是对的。想做——是我的权利。

我们告别了布罗捷尔希科夫夫妇：瘦高的、头发斑白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和他那身材矮小的、善良的妻子；在那些日子，他们见过玛丽娜。

我一点也记不起怎样买票，怎样收拾行装，怎样旅行。我们的回程是乘坐1960年秋天最后一班轮船“弗拉基米尔·科罗连科”号。

我带回了坟场的土和叶拉布加码头的沙子，以便保存和分送给朋友。但是谁会要呢——又怎么让人家接受这样悲伤的纪念品呢？如果缝在——护身香囊里？我和索尼娅分了一撮坟场的枯叶，其中——草莓叶……

灰色的、秋天的卡马河，在甲板上翱翔着的海鸥，从轮船跑开去的斜淌的水流以及它那低语的泡沫，一处忧伤的、秋天的码头。陡峭的、红褐色的河岸，那铁青的卡马河水不断地把它冲洗。十九年以前，玛丽娜曾经带着穆尔乘船走过这里，还期望着生活。她没有回来。索尼娅和我回来了，没有找到她。

我们乘船走了多少个小时，我一点也记不起。寒冷，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甲板上，舱口，小梯子。记忆把来回两次所乘的客舱混在一起了。不，有一次螺旋桨响得厉害，振动着夜，搅动着梦。另一次（第一次？）螺旋桨响得轻些，梦也深些。还有（不知为什么）空荡的餐厅，我们在里面吃了点什么，觉得很高兴，因为几乎只有我们两人。心里压着叶拉布加那些日子的悲哀的重荷。一大包照片，是它们重复了玛丽娜的路程。

在莫斯科，我们通过瓦季姆·西科尔斯基请了童话作家A.A.索科洛夫斯基来到莫洛奇内伊巷索尼娅和尤达母女家里。1941年，索科洛夫斯基还是一个半大孩子，曾经和她母亲、童话作家И.萨孔斯卡娅一起，在叶拉布加住过。我们曾经听说他母亲开始和玛丽娜交上了朋友，玛丽娜的死使她的儿子极其伤心。他那一年是十三至十四岁。他母亲已经去世。

他谈到了玛丽娜和他母亲的亲密交往，也谈到了玛丽娜死后就没有见过的穆尔。现在，这位早已长成大人的半大孩子就坐在我的跟前。他的态度真诚，友好。

穆尔曾经把自己在气头上对玛丽娜说的话告诉他：“瞧着吧，我们之间说不定哪一个，会被人们双脚朝前从这里抬出去！……”

十六岁的穆尔这些无情的蠢话，在玛丽娜母性的心里，成了死——自己死——的一声命令。十九年之后，我所听到的这些话向我揭示了玛丽娜之死的真正原因：她的自杀——在于他们两人疯狂地结成的死扣，在于被抛到陌生的地方，夹在被战争和孤独挤在一起的陌生人中间，——是一个牺牲。

她死可保住他不死。无畏的、行动的时刻到了。除了她，谁能够拯救他免于自戕！一天也不能耽误了。

她去了，为的是不让他去！

她住进了自己找到的房间，寻找工作，打算卖掉银餐具。死神向她走过来——她陷入无法排解的严峻之中。撇开死神，绕过死神——就是使自己最亲的亲人——儿子遭受死的危险。她不能这样做。

我一直认为对于生活是应当忍受到底的，但在我了解了玛丽娜的遭遇以后，我得到了极大的启示。她以一个可怕的步骤回答了儿子的蠢话——为了不让他采取这个步骤。

对儿子的爱帮助她顽强地寻找工作。她一直相信，和儿子的童年时候一样，他们是一个整体。但是，儿子在为他们在叶拉布加的生活而争吵，他可能去死，傲慢地发出了威胁，在这个宿命的时刻，她瞪着一双眼睛看着儿子：他和她已经不是一个整体了！既然引起了母亲的反感，他可能迈向死亡，同这个对手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他长大了！绝望还选择着另外的伴侣！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她，只好保护他而献出自己。远远地避开他的道路。给他充分的自由。怎样才能更充分？没有他而活下去？这她做不到。没有时间考虑了。办法已经找到！啊，要赶紧办了！

1941年，作家基金会疏散前夕，玛丽娜和儿子一起收拾行装，准备出发。人们向我报告了玛丽娜的女儿阿利娅的女友——尼娜（我忘了她姓什么）所说过的一些情况。她碰上玛丽娜在慌乱地把需要的东西和不需要的东西一起装进箱子，情绪很沮丧，因为穆尔不愿意走，和她争吵。她在拯救他免于死亡。他还是个孩子啊！她在拯救。

玛丽娜执拗地要求不穿巴黎式的服装，要留到中学毕业，因为这种服装在当时是“无法弄到”的，这就激怒了穆尔。穆尔早就长大了（和父亲一般高），而且很可能不再长了，所以应当把衣物收藏好。可是，他不愿意。过渡的年龄耐不住从莫斯科疏散出来引起的艰苦和不便。他同周围所有从莫斯科疏散出来的人们背道而驰，很想从疏散中回到莫斯科去。

她什么都原谅他。她是在向前看，看未来的他。对于自己来说，她知道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她的生命在于幻想他的未来。儿子指责她没有力量获得任何东西，不可能找到工作，她怀着傲慢的痛苦，凭着瞬间爆发的傲气，向儿子摔过去这样的话：“这么说，照你看，我除了自杀，没有别的路了？”这是在挑战，而穆尔回答说：“是的，照我看，您没有别的路了！”

这些话是穆尔在玛丽娜死后，告诉他当时在叶拉布加的那些朋友的。

但是，这些话没有在母亲心里引起反应：她知道，这些话是在激烈的争吵中说出来的。在内心深处，他是爱她的——这她知道。但是“我们之间说不定哪一个”——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不是说她，而是说他……这不单单是小孩子的鲁莽……

……他已经不需要母亲了……当然！这个时刻，无尽的疲劳向玛丽娜袭来。他震惊于她的死，不会重复她的路……让他活着吧，青春的嫩枝啊！一切道路都向他敞开，而她……

结束了，他们的共同生活，他们的一致，它是那样地短暂，仅仅存在于他的孩提时期！从小就具有丈夫气概的他，早就在冲破她的控制。普遍的——首先是她的——赞扬所培育起来的极端自我中心主义，天才的激情（从事写作和绘画的），冷峭的头脑，冷峭的自我意识，自我陶醉，自命不凡——使他不知道什么叫作“家庭”。除非他自己，任谁的意识也不能够驾御他了。

如果和他在一起的是个男人——他的父亲，——也许能有所裨益？但是作为女人的母亲，已经被他摒弃在一边了。她没有控制他。但是她就在这里，就在他身旁呼吸，在他身旁唠叨着对他的许多行为的不同看法，在他身旁表现着每天的愿望。她把对他的关心视为生命，他却把它看成压迫。他感到闷气。

“玛丽娜疯狂地爱着穆尔！”我不止一次听到1939-1941年在莫斯科见过她的人这么说。她记得十七岁的自己，记得自己自杀的意图。他是她的复制品。他们的相同之处在他身上活跃着，他却不能够理解这一点，而且在这些日子他又疏远了她——这就突然而又简单地把一切都决定好了。还来得及拯救他，使这棵生机勃勃的幼苗，免于闪电般的死亡。我看到，在作出决定的那一刹那，她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明朗了。不，不是作出决定。在作出决定的当儿常常会有犹豫——对还是不对。而这里，对于她来说，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我弄明白了，当时，她注定要走这一步，即使现在，我也觉得这就是问题的全部本质，就是我们的一般理智。这里有自我牺牲精神。我知道，那时刻，还有一线光明使她的心灵受到激动：她死后，他的生活会马上安排得熨帖，人们不会抛弃突然变成孤儿的他，大家会帮助他。母亲对儿子就是这样想的。但是现实并不完全如此：儿子读完中学的最后两年是常常饿着肚子的。两个冬天（1941-1943）他给姐姐写信，常常谈到着梦想吃餐饱饭。

人们总想向我断言：玛丽娜去了——而且抛下了儿子！——是因为忍受不了生活的艰难。

但是，茨维塔耶夫家族的人是不会死于贫困的。

是的，她对儿子的爱是那样博大，假设人们给她戴上镣铐，而儿子对她说：“我需要你”，——那她就会茹苦如饴，感受不到镣铐的重量。

玛丽娜去了，为的是不让穆尔去。

对于这一点，只有完全属于另一个水平，不能够理解玛丽娜的性情，不能够理解她的激烈性和绝对性而以自己的尺度进行衡量的人物，才会产生怀疑！

她越来越疲劳了。还在法国的时候，她就感到疲劳，当时，在她公开向马雅可夫斯基致意之后，人们都和她断绝了来往，——她曾经在信中向我说过。人们很少发表她的作品。还在1934年，她就想要离开人世，但是儿子把她留住了。

“这些日子我总想写出自己的遗嘱，”1934年11月21日她从瓦纳夫给A.捷斯科娃写信，“我根本不想活着。不论是和穆尔一起还是我一个人到学校去或者去取牛奶，——遗嘱的词句总是自己从心里冒出来。不是关心物质方面的——我一无所有——我需要的是让人们理解我：向人们作出解释。”

从1939年到1941年，她一个人和格奥尔吉待在一起，度过了光辉的诗歌翻译时期。这个时期随着战争的爆发而结束了，就像孩子手中的气球突然爆炸了似的。

和不熟悉的人们一起去到毫无所知的环境，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全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叶拉布加，一座僻远的小城。

帕斯捷尔纳克感到有些对不起玛丽娜：

我能够做点什么使你欢喜——

请你随便给我一点信息，

没有说出来的指责

就在你那默默的离去里。

即使不仅仅是帕斯捷尔纳克，而是世界上所有的作家都想阻止她走这一步——她也会把他们推开的。在这个时刻，她会像穿过影子似的穿过他们。……哪怕是我，也拦她不住。她会在自己的行进中握着我的手，默不作声。她知道我要冲过去和她说的全部话语。而她，满怀着自己的热望，在这个时刻不会听我……

1960年，也许是更迟一些的时候，我遇到了尼娜·格拉西莫夫娜·雅科夫列娃。据知道她和玛丽娜的友谊的人们说，玛丽娜很喜欢她，而且尊重她！她们是在巴黎结识的。尼娜·格拉西莫夫娜是一位翻译家。记得她翻译了巴尔扎克。

玛丽娜和尼娜·格拉西莫夫娜·雅科夫列娃是不是那几年在巴黎相遇并且交上朋友的？我不知道。但是，她说起玛丽娜来，总是滔滔不绝，没完没了。我去过她家，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是邮电总局附近电报巷9号，而且，我们还在一起度过了几个昼夜。关于她和玛丽娜的友谊，她说了很多，很多！在这里，在莫斯科，——她说到玛丽娜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尼娜·格拉西莫夫娜帮助她在国家文艺出版社找到了翻译工作。玛丽娜与丈夫、女儿分手（1939年秋）之后，就在莫斯科从事翻译。她一个人，带着十四岁的儿子，靠自己做翻译的收入维持生活。她逐句逐行地翻译着格鲁吉亚作家（瓦扎·普沙韦拉 [222] 和其他格鲁吉亚诗人）的著作。印象特别深的是长诗《埃捷里》——叙述一个王子同一个平民姑娘的爱情以及他们的死——类似罗密欧和朱丽叶。翻译技巧极其高超——这不是夸张。

玛丽娜带着穆尔在戈利齐诺住了几个月之后，便到莫斯科（共产大道，利西钦娜的房子）和伊丽莎白·雅科夫列夫娜·埃夫伦住在一起，住的是一间很小的过道间；旁边，也是同样的小房间，住着伊丽莎白·雅科夫列夫娜本人和她的女友季娜伊达·米特罗法诺夫娜·希尔克维奇。后来，玛丽娜在波克罗夫斯基大街14/5.60号住宅租了房间。

“玛丽娜住的地方离我很近，”尼娜·格拉西莫夫娜向我叙说，“她离开的时候，多么难分难舍！我去送她。然后她送我，我又送她……她对我十分信任。总是对我讲她自己的事情。儿子对她很不礼貌，但她什么都原谅他。她十分爱他！他长得很漂亮。个子高高的，体格匀称。他还只有十六岁，可看上去像个大人，而且举止适当。他很有独立自主精神。可是她总是为他担心得要命，他对此很生气。他一只脚慢性发炎，是丹毒，她坚持要进行治疗，而且亲自给他治，可是他不愿意。自然，他是一个自我至上主义者，但是在他那个年龄，又有谁不是自我至上主义者？

“是的，玛丽娜很痛苦。但是她什么都原谅他！她记起了年轻时候的自己，而他又是这样有才气，有学识。他知道瓦莱里这样一些诗人，对卡夫卡、德·萨特这样一些作家很有研究，读过他们的著作。玛丽娜是幸福的，因为她有这样的儿子，她以他而骄傲！他的文学知识好极了，读了这么多……但是很难说，他心里对母亲是怎样的态度，他是否知道她是个什么人。他给人的印象很冷酷。她很想叫我和她一起疏散，老是劝我。但是，阿纳斯塔西娅·茨维塔耶娃，我不能够，我要去西伯利亚，我女儿疏散到那里去了，我也最后和她一起走了。那时候，我们被弄得茫然失措，而我又极其害怕和女儿分离……但是，和玛丽娜分离也是极其可怕的。我后来才明白，这一决定既使我失去了女儿，又失去了玛丽娜。女儿很快就患伤寒病死了，而玛丽娜也已经不在人间……如果她在我身边，我不以为她会这样做，——我会不让她这样做，我们彼此十分了解……”

我叫着她，瞧着她，心里产生一个信念：不是玛丽娜，又是谁能这样尊重、热爱这位勇敢而又富有才气、聪明而又慈良的女性？她身材匀称，有着玛丽娜十分尊重的东西。而且，我还感到她有一种无畏的精神。她那双偌大的、蓝色的眼睛里，她那张稍稍带点傲气的脸孔上，有一种勇敢和尊严的特殊气质。她已经患了心脏病，但她对自己的病也是很勇敢的。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品格，女性中少有的品格，这一点也使玛丽娜感到欣喜……

……我感到无穷的遗憾，尼娜·格拉西莫夫娜的死中断了我们的友谊。不然，从她那饱含爱的回忆中，我还能够了解许多关于玛丽娜的情况。

1961年，玛丽娜那本蓝色皮面的诗集问世之前，一个基辅人、崇拜玛丽娜作品的大学生来到了塔鲁萨我姐姐廖扎家（廖扎已经八十岁）。他读了玛丽娜收入《塔鲁萨篇》集中的一个故事《基里洛文一家》，故事的结尾是（我凭记忆援引）：“如果我注定要死在别的地方，我希望在我们童年到基里洛文家去所走过的某一座塔鲁萨的山冈上，给我竖一块塔鲁萨采石场的石碑，刻着：‘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希望在这里安眠。’”他决定实现她的宿望。他在基辅凑了一笔钱，来到塔鲁萨，向当局和采石场场长说明了来意，场长赠给他一块3/4吨重的棕色石头。据他说，石工正在刻制铭文，现在只要张罗运输了。

廖拉和我都劝大学生不要把石碑竖在显眼的地方，不要像他设想的那样竖在埋着画家鲍里索夫穆萨托夫以及武尔夫家族坟墓的小坟场上，而竖在靠近廖扎家、阿利娅家的地方，最像一个家族似的。我建议把石碑竖在廖扎家的地段上（阿利娅当时在拉脱维亚，她不在场就不能够竖在她家的地段上，等她回来——只要挪动围墙的一角，廖拉也同意了——石碑就可以变成在阿利娅家的花园里）。

但是大学生——他只有二十四岁——执拗地要把石碑竖在鲍里索夫穆萨托夫的坟边，虽然我向他解释过：坟场上是不能够竖这种纪念碑的。我们的朋友э.M.茨维特科娃教授也持同样的看法。我们担心石碑旁边人来人往，太吵闹，但他——一个热心人——不听，并且运来了石碑（花了很大的劲：部分路程用马匹，部分路程用汽车）。但是，石工刚要刻好铭文，便围拢了一群塔鲁萨人，指责着石工们的工作以及大学生的主意，并提出他们自己的“建议”。“工人们不想干了，我好不容易说服了他们。”大学生又惊慌，又伤心，跑来告诉我们。我们早就预料到这一点，惋惜他没有听我们……

这时候，一封封电报飞向拉脱维亚阿利娅那里，她的熟人们告诉她：没有她在场，一些不相识的人在给玛丽娜竖“纪念碑”。

这就有造成误解的危险。

我和基辅人以及我十四岁的孙女儿丽塔都有在下雨的时候去看玛丽娜的宿望。石碑——一块赤褐色的花岗岩（长约0.75米，宽约0.5米，高约0.25米）——歪着放在小坟场围墙入口附近不平整的地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铭文是打着引号的（好像引文一样），其上是“玛·伊·茨维塔耶娃”。雨中的白桦愁眉不展，一棵棵好像站着的哨兵，下边，奥卡河还和我们童年时候一样流着。

“我有这样一个感觉，如果什么人跑来向石碑下面塞进一根撬杠，把它翻成铭文朝下——那它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了！”我对大学生说。

我看他经过这么多的努力，遇到这么多的困难，落得心绪不佳，便想安慰他：

“不要伤心，您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玛丽娜的宿望——您已经实现！正如他所希望的，塔鲁萨采石场的石碑已经在奥卡河边的山冈上了，它在这儿已经有多久了？三天？还会存在下去……重要的是让它竖起来。人们都知道这件事情，还能够存在多久——如果人们不来搅扰，——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我拍了照，”大学生说，“哪怕只留个纪念……”

第二天，由于玛丽娜的女儿阿里阿德娜·谢尔盖耶夫娜·埃夫伦的请求，茨维塔耶夫委员会（爱伦堡、帕乌斯托夫斯基都是该会的委员）向区苏维埃当局发来了对于立碑的抗议。

石碑后来的命运是：开来了一辆汽车，人们费力地把它装上去，沿着山路运走了，换了运输工具（详情我不知道，因为我已经带着丽塔走了），又运，最后抛在一个坑里——不知是公共汽车站还是汽车库的附近。大概，直到现在还在那里。

……这个立碑的故事以后，过了十二年，又有一个热心人从沃罗涅日来到莫斯科找我，对我说了他的愿望：他读了玛丽娜收入《塔鲁萨篇》的故事《基里洛文一家》，决心实现她的宿望——在塔鲁萨的山冈上竖一块石碑，刻上：“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希望在这里安眠。”

“由于命运的安排，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坟离她童年少年生活的地方这么遥远，那就按照她的意愿，在塔鲁萨竖一块这样的纪念碑……”

“这个问题要和玛丽娜的女儿商量决定。”我回答（我记起了阿利娅不在场，我们竖第一个幻想家那块石碑的情形）。我不想叫来人失望：那时候没有成功，现在也许能够成功？如果一定要进行这件事，还有时间提醒他不重犯大学生的错误。姐姐廖拉已经不在人间了，只有我一个人还记着那次的失败，——让他就像俄罗斯童话中所讲述的棒小伙子一样，去碰碰运气吧……这位崇拜玛丽娜作品的沃罗涅日人与阿利娅见面之后给我写信，说她指出了他将遇到的许多困难，向他提出了一连串的建议，他打算着手实现自己的意图。但是，看来困难是很大的——没有听说竖了碑。

一位在叶拉布加师范学院工作的、曾经多次给我写信的教师从叶拉布加来到莫斯科，他告诉我：布罗杰尔希科夫老两口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和阿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正在出卖房子，而且新的主人将加以改建。

“这么多年了”，他们说，“人们来来往往，许多人远道而来，怎能不让进屋……他们问这问那——可我们知道什么呢？她带着儿子，只在我家住了十天，当时日子很艰难，每个人都有自己操心的事情……人们走进过道间，要求进里屋，要把发生不幸事情的那枚钉子指给他们看，——这么着，请你们把它从我们家拿走吧，我们这么一说，真的拿走了……”

“于是我就拿了这枚钉子，并且把它带来了。”来人说，“您看我把钉子交给谁好？”

“我想，给女儿好。让这件伤心的纪念物留在她所保存的手札卷宗里。” [223]

他便这样做了！

1966年春天，我住在戈利齐诺创作之家（是我自己请求作家基金会安排的，玛丽娜曾经带着穆尔在这里住过，而且我也在这里走动许多年了，我走过他们曾经漫步的花园，踏着他们的小梯子爬上山去，瞧着玛丽娜曾经坐过的岩石。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栋亲切的住宅），决定会见谢拉菲玛·伊万诺夫娜·冯斯卡娅，在玛丽娜的那些日子，是她管理着这栋房子。

人们把我送到她的别墅。我走进便门。一位高高的白发女人走出来迎接我。她在等待我。

“好像啊！”她叫起来，“也是那么轻快的步伐！”

下面就是她告诉我的（这是1966年夏天和1967年夏天的笔记）：

“只要送来牛奶，她就往牛奶里放糖，到厨房去熬牛奶软糖。穆尔喜欢甜食。熬好了，满满一烫盘，就端过来。穆尔一下子吃得精光！年轻人！穆尔对待母亲很苛刻。只知道提要求！从来不帮助母亲做一点事。的确，是个宠坏了的孩子！长得很俊！穿着蓝色的服装。脸颊玫瑰色的，不很光亮……真棒！可是——不理解母亲，没有礼貌。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有时候为他哭泣——悄悄地走开……说：‘他是个年轻人，这一切，在我早已过去，可他还是……’她什么都原谅他！和母亲比起来，穆尔压根儿是另一种人，对她很疏远。只知道提出要求。而她又十分脆弱。她对他毫无异议，盲目地爱着他……在他面前，她是矮小的，显得灰色。胸部已经塌陷，但她还是那么轻快，像只鸟似的！阿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她比你稍稍高一点……不，不，不是高个子！”

“玛丽娜也有时候快乐过吗？”我问谢拉菲玛·伊万诺夫娜。

“快乐过，在穆尔高兴的时候。这里，有个克雷莫夫在掌握着他。他一来，把穆尔一搂，就一起走了。而她，望着他们的背影又笑又乐：克雷莫夫是个怎样的人啊，和穆尔玩在一起。

“……她和穆尔有过一回可怕的争吵，他走了——要去莫斯科。她跟在他后边叫喊：‘穆尔！我受不了！你回来！’但他走了。她像笼子里的鸟似的辗转不安。他不怜惜母亲，在这样的年龄是不知道怜惜的，他总是很晚回家。

“г·丘尔科夫的妹妹安娜·伊万诺夫娜·霍达谢维奇很喜欢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玛丽娜的死，她很伤心。

“克雷莫夫说她：‘这架高贵的钢琴受尽了生活的折磨……’（我还没有来得及记下来：克雷莫夫在井边做着什么，请求说：‘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给提桶水吧……’——她俯向井台，无力地……而他：‘不必啦，我自己来……’）”

过了一年，我就没再遇到谢拉菲玛·伊万诺夫娜了，又好像是一连两年。她死于心脏病。

1967年，诺伊·格里戈里耶维奇·卢里耶的遗孀让我抄下她丈夫关于玛丽娜的回忆。我把它写在这里：

“1939-1970年冬天，我住在戈利齐诺，每天都碰到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和我一样，她也在那里住了一个时期 [224] ，后来在创作之家搭餐。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喜欢说话，说得很风趣，有时还极其挖苦。我还记得她为安德烈·别雷 [225] 以及列米佐夫两人而作的即兴画像，画得好极了，但又丝毫不留情面。她语言辛辣犀利，而且嗓门高，声音尖厉。但是，在她那准确的音调和推断后边，有一种茫然若失的怅惘和可怕的孤独感。丈夫和女儿没有和她在一起，身边只有儿子，但据我的观察，他们并不存在共同语言。这位头发斑白、容貌超群的女性，有时眼里会突然出现绝望和痛苦的表情，比任何语言都强烈地说明她的心情。

午饭后，晚饭后，我总是在她身旁坐一会。她讲述着在国外的俄国作家的生活，讲述着她自己和马雅可夫斯基的各次会见。她认为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个‘天生革命的’大诗人，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并不是很幸福的，虽然他有着幸福所需要的一切：与时代的协调，天才，勇气。

看样子，伊万诺夫娜很看重我们的这种谈话，有时候我没有陪她度过闲暇，下象棋去了什么的，她就发起愁来。

有一次会见印象特别深。那一天，我从凌晨三点开始工作，早饭后我向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提议出去散步。

天气好极了，阳光明丽，没有风，只有一点轻寒。开始，我们在假山上溜达了很久，然后就走进了铺满雪的树林里，只是偶尔才交谈几句。我知道这样的溜达会给心灵带来多么有益的安宁，便尽量不用谈话来打扰我的同伴。但是，使这位卓具才华的女性惶惶不安的那种内心混乱，看来实在太大了，这样的方法很难使她获得安宁。

‘诺伊·格里戈里耶维奇，我觉得很不好。’她突然说起来，话里带有她所固有的那种坦率和鲜明。‘我回来了。侨居生活那种令人窒闷的、有毒的气氛，我早就厌倦了。我曾经尽量多和法国人来往。他们可爱，容易打交道，但对于我来说，这是不够的。有股力量拉我回来。可是，您瞧，落得了什么结果。难道我在这里和在那里一样，也是一个陌生人？’

我想安慰她：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困难应当是会过去的。可是，她是安慰不了的。

‘我担心我对付不了这个……’

我们回来的时候，已经到了镇上，遇到一位老人，显然是当地的居民，矮壮身材，强健有力，一副聪明的面孔很富于表情。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突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热情地，几乎沉入了狂想，轻轻说：‘怎样一个目光炯炯的人啊！我爱他就像爱我的祖国……’”

作家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莫斯克温的遗孀塔季扬娜·尼古拉耶夫娜·克瓦尼娜回忆说：

“我和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莫斯克温于1939年9月底或者10月（准确的日期记不起了）来到戈利齐诺。

到达的那天，我们吃早饭迟了些，当时就餐的只有两三人，而到午饭的时候（大家总是共用一张大饭桌），住在创作之家的人们几乎都来了。大家已经坐下来，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地交谈。这时候，走进来一位比中等身材稍稍高一点的纤瘦的女性，一副严肃的面孔，几乎是愁眉不展的，但又极其富于表情。

她手腕上一双宽大的银镯很不一般。这位陌生的女人简直是在引人注目，她的一切举止令人感到一种倨傲的尊严。她后面跟着一个身材高大的漂亮的男孩，大约十四五岁。

这就是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和她的儿子穆尔。

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在饭桌旁的显著位置上坐下来，马上成了大家注意和关心的中心。她自己虽然很少谈话，但饭桌上所说的一切，都是因她而发的，都是说给她听的。

我还不知道坐在我前面的这个人是谁，但已经感到我所看到的这个人用‘超群的’一词来称呼是不够的，于是心里产生一个想法：这是一个特殊的人，身份极高的人。我的一生中，无论在此以前还是以后，都没有在任何一次会见中产生过这样的感觉。

吃过午饭，大家都去散步。话题的中心仍然是茨维塔耶娃。大家都走在长满青草的路上，经过稀疏地长着几株树的小块空地。在一个转弯的地方，我看见一棵长得又直又匀称的小树。在旁边走过的时候，我抚摸了这棵树（我常常觉得树木具有人性）。谁知我抚摸小树被玛·伊注意到了，而且这一点（对于玛·伊来说是一个标志）竟成了我们建立友谊的基础，——如果可以称为友谊的话：从我来说那是一种怀着腼腆心情的崇拜，从玛·茨维塔耶娃来说是一种友好的心绪，她对于在某一点上引起自己好感的人们，具有一种加以渲染和美化的才能。

1940年11月17日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给我的第一封信写道：

‘……这封信是从很远的地方谈起的。它写了整整一年——从那次散步起——它伴随着一棵什么特殊的树（圆圆的松树？）——从这棵树，您认识了den WegZuruck。“这样特别的树……”塔尼娅，如果您的慧眼能看出它的特征，那么，大概也能看出我了。说到树，我极其严肃地对您说吧，每一次，当我看到有人为了正直而赞美某一株橡树，或者为了华丽而赞美某一株枫树，或者为了垂丝而赞美某一株柳树，我就感到荣幸，好像是自己受到了爱，受到了夸奖，于是我青春的柔情油然而生，而且马上得出结论：这个人不可能不爱我。’ [226]

第一次散步后的第二天或者是第三天，玛·伊请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和我上她家做客。她住在一个什么人家的房子里，而早、中、晚都在创作之家就餐。

使我们惊讶的是，她的住室杂乱无章：所有的物件都混乱地敞开堆着。然而在戈利齐诺，尤其是在莫斯科，人们很快就明白了：这种没有条理之中有着自身的条理和思想。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玛·伊记得十分清楚，不浪费一秒钟就能拿到所需要的东西。所有物件都敞开摆着，按照我的理解，是玛·伊不愿意浪费时间去开箱开柜、关箱关柜，去记忆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而让所有的东西尽收眼底。在这种‘没有条理’之中，并不存在不整洁的地方。

一般说来，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能够用习以为常的普通标准去衡量玛·茨维塔耶娃的行为，——她是站在日常生活之上的。譬如，当你送给她东西，即使是她极其需要的，她几乎没有什么表示，但是她送给你东西，即使是很贵重的，也是做得这么随便，好像没有任何意义似的。

我们第一次到她家（以后各次也是这样），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给我们朗诵了她的诗。尼·莫斯克温也朗诵了她的诗——她的诗，他记得很多。这次朗诵的是她最喜欢的诗篇之一：‘你好啊！我不是箭，我不是石头！——我是最活泼的女人……’

稍后，1940年3月22日，在给尼·莫斯克温的信中，玛·伊又‘拿出’这首诗中的两行。她写道：

‘唉，可惜您不在这里，因为——

我今天穿了一件崭新的皮袄：

染成金色的——第七件皮袄。

‘这是一件真正的皮袄。是绵羊皮的，不过染的不是金色，而是银色，灰色，我喜欢这种毛色，好像融化的雪花，是在一个农村商店用70卢布买的，领子很大，很切实用……我很喜欢自己这件普通的绵羊皮袄，即使拿海狸皮袄来，我也不愿意换的。’

‘这件皮袄送给您作为纪念。’

‘我不知道何时能够再见，但是我会永远怀着极其愉快的心情。’

在这封信的上边，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给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写道：‘我打心里想念您，我很依恋您。’这些话不是普通的客套话。当我们已经回到莫斯科，而茨维塔耶娃还留在戈利齐诺的时候，她曾委托尼·雅办些事情，进行电话询问；当她由于在创作之家搭餐，同作家基金会结账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时（这件事我已经叙述过了），她当天（1940年3月28日）写了一封长信，正是写给尼·雅的，信中详细地写了所发生的一切，写了她的一切怀疑，写了工资问题，等等。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毫无所求，我们感到她只是想把自己的事情告诉别人，而莫斯克温便是她想到的第一批人中的一个。我们的结识本来不很深厚……这一切说明她的孤独，说明她在寻找朋友，可是我们当时不明白这一点。

我知道，尼·雅奔忙着，不是找各方面的人，就是打电话，想在一天之内就把疗养问题定下来，正式办好手续。（“这样，玛·伊在心理上就会轻松些。”——尼·雅说）可惜，没有得到任何结果——不知被什么会计制度卡住了。

玛·茨维塔耶娃（在1940年3月28日给尼·雅的同一封信的结尾）考虑到她还得离开戈利齐诺，写道（总的来说，还是讲她的孤独）：

‘我的整个戈利齐诺生活时期就要这样结束了：全部是集体生活。穆尔感到遗憾，我倒不很觉得，后一段时期过得很枯燥——不能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相比，我简直没有一个可以喜欢的人，缺少了这样一个人，即使是全体的四十个人我也不需要。’

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对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是很殷勤、很尊敬的，有种上流社会的意味。她和我的关系更多的是家务上的，可不是，有时候（次数不多）她请我买点什么，拿点什么（见玛·伊给我的信），而且，我到玛·伊那儿去经常是一个人，和莫斯克温一起是比较少的。（总的来说，次数并不很多。）

通常，在我们见面的时候（当我一个人，尼·雅不在的时候）主要是玛·伊说话，我总是听着。我看出来，玛丽娜·伊万诺夫娜需要把话说出来（我明白，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她常给我们写信，尤其是那些亲手交给我的信）。话题是各种各样的。为了不说得没有根据，我从1940年12月7日我自己写给莫斯克温的信中摘引一段，作为一个例证。

‘……她讲到了丈夫、女儿、穆尔、巴黎、帕斯捷尔纳克。讲什么都是漫无边际，浮光掠影。她读了写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她讲到了她自己译自波兰文的译文。讲到在逐句逐行的译文中发现了错误，因为不懂语言……所有的谈话都是没有联系的，饱含着辛酸（从她的处境是可以理解的）。突然问起我来：我还有哪些亲人？我为什么老是干活？谁住在喀山？我从事什么工作？……“呶，这一切，乐趣在哪里？生活中，您最大的希望是什么？您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

应当说，关于我和莫斯克温，玛丽娜·伊万诺夫娜通常是什么都不问的。即使问到，听起来也漫不经心。她要么三言两语地谈当天当地的一些操心的事儿，要么谈上面说到的那一类事情，要么谈一些抽象的话题（人是什么？一切为了什么？一切事情意义何在？）。这些谈话给我的印象，是在心绪不安地重新评价她在年轻时那些悠长的夜晚就已经和索涅奇卡（索菲娅·叶夫根耶夫娜·戈利代）一起解决了的问题。玛·伊给我的某些信件，无论是向我还是向索涅奇卡谈的那些话，或者仅仅是她提到的索涅奇卡的名字，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就是我们各次谈话的回音：40年代的夜晚使她想起了20年代的夜晚（‘……本来就是一个故人在给您写信：年轻的我，二十年以前的我——好像这二十年并不存在！索涅奇卡——我！’[1940年11月17日信]）。1941年5月25日写道：‘亲爱的塔尼娅，您完全消失了——我的索涅奇卡也消失了——我多么希望你们两人都找到自己。’

有时候我们只是沉默着，如果穆尔在家就出去散步，不妨碍孩子的学习。但是，我们即使沉默着，玛·伊也不放我走。看来，她的心灵已经十分忧伤和孤独了。

关于穆尔，我在1940年12月7日给莫斯克温的同一封信中写道：‘他长得很高了，单瘦，清秀而又漂亮。是个大人了，甚至用“您”来称呼也不大适合了。我曾向他开玩笑：干脆发明一个新的代词吧……’

我很喜欢穆尔的谦恭；当我去到他们家，他哪一次也没有坐着，总不在我就座之前就座。如果我在和他谈话的时候站起来走到她跟前，他也一定站起来。

对于他来说，这段时间当然是极其艰难的。国度、生活方式、学校、同学，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要重新认识，顺从新的适应环境。而且当时处于过渡的年龄：极其易怒，耐不得劝告（更耐不得命令！），病态地坚持自己的独立性，等等，一句话，就是正在成长的人们在这样的年龄通常出现的一切。

一般来说，我很少看到穆尔：他要么不在家，要么准备出门。但是，从各种小事不难看出：这个孩子自己不高兴自己的易怒和尖刻，感到惭愧，而且怜惜玛·伊，可就是不能够控制自己。

有一次，玛·伊想给正要出门的穆尔理一理围巾（外边很冷），穆尔发火了，气愤地一扭，猛然推开她的手，并且尖刻地说：‘别碰我！’但他马上就看看母亲，接着又看看我，脸色很悲伤，很凄惨，直使我想要扑过去安慰，不是安慰玛·伊，而是安慰他——穆尔。有一次，我还听到穆尔在走廊里回答母亲的话（大概是求他早点回来）：‘瞧着吧，我一去就不回来！’结果，当然回来了。

对于穆尔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以及他的性格，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是十分清楚的……

我现在明白了（真是极大的遗憾，直到现在！），当时，玛·伊怀着不可遏止的热望，希望周围的人们尊重她，以善相待，朴素地对她表示人的感情，作为回答，她会马上燃起相怜相爱的谢意，有时还会奉献自己的整个心灵，毫无例外地美化一切。可是，她的孤独却难以排遣。下面是她给我的信中的几段：

‘塔尼娅！请您不要害怕我。不要以为我是个聪明人，我还什么都不知道，等等，等等，等等（请您抑制自己的一切恐惧）。您能够给予我很多，无尽的多，因为只有我的心脏为之跳动的那个人才能够给予我。就连我这颗跳动着的心，也是那个人给予的。我，当我不爱什么的时候，——就不是我。我老早——不是我。

‘和您在一起，我——是我。……塔尼娅，我所求于人的，——是爱。如果真有这么一个奇人，我的爱就是他的爱，那他——作为一个奇人，就必须是个奇而又奇的奇人。塔尼娅，我所求于别人的，就是他所求于我的，我的需要（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就是必不可少的）就是他的需要，请您彻底理解整个的我吧——我能够感受到我的限度，也就是没有限度。

‘我需要您就像需要面包——从人的角度我想不出更好的字眼。不，我想出来了：——就像需要空气……塔尼娅，和您在一起所得到的快乐，——是绝世的瑰宝……您，您的声音，对于我——就是快乐。关于这些，我觉得，我在这里是没有什么人可以谈的……和大家在一起，我几乎感到要命地无聊……多么孤独啊，当我在这种集体活动之后突然来到街上，耳边只有自己的话语（和笑声），除了自己的那些话语，不会听进任何一句。

‘再说，人们找我干些什么呢？邀我去朗诵诗。他们不知道，我的每一行诗都是爱，要是我一辈子就这么站着朗诵诗，那就任何诗也不会有了。“多么好的诗！”唉，不是诗好。

‘是的，不久前，有这么一个爱好诗的女人，一双又大又深的眼睛照着我的脸，对我说：“唉您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这样冷漠，这样理智……您怎么能够写出这样的诗——又成为这个样子……”

‘“我只对您是这个样子，”我脑子里回答，“因为我不爱您。”（这是很有道理的——明白地说。）’

在给我的同一封信里（1918年，巴尔蒙特介绍玛·伊认识一位女诗人。后来，她们二十二年没有见面，直到1940年才再度相逢），玛·伊写道：

‘我全然不知道要看到的是个什么人，可又强烈地希望——爱她！我和她一起坐了三个小时，谈了以前的朋友和时代，我们仿佛是同一个世界的人，她聪明，写诗，对我很忠诚，可是——塔尼娅！我什么也没有感觉到，既没有感到一丁点激动，也没有感到一点吸引力，我的话是冰冷的，明智的，甚至是通情达理的（塔尼娅，这当儿，您该替她伤心。不，是替我伤心吧，因为她毕竟是幸福的，因为她在爱我，问题在于，全部的问题在于：我们应该是爱着的，我们的心应该是跳动着的，撞击着——哪怕撞得粉碎！我历来就是撞得粉碎，我所有的诗篇——都是心灵的碎银）。

‘塔尼娅，我和昨天的那位女客有着根本的共同之处，我们是同龄人，而且她也写诗，可是——塔尼娅，我从她身上没有感觉到任何东西，而从您身上——从第一次起——感觉到了一切。’

我自己心安理得地援引这些对我的溢美之词，是因为对于我来说这些话都是间接的：众所周知，玛·伊具有对人们进行想象的惊人才能。我觉得，这些话相当清晰地揭示着玛·伊的性格，既有对于人的热情的倾慕，又有她的孤独，还有与众不同的特性。我再说一遍：我深信不能够用通常的尺度来衡量茨维塔耶娃的精神世界。

1939年，我们和玛·伊很少见面。1940年（尤其是下半年）见面相对频繁，1941年，战争即将爆发以及战争时期，根本没有见面。我收到玛·伊的最后一封信是1941年5月25日写的。10月，我们疏散到喀山。

我们的会面这样动荡不定而且不很经常，是可以理解的。全是时局艰难所致。亲戚家、朋友家、我家和莫斯克温家都有各种各样的不幸和一大堆难办的事情。再说，这个时期我也很忙（我是教员，在一家军事学院工作）。结果，全部时间都随着极度的紧张飞逝了，一大堆的忧虑以及没有完成的工作妨碍我们静下来，从容地仔细考虑各种问题。因此，很难充分地弄清并理解我们新近的熟人玛·伊生活的方方面面。总的来说，我们对她的了解是很不够的。

玛·伊在谈话中提到的许多著名作家也都消极无为。好像既有牢固的友谊，又有确实的靠山。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处于令人吃惊的孤独之中，我们明白这一点真是太迟了。我们大家都有亲戚，都有在各种生活困难中经过考验的、情投意合的朋友。

玛·伊什么人也没有。一到进退维谷、精疲力竭的时候，没有人去助一臂之力。

况且，她所遭到的孤独是难以忍受的。我们大家，或多或少与茨维塔耶娃的命运有关的人，都缺乏真正的善良、人道、关心、同情，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还缺乏头脑：宁肯丧失，而不保护这样一个人？！当时，我们大家在哪里？！

最后，我要从我1979年7月30日写给对茨维塔耶娃感兴趣的一位同志的信中援引几句：‘对于一个人来说，祖国就是家。对于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来说，无论如何，俄罗斯就是家。她不顾一切回家了，对于周围的环境，对于所遇到的人们，都感到很陌生，虽然还不能够理解许多本来很明白的事物，但无论如何她感到自己是在家里。’

还有。有一次散步，我和玛·伊在一条小条凳上坐下来（真是一条值得纪念的小条凳）。那天玛·伊心情不好，怀着沉重的忧虑，可能是穆尔说了什么尖刻的话。为了把她从这一切引开去，我开始给她讲我与夜校的小伙子、小姑娘发生冲突的那些令人为难而又使人感动的有趣的故事，我在夜校已经工作一年了，这是我在获得基本工作之后不久就开始的兼职工作。那些孩子（大约与穆尔同龄），有的丧失了父亲，有的丧失了母亲，有的丧失了这个和那个，边做事边学习，看管弟弟妹妹，可是拼命地胡闹，有时还耍无赖，但总的来说都是好样的。我对玛·伊讲这些，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故事无穷无尽），她和往常一样，极其用心地听着这些故事。然后，我们久久地沉默，然后，玛·伊低声说：

‘多好啊，我在这里！’

‘在哪里？’我问（心想，不是在戈利齐诺，而是在莫斯科，因为我注意到她当天的忧虑）。

‘在俄罗斯！’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说。”

也许，有人会以为我这篇回忆录的结尾是特意安排的。这倒也是。事实就是这样。而且这些话——不仅仅是一时的情绪。关于这一点的谈话还见于另一次。

1940年夏天，著名的钢琴家玛丽娅·文亚米诺夫娜·尤金娜在研究舒伯特 [227] 歌曲集。她需要谱了曲的诗歌的译文。玛丽娅·文亚米诺夫娜从г·г·奈豪兹那里打听到了茨维塔耶娃，便决定去找她。下面是她关于这次会见的简短的叙述。

“……昏暗的顶楼，粗糙不稳的楼梯，马上袭来令人愁苦的气氛，是凄凉，是混乱，是发生事故的可能。彼此冷漠的问候；我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心绪不佳的、衰弱的女人，我努力表现出自己是来央求的，是亲切的、有礼貌的；我坐在凳子的边角上，给她看舒伯特的乐曲。‘既然要译——那就只译歌德。’茨维塔耶娃说。‘哦，那当然，这是最好的歌词。’我回答，并且建议从《迷娘舞曲》和《竖琴曲》译起。她心不在焉地同意了，我匆忙地走开……（我真想扑到她的脚下，吻她的双手，用滚烫的眼泪洒满她的双手，向她提出来，让我承担她各种各样的困难。）我自己很难弄清楚，当时我为什么那样不开窍，甚至冷漠。用不着辩解，这是一种罪过，是缺乏爱，而且缺乏文化素养……”

1940-1941年，玛丽娜最牢固、最亲密的友谊，应当是她与艺术理论家叶连娜·叶菲莫夫娜·塔格尔及其丈夫文学理论家叶夫根尼·鲍里索维奇·塔格尔的友谊。玛丽娜常去他们家，他们亲切地关心她和穆尔的生活。他们对于人的理解，总是那样深刻、细腻而又发自内心，二十年以后，我也曾经体验过他们的这一特点。他们这种理解，曾经点缀着玛丽娜当时那种混乱、惊慌的生活。这里，我想援引一段简短的叙述：

有一天，在谈到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怎样进行诗歌翻译的时候，我问：“这么说，您赞成自由翻译 [228] ？”——“自由翻译？”茨维塔耶娃马上反驳，“就是说，还有不自由的翻译？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当然赞成自由翻译。”又有一次，她打发一个姑娘给我们送来一张便条，附白中写道：“抚爱小姑娘吧，她是一个心肝儿，甚至可以给她取名‘心肝儿’——普绪刻 [229] 。”

我援引这段话不是因为它具有文雅的双关意义，而是因为它闪电似的——好像一小块镜片——反映出茨维塔耶娃——作为一种品格，作为一个诗人的整个内心体系。

“心肝儿”是一个日常用语。但对于茨维塔耶娃来说这是不够的：她把这个词的意义推衍开来——出现一个大写的“心肝儿”（巴格达诺维奇的长诗）：心灵就是普绪刻。词义在扩大，在爬高，在耸立，或者，也许还能够从相反的方面来说：词义在展开纵深，在露出隐秘的底蕴，而且，茨维塔耶娃的全部作品都充满着这种不可遏止的渴望：揭示事物的根本，探寻现象的真髓和终极的本质。《死亡之歌》中写道：

……最后一个钉子已经拧入。

是一颗螺钉，因为棺材是铅的。

对于“死亡”——不可思议的决裂这样一个悲惨的主题，通常的棺盖是不相称的。必须要有一个大的、不可克服的东西——“铅棺材”！

茨维塔耶娃的全部作品都在锐意地深入事物，探求事物暗藏的本质。有一次，在谈到她的《费德》的时候，我问她的剧本与拉辛 [230] 或者埃弗里尼德的《费德》是接近了还是离远了？出乎意外，我听到的回答是：“我根本不关心这些。对于我来说只存在两本书：阿法纳西耶夫的《俄罗斯童话》 [231] 和……——她说了一本德文的总集（我忘记了作者是谁），——希腊罗马神话大全。很久以后，我在她的《老皮缅的家》中读到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自白：“……毕竟神话……不是不存在神话，而是神话之外不存在……神话预先料定而且一劳永逸地铸就一切。”

这里，不必从字面进行理解——问题不在于神话学和民俗学的蛊惑（当然，兴趣也不在于摹仿），而在于追溯渊源，追溯最初的基石，追溯不能为通常的目光所发现、埋藏于各种深厚的岩层之下的那些原理。这不仅是茨维塔耶娃艺术方法的特点，而且是她的世界观的本质。语言的符号，语言的外壳，甚至掩盖着茨维塔耶娃所极力追求的第一性的、“生动的”因素。

茨维塔耶娃的诗有时是很费解的，要求读者深思熟虑地找出她思维的头绪。但是，她最厌恶的，莫过于华丽的词藻游戏，含糊的诗以及任何形式混乱。在格律上也是这样。茨维塔耶娃格律的力量以及它的变化多样，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她的格律又远远不是那种使人着迷的音乐符箓。她那重读音节的叠置，她那破折号，她那无限的enjambement——跨行——好像是在往词里打入桩子，把读者钉在意义上，钉在内容上。

一方面是难以置信的、狂暴的、爆炸式的感受，另一方面是同样难以置信地强烈的、渗透一切的、尖利的思想。这好像是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原则，然而，在茨维塔耶娃的诗里，两者却交织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不仅是她的创作特点，而且是她整个精神秩序甚至外表的特点。

我同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认识，是在1939年12月。我钻进戈利齐诺创作之家，表面上是为了著书，实际上为了会见茨维塔耶娃。第一天，我在挨进食堂的过道间看到她：“我多么高兴向您问候，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我说。“我多么高兴听到叫我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她回答。

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茨维塔耶娃本人，也没有见过她的画像和照片。在我的想象中——我现在知道是很天真的——，也许因为联想到阿尔特曼 [232] 给阿赫马托娃所作的画像，出现了一个文静高雅的形象。实际上——没有一点相似之处。没有一点巴黎打扮——一件粗糙的套领毛线衫，一条束着宽带的灰色长呢裙。没有优雅的脆弱，只有严肃、轮廓分明和力量。身躯惊人地挺直，略向前倾，里面好像藏着她那果断的天性。

我应当说，从那些年代的无论哪一张照片上，我都没有认出茨维塔耶娃。这不是她。照片上缺少最主要的东西——那种表现着她各个方面的精心琢磨的魅力：首先是她的谈话，那一口令人吃惊地刻画入微、富于表现力的俄语，时而夹着规劝的箴言，时而以出乎意料的奇谈怪论使人折服，而且包含着不可改变的逻辑；最后是她的面容，精致绝妙地画成，好像是“雕出来的”。

没有必要去回顾茨维塔耶娃回到祖国以后所遭到的痛心的悲剧。对这个悲剧作出过高的评价是不可能的。然而，茨维塔耶娃以一种离奇的方式，也许是第一次，一下子处于另一种环境之中，周围是她一生都未见到的狂热的一代。在戈利齐诺，每天晚上，在兴高采烈的文学界同行之中，她总是高居君临一切的地位，在莫斯科，她吸引着许多人，凡是真正看重诗歌的人都争取和她结交。

我的妻子，一年前去世的叶连娜·叶菲莫夫娜·塔格尔，来到戈利齐诺，在铺满雪的白桦林里和她认识以后，她说过一句话，刻入了我的脑海：“您的柳夏——极好的：本身就是力量——本身就是风暴，本身就是真纯！”

记得有一天，利利娅·尤里耶夫娜·布里克给叶连娜·叶菲莫夫娜打电话，说基尔萨诺夫很想见到茨维塔耶娃，因此，她请叶连娜·叶菲莫夫娜既邀请茨维塔耶娃又邀请基尔萨诺夫来到自己家里做客。叶连娜·叶菲莫夫娜这样做了。基尔萨诺夫带着妻子来了，一双眼睛盯着茨维塔耶娃。可惜的是谁也没有记下茨维塔耶娃本人的谈话。我只好抱怨：“天才少，而埃克尔曼 [233] 更少。”

有一天，茨维塔耶娃本人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

“亲爱的！

人们夸奖我，颂扬我，但是，任何事物都不会满足我的自尊心，所有的一切只能满足我的心（因为后者是我所有的，而前者是我所无的）。给我打电话吧，邀请我吧，上我这儿来吧。”

是的，对外界认可极感兴趣的平庸之辈的那种自尊心，在永远珍视自己天才的茨维塔耶娃是不存在的。但是她的心，对于向她泻来的赞美的流、感戴的流、爱的流，不可能没有回响。对于我们来说，茨维塔耶娃在晚年的某个时候感到自己生活在这种感戴的爱的“生动的河床”之中，可以看作一种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慰藉。

但是——唉！这种崇敬的光荣实在太空洞了，根本无助于改善物质状况。记得有一个讽刺，是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对我说的，讲的是一个著名诗人。人们请他在作家协会替她说说情。“我到作家协会替她说情？”诗人怀着“高贵的”自暴自弃，情绪激昂地高声嚷起来，“倒是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可以向文艺界替我说情！”

其实，茨维塔耶娃的境况越来越糟。开始让她翻译瓦扎·普沙韦拉，后来只翻译二流的白俄罗斯诗人和犹太诗人。

茨维塔耶娃想要出版自己的诗集没有获得成功；出版社的内部批评家把它定为废品。

战后，40年代末期，这个诗集的一份印稿落到我手上。在封页的里面，叶连娜·叶菲莫夫娜记下了茨维塔耶娃的一句话：

“能够把这样的诗鉴定为形式主义的人，简直没有良心。

这话，我是从未来的角度说的。

玛·茨”

大约五年前在戈利齐诺，一个当时在奇斯托波尔逗留的女人，向我谈到她在玛丽娜去世前不久和她相见的情形。玛丽娜在寻找着把从巴黎带来的毛线卖给谁。

“我欠一百卢布，我得马上偿还。谁来买我的？这是很好的毛线……”——“也许能值一千卢布，”我看了毛线，说，“但是我不知道您该去找谁……”——“不，哪怕一百卢布就行，我得拿它还账……”我给她讲了当时最为殷实的一户人家，便分手了。

为了达到预想的目的，玛丽娜做什么，怎么做，一切都经过周密的考虑。从她的行动中，可以看出她的专心、果敢和机警。需要损害人家的住宅吗？也许住宅里是有钩子的，但她看到过道有一枚结实的钉子，而且钉帽很宽，她没有拿粗绳——粗绳是有的，而是拿了一根很结实的细绳。为了不让人们从过道间向储藏室以及从储藏室向院子透过玻璃看见吊起来的身体，她用布把玻璃遮起来了（“否则吊不彻底——徒然出丑，不是吗？”——摘自她1910年给我的信……）

她用绳子把门拴在墙壁上的什么东西上面，虽然有门闩，但为什么要损坏穷房东的门闩呢——战时，什么东西都难弄到。等到人们从外边解开一大堆拴得很紧的绳子——死神已经做完了自己的事情。

她没有错。她什么也没有疏忽。准备工作很全面，很合乎人情，也许，她的行动还充满着灵感——她只是在做最紧要的事情。

一切——可能争论。大家一定会争论这个问题。

我知道，与我持不同意见的人们，将根据自己的看法对我在这里讲述的真实情况加以歪曲，进行错误的解释。这些人不理解玛丽娜……

穆尔离开叶拉布加以后到了塔什干。穆尔在塔什干是挨着饿的：他给姐姐的每一封信都高喊着饥饿。但是他在那里读完了九年级和十年级，成绩优异，而且是第一名（他用俄语写文章写得好极了）。

1978年在科克捷别尔，曾经在塔什干与穆尔结识的诗人瓦连京·别列斯托夫向我讲述了穆尔那几年的情形。我请他写下来。下面是他的回忆录：

“1943年初在塔什干，安娜·安得烈耶夫娜·阿赫马托娃介绍我认识了穆尔（格奥尔吉）·埃夫伦。我记得，她在监护着穆尔，而且努力做得不现形迹，她希望穆尔有一些同龄朋友，特别是从事写作的同龄朋友。

穆尔在什么地方耽搁了（他好像是住在卡尔·马克思广场附近的一个院子里，开初，阿赫马托娃也在那里住过的），那天晚上，我在阿赫马托娃那里待了很久。看来，安娜·安得烈耶夫娜等待穆尔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她为他担心，老是望着院子。有一天，她看见院子里一位姑娘，等待穆尔已经几个小时了，这一点使她很不高兴。如果他自己不爱这位姑娘，那么他，一个少年，又怎么需要她来爱他呢？这位姑娘，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穆尔很漂亮。

他向我读了自己的一些日记。他的那种整洁好像不是俄国式的，他的手稿跟书似的编着页码，留有页边，而且，我记得没有一处涂改。日记里有我所喜欢的关于阿赫马托娃的记载，有对于胜利后欧洲未来的议论（穆尔指望和平时期也能够保持同盟国之间的友谊）。里面记载着他所遇到的名人的谈话。这些，对于他将来的工作应当是很有用处的。他在同时写作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取材于法国生活，另一部——取材于俄国生活。穆尔憧憬着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这么一项事业：在俄国宣传（这是他的用语）法国文化，在法国宣传俄国文化。穆尔竭力客观地描绘与他自己不同的、别人的生活面貌。描绘得很精确，相当详细，而且不带抒情色彩。

从书里，从笔记本里，我还记得那小房间里的陈设。

我们在谈话中根本没有触及我们自己的命运。他有时引用他母亲的诗，也和引用其他诗人的诗一样。我没有和他谈过她。

有一次，一位朋友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弄到一辆汽车来度星期日，我们一群人乘汽车到春天的草原去采盛开的郁金香。记得，在那里我们第一次听到而且后来自己也唱起来一支以苏尔科夫 [234] 等的歌词谱成的著名歌曲《窑词》：“火苗在小小的火炉里跳动”。

我和穆尔根本没有交谈过彼此的日常生活，但是，他那朴素的小房间，他那没有补丁的衣裳，他那食堂餐票，——那食堂，可以遇到不少名人，他们拿着饭盒打汤打菜，菜往往是以各种方式做出来的饲料甜菜：这一切说明有人为茨维塔耶娃的儿子帮了忙。

穆尔有一种独立不羁的精神以及他那个年龄所固有的自我肯定的毅力。

瓦连宋·别列斯托夫

1978年10月1日”

穆尔到莫斯科后，住在姑妈利利娅·埃夫伦家，进了文学学院夜读部，为了挣钱，又当了一家工厂的装潢美术员。当时他十七岁半。波尔图加洛夫保存着穆尔创作的一个剧本，是一个创新型的剧本。

1944年2月1日他满了十九岁，而且应征入伍。他的信到1944年夏天止。以后，他便缄默了。后来，他的姐姐阿利娅和我都向国防人民委员部询问过。回信称：伤员名册、阵亡名册、失踪名册都没有格·谢·埃夫伦的名字。

直到1975年，《涅曼》杂志第8期登出了C.B.格里巴诺夫中校的文章。这位中校曾经为格奥尔吉·埃夫伦的事情做过大量的工作。文章标题是“茨维塔耶娃的一行诗”，还有，《祖国》杂志（1975年第3期）登出了C.维肯季诺夫（格里巴诺夫的笔名）的文章，并且有照片——十九岁的穆尔一张痛苦的脸。他在长大，看来，在重新理解母亲的死。他在回想着母亲……

C.B.格里巴诺夫中校是一位随军记者，是茨维塔耶娃作品的爱好者，他查阅了从那些岁月起保存下来的全部卷宗，阅读了大量文件，在军事档案馆坐了好几个月，找到了许多在战斗中认识穆尔的人。他们的回答：“战斗中——他很勇敢。”

他的最后一次战斗是在1944年7月7日——关于这次战斗，他在前一天写信告诉了他的姐姐阿利娅：“明天——投入战斗。”以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这次战斗，在树林里追击法西斯匪徒，他受了重伤，并且“撤退到医疗队”。那里，附近有一座不知名的士兵的坟墓。那次战斗，还有别人受了致命伤吗？这个士兵会永远不知名吗，还是将在那里树起谢尔盖·埃夫伦和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儿子——格奥尔吉的名字？时间会告诉我们。

1975年，我收到了斯塔尼斯拉夫·格里巴诺夫的信。

这封信里，斯·格里巴诺夫告诉我，和谢尔盖·埃夫伦 [235] 一起参加那次战斗的雅科夫·哈贾伊诺夫中尉的儿子曾经告诉他：“……我最近到了乡村德鲁伊卡和维德扎赫，437步话团曾于1944年7月初在那里进行战斗……8月17、18、19日三天，我们在布拉斯拉夫市，并且在兵役局找到了葬者的名单和写着全部资料的父亲的整套卡片。人们告诉我，在维德扎赫纪念碑上将刻上母亲的姓名……”

斯·格里巴诺夫进行这一困难重重的寻访，所得的数十件证明和书信都由穆尔的姐姐阿利娅交给了苏联中央国家文艺档案馆。斯·格里巴诺夫将自己关于格奥尔吉·埃夫伦的资料转给了维帖布斯克市兵役局，开始是转给州兵役局，后来是转给布拉斯拉夫区兵役局。又过了三年。人们从布拉斯拉夫来信，说埋葬格奥尔吉·埃夫伦的地点已经肯定。同时，还收到了区兵役局的证明，日期是1978年2月13日，上面写着：

“尊敬的斯·格里巴诺夫同志，按照您的要求寄来纪念碑的几张照片，这里埋葬着包括格·埃夫伦在内的苏联军人。其他军人的姓名我们不清楚。”

不久，我也收到一张照片：德鲁伊卡村附近，光秃的树枝，下着雪，一座坟上立着一座方尖纪念碑，铭文是：

埃夫伦

格奥尔吉·谢尔盖耶维奇

1944年7月牺牲

和他葬在一起的是谁？也许，我们也会弄清楚这些名字的……

……一双眼睛总是不能够离开照片上的石碑。直到现在我才相信他死了……

我访问叶拉布加以后，过了十年，鞑靼共和国作家协会在叶拉布加坟场——在1960年我所认定的地点，给玛丽娜建了一座巨大的花岗岩纪念碑，铭文是：“在坟场的这块地方安葬着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接下去是诞生和死亡日期）。可惜，鞑靼共和国作家协会没有复述这个铭文的第一行。因为将来也许能够确定玛丽娜坟墓的准确位置——靠近坟场右墙。

然而，向着诗人象征性的纪念碑，人们早就在山岗上踏出了一条小径，他们走在高高的坟场，走向岗岩上的铭文：“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我八十八岁了，今年秋天玛丽娜将满九十岁。

题解：

阿纳斯塔西娅·茨维塔耶娃（1894-1993），昵称阿霞，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妹妹，哲学家。阿霞与姐姐关系十分要好，但青春时期有时也免不了争风吃醋这类常见之事。在安娜·萨基扬茨所著《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生活与创作》一书中有相关介绍。著有回忆录一卷，虽不是专门回忆姐姐，但姐姐在其中占据了相当多的篇幅，在众多关于茨维塔耶娃的回忆资料里，这本有其独特的地位。回忆录只是讲述到了1922年。正是在这一年，茨维塔耶娃为寻找丈夫，离开了俄罗斯。此后，姐妹俩长期分离，在茨维塔耶娃有生之年，也就见过寥寥几次。这本回忆录第三部分《我们的青春》及附录《关于玛丽娜的最后的话》曾被陈耀球先生译成中文（《自杀的女诗人》，漓江出版社，1991年），本文即是那篇附录，讲述了自己寻找姐姐坟墓的种种努力，征引了多位与茨维塔耶娃有过直接接触者的回忆，且结合自己的观感，这些资料对于理解茨维塔耶娃之死相当重要。萨基扬茨在传记的附录部分收有自己写给阿霞的一封信，指出了回忆录中一些细节方面的不实之处，并给予了客观的分析。在茨维塔耶娃关系最密切的亲人中，只有阿霞一人长寿，活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米卡）

[1] 文德原为法国西部的省份，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那里曾经是反革命的根据地。此处指反革命的思想。

[2] 朱安党人是法国革命时期的反革命暴动分子。

[3] 法国17世纪伟大剧作家拉辛的悲剧。

[4] 别德拉姆是伦敦一所疯人院的名字，此处指疯子的国家。

[5] 爱·巴格里茨基（1895-1934），俄罗斯诗人。

[6] 维·赫列勃尼科夫（1885-1922），俄罗斯诗人，未来主义者。

[7] 萨沙·乔尔内（1880-1932），俄罗斯诗人，1920年起侨居国外。

[8] 按照俄罗斯人的习惯，为了尊重对方，只呼其名字和父名，下文简称玛·伊。

[9] 《离别集》于1922年在茨维塔耶娃离开俄罗斯之前，由莫斯科-柏林赫利孔山出版社出版，当时受到斯洛宁、爱伦堡、安德烈·别雷等人的好评。

[10] 茨维塔耶娃携不满十岁的小女儿阿里阿德娜（阿利娅）于1922年5月15日抵达柏林，在这里逗留了两个半月，于同年8月1日移居布拉格。

[11] 茨维塔耶娃的小女儿伊琳娜，1917年4月13日生于莫斯科，1920年2月15日死于昆采沃儿童寄养院。

[12] 这个趣闻是由谢·沃尔康斯基公爵在他的献词《致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中转述的，这个献词是他的作品《日常生活与生存》的开场白。

[13] 彼得·谢苗诺维奇·科甘（1872-1932），苏联文艺理论家。

[14] 这首诗是献给爱伦堡（1891-1967）的十一首组诗《雪堆》之一，爱伦堡在1960年出版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的第二部中有一章回忆了茨维塔耶娃。

[15] 乔万尼·贾科莫·卡桑诺瓦（1725-1798），意大利作家，著有十二卷的《回忆录》（1791-1798），记述了同代人的习俗以及许多冒险性的传奇故事。茨维塔耶娃曾以他为题材写过诗剧。

[16] 《普绪刻》，柏林，格热宾出版社，1923年；《献给勃洛克的诗》，柏林，星火出版社，1922年；《手艺集》，莫斯科-柏林，赫利孔山出版社，1923年；《少女沙皇》，童话诗，圣彼得堡-柏林，时代出版社，1922年。

[17] 《传奇》发表于《俄罗斯意志》1923年第18、19期上，《火凤凰》在该刊1924年第8-9期上。茨维塔耶娃在1922年自传中谈及1921年莫斯科星座出版社出版的《卡桑诺瓦的末日》时说：“最近的一部东西我认为是一部已发表的草稿，因为星座出版社没有把校样给我看。有些遗漏使原义含混不清，还有错字。插图也未经我认可。”

[18] “道”的俄文是CЛOBo，即语言之意。

[19] 法国巴黎郊区，茨维塔耶娃曾在那里居住。

[20] 《空气之诗》写于1927年5月，发表于《俄罗斯意志》1930年第1期。

[21] 《时代和当代俄罗斯的抒情诗。马雅可夫斯基与帕斯捷尔纳克》一文发表在巴黎《新城堡》杂志1933年第6-7期上。

[22] 《致阿玛宗女人的信》是写给纳塔利·巴尔尼的，在纪廉·利蒙特的努力下，在法国得以出版，出版社将它更名为Marina Zvdtaieva.Mfn frère fdminin.Lettre占I'Amazfne.Pаris, Mercoredefrance，1979。

[23] 泰·戈蒂埃（1811-1872），法国作家，主张“为艺术而艺术”。

[24] “想要大步流星，缪斯啊，你却穿着小鞋。”

[25] 弗·霍达谢维奇（1886-1939），俄罗斯诗人。

[26] 斯洛宁的文章题名为“侨民文学”，发表于《俄罗斯意志》1925年第2期。

[27] 伊·弗·茨维塔耶夫（1847-1913），俄罗斯学者，古希腊史、金石学史和艺术史专家，莫斯科美术博物馆创始人和第一任馆长，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

[28] 德·伊·伊洛瓦伊斯基（1832-1920），俄国保皇派历史学家、政论家。

[29] 安·格·鲁宾施泰因（1829-1894），俄罗斯钢琴家、作曲家、指挥家。根据其他资料，玛·梅因是鲁宾施泰因的学生的学生。

[30] 指阿纳斯塔西娅·茨维塔耶娃，即玛丽娜的妹妹。

[31] 萨拉·伯恩哈特（1844-1923），法国女演员。曾领导萨拉·伯恩哈特剧院，在雨果、小仲马和罗斯丹的戏剧中扮演过角色。

[32] 埃特蒙·罗斯丹（1868-1918），法国诗人、剧作家。代表作有喜剧《西哈诺·德·贝热拉克》。

[33] 洛桑在瑞士。

[34] 黑林在德国西南部。

[35] 据其他资料，玛·伊在洛桑和黑林寄宿学校时与妹妹在一起，去巴黎大学听课是只身前往的。

[36] 安娜·安东诺夫娜·捷斯科娃（1872-1954），捷克女作家、翻译家。茨维塔耶娃看来是在1922年末到1923年初于布拉格与她相识的。捷斯科娃是保守的捷俄团结文化慈善协会组织者之一。20年代该协会经常组织文学和音乐晚会，她们便是在这样一次晚会上相识的，很快结成了友谊，持续多年。捷克曾出版过一本茨维塔耶娃致捷斯科娃书信集，内有大量有关茨维塔耶娃生平和创作的资料。

[37] 茨维塔耶娃又在杜撰：阿利娅生于1912年，不是1913年。

[38] 《两本诗的选集》是《黄昏纪念册》和《神灯》两本诗集的选本。

[39] 安德烈·别雷（1880-1934），俄罗斯作家，象征派代表人物之一。

[40] 马·沃洛申（1877-1932），俄罗斯诗人、水彩画家。是他在茨维塔耶娃第一本诗集出版后立即给予好评的。

[41] 米·阿·库兹明（1875-1936），俄罗斯作家，起初与象征派接近，后与阿克梅派接近。

[42] 奥·埃·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俄罗斯诗人，阿克梅派代表人物之一。30年代曾两次被逮捕，死于非命。近年来被恢复名誉。

[43] 《牛津大学斯拉夫文献》。

[44] 本文作者当时并不在苏联，据国内资料，茨维塔耶娃不曾公开赞颂白军运动。

[45] 克力门特大厦原为17世纪中叶耶稣会一所大学的所在地，现为捷克民族和科学图书馆。

[46] 华伦斯泰（1583-1634），神圣罗马帝国统帅，出身捷克贵族。

[47] 罗兰（？-778），法兰克王国的封疆伯，曾随查理大帝778年出征西班牙。史诗《罗兰之歌》的主人公。

[48] 布龙茨维克系指国王普舍美斯二世，曾为巩固捷克王国做出很大贡献。

[49] 这是本文作者的感觉，而茨维塔耶娃在给友人的信里说，她所以对这个骑士感兴趣，是因为他长得与她相像。

[50] 本文此处有误，《房间的尝试》、《楼梯》写于1926年，当时诗人已在法国。

[51] 短诗《工厂的工人们》（之一）中的一行诗有“CиPocтЪ”这个词，常被误排为“CЫPocтЪ”。

[52] 《捕鼠者》全文有德俄文对照本，另有美国纽约1983年五卷本《茨维塔耶娃诗集》第四卷中所收的根据作者最后审定的、巴塞尔大学档案馆珍藏的校样排印的全文本。

[53] 莱纳·马利亚·里尔克（1875-1926），奥地利诗人。茨维塔耶娃于1926年经帕斯捷尔纳克介绍，以通信方式与里尔克相识，里尔克于同年末溘然逝世，使他们失掉了见面的机会。茨维塔耶娃的长诗《房间的尝试》（1926）是献给里尔克和帕斯捷尔纳克的；为里尔克之死，茨维塔耶娃还写过一篇随笔《你的死》（1927）。她还有一首安魂曲《新年书简》，也是纪念里尔克之死的。里尔克也曾写过一首《哀歌》（1926.7）献给茨维塔耶娃。

[54] 这些诗当时还不存在。茨维塔耶娃曾想以“人间的特征”为名，出版一本她在1918-1920年间的日记和札记的集子，但未实现。这个题名是茨维塔耶娃于1940年编选诗集时，为1922年写的八首组诗定的，其中五首收进了苏联作家出版社1965年出版的《茨维塔耶娃作品选》；显然，《人间的特征》组诗题名斯洛宁是从这个版本中摘取的。

[55] 茨维塔耶娃这个姓氏俄文词根是“花儿”之意。

[56] 诗人这里说的是她父亲伊万·茨维塔耶夫幼年时家境贫寒，没有鞋穿。

[57] 康·博·罗泽维奇（1895-1988），曾参加过苏联国内战争，先在红军，后被白军俘虏，1922-1923年与谢·埃夫伦同在捷克查理大学学习，1926年迁居巴黎，加入共产党，从事政治活动。1960年将他珍藏的茨维塔耶娃的手稿、书信和书籍移交给阿·埃夫伦的档案库，现存于俄罗斯国立中央文学艺术档案馆。茨维塔耶娃的《山之诗》和《终结之诗》两部长诗是以罗泽维奇为主人公的。罗泽维奇拒绝写关于茨维塔耶娃的回忆录，也拒绝发表谈话。阿·埃夫伦的回忆录说，罗泽维奇是一个有魅力的、勇敢的、悲剧性的人物，而本文作者斯洛宁对他却有不同的印象。

[58] 引自“我没有遵守戒条，没有去赴圣餐……”（1915）。

[59] 本文作者说得不完全准确：里尔克献给茨维塔耶娃的哀歌属于《杜伊诺哀歌》，但是没有收进单行本。

[60] 《生活——我的姐妹》是帕斯捷尔纳克1922年出版的一本诗集。

[61] 引自组诗《献给勃洛克的诗》之一“在我的莫斯科——圆顶在闪烁……”

[62] 引自组诗《诗人们》之一“我作为一个盲人和养子在这世上如何是好……”（1925.4.22）

[63] 埃·霍夫曼（1776-1822），德国浪漫主义作家。

[64] 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诗人。

[65] 沙米索（1781-1838），德国作家。

[66] 狂飙突进是德国18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文学运动。

[67] 克莱斯特（1777-1811），德国戏剧家、小说家。

[68] 戈蒂埃（1811-1872），法国诗人。

[69] 阿兰傅尼埃（1886-1914），法国小说家。

[70] 列斯科夫（1831-1895），俄国作家。

[71] 阿克萨科夫（1791-1859），俄国作家。

[72] 跨行即一个句子断为两行，中间没有停顿。

[73] 巴甫洛娃（1807-1893），俄国女诗人，本姓亚尼什，父亲是德国人，莫斯科大学教授，她本人嫁给了俄国作家尼·巴甫洛夫。

[74] 洛赫维茨卡娅（1869-1905），俄国女诗人。

[75] 列米佐夫（1877-1957），俄国作家。

[76] 西格里德·温塞特（1882-1949），挪威女作家。

[77] 玛·姆尼舍克（约1588-约1614），女冒险家，波兰大封建主的女儿，伪德米特里一世和伪德米特里二世之妻。

[78] 引自短诗“白天已经夕阳西下……”（1915）。

[79] 阿·格里戈里耶夫（1822-1864），俄国文学批评家、诗人。

[80] 引自茨维塔耶娃回答《走自己的路》杂志的调查表，布拉格，1925年8-10月。

[81] 引自组诗《莫斯科吟》之八（1916）。

[82] 引自短诗“乡愁啊！这早就已经……”（1934）。

[83] 《小伙子》这篇童话长诗，早在莫斯科时，茨维塔耶娃便已动手写作，直到1922年12月在布拉格才最后完成。

[84] 蒙田（1533-1592），法国哲学家和散文作家。反对神学、经院哲学和教条主义。

[85] 引自组诗《树木》之八（1923），引文不太准确，应为“这是反抗世纪——重量、总数、时间、分数的阴谋”。

[86] 引自短诗《首领归来》（1921）。

[87] 尼·巴·格伦斯基（1909-1934），青年诗人，死于车祸。1928年茨维塔耶娃与他发生了爱情纠葛。茨维塔耶娃的组诗《墓志铭》是献给他的。

[88] 这首诗，看来最初是献给康·博·罗泽维奇的，但是马·斯洛宁（1894-1976）却肯定地说，是献给他的。

[89] 叶·亚·伊兹沃利斯卡娅（死于1974年），文学家和翻译家，写有关于茨维塔耶娃的回忆录《墙上的影子》和《必遭毁灭的诗人》。茨维塔耶娃曾将《一首献诗的经过》一文献给她。

[90] 列·尼·安德列耶夫（1871-1919），俄国作家。

[91] 德·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公爵（1890-1939），俄国评论家、文学史家，1932年返回苏联，1937年被捕，1939年死于距马加丹200公里的阿特卡劳改营中。

[92] 阿·施泰格尔（1907-1944），诗人，茨维塔耶娃是通过施泰格尔的姐姐，女诗人阿·戈洛温娜认识他的。1936年施泰格尔患肺病，并在爱情上受到挫折，心灰意冷，茨维塔耶娃对他深表同情，因此每天给他写一封信并有献诗，以解除他的烦恼，鼓励他，但施泰格尔却从疗养院又回到他在巴黎原来那个圈子，茨维塔耶娃对此充满愤懑。

[93] 本文这里说得不太确切，茨维塔耶娃一生中有过无数次恋爱，无论在她儿子出生以前还是以后；但是大多是精神方面的恋爱，她自己也毫不隐讳，在给她的友人的信中经常提到她的一些爱情纠葛。有的还转化成为作品。

[94] 南森式护照是一种临时身份证，根据1920-1921年国际联盟主管战俘事务的最高委员F.南森的建议，由国际联盟发给无国籍的人和难民，以代替护照。

[95] 奥·叶·科尔巴西娜切尔诺娃（1886-1964），俄罗斯文学家，著有《忆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96] 引自组诗《书桌》之一“三十年的结缘……”（1933-1935）。

[97] 勒阿弗尔，法国塞纳河口港口城市。

[98] 《里程碑》系欧亚大陆运动的文学集刊，共出三期。

[99] 旺代，法国西部的一个省会，法国大革命时期保皇党叛乱的中心。

[100] 引自短诗“他们看到了什么？——大衣……”（1915）。

[101] 这一情况不完全准确。阿达莫维奇对茨维塔耶娃的抒情性自传体散文表示赞赏，不仅有文章为证，他还写过一首诗《纪念茨维塔耶娃》。

[102] 《文艺复兴报》是右倾的报纸，1925-1940年在巴黎出版，霍达谢维奇曾任该报文学评论员；茨维塔耶娃不曾为《文艺复兴报》撰稿。

[103] 指莫斯科-列宁格勒苏联作家出版社1965年版《茨维塔耶娃作品选》。

[104] 伊·德·苏尔古乔夫（1881-1956），俄国作家、批评家。1920年起侨居国外。

[105] 季·尼·吉皮乌斯（1869-1945），俄国女作家，颓废派理论家。1920年起侨居国外。

[106] 欧洲防风是一种植物，俄文与帕斯捷尔纳克是同一个词。

[107] 尤·巴·安年科夫（1889-1974），俄国版画家和风景画家。曾为勃洛克的《十二个》作插图。1924年起侨居国外。

[108] 彼·贝·斯特卢威（1870-1944），俄国经济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理论家，“合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立宪民主党首领之一。

[109] 康·德·巴尔蒙特（1867-1942），俄国象征派诗人。1920年起侨居国外。

[110] 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1866-1941），俄国作家，小说中充满宗教神秘思想，1920年流亡国外，与吉皮乌斯为夫妇。

[111] 巴·尼·米留科夫（1859-1943），俄国政治家、历史学家、政论家。立宪民主党组织者之一。1917年曾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十月革命后侨居国外。

[112] 尼·斯·古米廖夫（1886-1921），俄国诗人，阿克梅派的首领，阿赫马托娃的丈夫，1921年因反革命阴谋罪被处决，近年来被恢复名誉。

[113] 保尔·瓦莱里（1871-1945），法国诗人。

[114] 即《老式的景仰》（1920）。据另一种资料，这次征文竞赛不是在1927年，而是在1926年，因为这首诗落选以后，作者曾将它交给《善良的人》杂志发表（1926年第2期，布鲁塞尔）。另外，征文收到322首，入选12首。

[115] 阿纳托利·尼库利科夫（1922年生），在他发表于《西伯利亚火光》（1970年第7卷，页83-84）上的浪漫化的马雅可夫斯基的传记的第二部分中，非常随意地——而且是不准确地——描绘了这段插曲。他臆造了茨维塔耶娃的讲话，仿佛她说过：“没有马雅可夫斯基，俄国革命会受到很大损失……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大众诗人……新世界的第一个新人……”玛·伊当然从来没有讲过这样的蠢话，如同她不可能回答马雅可夫斯基的“您为什么要呆在这里呢？您早晚会回去的！”这样的问题时，说什么“‘我也许会回去，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一样。他吻了吻她那又瘦削又细长的手”。这是在苏联广泛流传的“窜改历史”的例子之一。凡是当时见过玛·伊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当时对于回国她连想都没有想过。而且她的手不是细长的，而是干瘦的，如同她自己所说的，是“劳动的”手。尼库利科夫还说什么她手臂一挥叫来出租汽车，回默登。这也是神话：这样乘一次车会花掉全家一周的收支的。——马克·斯洛宁

[116] 斯洛宁关于这首诗的“反共产主义情绪”的意见，不完全准确地表达了这部诗的意义。这首诗与其说是政治上的声明，毋宁说是对于一个毫无意义地逝去的年轻的生命的悲痛。茨维塔耶娃1928年3月11日给捷斯科娃的信里曾说，她在不久前的几天里又一次感受到与死亡相遇。她的女友的弟弟患肠结核死去：他死前一夜都在做梦，他说：“妈妈，我做了一个快活的梦，一只红色的小公牛在绿色的草地上追逐的就是我。”茨维塔耶娃又说：“他活着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别人。活着为了工作、工作，为了别人能够活下去。”

[117] 拉丁文，意为“忧伤”。

[118] 即叶·亚·伊兹沃利斯卡娅。详见下文。

[119] 米·费·拉里奥诺夫（1881-1964），俄国画家。其风景画带有印象派和野兽派色彩。舞台设计怪诞。拉里奥诺夫和贡恰罗娃是夫妇。

[120] 纳·谢·贡恰罗娃（1881-1962），俄国画家。1915年起侨居巴黎。作品接近原始画派。

[121] 普希金的妻子也叫纳塔利娅·贡恰罗娃。

[122]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1880-1918），法国诗人。

[123] 安德烈·纪德（1869-1951），法国作家。

[124] 乔治·杜阿梅尔（1884-1966），法国作家。

[125] 谢·巴·加吉列夫（1872-1929），俄国戏剧和美术活动家，与伯努瓦一起建立了美术家团体“艺术世界”，经常组织俄国绘画展览和俄国音乐会，1911-1929年间侨居国外并经常组织俄国芭蕾舞团演出。

[126] “是幸福还是悲哀……”这首诗写的是普希金的妻子纳塔利娅·贡恰罗娃，普希金死后她嫁给了兰斯科伊将军。茨维塔耶娃还写过一篇关于女画家的散文《纳塔利娅·贡恰罗娃》。

[127] 法文：“为了使资产者惊讶。”

[128] 在法国东南部。

[129] 引自短诗《谢·埃》（“我挑衅地戴上他的指环……”，1914）。谢·埃是茨维塔耶娃的丈夫的姓名缩写，他们的婚礼是在1912年1月27日举行的。背面刻着婚期和玛丽娜的名字的戒指，现藏于俄罗斯莫斯科文学档案馆；但刻着谢尔盖名字的戒指没有保存下来。

[130] 引自短诗“我的血管里充满了阳光，而不是血液……”（1913）。

[131] 韦·卡维林在长篇小说《在镜子前》（《星》，1971年第1、2期）里曾经描写过这件事，他把茨维塔耶娃换成了拉里莎·涅斯特罗耶娃的名字。她的肖像是以已经发表的她与不同的人的书信为根据的。此外，有资料表明，卡维林个人在1939-1940年在莫斯科曾与茨维塔耶娃有过交往。——马克·斯洛宁

[132] 引自短诗“我向俄罗斯的黑麦致以问候……”（1925）。

[133] 阿利娅·谢尔盖耶夫娜·埃夫伦（1912-1975）于1937年3月15日只身返回苏联，被分配在莫斯科法文杂志《莫斯科评论》工作，作插图，写评论，将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译成法文，在母亲与弟弟归国后两个月，于1939年8月27日深夜被捕，1940年7月2日以“特嫌”罪被判处八年徒刑，流放到北部边疆，1947年8月27日刑满释放，在梁赞艺术师范学校教授版画，但获得相对的自由仅一年半，于1949年2月22日再次被捕，终生流放西伯利亚。1955年2月19日“因缺乏犯罪要素”而被恢复名誉。此后阿利娅·埃夫伦将全部精力投入整理、编辑、注释、出版母亲茨维塔耶娃的文学遗著，建立纪念馆，撰写回忆录等。直到1975年终因心力交瘁而过早地逝世。

[134] 阿·谢·埃夫伦把她所搜集到的茨维塔耶娃的全部档案移交给了苏联国家中央文学艺术档案馆。

[135] 即格奥尔吉·谢尔盖耶维奇·埃夫伦（1925-1944），穆尔1939年随母亲回国以后，直到茨维塔耶娃自缢身亡，都在她身边；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少年，母亲死后他只身去塔什干，中学毕业后经作家阿·托尔斯泰推荐入莫斯科作家协会文学院读书，1944年初应征入伍，随即开赴前线与德军作战，于1944年夏季为国捐躯。生前日记有许多关于母亲的创作和生平的记载，他原想在战后与姐姐阿利娅一起撰写关于母亲的回忆录，遗憾的是未能实现。

[136] 霍夫曼（1776-1822），德国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公猫摩尔的人生观附乐队指挥约翰内斯·克莱斯勒的传记片断》中的主人公摩尔是一只有教养、会舞文弄墨的猫，目光短浅，事事知足，高傲自负。

[137] 引自《致马雅可夫斯基》（1921）。斯洛宁这里的引诗有误，这四行诗是他所说的16行诗的开头一节，而不是他所说的长诗（实际是组诗）。

[138] 引自组诗《致马雅可夫斯基》之七（1930）。

[139] 弗·亚·索洛古勃（1813-1882），俄国作家。

[140] 本文作者说的情况不完全符合事实。苏联《原野》杂志1968年第3期上便发表过《致马雅可夫斯基》组诗中的五首；1988年苏联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茨维塔耶娃作品集》收入了全组诗。

[141] 谢·谢·普罗科菲耶夫（1891-1953），苏联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

[142] 引自组诗《电报线》之一“专横的乡间！……”（1923）。这里引文不完全准确，应为“这是我的心儿迸发的韵律——就好像那带有磁性的火星”。

[143] 原为：“哪里薄，哪里就会破。”

[144] 原为：“集腋成裘。”

[145] 原为：“小心谨慎，不会吃亏。”

[146] 原为：“平平静静——（上帝的赐予）。”

[147] 原为：“又温柔又恭顺。”

[148] 原为：“走得慢些，走得远些。”

[149] 原为：“与狼打交道，就得学狼叫。”（又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150] 引自《语声》（1924），原引诗第二节第二行误为“诗人，你要同意”。

[151] 科济马·普鲁特科夫是19世纪五六十年代诗人阿·托尔斯泰、阿·热姆丘日尼科夫和亚·热姆丘日尼科夫共用的笔名。诗作嘲讽精神上的停滞，政治上的“忠实”，文学上的模仿行为。

[152] 本文作者引诗有误，应为：“我开始梦见上帝，/您已经从我的梦中消失。”下面三节诗中，第一节出自短诗“月正圆，黑熊毛茸茸……”（1915.11.27），而第二节和第三节则出自“白昼已经消逝……”（1915.12.18），显然，斯洛宁将两首诗混为一首了。

[153] 斯洛宁这里提供的情况很可能不准确：纽约俄罗斯出版公司曾向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主义档案馆了解过关于茨维塔耶娃的资料的下落情况，得到的回答是：第一，战前该档案馆没有收到过茨维塔耶娃的任何资料；第二，该档案馆从未遭受过轰炸，也没有发生过火灾。

[154] A.A.CB，斯洛宁所指的是谁，不得而知。

[155] “俄国股份”系指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对俄国侨民的资助，这笔资助金是从俄国黄金储备中拨出的，俄国黄金储备，部分是捷克军团兵士在俄罗斯国内战争期间攫取的。

[156] 萨·尼·安德罗尼科娃加利佩恩（1888-1982），于1926年初与茨维塔耶娃相识，她曾说：“我的流亡生活由于茨维塔耶娃，由于同她的经常会见而大放光彩。我一下子便爱上了她。应当说，很少有人爱她。她仿佛经常使人们，甚至善意的人们激怒……茨维塔耶娃聪明，非常聪明，无限地。……她话说得很好，生动，一连串的幽默，常常开怀大笑。善于遣词造句。我不理解，人们怎么会不喜欢她。”又说：“我从来也没有见过像茨维塔耶娃所陷入的那样的贫困。”安德罗尼科娃加利佩恩在长达七年之中从她的每月一千法郎收入中支援给茨维塔耶娃二百法郎，直到1934年中断。安德罗尼科娃加利佩恩保存有百余封茨维塔耶娃给她的信。

[157] 指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细细的麦秸儿……》（1916），由两首诗组成，是献给萨洛梅娅·安德罗尼科娃的，俄文“麦秸儿”一词与“萨洛梅娅”读音相似。

[158] 指茨维塔耶娃的《诗人-登山运动员》、《同历史一起的诗人和在历史之外的诗人》和《谈巴尔蒙特》。

[159] 引自短诗“我被赋予了亲切的嗓子……”（1915）

[160] 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埃夫伦（1893-1941）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放弃大学学业，作为护理人员加入俄国沙皇军队，随后在国内战争中一直在白军中担任军官。1921年命运将其抛到国外，曾在捷克查理大学毕业。1925年移居巴黎，逐渐转向苏联，担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外侦查员，1937年10月10日因涉嫌欲与苏联侦查机关脱离关系的苏联侦查员伊格纳季·赖斯被害案受到法国警察局通缉而被迫返回苏联。茨维塔耶娃回国后仅三个半月，谢尔盖·埃夫伦便于1939年10月10日被他曾经为之效劳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审讯期间对指控他在国外从事反苏间谍活动矢口否认，最后于1941年7月6日被军事法庭以“法国间谍”罪判处死刑，1941年10月6日被处决。1956年9月22日被平反。关于谢尔盖·埃（接上页）夫伦参加国家政治保安局行动一事，详情参见罗宾·肯博尔教授为阿尔狄斯出版社1980年版《天鹅营》所写的序。

[161] 皮埃尔·高乃依（1606-1684），法国作家。

[162] 让·拉辛（1639-1699），法国作家。

[163] 约诺瓦饭店。

[164] 斯洛宁弄错了：据阿·埃夫伦说，长诗《公共汽车》茨维塔耶娃是分三次写完的；即1934年4月、1935年12月和1936年5-6月。1938-1939年间，在茨维塔耶娃回苏联之前，她把这部长诗誊清了一遍，曾想把它的最后一部分加工并加以扩充，但是这一构想并未实现。

[165] 引自组诗《致捷克的诗章·三月》之八“啊，泪水充盈着眼窝！……”（1939）。

[166] 所有这些手稿都珍藏在巴塞尔大学图书馆档案部。伊·爱·马勒于1970年逝世，终年八十八岁。由于我离开了巴黎，那包资料我是在战后才从塔马拉·图卡列夫斯卡娅（现已逝世）那里拿到的。其中包括《一首献诗的经过》，纪念沃洛申的长诗，写有各种文本的和关于马雅可夫斯基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发表在《新城堡》（1933）上的文章的原稿，以及其他草稿和书信的笔记本。——马克·斯洛宁

[167] 斯洛宁回忆录的最后两页是关于茨维塔耶娃返回苏联以后的生活的，根据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失之确切，故略。可参见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的回忆文章《临终之前》。

[168] 现已建成博尔舍沃茨维塔耶娃纪念馆。

[169] 《未发表的书简》，YMCA-Press，巴黎，1972年。

[170] 米·科利佐夫（1898-1942），苏联作家。

[171] 阿尔卡基·巴甫洛维奇·罗森戈利茨（1889-1938），1905年入党的布尔什维克党员。1925-1927年间执行驻伦敦全权代表职务。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工农检查局副人民委员。这是我所能了解到的仅有的情况。——H.卡塔耶娃雷特金娜

[172] 何许人也，不详。

[173] 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1885-1919），苏联国家和党的活动家。

[174] 现为茨维塔耶娃街15号。

[175] 叶·卡·米勒（1867-1937？），苏联国内战争期间反革命领导人。

[176] 伊格纳季·斯坦尼斯拉沃维奇·波列茨基（伊格纳季·赖斯）（1899-1937），苏联驻国外侦查员，因写信拒绝执行斯大林主义而被暗杀。

[177] 米·阿·布尔加科夫（1891-1940），苏联作家，《逃亡》是他的剧作，反映了白军的毁灭。

[178] 死于1989年5月。

[179] 季·吉皮乌斯（1869-1945），俄罗斯女作家。

[180] 索发即索菲娅的昵称。

[181] 阿·托尔斯泰（1882/83-1945），俄罗斯作家。

[182] 亚·米·罗德钦科（1891-1956），苏联工业品艺术设计师，版画家，摄影艺术大师，戏剧和电影艺术家。

[183] 现在根据马埃利·费因别格和尤里·克留金的《谢尔盖·埃夫伦案件》（《首都》1992年第39期，页62）一文中所引用的资料已经明了：安·尼·克列皮宁娜、尼·亚·克列皮宁和埃·利陶埃尔审判完了以后，很快，于1941年7月在莫斯科被处决。而谢尔盖·埃夫伦则于1941年10月16日于莫斯科被处决。

[184] 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俄罗斯联邦安全部的高官证实，在档案中保存一份文件，证实恰恰在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自杀的前一天，一位肃反工作人员拜访了她。那位官员深信，无论是谈话事实本身，还是它的内容，都是有意识地想到的，以期伟大的女诗人采取唯一的决定——自杀。（《论据与事实》，1992年9月，第36期＜621＞）

[185] 系指母亲自缢。

[186] 尼·阿谢耶夫（1889-1963），俄罗斯诗人。

[187] 康·特列尼约夫（1876-1945），俄罗斯剧作家。

[188] 作者的父亲是苏联著名作家、批评家科·丘可夫斯基（1882-1969）。

[189] 尼·利亚什科（1884-1953），俄罗斯作家。

[190] 列·克维特科（1890-1952），苏联犹太族诗人。

[191] 丘可夫斯基的名字和父名。

[192] 皇村总体公园，属于彼得宫。

[193] 安·施瓦茨（1896-1954），苏联演员，艺术语言大师。

[194] 瓦·卡恰洛夫（1875-1948），苏联演员。

[195] 弗·亚洪托夫（1899-1945），苏联演员，艺术语言大师。

[196] 引自短诗“苍白的太阳和低沉的、低沉的乌云……”（1916）。

[197] “载入”与“申报户口”俄文为同一个词。

[198] 茨维塔耶娃在国外侨居十七年中，与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有着密切的书信往来，他们彼此十分珍视这些书信。

[199] 引自普希金《骠骑兵》，这里借用的是王守仁的译文。

[200] 这里提到的是英国作家卡罗尔（1832-1898）的两部作品。

[201] 阿赫马托娃的名字和父名。

[202] 阿·阿尔布佐夫（1908-1987），苏联剧作家。

[203] 康·帕乌斯托夫斯基（1892-1968），苏联作家。

[204] 引自茨维塔耶娃的组诗《献给勃洛克的诗》。

[205] 引自茨维塔耶娃的组诗《献给勃洛克的诗》。

[206] 这里指的是在政治上受歧视的人。

[207] 茨维塔耶娃的丈夫埃夫伦的名字和父名。

[208] 位于苏联列宁格勒州，现名列皮诺村。

[209] 基辅郊外一个峡谷，希特勒分子在这里屠杀了数万苏联人。

[210] 即诗人鲍·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诗人当时在莫斯科，1941年10月下半月才来到奇斯托波尔。

[211] 英国女作家弗朗西丝·霍奇逊·伯内特（1849-1929）同名小说的主人公。

[212] 茨维塔耶娃一向用笔记本进行创作，甚至书信也都写在其中。

[213] 茨维塔耶娃自缢之前并不知道其丈夫的命运如何。

[214] 巴尔蒙特（1867-1942），俄国象征派主义诗人。

[215] 康·费定（1892-1978），苏联作家、社会活动家。

[216] 阿谢耶夫（1889-1963），苏联诗人。

[217] 比奥克林（1829-1901），瑞士画家。

[218]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名和姓）的第一个字母。

[219] 巴赫（1685-1750），德国作曲家，风琴演奏家。

[220] 旧俄所用历，即儒略历（恺撒历）。

[221] 莫罗佐娃（？-1675），贵夫人，分裂派教徒，不顾威胁和刑讯，坚持分裂运动，1671年被捕，1675年死于监狱。画家苏理科夫为她作画《贵妇人莫罗佐娃》（1887）。

[222] 瓦扎·普沙韦拉（1861-1915），格鲁吉亚诗人。

[223] 1981年9月5日，埃利斯塔市大学的一位教研室主任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戈洛夫科给我写信，说布罗杰尔希科夫夫妇把房子卖了，并且说他已经及时地将房屋登记簿转交阿里阿德娜·谢尔盖耶夫娜·埃夫伦保存。登记簿里准确地记载着玛·伊·茨维塔耶娃和格·埃夫伦在叶布拉加逗留的日期（是格·谢·埃夫伦登记的）。

[224] 许多人回忆在戈利齐诺与茨维塔耶娃相逢的情形，都不准确。她没有在创作之家住过，但她常常待在那里，所以许多人便认为她就住在那里。

[225] 安·别雷（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布加耶夫的笔名，1880-1934），俄罗斯作家，象征派主要活动家之一。

[226] 这段文字和以下的文字都只是摘引，删节的地方用省略号表示。信件原文藏于苏联中央国家文艺档案馆。

[227] 舒伯特（1797-1828），奥地利作曲家，曾大量为席勒、歌德、海涅的诗谱曲。

[228] 自由翻译，即意译。

[229] 普绪刻，希腊神话中人物，是人类灵魂的化身，以少女形象出现。

[230] 拉辛（1639-1699），法国悲剧诗人。

[231] 阿法纳西耶夫（1826-1871），俄国历史学家、文学家、民俗学家、民俗学中的“神话学派”代表，曾将俄罗斯民间童话收集成书。

[232] 阿尔特曼（1889-1970），苏联画家，1914年为女诗人阿赫马托娃所作的画像，是其著名作品之一。

[233] 埃克尔曼（1792-1854），歌德的私人秘书，著有《和歌德的谈话……》。

[234] 苏尔科夫（1899-），苏联诗人，社会活动家，诗集有《短颂歌》等。

[235] 应是谢尔盖耶维奇·埃夫伦（即穆尔），疑是作者笔误。

版权信息

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

作　　者：（俄）多利宁

翻　　译：翁文达

校　　正：耿海英

出 品 人：刘广汉

策　　划：魏　东

责任编辑：魏　东

装帧设计：赵　瑾

出 版 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录

版权信息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同时代人

童年时代 少年时代 青年时代

《回忆录》选

回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回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文学生涯的开始]

作家的成长

《文学回忆录》选

《引人注目的十年》摘抄

《回忆录》选

《回忆录》选

1877年《作家日记》选

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中间 惨剧 西伯利亚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回忆录》选

《我的回忆（1849—1851）》一书节选

《世纪的转折时期》一书节选

《回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选

走向第一高峰

回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见面

《人生途中的会见》节录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文学家们演戏（《我的回忆录》节选）

《童年回忆》选

回忆录

关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

在矛盾的影响下

《回忆录》选

《一八六七年日记》选

和著名作家共事一年（用以纪念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回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走向最后的高峰

1872—1881年间的印刷厂排字工回忆录中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回忆录》选

陀思妥耶夫斯基

涅克拉索夫的葬礼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墓前的演说（摘自《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

《日记》选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

﹝忆陀思妥耶夫斯基﹞

﹝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见面﹞

《日记》选

普希金纪念像

普希金的纪念活动（1880年6月发自莫斯科的信）

普希金的纪念日（1880年）（选自《回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同时代人

1872年，瓦·格·别洛夫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了一幅著名的画像。作家的妻子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对画像十分满意：画家捕捉到了“创作的瞬间”。

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静静地坐着，两手的手指交叉，抱住膝盖，在那里“自我观察” [1] ，但画像还是给人以巨大的内心活力的印象。高高的前额，紧蹙的眉毛，表现着精神的紧张，脸上的整个神情显示着连续不断的思想活动和感情变化。

是的，捕捉到了“创作的瞬间”，别洛夫出色地表现了作家全身心沉浸在创作、沉思、探索之中。

一年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论述说，画家应当“更多地表现思想过程”。“比如，肖像画家要给对象画像，他让对象坐下来，仔细观察，作事先准备。他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从实际作画中知道，人并不是始终都像他自己，所以画家在寻找‘他的面貌的主要思想’，寻找对象最酷似他自己的那瞬间。肖像画家的才能就是善于捕捉和抓住这一瞬间。” [2] 人“最酷似他自己”的时候就是他的个性的“主要意思”，他的观念、观点、目的、性格和行为方式的特殊性表现得最充分的时候。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封信中写过，他在文学事业上的目的和希望是“在我死去之前，尽可能充分地发表意见”。 [3]

充分发表意见——这就是目的和希望；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对人对事的态度——这才是心中最珍贵的理想。别洛夫的功绩就在于他抓住了“创作的瞬间”，他觉察到了作家的沉思中、内心活动中潜藏着天才的隐秘的主动精神，这种精神总是在作家要创作一部能发表自己意见的作品之前就存在了。

生活的意义在于创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向就有的观念。回想起在监狱里度过的岁月，他在《死屋手记》的结尾处写道：“我等待着，我呼唤自由快些到来，我想在新的斗争中再考验考验自己。自由并不是因为被剥夺过自由而歇一歇，因为受过深重的苦难和考验而犒劳一下自己，也不是为了过平平安安的生活。自由是为了行动，为了创作，为了把心中蕴蓄的思想和观感具体表现出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来有一副社会性的、富有公民感的积极性格。时代总是很有威力地侵入他的作品。仅仅说他非常关心人民和国家的生活还不够，这是他的血肉相连的事业，他的生命。他常常犯错误，在当时的思想斗争中站错位置，但他从来不是一个冷淡的、漠不关心的袖手旁观者。他的成长，他的发展，他的创作活动的历史是和俄国社会生活的历史、人民的历史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事实上，作家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现实充满了什么样的事件，他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激战、政治激战和思想激战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啊！他是在四十年代的民主思想的影响下，在果戈理和别林斯基的思想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参加过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小组；和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一起受审判，和他们一起站在谢苗诺夫练兵场上等候枪决；服了四年苦役，当了五年兵。他经历过克里米亚战争，1859年至1861年的革命形势，反动派猖獗的年头，七十年代新的革命热情的高涨，新的镇压和反动派横行霸道的浪潮。社会基础的巨大变革，俄国——无论是农奴制的俄国还是稍加改革后的俄国——的劳动群众的苦难，贵族阶级的没落和资本主义的巩固，社会矛盾、思想矛盾和精神矛盾的全面尖锐化——这是当时国内生活的特点，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作为人和作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都是作者们的最深刻的肖像，书中包含着作家对世界的看法，他们对人的态度，对生活现象的评价，他们的气质……然而即使艺术家本人的生活，错综复杂的日常生活的现实状况，艺术家的人性的特点，对于后代人也是饶有兴味的。须知在代表一定时代的俄国社会的人物当中，俄国作家乃是时代和环境的鲜明的表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独特的个性是十九世纪俄国生活中一个意义重大的现象。这种现象虽是世界性的，然而重要的是恰恰在俄国现实的激流旋涡中出现这样的人物！文学回忆录中所表现出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动风貌，不可能不引起我们的兴趣，回忆录作者们所提到和所描述的他的个性的“主要意思”，不可能不使我们激动。

苏联的文艺理论力图研究充满了痛苦的矛盾和复杂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丝毫不予以简单化，也不夸张，清楚地看到，清醒地评价他的长处和短处。陀思妥耶夫斯基指摘革命，又不能容忍现存制度的不公正；他号召顺从，却又愤怒谴责践踏人类尊严的人；他向神祈求，却又屡屡描写生活如何在摧毁宗教观点。

避开这些矛盾，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个性作片面的、简单化的、空泛的描述，那就意味着拒绝了解十九世纪俄国所产生的一种就其能力和多才多艺、就其痛苦而又复杂的表现方式而言是十分罕见的现象，——要知道，直到一百年后的现在，我们还在继续研究这种复杂的现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面貌被人从极不相同的观点来观察，人们对这个面貌的特点作出极不相同的解释也就不足为怪了。

谨慎、稳健的亚诺夫斯基医生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般对革命采取否定的态度。亚·米柳科夫写到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当他是个斯拉夫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尼·斯特拉霍夫断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每个俄罗斯人一样”，厌恶“各种不顺从的思想”，如此等等。回忆录的作者们引用自己的观察和回忆，引用“事实”；然而，一些个别的“事实”还构不成全部真实。真实是从分析和对比所有的事实中，从考虑所有的矛盾中，从概括全部资料中形成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其是这样，他的活动始终处于社会矛盾的中心，他的作品常常引起他那一代人的剧烈冲突和互相抵触的评价。

回忆录就是回忆录；不能要求回忆录写得详尽无遗：回忆录作者只提供面貌的特征。认识一个人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个人的看法。一部分现象似乎不大重要，被人忘掉，另外一些现象被人主观地加以解释，好些事实在时间上往往颠倒。回忆录总是需要考订，注释。

常有这样的情况：回忆录作者所回忆的那个人太伟大了，作者难以理解他。上文提及的斯·德·亚诺夫斯基就因为这缘故不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实他对青年时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很熟悉的，可他留下的却是一幅满怀同情然而平面的肖像。作家的兄弟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详尽地描绘了日常生活，可是他却不能或多或少地深刻理解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精神世界。阿·雅·帕纳耶娃留下了一幅幅素描，但是摆脱不掉某些傲慢——毫无道理的傲慢。她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成一个神经质的、没有自信心的、爱面子而又怪可怜的青年人，没有反映出那位勇敢地发现生活中的新现象的大艺术家的特征，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当时（写作《穷人》那个时期）就已经是个大艺术家了。

但是，尽管如此，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录还是他的生平经历的重要史料，有助于我们更生动、更深入地了解他的个性和性格，有时候还能阐明他的创作。这些回忆录能比较具体地提供他一生活动中的要点——他同祖国的联系，和俄国生活的联系，与同时代人的联系，——不了解这些要点就无从了解作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就遇到人间的“出奇的”贫穷，人的屈辱和没有防卫能力。他的父亲在玛丽雅医院执医业，这个单位是“为穷人”的机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就住在医院的厢房里。作家的父亲米·安·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平民知识分子，曾为贵族服务过，但是没有积攒起什么财富，正如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4] 所回忆的那样，他经常对儿子们说，他们“应当有决心自己去闯出一条路来，否则他死了以后他们将沦为乞丐”。一家人经常害怕陷入贫穷的罗网，贫穷的种种形象包围着寄寓于医院厢房里的医生家庭，这户人家暂时还可算个小康人家。

米·安·陀思妥耶夫斯基千方百计要摆脱这种威胁，保障孩子们的未来，遂于1831年在图拉省扎拉依斯克附近买下一个小小的田庄。这块领地和幸福的回忆联系在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在那里过夏天，摆脱城市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休息（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写到这一点）。不过后来又同最强烈地震撼青年时代的作家的那件事情联系在一起。1839年，田庄的农奴把作家的父亲米·安·陀思妥耶夫斯基打死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了孤儿，没有钱，在工程专科总校的纪律严格、吹毛求疵、刚愎自用的环境里，花了几年时间去学他不喜欢的专业，搞他深以为苦的科学。在专科学校里，就像德·瓦·格里戈罗维奇所回忆的那样，“对每个学生都严厉苛求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为一点最无辜的过失，如领子或纽扣未扣上，就被罚关禁闭，或者背上背囊，手持枪械，在门口罚站几小时”。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个时期就已经敏锐地感觉到非正义现象，军队里 [5] 盛行的盗窃国家财物、贪污受贿、升官发财思想使他愤怒。在专科学校当过值班军官的亚·伊·萨维里耶夫回忆道：“公务中的许多事情……使他愤慨。他不能眼看着农奴囚犯戴着脚镣手铐在他的管区里劳动，也不能看着在喀琅施塔特担任警卫的部队中进行的惩罚而无动于衷。”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强烈地感受到长期的经济拮据，他觉得，在比较富裕的同学的眼里，他的自尊心受到损伤。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写信向父亲要钱：“不管愿意不愿意，我得完全迁就眼前我所交往的这伙人的规矩。为什么要拿自己做例外呢？这种例外有时候常会使人遭到极大的不愉快。” [6]

彼·彼·谢苗诺夫天山斯基说得对，他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想强调自己和别人是平等的，他要让人家知道，他“不比别人差”。他充满了神经质的、紧张的忧虑，怕有人认为他不够资格待在军官阶层。“……他不是同实际的需要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与环境不相称的经济状况作斗争，甚至不是同实际生活上的需求，而往往是同他的变态心理的要求作斗争。[……]我和他同在一个营地，住同样的麻布帐篷[……]，没有自备的茶，也没有自备的靴子，只好满足于公家的供应，又没有装书的箱子，尽管我看书不比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少，[……]我凑合着过日子。所以，这一切都不是实际的需要，仅仅是为了不让自己显得不如其他同学而已，他们有自备的茶喝，又有自备的靴子和箱子。”

未来的作家是高度敏感的，他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使自己避免遭受可能会有的嘲笑或者仅仅白眼相待，人们公正地看到，这种心理状态，不仅有个人的病态，天生的腼腆，而且还有一个在小市民阶层里长大，后来落入另一个环境的人竭力想要战胜社会的不信任的愿望。 [7]

真正的穷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后来他父亲死了，他从总工程专科学校毕业，决定退役离职之后才认识到的。对他来说，这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他衷心喜爱文学。在工程学校学习，后来在绘图局供职，使他苦恼，经常牢骚满腹。放弃差使，退职，在文学界还不曾占有一席之地，没有职业，没有钱，这意味着他要表现出一种决心，准备去迎接没有着落、没有保障的生活，遇到种种巨大的困难。况且他的亲属们，虽然稍稍支持过他，却也并不赞成这样“轻率的”步骤。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了抉择。他常常身无分文，从一间“向住户租来的”房间搬到另一处；他借债度日，造成自己陷入依赖高利贷者的局面，受重利盘剥；一旦有了钱，他又花钱如流水，快得惊人。他饱尝了彼得堡的穷苦的公务员、小市民、小官吏的屈辱的半饥半饱的生活，他们住的是顶楼和屋角落，后来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拉斯柯尔尼科夫 [8] 说：“低矮的天花板和狭窄的房间使心灵和思想憋得慌。”这句话可以看得出是作者的亲身体验。

“我没有一文钱去买衣服[……]。人家当真会拉我进监狱（这是明摆着的）。极其喜剧性的情势[……]。主要的是我将会没有衣服穿。赫列斯特科夫 [9] 只同意以体面的样子去蹲监狱。我如果连裤子都没有，哪来这体面的样子呢？……”他在给兄弟的信中痛苦地戏谑道。“我为吃饭而写作”，“我如果不写一部长篇小说，那也许要跳涅瓦河了。有什么办法呢？” [10]

然而，即使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他也没有产生过去担任公职、去做官或者当军官以度日的想法。里森坎普夫医生的回忆录中就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指责，认为他不会精打细算，缺乏应付实际生活的能力，轻信，——这些品质确实是他生来就有的，但是学究气很重而资质中庸的里森坎普夫毕竟不懂得主要的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没有保障、没有着落的生活为代价，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对于创作，对于作为作家的他能和他所需要、他所感兴趣的那个世界进行自由交往，保持独立是必需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这个世界的社会冲突的尖锐，而且“连同它的全体居民，强者和弱者，连同它的全部住所，穷人的栖身之所或金碧辉煌的宫殿” [11] 也一起看到。他认清了身居金碧辉煌的宫殿的人们的邪恶力量，金钱的压迫力量，为金钱服务的政权的压迫力量。后来服苦役时他遇到不计其数的更加可怕的苦难和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但是他不仅感觉到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生活的压抑沉重，还感觉到诚恳的普通人的精神力量，这些人即使在首都贫民窟的黑暗角落里，在“死屋”的四壁之外，都保持着理智、同情心和对人的信心。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录，作家的书信，对他的那些描写“穷人”、“小人物”的悲剧性作品，乃是一种独特的注释。

《穷人》问世后，别林斯基惊叹道：“荣誉和声望归于年轻诗人，他的诗神喜爱住顶楼和地下室的人。” [12] 然而作家的诗神也善于憎恨：她憎恨庸俗的小人、守财奴、追求升官发财的人、冷酷的人、吝啬者及自私自利的家伙。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面了解这个世界，用众多的形象体现这个世界，一面对俄国社会想要了解当时现实真相的迫切要求作出回答。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录表明，文学很早就进入未来作家的精神生活，迅速占据了他的整个意识。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火鸟、阿辽沙·波波维奇的俄国民间故事开始，从孩子能看懂的圣经故事转向卡拉姆津、杰尔查文、扎果斯金、拉谢奇尼科夫，然后又转向普希金和果戈理。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回想起，他的哥哥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怎样从读学校里教学大纲规定的正规书籍转到读当代作品，这些当代作品尚未停滞在学校的教学史上，还没有成为虽然壮丽但却呆板的形象。

“应当记住，那时候普希金还是当代人。对他，像对当代诗人一样，讲台上还很少谈到。教师们还没有要求把他的作品背得滚瓜烂熟。即使在文学教师中间，作为诗人的普希金的声望那时候也还不及茹科夫斯基。就是照我们父母的看法，他的威望也还是比较小的，以致屡次引起两个哥哥（即费奥多尔和米哈伊尔）方面的强烈抗议。”

普希金的死讯传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正好是他们的母亲刚死不久，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听到这一噩耗及所有详情细节，哥哥们几乎要发疯了。费奥多尔哥哥在和大哥的谈话中一再说，要不是我们家有丧事，他定会要求父亲允许他为普希金戴黑纱。”从童年时代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日，普希金成了作家的同路人。

正如斯特拉霍夫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受普希金和果戈理的教育，还经常从他们那里汲取营养。

亚诺夫斯基医生回忆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普希金和果戈理“看得比所有的其他作家都高，谈起这两位作家，他常常凭记忆整章整章地引用他们的作品，或者背出一个个完整的场面[……]。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看果戈理的作品从来不会觉得疲倦，并且往往一边大声朗读，一边作解释，发议论，对一些细小的地方都如此。他看《死魂灵》几乎每次都要掩卷赞叹：‘对于全体俄国人，尤其是对于我们作家兄弟，他是个多么伟大的导师呀！这才是一本真正的书！老兄，您每天看它一点，哪怕只看一章，可是要看。因为我们每个人身上既有马尼罗夫的甜言蜜语，又有罗士特莱夫的厚颜无耻，还有梭巴凯维奇的粗野笨拙，又有种种愚蠢与恶习。’”

陀思妥耶夫斯基屡次讲到果戈理对人们的性格和相互关系的奥秘有一种深刻的洞察力；他也赞赏果戈理的揭露卑鄙和庸俗的有力，能从小官员丢失一件外套而创作出“可怕的悲剧” [13] ，激起对“小人物”的爱。稍过一些时候作家会说，果戈理的作品“以最深刻的、异常困难的问题使人心里难受，在俄国人的头脑里激起最不平静的想法”。 [14]

回想起精神形成的年头，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到怀疑和否定的恶魔，写到果戈理和莱蒙托夫，他们伴随着当时年轻人的精神探索。 [15]

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教人们去了解日常悲剧的意义，这种悲剧在日常生活中窥伺着人们，可怕之处在于它的平淡无奇，不易为人察觉；他们又教人们不要容忍身边的丑恶与畸形的事物。他们对培育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公民和作家的成长起了巨大的作用。他专心致志地观察国内的生活，不是研究它的堂皇的一面，而是研究它的日常的风貌，他逐渐掌握本国文学的经验。有时候，尤其是到了晚年，他往往片面地、不正确地解释前辈们的遗产，偏执地特别注意遗产中提出的要人们“顺从”、“不要高傲”的呼吁。不过作家创作中的一切精华却发展和丰富了伟大的俄国文学的进步传统。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些熟人，他的工程专科学校的同学们详细讲到未来的作家也非常关心外国文学。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九岁的时候看过舞台上演出的席勒的《强盗》，从那天起他就开始对席勒的高尚的、浪漫主义的主人公们爱得入迷，席勒对他的精神上的自我觉悟起过这样的作用。“我把席勒的作品背熟，用它来说话，老是挂在嘴上；我以为，在我生命的这样一个时期，命运让我认识了伟大的诗人，这是命运在我的一生中所做的凑巧的事情。” [16] 这几句话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待在工程专科学校里的艰难年头写的。诗人的仁爱的豪情，奔放的热情，他的思考和感觉的方法，给予少年人以强烈、有益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说，席勒的精神比较合俄国人的心意，而不大对法国文学教授的胃口 [17] ，他的话是对的。对于官方的教授们来说，席勒是一个研究和诠释的对象；对于年轻的探求真理的人们来说，席勒是促进思想和精神发展的重要因素，解放思想的本源。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专注的兴趣阅读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霍夫曼和狄更斯的作品。

据里森坎普夫回忆，法国作家当中，“巴尔扎克、乔治·桑和维克多·雨果特别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喜爱”。作家自己的证词也肯定了这一点：“巴尔扎克伟大！他的那些典型是宇宙中全部智慧的产物！”——他在1838年就写道。 [18] 得知乔治·桑去世，他在1867年的《作家日记》中回忆道：“这位诗人当时得到我的多少欢呼，多少景仰；她又给过我多少欢乐，多少幸福！我大胆写上这几句话，因为句句是真实的。她完全是我们的（也就是我国的）一个同时代人，——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理想主义者。”“我以为，小说中典型和理想的这种童贞式的、极其高尚的纯洁，叙事语调的严谨的朴实之美，当时使所有的人感到震惊，同样也使还是青年的我感到震惊……” [19]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雨果的创作中发现“失足者重新做人”的思想，这种思想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是亲切的。

伟大的西方作家增强了他的求解放的愿望，坚定了他对人类的信心，帮助他更好、更深刻地了解人类社会，鼓舞他去为反对社会的不公平而斗争。

西方作家的书籍传入俄国，也带来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空想社会主义的试验以及底层群众的民主运动的经验。他们提供了以清醒的艺术家的敏锐目光看待生活的榜样，生活中沸腾着复杂的社会斗争，压迫、剥削和镇压的势力盛行。工程专科学校既不能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社会知识，又不能给他伟大的道德思想。紧张的工作的年代要求他成为一个有文化素养的、具有强烈的社会感的作家和公民。有些人认为，罕见的直觉帮助他了解人，判断人物的特殊性，深刻理解人的个性中隐藏得最深的秘密。当然，艺术家的天才和直觉是有联系的，毋庸争辩，“天性”是一桩伟大的事实；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才能，天才大师的“天性”是和多方面地广泛掌握以前的文化艺术修养结合在一起的，和他的前辈们——伟大作家们的精神方面的经验结合在一起的。

普希金的《先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喜爱的诗篇之一。去世前不久，作家在莫斯科的纪念普希金的集会上朗诵了这首诗；把作家的使命理解为布道的观点很对他的心思：

你必须走遍天涯海角，

用语言去把人们的心点燃……

这两句诗他念得特别激动，热情洋溢。

普希金、果戈理、席勒与乔治·桑增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认为诗人搞创作的意义在于为人民的坚定信念。“我[……]始终相信很有美感地表现出来的仁爱给人的强大印象，”他写道，“印象逐渐积累，发展，冲破心的外壳，钻入心中，培育人成长。语言，语言是伟大的事业！” [20]

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来说，创作是经常的内心需要，是人生的使命，最后，是一种社会责任；社会责任是无论如何都应当去完成的，而且要毫不怜惜自己地、很好地去完成。

“您不会相信，我忙到什么程度，日以兼夜，像服苦役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结束时写道。“总之，我神经质地、痛苦而又忧心忡忡地工作着。我加紧工作，我甚至感觉到肉体上的痛楚[……]。您相信吗，尽管已经写了三年，写得劳累至极，我却还要写另外的文章，还出废品，还要重写，重写。仅仅在灵感来了的地方是一挥而就的，其余的地方全是非常艰苦的活儿。” [21]

斯特拉霍夫回忆说：“有一次我听他说，为了治疗他的癫痫，医生们提出的主要条件之一是完全停止写作。这一点，即使他本人能下决心过这样的生活，过一种不必执行他认为是自己的使命的生活，自然也还是做不到的。”

别林斯基很透彻地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比果戈理派的许多作家走得更远。作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贫富对立、逆来顺受与有权有势的对立上，不是把这种矛盾当作道德问题，而是当作社会问题提出来的。帕·瓦·安年科夫在回忆录中转述别林斯基的话，称《穷人》是俄国文学中“社会小说”的滥觞。

帕·瓦·安年科夫在回忆录中引述了别林斯基的非常重要的思想。《穷人》的主人公们尽管处于生活的底层，却没有失去崇高的人性，他们互相同情，患难相助，谴责“有钱有势者”的非正义行为，但他们是消极的，并且现实本身也正在粉碎抽象的博爱。“事情很简单：有些心地善良的怪人认为，热爱整个世界是每个人的一种责任，是非凡的快事。他们丝毫不能懂得，当生活的车轮挟带着种种规章制度朝他们滚来时，会无声无息地碾碎他们的躯体与四肢百骸。这就完了，——然而那是多妙的戏剧，多精彩的典型！”

“您自己是否明白，[……]您写了什么！”别林斯基第一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见面时就高声叫道，“您向我们指出的那整个可怕的现实，您自己是否了解它的意义呢？”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场景有着客观的内容，作者本人对它也未必完全清楚。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倾向是人道主义、民主主义，渴望解放的热情鼓舞着他。难怪他写道，“使不公正地受到环境的压迫，受到几个世纪的停滞的制约和社会偏见的压制而毁灭了的人”得到恢复，是“十九世纪的不可分离的属性，也许还是历史的必然性”。 [22] 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前还摆着为被毁灭的人恢复原状而进行探索的漫长又痛苦的道路。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45年与涅克拉索夫及别林斯基相识；1846年1月，在涅克拉索夫的《彼得堡文集》中发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穷人》。1849年4月22日因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案被捕。这四年，在作家的遭遇中，在他和周围的人的关系上，都充满了剧烈的变化。有时是受赞扬的快乐，有时是受指摘的痛苦；有时是别林斯基和他一派人向他表示最真挚的好感，有时又对他的新作表示强烈的不满。在有些人（伊·伊·帕纳耶夫、阿·雅·帕纳耶娃）的回忆录中，人事关系的变化被说成是由于狭隘的私人的原因：格里戈罗维奇和帕纳耶夫太喜欢挖苦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太傲慢；屠格涅夫过于摆老爷架子；如此等等。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一派人的分歧的实质完全不是小事情，这是当时俄国文学的发展在现实主义、民族性及艺术的社会功能等根本问题上的分歧。

和别林斯基一派人分手，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寻求与具有革命思想的人接触。他开始去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时代人把青年作家对待革命的态度设想得各不相同。亚诺夫斯基医生认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作为一个“无比地善良，又善于洞察人心”的人，根本不可能是个“阴谋家或无政府主义者”，不可能同情社会主义。谢苗诺夫天山斯基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革命者，然而，作为一个重感情的人，看到有人对被压迫与被侮辱的人施加暴力，他的愤懑乃至憎恨的感情便会油然而生[……]。只有在这样激情勃发的时刻，陀思妥耶夫斯基才会扛着红旗走上广场。”换句话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抗议只能归结为一时的热情冲动，此外就别无其他了。有人以为不是这样。亚·彼·米柳科夫告诉我们，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立法工作和行政工作，对书报检查制度，对当局的滥用职权，都发表过意见，而且他“和组里的其他人一样，发表意见尖锐而又激烈”。在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的集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念了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篇热情洋溢的革命宣言。他准备参加暴露文学的出版工作，闲谈时严厉谴责农奴制，对任何企图把农奴制理想化的尝试都感到愤怒（后来，186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试图证明地主对待农奴的态度是人道的伊·谢·阿克萨科夫进行论战，不是偶然的）。 [23]

与此同时，也不能不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革命者之间当时就存在着分歧。四十年代的革命小组纷纷研究和宣传西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卡贝 [24] 及其他人的思想。在这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抱着特别的态度。他熟悉傅立叶、圣西门的著作，赞成消灭人剥削人的思想，人人平等的思想，但是他不接受组织未来社会的空想计划。米柳科夫写道：“伊加利亚公社 [25] 或法朗吉斯特 [26] 中的生活，他想象起来比任何苦役还要可怕，还要令人厌恶。当然，我们那些顽强地宣传社会主义的人是不同意他的意见的。”

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竭力想要证明在理智的基础上，——即在人的集体关系上组织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优越性。同时他们又不肯舍弃拘泥于细枝末节的规章制度，试图抽象地预先制订出未来社会的整个生活制度以及劳动和日常生活的细节。这自然证明了他们的弱点，而不是证明他们有力量。科学社会主义依靠对社会发展趋势的分析，否定这样的规章制度。历史的经验使我们预见到未来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特点。但是科学社会主义从来也不规定这个社会体制的细节。在未来的社会制度中，社会的正义将占优势，摆脱经济、政治和精神枷锁的人将做整个生活的主人，他自己能够恰当地制订生活和行动的规约。

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能够历史地对待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把未来社会的人放在规定好细则的狭窄框子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意识上是表示反对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别林斯基及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争论过上帝和宗教。正如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所记得的那样，别林斯基是直接从无神论开始和他争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童年时代起就是个信仰宗教的人；但是他后来在一封信中写道，他一辈子都有意无意地为上帝的存在问题而苦恼。 [27]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别林斯基的热情洋溢的论证的冲击下，有的地方受了影响，他为疑惑所苦恼。他捍卫基督，争论着灵魂的不死。《两重人格》中，尤其是《女房东》中神秘离奇的基调证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接受别林斯基的思想转到与现实主义和唯物主义格格不入的神秘主义倾向。

正如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所写的，“由于对文学和文学发展的趋向的看法”，他与别林斯基的分歧有重大意义。 [28] 别林斯基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以神秘离奇的精神来解释民族性。他主张文学应有高度的思想性，能自觉地对待现实，给民众带来真理之光。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认为，正如他本人当时所写的，艺术的这些职能，他称之为“辅助性”的职能，是沉重的负担。

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别林斯基之间，后来和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之间的分歧，范围是相当广泛的。

推测这些矛盾如果发展下去将会如何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作家的创作发展被暴力之手几乎打断了整整十年。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服苦役和去流放的回忆录自然是不多的。然而彼·马尔季扬诺夫、亚·弗兰格尔及其他人的回忆录稍稍说明了作家在体力和精神上忍受并克服了什么样的困难与痛苦。这些回忆录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服苦役和流放中保持了坚毅的性格，人格的力量，没有失却自信心。最辉煌的证据是《死屋手记》，——这是一份漫游俄国苦役犯地狱的可怕的大事记。最沉重的考验不是力不能胜的工作，不是可怕的生活条件，而是对人的残酷无情的侮辱，对他的尊严和荣誉的践踏，对人格的侮辱。

光看官方的那份关在鄂木斯克要塞的“国事犯与政治犯名单”就够了，名单上第七号是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二十八岁。在“有何特长，是否识字”一栏中，写着“做粗活的工人，识字”。 [29]

彼·马尔季扬诺夫所述的事情很难平静地看下去。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害病以后身体衰弱，躺在板床上，被少校教官克利甫卓夫碰见了，这个刚愎自用的家伙命人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抬到警卫室，用树枝抽打他。只是由于要塞司令的干预才使他免遭这种暴虐狂的酷刑……

1862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评论雅科比的《囚犯在途中休息》一画时写道：“囚犯们戴着镣铐，一个囚犯甚至被镣铐磨出伤口，所有的犯人都没有镣铐衬头。请相信我的话，没有皮的镣铐衬头而不擦伤脚，别说走几千里，就是走一里也不行。不带皮的衬头，走一站路的距离，镣铐就会把肢体磨得见骨头。然而他们没有皮衬头。你们当然是把这些给忘了，也可能是你们完全对付不了现实。”评论展览会上的一幅画的个人意见中显示出多么丰富的生活经验！ [30]

服苦役和流放的那几年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转折性的年头，它的全部意义直到以后才显示出来。在这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识中信仰宗教的趋势加强，向邪恶屈服的思想更加牢固，他不再相信革命。他开始把顺从、屈服加以理想化，看作是俄国民族性的特点。归根到底，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所写的那样，他背叛了自己从前的信仰。 [31]

187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向索洛维约夫谈到服苦役对他的精神发展的意义：“那时候是命运之神帮了我的忙，苦役拯救了我。我完全成了一个新人……啊！西伯利亚与苦役！对我是巨大的幸福……人们说，那儿可怕，怨恨，不是还有人说什么怨恨是合理的吗？胡说八道透顶！我只是在那边才过上健全幸福的生活！在那里，我才了解了自己，亲爱的……了解了基督……了解了俄国人民……”

在作家服苦役、当兵那几年里，国内发生了一些大事件，导致各种社会力量更加营垒分明。专制制度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遭到惨重的失败。俄国的革命形势酝酿成熟。然而慑于人民起义的威胁，反动的保守势力也积极活动起来。1848年的西欧革命被粉碎之后，在反动势力猖獗的情况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识中专制制度不可动摇的想法更加牢固了，他开始觉得革命运动没有基础，没有力量，远远脱离人民的生活。作家同情人民的疾苦，然而害怕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纲领；他想担当起俄国人民的“传道士”的特殊角色，以这种想法去与先进的解放思想相对抗，越到后来，这种想法越固执，因为俄国人民与革命似乎是格格不入的，唯有基督教的圣训——宽恕一切和顺从才能使他们感奋。

187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记述了他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见面，强调他和革命民主派领导人的亲切的关系，车尔尼雪夫斯基出现在作家面前是个和蔼可亲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他到车尔尼雪夫斯基那里去是由于《年轻的俄罗斯》的传单所引起的，传单号召进行无情的革命。根据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回忆录（《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见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去找他，是去请求他发挥影响以制止1862年那场著名的大火。大家知道，这场大火带有明显的挑衅性质，专制制度需要这场大火，以便把纵火的罪责栽在革命者身上从而镇压之。反动派把火灾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号召进行血腥镇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某种程度上受了反动派的说法的影响。

《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见面》一文写于1888年，与《作家日记》的作者的回忆录明显地对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六十年代的革命形势下出来反对民主革命思想，从西伯利亚回来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有必要证明这一思想上的矛盾。

瓦·瓦·季莫费耶娃（波钦科夫斯卡娅）详细讲到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相识：“他的手冰冷，干燥，像是没有生气的。我觉得那天他整个人也好像是没有生气的：精神委靡，行动费力，嗓子没有声音，眼睛黯淡无神，呆呆地望着我，仿佛两个凝然不动的点子。”

然而在另一个时刻，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是另一种情绪，另一副面容：“这张脸似乎闪耀着庄严的思想的光辉，苍白而又兴奋，还十分年轻，深邃得发暗的眼睛，目光诚挚动人，薄薄的抿紧的嘴唇，轮廓富有表情，——这张脸所显示的是思想力量的胜利，表示他已自豪地意识到自己的权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这样的脸容我以后再也没有看见过。但是在这一瞬间，他的脸向我说明的东西比他的所有文章和小说所阐明的还要多。这张脸是伟大人物的脸，有历史意义的脸。”

在回忆录中我们常常遇到不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看到作家器量小，多疑，任性，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有时候他给人的印象是他对人不怀好意。即使在与他亲近的人的圈子里，他也常常显出不满、冷冰冰地跟人寒暄，“好像这些人使他不快”。

但是回忆录的作者们也写到另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他的亲戚伊万诺娃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青年人中间感觉到自己有生气，快活，青年人消遣，做游戏，他领头，参加他们的会餐，作打油诗。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过《钦差大臣》的业余演出，扮演邮政局长西贝京一角。原来他还是个喜剧演员，“而且是个巧妙的喜剧演员，善于激起纯粹果戈理式的笑声”。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知有多少次应大学生们的请求，参加文学晚会。他会把最后几文钱掏给萍水相逢的人，向他要钱，他不会拒绝，但同时他又抱怨，说是人家刮他的钱，待他不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轻信和反常的多疑结合在一起，孤僻、落落寡合和对人的好感结合在一起，朴实、诚恳兼有着冷冷的不信任。

所有这一切，不仅仅是作家个性的矛盾，生性复杂、反复无常的表现。这是他的被社会扭曲的性格中的矛盾，他的思想与创作上的矛盾。弗·迦·柯罗连科有个很鲜明、很确切的譬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像幽暗的森林湖沼中倒映的一方蓝天，映像是歪曲的”，闪烁着“意想不到的发现，具有惊人的深度和力量”。只不过这些发现是片面的，没有健全生活中的多彩多姿。

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人们称之为“俄国文学中受了重创的泰坦神”。这句话中包含着不幸的真理。

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泰坦神，他的意识为反动势力的压迫所伤害。然而这毕竟是艺术思想的泰坦神。卢那察尔斯基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自己的主人公们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的血在他们的血管里奔流。他的心在他所创造的所有形象中搏动。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痛苦中，心跳加速，沉重地、吁吁地喘着气把他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他和自己的主人公一起去犯罪。他和他们一起过着泰坦神的沸腾的生活。他和他们一起后悔。他在思想中和他们一起动摇天庭和地下。由于必须极其具体地去亲身经历越来越新奇的冒险行径，他才能使我们感到从未有过的震惊。” [32]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艺术家又是心理学家，是极为罕见的例外现象。他生来对最隐秘的思想活动极其敏感，能够洞察意识和感情中最偏远的角落，观察和分析心理上的最微小的犹豫，几乎还是难以捉摸的概念的萌生及其发展，精神世界深处各种欲望的冲突。这些本性和另一个特点——即勇于思考的才能以及进行概括的愿望和清晰地表达自己构思的意图结合在一起之后，便会产生更加强烈的结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被人称为思想型长篇小说。作家不怕哲学和政论的干扰，不怕公开的学术性的辩论，不怕各种观点的冲突。他的作品渗透着思想探索的精神。思想活动的分析和概括、综合是分不开的，和作家坚持他所珍视的道德思想是分不开的。

苏联文艺学详细研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的“多声部” [33] 问题。他的作品是一部交响着独立而不混淆的声部和意识的合唱曲。

但是，如果认为作家把进行pro（赞成）或contra（反对）的争论的对话拆得个七零八碎，把嗓音一一分开来，而作家自己却待在一边，那是不对的。不论他的长篇小说的布局怎样复杂，小说中的声部多么不同，作家还是使这支合唱曲具有明确的统一性——不是根据粗浅的劝善惩恶的教训，而是依据对客观现实作广阔的辩证概括予以统一。在矛盾的体系中总有一个矛盾是主要的，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过恰好在最终是这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矛盾始终是沉重的，压抑难受的，迫使主人公们经受痛苦，思索，寻求出路。

作家千方百计地想唤起生活中的新阶层，想对社会发展的新现象作出反响，给人们指出一条通往更加合乎现代要求的、合理的生活道路。然而他在矛盾的迷宫中未能找到正确的道路。

他希望调和矛盾，消除矛盾，寻找“共同的土壤”。早在186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在“一系列论述俄国文学的文章”中断言，贵族和人民组成一个整体，俄国社会的精神“比阶层的敌意广泛”。 [34] 他写道：俄罗斯民族是人类之美的理想，但立即又论证道，“我们的整个民族性建立在基督教上”。 [35] 他想在东正教中寻找新生活和新人的理想，认为道德思想是在宗教感情的基础上形成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七十年代的书信中屡次谈到俄国社会的二十五年的“错误见解”。作家和这些“错误见解”作斗争，同时也提出自己的反对“傲慢”、坚持主张顺从和团结的想法。在1880年著名的纪念普希金的演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极其清楚、极其充分地形成了这些想法。当时他写信给苏·安·托尔斯泰娅说：“最主要的是，我在演说的结尾处作了表达，说了让我们所有的派别和解的话，指出通往新纪元的途径。这一点大家都感觉到的……” [36]

陀思妥耶夫斯基号召斗争，宣布保守主义和脱离人民就是骄傲，也是……的表现。他攻击那些不能与现存的现实融洽相处的人，不愿意服从“人民的情绪”，这种情绪被看作是保守方面。他向寻求自由的人提出：“顺从吧，骄傲的人，首先破除自己的骄傲。”自由问题迅速转到自我教育和自我修养的泛泛之谈：“克制自己，战胜自己，——你就会自由，像你从来也想不到的那样自由。”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议论无可争辩地带有反动的空想主义的痕迹。他论证说，社会的平等，财富和劳动的平等，不会带来幸福，只有宗教感情，以基督教精神为民众服务才会带来幸福。他看到，出路在于“各民族按基督福音书的规定实行兄弟般的和睦”。然而生活提出了人的尘世幸福问题，对于这方面的庄严要求，这些宗教和道德上的教条是无力作出回答的。

作家把唯物主义及无神论看作是“精神中邪”的主要表现，与之进行不倦的论战。

作家把人心设想成愚昧混沌的一团漆黑，只有宗教才能把光明照进去。

用宗教和神来“控制”个人主义的主张，引导人脱离现实关系，脱离能对人的意识产生积极作用的社会力量。宗教把个人和社会联系起来，宗教限制着动物式的个人主义，——这种论点，弗·伊·列宁称之为神甫式的农奴思想，认为这是反动的、有害的思想。

当高尔基写文章说宗教能巩固人们的社会联系时，列宁与他争论。“神的观念永远是奴隶状况（最坏的、没有出路的奴隶状况）的观念，它一贯麻痹和削弱‘社会感情’，以死东西偷换活东西。神的观念从来也没有‘把个人同社会联系起来’，而是一贯用对压迫者的神圣性的信仰来束缚被压迫阶级。” [37]

正如卢那察尔斯基公正地指出的，寻找天上的真理以证明人间的非真理，“对于产生尖锐批评的社会思想，对看到社会的邪恶而开始颤抖的人心来说，可能是与现实和解的一种形式……” [38]

以为社会主义否认上帝就会“忘记”人的内心，促使人心“中邪”，这种看法自然是不正确的，没有根据的。科学社会主义对历史的现实和人的真正作用有最明哲的、最深刻的理解。正是社会主义摒弃了宗教幻想，不寄希望于神的力量，才发现人的真正的作用，人的建设性的改造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创造性的威力。从科学的思想观点来看，人是自己命运的积极、自觉的创造者，而不是阴间命令的消极的执行者。

地主——资产阶级制度所产生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力量破坏了人的个性。社会主义则为了个性的全面发展，为了人的进步而与这个制度进行斗争。社会主义作为最伟大的创造性力量，正在革新社会的精神生活，把它置于新的、先进的、人道主义的基本原理上，克服剥削社会所产生的愚昧的、与人敌对的邪恶的东西。

这种创造新人的概念丝毫没有空想主义的成分。

马克思曾激烈地批驳过马克斯·施蒂纳对人类本性所持的悲观主义观点。这位无政府主义的哲学家问道：“怎样控制每一个个别的人身上所存在的非人性呢？怎样做到使非人性不与人一起放任自流呢？……国家、社会和人类都无法制服这个恶魔。”

马克思以科学的逻辑的全部力量证明，个人意识中的“恶魔”、“非人性”，就是反社会的、反人道的趋向，不是偶然出现的：人的发展是由生产力的性质和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非人性”是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产物。社会主义的新的力量、新的相互关系必然会导致新的真正的人道意识的产生。号召人们去寻找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类本性”是不科学的，没有道理的。个人主义的旧意识的魔鬼将失去立足之地，将会由于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新的关系的胜利而被孤立，被战胜。

七十年代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长篇小说《群魔》，他在书中把革命运动描写成是政治冒险家们和骗子们的没有根据的图谋，“虚无主义者们”的没有任何积极宗旨和伟大目标的居心叵测的游戏。

小说中有一个用意恶毒的场面。一个小人物——邮政局官员利亚姆申在钢琴上弹奏《马赛曲》。革命斗争的旋律在奏鸣，人民的愤怒情绪在发展，革命的热情越来越高涨，——突然，仿佛偶然似的，强烈的旋律中插入了甜腻腻的小市民歌曲《啊，我亲爱的奥古斯丁》的庸俗曲调。《马赛曲》盖过了小市民的歌曲，可是歌曲的旋律又冒出来，越来越响亮，最后，革命的奋发的激情在小市民的自满的庸俗面前退却了。

这个情节暴露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意欲破坏革命的声誉的构思。产生于革命内部的小市民习气将战胜革命。反对革命的谎言并不一定常常是纯粹的谎言。谎言往往利用部分的真实来制造表面的说服力。局部代替整体，某一细节遮蔽全部现象。长篇小说《群魔》很典型地表明作家抓住部分的真实，制造出极大的虚假。

君主制度竭力想要破坏革命运动的声誉，便公布了以巴枯宁的代理人涅恰耶夫为首的无政府主义的阴谋组织一案的诉讼材料。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著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文中，对涅恰耶夫案件作了详尽的分析，确立起这样的看法：这个无政府主义团体根据它的整个活动内容来看，与革命运动毫无共同之处。马克思签署公布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决议，决议中声明涅恰耶夫与国际工人协会从来没有关系，他盗用国际工人协会的名义是为了“欺骗和牺牲俄国人”。 [39]

无政府主义的挑拨者的“革命的”词藻歪曲了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写道：“这些想使一切都成为无定形状态以便在道德领域内也确立无政府状态的、破坏一切的无政府主义者，把资产阶级的不道德品行发展到了22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登峰造极的地步。”“把那些出身上等社会阶层的游民的生活所必然产生的一切龌龊行为，宣布为超革命的善行美德……用刑事犯罪——这个革命的最高体现——的英雄们的破坏一切的行为来代替工人为争取自身解放而进行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 [40]

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群魔》和编辑《公民》的时候，正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反对“革命的伪善”而进行激烈斗争的时候。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则把涅恰耶夫分子们的龌龊行为，把一小撮闹无政府主义的背叛者的活动当作解放运动的某种特点来表现。他以最难看的色彩把革命者当作俄国社会“精神中邪”的具体表现来加以描绘。

我们看到七十年代的民粹派及其唯心主义理论的弱点和理论上的站不住脚，然而我们很器重革命者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他们向人民呼吁，向农民呼吁，同时奋不顾身地和专制制度的压迫进行斗争。俄国解放运动的历史以哈尔图林、热里雅波夫、梅什金的名字引为骄傲。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变节者，要不就是把货真价实的奸细当作革命的代表来描写，这是极其厉害的谎言。难怪俄国反动派要在长达十年之久的时间内利用《群魔》来对革命运动横加污蔑。难怪神秘主义者、黑暗势力分子梅列日科夫斯基要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为“俄国革命的预言者”，因为据说他揭露了革命的“破坏力量”。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待社会主义和革命的态度自然而然地引起人们的不安，使社会上的进步力量，尤其是青年人，跟他疏远。

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许多崇拜者很不赞成他参加梅雪尔斯基公爵办的反动的《公民》杂志的编辑工作；诚然，她称这种态度是“奇怪的”，对他们的“不友好”感到吃惊。在瓦·瓦·季莫费耶娃（波钦科夫斯卡娅）及莱特科娃苏尔坦诺娃的回忆录中，更加明确地指出这种“不赞成”态度说明了什么：进步青年对作家转向保守势力方面，对他跟波别多诺斯采夫、卡特科夫、苏沃林这样一些人交往，表示严厉的谴责。波别多诺斯采夫强调指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某些篇章是按他的“指示”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写信给波别多诺斯采夫说：“正加您所希望的那样，我确实有话要说……” [41] 这个冷酷又凶狠的黑道人物，他的阴森森的接触能使一切生物冻结起来，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的作品中留下了痕迹，想到这一点就叫人痛心。

叶·莱特科娃苏尔坦诺娃详细讲到，青年人谴责作家的保守倾向和斯拉夫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青年人不可能不对他的言论和评论作出反应。他们因为作家的民族主义的言论，因为他对波兰人和犹太人的指控和对待巴尔干战争的态度而责难他。青年人拒不接受他的“沙皇和民众联合”的说教。

叶·莱特科娃在回忆起作家的纪念普希金的演说时，她没有隐瞒，作家发出要人们逆来顺受的号召，对待“骄傲的”主人公——流浪者和消极者所持的怀疑态度，激起青年人的反抗情绪。“我听着，心里直恼火。陀思妥耶夫斯基谈论阿乐哥时的讽刺口吻使人痛苦：左翼青年‘顽强地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时代是战斗的时代，青年人丝毫不讲情面。”

莱特科娃的回忆录表明，在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政论文章和《作家日记》时，有着多么剧烈的思想斗争和激情冲突。

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东正教教会的支持也遭到了谴责，因为该教会对君主制度奴颜婢膝而败坏了自己的声誉。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到修道院，当它是救命的堡垒，逃避谎言时代的栖身之所，可是伊·耶·列宾却愤慨了：“对修道院真有好感啊。”列宾当时正在创作《宗教行列》一画。教会被他描绘成是压制思想的工具，和教会联系在一起的是精神的奴役和社会上的奴役，人民的愚昧和受屈辱，——这跟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写的完全针锋相对。列·托尔斯泰在1883年对鲁萨诺夫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晚年：“他有一种崇高的基督教学说和鼓吹战争、崇拜君王、政府及神甫的古怪的混合思想。” [42]

但是，如果把这几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仅仅看成是在文学上表现反动思想的人，那也是不正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波别多诺斯采夫的一封信中详细谈了他考察自己的文学状况的结果：“一个违反欧洲原则写作的人，一个被《群魔》，即保守主义和蒙昧主义永远败坏了自己的名声的人，——这个人[……]怎么还是博得了我们的年轻人（就是那些摇摆不定的虚无主义分子等人）的承认呢？” [43]

俄国社会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了极其客观而公正的态度。进步人士不可能把伟大作家交给反动派，他们看到，他的作品中包含着无法同使人意气消沉的“波别多诺斯采夫习气”相一致的思想和热情。

政论家、文学家耶·恩·奥波钦宁关于1879年至1880年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录是饶有趣味的。奥波钦宁特别讲到他和阿列克谢神甫的谈话，这位神甫是个很起劲的东正教人士，顽固的落后分子。

出现在奥波钦宁的记载中的阿列克谢是一位很特别的人。他准备到中国去传播福音，使中国人信奉东正教。准备启程时，他画了许多圣像，上面画着在中国广泛流传的佛的子弟和基督的圣子亲密地在一起。

“这不是像去行骗吗？”回忆录作者问道。

“不，这哪里是什么行骗！”他说。

然而他又叹了口气，轻声说道：

“为了真理，为了宣扬真理，一切方法都是允许的。”

奥波钦宁想，为了宣扬“真理”和证实“真理”，阿列克谢神甫恐怕还会认为使用火刑和进行拷问也是“允许的”吧。

这位神甫向年轻的文学家说了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见，他过去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倾倒，几乎把他当成哲人，后来又狠心而决绝地谴责他：

“这个作家有害！所以有害是因为他在作品中颂扬生活的迷人，千方百计要把所有的人吸引到生活中去。这是生活上的教师，肉体上的教师，不是灵魂的教师。应该使人放弃生活，应当使人在生活中追求精神上的清高，不沉湎于生活的享乐。他的书里，请注意，总是形形色色的阿格拉雅们和阿纳斯塔西娅·费利波夫娜们……他谈到她们时，总感觉得出他有一种欣喜之情……我可以指出一点：可以看得出，这位作家有深厚的生活知识，尤其熟知生活的最阴暗面。比如，我们就以《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为例。原来这就是随时行淫（我当即打定主意，一定要把这个定义转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最糟的是读者依然看出作者好像是信教的人，甚至是个基督徒。事实上他根本不是基督徒，他的全部深刻（sic！） [44] 仅仅是一副遮盖怀疑主义和不信神的假面具。”

这一从伪君子和甚至准备把陀思妥耶夫斯基革出教门的宗教狂方面来的评价有它独特的教育意义。然而宗教狂的感觉并没有欺骗阿列克谢神甫：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从生活中来的作家，不是从神学教条出发的作家，无论他本人认为这些教条有什么意义。

说这些恶意的话的时候，正是俄国官方向作家表示同情和关切的时候，波别多诺斯采夫也正在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官方的保守观点是“接近”的。阿列克谢的气忿的指责是俄国社会上围绕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的那种分歧、那种激情冲突的一个很不错的例证。

斯特拉霍夫写道：“按天性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保守主义者。[……]他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的典型。”我们讲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发挥的反动的保守思想，讲过他的远远不是进步的言论和行动，然而说作家按天性是“保守主义者”，把他推给反动派，这就意味着带着偏见片面地解释作家的观点和创作。

“按天性”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人道主义者，辩证论者，有效的辩证法是他敌视一切保守主义的巨大力量。凡是作家失去正确的思想方向的地方，辩证法就背叛他。在许多政论文章中，长篇小说《群魔》中，他的其他作品的某些篇章中，那种僵化的、偏执的、愤世嫉俗的、不能随机应变的思想令我们反感。然而当这种辩证法和现实、和社会发展过程真正互相发生作用，找到生命的力量，而且和人道主义的感召力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它（辩证法）就成为强大而无法抗拒的了。这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的思想方法才完美地显示出来，这时候，思想和激情，和正直而英勇的追求，和对人的执著的爱，才熔铸成为罕见的合金，这种合金我们就称之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这时候，作家了解发展中的人，他所表现出来的就不是把人心邪恶视作永恒和不可克服的阴暗信念，而是对人类幸福、人心中的善会取得胜利的光明信心。这时候，他承认宗教在现实社会的恶行之前无能为力，他发表意见，证明与惨无人道作有效的斗争是正确的，否定和反对过时的东西是合理的。这时候，他所写的人民就不是像奴隶般俯首听命的，而是有智慧的、有创造力的。

辩证法是一切保守主义的敌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极其强烈的辩证法以无情的力量扬弃他的世界观中保守的、反动的因素。作家的生活和创作是他的世界观中水火不相容的因素在相互斗争的出色写照。这一斗争持续了作家的整个—生，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力量发出赞成或反对的呼声。

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后不久出版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笔记本中的札记、书信和传记材料摘录》一书。书中收了奥·米勒与尼·斯特拉霍夫的文章，这两篇文章是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传记的最初尝试。这是怀着多么大的成见，粗暴地进行歪曲的“尝试”！米勒阐述作家第一个时期，六十年代的生活，斯特拉霍夫说明第二个时期的生活，两个传记作者千方百计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成是“思想上没有问题的”人，说他如何“崇拜”君主，如何谴责“不良行动”，如何回答交谈者的话：“您的流放是多么不公平的事情”，他回答说，“不，是公平的。”斯特拉霍夫竭力要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绘成为（按本性而论是）保守主义者，这一点上文已经述及。

然而作家的葬礼中有个情况却是很值得玩味的。他的棺木后面是成千上万人的送葬的行列。青年人搞来一副镣铐，打算举着镣铐跟在棺木后面走，作为作家过去遭遇的标志。警方的警觉性很高，出来干预，另有用意的企图被强行制止了。很有典型性的是：报刊上充满了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说他是专制制度和东正教的宣扬者，沙皇规定给作家的家属发养老金，而青年人却在送葬的行列中高高举起专制制度替作家戴上的苦役犯的镣铐。对于青年人来说，这一段往事并没有被忘却，并没有一笔勾销。

围绕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始终存在着尖锐的思想斗争。俄国的文学评论界对作家的作品发表过许多正确的、公正的意见。在斗争过程中也产生过片面的、不正确的看法，可是总的说来，以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皮萨列夫为首的进步评论界却表现出深刻理解作家的创作的特殊性。进步评论界对神秘主义的、反对革命的主题毫不妥协，同时又支持作家的创作中所包含的一切正确的、诚实的、有助于解放运动的东西。

马·高尔基毫不妥协地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义”，反对作家世界观中的错误倾向，同时又极其深刻地确定了他在俄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应该有这样的人出现了：他在灵魂深处体现着人民对一切苦难的追忆，而且把这可怕的追忆反映出来——这个人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45]

列宁支持高尔基的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义”的斗争，但也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产的意义。弗·德·彭奇勃鲁耶维奇回忆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毫不留情地谴责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反动倾向……同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几次三番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是个天才的作家，他仔细观察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的病态方面，他有许多矛盾和反常的地方，但同时他的作品中又有现实生活的生动图景。”

列宁教导我们要创造性地接受过去的文化遗产，从我们的伟大事业的利益的观点出发，有原则地、全面地加以评价。贫乏地、片面地、简单化地认识过去文化的价值是和建设丰富多彩的、多方面的、高度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文化的任务相抵触的。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作出最充分、最深刻的说明。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苏联的文艺理论家们和批评家们做了许多工作，以便给读者提供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家的真实的画像，而不是圣像画式的面貌，也不是片面性的描绘。

本书所收的关于作家的回忆录，也包含着他的面貌的生动的特征，这些文章将有助于读者更鲜明、更充分地去想象，更亲切地去感觉俄国人民的伟大儿子的风貌。

留利科夫

童年时代 少年时代 青年时代

《回忆录》选

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第一单元

出生，在父亲家里度过的婴儿时期和少年时代

莫斯科玛丽雅医院

很遗憾，我对我父母的详细情况知之甚少。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去世后我的年龄仍十分幼小，不仅如此，连我的哥哥姐姐们也未能和父母认真谈过他们的往事。不过，这仅仅是指对我父亲的情况知之不多，关于母亲，我后来从她的妹妹，即我的姨妈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库玛宁娜处收集到十分详尽的材料。

我父亲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结束社会工作时是个八等文官，得过三枚勋章。[……] [46] 从偶然辗转落到我手中的先父的若干文件中来看，我祖父安德烈，父称似为米哈伊洛维奇，是个神甫。[……]

由于我父亲无意从事这种职业，他在得到他母家的同意和祝福后，离家赴莫斯科，进莫斯科外科医学院求学。医学院毕业后，1812年经人介绍当了医生，先在戈洛汶市与卡西莫夫市的临时军医院，后转入波罗季诺步兵团，获团部主治医生职称。1818年以住院医生资格，从波罗季诺步兵团调入莫斯科陆军医院。其后他被免去军职，调到莫斯科玛丽雅医院任医生，1821年3月（我出生那年），我父亲在该处获院部医生职称，1837年他服完公职，共服务了二十五年。从父亲与我母亲的谈话中我得知父亲在加梅涅茨博多尔斯克省除去他的双亲之外，尚有一个身体十分孱弱的兄弟和几个姐妹；[……]知道我父亲曾屡次给留在老家的亲人去信，要求回音，甚至似乎采用过在报上刊登启事的办法，可是他的亲人却依然如石沉大海，音信杳然。[……]

尽管[……]我们家源出一支古老的贵族，然而，或者是由于我父亲离乡背井，未将所有的出身证件带在身边，或者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他在担任公职做到八等文官、获得三枚勋章（这在当时使他得到世袭贵族的权利）之后，便将自己和所有的儿子登记为莫斯科省的贵族，载入家谱第三卷。[……]

现在谈谈我所知道的我母亲方面的家世。

我母亲名叫玛丽娅·费奥多罗夫娜，娘家姓涅恰耶娃。她的父母是商人阶层。父亲名费奥多尔·季莫费耶维奇·涅恰耶夫[……]，在1812年，即卫国战争之前，是个大富翁，算是个荣誉市民（当时有此称号）。战争期间他损失了全部财产，但不是破产者，他尽其所有地偿还了全部债务。[……]

我母亲的外祖父，即我的外曾祖父，名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卡杰尔尼茨基。他是个贵族，1795年，即他的女儿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我的外婆）出嫁那年，他任十四等文官，在莫斯科宗教印刷厂任校对之职。 [47] 他想必是个超群出众的人物。这可以从两方面来推断。首先，根据他的职务，他应当是精通俄语的，大概与当时的所有的文学家保持密切的关系（因为当时印刷厂为数不多），从时间上来推想，他可能与当时著名的诺维科夫 [48] 有交往。其次，他的文化程度也可用间接的方法来推断：他让儿子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受高等教育，后来瓦西里不但当了医生，还成了莫斯科大学医学系里一个教研组的教授。

[……]

我外公费奥多尔·季莫费耶维奇与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结婚（这是他的第一次结婚）生下一男两女。独子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后来终身未娶）；两个女儿：大女儿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即我的姨妈，嫁给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库玛宁；小女儿玛丽娅·费奥多罗夫娜，就是我的母亲。1813年，我外婆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去世，我外公费奥多尔·季莫费耶维奇于1814年第二次结婚，娶少女奥尔迦·雅科夫列夫娜·安季波娃为妻。[……]

因此，我幼年时，在我母亲方面我们有如下的亲戚：一，她的父亲费奥多尔·季莫费耶维奇·涅恰耶夫；二，她的兄弟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涅恰耶夫；三，胞姐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库玛宁娜及她的丈夫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库玛宁；四，继母奥尔迦·雅科夫列夫娜·涅恰耶娃；五，继母的同父异母妹妹奥尔迦·费奥多罗夫娜；六，也是继母的同父异母妹妹叶卡捷琳娜·费奥多罗夫娜；七，她的亲叔叔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卡杰尔尼茨基和他的妻子娜杰日达·安德烈耶夫娜；八，表姐妹娜斯塔西娅·安德烈耶夫娜·马斯洛维奇和她的丈夫格里高利·巴甫洛维奇；九，表兄弟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吉洪米罗夫。这些人都和我们家的人相熟，经常来我们家。[……]

交代了我所知道的我父母双方的出身和亲属以后，我应当讲一讲我们自己的家庭人员。我父亲于1819年与我母亲结婚。在我出世之前，他们已有三个孩子，因而我是老四。我大哥米哈伊尔生于1820年10月13日；二哥费奥多尔生于1821年10月30日；姐姐瓦尔瓦拉于1822年12月5日出世。在我之后，我父母又生了四个孩子，即：双胞胎妹妹维拉与柳鲍芙，生于1829年7月22日；弟弟尼古拉生于1831年12月13日；小妹妹亚历山德拉生于1835年7月。[……]

我出世时和幼年时期[……]，我父亲居住在莫斯科玛丽雅医院的右厢房（靠近院子的大门），那是一幢三层楼的石头房子，我们住在底层。要是和如今的公务人员所居住的公家房屋相比较的话，就不由得要注意到从前分配的住房要简朴得多。实际上，我们的父亲已是个有家眷的人，当时已有四五个孩子，有校官军衔，所住的房子，除去前室和厨房，其实只有两个像样的房间。从寒冷的穿堂进去，靠门口，按一般格局通常是前室，只有一扇窗户（朝着像样的院子）。前室相当深，后半部分用一道高不达天花板的半截头光滑的板壁隔出半暗不明后半间作儿童室。再过去是大厅，一间相当宽敞的房间，有两扇窗户临街，三扇窗户朝着空旷的院子。后来两扇窗户临街的会客室也用光滑的板壁隔出一间幽暗的后半间作为父母的卧室。整个住所就是这样！后来，到了三十年代，我们的家庭人口又增加了，才增添了一个房间，有三扇窗户朝着后院，于是住所就有了一道后门，从前是没有的。厨房相当大，单独在另一处地方，要经过寒冷而空旷的穿堂。厨房里砌了俄国式的大炉灶，搭了木板台；至于厨房用的铁板炉灶，压根儿就不知道！[……]寒冷而空旷的穿堂里，建造了一个大贮藏室。它的一部分就造在正门的楼梯底下。我们的寓所里的房间和设备就是这些！

室内装饰也很寒伧：前厢房连儿童室是用含胶质颜料粉刷成深珍珠色；大厅是淡姜黄色，会客室连卧室是深青色。糊墙纸当时还没有使用。三只荷兰式壁炉，硕大无朋，是用所谓长条形的瓷砖砌成的，蓝色瓷砖镶边。家具也甚简陋。大厅里，窗户之间，摆着两张呢面牌桌，尽管我们家里从来不打牌。我记得，仅在我父亲的命名日那天家里才有过两三次这种无法无天的玩乐。还有就是大厅中央放着一张餐桌，十几把漆成淡颜色的桦木靠背椅，配了绿色山羊皮软垫。[……]会客室里摆着一张长沙发，几把安乐椅，母亲的梳妆台、柜子和书橱。卧室里放着父母用的床，洗手盆，两只大箱子，装着妈妈所有衣服。我已说过，靠背椅与安乐椅是配了软垫的[……]。长沙发、靠背椅和安乐椅上的软垫里面塞的尽是马鬃，使用久了就形成往下凹的坑。靠背椅与安乐椅，按当时的风尚，都是大号的，两张安乐椅拼在一起足足可以供一个成年人睡觉。至于长沙发，任何一张都可以当双人床用，正因为如此，人坐在靠背椅、安乐椅和长沙发上，无论怎样也够不着靠背，坐时永远只好直挺挺的。窗帘和门帘自然是没有的；窗户上只挂了素色细布帘子，没有任何装饰。

事情很明显，这样狭小的住所，家里的人不可能个个都住得舒服。前厢房后半间的儿童室只供几个哥哥居住。姐姐瓦丽娅夜里睡在会客室的长沙发上。至于我以及后来还有两个妹妹薇罗奇卡她们，因为还是婴孩，就在父母的卧室里睡摇篮。奶妈们和保姆睡在父母卧室旁边的暗间里。提到奶妈们，我应当说明，母亲自己只给第一个孩子，即大哥米沙喂过奶[……]。

谈到我们的家庭，我不能不提到一个人，她以她的整个生活和全部利益参与到我们家庭中来。这个人就是保姆阿莱娜·弗罗洛夫娜。 [49] 旧时俄国当铺也经营银钱存放业务。 [50] 她确实是个出色的人物，从我开始记事以来，我父母不仅尊敬她，还把她当作我们家的一名成员！她不是我们家的农奴，她是莫斯科的市民，她很以这个称号自豪，说她不是普通人家出身。我姐姐瓦尔瓦拉快要出生时她就来我家当保姆了，接下来我出世，嗣后，她又把所有的孩子抚养长大[……]。从我开始记得她的时候起，她已经将近五十岁了。以女人来说，她身材相当高大，而且十分肥胖，她的肚子几乎垂到膝盖上。她饭量极大，但一天只吃两餐；喝茶时咬着糖块，但不吃面包。除了承担保姆的责任之外[……]，她还兼了女管家的职责[……]。我们都叫她阿姨，称她为“你”，她对我们也以“你”相称，不光在我们年幼的时候，后来我们长大成人了她也一直这样称呼。父亲和母亲始终称她阿莱娜·弗罗洛夫娜，或者简单点叫她弗罗洛夫娜；她对他们则以名字和父名相称，即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和玛丽娅·费奥多罗夫娜。女仆中只有她一个人这样称呼主人，其他的女仆都叫他们老爷和太太。阿莱娜·弗罗洛夫娜一到我家工钱就是每月五个卢布（纸币，合如今的一卢布四十三戈比），我父母去世后，她仍留在我家，还活了十五年以上，始终是拿这么些工钱[……]。她是个老处女，管自己叫“老处女”。谁也不记得她什么时候曾经在厨房里坐过，这情况她这样来解释：厨房里常有各式各样的谈话，作为老姑娘的她听着不方便。父母听到这种理由总是笑笑，不过他们对阿莱娜·弗罗洛夫娜这样的举止极为满意。她始终在儿童室里吃午饭和晚饭，我们桌上撤下去的所有菜肴都直接端到那里去给她吃。

我们孩子要等到自己会吃饭了，不用旁人帮忙，也就是自己能使用刀、叉和匙子的时候，才让我们上大桌子吃饭。不会使用餐具之前，我们总是和保姆一起在儿童室里吃饭。[……]她教我们使用餐具的方法想必是很成功的，因为我记得我在三四岁时就上大桌子吃饭了，虽然我坐的是高脚椅，不过吃饭已不用任何人帮忙了。阿莱娜·弗罗洛夫娜持斋不太严格，她说她是个由不得自己做主的人，上帝不会为此而惩罚她的，但是她认为不吃面包，空口吃菜是极大的罪过。[……]“你呀，哥儿，先吃一口面包，然后再吃菜……上帝是这样吩咐的！”这是她常用的一句训诫的话。[……]弗罗洛夫娜几乎从来不外出，就是说，从不出去做客。一年一次，或一年半一次，她得知亲姐妹纳塔莉娅·弗罗洛夫娜到莫斯科来了，才去看望一下。纳塔莉娅是科洛明女修道院的修女，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她寄居在莫斯科的某个女修道院里。这时候我们的保姆就大清早打扮停当，乘车去姐妹处做客一整天，直到傍晚才回来；这种时候妈妈往往（像她自己所说）好比失去了左右手。隔了几天，保姆的姐妹来回访，也在我们家里待上一整天。这样我们的阿莱娜·弗罗洛夫娜的出外做客和接待客人的事宜就结束了。弗罗洛夫娜的衣着始终非常整洁，天天戴着白细布软帽，逢年过节则戴镶花边的软帽。这种软帽的特点是帽檐镶着宽大的绉边；只要她走路比平日稍快，绉边便微微向上飘起。[……]

实际上，我们家除去保姆和奶妈之外，碰到婴儿喂奶时期，就只有一些女仆——侍女。她们是我家雇用的，不过都在我家待很长时期。我清楚地记得其中之一叫薇拉，她在我家待了几年，跟着我们到乡下去度过两三个夏天，一般说来在我们家还很过得惯。可是，唉，到头来还是出了丑事，离开我家[……]。她父亲是个手艺高明的细工木匠，他和他的老婆正如俗话所说，不了解他们的薇拉的心事！继她之后，我们没有再雇过女仆，因为妈妈从村里带来三个姑娘，都是孤女，承担了女仆的所有职责。其中两个姑娘，我还记得，一个是阿丽莎，一个是卡嘉。前者，即阿丽娜，后来叫阿丽娜·阿尔希普耶夫娜，是个极为谦恭的姑娘，经常织花边或做其他活儿。后者卡嘉是个热情如火的姑娘。[……]

我们厨房里的仆人有四个，即：一是车夫大卫·萨维里耶夫，我们平日叫他大卫，其实他是我父亲的跟班。除了他那四匹马，大卫什么也不懂，也没有其他什么活儿。不过他出车的次数频繁，所以他的活儿也够忙的了[……]。爸爸特别喜欢这个人，比起其他仆人来，更加看重他。二是听差费奥多尔·萨维里耶夫，他是车夫大卫的兄弟。我不记得为什么叫他听差[……]。其实叫他看院子的更恰当，他的职务是劈木柴，搬到炉灶旁，管好炉子，挑水，专供烧茶用的水，每天由他从苏哈濑水塔挑一担泉水[……]。偶尔，我母亲独自步行进城去，费奥多尔穿起仆人的号衣，戴上三角帽，离她几步路，神气活现地跟在她后面，护送她进城去。或者，我母亲没有父亲陪同，独自一人乘车出门时，费奥多尔也穿起号衣，站在马车后部仆人站的踏板上。这在当时莫斯科的礼仪中是必不可少的一条规矩！这两个人，车夫大卫和费奥多尔是亲兄弟，都是矮个儿。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成为父亲的农奴的，只知道还在父亲结婚之前他们就是农奴了[……]。幸好他们都是无耕地的贫苦农民，他们从来不想起，也不惦念他们的故乡。三是厨娘安娜。[……]她也是农奴，很久之前，在我们买下村庄之前她就当厨娘了。她是个出色的厨娘，真正能够顶得上一个厨师。四是洗衣妇瓦西里莎。她的职责是每星期头三天站在木盆旁洗衣服，后三天使用夹衣器和熨斗烫衣服。瓦西里莎也是个农奴，可是后来不见了，或者，说得简单些，逃走了。她的逃跑，引起我父母的感触，与其说是物质方面的，倒不如说是精神方面的，因为她的潜逃会使农奴们怀疑我家的生活条件不好，然而其实对他们来说，我家的生活是很好的[……]。

我们的熟人

我们的熟人，即我们父母亲的熟人，为数甚少，其中有些人仅是点头之交，另一些人是互有造访的熟人。前者我只一一列举，对后者我略说一二。首先，莫斯科玛丽雅医院的职工自然是我们的熟人，我就从他们开始讲起。

一　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利赫吉尔（妻子薇拉，父名已忘），是莫斯科玛丽雅医院的主任医生。他摆出上司的派头，平时从来不轻易上我家来，只是逢到父亲的命名日，才在晚上来一趟。他有个儿子彼嘉，极其娇生惯养，甚至从来不到花园里去散步，因此我们是遇不到他的。一年两三次，他家的人带他到我们家来玩，也就是来跟我聊天；我也回访他两三次。我们孩子间的交往仅至于此。他的父亲，即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利赫吉尔医生，我记得在1837年的头两个月，即我母亲患肺病到了后期，他几乎每天早晨上我家来，和其他医生一起走访病人，这似乎大大减轻了母亲临死前的痛苦。他的妻子也爱摆架子，偶尔和母亲互相拜访。

二　库兹马·阿列克谢耶维奇·舒罗夫斯基，是医院里年纪最老的医生，当时已将近七十岁，担任公职已三十五年以上。这个人通常只在上午到我家来，父亲的命名日那天则晚上来，不过他家的女眷倒是常来看望我母亲的；她们包括：（一）他的妻子阿格拉菲娜·斯切潘诺夫娜；（二）小姨玛丽娅·斯切潘诺夫娜；（三）他的上了年纪的女儿丽扎维塔·库兹明尼奇娜。她们三人经常上午来我母亲处喝杯咖啡，往往是十点多钟来，坐到十二点多钟。谈话的题目无非是牛肉、小牛肉、方糖以及糖浆等等的市场行情，此外也谈论印花布和其他布料，衣服式样。[……]

进行这种谈话时，我常常在场，因而这些话深深印入我的记忆中！母亲也经常到舒罗夫斯基家去喝上这么一杯咖啡，而且每次都带我同去。他们的接待和谈话一如我家。丽扎维塔·库兹明尼奇娜已将近四十岁，她吸鼻烟。库兹马·阿列克谢耶维奇除了女儿之外，尚有两个儿子：（一）阿列克谢耶维奇·库兹米奇，已经是个医生，就在莫斯科玛丽雅医院任编外主治医生，等他父亲退休以便顶替其职务；（二）尼古拉·库兹米奇，或者叫柯里亚，是莫斯科大学学生。这个青年比我的哥哥们年纪大，难得赏脸跟他们聊聊。

三　莱琴格医生——父亲；

四　莱琴格医生——儿子；

这两人跟我们仅仅是点头朋友。老莱琴格是个鳏夫，他和儿子的关系正如老舒罗夫斯基同他的医生儿子的关系一样。

五　罗扎林医生，点头朋友。

六　加甫里尔·鲁基扬诺维奇·梅利霍夫医生，年事已高，他妻子乌斯季扬·亚历克赛耶夫娜跟我们家的人也认识，但很少往来。

七　药剂师，好像是叫许赖德尔，他的妻子玛芙拉·费里克索夫娜及两个成年的女儿。药剂师本人很少上我家来，但他的家眷常常上午来看我妈妈。我妈妈也时常带着我去他家玩。

八　约翰·巴尔肖夫神甫。[……]这位神甫有两个儿子，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雅科夫·伊万诺维奇·巴尔肖夫。兄弟俩以优异的成绩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都被选派公费出国留学，后来回莫斯科父亲处时曾来我家拜访。他们来访的情景我记忆模糊了，但我很清楚地记得父亲在他们来访后时常说：“且不说我能不能等到那么一天，我只要能确实知道我的儿子们也会像巴尔肖夫兄弟那样有出息，我就死也瞑目了！”父亲的这番话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记忆中。后来巴尔肖夫两兄弟分别成了彼得堡大学和莫斯科大学的著名的刑法教授。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法律系大学生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莫斯科的巴尔肖夫（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在一堂课上必定讲这样一句话：“俄国的刑法学园地里生长和培育了两朵花，那就是我在彼得堡的弟弟雅科夫和在莫斯科的我。”彼得堡的巴尔肖夫（雅科夫·伊万诺维奇）也说：“俄国的刑法学园地里生长和培育了两朵花，那就是在莫斯科的哥哥谢辽沙和在彼得堡的我。”所以人家给他们取绰号叫：谢辽沙哥哥和雅沙弟弟！[……]

九　费奥多尔·安东诺维奇·马尔库斯和他的妻子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他是莫斯科玛丽雅医院的管事，他的住所也在石头厢房里，正好在我家楼上，格局也和我们的一模一样。他是后来的著名御医米哈伊尔·安东诺维奇·马尔库斯的亲兄弟。据我记得，他在三十年代初便已结婚。他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人。作为我们的近邻，他打光棍的时候就常常上我们家来，和我爸妈闲聊消磨黄昏。他说话很出色，我常常一边听，一边盯住他的眼睛，瞧他怎么说话！ [51] ……总之，他在我的童年回忆中留下了最愉快的印象。结婚以后他还不时来我们家串门，但是他没有把自己的妻子介绍给我妈，不过对医院同事的太太们，他一概没有作过介绍就是了。我母亲去世时，他应我父亲的请求，担任主持丧事的总管。丧事办完后，他几乎每天来看望我父亲，与父亲谈话解愁，这段时期他还与我们格外接近。妈妈去世以后，父亲提出辞职，迁居乡下，费奥多尔·安东诺维奇·马尔库斯还几次把我从车尔马克寄宿中学接到他家去过节。[……]

十　我应该提一提阿尔卡季·阿列克谢耶维奇·阿尔丰斯基 [52] 和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亚历克赛耶夫娜，原姓加尔德涅尔。这两个人我稍微有些记得，因为他们几乎到二十年代末才离开医院。叶卡捷琳娜·亚历克赛耶夫娜是我母亲的真正的朋友，据母亲说，她们几乎天天见面。[……]阿尔卡季·阿列克谢耶维奇·阿尔丰斯基从医院转到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去当教授，后任系主任。很妙的是我母亲就安葬在拉扎列夫公墓她过去的好友叶卡捷琳娜·亚历克赛耶夫娜的旁边。这对夫妇生了几个孩子，其中有个儿子阿辽沙，后来叫亚历克赛·阿尔卡季耶维奇。他们的这个儿子是我在车尔马克寄宿中学的同学。

我们的客人

我已谈过我母亲方面的亲属，再作些补充。我把他们当作我们家的客人，分别加以叙述。

他们之中占首要地位的，自然是外公费奥多尔·季莫费耶维奇·涅恰耶夫。在我开始记得他的时候，他已经是六十五岁左右的老人。1795年7月29日，他第一次结婚，娶了我们的外婆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1813年6月8日外婆去世，外公于1814年5月18日第二次结婚，娶了奥尔迦·雅科夫列夫娜·安季波娃。起先外公、外婆和家人住在巴斯孟街一套租来的寓所里，后来搬到他的大女婿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库玛宁处居住。这次搬家似乎在我母亲出嫁之后，因为我母亲是从她的父亲处，而不是从姐夫库玛宁处出嫁的。外公每星期上我家来吃一次饭，似乎始终是在固定的一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每星期四。逢年过节他总是在大女婿库玛宁处吃饭。外公来吃饭的那天，往往他没有到以前，我们小孩子老早就不停地朝窗外张望了。一瞅见外公拄着手杖来了，我们一下子叫嚷起来，声音之响，简直像抬神像出屋！……不一会儿，他就走进前室，悄悄脱去外衣……妈妈出去迎接外公，他挨个儿吻遍我们所有的孩子，分糖果点心给我们；然后坐在会客室里，跟妈妈聊天。他经常穿一件深棕色的常礼服（我记不得他穿别的外套），纽扣孔里挂着一枚用安娜勋章绶带系着的小勋章，上面刻的题词是：“功绩不归我们，不归我们，属于您的名下。”1812年之后，他所剩下的只有这一件东西了！过了一会，父亲下班回来，亲热又高兴地向岳父问好，接着我们坐下吃饭。这一天我们家的饭菜总是比较精美的，不过，顺便说一下，我们家的饭菜一向是丰盛可口的。吃过饭，外公略坐片刻，准备回家，就走了，直到下星期四我们才再看见他。我从来记不得外公什么时候和他的妻子奥尔迦·雅科夫列夫娜一起到我们家来过。他大概感觉到妈妈对继母不太有好感，也可能是为了让自己有机会跟女儿面对面地谈谈话……外公这样的来访一直延续到1832年初，此后他就躺倒在床上了。他患胸腔积水症已经很久，1832年初去世。[……]

亲戚之中，第二个我要说一说舅舅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涅恰耶夫。他比我母亲小一岁，因此，大概是1801年或1802年生的。妈妈常说，她小时候和弟弟很要好。这种手足情谊一直保持到以后。每逢星期天他常常上我家来，因为平日工作忙，他在一家大呢绒店做掌柜，薪水丰厚。他来我家，对于我们小孩子也是一件乐事，多半总是举行一次小型的家庭音乐会。实际情况是我妈妈的吉他弹得相当好，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舅舅的吉他弹得更是优美动听，他有一只吉他长期放在我家。每星期天，吃完饭后，妈妈拿起吉他，舅舅也拿起吉他，开始演奏。起先照谱子弹奏一些正正经经的作品，随后弹些忧伤的旋律，临了演奏一些快乐的歌曲，而且舅舅有时也引吭高歌……那真是快乐，十分快乐。爸爸待舅舅一向也是非常亲切，尽管对他有所不满，尤其是到后来，因为舅舅开始大吃大喝，酗酒过度，为这事爸爸似乎屡次责备过他！……不过这都算不了什么，舅舅始终是我们的贵客！后来忽然出了一件尴尬事情，从那以后舅舅不再上我们家来了。这件事一部分是我亲眼目睹的，一部分详细情况是我长大后从我姨妈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处听来的。事情是这样的：我家有个使女薇拉，前面我已提到过，她是个年轻姑娘，长得十分俊俏，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舅舅同她勾搭，她没有拒绝。妈妈早已察觉事情有点儿蹊跷，有一次终于亲眼看见他们在传递字条。妈妈从薇拉手里抢过字条，上面写着约会……爸妈请舅舅到会客室里去，我留在大厅里。照姨妈的话来说，会客室里发生了下述情况：妈妈开始责怪弟弟，怪他竟在姐姐的家跟她的使女干丑事，等等等等。舅舅呢，很久都不分辩，只骂她蠢货。这话把父亲惹火了，打了舅舅，大概是打了他耳光。会客室的门开了，舅舅满脸通红，激动地从我家走了出去，从此再没有来过！这是1834年的事。父亲打舅舅当然是不对的，他应当知道，对他的妻子说粗话的，不是别人，是她的亲弟弟。可是事已至此，舅舅也就不再到我们家来了！[……]使女薇拉自然于当天就结清工资，被我们辞退了。为了把舅舅的事情交代完，我在这里先说一说，在我母亲安葬以后，他常来我家参加亡魂祭，我看到舅舅时已是1838年，他两次或三次从我姨妈处乘车来到车尔马克寄宿中学，把我带回去过节。顺便说明一下，当时舅舅住在我姨父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处，占用了他们家楼上的一个房间。我偶尔到姨妈处去时也在这间房里过夜。纵酒伤身，舅舅爱喝酒的嗜好，不惟没有戒除，瘾头反而加重，因此，1838年至1839年间的圣诞节期间过早地去世了，当时我正好在姨父处过节。 [53] 葬礼相当简朴，不过是从姨父家出殡的。

一个月两三次，寒伧的天主房街偶尔响起骑在前导马上的车夫的吆喝声：“让开！靠边！靠边！”于是，一辆双座的轻便马车，车后站着跟班，由四匹排成纵列的马拉着，驶进玛丽雅医院的清洁的院子里，停在我们寓所的台阶前，这是：（三）姨妈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和（四）外婆奥尔迦·雅科夫列夫娜来了。[……]

姨妈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库玛宁娜是我妈妈的亲姐姐，生于1796年4月15日，只比我妈大四岁。1813年5月15日，她嫁给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库玛宁，那年，她的母亲，即我的外婆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涅恰耶娃还在世。不过姨妈的婚礼过后没几天，1813年6月8日外婆便去世了。尽管我说姨妈只比我妈大四岁，可是我应当补充说明，我妈简直把她当作娘，而不是当作姐姐，我妈爱她，对她极其尊敬，我妈也善于使我们大家对姨妈产生这种崇敬爱戴的感情。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姨妈是我家所有孩子的教母，无一例外。童年时，我不知不觉地爱过姨妈，后来我长大成人时，我崇拜这个人，她的真正伟大的来自实际生活的智慧使我惊讶，我尊敬她，爱她，像对自己的母亲！[……] [54]

五　姨父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库玛宁，是我亲姨妈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的丈夫。我孩童时代年纪很幼小的时候就记得这个人。他不太漂亮，但讨人喜欢。他完全以亲戚身份经常来我家。可是后来他突然不来了！问题在于为了某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我父亲和姨父互相说了些尖刻挖苦的话，彻底断绝来往。据妈妈和姨妈说，起先他们过得十分和睦。我爸爸是库玛宁和涅恰耶夫两家的家庭医生，那时外公一家（涅恰耶夫家）已住在姨夫库玛宁家的楼上。姨父生过一场极其危险的病，到后来，除了我父亲，他什么人的意见都不听。爸爸把他的病治好了。库玛宁家的两兄弟，康斯坦丁·阿列克谢耶维奇和瓦伦丁·阿列克谢耶维奇（顺便说说，两人都是莫斯科城里的头面人物）和其他亲戚，因为看到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对当医生的连襟如此信赖，都很不以为然。可是爸爸把姨父的重病彻底治好以后，他在莫斯科商界的医业便大为兴旺，而且担任了库玛宁两兄弟的家庭医生。两连襟结下这样的感情，后来竟会彻底破裂！他们双方都过于高傲，爱面子，谁也不肯先主动表示和好！爸爸不再到他的连襟库玛宁家去治病，尽管他照旧还到他们的楼上涅恰耶夫家，即他的岳父家去治病。这样一直持续到1832年初，也就是外公费奥多尔·季莫费耶维奇临死之前。他已经快要死了，在病床前看到两个女婿，把他们的手拉在一起，请他们尊重他临死时的意愿：互相抛弃前隙，和好如初！两个女婿答应照丈人的意愿办，互相握手，亲吻。于是外公吐了口唾沫，命一个女儿用脚把这口唾沫蹭去，并说：“愿你们的小小不和，也像你们快要死去的父亲的唾沫一样蹭去，消失！”这时两个言归于好的姐妹失声痛哭。这一段事情我屡次听我母亲说起，也听我姨妈说过……两连襟和好了，每逢规定的日子 [55] 也互相来往，然而他们之间昔日的友好情谊却已荡然无存。姨父开始经常上我们家来，不过总是上午来，这时我父亲往往在各处巡视病人（我们说他在“行医”）。姨父有时乘车来，有时步行来（大多步行来），坐在长沙发上，我妈问他：“姐夫，请您吃点儿什么？”他总是说：“叫他们给我点儿糖水吧，妹子！”于是给他端上一瓶水，一只玻璃杯和一只糖罐。他在玻璃杯里放三四块糖，倒进凉水，等糖溶化了，他就用小茶匙把杯子里的糖水喝光，一杯水够他喝上一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他来看望时非常亲切地和我母亲聊天，坐上一两个钟头，他走了，直到下一回再来看望我们，通常是每月一次，有时候也不止一次。关于这位德高望重、各方面备受尊敬的人物，我在回忆录中还要一再提到他。现在我只说一点就暂时打住：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姨父对我们一家做了许多好事，我爸爸死后他收留了我们五个孤儿（两个哥哥已在彼得堡），是我们永世不忘的恩人，尤其是三个妹妹，她们出嫁时，他给她们置办了丰厚的嫁妆。[……]

六　叔公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卡杰尔尼茨基。 [56]

七　他的妻子娜杰日达·安德烈耶夫娜·卡杰尔尼茨卡娅。

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卡杰尔尼茨基是我母亲的亲叔叔，他当过医生，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教授，只是我不知道他讲授什么课。三十年代初，他就是年事已高的老头子，很受我父亲的尊敬，似乎也受到当时整个医学界的尊敬。在他命名日（1月1日）那天，往往是整个大学的教授和医学系学生都到“诺文斯克近郊”他那小小的木屋去向他祝贺。[……]他每年五六次带着老伴上我们家来。他们总是在快要喝午后茶时来，而且总是带着跟班坐马车来，在我家闲聊两三个钟头才走。[……]不过我们很喜欢叔公，他因为没有子女，也很喜欢我们。我父母也经常去看望他们，当然只是他们两人去[……]。不过每年复活节，我们大的三个兄弟，在叔公预先约好的那天，必定去他家吃饭。父母亲很放心地让我们去，因为他们知道叔公待我们甚厚。吃过早中饭，下午一点多钟，叔公带我们上杂耍场去玩。复活节时的杂耍场，当时常常搭在“诺文斯克近郊”叔公家窗子的对面。把所有杂耍摊子兜一圈，让我们看各种丑角、小丑、大力士的表演以及其他各种游艺场上的彼得鲁什卡和喜剧演员的表演，叔公累了，带我们回家。我父母派来的马车已经等在那里，我们与叔公告别，乘车回家。我们心里充满了五光十色的印象，节后很长时间我们还模仿滑稽演员，演出按自己兴趣编的各种喜剧。 [57] 普尔契尼尔是意大利喜剧中人物；彼得鲁什卡是俄国民间木偶剧中主要人物。 [58] 三十年代中期，叔公理应退休了，可是他很久还不能完全脱离大学，每天到大学图书馆去看书报，会见过去的同行教授们。大家当然很高兴接待老人。[……]

我的童年生活和环境

现在我来描述我的童年时代。

从幼年时起，当我回想起我的童年生活，我的记忆里总出现下述家庭成员：父亲，母亲，大哥米沙，二哥费佳，姐姐瓦丽娅和我。几个大的孩子，所谓头一批孩子，以我为最小。虽然我下面还有妹妹薇罗奇卡，弟弟尼科里亚和妹妹萨莎，可是他们还十分幼小，无法参加我们做功课和游戏，他们好像单独过着孩子的生活。我们四个孩子当时经常待在一起，我们的兴趣、功课和游戏有许多共同的地方。我开始清楚地记事的时候是在三岁半（妹妹柳芭死于1828年7月，我已能很清楚记得）。当时米沙哥哥八岁，费佳哥哥七岁，瓦丽娅姐姐六岁不到。

在当时的孩子中间，瓦丽娅姐姐是唯一的女孩子，几乎经常待在妈妈身边，坐在会客室里，或是做功课，或是做什么女孩子的手工活儿。我们男孩子没有单独的房间，常常一起待在大厅里。我提到这情况是为了说明两个哥哥在进车尔马克寄宿中学之前，他们的整个童年生活是和我泡在一起的。他们的所有功课是当着我的面做的，所有谈话是当着我的面进行的；我在场，他们并不觉得拘束难堪，只是在少数情况下他们才把我支开，把我叫作他们的“小尾巴”。两个哥哥相差一岁，一块儿长大，极其友爱。这种手足深情一直保持到后来大哥去世。但是，尽管有这种情谊，他们的性格却完全不同。大哥米哈伊尔在童年时就不如二哥费佳那样活泼好动、精力充沛，讲话时也比较冷静。二哥费奥多尔正如我们父母所说，在各方面都表现得真正像一团火。

薇罗奇卡妹妹的出生奶妈和她们的故事

前面我提到，我清楚记得薇罗奇卡妹妹的出生，我说错了，她的出生情况其实我是记不得的，我只记得跟她是双胞胎的柳芭妹妹的夭亡情况，她生下没几天就死了，还记得奶妈怎样给薇罗奇卡喂奶。她的奶妈达丽娅，我直到如今还历历在目。她是个高大、肥壮的女人，年纪还轻，奶水很足，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我和姐姐瓦丽娅常常一起去看刚出世的小妹妹吃奶，这时达丽娅奶妈往往掏出她那两只巨大的乳房，用奶水浇我们，像用水龙头浇似的，我们立即四散奔逃。这位达丽娅奶妈常说她的丈夫是个“下级军官”，随着团队上安纳帕了。 [59] 在我家做奶妈期间，她收到过丈夫从那儿发来的两封信。这当然是我三周岁半时知道的第一个地名。提到瓦丽娅奶妈，我不由得回想起另外两个奶妈：瓦丽娅的奶妈卡捷琳娜和我的奶妈卢凯丽娅。当然，这两个女人在我家时我还记不得她们，直到后来，她们到我家来做客时我才想起她们。这两个从前的奶妈每年（多半在冬天）来我家做客两三次。她们的到来，对于我们孩子是真正的节日。她们从很近的乡下上城来，总是待个长时间，在我家做客两三天。比如此刻，在我的记忆中浮现出下述情景：一个冬天的早晨，保姆阿莱娜·弗罗洛夫娜走进会客室向妈妈禀告道：“卢凯丽娅奶妈来了。”我们孩子们立即从大厅奔进会客室，高兴得直拍手。妈妈说：“叫她进来！”于是穿树皮鞋的卢凯丽娅进来了。头一件事是向神像祷告，向我妈问好。接着逐个吻我们大家；我们呢，真的搂住她的脖子挂一挂；然后把做成礼饼式样的乡下小点心——奶油煎的小饼子分给我们。分罢点心，她躲进厨房，因为孩子们上午得学习，没工夫。等到暮色降临，黄昏来到……妈妈在会客室里忙乎，爸爸也在会客室里抄写（医院里的）病历卡上的处方，他每天都要带一大堆病历卡回家来抄，我们这些孩子已经在黑洞洞的（尚未点灯的）大厅里等奶妈来。她来了，大家坐在椅子上，黑乎乎的，于是开始讲故事。为了不妨碍父母工作，她几乎用耳语一般的悄声讲故事。我们愉快地连续听上三四个钟头。屋里那么静，听得见爸爸写字的笔尖的沙沙声。这么精彩的故事我们简直没有听过，叫什么名儿现在我全想不起了；有讲火鸟的，讲阿辽沙·波波维奇的，有蓝胡子，还有其他许多故事。我只记得有些故事我们觉得非常可怕。我们对待这些讲故事的人是有区别的，比如我们发觉瓦丽娅的奶妈知道的故事虽多，但是讲得不如安德留沙的奶妈那么好，或者诸如此类的看法。

说到故事，顺便再讲几句。在我们童年时代那阵子，关于鲍瓦·科罗列维奇、耶鲁斯兰·拉扎列维奇等等的木版故事书流传甚广。那是一种四开本的小册子，灰色纸张，木版印制的斯拉夫文和俄文书，每页书上都有木版画。这种小册子我们家里也经常有。这一类书本如今连乡村市场上也没有卖的了。诚然，眼下有印刷精良的壮士歌，但那已不是儿童的书籍，就算是儿童的书籍，也是供年龄较大的孩子看的；这种书，光是它的样子——开本就引不起我们小不点儿的兴趣。提到这些木版故事书，现在（1895年），当我提笔写到这几行时，我想起一件事，那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哥哥在四十年代末他已经从事文学创作时告诉我的：当时有一位作家（好像是已故的波列伏依 [60] ）打算摹仿这种故事的语言，编写几个类似的新的故事，也以木版印刷发行。按照当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哥哥的看法，这种投机的做法如能成为现实的话，可能会给老板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不过，这种主意大概只是个设想而已。

我们过的日子

我们家里的日子是按照始终如一的顺序在过，天天一样，十分刻板。大清早，六点左右起床。八点钟，父亲便上医院去了，或者照我们家的说法，到病房里去了。这时家里收拾房间，冬天则是生火炉等等。上午九点钟，父亲从医院回来，立即乘车去给为数众多的城里病人看病，或者照我们家里的说法，“去出诊”。他不在家时，我们这些孩子做功课。后来晚些时候，两个哥哥上寄宿中学去了。十二点左右，父亲回来，十二点多，我们午餐。只有谢肉节期间是例外，上午十点钟左右摆桌子，在父亲快要从病房里回来时，端上薄饼，吃过薄饼，父亲再去出诊。这几天往往是下午三点多钟才吃午餐，而且只吃鱼。谢肉节期间每天吃薄饼，不像现在这样，因为当时把薄饼当作谢肉节的一种必不可少的主食。吃过午饭，爸爸立即退到会客室，把通大厅的门关上，他穿着睡衣，躺在长沙发上，睡午觉。他要休息一个半到两个小时，这段时间里，全家人待在大厅里，一片肃静，不大说话，即使说话也只是悄悄耳语，免得将爸爸吵醒。因而，一方面，这是一天之中最无聊的时间，另一方面，又是很愉快的时间，因为全家人（除爸爸以外）都聚集在一个房间里，待在大厅里。夏天，苍蝇猖獗，父亲休息时我的情况还要糟糕！……他睡在长沙发上，我得坐在旁边用菩提树枝条儿替他赶苍蝇，树枝是每天从花园里折来的。这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对于我简直是活受罪！因为我得离开大家，在绝对的寂静中度过这段时间，坐在一个地方，一步也不能动！而且，千万不能漏过一只苍蝇，让它去叮睡觉的人！……可大厅里悄悄的谈话声，抑制着的笑声偏偏又听得见！……那里似乎挺快活！不过爸爸终于起来了，我也就摆脱了离群独处的境地！……

下午四点钟，我们喝晚茶，喝罢晚茶，父亲第二次到病房去查看病人。晚上我们在会客室里过，点上两支脂油蜡烛。硬脂蜡烛当时连说也没有说起；白蜡烛只是在重大的家庭节日有客人来时才点。我们家里没有灯，父亲不喜欢灯，即使谁家有灯，点的也是素油，有一股难闻的气味。煤油和其他点灯用油那时连提也没有提起。晚上爸爸如果不整理病历卡，我们就大声读书；读的书我在下文还要比较详细地谈到。节日里，尤其在圣诞节期间，我们就在这间会客室里打牌，玩捉王牌，父母也参加。这种乐趣和这样的节日，叫人很久还在回味。这里我顺便说一下复活节玩一种特别的游戏——滚彩蛋。大厅里铺上毡子，或者，省事一点，铺上棉被，在棉被上把蛋从两块特制的树皮上滚下来。有时大人和旁人也参加我们小孩子的游戏，玩的人达到十来个，赌输赢的蛋也极多。通常，夜里八点钟，不早不迟，晚饭摆好了，吃过晚饭，我们孩子站在神像前念诵祈祷文，然后跟父母告别，去睡觉。日复一日，每天这样度过时光。外人，或者所谓客人，很少上我们家来，尤其是晚上。父母的所有熟人，大部分仅限于上午来拜访。不过，到后来，哥哥和姐姐进了寄宿中学，只有我单独和父母待在一起，费奥多尔·安东诺维奇·马尔库斯倒是经常傍晚时来做客，这我上文已经提及。他来时，我常常赖在会客室里听他们谈话。偶尔我父母晚上出去做客，这时我们孩子的游戏花样就比较多，玩得也比较热闹。这完全不是因为父母在家时我们孩子就玩得拘束，而是因为我们的仆人不好意思。父母一走，我们开始唱歌，然后跳起轮舞，玩捉迷藏以及诸如此类的游戏，那是我们那间偌大的大厅促使我们想玩，而父母在家时又不常玩的游戏。不过，父母离家的时间向来是不长的：晚上九、十点钟他们一准回来。我们往往在次日告诉妈妈，昨天他们不在的时候我们玩了什么游戏；对妈妈，我们自然是比较坦率的。我记得，妈妈外出时总是说：“唉，你呀，阿莱娜·弗罗洛夫娜，你就费心让孩子们高兴地玩一玩吧！”

家庭的喜庆节日，尤其是父亲的命名日，对于我们向来是意义十分重大的。一开始，先是我的两个哥哥，后来是我姐姐瓦丽娅，必须准备好一篇祝贺词在早晨献给过命名日的人。贺词一向是用法文恭恭敬敬地抄在信笺上，卷成圆筒，呈交父亲，再大声而流利地背诵一遍。我甚至记得，有一次贺词是从《亨利亚德》中抄摘的（为了什么原因，只有天知道）。父亲深受感动，热烈亲吻致贺词的孩子们。这一天总是贵客盈门，大部分来吃饭；后来我们这些孩子长大了，我记得举行过两三次跳舞晚会招待客人。不过据我所知，我们孩子都不大情愿跳舞，被人家推着去跳，当它是一件勉为其难的累人的活儿。

夏天的散步和其他的娱乐

夏季里，家里消磨时间的方式有若干变化，就是全家傍晚时去散步。莫斯科玛丽雅医院的大楼在天主房街，坐落在叶卡捷琳娜女校和亚历山大女校之间，离玛丽雅森林不远。这一片森林始终是我们夏天散步的目的地。傍晚六点多钟，如火的炎热已经散去，我们全家，父母和孩子们，大部分和住在玛丽雅医院的其他人（多半是和舒罗夫斯基家的人）一起，出去散步。经过亚历山大女校大门口，那里不知为什么站着一个身穿全套军装、荷枪实弹的哨兵，从这个哨兵身边走过的时候，必须给他一个戈比或半戈比。但这钱不是交到他的手里，而是扔在他的脚边。哨兵瞅个适当的机会俯身把戈比捡起来。这是当时莫斯科人的一般风尚。散步极其循规蹈矩，孩子们到了城外，甚至到了玛丽雅森林也不敢松散松散，奔奔跑跑。这被认为是不礼貌的，只有在自家花园里才可以。散步时父亲总是和我们孩子讲一些能增长知识的事情。比如，我记得，他几次以实物作证给我们讲解几何学原理，讲解锐角、直角和钝角，曲线和折线，这种实例在莫斯科的街区几乎步步皆是。

每年到三一修道院 [61] 去也应算在夏天的生活变化之内。不过这只应当归入我们最早的童年时代，因为从1831年我父母买了田庄以后，我们便不再去三一修道院了。这种去三一修道院的旅行我只记得一次，因为我也参加了。这种旅行对于我们自然是件大事，可以说是生活中的重大时期。我们乘车去常常要走很久，在一些地方停好几个小时，如今铁路列车在那些地方只停两三分钟。我们在三一修道院住两天左右，参加所有的祈祷仪式，买了好些小玩意儿，然后照原样回家，整个旅程花去五六天。父亲因为公务在身不参加这种旅行，我们只跟妈妈和其他熟人一起去。

我们爸妈极其难得上戏院，我记得总共才一两次，是在谢肉节或者大节日，大多数看日场（不看夜场），在戏院里租个包厢，我们四个大孩子和父母亲一起乘车上戏院去；不过看的戏是经过严格挑选的。我记得有一回我们看一个戏，叫《灰鹦鹉或巴西猿》。这戏的情节我不太记得，我只记得扮猿的演员化装很出色（像真的猿！），是个绝妙的走钢丝艺人。如果说我们难得上戏院的话，那么每逢节日和谢肉节，我们倒是经常和叔公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卡杰尔尼茨基到莫斯科的杂耍场（所谓彼得鲁什卡）去玩的，这一点，我在上文已经提过。

我们的父母是极其虔信宗教的人，尤其是母亲。每个星期日和大的节日，我们必定到教堂去做弥撒，头天晚上必定去做通宵祈祷。履行这一切于我们很方便，因为医院附近就有一座很宏伟的大教堂。

医院里有一座美丽的大花园，花园里有无数菩提树的林荫小径和维修得极好的宽阔的小路。这花园在夏季几乎是我们的住所。我们或者和保姆一起规规矩矩地在花园里散步，或者在长椅上坐他几个小时，用水调湿沙子，做各种“食物”。游戏吧，只准玩小木马。打球吧，尤其是用棍子打球，比如，用球棒击球玩，是严格禁止的，因为那是“危险而又不体面”的游戏。医院里除了我们以外，还住着许多人，也就是那些大夫们和其他职员。但是奇怪的是，谁家也没有和我们同年的孩子，只除了彼嘉·利赫吉尔，可这孩子家里的人又不让他到医院的花园里来散步。所以我们只好在自己兄弟中间玩玩为满足，做的游戏也很单调。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游园会上曾经看到过一个飞毛腿，为了赚钱而表现其飞跑的本领，跑的时候他嘴里还衔一块手帕的角，手帕浸过酒精饮料。于是我们就模仿他，开始在花园的小径上奔跑，嘴里也同样衔着手帕的一只角。好长一个时间我们就拿这当游戏。

病人也在这个花园里散步，他们或者穿驼毛色的薄呢病员服，或者穿斜纹布的夏季病员服，视天气而定，但头上戴的永远是像雪一样白的椭圆形布帽，不戴制帽，脚上穿鞋子或无后跟的拖鞋，所以他们只能脚蹭着地面走，不能迈开步子走。不过，病人在花园里一点也不影响我们的散步，因为病人的行动非常循规蹈矩。大人严格禁止我们，也禁止保姆跟病人接近，不准与他们谈话。

购买村庄　尼古拉弟弟出生　外公去世初次下乡　我们在乡下的游戏　村里失火

我的父母早就想买一座庄园，一直在寻找合适的产业，要离莫斯科不远的。打从1830年起，他们的心愿变得迫切了，我十分清楚地记得，有各式各样的小经纪人上我家的门，这种人当时在莫斯科叫作中间人，帮助卖主和买主双方进行交易。这些中间人提出了五花八门的建议，其中一项建议是在1831年夏天提出的，引起我父亲的重视。有个伊万·彼得罗维奇·霍嘉英采夫的，他的庄园要出售，地点在图拉省卡西尔县，距莫斯科约一百五十俄里。这个庄园在售价方面、农耕器具房屋设备方面引起父亲的注意，所以他决定亲自到庄园去看一看。我现在还记得，那是在午饭以后，下午三点多钟光景，一辆由三匹带铃铛的马拉的、草席顶棚的四轮马车，或者是带篷马车，驶近我家门口。爸爸向妈妈告别，吻遍我们所有的孩子，坐上这辆带篷马车走了，出门一星期光景。这似乎是我的父母第一次小别数日。可是过了不到两小时，我们还坐在茶桌旁继续喝茶，却看见父亲坐着那辆带铃铛的有篷马车回来了。爸爸迅即下车，走进屋里；妈妈几乎晕倒了；爸爸突然返回来，出乎她的意料，使她大吃一惊，再说她当时正怀着弟弟尼古拉。爸爸匆匆安慰了妈妈几句，原来他把他的护照，或者说驿道旅行证忘在家里了，车子到罗果日关卡，因为没有护照，不予放行[……]。父亲拿了证件，安慰了母亲，再次出发，这一次没有再折回来，直到五六天后才回家。这一插曲，也就是父亲的突然折回，在我家经常提到，认为这是不吉之兆，购买村庄不会给我们带来幸福……如果对照以后的情况，那么，当时把这当作不吉之兆也是有道理的，正如我们后来所看到的那样。[……]

十二月，即1831年12月13日，尼古拉弟弟出世。我记得，夜里叫我们几个孩子离开卧室远一点，大厅的地板上铺了几只羽毛褥子，安排我们在那里过夜。说我们，我是指自己和姐姐瓦丽娅。两个哥哥依旧待在原处，在靠近前厢房的儿童室里睡觉。早晨六点钟光景，爸爸过来唤醒我们，吻过我以后，他说我又添了个小弟弟尼古拉。这天早晨，爸爸亲自替我们倒茶。我奇怪的是妈妈没有替我们倒茶，甚至没有出来喝茶。上午九点钟光景，带我们进去问候妈妈。我们见她在卧室里，躺在床上；她吻了我们所有的孩子，也让我们吻了吻小弟弟尼古拉。使我极其诧异的是，这一天以及后来的日子，妈妈一直躺在床上，也不起来与我们在大厅里坐坐。不过后来妈妈终于起床了，一切又都恢复正常。

妈妈产后身子还没有好好恢复，她又遭到不幸。我们的外公费奥多尔·季莫费耶维奇·涅恰耶夫久病不愈，于1832年初去世了。妈妈穿了重孝服，这又引起我的小孩子头脑的深切关注。外公安葬以后（我们小孩子也参加葬礼），我们家庭开始为一件即将来临的大事作准备。父母之间作了决定：打春头上起，妈妈每年夏天要下乡去，亲自管理庄园，父亲因为有公务在身，离不开。为了这个目的，决定复活节过后（那时复活节相当晚，在4月10日），乡下立即派村里的马，驾一辆带篷大马车来接妈妈，马车是为此而特地买的。决定：一，三个大儿子，即米沙、费佳和我，随妈妈下乡；二，瓦丽娅姐姐整个夏天住到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姨妈家里去；三，薇罗奇卡妹妹和刚生下的尼古拉留在莫斯科，和爸爸、保姆弗罗洛夫娜以及奶妈在一起。[……]

盼望的日子终于来临；农民谢苗·希罗基驾着三匹花斑骏马拉的带篷马车来到莫斯科，他算是个公认的经验丰富的骑手，爱马，也善于识马。把车子拖到台阶旁，把所有的行李都装了上去。原来这辆马车大得像间屋子，是那样宽敞。车是向商人买来的，他们就是乘这辆车去马加尔耶的。一切准备就绪！约翰·巴尔肖夫神甫来，做送行祈祷仪式；然后告别的时刻来临，我们在带篷马车上坐好，妈妈和爸爸乘另外一辆四轮马车，他给我们送行。然而转眼间也就到了罗果日关卡！爸爸正式跟我们分手，妈妈眼泪汪汪地坐到带篷大马车上来，谢苗·希罗基把车轭上的铃铛解开，于是我们动身了，对着留在莫斯科的爸爸久久地挥动手帕。马铃叮叮地响，小铃铛玲玲琅琅，我们在便道（那时当然还不是公路）上飞驰，一边欣赏农村风光。不光这第一次下乡之行，以后每次下乡也总是使我心旷神怡！[……]

童年时屡次从莫斯科下乡以及返回城里，对这些旅行的印象，我只讲到此为止。

现在，在我们搬到乡下去居住之前，我先讲一点我所知道、我所记得的那地方的情况，这个优美的地方很值得我纪念，因为有六年工夫，即1832年到1836年以及1838年，每年夏天在那里度过。

我家父母买到的小村庄叫达罗沃耶，前文已经提及，是向地主伊万·彼得罗维奇·霍嘉英采夫购买的。达罗沃耶村的居民是一个宗族的小支裔，祖先是霍嘉英采夫家的人，大概极为富裕。达罗沃耶村的一边，相距两里，是莫纳迦罗伏村，好像是属于霍嘉英采夫家的长子，退职少校巴维尔·彼得罗维奇·霍嘉英采夫的；另一边，距达罗沃耶村一里半，是切列莫什尼亚村，是归某某霍嘉英采夫 [62] 所有。这个切列莫什尼亚村已经卖掉，我的父母亲在购买达罗沃耶村时还不知道这情况。

不幸的是我们在村里住下之后不久，妈妈被迫为我们村里迁出两三户农民的事而打起官司来。这两三户农民是莫纳迦罗伏村的，也就是属于巴维尔·彼得罗维奇·霍嘉英采夫名下的。上法院去诉讼，就我母亲方面而言，自然是在她的所有口头声明都遭到霍嘉英采夫的否定之后才出此下策的。妈妈向法院起诉把霍嘉英采夫彻底惹火了，他开始夸口，说是要买下他堂弟的领地切列莫什尼亚村，那时就可以前后夹制陀思妥耶夫斯基家。这些大话自然传到我父母的耳朵里，使他们深感不安。霍嘉英采夫的威胁很有可能成为事实，因为相邻的两个庄园的所有土地地界并未划定，都是所谓犬牙交错的。巴·彼·霍嘉英采夫在作准备时，父亲把达罗沃耶村抵押出去，又向私人借了钱，筹集了必要数目的款项，在当年，即1832年便把切列莫什尼亚村买了下来。我不知道买切列莫什尼亚村花了多少钱，但从契据上知道父母为两个村庄，即达罗沃耶村与切列莫什尼亚村花了四万二千纸卢布，或一万二千银卢布。这两处领地共有一百个农奴（根据1833年的第八次调查）和五百俄亩以上的土地。这样一来，巴·彼·霍嘉英采夫的威胁便失去效力，他成了我们的好邻居，不过他并没有把他的农户从我们的领地上迁走，直到1833年村里大火。

我们下乡去的旅程，时间长达两昼夜多，以后每次下乡也都如此。每走三十至三十五俄里，我们便停下来休息一次，喂喂马，走两站便宿夜。我记得的驿站是：柳别尔齐，丘尔科沃，勃隆尼齐，乌里扬尼诺，科洛姆纳，兹洛比诺以及扎拉依斯克。我们的庄园离扎拉依斯克只有十俄里路。不过谢苗·希罗基并不是在每个叫得出地名的驿站都停下来喂马的，而是从严掌握，每次一定要走三十或三十五俄里才喂马一次。车过科洛姆纳以后，我们乘渡船渡过奥卡河；河水泛滥时，河面相当宽阔。这条河上摆渡我们始终是害怕的，我们急匆匆赶路，使每次都在早晨渡河，而决不在傍晚渡河。不过到第三天，我们终于快要到我们的村庄了。过了扎拉依斯克以后，我们简直坐不住了，从马车上不停地朝外张望，不断地问谢苗·希罗基，我们是不是快到了。我们终于拐弯，离开大路，在乡间土道上奔驰，几分钟后抵达自己的达罗沃耶村了。

我们的村子景色如画，清幽宜人。一片相当大的菩提树林，浓荫匝地，树林中是为我们下乡居住而修建的侧屋，南方格调，计三间小房间，屋子系用树枝编成，涂上泥巴。这一片菩提树林向一片小小的田野延伸，和白桦林连接。白桦林十分茂密，地上土沟土谷纵横，是个幽暗而荒僻的处所。这座树林叫白雷科沃 [63] 。上述这片田野的另一边是一座大果园，约五俄亩左右。这座果园也是经过菩提树林进去的。果园的四周有深水沟环绕，水沟的土埂上种了密密麻麻的醋栗丛。果园的后部也和白雷科沃的白桦树林相连接。菩提树林、果园和白雷科沃这三处地方距离我们家的屋子极近，因而成了我们常去的散步处所。上面提到的我家的房子，是茅草屋，附近有两座土冈子，或者两段土堤埂，上面各长着四株百年以上的老菩提树，因此，这两座有百年老树遮荫的土冈子，比什么亭子都好，整个夏天我们都拿它当餐室，经常在那里吃饭，喝早茶、晚茶。二哥费佳一开始就十分喜欢白雷科沃树林，所以后来我们家里的人就管它叫费佳丛林。不过妈妈可是不大肯让我们到这座小树林里去散步，因为谣传那里的土沟里会遇到蛇，经常有狼出没。果园后面，白雷科沃树林后面是一片大洼地，延伸了好几俄里。这片洼地似乎是过去的河床。洼地里还有水源。这一情况成了在这片洼地里挖小水塘的由头，因为村里没有水塘。头年夏天妈妈就命人挖了个相当大的水塘，在庄园的通行车马的街道附近打住。到了夏末便汇成一个相当深的水塘，一泓塘水，清碧泛然。农民们对此极为满意，因为过去牲口饮水十分困难，这样一来方便多了。同年秋天爸爸从莫斯科派人送了一桶活的小鲫鱼来，放养在新挖的池塘里。为了使放养在池塘里的鱼种不至于过早被人捉光，村长沙汶·马卡罗夫建议妈妈“封塘”。那就是要教堂里的人举着十字架，抬着神像，扛着教会的旗幡，绕池塘走一圈，结果也就这么做了。以后几年，池塘里造了个浴棚，夏天，我们每天在池中洗三四次澡。总而言之，在乡下过夏天，对于我们孩子来说是很符合卫生要求的；我们像大自然之子那样，一直生活在露天和泉水中。后来几年我们常常在这个池塘里钓鱼，不过钓来钓去总是只钓到不大的鲫鱼和小条鳅，这种小条鳅是从哪里来的，我压根儿摸不着头脑！但是过了两年左右，大水泛滥把我们的池塘的堤埂冲坏了一部分，我们看见漫过堤埂的水里有许多个儿挺大的金色鲫鱼。这使妈妈有理由下令把早就备好的渔网撒下去。我们拉起渔网，捉到许多鲫鱼，而且全是金色鲫鱼，我们的快乐是可想而知的了。妈妈吩咐我们给自己挑出几条鱼，将百把条鱼（或者不止）分送给农民们，其余的命我们仍旧放回塘中。从那时起我们开始热衷于钓鱼。有时，钓到的鱼甚大，这也是我们喜欢做的乐事之一。钓鱼总是从大清早开始，四点多钟光景，最迟不超过五点。钓鱼时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名副官，也就是农民的孩子，他们必须先挖好蛆，装在鱼钩上……总而言之，这副老爷派头是极其令人厌恶的！

我们孩子玩的游戏，常常在菩提树林里进行，奔跑着穿过田野，往白雷科沃飞奔。我来描绘一下其中的有些游戏。费佳哥哥当时已经看过不少书，大概熟悉书中所描写野人的生活。“做野人游戏”是我们喜欢玩的游戏。玩法是这样：我们在菩提树林里选一个树枝比较茂密的地方，搭一个窝棚，用树枝树叶遮蔽好，做好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出入口。这个窝棚作为野人部落的主要居住地；我们把衣服脱得精光，用颜色把身体描得花花绿绿，算是文身；用树叶和染过色的鹅毛做腰间和头上的饰物，再用自制的弓箭武装起来，于是向白雷科沃进行假想的袭击，那里当然找到我们特意藏在那里的农家的男孩和女孩。我们俘虏了他们，扣押在窝棚里，直到以相当的代价来赎取。费奥多尔哥哥想出这个游戏，当然是他做部落的大首领。米沙哥哥很少直接参加这一游戏，因为跟他的性格不合；但是他当时已开始画画，并且有颜料，所以他是我们的服装制作人，常替我们涂抹身体。这个游戏特别有兴味的是：没有大人来管我们“野人”，因而压根儿与所有不是野人的普通人断绝来往。我记得有一回，是晴朗的好天气，妈妈想让我们多玩一会，玩个尽兴，决定不喊我们回去吃饭，叫人用特别的食器盛着，端到露天中，摆在树丛下给野人们吃。这么安排使我们极为高兴，我们就不用刀叉，干脆用手抓着吃，以便和野人的身份相称。然而谚语说：“既然有蜜，就想用匙”，我们得寸进尺，打算夜里也做野人，家里便不允许了，照老样子替我们洗干净身子，安顿我们睡觉。

另一个游戏，也是费佳哥哥想出来的，是玩“鲁滨孙”。这个游戏我和哥哥两人一起玩，费佳哥哥当然做鲁滨孙，我只好扮星期五。我们努力要在菩提树林中再现鲁滨孙在荒岛上所经受的种种困顿匮乏。

我们也玩过简单的驾马游戏；不过我们居然想出办法使游戏变得比较有趣些。我们每个人都有三匹马，那是由农民的小男孩来充当，必要时也用女孩子，算是母马，让她们拉边套。这样的三驾马成了我们的负担，我们老是在操心如何把他们喂得饱、喂得好些。所以每天吃饭时，一道一道的菜，我们每人都把自己的一份菜省下一大部分，饭后拿到树林边的“马厩”里去喂他们。骑三驾马的游戏已不在菩提树林中进行，而是在我们村子通往切列莫什尼亚村的大路上奔驰，时常打赌，还用什么奖品奖励跑得快的三驾马。当时我们经常乘车去扎拉依斯克城，上市场和赶大集，在那里看到过马贩子怎样卖马，于是我们也进行买卖和交换马匹，使用马贩子的一切办法，那就是看“马”的牙齿，抬起“马”的腿来看蹄子，如此等等。[……]

我还记得一个游戏，或者毋宁说是不可饶恕的胡闹。菩提树林后面是一片墓地，附近有一座破旧的木头小教堂。教堂里的搁板上放着神像。小教堂的门是从来不锁的。使女薇拉（前面我已提到）是个十分活泼愉快的姑娘，有一回，在她陪伴下，我们走进这所小教堂去，没有多加思索，便抬起神像，唱着各种赞美诗和宗教歌曲，在薇拉的率领下，到田野上去兜圈子。这种不可饶恕的胡闹我们搞了两三次，但后来有人把这事告诉了妈妈，我们狠狠地挨了整。

妈妈每星期两次派人到扎拉依斯克去取（父亲从莫斯科寄来的）信件，顺便也去采购东西。薇拉常常自告奋勇去干这件差使。家里的马经常是全部在地里干活，所以差到扎拉依斯克去的人只好步行，使女薇拉自然也不例外。我也常常跟着薇拉步行到扎拉依斯克去。进城去的这段路程有二十三四里。[……]

前面已经说过，我们在村里经常是待在露天中的，除了游戏而外，我们整天在田野上参加艰苦的田间劳动，一边仔细观察。所有的农民，尤其是妇女，非常喜欢我们，跟我们谈话一点也不拘束。我们这方面，也以一切可能的办法去讨他们的喜欢。比如有一回，费佳哥哥看到一个农妇把备用的水洒了，因此她给孩子喝的水就没有了，哥哥立即跑了两俄里路光景，回家取了水来，可怜的母亲对他千恩万谢。是的，农民们爱我们！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哥哥后来在《作家日记》 [64] 中为此才华横溢地描绘的与农民马列伊在一起的场面充分展示了这种爱的感情！顺便说一说马列伊（大概叫马卡伊）。这个人不是虚构的人物，是实有其人。他是个英俊的庄稼汉，年纪在中年以上，黑头发，丰美的黑胡子，已经杂有白胡子。他是村里公认的牲口行家，在市场上买牛，没有马列伊怎么也不行。[……]

上文我已提到，我家买下第一个村庄达罗沃耶以后，又买了切列莫什尼亚村。我们和妈妈以及全家人常常傍晚时到这个村子去。除此以外，切列莫什尼亚村 [65]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的领地叫切尔马什尼亚。 [66] 有个小浴室，达罗沃耶却没有，我们全家几乎每星期六早上就上那个浴室去。我再顺便提一提村里的火灾。现在把这一次灾祸稍微讲得详细些。这场火灾发生在早春，即1833年复活节前的一个星期，我们在莫斯科得知消息已是复活节的第三天。据我现在记得，那天我们正在过节，由于几次来得晚的拜访，午饭的时间稍微拖晚了，我们刚吃完饭离开桌子。爸爸和妈妈正在谈论她即将下乡去的事，我们孩子对未来的下乡之行和乡下生活早就想得美滋滋的了。忽然有人来禀告父母，说是达罗沃耶的管事格里戈利·瓦西里耶夫 [67] 来了，在厨房里。这个人其实是个仆人，没有能力担任管事。不过他识字，是村里唯一能够写写算算的人，所以得了个管事的外号。实际上他由于无能，什么也管不了，大小事情都由村长沙汶·马卡罗夫在那里发号施令。

父母当即吩咐，叫来人进来，节日的欢快心情顷刻间笼罩上惴惴不安的阴影，似乎料到有什么不幸发生了。过了一会，格里戈利来到前厅，脚上穿的是树皮鞋（尽管我们的家仆从来不穿树皮鞋），身上穿着打过补丁的破长褂，胡子没剃，哭丧着脸。看来他是故意打扮成这副模样的，好让自己现出一副可怜相！

“格里戈利，你来干什么？……乡下怎么啦？”

“糟了……庄屋烧光了！”格里戈利声音黯淡地说。

最初的影响是可怕的！我记得父母跪在会客室的神像前祷告了很久，接着他们乘车到伊万尔圣母堂去祈祷，我们孩子则留在家里，哭哭啼啼。

经过进一步详细询问，才弄清失火的原因是一个农民阿尔希普，受难日 [68] 那天忽发奇想，要在自己的院子里燎野猪毛。风势很大。他的房子着火了，蔓延到整个庄院。闯下这场祸之后，祸首阿尔希普自己也烧死了；他奔进自己那所着火的房子里去抢搬东西，结果葬身火海！

不过，说实话，比较冷静地通盘考虑一下后，父母亲确信这场灾祸还不算太大，因为农民住的整个院子都破旧不堪，迟早需要重新翻造了。他们打发格里戈利回去，答应与农民有难同当。我记得这是爸爸的话，他对格里戈利说了好几遍，命他回去转告农民们。

在这场灾难中，心地最善良的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姨父似乎也给父母亲以帮助。

十来天以后，仍旧是那个谢苗·希罗基驾着三匹花斑马拉的马车来接我们了。于是我们和妈妈动身下乡去。整个庄院一片废墟，有些地方耸立着烧焦了的柱子。焚毁的牲口棚旁边几株上百年的老菩提树也烧焦了。景象是凄惨的。此外我们那只老狗茹契卡摇着尾巴来迎接我们，然而大声哀号不已。

一星期后活儿就忙乎起来，农民们都高兴了。妈妈给每个当家人五十卢布，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可观的款子了。搭建了新的牲口棚，旁边有下人住的小屋，还有小厢房，供我们下乡时居住。我们的树篱墙糊上泥巴的小房子，有两个土岗子围绕着，有百年老菩提树挡着，没有烧毁，可是我们全都住在里面又嫌挤。

烧死的农民阿尔希普的女儿阿丽莎，妈妈十分喜欢，接来住在她自己的房里，后来让她做了使女，长期住在我们莫斯科的家里的顶楼上。

到夏末，我们的村庄修建一新，火灾的事再也没有人提起。我记得妈妈在救济农民时对每个人言明，钱是借给他们的，以后有了能力，这笔债是要还的。不过这自然只是说说罢了。农民借的钱，从来也没有人要求他们归还！[……]

在结束关于乡下生活的简短的回叙的时候，我不能不提到傻女人阿格拉菲娜。我们村里有个无家可归的傻子，整天在田野里游荡过日子，仅仅在严寒的冬天，人家才硬把她拉进某家人家的小屋里避避风雪。当时她已二十到二十五岁，极少说话，不愿意说话，即使说话也前言不搭后语，叫人摸不着头脑。只有一件事是可以理解的：她经常想念那葬在坟冈上的孩子。她似乎天生是个傻子，尽管景况如此，她遭到奸污，忍受了下来，做了母亲。那孩子不久就死去了。后来我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哥哥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看到叶莉扎维塔·斯梅尔佳夏娅的故事时，不由得想起我们村里的傻女人阿格拉菲娜。 [69]

我们的启蒙教育及其他

现在我来回叙我们家庭的启蒙教育。我们所有孩子的启蒙教育，即所谓认字，认字母表，由我们母亲担任。教字母表，不是照现在的读法，念a，б，B，Γ等等，而是照古老的读法，即念成a3，бykИ，BeцИ，TцaΓOЛЪ等等，一直念到ИЖИЦa [70] ，总要讲上一段著名的开场白。字母之后，接下来是朗读两个音的，三个音的，四个音的，甚至五个音的字母组合，例如：БBΓPa, B3цPa等等，念起来常常挺拗口的。等到这一套深奥的玩意儿学会了，我们逐步开始阅读。我自然并不知道哥哥们认字母表是怎么学的，这里的回忆仅仅是有关我个人的。但因为教师是一个人（我们妈妈），连启蒙课本或字母表都是哥哥们传给我的，所以我有理由推断，教哥哥们识字也是用的同样方法。我们阅读的头一本书是同样的书。那是俄文版的圣经故事《新旧约全书》（好像是从吉博涅尔的德文版转译的）。其实它的全称叫《新旧约中一四个圣经故事》。书上附有几幅很拙劣的石版画，描绘创造世界、亚当和夏娃在天堂、洪水及其他主要的神的事迹。我记得不久前，就在七十年代，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哥哥谈起我们的童年时提到了这本书；他欣喜万分地告诉我，他找到了那本书，即我们童年时读的那一本，他把它作为神圣的东西保存着。

上文我已提及，我没有能够亲眼目睹哥哥们的发蒙认字。从我开始记事，我见到哥哥们已经会读会写，准备进寄宿中学。他们未进中学前在家里逗留的时间我记得是不长的，一年，多则一年半。这段时间里有两位教师上我们家来。头一位是个教堂执事，教过神学。这个教堂执事可能在叶卡捷琳娜大学任职，据我所知，至少在那里当过教师。他来时，大厅里总是摆开牌桌，我们四个孩子和教师围桌而坐。妈妈总是坐在旁边，手里做着什么活儿。后来我有过许多神学教师，但是像执事老爹那样的教师，我可记不得。他有出色的口才，一堂课，照从前的规矩长达一个半至两个小时，整个一堂课他都在讲故事，或者如我们所说，讲解《新旧约全书》。他一来，往往先利用几分钟时间查问功课，然后立即开始讲故事。洪水啦，约瑟的冒险啦，基督的诞生啦，他讲得特别好，连妈妈也常常放下手中活儿听他讲，不仅听，而且还望着讲得热情奋发的教师。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以他的授课和讲故事打动了我们孩子的心。连当时是六岁孩子的我，也兴高采烈地听故事，一点也不因其长而感到厌倦。十分遗憾的是，我不记得这位可敬的教师姓甚名谁，我们只简单地叫他执事老爹。尽管如此，功课他还是要求按照课本逐字记住，一字不漏，也就是如俗话所说的，“背得滚瓜烂熟”，因为当时入学考试到处都这样要求。大主教费拉莱特的著名的《初阶》作课本，书是这样开头的：“圣父、圣子、圣灵，唯我崇拜之一神为永恒，其存在乃无始无终，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等等。这与其说是孩子的启蒙课本，不如说是哲学著作。然而因为这课本是所有学校都采用的，所以执事老爹本人也照本宣科，这就不难理解了。

这个时期经常上我们家来的另一教师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苏夏尔德，他是叶卡捷琳娜大学的法语教师，到我们家来也是教法语。他是法国人，但是热切希望完全成为俄国人。我记得爸爸讲的一件事情，说是有一次尼古拉皇帝来参观叶卡捷琳娜大学，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苏夏尔德请求皇上开恩，准许他把姓颠倒过来，在字尾添上“ОB”，他的请求得到准许，因此他以后便自称是德拉苏索夫（苏夏尔德颠倒过来是德拉苏斯，加上ОB成为德拉苏索夫）。我因为当时人还太小，未学法语，所以关于他的教学无话可说，虽然他来上课时我一定得坐在那张牌桌旁，整个一堂课时间里规规矩矩地坐着。我只记得，父亲命名日那天用的贺词总是由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捉刀，我们在他的指点之下背熟。

光阴荏苒，转瞬间哥哥们按年龄到了该进文科中学寄宿学校的时候了，单是阅读和书法，加上神学和法语，是远远不够的了。为了准备进这样的寄宿学校，家里让两个哥哥到这位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德拉苏索夫办的半寄宿学校去补习，他们好像去补习了整整一年，甚至还更久一些，每天早上乘车去，午饭时分回来。德拉苏索夫为走读生办了个小规模的学校，他自己教法语，两个成年的儿子教数学和语文课程，连他的妻子叶甫盖尼娅·彼得罗夫娜似乎也教点儿什么。不过这所寒伧的学校没有人教拉丁文，所以由爸爸亲自任教这门课，给哥哥们作入学准备。我记得他出去治病的一天早晨，买了一本巴蒂肖夫编的拉丁文文法给哥哥（这本书后来移交给我使用）。从那时起，爸爸每天晚上教哥哥们学拉丁文。爸爸作教师和外人上我家来当教师是不同的：外人来当教师整个一堂课学生和教师一起坐着上课；父亲给哥哥上课，往往将近一个钟头甚至一个钟头以上，哥哥们不仅不敢坐一坐，连胳膊肘在桌上撑一下也不敢。他们像木头人似的站着，轮流背名词变格：mensa, mensae, mensae等等；或者念动词变位：amo, amas, amat。两个哥哥对每天晚上的拉丁文课害怕极了。父亲出于好心，求全责备，很不耐心，主要是脾气急躁。往往哥哥方面稍有差错立即便遭到呵斥。不过这里我要顺便指出，父亲尽管脾气急躁易怒，在家里对待孩子却很仁慈，尽管教字母表时的开场白很厉害，我们却不仅没有受过体罚——谁也没有，从来没有——我甚至记不得什么时候哥哥们被罚过下跪或立壁角。我们最怕的是父亲发脾气。上拉丁文课时亦然，哥哥方面稍有差错，父亲的火气便上来了，勃然大怒，骂他们懒胚，笨蛋；最厉害的时候，偶尔也有课没上完便撂下的情况，那就算是比任何惩罚还要厉害的了。逢到这种情况，我记得，妈妈只是看看我，好像暗示我说，看着，你不用功将来也是这样惹爸爸生气！……可是，唉，尽管巴蒂肖夫的语法书移交到我的手中，然而命里注定不是由爸爸来教我深奥难懂的拉丁文基础知识，我是在车尔马克寄宿学校里学的。

父母对待我们孩子比较宽容温和，在他们那方面，这大概也是他们在世时决意不送我们进文科中学去的原因，虽则进文科中学费用要低廉得多。当时文科中学的名声不好，为了一点点细小的过错而遭体罚是家常便饭。因此人们认为还是私立寄宿学校比较好。哥哥们的入学准备终于完成，他们遂于1834年学期开始时进入列昂季·伊万诺维奇·车尔马克 [71] 的寄宿学校读书。

哥哥和姐姐进寄宿中学　对我的学习安排和入学准备　我们和父母一起举行的文学晚会　哥哥们的文学爱好

这时瓦莲卡姐姐 [72] 也被父母送进路德派新教的彼得保罗教堂办的寄宿中学或普通学校。这所学校在莫斯科早就存在，享有应得的盛誉。学校在柯兹莫杰米扬诺夫胡同，我姨父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库玛宁家旁边，因为这缘故，姐姐每逢星期六就不常回家了，尤其是在严寒的冬天，姨妈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把她接到家里去了。两个哥哥也被送到车尔马克全寄宿中学，每逢星期六午饭时才回家，星期一早晨又回学校去待上一星期。所以家里的大孩子只剩下我一个了。

爸爸对我作了下述安排。他委托哥哥和姐姐来管我的学习，布置一个礼拜的功课；星期六我得还功课。星期天我又得听哥哥和姐姐讲解下个星期的功课。科目是这样分的：米沙哥哥担任算术和地理；费佳哥哥担任历史和俄语语法；瓦丽娅姐姐担任神学和法语、德语。

从这时开始，我在父母家里的生活就极为枯燥乏味了。家里变得十分冷清，我在父母的督促之下，得整天坐在大厅里读书，尽管有时候我思想大开小差！当时我已十岁，而薇罗奇卡妹妹才六岁，因而她无法做我的伙伴，更何况我与比我大的孩子作伴已经习惯了。不过，等待星期六的到来是件愉快的事，尽管这一天对我来说是考试的日子，还课的日子，但我不大害怕哥哥们和姐姐，只想到又有一天半的时间可以和他们待在一起。哥哥和姐姐以教师的态度对待我，这丝毫也不影响我们的手足情谊，直到如今还存在同胞兄弟的深情。星期六，从早上起便可感觉到全家亲人团聚的亲切气氛。连父母也显得比较愉快，饭桌上增添了平日没有的东西，总而言之，充满了节日的气氛。这一天，固定不变的十二点钟午餐时间也不得不改动一下。等到马从天主房街来到新巴斯曼胡同，等到兄弟们都来了，会齐了，足足要花一个半至两个钟头，所以这一天便在两点钟左右吃午饭。去接姐姐大都在傍晚时分，暮色已经降临。哥哥们一到家，还来不及问声好，饭桌上就已经热闹开了。刚坐下吃饭，旺盛的食欲还没有得到满足，他们就说起这一星期里发生的事情来了。他们首先如实报告这一星期各门功课的分数，然后开始讲到教师们的故事，讲到同学们的各式各样孩子气的、有时很不文雅的调皮捣蛋行为。又是讲学校里的事情，又是聊天，这一天的午饭就拖得很长。父母扬扬得意地听着，不作声，让回来休假的儿子们讲。孩子们讲的话可说十分坦率！我记得父亲从来不教训儿子们；他们讲班级里发生的各种调皮捣蛋事情时，父亲只是根据胡闹的程度在一旁连连说：“唉，你这捣蛋鬼，唉，闯祸胚，唉，小坏蛋，”如此等等，从来不说：“小心啊，你们可别做这种事啊！”似乎这样就让我们知道，父亲连想也没有想到他们会去干这一类的捣蛋事儿。

吃过饭，又闲谈了一会，马马虎虎检查了我一星期来的功课，然后哥哥们在牌桌旁坐下埋头看起书来；星期天也是这样过。我只记得每逢星期六、星期天，我是难得看到哥哥们带着课本回来在家准备功课的。但是可看的书却带来很多，所以哥哥们经常把在家里的时间用来读书。每星期六都是这样过的。所以我不再絮叨，加之年代久远，我已不复能记忆特别精彩的星期六。我仅指出一点，后来几年，即1836年前后，哥哥们极为兴奋地讲起他们的俄语教师 [73] ，他简直成了他们的偶像，因为他们几乎事事处处都要想起他来。这位教师大概颇不平凡，类似我们可敬的执事老爹。哥哥们评论他不仅是个好老师，在某些方面甚至是个绅士。十分遗憾的是我如今已记不起他的姓名了，不过我在车尔马克寄宿中学期间似乎连高级班上也没有这位教师。

上文我说到家庭里的读书是在会客室里进行的。父母似乎经常在身边的。从我开始记事起，这种读书活动便已经在进行了。爸爸和妈妈轮流大声朗读。我记得，哥哥们未进寄宿中学以前，读书时他们总是在场；后来，父母念累了，他们也开始高声朗读。念的大多是历史书：卡拉姆津 [74] 的《俄国通史》（我们家自己有书），经常念的是后面几卷，第九、十、十一及十二卷，因而，戈都诺夫与冒名称王者的历史中有某些东西就留在我的记忆中了。还念过克谢诺丰特·波列伏依写的罗蒙诺索夫 [75] 的《传记》 [76] 及其他著作 [77] 。以纯文学的叙事体作品来说，我记得我们念过杰尔查文 [78] 的作品（尤其是他的颂诗《神》），茹科夫斯基 [79] 的作品和他翻译的散文，卡拉姆津的《一个俄国旅行家的书信》、《苦命的丽莎》、《行政长官太太马尔法》等，普希金的大部分散文作品。后来我们开始读长篇小说：《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冰屋》、《射手们》以及感伤主义小说《霍尔姆斯基家族》。也朗读哥萨克人鲁甘斯基的故事。这些作品留在我的脑海里的不仅仅只是个书名，念的时候经常插入父母的评论，所以这些评论对我的印象更深。后来重读这些作品的时候我总是回想起我们家的人在父母家的会客室里诵读作品的情景。前面我已说过，哥哥们利用一切空闲时间读书。在费佳哥哥手中我经常看到瓦尔特·司各特的《昆丁·达威特》和《威弗莱》；我们自己有书，他反复地看，不止一遍，尽管那译文陈旧，晦涩难读。普希金的全部作品也是这样一读再读。费奥多尔哥哥也喜爱纳烈日内依 [80] 的中篇小说，其中《教会学校的学生》他反复看过。我记不得他当时是否看过果戈理的什么作品，因而无可叙述。我只记得他当时对魏耳特曼的长篇小说《心灵和思索》甚为赞叹；没有什么新书看的时候，卡拉姆津的《俄国通史》是他经常翻阅的书。我之所以列举当时哥哥们看过的一些文学作品的书名（尽管远不是全部），是因为我从小孩子的时候起就从哥哥们的言谈中熟悉了这些书名和作者的名字。当时出版的《读书文库》也在我们家里出现。据我现在回忆，这种小册子的封面颜色逐月更换，封面上有一向上翘的角，印着本期发表作品的作者姓名。这种书是特别归哥哥们所有，父母是不看的。

一般说来，费佳哥哥阅读正经的历史著作比较多，碰到小说他也看。米哈伊尔哥哥喜欢诗歌，在寄宿中学高年级时他也自己写诗，费奥多尔哥哥没写过。然而对普希金他们看法一致，两个人那时候似乎已经把他的作品读得烂熟，当然，这仅仅指他们能搞到手的作品而言，因为当时还没有普希金全集。应当记住，那时候普希金还是当代人。对他，像对当代诗人一样，讲台上还很少谈到，教师们还没有要求把他的作品背得滚瓜烂熟。即使在文学教师中间，作为诗人的普希金的声望那时候也还不及茹科夫斯基。照我们父母的意见，普希金的威望也不高，这种看法屡次引起哥哥方面的激烈抗议。我记得有一回两个哥哥同时背熟了两首诗：大哥背熟了《哈布斯堡伯爵》 [81] ，费奥多尔哥哥好像是为了作个比较，背熟了《奥列格之死》。他们在父母面前朗诵这两首诗，父母比较倾向于前一首，大概是由于作者的威望高之故吧。妈妈很喜欢这两首诗，常请两个哥哥朗诵。我记得，在她生病已经卧床不起的时候（她死于肺病），她还愉快地倾听他们朗诵。

这里我不能不提到发生在我家的一个插曲。同学当中没有人来看望哥哥的。只有一次，寄宿中学的一个同学库德梁夫采夫来找大哥。家里答应大哥去回访他，他们的交往也仅止于此而已。不过有个小孩瓦尼契克·乌姆诺夫 [82] 常来我家，他是奥尔迦·德米特里耶夫娜·乌姆诺娃的儿子，前面谈到我家熟人时已经提及。这个青年在文科中学求学，比我的哥哥们年纪稍长几岁。这个中学生不知从哪里搞到当时以手抄本在流传的伏依科夫 [83] 的讽刺诗《疯人院》，并且背熟了。哥哥们从他口中也学会了这首讽刺诗的若干节，在父亲面前背诵。 [84] [……]父亲听了他们的背诵，甚为不满，猜测说这大概是中学生胡编涂鸦的玩意儿；可是他们告诉他这是伏依科夫的作品时，他终于表示这太不成体统，因为诗中论及高官显爵和著名文学家，尤其是写到茹科夫斯基时使用粗鲁的语言。这十五节讽刺诗经常在哥哥们的口中念叨，因而也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记忆中，成为我的某种可亲可爱的东西。[……]

就是根据这个瓦尼契克·乌姆诺夫的讲述，我们熟悉了叶尔肖夫 [85] 的童话故事《驼背小马》，把它读得滚瓜烂熟。

我们父亲对孩子们的品德极为关心，时刻观察，尤其是对两个哥哥，他们已是青年人了。我一次也想不起哥哥们有过单独外出的情况，父亲认为那是不成体统的，当时大哥将近十七岁，费奥多尔哥哥快要十六岁，他们即将离开父母的家了，尚且如此。他们经常骑自己的马到学校去，骑自己的马回家。我们的父母压根儿不吝啬，或者宁可说是慷慨大方的；不过按当时的观念来衡量，大概认为年轻人有少量的零用钱是不成体统的。我不记得哥哥们曾经有过若干可供他们自己支配的少量零钱，大概直到父亲把他们留在彼得堡那阵子，他们才认得钱。

前面我已提到，父亲不喜欢训诲人；可是据我现在觉得，他有个弱点。他经常反复地说，他是个穷人，他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应当自己去开辟生路，他死后，他们将沦为乞丐等等。这种话描绘了凄凉的前景！我还想起父亲的另外一些话，那不是教诲，或者宁可说是阻止和警告。我已经一再说过，费奥多尔哥哥是个烈性子人，坚决捍卫自己的信念，而且一般说来言辞十分锋利。对于哥哥方面这种表现，爸爸屡次说：“喂，费佳，改一改吧，否则你必定倒霉……你非去当兵不可！”我引用这种话，根本不是把它当作预言，预言是预见的结果，父亲可是从来不愿意也不会认为他的孩子们会干什么坏事，因为他是相信自己的孩子的。我引用这话是为了证明哥哥在青年时期的热情性格。[……]

1836年的秋季与1837年的冬季　母亲患病去世　家庭大变化　普希金去世的消息与费奥多尔哥哥患病

……从1836年秋天起，我家的气氛很悲惨。妈妈从初秋起便患了重病。作为医生的父亲自然是知道她的病的，不过他分明希望以延长和维持母亲的生命来安慰自己。她的体力衰竭得很快，不久便不能梳理她的又浓又长的头发。梳头的手续使她十分苦恼，把自己的头交给别人摆弄她又认为不成体统，所以她决定剪短头发。我记得这一情况，因为那使我万分吃惊。从1837年年初起，妈妈的病情恶化，她几乎起不了床，二月份起，彻底病倒在床上了。这个时期我们家客人络绎不绝……经常有人来我家探望。从上午九时起，以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利赫吉尔为首的医生们来了。他们出于对同事——我父亲的同情，每天来看望妈妈并举行会诊。一瓶瓶药水和盛在杯子里的各种排泄物在窗台上堆得满满的，每天收去，换上新的。晌午时，姨妈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来了（不过在妈妈重病期间，她是一个人来的，没有让外婆陪着来），一直待到傍晚，有时留下过夜。下午四点钟光景，至亲和远亲从各方面走拢来，如果不是与妈妈见见面（旁人不许接近她），就是向爸爸表示同情。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库玛宁、舍尔、涅奥费托夫、娜斯塔西娅·安德烈耶夫娜·玛斯洛维奇以及许多其他人经常来看望妈妈。我记得，他们来看望并没有给爸爸以安慰，只使他忙于应付，他得向每个来人介绍病情，这只使他心里难过。我觉得来探望的人对此心里也是很清楚的，不过出于礼节和惯例，他们还是来了。傍晚六点钟左右，医生们又来作下午会诊。这是我们童年时期生活中最痛苦的时日。但又不足为奇！我们准备好随时失去母亲！简而言之，我们家发生了大变化，结局是母亲死了！二月底，医生们向爸爸宣布，他们的努力无济于事，悲惨的结局不久即将来临。父亲悲痛欲绝！我记得妈妈临死前的一夜，即2月26日至27日的夜晚。妈妈大概是快要死了，神志非常清楚，要求把救世主的神像给她，先为我们大家祝福，以微弱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祝福我们，规劝我们，随后她又想为父亲祝福。此情此景令人断肠，我们都号啕痛哭。这之后不久便进入弥留状态，妈妈神志昏迷，到2月27日早晨六点多钟，她去世了，终年三十七岁。那天是谢肉节周的星期六。葬礼的一切准备工作，一日三回的追荐亡魂，缝制丧服以及其他等等，极为哀痛，又极为疲劳。3月1日，星期一，大斋期的头一天，举行葬礼。

母亲死后没多久，父亲开始郑重地考虑到彼得堡去（他一次也没有去过），他想把两个大儿子带到那里去进工程学校 [86] 。

应当说，早在很久以前，父亲便通过玛丽雅医院主任医生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利赫吉尔向维拉摩夫交了一份申请书，要求接受两个儿子官费入学。维拉摩夫的回信很客气 [87] ，母亲在世时就已收到，到彼得堡去的事当时就定下来了。但是这次出门给耽搁了。不过在交代推迟的原因之前，我先讲一讲普希金的死对哥哥产生的影响。

我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普希金死了的消息在我母亲的葬礼以后才传到我家。原因恐怕就在于我们家有丧事，全家人都待在家里没有出去。我记得哥哥们听到这一噩耗及所有详情细节后，几乎要发疯了。费奥多尔哥哥在和大哥的讲话中一再说，要不是我们家有丧事，他定会要求父亲允许他为普希金戴黑纱。当时，莱蒙托夫哀悼普希金之死的诗 [88] 自然还没有传到我们这里，可是哥哥们不知从哪里搞来另外一首诗，作者是谁我不知道。他们经常念这首诗，使我到现在还记得烂熟。诗是这样的：

命运之神得逞，诗人消隐，

祖国的文坛荒芜了！

普希金死了，普希金不见了，

永远离开了我们。

北国呀，北国，你的天才在何处？

赞颂你的锦绣山河的歌手在何处？

你的欢乐的带头人在何处？

我们的普希金在何处？——他消失了！

是啊，强大的灵魂，他消失了，

他背弃了大地！

他升腾得比乌云还高，

飞向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89]

差点儿耽搁了父亲的彼得堡之行的原因是费奥多尔哥哥病了。他无缘无故地得了喉疾，嗓音倒了，费老大的劲才说得咿咿唔唔，几乎听也听不清。这病是那么顽固，任什么方法也治不好。各种办法都试过，未见效验，父亲自己是个严格的对抗疗法医生，他决定按照其他顺势疗法的医生们的意见试一试。于是费奥多尔哥哥与家里的生活几乎隔离开来，连吃饭也单独在另外一张桌上，免得他闻到我们健康人吃的食物的气味。不过顺势疗法也没有明显的效验，时好时坏。后来旁的医生劝父亲还是上路吧，不要等哥哥的病彻底痊愈，他们认为在一年中的风和日丽的季节旅行，于病人可能有所裨益。事情果真也就这么办了。只不过，我觉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哥哥落上了这毛病，影响了他一辈子。凡是记得他说话的嗓音和习惯的人都会同意这一看法：他的嗓音不太自然，应该说是胸音较重吧。

在这之前，哥哥他们也到三一修道院去了一次。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姨妈照例每年春天要到三一修道院去朝拜，这一年她坚决要求父亲让两个大儿子在他们离家去彼得堡之前跟她一起去朝圣。后来我常听姨妈说，两个哥哥在旅途上经常背诵他们记得的许多诗歌，供姨妈解闷。

爸爸从彼得堡回来后本来打算搬到乡下去住（他已退职），所以在去彼得堡之前他想给妈妈的坟墓上立一块碑。碑文他让两个哥哥去选。他们俩决定墓碑正面只题写姓名及生卒年月日期。墓碑背面他们选用卡拉姆津的诗句：“安息吧，亲爱的亡人，直到欢乐的早晨……” [90] 这美丽的诗句就刻在墓碑上。

动身的日子终于来临。约翰·巴尔肖夫神甫做了送行祈祷，出远门的人坐上由新缴来的马驾驭的马车，启程了。马车开动时虽然只有一刹那，然而四十年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哥哥还在一篇《作家日记》 [91] 中诗情洋溢地提到这次远行。我和哥哥们分别，直到1841年秋天才重新和他们见面。

由于父亲外出，家里只剩下我们几个孩子，由保姆阿莱娜·弗罗洛夫娜照料；不过还有人极关切地监护我们。瓦莲卡姐姐成了一家之长，当时她已满十五岁，父亲离家期间她一直在搞德译俄的笔译工作，据我目前记得，译的是科采布 [92] 的戏剧作品，是费奥多尔·安东诺维奇·马尔库斯提供给她的。此人每天顺路到我们家来了解是否一切顺利，看看我们所有的孩子。好像也是他，每天掏钱给我们买饭菜作伙食，总之他是主人。我忘记交代，母亲安葬时的一应麻烦事务也是这个真正的好人揽了去操办的。除了他来看望之外，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姨妈和奥尔迦·雅科夫列夫娜外婆也常来看望我们。姨妈看到我们，尤其是看到薇罗奇卡、尼古拉和萨申卡，总是伤心痛哭。和我们分手时，她常常挨个儿给我们每个人画十字，从前母亲在世时她是不这样做的；她大概想以此来表明她对我们担负起做母亲的一切责任。

父亲离家一个半月以上，回莫斯科时已是七月间了。

我记得爸爸兴奋地讲起彼得堡和他在那里的逗留，讲到旅途情况。彼得堡的木砖铺的马路，乘火车到皇村去，巍峨耸立的伊萨基辅大教堂以及其他许多事物。

回到莫斯科以后，爸爸没有放弃他原来的打算：退休，一锅端搬到乡下去经营庄园。不过等他办理了退休，领了养老金，料理好他的大小事务，已经到了八月份。乡下派大车来搬运我们的寒伧的家当。瓦莲卡姐姐得跟着爸爸到乡下去。我呢，他们决定送我进车尔马克寄宿中学去，等于以前哥哥们的位置。[……]两个小妹妹，薇罗奇卡与萨申卡，还有小弟科里亚，当然也要跟随爸爸和忠实的保姆阿莱娜·弗罗洛夫娜一起搬到乡下去……

分别的一天终于来临。爸爸在一天早晨乘车带我到列昂季·伊万诺维奇·车尔马克的学校，让我全寄宿在学校里。[……]

临了，我不能不谈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等等向我表示过对父母亲的看法。这事情还不太长久，大约正是七十年代末吧，我已经在彼得堡了，有一回和他谈起我们的往事，提到父亲。哥哥顿时激动起来，抓住我的上臂（这是他说知心话时的习惯），热烈地说：“弟弟，你知道吗，这真是一些先进人物！……即令到现在，他们也是先进人物！……弟弟，我和你……成不了这样关心家庭的人，这样的父亲！” [93] 我童年时代在父母家里的生活，即我的生活的第一单元的回忆，就到此结束吧。

第二单元

父亲被打死

[……]从母亲去世到父亲从彼得堡回来，这段时间是他活动繁忙的时间，他在工作的时候忘记了自己的不幸，或者，至少是情绪正常地忍受下来，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后来收拾行装，迁居乡下也费了他许多心思。最后他到了乡下，这时已值秋冬季节，连田里的农活儿也停止了……经过二十五年辛辛苦苦的工作之后，父亲发现自己竟蛰居在两三间乡间小屋里，而且没有任何社交活动！他当时四十六七岁，中年丧偶，成了鳏夫。据保姆阿莱娜·弗罗洛夫娜说，开头一个时期，他就大声说话，当成自己是在跟亡妻谈话！又用妻子常说的话回答自己……这样的情况，尤其是他一人独处时，几乎到了神经错乱的地步！ [94] 不管这一切，他渐渐开始滥喝酒。这期间他把从前在莫斯科我家当差的使女卡捷琳娜收在房里。在他这样年纪，这种境况下，谁会特别去指摘他呢？凡此种种情况（父亲自己也意识到），迫使他把两个大女儿，瓦丽娅和薇罗奇卡，送到莫斯科的姨妈家去。瓦丽娅自1838年春天起就搬到那里去住，薇罗奇卡同时被送到寄宿学校去，那是路德新教的彼得保罗教堂办的学校，也就是瓦莲卡念书的地方。我最后一次在乡下居住期间，即1838年夏天，我一点也没有发现父亲的生活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尽管这只是我自己的观察。对了，父亲见了我可能有几分不好意思吧。不过到了深秋和漫长的冬天，他又只剩下孑然一身了。他显然嗜酒更深了，几乎经常处于不正常状态。春天来临，未见有什么好转。我们想到1839年5月27日 [95] 也就是父亲死前几天，他给费奥多尔哥哥信中的近乎绝望的话，我们也就了解他当时处于一种什么心情了！……就在这期间，在切列莫什尼亚村靠近树林边的田野上，有一伙农民在干活，大约十至十五个人左右；可见事情是发生在离住所很远的地方！农民们在搞一件什么事情没搞好，也可能仅仅是父亲觉得搞糟了，他冒火了，开始大声呵斥他们。其中一个农民，比较粗鲁，拿脏话破口大骂，回击父亲的吼叫。接着，他骂了脏话又害怕后果严重，便吆喝道：“伙计们，揍死他！”这一声吆喝，为数达十五人的农民，一拥而上，自然顷刻之间就把他打死了！……

所谓临时调查组的人员，立刻像一群老鹰似的从卡西拉县下乡来。他们的头一桩事情自然是摸清农民们为了把这件罪行隐瞒下去能出多少钱！我不知道他们定了什么数目，也不知道农民们一时之间从哪里搞来这一笔数字大概不会太小的款子，我只知道临时调查组得到了满足，父亲的尸体被解剖，结果说是他死于中风，遗体就葬在莫纳迦罗伏村教堂的墓地里。

父亲死去、安葬以后不到一星期（我现在记得是这样），奥尔迦·雅科夫列夫娜外婆就到达罗沃耶村来，姨父叫她来照看我们几个孤儿。外婆自然到莫纳迦罗伏村父亲的坟上去祭奠过，又从教堂拐到霍嘉英采夫庄院。霍嘉英采夫家的夫妇俩没有向外婆隐瞒爸爸之死的真实起因，但他们也没有建议外婆或其他近亲为此事提出申诉。举出的原因如下：

二 [96] ，很难设想那个枉法的临时调查组会让人家去揭露它；复验尸体极有可能依旧是那个假的结论。

三，就算父亲被打死的案件真相能够彻底揭开，那么其结果也必将使遗属们彻底破产，因为几乎整个切列莫什尼亚村的农民都得去服苦役。

正是由于这些考虑——如果这件事还能有些考虑的话，父亲被打死的真相未被揭露，罪犯也没有受到应得的惩罚。哥哥们知道父亲之死的真实原因大概比我早，但他们也未作声。我呢，当时还被认为是年龄尚小。[……]

第三单元

迁居彼得堡　进建筑学院之前住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哥哥处的生活

[……]在秋天的苍茫暮色中，乘车经过彼得堡的著名大街——海滨大街、涅瓦大街和商队大街，给我的印象并不好，走进我哥哥 [97] 的阴暗低矮的住所更使我失望。当时哥哥住在靠近练马场的商队大街上，他从那里上工程总校军官班路很近。他租了一套寓所，有两间卧室，外带前室和厨房；不过这套房间不是他一个人独用，有一个同学阿道尔夫·伊万诺维奇·托特列边与他同住。托特列边住前室进来的第一间，哥哥住第二间，每个房间有两扇窗户，但房子十分低矮、阴暗，再加上甲虫牌的烟草的烟雾经常缭绕在天花板下，弄得房间上部经常烟雾腾腾的。我在暮色溟濛中闯进哥哥的寓所。第一次与费奥多尔哥哥见面似乎也不甚亲热。他对大哥比较关心，我起初甚至觉得自己处于尴尬境地。哥哥把我介绍给阿道尔夫·伊万诺维奇·托特列边，他心肠甚好，对我颇有照应。两个哥哥关在自己屋里，把我撇在托特列边的房里。晚上睡觉时也是两个哥哥单独睡在自己房里，我睡在托特列边房间里土耳其式的长沙发上。米哈伊尔哥哥逗留在彼得堡时期一直就是这样。他到雷维尔 [98] 去以后我才搬到费奥多尔哥哥的房间里去住，但毕竟没有享受到哥哥的同胞手足的特别关怀。

仔细想想两个哥哥当时以及后来对我的态度，我得到一种看法，他们持这种态度是因为怕我把自己看得跟他们一般大小，怕我会目无兄长，所以故意对我摆出傲慢的态度，当时我就觉得这种态度十分可笑，但毕竟使我跟他们疏远了。[……]

我对彼得堡的最初印象是不好的。尽管涅瓦大街、海滨大街的美丽风光使我着迷，可是我作为真正的莫斯科人，看什么都有点儿疑疑惑惑，不肯遽然相信街上显现的美景，而行色匆匆的行人则使我颇为吃惊，和莫斯科人的庄重安详的步履比较起来，我还是喜欢莫斯科人的庄重和从容不迫的气度。何况在街头度过两三个钟头，无论多么美妙，也无法补偿我在家里感受到的极端的苦闷。

米哈伊尔哥哥到雷维尔去了。费奥多尔哥哥一早就上工程学校军官班去念书了；与他同住的托特列边也上学去了；整个上午只有我一人在家。起初哥哥迟迟不肯指导我准备入学考试，寓所里也没有文学读物，我烦闷极了。后来我终于想出办法来，自己花钱到图书馆登了记，把书借回家来看。当时的月租是一个半卢布，此外再缴七个卢布的押金。从此我经常埋头看书看杂志。旧书当中，我按照哥哥的建议看了瓦尔特·司各特的全部作品。阿道尔夫·伊万诺维奇·托特列边的亲哥哥爱德华·伊万诺维奇经常来看他，爱德华后来成了著名的工程师，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者，希普卡 [99] 的英雄，托特列边伯爵。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个默默无闻的上尉，三十来岁，甚至还稍微出头一点。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我听说，他在工程总校学完军士级技术员班的课程以后，由于某种原因未能进入军官班，却被派到一个什么工兵部队，在那儿一直做到陆军少将。所以，说实话，他也遇到这种反常的情况，尽管他后来成了著名的伟大的工程师，却还得算是工程学院的肄业生。[……]

哥哥与阿道尔夫·托特列边同住的时间并不久。我记不得他们是什么时候分开的，我只记得十二月间我生病时，我和哥哥已经单独居住了。 [100]

我生的什么病，现在我已经说不确切，——好像是我不知怎么着了凉，变成极严重的伤寒类热病，至少是我病了很久，最后终于失去知觉。哥哥尽心尽力地照顾我；医生每天来看病开方，哥哥亲自给我吃药。但这时又发生了一起意外事故，把哥哥吓了个半死，并且也是造成我的病痊愈得极其缓慢的原因。情况是这样：在我生病的同时，哥哥自己也在治病，使用一种外敷药水。有天夜里，哥哥一觉醒来，想起我该吃某种合剂了，迷迷糊糊地摸错了药瓶，把他的外用药水倒在匙子里给我喝。我接过来立即喝了下去，但顿时大叫起来，因为我觉得嘴里像火烧，五脏六腑也烧了起来！……哥哥一瞧瓶上的标签，确信自己搞错了，悔恨得直揪头发，立即穿上衣服，跑去找那替我治病的医生。那位医生当即赶来，察看了哥哥给我误服的外用药的药瓶，开了一种解药，说这件事可能要耽搁我身体的康复。谢天谢地，总算没有出岔子，至于我的康复倒确实是给耽搁了，我和哥哥都确信是如此。

我的身体开始康复，这时又出了一件意外事——哥哥病了，只得住在工程总校的医院里。[……]

从1842年年初起，哥哥觉得原来的住所不舒服，开始另外寻找房屋；经过长久的寻找，看中了伯爵胡同里普梁尼齐尼科夫家宅子里的一套房间，靠近弗拉基米尔教堂，我们于二月或三月间搬了过去。这套房间十分敞亮，看了很令人高兴，包括三个房间、前室及厨房。第一间是公用的，类似会客室，旁边是哥哥的房间，另一边是一间很小的然而完全独立的房间，归我使用。

有两个人相当频繁地到哥哥的住所来走动，这两个人于我是生疏的，后来我也认识了。

一是康·亚·特鲁托夫斯基 [101] 。当时是个挺讨人喜欢的年轻人，也在工程总校念书，比我哥哥低一年级，那时他还在军士级技术员班的高年级念书，经常来找哥哥。当时他的绘画就很出色，常常用普通的铅笔在一张小纸片儿上作各种练习；我这里到现在还保存着他的画，是当时在哥哥处作的，画的是一个背着手摇风琴的流浪乐师。后来特鲁托夫斯基在工程总校的军官班毕业，立即放弃工程师的职位，进了美术学院，认真学习，后来达到美术学院绘画系毕业生的水平。自从1842年认识他以后，我没有再遇到过他，不过回想起来他总是很讨人喜欢的。他死于1893年3月17日。

二是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格里戈罗维奇。这个人是哥哥在工程学校的同学。这时他开始经常上哥哥处来，后来，我进建筑学校后，他似乎和哥哥住在一起。在我所写到的那个时期，德·瓦·格里戈罗维奇是个年轻人，二十一岁光景，与哥哥年龄相若。他是个生性快乐又健谈的学生。关于他，当时我知道下述的情况：他念到军士级技术员班高年级时，完全停止上技术课，集中心思埋头作画，比如，当奥斯特罗格拉特斯基讲课时，他静悄悄地画下老师的像。最接近他的教师和督察老师通过他家里的人采取各种措施无效以后，决定将此情况上报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大公爵。大公爵在报告上批示道：“与其做个蹩脚工程师，不如做个好画家。”下令让格里戈罗维奇退学。因而，1842年他已经穿上便服，并且似乎在美术学院专攻绘画了。他是个黑头发男人，个子很高，当时又非常瘦。那时他的极其出色的特点之一是他能惟妙惟肖地模仿他所十分熟悉的人的说话声音。他是个大戏迷，能极其逼真地、自然地模仿当时各种演员的声音说话。经常是他一开始朗诵：

在崩溃中的乱哄哄的世界上，

我把爱女的坟墓寻找…… [102]

大家就不由地说：这是卡拉蒂金。或者，当他用唱歌般的声音咋咋呼呼地朗诵：

俄罗斯的军队，燃烧着复仇的怒火，

急急忙忙驰向敌人的驻地。

刚一发现敌人，便立即加快步伐。

然而密簇簇的利箭，犹如盛夏中下起冰雹，

这箭雨——战斗的先驱，顷刻向我们飞来…… [103]

于是大家都笑了，叫道：“托尔钦诺夫，托尔钦诺夫……”他的模仿确实像得惊人！他能模仿许多曲调，学唱当时上演的格林卡的新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中的几首歌曲。

格里戈罗维奇一来到哥哥处，时间总是过得十分愉快，因为他滔滔不绝、一刻不停地讲戏剧界的情况，一般说来总是些有趣的事情。从我进入建筑学校以后，就没有再见到过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但是我对他始终怀着最愉快的回忆。这里我写到他的只是我所能觉察到的一些情况。这位杰出人物后来的成就与他的文学著作是全俄罗斯闻名的。

这里我还要提到哥哥处举行的三四次晚会，有几个军官——哥哥的同学前来参加，目的是打牌。我不知道后来如何，在军官生涯的初期哥哥对玩牌是很入迷的，况且打牌开始时只玩朴烈弗伦斯或惠斯特，不过晚会结束时总是狂热地玩班克或什托斯。 [104] 我记得，在这样的晚会上我做总管，给全体客人斟茶，和听差叶高尔一起送到哥哥的房里去，他们在里面玩牌。送过茶以后总是上潘趣酒，给哥哥一杯或两杯。

题解：

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5—1897）是作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弟弟，土木工程师。1849年毕业于建筑专科学校，后在各地任建筑师。1890年退休，后来迁居彼得堡，不久去世。

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最初于1875年动手撰写童年时代的回忆录。八十年代初写出二稿（写成给奥·费·米勒 [105] 的书信的形式，原稿保存在文研所手稿部），供米勒写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之用（见《传记》 [106] ）。回忆录于1896年7月16日告成。

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的儿子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是著名的地理统计学家，俄国地理学会的学术秘书，他这样描述其父亲的回忆录：“它不以文艺性的描述见长，不涉及广泛的政治问题或社会问题，仅作朴实易懂的叙述。” [107] 这篇回忆录十分详尽地写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母的家庭（小辈们在家中长大），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和几个哥哥求学的车尔马克寄宿中学，他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起在彼得堡度过的为时不久的生活，他在建筑专科学校度过的几年；当时和哥哥的次数不多的见面以及若干友人。其余的完全写到他自己：他在外省的生活，在南方各地的新的会晤，他对人的观察与印象（全是些生疏的外人），仅在个别地方写到他和兄弟们以及亲属们在不同时间里为数不多的几次会面，在彼得堡，在莫斯科……不论书中提到什么，其核心是他，而且仅仅是他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这是一本关于自己和自己的生活的《纪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被作者当作他个人生活纪事中的其他有关人员一样，一视同仁地加以阐述。论血统，他们为亲兄弟，一个家庭里的成员，在青年时代，尤其在童年时代，他们具有相同的生活兴趣。这篇纪事可以作为其后永远脱离狭隘的小市民阶层的那个人的传记材料，其主要意义和价值就在这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性格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情况下形成的？纪事中有极为详尽的答案。然而，至于他的内心生活，精神上的成长，他的心灵怎样对周围的环境作出反应，周围的人和事激起他的什么思想感情，这些问题在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那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因为这不在他的注意力的范围之内。这篇《回忆录》的短处在于此，长处也在于此。它的特点是那种“大事记式”的粗略、“朴实”的记述，对于作者所述是否真实，作者是否把回忆录中的主人公当作具有某种品质的人，对他的思想，他创作的作品，完全没有偏见……这方面几乎不会有人去怀疑。

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不把他兄弟的伟大意义放在眼里，对他甚至没有丝毫的崇敬的意思。他们是兄弟，生活在同一个环境里，同样的人们中间，兴趣和理解水平仿佛也是相同的，可是内心方面，心理和思想方面，他们却相去很远。据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的看法，这一“特殊性”使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有可能对兄弟作“完全客观”的观察。此处，回忆录中表现出“作者的某些个性特点”：“水晶般的纯正，真实，准确，认真。”这些特点也使得回忆录“在研究作家的历史和生活的工作中用来确定各种事实资料时特别有价值”。他的女儿瓦尔瓦拉·安德烈耶夫娜，夫家姓萨瓦斯季扬诺娃（《家族纪事》，页174—175），也谈到过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的准确和认真仔细，这两个特点跟他的极其沉静的气质是十分符合的。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确认他和安德烈弟弟之间由于这种“特殊性”，只有某种“冷淡的”关系。他在1869年9月17日给迈科夫的信中写道：“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弟弟同我的关系相当疏远（尽管连极微小的不愉快都不曾有过）。”（《书信集》，第2卷，页214）1862年4月6日，他在给安德烈弟弟的信中写道：“我有一切理由爱你，尊敬你，没有一个理由忘记你。”（《书信集》，第1卷，页307）显然，他们互相感觉到在感情上是有些疏远的，如果不能不相信他们没有理由忘却的话。

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录不仅是重要的，实际上几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轻时的生平经历的唯一史料。这种独特的“家史”委实写得极其平淡，的确丝毫没有想要“组织一番”的奢望，更说不上来“解答”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了。回忆录表现了外省建筑师的特性，他大概主要是在外省城市造房子，计算单元的数量。

有意思的是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把他的《札记》（回忆录）分为单元。对我们来说，有价值的是前面三个单元，其中尤以第一单元为最。

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录最初是由他的儿子安·安·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930年以单行本出版。收在本书里的是经过删节的第一章至第三章。原文根据文研所手稿部保存的手稿重新核对过。

回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亚·伊·萨维里耶夫

我冒昧地在《俄国旧事》上发表我的回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青年时代的文章。当时他是工程总校的学生（学员），我在学校任值班军官，因而熟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并且与他友善。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1838年通过会考进入工程总校来到我手下的，从他来校的开头几年到1843年由军官班高年级毕业担任公职，他在一切行为举止、兴趣爱好和习惯方面，都与其他的同学显著不同，是那么独特，另有一功，使大家一开头只觉得他古怪，不自然，不可理解，只引起人们的好奇和怀疑，但是后来当大家看到他的古怪于任何人都没有损害时，师长们和同学们对他的怪癖也就不再理会。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为人态度谦逊，队列勤务和功课完成得无可指摘，不过很相信宗教，虔诚地履行东正教徒的职责。在他那里总是可以看到《四福音书》，茨舒盖的《Diestunden derAndacht》（《祈祷时刻》）以及其他书等。上过勃鲁埃克托夫神甫的神学课之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要跟神学教师长谈。这些情况在同学们看来十分引人注目，故而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修道士福迪 [108]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生性沉静，不动声色，对同学们的消遣娱乐似乎无动于衷；不论是在学校里每星期举行的舞会上，还是在“捉人，酒吧，打棒”的游戏中，或者在合唱团里，都看不到他。不过他倒是积极参加使其余学生感兴趣的许多活动。大家很快就喜欢他，常常听取他的意见或建议。不应当忘记，当时一百多人（一百二十五人）整个星期生活在与外界隔绝的军事学校里，没有生气，青年人没有沸腾的热情。当时的学校乃是一片特殊的小天地，有它自己的风气、习惯和规矩。起先学校里以德国派的人占优势，因为长官与学员中大部分是德国人。后来，到六十年代，绝大多数学员又是波兰出生的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那时只好常常给这两种人搞搞调和。同学们蓄意要调皮胡闹（所谓反击啦，演搭桌戏啦等等），他善于加以劝阻。不过，他的威信也有无济于事的时候。比如，常有这种情况，他的同学对“小松鸡”（新生）态度专横，对校役勤杂工态度粗暴，这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便成了这样的一种学员，他们严格遵循自己的almaemater [109] 的规矩，以各种方式支持同学间的诚实和友谊，后来他们之间就终身保持了这种友谊。这是一个共济会组织，内部有誓词和誓约的约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反对对上司的逢迎献媚，看到阿谀奉承他是无法平静的，哪怕这奉承拍马能使某人摆脱困境或获致好处。根据他的平静的不动声色的脸容，可以猜到他的心情是忧郁的，这种性情也许是得之于父母吧。如果要求他坦率相告，那么他往往会用孟德斯鸠的话来回答：“Nedites jamaislaveritéaoxdépensdevotrevertu.” [110]

我经常下工程总校的学员连队去，有可能考察连队内部的整个生活，跟学员们搞得很熟，经过短暂的观察，也熟悉他们的性格、兴趣和习惯。回想起久已过去的往事，我只能说，当时我观察属于我管辖的学员们，他们的思想品质和缺点，有许多是在他们后来的生涯中也依然保持着的。有一种品质，那就是学员们对他们求学过的学校的爱，对师长的尊敬和同学之间的友谊，并没有随着岁月而消逝。

共同生活了四年的青年人中间存在着这些品质，无论如何不能说这些品质没有改变。大部分青年由于性格的特点，由于所受的教育和教养，是很容易受共同的情绪、同学的情谊和当地的风俗习惯的影响的。但是也有不少青年，他们的思想气质是永远不会变的；他们从青年时代到垂暮之年丝毫未变。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便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年轻时从外表上看来就像个老头子，与他在成年时期并无二致。他在青年时期就不能容忍他的年龄相若的同学们的风俗、习惯与观点。在一百多名同学当中，他找不到几个人是真诚地同情他，同情他的观念与看法的，他只在同学中选择一个别烈谢茨基便满足了。别烈谢茨基也是学员，不过是高年级的。这位青年为人谦逊，才气横溢，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也喜欢孤独，俗话叫作孤僻的人，独来独往（hommeisolé [111] ）。我在值班时常常看到这两个朋友。他们经常待在一起，或是看《北方蜜蜂》报，或是看当时诗人如茹科夫斯基、普希金、维亚谢姆斯基的作品，或是看石印的、教授们的讲义。星期二，当同学们在普通跳舞训练课上跳舞，或者在练兵场上游戏时，可以看到别烈谢茨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朋友在小房间里踱步。夏天，他们在彼得果夫营地时也可以看到这种情景。除了队列课与专业课他们必须参加之外，两位朋友总是逃避上级的管教；全体同学在军官陪同下到“亚历山大”花园去散步，或者去洗澡，他们从来不去。同样，在向萨帕松喷泉的阶梯一窝蜂地冲去的人当中也看不到他们俩，如此等等。两个朋友夏天的学业与消遣和冬天时一样。

用不着特别的观察便可看出这两位朋友身上具有特别优秀的思想品质，比如，他们对穷人、弱者以及无自卫能力者怀着同情。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烈谢茨基的这种思想品质在冬天表现得比夏天更多。比如，看到同学们以粗暴的态度对待勤杂人员和小松鸡们（刚入学的学员），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烈谢茨基便用一切办法制止这种司空见惯的暴力，同样也用一切办法保护学校的看守及其他各种校役。学员们公开对抗和捉弄外语教师，尤其是德国教师的种种行径，常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烈谢茨基愤慨。利用他们在同学中间的巨大威信，他们，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烈谢茨基，或是制止捉弄教师的勾当，或是打消这种念头。只有那种突然发生的事情他们无法加以制止，比如，下课时发生这么一件事：学员奥骑在某德语教师身上，从被人称为西伯利亚的第四教室的敞开的门里冲了出来。这一桩恶作剧自然并没有不了了之。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烈谢茨基的裁决，肇事者被高年级同学狠狠揍了一顿。

对穷人和没有自卫能力的人的同情，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身上大概很早就产生了，至少是在童年时代，他生活在莫斯科的父亲的家里时就有了。他父亲当时在彼得与保罗教堂附设的贫民医院里做医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每天可以在父亲的窗口前看到许多穷人、乞丐和衣衫褴褛的贫民，聚集在医院的院子里、楼梯上，或坐或躺，等候施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工程学校里也保持着对人的同情心。作为该校学生（学员），夏天，学员连步行到彼得果夫营地去，在老基肯卡村宿夜，他势必会看到另一种穷人——近郊农村的农民。这里呈现出一片赤贫景象，穷困到了惊人的地步，缺乏谋生的手艺，土地贫瘠，失业。主要原因全在于附近有奥尔洛夫伯爵的富裕的庄园，伯爵需要的或他的管事需要的一切东西，都由他们自己人就地制作。惊人的贫穷，破烂的小屋，大群的孩子，缺吃少喝，更增加了年轻人对老基肯卡村农民的同情。陀思妥耶夫斯基、别烈谢茨基以及许多其他同学攒钱，凑在一起，分给最穷苦的农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青年时代目睹的穷困现象是一种底布，高明的艺术家日后在这块底布上创作了他的《穷人》，这是丝毫不难理解的。青年学员们对获得战功的人怀有崇敬的心情，看到获得圣乔治勋章的人，崇拜战功的情绪更形强烈。这些得勋章的人为学员而工作，每天待在他们身边。11月26日，圣乔治勋章获得者谢尔科夫奉皇上之命，与学员们共进午餐，这一情况尤为显著。他讲的一八二八年战争的故事特别有趣。当时谢尔科夫以工兵的职务参加向白拉依洛伏与舒姆拉的进攻，挂彩之后还把一名受了重伤而躺在要塞壕里的军官背了出来。

根据职务，我每天到工程学校的学员连去，因为我比那些在学的青年稍长几岁，故而赢得了他们的好感。他们常常坦率地把片刻间的感想、他们的欢乐和痛苦告诉我。我有时不得不制止那些调皮捣蛋的事情，或者亲自出马，或者在年纪大的学员的协助下，把他们所策划的调皮捣蛋活动（即所谓拒绝回答所布置的功课，把它挡回去等等）加以制止。我值班时比较有趣的是格里戈罗维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和我聊天。他们两人都是极有修养的青年，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造诣很深；这两个青年，每人都以其独特的个性引起我的强烈兴趣。很难说他们的谈论谁比谁更出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谈吐中显出一种平心静气的、深思熟虑的气度；格里戈罗维奇则相反，说话有一种快乐生动的格调。他们两人都是搞文学的时间多，钻研学科的时间少；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图鲁诺夫与普拉克辛讲授的历史课和语文课[比较]感兴趣，对杰尔斯切潘诺夫与车尔涅夫斯基的微积分课则不大感兴趣。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还担任过石印的校报《雷维尔胡瓜鱼》的编辑。格里戈罗维奇从踏进工程学校的头一天起就不喜欢数学，用他的话说是“consideration calcul” [112] ，而且害怕数学教师；他感兴趣的是维克多·雨果、斯达尔夫人、薄伽丘、杜德万 [113] 等人的作品。格里戈罗维奇精通法文，有语言天才，博闻强识，常常口头引用翻译的拜伦及其他人的诗歌。

工程学校里的日常生活按规定的制度进行：课堂作业一天两堂，上午从八时到十二时，下午从三时到六时。晚上七时到八时学员们复习功课，八时至九时，或体操，击剑，或跳舞。这些相对比较灵活的课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是参加的，但某些课程却不见他的影踪。当学员们，他的同学们坐在小桌旁准备第二天的功课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总是跟一个同学（别烈谢茨基或格里戈罗维奇）在大休息厅里踱步，或者和值班军官闲谈。有时可以看到他待在某个同学处，给那个同学解释某个公式或投影几何的某个图形，像 [114] 这里是指米哈伊尔·罗曼诺维奇·西特洛夫斯基（1828—1880），后来做到议员，陆军中将。确实，他除了工程学校之外，还毕业于帝国陆军学院。他做过图拉省省长（从1859年起），出版总署主任（1870—1871），内务部部长助理（1871—1874）。 [115] 特洛夫斯基③等人对这种图真所谓一窍不通。更多的是看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替同学做作文。吹夜间休息号之前，所有学员，包括仆役在内，常常聚集在大休息厅里，听老文书依古姆诺夫讲故事。这个老文书是学员连的文书，长期置身行伍，在团里服务。为人非常正直，善良，很得学员们的爱戴，酷爱文学，记忆力极好。他对青年们有巨大的精神影响。他讲的俄国古代历史故事十分引人入胜，尤其是关于英热涅尔城堡，二十年代“神人教派” [116] 在该城堡中所过的生活，他们的稀奇古怪的宗教仪式（跳舞、旋转及唱歌），关于城堡看守人勃雷兹加洛夫 [117] 的故事，这个人身穿大红背心，缀着金色大纽扣，头上戴敷粉的假发和三角帽。冬天的夜晚，依古姆诺夫往往应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邀请，来到大休息厅，站在中央。所有的学员立即挤满了大休息厅，搬来长椅和凳子，寂静下来。依古姆诺夫记忆力甚好，完整地背诵茹科夫斯基的一首一首叙事诗，普希金的诗歌，果戈理的中篇小说等等。在场的人听了依古姆诺夫的背诵，欣喜异常，不仅鼓掌，每次还凑一大笔钱给他作为酬谢。

不应忘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待在工程学校期间，校内外的事件和他周围的人对他的精神上是有影响的。他的内心蕴藏着高尚的正直的感情，向我详尽倾诉了他对某些长官的深刻的不满。这些长官掠夺当时长期服役的士兵，激起他们的愤懑，比如巴土林将军，特利沙特纳伊将军（后被降为士兵），达基扬公爵，他是在高加索率领过部队的罗静男爵的女婿。达基扬公爵后来被降为普通士兵，关在鲍勃鲁伊斯克要塞。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俄国人普氏兄弟的恶劣行径感到愤慨。普氏兄弟之一是北美公司的经理，将阿留申群岛卖给了美国。另一兄弟侵吞残废军人的经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知道一批名单，这些人都是军界与官场上的头目，他们不是根据功绩得奖，而是凭家庭出身以及与军界有势力人物的关系。他知道工程学校某年级前任学监的恶劣行径：学生的家长给他送过钱或送过礼的，他就给那些学生行方便，作安排。除了我所提到的和不曾说过的情况之外，工程学校的一个教师托尔先生（著名的百科全书式人物） [118] 对学生中一切情况了解得都比我清楚。后来，他被辞退以后，学员们公开议论他的许多有趣的事情。他是三年级学员班的俄语教师，文学教师。他讲课时连高年级的学员也设法挤进去听课。谈到他时，无论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是其他学生，都讲不出他的哲学是什么体系，他跟随的是哪一个社会主义学者。只要知道他向青年们讲些什么东西就够了，他讲的东西他们既未听说过，也未看过，比如讲现今的真正的宗教，佛教和道教，共产主义和平均主义等等。他讲课时，学员在教室里爱坐哪儿就坐哪儿，所有的纽扣和风纪扣可以不扣，最主要的是可以抽烟。为了防备值班军官突然闯进三年级的教室里来，学员或者托尔教师本人不时在锁孔里张望。

现在很难说这种讲课对听讲的年轻人，其中包括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很可能是军事法庭的旧制度以及惩治严厉的旧规章激怒了当时的年轻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青年时代起就对担任军职没有好感，尽管学校当局（有一位阿·契·费列）对他十分器重，准备让他当“传令官”。有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担任传令官，去见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大公爵，走到他身边，做他的警卫，费奥多尔胆怯了，本来应当高声说：“向大公爵殿下……”，结果他说成“向大人阁下”，弄得长官和传令官本人都尴尬得够呛。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喀琅施塔特担任工程技术军官的时候，公务中的许多事情以及家里的迫害和法庭的惩处使他愤慨。他不能眼看着农奴囚犯戴着脚镣手铐在他的管区里劳动，也不能看着在喀琅施塔特担任警卫的部队中进行的惩罚而无动于衷。这些情况破坏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技术工作的好感。他作的图（建筑物的平面图和立体图，哨所及其平台图等等）往往不准确，比例不对，受到申斥或讽刺性的评语退回工程队……还给作者。凡此种种使年轻的工程师惴惴不安，无论我与同学们怎样安慰他，要他忍受失败的考验，他对担任军职已经心冷了。这时再加上使他苦恼的疾病，把他彻底压垮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退学了。

题解：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萨维里耶夫（1816—1907），据马克西莫夫斯基的《工程总校史抄》一书称，1869年，即该书出版那年，他“是尼古拉耶夫工程学校士官生连上校连长。1837年开始服役时在校任连级军官，1857年继斯卡隆上校之后被任命为连长，故而在校任职达三十有二年”。1884年晋升为中将。

萨维里耶夫是《军事百科辞典》的撰稿人，著有《俄国工程学史料》（《工程学论丛》，1853年），《军事工程学新旧技术语汇汇编》（1869），《俄国工程管理史大纲》（第一部，1879；第二部，1887）等书，还写过许多历史与考古学方面的文章，发表在《古俄罗斯与新俄罗斯》、《俄国旧事》及《历史通报》上（见《历史通报》，1884年，第3期，页691—692）。几篇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格里戈罗维奇以及其他工程学校学生的文章也出自他的手笔。（见《传记》，第一种页码，页35—38；《俄国旧事》，1900年，第8期；《新时代》，1896年，第7150号）

本文根据《俄国旧事》1918年第1—2期刊印。

回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康·亚·特鲁托夫斯基

1839年我进入工程总校（即如今的尼古拉耶夫工程学校）的第四班（初级班），当时我十三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那时在二班。我们低年级学生和高年级学生（当时称为“学员”）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入学的头一年对新生来说是毫无权利的一年，要受高年级学生的摆布。学校里存在着这样的风气：所有的高年级学生有全权对新生下命令，而新生则必须绝对地执行他们的命令。对他们的命令稍有违抗或表现出独立不羁，立即就会遭到他们极其残酷的惩罚。谢天谢地，这种野蛮的风气如今已经不存在了。

我本人则是以一种特殊情况处于受摆布的境地：由于我绘画比别人好，我常常应高年级学生的要求，大多数是遵照他们的命令，不得不替他们画图。或者画建筑设计图上的装饰，作建筑设计图，或者干脆画普通的画。“军官班”（如今的学院班 [119] ）的军官们有时竟将建筑设计图拿来交给我画，我只得给图中的建筑物添上柱头及装饰。

有一回，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请我替他做同一类的作业，我按他的要求做了之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我的才能产生了兴趣，他成了我的保护人，以对付高年级学生中那些粗暴的统治者。

当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瘦，脸色苍白泛青，浅色头发，稀稀朗朗，眼睛凹陷，然而目光深邃，炯炯有神。

整个学校里，没有一个学生像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跟军人的姿式不相称的。他的举止有点儿笨拙，而且还抖抖嗦嗦。制服穿在他身上挺别扭，临时不得不披挂在身上的背囊、圆筒军帽和枪，于他无异是一种铁锁链，他简直不堪其苦。

在思想气质方面，他也与那些多少有点轻率的同学们迥然不同。他总是独自凝神思索，空闲时常常在旁边的某个地方沉思地踱步，对周围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他始终心地善良，性情温和，但不大与同学来往。只有两个人，他常常与他们闲聊，长时间谈论各种问题。这两个人，一个是别烈谢茨基，另一个好像是亚·尼·贝凯托夫。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样与世隔绝的状态引起同学方面的善意的嘲笑，正因为这样他得了个“福迪”的外号。不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同学们的这种态度并不介意。同学们尽管嘲笑他，但一般说来对他还是怀着几分敬意。青年人总是感到这个同学在智力上和精神上有超群出众之处，——只不过有时候忍不住要取笑他一番。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学院班毕业后，就到圣彼得堡工程部任职。这时他住在弗拉基米尔街与伯爵胡同的街角上。

有一回，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街上遇到我，便问我是否在作画，看什么书，然后他劝我认真搞艺术（他发现我有才能），同时读一些伟大作家的作品。他请我有空时去看望他。我赶紧利用这一盛情的邀请，在头一个星期天就去找他。他的寓所在二楼，有四个房间：宽敞的前室，小客厅，还有两间房间；一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住着，其余的房间空无一物。他住的那个狭小的房间，又工作，又睡觉，里面有一张写字桌，一张长沙发，他当床用，还有几把椅子。桌上、椅子上、地板上都堆着书和写过的稿纸。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非常亲切地接待我，关切地询问我的功课。他跟我讲艺术和文学，讲了很久，提出一些作品，劝我看，还借给我几本书。保存在我的记忆中最鲜明的是他谈到果戈理的作品。他给我解释果戈理的作品的深度与意义，简直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我们工程学校的学生缺乏那种思想训练去理解果戈理，这是不难理解的：俄国文学课的教师，普拉克辛教授在我们面前把果戈理说成是毫无才气的，称他的作品是粗糙、肮脏的东西，毫无意义。然而当时果戈理的影响已经如此之大，青年人敏锐地感觉到那是一位新的伟大的天才，无论哪个老顽固教授都无法向我们掩盖伟大的果戈理的形象。我们津津有味地看他的《狄康卡近乡夜话》。对于我们青年人，不消说，他的作品的外在方面——幽默和抒情风格，给予我们的印象更为深刻。

后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建议我也看看其他俄国作家与外国作家的作品，尤其是莎士比亚的作品。遵照他的建议，我加紧学习法文；读课本，做翻译。总而言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通过他的谈话，有力地促进我的思想的发展，引导我的读书和学习功课。

1843年，我十七岁，念完工程学校的课程，转入学院班。我念学院班期间（在彼得堡）一直和一个叫别茹斯的同学住在一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偶尔也来看我。这期间，他完成了他的中篇小说《穷人》。 [120] 但是关于他的这部作品，在他拿出去发表之前，谁也不知道，因为他没有跟任何人谈起过他的创作。

1844年，我十八岁，照例坠入情网，和我的情人书信往还，我还写诗给她。

我以年轻人的坦率，把我的恋爱的种种波折告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兴致勃勃地描述我的情人的美貌，她的举止、言谈……这位可爱的姑娘名字叫安娜·利沃夫娜。家里叫她涅朵奇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喜欢这个名字，于是他就把他新作的小说题名为《涅朵奇卡·涅兹万诺娃》。 [121]

1845年，工程学院 [122] 的课程修业期满，我留在工程学校，尽管我还极年轻，才十九岁，但是担任了绘画课和建筑课的辅导教师，因为工程学校当局想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同时在美术学院进修。那时候，工程学校当局如果发现学生有某种才能，便尽量给学生机会以发展他的天赋才能。只消向已故的尼古拉·巴甫洛维奇阁下或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大公爵报告一声，说是学生有才能，尽可能给他便利，事情就成了。因为他们知道，任何人只有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工作，方能成为有用的人才。

当时有多少军人，领着薪饷，暂时离职，或是在美术学院进修，或是学音乐。

请原谅我说话离了题，因为我本人体验到他们对待我的高度通情达理的态度，我将永远感激这些人，对一切向上的愿望，如此充满同情……

到1849年之前，我全身心沉浸在绘画学习中，很少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见面。我偶尔去看望他一次，在他那里遇到过菲利波夫、彼得拉舍夫斯基及其他人等，他们后来同他一起遭到迫害。他们的意图我自然一无所知，因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认为没有必要把他们的计划告诉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有一回，1849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我的寓所住了几天。他睡觉时，每次总是请求我，如果他昏睡症发作，不到三昼夜不要把他埋葬。昏睡症可能发作的念头一直使他忧虑不安。

1849年底，有一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我讲起，他那里每逢星期五有个聚会，朗读和讲解文学作品，都是民众，也就是来聚会的小市民和工匠们所能够理解的作品。他要我也去参加这些晚间聚会。

不知为什么——至今我还想不起来，——我一直未能碰上这种聚会，对之一无所知。末了，好奇心占了上风，我决意去参加这种晚会，哪怕只参加一次。但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使我没能把自己的打算兑现，而且在短时期内改变了我的整个生活。我得悉我母亲去世了。学校立即给我假期，我到哈尔科夫省自己的庄园去了。到了乡下以后，我又因为分领地的事立即赴哈尔科夫，在那里我骇然获悉，恰恰就在我打算去的那个星期五，参加聚会的人统统被捕了。

1862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流放回来。 [123] 我那时住在彼得堡。当我看见获释的他跨进我的寓所时，我欣喜异常。他详细告诉我他的苦难的生活，他所遭受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迫害。尽管如此，他还是显得比过去健康。他的外表精神勃勃，他说他的癫痫发作的次数减少了。他对许多事物的看法彻底改变了……这几乎是最后一次见面。环境和生活把我们彻底分离了。

最后一次是在莫斯科，我匆匆见了他一面，他去参加普希金纪念像的揭幕典礼。

题解：

康斯坦丁·亚历山大罗维奇·特鲁托夫斯基（1826—1893），风俗画家，插图画家。1839年入彼得堡工程总校，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识。1845年毕业，留校做绘图课和建筑课的辅导教师。同年进美术学院。不过仍旧常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见面，替他画了像。1849年离开美术学院去到他父母的庄园。乌克兰的大自然与人民的生活给他以强烈的印象，成为他创作的主要源泉。他的作品浸透了对人民的爱，真实地反映乌克兰与俄罗斯农民的生活和风习（《库尔茨克省的轮舞》，1860；《索罗庆采市集》，1872；以及其他作品）。还应当指出，他替俄罗斯作家与乌克兰作家如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谢甫琴科等人的作品作了插图。

根据1893年一月号《俄罗斯评论》刊印。

[文学生涯的开始] [124]

亚·叶·里森坎普夫

1838年11月，亚历山大·叶果罗维奇·里森坎普夫为了进外科医学院学习，自雷维尔来到彼得堡，在工程学校看望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里森坎普夫在雷维尔与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 [125] 相识，后者托他捎一封信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里森坎普夫先生回忆道：“在工程学校城堡南面那间悄静的会客室里，我们度过了令人难忘的几小时。他以他所特有的那种兴致，向我朗诵了诗歌：普希金的《埃及之夜》中的诗，茹科夫斯基的《施马尔高尔姆斯基男爵》及其他，谈他自己的文学创作经验，只是学校里制度严格，不许他离校，他感到遗憾。不过这样对我在星期日午餐之前常去看望他反而方便。此外，每逢星期五我们还在瑞典人德·隆的体操房见面，德·隆住在工程学校城堡的一个小房间里。”

里森坎普夫医生这样描写当时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稍瘦，浅色头发，圆脸，鼻子微翘……浅栗色头发剪得短短的，高高的前额，稀疏的眉毛底下藏着一对不大的、凹陷得相当深的灰眼睛；脸颊苍白，有雀斑；面色灰白，带病容，嘴唇稍厚。他比他的老成持重的哥哥活跃，有生气，热情得多……他酷爱诗歌，但是写作只写散文，因为他没有足够的耐心在形式上进行加工……他头脑中思想的产生犹如漩涡中溅出水花……他的天生的绝妙的朗诵超过演员的自我控制。”

1840年底，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得到机会与哥哥见面，据里森坎普夫先生称，他哥哥是为了参加准尉军衔的战地工程师的考试而到彼得堡来的。1841年1月，他被提升为军官，其后待在彼得堡，直到2月17日。离开的前夕，他在自己家里邀集朋友举行告别晚会。

不消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在场，朗诵了他的两个剧本试作的片断（应当认为，剧本的试笔是由阅读席勒和普希金的作品所引起的）：《玛丽亚·斯图亚特》与《鲍里斯·戈都诺夫》。至于前一个剧本的情节，据里森坎普夫先生证明，时至1842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继续热心地在搞，促使他这样做的原因是德国悲剧女演员利莉·辽娃 [126] 扮演玛丽亚·斯图亚特一角给他以强烈的印象。陀思妥耶夫斯基想按自己的构思对这一悲剧性的主题进行处理，为此他在仔细阅读一些备用性历史著作。他的《玛丽亚·斯图亚特》以及《鲍里斯·戈都诺夫》的草稿在哪里，迄今还不知道。

正好是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自由地生活的头几年，他与哥哥的通信中断了一个长时期。

书信来往中的空白，在某种程度上由里森坎普夫医生的更为珍贵的回忆录作了补充。亚历山大·叶果罗维奇·里森坎普夫1842年7月到雷维尔去，与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见过面，秋天回到彼得堡，开始比较经常地去看望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里森坎普夫从他的哥哥处听说他的物质生活状况并不令人羡慕。经过实地核对，发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所住的一套寓所中，果然只有一间书房是生火取暖的。1841年及1842年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亚历山大戏院花费了不少钱，现在几乎把娱乐完全放弃了。当时亚历山大戏院很繁荣，他的钱一部分花在看芭蕾舞上（不知为什么他当时很喜欢看），另外一些则是花在像奥莱·布尔 [127] 和李斯特 [128] 那样名家演出的票价昂贵的音乐会上。现在，他上午到军官班去转一转以后就把自己关在房里埋头于文学写作。他的脸色是一种土灰色，干咳经常折磨他，早晨尤其剧烈；他的嗓子的特点是嘶哑得厉害；在患病的症状之上又增加颚下腺肿瘤。不过这一切都牢牢地瞒着大家，连做医生的朋友也是好不容易才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开上一点咳嗽药，强迫他少抽一些甲虫牌烟草。同学之中，当时经常来看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只有德·瓦·格里戈罗维奇，他在许多方面都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相反。里森坎普夫回忆道：“格里戈罗维奇年轻，举止灵活，身材匀称，面貌英俊，风度潇洒，生气勃勃。他的父亲是富裕的骠骑兵上校，母亲是法国贵族。他和陆军中尉托特列边是朋友，中尉当时就显示出后来闻名遐迩的苗头；他和演员拉玛尚诺夫也是朋友；他崇拜女性，喜欢女人，经常周旋于彼得堡最上层的社交界。”格里戈罗维奇由于天生爱好文学而与孤僻隐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感情很要好。据里森坎普夫先生记得，当时格里戈罗维奇正从法文翻译一个描写中国风习的剧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把正在写的《玛丽亚·斯图亚特》停下，热心地写起《鲍里斯·戈都诺夫》来，但同样也未完成。此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当时已经在写作各种中、短篇小说，作品的构思在他那丰富的想象中移花接木，互相替代。他平日阅读文学著作也保持这种效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似乎在工程学校时就写了《穷人》，里森坎普夫医生对此一无所知。 [129] ）俄国作家中，他当时特别喜欢读果戈理的作品，喜欢整页整页地背诵《死魂灵》。法国作家，除了他已经特别喜爱的巴尔扎克、乔治·桑与维克多·雨果之外，据里森坎普夫先生证明，他还看拉马丁 [130] 、弗里德利克·茹利埃 [131] （特别喜欢他的《恶魔札记》）、爱弥尔·苏维斯特 [132] 的作品，甚至保尔·德·科克 [133] 的部分作品也看。可想而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爱好越来越深。他必定把到军官班去听课当作一件苦差。要不是监护人吓唬他说如果他不去上学就要停止供给他钱用，他早就想把功课弃置不顾了。然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又是经常缺钱用的。

1842年11月，得到雷维尔来的消息说，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生了个儿子。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做他的教父，据里森坎普夫的看法，这种事情上他表现出一贯的慷慨。十二月，据我们从书信中知悉，自1841年起就住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处的弟弟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进了建筑学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只剩下一个人，因此他开始更加勤奋地准备军官班的毕业考试。与此同时，里森坎普夫先生也要认真考虑医学院的毕业考试。他们的见面不得不逐渐减少。

但是，里森坎普夫先生记得，1842年的大斋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忽然又有了一大笔钱（可能是监护人大大慷慨了一番以鼓励他勤奋学习工程学科），他让自己在艰苦的学习之后稍事休息，去听听再次莅临彼得堡的李斯特的音乐会，欣赏一下著名歌唱家鲁比尼 [134] 和黑管演奏家勃拉兹 [135] 的演出。复活节过后，四月间，他和里森坎普夫医生一起去观看《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的演出。 [136] 但是从五月份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又放弃一切娱乐，全身心地投入毕业考试的准备，考试从5月20日起一直持续到6月20日。其时，里森坎普夫医生也在参加自己的毕业考试。由于加紧温课，他病了，从6月30日起便卧病在床。这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突然来看他，费奥多尔变得叫人认不出来，他神色健康，心情愉快，对自己的遭遇感到满意，他郑重地宣布，考试顺利通过，以中尉军衔（的战地工程师）从学校毕业，还说到他的监护人给了他一笔钱，使他能还清所有债务，最后又说他得到二十八天的假期，他打算第二天就去雷维尔。现在他使劲儿把朋友从床上拉起来，拽着他上马车，把他带到涅瓦大街的莱尔哈大饭店。陀思妥耶夫斯基要了一间有钢琴的房间，定了一桌丰盛的菜，备有各种酒，硬要生病的朋友陪他吃喝。尽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样强行请客起初对于有病的里森坎普夫先生是多么不好受，但是也起了富有感染力的作用：里森坎普夫美美地饱餐了一顿佳肴，弹弹钢琴——病居然霍然而愈了。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他像什么事情也没有似的，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上轮船。三个星期后，他自己也到雷维尔去了。到了那里，他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哥哥家里享清福，悠闲自在，好不快活。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不得不和雷维尔的社交界人士相交往，而当地的社交界，按里森坎普夫医生的说法，“以其传统的帮派习气、裙带关系和假仁假义，以其由当时的摩登牧师、小兄弟会会员古纳的狂热布道所煽起的虔信主义，尤其是以军人方面的顽固偏执”，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极其恶劣的印象。这种印象他一辈子没有忘记。由于他原本期待着在有教养的人士中看到良好的文化教养的表现，现在他颇为惊讶。里森坎普夫医生说：“我好不容易才说服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仅仅是雷维尔居民所特有的地方特点……他喜欢推而广之，所以从那时起他对所有的德国东西产生了一种偏见。”

与此同时，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妻子的帮助下，替兄弟充分添置内衣外套，在雷维尔，衣服价格颇为便宜。按里森坎普夫先生的说法，米哈伊尔相信费奥多尔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有多少东西，所以他请里森坎普夫在彼得堡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去住在一起，如有可能的话，以德国人的办事认真精神作榜样去影响他。回彼得堡以后，1843年9月，里森坎普夫医生果然这样做了。他遇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身无分文，以面包和牛奶充饥，而且连这点东西也是从小铺子里赊来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属于这样的一种人，”里森坎普夫说，“他们身边的人生活都过得很好，而他们自己却经常手头拮据。人家狠狠地盗窃他的钱财，可是他由于轻信和善良，不想追究事情，不想揭露女仆以及女仆的食客们，他们利用他的粗心大意而寄生在这里。”和医生同住在一起，对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几乎又成为新增加的经常性开支的一个原因。每个来求医的穷人，他都愿意待之如贵客。他像自我辩解似的说：“我着手描写穷人的生活，我很高兴有机会比较接近地了解一下京城里的无产者。”可是核对下来，月底送来的账单中，仅面包一项就要支付一大笔钱，原因与其说是在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殷勤好客，倒不如说是因为他的勤务兵谢苗。原来这个人跟洗衣妇有暧昧关系，他不仅供养那个女人，还供养她的一家人以及她的一大帮朋友，他们都吃主人的白食。此外，不久还查明，由于同样的原因，内衣迅速不翼而飞，每三个月，也就是每次莫斯科寄来的钱收到以后，总要添置一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他的裁缝、靴匠、理发匠等人也和对勤务兵一样，不能不感到失望。他同样也意识到在他所招待的来访者当中，未必是人人都值得同情的。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手头十分拮据的日子持续了将近两个月。到了十一月，他在大厅里走路的神气忽然有点儿与平时不大一样了——脚步声音很响，充满了自信，几乎神气活现。原来他收到莫斯科寄来的一千卢布。“可是到了第二天早晨，”里森坎普夫医生接下去说，“他又以平日那种悄没声儿的、畏怯的步态走进我的卧室，要求借给他五个卢布。”原来他得到的钱大部分拿去偿付赊购各种物品的欠款了；其余的钱，一部分打弹子输掉了，一部分被某个对手偷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没有防人之心，喊这个对手来，撇下他单独在办公室待了一会儿；他的最后五十个卢布放在办公室里，没有上锁。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喊来的那个陌生人大概也是他觉得好奇而要进行观察的一个人。他特别注意到一个青年人，较长一个时期在里森坎普夫先生处就医，这个人是钢琴师傅凯勒 [137] 的兄弟。医生说这个人轻浮，会拍马屁，几乎是个衣衫褴褛的德国佬，论职业是掮客，实际是个吃白食的食客。他发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省己待客，有个时期他就成了每天必至的座上客，来喝茶，吃午饭，吃晚饭。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耐心地听他讲京城的无产者的情况。他常常把听到的东西记下来，里森坎普夫先生后来确信，凯勒所谈的材料，有些后来反映在小说《穷人》、《两重人格》、《涅朵奇卡·涅兹万诺娃》等等之中。

1843年12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经济上又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事情弄得向一个退役的下级军官借钱的程度，这个人过去原先是在第二陆军医院当验收员的，验收包工头送来的肉，兼作抵押借款。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只得向高利贷者借支1844年一月份薪水的三分之一，由工程学校的出纳作担保。用这种办法借款三百纸卢布，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总共只到手两百。那一百卢布当作四个月的利钱预先扣除了。可想而知，借这笔款子，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高利贷者必定是深感厌恶的。好些年后，当他描写到拉斯柯尔尼科夫初次去找高利贷者的感觉时，他可能不由得会想起这种厌恶的感觉吧。在唯一遗留下来的1843年最后一天所写的那封信中，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自己谈到了债务，尽管监护人并没有使他身无分文。他鼓动哥哥一起出力把欧仁·苏 [138] 的《玛蒂尔达》翻译过来，同时，年轻人的活跃的想象力向他预示有大宗款项，足以改善他们的乱糟糟的经济状况。 [139]

1844年2月1日之前，莫斯科又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寄来一千卢布，可是到傍晚时，据里森坎普夫先生证明，他的袋里总共只剩下一百卢布了。真倒霉，他到多米尼克去吃晚饭时，怀着好奇心看起打弹子游戏来了。这时有位先生悄悄走到他身边，把他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个参加打弹子的人身上，那人是个狡猾的骗子，饭店里的全体侍役都被他买通了。“这是玩骨牌，”陌生人继续说，“完全是无伤大雅的游戏，老少无欺。”结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当即就想学会新的游戏，可是不得不付出昂贵的学费：这种游戏要玩整整二十五盘才能学会。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百卢布就转到当老师的对手袋里去了。

第二天，又是身无分文，仅仅为买点糖、买点茶叶等等又得借债，往往付出高得吓人的黑心利钱。三月间，里森坎普夫医生有事，不得不离开彼得堡，他终究没有能够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养成德国人的办事认真和讲究实际的习惯。

题解：

亚历山大·叶果罗维奇·里森坎普夫生于1821年。“在家里受最基本的、多方面的教育，能流利地操四种现代语言，灵活自如地用拉丁文写作，画一手好水彩画，是个优秀的钢琴家，甚至还是个作曲家，酷爱植物学。”（《医生》，1895年，第50期，页1426）

1843年亚·叶·里森坎普夫在外科医学院获得医生称号。在《札记》中他怀着特别景仰的心情回忆他的著名的教师和指导者尼·伊·庇罗果夫 [140] 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有若干时间同住一室。里森坎普夫曾断断续续地到西伯利亚去，在鄂木斯克军医院任职，同时准备他那本皇皇巨著《鄂木斯克地区植物图表》。1869年退休，专门在俄国欧洲部分旅行，从事科学研究。他到处带回丰富的科学资料，大量图表，描述所见地方的诗歌与记叙文字。1875年起，他在皮雅季戈尔斯克定居，继续从事植物学研究。在他已出版的著作中，特别有价值的是《皮雅季戈尔斯克地区植物总表》（莫斯科，1883年）。他有数量众多的植物学方面的著作，还有《札记》，写了五十五年，迄未出版。（见亚·叶·里森坎普夫的生平事略，载《医生》，1895年，第50期）这些《札记》现在何处，不详。

亚·叶·里森坎普夫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由奥·费·米勒摘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材料》一书中。现在这里所载的就是根据这唯一保存下来的史料刊登的。（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圣彼得堡，1883年，第1卷，《传记、书信及笔记本中的札记》，页34—35，41，48—53）

作家的成长

《文学回忆录》选

德·瓦·格里戈罗维奇

进工程学校 [141] 的头一年，于我是颇为苦恼的。直到如今，离开当时已经半个世纪以上，回想起来还不无痛楚之感。这与其说是由于校方对学生的森严的纪律、步法操练和枪法操练，以及由于课堂上艰深的功课造成的，倒不如说是由于当新生的缘故，因为要跟他们同屋居住，同室睡觉。很难想象，在公立学校，并且还是军事学校，居然会存在一些只有最野蛮的团体中才会存在的风气，而且还根深蒂固。校方不可能不知道这类情况。应当这样看：校方认为恶劣风气是不可避免的，便眼开眼闭，主要只关心表面上的正常无事，只要上级机关对校方满意就行。

全部学生，或者叫学员，以区别于武备中学学生，共一百二十人。我在校时，三分之一是波兰人，三分之一是波罗的海沿岸省份的德国人，三分之一是俄罗斯人。高年级两个班的学员早就是些剃胡须的人了，他们大部分时间独来独往地生活，只在万不得已时才与其他人接触。新生在年纪比较轻的高级班学员那里实在没有好日子过。从进校第一天起，新生便得到小松鸡的外号——这个名称大概是从松鸡一词来的，当时军人称文官就叫松鸡。当时的风气就是把小松鸡当作贱民看。尽可能地考验这些人，侮辱这些人，被看作是特别光彩的事情。新生站在那里，不敢动一动；老生走过去，以挑衅的口气说：“您，没出息的小松鸡，大概开始喝酒作乐了吧？”“您哪……我什么也没干……”“说得倒好，什么也没干……瞧我的！”接着是用手指狠狠地弹一下鼻子，或者把他的手扳到肩膀后面去，无缘无故地饱以一顿老拳。或者：“喂，您，小松鸡，叫什么名字？……到三号房间去，把我床边的一本练习本拿来！快点，要不，小心挨整！”在新生的床上倒水，在他的领子里浇一勺子凉水，在纸上倒墨水，逼着他舔干净，逼着他说下流话，老生发现他们把妈妈的娇儿搞得狼狈不堪时就认为是天大的乐事。

在教室里准备功课的时候，等值班军官一走开，两个教室之间的门口就放上桌子，新生们必须手脚着地从桌子底下爬过去，爬到另一边就被几股皮子绞成的鞭子噼里啪啦滥抽一通，打到哪里就是哪里。而且，遇上这样令人憎恨的暴行还千万哭不得，躲不得。医生的儿子к，和我同时进校，刚想用拳头抵挡几下，他身边立即围拢好大一帮人，把他毒打了一顿，他只好让人家抬进校医室；幸亏人家教他说是自己碰在教室的楼梯上撞伤了。他若是照实说了是怎么一回事，那他大概要付出重大的代价。

凡此种种都发生在公立学校里，对每个学生都严厉苛求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使他们经常战战兢兢，犹如大祸临头。为一点最无辜的过失，如领子或纽扣未扣上，就被罚关禁闭，或者背上背囊，手持枪械，在门口罚站几小时。

学校里有一间办公室，与连长费莱的住宿房间相连；办公室里经常坐着一个军士文牍员，名叫依古姆诺夫。学生时常走进办公室去看看，有没有信件，有没有亲人来访。费莱偶尔出现在门口，立即用手指着进去的人，用瞌睡蒙眬的声音说：“依古姆诺夫，把他记下来！”依古姆诺夫执行命令，于是到了节假日，进办公室去的人就得无缘无故地留在学校里。

责怪校方纵容学生胡闹无疑是不公平的。不应当忘记，当时校方受到的威胁比我们学生大，承担的责任也更大；关起门来在学校里胡闹，校方是眼开眼闭的，如同我已发现的那样，只要学生在下述时刻一切都做得道地就行：在街上遇到军官，向他举手敬礼，一个不漏；外出证挂在规定的第二颗纽扣与第三颗纽扣之间；当勤务兵或者交接班时表现出色，参加五月的检阅式时个个精神抖擞。应当说，校方对休息厅里发生的情况是毫无所知的，不知为什么，校方很少去留意那里的情况。那里除了虐待新生之外，还出现其他理应受到谴责的场面；常常唱淫秽的曲子，其中包括那首出名的《费尼亚》，结尾是叠唱：

你呀，费尼亚，费尼亚，

我的小浆果费尼亚！……

每年复活节前夕，文牍员依古姆诺夫身穿制服，纽扣扣得严严的，微微侧着沉思的脸，走进休息大厅。他在大厅正中央站住，等学生围上来，他朝着手掌咳嗽一声，也不望望在场的人的眼睛，用低哑而又单调乏味的声音朗诵起茹科夫斯基的著名的诗：

主显节的夜晚

姑娘们拿纸牌算命…… [142]

朗诵完毕，依古姆诺夫一鞠躬，依然带着沉思的神情缓缓走出大厅。

每次这样聚会以后都收集到捐款签名，帮助依古姆诺夫，推派一个高年级学生去交钱给他。

学校的师生员工，民族不同，但感觉不出来，或者至少是反映出来的很微弱，几乎觉察不出。全体人员中普遍存在的森严的从属关系，各年级功课的深奥复杂，一部分是普遍的自尊自大，把民族的差异给磨平了。我在学校那个时期学校里是充满了自大感的。这种自尊自大建立在对其他军事学校的优越感之上，这种优越感就是在学校里不许体罚。这种优越感在相当大程度上提高了每个人的气派，造成他的骄傲自大。

向值班军官去告状，说老学生的恶劣态度，被认为是告密，当奸细。我在学校四年，有过一次这样的情况，即便是这一次，与其说是根据事实，不如说多半似乎是根据猜测。有个比我早入学的学员，做了连长费莱的心腹，大家都怕他，一致不喜欢他。费莱对他一反其过去几乎从来不与学员说话的习惯，开始常常把这个心腹叫到自己的房里去；过了若干时候，这位心腹的肩膀上佩了军士的肩章，而这种荣誉通常是嘉奖在前线部队的特殊功绩和操行优良的。这种做法足以引起人们对他的怀疑；种种传说随之而起，四散传播，说那心腹算个什么东西，不过是个告密者罢了。我不记得对付他的计谋是怎么凑起来的，怎么酝酿成熟的，因为我没有参与其事。我只记得下述的一幕。有一天晚上，这位当了军士的心腹值班；他走过我们睡了六十个人的大房间，房间里有高高的洋铁烛台，里面灌了水，浮着蜡烛头，光线暗淡。那心腹刚一出现，蜡烛火立刻熄灭；正等着这一时刻的几个人从床上一跃而起，用被子向他掷去，痛殴他一顿，打得他半死不活。在闹哄哄的呼喊声中，值班军官奔了进来；土豆儿四面八方朝他掷去，毫无疑问这是晚饭后预先藏起来的。军官喊道：“老天爷，我不是挨土豆儿砸，是挨枪弹，不过我不怕！……”土豆子弹继续如雨点般飞来。军官跑去找连长；连长大概也吓得不敢露面，但是跑去喊校长夏林戈尔斯特。第二天早晨，叫全连人按小房间排好队；夏林戈尔斯特将军来了，照例先问好；可是大家不理他。继他之后，军事学校参谋长盖鲁亚将军迅速驱车来到。他一边经过小房间，一边也开始问好，然而还是没有一个人应声。他大概没有料到会有这么倔强的不服从行为，认为这是危险的罢课，所以他没有走到最后一间小房间，猛然转身，在校长陪同下走了出去。校长垂头丧气，嗒然若失。结果是全连人都被不定期地关在学校里。只是到了必须去营地时禁令才解除。

谈到欺压新生的野蛮风气，有件事至今还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不可不提一下。两个高级班的学员中有一个学员突然挺身而出保护挨打的新生，向那个欺侮人的家伙扑去，把他推开，力气用得好大，使那家伙跌倒在地板上。好几个人向见义勇为的保护人冲上去，但是他声明，谁第一个靠近他的身边，谁就得断几根肋骨。这一番吓唬的话可能会兑现的，因为他孔武有力。人围了一大堆。他宣布，从今以后谁也不准再碰一碰新生，他认为欺侮没有自卫能力的新生这种风气是卑鄙的，下流的；谁若要欺压新生，他就跟这个人过不去。这样做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这位勇士就是拉迪茨基 [143] ，就是后来成了希普卡的英雄的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拉迪茨基。在庆贺他的筵席上，我向他致贺词，提到他青年时代的这一见义勇为的壮举。 [144]

在我当时的同学中，也有后来出类拔萃的人，如：托特列边，康·彼·考富曼 [145]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巴乌寇尔 [146] 。

新连长罗静男爵接替费莱，学校的风气跟着也淳和多了。[……]

有一个星期天，我离开学校，想去拜望一下我从前的导师科·费·柯斯托马罗夫。 [147] 我是早上去的，这时候他的弟子们还没有开始学习。他们是一群新人，仍旧有五个人左右。他们一下子高兴地将我团团围住；我成了他们最感兴趣的人物，我可以告诉他们学校里的生活情况，他们来年春天就要进那个学校了。

这群年轻人之中有个十七岁左右的青年，中等身材，体格壮实，淡黄头发，脸上的特点是面色苍白，带病态。这个青年人便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和他的哥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一起从莫斯科来。他哥哥没有参加工程学校的考试，到学员的工兵连工作，提升为军官，派往雷维尔 [148] 任职。几年后从雷维尔回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退职，开了一家纸烟厂，同时翻译歌德的作品，写作剧本《老的和少的》 [149] ，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流放回来后，米哈伊尔又当《时代》 [150] 杂志的编辑。

几乎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进工程学校的第一天起我便和他接近。到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我仍旧清楚地记得，在青年时代的所有同学中，没有一个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使我马上喜欢了他，跟他形影不离。他起初似乎也以同样的感情回报我，尽管他生性拘谨，缺乏年轻人的开朗，感情不外露。在周围尽是陌生人的场合，他是很乐于碰到我这个熟人的，因为这些陌生的同学遇到有粗野无礼地向新生找岔子的机会总是不肯放过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那时就表现出孤僻的性格，躲在一边，不参加游戏，专心致志地读书，寻找僻静的地方；他很快就发现这样的地方，一直很喜欢去，那是在四号房间的一个很深的角落，有一扇窗户朝丰坦卡；休息时间总可以在那里找到他，而且总是捧着书本。

我的气质过分热情，性格又极其温和柔顺，我不仅依恋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完全接受他的影响。这影响，在当时应当说对我是极为有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发展在各方面都超出于我，他的博览群书使我惊讶。他提到的作者名字，我还从来不曾听说过，是新发现。在结识他之前，我和大多数其他同学只看专业教科书及讲义，这不仅是因为与功课无关的闲书禁止带入学校，也因为大家对文学普遍不感兴趣。

我确信，1837年普希金的去世，我们之中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人深感痛苦 [151] ，他在莫斯科的车尔马克寄宿学校时 [152] 就读过普希金的作品；在伟大诗人的遗体搬出寓所时采取了预防措施，对学校大概也同样采取了措施：下令要尽可能把事件掩盖起来，并注意监视，使人们少去谈论。

后来我常常遇到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求过学的车尔马克寄宿学校出来的人，他们的出众之处都是博览群书，有很好的文学修养。

我用俄语阅读的最初一些文学作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我的。那是霍夫曼的《雄猫穆尔的生活观》的译本 [153] 与玛丢林的《一个吸鸦片者的自白》 [154] ——这本书内容晦涩，但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它评价极高。瓦尔特·司各特的《星相家》，尤其是库柏的《寻迹捕兽的猎人》 [155] ，使我彻底爱上了读书。看《寻迹捕兽的猎人》中巴特法因德尔与玛黛尔分别的场面，我流下了痛苦的眼泪，拼命扭过脸去，偷偷擦去泪水，生怕被人家看到，引起他们取笑我。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影响的，不仅限于我一个人，还有贝凯托夫、维特科夫斯基及别烈谢茨基 [156] 三个同学也受他的影响。这样一来，形成了一个小组，单独存在，一有空闲便立即凑在一起。过去我热衷于绘画，这时绘画的兴趣被酷爱读书所代替。凡是秘密地带到学校里来的书，落到我手里的书，我都不加选择地看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居然耐着性子把拉马丁的枯燥透顶、冗长无比的长诗《Josselin》（《约瑟兰》）全部看完，还有同样枯燥乏味的英国小说的译本《LaMapplled'Dayton》，居然也看完。卡拉姆津的作品中描写一些著名画家的生平 [157] 使我欣喜异常。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热烈地争论，证明拉斐尔·山蒂就是圣·拉斐尔，因为他的创作的伟大成就而这样称呼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论证：山蒂只是艺术家的姓 [158] 。这一看法我无论如何不愿表示同意。越读书，想象力越受到吸引，已无法仅仅局限于阅读了。

看过席勒的剧本《强盗》以后，我立即动手写一个取材于意大利风情的剧本；我首先关心的是找出剧名，叫《莫尔维诺城堡》。写好第一幕，我便停了下来：一则是想象枯竭，使我难以为继；二则我运用俄语还不能做到得心应手。

看文艺书籍，看书后又引起思考，不仅使我无法跟上学校的功课，连做课堂作业的兴趣也明显地冷淡下来。据我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学习也松松垮垮，他硬着头皮读完课程，逐个年级不断升上去。不过后来有一次他没有能做到，一次升级考试没有通过，只得留级一年。这一失败使他十分震惊，他病倒了，在学校医务室躺了一阵 [159] [……]。

大约就在这段时期，在一些外国人开的书店里开始出现为数众多的小册子，总的名称叫《生理学》；每本小册子的内容都是写某种类型的巴黎生活。著名的巴黎出版物《法国人自己写自己》 [160] 是这一类描写的滥觞。[……]我们这里马上出现摹仿者。[……]

富有实际办事经验的涅克拉索夫，脑子一向比较灵活，他马上想到也要出版这一类的读物。他考虑出版几本小册子，标题为《彼得堡生理学》。除了类型之外，还应收入日常生活场景，彼得堡街头生活与家庭生活的特写。涅克拉索夫来找我，要我为第一卷写一篇这样的特写。[……]

我想到描写一下身背手摇风琴的街头乐师的生活，热心地动手写作。[……]

在这前后，我在街上偶然间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已经离开工程学校，换上了便服 [161] ，不必再穿军装。我兴奋地呼喊着扑过去拥抱他。陀思妥耶夫斯基见了我也很高兴，可是他对待我的态度显然有几分拘谨。还是在工程学校的时候，他在我们如孩子一般亲密的一伙人当中，虽然亲切，甚至很热心，但他就以不是他那个年龄所应有的含蓄和精神专注而显得与众不同，尤其不喜欢大声武气地表白感情。意外地与他相遇使我由衷地感到高兴，而且太高兴了，也就想不到要为他的外表上冷淡而感到生气。我立即兴奋地向他说起我与文学界的交往和创作试笔，要求他马上到我那里去，把我目前正在写的东西读给他听，他欣然同意。

看来他对我的特写还是满意的，尽管他并没有大肆赞扬我。他只是对《街头乐师的观众》那一章有一个地方的写法不满意。我是这样写的：等乐师演奏完毕，有个官员从窗口扔了一枚五戈比的铜币给他，落在他的脚旁。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不满地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写，完全不是这样写！你这样写法太干巴巴了：铜币落在他的脚旁……应该说：铜币叮叮当当响着蹦跳着落在马路上……”他这意见，我记得很清楚，使我茅塞顿开。是的，确实，叮叮当当响着蹦跳着绘形绘声地刻画了铜币滚动的形态，比原来的生动得多了。我天赋有艺术感觉，铜币不是普普通通地落在路上，而是叮叮当当响着、蹦跳着落在路上，这几个字足以使我顿时领悟干巴巴的语言与生动活泼的文学笔调之间的差别。 [162] [……]

这期间，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见面，次数越来越多。结果是我们一致同意住在一起，开销各人自理。 [163] 妈妈每月寄给我五十卢布；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莫斯科的亲戚处拿到的钱大致也是这个数目。按当时来说，这些钱对两个青年人是够用的了，可是我们的钱藏不住，往往上半个月就花光，下半个月常常只得以白面包充饥，以大麦咖啡代咖啡，这种大麦咖啡我们是在附近的弗里德烈克斯家买的。我们住的房子坐落在弗拉基米尔街和伯爵胡同的拐角上；住所里有两个房间，一间厨房；房间里有三扇窗户，朝伯爵胡同；后房间陀思妥耶夫斯基住，靠门口的前房间由我住。我们没有雇女仆，茶炊我们自己烧，面包和其他食品也是我们自己去买。

我开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住在一起时，他刚译完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欧也妮·葛朗台》。巴尔扎克是我们喜爱的作家；我说“我们”，是因为我们两人看他的作品同样地看得入迷，认为他比所有的法国作家都要高明得多。我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是怎么认为的，我可是直到现在仍旧保持过去的看法，而且时常重温巴尔扎克的某些作品。我想不起《欧也妮·葛朗台》的译本是通过谁的手，怎么会捅到《读书文库》 [164] 上去的；我只记得杂志出版落到我们手里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心里很不痛快，因为刊出的《欧也妮·葛朗台》被删节得不到原文的三分之一。但是人家说，该杂志的编辑森科夫斯基经常是这么干的，就是对待作者们的创作也是这样粗暴。搞创作的人总是那么温顺迁就，但求有看到自己的稿子和名字能排成铅字的幸运，他们也就不吭声了。

第一次领我去见别林斯基的是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给了我一个跟我的预期相反的印象，其原因就是我喜爱巴尔扎克。在涅克拉索夫的撺掇下，我期待着见到别林斯基，拿这当作一种幸福；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怯生生地跨过门槛，预先斟酌着话语，该怎样来表达我对著名的法国作家的喜爱。可是我刚提起此事，说是与我同住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当时还无人知晓，他译了《欧也妮·葛朗台》，别林斯基马上对我们共同崇拜的偶像一顿臭骂，称他为市侩文人，说是如果这本《欧也妮·葛朗台》落到他手里，他可以证明每一页都是庸俗下流的。 [165] 我窘极了，竟把跨进别林斯基寓所前准备好的话一股脑儿给忘记了；我茫然不知所措，像挨了热水烫似的走出他家。我对别林斯基不满，但对自己更为生气。我不知道他对我作何感想，他大概把我当作小孩儿，为了维护自己的意见，连两句话也说不上来。

那阵子陀思妥耶夫斯基整天坐在写字桌旁写东西，还熬夜。至于写的什么，他一字不提。我问他，他回个三言两语，不大情愿。我知道他性情孤僻，也就不再询问。我只能看到许多稿纸，写满了字，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特有的字体：从他的笔端流出来的字母赛如珍珠，好似一个个画出来的。这样的字体后来我只在一个作家处看见过，那就是大仲马。陀思妥耶夫斯基放下笔，立即又捧起书来看。一个时期，他十分喜欢看弗·茹利埃的小说，尤其赞赏他的《恶魔札记》。拼命地工作，长久待在家里，对他的健康极为有害，加剧了他的病，这种病在他年轻时，在工程学校生活时期就发过几次。我们偶尔为之的散步中他也有好几次发病。有一回，我和他一起在三一胡同走，我们遇到出殡的队伍。陀思妥耶夫斯基急忙转身，想往回走，可是我们还没走上几步，他就发病了，来势那么猛，我只得在路人的帮助下将他抬到最近的一家牛奶铺；大家使劲儿救他，才使他恢复知觉。这样发作过后他往往心情抑郁，一直要延续两三天。 [166]

一个夏天的早晨，陀思妥耶夫斯基叫我到他房里去。我进去，他坐在兼作床用的长沙发上，前面一张小小的写字桌，桌上摆着一本篇幅相当可观的大开本信纸，页边向上翘起，纸上写着密密麻麻的字。

“你请坐，格里戈罗维奇。昨天我刚抄好，想念给你听听；你坐，别打断我念，”他说得异乎寻常地快。

他一口气念了下来，几乎没有停顿。这篇东西不久便刊登出来，书名叫《穷人》。

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向评价很高。他的博览群书，他的文学修养，他的见解，他的严肃认真的性格，都给我以巨大的影响。我常常想，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我倒是写了点儿什么，发表了一点东西，我已经自以为是某种文学家了，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方面却还无所作为？听他朗读《穷人》，从前几页起我便明白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写的东西比我迄今所写的东西不知要高明多少，越听下去，这种想法便越强烈。我对他钦佩得无以复加，几次想要扑过去抱他的脖子。只因为他不喜欢咋咋呼呼，露骨地表示感情，才使我克制住自己。但我毕竟还是不能平静地坐着，而时时发出了欢呼声，打断他的朗读。

这次朗读的结果或多或少已为读者所知悉。我几乎硬把《穷人》的手稿抢了过来，拿去给涅克拉索夫，这事情的经过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已经在《日记》 [167] 中写了。大概是出于谦虚，在涅克拉索夫处朗读的详细情况他略而未提。作品是我念的。念到最后一页，当杰武什金老头与瓦莲卡诀别时，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呜咽起来。我偷偷瞥了涅克拉索夫一眼：他也泫然泪下。我开始热烈地说服他，好事不宜迟，尽管夜已深了（将近凌晨四点钟），应该马上去找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他，作品是成功的，当天与他商定小说出版的条件。

涅克拉索夫也兴奋得不得了，欣然同意，立即穿上衣服，我们一起出发。

应当承认，我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很不周到。我深知与我同住的人性情孤僻，不爱交际，然而又过分容易动感情。我应当在第二天把发生的情况告诉他，并且要讲究分寸，而不该以猝然的惊喜去吵醒他，打扰他，更不该深夜把一个陌生人带去见他。然而我自己当时处于兴奋状态，这种时候要比较冷静的人才会考虑得周到。

我们敲门；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开门。看到我身边有个陌生人，他慌了神，脸色发白，涅克拉索夫对他说话，他好久都答不上来。等涅克拉索夫走后，我以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会骂我热心过头，瞎起劲，结果倒是没有。他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里；我躺在沙发上，过了很久还听见他的沙沙的脚步声，向我诉说他的激动的心情。

认识了涅克拉索夫以后，通过他，又结识了别林斯基。别林斯基看过《穷人》的手稿以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有很大的改变。在《穷人》出版时他经常处于极其神经质的激动中。由于他的落落寡合的脾气，他没有告诉我，他是怎样跟涅克拉索夫交往，以后他们之间又有什么情况。只有小道消息传来说他要求用特别的字体排印《穷人》，而且要每页加花边。这些谈话当时我不在场，无从知道这种说法是否符合事实。不过即令有些根据，夸大之处大概也在所难免的吧。 [168]

我只能很有把握地说，《穷人》的成功，更有甚者似乎是别林斯基的过分热情的赞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肯定是有害的。在这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与世隔绝般地独自过活，只与少数同学接触，次数也不多，而这些同学与文学又毫无缘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新的生涯中刚迈出第一步便赢得这样的声誉：别林斯基向他表示钦佩，大声宣告俄国文坛升起了新的明星。试问，这样的人，即使以他那样的智慧，能保持正常的精神状态吗？ [169] 在《穷人》之后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写了中篇《普罗哈尔钦先生》或《戈利亚德金先生》，名称我记不清了。决定在涅克拉索夫处朗读小说，我也受到邀请。别林斯基坐在作者的对面，贪婪地捕捉着作者所念的每个字，好些地方他都无法掩饰他的赞赏之情，一再说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人才能找到这样惊人的心理细节。 [170]

别林斯基及其周围的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见突然来了个大转变，否则别林斯基的喜爱也许还不至于会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造成这样大的影响。在这前后别林斯基写信给安年科夫道：“我不知道我是否写信告诉过你，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中篇《女房东》——纯粹是胡说八道！他在小说中想把马尔林斯基与霍夫曼糅合在一起，再加上几分果戈理。之后他还写了些什么，可是每一篇新作都是一次新的失败。在外省，人家受不了他，首都的人甚至对他的《穷人》都抱反感；每当我想到要重读这些作品，我便心里发怵。我的朋友，我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才能吹嘘过头了！” [171] 这是别林斯基，一个最正直、然而喜爱他的人所写的，像以往一样按照自己的信念，完全出于真情所写下的话。别林斯基大声说出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并没有觉得不好意思；接近他的那一群人重复他的意见。

对《穷人》的作者表示钦佩，高度评价他的才能，几乎要把他捧到天才的高度，忽然又彻底否定他的文学才能，这样骤然的变化是可能毁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不太敏感而又自尊心甚强的人的。他开始回避别林斯基那一伙人，他比以前更加闭门不出，变得极其容易动怒。陀思妥耶夫斯基遇到属于别林斯基圈子里的屠格涅夫，真遗憾，他控制不住自己，尽情发泄了郁积在胸中的不满，说是他们当中随便哪一个他都不在乎，只要有时间，他要统统把他们搞臭。我记不得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大动肝火的原因是什么，好像是他们谈到果戈理。

无论如何，我认为过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方面。屠格涅夫的脾气好是出名的，人家倒是往往怪他温和谦让过了头。自从与屠格涅夫发生冲突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那一群人彻底断绝来往，再也不看他们一眼。尖刻的话，讽刺挖苦的打油诗朝他纷纷而来，责怪他爱面子爱得异乎寻常，妒忌果戈理，而他对果戈理本来应当是恭敬致谢的，因为在受到赞扬的《穷人》的每一页上都叫人感觉得出果戈理的影响。 [172] [……]

有一次，我不记得为了什么事情，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生激烈的争论。结果是我们决定分开住。我们分手了，但是客客气气，没有争吵。我们两人都经常上贝凯托夫家去，作为老同学，相遇时颇为亲切。围绕着贝凯托夫逐渐形成一个圈子；我们参加进去是因为他的哥哥亚历克赛·尼古拉耶维奇是我们过去工程学校里的同学。他的弟弟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如今是著名的化学教授，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是植物学教授，也很有名，他们当时都还是大学生。 [173] 每次在那里都遇到许多人，大部分都是和我们自己一样的年轻人；其中遇见次数特别多的是亚·尼·普列谢耶夫 [174] ，当时也是大学生。

我一生中见过不少有学识修养、待人殷勤、和蔼可亲的人，他们殚精竭虑想要在自己身边拉一帮子人而拉不成。贝凯托夫兄弟却没有费什么力气，他们身边的一伙人倒是他们的负担，因为妨碍他们的学业，然而他们身边还是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对大哥亚历克赛·尼古拉耶维奇的好感同样也吸引着大家。结合在一起的都是些智慧发达的热心肠的人，对任何假话都会感到愤怒，对任何高尚正直的意图都会加以响应，这一群人襟怀坦荡，是善的化身。

他们多半在晚上聚会。参加的人有时多达十五个，人多嘴杂，往往很难大家一起闲谈，难得在一件事情上深入下去，除非是提出牵涉到大家的问题。大部分时间是分散成几堆，三五成群，各自进行谈话。然而，无论是谁发言，无论谈什么，涉及彼得堡的事情，俄国的事情，还是外国的事情，无论是讨论文学问题还是艺术问题，在在可以感觉出生气勃勃的力量，年轻人的敏感的神经，发热的脑子在心驰神往之际突然冒出来的辉煌的思想，处处可以听到对压迫和非正义表示愤懑的高尚的热情迸发。争论常常是热烈的，但从来没有闹到争吵的地步，这是多亏贝凯托夫家的老大，他善于当场进行调解分歧，带来和睦，使意见一致。年纪轻对于消除分歧也很有帮助，年轻人容易激动，同样也容易忘记自己向往的东西。常常是滔滔不绝的议论发表够了，叫喊得够了，有人提议出去散散步，于是大家欣然接受这一建议。有一次我们大家一致同意去作一次远足——步行到巴尔果洛伏，在耸立于湖畔的包克龙山上过夜；每个人都要带上粮食；分配给贝凯托夫兄弟的任务是带上煮咖啡用的铜壶以及其他需要之物。

我到现在还记得这一次旅游。整个旅途中，在湖畔度过的整个夜晚洋溢着快乐，人人心头充满了幸福。欢快的心情发而为歌，表现为机智的俏皮话，滑稽可笑的故事，嘻嘻哈哈之声不绝于耳。我想，巴尔果洛伏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欢乐的场面吧。

两个人闲聊，无论聊的人多么聪明，听的人如何专心，往往没有参加大伙一起谈话那么有利于思想的发展。这里，个人的自尊心是主要推动力；思想必须保持警惕，不要流露出比别人迟钝的样子，注意谈话的思想，准备当着众人的面表示赞成或予以反驳，——凡此种种在很大程度上都激发人的思想，磨练人的智慧，使它更加敏锐，如同俗话所说的“刺激脑子”。

题解：

德·瓦·格里戈罗维奇（1822—1899）的《文学回忆录》，有一部分谈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相识，与他同住一套房间的生活，谈到《穷人》的成功，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格里戈罗维奇回忆录的这一部分准确叙述事件有余，发挥回忆录作者的文学风格特点——加强文章的风趣可笑方面不足；叙述事件的过程时不大追求奇闻逸谈性质。格里戈罗维奇自己也承认他的回忆性散文的这一特点是“不适宜的”。他在1892年1月20日致亚·谢·苏沃林的信中写道：“我没有跟任何人过不去的坏心眼儿，但我有另外的缺点，对于写回忆录是不适宜的，因为我觉得一切都是令人发噱的，而不是辛辣的讽刺……”（《俄国作家致亚·谢·苏沃林的信》，列宁格勒，1927年，页33）

在格里戈罗维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从来不曾有过特别亲密的关系，连得1844至1845年间两人短时期同住一个寓所时也没有很密切的来往。后来，生活使他们分道扬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杂志上曾登载过阿·格里戈利耶夫 [175] 的《文学中的陈腐现象》（1864）一文，尖锐地评论了格里戈罗维奇的整个创作，这很可能也促使他们分道扬镳。格里戈罗维奇回忆自己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交往，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穷人》而在《作家日记》上所作的回忆，作了一些小小的，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于自己有利的更正。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说法，格里戈罗维奇还没有看过《穷人》的手稿就向他要手稿。格里戈罗维奇则坚称他已经看过，而且后来把稿子拿去给了涅克拉索夫。格里戈罗维奇所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代人》派断绝来往的情况，同帕纳耶娃的回忆录中所述的情况针锋相对。（见本书页94—98）据格里戈罗维奇说，情况是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屠格涅夫的关系尖锐化，过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而不是如同帕纳耶娃所写的那样在屠格涅夫身上。格里戈罗维奇的回忆录在某些方面有着第一手资料的意义，例如，其中讲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贝凯托夫兄弟的交往，这是回忆录中唯一证明他在认识彼得拉舍夫斯基之前就属于具有社会主义情绪的小组。

按《德·瓦·格里戈罗维奇全集》，1896年，圣彼得堡马克施出版社，第12卷，页223—227、231、234、266、267—277刊印。

《引人注目的十年》摘抄

帕·瓦·安年科夫

我有一次去看望别林斯基，时间是在午饭前，他上午写作后正在休息。我在院子里就看见他站在会客室的窗口旁，手里捧着个大本子，满脸激动的神色。他也发现了我，大声喊道：“快来，我告诉你一个消息……”和我问过好以后，他接着说：“这一部稿子，就是您现在看见的这部稿子，我放不下手，已经看了两天啦。这是正在露头的天才写的小说：这位先生的外表如何，他的思想境界如何，我不得而知，但小说倒是揭示出俄罗斯生活和人物的秘密，在他之前，谁都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请想一想吧，这毕竟是咱们社会小说的初次尝试，并且像艺术家通常所做的那样写成的，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料到会写出什么东西来。事情很简单：有些心地善良的怪人认为，热爱整个世界是每个人的一种责任，是非凡的快事。他们丝毫不能懂得，当生活的车轮挟带着种种规章制度朝他们滚来时，会无声无息地碾碎他们的躯体与四肢百骸。这就完了，——然而那是多妙的戏剧，多精彩的典型！对啦，我忘了告诉您，这位艺术家叫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在我让您看看他的小说情节的范例。”说着别林斯基以迥非寻常的热情朗读了最使他震惊的几个地方，以抑扬顿挫的声调和激动的表达方式使它具有更强烈的色彩。他便是这样迎接我们这位小说家的处女作的。 [176]

事情还不止于此。别林斯基还想为年轻的作者做点事情，他已经为许多作者例如科尔卓夫与涅克拉索夫做过事情，也就是使他的才能摆脱那种爱说教的倾向，使他具有所谓坚强的神经与健壮的肌肉，那将会有助于他直接地一下子把握对象，而不致在摸索试探中遭受挫折，但在这方面评论家已经遇到了坚决的反对。新作家的第二个短篇《两重人格》也是在别林斯基家里朗读的 [177] ；这篇作品的人物描写扣人心弦，这个人物生活在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之间，可是两个世界，哪一个也不让他完全落脚。别林斯基喜欢这个短篇，因为作者把独特的主题开掘得既充分又有力量。可是，朗读时也在场的我，却觉得评论家还有着深一层的意思在，他认为毋须当场说出这一层用意。他不断地要陀思妥耶夫斯基注意，必须做到得心应手，在文学写作中就是所谓获得轻巧地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克服叙述的困难。别林斯基显然不习惯故事作者当时还很含糊的写作手法，因为作者不时回到陈旧的字句上去，没完没了地重复和改变这些句子，别林斯基把这种写作手法归因于青年作家的经验不足，还未能克服语言和形式方面的困难。然而别林斯基错了，他遇到的不是新手，而是已经完全定型的作者，因而有着根深蒂固的写作习惯，尽管他显然只带着他的处女作登上文坛。陀思妥耶夫斯基感激地、然而冷淡地倾听着评论家的教诲。他的小说突然获得成功，把他埋藏在心里的高度自尊、高度自我理解的种子和幼芽一下子催育成熟了。这一成功使他完全摆脱了怀疑和犹豫，而一个作者的最初几步总是伴随着怀疑和犹豫的。他还把这成功当作梦谶，预示着桂冠和神殿。因而在他决定把长篇小说交给当时已在筹备中的文集发表时，作为作者的他，完全心安理得地要求他的小说与集子中的其他作品在排印上有区别，比如围上花边 [178] ，这也是他有权应当可以提出的条件。

大家知道，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人类思想和感觉中罕见的、惊人的特殊现象的非凡的探索者，这位探索者因其心理描写方面的准确、宝贵、有趣的发现而闻名于世，同样也因其骗人的方法和结论的数量而闻名于世。他的结论仍旧是用最细腻的、外科手术般锐利的所谓心理分析的方法得到的，这种心理分析方法又帮助他创造了全部最鲜明的典型。他不久即与别林斯基分道扬镳——生活引导他们走向不同的方向，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的见解与观点还是相同的。

题解：

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1812—1887），回忆录作者，文学史家，第一本学术性的普希金传记的作者。

他与果戈理和别林斯基关系亲密，与屠格涅夫有四十年的友谊，与格拉诺夫斯基、赫尔岑、奥加辽夫、谢德林以及皮谢姆斯基保持友好关系，这些都反映在他的内容引人入胜的回忆录中（《一八四一年夏果戈理在罗马》、《1838—1848，引人注目的十年》、《1840—1856，屠格涅夫的青年时代》等）。

安年科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态度，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代人》派那次冲突的影响下形成的，这次冲突很快就导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杂志出版人的决裂。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也分道扬镳。（见本书页87—88、106）

《回忆录》选

阿·雅·帕纳耶娃

帕纳耶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所产生的影响，对此我不准备再多发议论了。 [179] 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上我们家是在傍晚 [180] ，和涅克拉索夫与格里戈罗维奇一起来的，格里戈罗维奇刚开始文学生涯。一眼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非常神经质的、敏感的年轻人。他瘦削，小个子，淡黄头发，面带病容；灰色的小眼睛不知为什么惶恐地游移不定，苍白的嘴唇神经质地抽搐着。

当时所有来我们家的人几乎都是他已经认识的，可是他分明很难为情，没有参加大家的谈话。大家竭力关心他，以便消除他的拘束，让他知道，他是人群中的一员。从那天晚上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晚上到我们家来。他的拘束不见了，他甚至发表一些激奋的话，和所有的人争论，显然是出于一种固执才去反驳其他人的。由于年轻与神经质，他不善于控制自己，过分露骨地表现了作者的自尊心，过高估计了自己的作家的才能。他为文学生涯中意想不到的初次成功和文学界的权威人士们的赞扬所震动，作为一个敏感的人，他在其他文学青年面前掩饰不住他的得意之感，而青年们带着自己的作品谦逊地开始这种生涯。随着小组中年轻文学家的出现，成为他们的笑柄是够倒霉的事情，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像故意似的，以他的容易激动的和高傲的口气声称，论才能他比他们无可比拟地高得多，这就授人以把柄。大家都在背后说他的坏话，在讲话中刺伤他的自尊心；这事情，屠格涅夫特别是一把好手，——他故意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拖入争论，激得他极度恼怒。陀思妥耶夫斯基气得快要发疯，有时候便狂热地坚持在急躁中随口说出的对事物的荒唐看法，而屠格涅夫便把话头接过来，嘲笑一番。

一个朋友 [181] 把圈子里的人所说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穷人》的那些话告诉了他，因此他产生极大的怀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朋友据说是出于爱好艺术，把谁说了谁，说了什么话统统告诉他。陀思妥耶夫斯基怀疑大家妒忌他的才能，他在每一句丝毫没有一点用意的话里发现他们想要贬低他的作品，要侮辱他。

他到我们家来已经带着一肚子怨气，在人家的话里找岔子，以便向妒忌他的人发泄他闷在肚里的怒火。大家不仅没有宽厚地对待一个有病的神经质的人，反而变本加厉地用嘲笑去激怒他。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别林斯基不满，因为后者要玩朴烈弗伦斯，而不跟他谈他的《穷人》。

“一个聪明人怎么可能去做打牌这样白痴做的事情呢，哪怕打十分钟也不行啊！……可他却会坐上两三个小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愤恨地说，“真的，官吏和文学家丝毫没有什么不同，一样糊里糊涂地打发时光！”

别林斯基避免任何认真的谈话，免得激动。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是别林斯基冷落他。别林斯基有时听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火，和屠格涅夫在争论，便悄悄对跟他打牌的涅克拉索夫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怎么啦！尽说没有意义的话，还那么狂热。”等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去，屠格涅夫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某个俄国作家的苛刻而又不公正的看法告诉别林斯基，这时别林斯基向他指出：

“嗯，您真好，跟有病的人去争吵，故意刺激他，好像您没有看见他在发火，他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人家告诉别林斯基，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自以为是个天才，这时别林斯基耸耸肩膀，忧愁地说：

“真不幸，要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有才能的，然而，要是他不去发展他的才能，却自以为已经是个天才的话，那他就不会前进了。他一定得去治病，这一切完全是因为神经受到强烈刺激。一定是生活把他这个病人的身体搞垮了！艰难的时期来临，得有非常坚强的神经才能忍受现代生活的一切条件。如果没有一线光明，那么恐怕人人心理上都会出毛病！”

有一次屠格涅夫当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面描述他在外省遇见一个人的全部情况。这个人自以为是天才，屠格涅夫很出色地模仿了这个人的可笑之处。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听完屠格涅夫的故事，便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地走了。我向大家指出：干什么要这样折磨陀思妥耶夫斯基呢？然而屠格涅夫情绪极其高兴，也吸引了其他人，因而谁也没有去重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匆匆离去。屠格涅夫拿《穷人》的主人公杰武什金来编打油诗，好像该主人公给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了一首诗，感谢他向整个俄国宣告主人公的存在，诗中屡次重复出现“妈咪”一词。 [182]

这一天晚上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再来我们家，甚至在街上也避免和我们圈子里的人照面。有一次帕纳耶夫在街上遇见他，本想停下来问问他，为什么许久见不到他的面，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迅速跑到街对面去了。他只跟过去他自己的朋友[格里戈罗维奇]见面。格里戈罗维奇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痛骂大家，不想和圈子里的任何人再有来往，他对大家都很失望，认为他们都是好妒忌的人，没有心肝，渺小的人物。

1848年，我们在巴尔果洛伏过夏；彼得拉舍夫斯基也住在那边别墅里，许多青年人从城里来到他那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列谢耶夫与托尔有时候在他那里做客。 [183] 自从别林斯基在《现代人》上发表文章批评他的《两重人格》与《普罗哈尔钦》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已不上我们这里来。他甚至认为这篇分析批评文章侮辱了他。 [184] 他甚至不再向涅克拉索夫与帕纳耶夫点头致意，而高傲地、讥讽地对待他们，他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样的乖常行为感到惊讶。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次来编辑部，希望与涅克拉索夫交换一下意见。他很气愤。我离开了涅克拉索夫的书房，在餐室里听到两个人都火气很大；等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书房里奔到前室，他脸色煞白，仆人拿外套给他，他怎么也伸不进外套的袖子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仆人手中夺过大衣，一下子跳到楼梯上。我走到涅克拉索夫那里，发现他也处于激动状态。

“陀思妥耶夫斯基简直发疯了！”涅克拉索夫激动得声音发抖地对我说，“他来威胁我，让我下一期不敢刊登我的分析评论他的作品的文章。是谁跟他胡说八道了，好像我到处在念我写的毁谤他的诗！真是发疯了。” [185]

题解：

阿芙多蒂娅·雅科夫列夫娜·帕纳耶娃（戈洛瓦乔娃；1819—1893），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间很有才华的小说家，所作《回忆录》详尽叙述了创办《现代人》的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及屠格涅夫等人的故事，是俄国文学回忆录著作中最生动的篇章之一。出现在她的回忆录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对自己的才能过分自信的作家，因而成了编辑部同人的嘲笑对象。

这里是根据阿·雅·帕纳耶娃的《回忆录》（莫斯科，1956年）页143—146、175、177—178原文刊印。

《回忆录》选

弗·亚·索洛古勃

一次，总共只有一次，我总算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拖到自己的住处。我就是这样与他相识的。

1845年或1846年，我看了当时月刊上的中篇小说，题目叫《穷人》。 [186] 小说显示了那样独特的才能，那样淳朴和有力，使我欣喜万分。 [187] 看完小说，我立即去找杂志的出版者，好像是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克拉耶夫斯基，向他打听作者的情况。他告诉我，作者叫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且给了我地址。我立即乘车前去，在彼得堡一条偏僻的街道上，好像是毕斯克街，一座小公寓里找到一个面色苍白、带病容的青年。 [188] 他身上穿的是一套相当旧的常礼服，袖子短得异乎寻常，好像不是为他缝制的。我报了自己的姓名，以热情的语言表达了他的小说所给予我的深刻又惊人的印象，说他的小说不落窠臼，和时下的一般作品绝少相似之处。他听了很窘，怪难为情的，只是把屋里唯一的一张老式的旧安乐椅端给我坐。我坐下，我们谈了起来。说老实话，还是我讲的话多——我老是犯这个毛病。陀思妥耶夫斯基谦虚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他说得很谦虚，甚至躲躲闪闪。我立即看出这是一种腼腆的、拘谨的性格，自尊心很强，但是极其富有才华，讨人喜欢。在他那里坐了二十来分钟我便起身告辞，邀请他到我处便饭。

陀思妥耶夫斯基简直害怕了。

“不，伯爵，请原谅我，”他搓着两手，不知所措地说，“说实话，我生平从来不涉足社交界，因而我怎么也不敢……”

“谁跟您说社交界啦，最亲爱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和妻子确实属于社交界，我们也经常出入于社交界，可是我们不让社交界人士到我们家里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声大笑了，但依然不为所动，只是过了两个月光景，他才到我家的兽苑来了一下。 [189] 但不久便到了1848年，他因与彼得拉舍夫斯基案有关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服苦役了。 [190]

题解：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索洛古勃（1814—1882），伯爵，三四十年代自然派很受人欢迎的小说家，著有好几部中篇小说（《两双套鞋的故事》、《药房老板娘》、《半篷马车》），甚得别林斯基好评；五十年代，以有才能的轻松喜剧作家著名，又以“暴露性”喜剧《官僚》（1857）的作者而驰名。索洛古勃的《回忆录》写于暮年，主要写三四十年代的事。索洛古勃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般说来与别林斯基周围的青年文学家们以及未来的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们一样，并不接近。

伊·伊·帕纳耶夫回忆道：“他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所吸引，缠住我们大家问：‘这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谁？看在上帝分上，指给我看，把我介绍给他！’”（伊·伊·帕纳耶夫，《文学回忆录》，页132）索洛古勃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交往不深，只有很短一个时期。关于这一交往的记述在他的回忆录中相应地也只占很少的篇幅。

本文按《历史通报》1886年六月号页561—562原文刊印。

1877年《作家日记》选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看了《祖国纪事》一月号上的涅克拉索夫的《最后之歌》。 [191] 这是一束热情之歌，是没有说完的话，涅克拉索夫作诗一向如此，然而这是一个病人的何等痛苦的呻吟！我们的诗人身患重病，——他亲自对我说过，——他对自己的病况知道得一清二楚。但是我不相信……这个健壮而又敏感的身躯。他痛苦不堪（他的肠道患某种溃疡，病症很难诊断），但是我不相信他拖不到春天。到了春天，他到温泉去，到国外去，换一换气候，快些去，他就会痊愈，我相信准是这样。人与人相处往往是很奇怪的，我们在我们的一生中难得见面，我们之间常常不了解，但是我们的生活中有过这样一件事，我永远不能忘怀。那就是我们生活中的第一次见面。前不久，我顺路去看望涅克拉索夫 [192] ，他患着病，痛苦到极点，开口头一句话就提到我们初次相识那些日子。当时（三十年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么新鲜，生气勃勃，美好，故而永远保留在有关人士的心灵里。我们当时才二十出头。我住在彼得堡，从工程学校退学已经快一年 [193] ，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退学，总是抱着十分模糊不定的目的退学的吧。那是1845年的5月。头年初冬我突然动手写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穷人》 [194] ，在这之前我什么也没有写过。写完后，我不知道拿它怎么办，交给谁。文学界的友人，除了格里戈罗维奇，我一个也不认识。他当时除了写过一篇短文《彼得堡的街头乐师》刊登在一个文集里 [195] 之外，也是什么都没有写过。那时他好像准备夏天到自己的村子里去，暂时在涅克拉索夫处住一阵子。他顺便路过来看我，说：“把稿子带来（他自己也还没有看过）。涅克拉索夫打算在明年之前出个集子 [196] ，我拿给他看看。”我带着稿子去了，匆匆见了涅克拉索夫一面，我们互相握握手。想到我带了自己的作品来，我感到难为情，赶紧离去，和涅克拉索夫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

我很少想到作品会成功，这些人，如当时人们所说的“《祖国纪事》派”，我是害怕的。我兴致勃勃地看别林斯基的文章已经有好几年了，可是我觉得他这个人严厉，可怕，“他会嘲笑我的《穷人》！”——有时我不禁这样想。但有时候又这样想：我怀着激情，几乎含着眼泪写下的东西，“难道我握笔写作这个中篇时所体验到的一切，全是虚妄，是幻影，是不真实的感情？”不过我这样想自然只是短短的一瞬间，狐疑不决的心情立即重又出现。交出稿子的当天晚上，我到住在远处的一个老同学家里去。我们整夜谈论和朗读《死魂灵》，读了几遍我也记不清。当时青年人往往如此，两三个人聚在一起，“诸位，咱们是不是念点儿什么，念果戈理吧！”于是他们坐下来就念了，说不定念个通宵。那时青年人中间似乎传播着许许多多东西，似乎期待着什么。我回家时已是深夜四点钟，当时是明亮如同白昼的彼得堡的白夜。正是晴朗、暖和的季节，我走进自己的寓所，没有去睡，却打开窗户，坐在窗前。突然门铃响了，使我极为惊讶，格里戈罗维奇和涅克拉索夫奔过来拥抱我，他们两人欣喜若狂，几乎要哭出来了。原来他们傍晚时很早就回家，拿了我的稿子试读：“读上十页就知道了。”可是读了十页，他们决定再读十页，后来他们欲罢不能，不停地读下去，读了一整夜，一个人读累了就轮流着大声朗读，一直到凌晨。后来格里戈罗维奇单独和我在一起时对我说：“他读到大学生死去，父亲跟着棺材奔跑的那个地方，我突然发觉涅克拉索夫的声音哽住了，一连哽咽了两次，他突然忍不住了，用手掌拍了一下稿纸说：‘唉，他呀！’他这是说的您，我们就这么念了一整夜。”等他们念完（七个印张！），异口同声地决定立即到我这里来：“睡觉算什么，我们喊醒他，这比睡觉要紧！”后来，等我仔细观察了涅克拉索夫的性格以后，我常常为这个时刻感到惊奇：他的性格是孤僻的，几乎是谨慎而多疑的，不大喜欢流露自己的心情。至少我觉得他始终是这样，因而我们初次会面那个时刻真正是最深沉的真情流露。那天夜里他们在我的寓所逗留了半小时，这半小时，天知道我们讲了多少话，急急忙忙，夹杂着惊叹，从三言两语中去了解对方。我们谈到诗歌，谈到真实，还谈到“当前形势”，自然，也谈到果戈理，引用《钦差大臣》，引用《死魂灵》中的话，但主要是谈别林斯基。“我今天就把您的中篇拿去给他看，您等着吧，——他这个人，他这个人多么好！等您认识他以后，您会知道，他的心眼有多么好！”涅克拉索夫双手摇着我的肩膀，非常兴奋地说。“嗯，现在您睡吧，睡吧，我们走了，明天上我们那儿去！”倒好像他们这样来过以后我还能睡得着似的！多么巨大的成功，多么令人高兴，最主要的是多么珍贵的感情，我清清楚楚记得：“有的人获得成功，大家跑去看他，赞扬啊，祝贺啊，可这两个人却是含着眼泪，在凌晨四点钟跑来把我喊醒，因为这比睡觉要紧……唉，太妙了！”我想的是这个，哪里还有睡意！

涅克拉索夫当天便把稿子拿去给别林斯基看。他钦佩别林斯基，而且一生中最爱的也是他。当时涅克拉索夫还没有写出什么东西来，达到像他一年以后所写的那样的水平。据我所知，涅克拉索夫十六岁左右单枪匹马来到彼得堡，几乎也在十六岁开始写作。他如何与别林斯基相识，我知之不详，但别林斯基一开始便了解他，而且可能对他写诗的情绪有过极大的影响。尽管当时涅克拉索夫年纪还轻，他们之间年龄相差悬殊，但想必他们当时就有那样的时刻，说过那样的话，使他们一辈子互相影响，牢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新的果戈理出现了！”涅克拉索夫举着《穷人》走进他屋里，高声叫道。“您那里果戈理出得像蘑菇一样快！”别林斯基严厉地批驳他，但稿子还是收下了。傍晚，当涅克拉索夫再次去时，别林斯基“简直激动地”迎接他说：“带他来，快点带他来！”

于是（大概已经是第三天），他们带我去见别林斯基。我记得，乍一看见，他的外貌，他的鼻子，前额，使我颇为吃惊。我不知为什么，原先把“这位严厉的、可怕的评论家”完全想象成另一个模样。他极其自大而又矜持地接待我。“没什么，应该如此呗！”我心里想。但是过不了一会儿，一切都改观了：脸上不是自尊自大的神气，不是大评论家接见刚动笔写作的二十二岁青年作者的傲慢，而是——这么说吧——他有感触，尽快要向我倾吐，他有重要的话，急于要向我诉说，那俨乎其然的神色正表示他对这些感想和话语的重视。他目光炯炯、热情洋溢地说了起来：“您自己是否明白，”他按照习惯突然提高嗓音，把这句话对我说了好几遍，“您写了什么！”他要表达强烈的感情时总是提高嗓音。“您像画家一样，只凭直感，凭直感可以写作，但是，您向我们指出的那整个可怕的现实，您自己是否了解它的意义呢？您才二十二岁，说是已经了解了，那不可能。您写的那个不幸的小官员，他长期当差，把自己搞成这样，逆来顺受，连承认自己是个不幸的人都不敢，把小小的牢骚几乎都当作是自由思想，连得承认自己不幸的权利都不敢。当那个好人，他的将军把一百卢布给他时，他垮了，惊奇得不知所措，‘阁下’居然会体恤像他这样的人，是‘阁下’，不是大人，您把他表现得多么生动！至于那颗蹦落的纽扣，吻将军的手的一刹那，——那已不是对这位不幸者的同情，那是惶恐，万分的惶恐！他的惶恐就在于那次道谢之中！这是悲剧！您触及了事情的实质，一下子揭示了要害。我们，政论家和批评家，只是评论，我们竭力用语言去说明实质，而您是艺术家，只用线条，一下子就用形象揭示出本质，让人可以用手去触摸得到，让最懵懂的读者茅塞顿开！这就是艺术的奥秘，这就是艺术的真谛！这就是艺术家的为真理服务！真实启示了您，真实昭示了作为艺术家的您，真理作为一种才能为你所掌握，珍惜您的才能吧，始终做个诚实的人吧，您将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他当时对我讲的就是这些话。后来他对其他许多人讲到我时说的也是这些话，这些人如今还活着，可以作证。我心里如陶醉一般从他那里出来。我在他家的屋角里停下，望望天空，望望明亮的白天，过往的行人以及一切，我全身心地感觉到，我生活中的重大时刻来临了，永久性的变化发生了，崭新的情况开始了，那是即令我的天花乱坠的幻想都不曾遐想过的情况（那时候我是个不得了的幻想家）。“难道我真的这么伟大？”我处于战战兢兢的兴奋中，惭愧地暗自想道。啊，不许想到自己伟大不伟大，后来我永远也没有想过，但当时——能忍得住不想吗！“啊，以后我要使自己无愧于这些赞扬，这些人多么好，多么好！这些人原来在这里！我要受之无愧，我要努力做个像他们那样的优秀人物，我要始终‘诚实’！唉，我是多么轻率，万一要是别林斯基知道了我的头脑里是些什么不体面的、恶劣的东西！可人家还说这些文学家骄傲，自高自大呢！不过，这种人只有俄国才有，他们是同样的人，有同样的真理，而真理、善和真实总会战胜邪恶与陋习，我们必将胜利！啊，去接近他们，和他们在一起！”

我一直想着这一切，历历如绘地想起那个时刻。以后我永远也难以忘怀。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我在服苦役时，回想起这一时刻，增强了勇气。现在我每次回想起来还心情激动。三十年以后的此刻，我又回想起这一时刻，不久以前坐在涅克拉索夫的病床边时，似乎又经历了一次当时的情景。我没有向他细说，我只提到，当时我们的那些时刻是什么，我看到他自己也就回想起来了。我并且知道他回想起了什么。我服苦役回来，他指着他书中的一首诗给我看。“这是我那时候写的一首关于您的诗，”他对我说。 [197] 然而我们天各一方地过了一辈子。他缠绵病榻，想起如今已经作古的友人：

正当盛年，他们的预言之歌犹未唱完，

便成为邪恶和背信弃义的牺牲品而倒下，

他们的遗像

从墙上责备地望着我。 [198]

这里，使人难堪的是责备地这个词儿。我们依旧是“诚实的”吗，依旧是吗？让每个人凭自己的良心去判断去决定吧。不过你们自己念一念这痛苦之歌吧，让我们心爱的热情的诗人复活吧！一位热衷于忍受苦难的诗人！……

题解：

身患不治之症的涅克拉索夫的来访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起他的青年时代最有意义的一段时期，于是在1877年1月的《作家日记》中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回想起来的这一插曲，主要的是非常确切地叙述了与他的文学处女作有关的事情的表面过程以及思想内容，这些思想因《穷人》而为别林斯基所发挥，起先是在与作者的谈话中，后来又在刊物上。

别林斯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和创作起过特殊的作用，别林斯基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仰转而倾向社会主义，这一“转变”在他们当面结识之前，通过别林斯基的文章就开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兴致勃勃地看别林斯基的文章已经有好几年了”。他照着别林斯基的意见学着去了解果戈理，领会自然派的实质，评价四十年代的文学现象。这个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形成的审美标准，在他后期的创作中实质上依旧未改变。陀思妥耶夫斯基越是紧跟别林斯基，越是伤心；从《两重人格》开始，别林斯基对他越来越冷淡，《女房东》发表后，对他大失所望了。和别林斯基的分歧主要是在文学问题上，在他去服苦役之前，他始终信仰别林斯基的思想。从西伯利亚回来，他仍旧是别林斯基的热烈崇拜者。这从他的《——波夫君与艺术问题》一文中与克拉耶夫斯基的论战可以看出。

等到他的信念“蜕化”开始明显地暴露出来，那么，最清楚的是表现在他对别林斯基的态度上。早在写《群魔》之前，他义愤填膺、怒火万丈地试图连根拔除自己的过去，彻底背弃自己年轻时的思想。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开始与别林斯基进行斗争。在写作《群魔》时期，斗争达到顶点，别林斯基的身价降低了。但是，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最后一个时期，即第三个时期（1874年底）来临时，他又满怀爱戴去靠近别林斯基的影子 [199] ，起先胆怯地靠上去（借口是别林斯基的提法中肯，才智卓越）；稍后，在与自由主义者们的斗争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拿“纯洁的、真诚的”别林斯基与他们作对比；最后，在他的社会主义，他的革命性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俄国历来的特点——彻底否定欧洲文明。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演变中的别林斯基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形象，好比是一种象征，随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社会—政治信仰和宗教—哲学信仰的这样或那样变化而每次改变其思想和轮廓。

这里按1877年一月号《作家日记》第二章刊印。

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

斯·德·亚诺夫斯基

我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识是在1846年 [200] ，其时我在内务部医药采购局任职。我住在干草广场与奥布霍夫桥之间，当时有名的产科医生肖尔茨的宅子里。我原在森林与测量学院任校医，还担任自然史的几门课的教师，从学校辞职后立即搬到这个住所，因而我在彼得堡的行医业务还不多。我的病人中有瓦·尼·迈科夫 [201] ，我喜欢跟他聊天，他讲的些知识界与戏剧界人士的小掌故使我颇感兴趣，这些人士当时都在他父母家聚会。那时，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处女作《穷人》的巨大成功，他的名字传诵一时，我们也常常谈到他，而且我经常表示我对这部小说的喜爱。有一天，迈科夫忽然对我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要我允许他来向我求教，因为他也病了。我自然十分乐于从命。次日上午十时，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迈科夫 [202] 来我处，并把一个人介绍给我，这个人后来我天天与他见面，直到他被捕。

1846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外貌的真实写照是这样：身材中等以下，骨骼粗大，肩膀与胸廓尤其宽阔；头部比例相称，但前额极饱满，分外开阔突出；眼睛不大，淡灰色，非常灵活；薄嘴唇，常常抿紧，赋予整个脸容以一种专心向善、专心向爱的神情；头发比浅色的还要淡，几乎是淡白色，异常细，或者说柔软；手腕和脚掌大得引人注目。他衣着清洁，甚至可以说雅致；身穿优质黑色呢料的常礼服，做工讲究，黑色细呢背心，洁白得无可挑剔的荷兰布衬衫，头戴圆顶高筒大礼帽；如果说有什么东西破坏他的全身打扮的和谐的话，那就是不太漂亮的皮靴，以及他那有点儿笨拙的动作。他的举止不像军事院校的学生，倒像神学院的毕业生。他的肺部经过极仔细的检查与听诊证明是完全健康的，但心跳不太均匀，脉搏也不齐而且非常细微，像女人与神经质的人的脉息。

第一次来访过后，接着又来了三四次，我们之间是病人与医生的关系。不过随后我请求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早些来，以便有机会尽可能与他多谈谈与疾病无关的事情，因为在这几次短促的会面中，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就以他的智慧，十分深刻细致的分析以及非凡的人道精神使我倾倒。他尊重我的要求，改在每天八点半钟来，不是十点钟。我们一块儿喝茶。几个月以后，他开始晚上九点钟再来一次，我和他闲聊，直到十一点，有时甚至在我处过夜。这样的晨昏于我是难以忘怀的，因为在我的一生中，我没有经历过比这更愉快、更有教益的时光。 [203]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治疗持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等局部的病完全治好后，他又继续服用修改处方的齐特曼汤药三个星期光景，以消除病人身上极其明显地存在的瘰疬症——坏血症型的恶病体质。整个治病期，从五月底开始，继续到七月中，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每天来我处，除非是阴雨天气他不能出门，或者是我去看望他。那时他住在大滨海街与小滨海街之间的一条什么胡同里，在一个招收房客的女房东那里租了一个小房间。 [204] 每天上午，起先是十点钟光景，后来是恰好八点半，前厅的门铃响过，我看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快步走进会客室。他把礼帽放在第一张椅子上，迅速瞥了一下镜子（同时迅速用手掠一掠淡黄色的柔软的梳成俄国式的头发），直接对着我说：“嗯，好像没什么，今天气色还好，喂，你看怎么样，老兄？（这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喜欢用的称呼，确实有点儿亲热味道，他说出来非常讨人喜欢。）嗯，我看得出，看得出，没什么。你看舌苔怎么样？我好像觉得有点儿白，神经过敏。睡眠倒是还好，老兄，就是各种幻觉多，搅得脑袋好难受。”

往往是等他这一番开场白说过，我才仔细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进行检查，摸他的脉息，听心跳，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之处，就安慰他，一切正常，幻觉是因为神经的缘故。他很满意，于是又补充说：“嗯，当然，是因为神经的缘故。那么，不会中风？很好！只要不中风，其他的病好对付！”

他放心了，迅速改变他的面孔的表情和诙谐的口气：眼睛里专心致志的、似乎是惊骇的神色消失，紧紧地抿成一条线的嘴唇张开了，露出一口结实的好牙齿；他走到镜子前，但已经像个完全健康的人那样观看自己，又打量一下他的舌苔，这时已经这样说道：“嗯，对，当然是神经质，普通的白色，没有黄斑，那就是——好的！”

然后我们在小茶桌旁坐下喝茶，我通常听到这样的话：“喂，我要半杯，别放糖，我先嚼着糖喝茶，第二杯放糖，就着面包干吃。”天天如此。我们一面喝茶，一面天南地北地随便扯，但是谈得最多的是医药、社会问题、文学艺术问题，关于宗教也谈得很多。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所有见解，尤其是他的观点的正确，知识的渊博，令我吃惊，也使当时我们的其他友人吃惊。和我们比较起来（尽管我们都有大学的知识水平，而且都是读过一些书的人），他知识广博，分析深刻，使我们不由得不信服他的论据，像是某种具体的、可以触摸到的东西似的。

1846年底，我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交往进而成为亲密的友谊，我们的闲聊具有最诚挚的、推心置腹的性质。[……]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我有了深厚的交情之后，他才把情况告诉我。他对我说，他是个相当贫穷的人，靠写作为生的作家。这时他告诉我许多他童年时代的艰难又凄凉的景况，尽管他谈到母亲、姐妹和大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时总是怀着崇敬的感情。关于父亲，他绝不愿意提起，也要求我不要问起他。 [205] 对弟弟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也很少提及。 [206] 有一回，我问他为什么不去服役，为什么放弃自己的专业生涯，他给我的答复我在给奥列斯特·费奥多罗维奇·米勒的信中已经写了，其可靠性我到现在依旧肯定，尽管与米勒先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中所述有出入。 [207] 为什么我这样有把握地坚持认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退学的原因就是我信中所说的尼古拉·巴甫洛维奇皇帝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设计图不称心，作了不满的评语，而不是因为在大公爵那里当传令官呢？我的回答很简单：因为我所说的一切都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亲口对我讲的，我当时立即记入我的《日记》中。 [208]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找我来治的第一种病，纯粹是一种局部性的病，但他在治疗期间经常抱怨头晕得厉害，认为是一般所说的中风。我呢，仔细观察他的症状，知道他所诉说的许多神经方面的现象，是在童年时就有了的，同时我观察他的气质与身体，常认为他可能是某种神经性的疾病。他的头晕病发作有时候到了很外露的程度，下面所述的情况是最好的说明，我不能略而不提，因为其中有些地方可以证实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所相信的预感。

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相识的第二年夏天，我住在巴甫洛夫斯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住在巴尔果洛伏的一所别墅里。那时我们有君子协定，我因为料理公务每星期必定要到彼得堡去三次，那几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可以在下午三时到六时之间在我的寓所与我见面。有几次我们就是这样见了面。可是有一回，星期一的晚上我过得十分忐忑不安，总觉得有一种按捺不下的、尽管也是没来由的欲望，要到彼得堡去。我无论怎样努力让自己安下心来，把行期拖到明天，就是我平常到彼得堡去料理公务的日子，可是我却控制不住自己。我一早喝了茶，动身去彼得堡。到了城里，无事可干，我顺便到局里去了一下。午后三时我到小滨海街的HêteldeFrance（法兰西饭店）去，我的一些朋友请我去吃饭。吃饭也没有什么胃口，总还是急于要到什么地方去。四点钟光景，我来到街上，我本该从滨海街往左拐，回奥布霍夫大街的家里去，或者往皇村铁道去，可我在一种怔忡不安的感觉的影响之下，完全不知不觉地、本能地往右拐，向枢密院广场走去。刚走到广场，便看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广场中央，没戴帽子，常礼服和背心的纽扣敞开，领结松散，在一个军队里的文书模样的人搀扶下走着，扯开嗓门在大喊大叫：“瞧，就是这个人，这个人救了我”，等等。关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发病这件事，我在给阿·尼·迈科夫的信中作了描绘，而且发表在《新时代》上。 [209]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称这件事情是重大事件，以后我们回忆起来时，他总是说：“有过这么一件事以后，你还能不相信预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想在一期《日记》中详细记述此事，尤其是那时候，他常常谈到招魂术。 [210] 可是招魂术士很不称他的心，因而他也就没有提起此事。

在被捕之前，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喜欢写洋洋洒洒的长信 [211] ，偶尔给谁写封信，总是把事情一股脑儿写在一些小纸片上。我所收到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所有来信中，最有意思的一封信是住在巴尔果洛伏的他寄给住在巴甫洛夫斯克的我，说是现在他不至于中风了，因为他忙于募捐以帮助一个不幸的酒鬼，这家伙没有钱喝酒，后来没钱一醉，最后连喝一点点酒以解除宿醉的钱也没有，只好到一家家的别墅去，表示要自己打自己以乞讨几个钱。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所说的事在艺术方面是尽善尽美的；对一个贫穷的酒鬼有着那样的人道精神，那样的同情，叫人不由得不落泪，但是其中也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才能中所固有的那种幽默和疾恶如仇的精神。

在劫难逃的autodafe [212] ，这张信纸不见了……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与我相识的时候也好，后来从西伯利亚回来靠自己家人生活的时候也好，甚至在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确实拥有富裕的钱财，看来对兄弟的无论什么要求都不会拒绝的时候也好，他始终是贫穷的，经常需要钱。想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笔耕收入往往是丰厚的，他过的生活，尤其是做单身汉时候的生活，极为俭朴，一无嗜好，你就不由得要发生疑问：他的钱究竟到哪里去了？对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得相当正确，因为在这方面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我比对任何人都坦率：他把自己的钱几乎全都分给了别人，哪怕仅仅只比他穷一点的人；有时候甚至分给并不比他穷的人，只不过他们善于从他这个滥好人身上榨取钱财罢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惟不打牌，而且随便哪种打法他都一窍不通，他讨厌打牌，绝然反对纵酒狂饮。 [213] 同时，他天生极其多疑（他有某种脑子痛的确凿无疑的征兆，而且恰恰是那种性质的症状，后来以纯粹的癫痫症的形式暴露出来），又经常害怕中风，他千方百计弃绝一切刺激性的东西。他的多疑在旁人眼中到了可笑的地步，可是这一点却使他非常生气。你看到这种情况，往往不由得不发笑：谁如果无意间说了一句：“好香呀，多好的茶！”——其实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往往不喝茶，喝的是热水，——他会突然站起身来，走到我身边，跟我咬耳朵说：“喂，老兄，我的脉搏怎么样？嗯？真是好花茶啊！”于是你得收起笑容，一本正经地安慰他说，脉搏没什么，舌苔也挺好，头脑也清楚。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唯一喜欢的，是偶尔在小海滨街的法兰西饭店宴请他的所有亲密朋友。饭菜费用一般每人不超过两卢布；可是这种请客几乎给每个人都留下愉快和美好的记忆，一直保留到下一次重新聚会。饭菜总是由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预先订好，每人一卢布计算。饮料方面，饭前允许喝一小杯伏特加，很小的小酒杯（看到这种杯子，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布特科夫 [214] 作个不愉快的鬼脸），吃饭时两大杯香槟，饭后喝茶是ádiscrétion [215] 。当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喝伏特加，香槟酒只斟大杯子的四分之一，在席间致辞以后呷上一口。他喜欢席间致辞，讲得兴致勃勃。喝茶要延续到很晚，直到离开饭店才停止。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喜欢这样的饭局；他在吃饭时作亲切的闲聊，对于他，这种便宴委实像是过节。他本人这样向我解释他为什么喜欢这种聚会，“看到可怜的无产者（他把每个靠计日工资而不是靠地租或其他固定收入，例如担任公职的薪俸过活的人叫作无产者）悠然坐在富丽堂皇的房间里，吃着精美的菜肴，喝着冒汽的酒，而且是真正的香槟酒，心里就快乐！”过节似的宴会快要结束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怀着一种特别满意的心情走到各人身边，跟大家一一握手，一边说：“菜不坏，挺好，加调味汁的鱼味道非常非常好。”他这样说着，还吻吻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布特科夫。

说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待布特科夫的特别富有人情味的态度，倒使我想起一桩事情来。我们绝不是富翁，布特科夫即使在我们中间也是个出名的真正的穷光蛋。有一回，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估计自己某一天将从《祖国纪事》杂志社得到一笔钱，他打算就在那天在法兰西饭店举行聚餐。头天晚上我们大家都接到通知，第二天三点钟光景大家已到齐。这时，钟敲三点，又到了三点半，可是我们还没有入席，连冷盆也没有端上来。我们自然纷纷问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为什么不上菜。对此，他似乎有点儿窘，同时诉苦似的答复我们说：“唉，我的天哪，难道你们没看见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没来吗！”说着，抓起帽子，跑出去了。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米柳科夫碰到这一场面说了句俏皮话，非常愉快而逗人喜爱；素来一本正经的瓦·尼·迈科夫和亚·尼·普列谢耶夫嘀咕开了，好像说哪怕先上冷盆也好啊。临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与布特科夫出现在门口：前者焦急异常，后者耸耸他那宽阔的肩膀，反复地说：“不信你去对他们讲，总是一句话，杂志没出版，你就没话说了。”“您不会要求他们给一半吗，您懂吗，喏，哪怕支付一点儿。要不，现在可怎么办？我还答应替他们每人付两个卢布；您哪怕要求他们给一张红票子 [216] 也好呀。现在可怎么办呢？……”我们盯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问，要他向我们讲清楚，既然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已经来了，为什么还不给我们开席。这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才告诉我们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了解原因后，吩咐开饭。问题在于将要刊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一篇小说的那期《祖国纪事》出版脱期，故而该刊账房拒绝向持了作者的条子去取钱的布特科夫付款。这顿饭吃得特别愉快；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说了许多俏皮话，都极为成功；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迈科夫也情绪很好，讲了许多有趣又动人的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利用雅科夫·彼得罗维奇遇到的这件事，发表了一篇关于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乞乞科夫 [217] 剥削文学创作的讲话，我们全体一致听得十分高兴，报以热烈的掌声，长时间地欢呼“好啊”！然而这餐饭无论吃得多么快乐，回想起来多么亲切……现在我提到它，几乎还喘不过气来，因为这是最后一次聚会，接踵而来的是逮捕的惨剧，继而又是对于我们这一伙人都是痛苦的四散分离。

想到我和永远难忘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每天在一起度过的时光，我不能对文学谈话默然置之。这种谈话有时候是他与我单独进行，有时候也有我们共同的友人在场。他自然是把普希金与果戈理看得比所有的其他作家都高，谈起这两位作家，他常常凭记忆整章整章地引用他们的作品，或者背出一个个完整的场面。莱蒙托夫和屠格涅夫他也看得很高，屠格涅夫的作品中他特别赞赏《猎人笔记》。他十分推崇伊万·亚历山大罗维奇·冈察洛夫的全部作品，尽管论数量当时还不多。陀思妥耶夫斯基兴致勃勃地引用单独发表的《奥勃洛莫夫的梦》 [218] （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尚未全文发表）。老一代作家中他介绍了拉谢奇尼科夫。对于我国的其他小说家，诸如索洛古勃伯爵，（伊·伊·）帕纳耶夫，他的看法就不太赞许，他不否认他们有才，但不承认他们有艺术才华。我当时有一批数量可观的藏书，我回家常常遇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书架上抽出书来在看，最常碰到的是他手里捧着果戈理的作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看果戈理的作品从来不会觉得疲倦，并且往往一边大声朗读，一边作解释，发议论，对一些细小的地方都如此。他看《死魂灵》几乎每次都要掩卷赞叹：“对于全体俄国人，尤其是对于我们作家兄弟，他是个多么伟大的导师呀！这才是一本真正的书！老兄，您每天看它一点，哪怕只看一章，可是要看。因为我们每个人身上既有马尼罗夫的甜言蜜语，又有罗士特莱夫的厚颜无耻，既有梭巴凯维奇的粗野笨拙，又有种种愚蠢与恶习。”

除了小说类作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经常从我处拿医学书看，尤其论述脑病和神经系统疾病的书，精神病的书和按旧的说法论述头颅发展的书，——当时流行的是加尔 [219] 的体系。这本书有插图，引起他的极大兴趣，使他晚上经常到我处来，谈论头颅与脑子的解剖，脑与神经的生理机能，颅骨高的意义，加尔认为颅骨的高是有重大意义的。我每解释一点，他必定要应用到他自己的头相上去，要求我对他的头颅上每个突出点与洼窦作浅显易懂的说明，他常把这样的谈话拖到半夜以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颅相确实气象不凡。与整个头部相比，他的前额宽阔，额窦清晰，眼眶边缘十分突出，后脑骨下部无任何突起，这种长相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头部很像苏格拉底。他对这一相似感到满意，他自己也发现是相像的，谈起来时还常常补充说：“后脑上没疙瘩，好呀，就是说，我不是裙子派 [220] 。对，很对，老兄，因为我不喜欢裙子，您知道吗，我喜欢软帽，像叶甫盖尼娅·彼得罗夫娜戴的软帽，此外什么都不喜欢。嗯，这么说来，是对的。”（彼得罗夫娜是包括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迈科夫在内的迈科夫兄弟的母亲，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我们大家都深深尊敬和喜爱她。）[……]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最初与我相识时手头就很不宽裕，靠自己挣钱过日子。后来，等我们从泛泛之交进而产生了友谊，到他被捕之前，他经常缺钱用。不过，因为他生性正直到了一丝不苟的地步，客气得有点神经过敏，所以他不喜欢向人家借钱 [221] ，以免惹人家讨厌。他经常对我说：“我知道，我从您这儿总是可以借到钱的，但毕竟有点儿那个……嗯，好吧，我会向您借的，不过您知道，我会还您的。”然而穷困常常使他心情沮丧，而且不光是他一个人，还使他的许多亲友心情颓唐，所以他有一次和我说起此事：“我们能不能凑一笔钱，哪怕是很小的一笔，百把个卢布，到尴尬时可以借一借，好比从自己钱包里掏钱，比较方便。”我同意他的建议，不过有个条件，就是在四个月内凑成这笔款子，为此我将从自己的薪水中和行医的收入中每月抽出二十五卢布。这笔款子我们比预定的时间早就有了，因为我的一个朋友弗拉索夫斯基给了我一百卢布，以后分期还给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立即拟了几条规则，从这笔现金中借钱的人必须遵守，我们通知了其他一些人。这几条规则长久保存在我处，可是由于意想不到的逮捕突然落到我们大家头上，在匆忙混乱当中，它就和其他的实际上完全无辜的纸张一起，被付之一炬了。这autodefe是怎么发生的，我在后面再交代；这里我不能不声明一下，对我来说极为宝贵的我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全部来往信件，还有他的哥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给我的信，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迈科夫给我的信，都被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亲手扔在为了销毁信件书稿而特地生起火来的炉子里了。

供大家借支的现金存放在我处，我把它放在写字桌的一只抽屉里，钥匙挂在桌子上方。抽屉里还放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手写的一张规则：每人可借多少钱，借款数额如何计算，何时必须归还，最后还附带规定，若有一次违反还款规则，须有别人担保方可使用贷款；以后若此人仍逾期不还，则停止其借款。许多人用过这笔周转金，认为对他们极有帮助。我过去的藏书也订了类似的规则，供大家使用。

设立金库，办小图书馆，跟傅立叶或路易·勃朗的理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之前以及回来之后，虽则也知道人们对社会主义写过和说过些什么，但他并不赞成这一学说。 [222]

除了一百卢布现金的大金库之外，我们还有个小扑满，我们手头有了五戈比硬币便投在里面。这笔钱我们原定是为了那些赤贫的穷人的，他们拒绝领取当时彼得堡的公共食堂的饭票。有一回，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也迫不得已从这只扑满中拿了几枚五戈比的硬币，拿了之后，不幸的他恰好又没有机会归还。情况是这样的：有一天星期五，著名的青年小组——其中可能也有并不年轻的人，确切情况我说不准，因为我不属于那个小组，——到彼得拉舍夫斯基处去聚会，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十分意外地来看我。那天从早晨起便是阴天，傍晚时下起滂沱大雨，我待在家里没出去。七点钟，我正准备喝茶，忽然门铃响了，接着我听见前室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声音。我立即奔出去迎接他，看见他身上的水像小河似的往下淌。他头一句话便向我说明，他是到彼得拉舍夫斯基家去，路上看到我这儿有灯亮着便拐了进来，顺便需要把衣服烤烤干。他的衣服是无法烤干的，因为他真可谓是浑身湿透了，所以他换了我的衬衣穿上，靴子叫仆人拿到炉灶边去烘着，他自己坐下来喝茶。将近九点钟光景，靴子烘干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开始准备到彼得拉舍夫斯基处去。可是外面大雨倾盆，我就问：“这样的天气您怎么去？从买卖桥（当时我的住地）到博克罗夫，路虽不远，可是一路上雨不是还会把您淋得湿透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回答我说：“倒也是的，既然这样，您就给我几个钱吧，我乘马车去。”我身上连一个戈比也没有，公共的金库里十卢布以下的小票子又没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皱了皱眉头，说了声“真要命”就想走了。这时我建议他从铁的扑满里拿点钱，他同意了，拿了六枚五戈比的硬币。他大概是用这一点钱乘车到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处。至于够不够他回家的车钱，我就不得而知了，因为第二天上午十一时整，他的哥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脸色惨白，惊慌失措地跑来告诉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被捕了，已被押到第三厅 [223] 去了。这时便动手销毁信件与稿纸，前面我已提及此事。此后我没有见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直到在特维尔与他见面，这次见面我在一篇关于癫痫的文章中已经述及。 [224]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喜欢和人交往，或者最好说是他很喜欢和渴望得到某种思想开展的青年人待在一起，不过他尤其喜欢这样的社交场合，他在那里觉得自己像在讲坛上一样，可以进行宣传。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喜欢跟这些人谈天，因为按他的天赋和才能而论，或者就知识而言，他比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要无可估量地高得多，所以发展他们的才能，关心这些年轻同志的才能和文学习作的发展，这是一种特殊的乐趣。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同伴我几乎都认识，我记得这些同伴都认为把自己的文学作品念给他听是自己的责任。亚·乌·波列茨基 [225] 、雅·彼·布特科夫、彼·米·采德列尔 [226] 都是这样做的。至于亚·尼·普列谢耶夫、克列肖夫 [227] 与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就不说了，因为后者，尤其是亚·尼·普列谢耶夫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处得到过作品的题材，甚至完整的小说构思。倘若出题作文是一件令人不满的事情的话，那么这样的短篇小说或中篇小说是立即会被作者本人郑重其事地摒弃的。

我举两件事来证明我的这种说法，其中之一与雅·彼·布特科夫有关。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清楚了解这位擅长描写彼得堡的各个角落的作者的才能特点，建议他写以某一奇闻逸事为题材的短篇小说，或者写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所构思的稀奇古怪的事件为题材的小说。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完成了任务，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规定，应于第一个星期二在我处朗读。当时我住在商人街谢斯特林凯维奇天主教堂的房子里。晚上八点钟，那天来聚会的人都围着一张桌子坐定，桌上摆着一杯一杯的茶。雅科夫·彼得罗维奇以他特有的咳嗽、吐唾沫、极其滑稽的耸肩膀动作开始朗读。可是，他的小说念了还不到一半，我们大家就嘻嘻哈哈地笑个不停，忽然听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要求作者停止。布特科夫只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瞧了一眼，发现他脸色煞白，嘴唇抿成了一条线，作者不但停止朗读，还把那本稿子也塞进大衣袋里。连人也钻到了桌子底下，连声喊道，“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我还以为写得不是那么拙劣哩！”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布特科夫的反常的举动微微一笑，以极其宽容的口气回答他说，这样写法不仅拙劣，而且是不容许的，因为“您写的东西既没有思想，又没有真实，只有虚假与不道德的犬儒主义”。然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向我们指出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所写的作品的缺点，于是作品也就作废了。

还有一件事和亚·尼·普列谢耶夫有关。他当时还是个小青年，还没长唇髭和胡子，好像还不到十八或十九岁。据我现在记得，有一个星期天，上午十一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离开我家，告别时他邀请我上他的新居去。这时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刚退役，单身一人未带家眷来到彼得堡 [228] 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同住。我接受他的邀请，偕我的朋友法拉索夫斯基一起于早晨五时许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处，在那里遇到普列谢耶夫、克列肖夫、布特科夫、一个工程兵军官（姓名已忘记）以及戈洛汶斯基 [229] 。那时退役的下士叶甫斯塔菲已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当仆人，这个人我们大家都认识，而且都很喜欢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已经以亲切的语言把他的名字用在一篇小说中。叶甫斯塔菲给我们每人送上—杯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亚·尼·普列谢耶夫说：“喂，老弟，您拿我讲的奇闻逸事写出了什么东西？给我们念念吧。”普列谢耶夫立即开始朗读。可是作品很差劲，我们勉勉强强听完。普列谢耶夫对自己的作品似乎很满意，可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却直截了当地对他说：“首先，您没有懂得我所讲的，写的完全是另一码事，不是我对您讲的故事。其次，即使您自己想出来的那些东西，表达得也很糟。”普列谢耶夫听了这番话以后就把自己写的东西作废了。

我讲的这两件普通事情，很典型地说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待自己的同伴、文学朋友的态度，不过类似的事情在他的一生中不止两件，有几十件。

一方面，他喜欢参加社交活动，爱好思想活动；另一方面，除了他离开工程学校后所进入的那个社会圈子之外，在其他社会圈子里缺乏熟悉的人；这两点就是他很容易和彼得拉舍夫斯甚意气相投的原因。 [230] 我常常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谈起，他本人为什么那么准时地去参加博克罗夫处的周五聚会，为什么这种集会总是有那么许多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总是回答我说：“我自己常去是因为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处可以遇到许多好人，这样的人在其他朋友处是不常有的。至于他那儿有许多人聚会嘛，那是因为他那里的气氛亲切、自由，而且他总是愿意提供晚饭。最后，在他那儿可以自由主义一番，我们这些凡人，谁不喜欢搞搞自由主义，尤其是一杯酒下肚之后。而彼得拉舍夫斯基也给大家酒喝，虽然，酒是发酸的劣酒，但毕竟是给酒的。嗯，于是各式各样的人都到他那里去了；但您是永远不会上那里去的，因为我不会让您去。”

他果然没让我去，作为我的真诚的朋友和导师，我一辈子感激他，直到现在我依然衷心地感激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十分喜爱与人交往，在他生病期间或者赶一件什么活儿的时候，他不能一个人待着，总是请一个好友待在他身边。然而，当他出于爱朋友的内心欲望而去看望朋友的时候，当他在同样的心情的驱使之下常常到彼得拉舍夫斯基处去的时候，他总是带去人的精神修养，不过他只以福音书中的道理作为修养的基础，绝不包括1848年社会民主主义的内容。 [231]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爱朋友，只有虔诚的教徒才会那样爱朋友。他无比地善良，又善于洞察人心，像他这样的人我一生中没有看见过。既有这些品质，难道还能让人想到他是个阴谋家或无政府主义者？ [232] 既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天生是极其神经质的、敏感的，那么他有什么办法能克制自己在和我们谈话时不流露他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呢？其实，我倒是几乎天天看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听到他说话的，每逢星期日可以在迈科夫家和普列谢耶夫家遇到他；凡是经常到彼得拉舍夫斯基家去的人几乎也经常到普列谢耶夫家去（中学生、神学院学生和某些契尔克斯人除外 [233] ）。但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友人都从来没有听到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过什么煽动人们去搞无政府主义的话。诚然，他到处组成小圈子，喜欢在这种小圈子里用他特有的低声絮语进行谈话。但是这种谈话始终是或者纯粹是谈论文学的。如果他偶尔涉及政治与社会学的话，那么他总是先对某一事实或情况作分析，随后再作出符合实际的、但是又不违反福音书的结论。人家传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是个阴谋家所以才被流放去服苦役。他不幸被流放过，这是事实；但他是不是个阴谋家，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证据，也不符事实。尽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常常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的集会，很可能也说过反对当时国家制度的话，尤其是如果我们不忽略那是在农奴解放之前的话。但他不是，也不可能是阴谋家和造反者。[……]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来不让自己撒谎，即使开玩笑也不撒谎。不但如此，别人无意间撒谎，他也会流露出厌恶感。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所有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接近的人都在亚·尼·普列谢耶夫家聚会。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照例情绪很好，说话很多。可是吃晚餐时谈到，怎样才能使格列奇、布尔加林，甚至使巴·伊·乞乞科夫（有个出版商我们叫他乞乞科夫）永远不撒谎，在这一场谈话中，有个人完全以玩笑的口吻替乞乞科夫辩护道：“他倒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尽管欺侮我们的同行兄弟，但钱还是付的，而且不克扣。至于有时候撒个谎嘛，那也算不了罪孽，因为福音书上也说，谎话有时候也是一条生路。”听到这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立即不作声，极其聚精会神地去思索，在余下的时间里只是不断地和坐在他身边的我们说：“原来这样，居然还引用了福音书。但这其实是不对的，福音书上没有说过这话！你听到一个人撒谎，就会觉得讨厌，可是当他既撒谎又诽谤基督时，这就不但讨厌而且可恶了。”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真心喜欢社交集会，喜欢社交集会上的某些娱乐和消遣。比如，当时，也就是在被捕以前，他喜欢音乐，所以他尽一切可能去观看意大利的歌剧。逢到星期日迈科夫家举行舞会，他不仅爱看人家跳舞，自己也很喜欢跳舞。歌剧之中，他特别喜欢《威廉·退尔》 [234] ，剧中的坦贝利克三重唱使他欣喜异常，他很愉快地倾听莫扎特的《唐璜》 [235] ，剧中采林娜一角他尤其喜欢，他赞赏《诺尔玛》 [236] ，开始是朱丽雅·包茜 [237] 演的，后来是葛丽琪 [238] 演；当梅耶贝尔的歌剧《法国清教徒》 [239] 在彼得堡上演，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为它而欣喜不已。他不喜欢歌唱家法莱卓里尼 [240] 和男高音歌手萨尔维 [241] ，说前者不过是有副好嗓子的布娃娃，对后者他又觉得声音太甜腻而感情太空虚。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喜欢跳舞，当作是内心愉悦的表现，也作为身体健康的可靠表征，但是从来不把它与有机会接近妇女的问题搅在一起，因为有人在跳舞时通过和妇女热烈交谈而达到接近她的目的，也不把它与跳舞者的优雅风度和灵巧的舞姿问题搅在一起。关于芭蕾舞，他只听人家说说，但当时从来没有去看过。

写到这里，我冒昧地顺便说一说，在我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交往期间，以及我们所有的谈话中，我从来没有听见他说过他恋慕过什么人，或者甚至热情地爱过某个女人。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流放到西伯利亚之前，我甚至从来没有看到他“评头品足”，也就是仔细研究与分析我们认识的某位夫人或少女的人品，然而自他从西伯利亚回到彼得堡之后，这却是他所喜爱的消遣了。一般说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辈子都深深尊重妇女的使命，高度评价妇女的忠诚。但是当谈话提到妇女完全解放这一当时颇为时髦的话题时，他往往这样表示：“希望嘛倒是可以说不少，问题是妇女本身的处境会不会因为这样的解放而变得更糟糕、更艰难呢？我想是会的！”

到此为止，我一直在努力描绘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最真实的肖像，以反映在我们交往的1846至1848年间，他是个怎样的人。我希望，这个期间认识他的友人，即使是最亲密的友人中也没有一个人会发现我的叙述中有丝毫不真实的地方。

现在我来描述一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性格特点。1848年底出现在我面前的他好像是另外一个人，如果不是就实质上，那么，至少就外貌上说是如此。这个变化是什么呢？是怎样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些问题，我竭力想作出尽可能接近真实的回答。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整个改变，至少在我的心目中，是他变得有点儿乏味，肝火比较旺，容易动气，即使最不足道的鸡毛蒜皮的事情他也要找岔子，而且不知为什么经常诉说他头晕。

这一变化如果不是突然产生的，不是出人意料地发生的，那么也没有隔了很漫长的时间，不过两三个星期光景。

这事情的整个起因，正如他后来亲口对我说的，是他与斯佩什涅夫的接近 [242]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毛姆贝利（1823—1891），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 [243] ，或者，最好是说他向斯佩什涅夫借钱。在这之前，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我谈起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人员时喜欢怀着特殊的好感评论杜罗夫 [244] ，经常称他是异常聪明的人，有信仰，常常指出毛姆贝利③与巴尔姆 [245] 如何如何，可是对斯佩什涅夫，或者是什么也不说，或者是简单扼要地敷衍几句：“我对他不了解，说实话我也不希望与他太接近，因为这位老爷太厉害了，与彼得拉舍夫斯基不能比。”我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自尊心很强，他说出反感的话表明他知道棋逢敌手了。我对自己作了这样的解释以后，也就不坚持要他说详细的了。甚至当我看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性格起了变化，尤其是他的心情苦闷，定有某种原因的时候，我也没有流露想要直接了解它的愿望，我只说，我看不出有任何器官性的功能失调，因而我尽力使他相信这种情况就会过去的。可是对我的劝慰，有一回，他回答说：“不，不会过去的，它要使我苦恼很久很久，因为我拿了斯佩什涅夫的钱（同时他说总数是将近五百银卢布），现在我跟他就有了这笔账。归还这笔款子我永远没有这个能力，他也不会来讨这笔钱，他就是这么一个人。”这一番话深深印入我的记忆中，一辈子没有忘记，而且，因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我讲这番话时一再说：“您知道吗，我从那时起就有了自己的靡菲斯特，”所以我到现在仍旧不由自主地认为他这话当时确实包含着命里注定的意思。我本能地相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出了什么特别的事情。不幸得很，我知道他最近时期强烈地抱怨没有钱，我对他说，除了扑满以外，我可以把自己的钱分十五至二十卢布给他，这时他说：“我要的不是二十卢布乃至五十卢布，而是好几百：我得付钱给裁缝，给女房东，得还米奇米奇 [246] （他这样称呼他的大哥）的债，总共在四百卢布以上。”为了应付这几项需要，他问斯佩什涅夫借了钱。他在一个星期天去拿钱，中午十二时左右从我这里出发到斯佩什涅夫处去，傍晚在迈科夫家告诉我，斯佩什涅夫怎样把钱交给他，怎样要他保证永远不提起此事。从这件事以后，我只发现一个情况对我来说是新的：过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与他的哥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讲话时，他们的论点与结论常常是一致的，自从费奥多尔去找过斯佩什涅夫以后，他常常对哥哥说：“不是这样的，你如果看看我昨天带给你的那本书（这是路易·勃朗的一本著作），你就不会这样说了。”米哈伊尔则是这样回答费奥多尔：“我除了傅立叶之外，其他无论什么人的学说都不想知道，而且，说句老实话，连傅立叶我都快要抛弃了；这些书都不是为我们而写的。”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爱哥哥，对后面那句话，非但没有朝他发火，甚至也没有反驳他。我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按他的社会思想的性质和信仰的力量来说，他是不喜欢向任何权威屈服的，因此就是在谈到别林斯基的时候他甚至也常常这样说：“没什么，没什么，维萨里昂·格里戈利耶维奇，避而不答吧。等时间到了，您再说话（他说这话是因为别林斯基赞扬过他的《穷人》，后来对他的作品似乎忽视了；但是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来说，对他的创作保持沉默比骂他还难受）。”向斯佩什涅夫借过钱后，他以明显的方式向后者的威信屈服。至于斯佩什涅夫，则正如当时大家所说的，是个绝对的社会主义者。显然，直到现在，我们当中还有许多人以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好像果真是个红色的社会主义者，照某些人的意见，他甚至领导了某个威胁到国家安全的秘密团体。其实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活动，甚至包括他的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的集会，他的属于杜罗夫及某君的所谓秘密团体与上述看法都毫无相似之处。只要看一看这些集会与这个团体的组成人员，考虑一下他们所具有搞阴谋的思想，联系到这些臆想的阴谋者所掌握的手段，最后，再好好考虑一下他们所读的书与所谈的事，那么以为他们搞阴谋的整个错觉便会烟消云散。彼得拉舍夫斯基处和杜罗夫处的所有集会仅仅是少数人的聚会，他们在彼得堡是看不出来的，好比一滴水掉进湍急的涅瓦河。这一群为数不多的人是形形色色的头衔，各种不同的阶层、职业和年龄的混合体，单单成员驳杂这一点就表明他们对社会公众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影响。金钱手段这一伙人是丝毫没有的，因为除了斯佩什涅夫、彼得拉舍夫斯基、杜罗夫与格里戈利耶夫 [247] 之外，所有人员都是穷人；武器，除去外表凶狠的契尔克斯人随身携带的和彼得拉舍夫斯基特别喜爱的朋友哈南科夫经常带在身边的倒霉的燧石枪之外，他们也是没有的。许多人至少在四十年代末竭力认为某些近卫军军官的参与彼得拉舍夫斯基的集会有某种特殊的作用，同时说单是这一情况就使他们的案件有重大的意义。但是，两个近卫军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团中的少数几个人，与其他同事或下级毫无任何联系，又没有共同思想，未必有什么重大作用。我到现在还记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怎样批判地、完全不相信地看待类似的推论。团里比较有经验的、聪明的同事如莫斯科团的姆·恩·哈纳科夫大尉，精锐骑兵团的符拉索夫斯基上尉，兹伏梁斯基及其他人，简直嘲笑同事们的热情，称他们是疯子。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也认为彼得拉舍夫斯基处的集会没有任何意义。他开始去参加，后来又继续去，唯一的原因是我已经指出的：那里有人听他说话。他经常到彼得拉舍夫斯基处去，无拘无束地向许多亲密友人表示他对彼得拉舍夫斯基的不尊敬 [248] ，而且常常叫他鼓动家、阴谋家。他经常取笑哈南科夫的宽边帽和他老是穿西班牙式短斗篷的体形，尤其嘲笑他的燧石枪。这些话我讲得肯定而且有把握，因为这些都是我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处听到的。[……]

题解：

斯杰潘·德米特里耶维奇·亚诺夫斯基（1817—1897），医生，在森林与测量学院任职，后在内务部官费医药采购局工作；1871年退休，1877年起居住在瑞士，直至去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46年与亚诺夫斯基相识。他们成了朋友，但是他们之间从来没有思想上的接近，尽管1846至1849年间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频频发作，他们几乎天天见面。据亚诺夫斯基认为那是癫痫的早期症状。亚诺夫斯基在四十年代曾受到进步思想的一些影响。稍后，他开始做官生涯，三十六岁时已当上五等文官。到六十年代中期，他顽固地站在反动的斯拉夫派立场上。

亚诺夫斯基一辈子对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保持着最诚挚的亲切感情。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获准在特维尔居住，但无权到首都去，这时正如亚诺夫斯基自己所写的，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亲密友人中第一个到那个城市去看望他的[……]，唯一的目的仅仅是看看和拥抱我的亲爱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新时代》，1881年2月24日至3月8日，第1793期）

186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由自主地卷入亚诺夫斯基与他的妻子、女演员阿·伊·舒贝尔特的家庭纠纷中。其后，亚诺夫斯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偶有书信来往，他们之间的关系再也没有像四十年代那样友好了。

亚诺夫斯基发表在刊物上的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篇文章，涉及作家生平中的个人方面。这是亚诺夫斯基致阿·尼·迈科夫的信，刊登在1881年2月24日至3月8日第1793期的《新时代》上，题目叫《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这封信的起因是《秩序》报（1881年，第39期）上报道了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新时代》1881年2月8日至20日第1778期上发表的《致出版者的信》。写这封《致出版者的信》也是为了回答亚·谢·苏沃林的《谈亡友》一文（《新时代》，第1771期），该文中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童年时害了癫痫。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证明，“费奥多尔哥哥的癫痫不是在家里时得的，不是童年时得的，是在西伯利亚得的”。亚诺夫斯基驳斥亡友的弟弟的这种看法，写道：“已故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时就患癫痫，在他因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被捕之前三年，也许还要早几年，因而，是在他流放西伯利亚之前。问题在于这种严重的疾病，所谓epilepsia（癫痫），1846、1847及1848年在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有轻度的显示；同时，旁人虽然没有发觉，病人自己却是意识到的，尽管只是模糊地意识到，通常称为小中风。”下面接着讲到1847年7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次大发作，因听到别林斯基去世的消息而引起第二次发作以及其他详细情况，后来都记载在回忆录的正文中。

在1883年12月30日及1884年1月11日给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信中（文研所，29916/CCXI614），亚诺夫斯基解释了他为什么要详细写下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相识，原因是他不满意奥·费·米勒与尼·尼·斯特拉霍夫合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因为他发现其中并没有他亚诺夫斯基所了解的那个“善良而完美的、正直的、为所有的人喜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象。

把四十年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绘成温和的、非常令人愉快的基督徒，这一意图贯穿在亚诺夫斯基的回忆录中。因而对他所说的年轻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社会——政治观点，应当很谨慎地看待。

正文按《俄国导报》1885年四月号页796—819原文刊登，略有删节。

在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中间　惨剧　西伯利亚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亚·彼·米柳科夫

一

[……]我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1848年冬天相识的。对于当时受过教育的青年来说，这是个艰难的年代。从巴黎二月革命的最初几天起，欧洲便相继出现最意想不到的事件。庇护九世 [249] 的前所未有的改革引起米兰、威尼斯、拿坡里的起义；德国自由思想的兴起触发了柏林与维也纳的革命。整个欧洲世界似乎酝酿着一场普遍的变革。旧的反动势力的腐朽基础衰落了，新的生活在整个欧洲萌芽。然而这时俄国依旧处在沉重的停滞 [250] 的笼罩之下；科学与刊物出版越来越受到限制；社会生活遭到压制，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活力。通过走私的途径，从国外有大量的自由派的著作流入国内，既有学术性著作，又有纯文学著作；德国和法国的报纸，尽管都是些阉割过的报纸，上面却不断出现鼓动性的文章。与此同时在我们国内，科学与文学活动却比从前更加受限制，书报检查机关害了极厉害的恐惧书籍症。可以理解，这一切自然使青年人感到恼火，他们一方面从国外流传进来的书籍中不仅了解了自由派的思想，而且还了解了社会主义的最极端的纲领；另一方面，他们看到，国内对任何自由思想，哪怕只有一点点，都要进行迫害；他们看到法国议会上、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 [251] 的激烈的发言，同时也就明白，为了某一遭到禁止的著作，甚至为了一句不谨慎的言论，是很容易受到迫害的。几乎每一包国外邮件都会带来关于新的权利的消息，不管愿意不愿意，新的权利还是赐给人民了；与此同时，在俄国社会上却只听到传闻要有新的限制。谁若是还记得那个时代，谁就会明白这一切在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上会引起什么反响。

这样，在彼得堡，年轻人按思想方式相近而开始逐渐形成一些小组，这些年轻人不久前刚离开高等学校，怀着唯一的目的开始在友人家里聚会，交流消息与传说，交换思想，自由交谈，而不必顾忌旁人的不知廉耻的耳朵与口舌。在这种有交情的小组里新的朋友关系开始建立，友谊的纽带也得到加强。我去得最多的是我当时的同事，著名的狄更斯作品翻译家伊林纳赫·伊万诺维奇·维坚斯基处每星期的晚会。那里的常客有迪利凯尔——文学家，后来又是顺势疗法医生，有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格·叶·博拉果斯维特洛夫 [252] ，他们当时还是大学生，有京城一个中学的俄国文学教师彼奇金，后来当了斯莫尔尼修道院 [253] 的学监助理。晚会上大多数时候谈论文学与欧洲的形势。这些年轻人常常也到我处来。

有一天早晨，彼奇金来我处，问我是否愿意与刚开始写作的青年诗人普列谢耶夫相识。在这之前，我刚看过他的一册诗集，一方面，我喜欢诗的感情的真挚与纯朴，另一方面也喜欢青年人的思想的热烈与新颖。小诗《致诗人》与《前进》 [254] 尤其引起我们的注意。以当时年轻人的心情，对这样的章节能无动于衷吗，比如：

前进！朋友们，抛弃胆怯与怀疑，

英勇地夺取丰功伟绩！

在高高的苍穹，我已望见

神圣的赎罪的霞光。

让我们彼此携手，

更勇敢地共同前进！

让我们的联合

在科学的旗帜下巩固、壮大！

我自然回答彼奇金说我很乐意和年轻诗人相识。我们很快见了面。普列谢耶夫开始常常上我处来，过了一段时间，他也邀我去他处参加友人聚会，说是我在他那里将会发现几个优秀人物，他打算介绍我与他们相识。

我果然在这个晚会上和一些人会面，对他们的记忆将永远是我的珍贵的回忆。他们是：波尔费利·伊万诺维奇·拉孟斯基，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杜罗夫，近卫军军官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毛姆贝利与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巴尔姆，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米哈伊尔与费奥多尔。 [255] 我对这群年轻人都很有好感。我与陀氏两兄弟及毛姆贝利特别意气相投。后者当时住在莫斯科的兵营里，也有一群年轻人常在他那里碰头。我在那里还遇见过几个新的人，得知在彼得堡有一个规模更大的米·瓦·布塔舍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在人数相当多的集会上发表政治性与社会性的演说。我不记得究竟是谁建议我与这一伙人认识一下，我拒绝了，但我不是因为怕危险或者没有那个劲头，而是因为不久前我和彼得拉舍夫斯基本人见过一面，我觉得他不太可亲，因为他的观点过分离奇，他对俄国的一切态度冷漠。 [256]

有人建议我与杜罗夫小组的人接近，我的态度就不同。据我所知，杜罗夫小组的人都是去拜访过彼得拉舍夫斯基的，但不完全同意他的意见。这是一群比较温和的青年人。 [257] 杜罗夫当时和巴尔姆及亚历克赛·德米特里耶维奇·肖尔科夫一起住在谢苗诺夫桥那边的豌豆街上。在他们小小的寓所里，若干时间以来，已经组成一个年轻军人与文官的小组在那里聚会；因为主人不是有钱人，而客人又每星期碰头一次，并且往往待到夜里三点，所以大家每月缴款付茶钱、饭费及钢琴的租费。聚会通常是每逢星期五举行。我在仲冬时节参加这个小组，并且定期去，直到彼得拉舍夫斯基及其参加者被捕以后晚会停止。这里，除去我在普列谢耶夫与毛姆贝利处认识的那些人之外，经常来的有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斯佩什涅夫与巴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菲利波夫，这两个人都十分有修养，很可爱。

关于彼得拉舍夫斯基处的集会，我只是根据传说知道一些。至于杜罗夫小组，我经常参加，当它是个友爱的家庭，我可以肯定地说，组里没有纯粹的革命思想，这种集会，不仅没有成文的章程，甚至也没有明确的纲领，无论何种情况下都不能称之为秘密团体。在小组里只是得到和互相交换一些当时禁止的有革命思想和社会内容的书籍而已，谈论的大多是当时不许公开议论的问题。最引起我们关心的是农奴解放问题，在晚间集会上经常讨论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有些人发表意见说，由于欧洲革命引起我国的反动，政府未必会着手去解决这件事情，与其期待自上而下的行动，不如寄希望于自下而上的运动。另一些人则相反，他们说，我国人民不会踩着欧洲革命者的脚印走，不相信会有新的普加乔夫运动，他们将耐心等待最高当局来决定他们的命运。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执拗地表述过这一层思想。我记得，有一回，他以他向来的劲头朗诵普希金的诗《孤寂》 [258] 。我到现在都仿佛听见他以激越的声音朗诵诗的末尾一节：

啊，朋友，是否有一天，我会看见人民不受欺压

沙皇点点头而农奴制灭亡？

我能否在我们的国土上看见

开明和自由的美丽霞光终于升起？

这时有人表示怀疑通过合法途径能够解放农民，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严厉反驳说，他不相信有任何其他途径。

另一件事情我们小组里闲谈时经常接触到的，就是当时的书刊检查制度。应当回顾一下，书刊检查制度的束缚当时达到何等穷凶极恶的地步，社会上对此事流传着什么样的说法，当时的作家们怎样巧妙地想办法在纯洁谦逊的面纱底下提出某种大胆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想象得出热爱文学的青年人在我们组里表现了什么思想。我们中间不仅有初涉文坛的文学家，还有已经引起公众注目的人物，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穷人》已经使人相信作者拥有巨大的才能，这种情况更加说明我们的思想是可以理解的。废除书刊检查制度的问题，我们中间自然是没有一个人会反对的。

谈论文学，大部分是因当时期刊杂志上一些重要文章，尤其是和小组成员的倾向一致的文章引起的。但是也议论到老作家，同时还会发表一些尖锐的意见，有时甚至是相当片面的、不公正的意见。有一次，我记得谈到杰尔查文，有人说与其把他看作是伟大的诗人，倒不如把他当作是一个夸张的修辞学教师，卑躬屈膝的颂辞作者，伟大诗人云云是他的同时代人和老学究对他的恭维。听到这话，陀思妥耶夫斯基像被虫蜇了似的霍地跳了起来，嚷道：

“什么？难道杰尔查文就没有鼓舞人心的、诗情洋溢的灵感？难道这不是崇高的诗情？”

说着，他以那样的力量、那样欣喜的感情背诵了《致君王与法官》一诗，他的朗诵吸引了所有的人，不用再发表什么议论便在大家的心目中提高了费丽察的歌手 [259] 的地位。另一次他念了几首普希金和维克多·雨果的诗，基本思想和画面相同，他雄辩地证明我们的诗人，作为画家也要比后者高明得多。

在杜罗夫小组里有几个狂热的社会主义者。他们醉心于欧洲改良主义者的人道主义的乌托邦，在他们的学说中看出新宗教的因素，这种新宗教似乎应当能够改造人类，在新的社会基础上建设社会。我们的聚会中经常得到法国文学中出现的与这一题目有关的所有新东西，加以传播和讨论。议论罗伯特·欧文的新村，卡贝的伊加利亚公社，尤其是议论傅立叶的法朗吉斯特和蒲鲁东的累进税制的理论，常常占去晚间集会的大部分时间。这些社会主义者我们都加以研究，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他们的计划有实现的可能的。不相信的人当中就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研读社会主义著作家的著作，但批判地对待之。他承认他们的基本学说中包含着崇高的目的，但是，他认为他们仅仅是一些正直的幻想家。他特别坚持一点：所有这些理论对于我们是没有意义的，为了俄国社会的发展，我们不应在西方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中寻找源泉，而应当在生活中，在我国人民世代相传的历史制度中去寻找，在村社、劳动组合和连环保中早就存在着比圣西门的一切幻想及其学说更加合理而持久不变的原则。他说，伊加利亚公社或法朗吉斯特中的生活，他想象起来比任何苦役还要可怕，还要令人厌恶。当然，我们那些顽强地宣传社会主义的人是不同意他的意见的。

对当时立法和行政方面的新闻我们谈得也不少，而且自然发表了尖锐的看法，这些看法，有时是根据不确切的传闻，或者不完全可信的轶事与口头说说的事情。当时青年人发生这种情况也是自然的，因为他们一方面对于我们行政机关的横行霸道现象，科学与文学上的束缚感到十分愤慨，另一方面，欧洲所完成的宏伟事业又唤醒了他们，使他们产生了更美好、更自由、更积极地生活的希望。在这方面，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组里的其他人一样，发表意见尖锐而又激烈。我现在无法确切地引述他说过的话，但我清楚地记得，他总是坚决表示反对用来束缚人民的措施，尤其对滥用职权表示愤慨，滥用职权使最低贱的阶级和青年学生吃尽苦头。从他的意见中经常可以听出《穷人》的作者是热烈同情处于最受屈辱地位的人的。根据我们组里一个成员的建议，决定写一些揭露性内容的文章在我们晚会上朗读，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赞成这个主意，答应他自己也参与其事。但据我所知，他来不及写出任何东西。第一篇文章是一个军官写的，其中讲到当时城里尽人皆知的一桩怪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文不以为然，既指责其内容，又非难其文字形式上的缺点。我这方面，在一个晚间集会上朗读了由我译成教会斯拉夫语的拉门奈的《教徒故事》中的一章。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我说，这部作品的严肃的圣经语言，经过我的翻译，比原作生动。自然，他体会的仅是语言的性质本身，不过他的反应对我却是很受用的。遗憾的是我没有把稿子保存下来。在杜罗夫小组存在的最后几个星期里，产生一种设想：把得到大家一致赞同的文章用石印印出来，尽可能地广为传播。不过这一设想并没有付诸实行，因为我们的大部分朋友，恰恰是所有去参加过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晚会的人，不久就被捕了。

在小组停止活动之前不久，我们组里的一个成员到莫斯科去，带来了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那封著名的信的抄本；这封信是因为果戈理的《与友人书简选》而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晚会上看了这封信，后来据他自己说，他在好些熟人家里看过这封信，叫人抄了副本。 [260] 后来这成了他被判刑与流放的主要理由之一。这封信，以它片面性的奇怪议论在今天未必能吸引得了什么人，但在当时却产生过强大的影响。在我们的许多熟人家里，这封信和也是从莫斯科传来的赫尔岑的幽默文章一样，都有抄本，赫尔岑的文章机智而辛辣地把两个京城作了比较。 [261] 大概在逮捕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时，抄走了这些文章的副本，转交给了第三厅。杜罗夫常常朗诵自己的诗，我记得，我们是何等高兴地听他翻译的巴比叶 [262] 的名剧《基阿伊雅》，书报检查机关删去剧中若干首诗。除了闲谈与朗读之外，我们在晚间集会上也常常听音乐。我们的最后一次晚会是这样结束的：有才气的钢琴家卡谢夫斯基在钢琴上演奏了罗西尼的《威廉·退尔》序曲。

二

1849年4月23日，我讲完课回家，遇到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已经等我很久了。我一眼就发现他十分不安。

“您怎么啦？”我问。

“您难道不知道？！”他说。

“什么事情？”

“费奥多尔弟弟被捕了。”

“您说的什么？什么时候被捕的？”

“昨天夜里……搜查了……把他带走了……屋子查封……”

“其他的人怎么样？”

“彼得拉舍夫斯基、斯佩什涅夫被抓走了……还有谁，我不知道……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我也要被抓走的。”

“您为什么这样认为？”

“安德烈弟弟被捕了……他从来不和我们在一起，什么情况都不知道的……他们搞错人了，把他当成我，抓走了。”

我们约好立即分头去打听，我们的朋友中还有谁被捕，晚上再碰头。我首先到杜罗夫的寓所：屋子的门锁着，门上有政府机关的大印。在莫斯科兵营的毛姆贝利处，瓦西里耶夫岛上的菲利波夫处，也看到同样情况。我问勤务兵和看院子的，他们回答我说：“先生夜里给抓走了。”毛姆贝利的勤务兵认识我，说话时眼泪汪汪。晚上我拐到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处，我们交换了打听得来的消息。他去找过我们共同认识的其他几个朋友，得知他们大多数是昨天夜里被捕的。根据我们打听到的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被捕的只是到彼得拉舍夫斯基处去参加聚会的人，属于杜罗夫小组的人暂时还平安无事。对这个小组，当局显然还不知情。如果杜罗夫、巴尔姆与肖尔科夫也被捕，那么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晚间集会，而仅仅因为他们与彼得拉舍夫斯基有来往。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经常到彼得拉舍夫斯基那里去的，他之所以没有被捕分明是因为他们搞错人了，把他的弟弟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抓了去。所以，他也危险临头，整整两个礼拜，他天天晚上等待着避不开的客人光临。这期间，我们天天见面，交换消息，尽管我们打听不到重要消息。除了城里流传的关于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的谣言（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都有添油加醋的说法）之外，我们只打听到逮捕了将近三十人，首先全部解往第三厅，然后再解送到彼得保罗要塞，关押在单人牢房里。现在了解清楚，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早就在密切注意中，内政部有一个年轻人，假装成同情自由主义思想的青年，打入晚会，积极参加聚会，主动引诱别人发表激进的言论，然后把晚会上说过的话记下来，交给有关方面。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我说，他早就觉得此人形迹可疑。后来很快得知，为了调查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成立了专门的审查委员会，以要塞司令纳博科夫将军为首，由陀尔戈鲁科夫公爵、列·瓦·杜别尔塔、加加林公爵以及雅·伊·罗斯托夫采夫等人组成。 [263]

过了两个星期，有一天大清早，有人来对我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昨夜被捕了。 [264] 他的妻子和孩子毫无财产，因为他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担任过公职，没有任何财产，单靠为《祖国纪事》写些文学作品过活，每月撰写“国内评论”，发表些小小的中篇。随着他的被捕，家属顿时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只有安·亚·克拉耶夫斯基帮助他们度过这一不幸时期。我深知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人谦逊，克制，并不特别为他担忧。他尽管也常到彼得拉舍夫斯基处去，但是他对那里的大多数客人并没有好感，他常常向我表示，那些比较极端而又不谨慎的人竟在那里发表激烈的言论，他是很不赞成的。据我所知，在他身上是得不到任何十分危险的口供的，况且后来他几乎完全与小组脱离了。因而我希望他的拘留时间不会长，我的猜想果然不错。

1849年5月底，我在克列斯托夫岛附近的科尔托夫村租了一套夏季住宅，把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儿子接来做客。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他当时七岁左右。他妈妈每星期来看他。有一天，好像是七月中旬，我坐在小花园里，忽然小费佳叫喊着向我奔来：“爸爸来了！爸爸来了！”果然，这天早晨我的朋友获释了，他赶紧来看儿子，和我见面。经过两个月的分离之后，我们是多么快活地拥抱，情况可想而知。晚上我们到岛上去，他向我讲了他的被捕、蹲单人牢房、侦讯委员会的审问以及他作供词的详细情况。他也告诉我，向他提问的疑点有哪些是针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我们推论，尽管他仅仅因为有自由主义的言论，指责某些要人，扩散当局禁止的著作以及别林斯基那封要命的信而受到控告，但是，如果他们要把案情看得严重起来——在当时十之八九是这样，——那么结局可能是悲惨的。诚然，有几个被捕的人四月间已陆续获释，可是关于其他人的谣传却无法叫人放心。据说，许多人要去流放，不可幸免。

夏天过得凄凄惨惨。我的一些亲密朋友，有的关在要塞里，另一些友人待在别墅里，有的在巴尔果洛伏，有的在皇村。我和维坚斯基偶尔见面，和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每星期见面。八月底，我又回到城里，我们开始互相频繁地来往。关于我们的朋友们的消息很不确实：我们只知道他们身体还好，但未必有人会获释。侦讯委员会的调查会议已经结束，只须等待案件的最后裁决了。然而离最后裁决还很遥远。秋天过去，冬天也慢慢地过去，直到圣诞节节期之前，被告的命运才决定。使我们极其吃惊和害怕的是，所有的人一律被判处死刑（枪决）。不过，大家都知道的，这一判决没有执行。临刑那天，所有判了刑的人都被带到谢苗诺夫练兵场，在这刑场上向他们宣读了新的决定，按照这个决定，让他们活命，死刑改判其他刑罚。根据这份判决书，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处流放，服苦役四年，期满后他将被编入西伯利亚常备军的一个营当列兵。这一切发生得那么快，那么突然，我和他的哥哥都没有到谢苗诺夫练兵场去，等我们得知朋友们的遭遇，一切都已经结束，他们又被押回彼得保罗要塞，只有彼得拉舍夫斯基被直接从刑场送往西伯利亚。

判了刑的人三个一群，两个一伙，从要塞送去流放。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在谢苗诺夫练兵场宣判之后的第三天，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来我处，说是他的弟弟当天晚上要出发，他去和他告别。我也想去和他告别，因为要很久看不到他，也可能永远没有机会见到他了。我们乘车去要塞，直接找我们已经认识的那位少校教官马依杰勒，希望通过他得到准许，见上一面。这是个心地极其善良的人。他明确告诉我们，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杜罗夫确实当天晚上就要解往鄂木斯克了，可是除了近亲之外，没有要塞司令的允准是不许与行将出发的人见面的。这一情况起先使我很伤心，然而我知道纳博科夫将军心地善良，为人宽厚，决定亲自去找他，请他允许我与朋友告别。我的希望没有落空：要塞司令决定让我也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及杜罗夫见见面。

我们被领到司令部底层的一个大房间里。早已是晚上时分，屋里一盏孤灯照明。我们等候了许久，要塞里的自鸣钟用各种不同音调敲了两次一刻钟。门终于开了，门外响起枪托的砰砰声，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杜罗夫在一名军官的陪同下走了进来。我们互相热烈地握手。尽管他们在单人牢房里关了八个月，可是他们几乎没有改变：一个的脸上依旧是严肃而安详的神情，另一个的脸上依旧笑容可掬。他们两人都已经穿上犯人出外穿的囚衣——短皮袄，毡靴。要塞的军官知趣地坐在离门不远的椅子上，一点也不使我们感到拘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首先把自己的喜讯告诉哥哥，他并没有和别人一起吃过苦头。接着关切地询问起他的家属与孩子们，他们的身体和功课，极为详细。在我们会见期间，对家属和孩子他问了好几次。问到他们监禁在要塞里的情况如何，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杜罗夫特别亲切地谈到对司令的意见，他经常关心他们，尽可能改善他们的处境。两人对法庭的无情和判决的严厉都丝毫没有表示一点抱怨。未来的苦役犯生涯没有使他们感到害怕，当然，这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苦役生活对他们的健康会有什么影响。[……]

看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告别，任何人都会发现，他们之中，是自由地留在彼得堡的那个更加痛苦，而不是即将去西伯利亚服苦役的。哥哥的眼里泪水汪汪，嘴唇发抖，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却平静自若，反而去安慰哥哥。

“别哭了，哥哥，”他说，“你知道我的，我又不是去进棺材，你也不是送我去墓地，——服苦役的不是野兽，是人，说不定是比我优秀的人，说不定是比我更有价值的人……我们还会见面的，对此我是满怀希望的，——我毫不怀疑我们还会见面……您要写信给我，等我在那边安顿下来，您可要寄书给我，要些什么书，我写信告诉你，因为以后还是能够看书的……等我服苦役期满——我要动手写作。这几个月我经历了许多事情，自身的体验也很多，到了那边我还会看到和经历许多——将来会有东西可写的[……]”

我们的见面延续了半个多小时，可是我们只觉得时间很短，尽管我们说了许许多多话。要塞上的钟凄惨地敲响，少校教官进来说，时间到了，我们该分手了。我们最后一次互相拥抱，握手。我当时并没有预感到和杜罗夫永远不会再见面了，跟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八年之后才见面。我们向马依杰勒道谢，感谢他的通情达理。他对我们说，我们的朋友一个钟头以后就要出发，或者甚至还要早些。他们在一名军官和两名押送队的士兵的押解下穿过院子走了。我们在要塞里还逗留了一会，然后我们出来，站在判了刑的人将要经过的大门旁边。夜色明亮，并不寒冷。要塞钟楼上的自鸣钟打了九点，两辆驿站的雪橇从大门里奔驰而出，雪橇里各坐着一个犯人和一个押解的宪兵。

“别了！”我们叫道。

“再见！再见！”他们回答我们。

三

现在我把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被捕的事摘引在这里，这是他自己的说法，1860年流放回来后题写在我女儿的纪念册上的。这则故事逐字逐句就原样摘引在下面：

（1849年）4月22日，或者最好是说23日，凌晨三点多钟，我从格里戈利耶夫处回家，上床睡觉，立即睡熟。过了不到一个钟头，我迷迷糊糊地发觉有几个形迹可疑、非同一般的人走进我的房间里来。军刀无意间碰到了什么东西，铮的一声响。奇怪，什么事情？我使劲儿睁开眼睛，听到温和的并不使人讨厌的嗓音：“起来！”

我一看，是区警察局局长或派出所所长，蓄着漂亮的络腮胡子。可是讲话的不是他；讲话的是一位先生，身穿天蓝色制服，佩中校肩章。

“什么事情？”我一边问，一边从床上欠起身子。

“奉命……”

我一看：果然是“奉命”。门口站着一个士兵，也穿天蓝色制服。他的军刀也碰得铿铿地响……

“咦？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我想。“请让我……”我刚开口说。

“没什么，没什么！穿衣服吧。我们等您，”中校以更加讨人喜欢的声音说。

我穿衣服的时候，他们要求查看全部书籍，开始搜查；他们寻到的东西不多，但全都搜遍了。他们把我的稿纸和信件仔细地用绳子捆了起来。警察局长这时表现出许多先见之明：他爬到炉子里，用我的长杆子烟管在陈炉灰中拨弄了一番。一名军士级宪兵按他的要求站上椅子，爬到炉台上去，可是从炉台的边沿上掉下来，扑通一声摔在椅子上，再从椅子跌到地板上。这时有先见之明的先生相信炉台上是没有什么东西的了。

桌上有一枚十五戈比的银币，旧而翘曲。警察局长注意地打量了一会，最后对中校点了点头。

“是不是假的？”我问。

“唔……这要查起来看……”局长嘟囔一声，结果把这枚银币也牵到案情中去了。

我们出来。惊慌的女房东和她的佣人伊万送我们出门。伊万虽然也很惊慌，可是看上去有一种迟钝的庄重的神气，只不过这是由眼前事情所引起的并非快乐的庄重神气。大门口停着一辆马车，士兵、我、警察局长和中校坐上马车。我们朝丰坦卡，朝夏园旁边的链子桥驶去。

那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我遇到许多熟人。大家都睡意未消，默默无言。有一位文官先生，官衔很大，接待来人……穿天蓝色制服的先生们押着形形色色的受害者不断地进来。

“这下子真是到了尤里耶夫节了！” [265] 不知是谁附在我耳朵边说。

4月23日果然是尤里耶夫节。

我们逐渐围住了文官先生，他手里拿一份名单。名单上面在安东涅里先生的姓名之前用铅笔写着：“发现本案的谍报员”。

“原来是安东涅里！”我们心里想。

他们让我们分散坐在各个角落里，等待最后决定把谁关在哪里。他们把我们集中在一个叫作白厅的大厅里，一共十七个人……

列昂季·瓦西里耶维奇（杜贝尔特）走了进来……

我的故事在这儿打住，因为否则说来话长了。不过我相信列昂季·瓦西里耶维奇是个很讨人喜欢的人。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1860年5月24日

四

[……]想到不得不长时间丢下文学工作，是十分令人痛苦的，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他哥哥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一思想。信是12月22日他从刑场回去之后在彼得保罗要塞写的。谈到面临的苦役时，他写道：“宁愿手里拿笔关在单人牢房里十五年，”同时又添加说，“我身上的这颗脑袋生来是搞创作的，它的唯一的兴趣在于研究最高深的艺术生活，它习惯于崇高的精神要求，可是已经被人给砍掉了。”

杜罗夫熬不住囚犯生活的艰苦。[……]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幸亏有毅力，对美好的未来从来不曾放弃过信念，所以比较顺利地经受了苦役生活的艰苦考验，虽然苦役生活也影响到他的健康。倘若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他在流放之前就有癫痫，那么，病的发作无疑是轻微的，次数也是不多的。至少在他从西伯利亚回来之前，我是没有料到的。可是他到了彼得堡，他的病对于所有与他接近的人来说已不是秘密了。他说，有一次，秋天里，人家派他们到河里去拆一条旧的木船，同时其他囚犯站在齐膝盖深的河水中，杜罗夫的健康，自从那次以后特别受到损害。很可能，这一趟苦差事也影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健康，加快了病的发展，达到后来所暴露出来的那种程度。

赦免以后开头一个时期只准陀思妥耶夫斯基住在外省，因而他住在特维尔，这样离亲属们可以近一些。他的亲属一部分住在彼得堡，一部分住在莫斯科。他哥哥接到信后立即赶去与他会面。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已是个有家眷的人：他在西伯利亚与寡妇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伊萨耶娃结了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她是1863年因痨病去世的。这次结婚他们没有生过孩子，不过遗下一个他妻子与前夫所生的儿子归他照料。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特维尔住了几个月。他准备恢复因服苦役而中断的文学活动，读了许多书。我们都寄杂志和书籍给他。同时，根据他的要求，我把斯拉夫文的《赞美诗集》和卡齐米尔斯基翻译的法文的《可兰经》寄给他，还有《LesromansdeVoltaire》 [266] 。他后来说他曾构思一部哲学著作，可是仔细斟酌后又打消了这一念头。

这期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办了一家烟厂，营业不错：他的纸烟附有赠品，行销全国。可是烟厂的业务并没有使他放弃文学。而且，他应我的要求，为《火炬》杂志翻译了雨果的《Ledernierjourd'un condamné》 [267] ，这份杂志当时是我和出版人卡林诺夫斯基共同编辑的。有一天上午，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来到我处，带来了好消息，说他的弟弟获准在彼得堡居住了，他当天就来。我们匆匆赶到尼古拉耶夫火车站，在那里我终于拥抱了我们的被放逐者，分别了将近十年的朋友。我们一起度过晚上。根据我的感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身体方面没有变化，看上去甚至似乎比过去精力充沛，丝毫没有失去他一向的劲头。我想不起那天晚上我们共同的友人中还有谁在场，我的印象中只记得这次久别后的初次见面，我们只是交换消息和感想，回忆过去的年代和我们共同的朋友。从此之后，我们几乎每星期会面。我们在一群为数不多的新朋友中闲聊，内容和从前杜罗夫小组所谈的大不相同。有可能相同吗？西欧与俄国在这十年间似乎互换了角色：在那边，从前吸引过我们的人道主义的乌托邦业已烟消云散，反动势力在各方面都趾高气扬；在这里，我们幻想过的许多东西却开始付诸实现，我们准备改革，改革更新俄国的生活，孕育着新的希望。很明显，我们的闲谈中已没有从前的悲观主义了。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渐渐地开始谈起他在西伯利亚生活的详细情况以及那些被社会唾弃的人的习气，他在服苦役的监牢里不得不和这些人一起生活了四年。这些故事后来大部分写入他的《死屋手记》。这部作品问世时情况十分有利：书报检查机关当时已充满了容忍的气氛，文学界出现了一些作品，不久以前这些作品要出版还是无法想象的。这本书的新鲜之处是专写苦役犯的生活，全部故事都是描写可怕的凶犯，基调暗淡，最后，作者本人又是刚释放回来的政治犯，尽管这些情况搞得书报检查机关有几分为难，但是并没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回避真实。《死屋手记》果然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影响：人们把作者看成是新的但丁，他下到地狱中去过，更可怕的是这地狱不是存在于诗人的想象中，而是存在于现实中。 [268] 按照当时书报检查的条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得不从作品中删去关于被流放的波兰人和政治犯的插曲。关于这一对象，他告诉我们不少有趣的细节。除此之外，我还想起他的一个故事，大概也是按照那个书报检查机关的意见而没有放进《死屋手记》里，因为这个故事触及当时颇为棘手的滥用农奴法的问题。我现在想起，有一天晚上，在他哥哥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回忆自己的牢狱生活时讲了这则故事，他讲得非常真实，非常有力，使人永远不会忘记。应当在他讲故事的时候听一听他的富有表情的嗓音，看一看他的生动的面部表情，就可以明白他给我们以什么印象了。现在我尽我所能，尽我所记得的来转述这个故事：

“我们牢房里有个年轻的囚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道，“沉默寡言，安分守己，不爱说三道四。我很久都没有跟他交往，不知道他服苦役是否很久了，为什么落入特号，只有犯了重罪的人才编入特号。为人小心的监狱长对他的品行有好感，犯人们也喜欢他，因为他性情温和，乐于助人。我们逐渐和他接近，有一天收工回来，他给我讲了他被流放的原因。他是莫斯科附近省份里的一个农奴，是这样到西伯利亚来的。”

他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们的村子不小，也挺富裕。我们的老爷是个鳏夫，年纪还不老，人也不太凶，可就是头脑糊涂，放荡，喜欢搞女人。村里人都讨厌他。我考虑要结婚了，老婆总是要的，况且已经爱上了一个姑娘。我们情投意合，老爷也准许了，我们按教会仪式结了婚。可是我和新娘刚行了婚礼出来，回家去，走到老爷的庄园附近，一下子奔出六七个什役来，拽住我的年轻的妻子往庄园里拖。我冲上去救她，那几个人一下子朝我猛扑过来。我一边叫喊，一边跟他们搏斗，可他们拿长腰带把我的双手捆住。我没法儿挣脱。我老婆就这么给抢走了。他们把我拽到我家小屋里，就这么把手被捆得结结实实的我扔在长凳上，还派了两个放哨的守住我。我挣扎了整整一夜，到了第二天早晨很晚他们才把年轻的妻子陪来，给我松了绑。我从凳子上起来，可婆娘扒在桌上哭了，伤心了。我说：“咋啦，伤心呀，又不是你自己要失身！”从这一天起我就寻思，老爷看中我的老婆，我该怎样谢谢他！我在板棚里磨快一把斧子，快得能割麦子，带在身上，不让人家看出痕迹。别的庄稼人看到我在庄园附近转悠，也许已经料到我在打什么主意，可是谁也不来干预，因为咱们村的人都很讨厌那位老爷。不过我守了很久都没有等到机会：有时候他跟客人们在一起，有时候他身边有听差小厮……不便下手。可我心里好像搁了块石头，他污辱了我妻子，此仇不能不报，眼看着妻子这样伤心，我心里更加痛苦。嗯，有一天将近傍晚时，我走到老爷家的花园后面，一看：他一个人在小径上散步，没有发现我。花园的围栅不高，是一根根木棍钉成的栅栏。我让老爷稍微走过去一点，我悄悄地一下子越过栅栏。我抽出斧头，从小路走到草地上，免得他先听见脚步声。我从草地上偷偷地跟在他后面走。靠近他的身边时，我双手握住斧头。我要让老爷看到是谁要他流血送命的，所以我故意咳嗽一声。他回过头来，认出是我，这时我一步冲上去，抡起斧头对准他的脑袋砍去……喀嚓一下！我说，为了爱情，给你这一下……立刻，脑浆和鲜血飞迸……他没喘一口气就倒下了。我就到警察局去自首，说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嗯，他们把我抓起来，噼噼啪啪揍了我一顿，判我到这里关十二年。’

‘可您编在特号呀，是无期？’

‘这个，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为了另一起案件，他们判我无期流放，服终身苦役。’

‘什么案件？’

‘我把上尉干掉了。’

‘什么上尉？’

‘犯人宿歇站的站长。看来他这样下场也是命该如此。那是我结果了老爷的性命之后的第二年夏天，我来到一群犯人中间。那是在彼尔姆省。老大的一群人被撵着走。正好又遇到大热天，热得不得了，从一站到下一站的路又很远。大太阳底下把我们晒得都蔫了，大家都疲惫得快要死了：押送的士兵几乎迈不动腿，我们戴了镣铐不习惯，痛苦不堪。犯人的身体并不个个都壮实，有些人几乎是老头子。其他人整天没有一块面包皮到嘴：押解途中连得施舍的一片面包也不给，我们只喝了两次水。我们怎样勉勉强强地拖到宿歇站，只有上帝知道。嗯，我们走进宿歇站的院子，有的人竟然就躺下了。我不能说浑身乏力，只不过很想吃东西罢了。当时的宿歇站，只要大群的犯人一押到，就要给犯人开饭。我们一瞧，还一点动静也没有。犯人们就说开了，说这是不给我们饭吃，我们瘦得力气都没了，有的坐着，有的躺下，可是竟然连一块面包也不扔给我们。我觉着这事儿欺人太甚。我自己饿得肚子咕咕叫，那些身单力薄的老头儿更加可怜。“快开饭了吗？”我们问站里的兵。他们说：“等着吧，长官还没下命令呐。”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您评评理，听见这种话是什么滋味儿：公道吗？一个文书从院子里走过，我对他说：“为什么还不吩咐给我们开饭？”他回答说：“等着吧，你不会饿死的。”我说：“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您瞧瞧，人都快累死了，您知道，这样的大热天，路上可是够呛的……快开饭吧。”他说：“不行，上尉有客，正在吃早饭，待会儿吃完了，会下命令的。”“很快就会下令吗？”“等他吃饱了，剔清了牙缝，他会出来的。”我说：“这算是什么规矩：他自己慢条斯理地享口福，我们可快要饿死了！”那文书说：“你嚷嚷什么？”我说：“我没嚷嚷，我只是说我们没有力气了，连腿都提不动了。”他说：“你吵吵闹闹，煽动别人造反；我去报告上尉。”我说：“我没吵闹，你要报告上尉尽管去告。”这时，听着我们说话，有的犯人也嘀咕开了，不知是谁还骂了站长。文书火了，他冲着我说：“你个造反胚子，上尉这就来跟你算账。”说着走了。我心里好气愤，话也说不出。我感觉到，这事情不犯罪是过不去的了。当时我身上有把折刀，是在尼日尼附近用一件衬衫向一个犯人换来的。现在我记不得我是怎样从怀里摸出折刀，藏在袖子里的。我瞧见一个军官从小房间里出来，脸孔那么红，眼睛鼓得似乎要弹出来，准是酒喝多了。那小文书跟在他后面。“造反胚子在哪里？”上尉直冲着我嚷。“是你造反，咹？”我说：“我没造反，大人，我只是替大家发愁，上帝和沙皇都没说要饿死人哪。”他可吼了起来：“你这该死的东西！我让你看看，上面吩咐是怎么对付强盗的。叫士兵来！”这时我把小折刀拉开来笼在袖子里，想好办法了。他说：“我来教训教训你！”我说：“大人，用不着你来教训一个有学问的人；我不用你教训也知道。”我说这话是故意气他，让他更加火冒万丈，冲到我跟前来……我估计他受不了，要跳的。嗯，他果然受不了，攥紧拳头，冲到我面前，我趁势身子往下一蹲，朝前一蹦，一刀子捅进他的肚子，从下往上一挑，几乎一直划到他的喉咙。他像一段木墩子似的摔倒了。有啥办法呢？他欺压犯人，把我气疯了的嘛。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就为了这个上尉，我被判了无期，列入特号。’

据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这都是犯人讲的，讲得那么平静、朴实，好比讲森林里砍倒一株腐烂的树。他没有夸大自己的所作所为，也没有为自己辩白，只当作是一件日常琐事来叙述。然而这个人又是整个监牢里最温顺的囚犯之一。《死屋手记》中有若干处地方跟杀死宿歇站上尉站长的情节相似。不过我所引述的故事是我亲耳听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讲的，我转述的语言如果不完全是他的原话，无论如何也是近似的，因为当时这故事使我极为震惊，深深地印入我的记忆中。也许我们的朋友中有人会记得的。[……]回想起他在苦役监牢里不得不与之待在一起的罪犯们，他并不以按教育而论不可估量地高出于他们之上的人那种厌恶与轻蔑的态度对待他们，而是努力在最残酷的心灵中发掘某种人性的表现。另一方面，他从来不抱怨自己的遭遇，既不埋怨法庭判决的严峻，也不为断送了青春年华而嘀咕。诚然，我从其他服苦役回来的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嘴里也没有听到过强烈的埋怨，然而那在他们似乎是由于俄国人固有的不念旧恶的本性。但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似乎还跟对命运的感激结合起来，命运给了他机会，使他在流放中深入了解了俄国人民，同时也更好地了解了自己。监狱中长期的艰苦生活他不愿讲，只是热烈地回忆起自己脱离文学创作，不过他总是立即又说，他在出于无奈只好看看一本《圣经》时，他倒是能够更清楚、更深刻地了解基督教的思想了。[……]

题解：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米柳科夫（1817—1897），作家，教育家，文学史家，评论家。和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团体有接触，出席过杜罗夫的小组，醉心于傅立叶主义思想，用教会斯拉夫语翻译了拉门奈 [269] 的《教徒故事》中的一章。《俄国诗史纲要》（1848）一书使他成名，书中反映了别林斯基的文学观点。1858年，由于该书第二版问世，尼·亚·杜勃罗留波夫写了他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米柳科夫和弗·科斯托马罗夫一起写作并出版了《古代世界与新世界文学史》（1862）。他的《俄国诗歌的珍宝》一书出版于1874年。一年后，《文学现象与社会现象的反响》问世。1890年，他的《文学界的会见与交往》一书出版，这里刊登的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字即摘自该书。

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亲密交往——米柳科夫很乐意强调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友谊关系——应当认为是在1848年，当时米柳科夫因《俄国诗史纲要》一书逐渐成名。他在杜罗夫处遇到巴尔姆、普列谢耶夫、菲利波夫以及毛姆贝利，这些人不久就因为自己的信仰而受到了残酷的迫害。米柳科夫本人则竟未受到法庭的传讯。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西伯利亚回来后（1859年底），他们先前的友好关系得到恢复，并且几乎一直维持到作家出国（1867年4月）。陀思妥耶夫斯基1860年9月10日、1863年1月7日致米柳科夫的信，尤其是1866年7月中旬的一封详细的长信上的语气和内容，证明了这一点。这封长信谈到由于长篇小说《罪与罚》遭到《俄国导报》编辑部方面的检查而造成的痛苦。（见《书信集》，第1卷，页299、313、442—444）但他们之间的关系毕竟只是日常生活上的亲密朋友，思想上并没有真正地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待米柳科夫有时甚至带几分讥讽味道：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在《回忆录》中引用费·米议论报上一则简讯的话说：“根据叙事有点庸俗的语调来看，这件事倒是不会没有米柳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页78）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国外期间（1867—1871）没有给米柳科夫写过一封信，为了米柳科夫待女儿的态度不好，他倒是几次表示过严厉的看法。例如，1867年10月23日他写信给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说：“米柳科夫的情况我早有所闻。这些可怜的孩子，这个可笑的人！既可笑又愚蠢的人！”（《书信集》，第2卷，页53—54；又见《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日记》，页107）

从可靠性的观点来评价米柳科夫的回忆录时，应当估计到这些情况。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的集会时期的政治和社会观点的地方，尤其应当批判地对待。米柳科夫的有意无意地歪曲真相，还因为他撰写回忆录时距离他所写的那个时代已经有四十多年了，在这一段漫长的时间中，他记忆中的许多久远的往事因为受到上一世纪八十年代政府里的和社会上的反动派猖獗的影响而变得模糊与歪曲了。

米柳科夫的回忆录性质的随笔发表在《俄国旧事》1881年第3至5期上，这里以及下面“走向第一高峰”部分（页267—270）所载是根据米柳科夫的《文学界的会见与交往》一书经过删节而来的。（圣彼得堡，1890年，页169—203，207—222）

《回忆录》选

彼·彼·谢苗诺夫天山斯基

摘自第一卷《童年时代与青年时代（1827—1855）》

兄弟和叔叔离开彼得堡以后，在我与达尼列夫斯基一起生活期间 [270] ，我们的熟人圈子显著扩大了，主要是因为达尼列夫斯基没有任何财产，他必须以写作来维持生计，写作内容丰富的、有根有据的学术性文章给《祖国纪事》刊用。这使他不仅认识了杂志的编辑克拉耶夫斯基，还认识了许多其他的文学工作者及批评家——别林斯基与瓦列里扬·迈科夫。他们器重达尼列夫斯基的逻辑性非常强的头脑，惊人的辩证法和渊博的、多方面的学识修养。这么一来，在我们去大学听课期间，我们的关系密切的朋友的圈子里，不仅有大学生，还有年轻的、已经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属于这个圈子的不仅有某些青年学者，还有已开始文学活动的青年文学家，如达尼列夫斯基的高等政法学校的同学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及梅伊 [271]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德·瓦·格里戈罗维奇，亚·尼·普列谢耶夫，阿波隆·迈科夫，瓦列里扬·迈科夫以及其他人。我们不太经常互相串门，不过我们交往的主要地点和时间是固定的，每逢星期五这一天，我们在我兄弟和达尼列夫斯基的高等政法学校的同学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布塔舍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处聚会。我们在那里和当时彼得堡青年知识分子界相识，这群人之中，我最了解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中吃过苦头的斯佩什涅夫，迪布两兄弟 [272] ，杜罗夫，巴尔姆，卡什金 [273] 以及逃脱了他们被捕命运的德·瓦·格里戈罗维奇，热姆丘日尼科夫 [274] ，迈科夫两兄弟，拉孟斯基 [275] ，别克列米谢夫 [276] ，摩尔德维诺夫 [277] 两兄弟，弗拉基米尔·米留金 [278] ，帕纳耶夫及其他人等等。这些人乐意到殷勤好客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家去，主要是因为他有自己的住宅，可以举行对我们来说是极为有趣的诸如此类的晚会，尽管我们觉得彼得拉舍夫斯基本人太古怪了些，如果不说他狂妄的话。 [279] 作为高等政法学校的学生，他是担任公职的人，在外交部当翻译。他唯一的职责是外侨进行诉讼案件时派去当翻译，比较多的是去编制外侨的因无继承人而充公的财产清单，尤其是图书的清单。后一项差使很合彼得拉舍夫斯基的胃口：他从图书中把所有外文版的禁书挑出来，以非禁书补进去，而把这些禁书拿去充实他自己的藏书了。

他购买各种图书补充他的收藏，供所有的朋友使用，甚至包括商会会员、市民董事会会员及市杜马议员，他本人是市杜马议员。作为一个极端的自由主义者，当时的激进主义者、无神论者、共和主义者及社会主义者，他天生是个卓越的宣传家的典型：他所喜爱的正是宣传鼓动工作，他竭力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展开这一工作。尽管他的宣传很不连贯，自相矛盾，他所宣传的却是一种反君主制思想乃至革命思想及社会主义思想混合在一起的大杂烩，不仅在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圈子里宣传，还在市杜马选举人阶层中宣传。为了宣传的目的，他竭力要在军事学校当教师。当罗斯托夫采夫请他自报一下他能教些什么科目的时候，他交出一份单子，上面开列了十一门科目。校方允许他试教其中的一门科目，他用这样的话开始他的试教课：“这门课可以从二十个观点去看，”他果然讲了二十个观点，不过他并没有被录用为教师。他的衣着是古怪的奇装异服，显得与众不同，且不说他的长头发、小胡髭和长胡须当时被人侧目而视，他还常常穿西班牙式的短斗篷，戴四只角的大礼帽，千方百计要引起人们对他的注意。他想方设法要吸引群众，譬如，放烟火，发表演说，分发小册子等等，然后开始跟他们进行秘密谈话。有一次他身穿女人的衣服来到喀山大教堂，站在妇女中间，假装虔诚地祈祷，可是他那没有特别仔细加以遮掩的、带有几分强盗气概的面孔和那一把黑胡子引起旁人的注意。临了，警察分局的警官走到他身边，对他说：“阁下，您大概是个乔装打扮的男人吧。”他回答道：“阁下，我可觉得您是个乔装打扮的女人。”警察分局的警官大窘，彼得拉舍夫斯基趁机从人群中溜之大吉，回家去了。

我们朋友圈子里的所有的人，自然并没有把彼得拉舍夫斯基本人当作是什么了不起的重要人物，不过每逢星期五都去拜访他，每次都在他那里看到一些新的人而已。在圣灵周的星期五，平时摆冷盆小吃的桌子上，他摆上了圆柱形甜面包、奶渣糕、红蛋等等。星期五的晚间集会，往往进行活跃的谈话，尤其是青年作家纷纷倾吐自己的积愫，抱怨当时沉重地制约着文学工作的书报检查制度的压迫，除此以外，还有文学作品朗读，各种各样学术问题和文学问题的简单的口头介绍，这种口头解释自然带有当时书刊出版物的语言中所不容许存在的自由主义思想色彩。我们当中许多人的理想是要使农民从农奴的依附地位中解放出来，可是这种企图还停留在空想的范畴，只在亲密的友人圈子里才作比较认真的讨论，后来通过一个参加晚会的人传来一份报告，在小组的部分成员的一次集会上念过，这是国有财产部部长基萨列夫 [280] 的同事安·巴·查勃洛茨基杰谢托夫斯基 [281] 就尼古拉一世所提出的农奴解放问题而作的报告，是当时的国家机密。

达尼列夫斯基念过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关于傅立叶主义的文摘，他对傅立叶主义极为向往，以异常引人入胜的逻辑发展自己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读了他的中篇小说《穷人》与《涅朵奇卡·涅兹万诺娃》的片断，热情洋溢地发表了反对地主滥用农奴制的意见。书报检查制度为全体人所痛恨，如何向书报检查机关作斗争的问题被提出来讨论，彼得拉舍夫斯基提出一项试验作为试金石，他的小组里的许多人参加这项试验。他们着手出版读物，标题为《俄语中使用的外来语词典》，每一个词常常写出从当时书报检查机关的观点看来是不许可的条文。检查机关审查这本少量印行的词典，审查的人各不相同，所以如果一个审查人通不过的条文，他们把它几乎原封不动地搬到另一词目的条文中去，送给另一个人审查，这样就能勉强通过审查，尽管遭到一些删削。彼得拉舍夫斯基亲自校对送审的条文，他用了巧妙办法：放上标点符号，等拿到审查者已通过的原稿后，他再重新改动标点符号，改动几个字母，把审查者已经通过的文句的意思完全改变过来。这本词典的发起人和最初的编纂者是个军官，军事学校的教员基理洛夫，从书报检查机关的观点看来完全是个可靠的好人，压根儿想不到他这本献给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大公爵的著作 [282] 转到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手中以后成了什么东西。

彼得拉舍夫斯基当时二十七岁。斯佩什涅夫 [283] 和他几乎是同年，斯佩什涅夫以杰出的才能著称，后来被判了死刑。斯佩什涅夫又以出众的男性的英俊美貌著称。若要画救世主的头与身躯可以直接照着他的模样画。他在高等政法学校求学，受过良好的教育，博览群书，有文化素养，出身于富裕的贵族家庭，本人就是个大地主。他生活中的风流韵事迫使他在四十年代初期及中期到法国去住了几年。[……]

旅居法国六年，他成了典型的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他的理想是解放农民与人民代表制。他具有良好的欧洲语言知识，学识又渊博，在法国居住期间不仅醉心于乔治·桑与贝朗瑞的作品，奥古斯特·孔德的哲学著作，还热心研读圣西门、欧文与傅立叶的社会主义理论。不过，斯佩什涅夫是作为人道主义者而赞成他们的理论的，同时又认为这些理论是无法实现的空想。他没有护照逃跑到国外，得到赦免以后，他来到彼得堡，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发现有许多人的观点和理想与他一致，他成为这个小组中最杰出的活动家之一。他相信，必须通过书籍刊物上言论宣传的办法使俄国社会对接受农民解放与人民代表制的想法有所准备，他憎恨国内的书报检查制度的压迫，第一个想到在国外创办一份自由的俄语刊物 [284] ，而不考虑他将怎样回到俄国来。要不是落到一群犯了叛国罪的人当中，斯佩什涅夫的意图无疑是会付诸实现的。

他在苦役中度过六年，丧失了领地，在他被剥夺一切财产权期间，领地归他姐姐所有了。仅仅因为逢到亚历山大二世接位，才恩准将财产发还给他。他忠于自己的理想，欣喜万分地注视着农民解放事业的进展，1861年2月19日以后，他成为最优秀的首届调停人之一。他判罪后，我在1863年第一次见到他，其时他正担任这一职务，虽然他正当盛年（四十二岁），看上去却仿佛是个高龄老者，只不过身躯尚魁伟而已。

小组里的著名人物是迪布兄弟，哥哥康斯坦丁是外交部亚洲司的一个科长。与斯佩什涅夫相反，他们在地方上无根无叶，属于京城里的官僚知识分子。迪布两兄弟都是大学毕业，1848年便在外交部担任行政职务。和当时的许多自由主义官员一样，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博览群书，埋头研究政治学与经济学，把废除农奴制度，实行宪法治国作为理想。然而对于以何种革命方法去实现这些理想，迪布兄弟俩连想也没有想过。他们之所以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接近，是因为他们在小组里遇到许多人赞成他们的理想，为了能和这些比他们更了解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的人热烈地交换思想。迪布老大异常深入地研究过法国革命的历史，另一方面他又拥有过多的行政经验，以致他不会不知道在当时的俄国是无从发生革命的。向京城的知识分子无论提出什么希望，尤其是提出要求，都是徒劳的，甚至是发疯。而被地方上的同样一些知识分子所迷惑的民众，则是连手脚都被农奴制捆住了的。

然而四十年代末期席卷全欧洲的那场运动，恰恰在京城的知识分子身上（不仅彼得堡的，还有莫斯科的知识分子身上）得到反响和同情，他们的情绪当时很明确地反应在阿克萨科夫的下面的一首诗中：

站起来了，匈牙利，斯拉夫各民族……

大家都振作精神，奋勇向前；

我们欣喜地凝神倾听

远方传来的神圣斗争的喧闹声，

我们的胸膛直颤抖，

紧张不安地等待着

决定命运的搏斗。

我们把自由的捍卫者当作兄弟，

我们无法不爱他们……

强大的精神会激励人民！

能不使我们折服？ [285]

然而像迪布兄弟那样的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官员（这种官员很多）只是欣喜地凝神倾听远方传来的争取自由的斗争的喧闹声而已，他们自己不是革命者，并没有进行任何斗争，只局限于争取些许出版自由。

被判过刑的人当中最独特、最与众不同的是伟大的俄国作家—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

达尼列夫斯基和我跟陀思妥耶夫斯基两兄弟认识的时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正好以他的长篇小说《穷人》一下子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但已经和别林斯基及屠格涅夫争吵过。他完全脱离他们的文学小组，开始经常去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与杜罗夫小组。这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照例在和穷困作斗争。《穷人》的成功起初给他带来一些物质上的利益，可是随后物质方面给他带来的害处却多于益处，因为初次成功刺激了他的难以实现的希望，引起他后来不加计算地花钱。 [286] 他后来的作品，例如他下了那么大工夫的《两重人格》，他抱了很大希望的《女房东》，都告失败，这使他得出结论：用普希金的话来说，名声仅仅是……歌手的破烂衣衫上一块彩色斑斓的补丁。 [287]

有人详细写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 [288] ，可是某些传记作者的两个结论我无论如何没法表示赞同。 [289] 第一个结论是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人似乎看书虽多，却没有受过教育。我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很了解，1846—1849年间他经常上我们住处来，与达尼列夫斯基进行长时间的谈话。我可以和奥·费·米勒一起断定，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惟博览群书，而且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童年时，他从有科学知识的父亲，一个莫斯科的军医那里受过出色的准备教育。陀思妥耶夫斯基懂法文、德文，足以充分了解他所阅读的法文、德文书籍。他的父亲甚至教过他拉丁文。一般来说，在他十六岁进入高等学府——工程学校之前，他受过正确而系统的教育。在工程学校时，他也进行过系统的学习，除了普通教育科目之外，还学过高等数学、物理、机械学以及与工程学有关的技术科目，大有收获。1843年他学完课程，当时二十二岁。他的博览群书又大大地补充了他所受的教育，尽管这种教育是专业性的，然而也是系统的高等教育。他从童年起就读过，而且多次反复阅读所有俄国诗人与小说家的作品，卡拉姆津著的历史他读得几乎滚瓜烂熟。 [290] 他以极大的兴趣研究法国与德国作家，特别喜爱席勒、歌德、雨果、拉马丁 [291] 、贝朗瑞、乔治·桑的作品。反复研读过许多法国历史著作，其中包括梯也尔、米尼埃及路易·勃朗 [292] 的法国革命史，孔德的《实证哲学的发展》，看过圣西门与傅立叶的社会主义著作。 [293] 如果考虑到上述情况，那就无法不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有文化素养的人。无论如何，他比当时的许多俄国作家，如涅克拉索夫、帕纳耶夫、格里戈罗维奇、普列谢耶夫更有文化修养，甚至比果戈理本人更有修养。

不过我大致能够同意传记作者们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歇斯底里神经质的都市之子”的看法。他确实是歇斯底里神经质的，但那是天生如此，即使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童年时代度过最美好年头的农村 [294] ，他仍旧可能是歇斯底里神经质的。

在这些年头他比较接近农民，比较了解俄国人民的生活和整个精神面貌，这一点，不仅童年时代与青年时代从来不曾到农村去过的京城里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有知识的官员不及他，甚至许多上了年纪的京城里的世袭贵族，像亚历克赛·托尔斯泰伯爵、索洛古勃伯爵，乃至屠格涅夫也可能不如他熟悉（屠格涅夫在打猎巡游中比较熟悉了农村，不过那已经在他的生活的稍后一个时期了），他们的父母都有意与农民保持距离，不愿有任何交往。

我们只要回想一下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他哥哥的童年时代的记述 [295] ，我们所听到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说过的农村对他的一生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再回忆一下他自己写的关于农民马列伊的故事，他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处的晚会上所作的关于地主怎样对待农民的充满激情的报告以及他对俄国人民（意思是指对农民这样的乡村居民）所抱的深刻的信心 [296] ，就可以确信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乡村之子，不是都市之子。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具有高度艺术性的创作特点是：他所能够描写，而且是以非凡的力量去描写的仅仅是他十分熟悉的人，他似乎钻到他们的心里去了，和他们合而为一，以他们的痛苦为痛苦，以他们的欢乐为欢乐。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童年时他帮助农民们干活时便提一壶水给干渴的孩子喝。 [297] 他最初写长篇小说《穷人》的时候，除了“城市无产者——平民知识分子”以外，他手头暂时没有其他可供他创作的对象。

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既不是平民知识分子，又不是无产者。他即使在服役时也觉得自己是个贵族，他不是同实际的需要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与环境不相称的经济状况作斗争，甚至不是同实际生活上的需求，而往往是同他的变态心理的要求作斗争。譬如，就拿他向父亲讨野营的开销来说 [298] ，我和他同在一个营地，我住的帐篷和他的一样是麻布帐篷（当时我们还未相识），离他的帐篷总共才二十来俄丈。我凑合着过日子，没有自备的茶喝（公家供应我们早晚喝两次茶，在工程学校一天喝一次茶），没有自备的靴子，只好满足于公家的供应，又没有装书的箱子，尽管我看书不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少。所以，这些都不是实际的需要，仅仅是为了不让自己显得不如其他同学而已，他们有自备的茶喝，又有自备的靴子和箱子。在我们那个比较有钱的贵族化的学校里，我的同学们露营时平均花去三百卢布左右，也有一些人花费达三千卢布的；至于我，寄到营地供我花的钱，不过十个卢布，而且寄得也不准时，但我并没有因手头拮据而感到苦恼。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工程学校肄业，到退职，他得的薪水和从监护人那里得到的钱，总共五千纸卢布。 [299] 我在军事学校修完课程后，在大学听课期间，一年总共才拿到一千纸卢布。

只是在他退职后的头一年（1844），到他的《穷人》获得成功，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确实是穷困的，因为除了写作的收入以外，他一无所有。从1841年到1849年，达尼列夫斯基也一无所有，毫无任何收入，以卖文为生，却并没有陷于穷困，尽管那位克拉耶夫斯基付给他的稿酬比付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作品的稿酬要少。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即使在1845年一下子名声大噪之后，慢性病似的相对穷困情况也并未停止。那时我们交往密切，他生活在“时刻要预先算计生活来源”之中，但是1854年解除苦役后便同确确凿凿的贫穷结了不解之缘。1859年从流放地回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获得了他理应享有的声誉 [300] ，尽管他在钱财方面还缺乏，但他不是，也不可能是个无产者。

服苦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些什么确凿无疑的影响，这一点我在下面另行叙述。这里我只能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革命者，然而，作为一个重感情的人，看到有人对被压迫与被侮辱的人施加暴力，譬如，当他看到或者得知芬兰团的司务长被逼着通过队列 [301] ，他的愤懑乃至憎恨的感情便会油然而生。只有在这样激情勃发的时刻，陀思妥耶夫斯基才会扛着红旗走上广场，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这一点。

已经获致盛名的抒情诗人亚历克赛·尼古拉耶维奇·普列谢耶夫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轻。他金发碧眼，仪表俊秀，但“他的面容苍白，朦胧如雾霭”……这位理想主义者，性格温和善良的人，他的内心倾向也同样朦胧模糊。他赞成一切他觉得是高尚的、人道主义的事物，然而他没有明确的倾向，他之所以参加小组是因为他看到组里的理想主义的愿望比实践的渴望更强。他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里获得AndreChenier [302] 的雅号。

所有被判刑的人当中最年轻的是卡什金，第十五届高等政法学校学生，刚从皇村高等政法学校毕业，出身于拥有大量领地的富裕贵族家庭，故而在此之前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卡什金具有相当浓厚的人道主义观点，是个极其讨人喜欢的青年人。他把解放农民作为自己毕生的主要理想之一。他忠于这一理想，和斯佩什涅夫一样，1861年以后当了第一届调停人。

格里戈利耶夫、毛姆贝利、李伏夫和巴尔姆都是近卫团的军官。

前三位以认真好学的精神著称。他们反复阅读了彼得拉舍夫斯基收集在“禁书图书馆”里的许多著作。彼得拉舍夫斯基想把这批书变成社会性的藏书，让大家可以借阅。有军官参加他的小组他甚为高兴，他把希望寄托在他们的宣传上，他们不是在低级官员中间作宣传（除了也是很有分寸的《士兵闲谈》的作者格里戈利耶夫之外，谁也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们在自己的同僚中进行宣传，这些人出身于俄国最优秀的贵族家庭。

第四个人近卫团军官巴尔姆，为人浅薄而心地善良，出于年轻人的兴趣而参加小组，没有任何既定的目的。

被判刑的人当中，除了彼得拉舍夫斯基之外，只有一个杜罗夫 [303]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算是革命者，也就是希望通过暴力的途径进行自由改革的人。然而彼得拉舍夫斯基与杜罗夫之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彼得拉舍夫斯基按才能是个革命家，对他来说，革命不是达到任何既定结果的手段，而是目的；他喜欢宣传者的活动，他渴望为革命而革命。对于杜罗夫则相反，革命分明是一种手段，但不是达到既定目的的手段，而是摧毁现存制度的手段，是为了个人在新产生的制度中达到某种超群出众地位的手段。对他来说这一点尤其必要，因为他由于一连串的放荡行为 [304] 而和家庭及社会断绝了关系，唯有期待革命活动才能恢复名誉。他以成立（杜罗夫派分子的）特别小组来开始他的革命活动；该小组与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小组既分不开，又合不到一起。已经知道杜罗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蓦然间来到同一所“死屋”服苦役时，他们两人一致得出结论：他们的信仰与理想中丝毫没有共同的东西，他们之所以落到同一地方来坐牢是由于命里注定的差错。

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接近（我重复一遍：与小组接近，因为在当时情况下从来没有过正式组织起来的、纵然是秘密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的人当中，有两个人没有被审查委员会列为犯人，那是因为他们恰巧在该委员会着手工作时死去。这两个人，一是瓦列里扬·尼古拉耶维奇·迈科夫，他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彼得拉舍夫斯基所组织的基理洛夫那本词典的出版小组，工作很有才气，1847年夏天在水滨浴场中风死去。另一个是维萨里昂·格里戈利耶维奇·别林斯基（1848年春去世），在四十年代的所有小组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的那些书报检查机关未通过的文章在各小组里被人们如饥似渴地传诵，其中一人因散布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而被判处死刑 [305] ）。其他经常来圈子里走动的人之所以逃过审查委员会的注意，是因为他们没有在会议上发表过任何讲话，而他们的学术性文章与文学作品没有带上太强烈的倾向或反对书报检查制的味道。也许米哈伊尔·叶甫格拉福维奇·萨尔蒂科夫除外，他幸亏在大逮捕开始之前受到书报检查机关的行政性的控告，1848年初春被按行政方式放逐到维亚特卡。 [306]

1849年4月底，我们中间便迅速传开一个消息，说彼得拉舍夫斯基以及许多经常去看望他的人已被捕，他们的寓所遭到搜查，他们被判处叛国罪。我们特别感到伤心的是斯佩什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列谢耶夫与卡什金的被捕，也为某些人如别克列米谢夫[……]，还有弗拉基米尔·米留金的被捕难过，不过他们后来获释了。搜查米留金的住宅时找到一本秘密的笔记本，是查勃洛茨基杰谢托夫斯基按秘密指示调查了解俄国各地的地主对农奴的态度，呈交给国有财产部部长基萨列夫的一份报告。这本笔记本是第一份对俄国农奴制度的极其大胆的起诉书，在渴望解放农奴的小组中宣读以后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米留金家的人当中，只有弗拉基米尔一个人经常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他的兄弟们，即基萨列夫伯爵的亲侄子们担心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找到查勃洛茨基的笔记本会造成许多人被捕，更何况皇帝尼古拉一世还不知道这本笔记本，基萨列夫不敢呈给皇上，因为他发现自1848年起国内想要把农民从农奴制的依附地位解放出来的热潮已骤然冷却下来。米留金家的家庭会议上决定想尽一切办法把笔记本找回来，免得落到审查委员会的手中。这一任务委托给家属中办事最谨慎、最周到的德米特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后来的伯爵与元帅）。米留金当时在总参谋部任上校，去找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高黎曾公爵，高黎曾公爵很敬重基萨列夫伯爵，原任接受呈文委员会的御前大臣，被皇上亲自任命为审查委员会成员。幸亏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公爵酷爱搜集珍贵手稿。德·亚·米留金以最委婉的方式提出问题：在审查委员会的案件中公爵有否见到过查勃洛茨基的关于俄国各省农奴情况的笔记手稿，高黎曾公爵一句话也不答，只是把米留金请到自己的卧室，打开秘密的书橱，让他看放在书橱的一只抽屉里的手稿，上面批着：“余一人已阅。余在世一日，决不让此文流传出去。”[……]

过了一个月，1849年12月，全体犯人由审判委员会最终审判，判决之严厉，使我震惊。他们全体一无例外地被判处死刑，1849年12月22日 [307] 被押到谢苗诺夫练兵场的断头台上。

在我面前自然产生一个问题：说实话，四十年代经常参加我们的小组来活动的一些最极端的人，他们的罪行究竟是什么？他们与其他没有受审判、没有被判刑的人究竟有什么区别？

我如今栩栩如生地回想起我们借助欧洲语言的基本知识，怀着多么喜悦的心情，轻而易举地阅读外国著作，既有严肃的科学著作、哲学著作、历史著作、经济著作及法学著作，也有小说、散文及政论作品，当然，我们看的是原著，没有任何书报检查机关的荒谬绝伦的涂改和删节，尤其是那些严肃的科学著作，没有充分的理由书报检查机关是根本通不过的。我难以忘记的是来自我们中间的一些最有才华的作家多么愉快地在我们面前倾吐他们的积郁，向我们朗读他们的作品，也朗读我们最喜爱的其他同时代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不是经过当时书报检查机关之手被弄得面目全非的样子，而是发自心底的歌声的原样。

我们之中许多人都喜欢热烈地谈论他们对出版物上的言论自由与理想的司法制度的向往，司法制度将使俄国从警察国家变为法治国家！倾听这样无拘无束的言论，我们为“旋风在空中自由地呼啸”而感到高兴，却不明白“它来自何处，飞向何方”。当然，在我们听到的这些谈话中有某种令人精神振奋的东西，我们都为那一刻所主宰。然而我们毕竟感觉到，对俄国来说，最伟大的事情可能是从农民解放中产生，我们期待着不是通过革命的途径，而是“奉沙皇之命”来实现农民的解放。

四十年代的人，在当时的自由主义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和其他小组里经常碰头的人，便是这样一种共同的思想情绪。被判处死刑的人，在愿望和倾向方面与其他人很少有差别。只有对彼得拉舍夫斯基一个人，可以指出他有几分像狂妄的鼓动家，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想方设法要唤起他所熟悉与不熟悉的人去反对政府。其他的人，在他那里碰头或者相互间来往的人，都没有组织过任何秘密团体，没有犯过任何罪行，不仅没有犯过，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过，而且也没有追求过任何明确的反政府的目的，没有作过任何犯罪的宣传鼓动，根本也没有为自己的理想而互相来往过，像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杜罗夫关押在同一犯人连队时所表现的关系一样。

唯有一件事情，如果付诸实现的话可能被法院判刑，那就是打算在国外出版俄语杂志，不受书报检查机关的钳制，不必担心杂志在国内的流通，必定会自行渗透进来。但是这一意图并没有着手去实现，所以审查委员会对此一无所知。因此唯一的过错依然只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里的人对待禁书的随便态度，以及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晚会上闲谈时所采取的某种形式，其实也不过是在议论任何题目的时候推选一位主席，他摇铃让想说话的人发言而已，这种形式也只是最近几年才采用的。给我以惊人印象的是所有判处死刑的人几乎都是偶然地从小组中抓来的，说句良心话，从他们的行动上，甚至信仰上，我找不出任何犯罪的地方。显然，刑法法典中关于死刑的条款以及一般的关于政治犯罪的条款，定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

《天山之行》第二卷摘录

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我没有什么事情要做，除了去拜访省长，因为总督曾经把我介绍给他。我对这个小县城及附近的郊区没有什么兴趣，因而我决定在这里只逗留一昼夜。这期间我受到省长、总参谋部的潘诺夫少将方面极其殷勤的接待。少将事先得知我要来，便派出副官来迎接我。副官是个出色的陆军军官，名叫杰姆青斯基，殷勤邀我去他那里暂住，因为当时的塞米巴拉金斯克还没有一家旅馆。不过最使我高兴的是杰姆青斯基精心安排的一次意外的会见：他在自己的寓所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地把身穿士兵军大衣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我的彼得堡的亲爱的朋友引来见我。我初次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他的《死屋》出版后在彼得堡的一个友人处。 [308] 陀思妥耶夫斯基迅速把他在流放期间所遭受的种种事情告诉我。同时他告诉我，他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处境很过得去，他认为这不仅多亏了他的顶头上司营长待他好，整个塞米巴拉金斯克的行政当局对他也不坏。不过省长认为把降职的普通军官当作朋友对他是不合适的，但他并不阻止他的副官跟陀思妥耶夫斯基保持几乎是友好的关系。应当指出，当时，在西伯利亚，上级对待已经获释的流放者或被监视者一般来说态度都是比较宽容的。潘诺夫将军家晚上的“常客”，玩惠斯特时做将军的老搭档的，是一位医生，他同时也照顾省长的衰弱多病的身体。亚历山大二世发表即位宣言时，潘诺夫正式接到通知，经他的推荐而晋升为五等文官的这位医生已被解除警察的监视，省长由此才初次知道他原来是受警察监视的人，因而省长对我开玩笑说，自从他受命当省长以来，不是医生受他的监视，而是相反，他受医生的监视。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了我一个希望，他跟我约好，在我回去时，他将到我在巴尔纳乌的冬季寓所来看望我，事前他会和我先通信联系的。[……]

我在科帕尔只逗留了一天，告别了我亲爱的阿巴库莫夫，我那有趣的库尔德扎之行完全应该感谢他，经过驿道上三天马不停蹄的奔波，回到塞米巴拉金斯克 [309] ，依旧在好客的杰姆青斯基处落脚，这一次住了四五天，很愉快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度过这几天。

这时我才彻底弄清楚他的整个精神状态和物质生活状况。尽管他已经享有相对的自由，但是，要不是命运在他对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伊萨耶娃的亲切关系中赐给他一线光明，让他在她的家里和交往的人们中找到每日的栖身之处和最温暖的同情的话，他的处境就会依旧是凄凉的。

伊萨耶娃是个年轻妇女，还不满三十岁。她的丈夫受过充分的教育，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有优越的职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搬进去住后不久，便对他抱友好的态度，在自己家里殷勤地接待他。年轻的妻子伊萨耶娃是阿斯特拉罕人，他在阿斯特拉罕任职时娶她做了妻子。伊萨耶娃在阿斯特拉罕女子寄宿中学顺利地完成学业，因此她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社交界是最有教养的知识妇女之一。但是，不管陀思妥耶夫斯基怎样看待她，她是个“好人”，是个名副其实的“好人”。他们很快就同居了。她的婚姻是不幸的。她的丈夫为人并不坏，然而是个无可救药的酒鬼，经常出现无责任能力 [310] 状态，表现出极其粗野的本能，她无法提高他的精神状态，只是为自己的孩子操心。她每天得保护孩子，免得他受到无责任能力的父亲的伤害，就是这一点牵挂在支撑着她。忽然间有个人出现在她的生活的地平线上，他有那么崇高的精神品质，那么细腻的感情，这就是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俩当然很快就互相了解而且同居了，她从他那里得到多么温馨的同情，她和他每日闲谈，从中得到极大的愉快和精神上的提高，她发现了崭新的生活。同时，在他郁郁不乐地滞留在毫无精神乐趣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城期间，她又怎样成了他的快乐的泉源。

1856年8月我初次经过塞米巴拉金斯克时伊萨耶娃已不在那里了，我只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讲述中才了解她。她搬到托木斯克省的库兹涅茨克去住，因为她的丈夫不能胜任塞米巴拉金斯克的职位而被调往该地。她和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开始了热烈的通信，大大地鼓舞了两人的情绪。可是秋天我路过塞米巴拉金斯克时两人的境况和关系大变了。伊萨耶娃成了寡妇 [311] ，但是，尽管她没有能力迁回塞米巴拉金斯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想和她结婚。主要的障碍在于他们两人都近乎贫穷，物质生活上完全没有保障。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然可以从事文学写作，但他那时还远远没有充分相信自己的强大的才能的力量。她则由于丈夫去世而完全为贫困所压倒。

无论如何，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所有的计划都告诉了我。我们约定，等冬天一到，我在巴尔纳乌安顿好以后，他到我处来做客，彻底决定自己的命运。如果与她的通信有了预期的结果，而经济情况又容许的话，他到库兹涅茨克去找她，和她结婚，他将带着她和孩子到巴尔纳乌来，在我处做客小住几天后，回塞米巴拉金斯克去住，一直逗留到他完全获得大赦。

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会面以及1856年的旅行便是以这样的打算结束的，1856年11月初我回到巴尔纳乌的冬季寓所。[……]

1857年1月，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来我处，我感到很高兴。他事先与玛丽娅在信中商量定当，玛丽娅已打定主意把自己的命运和他的命运永远联系在一起，他到库兹涅茨克去，以便在大斋期来临之前举行婚礼。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我处逗留了两星期左右为自己的婚礼作些必要的准备。一天总有几个小时我们进行有趣的谈话，逐章朗读当时尚未完成的《死屋手记》，用口头的叙述加以补充。

可想而知，这部作品的朗读给了我多么强烈的、震撼心灵的印象，我活龙活现地想象着受尽苦难的人可怕的生活条件，他们从艰苦的斗争中表现出比任何时候都更纯洁的灵魂，更清醒的智慧，这场斗争“沉重的大锤，锻打利剑，震动窗上的玻璃” [312] 。当然，从来没有哪一个这样规模的作家曾经被安置在比这更有利的环境中去对性格截然不同的人物进行观察和心理分析，他却有机会和这些人过同样的生活，而且为时很长。可以说，在“死屋”里的生活经历使天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心理学家。

可是以这样的方法发展自己的天赋才能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他落得一辈子的病痛。癫痫发作时看到他真难受，那时候他不但周期性地发病，而且次数相当频繁。再说他的物质状况也极为艰难，开始过家庭生活时，他得准备好应付种种匮乏，可以说是为了生存而进行艰苦的斗争。

我感到幸福的是我首先有机会用生动的语言，以自己的深刻的信心去鼓舞他，说是《死屋手记》中他已经有了那样一笔财富，可以保证他摆脱艰难的贫困，其他一切即将滚滚而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美好未来的希望的鼓舞，去到库兹涅茨克，一星期后，带着年轻的妻子与继子，心情极为舒畅地回到我处，在我家又客居了两个星期后，到塞米巴拉金斯克去了。[……]

我于[1857年]4月21日晚乘驿车离开鄂木斯克。[……]

4月26日傍晚，我已乘车抵达塞米巴拉金斯克。在那里我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心情极其舒畅：期望得到大赦和恢复他的公民权利已经没有疑问；唯有物质状况没有保障仍旧使他苦恼。

题解：

彼得·彼得罗维奇·谢苗诺夫伯爵（1827—1914），为了纪念他的1856至1857年间著名的赴天山的旅行（当时的天山还是欧洲人难于到达的荒僻之地），被人称为天山斯基。他是著名的学者、地理学家、植物学家与昆虫学家，重要的国务活动家（密切参与1861年农村改革的准备工作）；他又是人数众多的探险活动的组织者与思想领导人（普尔日瓦尔斯基、波捷欣、克鲁鲍特金、柯马罗夫等等）；对俄国统计学的发展起过重大作用（列宁用过他的统计学著作）。收藏、搜集了极其丰富的十六与十七世纪佛来米人 [313] 与荷兰画家的画，齐全的程度居欧洲第二位（1910年转赠给爱尔米塔什博物馆），出版过内容丰富的著作：《尼德兰绘画史探讨》（1885—1890）。

彼·彼·谢苗诺夫著有内容充实的《回忆录》四卷。这是一个博闻强识的学者根据个人回忆写成的一种“家庭纪事”。他始终竭力设法准确传达事实，在这里是传达他那个时代的俄国历史与生活中的现象和事件。其中，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论在私人生活方面还是思想方面，彼·彼·谢苗诺夫尤其表现出他的不偏不倚的态度，对于围绕着作家和他的创作进行的长达十年之久不曾平息的那场斗争，他置身事外。他是尼·雅·达尼列夫斯基 [314] 的亲密朋友；达尼列夫斯基在四十年代极其向往傅立叶主义，在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的团体中看过许多论述社会主义的文摘，谢苗诺夫和这个团体也有过接触，不仅把“某些青年学者，也把已开始创作活动的青年文学家”如米·叶·萨尔蒂科夫、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亚·尼·普列谢耶夫、阿波隆·迈科夫及瓦列里扬·迈科夫当作自己的亲密朋友。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从西伯利亚写给某些亲密友人的信中，以很亲切的口吻提到谢苗诺夫，好像在彼得堡时就与他很相知。例如1859年10月给他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朋友弗兰格尔的信中，他这样问道：“您认识彼得·彼得罗维奇·谢苗诺夫吗？他在您之后到西伯利亚来看过我们，他是我的出色的朋友。这是个优秀人物，而优秀人物是应该去寻找的。如果您认识他，请代我向他致意并告诉他我的情况。”（《书信集》，第1卷，页262）1856年12月14日给瓦利哈诺夫 [315] 的信中也提到他。（同上，页202）

这里是根据彼·彼·谢苗诺夫天山斯基所著《回忆录》第一卷《童年时代与青年时代（1827—1855）》，彼得格勒，1917年，页194—207，212—215；第二卷《天山之行》，莫斯科，1946年（第二卷的初版），页69—70，123—124，127—128，130刊印的。

《我的回忆（1849—1851）》一书节选

德·德·阿赫沙鲁莫夫

十二月份非常乏味，没有任何使人精神爽朗的新鲜印象或者令人难受的感想来冲破岁月的平淡。从我所待的新地方可以得到的好处都已为我享用殆尽，别的也想不出什么了，只好等待外面有什么事情降临到我的坟墓似的监狱里，我苦闷地落在监狱里，我似乎觉得我连生活下去的最后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即便是现在，当我回想起我那可怕的处境，即便是过了那么些年之后的现在，我仍觉得，要不是我的脑器官一辈子受到严重的损坏或伤残，我可能再也忍受不了单独的监禁，虽然我明知道在我之前或之后，有许多人忍受过为时更久的单独监禁。人的忍受力自然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健康的人生命力强，生活常常使我们相信，我们所能忍受的实际上远比我们所认为的要大得多。我蹲监狱已经七个多月了，心情苦闷，精神沮丧，达于极点，事情根本没有，无论怎么样，我再也不能使自己精神振作起来；我不再自言自语，机械地在牢房里走动，或者漠然地躺在床上。难以忍受的苦闷心情不时袭来，我坐在地板上的次数比从前更多，时间也比以前更长。做的梦惊悸不安，梦里见到的总是那些可怜的人，非常可怕的事情。这样一直生活到1849年12月22日。这一天，和平日一样，夜里过得惊恐不安，天亮以前，六点钟左右，我从床上起来，按照早已养成的合理的习惯，本能地走到窗口边，站到窗台上，打开气窗，呼吸新鲜空气，同时领略一下新的一天的天气的印象。这一天我和往日一样心情沮丧。

天色还暗，彼得保罗大教堂的钟楼上响起悠扬的钟声，接着大钟响了，报告时间已是六点半。不久，我看清地面上覆盖着一层刚下的新雪。传来不知什么说话声，看守们似乎担心着什么。我发现新的情况，继续留在窗口旁，这样更加发现这里那里有某种异常的动静，听到急匆匆的要塞职员们的谈话声。这时，天色渐渐亮了，要塞的长官来来去去地走动，心事重重的样子流露得越来越明显。这种情况继续了一个钟头左右。看到要塞里从来不曾出现过的这种异常迹象，尽管我心绪不好，精神却一下子提起来了。对于所发生的情况的好奇与关注，每时每刻在增长。忽然，我看见一队马车从大教堂后面驰骋而来，一辆，二辆，三辆……滚滚而来，滚滚而来，不见尽头，纷纷在白房子附近和大教堂后面停下。接着，我的眼前又出现新的景象：一队人数众多的骑兵和许多宪兵连队，一队接一队驰来，在马车旁边站停……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又要埋葬什么人？那些空马车又是干什么的呢？莫非我们的案子要结案了？……心怦怦直跳……对了，这些马车一定是为我们而来的！……难道完蛋了？那么我终于等到末日了！……从4月22日到12月22日，我蹲了八个月监牢。现在又将如何呢？！

瞧，这些穿灰色军大衣的勤杂们在搬不知什么衣服，搭在肩膀上，跟在军官后面快步朝我们的走廊走来；听见他们进了走廊；钥匙串叮当作响，开始打开锁着的单人牢房。轮到我了：一个面熟的军官带着一个勤杂走了进来；给我拿来被捕时穿的衣服，此外还有暖和的厚袜子。他们对我说，要我穿好衣服，穿上厚袜，因为天气寒冷。“这是干什么？要把我们弄到哪里去？我们的案子结案了？”我问他。他匆匆离开，给了我一个简短又模棱两可的回答。我迅速穿好衣服，袜子挺厚，我好容易才套上靴子。我面前的牢门随即打开，我走出牢房。我从走廊上被带到台阶上，一辆马车立刻驶到台阶旁，命我上车。我跨进马车，一个穿灰色军大衣的士兵陪着我同时爬上马车，坐在我的旁边——马车是双座的。我们的马车开动了，车轮吱吱咯咯地响，滚过冻得结结实实的深深的雪地。马车上的玻璃窗是拉上的，结了厚厚的冰花，从玻璃窗里什么也看不见。到了一个什么停车站：大概是在等其他的马车赶上来吧。随后又开始一齐快速行驶。我们在行进，我用手指甲刨去结在玻璃上的冰花，张望了片刻，玻璃又模糊了。

“我们往哪儿去，你知道吗？”我问。

“我不可能知道，”我的邻座回答。

“我们此刻到什么地方去？好像是到维堡？”

他嘟哝了一句。我使劲往玻璃上哈气，从而片刻间总算从窗子里看到了一些什么。我们这样行驶了几分钟，越过涅瓦河；我不停地用指甲刨玻璃，或者往玻璃上哈气。

我们沿着复活节大街行驶，折入基罗奇街，再拐到士纳敏街，——到这儿，我费了好大力气一下子把玻璃窗放了下去。这时我的邻座丝毫没有流露厌烦的样子。我顿时欣赏起晴朗的冬天清晨京城从睡梦中初醒的景色，我已经许久没有看见这样的景色了。过往行人纷纷驻足观看眼前这不寻常的景象：一队飞驰的马车，四周团团围着宪兵，手持出鞘的军刀，骑在马上疾驰！人们从市场上回来；家家屋顶上的烟囱里冒出刚生火的炉灶的浓烟；马车的轮子在雪地上吱吱咯咯作响。我朝窗外张望了一下，看到马车前后都是骑马的宪兵连。突然，一个宪兵纵马驰到我的马车旁，跳到窗口边，威胁地命令道：“不许开窗！”这时我的邻座才忽然想起，赶紧把窗子关上。我又只得从一闪而过的缝隙中张望！我们的车来到利戈夫卡，随即沿着环城运河行驶。这一段路走了大约三十分钟。然后往右拐，又行驶了片刻，车子停下；我面前的马车门打开了，我下了车。

环顾四周，发现这地方是我所熟悉的——他们把我们载到谢苗诺夫练兵场来了。练兵场上覆盖着刚下的新雪，四周围着军队，站成方阵。远处城墙上人山人海，在观看我们；晴朗的冬天早晨，一片寂静。初升的太阳，透过渐渐变浓的云雾，像一只又大又红的球，在地平线上闪射着光华。

我已经八个月没有看见太阳了，呈现在我眼前的美妙的冬天景色，从四面笼罩着我的空气，使我熏熏欲醉。我感觉到难以描述的幸福，片刻之间忘怀一切。旁边的人用手轻轻碰了碰我，把我从观赏自然美景的陶然忘情中拉了回来。不知是谁无礼地抓住我的臂肘，想推着我往前走，指了指方向，对我说：“朝那边走！”刚才和我同车的士兵押着我朝前走去。这时我发现自己站在深雪地里，整个脚板都陷在雪中；我感觉到寒气向我袭来。我们是4月22日穿着春天的衣服被捕的，12月22日依旧穿着春天的衣服被带到广场上来。

我从雪地上往前走了一阵，看到在我的左首，广场中央，搭起一座台，记得好像是正方形的，大小约有三四平方俄丈，有一节小梯子通往台上，所有东西都围着黑色丧布——这是我们的行刑台。这时我看到一群同伴，聚集在一起，互相在握手，经过飞来横祸般的分别之后彼此在问候。我打量他们的面容，变化之大使我吃惊；那里站着彼得拉舍夫斯基、李伏夫、菲利波夫、斯佩什涅夫以及其他人。他们的面容瘦削、苍白、痛苦不堪，脸孔拉得长长的，有几个人的脸上长满了胡子和毛发。斯佩什涅夫的脸尤其使我吃惊，过去他相貌英俊出众，身体健壮，朝气勃勃。如今英俊的相貌与健壮的体态消失了；丰满的圆脸变成了椭圆形；脸色灰白泛黄，脸颊瘦削，充满病容；眼睛似乎凹陷下去，眼眶四周是很大的黑圈；长长的头发和新长出来的一大把胡子把脸四周围住了。

彼得拉舍夫斯基也模样大变，皱着眉头站在那里。他长了一头浓头发，密密的大胡和络腮胡子连在一起。“想必大家都差不多，”我想。这些仅是一闪而过的感想。马车陆续来到，囚禁在要塞里的人一个接一个从车上下来。这是普列谢耶夫，哈南科夫，卡什金，叶甫罗彼乌斯……都很瘦，愁苦不堪。这是我的亲爱的伊波里特·迪布——他见了我，扑到我的怀里：“阿赫沙鲁莫夫！你也在这里！”我回答说：“我们永远在一起呀！”我们互相拥抱，心里充满了生离还是死别前途未卜之前仓促会面的特殊感触。我们的寒暄与谈话突然被骑着马奔驰到我们身边来的一位将军的大声吆喝所打断。他分明是向大家发话，使我们大家永远也忘不了他。

“现在用不着道别！阻止他们，”他叫嚷道。他不懂得，我们只不过刚见面稍微交谈几句，还来不及去想到面临的死刑。我们当中许多人确实有真挚的友谊，有的人是亲属——例如迪布两兄弟。他大声吆喝过以后，一个官员手捧名单来到我们面前，开始按名单点名。

彼得拉舍夫斯基第一个叫到，接着是斯佩什涅夫、毛姆贝利，再下去是所有其他的人——我们总共二十三个人（我挨到第八名）。点过名之后，一个神甫走过来，手里举着十字架，在我们面前站停，说道：“今天你们将听到对你们案件的公正判决，跟我走！”我们被领往行刑台，但不是直接领到台上去，而是沿着排成方阵的一排排军队绕圈子。据我事后得知，这样绕场一周，原意是给军队作前车之鉴，而且恰恰是给莫斯科团一个教训，因为我们之中有几名军官以前就是这个团里的：毛姆贝利，李伏夫……神甫手里举着十字架走在前头，我们跟着他在深雪地里鱼贯而行。我似乎觉得有好几个团的军队围成方阵，因为我们沿着四面的队伍绕场一周花去相当长的时间。走在我前面的是身躯高大的巴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菲利波夫，他后来在1854年进攻卡尔施时受伤死去。走在我后面的是康斯坦丁·迪布。这支队伍的后面是：卡什金，叶甫罗彼乌斯与巴尔姆。我们最关心的是接下来拿我们怎么办。我们迅即注意到埋在行刑台一边的灰色的柱子。据我记得，柱子有好多根……我们一边走，一边交谈：“他们要把我们怎么样？”“为什么领着我们在雪地里走？”“行刑台旁边的柱子干什么用的？”“待会儿用来绑人，军事审判……枪毙。”“不知道会怎么样，大概判我们去服苦役……”

时而是前面的人，时而是我后面的人，大声表示着这样的看法。我们从积雪的路上缓缓地经过，走到行刑台旁。走到台上，我们全都挤作一堆，又交换了三言两语。押送的士兵也和我们一起走到台上，在我们各人背后站停。随后有一名军官和一个手持名册的官员上来下命令。又开始点名，排次序，这时队伍稍稍有些变化。他们把我们分成两排，直对着城墙。一排人数少些，站在行刑台的左边，打头的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其他是：斯佩什涅夫、毛姆贝利、李伏夫、杜罗夫、格里戈利耶夫、托尔、雅斯特尔若姆勃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

另一排是谁打头，我记不得了，但第二个是菲利波夫，接着是我，我后面是迪布老大，他后面是他的弟弟伊波里特·迪布，然后是普列谢耶夫、季姆科夫斯基、哈南科夫、戈洛汶斯基、卡什金、叶甫罗彼乌斯与巴尔姆。我们总共二十三人，但是其余的人我想不起来了……等我们按指定的次序站好，士兵们奉令“举枪”，几个团的士兵同时做举枪动作，整个广场响起这一动作所特有的哗啦声。接着是命令我们“脱帽！”但我们对此毫无思想准备，因此几乎没有一个人执行命令，于是命令又重复了几遍：“脱掉帽子，宣读判决书了，”而且下令站在我们背后的士兵们，替迟迟疑疑不执行命令的我们摘去帽子。我们都觉得冷，尽管我们的帽子只是春季帽，毕竟还替我们遮盖一下脑袋。穿制服的官员随即开始宣读叙述每个人罪行的条文，一边读，一边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站停。他读得又快又含糊不清，再说我们又都冷得嗦嗦发抖，究竟讲的什么，一点也听不清。轮到我时，我的主要罪行是我在纪念傅立叶时说过的话：“论摧毁一切首都与城市。”

宣读罪行持续了整整半个小时，我们大家都冷得要命。我戴上帽子，把冰冷的军大衣裹裹紧，可是很快就被发现，站在我背后的士兵又动手把我的帽子摘去。读完每个人的罪状之后，判决书以这样的话作结束：“战地刑事法庭判处所有罪犯死刑——枪决，12月9日，皇上亲笔批示：‘照此执行’。”

我们全都吃惊地站着；那官员从行刑台上下去了。接着，发给我们白色的长袍、帽子及尸衣，站在我们背后的士兵替我们临死前穿上尸衣。等我们全体穿好尸衣，不知是谁说道：“我们穿上这样的衣服多神气啊！”

这时，刚才领我们绕场一周的那位神甫，拿着福音书及十字架，登上行刑台，还有人替他搬了一张读经台上来，放好。他在我们对面的台口处站好，位置正好在两行队伍中间，对我们说了如下的话：“兄弟们！临死之前应当忏悔……救世主会赦免忏悔者的罪孽……我召唤你们作忏悔……”

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去理会神甫的召唤，我们一声不吭地站着；神甫看着我们大家，再一次召唤我们去作忏悔。这时，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季姆科夫斯基，走到他跟前去，和他悄悄地说了几句话，吻了吻福音书，回到原地。神甫又朝我们看了一会，看到再也没有人表现出要忏悔的样子，便拿着十字架走到彼得拉舍夫斯基身边，对他进行劝说，彼得拉舍夫斯基回答他几句。至于他说的什么，却不得而知；彼得拉舍夫斯基的话只有神甫听见，也许还有站在他附近的极少数人，甚至可能只有旁边的斯佩什涅夫一个人听见。神甫什么也不回答，但是把十字架送到他嘴边，于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吻了吻十字架。这之后，神甫一声不响，拿着十字架在我们中间绕了一圈，大家都轻轻碰了碰十字架。做完这件事以后，神甫站在我们中间，仿佛陷于沉思。这时，骑着马，站在行刑台旁边的将军发话了：“神甫！您的事情完了，这儿没您的事了！……”

神甫走了，顿时有几个兵上来，走到彼得拉舍夫斯基、斯佩什涅夫及毛姆贝利身边，抓住他们的臂膊，押到行刑台下，带到灰色的柱子旁，用绳子把他们一个个分别绑在柱子上。这期间，听不到谈话声音。犯人没有表示反抗。他们被双手朝后反绑在柱子上，腰间再绑上一道绳子。随后发下令来：“帽子遮住眼睛”，于是我们被捆绑着的同伴们的脸孔便被帽子遮住了。一声命令“举枪”，站在行刑台旁的约莫十六个士兵一齐端起枪来瞄准了彼得拉舍夫斯基、斯佩什涅夫与毛姆贝利……这个时刻真是可怕极了。看到快要开枪，并且是朝着亲爱的同志们开枪，看到枪杆子几乎对准了他们，又等待着——眼看就要血肉横飞，同志们立即会倒下死去，这种情景真是可怕，令人憎厌而又毛骨悚然……我的心在等待中停止了跳动，这可怕的时刻持续了约半分钟。在这片刻间，我倒是没想到我自己也面临着死亡，整个注意力都被那即将来临的血淋淋的场面吸引去了。等我听到鼓声响起来时，我的愤懑的心情更加强烈，当时，我这个没有担任过军职的人还不懂得鼓声的含意。“这下子全完蛋了！……”我想，可是紧接着我却看到瞄准好了的枪杆突然都举了起来，枪口朝天。我的心一下子轻松了，仿佛压在心上的石头落了地！随后他们动手替彼得拉舍夫斯基、斯佩什涅夫与毛姆贝利松绑，又把他们带到行刑台上原来站立的地方。一辆轻便马车飞驰而来，从车上下来一个军官——侍从武官，带来一张什么公文，交人立即宣读。来文通知我们，皇上赦免我们的死刑，各人按罪行分别处以特别的刑罚。

这件批文刊登在1849年12月的一期《俄国残疾人》报上，大概是在事情的次日，即12月23日的报上。我认为没有必要再扩散这些情况，所以我简单地提一提。据我记得，彼得拉舍夫斯基判终身流放，服苦役；斯佩什涅夫判二十年 [316] ，其余的人各按罪状依次递减。我被判处流放到陆军部的犯人连充军四年，期满后到高加索独立军团去当列兵。迪布兄弟也被发配到犯人连，期满后进军人劳动连。卡什金与叶甫罗彼乌斯被判直接到高加索独立军团当列兵。巴尔姆以原来的军衔调入军队。这张批文宣读完，便有人把我们的尸衣与帽子脱去。

接着有些人来到行刑台上，好像是刽子手，身穿旧的印花布长袍，他们是两个人，站在以彼得拉舍夫斯基打头的那一排的后面，对着即将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跪在那里的人，把剑折断。这种举动，对大家都是无所谓的，只不过使我们这些本来就已经冻得直哆嗦的人在严寒中多待了一刻钟。这之后，发给我们每个人一顶囚犯戴的皮帽子，一件肮脏的光板羊皮袄和一双皮靴。我们不管那光板皮袄是什么样子，赶紧拿来穿上御寒，靴子，他们命令我们提在手里。

分发衣帽之后，他们搬了许多脚镣手铐到行刑台的中央，把这一大堆沉重的铁家伙扔在行刑台的木板地上，他们抓住彼得拉舍夫斯基，拉到中间，两个分明是铁匠模样的人替他戴上脚镣，开始用锤子敲钉子。彼得拉舍夫斯基起先平静地站着，后来从一个铁匠手里拿过沉重的铁锤，在地板上坐下，自己替自己钉镣铐。是什么东西促使他要自己动手给自己钉上镣铐，他想以这一行动来表明什么，很难说得清，不过我们大家的情绪都不大正常，或者过度亢奋。

这时，一辆由三匹快马拉的带篷马车来到行刑台下，车上乘着一个传令兵和一个宪兵，彼得拉舍夫斯基被指定坐到这辆马车上去，可是他看了看派来的马车，说：“我还有事情！”

“您还有什么事情？”骑马来到行刑台下的将军似乎有些惊奇，问道。

“我要和我的同志们告别一下！”彼得拉舍夫斯基回答。

“您可以告别，”跟着来的是一句宽宏大量的回答。（可以认为，这个人不是铁石心肠，他按照自己的理解在执行落在他身上的艰难的使命，不过归根到底他的心情也并不轻松。）

彼得拉舍夫斯基第一次戴着脚镣走路，脚还不习惯，举步艰难。他走到斯佩什涅夫跟前，和他说了几句话，拥抱了他，然后走到毛姆贝利身边，也跟他告别，吻了吻，说了些什么。他按我们站立的次序，依次走到我们身边，和我们每个人默默吻别，或是说点儿什么告别的话。走到我身边时，他一边拥抱我，一边说：“永别了，阿赫沙鲁莫夫，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我流着眼泪回答他说：“我们也许还会再见面的！”只是在行刑台上，我才第一次爱他！

和所有的人告别过以后，他再向我们大家鞠了一躬，挪动还戴不惯镣铐的双脚，在宪兵与士兵的搀扶下，顺着小梯子艰难地走下行刑台，坐上马车。传令兵坐在他的身边；腰佩军刀、挎着手枪的宪兵坐在车夫的并排；三匹强壮的马掉过头去，随即缓步走出拥挤围观的人群和人群后面的停着的马车，拐向通莫斯科的大道，从我们的眼前消失了。

他的话应验了——我们没有再见面；我还活着，而他的命运却比我坏得多，他已不在人世了！

1868年12月7日，在叶尼塞省的密努辛斯克，他因心脏病突然死去，葬于1869年1月4日。 [317]

1882年，在别尔斯克和他一起生活过的尼基塔·符谢沃洛日斯基君在他的坟墓上临时安了个木头十字架。关于他的死亡以及最后一年在密努辛斯克地区艰苦的流放生活，1889年5月的《俄国旧事》上刊登过一则简讯，署名为姆·马克斯，结尾是这样几句话：“Gravis　fuit　vita, laevis　sit　ei　terra！”（“他的一生苦难深重，让大地减轻他的苦难吧！”）

眼前发生的情景使我们大家十分惊讶，彼得拉舍夫斯基乘车离去时，我们大家都裹紧了散发着难闻的气味的皮袄，还在原地站着。事情结束了。两三个在现场指挥的人登上行刑台，分明怀着同情的口气向我们宣布，说是我们不会直接从广场出发，动身之前先回要塞的原处去，大概允许我们同亲人告别。这时我们走动起来，开始互相谈话……

举行死刑仪式，其后又宣布改判各种流刑，这几个钟头对我们大家所产生的印象是如此的不同，正如我们的性格各不相同。迪布老大垂头丧气地站着，跟谁也不说活；伊波里特·迪布在我走到他跟前时，他说：“还是枪毙了我们的好！”

至于我，那么我感到十分满意，因为我提出请求宽恕而没有受到重视（这个请求后来使我很苦恼），又因为我终于从单独监禁中放出来了。我觉得遗憾的只是我被派到不知什么地方的犯人连，而不是被发配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去。可是我对遣往西伯利亚的极其新奇有趣的长途旅程颇感兴趣。后来，痛苦的现实证明我的遗憾是有理由的：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国事犯中去，也就是到人们已经跟他们打惯交道的地方去，要比落到愚昧粗野的犯人连队中去，也就是沦落到盗贼与杀人犯中间去要好得多，何况后者还面对着人人望而生畏的长官。

但我毕竟还是幸运的，因为监狱生活已经结束，我被派去干活，再也不会一个人单独生活，而是和人们待在一起，这群人不管是什么样的，总是不幸的人，被活儿折磨得精疲力竭，按我的心境跟这些人倒是合适的。

在行刑台上的其他同志也流露了自己的想法，不过没有一个人是眼泪汪汪的，只除了一个人，按罪行排在最后面，免去了一切处分的，我说的是巴尔姆，他站在梯子边上，望着我们大家，眼里流下大滴大滴的眼泪。同志们从行刑台下去，经过他的身边，他就说：“上帝保佑你们！”

马车纷纷驶过来，我们被眼前发生的事情弄得呆若木鸡，没有互相告别就登上马车，各自离去。这时，我们当中有一个人站在行刑台下来的梯子口等待马车，喊了起来：“放一辆车过来！”我等到自己的马车过来，便上了车。玻璃窗是紧闭的，骑马的宪兵举着出鞘的军刀，还是那样地包围着我们迅速返回去的马车行列，只是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的一辆马车不在其中了！

题解：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阿赫沙鲁莫夫（1823—1910），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卡什金小组成员，傅立叶学说的拥护者。1848年春开始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星期五聚会。1849年4月7日在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纪念傅立叶的宴会上发表有力的演说，主要论点是：“由于已经建立的制度是跟人类生活的主要使命相抵触的[……]，因而它迟早必定会寿终正寝，将会有新而又新、新而又新的制度取而代之[……]。这座古老的、衰朽的大厦终究将完全倒塌，大厦坍毁时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会被压死，然而生活将会复苏，人们将生活得富足、自由、快活！”（《案件》，第3卷，页110）

逮捕阿赫沙鲁莫夫时，从他的住所抄出1848年版的《死屋手记》一本，第一页上作着笔记，大概是必须记下来的论题的细目：“论迄今为止用通常的方法——宗教及宗教所制订之规则，神甫的布道，法庭及法律制度以改善人性之不可能——论变革一切，改革社会一切基础，即改革我们整个的愚蠢、空虚而又无意义的生活之极端必要性。论消灭现今的使自己与他人疏远的家庭生活形式”，“论消灭现今的劳动形式，或互相并吞”，“论私有制”，论“国家与大臣、沙皇以及他们的永远无理、无益的政策之毫不中用”，“法律、战争、军队”，“城市与首都，人们在其中感到苦恼，还会痛苦下去，他们过着同样困苦的生活，患可恶的疾病死去”。（《案件》，第3卷，页89—90）

阿赫沙鲁莫夫的这些观点，一般说来，对于卡什金小组的成员如哈南科夫、伊·马·迪布及其他大学生是颇为典型的。他们受波罗新教授的讲课的影响，开始研究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研读路易·勃朗、傅立叶及蒲鲁东的著作，施泰因的论法国社会主义的书籍。根据审查委员会证实，卡什金小组“比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严整得多，思想一致得多”。成员中的某些人以无私的热情“醉心于空想社会主义的科学意义；某些人想把它应用于俄国生活，另外一些人则已经在考虑尽快实现这些空想的可能性”，他们在会上发表的讲话，远远超过彼得拉舍夫斯基处的聚会上的发言和谈话。（《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肖高列夫主编的材料汇编，第3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28年，页9、282）

1849年4月23日阿赫沙鲁莫夫被捕，和其他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一起被判处死刑，后又改判为流放和服苦役。流放回来，他念完外科医学院，当了医生，在乌克兰从事医疗和科研活动。

这里根据德·德·阿赫沙鲁莫夫的《我的回忆（1849—1851）》，圣彼得堡共同利益出版社，1905年，第十七章，页100—113刊印。

《世纪的转折时期》一书节选

彼·库·马尔季扬诺夫

鄂木斯克城当时是西西伯利亚的军事与民政的管理中心，地处额尔齐斯河的河湾，靠近奥马河与额尔齐斯河的汇流处，有古老的城堡。城堡三面是郊野，额尔齐斯河从第四面，即城堡的正面流过，河对岸当时是草原。城堡是一座相当大的斜方形建筑，占地约有数俄亩，四周有土城墙及护城壕环绕。有四座大门：一，额尔齐斯门——朝额尔齐斯河；二，鄂木斯克门——正对奥玛河口；三，塔尔斯克门——面向城里的花园及市政机关；四，托博尔斯克门——朝额尔齐斯河的河湾。每个大门都设警卫哨所，有军人站岗放哨。一般说来，城堡作为抵御敌人的工事，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尽管也配备了数量相当多的铁炮，锈迹斑斑，叫人想起戈罗赫沙皇时代的遗物；一堆堆摞成金字塔形的圆炮弹，缝隙里躲着毒蜘蛛、避日 [318] 及蝎子。城堡中央是个大广场；广场上，距塔尔斯克门不远处，耸立着一座规模宏大的东正教教堂，附带教堂职员的住房，这是城堡里的教堂；沿广场四周是一溜溜普通的古代营房式建筑物，这是各种公家机关用房，列成方方正正的阵式，式样整齐，气象肃穆。其中有总督的官邸，警备司令部，工兵部，军团部，宿舍——里面居住着上述各部门的长官，带家眷的职员。后面是第四、第五、第六常备军营的营房以及著名的鄂木斯克苦役监牢。所有这些房屋，除了军团部及常备军营的营房是两层楼之外，其余都是单层建筑物，偶尔来到这里的彼得堡人觉得它寒伧，小得可怜，不由得要想到从前闯入欧洲的野蛮民族的近乎荒唐的建筑。哈尔科夫大学的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克洛布茨基教授1840年在讲课时曾经讲到这些民族：“鬼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鬼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鬼知道他们溜到哪里去了。”城堡里大多数是军人：军官，士兵，哥萨克，勤务兵，职员，辎重兵及苦役犯。到处只听见兵器的铿锵声，持枪的哨兵的吆喝声，行军礼的吆喝声，装载粮秣的大车的吱吱咯咯声，炮车的辘辘声以及囚犯身上的脚镣手铐的啷声。[……]

当时对青年人来说，最苦的勤务是站岗，尤其是代替军官到要塞的监牢里去值班。这个监狱就是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中描写过的那座臭名昭彰的监狱。当时里面关着两名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及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杜罗夫。不知道彼得堡的青年们以前是否认识他们，但当他们关在监牢里的时候，青年人对他们的遭遇寄予热烈的同情，替他们做了一切能够做的事情。 [319]

这些从前出色的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那时是一副极其凄惨的景象。身穿普通的囚服——半灰半黑的短上衣，背上有黄色棱形方块，夏天戴同样半灰半黑的无檐软帽，冬天穿短皮袄，戴耳朵套及手套，还戴着脚镣手铐，每走一步啷作响，从外表看，他们和其他囚犯毫无区别。只有一点，那就是无论怎样也永远消除不掉的受过教育和有教养的痕迹，使他们与许多囚犯有了差别。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外表像个结实、健壮、矮墩墩的工人，受过良好的军纪训练。 [320] 可是意识到自己艰难的命运，毫无出路，似乎使他变得呆愣愣的了。他沉默寡言，笨手笨脚，动作迟缓。他脸色灰白，面颊枯瘦，布满了深红色的斑点，从来不曾露过一丝笑容，嘴巴只是在回答案情或苦役事务时才张开，简短地、断断续续地答复一声。帽子扣在额角上，一直压到眉梢，眼神忧郁、愁闷而专注，低着头，垂下眼睛望着地面。苦役犯们不喜欢他 [321] ，可是承认他的精神上的威望，不愉快地、不无憎恨地对待他的精神上的优越地位，看着他，一声不吭地让在一边。看到这一层，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自动避开大家，只是在极罕见的情况下，当他心情沉重，烦闷得受不了的时候，他才和几个犯人讲讲话。谢·费·杜罗夫则相反，即使身穿背上有个棱形方块的双色囚衣，他还是一副贵族子弟的派头。他身材高大，体格匀称，相貌英俊，头昂得高高的，乌黑的暴眼睛，尽管近视，眼神却很亲切，嘴巴似乎向所有的人微笑，帽子歪扣在后脑勺上，即使在最倒霉的时刻也是一副快活人的样子。他对待每个犯人都很亲切，因而犯人都喜欢他。 [322] 可是他被病折磨得体力衰竭，常常勉强支撑着走路。他的腿嗦嗦发抖，几乎撑不住他那消瘦衰弱的身体。尽管如此，他精神不垮，竭力表现出愉快的样子，以机智的玩笑和爽朗的笑声把身上的病痛压下去。

不过，在谈到“海员们”对待囚禁在监狱里的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的态度之前，我们先把“死屋”里几位最著名人物作几句交代。陀思妥耶夫斯基讲到阿基姆·阿基梅奇，说他曾在高加索当准尉，是某一处碉堡的头儿，邻近有位和气的公爵，夜间袭击了他的碉堡，放火烧了他的碉堡，过后不久，他把公爵硬拉来做客，用枪打死了这位公爵……这个人是别洛夫，高加索哥萨克军的大尉，根据他对“海员们”讲的事情经过说，他临时占领了边境上的一个哥萨克镇，当时的哥萨克镇一般都是筑了碉堡的。没有人来袭击这个小镇，也没有放火烧过小镇，可是山民们从城墙底下把哥萨克们放在牧场上的牲口抢走了。他偶尔从调查中得知这是住在邻近的和气的山民干的，便把山民中七个最有威望的人请来做客。他没有用枪打死他们，而是把他们吊死在碉堡前的斜坡上。就是为了这件事他被判刑，流放服苦役。他要是在公爵夜间偷袭碉堡和放火烧碉堡的时候把公爵打死，那他立刻会得到嘉奖而不是受到严惩了。贵族伊里英陆军少尉是因弑父罪被发配到这里来的 [323] ，他原在托博尔斯克门的常备军营服役。由于不道德的行为，根据法院判决，被降为列兵；至于杀死父亲的罪行方面，由于证据不足，法院便把他列为重大嫌疑。但是，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在呈送给皇上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审批时，他作了批示：“杀父之人不宜在部队中任职。服苦役二十年。”画家阿利斯托夫 [324] 是告密者，也是少校教官的勤务兵斐迪克的朋友，曾经是属于纨绔少年一伙的。年轻时大吃大喝，把财产挥霍殆尽，后来为了搞钱又十分卑鄙下流，当了密探。在这里他想快点飞黄腾达，诬告将近十个无辜的人参与反政府的阴谋，等到调查证明这全是谎言诬告，他恶意为别人所设下的惩罚落到了他自己头上。

在监狱里享有最大的同情的波兰人是马尔切夫斯基 [325] 与茹科夫斯基 [326] ，因参加波兰的尚达 [327] 而被流放服苦役。马尔切夫斯基是个富裕的地主，拥有好几处领地，据说当过“掌礼官老爷”。他极端憎恨俄国人，但是个很有教养、知道分寸的人，即使置身在他所憎厌的人们中间，他也有很大的威信。茹科夫斯基是已撤销的维林大学的教授，波兰思想的狂热信奉者，不过作为一个人和基督徒，确实赢得大家的尊敬。 [328]

当时对监狱的看守要求精力充沛，注意力集中，警惕性高。不仅犯人去干活时他要押送，犯人关在牢里时他也要留神注意他们。早晚点名检查人数，检查牢房的清洁与秩序，检查私自夹带进来的酒、烟草、纸牌及其他禁止的物品，注意犯人中间保持秩序与肃静，对犯人进行突击检查、突击搜查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使得看守长的职务极为繁重，责任十分重大。可是“海员们”特别乐意代军官们值勤，在监狱站岗，因为他们有机会在上司那里露面，同时可以减轻几分罪犯们的艰苦处境，他们的遭遇总是引起人们的同情。除去分配犯人在城堡及近郊干活之外，还安排若干犯人在监狱里面干活。后一种犯人归岗哨调度，乃至派他们到需要的地方去——或者到岗哨的哨所，或者到他们自己的牢房里去。逢到这种情况，“海员们”为了监狱里的活儿，总是能够把他们想留的犯人留下来[……]。想把某个犯人留下来在监狱里干活，头天晚上先写条子给第二天早晨由他去替代的看守长，后者便会把所要求的犯人留在监狱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及杜罗夫常常这样被留在监狱里干活，逢到老的看守换班，新的看守长把他们叫到哨所里，在看守长的房间里待上一阵，这时人家把白天的新闻告诉他们，把心肠慈善的人捐助的东西转交给他们，允许他们看看青年人带进来的书籍，看看彼得堡的亲属或伙伴们寄来的信。叫他们进来的时间往往正好是上级不会来巡查的那几个钟头里；不过为了防备万一，哨所里总是配备一名护卫兵随时押送他们去干活。特罗伊茨基医生在私下谈话时甚至将这种情况告诉管理犯人全部劳动的鲍里斯拉夫斯基将军与城堡司令德·格拉夫将军，他们只是笑笑，劝他转告青年们，还是小心谨慎为妙。

按一个“海员”的说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性格一般说来是不讨人喜欢的，他有一副狼落入陷阱似的神气；且不说那些犯人，他向来回避他们，不与他们有任何合乎人情的接触，就是那些对他的遭遇表示关切，想方设法尽可能要给他方便的人，他们的人道的态度，他也觉得受不了。他老是皱眉蹙额，脸色愁苦，远远避开众人，宁肯在闹哄哄、吵吵嚷嚷的牢房里独自待着，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跟一个什么人交谈，把话看得十分金贵。当他被“海员们”叫到长官的房间里，他对他们的态度更加拘束。他们请他坐下歇一歇，他常常拒绝，只是他们盛情难却，他才让步，勉勉强强地回答问题，但他几乎从来不让自己同他们作推心置腹的谈话，吐露自己的心事。任何表示同情的话他都半信半疑地听着，好像他怀疑在这种同情的话语后面隐藏着不良的动机。他甚至拒绝看青年人带进来的书籍，只有两三次，他对维坚斯基译的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与《匹克威克外传》发生了兴趣，带到医院里去看完了。 [329] 特罗伊茨基医生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体有病来解释他的孤僻与多疑，大家知道，他发过癫痫，整个神经系统受到损伤，尽管他外表上看来身体健康，结实，精神饱满，干什么活儿都不落人后。“海员们”的看法则认为他的孤僻是由于恐惧，怕让上司知道他的待人态度或者非法的包庇，怕他们会因此而使他的处境变得更困难。杜罗夫则相反，替自己赢得普遍的同情。尽管他的外表极其虚弱，疲惫不堪，他却对什么都感兴趣，喜欢接触他所感兴趣的监狱外的普通的人间生活，对人家给予他的力所能及的优待或物质上的帮助，他都表示衷心感谢。他什么事情都乐意谈，甚至参与争论，能以他的热烈而又生动的言论吸引听者。他的话语透露出诚实而又坚毅的性格，有真诚的信念，不幸并没有损害他的性格，因此他得到了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多得多的同情。

不过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句什么话触犯了他，他烦躁起来，就忘乎所以了。比如，只要在他面前说话时提到（哪怕是无意中提到）他的亲戚雅科夫·伊万诺维奇·罗斯托夫采夫将军（后来是公爵）的名字，他便会忘掉一切克制的分寸，落到偏激的程度。他喜欢看书，特别如饥似渴地阅读法国小说，例如大仲马的《玛戈皇后》、《沙尔尼伯爵夫人》及《基度山伯爵》，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与《流浪的犹太人》，保尔·费伐尔的《魔鬼的儿子》等。他向人借这些小说，几夜工夫囫囵吞枣地看完，又去借其他的书。 [330] 不过他的要求并不总是能够满足的，因为鄂木斯克的藏书实在有限。使“海员们”吃惊的是这两个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的性格，他们以心灵的全部力量互相憎恨着，从来不走到一起，他们关在鄂木斯克监狱期间，始终不曾交换过一句话。 [331] 叫他们一起到军官房间里去聊天，他们两人你坐这只角，他坐那只角，皱着眉头，对青年们的问话，他们也只是简单地回答一声“是”或“不是”；因此只好把他们分开，一个一个叫他们进去。人家就这件事问杜罗夫，他回答说，他们两人谁也不会先开口说话的，因为监狱生活使他们成了敌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中提到了和他一起待在监狱里的所有最优秀的犯人，只有几个人是用他们姓名的开头字母来代表；可是对杜罗夫，无论是用全名也罢，用假名也罢，哪里也没有提到过他，好像监狱里没有他这个人似的。逢到实在无法不提到他的地方，陀思妥耶夫斯基用这种说法：“他们吓唬我们，就是我与另一个贵族出身的流放犯，我和他一起来服苦役……”或者：“我骇然望着我的一位（贵族出身的）同志，在监狱里如何像一支蜡烛般地熄灭了。他是和我一起进监狱的，那时他还年轻，漂亮，善良，出监狱时他的身体一半已经垮掉，满头白发，腿也没了，呼吸困难……”医院里的主任医生特罗伊茨基十分同情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他经常通过“海员们”通知他们（这个或那个），现在可以到医院里去休息一阵，于是他们去了，在医院里躺上几个星期，吃些丰富的伙食、茶、酒及其他食物，一部分来自医院，一部分来自医生的厨房。据特罗伊茨基对一个青年人说，《死屋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得到他的同意之后，在医院里动笔写的，因为未经上级准许，犯人是不准持有任何文具的，该书的开头几章长期保存在老助理医生处。鲍里斯拉夫斯基将军通过他的管理处的副官伊万诺夫少尉 [332] ，对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也很照应。他允许给他们派最轻巧的活儿（下述情况除外：他们——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跑去和其他犯人一起干活，尤其是刚到苦役监的初期），在城堡里面或外面，都派他们漆油漆，揩车轮，烧石膏，铲雪等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甚至曾经被派到工程管理处的办公室里去做案头书写工作，不过由于马尔吉上校向兵团司令作了报告，说是这一类工作不宜交给因犯政治罪而被流放服苦役的人去做，他很快又被退回来了。一个“海员”也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帮了不少忙。有一天他被派在监狱里干活，他待在自己的牢房里，躺在木板床上。少校教官克利甫卓夫——这个人在《死屋手记》中被写成是个衣冠禽兽——突然来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看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躺在板床上，他吼叫起来。“他为什么不去干活？”

“他生病了，大人，”代替长官站岗的“海员”跟着少校教官走进监狱的牢房，回答道，“他有羊癫风。”

“胡说！……我知道您在纵容他！……带到看守室去！……用树枝抽打！……”

他们把这个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从木床上拖下来，带到看守室去，他果然被吓得突然发病了，看守长派上等兵去向要塞司令报告发生的情况。德·格拉夫将军立即驰马赶来，制止了即将执行的体罚，当众申斥了少校教官克利甫卓夫，厉声强调，绝对不能对患病的犯人施加刑罚。[……]

他[特罗伊茨基]的一个助手，住院医生克娄让诺夫斯基，到彼得堡去告密，说他对政治犯过于纵容姑息。因此，那边派了专人来调查[……]。

按照住院医生克娄让诺夫斯基的指点，调查人员询问证人们，他们不给告密者的揭发作证明。审问政治犯时，他们仅作了模棱两可的寓言式的回答，使调查人员束手无策，只好骂娘。譬如，调查人员问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监狱里或住在医院里时，有没有写过什么东西？陀思妥耶夫斯基回答道：

“什么也没有写过，现在也没有写，不过我在为将来的写作收集材料。”

“这些材料放在哪里？”

“在我脑子里。”

题解：

彼得·库兹米奇·马尔季扬诺夫（1827—1899），作家，在《世界作品》、《古俄罗斯与新俄罗斯》、《历史通报》、《涅瓦》、《士兵闲谈》及其他杂志上发表过许多诗歌、小说、历史著作及历史文学作品，还有论述军事问题的文章。又以不同的笔名（如爱佐普·卡克特乌斯、布姆布姆、彼佳、克留克等等）发表过幽默诗。单行本出过《士兵诗人心中的歌》（圣彼得堡，1865年），《春苗。论文、草稿、速写及诗歌》（圣彼得堡，1872年），《我国知识分子的精华。十九世纪俄国活动家影集——辞典》（出过几版），《生活、眼泪及笑声之歌》（1891年，第2版）以及其他著作。

马尔季扬诺夫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杜罗夫在鄂木斯克苦役监狱的情况是他的回忆录《世纪的转折时期》中的一部分。显然，这些回忆录确实是从当时凭着印象新鲜记在笔记本上的材料来的，不仅回忆录的基础是依据这些材料，连得具体叙述事实与细节时所依据的也是这些材料。首先，叙述的语调本身证明这一点，作者的语调客观而平静，间接地使人想到《死屋手记》的语调，倒好像回忆录的作者有意在回避任何激情，把唯有他一个人目睹的情况真实地再现出来作为自己的任务。

彼·库·马尔季扬诺夫的回忆录《世纪的转折时期（老笔记本片断）》最初刊登在《历史通报》1895年第10—11期。后来收入马尔季扬诺夫文集第三卷《世纪的事和人。老笔记本中的片断、论文与摘记》，圣彼得堡，1893—1896年。现在这里刊印的选自该书第二章《海员们》（页246—247，263—270，275—276）。

《回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选

亚·叶·弗兰格尔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知道是谁叫他，为什么事情叫他，极其拘束地来到我处。他穿的是一件灰色的士兵军大衣，红色竖领，红色肩章，苍白的病态的脸，布满了雀斑，神色抑郁。淡黄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身材中等以上。他那聪明的、灰蓝色的眼睛凝然地打量我，他似乎要看透我的心，似乎在说：你是什么人？后来他向我承认，当我派去的人对他说，“刑事案件诉讼代理人先生”叫他去时，他是忧心忡忡的。我当即表示歉意：我没有首先亲自去看他，我把信件和包裹转交给他，转达别人对他的问候，诚恳地和他谈了话，他立即改变了态度，心情快活起来，对人也比较相信了。[……]

1854年春天，解除苦役后，大家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被调到塞米巴拉金斯克去无期限地当兵。他和其他人一起经犯人歇宿站被解到该地。刚到时，他和士兵们一起在兵营里住了一个短时期，但是不久，经伊万诺夫将军及其他人的请求，允许他单独生活，住在兵营附近，由他的连长斯捷潘诺夫替他担保。此外，他还受司务长的监督，这位司务长因为贪图一点小小的“贿赂”就不常常去打扰他了。[……]

我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时[……]这地方一半像城市，一半像乡村。所有的建筑物都是木头的、圆木造的，木板盖的倒不多。居民连同驻卫军、亚洲人以及从科坎德、布哈拉、塔什干与喀山等地来的商人一起才五六千人。半定居的吉尔吉斯人住在左岸，大部分住帐篷，有些富人虽然也有小屋，不过只是过冬才住。他们共计约有三千人。[……]

我想，全城大约有十至十五人订阅报纸，这也不足为奇，当时在西伯利亚的人只对打牌、吃喝、搬弄是非感兴趣，还有就是自己的买卖。不要忘记，当时克里木战争正在进行，不过很少有人去关心它：因为相距实在太远，再说这又不是“西伯利亚人”自己的事情。当时西伯利亚人自己表示特殊，往往说：“他是俄国人。”

我订了三份报纸：《圣彼得堡科学院公报》、《AugsburgerAllgemeinezeitung》（《奥格斯堡汇报》）及《IndependanceBelge》（《比利时独立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极为高兴，他特别喜欢看《比利时独立报》，俄国报纸更不用提了。《奥格斯堡汇报》他碰也不碰，那时他对德语懂得不多，又不喜欢德语。

塞米巴拉金斯克被砂砾的荒原分隔成三个部分。北部是个哥萨克镇，是塞米巴拉金斯克最舒适、最美丽、最清洁、最幽雅的地区。那里有街心小花园、菜园以及相当漂亮的建筑物：团长官邸、团部、军事学校和军医院。供哥萨克住的营房是没有的，所有的哥萨克都住自己的房子，靠自己的家产过日子。

城的南部是鞑靼人的村镇，是最大的镇；同样的木头房子，不过有朝着院子的窗户，那是为了他们的妻妾而设的。高高的院墙把穆斯林居民的室内生活遮蔽起来，不让好奇的人去窥望；房子周围连一株树也没有，是一片光秃秃的砂砾荒原。[……]

坐落在这两个村镇之间、和它们连成一片的，是俄罗斯人自己的城市，附带着还被称之为城堡的部分，尽管当时就已经没有人提起它。城堡的围墙早已拆毁，壕沟为沙土所淹没，只留下几道石砌的大门作为纪念。所有的军队都居住在这里：常备军营，哥萨克骑炮兵，全体长官，总警卫室与监狱——这是我工作的部门。没有一棵小树，没有一丛灌木，唯有一片流沙，遍地荆棘。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住在这里。我手头保存了他的小屋的一幅画。

我住在额尔齐斯河边，省长官邸附近；不远处有小岛，岛上有菜园和瓜田，种着香瓜和西瓜。我窗外的河对岸是吉尔吉斯人的村庄，伸展着无边无际的草原，地平线上是蓝莹莹的群山，那是远在七十俄里以外的萨米塔乌山。[……]我租了三个房间一套的住所，外带前室、马厩、堆房，还有三个人住的地方，连我们的伙食与取暖费在内，每月付三十卢布。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连住宿、洗衣服及伙食在内付五个卢布。然而，一般说来，他吃的是什么伙食呀！士兵的口粮当时是发四个戈比，面包在外。这四个戈比，连长、炊事员和司务长还要从中揩油一个半戈比。当然，那时的生活便宜：一俄斤肉半戈比，一普特荞麦三十戈比。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每天把自己那份白菜汤、粥及黑面包领回来，如果他自己吃不掉，就给可怜的女房东吃。[……]

诚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常常在我处吃饭，不过朋友们也请他吃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屋坐落在最凄凉的地方，周围一片荒漠，流沙，既无树林，又无灌木丛。小屋是用圆木建造的，古老，往一边歪斜，没打过地基，房子往地下陷，没有一扇朝外的窗户，因为怕强盗和小偷。他的房间里有两扇朝院子的窗户；院子宽阔，有水井和辘轳架。院子里辟了一块小小的菜园，园地里有一丛野生的覆盆子，还有一丛野生的醋栗。房屋和院子都有高高的围墙围着，墙上有大门，还有低矮的边门，我总是猫着腰走进边门；造低矮的边门在当时也有历史原因：据人家告诉我，敌人若偶尔闯进来，他低着的脑袋就容易砍。一只凶猛的狗用链子锁着看守院子，夜里则把链子放掉。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间房间，相当大，但十分低矮，里面永远是半暗不明的。圆木的墙壁抹上了黏土，从前是曾经粉刷过的；沿墙两边是宽阔的长凳。墙壁上，这里那里挂着些简陋的木版画，停满了苍蝇，污渍斑斑。进门靠左首是一只俄罗斯大炉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床铺，小桌子，一只代替五斗橱的简陋的木箱子，就放在炉灶后面。这些卧房用具以一道普通的印花布的帷子跟其他东西隔开。布帷前面房间的主要地方摆着一张桌子，一面木框小镜子。窗台上放着几盆天竺葵，挂着窗帘，从前大概是红色的。整个房间被烟熏得黑糊糊的，而且那么暗，傍晚点上油脂蜡烛，——硬脂蜡烛那时是十分奢侈的东西，而煤油灯当时还没有，——我才能勉强看看书。凭着这样的灯光照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怎么彻夜写作，我压根儿不能理解。他的卧室还有一个愉快的特点：蟑螂成群在桌子上、墙上和床上爬，夏天跳蚤尤其叫人不得安宁。这种情况在一切砂砾地带是屡见不鲜的。

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天天接近起来。白天他开始越来越频繁地随时上我的住所来，在他的士兵职务和我的军官职务所能允许的范围内，他常常在我处吃饭，尤其喜欢晚上过来喝茶（一杯又一杯，没完没了地喝），用长烟管抽我的“包斯坦柔格洛”（当时一家烟草行的）烟草。他自己像大多数俄罗斯人一样，平常抽“茹科夫”牌烟。不过他常常连这种烟也买不起，于是他就掺和一些最蹩脚的马合烟抽，我每次上他那里去，抽过这种烟草之后总是头痛欲裂。

塞米巴拉金斯克是没有任何娱乐的。我在那里的两年间没有听过一个过路的音乐家的演出，城里连钢琴也只有绝无仅有的一架，像什么稀罕物儿似的。连得一些粗俗的消遣如杂耍和变戏法之类也没有。我记得，有一回，营部的文书们在练马场演出一个什么戏。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一些意见帮助他们，他带了我去看。[……]

由于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交往日益密切，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为单纯自然，我的房门对他是日夜敞开的。我下班回来经常在自己屋里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已比我先到，或者是操练回来，或者从团部办公室回来，他在那里担任各种文牍事务工作。他解开军大衣的纽扣，嘴里衔着长烟管，一边在房间里踱步，一边常常自言自语，因为他的头脑里总是冒出一些新的想法。他处在这样时刻的情景，我依旧如在眼前，当时他在构思写《舅舅的梦》与《斯契潘奇科沃村》（见给迈科夫的信）。 [333] 他心情很愉快，富有感染力，笑呵呵地给我讲了舅舅的历险情节，唱了歌剧的某些片断，可是看到我的亚当端进来琥珀色的鲟鱼汤，他便催促亚当快给他吃饭。[……]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喜欢看果戈理与维克多·雨果的作品。[……]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情绪好的时候喜欢朗诵，尤其喜欢朗诵普希金的诗；他喜爱的诗是《克娄巴特拉的宴会》（《埃及之夜》）。当他念起：

富丽的宫殿里灯火辉煌。

歌手伴着长笛和竖琴齐声歌唱。

女王的流眄和美妙的声音

使欢宴的人群活跃而欢畅！

他的脸上容光焕发，眼睛闪射着光芒。

在这样的时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嗓音不知为什么有种庄严而热情奋发的味道。[……]

不过我们还是回到亲爱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身上来，我那时就已经打心坎儿里喜爱他了；至于我对他的评价是多么高，我在西伯利亚写给亲属的信件可以作为最好的证据，这些信至今还保存着。我在其中的一封信（写明日期是4月2日，发自塞米巴拉金斯克）上写道：“命运驱使我和一个人接近，他无论心地还是资质都是罕见的人物；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不幸的青年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我非常感激他，他的话，他的意见和思想将一辈子增强我的力量。我每天和他一起工作，现在我们要翻译黑格尔的哲学和卡鲁斯 [334] 的《心理学》。他是个极其虔诚的人，身体有病，但意志如铁……”[……]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待人的宽厚简直世间少有。他为人的最丑恶方面寻找辩解的理由，把一切都归诸人的缺乏教育，归诸人所生活、成长的环境的影响，有时甚至归诸他们的性格和禀赋。

“唉，亲爱的朋友亚历山大·叶果罗维奇，你可要知道，是上帝把他们创造成这样的呀，”他说。一切受命运打击的人，不幸的人，患病的人和贫穷的人他都格外同情。所有深刻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的心地善良是非常突出的。谁不记得他为他的哥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一家人操心（见他给我的信），他对小帕沙·伊萨耶夫 [335] 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关怀。

我也经常和他谈谈政治性的话题。关于他自己的案件，他不知为什么愁闷地闭口不谈，我也没有问他。我只听见他说过，他不喜欢彼得拉舍夫斯基，很不赞成他的意图，他发现，在俄国，政治上的变革暂时还是毫无意义的，还为时过早。至于按西方形式的宪法，在民众尚处于愚昧无知状态的时候，连想想也是可笑的。我有一次从哥本哈根写信给他说，俄国还没有进步到可以实施宪法的地步，而且很长一个时期内也达不到，倒是需要一个咨议性的缙绅会议。对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回信说，他在很多地方同意我的意见。 [336]

自己的同志中，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常常回想起杜罗夫、普列谢耶夫与格里戈利耶夫。他和他们谁也不通信，只有他给兄弟米哈伊尔的信，偶尔有一次给阿波隆·迈科夫的信，给姨妈库玛宁娜和小雅库什金的信是经过我的手发出去的。[……]

我们的生活单调得令人厌烦地过去。我很少去拜访什么人，多半待在家里，看很多书，写了很多东西。[……]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交游比我稍广，尤其是常常去拜访伊萨耶夫一家。晚上他待在他们家里，答应给他们的独生子帕沙上课，帕沙是个八九岁的机灵聪明的孩子。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伊萨耶娃 [337] 是阿斯特拉罕一个寄宿中学校长的女儿，嫁给教师伊萨耶夫 [338] 。他是如何来到西伯利亚的，我记不得了。伊萨耶夫是个病人，害的是肺病，好喝酒。人倒是个性子沉静而温顺的人。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年纪三十出头，中等身材，相当纤瘦，金发碧眼，很有风韵，性格热情又容易兴奋。那时，她的苍白的脸上已经闪耀着不祥的红晕，几年以后，肺痨把她拖入了坟墓。她博览群书，很有修养，求知欲甚强，秉性善良，异乎寻常地敏慧。她热烈同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待他很亲热，我不以为这是她看重他，倒不如说她怜惜受到命运打击的不幸者。她知道他有癫痫，经济极其拮据，再加上他又是个像她所说的那样“没有前途”的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则把怜悯和同情当作了相互的爱，以年轻人的全部热情爱上了她。陀思妥耶夫斯基整天在伊萨耶夫家，硬把我也拖去，可是因为她丈夫的缘故，我觉得那里的人并不可亲。[……]

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夏天非常难受，闷得要命，如烤如燎的阳光下，砂石火烫火烫。最轻微的一阵风也会刮起一阵灰沙，极细小的沙子迷人的眼睛，到处钻。六月份在荫影处也热到摄氏三十二度。我决定四月份等草原和树林刚绽出绿芽便搬到城里去。整个塞米巴拉金斯克城里，只有一所带大花园的别墅，在哥萨克镇后面，营房附近。这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很方便，因而我建议他也离开那个窝，搬到我的住所来。这所别墅属于一个富裕的哥萨克商人，所以叫作“哥萨克花园”。[……]

早在冬天时我就从里加订购了各种花卉、蔬菜及葱、蒜之类的种子。在城里的院子里我们已预先做好温床，准备育苗。这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兴趣，他极其高兴，不止一次回想起他的童年时代和故乡的田庄。

四月初，我们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搬到我们的黄金国 [339] ——“哥萨克花园”。我们所住的木头房子相当破旧，屋顶漏雨，地板坍陷，不过屋子相当宽敞，我们的地方是够大的。当然，室内家具是一件也没有——空空如也，像个大木棚。大厅朝着凉台，屋子前面我们修了花圃。[……]

我们的庄院坐落在额尔齐斯河的高峻的右岸，一片平缓的绿茵草地直达河边。我们在河边搭了个洗澡用的棚子；浴棚四周是各种灌木丛、浓密的柳树林和大片的芦苇。绿叶丛中这儿那儿露出春汛泛滥所形成的小湖和水塘，有许多鱼和水禽。五月间我们开始洗澡。

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热心种植花圃，很快就把它侍弄得一片花团锦簇。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形象十分鲜明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他热心地帮我浇秧苗，满面流汗，脱去士兵的军大衣，穿一件洗得褪了色的玫瑰红的布背心；脖子上经常晃荡着一圈长长的、天蓝色的细小的玻璃珠串，那是手工制品，不知是谁送给他的，珠子串上挂着一只很大的胖壳儿银怀表。他常常全神贯注地干活，分明在这消磨时光的活儿中找到极大的乐趣。[……]

有一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皱着眉头、怏怏不乐地回家来，难过地对我说，伊萨耶夫要调到离塞米巴拉金斯克五十俄里的库兹涅茨克去了。“可恨的是她已经同意了，没有表示反对！”他痛苦地一再说道。

不久，伊萨耶夫果然调到库兹涅茨克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绝望至极；想到他与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要分别，他像发疯似的直打转；他似乎觉得他生活中的一切都失去了。这时伊萨耶夫家出现亏空，只得把所有的家产变卖了，待到动身时已经所剩无几。我救了他们急，他们才终于上路。

分别的情景我永远不会忘记。陀思妥耶夫斯基哽咽着失声痛哭，像个孩子。过了许多年之后，他在1865年3月31日给我的信中还提起此事。是啊！这一天是刻骨铭心的一天。

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乘着车去送伊萨耶夫夫妇，在美妙的五月之夜，深夜出发。我带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坐上自己的敞篷马车，伊萨耶夫夫妇乘坐无篷大驿车——他们没钱购置带篷马车。离开之前他们乘车顺路来到我处，我们喝了送行的香槟酒。我想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安排一个机会，让他跟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告别时亲亲热热嘟囔一阵，在我家里时，我就拼命给她的丈夫斟香槟酒。到了路上，我又按照西伯利亚的风俗，一再给他斟酒。这时他已经完全听我摆布，我立即把他带到我自己的马车上，他很快便睡去，睡得像个死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坐到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身旁去。道路被来往车辆轧得平展展的，周围是密密的松林，月色溶溶，空气甜美，困人。车子走呀，走呀……然而离别的时刻还是来临。我那两个可爱的朋友像鸽子般拥抱，都在揩眼睛。我把喝醉了酒、沉沉睡去的伊萨耶夫拖到大车上坐好；他顿时鼾声大作，分明不知道什么时候，身在何处。帕沙也睡着了。马猛然奔跑起来，马车飞驰，扬起一团团的尘土，转眼之间，驿车和车上的乘客便去得影影绰绰，驿马的铃铛声也渐渐听不见了……可陀思妥耶夫斯基依旧像生了根似的站着，垂着头，默默无言，眼泪顺着脸颊潸潸地流下。我走过去，拉起他的手；他仿佛久梦初醒，一句话也不说，和我一同坐上马车。我们回到住所时天色已经微明。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躺一下，一直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自言自语。一夜未睡，离别的忧伤使他精疲力竭，他到近旁的兵营去上操了。回来后他整天躺着，不吃不喝，只是神经质地一支接一支抽烟……

时光发挥了作用，这痛苦的绝望心情开始缓解。和库兹涅茨克频繁地通起信来，不过这种书信来往并不总是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愉快。他感觉到有点不妙。况且她的来信中老是抱怨生活的困苦，诉说她的病，她丈夫的治不好的病，抱怨未来毫无欢乐可言——这一切不能不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感到压抑。他更瘦了，心情抑郁，容易发火，像幽灵似的徘徊。他甚至把不久前那么兴致勃勃地动手写作的《死屋手记》也丢下了。喜爱的消遣是在暖和的夜晚，我们摊开手脚仰卧在草地上，仰望繁星在碧空深处闪烁。这样的时刻使他感到宽慰。静观造物主的伟大，无所不能、无所不见的神的力量使我们受到某种感动，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不知怎么使我们的心灵趋向宁静。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少谈论宗教。他是个比较虔诚的人，不过很少上教堂，他讨厌神甫，尤其是西伯利亚的神甫。谈起基督，他非常高兴。他说话的习惯十分特别。一般情况下他说话声音不响，开始时往往是耳语，但是他越说越兴奋，声音也越来越响，在特别激动的时刻，他说话有点儿气喘喘的，热情的言词吸引了听者的注意力。我和他一起度过了美妙的时光。和这样禀赋卓绝的优秀人物接近使我得益良多。在我们一起生活期间，我们之间没有出现过一丝阴，不曾有过一点儿误解。他比我年纪大十岁，比我经验丰富得多。那时我不得不和一些卑鄙的人一起工作，当我由于年轻，缺乏生活经验，屡次被周围的人弄得灰心丧气，似乎再也没有力量与邪恶作斗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却屡屡千方百计地以他的热情来支持我，以他的劝告和同情鼓励我。我在许多地方感激他。在许多事情上他打开了我的眼界，我尤其牢记不忘的是他启发了我的人道的感情。[……]

……我想再说几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社交场合的举止是多么尊严和敏感，尽管他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需要他小心翼翼地去应付。因为我们经常接触的那些人没有突出的文化修养。此外，这里的长官是典型的“行伍出身”，粗鲁，而且傲慢自大。

当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来没有表现出一点儿谄媚、奉承，从来不想往上流社会钻，同时他是极其沉着、谦逊的人，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所有突出的优点。正如我在文章的开头就提到的那样，靠着他的老成持重，他赢得普遍的尊敬。[……]

我们的生活照老样子过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心情忧郁，或者一阵子发狠工作。我尽我所能地使他快乐。然而我们那沉闷的生活简直是死水一潭。对我们的职务无论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是我都不感兴趣，每天在乏味的几个钟头的例行公事之外，拿什么来填补我们的日子呢？

依旧是沿着额尔齐斯河散步，侍弄花草，洗澡，凉台上喝茶，抽长烟管。不过我作为一个钓鱼迷，还捕鱼；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常常躺在草地上，大声朗读，把我们贫乏的藏书大部分都反复念了不知多少遍。不过，我记得，他念书给我听是“为了指导”我，他念了阿克萨科夫的《钓鱼》与《带枪的猎人的笔记》。城里是没有图书馆的。我带来的许多是地理、自然科学及其他专业书籍，我已经看过，而且大概早已记得滚瓜烂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喜欢文学，每一本新书我们都贪婪地抢着看。不过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创作热情勃发的时候，我们的单调乏味的日子也就从中得到了补偿。在这种时刻，他的情绪那么昂扬，他的兴奋也不由得反映在我的身上。似乎连塞米巴拉金斯克的生活也变得比较过得去了；遗憾的是这种情绪像来的时候一样突然消失了。从库兹涅茨克传来的不愉快的消息太多，——于是一切都完蛋了，我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精神颓唐，消瘦下去了。[……]

有一回[……]亚当跑来报告说来了一位年轻女士，想要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有你老爷”。

他们放她从花园进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老远就认出她是监牢里的难友瓦妮卡塔妮卡。她是茨冈女人的女儿，这女人因为吃醋杀了自己的丈夫而被流放。塔妮卡本人则被流放的波兰人与匈牙利人的案件所牵连，而且还与其中两个人于1854年从鄂木斯克监狱逃跑的事有关。

这次越狱逃跑的目的是极其荒唐的：溜到草原上去，发动不满的吉尔吉斯人，联络可汗的军队，和他们一起来解救同伴——真是荒唐透顶。

这不，我们的新客人兴高采烈地、闹闹嚷嚷地向我们跑来。这是个皮肤黝黑的女子，年纪在二十至二十二岁左右；乌黑的眼睛像燃烧的煤，闪闪发亮，并不柔顺的鬈发围住她的脸盘；她一直在微笑，露出亮闪闪的牙齿，犹如精心挑选过的珍珠。中等身材，瘦小，柔软，又高度灵活，我们的来访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见面显然使她由衷地感到高兴，而且按照监狱里的习惯，称他为“你”。她跟我可是不拘礼节，不等我们问话，她先就泼辣地在我们身边坐下，发出响亮的笑声，她分明是想给她还不认识的我一个印象。人家说她喜欢卖弄风情得要命，她不能容忍有谁从她身边走过而不被她迷得神魂颠倒的想法。[……]

这次会面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他的《死屋手记》增添新的一章（第九章《逃跑》）的原因。上文我已提到，在我们一起生活的时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正在写他的著名作品——《死屋手记》。我有幸第一个看到在创作期间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第一个听到这部无与伦比的作品草稿的朗读，直到现在，过了许多年之后，我还怀着特殊的感情回忆起这些时刻。从他的闲聊中，我可以吸收多少有趣的、深刻的、富有教益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命运给他种种沉重的考验：苦役，流放，可怕的疾病以及经常的物质上的困苦，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心里却怀着最崇高、最坦荡的人道的感情，永不熄灭。无论如何，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这种异常的宽厚善良始终令我吃惊。[……]

经过长久的请求，在总督的帮助下，我终于得到营长的同意，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我一起到兹梅因诺戈尔斯克去一趟，盖尔格罗斯将军请我们去。这地方离库兹涅茨克不远，所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盼望着能有机会与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见上一面，再说到兹梅因诺戈尔斯克去跟有教养的人待上一阵对我们也是个不小的诱惑。

在去洛克吉夫斯克养牧场的路上，我们带了总督的副官杰姆青斯基同行。因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与他很熟悉，有些小事常常要烦他出力，在给我的信中提到他的名字，所以我要交代几句关于这个人的情况。除了两个炮兵军官以外，他是我们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结识的唯一的年轻人。他是从无知的士官生提拔成军官的，因为托人情，他很快又戴上了副官的披带的肩章。这是个二十五岁左右的美男子，颇为自信的花花公子，性情快活，很幽默。他自以为是所向无敌的唐璜，对待妇女，他是个无耻之徒，对于塞米巴拉金斯克的丈夫们，他是个威胁。他看到他的上司和其他当权人物待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么亲切，他也想到我这里来托人情，于是他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表现了极大的关切。真实的感情是没有的：他本人过分追求外表的鲜亮，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灰色军大衣和那副寒酸相，自然是不合杰姆青斯基的口味的。一般说来，他对塞米巴拉金斯克的所有政治犯都不大喜欢。后来，他当上了宪兵，或者，照那时的说法，当上了“蓝衣警察”。在奉命押送一批流放的政治犯到西伯利亚去的时候，他对这批犯人表现得极为粗暴，毫无人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能不跟他打交道，仅仅是因为杰姆青斯基的副官职务，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得不时常去找他，那家伙果然屡次给过他好处。在洛克吉夫斯克养牧场过了一天以后，我们继续前行。[……]

我们在兹米耶甫做客逗留了五天；按照风俗，他们带我们到一位富裕的商人家里住宿。山区的长官们殷勤接待我们，不知道怎样让我们消遣才好——又是宴会，又是野餐，晚上甚至还举行舞会。场长波列季加上校有个合唱队，由养牧场的职工组成。这些活动搞得那么简单，快乐，可爱，无拘无束，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情也愉快起来，尽管玛·德·伊萨耶娃这一次又没有来，因为这时她的丈夫病势很重，可是她又连一封信也没有寄给在兹米耶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这一回可是穿戴得漂亮极了。他头一次脱下他的士兵的军大衣，穿上我的亚当缝制的常礼服，我的灰裤子，背心和浆洗过的高高的硬领，领角一直翘到耳朵上，这是当时流行的款式。再加上浆洗过的胸衣和黑缎领结，他的打扮才算齐全。[……]

谈到兹梅因诺戈尔斯克，我不能对著名的喀勒望湖略而不提。喀勒望湖离矿山十八俄里。凡是到兹梅因诺戈尔斯克来的人都认为到湖边一游是题中应有之义。著名的龚色尔特男爵看到这一奇妙的自然美景为之陶醉，说是走遍天下不曾见过比这里更美的地方。

我未能免俗，也到湖边一游。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身体不适；他又心绪不好，留在家里。[……]

我这一辈子见过许多山区的湖泊，可是像这里那样令人陶醉的美景，我至今难以忘怀。我简直像着了迷似的，目不转睛地看着，不忍离去。我感到十分遗憾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与我同来，我认为自然界的美妙景色定会唤起心境最淡漠的人的欣赏兴致。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一直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那时对自然的美景会全然无动于衷：既没有打动他，也没有使他激动。他全身心沉浸在对人的研究中，研究人的一切优点、缺点与欲念。其余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次要的。他以一个伟大的解剖学家的技巧去发现人类灵魂中最细微的曲折……[……]

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筹划将来，我们毫不怀疑，他很快就会得到赦免，我最近得到的来自彼得堡的消息也是令人宽慰的。离开我如此依恋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深感惋惜，何况还有我的小说，当时在我心目中占据极重要的地位，它也把我牢牢地拴在这里。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打定主意，我到巴尔纳乌去谋个职位，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幻想着自己获释以后迁居到那里去，他快活地幻想着，开玩笑说：“我离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受苦的地方会近一些，您离慈爱的×也可近一些。”[……]

最近来看望我们的少数人之中，我记得有个青年人顺路来见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是个极可爱的吉尔吉斯军官，鄂木斯克武备中学的学生，中亚汗国最后一个可汗的孙子穆罕默德·哈纳菲雅瓦利哈诺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给我的最后几封信中提到瓦利哈诺夫的名字 [340] ）。

他在鄂木斯克的伊万诺夫家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相识，很喜欢他。[……]瓦利哈诺夫的外表是个受过充分的教育、聪明、很有修养的人。我很喜欢他，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很乐于见到他。后来我在彼得堡和巴黎遇见过他。据我所知，这可怜的人不久就害肺病死了——彼得堡的气候断送了他的性命。[……]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伊萨耶娃的眷恋一向是很深的，现在，她只剩下孤单单一个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立即把庇护她和她的孤儿帕沙当作他的生活的目的。应当知道，他得知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在库兹涅茨克喜欢青年教师万[尔古诺夫] [341] ，当时他是很高兴的。万尔古诺夫是她去世的丈夫的同事，据说这个人极其平庸。我不认识此人，也从未见过。陀思妥耶夫斯基自不免也有妒忌的感情，但是对他的高贵的灵魂不能不表示敬佩，他忘了自己，全身心地为伊萨耶娃的幸福和安宁而操心。

为了想把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安置好，他的心情很是苦恼，这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出。例如，下面这几行摘自1856年1月18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给迈科夫的信：

“我不能写作。一个情况，一件事情，在我的生活中拖延了很久，最后终于降临到我身上，吸引了我，将我整个儿吞没。我不能工作，然而我是幸福的。后来，忧郁和痛苦降临到我的头上。”

从我离开塞米巴拉金斯克之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给我的所有信件中，这一时期他的生活充满了对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的担忧。 [342] 他到了完全绝望的境地。1856年4月13日，他写信给我说，他多么忧愁，处于可怕的境地；如果他从兄弟处要不到他到库兹涅茨克去所必需的一百卢布的话，将使他陷于“绝望”。“怎么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应当认为，他是暗示某种悲剧，可以假定为：他认为在类似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悲剧性的结局。我和他闲聊时屡次谈到过这一话题。1856年11月9日给我的信中，他也说过：“近来我对您想念得不得了（而且我近来常常生病）。我想象您发生了什么悲剧，类似我们从前谈过的悲剧。”1856年4月13日给我的信中他补充道：“我的朋友，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来求情，而是为了我现在生活中仅有的最珍贵的一切来求情。”

1856年5月23日的信中他写道：“我的事情糟透了，我几乎陷于绝望。我尝过的辛酸是难以忍受的。”1856年7月14日的信中说：“我简直像发了疯……现在已经晚了。”7月21日的信中说：“我心里突突直跳，但愿她别嫁人……老天爷——哪怕投河，哪怕开始酗酒。”

“但愿您知道我现在是多么需要您的爱。要是我能拥抱您，也许我会轻松些。抑郁得叫人受不了。尽管我也知道，您如果不来西伯利亚，那自然是因为您留在俄罗斯将更为有利，不过还是原谅我的自私吧。我连睡觉也想着快些在这里见到您。我需要您，那么需要您！……”

看到他为自己的情敌——教师万[尔古诺夫]而操切不安地张罗，您自己去判断吧，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灵魂是多么高尚，善良，没有丝毫妒忌。在他给我的一封信（奥列斯特·米勒在他的文集中提到过这封后来丢失了的信 [343] ）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他愿意“跪下来”为他，为教师万[尔古诺夫]而求我。“眼下他对于我比亲兄弟还亲，我于心无愧地求您，他值得……看在上帝分上，做点儿什么吧——考虑考虑，做我的亲兄弟吧。”这样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天性，为别人的幸福而忘了自己的人世上未必很多。

1856年12月21日，命运之神终于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微笑了。1856年12月21日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我写道：“如果没有什么干扰的话，那么，在谢肉节之前，我要结婚了，您知道我娶的是谁。直到现在她仍爱我……她亲口答应了我。我在夏天的信中告诉您的她的情况，丝毫没有影响她对我的怀恋。她爱我。这我确切知道。夏天我写信给您时就知道。她很快就不再相信她的新的恋情了 [344] ……还在夏天，我从她的来信中就知道了。一切情况都已向我公开了。她对我从来没有什么秘密。啊！如果您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那就好了[……]”

从巴尔瑙尔回到塞米巴拉金斯克，我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容消瘦，抑郁不乐，活像个死人。因为我来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才稍稍振作了一些，但我不得不让他痛苦，告诉他，我很快就要离开塞米巴拉金斯克。

临别之前的最后几天飞快地过去。十二月底，我准备上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整天和我待在一起，帮我收拾行装……我们两人都心情抑郁，凄惶不安。情不自禁地想到……我们还会再见面吗？！

我敢说，这两年间，我们两人相处得很融洽，亲密无间，情深意笃，依依不舍，共同分享了西伯利亚生活的欢乐与痛苦，像俗话所说的，互相掏出心来了。在远离一切亲人的艰难时刻，这是多么难能可贵，遇到过这种情况的人都会懂得，这样的友情会减轻人的痛苦。[……]

然而……我出发的时刻终于来临。

暮色渐渐浓了。

亚当出来，扛起皮箱，我们紧紧地、紧紧地拥抱。热烈地亲吻，一吻再吻，互相发誓决不忘记。我尽我所能，千方百计鼓励他，给他打气。

我们两人好像初次见面一样，眼泪汪汪的。

我坐上马车，最后一次拥抱我那可怜的朋友。

车夫抖了抖缰绳，我的三驾马车猛地向前滚动……我走了。

我再次回头望去：昏暗的暮色中，只看到沮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影渐渐模糊了。

题解：

亚历山大·叶果罗维奇·弗兰格尔男爵（1833—？），律师，外交家，考古学家。1854年被任命为塞米巴拉金斯克的检察官，当时，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该地当兵。弗兰格尔的检察工作有自由主义的倾向，他企图改善低微阶层出身的“身不由己的”罪犯们的命运，和流放的波兰人来往，这些行动引起地方当局的不满（这是弗兰格尔很快离开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原因之一）。在西伯利亚，他结识了十二月党人伊·伊·普辛、姆·伊·穆拉维约夫、恩·弗·巴沙尔金、伊·亚·安年科夫与普·恩·斯维斯土诺夫，并长期和他们通信。

业余时间，弗兰格尔用来研究自然科学和旅行。1857年春，他返回彼得堡，同年，他随一支分舰队出发考察，这支分舰队将环游世界，到中国的东海岸、日本及阿穆尔河口；弗兰格尔被任命为考察队队长的秘书，担负特殊使命：搜集自然历史的收藏品，对行程作准确的描述。

1858至1859年，弗兰格尔参加与中国签订《瑷珲条约》的准备工作。从这时起，到1906年（中间只有一些小小的间断），他在外交部门任职，晋升很快。退休后，弗兰格尔写了一本书：《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1854至1856年在西伯利亚》，最初发表在1908至1909年间的《新时代》报上。（关于弗兰格尔的详细情况，参见《书信集》，第1卷，页517—518；又见《二百五十年至今的弗兰格尔家庭史》，柏林和德累斯顿，1887年，第1卷，页381—387）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弗兰格尔的友谊开始于1854年。弗兰格尔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引入塞米巴拉金斯克的高级行政官员界，因此而减轻他当小兵的艰苦处境。弗兰格尔很有教养，性格温和，富有同情心，陀思妥耶夫斯基常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弗兰格尔在物质上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多帮助，不仅在他们的友谊比较亲密的时候给过帮助，而且在以后的六十年代也是如此。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56年1月18日给阿·尼·迈科夫的信中写道：“亚历山大·叶果罗维奇，即弗兰格尔男爵，人很年轻，心灵很美，心地极好，抱着了解边疆、做点好事的宏大理想，从利采伊直接来到西伯利亚。他在塞米巴拉金斯克任职，我们和他意气相投，我很喜欢他。[……]他为人过于善良，没有任何特别的信念，心地高尚，有头脑，——可是心太软，脆弱，尽管他的外貌乍看起来有几分难于接近的样子[……]。他生长在那个半贵族式的或四分之三贵族式的男爵圈子里，我不太喜欢这种圈子，他也不太喜欢，因为他有优秀的品质，但是看得出也有许多旧的影响。[……]他为我做了许多好事。[……]然而我之所以喜欢他，却不仅仅是因为他为我做过好事之故。”（《书信集》，第1卷，页164—165）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弗兰格尔的通信中断了一个时期，1864年恢复，继续到1866年，中间停顿过一个长时间。186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复弗兰格尔的信中向他诉说了自己的不幸——妻子玛·德·伊萨耶娃及兄弟相继去世，物质生活境况艰难，这和《时代》杂志停刊有密切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赴巴登巴登治病，回国途中顺便到哥本哈根去看望了弗兰格尔。他们在彼得堡也会过几次面。可是从前的友谊关系没有恢复。1873年，他们在彼得堡最后一次见面。

弗兰格尔所写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是同时代人关于作家在西伯利亚流放时期的生活的为数不多的见证之一。书中详尽叙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日常生活情况，描写了这一时期他与之交往的人们的特点。书中也反映了作家私生活的几个插曲：他娶伊萨耶娃的经过以及从西伯利亚流放获释的经过。出于他对地志学研究的兴趣，弗兰格尔在书中也记载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待在西伯利亚期间当地居民及流放者的政治与经济状况。

弗兰格尔的回忆录选自他的《回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1854—1856）》，圣彼得堡，1912年。

走向第一高峰

回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尼·尼·斯特拉霍夫

我认为，把我记忆中保存的关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切多少是有趣的和重要的事情写下来，这是我的责任。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跟他很接近，尤其是在办杂志那个时期，他是杂志的领导人。因此，最有可能要求和期待我来叙述他在从事这一公共事业期间的见解和情绪。我们关系密切，所以我有充分的机会去了解他的思想和感情，我将尽我所能，根据我所记得的，我所能够理解的，努力加以叙述。这几个杂志的命运，波折和变化的历史，现在别人未必见得能像我一样说得那么详细；而这段历史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生活中却有着重要意义，又构成他的写作生涯中的重要方面。我也将努力以全部的真诚和准确指出我所能够了解的他个人的特点与态度。不过，我叙述的主要对象毕竟还是我们作家的文学活动。不仅作为一个艺术家，长篇小说的作者，而且作为一个办杂志的报人，他在文学史上将成为值得纪念的人物。我还是从叙述他办杂志业务开始我的回忆录，这样最为合适。

尼·斯特拉霍夫

一　初期会面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办杂志工作，如果统统加在一起，恐怕有相当大的分量。他对这种工作怀着极大的兴趣，他的绝笔之作恰恰是他的最末一期《日记》 [345] 中的几篇文章。

他作为办杂志的人，也就是作为编辑、政论家和评论家办过的刊物有如下几种：

其一，《当代》（《BPeMЯ》），大型月刊，由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哥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主编，自1861年1月至1863年4月底出版。

其二，《时代》（《ЭпOXa》），同样的大型月刊，从1864年初至1865年2月底出版，起先也由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主编，他死后，1864年6月起由亚·乌·波列茨基主编（波列茨基如今已作古）。

其三，《公民》，弗·彼·梅谢尔斯基公爵于1872年创办的周报。第一年的编辑是格·康·格拉多夫斯基，后来，1873年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在这里开始写作标题为《作家日记》的小品文；这是下一个刊物的胚胎。

其四，《作家日记》，月刊。1876年与1877年出版。1880年出了一期八月号；1881年的一月号出版时编者已去世。

这些杂志的精神和方针在彼得堡的期刊中构成完全别具一格的版面，大家知道，彼得堡的期刊的特点是意图完全相同，这大概是因为它们是在相同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缘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活动与彼得堡的这种普遍的情绪截然相反，他多半以其强有力的才能和热情的宣传，使另一种情绪，比较广阔的——俄罗斯的情绪而不是彼得堡的情绪，受到很大的重视。

我试着合情合理地指出这件事的过程。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正是在办刊物生涯中开始相识的，还要早一些，是在《当代》出版之前。1859年底就宣布第二年有新的月刊《火炬》出版，由德·伊·卡林诺夫斯基主编。这本杂志的主要撰稿人是亚·彼·米柳科夫，当时是我同一个学校的同事。我把我的作品交给他供杂志创刊号用，这是我的第一篇大块文章，我是以这篇文章开始彼得堡的报人生涯的。 [346] 令人十分高兴的是文章得到赞扬，米柳科夫请我去参加他的文学小组，每星期二例会，地点在军官街的雅科勃斯家。从我去参加这个小组的第一个星期二起，我认为自己仿佛终于被一个真正的文学家团体所接纳了，对一切都很感兴趣。陀思妥耶夫斯基两兄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与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原来是米柳科夫的主要客人，又是房东的老朋友，互相很要好的，所以经常在一起。除去他们之外，经常来的有阿·尼·迈科夫、符·弗·克列斯托夫斯基、德·德·米纳耶夫 [347] 、斯·德·亚诺夫斯基医生、亚·亚·楚米科夫 [348] 、弗·德·雅科夫列夫 [349] 等等。在小组中占首位的自然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是大家公认的大作家，他的首席地位不仅因为他有名，还因为他有丰富的思想和他表达它们时的热情。小组不大，成员之间很亲密，因而所有俄国人团体中司空见惯的拘束气氛这里是连影子也没有的。不过就是在那时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平常说话的习惯也是颇惹人注目的。他常常轻声和人谈话，几乎耳语一般，直到有什么事情特别刺激了他，这时他精神来了，才骤然提高声音。不过，这种时候以他通常的情绪而论可说是相当快活了。他身上原本还有许多温柔的地方，到后来几年，他经受了无数艰难和焦虑以后，全变了。他的外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那时他只蓄着小胡子，尽管他脑门大，眼睛很美，却完全是一副当兵的面孔，也就是一副平民百姓的相貌。我也记得，我初次看见他的前妻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几乎是匆匆的一瞥；她的苍白而柔美的面容给我十分愉快的印象，尽管这面容显得纤细，也不规则；看得出患病的迹象，这病引她走向坟墓。

小组里的谈话使我极其感兴趣。这是一所新的学校，我有机会得以毕业于这个学校，这一派人在许多方面跟我已经形成的见解与趣味都是相左的。在这之前，我也参加过一个小组，不过是自己的小组，不是公开的文学小组，纯粹是私人性质的小组。这样的小组在彼得堡一向是很多的，往往是读书小组，求知识，好学习，养成自己的好恶，但是根本不打算公开活动。

我相识的这一类朋友尽是些年纪比我轻的人；我报出名字来：在世的人当中有德·瓦·阿韦尔基耶夫 [350] ；去世的有米·巴·波克罗夫斯基、尼·尼·沃斯科鲍依尼科夫、伊利英、伊·格·陀尔戈莫斯季耶夫及费·伊·陀谢 [351] 。这些人非常崇拜科学、诗、音乐、普希金与格林卡；他们态度严肃，情绪很高。我参加纯文学小组时所抱的那些观点也是在这里形成的。

那时我研究动物学和哲学，因而我自然勤奋地阅读德国人的著作，把他们看作启蒙教育的领袖。文学家们却是另一种情况；他们都十分热心地阅读法国人的著作，对德国人的却颇为冷淡。不过大家都知道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例外，他懂德文，能看书和翻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则尽管学过德文，可是和其他人一样，全荒废了，一辈子只看法文书。在流放中，看来，他原本打算认真学习一番的，曾请他的哥哥把黑格尔的哲学史的原著寄给他 [352] ，然而书寄来后没有看过，跟我认识之后立即把书送给了我。

小组的趋向自然也是在法国文学的影响下形成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在组里占主要地位，往往超过对纯艺术的兴趣。按照这个观点，艺术家应当关心社会的发展，引导人们认清社会上所产生的善与恶，因而要做引导者、揭露者和领导者；这样一来，无异直截了当地声称永恒的、共同的利益应当服从暂时的、局部的利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充满了这种政论式的倾向，并且保持终身。

文学艺术家的活动主要应当是观察和描写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大部分是卑贱、可怜的人，把他们在环境的影响下，在周围情况的影响下是怎样定型的表现出来。文学家往往有这样的习惯：有机会时常到最肮脏的下等地方去走走，和一些为商人和官吏所厌恶的人作友好的谈话，又满怀同情地看待各种最粗野的现象。小组里谈话的话题总是落到这种人的各种类型上，从这种生理学的见解中透露出许多机智和细致的观察。开头一个时期，对人的特性和行为，不是从道德要求的高度，不是按照理性、崇高和美的标准来判断，而是从各种影响的无法避免的威力，从人的不可避免要顺从的本性的观点出发来作判断，这种方法着实使我吃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独特的思想情绪，比这种生理学高出一筹，我是在后来才恍然大悟的，起初在大家滔滔不绝地谈论对我来说是新鲜的见解中，我并没有发现他的独特之处。

这一思潮显然是在法国文学的影响下形成的，是富有成果的四十年代的思潮之一，那时，欧洲的精神生活格外蓬蓬勃勃，对我们俄国人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我国撒下种子，后来终于长期地蓬勃生长起来。[……]至于我，在文学方面我也是属于四十年代的一个流派的，不过比文学小组还要资格老一些；说到这个流派，它认为了解黑格尔、熟读歌德就是文明的顶峰。因此，又由于其他导致不一致的原因，文学小组的情绪十分引起我的注意。

这种情绪的基础自然是在于美好的感情，人道主义的精神，对处于困难境地的人的同情以及对他们的弱点的谅解。其实，我们在指出别人不能实现的要求——哪怕是道德上的要求时，很容易犯硬心肠的毛病。因此，我所参加的文学小组，对于我，在许多方面是人道主义精神的学校。不过这里的另外一个特点，极为错误，使我颇感吃惊。我惊奇地发现，这里对任何一种肉体上的放纵和违反常规看得毫不重要。在道德方面极为敏感的人，具有最高的思想方式，大部分人自己甚至没有什么肉体上的放纵，可是看待这种混乱却全然无动于衷，谈到这种混乱情况好像谈什么有趣的小事，空闲时逢场作戏也是完全可以的。精神上的丑陋会遭到严厉而细致的谴责，而肉欲上的丑事却不会被当作一回事。这种古怪的性的解放起着诱惑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引起的后果，回想起来是既可怕又痛苦的。[……]

这里顺便概括地说一说，读者不应当把这几则笔记和下述笔记看作是企图完整地反映已故的作家的；我直截了当地、断然地否认这一点。他对于我是太亲密而又太不了解了。当我回想起他来，使我吃惊的正是他的才智的无限敏捷，心灵的永不枯竭的丰美。他身上似乎一点也没有定型的东西，思想感情如潮涌般地产生，在来得及表达的思想感情之下隐藏着如许没有表现出来的、人家无从知道的思想感情。因此他的文学活动也像某种热情迸发一般在开展，扩大，不符合一般的发展形式。在文学活动的平稳的进行中，甚至仿佛是在松弛之后，他突然显示出新的力量，从新的方面出来亮相。这样的高潮算来有四个：第一，《穷人》；第二，《死屋》；第三，《罪与罚》；第四，《作家日记》。当然，这四本书里到处都是那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怎么也不能说，他充分表达了他的思想感情；死亡使他没有能够达到新的高潮，使我们看不到也许是更加和谐、明朗的作品。

一个人非常强烈地沉浸在某种思想感情中，可是心里却保存着不屈不挠、不可动摇的观点（他以这样的观点看待自己，又用来看待自己的思想感情），这种独特的两重性在他身上流露得极其明显。他本人有时也谈到这一特点，称之为反射。这样的内心结构，结果往往是一个人始终有可能去判断他的内心充满了什么，不同的感情和情绪往往能够传入内心而无法彻底控制它；从这样深刻的内心中往往会产生一种能量，使思想和创作的全部活动和整个内容得以活跃和改观。

无论如何，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丰富的同情心，善于了解各种不同的乃至相互对立的观点的本领，总是使我颇为惊讶。初次认识他时，他是果戈理和普希金的五体投地的崇拜者，在艺术方面对他们无限钦佩。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第一次听他朗诵普希金的诗歌的情景。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分明很钦佩他的弟弟，要他朗诵，兴致勃勃地听他朗诵。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朗诵了绝妙的两个片断：“春雪消融的地方” [353] 和“春暖时节” [354] ，他对这两节诗评价很高，后来挑选后一片断在普希金纪念会上诵读。我初次听他朗诵是在这个纪念会之前的二十年，我还记得我当时的失望心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朗诵得很好，不过是用稍稍克制的、压低的声音念的，是那种没有经验的人朗诵诗歌时通常所用的声音。我还记得他朗诵过其他的诗歌和散文：当时他确实不是一个很有技巧的朗诵者。我顺便提到此事是因为他在世的最后几年朗诵得好极了，确确实实以自己的艺术使听的人赞赏不已。

五十年代末期，果戈理在大家的记忆中还很鲜明，尤其在文学界，大家都还记得他，谈话中经常引用他的文句。我记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果戈理笔下的各种典型的耐人寻味，像赫列斯塔科夫、波德科列辛、考奇卡列夫等人 [355] 的生命力，曾经作过非常精辟的论述。一般说来，文学在当时对大家还有着那样的作用，对于现在这一代人却已经没有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则是自己全身心地投入文学中，不仅从普希金和果戈理那里受教育，也经常以他们的作品为养料。他在普希金纪念日发表的演说超过所有其他人的演说，给他赢得了胜利，没有亲眼看见他的人很难理解这一胜利，我不禁屡次想到这一褒奖归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所得完全是公平的，所有的崇拜者和颂扬者当中，没有人比他更爱普希金的了。

二　创办《当代》

整个1860年，我几乎只在米柳科夫处才见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尊敬而又好奇地倾听他的谈话，我自己则未必说什么；不过在《火炬》上登过我几篇自然哲学的小文章，引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注意。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那时已经邀集一些撰稿人，他们决定明年创办大型的《当代》月刊，早就在诚恳邀请我去工作。我虽然在文学上已有了小小的成就，引起米·尼·卡特科夫 [356] 与阿·亚·格里戈利耶夫对我的几分注意，但我毕竟应该说，在这方面首先要感谢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从那时起就对我另眼看待，常常鼓励我、支持我，并且比别人更热心地始终肯定我的作品的优点。读者对此自然可能看作是他那方面的一个错误，然而我应当提到这一事实，尽管那好比他的文学上的偏爱的一个小小的例证，我心甘情愿地承认，我本人常常看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我的活动赋予重要意义，其中确有夸大之处，尽管我的虚荣心在小声嘀咕。

1860年9月，各主要报刊上刊登了《当代》出版的广告 [357] ，还贴出海报。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自然是希望自己担任杂志的真正编辑并予以宣布的；可是他当时是受警察监视的，所以后来也未批准他任《时代》的编辑。只是在1873年，这一障碍消除了，他才正式被任命为《公民》的编辑。因为两兄弟很合得来，所以开始时作了非常恰当的分工：一切物质上琐事由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自己担任，思想领导归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

三　新的流派——乡土派作家

回过头再来谈谈创办《当代》的主导思想。为了理解我们大家当时的情绪以及在这种情绪影响下所形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对杂志的看法，有必要回忆一下这一切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那是1861年，也就是农奴解放那一年，上一个朝代最光明的时刻，真正令人欢欣鼓舞的时刻。在俄国，新的生活好像应该是开始了，有的地方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好像最大胆的、令人振奋的希望正在实现而且是可能实现的；轻松地相信一切都很美好也就很自然的了。[……]

书报检查制度逐年放松，出版的书籍和杂志如雨后春笋。1855年之前的沉默时期所产生和郁积下来的意见和情绪，这时表现出来了，毫无保留地发表出来了；在没有拘束和普遍的活跃气氛中，各报刊勇敢地办起附刊来，而且方式方法有了发展；从前的老习惯和书报检查机关监督的放松使一切都呈现出很不错的诱人景象。

这样一来，这七年中形成了一些流派，直到现在还占主要地位。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所推行的《当代》的流派是这种流派的最新现象。按照他的推测，那完全是新的、特别的流派，与分明已经在俄国开始的新生活相适应，它应当取消或超过从前的西欧派与斯拉夫派。想法本身的含糊并不使他感到担心，因为他坚信想法是在发展的。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情况下文学界有些古怪的特点，使他以为过去的文学流派——西欧派与斯拉夫派已经枯竭或者行将枯竭，新的情况就会产生。问题在于那时各派的区别不是很清楚的，整个文学界是打成一片的。我还记得当时在耍笔杆的人之间盛行的几乎是友好的感情。由于不久前才得到发言权，由于对共同的看管人——过去很吓人的书报检查机关还余悸犹在，文学家们认为自己有必要互相保护，互相支持。一般认为，文学是一种共同的事业，意见的分歧在共同的事业前面应当退居次要地位。确实，大家一致赞成教育、言论自由，解除一切束缚与限制等等，总而言之，赞成最流行的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这种原则被理解得非常抽象，以致各种极不相同的以及互相抵触的意图都可以装在这些原则下面。各种不同流派的代表人物自然知道各自的差别的界限，可是对于一般读者及大部分搞写作的人来说，文学界却是个统一体。其实这是一片混乱，形状模糊而又五花八门，所以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愿望：给它形式，或者至少从中区分出某种比较明确的派别来。至于直接涉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那么，纵观他办刊物的整个活动，不能不说，他的愿望是实现了的。在彼得堡文学界，有时他的声音很高，尤其是他在世的最后几年，他甚至压倒其他人的声音，抗议着，指出另外一条道路。

无论如何，在《当代》创刊时就断定斯拉夫主义者们和西欧主义者们已经过时，该有新的东西问世了。 [358]

……在《广告》中对西欧主义与斯拉夫主义谈得过于粗率，需要更明确地表述关于取消这两种派别的想法。除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以外，这一看法还得到阿·格里戈利耶夫的全力支持，他从第2期 [359] 起开始热心地为《当代》写稿。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促使他参加杂志工作的，我过去认为，直到现在仍认为他是我们最好的评论家。我还记得那次谈话。他们一定要我写文学评论文章，我拒绝写，坚持指定叫格里戈利耶夫去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声称他本人很喜欢格里戈利耶夫，很希望他来合作，这使我喜出望外。可是邀请已经有点儿嫌迟了，第1期出来时没那个评论家的文章，后来，直到他去世，我们一直认为他在文学判断方面是我们的领袖。[……]

这一在彼得堡文学界长期以乡土派闻名的流派便是这样形成的，说我们脱离了自己的土壤，我们应当去寻找自己的土壤，这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所喜爱的语汇，在他的第一篇文章中便可见到。 [360] [……]

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是彼得堡文学直接培养出来的；在评价他们的文学方法和见解时始终要记住这一点。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自然是比较温顺的、冷静的，或者甚至对斯拉夫主义者们是抱着成见的，这一点在他提出的问题上也反映出来：“霍米亚科夫 [361] 和基列耶夫斯基 [362] 究竟算是什么深刻的思想家？”这一问触到了阿·格里戈利耶夫的痛处。格里戈利耶夫在发自奥连堡的第一封信中把这个问题当作促使他在发了四篇文章以后为什么想要离开杂志的直接原因提出来的。 [363]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当时和斯拉夫主义者们几乎不认识，自然不想去反驳格里戈利耶夫，而且以他广博的头脑，他感觉到真理在谁一边。[……]

因此，乡土派自有它的信奉者，并且正如我已指出的，它也有单独存在的几分理由。无论如何，这是一种俄国的流派，爱国的流派，它在给自己寻找定义，正如逻辑所要求它的，最终又归附于斯拉夫主义了。可是在若干时间内它保持独立，这有双重的原因：一是它相信自己的力量，希望独立；二是希望尽可能比较顺利地把自己的思想传播到群众中去，引起他们的兴趣，避免和群众的成见冲突。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作很大的努力要使他们的杂志办得引人入胜，有更多的人看。考虑刊物上文章的多样化，作品的影响，避免一切艰涩枯燥的东西，这都是十分重要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在杂志上会出现像《让·卡赞诺夫从威尼斯的普洛姆勃逃跑》 [364] 、《拉赛涅尔讼案》 [365] 等等文章。同时其他文章也力求轻松诙谐，滔滔不绝，当时整个杂志界盛行的是这种风气。《当代》在轻松和趣味性方面不想落在别人后面，又考虑到刊物要获得成功，不但一般地承认它对自己、对公众双方都有利，而且直接是为了尽可能广泛地传播杂志带到文学界来的思想。就因为这个原因，杂志即使打算直接引用斯拉夫主义者的话 [366] 也是不适宜的。杂志与阿·格里戈利耶夫之间产生小小分歧的真实原因就在这里。格里戈利耶夫的几篇文章我们《当代》的同事们很用心地看过，其他派别的认真的文学家们大概也看了；但是对于公众，这些文章分明是不合适的，因为要看懂它既要大费脑筋，还要熟悉现在不大用到的文学界的传闻。明显地引用斯拉夫主义也会给杂志带来某些不便。 [367]

四　疾病——作家的劳动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以惊人的热情开始工作。他从第1期起发表他的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还主持评论栏，开头的文章是《关于俄国文学的几篇文章》的“序言”。但此外他还参加了杂志的其他工作，编辑刊物，选文章，约稿，创刊号上还担任写小品文。其实小品文本来是约德·德·米纳耶夫写的；我不知道他写的小品文的内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为什么不满意，他自己匆匆写了一篇，题目叫《诗歌和散文中的梦》，按照当时流行的风气，把米纳耶夫的小品文里所夹的诗句统统放在自己的文内；这风气似乎正是杜勃罗留波夫在《现代人》上著名的“口哨”栏里 [368] 所开创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终于支持不住这样的工作，到第三个月他生病了。四月号的《当代》上他的长篇小说没有五印张或六印张，只有十八页，加了个编辑部按语，说是作者病了。这病是可怕的癫痫症，他躺了两三天，几乎人事不省。

我记得我们大家都惴惴不安，尽管一般说来，他的病对于他的亲友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文学写作使他付出重大的代价。后来我无意间听他说，为了治疗他的癫痫症，医生们提出的主要条件之一是完全停止写作。这样做自然是不可能的，即使他本人能下决心过这种生活，不去做他看作是自己使命的那种工作。而且连好好地休息一年或两年都不可能。只是在他临死之前，他的事务首先多亏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的操心安排，他才有休息的可能；可是临死前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愿意半途而废。

他的病大致上一个月发作一次，一般情况是这样。但有时候发作的次数还要多些，常常是一星期发作两次，虽然这种时候很少。在国外时，处于病情很稳定的时期，又因为气候良好，结果四个月左右没有发作。发病前往往有预感，但也可能不灵，上当。长篇小说《白痴》中详细描绘了病人在发作时所体验过的感觉。 [369] 我自己有一次曾亲眼看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一次普通的发作。那大约是在1863年，正好是复活节那个礼拜天的前夕。深夜十点多钟，他顺道来到我处，我们很兴奋地谈话。聊的什么事情我想不起了，只记得是很重要而又抽象的题目。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兴奋，在房间里踱起步来，我则坐在桌子旁。他讲着什么崇高而又令人愉快的事情；我不知以什么意见支持他的看法，他向我转过脸来，满面欣喜的神色，看得出，他兴奋达于极点。他停顿了片刻，似乎在寻找话语以表达他的思想，嘴已经张开。我全神贯注地望着他，感觉到他将要说出什么不寻常的话来，我就要听到什么启示了。突然从他张着的嘴里吐出一种古怪的、没有意义的拖长的声音，接着就失去知觉倒在房间中央的地板上。

这次癫痫发作并不严重。由于抽搐，全身挺直，嘴角冒出白沫。半个钟头以后他苏醒过来，我步行送他回家，他的家就在不远处。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多次向我详细讲过他在发病之前常常有一个极度兴奋的时刻。他说：“有片刻工夫我感觉到通常情况下不可能有的幸福，其他的人是根本不会知道的。我感觉到自己身上和整个世界都十分和谐，这种感觉是那样强烈，甜美，为了这无限愉快的片刻可以付出十年生命，也许整个生命。”

由于癫痫发作，跌倒时常常摔伤，肌肉抽搐得发痛。脸上偶尔出现红斑，有时出现乌青。但主要的是病人丧失知觉，有两三天工夫觉得自己完全像个死人。他的心情异常沉重；他几乎承受不了苦闷的心情和异常强烈的感受。这种苦闷的性质，用他的话来说，在于他觉得自己是个罪人，他似乎感到他的头上压着无人知晓的罪孽和深重的恶行。

血往头上涌，主要是写作所引起的一切后果，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显然是很有害的。这是作家不得不忍受的苦难的许多例子之一。有的人，他们的劳动不一定会破坏机体的平衡，不会随之而产生近于害病般的紧张和强烈感受，从而不可避免地引起痛苦，这样的人大概可以算是例外。创作的喜悦和想象的快乐有它相反的一面，很少有人能避免得了。飞得越高，跌得越痛；敏锐的感觉往往是由痛苦的环境造成的，但无论如何敏锐的感觉会把普通的环境变成痛苦的环境。

这里我要说一说写作方法，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注释” [370] 的开头情不自禁地以抱怨口吻提到过。

通常他总是写得很匆忙，快要到期时才写，急就章，又往往脱期。原因在于他是单靠写作为生的，到最近，到近三四年来，他穷了，所以预先支钱，答应了人家，订了合同，以后不得不执行。他的开支没有做到依靠卖文为生的人所需要的那种高度的克制和调度有方，文学写作没有定法，没有定则。他一辈子负债，写了借据，像落在网里，一辈子很紧张，匆匆忙忙写作。不过还有一个原因，更为重要的原因，经常加剧他的困难。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总是把活儿放在一边，直到期限到了，不能再拖了。等到剩下的时间恰恰足够把东西写完，他这才动手，奋力写了起来。这是一种惰性，有时候达于极点的惰性，但不是普通的惰性，而是一种特殊的、作家的惰性，我曾有机会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身上十分清楚地观察到这种惰性。问题在于他经常进行着内心的劳动，产生思想活动和思想的发展，他的写作往往很难脱离这种劳动。表面上他很空闲，实际上他不倦地在工作。不进行这种内心劳动的人，或者虽有内心劳动而十分轻微的人，通常因为没有外部工作而烦闷，便兴味盎然地进入这种内心劳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脑袋里有那么丰富的思想和感情，他从来不因空闲而感到烦闷，极其珍惜这种内心劳动。他的思想沸腾着；不断创造新的形象，产生新的作品计划，而老的计划酝酿成熟，发展。他把自己也写进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的场面里，他在一页上说：“顺便说说，我一向比较喜欢反复酝酿我的作品，设想着我将怎样去写，这比真的去写更有意思，真的，这可不是因为惰性。究竟为什么呢？” [371]

我们来代替他回答试一试。他的写作几乎始终是内心劳动的一种间隙，一种叙述，所叙述的东西本当还可以长久地发展下去，直到形象完美的程度。有一些作家，他们的作品从构思到完成之间的距离是很小的；他们的思想几乎是和形象与语言同时出现的；他们能够表达的只是完全形成了的思想，而且一旦说出就不能说得更好。可是大部分作家却要进行艰难而持久的工作，尤其是在写作篇幅巨大的作品的时候；他们没完没了地修改和重写，把产生时模糊的形象修改得越来越清晰、鲜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常常幻想：如果他有空闲的时间，他能写出多么优美的东西来；不过，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作品中最精彩的篇章是一气呵成的，没有经过修改，——这自然是因为思想已经酝酿成熟。

他几乎毫无例外地在夜里写作。十二点钟左右，等整幢屋里的人都躺下睡觉了，他独自一人与茶炊作伴，喝着不太浓的、几乎是凉的茶，一直写到清晨五六点钟。他不得不在下午二点甚至三点钟起床，白天接待客人，散步，拜访朋友。

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像他这样思想丰富的作家来说，写作是一种多么巨大的劳动。他仅仅把自己头脑里进行的连续不断的劳动的一个部分写到自己的作品里。大家知道，有时候读者常有轻率的看法，认为对于有才华的人来说，写作算不了一回事，而且误以为诗和散文的写作是轻而易举的。其实读者在评价作者的劳动时是很少会出错的，因为一般说来，只有引起作者兴趣、打动了作者的东西才会引起读者的兴趣，打动读者的心，而且作者在作品中注入多少热情和劳动，作品才会对读者产生多少作用。

至于作品写得匆促与粗糙，那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很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这些缺点而且直率地承认的。此外，尽管他也为这些“不完美的创作”感到惋惜，可是他不仅不为自己的匆促而后悔，反而认为那是必要的、有益的事情。对他来说，重要的是打动读者，表达自己的思想，对某一方面产生影响。重要的不是作品本身，而是作品发表的时刻和影响，哪怕是不充分的影响。从这一意义上说，他完全是个新闻记者，纯艺术理论的背叛者。由于他的提纲和构思没有完成，他总是几个题材同时酝酿，他老是幻想着等以后什么时候有整块的、比较清静的空闲时光，他要把这些题材作充分的修饰加工。可眼前他写呀，写呀，写出的都是半成品，——一方面是为了获得生活费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经常发出呼声，用自己的思想去提醒读者。[……]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喜爱期刊杂志，心甘情愿为杂志效劳，他自然明确意识到他在做什么，在哪些方面偏离严谨的思想和艺术的形式。他自小就受期刊杂志的熏陶，终生忠实于它。 [372] 他全身心投入在他周围沸腾的文学界，从来没有站在一旁，也没有脱离过。他经常阅读俄国的报刊杂志。他的注意力常常集中在收集一部分精彩的文学作品，搜集所有对他本人和对其他人的批评性的评论文章。他十分重视一切好评，一切赞扬，对攻击和谩骂又十分伤心。他的主要的思想兴趣在此，他的物质利益也在此。他只靠文学劳动为生，从来不打算去搞其他工作，也没有打过什么公家机关或私人机构的主意。没钱的时候他很洒脱地到各编辑部去借钱。他不在彼得堡的时候，我按他的要求几次替他到各编辑部去商量借钱，他希望以他未来的中篇小说 [373] 预支一些钱。商量的结果大多遭到拒绝，我有时不禁很痛苦地想到，他在向什么人提要求啊，何况这种要求都是白提的。然而他却把这种情况看作是他的职业无可避免的艰辛，他清楚地知道他们怎么也不能责备他的。依赖编辑部和书商，一切买卖和商量始终是一件和气的事情，是平等的人之间的交易，永远也不会像人与人之间的其他关系那样令人难受。

所以，文学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最血肉相连的领域；他选文学作职业，有时甚至以自己的处境自豪。他勤奋工作，写作，达到了目的：他在辉煌的文学事业的一个方面进展顺利，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传播了自己的思想，到了生命的暮年，也获得了富裕的钱财。

因此，很容易明白，他是多么喜爱文学，尤其是开头，使他与彼得堡的期刊杂志界的普遍情绪相对立的分歧还没有尖锐地暴露出来的时候。他不能一下子与斯拉夫主义者们接近其原因也在此。他强烈地感觉到他们历来由于坚持自己的原则而对流行的文学所抱的那股敌意。1861年，伊·谢·阿克萨科夫开始出版《日报》，在头几篇文章中就很雄辩地对各杂志所盛行的流派表示谴责。根据这一情况，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热情地为文学辩护。 [374] [……]

五　《当代》的成功——同事们

《当代》杂志迅速获得了决定性的成功。订户的数字对我们大家都至关重要，我记得清清楚楚。头一年，1861年，是两千三百户，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说在费用账上能够收支相抵了。第二年订数达四千三百零二份；订户名单按省份刊登在1863年一月号《当代》页189—210上。创刊第三年的四月份，订户已达四千份，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说剩下的三百份到年底一定要达到。这样，事业一下子就变得牢靠了，从第二年起就有了大收入，因为两千五百家订户就足够抵消刊物的开支；那时作者的稿酬比现在低，每一印张大致五十卢布，很少有高出此数的，有也几乎从来没有超过一百卢布。

《当代》取得这样迅速而巨大的成功，其原因应当认为首先是由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气响亮；他被流放去服苦役的事尽人皆知；这一段经历反而扶持和扩大了他在文学上的名声。“我的名字值一百万！”有一回在瑞士他带着几分自豪地对我说。

另一个原因是出色的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尽管有种种缺点，对于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名声所吸引的读者，是一种相称的报答。据杜勃罗留波夫证明，这部小说在1861年是文学界的一件大事。这位评论家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长篇小说写得很不错，看这部小说的人几乎无不怀着愉快的心情，谈到它时也几乎都赞不绝口……”接下去又写道：“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长篇小说直到现在（即直到1861年9月）仍是今年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杜勃罗留波夫》，第3卷，页590—591） [375]

第三个原因应该认为是公众的普遍的情绪，他们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如饥似渴地追求新的文学作品。头一阵热潮之后，继之而来的往往是迅速的失望；可是这一回情况却非常好。杂志非常有趣味；刊物上感觉得到令人鼓舞的气象，除此以外，还出现十足自由主义的倾向，不过那是一种特殊的倾向，与许多人已经开始感到腻烦的《现代人》的倾向迥然不同。但是《当代》在实质性的要点上显然与《现代人》没有分歧。在第9期的《现代人》上，不仅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的文章中对之大加赞赏，我们已从中引用了几行，而且《当代》一创刊《现代人》就友好地欢迎它了。 [376] 《现代人》第1期出版于一月底，即《当代》创刊号问世后约三星期光景，就在这一期上刊登了《＜当代＞的颂歌》（大概是杜勃罗留波夫或库罗奇金写的） [377] ，诗中告诫新杂志要谨防敌人和危险。这个时候的《现代人》的一句话可是举足轻重的啊，它当时处在繁荣的顶峰，完全控制着彼得堡的公众；它的欢迎词比一切广告都管用。1861年十月号的《当代》上甚至出现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农民的孩子》，同时还有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巴尔扎米诺夫的婚礼》；1862年的《当代》四月号上又出现谢德林的剧本 [378] 。这样一来，《现代人》杂志文艺方面的最著名的同事，为这个刊物倾注了全力的涅克拉索夫和谢德林，连他们都对《当代》另眼看待。从这里当然也可看出《当代》所取得的成功，甚至可以看出对它的流派怀有几分敬意，这种敬意，我以为，涅克拉索夫是一直保持到去世的。

不管怎样，《当代》在读者心目中声望迅速提高，与此同时，老的杂志如《祖国纪事》、《读书文库》及其他刊物却纷纷下跌，唯独《当代》蒸蒸日上，几乎开始与《现代人》一争长短，起码它光凭自己的成就也有理由渴望这种竞争。这一成就无论如何不是一种虚假现象，就是说，不是在我国公众中司空见惯的一时轰动。后面我要详细叙述它是怎样衰落的，现在我只指出，迅速的成功使我们产生强大的自信，这种自信心，在顺利情况下于事业大有裨益，然而在不顺利的情况下于事业却十分有害。[……]

《当代》存在期间它的撰稿人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人围绕在阿·格里戈利耶夫身边，他善于以自己的思想和心灵上的诱人的特点，尤其是以真诚关心青年人的文学事业，把他们拉在自己身边；他善于激发他们的才干，引导他们作最大的努力。另一群人是由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我组成 [379] ；我们特别友好，天天见面，甚至一天好几次。1861年夏季我从瓦西里耶夫岛搬到商人大街（如今的喀山大街）木工胡同对面的一幢房子里。编辑部设在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家，他当时住在商人小街一家煤炭铺的宅子里，正面朝叶卡捷琳娜运河；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则住在商人中街。阿·格里戈利耶夫和他的年轻伴侣居住于沃兹涅先斯克大街索勃列夫斯基家的带家具出租的房间里，已经住了很久。我详细写到这些情况是为了说明我们彼此相距很近；不过我马上回想起当时这些街道的鄙陋情景，都比较肮脏，住满了境况并不怎么好的彼得堡居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许多长篇小说中，尤其在《罪与罚》中对这些街道及其居民的面貌作了惊人的描绘。[……]

下午三点左右，我们通常在编辑部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碰头，他喝过早茶，我呢，上午工作完毕。我们在那里浏览报纸，翻阅杂志，打听各种新闻，然后我们常常一起散步，直到用餐。六点多钟，黄昏时分，他往往顺道到我处来喝茶，在夜色降临那段时间里，总是有几个人来我处喝茶的。一般说来，他上我处来的时候比我到他那里去的时候多，因为我是单身汉，拜访我不必担心打扰了什么人。如果我有已经写好的文章，或者甚至只写了一部分，他总是坚持要我念给他听。直到现在我还听见他那亲切而迫不及待的声音在喧闹的闲谈声中响起：“念一念，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念念吧！”不过，当时我并不完全懂得这种迫切之中包含着那么多的对我的赞美。他从来没有与我发生过矛盾；我记得总共只有一次争论，是因为我的文章 [380] 而引起的。不过他也从来没有夸奖过我，从来没有表示过特别的赞许。

我们当时的友谊尽管主要是建立在思想上的，但十分亲密。人与人之间的接近一般说来决定于他们的性格，在最顺利的条件下不超越一定的限度。我们每个人仿佛都在自己周围划上一条界线，不允许任何人越界，或者，毋宁说是决不会允许任何人越界的。我们的接近在我们的精神气质的特性方面也遇到阻碍，我丝毫不想为这一阻碍承担些微的责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常有疑心病发作的时候。这时他就怀疑地说：“没人跟斯特拉霍夫说话，所以他才缠住我。”这种一时的怀疑只表明我们一向是非常坚信我们相互之间的好感的。最初几年，这是一种感情，后来变成了柔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癫痫发作，苏醒过来以后，首先是心情沉重极其难受。一切都惹他生气，使他害怕，连得最亲近的人在场他也感到厌烦。这时候他的兄弟或妻子便派人来找我——和我在一起他觉得好受些，稍稍得到恢复。回忆这些事情，我重又想起我的某些最美好的感情，我想，那时的我自然要比现在的我好。

我们的谈话没完没了，这是我一生中所能参与的最精彩的谈话。他用朴实、生动、毫不自以为是的语言说话，这种语言是俄国人谈话中最迷人的地方。同时他常常开玩笑，特别在当时；不过我不太欣赏他的机智，那往往是一种表面的机智，法国式的，多半是在词藻上和形式上玩花样，而不是在意义上，读者可以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评论文章与论战文章 [381] 中找到这一类机智的例子。可是他身上使我着迷，甚至使我震惊的最主要的地方是他的非凡的智慧，敏捷的才思，他能凭一句话、一个暗示迅速抓住任何意思。谈话的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这种敏悟，思想可以随意地从容表达，不需要坚持和解释，问题立即得到答复，不同意时可以针对中心思想直接反驳，你对他有所求时他会当场表示同意，没有任何犹豫不决，含糊其词。因此我想象当时那些没完没了的谈话对我是一件天大的乐事，是一种骄傲。谈话的主要题目自然是关于刊物的事务，不过除此以外也还有各式各样的话题，很多时候常常是极抽象的问题。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喜欢谈谈事物的本质、认识的极限等这些问题。我记得，每当我把他的议论归纳到我们从哲学史上知道的各种哲学观点上去的时候，他可乐了。本来嘛，提出新的见解，哪会这么容易！所以他就开玩笑说，他的看法与这一或那一伟大思想家的见解不谋而合，以此来自嘲。

六　作为小说家和报人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

我不谈他对周围的事物和现象的观点和感情。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了他心灵中的最美好部分。为了某些没有经验的读者，我只说，这是最真诚的作家之一，他所写的一切都是他体验过、感受过的，甚至是怀着巨大的热情和兴致体验过、感受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主观的小说家之一，几乎总是照着自己的面貌和类似自己的面貌来创造人物。他很少做到充分的客观。对于熟识他的我来说，他的描述中的主观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作品的印象往往有一半要化为乌有，而这些作品，作为纯粹客观的形象，使其他读者大为惊奇。

看到他描写自己的某些阴郁的病态心情，我常常感到诧异，为他担心。比如，在《白痴》中这样描写癫痫症发作，医生嘱咐羊痫风患者不要去回忆病情，那可能引起病的发作，就好比别人的发病情景会引起他旧病复发。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顾一切，无论他描写什么，他自己总是坚信他在化腐朽为神奇，使描写的对象具有充分的客观性。我屡次听见他说，他认为自己是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构成他的小说的常见情节的犯罪、自杀以及种种精神错乱、精神反常，这些原是现实中长期存在的常见现象，只是我们忽略过去了而已。抱着这样的看法，他大胆地着手描绘阴暗的图景；在刻画人的形形色色的灵魂堕落方面，谁也没有他走得那么远。他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说，他终于使自己的创作具有那样强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使读者为之惊讶，为之着迷。他所描绘的场面具有那么丰富的真实性，心理刻画的深度和准确性，这些场面，连对小说情节完全陌生的人都是明白易懂的。

我常常想到，如果他自己清楚地看到他描写的场面渲染着多么强的主观色彩，那可能会妨碍他写作；如果他发现自己创作中的缺点，他就可能无法进行创作了。可见，正如任何作家一样，一定程度的自欺自慰还是必要的。

然而，众所周知，每个人不仅优点之中包含着缺点，有时候缺点之中也包含着优点。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这样勇敢地把可怜又可怕的人物、各种精神上的溃疡描绘在场面中，是因为他能够，或者他认为自己能够对他们进行最高审判。他在最堕落的、最乖戾的人身上看到神的火花；他注视着这种火花的最微弱的闪露，从我们惯常以轻蔑、嘲笑或厌恶对待的现象中窥察到心灵美的特点。在丑陋、畸形的外表之下，他发现心灵的美，为着这种美的闪耀，他宽恕人们，热爱他们。可能是他的缪斯唤起他的崇高而又温柔的人道主义精神，是缪斯给了他衡量善恶的尺度，他带着这一尺度下到最可怕的灵魂的深渊。他坚定地相信自己，相信人，这就是为什么他那样真诚、那样容易把自己的主观性当作十分客观的现实主义。

我因为了解他本人的思想和感情，我无论如何可以作证，他以自己心灵中最纯洁的血液在哺育读者。负有使命感的真正的作家都是这样做的，他们对读者的强大影响就在于此，虽然公众往往以为作家不过是虚构得好，编得巧妙而已，而评论有时候硬要把自己的某个目的强加给读者，而不是读者自己的心灵向他们指出的那个目的。[……]

我从纯粹个人的性格特点说起。在他身上从来没有发现任何由于他受过苦难而产生的哀伤或冷酷，从来没有丝毫想要扮演一个受难者的愿望。他对当局绝对没有任何恶感。他竭力要维护和扩大的，仅仅是文学上的威望；从来没有表现过受过苦难的人的威望，除非是为了他必须要求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除非证明谁也没有理由认为他对政府的看法是姑息或奉承讨好。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保持这样的态度，好像他过去毫无特殊的经历，既不让人家觉得他是个灰心失望的人，也不让人家看出他是心灵受过创伤的人，恰恰相反，当健康状况允许的时候，他还显得快乐而且精神饱满的样子。我记得，有一位女士初次参加在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处（好像是每逢星期日）举行的编辑部的晚会，她聚精会神地打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临了说道：“看着您，我似乎从您的脸上看到您受过的苦难……”这话显然使他很不痛快。“哪有什么苦难！……”他高声说了一句，然后又开玩笑扯到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上去了。我还记得，有一次要他为当时很风行的文学朗诵会准备一段朗诵，挑选作品时，他为难了。他对我说：“需要新的、有趣的东西。”我提出：“从《死屋手记》中选一段怎么样？”他说：“我经常朗诵的，不想再念了。念的时候我老是觉得我好像是在公众面前抱怨诉苦，老是抱怨诉苦……这可不好。”

总之，他不喜欢回顾过去，似乎要把过去彻底抛弃，即使回顾，也停留在愉快的事情上，好像以过去的快乐自夸。从他的谈话中很难了解他从前的生活情况，其原因就在这里。

对待当局的态度，他始终坚持那种对于所有真正的俄国人来说都是坚定而明确的观点。他使自己的见解极其严谨明确，但是摒弃任何不服从的想法。他既无意不负责任地随口乱说，也不想恶意诽谤，尽管他有时也极为痛苦而又愤慨地说起有些人物和有些事情的处理。他对自己的事不仅毫不抗争地忍受令人不快的现存秩序，而且常常十分心平气和，仿佛这件事情是普遍的情况造成的，与他本人无关，而普遍情况的性质又是不取决于这种个别情况的。比如，我就不记得他什么时候曾经对书报检查制度表示过深恶痛绝。 [382] [……]

七　自由主义——大学生风潮

一般说来，《当代》圈子里的人绝无丝毫革命情绪的迹象，也就是说，不仅没有什么计谋，而且不与图谋不轨的人往来，也不去纵容和鼓励图谋不轨的人。我们，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为首的所有的人，在混乱透顶的时候，我们所想的、所希望的还是仅仅限于文学上的角色，也就是为了使社会的道德和思想朝着我们认为是最好的方面转化而劳动。实质上我们是些只会务虚的报人，我们只谈论一般的问题和观点，在实际方面，我们停留在纯粹的自由主义上，也就是停留在绝难同意暴力改革思想的那种学说上，即使主张对现存秩序进行某些改革，也要单靠信仰和启发开导来实现。[……]至于自由主义者，按事情的实质来看，在大多数情况下应是保守主义者，而不是进步人士，更无论如何不是革命者，这一点，许多人未必知道，未必清楚地懂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保持这样真正的自由主义直到生命的终了，正像一切受过教育的人那样，保持这种观点而不会盲从。

在这里我详细说一说那时候的一件重大事件，所谓大学生风潮 [383] ，发生在1861年底，再好不过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这一事件大概有各种内部的因素在起作用；但我且不去说它，我只讲讲事件的表面的、公开的概况，对于大多数人、当事人及旁观者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大学生们由于自由主义泛滥，越来越生气勃勃，然而可惜的是这股热心的劲头把他们的功课给断送了。学生们举行集会，设立互助贷款，办图书馆，出版集子，审判自己的同学等等；可是这些活动如此吸引他们，刺激他们，大多数人停止学习，连得许多最聪明、最能干的学生都是如此。也发生不少骚乱，就是越出一切特许范围之外的行动，上级最后决定采取措施以制止事态扩大。为了预先取得无可争辩的威信，上司呈请最高当局下令禁止集会、设立互助金、推派代表之类的活动。命令是夏天下达的，秋季学生返校就应该执行。学生们打算反抗，但是决定作自由主义的校方所能允许的唯一的抵抗，也就是纯粹消极的抵抗。他们果然这样做了；他们牢牢抓住各种借口，以便尽可能多给当局制造些事端，把所有的事情都公开出去。他们非常巧妙地打听最大的丑闻，只要能够打听得到。当局不得不大白天在街上两次或三次大批地逮捕他们。使大学生们更高兴的是当局把他们关在彼得保罗要塞。他们毫不抗辩地接受这次逮捕，后来服从法庭的审判，最后服从判处流放，对于其中的许多人来说，这是沉重难熬的、时间很长的流放。做到这一步之后，他们想，该做的一切他们都已经做了，就是说，他们大声宣称他们的权利遭到侵犯，他们自己并没有越出法律的范围，好像仅仅为了一些坚决的要求而遭到沉重的惩罚。[……]

全城的人自然只谈论大学生。允许和被关押的人见面，所以每天有许多人到要塞去探监。《当代》编辑部也派人去给他们送慰问品。在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处烤了一大块牛肉，再添上一瓶白兰地和一瓶红葡萄酒，送到要塞去。当局认为最有罪的大学生们终于被押送出去流放，亲属朋友们给他们送行，直到城外很远。告别时人很多，喧闹嘈杂，去流放的人大部分看上去像英雄。

这一事件后来完全照此继续下去。关闭大学，彻底进行改组。这时教授们便请求准许他们上公开课，这一请求毫无困难就得到批准。议会让出大厅供讲课之用，于是大学的课程竟在大学之外几乎以原班人马开办起来。学生们自己设法安排上课，维持秩序，对这所新型的自由的大学十分满意，也很以此自豪。

表面看来，他们为学业而奔忙，然而他们的心思不在学业上，他们感兴趣的是别的东西，这就把事情搞糟了。1862年3月2日在鲁阿兹大厅举办了一次著名的“文学音乐晚会”成了对办在议会厅里的大学进行破坏的理由。举办这个晚会的目的似乎是要展示所有先进的、进步的文学力量。从这方面来说，文学家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听众也是经过仔细选择的。甚至在文学朗诵中间穿插演出的小曲子也是由思想倾向进步的作家的妻子和女儿们来担任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朗诵者之一，他的侄女是演出者之一。 [384] 问题不在于朗诵什么和演出什么，而在于热烈的欢呼声，那成了先进思想的代表。

欢呼声和喧闹声响彻大厅，后来我老是觉得，这个晚会是我们社会自由主义运动所达到的最高点，也是我们的非常轻松的革命的顶点。[……]

八　论战——虚无主义

1861年，1862年，那时的思想状况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高度激荡的，乡土派的作家们自然同样具有这种激荡的情绪。似乎一切旧的生活方式都行将变化，消失，新的生活可能开始，人民的思想情绪可能在新的自由的创作中流露出来。[……]

与虚无主义思潮作斗争的序幕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自己在《——波夫君与艺术问题》一文（《当代》，1861年，二月号）中揭开的，他在文中批驳了企图将艺术作为纯粹的服务工具的观点。 [385] 他以相当温和的反驳开始；他主要是反对破坏艺术规律，反对那种认为没有鲜明的倾向性的艺术作品是无用的看法。可是我没有耐心，想快些对虚无主义的理论采取直率而果断的态度。可以说，我对虚无主义常有一种本能的厌恶，从1855年起，当虚无主义开始引人注目地出来发表意见的时候，我便十分愤怒地看着它在文学中表现出来。1859年与1860年，我就试图反驳如此明显而又放肆地发表的荒谬言论；可是我去找两个刊物的编辑，都是老朋友，他们断然拒绝刊登我的文章，说是往后也甭想刊登。这时我明白了，这一派别的机关刊物有着多么高的威信，我很担心我在《当代》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因此，当我的《再论彼得堡的文学》一文在《当代》1861年六月号上刊登出来时（自然是多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于我是一件极大的快事；那时我开始几乎在每期刊物上都写这一类的文章。我详细讲这些情况是为了评述当时的文学界。我本人真诚地认为，这些小文章与其说是正经事，不如说是消遣，因而它的出炉就比较愉快。不过开始时编辑部方面有过—些小小的抵制。编辑常常在我的文章所攻击的作者的名字前面添上称赞的修饰语，例如天才的，有才华的，或者加上括号：（然而是值得尊敬的）之类。还有增添的文句，如《且说论战》一文中就增添了下列文句：

“伏尔泰一辈子吹口哨，不是没有道理的，也不是没有影响的。（要知道，正是为了吹口哨，人家对他是多么恼火！）”

这种一般地称赞吹口哨，特别地称赞伏尔泰吹口哨，破坏了文章的基调，所表达的根本不是我的喜好。可是编辑部不能不维护按当时的风气所拥有的权力，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有充分的权利。文句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加上去的，我对他的相当激烈的坚决要求让了步。不过，所有这一类的增饰很快就停止了。 [386]

这些文章都是用笔名科西扎写的，——我斗胆以费奥费拉克特·科西奇金为榜样，尽最大努力在对待我所攻击的对象上做到与人为善和准确。我一点不吹口哨，但是，我的文章越有影响，文章所阐明的问题越引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兴趣。

我详细谈到这些是因为这件事情有很重大的影响：导致《当代》与《现代人》的彻底决裂，后来造成几乎彼得堡的所有搞刊物的人一致对《当代》抱有敌意。 [387]

一般地说，对于我们的文学，我们的社会意识，主要是由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明确提出的我国出现的否定一切的问题，虚无主义者一词第一次也就是出现在这部小说里，从这部小说开始谈论新人，总而言之，一切情况都已明确了，大家都知道了。《父与子》自然是屠格涅夫的最出色的作品，不是在艺术性方面，而是在富有政论色彩的态度上。屠格涅夫时常观察我们这里大多数人的情绪变化，注意考察当代英雄的理想，那是在先进的文学小组里形成的理想；这一回他作了重大的发现，刻画了一个典型，先前几乎谁也不曾留意过，这下子大家豁然开朗，发现自己周围就有这样的典型。大家大为惊讶，引起一片混乱，因为被描写的人不知所措，起先他们不愿在小说中认出自己，尽管作者根本没有以绝对恶感的态度去对待他们。[……]

1862年四月号《当代》上刊登了我的文章，文中对屠格涅夫评价甚高，称他是纯客观的艺术家，论证了他所描写的典型的真实性。 [388] 文章发表后不久屠格涅夫即到彼得堡来了，通常他是准备到俄国来过夏天的。他拜访了《当代》编辑部，遇到我们正好都在编辑部，他请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与我到他下榻的克列雅旅馆（如今的欧洲旅馆）去午餐。已经掀起一股反对他的风潮显然使他颇为不安。席间他的谈话极其热烈，生动迷人，主要话题是外国人对待侨居国外的俄国人的态度问题。他详细描述外国人如何使用卑鄙、狡猾的手段，欺骗俄国人，诈取钱财，搞到遗嘱，捞到好处等等，讲得绘形绘声，极为生动。后来我多次想起这一番话，他长期居住在国外，类似这样的细致的观察必定是不少的，我惋惜的是他始终没有形诸文字。

虚无主义问题后来闹成什么样子大家都知道了。责难和谩骂纷纷落在屠格涅夫身上，持续达数年之久。他本人也长期感到困惑，有五年工夫（直到1867年写《烟》为止），他一点也没有写过类似从前的富有政论色彩的长篇小说，而且一般说来写得很少。这期间，1866年《罪与罚》问世，以惊人的力量描绘了虚无主义的某些富有特征的、极端的表现。[……]

九　第一次出国旅行

这一年，1862年的夏天，6月7日或8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踏上旅途，第一次赴国外。我将尽我所能回忆起这次出国之行的情况；他自己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一书中记述了这次旅行的印象 [389] 。他去巴黎，后往伦敦，会见赫尔岑 [390] ，如同他自己在《公民》的《日记》上所提到的那样。 [391] 他那时待赫尔岑很客气，他的《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一书受到这位作家的某些影响；但后来几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流露出对他的不满，因为他没有能力了解俄国人民，不珍惜俄国人民的生活特点。以有文化修养自傲，对朴实善良的人抱着厌恶轻蔑的态度——赫尔岑的这些性格特点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愤慨 [392] ，所以他不仅谴责过我们的革命者与渺小的揭发者身上所存在的这种缺点，就连格里鲍耶陀夫的作品中所存在的这种毛病也不放过 [393] 。

那时我收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国外的来信。 [394]

复信时，我答应按期到达日内瓦。我于七月中旬动身，在柏林逗留两三天，又在德累斯顿逗留两三天，然后搭车径赴日内瓦。为了找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使用人所共知的办法：到湖滨散步，进最著名的咖啡馆。结果似乎在头一家咖啡馆里就找到了他。我们好像在陌生人中间待得腻味了似的，彼此都十分高兴，于是大声说话，呵呵大笑，把庄重而安静地坐在小桌子旁的和看报的其他顾客给打扰了。我们赶紧溜到街上，自然就此形影不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是旅游的大行家，自然风光也罢，名胜古迹也罢，艺术作品也罢，除去特别了不起的之外，他都不太感兴趣；他的整个注意力集中在人身上，他只捕捉人的个性和本性，还有就是街头生活的总的印象。他热烈地向我解释，说他可瞧不起千篇一律的刻板的做法，按导游的指点参观名胜古迹。我们果然也没有去参观什么，只往人多的地方去散步，聊天。我本来就没有一定的目的，也就努力去捕捉这种我还从来不曾见识过的生活和自然风光的概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发现日内瓦总的说来是阴郁的，乏味的。按照我的提议，我们去卢塞恩；我很想看一看四州之湖，于是我们乘船作了一次愉快的湖上之游。天气晴朗，我们得以尽情欣赏无与伦比的美景。后来我又觉得一定要到佛罗伦萨一游，阿·格里戈利耶夫曾经在信上热烈称赞过这地方，口头上也谈起过。 [395] 我们踏上旅途，经蒙塞尼西奥与都灵往热那亚；在那里乘轮船赴里窝那，再搭火车往佛罗伦萨。我们在都灵过夜，这个城市的街道直而平坦，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想起彼得堡。我们在佛罗伦萨待了约一星期，住在简朴的Pension Suisse（Via Tornabuoni） [396] 旅馆。我们住在这里觉得挺不错，因为这旅馆不仅舒适，而且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古老的传统的气氛，还没有染上那种叫人讨厌的追求奢侈的时尚，也没有那些厚颜无耻的处处敲竹杠要你多花钱的办法。然而1875年，当我凭着过去的良好印象，再次下榻在这家旅馆，敲顾客竹杠的办法已经大为时行了。

我们在这里也没有像一般旅游者那样去观光。我们除了在街上散步之外，还看书。当时雨果的《LesMisérables》 [397] 刚问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卷接一卷地买。他看完后把书交给我，一个星期工夫看完三到四卷。但我不愿意轻易放过参观伟大艺术品的机会，试图从静静的、专心致志的观摩中去揣摩和分享创造美的喜悦，所以我几次去参观galleriadegliUffizi [398] 。不过我们去还是一起去的；因为我们没有订出明确的计划，一点也没有准备仔细观赏，所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快就感到腻味，我们也就走了，大概连美第奇的维纳斯都没有去看。尽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有时也发现阿尔诺河使他想起丰坦卡，尽管我们一次也没有去拜访过卡希纳 [399] ，但是我们在城里的散步却是挺愉快的。然而最愉快的还是临睡之前，一杯本地产的红酒在手，作夜间的聊天。提到酒（这一回的酒比啤酒稍浓），我总是要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这方面是极其有分寸的，二十年来，我记不得有哪次曾发现他有饮酒过量的迹象。他倒是流露过对甜食略有嗜好，不过一般说来他吃得很有节制而已。

我们在瑞士公寓吃饭时发生了一件事情，记载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页423上（《文集》，第3卷） [400]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位在谈话中占了首位的大块头的法国人，确实相当使人不快。不过小说里把他的话语写得太生硬粗暴了；还漏了一个细节：这一番话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产生了这样的影响，当大家还在喝咖啡的时候，他愤而离席了。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写的《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中，读者定会极明显地看出，他在国外也像在任何地方一样，他的注意力是集中在什么东西上的。他感兴趣的是人，仅仅是人，连同他们的精神气质，他们的生活、思想和感情的方式。

我们在佛罗伦萨分手。如果我没搞错的话，他想到罗马去（没有成行），我想到他已去过的巴黎去一次，哪怕待上一星期也好。对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引用过的法国警察的警惕性，我还要再补充一点。我乘轮船从热那亚 [401] 到马赛去，离岸几个钟头后，天色已经全黑了，他们忽然向我要护照，而且只向我一个人要护照。我记得，这使某些旅客大为吃惊，有人向我解释说，法国害怕形形色色的外来人。也许是某种类似的情况使警察上当了。

十　杂志的第三年——波兰事件

九月份，我们回到彼得堡，我们编辑部的全体人马也到齐了：阿·格里戈利耶夫仲夏时就从奥伦堡返回。大家尽各人的能力着手工作，事情进展顺利，甚可乐观。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头一件事便是为九月号草拟1863年《当代》出版的长篇广告，读者在这一期刊物的《附刊》上可以找到该文。 [402] 广告写得很好，真诚而有鼓舞力。主要内容除了坚定地重申刊物的主导思想以外，就是评论性地描述对手。用阿·格里戈利耶夫的术语来说，其中一部分人被称之为理论家——这是指虚无主义者；另一些人被称之为空论家——这是指正统的自由主义者，例如当时的《俄国导报》。整则广告几乎是专为理论家与揭发者而作的。不过也有溢美之词，像1862年的广告一样。1863年的广告是一大成功，就是说它刺激了文学界的各派，大多数是敌对的派别。“鞭挞因循守旧的自由主义”这种生动的说法，得到小刊物的响应，他们知道这指的不是他们。

次年，1863年，在我国社会的发展中是个重要年代。一月初爆发了波兰起义，使我们的社会陷入极大的动乱，造成某些看法大转变。[……]

彼得堡的文学界从起义一开始几乎就是一片沉默，这或者是由于它不知道说什么好，或者是因为从自己的抽象的观点出发，甚至要直接对起义者的主张表示同情。这种沉默把莫斯科的爱国人士以及政府机关圈子里具有爱国情绪的人惹火了。他们感觉到当前社会上存在着敌视国家利益的情绪，他们对这种情绪公正地感到愤慨。一片沉默暂时只反映着一些隐秘的感情，只要有一种现象把这些感情最先露骨地表现出来，愤慨之情便必定会猛烈地发泄到这种现象上去。它果然发泄出来了。但由于不十分理解，怒气没有落在有过错的人身上；意想不到的讨伐把《当代》杂志搞垮了。

应当直率地承认，这份杂志没有很好履行当时摆在一切杂志，尤其是爱国的杂志面前的职责。1863年的《当代》在文学方面办得极有趣味；出的刊物不仅很厚，花色也很繁多，充满了好作品。可是对波兰问题只字不提。关于这一事件的第一篇文章是我的《致命的问题》，发表在四月号上。这篇文章被人误解，导致杂志停刊。

自然，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还是我，都没有亲波兰的迹象，也不打算说什么对政府不满的话。[……] [403]

陀思妥耶夫斯基两兄弟起先对我的文章很满意，作过称赞。实质上这是我们从事的共同事业的继续，也就是把问题上升到一般的、抽象的形式。可是生活以它自己的具体的感情与事实进行得那么紧张，这一回它受不了抽象的东西。这篇倒霉的文章在这方面自然是写得很糟糕的。刊物被禁以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稍稍责备我叙述的笔调抽象、枯燥，我当时对这种意见稍感不快；但现在我很乐于承认这种意见是公正的。[……]

有谣言流传说杂志受到危险的威胁，我们一下子不能置信，——我们的良心是干干净净的。谣言传得越来越厉害的时候，我们只想到在下一期《当代》上写一则声明辟谣。但最后原来一天时间也不能浪费了，于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便草拟了一则关于此事的简讯，以便立即刊登在《彼得堡公报》上。简讯被采用，已经付排，但是书报检查机关不许它刊出。 [404]

书报检查机关禁止这则简讯，是因为它已经获悉，事情已报告皇上，决定杂志停办。我们被认为有过错，不准我们申辩。杂志无条件地永远停刊。自然，错误越大，受到严厉的措施后，再去揭露这措施是因为误解而采取的，也就更加难堪，这是可以理解的。从我自己这方面，我做了我所能做的以及人家劝我做的一切。我当即写信给米·尼·卡特科夫与伊·谢·阿克萨科夫，给内务部长写了声明，建议向皇上提出请求。但毫无结果，毫无作用。卡特科夫与阿克萨科夫立即作出反应，并竭尽全力采取行动。需要刊登一则启事，声明纯系误解。可是书报检查机关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关于此事的消息连一行字也不让刊登。只好去见部长，坚持自己的请求。我给《日报》写了一篇长文章，没有刊出。我和已故的尼基简科商量去向皇上请求，打算由他转呈请求书。经过几次磋商后，他断然劝我放弃这一打算。

我们的处境不但是极其令人懊丧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很艰难的。我一度以为他们会把我逐出彼得堡。所有在杂志社工作过的人都失去工作，编辑面临的是停止业务，停止业务后有大量清理工作落在他们身上。但是，尽管这样，也不能说我们感到痛苦了。我们谁也没有垂头丧气，大家都愿意把发生的事件看作是文学界习以为常的风波迭起中的一桩大事而已。到现在我们的事业进行得相当顺利而令人快慰；所以我们认为，往后即使再碰到十次波折，我们也经受得起，而且会得到更好的结果。社会上及各文学团体掀起的喧嚣也有它好的一面——我们的名气在公众中传开了。但是，这种希望和安慰的兑现毕竟远未超出我们所预期的程度。

最后，《俄国导报》上刊登的一则简讯终于使事情起了决定性的变化。《莫斯科新闻》的编辑部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有过错，便竭力张罗，患难相助，在彼·亚·瓦鲁耶夫部长 [405] 处磨叨了许久之后，终于争取到给该报（但不仅仅给该报一家）把发生的混乱解释清楚的机会。这篇声明出现在五月号《俄国导报》上，但是因为通路子通了很久，而不登一篇声明编辑部又不愿让刊物出版，所以五月号的刊物书报检查机关6月28日才签字，到七月初才出版。简讯叫作《关于＜致命的问题＞一文》，以惯常的技巧见长。文中我受到许多责难，形式上十分严厉，实质上倒并没有多少使人难堪的地方；完全否定和驳斥了我的文章中所有论点，但同时也完全肯定与证明了我的文章的无辜。 [406] 这样一来，所有对我的文章表示愤慨并把事情闹到使杂志停刊的人就皆大欢喜了，同时《当代》编辑部和我也避免了一切令人不快的后果。不过，对《俄国导报》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及它的简讯似乎应当补上一笔：我们之中没有人再遭到麻烦，八个月之后，又允许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创办新的杂志了。

不过我却从此受到特别的注意，一直受了十四五年，以致有两三次杂志出版人提出要我担任编辑工作，而书报检查处不批准我担任编辑的职务。[……]

十一　第二次出国旅行

1863年夏季，大概是夏末吧 [407]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出国去了。上次旅行对他的健康十分有益，从那时起，每当他感觉到需要恢复一下健康，调剂一下精神的时候，他总是想法到国外去。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空气的变换，还是他的非常消耗体力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反正旅行对于他大有裨益就是了。旅行的好处可以用癫痫发作次数迅速减少作为尺度来证明，这是丝毫没有疑问的。

根据我所能回忆起来的种种迹象来看，根据事业的整个情况来判断，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带了足够的钱去旅行的，但是到国外试了试轮盘赌，结果输了。 [408] 他第一次出国时还没有到巴黎就熟悉了一下轮盘赌，当时赢了一千零十一法郎，对于一个旅客自然是逢场作戏。可是也只有初次得手，之后便没有再交好运，只是引得他着了迷。他看不出轮盘赌对自己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因为小说家体验一下这种消遣，熟悉一下赌场和赌徒的习气并非多余。果然，由于这种体验，我们有了中篇小说《赌徒》，里面对赌博有十分生动的描写。

无论如何，九月底我接到他[……]的来信，[……]信中描写了当时的几乎全部情况，说明了他自己的生活方法与习惯。 [409]

这封信中也反映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所过的日常生活的艰难处境，为了搞到费用而让自己沦为奴隶的办法，他向人央告借钱的方法，焦急而又固执地央告，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详详细细地说明，变换着花样说。从信中也可看出我们的编辑部情况不妙。问题在于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像我们的许多贵族一样，缺少搞事业的人精明老练的性格。他生活俭朴，处事比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谨慎周到得多；然而他家口众多，他的工厂又早已亏损，只是个让他继续得到贷款与逐渐增加债务的摊子而已。杂志办得非常成功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摆脱无利可图的业务，清偿债务，把厂卖掉。我记得1863年初，他拿出一叠撕碎的票据给我看，很以工厂盘出自夸了一番。他的打算是很好的，但是等到刊物突然遭到禁止，他一下子变得既没有钱，又没有任何买卖了。这对他的打击是很大的。再加上我们这些同事不了解他的处境，一味沉浸在我们的文学幻想中，不知道他的倒霉，甚至生他的气，以为四千份订户的订款，出四期刊物是不可能把钱花完的，所以他没有理由抱怨，哇哇叫。

接[……]信之后，我当即去找彼·德·波波雷金，他对我说，事情非常合适，他可以出钱。他当时担任《读书文库》的编辑，尽心竭力要把这本杂志搞上去。到1863年，赫赫有名的《读书文库》订数惨跌，只剩下几百份订户。假如我没有搞错的话，从第3期起，彼得·德米特里耶维奇把编辑工作揽在自己身上。要使正在下跌的印数回升，在极不恰当的时刻开始去办一件事，是极不慎重的；这件工作果然耗费了不少金钱和精力。然而当时工作进行得热火朝天，编辑部千方百计要抓住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样的撰稿人。

第二天，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来我处，向我打听托办的事情和我的交涉情况。他要我稍待时日，说是他也许自己能搞到钱。自然，他为兄弟感到遗憾，也为中篇小说可惜，本来这篇小说是可以刊登在他自己预期要办的杂志上的。 [410] 我狠着心回答说我不能等了，当晚就对波波雷金说，希望他不要拖延。第三天事情就告结束；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不愿意一争短长，把别人的钱汇去给他的弟弟。

然而这篇预约出去的小说注定不会刊登在《读书文库》上。编辑等了它很久，到《时代》创刊后他开始来讨还预付的稿费，也不是很快就讨了回去的。事情的过程便是如此，令人甚为不快。我由于不知究竟，完全怪罪于可怜的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至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完全是一些极正当的原因使他未能履行自己的诺言。他的妻子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快要死了，他得待在她的身边，也就是待在莫斯科，是医生建议把她送到那里去的。现在已经不是治病的问题，而仅仅是减轻病痛的问题，因为肺病已经到了晚期。 [411]

十二　批准办新杂志

我说不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究竟什么时候从国外回到莫斯科的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处去的。但是保存下来的他给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信是写于这个时期的头几天。 [412]

这封信中提到张罗办杂志的事我记得不太详细了。我只记得，书报检查部门非常迟钝。《致命的问题》事件显然把书报检查机关搞糊涂了。因为在它完全没有料到的地方出现纰漏（和当时刊登出来的所有文章一样，这篇文章是经过审查的，而且没有遇到一点儿阻挠），所以书报检查机关已搞不清什么东西是它该阻止的，什么东西又是它该禁止的，于是它只好将把守的关口收得紧而又紧。刊物名称叫《真理》吧，好像是一种公然的暗示，没有通过；叫《行动》与其他类似的名称同样也被认为是危险的；经过长久的交涉，编辑部不得已用了一个并不令人满意的名称——《时代》，书报检查机关终于找不出任何不妥之处。非俄国的名称闹得叫人很不愉快；遇到有的读者记不得，管它叫《ЭпOXa》 [413] ，或者跟“回声”混淆了 [414] ，使我们很恼火。

此外，我记得，杂志的审批一直拖延着。不知为什么，从停刊时起经八个月才通过。照这样计算，新杂志要到1864年1月起才准许出版；但是由于种种使我们所有的人都很苦恼的拖延，《时代》创刊的广告只是在1864年1月31日才得以见诸《圣彼得堡公报》。 [415] [……]

广告拟得很精彩，正好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意图吻合。不能要求更明确的了，尤其是上面用黑体字排着：“《时代》杂志征求订户，《当代》订户结清账款。”但是这里也看得出过去造成的错误。如果只有一百个订户要求退款，那么另外几千个订户没有写信到编辑部来，他们大概是在等待编辑部为他们采取某种满意的措施，或者哪怕只给个答复，然而报上没有向他们打任何招呼，他们当然大为恼火。接着又是一连串的其他错误及不幸，以致事情每下愈况。

我竭力详细列举这许多不幸和倒霉的事情，一部分是因为它们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有重大意义，一部分也是为了指出当时文学工作进行过程的特点，甚至各杂志业务衰落的一般特点，众所周知，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是很稀松平常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俩是属于不会打算，或者不大会打算的人。[……]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不能完全说是不会打算，他相当谨慎周到，瞻前顾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则尽管才思敏捷，尽管胸怀崇高的目的，而且始终在他的整个活动和所有行动中加以贯彻，但是，不如说，他正因为这些崇高的目的，吃尽了不会打算的苦头；他办事情时办得很好；但是他做事情凭热情，往往只是短短的一阵子，很容易感到满足，停顿下来，于是他周围的混乱便与时俱增。《时代》白手起家；一年以后，当刊物结束时（1865年第2期后停刊），不仅所有的订费全部亏损光了，连得陀氏兄弟从莫斯科一个富裕的亲戚那里继承来的那部分遗产（他们提前去讨来的，每人大约将近一万卢布）也亏损光了，此外还有一万五千卢布的债，那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杂志停刊后欠下的。 [416]

十三　《时代》及其衰落

《时代》开办时情况十分不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莫斯科，陪伴垂死的妻子于病榻前，他自己也是个病人，所以什么作品也不能写。我的《转折》一文遭到书报检查机关的禁止，该机关如惊弓之鸟，总是疑神疑鬼地监督着《时代》，把我当作极端危险的人物，不让我的一些文章发表；我在那几篇文章里恰恰急于要表白我的爱国主义，洗刷受指责的屈辱。所有的同事思想也有些不一致。但主要的是——读者和文学界的情绪变了。[……]

在这种情况下要求编辑部方面有特别的毅力。但这时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确实精神委顿，可能是过去的烦心的事情折腾得他够呛，也可能是他已经得了病，不久这种病就送他进了坟墓。怀念过去《当代》的辉煌成就对眼前的事业十分不利。在《时代》存在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两兄弟怎么也不肯相信他们会遭到失败，因而常常十分疏忽大意。无论如何，《时代》的第1期能够出刊已经是二月份的事了，若不是早作准备的话，连三月上半月都出版不了。本来决定一月号和二月号合刊出特大号，结果未出，直到四月初才出来。出版特大号的广告刊登在1864年3月24日的《彼得堡公报》上。这时杂志的订户自然早已定局，脱离常轨的读者对文学界的新现象丝毫未予注意。 [417]

从这一片断很明显可以看出我们这期特大号的可怜相，其原因之一是书报检查机关的严厉控制与惊惶失措。另一原因则是编辑部的疏忽大意：封面难看，铅字缺损，纸张蹩脚，排错的字很多——凡此种种极其令人不快，又丝毫没有理由请求原谅。善于享有成功、保持成功的杂志是从来不允许发生类似的草率的毛病的。例如《现代人》，无论刊物怎样空洞，没有分量，却始终以外表装帧漂亮见长，校对方面也十分认真。

《时代》就这么以一本面目可憎、没有生气的刊物苟延下去，还经常脱期。其实它和《当代》一样，只不过以前一切都自行向好的发展，现在也同样自行往坏的变化而已。同时死亡又接踵而至：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及阿·格里戈利耶夫相继去世。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于4月15日病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立即驰往彼得堡。过去一直腿上有病的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生了短短的几天病之后，于6月10日猝然病故。

这是个残酷的打击。原本就脱期的杂志，停刊两个月，用来物色和报批新的编辑，把工作整顿就绪。书报检查机关方面自然没有任何着急的理由，时间上拖延了很久。合适的文学界人士书报检查机关是怀疑的，所以只好请亚历山大·乌斯季诺维奇·波列茨基当编辑。 [418] 他在林业局任职，在文学界默默无闻，不过人很聪明，有教养，除此以外，他还有一些特点：罕见的精神品质，无可指责的仁慈，心地纯洁。他衷心同情《时代》的方向，担任了正式编辑的职务，这时一切事务自然是由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来管。顺便说说，读者中间一些对名字不太留意的人也产生了一点混乱，许多人以为当时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就是著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死了。所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得格外使把劲儿，千方百计让人家知道，他，著名的作家活着，死去的是他的哥哥。

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手里，事情立即变样。他以做这一类工作时特有的细致周到进行工作，精力相当充沛。遗憾的是这份精力集中在对事业无关紧要的目标上，白白耗费掉了。原先估计主要任务是在开办的头一年里要把刊物出下去，按期出版，征求新的订户，也就是根据过去情况看，应达到四千来份光景，或者更多些。到那个时候整个情况又会好转，一切费用就有着落了，忙碌操心也会得到补偿。刊物一期接一期在出；1864年的最后几个月，编辑部一个月内出了两期，因而1865年的一月号在2月13日即已出版，二月号在三月份出版。印刷和纸张也变了样；校对也认真了；再者，刊物的篇幅也在增加，1864年一月号几乎达到四十印张，而不是原定的二十五印张。 [419]

然而编辑部越是努力去改善刊物的外表情况，就越是缺少时间和精力去提高刊物的内容质量，读者对此不可能没有察觉，尤其是在文学刊物达到这样大的规模的时候。刊物编得很有格调，很有味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可能刊登十分低下的作品，然而出色的作品还是没有，——他自己不能写，又没有地方去给一期又一期的杂志搞到有意义的作品。主要是刊物丝毫没有表现出现代性，对当前现实无关紧要；这只是些普通的集子，尽管可读，却毫无吸引人的东西。 [420] 刊物出得越快，越厚，这种情况就越明显。读者对它不可能有好感，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读者是出于责任才看刊物，为了对作者或刊物有个了解，为了研究问题，为了能够谈论谈论，发表意见等等。因而，如果读者预先没有任何想要看看它的愿望，是不会去看的。《时代》编辑部就出版了八期或十期这样的刊物。频繁的出版反而使读者和文学界厌烦，没有一期刊物能引起读者和文学界的注意。

不仅书报检查机关的毫无必要的严厉措施损害了刊物的内容，没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自己的作品也削弱了刊物的内容。阿·格里戈利耶夫于1864年9月去世了，他的文章对于刊物是至关重要的。诚然，读者是几乎不看他的文章的，就如现在不去看它一样；不过在我们的心目中，对于严肃的文学家来说，这些文章却是给刊物增加分量、增添色彩的。他死后我替他发表的两组书信，自然是真正给《时代》增添了色彩。

最后，还有一个方面，给事业的进展带来异常的损害的，恰恰是经营管理方面的混乱，在分送杂志、迅速而准确地满足订户方面存在的混乱。事情搞得如此之糟，不得不公开向订户道歉。[……]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灾难显然是继承得来的，在他手上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趋恶化了，编辑部深受其苦。经营管理没有直接掌握在他的手里，他也并不想紧紧地抓在自己手里，他对管理不感兴趣，他认为还是文学方面比较重要些。这个时期编辑部的现金十分短缺，常常是空空如也，因而，管理上的各种活动都拖延下来。最后，在征求新订户的关键时刻，订户的强烈要求传到编辑部来，却没有告诉编辑，这种情况屡次发生。

尽管整个情况如此，——真是怪事！——1865年的《时代》还是达到一千三百份订户，这个数字意味着，虽然稍有困难，新的杂志已经可以开办了。可是老杂志受到已经花去的费用的拖累，却维持不下去。二月号出版后编辑部里已一文不名，无法支付同事们的薪水、纸张费及印刷费。大家作鸟兽散，各奔前程。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家属分文没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负了一万五千卢布的巨债。

《时代》就这么完蛋了。讲起它的历史，有一个情况我没有提到，这个情况也有它的意义，那就是其他文学刊物对该杂志的态度，主要也就是彼得堡的一些出版物，直到现在大多数仍是定期刊物的态度。这种态度自始至终都是敌意的，而且，由于《时代》本身的努力，这种敌意逐月增加并且愈趋激烈。 [421] 《当代》尽管与《现代人》有过论战，然而在1862年底（在九月号上）还登过谢德林的文章，1863年第1期上还发表过涅克拉索夫的诗《普罗克之死》。 [422] 但是《时代》却与《现代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时代》的方针已是有意识地斯拉夫主义化。

我记得，有一回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为了一篇袒护《日报》的什么文章，直率地说：“这样好，要尽可能帮它的忙。”和虚无主义派的决裂是很彻底的，有论战也仅仅是对虚无主义派而进行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向是很喜欢进行论战的。他有讽刺挖苦的才能，有时是很愉快的揶揄，在《当代》的最后几期上他就曾经十分尖刻地刺伤过谢德林 [423] ，尽管是在与派别无关的问题上。同时，不仅有1863年起便是《现代人》的最佳撰稿人的谢德林给刊物带来他的机智和讥讽挖苦，1864年，这本杂志又开始进行论战，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 [424] 掀起一场可怕的战争，《时代》先是欣然迎战，最后不得不落在对手的后面，因为无论是论争的狠劲，遣字造句的强横，还是在容纳这许多词句的巨大篇幅上，《时代》都无法与对手相抗衡。继《现代人》之后，其他出版物也吸引到这一方面来了。对于那些充满了公民的激情，然而既无本事又无机会出来表现的人，再没有比在自己的圈子里寻找敌人并千方百计杀戮之更为合适的了。这么一来，论战就逐渐变成一件国民的大事，这就是论战有时会扩大的最重要原因。在这场笔墨官司中，《时代》的表现几乎是无可指责的，始终站在纯粹的文学的基地上，始终顾及原则，因而它自然不及论敌们强大，因为对手们是肆无忌惮的，他们放任自己，不仅进行种种尖酸刻薄的挖苦与谩骂，比如，称论敌为坏蛋、夹肉面包、雨燕等等，而且竟放肆地暗示说我们不老实，拍政府的马屁，充当告密者等等。我记得，当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与订户结清账目》在某地遭到严厉批评，并且人家证明他蒙骗订户时，可怜的他真是沮丧极了。[……] [425]

十五艰难的一年——《罪与罚》

1865年夏天，七月底，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到国外去了。九月、十月他在威斯巴登度过（见他给弗兰格尔的信）。十一月，他又回到彼得堡，一直待下去，过了整个1866年。这一年在他的生活中有重大意义。从一月份起，他的长篇小说《罪与罚》开始在《俄国导报》上发表，秋天，1866年的10月4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与他未来的妻子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斯尼特金娜相识。 [426]

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们没有见过面。我们之间发生了第一次小争执，内容我不准备细说了。一部分是因为共同的事业遭受挫折时往往会有的困难和不满，不过这仅仅是极微小的一部分。共同的不幸要大家分担，每个当事人自然竭力想让自己分担的那一份尽可能地小一些。回想起由此而暴露出来的利己主义的面目是很令人伤心的。但是我再重复说一遍，在我们的争执中，业务是丝毫不重要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关心同事，所以大家对他也怀着尊敬和好感，这是用不着说的。但是他自己身陷困境，情不自禁要发火罢了。然而这种不满的阴影很快就过去了。德·瓦·阿韦尔基耶夫与我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婚礼上是他的证婚人，还有许多其他人也在教堂里见面，行过圣礼以后又到他家去聚首。 [427] [……]

成了鳏夫以后，尽管他境况窘迫，有时候看上去还像个未婚夫的样子，至少妇女的敏锐的眼睛在这方面看来是如此。这股子热情和生活的欲望达到了目的。新的婚姻迅速为他带来了他如此渴望的美满的、甚至异常的家庭幸福；这时，他与穷困和债务的残酷搏斗也变得比较轻松顺利了，但是胜利的结局姗姗来迟，直到不倦的斗士去世前两三年才来临。[……]

长篇小说《罪与罚》产生了非凡的影响。1866年那年，人们只看这部小说，爱看书的人只谈论这部小说。谈论的时候，人们常常抱怨这部小说的强烈的压抑感，给人沉重的印象，神经健全的人看了几乎要生病，神经衰弱的人不得不掩卷而罢。然而最令人惊奇的是小说与现实的吻合。当时，《俄国导报》出版，刊载了一篇描写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罪行的文章，各报纷纷登出消息，报道在莫斯科发生的完全相似的罪行。有个大学生杀死了高利贷者，抢走他的钱，从各种迹象来看，这个大学生这么干是出于虚无主义的信仰，可以不择手段地去改变不合理的情况。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杀人案是在《罪与罚》问世前两三天发生的。 [428] 我不知道读者对此是否感到震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很注意此事的，常常谈起，经常以艺术上的洞察力有这种成就而自豪。我还想起，已故的米·巴·波克罗夫斯基 [429] 许多年后还谈到这部小说对一群年轻人产生过多么强大的影响，他们曾在俄国欧洲部分的一个城市里流放过。有一个青年，站在拉斯柯尔尼科夫一边，一度也想犯一桩类似的罪行，后来才回心转意。作者掌握那些脱离原则、胆大妄为地违背自己良心的人的思维逻辑是如此准确。

成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但也不是没有人反对。1867年初，我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一篇分析评论《罪与罚》的文章，是用非常克制而又枯燥的笔调写的。 [430] 这篇文章有两方面使我难以忘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看过以后对我说了称赞的话：“只有您一个人了解我。”可是编辑部不满，直率地责备我讲交情，大肆赞扬小说。我则相反，恰恰因为冷淡地、没精打采地谈到如此惊人的文学现象而深感内疚。 [431] [……]

题解：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斯特拉霍夫（1828—1896年），哲学家，文学批评家，按所受的教育是个自然科学家（毕业于数理系，写过动物学方面的硕士论文），有许多哲学著作（《论自然科学的方法及其在普通教育中的意义》，1865年；《宇宙一体》，1872年；《哲学摘记》，1895年），写过许多文学评论文章（论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及当前文学状况）。还写过一些心理学论文，三本著名的哲学修养方面著作（《我国文学中与西欧的斗争》，1882—1887年）以及其他作品。

1860年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刚从西伯利亚回来不久，斯特拉霍夫便与他相识。他们两人经常到当时颇受欢迎的作家和教育家米柳科夫处去（关于米柳科夫的情况见本书页150—151）。早在四十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就和作为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杜罗夫小组成员的米柳科夫关系密切。米柳科夫是1860年1月刚创办的《火炬》杂志的实际上的编辑，每逢星期二，各种文学家在他那里聚会，有诗人阿·迈科夫，年轻的符·克列斯托夫斯基 [432] 及其他人，斯特拉霍夫也在受邀请之列。

他们刚相遇时是兴趣和倾向截然相反的两种人，是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的两个代表人物。斯特拉霍夫，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搞哲学和动物学的，“勤奋地阅读德国人的著作，把他们看作启蒙教育的领袖”。在同一时期，米柳科夫小组的文学家们，首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则恰恰相反，他们“十分热心地阅读法国人的著作”，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在他们那里“占首位，简直好像压倒了对纯文学的兴趣”。斯特拉霍夫的斯拉夫主义思想在米柳科夫的小组中看上去至少应是一种异己的思想。可是斯特拉霍夫看出在他们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些思想之间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1年就《当代》杂志的出版所发表的《广告》中正是以这些思想为基础，他在文中强调说，在我国，人民和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这是彼得的改革以后产生的，必须赶快回到自己的土壤中去，回到人民的基本原则中去，但不是为了拿它们去与全人类的高度文明的原则相对立，而是要完成某种综合，也就是要找到能调和“在人类历史上”暴露出来的一切矛盾的办法。以为俄国人民具有这样的特性和使命，这一想法，“构成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纪念普希金大会上的演说的内容，可见他是信奉到底的。”——斯特拉霍夫这样写道。

不过在拟定《广告》的主旨时斯特拉霍夫大概也起过重要作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编《当代》杂志（1861—1863）和《时代》杂志（1864—1865），是充分信任斯特拉霍夫的，让他主持评论组，当时这个组比其他的组重要，甚至比小说散文组重要，因为评论组决定刊物的面貌。斯特拉霍夫的作用首先表现在一场斗争中，这是他在《当代》中进行的反对“虚无主义者”与“理论家”——即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及皮萨列夫的斗争。正是他，斯特拉霍夫，开始了《当代》与“虚无派”即革命民主派的斗争。诚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波夫君与艺术问题》（1861）一文中已经与革命民主派的美学观点展开论战了。“不过我受不了，”斯特拉霍夫说，“我想快些以直率而坚定的态度对待虚无主义的理论。”在《当代》1861年七月号上《再谈彼得堡的文学》一文中，他果然首次采取这种直率、坚决又怀有敌意的态度，以后在每一期的《当代》上，后来在《时代》上，几乎都继续采取这种态度。斯特拉霍夫始终是唯物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理论的激烈的反对者。

斯特拉霍夫约略提到过1865年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生了小争执，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结婚（1867年）之前，他们没有见过面。为什么争执，为什么分歧，斯特拉霍夫没有提起，应当认为这不仅仅是因为生活琐事问题。关于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在他给托尔斯泰的信中有这么几句话：“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深为不满：他分明逐日衰老了。”（《列·尼·托尔斯泰与斯特拉霍夫通信集》，第2卷，托尔斯泰纪念馆出版，圣彼得堡，1914年，页27，1873年3月15日的信）“我[……]不喜欢自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同上，页185，1878年9月14日的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信中几次提到斯特拉霍夫对他的态度不好，最后一次态度不好的原因是长篇小说《少年》。显而易见，小说发表在涅克拉索夫与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祖国纪事》上这件事本身，不仅使斯特拉霍夫极为反感，连迈科夫也大不愉快。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我不喜欢他们两人，尤其不喜欢斯特拉霍夫本人；他们两人都有脾气。”（《书信集》，第3卷，页154）《少年》这件事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书信中再也没有提起过斯特拉霍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前的最后五年，他们显然没有会过面（当然，意外的碰头与社交场合的见面除外）。

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后，斯特拉霍夫立即又激动又伤心，写信给托尔斯泰诉说他觉得“非常空虚”，可是即使在这里，他也不能不添上一句：“后来我们一直合不来。”（《托尔斯泰与斯特拉霍夫通信集》，第2卷，页266）特别典型的是他公开承认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态度，证明他们彼此非但格格不入，而且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种明显的反对态度，几乎怀着憎恨。他把他刚写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略寄给列夫·托尔斯泰时也写到自己的“忏悔”：“我在写作期间一直在斗争，我和心里冒上来的厌恶感斗争。[……]我既不能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当作好人，也不能认为他是个幸福的人（实质上他是符合的）。[……]这真是个不幸的人，愚蠢的人，他自以为是幸运儿，是英雄，多情地爱着他自己。[……]我如果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方面记下来，讲出来，那么，在我想象中许多情况会比我所写的更生动，叙述也会真实得多，不过，还是让这种真实隐去吧，我们将只显耀生活的正面，就像我们到处在做的那样。”（《托尔斯泰与斯特拉霍夫通信集》，第2卷，页307—309，1883年11月28日的信）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在她的回忆录的结尾以恰当的方式评价了斯特拉霍夫的为人，援引大量事实揭露他在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面貌方面的谎言。（《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页285—292）

因此，为了判明真相，倒是极有必要尽可能小心谨慎地去研究斯特拉霍夫所说的那些事实，必须从可靠性的观点出发来分清事实，尤其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社会政治信仰有关的事实。问题与其说是在于事实本身，倒不如说是在于带着一定的目的对事实作与众不同的解释。这尤其是指斯特拉霍夫回忆录的头几章——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杂志的历史。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时代人中实际上唯有斯特拉霍夫一个人清楚地了解和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办杂志活动中独特地反映出来的社交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作为亲密的同事，他了解并且很积极地参与了当时的文学派别斗争。他抱定宗旨在各方面无论如何永远不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成是他的志同道合者——忠诚的斯拉夫主义者，反“虚无主义”的斗士等等（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斯特拉霍夫的关系的更详细情况见多利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斯特拉霍夫》一文，在多利宁的《最后几部长篇小说》一书中）。

我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见面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

焚毁旧货市场的大火灾以后没几天，仆人递给我一张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片，说是这位来访者想见见我。我立即去到大厅；一个中等身材或中等以下身材的人站在那里，他的脸，我在画像上似曾见过。我走过去，请他在沙发上坐下，我自己也一边坐下，一边说我很高兴见到《穷人》的作者。他踌躇了一下，就开门见山地说明这次来访的目的，以此来回答我的欢迎词。他的话简短，朴实，直率，大致如下：“我为一件要紧的事情来找你，有个强烈的请求。您很熟悉放火焚烧旧货市场的人，对他们也有影响。我请求您制止他们，不要再这样做。”我曾听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神经失常到了错乱的地步，近于思想混乱，但我没有料到他的病已发展到这样程度，竟然会把我同旧货市场纵火牵扯在一起。我看到可怜的病人有思想混乱的特征，碰到这种情况医生总是避免与不幸的人作任何争论，宁可说一些必要的安慰他的话，所以我回答说：“好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会按照您的意愿办的。”他抓住我的手，使出全部力气紧紧地握着，用快乐的、激动得发喘的声音说了些热情洋溢的话，表示他个人对我的感激，说是由于我对他的尊重，使彼得堡避免了毁于大火的厄运，这座城市有赖此举才得以保存云云。过了几分钟我发现感情的激动已经使他的神经疲劳了，为了使他平静下来，我向我的客人随便问些与他的病态的兴奋无关、同时又是他感觉兴趣的事情，医生们遇到类似的场合都是这样做的。我问他，他办的那份杂志经济情况如何，能抵消开支吗？杂志使他的哥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负了债，这些债务能偿还吗？他和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能否指望杂志将来可以维持他们的生活呢？他把前面的事儿忘掉，开始就向他提出的题目作回答。我让他谈自己的杂志情况，爱说多少就说多少。他讲了很久，大约有两个钟头左右。我很少听，不过装得好像在听的样子。讲累了，他想起他在我这里待得太久了，掏出表，说是他去看校样要晚了，大概也耽搁了我做事情，便起身告辞。我送他到门口，回答说他没有耽搁我，尽管我向来忙于工作，不过也始终可以随便把工作撂下一两个钟头。我说着这些话，和向门口走去的他告别。

过了一个礼拜或一个半礼拜，有位模样谦逊而又庄重的陌生人来找我。他作了自我介绍，应我的邀请坐下以后，他说他想出版一本书，供那些文化程度不高但求知心切而经济又不宽裕的人看；这将是一本供成人读的文选之类的书；他掏出两三张纸头来请我看一看。这是他拟议中的那本书的目录。我把第一页浏览了三四行，接着又翻阅了四五页，我对他说，看是没用的：根据我过目的那几行而论，十分清楚，选的人是很懂得怎样为成人编辑文选的，很了解我们的小说和普及性的学术文选，他不需要从我这里听取任何修改或补充的意见。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另外有个请求：他对文学界很陌生，一个文学家也不认识，他请求我，如果此事对我不特别为难的话，请向书中入选作品片断的有关作者要求，同意让他选用。书的定价预计是很便宜的，只求书本售出后能抵消印制的费用。我对客人说，我保证他所选中的作品片断的几乎所有作者会同意他的；我若有机会遇到他们时，一定对他们说，我已经以他们的名义表示同意了；至于那些我预先不知道他们是否赞同的人，我会马上去跟他们说的，请他过一两天光临舍下听取答复。说了这番话以后，我又看了看目录上的作者名字，发现只有一个人事前不跟他说一声，他是否会同意我是没有把握的，这个人就是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把目录中准备选用他的短篇小说片断的篇名抄下，第二天早晨带了单子去找他，告诉他事情的始末，请求他的同意。他很干脆地表示同意。在他那里坐了一会，按礼节所要求的，大约五分多钟，一刻钟不到，我告辞了。这几分钟的谈话，仅仅为了取得他的同意，是毫无意思的；他好像称赞了他的哥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和同事斯特拉霍夫；他大概说了这一类的话；我听了未置可否。等主人把开了头的话题谈完，我祝他的杂志成功，道别一声，走了。

这是我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仅有的两次见面。

题解：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1888年的《我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见面》回忆短文中说，1862年5月底或6月初，“焚毁旧货市场的大火灾以后没几天”（就是5月28—30日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找他，请他去审判彼得堡大火的策划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这些人好像是“很熟悉的”。

当时彼得堡的形势是人心惶惶，十分不安。焚毁一切的大火，从5月16日开始，延续了两个星期，与《年轻的俄国》的传单的出现（5月18日）凑巧合在一起。传单号召坚决地、无情地、从根本上摧毁俄国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消灭统治阶级（“皇党”）及沙皇家族。在反动报刊与自由主义报刊的参与下，挑拨性的谣言传播开来，说是革命的青年大学生参与了纵火。赫尔岑把这称之为“唆使受骗的人民去反对大学生”。（《赫尔岑》，第14卷，页219）

这些事件，显然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车尔尼雪夫斯基闲谈的话题，他们的回忆录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对于拜访的理由他们的看法不一：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是因为《年轻的俄国》传单的出现 [433]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是彼得堡的大火）。

维·尼·夏甘诺夫 [434] 转述他在流放中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处听来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去见他的情况，总的说来和以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回忆短文是相符的：“1862年5月，就在彼得堡大火期间，有一天清早，费·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闯进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寓所，直接对他说了下面的话：‘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看在上帝分上，快下命令停止放火吧！……’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当时花了好大力气向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解释。他什么也不愿意相信，大概怀着疑团，怀着绝望的心情跑回去了。”（《同时代人回忆车尔尼雪夫斯基》，第2卷，萨拉托夫，1959年，页121）

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见面以后过了一个月，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7月7日在口供中（供词作于1863年6月1日），谈到他的名字与大火及纵火者有联系的谣言，说，“对于控告，我可以直截了当地为自己辩白，因为控告是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的，但我知道除去控告之外，对我还存在着许多其他的怀疑。比如，有谣言说[……]，我甚至是旧货市场1862年5月底那场大火的参与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4卷，莫斯科，1949年，页732）既然陀思妥耶夫斯基请车尔尼雪夫斯基“制止”纵火者，那么他必定如此这般地相信了谣言，好像是“革命党”鼓动放火（尽管对他来说，车尔尼雪夫斯基自然不可能亲自去参与旧货市场的放火的）。

诚然，在被书报检查机关禁止的《大火》一文中，《当代》编辑部（也就是费·米或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年轻的俄国》说得像是“可恨的传单”，“引起人的厌恶”，但毕竟还是强调了“放火的人与《年轻的俄国》有联系”的谣言无法查实。（勃·普·科兹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与＜年轻的俄国＞的传单》，载《报刊与革命》，1929年，第2—3期，页71）

在大火的日子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立场与反动圈子里的人无疑是有区别的，然而同时和革命民主派对事件的评价也是对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立场反映了六十年代初期他与革命阵营的关系。1861年的那场论战实际上是与当时所有有影响的俄国报刊杂志机构在进行论战，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触犯了《现代人》（例如在《——波夫君与艺术问题》一文中）。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的杂志上公开地、十分激烈地攻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是斯特拉霍夫的《再论彼得堡的文学》一文。（《当代》，1861年，七月号）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地强调了一下，说是“《当代》首先就表示不赞成，后来甚至攻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杜勃罗留波夫”。（《对种种牟利问题和非牟利问题必要的文学解释》，载《当代》，1863年，一月号，见《1926—1930年版全集》，第8卷，页285）可是，当《俄国导报》起来反对《现代人》中的《吹口哨的人》和《大叫大喊的孩子》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尽管有保留，却在1861年的许多文章中站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杜勃罗留波夫的杂志一边。1861年正当车尔尼雪夫斯基遭到反动报刊与自由主义报刊，尤其是《俄国导报》的猛烈攻击时，这样做就更加意义重大。

不过，整个说来，在1861至1862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思想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当然已经是不能接受的（斯·博尔谢夫斯基在《谢德林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中发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笔记本中的许多札记也可以部分地证明这一点）。

本文根据《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卷，莫斯科，1939年，页777—779刊印。

《人生途中的会见》节录

帕·米·科瓦列夫斯基

我不知道有像涅克拉索夫那样优秀的编辑，在我们这里，未必还有另外一个这样的好编辑。有些人，学识比他渊博，修养比他好，例如德鲁日宁。但是在与作家和读者打交道方面比他更聪明、更有洞察力、更有办法的人却一个也没有。克拉耶夫斯基不过是备有味道很浓的富农阶级调料的文学小铺里一位头脑清醒的掌柜而已；他的文学鉴别力是连得味儿也尝不出的。涅克拉索夫是个嗅觉敏锐的编辑，审美专家，这种人是罕有的（虽然他也一定得把这一恶习瞒过自己编辑部的台柱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杜勃罗留波夫）。他一个人就能在刊物上搞走私，混过由否定艺术的人所筑起的关卡，把美的私货带进杂志，那时……“带派性的稿子”使他甚为厌恶。

“现在，”他抱怨说，“除非懒汉才写没有派性的东西，那有才能的就没有听说过……”

文章不问内容都得看。必须是文艺性的文章——这种形式的才看。

他熟悉读者的口味，在他笔下不无独特的幽默味儿地表现出来。

“读者希望什么？他希望中篇小说乏味些；说是严肃的中篇小说，不是随便什么文章，而是深奥难道的文章写得比较令人愉快些，这种文章他能看得下去。”

他选稿子从来不会错，“会有人看的！”说着就拿去发表了。瞧着吧，果然有人看。有一回他搞错了，大错而特错，很糟糕地、很不值得地错了，那就是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篇小说《斯契潘奇科沃村》搞错了，这篇作品确实差劲，但那是作者流放回来时带来的，《现代人》的编辑单凭这一点就该用它。 [435]

“陀思妥耶夫斯基才气已尽。他再也写不出什么东西了，”涅克拉索夫宣判说。结果搞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拿起笔，写出《死屋手记》及《罪与罚》作为回答。他只是亮出“所有的东西”。这一回涅克拉索夫的嗅觉不灵了。

这一可悲的事件还产生了可悲的后果。《现代人》自愿放弃本来可以为它的版面增辉的珍品，还不算是特别倒霉：它还可以从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皮谢姆斯基及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丰富的作品中去挑选…… [436] 可是被苦役所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命运，这个患癫痫的、心情抑郁、易动肝火、缩手缩脚的人的命运却从此起了变化，他的整个余生戴上了穷困和限时限刻干活的镣铐…… [437] 而他还只刚刚摆脱其他的镣铐。

“既然这样，那我要自己办杂志了。”他打定主意。

他也错了。

在亲兄弟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帮助下，他筹集了一笔资金。他自己负责论战栏：攻击，回击，争吵，责骂。不过他把自己的健康，自己的和已经成家的兄弟的最后一点钱财全投在这件事业上，结果落得四处碰壁，欠债累累，一身要命的病痛，那是在西伯利亚得的，在编辑部里又发展了。他生气了，而他的论敌却笑了——笑声得胜了。萨尔蒂科夫给他的杂志《时代》起外号叫“裙子”，把编辑部的成员叫作“雨燕” [438] ，涅克拉索夫本人在《口哨》上登了几首诗讥讽“冷淡的雾”和“月亮上的居民” [439] ，整月整月地登载在刊物上。

偶然间有一篇短文付型，

评论冷淡的雾，

口袋里忽然响起口哨声。

这时你就躺下去死吧，——

《口哨》说道。

挖苦月亮上的居民的就更多了，甚至不看过文章就挖苦。后来他们果然写了，以证明月亮上没有任何居民。可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为这些讽刺挖苦深感痛苦；在《现代人》的敌意可能不比月亮上的居民多的地方，他看到敌意的迹象。刚好在季刊出版前，印刷厂的一根轧辊断了；《现代人》的手也伸到这里，——轧辊是它搞断的！它不插手，轧辊不会断的！……

“轧辊断的不单单是你们一家印刷厂，”人家竭力安慰他。

“轧辊会断的，说得是，可不是在快要出书的时候啊！这里恰恰在快要出书的时候！恰恰是在季刊收订之前。不，这儿不会没有《现代人》插手！不会！这我可是一清二楚！”

这时候看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真是又可怜又叫人心痛。他像一只被捕而还在呜呜反抗的野兽……

题解：

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科瓦列夫斯基（1823—1907），诗人，小说家，文艺批评家，按所受的教育是采矿工程师。他是作家、旅行家叶戈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的侄子。

1853至1858年，他居住在瑞士与意大利，写的文章，一部分发表在1857与1858年的《祖国纪事》上，总标题是《意大利与瑞士风景线》；一部分从1859年中开始发表在《现代人》上，总标题为《癔病患者的旅途观感》。这些文章作者于1864年汇编成集子出版，标题是《旅行者的探讨：意大利及瑞士。旅行者与游记》（圣彼得堡，1864年）。集子受到读者与评论家的极为热烈的好评。

1859年回到彼得堡，科瓦列夫斯基在《现代人》、《祖国纪事》及《欧洲导报》上发表翻译作品与一些形式新奇的诗歌。1861年第2期的《现代人》刊载他的短篇小说《意大利一隅》，1864年的第11、12期上刊登他的中篇小说《脱离实际的人们》；1870年在《欧洲导报》上发表一些对艺术展览会的解说性文章。

科瓦列夫斯基有机会观察同时代的许多杰出的艺术活动家：屠格涅夫、费特、涅克拉索夫、格林卡及克拉姆斯科依。他写了回忆录《人生途中的会见》（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在第五章《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涅克拉索夫》）。科瓦列夫斯基还写过一部自传性的长篇小说《生活的总结》，未完成。（《欧洲导报》，1883年，第1—3期）

本文根据帕·米·科瓦列夫斯基的《诗歌与回忆录》，圣彼得堡，1912年，页275—278刊印。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亚·彼·米柳科夫

[……]从流放地回到彼得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我们文学中一切稍微重大些的现象都产生热烈的兴趣。他特别关切地注视着刚开始写作的青年作者，当他发现某个青年作者有才华又热爱艺术，他十分欣喜。在我主持《火炬》杂志编辑部工作期间，每星期总有些撰稿人夜间在我处聚会，大部分是青年人。 [440] 不过我的常客却是著名小说家符谢沃洛德·弗拉基米罗维奇·克列斯托夫斯基，当时他刚离开大学，开始他的抒情诗的创作活动，以思想新颖、形式精致著称。有一次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前朗诵了一个小剧本《莎丽姆斯卡雅·格吉拉》，情节类似谢米拉德斯基的一幅著名的画《女罪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听完这一诗剧，向作者表示最亲切的赞许，以后屡次要求克列斯托夫斯基再朗诵。他还非常喜欢听克列斯托夫斯基朗诵抒情诗的未定稿，那是篇幅不大的抒情长诗中的一部分，总标题叫《春夜》。他很喜欢这些诗歌，有些章节他听过就记住了。第一次，克列斯托夫斯基不知为什么没有来参加我的例行的晚间聚会，陀思妥耶夫斯基晚饭后亲自朗诵了他的《春夜》片断：

天哪，这里有多少浆果，

多少成熟的草莓。

你记得吗，正好一年以前，

我们无邪地在这里相会？

只是有一次在丛林里

我们无意间遇到你的老舅舅。

以后他遇到我们，

总是狡黠地微微一笑，

眼睛瞧着你和我……

[……]后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社会和我们年轻一代的态度，大家从他的《日记》中都知道的。他始终愿意倾听年轻人的声音，鼓励他们，提出善意的意见帮助他们，却从来不曾为了猎取名声而讨好“新人”。我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情：有一次，一个不相识的大学生来找他，不像是想要得到什么照顾的样子，只想对和蔼可亲的人倾吐一下他对宗教与道德的怀疑。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谈话以后，这位年轻人受到鼓励，精神焕发，眼睛里噙着泪水走了。这一类的事情似乎也不止这一桩。没有对年轻人的热爱，能这样影响他们吗？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孩子特别同情，不仅对他认识的家庭的孩子如此，即使对完全陌生的人家的孩子也是如此。我经常看见他十分关切地观察孩子们的游戏，了解他们的兴趣，倾听他们天真的谈话。我们在他的作品中发现几个讨人喜欢的孩子的形象，如小头头格辽莎，这是毫不奇怪的。有一件事我难以忘怀，明确懂得凡是与孩子的兴趣有关的一切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很熟悉的。有一次，我把我亲眼看见的我们街上的一个小小的场面告诉他。有一年夏天的黄昏，我坐在敞开的窗口旁。一个牧童赶着几头牛，在我们屋前停下，用两俄尺长的喇叭吹出尖利的颤音，这种喇叭，凡是夏天没有离开市区的所有彼得堡的居民都是熟悉的。有个小童工，身穿粗花布长衣，光脚，走到牧童跟前，提出给他半戈比，让他吹一吹那乐器。牧童同意了，把喇叭交给他，告诉他怎么个吹法。孩子拿着这件怪模怪样的、他几乎拿不起的笨重的乐器。起先他腮帮鼓得像水泡，可是一点声音也吹不出，后来慢慢吹出虽然微弱但是相当尖利的断断续续的声音。孩子分明异常满意。在他摆弄这件乐器最起劲的时候，即当他忽然吹出很响的一声颤音，使几头牛一齐哞哞地叫了起来的时候，不知从哪里走过来一位警察，揪住孩子的耳朵，吼道：“你这淘气鬼，捣蛋！看我不揍你！”小家伙慌了，扔下喇叭，泄气地低着头跑了。

我把这件事讲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听，他快步在房间里走动，热情地说了起来：

“这件事难道你只觉得可笑？这是一出戏，一出严肃的戏！这个可怜的孩子生在乡下，呼吸的是新鲜的空气，整天在田野里奔跑，跟顽皮的孩子们到森林里采蘑菇，采野果，看牛吃草，听鸟儿唱歌。可能他爸爸或者什么叔叔从割草的草场上让他坐坐大车，或者甚至让他骑骑马。孩子在乡下有一管笛子，也可能是芦笛，他就用他那孩子的小胸膛的全部力气吹笛子。现在人家把这孩子带到彼得堡，交给一个木匠或铜匠，让他学几年手艺，或者最好是说吃苦头，他就从大清早到夜里一直待在窒闷的地下室的作坊里，坐在对面不见人的浓烟和烟炱中，除了锤子敲打铜铁和小师傅的咒骂，什么也听不见。这是一座小小的‘死屋’，命里注定他要在那里度过多年的苦役生活，确切点说，是无期的苦役，正像西伯利亚的特别队。他的一切消遣唯有主人派他去买伏特加，往小铺子跑一趟，逢到晴天的休息日，他和其他苦役犯一般的小艺徒在臭烘烘的院子里懒洋洋地逛逛，还有就是他可以在大门口站上一阵，如果看院子的不撵他走的话。现在这孩子身上有了一点钱，他没有去买蜂蜜饼吃，也没有去买梨子克瓦斯喝，看到几头牛走来，牧童手上还有一支大芦笛。他已经听见笛子的声音。他不由得想要满足一下高级的、美感的要求，不管怎样，这是人人都有的天赋，于是他把最后半戈比交给牧童，让他玩一忽儿，真正只一忽儿，哪怕从他的被窒闷的作坊憋得慌的孩子的胸膛里只吹出几个短促的声音也好。多么大的满足！多么痛快的享受！他的喇叭响了，他亲自玩过了，母牛哞哞地叫了起来，——像乡下一样与他呼应。突然，城市的秩序与安静的维护者——警察抓住可怜的孩子的头发，夺走他的喇叭，吓唬他……你体会一下吧，这里面有多少催人泪下的东西，这是一出什么戏！可爱的孩子，可怜的孩子！”

近几年，我常听说人家责怪陀思妥耶夫斯基傲慢，待人态度轻蔑，不仅对他不大熟悉的人如此，连对他早就认识并且相当熟悉的人也是如此。人家说，他在街上经过似乎故意不理睬熟人，在家里遇到他们，人家向他致意，他也不搭理，有时对他早就认识的人，他还常常问：这个人是谁？这种情况也许确实有过，但是我觉得，这不是因为傲慢或自命不凡，而仅仅由于不幸的疾病，这种情况多半出现在发过病之后。凡是看见过这种病经常发作时的厉害的人，看见发过病以后好几天还有影响的人，他就会明白，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时候连很亲近的人也不认识。我就记得有过这种情况。我住在巴甫洛夫斯克的时候，有一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知为什么傍晚时来看我。我们喝茶。我女儿刚给他端上茶，他突然一跃而起，脸色发白，身子摇晃，我费了好大劲儿把他拖到沙发旁，他抽搐着倒在沙发上，脸孔扭歪。他瑟瑟发抖。过了一刻钟，他苏醒过来，什么也不记得了，只是嗓音低哑地问道：“刚才我怎么啦？”我竭力安慰他，请他在我处过夜，可他毅然拒绝，说是他一定要回彼得堡。为什么要回去——他记不起来了，只知道一定得回去。我要派人去找马车，可是他连这也谢绝了。他说：“我们最好还是步行到车站，这样可以使我恢复精神。”我们出来，天已经相当黑了。我的寓所坐落在喀尔宾大道的路口上，所以我们得穿过整个公园，这个时刻公园里几乎没有人影了。还没有走到所谓谢特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忽然停住脚步，大声说道：“我要发病了！”周围寂无人影。我让他坐在路边的草地上。他坐了约莫五分钟，幸而没有发作。我们继续往前走，可是，刚走到离皇宫不远的往斯拉维亚卡河上的小桥去的阶梯旁，他又站住了，拿浑浊的眼睛看着我说：“发作了，马上要发作了！”这时我们只好在长凳上坐了十来分钟。在我们走到车站之前，这种情况又有过两回。到了车站，我派看守到别墅去叫他的亲戚，那人立即赶来，送他到彼得堡。第二天，我去看望他，他很衰弱，好像生过一场病，起初他不认识我。我想，他自己料得到，人家怀疑他傲慢实在是冤枉了他。

根据其哥哥的叙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小时候就是个神经质的、极其敏感的孩子，后来一定是病的发作使他更加敏感和容易激动。我觉得，病的一次次发作甚至对他的创作特性也有巨大的影响。如果他所创造的人物大部分具有生活的真实感和心理刻画的准确性，尤其是后来的作品，人物身上有着某种病态的幻想的烙印，如果他们是像透过彩色玻璃似的披上幻影般的奇异色调而呈现在我们面前，——那么，这一切，无疑是受到他的不幸的疾病，从西伯利亚回来后特别发展的疾病的影响，就像他本人的性格受到影响一样。我相信，已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亲密朋友们，多年来对他有深刻了解的人，会同意我的看法的：他身上有时表现得很明显的不爱说话和粗暴生硬，完全不是因为傲慢或自视过高的缘故。[……]

文学家们演戏（《我的回忆录》节选）

彼·伊·魏恩贝尔格

[……]从基金会 [441] 一成立我就是该会的成员，因而我自然而然地热烈同情该会的目的和活动。由于同情该会和文学家也是从协会的角度出发，我考虑为资助基金会举办一次文学家演戏，也就是尽可能争取多一些作家参加演出。

那时，我经常与“德鲁日宁小组” [442] 接触，当时文学界的所有头面人物常在那里聚会。我与皮谢姆斯基特别接近，他除了巨大的文学才能以外，还拥有巨大的演剧才能，凡是看过他演出的人都这样说。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他热烈赞成，于是我们着手准备。决定演两个戏，先演《钦差大臣》，再演《结婚》。当然，首先要找到演员，我们一起商定，皮谢姆斯基演市长，我演赫列斯塔科夫，然后我开始物色人选。

所有的“大”文学家——最希望的是他们来参加演出——以极赞许的方式对待我筹办的事情，可是却很少有人愿意积极参加担任较为重要些的角色。在这以前，他们没有一个人有过登台的机会，现在谁也不敢作初次尝试；连屠格涅夫也不敢，他一生中曾经多次演过戏，可现在不知为什么连得在他的《外省女人》中扮演伯爵也不愿意，我们准备把这个戏和《结婚》放在同一晚上演出。 [443] 他朗读这个角色非常出色……这个小组中唯一的一位作家表示了极大的决心，甚至热烈的愿望来演戏的——不光上台，而且确实进行表演的——竟是不久之前回到彼得堡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444] ，对于认识这位作家的人，特别是后来了解他的人，这件事无论如何是很奇怪的。“好事情，很好的事情，我要直率地说，甚至是很重要的事情！”他兴奋而带着点儿慌乱地说。事情还在筹备中，他有两三次跑到我这里来打听，是否一切准备就绪。当然，皮谢姆斯基（没有他的意见我什么也不敢决定）和我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有充分的自由挑选角色，他毫不犹豫地选了邮政局长西贝京一角。

他说：“这个角色，不仅在果戈理的戏剧中，而且在俄国的所有剧目中，都是一个高度喜剧性的角色，并且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我不知道怎么去对付，但我要怀着极大的喜爱非常努力地去演好它……”

这样，邮政局长一角就决定了，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来演。可是其余的角色怎么办呢？最要紧的是怎样安排其他的“大”作家呢？如果考虑到我搞这次活动的宗旨，他们不参加，义演就不成其为义演了。于是我想到请他们扮演先去见赫列斯塔科夫，后来又去见市长的没有台词的商人们。对这一邀请大家一致表示赞成，于是我这儿一下子出现了一群什么样的商人：屠格涅夫、格里戈罗维奇、迈科夫、德鲁日宁、克拉耶夫斯基及瓦西里·库罗奇金！请想象一下导演的自豪心情吧，有这样的“配角”听他调度！不过商人中间有个阿卜杜林，他有不少台词要说，可是我的“配角”中谁也不愿说。于是我写信给莫斯科的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罗夫斯基。他回信说：“好的，我很高兴扮演阿卜杜林，不过你们先排练吧，我将在最后两次排练时赶到……” [445] 这样一来，作家所写的剧中人物我一个不缺了，还有区警察局长一角由刚开始写作的文学家，就是以亚蒙斯·西史金的笔名在轻松的幽默刊物上写过东西而稍微有了些名气的斯尼特金 [446] 来扮演（呜呼！他为演这个戏牺牲了性命，因为演出时着了凉，得了热病） [447] ；市长夫人一角由著名女演员伊林娜·谢苗诺夫娜·考妮（过去叫桑杜诺挂）担任；其他角色都在会员中分配停当。[……]

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出很出色的演戏才能，——很久以后彼得堡的公众才知道他还是个出色的朗诵家。我想，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晚年认识他的人，谁也想象不出他曾经是个喜剧演员，而且还是个巧妙的喜剧演员，善于引人发出纯粹果戈理式的笑声；陀思妥耶夫斯基演的西贝京除去少数无关紧要的地方之外，是完美无缺的，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伊·谢·考妮演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也很绝；还有，我敢大胆地说，本地大学生洛维亚金扮演的奥西普一角妙在颇有独创性；我所见过的为数众多的奥西普（有一回我甚至同马尔蒂诺夫搭档，我演赫列斯塔科夫，他演奥西普）中，只有萨多夫斯基 [448] 堪与洛维亚金媲美。

至于我本人，那么，扮演赫列斯塔科夫使我回想起一段与之有联系的往事，就是在排练有这个角色的戏时，演员们对台词处理有不同的意见，这一段往事我以为还是有点儿意思的。

到现在为止，我看过许多人扮演的赫列斯塔科夫，也看过演得最好的，亚历克赛·马克西莫夫演的赫列斯塔科夫，——所有扮演的人，即使是对角色极其细心地“精雕细刻”如舒姆斯基的，表现早饭后撒谎那个场面总是使我纳闷，据我的意见，他们都演得完全不符合作者把赫列斯塔科夫安置在这一场面中的情景，不仅内心活动不符，连外部表现也不符。我看见过的所有赫列斯塔科夫，谈到自己任职的衙门时，多多少少总是提高嗓门，但是到了独白的结尾，他们的声音开始衰弱，说话的兴致——本来就不大——渐渐低落，变成半醉的瞌睡蒙眬状态，市长只好向着几乎已经陷入瞌睡的人说“大……大……人”这句台词。如上所说，我从两方面发现这样表演是不对头的：从内心方面，赫列斯塔科夫——正因为他是赫列斯塔科夫——既然自以为是司长，有三万个听差供他使唤，又看到人家在卑躬屈膝地洗耳恭听，他必定越来越狂妄，因而这时完全不可能进入半睡不醒状态；从外部表现方面则是因为在这段独白的结尾，“元帅”这个词儿说了一半的地方果戈理本人作了情景说明：赫列斯塔科夫“滑了一跤”。静静地坐在安乐椅上的人怎么可能滑跤呢？市长惊恐万状，在一个几乎要睡去，而且分明是喝醉了酒而几乎要睡去的人面前，连两个字的一句话都说不清楚，这样的惊骇自然吗？……有鉴于此，我作了不同的舞台调度：在“对不起，我来……不过我已经……”等等这句台词念过以后，我带着威胁口气提高声调，过了一会儿，我从座位上一跃而起，继续说下去，威胁的口气越来越重，摆出气焰嚣张的大官儿的架势，因而“滑了一跤”，不过没有摔倒，因为市长和几个官员赶紧上前去搀扶……

很可能演出不符合我的构思（演员们经常如此），但构思是清清楚楚的。皮谢姆斯基在第一次排演时就充分肯定我对这一场面的理解，只对几个纯粹的外部动作提出了意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高兴，——现在我以满意的、自豪的、我认为是有理由自豪的心情回想起这一点。

他神经质地说：“这个赫列斯塔科夫是带有悲喜剧之庄严的赫列斯塔科夫，”看到站在这里的几个人脸上有一种困惑不解的神色，他继续说：“真的，真的，悲喜剧的！……这个词儿用在这里再恰当不过了！……他正是这样一个自欺自慰的英雄——一点不错，是英雄，赫列斯塔科夫必定是个英雄，而且必定在这种时刻才是！否则他就不是赫列斯塔科夫！……”

这次演出以后过了许多年，每当我们见面，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屡次回想起这个场面，说恰恰应当以这样的情绪和声调来演……

但是我并不满足于搞文学的人的评论；我想知道专家们，也就是演员们的意见，于是我去找马尔蒂诺夫，我不仅器重他的高度的天才，还看重他的极其灵敏的批评感觉，我经常与这位伟大的演员进行亲密无间的闲谈，我很信服他的意识，他的评戏，正如他对待角色创造的严肃认真、反复思考的态度一样，我是很信服的。不过，我要顺便指出，有一种相反的看法流传得相当广泛，那就是认为马尔蒂诺夫是个不自觉的创造者，舞台艺术的一切理论观点他都不熟悉，他的表演马马虎虎，差强人意，如此等等。

我事先没有告诉马尔蒂诺夫，我高度重视他对我（以及所有其他人）的表演的意见，我主要是想了解他对我所理解的撒谎一场戏有何看法。几年前，在马尔蒂诺夫还没有到哈尔科夫来以前 [449] ，那时刚大学毕业的我，和作为“票友”的他合演过《钦差大臣》的第二幕，对于总的表演性质他是比较赞赏的。我只要求他来看一次我们的演出，指点指点，提提意见。马尔蒂诺夫很认真地看了，幕间休息时提出些意见，作了纠正，一般说来完全满意，但在第三幕之后他把我拉到一边，说：

“我说，吹牛这一场戏你们为什么让赫列斯塔科夫这样动作呢？”

“怎么样，亚历山大·叶甫斯塔弗耶维奇？”

“有点儿特别……我觉得……”

“不对头？”

“怎么对您说呢？……有点儿怪……演出与其说是滑稽，不如说是有戏剧性……这种手法，您是从别人那里搬来的，还是您自己想出来的？……”

我回答他说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所有的赫列斯塔科夫在这一幕都不是这样演的，我想跟他们不同。他问道：

“您究竟有什么理由认为要像您那样表演呢？”

我三言两语说明我所遵循的设想，马尔蒂诺夫沉吟了一会，说道：

“我不想马上就答复……问题很有意思……今天晚上到我那里去吧，咱们随便聊聊。”

我当然赶紧到他那里去，急切地等待着他的“解答”。

“今天我看了您的排演回家，”他说，“特地再看了一遍第三幕，看了果戈理关于《钦差大臣》演出的信 [450] ，然后又以理由最充分的方式想象了一下……”

“我应该认为自己是失败的？”

“您就假定不是吧。我得出结论，您是对的……只不过您的表演中也有不足之处，还不是小小的不足，一定要纠正。大概正因为这缘故吧，我第一次看时没有同意您的看法。”

“究竟什么地方不足呢？请您指出！”

“您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您说，赫列斯塔科夫在这一场中的处境是悲喜剧式的，正如您告诉我的，他说得很对啊，那叫什么来着……不过……我不知道怎样向您说得清楚些……（一般说来，马尔蒂诺夫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理论观点是很吃力的，因此，许多对他不甚了解的人，凭第一个印象作判断的人，总是肤浅地认为他‘知识有限’）既然是悲喜剧式的，那么，应当是既有悲剧的，又有喜剧的……您把赫列斯塔科夫演成……叫什么来着，演成英雄——又用姿势，又用声调，又用手势去演；您演得很好（尽管只有一次嗓子‘发沙’，演员可千万不能这样！），可是实际上喜剧的成分很少，脸上的很少，丑角身上，嗯，甚至作的怪相都很少喜剧性（因为这儿不作怪相不行）……我不知道怎样向您说清楚，您是否了解我的意思……最好等一等，让我做给您看……您给我提词，——拿着书不大方便。”

他在扶手椅上坐下，照着我的“提词”开始念起他记忆中相当熟悉的那一段独白，开头是讲彼得堡的舞会。这段台词念得我不满意。作为一个伟大演员的马尔蒂诺夫却是个蹩脚的朗诵者（例如法穆索夫的独白他就念得很不高明），加上赫列斯塔科夫这个角色跟他根本不对路。不过，为了给我上课，他这时已按照我的路子进行表演，从扶手椅上一跃而起，摆出“英雄”的架势，他脸上的表情，随着他念的台词，变得那样富有喜剧意味，变成“怪相”，就是他刚才提到的怪相，那实际上以惊人的面部动作装出来的，造成“悲剧性”与“喜剧性”之间那么富有艺术情趣的对比，那么富有艺术性的均衡配置，使我顿时恍悟了我那天才的老师刚才还不能十分清楚地向我讲述的东西……是的，我明白了，同时也懂得了，理论上充分掌握这一课之后，在实际运用上我将仍然是自己的榜样的最苍白的拷贝。不过无论如何，按马尔蒂诺夫、皮谢姆斯基和若干其他人在总排演中对我所讲的话来看，这一课并没有白上。[……]

题解：

彼得·伊萨耶维奇·魏恩贝尔格（1831—1908），文学史家，诗人，翻译家，《星火》杂志及其他期刊的撰稿人（见《＜星火＞诗人》关于他的部分，列宁格勒，1955年，第2卷，页617及其他）。1859年底，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回来后立即与之相识。六十年代初，他们两人积极参加文学基金会的活动。魏恩贝尔格所述的演出是1860年4月14日举行的。（见资助穷困文学家与学者协会出版的《二十五年文集，1859—1884》，圣彼得堡，1884年，页431—432）

尤·费·潘捷列耶夫 [451] 所说的演剧与事实稍有出入。（《回忆录》，页229—231）对演出的评论见《现代人》1860年第4期中的《现代评论》，页445—446；《星火》，1860年，第17期，页177—179。

魏恩贝尔格所引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西贝京一角的社会意义的评价是很引人入胜的。它同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中对“西贝京们”的评价相呼应。

本文根据《帝国剧院年鉴，1893—1894年戏剧季节》附刊第三册，圣彼得堡，1895年，页96—108原文刊印。

《童年回忆》选

苏·瓦·科瓦列夫斯卡娅

安纽塔在大厅里来来回回地踱步。每当有什么事情使她操心或特别感到兴趣的时候，她总是这样踱步。这时她的神情是那么心不在焉，灿烂的绿眼睛变得完全透明，对周围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她常常随着自己的思绪的节拍在走动，这一点连她自己也没有察觉。如果心情哀伤，她的步子就缓慢，懒洋洋的；如果心情兴奋，她开始在考虑什么，她的步子就加快，到末了，她不是踱步，而是满屋子奔跑了。家里的人都知道她有这个习惯，都取笑她。她踱来踱去的时候，我常在暗地里观察她，因为我很想知道她在想些什么。

尽管我凭经验知道这种时候走到她身边去是没有用的，不过此刻我看到她一直走个不停，我终于熬不住，拿话儿去试探她。

“安纽塔，我无聊极了！把你的书给一本我看吧！”我以撒娇的声调要求道。

可安纽塔继续踱来踱去，仿佛不曾听见。

又是几分钟的沉默。

“安纽塔，你在想什么？”我终于鼓起勇气问了。

“嗐，请你别来纠缠我！要我把什么事情都告诉你呀，你还太小，”我得到的是轻蔑的回答。

这下子我可是委屈极了。“噢，你原来是这样的人呀，你连跟我说句话也不愿意！现在玛格丽特 [452] 走了，我以为我可以跟你要好地待在一起了，结果你撵我走！好，我这就走，我一丁点儿、一丁点儿也不会爱你了！”

我几乎要哭了，我正打算离开，姐姐却喊住我。其实她自己也巴望跟什么人谈谈她心里翻腾着的事情，可是因为家里没有一个她可以谈谈的人，没有更好的听她说话的人，所以她也只好将就着跟十二岁的妹妹说说话了。

“听我说，”她说，“你如果答应无论怎样永远也不告诉任何人，那我就把一个大的秘密告诉你。”

我的眼泪一下子干了，仿佛我不曾动气过。我当然发誓我将守口如瓶，急切等待着她要告诉我什么。

“到我的房间里去，”她得意扬扬地说，“我给你看一样东西，一样东西，你一定意料不到的东西。”

当下她带我到她的房间，走到一张古老的写字台旁，我知道那里面藏着她最心爱的秘密物件。她故意磨磨蹭蹭以延长我的好奇心的急切难熬的时刻，她慢吞吞地打开一只抽屉，拿出一只公事用的大信封，印着“《时代》杂志社”的红字。上面写着：陀姆娜·尼坚季西娜·库兹明娜收（这是我们管家的名字，她对姐姐忠心耿耿，愿意为她赴汤蹈火）。姐姐从这只信封里抽出另外一只稍微小一些的信封，上面写明：“转交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考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她终于把一封信交给我，信上是男人的粗大笔迹。这封信如今已不在我手头，不过因为童年时经常看了又看，所以已经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中，故而我以为我可以逐字逐句把它写下来。 [453]

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女士！您的来信充满了对我的如此亲切而真挚的信赖，使我颇感兴趣，立即拜读您送来的小说。

坦白地对您说，开始看时我不无隐忧；我们，杂志社的编辑们，经常负有可悲的责任：年轻的初学写作者常把他们的文学习作寄给我们，要我们提意见，我们总是使他们扫兴。您的来稿如果这样我将深为惋惜。不过我一边看稿，一边我的忧虑也就渐渐消失，我越来越被您的小说里透露出来的少年的直率，感情的真挚与温馨的魅力所吸引。

正是您的这些素质使我对您产生了好感，以致我担心，是否直到现在还在影响着我。正因为这样，我还不敢公正而坚决地回答您向我提出的问题：“您将来是否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女作家？”

我要告诉您一点：您的小说，我将（极其愉快地）把它刊登在下一期刊物上。至于您的问题，那么我要劝您：写吧，工作吧；其他的让时间来鉴定。

我不瞒您，您的小说中还有许多不够完善、过于幼稚的地方；甚至——请恕我直言，甚至有违反语文常识的错误。不过这些微小的不足，您经过努力是可以克服的；总的印象是极好的。

因此，我再说一遍，写吧，写吧。如果您觉得可以把自己的情况再多告诉我一些，我将由衷地感到高兴：您多大年纪，生活情况如何。了解这些情况对于我正确估计您的才能是很重要的。

您的忠实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看着这封信，惊奇得字行在我眼前飞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是我所熟悉的；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吃饭的时候，姐姐和父亲争论的时候，常常提到。我知道他是最著名的俄国作家之一；可是他怎么会写信给安纽塔呢？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一时之间我不由得想到，姐姐是否在作弄我，然后再来取笑我的轻信呢？

看完信，我默然瞅着姐姐，不知说什么好。我的惊奇姐姐分明非常高兴。

“你懂吗，懂吗！”安纽塔终于用快乐的、激动得断断续续的声音说了起来。“我写好一篇小说，跟谁也没有说一声，把它寄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不，你看，他发现小说写得好，要发表在他的杂志上。这样，我梦寐以求的理想终于实现了。现在我是俄国女作家了！”她高兴得抑制不住，几乎大声叫喊道。

要了解“女作家”这个词儿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就应当记得我们是居住在乡村一般的偏僻地方，远离一切文化生活，甚至与文化生活的一点微弱迹象也相距甚远。我们家里看书很多，也订购许多新书。对每一本书，书上印的每个字，不但我们，而且我们周围的所有的人，都当作是来自远方的什么东西，来自神秘的异乡他国、和我们毫无共同之处的世界。无论这可能显得多么奇怪，然而事实是，无论姐姐还是我，至今都还没有机会遇到过一个发表过作品的人，哪怕只发表过一行字的作品的人。虽然我们县里有一位教师，忽然传说他在报上写了一篇关于我县的通讯，我记得从那以后大家对他是如何地肃然起敬，直到后来才弄清楚这篇通讯压根儿不是他写的，是彼得堡来的某个新闻记者写的。

现在，我的姐姐忽然成了女作家！我找不出话儿来表示我的欣喜与惊奇；我只是扑上去搂住她的脖子，我们久久地亲热着，笑着，高兴得直说胡话。

姐姐不敢把自己的胜利告诉给家里的其他任何人；她知道，所有的人，就连咱们的母亲，都会大吃一惊，然后原原本本地去告诉父亲的。在父亲的心目中，她未经许可便写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请他来评论自己，授人以笑柄，这种行径近乎大逆不道。

我可怜的父亲！他那么憎恨女作家，那么怀疑她们每个人的与文学无关的举动！然而命运注定他要成为女作家的父亲。[……]

我记得，几个星期以后《时代》杂志来了，我是多么高兴啊，在目录页上我们看到：《梦》，尤·奥——夫作中篇小说（尤里·奥尔别洛夫是安纽塔取的笔名，因为她当然不能用真名去发表）。 [454]

安纽塔自然早已照着她保存的草稿把小说念给我听了。可是现在，在杂志上看到小说，我却觉得是崭新的，异常漂亮。[……]

初次告捷，使安纽塔精神大振，她立即着手写另一篇小说，几个星期后即告完成。这一回她的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年轻人，名叫米哈伊尔，在远离家乡的修道院里，由他当修士的叔叔教他念书。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第二篇小说比第一篇更加称赞，觉得它更加成熟。米哈伊尔的形象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辽沙的形象有些相似。 [455] 若干年后，这部长篇小说问世，我看这部小说时，这种相似之处很引人注目，我向这时经常见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此事。

“这大概是真的吧！”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用手拍拍脑门，说道，“但是，请相信我一句话，我在构思我的阿辽沙的时候，根本记不得米哈伊尔。不过，也许我无意识地梦见过他吧，”他想了想，又补充说。

安纽塔到彼得堡去时立即写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请他上我们家来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约定的那天来了。我记得，我们怎样狂热似的等待他，在他到来之前一小时我们就已经在侧耳倾听前厅里的每一下铃声响。然而他的第一次拜访很不成功。 [456]

我的父亲，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对于所有文学界的人都很不相信。他尽管允许姐姐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识，但只是事出无奈，暗地里不无忧虑。

“记住，丽莎，你要担负很大的责任，”他送我们从乡下出来时，临行叮嘱母亲。“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我们上流社会的人。我们对他了解什么？只知道他是个办刊物的，过去是苦役犯。介绍起来好光彩呀！没话说的！对他要非常、非常小心才是。”

正因为这样，父亲严格命令母亲，在安纽塔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见面时，她必须在场，而且一刻也不要让他们两人单独待在一起。我要求客人来访时让我在场，也得到同意。两个年老的德国姑姑不时想出什么借口走到房间里来，好奇地打量作家，像是看什么罕见的牲口，临了她们竟然坐在沙发上，一直待到拜访结束。

安纽塔恼火了，她事先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初次见面作过许多幻想，可竟然在这么不成体统的情况下进行；她气呼呼地板着脸，倔强地一声不吭。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处于这样尴尬的局面，不好意思，很不自在；他置身在这些老太太们之间，又窘又恼火。这一天他显得苍老，有病，——不过他情绪不好的时候总是这样的。他一直神经质地捋着他的稀稀拉拉的淡褐色胡子，咬咬唇髭尖儿，同时他的整个脸孔不停地抽搐。

妈妈挖空心思要引起一场有趣的谈话。她堆起殷勤的、应酬的笑容，同时分明又胆怯又有点窘，搜索枯肠，跟他说说叫人愉快的奉承话，提个什么比较得体的问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简短地回答，故意显出生硬的样子。临了，妈妈àboutde sesressources [457] ，也不吭声了。坐了半个钟头左右，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拿起帽子，笨拙地鞠了一躬，没有跟任何人握手，就匆匆离去。

他一走，安纽塔奔回自己房里，扑在床上，号啕大哭。

“永远，永远搞糟了！”她抽搐着痛哭，反复这样说。

可怜的妈妈觉得自己无过而受责。她本想竭力让各方面满意，结果大家都生她的气，她感到委屈，也哭了起来。

“你这个人总是这样：什么都不满意！爸爸依你的意思做，同意你和你的理想人物相识，我听他的粗鲁言语，听了一个钟头，你还怪我们！”她责备女儿，自己哭得像个孩子。

总而言之，大家都心绪恶劣。这一次来访，我们企盼已久，事前又做了不少准备，却只留下一个极为恶劣的印象。

但是四五天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来我们家，这一回巧得不能再巧了，母亲和姑姑都不在家，只有我和姐姐在家，于是冰块一下子融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握着安纽塔的手，并排坐在长沙发上，立即一见如故地谈了起来。这一回，谈话已不像上次那么拖拖拉拉、勉强，从一个谁也不感兴趣的话题扯到另一个话题上。此刻安纽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好像都急于要说话，笑嘻嘻地互相打断对方的话，开着玩笑。

我坐在那里，没有介入他们的谈话，眼睛却看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贪婪地把他的话都记在心里。我觉得他此刻完全像是另外一个人，十分年轻，那么朴实、可爱、聪明。“难道他已经四十三岁了？”我心里寻思，“难道他的年纪比我大三倍半，比姐姐大两倍多？他还是个伟大的作家：和他在一起完全可以像和同学在一起一样！”我顿时觉得他是极其可亲可爱的了。

“您的妹妹真可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忽然完全出人意料地说，虽然一分钟之前还在与安纽塔谈另外一件事，而且好像压根儿没有留意我。

我高兴得满脸通红；姐姐回答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这句夸奖，详详细细地告诉他，说我是个多么可爱、多么聪明的女孩，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始终同情她，帮助她，我心里充满了对姐姐的感激。姐姐兴奋起来，一边极口赞扬，一边给我想出并不存在的种种优点。临了，她甚至告诉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在写诗 [458] ：“真的，真的，以她这个年纪，写得还真不坏！”说着，无视我的无力的反对，她跑去把我那一厚本的歪诗拿了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淡淡地笑着，当即从中选了两三节来朗读，又夸奖了一番。姐姐高兴得容光焕发。我的天哪！这时刻，我是多么爱她！我觉得，我真愿意为这两个亲切可爱的人而献出自己的整个生命。

三个小时光景不知不觉地过去。前厅忽然响起铃声：是妈妈从商场回来了。她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我们家里，帽子没脱，手上捧着买来的东西进屋里来，一边抱歉说吃饭稍微迟到了一点。

看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么随随便便、单独和我们待在一起，她万分吃惊，起初甚至吓了一跳。她的头一个想法是：“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会怎么说呢？”不过我们扑上去搂她的脖子。她看到我们那么快活，容光焕发，也就释然了。结果是她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要客气，和我们一块儿吃便饭。

从这一天起，他在我家完全成了自己人，由于我们在彼得堡逗留的时间不会太久，他开始经常上我们家来，一星期来三四次。

特别精彩的是他晚上到我们家来，家里除他之外没有旁人。这时候他很活跃，变得异常可爱、诱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受不了大呼隆的交谈；他只会独白，而且要在所有在座的人对他都有好感，并且全神贯注地听他讲话的情况下。如果这些条件具备，他可以讲得十分出色，绘形绘声，如浮雕一般，其他的人讲得这么好的，我没有听见过。

有时候他给我们讲他酝酿中的长篇小说的内容，有时候讲他生活中的场面和插曲。例如，我还生动地记得，他向我们描绘他被判处枪决的那个时刻：他被蒙上眼睛，站在一排兵士面前，等待致命的口令：“放！”——忽然鼓声响了，传来赦免的消息。 [459]

我还记得一件事情。我和姐姐都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患癫痫症，不过这种病在我们心目中充满了妖术般的恐怖，我们从来也不敢触及这个问题，哪怕只是隐约地暗示也不敢。使我们惊奇的是，他自己谈起这件事来，详详细细告诉我们，在什么情况下他第一次发作。后来我听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说法：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因为在服苦役时受了笞刑后才得了癫痫。 [460] 这两种说法迥然不同；哪一种对，我不知道，因为很多医生都告诉我，这种病的患者几乎都有一个典型的特点，那就是他们自己记不得病是怎么发起来的，因此他们常常加以想象。

无论如何，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我们是这样的。他说，这病开始发的时候他已不在服苦役，而是在流放中。那时他孤独一人，接连几个月看不到一个可以与之进行合情合理的交谈的活人，使他极为苦闷。忽然，完全出乎意料地来了一个他的老同学 [461] （我现在忘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叫他什么名字）。那正是基督复活节星期日的前夕。不过他们在见面的快乐中忘记了那一夜是什么夜晚，在家里坐着谈了个通宵，既没有发觉时间的过去，也不觉得疲倦，沉醉在谈话中了。

他们谈的是两个人看得比什么都珍贵的话题：谈文学，谈艺术，谈哲学，最后涉及宗教。

那同学是个无神论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却相信宗教，两人的信念都热烈而坚定，各人相信自己的。

“上帝有的，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激动得不能自制，叫喊起来。正在这时候，附近教堂敲钟了，召唤人们去做复活节星期日的晨祷。整个房间的空气都震动了，嗡嗡地响。

“我感觉到天空落下来，落到地面上，把我吞没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我实实在在地理解了上帝，体验了上帝。是的，上帝是有的！——我喊了起来，——此外我什么也不记得。”

“你们，健康的人，”他继续说，“都想象不出什么叫幸福，就是我们癫痫患者在发作前一刹那所体验到的那种幸福。 [462] 穆罕默德在《可兰经》中断言，他看见过天堂，到过天堂。所有聪明的傻瓜都以为他不过是个吹牛大王，是骗子。啊，不！他没有撒谎！他像我一样，确实到过癫痫症发作者的天堂。我不知道这种无上的幸福持续了多久，几秒钟，几小时，还是几个月，但是请相信我一句话，我宁愿不要生活所能给予的一切欢乐而要它！”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他所特有的低低的、热情冲动的声音说了最后那句话。我们大家都坐在那里，像受了催眠似的，完全为他的话所吸引。突然间，我们大家都产生了同样的想法：他马上要发作了。

他的嘴神经质地撇着，整个脸抽搐着。

陀思妥耶夫斯基大概从我们的眼神中看出我们的担忧。他忽然停住话头，用手捋了一把脸，诡谲地微微一笑。

“别害怕，”他说，“要发病我总是事先知道的。”

他料到我们的想法，我们有点尴尬，不好意思，可我们又不知道说什么好。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立即离开我家。后来他说，那天夜里他果然大发作一次。

有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话挺实在，压根儿忘记了有小姐在场。他常常把我母亲吓得要命。比如，他有一次谈起他还是在青年时代就在酝酿的长篇小说的场面：主人公是个中年的地主，受过良好的教育，彬彬有礼，经常到国外去，阅读内容丰富的小开本书籍，买些绘画和版画。年轻时他饮酒作乐，不过后来收敛了，成了家，有了孩子，受到众人的尊敬。

有一天早晨他醒来，太阳照着他的卧室的窗户；周围的一切是那么整洁，舒适，美好。他觉得自己也是那么整洁，受人尊敬。浑身有一种满意而安适的感觉。作为一个真正的贪图享乐的人，他不急急乎醒过来，想把这种普通植物般的静止的舒适宁静状态再延续下去。

滞留在睡梦与清醒之间，他心里又重温着最近一次出国旅行时的种种美好时刻。他又看到落在慕尼黑美术馆里圣采齐利娅 [463] 的裸露的肩膀上的奇妙光束。他的脑海里也浮现出不久前刚看过的《论世界的美与和谐》一书中言之成理的段落。

正当令人愉悦的梦幻与感受达到最酣畅的时刻，他忽然开始觉得不舒服——不知是身体里面痛，还是心神不安。受过枪伤，身上有子弹多年未取出的人常有这种情况：刚才还好好的，一点也不痛，突然之间老伤痛了起来，于是痛个没完没了。

我们的地主开始思索、想象了：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身上一点也没有痛的地方；精神上也没有什么痛苦。可是心里却像几只小猫在抓挠，越来越乱。

他开始觉得他应当回想些什么，于是他就使劲儿去想，努力去回忆……忽然，他果真回想起来了，而且那么真切，活龙活现，全身心感觉到那么强烈的憎恶，仿佛那件事就发生在昨天，而不是二十年前。然而二十年间从来没有引起过他的不安。

他回想起，有一天，狂饮了一夜以后，在几个喝醉酒的朋友的撺掇之下，他强奸了一个十岁的幼女。 [464]

陀思妥耶夫斯基讲到这里，我母亲就把两手一拍。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行行好吧！有孩子在这里呐！”母亲用绝望的声调恳求道。

我那时也不懂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只是根据母亲的不满，我猜想那准是什么挺吓人的事情。

不过，妈妈和米哈伊洛维奇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母亲很喜欢他，尽管有时候她也不得不容忍他一点。

我们在彼得堡逗留的日子快要结束的时候，妈妈想邀请所有的熟人，举行一个告别晚会。她自然也邀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推辞了很久，但不幸的是妈妈终于还是说服了他。

我们的晚会搞得真没意思。因为我们的父母幽居在乡间已经十年，在彼得堡没有“自己的”真正交往的友人。故交旧友早已星散。

有些熟人在这十年间已经飞黄腾达，爬到了社会阶梯的高层。另一些人则相反，贫穷落魄了，在偏远的瓦西里耶夫岛上艰难度日，朝不保夕。这些人之间毫无共同之处；不过他们都接受妈妈的邀请，出于旧日的情谊，“pourcettepauvre chèreLise” [465] ，前来参加晚会。

客人来了一大堆，不过流品很杂。客人之中有一位部长夫人及其女儿（部长本人 [466] 答应在晚会结束之前过来一下，不过这话没有兑现）。也有年纪很老、头发秃顶的德国显贵，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我只记得他极其可笑地咂巴着没牙齿的嘴唇，老是吻妈妈的手，一边连连说：

“您的母亲，她很曼（美）。女儿当中没有一个这么曼（美）的！”

有个奥斯特泽伊省的破产地主，待在彼得堡想找个肥缺而不得。有许多可敬的寡妇和老处女，还有几个年老的军校毕业生，是我祖父过去的老朋友。一般地说，大部分来客是德国人，循规蹈矩，拘泥古板，平庸乏味。

姑妈们的住所很大，不过由许多窄小的斗室组成；小房间里摆满了大量难看又无用的物件和小摆设，是两个做事认真的德国女人在漫长的、守身如玉的一生中搜集起来的。由于宾客众多，兼以点了无数蜡烛，室内窒闷异常。两个穿黑色燕尾服、戴白手套的侍仆用托盘分送茶、水果与甜食。我母亲过去十分喜爱京城里的社交生活，如今生疏了，内心虚怯，惴惴不安：我们家晚会的一切事宜是否都合规矩？是否显得太老派，外省习气？她过去的女友们是否发现她压根儿落伍了，和她们的上流社会脱节了？

客人们彼此之间毫无关系。大家都很无聊，不过，作为有教养的人，乏味的晚会是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他们甘心顺从自己的命运，甘愿忍受这份苦恼。

然而可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落到这样的社交场合会怎么样，是可想而知的了！他的外表与身躯就和所有其他的人截然不同。他自我牺牲精神发作，认为应当穿上燕尾服。可是这套燕尾服穿在他身上又难看又别扭，整个晚上使他心里直冒火。他从跨进客厅门槛那一刻起就开始生气。像所有神经质的人一样，他来到陌生人聚会的场所，便感到懊恼又难堪。到场的人越是愚蠢、卑琐，他对之没有好感，这种难堪的感觉就越强烈。他显然很想把这种感觉所激起的怨气对着什么人发泄一通。

我母亲连忙把他介绍给客人们，可他不向人家问候，却含含糊糊地嘟哝些什么，好像发牢骚，还拿背脊对着人家。更糟的是他立即表现出完全占有安纽塔的意图。他把她带到客厅的角落里，显出他决不让她离开那儿的劲头。这自然违反了上流社会的一切礼仪；而且他对待她的态度也远远不是上流社会的风度：他拉住她的手；俯在她的耳朵边跟她说话。安纽塔本人显得挺尴尬，母亲可是按捺不住了。她先试着“委婉地”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明白他的举止不当。她从旁边走过去，好像不是故意的，朝姐姐喊了一声，想派她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安纽塔正待起身，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极其冷淡地阻止她：

“不，等一等，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呐。”

这时母亲已经完全失去耐心，发火了。

“对不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她是家里的女主人，还得招待其他的客人哪，”她非常生硬地说，把姐姐带走了。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勃然大怒，犟在角落里，固执地不吭声，恶狠狠地环顾所有的人。

客人之中有一个人从最初一刻起他就特别憎厌。此人是我们家舒贝尔特方面 [467] 的一个远亲，一个年轻的德国人，某近卫军团的军官。他被认为是个十分出色的年轻人，英俊，聪明，又有教养，受到上流社会的欢迎——这一切都恰到好处，并不过分。他的追求功名也做得既体面又庄重，恰到好处，并不是厚颜无耻地急于飞黄腾达；他善于投人之所好，但不会露骨地谄媚奉迎，卑躬屈膝。他在姑妈家遇到表妹，以亲戚的权利追求她，但也很有分寸，没有做得让人家对他侧目而视，只是让大家知道他“有这个意思”。

正如这种情况下经常有的那样，家里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合适的、有希望的未婚夫，但大家都装得好像根本没料到有这种可能的样子。连我的母亲单独和姑妈们在一起的时候也只敢用一言半语或暗示去接触这个微妙的问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只要一看到这位英俊高大、踌躇满志的人物，立刻就会恨得发狂。

年轻的胸甲骑兵，姿态优美地坐在扶手椅上，把他那条式样摩登，紧紧地裹住修长、匀称的双腿的长裤的美妙之处整个儿展览出来。他向我姐姐微微俯下身子，肩章轻轻晃动着，给她讲什么可笑的事情。安纽塔因为刚才跟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过那一段插曲，神情还挺尴尬，脸上挂着有点儿刻板的、应酬的笑容（她的英国家庭女教师刻薄地称之为“温柔的天使笑容”），在听骑兵说话。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瞥见这一伙人，头脑里形成完整的恋爱关系：安纽塔蔑视、憎恨这个“德国佬”，这个“踌躇满志的无赖”；父母却想把她嫁给他，千方百计替他们牵线搭桥。整个晚会自然是为此而举行的！

设想好这一层恋爱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即信以为真，气愤至极。

那年冬天风行一时的话题是谈论英国一个教会人士出版的把正教与新教作比较的一本小册子。 [468] 在俄籍德国人的社交界中这是大家都感兴趣的话题；一接触到这个话题，谈话便会活跃几分。妈妈自己是德国人，她说新教徒比正教徒优越之一是他们念福音的时间较多。

“难道福音是为上流社会妇女写的？”一直死不吭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开腔。“喏，那上面写着：‘上帝先创造丈夫和妻子’，还有：‘人抛弃父母，迷恋妻子’。瞧，基督是这样理解婚姻的！可是，一心只想把女儿安排得幸福些的天下母亲，对此会说什么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异常慷慨激昂地大声说了这番话。按照他的习惯，他激动的时候浑身蜷缩起来，说话像射击一般。影响是惊人的，所有斯文有礼的德国人都一声不吭，睁大了眼睛瞪着他。过了片刻，大家才猛然醒悟自己受到奚落，一下子七嘴八舌议论开了，把窘状掩饰过去。

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拿凶狠的、挑衅似的目光环顾所有的人，然后又躲在角落里，直到晚会结束没说一句话。

当他下一次又来登门拜访我们时，妈妈曾经试图待他冷淡些，好让他知道她在生他的气。可是，由于妈妈是个秉性异常善良、温柔的人，她对谁也不会长久地生气，更何况是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样的人，因而他们立即又成为朋友，一切如常了。

但是安纽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关系打从那个晚会之后，不知为什么完全改变了——好像他们进入了生活的新阶段。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失去对安纽塔的仰慕之情；反过来，她也出现反对他、嘲弄他的意图。他这方面，在对待她的态度上开始暴露出异常的神经质和好挑剔；他开始要求回答，他不在我家的那些日子里，她是怎么过的；凡是她曾经流露过若干赞赏意思的人，他一概对他们抱着敌意。他上我们家来的次数并没有减少，相反的，也许来得更加频繁，待的时间也比以前长，尽管所有的时间几乎都在与我姐姐的争吵中度过。

在他们相识的初期，我姐姐在等待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访的那些日子里，她总是摒弃一切玩乐，谢绝任何邀请，有他在房间里，她总是谁也不去理睬的。如今则是完全变了。如果他来的时候我们家里正好有客人，她就矜矜然动也不动，继续招待客人。有时候，人家请她去参加晚会，而那天本来约定是他来看她的日子，于是她就写信给他，表示歉意。

次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来的时候已是怒气冲冲。安纽塔装作没有看见他心绪恶劣的样子，拿起手工活儿做了起来。

这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加怒不可遏；他往角落里一坐，阴郁地一声不响。我姐姐也一声不响。

“别缝了！”到临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会耐不住性子，从她手里夺走活儿，说。

我姐姐顺水推舟，双手操在胸前，但是仍不开口。

“昨天晚上您到哪里去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怒气冲天地问。

“参加舞会去了，”我姐姐淡然回答。

“跳舞了？”

“那还用问。”

“跟堂兄弟？”

“跟他跳，也跟别人跳。”

“您开心啰？”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审问。

安纽塔耸耸肩膀。

“没有更好的消遣，跳跳舞也开心的呀，”她回答，又拿起活儿做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默默地瞅了她一会。

“您呀，真是个空虚无聊、爱吵嘴的丫头！”最后他下定决心说。

如今他们的谈话常常在这样的气氛中进行。

他们之间经常进行激烈争论的话题是虚无主义。 [469] 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时常继续到半夜以后，两人越说火气越大，在剧烈的争论中各人说出来的观点远远比他们所持的真的观点偏激得多。

“如今的青年人全都头脑愚钝，思想不开阔！”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时候直叫嚷，“对于他们，涂过油的靴子就比普希金更可贵。” [470]

“对我们的时代，普希金实在过时了，”姐姐不动声色地说，她知道没有什么东西比亵渎普希金更使他怒火万丈的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怒不可遏，有时拿起帽子就走，激动地宣称与女虚无主义者争论毫无用处，今后他决计不再上我家的门。不过第二天他自然又来了，像什么事情也不曾有过似的。

正当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我姐姐之间的关系明显地恶化的时候，我和他的友谊却一直在增长。我对他的景仰与日俱增，完全受他的影响。他自然觉察到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很是受用。他常常拿我给姐姐作榜样。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时说出一种深刻的思想，或者颇有才气的、和因循的旧道德正好针锋相对的怪论，姐姐会突然之间装得不解其意；我欣喜得眼睛发亮。她却有意要惹他发火，拿庸俗陈腐的道理去回答他。

“您的心眼儿小，而且丑恶！”这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焦躁起来，“您的妹妹就不同！她还是个孩子，可她多么了解我！因为她富有同情心！”

我高兴得满脸通红，如果必要的话，我可以让人把我剖开，借此向他证明我是多么了解他。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在没有向姐姐表示仰慕之情，像他们相识初期那样，对这一点，我在内心深处甚至感到满意。我自己对这种感情很觉羞耻。我责怪自己，这好像是对姐姐的某种背叛，我不自觉地跟自己的良心做着交易，竭力想以格外的温顺和殷勤向她赎取我这隐秘的罪过。内心尽管在谴责，可是每当安纽塔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生争执的时候，我依旧会情不自禁地感到喜悦。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称我为他的朋友，我居然极其天真地相信我同他比姐姐同他更接近，我更了解他。连得外貌上他也是赞扬我而贬低安纽塔。

“您以为您长得很好看，”他对我姐姐说，“但您的妹妹将来会比您漂亮！光是她的脸庞就比你有韵味，又有一双茨冈人的眼睛！您呢，您不过是个长得还算标致的德国姑娘而已！”

安纽塔轻蔑地一笑置之；我则喜滋滋地把那时闻所未闻的称赞我容貌美的话全都听了进去。

“说不定这是真的，”我对自己说，高兴得心跳都要停止。不过有一种想法又使我极度不安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我表示偏爱可别惹恼了姐姐才好。

我很想确切地了解一下，安纽塔对此作何想法？等我长大成人后是否真的会很漂亮？后面一个问题我尤其关心。

在彼得堡时，我和姐姐同住一间卧室，夜里脱衣就寝时我们常常谈些体己话儿。

安纽塔照例站在镜子前面梳她那浅栗色的长头发，夜里她把头发编成两股辫子。这件事挺费时间，她的头发很浓，像丝一般，她不胜爱惜地用梳子梳着。我坐在床上，衣服已经脱掉，两臂抱着膝盖，考虑怎样开始我感兴趣的谈话。

“今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的事儿真可笑！”临了，我开了口，尽可能地装得淡然。

“什么事儿？”姐姐心不在焉地问，显然完全忘了在我看来是很重要的话。

“喏，他说我的眼睛像茨冈人，我将来会很漂亮，”我说，自己感觉到连耳根都红了。

安纽塔拿梳子的手垂了下来，姿态优雅地弯着脖子，向我扭过脸来。

“你真的相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觉得你很美，比我更美吗？”她一边问，一边狡黠而又令人捉摸不透地望着我。

诡谲的笑容，绿莹莹、笑盈盈的眼睛，浅栗色的散披的头发，使她很像一条美人鱼。她的身边，正好对着她的床，有一面大穿衣镜；我从镜子里看到我自己瘦小、黝黑的身躯，我可以把我们两人进行比较。我不能说这番比较使我感到特别受用，但是姐姐说话那种冷淡又自信的声调可把我惹火了，所以我也不甘示弱。

“爱好各有不同嘛！”我愤然说。

“是啊，爱好各有不同！”安纽塔不动声色地说，继续梳她的头发。

等蜡烛灭了，我躺下，脸埋在枕头里，依旧继续在思索这件事。

“也许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爱好就是这样的：我比姐姐更讨他的喜欢，”我不由得想，按照小孩子的无意识的习惯，我开始默默祝祷：“我的上帝！让所有的人，让全世界都去称赞安纽塔吧，只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觉得我最美就行！”

然而我的痴心妄想在不久的将来即遭到无情的破灭。

陀思妥耶夫斯基鼓励去发展的talentsd’agrement [471] ，是搞音乐。在这之前我学弹钢琴，像大多数女孩子一样，既不觉得格外喜爱，也未感到十分厌恶。我的听觉平平而已，不过因为从五岁起家里就逼着我每天弹一个半小时的音阶和练习曲，所以快到十三岁时我已经练得指法娴熟，触指优美，识谱迅速。

我们相识之初，有一次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前弹了一首小曲子，是我弹得特别拿手的俄国民歌变奏曲。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是音乐家。他属于这样的一种人，他们欣赏音乐决定于纯粹的客观原因，决定于当时的心情。此时此刻，演奏得极优美动人的音乐只会使他们打哈欠；彼时彼刻，院子里拉得叽叽喳喳的手风琴却会使他们感动得直掉眼泪。

那次我弹琴的时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心境正好是多情善感，所以他被我的琴声所陶醉，欣喜异常，按照他的习惯，以最夸张的溢美之词对我大加赞扬，说我是天才，又说我有灵气，还有天知道的什么！

我从那天开始自然格外喜爱音乐了。我要求妈妈为我聘请一位好的女教师，在我们留居彼得堡期间，空闲时我都在练琴，故而三个月工夫，我的琴艺果然有了长足的进步。

现在我要给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猝然的惊喜。他有一次对我们说过，所有音乐作品中，他最喜欢贝多芬的Lasonatepathetique [472] ，这支奏鸣曲总是使他坠入忘我的境界。故而虽然这支奏鸣曲就难度而论远远超出我当时已经弹过的作品，但我还是下决心无论如何要把它练熟。下了大量苦功夫之后，我果然可以把曲子弹得相当听得过去了。现在我只等待适当的机会以此曲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机会不久就来临。

距我们离开彼得堡只剩下五六天了。妈妈和所有的姑姑应邀去参加瑞典大使的盛大宴会，他是我们家的老朋友。安纽塔对宴会、出游等等已经厌倦，所以借口头痛未去。家里只剩下我们两人。就在这天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上我们家来了。

离京在即，想到长辈都不在家，这样的夜晚最近期间机会难得，时不再来，我们心情兴奋又激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是古怪而神经质的，但不像最近期间和我们在一起时那样容易动气，相反的，他温柔又和蔼可亲。

眼下正是把他喜爱的奏鸣曲弹给他听的好机会。想到我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快乐，我心里先就乐开了。

我开始弹奏。曲子艰深，必须注意每个音符，又怕弹错，霎时间使我全神贯注于弹奏，完全忘掉了周围的一切，什么动静也没有发觉。我怀着扬扬得意的心情把曲子弹完，感觉到弹得不错。手上有种愉快的累乏的感觉。我还整个儿沉浸在乐曲的兴奋中，充满了愉快的激动，每当我演奏成功，期待着应得的赞扬时总是充满了这种情绪。可是周围一片寂静。我回头一望：屋里一个人也没有。

我的心往下一沉。我还没有怀疑到什么确切的事情，但是模模糊糊地预感到不妙。我走到隔壁房间去，那里也空无一人！最后，我微微挑起角落里小客厅门上的门帘儿，瞧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安纽塔在里面。

但是，天哪，我瞧见了什么啦！

他们俩并排坐在一张小小的长沙发上。屋里的灯有大灯罩，灯光暗淡；灯影直接落在姐姐身上，所以我看不清她的脸；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脸我却看得清清楚楚：苍白又激动。他执着安纽塔的手，朝她俯着身子，用我很熟悉又很喜爱的那种热情的、断断续续的低语声在说：

“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我亲爱的，请您理解我，从我看见您的最初一刻起，我就爱上您了；还要早些，我从信上就已经预感到了。我爱您，不是友谊，是爱情，我以整个身心……”

我眼睛发黑。痛苦的孤独感觉，深深的屈辱之感突然向我袭来，血好像先一下子全部集中在心脏，接着又以一股热流直往头上冲。

我放下门帘，奔出房间。我听见被我无意间撞倒的椅子咚的一声响。[……]

第二天我整天在焦躁的等待中度过：“往后怎么办？”我什么也没有问姐姐。我对她继续像昨天一样怀着哀怨，——尽管哀怨的程度已很淡薄，——因而我千方百计避开她。看到我这样不幸，她曾试图走到我身边来，跟我亲热，可我突然之间怒不可遏，粗暴地将她一把推开。这时她也感到委屈，于是她便撇下我，让我独自去作痛苦的沉思。

我不知为什么等待着，以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今天准会上我们家来，那时将会发生什么骇人听闻的事情，可是他没来。我们已经坐下吃饭了，他仍没有来。我知道晚上我们得去出席音乐会。

时间在过去，他却没有来，我似乎轻松了一些，心里甚至产生了一种朦胧的、捉摸不定的希望。我忽然想到：“姐姐准是不去参加音乐会了，留在家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来看她，那时只有她一个人了。”

想到这儿，我的心妒忌地揪紧了。但是安纽塔去参加音乐会了，她和我们一起乘车前往，而且整个晚上都十分快活，健谈。

从音乐会回来，我们上床睡觉，安纽塔正准备吹灭蜡烛，这时我实在憋不住了，眼睛不看她，问道：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什么时候来看你？”

安纽塔莞尔一笑。

“你不是什么都不想知道吗！你不是不愿意跟我说话吗！你去生气好啦！”她的嗓音是那么温柔，和善，我心中的怨屈顿时冰释，在我看来，她又变得极其可亲可爱了。

“她这么美好，他怎么会不爱她呢！我又凶，又惹人讨厌！”我忽然一阵自卑，心里想道。

我爬到她的床上去，紧紧偎依在她的身边，哭了。她抚摩着我的头。

“别哭啦，小傻瓜！你真是个傻丫头！”她亲昵地反复说道。忽然她忍俊不禁，发出一串抑制不住的笑声。“你不是要爱人家吗？爱的谁呀？爱一个比你的年纪大三倍半的人！”她说。

这一番话，这一阵笑声忽然唤醒了我心灵中始终攫住我的强烈的希望。

“那么，难道你不爱他？”我悄声问，激动得几乎连气也喘不过来。

安纽塔沉思起来。

“你知道，”她开口说，分明在斟酌字句，不知怎么说好，“我自然是很爱他的，而且非常非常尊敬他！他那么善良，聪明，有才华！”她整个儿活跃起来，我心里又酸溜溜的。“但是怎么跟你说清楚呢？我爱得跟他不一样……嗯，总之，我爱他不是为了以后嫁给他！”她突然毅乎其然地说道。

我的老天爷！我的心一下子豁亮了！我扑在姐姐身上，开始吻她的手和脖子。安纽塔又讲了许久。

“你知道，我不能爱他，有时候连我自己也觉得奇怪！他那么出色！起先我以为将来我也许会爱上他的。但是他需要的，压根儿不是像我这样的人做妻子。他的妻子应当是整个儿、整个儿地把自己奉献给他，把全部生命奉献给他，只想到他。这我可做不到，我自己也想生活！何况他是那么神经质，要求苛刻。他似乎经常在捕捉我，让我归属于他，在他面前我从来不是我自己。”

安纽塔这一席话好像是冲着我说的，然而实际上是为了理清自己的思路。我装出我理解并且同情她的样子，可是心里却想道：“老天爷！经常待在他身边，完全听他支配，那该有多么幸福！姐姐怎么能拒绝这样的幸福呢？”

无论如何，这天夜里我入睡时远远不像昨天那样不幸了。

眼下离预定动身的日子已经很近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又上我们家来了一次，是来告别的。他坐了没多久，不过对安纽塔的态度却朴实而友好，他们约好今后互相通信。和我告别时他很温柔。分手时他甚至吻了我，不过他一定没有想到我对他的感情是哪一类的，他给了我多少痛苦！

过了六个月光景，姐姐接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来信。他在信中告诉她，他遇到一位非常好的姑娘，他爱她，她也同意嫁给他。 [473] 这个姑娘便是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他的续弦。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的末尾天真地说：“要是在半年前有谁向我谈起此事，我以名誉担保，我是不会相信的！”

题解：

苏菲娅·瓦西里耶夫娜·科瓦列夫斯卡娅（1850—1891），著名的数学家，哲学博士，美术硕士。她在斯德哥尔摩生活和工作期间（1886—1891），在大学里担任教职，写了许多数学方面和物理学方面的有名著作，同时还用瑞典文写下许多优美的著作，如：《女虚无主义者》，《争取幸福》等等。（见苏·瓦·科瓦列夫斯卡娅的《文学作品集》，彼得堡，1893年；在《回忆录与书信》一书中还刊载了她的未完成著作的手稿及片断，苏联科学院，莫斯科，1961年）

苏菲娅·瓦西里耶夫娜在1887年，她姐姐安·瓦·考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扎克拉尔）死的那年动手写《童年回忆》，1889年4月完成。（见阿·克·列弗列尔的《回忆录》，圣彼得堡，1893年，页274）《童年回忆》写得很有艺术情趣，又有细腻的心理刻画，但是特别有价值的还在于书中对她的姐姐安娜给予特别的注意。六十年代中期，安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和创作中曾起过重大作用。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考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是著名的女革命家，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嫁给扎克拉尔（1843—1887） [474] ，作为女作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上开始活动时，年仅二十一岁。1864年第8期上刊登了她的短篇小说《梦》，第9期刊登了短篇《米哈伊尔》（具名尤·奥——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给安·瓦·克鲁科夫斯卡娅说，“所有与编辑部接近的人和我们的长期撰稿人都很喜欢”第二篇小说。她谦虚地问，她可不可以认真对待自己的才能，他回答道：“您不仅可以，而且应当认真对待自己的才能。您是个诗人。单单这一点就很值得重视。”（《书信集》，第1卷，页381—382）

安娜·瓦西里耶夫娜似乎觉得她的命运早已定了……她和全家人来到彼得堡，开始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见面。据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称，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成了作家的未婚妻，只是过了若干时间以后他才给她回话。据苏·瓦·科瓦列夫斯卡娅的说法，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求婚而立即遭到断然拒绝。1865年夏天，在安·瓦·考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离开彼得堡后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给她的一封信也可作旁证，当然，这封信与其说是从言语上，还不如说是从语气上间接证实了此事。（《书信集》，第2卷，页617）苏·瓦·科瓦列夫斯卡娅看出他们分离的原因在于他们观点的分歧。安·瓦·克鲁科夫斯卡娅尊敬陀思妥耶夫斯基，可是并不爱他。此外，她当时又倾注很多精力于解决“共同问题”上，为妇女的独立而奋斗，她需要的是在见解和行动上的自由，无拘无束，她想要在生活中亲自去得到些什么，她明白，若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结婚，这些就不可能。

保存下来两封信，没有写明日期，也没有写完（1865年夏，以及1866年6月17日的信），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到他可能在夏天到考尔文克鲁科夫斯基家的庄园去。但是，安娜·瓦西里耶夫娜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见面既不是1865年的夏季，也不是1866年。1870年，安·瓦·考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嫁给法国著名的（巴黎）公社社员瓦·扎克拉尔，1871年和丈夫一起留在巴黎，积极参加政治生活，直到公社存在的最后一天。公社被消灭后，安·瓦·扎克拉尔帮助被判了死刑的丈夫逃出法国。他们在俄国住了一个时期，安娜·瓦西里耶夫娜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见面并通信，他们终生保持了友好的关系。（见安·瓦·扎克拉尔给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及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刊载在苏·瓦·科瓦列夫斯卡娅的《回忆录与书信》一书中，页328—340）1879年8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从埃姆斯写给在旧鲁萨的妻子的信中，始终不渝地要她向在那里治病的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转致“特别的问候”。1878至1880年，他们两人都在旧鲁萨度夏天，陀思妥耶夫斯基每天去看她。与安·瓦·扎克拉尔的关系无疑反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在《少年》中的阿赫玛科娃以及《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身上可以认出她的面影。

1866年以后，苏·瓦·科瓦列夫斯卡娅还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见过面。已知她有五封信给他。（见苏·瓦·科瓦列夫斯卡娅的《回忆录与书信》，页244—248）在苏·瓦·科瓦列夫斯卡娅的文稿中有开了个头的自传性的长篇小说《拉耶夫斯基家的姐妹们》的草稿。所有的人物，除了女主人公（塔尼娅·拉耶夫斯卡娅）和她的家庭成员以外，一概用原名。这份草稿上保留了塔尼娅（苏·瓦·科瓦列夫斯卡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稚气的恋慕之情。（苏·瓦·科瓦列夫斯卡娅，《回忆录与书信》，页129）

《童年回忆》是根据苏·瓦·科瓦列夫斯卡娅的《回忆录与书信》页102—121原文刊印的。

回忆录

玛·亚·伊万诺娃

1866年的夏天，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柳泊林诺的伊万诺夫家度过。伊万诺夫家在离公园不远的地方租了一所大的木屋别墅。他们的大家庭到夏天还增加人员：亚·巴·伊万诺夫 [475] 请无处可去的大学生们到别墅里来做客，孩子们可以邀请同学和女友来住。由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夜里需要绝对的安静（他通常夜里写作），而伊万诺夫家的别墅对保持安静来说又嫌人太多，——一会儿孩子啼哭，一会儿年轻人散步很晚才归来，一会儿又是天刚微明就起床去捕鱼，——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住在旁边的一幢两层楼的石头房子里，这是一所空房子，他在那里只租了一个房间。伊万诺夫家的一个听差夜里过去和他同住，因为知道他有癫痫 [476] ，让他一个人在那边不放心。不过那年夏天他只发了一次。

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屋里去宿夜的那个听差，有一回死活不肯再去了。主人询问之下，他才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打算杀人——整夜在房里走来走去，大声念叨着这件事（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写《罪与罚》）。

白天与傍晚，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年轻人一起度过。虽然他已四十五岁，和青年们作伴却异常随和，各种消遣游戏与恶作剧，总是他兴头的。从外表看他比实际的年纪轻。他始终服装雅致，穿着浆过的衬衣，灰色裤子，宽大的蓝色背心。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注意自己的仪表，比如，他因胡子太稀而感到很伤心。年幼的外甥们利用这一弱点，常常偏去嘲笑舅舅的“胡子稀稀拉拉”。尽管和伊万诺夫家的孩子们亲密无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始终以“您”称呼他们，无论怎样喝过“交臂酒”也不能使他改变这一习惯。

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窥察在场的某个人的弱点或可笑的地方，拿来逗乐，还拿笑话、信口胡诌的诗句去作弄他的受难者。年轻人勇敢地回击他，他们之间经常互相快乐地挖苦。用晚餐的时候尤其快活。伊万诺夫家的凉台上摆开一溜长桌子，约莫九俄尺长，桌子旁总是坐着二十来个人，甚至更多。桌子一端是伊万诺夫家的大人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另一端是最年轻的小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这一头忽然向怯生生的小朋友娜嘉·阿列克谢耶娃发难：

“娜嘉，您怎么不害臊，老是不让我安静，老是在桌子底下用脚碰我！”

娜嘉涨红了脸，窘住了；她的女友尤丽娅·伊万诺娃机灵地出来保驾：

“瞧您，还算是个聪明人，您就没想到，娜嘉的腿不会有一丈长，她够不着您。说这话岂不是愚蠢……”

大人们为了制止这场互相的讽刺挖苦，便问青年人晚饭后打算到哪里去散步，这才使大家不再争吵。

晚饭后往往是最愉快的时刻。游戏，散步，直到深夜两三点钟，往往走到库兹明基，到察里津诺。住在柳泊林诺的左邻右舍熟识的消夏客也加入到伊万诺夫家这一群人当中来。在一切游戏和散步中居首位的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有时候正在游玩，他却撇下大家到自己的别墅里去给他的作品记下些什么。逢到这种情况，他要求大家过十分钟光景再去找他。然而人家去找他时，正好碰上他全神贯注地在工作，于是他恼火了，把来人撵走。过了一会儿，他自个儿又回来了，快快活活的，又准备继续游戏。他很不喜欢谈论自己的作品。

伊万诺夫一家爱玩猜谜语。他们常常出最难的字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猜。他总是讲一个长长的故事来作答，长达两三页，字儿却猜不着。晚上他常常讲恐怖的故事，或者建议大家作这样的试验：关在空房间里，对着镜子坐上五六分钟，直定定地望着自己的眼睛。用他的话来说，这非常可怕，几乎是做不到的。

离伊万诺夫家不远住着马舒科甫采夫一家。父母到国外去了，几个女儿，年龄在十四至十七岁，留在家里，由一个德国人的女家庭教师照料。这个女教师待她们如同小孩儿，极其严厉。九点钟安顿她们上床睡觉，夜里把她们的鞋收去，以防她们偷偷溜出去散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受不了这个德国女人，叫她“穿裙子的鸡脚” [477] ，为她的学生们感到惋惜。有天晚上，他建议大家带上备用的鞋子，深夜到马舒科甫采夫家的别墅外面去。他在女教师的窗下唱起普希金的抒情诗：“我在这儿，伊涅齐里雅……”，等到探明女教师睡得正熟，不曾被歌声惊醒，那群小青年便绕着屋子走一圈，帮助姑娘们溜到屋外，供给她们最需要的鞋子，带她们去散步。这种调皮捣蛋的事儿接连干了好几夜。

当时柳泊林诺归富商高乐甫捷耶夫与拉赫马宁所有。他们一个叫彼得，一个叫巴维尔。6月29日是彼得节 [478] ，过命名日的人都举行盛大的庆典，有宴会，娱乐活动，放焰火。富裕的莫斯科商人前来聚首；住在柳泊林诺的消夏客人也接到邀请。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伊万诺夫一家也接到这种邀请。他的妹妹维拉·米哈伊洛夫娜竭力怂恿他去出席宴会，他拒绝，最后他同意去了，条件是朗读一首事先准备好的小诗权充席间致辞。维·米·伊万诺娃想要先知道他想到的是什么诗，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诵道：

啊，高乐甫捷耶夫，拉赫马宁！

你们是咱们这儿命名日的主人。

我盼望帕宁伯爵

亲自出席你们的宴会。

炫耀吧，作乐吧，做买卖吧，

装点柳泊林诺的山河。

然而无论你们怎样欣喜若狂，

你们俩毕竟……！

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去参加庆祝宴会，尽管妹妹请求他去。他悄悄地和青年们约好，带上食物，整个晚上到库兹明基去散步，到托洛康尼科夫家的别墅去玩。他们玩得十分高兴，夜里十二点钟光景才回柳泊林诺看焰火。维·米·伊万诺娃为此事对哥哥很是不满。

伊万诺夫家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外甥，青年医生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卡列宾 [479] 的到来给伊万诺夫家带来许多欢乐。他二十六岁，还未结婚，特点是具有多方面的兴趣爱好。他总是搞出些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式的惊险事故。他虽是医学系毕业，在巴甫洛夫医院当医生，对于生活却几乎是个傻子。他是伊万诺夫家那一伙年轻人不断地开玩笑嘲笑挖苦的对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许多打油诗中歌颂他。诗句摘录如下：

献给卡列宾大夫的颂歌

诗人

啊，应当享有荣名的你，

请让诗人大胆地把你瞻仰，

他用那并不娴熟的手

把美好的你歌颂！

我该把你比作谁呢？

比作什么星辰？什么神袛？

为了不至于歪曲你的形象，

我叫杰尔查文来帮忙。

杰尔查文的幽灵

他侏儒的身材，萨堤罗斯 [480] 的脸相，

充其量不过是蒙古人的偶像。

诗人

我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吗？

费丽察的诗人、部长——

杰尔查文也会弄虚作假，

活像狂热的虚无主义者！

不对啊，尽管他矮小墩实，

却有赫勾力士 [481] 般的身材。

杰尔查文的幽灵

他跳舞好比狗熊，

唱歌活像猫头鹰。

诗人

这样损人缺德的话，

我可受不了！滚！

（杰尔查文的幽灵隐去）

沿着正在修建的铁路散步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次念出这样的即兴诗颂扬卡列宾：

我的外甥卡列宾

沿着铁道往前行。

此人尚是有用之才，

模样儿也颇有风采！

卡列宾还没有结婚，可是一直幻想着有个理想的未婚妻，她的年纪应当不超过十六七岁，他早就为了未婚妻而妒忌所有的人。他憎恨解放型的妇女，声称他的妻子将来准跟妇女平等、妇女劳动的一切现代思潮不沾边。那时大家正好在津津有味地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大家就逗卡列宾，说是他的妻子准和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同样命运。有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说，政府鼓励妻子离开丈夫，逃到彼得堡去学用缝纫机做裁缝活，还给逃跑的妻子安排专列。卡列宾竟信以为真，大发雷霆，差点儿为了未婚妻而跟人家打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提议举行即兴戏剧演出，模拟法庭，审判卡列宾及其未来的妻子。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披上妹妹的鲜红的短大衣，头上倒扣着一只水桶，戴上纸做的眼镜，扮法官。旁边坐着书记官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伊万诺娃作记录，还有被告卡列宾夫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发表辉煌的演说，为妻子辩护，她想逃到彼得堡去学踩缝纫机。

结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判丈夫有罪，流放到北极。卡列宾勃然大怒，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扑去。幕布落下，第一场结束。第二场——在北极。四周一片皑皑白雪——全是被单和棉絮做的雪。卡列宾坐在那里哀叹自己的命运。陀思妥耶夫斯基扮作白熊，偷偷接近他，要去吃他。

类似的演出经常举行。有一回演出普希金的《黑披巾》玩。还有一次举行庆祝游行，护送穆罕默德二世——卡列宾大夫。所有的青年和一个仆役敲打着铜盆，吹着哨子等等，经柳泊林诺往库兹明基。这一场游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跟卡列宾开玩笑才搞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开始一本正经地说服他，说是他“忽视自己的前程”，医生的头衔对他过于微不足道了，他有可能占据更高的地位。卡列宾问，他该做个什么人呢？陀思妥耶夫斯基建议他自称穆罕默德二世。因为这缘故又组织了一次对卡列宾的审判。在审问时，卡列宾供称他二十六岁，为此，法官陀思妥耶夫斯基要书记官记录在案，“被告口供混乱”，因为穆罕默德二世乃穆罕默德一世之子，不可能是这个年纪。玩这一游戏时卡列宾对某位小姐说了一句粗话，为此被判处临时绞刑：用毛巾缚住双手，把他吊在树上。

下面这首打油诗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献给卡列宾的，他母亲叫他沙尼亚，或沙涅奇卡，所有的亲戚也跟着叫。

更深夜阑。巴甫洛夫医院

已经鼾声一片，

偶尔还有一声喷嚏，

只有编外医生沙尼亚

在堂屋里辗转反侧。

无数跳蚤咬得他奇痒难熬，

然而这还不太使他苦恼，

脑袋瓜儿发高烧，

充满了痛苦和烦恼。

“我在大学里受过专业训练，

治疗卡他 [482] 一向手到病除。

即便在这间病房里，

我治病也妙手回春。

倘若老天赐给一个正式编制的位置，

再来一场霍乱，

那么老婆也许早就到手，

不过我自己得壮起胆子！”

咱们的卡列宾大叫大喊。

医士们跑了拢来，

病人们吓得惊恐万状。

列文塔尔 [483] 闻声而至，

手里拖着一根很长、很长的树枝：

“刚才是伲（你）在大吼大叫，

吵吵闹闹，脸皮都不要？……”

打油诗念到这里，卡列宾受不了啦，朝陀思妥耶夫斯基扑了过去，不让他再往下念，准备跟他打一架。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念到下面一首诗，安慰了卡列宾，他们才算和解。

无论上流社会

怎样沉默，怎样愁闷，

只要把沙尼亚带来，

它的愁闷便顷刻消失。

为什么有这现象？

为什么要笑容和笑声？

沙尼亚，我预祝你成功，

祝你万事如意。

陀思妥耶夫斯基即兴作打油诗，源源不绝。为了某个原因，他念了下面的一首诗，诗中写到曾在伊万诺夫家里待过的一伙人当中的福尔茨两兄弟。弟弟是中学七年级学生，不知为什么人家叫他“烂牛肉”，哥哥是大学一年级学生。

我在“烂牛肉”身上

唤醒他的荣誉感，

他发誓，从今以后

连犀牛也不放过。

卑贱的福尔茨

受了人家欺侮，

准备五人一起去报仇雪耻，

可是因为发育不全，

他依旧是个粗鲁汉、大笨蛋，

只好当听差。

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和待在伊万诺夫家的青年们争论风行一时的“虚无主义”，争论什么更崇高：“是靴子，还是普希金的作品？” [484] 他雄辩地捍卫了普希金诗歌的意义。

下面这首诗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了揶揄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伊万诺娃而作的。她打算进音乐学院，须在规定期限之内提出申请。

她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代她写申请。在规定日期的前一天夜里，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问，申请书是否写好。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掏出一张纸片交给她。上面写着：

从春天起我就打算

进音乐学院，

跟尼古拉·鲁宾斯坦

学音乐。

这是我的申请书，

请您收下。

录取通知

也盼迅速送达。

姑娘动气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她取笑够了之后，掏出另外一张纸片，上面是按普通格式写的入学申请书。

有一次去莫斯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伊万诺夫家关得紧紧的房间里，和丹尼列夫斯基气氛严肃地谈了很久，等丹尼列夫斯基离开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便写了一出喜剧《老实人与舍马通》 [485] ，这两者，前者指他自己，后者指丹尼列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容易对人产生感情，是个多情种子。他喜欢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伊万诺娃的女友玛丽娅·谢尔盖耶夫娜皮萨列娃，一个活泼的、生气勃勃的姑娘。有一回，快到复活节时，在莫斯科的伊万诺夫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和大伙一起去做晨祷，留在家里。玛丽娅·谢尔盖耶夫娜也待在伊万诺夫家。等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从教堂回来，她的女友笑眯眯地告诉她，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她求婚了。她，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听到这样上了年纪的人求婚觉得很可笑，——在她的心目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上了年纪的人。她拒绝他，开玩笑地以普希金的诗作答：

老头儿的僵硬多年的心，

忽然间热情如焚。

《波尔塔瓦》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他所遇到的人常有说不清楚的好感和反感。比如，不知为什么，他不喜欢一个很好的人瓦西里·赫利斯托福罗维奇·斯米尔诺夫，他的外甥女玛丽娅·彼得罗夫娜·卡列宾娜的丈夫。他想象那个人准是个酒鬼，到处涂写“瓦·赫·斯米尔诺夫到此一游并大饮其伏特加”之类。陀思妥耶夫斯基想把这个斯米尔诺夫写在《罪与罚》中的卢仁身上。他看人常常搞错。他以特别热烈的友爱谈到他的哥哥米哈伊尔。[……]

题解：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伊万诺娃（1848—1929），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妹妹维拉·米哈伊洛夫娜的次女。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伊万诺夫一家怀着特别深挚的爱，这份情感始终存在，而且时时给作家以支持。（见《书信集》第1卷，页433；第2卷，页66）

186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伊万诺夫一家在柳泊林诺度夏天，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当时十八岁。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出她是个纯朴优雅的美人儿，有卓越的音乐才能。不久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做了鲁宾斯坦的弟子，后来成为出色的音乐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柳泊林诺写作《罪与罚》的第五部，在那里度过的两个月给他留下了愉快的回忆。玛·亚·伊万诺娃的回忆录中也提到1866年的夏天，这一篇回忆录用她的口气，由弗·斯·涅恰耶娃记录下来，于1926年发表。伊万诺娃的回忆录是那种为数甚少因而弥足珍贵的回忆录之一，在这些回忆录中，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比通常写到的要开朗些、乐观些（见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对冯·福赫特的回忆的评语，本书页318），还有弗·斯·涅恰耶娃的文章《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献摘录。达罗沃耶之行》也是如此（《新世界》杂志，1926年，第3期）。

这里根据《新世界》1926年第3期页138—144原文刊印，略有删节。

关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 [486]

恩·冯·福赫特

我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866年初在莫斯科相识的，那时我才十五岁半。事情是这样的。我当时求学的康斯坦丁诺夫土地测量学院，有位五等文官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伊万诺夫在当校医，并且是唯一的医生。他是个极其出色的、道德非常高尚的人，这样的人我一生中所见不多。他娶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亲妹妹维拉·米哈伊洛夫娜为妻，生了一大帮孩子，将近九个。 [487] 伊万诺夫一家待我如亲人，我常到他们家去度假期，夏天，除了夏令营之外，所有空闲时间也在他们家度过。关于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伊万诺夫我有许多东西可写，但这不是本篇回忆录的主旨。我只说一点：学院里绝大多数的职员和学生都非常尊敬和爱戴亚·巴·伊万诺夫。1868年1月，他去世时，学生们扛着他的灵柩一直走到离学校有几里之遥的墓地。整个莫斯科都知道亚·巴·伊万诺夫，大家都为他的过早去世而深感惋惜。

1866年初的一天晚上，我请准假往伊万诺夫家，当时他们住在校院的公家宿舍里。我在他们家遇到相当多的客人，和他们寒暄时，我被介绍给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他比中等身材稍高，直直的、淡褐色的头发和胡子，苍白而无光泽的脸，几乎带有病容，但极其富于表情。这个人是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坐在一伙青年人中间，和他们闲谈。我怀着惊讶而又十分好奇的心情看着这个人，从伊万诺夫家人的口中听到过好多次了，从他的作品中对他也有部分的了解。我不由得想到他的《死屋》中的主人公，戴着脚镣手铐，身穿灰色的囚服。我想，难道这个仪表优雅的人也戴过啷作响的脚镣手铐？难道他也穿过囚服？是的，这一切都是事实，都是这个人在遥远荒僻的西伯利亚服苦役时经历过的，他在《死屋手记》中如此才气横溢地描绘了苦役生活……

那天晚上我得知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定在莫斯科郊区度过即将来临的夏天，就在柳泊林诺，那是距城五六里，位于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线上的一个小村庄。伊万诺夫一家也常在这个小村庄里租借一幢非常美丽的、瑞典风格的别墅消夏。柳泊林诺是属于莫斯科的头等商人高乐甫捷耶夫和拉赫马宁的，有寥寥几幢石头房屋，出租作别墅用。很久很久以前，柳泊林诺是个幽静而非常舒适的处所。一幢幢别墅坐落在古老的、景色如画的公园中。公园西临一个大的活水湖，南接一座巨大的、朝彼列文镇方向绵延的混合林。概括地说，柳泊林诺四周森林环绕，因而是消夏的好去处。消夏客可在湖中游泳，捕鱼。浴棚附近停泊着许多式样不同的小木船，供消夏客无偿使用。一般说来，在柳泊林诺度夏可以过得极其舒适，主要好处在于没有城里人朝这里张望，没有茶炊、手风琴、江湖卖艺人以及中等阶层与平民百姓的其他消遣娱乐。柳泊林诺始终是幽静的、安谧的。

五月间，伊万诺夫家迁往别墅，不久，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从彼得堡来到乡间，他在伊万诺夫家近旁租了一幢单独的两层楼的石头房子。其实他只租了楼上一个大房间，作卧房兼工作室；其余的房间几乎都空着，因而这幢房子始终笼罩着一片沉寂。这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好十分有利，因为当时他正在写他的著名小说《罪与罚》的第二部。 [488]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通常上午九点左右起床，喝了咖啡和茶以后，立即工作，一直写作到吃午饭，也就是午后三点钟。他在伊万诺夫家吃午饭，一直待到傍晚。因此，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难得在晚上写作，尽管他说，他的作品中最精彩、最生动的地方总是在深夜写出来的。不过夜间工作是禁止的，因为他的神经系统本来就很衰弱，这么一来可能太兴奋。大家知道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患着癫痫症，这病是他在西伯利亚流放时得的。有一个情况发生在所述的那个夏天，跟我有关，在这里我不能略而不提。有一天，伊万诺夫家来了好些莫斯科客人，在柳泊林诺过了一整天，经过殷勤好客的主人的再三挽留，他们留下来过夜，打算第二天一早返回莫斯科。客人相当多，夜里只好挤一挤，我得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一位客人。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建议我到他那里去过夜。我自然欣然同意，于是我们两人随即来到他的别墅。我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道了晚安，便走进隔壁房间，极其舒服地在沙发上躺下，可是却怎么也不能入睡。屋里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隔壁房间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轻轻的脚步声，轻微的叹息以及好像某种低语声，不时在他的房间里响起，传入我的耳鼓，令我不安，我想尽办法，却怎么也睡不着。甚至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开始向我袭来，我但听见自己的年轻的心怦怦直跳。这样过了足足一个钟头。忽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脚步声向我的房间靠近，接着，门悄悄地打开了，我看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手里端着蜡烛的白色身影。我不由得打了个寒噤，从沙发上欠起身来。

“听我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用颤抖的声音说道，“今天晚上我如果发病的话，您可别害怕呀，不要去惊动大家，不要让伊万诺夫家知道。”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边说后面那句话，一边关上房门，退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作为一个年纪很轻的青年人，这一刹那我吓得莫可名状，我怕看见，也怕听见这种病（我们学校里也有过两三起这种事情），但这时我只好时刻等待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倒下去，抽搐起来，发出病态的、十分古怪的叫喊声……我的睡意早已烟消云散，我全神贯注，紧张而又惴惴不安地听着。脚步声不久停止，我清晰地听出代之而起的是翻动书页的声音。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显然开始看书了。我竭力去想些不相干的事情，但无论我想什么念头，陀思妥耶夫斯基手里端着蜡烛的身影老是使我想起我在等待他发病。可怕的夜晚！忽然我开始辨别出隐约传到我的耳鼓的遥远而低沉的隆隆声。隆隆声迅速接近，增强，终于发出悠长的汽笛声，我恍然大悟：这是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上的列车从此地经过。我不由得高兴地去倾听渐渐远去的列车的隆隆声，随着列车渐渐远去，我也开始迷迷糊糊……等我一觉醒来，夏天的耀眼的太阳愉快地窥视我的房间，我的精神一下子恢复了。我迅速穿好衣服，遇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已经愉快而安详地在喝早茶。原来他的病没有发作，虽然头天晚上他有快要发病的预感。

“病快要发作时我总是有预感的，”他对我说，“但昨天晚上不知为什么倒是顺顺利利过去了。我想您一定吓坏了吧？”他笑了起来，立即改变话题，谈起他的最近一次出国之行。 [489]

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很集中，声音轻轻地慢慢地讲述，看得出这时他头脑里正进行着巨大的思想劳动。他那双灰色的、目光锐利的小眼睛似乎能看透听者。这双眼睛一向流露着他心地的善良，但是当他接触到使他深为激动的问题时，他的眼睛偶尔也会闪射出一种内敛的、凶狠的光芒。不过这只有一刹那工夫，这双眼睛重又辉耀着善良而又安详的光。但是无论他谈论什么，言语之间总有一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味道，似乎他想要坦率地谈谈什么，转瞬间又把思想埋藏在心底里。有时候他故意谈些离奇古怪、使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再现一些惊人的景象，使听的人事后久久难以忘记。亚·巴·伊万诺夫的一个女儿，已经是个大姑娘，出色的音乐家，但是胆子很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了解这情况，但故意在就寝前给她讲些离奇可怕的故事，吓得可怜的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好久都不能入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却因此而乐不可支。

关于他在西伯利亚服苦役的事，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不对我们提起。他向来不喜欢谈到此事。大家知道他的脾气，自然从来没有一个人敢于接触这一话题。只有一回，我坐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旁边喝早茶时才听到他三言两语地说起那本他放在小书桌上的小开本的《福音书》。这本《福音书》的古色古香的皮封面的边上被割开过，这情况引起我的注意。我问封面为什么割开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我解释说，在他要到西伯利亚去流放的时候，亲人们用这本书为他祝福，替他送行，封面里藏了钱。 [490] 犯人是不许私自带钱的，因而他的亲人们的这种未雨绸缪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他转移到西伯利亚监牢初期的严峻又艰苦的处境。

“是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忧郁地说，“钱是清清楚楚的自由……”

陀思妥耶夫斯基带着这本《福音书》，后来一辈子没有丢开过，始终放在写字台上。 [491]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喜爱青年，工作之余，所有的空闲时间他几乎完全交给青年人，带领他们做各种消遣游玩。由于机缘巧合，本文所述的那年夏天，柳泊林诺来了好几家人家，不久彼此之间就互相熟悉了。青年人很多，有几位是十分俊俏的大姑娘，夜间散步时我们和成年人聚在一起多达二十人。这一群人始终快快活活，无忧无虑，始终充满了融洽无间的气氛，我们之间从来不曾有过一丝怀疑或不悦的阴影。这伙人的灵魂始终是亚·巴·伊万诺夫和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说什么，所有的人，大人和年轻人就做什么。我们年轻人自然每人都有自己的崇拜对象，不过这一切都带有那种程度的纯朴的、理想化的性质，大人们只是嘲笑我们，开玩笑地对待我们的叹息和幻想，从来没有对我们产生实质性的某种恶意的怀疑。因而我们所有的人之间也充满了友谊和团结一致的精神。是啊，这真是幸福的时光啊！

散步通常以在公园里做各种游戏作为结束，若不是天下雨把大家早些撵回家的话，这样的游戏往往要延续到半夜。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积极地参加这种游戏，而且在这方面很会出点子，翻新花样。他有一次甚至想出个主意：造一个类似露天剧场的戏台，让我们作即兴演出。用上百年的枝叶繁茂的老菩提树的树干拼成圆桌形的木头平台当作舞台。那时我们年轻人正热衷于看莎士比亚的作品，于是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定把《哈姆雷特》搬上舞台。按他的指点，舞台上应再现如下的情景：我和亚·巴·伊万诺夫的大儿子扮哨兵，在闲谈，回忆不久前已故丹麦国王的幽灵的出现。在他们闲谈时国王的幽灵突然出现了，幽灵由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扮演，拿被单裹着头。他从舞台上走过，消失了；我们呢，惊恐万状，跌倒在地。然后，哈姆雷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外甥，青年医生卡[列宾]）缓步上场，看见我们倒在地上，他停住脚步，以威严的目光扫视观众，庄严地说道：“人都是猪！”这句台词引起观众的响亮的掌声，这场戏到此就结束了。其他的戏也这样演出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亲自参加演出。总而言之，他像孩子一样和我们一起游戏，也可能他在创作他的伟大作品（《罪与罚》）的繁重的思想和精神劳动之后，在游戏中得到休息与安慰吧。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喜欢音乐，他几乎老是在哼着什么，这最好不过地表明他心绪良好。在这方面，亚·巴·伊万诺夫的次女，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女学生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以其出色的演奏给他带来巨大的快乐。他们只在一点上有分歧：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是肖邦的热烈崇拜者（所有的女人都是这样）；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并不特别欣赏波兰作曲家的音乐，称它是“生痨病的”音乐。他最推崇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乐，俄国作曲家中，他最喜欢格林卡和谢罗夫的作品，尤其是后者的歌剧《罗格涅达》。对《阿斯科尔多夫之墓》 [492] 我们分成两派：亚·巴·伊万诺夫和我肯定这部歌剧，对它的每个曲调都极为赞赏；所有其他的人是反对派，对歌剧态度冷淡，甚至嘲笑，称维尔斯托夫斯基的音乐是普通的抒情歌曲集锦，如此而已。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发表过确切的意见，他很愿意支持亚·巴·伊万诺夫，以便给这个好人一点愉快。确实，只要对《阿斯科尔多夫之墓》持否定的看法，就会使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不能控制自己。他非常熟悉这部歌剧，能凭记忆演奏。莫斯科舞台上演这部歌剧时，亚·巴·伊万诺夫一场不落地去看。他说《阿斯科尔多夫之墓》上演的头一年演出六十场。当时托罗普卡一角由著名歌唱家本蒂肖夫扮演，他始终以他那罕有的歌喉把大批莫斯科人，主要是商人吸引到剧场里来。

既然提到音乐，我就在这里顺便谈谈一个小小的细节。有一次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场，我在钢琴上弹了（也是凭记忆演奏）德国抒情歌曲，歌词是海涅的著名诗篇：

Du hastDiamanten und Perlen，

Hastalles, wasMenschenbegehr，

Und hastdiesch?nsten Augen，——

Mein Liebchen, waswillstdu mehr？…… [493]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喜欢这支抒情歌曲，他好奇地打听，我是在哪里听到的。我回答说，我在莫斯科时几次听见流浪乐师演奏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是初次听到这支抒情歌曲，他也开始常常唱这支歌。我不敢肯定，但他也许是因此而产生了一个想法：在他的长篇小说《罪与罚》第二部第五章里，把这支抒情歌曲的歌词放在垂死的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马尔美拉多娃的嘴里，让她在呓语时说了出来。 [494] 必须记住，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也是背着手摇风琴，带着孩子走街串巷，逼着孩子们在围观的人面前边唱边跳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小说的第二部恰恰是1866年夏天在柳泊林诺写的。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每星期都上莫斯科，到刊登他的长篇小说的《俄国导报》编辑部去，又总是郁郁不乐地回家来。因为书报检查方面的种种限制，他几乎老是不得不修改作品，或者甚至直接把作品中某些地方删去。这当然使他很不痛快，不过他没有公开讲明，所以我们当中谁也不知道小说中哪些地方对于读者是无影无踪地消失了。 [495]

有一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步行去莫斯科，请我作伴和他同去。一路上他讲了最近的政治形势，当时人们对政治形势的全部兴趣都集中在奥普战争上。我对政治当然是不甚了了的，但每天看报，对普鲁士的战胜还是颇为关心的。因而我自然怀着十分贪婪的心情去倾听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观点、看法和分析说明，他能以渊博的知识真正吸引每个听者。我从他那里知道俾斯麦、拿破仑三世、法兰西士约瑟夫以及其他操纵欧洲命运的人物。他对我提出的问题很耐心，很注意听，充分摆情况，千方百计把我由于年轻而不懂的地方统统解释清楚。我们这样闲聊着一直走到罗果日城关。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请我在那里留下，他要到编辑部去一趟。我坐在一家中等酒馆旁边的小店铺里，因为闲着没事干，就去数有多少死人从我面前的公路上送到罗果日墓地去。应当指出，本文所述的那年夏天，莫斯科霍乱流行，虽不特别猖獗，每天毕竟还是夺走了不少患者的生命。在我等候的三个钟头里，我计算了一下，将近有十个死人从我面前运过，几乎清一色是平民。一匹瘦马，拉着大车，车上是草草钉成的普通白皮棺材，两三个送殡的人，有的甚至连一个送殡的人也没有。多么凄惨的景象！这时一辆四轮轻便马车迅速出现，车上有熟悉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身影，他正用眼睛在寻找我。等他乘车来到我身边，他首先告诉我，他饿坏了，他建议就在这家酒馆进餐。这一建议我十分满意，因为我自己也感到饿了。这样我们走进酒馆，占了一张单独的小桌子，桌上铺着白色的台布，停满了成群的苍蝇。因为时值夏天，酒馆里空荡荡的。穿白衣服的伙计们，腋下夹着餐巾，没精打采地在店堂里走来走去，我们的光临显然使他们吃惊，因为在城郊公路上，我们毕竟是不常光临的稀客。

堂倌给我们上了冷盆（顺便说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几乎什么也不喝），这是个十分轻浮然而又很殷勤的人，他不由得使我想起那个在某城旅馆里给乞乞科夫送饭的酒店小厮。我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指出这一点，使他心情极为愉快。随便抓个什么理由提一下果戈理，就足以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兴高采烈，——他对这位伟大作家的才华佩服得五体投地。回想起果戈理作品中各种不同的地方，他多次说过，无论在俄国文学中还是外国文学中，在刻画人物的现实性和无法摹仿的幽默方面，他不知道还有什么人比果戈理更高明的。比如，有一回他说，没有一个作家能像果戈理那样想出更加富有性格特征、更加机智的写法，当罗士特莱夫硬逼着乞乞科夫打牌而没有成功时，他勃然大怒，突然向自己的仆人发命令：“波尔菲利，去告诉马夫，不要拿燕麦喂他的马，给它们光吃干草。”这在罗士特莱夫的性格描绘中真是才气横溢的一笔，一下子把他的面目突现出来，极其有力地点出了这个粗鲁蛮横的人的全部内涵。

遗憾的是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没有为我们朗读过作品，所以我说不出他的朗读对听众会产生什么印象。

根据他说话、讲故事来看，应当认为，他的朗读也是很出色的。不过大家对他十分客气，谁也不愿意拿什么事情去麻烦他，没有他本人的愿望和冲动，谁也不肯提出要他朗读。[……]

题解：

冯·福赫特过去是康斯坦丁诺夫土地测量学院的学生，他的回忆录写到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在柳泊林诺度过的夏天，正如现在所看到的，写得真实而富有诚挚的感情。

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指出，冯·福赫特是少数的“回忆录作者”之一，他们没有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成“上流社会里的一位阴郁的怪人[……]，总是跟所有的人争吵”，如此等等，落入旧套；却“发现有可能得出和说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完全不同、然而又是符合实际的印象”。（《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页292—293）

本文根据《历史通报》1901年第12期页1023—1033刊印，略有删节。

在矛盾的影响下

《回忆录》选

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第一部分

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相识　出嫁

一

1866年10月3日，晚上七点钟光景，我照例来到第六男子寄宿中学，速记教师帕·马·奥利欣在那里教课。还没有开始上课，在等迟到的人。我坐在自己的老位子上，刚打开本子，奥利欣便走到我的身旁来，和我并排在长凳上坐下，说：

“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您想不想接受一项速记工作？人家托我找个速记员，我想到您也许会同意担任这项工作。”

“我很愿意，”我回答说，“我早就盼着工作的机会了。只是我怀疑，我所学到的速记知识是否足以担当重要的工作。”

奥利欣叫我放心。照他的看法，他所推荐的工作不要求比我所掌握的书写法更快的速度。

“打算给谁做速记工作呢？”我产生了兴趣。

“给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现在在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打算用速记员的帮助来写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考虑，小说将达到大开本的七个印张，整个工作他愿意给五十卢布。”

我连忙表示同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我从童年时就熟悉：他是我父亲喜爱的作家。我自己对他的作品很赞赏，还曾为《死屋手记》哭过。想到我不仅能与天才作家相识，还能帮助他工作，这使我极其激动，极其高兴。

奥利欣交给我一张折了两折的小纸头，上面写着：“木工胡同，小市民大街拐角上，阿隆金宅院，十三号房间，问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并且关照说：

“我要求您明天去找陀思妥耶夫斯基，十一点半，‘不要早来，也不要晚到’，像他今天亲自向我规定的那样。”[……]

二

10月4日，是我与未来的丈夫第一次见面的意义重大的日子，我一觉醒来，精神抖擞，愉快而激动地想到我多年来的夙愿今天就要实现了：在我所选择的职业上，我就要从一个女学生或学员成为一个独立的工作者了。

我稍稍提早些从家里出来，顺便先到劝业场去添置些铅笔备用，再给自己买一只小小的公文包，照我的看法，它会给我的稚嫩的外表增加好些精明老练的气派。十一点钟左右我买好东西，以便在规定的时间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不要早来，也不要晚到” [496] 。我顺着小市民大街缓步向木工胡同走去，一边不停地看手表。十一点二十五分，我走到阿隆金宅院，向站在大门口看院子的询问，十三号房间在哪里。他给我指了指右边，楼梯入口处在那边大门下，这幢房子很大，分成许多小套间，住着商人和手艺人。它使我一下子就想起长篇小说《罪与罚》中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所住的房子。

十三号房间在二楼。我拉门铃，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仆，肩上披着绿色方格巾，立即给我开了门。我不久前刚看过《罪与罚》，不由得想到：眼前的这块头巾，莫非就是在马尔美拉多夫家起过如此重大作用的那块细呢头巾的原物？女仆问我找什么人，我回答说是奥利欣叫我来的，她家的老爷预先知道我要来访。[……]

女仆请我进入室内，原来这是餐室。里面的陈设相当寒伧：靠墙摆着两口大箱子，用小小的毡毯遮着。窗口旁有一只抽屉柜，铺着手工编织的白色线毯。另一边沿墙放着一只长沙发，上面挂着挂钟。我满意地发现此刻钟上正好是十一点半。

女仆请我坐，说是老爷马上就来。果然，过了两分钟光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出来了，请我到书房里去，他自己却跑开了，后来知道，他原来是去吩咐给我们上茶的。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书房相当大，有两扇窗户，那天是晴天，十分敞亮，可是在其他的时候却给人以阴郁的印象：书房里昏暗而寂静；这种昏暗和寂静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

书房尽里面摆着一张柔软的长沙发，褐色的面料，相当陈旧；长沙发前面有一张圆桌，铺着红色呢桌布。桌上放着一盏灯和两三本照相簿；桌子四周是软垫靠背椅和扶手椅。长沙发上方挂着桃木画框，是一个妇人的肖像，穿黑色衣服，戴黑色软帽，极其瘦瘪。我不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心里想，“大概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吧。”

窗户之间，摆着一面大镜子，镶有乌木镜框。因为窗户之间的墙壁比镜子宽得多，为了照镜子的方便，把镜子挂在比较靠近右边窗子的地方，因此显得很不雅观。窗口上摆设着两只式样精巧美观的中国大花瓶。沿墙有一张绿色山羊皮的大型长沙发，旁边一张小桌子，桌上放着一只长颈玻璃水瓶。横对面，放着一张写字台，日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向我口授时，我总是坐在这张写字台前。书房里的布置，是我在家道不富裕的人家常见的最平常的摆设。

我坐在那里听着。我老是觉得我马上就要听到孩子的叫喊声或儿童玩的手鼓的咚咚声了；或者是门要打开了，我在肖像上打量过的那个瘦削的妇人要走进书房里来了。

可是这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进来了，他抱歉一声，说是人家把他耽搁了，问我：

“您学速记时间长吗？”

“总共才半年。”

“你们老师的学生多吗？”

“起先报名想学的有一百五十多个，现在只剩下二十五人左右了。”

“为什么只有那么几个了？”

“因为许多人以为速记是很容易学会的，等到他们知道几天工夫什么也学不会，他们就放弃不学了。”

“咱们这儿对每一件新的事物都是这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动手的时候一股子热情，随后迅速冷淡，把事情撂下不干了。他们看到得花力气，可是花力气的事情如今谁肯干？”

乍看起来，我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当苍老。不过只要他一开口说话，立刻就变得比较年轻些，我以为他未必会超过三十五或三十七岁。他中等个儿，姿态挺拔。浅栗色、甚至略微带点淡红色的头发，涂上厚厚的发蜡，精心梳理得平平整整的。如果说有什么使我吃惊的话，那就是他的眼睛。两只眼睛不一样，一只是褐色的，另一只瞳孔完全扩大，不见虹彩。 [497] 两只眼睛的异样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眼神有一种难以述说的表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脸色苍白而带病容，可我又觉得极其熟悉，大概是因为我从前看过他的肖像吧。他穿的是蓝色呢背心，相当陈旧，不过衬衣（活领和套袖）却是雪白的。

过了五分钟，女仆进来，端来两杯茶，很浓，几乎是黑色的。托盘上摆着两只小白面包。我端起杯子。我并不想喝茶，况且屋里很热，不过为了不至于显得拘束，我开始喝茶。我坐在靠墙边的小桌子跟前；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会儿坐在他的写字台旁边，一会儿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抽烟，常常把纸烟掐灭，又点上一支新的。他请我也抽烟。我谢绝了。

“也许您是因为客气才拒绝的吧？”他说。

我连忙对他说，我不光不抽烟，甚至也不喜欢看到女士们抽烟。

谈话进行得断断续续，而且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转到新的话题上去。他有一种疲倦的、病恹恹的神情。他几乎一开头就声明他有癫痫症，近日内发作过，这种坦率使我很是惊讶。关于即将进行的工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知为什么说得含含糊糊。

“咱们看看再说，怎么进行，咱们来试一试，看看这能不能行？”

我开始觉得，我们共同工作未必会进行。我甚至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怀疑这样的工作方法是否可能，对他是否合适，也许是准备回绝吧。为了帮助他作出决定，我说：

“好的，我们来试一试吧。不过，假如您在我的协助下工作得不顺手，那就直接告诉我。请您相信，如果工作不成功，我是不会有什么意见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想口授一段《俄国导报》上的文章，让我记录，要求我将速记译成普通的文字。他开始念得极快，不过我制止了他，请他口授时不要超过普通讲话的速度。

随后我开始把速记记录译成普通文字，而且很快就誊清了一遍，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一直催我，生怕我誊清太慢。

“以后我可以在家里誊清记录，不在这里誊写，”我安慰他，“这活儿花费我多少时间，对于您不是都一样吗？”

陀思妥耶夫斯基查看了我的誊清稿后，发现我把一个句号漏了，硬音符号写得不清楚，便严肃地向我指出。他分明很生气，思想也集中不了。一会儿问我叫什么，问了立刻又忘记，一会儿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踱了很久，似乎忘记了我的在场。我坐着一动也不动，生怕扰乱他的思路。

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此刻他决不能再口授了，问我能不能今天晚上八点钟再去他那里，到时候他才开始口授长篇小说。对我来说，第二次再去是很不方便的，但我不愿耽搁工作，所以就同意了。

和我告别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

“我很高兴奥利欣向我推荐的是个女速记员，而不是男的，您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呢？”

“因为若是男人大概早就喝起酒来了；您，我希望是不喝酒的吧？”

我觉得可笑得要命，不过我忍住了。

“我大概是不喝酒的，这方面您尽可以放心，”我一本正经地回答。

三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处出来，我心情很沮丧。他给我留下不愉快的印象，我不喜欢他。我想，我恐怕难以同他一起工作，我那独立生活的理想有成为泡影的危险……昨天我的好妈妈还因为我要开始新的工作了而高兴，想到这一点，我心里更觉得难受。

我离开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时将近两点钟。回家去吧，路太远：我住在斯莫尔尼宫附近的科斯特罗姆街，我母亲安娜·尼古拉耶夫娜·斯尼特金娜的家里。我决定到住在灯笼胡同的一个亲戚家里去，在他们那里吃饭，傍晚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处去。

亲戚们对我的新相识颇感兴趣，他们开始详细打听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况。时间在闲谈中飞快地过去，快到八点钟时我已经来到阿隆金宅院。女仆替我开了门，我问她，她的主人叫什么。从他的作品的具名，我知道他的名字叫费奥多尔，但是我不知道他的父名。费多西娅（女仆的名字）又请我在餐室里稍候片刻，她去通报我来了。她回来，请我进书房去。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道过好，坐在小桌子旁边不久前坐过的老位子上。可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喜欢这样，他要我坐到他的写字台边去，要我相信坐在那里写字会更舒适。[……]

我换了个地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则占了小桌旁我的位子。他又问起我的姓名，并且问我和不久前刚去世的年轻而有才华的作家斯尼特金是不是亲戚。我回答说，不过是同姓而已。他开始打听我家里有些什么人，我在哪里上学，是什么使我去学速记，等等。

对所有的问题，正如后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告诉我的那样，我回答得简单，认真，几乎是严肃的。[……]

这时费多西娅在餐室里沏茶，给我们端来两杯茶、两只小白面包和柠檬。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又请我抽烟，开始请我吃生梨。

喝茶时，我们的闲谈更加具有真诚而善意的气氛。我突然觉得我似乎早就认识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心里轻松了，愉快了。

不知怎么的，谈话涉及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和死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沉浸在回忆中。

他说，“我记得，我站在谢苗诺夫练兵场上判了刑的同志们中间，看人家在做准备，我知道，我总共只能再活五分钟了。可是这几分钟在我的想象中像几年，几十年，好像我还要活很久！我们已经给套上了死囚服，分成三个人一排，我是第八个，站在第三排。第一排的三个人被绑在木桩上。过了两三分钟，两排人要被枪决了，接着就轮到我们。我多么想活下去，我的老天爷！生命于我是多么宝贵，我能做多少美好的、有益的事情啊！我想起我的整个过去，利用得不太好，我多么想一切都重新去感受，去尝试，在世上活很久，很久……忽然听得停止执行的声音，我精神为之一振。我的同伴们都给松了绑，带回原地，宣读了新的判决；我被判四年苦役。我不记得还有别的这样幸福的日子！我在阿列克塞三角堡的牢房里踱来踱去，一直唱呀，大声唱呀，为赦免我的死刑而高兴得那个样子！后来在分别之前，他们准许兄弟和我告别，圣诞节前夕我被解往远方。我保存着一封信，是在判决宣布那天 [498] 写给我的已故的兄弟的，我的侄子 [499] 不久前刚把信还给我。”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讲的事情对我产生可怕的印象：我听得毛骨悚然。不过，我几乎还是个女孩子，今天又是他生平第一次跟我见面，却对我这样坦率，倒也使我颇感惊讶。这个外表上看城府很深的严肃的人，把过去的生活连同那样详尽的细节告诉我，说得那么诚恳、亲切，使我不由得不感到奇怪。只是到了后来，了解了他的家庭情况以后，我才明白这种坦率和信赖的原因：当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十分孤独，周围尽是对他怀着敌意的人。碰到他觉得对他抱善意的、关切的态度的人们，他就感觉到很有和他们交流思想的必要。我与他相识头一天的这种坦率，我十分喜欢，给我留下良好的印象。

我们的谈话从一个话题扯到另一个话题，然而我们的工作却还没有开始。这使我不安：时间晚了，我回去还要走很远的路。我答应母亲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直接回家去，眼下我怕她要为我而忐忑不安了。我觉得，由我去提醒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到他这里来的目的是不妥当的，等他自己想到，而且向我提议开始口授时，我自然是很高兴的。我做好准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则以相当快的步子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从门口走到斜对面的火炉边，而且，到了火炉跟前必定敲它两下。同时他抽烟，不时把没吸完的烟扔在写字台边上的烟灰缸里，再换上一支烟。

口授了一些时候以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要我把记录念给他听，从头一句话就喝住我：

“怎么‘从鲁列特恩堡回来’ [500] ？难道我说过鲁列特恩堡？”

“是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您口述过这个词。”

“不可能！”

“对不起，您的小说中有没有一个城市叫这个名字？”

“有的。情节发生在赌城，我把这个赌城叫鲁列特恩堡。”

“既然有，那么您一定口述过这个词儿，否则我这记录上是从哪里来的呢？”

“您说得有道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承认了，“我搞乱了。”

我很满意，误会消除了。我想，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过分专心沉潜于思索，也可能是白天工作太疲劳，所以才搞错。不过，他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因为他说他不能再口授了，请我明天十二点钟左右把记录稿带来。我答应按他的要求做到。

钟敲十一点，我准备走了。得知我住在沙滩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他还一次也没有机会到城市那一带去过，他不知道沙滩地在哪里。如果路远，他可以派仆人送我去。我自然谢绝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送我到门口，吩咐费多西娅在楼梯上替我照亮。

到家里我欣喜地告诉妈妈，陀思妥耶夫斯基待我是多么坦率、和善，不过，我把过得这么有意思的一天所留给我的不愉快的、我从来不曾体验过的印象略而不提，免得妈妈不快。这印象真叫人沮丧：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一个聪明、善良的人却很不幸，仿佛大家都抛弃了他，于是深深的怜惜和同情便在我心中萌生……

我累坏了，赶快去躺在床上，要求家里人早一点叫醒我，以便我把速记记录全部誊清好，在规定的钟点带去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

四

第二天我清早起来，立即动手工作，记录不太多，不过我想誊写得清楚些，漂亮些，这就费时间。不管我怎么赶，还是迟到了足足半小时。

我发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正极其忐忑不安。

“我已经在想，”他一边问好，一边说，“我这里的工作您大概觉得太繁重了，所以您不会再来了。然而我又没有记下您的地址，所以昨天口授的东西有丢失的危险。”

“我真不好意思，迟到了这么多时间，”我道歉说，“不过我要让您相信，如果我不得不回掉这工作的话，我当然会通知您的，而且把记录的原稿送回。”

“我心里不安是因为10月1号之前我一定要写完这部小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解释道，“可我连新小说的大纲都还没有拟好。我只知道它至少应当有七印张，给斯捷洛夫斯基出版。”

我开始探问详细情况，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向我解释，人家把他推进陷阱，真正令人气愤。

由于米哈伊尔哥哥死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把他办《当代》杂志 [501] 欠下的全部债务都揽在自己身上。债务是些票据，放债人狠逼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威胁要查封他的财产，把他本人送进债户拘留所。这在当时都是可能的。

刻不容缓的债务达三千左右。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到处张罗钱，结果却不顺利。说服放债人的一切尝试都没有效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陷于绝境，忽然出版商斯捷洛夫斯基来找他，提出以三千卢布购买他的三卷集的全集的版权。此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得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报酬也包括在这笔款子里面。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处境危急，所以他同意了契约上的一切条件，但求能摆脱要剥夺他的自由的威胁。

契约在186[5]年[夏天]签订，斯捷洛夫斯基把预先商定的款子带到公证人处。这些钱第二天当即付给了各放债人；这么一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连一文钱也没有到手。最使人难堪的是过了没几天，这些钱又回到了斯捷洛夫斯基手里。原来他以极低的价格收进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票据，通过两个冒充的人向他讨钱。斯捷洛夫斯基是剥削我们文学家和音乐家（皮谢姆斯基、克列斯托夫斯基、格林卡）的狡猾而机灵的家伙。他善于趁人之危要挟人家，让他们落入圈套。三千卢布购买版权，比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所取得的成就来，太微乎其微了。最苛刻的条件是在1866年11月1日前必须交出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到期若交不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须付巨额违约罚款；若当年12月1日之前还交不出小说，则将丧失著作的版权，永远归斯捷洛夫斯基所有。掠夺者自然也指望着这一点。

1866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埋头于长篇小说《罪与罚》的写作，他想写得艺术上精致一些把它结束。他这么一个有病的人，哪里还能写这么卷帙浩大的新作品？

秋天从莫斯科回来以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陷于绝望，因为他无法在一个半至两个月内执行他跟斯捷洛夫斯基所签订的契约条款。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朋友们如阿·尼·迈科夫、亚·彼·米柳科夫、伊·格·陀尔戈莫斯季耶夫等人想救他出困境，建议他拟出小说大纲，他们每人分担写一部分，三四个人就可以如期完成小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只消通读加工一遍，把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的粗糙之处抹抹平就可以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拒绝了这个建议，他拿定主意，与其在别人的作品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他宁肯付罚款或失去著作权。 [502] 这时朋友们便劝他借助于速记法。亚·彼·米柳科夫想起他认识一个速记教师帕·马·奥利欣，便去找他，请他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处来一次。费·米尽管十分怀疑速记对他这样的工作是否有用。然而由于期限迫近，决定只好借助于速记了。

不管我当时对人的了解是多么肤浅，斯捷洛夫斯基的做法却使我极为愤慨。

上茶以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开始向我口授。他分明难以习惯于这项工作：他常常停顿，思考，请我把记录下来的东西读一遍，过了一个钟头，他说他累了，想歇一歇。

和昨天一样，开始聊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怔怔忡忡，话题换来换去。又问我叫什么名字，过了一会儿又忘了。两三次请我抽烟，尽管他已听我说过，我不抽烟。

我开始向他问起我们的作家，他的劲头来了。回答我的问题时，他似乎把萦绕不去的思绪撂在一边，讲得很平静，甚至快乐。他当时讲的话，有一些我记住了。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认为涅克拉索夫是他青年时代的朋友，高度评价他的诗才。 [503] 他爱迈科夫，不仅因为他是个才气横溢的诗人，而且是最聪明、最卓越的人物。 [504] 他对屠格涅夫的评价是第一流的天才。只是可惜屠格涅夫久居国外，对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了解少了。 [505]

稍事休息后，我们又着手工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又激动不安起来了：显而易见，他工作得不顺利。我把这解释为他在不大熟悉的人面前口授作品还不习惯。

将近四点钟，我准备走了，答应明天十二点左右把记录带来。告别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交给我厚厚一叠他通常写作用的隐条信纸，叮嘱我应该留出多大的页边。

五

我们的工作就这样开始并继续下去。我十二点钟之前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处，待到四点钟。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口授记录三四次，每次半小时或稍微多些，几次口授之间，我们喝喝茶，聊聊天。我愉快地发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新的工作方法开始习惯了，随着我一次次登门，他越来越平静了。等到我计算出我誊清过的稿子多少页正好等于斯捷洛夫斯基的一个印张，我确切地报得出我们已经记录了多少张，他的愉悦的心情尤其明显。稿子页数的增加给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极大的鼓舞和快乐。他时常问我：昨天我们写了多少页呀？我们总共完成了多少页啦？您认为我们能如期完成吗？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友好地同我谈话，每天在我面前展示他的生活中的悲惨的一页。当他讲到他的艰难处境（他显然从来没有摆脱过，也无法摆脱），这时候，我心里不知不觉产生了深切的怜悯之情。[……]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待我一天天地越来越亲切、和善。他常常叫我“亲爱的”（这是他喜欢用的亲热称呼），“亲爱的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可爱的”，这些话，我当作是他对我——一个几乎还是女孩子的年轻姑娘的宽容。我减轻他的困难，我保证工作会顺利进行下去，小说会如期完成，这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感到高兴，鼓舞了他的情绪，看到他这样，我也觉得很是快慰。我很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不仅能够协助我心爱的作家工作，而且对他的情绪能产生良好的作用。这些在我自己的心目中提高了我自己的地位。

我不再害怕“著名作家”，像对大叔或老朋友那样，坦率而无拘束地和他说话。我探问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生活中的种种情况，他很乐意地满足我的好奇心。他详详细细告诉我他在彼得保罗要塞囚禁八个月的生活，还告诉我他们怎样用敲墙壁的办法同隔壁的其他犯人交谈。他讲到他的服苦役生活，讲到和他一起服满刑期的犯人情况。他回想起在国外的生活，他的几次旅行和会见；讲到莫斯科的亲人们 [506] ，他很爱他们。有一次他告诉我，他结过婚 [507] ，妻子三年前死了，给我看她的遗像。我不喜欢这张像。据他说，已故的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是在死前一年照的相，当时正患着重病，因而神态可怕，几乎是一副死相。[……]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常常抱怨自己的债务，没有钱，物质生活状况艰难。到后来我甚至亲眼目睹他的经济困难的情况。 [508]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所说的事情都带有那么哀伤的性质，使我有一次忍不住问道：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您为什么尽回忆些不幸的事情？您最好说说您过去是怎样幸福吧。”

“幸福？我还不曾有过幸福！至少是我经常向往的幸福还不曾有过！我在等待幸福。最近我写信给我的朋友弗兰格尔男爵说，尽管我遭遇种种不幸，我却依旧幻想着开始新的幸福生活。” [509]

听了[这话]我真难受！真奇怪，这个善良而有才华的人，到了他行将衰老之年，还没有找到他想要的幸福，而仅仅只是向往着幸福！

有一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详详细细告诉我，他怎样向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考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求婚 [510] ，得到这位聪明、善良而又才气横溢的姑娘的同意，他又是多么高兴。但考虑到他们的信仰是对立的，双方不可能有幸福，他又是多么伤心地回绝了她的许诺。

有一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心情特别惶惑不安，他告诉我，他如今正站在三岔口上，前面摆着三条路：或者到东方去，到君士坦丁堡 [511] 和耶路撒冷去，而且可能永远留在那里；或者到国外去玩轮盘赌，全身心陷到始终那么吸引他的赌博中去；最后，或者是第二次结婚，在家庭中寻找快乐和幸福。解决这些问题，要用彻底的办法改变他的如此糟糕的生活，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是操切不安，他见我对他是友好的，就问我，我会劝他怎么办。

我承认，他这么信赖地问我，使我很为难，因为无论他想到东方去也罢 [512] ，想去做赌棍也罢，在我都觉得是不明确的，似乎是不切实际的。我知道我的亲戚朋友当中是有幸福的家庭的，我劝他再一次结婚，在家庭中寻找幸福。

“那么您认为我还能再结婚？”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问，“有人会同意嫁给我？我该挑选什么样的妻子呢？聪明的，还是心肠好的？”

“当然是挑聪明的喽。”

“不，既然挑选，我宁肯娶心肠好的，好让她爱我，疼我。”

由于自己打算结婚，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问我：为什么不出嫁？我回答说有两家来向我提亲，两个人都很出色，我很尊敬他们，但是我觉得对他们没有爱情，而我只愿意出于爱情才嫁人。

“一定要为了爱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热烈地支持我说，“幸福的婚姻，单有尊敬是不够的！”

六

[……]时间越过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工作越习惯。他已经不是一边当场思索文句，一边向我作口授，而是夜间写作，照稿子向我口授。有时他可以写出那么多，我誊清记录一直要到深更半夜。不过，第二天我宣布我们写好的稿子增加了多少页的时候我是多么得意啊！我曾保证工作将会顺利进行，无疑将会如期完成，当我看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我的保证报以快乐的微笑时，我心里是多么愉快啊！

我们两人都进入新小说中主人公的生活，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各有所爱，各有所憎。我同情输光家产的祖母，还有阿斯特列伊先生，我鄙视波林娜和小说的主人公本人，我不能原谅他的胆小如鼠、嗜赌如命。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则完全站在“赌徒”一边，说赌徒的许多感情和印象都是他自己亲自体验过的。 [513] 他肯定地说，一个人可能具有强大的个性，并且以自己的生活加以证明，然而没有力量克制自己爱玩轮盘赌的嗜好。[……]

离开他时，一些新的（对我来说是新的）想法在我的心头盘旋，我在家里感到寂寞，一心盼着明天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再见面。眼看工作接近尾声，我们的交往也该结束了，我心里充满了忧伤。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说出了同样使我焦急的想法时，我真是又惊又喜。

“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 [514] ，您知道我在想什么吗？喏，我和您这样合得来，每天这样友好地见面，这样习惯地作愉快的谈话；现在，随着小说的完成，难道这一切也都要结束了吗？那真是太遗憾了！少了您，我会感到很寂寞。我在哪里能见到您呢？”

“不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不好意思地回答说，“山跟山不相碰，人跟人总相逢的。”

“可是在哪里呢？”

“随便哪里，在社交界，在剧院，在音乐会……”

“您知道的，我很少涉足社交界和剧院。再说这种地方能算是会面吗，有时连话也来不及讲一句。您为什么不请我上您家去呢？”

“请来吧，我们将很高兴您光临。我只是担心，您会觉得同我和妈妈谈话是很乏味的。”

“我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去呢？”

“等我们工作告一段落再约定吧，”我说，“现在对于我们最主要的是结束您的长篇小说。”

11月1日，向斯捷洛夫斯基交出小说的期限快到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担心了，怕那个人耍手段，以某种借口拒绝接受他的稿子，目的是要捞取违约罚款。我尽可能地安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答应去打听一下，如果他的疑虑属实，他该怎么办。当天晚上我执拗地要求我妈去见一个熟识的律师。他建议将稿子交给公证人，或者交给斯捷洛夫斯基所住的那个区的警察分局局长，不过当然要凭正式收条才交出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找调解法官弗列伊曼（他的一个同学的兄弟）商量，法官也给他出了同样的主意。

七

10月29日，我们进行最后一次口授。长篇小说《赌徒》完成了。从10月4日到29日，也就是用二十六天工夫，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写出一部长篇小说，篇幅达大开本两栏排的七印张，相当于普通的十印张。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此极为满意，对我说，稿子顺利地交给斯捷洛夫斯基以后，他打算在饭店请朋友（迈科夫、米柳科夫及其他人）吃饭，并预先邀请我参加宴会。

“您以前上过馆子吗？”他问我。

“没有，从来没有。”

“我请吃饭，您会来的吧？我要为我可爱的女助手的健康干杯！没有您的帮助，我恐怕不能如期完成小说。那么，您会来的吧？”

我回答说，我要去问问我妈的意见，心里我是决定不去的。我生性腼腆，到时候会显出一副无聊的样子，影响大家聚会的快乐。

第二天，10月30日，我把昨天记录的誊清稿带去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不知为什么格外殷勤地迎接我，当我进去时，他甚至一下子脸红了。我们照例重新数了数誊清过的稿子的张数，竟有这么多，大大超过我们的预期，我们很是高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告诉我，今天他要把小说再看一遍，稍作改动，明天一早送去给斯捷洛夫斯基。这时他将事先讲定的五十卢布的酬金交给我，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热烈感谢我的协作。

我知道10月30日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生日，所以我决定不穿平常穿的黑色薄呢衣服，换上淡紫色的绸衣服。看见我一向穿孝服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我的盛意很是感激，他发现，淡紫色于我很相称，我穿长连衫裙显得身材比较修长，体态更加匀称。我很愉快地听着他的赞扬，但是我的欣悦的心情被他的哥哥的遗孀埃米利娅·费奥多罗夫娜的到来所破坏，她是来祝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生日的。[……]

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迈科夫进来。他跟我点点头，不过他分明不认识我。他转身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问起他的小说进展如何。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忙着和嫂子讲话，大概没听到问他的话，什么也没有回答。这时我决定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代为作答，说小说昨天才写完，我刚把最后一章的誊清稿送来。迈科夫迅速走到我身边，伸出手来，表示歉意说，他一下子没认出来。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他眼睛近视，也因为我以往穿黑衣服使他觉得我的身材比较矮。

他开始问起小说的情况，问起我的看法。我兴奋地对新的作品给予好评，它对于我已是如此珍贵；我说，小说中有几个异常生动又成功的典型（祖母，阿斯特列伊先生和堕入情网的将军）。我们谈了二十分钟左右，和这个善良、可爱的人谈话，我觉得是那么轻松愉快。[……]

迈科夫很快就离去。我学他的样，不愿忍受埃米利娅·费奥多罗夫娜对我的高傲态度。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再三说服我留下[……]。他领我到前室，提醒我曾经答应过邀请他上我家去。我正式提出邀请。

“我什么时候能去？明天？”

“不，明天我不在家；中学里的女友叫我去。”

“那么后天？”

“后天我有速记课。”

“那么11月2日？”

“2号是星期三，我要去看戏。”

“我的天哪！您的日子都排得满满的！您要知道，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我要认为您是故意说得这样的了。您根本就不愿意我去府上。您老实说吧！”

“不是，我向您保证！我们将很高兴在自己家里看到您。11月3日，星期四，晚上七点钟左右，您请过来吧。”

“只能在星期四？要等多久啊！您不来，我可要寂寞死了！”

我自然是把这些话当作可爱的玩笑。

八

[……]11月3日，星期四，我从早晨起就动手准备接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去买他爱吃的那种生梨，还有他时常请我吃的各种美味的点心。

我整天觉得自己怔忡不安，将近七点钟时，我的不安达于极点。可是，到七点半，八点，他还没有来，我已经断定他准是改变主意不想来了，或者是把自己答应过的话忘记了。到八点半，期待已久的铃声终于响了。我赶紧去迎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问他：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您怎么找到我这儿的？”

“好啊，”他和蔼地说，“您说这话的口气，好像我找到您的家，您不乐意似的。我可是从七点钟找起，周围都跑遍了，所有的人都问遍了。大家都知道这里有科斯特罗姆街，可是怎么去法——都说不清 [515] ，感谢上帝，总算遇上个好人，他爬上车夫座位，指点车夫往哪走，我才找到这里。”

我母亲进来，我连忙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介绍给她。他殷勤地吻她的手，说很感激我协助他的工作。妈妈去斟茶，这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详细告诉我，送稿子去给斯捷洛夫斯基给他带来多大的不安。不出我们所料，斯捷洛夫斯基捣鬼了：他到外省去了，他的女仆说不知道他啥时候回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当即到斯捷洛夫斯基的出版社去，试图把稿子交给出版社的经理。可是那位经理断然拒绝接受，说是老板没有授权给他处理这件事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去找公证人，时间已经迟了，去区警察局，白天一个负责人也没有，要他晚上再去。一整天他在焦急不安中度过，直到晚上十点钟他才得以把稿子交给某区的警察分局，从监督那里拿到一张收条。

我们开始喝茶，谈天，像往常那样愉快而无拘无束。我原先设想好的话题只好撂在一边，——新的、有趣的话题多的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完全把我母亲迷住了，起先她被“著名”作家的来访弄得有几分惶惑不安呢。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善于做个有魅力的人，后来我常有机会观察到，人们，甚至对他抱有成见的人，是怎么被他的魅力所征服的。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告诉我，他想休息一个星期，然后动手写《罪与罚》的最后一部。

“我想请求您的协助，好心肠的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我和您一起工作是那么轻松。往后我仍打算口授，我希望您不会拒绝跟我合作。”

“如果于您有帮助的话，我很乐意担任，”我回答，“我不知道奥利欣对此会有什么看法。他也许会派另外一个学生，男的或女的，到您那里去担任这件新的工作。”

“可我对您的工作方法已经习惯了，我十分满意。要是奥利欣想要给我另外介绍一个速记员，那才是怪事呢，我跟新来的人可能会合不来。不过，也许是您本人不想再到我那里去工作了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当然不坚持……”

他分明很怅然。我竭力安慰他，说奥利欣对新的工作大概是不会有什么安排的，但我毕竟还是应该问他一下。[……]

九

[……]11月6日，星期日来临。这一天我准备到我的教母处去向她祝贺命名日。平时我和她并不热乎，仅在节日才去拜访她一下。今天她家会有许多客人，我巴望能排遣一下这几天来郁积在心的压抑心情。她住得远，在阿拉尔钦桥堍，我打算在天黑之前到她那里去。家人去叫马车时，我坐下弹了一会钢琴，因为叮叮咚咚的琴声，我没有听见门铃响。不知什么男人的脚步声引起我的注意，我回头望去，看到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进来了，我大吃一惊，又喜出望外。他神情胆怯，似乎有点不好意思。我迎着他走上前去。

“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您知道我做了件什么蠢事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紧紧握住我的手说，“这些天来我一直很寂寞，今天从早晨起就在考虑，我该不该到您这里来？合适吗？我星期四才来过，星期天又来！这么性急的拜访，您和您的母亲是否会觉得奇怪呢？我决定无论如何要来看您，这不，您瞧，我来了！”

“哪儿的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妈妈和我永远高兴在自己家里看到您！”

尽管我一再保证，我们的谈话却不顺利。我无法控制我的惶恐不安的心情，光回答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问题，自己却几乎什么也没问。使我窘迫不安的也有外部原因。我们此刻所待的大厅还没来得及生火，冷得要命。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发现这情况。

“你们这儿好冷呀；您自己今天怎么也这样冷淡！”他说，发现我穿着浅灰色的缎子衣服，他便问我准备到哪里去。

得知我马上就要到教母家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声明他不想耽搁我，他提议用他那漂亮的马车送我，因为我们同路。我同意了，于是我们就乘车走了。遇到一个急转弯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想来扶住我的腰。可是我和别的六十年代的姑娘一样，对于所有表示关切的动作，诸如吻手、搂腰之类抱有成见，所以我说：

“请别担心，我不会摔倒的！”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似乎受了委屈，说道：

“我真希望您现在就从雪橇上摔出去！”

我哈哈大笑，于是缔结和约：一路上我们快活地闲聊，我那抑郁的心情一扫而空。分别的时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紧紧握住我的手，我答应他，过一天我上他那里去商量写《罪与罚》的工作。

十

1866年11月8日，是我一生中有重大意义的日子之一：这一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我说，他爱我，要我做他的妻子。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一天的种种详情细节依旧那么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仿佛是发生在一个月之前似的。

那是晴朗而寒冷的一天。我步行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处去，因而比原定的时间晚了半小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显然早就在等我了：听到我的说话声，他立即来到前室。

“您到底来了！”他欣喜地说，一边动手帮我解长耳风帽，脱大衣。我们一起走进书房。这一次，书房里很明亮，我惊讶地发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知为什么有些激动。他的脸上有种兴奋的、几乎是兴高采烈的神色，使他显得年轻多了。

“您来了，我真高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开口说，“我很害怕您忘记了您答应过的话。”

“您为什么要这样想呢？我既然答应了，总是做到的。”

“请原谅，我知道您一向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我又见到您了，我太高兴了！”

“我看见您也很高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而且您的心情这么快活。是不是您有什么高兴的事情？”

“是啊，有事情！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奇妙的梦！”

“怪不得！”我笑了起来。

“请别笑。我很重视做梦。我做梦总是预兆着有事情的。当我梦见我已故的米沙哥哥，尤其是梦见我父亲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倒霉了。”

“说说您的梦吧！”

“您看见这只花梨木的大匣子吗？这是我在西伯利亚时的一个朋友乔坎·瓦利汉诺夫送给我的礼物，我很珍惜它。匣子里放着我的稿子、信件和对我有纪念意义的宝贵物件。在梦中，我坐在这只木匣子前面整理文件。忽然发现纸张中间有什么东西闪烁了一下，像是一颗明亮的小星星。我翻寻文件，小星星忽而出现，忽而消失。这引起我的兴趣：我开始慢慢地重新翻阅纸头，在纸头中间找到一颗钻石，很小，但是非常光耀夺目，闪闪发亮。”

“您拿它怎么了？”

“糟糕的就是我记不得了！当时另外一个梦又接上来，我就记不得拿它怎么了。不过这是一个好梦！”

“据说梦是相反的，好梦详起来是不好的，”我说，但是立即自己觉得失言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脸色马上改变，好像黯淡了。

“那么您认为我这个人不会交好运了？这只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他沮丧地高声叫道。

“我不会详梦，也压根儿不相信梦，”我回答。

我深感抱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好兴致消失了，我竭力使他快活起来。他问我做过什么梦，我以滑稽可笑的形式讲给他听。

“我做梦看见最多的是从前我们中学的女校长，一个严肃的女人，鬓角上梳着老式的鬈发，她总是为了什么事情而申斥我。我还梦见一只火红的猫，有一回从我们家花园的围墙跳到我身上，把我吓得要死。”

“唉，您呀，真是个小姑娘，小姑娘！”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笑着一边说，一边亲切地打量我，“连您的梦都是这种样子的！喂，去参加您的教母的命名日，怎么样，快活吗？”他问我。

“很快活。饭后长辈们坐下打牌，我们小辈们聚集在主人的书房里，整个晚上热烈地聊天。那里有两个很可爱、很快乐的大学生。”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又愁闷起来。使我吃惊的是这一回他的情绪变化是如此迅速。我不知道癫痫的特点，心里想，这情绪的变化可别是癫痫快要发作的预兆吧？我觉得有点害怕了……

我们早已成了习惯，当我来作速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就把我们不在一起时，他做了什么，到哪里去了告诉我。我赶紧问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最近几天他在忙些什么。

“构思新的小说，”他回答。

“您说什么！有趣的小说？”

“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只不过小说的结尾我想不出。这里牵连到年轻姑娘的心理。我若是在莫斯科，我会去问我的外甥女索涅奇卡 [516] ，现在只好求助于您啦。”

我充满自豪地准备“帮助”天才的作家。

“您的小说的主人公是什么人？”

“艺术家，年纪已经不轻，唔，总而言之是像我这样的年纪。”

“说下去，请您说下去，”我要求道，新小说已经引起我很大的兴趣。

作为对我的请求的回答，一篇绝妙的即席构思的故事便喷涌而出。无论是以前，还是以后，我从来没有听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讲过像这一次那样激动人心的故事。他越往下讲，我就越明显地感觉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在讲他自己的生活，只是把人物和环境改了而已。故事里有他以前对我匆匆讲过的所有片断。现在详细而连贯的故事把他对亡妻和亲属的关系中的许多事情向我讲清楚了。

新的小说中也有艰苦的童年时代，早年失去心爱的父亲，某些不幸的境遇（重病），使艺术家脱离生活，抛下心爱的艺术达十年之久。这里也有重返生活（艺术家康复），遇到一个女人，他爱上了她，因爱情而引起的痛苦，妻子和亲人（心爱的姐姐）的去世，贫穷，债务……

主人公的思想状况，他的孤独，他对亲人的失望，对新生活的渴望，爱的要求，想重新找到幸福的热切期望，都描绘得如此生动而才气横溢，分明是作者本人所体验过的痛苦，而不仅仅是他的艺术想象的结果。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惜使用晦暗的色彩描绘主人公。用他的话来说，主人公是个未老先衰的人，身患不治之症的病人（手瘫痪），愁眉苦脸，生性多疑；诚然，他有一颗温柔的心，但不善于表白自己的感情；他是个艺术家，可能还是个有才华的艺术家，但老是失败，一生中从来没有一次能把他的思想体现在他所向往的形式中，他始终为此而苦恼。

我认为小说主人公就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就忍不住用话去岔断他：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您为什么这样贬损您的主人公？”

“我看到您对他没好感。”

“恰恰相反，很有好感。他的心非常好。您想想，多少不幸落到他身上，他毫无怨言地忍受了！换了另外一个人，在生活中尝到这么多的痛苦，大概会心肠变狠的吧。可是您的主人公依旧热爱人们，帮助人们。不，您对待他压根儿是不公平的。”

“对，我同意，他确实有颗善良、仁爱的心。您了解他，我真高兴！”

“那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继续讲他的故事，“就在他一生中的这个关键时期，艺术家在人生的途程中遇到了一位年轻姑娘，年纪跟您相仿，或者稍微大一两岁。我们叫她安娜吧，不叫她女主人公。这是个好名字……”

这些话使我更加确信，他的女主人公是影射他从前的未婚妻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考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这时我压根儿忘记了我也叫安娜，——我没想到这个故事跟我有关。（我认为）新小说的主题可能是受到不久前收到安娜·瓦西里耶夫娜从国外来信的影响而触发的，最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我讲起过此事。想到这里，我的心痛苦地揪紧了。

描绘女主人公的肖像用的是另一种色彩，和男主人公的不同。用作者的话来说，安尼娅亲切，聪明，善良，热爱生活，待人接物很有分寸。那几年，我认为女人的美貌很重要，就忍不住问道：

“您的女主人公长得美吗？”

“当然，不是美人儿，可也长得挺不错。我喜欢她的脸蛋儿。”

我觉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已泄露了真情，我的心揪紧了。我对考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充满了恶感，所以就指出：

“不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您把您的‘安尼娅’太理想化了。难道她是这样的吗？”

“正是这样！我仔细研究过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继续讲他的故事，“艺术家在艺术圈子里遇到安尼娅，他越是经常见到她，便越爱她，也就越加确信和她在一起，他能找到幸福。然而他又觉得这个向往几乎是无法实现的。实际上也是的，他，又老又病，负债累累，能给这位年轻、健康又热爱生活的姑娘什么呢？从年轻姑娘方面来说，对艺术家的爱会不会是一种重大的牺牲呢？把自己的命运和他联系在一起，将来她不会痛苦地后悔吗？总之，在性格和年龄方面相差如此悬殊的年轻姑娘，会爱上我的艺术家吗？这可能吗？这种心理会不会不真实呢？就是关于这一方面，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

“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既然如您所说，您的安尼娅不是个卖弄风情的无聊女子，而是富有同情心的人，她为什么不会爱上您的艺术家呢？他穷困，有病，这有什么呢？难道能够仅仅凭外表和为了财富而相爱吗？在她这方面，又说得上什么牺牲呢？既然她爱他，她就会感到幸福，永远不该后悔！”

我热烈地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激动地看着我。

“您真的相信她会真诚地爱他，而且一辈子爱他？”

他沉默了一会，似乎在犹豫。

“请您暂时把自己当作是她，”他声音发抖地说，“设想这个艺术家就是我，我承认，我爱上您，请求您做我的妻子。您说，您会回答我什么呢？”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脸上流露着这样的惶惑不安，这样的内心痛苦，使我终于恍然大悟，这不是普通的文学谈话，如果我给他个支支吾吾的回答，将会给他的自尊心以致命的打击。我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激动的脸，对我来说如此可爱的脸瞥了一眼，说道：

“我会回答您，我爱您，我将一辈子爱您！”

在这永远难以忘怀的时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向我说了许多充满爱情的温柔话语，我不转述了，因为这些话语对我来说是神圣的……

我被我的巨大幸福所震惊，几乎为它所压倒，很久都不能置信。我只记得，几乎过了一个钟头，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把我们的未来的计划告诉我，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回答他说：

“这会儿难道我能商量些什么吗！我觉得幸福得要命！”

我们不知道情况会怎么样，我们的婚礼什么时候才能举行，我们决定在这之前除了我母亲，谁也不告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答应明天上我们家来度过整个晚上，他说他将会迫不及待地等待着我们的见面。

他送我到前室，关怀备至地替我戴好风帽。我已经准备出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又用话把我留住：

“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现在我知道钻石藏在哪里了。”

“难道你想起梦来了？”

“不，我没有想到梦。不过我终于找到了钻石，我要把它珍藏一辈子。”

“您错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笑了。“您找到的不是钻石，是一颗普通的小石子。”

“不，我确信这一回我没有搞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告别时已经以很认真的神气说。[……]

十三

[……]在那幸福的三个月里，我们什么没有谈到啊！我仔仔细细问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童年，青年，工程学校，政治活动，流放西伯利亚以及流放回来……

“我想了解你的一切，”我说，“透彻了解你的过去，了解你的整个心灵！”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乐意回顾他的幸福又平静的童年，怀着热烈的感情讲到母亲。他特别爱大哥米沙和大姐瓦莲卡。对几个弟弟和妹妹则印象不深。我问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爱好，我觉得奇怪，从他的回忆来看，他在青年时代没有认真地热烈地爱过任何一个女人。这情况我是以他过早地开始过精神生活来解释的。他整个儿沉浸在创作中，因而私人生活就退居次要地位。后来他把全部心思投入政治事件，为此而受到那么残酷的惩罚。

我试探着问起他去世的妻子，可是他不喜欢去想到她。有趣的是在以后我们结为夫妇后的生活中，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绝口不提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只有一次在日内瓦是例外，这一次的情况我在适当的时候交代。

他无可比拟地乐意回忆他的未婚妻安·瓦·考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我问他们的婚事为什么会吹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回答道：

“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是我一生中遇到过的最优秀的妇女之一。她聪颖绝顶，思想开阔，有文学修养，还有一颗善良、美好的心。这是个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的姑娘。可是她的信仰和我的正巧相反，她又不可能放弃她的信仰，——因为她太率直了，因此我们的结合未必会幸福。我让她收回她的诺言，衷心祝愿她会遇到一个和她思想一致的人，跟他在一起她将会幸福！” [517]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终生都和安娜·瓦西里耶夫娜保持着最良好的关系，把她当作忠诚的朋友。[……]

十五

在新的令人晕头转向的快乐氛围中，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知怎么忘记了《罪与罚》的结束工作，却依旧在写小说的第三部。 [518] 十一月底，当《俄国导报》编辑部来讨小说的续稿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才想起它。幸好那几年的杂志很少有按期出版的，而《俄国导报》更是以脱期出名：十一月号拖到十二月底才出，十二月号拖到次年一月初，如此等等，因而，前面的时间还有的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把编辑部的信带来给我，征求意见。我建议他闭门谢客，干上两天到五天，然后，晚上到我家来照稿子口授，记录。

我们就这样做：闲谈个把小时，然后我坐在写字桌跟前，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坐在我旁边，开始口授，不时被谈话、玩笑和笑声所打断。工作进行顺利，《罪》的最后一部，将近七印张，是在四个星期内写成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让我相信，他还从来没有工作得这么轻松过，工作的成绩归功于我的合作。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心情经常快乐而舒畅，给他的健康以有益的影响。在我们举行婚礼之前的整整三个月中，他的癫痫症只发作了三四次。这使我极为快乐，而且给我以希望：在更加平静、幸福的生活中，他的病将会减轻。后来果然如此：原先几乎是每星期发作，后来逐年减轻，次数也少了。癫痫症要完全治好是不可能的，何况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自己从来不去治疗，他认为自己的病是无法治疗的。不过发病次数减少，病发得轻些，对于我们已经是上帝的大恩大德了。病症减轻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摆脱了那种真正可怕的阴郁情绪，这种情绪是每次发作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有时要持续到一个星期。至于我，则是不必流泪和痛苦了，以往这种可怕的病发作时，我在一旁总是流泪，痛苦。

我们的夜晚一向是快乐而融洽的，只有一个夜晚却过得完全出乎我们意料，风浪迭起。

事情发生在十一月底。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照例七点钟来到我家，这次来他分外怕冷。喝了一杯热茶以后，他问我们家里有没有白兰地。我回答说白兰地没有，不过有上好的西班牙白葡萄酒，并且立即把酒拿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口气连干了三四大杯，然后又喝茶，直到这时身子才暖和过来。他这么怕冷，我感到纳闷，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谜底很快就找到：我有事走过前室时，发现衣架上挂的是秋季穿的棉大衣，而不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平常穿的毛皮大衣。我当即返回客厅，问道：

“难道你今天没有穿皮大衣来？”

“没—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嗯嗯吱吱，“穿的是秋季大衣。”

“多么不小心！为什么不穿皮大衣？”

“人家告诉我今天解冻了。”

“现在我知道你为什么这样怕冷了。我马上派谢苗把棉大衣送去，把皮大衣拿来。”

“不必了，请不必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赶紧说。

“为什么不必呢，我的亲爱的？你回去的路上要着凉的啊，傍晚时天气还要冷。”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吭声。我继续坚持要派人去拿，于是他最后只好坦白了：

“皮大衣没有了……”

“怎么没有了？难道被人偷了？”

“没有，没有被偷，不过我不得不拿去典当了。”

我觉得好生奇怪。在我紧紧追问之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才分明很不情愿地说了事情的经过。今天早晨，埃米利娅·费奥多罗夫娜来，请求救救她的急：支付一笔五十卢布的紧急债款。他的继子也来讨钱；弟弟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也缺钱，为此派人送信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手头没有钱，于是他们决定把他的皮大衣拿到附近的当铺去典当，还起劲地说服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天气暖和，继续在解冻，他可以穿几天秋季大衣，等拿到《俄国导报》的钱再去赎当。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亲戚们这种没良心的做法使我很愤慨。我对他说，我理解他要帮助亲戚的愿望，但我认为，不必为了他们而牺牲自己的健康，甚至可能是生命。

开始时我说得很平静，但是越说我越气愤，越伤心。我完全失去控制自己的力量，像个疯子似的说话，也不考虑措辞。我说明，他要对我——他的未婚妻负责。我让他相信，他若死了，我会受不了的。我哭泣，高声叫喊，号啕大哭，像歇斯底里发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难过，抱住我，吻我的手，求我安静下来。我母亲听见我号啕大哭，赶紧给我端来一杯糖开水。这使我稍微平静了一些。我开始感到不好意思，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赔不是。他像解释似的告诉我，往年冬天他也曾不得不五次六次地把皮大衣当掉，只好穿秋季大衣。

“这样典当我已经非常习以为常了，这一次也没有当回事。我若知道你会把这事情看得很凄惨的话，那我无论如何不会让帕沙把皮大衣拿去当掉的，”怪不好意思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劝我说。[……]

十六

对于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最喜爱的和主要的话题自然是我们未来的夫妇生活。

想到我将会和丈夫厮守在一起，参加到他的工作中去，我有机会照料他的身体，能替他挡驾，让他避开那些纠缠他、惹他生气的人，这些念头，在我的想象中是这么诱人；转而想到这一切又不能马上实现，有时候我简直要哭。我们的婚礼主要决定于跟《俄国导报》的事情是否办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准备圣诞节到莫斯科去，向卡特科夫表示愿意把未来的长篇小说给他。他不怀疑《俄国导报》编辑部有让他做撰稿人的意思，因为1866年发表的《罪与罚》在文学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也给杂志增添了许多新订户。 [519] 问题仅仅在于：杂志社是否有多余的资金可以预付几千卢布，没有这笔钱我们无法安置新的家。万一与《俄国导报》洽谈不成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准备在《罪与罚》结束后立即着手写一部新的小说，大部分写好后，投给另外一家杂志。在莫斯科洽谈不成功有使我们的婚礼推迟一个长时间的危险，可能会推迟整整一年。每当我想到这一点，便产生深深的沮丧之感。[……]

而且，受着债务牵累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必须自己向刊物去推荐自己的作品，所得的报酬自然要比生活有保障的作家如屠格涅夫或冈察洛夫少得多了。当时付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罪与罚》是每印张一百五十卢布，屠格涅夫同样在《俄国导报》上发表小说，得到的是每印张五百卢布。 [520]

最使人感到屈辱的是，由于债务没完没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得不急匆匆地赶着工作。他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精心修改自己的作品，这对他是莫大的痛苦。批评家们往往责怪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小说形式驳杂，一部小说糅合了好几种形式，事件堆砌、芜杂，好些事件到结尾也没个交代。苛刻的批评家们大概不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得不在什么情况下写作。有时候，小说的头三章已经发表，第四章正在排版，第五章刚寄出，第六章正在写，其余的还根本没考虑哩。后来，有多少回，我看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突然意识到“那么宝贵的一个思想被他写坏了”，纠正错误却没有机会，他真的陷于绝望了。

我为我的未婚夫的艰难的物质状况感到痛心，我以这样的想法安慰自己：不久的将来，一年以后，等我过了成年日，得到父亲在遗嘱里答应给我的房子以后，我就有可能以彻底的办法帮助他。

从四十年代末期起，有两大块地产（约两俄亩）是属于我父母的，分别坐落在雅罗斯拉夫街和科斯特罗姆街。一块地上有一幢两层楼的石头房子，就是我们目前住的；还有三所木头的厢房。另一块地上造了两幢木房子：一幢已给我姐姐做陪嫁，另一幢预定是给我的。把这幢房子卖掉，可得一万多卢布，我就打算用这笔钱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去还一部分欠债。使我非常遗憾的是在我成年之前，我什么也无法进行。我母亲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做我的保护人，可他断然拒绝。

“这房子指定是给安娜的，”他说，“到秋天，等她满了二十一岁给她吧。我不想过问她的钱财上的事情。”

作为未婚夫，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始终拒绝我在金钱方面对他的帮助。我对他说，既然我们彼此相爱，那么我们应当一切都共同享有。

“等我们结了婚，当然会这样的，”他回答说，“但暂时我连一个卢布不想拿你的。[……]”

十七

时光流逝，很快到了复活节。近几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都是在心爱的妹妹维·米·伊万诺娃的家里过节的，这一次他仍决定到莫斯科去。此行的主要目的自然是想把自己的新小说推荐给卡特科夫，以便筹措一笔我们结婚所必需的钱。

临动身前几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颇怏怏不乐：他刚爱上我，跟我分离，他感到受不了。我也很忧伤，不知为什么，我好像觉得我再也见不着他了。我打起精神，藏起自己的忧伤，免得他更加难受。我去为他送行，在车站上他格外忧戚。他情意缠绵地瞧着我，紧紧握着我的手，一个劲儿地反复说：

“我抱着很大的希望去莫斯科，我们怎么见面？我亲爱的安涅奇卡，我们怎么见面？[……]”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莫斯科给我寄来两封情书，使我非常高兴。我翻来覆去地看了几十遍，急煎煎地等待他回来。 [521]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莫斯科逗留了十二天，和《俄国导报》编辑部的谈判顺利结束。卡特科夫得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打算结婚，热烈地向他祝贺，祝愿他幸福。对于提出的要求，他答应以预支稿费的形式，在明年一月份分两三次付给两千卢布。这么一来，到大斋节举行婚礼便有了可能。

从莫斯科寄来的七百卢布不知怎么一下子分给了亲戚们和债主们。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每天晚上都害怕地说，钱到他手里就会“融化”。这使我不安起来，等收到第二笔七百卢布时，我就要求留下一点作为结婚费用。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拿着铅笔，计算在教堂举行婚礼后给教堂方面和办酒席的一切开支（他断然拒绝我母亲负担费用），得花四百或五百卢布左右。然而他有一大帮亲戚天天有花样翻新的需要，怎么保得住这笔钱呢？

“我说，安尼娅，你替我把钱存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他很高兴，亲戚们开口要钱时，他有了适当的借口，第二天就带了五百卢布来。交给我的时候，他以一种玩笑式的得意神气说：

“喏，安尼娅，好好拿着，这可是决定咱们将来的命运的呀！”

不管我们如何赶紧筹办，二月中旬以前还是不能举行婚礼。要找一套新的住所，因为原来的四间套房我们嫌少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把原来的那套寓所让给埃米利娅·费奥多罗夫娜及其一家人住，答应一定每月替她付五十卢布。这套房间的好处在于房东阿隆金是个富裕商人，他很尊敬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他是个“伟大的勤勉的劳动者” [522] ，从来不提起区区之数的房租来打扰他，因为深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旦有了钱，会自动送去的。此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喜欢和可敬的老头儿聊聊天。 [523]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为我们自己在沃兹涅先斯克大街托利亚家的宅子（如今二十七号）里找了一套寓所，沃兹涅先尼耶教堂的正对面。入口处在院子里面，窗户朝着沃兹涅先斯克胡同。寓所在二楼，由五个大房间组成：会客室，书房，餐室，卧室，还有一间供帕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用的房间。房子在整修，只好稍等几天，然后才搬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东西以及我的家具什物等等，等等。待一切准备就绪，我们预定于2月15日，谢肉节前的那个星期三举行婚礼，于是我们分头向亲戚朋友发出请帖。[……]

在国外

在柏林待了两天后，我们转赴德累斯顿。因为丈夫面临着艰苦的文学工作，所以我们决定在这里至少待一个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喜欢德累斯顿，主要是因为它那著名的美术馆以及四郊美丽的公园，他出国旅行必定去德累斯顿。因为城里有许多博物馆和宝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又知道我的求知欲很强，所以他认为这些地方会引起我的兴趣，而我也不至于想念俄国，他起初是很担心我会想念俄国的。

我们在Neumarkt（新市场）下车，在当时最好的旅馆之一的“StadtBerlin”（“柏林城”）旅馆下榻，换过衣服，立即前往美术馆，城里的所有瑰宝之中，丈夫首先想介绍给我的正是这个地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相信他清楚记得去茨威格尔的最近的路，但是我们很快就在狭窄的小巷里迷了路，立即就闹了这样一场笑话，丈夫在给我的一封信中曾引用过这类笑话作例子证明德国人的思想是认真而略带笨拙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向一位显然是个知识分子的先生问：

“Bitte, gn?digerHerr, WoistdieGem?lde-Gallerie？”

“Gem?lde-Gallerie？”

“Ja, Gem?lde-Gallerie.”

“K?niglicheGem?lde-Gallerie？”

“Ja, K?niglicheGem?lde-Gallerie.”

“Ich weissnicht.” [524]

我们感到奇怪，既然他不知道美术馆在哪里，问得我们这么仔细干什么。

不过，我们很快就找到美术馆了，虽然离闭馆已不到一小时，我们决定还是进去。我丈夫匆匆经过所有的大厅，把我领到西斯廷圣母像 [525] 跟前，他认为这幅画是人类智慧的最高杰作。后来我看到我丈夫可以在这幅惊人之美的绘画前一连站上几小时，深受感动，流连忘返。可我要说，西斯廷圣母像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惊讶：我仿佛觉得，圣母抱着圣子凌空向行人飞来。后来我在10月1日去做通宵祈祷，走进基辅的（圣弗拉基米尔教堂）灯烛辉煌的神殿，看到画家瓦斯涅佐夫的天才作品时也有这种印象。圣洁的面容，带着关切又温柔的微笑的圣母向我走来，给我同样的印象，震撼我的灵魂，打动我的心灵。[……]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做什么都喜欢井井有条，包括分配自己的时间，因而我们很快就建立起生活秩序，这样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利用时间，谁也不会受到妨碍。丈夫在夜间工作，白天总要到十一点钟才起床。我和他一起用过早饭后，立即出发去参观某件Sammlung [526]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年轻人的求知欲得到充分的满足。我记得，无数的收藏品我一件也不漏，mineralogische, geologische, botanische [527] 以及其他等等，我都观看得极其认真仔细。但是两点钟左右我一定到美术馆（和所有科学方面的收藏品一样，就在那个茨威格尔博物馆里）。我知道，这时候我丈夫将到美术馆来，我们一起欣赏他喜爱的绘画，这些画自然很快也成了我喜爱的画。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绘画中最推崇拉斐尔的作品，认为西斯廷圣母像是拉斐尔作品中的杰作。他对提香的才能评价极高。尤其是名画《Der zinsgroschen》（《纳税银》），《基督与钱币》，他伫足良久，目不转睛地观赏这幅描绘救世主的天才作品。至于其他画家的作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到美术馆就弃其他瑰宝于不顾而去观赏，每次观赏都得到高度喜悦的，有《Mariamit demkind》Murrillo，《DieheiligeNacht》Correggio，《Christus》AnnibaleCarraci，《Die büssendeMagdalena》P.Battoni，《DieJagd》Ruisdael，《Küstenlandschaft（Morgen und Abend）》ClaudeLorrain [528] （这些风景画我丈夫称之为“黄金时代”，在《作家日记》中提到过 [529] ），《Rembrand und seineFrau》Rembrandtvan Rijn，《K?nigKarlIvon England》Anton Van-Dyk [530] ，水彩画或粉笔画中，很重视《DasSchokolandenm-?dchen》Jean Liotard [531] 。美术馆三点钟闭馆，我们便到附近的饭馆里吃饭。这家饭馆被称为“ItalienischesD?rfchen” [532] ，它的有遮檐的回廊就筑在河上。大窗户为你展示易北河两岸风光，天气晴朗的日子在这里进餐，观赏河上的种种动静是十分令人心旷神怡的。这里的饭菜比较便宜，但质量极佳，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每天都要一客“BlauesAsl” [533] ，他爱吃鳗鱼，而且知道这里可以吃到刚捕到的鲜货。他喜欢喝莱茵白葡萄酒，那时半瓶酒只要五戈比铜币。饭馆里有许多外国报纸，我丈夫看法国报纸。

在家里休息一阵后，六点钟我们到Grossen Garten [534] 去散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喜欢这个大公园，主要是因为它那英国式的漂亮的草地和繁茂的花卉树木。从我们家到公园，来回至少有六七俄里，我丈夫喜欢步行，很重视这种散步，即使下雨天也不停止，说是散步对我们有益。

那时公园里有一家“zumgrossen Wirtschaft”（“大饭店”），每天晚上时而演奏军队的铜管乐，时而演奏器乐。有时候是正经的音乐会的节目。我丈夫对音乐不内行，但很喜欢莫扎特的作品，贝多芬的《菲岱里奥》，门德尔松巴尔托第的《Hochzeits-marsch》 [535] ，罗西尼的《Airdu StabatMater》（《圣母哀歌》），听他喜爱的东西，他感到真正的愉快。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压根儿不喜欢瓦格纳。

我丈夫往往是在文学写作和其他方面用过脑力思索以后去作这种散步，而且总是情绪极好，讲讲笑话，放声大笑。我记得，音乐会节目单上常有F.Von Suppe的《Dichterund Bauer》 [536] 的变奏曲和集成曲。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由于一个情况而爱上了这些变奏曲：有一次我们信步往大公园走去，因为看法不同而争吵起来，我用尖刻的话语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打断谈话，我们默默地走到饭店。我很懊丧，我为什么要破坏丈夫的愉快心情呢？为了使他快乐起来，等乐队演奏索贝歌剧中的集成曲时，我便说这歌剧是“写的咱们”，他是Dichter（诗人），我是Bauer（农夫），我合着乐队轻轻地唱起农夫的曲子。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喜欢我的这个想法，他跟着唱起诗人的咏叹调。这么一来，索贝使我们和解了。从那以后，跟着音乐轻轻吟唱主角的二重唱便成了我们的习惯：我丈夫唱诗人的声部，我跟着唱农夫的曲子。人家没有察觉我们的吟唱，因为我们总是坐在远处“咱们的橡树”下。欢声笑语不断，我丈夫肯定地说他和我在一起变得年轻了，咱们之间的年龄差别消失了。也发生过怪事：有一次，从“咱们的橡树”上落下一根小枝丫，掉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盛啤酒的大酒杯里，枝丫上还停着一只黑色的大甲虫。我丈夫嫌脏，不想喝那杯有甲虫浸在里面的啤酒，交给侍者，命他另外拿一杯来。侍者端着酒走了，我丈夫后悔不迭：为什么没想到先重新要一杯啤酒呢？现在那侍者大概只把甲虫和枝丫捞出，又端着原来的那杯酒回来了。等到侍者来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问他：“怎么，您把那杯酒倒掉了？”那侍者回答：“干吗倒掉，我把它喝了！”从他那满意的神情看，他没有放弃多喝一杯啤酒的机会。

每天这样的散步代替了我们未结婚时的美妙的夜晚，使我们想起那时的夜晚充满了如许的欢乐、坦率和朴实。

九点半，我们回家，喝茶，然后坐定下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看他买来的赫尔岑的作品 [537] ，我写日记。我们结婚生活的最初一年半到两年间，我用速记写日记，仅在我生病期间稍有中断。[……]

我们思想分歧的理由之一是所谓“妇女问题”。论年龄我是六十年代的同时代人，我坚决拥护女权和妇女的独立，我对丈夫不满，因为照我的看法，他对妇女的态度是不正确的。我甚至认为这种态度是对我个人的侮辱，有时候就把这看法告诉他。我记得，有一次丈夫看见我怏怏不乐，便问我：

“安涅奇卡，你怎么这样呀？我有什么事情委屈你了？”

“是的，委屈我了：不久前我们谈过女虚无主义者，你把她们痛骂了一顿。”

“你又不是女虚无主义者，干吗要生气呀？”

“我不是女虚无主义者，这话不错，但我是女人，听到你骂女人，我心里不好受。”

“哦，那你是什么样的女人呢？”我丈夫说。

“怎么什么样的女人？”我动气了。

“你是我的美妙的迷人的安涅奇卡，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你是这样的人，而不是女人！”

由于年纪轻，我准备否认他那些过分吹捧的话，并且就要光火了，因为他不承认我是我自己所认为的那种女人。

我要说一句公道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委实不喜欢当时的女虚无主义者。她们否定一切女人气概，衣履不整，故作粗鲁的声调，都令他反感，他看重我的正是我身上截然相反的品格。后来，到了七十年代，这些人当中确实出现一批聪明、有教养、认真看待生活的妇女，这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待妇女的态度就完全两样了，他在《作家日记》中说，“俄国妇女大有希望”。[……] [538] [539]

我们在德累斯顿待了将近三星期，有一天丈夫讲起轮盘赌（我和他常常回忆我们怎样一起写作长篇小说《赌徒》），说了一个想法，眼下若是他一个人待在德累斯顿，他一定会去玩轮盘赌。这个想法丈夫又冒出来过两次，这时我不愿在什么事情上成为丈夫的障碍，便问他现在为什么不能去呢？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推说他不能撇下我一个人，两个人去费用又嫌贵。我就劝丈夫到戈姆堡去玩几天，并且使他相信，他不在时我不会出什么事情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试图推托，不过因为他自己很想去“碰碰运气”，所以他同意去戈姆堡 [540] ，留下我让女店主来照料。尽管我勇气十足，但是等到车子开走了，我感到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我克制不住地伤心起来，放声大哭了。过了两三天，我开始收到从戈姆堡来的信，丈夫在信中告诉我，他赌输了，要求我寄些钱给他。我满足他的要求，但结果，寄去的钱他又输掉了，要求再寄。我自然又寄给了他。不过这种“赌徒”的焦急我是全然不了解的，所以我把它对我丈夫的健康的影响看得严重了。我想象，根据他的来信看，他留落在戈姆堡定会极其焦灼不安。我担心他旧病复发。我绝望地想到，我为什么要放他一个人去呢？为什么不跟他一起去，以便安慰他，劝解他呢？我觉得自己是个极端自私的人，几乎是个罪人，因为在他这样难受的时刻，我却丝毫不能给他以帮助。

八天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回到德累斯顿，极其快活、幸福，因为我不仅没有心疼输掉的钱而责备他，还亲自安慰他，劝他不要难过。

戈姆堡之行的失败，影响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情绪。他开始反复提到轮盘赌，后悔耗费掉的金钱，赌输了只怪他自己。他相信他有过许多机会，但他不善于把握时机，心急慌忙，经常改变赌注，尝试各种赌法，——结果输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太匆忙，独自一人去戈姆堡，却又心挂两头，一直惦记着我。再说从前去玩轮盘赌他只去两三天，身边总是只带少量的钱，这点钱，手气不顺的时候是支撑不了的。倘若他能到赌城去待上两三个星期，有若干数目的赌本，那么他大概能成功：他没有必要着急，可以采用那种稳当的赌法，不可能不赢，即使不赢个大数目，扳回输掉的本钱还是绰绰有余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得那么自信，举了那么多例子来证明他自己的意见，把我也说得相信起来了。我们是否能在赴瑞士（我们是往那里去）的途中顺便到巴登巴登去待上两星期左右呢？这个问题一提出，我就欣然表示同意，我认为赌钱时我若在场会起几分克制作用。我无论在哪里都无所谓，只要不跟丈夫分开。

我们最后决定收到钱后到巴登巴登去待两个礼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静下心来，动手把他始终没有写成的一篇文章改写，结束掉。这篇文章是关于别林斯基的 [541] ，我丈夫想把藏在心里的对这位著名批评家的看法一股脑儿说出来。别林斯基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所器重的人。在尚未当面结识别林斯基之前，他就高度推崇别林斯基的才华，1877年的《作家日记》 [542] 中还谈到这一点。

不过，在高度评价别林斯基的批评才能，因为鼓励他的文学才能而对其怀着真诚的感激之情的同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却不能原谅这位批评家对他的宗教观点和宗教信仰所持的讽刺的、几乎是亵渎神圣的态度。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与别林斯基的交往中所得到的许多不愉快的印象，可能是一些“朋友”在背后嘁嘁喳喳造谣生事的结果，他们先是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才能，大肆吹捧他，后来因为某些我不清楚的原因，他们又开始迫害《穷人》的腼腆的作者，造他的谣言，写嘲讽他的打油诗 [543] ，千方百计惹得他发火 [544] 。

人家建议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写一篇“论别林斯基”的文章，他欣然接受这个很有意思的题目，他不打算一笔带过，而是郑重其事地写一篇文章奉献给别林斯基，说出自己对这位起先是亲爱的、后来对他又是那么怀有敌意的作家的最重要的肺腑之言。

显然，许多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没有酝酿成熟，许多话还得考虑，斟酌，决定，因此我丈夫不得不把这篇论别林斯基的文章改写了四五遍，结果还是不满意。1867年9月15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给阿·尼·迈科夫的信中写道：“问题在于我得写完《我与别林斯基的相识》这篇该死的文章。不能拖延耽搁。况且，我连夏天都在写，这篇文章搞得我好苦，这样难写，拖到现在，最后咬牙切齿才把它结束掉。这事儿是因为我一时糊涂才动手去写这样的文章的。刚一动笔，立刻就知道我不可能写得符合书报检查制度（因为我想畅所欲言）。写十印张的小说也比这两印张容易！结果，我写这篇该死的文章，如果把复杂情况都算在里面，那就写了将近五遍，后来统统打上叉（作废），从写好的文章中重新改写。最后勉强敷衍成文，——但是蹩脚得叫人受不了。多少极其宝贵的事实我不得不删去。正如早就应该料到的那样，剩下的都是糟糕透顶的中庸之道的东西，真讨厌！”

这篇文章的命运叫人掉眼泪。作家康·伊·巴比科夫为了编集子约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写这篇文章，还付了两百卢布做定金。文章应当在将近秋天时写好，寄到莫斯科的“罗马”旅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担心巴比科夫可能搬到别处去住，就请阿·尼·迈科夫帮忙，把稿子送给莫斯科的书商伊·格·索洛维约夫，由他转交巴比科夫。阿·尼·迈科夫照我丈夫的吩咐办了，也通知了我们。 [545] 我们在国外，一点也不知道文章是否发表了。只是在1872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接到某个书商的来信，要求把巴比科夫所约的那篇稿子让给他，并且告诉我们，集子没有编成，康·伊·巴比科夫已经死了。我丈夫非常担心稿子丢失，况且他花了许多工夫在上面，文章尽管不尽如人意，还是敝帚自珍的。我们开始寻找，稿子可能丢失在哪里呢？我们也请莫斯科的书商协助寻找，结果却很惨：影踪全无。我个人对此很觉得惋惜，因为根据我当时的印象和我的速记本上的记载，这篇文章是写得才气横溢、引人入胜的。

六月底，我们收到《俄国导报》编辑部寄来的钱，立即准备启程。我怀着真诚的遗憾的心情离开德累斯顿，我在这里那么幸福而美好地度过了一段时光。我隐约预感到在新的环境中我们的心情会大大改变。我的预感应验了：回想在巴登巴登度过的五个礼拜，重新看看用速记写的日记，我相信，这是一场噩梦，完全控制了我的丈夫，给他套上沉重的枷锁。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的用他的方法去赌轮盘赌有可能赢钱的所有议论是完全对的，完全可能成功，不过有个条件，运用这个方法的须是冷静的英国人或德国人，而不是像我丈夫那样神经质的、容易入迷而且各方面都爱走极端的人。但是除了冷静和克制之外，玩轮盘赌还得有大量的钱，才能在手气不顺的时候顶过去。在这方面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有欠缺：相对说来，我们的钱不多，手气不顺的时候完全没有可能到什么地方去搞钱来。这样过不了一星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便把现钱全部输光了，他立即焦急起来：从哪里去搞些钱来继续赌下去呢？不得已只好去典当东西。但是即使在典当东西，丈夫有时也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把当来的钱又输了个精光。有时候他输得只剩最后一枚塔列尔 [546] ，突然手气又转了，于是他带回家几十个腓特烈金币。我记得他有一次带回来满满一袋钱，我数了数，里面有二百一十二枚腓特烈金币（每一枚值二十塔列尔），就是说，有将近四千三百塔列尔。但是这些钱在我们手里保存了没多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熬不住：赌博的激动还没有平静下来，他拿了二十枚硬币去，输掉，回来再拿二十枚，又输掉，如此这般，两三小时内几次三番回家拿钱，终于把钱全部输光了。我们又去典当，不过因为我们值钱的东西不多，这种来源也迅即告罄。与此同时，债务却在增加，我们自己也感觉到，因为事出无奈，只好欠女房东的钱。她是个爱吵嘴的女人，看到我们陷入困境，她便恬不知耻地怠慢我们，不给我们各种方便，按照我们跟她订的契约，我们原是有权享受这些方便的。写了几封信给我的母亲，苦恼地等待她寄钱来，但是寄来的钱不是当天就是第二天又在赌博中输去，我们只能稍微偿付一些刻不容缓的债务（房钱，饭钱，等等），又不名一文地坐守在家，心里寻思，我们该怎么去张罗到一笔数字可观的款子，还清欠债，最终离开这座地狱呢？这时已不想赢钱了。

我对自己说，我以极大的冷静忍受这“命运的打击”，这是我们自作自受。在我们最初损失金钱焦急了一阵之后，我形成了一个坚定的看法：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会赌赢，就是说，他也许会赢钱，说不定赢一大笔钱，不过这笔钱当天又会输掉，不会超过明天，无论我怎样向丈夫恳求、劝导、说服，叫他不要去赌轮盘赌或者不要继续赌博，都不会起作用的。

起先我觉得奇怪，这个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以那样的勇气经受了他的生活中多种多样的苦难（要塞囚禁，绞刑台，流放，亲爱的哥哥和妻子的死），他怎么没有毅力控制自己呢？输了一笔钱就应适可而止，不要去作孤注一掷的冒险。我觉得这样甚至有几分卑劣，与他那高尚的禀性不相称，承认我亲爱的丈夫有这一缺点，我感到痛苦，难堪。但是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不是普通的“意志软弱”，而是吞噬人的嗜好，一种自发性的现象，即使性格坚强的人也无法与之抗衡。只能容忍，把喜欢赌博看作是一种不治之症。唯一的斗争方法是逃避。然则在收到俄国寄来的大笔款子之前，我们无法逃离巴登。[……]

看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自己怎样痛苦，我真是痛彻心肺：他从轮盘赌场回来（他认为规矩的年轻妇女到赌场去不合适，从来不带我去），总是脸色苍白，疲惫不堪，几乎站也站不住，向我要钱（他所有的钱都是交给我的）。他走了，过了半个钟头他回来拿钱，神情更加沮丧，直到把我们有的钱全部输光。

等到没有钱去赌轮盘赌，也没有地方去搞钱的时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往往苦恼不堪，号啕大哭，跪在我面前，请求我原谅他因自己的行为而给我带来痛苦，他陷于彻底的绝望。于是我得费好大的力气说服他，劝他，安慰他，说是我们的处境还不是那么没有希望，设法把他的思想和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去。在我能这样做的时候，我是多么满意、多么幸福啊，我带他到阅览室浏览报纸，或者进行长时间的散步，这对丈夫总是有好的影响。在等待钱寄来的漫长的时间里，我和丈夫在巴登四郊漫步了几十俄里。这时他又恢复了无忧无虑的好情绪，我们接连几个小时海阔天空、天南地北地闲聊。我们最喜爱的散步场所是在NeuesSchloss（新城堡），从那儿沿着美妙的林木蓊郁的小径信步走到老城堡，到了那里我们必定喝牛奶或咖啡。我们朝远处的埃伦布赖特施泰因堡走去（离巴登约八俄里），在那里吃饭，回来时太阳已经快落山了。我们的散步是美好的，谈话又是那样富有情趣，我倒是希望彼得堡一直不要寄钱来，尽管我们缺钱，而且和旅店女主人的关系也不愉快。但是钱寄来了，我们如此可爱的生活变成了一场噩梦。

我们在巴登没有一个熟人。有一次，我们在公园里遇到作家冈察洛夫，我丈夫介绍我与他相识。他的模样使我想起彼得堡的官吏，他的谈吐我觉得也平淡得很，因而我对新结识的朋友有几分失望，我甚至不愿相信这就是《奥勃洛莫夫》的作者，这部小说是我所赞赏的。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曾去看过当时住在巴登巴登的屠格涅夫。从他那儿回来，我丈夫非常气愤，把他同屠格涅夫的谈话 [547] 详详细细告诉了我。

离开巴登巴登，我们在国外生活的狂热时期也随之而结束。[……]

起先我和丈夫幻想着从巴登到巴黎去，或者悄悄到意大利，但是计算一下手头的钱，我们决定在日内瓦逗留一个时期，等情况好转，再迁居到南方。去日内瓦的途中，我们在巴塞尔停留一天，目的是看看当地博物馆中的一张画，我丈夫听人家给他讲过。 [548] 这张画是汉斯·霍尔拜因的手笔，绘的是耶稣基督遭受惨无人道的折磨，被人从十字架上抬了下来，已经腐烂。脸孔发肿，布满了血淋淋的伤痕，模样十分可怕。这幅画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以压抑的印象，他站在这幅画前，好像为它所震惊。 [549] 我不能看这张画，它给我的印象太难受了，尤其是我有病在身，所以我溜到别的大厅里去了。十五至二十分钟以后，我回来，发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依旧呆呆地站在这幅画跟前。激动的脸上像是有种惊骇的神情，他以往癫痫发作的开头片刻，我屡次发现过这种神色。我轻轻挽起丈夫的手，带他到另外一间大厅，让他坐在凳子上，随时等待他癫痫发作。总算幸运，病未发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稍稍平静了些，离开博物馆的时候他执意要再去看一次那幅使他如此震惊的画。

到达日内瓦，我们当天就去寻找带家具出租的房间。我们走遍所有的主要街道，看了许多chambresgarnies [550] ，没有丝毫令人满意的结果：不是房钱太贵，我们租不起，就是人多，太嘈杂，于我的身体状况不合适。只是到了傍晚，我们才找到一套房间，对我们完全适合。这套房间位于rueGuillaumeTell（纪尧姆·泰尔街）和rueBertellier（贝尔特利埃街）拐角上一幢房子的二楼，相当宽敞，从中间一扇窗户看得见罗讷河上的桥和让雅克·卢梭岛。我们也很喜欢女房东——两个年纪很老的老处女，m-llesRaymondin（雷蒙丹小姐）。她们俩很殷勤地欢迎我们，对我那么亲切，我们不再犹豫，当即决定寄居在她们家。

我们开始我们的日内瓦生活，身边带的钱很少：预付给女房东一个月的房租，在到达的第四天，我们总共只剩下十八法郎了，不过我们估计会收到五十卢布的。 [551] 靠少量的钱过日子，我们已经习惯了，等这些钱用完，我们就靠当东西过日子。因此，起初我们觉得生活还是很愉快的，尤其是经过不久以前那场焦虑之后。

在这里，也像在德累斯顿一样，我们的日子安排得井然有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夜里写作，白天十一点钟之前不会起床。和他一起用过早餐以后，我出去散步，那是医生嘱咐我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则工作。下午三点钟我们到饭店进餐，饭后我休息，丈夫送我回家，顺路到ruedu Mont-Blanc（勃朗峰街）的咖啡馆，那里有俄国报纸，看上两小时左右《呼声报》、《莫斯科新闻》及《彼得堡公报》等。再浏览外国报纸。晚上七点钟光景，我们去作长时间的散步，为了不让我感到疲劳，我们常常在豪华的百货商店灯光灿烂的橱窗前停留片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就在心里挑选那些贵重物品，他若是有了钱，他就要买了送给我。应当说句公道话：我丈夫有艺术鉴赏力，他打算买的几件贵重物品都是令人神往的。

晚上，不是口授新作品，便是阅读法文书，我丈夫督促我有系统地阅读和研究一个作家的作品，不要被其他作家的作品分散了注意力。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高度评价巴尔扎克 [552] 和乔治·桑 [553] 的才能，我逐步反复看了他们的所有小说。我们在散步时便对我所读的作品进行交谈，丈夫向我解释看过的作品的种种优点。我不由得感到惊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常常忘记不久前发生的事情，却清楚地记得他心爱的两个作家的小说中主人公的名字和情节。我记得丈夫特别推崇《PèreGoriot》（《高老头》）——长篇史诗《Les Parents pauvres》（《穷亲戚》）的第一部 [554]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自己在1867至1868年冬天重读了维克多·雨果的著名长篇小说《Les humiliés et les offensés》 [555] 。

在日内瓦我们几乎没有一个熟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结交新朋友总是非常拘谨。他在日内瓦遇到一位老朋友——尼·普·奥加辽夫，著名诗人，赫尔岑的朋友，他们以前就是在赫尔岑处相识的。奥加辽夫经常上我们家来，带来书籍和报纸，有时还借给我们十个法郎，我们一有了钱马上还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看重这位诚恳的诗人的许多诗作，我们俩对他的光临总是非常高兴。奥加辽夫当时年事已高，和我特别要好，为人非常和蔼可亲，使我惊奇的是他对待我像对待一个女孩子，不过我当时确实也还是个女孩子就是了。使我们极为遗憾的是大约过了三个月之后，这个善良的优秀人物的来访便停止了。他发生了不幸的事情：回城外别墅去的时候，奥加辽夫癫痫发作，跌倒在路旁的水沟里，摔断了腿。因为事情发生在黄昏时分，路上行人稀少，可怜的奥加辽夫躺在水沟里一直到天亮，得了重感冒。朋友们把他送到意大利去治疗，这么一来我们失去了在日内瓦的唯一可以与之愉快地见面、闲谈的朋友。

1867年9月初，和平代表大会 [556] 在日内瓦举行，朱赛帕·加里波第来参加开幕式。人们对他的莅临十分重视，城里为他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我和丈夫也到勃朗峰街去，加里波第从铁路来必定经过这条马路。家家户户用花草和小旗子装饰得五彩缤纷，成群的人聚集在他经过的路上。加里波第穿着他的别致的衣服，站在马车上，向兴高采烈地欢迎他的人群挥舞着小帽子答礼。我们在很近的地方看到加里波第，我丈夫发现意大利英雄有一张极其讨人喜欢的脸，和善的笑容。

我们对和平代表大会感到兴趣，去参加了第二次会议，听了近两个钟头发言者的演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这些演说中得到的印象是极不愉快的，他在给伊万诺娃·赫梅罗娃的信中写了下述的话：“他们一开始就说，为了得到世界上的和平，应当消灭基督教的信仰，大国应当消灭，分别成立小国，所有资本家都滚蛋，使一切东西根据一声命令归大家所有，等等。这一切没有一点儿论据，二十年前就听得会背了，可是一切依旧如故啊。要紧的是火与剑，——等一切消灭了，那时，照他们的意见，和平就来临了。” [557]

遗憾的是，我们很快就不得不为选择日内瓦作长期居住地而后悔了。秋天刮起强劲的旋风，所谓bises（东北风），天气一日数变。这种变化使我丈夫的神经很难受，癫痫发作的次数大大增加。这种情况使我极度不安，也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闷闷不乐，主要是因为该着手工作了，可是经常发病大大妨碍了工作。

1867年的秋季，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忙于仔细拟订提纲，写作《白痴》，这部长篇预定是给《俄国导报》1868年开头几期刊用的。 [558] 这部小说的思想是“古老而可爱的——描绘一个真正美好的人”，不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似乎觉得这个任务是“无限的” [559] 。这一切使我丈夫容易激动。糟糕的是在这以外他又增加了不安的心情，担心（尽管根本是没有道理的）我和他两个人在一起，待在“荒无人烟的岛上”，——如同他给阿·尼·迈科夫的信中所说的 [560] [561] ——处于完全隔绝状态，我会不会感到寂寞。无论我怎样想方设法说服他，使他相信，我十分幸福，什么也不需要，只要和他待在一起，只要他爱我。可是我的劝说没有什么用，他苦恼，为什么他没有钱到巴黎去，给我消遣，譬如上剧院，参观卢浮宫。 [562] 当时丈夫对我很不了解！

总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闷闷不乐，这时，为了排遣他的愁闷心情，我给他出主意，要他到Saxon les Bains（萨克森海滨浴场）去，再在轮盘赌上“试一试运气”（萨克森海滨浴场离日内瓦五个钟头左右的路程，当时那里有一家轮盘赌赌场，现已关闭）。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赞成我的主意，在1867年10至11月到萨克森去了几天。果然不出我所料，他去玩轮盘赌钱财上并没有带来好处，却得到另外一个良好的结果：旅行，换个环境，重新体验一下暴风骤雨般的感受 [563] ，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心情。回到日内瓦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热情充沛地干起中辍了的工作，在二十三天之内为《俄国导报》一月号写出将近六印张（九十三页）的作品。

长篇小说《白痴》已经写好的部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觉得不满意，说第一部是失败的。 [564] 顺便说一句，我丈夫对自己总是过分严格，他对自己的作品很少肯定。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自己的小说的中心思想时常是很欣赏、很喜欢的，酝酿过很久，但在自己的作品中体现中心思想却几乎总是很不满意，只有极少数是例外。

我记得，1867年冬，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轰动一时的乌梅茨基家案件 [565] 的详情细节颇感兴趣，以至他曾打算把案件的女主角奥尔迦·乌梅茨卡娅作为自己新的小说的女主人公（在计划的初稿中）。他的笔记本中以原来的姓名记载着她。他很遗憾，我们不在彼得堡，否则他一定会用自己的言论评述这一案件。

我也记得1867年冬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不久以前实行的陪审员审判制极其感兴趣。有时他甚至为他们的公正、合理的判决感到欣喜，受到感动，把他在报上看到的、跟诉讼活动有关的一切著名的案例告诉我。 [566]

时光流逝，我们增添了一桩心事：我们所等待的我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第一个孩子，是否能顺利地降生？我们的心思和幻想主要集中在面临的这件事情上，我们俩已经充满柔情地爱着我们未来的孩子。我们意见一致，决定如果将来是个女儿的话，叫她索菲娅（我丈夫想叫她安娜，可我不同意），以纪念我丈夫所喜爱的外甥女索菲娅·亚历山大罗夫娜·伊万诺娃，也是为了纪念“索涅奇卡·马尔美拉多娃”，我也为她的不幸而落泪。如果生的是儿子，那就叫他米哈伊尔，以纪念我丈夫的心爱的哥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

我怀着最强烈的感激之情回忆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待我的虚弱的身体是多么关切、爱护，他怎样保护我，为我操心，不断地提醒我，说是剧烈行动于我有害，我因为缺少经验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最慈爱的母亲也不会像我亲爱的丈夫那样保护我。

来到日内瓦后，第一次收到钱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就坚持要去看最好的妇产科医生，请他介绍一位sage-femme [567] ，让她来照料我，每星期来看望我。临产前一个月才弄清楚一件事实，让我十分感动，也让我知道，我丈夫对我体贴关怀到多么细致入微的程度。m-me Barraud（巴劳德太太）有一次上门检查时问我，我们哪个朋友和她住在同一条街上，因为她经常在那里遇到我丈夫。我纳闷，不过我想到她搞错人了。我问起我丈夫；他起初推托，但后来说了：巴劳德太太住在从日内瓦商业要道rue Basses（巴塞街）通往山里的无数街道中的一条街道上。这些街道陡峭，马车不容易到达，彼此又非常相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认为我也许会突然临产，也许在夜间分娩，可能需要这位太太的帮助。他自己认地方的记性靠不住，所以就把这条街当作散步的目的地，每天看报以后经过巴劳德太太的房子，而且要多走过五六家再折回来。我丈夫在最后三个月一直作这样的散步，在他已经患了哮喘病的时候还去登陡峭的山，真是不小的牺牲。我要求丈夫别去走这一趟路，别跟自己为难了，他还是继续他的散步。后来他得意扬扬地说，在事情来临的困难时刻，认识街道和巴劳德太太的家对他有用，他能在半暗不明的大清早迅速找到她，领她到我的身边。[……]

为了写长篇小说，我们连续不断地共同工作，还要应付其他烦心的事情，冬天就这样迅速过去了。1868年的二月来临，那件既令人向往又使我们焦灼不安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年初的时候日内瓦天气晴朗，可是从二月中旬起天气骤变，每天是狂风暴雨。气候的骤然改变照例刺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神经，他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癫痫症两次发作。第二次发病来势很猛，2月19日夜里病倒，很消耗他的体力，次日早晨起来，他几乎连站也站不住。他昏昏沉沉地度过了一天。看到他这样虚弱，我劝他早点睡觉，他在七点钟就睡着了。他睡熟不到一个钟头，我就觉得肚子痛，起先还轻微，可后来一个钟头一个钟头过去，越来越痛。因为痛得很有特点，所以我明白是临产了。我忍了将近三个钟头，临了，我害怕起来，担心没人来照料我，无论我多么不忍心去打扰我有病的丈夫，我还是决定喊醒他。于是我轻轻推了推他的肩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迅速从枕头上抬起头来，问道：

“你怎么样，安涅奇卡？”

“好像开始了，我很不好受！”我回答。

“我亲爱的，我多么心疼你！”我丈夫用十分怜惜的声音说，他的头突然倒在枕头上，顷刻之间又沉沉睡去。他情意真挚，同时又束手无策，使我极为感动。我明白，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眼下的情况不可能去叫女助产士，不给他长时间的睡眠以恢复他那受损的神经，可能引起新的发作。[……]

快到早晨时，疼痛加剧，七点钟光景，我决定喊醒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

除了临产时的普通阵痛之外，我还为我这副痛苦的样子会影响刚发过癫痫且又心绪不佳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而感到难受。他的脸上流露出那样的痛苦，那样的绝望，有时我看见他在号啕大哭，因而我自己也开始害怕了：我是不是快要死了？回想起当时的思想和感情，我要说，与其说我是可怜自己，不如说是可怜我的丈夫，我若死去，对于他可能是一场灾难。我当时意识到，我亲爱的丈夫把多少热烈的希望与期待维系在我以及我们未来的孩子身上。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急躁和脆弱的性格，这些希望突然破灭很可能送了他的命。我为丈夫着急和激动可能造成分娩推迟。巴劳德太太也发觉这一情况，她终于禁止丈夫进入我的卧室，说服他，他那绝望的样子影响我的分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听从她的劝说，可是我却更为不安了，在阵痛的间歇，我一会儿请求女助产士，一会儿要求gardemalade（助理护士）去看看我丈夫在做什么。她们一会儿告诉我，他跪在那里祷告，一会儿说他双手蒙脸，坐在那里沉思。我的阵痛一个钟头比一个钟头厉害；我不时失去知觉，醒过来时看到陌生的助理护士凝然注视着我的黑眼睛，我害怕了，不知道身在何处，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俄历）2月22日凌晨五时左右，我的痛停止了，生下了我们的索尼娅。事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告诉我，他一直在为我祈祷，在我的呻吟声中他忽然听到一种奇怪的、仿佛是孩子的声音。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等孩子又一声叫时，他明白是孩子生下来了，他欣喜若狂，一跃而起，奔到关着的房门跟前，用猛力推开，一下子扑到我的床旁边跪了下来，连连吻我的手。我也感到万分幸福，因为我的疼痛停止了。我们两人都那么激动，在开头的五分到十分钟，都不知道我们生的是男是女。我们听到一个在场的女士说：“un gar?on, n'est-cepus？” [568] 另一位女士回答：“Fillette, une adorable fillette！” [569] 我们俩是这样幸福，无论生的是男是女，我和丈夫同样高兴，我们的夙愿实现了，我们的头生子女，上帝赐予的新人出世了。

与此同时，巴劳德太太已给婴儿穿好衣服。祝贺我们生了个女儿，把她包在白色襁褓里抱来给我们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虔诚地给索尼娅画十字，吻了吻她那皱巴巴的小脸，说：“安尼娅，你瞧瞧，咱们的孩子多漂亮！”我也给女儿画了十字，吻了吻她；看着丈夫的高兴又感动的脸上充满了幸福的神情，我也为我亲爱的丈夫而高兴；他这样欣悦的脸色我至今没有看见过。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欣喜若狂，拥抱了巴劳德太太，和助理护士几次紧紧地握手。女助产士告诉我，在她一辈子的多年的行医生涯中，没有见过新生儿的父亲如此激动、如此不知所措像我丈夫那样的，她一再反复地说：“oh, ces russes, cesrusses！” [570] 她派助理护士到药房去拿什么东西，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坐下来看住我，别让我睡着。 [571] [……]

我们家里建立起相应的秩序，生活开始了，它给我永远留下了最愉快的记忆。我真幸运，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原来是个极温柔体贴的父亲：女儿洗澡时他必定参加，帮我忙，亲自替她包好舒适的小被子，用英国别针别好，抱在手臂上，轻轻摇着；一听到她的声音便撂下自己的工作，奔到她身边去待着。他睡觉醒来或回家来首先问：“索尼娅怎么样？好吗？睡得好吗？吃过了吗？”费奥多尔·米哈伊络维奇一连几个小时坐在她的小床边，一会儿为她唱歌，一会儿跟她说话，而且，当她长到三个月时，他确信，索涅奇卡认识他，因而他在1868年5月18日写信给阿·尼·迈科夫说：“这个小东西，三个月的小人儿，这么个小可怜儿，这么个小不点儿，——对我来说却已经是个人物，是个角色了。她开始认识我，爱我，我走过去时，她笑了。我用我那可笑的嗓子为她唱歌，她喜欢听。我吻她时，她不哭，也不皱眉头；她哭时，我走过去，她就不哭。”

然而我们享受宁静幸福的时间并不久。五月初天气非常好，我们根据医生的坚持的意见，每天带着我们心爱的小宝贝到Jardin des Anglais（英国花园），在花园里，她在小车上睡两三个小时。有一天是倒霉的日子，在作这样的散步时天气骤然变了，刮起了寒冷的东北风，女孩子显然着凉了，因为当天夜里她体温升高，咳嗽起来。我们立即去找最好的儿科大夫，他每天上门来看病，安慰我们说女孩子的病会好的。甚至在她死之前的三个钟头，他还说小病人好得多了。不管他怎么劝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是什么事也不能做，几乎不离开她的摇篮。我们俩深为不安，我们的不祥的预感应验了：（俄历）5月12日白天，我们亲爱的索尼娅死了。我们看着我们可爱的女儿死去，我无法描述向我们袭来的悲痛。我为女儿的死而深深感到震惊和悲痛，又为不幸的丈夫焦虑万分：他的绝望之感难以抑制，他号啕大哭，呜呜咽咽，像个女人，站在他的心肝宝贝的僵冷的尸体之前，在她的惨白的小脸上，小手上，到处热烈地亲吻。这样难以抑制的绝望感我以后再也没有看见过。我们俩似乎都觉得我们忍受不了我们的悲痛。两天工夫我们俩一刻也不分离，一起到各机关奔走，以取得准许埋葬我们的小女儿。我们一起订购殡葬她所需的一切用品，一起替女儿穿上白缎子的连衣裙，一起把她放进盖着缎子的白色小棺材，我们哭了，无法抑制地哭了。看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样子真可怕，他本来就瘦，索尼娅生病一个星期里，他更瘦了。第三天，我们把小宝贝送到俄国教堂去做安魂祈祷，然后从教堂送到Plain Palais的墓地，把她安葬在儿童墓区。几天后她的坟墓周围种满了柏树，柏树中间竖起白色大理石的十字架。我和丈夫每天到墓地去，带去鲜花，哭上一场。我们要离开我们的心肝宝贝时真是难受极了，我们已经那么真挚地、深沉地爱她，我们已经把那么多的幻想与希望同她的在世联系在一起！

继续待在日内瓦，一切都使我们想起索尼娅，那是没有意思的了，我们决定立即实行我们设想已久的打算，搬到同在日内瓦湖畔的Wevey（沃韦）去。[……]

我将永远也不会忘记无穷悲哀的一天，我们把行李送上轮船以后，最后一次到我们亲爱的女儿的墓地去告别，为她放上临别的花圈。整整一个钟头，我们坐在墓碑脚下哭着，回忆着索尼娅，失去了亲人的我们终于走了，犹屡屡回头去望她的最后的安息之所。

我们所乘的轮船是一艘货船，我们这一头的旅客人数寥寥无几。那天天气暖和，但是阴霾沉沉，就像我们的心情。受了向索涅奇卡的坟墓告别的影响，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极为激动，内心激荡，这时我听到他生平第一次沉痛地抱怨那一辈子与他作对的命运（他很少发牢骚）。他一边回忆，一边给我讲他心爱的母亲死后，他那悲惨而又孤独的青年时代，回顾了文学界的同行们的嘲笑，他们起初承认他的才能，后来又残酷无情地侮辱他。他回顾服苦役的情况，四年服役他吃了多少苦。他讲到他幻想着在与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婚姻中寻找他如此向往的家庭幸福，可是，唉，却成了泡影：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没有给他生孩子，而她的“古怪的、多疑的、病态地好幻想的性格” [572] 倒是他和她在一起时过得极其不幸福的根源。现在，当“人的唯一的伟大幸福——有自己的亲生孩子” [573] 降临到他身上，他有可能去领略和品味这种幸福的时候，凶恶的命运之神却不饶恕他，夺走了他如此珍爱的人！无论以前还是以后，他从来没有以那么细致的、有时是感人的详情细节述说过痛苦的委屈，他这一辈子由于他心爱的亲人而不得不忍受这些委屈。

我试着安慰他，请求他顺从地接受上天赐予我们的考验，可是他的心里显然充满了哀痛，他必须发泄一下，哪怕把一辈子迫害他的命运抱怨一番也好。我衷心同情我的不幸的丈夫，和他一起为他的如此悲惨的生活而痛哭。我们共同的深深的痛苦，推心置腹的闲聊——他那创巨痛深的心灵中的一切秘密都在闲谈中向我吐露，从而把我们两人更紧密地维系在一起了。

在我们整个十四年的夫妇生活中，我记不得有像我和丈夫在沃韦度过的1868年夏天那样悲惨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生活仿佛停顿了；我们的一切思想、一切谈话都集中在回忆索尼娅上面，集中在她的出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光明的那个幸福的时期。遇到每个孩子都使我们想起我们的丧女之痛，为了排遣我们心碎肠断的哀痛，我们到山上去散步，那里不至于遇到孩子，免得触动我们的情怀。我也艰难地忍受着我们的痛苦，为女儿流了许多眼泪。但是内心深处我暗暗抱着希望，仁慈的上帝会怜悯我们的苦难，再赐孩子给我们，为此我热烈地祈祷着。我母亲千方百计安慰我有重新做母亲的希望，她也很想抱外孙。由于祈祷和希望，我的剧烈的哀痛渐渐缓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变化却不是这样，他的心情着实使我担忧。我在他7月22日给迈科夫的信上必须添几笔问候他的妻子时，看到这样一段话：“时间越过去，在我的想象中死去的索尼娅的形象就越鲜明，回忆就越苦涩。有些时候简直难以忍受。她已经认得我了，她，在她死的那天，当我离开家出去看报纸时，我没想到两个钟头以后她就要死了，她用小眼睛盯住我，目送我出去，她那样地瞧着我，到现在我觉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我永远忘不了，我的痛苦也永无尽期。即使将来有了另一个孩子，我也不知道，我会怎样去爱他，到哪里去找到爱？我要索尼娅。我无法相信，她已经不在人世了，我永远看不见她了。” [574] [575]

我母亲安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时，他也以同样的话回答我母亲。他的压抑的心情使我极为不安，我伤心地想道：倘若上帝允许我们再生孩子，难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会不爱他？难道他不会像生索尼娅时那样感到幸福？我们的面前似乎张起了黑色的帷幕，我们家里是那样的愁闷，凄惨。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继续写他的长篇小说，可是工作并没有给他安慰。在我们的哀痛心情之上又增添一重烦恼，因为人家寄给我们的信频频丢失，这么一来，我们和亲戚朋友们的联系便发生困难，而这种联系却是我们唯一的慰藉。[……]

秋天将临时我们才明白无论如何得改变一下我们的沉重的心情，因而九月初我们决定到意大利去，第一步是在米兰居住。[……]

环境的改变，旅途的印象，新的人（照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看法，伦巴第的农民外表上很像俄国农民）——影响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心情，到米兰的头几天他异常兴奋：领着我参观著名的米兰大教堂Il Duomo [576] ，那永远是他真诚地深深赞美的对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只是感到惋惜，教堂前面的广场上，离教堂很近的地方造了好些房子（现在广场扩大了许多），他说，这样一来，Il Duomo的建筑的雄伟壮丽就逊色不少。在一个晴朗的日子，我和丈夫甚至爬到大教堂顶上，远眺四周，仔细观赏装饰教堂的塑像。我们住在科尔索附近一条小街上，街道狭窄，邻居们可以隔窗对谈。[……]

1868年秋天的米兰，秋雨绵绵，寒意袭人，无法作长距离的散步（我丈夫喜欢如此）。当地图书馆里没有俄文的书报。没有祖国的消息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是寂寞。因为这样，在米兰住了两个月以后，我们决定到佛罗伦萨去过冬。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前曾经到过那里，对这个城市，主要是对佛罗伦萨的艺术珍宝，还保留着美好的印象。

这样，1868年11月底，我们迁往当时意大利的首都，住在Palazzo Pitti [577] 附近。改变地方对我的丈夫又产生了好的影响，我们开始一起参观教堂、博物馆和宫殿。我记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怎样赞美Cathedrale [578] ，Santa Maria del fiore教堂 [579] ，Battistero的小教堂 [580] ，那儿经常为婴儿行洗礼。Battistero的青铜大门（特别是delta del Paradiso [581] ），是著名的Ghiberti [582] 的作品，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为之入迷。他时常走过小教堂，总是停住脚步，细细打量这几扇青铜大门。丈夫对我说，如果他将来发了财的话，他一定买这几扇大门的照片，若是可能的话，要买和实物同样大小的照片，挂在自己书房里欣赏。

我和丈夫常常到Palazzo Pitti去，拉斐尔的绘画《Madonna aella Sedia》 [583] 使他欣喜。另一张绘画《S.Giovan Battista nel deserto》（《施洗者约翰在旷野》），也是拉斐尔画的，陈列在Uffizi（乌菲齐）画廊，也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赞赏不已，他总是站在这张画前流连，不忍离去。看过画廊以后，他必定去看摆在同一个大厅里的雕像Venere de Medici（美第奇的维纳斯），希腊著名雕刻家克莱芒的作品。我丈夫称这尊雕像是天才之作。

使我们极为高兴的是佛罗伦萨有良好的图书馆和阅览室，有两种俄国报纸，我丈夫每天午饭后到那里去看报。他也借书到家里来看，整个冬天看了法文版的伏尔泰和狄德罗的文集，他懂法文，可以流畅地阅读。[……]

1869年，和以往一样，我们的经济情况很糟糕，我们只好过穷日子。长篇小说《白痴》每一印张一百五十卢布，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得到将近七千卢布。可是其中三千我们出国前就预支了作为我们结婚的费用。余下的四千要支付在彼得堡当掉的东西的利息，又要经常接济继子和亡兄的家属，因此我们剩下的部分就比较少了。但是我们不仅没有怨言，有时候还无忧无虑地忍受了我们的比较清贫的生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称自己是密考伯先生，称我是密考伯太太 [584] 。我和丈夫一起过日子，同心同德，现在，当新的幸福的希望已经出现，一切都会变得美好的时候，另一种不幸却威胁着我们：近两年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远离俄国，他为此而十分苦恼。1869年3月8日给索·亚·赫梅罗娃的信中，跟她谈到自己的未来的小说《无神论》，他写道：“在这里我无法写这部小说；我必须人在俄国，听见、看见而且直接参加俄国的生活才能写作……可是这里我连写作的可能性都没有，手头没有写作所必要的材料，也就是俄国的现实（提供思想）和俄国人。” [585] 然而不光俄国人，我们根本就缺少来往的人。在佛罗伦萨我们连一个可以谈谈话、争论争论、开开玩笑、交换一下感想的熟人都没有。周围尽是陌生人，有时还是心怀恶意的人，这种与人完全隔绝的状态有时是很难受的。[……]

到哪里去，哪里可以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找到一群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我们讨论了很久。我给丈夫出主意，冬天住到布拉格去，那里靠近俄国，像待在相似的国家里。我丈夫在那里可以结识一些杰出的政治活动家，通过他们进入当地的文艺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赞成我的主张，因为他曾屡次后悔没有参加1867年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我丈夫同情在俄国已经开始的亲斯拉夫人运动，打算更接近地了解他们。这么一来，我们完全打定主意到布拉格去，整个冬季待在那里；以我的情况旅行有困难，故而我们决定于去布拉格途中，在几个城市里稍事休息。我们的第一站是威尼斯，不过中途换车时我们在博洛尼亚稍作停留，到当地博物馆去参观了拉斐尔的画《圣采齐利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推崇这幅艺术作品，不过在此之前只见过复制品，现在有幸看到原作了。我得费好大的劲儿才把凝神注视这幅绝妙的绘画的丈夫拉开，同时我也怕误了火车。

我们在威尼斯待了几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看到圣马可教堂（Chiesa San Marco）的建筑十分高兴，接连几个钟头观看装饰墙壁的马赛克镶嵌。我们一起去Palazzo Ducale [586] ，精美绝伦的宫殿建筑，我丈夫赞叹不已；他也赞赏总督宫的非凡美妙的天花板，那是十五世纪最杰出的艺术家们所绘。可以说，整个四天我们没有离开过圣马可广场，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它都给我们以心迷神醉的印象。

从威尼斯到的里雅斯特这段旅程乘轮船，风浪很大。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为我担心，寸步不离地陪着我，不过幸亏一切都顺利地过去了。然后我们在维也纳逗留两天，只经过十天的旅程便到达布拉格。我们在这里大失所望，原来，当时带家具出租的房间，只有供单身人居住的；供带家眷者居住的，也就是比较安静、舒适的房间却根本没有。要待在布拉格，必须租一套房间，先付半年租金，此外，还得购置家具及一切日用必需品。这是我们的经济所不能负担的，经过三天的寻屋觅宅，我们只好深感遗憾地离开金色的布拉格，短短的三天里，我们已经很喜欢这座城市。我丈夫想和斯拉夫人社会的活动家们建立联系的设想就这样破产了。除了折回德累斯顿之外，我们别无他法，那里的生活条件我们是熟悉的。于是八月初，我们来到德累斯顿，在英国人区（Englischer Viertel）的Victoriastrafte（维多利亚街）五号租下三间带家具的房间（我母亲在我快要分娩时又来了）。1869年9月14日，在这幢房子里，我们家又喜事临门——我们的第二个女儿柳鲍芙出世了。[……]

在德累斯顿我们找到一个良好的阅览室，备有许多俄国和外国报纸。在久居德累斯顿的俄国人当中也有一些熟人，他们在做完弥撒以后到极其殷勤好客的神甫家中去。新结识的朋友当中有几个聪明而有知识的人，我丈夫可以与他们作有趣的闲谈。这是德累斯顿生活的好的方面。

长篇小说《永久的丈夫》完成以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把它交给《霞光》杂志，在1870年的头两期上登了出来。这部小说带有自传性质。这是我丈夫1866年夏天在莫斯科近郊柳泊林诺村一段生活的回声。他在那里住在一所别墅里，和他的妹妹维·米·伊万诺娃的别墅毗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通过扎赫列宾一家人描写了伊万诺夫一家。书中的父亲，专心埋头于大量的医生业务；母亲总是忙于家务琐事，疲劳不堪；快活的年轻人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外甥和外甥女以及他们的青年朋友们。通过玛丽娅·尼基蒂什娜的女友反映了米·伊万诺夫家的朋友玛·谢·伊万钦娜-皮萨列娃，通过亚历山大·洛勃夫描写了我丈夫的继子帕·亚·伊萨耶夫，自然是高度理想化了的。连得韦尔恰尼诺夫身上也有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的某些特点，比如描写他到别墅来时想出各种游戏来。这一类夏天晚会和演出的参加者之一的冯·福赫特就回想起他在年轻人中间是这样快乐而机智的人。 [587] [588]

1869到1870年的冬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忙于构思新的小说，他打算把这部小说叫作《大罪人的一生》 [589] 。这部作品按丈夫的想法应当由五部大型中篇小说组成（每部约十五印张），每个中篇都可以独立成章，在杂志上发表，或出单行本。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打算在五部中篇中提出一个重要而又折磨人的问题，他为这个问题，即关于上帝的存在问题苦恼了一辈子。第一个中篇小说的情节应当发生在上一世纪的四十年代，素材和当时的典型人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十分熟悉，印象鲜明，故而他可以继续住在国外写作这个中篇。我丈夫想把这个中篇也刊登在《霞光》上。第二个中篇的情节发生在修道院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必须回俄国才行。在第二个中篇里，丈夫打算把司祭长吉洪·扎顿斯基作为主要人物来写，当然是用另一个名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预拟中的长篇小说寄予极大的希望，把它看作是自己文学活动的最终成果。他的这一预见后来证明是对的，因为构思中的小说里的许多主人公后来都写进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但是当时我丈夫没能实现自己的打算，因为另一个题材吸引了他，他写信给尼·尼·斯特拉霍夫说：“我对我目前在《俄国导报》上所写的东西抱着强烈的希望，但不是从艺术方面，而是在倾向性方面：我想表达一些思想，尽管因此我的艺术性毁了，然而积聚在心头的思想令我神往，哪怕出一本小册子，我也要一吐为快，我一定要说。” [590] [591]

这就是长篇小说《群魔》，1871年问世。 [592] 新的题材是受到我兄弟的到来的影响而产生的。 [593] 情况是这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看了许多外国报纸（报上刊登了许多消息，都是俄国报纸上未披露过的），得出结论，彼得罗夫农学院在最近期间将要发生政治风潮。 [594] 丈夫担心我兄弟年轻，没有主见，很可能参加他们的活动，他劝我母亲把儿子叫出来，到德累斯顿我们家来做客。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把我兄弟的到来作为对已经开始怀念祖国的我和十分想念儿子的我母亲的一种慰藉。我母亲在国外已经两年，有时跟我姐姐的孩子在一起，有时到我们这里来。我的兄弟一直想要出国旅行；他利用假期上我们这儿来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向喜欢我兄弟，对他的学业、他的交游以及大学生们的共同生活和思想情绪很感兴趣。我兄弟详尽而津津有味地告诉他。就在这时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产生了一个中篇的构思：描写当时的政治运动，拿一个后来被涅恰耶夫杀害的大学生伊万诺夫（姓沙托夫）做主人公。关于大学生伊万诺夫，我兄弟说他是个聪明的人，因性格坚强而闻名，彻底改变了他原来的信仰。后来我兄弟从报上获悉大学生伊万诺夫被打死了，他深感震动，他对这个人是真诚地眷恋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我兄弟的叙述中取材描写了彼得罗夫农学院的校园和伊万诺夫被打死在其中的假山山洞。 [595] [……]

虽然新小说的素材是从现实中得来的，可我丈夫写作时却非常吃力。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照例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多次改写，去掉将近十五印张。 [596] 倾向性小说显然跟他的创作个性不符。[……]

1870年底，出现一个情况，使我们有可能得到一笔对我们来说是数量相当大的钱，那就是：斯捷洛夫斯基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购买1865年出的全集的版权，现在出《罪与罚》的单行本。根据合同，斯捷洛夫斯基必须付给我丈夫一千卢布以上。现在小说已经出版，可是出版商却一点也不想付，虽然丈夫的继子向他声称他可以委托领款。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依靠继子的经验，他请阿·尼·迈科夫承担催讨这笔款子的任务，不是要他亲自去讨，而是把事情委托给有经验的律师。 [597]

我怀着极其深挚的感激之情回想起尊敬的阿·尼·迈科夫在我们四年的国外生活期间一直待我们极好。这一次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也十分好意地参与了我们的事情，不仅把我们的事情委托给律师，甚至还试图亲自跟斯捷洛夫斯基去谈判。然而这个出版商是个赫赫有名的刁钻之徒，阿·尼·迈科夫担心斯捷洛夫斯基可能骗他，故而决定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到彼得堡去。因为他知道我们常常手头拮据困守在家，所以他想了个不得已的办法，就是打电报给我们，建议我丈夫向文学基金会借一百卢布，用这笔款子单身回彼得堡，不带家眷。糟糕的是电报在4月1日收到（那一天在俄国是进行欺骗的 [598] ），我和丈夫起先把这份召我们回彼得堡的电报当作是不知什么人开的玩笑，或者是某个放债人的阴险的用心，也可能就是斯捷洛夫斯基的主意，想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赚到彼得堡，吓唬费奥多尔，要让他蹲债户拘留所，用低价购进我们的借据来抵偿《罪与罚》的稿酬。好心的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不仅打电报，还以自己的名义向文学基金委员会试探关于给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贷款一百卢布的事，可是基金会这次[……]对这一申请的态度很不友好，阿·尼·迈科夫在1871年4月21日的信中提及此事。 [599]

接到这封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不愉快，复信说：“不过您看见吗，基金会对待我的（也就是您为我提出的）贷款申请的态度是多么傲慢，要求什么担保及其他等等，而且答复的口气又是多么傲慢。若是虚无主义者去申请，恐怕不会这样答复的吧。” [600]

时光流逝，到1871年4月，我们住在国外已满四年了，返回俄国的希望时有时无。终于我和丈夫毅然决定一准于最短期内回彼得堡，不管我们回去会引起多么严重的后果。可是我们的盘算系于一发：我们等待着在七月份或八月初家里增丁添人，如果我们不能在期待着的事情之前一个月返回俄国，那么我们势必要在国外再逗留整整一年，待到春天，因为深秋季节带新生婴儿旅行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估计我们大概还有整整一年看不到俄罗斯，我们两人完全陷于绝望了：栖身异国变得那样难以忍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常常说，如果我们再待在国外，他要“死”了，他无法再写作，他没有素材，他觉得他快要不了解俄国和俄国人，快要忘记了，因为按他的看法，德累斯顿的俄国人——我们的一些熟人，不是俄国人，是不爱俄国、自愿永远离开祖国的侨民。这倒也是实情：这些人都是贵族家庭的成员，他们无法忍受农奴制的废除，生活条件的变化，于是抛弃祖国，侨居在文明的西欧。这些人大都憎恨新制度，痛恨他们的富裕生活的下降，认为寄身异国他乡生活将会轻松一些。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经常讲到他的天才必定要“毁灭”，使他苦恼万分的是，他靠什么来养活他的食指日繁的家庭，对他来说又是那么宝贵的家庭；我听着他的话，有时陷于绝望。为了平息他那焦躁不宁的心情，驱散那些妨碍他专心致志于工作的阴郁的思想，我采取办法使他消愁解闷。我利用我们手头有若干现钱（约三百塔列尔），有一次我提到轮盘赌，说他为什么不再去碰碰运气呢，我说他有机会赢钱，为什么不指望这一次他会成功呢，如此等等。当然，我一刻也不曾指望过赢钱，而且我很心疼不得不去浪掷一百塔列尔，但是我从他以前去玩轮盘赌的经验中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体验过新的强烈的感受，赌博、冒险的要求得到满足以后，他会心境平静地回来，相信要赢钱的希望是徒劳的，他就会以新的力量着手写小说，在两三个星期之内把输掉的钱统统挣回来。我的再去玩一会轮盘赌的主意十分投合我丈夫的心意，他没有拒绝。他带上一百二十个塔列尔到威斯巴登去了。他跟我约好，万一他输了，我寄钱到那边去。他在那里待一星期。果然不出我所料，轮盘赌的结果很令人失望，——连路费在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花费了一百八十塔列尔，这在当时对于我们是一笔很大的数目。然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这一个星期内体验到的是强烈的痛楚：他夺走了家里的钱，我和孩子的钱，这种自责的心情，对他产生这样的影响——他下定决心，一辈子永远不再玩轮盘赌。1871年4月28日我丈夫写信给我正是讲的这一点：“我身上一件大事总算告成，可耻的想入非非的念头消失了，这个念头使我苦恼了将近十年（或者最好说是自从哥哥去世，我突然之间背上了债务那时候起）。我一直幻想着赢钱；我一本正经地幻想着，想得入迷一般。现在则是一切都结束了！这的的确确是最后一次。安尼娅，你相信吗，现在我的双手已经放开；过去我被赌博束缚住了；现在我要考虑事业了，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整夜整夜地想着赌钱了。” [601]

当然，我不会一下子就相信有这样大的福气：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轮盘赌的狂热喜爱会冷淡下来。因为他曾经好多次答应我不赌钱了却又不能履行自己的诺言。然而这件好事实现了，这确确实实是他最后一次玩轮盘赌。后来几次出国（1874、1875、1876、1879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次也没有想到要到赌城去。诚然，德国的轮盘赌赌场不久即告关闭了，但是在斯帕、萨克森和蒙特卡洛还是赌场林立的呀。如果我丈夫想去，路远是阻挡不了他的。然而他已经不想再赌钱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想在轮盘赌上赢钱的“幻想”，像是中了魔道，或者是一种病态，但他突然之间霍然而愈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威斯巴登回来，精神抖擞，心情平静，立即着手继续写长篇小说《群魔》，因为他预见到，回俄国去，在新的地方安家，接着是期待中的家庭大事 [602] ，不会给他机会去做许多工作的。我丈夫的全部心思都放在我们面前摆着的新时期的生活上。他开始猜测，他将怎样和亲戚老友见面，按他的想法，四年工夫他们可能大变样了。他意识到，就是他自己，观点和看法也有几分改变了。

1871年6月底，我们收到《俄国导报》所欠的长篇小说的款子。我们一天也不耽搁，立即动手了结我们在德累斯顿的事务（确切一点说，是卖东西和还债），收拾东西。动身前两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叫我去，把几大包大开张的写满了字的稿纸交给我，要我把它烧毁。尽管我们原先已经谈过此事，但我还是那么舍不得手稿，我恳求起丈夫来了，要他允许我随身带走这些稿纸。可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提醒我，他在俄国边界上一定会受到搜查，他的文件稿纸会被抄走，然后不知去向，就像1849年逮捕他时，他的所有文件稿纸不知去向一样。可以估计到，在稿纸检查审阅完之前他们可能会把我们扣留在韦尔日博洛夫，由于家庭大事的临近，这是很危险的。无论我怎样舍不得放弃手稿，还是不得不听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坚持的理由。我们生起壁炉，把稿纸烧毁了。这样，《白痴》和《永久的丈夫》两部长篇的手稿就付之一炬。我特别心疼的是失去了《群魔》的这一部分手稿，这一部分是这本倾向性作品的独特的异稿本。我只保住上述两部长篇小说的几本札记本，交给我母亲，她预定深秋时返回俄国。她不同意随身携带满满一提箱的手稿，因为数量太多会引起怀疑，稿纸会被抄走。

最后，7月5日夜里，我们离开德累斯顿往柏林，在那里改乘火车往俄国。

带着活泼好动的柳鲍奇卡（她一岁零十个月），一路上我们有许多麻烦事。我们没有带保姆同行，由于我身体有病，整个旅程（六十八个小时）都是我丈夫照料她：带她到月台上散步，拿牛奶和吃的东西，拿玩具逗她玩，——总之，他做得像个最能干的保姆，大大减轻了我长途旅行中的劳累。

情况果然不出我们所料：在边境上，我们的所有箱笼包裹统统被搜查过，稿纸和一包书籍被拣出放在一旁。所有旅客已经从检查大厅放行，唯独我们三人却留了下来，还有几个官员，挤在桌子边，在仔细翻阅扣留的书籍和一包薄薄的手稿。我们已经开始担心了，可不要误了开往彼得堡的列车，这时我们的柳鲍奇卡把我们从危难中解救出来，——小可怜儿肚子饿了，她就声音挺响亮地嚷道：“妈妈，给我一个面包，”她的叫声顿时使官员们感到讨厌，他们决定客客气气地给我们放行，没有任何意见就把书籍和稿子还给了我们。

我们还得在车厢里受一昼夜的罪，可是意识到我们是在俄国大地上行进，我们的周围尽是自己人，俄国人，也就感到一种欣慰，使我们忘却旅途的一切劳苦困顿。我和丈夫又快乐又幸福，互相问道：我们终于回到俄国了，难道是真的吗？我们的夙愿实现了，我们觉得好生奇怪。

[《回到祖国》]

[……]尽管放债人讨厌地纠缠，手头又经常缺钱，回想起1871至1872年的冬天，我的心情还是愉快的。我们又回到祖国了，回到俄国人和一切都是俄罗斯的环境中，单单这一点我就觉得是最大的幸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为自己回国了，可以会见朋友而异常高兴，主要的是有机会观察当今的俄国生活，他觉得自己跟俄国的生活已经很疏远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许多从前的朋友重新来往，在他的亲戚米·伊·弗拉季斯拉夫列夫教授处有机会和许多学术界人士见面。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特别喜欢与其中的一位，即瓦·瓦·格里戈利耶夫（东方学家）聊天。在弗·彼·梅谢尔斯基公爵家结识了《公民》的出版人 [603] ，认识了每星期三在梅谢尔斯基家吃饭的捷·伊·菲利波夫 [604] 以及那一伙人。在梅谢尔斯基家还结识了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后来跟他十分接近，这一友谊一直保持到他去世。 [605]

我记得这个冬天长住在克里木的尼·雅·丹尼列夫斯基也到彼得堡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年轻时就知道他是傅立叶学说的热情的拥护者，很重视他的《俄国与欧洲》一书，我丈夫想和他恢复旧日的交往，邀请他到我家便饭，除他之外，还请了几个聪明而有才华的人（我记得有迈科夫、拉曼斯基及斯特拉霍夫）。他们一直闲谈到深夜。

这一年冬天，著名的莫斯科画廊的主人帕·米·特列佳科夫要求我丈夫给他个机会为画廊画一幅肖像。怀着这个目的，著名画家瓦·格·别洛夫从莫斯科来到这里。别洛夫在动手作画之前先到我们家来拜访一星期，每天都来，看到各种截然不同的心情下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闲聊，争论，他这才观察到丈夫脸上最富有性格特征的表情，恰恰就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沉浸在艺术创作的思索中的神情。恐怕可以说别洛夫在肖像上捕捉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的瞬间”。我多次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格维奇的脸上发现这样的表情，经常是在这种时刻：你走进他的书房，发现他似乎在“自省”，于是你什么话也没说就退了出来。后来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正在思索，没有发现我进去，也不相信我去看过他。

别洛夫是个聪明可爱的人，我丈夫喜欢和他聊天。他作画我总是在场作陪，我对别洛夫保持着最美好的回忆。

冬天飞快地过去，1872年的春天来临，我们生活中的一连串不幸和灾难也接踵而至，留下了长久难以忘怀的后果。 [606] [……]

1872年秋天将近时，我们才稍稍从夏天的沉痛的感受中恢复过来，这个夏天对我们来说是颇为不幸的。我们从旧鲁萨回来后，搬到伊兹马伊洛夫团第二连去，住在梅维斯将军家的宅子。这幢独家住宅坐落在院子深处，我们的寓所在二楼。这一寓所有五个房间，不大，但是布局舒适，客厅有三扇窗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书房大小适中，离儿童室远，这样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工作时孩子的喧闹声和奔跑声就不会妨碍他。

尽管整个夏天我丈夫都在写长篇，可是他对自己的作品甚为不满，以致他放弃了原先拟好的大纲，整个第三部分重新改写。

十月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去莫斯科待了一个时期，和编辑商谈，让小说的第三部分登在《俄国导报》的最后两期上。应当说，长篇小说《群魔》在读者中间获得巨大的成功，但同时也给丈夫在文学界招来一大批敌人。 [607]

冬末，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得以在尼·彼·谢苗诺夫处与尼·雅·丹尼列夫斯基见面，后者过去是傅立叶主义者，我丈夫和他已经有将近二十五年没有见面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看了丹尼列夫斯基的《俄国与欧洲》一书后感到很高兴，想再和他聊聊。因为他马上要离开，故而丈夫当即请他明天到家里吃饭。听到这一消息，丹尼列夫斯基的朋友和崇拜者们死乞白赖地要求到我们家吃饭。我丈夫计算了一下，来的客人将近二十个，我的惊骇是可想而知的了。虽然我的家当有限，我总算还是搞得应有尽有，这顿饭吃得很热闹，客人们进行着有趣的谈话，在我们家里一直待到下半夜。[……]

想到我们贫困的物质状况，我开始考虑怎样用自己的劳动来增加我们的收入，我想重新开始搞速记，最近几年我在这方面是搞得很有成绩的。我开始托亲戚朋友替我找速记工作，随便什么机关都行。我的速记老师帕·马·奥利欣通过一个熟人在林业主代表大会上找到一份速记工作，林业杂志的编辑沙弗拉诺夫 [608] 建议我在8月3日至13日到莫斯科去。遗憾的是我感觉自己被当年夏天一连串的痛苦的事件弄得心情颓丧，所以就把工作辞掉了。1872年冬天，不久前刚带着年轻的妻子来到彼得堡的我的兄弟告诉我，西部地区某城市即将召开一个代表大会，我忘记是什么单位的会议，为此在寻找速记员。我当即写信给大会主席，人选是由他决定的。我这样做自然是征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同意的，他虽然一再说，我又要照顾孩子，又要料理家务，还要帮助他工作，为家庭操劳得够多的了，可是当他看到我要以自己的劳动挣钱的强烈愿望，也就不敢反对我了。事后他向我承认，他希望大会主席方面会拒绝我。不巧那边偏偏回信同意了，并且把工作条件通知我。我不能说条件是诱人的：大部分收入要花在路费和旅馆的食宿费用上。不过重要的与其说是钱，还不如说是工作的开端。我假如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出色，有了大会主席的推荐介绍，就有可能得到其他更加有利的工作。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没有任何重大的意见反对我出门，因为我母亲答应在我离家期间到我们家来照看孩子，料理家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手头也没有要我做的工作：他这时正在修改长篇小说《群魔》的大纲。不过丈夫对我这次拟议中的外出还是极不喜欢。他想出一切可能的借口不让我去。他问，我，一个年轻女子，单身一人怎么到举目无亲的波兰的城市去呀，怎么安顿呀，如此等等。我兄弟听到这一类的反对意见，想起他有一个老同学也要去参加大会，这个人对西部地区很熟悉，于是他就请我和丈夫到他家里去喝茶，借此和他的朋友认识一下，从他那里了解一切情况。

在约定的那天晚上我们去到兄弟那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已经很久没有发癫痫了，情绪甚好。我们一面静静地和弟弟及弟媳闲谈，一面等候他的朋友。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不过听我兄弟谈过他的许多情况。这是一个善良的、但不十分聪明的高加索青年，因为性子急躁、鲁莽，同学们起绰号叫他“亚洲蛮子”。他对这个绰号很是愤慨，为了证明他是“欧洲人”，他在每种艺术中为自己树立了偶像。音乐中，他的神是肖邦，美术中，他的神是列宾，文学上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弟弟在前厅迎接客人；来客得知他要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相识，甚至还能为他效劳，可怜的青年高兴极了，虽然他立即又胆怯起来。走进客厅，见到他的神，他窘得说不出话来，勉强和我丈夫及女主人点头致意。他年约二十三岁，高身材，鬈发，暴眼睛，嘴唇鲜红。

看到同学手足无措的样子，我弟弟赶紧把他介绍给我。“亚洲蛮子”抓住我的手，吻了一下，又用力地摇了几下，不分卷舌音不卷舌音地说：

“我太高兴了，您去参加大会，我能为您效劳！”

他的兴奋使我发笑，可是把丈夫惹火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吻过女人的手（虽然很难得），一点也没有拿它当一回事，不过别人吻了我的手，他总是忿忿不满。我弟弟发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心情变了（我丈夫的情绪转变向来是很突然的），赶紧把话扯到代表大会的事情上来。“亚洲蛮子”依旧窘得不得了，不敢去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回答问题多半是朝着我的。我记住了他的一些客气的然而不得体的回答。

“到亚历山德里亚去不难吧？”我向他打听，“要换很多次车吗？”

“别担心，安娜·格雷戈罗夫娜 [609] ，我将亲自来陪您。如果您愿意的话，我甚至可以和您乘同一节车厢。”

“亚历山德里亚有没有好的旅馆可以供年轻妇女住宿的？”我丈夫问他。

青年人欣喜地看着他，热情地高声叫道：

“如果安娜·格雷戈罗夫娜愿意的话，我可以和她住同一个旅馆，虽然我原本打算住在同学家里的。”

“安尼娅，你听听！这年轻人答应和你住在一起！这真是妙—极—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高声吼叫着，用尽全力擂了一下桌子。摆在他面前的玻璃杯蹦落在地板上，跌得粉碎。女主人赶紧扑过去扶住被震得猛烈摇晃的点亮着的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则从座位上霍地跳将起来，奔进前室，披上大衣，走了。

我连忙穿上衣服，追上去。到了街上，我看见丈夫朝着与我们家相反的方向在奔跑。我跟在他后面飞奔，四五分钟后我才赶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时他奔得气喘吁吁，可是没有停步，我要他停下，他没理睬。我跑到他前面去，用双手抓住他披在肩上的大衣的衣襟，高声叫道：

“你疯啦，费佳！你往哪里跑？这不是回家的路！站住，把大衣袖子穿进去，这样不行，你会着凉的！”

我的焦急的神色使丈夫清醒了过来。他停住脚，穿好大衣。我替他扣上纽扣，拉起他的手，带着他往相反的方向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窘得不吭一声。

“怎么啦，又吃醋了，对不对？”我很愤慨，“你以为我在短短几分钟内会爱上‘亚洲蛮子’，他也爱上了我，我们打算一起私奔了，是吗？你怎么这样不害臊？难道你不知道，你的醋性子使我多么难堪？我们结婚五年了，你知道我是多么爱你，多么珍惜我们的家庭幸福，可你居然还会为了我对待一个初次见面的人而吃醋，把我和你自己置于可笑的境地！”

丈夫道了歉，为自己辩解了几句，答应以后永远不再吃醋。我无法对他长时间地生气，因为我深知他醋劲儿一上来是没法控制自己的。我回想着那个兴高采烈的青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突然发火和奔跑，我笑了起来。丈夫看到我转嗔为喜，也开始嘲笑起自己来了，他问我，在兄弟处打碎了多少东西，有没有打过那个情绪很高的崇拜者。

夜色很美，我们步行回家。路程远，我们花了一个多钟头。在家里我们遇到我的弟弟。他看到我们突然跑掉，心里害怕了，飞快赶到我们家来，在家里没有见到我们，他非常吃惊。他怀着极其愁闷的预感在我家坐了整整一个钟头，看到我们情绪十分平静地回来，他大惑不解。我们留他和我们一起喝茶，回味刚才的事情，我们大笑不已。问他是怎样对高加索人说明我们突然跑走的，我弟弟回答说。

“他问我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对他说：如果你自己也不知道，那就见你的鬼去吧。”

经过这场风波之后，我明白了，我只好取消出门。当然，即使现在我也可以说服丈夫放我走的。但我离家之后他会焦急不安，到后来他会忍不住，赶到亚历山德里亚去找我的。那会闹出丑事来，又白白耗费我们本来就奇缺的金钱。

我想以速记挣钱的尝试就这样结束了。[……]

长篇《群魔》结束后，有一个时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现在他该搞什么很是犹豫不决。写《群魔》累得他精疲力竭，立即动手写另外一部长篇似不可能。把在国外时就产生的念头付诸实现——以月刊的形式出版《作家日记》，困难重重。办杂志，养家活口（且不说还债），需要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而杂志是否会大获成功，对我们还是个谜，因为就形式和内容而言，这份刊物在俄国文学中迄今还是个前所未有的东西。万一《日记》失败，我们可能陷于走投无路的境地。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踌躇再三，这时要不是弗·彼·梅谢尔斯基公爵建议他担任《公民》周刊的编辑，我不知道他会作出什么决定。这份周刊一年前才创办，由格·康·格拉多夫斯基编辑出版。新杂志编辑部的周围团结了一批思想和信仰相同的人。其中有几个人如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阿·尼·迈科夫，捷·伊·菲利波夫，尼·尼·斯特拉霍夫，亚·乌·波列茨基及叶·亚·别洛夫，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颇有好感，和他们一起工作，他觉得还是挺诱人的。能经常有机会与读者分享他心里酝酿已久的希望与疑虑，对于我丈夫也同样具有吸引力。在《公民》的版面上也可以把《作家日记》的理想付诸实现，纵然其外表形式不像他后来所搞的那样。

从物质方面来说，这工作的待遇还是比较好的：编辑职务的报酬是三千卢布，《作家日记》及后来的“政治性”文章的稿费还不在其内。我们一年共计得到将近五千卢布。每月拿一定数量的钱也有好的一面：可以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必为了张罗生活经费而撂下他所担负的工作，这种操心常使他的身心受到压抑。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同意了对他有好感的人所提出的条件，担任了《公民》的编辑，不过他毫不讳言地告诉他们，他担任这一职务是暂时的，作为文艺创作之余的休息，也是为了有机会更贴近地了解当前的现实，但是一旦他的创作的诗情要求又出现时，他将要摆脱与他的性格极不合适的工作。

1873年初，对我来说，特别值得纪念，因为我们出版的长篇小说《群魔》问世了，这部书的出版奠定了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共同的出版活动的基础，在他去世之后我的出版活动还继续了三十八年。

我们想要改善经济状况的希望（恐怕也是主要的希望）之一，是出售小说《白痴》单行本的版权，随后是《群魔》的版权。住在国外时很难进行这种售书工作；就是我们回俄国以后有机会亲自与出版商谈判了，也不容易。无论我们找哪个出版商，他们出的价钱都很低：比如书商亚·费·格拉祖诺夫对长篇小说《永久的丈夫》单行本的版权（印两千册）只付给我们一百五十卢布，对长篇小说《群魔》的版权，总共只肯出五百卢布，并且还是两年内分几次付给。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在年轻时就幻想过自行出版自己的作品，给兄弟写信时提及此事，在国外时对我也谈起过。这个主意也很引起我的兴趣，我就渐渐想方设法打听书籍出版与销售方面的各种办法。[……]

我们生活中有重大意义的一天来临了，1873年1月22日，《呼声报》上出现我们刊登的长篇小说《群魔》出版的广告。九点钟光景，坐落在帕萨日附近的姆·弗·波波夫书店派人来了。我到前厅去，问他有什么事情。

“你们不是登了广告吗，我要买十本。”

我拿出书来给他，有几分激动地说：

“十本书的价钱是三十五卢布，打八折，您只要付二十八卢布。”

“折扣打得那么小？打七折不行吗？”来人问。

“不行。”

“嗯，那么七五折行不行？”

“确实不行，”我说，十分提心吊胆，万一他走了，我岂不是把第一个买主给放走了吗？

“既然不行，那就拿去吧，”说着，他把钱给了我。

我是那么高兴，给了他三十戈比作车钱。过了一会儿，一家为外埠人开的书店来了个孩子买了十本，同样打八折，也跟我做成了生意。如果我打七五折的话，格拉祖诺夫书店的来人要买二十五本。由于数量大，我只好让步。又来了几个人，都要买十本，都成交了。不过我再也没有打过八折以下。快到十二点钟，来了一个衣着时髦的店员，那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认识的一家书店里的伙计，他说他来代销二百本。我受到上午售书成功的鼓舞，回答他说，书不代销，现钱卖的。

“怎么搞的，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答应我们派人来取书代销，我才来拿书的。”

我说，书是我丈夫出版的，发行经销的却是我，已经有这么一些书商从我手里用现钱把书买了去。

“我能不能见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店员说，显然指望我丈夫会让步。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夜里工作，下午两点以前我不能去叫醒他。”

店员要我放给他两百本，“钱交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

这时我依旧很坚决，说明多少数量打多少折扣。我表明一个想法，我们总共只收到五百本书，我估计今天就会卖光。店员踌躇了一下，没有尝到甜头，走了。过了一小时，那家店另外派了个人来，简单点说，用现金以七折价钱买了五十本去。

我渴望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分享成功的快乐，可是在他没有从房间里出来之前，只好等着。

顺便说说我丈夫的古怪脾气：早晨起床，整个人仿佛还在夜里的梦境和噩梦的包围之中，种种幻梦有时搞得他很难受，他一声也不吭，这时候你要跟他讲话，他老大不愿意。因此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上午什么事情也不去打扰他（无论有多么重大的理由），等着，等到他在餐厅里喝过两杯滚烫的咖啡，走进他的书房。这时我走到他身边去，告诉他所有的新闻，愉快的和不愉快的消息。这时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情绪最好：对什么都兴致勃勃，什么都详细问问，叫唤孩子们，跟他们开玩笑，做游戏。这一回也是这样，他和孩子们谈了一会话，我打发孩子们到儿童室去，我自己坐在写字台旁边平时坐惯的位子上。看到我不作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嘲讽地望望我，问道：

“喂，安涅奇卡，咱们的买卖做得怎么样？”

“买卖很好，”我学着他的腔调回答。

“你大概卖掉一本书了吧？”

“不是一本，卖掉了一百一十五本。”

“真的？！那我要祝贺你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继续以嘲讽的口气说，他以为我在开玩笑。

“我说的是真事，”我有点不快，“你怎么不相信我？”说着，我从袋里掏出一张单子，上面记着卖掉的书的本数，还有一包钞票，总共约三百卢布。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知道我们家里是没有多少钱的，所以我拿给他看的款子总数使他相信我不是开玩笑了。从三点多钟起门铃又响了，来的有新的买主，也有上午买了，现在再来买点备货的。搞出版显然大获成功，我得意扬扬，这种情况在我身上是罕见的。当然，我固然为赚到钱而高兴，但更主要的是我给自己找到了感兴趣的事业——出版我心爱的丈夫的作品；我感到满意的是，情况与我的文学界的谋士们提出的警告正相反，我很成功地开办了事业。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很满意，尤其是我把一个店员的话告诉他，“读者早已在打听长篇小说了”。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来说，读者的赞赏始终是特别宝贵的，因为在他的文学活动中，一向只有读者以关切和同情支持了他。评论界（除了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布列宁 [610] 以外）当时很少有人论述他的才能。他们对他的作品，不是不瞅不睬，就是怀着敌意。现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去世已三十五年有余了，重新看看评论他的作品的文章，简直觉得奇怪，文章的见解是这样肤浅、表面、空洞，却往往包含着那样深的敌意。[……]

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主持《公民》的编辑工作之初，编辑职务的新鲜感，还有他在编辑部必须会见许许多多三教九流的人物，使他很感兴趣。我起先也很为丈夫变换工作而高兴，以为编辑一份周刊不会太困难，在他写作《群魔》写了将近三年之后，至少可以让他稍事休息。不过后来我和丈夫渐渐明白，他决定担任与他的个性格格不入的工作，实在是个错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待编辑职务十分认真，不仅亲自审阅投给杂志的所有文稿，有些写得不好的文章，如出版者本人的文章 [611] [612] ，我丈夫还亲自修改，这花费他大量时间。我手头保存着两三张诗歌的原稿，写得笨拙，然而看得出诗中闪烁着才华，经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修改以后，这些诗歌变成那么精美。

但是，除了审阅和修改别人的稿件之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有与作者通信的麻烦。许多作者对自己的每句话都坚持，万一被删掉或修改了，就写措词生硬、有时甚至粗鲁无礼的信给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予以答复，对忿忿不满的撰稿人写来的措词严厉的信，也以同样严厉的信作复，但第二天他又后悔。信平常总是托我去寄的，我知道丈夫的火气明天就会平息，他会后悔，干什么要火冒三丈呢，我不把丈夫交给我的信立即寄出去，等到第二天，他表示后悔了，干什么复信这样不客气呢，结果这封信总是“偶然”还没有寄出，于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就心情比较平静地作复。在我所存的文件中保存着十多封这样“激烈的”信件，这些信可能使丈夫与人家发生争吵，而他是根本不想与人家争吵的，可是在气愤或烦恼之下，他控制不住自己，说出自己的意见而不去顾及收信人的自尊心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总是为这种“偶然”没有发出的信而向我表示感谢。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得进行多少个别谈话。编辑部有秘书维克托·费奥菲洛维奇·普齐科维奇，可是大多数作者都想和编辑谈话，有时候发生剧烈的争吵。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言行一向是真诚坦白的，直率表示自己的意见，为此他在期刊杂志业给自己树了多少敌人！

除了物质上的烦恼之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担任编辑期间还忍受了多少精神上的痛苦，因为不赞成《公民》的方针的人，或者不喜欢梅谢尔斯基公爵本人的人，把他们的厌恶、有时甚至憎恨转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他身边出现的一大批文学上的敌人恰恰是针对着像《公民》编辑部那样的保守机构的。 [613] 奇怪得很，在往后一个时期内，无论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死前和死后，许多人都不能原谅他在《公民》的编辑工作，这种不友好的余音直到目前在刊物上还时有所闻。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担任新的工作的初期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他在《公民》杂志上（梅谢尔斯基公爵的《吉尔吉斯的代表们在圣彼得堡》一文中）刊登了皇帝陛下向代表们讲的话。

按当时书报检查机关的规定，皇室成员的发言，尤其是皇帝陛下的发言，只有经过皇宫大臣的允准才可以刊登。丈夫不知道这一条规则。他受到没有陪审员出席的法庭审判。1873年6月11日在圣彼得堡区法院开庭。[……]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亲自到庭申述理由，当然他承认自己有罪。他被判处罚款二十五卢布，拘留两昼夜。丈夫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得去蹲拘留所，很是着急，主要是因为他无法到卢萨来看我们。由于自己被捕，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有机会认识了当时圣彼得堡区法院院长阿纳托利·费奥多罗维奇·科尼，他尽一切可能把逮捕我丈夫一节安排在最合适的时候进行。 [614] 从那时起，阿·费·科宁和我丈夫之间开始了极友好的关系，一直持续到他们去世。

为了住得离《公民》编辑部近一些，我们只得调换房子，搬到利戈夫卡去，住在古谢夫胡同的拐角上斯利夫昌斯基家的房子里。挑选的房子很不称心：房间小，分布的格局又不舒服，但因为我们是在隆冬时节搬家的，所以许多不便之处只好将就。不方便之一是我们房东的性子暴躁。这是个很特别的老头子，有许多怪癖，搞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我很不痛快。8月19日丈夫在给我的信中谈到过这些不痛快的事情。1873年春，我遵照医生的劝告，带了孩子到旧鲁萨，以便用咸水浴巩固他们去年的治疗成果，这种疗法已经给他们带来显著的好处。这一次我们没有住在鲁缅采夫神甫家，他的房子已经卖掉。我们住在老上校亚历山大·卡尔洛维奇·格里布的家里，他在阿拉克切耶夫 [615] 时代就在军人流放村里供职。

和家人分离，对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痛苦的，他想念我们，夏天到旧鲁萨来了四次左右。因为梅谢尔斯基不在，费奥多尔不得不自己来张罗刊物的一切物质方面的麻烦事情，因而在首都度过炎夏季节，忍受彼得堡的夏天的种种不舒服方面。

上述种种情况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神经，总的说来对他的健康产生了压抑的影响，到1873年秋天，他开始觉得编辑工作是一种负担，向往着再从事他心爱的单纯的文艺创作。

1873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成了宗教教育爱好者协会的会员，圣彼得堡斯拉夫人慈善会的会员，出席这些团体的大会和会议。我们交往的人扩大了，我丈夫的朋友和熟人开始经常来拜访。接连几年，每逢星期天来我们家吃饭的，除了尼·尼·斯特拉霍夫以外，还有阿·尼·迈科夫经常来拜望我们，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约夫 [616] 在这一年冬天也开始拜访我们，他那时还很年轻，刚结束学业。

起先他写信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后来应我丈夫的邀请上我们家来。他当时给人的印象是迷人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越是常常和他见面、聊天，越是喜欢他，器重他的才智和出色的教养。有一次我丈夫对索洛维约夫说了为什么这样依恋他的原因。

“您使我想起一个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他说，“就是某个希德洛夫斯基，我年轻时他曾给过我巨大的影响。您的面貌和性格跟他那么酷似，我有时觉得简直是他的灵魂附在您的身上。”

“他很久以前就死了吗？”索洛维约夫问。

“不，不过三年多以前。”

“那么您以为在他死以前的二十年间，我是没有灵魂的吗？”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问道，哈哈大笑了。一般说来，他时常是很快活的，笑起来很有感染力。不过有时候因为心不在焉，常常闹出些可笑的事情来：比如，他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五十多岁了，便以为他的妻子，我，也将近这把年纪。故而有一次我们谈起皮谢姆斯基的长篇小说《四十年代的人们》时，索洛维约夫朝着我们两人说：

“是呀，像你们这样四十年代的人，可能觉得是如此，”等等。

听到这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笑了，嘲弄我说：

“你听，安尼娅，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把你也算作四十年代的人！”

“一点儿没错，”我回答，“我确实属于四十年代，因为我生于1846年嘛。”

索洛维约夫为自己的失言而窘得不得了；他大概这时才第一次打量了我一下，发现我和丈夫之间的年龄差别。关于弗·索洛维约夫的脸，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使他想起他所喜爱的阿尼巴·卡拉齐的一幅画《年轻基督的头颅》。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与游击队员丹尼斯·达维多夫的女儿尤利娅·丹尼索夫娜·扎谢茨卡娅的相识是1873年的事。当时她刚在彼得堡办起第一个小客栈（在伊兹马伊洛夫团第二连附近），通过《公民》编辑部的秘书邀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于预定的日期去参观她为无家可归的人所设的住宿地方。尤·丹·扎谢茨卡娅是莱德施托克的信徒，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应她的邀请参加过几次莱德施托克子爵及这一学说的其他著名传教士的宗教座谈。 [617] [618]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器重尤·丹·扎谢茨卡娅的智慧和非凡的善良，经常去拜访她，跟她通信。她也时常上我们家来，我和这位非常善良、可爱的妇女很亲近，在我丈夫去世心里悲痛时，她向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1873年我们常常去卡什皮列夫家；家长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是办《霞光》杂志的；他的妻子索菲娅·谢尔盖耶夫娜是个编辑，儿童刊物《家庭晚会》的出版人。夫妇俩对我们很友善，因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喜欢去拜访他们。1873年他们家举办过一次有趣的晚会，有许多文学家出席，著名作家亚·费·皮谢姆斯基朗读他的尚未发表的长篇小说《小市民》 [619] 。皮谢姆斯基的外表给人的印象并不好。我觉得他肥胖而举止不灵活，不过朗诵得很出色，颇有才华地烘托了小说主人公的典型。

1873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恢复了与施塔肯施奈德家的旧谊，这家人家的核心人物是著名建筑师的女儿叶莲娜·安德烈耶夫娜，她聪明，有文学修养，每逢星期日在家里邀集文学家和艺术家聚首。她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我总是极其亲切友好，我们过从甚密。 [620] 不过在那几年我难得参加聚会，因为孩子还小，把他们交给保姆我不放心。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于我因为经济拮据而困守在家里总是深感遗憾，1873年冬天，他坚持要我利用已经出现的机会去预订意大利歌剧的票，名角儿如帕蒂、沃尔皮尼、卡利措拉里、Scalchi（斯卡尔基）、埃韦拉尔季等等在剧中大显身手。[……]孩子们我不必担心，因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那些日子的夜里不出去，一有声响或孩子啼哭，他就立即去看看是否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题解：

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娘家姓斯尼特金娜；1846—1918），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个妻子，从1867年至1881年，她和他一起生活了十四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个创作时期，成果最丰硕的时期，整个儿是和她联系在一起的。她聪明能干，精力异常充沛，有强大的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她进入他的生活，带来了生活上的幸福和物质上的保障。她不仅为他建立了家庭和晚年的“安逸生活”，保障了他的安静，使他摆脱忧虑烦恼，银钱的计算，免去跟放债人和出版商打交道的麻烦，而且还以她的速记帮助他的创作；依靠速记，他的工作方法本身也大大地改变了。他所创作的东西，有一大半是经过她的手出来的：从《罪与罚》的最后一部和《赌徒》到《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本书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题献给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的）以及《作家日记》。她还常常担任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第一个评论者的角色。陀思妥耶夫斯基无条件地重视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的意见，信赖她的艺术直觉。列·尼·托尔斯泰说：“许多俄国作家如果都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妻子，他们会觉得自己更加幸福。”（《素材及研究2》，页587）

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后，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便崇敬地献身于纪念丈夫的工作。她曾在旧鲁萨开办过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命名的学校，出版过他的几本作品集，建立莫斯科历史博物馆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部，1928年该部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纪念馆。1906年，她发表《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和活动有关的文章及艺术作品的图书目录索引》，搜集条目达五千条之多。她也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某些地方作了颇有价值的注释。

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于1911—1916年间从事回忆录的写作，也就是她的六十五岁至七十岁之间，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后三十年。写作时她利用了六十至七十年代她工作时保存下来的速记本（1867—1868年的《日记》，和费·米的谈话记录，以及家庭事务记录——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时记的），由她支配的大部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他的保存着作品草稿的笔记本。她常常拿所写的回忆录和报纸、刊物上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及其他文献史料进行核对。

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表达文学界的社会性的事实往往表面化、简单化（例如《回忆录》中所述的《少年》在涅克拉索夫的《祖国纪事》上发表的经过）。但《日记》及《回忆录》对于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家庭日常生活方面却是最信实、最完整的史料。

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的叙述平静而详尽，没有特别鲜明的色彩，准确交代日期，叙述大量的事实、细节，把刻画一个人，一个有他自己的“一切优点和缺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她自己的任务。不过，当你拿《回忆录》中所述的一些事实和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在国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共同生活初期所写的《日记》中同一事实加以对照，就不能不说，《回忆录》中所描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象比起《日记》中的来，是较为温和，较为“理想化”了的。

她在出国年头所写的日记可能更多。那是用速记写的，数量上比她已经整理成文的部分要多得多。（关于这一情况详见别利奇科夫为《日记》出版所作的序言：《文学和社会生活往事方面的文献》——《新莫斯科》，1923年，第7期）《日记》是1867年4月至8月的记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来说，它是“一位青春年华的人所写的，她怀着纯真的欢乐，竭力要与我共享漂泊的生活”。（见《书信集》，第2卷，页26、29）《日记》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本人，从世俗化方面来看，比《回忆录》中所描述的要亲切些、深刻些、“活跃些”。

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回忆录从来没有完整地发表过。刊登最完全的（所有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有关的部分）是由列·彼·格罗斯曼编辑的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回忆录》，国家出版社，莫斯科列宁格勒，1925年。本书所刊载的回忆录片断，和苏联国家列宁图书馆手稿部所保存的原稿重新核对过。

《一八六七年日记》选

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4月18日

[……]我们匆匆准备好，前往美术馆。[……]

末了，费佳 [621] 带我到西斯廷圣母像跟前。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一张绘画像这一幅画对我产生那样强烈的印象。神灵的脸多么美，多么纯真，忧伤，眼睛里多少温顺，多少痛苦。费佳发现圣母马利亚的笑容中含着哀痛。 [622] [……]

费佳近来没有东西可看，我担心他也许会闷得慌。他不知在什么地方看见过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他想看。他很遗憾，这本书要两个塔列尔，但我要求他去买。[……]

不知在什么地方的书店里，人家告诉我们，《往事与随想》没有，但《北极星》有，两册，价三个塔列尔。没有东西可看，我们就买下了。[……]

4月20日（5月2日）

[……]去美术馆。我们刚一进去，陈列在第一大厅的牟利罗的圣母马利亚像便映入眼帘。多么惊人的容貌，多么温柔的美！我极其喜欢圣母手中的孩子，他脸上的表情十分可爱！这一次我们只把美术馆匆匆浏览一遍。我们只在提香的《基督和钱币》前停留了一会。这张绝妙的绘画，用费佳的话来说，可以与拉斐尔的圣母像媲美。基督的脸容表现着惊人的温和，伟大，苦难……另一个大厅里陈列着Anniball'aCaracci（阿尼巴·卡拉齐）的《青年时代的救世主》。费佳对这幅画评价甚高，很喜爱它。[……]费佳领我去看Claude Lorraine（洛兰）的神话内容的绘画。 [623] 太好了！后来我们又去看霍尔拜因 [624] 的圣母像。[……]

4月22日（5月4日）

[……]我们到Schlo Bstraβe（宫殿大街）寻找1855年的《北极星》，但是哪里也没有。在这家小书店里我们无意间看到《丹尼斯·瓦西里耶维奇·达维多夫笔记》，我们买了一套，因为费佳还未看过。[……]

4月24日（5月6日）

[……]我们去美术馆。观看雷斯达尔的风景画良久，沼泽，堆房，道路及其他。华弗曼 [625] 的绘画内容大半为军旅生活：或狩猎，或演武，或作战，画面上必定有战马与军人，一半被烟雾所遮蔽。随后我们观看华托的画。这个人是上世纪初叶的法国宫廷画家。他所描绘的绝大多数为快乐的宫廷生活场景，某侯爵追逐一位绝色美女之类。这些画充满了生活气息，脸容富有表现力，服饰刻画精美。我们在底层画廊漫步良久，后至上层画廊，我们还一次也没有观赏过。[……]

4月27日（5月9日）

[……]今日早晨我们一起从家里出来：费佳去CaféFran?ais（法国咖啡馆）看报，我去找那个可以借到俄国书籍的图书馆的地址。我立即打听到了我要找的地址，便回家来看信，那封信我是在费佳的写字台上找到的。（看男人的信自然是件蠢事，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不能不看！）这封信是苏 [626] 来的。看完信，我是那样激动，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我觉得冷，我发抖，甚至哭了。我怕旧情死灰复燃，怕他对我的爱情熄灭。上帝啊，别把这样的不幸降临到我身上吧！我伤心极了。一想起这件事，我就肝肠寸断！上帝啊，别这样，失去他的爱，我是难以忍受的啊！

费佳回家来，我匆匆抹去眼泪。他看着我，大为惊愕。我说我胃痛（我认准他马上会回来，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回来）。我对费佳说，我不舒服，身子发抖。他要我躺在床上，开始十分不安，问我这是怎么啦（他还是爱我的，我有什么情况时，他总是极其不安）。他说我不应吃得太多（他想出用饮食疗法来摆脱精神痛苦）。我好了一些，我们按地址去寻找图书馆，不久即找到。他们给我们目录；这里不过二十来本俄国书籍，但大部分是禁书。我们选了1855年及1861年的《北极星》。[……]

4月28日（5月10日）

[……]我们决定去美术陈列馆。我们在馆内踱了很久，只在我们喜爱的画前停留。后去邮局，但还没有信件。从邮局走到贝尔维杰尔饭店的露台上用餐。[……]在露台上坐厌了，就去Grand Jardin（大花园）。这是在我们这一边。我们越过DonnaPlatz（唐娜广场），向左拐，再向右拐，进入一座丛林。入口处有一饭店；这里人很多，大多数是老头子、老妇人，还有许多孩子。[……]有个孩子在沙坑里玩，很放肆地玩得正高兴，不时转身向着人群。我们很喜欢这孩子。费佳身上有糖果，想送给孩子吃。他先叫他法兰茨，弗里德利希，可是孩子不肯过来。后来费佳自己走到孩子身边去，要给他糖吃。孩子大窘而特窘。接着费佳走到一个小女孩跟前，她也怕难为情，不肯拿糖。那个男孩子玩了一会，奔回家去，喊了一个老太太出来，大概是他的奶奶，开始指着我们告诉给她听，说是这位先生走到他身边来要给他Papier [627] 。奶奶笑了，向我们鞠躬致意，末了，领着孩子进屋去了。[……]

4月29日（5月11日）

大花园里有[……]个射击场。一个德国人站在柜台旁怒气冲冲地在射击；他委实是个好射手：几乎每枪中的，使铁制的土耳其人从地板底下升上来。我们也走了过去。费佳想试一试，我根本不知道他以前曾经打过枪，就对他说：“你打不中的。”这个看法我是随口说说的，根本不想去得罪他。这话反而激他去拿起枪来。他第一枪就打中，从地板下升起一个骠骑兵。他几乎两枪中一枪，然后他得意扬扬地问我：“怎么样？”还补充说，这又证明了他过去的想法：妻子是丈夫的天然的敌人。我和他争论起来，他不愿表示同意，还是抱定原来的看法。

我们没有直接回家去，却去到露台上，我喝咖啡，费佳吃冰淇淋，又喝咖啡。坐了一会后，我们走到露台的栏杆旁观看落日。这时我们因为看落日又争吵了，费佳骂了我，我们心绪十分恶劣，回家来了。路上，我心情非常痛苦，克制不住，哭了起来。我说这些日子我很不愉快。[……]我们走到MoritzAllee（莫里茨林荫道）的尽头，费佳去买烟卷，我几乎奔跑着回家。我还没来得及奔进房间去脱衣服，费佳便来了。[……]我哭了一会，不过后来觉得好些了。费佳说我准是很寂寞无聊，我们过得很孤独，我们一定得马上离开这里，我大概是后悔嫁给他了，以及其他等等等等的蠢话。同时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两个老人，没有孩子，很是伤心，他们愁如果他们的孙子们死了的话，将来怎么办呢？[……]

4月30日（5月12日）

[……]四时去Pachmansch’eLeihbibliothek（巴赫曼图书馆）。门上有张告示，星期日开放到一点钟。我们敲门，图书馆女主人替我们开了门；我们又借了三期《北极星》与…… [628] 交了两个塔列尔的押金。得把书送回家去。归路上我们拐到Courmouzi（考莫奇）处，买了枣子（十四银币一磅），红醋栗果子冻和咖啡（十五个银币）。我们把这些东西统统拿回家里，再到露台上去吃饭。[……]饭菜很好。[……]出来到凉台上，费佳喝咖啡，看《比利时独立》周刊。费佳一定要到下面去听音乐。我们一起下去，付了五个银币，可是刚坐下，费佳就说我们最好还是走，因为演奏得那么糟。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他听完舒伯特的《夜曲》。[……]

5月3日（15日）

[……]我在图书馆里挑选了很久。这里有将近三十本俄国书，不会再多，大部分是禁书。他（图书管理员）又捧出几本目录上没有的书，我还以为是些什么比较有意思的书哩，结果是什么？是《大年龄孩子的文法》，什么《少女日记》，波捷欣的《可怜的贵族》，诸如此类，根本不是禁书（还有什么给儿童看的环游世界记之类）。这使我想起有一次和费佳到一家小书铺去，想买《北极星》。这小铺是一家古籍书店。首先，我得去喊醒（确实是喊醒）经营店铺的老头儿（可怜的人，他在看一份政治报刊，睡着了）；他一下子跳起来，起先他瞌睡蒙眬的，不明白我们的话。后来他得知我们要俄国的禁书，他声称，他有这样的书。他开始卖力地在书架上翻寻（我们一直等着），带着神秘的模样不知从什么角落掏出一本玛丽娅·罗斯托夫斯卡娅的《谢尔盖耶夫硫磺矿泉》附效用说明。我和费佳哈哈大笑，对老头儿说，这种书送给我们也不要，我们笑着离开了小书铺。我的图书管理员告诉我，八天以后，他们将有新书到。我借了几本现有的书。我把带回来的书拿给费佳看，他草草翻阅了一下后说，没有什么可看的书，他说要是我拿另外一些书来，也许更妥当。我自告奋勇把书送回去，不过我想先吃饭[……]。吃饭时我和费佳胡诌了几句诗，如：“伊达老是不来，肉饼她也不送来”……还有其他同样味道的句子。至于我的为借书而奔走，费佳说这简直是通俗喜剧：“丈夫高枕而卧，妻子充当走卒。”饭后我们喝了咖啡，互相说些亲切温柔的话儿。费佳躺下睡了，叮嘱我到喝茶时去喊醒他。我呢，又去借书。这一次我选了《往事与随想》的第三部。[……]

5月4日（16日）

[……]沿着AstraAllee（阿斯特拉林荫道）走，顺便往面包铺，无意间来到了邮局附近。不知为什么，我预感到快要有她的信到了，我很高兴这时费佳不在，我可以看信了。我付了六个银币六芬尼的欠资（来信未贴邮票），我立刻认出她的笔迹，往回走，不露出特别的激动。但是后来我觉得心里不好过。我匆匆回家去，激动得要命，拿出小刀，小心翼翼地拆开信。这是一封很愚蠢、很粗野的信，里面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智慧。我相信，她对费佳的结婚一定极其懊丧，信的语气流露了她的委屈心情。（我的猜想得到证实：信是从德累斯顿寄给费佳的。）我把信看了两遍，信中称我为勃楼尔金娜 [629] （很不机智，很不聪明）。我走到镜子跟前，看到自己激动得满脸通红。随后我取出手提箱仔细看他的信件，很多信是我从前已经看过的。[……]

5月15日（27日），星期一

[……]我已失去在今天见到费佳的一切希望，他忽然在远处出现。我注视有顷，仿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接着向他扑去。我是那么高兴，那么快活，那么幸福！他的模样稍有改变，大概是由于旅途劳顿。他风尘仆仆，但我们毕竟十分愉快地见了面。[……]伊达在大门口迎接我们。我们立即要了茶。我一直在欣赏我的费佳，感到无限幸福。喝茶时，他问有没有他的信，我于是把她的来信交给他。他也许是委实不知道是谁的来信，也许是假装不知道，但他匆匆拆开信，看了一下签名就开始看内容。他在看这封出色的信的时候，我一直注意他脸上的表情。他把第一张信纸一遍又一遍地看，看了很久很久，似乎他看不懂信上写的什么。后来终于看完，满脸通红。我似乎觉得他的双手在发抖。我装着不知道的样子，问他，索涅奇卡 [630] 在信上写些什么。他回答说这封信不是索涅奇卡写来的，他好像苦笑了一下。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他有这样的笑容。说真的，我不知道这是鄙夷的笑，还是怜惜的笑，但总是一种可怜的、惘然若失的笑容吧。后来他好像走了神，我说的什么，他都几乎不知道。[……]

5月16日（28日），星期二

[……]费佳一直惘然若失地在房间里走动，一直在寻找着什么，好像他丢失了什么，仔仔细细地看信。总之可以看出，苏的信大大地冒犯了他，侮辱了他。不过我非常、非常想知道他对此举的的看法。[……]

四点钟，我们去吃饭。顺便去买雪茄烟、香烟，又买了《警钟》。[……]

5月17日（29日），星期三

今天整个上午费佳在给卡特科夫写信。 [631] 我一直在想，他会不会喊我去听听他写的信？等他写好了，他喊我去，征求我的意见。后来我们出去，找个地方吃饭；路上买了雪茄、香烟和一顶深棕色的帽子（两个塔列尔，五个银币）。费佳真像个孩子，他立刻就拿着新帽子打扮起来了；我说这顶帽子他戴着很合适，他听了可受用啦。[……]

5月23日（6月4日），星期二

[……]我们顺路去图书馆；这儿的青年人不在，只有女主人在，一位头脑很糊涂的太太，抽出几张目录卡来，要我们挑选。（我看过《悲惨世界》，维克多·雨果的这一美妙作品。费佳对这部作品评价极高，而且很高兴地反复看。费佳指点我，给我解释作品中许多主人公的性格。他想指导我读书，我高兴极了！）现在费佳借了狄更斯的《尼古拉斯·尼可贝》。把书送回家后，我们去大花园听音乐。我们一直坐到终场，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今天演奏的是旋律特别柔和的《DasBild derRose》（《玫瑰的形象》），还有《VierHaymonsKinder》（《四个哈伊蒙的孩子》）中的序曲。这一天我非常、非常快乐。

5月24日（6月5日），星期三

[……]今天，大花园饭店的整个花园彩色的小灯闪闪烁烁，相当美。有机会在整个花园里散步；我们顺便拐到一个小酒馆，喝了啤酒。后来在音乐声中散步，回家。今天我很愉快：一会儿像个小孩子，跳过几级踏阶，一会儿唱歌，一会儿跳舞，费佳简直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可我就是觉得幸福。顺路到点心店买肉饼，在店里吃了冰淇淋，等我们回到家里，我的胃剧痛起来，我只得在床上躺下。费佳不时问我：“怎么样，还痛吗？”好像这种疼痛一会儿就会过去似的。后来傍晚时我们在一起坐了好久，他要求我对他讲讲我们的整个恋爱史。我给他讲了许久，他给我什么印象，我怎么走进他的屋里，后来又如何如何。他听了对我说，他娶了我，尽管也爱我，可还是很不了解我，现在知道我是个多么纯朴的女人，他加倍又加倍地珍惜我（费佳对我很温柔）。[……]

5月29日（6月10日），星期一

[……]四点钟我们去邮局。费佳接到两封信：一封是帕沙寄来的，附了几封信，是在费佳离开那天寄给他的。另一封是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迈科夫写来的。费佳当即拆阅来信。他看那几封信时，我也一起看；我发现有苏的来信。

6月2日（14日），星期五

[……]我去美术馆，在那里逗留很久，观看里贝拉 [632] 的作品，看了伦勃朗及鲁本斯的所有绘画，大卫·丹尼埃的风俗画。三点半，费佳来，我们又在画廊里兜了一圈。费佳指出最优秀的作品，谈论艺术。这里收藏了多么惊人的艺术珍品！[……]

6月3日（15日），星期六

去CaféReal（列阿尔咖啡馆）。从那里去书店买《警钟》。买了6月1日的，我们不知道有这一期杂志，因为上一期说，下一期将在6月15日出版；付了六个银币。[……]

我真没有想到，他的性格改变到了什么程度，——真是惊人！从前他往往那么容易动气，现在却一切都平平静静地过去。从前他往往那样激怒，对着自己的家人嚷嚷，有时候我简直心里发怵，为我将来与他一起生活而担忧。我心里想：如果他在我面前也不改变，那我的生活将是苦难。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尽管我们现在的地位很不显赫。[……]

6月5日（17日），星期一

[……]去大花园。今天演奏莫扎特的作品：《AndanteCantabile》（《如歌的行板》），《Menuet》（《小步舞曲》），《Allegro》（《快板》），都臻于佳妙境界。费佳极为钦佩。我们俩很高兴，我们今天能听到这样美妙的音乐。[……]

[……]今天整个晚上我在看《悲惨世界》，等钟敲十一点半——平日我去睡觉的时刻，——费佳撵我去睡觉，说是我可以明天再看。我跟他道别，到另一间房间里去，把一章看完。三点半，我睡着不到半小时，费佳的癫痫发作了。我立即从床上一跃而起，他后来说，他刚开始发作时看见我怎样奔过去的。这次发病使我很吃惊，我双膝跪下，扭绞着两手，一再重复地说：“啊，不幸的人，不幸的人！”确实，他极其痛苦，不过幸而昏厥的时间不长；后来他清醒过来，但分明不知道自己出过什么事。半小时以后，我对他说，他的癫痫症发作了。他对我变得十分温柔了，说我心肠好，他爱我，恳求我躺下睡觉。[……]

6月18日（6日），星期二

[……]费佳起床，身子极其衰弱无力，这次发病对他的影响跟往日完全不同。他发病以后往往心情十分阴郁、沉重，好像在参加什么人的葬礼。他疲乏极了。[……]

6月19日（7日），星期三

[……]今天我们回家比较早；坐下看书；我一直坐到十一点半，然后睡觉；费佳两点钟才来。我自然立即醒了，我们很愉快地告别，闲谈了一会。[……]我问他，我要生孩子了，他高兴吗？我说我怕他会因此而不满。他脸色非常欣喜地回答说完全相反，如果我们有了孩子，他会感到极其幸福，尽管他补充说：“让孩子没钱又受不到任何教育，真难过！”可是说过这话以后又连连几次温柔地吻我，我赶紧把话头扯到别的上面去。等他自己也躺在床上，他说，“那很好。”说是一个孩子，甚至两个孩子，压根儿不会加重我们家庭的负担，只会给家庭带来新的生气。我谈起别的事情来，可费佳显然还在想着我们的谈话，说：“那么，这要到二月份喽，”他快乐地补充说，“可能是个男孩。”又说，“唉，你呀，安涅奇卡！安涅奇卡！”关于孩子的想法看来很合他的心意。我确信，他会爱孩子的，如果上帝赐福于我们。[……]

6月21日（9日），星期五

[……]今天发生这样不成体统的争吵，我们的举动活像小孩子：当我们快到大花园时，费佳忽然想回家，可又犹豫不决。我说，既然要回家，那就回去吧！他勃然大怒，转身往回走，但还没走上几步，我对他说，我想还是到花园里去坐一会的好，他就唰地转身往花园走去，但嘴里又说，在花园里只坐五分钟。我说，既然去坐，那就不是五分钟，而是半个小时，否则还不如回去。他坚持只坐五分钟，我就说：我们最好还是回家去，或者我一个人先回去。因为他继续往前走，我就回家来了，他到花园里去了。唉，我这是干吗呢？我们的争吵口角都是因为我们两人对我们动荡不定的处境感到十分不安与痛苦。上帝呀，帮助我们摆脱困境吧！我们彼此是这样相爱，这样幸福，要不是我们环境不好，为金钱而烦恼，那就没有人比我们更幸福的了。现在我们却吵吵闹闹，像小孩子一般。我到家后半小时费佳也来了。他很郁郁不乐。等我们开始喝茶时，他说我搬动一下桌子大概是故意要气他。我回答他，说我做事会故意气他，这是蠢话。后来他开始含讥带讽地说话，而且说，他眼下没有钱，不过他会有的，他毕竟还是值得尊敬的。这话对我是极大的侮辱。什么！想想看，我尊敬一个人仅仅为了金钱！我回答说，我根本不看重他的钱，我若是想做富家妇，早就做了，因为我可以嫁给T，他当时向我求过婚来着（费佳回答说他早就听说了），我说我根本没有在他身上淘金，只是爱他的智慧和心灵。我是那么痛苦，我忍不住放声大哭了，后来不久我们又和好了。[……]

6月23日（11日），星期日

我们去邮局取信，没有信。从那儿到大花园吃饭。[……]路上费佳谈起我的怀孕，我脸红了，要求他别说了。他说，我快要做母亲了，这很好，我们快要有孩子了，他会感到非常幸福。他问，如果是个女孩，叫她什么。我说只要别叫她安娜；“那么我们叫她索尼娅，以纪念小说中的索尼娅，大家那么喜欢她；又纪念莫斯科的索尼娅。若是个男孩——就叫米沙，以纪念哥哥。”后来他说，倘若生男孩，更好，因为女孩子必须有陪嫁，而我们是穷人；男孩子只要给他受教育，没有钱也行。后来他说，孩子大概要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会发疯似的爱他，这样可很不好，爱要爱得有分寸。他很亲昵地逗我说，今后我吃饭可得吃双份；总之，可以看出，他想到我们快要有孩子了，心里感到幸福。[……]在家里稍坐了一会，往大花园，遗憾的是我们到时已经在演奏贝多芬的《Menuctto》（《小步舞曲》）了；他的大部分作品我们没赶上；接着是一个不知什么作品，其糟无比，接下来是Wagner（瓦格纳）的作品以及Strauss（施特劳斯）的美妙的华尔兹。[……]

6月26日（14日），星期三

今天我动手写信给家里人，向他们要钱或手镯；我变得那么忧愁，失声痛哭，大哭而特哭，尽管我百般努力，也止不住。[……]费佳听见我哭了，走到我身边来，搂住我说，他爱我，后来为了给我解闷，讲Vert-Vert（维特维特）的故事给我听。这只鹦鹉是一个修道院的，修士们教会它说话、唱各种赞歌和做祈祷；大家对维特维特感到奇怪，都想看一看，都要听一听这只聪明的鸟儿怎么会祈祷。这样一来，这只鸟使整个修道院出了名。邻近的修士们都想要这只鸟；他们向修士请求把维特维特接去做客一阵子。这种要求起先很久都没有获得同意，不过末了还是放维特维特出去。他们用大车队送它，从一个区送到另一个区。结果，一路上，维特维特在马车夫群中学会了各种粗话和骂人的话。等把它送到修道院时，大家聚拢来看它，听它怎样唱歌，祈祷，维特维特却突然用脏话骂修士们，骂得他们无地容身。这搞得修士们勃然大怒：他们想，这是鹦鹉的主人有意对他们使坏，教它向他们说这样侮辱人的话。于是书信交驰，纷纷向主教申诉。饲养维特维特的修士们要把它讨回去，看看原告的指控是否有理，等到他们确信他们的鸟儿果真学坏了，他们就把这只可怜的维特维特扔掉了。费佳把这个故事讲得那么娓娓动人，我只得破涕为笑。后来我出去买信封；临出门时他问我上哪个邮局，我回答他我上那个邮局，免得他不放心，我不会到大邮局去，不会去取他的信的，不会有这种事情的。他什么也没回答，可是等到我离开了，他急忙走到我身边，下巴哆嗦着对我说，现在他懂得我的话了，那是一种暗示，他有权利跟任何人通信，他有外遇，我也无权阻挠他。我回答说，他有外遇跟我不相干，不过，如果我们相互之间能更坦率一点的话，那么，我也许可以摆脱一种十分乏味的书信来往，而这种笔墨官司是非进行不可的。他问，谁在给我写信；我回答说一位太大。他好奇心切，很想知道这位太太是谁——他大概已经猜到这个人可能是谁，所以很是惴惴不安。他开始探问我，她是一个怎样的人，是不是由于他的结婚我们才通信的。他很想知道，那些信怎么会侮辱我的。我支支吾吾作了回答，可是他严肃地劝我告诉他，因为他可能在这方面帮助我，搞清楚该怎么办，他大概可以帮助我的。我回答说这种通信并不是什么特别了不得的，我不用他出主意也能对付。这一情况他非常耿耿于怀，连傍晚和夜里还在说，我对他不坦率，我为什么不告诉他，收到了什么人的来信。后来我们去邮局。这一次，有《俄国导报》来的信，但是信很薄。因而费佳一边拆信，一边说，大概是拒绝了。 [633] 他开始看信；信不是卡特科夫本人写的，是另外一个人，信上说卡特科夫请求原谅（我的腿简直发软了）；不过幸而下面有令人欣慰的消息，费佳的要求将会得到满足。[……]

今天，费佳照例什么都看不顺眼；先前他觉得是美好的东西，现在连看也不愿看。这种情况在他是经常有的，癫痫发作过以后，一切印象全改变了。费佳从来不能好好地仔细看看西斯廷圣母像，因为太远看不清，长柄眼镜他又没有。今天他居然想起在圣母像前面站到椅子上去，靠近一些仔细看看。我当然完全相信在别的时候费佳无论如何不致做这种难以容忍的荒唐事，可是今天他却硬是做了；我的劝阻毫无作用。一个美术馆的工作人员走到费佳身边，说这是禁止的。等那个仆役一走出房间，费佳就对我说，让他们把他撵出去好了，他一定要再一次站到椅子上去看看圣母像，如果我觉得讨厌，那就到另一个房间去好了。我不想惹他生气，就到隔壁房间去了。过了几分钟费佳也来了，说是他看过圣母像了。费佳开始说道，如果他们撵他出去，那是多么煞有介事，听差终究有股听差味道，如此等等。

[……]昨天夜里和费佳开玩笑，说他是最倒霉的人，我们讽刺性地模仿莫里哀的法国喜剧，说：费奥多尔·但丁（Dandin），我就说乔治·但丁！tu l’as voulu！ [634]

6月29日（17日），星期六

[……]今天大花园里演出贝多芬的D-dur（D大调奏鸣曲），那么美妙的音乐，简直叫你百听不厌。费佳兴高采烈。[……]

7月2日（6月20日），星期二

我决定去美术陈列馆，跟它告别，因为我们打算明天走了。[……]

[……]别了，美术馆，感谢你，为了你所给予我们的那些幸福时刻而感谢你。也许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你了。费佳这么说：和美术馆诀别吧。他怀着忧伤说，他大概再也不会到这里来了。我则使他相信，很可能，过三年光景我们还会到这里来的。[……]

7月7日（6月25日），星期日

[……]钱输光了，我和费佳离开大厅回家。路上，我说：“我后悔跟着你一起来了，我不来，你也许不会输。”可费佳反而向我表示感激，说：“你太好了，我亲爱的安尼娅。如果我将来死了，那么请你记住，我对你说过，为了你给我的那份幸福，我感谢你。”他又说，对他来说，不可能有比这更大的幸福；他配不上我；上帝把我赐赏给他，这恩赐够重的了，他每天为我向上帝祷告，只怕这一切会发生变化。他说，现在我爱他，怜惜他，等到我的爱情消失了，那么一切也会改变的。我则以为这是绝对不会的，我们将永远互相热爱。

7月10日（6月28日），星期三

[……]喝茶时费佳告诉我他去拜访屠格涅夫的事。据他说，屠格涅夫怨气冲天，肝火极旺，不时谈起他的一部新的长篇小说。费佳一次也没有提起过此书。报上的评论把屠格涅夫都要气疯了：他说《呼声报》、《祖国纪事》以及其他刊物都在骂他。他还说，贵族们在贵族代表费奥菲尔·托尔斯泰的带领下，想把他从俄国贵族中开除出去，只是不知为什么没有成为事实。但是他又补了一句，说“如果他们知道这样做会给我带来多大的快乐的话”。 [635] 费佳跟他说话照例几分带刺，比如，劝他在巴黎买一架望远镜，因为他住得离俄国很远，用望远镜对准俄国，看看那边的情况，要不然他对俄国将一无所知了。屠格涅夫声称，他，屠格涅夫，是个现实主义者。但费佳说，那只不过是他想当然罢了。费佳说到，在德国人当中他只发现愚蠢，除此以外，还经常看到欺骗。屠格涅夫对此话大为生气，他声明，费佳这话对他是个极大的侮辱，因为他已经成了德国人，他根本不是俄国人了，他是德国人。费佳回答说，他根本不知道此事，不过对此深表遗憾。据费佳自己说，他说话越是带着幽默，屠格涅夫越是火冒三丈，终而至于明确向屠格涅夫表态，说他的小说是失败的。不过他们分手时倒是客客气气的，屠格涅夫还答应送书给他。这个怪人，他想引以自豪的是什么？是他成了个德国人？我觉得，俄国作家没有任何理由要放弃自己的国籍，更不用说自认是德国人了。况且他生在俄国，祖国哺育了他，赏识他的天才，是什么使他成为地道的德国人呢？然而他不承认是俄国人，说，如果俄国崩溃，世界上也不会有任何痛苦。以一个俄国人而这样说话是多么愚蠢！嗯，上帝保佑他，尽管我知道，跟屠格涅夫的谈话可把费佳惹火了，这种自行宣布与祖国脱离关系的人的卑劣习气使他激动不已。[……] [636]

7月11日（6月29日），星期四

[……]玛丽来，带来屠格涅夫的名片。屠格涅夫是坐马车来的，问她：我们是否住在这里，命她转交这张名片。他大概不想亲自进来，免得跟费佳说话；但是限于礼貌，又不能不来回访。说来也真怪：谁在上午十点钟拜客来着？难道这仅仅是德国人的作派？就算是德国人的作派，也有点古怪。[……]

7月12日（6月30日），星期五

[……]看到他出去买东西，捧着蜡烛或干酪回来，我简直要笑出声来。他很喜欢张罗，烧茶，而且看得出，干得兴高采烈。我的丈夫，他是个十分、十分可爱的人，那么可爱、朴实，我是那么幸福。[……]

7月13日（7月1日），星期六

[……]今天费佳赢了许多钱，被冈察洛夫 [637] 看到，冈察洛夫忽然想说说大话，表示他在这里没有赌钱，就这么看看，因而他问费佳，什么叫“passe”，要吃去多少钱。但是，一个人看轮盘赌看了两个多钟头，却说他不懂得赌钱，这话能叫人相信吗？喏，不过是要表明“我们是不搞这玩意儿的，让别人用这种办法去发财吧”。冈察洛夫问费佳，他的情况如何。费佳回答说，先前输钱，现在扳回，甚至稍有盈余，说这话时，他把满满的钱袋拿给他看。我完全有把握，冈察洛夫会把这话告诉屠格涅夫，而费佳欠屠格涅夫不是五十就是一百塔列尔，故而，如果趁我们还没有离开，现在就能把钱还给屠格涅夫，那我别提有多高兴了。因为否则的话，等我们回俄国去，费佳用什么办法才能归还这笔钱呢？[……]

7月18日（7月6日），星期四

[……]费佳说他两次去找冈察洛夫，想坦率说出来意，向他商借一百塔列尔，言明一个月之内可以归还他。但是两次都没有遇到他。后来费佳说到卡特科夫，但是怎么给他写信呢，况且又是从巴登发信，——岂不是明摆着费佳输了钱？这不好。唉，我们真是傻瓜，只有二十个金币了，今天上午还不离开巴登；可以再住到日内瓦去嘛。等我们回到家，并排躺在床上，费佳开始向我说起各种计划，可以用于改善我们的境况。费佳考虑向阿克萨科夫提出合作。 [638] 起先他打算向克拉耶夫斯基借钱，答应在一月之前寄一部十印张的长篇小说给他。但我觉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揽的活儿太多了，何况他为卡特科夫的长篇还忙不过来。我们愁闷地谈了很久。我望着费佳，心里难受。和他在一起也难受；他不在，我倒可以哭一场，他在身边，我一点儿没眼泪；我不能哭，这叫人太难受了。我们坐到十一点钟，决定明天费佳拿最后的一枚金币去碰碰运气；也许不知怎么一来我们会翻梢。我去睡觉，幸运的是睡着了。费佳两点钟时叫醒我，跟我告别，我很高兴，很快又进入梦乡。我怕失眠，因为脑子里翻腾着叫人心烦的念头，无法驱散。[……]

7月26日（14日），星期五

[……]今天上午费佳去找冈察洛夫，问他要个地址，万一我们现在不能还他的钱的话，以后按址给他寄去。冈察洛夫没有说自己的地址，不过说，这笔债是小意思，不值一提，这里不还，在彼得堡随便怎么还也可以，总而言之是不值一提。这时费佳对他说，他此刻在张罗钱，四十法郎。冈察洛夫说拿不出，因为他自己昨天也输得很惨，几乎不名一文，虽则他还剩下些路费。他说，当然，他和自己的熟人们一起旅行，可以问他们借钱的，他们也会帮他的忙，但眼下他无论如何拿不出。费佳对我说，他好像觉得冈察洛夫输得一败涂地，说不定连付旅馆的房钱也没有。真遗憾，我们不能还他的钱。于是他们相当友好地分手了。[……]

8月2日（7月21日），星期五

[……]说实话，他多么不耐烦。他一次一次癫痫发作，或者咳嗽不停，我可没有骂过他，我没有说过，我被他的病搞得厌烦了，虽然我确实被他搞得很痛苦。可他，连我哭一下他都受不了，说是他听腻了。真的，这样真不好，他为什么这样自私呢？我很懊恼，现在，我有时候常常暗自伤心，费佳怎么会有这么个品性——不爱家庭，我最怕我未来的丈夫有这种品性，他偏偏有这种品性。是啊，他确乎不肯为自己的家庭操心，这已经成了定局。费佳宁肯为穷苦的埃米利娅·费奥多罗夫娜（这愚蠢的德国婆娘）不缺钱用而操心，宁肯为费佳·陀思妥耶夫斯基少干些活而操心，宁肯百般依顺帕沙，同时对于我们两人无论有什么感觉，他却满不在乎，我们缺这少那，他都无所谓，甚至根本没有觉察。说到底，因为我是他的妻子，我是属于他的，由此他认为我似乎有义务去忍受一切微小的不快和短缺。就假定我确实知道他身上没有钱我也不说什么的吧，但是当我知道，我们缺钱用是为了埃米利娅·费奥多罗夫娜和其他一大帮人不缺钱用，我的大衣拿去典当是为了替埃米利娅·费奥多罗夫娜赎回大衣，那么，随便您怎么样，我心里是会产生很不好的感觉的，我心里痛苦至极，我那么重视、那么喜欢的这个人，原来是那么漫不经心，那么不明事理，那么冷淡。他说他应该帮助哥哥的家属，因为哥哥从前帮助过他。然而费佳难道不应该同样地待我吗？难道我没有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他？难道我没有把自己的心交给他，这颗心充满着为了他能幸福而甘愿吃苦的充分决心？我怎样待他，他根本不重视，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他不认为自己应当操操心，让他的妻子安安稳稳过生活，不要让她为了明天揭不开锅而时刻犯愁。这是多么不好，多么不公平！我生自己的气，为什么我对我的亲人、可爱的好丈夫会有那么些坏的想法。我确实是个狠心的女人！[……]

8月3日（7月22日），星期六

[……]饭后费佳喝了杯咖啡，五点钟去睡觉，要我在五点半喊醒他。我也躺在床上，开始蒙眬睡去。可是到五点二十五分费佳起来了，走到我的床边，吻了我一下，我说，费佳，你怎么啦？他已经走了开去，但随即又回到我身边，这时他突然癫痫发作了。我害怕极了。我想把他抱到他的床上去，可是来不及了，我让他靠在我的床铺旁边，床和墙壁之间，因为我绝对没有力气把他放到床上去，所以当他抽搐时，他一直是半倚半站的。由于这样的姿势，他的右腿至今还在痛，因为他拿右腿抵住墙壁。后来，等抽搐停止，费佳开始翻身，不管我怎么去扶他，要稳稳地扶住他，我的力气还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我在地板上放了两只枕头，轻轻地把他放在地板上，躺在地毯上，使他伸开腿，躺得舒舒服服。然后我替他解开背心和裤子的纽扣，使他可以呼吸得比较顺畅些。今天我第一次发现他的嘴唇完全发青了，脸红得反常。我多么不幸啊！这一回他很久没有清醒过来，等他逐渐苏醒，不管我心里多么痛苦、难过，他用德语向我提出的请求还是逗得我发笑。他说：“Was？Wasdoch？Lassen Siemich！” [639] 还有许多各种各样的德语句子；后来他叫我安尼娅，请求原谅，一点也不能懂得我的话。后来他又讨钱，要去赌博。好一个赌徒，我想象，他这个样子怎么赌法。不过我觉得，正是这样的时候，他可能会赢，虽然人家也会欺骗他，非上当不可。等费佳清醒过来，他从地毯上爬了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步，动手扣上纽扣，要我把帽子给他。我想，莫非他要到什么地方去，便问他，你到哪里去？他回答说，“Comme?a。” [640] 我完全不懂，要他再说一遍，因为我听到的是他要到腊肠铺去。后来我坚持要求他躺下睡觉，他愣是不愿意，甚至开口骂人，骂我为什么让他躺下，为什么要折磨他。末了他躺下了，但只睡了一忽儿，不到三刻钟，还每隔十分钟醒一次。七点钟，我们离开家，可是路上费佳忽然想要吻我的手，还声称否则他就不认我是他的妻子。自然，我说服了他，——在大街上，众目睽睽之下，这样做是极其可笑的。[……]

8月4日（7月23日），星期日

[……]病发过后的第三天往往是我最难过的日子。我知道得很清楚，可怜的费佳自己也想摆脱苦恼，可是不能够。这期间，他变得异常乖戾，烦躁。比如，我们去散步时，我时常要求坐一坐，他就发火，说是我一个人散步的时候，不觉得累，跟他一起，我就累。后来他骂人，为什么我走得跟他步调不一致，然后说，我为什么要怕呢，总之一句话，在身体健康时绝不会骂的事，他都拿来骂了。我和他去老城堡，走得相当慢，等我们快要到达时，远远听到车站里在唱奥地利的合唱歌曲，不知为什么，这里听得特别清楚。我们到上面去，今天那儿一个游人也没有。[……]我们坐在露台上，听起音乐来。[……]我们坐到天色发暗，然后回家去。[……]音乐使费佳稍稍高兴些，不像刚才那样烦闷了。[……]

8月6日（7月25日），星期二

[……]今天的音乐很出色，窗户都开着，听得见音乐，我以为比在露天听要好。演奏的是军乐队。他们演奏了贝多芬的《哀格蒙特》序曲，然后是《zampa》（《泽姆帕》） [641] ，然后是莫扎特的《唐璜》选曲。[……]

费佳来道晚安时正处于兴奋状态。他说，他爱我，爱得神魂颠倒，非常、非常强烈地爱我，他配不上我，我是他的守护天使，是上帝给他派来的，不知道为什么，他应该是还会改过自新的；又说，尽管他已四十五岁，他还不情愿过家庭生活，他还需要有精神上的准备过家庭生活，他有时候还在梦想。[……]后来说：你梦见我把你送进教养院。嗯，我没有你不能生活，我怎么能把你往随便哪儿送呢？他说，如果我命令他从钟楼上跳下去，他一定会为我而跳。[……]夜里我问他现在还想不想索尼娅？他回答说经常想到她，想得很多，而且补充说，这一次可能是个男孩。我回答说，不管生男的还是女的，我反正总是感到幸福的。这时费佳补充说：“正因为这缘故，我也不该撇下帕沙，”这表明，费佳在我生孩子的时候还会更加替帕沙操心，即使有了孩子，他也丝毫没有改变。至于我，现在我就在为我们未来的孩子的前途操心了。所以我需要自己去干活，干活，好让孩子得到我的帮助。

8月7日（7月26日），星期三

[……]他来道晚安，对我说了许多动人的话。他说，他现在爱我爱得有点儿古怪，也就是十分不安，连他自己也心神不定了；他说我是涅朵奇卡，是他的幸福之神；他说他向我表白的不单单是话语，不过他说的是他的感觉。假如我现在离他而去，我们若是没有生活在一起，或者若是我死了，那么他将会觉得，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他简直会痛苦得发疯。他说，当他望着我，如同他说的，看着我的“孩子般的可爱的小脸蛋”，只有这时候他才会复苏过来，只有这时候他才觉得好。可是他害怕这一切会改变，也许过了若干时候，我会变成一个严肃、乏味、冷淡、平静的人，那时他会不爱我。总之，那天晚上费佳对我情意绵绵，看得出，他爱我，我也很爱他。他要求我保护咱们的索涅奇卡或米沙。

8月13日（8月1日），星期二

[……]夜里三点钟，费佳喊醒我，跟我道晚安。[……]临了，他躺下睡了。我，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喝了浓茶，却睡不着了。[……]三点一刻，费佳又来问我什么，然后开始睡去，过了十分钟光景，癫痫突然发作了。[……]我立即从床上一跃而起，但是我这里没有蜡烛，我奔到另一房间，点起蜡烛。费佳躺着，头靠在床沿，一眨眼他可能跌下来。他后来告诉我，他记得病是怎么发作的：他还没有睡着，他稍微抬起身子，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会靠床边那么近的缘故。我动手替他揩汗和唾沫。病发得不太久，据我的感觉，也不太厉害；眼睛没有牵歪，但是抽搐得厉害。[……]病发过以后，他产生怕死的想法 [642] 。他对我说起，他怕现在会死，要求我照看他。我安慰他，说是我在他的床旁边摆一张卧榻，我睡在卧榻上，这样我就在他的身边，万一他有什么情况，我马上就会听见，起来照料他。对此他很高兴；我立即到另一张床上去睡。他依旧很害怕，一边祈祷，一边说，他现在若是死去，离开我，没看到索涅奇卡或米沙，他会多么难受，多么痛苦，他求我照料索涅奇卡，到早晨，我醒来时，一定要看看他是否活着。但是我说服他，让他睡下，夜里不用害怕，我答应他，在他没睡着的时候，我不睡觉。[……]

8月18日（8月6日），星期日

[……]我记得，在我到他那里去工作时，我没有向他提过一个问题。我觉得，向他问这问那是不礼貌的。让他自己来讲吧；我以为，如果他想说，他自己会说的，——我是这样彬彬有礼。我需要添置点儿什么，我经常穿破衣服，邋邋遢遢，衣着寒酸，但我一点也没有对他说我很希望穿得体面。我以为，他也许自己会想到的，也许自己会说：你应该买一些夏季衣衫，因为这里的夏衣一点也不贵。他对自己可关心了，在柏林买了衣服，在德累斯顿又定制衣服，那时他根本不来关心我，我的衣着那么寒伧，我也需要添点儿什么。我什么也没有跟他说，那是因为我不好意思提起。我想，也许他自己会想到的，为什么要对他说呢。唔，要不然，他一边把钱给帕沙和亲戚，一边又拿我的衣服、大衣、家具去当掉，而且全不放在心上，这是在欺侮我。当他天知道怎样输了钱，不是我首先去安慰他，不是我首先毫不犹豫地提出，把我的东西拿去当掉，尽管我知道这些东西再也不会赎回来了。他输了这么多钱，难道我什么时候责备过他？根本没有，我自己去安慰他，说这是区区小事，不必介意。好啊，我这种态度他毫不看重，现在却说我不礼貌。确实，从那以后根本不值得做个有礼貌的人。假如我叫嚷起来，经常跟他吵吵闹闹，那说不定他会记得我对他是很讲礼貌的了，他会想到他是不该以不公正的责备来欺侮我的了。[……]

8月20日（8月8日），星期二

[……]出去散步。今天的音乐是歌剧和军乐；演奏了《行吟诗人》片断，如此美妙，使我们极为愉快地在车站前走了几个来回。[……]

8月22日（8月10日），星期四

[……]费佳大约八点钟光景回家，我还没见着他的面，就问了他一些什么。不过问得完全不对劲。费佳异常激动地向我扑来，哭着说全输光了，连我交给他去赎耳环的钱也输掉了。骂他吧，不可能。看着可怜的费佳在哭，那样伤心绝望，我难受极了。我搂住他，请求他看在上帝分上，看在我的面上，不要发愁，不要哭。“有什么办法呢，输了就输了嘛，也不是了不得的大事，会叫人悲痛欲绝的。”费佳称自己是下流胚，说他配不上我，我不该原谅他，他大哭而特哭。我好容易才让他安静下来，这时我们决定明天一定离开此地。[……]

8月23日（8月11日），星期五

[……]费佳十一点钟走了，我待在家里缝自己的口袋，给妈妈写信。然后我把他的所有东西放进他的手提箱里，也把我的东西放进我的手提箱和小布袋里。[……]

费佳回来。他向我宣布，他不但输掉了四十法郎，还把他拿了戒指去在Moppert（莫拜特）处抵押来的那笔钱也输掉了，他开始捞回来了，也就是说，赢回来赎戒指的钱，还有若干钱，可是后来又全输光了。这可把我气疯了。唉，怎么能麻木不仁到这种地步呢，——他应当知道得很清楚，我总共只剩下一百四十法郎了，我们打算路上用一百法郎，现在戒指又押了二十法郎，赎回来又要损失二十法郎。我想骂他，可他跪在我面前，求我原谅他；他说他是下流胚，他不知道怎样惩罚自己，但要我原谅他。不管我多么心痛这样损失钱，可是也没办法，——只好再给二十法郎 [643] 。不过，现在我们开始计算，以这么一点钱根本到不了日内瓦，也许如同我们起先所预料的那样，不仅在日内瓦，甚至在巴塞尔就不得不拿耳环去抵押。[……]至于我给他的二十法郎，似乎给了他极大的安慰。费佳说，他永远不会忘记，我根本没什么钱，只有必需的费用，却给了他二十法郎，还对他说，他可以把这笔钱也去输掉。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我的这份好心。[……]

8月24日（8月12日），星期六　巴塞尔

[……]我们相当快地喝完咖啡，去观光城市。[……]我们走进大教堂；我很喜欢这座教堂。费佳逗我，说是这座大教堂没有多大意思，我最好去参观米兰大教堂。[……]右边墙上是一只属于十四世纪的橡木雕花的讲坛。一个女人把它指给我们看，费佳对她说，这是整个大教堂中唯一的好东西，她问他是不是天主教徒。后来我们拾级而上，她带领我们到SalledeConseils（议事厅），1431—1434年间在这里举行秘密集会，叶甫盖尼四世教皇在这里被黜废，由某个费利克斯教皇取而代之。[……]她指给我们看墙上霍尔拜因的画的印制品，描绘《死神之舞》，画上出现死神，被形形色色的人包围着。看了一会画以后，费佳说：“远方的铃鼓逗人爱，”就是说，对这张画，那么多人谈论过，叫喊过，但是，这张画也许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作品。这里还有几张霍尔拜因的古老的画。[……]我们去博物馆。[……]这儿整个博物馆只有两张好画：那就是《耶稣基督之死》，一件惊人的作品，可是对我只产生恐怖感，而费佳却是那么震惊，他称霍尔拜因是著名的艺术家和诗人。通常人们画耶稣基督总是画他死了以后，脸容痛苦而抽搐扭歪，但身体却画得根本不像事实上那种受尽折磨、痛苦不堪的样子。这张画上却画着他身躯消瘦，腕骨和肋骨外露，手掌和脚上布满钉子穿透的伤痕，发肿，乌紫紫地发青，像尸体上的手脚，且已开始腐烂。面容也是痛苦不堪的，眼睛半闭半开，已经什么也看不见，丝毫也不反映什么。鼻子、嘴和下巴发青，总之，酷似真正的死人相，说实话，我觉得我不敢跟它一起待在一个房间里。即使这幅画惊人地真实，但说实话它压根儿不美，只引起我的反感和某种恐惧。费佳则赞赏这张画。他想靠近些看看，便站到椅子上去，我很害怕人家要罚他的款，因为这里什么都要罚款。另外一张画值得一看，原先在私人藏画馆里，那是卡拉姆的《海景》。这是一幅出色的作品，这样美妙的东西我还不曾看见过。

题解：

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日记1923年出版单行本。这里摘选的是根据中央文艺档案馆保存的手稿刊印的。

和著名作家共事一年（用以纪念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瓦·瓦·季莫费耶娃（奥·波钦科夫斯卡娅）

……我们了解他不在蓦然间，

他不以教育人为苦

和我们友好地分享

他心灵的财富……

——涅克拉索夫《不幸者》

我曾经有过罕见的幸福——整整一年时间，我不仅时常见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听他说话，还在同一家印刷厂，同一张台子上，同一盏灯光照耀下和他一起工作。我不仅有机会两次校读1873年的《作家日记》，而且有时还参与它的再版工作，因为这部《日记》的许多篇章是当着我的面，和我谈话时写出来的……

回忆往往好比护身符，能保护心灵，不让它变得冷酷、无情、卑琐、绝望。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起工作这个时期的回忆也是如此。我把这些回忆保存了许多年，丝毫未去触动，但是，我是否能把这件事情办好呢？真诚的犹豫使我直到现在还没有将它公之于众。就是现在我也没有把握。不足之处可能在于艺术上，真实性毕竟还是有的，事情的整个实质就在于真实。

一

“（1872年）12月20日，我得悉一切已经决定，我任《公民》的编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样开始他（1873年《作家日记》）的“序言” [644] 。

同一天晚上，我第一次在特兰谢尔印刷厂见到他，当时我在该厂看这份杂志的校样。

我想起那一天晚上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那天是星期天，刊物出版的前夕，我看最后一道校样，吃力地注意着刊物内容的意思。就在这天夜里，我母亲在极度痛苦中死了，纳杰日金大街克拉索夫斯基妇科病房的这一不眠的夜晚似乎一直浮现在我的眼前，——临终时的痛苦的情景，做过临终祈祷的神甫，一群好奇的病人和手持蜡烛的助理护士，垂死者的遗言和祝福，以及……我在陌生的、我几乎不熟悉的彼得堡的彻底的孤独……那时我可顾不上《公民》的文章。不过我认为疏忽是不诚实的，故而我竭力了解它的内容。

我独自一人坐在办公室里，星期日一向是如此的。机器，排字车间，——一切都在远处，隔了好几间房间。我的周围是一片寂静，像坟墓中一般，或者是我觉得如此。窗外，烟囱里，暴风雪在咆哮。湿漉漉的雪片不时敲打着黑糊糊的窗玻璃。办公室里又湿又冷。昏暗的灯光只照着窗户之间的一张办公桌，我在这张桌上工作。时间已经很晚，将近十点钟了，这时大门外，楼梯上（恰巧在我背后），响起轻微的、似乎是胆怯的铃声。逢到星期天这样的时刻，杂志出版人 [645] 有时候常来看看自己的“社论”——不过他打铃的声音自是不同：刺耳，不耐烦。过了一会，铃声又响了。特兰谢尔厂没有看门人。门都是我们自己去开的。我已经准备起身去开门，这时从我右边的石印车间走出瞌睡蒙眬的Herr [646] 克莱丁贝格，一边穿外套，一边从我身边走过，出去开门。

我记不得他是怎样放那个深夜的来访者进来的。大概他把楼梯上的隔壁一道门指给来人看，这道门是通向印刷厂老板的住所的。但我记得他回到隔壁去从我身边经过时，他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来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像一阵回声在我心中响起。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机会遇到过一个真正的大作家。现在，这顺便说出来的名字在我心中唤起多少思想和形象，多少又苦又甜的时刻！对我来说，这名字不是空泛之音。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在这里，在我附近，也许我马上可以见到他，单单这一意识就温暖了我的心，使我的心本能地对比较光明的未来充满了希望。“文学”，“作家”，这种词儿当时对我来说意味着生命，思想，光明，希望……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心跳几乎快要停止。《穷人》和《死屋》的著名作者，“拉斯柯尔尼科夫”和《白痴》的作者，马上就要进来了，他一进来，我将会发生前所未有的……新的情况，以后将会完全和现在不同。

然而什么人也没有进来。过了很长时间，我几乎不再去想到这件事时，特兰谢尔从左边房间里走了出来，陪着一个个子不高、中等身材的先生，穿着毛皮大衣和套鞋，两人在我的办公桌旁边停下谈话，也就是一个断断续续提出些简短的问题，另一个也那么简短地作答。

穿大衣的先生说话声音轻轻的，低哑的，好像一个身体虚弱的人的嗓音。他问，梅﹝谢尔斯基﹞公爵通常什么时候到这里来，什么时候刊物出版，下一期什么时候发排。

有一次我下决心抬起眼睛来看他一下，然而遇到他那阴郁的、呆滞的、好像是憎恶的眼神，我不由得垂下眼睑，竭力不去看他。我猜想，这个人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可是，我所见过的他的肖像以及我自己的想象，向我描绘的却完全是另一个形象，丝毫不像此刻站在我面前的本人。

这个人脸色十分苍白——灰土般的、病态的苍白，年纪不轻，疲惫不堪，或者是个病人，一张阴郁的、耗尽了精力的脸，如网一般笼罩着由于紧张地控制肌肉活动而产生的非同一般的表情。似乎这张两颊凹陷而天庭宽阔饱满的脸上每一块肌肉都因为思想和感情而有了灵气。这些思想感情控制不住地要往外流露，可是这位肩膀宽阔、身体既虚弱又健壮的、沉静而又抑郁的人，他的铁一般的意志偏偏不让思想感情外露。他仿佛全身被捆得严严实实，没有任何动作，没有一个手势，只有他说话时那薄薄的、没有血色的嘴唇在神经质地牵动。乍一看见，总的印象使我想起当兵的，——我在童年时屡次看见过的“降级的”大兵，——总是叫人想起“农奴制”时代的监狱、医院和各种“惨事”……光是这一点联想就使我心灵深处甚为不安了……

特兰谢尔送他到门口。我望着他们的背影，这个人的古怪的走路姿态映入我的眼帘。他走得从从容容，脚步小而均匀，抬腿迈步很吃力，好像戴脚镣的犯人走路的模样。

“您知道这个人是谁？”特兰谢尔砰的一声关上门以后，对我说。“《公民》的新编辑，您的大名鼎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么一个老朽！”他作了个厌恶的怪相，补了一句。

我觉得这是粗鲁无理的侮辱，令人愤慨。当时对我来说，所有现代作家当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使人痛苦的，也是最令人喜爱的。我当然知道那时对他有种种不同的议论。在自由主义文学家的圈子里和青年学生界（我有一些熟人），很不礼貌地叫他“疯子”，委婉的说法是“神秘主义者”，“精神不正常的人”（按当时的概念，两者是一回事）。

当时正好是涅恰耶夫案件及长篇小说《群魔》在《俄国导报》上刚沉寂的时候。 [647] 我们青年人在《呼声报》及《圣彼得堡公报》上看到著名辩护人的发言，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新的长篇小说是神秘主义的神魂颠倒与精神变态的丑陋的漫画与恶梦……至于《群魔》作者担任《公民》的编辑职务，则使他过去的许多崇拜者和友人起来彻底反对他。

然而也就是这位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么迷人地、美好地扩大了我们的心灵和思想！……我现在想，谁知道呢，受到第一次与著名作家见面的影响，说不定恰恰是他使我们大家越出常规，以对一切苦难者的同情，以爱的怜悯充实我们的心灵，使我们在家里变得亲密，一切病态的、受压制的、卑贱的人对于我们像自己人那样接近、亲切！既然如此，人家怎么称呼他，岂不是一样？！他有充分的权利可以用托克瓦尔多·塔索回答派来替他治病的医生的话去回答他人：

Geheiltwillich nichtsein！

Mein Sinn istkr?ftig, Daw?r'ich ja, wieand’re, niedertr?chtig！ [648]

我希望在和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熟悉之后能更好地了解他，也许能揭开对我来说像谜一样的矛盾。

二

我再一次见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已经是在节后。

早晨我跨进办公室，遇见他坐在门边角落里一张桌子旁，这张桌子平常是印刷厂校对用的，特兰谢尔已经在这里，作为一个真正的cavaliergalant [649] （他是俄国化的德法混血种），把我介绍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

“让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您的校对，瓦·瓦·季[莫费耶]娃。这位是《公民》的编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站起身来，微微鞠个躬，不声不响地伸手给我。他的手冰冷，干燥，像是没有生气的。不过我似乎觉得那天他整个的人都是没有生气的：精神委靡，行动费力，嗓子没有声音，眼睛暗淡无神，呆呆地望着我，仿佛两个凝然不动的点子。

他当时坐了将近一个钟头看校样，一声儿也不出。连他的笔在纸上划动时也没有声息。也许正是由于这死一般的寂静吧，我突然觉得有一种胆怯感不自然地压抑着我。我也在工作，可是他的在场不知不觉地干扰了我。在他坐着的整个期间，我似乎感觉到有一种严肃的、权威的、至高无上的气氛，对我整个儿地进行着监督或审判。因而我真的一动也不敢动，不敢朝后向他那边看一眼。等到他把看过的校样直接交还给我，走了以后，我才如释重负地吐了口气。

从那时开始我经常在印刷厂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过我们的见面最初仅限于来时或去时互相问个好，或者是他就校样上的这一处或那一处改动对我讲几点简短的意见。这时我引用语法来说明，他则恼怒地高声叫道：

“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的文笔，因而有自己的语法……别人的规则跟我毫不相干！我在ЧTO前面打上逗号，因为我需要逗号；我觉得在ЧTO前面不要逗号的地方，我不要人家给我加上去！”

“这么说，您的正字法是只能去猜，不能弄懂的喽，”我反驳说，同时我努力更好地去了解他要求我的是什么。

“对！猜。一定要猜。校对就是要会猜！”他愤愤地挺起眉毛，以不容任何反驳的口气作结论说。

我不作声，竭尽所能地去猜，可是内心却体会到类似失望的感觉。无论是当时我还完全不习惯的命令式的口气，还是因为逗号放得不当而引起的嘀嘀咕咕的不满和激怒的不安，跟我所想象的关于这个作为人的作家，深受苦难的作家，善于识破人心的作家是怎么也不相符合的。

开始的时候几乎什么都使他生气。一会儿——他的文章里，他在但是这个词的词尾放的是软音符（OцНakOЖЪ），为什么要替他改成硬音符（OцНakOЖь）。一会儿——为什么在插入语也许之后放上逗号，却不像法国人和《俄国导报》上那样，中间放上连字符。最后，一会儿又是为什么给他送来在乡村民众小学推行缀音法的文章在《公民》上刊登，而他听到这种方法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 [650]

“我不想让我们农民的孩子按这种方法学习！”他以一种当时我还不了解的凶狠口气说。“这不是人类的方法，是鹦鹉学舌的方法。让他们用这种方法去教猿或鸟念书吧。对人可完全不适用。Бб！BB！CC！TT！……这样古怪的声音难道是人所固有的？人对每个字母应当有人类的名称。我们有自己的历史的传说。我们从前大家学过的老识字课本好得多了！A3бykИ，BˊeцИ，Γпa-ΓOЛь，ЖИBeTe，3eMЛЯ！ [651] ”他很快活地念道。“你马上感觉到一种活生生的、有意思的东西，仿佛每个字母都有它自个儿的面貌。按声音它们似乎比较容易学会，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死记，也许不如说他们只会死记。不过这不会使人得到任何教育的。这一切都是异想天开！我永远不会相信。”

他经常提醒我，作为作者和编辑，他的校样是不可改动的。他终于拿这种“不可改动”吓唬我，把我吓倒，有一回，连他的确凿无疑的笔误我都不敢纠正，结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论战文章就带着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谁之罪？》（不是《怎么办？》）这样的错误刊登出去了。 [652] 这引起人家对作者的责难，说他连得为之进行论争的作品的“名称”也不知道。

“既然您知道，为什么不改正呢？”当我因为放过这样的错误而向他表示歉意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带着责备意味对我说。

“我是不敢擅自改动的。您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我说过，‘一切应当保持原状’，像您的校样上的那样。因而我想，您可能是有意识地造成笔误的……”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疑惑地瞥了我一眼，一句话也没说。也许他从这里明白了，他的《日记》的真髓对于我依旧是格格不入的、厌恶的。他有一部分是对的。我当时已经有独立的工作——我在《火星》报主持社会新闻，我的这项工作的领导人是《祖国纪事》的撰稿人尼·亚·岱美尔特 [653] ，现在，当我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的校样时，我常常不由得想起完全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思想与情绪。我和《公民》的联系仅仅是我那份必需的工资，论气质我连自己也不知道我是属于什么“阵营”。

我们那时候既在书本上，又在人间——总之是在异乡客地，在我们自身之外的地方——寻找一个最优秀的“阵营”，一个不是虚幻的、不是虚伪的，也不是令人反感的阵营，在这样的阵营中，真理就不会停留在口头上，而是实际存在着，那儿将永远有正义，到处有正义，对一切人都有正义。

然而这样的阵营哪里也不存在。要不就是我们不知道它在哪里。

三

有一次，已经是三月底了，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两人一起工作到深夜。他和平常一样坐在角落里的桌子旁边，我和他并排坐在办公桌旁边，校对他改动的地方，看过一张张单独的版面，交给他过目，签字。

这一期上他的《日记》的内容有一部分是哲理性的，特别引起我的兴趣的是其中讲到俄国新画派的画展，前不久，我和一些熟悉的文学家们刚去看过画展。可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谈到某些画的时候，他所发现的东西竟与我熟悉的文学家们 [654] 所发现的根本不同。

比如，他们赞赏戈 [655] 的著名的绘画——《最后的晚餐》，因为它是“现实主义”的，因为它所描绘的事件具有那么常见的性质，好像事情就发生在现今的彼得堡，在讼师街的某处，避开警察，在米特罗法诺夫的小饭馆里秘密聚餐；因为画上的所有使徒都像是现代的“社会主义者”，基督——按现在的说法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有着令人心醉神迷的气质”，犹大则是最常见的奸细或agent-provocateur [656] ，每次告密按规定价格拿到钱……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谈到同一张画时却说：“十八个基督教的世纪在哪里？鼓舞过那么多百姓，那么多的智慧和心灵的思想在哪里？普济众生的救世主在哪里？基督在哪里？……” [657]

他们说的是客观存在的现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说这种现实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们称赞新的画派，因为它“摆脱了空想、虚假和谎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证明恰恰在这里既隐藏着虚假，又隐藏着对“流派”的最可怜的奴颜婢膝，因为它不让我们知道事物的本质，无论我们描绘什么，都只是在表达我们自身以及我们对事物与现象世界的观念而已…… [658]

当时我的思想特别如饥似渴地停留在这些问题上。基督，基督教——对此，我们社会中的著名人士阶层，至少在彼得堡，早就没有人谈起了。这使人想起反动，想起果戈理的《通信》，概括地说使人想起“神秘主义”，当时人们怕它犹如怕“热松香” [659] ……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谈到他们，也就是我当时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圈子里的人和观念，他挖苦地撇着嘴唇，露出皱纹，断定他们是“自由主义者”。

文章写得有激情——不过他写什么都有激情，这种热烈的激情不由得也感染了我。那时我第一次感觉到他的个性对我有说不出的魅力。我的头脑在他的思想的火焰中沸腾。而这些思想我觉得又是那样明白易懂，那样深得我心，简直好像就是我自己的思想一样。其中有一些思想于我尤其亲切，那就是关于基督和福音的一些话，使我想起我的母亲，一个信仰热烈的女人，曾为我的“不信神”而痛苦过……现在我仿佛从彼得堡回家去，我的这个家就是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督教思想。

忽然间，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克制不住地想要回过头去看他一眼。可是我稍稍偏过脸去便不由得发窘。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直盯盯地、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带着那么一种表情，仿佛他早就在观察我了，等着我回过头去……

半夜过后很久，我走过去跟他道别，他也站起身来，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热情洋溢地注视我片刻，仿佛在我的脸上寻找我看过校样后的印象，仿佛在问我，在想什么？是否懂得了什么？

然而我像个哑巴似的站在他面前：他的脸，在这片刻间使我那么惊讶！是的，这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正的脸，我看他的长篇小说时所想象的正是这样的脸！……

这张脸似乎闪耀着庄严的思想的光辉，苍白而又兴奋，还十分年轻，深邃得发暗的眼睛，目光诚挚动人，薄薄的抿紧的嘴唇，轮廓富有表情，——这张脸所显示的是思想力量的胜利，表示他已自豪地意识到自己的权威……这张脸既非善良，也非邪恶。不知为什么，它在同一时间内，既吸引人又排斥人，既唬人又迷人……我不知不觉地目不转睛地望着这张脸，仿佛在我面前突然展现一幅“活的画”，内容扑朔迷离，你急于去捕捉它的含意，因为你知道再过一刹那，这整个儿的罕见的美就会消失，犹如微光的一闪。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这样的脸容我以后再也没有看见过。但是在这一瞬间，他的脸向我说明的东西比他的所有文章和小说所阐明的还要多。这张脸是伟大人物的脸，有历史意义的脸。

我当时就全身心感觉到这是一个具有非凡的精神力量的人，其深刻和伟大难以估量，确实是个天才，他不需要讲话就能看到和知道一切。他凭着某种特殊的感觉就猜到一切，了解一切。我对他的这些猜想后来好多次得到了证实。

“您今天累坏了吧！”他温柔地说，简直像亲人一般亲热，送我到门口，帮我穿上外套。“快乘车回去，好好儿睡一觉。基督和您同在！一定要雇马车去，不要步行回去。不定什么喝醉酒的无赖会侮辱您。”

他亲自在我后面锁上门，因为周围的人都已经睡了，我有点神思恍惚地来到街上。附近没有马车，再说坐了十个钟头，弯腰曲背地看过校样以后，也想走动走动了。我一边走，一边回想着他的脸和那新的、突然呈现在我眼前的他的内心风貌……“他多么聪明！他多么善良！他是多么不平凡的一个人啊！”我欣喜地想着，“他们根本一点也不了解他！”

我没有感到一丝倦意，三点钟回到家，坐下来把刚才的体验记下来。好像其中包含着什么奇妙的瑰宝似的，应当保存它一辈子。不过，当时我觉得这些印象将随着时间的增长而产生某种伟大的、重要的东西，将为我和别人所需要。

四

我屡次有机会参加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到印刷厂来看他的作家们的谈话。我记得，来人当中有尼·尼·斯特拉霍夫，阿·尼·迈科夫，捷·伊·菲利波夫，亚·乌·波列茨基，以及有一回还有波果津。我记得还有符谢沃洛德·索洛维约夫，正如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他的那样，是“可爱的、出色的年轻人”，预言他有“灿烂的前程”。然而这个青年人给我的印象却并不“可爱”，倒不如说他很关心自己和他那“灿烂的前程”。他举止古板，坐着时不脱手套，高声说话，口气夸张，眼睛始终朝上望，脸上挂着得意的、兴高采烈的笑容，好像他此刻正想着印刷厂的全体人员：“他们看见我，而且还这么近！他们真有福气！……”

我在场时，无论什么人来找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总要介绍我与他们相识，笑着补充说：“我们的校对，”不过只是在那个值得纪念的夜晚，我和他两人第一次一起工作至深夜，他初次向我显示了作家的精神个性之后，他才开始同我谈话的。

他和我说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是在我最忧戚的情况下开始的。

我们刚开始出新的一期刊物的次日上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坐在印刷厂，和捷·伊·菲利波夫在闲聊世界东正教总主教那封信的意义，这时某某人来到办公室。后来我曾有机会在刊物上见到他的名字。他甚至发表过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录——我记不得在哪里了，但当时他仅仅是个机灵的年轻人，外表长得不难看，十分温和，也……不大聪明。他在法院担任一个候补职务，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来拜访特兰谢尔的印刷厂。也许可怜的家伙只是顺便路过拐到这里来暖和暖和身子，或者是希望赚点工钱。至少他当时常常抱怨手头拮据，有一回找我，恳求我“救救他，快要饿死了”，——看一看他写的短篇小说，请求格·康·格拉多夫斯基把它发表在《公民》上。这篇短篇小说，正如当时的杂志编辑答复我的那样，“作为给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补助金”，当即刊出。从此以后，这个某某人就有了一个习惯——上区法院去的时候几乎每天到特兰谢尔处来，而且必定从菲利波夫面包铺带来一串咸的小面包圈，当着我们的面立即当早饭吃掉，一边跟校对与我闲谈。

那天校对没来——“喝醉了”，于是某某拿着面包袋，坐到我的旁边来，唠唠叨叨说废话。我拿眼色向他示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菲利波夫在这里，他的唠叨显然打扰了他们的谈话，因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时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菲利波夫的脸上露出讥讽的笑容，——可是无济于事。

“和您在一起的是谁？”某某人突然急速地低声问道。“请告诉我，这个人是谁？”他不罢休，对我的脸孔表情和手势理也不理。

我从校样上撕下一块空白的纸片，写给他看，陀思妥耶夫斯基。

他瞪起眼睛：

“是—吗？这不可能！……”

我还没有换过一口气来，他已经架上pince-nez [660] ，直奔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

“Monsieur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大大咧咧，满不在乎地说，一边打量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脸。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疑问而困惑地站起来，急忙扣上他那长长的黑色英国衬衫。

“陀思妥耶夫斯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纠正他的读音。“乐意为您效劳。有什么吩咐？”

“非常高兴认识您！我是某某。”说着，他的脸上洋溢着和善的、扬扬自得的神采，依旧那么大大咧咧地首先伸出手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默默地把手伸给他。——事情也就完了。

这件事发生得那么可笑，不成体统，不合时宜，我害臊得简直不知道往哪里躲才好。他们可能以为我跟这位大大咧咧的先生是十分熟悉的，这一想法真使我陷于绝望了。概括地说，这个某某对于我像是一场噩梦。皮谢姆斯基向我口授在他的喜剧《坑道》 [661] 的校样上增加一些字句，为了对这项工作表示谢意，告别的时候他微笑着祝我有个“出色的求婚者”，这位某某也碍手碍脚地待在我旁边……这时菲利波夫又笑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则皱起眉头……都是因为这愚蠢的、不知分寸的唠叨鬼！当时我想，现在我也想，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作家在场，不仅不应该说废话或庸俗的话，连得想到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都是可耻的、有罪的。可某某却一面狼吞虎咽地、一个接一个地吃面包，一面带着讨好的目光若无其事地对我嘟嚷说：

“您这会儿干吗气冲冲的？连话也不愿说。没办法啦，我要走了……唉，您今儿的手好烫！您怎么啦，该不是发烧了吧？……”

我没有耐心了，于是就恶狠狠地、结结巴巴地、几乎对他大声叫嚷说：

“请让我安静吧！您难道没发现，您妨碍我工作？”

某某平安无事地溜掉了。

“好一个漂亮的年轻人！”菲利波夫冲着他的背影不无恶意地说道。

“最无耻的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似乎在肯定我的叫嚷。

等菲利波夫走了，只剩下我们两人在等待校样的时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站起身来，把椅子移到我的办公桌旁边，向我提出问题：

“告诉我，您在这里做什么？您知道您为什么活着吗？”

最初片刻，我被突如其来的问题问得不知所措，但是等到勉强控制住自己之后，我回答说我是到彼得堡来求学的。

“您打算在这里学什么？在哪里学？……”

“我要受高等教育……靠书籍来学习。我经常到公共图书馆去。”

“但是您要这种高等教育做什么？您考虑过吗？”

这时，他的脸色和语气有点儿讥诮的味道：他似乎不光在问，还在审判，揭露……

我不作声。告诉他，说高等教育会带来巨大的幸福吧——他会说：“您想过吗，什么叫幸福？”我心里想，但我不敢回答，我觉得一切回答现在都是极其愚蠢的，尤其是在跟某某愚蠢地搭讪以后。但是到最后我毕竟还是作了回答，甚至说出了我藏在心里的想法。

“我想写作……搞文学，”我胆怯地含含糊糊地说。奇怪的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并没有发笑。

“您想写作？原来是——这样！”他拖长了声调说，“您打算写什么呢？就是说，写长篇小说，中篇小说，还是什么文章？”

“我喜欢心理描写……内心生活，”我嘟嘟哝哝地说，不敢去看他一眼，觉得自己完全是个白痴。

“您以为，描写内心生活容易写？”

“不，我没有以为这是容易的。所以我在学习……作准备。”

“够得上女作家称号的，全世界只有一个！”他意味深长地继续说，“那就是乔治·桑！您能成为乔治·桑之类的人物吗？”

我失望得直发愣。他在剥夺我对未来的一切希望……我像做梦一样，糊里糊涂的，无意识地向他反复说：

“我想搞写作！……我觉得有此需要……我仅仅为此而活着！”

“您仅仅为此而活着？”他严肃地反问，“唔，既然这样，那就写吧。记住我的忠告：永远不要去虚构离奇的情节，生活本身提供什么，您就摄取什么吧。生活比我们一切虚构的想象要丰富得多！有时候最一般、最平庸的生活会提供给您任何想象力都想不出来的东西！尊重生活吧！”

五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后来不止一次回到这个题目上来。他有时指点我，为什么不应该像当代的民粹派作家们那样用精粹的语言写作；有时向我提供中篇或长篇小说的情节。

“人民永远不是这样用精粹的语言说话。人民说话用的语言跟我们的一样。也许好多句话中只说一句俏皮而不大规矩的话。但他们说的话里统统都是这样的话语。结果就不自然，一点也不像。”

“您想要吗，我给您一个绝妙的情节？”他兴致勃勃地说，“我刚才遇到一个老朋友——三十来岁的姑娘，——简直认不出她：人变得年轻了，风华正茂，浑身喜气洋洋。她说：‘我日内就要结婚了！’这就是给您的一个丰富的情节。研究一下贫穷的家庭女教师出身的老姑娘的心理：始终依靠别人过活，始终为吃一口饭在操心，忽然之间有这样的幸福：有自己的窝儿、自己的家业、自己的孩子……充分的自由……总而言之，全新的生活！”

可是这样的情节对我毫无诱惑力，我想根据自己的情节写。再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后来对这种似乎是“充分的自由”也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婚姻对于妇女总归是一种奴役，”有一回他对我说，“如果她‘委身’于人的话，她身不由己地已经是个奴隶了。她委身于人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奴役，她要永远依赖男人了。”

“做一个历史学家吧！”另外一次他劝我，“女人还一个也没有哩。多么光荣！”

“您想做个真正有教养的女人吗？”有一回他问我，像以往一样问得很突兀（这时我和他一起在看尼·尼·斯特拉霍夫的论采列尔的《历史哲学》一篇文章的校样） [662] 。

“当然想的！”

“到公共图书馆去，给自己借1840至1845年的《祖国纪事》。那里面您可以找到许多篇关于自然观察史的文章。这是赫尔岑的文章。尽管他后来成了唯物主义者，不承认这本书，但这是他的最出色的作品。不仅在俄国，在欧洲也是最好的哲学。照我对您说的话去做吧，以后您会感谢我的。” [663]

我照他教我的去做了，自然，我是感激他的。

从那时起——我不能不指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显然是关心我的“教育”了。

“等着吧，”他说，“冬天就要来了，我要把我的文学家的朋友们介绍给您，我们将举行文学晚会、诗歌晚会……”

现在他想了解，我在看什么书，跟什么人交往，我是什么“派”。

“您为什么老是抱着‘自由主义者们’？”他含着讽刺意味指着《祖国纪事》，那是我刚顺路从公共图书馆借来的。“最好还是看看波果津、卡拉姆津、索洛维约夫的东西……”

“您老是填鸭似的把别人的思想往自己脑子里塞！”他打量着我看的书，又恶毒地高声叫道，“唔，这种千篇一律的老一套，尽管是非常自由主义的吧，这里头会有什么好东西？！最好还是拿一本数学书，啃它两三年！您将会按自己的方式去思想的，——我要让您相信我的话。”

既然他注意您了，就什么也不能无影无踪地滑过去而不被他发觉。因而我时常觉得，我好像始终处在他那艺术家的敏锐的洞察力的监视之下。我不会说这始终是令人愉快的……作观察的艺术家有时候就像一名宗教裁判官。

至少当时我是这样觉得。

连得我的服装也遭到他的严厉的审视和审问。我记得，他含讥带讽地摆弄着我的上过漆的“Wienerhut” [664] ，问我：“现代姑娘的这种帽子说明了什么潮流？”

“这是您的什么，旗帜？还是识别的记号？”

我的绸雨伞他也觉得是爱时髦的不可原谅的缺点，是令人生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

“绸子伞，真正的绸子伞！”他带着责备意味高声叫道。“您哪来的钱？我一辈子想买这样的一把伞，还怎么也买不起。可您爱时髦，倒好像您有多少地租收入似的！莫非您有地租收入？”他严厉地、目不转睛地望着我，等待回答。

“没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什么地租也没有的。不过，既然我喜爱精美的东西，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宁肯几天不吃饭，纸伞我是不买的。”

“可我买了。纸伞重，倒是真的……大概因为重您不爱用吧，”他的口气缓和下来，宽容地补充说。

有一次，我记得我迟到了。

尼·亚·岱美尔特、尼·斯·库罗奇金以及格·伊·乌斯宾斯基带着我在喀山广场《彼得堡之页》编辑部的窗口观看欢迎波斯国王的仪式。我们大家都异常快活。作家们对国王、对欢迎场面、对自己说着俏皮话。《彼得堡之页》的编辑索科洛夫，像小孩一样淘气：用纸做了一面其大无比的旗子，——像街头顽童们放的风筝，——上面画满了波斯的狮子和太阳 [665] ，爬到屋顶上。挥着摇着，不知疲倦，一边唱波斯的进行曲以及《上帝保佑吾王》。结果我四点半才到办公室，而不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给我规定的三点钟。我进去一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坐在我的位子上在替我看初校样。

我开始道歉。他没让我把话讲完。

“我打赌，您去看欢迎波斯国王了！不是，砍我脑袋！……您坦白说吧！”

“我错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去看欢迎国王了！……”

“嗯，我早料到的！我深信您现在也会奔去看的！……哼，您怎么这样不害臊？有什么好看的？……这种俗气的事情难道能感兴趣？可耻！还想做乔治·桑呐！您永远成不了乔治·桑！”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清楚地知道，我不想“做乔治·桑”，这不过是他惩罚我的手段而已。

六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拿各种各样的询问来打扰我，却不喜欢人家问他任何问题。

有一次他向我描述他在癫痫即将发作时常常体验到的那种奇异的境界，我幼稚得近乎愚蠢，尽管也怀着同情打断他的话：

“您有癫痫症？真的吗？怎么会的？……”

“嗯，这事情我现在不谈，——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他恼怒地突然煞住话头。沉默了一会，他责备地补充说：

“我看呀，您什么都不懂！还想做女作家！”

这样，他本来想说的话，终于什么也没有对我讲。我牢牢记住这一次的教训，从此以后我永远什么也不问他。

正像他拿“写作”来挖苦我一样，长久以来他拿我的假波兰人的出身来挖苦我。那仅仅是因为在很早的童年时代，我在我国的西部边疆住过几年，我曾兴致勃勃地向他描述过立陶宛城市的景色如画的郊区和密茨凯维奇的诗歌的美。

“不过，”他岔断我的话，“您那倍受称颂的密茨凯维奇毕竟歌颂了华列罗德，也就是歌颂了叛徒和撒谎者 [666] 。而真正的诗人是决不应该去歌颂叛徒和撒谎者的。决—不！”他肝火很旺地重复一句，微微眯起眼睛，含讥带讽地撇着嘴唇。

从那时起，我不止一次听到他说：

“这一点您是不能理解的！因为您不是真正的俄国人……您是个波兰人！”

有一次他向我指出校样上我疏忽的地方，把一张稿子掉在地上了。我拾起来给他。

“喂，大婶，请原谅！”他高声叫道，顿时又说明，“我这是怎么啦，我可以做您的父亲，却叫您‘大婶’！”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有什么不好！这是我们的可爱的民间语言。”

“但是您不可能理解这种民间语言的真正意义。因为您不是真正的俄国人……”

始终是这样，各方面都是这样。没有折中的余地。要么你什么都信赖他的上帝，和他信同样的信仰，一丝也不差，要么——你是敌人和异己分子！这时眼睛里马上凶光四射，刻毒的苦笑，激怒的嗓音，冷冰冰的、讽刺挖苦的话语……

仅仅因为我有时候不了解刚出版的一期刊物上的文章的内容，以及一般地对他所编的杂志不表示兴趣，他几次三番为了我的——也是虚构出来的——“懒惰”和“疏忽”而埋怨我。不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最使我难堪的是为了我在一些文章中的疏忽，这些文章的具名是神秘的缩写字母“zz”，是一位高官显爵的法学家兼行政官员的笔名 [667] 。这里，我记得有一次我下决心向他指出：

“您这样的心理学家怎么连这一点也不愿意了解，正因为我很害怕把这些文章中的错误的地方漏掉，所以才漏过去的。您记得吗，您的梅什金公爵怕把花瓶打碎，结果反而打碎了。不久以前，您自己也说过，临睡时您担心夜里小桌子上的一盒火柴会烧起来，后来果然烧起来了……现在我也是这个情况呀。这里面想必存在着心理学的某种规律……”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宽容地微微一笑。

“说的倒也是！心理学的规律！我却不知道！我才初次听说。不过这真太有趣了。这么说来，还是我自己的过错。嗯，好吧，好吧。以后我再也不说了。”

从那以后他果然再也没有为了我的校对上的疏忽向我提过意见，尽管疏漏的数量也未见得因此而显著地减少。（唉！这中间，除了“心理”因素之外，还有许许多多其他原因，最主要的是：刊物工作的仓促性，没有单独工作的场地，逢到夜里也得不停不歇地工作。）只有一次，到年底了，又发表“z”的文章 [668]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忍不住了，在校样上面写道：

非常尊敬的瓦尔瓦拉·季莫费耶夫娜（不写瓦西里耶夫娜）：

我特别请求您按照我的改样校对 [669] 这篇文章。只要是这位作者的文章，您立即就会看错字，整句整句地漏掉，或者两句接连重复，如此等等。如果您满足我的请求，您将使我万分高兴。

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结果这次校样我亲自送到他家里去，因为特兰谢尔厂里新来的管理员是个德国人，不会正确拼写他的地址，求我来写。我提起笔，不由得停住了：我该怎么写呢？难道像大家那样，称他台端、阁下等等？我觉得这无论如何不行，于是我根据当时的想法在信封上写道：

“从童年时就为我所喜爱的、永远不忘的、亲爱的著名俄罗斯作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收”。

后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我说，“已经重新封好纸包了，我才发现这个称呼。当即考虑了一下：我这是做的什么哟！对人家这样亲切的话语突然报之以粗话，骂街，像个村妇，写些骂人的意见！我拆开印刷厂的纸包，藏起来做个纪念。至于校样和意见，套上一只新的信封，派人送到印刷厂去。我说，亲切的话归亲切的话，工作归工作。”

不过所有这些“骂人的”意见、责怪、申斥，毋宁说是使人想起父亲、师长或年长友人的责备。长官式的主编口气我从他嘴里从来没有听见过。

七

年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一家人都搬到旧鲁萨去了。他开始更加频繁地到编辑部来，——编辑部在尼古拉耶夫街梅[谢尔斯基]公爵的寓所，我们现在经常在涅瓦大街见面。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彼时好像住在古谢夫胡同，而我住在冈察尔街。有一天，这样见面以后，他开始向我抱怨“编辑工作的枯燥”，他孑然一身的孤独感。这时他的脸色是那样沮丧，像生病似的抑郁，我不由得想让他高兴高兴。

“您经常到我们印刷厂来走走。我们会替您解除烦闷的！”我纯粹以女人家的腔调，心直口快地提议。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微微一笑，露出孩子般的和善的笑容。

“这我们是指谁？是您跟特兰谢尔，还有那个——他叫什么来着？——‘酗酒的’校对？”

“指我和那个校对——我们所有的人！”

“我现在正是到那边去呀，可您却离开那里了。您怎么给我解闷呢？我起床很晚——我一向夜里工作，下午两点钟以前我很少离开家。如果您待在那边，嗯，哪怕待到三点钟，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答应他三点以前决不离开印刷厂，改变我吃饭和在公共图书馆进修的钟点。

从此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开始每天上印刷厂去，有时候上午和晚上都去。由于十二点半到三点印刷厂停工，——大家都分散去吃饭了，我得到了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分担他的寂寞和孤独的荣幸和快乐。

现在我们的座位常常是这样：我把斜面办公桌旁边我的位子让给他，我自己则拿着校样坐到窗口旁去，这样我们交谈很方便，他问，我答。

工作实际上不多，可是安排得很不均匀，又是那样地决定于编辑和出版人的心情，因此永远无法预先知道我是否有空。有时候我一天要跑两次印刷厂，听拼版工对我说：

“还是什么活也没有。我在等待公爵的文章，可他在某个地方吃饭……只好干通宵了。”

于是我第三次去印刷厂，工作通宵。

这么一来，时间浪费很多。因而我总是备一些书，在空闲的间歇时看。

有一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遇到我在看歌德的《托克瓦尔多·塔索》，当时我正在研究歌德的作品。他瞥了一眼书页，背诵了托克瓦尔多的全部独白，特别强调了某些词。他拉着长声，用崇高的朗诵调子念道：

……世上没有一处地方，

可让我自轻自贱，可让我平心静气地

忍受他人的侮辱！…… [670]

“可这个安东尼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嘴唇上带着轻蔑的表情插话说，“这个安东尼奥一点也不懂！”

突发的诗情使他如痴如狂！…… [671]

“这些御前大臣总是这样认为，诗嘛，不过是一股子热情，如此而已。歌德本人在灵魂深处也是一个御前大臣，像安东尼奥一样。作为诗人的塔索自然远远高于歌德，尽管歌德对待他很是高傲……”

阿波隆暂时并不要求诗人

作出神圣的牺牲……

带着淡淡的热情，他以低沉喑哑的声音缓缓地开始吟诵，等念到：

唯有神圣的语言

才会触动敏锐的听觉…… [672]

他的嗓子响起激越、高亢的胸音，他的手还一直从容地在空中挥动，好像在给我和他自己比画诗情的波涛。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现在不仅在印刷厂看校样，还审阅与修改他所编辑的全部文稿，当场写他的《日记》。有时候他预先把日记的内容讲给我听，仿佛要在我身上检验将来“在读者中”的影响。有时候他大声念一个单独的句子，他写得不顺手，要我马上给他提示他所要的词儿。

“喂，快点！快讲，这里要用个什么词儿！”他边说边不耐烦地跺脚，催我快讲。

有时候我碰巧提示得成功，——这时他就莞尔一笑，向我赞许地点点头。如果我应对太慢，或者提示的词儿根本不是他要的词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又会同样不耐烦地要我“别打扰”。

他写对话，未写之前，他总是先小声或大声重复几遍，同时比画着相应的手势，好像他看见他所描写的人物似的。

有一回，看一个短篇或中篇小说的校样（作者好像是克拉比文娜），小说中描写一户贫穷人家对赢钱抱着虚妄的希望，大摆宴席，详细描写了喝茶时吃的种种食物 [673]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转过脸来对我说：

“这里写他们聚在一起喝茶，她写得多好，连我也不禁想吃东西了。简直口水直流呀！”

看科哈诺夫斯卡娅的关于小俄罗斯的饥荒的来信时 [674]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带着善意的嘲讽说：

“稍微有些天真。不过没什么。热情充沛。这位可敬的老妇人的热情，跟时下的人不同，是真正的热情，不是虚假的。如今这可是十分罕见的啦。而这一定会产生影响。既然会产生影响，那就是说，对于饥饿的人民也会有所帮助。”

八

有一次谈话我特别难以忘怀。那是六月初，多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照应，我们很早就把工作做完了，而且这一回是和拼版工一起做完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家里请客。

特兰谢尔也离厂到别墅去了，因此，克莱登堡先生同他的亚玛丽娅及其他朋友在办公室里大喝啤酒，大嚼香肠。因为这缘故，他们叫我搬到石印间，靠排字间近一些。尼·亚·岱美尔特也顺便上我这里来过一会儿，邀请我跟他们大家一起到渔场去看日出。集合地点定在丰坦卡的格·伊·乌斯宾斯基家，他们答应等我到十一点钟。

夜晚晴朗，热乎乎的，夜色迷人，天空澄澈无云，我又高兴又感激，忘乎所以，可是后来，互相说了些友好的愉快的话以后，我们的谈话忽然带上唇枪舌剑的味道，——我已经不知道，那是怎么发生的。大概我赞许而兴致勃勃地议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日记》，岱美尔特不知为什么却把这看作不仅是对他个人的侮辱，也是对他那本杂志的侮辱，他是作为经常撰稿人和非经常撰稿人在这本刊物上写稿的。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思想和情绪所表示的好感，被岱美尔特看作是我对他们那一派的观点的背叛。当时就是那么一个时代！所有的人都分成绵羊和山羊，大家都觉得对方“危险”，“可疑”……就我这方面来说，只消举出一点就足见其可疑：我看——尽管只是在校样上看——不是他们那一派的刊物……

起先我笑笑，试图以打哈哈搪塞过去。可是越说下去越僵。岱美尔特已经板起面孔，皱紧了眉头望着空处，对我说着尖酸刻薄的挖苦话……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他用阴阳怪气的男低音说，一只手拔胡子，一只手戳着我的校样。“对于您，这可能是稀奇的东西，因为是他写的……但是对我来说，这里面根本没有一点新东西。这种吉久什来的费久什 [675] ，谢天谢地，我这一辈子看得厌透了……而且我认为，在楚赫洛马的随便哪个偏僻角落里，这样的费久什连现在也不会绝种。这种人拿十字架碰得咚咚响，在教堂里做祈祷，磕头如捣蒜，嘴里念叨着‘耶稣，耶稣！’大家知道，乡下婆娘，多半是老处女，可喜欢这种人啦！我看见过她们在后面追他们……‘耶稣！狂信苦行的基督徒！给你一戈比！给你一戈比！……’”

他扮着各种脸相，已经用女人的歇斯底里的尖嗓子而不是男低音说着。

我试图阻止他：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您这是说的什么呀？我说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可您说什么狂信苦行的基督徒！实际上这算什么谈话啊！……”

“我也是在说这个呀！我说的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呀！……”他哈哈大笑。

这话使我愤慨。只不过这时候我才第一次感觉到派性的“钳制”，我才充分了解，当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话提到“他们”、“自由主义者们”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含讥带讽地撇着嘴唇……

“噢，那么，照您说，他是狂信苦行的基督徒喽！”我说，“可是照我看，这是个最深刻的天才！他在这里面写的都是真正的实话。而且多么热烈！……您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仅仅因为那文章不是发表在您的刊物上！……”

“比阿斯柯青斯基 [676] 热烈多啦！”岱美尔特不听我的，几乎同时说道。“简直是疯人院里的震颤性妄谵症！可人家说，这好像也是‘天才’哩！……”

这场不成体统的对话正不知道怎样结束，这时又给我送新的校样来了，岱美尔特为了不打扰我，走了。

他打开办公室的门，我一下子愣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而且就紧靠着门口。

克莱登堡和他的客人们避到别处去，到特兰谢尔的房间里去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坐在桌子旁，俯着身子，在翻一份什么稿子。斜面办公桌上放着他的柔软的皮烟盒和一叠信纸，上面是一篇文章的开头，他分明早就在这里，坐在我们的旁边。“他一定什么都听见了！”我忐忑不安地想。

可是，我走过去时，他像往日一样向我问好，我这才知道他刚从旧鲁萨回来。他显而易见地休息过一阵，精神得到恢复。那天晚上他的脸色是那样开朗、温和、安详，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什么也没有听见！”我对自己说，心里一阵轻松。

“您那么急，要上哪儿呀？”我做完工作，拿起帽子，他阻止我。“不是还早吗？十点还不到。没有校样，陪我坐一会吧。”

无论我多么向往去海滨散步，想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要我作伴毕竟还是太强有力了。我顺从地又在原先的靠窗口的位子上坐下，当着他的面，我第一次既不觉得胆怯，也不觉得惶惑。

他换了个位子，坐到比较靠近我的办公桌旁，有好几分钟，默默地抽烟，似乎在想什么心事。

想到他听见我和岱美尔特的谈话，我的心又惶恐不安地突突直跳。“如果他听到我的辩白，那还好，”我想，“如果他只听到骂人的话呢？”

“呃，现在您上哪里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发话了，“白天工作，晚上呢……晚上您干什么？”

“生活！……”

“照您的说法，这‘生活’是什么意思呢？您有没有什么明确的思想？您有什么理想或生活的目标吗？还是就这么得过且过——‘没有烦恼，也没有命里注定不幸的思虑’？ [677] ”

“不，我生活得既有思索，又有烦恼，也有理想！”我兴致勃勃地说，辩论使我激昂起来。

“也有理想？”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热烈地反问，“什么理想？举个例子说说。嗯，详详细细告诉我！”

也许是因为我还受到刚才与岱美尔特进行“思想”交锋的影响，心里还憋得慌，也许是他的轻柔的、亲切的嗓音对我发生了影响，——我，没有感到窘促，用热烈而勇敢的自白回答了他。我把我的理想和希望告诉他，说我要努力去开创我喜爱的、独立的活动，达到我朝思暮想的目的，——也讲到这样做对于女人分外艰难……

他大概相信了我的话，因为他一直听着没打断我的话，而且他的出乎意料之外的坦白也使我吃了一惊：

“您知道，现在我要对您说什么恭维的话吗？这样的话您大概无论从谁那里都没有听到过。”沉吟了一会，他补充说，“我觉得您特别像我的前妻。我结过两次婚，和第二个妻子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第一次结婚还是在西伯利亚的时候。您的脸容和身材跟前妻像得要命。她真可怜，生肺病死的。”

（我像他的前妻，有一次他已经当着我的面对斯特拉霍夫说过：“她跟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像极了，对不对？”彼时我不知道这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是什么人，不过那时连斯特拉霍夫也肯定说：“是的，大概……有几分像吧。”）

“这里，对您的恭维当然并不是因为那是我的妻子，”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继续说，“这算不得什么恭维！而是因为她是一个精神最崇高、最乐观的女人。可以说，她是在乐观之火中，在追求理想中焚毁的，她是个名副其实的理想主义者，——是的！——又纯洁，又天真，十足像个孩子。尽管我娶她时她已经有了儿子。我娶她时，她已经是寡妇。嗯，怎么样，我的恭维您满意吗？”他以玩笑的口吻作了结束。

“很满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只不过我怕……”

“您怕什么？”

“怕您把我看错了，我配不上这样的比较。我不是永远这样的。”

“您要永远这样！”他威严而令人感动地说，“永远追求最崇高的理想！像篝火一样，燃起自己内心的追求之火！让心灵之火永远熊熊燃烧，永不熄灭！永不！”

“您还是没有告诉我，您的理想是什么？”沉默了一会，他又开口说，“您的理想是什么呢？”

“只有一个理想，就是……为熟悉《福音》的人而……”

“您熟悉《福音》吗？”他怀疑地问。

“小时候我很相信宗教，经常看《福音》。”

“不过从那以后，您自然是长大了，变得聪明了，受到高等的科学和艺术教育……”

他的嘴角上出现我所熟识的“讥讽的”微笑。不过这一回，这讥讽的微笑并没有使我发窘。

“后来，”我依旧以原来的口气继续往下说，“在科学的影响下，这种宗教信仰开始采取另外一些形式，可是我过去和现在老是在想，比《福音》更高、更好的东西，我们一点也没有啊！”

“然而您是怎么理解《福音》的呢？对《福音》是众说纷纭的呀。照您的看法，整个的主要实质是什么呢？”

他向我提出的问题，是我第一次想到。但是，我的记忆深处好像立即响起遥远的声音，向我提示答案：

“在尘世，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良心中实现耶稣的教义……”

“就这一点吗？”他拖长了声音说，口气是失望的。

我自己也觉得这样不够。

“不，还有……不是一切都局限于这里尘世间。尘世的一切生活只是……通往另一种存在的台阶……”

“通往另一世界！”他兴高采烈地说，举起手指着上面敞开的窗户，其时通过窗口可以看到清澈、明亮而美丽的六月的天空。

“把这告诉人们，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虽然又是非常艰难的任务！”他热情洋溢地继续往下说，用手蒙住眼睛。“美妙的，又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其中有太多的苦难……许多苦难，不过正因为如此，所以又是多么伟大！无法比拟的……就是说，绝对无与伦比的！世界上没有一种幸福可以与之相比！”

“实现这个任务是多么艰难！”我想着自己的心事，胆怯地插嘴说。

他目光闪闪地瞥了我一眼。

“您说您想写作。您就写这个好啦！”

仿佛是为了祝福我踏上这条道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把他当时剩下的三张八开的空白信纸送给了我，他总是用这种信纸写文章。

“这是我送给您的！”他一边把白信纸交给我，一边加重声音，强调说。

这三张光滑的普通纸张，已经泛黄，——直到现在我的印象还非常鲜明。

那天晚上我们互相道别的情景是我们前所未有的，好像我跟他是互相平等的、互相信赖的朋友。

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已经不想再到海滨去听什么“狂信苦行的基督徒费久什的吉久什”了，也没有按照我跟岱美尔特约定的那样到丰坦卡去，我长久在街头徘徊，“燃起心灵之篝火”……

九

那样兴奋热烈、心情舒畅的谈话之后才过了一两天，我突然又亲眼目睹了因为一篇文章没有地方排而引起的一场风波，《公民》原来的拼版工亚历山大罗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谈了这件事情。（《俄国旧事》，1892年，四月号，页184—185） [678] 可是亚历山大罗夫君所述的这一场面的印象，完全不是当时我所得到的、当天晚上记在本子上的那种印象。

那是6月12日晚间，刊物出版的前夕，杂志快要开印。事情是当着我和克莱登堡的面在办公室里发生的。

“随您的便吧，”拼版工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不过这篇文章我现在怎么也没地方排。否则的话整个版面要从机器上拆下来，重新排版——那我们就来不及了。”

可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要求“不重新排版把它摆进去！”

拼版工冷笑一声。

“不重新排版怎么行呢？一个印张上的字数是固定的，篇幅都排得满满的，再排字我往哪里塞啊？”

“我什么也不想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老爷式地叫嚷道，傲慢地眯着眼睛，满脸麻木不仁的神气，嘴唇痉挛地颤抖。攥得紧紧的手指频频敲击着桌子，他嗓音嘶哑，拖长了声调说：“哪怕塞在墙上，哪怕塞在天花板上，只要给我印出来！”

“噢，我拒绝创造这种奇迹！”亚历山大罗夫平静而尊严地回答说。“我不是神。我不会在天花板上或墙上排版子。悉听尊便吧！”

“您不会，那我另外去找一个会排的拼版工来！”

“劳驾您，另请高明吧！我可不会！”亚历山大罗夫君边说边走了。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激动得气喘喘的，朝着他的背影叫道：

“我会找到的！我会找到的！我要的是什么都愿意替我干的人，对我像狗一样忠心……我永远可以信赖的人……这太不像话了！一个什么拼版工，忽然之间，居然对我编辑指指点点，什么可以，什么不行！……我永远不许这样！我是编辑，我是杂志的主管人。他一定得执行我的命令！特兰谢尔在哪儿？”他已经在发狂似的叫喊了。“把印刷厂老板叫来！让他马上给我一个新的拼版工！”

可是特兰谢尔在别墅里，于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拿起空白纸头，当即写道，请他另外派个拼版工，“因为这个人粗野无礼，拒绝工作”。

这张条子，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没有加封，甚至也没有折叠，就这么交给我，要我转交给特兰谢尔。

“您替我把这张条子交给特兰谢尔，”他断断续续地说，试探的目光牢牢地盯住我，仿佛要把我看透，看出我此刻对他有什么想法。

我本想使他平静下来，对他说，他是不对的。可是，抬起眼睛望望他，我决定什么也不说了：他的脸变了样，面色铁青，残酷无情，紧绷绷的，似乎因为疯狂般的愤恨眼看着要抽搐了，或者像个病人与不幸的孩子那样，因为意识到自己错了而快要放声大哭了……

我不声不响地接过条子，只是竭力用脸色让他知道，我不赞成他现在这种行为，我们沉默地、冷淡地分手了。

这种贵族老爷式的吼叫和“狗一样忠心”之类的话，当时使我颇为吃惊……

“您看，小姐，”克莱登堡先生当即对我说，“您经常在包庇的您那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个样子……您还说，他——根本不是这样的人，他不会对人大叫大嚷的，像梅[谢尔斯基]公爵那样。现在真面目露出来了吧，——完全一模一样。他们都是这样的！所有的人在他们眼里都是狗。哦，这些个作家们，我已经看得多了！我太了解他们了！都是这种样子的，mein liebes Fr?ulein！ [679] 所有的人像狗一样侍候他们，——嗯，那时候他们才没什么，才不会恶语伤人……”

我好久都不能忘掉这个场面的令人不快的印象。在我的想象中，写作就是对神的祈祷，作家就是圣徒，文学是人类所珍爱的一切神圣事物的宝库，——可是突然之间！……文学的最勤勉的司祭，对文学的意义有着最深刻、最热情的阐释的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作者，突然自己去损害和侮辱他的下属，向他们要求“狗一样的”什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他怎么能够写了这种情况却又容忍这种情况呢？这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法理解的，我又恢复了先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别人对他的看法，这时我觉得，人家责怪他“虚假的多情善感”，“极端的自私心”，他们是对的……

后来若干时间，我经常比较战战兢兢，好像人家也要求我“狗一样忠心”似的，不过一切恐惧不久也就烟消云散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有时候善于用一句话，改变一下声音便把别人对他的一切不信任完全消除。最好的证据是那个似乎“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也就是亚历山大罗夫本人的《回忆录》中关于他的记述。

不到两天，我们这里一切事情又照常进行了。

十

《谈谈吹牛》这一则日记（《作家日记》，1873年，第一卷，页147，《谈谈吹牛》），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在印刷厂里写的，那天一整天他用问题试探我，在他所列举的情况下，我会怎样行动。未写之前，他先原原本本把整个内容告诉我，然后把他刚写好的东西念给我听：

“俄国知识分子这种出名的没良心，对我来说，绝对是一种特殊现象。问题在于我们这里习以为常，大家对此司空见惯了。没有良心毕竟仍是一种怪异的惊人的事实。这证明对于审判自己的良心是那么不感兴趣，或者证明对自己是那么异乎寻常地不自尊自爱，对于民族的独立和拯救什么的，即使在将来，对这样的人和社会，你也会绝望，失去任何希望的……在家里，自言自语说：‘嘿，意见有什么了不起，——哪怕鞭子抽也不要紧！’庇罗果夫中尉四十年前在大市民街被钳工席勒用鞭子抽打，是一种可怕的预言，天才的预言，非常不幸地料到了未来，因为庇罗果夫之流多得不计其数，多得打不胜打。您回想一下，中尉在猎艳冒险之后马上去吃薄酥饼，当天晚上在一位显要官员的命名日的庆典上又大显身手，大跳其马祖卡舞。” [680]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放下笔，带着讥讽的笑容，目光锐利地望着我。

“您是怎么想的？当他跳马祖卡舞，踩着舞步，身子扭来扭去，做出形状丑恶的样子的时候，他是否会想到两个钟头以前才挨过一顿打，四肢刚刚吃过苦头呢？毫无疑问，他是想到的，”他代我回答。“他感到羞耻吗？毫无疑问，没有。我相信，这个中尉可能无耻到极点，说不定当天夜里他会向他的马祖卡舞的舞伴——主人的大女儿表白爱情，正式提出求婚。这位小姐在令人销魂的舞蹈中与小伙子满场飞舞，却不知道她的舞伴一个钟头以前才挨过打而满不在乎！这位小姐的形象是极其悲剧式的！”

把刚才说的这番话写下以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抽起烟来，又对我说话。

“唔，您认为怎么样，如果她知道了，而他又还是提出求婚了，她会嫁给他吗（自然，在没有其他人知道的情况下）？”

他的《日记》中的这一段话是他亲口对我说的，故而当时我以激烈而不满的声调回答他：

“太可怕了！她无论如何不会嫁给他！”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又微微一笑——狡猾的、恶毒的微笑。

“如果是您，也许不会嫁给他的。但是我向您保证——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一刻也不会犹豫的。因此我终于还是写道：‘唉！她一定会嫁的。’”

“好啦，现在我把我们这次谈话永久保存下来了，”他一边往写好的纸上撒沙子，一边说。“现在，作为我们在特兰谢尔厂里共事合作的回忆，它将永远保存下来了。听我说！”他扭过脸来朝着我，“您答应我，您以后会再看看的——您今年多大了？二十岁左右吧？唔，那么，到四十岁左右吧，过十五到二十年，您应该再看一看这篇东西。那时候您会比较明白的。”

“再早一点我也会看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

“不，不要早看。但是答应我，过十五年，您会再看看的。”

那天深夜，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起看那篇文章的校样，他让我回家时，从袋里掏出钱包儿，对我说：

“劳驾您，把这个卢布拿去，路上随便哪儿替我买一包纸烟——他所谓‘炮弹’，若是行的话，沙特奇、曼古比或拉菲尔烟 [681] 都行，再买一盒火柴，找个孩子替我送来。”

我替他买了纸烟、火柴，此外，再用自己的最后两枚二十戈比的银币（我每星期期刊出版后可得十个卢布）买了五只橙子，因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刚才嘀咕过，说他渴得要命，——我又登上通往印刷厂的跳板 [682] ，把买的东西和找头交给他。我心里想，说不定他会接受我的橙子的！……送橙子的主意使我很兴奋。想到恰恰是我，默默无闻的“女校对”……用最后两枚二十戈比的银币，请全国有名的作家吃东西，是很愉快的，颇有意思的！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坐在办公桌旁，依旧用那亲切的嗓音感谢我的“关怀”。这时我决定把那包橙子递给他。

“您怎么给我带供品来了？这我怎么敢当呀？为什么呢？”他开玩笑说。

“不为什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不过是想到您口干了。”

“我确实很想喝水。既然您买来了，我很高兴收两只吧。为了这件事，我要为现代女性的您写些赞扬的话，”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补充说，“我还从来不曾恭维过现代女性。现在我要赞扬她们一番了。”

第二天上午，我在校样上看到他在我离去后所写的《作家日记》的结尾：

“……我们绝大多数的妇女似乎可以不算在庇罗果夫们之列，一般说来也可以不算在一切‘肆无忌惮之徒’当中。在我们的妇女身上越来越多地显现出真诚、坚毅、严肃、忠贞、追求真理与自我牺牲的品质；其实在俄罗斯妇女身上这一切向来就强似男人。这是毫无疑问的，尽管现今有种种偏向。女人撒谎比较少，许多女人甚至压根儿不撒谎。而男人却几乎没有不吹牛的，——我说的是我们社会的此时此刻。妇女在事业上更坚定，更耐久；她比男人更严肃认真，她是为了事业本身而做事情，而不是仅仅做给人看。那么我们是否真的要期待来自这个方面的巨大帮助呢？” [683]

这件事情之后过了两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到印刷厂来，带来一袋名贵的法国生梨。

“今天我家里有客，所以我破财了，不过首先想请的客人是您，”他对我说，一边把袋子递给我。“拿着，尝尝味道。生梨挺好的。我一向是在爱尔彼尔那里买的。”

他以这样委婉的方式答谢了我请他吃橙子的好意。

十一

八月底，印刷厂搬到马镫街十二号特兰谢尔的私宅里；新房子造在院子里，正在粉刷、油漆，到新房子去要经过树林，尤其在阴雨天气，往往不方便，他们叫我暂时到木头小屋 [684] 的阁楼上去看校样。这座小屋正面朝马镫街，特兰谢尔和他的家眷住在里面。我记得阁楼上有两个房间，头一个房间半暗不明，堆放着各种破烂物件——印刷的废品，无用的石印机，装旧铅字的木盒，盛特兰谢尔太太的旧帽子的纸板盒儿。另一间很小的斗室，替我放了一张小小的办公桌和一把独一无二的草褥椅子。

总而言之，压根儿不是一个愉快舒适的场所。

我记得，头天晚上——已经是秋天的夜晚，黑漆漆的，——我一个人待在阁楼上，有点儿怵怵然，离开人们很远，离开听惯了的上班时嘈杂热闹的声音，也没有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作令人难忘的闲聊。我觉得我好像被人家撵了出来，或者被流放了。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相见已经有好几天了。他生病了，校样派人送到他家里去，一期刊物刚开始，印刷厂里没有人盼他来，何况头天晚上他刚发过癫痫，校样没有看过就从他那里退回来了。

我在令人泄气的新地方的头一个晚上，独自一人在那里工作，忽然间远远听到他的说话声：

“您在哪儿？……这里那么暗，我什么也看不清！……”

我连忙奔上前去迎接他，我不得不拉着他的手从各种破烂杂物中间穿过整个房间。

“您原来在这里！”不知为什么他格外亲切地感叹道。我出于无奈独自一人在极其简陋的环境里工作，似乎在他的心目中提高了我的地位，给我增添了新的价值……

接着亚历山大罗夫拿着校样和一期刊物的文章清单来了。他们从楼下特兰谢尔处另外搬了一张椅子来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可是那天晚上他终于还是不能工作。他身体虚弱，拿起笔来手发抖；他不时用手抹一下神色极为疲惫的脸，最后只好承认他根本不能看校样。

“不行，我还是离开的好！”他站起身来，用衰弱的声音说。“头发晕，什么也看不见。还要再过两三天，等头不晕了，我到这儿阁楼上来，到您这里来。”

他动手穿大衣，可是大衣挺重的，他竟穿不进去。我帮他穿。

“您真像个护士那样照应我，”他说，同时叫了一声我的父名，但是叫得不对，他自己当即发现错误，于是又开始咒骂自己的“可恶的、讨厌的心不在焉”。

“嗐，不是反正一样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想宽慰他，就说。可是这下子更糟。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挺直身子，愤怒地瞪着眼睛，提高嗓门，以我所熟悉的气忿的声音说：

“怎么会‘反正一样’！”他勃然大怒。“以后永远不许这样说！永远不许！这是可耻的！这意味着不尊重自己的人格！一个人对自己的姓名应当充满自豪，不许任何人——听见吗，不许任何人！——把它忘记……”

我只好俨乎其然地答应再也不让任何人忘记。我请他在装着印坏纸张的木箱上稍坐，赶紧跑到楼下去叫个人雇一辆马车送他回家。当时陪他去的是印刷厂的油墨工，平日常常替他送校样的老头子，外号叫“夜莺”。到了周末，星期日，和平日一样，九点钟光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又来了，身体结实，精神抖擞，只不过稍微有些咳嗽；他又登上“顶楼”——他管特兰谢尔家的阁楼叫“顶楼”，来看我了。

“我一个人待在家里很寂寞，”他坦率地对我说，“从早到晚，始终一个人。想念这里。一天不来，好像缺少了什么似的。”

我也有同感。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茕然独处使我们不由得接近起来。

那天晚上他特别活跃，使人感到一种欢欣鼓舞的气氛。刚进来就动手“改建”房间。

“今天晚上咱们得工作很长时间，”他活跃地说，“所以让我们把环境搞得舒服一些。首先我们把这张桌子重新摆过，跟墙成犄角，不要顺着墙壁放。这样我们两人都比较宽敞些，舒服些。咱们面对面坐。灯放在这儿，桌子中间。唔，行啦。现在该考虑一下茶了。得派个人到小饭馆去。”他掏钱。我下楼找特兰谢尔，他们派人到小饭馆去，给我们送来两只玻璃杯子，一大壶（饭馆里用的大茶壶）开水，茶叶和糖。于是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像同志一般”“亲热地”一起喝茶。

我和他两人工作通宵，直到天蒙蒙亮。这个夜晚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中，一辈子忘不掉。这间“顶楼”，共同的脑力劳动，跟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单独相对而坐，——这一切，对我来说有着一种特殊的精神的美，一种无与伦比的、令人陶醉的氛围。

窗帘儿放下。铁皮的灯上罩着一只厚纸片的灯罩，灯只照亮我们工作的那块地方和我们苍白的、疲惫的、同时热乎乎的脸。其他一切落在暗影中，犹如伦勃朗的画。整个世界仿佛都处在另外半球的某个地方……我们在一张小桌旁相对而坐，工作起来挺挤的，并不舒服，然而我们却愉快地一边工作，一边聊天。其实是他一个人在讲话，我只是贪婪地听着，全神贯注地记住他的每句话。他抽烟——他一向抽烟很多，——直到现在我还想象得出他的苍白而又瘦削的手，骨节粗大的手指，手腕四周有一道朝里凹陷的皱褶，——可能是服苦役时戴手铐的痕迹吧，想象得出这只手怎样把吸完的粗大的香烟掐灭——铁皮的沙丁鱼盒子满满地盛着他的“炮弹”——烟蒂。我仿佛看到灯光开始逐渐幽暗，淡白的晨曦泻进整个房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架起腿，双手抱着膝盖——跟别洛夫画的肖像一模一样，——以探索的神气直直瞅着我的脸，用紧张而低沉的胸音说道：

“我和您坐在这里顶楼上，一直工作到天亮，可是在我们周围，此时此刻有多少人在花天酒地寻欢作乐！他们永远不会想到，您，一个年轻女子，不会拿您的生活去换他们的生活……您无论如何不会拿您这种艰苦的生活去掉换他们的轻松愉快的生活的吧？”

“我不换！……”

“哦，您瞧！我说得对吧！可见，这种劳动生活中有着某种崇高的、神圣的、高尚的东西喽？”他依旧用紧张的、隐隐含着热情的声音说，好像在向什么人证明自己的想法是有道理的。

“是的！”我激动地应声说。他的声音，他的话语使我激动。同样的道理，我想过多少回了！但现在我想的不是自己，而是他，——我在想这个人的心灵的美……著名的作家，病人——出于好心此刻与我分担艰苦的生活，以便替我减轻生活的压人的重负，哪怕只是一瞬间……这时候他激起我无限的崇敬和爱。这是一种那样强烈的振奋感，对人对己的信任感，对这艰难的、沉重的，但却是真正的人的生活的幸福感！……

“现在请您想象一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越来越兴奋地继续说，“请您想象一下，您发生一桩类似……不久以前我得知的这样的一桩事情。今年春天——就像现在，天刚蒙蒙亮，——三个青年人——法学院毕业生，结业典礼后吃了晚宴回家。不过他们并没有喝醉酒，——压根儿没有！——都是清醒的，他们之间甚至还在进行高尚的谈话，吟诵诗歌……嗯，是那个，是朗诵席勒的诗，欢乐与自由的颂歌 [685] ……讲着最纯洁崇高的话，像胸怀理想的年轻人应有的样子。在涅瓦大街的某个地方，在我们近旁，（圣母马利亚作为圣像）标志教堂附近，他们迎面遇到一个女人，——这是一个夜间踯躅于街头的女人，因为她们以此为职业，她们以此维生……于是这些青年人——情绪高昂、胸怀理想（这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喜欢用的语汇，以不同的声音赋予这句话以不同的意义）的青年人，——他们对这个衣着破旧、涂脂抹粉、出卖自己的女人感到异常厌恶……突然觉得她是那样的讨厌，而他们自己却又是那样非凡的高尚纯洁，于是便朝她的脸上吐唾沫——三个人都啐了。为此，三个人都被带到分署，去见调解法官。我就是在分署听说此事和看见他们的——都是正当青春年华的美少年，几乎还没有长胡子。他们在调解法官的分署里，不肯为他们的胡作非为和人身侮辱而付罚款，还花言巧语地用高等学科的种种规章制度为自己的‘合法权利’辩护，那举动正像他们‘对这个衣衫破旧的出卖肉体的女人’怀着高贵的愤怒时所做的一样。”

他沉默下来，似乎在想还有什么，接着微微向我俯下身子，富有表情地故意拉长字眼说话，好让我感觉到话语的力量：

“既然这些人能做出这样卑鄙下流的事情来，他们的‘崇高的理想’该又是怎样的一种观念呢！……后来还要根据高深的学术原理保卫他们的合法权利呐！……嗯，如果他们搞错了呢？如果他们遇到的不是这个女人呢？如果是您和他们迎面相遇呢？您的劳累的工作，熬过通宵的脸色，他们倒觉得似乎是淫荡而早衰的脸色呢？——他们也会朝着您的脸啐唾沫的啊！……”

听到这话我不由得打了个寒噤，用手捂住脸。

“您只要想象一下这情景！”他似乎受到我的激动的刺激，情绪激昂地说，“您，一个矜持的、纯洁的姑娘，勤恳的劳动者，工作了一个通宵以后，疲惫，困倦，——您独自在走路，——忽然人家朝您的脸吐唾沫，因为您的脸似乎不够干净或鲜润！……”

“您知道吗，”他忽然带着痛苦得颤抖的、似乎是残酷无情的笑容归结道，“您知道吗，我倒是希望这件事情发生在您身上。那时我将为您起草—篇什么样的辩护词！那时候我要好好地剥开他们这些崇高又尊贵的理想主义者们的画皮，因为他们在丢索 [686] 吃过晚饭后，一边吟诵席勒，一边向女人啐唾沫！……”

十二

那是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最后一次夜间共同工作。秋天，他的家眷回来以后，他到印刷厂来的次数开始少了，来了后待的时间也不是那么长了。再说他在办公时间来，拥挤而窒闷的小房间里，他往往连个坐的地方也没有，因为这间小房间既做校对室，又是印刷排字组长办公的地方，还是特兰谢尔本人的经理室，在这里接待数量众多的客户。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现在往往在一星期的最后几天晚上八点钟以后来，这时印刷厂里静悄悄的，只剩下我们“搞刊物的”。他和我在同一张桌子上工作了两三个钟头以后，托我替他看他改正过的校样，每次都补上一句：

“那我就拜托您啦！……”

现在他很少在印刷厂接待他熟悉的撰稿人。据我记得，至少是那一年的整个冬季，只有亚历山大·乌斯季诺维奇·波列茨基来过两三次，那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把我介绍给他，对我多次讲到他的“无与伦比的心灵美和真正的基督教的信仰”。

“我特别信赖这个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坦率地对我说，“我生活中遇到一切困难可疑的情况，我总是去找他，总是得到他的支持和安慰。”

办公室里，如果除了我和亚历山大罗夫之外，只要还有一个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便板着脸不作声，使所有的人都觉得他高深莫测，难以接近。

有时候我常常身不由己地成为可笑的戏剧性场面的目睹者，比如，各种各样的客户来，没去猜想这个板着脸一声不吭的人是个什么“人物”，在他面前毫不隐讳地流露自己的“心理”。

有一次和一个散文作家 [687] 便是这样。他为了“意中人”挥霍了不属于他自己的一笔钱而被流放，不久前刚回来，以前在特兰谢尔处出版过他的第一本作品“集子”。《公民》的前任编辑经常刊登他的文章、诗歌和小说，这些作品的“艺术性”极不相同：有时是严格的国粹主义，足资垂训的风格，有时是“坦率”得看校样都叫人讨厌。除此以外，这些ultra [688] 艺术作品时常写（或者为了排印而抄）在不知什么情书的反面，我记得有一封情书的开头是：“深深景仰的公爵夫人，亲爱的Annette（安涅塔）。”我特别记得这—点，是因为排字工把这也当作“原稿”而排到一篇关于我国北方渔业统计概况的文章中间去了。

这位散文作家的“艺术性”长篇小说，前任编辑发表在《公民》上，没有刊登完，因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断然反对把它载完。

就是这位散文作家，他显然不认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不去猜想和我并排坐在桌子旁，坐在草垫椅子上，老半天俯身看校样的是什么人，竟上气不接下气地在我们面前吹嘘他的非同寻常的“名望”，报纸上怎样“称呼他，颂扬他”，女士们小姐们怎样在沙龙里、闺房里“极口赞扬”他，各种社会团体和小组怎样“祝贺”他，连某某俱乐部里的某种调味汁也竟然以他的“著名”小说的标题命名……

“总而言之，”他没喘一口气，滔滔不绝地说，“如今在彼得堡，我等于是莱德施托克子爵 [689] 。争先恐后邀请我。处处都去我来不及。一些人叫我去吃午饭，另外一些人请我去出席晚宴，还有的人要我去给他们朗诵诗歌或散文……总而言之，我现在已经超过我国从屠格涅夫起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为止的所有的巨星……”

随后，当拼版工亚历山大罗夫手里拿一份不知什么稿子，走进办公室来找我们，大声呼唤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名字对他说话时，那效果是可想而知的了：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您打算怎么样，这篇文章放在哪里？在公爵之后 [690] ，还是‘外国大事’的后面？”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动声色地和拼版工说起话来；而“著名的”散文作家则像被热水烫了似的，拔脚就跑，离开了办公室。

等到所有“多余的人”散去以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抬起头来，笑眯眯地说：

“特兰谢尔这里经常有最有趣味的版本。”

就我个人来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到来是这个“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听到他在排字间的脚步声，心往往会快乐地颤抖起来，……随后就急切地期待着他的出现……等看到门口出现他那穿着大衣、套鞋的微微伛偻的身躯，苍白、痛苦、始终充满了思想的作家的脸，你往往会怀着不安的心情去注意他。他就在这儿角落里脱衣服，根据他怎样脱去大衣、套鞋，怎样咳嗽、喘气，乍看上去气色如何，——你会竭力去猜测，他怎么样，情绪好的，还是气冲冲的？如果是气冲冲的、激动的，那你知道，最好别作声，“别去碰他”，也就是你装得没有发觉他来了。如果他心情好的，那么你可以笑—笑，开句玩笑。这时他自己开始说起话来，取笑我怎么坐，怎么看校样……

“好像您后面有个严而又严的家庭教师拿着桦树枝站在您背后似的……”

这时候，各种不同的语气语调、话语、见解，一会儿是比喻，一会儿是诗歌，一会儿是回忆，都会像火花一般从他嘴里飞迸而出……

两三个钟头飞快地过去。你会忘记气闷和疲劳……突然想到：“可是谁也不知道我在这里跟什么人坐在一起，我是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说话……”

十三

如果办公室里没有旁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照样也出声地念着写他的《日记》。有时候他详细诉说他的感想，白天的事情。我记得正是在这种时候，他向我讲了他和《命运的故事》的著名作者亚·西克梁列夫斯基的见面。这次见面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产生了那么沉痛的印象，他显然很久都不能摆脱。

事情是这样的。夏天，西克梁列夫斯基有一次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遇到，他就把稿子留下，说是过两星期光景他再来听回音。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看过稿子后，和往常一样，交给了编辑部，采用的与不采用的稿子都保存在编辑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无法通知作者稿件决定采用，因为西克梁列夫斯基一向到处东奔西走，在彼得堡没有固定的寓所，又没有给任何人留下地址。

两个星期过去了。西克梁列夫斯基来找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次，两次，——仍旧没有在家里遇见他。最后，有一天上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工作了一个通宵之后，不准佣人在十二点以前喊醒他。早晨，他听到隔壁有异乎寻常的大声说话声，好像在对骂，不知是谁的陌生的嗓音，愤怒地要求“立即喊醒”他，可是夏天便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处帮工的女佣阿芙多蒂娅拒绝去喊醒主人。

“到临了，他们在那边吵嚷得好凶，我不得不起床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我想，反正睡不着了。我把阿芙多蒂娅叫来，问她：‘你们那边是怎么一回事？’她回说：‘来了一个庄稼佬，不知什么人，兴许是扫院子的，他要把纸头马上还给他。火气那么大——可了得！什么话也不想听。又不肯等。非得马上把纸头还给他不可。’我猜到了，这大概是西克梁列夫斯基派来的人。我说，你去对他说，等一等，让我穿上衣服。我马上去见他。可我刚动手穿衣服，拿起梳子——就听见旁边客厅里又十分激烈地争吵起来。阿芙多蒂娅分明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来访者显然怒不可遏了，因为我穿衣服、梳头只有片刻工夫，但听见他嚷得满屋子都听到：‘我不是小厮，不是听差！要我在过道里等，我可没这个习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解释说，我应当告诉您，我家客厅里的家具夏天是堆放在一起的，遮上布单子，免得落上灰尘，因为夏天没人去收拾。“这时，听说他把我的客厅当作了过道，我忍不住了，想知道来人究竟是谁，于是稍稍推开房门。一看：果然不是小厮，是个上了年纪的人，胡子也没剃过，衣服有点儿古怪：大衣，印花布衬衫，裤管掖在靴筒里，靴子上过油。我终于还是恭而敬之地向他鞠了一躬，一边表示抱歉，一边说：‘请不要对着我的阿芙多蒂娅叫嚷，这事情她一点没有过错……是我不准她喊醒我，因为我工作了一个通宵。请告诉我，您有何贵干，尊姓大名？……’‘首先请对您那个蠢货厨娘去说，不许她叫我“庄稼佬”！……我亲耳听见她在叫我“庄稼佬”。我不是庄稼佬，我是作家西克梁列夫斯基，我要拿到自己的稿子！’‘我请您宽大为怀，原谅阿芙多蒂娅，她凭衣衫看人，不知道您是……至于稿子嘛，我请求您稍等五分钟，待我穿好衣服。五分钟后我就为您效劳……’请想想，他竟没让我把话讲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带着很不痛快的神情继续说。“他依旧嚷他的：‘我不想在过道里等！我不是听差！我不是扫院子的！我是和您一样的作家！……马上把我的稿子还给我！’我对他说：‘您的稿子到《公民》编辑部去拿给您，两个星期以前就批了适合刊用的意见交到编辑部去了……’‘我不想跟你们《公民》编辑部打交道！我的稿子是交给您的，而您却迫使我站在过道里等！……您也写过东西的，您怎么不害臊！……您这个伪君子，假好人，我再也不想跟您打什么交道！’我刚开口请他冷静一下，——我看见他控制不住了，——跟在他后面走到楼梯上。‘再一次请求原谅！’我跟在他后面说，‘实际上我也没有过错，是您把客厅当作过道了。我凭名誉向您发誓，我没有更好的房间。所有的客人我都是在那里接待的！……’你猜怎么着？他顺着楼梯飞奔而下，晃着拳头这么威胁我：‘您等着吧！我总要教训教训您的！……我要公开这件事！我要到大庭广众中去揭露您！……’”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激动地喘了口气，以淡淡一笑作结：

“有时候，人往往有一种古怪的自尊心！作家不知为什么穿得像个扫院子的，人家拿他当‘庄稼佬’他又大发雷霆！他准备去‘揭露’我！……我的客厅他当作过道，大门口我没雇看门人，居然可以怪罪于我！这可是从来也没想到的！”

“这个西克梁列夫斯基准是个宗教界人士。教堂执事或杂役的儿子，”过了一两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又对我说道，“这种先生总有一种特别的point d'honneur [691] 。您记得杜勃罗留波夫的这几句诗吗：

亲爱的朋友，我快要死了

因为我为人诚实……

不过我在故乡

必定会家喻户晓……

亲爱的朋友，我快要死了，

但我心安理得，

我祝福您：

在同一条路上行进吧……

您怎么看法：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崇高的东西？高尚的情操，独特的思想，或者内心的激情？”说着，他立即撇着嘴唇显出轻蔑的皱纹，代我回答说：“且不说这根本不是诗，它不仅完全是平凡而粗俗的，而且根本就不聪明。如今连得起因也说到了！只有神甫的儿子才会给自己想出这样临终的墓志铭：

因为我为人诚实……

找到什么来自我吹嘘啦！倒好像诚实是一种特殊的高尚品格，而不是每个较为正派的人的真正责任！这样的路又是什么？……

“‘在同一条路上行进’……这是什么意思？——他在为‘亲爱的朋友’不受贿赂而‘祝福’吗？要是他的亲爱的朋友也是宗教界人士，比如说，哪怕是大辅祭或司祭长的教职，那时候他该怎么办？行圣礼而不拿钱了吗？嗯，若是行了圣礼他一定收钱的！”他以无法描摹的幽默拉长了声调说。“再说以宗教界的眼前境况，他也不能不拿。如果不拿，他没法过日子。天生的本能也会促使他拿钱。这就是所谓命运，对命运你是无法可想的。结果，所有这些‘祝福’，如果不是自称自赞，就是虚伪，空洞的高调。”

“这位西克梁列夫斯基大概就是这一类人物。至于神甫的儿子则是无疑的了！”

“不过，对不起，”他瞟了我一眼，讽刺地插进来说，“我刚才大概侮辱了您的感情吧……您可能和他们一样，把他作为一个公正的受难者而尊敬他，我却蓦然间亵渎他！……我如此大不敬地谈到‘上帝’！……唔，有什么办法！对于他我反正不可能有另外的看法。” [692]

我感到震惊。他完全猜得着思想！不仅思想，甚至某种本能的、难以捉摸的感觉，正是真理被“亵渎”的感觉。听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起初我心里是不同意他的，恰恰是不同意他跟我谈的关于杜勃罗留波夫的情况。他的诗，陀思妥耶夫斯基刻薄地称之为“墓志铭”、“自称自赞”和“虚伪”的那些诗，当时我觉得是最诚挚的真实。我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口气和话语中初次听出某种个人的东西，这仿佛是他过去与敌对阵营争吵的回声。

我想把这些几乎是无意识的推论所得的情不自禁的观感瞒过他，——我对自己还不敢承认，——可他已经什么都觉察，什么都猜到了！

他的声音顿时变得冷冰冰的，脸孔蒙上了阴影——他全身简直像僵住了一般。

后来，我在意识到这些印象时，不能不承认，实质上，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是我的身上表现了“个人的”东西，他的话不是侮辱了我的“真实感情”，而是侮辱了我对我的意见和偏见的喜爱。一般说来，我的个人生活似乎把我和他的感情、兴趣与思想的世界隔绝开来。再加上年轻也使我没有能好好地——深刻而坚定地去领会一切。有时我甚至觉得他在“自我陶醉”，我尝试着去反驳他。

我记得，有一回他在工作时这样对我说：

“他们那边写到我国人民，说是‘野蛮，愚昧无知……跟欧洲人不能比……’可我国人民和那边的人比较起来是神圣的！我国人民从来没有厚颜无耻到像意大利那样。在罗马，拿坡里，几乎还是孩子的年轻人就在街上极其无耻地向我求欢。令人作呕的、违反常理的淫荡行为——对所有的人都是公开的，没有一个人对此会感到愤慨。您倒在我们这里这么搞试试看！全体人民会谴责的，因为对我们的人民来说这种事情是莫大的罪孽，可在那边呢，这是风俗，普通的习惯，——仅仅如此而已。现在他们也要给人民培养这种‘文明’！这我永远不会同意！我在世一日就要跟他们斗争一日——决不让步。”

“但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们想要搬到国内来的不是这种文明！”我记得我忍不住了，插嘴说。

“一定还是那种文明！”他硬声硬气地接过去说。“因为没有别的文明。到处都一向如此。如果他们开始人为地把欧洲移植给我们，那我们这里也会如此。罗马帝国的衰亡就是因为它开始把希腊的东西移植到自己国内……这种移植总是从盲目摹仿、奢侈、时髦开始，从彼地的各种科学和艺术开始，以鸡奸罪与普遍的荒淫为止……”

“那么，当时的人民怎么生活呢？造长城吗？”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蹙紧眉头不悦地瞥了我一眼，断断续续地说：

“您还什么也不懂！”那天他再也不愿意跟我说话了。但是过了一天，又只剩下我们两人在一起，他又向我倾吐他的思想。显然，他深以为苦的是精神上的孤独，人家不了解他，还曲解他的意思，于是他便向我倾吐心中的积愫，他相信无论他说什么我会赞同他的一切想法。

然而我却越来越难于赞同他的思想，有时甚至连了解他的思想也越来越困难。有的时候对他的“预言”，我情不自禁要讥笑，我得使劲克制住……

我很惭愧地回想起，有一次他在看他的关于普鲁士、俾斯麦和神甫一文的校样时 [693] ，忽然用我所熟悉的“自由主义者”那么恶毒然而又那么机智地嘲笑过的口气，说起话来，（我觉得很“奇怪”）：

“他们没有意想到，一切……他们的一切‘进步’和废话都快完蛋了！他们好像并没有感觉到，基督的敌人已经出世……而且正在走来！”他说这话时脸上和声音里流露着这样的表情，好像他向我宣布一桩伟大的骇人的秘密，随即迅速瞟了我一眼，厉声问道：

“您相信不相信我？我问您，请回答！信，还是不信？”

“我相信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过我认为您在自我陶醉，因而不由自主地夸大其词了……”

他用手拍了一下桌子，把我吓得一哆嗦，提高嗓门，像清真寺里的阿訇似的，大声叫道：

“基督的敌人向我们走来了！走来了！世界的末日临近了——比人们所想的要近！”

当时我觉得这几乎是“呓语”，癫痫患者的幻觉……“一种思想狂……偏执狂……”我听到的仿佛是某人说过的话语的回声……唉，当你刚开始生活，开始思考，当你看到前面是取之不竭的各种知识的矿藏，当未来——天知道为什么——好像是阳光照耀下的光明大道，你怎么会去相信世界末日的来临，基督教的敌人的迫近呢！……

于是我挂着不得体的讥讽的讪笑坐在他的对面……也许，——谁知道呢！——也许，恰恰在这一夜，他做了一个奇怪的“荒唐人的梦”，或者梦见“伟大的宗教大法官”的长诗！……

十四

那次谈话之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知为什么忽然不大开口了，而且，一次次变得越来越抑郁，容易发怒。现在我们并排坐或面对面坐，整个晚上不说一句话。“您好！”“再见！”他说，把他又变得枯瘦、冰冷、没有生气的手伸给我。

有两三次我试了试，主动跟他搭话，他不是装得没有听见，就是用冷冰冰的声音回答：“是的……”“不是……”有时我开始感觉到他有意在强调我们之间关系的变化，让我更明显地感觉到我和他之间有天壤之别。“他在向我表示他的赫赫声望！”当时我带着讥讽的意味想道。但接下来往往会瞥见他的枯瘦、苍白的手（活像圣徒的手，手腕周围有一道凹陷的印痕，老是使我想起镣铐与苦役），于是你又会明白，他不可能变得和我一生中常常见到的所有“著名人士”一样……“他只是忙于什么事情……他在思考，写作。或者是生病，不能写作，为此而痛苦，”我这样想到他，因此也不开口。

我不知道这期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有什么感受，不过正是在这个阴郁的沉默时期，他只有一次，从《国外简讯》的校样上抬起眼睛来，用冷淡的断断续续的声音对我说：

“莱蒙托夫写得多好：

嘴巴沉默，目光干涩。

然而苦难无边的大教堂

连同不倦地思索的人群

却压抑着胸口和头脑…… [694]

“这是拜伦的诗，——写他的妻子的，但这不像盖尔别尔及其他人的翻译，——这是活生生的拜伦，就是他本人。高傲的、谁也无法看透的天才……据我看，莱蒙托夫笔下的诗更深刻，如：

苦难无边的大教堂！

拜伦没有这样的诗句。这里面蕴含着多少力量，多么宏伟！一行诗中就包含着整整一部悲剧。默不作声，闷在肚里……单是‘大教堂’一词又何等了得！纯粹的俄国语言，生动如画。惊人的诗！比拜伦不知高出多少！我只是就这首诗而言……”

他又沉默许久。

整个冬天就这样过去，直到新年来临。新年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给我送来礼物——是和亚历山大罗夫一起来的——他的《白痴》样书，有他的亲笔题词。那时他究竟给我写了些什么，如今我已记不真切了，因为这本作者亲笔题词的第一卷，后来不久便被人偷去，不过我记得，书上的老一套题词使我吃惊，也颇为不悦。对于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人，人家总是情不自禁地企盼着他题写一些别出心裁的、不一般的、与众不同的东西。我们有过这样的谈心，表示过友谊，我认为自己有权期待另外的东西。我甚至觉得他是想用这种刻板的题词来讽刺我，正好像有时候他在什么地方对我不满意，要刺我一下，便“越过校对”而把校样交给了拼版工一样。他早就答应过送书给我，大概是因为他无论说什么我都默默表示同意，故而得到他的很大的关注。现在我突然开始“造反”——和他争论，坚持自己的观点与感想，甚至于怀疑地微笑，——于是他不由得想要惩罚我了……

可是，我并不觉得自己在他面前有什么罪过，我也不希望感觉到自己是“被惩罚的”，因而在印刷厂一碰见他，我在表示谢意的同时，就坦率地把我对他的赠书的感想告诉了他。

“您怎么会觉得不愉快，受委屈呢？”他故作惊讶地问。我明白了，我没有搞错：他是想“刺”我一下，现在他满足了，因为他的目的达到了。

“因为您给我写的那句‘客套’。然而您是从来不说客套话，不写客套话的。凭什么您会‘深深地尊敬’我呢？您根本不了解我。您如果光写上：‘瓦·季，——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反而会觉得高兴些。”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吭气地看着我，——好像他第一次发现我坐在他面前。

“这是自尊心！我没有料到！”他带着与其说是责怪，不如说是赞许的笑容说道，而且向我证明为什么这“根本不是客套”。

“您是个劳动妇女，您不依赖任何人，靠自己的劳动过活，我怎么能不尊敬您，甚至是‘深深地尊敬’您呢？……”

后来，当我自己已经把这次不由自主的感情冲动（这感情就是他所特有的微妙的自尊心）忘掉以后，他自己还再一次提到过：

“噢，还有一点，差点儿忘掉！”他在工作中间说了起来，“昨天我看涅克拉索夫的《谁在俄罗斯生活得好》，在玛芙拉·季莫费耶夫娜的故事中，找到一节，完全是说的您：

我怀着一颗愤怒的心，低低垂下头！” [695]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以巨大的力量念了诗句，又重复说道：

“这完全是说您。我昨天就这么想，这是说的您。”

十五

过了几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来得比平日早，七点钟左右，脸色很兴奋——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他这样了——刚坐下就对我说：

“梅[谢尔斯基]公爵马上就到这里来。我有事要当面跟他说清楚。请让我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劳驾您暂时到排字间去待一会。请您以我的名义，也跟排字组长说一声，请他不要来打扰我们。我跟他很快就谈完的，总共只要十分钟，不会更多。”

等公爵走了，我又回到原来的座位上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向我宣布，他，“谢天谢地”，将不再主持《公民》的编辑工作了。 [696]

“我对这件事是那么高兴，您简直想象不出。我的心里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我要自由。开始写自己的东西。现在我在这里等亚历山大·乌斯季诺维奇（波列茨基）。我们今天要去找迈科夫。我是这样信赖您！”他用从前的友好语气作结束道。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头一句话就兴高采烈地向波列茨基宣布这一消息。与此同时，他不知为什么忽然变了样。他的严肃与孤僻不见了。他开玩笑，讲奇闻逸事，早年的文坛掌故，……这时我才第一次详细听到他们——“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们怎样被押送到谢苗诺夫练兵场，绑在柱子上，向他们宣读死刑判决书。后来蹲在要塞里，又是怎样收到兄弟送来的《圣经》，他心中又是怎样开始“精神上的再生”。他脸上露出神秘的快乐的笑容，当场低声念了那时他“最喜爱的”奥加辽夫的诗：

我在古旧的《圣经》上占卜，

我只是叹息和渴望，

按照命运之神的意志，

向我显示先知的生死与哀伤…… [697]

念了奥加辽夫的诗之后，接着又念其他人的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站起身来，走到房间中央，眼睛炯炯发光，作着情绪昂奋的手势，——仿佛站在无形的祭坛之前的司祭，——为我们朗诵了《先知》，先是普希金的《先知》，然后是莱蒙托夫的《先知》。

“我最推崇普希金的，普希金的诗几乎是地上的，”他说，“但是莱蒙托夫的《先知》中有着普希金所没有的东西。莱蒙托夫肝火太旺，他的先知拿着鞭子和毒药……诗中有这些东西！”

说着，他怒气冲冲地、恶毒地朗诵道：

我开始宣扬

纯洁的爱和真的学说，

我的亲友们

疯狂地向我扔石头……

等朗诵到：

蠢人想要让我们相信，

上帝通过他之口宣称！——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瞟了我一眼，似乎想捕捉——又来捕捉！——“愚蠢的”怀疑的笑容。

我们面前的桌上摊着校样，被松节油浸湿的纸张，可是我们没去看它……勃发的诗兴像旋风似的出人意料地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袭来，把我们和他一起攫住了。

……再没有很多时间

留给我甜蜜的生命，

命运之神正在严格计算日子

地狱正等着我的幽灵…… [698]

他用忧郁的、仿佛垂死者的声音念道，到末了又念了莱蒙托夫的——出自拜伦的诗句：

苦难无边的大教堂……

这一次他从头到尾念了整首短歌，而且那么富有表情，好像这不是出自拜伦或莱蒙托夫，而是出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是他的自白……不相干的人听到恐怕会觉得不舒服。

直到现在我的耳边还萦回着他两次重复。

我只知道——我也能够忍受！

……也能够忍受！——

当他轻轻嗫嚅着：

请原谅！请原谅！……

他的声音猝然中断，悲切地颤抖了一下，仿佛被哭声哽住了。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您今天真是诗兴大发呀！”波列茨基点了一下。

这一“点”，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好比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他顿时蹙起眉头，不吭声了，接着瞧了一下钟，匆匆到迈科夫处去了。

“记得吗，我以前答应过您的文学晚会？”和我告别时，他说，“喏，今天就算是第一次吧，——未来的晚会的定金！”

后来不久，我在熟人处遇到一个“一切美文学的细腻的鉴赏家”，已故的米·阿·卡沃施，我就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神奇美妙地”朗诵普希金的诗详细告诉他，可是卡沃施做了个怪相，使我不由得想到特兰谢尔。

“有罪的人，”他说，“我不相信他能朗诵得好普希金的诗。喏，朗诵他自己的《地下室手记》，也许会朗诵得好。我不喜欢他那医院的缪斯，可是这部作品，我倒要听听。”

我没有看过《手记》——我承认自己孤陋少闻。

“啊！医院病房里最骇人听闻的黑暗与恶臭。但是有力量！据我看，是最有力量的作品。我劝您看看！”这位保护艺术的财神与“美”的爱好者当时开导我说。

这样我才第一次读到自怨自艾、自我折磨所引起的精神痛苦，——对我来说印象特别难受，因为起先在我的意识中怎么也无法把作者本人跟《手记》的主人公区分开来——对“先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景仰，不由自主地被种种感触所代替，时而是对心理学家—艺术家的赞赏，时而是对恶魔般的人物形象的憎厌，时而又骇然意识到，这恶魔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在我身上，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身上假寐……

我记得我通宵未眠，次日早晨在印刷厂遇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忍不住了，首先谈起他的作品：

“昨夜通宵看您的《地下室手记》……”我说，“印象摆脱不掉……多么可怕哪——人的灵魂！然而又是多么可怕的真实！”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爽朗地粲然一笑。

“克拉耶夫斯基当时对我说，这是我的真正的chefd’oeuvre [699] ，要我永远写这一类作品，但是我没有同意他的话。太凄惨了。Esistschon ein überwundener standpunkt. [700] 我现在可以写比较光明的、比较能使人容忍的作品。现在我正在写一部作品……” [701]

十六

从那时起，直到最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没有改变他对我的态度——只是更加和善，更加朴实。他时常一再问我，平常在哪里，做什么，——我坦然地告诉他，既当他是师长，又当他是朋友。有一次，我记得，我把我对排字工人们的观察和闲谈告诉他（他劝我记下来），而且，我告诉他，有个排字工，是个独院小地主 [702] ——小贵族，过去在总参谋部当文书，第二年便因“图谋以行为侮慢值班军官履行职责”而受到控告。

“我没有发现他进来，”这个排字工对我说，“我没站起来，没有举手敬礼。这军官以前就一直在找我的岔子。这时候，一句话不说，简直恨不得咬我！我只是伸出手，——用手自卫罢了，我说，我是贵族，您没有权利！——手轻轻碰到他的肩章……没有见证人，——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嗯，他马上嚷开了……人家把指挥官叫来……‘抓起来！关禁闭！……’我明白，我完蛋了：我的口供谁也不会相信了。只剩下一条路——装疯，假装神经错乱。我开始向押送的人扑去……咬伤了一个……他们决定审判我。在法庭上我说话像呓语，同时把所有的理由都给他们摆出来……他们把我交给法医监视，在第十三块里程碑处 [703] 被监视了整整一年。两次释放我，前面还摆着一次试验……”

不幸的人害怕了，第三次他恐怕受不了啦。

“或者是我将永远待在疯人院里，或者是助理护士去告密，说是我在欺骗……那时他们就会枪毙我。”

我非常可怜他，有时候我觉得他确实是个精神病患者——带有一个人格受辱者的狂躁……

“您劝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叫他经常多摸摸自己的脑门。凡是疯癫的人都摸脑门。这是脑子功能混乱的第一个征兆。您告诉他，让他这样，经常多摸摸自己的脑门……”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做手势给我看，该怎样做。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又开始把他的想法和计划告诉我。当时我从他嘴里得知他在写一本大部头的长篇，主人公的形象是个“高利贷者，以放高利贷向社会报复”……有一次他甚至要求我向我所熟悉的《祖国纪事》的编辑人员“好歹”打听一下，他们刊物上明年是否有篇幅刊登这样的长篇小说。

当时我带着这个问题，在所谓“意大利俱乐部”的一次聚会 [704] 上去找格·扎·叶利谢耶夫，他问：

“喂，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做什么？还在张罗那份《公民》哪？……”

得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写新的长篇，格里戈利·扎哈罗维奇以非常诚恳的声调对我说：

“让他派人送来，送来。对他，我们这里总是有篇幅的。”

我把这话告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显然感到满意，1875年，他的小说《少年》便在《祖国纪事》上发表。 [705]

这期间，我记得，有一次在印刷厂里，我当着他的面看雨果的《LesMisérables》（《悲惨世界》）。他正忙着在一篇文章的校样上作修改，我在看最后几页——好像是第二卷的最后几页，忽然听到他的揶揄的、然而也是亲切的声音：

“您在看什么，看得这样累死累活的，连我来了您都没发现？……现在我得走了！……”

我看完，把书交给他。他好奇地翻阅了很久。

“您知道，这书我从来没看过！” [706] 他说，显然兴致勃勃。“多么精致的版本，伦敦的，——就是说，是全本，没有经过删节的。您怎么搞到的？”

“向熟人借的，只好借几天，所以我急着在看——到哪里都看。”

“这本书我向你借去看一个晚上，怎么样？明天就还您。只借一个晚上。我从来没有借书不还的！”他生硬地补充说，直勾勾地注视着我的眼睛。我自然赶紧肯定地对他说，尽管这书不是我的，不过如果他拿去看，那个人会高兴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满意，把这本书拿走了，好像是《悲惨世界》的第二卷，芳汀（Fantine）的故事。但是当天他就发生了著名的“意外事件”，我在一星期后才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处得知此事。

“您知道这几天我在哪里？”等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们两人，他就“秘密地”悄悄对我说。“被抓起来了，关在干草广场的禁闭室里。为了一点鸡毛蒜皮！……就这么一件小小的编辑工作上的疏忽…… [707] 关在里面的时候我一直看您的那本书，”他笑着告诉我，“那本书我正好放在大衣口袋里，他们把我连人带书都关在里面了。多亏这本《悲惨世界》，我在里面很快乐。我可不是在说笑话，——我在里面很好。那里的值班军官极其聪明。谈到我的《罪与罚》，一般说来，他跟我谈得还算投机。有人到那里去访问我，给我吃的伙食很好。此外还有这本书。我很愉快地看了这本书。现在我把这本书带来还给您，以证明我没有借书不还的习惯，不过，——跟您说老实话好吗？——我真想把它占为己有。这本书如今将永远使我想起我的被捕……而且我在那里过得多么好！”

“听我说！”他拉住我的手，带着孩子般的笑容，喜盈盈地说，“请您问问您的那位朋友，他是否同意跟我交换？……您告诉他，我已经订购了一本同样版本的书，他能否把这本书留给我。您对他说，我恳求他交换，他若肯交换，那就是帮我一个最大的忙啦！……请您求求他！”

书的主人米哈伊尔·阿里贝尔托维奇·卡沃施，尽管不无惊奇，却“极其高兴地”同意满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古怪”的愿望，而且自然不要任何交换的东西。据弗·谢·索洛维约夫证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天还在赞赏这本书……” [708]

十七

1874年3月底（或4月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终于摆脱了成为他的累赘的编辑职务。告诉我这一消息时，他并不隐瞒地对我说，我跟新来的编辑未必见得能够“融洽相处”。

由于其他的纯粹属于我个人的不幸，意料之中的变化大概也在我的脸上反映出来。我们一起工作的最后一个晚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亲切和善地笑着对我开玩笑说：

“喂，您为什么这样没精打采的？是不是觉得日子不好过？”

我暗示他，往后我的处境很艰难。

“没有出路？”

“没有出路。”

“是谁之罪？”

“罪与罚！用您的话说，难道不是这样吗？”我带着苦楚，情不自禁地冲口而出。

“谁之罪？”他不回答，重又问道。

“无罪的罪人，”我学他的腔调回答。

“阴谋与爱情有罪？”他暗示道。

我不作声；他疑问地望着我。

“结尾，像斯杰勃尼茨基的—样，走投无路？”

“怎么办？”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哈哈大笑。

“不过您注意没有，”他说，“我和您一直用文学作品的书名在谈话？这太有意思了！一直只用书名。” [709]

说到这儿，他又快乐地哈哈大笑。他的笑声总是短促的、断断续续的，但是极其真诚、和善。不过他难得一笑就是了。

告别的时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表示希望有机会再见面，在一起工作。他说得那么恳切，我不由得精神振作起来了。我穿过整个排字间，一直送他到楼梯口，我答应他，以后我如果写点儿什么东西值得他关心的话，我一定拜他为老师，送给他看看……

他已经沿着楼梯下去，——突然停住脚步，抬起头来，似乎想要说些什么。可这时楼下的门开了，有个外人经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身边开始上楼来，因而他只来得及说：

“好……再见！”

当时，我没有预感到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会面，是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最后一次谈话。

命运作了另外一种判决。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预言完全应验了：我和新来的编辑“合不来”。当年秋天，《公民》杂志连同它的拼版工亚历山大罗夫一起转到奥包连斯基公爵的印刷厂去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因为要印一件东西到那个厂去接洽时，据亚历山大罗夫君说，他曾“问起过”我。可是我留在特兰谢尔处工作。后来，一年过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又到特兰谢尔的厂里来印制他的长篇小说《少年》的单行本，那时我已经不在该厂了，只不过人家转告我，他又“问起过”我……

我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一切个人关系统统到此为止。我很快就感觉到，随着这些关系的中止，我失去了什么……

有些人，只有当你失去他之后，你才会充分认识他的价值。他们在身边的时候，他们的魅力和力量过分吸引人了，有时候使人震惊。睁开眼睛直瞪瞪地望太阳不可能不受到惩罚——它的光辉叫人受不了，眼睛可能会瞎。需要有一副时代的墨镜才能用肉眼去仰望名人……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这样一个人物。

分别以后作家的清癯的、不安的脸容淡去了，然而他的饱经忧患的、深刻的个性，炽热而温柔的、熔铸成高度复杂的、朝向一个崇高目标的个性，却柔和而稳定地闪耀着爱的光芒，永不熄灭。

十八

后来我只有两次远远地看到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次碰见，犹如我的精神生活中的关键时期，犹如亮灿灿的灯塔矗立在我的一连串回忆中。

第一次是1879年3月9日，在为“贫穷文学家与学者协会”举办的文学晚会上。节目单上有萨尔蒂科夫、波隆斯基、波捷欣、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屠格涅夫的名字。我去参加这一晚会，仅仅为了见见和听听屠格涅夫一个人，可是离开晚会，留下的却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人的印象。

萨尔蒂科夫以他的《现代牧歌》开始晚会。他用挖苦的、没精打采的、怨天尤人的单调的声音朗诵了一段东西：格鲁莫夫怎样来了，说“应当等一等”，——于是他和他的新朋友——警察分局局长一起，开始喝伏特加，打牌，装烟斗，渐渐失去“教养”，直到身上长毛，长出爪子。

那时所有的人都阴郁地、然而快活地笑着，互相递眼色。大家都懂得格鲁莫夫所说的“应当等一等”是什么意思。那意味着：应当在窄小的房间里闭门而居，不要把鼻子伸到门外去，因为人家可能立刻把您的鼻子拧掉，也可能整个儿送掉性命。闭门而居，静待环境改变，良好的气氛出现，好让安分守己的居民们安全无恙地待在斗室以外的彼得堡的任何一条街道上（不仅在未铺过石头的街，甚至在铺了木砖和柏油的大街上）自由行动。然而暂时环境没有改变，居民们只好打打牌，喝喝伏特加，失去“教养”……因为在现代制度下，人依旧不能过人的生活……

接着又有人朗诵了一些什么；然后是幕间休息。休息以后，头一个走上舞台的是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当我重又看到这个身影和这张脸容，听到很久没有听见的嗓音时，我深深地感动了。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我们在一张桌子上工作，“在顶楼上”的夜谈，痛诋“自由主义者们”，以及神秘地宣称基督教的敌人……

他朗诵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章——《秘密的故事》，可是对许多人（其中包括我）来说，这类似一切命运的启示……这是题为《最后审判，或生与死》的宗教奇迹剧……这是坏疽病人的躯体解剖，——我们麻木的良心上的以及我们患病的、腐烂的、仍旧是农奴制的生活中的溃疡与病痛的解剖……一片接一片，一处溃疡接着一处溃疡……脓水、恶臭……濒死的难以忍受的发烧……临死时的痉挛……以及回光返照的笑容……健康的人在垂死者的病床前说的解除痛苦的简短的话语。这是新的俄罗斯与旧的俄罗斯的对话，卡拉马佐夫兄弟——德米特里与阿辽沙的对话。

朗诵声中，我听到两句话，向我说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方面和我们自己方面的情况。我觉得，大厅里的听众起初仿佛不懂他在给他们朗诵些什么，互相窃窃私语：

“疯子！……傻瓜蛋！……怪人！……”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极度激动地迸发出来的声音压倒了这嘁嘁喳喳的低语……

“就算古怪！就算傻瓜！但愿伟大的思想不朽吧！”

这诚恳的、热情的声音深深地震撼我们的心灵……不是我一个人，——整个大厅都激动了。我记得，坐在我旁边的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人怎样神经质地哆嗦着，喘息着，怎样脸涨红又发白，脑袋痉挛地抖动，手指攥得紧紧的，似乎情不自禁地要鼓掌而又使劲地克制住。临了，终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所有的人都激动，所有的人都在鼓掌。突然爆发的掌声不合时宜地打断了朗诵，似乎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给惊醒了。他颤抖了一下，木然不动地在原地待了一会，眼睛依然望着手稿。可是掌声越来越响，而且经久不息。这时他站起身来，仿佛好容易才从愉快的梦境中醒来，向大家鞠了一躬，重又坐下朗诵。于是又响起秘密的对话，谈的是离奇古怪的，甚至是“不正常的”话题，完全不是“现代的”话题。

相信心的诉说吧！

没有苍天的保证！ [710]

一个人以恶毒的、极其强烈的讽刺口气说话。另一个人以同样极其强烈的、爱得发狂的口气回答他：“我不想报复！我想要宽恕！……”

我们听着，越来越激动，心突突地跳，也想要“宽恕”！突然之间，我们所有的人像奇迹似的变了：我们忽然觉得，我们不仅不应该“等一等”，而且一刻也不能拖延……之所以不能拖延，是因为我们生活的每一瞬间都使我们不是接近永恒的黑暗，便是接近永恒的光明，——不是接近福音书上的理想境界，便是接近兽性境界。固定的中间状态是不存在的。在永远流动、不断更替的现象领域，每一瞬间都有前一现象的派生现象出现，没有固定的点，——思索中的头脑没有停顿，就像活的心脏没有静止的时刻。或者是“恶魔的邪说”与毒蜘蛛的咬伤，或者是“背起你的十字架，跟我走！”或者是“渴望真理的人们有福了”——那就“不要杀人”，“不要偷盗”，“不要心存奢望”……或者是踩着被害者的尸体走路，抢别人嘴里的面包，骑在别人身上横行不法，对一切遗训嗤之以鼻！中间状态不存在，有生之物不会静待不动。

他，这个“反常的”、“残酷的天才” [711] ，用他的苦难把我们折磨了一通之后，朗诵完了，——雷鸣般的掌声又随之而起，似乎在感谢他，因为他使我们大家脱出“常规”，他的理想突然之间成了我们的理想，于是我们以他的思想为思想，以他的信仰为信仰，以他的希望为希望了……

这种心情，如果对他的一部分听众是短时间的，那么对另外一部分听众就是一生的转机，成了促使他们自觉地、精神振奋地工作的强大推动力，成了使他们相信人类的神源说，相信人类的伟大世界历史命运的不竭的泉源。这些听众有权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他们的伟大导师，就像他的墓地的一只花圈上所写的那样。

我最后一次遇见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街上，1881年的年初，好像是主显节的前夕。当时我在高贝印刷厂做事，那天活儿不多，我身体不舒服，厂方让我提前回家。沃兹涅先斯克大街华灯初上。周围街道上是日常的熙熙攘攘的喧闹景象，遇到的都是寻常角色——买卖人，工人，手艺人，叫化子，各式各样正在潦倒中的和已经潦倒的人……这里的大街小巷似乎总使我感觉到淫荡与犯罪的气息。巨大而肮脏的、像蚂蚁窝般的房屋中，一切似乎都是肮脏的：无论是露在外面的墙壁，还是屋里面的人……垃圾与发霉的气味似乎侵蚀着灵魂，又毒害身体……在这些贫穷、淫乱与犯罪的街道上，必定萌生病态的情欲，损害身心的幻想。

干草街、商人街与大花园街——整个这一带地方总是使我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阴郁的长篇小说中最阴郁的篇章。在节假日，空闲时光，我看过他的《温顺的女人》，这篇短篇小说，他称之为“幻想性的”，尽管他自己又认为它是“高度现实主义的”，——不知为什么，我此刻特别想到这篇《温顺的女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突然，在我前面几步路之外，在这穷苦丑陋的人群中，我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宽阔的肩膀，瘦弱的身体，穿着一件不长的毛皮大衣。就是那种沉重而有节奏的、不紧不慢的脚步，仿佛脚上戴着镣铐……就是那种独一无二的脸，好像是精神活动的产物……就是那双凝然不动地注视着我的眼睛……

我心里打了个哆嗦。“难道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难道他认识我？他马上就要停下脚步，说起话来，像过去在涅瓦大街一样！……”

他站在灯光灿烂的橱窗旁边，橱窗里陈列的是儿童读物；可是，我似乎觉得，他一面观看书籍，一面斜着眼睛频频朝后面看，似乎在等我走到他的身边去。

我走到旁边另外一个陈列乐谱的橱窗跟前，偷偷地朝他那边瞟，我还不相信这是他。

他向我扭过脸来，没有疑问了：这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带着淡淡的笑容看着我，像往日我们在利戈夫卡街与弗拉基米尔街之间的涅瓦大街上相遇时一样。

我很想走到他身边去，再听一听他的嗓音，对他说，我现在多么深刻地了解他，他对我做过多少好事……我觉得自己是他的学生，我的精神世界，我的心灵上的自由都得归功于他！……可是胆怯和矜持简直像镣铐一样把我禁锢了。我终于从他身边走了过去，没有说一句话。

这次相遇后三个星期，我碰巧在校样上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已不在人世了！我甚至不愿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太突然了！我拼命想要去参加第一次祭祷，以便再看一眼亲切的面容……可是那时候我病得很重，出不了门，我终于没有能够去瞻仰遗容，也没有能够送殡到墓地。[……]

题解：

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季莫费耶娃（奥·波钦科夫斯卡娅；1850—1931），女作家，翻译家，著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及回忆录笔记等。七十年代初在特兰谢尔的印刷厂当校对，梅谢尔斯基公爵的《公民》周刊就是在这个厂里印刷的，1873年及1874年头几个月，这本周刊由陀思妥耶夫斯基主编。1876年，她从特兰谢尔的印刷厂转到斯塔秀列维奇的印刷厂工作。（见瓦·瓦·季莫费耶娃的《纪念斯塔秀列维奇》一文，载《欧洲导报》，1913年，第1期）1873年她在《火星》报主持社会新闻，1878年发表她的第一个中篇小说《理想主义者》。（《呼声报》，1878年，第4—5期，笔名安娜·斯塔采维奇）1882年在《星期》周刊的附刊上发表她的长篇小说《为自己也为别人》（第10—12期）。1900年在同一《星期书刊》的（也是）附刊上登载她的《往事随笔》（第4—12期），得到列·托尔斯泰的赞扬（见他在1900年9月给缅希科夫的信，《托尔斯泰》，第72卷，页462）。随笔的续篇不大成功，题目叫《六十年代》，1902年发表在《新事业》杂志上。后来，她发表长篇小说《在别人的祭坛旁》。（《历史通报》，1916年，第8—12期）文学研究所里保存着瓦·瓦·季莫费耶娃的手稿《在米哈伊洛夫村六年》（她在那里从1911年待到1918年），是自传性的笔记，显然原来是打算发表的。从瓦·瓦·季莫费耶娃致新闻记者兼评论家普·弗·贝柯夫的妻子兹·伊·贝柯娃的信件（未发表，保存在国立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手稿部，全宗118，第1142号）中，可以看到，1900年及1902年，瓦·瓦·季莫费耶娃住在卡卢加省，嫁给一个稍有名气的作家姆·格·迈科夫，这桩婚事对她是极不幸福的。信中充满了孤独的悲叹，与丈夫不谐的怨嗟，无可奈何地蛰居于穷乡僻壤，没有真正的事业。

私生活的失败和失望，凡此种种的复杂心情和感受，无疑反映在季莫费耶娃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中，她显然是在本世纪初写的（确切的写作年份难以断定，因为季莫费耶娃写道，她保存这份回忆录已“许多年”，见回忆录正文）。因此，瓦·瓦·季莫费耶娃叙述的事件发生在将近三十年以前。但是写回忆录时她很可能利用了笔记，那是1873年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闲谈后当即记录下来的（正文中提及此事，见本书页433、451）。不管怎样，她所述的事实，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件及其他材料对照起来看，还是符合翔实可信的标准的。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极为崇拜，然而又公正地转达了他当时观点中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在她所写到的那个时期内，以社会—思想观点而论，她属于聚集在《祖国纪事》周围的激进的民主派，她正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来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反动的抨击。

瓦·瓦·季莫费耶娃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录完全无愧于列·托尔斯泰对她的《往事随笔》的称赞：“这是真正的艺术作品之一，它揭示出在你早就看见的东西中有一种新的、前所未见的美好东西。”（《托尔斯泰》，第72卷，页462）

本文根据《历史通报》1904年二月号页488—542刊印。

回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符·谢·索洛维约夫

[……]1872年年底，我在报上看到《公民》杂志由陀思妥耶夫斯基主编出版的广告。我以为他还在国外，原来就在这里，和我在同一个城市，我可以见到他，跟他谈话。我又激动，又欣喜。我十分年轻，毫不踌躇，立即到《公民》编辑部去打听新编辑的住址。人家把地址告诉我。我回到家，关在屋里，通宵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如今我如果看到这封信也会觉得挺有意思的。也许，信上有许多废话，但无论如何，我对他说的一切，都是我对一个我爱之甚久而于我又有如此影响的人所能说的话。 [712]

次日早晨我将这封信发出，等待回信。三四天过去，毫无回音。但我一点也没有惶惶不安，我完全有把握，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可能不给我回信。

新的一年，1873年来临。元旦那天，我深夜回到家，走到写字台旁，在等待我拆阅的信件中有一张名片，背面写满了字。我一瞧：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看到下面的话，心跳都几乎要停止了：

亲爱的符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我一直想给您写信，可是我不会安排时间，所以耽搁下来了。从早忙到晚，连夜里也没有空。此刻路过来访未晤，甚憾。晚上八点左右我多半在家，但并不始终如此。由于新担任职务，我目前甚为忙乱，自己也不知道何时能向您约定万无一失的时间。

紧紧握手。

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感觉到，也知道他会答复我的。然而这些亲切朴实的话语，对陌生青年（我在信上告诉他我的年纪 [713] ）的拜访——这一切打动了我，给我带来欣悦的感觉，我又激动，又幸福，通宵不能入眠。好容易等到黄昏。我高兴得发呆，像个热恋的情人初次赴约会那样不安。七点多我乘车前往。当时他住在伊兹马伊洛夫团第二连。我找到十四号，走进大门，问了一下，——人家指给我看院子深处一间单独的小厢房。心突突地跳起来……我用颤抖的手拉铃。女仆立即替我开门，可是一瞬间我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所以她以露骨的疑惑的口气一再问道：“您有什么事情？”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家吗？”我终于说道。

“在家，但是太太不在家，——上戏院去了。”

我登上狭窄又黑暗的楼梯，在低矮的前室里，把皮大衣扔在一只大木箱上。

“请一直往这儿走……打开门，他们在里面。”女仆说着就走了。

我穿过黑洞洞的房间，推开门，一下子来到他的书房。但是能否把小厢房的这间犄角上的寒伧的房间叫作书房呢？我们时代的一位最有灵感的、深刻的艺术家在里面生活，工作！靠窗口摆着一张普通的老式写字台，台上点着两支蜡烛，放着几份报纸和一些书籍……老式的廉价墨水瓶，一只铁皮烟盒，装着烟草和纸筒 [714] 。写字台旁边是一只小书架，靠另外一边墙是一张做工粗糙的长沙发，蹩脚的淡红色凸纹布面子；这张沙发又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床，八年以后，第一次祭祷时，映入我的眼帘的是这张沙发，仍是这淡红色凸纹布的面子，但颜色已经完全褪掉了……然后是几把硬靠背椅，还有一张桌子——此外别无他物。然而，不消说，这些都是我以后观察到的，当时我简直什么也没看见——我只看到略微伛偻的身影，坐在桌子前面，我进去时他迅速回过头来，站起身来迎接我。

在我面前的这个人个子不高，瘦削，但肩膀相当宽，显得比他的五十二岁的年纪要年轻得多，疏朗的淡褐色胡子，高高的前额，头发细而柔软，稀少而未发白，小小的、明亮的褐色眼睛，一张并不漂亮的脸，乍看之下显得很平常。但这仅仅是最初的、刹那间的印象——这张脸一下子便印在记忆中，永远也不会忘记，它本身就带着独特的精神生活的痕迹。面容上也显露出许多病象——皮肤又苍白又薄，如蜡一般。我有几次在监狱里看到的脸孔，给我以同样的印象；那是一些长期单独监禁的狂热的教派分子。后来我很快就对他的面容看惯了，没有去注意这种古怪的相似之处与同样的印象；但是第一天晚上他的脸容使我那么吃惊，我不可能不去注意……

我报了自己的姓名。陀思妥耶夫斯基亲切而和善地微微一笑，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轻轻的、略带几分嘶哑的嗓音说：

“好，咱们聊聊……”

三 [715]

他让我在桌子前面的靠背椅上入座，他自己坐在我的身边，动手装又粗又大的烟卷，不时抬起亲切而安详的眼睛望望我。

他自然一下子就注意到在他面前的是个激动万分、窘得不得了的青年人，但他能够这样对待我，过了几分钟我的窘迫之状消失了。我们好像亲密的老朋友，小别数日后重逢了。他详详细细告诉我关于他新近担任了《公民》的编辑后的情况和工作，他对工作的打算和所抱的希望。

“只不过我不知道，不知道怎样去对付这一切，怎样去安排……我有个中篇小说的情节 [716] ，很精彩的情节；我讲给梅[谢尔斯基]听 [717] ，他要求我给《公民》写，但是这会妨碍《日记》的写作，我不能同时写两个不同的作品，永远不能，如果同时写两个作品就会两个都失败……所以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决定先写什么好……最近我整夜在考虑此事……”

我竭力主张写作《日记》，尤其在任职的初期。

我发表意见说，“因为《日记》的形式十分适合于讲述最实质性的东西，直接而明确地发表意见。”

“直接而明确地发表意见！”他重复了一句，“那敢情好，当然，啊，当然，将来总是可能的。但是，亲爱的，一下子是不可能的，怎么也不可能，难道这一点我没有想过吗？没有抱过幻想吗？……有什么办法呢……再说，有些东西，如果突然提出的话，也是没有一个人会相信的。哪怕论别林斯基（他打开刊载着他的第一篇《作家日记》的那一期《公民》），我能说的，在那篇文章里都说了！可人家还是一点儿不了解，一点儿也不了解他。我很想直截了当地引用他本人的话——其他什么也没有……嗯，可我还是不能够。”

“究竟为什么呢？”

“不宜公开发表。”

他把他与别林斯基的一次谈话内容讲给我听，那委实是不能发表的，在我方面引起了这样的看法，从议论到事实还很遥远，每个人都可能有最令人惊异的迅疾如飞的思想，然而这些想法永远不会变成事实，仅仅有些人在一定的时候喜欢故意装出厚颜无耻的样子，似乎炫耀某种离奇古怪的想法。

“当然，当然，只不过别林斯基可不是这样的；他如果说了，就一定能做到；这是一种纯朴而严整的天性，言行一致。其他的人百思而后下决心，也有百思而永远下不了决心的，他可不。您知道，现在，就是最近，这样性格的人越来越多了：说到做到，说要用枪自杀，——果然自杀了，说要用枪杀人，——果然开枪打人。这都是——严整性，直线性……而且，啊，这样的人有好多，以后还会更多——您会看到的！……” [718]

我没有留意时间是怎么过去的。谈话扯来扯去，我们开始互道身世。我贪婪地捕捉他的每一句话。他问到我的年龄，生日，开始去回忆：

“等一等，那时候我在哪里？……在彼尔姆……我们到西伯利亚去……对啦，那是在彼尔姆……”

同时，他讲起一个人，这个人对他有极大的影响。那就是某某希德洛夫斯基。 [719] 过了若干年，我准备发表一篇关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文章，请他告诉我一些自传性的、大事年表式的材料，他对我说：

“请您务必在文章中提一下希德洛夫斯基。虽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身后也没有在文学上留下名，但这不要紧。看在上帝分上，亲爱的，提到他一下，——对我来说这是个伟大的人，不要让他的名字湮没无闻，他是值得一提的……” [720]

据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希德洛夫斯基是一个集无数矛盾于一身的人：他有“巨大的”智慧和才能，但未能见诸成文的片言只字，与他而俱亡；他宴饮纵酒——又削发为僧。临死时，天知道他做了什么：他也到西伯利亚去服过苦役，等到释放他时，他用镣铐上的铁给自己做了个戒指，一直戴在手上，临终时，他把这只戒指吞下肚里……

我很想了解一些关于可怕的病——癫痫症的确切可靠的情况，我听说这种病陀思妥耶夫斯基深以为苦，不过，当然，即使是远远地接触这个问题，我也下不了决心。他自己倒好像料到了我的心思，开始谈起他的病来。他告诉我，不久前他发作过一次。

“从年轻时起我的神经就失常，”他说，“在去西伯利亚之前两年，我在文学上遇到种种不愉快和发生争论期间，我身上就显露出一种古怪的、难过得无法忍受的神经病。 [721] 我不能详详细细告诉您那些讨厌的感觉，不过我活生生地记得。我时常觉得我正在死去，果然，真正的死神光临了，后来又离去。我也怕昏睡症的沉睡。奇怪的是，我刚一被捕，我那讨厌的病突然完全消失了，无论是在途中，还是在西伯利亚服苦役，以后从来没有尝过它的苦味，——我忽然变得精力充沛，结实，心情平静……不过在服苦役期间我第一次癫痫发作，从那以后这病就缠住我了。第一次发作之前的一切，连得我生活中每个最细微的情况，我遇到过的每个人的脸，我所看过、听过的一切，直到最微小的细节，我都记得。第一次发病以后所发生的一切，我却常常忘记，有时候连我极熟悉的人也根本想不起来，脸孔也记不住。服苦役以后写的东西，统统忘记光；我快要写完《群魔》时，得全部从头再看一遍，因为我连人物的名字也忘记了……” [722]

他告诉我前不久他的第二次结婚和他的孩子们。 [723]

“妻子在戏院里，孩子们在睡觉，——下次看吧……这是我的小女儿的相片，我叫她莉莉娅。这张相片很像她。”

看到我喜欢这张相片，他说：

“拿去吧。”

接着谈到最近四年他在国外的生活，谈到俄国人已经变成了欧洲人，憎恨俄罗斯，主要是谈到其中的一个人，家喻户晓的人物…… [724] 谈到他自己爱玩轮盘赌，各种各样的嗜好，谈到爱情……他向我吐露……

“不，正在恋爱中的人不会判断，您知道人家是怎么恋爱的吗？（他的嗓音颤抖了一下，热情地低声说道）如果您爱得纯洁，您爱的也是女人的纯洁，忽然您确信她是个堕落的女人，她放荡，——这时您也会爱她的放荡，这种您所憎厌的丑恶行径，您会爱她的……爱情往往是这样的！……”

时间不早了，我开始告辞。他抓住我的手，握住不放，说，他一定要带我去参加他目前所属的那个文学小组。

“您在那里会遇到一些很有趣的、非常非常聪明的好人……” [725]

“对此我毫不怀疑，只不过对于那些人，我将是他们所结识的最糟糕不过的人。您知道吗，我极不灵活，怕难为情得要命，有时候可以一声不吭，像个死人……如果说我今天和您在一起并不是这样，那是因为我对今天的会面已经等待多年了，这完全是另一回事……”

“不，一定要让您克服这种毛病，您的病我很了解，我自己就为这种病吃过不少苦头……自尊心，可怕的自尊心——怕难为情就是由此而来……您担心的是您给不相识的人的印象，您分析您的言语、行动，责备自己某些话说得不得体，想象着自己给人家的印象——这样您必定搞错：您给人家的印象准是另外一种印象。这都是因为您把人家设想得比他们本人要高大得多；其实人家比您所想象的要无可比拟地渺小得多，普通得多……”

我只好同意他的意见，保证如他所愿，我们约定，过几天他带我去参加文学界的社交活动……

四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我的接待，以及与他在坦率的闲聊中度过的这一天夜晚，自然促使我们迅速地接近。我一有空闲便赶紧去找他；如果我们有一个星期不见面，他便要责怪我。

按照习惯，他夜里工作，上午七点左右睡觉，下午两点左右起身。我通常这时候在他那狭小、阴暗而又寒伧的书房里碰见他。最近八年间，他搬过几次家，在我的心目中，他的寓所一处比一处阴暗，他的房间总是不舒服的，里面简直没有转身的地方。他坐在小写字台前，刚洗过脸，梳过头发，穿着旧大衣，正在装粗大的纸烟，一根接一根地抽，一边呷极酽的浓茶，或者喝更浓的咖啡。这时候我看见他几乎总是情绪最抑郁的。这是马上可以看得出的：皱着眉头，眼睛发亮，嘴唇紧闭，脸色苍白如蜡。

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往往是不作声，板着脸孔把手伸给我，随即做出一种好像根本没有发现我来的样子。不过我已经很了解他，对此毫不介意，只是静静地坐着，抽起纸烟，随手抓起一本书翻翻。

沉默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他只顾装纸烟或浏览报纸，不时停下来，斜着眼睛瞟瞟我，鼓着鼻孔，发出轻微的呼呼声。我很喜欢这个时候的他，我常常实在绷不住，笑了出来。他呢，自然也发现我不时在瞅他。他等着，但我的犟劲儿往往得胜。这时他放下报纸，把他那可爱的、却又竭尽全力要装得凶狠的脸向我扭过来。

“正派人难道是这样行事的？”他爱理不理地说，“来了，拿本书，坐着不吭声！……”

“正派人难道这样接待来访的客人？”我回击，坐到他身边去。“勉勉强强伸出手给人家握一握，转过身去，不吭气！”

他也笑了，每次都把他那吓人的纸烟送给我作为和解的表示，这种烟我是永远也无法抽的。

“这报纸您看过吗？”他拿起报纸，接下去说。

这时他开始就当天的某个问题、某一使他吃惊的消息发表意见。他的精神渐渐振作起来。他那活跃的、热烈的思想从一件事转到另一件事，发表的意见都闪烁着他那独特的明亮的光辉。

他开始大声地热情洋溢地、异常兴奋地谈论他所向往的人类的未来命运，俄国的命运。

这些理想往往是无法实现的，他的结论似乎也是离奇古怪的。不过他说的时候怀着那样热烈的信念，说得那样鼓舞人心，同时用的又是那样的预言家的声调，闹得我也常常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心异常欣喜地颤抖起来，贪婪地注视着他的理想、形象，用问题和插话给他的想象加油。经过两个小时这样的闲谈之后，我常常神经受到震动，浑身像发烧似的离开他家。这正是以前我还没有认识他而看他的小说已看得入迷的那些年头的情况。这是一种既痛苦又甜蜜的陶醉，像吸特种大麻精。

晚上八点钟左右到他那里去，我常常遇到他刚吃完晚了的午餐，这时又重复上午的情景——不吭声，互相不理睬。这时候他一般往往是要平静得多，愉快得多。桌上仍旧摆着那黑咖啡，那浓茶，仍旧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那粗大的纸烟。

谈话的题目往往是比较切近的，不是海阔天空不着边际的。

他往往极其亲热，他亲热起来有说不出的吸引人之处。在这种心情下他时常一再地说“亲爱的”这句话。这确实是许许多多俄国人爱说的一句特别亲昵的话，不过我到现在还不曾知道有谁嘴里会说得那么亲切可爱。

“慢着，亲爱的！”他常常在谈话中途停下来，这样说。

他走到他那只小食橱跟前，打开橱门，拿出各色甜食：铁皮盒子里装着大李子，新鲜的果泥馅饼，葡萄干，葡萄。他把这些食品统统摆在桌上，一个劲儿请我好好尝尝。他是个大美食家，这方面我也不比他逊色。在接下去的谈话时间中，我们也总是不忘记装食品的小篮子与铁皮盒子。

每逢星期三，坐到十点钟，我和他去参加文学小组，就是他带我去的那个文学小组。路相当远，但无论我们步行还是乘车，一路上他几乎总是固执地不吭一声，我甚至发现，他确实没有听见向他提的种种问题。

他来到主人的书房，那里通常已经有几个或大或小的著名文学家或社会活动家在场。他来到书房里，不知为什么拱着背，忧郁地回顾张望，冷淡地跟大家点头致意，仿佛所有的人都是他的敌人，或者至少是他颇为厌恶的人。但是过了几分钟，他活跃起来，开始说话，争论，几乎又总是聚会者的中心。

他是个最真诚不过的人，因而在他的言论、意见和判断中往往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是无论他对与不对，无论他说的什么，他总是怀着同样的热情和信念说话，因为他只说他当时所想的、所信仰的东西。

我们初次见面时，他曾对他的编辑工作寄予很大的希望，结果却并不完全成功，但是了解他的性格和境况，其实这是一下子就可以料到的。 [726] 刊物的声誉早已形成，当时新闻界对它的态度几乎一致很不友好，甚至不成体统。对新的编辑更是从四面八方投来粗鄙的、下流的冷嘲热讽。《罪与罚》和《死屋手记》的作者被他们称作疯子，躁狂者 [727] ，叛教者，叛徒，他们甚至请公众到美术学院的展览会去看别洛夫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肖像，作为他是个疯子，他应该进疯人院的铁证。

论性格，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病态的、神经质的、器量极小又容易激动的人，他不可能对这种令人恼火的吠叫不加理会。无论人家怎么劝他，他还是把每一份提到他的报纸都买来，左看右看，情绪激动。顺便说一句，我是干脆不看这种不成体统的谩骂文章的，免得玷污了自己。不过，自然，面对着销售一空的报刊，他没有让自己采取任何微小的步骤，发表任何一句话，去改变自己的事情。事关他的信仰，纵然可能是错误的、但却始终是真诚的信仰，他是无法讨价还价，无法让步的，因为这于他的耿直的性格不符。

担任编辑的初期，他曾经幻想过，借助他所主编的杂志，让社会倾听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的声音；不过他很快就确信，这是极为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杂志开始时办得太一面倒了，尽管有几个聪明而有才华的人追随杂志的编辑，但人数过于寥寥，况且又都兼任其他职务，无法集中全部精力来搞刊物。其次，杂志的经费又过于短绌，一些临时撰稿人都很差劲，几乎没有挑选的余地。最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编辑；然而，即令他是个独立的、有权的杂志老板，那么这份杂志也未必能够兴旺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长篇小说家，艺术家，热情而又真诚的政治家，思想家，但是搞行政管理，他永远是蹩脚的。他不会搞实际工作，不适宜当编辑。况且还应当考虑到他是个热情冲动、全神贯注的人……

有一次我遇见他手里拿了一本书；他正处于兴奋状态。

“这是什么书？您在看什么？”

“我在看什么？！——快去买这本书！这是考汉诺夫斯卡娅 [728] 的中篇小说集。” [729]

“我知道……看过……很好的几个中篇。不很强大，但是独特而讨人喜欢的才能。”

“真不害羞！”他叫起来，“您怎么判断的，您懂吗，您知道吗，这是一些什么中篇小说？我愿意放弃我最好的作品，放弃《罪与罚》、《死屋手记》，只要这些中篇能具上我的名字，算是我写的……这是一本这样的书！我不知道我们的更好的作品在哪里，有没有更好的作品？谁写得出这样的作品！……”

反驳他，向他说明这是他自己把作者的题材加以臆想，他赞赏的是他自己的幻想的成果，那是不可能的。

但第二天，正好是第二天，他说：

“不，咱们的妇女根本不会写作；比如这位考汉诺夫斯卡娅，她有才华，有感情，甚至也有些思想，可她是怎么写的，怎么写的……难道可以这样写作？！”

“行行好吧，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昨天您不是热情洋溢地宣称，您愿意放弃您的所有长篇小说，但愿能在她的中篇下具上自己的名字吗？！”我也不由得叫道。

他愣住了，怒气冲冲地瞥了我一眼，含含糊糊地说：

“我从来不可能说这样的话……我记不得了。”

我相信他，因为我非常了解他，他确实记不得自己说过的话。他什么都可能忘记，但是昨天也罢，此刻也罢，他完全是真诚的。那是一时的观感……

是的，他忘记的东西很多；他太全神贯注了。但是他一辈子没有忘记过，没有背叛过他所珍惜的信念，命里注定他来表达的一切新鲜的、正确的、美好的思想，这正是他为之而奋斗的一切，最终给他带来了声誉的也是这一切。他的整个文学活动，他那浸透着同一精神、同一纯洁感情、同一崇高思想的全部作品，都证明了这一点。

五

编辑工作他支撑了一年，结果弄得精疲力竭。倒不是因为工作太多，而是他工作得非常慢，这工作又很不适合他来干。主要的是产生了坚定的看法：原先寄予莫大希望的工作，不可能产生预期的结果。最后是他不能同时做两件工作。他一直准备写新的长篇，却一直找不到时间，而素材倒积累了相当多，已经到了在形象中，在广阔的场景中表达出来 [730] 的时候了。

1874年初，他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向我抱怨他的处境，最后宣称，只干到夏天，夏天就摆脱它。1874年的春天，我恰巧由于种种情况，跟他见面比较少了。有一天他顺路来看我，正好我不在，他留下一张条子，上面说，过几天，他作为《公民》的编辑，得去蹲禁闭。 [731]

3月22日上午，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迈科夫来我处。

“您知道我从哪里来您这儿吗？”他说，“从犯人那里来：我们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蹲在禁闭室里……去看看他吧，他在等您。”

“他的情绪怎么样？”

“情绪极好。您一定要去。”

我们闲谈了几分钟，我便去干草广场上那有名的角落。立即放我进去。我在一间宽敞而又相当整洁的房间里遇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里面除他之外，还有一个年轻人待在另一角落里，衣衫破烂，面无血色。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坐在一张普通的小桌子旁喝茶，抽他的纸烟，手里拿着书。他因为我去探望他而感到高兴，拥抱我，连连吻我。

“嗯，您来了，很好，”他亲切地说，“要不然最近一个时期您根本影踪全无。我甚至准备写信给您谈谈某件事情，因为我开始有点儿不喜欢您了。您说，您为什么影踪全无？是不是您生我的气？……不过我想，我想……您是没有什么事情要生我的气的。”

“生气，我连想也没有想过，确实也没有什么要生气的。相反的，我好多次准备来看您，就是怎么也不行：我哪里也没去，整天待在家里。”

他想了一想。

“是呀，我料定也是这样，果然是这样……关于这一点我们也来谈一谈，亲爱的。”

我回头看了一下在屋里的年轻人。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开始用手指敲桌子，这动作一度是他的一种习惯。

“别去理他，”他轻声说，“我已经千方百计试过他。这是一根木头，也许我会搞清楚的，这个人是怎么一回事，不过不必因为他而感到拘束。”

果然，我们很快把这个目击者的在场置之脑后。

“您知道，我想对您说一件什么事情，”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了起来，“您不能继续这样下去，您得做点儿什么……您别说话，别告诉我……您想跟我说什么，我全知道，我十分了解您的情况，我自己经历过。这也是我的精神方面的疾病，也许形式稍有不同，但实质上是一样的。亲爱的，听我的话，自己做点儿什么，否则将来恐怕不好……我不是常跟您讲吗，——那时候是命运之神帮了我的忙，苦役拯救了我……我完全成了一个新人……还在审讯期间，刚一定案，我的一切痛苦就消失了。当我突然来到要塞时，我想，这下子我完了，我三天也熬不过去，结果却忽然平静下来了。您知道我在那里做什么？……写《小英雄》，您看一看，难道那里面看得出怨恨、痛苦？我做梦，平静的、吉利的好梦，后来越待下去，越好。啊！西伯利亚与苦役！对我是巨大的幸福！人们说，那儿可怕，怨恨，不是还有人说什么怨恨是合理的吗？胡说八道透顶！我只是在那边才过上健全幸福的生活！在那里，我才了解了自己，亲爱的……了解了基督……了解了俄国人民，而且感觉到我自己也是俄国人，是俄国人民的一分子。我的一切最美好的思想，都产生于那个时期，现在只是重新出现，而且又不那么明晰而已。啊，要是您也给送去服苦役！” [732]

这一番话说得那样热烈，认真，使我不能不发笑，不能不去拥抱他。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凭什么让我去服苦役呢？莫非您劝我去杀个人？！”

他自己也莞尔而笑了。

“是呀，当然……唔，想出一点别的什么来吧。可您要知道，如果可能，这对您是最好的。”

“苦役也不止西伯利亚一个地方，”我说，“这里也有，尽管您说我是神经性的疾病，使我苦恼，使我为未来担忧；讨厌的冷漠确实开始使我很受不了，想摆脱它才好，可我毕竟还是不希望自己去服苦役。”

“那么想一想……想一想，下决心采取一个突然的、不顾死活的步骤，那可以改变您的整个生活。您这么办，使您周围的一切来个截然不同，换一个新的环境，使您自己不得不工作，斗争，那时候，您的内心也会焕然一新，那时候，您会认识到生活的欢乐，您会好好地生活。啊！生活是美好的。呀，活着有时候是很美好的！每一件小事，每一样小东西，每一件小玩意儿，每一句话，都包含着多少幸福！……您知道吗，我今天觉得真好：这个房间，我被捕了，被关起来了这种感觉，使我想起许多东西，许多那么美好的东西，我想的是：我的天哪，当时我多么不珍惜自己的幸福；那时候我学会了享受一切；若是时光倒流，往日重来，我会加倍地享受……”

他就这个题目还讲了很久，后来忽然抓起那本我进来时他在看的书，说：

“这本书我现在看得放不下手：这是一本出色的书，伟大的书！……您一定得看看。”

这本书是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 [733] 对这本书的热烈赞扬不是一时之兴，不是转瞬即逝的印象。陀思妥耶夫斯基直到生命的最后时日还在赞扬这本书。我对他说，尽管《悲惨世界》中有许多突出的优点，然而也有严重的不足，有些地方拖沓冗长，过于枯燥，《罪与罚》的作者完全不必对《悲惨世界》顶礼膜拜，可是这样说也没有用。他继续赞扬，而且总是在书中发现它所没有的东西……

说话之间，到了我们该分手的时候了。他自己也催促我到他的妻子那里去一次，安慰安慰她，说是他身体很好，自我感觉也良好。

“不过，亲爱的，请您轻声说话，别让女仆听见。要不然她们知道我关在里面，马上会以为我是偷了什么东西呐……”

六

陀思妥耶夫斯基实现了他的愿望——辞去《公民》的编辑职务，下一个冬天在旧鲁萨过，准备发表新的长篇——《少年》。

1875年初，他到彼得堡来逗留了几天，来看过我。我遇到他完全处于另外一种情况，忙着新的事情和杂务，把我的一度使他颇为担忧的冷漠一下子去掉了。有些事情我们要谈一谈，对他的来访我极为高兴。但是他刚一进来，我从他的脸色立刻便看出，他极其恼火，心绪极为恶劣。

他立即说出生气的原因。

“告诉我，直率地告诉我——您是怎么认为的：我妒忌列夫·托尔斯泰吗？” [734] 跟我打过招呼后，他直瞪瞪望着我的眼睛说。

我若是不了解他，对这一古怪的问题自然会感到十分愕然。但是我对我们的见面和谈话往往会最意想不到地“开头”，则是早就习以为常了。

“我不知道您是否妒忌他，但您完全不必去妒忌他，”我回答说。“你们两人各有自己的独特的道路，你们不会撞车的，您拿不走他的什么，他也拿不走您的什么。在我看来，你们之间不可能存在竞争，因而，我认为您那方面也不会有妒忌……不过，请您说说，这问题是什么意思，难道有人指责您妒忌？”

“一点不错，有人责备我妒忌……是谁呢？一些老朋友，认识我二十来年的老朋友……”

他说了这些老朋友的名字。

“怎么，他们是直接对您表示这意见的吗？”

“是的，几乎是直接讲的……他们死抱着这种看法，他们简直掩饰不住——句句话都有流露。”

他激动地在房间里走动。后来忽然停住，拉住我的手，轻声地、几乎嘟嘟哝哝地说：

“您知道吗，我确实妒忌，只是根本不是那样，啊，不像他们所想的那样！我妒忌他的环境，正因为这一点，现在……我得那么艰难地工作，艰难地、急急忙忙地工作……上帝啊，而且一辈子这样！……不久以前我看自己写的《白痴》，完全忘记了，好像看的是别人的作品，好像初次看……里面有些出色的章节……精彩的场面……嘿，多么好！喏，比方……您回忆一下……阿格拉雅与公爵在长椅上的会面？……但我还是看出有许多地方写得粗糙，匆忙……而且始终是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祖国纪事》来催稿了，得赶紧写……你预支了钱——用作品抵偿吧，再预支，再……永远如此！我从来不谈及此事，不肯坦率地谈；但是这种情况使我非常痛苦。喏，托尔斯泰却是无忧无虑的，他不必考虑明天，每一件作品他可以精雕细刻，一部作品写好了，放上一个时期，以后再反复看看，加以修改，这才是一件大事！我妒忌……妒忌的就是这一点啊，亲爱的！……”

“当然，那总是这样的，”我说，“那总是叫人很不痛快的。不过通常嘛，人总会发表这样的看法：被环境逼着工作，反而促进工作，无忧无虑的环境，倒容易产生懒惰。”

“这当然也是常情，不过，一个人如果懒惰，就什么话也不会说了，那就意味着他没有话要说了！”

他突然平静下来，变得亲切而温和了。

情绪这样突然变化在他是经常有的。

这次见面我特别记得清，因为接下去的谈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使我相信他对我的关怀是真诚的。那天我所接受的他的意见、劝告，给我带来不少好处，长期成为我的巨大的精神上的支柱。 [735] [……]

我记得一件事情。我在一张报纸上谈到《少年》，指出这部长篇小说的精彩片断和许多优点，同时我终究还是应当谈谈它的不足。 [736] 几天后我去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当我像一个深深地侮辱过他的人那样接待我，我们之间进行了一场剑拔弩张的谈话，我拿起帽子便要走。但是他拦住我，锁上他的书房门，开始辩解，向我论证，说是我的文章错了。

问题在马卡尔·伊万诺维奇老头身上，这是《少年》中他最喜爱的人物之一。

他开始向我说明马卡尔·伊万诺维奇这个人物。现在我当然不能担当公正地评论《少年》的重任，因为我知道的这部小说，不是它发表时的那个样子，而是作者构思中的那个样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讲了两个钟头光景，大概还不止，我只能因为没有速记员而感到遗憾，否则倒是可以把他的话准确地记录下来。当时他对我讲的话，如果公之于众，让读者去判断，那么他们将会看到艺术家所创造的最崇高而富有诗意的形象之一。

“马卡尔就是这个样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结束他的热烈的发言说，顿时感到没有力气了，“难道您现在不同意，您所写的，根本不是您屈加于我的，我完全有理由生您的气？！”

我很沉重地对他说，今天的马卡尔不是我按发表的原文来评论的那个马卡尔……我的话对他产生了影响，倒使我害怕起来：他突然间变得那么痛苦，那么可怜。他垂下头，紧皱着眉头，一动不动地坐了片刻，突然抬起眼睛来望着我，目光里既没有刚才的恼怒，也没有刚才的欣喜。这双眼睛是温和的，但是非常悲哀。

“亲爱的！”他特别恳切地说着他所喜爱的亲昵的话。“我知道您是对的，您知道我喜欢您写的东西，因为您总是写得很真诚的。可我觉得很受不了的是：恰巧是您触到了我的痛处！……现在，忘掉我说得太多的话吧，我也将忘掉……够了……够了！……”

他建议我一起出去走走。可是在外面他是那么阴郁，恼火，一声不吭，我觉得受不了，就跟他告别了。

七

写完了《少年》，也就是表达了他喜爱的思想，把久已在想象中闪动的形象具体表现出来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未能立即着手同样的工作——写新的长篇。然而由于两方面的原因却必须工作：一方面，社会生活每天出现新的现象，强烈刺激着心理学家——思想家，他有话要说；另一方面，为了生活，为了维持家庭，为了把搞得乱糟糟的事情作彻底的安排（后来渐渐开始理清头绪），需要工作。重新担任编辑职务连想也甭想，他厌恶这工作，他已经不相信这个职务会成功，对他会有什么好处。

有一个主意，在编《公民》时曾经付诸实现过，后来忘记了，此刻他又想了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考虑按月出版他的《作家日记》。

1875年秋，他又从旧鲁萨迁到彼得堡，这时和我谈起此事，但还只是作为一种设想。他下不了决心，怕不成功。《少年》没有产生强大的影响。《作家日记》是否会有足够数量的订户呢？是否还要再经受新的失败，新的屈辱性的挫折呢？这样的失败和挫折已经不少了啊！……

十二月，他的两个孩子害猩红热，整整六个星期的隔离期，我为自己的孩子担心，不能与他见面。不过这期间我们书信往来。十二月底，他在报上刊登广告征求《作家日记》的订户。他打定主意了，但一直还有种种担心。他写信给我说：“情况如何，我不得而知，一切决定于将在一月底出版的第一期。” [737]

估计到刊物的独特的、非同一般的形式，初期会引起公众的兴趣，随后作者本人也会引起人们的兴趣，我预言他会成功。可是文学界和搞刊物的人却不是这样看法。在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波隆斯基家的晚会上，经常可以遇到神通广大的编辑部的代表，观点极不相同的人，我从各方面听到事前对《作家日记》所作的判决。他们断定刊物必定要垮台，谁也不会对它感兴趣。他们说：

“他大概又要开始谈别林斯基，谈自己的回忆了。现今谁要看这种东西？谁会感兴趣？” [738]

“那他假如谈起昨天和今天呢？”我问。

“那更糟糕……他能说什么呢？！他要胡说八道了！……”

但是即使听了这种普遍一致的判决，我还是估计他会成功。以他的热情，他的真诚，直接面向社会，用随便闲谈的形式——难道他会引不起人家的兴趣？他本人就是他的最优秀作品里有趣人物当中最有趣的一个，他当然会全身心整个儿投入到这《作家日记》中去！耐人寻味的只是他从何着手……

1876年1月来临，他家里还继续在实施隔离；我不能去见他。 [739]

到预定的那一天，第一期出版，立即产生强烈的反响，大家争先恐后地购买。连报界也忘记了“疯子”、“傻瓜”、“背叛者”的字眼，而以赞许的口气说话，——其他的一律不见了。 [740] 订户的数量完全出乎意料。成功终于向痛苦的劳动者微笑了。

我将不仅仅只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逐步增强，这是他的热烈而坦率的言论对读者，大部分是青年一代读者的思想所产生的影响。不过成功之中常常也有艰难的时刻。反对他的人挖空心思地讥笑他那勇敢的、鼓舞人心的思想，预言家的口气。

时局是动荡的，紧张的。“东方问题”又提了出来，塞尔维亚战争，车尔尼亚耶夫 [741] ，志愿军……一场伟大斗争不可避免的紧迫感……陀思妥耶夫斯基讲得勇敢，独出心裁，有他自己的格调；提出意想不到的问题，又意想不到地加以阐明，作着鼓舞性的预言。 [742] 真正的俄国人、真诚的人内心怀藏的思想和感情，对许多人是不合口味的，更何况这个人已经有很大的影响——于是冷嘲热讽又来了。

“奇谈怪论！”报界叫嚷，这些叫嚷又激怒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743] 。

八

1876至1877年及1877至1878年的冬天，我们继续相当频繁地见面。尽管我们住在城市的两头，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时常在我处度过傍晚。

这里我要提到一个情况，当然是偶尔有之的情况，毫无愉快可言，不过为十分可笑的场面提供了根据。他到我这里来几乎总是在痛苦的癫痫症发作过之后，所以我们的一些友人得知他发过病时就说要找他得到我家来。

可怜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有足够的时间对癫痫症习以为常，他的老朋友们对这种病的发作与后果也习惯了，他们对此已不觉得可怕，认为是平常的现象。但他发过病以后常常叫人受不了；他的神经受到损伤，对自己的动辄发怒的古怪脾气变得无责任能力。

他上我这里来，进来的时候往往像块乌云，有时候甚至连招呼也忘记打，还找种种借口骂人，侮辱人；把什么都看成是对他的侮辱，是人家想打架，想惹他生气……他觉得我这里什么都不对劲，什么都不对头：一会儿房间里太亮，一会儿又太暗，谁也看不清楚……给他浓茶，他一向喜欢喝的浓茶，——他说那不是茶，是啤酒！给他淡茶——他说那是白开水！……

我们试着开开玩笑，逗他发笑——那更糟，他会觉得我们在嘲笑他……

不过，我几乎总是能够很快使他平静下来。要一步一步把他引到一个他所喜爱的话题上去。他渐渐地开始说话，活跃起来，只要不去跟他顶嘴。过了一小时，他往往心绪极佳。只是极其苍白的脸色，闪闪发亮的眼睛和沉重的呼吸表明他有病。但是，如果哪一天他偶尔遇到陌生人，不相干的人，那情况可就复杂了。

有一天，他夜里来访，正好有两位太太来看望我妻子，她们当然是看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的，但对他的为人却毫不了解，因而不知道他的古怪脾气是不必介意的。

她们来到，门铃响了，他还四处张望，很害怕；陌生人来尤其使他恼火。不过我总算好歹把他带到我自己的书房里，宽慰他。事情似乎顺利地过去了；我们安安静静地闲聊。他已经笑眯眯的，也没有觉得什么都不对劲。但是喝晚茶的时间到了，我妻子没有派人直接送茶到书房里给我们，却亲自进来问道：我们愿意在哪里喝茶，在书房，还是在餐室？

“为什么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气地对她说，“您为什么把我藏起来？不，我要去，到你们那里去。”

事情给彻底搞乱了。又可笑又痛苦！……应当看到，他怎样茫无头绪地跨进餐室，怎样惊骇地打量两位无辜的太太，她们继续在愉快地谈话，一点也没去考虑，当着他的面，什么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

他坐下，看着，不吭声；我只是从他的每个姿势，他的小茶匙搅动玻璃杯的每一下丁当声中感觉出一场风波即将掀起的确凿无疑的迹象。我记不得，一位太太因为什么事情，问起那个古图耶夫岛在哪里。

“您一向住在彼得堡吗？”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脸色阴沉地对她说。

“我长期住在这里，我是本地人。”

“可您居然不知道古图耶夫岛！……好极了！只有我们这里才会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周围……像这一位，一辈子住在这里，却不知道她所住的地方！……”

他越来越生气，后来竟完全像读起诉书似的结束了他的话，给了女罪人和女听众以极坏的印象。我们作为主人，不知如何才好。幸亏我们的女客起先因为事出突然，十分困惑，继而很快就明白过来，她不能生气，所以她能够继续保持愉快，使他渐渐安静下来……

我详细叙述这件小小的意外事件，是因为谈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不提及他的古怪脾气，就不足以描绘他的形象。关于他的怪癖，众说纷纭，有许多人把这种怪癖看作是他的莫大罪孽。这样的责难，在他死后，即使到了现在仍时有所闻……

当然，他生来不是搞社交活动，不是坐客厅的。一个几乎始终在孤独中生活的人，服了四年苦役，工作了十年，与贫困奋斗了十年，神经系统完全受到无法治疗的可怕的疾病的损害，对于这样一个人，自然不能要求他克制自己。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是因为他是个杰出的作家，俄国的著名人士，而仅仅由于他的整个生活状况，由于他身上有着特殊的病，是需要有一些特别的衡量尺度的。他的怪癖可能把一些不了解他的人惹火，这些人跟他毫无关系，但是一切深刻了解他的人丝毫不会，也不可能因为这些古怪脾气而感到难堪。[……]

现在，当他已经不在人世，人们含着悲戚的微笑回想起这些可怜的古怪脾气，好像是什么宝贵又可爱的东西，从而痛惜这一切已成陈迹。意料不到的死亡连同这怪癖脾性，带走了如许温暖，如许光明……[……]

十

我不禁还回想起我们的一次见面。为了写一篇文章 [744] 我需要关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传记性材料，我向他去要。他自告奋勇，欣然把他回想起来的一切都告诉我。起先仅限于列举数字和事实，但是照例他很快就兴趣来了，细细说了起来：

“唉，很可惜，您不能把我的生活中许许多多有趣的事情写进您的文章里，但是您会记住的吧，也许您以后会对什么人讲的吧。您以为，我有朋友？从前曾经有过？是的，在青年时代，到西伯利亚去之前，也许有过一些真正的朋友，但后来，除了极少数几个人对我大概有几分好感之外，我从来没有朋友。这一点我得到过证明，得到过太多的证明！您听我说，过了那么些年，等我回到彼得堡，我许多过去的朋友根本就不想认我，后来，一辈子总是这样，我成功的时候，朋友就来找我。一旦没有成就，朋友也就离我而去。当然这很可笑，陈旧不堪，人人皆知，然而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都是很痛苦地折磨人……我根据来看望我的朋友的数目，根据他们的关切的程度，根据他们来访的次数，我可以知道我的新作品成功的程度。这种估算从来不会错的。哦，人有嗅觉，灵敏的嗅觉！我记得，《罪与罚》获得成功之后，大家怎样向我涌来！好些年不来的人也突然来了，那么亲热……后来，大家又悄悄离去，只剩下两三个人。是啊，两三个人！……”[……]

题解：

作家符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约夫（1849—1903）是著名历史学家谢·米·索洛维约夫的儿子，哲学家与诗人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哥哥。1870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

1864年起，符·索洛维约夫在莫斯科的各种刊物（《蜜蜂》、《莫斯科新闻》、《俄国导报》）上发表诗作，后来赴彼得堡，在《霞光》与《欧洲导报》上发表作品。

符·索洛维约夫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识后，在《公民》上发表了几首诗（1873年，第46、51期）。七十年代下半期先后在《圣彼得堡公报》及《俄罗斯世界》上主持批评栏。自1876年起，他主要是长篇小说作家，写了许多当时很受人欢迎的历史长篇小说与中篇小说（《奥斯特罗日斯卡娅郡主》、《蛊惑》、《谢尔盖·戈尔巴托夫》、《地狱之花》及其他）。

符·索洛维约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相识在1873年的1月初。1月3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玛·亚·伊万诺娃的信中写到索洛维约夫：“不久之前我与他相识，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不可能不立即喜欢他。[……]如果符·索洛维约夫是我的一个普通的熟人，我就不会派他亲自到您处来。他心眼儿相当好。”（《书信集》，第3卷，页48—49）认识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随即引符·索洛维约夫进入梅谢尔斯基公爵的文学圈子。

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从相识的最初起，符·索洛维约夫显然便是一部分俄国青年的化身，他觉得这些青年在精神和哲学的探索中最接近于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生活的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待新结识的青年朋友怀着浓厚的兴趣，其原因就在这里。

1876至1878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索洛维约夫见面较少，他们偶尔有书信往还，1878至1880年间，他们的见面与通信均告中断。

符·索洛维约夫是最狂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拜者之一。还在作家生前，他就发表许多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圣彼得堡公报》，1857年，第32、58期；《俄罗斯世界》，1876年，第38、65、98、189、196期）1878年符·索洛维约夫在《涅瓦》上发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笔记，文中发表见解，认为同时代人不可能领会天才作家的整个深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后，他在《涅瓦》（1881年2月，第7—14期）上发表悼念文章《纪念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这里根据《历史通报》1881年第3期，页602—616，第4期，页839—853刊登，有删节。

走向最后的高峰

1872—1881年间的印刷厂排字工回忆录中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米·亚·亚历山大罗夫

一

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相识是在他进《公民》编辑部的时候开始的，当时《公民》还是一份周刊，我在里面当拼版工。关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就任编辑的消息，《公民》的出版人是突然告知读者的，在当时颇有几分突兀。1872年12月25日的最后一期《公民》，在第2页通常刊登社论的位置上，以大号铅字占通栏篇幅排印了下述简明消息：自1873年1月1日起，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担任《公民》的编辑。[……]1872年最后一期《公民》出版后过了没几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带了1873年第1期用的他自己的稿子来到印刷厂。这是《作家日记》的第一篇文章 [745] ，后来成了独立的定期刊物，给著名的作者带来巨大的声望。我被人从排字间叫到办公室，印刷厂老板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介绍我是拼版工，向我介绍了他的名字；我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微微鞠躬，他几乎看不出地点了点头作答，同时以几乎难以觉察的注意神情，迅速瞥了我一眼。接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开始把他的《日记》的手稿交给我。

同时，正如我后来也有机会屡次观察到的那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陌生人面前喜欢显示他是个精力充沛、身体健康的人的样子，为了这个目的他尽量使自己的声音显得既响亮动听又富有表情。

“你们这里的排字工好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问我，用的是很做作地挤出来的嗓音，但是不难发现其中带着老年人的颤抖声。一边说这句话，他一边把写在小张信纸上的原稿摊在我面前的桌上。“我的稿子他们看得清楚吗？”

我瞥了一眼，看到那稿子即使普普通通的排字工也能相当顺畅地看下去，更不用说是优秀的排字工了，因为那不是草稿，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誊清稿。

“稿子清楚，”我回答说，“我们排字工很容易看下去。”

“嗯，就是嘛，清楚……看看吧！你们总是这样说的，清楚，可是一排字，你就搞不清是怎么一回事了，——一塌糊涂！……不是每个字后面都放上个逗号，就是几乎通篇没有一个逗号……你们要注意，我稿子上连一个多余的逗号都没有的，一切都是必不可少的。我要求你们对我的稿子不要增，也不要减。对啦，你们知道我的一些记号吗？……我这里有一个记号……请看。”

我翻了几页稿纸，没有发现什么看不懂的东西，便没有要他作任何说明，只是说，排字没有错误是不可能的，特别是排急件，不过我们印刷厂有校对员预先看排样就是为了纠正错排，排字车间送校样给作者也仅仅是为了改正错误。

“毛病就在这里，排字工总是依赖校对……你们有好的校对吗？……你们的校对是谁？”

我就把瓦·瓦·季莫费耶娃指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看，她就坐在这里桌子旁看一份不知什么校样，当时她很荣幸正担任着枯燥的校对工作；老板介绍说她是个出色的校对，于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把向我解释记号的事置之脑后，转而去教她如何改正校样，主要是不要在他的文章上到处加逗号。然后他向我打听必须由他签发出版的一期《公民》的内容，说刊物内容仍旧由出版人 [746] 去编，我们只消把拼好版的整样送去给他陀思妥耶夫斯基签字就行了，他本人的和出版人的某些文章也可不送，按他的处理，这种文章只需先送长条排样给校对即可。最后，他打听了送《日记》的校样给他的时间，便离开了印刷厂。

我们满心希望讨著名作家的好，想在打交道的初期在他面前表现一番自己，但是我们排他的文章压根儿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被他经常担心的校对员问题分散了心思，忘记向我们说明他的一个暗号的意思了。做这个记号是为了更清楚地标志一段新的文章，通常是另起一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放了一个记号——花体字ΓЛaΓOЛь，也就是横写的字母Γ。

根据校样上的惯例，因而，一般也是原稿上记号的惯例，我们把这个记号理解成完全相反的意思，也就是说，当作是把各段文章连接起来排的记号，换句话说，当作是取消另起一行的记号，印刷厂的行话叫作减少起行空格。由于这种记号放在每一段的开头，而对记号的意思又理解反了，因此整个第一章出现在排样上就是长长的一大篇。这一情况，我和女校对都感到有些奇怪，但是记号的意思我们大家都是很明确的，对如此经验丰富的作家的原文我们可不敢自作聪明，于是就把这样的校样送去给他校阅。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亲自把这份校样送回印刷厂。

“瞧，您跟我说过的，你们有好的排字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我说了起来，我觉得那口气比他第一次来印刷厂时要温和些。“你们怎么排我的文章，像什么东西？……没有一个地方是对的，全部要重排！……瞧，”他把带来的校样摊在桌上，继续说，“我画上记号的地方，就是原文要另起一行，你们全部混在一起，接连排下去……嗯，现在你们拿它怎么办呢？我认为这样子是无法校改的，只好全部重排。”

我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解释造成错误的原因。

“我这样写法，写了三十年啦，出版我的作品的印刷厂对我的记号都懂的……可你们这里也许完全是另一个样子，那么您告诉我，碰到这样情况，你们用什么记号，我没有办法了，今后只好用你们的记号。”

对此我反驳道，我们印刷厂里使用的是普遍采用的记号，如果这种记号在别的地方使用表示的意思和我们的不同，那么，这是暗号，我们这里也很容易照办，因为从此以后我们自会了解他的记号的含意，故而他根本毋须为了我们印刷厂而改变其写稿的习惯。

“这就对了！我不是对您说过吗，你们应当来适应我的原稿，可您说，稿子清楚，唔，这就是您的清楚！现在就按你们所知道的去改吧！”

我安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的记号我们现在懂了，校样会仔细校改好的。他终于放心了，走了。这一次我准确履行诺言，得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我的信任，以后他也一直信任我。

后来，当我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提起上述情况，他承认，在其他印刷厂，起初人家也是不知道他的另起一行的记号的，因此初校样几乎总是排成长长一大篇。

随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加入《公民》编辑部工作，我预见到自己作为这本杂志的拼版工，业务工作要复杂化了，由于新的编辑住所离印刷厂 [747] 比较远这一情况（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当时住在伊兹马伊洛夫团），工作量还会增加，我预见到，少数文章只消一份校样送去给编辑签字就行，大部分文章在签字之前，从印刷厂送编辑来来回回得送好几次呢，有时候还要转送给出版人，因为《公民》的大部分文章出自出版人的手笔。这一预见后来得到证实，不过开头时工作进行很顺利，排印的文章仍旧以拼好版的校样送给编辑，他很快看过这份校样，稍作改动，即签字付型，也就是一个校次就足够了。后来却往往不够……后来事情迅速开始复杂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难得一次校样就签字；他开始常常跑印刷厂；一会儿跑来对我说，什么和什么用长条排样送给他预校，一会儿因为没有时间把校样送来送去，就在厂里看校样。过了两个星期光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搬得比较近些，住在利戈夫卡胡同与古谢夫胡同的拐角上，二十一号八室，此后他来印刷厂的次数就频繁了。此外，我也开始相当频繁地上他那里去，以解决一期刊物拼版时产生的各种疑难问题。

二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给我的最初印象，同他与人家初次打交道时给予大多数人的印象是一样的，人家得到这样的印象后就一直保留下去，因为此后没有机会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作进一步的接触……乍看起来，我觉得他很严厉，完全不像大家很熟悉的知识分子一类人物，倒不如说是个稍稍有点粗鲁的普通人；不过因为我知道，在我前面的是个知识分子，而且还是个高级知识分子，所以他的外貌上纯粹俄国人的特征首先使我吃惊，而且，他的小巧的手，尽管自然是干净而又柔软的，可是有几只手指上的指甲却是畸形的，这是干繁重的粗活留下的痕迹，更增强了他是普通人的印象，他的嗓音和说话方式又给这种印象作了补充……在这种情况下，他穿着薄薄的麝鼠皮大衣，瘦长的身材，凹陷的眼睛，长而稀疏的红褐色的胡子，同样颜色的头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形体便像个聪明能干的工厂老板或商人，不过那种商人像彼得大帝以前的参加贵族议会的俄国贵族，如同我们的画家在历史画上所画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外貌上与贵族的相似，立即冲淡了他给我的略带粗鲁的印象。后来，从我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长期交往中，我对他的态度有了明确的了解：他待人的态度是坚决的，因而显得有些粗鲁；有时候往往不耐烦，因而显得厌恶似的，这是受神经紊乱的影响而产生的，而神经紊乱又是他受过艰苦的考验，夜间紧张的思想劳动和可怕的癫痫的后果。

受到最初的印象的影响，我发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个多疑的人。比如，我发现，他和我说话的时候探究似的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看，或者老是望着我的脸，目光相遇他丝毫不发窘，也不会赶紧把目光移开，或者移到别的东西上去；受到他这种静静的探究似的目光的影响，人家会变得不自在。后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我比较了解，他和我谈话时就不用这个方法了，虽然仍旧直勾勾地望着我的脸，但那目光已经是普通的安详的目光，完全不是那副探究的神气了。

从刚得到的个人经验，以及后来屡次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一性格特征的观察，我得出下面的结论。他对他不大了解的人一般是不相信的……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曾经承认他很不愿意与陌生人打交道，他预先知道将来，也可能是最近的将来，他必定会跟他刚开始熟识的人发生冲突…… [748] 对待他所不了解的平民百姓，他尤其不相信。关于后一种情况，根据听来的意见以及我本人的观察，我给自己作以下的解释。和陌生的平民百姓交往时，作为一个对方知道的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可能认为，这个平民对他过去流放的历史略有所闻，就是说，例如，他们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服过苦役，但是不知道，或者，同样的，不很了解，他为什么服苦役，因而，出于这些人的愚昧无知，恐怕难免会把他看成是过去的苦役犯，按照这种看法，就会像对待苦役犯那样来对待他。因此，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认为对待那些他完全不了解其思想方法的人，态度必须认真严肃，到以后，完全确信这个人对他不会抱粗野的成见之后，他才开始信任地对待以这种方法考察过的人，但是其信任的程度往往是不同的。比如，他对我后来是充分信任的，因为他没有理由怀疑我对他的由衷的尊敬，他与我平等相待，也就是相处很随便，因为他不会有无意间遇到粗鲁或者甚至傲慢无礼的危险，这种情况在业务交往中是经常有的，而我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打交道多半是在业务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必须与印刷厂里的其他人打交道，他的态度总是严肃而拘谨的，对他们的某种关系，比如出版方面的金钱计算，只要有可能把这些事务委托给他的妻子，他甚至就完全回避。

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上述性格特征作这种解释是否对，我让比我更了解这位著名的、但过去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人去判断；我再说一遍，这一解释是我自己的解释，我一直抱着这样的看法，正如我已经说过的，经过各种情况下的观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我本人的态度逐渐变得越来越好，这就证明我的理解是正确的。

三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仅在保护自己的人格方面，而且在保护自己的感情不受最微小的侮辱方面，都是非常敏感的，又是经常保持着警惕的，可以从下述一件小事得到说明。这件小事是我与他的业务交往上的一件事，发生在我与他相识几乎一年之后，故而他对我早已十分信任了。

有一次，刊物出版的前夕，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比平常稍晚来到印刷厂；校样早已在等他了；女校对员、我和值班排字工没有事干闲得慌，可又无权离开印刷厂，因为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全了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面动手看校样，一面要求我赶排他带来的一段文稿，内容包含着国外消息。当时他亲自主持杂志的国外栏，名称叫“国外大事”，因而他很了解栏目的内容，当即在拼版样张上指定地位，要求把上述消息插进去。一小段文章很快可以排好，可是要放在指定的地方，则整个印张要重排（但是一印张有八页，每页有两栏），必须用所谓“挤紧排字”的办法挤出地方来，因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找不出可以忍痛删去的地方，以容纳增补的文章。这段文章所报道的消息，从意义上说是毫不足道的，可取之处不过在于新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分明只是想让明天出版的杂志增加新鲜感而已。考虑到重新排版以后又要重新看校样，我预见到时间要拖长，正像通常所说，非常紧急，刊物毕竟有脱期的危险。我以自己的设想的形式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提出，目的在于说服他，或者取消增补的文章，或者用删去相应大小的篇幅的办法来消除稿子挤排不下的困难。

“消息并不重要，不加进去当然也行；不过从杂志来考虑毕竟最好还是放进去，使它有比较新鲜的东西，否则咱们刊物上一点儿新东西也没有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回答我。

“对不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反驳说，“您要把所有的新闻放进去终究是放不下的，有许多新闻还是放不进去的，我们刊物上登一则消息，长些或短些，未必就这么要紧，而按期出版对一份杂志倒是很重要的……如果您要求把这一段加进去，那我当然一定按您的要求去做，但是如果不把事情搞复杂了也过得去的话，那我请求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将就一下吧。”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取消了增加文章，那一次一反他的习惯，匆匆看完校样，冷冷地跟我告别后，离开了印刷厂。他离去后，跟他坐在校对室里一张台子上的瓦·瓦·季莫费耶娃告诉我，在我说了上述的一番话，走出校对室到排字间去了以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她说：

“这位亚历山大罗夫先生好恶毒；刚才他说的这番话说得好凶，但还是……我完全没有料到他是这样的！” [749]

四

1873年的年初几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待人接物的态度所给予我的初步印象还没有消失，他喜欢亲自说明情况而不用写条子说明的习惯，使我很是不安；其实有时候写条子于我们双方可能更方便。往往他来印刷厂，而我不在，他便会不安，焦急地等我，要亲自向我交代事情，却不坐下来写张条子告诉我他需要什么……伟大的作家不喜欢用写信或写条子的办法说明情况，他认为，一般说来，在纸头上写是困难的事情，他曾不止一次坦率表示过这一点，不仅对很了解他的人，其中包括我，甚至在他的作品中也坦率表示过。

但是，不写条子不写信事情无论如何是行不通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毕竟还是只好给我写信、写条子，尤其是当他相信我懂得而且会仔仔细细照着去办之后。他给我的条子，从第一张起，我全都保存着。[……] [750]

五

尽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显得有点儿粗鲁，但是我从最初一刻起还是在他身上看到一种品性，使我当时就鼓起勇气向他提出要求。[……]

当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大型作品中最新的是《群魔》，不久前刚出单行本，轰动了俄国读书界。我很想看看这部小说，据我所知，此书痛骂了当时俄国自命为自由主义者的那些人。篇幅浩大的书籍价格是三卢布五十戈比，我买不起，所以我决定向火气大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们印刷厂里这么叫他——要，请他给一本让我看看，由于我们相识不久，萍水相逢，要他送书毕竟很不恰当。听了我的要求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极其朴实而自然地，也就是没有改变语气，对我说：

“《公民》编辑部里有《群魔》……您不是常去编辑部 [751] 吗？”

“去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甚至经常去，”我回答。

“嗯，那么您到那边去拿一本；您说，是我叫您去拿的。拿一部完整的——我送给您。”

我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道了谢，问他是否给我一张条子去拿书。

“要条子做什么？”他反驳道，“既然您经常去，编辑部里大家都认识您的。您以我的名义去要；等我去编辑部，我会对那边说一声，是我叫您去拿书的。”

我再次向他道谢。我知道，《公民》编辑部的办公室里有一些《群魔》是以低价卖给杂志订户的，因而我当天即顺顺当当地拿到书了。

这样，我在相识之初就得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送的书。其后，当他的什么著作出新版本时，我已经用不着去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自己每种书都送给我一本，并且还签上大名。

六

当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极为顽强地致力于他所承担的困难任务：使《公民》采用通行的文艺形式，在他之前，《公民》对这方面是忽略的，——我间接地，当然是不由自主地，然而积极地参加了这种消灭差别的工作。为了容易明白起见，我应当交代一下情况，尽管只是三言两语。

《公民》杂志存在的最初几年，和其他同类出版物——定期刊物的不同之处是在追求标新立异与稀奇古怪方面比目前的与后来的情况都要强烈得多。作为一本刊物，《公民》有许多特点，但是一一列举在这里并不适宜，所以我只提一下与我现在所述情况有关的几点。

主要特点之一是在工作的组织管理上缺乏定期刊物所必需的严密性，这对印刷厂来说通常很不方便，对于拼版工尤其不方便；按照规定的制度几乎从来就行不通；首先是因为出版人不想拿什么规章制度来约束自己，其次是因为杂志一下子有了两个头头，或者说得确切一点，是两个管理人，非正式的编辑某某 [752] 和正式编辑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当中，没有一个为主的。他们的任务虽则相同，可是各人的解决的办法却不同，因而他们之间很难达到意见一致。顺便说一句，杂志领导人意见不一致的困难自然也反映在印刷方面，印刷厂的主要部门是排字工的领导人拼版工。

我每星期主要张罗的是及时拿到一期齐全的稿子，为了拿到一期刊物的稿子，我往往得在他们两人之间奔走多少次啊！……比如，有一篇文章：一个主张用，另一个认为不够水平！由于在两人之间往返奔跑，结果往往很不容易按预定的目录编成一期稿子，要让这份目录兑现准得出一些乱子：一会儿是原来打算用的某篇文章不见影踪了，一会儿是这篇或那篇文章比原定的长了或短了；结果又是奔走，寻求两个编辑的意见统一，归根到底还是活儿脱期，因而乱七八糟，急匆匆地完成。

现在回忆这些波折，我不由得想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关于《公民》的一句话，现在不妨顺便在这里提一提。

有一次，对目前一期杂志的内容经过长久的磋商以后，我情不自禁，冲口而出地说了下面的看法：

“就这么一份《公民》，”我说，“杂志本身并不大，可是有多少麻烦事情，咱们常常忙得够呛！……有时候对它简直恼火透顶！”

“是不大，但是活跃！”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回答，笑了起来。

夏天快到了。

《公民》出版的第一年，夏季的那几个月不出周刊；但是给订户出了两本文集，是特地为此而编印的，书名也叫《公民》 [753] ；用这样的方法满足《公民》的某些特殊读者，对于编辑部自然是很方便的，可是《公民》也有一般订户，他们就不欢迎这种办法。故而编辑部决定从第二年起，夏季也出周刊，篇幅小一些，但仍按正规每逢星期一出版……应当指出，《公民》每逢星期一出版也是它的鲜明特点之一，不仅许多俄国周刊中没有一家是在那天出版的，而且当时的日报也不是天天出版的，逢到节假日一般是不出版的。《公民》的每星期一出版，对于我，它的拼版工，是极头痛的事情，原因很简单：印刷厂在星期天要做最复杂的工作。可是对此毫无办法，两者必择其一：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想干的人有的是，我已作出了抉择。我几次三番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明对我们干活的人很不愉快的情况，假日干活没有一点额外的报酬。他对我的理由深以为然，但对我们爱莫能助。不过到夏天，轮到出版人去休息时，他成了杂志的全权主持人，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星期天的工作我们可以缩短整整一半时间，也就是不必到通常的星期一凌晨三点钟结束工作，我们在星期天下午两三点钟便把工作完成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工作自然结束得比我们还要早。由于缩短了工作时间，所以他星期天便可以去看他的家眷，夏天他们住在旧鲁萨，从某个时候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那里已有了一幢小房子。星期四，他从那边出来集稿，这样，每一期《公民》我们在三天内搞出来。然后轮到某某，他来执行编辑职务，这时就轮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去休假几个礼拜，我们印刷厂里的工作又恢复原状，也就是刊物出版前夕，工作一直延续到凌晨。

七

不久以前，我国民众受教育的要求趋势加强，这使七十年代期刊上出现大量文章，各种派别的都有，讨论关于初等教育、民众学校、民众学校的教师之类的问题。可以说，这是当时俄国国内的主要问题。

在各刊物的普遍讨论的影响之下，我于1873年夏末开始考虑撰写关于我在学校求学和我的老师的回忆录。我的老师，作为一个人，是个卓越的人，作为民众学校的教师是个理想的教师。相当长的一篇文章，我写得又轻松，又快，当然，这是相对而言的，因为平常我写作是断断续续的，这一回却像水一样流泻出来。写好这篇文章，我决定这一次破除一下把文章送到插图杂志 [754] 去的习惯，先把新写成的文章拿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看看，——他是否有可能把它刊登在《公民》上……

不过在决定这样做之前，我有几分犹豫：他会怎样看待我的文学方面的爱好呢？后来知道，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从新的、好的方面，恰巧是从文学方面了解我，对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个猝然的惊喜。

我拿着自己的文章去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是特地去的，而是像平常一样为了杂志的事情去找他时顺便带去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谈话时几次打量我那用报纸裹着、卷成圆筒的稿子；这我还一点也没有向他提起过。最后，公事谈完，我才说到自己的稿子，交给了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接过稿子，神情大变，他那严肃的、甚至略带几分阴郁的脸上闪耀着安详的愉悦，立即表现为温和的笑容。他手里拿着稿子，还没有打开就说：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这是您写的？……您自己写的？”

“是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我自己写的。”

“我一定看，一定看！……那一定是很有趣的……我很高兴看……今天就看。”

我感到有点儿尴尬，所以立即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道别，离开他家。

下一次因公事去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时，顺便向他问起我的稿子。

“我看过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回答我，“您送来的当天晚上我就看完的……”

我不作声，询问似的望着他的脸，等待着，看他是否会说说对稿子的意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大概了解我这沉默含有询问的意思，因而他随即补充说：

“可以在《公民》上发表，如果您愿意的话。”

“这么说，合格？”

“是的。文章写得很有文学味道，所以用不着修改……可以这样全部发表。”

编辑这样的裁决我感到满意，于是我便鼓起勇气想了解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我的文章的批评性意见。在这次谈话中一直很严肃的脸，这时露出我已经很熟悉的和善的神色。

“很朴实，”他说，微微一笑。

“这朴实是什么意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

“朴实就是朴实，写出一个朴实的故事……据我的意见，既然你知道写什么了，就可以多说一些。”

“哦！这意思是……要大胆一些吗？”

“自然喽，干什么要拘束呢？”

接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问我，我的文章是否给出版人某某看过，得知我没有送给某某看过，他就把文章还给我，说是让我去交给某某，“因为杂志的所有稿子都是由他经手的”，再告诉他，编辑已经看过。我拖延着没有把稿子交给某某，直到最后出版人亲自向我要这篇文章，这表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已经向他说起过此事。 [755]

经过上述这件事情之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我的好感十分牢固了，他屡次提醒我，我“自己就是个文学家”。不论什么时候，他因为经常操心工作而不得不要求我完成某种额外任务——最多的是要我仔细研究大大小小著名作者的修改，或编辑的校样，别去管校对员的校改处，他最后总是说：

“您自己就是文学家，所以您比其他人更了解，校正得跟校样上一模一样，对于一篇文章是多么重要；您比校对员更能够懂得校改的要求是什么。”

有时候，他会在开导的结尾，用同样的态度补充几句以达到更大的说服力：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您自己就是个文学家，所以作者的利益对于您应当是切身有关的。”

有一次我反驳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

“您在开玩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算什么文学家，即使写过两三篇小文章，以后也不写了。”

“但是您可以写……您是文学家……这是我对您说的话！……”

“您的赞赏我很高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那是我能够引以为荣的，只不过……”

“什么只不过？……您为什么不写？写吧，您能写。”

后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屡次问我，在写东西吗？有没有写好什么作品？我的回答，除了极少数时候例外，常常是否定的。

“顾不上写作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有一次回答说，“生活有困难，又有迫切的日常生活需要，所以时间也就在操心生活和张罗工作当中过去了。”

对此，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了大致如下的话：

“操心，是的，当然，环境不利于写作嘛，但是工作，这没什么，工作始终是应该做的，写作也是工作呀，能写的人都应该写。又工作又写作——这时候生活本身才会变得更美好！……”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最后又补了一句：“您能写，别放弃！”

八

写作，对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也不轻松，甚至可以说很不轻松……难怪他说，写作就是工作！下面我还有机会谈到我所知道的关于写作的情况，现在我只就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公民》中的写作活动说几句。

一般说来，这项活动是不大的。他的《作家日记》总共刊登了十五期，这一份小小的杂志上的工作，但仍然是纯粹的文字工作，当时使他劳累不堪……但是必须写作，因为写作既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一种爱好，又是他和家属维持生活的唯一手段，编辑的报酬不够他维持开销。因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放下《日记》，在其他写作领域试了试自己的力量：从1873年秋天起，他开始写政治性的国外大事述评 [756] ，起先他相当满意，因为他在这一领域也完全能够工作。

但是，写政治述评这工作虽然比《日记》简单，却比写《日记》紧急，众所周知，《日记》的写作是这样：作者对过去的岁月完全不承担作出详尽解答的责任，因此，他有可能把许多社会生活现象放在一边，甚至完全忽略过去，然而在写作国外大事述评时就不能这样了。这种限时限刻的工作对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极为沉重的负担，致使他的精神和体力都疲惫不堪；况且，著名的小说家自然不可能不意识到，如果他经常这样工作下去，他永远也不能创作卷帙浩大的作品了，因为他把巨大的才能零打碎敲地耗费在这种琐碎活儿，也就是这种特约的工作上。这些情况凑合在一起，损害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原来就很脆弱的健康……他感觉到工作压在身上像梦魇一般沉重，他设想，摆脱重负的唯一有效办法是辞去《公民》的编辑工作，哪怕仅仅是因为首先考虑到这是一份周刊。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果然决心这样做。1873年底，他请求辞去《公民》编辑职务……按惯例，辞职报告与请求批准新的编辑—出版人 [757] 的申请书一起呈交出版总局，从这时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便极其焦急地等待着解除职务 [758] ，在1874年第1期上发了最后一篇政治述评以后，便完全停止为《公民》写稿了。但是等待的时间相当长久；新的编辑四月份才批下来，因而四月份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职务才得以解除。

在整个等待辞职期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除去写作之外，还继续照旧履行编辑职务，因而我依旧去找他商量杂志出版方面的事情，我每次都问他——有没有他的文章，每次都得到否定的回答。由于他在写作上这样毫无活动，有一次我向他表示我不相信，对此，他回答说他没有时间给《公民》写稿，因为他目前要为《集粹》 [759] 写东西。[……]

涉及到他在《集粹》中的微不足道的作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顺便说道：

“您知道，给那边写东西不能快，因为要写得好……您明白吗……而且篇幅不要大，一印张，一个半印张，不能再多；而且一定要完整的作品，完成了的作品，给一个片断不行，不合适！……三个条件合在一起：写的东西要短小，完整，精彩——很难哪！”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果然为《集粹》写了很有艺术性的、称得上是他的手笔的作品，题目叫《小场景（在路上）》，篇幅一印张略微超过一些。

最后，在第16期《公民》上，编辑部发了个小小通告，告诉读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因健康欠佳只得辞去编辑职务，但有可能时仍将经常参与杂志工作……”答应参与工作纯粹是，也仅仅是道义上的，因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发了通告之后便摆脱了他一直厌恶的带强制性的工作，为此他松了口气。这时他目光清朗，脸上露出怡然自得的笑容，带一点淡淡的哀愁……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现在您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我看着他那安详而满意的、神采焕发的脸，这样说，“况且夏天也快到了。”

“不，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现在我正好开始工作！……您知道，我喜欢夏天工作，而且能比冬天干得多……休息嘛，我当然要休息一下，况且我的健康也要恢复一下。可能去国外，到埃姆斯去，——埃姆斯于我总是大有裨益，——从那里到旧鲁萨，去那里也是为了工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后面那句话带着特别兴奋的表情，很明显看得出，他准备为他所喜爱的独立的写作生涯愉快地献出全部精力。“我不打算休息得太多……秋天再回彼得堡，不管它的霪雨、泥泞和浓雾，一定来！”他补充说。

“您大概准备写长篇吧，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好奇地探问，可是他含含糊糊地回答说：

“也可能写长篇……不过我也在考虑别的，”他带着神秘的样子补充说。

这次谈话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妻子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在场，她当着他的面对我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确实早就在考虑长篇，但是有《公民》的编辑职务在身，他没法写，现在，休息过一阵以后，先把身体调理好，他要动手写了。 [760]

但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管妻子这一番宣告，继续以神秘的样子对我说话。

“我们分别不会很久的，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我会和您再在一起出版一些什么的，也可能很快……我有东西在考虑。”

“您考虑不考虑自己出版杂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您可以，也应当自己办杂志，”我说。

“杂志不杂志，总是这一类的吧……嗯，往后看吧。我想是很快的；也可能我们仍在特兰谢尔的厂里印刷。我们会见面的！……我一定会去看您的。”

这个谜一年半后才揭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的是他打算继续写《作家日记》，以独立的定期刊物的形式出版。这一打算实现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履行了对我的诺言。

九

在这以后的一年半内，我在维·费·普齐科维奇处（《公民》编辑部）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见过几次面；他仍旧给普齐科维奇以道义上的支持，后来甚至大力给予后者力所能及的物质上的支持…… [761] 这几次见面时他也问起我的文学活动……至于我自己，由于没有直接的业务上的关系，这期间我一次也没有去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处。

1875年初他的新的长篇小说《少年》已经在《祖国纪事》上发表，同一年的年底，在特兰谢尔印刷厂出单行本（出版人为他的书商凯赫利巴兹）。不过这时我已经不在该印刷厂了，自1875年的年初起，我便和《公民》一起转到奥包连斯基公爵的印刷厂。

1875年底，报上出现一则广告：自即将来临的1876年起，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日记》 [762] 将出版。广告登出以后不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走进奥包连斯基公爵的印刷厂的办事处（设在尼古拉耶夫街八号的地下室），说是想见我。当时正是吃饭时间，所以我不在厂里，但是办公室里除了职员以外，印刷厂老板奥包连斯基公爵本人也在。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提出要见我，他们回答他：我下午四点到晚上九点在印刷厂。同时奥包连斯基向他提起，在弗·彼·梅谢尔斯基公爵家每星期四的文学晚会上曾经跟他见过面，因而有些面熟。 [763] 然后，想起报上登的《作家日记》的广告，便提出他的印刷厂在印制这本刊物方面可以效劳，对此，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回答说，他正是为此事而来的，同时还补充说：“不是因为我认为您的印刷厂非常出色才找上门来，而是因为你们这里有一个我所器重的人——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亚历山大罗夫，我是想和他打交道。”

奥包连斯基公爵业余爱好印刷事业，仅仅为了兴趣爱好而搞了个印刷厂。他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表示，可以按他的要求由我来搞他打算出版的印件，但我只做拼版工的工作，也就是排版，修改校样，准备开印的版子，仅仅限于这些，至于其他的，诸如：看校样，印刷，费用计算等等，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必须和印刷厂管理室去打交道，现在就可以把一切商谈妥当，订个契约。对此，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反驳说，他不打算订什么契约，因为他不喜欢订契约，他认为在互相非常了解的人之间，订约是多此一举。公爵赶紧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明，“商谈”这个词儿他自然不是指某种公证手续，而仅仅是建议了解一下成品的价格以及和印刷厂打交道的手续。对此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表示同意，他一面提出做预算的材料，一面说，他的《日记》的开本式样以及总的外观，他挑选盖尔别尔 [764] 的《俄国作家翻译的欧洲古典作家》一书做样子，不过铅字再大些，行间距排得再宽些而已。他答应傍晚我在印刷厂时他再来作最后商谈。

到约定的时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第二次来印刷厂。奥包连斯基公爵又在那里等他。我被叫到办公室。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非常友好地、亲热地和我招呼。这次见面我自然极其高兴，因为这确确实实地向我本人以及印刷厂里的包围着我的人证明，这位著名作家对我是很关心的。

短短的寒暄过后，我们开始谈起面临的事情。这时印刷厂老板奥包连斯基公爵和他的办事员带着预算来加入我们的谈话，预算已经编制好，特点是费用价格适中，这个印刷厂一向如此。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预算不大感兴趣。他很兴奋，从他的第一句话便可听出，当时他操心的是确定他的出版物的外表形式；其他一切，他大体上已经考虑过，早已斟酌过了。因此我建议他在明天之前大致准备好标题页及内容页。这一建议很明显地使他更加激动。他坦白说他特别操心的是标题页。但看得出，他是很乐于操这份心的。“它的样子怎么样？好吗？漂亮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恳切地要求我排标题要特别留神，特别尽心尽力，竭力为它拣排“比较别致的、比较有特色的字体，不要太小，要比较醒目、比较显豁的！”我自然答应尽力而为，并且对他说，如果第一次不成功，我们反正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再改动若干次。我请他把标题的全张原稿给我们，他当即写了下来。后来这标题按他的指示排好，只在小地方作了一处改动，以后他两次重印《作家日记》 [765] 都未作改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要求准确复制第一次标题的字体。

随后我们开始谈到印刷事务方面的组织，谈到出版物的篇幅，原稿送印刷厂的时间和刊物出版的期限；谈到我们印刷厂的校对员，按他的习惯，对此也是很关心的；谈到纸张、装订工人、书报检查以及其他等等，等等。

我应当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做一切事情都很用心，只要他的体力所及，尽量做得一丝不苟；所以，在其后《作家日记》出版的两年 [766] 中，事情都是按照他这次口头达成的协议进行的，一些小地方未遵守协议的除外。事情是按如下的方式进行的。

十

大家知道，《作家日记》每月出版一次，一期或一号，一个半印张至两印张的篇幅，四开本（十六页），所有的内容都出自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手笔，自然，广告除外。起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每月的最后一天出版他的《日记》，准时于一大早就发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像报纸一样”，事前商谈时他要求我们保证比较准确地遵守这些期限，而对我，他还特别告诫，在《公民》和《作家日记》两份刊物要在同一天出版或日期相近的情况下，不要牺牲他而迁就《公民》。但他既不隐瞒自己，也不隐瞒我们，因为面前摆着限时限刻的文学写作的任务，使他很苦恼，他很为自己担心。他要求我有机会时大力协助他，也就是他可能交稿脱期时，印刷厂替他设法弥补，我有好几次不得不满足他的这一要求……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答应每月17至18日开始送交上面提及的原稿，截稿日期约定在出版之前三天，可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恰恰在交稿快要截止的时候常常脱期，印刷厂要弥补的就是这一点；需要遵守上述条件是由于这一情况：《作家日记》在整个出版期间都是预先经过书报检查机关审查然后再出版的，所以印刷厂需要有时间排版，打出印刷校样、作者校样，然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才允许送样给书报检查机关（催促这种机关，大家知道是不可以的），拼版，然后再送作者校样、印刷厂校样，最后才开印。

出版事业主管机关批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出版《作家日记》曾表示依法规定他承担编辑之责，就可以不必预先送审即行出版，并且他作为特殊的例外，享受优惠的条件，即不必缴付通常的职务保证金，可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丝毫没有发现他的《日记》可以不必预先送审而出版于他有什么吸引力，他拒绝了。他倒是看重那一定程度的安静，在书报检查方面他不必承担责任的情况下，他可以充分用来考虑。他并且坚决相信，书报检查机关一般说来对他的《日记》的倾向不会有任何影响……果然，书报检查官尼古拉·安东诺维奇·拉金斯基（《日记》出版期间几乎一直由他审查）常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开玩笑说，他不作审查，只是纠正他的笔法。这就是说，有时候，他纯粹要凭检查官的权力涂去某个不恰当的地方时，他不这样做，只用另外一个字代替，这样文句的意思就缓和了。 [767]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向我解释他不愿意“不必经过预先审查”即行出版，他说，不经审查便出版，本人必须担起检查官的责任，以做到经过审查出版，而他根据经验知道，审查自己的作品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作为一个作者，由于书报检查官的或多或少的大涂改，毕竟尝到了不愉快，虽然次数不多。也常有这样的情况，整个一篇文章被书报检查官禁止，这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开始为保卫被禁止的文章而忙碌奔走：他去找检查官，去检查委员会，找出版事业总管理局主席，——解释，证明……大部分情况下他的奔波获得成功；奔走失败，便只好减少刊物篇幅，因为《日记》上的文章，表面上看虽然是各式各样的，其实相互之间有着有机的联系，因为一篇是从另一篇生发出来的；抽掉一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往往没有合适的东西去填补版面，重写又没有时间，这么一来，印刷厂在各种情况下只好在《作家日记》出版的前夕才结束工作，并且它的最后一页几乎总是在夜里才开印。完全“像报纸一样”了！

出版的经济部分，也就是和印刷厂、纸厂、装订工、书商、街头卖报人以及刊物包裹的邮寄、运送方面的一切账目，从《作家日记》一开始出版便由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妻子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担任[……]。有赖于此，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如此喜爱的办事准确完全做到了，因此他本人完全有可能泰然摆脱一切经济方面的操心，埋头于文学的、概括地说是思想性的工作。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那份独立的小刊物的稍嫌复杂的组织工作便是这样……

十一

《作家日记》问世以前，报上的广告曾引起某些读者的揶揄的微笑，某些出版机构则发出粗野无礼的冷笑，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责难年高望重的作家。 [768] 比如，一部分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要出版他的《日记》，大概是因为才思枯竭了，什么好东西也写不出来了；另一些人指责他自命不凡，说是这种自命不凡促使他狂妄地把《日记》当作足以引起公众注意的文学作品拿出来以飨读者。还有许多人以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份微不足道的刊物是注定要在当时浩如烟海的期刊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的。然而情况完全相反。

《作家日记》第一期印了两千册，迅速销售一空，因为上面所述的期刊对《日记》的粗暴狂妄的说法引起大家的兴趣，无论如何这总是一本独具一格的新刊物。不过大家从第一期上立刻看到，《作家日记》根本不像所有读书的人看惯的那种日记。他们看到，那不是记录事件的流水账，而是有威望的社会活动家对一些当前生活现象经过深思熟虑的、可靠的、指导性的言论，而这些生活现象的意义又只有高深的智慧才了解；这时人们才兴趣越来越浓地去阅读这份刊物。

随着二月份的第二期问世，因预订和零售而销售一空的第一期，又要求重印。随着第二期的出版，《作家日记》为读者和国内期刊业中有影响的大刊物所承认；报纸引用与摘登它的文章，有一家报纸甚至全文转载一篇文章——著名的幻想性小说，题目叫《在基督的新年枞树游园会上的孩子》，是作为小品文转载的 [769] 。第二期在读者中几天工夫便告售罄，版子在印刷厂还未拆版就需要加印了，数量和头版印数一样；第一期也重新装版，第二次加印。

《作家日记》的预订虽则从一开始出版就办理的，但数量始终不大。刊物发行的主要方式是零售。在彼得堡，大多数读者宁愿简单地零买，而不愿预订，因为从报贩手里买新出刊物要比通过邮局送的预订刊物早得多，尽管在价格上零买比预订要贵（预订价格是一年两卢布，而每月零买是三十戈比一本）。顺便说说，这种情况相当明显地表明读者是如何迫不及待地等待着《日记》的出版。

正如我前面已经说过的，《作家日记》是在一定的日子大清早准时出版的，所以在这些日子里，总可以在报贩的报摊上看到《日记》和日报放在一起，他们把《日记》当作有趣的新刊物而特地陈列出来。

随着《日记》接连不断的出版，读者对它的兴趣越来越高，以致到夏天来临时，《日记》的印数已达六千份。这样，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它的成功也就极为迅速地成为确凿无疑的事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这一成就感到高兴，但并不觉得奇怪，尽管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他对印数的决定都持慎重态度。

《作家日记》的读者主要是社会上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其次是俄国社会各阶层中所有喜爱严肃读物的人。到《作家日记》出版的第一年年底，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与读者之间建立了联系，到第二年，联系的规模之广泛，在我们俄国达到了空前的地步：读者纷纷来信、来访，向作者表示感谢，他们阅读《作家日记》得到了美好的精神养料。有些读者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他们是怀着虔敬的心情看他的《日记》的，当它是《圣经》，有的人把他看作精神上的导师，另外一些人把他当作预言家，要求他替他们解答某些他们困惑的迫切的时代问题。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热情地接待他的顾客，和他们谈话，看他们的来信并作复……外省读者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诚恳；许多人只要有机会到彼得堡来，便认为亲自向敬爱的作家表示敬意是自己的责任；另一些人则利用这样的机会来见一见著名的作家——“预言家”，听听他讲话……只有一些顽固的俄国“西欧派”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日记》不满，引用他们一个头头的尖刻话，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散发出一股强烈的劣质橄榄油味道”，那意思就是说他变成假圣人了。

十二

《作家日记》出版期间，我又经常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处去，因为我又开始和他有联系……这些联系不像过去那样经常，但比较密切，因而我有机会比较接近地仔细看看他的生活方式。

当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住在希腊大街一所坐落在希腊教堂与小水塘街之间的房子里。这所房子和他以前住在利戈夫卡街与古谢夫胡同拐角上的那幢房子一样，是老房子。他的住所在三楼，会客室的布置很像从前的老房子，连得房间的窗户也都是一个方向，朝东的……我还发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后来的寓所也是在一幢老房子里。有一时期，一个问题引起我的思考：为什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宁愿要老房子，而不要整洁舒适得多的新房子呢？我得出下述结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需要大面积的寓所，在新房子里租借这样大而舒适的房子和他的收入不相符……他仅仅靠文学写作过日子，而靠这种劳动收入为生，即使拥有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那样大的才能，又异常刻苦勤奋，在我们俄国，有时候即使可能的话，也只能过相当寒酸的生活。

我所见过头两处住所里，除了普通的厨房和前室以外，房间的数目不下于五间，就是：一间兼作会客室用的大厅，小小的餐室，同样也是小小的书房，儿童室——总是尽可能地离书房远一点，最后，还有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的卧室。所有房间的家具都很简陋；会客室里的家具比较新，不过也是所谓市场上买来的；其他房间里的家具还要简陋，而且比较陈旧。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书房尤其简朴。毫无一点现代水平的书房的刻板化的陈设。看着他的书房往往不能断定，这书房是属于何种职业的人的……

我所描绘的当时（1876）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书房仅仅是他的房间、工作室、禅房似的斗室而已……他在家的大部分时光在这间斗室里度过，在那里接待熟悉的友人，工作，睡觉。房间的面积将近三平方俄丈 [770] ，里面摆着一张不大的漆布面子的土耳其式长沙发，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兼作床用；两张普通的桌子，是公家机关里经常可以看到的那种桌子，其中一张略微小些，堆着书籍、杂志、报刊，放得倒也井然有序；另一张大桌子上摆着插了一支笔的墨水瓶，一本札记本，相当厚，四开书写纸的大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这上面记载未来的作品用的零星思想和事实，一叠小张的信纸，一只烟叶盒，一只装着纸筒和棉花的小匣子，此外别无一物，写作的其他必需品放在桌子里，也就是放在比较低的抽屉里，按老的惯例，这抽屉在桌面以下。这张桌子上面的墙壁上挂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相片；桌子前面放着一把扶手椅，和其他家具一样，也是旧的，没有软垫。墙角有一只小书橱。窗户上挂着普通的素色窗帘……这就是《作家日记》出版期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书房的全部陈设，正如你们所看到的那样，除了少量书籍以外，一点也没有那种富有清趣、可以算是供人在书斋里愉快地进行思考和活动的东西。

我不知道人家作何想法，刚才我描写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书房，引起我的极大的敬意，我认为，那规规矩矩的、近乎是清贫简朴的家具，比和普通书房相似的家具陈设更真实、更可靠地反映出书房主人的性格。我深感遗憾的是我未能生动如画地再现著名作家的颇有性格特色的书房。

十三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写作品须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那就是安静。因此之故，他经常夜里写作。由此他养成了晚睡迟起的习惯。他夜里写作，第二天往往中午一点多钟才起床，有时更迟……这样不自然的安排睡眠与不睡眠的时间，加上身体又总是有病，自然不可能不损害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神经系统。事实也果然如此。但与此同时，家里的人过的生活却是完全正常的：大家起得相当早，喜欢操劳、知道分寸的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要作很多努力以便使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和两个女仆的家里保持安静；没有安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既不能工作，也不能睡觉，他尽管夜间工作，困倦不堪，可是他却感觉非常灵敏，他的睡眠容易被惊醒。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通常醒来后立即起床，洗脸，穿上一件宽松的黑呢长上衣，——这是他平常家里穿的衣服，长睡衣和拖鞋他是不穿的，——等待喝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坐在自己的书桌旁，喝几杯甜的浓茶，喝一杯茶要穿过客厅自己到餐室去倒，因为茶炊和茶具放在餐室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喝茶时或者浏览报纸，或者用黄色玉米纸卷炮筒似的粗粗的纸烟……他吸烟很多，这自然使得本来就很活跃的神经更加活跃。然后他接见来访的人，如果有人来访的话。三点钟左右，替他在餐室备好一份干的早点……有一次我去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正好在用早餐，我看到他怎样饮用普通谷物做的伏特加：他咬一口黑面包，呷一口杯子里的伏特加，一起咀嚼。他对我说，这是最好的饮用伏特加的方法。吃过早饭，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去散步，这时间，他去印刷厂，如果需要去的话。六点钟，他和家人一起用饭，把这一段时间贡献给家里的人，直到孩子们去睡觉。之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动手写作。吃过正餐以后他比较多的是去看望朋友。他的朋友很多，而且都是令人敬重的人物，有些甚至是身居高位显爵的人——一般说来均是社会上层与文学界的著名人士。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正常的一天便是这样度过的。

然而他的苦恼是，如果他不按正常时间醒来，也就是他醒来得比较早，比如，因为意外的敲门声，或者屋里的喧嚷声，或者仅仅因为夜里工作时间过久，比预定的时间长，而又是在平常的时间醒来，这样，他没有睡够就起床了。逢到这种情况，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醒来后的起初一段时间往往板着一张脸，闷闷不乐，默不作声。总之，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样子有点儿痛苦而抑郁……我有两三次看到他处于这种状况，他的这种模样每次都给我以压抑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他避免跟任何人讲话；家里人自然知道他的脾气，因而不让任何人去找他，只有对我是例外，因为我这种时候来找他，只是为了他所关心的事情，并且是他写信请我来的，他乐于见我……他扬一扬脑袋，指了指书房里的沙发，简单地说：

“请坐。”

接着，又简单地问道：

“想喝茶吗？”

我琢磨，在眼前的情况下，肯定的回答比否定的好，因为肯定的回答可以把事务上的谈话朝后拖，而开始这种谈话于他分明是很不好受的，所以我回答说，我想喝茶。于是他走到餐室里去，另外拿了一只杯子，倒了一杯浓茶，和他自己的一样，端来给我。

“想抽烟吗？”过了一会儿，他问。

出于上述的考虑，我又作了肯定的回答，于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把烟丝盒和纸筒盒子拉过来，装了一支烟交给我。这样一来，我没有打破沉默，直到他自己开口谈到正事，为了这件事他才把我找来的。

类似上述的情绪，有时候会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变得容易生气：他很容易发火，这时说话就严厉。这时候的他，在旁观者的眼里看来，显得粗暴，对亲近的人甚至很专横。但是我根据经验知道，和他接近的人，一般说来没有感觉到他的粗暴，尤其没有感觉到他的专横，而这种看似粗暴和专横是对着他们而发的。

但是，刚才写到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种病态的表现，与他的主要病症——癫痫发作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了。据有些人说，他在流放西伯利亚 [771] 之前就受尽癫痫的痛苦。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病的发作，不过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详细向我讲述过。顺便提一提，她说通常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几天之前就预感到要发病了。出现一定的预兆时就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比如，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几天不出门；白天，家里的人，主要也就是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来关心他，夜里在他睡的沙发旁边打地铺睡，以防他万一睡着时发作。由于这些预防措施，事前就防止，而且也缓和了癫痫发作的危险后果。否则很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可能会在街上发作，跌倒，在石头上摔伤。然而，病的发作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浑身乏力，痛苦不堪，每次发作过后得三四天才恢复。这几天里他什么事也不能做，什么人也不能接待，除了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只有她一个人能在这种情况下照料他。他有什么事情跟人联系要通过安娜，跟我联系也通过她。总之，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还善于以挚爱的关切保护她丈夫的脆弱的健康，用她自己的话来说，经常“照料”他，像照料小孩一样，对他的态度上表现出温和的忍让，再加上很有知识水平的分寸感，故而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他的家人以及他的许多崇拜者都得为他那几年的生活而感谢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

十四

某些作家说，他们是用自己的血在写作品，这样的说法如果是有道理的话，那么，用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作品上是更其确切，因为这位作家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在作品中消磨了他的生命，消耗了身体的健康，比起服苦役对他的影响来，还是写作对他的身体影响大……

我不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写他的长篇和篇幅大的中篇是否容易，但我知道，他写《作家日记》上的文章是很紧张的，一般都花费了巨大的劳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写作吃力的头一个原因和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始终不变的规矩——写作品极其认真，写作方法极其细致；第二个原因是要求叙述简洁，有时候甚至直截了当地限定杂志上文章的篇幅；最后，第三个原因是写作这一类文章须限时限刻……这一切的结果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尽管文学技巧上富有经验，他的少数手稿却非得有一次甚至两次的草稿才行，后来交给印刷厂还得要由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自己誊写过，或者根据他的口授，由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来誊写。

注意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写作品时所遇到的困难，才会理解他对待自己的原定给刊物的和准备交给印刷厂的稿子的那种关切备至的态度。为了这些珍贵的手稿不致有失，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经常亲自交给印刷厂，而且直接交在拼版工手里，有时候趁我去看望他的时候交给我，甚至委托他的妻子送到印刷厂来，但从来不派仆人送稿子到印刷厂。不过，我总算说服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让印刷厂的通讯员拿着我的条子，或者根据我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每次预约，向他去取稿件时把稿子（原稿，印刷厂用）交给通讯员。不过这很难得，只是遇到紧急情况，或者早上去取夜里写好的稿件才这样。

一般说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如果不是亲自把稿子交给我，总是会附上一张条子给我的。

了解上述情况以后，另外一点也就很容易了解了：夏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离开彼得堡——他每年如此，——送原稿到印刷厂是他最操心的事。何况，在这种情况下他往往没有和拼版工也就是和我亲自交谈的机会，而这种交谈于他是很必要的。原稿准备好以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用他自己的独特的方法进行计算，不是像印刷厂通常计算原稿那样按字母数，而是按词数计算——送去的原稿将排成多少印刷行，然后折合多少页；但是因为根据以往经验，这种计算从来都是不准确的，只是一个近似数字，所以他在接到校样前始终疑疑惑惑。这样准备好原稿要送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写信给我，详细叙述他对所送出的稿件的设想，和给我的若干点指示。随后，两者都以特挂信寄给彼得堡印刷厂里的我。一期《作家日记》出版期间这样的事总有三四回。

十五 [772]

[……]《日记》出版前三天左右，他来到彼得堡，独自住在他的市区的寓所里，只好由看院子的人的妻子马马虎虎地照料一下，因为住所里一个仆人也不曾留下。这种情况自然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担心，这样独自一人过活时，他的病弱的身子，尤其是他的癫痫症，自不免引起他的亲人深深地为他担忧。

不过，《日记》出版以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身心得到几天休息，精神振奋，享受着成功的愉快[……]刊物的成功有那么重大的意义，确实可以鼓舞作者的精神，使他暂时忘却对他来说是苦恼的限时限刻搞文字写作的艰辛。然后他动手编写新的一期《日记》……一个月又一个月，事情这样进行下去，从秋到夏，在作家几乎不停顿地工作着的同时，旧鲁萨或埃姆斯当会把他的损坏了的健康恢复过来，以后在秋季、冬季和春季的岁月里，由于同样的不停顿地工作，又把身体搞坏，像大多数劳动者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所迫而不停地操劳一样。

十六

由于《作家日记》的创办，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同我的关系得到恢复，这种关系一直是良好的，充满了相互的尊敬和信任，而且还继续往好的方面发展……在不是刊物问世或《作家日记》出版的要紧的日子，在比较空闲的时间，我上他家去时，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也参加我们的谈话。她参加谈话时，他们俩便对我的个人生活和我的家庭状况发生兴趣：他们泛泛地询问我的家庭情况，着重问我的孩子们。当他们知道我的大女儿已经八岁，已经在圣诞初级中学（现在仍是这个校名）念书的时候，他们便开始要求我，让我把我的玛尼娅介绍给他们的大女儿莉莉奇卡，她比我的女儿小一岁多；我自然表示乐于从命，在下一个星期日便带着女儿和保姆去见他们。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亲自撮合孩子们，在他的指点之下，她们很快成了好朋友。从这次以后还几次谈论过孩子的情况。我们谈到孩子的教育、培养，而且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这两点发表了看法。他说，最好的教育是家庭教育，而中学教育他认为是对少女的最正常的教育，他就准备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女子中学去受教育。有时我们谈到孩子们的习惯，有一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谈起他有时念圣经故事和俄国壮士歌给他的小女儿听，她很听得懂；有时候他念自己作品的片断给孩子听，同时觉察他的推测是对的，他的作品中有些地方连孩子也能懂，这一推测得到证实……这种情况启示他得空闲时就选一些这样的片断去出版单行本的小书；不过这一主意他没来得及付诸实现。他死后，由奥列斯特·费奥多罗维奇·米勒编辑才特别出版了这种摘要本，后来由弗·雅·斯托尤宁编辑又出了另外一种版本。 [773] 即使别人的作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朗诵得非常出色，因此不言而喻，他的朗诵把小孩子也吸引住了，这事情他自己时常很高兴地讲起。

我们也时常谈到文学评论方面的话题，而且我有机会听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关于我们文学界的某些名人及其作品的一些独到的见解，也议论到他自己的某些作品。

年高望重的作家的这些见解正确到什么程度，我可以从下面一点得出部分的结论：弗·梅公爵 [774] 的文学活动出了名，那时达到了顶峰，他的某些长篇小说在极短的时期内就出了两版，甚至三版，当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早就预言过这种成功是昙花一现，它已成为事实。

我问，为什么会这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解释说，因为梅谢尔斯基公爵写长篇一挥而就，也就是不在思想方面作精心的加工，也没有在文学技巧方面下功夫。

“这样写作是不行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归结说，“现在他一时出风头，所以就风行开了……再维持五六年，人家就会忘记他……那时将会感到惋惜，因为这个人无疑是有才能的。”

另一个现代文学家 [775] ，已经写得很有文采，又是散文，又是诗歌，我不知道为什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要对他抱轻蔑的看法，而且始终保持不变……

还是在编辑《公民》时期，《公民》的出版人就对这位文学家有好感，在办刊物的第一年就慨然拨出篇幅来刊载他的作品（顺便说一句，这并没有妨碍上述这位文学家以后诽谤他）。有一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出版人编排一期刊物，由于上述这位美文学家有一部作品篇幅相当大，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任编辑之前即已开始连载，还要继续刊登，陀思妥耶夫斯基主张杂志的版面上根本不登这个人的作品，或者至少等到版面比较空的时候。

“但这是那么可爱、那么富有文学性的作品呀。”出版人反驳。

“我不了解您在这种文学作品中会发现什么好东西，这种作品只讲些我们到过那里，后来又到这里，在那里待了多少时间，看见什么什么，诸如此类，没有思想，甚至没有意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带着略微有点恼火的味道说，在出版人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谈话就在这间房间里进行。

出版人几乎觉察不出地耸耸肩膀，微微一笑，没有再进行反驳。

美文学家已经开始刊登的作品在《公民》上终于没有登完……后来完整地登载在倾向正好与《公民》相反的杂志上，以后又出版单行本。后来这位文学家获得了相当盛大的、也比较持久的声誉，由于这一声誉，他在1877年接受彼得堡一家大报社的邀请，担任该报的特约通讯员前往战争地区。可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是照从前一样对待他的作品。有一回我在谈话中引用他的战地通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皱了皱眉头，说道：

“嗯，这种东西最好还是根本不看！”

由于尼·阿·涅克拉索夫去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发表了对他的诗歌的看法。 [776] 他说，尽管涅克拉索夫的某些诗粗糙，音调不谐和，但他毕竟是个真正的诗人，绝非拼拼凑凑的诗歌作者；他的诗不做作，不矫揉造作，自然地直接出自诗人的胸臆，在这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置于所有的现代诗人之上。在涅克拉索夫死后出版的最近一期《公民》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为了纪念他，呈献给他许多诚挚动人的文字，既表示自己对他的赞许，又为他的人品辩白（因为当时报刊上和社交界对诗人响起一片攻击和责难之声）……同时他论证，必须区分作家身上的两重个性，应该把人的个性和作家的个性区分开来，根据作品来评论作家。

1874年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长篇小说《白痴》新版问世，有一次三人闲聊，谈到现今的俄国文学，他想起这本书还没有送给我，立即要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拿一本来，题上几句词，除了一般常用的词句之外，还有特别令我受用的话，最起码的谦逊精神不让我在此引用这些话……

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一次关于这部小说所说的话中来推测，我得出结论，在他的所有作品中，他把《白痴》放在非常高的地位。他把书交给我时很动感情地说：

“看看吧！这是好东西……里面什么都有！”

后来，在我已经拜读过《白痴》以后，有一次我们在谈话中触及冈察洛夫，我极口赞扬他的《奥勃洛莫夫》，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同意《奥勃洛莫夫》是好的，但是向我指出：

“我的‘白痴’也是奥勃洛莫夫。” [777]

“此话怎讲，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刚这么问了一句，顿时恍然大悟。“啊，对！两部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白痴。”

“一点不错！只不过我的白痴比冈察洛夫的好……冈察洛夫的白痴是渺小的，他身上有许多市侩气；我的白痴却是高尚的，崇高的。”

现在承认冈察洛夫的作品有其他的极大的优点，这话自然是不能不同意的。但是从前，我，大概还有许多人，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要在我国文学的这两部作品中间画上等号。

1877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罪与罚》出了第四版，他送我这部小说，也题了词。在这种场合他又很动感情地兴奋地对我说：

“这也是好东西！……”

“这我自己也已经知道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的话音刚落，我便插进去说，“对您的这部作品，我看到和听到许多赞扬的话。”

“您知道吗，”他接着说，“这部长篇初次出版时，有人感谢我；一些可敬的体面的人，担任国家高级职务的人……感谢过我！”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无条件地认为列·尼·托尔泰伯爵是当代俄国作家中最著名的一个。 [778] [……]

二十

《作家日记》停刊后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有两年多没见面……这期间他写了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巨著《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小说1880年便在《俄国导报》上刊登，引起读者对此书和著名作者的巨大兴趣。近年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由于出版《作家日记》而声誉大增，在此影响下，他被选为彼得堡斯拉夫人慈善会的副主席。总之，这一年，——呜呼！——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的声誉特别迅速地增长，在当年举行的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典礼那天，达到了顶峰。

那时候，彼得堡经常举行慈善性的文学晚会，大部分是为了救济贫困的青年学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颇为积极地参加晚会，这也是吸引读者参加晚会的主要原因。我趁着这样的一个晚会，去看看和听听我喜爱的人，哪怕是从旁边看看听听。那是1880年4月，福马的星期日 [779] ……值得提一提的是，尽管事情是在复活节狂欢的最后一天，但那天天气晴朗，加上刚开始的彼得堡的白夜，诱使人们到露天去散步，夜色初降时分，也就是天色还亮着，警察桥旁边的贵族俱乐部大厅里名副其实地挤满了听众……

按照节目单轮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上台了，大厅里出奇地安静，说明听众们正集中注意力凝望着台上，《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作者早已出名、然而不久前才得到这样承认的作家，就要出场了……这一时刻来临，紧张的寂静中爆发出掌声，延续下去，一会儿稍轻，一会儿又突然响起来，持续了将近有五分钟之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以矫健的步伐从侧幕后面出来，朝着摆在舞台正中的桌子走去，他在半路上停住脚步，向欢迎他的池座观众鞠了几躬，然后继续以矫健的步伐向桌子走去；可是他刚走了两步，又一阵突然爆发的掌声使他停了下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再一次向左右两边鞠躬，想赶紧走到桌子旁去，但是震耳欲聋的掌声继续着，他无法在桌子旁坐下，只得又站了一会，连连鞠躬。最后，等掌声稍稀，他才坐下，打开稿子，这时掌声又响了，他只好再度起身，向四面鞠躬致意。掌声终于停止，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开始朗诵。这天晚上他朗诵的是没有在《俄国导报》上发表过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章节。他的朗诵照例是精彩的，清楚，响亮，或者，确切一点说，是清晰，贵族俱乐部的大厅相当大，可容纳一千多人，但坐在最远角落里的人也听得很清楚。

不消说，听众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朗诵报以热烈的掌声，等他朗诵完了节目单上载明的作品，听众要求他再朗诵点儿什么。尽管持续很久的朗诵刚刚结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却觉得自己精力充沛，所以很乐于满足这个要求。面对着无数的听众，他感觉心情舒畅，举止自如，仿佛置身在朋友中间。听众敏锐地听出他的嗓音中所饱含的真挚，也同样真诚地对待他，就像对待他们早已熟悉的喜爱的人，因而，听众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欢呼，在声调上完全不同于对戏剧界外来名角儿的喝彩。

这一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朗诵节目单以外的东西之前，作了个短短的开场白，充满机智和个性色彩：

“我念一个俄国诗人的一首诗，真正的俄国诗人，他，很遗憾，有时候思考时不用俄语，但是他说话时，说的必定是真正的俄语！”

接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朗诵了涅克拉索夫的《弗拉莎》，朗诵得多么精彩！等他念完，掌声震动了大厅。可是听众还不肯和著名的朗诵者分手，要求他再念点儿什么。这一回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没有让人家久请，他自己想必也深为听众的热情所感动，还没有感到疲倦。他念了阿·康·托尔斯泰伯爵的一首小诗《伊里亚·穆罗美茨》，富有艺术性地传达了基辅的功勋卓著的大显贵、老富翁的牢骚，充满着史诗般的朴实，使听众为之着迷。有一次红太阳弗拉基米尔公爵在豪华的宴会上一一敬酒，却把这位老显贵漏掉了，为此他对公爵大为生气，离开公爵的辉煌的府第，立即跨上他的“花斑”马，穿过蓊郁的森林，回偏僻的故乡去了。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念到诗的结尾：

老头儿的严峻的脸膛

重又显得开朗，

欣喜地呼吸着

有益于健康的新鲜空气，

旷野又使他感觉到

强烈的自由气息，

黑魆魆的森林

散发出树脂和草莓的芳香……

他的鼓舞力似乎达到了极点，因为他朗诵到诗的结句“黑魆魆的森林散发出树脂和草莓的芳香……”，嗓音里含着那么惊人的表现力，真正富有艺术性的朗诵产生十足的幻象：所有的人都似乎觉得“贵族”大厅里真的飘溢着树脂和草莓的清香……听众们呆若木鸡，正因为这样，直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合上书本，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时，大厅里才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

二十四

1881年1月26日，我遇到一个拼版工，他替复刊的《作家日记》拼过版，从他的嘴里，我得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病了，我问到患病的程度，还问到事情的经过，他详细告诉找，一天之前，他刚去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处，费奥多尔躺在床上接见他……“有什么吩咐，老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问，开玩笑称他的新拼版工为“老爷”，他生病躺在床上时一直就开这种玩笑。

拼版工回答，他是来商量《作家日记》第一期的截稿的，因为出版的日期快到了。

“可是我生病了……您看见的……”

“我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您怎么啦？”

“我在吐血；医生说，我身体里面不知哪里的血管破了，在流血……吐掉的血据说已经有两杯了。”

后来我得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1月26日生病是因肺动脉破裂而吐血——对于身体比较结实和不那么神经质的人，这并不是什么特别危险的病；第二天他作了忏悔，领了圣餐，觉得轻松了许多，还看了《作家日记》第一期的校样，这一期仍旧应在即将过去的当月的月底出版；可是这一期刊物的制成品他是命里注定看不到的了：1月28日，他的病情恶化，当天，他因为出血而逐渐衰弱下去，静静地死了。[……]

题解：

关于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亚历山大罗夫的生平，我们几乎没有任何材料。只知道他在印刷《公民》杂志的特兰谢尔印刷厂当拼版工，其后在奥包连斯基公爵的印刷厂工作，1876—1877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拿着他的《作家日记》找这家印刷厂出版，就是因为米·亚·亚历山大罗夫在那里当拼版工。他也在苏沃林的“新时代”印刷厂以及属于布拉果斯维特洛夫的妻子的“事业”印刷厂工作过。他是个勤奋、安静而细心的工人。

亚历山大罗夫显然是在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撰写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的。他与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很熟悉，派人把自己的手稿送去给她，在下面这封回信（《俄国旧事》，1892年，第5期，页336）中得到她的鼓励：

尊敬的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我怀着由衷的高兴拜读了您的大作。它使我生动地回想起难以忘怀的旧日时光。据我的看法，您在文中极为准确地抓住了已故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一切性格特征，您所描绘的他，正是家庭日常生活中的他那个样子。这一方面，除去跟他接近的人之外，很少为人所知，您无疑是接近他的人之一。亟盼您有机会发表您的大作。

手稿久未奉还，祈谅；我一直生病，本想待身体复原后亲自趋府奉告我的印象。

真诚地尊敬您、忠诚于您的

安·陀思妥耶夫斯卡娅于1891年11月16日

米·亚·亚历山大罗夫的回忆录包含许多有趣的事实，经过核对，大部分情况下应当承认其真实性。亚历山大罗夫远离当时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他不想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成是这一阵营或那一阵营的人。他很少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和活动的这一方面。

《回忆录》选

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74年的头几个月对于我们颇不顺利。为了《公民》的事务，不问天气如何，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都得出门去，在刊物出版前要一连几个小时坐在火炉生得很暖和的校对室里，所以他时常感冒：轻微的咳嗽加剧，出现气喘，给丈夫看病的科什拉科夫教授建议他用压缩空气进行治疗。科什拉科夫介绍去西蒙诺夫医生的诊疗所（坐落在加加林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每星期去三次，每次在钟形排气罩下坐两小时左右。压缩空气治疗法给丈夫带来极大的好处，尽管占去他大量的时间，因为他的整个一天给打乱了：他得一早起来，按规定的时间赶到那里，等候姗姗来迟的病人，和他们一起坐在钟形罩下，等等。这都是使丈夫的心情不愉快的。

同时，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苦恼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去年因为《公民》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而判他拘留两昼夜，由于编辑工作和身体不好的关系，他还一直没有去蹲过拘留所。最后，丈夫与阿·费·科尼谈妥，拘留定在三月下半月执行。21日早晨，警察分局局长来到我们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已在等候他了，他们一起先到区法院。我过两小时当去分局打听，我丈夫关在哪个单位。原来他们把他放在干草广场的禁闭室（现今的市试验所）。我立即送一只小手提箱和一套卧具到那边去。这是平常时期，他们立刻让我去见丈夫。我发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情绪很好：他开始询问，孩子们是否想念他，要求我给他们吃糖果点心，并且说他到莫斯科去替他们买玩具。晚上，安顿孩子们睡觉以后，我忍不住，又去看丈夫，然而因为时间已晚，没让我进去见他，我只好通过看守转交给他一封信和几个新鲜小面包。我觉得那么懊丧，没能和他说几句话，谈谈孩子，安慰安慰他，我站在斯帕斯基胡同尽头的禁闭室的窗下，看到丈夫坐在桌子边，正在看书。我站了五分钟，轻轻敲了一下，他立即站起来朝窗口看。看到我，他快活地笑了笑，点点头。这时，一个哨兵向我走来，我只好离开。我去阿·尼·迈科夫处（住在附近的花园街），要求他明天去探望我丈夫。他这人心肠真好，把拘留的事通知符·谢·索洛维约夫，后者在次日也去探望了我丈夫。 [780] 第二天，我到丈夫处去了两次（晚上仍站在窗子旁，这一次他在等我了），第三天，十二点钟光景，我和孩子们高高兴兴地迎接爸爸“从莫斯科”回来。路上他顺便去了百货店，给孩子们买了玩具。从拘留所回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异常高兴，说这两天过得很好。他的同室难友是个手艺匠，白天接连几个钟头睡大觉，所以丈夫能够丝毫不受干扰地重读维克多·雨果的《LesMisérables》（《悲惨世界》），他给予这部作品以很高的评价。

“他们关我禁闭，也好，”他愉快地说，“要不然，难道我会有时间去重温这部伟大作品很久以前留下的美妙印象？”

1874年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决定彻底辞去《公民》的编辑工作。 [781]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又钻到纯粹的艺术工作中。新的思想、新的典型在他的脑海中诞生，他感觉到需要把它们体现在新的作品中。 [782] 他操心的问题自然是万一《俄国导报》明年的稿件已经有了的话，把小说发表在哪里。况且对丈夫来说，自己去推荐自己的作品总是一件难堪的事情。但是发生了一个情况，使我们忐忑不安的问题幸运地解决了。

四月的一个上午，十二点钟左右，女孩子交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涅克拉索夫。我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已经穿好衣服，马上就要出来，就吩咐女孩子请客人到客厅里，同时亲自把名片交给了丈夫。过了约莫五分钟光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连声道歉说是叫客人久等了，一边请客人进书房。

涅克拉索夫的来访使我极感兴趣，他是丈夫年轻时的朋友，后来又是文学上的反对者。我记得，早在六十年代，《当代》及《时代》 [783] 还在发行时，他们就在《现代人》上骂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最近几年在杂志上又频频发出从米哈伊洛夫斯基、斯卡比切夫斯基、叶利谢耶夫及其他人 [784] 方面来的含有敌意的抨击。我也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国外归来后还没有跟涅克拉索夫在任何地方见过面，所以他的来访应该是有一定意义的。我的好奇心是那么强烈，忍不住去站在书房通餐室的那扇门背后。使我极为高兴的是我听到涅克拉索夫在邀请丈夫作撰稿人，要求他把小说交给《祖国纪事》在明年发表，并且表示愿意每印张给二百五十卢布，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直到现在还只拿每印张一百五十卢布。

涅克拉索夫看到我们十分清寒的境况，他大概以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于这样巨额增加稿酬定会大喜过望，一口应承的。哪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他的建议表示过谢意以后，说道：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因为两个原因我不能给您肯定的答复：一，我得和《俄国导报》函商，问问他们，是否需要我的作品。如果他们明年的稿子有了，我可以随意处理，那我就答应把长篇小说给你们。我向来是《俄国导报》的撰稿人，卡特科夫对我的要求总是殷勤照顾的，我自己的作品如果不给他们提一下，由我方面脱离他们，那是说不过去的。这事情一两个星期内可以见分晓。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我认为有必要预先向您说明，我凭自己的作品一向是要预支稿费的，而且要预支两三千。”

涅克拉索夫表示这一点也完全同意。

“第二个问题，”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继续说，“是我的妻子怎样看待您的建议。她在家，我马上去问她。”

于是丈夫来找我。

这时出现有趣的情况。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来找我时，我急忙对他说：

“还问什么？答应吧，费佳，立即答应吧。”

“答应什么呀？”丈夫惊讶地问。

“唉，我的天哪！答应涅克拉索夫提出的条件呀。”

“你怎么知道他提出的条件？”

“全部谈话我都听见了，我站在门外哪。”

“那么你偷听了？唉，安涅奇卡，你怎么不害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痛苦地高声叫道。

“没什么可害臊的！你对我没有秘密的，你反正一定会告诉我的。嗯，我偷听了，这有什么要紧，又不是旁人的事情，是我们共同的事情嘛。”

我摆出这一番道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只好摊开双手。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回到书房，说：

“我跟妻子谈过了，她也很乐意我的小说在《祖国纪事》上刊登。”

这种事情还要征得我的同意，涅克拉索夫对此分明有几分生气，他说：

“我怎么也想不到您对尊夫人会这样‘唯命是从’！”

“这有什么奇怪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反驳道，“我和她一起生活得很融洽，我把所有的事务都交给她处理，我相信她的聪明和办事能力。这种对我们两人来说都是十分重大的问题，我怎么能不征求她的意见呢？”

“噢，是的，当然，我理解……”涅克拉索夫说，把话扯到其他事情上去了。又坐了二十来分钟，涅克拉索夫走了，友好地和丈夫告别，要求一接到《俄国导报》的回音便通知他。

为了快些弄清长篇小说问题，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决定不和《俄国导报》函商，亲自去一趟莫斯科，四月底到了那里。卡特科夫听到涅克拉索夫所提出的条件，答应出同样的价钱，可是等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要他预支两千卢布时，卡特科夫却说，他们为了买下一部作品（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支付了一大笔钱，因而编辑部经费困难。这样一来，长篇小说的去向问题便以有利于涅克拉索夫而解决了。[……]

和家人一起在旧鲁萨度过五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于6月4日去彼得堡，以便遵照科什拉科夫教授的意见，到埃姆斯去治病。在彼得堡，梅谢尔斯基公爵和他的某个亲戚开始说服丈夫，叫他不要去埃姆斯，到索登去。以前一向替他治病的冯·布列特采尔大夫也向他提出同样的意见。他们的坚决主张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颇为难，他决定去柏林向医学界著名人士弗辽利赫教授征询意见。到柏林后他去找教授。那位教授替他看了两分钟，只用听诊器碰了碰他的胸部，然后交给他一个埃姆斯的医生的地址，建议他去找古滕塔格大夫。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俄国医生的仔细检查已经习惯了，因而对著名的德国医生的马虎十分不满。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6月9日抵达柏林的，因为所有的银行都关门，他就去皇家博物馆参观考尔巴赫，关于此人的作品人们已经说了很多，写了很多。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喜欢这位艺术家的作品，他发现其中“只有冷淡的讽喻”。 [785] [786] 不过博物馆中的其他藏画，尤其是古代名家的作品却给丈夫以良好的印象，他深感遗憾的是我们第一次去柏林时没有一起去观赏这些艺术珍品。[……]

从柏林回来的路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大自然的优美景色赞叹不绝。他写信给我说：“可以看到世界上最令人神往的风景中一切迷人的、秀丽的、奇幻的东西；冈峦，山岭，古堡，城市，如马尔堡、利姆堡，都有美妙的钟楼耸立，与山岭和山谷巧妙配置，令人惊叹——这样的景色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我们就这样在炎热的、阳光灿烂的早晨一直抵达埃姆斯。” [787] [788]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欣喜地描写了埃姆斯的秀丽景色，后来由于孤独和苦闷，这个城市却总是给他以压抑的印象。

在旅馆下榻之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到达的当天便去找奥尔特医生，冯·布列特采尔医生有封介绍信给他。奥尔特十分仔细地检查了丈夫，发现他有临时性的卡他，但是声称这病不可等闲视之，因为往后越发展，呼吸功能就会越差。他嘱咐丈夫喝矿泉水，并保证经过四星期的治疗后一定会痊愈。[……]

过了个把星期光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已经想家了，在这之前，他只跟家里人有过短时期的分别，况且遇到意外情况还随时可以回家。因为我的信发得不及时，信到达的时间比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等待来信的时间晚了好些，所以我丈夫的想家的苦闷也就更加厉害。我知道他会焦急，所以我亲自送信到邮局，每次都请求邮局职员立即发出去。我把丈夫抱怨旧鲁萨邮局送信迟缓的来信给他们看，请求他们不要耽搁我们的通信，但一切还是枉然：来往信件总要在旧鲁萨搁置两三天，只是到了1875年的春天我们才获悉为什么会发生诸如此类的耽搁。[……]

在埃姆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当地俄国人中有几个朋友，他们对他怀有好感。比如，他见过库勃利茨基 [789] 、阿·安·施塔肯施奈德、赫先生 [790] ，还遇到过沙利科娃郡主，在卡特科夫处经常跟她见面。这位善良可爱的妇人以她的愉快、开朗的态度帮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摆脱一人独处的苦闷。为此，我对她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我丈夫有每天作长距离散步的习惯（每天两次），现在失去这份愉快，由此他苦恼更甚。在公共场所的小花园里散步，人群杂沓，熙熙攘攘，没有意思；上山去吧，健康状况又不允许。想到这一年的冬天我们怎样度过，他甚感不安。我们从涅克拉索夫处拿到的那笔相当大的预支稿费已经花掉：一部分偿付刻不容缓的债务，一部分作了丈夫出国去的路费。连一部分小说稿子也不交就去要求提前付款是不可能的。这些情况凑在一起对丈夫产生了影响，他神经衰弱了（也可能是因为饮用矿泉水），于是他在公众中以“肝火旺盛的”俄国人出名，动辄训人。 [791] 我的一些信，关于孩子们的事情，他们的淘气，他们说的话语，给丈夫以莫大的安慰。他在7月21/9日的信中写道：“我亲爱的安尼娅，你的信中关于孩子们的一些笑话，简直使我精神为之一振，好比我就待在你们身边。”在同一封信中，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提到我们的孩子的教育问题：“他们没有自己的朋友，也就是女友和同学，也就是和他们一样的幼小的孩子。” [792] 确实，在我们的熟人中，很少有和我们的孩子年龄相若的小孩，只有夏天，孩子们才会在约翰·鲁缅采夫神甫的家庭成员中找到朋友。[……]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钱不够去巴黎一游，但是他无法放弃他那真诚的愿望：在世时再去看一次我们的大女儿索尼娅的坟墓，对她的纪念，他珍藏在心里。他经过日内瓦，两次去“Plain Palais”儿童公墓，从索尼娅的坟头上带回几枝柏树枝，六年间，女儿坟头上的柏树已长得郁郁苍苍，高出墓碑了。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彼得堡逗留两三天后，8月10日左右返回旧鲁萨。

在1874年夏季从埃姆斯给我的书信中，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几次提到使他感到苦恼的思想，那是想到我们在最近的将来要经受一段困难时期。 [793] 境况确实如此，可能逼得我们去考虑，虽说在物质方面我们一向过得并不轻松。

我前面已经提到，尼·阿·涅克拉索夫四月间来我们家，要求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把他的未来的小说发表在1875年的《祖国纪事》上。我丈夫很高兴与涅克拉索夫恢复友好关系，因为他对涅克拉索夫的才华评价很高；涅克拉索夫提出的稿费比我丈夫在《俄国导报》上所得的高一百卢布 [794] ，这一情况，我们两人也是满意的。

不过这件事对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有为难的一面：不久以前，在丈夫编辑《当代》与《时代》杂志时，《祖国纪事》还是对立阵营的一家杂志，与他们进行过激烈的斗争。 [795] 在它的编辑部成员中，有几个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文学上的敌人：米哈伊洛夫斯基，斯卡比切夫斯基，叶利谢耶夫；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普列谢耶夫 [796] ；他们可能要求丈夫把小说改写，以符合他们那一派的精神。然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无论何种情况下都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根本信仰。《祖国纪事》同样也可能不愿意刊登丈夫的不同见解的作品，于是一碰到稍微严重些的分歧，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必定会讨回自己的小说，不管那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可悲的后果。1874年12月20日的信中，他为同样的想法感到不安，他写道：“现在涅克拉索夫完全可以卡我，如果有什么地方和他们的倾向针锋相对的话……但是，哪怕这一年我们不得不乞讨度日，我在倾向性方面是连一行字也不会让步的。” [797] [……]

二月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得不到彼得堡去 [798] ，在那里待了两星期。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必须会见涅克拉索夫，商定继续发表小说的期限。还要征求一下科什拉科夫教授的意见，因为丈夫打算这一年也到埃姆斯去，以便巩固去年治疗十分成功的效果。[……]

我丈夫在2月6日 [799] 及9日的信中，怀着由衷的高兴心情把他与涅克拉索夫友好会面的情况告诉我，还告诉我，涅克拉索夫在看完《少年》第一部后就向他表示喜悦的心情。“整夜坐着看书，如此入迷，以我的年纪和健康是不该这样熬夜的了。”“老兄，您写得多么富有新意呀。”（他最喜欢丽莎的最后一幕）“这样新鲜，在我们的年纪是不常有的了，也没有一个作家会有。列夫·托尔斯泰的最近一部长篇小说仅仅是我看过的他过去作品的重复而已，只不过从前的作品好一些。”他认为自杀的场面和故事“尽善尽美到了极点”。倒想象一下看，他喜欢的竟也是头两章。“您的第八章写得最差，”他说，“这里有许多事件纯粹是表面性的”——“怎么一回事？当我自己重看校样时；我自己最不喜欢的恰恰也是这第八章，我把它删去很多。” [800]

回到旧鲁萨，丈夫把他与涅克拉索夫的许多谈话转告给我听，我确信，与青年时代的朋友恢复亲密的交往对于慰抚丈夫的心灵是十分可贵的。当时与文学界几个人 [801] 的会见却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留下了不太愉快的印象。总之，在京城的两个星期对丈夫来说过得很忙乱、疲劳，等他回到家，发现我们全都健康、平安，他高兴得无以复加。

这一次他很不情愿去埃姆斯，我费了很大劲儿才说服他不要放弃夏季的治疗。

[……]但是，除了对孩子们、对我极度惦记之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想到工作没有进展，他无法在预定的期限之内交出《少年》的后续篇章，他心里还是很难受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6月13日的信中写道：“最使我痛苦的是工作毫无成就；直到现在我还闲着，我痛苦，缺乏信心，却没有力量动手。不，不该这样写艺术作品，不是为了定货而被迫写作，是有时间和愿望才写作。不过，我大概终究会很快就着手写真正的作品的，会有什么结果，我不知道。在这苦闷中我可能会毁掉这一想法。” [802] [……]

我想起1876年我们生活中的一件小小的争执，使我的丈夫很激动，他在两三天之前刚发过癫痫。有个年轻人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奥托（奥涅金）来找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在巴黎住过，后来收集普希金的珍贵书籍与文献。奥托君声称，他的朋友屠格涅夫托他来找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向费奥多尔讨还欠款。 [803] 丈夫吃了一惊，问道，难道屠格涅夫没有从帕·瓦·安年科夫那儿收到五十塔列尔，这笔钱是他在去年七月回俄国途中在火车上遇到安年科夫时托他转交给屠格涅夫的。奥托君承认收到过安年科夫的钱，但是说，屠格涅夫记得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寄到威斯巴登去的不是五十，而是一百塔列尔，所以算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欠五十塔列尔。丈夫十分激动，认为是自己搞错了，便立即喊我。

“安尼娅，你说，我欠屠格涅夫多少钱？”丈夫先把客人介绍给我，然后问。

“五十塔列尔。”

“对吗？你记得清楚吗？没有搞错？”

“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屠格涅夫在自己的信中也写明给你送来了多少钱。”

“你把信放在哪里？拿出来看看。”丈夫要求。

信自然不在手头，但我答应找出来，我们请年轻人过两三天顺便来我们家一趟。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因为我这方面可能有错而很不愉快，又放心不下，故而我决定哪怕通宵不睡也要把信找到。丈夫的不安也感染了我，连我也开始觉得这件事情上是不是出了什么差错。糟糕的是丈夫前些年的书信都放得乱糟糟的，我至少必须重新翻阅三四百封信才能找到屠格涅夫那封来信。看过信以后，我丈夫确信错误不在我们这方面，他这才放下心来。

两天后，奥托君来，我们把屠格涅夫的信给他看。他非常窘，要求把这封信给他，好让他把信送给屠格涅夫去看，他答应把信还给我们。

过了三星期光景，奥托君又来我们家，带来一封信，但不是我们给他的那封信，而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在威斯巴登写的信，要求屠格涅夫借给他五十塔列尔。这么一来，误会消释了，我们十分满意。[……]

[……]1877年，我们继续出版《作家日记》，虽然它在精神上的成就和物质上的成绩增大了，但与每月杂志出版相联系的繁重事务，也就是送刊物、预订刊物、和订户通信等等也随之而增加。因为这件事情上我没有帮手（除了一个送刊物的人之外），故而我常常极为疲劳，这一点对我当时还很结实的身体也有影响。[……]

由于年底将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开始考虑问题：明年他是否继续出版《作家日记》？我丈夫对这份杂志经济上的成功是完全满意的；社会上对他的态度是真诚而信赖的，在与他的通信及无数陌生人的来访中反映出来，对他是很宝贵的，然而艺术创作的要求占了上风，所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决定停止出版《作家日记》两三年，去从事新的长篇小说的创作。有些什么样的文学课题吸引着、激动着我的丈夫，这可以从他死后找到的备忘录上来判断，1877年12月24日他在那本子上写道：

Memento [804] ——用一辈子。

1.写俄国的кaНИцa [805] 。

2.写一本关于耶稣基督的书。

3.写自己的回忆录。

4.写一部四旬祭 [806] 的长诗。

（所有这些，除去最近的一部长篇小说和原拟中的《日记》出版之外，minimum（最少）要十年的工作，而我现在是五十六岁）。[……]

1877年11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心情十分哀伤：早就患上一种痛苦的疾病的涅克拉索夫快要死了。对于丈夫来说，青年时代的回忆，文学生涯初期的回忆是和涅克拉索夫联系在一起的。要知道，涅克拉索夫是最先承认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才华，协助他在当时的知识界获得成功的人之一。诚然，后来他们在政治信仰上分道扬镳了，六十年代在《当代》和《现代人》之间进行过一场激烈的论战。但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念旧恶，当涅克拉索夫向他提出把小说发表在《祖国纪事》上时，他同意了，并且恢复了他对青年时代旧友的友好态度。涅克拉索夫诚恳地以友好的态度回报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得知涅克拉索夫病危，开始经常去看他，了解他的健康状况。有时候要求不要为了他去喊醒病人，只要转告他的衷心的问候。有时候丈夫去遇上涅克拉索夫没有睡觉，这时涅克拉索夫立即念最近的诗作给丈夫听，还指着其中的一首——《不幸者》（用“克罗特”的名字），说：“我这首诗写的是您！” [807] 这件事使丈夫深受感动。总之，与涅克拉索夫的最后几次见面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12月27日当他得悉涅克拉索夫去世时，他伤心至极。那天他整夜大声念着已故诗人的诗作，真心诚意地赞赏其中的一些诗，认为那是俄国诗歌中的真正的瑰宝。看到他极其激动，我生怕他癫痫发作，就坐在书房里，守在丈夫身边，直到天亮。我从他的讲述中得知几个过去不曾知道的、他们青年时代生活中的插曲。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去参加了几次祭祷涅克拉索夫的仪式，决定去抬遗体，参加安葬仪式。12月30日清晨，我们乘车到涅克拉索夫所住的铸造厂大街克拉耶夫斯基的房子，在这里我们遇到一大群青年，手持月桂冠。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护送灵柩到意大利大街，因为光着脑袋在严寒中走路很危险，所以我就劝丈夫先乘车回家，两小时后再乘车去新圣女修道院参加安魂祈祷。我们果然这样做，正午时在修道院里。

在热烘烘的教堂里站了半小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决定到外面去。奥·费·米勒和我们一起出来，我们一起去寻找涅克拉索夫的即将下葬的墓址。墓地的寂静给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种令人慰藉的印象，他对我说：“安尼娅，将来我死了，你把我葬在这里，或者随便你喜欢把我葬在哪里，但是记住，不要把我葬在沃尔科夫公墓，不要葬在文学家栈道上。我不想躲在我的敌人中间，我生前吃够了他们的苦头！”

听着他关于殡葬的安排，我心情十分沉重；我开始劝慰他，说他身体还很健康，不必想到死。我想改变他的抑郁的心情，便开始臆想他将来的葬礼，祈求他尽可能地长久活在世界上。

“嗯，你不想葬在沃尔科夫，我将来把你葬在涅夫斯基大修道院，葬在你那么喜爱的茹科夫斯基的旁边。只是请不要死！我将去请涅夫斯基的唱诗班，请主教来做弥撒，甚至做两次。你知道，我要做到，不光这一大群青年人，而且还有整个彼得堡，六万到八万人将会跟在你后面。花圈也会多两倍。你瞧，我答应你将要为你举行多么隆重盛大的葬礼，但是有一个条件，你要再活许多许多年。否则的话我太不幸了。”

我故作夸张地许下诺言，因为我知道这样可以打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此时的压抑的思想，我做到了这一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微微一笑，说：

“好的，好的，我将尽力多活一些时候。”

奥·费·米勒说我的想象丰富，谈话转到别的事情上去了。[……]

在涅克拉索夫的墓地，四周围绕着一群年轻人。《祖国纪事》的几个同事作了发言之后，青年人要求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演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深为激动，以断断续续的嗓音作了简短的发言。他高度评价长眠于地下的诗人的才华，并阐明随着他的去世俄国文学也受到巨大的损失。据许多人的看法，这是对着涅克拉索夫的尚未掩埋的墓穴所作的最诚挚的演说。这篇演说刊登在1877年十二月号的《作家日记》上，流传甚广。它包括以下几节：一，涅克拉索夫之死。——在他的墓地上所作发言。二，普希金、莱蒙托夫及涅克拉索夫。三，诗人与公民。——作为人的涅克拉索夫的普遍意义。四，于涅克拉索夫有利的证明人。据许多文学家的意见，这篇文章是对作为人的涅克拉索夫的最出色的辩护词，比当时无论哪个评论家都写得出色。 [808]

1878年的大斋期，弗·谢·索洛维约夫受沙梁城宗教教育爱好者协会的委托，举行了一系列的哲学讲座。这些讲座吸引了满坑满谷的听众；其中有许多是我们共同的熟人。因为我们家里诸事顺遂，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一起去听讲座。

有一次听讲回来，丈夫问我：

“你注意到没有，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斯特拉霍夫）今天对我们的态度好生奇怪。他自己没有走过来，以前他总是过来的，中间休息时我们遇到了，他勉强打了个招呼，马上就跟什么人去讲话了。他该不是在生我们的气吧，你认为呢？”

“我也觉得他好像在避开我们，”我回答，“不过告别时我对他说：‘别忘了星期天，’他回答说：‘一定来。’”

我有几分不安，由于我嘴快，是否说了什么话惹我们星期日的常客生气了呢？丈夫非常重视与斯特拉霍夫的聊天，经常在开饭之前提醒我，要我备上好酒，或者准备客人爱吃的鱼。

在最近的一个星期天，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来吃饭，我决意弄清事情，直接问他是否在生我们的气。

“您想的什么，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斯特拉霍夫问。

“我和丈夫觉得，您在索洛维约夫最近一次讲座上回避我们。”

“嗐，这是特殊情况，”斯特拉霍夫笑了，“我不光避开你们，所有的熟人我都避开。列·尼·托尔斯泰伯爵和我一起来听讲座。 [809] 他要求不要把他介绍给任何人，所以我避开大家，躲在一边。”

“怎么！托尔斯泰和您在一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惊奇又伤心地高声叫道，“真遗憾，我没有见过他！当然，如果这个人不愿意的话，我不会硬要去和他相识的。但是您为什么不递一句悄悄话呢，说一声跟您在一起的是什么人？我哪怕只是看看他也好啊！”

“您从他的肖像上不是看见过的吗！”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笑了。

“肖像算什么，肖像难道能传达一个人的神采？亲眼看见就完全不同了。有时候看一眼就足以把一个人一辈子铭记在心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您没有把他指给我看，我永远不能原谅您！”

后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止一次对他没有当面见见托尔斯泰之事表示遗憾。

1878年5月16日，极大的不幸使我们举家震惊：我们的小儿子廖沙死了。不幸降临到我们头上，事先一点预兆也没有，孩子一直是又健康又快活的。死的那天早晨他还用他那不大好懂的话在那里咿咿呀呀，和普罗霍罗夫娜老婆婆大声地嬉笑，这老婆子是在我们去旧鲁萨之前就到我家来做客的。突然，孩子的小脸轻轻地抽搐起来；保姆当他是急惊风，小孩子出牙齿的时候常常会犯这种病；这一阵他正好在出臼齿。我很害怕，立即去请一向替我家治病的儿科大夫乔申，他住得不远，立即来到我家。他对病显然没有特别重视，开了药方，说是急惊风很快就会过去的。但是因为继续在抽搐，我就叫醒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极其不放心。我们决定去请教神经科专家，于是我去找乌斯宾斯基教授。他正在看门诊，约莫有二十来个人坐在他的客厅里。他接待我一会儿，说是等他把病人打发掉，立刻便到我们家来；他开了某种镇静剂，吩咐用氧气袋，不时给孩子吸氧气。回到家里，我发现我可怜的孩子处于这样的状况：不省人事，小小的身体不时抽搐得抖动。但是他显然没有感到痛苦：因为他既没有呻吟，也没有叫喊。我们待在我们的小受难者身边，焦急地等待着医生的到来。两点钟光景，医生终于来了，检查了病人，对我说：“别哭，不要担心，这病很快会过去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去送医生，回来时脸色惨白，跪在沙发旁边，医生来时我们把婴儿抱到沙发上，让他检查时方便些。我也跪在丈夫旁边，想问问他，大夫说的什么（据我后来知道，他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孩子已经开始进入临死状态），但是他用手势禁止我说话。过了将近一个钟头，我们开始发现，抽搐明显地减少。刚才大夫安慰过我，我还心里高兴呐，以为孩子的抽搐渐渐停止，转入安睡，大概快要恢复健康了吧。等到孩子的呼吸突然停止，死亡来临，我真是悲痛欲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吻吻孩子，替他画了三次十字，放声大哭起来。我也号啕痛哭；我们的孩子们也痛哭，他们那么疼爱我们的小廖沙。

这次死亡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深为震动。不知为什么，他特别喜欢廖沙，几乎以一种异常的爱在爱他，似乎他预感到很快就会失去这个孩子。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特别感到难受的是孩子死于癫痫，这病是他遗传给孩子的。从表面上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平静而英勇地承受了命运突然落在我们头上的打击，但是我深感忧虑，这样克制着深切的哀痛，宿命似的影响着他那本来已经摇摇欲坠的健康。为了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几分安慰，使他摆脱哀痛的心情，我要求在我们哀痛的这几天里来看望我们的弗·谢·索洛维约夫说服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他一起去奥普塔修道院，索洛维约夫原来准备今年夏天去那里的。参观奥普塔修道院原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向往已久的事，不过很难实现罢了。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同意帮我的忙，开始去说服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他一起去修道院。我又以自己的恳求促成其事，当即决定：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六月中旬去莫斯科（他早些时候就打算去那里，向卡特科夫表示愿意把他未来的长篇小说给他们），趁此机会和弗·谢·索洛维约夫一起去奥普塔修道院。 [810]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个人我是不敢让他去这么远的地方的，主要是因为当时去那里是一段很使人劳顿不堪的路程。据我看，索洛维约夫纵然不是个“善于办实际事务的人”，但如果碰上费奥多尔癫痫发作，总还是能够照应他的。[……]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奥普塔修道院回来，似乎得到了很大的慰藉，心平气和得多了，给我讲了许多关于修道院的风习，他在那里待了两昼夜。他跟当时的著名“长老”阿姆夫罗西神甫见了三次面：一次当着大众的面在人群中见到他，两次单独见面，从长老的谈话中得到深刻的、动人的印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把我们所遭遇的不幸，我所表现的过分哀痛告诉长老，长老问他，我是否信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给了他肯定的回答，于是长老请他转致对我的祝福，还有一些话，就是后来长篇小说中佐西马长老对哀伤的母亲所说的那一番话。[……]

秋天返回彼得堡，我们不敢再住老房子，那里一切都充满了对我们死去的孩子的回忆；我们住在库兹涅茨巷五号，两年半以后，命运注定我丈夫在那里去世。[……]

表面上生活照常进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勤奋地草拟新作品的提纲（拟提纲始终是他文学写作中的主要工作，也是最困难的工作，因为有些长篇小说的提纲，比如《群魔》的提纲，常常要改写好几次）。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1878年12月，除了拟出提纲之外，还写了将近十印张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发表在《俄国导报》1879年一月号上。

1878年12月（14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参加为赞助别斯图热夫讲习班而在贵族俱乐部大厅举行的文学音乐晚会。他朗诵了长篇小说《被侮辱的》中“涅丽的故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朗诵使全体听众感到震惊的是什么呢？是非凡的朴实，感情的真挚，仿佛那不是作者在朗诵，而是一位少女在诉说她的痛苦的生活。以如此简单的朗诵而给予听众以不可磨灭的印象，这是特殊的艺术。学员们极其热烈地对待朗诵的人，我记得，丈夫非常愉快地置身在这一群兴高采烈的年轻人中间，他们对待他的态度是那么真诚。以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特别乐意接受为青年学员们作朗诵的邀请。[……]

来临的[1879]年的头两个月，对于我们来说是平静地过去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努力写作长篇，工作进展顺利。三月初，丈夫必须去参加几个文学晚会。3月9日丈夫为文学基金会筹款在贵族俱乐部大厅作了朗诵。这个晚会我国最优秀的作家如屠格涅夫、萨尔蒂科夫、波捷欣及其他人都参加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选了《秘密的故事》来朗诵，他朗诵得很出色，引起热烈的欢呼。文学晚会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他们决定在3月16日再举行一次，几乎是原班人马，除了萨尔蒂科夫之外。3月16日朗诵时，一位女听众代表高等妇女讲习班向丈夫献了一束鲜花。缎带上绣了俄国风格的花，写了颂扬朗诵者的题词。[……]

复活节（4月3日）在沙梁城为赞助福禄培尔协会 [811] 举行文学朗诵会；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会上朗诵了《在耶稣的新年枞树游园会上的孩子》。由于那是个孩子的节日，丈夫打算把自己的孩子也带去，让他们也能听听他在舞台上朗诵得怎么样，看看听众以怎样的热爱来欢迎他。这一回反响也是热烈的，一群小听众向朗诵者献了花。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直待到节日过完，带着自己的孩子们在大厅里走走，欣赏着孩子们的游戏，孩子们为直到现在未曾见识过的场面而欢呼雀跃，他为孩子们的高兴而欣喜不已。

复活节，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亚历山大女子寄宿中学内为赞助别斯图热夫讲习班而朗诵。他从《罪与罚》中选了一段，通过自己的朗诵产生了非同寻常的效果。学员们不仅热烈地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鼓掌，中间休息时还围住他，和他聊天，要求他就他们感兴趣的各种问题发表意见，等到晚会结束，他准备离去，一大群人，约两百人或两百以上，跟着他下楼梯，一直送到前厅，动手帮他穿衣服。[……]

1879至1880年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得不经常为赞助各种慈善机关、文学基金会等团体作朗诵。由于丈夫身体羸弱，我经常陪他出席这些文学晚会，再说我自己也非常想听一听他的真正富有艺术魅力的朗诵，感受一下热烈欢呼的场面，景仰他的彼得堡的听众经常为他热烈欢呼。

文学晚会大部分在亚历山大戏院对面的市信贷会大厅里举行，或者在警察桥畔的贵族俱乐部大厅。

遗憾的是我出去参加这些社交活动常常被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醋性发作弄得大煞风景，他的吃醋是毫没来由的，常常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使我处于尴尬的境地。我举这么一桩事情为例。

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去参加类似的一个文学晚会，我们到得稍迟，其他出席晚会的人都已经到齐了。我们进去时，他们友好地欢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男人们吻我的手。上流社会的这种风习（吻手），显然给我的丈夫以不愉快的印象。他冷淡地和所有的人打过招呼，走到一边去。我顿时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我和在场的人匆匆寒暄了几句，便去坐在丈夫的身旁，目的在于驱散他的恶劣的心绪。可是我没能做到：我问了两三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回答我，随后，他“怒气冲冲”地白了我一眼，说：

“你到他那里去！”

我感到奇怪。问：

“到他那里去，他是谁呀？”

“你不——明——白？”

“我不明白。我该到谁那里去呀？”我笑了。

“到刚才那么热情地吻你的手的人那里去！”

因为所有在休息室里的男人出于礼节都吻过我的手，所以我自然无法确定在丈夫所举的我的罪孽中，谁是行为不端者。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一番话说得声音很轻，但是坐在近边的人还是很清楚地听到了。我很窘，怕闹出家庭丑剧，就说：

“哦，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知道你心绪不好，不想跟我说话。那么我最好还是到大厅里去找个座位。再见！”

说完，我走了。不到五分钟，帕·亚·盖杰布罗夫 [812] 来到我身边，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叫我去。我以为丈夫找不到书里做了记号要朗诵的片断，所以立即去休息室。丈夫怀着敌意迎接我。

“熬不住了？来看看他？”他说。

“嗯，是的，当然啦，”我笑着，“不过也来看看你。你需要什么？”

“我什么也不需要。”

“你不是叫我吗？”

“我连想都没想到叫你。请别想当然啦！”

“唔，既然没叫我，那么再见，我走了。”

过了十分钟光景，一个主持人走来对我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打听，我坐在哪里，所以他想，大概是我丈夫想见我。我回答说，我刚去过休息室，快要轮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朗诵了，他全神贯注在准备，我可不想打扰他。所以我就没去。但是在第一次幕间休息时，晚会主持人又来找我，带来我丈夫的坚持请求，要我去他那里。我赶紧去到休息室，走到我亲爱的丈夫身边，看到他一脸惶愧、内疚的神色。他向我俯下身子，声音很轻地说：

“原谅我，安涅奇卡，把手给我，祝我成功：我马上要登台朗诵了！”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情绪安定下来了，我满意得无以复加，只是我很困惑，在场的人当中（全都是清一色的年纪比较大的人），他怀疑谁对我蓦然间产生了爱情呢？只有一句轻蔑的话：“瞧，法国佬才这样使劲巴结讨好，”让我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一回怀疑妒忌的对象是德·瓦·格里戈罗维奇老头（他的母亲是法国人）。

从晚会归来，我为了丈夫的毫没来由的吃醋，很是埋怨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则照例请求原谅，承认他自己不对，发誓说以后再也不这样了，真诚地感到后悔的痛苦，但是他言之凿凿地说，他无法克制这种突然发作的醋性，而且整整一个钟头，他疯狂似的妒忌我，他极为不快。

这种场面几乎每个文学晚会上都重复发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每次必定派晚会的主持人或熟人来看看，我坐在哪里，跟什么人在说话。他常常走到休息室半开半掩的门边，远远地在我指定的地方寻找我（通常在右边靠墙离第一排几步路的地方给朗诵者的亲属留着位子）。

走上舞台，向鼓掌的听众行过礼，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先不开始朗诵，却留神张望右边靠墙壁坐着的所有女眷。为了让丈夫尽快看见我，我或者是用白手帕擦擦脑门，或者从座位上微微欠一欠身子。只有确信我在大厅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才开始朗诵。我的一些熟人，同样还有晚会主持人，自然也觉察我丈夫对我的暗中觑看和打听，略微取笑了他和我，有时搞得我很恼火。这种情况使我很厌烦，有一回，去文学晚会的路上，我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

“我的亲爱的，你记住，今天你如果这样查看我，在听众中间寻找我，那么，我保证从座位上站起来，经过舞台，走出大厅去。”

“那我就从舞台上跳下来，跟着你跑，了解一下你是否出了什么事，你到哪里去。”

此话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以极认真的口吻说的，我相信，如果我突然离开会场的话，他真的会做出这种不成体统的事情来的。

癫痫一次次发作造成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记忆力极度衰退，主要是对人的名字和脸孔记不住。他认不出别人的脸，人家向他报了名字后，不经过详细的询问，他完全无法确定究竟是谁在跟他讲活，为此他得罪了不少人。惹得那些忘记了他的病或者不知道他有病的人很生气，认为他傲慢，他的健忘是故意装出来的，目的是要侮弄人家。我记得一件事情，有一次，我们去拜访迈科夫兄弟，在他们家的楼梯上和作家费·尼·别尔格相遇，他过去在《当代》工作过，但我丈夫已把他忘记了。别尔格非常亲切地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表示敬意，看到人家认不出他，便说：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您不认识我啦？”

“对不起，我认不出。”

“我是别尔格。”

“别尔格？”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疑问地看看他（用费奥多尔的话来说，这时他想到“别尔格”是个典型的德国人，《战争与和平》中罗斯托夫家的女婿）。

“诗人别尔格，”那人解释道，“难道您不记得我了？”

“诗人别尔格？”我丈夫跟着说了一句，“幸会，幸会！”

可是被迫费了好大劲儿说明自己身份的别尔格却依旧深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不认识他是故意的，所以一辈子也不忘记这一次侮辱。由于自己的健忘，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树了多少敌人，尤其是文学界的敌人。[……]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有时候连得他的最寻常的亲友的姓名也会忘记，这常常使他处于尴尬境地。我回想起，有一次我丈夫到我国驻德累斯顿的使馆去，以便证明我在某一委托书上的签字（我自己因病不能去）。我从窗子里看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急煎煎地奔回家来，我迎了上去。他激动地走进来，愤愤地问我：

“安尼娅，你叫什么？你姓什么？”

“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呀，”我对这一古怪的问题感到纳闷，困惑地问答。

“我知道姓陀思妥耶夫斯卡娅，但是你做姑娘的时候姓什么？使馆里人家问我，你娘家姓什么，我忘记了，只好再去一次啦。官员们似乎在讥笑我连自己妻子的姓也忘记了。你给我写在你的名片上，否则我在路上可能又会忘记！”

类似的情况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一生中是屡见不鲜的，遗憾的是这种事情给他树了许多敌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

赫·达·亚尔切夫斯卡娅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向是我喜爱的作家之一。他的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给我深刻的印象。但是等到他的《作家日记》问世，不知怎么他一下子变得格外亲近和亲切了。除了文艺作品的才气横溢的作者之外，还以一个具有敏感的、富有同情心的人出现在我面前，对当前大家最关注的事件作出热烈的反应，我写了一封感情冲动的信给他。 [813] [……]

但是，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通信没有仅止于此，对我的第二封信他写了如下的回信：

1876年4月9日　彼得堡

深可尊敬的赫里斯季娜·达尼洛夫娜！

没有立即回信，恳请您原谅。接到您3月9日的来信，我已经埋头工作了。[……]您的信使我极为愉快，尤其是附来的您的日记数篇；这很美，但我得出结论，您是这样的人之一，他们具有“只看见美好的东西”的才能。[……]此外，我看出，您本人就是一位新人（就这个词的褒义而言），就是个活动家，而且您想行动。我很高兴能与您相识，哪怕只是书信交往。我不知道夏天医生们会叫我到哪里去；我以为去埃姆斯，我去那里消夏已经有两年了，但是也可能去高加索的叶琛图基；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会在回来的路上去哈尔科夫，虽然这样可能要绕道而行。我早就准备到我国南方去，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到那时，如果上帝引路，如果您给我这份荣幸，我们亲自见见面吧。

您把您的想法告诉了我，认为我在《日记》中是“把精力花费在小事情上”。我在这里也听到此种说法。但是，顺便说说，我要告诉您的是：我得出一个无法辩驳的结论，文艺作家（除了诗歌之外），对于所反映的现实应当确切了解（历史的和现状的），达到精细入微的程度。在我国，据我的看法，只有列夫·托尔斯泰伯爵一个人在了解现实方面是出众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准备写一部篇幅浩大的长篇小说时，我专门埋头于研究工作——说实话不是研究现实，我不研究对现实也很了解，而是研究当前的详细情况。对于我，比如，当前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研究青年一代，同时还研究现代的俄国家庭，我预感到它远远不是二十年前那个样子了。但是除此以外也还有许多事情。到了五十三岁的年纪，稍一疏忽就可能很容易落后于一代人。[……]不知为什么，我还向往着很熟练地再写些什么，正因为这样，我在若干时间内将仔细进行研究，同时主持《作家日记》，免得许多感想白白放过去。

这一切当然都是理想！您相信吗，比如，我还没来得及把《日记》的形式搞清楚，我也不知道，将来什么时候我是否能办妥此事，以致比如《日记》哪怕续载两年，到头来依旧还是一部不成功的作品。比如当我坐下写作时，我有十至十五个题目可写（不会少于此数）。但是几个我最喜爱的题目却不得不搁在一边，因为那要占很多篇幅，耗费很多精力（比如克罗涅别尔格案件），搞得刊物上文章寥寥无几，很单调，于刊物不利；结果你写的不是你想写的东西。另一方面，我过于天真地以为这将是真正的《日记》。真正的《日记》几乎是不可能的，仅仅是做给公众看的。我发现一些事实，得到许多印象，这些印象我常常很感兴趣，——但是其他的怎么写？有时候简直不可能。比如：已经有三个月了，我接到各地的许多来信，具名的和匿名的，都是赞扬的信。有些信写得十分有趣，别致，并且是现今可能存在的所有各派的来信。由于这些可能存在的各派，汇合成对我的一致的欢迎，我本想写一篇文章，写一写这些未具名的信给我的印象，还有一个使我比什么都感兴趣的想法：“我们的一致性在哪里？我们各种不同的派别有可能会合在一起的联结点在哪里？”但是，正在构思文章的时候，我突然领悟到，这篇完全真情实感的文章无论如何不能写。然而写文章而没有真情实感的话，——那还值得写吗？连热烈的感情也不会有……

前天早晨，有两个姑娘突然走进我家，两人都二十来岁，她们进来说：“我们从大斋戒期起就想和您认识。大家都取笑我们，说是您不会接待我们的，即使接见也什么话都不会跟我们说的。但是我们决定试试看，所以就来了。我们是某某女士和某某女士。”先是我妻子接见她们，后来我出去。她们说她俩是医学院的大学生，她们那里女的已经有将近五百个，她们进医学院，“接受高等教育，以便将来有好处”。这种类型的新式姑娘我没有遇到过（老的女虚无主义者我认识很多，都是亲自认识的，仔细研究过她们）。您相信吗，我度过的时光，难得有像和这两个姑娘在一起的两个小时那样美好的。感情多么纯朴、自然、清新，思想和心灵多么纯洁，最真诚的认真和最真诚的快乐！

通过她们，我自然将会认识许多同样的姑娘，我坦率地对您说，印象是强烈的、良好的，但是怎么描述呢？用为了青年人而产生的全部诚挚和欢乐吗？——不可能。况且这几乎是个个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该记下什么印象呢？昨天我突然知道，一个年轻人，还是个学生（哪里的，我不能说），这个人，我在熟人家里时人家让我见过他，他走进在这户人家教孩子的家庭教师的房间里，看到教师桌上放着一本禁书，便告诉了主人，主人立刻驱逐了家庭教师。等到人家在另一家向这个年轻人指出，他这是干了一件卑鄙的事情，他还是不明白。这就是向您揭示出事情的另一面了。嗯，我怎么来叙述这情况？这是个性问题，同时又不是个性问题，这里的思想和信仰过程是特别有代表性的，正如人们所转告我的，正因为如此，他才会不明白，关于此事他倒是有些有趣的话可说。

不过我教唆起来了，加之我极不善于写信。请原谅我的字迹，我患流感，头痛，今天眼睛也酸痛，所以我写信时几乎看不见字母。请允许我握您的手，给我以荣幸，把我当作许多深深尊敬您的人中间的一个。请接受我的敬意。

您的仆人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对这封信，我这样答复：

深可尊敬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

您的信使我那么幸福，一连几天，人人都有的生活上的不快，不知为什么竟然没有影响我，也未能扰乱这份快乐。随后又产生了愁思：我配不上您的来信。我一生中从未学过什么东西，从未作过自我修养，一向是兴之所至，随心所欲的；为什么要赐我这封美好的、几乎是充满友情的信？为什么您像对待一个受过充分教育的、明白事理的、认真的人那样跟我说话呢？我简直觉得我是从您那里偷了这封信，那不是给我的，是给另外一个人的，他比我出色，这封信阴差阳错落到我的手里；或者我在我过去给您的一封信中虚妄地把自己表现成另一副模样了。然而不对，不可能；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对待我很严厉，甚至怀有敌意，他们发现我有许多缺点，但从来没有故意作假！我要驱散这种思虑，我将依旧只有喜悦。在这份喜悦中占首位的是我将和您当面相识，这一点，不知为什么我直到现在仍旧不让自己去幻想，我觉得那是极不可能成为现实的。

去叶琛图基必定要经过哈尔科夫，因而我们将有幸在自己家里见到您。我说我们，因为我丈夫 [814] 是您的才能的最真诚的崇拜者之一，尽管他在我们最近一次朗诵晚会上驳斥过您写银行的那篇简讯。 [815] 他表示异议的内容是什么，我无法告诉您，因为我对他的银行业务几乎一窍不通，而且我觉得这类事情十分乏味，谈到银行我往往避到另外的房间里去。那天晚上我很伤心，因为我们熟悉的一位军官（朗诵《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伏隆斯基极为出色），以他那过于响亮而有节奏的军人的嗓音糟蹋了您的短篇小说《百岁老妇》 [816] ，因而他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我怎么也不能原谅我自己，我没有亲自朗诵，委托他去朗诵，满以为他可能朗诵得比我好；而且，我朗诵（《耶稣的新年枞树游艺会上的孩子》 [817] 及《农民马列伊》 [818] ）的时候，许多人听着无不流泪，而他们觉得这个故事单薄得多，据我看，它是很亲切动人的。请允许我向您解释，什么叫“朗诵伏隆斯基”。您知道吗，在我们文学晚会上按要求每次都朗诵《安娜·卡列尼娜》，这样朗诵：我念书中谈到安娜·卡列尼娜的章节，我的叔叔（出色的朗诵者）朗诵关于列文与奥勃朗斯基的部分，这位军官念有关伏隆斯基的，一位小姐朗诵关于吉蒂的部分。朗诵得极其生动。我们每人都在准备这次朗诵；我对自己要朗诵的章节往往记得滚瓜烂熟。

我若是能知道您对这部长篇小说的看法如何，我将感到很有兴味，但是我不敢问，因为这个问题非三言两语所能答复。只好寄希望于以后，看您是否会在您的《日记》中谈点什么。这部小说引起大家极大的关注，您应当发表些意见才好，更何况，看了对它的“评论”，也想说话：“为什么不把评论家叫作猪呢？” [819] 真奇怪，在我们的怀疑、分析和破坏的世纪，竟没有一个像样的评论家，这简直是命运的嘲弄！然而，不仅评论界中“母猪”多的是，上流社会也多的是：“您知道吗，托尔斯泰为什么不描写大学生，不描写人民？”倒好像艺术家可以跟着流行的要求的调门走，按订单写作似的；倒好像艾瓦佐夫斯基 [820] 画海洋、画天空，却没有画庄稼汉与大学生，为此而可以责备他似的；怎么敢要求长篇小说作家按尽人皆知的旧套子写作呢？如果他不符合旧套子，怎么能否定他的意义呢？由于这些分歧，您为什么不该发表意见呢？就假定“对长篇小说的批判性的观点”和您的《日记》中的任何一个栏目也不符合吧。然而这些栏目是您自己开辟的，因而您也可以取消。总之，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拿随便什么框框限制您自己；而且您说：“这占很多篇幅，而文章太少，刊物会显得单调。”没关系！假定“克罗涅别尔格案件” [821] ，您的《日记》中的这一杰作（按最严厉的评判者的判决），会占据整个一期刊物的版面，没有给小说及其他等等留下篇幅的话，那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个案件难道没有给社会以精神上的满足？难道不是比形形色色的偶然事件所唤起的零星感想更令社会满足吗？我知道有些人认为这篇文章有重大意义。他们说：“过若干年，克罗涅别尔格案件会被人忘记，关于此案件所说、所写的一切会被人忘记，一切词藻空泛的小品文，一切甜腻腻的有人情味的发言将会被人遗忘，只有这篇文章永远不会失去意义，它将成为对社会、对律师和我们大家的强烈谴责。”是的，据我的看法，人的每一件花过一番心血的作品都是不朽的，可是我们却会突然失去这篇文章，因为“这占很多篇幅，而文章太少，刊物会显得单调！”您本人是您的《日记》的创作者，谁也没有任何权利要求您无论如何得给《日记》安排一定数量的栏目，再说社会上又有谁说得出一套完整的看法：“《作家日记》应当成为什么东西呢？”我初次看到《日记》的广告，怎么也想象不出这份刊物会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是您对过去和现在的思考？对时下的观点、派别、事件的分析？是您自己的或虚构人物——作家的私人生活的传记？

我从您的所有其他作品上了解您，我只是确信这份刊物将是内容丰富的，引人入胜的，亲切的，诚挚的，我为写作《日记》这一好主意而感到高兴。

收到第一期，我觉得它正应该是这样，不可能是另一种样子，总之是“没有黑斑的太阳”。不过您大概会把这归入到我的“只看见美好的东西”的才能上去。这事以后再说，现在还是谈《日记》。我怀着极大的兴趣看出您着手办这份刊物的目的，预先就默默地在咂摸阅读未来的长篇小说时的欣悦。《少年》中的《图谢尔寄宿中学》 [822] 、《奥丽雅之死》 [823] 及其他的美妙场面在记忆中印象犹新，这些场面我也曾有机会在上流社会大声朗诵过的。有一点使我替您颇为惶恐不安，那就是必须严守期限（我是说《日记》）：我觉得，这必定是极其不愉快的，负担很重的；不过，如果限时限刻是不愉快的话，那么也有其极好的一面：《作家日记》是一份完全独立自主的事业。写作的时候请仿效某个编辑部的意向，估计到这些意向（这是一种特别的书报检查制），这里，自己还是做得了主的，——妙极了。

为什么医生们要叫您到叶琛图基去而不是到克里木去？我们哈尔科夫有位出色的医生法兰科夫斯基，这个人极其正直、诚实，学习勤勉，博览群书，见多识广，生活经历丰富。他经常到处跑，既到过国外，又到过高加索，也到过克里木，——他发现，没有什么比海滨的空气、海水浴及葡萄酒疗法对每个人的机体更加有好处的了，不论他害过什么病。况且叶琛图基还异常潮湿、泥泞，缺乏任何使生活舒适的设施。[……]

至于说到我的才能——“只看见美好的东西”，那并不完全如此：我往往走极端，不是只看到好的，便是只看到坏的。[……]对人也是如此，我不是喜爱得要命，就是受不了。我母亲甘卡是摩尔达维亚人，摩尔达维亚大公的女儿，不，是孙女，结了mesalliance [824] ，是个神经质的女人。还有我，又是一个偶合家庭的成员 [825] ，一个“少年”，继承了母亲的一切不好的品质：急躁，没耐心，好发脾气，神经质，敏感，这一切都妨碍一个人平静而公正地看待世界。我知道这很不好，可是我改不了。

深深尊敬您的

赫·亚尔切夫斯卡娅

1878年4月19日

交换了这些信件以后，我决意去彼得堡。

不久前，我重新翻阅自己的日记，发现有下面一段记叙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见面的文字：

1876年5月20日　彼得堡

昨天我们来到彼得堡。我此行的目的是会见陀思妥耶夫斯基。担心在彼得堡会遇不到他的想法一直萦绕在心头，使我很苦恼，我几乎神经失常，只要一想到这次见面，我立即就会哭起来。我感觉到，我一见到他就会大哭起来，这样子见面我认为是不恰当的，所以昨天我不让自己写信给他。我沉酣地睡了一觉，就像人们半夜里去要求买票，受过铁路上乱糟糟的吵闹，旅途中蜷缩在小铺位上，经过如此等等的一番折腾之后，倒在舒适的床上睡得那么香甜。一觉醒来，休息过了，心情平静愉快。但是，尽管如此，当听差带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信来到，我的心怦怦直跳了。那时是中午十二点。听差向我报告说：“人家在睡觉。三点钟才起床，到那时候把纸条交给他。”[……]

五点半，我们坐下吃客饭。[……]喝过汤，一个看门的小男孩匆匆走到我们的桌子边，低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在找您。”

我和谈话的伙伴没有说一句话，飞快地离开餐厅，匆匆奔上楼梯，一下子来到我的房间门口，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面。在我面前站着一个人，中等身材，瘦削，衣着很随便。我不会叫他老头子，因为他既不秃顶，也没有白头发，没有发现一般的衰老迹象；甚至要断定他究竟多少年纪都有困难。然而，看着这张受尽苦难的脸，小小的凹陷的黯淡的眼睛，深而清晰的皱纹，似乎每一条纹路都有它的经历，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这个人想得很多，吃过许多苦，历尽坎坷。似乎这病弱的躯体中，连生命都几乎已经熄灭了。我们靠得很近地坐下，vis-á-vis [826] ，他用安静的、低弱的声音说起话来，我的眼睛一直望着他，仿佛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座雕像，可以尽情地看个够。我不由得想：“看这个人的作品时，充溢人的心灵、震撼人的灵魂的那股热情，那份才气，那种心理分析，究竟潜藏在他身上什么地方呢？根据什么迹象可以知道这正是他——陀思妥耶夫斯基，我的偶像，《罪与罚》、《少年》及其他等等的创作者呢？”他用微弱的声音谈到我们的社会里缺乏独立的坚定的信念；谈到彼得堡现今存在的教派，似乎是解释福音 [827] 的教派，招魂术的荒唐，知识界人士得出结论说这是邪恶力量 [828] ；谈到卡依罗夫案件 [829] ；谈到他担心脱离时代，不了解年轻的一代，在某些问题上与他们背道而驰，引起他们的指责；谈到匿名信，落款是“虚无主义者”，信上说：“诚然，您迷失方向，歪到旁边去了，您错了，对我们犯了罪，但我们终究还是把您当作自己人，不希望您离开自己的阵营。”谈到对一些事物的错误和观点的改变，这些事物直到现在他也并不陌生；他讲这些话，不仅没有卓越的思想家、心理学家和诗人的傲慢，反而带着某种异常的拘束和胆怯，似乎他害怕不能诚实而认真地完成生活所交给他的使命，这时我忽然觉得，在我面前的压根儿不是一个人。我所认识的那些人都是这样的吗？他们都是那样现实，那样易于了解、那样可以触摸得到的，然而这里，在我面前的却是不易了解的、看不见的灵魂，使人想要向他顶礼膜拜和祈祷。我克制不住地想要在他的面前跪下，吻他的手，对着他哭泣，祈祷。也许，人的天性中本来就有着崇敬神明的感情，有着向某种崇高的、不可企及、不可思议的东西顶礼膜拜与祈祷的愿望，对现今盛行的崇敬失去信仰之后，他便在人的身上寻找理想与偶像。这种愿望是那样难以克制，要不是我突然感觉灵魂解剖学者的这双近乎黯淡的目光正落在我身上，我会把这种愿望付诸实现。他在说话的时候眼睛也一直凝然不动地注视着我，好像什么无生命的东西，不过我的凝然的目光和他的凝然的目光大有区别：我的目光里是崇拜和景仰，他呢，大概已经习惯于把每个人当作仔细研究的材料来观察了；所以他顺便对我说：“在生活中，有些人完全是某种典型的体现，对不对？”他说了几个姓名，顺便提到纳杰伊纳，从前是富翁，出于信仰而成了书商。我受到这解剖的目光的影响，回答说：“不，我认为，这些典型在一个没有心理分析才能的人面前经过，他会觉得他们是些平庸的人物，丝毫也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比如，我见过纳杰伊纳二十次，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是个典型；只有习惯于发掘人类灵魂的人，才会在每个个别的人身上发现特殊的意义。”我说这话的时候甚至开始觉得他那凝然注视的目光似乎有点儿侮辱人的味道。奇怪的是，我对他说的一切，表面上看，我讲得非常平静，甚至有条有理，我感觉到这一点，可是我心里却激动极了，时时觉得心怦怦跳，甚至头晕。

仿佛是为了证明我的猜想，他像医生对病人说话那样，朴实而安详地对我说道：“请您朝亮光那边转过去些，让我看得清楚些。在您的脸上我怎么也捕捉不到什么，一方面，是年轻人的燃烧一般、充满生命力的眼睛，红润的、鲜艳的像二十岁人一般的脸颊（这时我只觉得我的脸颊和头脑像在火中燃烧），另一方面又是灰白的头发，多么漂亮！起先我以为是头发上敷过粉的。您多大年纪？十四岁出嫁，四个孩子，我一点也不明白！”我回答说“三十五岁”，我侃侃而谈，说我身体上比较年轻，如果实在是这样的话，我也许会很高兴，可是我的精神上的不成熟却把我毁了，我常常觉得自己的兴趣和行动可笑，既不得体，与年龄也不相称。

“您知道吗，”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了安慰我，继续说，“没有什么比精神上的朝气蓬勃更加令人快慰的了，这一点也没有什么可笑的。我没想到您是那么美，顺便说说，在我以通信方式结识一个人的时候常常预先猜想他的外貌。”

这些话一点也没有恭维的意味，这仍旧是解剖的继续，稍微有些使我生气，同时又使我打消了祈祷的念头。

他谈起我们的文学晚会，此事我写信告诉过他。他觉得这现象是极其令人快慰的，彼得堡没有类似的活动。我们谈到《安娜·卡列尼娜》。我说，“您知道吗，有人骂《安娜·卡列尼娜》，我觉得那人好像是我个人的仇敌。”陀思妥耶夫斯基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作声！”不管我怎样盘问，他无论如何也不想说出自己的观点。我懊恼得要命。

他请我上他家，说是他每天下午三点到五点休息。然后工作，一直工作到清晨七时，也就是干一通宵。早上七点钟睡觉，所以要到下午三点钟才起床。我答应去，可是我不想滥用这种邀请的盛情，我顶多去一两次。我甚至觉得，这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是那么丰富，那么强烈，不必再见面了；如果有可能进一步接近，成为亲人，成为他的生活中几乎不可或缺的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有时候我觉得，如果不是命运主宰我们，而是我们主宰命运的话，那很可能是这样的。在这片刻，我甚至很愉快地想到，我可以做他的灵魂解剖的素材。我心里默默想着我们谈话的种种最微小的细节，考虑着其中的问题：为什么他会感觉我显得比较年轻？我想，人在心情兴奋的时刻，确实可能显得比较漂亮而且年纪轻十岁的吧。怪不得在他离去之后，过了一两个钟头，我觉得疲劳不堪，偶尔在水晶宫般的杰英特旅馆的镜子中瞧见自己脸色苍白，我不禁吃了一惊。

我记忆中印象最鲜明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脸上所表现出来的神气，那就是他害怕再也不了解年轻人，和青年人意见分歧了。看来这简直是他的idée-fixe [830] 。这种idée-fixe中丝毫没有怕自己不再是读者所喜爱的作家，或者怕读者与崇拜者的人数减少的意思，不是，他分明是把他与年轻一代的分歧看作是人的堕落，精神上的死亡。他勇敢而正直地坚持自己的内心信仰，同时似乎担心完不成他所担负的使命，不知不觉地迷了路。这一切异常真诚、公正、诚实而动人地在他身上表现出来。

他问哈尔科夫怎样看待《作家日记》，我回答说，前面三期受到热烈欢迎，但最近一期引起了抗议，我向他指出，刊物上说我们的平民满足了，将来会更好。他问：“这些提出抗议的先生人数多吗？”我回答说：“很多！”陀思妥耶夫斯基接着说，“告诉他们，对我来说，他们就是我们人民的未来的保证。这种同情在我国是这样强大，因而人民确实不能不为之高兴，不能不寄予希望。” [831]

5月25日星期二彼得堡

今天我斗胆拜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我绝对相信，对他来说，我不是人，是素材。他一直逼着我讲，不断地用这样的看法鼓励我：“呀哟，您说得真好，讲得真形象！我只想听，一直听下去，没个完的！”或者：“很难断定您是说得好呢，还是写得好？您写又写得漂亮，说又说得动人！”

我告诉他к的罪行，讲到自己在哈尔科夫的生活，总的谈了谈哈尔科夫的上流社会情况以及它对我的态度。他专心致志地、兴趣盎然地听着，使人不由得讲了很多很多。

桌上放着《俄国导报》。

“看在上帝分上，请您告诉我，您对《安娜·卡列尼娜》有什么想法，”我又试试运气。

“不想谈，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回答，“所有的人物那么愚蠢、庸俗、委琐，你简直不知道托尔斯泰伯爵怎么敢把我们的注意力牵制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有那么多迫切的实际问题，可恨的、决定着生死存亡的问题，可是我们忽然要腾出时间去注意伏隆斯基军官怎样爱上了一位摩登少妇，结果又如何如何。这股沙龙的气氛真要把人憋死，就这样你还会不断地碰到鄙俗和没有才气的东西，你拿起俄国最优秀小说家的作品，你还会遇到同样的东西！”

“小说家不应该去描写子虚乌有的人，他应当撷取生活，以艺术的真实去表现生活，您的责任就是从中提取resumé [832] ，”我反驳说。

“您说的完全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他争论时惯有的不耐烦口气继续说，这种口气不知为什么丝毫没有使人难堪的味道，只是使人感到这不是自我怀疑的结果，而是出于对所述的思想的真诚的自信，“说的完全不对：难道我们的生活只是伏隆斯基们和卡列宁们的生活，如果那样，简直不值得去生活。”

“那么列文呢，”我又反驳说，“难道最迫切的问题就没有使他不安？难道他不值得同情？”

“列文？照我看，他和吉蒂比小说中的所有人物都愚蠢。列文是个刚愎自用的人，一辈子几乎什么也没有干过；吉蒂呢，简直是个傻瓜。小伙子真行啊！举行婚礼前五分钟几乎毫无理由地拒绝了新娘。您怎么看法，随您的便，这太不自然了：有各种怀疑是可能的，但是一个人有着这些怀疑而挤到新娘身边去——却是不可能的！我承认有一个场面是写得很有艺术技巧的，真实的，那就是安娜之死。我说‘死’，因为我认为她已经死了，我不明白，小说为什么继续下去。这个场面，我只是在《作家日记》中接触过一下，赞扬了这个场面，但是骂它可不行，尽管心里也想骂，小说家本人干得不漂亮！” [833]

当谈话无意间涉及民族性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争论中的不耐烦表现得更加明显。他觉得塞尔维亚人、小俄罗斯人等等赞成本族语言、本族文学，所以完全是社会中的凶险的成分，他们阻碍整个社会的教育工作，整个大俄罗斯文学的工作，而一切希望，一切拯救之路都在教育和文学中。 [834] 他们阻碍大俄罗斯民族单独创造文明的进程，而大俄罗斯民族是能创造出最伟大的国家的。大俄罗斯人宽宏大量地、正直地看待所有的民族，没有任何恶意与预谋，而小俄罗斯人却始终怀里揣着石头，只会把大俄罗斯人当作敌人来对待。

“您说小俄罗斯存在着独立的个性，儿子成年，娶了媳妇，分家出去，不把妇女当作牲口看待，往往由女人当家，一家人住独立的宅院。这有什么好：儿子娶了媳妇，分开过日子，立即成了敌人。家产分成一份一份，利益就分散——您瞧，这就是贫穷的起因了。然而大俄罗斯人的家庭却是村社的基础。 [835] 如果老人在家里受到尊敬，有什么不好。对于家庭来说，他身上体现着一定的理想，这不是专制，他没有随心所欲地进行统治，不，他恰恰是尽自然赋予他的职责，其他的人完全自然而然地服从于他。这里可以看出亲近、共同利益、分担劳动，这些你都不提，光提出独立、敌意。”

我自然一点也没有提出过这种意见，所以就热烈地争辩；他呢，在他那方面也走了极端：

“我知道，我们大家对其他民族都十分同情。不久以前，巴什科夫这位著名的传教士，在自己家里收留了一些人，腾出地方，给他们安排得舒舒服服，您知道这些人是谁？从要塞里放出来的两个波兰女人。天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饿得要上吊的俄罗斯人还少吗，可他却去照应两个波兰女人！”

我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如此恼火，再和他争论下去是不可能的了，所以我就不作声。谈话从巴什科夫转到宗教。陀思妥耶夫斯基真诚而深深地信仰上帝，信得十分真诚，这样说吧，真诚得不能容忍真正的不信神。

“您知道吗，”他说，“应当对他们这些不信神的人说，不信神过去被认为是智慧的象征，现在呢，连这一点也不存在了，不这样认为了，他们也许就不再谈论这种蠢事了！”

他几次问我，信不信神。

我回答说，这个问题，我永远也不答复任何人。他很不好意思。

“这么说，您不信神！”过了一会儿他断定说，“这不好！以后我们应当认真地谈一谈这件事？”

5月28日星期五

陀思妥耶夫斯基答应近日内傍晚时上我家来。星期二和星期三我待在家里没有出门。星期四，九点多钟，我丈夫说服我出去散散步，他说时间已经不早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会来了。我同意了。十一点钟我们从夏园回来，看门人交给我一张名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时我仿佛觉得我失去了生活中所希冀、所珍惜的一切。[……]

心情非常沉重。所以我哭了起来，哭得撕心裂肺似的，鬓角上扑扑直响，浑身发抖，好像害了热病。我哭得好像刚从令人惊悸的噩梦中醒来，梦中尽是各种痛苦的幻觉。早晨起来，我疲惫不堪，像害了病：头痛，胸口痛，眼睛痛。伤心的感觉稍减，但是不知为什么还是很难受，心里有一种不知什么痛苦。我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处去，遇到他外出，就留下一封信。以后会怎么样——不知道。 [836] [……]

1876年5月30日

[……]陀思妥耶夫斯基来我家，坐了很久，谈了很多话……

1876年6月1日，在途中

逐一回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谈话，我想到这一情况：他劝我写作，热烈地证明说，我有确凿无疑的写作才能，我给他的信是一篇杰作，证明我具有这种才能；信中很有生气，有思想，真挚，热情，且不说文笔的优美，我的笔下肯定会产生美妙动人的长篇小说。[……]

题解：

赫里斯季娜·达尼洛夫娜·亚尔切夫斯卡娅（1843—1918），民众教育活动家。1843年4月4日生于车尔尼戈夫省的鲍尔兹纳。父亲是县立中学教师，母亲甘卡是摩尔达维亚大公的孙女。赫里斯季娜早年就表现出她对文学的兴趣和才能。

1862年，她开始在哈尔科夫一所星期日妇女学校中工作，该校是首批同一类学校之一，这批学校（于同年）关闭后，她便在自己家里开办私立学校，存在将近八年（1862—1870）。1870年她办起了哈尔科夫星期日学校，这所学校在俄国很有名气（例如，见《祖国纪事》1881年第3期的《国内概况》；《家庭与学校》，1877年，第1—3期）。

亚尔切夫斯卡娅是《给人民看什么？》一书的发起人，又是编纂者之一。书中刊载民间图书评介及来自民间的读者评论。这本书受到格·乌斯宾斯基及列·托尔斯泰的称赞。乌斯宾斯基在1885年3月4日给亚尔切夫斯卡娅的信中写道：“《给人民看什么？》一书首先把新颖的师生关系传入俄国民众学校，放在现在的位置上[……]。您的学校与众不同的另一个本质的、也是高度重要的特点，就是对学生的关怀，把他当作一个人去关怀。”（《乌斯宾斯基》，第8卷，页425—428。列·托尔斯泰的评语见《托尔斯泰》，第49卷，页82）关于民众教育亚尔切夫斯卡娅还写过其他著作。

1876年，亚尔切夫斯卡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开始通信。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度评价她寄给他的日记的若干章节，日记中她记叙了哈尔科夫星期日学校女教师耶·伊·契尔特科娃的孤儿院。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的《作家日记》的目的、任务和意义告诉亚尔切夫斯卡娅，跟她交换感想，谈论一些他感兴趣的题目。有一封信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以这样的话结束的：“请给我这样的荣幸，把我当作许多深深尊敬您的人之一。”（《书信集》，第3卷，页208）另一封信中他写道：“您对我们的善意的同情使我和妻子深受感动，如果您是我们的亲爱的亲姐妹那该多好，或者更进一步，我们是这样地爱您，器重您。[……]您是个罕见的聪明善良的人。像您这样的人现在到处需要。我和妻子正是像亲人那样爱您，一颗诚实的、真挚而聪明的心。”（《书信集》，第3卷，页211）

涅克拉索夫的葬礼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墓前的演说（摘自《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

费·迦·柯罗连科

1877年底，涅克拉索夫死了。他病了很久，那年冬天他溘然而逝。不过最后几个月他的诗作还在《祖国纪事》上刊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说，涅克泣索夫的最后的一些诗歌丝毫不比他的全盛时期的作品逊色。 [837] 很容易想象这些诗歌在青年中的作用。大家都知道诗人不久于人世了，各方面纷纷向涅克泣索夫表示真挚的、深切的同情。[……]

等到他去世（1877年12月27日），举行他的葬礼的时候自然不会没有庄严的示威游行的。在这件事情上，青年的感情和整个知识界的感情是合拍的，彼得堡还从来没有见过类似的情况。上午九时开始出殡，新圣女公墓人群如潮，直到天快黑时才散去。警察自然伤透了脑筋。普希金在《埃尔兹鲁姆之行》中讲到，在格鲁吉亚与亚美尼亚边境的某条道路上，他遇到一辆普通的大车，车上载着一口木头棺材。格鲁吉亚人的车夫们对他说：“我们运的是格里鲍耶陀夫。” [838] 大家知道，普希金本人的遗体也是被用同样的办法卑劣地秘密运出彼得堡的。这种时代早就过去了，当局已经无法阻遏社会人士表示同情。涅克拉索夫的葬礼举行得十分隆重，墓地上有许多人发表演说。我记得有巴纽金 [839] 朗诵诗，后来扎索季姆斯基 [840] 以及还有几个人讲了话，但是真正的大事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说。

我和两三个伙伴顺着石头围墙的墙脊总算挤到了墓地跟前。我站在围墙的铁皮尖顶上，手扶着一棵什么树的枝桠，听了所有的发言。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话声音轻轻的，可是很有表现力，诚挚动人。他的演说后来在报刊上引起了许多议论。 [841] 当他把涅克拉索夫的名字摆在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之后的时候，出席者中有个人觉得这是小看了涅克拉索夫。 [842]

“他比他们高，”不知是谁喊道，有两三个人的嗓音支持他：

“对，比他们高……他们只是些拜伦式的诗人。”

斯卡比切夫斯基在《市场新闻》上有点儿简单化地直捅捅地称“成千上万的青年的声音宣布涅克拉索夫占首位” [843] 。对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上作了答复。可是后来我重读《日记》上这一场论战时，我没有读到比这场谁占首位之争对我和许多我的同年人产生更强烈的影响的那个地方，可当时有许多人根本就没有注意谁占首位的问题。正好是在这个地方，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他的动人的、预言家的声音——我当时觉得——称涅克拉索夫是“老爷”中最后一位伟大的诗人。时间会来的，时间已经临近，人民中会产生新的诗人的，和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同样伟大的新诗人。……

“对，对，”我们兴奋地向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喊叫，这当儿我险些从围墙上摔下来。

是的，我们觉得这种提法是那样令人高兴，那样亲切。现今的整个文化的趋向是错误的。有时候文化极其发达，然而文化的代表人物现在却是片面而狭窄的，只有随同民众的到来才会无与伦比地变得更加丰富，从而也就更加高明。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异常兴奋的听众在许多重大的意见上自然是极其相左的。后来他谈到这事，说民众只承认尊重他们所尊重的东西的诗人才是自己的诗人，这自然就是指君主专制制度和官方教会。不过这已经是注解性的说明了。后来我很久都在回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当它是深刻的社会变革临近的预言，是人民登上历史舞台的独特的预言。

这几年，我连昔日想当作家的理想也幻灭了。如果连普希金们、莱蒙托夫们、涅克拉索夫们都仅仅标志着那条快要消失的古道上的一座座巨大的灯塔，那么作家是否真的值得一做呢？我从来不想做否定普希金的文抄公，我记得涅克拉索夫作为诗人比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要低得多，不过……时间会来到的，时间似乎很近了，那时将会出现“新的天空和新的大地” [844] ，将会出现另外的普希金们和另外的涅克拉索夫们。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任务是促使这个时代快点到来，而不是去重复旧文化的片面性，旧文化是在不公正和奴隶制的基础上达到其灿烂的、然而片面的繁荣昌盛的。

有一次我写到，我从青年时代起就有个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想的习惯，寻找表达感想的最佳形式，找不到就心里不安。在我一生的这个时期，这习惯如果还没有失去的话，那也已经淡化了。应当为未来的变革铺平道路，这一想法成了基本的、主导的思想，独特的背景，我正是在这一背景上看待事物和感受事物的。题解：

弗拉基米尔·迦拉克季奥诺维奇·柯罗连科（1853—1921）的回忆录部分地反映出涅克拉索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关系的复杂性，涅克拉索夫是诗人和时代的思想与情绪的表达者，是那些有时候和他交往异常密切，有时候又跟他疏远得被人家当作仇敌的人当中的一个。由于《穷人》他们开始接近，据陀思妥耶夫斯基证实，这种关系总共持续了几个月，在他们极少见面的情况下，他们之间建立起基本的、深挚亲密、终生不渝的关系，尽管他们信仰不同，偶尔却也容许他们互相说些“古怪的”事情，这一基本关系“似乎不想也不可能断绝似的”。（1877年《作家日记》）

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认为涅克拉索夫是个大诗人，一位带着新鲜的语言来到文坛的诗人，在写作《群魔》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寻找理由，比较恶毒地贬损他，说他好像是“一般的人”，俄国的“gentill homme'a” [845] ，“穿制服的自由主义者”。但是到187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里又充满了怀恋，有时候对四十年代的“老人”又怀着忧伤和感动，他的情绪又转了过来，他为了评价涅克拉索夫的诗作而寻找特别深刻有力又动人的语言。

柯罗连科以及当时他所接近的进步的民粹派青年，都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涅克拉索夫墓前的演说是他相信人民，认识到社会的不安宁，了解“深刻的社会大变革业已临近”的证据。这一点是很突出的。

这里的回忆录是《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中的一章，按1954年莫斯科版《柯罗连科十卷集》第6卷页197—200刊载。

《日记》选

叶·安·施塔肯施奈德

1880年

10月10日星期五

日间陀思妥耶夫斯基来；他们是7号到的。 [846] 他还一直咳嗽很厉害，不过大体上气色好些了；他对妈妈和奥莉娅 [847] 很亲切。他说他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摆脱出来已有一星期了，真想休息一下，可是一大堆来信未复使他安不下心来。信有三十封。

“没什么，”我安慰他，“您只要想想接到您的信的人那份高兴就行了；他们会拿着复信奔走相告，夸耀不已的。”

“您总是想出些意料不到的话来安慰人家，”他反驳我说，“难道我会去答复他们！难道有可能答复他们！比如：‘给我解释解释吧，我这是怎么啦？这您是可以也应当做到的，因为您是精神病学家，而且您又富有同情心……’用信怎么回答呀，况且还是给陌生的女人复信？这事情不该写一封信，应当写一篇完整的文章。我干脆就发表一篇文章吧，因为我无法回复那么多的来信。” [848]

“从前您写过回信吗？”

“写过，那时候我蠢呀，再说来信也没有那么多。”

他对我说了恭维的话，对自己的敏捷和随机应变很是得意。顺着我们家的楼梯上楼时，他气喘得厉害。

“您觉得吃力吧？”我问。

“吃力确实有点吃力，”他回答，“像进天堂那么吃力，不过后来等你进天堂那就舒服了；我在你们家里也是这样。”

说着这些话，他十分高兴了。他说，我们都是上流社会风度的人士，可波隆斯基却怕让我们和屠格涅夫待在一个房间里！ [849] 他避开我们，到苏·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夫人处去用餐……[……]

10月15日星期三

昨天是我们的星期二。客人们逗留到三点钟。往常是不在我家逗留到三点钟的，昨天有点儿特别，不唱歌而进行了朗诵，谁也没有注意时间是怎么过去的。朗诵的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玛莎·布新 [850] ，扎古梁耶夫 [851] ，斯卢切夫斯基以及阿韦尔基耶夫；唐杜科娃公爵夫人在她的妹妹梁陀娃的伴奏下唱了歌，梁陀娃还是第一次上我们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令人惊叹地朗诵了《先知》。所有的人都受到震动，只有阿韦尔基耶夫夫妇除外；不过，狂妄的人是不作数的。现在他们突然心血来潮，一直谩骂陀思妥耶夫斯基。 [852] 随后他朗诵了《为遥远的祖国的海岸》、他喜爱的《小熊》，还朗诵了选自但丁和班扬的作品。 [853]

真是个奇怪的、敏感的老头子！他本人整个儿就是一个迷人的故事，其中有奇迹、意想不到的转折与变化，有庞大的妖怪和小东西。

有时候他没精打采地坐着，气呼呼的，为了什么无谓小事在生气。就这么着，他会突然打断人家的话头，连什么借口或事由儿都不找一个，主要是他打不定主意，因为他对客厅还是感到敬畏的。人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然而这是事实，他对客厅抱着敬畏的感觉，他在客厅里觉得很不自在。这时他坐着，神情严肃起来，好像在考虑伤脑筋的事情，或者内心在斗争。他的头低低垂下，眼睛更加凹陷，下嘴唇不知是耷拉着，还是仅仅和上唇分开，撇着。这时他自己不说话，回答人家的话也断断续续。在这种时候，倘若他能使自己的答话或意见中带上哪怕一丝狡猾的话，那么一瞬间，就像他身上的魔法给收去了似的，他会微微一笑，说起话来，似乎一切都过去了，否则他可能整个晚上愁眉苦脸，就这样离去。谁知道他，其实他是非常善良的，真正善良的人，尽管他阴狠，可能恶劣的心绪发泄出来，但他以后却会懊悔，愿意用亲切的情意去补救。比如昨天，不知什么事情使他厌烦了，刚进来，立即就缩成一团，板着面孔。上茶了，我悄悄对杜娜说，给他一把安乐椅；他坐在靠背椅上，缩着身子，显得特别可怜。普申听见我的话，赶紧主动照我的意愿去做。陀思妥耶夫斯基尽管向他点点头，眨眨眼睛，人却没有坐过去，只是把一杯茶放在柔软的天鹅绒的安乐椅上。他问：“这是摆玻璃杯用的吗？”我说：“不，不是放茶杯用的，是伊万·尼古拉耶维奇为您放在这里的。”这一回，他为这区区小事感到高兴了，似乎立即清醒了过来，笑着向普申道谢，开始说起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新书 [854] （尚未出版）来，达尼列夫斯基在书中论证万物都有意识的天赋，不仅仅人有，连得牲口甚至植物也有。

比如，松树也说：“我存在！”可是松树不能像我们人一样经常说这话，每时每刻说这话，只能一个世纪内，一百年说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能够说：我存在！——这是伟大的能力，至于说：无我，为别人而自行消亡，拥有这个权力，也许还要高尚些。”

这时，从某个时候以来不知为什么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像是非常看不顺眼的阿韦尔基耶夫，猛地离开座位，说道：“这当然是一种伟大的能力，但这种能力是没有的，谁的身上也没有的，只有一个人有，不过这个人就是上帝。”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反驳他，扎古梁耶夫也驳斥他。但是阿韦尔基耶夫谁的话也不听，哑着嗓子继续讲，说是除了基督，谁也不会为了别人而自行消亡。而基督这样做是没有痛苦的，因为他是神。这时玛莎·布新来了，打断了谈话，可是阿韦尔基耶夫一个人继续嗓子嘶哑地说他自己的。

然而这样子可叫人讨厌了。阿韦尔基耶夫不让任何人说话，可是他的话又没有一个人要听。他的妻子发现这一情况，忽然自告奋勇要去说服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诵些什么。阿韦尔基耶娃本人有时候不知分寸，哇里哇啦，挺厉害的，对于许多人她简直是个难以忍受的可笑人物。不过她是个极漂亮的女人，对丈夫而言，她是个难得的妻子。

她怀着一个漂亮女人的自信心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身边，对于漂亮女人的这种要求人家是不会拒绝的，但她却碰了钉子。不过她跟他蘑菇了很久，他偏偏又执意不肯。最后她大为恼火，愤然离去。然而，当她扭转身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时，我发现他在目送她离去，目光中流露出困惑与遗憾的神情，仿佛在说：“你为什么这么快就离开了，不让我再忸怩一会呢？我本来是会同意的呀。”[……]

听完《喷泉旁的一幕》，玛莎·波波娃对玛莎·布新说：“我们去劝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试试看。”两个人去了。他又像刚才那样，这种拖延使我厌烦了，时间在消逝，已经很晚了。我把一卷普希金诗集塞在他手里，说：“我身体不好，医生禁止人家顶撞我，惹我发火，念吧！”他一句话也没有反驳，立即开始朗诵《先知》，随后还念了其他作品，把所有的人都给电住了，或者说被磁力吸引了。就是这个人，感觉细腻，朗诵时不用任何辅助手段，像轻声念白啦，大叫大喊啦，转眼珠啦，诸如此类，仅用他微弱的嗓音——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奇迹，——这嗓音在宽广的大厅里连最远的角落都始终能听得见，它不是传入听众的耳朵，而似乎直接钻到人们的心里去。如果默诵普希金的诗是一种享受，那么听朗诵并感受诗句和朗诵的处理之间的充分和谐，没有一点不对头的声调，感受着诗的全部之美，那是一种更大的享受。

因此，所有的人，最冷静的人都处于一种兴奋欢欣状态。

对他的朗诵似乎没有不同看法，但是不然！顺便说说，他还没有走，阿韦尔基耶夫夫妇就已经为了《先知》而攻击他了。知道吗，不应该这样朗诵。大家呢，自然对他们群起而攻之。[……]

10月19日星期日

今天我们一家子，还有别斯图热娃和带着孩子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又在一起了。孩子们游戏，跳跳蹦蹦，大人们没有乱蹦乱跳，但是也在我的房间里玩牌，免得去妨碍孩子们。我们，就是说索尼娅、玛莎 [855] 、奥莉娅和我，与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坐在一起。她终于倾吐了胸中的积郁。姐妹们第一次听她说起这种事情，一会儿同情地哎呀啊呀，一会儿哈哈大笑。按她的话来判断，她的丈夫确实是个怪物。她彻夜不眠地考虑着供养孩子的办法，像苦役犯那样干活，自己什么都不要，从来不乘马车；他呢，且不说他在赡养弟弟和根本不该进继父家的继子 [856] ，还要把钱塞给迎面遇到的随便什么人，可人家并没有向他讨过钱！

街上来了一个年轻人，自称是个穷大学生，——给他三个卢布。另外一个人来了，是个被流放的，现在被洛利斯·梅里科夫 [857] 召回来了，但是无法生活，需要十二个卢布，——得到十二卢布。老奶妈，被安置在养老院里，可见她尤其不需要钱，她来了，她常常来。他说，“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你给她三个卢布，孩子们让他们每人给两卢布，我给五个卢布。”这事情一年不止一次，也不止三次，经常有，经常有的呀。朋友缺钱用，或者干脆是熟人来要钱——往往是来者不拒。给了普列谢耶夫六十来个卢布；替普齐科维奇作保，甚至还替雅科比作保。“对我呢，”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继续倾吐心中的不平，“等我恼火起来，反对他，回答我的总是一句话：‘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别忙乎！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别担心，别替自己犯愁，钱会有的！’”——“会有的，会有的！”怪人的可怜的妻子反复地说，在漂亮的裙子的袋里摸手帕要揩涌出来的泪水；姐妹们的笑声变成了叹息！

“我们将从卡特科夫那里拿到五千卢布，”她唏嘘着说，“这笔钱是他欠我们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款子，我要拿去买地。让他把地敲碎，一块块分掉吧！你们不会相信，比如，他乘火车，踏进车站，直到旅途的终点，钱包就这么开着，拿在手里，不藏起来，一直看着，看有什么人应该给一点儿的。现在叫他去散步，他若是袋里没有十个卢布，他就不去。我们就这么过日子。如果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到哪里安身立命呀？我们靠什么过日子呀？因为我们是穷人啊！因为人家不会给我们发养老金的呀！”

的确，她很可怜，的确，她很困难。可是对他，怎么能不觉得奇怪，不应该爱他呢？人家还说他凶狠、无情呐，原来谁也不知道他心地好，要不是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向我们倒苦水，我们也不会知道。我听到这些话，还有更多的，而且不是第一次；她经常向我嘀咕这一类的话，还哭了。

今天，10月19日，是皇村高等政法学校的校庆日。文学基金会今天举行文学晨会 [858] ，可是会场设在一个很不适合朗诵的大厅里，不是各个角落都能听得见朗诵者的声音，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病人，喉咙患病，肺气肿，却又朗诵得比谁都好，大家都听得见。真是奇迹！身子好单薄，瘦嶙嶙的，胸部凹陷，嗓音沙哑，他刚开始朗诵就好像身子变得高大了，壮实了。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一种很威严的力量。他经常咳嗽，一次再次地跟我说，这肺气肿使他吃尽苦头，不定什么时候这病会很快地、出人意料地把他送进坟墓的。上帝保佑他！

不过在朗诵的时候，他没有咳嗽；好像瘟神不敢光顾他。

今天向他叫幕了好几次，虽然听众是另外一批人，不是男女大学生，但是他们叫幕的时候又叫又喊，又敲打，表现他们的赞许乃至欣喜。

我不由得回想起二十年前在巴沙榭举行的最初几次文学晚会，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当时刚得到在彼得堡居住权利的谢甫琴科在会上朗诵，听众是怎样对待他们的。 [859] 听众热烈鼓掌，狂热欢呼，把谢甫琴科的耳朵都震聋了，有一回掌声和欢呼声把谢甫琴科哄得昏了过去。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什么也没有得到！大家不大去注意他，不冷不热地鼓几下掌，像对一般人一样，掌声比一般人稀少。这该怎样解释，这该怎样和眼前的情况相统一呢？人家把他的成功和日益提高的声誉归因于他服过苦役，这些人对吗？陀思妥耶夫斯基服过四年苦役，在西伯利亚待了十二年；谢甫琴科既未服过苦役，也未在西伯利亚待过，他当过兵。我对自己解释这一切，可是我倒想知道，如果别人知道二十年前的情况的话，他们将作何解释呢？我认为，谢甫琴科当时在大学里有以科斯托马罗夫 [860] 为首的自己一派人。当时分裂主义思想极为流行，尤其是小俄罗斯独立的思想风行一时。因为小俄罗斯独立思想的狂热拥护者秋宾斯基 [861] 当时在彼得堡，小俄罗斯的杂志《基础》已出版 [862] ，大概是小俄罗斯人把谢甫琴科捧出来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身边可没有一帮子人。公众对这两个人都不大知道，不大了解。

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光荣的不是苦役，不是《死屋手记》，甚至也不是他的长篇小说，至少主要的不是长篇小说，而是《作家日记》。

《作家日记》使他名闻整个俄罗斯，使他成为青年人的导师和偶像，不光是青年人的，也是一切被海涅称之为可诅咒的问题所苦恼的人的导师和偶像。

这就可以解释目前所发生的情况，并使之统一起来了。

他刚刚有了点声誉，两三年之前他才开始出版《作家日记》。服苦役和他的其他作品只是增加他的声誉，但不是产生声誉的原因。 [863]

他的导师作用也还是新产生的，连他自己也没有完全意识到，一般说来还没有认识到，只是刚刚意识到，上帝保佑他长命百岁吧。上帝啊，让他长寿吧！他可以做许多好事，稳定已经动摇的东西，指点和扫清通往真理的道路。主要是受尽苦难的人、绝望的人主动去找他，想倾听他的声音，渴望聆听他的意见，他们需要他。而当年，尽管他服了苦役回来，朗诵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的一段，人们对他却依旧很冷淡。

现在人们缠住他。只要他一出现，人们便围住他，所有的眼睛都盯住他，还会轻声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可当时，他却常常坐在我们家，青年们——我们家那时常常有许多大学生——往往自管自跳舞，或者唱歌，玩耍，一点也不去注意他。自从学生们从要塞里放出来之后 [864] ，那时我们家里常常跳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侄女玛丽娅·米哈伊洛夫娜 [865] ，一个挺漂亮的姑娘，出色的音乐家，青年们对她的兴趣比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兴趣大得多。

顺便说一下，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昨天转告我们，说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她说的，他将到我们家来演戏，还要把沙尚诺夫 [866] 的妻子，女作家斯米尔诺娃带到我家来，她业余酷爱演戏。这事情他没有对我提起过。这么一来，大家都快要发疯了，瞧，我们的导师要痛痛快快玩一玩啦。[……]

11月12日星期三

斯塔秀列维奇把安娜·尼古拉耶夫娜·恩格利加尔德叫到彼得堡去做他的新办报纸 [867] 的撰稿人。安娜·尼古拉耶夫娜刚嫁给恩格利加尔德 [868] ，从她来到彼得堡的最初一些日子起，她的丈夫就带着年轻而聪明的妻子到熟人家里去走动，大家都看惯了她一直穿黑衣服。现在她依旧穿一件黑色富丽雅绸的衣服，不过戴上一束黄花，颇有一种巴黎式的高雅华丽的风韵。

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什么也不曾留意。不过在这方面他原本就是不敏感的。我记得，在演出《石客》 [869] 时，玛莎·布新穿的拉乌尔的服装曾经使他十分高兴，这身服装说老实话在礼仪方面并不合适，因为太短了。我看见舞台上她的粗粗的腿和同样粗粗的裸露的手臂，我当时几乎叫出声来，他却什么也不曾留意，只一味地赞美。不是他喜欢不成体统，像舒尔茨那样，他只是分辨不清而已。他了解人心的细微曲折的变化，预见到世界的命运，但却分辨不出雅致的美和庸俗的美。所以在刻画女性方面他总是不成功的，除非是些小市民的女人。许多人怀着畏惧的心情接近他，没有发现他身上有着许多小市民气的东西，不是庸俗，不是，他从来不庸俗，他身上也没有庸俗的地方，然而他是小市民。是的，小市民。不是贵族，不是教会中学的学生，不是商人，不是得势的人物，如画家或学者，而恰恰是个小市民。这个小市民恰恰就是最深刻的思想家，天才的作家。

现在他经常出入贵族家庭，甚至常去大公们的府邸，他的举止自然到处都保持着尊严，然而他身上毕竟还流露着小市民气味。这小市民气流露在亲密无间的闲谈中可以见出的某些特点上，但首先显现在他的作品中。和上流社会的交往终究还是没有教会他描绘贵族的典型人物和场景，在这方面他除了在《群魔》中写到将军夫人斯塔夫罗金娜之外，大概再也写不上去了，正好像为了描写一大笔资产，六千卢布对他来说就是个大数目了。

关于他，我写的就是这一些，他会说，“让我看看您的日记。”昨天我也是无意中提起，说是我在写他，他很鼓励我写，于是我就写一写关于他的情况。

他早就喜欢安娜·尼古拉耶夫娜了。他甚至对我说过，约莫八年前，有一个时期，他不知为什么老是忘不了她的眼睛。他在我家遇到她之后，把我拉到一边，指着她，问道：“这位夫人是谁？”我说，“这是恩格利加尔德，您不是认识她的吗？”他回答说，“是的，是的，我认识。您知道我要跟您说什么吗？她一定是个非同一般的贤妻良母。她有孩子吗？”“有。”“丈夫在哪里？”“被放逐了，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流放在外。”他当天晚上就和她恢复交往，上她家去，她颇引以自豪，这使特鲁勃尼科娃及一伙人 [870] 大为妒忌。后来在莫斯科，在普希金的纪念活动中，他时常顺便上她那里去 [871] ，昨天看见她就说：“我有预感，我会在这里遇到您。请您给我解释一下，怎么会这样。我一边到这里来，一边想：我要见到安娜·尼古拉耶夫娜了。然而我并不知道您已经从巴黎回来了呀……”

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出安娜·尼古拉耶夫娜是个非同寻常的贤妻良母，他的料事如神甚至也遭到人家的嘲笑。她确实是个体贴的母亲，关切的母亲，甚至太关切了……至于说到丈夫，那么，她对他的冷淡是他自己的过错。最终她还是没有能够跟着他到乡下去；为了孩子的教育，此外，也为了谋生，她得住在城里。她和他的交接从来不曾中断过，还经常从微薄的进款中抽出钱来买了点心、小吃、酒给他寄去，而她自己的生活却过得很清苦。

其次，如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她身上也看错了的话，那么，我会一面打量他，一面心里想，他可能是向来看错人的了。他，正如他的妻子说得非常确切，他理解最高的真实。一般说来，他了解人的心灵，但是关于伊万与彼得，他因为神经质和敏感，始终有可能搞错。并且对同一个人，他可能会觉得今天是这样，明天又是另一个样子。

在这方面，连波隆斯基那样心不在焉的人，不像是这个世界的人也看得比较清醒。

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会突然发现您身上的某一特点，准确断定这特点在您的心灵中的地位，但是，一般的现象，您出现在他面前时的情况，却可能给他不正确的印象。他的敏感和对上流社会的无知——不是对人的无知，恰恰是对所谓上流社会的无知，——在这方面有重大的影响。波隆斯基对上流社会比他了解得多，因此，不管他性格如何，欺骗他就比较难。

波隆斯基也是客人之一，特鲁勃尼科娃和莫尔特维诺娃也来了。我担心，这天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不要让特鲁勃尼科娃扫兴才好，作为十二月党人的女儿，她生来是欧洲和法国革命的崇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十分阴暗的色彩描绘她们和欧洲的未来。

我不能不满意地指出，若干时间以来，好像是从去年以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脾气已经明显地变好了。现在他已经很少突然之间斥责什么人了，不再像以往那样板着脸坐在那里不跟邻座搭话。六天以前，可怜的人又突然癫痫发作，他还感觉到发作的后果，头脑里晕晕乎乎，心情烦闷，内心歉仄，正如他所说的，也正如他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最后部分所写的。不过，谢天谢地，现在他发作的次数比较少了，一年才两三次，发得也比较轻。只是最后一次发作过以后他还休息得不够，他得赶紧工作，所以他好长时间都感觉不适。他又高兴又自豪地——使我又惊又喜——对我说，他收到斯特拉霍夫当礼物送来的列·尼·托尔斯泰给斯特拉霍夫的一封信。托尔斯泰在信中以极欣喜的词句对斯特拉霍夫谈到《死屋手记》，称这部作品是绝无仅有的作品，甚至认为它高于普希金的作品。 [872]

题解：

叶莲娜·安德烈耶夫娜·施塔肯施奈德（1836—1897），彼得堡著名建筑师安·伊·施塔肯施奈德的女儿。文学界和艺术界的著名代表人物经常在她的家里聚会。她从1855年起记日记，从六十年代开始越来越经常地采取写回忆录的形式，不过每隔一定时期又恢复写日记。她聪明，观察力敏锐，见多识广，留下许多弥足珍贵的时代画卷和同时代人的肖像。六十年代初期，施塔肯施奈德热烈同情革命民主主义者、先进的青年大学生、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积极参加争取妇女平等权利的斗争；她和彼·拉·拉夫洛夫友善，认识著名的妇女运动活动家恩·弗·斯塔索娃、安·巴·费洛索福娃。

七十年代，由于观点改变，叶·安·施塔肯施奈德特别看重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且把他当作“生活的导师”，而较少地把他当作作家。她在六十年代初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识。七十年代他们重新恢复交往，陀思妥耶夫斯基定期去施塔肯施奈德家，和她书信来往。（见《书信集》，第4卷，页62、182）1879—1880年间，他去看望她特别勤。这些拜访反映在叶·安·施塔肯施奈德的日记中以及1884年动笔而未写完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录中。除此以外，叶·安·施塔肯施奈德还几次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因为他参加过为赞助星期日学校而举办的朗诵会，因为《当代》的被禁。（叶·安·施塔肯施奈德的《日记和笔记》，页269—270、281、332）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造访施塔肯施奈德家，还可参阅弗·米库利奇的回忆录：《与作家们的会见》，列宁格勒，1929年。

1880年的《日记》片断及未完成的《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残稿是根据伊·恩·罗扎诺夫编辑与注释的《叶·安·施塔肯施奈德，日记和笔记》，莫斯科列宁格勒，1934年，页423—424，426—435，437—441，454—465刊载。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

叶·安·施塔肯施奈德

真是怪事，陀思妥耶夫斯基服完苦役流放回来，这件事在彼得堡竟悄悄地过去了。

喜欢谢甫琴科的人远远地超过喜欢他的人。比如，谢甫琴科在巴沙榭大厅初次露面时，人们是怎样对待他的？人们又是怎样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谢甫琴科几乎被欢呼声哄得昏倒；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勉勉强强鼓了几下掌。 [873] 就连我也没有把他第一次来我们家的确切日期记在日记中。我只记得，我们在楼下接待客人的那阵子，也就是1861年以前，他几乎每星期六都来，1861年，我们的客厅已经设在楼上原先的儿童室里了。那时候他说话、讲故事就已经很风趣，不过他晚年给人的那种影响，当时却还没有。这一点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也许那时社会踏上进步和文明的道路，还吃得很饱，还有大量的精神粮食的储存。经过二十年的路程，到了七十年代，忽然置身在荒漠中，没有粮食，又饥又渴了。

他讲了许多西伯利亚的情况，讲到服苦役，流放，但是我无法转述他的故事，现在我记不起来了，再说他讲的故事和《死屋手记》，和《作家日记》中的某些内容混在一起。不过有一件事情，不知为什么深深刻印在我的记忆中，那就是他服完苦役，被遣送去流放的时候，他心里觉得异常幸福。他和其他人一起徒步行走，但是他们遇到一队运缆绳的大车，他就搭乘这种运绳的大车走了几百俄里。他说，他坐在又硬又不舒服的缆绳上，头上是碧空蓝天，周围一片空旷辽阔，空气洁净，心里一股获得自由的感觉，他一辈子从来没有那么幸福过，从来没有觉得心情那么舒畅过。

1862年我们离开彼得堡，迁到伊万诺夫卡，一直住到1866年底，只在圣诞节期间才偶尔去一次京城。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上我们家来，我们偶尔在波隆斯基家或其他人家里遇到他。他丧妻，又第二次结婚，到国外去了。 [874] 七十年代初，他回国，这时，他的热烈崇拜者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波克罗夫斯基得知他从前是经常来我们家走动的，就说服我重新和他交往。 [875]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住在远处，生活穷苦，住的是一幢很古怪的房子，究竟是石头的，还是木头的，现在我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有一条怪模怪样的楼梯，然后是一条露天的回廊通往他家。不知是谁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喜欢有古里古怪的楼梯和过道的房子；这幢房子也是那种样子。我胆怯，可是他却极其亲热地接待我，倒好像我去拜访给了他什么面子似的，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妻子，还说他记得我，记得我们家所有的人，甚至还记得十年前我穿的什么衣服，他说他很高兴重新来往。

就这样，由于波克罗夫斯基，我们重新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来往，而且交往越来越密切，没有中断过，直到他去世。

这是个奇怪的人物，使一些人高兴，使另一些人恼火。所有渴望真理的人都会为了这一真理而向他靠拢；他的文学界的同行几乎都不喜欢他，除了少数人是例外。

人们过去说，现在继续在说，他对自己想得太多。可我敢大胆地肯定说，他对自己考虑得太少，他没有充分认识自己的价值，对自己的估价不够高。否则的话他会比较高傲自大，比较平静，不会那么容易激动，脾气乖戾，他会比较讨人喜欢些。高傲是内心的。

他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精神力量，但是他不可能没有感觉到他的精神力量，不可能没有看到他的精神力量在别人身上的反映，尤其是到了他的暮年。这就足以使他多想想自己了。然而他极不想到自己，否则他说了粗话就不会那么愧疚地望着别人的眼睛，就是粗话也会以另一种方式说出来。他是个病人，爱耍脾气，说粗话就是出于耍脾气，而不是由于高傲自大。如果他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仅是个普通人，并且也仍旧是那样的病人，那他大概同样会耍脾气，有时候也会讨厌得叫人受不了的，但现在人家不会去注意这一点，因为连他本人人家也不会去注意。

有时候他甚至比任性还过分，他凶狠，他会粗暴地打断别人的话，刺伤人家，但他不是高傲自大的人，也不会有高傲自大的表现。

我们家来过另外一个很会高傲自大的人，也是一位著名的作家，那就是驰名欧洲的屠格涅夫。

他会装出视而不见的样子，尽管他从来不对问他身体可好的妇女说：“跟您有什么相干？莫非您是医生？” [876] 但是他的沉默本身就会使人恨不得地下有缝钻进去。我记得有天晚上在波隆斯基家，他也在那里，还有一个在铁路上做事的富翁，另外还有几个年轻人，不是上流社会的青年或纨绔子弟，而是些有见识的人，屠格涅夫怕他们，不喜欢他们，但在他们面前还是并拢双足行礼。为了在他们面前表现一番，他整个晚上都用傲慢不逊的、厌恶的态度对待那个在铁路上做事的人，给人家难堪，全不顾及那人是他的朋友的客人，为此波隆斯基整个晚上如坐针毡。而铁路上做事的那个人倒是专程为屠格涅夫而来的，不了解正在玩弄的把戏，几次恭而敬之地、诚心诚意地找屠格涅夫搭话。可屠格涅夫每次都不正面看他，三言两语地回答人家又把脸扭开。

我们大家都很难堪、尴尬，大家都情不自禁地向受到屠格涅夫的狂傲行为伤害的人表示关切，比对其他情况下受侮弄的人还要关切。

后来我们得知，在巴黎的时候，没有这些“有见识的”青年人在场，屠格涅夫整天在这位铁路上做事的富翁家里度过。对待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应该这样，在另一个地方又应当那样，这个人讲话可以打断，那个人说话就不可以，待人接物这一套细微差别，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不懂的。

一般说来，伟大的深知人心的人，就像人家称呼他的那样，是懂得并且善于用语言来表达人心的最难捉摸的活动的，至于对偶尔遇到的那些人，他却了解得很差。

波克罗夫斯基的愿望实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上我家来，头一次来访是在吃晚饭的时候，畅谈了一番，把大家都迷住了。“迷住”这个词儿甚至不足以表达他给大家的印象。倒不如说他似乎用魔法把大家镇住了，使大家平静不下来。

大家谈的大概是当前最迫切的重要问题，然而他把论题深入下去，加以概括，十分精彩地描绘了当前的，以及由当前生发而来的未来的、七十年代初期的事情，——如此令人惊异的图景，还非常可怕地阐明这幅图景，使大家都感到震惊。事后知道，原来无论是我，波克罗夫斯基，还是当时在场的扎古梁耶夫，都整夜没有合眼。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总是侃侃而谈。有的时候，一句什么话，如问候他的身体健康之类，都会惹他生气，他就整个晚上不吭一声。

他的谦逊，他压根儿不知道自己的价值，这常常使我吃惊。他的极其容易动气，更确切地说，他似乎始终料得到人家马上会来惹他生气，这性格就是由此而来的。他常常在别人确实自高自大的地方看出侮慢，却不能够预见这种侮慢。天生的粗鲁，或者因为轰动一时的成功和名声大振而来的粗鲁无礼，在他身上也是没有的。但是，正如我所说的，有时候好像有一股无名之火上来，堵在胸口，炸开了，他得把这股火气发泄出来，虽然他一直与这股火气在斗争。这一斗争反映在他的脸上，我经常跟他见面，仔细研究过他的脸容。我发现他嘴唇在特别地扯动，眼睛里露出惶愧的神色时，我总是知道，随之而来的不是什么别的，是一股怨气。有时候他能够战胜自己，把火气压下去，但这时候他往往脸色阴郁，闷声不响，心绪恶劣。

实际上这全是些微不足道的小节；大家都在嚷嚷的他的所有乖张行为，纯粹是些无伤大雅的小节。大家认为这些行为蛮不讲理，那是因为大家带着一种自卑的心情去看他，当他是高大的、非同寻常的人物，而不当他是个平等的普通的人。

我越考虑就越确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同时代人中的重要意义，完全不在于他的文学才能，而在于导师的作用。

作为小说家，怎么拿他和屠格涅夫相比呢？看屠格涅夫的作品是一种享受，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则是一种劳动，而且是一种沉重的、叫人恼火的劳动。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东西，您觉得自己好像从困顿不堪的旅途归来，突然走进陌生的房间，遇到一群陌生的人。这些人在您周围说话，议论，走动，讲述着最令人吃惊的事情，当着您的面做出最意料不到的行动。您的听觉和视觉高度紧张，可是却不能不听，不能不看。您跟他们每个人都有牵连，您无法脱离他们。他们一下子全到这里来了，每人都有自己的事情；您尽力想去了解这里发生的什么事情，竭力去张望，要把这些人一个一个看清楚，如果您通过难以置信的努力，弄清了他们每个人在做些什么，说些什么，那么，他们为什么聚集在这里，乱哄哄地挤作一团，这一层您永远也搞不清楚；即使您绞尽脑汁，终于理解了实质，那么您的感觉还是疲惫不堪了。

但是看屠格涅夫的作品（即使是看《烟》，不过，当然，不是看《处女地》），简直像喝起死回生的仙水。然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乱糟糟的长篇小说中，却有许多珍珠到处乱扔在那里，这样的珍珠屠格涅夫连做梦也没想到过。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伟大！

只不过这些珍珠不应当算作是他的小说家的本领，而应当认为是导师的才干。在《作家日记》中，他的书信中，到处乱扔的珍珠就更其多了，不是在他写给迈科夫、庇罗果夫和弗兰格尔伯爵的书信中，是在他写给各种陌生人，渴求真理的人们的书信中。 [877]

人家称他是心理学家。是的，他是心理学家。但是，要做这样的心理学家，就不应当做大作家，应当善于探索别人的心灵，他自己应当有颗善良、纯朴、深邃的心，不会去轻视别人的心。

不应该有一颗高傲的心。应当有善良的、乐于俯顺的心，它能够委曲求全，纡尊降贵，钻到别人的心里去；到了别人的心里就看得见这颗心有什么痛苦，有什么需要，就能够理解这颗心了。这就是他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这和创作无关，尽管他会写到这些东西。更确切一点说，这不能算是小说家的才华。

人们对他的纪念普希金的发言说些什么啊！他在《作家日记》中论述涅克拉索夫的章节难道不是珍珠？ [878] 涅克拉索夫的崇拜者以及涅克拉索夫的颂辞的作者中有谁讲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论述涅克拉索夫的话呢？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了，没有过分赞美他，没有颂扬他，也没有替他隐恶扬善。

我举几件轶事来证明上述看法。

有一次，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五点多钟光景，门铃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来了。他从来不在这个时候上我们家，所以大家都觉得奇怪。我出去迎接他。他说，“我散步，顺便上你家来一会儿，看看您在做什么。”天气坏透了，真正的十一月天气。我们坐下，东拉西扯地谈了起来，突然他问道：“您说说，波克罗夫斯基为什么不喜欢我？他朝着我嚷嚷。”我说：“您怎么啦，波克罗夫斯基不喜欢您？波克罗夫斯基会冲着您嚷嚷？波克罗夫斯基是您的最真诚、最热烈的崇拜者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打断我的话说：“现在他在我家里，无论我说什么，他都顶嘴，什么都不对劲儿。不，他因为什么事情不喜欢我。”我说：“这我倒是觉得奇怪了，以您的善于洞察人心，您怎么会不识得波克罗夫斯基呢！要知道，比他更善良、更正直、更聪明的人可难找啊，他把您几乎奉为偶像。如果您知道他是多么了解您，深深地崇敬您，那就好了。对他来说，您的作品高于一切；普希金和您——是他的偶像。您就是撒谎，他也会相信您的；您就是胡写乱涂，他也会绞尽脑汁，从中找出深刻的意义来的。不，这里有点不对头，您在什么地方搞错了。”“嗯，是的，是的。”他再一次打断我的话，垂下头，不作声了。随后抬起头来说：“您在吃饭，我打扰您了，请用饭吧。”说着他走了。后来我一遇到波克罗夫斯基便问他：“你怎么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嚷嚷？”他说：“我嚷嚷？这话是他对你讲的？他告我的状？”“告你的状。”“唉，……这个伊索！”波克罗夫斯基想说而没有把话说出来。他一向是这样骂他所喜爱的普通人的，但是对他的偶像在背后却不会这样称呼。他接着说，“如果我说，事情正好相反，不是我，是他冲着我嚷嚷，你会相信我的吧。我只允许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对待我。”我当然打心坎儿里相信他，我太了解波克罗夫斯基了，我也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教我也去崇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就是波克罗夫斯基吗？可以这样说，使我发现了他，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一片天地的，不就是波克罗夫斯基吗？没有他，这一片天地对我来说是难以接近的。不是由于他，我才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重新恢复交往的吗？他把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谈话复述给我听，他不胜惊讶，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怎样说了粗话，在最恶劣的天气，最不恰当的时刻跑来，说得确切一点，是抢在前头跑来表明自己有理，但是在谁的面前表白呢？为了什么呢？我们两人都是爱他的，会原谅他的，要不还怎么的。然而他觉得自己有过错。

嗯，这种反常的举动，——不是指他粗暴地打断波克罗夫斯基的话，是指他带着对波克罗夫斯基的一肚子怨气，急急忙忙抢在前头跑到我这里来，这种行动难道是自命不凡、不讲道理的人的狂妄行动，而不是缺乏自制力的小孩的行动？他急急忙忙跑来找谁呢？找我！我竟是个这么了不起的人物！匆忙之中，他没有仔细想一想，我会相信是波克罗夫斯基冲着他嚷嚷，而不是他冲着人家嚷嚷？

再举一件事情。妹妹玛莎生了个孩子，在一个星期六，我们谈论这件刚发生的事情。陀思妥耶夫斯基照例坐在我身边，不吭声。我忽然看到他的嘴唇翕动起来，眼睛愧疚地望着我。我立刻料到他火气上来了。咱们这位古怪的老爷爷想把火气压下去，可是分明压不下去。“是那个寡妇生了孩子吗？”他轻声问，又愧疚地微微一笑。我说，“她在房间里走动，您不是看见的吗，我的另一个妹妹不是寡妇，躺在床上，婴儿和她睡在一起，”我说着，笑了。他看到事情顺利地过去了：他自己既满意，又没有使我生气与受到委屈，——他也笑了起来，不是愧疚地笑，是快活地笑了。

这一乖张的行动有一层意思在里边。几天之前他跟奥莉娅争吵过。一个女子中学举行文学晚会。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会上朗诵，我和奥莉娅为表演的人斟茶。应当说一句，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茶的要求是反复无常的，连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本人也无法合他的口味，最后不给他张罗茶水了。在家里他总是自己斟茶的。在这个文学晚会上只好由奥莉娅来张罗。他约莫有五六次把杯子退还给她，一会儿加一点，一会儿倒掉一点，一会儿糖太多，一会儿太少，一会儿浓了，一会儿淡了。奥莉娅就说了：“您真反复无常！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就因为您太反复无常才不给您倒茶的。”他回答奥莉娅说：“您呢，脾气不好，您姐姐梁丽娅（指我）脾气好，您脾气不好。”奥莉娅还说了些话，他也还说了些话，你一言，我一语，互相说了好多话。我没有亲耳听见，但是奥莉娅把那天晚上的话全告诉给我了。所以他对奥莉娅有点儿小小的怨气，听说生了孩子，就趁此机会刺一下可怜的寡妇。我自然把这一新的反常行为详细告诉了我家里人，听了以后大家都笑了，谁也没有发火。后来他对奥莉娅又好像什么事儿也没有似的。

有一次我去陀思妥耶夫斯基处，在第一个房间里就遇到他本人。他说，“我昨天癫痫发作了，头痛，可阿韦尔基耶夫这傻瓜还在这儿发脾气。他骂狄更斯，说他尽写些小东西，写些小孩子的故事。他哪里懂得狄更斯呀！ [879] 狄更斯的美，他连想象都想象不出，居然敢来评论。我想喊他一声‘傻瓜’，对啦，我好像已经喊了，只不过您知道，声音很轻，我不好意思，他是我的客人，在我家里，很可惜不是在您家里，如果是在您家里我就公然喊他傻瓜了。”我说，“非常感谢您。我很高兴这事情跟我们无关就过去了，顺利结束了。我压根儿不希望我们家的客人被您公然叫作傻瓜。”

他笑了起来，显然他的头痛这时已经好了。我们坐下。和往常一样，我坐长沙发，他坐扶手椅，背对着窗户。

我下决心说，“您知道，如果您能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您就可能会不大喜欢狄更斯了。”我不想对他说恭维的话。在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我总是看到很大的相似之处；不过一个是欧洲人，另一个是俄国人。两人都在自己的长篇小说中堆满了人物和性格（例如《我们共同的朋友》），读者要记住这些人物和性格始终是很困难的；主要是读者常常搞不清楚，这些人物怎么忽然之间出现在那里，为什么会互相冲突，好像要怎么就怎么似的。假定许多小说家常常描写了许多人物，却刻画不出许多性格，那么读者就用不着对之大费脑筋。我似乎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狄更斯之间的区别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所领会到的那个深度和广度，狄更斯连做梦也没有看到。狄更斯的故事大多比较完整，所以他的作品是最凄凉的，却不会使人感到痛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的范围是无限的，所以不可能是完整的。那有可能写得完整的作品，他常常没写好，因为他始终写得很匆忙。俄国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专心一意闯到无限之境去，欧洲人狄更斯却没法进去；他在那里会呛死，喘不过气来，没法露出头来。只有俄国人会这样扎猛子。我以为，阿韦尔基耶夫称狄更斯是儿童作家正好有这一层意思在里面，不过也许说得比较粗略，不明确。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教会我们在没有空气的旷野呼吸，或者在撒旦带着该隐去的地方呼吸。顺便不妨把撒旦与该隐的谈话 [880] 跟伊万·卡拉马佐夫的大折磨者比较一下。结果就会发现，狄更斯可能会对拜伦说：拜伦，我的朋友，俄国有些作家是我们英国诗人做梦也没有见到过的，我们的散文家同样也没有见到过。

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进来，因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什么也来不及反驳我；谈话转到其他事情上，那边又有客人来了。

狄更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爱作家；不过他还喜欢《吉尔·布拉斯》 [881] 和苏的《Martin I’enfanttrouvé》 [882] ，几次介绍我看看这两本书。《吉尔·布拉斯》我看不下去。《马丹》我看完了；当时我就想，他那么喜欢它是因为他不能看自己的，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东西。苏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有相同之处。他们三个人，即狄更斯、苏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歌手，但三个人又各不相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怕出格，狄更斯不会出格，苏虽会出格，但沉不住气，会失去分寸感。叶莉扎维塔·斯梅尔佳夏娅 [883] 会使人产生一种沉重的感觉，可是在苏的《马丹》一书中有位女工 [884] ，在她面前叶莉扎维塔·斯梅尔佳夏娅可能显得是一种可喜的现象，因为你会觉得，在她身上，人的面貌无论怎样被歪曲，终究还是存在的；你会感觉到，作者清楚地看到面前的人物，看到她所受的一切侮辱，一切污秽，而且，透过这一切，看到了灵魂；他没有忘记交代一声，说她是善良的，她给孩子们几文钱和面包，你会看到整个儿的她，感到真实，感到作者既不希望掩盖一切可怕之处，也不希望拿这些可怕的东西刺激读者。苏则恰恰是在刺激读者。他的女工是牲口、畜生，她身上没有一点点人性，你会觉得这不真实，作者把什么东西疏忽了，或者掩盖了，或者有意想要揪读者的心，撕裂读者的心，惹他发火。读者恼火了；也许作者正好是希望读者对这一类女工可能所处的环境发火，我不知道，可能是这样。我只知道我没有对那环境恼火，而是对作者本人恼火，因为我觉得不真实；我觉得他在撒谎，他隐瞒了什么，或者是不善于表达。但是这不善于说话违反了法国人或一般欧洲人所惯有的某一相对的界限。所以聪明而审慎的英国人不超越一定的界限，而法国人一超出界限立即便滥用感情，或作出卑鄙行为，或者是卑鄙行为与滥用感情一齐来。

﹝忆陀思妥耶夫斯基﹞

安·巴·费洛索福娃

在一次文学晚会上，好像是为赞助讲习班或廉价住宅社 [885] 而举行的文学晚会上，我和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认识了。我记得，我看见他感到多么幸福！第二天他来我处，以后我们便经常见面了。我是多么感激他，我的亲爱的、道德上的忏悔神甫！我把什么都对他讲了，一切心头的秘密都告诉他了，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刻，他安慰我，把我引上正途。我对他的态度常常很不成体统！冲着他叫喊，激动得不成体统地争吵，他呢，像小鸽子似的，耐心地忍受我的乖张的举动！那时我极不喜欢长篇小说《群魔》。我说，这简直是告密。一般说来，我当时很没耐心，总是轻蔑又暴躁地对待旁人的意见，扯开嗓门吼叫。

和屠格涅夫我也是在一次文学晚会上认识的。他完全是个欧洲人。我不大尊敬他，但比较尊敬陀思妥耶夫斯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亲身经受了俄罗斯的一切艰难困苦，他受尽苦难，熬成了他的一切信念；而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却害怕了，逃走了，一辈子从那美丽的远方批评我们。我有一回写了一封大胆的信给他讨论巴扎罗夫，他给我的回信刊登在他的书信集中 [886] ，原件在我的孩子们的手中。

我一辈子永远不会忘记在科诺诺夫大厅里举行的一次文学晚会。 [887] 他们两人都应当参加。屠格涅夫几乎是前一天晚上刚从巴黎来到彼得堡，到我处来过，答应参加这个晚会。大厅里挤得水泄不通。公众等待着屠格涅夫。大家频频回头去看入口处……忽然屠格涅夫走进大厅里来了！……真妙，好像什么东西推了我们大家一下……全体一致站了起来，向智慧之王鞠躬！ [888] 我不由得想起维克多·雨果的一件事情，当他从流放中回到巴黎时，全城的人上街去迎接他。 [889] 在这个晚会的前一天晚上，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会面，要求他朗诵《罪与罚》中马尔美拉多夫的忏悔。他闪着狡猾的眼色，对我说：

“我给你们朗诵一段比这更好的东西。”

“什么？什么？”我抓住不放。

“我不说。”

我以说不出的焦虑心情等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出场。当时《卡拉马佐夫兄弟》还没有发表，大家对这部作品连一点概念也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照着稿子朗诵……他念的是那一段：叶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来找米佳·卡拉马佐夫借钱，这个残暴的家伙想对她摆摆架子，杀一杀她的傲气，侮辱她一番。后来这头野兽渐渐驯服了，人胜利了：“叶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您自由了！” [890]

天哪，我的心扑扑地狂跳……我想，大家也呆住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朗诵所给予人们的印象难道能够表达吗？我们大家都号啕大哭，大家都充满了某种精神上的狂喜。我整夜未能入睡，第二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来我就扑上去搂住他的脖子，痛苦地哭了起来。

“好吗？”他用感动的声音问，“我觉得好，”他补了一句。

对我来说，屠格涅夫在这个晚会上不知怎么渐渐淡化了，我几乎没有去听他的朗诵。后来我们时常见面，时常互相骂来骂去。

题解：

安娜·巴甫洛夫娜·费洛索福娃（1837—1912），社会活动家，参加妇女运动。她是大官员、军事总检察长的妻子，七十年代她有极强烈的反对派情绪。“我憎恨我们的现政府[……]，这是一伙强盗，他们在危害俄罗斯。”她在给丈夫的信中这样写道。（阿·弗·端尔科娃，《安娜·巴甫洛夫娜·费洛索福娃及她的时代》，彼得格勒，1915年，页326）

在费洛索福娃的寓所里保存着一些非法图书，据传说，在审判之后薇拉·查苏利奇躲在她那里，费洛索福娃的名字和克鲁鲍特金的逃跑有联系。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接近显然是在七十年代下半期，对他评价甚高，在许多方面把他看作是自己的导师（在1877年3月7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中第一次提到费洛索福娃的名字，见《书信集》，第3卷，页260）。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喜欢和尊敬费洛索福娃，屡次提到她的“高贵的心”，“聪明优美的心灵”（《书信集》，第3卷，页260；第4卷，页67），谣传她可能被捕，他很是焦急。

安·巴·费洛索福娃和她的女儿姆·弗·卡明涅茨卡娅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录给我们补充了他和对沙皇制度抱敌对态度的人们的联系情况。

本文根据《安·巴·费洛索福娃纪念文集》第1卷（阿·弗·端尔科娃，《安娜·巴甫洛夫娜·费洛索福娃及她的时代》），彼得格勒，1915年，页258—259，256—266刊载。

﹝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见面﹞

姆·弗·卡明涅茨卡娅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自然是记得很清楚的，不过也仅仅在他一生的最后两三年，就是他和妈妈成了相互间非常亲密的人，一起经历了许多事情之后。他们是在哪里认识的，我不知道，但我记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儿子发癫痫症死去时 [891] 妈妈在场。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这孩子是第一次发作，但是病势很猛，竟至于死去。儿子的死给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难以磨灭的影响……在我的记忆中，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常常“根据需要”到妈妈处来，那意思不仅是因为一般的什么事情，主要的是和她交流感想来的，聊一聊，听一听。现在我说说我记得的和他见面的情况。

有一回，我在自己的学习室里对着“伤脑筋”的算术题——龟兔问题苦恼得不得了，——我那时十四五岁，忽然冒出个巧妙的主意：我到妈妈那里去，海军学院的数学教师高林科来了，他可以帮帮我的忙。妈妈那里，除了高林科之外还有几个人，像往常那样，大家都热心地追逐起我的兔子来。忽然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进来了。“什么事情？”他也思索着各种不同的解法，不过他一定要让乌龟比兔子先到。“乌龟很可怜，它没罪，是上帝创造它这个样子的。它竭尽全力，这一点比兔子好；兔子一蹦一跳赶上它！”

过了几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又上我们家来了，原来是因为有事情。妈妈在家的时候，晚间常有五六个position sociale [892] 、外表和信仰极不相同的人到我们家来“消磨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坐在妈妈的小客厅里，她亲自从bouillotte’ [893] 给我们斟茶，这茶炊是穿燕尾服的听差端进来放在一只可移动的小桌子上的。因为“银”茶炊，因为仆人穿“燕尾服”，客人们被弄得不好意思或者愤愤然，便常常议论起来。不过在我提到的这一次，说话的是从前在军事法庭供职的某个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纳夫罗茨基，他是通俗歌剧《悬崖》 [894] 的作者，当时的大学生很热心地排练过该剧，他还作了许多长诗和小诗。那天晚上他谈的话题是关于宇宙的灵魂，宇宙的理智，他说，此时此刻这一切都集中在我们的行星上，不过我们这颗行星很快就要冷寂，像月亮一样，如此等等。我站在我挪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坐的安乐椅后面，听到这话我自然愣住了。说到后来他几乎只对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作声，后来忽然像捞稻草似的回过头来对着我说：“玛涅奇卡，乌龟爬到了吧，您怎么看法呢？”说着又同样突然地转脸向着妈妈，开始讲起他到这里来的动机。要搭救某一个人……

我记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出席妈妈举办的一个大型慈善音乐会。大厅里面已经很热，他走出大厅，在一个角落里坐下，但立即被青年们所包围，尽管他并不愿意人家去“访问”他——当时还没有访问这个词儿——，他很少提到重大的话题，再说他常常疲劳得要命。不过我记得他和妈妈的争吵。他们两人都极其不善于争吵，两人都火冒三丈，互相不听对方说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男高音竟升到塔姆贝尔里克 [895] 的高度。妈妈特别和他争论得多的是他的“东正教的上帝”（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出版他的《作家日记》）。有一次在热烈争论中，妈妈对他说：“好吧，我祝贺您，您跟您那‘东正教的上帝’一起去待着吧！很好嘛！”听到这种“妇道人家的理由”——如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所说，——他忽然和善地大声笑了起来：“呀！安娜·巴甫洛夫娜！咱们也动肝火啦，像小青年一样！”

妈妈托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很喜欢拼命飞奔穿过门对门的一排直通房间，然后一拐弯奔进我们公家宿舍的那间半暗不明的前厅。有一次我就这样飞一般地奔跑，那时我已十六岁，中学已经毕业，在门口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撞了个满怀。我很窘，连声向他道歉，但我忽然明白道歉是不必要的。他站在我面前，脸色苍白，揩去额头上的汗水，重重地喘着粗气，迅速沿着楼梯走来：“您妈妈在家？哦，谢天谢地！”说着，捧住我的头，在脑门上吻了我一下，“哦，谢天谢地！刚才人家对我说是你们母女俩被捕了！”这事发生在我们去威斯巴登之前不久。从那里回来，我和父亲正好遇上他的葬礼，妈妈没遇上：她还没有能够回来…… [896]

《日记》选

亚·谢·苏沃林

姆洛杰茨基行刺洛利斯梅里科夫 [897] 那天，我在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处。

他住的是一套寒伧的小房间。我见到他时他正坐在会客室里的一张小圆桌旁装纸烟。他的脸色像个刚从澡堂子出来，刚从他洗蒸气浴的团部归来的人。脸上似乎还有汗渍。我大概情不自禁地流露了惊讶的神色，因为他瞥了我一眼，问了好，说道：

“我刚发过癫痫。我很愉快，十分愉快。”

说着他继续装纸烟。

关于行刺的事他和我都还不知道。但是谈话迅速转到一般的政治罪行上，尤其是冬宫的爆炸案 [898] 上。议论这一事件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谈到社会对这种罪行采取奇怪的态度。社会似乎同情它，或者说得比较接近于真实情况些，社会似乎不清楚该如何看待它。

“您看，”他说，“我和您站在达齐阿罗商店的橱窗旁边观看图画。我们身边站着一个人，他假装在看图画。其实他在等待什么，一直朝四下里张望。另外一个人忽然匆匆向他走来，说：‘冬宫马上要被炸了。我按了机器。’这话我们听到了。您想想，我们听到了这话，这些人是那么激动，当时的情景和他们的嗓音不相称。我跟您怎么办呢？我们到冬宫去报告快要爆炸的消息？或者到警察局去找警察，让他们逮捕这些人？您会去吗？”

“不，不会去的……”

“我也不会去。为什么？因为这很糟糕。这简直是犯罪。我们也许会去报警。您来之前，我一边装纸烟，一边就在想这事情。我把所有可能促使我这样做的理由逐一想了想。理由是充足的，可靠的。随后我又把不让我这么做的理由考虑了一番。这些理由真是微不足道的。说得干脆些，是怕担个告密者的名声。我想象，我怎样去到那里，人家怎样打量我，怎样询问我，当面对质，也许会提出要给予奖励，要不就是他们怀疑我是同谋犯。报上刊登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指认罪犯。这难道是我的事情？这是警察的事情。他们是受命管这种事情的，靠干这种差使领薪水的。自由主义者们不会原谅我。他们会折磨我，搞得我走投无路。难道这正常吗？我们这里什么都不正常，所以什么事情都发生，谁也不知道他该怎么行动，不仅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不知道，就是最普通的情况下也不知道。这种情况我可以写很多东西。对于社会，对于政府，我可以说说许多好的和坏的东西，但这是行不通的。我们这里最重要的东西是不能说的。”

就这个话题他谈了很久，说得很兴奋。就在这时候他说，他要写一部长篇小说，主人公叫阿辽沙·卡拉马佐夫。他打算让他进一进修道院，再成为革命者。他会犯下政治性罪行。他会被处死。他会寻找真理，在寻找中，他自然会成为一个革命者…… [899]

题解：

亚历克赛·谢尔盖耶维奇·苏沃林（1834—1912），新闻记者，反动的《新时代》报发行人，用列宁的话来说，经历了从自由主义，甚至可说是民主主义（六十年代）到无耻吹捧资产阶级（从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到“每逢当权派实行任何政治变革都要献番殷勤的堕落之路”。（《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8卷，页265）不过，苏沃林在向沙皇俄国统治者摇尾乞怜的同时，也清醒地看到他们的实质。他聪明，乖巧，深知各种不同事件的内幕，在原来根本不准备供发表的《日记》中，他好像在“倾吐心头的积愫”，对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独裁的俄国的腐朽和腐败作了相当准确、鲜明的描绘。

苏沃林虽然多次写过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但《日记》中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篇页他从来没有发表过。这些记叙和官方制造的说作家是忠于君王的传说大相径庭，苏沃林也参与了这一传说的炮制。日记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革命者、对民意党人的恐怖行动的态度是复杂的、矛盾的。作家谴责他们，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他理解他们的反抗是“必然”的，对于许多优秀人物——“寻求真理的人们”来说，他们的道路是合乎规律的，他懂得周围的现实是不正常的，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苦难而进行报复是公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薇拉·查苏利奇案件的批评也证明了他对民意党人所抱的矛盾态度。（格·康·格拉多夫斯基，《结论》，基辅，1908年，页16—18；斯·弗·利勃罗维奇，《在书籍的岗位上》，彼得格勒莫斯科，1916年，页40—43）

普希金纪念像

普希金的纪念活动（1880年6月发自莫斯科的信）

格·伊·乌斯宾斯基

一

……昨天，6月8日，历时四天的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典礼的庆祝活动以贵族俱乐部大厅举行的音乐文学晚会宣告结束 [900] ，我今天就想转达所得到的印象。本应当撇开一切无用的、与事情无关的东西，直接从这一次纪念活动所留下的最重要的、宝贵的、值得留念的东西谈起，然而恰恰因为昨天刚结束的纪念活动的“印象太新鲜”，致使我没有如我所想的那样做。重要的、宝贵的东西暂时还被演说者的雷鸣般的嗓音和喧嚷声，竖琴的叮咚声，音乐声，无数人噼噼啪啪的掌声，不停的叫好声和“乌拉”声，刀叉声，玻璃杯和高脚酒杯的碰杯声以及啧啧的亲吻声掩盖着，——这些声音混合在一起，大大妨碍我们聚精会神地去思考已经过去的纪念活动的道德意义。“某种塞尔维亚性质的东西”——《现代消息报》这样描述刚过去的纪念活动的“概貌”，而且，很显然，无论这个比喻何等荒唐，终究不是平白无故地从基梁罗夫普拉东诺夫 [901] 先生的笔端冒出来的。[……]

在两天半的时间里，除了伊·谢·屠格涅夫和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外，几乎没有一个人认为，借助于此时此刻所固有的同样意义的忧虑，去阐明使头脑聪明的普希金为之激动不安的理想和忧虑是可能的；谁也没有使这些理想和忧虑重新出现在当前的现实中，这一点，正如我们在下面就要看到的，可能是阐明普希金的全部广泛意义的最有效的方法。相反地，在评述普希金的个性和才能时，由于恪守与他的时代特别有关的种种事实，那些发表演说的先生们尽管非常努力，也只能够勉勉强强地说明过去的普希金，把这意义推到很远的过去，把它放在现今的和随之而来的俄国生活与思想的潮流之外。发言的人好像被绳子捆在普希金的伟大名字上了，他们终于把听众的注意力搞得厌倦了，到纪念活动快结束时，因为时刻不断听到“普希金”，“普希金的”，“对普希金”等等，听众甚至开始觉得有点腻味了！……关于普希金还有什么没说到啊！他是神话中的勇士——伊里亚莫罗美茨，是的，也许还几乎是金嗓子强盗！他坐在飞毯上飞行，到处飞，从彼得堡飞到基什涅夫、敖德萨、克里米亚，飞到高加索，飞到莫斯科。普希金——这是俄国诗情的勃发，是没有鲜明地描绘出来的喷泉，普希金听到远方朋友的呼唤，茨冈女人的呓语，格鲁吉亚的歌声，鹰的叫声，海洋的凄凉的喁喁私语。各种民族、各种语言都在骂普希金，捧普希金，然而我们俄国人，各民族中最年轻的，我们在他的创作中第一次认识了自己，我们欢迎普希金，把他当作那些也许“命里注定”会向我们“显示”的奇迹的预言者。 [902] 在两天半的时间里，听众几乎一刻不停地听到颂扬这位天才人物的卓越的才华啦，多方面啦，广泛性啦，热情啦以及其他无数品质，诸如此类的话，要人相信。噼噼啪啪的鼓掌，鼓掌，最后终于开始感觉厌倦了，这时，先是屠格涅夫。随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出来搭救他们了。

伊·谢·屠格涅夫 [903] 第一个接触到所谓“现代生活”，启迪公众，使公众觉醒。演讲者说，问题——也就是社会对普希金的创作态度冷漠的原因——不在于蠢人的评论，也不在于冷漠的群众的哄笑；原因还要深刻一些；这些原因是无法避免的，在极端复杂的情况下，存在于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新的生活就在这些情况下产生，开始由文学的时代迈入社会政治和搞社会政治活动的时代。诗人的恍惚是因为产生了突如其来的、但是合理的、极其强烈的需要，出现不能不给予答复的咨询。那时候还顾不上诗意，顾不上艺术……（掌声）诗人以祭司的身份出现在神殿里，那里还燃着圣火，还焚着神香，但仅仅在祭坛上，人们走出神殿，往嘈杂的、闹哄哄的市场走去。喉舌诗人代替了时代回声的诗人，发出了“复仇和忧伤”的声音，继他之后，其他人也来了，他们自己走来，带来了正在成长中的一代人。许多人认为诗人任务的这一改变仅仅是一种堕落，但是演讲者说，我们却敢于指出，只有僵死的东西、无机的东西才会堕落和崩溃，有生命的东西则在有机地生长中改变样子，而俄罗斯——在成长中！（鼓掌）同样如此，对于社会上再次注意到早就不是没有理由地被人遗忘的诗人这一现象，屠格涅夫也不是解释成一代人因离开回声般的诗人去追随作喉舌的诗人而对自己的轻率感到后悔，或者说他们在乏味的路上走厌了。完全不是的；屠格涅夫说：“我们对这种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诗人身上的现象特别感到高兴，是因为重新回过来看它（普希金的诗）的人，不是作为忏悔的罪人，不是作为丧失希望的人，不是作为被自己的错误搞得疲惫不堪的人，也不是作为在已被自己弃置不顾的地方寻找安宁和栖身之所的人，而回过来看；——不是，我宁愿认为这现象是一种满意的征兆（尽管只是差强人意），它证明，有些目的不仅被认为是允许的，而且还是必须把一切与事业无关的东西牺牲掉的，尽管其中的某些目的被人们认为是已经达到的，未来又预示着另一些目的也会达到。”

笼罩在一片敌意中的伊·谢（屠格涅夫）对“正在成长中的一代人”加以保护，是“同时代人考虑当代”的思想觉醒的笫一个光辉时刻。 [904]

三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当代性”能够吸引所有的人，吸引挤满贵族俱乐部大厅的大量听众，谁也没有料到，恰恰是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做到这一点，他一直“安安静静地”坐着，躺在舞台和讲坛附近，在本子上写着什么。

轮到他了，他“安安静静地”登上讲坛，不到五分钟，所有出席会议的人，所有的心，所有的思想，所有的心灵，一无例外地受他支配了。他讲得很朴实，完全像和友人交谈，没有声嘶力竭、大叫大吼的豪言壮语，没有作昂首仰头的姿态。没有一点点离题，也没有不必要的修饰，他朴实而清晰地告诉听众，关于普希金——此时此刻在这个大厅里听他讲话的公众的希望、要求和愿望的表达者，他有些什么想法。他发现，这样说吧，可以把普希金引入这个大厅，借他的嘴，向聚集在这里的公众说清楚，在他现在的处境中，现在的烦恼，现在的苦闷中的某些东西。在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谁也没有这样做过，他的演说获得非凡的成功，其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905]

演讲的内容大致如下：普希金，作为个人，作为一个诗人，是纯粹的俄罗斯精神的一切特点的最出色、最有独创风格的反映。在普希金写作活动的早期，模仿外国榜样时期，他就具有这种纯粹俄罗斯的独特风格。按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的话说，即使在当时，他就已经不得不改变外国文学作品的实质，以适应他心灵中纯粹俄罗斯的、独特的、民众本性的要求。在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中神圣地服从这些要求，普希金是俄国人民心灵的最完美、最充分的反映，同时也是预言，即指出这个民族在全人类生活中的使命。研究普希金，你就可以透彻了解俄国人的心里蕴藏着哪些宝贵的东西，究竟是些什么东西、是什么苦难在折磨俄国人，同时你也可以准确地断定全人类生活的哪些要求和哪些任务需要并预先确定了俄国性格、俄国灵魂的这些天赋品质。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话来说，这些纯粹俄罗斯的民族特征在普希金的作品中是这样表现的：在文学活动的最早时期，他便描绘受尽苦难者的典型，这种人饱经沧桑，在世上漂泊，无法对现实或者什么，哪怕是现实的最好的一部分事物感到满意。受苦受难的浪子的典型，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话来说，也是纯粹俄罗斯的典型，在俄国最古老时期的生活中就已经受人注意，在以后各个时期的俄国生活中，在现在，此时此刻，都存在着这一典型，在遥远的将来，它也不会消失；找不到安宁、心神不定的俄国的受苦受难者之所以不会在现今的俄国生活中消失，更不会在将来消失，是因为要解除使他心头烦躁的苦闷，需要有一种全世界的、全体一致的、全人类的幸福。“少一点，他不肯罢休！”（疯狂的掌声）而且，主要的是，仅只存在于全世界的幸福中、存在于要让全人类得安宁的意识中的安慰全世界的任务不是无聊的、晃来晃去没有事干的人的不对头的胡思乱想或无聊的空想，这样的人纵然渺小，却反而构成俄国天性中极其根本性的特点。普希金用作品证明了他在理解异国风俗方面是敏感的，就凭这种敏感性，他也是这一特点的最佳体现。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包括莎士比亚在内，没有一个人能像普希金那样深刻体验到异族人民的思想、风尚习俗和精神气质，因为他是真正的俄罗斯人，这种能力是天赋予他的。莎士比亚笔下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是同他自己一样的英国人；相反的，普希金笔下的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却是地道的西班牙人，地道的意大利人。“容易理解其他民族，理解其他民族的心灵，其他民族的欢乐和悲哀，这种敏感性是俄国灵魂的最完美的体现者所特有的，也是全体俄国人民所特有的；激起欧洲人的生活波澜的悲哀和欢乐，他的忧愁，他的痛苦，对于我们，对于我们每个俄罗斯人，未必不比我们自己的悲伤更珍贵。”演讲人从这一切得出结论：俄国人注定只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为他人的痛苦而痛苦，只为他人，我的友人的忧愁而忧愁，最终会给人类大家庭带来安慰、和解与令人快慰的谦恭纯朴。在俄国人所担负的全人类的任务没有得到预定的解决办法之前，俄国人仍旧将是受苦受难者，自觉的殉难者，一刻也不得平静。普希金，这个敏感的灵魂，预见到俄国人的这一天赋使命，正如上文所说，在他文学活动的最早时期就描绘了这种浪子，先在阿乐哥身上，后来在叶甫盖尼·奥涅金身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到这里以个人的名义补充说，这种浪子，在普希金之后，在奥涅金之后，仍旧存在，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另一种模样罢了，现在也存在，还将永远存在，直到如上文已经说过的，在全人类的幸福中心情平静下来。

我们不能保证我们所转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君演说的前半部分的思想是完全准确的，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担保说对演讲的思想的理解和评价恰恰就是我们所描述的那种意思。也许我们说的不是那个思想，不像那个样子，但是感觉到的，产生强烈印象的，恰恰就是我们所描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君在演说的后半部分对达吉雅娜的评述，即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不幸上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君不知怎么变了，并且恰恰是这个特性改变了，——没有像他在评述和解释俄罗斯的忧郁的灵魂之意义时那样产生令人震惊的影响，却像耳边风一样过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君对某种顺从（“顺从吧，骄傲的人！”）的某种意见（这顺从似乎是这个浪子在已经安定下来的时候，在别人的忧虑面前他个人已完全消失了的时候所需要的），这个意见也像耳边风一样过去了；大家的注意力均被表达得很严谨的思想所吸引，所震惊：俄国人天生是为了他人的痛苦而哀伤的。

肯定地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君在演讲结束时马上得到的不单单是热烈的欢呼，而简直是偶像崇拜；一个年轻人，刚握了握可敬的作家的手，就激动得浑身发抖，失去知觉，倒在舞台上。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每一个俄国人都必须活着，以便为全人类的苦难而悲伤，这句话不是对于铁路工人，不是对于十四类代表（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来说，俄国的知识界划分为十四类）才可能有意义。这句话恰恰只可能对青年人产生影响，还对不久前刚变得稳重的、对所经受的东西还有着生动感受的青年代表产生影响，因为在持续数千年的俄国生活中，从来没有哪一代俄国人像用陀氏的话来说必须在最近二三十年间完成自己的亘古以来的使命的一代人那样处于这样艰难、痛苦、毫无出路的境地。几乎整个年轻的一代，主张不去奴役被解放者，不去压迫他们，不是使他们堕落，总而言之，对自己的人民丝毫没有恶意，结果却发现人民并不需要这一代人，怎么可能有这种情况呢？可这种情况就是发生了啊！从前曾经在俄罗斯大地上存在过的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哪一代人也没有像最近二三十年的一代人那样，面临过这样大量的，正是为他人、为摆脱奴隶状态的人效劳的工作，这是为什么呢？这工作是没有被发现，没有出现过，还是没有用处？陀思妥耶夫斯基君自己承担了以长篇小说的形式描绘一个过程 [906] ，他甘愿加以研究，甚至大大违反现实，百倍地夸大丑恶与卑劣，暴露于小说中，却不打算用一句话把这些丑恶与卑劣跟俄国人的全人类任务区分开来，关于这一任务，现在他在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的讲坛上讲得很是娓娓动听。然而无可怀疑的是，最近几年的年轻一代人，在他们的事业刚开始的时候，如果能从解释他们的任务的人那里得到支持，如果这些阐释者把这一任务放在首要地位，使任务提高到哪怕是百倍地惊世骇俗的程度，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现在所述的程度，那么，年轻一代人无疑不会如同他们苦闷了、消磨了许多年那样来消磨一辈子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君怎么会不受欢迎呢，将近三十年中，他第一次怀着最深挚的真情，决心向所有在这艰难年头里痛苦到极点的人说：“你们不会在个人幸福中求得自我安宁，你们只会为他人的不幸而痛苦、而烦恼，因而你们的工作，无论它做得多么不完美，都是有利于全人类的幸福的。——这便是你们的整个天性所预先确定了的任务，是摆在你们的民族性中最隐秘的特性中的任务。”

这一番热情澎湃地大声宣扬的话语，可能也应当使许许多多人受到震动。听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演讲而失去知觉昏倒的人，大概是因为他正如我们千方百计所转述的那样理解了这番讲话。但是，我们再说一遍，我们转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讲话很可能不够准确、忠实。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相当古怪的人；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不久以前，他还把他现在颂扬的一群人比作一群猪那样的牲口，并且预言他们覆灭于深海。 [907] 在自己身上调和着这样的矛盾的人是不容易了解的。他的演讲见诸报端，仔细看过后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印象，这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地方。我们不保证原话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君想要说的话，但是，我们再说一遍，对他所产生的印象的实质，我们是完全能够保证的。

四（次日）

在刚结束的信上，我们对我们所转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君演讲内容的真正意思表示过忧虑，不幸这忧虑是有道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演讲现在在《莫斯科新闻》第162期上登载出来了。拜读以后（而且拜读不止一遍，因为不是一下子就能看懂的），我们发现，虽然其中印着我们逐字逐句所述的那层意思，但是除此以外还有些东西把演说词变成了谜语（我们没有兴趣去猜谜语！），把演讲的全部意思几乎缩减成零。问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君在俄国浪子的全欧洲、全人类的思想中巧妙地附加了许多想法，那已经不是最广泛的人道主义思想，而是最广泛的兔道主义思想。在他的整个演说中到处有这种不恰当的地方，有的仅用一个字，有的用完整的好几句话，并且总是用在接近于议论最广泛的人道主义的地方。为了让读者比较清楚地看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演讲由于这些兔子式的跳跃而搞得多么难以理解，我们不妨从报上发表的原文中摘录几段。

首先我们将作些摘录以证明我们有一切理由像我们已经做的那样来转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演讲。陀思妥耶夫斯基君谈到俄罗斯人民的精神是这样说的：

“……什么是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力量呢，就最终目的而言，不是对世界大同和人类一体的想望吗？是的，俄罗斯人的使命无可争辩地是世界性的，全欧洲性的。做一个真正的俄国人，做一个十足的俄国人，可能只意味着（最终你们会强调这一点的 [908] ）做所有的人的兄弟，世界的人，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对于真正的俄罗斯人来说，欧洲和雅利安人部落的封地像俄国本土，像故乡的封地一样宝贵……我们的封地也是全世界性的。做真正的俄罗斯人将恰恰意味着给欧洲的诸种矛盾带来和解……所有的民族中，俄罗斯人的心也许天生是最最向往全世界、全人类的团结一致的。”

关于俄国“受难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君是这样说的：

“普希金在阿乐哥身上找到并且天才地指出了祖国大地上那个不幸的浪子，那个历史上的俄国受难者，出现在我们的脱离人民的社会里是很有历史意义的。这个典型永久地长期地定居在俄罗斯大地上。这些俄国的无家可归的浪子至今仍在继续漂泊，在我们的时代，如果他们不到茨冈人的宿营地去，不到茨冈人的原始的、独特的日常生活中寻求世界性的理想，寻求慰藉，却从我们俄国知识分子社会的荒唐的、自相矛盾的生活中寻求慰藉的话，那就等于热心地搞起社会主义来，抱着新的信念到另一块庄稼地，勤勤恳恳在那里干活，像阿乐哥一样，相信在不切实际的操劳中会达到自己的目的，得到幸福，不仅是自己的幸福，也是全世界的幸福，因为俄国的浪子所需要的恰恰是全世界的幸福以安慰自己，比这更便宜的代价他是不会忍受的……这依旧是那个俄罗斯人，只不过出现在不同的时期罢了。”

这一段摘录似乎完全足以见出流浪者和人民的牢固的联系，他的纯粹的民族的特点；他身上一切都带有民族精神，一切都是历史地不可避免的，合理的。正是基于这样的确信，我才转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演讲，和发表在莫斯科来信上的意思相同，我感到高兴的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答应将来要给俄国人一只世界性的大雁，而仅仅是因为对俄国生活中的某些现象人们开始按人类的理性来加以阐明，“根据人性”来加以阐明，不是像迄今为止那样带着幸灾乐祸的心情来作说明，而是带着迄今为止尚未有过的几分专注来加以说明。

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君原来是另有意图的。即使从上面摘录的演讲词中，读者也可以看出有些地方完全是一种兔子式的行动。这里面好像无意中插入了“也许”这个词儿，好像也是偶然地并列使用了“经常地”和“长久地”，这里面插入了“不切实际的”这个词和“干”这个词，也就是臆想，虽然立即被性质截然相反的、使人确信的话所淹没，这话就是必然性，必然性使人不可能作贱价处理等等。这样兔子式的跳跃使作者有可能逐渐地把所有“不切实际的干”变为鼓吹死亡的最起码的说教。轻轻地、微微地从一个草墩跳到一个草墩，一蹦又一蹦，整个兔子逐渐跳进难以通行的密密丛林里，连兔子尾巴也看不见了。这时，不知为什么，读者也没有发觉，阿乐哥，大家知道是十足的民间典型，竟会被人民撵出来，恰恰因为他是非民间的。奥涅金，同样是浪子的民间典型，也因为他是非民间的而遭到达吉雅娜的拒绝。结果，不知怎么，这些浪子的民间特点竟是不良的特点。再一跳，“一个属于全世界的人”变成“风吹来的一根草”，变成没有根基的幻想家……“顺从吧！”威严的声音呼喊道：“幸福不在大海彼岸！”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那只属于全世界的大雁留下什么呢？留下的是达吉雅娜，她是解开整个儿这“不切实际的干”之谜的谜底。达吉雅娜原来就是预言，风波就是因这预言而掀起的。她是预言，因为她把属于全世界的人从自己身边赶走了（因为他没有根基，虽然他也无法花更小的代价得到根基），让年老的将军任意支配她（因为不能把个人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不幸上），虽然她同时又爱着浪子。好啊，她牺牲自己。但是，呜呼！原来这牺牲不是自觉自愿的：“我已经嫁给了别人！”受雇于人便委身于人。原来是母亲强迫她嫁给老头子，那娶年轻女子的老头子呢，在这篇演讲中被称为“正直的人”！然而她不想嫁给他，这一点老头儿不可能不知道。不知道那位母亲是何等角色？大概也是世界性的什么吧。就这样，大量的兔式思想使演讲者去鼓吹某种愚蠢的、粗暴的、强制性的祭祀。少女们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君奉上花冠，她们之所以给他奉上花冠，不是为了感谢他劝她们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硬要做她们丈夫的糟老头子，也不是为了向母亲们表示感激，她们强迫女儿出嫁，以便女儿们将来用自己的痛苦去帮助雅利安人部落消愁解忧，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很显然，这里总是有人错了。然而演说之所以被解释得不正确，有错的不是别人，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君本人，他没有以比较朴素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

题解：

1880年6月5日至8日，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文学界的社会性的大事件——在莫斯科举行的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典礼，作家在广大听众面前作了最后一次辉煌的演说。6月8日在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的会议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了演说，同时代人一致证实，这次演说对听众产生了震撼心灵的印象。第三厅收到不具名的情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说受到大众的欢迎，建议采取措施以防止其扩大影响。（恩·弗·别利奇科夫，《在第三厅密探的报告中的1880年莫斯科纪念普希金的活动》，《十月》，1937年，第1期）

然而，演讲词在《莫斯科新闻》（1880年6月13日，第162号）及其他报刊上发表，同时也在《作家日记》（1880年出了唯一的一期，八月号）上发表（附有作者给阿·德·格拉诺夫斯基的说明及答复）后，却引起无数性质互相矛盾的批评和反响。格·乌斯宾斯基（1843—1902）的特写略微说明了革命民主主义派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说的态度。在1880年普希金纪念活动中，格·乌斯宾斯基是《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代表。他在《普希金的纪念活动》一文中表达了他的感想（1891年在《格·乌斯宾斯基文集》第3卷中题目叫《普希金的纪念日》）。这篇文章写了几次，分几次送给杂志；文中回忆的因素和政论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刚见到、刚听到的观感补充了后来对这些观感的评价。文章的开头叙述纪念活动本身。乌斯宾斯基正确评论了大部分发言人的自由主义的漂亮空话，同时他特别强调这是文学纪念活动，强调聚集在普希金纪念像周围的无数群众的狂热的程度。

文章的主要部分是记述伊·谢·屠格涅夫和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说，乌斯宾斯基把他们的演说分开记述。乌斯宾斯基受到初步观感的影响，着重注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演说中与他相近的思想：知识分子对人民的责任，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公开表达了对渴望全人类幸福的浪子典型的爱戴。陀思妥耶夫斯基阐述了普希金的人民性，预言俄国有伟大的未来，这也给乌斯宾斯基以深刻的印象。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演说中的反动方面，乌斯宾斯基起先只是顺便提到，在文章的结尾部分才集中注意力于这一方面。在《祖国纪事》上，文章的结尾部分是用一条线隔开的，在圣彼得堡1891年版他的作品集第3卷上，则是用副标题《次日》预先作了表示。在这一部分乌斯宾斯基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图谋”揭露浪子所选择的斗争道路，号召作为“无根据的幻想家”的浪子实行和解，乌斯宾斯基也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达吉雅娜的形象解释为“人民的”顺从的天职的理想表现。

乌斯宾斯基重新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说已经是在《莫斯科新闻》上登载了演说词之后的事，一部分显然是受到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影响。谢德林对寄去的报道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见1880年7月14日格·伊·乌斯宾斯基给姆·伊·彼特鲁凯维奇的信，《乌斯宾斯基》，第8卷，页228）。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考虑到政治形势（一方面，民主主义知识分子阶层中革命情绪高涨，另一方面，政治尝试把这种情绪引上自由主义的轨道，这种尝试的表现就是准许洛利斯梅里科夫在纪念普希金的活动中充当临时独裁者），按照思想观点，竭力要抵消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说的成功，拿来同《祖国纪事》一个撰稿人的比较尖锐的发言相对照。他不满意乌斯宾斯基的文章，向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要求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屠格涅夫的演说，在《祖国纪事》的《七月小书》中论述了这两篇演说（见1880年6月27日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给米哈伊洛夫斯基的信）。米哈伊洛夫斯基在他的《文学札记》（《祖国纪事》，1880年，第7号）上满足了他的这一要求。然而谢德林在和屠格涅夫及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论战时，对纪念普希金的演说的评价，基本上是同意乌斯宾斯基的。

在作品集第3卷上，乌斯宾斯基保存了受到直接的观感的影响所写的那部分笔记，以及看了杂志上刊登的演说词后所写的那篇笔记，仿佛是留给读者和下一代去评断。

第二篇文章也发表在1880年的《祖国纪事》上，标题为《在祖国的田地上》，在1891年版的集子上题目叫作《秘密》，乌斯宾斯基在文中尖锐批评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见解的矛盾性。这篇文章是简讯《次日》的续篇，然而不是回忆录性质的：这已经不是直接观感的反映，而是一篇尖刻的讽刺文章，以演讲者和听众的各种代表之间，直至和普希金的达吉雅娜之间的对话形式写成的。文章的结尾部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论战，乌斯宾斯基拿“真正的”即革命的事业来和道德完善的说教相对抗。

稍后，因为反动政论家康·尼·列昂季耶夫对演说的攻击，乌斯宾斯基又重新来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纪念普希金的演说。列昂季耶夫在《论全世界的爱。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普希金的纪念会上的演说》一文中（《华沙日记》，1880年7月29日、8月7日及12日，第162、169、173期；《文学遗产》，1934年，第15期，页144—147）把——用他的话来说——轰动一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说和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的“比较不著名的”、“高贵而温和的”（列昂季耶夫语）演讲作了对比。波别多诺斯采夫的这篇发言是“几乎同时”在雅罗斯拉夫教区为教堂职员的女儿们办的学校的毕业典礼上所作的演讲。1882年，在《我们的新基督教徒》这本小册子中，列昂季耶夫一面找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伦理上和宗教观点上的相似之处，一面因他们把基督教的教义当作对他人、对“各民族共同的兄弟情谊”和全世界“和谐”的博爱宣传来加以利用而指责他们是在胡说八道。

在1883年的特写《期待着更好的》一文中，格·乌斯宾斯基出来反对康·列昂季耶夫，保卫陀思妥耶夫斯基。乌斯宾斯基不是托尔斯泰学说的信徒，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像对待“严格的禁欲主义道德的疯狂而热情的鼓吹者”（弗·姆·米哈耶夫，《论格列勃·伊万诺维奇·乌斯宾斯基》——《人民的幸福》，1902年，第11、12期），认识到把基督教的博爱当作医治社会灾难的灵丹妙药的思想是一种空想，因此他一方面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德理想和托尔斯泰的道德理想之间，另一方面又在其与列昂季耶夫式的反动分子的虚伪保守观点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限。

普希金的纪念日（1880年）（选自《回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尼·尼·斯特拉霍夫

在普希金的纪念日活动中，胜利降临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头上，他在这一和平竞赛中获得了“第一棕榈”奖，我作为这一胜利的目击者，将努力把这件事连同我所注意到的全部细节详细加以叙述。我参加了普希金纪念像的庆祝典礼，可是一点也不积极，只做了一个普通观众，不过这一庆祝活动使我深感兴趣，因此我比其他人看得更清楚，在这个纪念活动中演出了一场内部戏，这场戏的主角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

6月6日，我们全体从上午十点钟起聚集在斯特拉斯特诺依修道院参加弥撒和亡魂追荐仪式。教堂里挤满了文学家和知识界的全体优秀人士，他们在愉快的歌声中拘谨地谈着话。大主教马卡理在主持祈祷仪式，祈祷完了，他布道，题目很简单，应当感谢上帝给我们派来了普希金，应当祈求上帝，望他为一切其他行业赐予我们同样强大的人物。我觉得布道似乎有点儿冷清，没有发觉它产生了特殊的影响。我觉得，当我们走出教堂来到广场上，当雕像上的遮布揭去，我们在音乐声中到纪念像的基座上去献花圈的时候，头一阵欢乐的时刻来临了。纪念像前举行的仪式是十足世俗性的，献花圈，宣读证书，纪念像修建委员会用证书把它移交给莫斯科城，归该城市所有。费·彼·科尔尼洛夫 [909] 在高高的讲台上朗读证书。[……]

从这简短的仪式开始，大家充满了过节般的快乐心情，整整三天没有中断，也没有为任何哀伤的或懊恼的事情所打断。那种所谓丑事，本来是很容易发生的：首先，文学家之间一向存在的文人相轻，很容易暴露出来；其次，有人可能受眼前情况的诱惑，对非文学界的人和事说些尖刻的话。确实，文学界的不和在这个纪念活动中终究还是暴露出来了。在莫斯科当地的某些人身上就流露出对《莫斯科新闻》的敌对情绪，而且表现得这样强烈，使这家报纸的编辑部决定不参加纪念活动。因此这家报纸仅限于米·尼·卡特科夫在议会举行的宴会上作了一次发言，在他发言之后，正如大家说的，有一个参加宴会的人也企图以沉默来表示自己对发言者的敌意。这种关系的后果是彼得堡的报纸刊登了许多关于纪念活动的种种情况的函电，而《莫斯科新闻》则不仅未予记叙、未予评述纪念活动，甚至压根儿不登任何消息。 [910]

除了这件深可惋惜的事情之外，其他的若干不和也许是表现在有些作家没有出席文学界的共同的纪念活动 [911] ；其他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可以证明，一连三天，我从早听到晚，会上没有说过一句真正含有敌意的话；相反地，互相对立者之间倒是有一些态度友好的例子。这是在怀念普希金中产生的一个奇迹。纪念活动的总的印象是愉快的，非常吸引人的。许多人对我说，有好多时候，他们勉强才把眼泪忍住，或者甚至忍不住不流泪。这种愉快越来越高涨，没有被一点点悲伤的或恼人的情况所搅扰，只是第三天才达到欢乐的高潮。

去参加纪念活动时，我心里想：“嗯，关于普希金，会说些什么呢？”纪念活动本身越来越朝着这个问题进行，越来越强烈地趋向于表现一致的想法——给予我们伟大的诗人以最崇高、最公正的赞扬。这是和平竞赛的目的，到后来，竞赛者除了这个目的之外，确实把一切都忘记了。参加活动的是来自社会各界的极不相同的各派人物，不仅有学者和作家，还有我们公家机关和私人团体的各种代表；法国教育部也派来了一名代表；会上宣读了外国学术团体和作家的来电来函；特别重要的是捷克、波兰及其他斯拉夫国家发来的电函与贺词，言词真挚恳切，不由人不注意。不过这一切仅仅是环境气氛而已；主要角色，极其重要的作用，显然是属于我国的学者和文学家的；他们面前摆着艰难而重要的任务——阐发普希金的精神与伟大。

第一天在大学里召开隆重的庆祝大会，举行宴会，由莫斯科议会宴请代表们。大家从纪念像那儿到大学里去。院士们和教授们在那里宣读了论文；这些文章中有些有趣的事实，确切的详情细节，正确的见解，可是关于普希金的问题没有充分展开。庆祝大会上最热烈的时刻自然是大学校长宣布屠格涅夫被选为大学的名誉委员 [912] 那一刻。这时爆发出热烈的、非常激动人心的掌声，大学生使劲儿鼓掌的最多。马上可以感觉得出，大多数人选择屠格涅夫是把他当作一个兵，使蕴蓄的全部热情可以集中和倾注在他的身上。后来，在纪念活动期间，每次提到这个著名的名字或者提到他的作品时，人群都报以掌声。人们一直在庆贺屠格涅夫，好像承认他是我国文学的主要代表，甚至似乎是普希金的直接的、当之无愧的继承人。又因为屠格涅夫在庆祝活动中是西欧派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所以可以认为，在面临的智慧竞赛中，主要角色和胜利将落在这一文学派别上。另外，已经知道屠格涅夫是准备发言的，大家在说，他特地到自己的庄园里去，以便利用空闲时间考虑发言，并且写了下来。 [913]

[1] 也可译作“观察自我”，即作内心的省察，“内省”的意思。

[2]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29年，第11卷，页78。

[3]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30年，第2卷，页175。

[4] 作家的弟弟，见本书页50的题解。

[5] 工程专科学校是一所军事性质的专科学校，详后。

[6]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28年，第1卷，页52。

[7] 见弗·基尔波金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莫斯科，1960年，页17—22。

[8] 《罪与罚》中的人物。

[9] 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中的人物。

[10]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1卷，页73、74、75、79。

[11]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30年，第8卷，页156。

[12] 《别林斯基全集》，苏联科学院出版，第9卷，页554。

[13]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第8卷，页50。

[14] 同上，第11卷，页250。

[15]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第8卷，页50。

[16]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1卷，页57。

[17]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29年，第11卷，页309。

[18]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1卷，页47。

[19]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第11卷，页308、311。

[20]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30年，第13卷，页191。

[21]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莫斯科，1959年，第4卷，页198—199。

[22]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第13卷，页526。

[23] 伊·谢·阿克萨科夫的《日报》断言：“……总起来说，地主和农奴之间的私人关系是相当人道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篇文章表示愤慨：“人要愚蠢到什么程度才会相信农奴制度是合乎天意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第13卷，页154）——作者注

[24] 卡贝（1788—1856），法国作家，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

[25] 伊加利亚公社即卡贝在长篇小说《伊加利亚游记》中所描写的地方。

[26] 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所设想的生产单位叫法朗吉，这样的单位中的住房叫法朗吉斯特。

[27]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2卷，页263。

[28] 恩·弗·别利奇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的诉讼案中》，莫斯科，1936年，页85。

[29] 克·尼克拉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服苦役时的同伴》，《历史通报》，1898年，第1期。

[30]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第13卷，页531。这篇评论美术学院画展的文章收在第13卷的《附记》部分。我们觉得，根据笔调，主要是根据镣铐的“实际”知识，认为这篇文章是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是有充分理由的。

[31]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2卷，页30。

[32] 《卢那察尔斯基八卷集》，莫斯科，1963年，第1卷，页191。

[33] 米·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苏联作家出版社，莫斯科，1963年。请比较卢那察尔斯基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多声部＞》（因巴赫金的书第一版出版而作），载《卢那察尔斯基八卷集》，第1卷；请参阅弗·什克洛夫斯基的《赞成和反对》，苏联作家出版社，1957年。

[34]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第13卷，页41。

[35]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4卷，页220。

[36] 同上，页175。

[37]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页440。

[38] 《卢那察尔斯基八卷集》，第1卷，页184。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第17卷，页470。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页472、485。

[41]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4卷，页103。

[42] 《列夫·托尔斯泰论文学和艺术》，莫斯科，1958年，第2卷，页105。

[43]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4卷，页109。

[44] 拉丁文：是这样的！

[45] 马·高尔基，《俄国文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页433。

[46] 方括号中删节号系表示原书编者所删。

[47] 这一情况及某些其他情况我是从文件中得来的，这些文件是我在为继承姨妈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库玛宁娜的遗产而奔走期间所得到的。——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注

[48]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诺维科夫（1744—1818），作家，出版家，新闻记者。

[49] 保姆阿莱娜·弗罗洛夫娜在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出现了两次：一次在长篇小说《群魔》中（《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7卷，页115、119）；另一次在1876年的《作家日记》中（《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256、257），这里记述了乡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一次火灾：“最初的惊骇之下，我们想，这下子要烧个精光了。我们纷纷跪下，开始祷告上帝，母亲哭了。蓦然间，我们的保姆阿莱娜·弗罗洛夫娜走到妈妈身边，她是个自由人，即莫斯科的市民，是我们雇用在家里干活的。她带大了、照顾了我们家的所有孩子。当时她大约四十五岁，性格开朗，快活，而且总是给我们讲非常好听的故事！她好多年都没有问我们领工钱，说：‘我不要钱用。’她的工钱积攒了五百卢布左右，存在当辅里

[50] ，说是将来‘养老用’。这时她突然悄悄对我妈妈说：‘既然你们要钱用，就把我的钱拿去吧，我没啥，我不要钱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保姆的行动是一个有典型意义的现象，证明来自民众的人能够同情亲友们的不幸，至少能为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

[51] 长篇小说《少年》中，少年波特罗斯托克的房东彼得·伊波里托维奇老是愉快地说些笑话奇闻，这个形象即是从费·安·马尔库斯身上来的。（《最后几部长篇小说》，页175—176）

[52] 在未完成的叙事诗《大罪人的一生》草稿上，一个主要的中心人物用了阿尔丰斯基这个姓。（见《文件》）在长篇小说《少年》中，维尔西洛夫和阿尔卡季·陀尔戈鲁基这两个人物，有一部分来自阿尔丰斯基。

[53] 关于舅舅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涅恰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40年1月28日写给亲戚库玛宁的信中写道：“舅舅之死使我流下真诚的眼泪以悼念他。父亲、母亲、舅舅均在两年内相继去世！”（《书信集》，第4卷，页243、447）显然，米哈伊尔舅舅不久之前死于“圣诞节期间”，但不是1838到1839年间，而是1839到1840年间的“圣诞节期间”。

[54] 据柳鲍芙·费奥多罗夫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赌徒》中玩轮盘赌输掉一半家产的“莫斯科老奶奶身上”描写了亚·费·库玛宁娜。（《在女儿柳·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描绘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莫斯科彼得格勒，1922年，页21—22）据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看法，《白痴》中“罗戈静老太婆身上”描写了亚·费·库玛宁娜。（列·彼·格罗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国家出版社，莫斯科彼得格勒，1923年，页60）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9年8月14日及26日给阿·尼·迈科夫的信中写到，姨妈神经不正常已有好几年了。（《书信集》，第2卷，页200）

[55] 指正式规定的假日、休息日。

[56] 关于瓦·米·卡杰尔尼茨基，过去听过他讲课的人（包括尼·伊·庇罗果夫）也写过一些很有趣的回忆录，见《家族纪事》，页84—87。

[57] 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对民间戏剧也产生了兴趣。比如，在1876年的各期《作家日记》（《画家俱乐部的枞树晚会》）中，对剧目发表了有趣的见解，可能道出了有彼得鲁什卡一角的民间戏剧的精髓：普尔契尼尔

[58] “类似堂吉诃德，他不愿相信邪恶与欺骗，勃然大怒，见到不公正便冲上前去，而彼得鲁什卡像完全俄国化的桑丘·潘沙，不过民众的性格也已经完全俄国化了”。值得注意的是，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凡是戏剧演出应当深切关注当前大众最注意的问题。（见《列宁格勒国立波克罗夫斯基师范学院教学笔记》，1940年，第2版，第4卷，页314—316）

[59] 1828年，我们的军队果然占领了安纳帕要塞。——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注

[60] 尼·亚·波列伏依（1801—1867），俄国作家，《莫斯科电讯》杂志发行人。

[61] 三一修道院全称是三一谢尔盖修道院，距莫斯科七十公里，是十四世纪时由修士谢尔盖·拉陀涅什斯基所建。

[62] 1839年3月23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霍嘉英采夫的信保存下来了。（《书信集》，第4卷，页240）这里的某某可能就是指他。

[63] 这个地名在哥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无数作品中不止一次遇到。比如，《群魔》中斯塔夫罗金与迦迦诺夫决斗的地方就叫白雷科沃。——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注

[64] 1876年2月出版，第一章（《农民马列伊》）。

[65] 切列莫什尼亚这个地名出现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哥哥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老卡拉马佐夫的领地就叫这个名字

[66] ，他委托他的第二个儿子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出售森林中的别墅。——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注

[67]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的仆人也叫格里戈利·瓦西里耶维奇。

[68] 复活节前的星期五。

[69]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斯梅尔佳科夫的母亲叶莉扎维塔·斯梅尔佳夏娅显然是从“傻女人阿格拉菲娜”来的。小说中说她“像傻女人阿格拉菲娜一样，一辈子逛来荡去，无论冬夏，赤着脚，只穿一件麻布衣服”。

[70] ИЖИЦa是旧时俄语字母中的最后一个字母V的名称。

[71] 《大罪人的一生》的提纲中几次提到车尔马克寄宿中学（见《文件》），很明显，这个提纲的前半部分后来用在《少年》中。（见《最后几部长篇小说》）

[72] 瓦莲卡即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大女儿瓦尔瓦拉，瓦丽娅的爱称。

[73] 教师的姓名无法查考。

[74] 卡拉姆津（1766—1826），俄国诗人，学者。

[75]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国学者，诗人，作家。

[76] 克·亚·波列伏依写的关于罗蒙诺索夫的著作，书名不确切：不是《传记》，是《罗蒙诺索夫生平记述》。

[77] 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所读的书，根据下面所举的简略书目，可以看出尽管家里是严格的家长制生活方式，家中人对文学的兴趣却相当浓厚，父亲对文学著作也很注意。如米·尼·扎果斯金的《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伊·伊·拉谢奇尼科夫的《冰屋》，康·彼·马萨尔斯基的《射手们》，德·尼·贝吉切夫（弗·伊·达里的笔名）的《霍尔姆斯基家族》以及《哥萨克人鲁甘斯基的故事》等，都是当时的文学新作品。

[78] 杰尔查文（1743—1816），俄国诗人。

[79] 茹科夫斯基（1783—1856），俄国诗人，翻译家。

[80] 纳烈日内依（1780—1825），俄国乡土派小说家。

[81] 《哈布斯堡伯爵》系茹科夫斯基翻译的德国作家席勒的诗作。

[82] 未写出来的长诗《大罪人的一生》的提纲中，这个姓名用在一个人物身上，他的作用应是十分重要的：他给长诗的核心人物以巨大影响，这个核心人物就是后来长篇小说《少年》的主角阿尔卡季·陀尔戈鲁科夫的形象。（见《文件》，页70、71、75及其他各页）

[83] 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伏依科夫（1779—1839），讽刺诗人，记者。

[84] 接下去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引用了伏依科夫的讽刺诗（页21—23，30，34，39—41，47—51，54，55等）十五节。（见伏依科夫的《疯人院》，利益出版社，1911年，伊·罗扎诺夫与H.西多罗夫作序及文学史方面的注释）《疯人院》的初稿作于1814年，当即以手抄本流传。伏依科夫的讽刺诗发表于1857年。

[85] 彼·巴·叶尔肖夫（1815—1869），俄国作家。

[86] 彼得堡的工程总校原是苏赫捷林将军于1804年创办的工程学校，1810年起命名为工程专科学校，附设军官班；1819年起又改名为工程总校。校址在丰坦卡的米哈伊洛夫斯基城堡，即从前的帕维尔皇宫。（见姆·马克西莫夫斯基的《工程总校史抄》，圣彼得堡，1869年）

[87] 皇帝陛下第四办公厅大臣格·伊·维拉摩夫的复信虽然很客气，却没有让孩子们官费入学。米·米（大哥）根本不让入学，当了士官生。费·米（二哥）由姨父亚·亚·库玛宁花了九百五十纸卢布才得以入学。

[88] 题为《普希金之死》的诗作首次仅仅发表在1856年的《北极星》上。（伦敦，1858年，第2期）国内的《读书文库》上发表时少掉后面的十六行诗（1858年，第1卷，第20期），收在斯·斯·杜迪什金编的莱蒙托夫文集（圣彼得堡，1868年，第1卷）中时没有“你们，贪婪地成群站在王座边”这一行诗。

[89] 这是明斯克中学生阿·凯尔斯诺夫斯基的诗《普希金之死》中的第三、四、五节。诗发表在《白俄罗斯学区中学生俄语课习作》上。（维尔诺，1839年，页3、4）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引用的诗句不完全确切，大概是根据1837年即已传到莫斯科的抄本。（参见弗·弗·卡拉希，《Puschkiniana》，基辅，1903年，第2期，页7）

[90] 诗句引自卡拉姆津的《墓志铭》。

[91] 1876年的《作家日记》。（《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168）

[92] 奥古斯特·科采布（1761—1819），著国剧作家，著有感伤主义的戏剧《对人们的憎恨和忏悔》、《德国的穷乡僻壤》等。他由于从事反动活动——维护神圣同盟，被大学生刺死。

[93]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父母亲的看法还见诸1876年3月10日他给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书信集》，第3卷，页204—205）

[94] 我们看《温顺的女人》时，里面也写到这种“内心混乱”状态，一个人“思想钻了牛角尖，使劲儿去想那已经发生的事情”，对心爱的人自说自话，好像他或她还活着似的。

[95] 米·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封信中写到收成不好，经管田庄开支浩大，天气干旱，“不仅有破产的威胁，而且还有完全挨饿的危险”。（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忆录》，页87—88）

[96] 原文如此，没有一。

[97] 1841年秋天安·米居住在费·米处。

[98] 10月17日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到雷维尔，是到纳尔瓦去了。

[99] 指巴尔干山脉的希普卡山隘，在保加利亚境内，高1185米。1877年俄土战争时为争夺山隘曾进行过激战。

[100] 后来，对阿道尔夫·伊万诺维奇·托特列边的情况，我一无所闻，他似乎年纪轻轻就死了。——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注

[101] 关于特鲁托夫斯基见本书页63。

[102] 诗句出自奥鲍陀夫斯基根据意大利剧本改编的诗体剧《父女》。主角维利扬·达维尔施顿先生由卡拉蒂金扮演。

[103] 这几句诗出自弗·亚·奥泽罗夫（1769—1816）的悲剧《德米特里·顿斯科依》中的第一幕第二场，该剧本写的是莫斯科贵族的故事。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引用的诗句不确切。

[104] 朴烈弗伦斯、惠斯特、班克与什托斯都是纸牌玩法。

[105] 奥·费·米勒（1833—1889），文学史家。

[106] 关于资料来源请先看本书页716缩略用语说明表。

[107] 1930年列宁格勒版的《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忆录》的序言。——原注

[108] 这个外号可能同1838年刚去世的修士大司祭福迪有关。上流社会把福迪当作“非尘世的”、“谦逊的”圣人。

[109] 拉丁语：哺育我们的母亲。这里指学校，学员们在那里度过青年时代。

[110] 法语：永远也不要说有损于您的德行的真话。

[111] 法语：离群索居的人。

[112] 法语：计算。

[113] 即乔治·桑（1804—1876），法国女作家。杜德万（Dudevant）系其丈夫的姓。

[114] 特洛夫斯基

[115] ③十分迟钝，与记性好的同学截然不同。他在两个学校毕业，当了国家的大官（省长，内务部部长助理），可是由于自己的举止行为，被人称作脑袋瓜里装满馅子的人（谢德林），或者简单点，叫作鼓手。——亚·伊·萨维里耶夫注

[116] “神人教派”，或称“基督派”，是俄国第一个神秘教派，出现在十七世纪后半期，有各种不同的支派，整个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的前三十年间存在。

[117] 勃雷兹加洛夫四十年代还活着。——亚·伊·萨维里耶夫注

[118] 费里克斯·古斯塔伏维奇·托尔（1823—1867），傅立叶学说的拥护者。在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星期五聚会上讲授宗教史。他和其他最积极的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一起被判处死刑，后经批准流放到西伯利亚柯列夫厂服苦役。1855年准许他住在鄂木斯克，他在那里与巴枯宁过从甚密，巴枯宁对他作了这样的性格描绘：“头脑清醒[……]，金子一般的心，纯洁，高尚，和自私自利、虚荣完全格格不入。好冲动的骑士性格……”（《巴枯宁给赫尔岑与奥加辽夫的信》，圣彼得堡，1906年，页155—161）托尔是个出色的教师、批评家，也写过文艺作品。最有价值的是他的《常用辞典》，连附录三大卷的著作（1863—1866）。

[119] 工程总校是一所中等专科学校，“学员”相当于技术员水平。后来开设“学院班”，大致相当于大专水平，培养技术军官，故而又称“军官班”。

[120] 《穷人》作于1844—1845年。但是小说的酝酿时间可能还要早些，第一稿可能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工程学校时写的。参见本书页102注②。

[121] 这很可能是画家无谓地想象出来的。诚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喜欢听青年人的带有抒情意味的可爱的恋爱故事，然而他的中篇小说（指《涅朵奇卡》——译者按）却作于1849年，在画家讲恋爱经过之后约五年。

[122] 原文如此。前面说是“学院班”。

[123] 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回来不是1862年，是1859年。

[124] 题目系编者所加。

[125] 作家的哥哥。

[126] 德国女演员利莉·辽娃1841年在彼得堡演出。

[127] 即布尔·乌莱（1810—1880），挪威著名的提琴家。

[128] 1842年4月8日，李斯特在彼得堡举行首场音乐会，演出罗西尼的《威廉·退尔》，唐尼采蒂的《露契亚》中的行板，他自己的根据莫扎特的《唐璜》主题改编的幻想曲，贝多芬的《阿黛拉伊达》浪漫曲以及他自己的半音阶加洛普舞曲。4月11日举行第二场音乐会，演出肖邦的马祖卡舞曲，舒伯特的《魔王》，贝多芬的田园（第六）交响曲中的《农民舞曲》、《暴风雨》以及《终曲》。第三场音乐会上演出韦伯的《音乐会》，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这次到彼得堡共举行五场演出。李斯特第二次到彼得堡是在1843年，只举行了一场音乐会。

[129] 见本书页120。

[130] 拉马丁（1790—1869），法国诗人。

[131] 弗里德利克·茹利埃（1800—1847），法国作家。

[132] 爱弥尔·苏维斯特（1806—1854），法国作家。

[133] 保尔·德·科克（1794—1871），法国作家。

[134] 鲁比尼（1795—1854），意大利歌唱家。

[135] 勃拉兹于1842年在彼得堡作首次演出。《北方蜜蜂》报（1842年3月13日，第57期）有消息报道说：“3月15日神奇的黑管演奏家勃拉兹先生将在安格里尔加特夫人府邸举行音乐会，先生吹奏此乐器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尽善尽美的境地。”

[136] 1842年4月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里森坎普夫不可能去看《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因为该剧的首次演出是在1842年11月27日。（见《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格林卡》，《文学遗产》，莫斯科列宁格勒，1952年，第1卷，页224）陀思妥耶夫斯基观看此剧与里森坎普夫相遇显然是在1843年春天。

[137] 1806年1月5日第2号《圣彼得堡公报》的《私讯》内提到乐器师凯勒。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注意”到的那个人是否即这个凯勒的兄弟，无从查明。

[138] 欧仁·苏（1804—1857），法国作家，著有《玛蒂尔达》、《巴黎的秘密》等。

[139] 1843年12月31日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哥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提议他们一起来翻译和出版苏的一本最风行的小说：《玛蒂尔达或一个年轻女人的忏悔》。（见《书信集》，第1卷，页66—67）这本小说以及另外两本小说：《巴黎的秘密》和《永恒的犹太人》，反映了“世纪的理想”，圣西门、傅立叶、拉门奈及其他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的社会主义学说，这对于俄国的进步的读者尤其有吸引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业”没有实现。《玛蒂尔达》在1846年才由弗·姆·斯特罗耶沃依译出。

[140] 尼·伊·庇罗果夫（1810—1881），外科医生。

[141] 即工程总校。见本书页40注①。

[142] 茹科夫斯基的故事诗《斯维特兰娜》中的诗句。

[143] 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拉迪茨基（1820—1890），侍从武官长，1877至1878年俄土战争的参加者。

[144] 拉迪茨基的庆功宴在1878年10月19日举行，参加宴会的除军人之外，还有格里戈罗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及谢切诺夫。（《声音》，1878年，第293期）

[145] 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考富曼（1818—1882），侍从武官长，军人，国务活动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工程学校的同学。

[146] 巴乌寇尔（1822—1889），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工程学校的同学，1888年起任交通部长。

[147] 格里戈罗维奇1836年1月起在柯斯托马罗夫寄宿学校读书，1837年1月10日进工程学校。费·米及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37年进该寄宿学校，1838年1月16日费·米被工程学校录取。

[148] 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健康状况没有被准许参加工程学校考试；1838年6月起在雷维尔读书，并开始在工兵连任职。退职后，1847年底迁居彼得堡。

[149] 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歌德的叙事诗《列那狐》译成俄文（《祖国纪事》，1848年，第2、3期；又见弗·齐尔蒙斯基的《俄国文学中的歌德》，列宁格勒，1937年，页477），还译了席勒的剧本《唐·卡洛斯》（《读书文库》，1848年，第2、5期），译文均属优秀。在1848至1850年间的《祖国纪事》上，他发表了一系列自传性作品，1851年又发表喜剧《老的和少的》。

[150] 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办的《当代》杂志（《BPeMЯ》）时间要早得多，在1861至1863年间，后因书报检查停刊，1864年起办的《时代》杂志（《ЭЛOXa》），1865年被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停办，那已经是他的哥哥去世以后的事了。（见尼·尼·斯特拉霍夫的回忆录，又参见《书信集》，第1卷，页396—403）

[151] 1837年5月，从莫斯科赴彼得堡途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哥哥相约，“到彼得堡后，立即到决斗地点去，到普希金从前住过的寓所去，看看他去世的那个房间”。（1876年《作家日记》，《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169；又见本书页40—41）

[152] 关于车尔马克寄宿学校见本书页34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录。

[153] 1838年8月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给兄弟谈到他对霍夫曼的喜爱，那年夏天他在彼得果夫营地看了“霍夫曼的全部作品”。（《书信集》，第1卷，页47）

[154] 《一个吸鸦片者的自白》是英国作家托马斯·德·昆西的作品，1821年匿名出版。俄译本（1834）当作是麦丢林（十九世纪时在俄国音译作玛丢林）的作品，他的长篇小说《流浪者美尔莫特》在俄国很风行。（见姆·普·亚历克赛耶夫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德·昆西的＜Confessionsofan English OpiumEater＞》，《敖德萨高校学术论丛》，1922年，第2卷）由于该书第二版问世，赫尔岑写信给屠格涅夫道：“我当即买了OpiumEater’a。是的，这是一本出色的书——DeQuincy（德·昆西）至今还活着[……]。没有一个法国人能写得如此真诚，如此坦率，又如此勇敢。”（《赫尔岑》，第24卷，页60）

[155] 《寻迹捕兽的猎人》，卡特科夫、雅寿科夫和帕纳耶夫的译本发表时书名叫《荒漠指南，或海湖》。（《祖国纪事》，1840年，第8、9期）

[156] 亚·尼·贝凯托夫是安·尼及尼·尼·贝凯托夫的哥哥，关于他们，格里戈罗维奇下文还要谈到。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贝凯托夫兄弟的关系见本书页88注②。亚·伊·萨维里耶夫的文中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烈谢茨基的友谊。（见本书页54）

[157] 大概是指尼·米·卡拉姆津的《一个俄国旅行家的书信》中大画家的生平记述。（1789年7月12日寄自德累斯顿的信）

[158] 山蒂是拉斐尔的姓。

[159]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年级时留级，1838年10月30日及31日他分别写信给父亲和哥哥告知此事。

[160] 这里说的是四十年代初期。《LesFran?aispeintspareux-mêmes》出版于1840—1842年间。别林斯基在为《彼得堡生理学》文集（1845）作序时提到巴黎出版的这本书，也提到其他许多描写社会风貌的法国“生理学的”文集。（《别林斯基》，第8卷，页377—378）

[161] 这次相遇在1844年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同年10月获准退学。（见本书页102注①）

[162] 格里戈罗维奇的《彼得堡的街头乐师》发表在《彼得堡生理学》文集第1卷，文中已采纳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意见。

[163] 格里戈罗维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居住是在1844年9月底。

[164]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译本未具名，刊登在《剧目与文选》1844年第6、7期上。

[165] 别林斯基对巴尔扎克持否定态度（在《文学的幻想》中作了好评之后），在1836年之前就完全确立了。（见《论批评与＜莫斯科观察家＞的文学见解》，《别林斯基》，第2卷，页158；又参见1840年3月14日给弗·帕·鲍特金的信，第11卷，页496；《一八四五年的俄国文学》，第9卷，页396）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在1836年便在书信中欣喜地谈到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伟大！他的典型是全世界智慧的产物！不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而是整整几千年的历史以自己的奋斗在人的心灵里造成这样的结果。”（《书信集》，第1卷，页47）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对待巴尔扎克，一生未变。

[166] 见本书页110、189、285—287。

[167] 即1877年的《作家日记》。（见本书页101—105）

[168] 最初是伊·伊·帕纳耶夫在《文学界的大小偶像》的小品文中提到此事，但没有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帕纳耶夫的小品文（见《新诗人描写彼得堡生活的札记》，载《现代人》，1855年12月，页235）发表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服军役。后来帕·瓦·安年科夫的消息中又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要求。（见本书页93）亚·谢·苏沃林在《新时代》（1880年，第1473号）上反驳安年科夫：“我们收到1846年的《彼得堡文集》，发现安年科夫君的这一情况大概是他出于好心而编造出来的，《穷人》刊印出来时并未加上任何花边，所用字体也与文集中其他作品的字体无异。[……]因此，安年科夫应当承认自己有罪，《欧洲导报》也应当一起认罪。”《欧洲导报》以编者按答复苏沃林，坚持有加“花边”一事，不过已换了另一种说法，说是要求加花边的不是如安年科夫说的那本《穷人》，而是原拟在别林斯基所筹备的《大河马》文集中发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个短篇。“《穷人》的作者不是要求涅克拉索夫，而是要求别林斯基，不是把他的新作放在集子的卷首，就是放在末尾，但无论如何不要放在其他作品的中间，而且要求加上花边框子。别林斯基当场被这古怪的要求弄得很窘，把自己的苦衷讲给要好的朋友们听。涅克拉索夫、帕纳耶夫和其他人为了安慰他，想出个主意，以别林斯基的名义写一首诗寄给《穷人》的作者，结尾四句是：你对我会感到满意，我会低三下四，我拿花边围住你，把你放在末尾。”在编辑部对这四行诗所加的注释中说：“诗是从五十年代的一本笔记本中抄来的，这本笔记本是当时与《现代人》编辑部很接近的一个人的。”（《欧洲导报》，1880年，第5期，页412—414）这个人可能是屠格涅夫，因为2月1日与4月17日他在彼得堡，跟《现代人》编辑部确实很接近。（《书信集》，第4卷，页413—415，多利宁作的注）不过关于加花边一事的新的说法以及上述《欧洲导报》编辑部的诗也可能来自格里戈罗维奇，他的笔记本的内容后来发表了。（见《格里戈罗维奇的笔记本摘抄》，《涅瓦》文学副刊，1901年，第11期，页393—394；屠格涅夫的“笔记本”则不知下落）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断然否认加花边的流言。（见他1880年5月14日致苏沃林的信，《书信集》，第4卷，页143）

[169] 别林斯基在评论《彼得堡文集》的文章中对《穷人》的社会意义与文学意义给予极高的评价，在这之前，别林斯基已经提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小说《穷人》（在关于乔治·桑的长篇小说《安吉堡的磨坊工人》的书评中）：“即将来临的一年，——这我们大概是知道的，——应当大力唤起公众注意文学界的一位新人的名字，这个人似乎注定要在我们的文学中扮演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扮演的角色。什么名字，什么人的名字，因什么而引人注目——这一切我们暂时保持沉默，因为公众日内自会知道。”（《别林斯基》，第9卷，页407—408）

[170] 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读《两重人格》的开头几章不是在涅克拉索夫处，而是在别林斯基处。（见本书页92注②）

[171] 这一段引文出自1848年2月15日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但引文不准确。（《别林斯基》，第12卷，页467；全文第一次发表在《安年科夫与其友人》一书中，圣彼得堡，1892年，页607）在《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一文中也有同样的严厉的评语。（《现代人》，1848年，第3期，第3栏，页38—39；《别林斯基》，第10卷，页350—351）

[172]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以别林斯基为首的《现代人》那一派人的关系的恶化与彻底破裂，见《书信集》，第1卷，页88—89，102—103，104，114—116，482，以及《别林斯基》，第12卷，页467。

[173]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贝凯托夫兄弟的相识和接近，是他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时期。他由于与《现代人》派的关系破裂，心情沮丧，但是在贝凯托夫兄弟身上找到了新的支持和真正的新朋友。（见《书信集》，第1卷，页103）贝凯托夫三兄弟中有两个人（即亚历克赛·尼古拉耶维奇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住在彼得堡。亚历克赛·尼古拉耶维奇·贝凯托夫在工程学校念书，并于1844年毕业。据格里戈罗维奇证实，亚·尼·贝凯托夫在工程学校时便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接近。（见本书页81）另一个工程学校的学生，著名画家康斯坦丁·特鲁托夫斯基也谈到当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亚·尼·贝凯托夫友善。（见本书页60）贝凯托夫兄弟那个小组，或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称的“团体”，是许多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青年组织之一，后来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周围联合起来。搞社会思想史的历史学家和写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的作者们，直到现在还完全没有研究过贝凯托夫兄弟小组。1847年春这个“团体”解散，显然不是自发解散，而是在某种外来的刺激的影响下解散的，尽管这一团体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上的自我感觉有良好的作用。贝凯托夫兄弟于1847年初去喀山，同年春天，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哈南科夫“因品行不良”被彼得堡大学开除，他原来也参加贝凯托夫小组，后因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被捕。虽然贝凯托夫兄弟离开彼得堡的确切原因还不清楚，但看来他们转学到喀山大学与哈南科夫的开除是有某种同样的原因的。

[174] 亚历克赛·尼古拉耶维奇·普列谢耶夫（1825—1893），诗人。

[175] 阿·亚·格里戈利耶夫（1822—1864），批评家，诗人。

[176] 1846年我第二次到国外时，据人家告诉我，别林斯基对另一部小说几乎又充满了同样的心情，那是对冈察洛夫的《平凡的故事》的手稿，他初次看到稿子便预言两个作者在文学上都有远大的前程，不难获得成功，但他同时还预言，这要求他们在积累无愧于他们天才的创作思想之前，作更大的努力，花更多的时间。——安年科夫注

[177] 《两重人格》当时尚未完成，头几章的朗读看来是在1845年12月3日前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7年11月的《作家日记》（《动词“惶惑”的故事》）中回忆此事时说：“大约是1845年12月初，别林斯基坚持要我到他那里去朗读这篇小说，哪怕朗读两三章。为此他甚至邀集亲密朋友，举行了晚会（他几乎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我记得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也出席了晚会，我的朗读他只听了一半便赞扬几句，匆匆赶往别处。我朗读的三章或四章，别林斯基极为喜爱（虽然并不值得他喜爱）。但是别林斯基不知道小说的结局，他只是受到《穷人》的感动。”（《1926—1930年版全集》，第12卷，页298）

[178] 见本书页86注①。在杂志上，原文接下去是：“小说在文集中确实围上了表示荣誉的花边”，在单行本《引人注目的十年》中，这句话由安年科夫删去。

[179] 关于这件事，伊·伊·帕纳耶夫在《回忆别林斯基》中写道：“应当说，第一个知道《穷人》存在的是格里戈罗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他在工程学校的同学。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的稿子给格里戈罗维奇，格里戈罗维奇转交给涅克拉索夫。他们一起看了原稿，把它作为一部非常引人注目的作品转交给别林斯基。别林斯基不大相信地接下了稿子。他似乎好几天都没去看。他上床睡觉时第一次拿起稿子，想稍微翻一翻，可是从第一页起稿子就把他吸引了……他越来越着迷了，通宵未睡，一口气把它看完。早上涅克拉索夫遇到别林斯基时后者已经处于害热病似的兴奋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他往往整个人激动异常，不安地、不耐烦地在室内走来走去。这时候他必定需要一个亲近的人，以让他倾吐一下满得溢出来的感想……用不着说，别林斯基遇到涅克拉索夫是何等的高兴。‘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介绍给我！’这是他的第一句话。然后，他喘着气，把感想告诉涅克拉索夫，说是《穷人》表现了作者的巨大的、伟大的天才，《穷人》的作者将要前进得比果戈理更远，如此等等。《穷人》当然是一件了不起的作品，完全应当得到它所享有的成功，但是别林斯基对它毕竟迷恋到了极点。等人家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见他时，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很亲切，几乎怀着父辈的爱，立即向他说出所有的看法，充分表达了自己的热情。”（伊·伊·帕纳耶夫，《文学回忆录》，莫斯科，1950年，页308—309）

[180] 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上帕纳耶夫家是在1845年11月15日，关于这次拜访，他写信给兄弟道：“昨天我初次到帕纳耶夫家，我似乎爱上了他的妻子。她聪明，漂亮，而且又客气，坦率得不得了。”（《书信集》，第1卷，页85）过了三个月他写道：“我真的爱上了帕纳耶娃，现在正爱着呢，但我不知道还会怎么样。”（同上，页87）年轻的阿·雅·帕纳耶娃的外貌，陀思妥耶夫斯基久久未能忘怀。他还把帕纳耶娃的外貌上一个很富有个性的特征给了《罪与罚》的女主人公，名字也叫阿芙多蒂娅的拉斯柯尔尼科娃：“她的嘴小小的，下嘴唇鲜艳，红润，连同下巴微微朝外翘——这是这张漂亮的脸蛋上唯一的不足之处，然而却赋予这张脸以特殊的个性，而且仿佛有傲慢的味道。”（《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5卷，页212）

[181] 大概是格里戈罗维奇。

[182] 未查到屠格涅夫有这样的诗。

[183] 1848年夏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住在巴尔果洛伏。

[184] 别林斯基在《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一文（《现代人》，1847年，第1期）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穷人》之后写的作品中的重大不足：“在《穷人》中对于初次练笔是可以原谅的一切缺点，在《两重人格》中却是骇人听闻的缺点，这一切都归结为一点：不善于用过分丰富的天才的力量为自己所酝酿的思想的艺术发展定出一个合理的程度和界限。[……]在《祖国纪事》第10期上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第三部作品、中篇小说《普罗哈尔钦先生》，这部小说给所有景仰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华的人一个不愉快的惊讶。小说中闪耀着巨大的天才的火花，然而这火花在那么浓重的黑暗中闪耀，它的光华使读者毫无所见……”（《别林斯基》，第10卷，页40—41）

[185] 涅克拉索夫没有发表过任何亲自“论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文章。这里显然是指别林斯基的《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暼》一文，原拟在1847年第1期的《现代人》上发表。“毁谤诗”指《可悲的辞藻勇士》一诗，1846年底由涅克拉索夫和屠格涅夫合作写成。

[186] 《穷人》不是刊登在“当时出版的月刊”上，而是刊载在涅克拉索夫编的《彼得堡文集》上，出版于1846年1月25日。

[187] 1845年11月16日，陀思妥耶去斯基写信给兄弟谈到自己的成就：“奥陀耶夫斯基公爵请求我给他以拜访他的荣幸，索洛古勃伯爵懊恼得直揪头发。帕纳耶夫向他宣布，有个天才将使他们所有的人都丢尽面子。索洛古勃跑遍所有的朋友家，拐到克拉耶夫斯基处，突然问道：‘这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什么人？我到哪里去找陀思妥耶夫斯基？’克拉耶夫斯基这个人是对谁都满不在乎的，对所有的人说话都毫无顾忌，回答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想给他这个面子，不会去拜访他。果然如此：小贵族如今踩在高跷上，心里以为他们的爱惜人才的高贵感情会使我无地自容哩。”（《书信集》，第1卷，页84）

[188] 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不住在毕斯克街，而是住在弗拉基米尔胡同与伯爵胡同的拐角上。（见《列宁格勒的古代文献》，页401—402）

[189] 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到索洛古勃家去过。1859年，他在特维尔遇到伯爵夫人巴兰诺娃后回想起此事，他写信给亚·叶·弗兰格尔说：“伯爵夫人是个漂亮的女人[……]她还是个姑娘的时候，我在彼得堡她的亲戚索洛古勃家里见过她。”（《书信集》，第1卷，页261）

[190]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捕是在1849年4月22日夜里，被流放是在12月24日夜里。

[191] 《祖国纪事》（1877年，第1期，页277—282）上刊登了《最后之歌》，包括：《序曲》、《致播种者》、《祈祷》、《致齐娜》、《判决》、《时光在消逝……空气依旧那么沉闷》、《我即将成为腐朽之物……》以及《致友人》。

[192] 1877年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涅克拉索夫处去过。

[193] 陀思妥耶夫斯基1844年10月19日获准退学，但他的退学申请书在同年的8月中旬即已提出。

[194] 1844年9月30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给兄弟说：“我快要把一部和《欧也妮·葛朗台》篇幅相当的长篇小说写好了。相当独特的长篇小说。我已经誊好了，14日之前大致可以接到回音。我把它投给《祖国纪事》。”（《书信集》，第1卷，页73）这显然是《穷人》的第一稿。从后来的信中可以看出，1845年初小说已改好（第二稿），陀思妥耶夫斯基信中提到时已当它是卖掉的作品。我们从格里戈罗维奇的回忆录中同样也可找到旁证，说明《穷人》写作的主要工作在1844年。（见本书页85）

[195] 见本书页83注①。

[196] 当时涅克拉索夫在筹备出文集，名叫《彼得堡文集》，1846年1月出版。

[197] 指《不幸者》这首诗。

[198] 陀思妥耶夫斯基引用的是《我即将成为腐朽之物……》一诗的最后四行。

[199] 指别林斯基已于1848年去世。

[200]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斯·德·亚诺夫斯基的相识在1846年5月底。

[201] 瓦列里扬·尼古拉耶维奇·迈科夫（1823—1847），文学评论家。

[202] 此处似系笔误，应为瓦·尼·迈科夫。

[203] 亚诺夫斯基的每天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见面的说法似乎有些夸大，尽管他们确实常常在亚诺夫斯基处和共同的朋友处见面。

[204] 即现今的赫尔岑大街与果戈理大街之间的砖瓦胡同。1846年春陀思妥耶夫斯基居住于此。

[205] 这可能是他回想起米·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怪僻的性格，不愿意泄露家庭的悲剧：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在切列莫什尼亚村被自己的农奴打死的悲惨结局。（见本书页43—45）

[206]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与弟弟安德烈向来是不亲的。

[207] 亚诺夫斯基是指奥·费·米勒的下述说法：“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根据他的话记下了派他去给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大公爵当传令官的事，这也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工程学校所遇到的不愉快的事情之一。当时他把报告的话‘向大公爵殿下’忘记了。大公爵说：‘派了这么个傻瓜来。’”（《传记》，第一种页码，页45）又见本书页58亚·伊·萨维里耶夫的回忆录。亚诺夫斯基这里说的信，米勒没有公开发表。这封信（文研所手稿部，29916/CCXI614）中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亚诺夫斯基提出的问题的答复：“为什么不愿放弃文学去担任公职？为什么他恰恰要抛弃工程师的前程？”对第一个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好像回答说：“巴结讨好令人恶心，再说我也不会。”对第二个问题他回答说：“不行，我不能，皇上给了我很难听的雅号，大家知道，有些雅号会一直背到死的……”接下去，亚诺夫斯基讲到工程学校毕业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交出的实习作业完成得不好，沙皇对他的设计图批示道：“何来笨伯作此图。”从那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决意离开工程部门。米勒以论战性的注释答复亚诺夫斯基信中引自《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材料》的上述地方。米勒在注释中简括地复述亚诺夫斯基的说法，然后声明，根本无法找到尼古拉一世的这条“批示”。

[208] 亚诺夫斯基的日记不详，大概未保存下来。

[209]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新时代》，1881年2月24日至3月8日，第1793期）由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致出版者的信》，引起亚诺夫斯基写了回信，亚·叶·里森坎普夫（见他的回忆录，页111—118）遂于1881年2月16日自比亚基戈尔斯克寄信给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新时代》，1881年3月1日至13日，第1798期），信中称：“我于1845年去西伯利亚，先后在伊尔库茨克及涅尔琴斯克，最后在鄂木斯克的军医院任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杜罗夫正在那里就医[……]。西伯利亚独立军团前军医主任伊·伊·特罗伊茨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过去在工程部门工作时的老同事穆塞利乌斯中校对他也很同情。虽然这些人以及全体医生都具有代表性，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是遭到鄂木斯克要塞司令德·格拉夫少将和他的最亲密的战友、当时的教官克利甫卓夫少校的迫害。克利甫卓夫竟然闹到这种地步：利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健康刚恢复的机会，要他出院，派他和其他囚犯去干最有伤自尊心的活儿。他们作了一些反抗，克利甫卓夫竟对他施行体罚。您想象不出已故的费奥多尔的朋友们的惊骇情状，他们亲眼目睹神经质的、自尊心甚强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当着他的私敌克利甫卓夫的面受笞刑。以致1881年第一次癫痫大发作，此后每月发作。”（见本书页189及页286—287）西伯利亚（犯人）营的医生叶尔马科夫也把癫痫的发病原因和在西伯利亚的留居联系起来。（《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10卷，页565）然而根据他的女儿柳·费·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说法则是：“家里传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刚得知父亲死了，他便第一次发了癫痫。”（《在女儿柳·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描绘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页17）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向兄弟讲到苦役犯的可怕生活时写道：“由于神经错乱，我发了癫痫，不过并不常发。”（《书信集》，第1卷，页37）

[210]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1876年一月号第八章中写到招魂术。

[211] 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哥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写过冗长的信。

[212] 出自葡萄牙文：作为异端著作处以火刑。

[213] 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不是像亚诺夫斯基所写的那样“行为模范”的青年人。

[214] 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布特科夫（？—1856），散文作家，《祖国纪事》的撰稿人。

[215] 法语：必要的条件。

[216] 十卢布的钞票。

[217] 指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克拉耶夫斯基（1810—1884），记者，《祖国纪事》杂志的发行人。

[218] 《奥勃洛莫夫的梦》发表在1849年3月26日出版的《插图文学作品集》上。

[219] 法兰茨·加尔（1758—1828），奥地利医生，颅相学奠基人。

[220] 原文ЮбO ⅢНИk是从“裙子”一词来的，意思是“好追求女性的人”。这里为照应下文“不喜欢裙子”而“喜欢软帽”的说法，姑且译为“裙子派”。

[221] 后来还是向人家借钱了。——亚诺夫斯基注

[222] 亚诺夫斯基的这一看法是不对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被捕之前是四十年代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坚定的追随者，尽管他对傅立叶和卡柏的思想体系持批判态度。

[223] 陀思妥耶夫斯基1849年4月22日到亚诺夫斯基处，随后去彼得拉舍夫斯基处，凌晨四时回家，被捕。

[224] 《新时代》1881年2月24日至3月8日的第1793期。

[225] 亚历山大·乌斯季诺维奇·波列茨基（1819—1879），作家，1864—1865年间任《时代》正式编辑。

[226] 彼得·米哈伊洛维奇·采德列尔（1821—1873），作家，教师。

[227] 伊万·彼得罗维奇·克列肖夫（1824—1859），诗人，翻译家。

[228] 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彼得堡是1847年秋季，显然是在10月底。

[229] 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戈洛汶斯基（1829—？），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

[230] 侦讯小组所提供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他与彼得拉舍夫斯基相识的自供词是很有意思的：“我第一次看见他是在1846年春天。[……]我们的相识事出偶然。[……]我第一次与彼得拉舍夫斯基相遇是在我动身去雷维尔的前夜，后来看见他已是冬天了。我觉得他是个很奇特的人，但并不浅薄。我发现他博览群书，知识广博。我第一次到他那里去是1847年将近大斋节的时候。”（《诉讼案》，页110）

[231] 亚诺夫斯基按照自己暮年时的世界观，“一模一样”地描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四十年代观点的特征，他可以在《作家日记》中找到这些观点的证据。

[232] 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不是就字面上来理解的无政府主义者，但亚诺夫斯基不可能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参加杜罗夫的秘密小组。这个小组在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案件的侦讯中仍旧没有暴露。（关于这一点，见《在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中间》，页512—545）

[233] 显然是指担任宫廷警卫的契尔克斯人，彼得拉舍夫斯基曾试图在他们中间进行鼓动。（见《案件》，第3卷，页384—385，408—409）

[234] 罗西尼的歌剧《威廉·退尔》按书报检查机关的要求改名为《勇敢的卡尔》于1838至1839，1839至1840，1846至1847，1848至1849年间的戏剧季节在俄国上演。

[235] 莫扎特的歌剧《唐璜》四十年代几乎每年都在彼得堡的舞台上演出。仅1842年及1846年未上演。

[236] 贝里尼的歌剧《诺尔玛》自1837年起几乎每年在彼得堡上演。

[237] 朱丽雅·包茜，意大利歌唱家，1846至1847，1847至1848年间在彼得堡演出。

[238] 朱丽雅·葛丽琪（1811—1864），意大利歌唱家，于1849至1850年的戏剧季节在彼得堡演出。

[239] 雅科莫·梅耶贝尔（1791—1864）的歌剧《法国清教徒》于1849至1850年间的戏剧季节在彼得堡上演。

[240] 爱弥尼亚·法莱卓里尼（1818—1884），意大利歌唱家，1848至1850年间在彼得堡演唱。

[241] 萨尔维系意大利歌唱家。

[242]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斯佩什涅夫的接近是在1848年秋，跟他参加杜罗夫秘密小组有关。（见本书页120注

[243] ，页156注①）

[244] 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杜罗夫（1816—1869），作家，翻译家，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小组的创建人，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个小组的成员。

[245]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巴尔姆（1822—1885），诗人，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

[246]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法语爱称。

[247] 这里指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格里戈利耶夫（1822—1886），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写过鼓动士兵的读物。

[248]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彼得拉舍夫斯基持批判的态度详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中间》一书。

[249] 教皇庇护九世以自由主义的精神开始他的统治：大赦政治流放犯和囚犯，创立委员会以制订新的改革，准许工业联营，批准召开科学家代表大会，设立工人学校等等。关于意大利人对待庇护九世这些改革的态度以及嗣后由于教皇流露了动摇，国内各城市开始爆发革命而形成的意大利的历史，赫尔岑在《法意书简》中有十分详尽的叙述。（《赫尔岑》，第5卷，页90—138）

[250] 1848年俄国的反动派猖狂到极点。“用避雷针去对付西欧事件在俄国重演的可能”，按尼古拉一世政府的意见，进一步加强“警惕性”，1848年4月12日建立常设“委员会”，由德·普·布杜尔林任主席，以“高度监督新闻业及其机构”。

[251] 法兰克福代表大会，1848年革命所引起的一次自由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代表大会，即所谓“预备国会”（3月31日）。代表大会决议召开由所有日耳曼国家全民投票产生的国会。

[252] 格里高里·叶夫拉姆比耶维奇·博拉果斯维特洛夫（1824—1880），新闻记者，政论家，六十年代是地下革命工作者。

[253] 即后来的斯莫尔尼大学。

[254] 普列谢耶夫的第一本诗集出版于1846年，其中有《前进，抛弃胆怯与怀疑……》与《致诗人》，集子用法国诗人奥·巴尔比埃的诗作题词：“为了真理和人性，诗人应当成为高尚的叛逆者。”

[255] 普列谢耶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相识大概是在1846年的贝凯托夫小组或迈科夫小组里，他们之间很快便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这一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了一些“感伤主义的、有人情味的”作品，像《脆弱的心》与《白夜》，都是献给普列谢耶夫的。当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中分离出一些独立的小组来时，他们俩和杜罗夫一起成立了自己的特别小组，思想情绪更积极、更革命的小组。在举行死刑仪式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们并肩站在谢苗诺夫练兵场上，与他们拥抱告别。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流放到鄂木斯克，普列谢耶夫则被送到奥连堡驻防军当列兵。1856年，两人快要完全释放时，他们之间开始频繁地通信，一直继续到六十年代中叶（普列谢耶夫的信见《素材与研究2》，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显然丢失了）。稍后，从1856年起，显然冷淡下来了，这多半是因为他们属于不同的政治阵营（普列谢耶夫和涅克拉索夫及萨尔蒂科夫的《祖国纪事》保持联系），不过在他们偶尔交往的信件中始终保持着私人关系亲密的老口吻（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1875年因为《少年》写给普列谢耶夫的信）。

[256] 米柳科夫断言彼得拉舍夫斯基对俄国的一切都态度冷漠，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米柳科夫在这里已经开始有违反真实的表现，这与后来八十年代的反动时期的观点是一致的。

[257] 这个看法不对。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当中，恰恰是杜罗夫小组的人最左，恰恰是他按照起义不可避免的信念开始发展自己的活动。后面，米柳科夫把四十年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当作是十足的斯拉夫主义者也是不对的。恰恰相反，当巴尔姆以亚历克赛·斯洛博琴的形象来描写陀思妥耶夫斯基时，后者是同意可以通过起义的途径来解放农奴的；其他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中间》）

[258] 1826年出版的普希金诗集中，以同一题目发表了《乡村》中的第一批三十四首诗。末尾一节为“啊，朋友，我能看到……”的这首诗，题目就叫《孤寂》，全文以手抄本流传，直到1870年才以如今的《乡村》为题在俄国正式发表。

[259] 杰尔查文以献给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颂诗《费丽察》著名，所以同时代人称他为“费丽察的歌手”（“费丽察”一词源出拉丁文，意为“幸福”）。

[260] 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是1849年3月由普列谢耶夫交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侦讯委员会供述，他立即念给杜罗夫与巴尔姆听，还答应到彼得拉舍夫斯基处去念。（《诉讼案》，页136）4月15日举行朗读。阿赫沙鲁莫夫、季姆科夫斯基、雅斯特尔任勃斯基及菲利波夫供称，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他们稿子，菲利波夫抄了副本。（同上，页101）

[261] 指赫尔岑的《莫斯科与彼得堡》（1842），对斯拉夫主义者进行论战的文章。

[262] 巴比叶·奥古斯特（1805—1882），法国诗人，著有充满激愤之情的讽刺诗集《抑扬格诗集》（1831）。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诗在俄国进步读者中极为流行。

[263] 陀尔戈鲁科夫，1856至1866年间任宪兵队长和第三厅厅长。列·瓦·杜别尔塔，陆军中将，1839至1856年间主持第三厅。雅·伊·罗斯托夫采夫，1835年起任主管军事学校的总参谋长。

[264] 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849年5月6日夜里被捕的。

[265] 尤里耶夫节是俄历11月26日。旧俗在这节日前后一周，农奴可以换东家。后来这一权利取消了，于是这句俗话便成了“这下子糟了”、“没指望了”的意思。

[266] 法语：《伏尔泰长篇小说集》。

[267] 法语：《死囚末日》。

[268] 指屠格涅夫与赫尔岑对《死屋手记》的意见。1861年12月底，屠格涅夫写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道：“十分感激您寄我两期《当代》月刊，我正以极大的兴趣在看，尤其是您的《死屋手记》。浴室那个场面简直是但丁式的。”（《屠格涅夫书信集》，第4卷，苏联科学院，1962年，莫斯科列宁格勒，页320）赫尔岑在《俄国文学中的新时期》一文中写道，尼古拉一世死后的觉醒时代留给我们一本可怕的书，一首独特的carmen horrendum（吓人的歌），它将永远高挂在尼古拉的阴暗王国的出口处，犹如但丁在地狱的入口处的题词，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是一则可怕的故事，大概连作者本人也没有想到，在他用戴镣铐的手给苦役犯难友画像时，他竟由描绘西伯利亚监狱的风习而创作了一幅布纳罗蒂式的湿壁画。（《赫尔岑》，第18卷，页219）

[269] 弗里西特·罗伯尔·德·拉门奈（1782—1854），法国政论家，哲学家，“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

[270] 1845年秋谢苗诺夫天山斯基和达尼列夫斯基住在彼得堡瓦西里耶夫岛上。

[271] 列夫·亚历山大·梅伊（1822—1862），诗人，剧作家。

[272] 伊波里特·马特维耶维奇·迪布（1821—1890），康斯坦丁·马特维耶维奇·迪布（1810—？），均为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

[273] 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卡什金（1829—1914），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傅立叶学说的拥护者。

[274] 热姆丘日尼科夫（1821—1908），俄国诗人。

[275] 拉孟斯基（1825—1902），经济学家。

[276] 别克列米谢夫（1824—1877），傅立叶主义者，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活动。

[277]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摩尔德维诺夫（1827—？），内务部官员，参加杜罗夫小组活动。

[278] 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米留金（1826—1855），经济学家，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

[279] 许多友人显然都这样看待彼得拉舍夫斯基。他的传记作者写道：“关于彼得拉舍夫斯基，颇有许多不友好的看法，有几分同情和尊敬，但很少有好感的。与他比较接近的人客观地高度评价他，也只是因为他的渊博的学识修养[……]以及他在社会文化上所起的作用，但是作为一个人而真正爱他的，却一个也没有。任何人看出他身上古怪的、可笑的、不好的地方，都一点也不肯原谅他[……]。外界与彼得拉舍夫斯基接触的人[……]最多不过看到他身上的无益的古怪，‘好标新立异’，想要‘与众不同’而已。”（《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页64）

[280] 基萨列夫（1788—1872），伯爵，1837至1850年间任国有财产部部长。

[281] 安·巴·查勃洛茨基杰谢托夫斯基（1807—1881），政论家，经济学家，参加1861年农奴改革活动。他的秘密报告《关于俄国农奴的状况》（1841）被当作农奴制必须废除的根据。

[282] 书名全称是《基理洛夫出版的俄语外来语袖珍词典》。1844年12月24日的《俄国残疾人》报上登出广告称该词典有四千条词目释文，是科学史方面一本按字母排列的特种百科词典。这本词典共出了两卷，第一卷1845年4月，次年出第二卷，到“玛尔太教团”这一条目戛然中止。词典的护封上印着“出版者的话”，说明这本词典“是艺术与科学的简明百科词典，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欧洲文明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概念的简明百科词典”。词典的出版，作为彼得拉舍夫斯基提出的“一次试验”，作为与书报检查机关进行斗争的一块试金石，这一说法大概不无根据。彼得拉舍夫斯基决定参与词典的出版工作，他能够遵循这一宗旨。但是想起编词典的不是他，是词典的实际上的出版人，即在巴甫洛夫中等武备学校教务处工作的近卫军炮兵上尉尼古拉·萨尔盖耶维奇·基理洛夫。据佐托夫证明，基理洛夫是“以尼·德聂伯罗夫斯基的笔名发表很不错的短篇小说的作者”。1845年，在基理洛夫主编出版的《现代风习典型》一书中收了他的短篇小说《捻碎的白面包，外省生活散景》。基理洛夫是访问穷人协会的秘书，该会的主席是奥陀耶夫斯基。（见佐托夫的《四十年代的彼得堡》，载《历史通报》，1890年，第6期，页554）

[283]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斯佩什涅夫（1821—1882），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中最具有革命情绪的人之一，给予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不可磨灭的影响。论信仰，他是个无神论者、空想共产主义者，看过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可能也看过《共产党宣言》。关于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这个人的遭遇好极了！无论他走到哪里，无论他怎样出现在那里，最直率、最迟钝的人立即怀着崇拜、尊敬的心情围住他。”（《书信集》，第1卷，页140）斯佩什涅夫意志坚强，有过神秘的风流韵事，目光敏锐，善于观察，爱思索，几乎总是沉默寡言，又是个很有魅力的美男子。他对大多数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都带有一种优越感，这倒也为大家所承认。在某种程度上，他可能是《群魔》中的尼古拉·斯塔夫罗金的原型。在《少年》的草稿中，写到陀尔古辛派分子小组成员坚决与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的团体采取联合的态度，有个青年，是个富裕的地主，曾在德国人工厂里的工人中学习过，建议要密切注意技术革命，“这比向人民作一切[……]呼吁都还要无可比拟地有力又有效”，这个青年应当就是斯佩什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补充说：“有一部分是斯佩什涅夫。”（《最后几部长篇小说》，页84）

[284] 从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案件的材料中可以看出这指的是在彼得堡办秘密印刷所刊印各种文章，但是并没有关于在国外创办杂志的材料。

[285] 谢苗诺夫错把拉甫罗夫的一首以手抄本广为流传的诗《响应宣言》当作阿克萨科夫的诗了。（拉甫罗夫的诗见《十九世纪下半期自由俄国诗集》，列宁格勒，1959年，页619—627）

[286] 1846年给哥哥的信中，一部分1847年的信中，包含着“花钱不精打细算”的含糊的暗示。（见《书信集》，第1卷，页87、88、97、107、111）

[287] 引自普希金的诗《书商与诗人的谈话》。

[288] 自然首先是指奥·费·米勒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材料》及尼·尼·斯特拉霍夫的《回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

[289] 谢苗诺夫天山斯基批驳了亚·米·斯卡比切夫斯基的意见。（《最新俄国文学史》，圣彼得堡，1891年，第1版，页183）

[290] 关于这件事，他在1873年《作家日记》的《现代的虚妄之一》一文中写道：“我才十岁时便知道卡拉姆津的俄国史中几乎全部主要内容，那是父亲每天晚上大声朗诵给我们听的。”（《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139）

[291] 陀思妥耶夫斯基喜爱拉马丁可能是在青年时代，当时他和全体俄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一起兴奋地感受了1848年革命时期法国发生的事件以及拉马丁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作家日记》中只有一处以极其讽刺的口吻谈到拉马丁，“对他说来，没有比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更愉快、更美妙的事情了[……]。这些演说他那时可能作了几千次。这是个诗人，天才”。他“写《诗与宗教的和谐》——‘长得没有尽头的非凡的诗卷’，已有三代大学毕业的小姐陷在里面了”。（《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197）

[292] 梯也尔（1797—1877），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米尼埃（1796—1884），法国历史学家。路易·勃朗（1811—1882），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参加过一八四八年革命。

[293]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没有提到过米尼埃与奥古斯特·孔德以及他们的著作。但是这里既然讲的是他四十年代的情况，也就不能否认谢苗诺夫的论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在这里列举的其他法国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评论证明他确实很仔细地研读过他们的作品。

[294] 这一点不对：从1832年到1836年，以及1838年，夏天他们才到乡下去（约三个月）。

[295] 谢苗诺夫是指奥·费·米勒引用在他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材料》一书中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记述”。（《传记》，页12—16）见本书页23—31。

[296] 这一信念确实贯穿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个创作中，是他的所有长篇小说中正面主人公们的主要特点，也是他在《当代》及《时代》上所发表的一些文章的中心思想。

[297] 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讲到过这件事。（《传记》，页15；本书页29）

[298] 见1839年5月10日给父亲的信。（《书信集》，第1卷，页52—54）

[299] 见1845年3月24日给哥哥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收到莫斯科人寄来的五百银卢布。”（《书信集》，第1卷，页74）

[300]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回来以后一下子“名声大噪”的，而是过了两三年，发表了《死屋手记》之后。一年之前在《当代》杂志上出现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在思想意义方面得到杜勃罗留波夫的肯定的评价（在《逆来顺受的人》一文中），可是并没有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造成什么声誉；杜勃罗留波夫这样论述长篇小说，说它“低于文学批评的审美标准”。

[301] 一种体罚。

[302] 法语：安德烈·谢尼埃。安德烈·谢尼埃（1762—1794），法国诗人。1794年在巴黎被雅各宾派以叛国罪送上断头台。

[303] 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杜罗夫是诗人、作家。所谓杜罗夫小组经常在他的寓所聚会，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中的左翼人士也经常去参加。（见本书页134注②）杜罗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来不接近。服苦役时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疏远的，但不是敌对的（正如马尔季扬诺夫所写的，见本书页187—188）。从苦役监狱释放回来，杜罗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住在克·伊·安年科夫家整整一个月。（见1855年9月18日给波·叶·安年科娃的信，《书信集》，第1卷，页162）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56年12月14日给乔·钦·瓦利哈诺夫的信中写道：“替我问候杜[罗]夫，祝他诸事顺遂。告诉他，我爱他，真诚地忠实于他。”（《书信集》，第1卷，页202）

[304] 在关于杜罗夫的传记札记里对这一点写得很含糊：“雅·伊·罗斯托夫采夫伯爵的一位亲戚，抛弃原来的熟人圈子，离开亲人，置身于年轻的生活浪漫的名士中间。”

[305] 谢苗诺夫不可能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因此而被“判刑”的，这里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未悉何故。

[306] 1848年2月28日，萨尔蒂科夫因为在《祖国纪事》上发表的中篇小说《矛盾》与《莫名其妙的事》而被流放到维亚特卡。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案件的大逮捕开始于1849年4月22日。萨尔蒂科夫被人从第三厅拉到工作地点按问题逐项进行审讯。（见斯·马卡申的《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第1卷，莫斯科，1951年，页277—298，319—332）

[307] 日期错误，应为12月29日。

[308] 这次见面是在1856年8月。

[309] 谢苗诺夫在1856年11月1日回塞米巴拉金斯克。

[310] 一个人因神经不正常而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法律责任叫无责任能力。

[311] 谢苗诺夫搞错了：亚·伊·伊萨耶夫死于1855年8月4日。

[312] 引自普希金的诗《波尔塔瓦》。

[313] 佛来米人是居住在法国、比利时、荷兰的日耳曼语系民族。

[314] 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达尼列夫斯基（1822—1885），自然科学家，评论家，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六十年代是斯拉夫主义者。

[315] 乔坎·钦根索维奇·瓦利哈诺夫（1835—1865），哈萨克启蒙民主主义者，人种学家，旅行家，民俗学者。在鄂木斯克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识。

[316] 斯佩什涅夫不是被判二十年，是十年苦役。

[317] 彼得拉舍夫斯基不是死于1868年，是1866年的12月7日，也不在密努辛斯克，而是在别尔斯克村，葬于1867年1月4日。这些资料在阿赫沙鲁莫夫所提到的《俄国旧事》的简讯上都是有的，不过他显然是凭记忆引用日期，所以造成错误。

[318] 避日也是毒蜘蛛。

[319] 马尔季扬诺夫所说的“青年”是指七个海军少尉候补生，后来称他们为“海员”，这些人是彼得堡海军学校的学生，因微小的过失而被降为列兵，1850年1月被放逐到鄂木斯克。他们降职的事情详细记述在回忆录第一部《海军少尉候补生》中。

[320] 陀思妥耶夫斯基外表像个“结实的工人，受过军纪训练”，这是第一次有人这样描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外表特征，其他的回忆录作者没有人这样写到当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321] 斯·恩·白拉依洛夫斯基也写到这一点，见《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鄂木斯克苦役监牢及波兰人中间。托卡尔日夫斯基的回忆录＜服苦役七年＞选》。（《历史通报》，1908年，第4期，页189—193）

[322] 对杜罗夫的这一番性格描写，基本上符合他的朋友——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巴尔姆对他的描写：“自己遭到不幸时，对友人的不幸异常敏感，异常亲切地同情，这种严格的坚韧不拔的精神，是高尚的、诗人气质的杜罗夫的主要性格特征。”（见《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页118）

[323] “杀死父亲的贵族”在《死屋手记》中没有写出名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手记》的第一章中写道：“我自然是不相信这桩罪行的，不过他那个城里的人应当是知道他的身世的详细情况的，他们把他的案情全都告诉了我。事实是这样确凿，不由得人不信。”过了几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得知“杀父者”无罪的确切消息，他便在《死屋手记》的第二部分第七章中告诉读者。后来，在七十年代，这一事件成了他的一个作品构思的素材，这一构思与《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构思有关。（见《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10卷，页465—467，格罗斯曼的注释）这里说杀死父亲的是伊里英，与马尔季扬诺夫的说法相仿。

[324] 在《死屋手记》中阿利斯托夫首次出场时是没有名字的，仅是四个贵族之一，他们都是“卑贱下流的人，极其堕落，以当密探和告密者为业”。《手记》接近尾声时，在倒数第二章《逃亡》中，他已被称为“阿——夫”，其中讲到“他在我们这里多少也搞一点假护照买卖[……]，他的无耻到了令人愤慨的地步，引起人家最冷酷的嘲笑，使人产生克制不住的厌恶”。关于阿利斯托夫的情况，详见白拉依洛夫斯基的刑法法典著作，托卡尔日夫斯基引用了他的话。

[325] 马尔切夫斯基参加1831年波兰起义，在鄂木斯克服刑。

[326] 茹科夫斯基即约瑟夫·若霍夫斯基（1800—1851），参加波兰的1848年起义，被判在鄂木斯克服苦役。在《死屋手记》中没有用他们的全名，仅称作“马——基与茹——基老头”（《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3卷，页670），称作茹——基的自然是约瑟夫·若霍夫斯基无疑。马尔季扬诺夫显然把姓名搞错了，他也讲到这个人，说他曾当过教授（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是“他过去曾在某处当过数学教授”，马尔季扬诺夫则说得比较具体：“已撤销的维林大学的教授”）。马——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指亚历山大·米莱茨基，因参加1845年的密谋而被判刑，1849年关在鄂木斯克监狱。马尔切夫斯基则因参加1831年的起义而被流放，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他大概不在监狱里，已住在流放者的移居地。此外，米莱茨基与马尔切夫斯基不同，他不是贵族。（《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3卷，页673）

[327] 尚达是指1830至1831，1846，1863至1864年波兰民族解放斗争期间起义政权的中央组织机构。

[328] 《死屋手记》中讲到他的宗教信仰：“他整天跪着向神祈祷，因而得到苦役犯的普遍尊敬，直到他死去。”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我似乎觉得他的理智有点儿毛病。”（《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3卷，页673）

[329] 狄更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喜爱的作家之一，给他以重大的影响。两人的题材相同：城市与最穷苦的市民阶层；两人所喜爱的主人公相同：受命运播弄的性格软弱的、不幸的被压迫者；对儿童有特殊的爱，对人的思想活动作深刻的心理上的议论；情节方面，都力求引人入胜。也可以说他有受狄更斯的直接影响的迹象：狄更斯的《董贝父子》之于他的《涅朵奇卡·涅兹万诺娃》，狄更斯的《老古玩店》之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及《罪与罚》等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目中，狄更斯往往与莎士比亚、拜伦、瓦尔特·司各特、巴尔扎克、维克多·雨果及乔治·桑等人并列，他们都是不可超越的典范，都处在他的创作的源头，对他来说，他们永远是这样（例如1876年的《作家日记》中说到这些作家“在俄国他们始终‘最深刻、最亲切’地为人们所理解，所接受”，见《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309）。1868年1月1日及13日给索·亚·伊万诺娃的信中，联系《白痴》的构思，谈到匹克威克，认为他是“肯定的、非常好的”，但又很可笑的人物典型。（《书信集》，第2卷，页71）《少年》中提到过《老古玩店》。（《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8卷，页483）

[330] 他甚至等不及人家去叫他，在需要时，他做工回来，得知“海员”中某人在站岗，他就自行拐到警卫的哨所里来了。——马尔季扬诺夫注

[331] 见本书页163注①。

[332] 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后来在工程总署供职。他娶了十二月党人安年科夫的女儿为妻。他千方百计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做了他所能够做到的一切。——马尔季扬诺夫注

[333] 斯特拉霍夫文集。——弗兰格尔注

[334] 古斯塔夫·卡鲁斯（1789—1869），德国医生。

[335] 即帕塞诺克·陀思妥耶夫斯基。

[336] 显然是指1866年2月18日给弗兰格尔的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写道：“你这样关心我们俄国的、内部的、公民的思想生活，我十分高兴。”他没有举出弗兰格尔在信中提到的问题，只是告诉弗兰格尔说他“虽然不是全部”，但“在很多地方”同意他的意见。（《书信集》，第1卷，页433）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态度见本书页120注①；又见《在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中间》。

[337] 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康斯坦特，跟她的前夫姓伊萨耶娃，她后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她聪明，可爱，有教养，是知识妇女中少见的人物”。（《书信集》，第1卷，页208）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她的悲剧性的爱，这一私人生活“事件”在他的创作中的反映，可看多利宁的注。（《书信集》，第1卷，页516—517）

[338]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伊萨耶夫是玛·德·伊萨耶娃的前夫。

[339] 意即异常美妙的地方。

[340]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56年12月4日给乔·钦·瓦利哈诺夫的信中说：“我对任何人（包括亲兄弟在内）都从来没有像对您那样产生过仰慕之情。”陀思妥耶夫斯基建议他写些草原生活的随笔，“在幻想中……安排和珍惜”他的命运，给他描绘一下受过充分的欧洲教育的、第一个哈萨克学者的未来。（《书信集》，第1卷，页200—202）在1859年10月31日给弗兰格尔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请他在地理学会中打听一下瓦利哈诺夫：“我很爱他，也很关心他。”《书信集》，第1卷，页279）

[341] 尼古拉·鲍里索维奇·万尔古诺夫，1832年左右生于托木斯克。经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张罗，他在库兹涅茨克得到教师的职位。

[342] 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弗兰格尔的信见《书信集》第1卷。

[343] 弗兰格尔引用1856年12月21日的信不确切。（《书信集》，第1卷，页206）在米勒的《材料》中这封信大致上写明日期是12月1日。（《传记》，第一种页码，页152—153）

[344] 指她对万尔古诺夫的爱。

[345] 即《作家日记》。

[346] 1860年第1期《火炬》上刊登了斯特拉霍夫的文章《黑格尔哲学的意义》。

[347]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米纳耶夫（1835—1889），讽刺诗人。

[348]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楚米科夫（1819—1902），作家。

[349] 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雅科夫列夫（1817—1905），作家。

[350] 德·瓦·阿韦尔基耶夫（1836—1905），作家。

[351] 这些人后来都属于文学界，尽管有些人很少参加，甚至根本不为人所注意。——斯特拉霍夫注

[352] 见《书信集》，第1卷，页138—139。

[353] 指1828年的《寒风还在吹》一诗的草稿，第一次由安年科夫在《普希金的生平传记的材料》（1855）中发表。

[354] 指《大狗熊的故事》草稿的开头部分，属于1830年前后的作品，第一次由安年科夫在《普希金的生平传记的材料》（1855）中发表。

[355] 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果戈理是他不断地受到吸引又不断地被他排斥的核心。他从别林斯基的论述和理解中去领会果戈理，也知道对果戈理的一些摇摆不停的看法。因此，他在世的最后时期，在1876年的《作家日记》中，他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了别林斯基的话，说“果戈理在他的《通信集》中是差劲的，尽管有个性；果戈理在《死魂灵》中有些地方不是作为一个艺术家而自己直接开始议论的地方，简直是差劲的，甚至也没有个性，然而他的作品，他的《结婚》，他的《死魂灵》又是最深刻的作品，内容最丰富的作品”等等。（《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250）在四十年代，作为自然派的首领、艺术家的果戈理和作为思想家的果戈理之间的这种区别，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更加明显。四十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与兄弟的通信中一直把自己和果戈理作比较，寻找不同之处的根据，他对别林斯基的比较感到高兴：他，陀思妥耶夫斯基，“运用分析法而不是综合法”，果戈理则是“整个儿直接拿来，因而就不那么深刻”。（《书信集》，第1卷，页86—87）他的早期作品，尤其是《穷人》，是按照果戈理风格的途径创作出来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果戈理喜剧中人物的独特理解见本书魏恩贝尔格的回忆录。

[356] 卡特科夫于1860年3月请斯特拉霍夫参加他的杂志工作。这样在《俄国导报》五月份第2期上出现斯特拉霍夫的文章《物质的原子论》，在七月号和八月号上又发表他的两首诗。

[357] 下面斯特拉霍夫引用了这则广告的全文，这里从略。（见《1926—1930年版全集》，第13卷，页496—502）广告是由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拟的，刊登在第1期杂志上。主要意思是必须把“俄国的知识阶层”和民间因素结合起来，他们的分离是彼得大帝的改革引起的，这种状况行将结束：俄国人相信他们永远也不会变成欧洲人，他们有独特的民族性，俄国人的任务是替自己创造一种形式，来自民间土壤里的形式。俄国的思想有可能成为欧洲各民族中所发展的思想的综合体。

[358] 下面是1861年第1期上的编辑部按语全文（《1926—1930年版全集》，第13卷，页502—503），这里略去。文中也发挥了斯拉夫主义者与西欧主义者已经过时，该是有新的东西开始出现的时候了的看法，并指出杂志将“特别注意[……]一切现代的现象，但愿我们多少能用这些现象来证实和透彻表达我们的思想”。

[359] 阿波隆·亚历山大罗维奇·格里戈利耶夫（1822—1864），著名评论家，诗人。从1850年起，格里戈利耶夫在所谓“莫斯科人”的“青年编辑”中是为首的，参加的有奥斯特罗夫斯基、皮谢姆斯基、费特、波捷欣等等。1856年起他在各种极不相同的杂志中工作，1861年起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办的杂志编辑部的固定撰稿人，在他们当中以名为“乡土派”这一社会思潮的主要理论家的面目出现，这一思潮基本上与斯拉夫主义相近。阿·格里戈利耶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不仅在哲学方面，就是在社会思想方面也是很显著的。

[360] 见《论俄国文学中的几篇文章。序言》。（《1926—1930年版全集》，第13卷，页47、60）斯特拉霍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复述不甚准确。

[361] 亚·斯·霍米亚科夫（1804—1860），斯拉夫主义者，作家。

[362] 伊·瓦·基列耶夫斯基（1806—1856），政论家，哲学家，斯拉夫主义的理论家。

[363] 见《时代》杂志1864年十月号上《回忆阿·格里戈利耶夫》一文。——斯特拉霍夫注

[364] 让·卡赞诺夫的回忆录的这一片断刊载在《当代》第1期上。

[365] 《拉赛涅尔讼案。法国刑事案之一》这篇文章发表在杂志第2期上，加了这样的编者按语：“我们今后如将不时刊登一些著名的刑事诉讼案例，那是因为我们想以此满足读者的需要。且不说刑事案例比形形色色的长篇小说更加引人入胜，尤其因为案例亮出了人的灵魂的丑恶方面，那是连艺术也不愿触及的方面[……]，我们觉得，看看这样的诉讼案对于俄国读者不无裨益。”

[366] 引用斯拉夫主义者的话，就是引用霍米亚科夫、基列耶夫斯基，甚至《火炬》的出版人（即布拉契克、扎果斯金及其他人）的话，在阿·格里戈利耶夫发表在《当代》上的第一篇文章上就有了。（《当代》，1861年，第5期，《评论概述》，页4、9）

[367] 下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斯特拉霍夫的《回忆阿·亚·格里戈利耶夫》一文所作的内容丰富的“注释”，这里从略。（《时代》，1864年，第9期，《1926—1930年版全集》，第13卷，页350—353）

[368] 杜勃罗留波夫在“口哨”栏发表的一些小品文确实是散文中夹了诗句，不过这种“风气”早已存在（例如帕纳耶夫在《现代人》上的小品文，阿尔马若夫在《莫斯科人》上的小品文均如此）。

[369] 《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6卷，页253—257。

[370] 见本书页222注②。

[371] 见《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3卷，页7。

[372] 按照斯特拉霍夫的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属于这样的作家，对他们来说，“长远的和共同的利益”服从于“暂时的和个人的利益”（前面斯特拉霍夫写过类似的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中确实始终十分关心期刊杂志和政论性文章。1845年他曾准备和涅克拉索夫一起出版文集《揶揄者》，并拟了广告。（见《书信集》，第1卷，页82—83）1847年他在《圣彼得堡公报》上发表四篇题为《彼得堡年鉴》的文章。（《1926—1930年版全集》，第13卷，页8—32）在西伯利亚时他苦恼地渴望着能重新发表文章，在进行艺术作品构思的同时，还产生一些政论性的构思：在外省来信的“标题下”动手写了一系列论述现代文学的文章。（《书信集》，第2卷，页570、585）1861至1864年间，出版《当代》及后来的《时代》杂志，他的理想实现了。187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版《公民》，后来，1876至1877年，1880至1881年，出版了《作家日记》，这本杂志的最后一卷，陀思妥耶夫斯基直到去世前一天还在修改、校订。

[373] 例如，见1863年9月18日（公历30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书信集》，第1卷，页332—33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上说自己手头很紧，请斯特拉霍夫有便去找一找《读书文库》杂志的编辑波波雷金（他在《当代》停刊后曾邀请陀思妥耶夫斯基去合作），代借三百卢布，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打算写的作品的预支。这部作品就是未来的《赌徒》，到1866年底才写完。

[374] 阿克萨科夫的《日报》1861年10月15日起开始出版。1861年第11期《当代》上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文学界近况。＜日报＞》。但是这篇文章主要的打动人的力量在于它不仅保卫了文学，而且像斯特拉霍夫所证实的那样，还表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斯拉夫主义的反感，因为那是“贵族式的”、狂热的、“非常激烈的”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斯拉夫主义在生活和文学中，除了自己的理论之外，不愿看见任何其他的东西。《日报》第4期上署名恩·勃的文章和编者按特别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气。编者按说到过去的农奴制，“在普遍的复杂之中，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私人关系倒是颇有人情味的”。对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人要愚蠢到什么程度才会相信农奴制的仁慈的合理性。”（《1926—1930年版全集》，第13卷，页154）陀思妥耶夫斯基把阿克萨科夫比作“戴黄手套、拿马鞭”的贵族少爷，看到干粗活的小工“连八普特重的东西也扛不动”，他会觉得惊奇。（同上，页150）和阿克萨科夫的报纸的论战在1862年的第1、2期的《当代》上继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两个阵营的理论家们》）。十分明显，首先是阿克萨科夫的报纸的政治路线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憎厌。斯特拉霍夫显然是想抹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1至1862年间对斯拉夫主义者的思想意识的极端憎恶的态度。

[375] 斯特拉霍夫这里引用了杜勃罗留波夫的《逆来顺受的人》一文。

[376] 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现代人》编辑部在《当代》创刊之初就断言，《当代》在许多问题上，包括在上流社会可能存在意见分歧的一些问题上的观点，要与《现代人》发生分歧。车尔尼雪夫斯基写道：如果我们没有搞错的话，《当代》既不打算成为《现代人》的相似之物，也不打算成为《俄国导报》的相似之物。（《新时期的出版物》，《现代人》，1861年，第1期，页90；见《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7卷，莫斯科，1950年，页956）《当代》杂志存在的头两年尽管与《现代人》也发生争论，但在很大程度上是支持它与《俄国导报》论战的（例如，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口哨＞与＜俄国导报＞》、《答＜俄国导报＞》、《文学界的一次歇斯底里大发作》及《有感于＜俄国导报＞的伤感的札记》诸文）。《当代》与《现代人》之间的关系在1862年底复杂化了。

[377] 《＜当代＞的颂歌》系涅克拉索夫所作。（《涅克拉索夫》，第2卷，页478—480，763—764）

[378] 《当代》1862年第4期上刊登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协议》与《追求幸福》。

[379] 《当代》编辑部内有两部分人的说法与事实不符。斯特拉霍夫与阿·格里戈利耶夫的通信（见弗·克壤日宁编的《阿·亚·格里戈利耶夫。传记材料》，页266—297）中反映得很明白，这个时期斯特拉霍夫的思想与阿·格里戈利耶夫大大接近，而不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接近。关于格里戈利耶夫在《当代》杂志的作用，见本书页220注②及页221注。

[380] 可能是指《论战琐记》一文。（《当代》，1861年，第8期）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吹口哨，尤其是吹得太多，对于吹口哨的人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这在某种程度上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是相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有时候吹吹口哨也有好处，真的！”（见《＜口哨＞与＜俄国导报＞》一文，《1926—1930年版全集》，第13卷，页196）后面，斯特拉霍夫自己说，编辑，即陀思妥耶夫斯基，怎样坚持要在他的文章里加上这样一句话的：“伏尔泰一辈子吹口哨，不是没有道理的，也不是没有影响的。（要知道，正是为了吹口哨，人家对他是多么恼火！）”（《当代》，1861年，第8期，页135）

[381] 例如《关于俄国文学的几篇文章。序言》。（《1926—1930年版全集》，第8卷，页36—40）

[382] 对这种情况，有理由不太相信斯特拉霍夫的证词。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书报检查机关对《地下室手记》作了修改而写信给他的哥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说：“倒数第二章与其像现在这样胡乱删节文句，弄得自相矛盾地发表，还不如不发表的好[……]。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书信集》，第1卷，页353）

[383] 1861年10月底，彼得堡大学的学生因警察扣留了他们派去与局长谈判的一群学生，他们撕毁学业成绩簿，在校院里举行集会以表示抗议。警察试图驱散他们，未成。于是在普列奥勃拉任斯基团的一个连队的协助下，逮捕了约两百名学生，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

[384] 在这个晚会上朗诵的有车尔尼雪夫斯基（念他的回忆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普·弗·巴甫洛夫（为了这次朗诵遭到流放），还有库罗奇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念了《死屋手记》中的一段，据目睹者潘捷列耶夫证述，听众“对他也发出最令人感动的欢呼声”，因为人们“尊敬不久以前受过苦难的人”。（尤·费·潘捷列耶夫，《回忆录》，国家文学书籍出版社，莫斯科，1958年，页225）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十七岁侄女，著名的钢琴家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和他一起参加这个晚会。

[385]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波夫君与艺术问题》一文，根本不是与“虚无主义”（用斯特拉霍夫的术语来说），即与《现代人》的进步的政治信仰作斗争的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责备杜勃罗留波夫对待文学的功利主义态度的同时，也看出他是个天才的、聪明的评论家，肯定“他的见解的主要本质是正确的”。（《1926—1930年版全集》，第8卷，页73）整个186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当代》上与《俄国导报》的反动的保守立场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为进步青年作辩护。他在《答＜俄国导报＞》一文中写道：“就算他们有时不对，走得太远，轻率，不知分寸，但他们的思想却是好的。”（同上，第8卷，页203）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卡特科夫说：“谁会想到要去嘲笑这样的人呢”，他们“正在寻找公式”，“不满足于仅仅从因循守旧中去找出那现有的和应有的公式来自慰，他们要自己去找出公式来”。（同上，第8卷，页230—231）

[386] 见本书页230注①。

[387] 斯特拉霍夫显然夸大了《当代》“几乎”与彼得堡“所有”办刊物的人之间的敌意。

[388] 斯特拉霍夫的《＜父与子＞和屠格涅夫》一文不具名刊登在杂志上。斯特拉霍夫以皮萨列夫与安东诺维奇的意见为出发点，肯定屠格涅夫“有胆量、有意图去创作一部反映各种思潮的长篇小说；他崇拜永恒的真，永恒的美，抱着一个足以自豪的目的——从暂时的现象中指出永恒的东西，写出了一部既非进步又非保守，而是所谓‘永恒的’小说。[……]总之一句话，屠格涅夫拥护人类生活中的永恒的基本原则。[……]巴扎罗夫毕竟失败了；不是被个人和生活中的偶然事件所击败，而是被这种生活的思想本身所击败。”（《当代》，1862年，第4期，页78、81）

[389] 《冬天记的夏天印象》发表在1863年第2、3期的《当代》上。

[390]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赫尔岑在国外的初次见面是在1862年7月16日（俄历4日），地点在伦敦。1862年7月17日赫尔岑在给奥加辽夫的信中写道：“昨天陀思妥耶夫斯基来，他是个纯朴的、不很开朗、然而十分可爱的人。他满怀热情地相信俄国人民。”（《赫尔岑》，第27卷，页247）

[391] 见《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6。

[392]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的发展变化上，赫尔岑对他的影响不见得比别林斯基对他的影响小。“乡土派”的思想最初是在《当代》上形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个创作时期（直到他在普希金纪念会上发表演说为止）的整个创作都渗透了这种思想，它和赫尔岑的观点有着密切的、然而又是独特的联系。（详见多利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赫尔岑》，《素材及研究1》，页275—324）与赫尔岑在思想上的呼应，在四十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三篇小品文中便可见端倪。这篇文章刊登在1847年5月的《圣彼得堡公报》上，是受到赫尔岑的《莫斯科与彼得堡》（1842）及《耶特罗伏车站》（1846）两篇文章的影响写的。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中，赫尔岑的影响表现得特别明显，包括修辞方面在内。《冬天记的夏天印象》有很多方面是与《法意书简》直接相呼应的。 从苏斯洛娃的日记中，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她的信中（见《素材及研究2》，页216—217，261—265）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很重视赫尔岑的友好感情的，即使在后来几年，至少是他逗留国外时期（1867—1871）之前，在他与“老朋友”——别林斯基及赫尔岑的分歧明确形成的时候是如此。在1873年的《作家日记》中赫尔岑已经被称为“过去农奴制的产物”，“以最鲜明的典型反映了”“我们受过教育的阶层的大多数人是脱离人民的”。（《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7）但即使在这个时期，在《群魔》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没有像对付别林斯基那样用残酷无情的、侮辱性的语言来对付赫尔岑。一般说来斯特拉霍夫对赫尔岑在俄国的思想和文学方面的出色功绩还是抱着深深的敬意的，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斯特拉霍夫对赫尔岑的评价（《赫尔岑的文学活动》，《霞光》，1870年，第3期）时，他完全同意这一看法。（《书信集》，第2卷，页259）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赫尔岑的整个活动中发现悲观主义，看到他的“苦闷”以及想让自己转向俄国人民的“要求”。（《书信集》，第2卷，页259、357）我们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一次提到赫尔岑是因为赫尔岑的女儿自杀，从此事引出一个对照性的题目叫《温顺的女人》。（见《作家日记》，1876年十月号，《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424）后来，无论在文章中还是书信中都没有再提起过赫尔岑的名字。

[393] 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到恰茨基，说这是个“机智的、痛苦的、向俄罗斯和乡土呼唤”的典型，可是他宁肯“溜到”国外去也不愿在国内工作。（《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4卷，页82—83）

[394] 下面斯特拉霍夫引用了1862年6月26日的信。（《书信集》，第1卷，页309—312）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封信中表示非常担心《当代》杂志的工作，建议斯特拉霍夫到日内瓦去。

[395] 阿·格里戈利耶夫于1857至1858年间出国旅行，在佛罗伦萨待过。他在《伟大的悲剧演员》一文中写到佛罗伦萨。（《俄罗斯的话》，1859年，第1期）

[396] 瑞士公寓。

[397] 雨果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于1862年问世。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年轻时就高度评价雨果的天才。（见《书信集》第1卷，页47、58）1862年底至1863年初，看完《悲惨世界》之后，他写了一篇文章（没有保留下来），想对小说进行评价。（见《书信集》，第1卷，页313）1877年4月17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给索·叶·卢里耶说：“我自己也很喜欢《悲惨世界》[……]，但是我对它的喜爱并不妨碍我看出其中的重大缺点。”（《书信集》，第3卷，页264）在长篇小说《少年》中维尔西洛夫对阿尔卡季说：“伟大的艺术家的诗卷上，有时候常有这样使人难过的场面，看了以后一辈子都怀着痛苦想起它。例如莎士比亚的奥塞罗的最后的独白，奥涅金跪倒在达吉雅娜的脚边，或者像雨果的《悲惨世界》中逃犯在寒夜与小女孩在水井边的见面；这种场面一刺痛了心，以后[……]就永远留下了伤痕。”（《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8卷，页524）论到雨果1861年的创作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他的思想是十九世纪整个艺术的基本思想，“其公式是：堕落的人的恢复，他们是被环境的不公正的压迫、几个世纪的停滞和社会偏见所毁灭的”。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雨果是“这种‘恢复’思想在本世纪文学中的几乎是第一个……几乎是主要的预言人”。（《1926—1930年版全集》，第8卷，页526）

[398] 乌菲齐画廊。

[399] 卡希纳是佛罗伦萨的郊区。阿·格里戈利耶夫在《伟大的悲剧演员》一文中提到过。

[400] 见《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4卷，页112—113。

[401] 见《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4卷，页85—88。

[402] 这则广告的主要的感人之处在于：“道德上应当和人民完全相通，尽可能密切地和他们打成一片，道义上和他们站在一起，如同一个人一样。”（见《1926—1930年版全集》，第8卷，页509）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含着明显的敌意暗示，在杜勃罗留波夫去世、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以后，《现代人》里尽是些“吹口哨的人，为了啖饭而嘘溜溜地吹口哨”，“出则乘车骑马，满嘴拾人牙慧”。（见《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4卷，页511—512）

[403] 斯特拉霍夫的文章可以概括为这样的意思：俄国人在道义上不可能与波兰人和解，因为波兰人认为自己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欧洲的文明，而俄国的文明则是野蛮的。可是由于叙述得极其抽象，含糊不清，斯特拉霍夫所举的波兰人的看法的那些话也可能被人当成是作者的观点，这样一来，由于误解，斯拉夫主义者的斯特拉霍夫就被指责为亲波兰派了。

[404] 下面是《＜当代＞编辑部答＜莫斯科新闻＞的攻击》。这篇答复在斯特拉霍夫的《回忆录》中才初次发表。（《传记》，页249—254）文中从乡土派的观点出发，特别强调波兰人连同它那整个欧洲文明“从根本上给自己带来死亡”，再次申述了斯特拉霍夫文章的基本论点。这里予以删去。

[405] 彼·亚·瓦鲁耶夫（1814—1890），伯爵，1861至1868年间任内务部长。

[406] 在编辑部的简讯《关于＜致命的问题＞一文》中说到，“写文章的本意完全不是文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在[斯特拉霍夫的]文章里感觉得出从情绪方面来看是良好的思想，不过这种思想是在无所事事的抽象议论中，在毫无成果的概念的概括中养成的”。（《俄国导报》，1863年，第5期，页400—401）

[407] 最迟是八月中旬。（见1863年8月28日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巴黎给其弟弟尼古拉的信，《书信集》，第1卷，页321）

[408] 1863年9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在巴登巴登把他身上所带的钱——将近三千法郎输光了。（见《书信集》，第1卷，页326—329）

[409] 下面斯特拉霍夫引用了1863年9月18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他的信。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请他赶紧将一篇未写完的中篇小说卖给随便哪一家杂志，甚至卖给一家报纸也行。小说中的主要典型人物应是“在国外的俄国人的典型”，他的整个“一生的精力、精华、胆量和暴躁脾气都耗费和发泄在轮盘赌上。他是个赌徒，但不是普通的赌徒[……]。他是个独特的诗人……”（《书信集》，第1卷，页333）这部小说的构思无疑就是《赌徒》，直到三年以后的1866年才付诸实现。

[410] 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从1864年1月起会准许他出版《真理》杂志。（见《书信集》，第1卷，页358—363；《素材及研究2》，页570—571）

[411] 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1864年4月15日死于莫斯科。（见《书信集》，第1卷，页373）

[412] 下面引用了1863年11月1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兄弟的信，谈新杂志《真理》的出版计划。（《书信集》，第1卷，页340—341）

[413] 《时代》原文ЭпOXa，重音在第二节пó上，念成ЭпOXá，把重音搞错了。

[414] “回声”的俄语读音与“时代”相近。

[415] 广告刊登在1864年1月31日和2月1日的各报上，不是费·米，是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拟的，主要内容是与1863年的《当代》订户结账。关于杂志的纲领，只说到《时代》将继续《当代》的方针。

[416] 见陀思妥耶夫斯基1869年12月26日给索·亚·伊万诺娃的信。（《书信集》，第2卷，页241）

[417] 下面引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兄弟的信的片断，信中也评论了《时代》的第1、2期，对书报检查表示不满。（《书信集》，第1卷，页352—354）

[418] 亚·乌·波列茨基还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之前，在迈科夫家及亚诺夫斯基医生家遇到过他。波烈茨基在《时代》的作用，见《素材及研究2》，页574—577，以及《书信集》第1卷页495—496多利宁的注释。

[419] 这里我按刊物上所标明的，把书报检查机关审查通过的时间摘录如下：三月号是4月23日通过的，五月号是7月7日，六月号——8月20日，七月号——9月19日，八月号——10月22日，九月号——11月22日，十月号——10月24日（！），十一月号——12月24日，十二月号——1865年1月25日。不过这些标明的时间并不确切，因为有时是在刊物开印时注明的（在首页），有时在印刷快要结束时加注的（在末页）。混乱到这样的地步，十月号上排印着：10月24日，分明应当是11月24日；六月号的封面上印着：7月，第6期，上面印的杂志发行人是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属。——斯特拉霍夫注

[420] 在《时代》开头几期上还能遇到多少算是精彩的文艺作品：屠格涅夫的《幽灵》（第1期），符·克列斯托夫斯基的速写《鲈鱼》（1—2期），高尔斯基的短篇小说（1—2期），迈科夫与波隆斯基的诗歌（第3、4期），阿·格里戈利耶夫、斯特拉霍夫、米柳科夫的文章，最后，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第2、4期）。1864年的最后几期杂志（第11、12期），除去巴比科夫的长篇小说《偏僻的街道》和查耶夫的剧本《亲家法迪伊奇》之外，没有刊登过一部文艺作品。刊物上是一些不著名的文学家——伊·格里戈利耶夫、伏龙诺夫、菲利波夫、希拉科夫、伊万宁、费奥多罗维奇及米隆诺夫等人的文章。批评栏由尼·索洛维约夫与德·阿韦尔基耶夫撰稿。

[421] 《时代》上的论战是斯特拉霍夫首先发难。第1期上就刊登他的《致＜时代＞编辑部的信》，文中由于“年轻一代”的“唯物主义”而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抨击；第3期上斯特拉霍夫又触犯了《现代人》，该刊在五月号上登载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剧《雨燕》作答，连《地下室手记》也遭到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利用《现代人》与《俄罗斯的话》的论战，在第5期上以《谢德林君或虚无主义者的分裂》一文出来发言。《现代人》在第7期上以安东诺维奇的《胡诌者的胜利》以及《致雨燕（书致首席雨燕陀思妥耶夫斯基君）》两篇文章作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时代》第7期上发表《对种种牟利问题和非牟利问题必要的文学解释》进行答辩。《现代人》继续论战，在第8期上刊载《向雨燕提出问题》，第9期上刊登《雨燕落入圈套》（两篇都是安东诺维奇的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时代》第9期上发表《为了结束》一文以中止变为人身攻击和愚蠢的丑化的论战。《现代人》以冷嘲热讽的《和＜时代＞作一番含情脉脉的解释》（第10期）作答。（见斯·斯·博尔谢夫斯基的《谢德林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莫斯科，1956年，页107—108；还可参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论战》。弗·爱·博格拉德的文章及广告——列宁格勒，第67卷，页363—402）

[422] 1862年《当代》第9期上发表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我省一日》；1863年第1期上以《普罗克之死》为标题，刊登了涅克拉索夫的长诗《严寒，通红的鼻子》中的第一、二、六、七章。

[423] 斯特拉霍夫是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答＜口哨＞》、《稚嫩的文笔》（《当代》，1863年，第2期）及《再谈稚嫩的文笔》（《当代》，1863年，第3期）三篇文章。

[424] 斯特拉霍夫显然是指1864至1865年间《现代人》与《俄罗斯的话》及《时代》的论战。

[425] 下面删去斯特拉霍夫的回忆录第十四章《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当代＞及＜时代＞工作的叙述》——公开发表陀思妥耶夫斯基1865年3月31日给弗兰格尔的信。（《书信集》，第1卷，页396—403）

[426] 见本书后文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相关回忆录。

[427] 据陀思妥耶夫斯基证述，争执起于《时代》的失败，仅仅随着《罪与罚》的成功才告结束。（见《书信集》，第3卷，页155）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给妻子谈到《时代》失败后与斯特拉霍夫的分手时说，未必是仅仅因为思想性质方面的原因而分手的。他们之间首先是因为《时代》停刊经济状况严重恶化而引起误会。

[428] 斯特拉霍夫是指轰动一时的大学生丹尼洛夫的案件。1866年1月底《呼声报》及《莫斯科新闻》开始刊登该案的审判消息。

[429] 六十年代初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波克罗夫斯基就是“斯特拉霍夫的伟大的朋友”。（潘捷列耶夫，《回忆录》，页246；又见《书信集》，第4卷，页386—387）

[430] 斯特拉霍夫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文章发表在1867年第1—4期的《祖国纪事》上，以《我国的小说文学》为题，连续发了几篇文章。第一篇专门就当时刚由斯捷洛夫斯基出版社出版的两卷集概括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第二篇及第三篇文章论《罪与罚》。斯特拉霍夫此文的主要意思可以归结为：“作者所写的虚无主义是发展到了极端的，再下去几乎已经无可发展了[……]。显然，作者在这里选取了极端的形式之后才有可能以完全正确的态度作完整的表现。”这样，照斯特拉霍夫的看法，小说中的虚无主义“不是作为一种可怜的野蛮现象，而是以悲剧的形式，作为一种伴有残酷的痛苦的灵魂扭曲”而表现出来的。（《祖国纪事》，1867年，第3期，页330—331）

[431] 斯特拉霍夫的回忆录的下一章《普希金纪念日》见本书后文。

[432] 符谢沃洛德·弗拉基米罗维奇·克列斯托夫斯基（1840—1895），俄国作家。

[433] 1873年的《作家日记》，《一件私事》一章。

[434] 维亚切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夏甘诺夫（1832—1912），“六十人案件”之一员，革命者。

[435] 中篇小说《斯契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1859年4月作于塞米巴拉金斯克，曾经寄给《俄国导报》，但是卡特科夫拒绝刊用。同年9月，这篇小说推荐给涅克拉索夫，他也否定。这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吃惊，更使他伤心，因为他很想把它发表在《现代人》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涅克拉索夫的关系是在六十年代初期形成的，和科瓦列夫斯基所述的略有出入（详情见本书柯罗连科的《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片断的题解）。

[436] 从1860到1866年杂志停刊，托尔斯泰与皮谢姆斯基没有在《现代人》上发表过作品，屠格涅夫发表过一篇《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1860年1月）。奥斯特罗夫斯基在这一时期确实与杂志积极合作。

[437] 科瓦列夫斯基夸大了。为《现代人》撰稿未必能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摆脱“限时限刻干活的镣铐”。

[438] 在1864年七月号的《现代人》上，姆·安东诺维奇的《致雨燕》一文称《时代》为“裙子”；《现代人》1864年五月号上“文艺界花絮”栏里刊登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凄惨的往事》、《雨燕》。《现代人》还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前一本杂志《当代》的编辑部比作“鸟儿”，因为《当代》在1863年一月号上刊登了弗·贝尔格的诗歌《鸟儿》。《时代》与《现代人》的论战见本书页253注①。

[439] 《冷淡的雾》是伊·魏恩贝尔格的文章，刊登在莫斯科的《雅曲娜神庙》杂志（1858年，第38、39期）上，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办的杂志无关，第一份《当代》是1861年1月起才开始出版的。在《＜当代＞颂歌》（出自涅克拉索夫的手笔，《口哨》，1861年1月，第7期）中以友好的、开玩笑的口气提醒新杂志那上面登的类似《冷淡的雾》的一些乏味的文章，据注释中说，这几篇文章断送了《阿捷涅伊》（《阿捷涅伊》出到1859年第8期便不存在了）。科瓦列夫斯基也（不很确切地）引用了这一节诗，但曲解了它的意思，以为是对《当代》杂志的挖苦。至于《月亮上的居民》，《当代》第1期（1861年1月）曾刊登过斯特拉霍夫一篇文章叫《行星上的居民》论证其他行星不可能有生命存在。《行星上的居民》和《冷淡的雾》一样，是《口哨》与《火花》方面屡次揶揄的对象。

[440] 见本书页212—214。

[441] 文学基金会是1859年底成立的资助穷困文学家和学者的基金会的非正式名称。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会中的活动情况见《书信集》，第1卷，页314—316。

[442] “德鲁日宁小组”大部分是自由主义派的作家（安年科夫、鲍特金、皮谢姆斯基、费特、屠格涅夫、列·尼·托尔斯泰及其他人），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围绕着亚·瓦·德鲁日宁所形成的作家小组。德鲁日宁是文学基金会的倡始人之一，积极参与了基金会的活动。

[443] 关于屠格涅夫参加业余演剧活动见屠格涅夫的《书信集》，莫斯科，1961年，第2卷，页284；叶·安·施塔肯施奈德的《日记与笔记》，页115—116；德·瓦·格里戈罗维奇的《文学回忆录》，国家文学书籍出版社，莫斯科，1961年，页137—142；《屠格涅夫与萨温娜》文集，彼得格勒，1918年，页68—69。

[444] 陀思妥耶夫斯基1859年12月回彼得堡。

[445] 奥斯特罗夫斯基同意扮演阿卜杜林一角的信见《奥斯特罗夫斯基全集》，第14卷，莫斯科，1953年，页75。后奥斯特罗夫斯基因病未能参加演出。阿卜杜林一角由弗·阿·科尼扮演。

[446] 亚历克赛·巴甫洛维奇·斯尼特金（1829—1860），作家，《读书文库》撰稿人。

[447] 关于斯尼特金之死，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60年5月3日写信给女演员阿·伊·舒贝尔特表示遗憾。（《书信集》，第1卷，页294）

[448] 普·米·萨多夫斯基（1818—1872），演员。

[449] 1855年5、6月间马尔蒂诺夫在哈尔科夫巡回演出。这一年魏恩贝尔格积极参加了业余戏剧演出。（见《哈尔科夫省公报》，1854年12月4日，第48期）

[450] 《＜钦差大臣＞初次公演后作者迅即写给一个文学家的书信片断》。

[451] 尤金·费奥多罗维奇·潘捷列耶夫（1840—1919），参加六十年代革命运动，“土地与意志”社成员，1877年起任出版人。

[452] 玛格丽特·弗兰采夫娜，英国女人，考尔文克鲁科夫斯基家的家庭女教师。由于她经常和安·瓦·扎克拉尔冲突（玛格丽特·弗兰采夫娜轻蔑地称她是“女虚无主义者”，“进步小姐”），她不得不离开考尔文克鲁科夫斯基家。

[453]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封信的原件不知下落。科瓦列夫斯卡娅转述的内容可能不确切。在《回忆录》中凭记忆复述的安·瓦·克鲁科夫斯卡娅的第一篇小说《梦》也不确切。显然是把《梦》与《米哈伊尔》两篇小说搅在一起了，添加了许多东西。

[454] 中篇小说《梦》发表在1864年第8期的《时代》上。

[455] 中篇小说《米哈伊尔》发表在1864年第9期的《时代》上，作者称它为《见习修道士》。但是，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1864年12月14日的信所证明的，这一名称“教会的检查机关认为不合适”。（《书信集》，第1卷，页381）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年轻人，想在生活中寻找目标，实现他在快乐清醒的时刻所想象的崇高理想，他为此而苦恼。他离开修道院，想过一过尘世生活，失望之后，他又返回修道院，疑窦没有解决，就这样死了。在安·瓦·克鲁科夫斯卡娅的小说中有些情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时候可能会想起。因此，可以把佐西马长老死去的晚上阿辽沙的心情和米沙在教堂作礼拜时虔敬的狂喜心情作个对比。（《时代》，1864年，第9期，页8—10）

[456] 按安·瓦·克鲁科夫斯卡娅的书面邀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5年3月初与她第一次见面。（见1865年2月28日她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载苏·瓦·科瓦列夫斯卡娅的《回忆录与书信》，页329）

[457] 法语：心思用尽。

[458] 苏·瓦·科瓦列夫斯卡娅确实早在童年时就写过诗。（见回忆她的家庭教师伊·伊·马烈维奇的《回忆录》，载《俄国旧事》，1890年，第12期，页641—642）在《童年回忆》（《乡村生活》的一章）中她讲到她从五岁开始作诗，十二岁时她深信她将成为诗人，尽管她在家庭女教师面前因为害怕，没有把诗写下来，只是记在脑子里。

[459] 关于自己生活中的这一插曲，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最值得纪念的事情在相识的第一天告诉过安·格·斯尼特金娜、瓦·瓦·季莫费耶娃。这同一插曲在长篇小说《白痴》中也有反映。（《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6卷，页25，69—71；又见1873年《作家日记》，《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138）

[460] 见本书页110—111及页111注①。

[461] 陀思妥耶夫斯基讲的是谁无法查明。

[462]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长篇小说《白痴》中描写了自己发病前的感觉。（《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4卷，页626）

[463] 圣采齐利娅，教会认为她是音乐的庇护天使。

[464] 苏·瓦·科瓦列夫斯卡娅所转述的“在酝酿的长篇小说”里的场景在某种程度上预先说出了《罪与罚》中的插曲——斯维德里盖洛夫的梦，还有未写进《群魔》正文中的斯塔夫罗金的忏悔（《在吉洪家》一章，《1926—1930年版全集》，第7卷）。

[465] 法语：为这位可爱又可怜的丽莎。

[466] 指1861至1881年间的俄国陆军部长德·亚·米留金。

[467] 指阿·伊·考西奇，当时是总参谋部的上校，后来是国务院的成员。（根据苏·瓦·科瓦列夫斯卡娅的回忆录手稿确定。见斯·雅·西特拉伊赫在书中所作的注解。载苏·瓦·科瓦列夫斯卡娅的《回忆录与书信》，页467）

[468] 不知道指什么书。

[469] 安·瓦·考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从很早的青年时代起在信仰方面就表现出很大的独立性。十六岁左右她与一个彼得堡来的教会中学学生相识，这个学生显然是最初推动她去埋头研究先进思想的。她开始对进步刊物（《现代人》、《俄罗斯的话》、《警钟》）感兴趣，阅读自然科学和历史方面的严肃的书籍。其中苏·瓦·科瓦列夫斯卡娅称为《生活生理学》的显然是德·格·里尤伊斯的《日常生活生理学》（1861—1862年俄译本）以及格·特·鲍克尔的《英国文明史》（1862—1863年俄译本）。

[470] 陀思妥耶夫斯基模仿当时进步评论者对普希金的带有几份轻蔑的态度。（见本书页307注①）皮萨列夫、安东诺维奇，在某种程度上，连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杜勃罗留波夫也都对普希金的创作评价过低，认为他是“形式上的诗人”，而不是内容上的诗人。比如，杜勃罗留波夫看到普希金的创作的“主要不足”在于“缺乏明确的倾向和严肃的信仰”，没有发现他的性格中的“深度与力量”。（《杜勃罗留波夫》，第3卷，页362；第4卷，页130）

[471] 法语：文艺才能。

[472] 法语：热情奏鸣曲。

[473]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封信不详。

[474] 关于安·瓦·考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的出生年份，所有史料都说是1847年，其实是不对的。关于安·瓦·考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生平的所有资料都是采自伊·克尼什尼克的文章，许多未公开发表过的材料都掌握在他手里。（见《星》杂志，1928年，第10期）

[475] 作家的妹夫。

[476] 见本书页312—313。

[477] 《罪与罚》中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也是用这样的话骂德国女人：“你这个穿裙子的普鲁士鸡脚。”（《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4卷，页412）

[478] 教堂的节日之一，以彼得命名的人都要庆祝这一节日。

[479] 卡列宾以十分热情出名。玛·亚·伊万诺娃的回忆录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永恒的丈夫》的有价值的注解。在扎赫列宾一家人的描写中可以设想伊万诺夫家的生活的许多特点。特鲁索茨基的形象也与亚·彼·卡列宾相像。

[480] 萨堤罗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森林之神，有羊角、羊腿和尾巴，是半人半兽的怪物。

[481] 即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

[482] 黏膜发炎叫卡他（Catarrh）。

[483] 列文塔尔大夫是医院的主任医生。——玛·亚·伊万诺娃注

[484] “是靴子，还是普希金”是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中巴扎罗夫的警句，但文句略有改动。

[485] 舍马通，意即吊儿郎当的人。

[486] 这里所述的一切，都是我根据很久以前，也就是将近三十年以前，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识时的强烈印象写成的。——恩·冯·福赫特注

[487] 伊万诺夫夫妇有十个孩子。（见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1868年2月1日通知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去世的复信：“他有十个孩子，他几乎是在收养别人的孩子。”——《书信集》，第2卷，页73—74）

[488] 小说的几个部分在《俄国导报》上先发表，与单行本不符：杂志上的正文第二部相当于单行本第三、四、五部。

[489] 到1866年夏天为止，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于1862、1863及1865年三次出国。

[490] 回忆录作者所说不准确：《福音书》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送给每个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的，1850年1月他们去服苦役，到达托博尔斯克时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3年的《作家日记》中谈到此事（但没有提到在封面里藏钱）。（《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10）

[491] 这本《福音书》保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家里。恩·恩·库兹明在《每月文库》1901年一月号上曾发表过一则短文。——《历史通报》编者注

[492] 《阿斯科尔多夫之墓》是俄国作曲家亚·尼·维尔斯托夫斯基（1799—1862）的歌剧。

[493] 你拥有钻石、珍珠，你有着你想要的一切，你有美丽的眼睛，——亲爱的，你还想要什么？

[494] 《罪与罚》的第五部第五章写了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之死。（见本书页311注①）

[495] 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痛苦的是按《俄国导报》的要求改写了《罪与罚》的第二部第九章（拉斯柯尔尼科夫初次拜访索尼娅，他们的争吵，索尼娅读福音书中关于拉撒路复活的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里面一点也没有违反德行的地方，甚至正好相反”（《书信集》，第1卷，页444），不过他被迫改写了正文。

[496] 这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习惯用语，他不愿意因为等人而浪费时间，他喜欢规定见面的确切时间，而且总是添上一句：“不要早来，也不要晚到。”——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

[497]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癫痫发作，摔倒时撞在一件尖的东西上，右眼受重伤。他开始在容格教授处治疗。容格处方用阿托品滴眼睛，因而瞳孔扩大。——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

[498] 1849年12月22日的信。（《书信集》，第1卷，页128—131）又见本书页285注①。

[499] （作家的哥哥）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1820—1864）的儿子，小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1846—1896）。

[500] 后来，小说的开头改成这样：“离开两周以后，我终于回来了。我们待在鲁列特恩堡已有三天了。”——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

[501] 《时代》（不是《当代》）在1864—1865年间出版，代替1863年4月被迫停刊的《当代》。《时代》停刊后欠下了债务。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死去（1864年7月）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来管理杂志，按他的计算，杂志社欠了三千卢布的债。而据1865年3月3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亚·叶·弗兰格尔的信所说，该杂志负债达三万三千卢布。（《书信集》，第1卷，页396—403）

[502] 亚·彼·米柳科夫在回忆录中提到过此事。（《历史通报》，1881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

[503]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涅克拉索夫的关系，见本书页589—590。

[504]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阿·尼·迈科夫早在四十年代下半期之初就结下了友谊。迈科夫曾经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过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的运动。比如，迈科夫在给维施科伐特的信中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事情的秘密告诉他，这事情是最革命的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如斯佩什涅夫、巴·尼·菲利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他人应该参加的。（《素材及研究1》）六十年代下半期，当陀思妥耶夫斯基明显地表现出“信仰改变”时，他与早就经历过这一发展变化的迈科夫必定是更加意气相投了。在国外期间（1867—1871），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进行频繁的通信，交流文学上的设想，常常得到他的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支持。只是到了七十年代下半期才出现一些冷淡，这可能是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开始转向，转到承认“老人”（其中包括别林斯基）的思想价值这方面来了。

[505] 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所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屠格涅夫的态度的性质过于简单化了。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屠格涅夫是他最相近的同龄人中最值得纪念的人物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用他来衡量自己在艺术创作领域，更多的是思想领域里的演变过程。从社会出身和社会地位，从自己的心理素质、世界观和文学上的遭遇来说，他们正好相反，他们知道彼此的态度，在私人关系方面和文学方面都充满了深刻的戏剧性。他们个人之间的冲突，早在四十年代中期他们初次相识之后便迅速开始了。六十年代上半期，他们的关系表面上相当友好，他们互相通信，屠格涅夫在《时代》上（1864年1月）发表《幽灵》，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窘迫处境表示同情。1865年，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彻底破产时，屠氏还在物质上帮助过他。1867年，因为《烟》中“波图金的思想”发生争论，他们之间产生了分歧。（见本书页412—413）在文学方面，他们的关系更加复杂。陀思妥耶夫斯基嫉妒地注视着屠格涅夫的每一步，作为一个艺术家（因为题材类似，《父与子》与《少年》相同，与《群魔》更加相同；“虚无主义”的题材和《罪与罚》的基本题材相同等等），以及作为一个批评家和政论家，他常常对屠格涅夫的创作作出反应。不过，在思想方面及修辞方面，通过《群魔》中的卡尔马津诺夫来讽刺性地模仿屠格涅夫，这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屠格涅夫的评论意见显著地相抵触。在实质上不接受他的创作的同时（《群魔》中的讽刺性模仿就是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杂志上从来没有对屠格涅夫发表过否定的意见，相反，对他的大部分作品，不仅是《猎人笔记》，还有他的长篇和中篇小说，尤其是《父与子》（显然，《烟》除外），总是或多或少说些赞许的话。屠格涅夫高度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巴扎罗夫的意见。（《屠格涅夫作品及书信全集》，《书信集》第4卷，页358）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屠格涅夫之间的关系，见尤·尼科尔斯基的著作《一场敌对的历史》，索非亚，1920年；阿·多利宁的文章：《在＜群魔＞中的屠格涅夫》（《素材及研究2》），又见屠格涅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通信集，西伯尔斯坦编，《Academia》，莫斯科列宁格勒，1928年。

[506] 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爱的妹妹维拉·米哈伊洛夫娜·伊万诺娃一家。

[507] 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前妻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伊萨耶娃，见本书亚·叶·弗兰格尔的回忆录及页196注②。

[508] 有一次我去工作时，发现一只精美的中国花瓶不见了，那是他的西伯利亚的朋友们送给他的。我问：“难道花瓶打碎了？”“不是，没打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回答，“拿到当铺里去了。急需二十五个卢布，只好把花瓶拿去典当。”过了三四天，另一只花瓶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另外一次，速记完了，经过餐室，我发现铺好桌布的饭桌上放着餐具，旁边摆着一只木匙子，我便向送我出来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笑着说：“我知道，您今天要吃荞麦粥了。”“您怎么知道的？”“看匙子呗。人们常说用木匙子吃荞麦粥才叫香呢。”“噢，您搞错了：需要用钱，所以我叫人把银匙子当掉了。但是不满打的匙子当价要比成打的低得多，所以只好把我用的那把也拿出去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自己银钱上的困难一向是心平气和的。——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

[509] 1866年底给弗兰格尔的信不详。但1865年3月31日（公历4月14日）的信及1866年2月18日的信却正是充满了这样的心情。（《书信集》，第1卷，页402、432）

[510] 见本书页297—299苏·瓦·科瓦列夫斯卡娅的回忆录。

[511] 即现在的伊斯坦布尔。

[512]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真的有过到东方去的打算，从他的文稿堆中发现的一封信证实了这一点。这封信是当时的文学基金会主席叶·彼·科瓦列夫斯基给阿·斯·恩格利加尔德（俄罗斯帝国驻君士坦丁堡公使代表）的介绍信，信上写的日期是186[3]年6月3日。——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

[513] 长篇小说《赌徒》的基本主题是嗜赌和痛苦的爱情，带有自传性质。大家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2—1863年及1865年的夏季出国旅行时曾经迷恋过轮盘赌。小说主人公与波林娜的关系在许多地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阿·普·苏斯洛娃的罗曼史的再现。（见阿·普·苏斯洛娃的《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接近的年头》，莫斯科，1928年）

[514] 将近月底，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才记住了我的名字，要不他老是忘记，老是一遍遍地问我。——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

[515] 科斯特罗姆街在尼古拉耶夫医院后面，穿过医院大门走，路很近。晚上大门关闭，只好从大象街（如今的苏沃洛夫大街），或者从小沼泽街走。——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

[516] 索菲娅·亚历山大罗夫娜·伊万诺娃嫁给赫梅罗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她友善，很器重她的聪明，尤其看重她的道德品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她的书信中把他的艺术作品的构思和私人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详详细细告诉她。

[517] 在苏·瓦·克鲁科夫斯卡娅的回忆录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安·瓦·考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的关系是另外一种情况。

[518]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尼·亚·柳比莫夫的信件中对长篇小说第三部及“尾声”的写作进程有详细叙述。（《书信集》，第1卷，页444—447，448—449，450）

[519] 关于《罪与罚》的巨大影响，见本书前文斯特拉霍夫的回忆录（页254—256），又参见阿·费·科尼的《在生活的道路上》，第2卷，圣彼得堡，1912年，页96—97。

[520] 《俄国导报》编辑部给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的稿酬是每印张四百卢布，《烟》也是同样的稿酬。（见屠格涅夫1862年4月4日及1866年8月3日给卡特科夫的信）

[521] 见《书信集》，第1卷，页450—454。

[522] 阿隆金说：“我去做晨祷，他书房里的灯还亮着呐，——就是说，他在工作。”——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

[523] 据我的意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用他的外表描写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格鲁申卡的保护人，商人萨姆索诺夫。——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

[524] 德语：“亲爱的先生，请问美术馆在哪里？”“美术馆？”“对，美术馆。”“国王的美术馆？”“对，国王的美术馆。”“我不知道。”

[525] 见本书页400。

[526] 德语：收藏品。

[527] 德语：矿物学、地质学、植物学的（收藏品）。

[528] 牟利罗的《抱着圣子的马利亚》，柯勒乔的《神圣的夜》，阿尼巴·卡拉齐的《基督》；巴托尼的《忏悔的玛格达利娜》，雷斯达尔的《狩猎》，克劳德·洛兰的《海岸风光（晨与晚）》。

[529] 克劳德·洛兰的《晨》与《晚》不在德累斯顿美术馆，是列宁格勒的爱尔米塔什美术馆收藏的。《晨》又名《雅各遇见拉结》。这幅画细腻传达爱情的恬静幸福的心情，和洛兰的另一幅画《阿西斯与伽拉忒亚》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黄金时代”正是指《阿西斯与伽拉忒亚》，这幅画藏于德累斯顿美术馆，不过《晨》与《晚》充满了同样牧歌般的动人情调。

[530] 伦勃朗·范·列因的《伦勃朗和他的妻子》，安东·凡·戴克的《查理一世像》。

[531] 让·利奥塔尔的《做巧克力的姑娘》。

[532] “意大利小村庄”。

[533] 德语：“鳗鱼”。

[534] 德语：大公园。

[535] 《婚礼进行曲》。

[536] 冯·索贝的《诗人与农夫》。

[537] 见本书页239注④及页400。

[538] 《作家日记》。（《公民》杂志，1873年，第35期）——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

[539] 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指的是1873年《作家日记》中的第十五章：《谈谈吹牛》。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下述的话作结束：“在我们的妇女身上越来越多地呈现出真诚、坚毅、严肃、忠贞、追求真理与自我牺牲的品质；[……]妇女在事业上更坚定，更耐久；她比男人更严肃认真，她是为了事业本身而做事情，而不是仅仅做给人看。那么我们是否真的要期待来自这个方面的巨大帮助呢？”（《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129；又见1876年的《作家日记》，同上，页306—307，330—333）

[540]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新历1867年5月4日去戈姆堡，答应四天后回来，但是在那里一直逗留到15日。关于此事见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日记》，莫斯科，1923年，页46—86。

[541] 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我与别林斯基的相识》一文，原定是给巴比科夫的文学作品集《酒杯》用的。文章的手稿遗失。1873年《作家日记》中《故友旧交》一章很可能是从这篇文章生发出来的。（见阿·多利宁对陀思妥耶夫斯基1867年9月15日给阿·尼·迈科夫的信所作的注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写到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见《书信集》，第2卷，页388—389）若果然如此，那就意味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企图讲到别林斯基的社会主义的观点和无神论的观点，这在书报检查制度存在的情况下不可能完全做到；不得不从文章中“删去”许多“极宝贵的事实”。（《书信集》，第2卷，页36）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别林斯基的态度见本书页106。

[542] 见《1926—1930年版全集》，第12卷，页27—33。

[543] 《涅瓦》1884年第4期有雅·彼·波隆斯基的文章：《阿·雅·戈洛瓦乔娃帕纳耶娃的回忆录》。——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

[544] 关于这一点，见本书第一卷安年科夫、格里戈罗维奇及戈洛瓦乔娃帕纳耶娃等人的回忆录。

[545] 阿·尼·迈科夫1867年的信。——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

[546] 德国旧银币，值三马克。——译者注

[547] 这场谈话，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日记》中有记载，见本书页412—413。（又见《书信集》，第2卷，页30—32，384—387）两个作家的争吵成了文学界飞短流长的话题。屠格涅夫去世后，耶·迦尔洵在回忆录中谈及此事（《历史通报》，1883年，第11期），但是作者在文中有许多不准确的记述，故而后来巴尔捷涅夫又谈及此事（《俄国档案》，1884年，第3期）。

[548] 去日内瓦途中参观巴塞尔博物馆的情况见本书页137—138。

[549] 这幅画的印象反映在长篇小说《白痴》中。——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

[550] 法语：带家具（出租）的房间。

[551]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与书信》，页176。——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

[552]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巴尔扎克的创作的态度见本书格里戈罗维奇的回忆录。

[553] 大家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44年翻译过乔治·桑的作品。（《书信集》，第1卷，页71）他对她始终保持热情洋溢的态度，和四十年代的别林斯基的态度相同。别林斯基的关于崇高的文学形式——“社会小说”的思想是在乔治·桑的作品的影响下产生的，为自然派（屠格涅夫、格里戈罗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所接受。《当代》第1期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忆青年时代时写道：“我们如饥似渴地只拿乔治·桑一个人的东西来看，天哪，那时我们看得多么入迷！”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不渝地拿四十年代的主导思想和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关于俄国文学的几篇文章》，《1926—1930年版全集》，第13卷，页49；《故友旧交》，同上，第11卷，页9）在致乔治·桑的悼词中，他称她为“预见到人类所期待的、比较幸福的前途的最有远见的先驱者之一，她一辈子都精神振奋地、豁达地相信人类的理想会达到”。（同上，页314—315）

[554] 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搞错了：《高老头》不是《穷亲戚》的第一部，《穷亲戚》的第一部是长篇小说《贝姨》。

[555] 无疑是指雨果的《Les Misérables》（《悲惨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在这里错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的通常译名《Les humilliés et les offensés》当作《悲惨世界》了。

[556] 第一届“和平与自由同盟”大会1867年9月9日至12日在日内瓦召开。会上出现极不相同的各种政治派别。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大会持完全否定的态度。（1867年9月15日给阿·尼·迈科夫的信——《书信集》，第2卷，页36—38）

[557] 引文出自1867年10月11日给索·亚·伊万诺娃的信，但不准确。（《书信集》，第2卷，页44—45）

[558] 关于《白痴》的构思经过及写作过程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档案材料。未出版的材料。＜白痴＞》，帕·恩·萨库林及恩·弗·别利奇科夫编，国家文学出版社，1931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白痴》发表在《俄国导报》1868年第1、2、4—12期，第四卷第八至十二章发表在1869年二月号的附页上。

[559] 引自1868年1月1日给索·亚·伊万诺娃的信。（《书信集》，第2卷，页71）

[560] 《传记与书信》，页180。——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

[561] 见1868年2月18日给阿·尼·迈科夫的信。（《书信集》，第2卷，页78）

[562] 《传记与书信》，页181。——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

[563] 1867年11月17日给我的信。——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

[564] 1868年1月12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给阿·尼·迈科夫的信中谈到对小说开头几章的不满，担心小说的完整性。

[565] 乌梅茨基家案件报告刊登在《呼声报》（1867年9月26、27、28日，第266、267、268期）及《莫斯科报》（1867年9月23、24日，第136、137期）。十四岁的奥尔迦·乌梅茨卡娅受到她的父母的极残酷的折磨。她企图自杀未成，曾四次试图放火烧掉父母的庄园。陪审员认为奥尔迦是对的，她的父母有罪。乌梅茨基家案件只出现在长篇小说《白痴》的草稿中，在定稿上没有反映出来。

[566] 1864年司法改革以及实行陪审员制的审判活动不仅在186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白痴》时引起他的兴趣（小说中大量反映了当时的司法的实际状况），在以后几年也引起他的兴趣。关于这一点，例如，1873年的《作家日记》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以《环境》一文发表意见，文中他不同意“环境哲学”，提出个人完善的要求：“自己变好之后，我们将改造环境，使之更加美好。”（《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14）他从陪审员制的活动中看出这种“没有说出来的、无意识的”思想。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也广泛议论了新的审判工作的原则。

[567] 法语：女助产士。

[568] 法语：“一个男孩子，是吗？”

[569] 法语：“女孩子，迷人的女孩子！”

[570] 法语：“啊，这些俄国人，这些俄国人！”

[571] 长篇小说《群魔》中，在沙托夫的妻子临产这一场面中，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详尽描写了我们第一个女儿出生时他自己的许多感受。——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

[572]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1865年3月31日给亚·叶·弗兰格尔的信中正是用这样的话描述他前妻的性格。（《传记与书信》，材料，页278）——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

[573] 《传记与书信》，材料，页288。——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

[574] 《传记与书信》，页188。——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

[575] 见《书信集》，第2卷，页122。

[576] 意大利语：主教座堂。

[577] 庇蒂宫，是佛罗伦萨的博物馆，十五世纪中叶由富商路加·庇蒂出资修建。设计师是建筑家腓力波·勃鲁奈莱斯奇。

[578] 应为Cattedrale，意大利语：主教座堂。

[579] 花城圣马利亚大教堂，1296年由建筑师阿尔诺尔浮·蒂·堪庇奥开始兴建，1334年由乔陀继续下去，1421年由教皇艾乌津尼奥四世隆重献给花城圣马利亚。

[580] 洗礼堂或施洗堂，全名是圣约翰洗礼堂，十一、十二世纪间修建。

[581] 洗礼堂的天国之门，即洗礼堂的东门。

[582] 罗伦佐·季培尔底，著名建筑师，一共用了二十七年时间（1425—1452）才完成这件作品。

[583] 《椅子上的圣母》。

[584] 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负债累累而无碍于心。

[585] 见《书信集》，第2卷，页75。

[586] 杜卡莱宫。

[587] 《历史通报》，1901年，第12期。——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

[588] 见本书冯·福赫特的回忆录。

[589] 《大罪人的一生》的写作和略早动笔的《群魔》是同时并进的。（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记材料》，列宁格勒，1935年）在1870年3月24日给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和3月25日给阿·尼·迈科夫的信中谈到《大罪人的一生》的详细计划。（《书信集》，第2卷，页258，263—264）这部小说未曾写成的构思，各个主要部分分别写在《群魔》、《少年》及《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了。（见《书信集》，第2卷，页264—289；《最后几部长篇小说》；《素材及研究3》）

[590] 《传记与书信》，页288。——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

[591] 见《书信集》，第2卷，页257。

[592] 长篇小说《群魔》发表在《俄国导报》1871年第1、2、4、7、9—11期及1872年第11、12期。

[593] 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的兄弟伊万·格里戈利耶维奇·斯尼特金，是彼得罗夫农学院的学生，约在1869年10月中旬抵达德累斯顿。

[594] 确实，外国报纸，特别是德国报纸，写到当时在俄国似乎存在着分支机构密布的阴谋组织的网，似乎立即就要暴动。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见的（恰恰在彼得罗夫农学院）开始骚动这一点，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回忆录之外，其他资料上是没有的。

[595] 《群魔》的创作和《无神论》及《大罪人的一生》的未曾写成的构思有联系，同样也和涅恰耶夫的案件有联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长篇小说还是在涅恰耶夫案件的法庭审查开始之前，这一诉讼案件还有一件事实，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来证实自己的思想。（见1870年10月8日给米·尼·卡特科夫的信，《书信集》，第2卷，页288；又见1870年10月9日给阿·尼·迈科夫的信，《书信集》，第2卷，页291）

[596]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这封信给斯特拉霍夫是在1870年12月2日。

[597] 见1870年12月15日及30日给迈科夫的信。（《书信集》，第2卷，页302—310）

[598] 旧俗4月1日是愚人节。

[599] 见《书信集》，第2卷，页343—344。

[600] 引自1871年4月21日给阿·尼·迈科夫的信。（《书信集》，第2卷，页354）

[601] 见《书信集》，第2卷，页348。

[602] 即前面所述快要生孩子这件大事。

[603] 关于《公民》及（《公民》的编辑）见瓦·瓦·季莫费耶娃波钦科夫斯卡娅的回忆录。陀思妥耶夫斯基即使在《公民》工作期间与梅谢尔斯基也并不接近，1878年11月初他给《公民》出版人的信证明了这一点。梅谢尔斯基建议设立监督年轻大学生的办法，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答复他时写道：“您的想法和我的信仰完全对立，会搞得人心惶惶的。”（《书信集》，第3卷，页88）

[604] 捷·伊·菲利波夫，反动社会活动家，作家。

[605] 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公民》工作那一年与他接近之后，直到去世，始终与作家保持着友谊。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波别多诺斯采夫联系在一起的，是两人对西欧文化和国家制度的主要基础同样持否定的态度，是双方相近的斯拉夫主义的历史哲学，这种哲学把欧洲的唯理论和直观的认识相对照，直观的认识起源于作为社会生活的主要支点的信仰，因为“信仰高于理论公式和理性的理论”。据波别多诺斯采夫说，他们之间作过“许多推心置腹的谈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1879及1880年的信件证明了这一点，他在信中称波别多诺斯采夫为“朋友”、“医治心灵的人”，再三征求他对《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的意见，对《作家日记》的意见。（《书信集》，第4卷，页108—110等）历史哲学观点上的思想一致性无疑是存在的。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会不会跟着波别多诺斯采夫走到底呢？是否会赞成他的国内政策方面的一切措施呢？有许多理由对这些问题作否定的回答。

[606] 《回忆录》的以下部分，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讲到1872年夏天的痛苦心情——女儿柳芭、母亲和她自己的生病，讲到姐姐玛·格·斯瓦特科夫斯卡娅的死，这里我们从略，删去。

[607] 长篇小说《群魔》问世，报刊上广泛加以评述。彼·特卡乔夫撰文表示断然否定。（《行动》杂志，1873年，第3、4期，——《患病的人们》）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文章作了极为有趣的分析评论。（《祖国纪事》，1873年，第2期）最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1873年的《作家日记》中一篇文章论述涅恰耶夫及涅恰耶夫分子。（《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129—141）这篇文章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可以看出引导作家去创作《少年》及1876与1877年《作家日记》的道路。

[608] 1872年7月17日的信。——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

[609] 应该是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因为他是“亚洲蛮子”，发音不准。

[610] 维·彼·布列宁（1841—1926），反动评论家，《新时代》报的小品文作家。

[611] 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改写了梅谢尔斯基论丘特切夫的文章。（《书信集》，第3卷，页70）

[612] 1873年7月29日给我的信。——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

[613] 见符·索洛维约夫的回忆录，本书页496。

[614] 阿·费·科尼（1844—1927）在他的回忆录《在生活的道路上》详细谈及这件事。

[615] 阿拉克切耶夫（1769—1834），亚历山大一世时代的陆军大臣。

[616] 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搞错了，把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说成是他的兄弟符谢沃洛德·索洛维约夫（见本书符谢沃洛德·索洛维约夫的回忆录）。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弗·索洛维约夫的相识虽然是在1873年初（1873年1月24日与2月23日弗·索洛维约夫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两封信，保存在国立列宁图书馆，第一封信是和硕士论文《西方哲学的危机》一起寄出的），他们的接近应当是在1877年，弗·索洛维约夫迁到彼得堡时。1878年6月，他们一起到奥普塔修道院去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主要的构思”，还有一系列在构思中的长篇小说的计划的一部分告诉了他，其中只有《卡拉马佐夫兄弟》写了出来。（符·索洛维约夫全集，圣彼得堡，1912年，第3卷，页197）1880年4月6日弗·索洛维约夫就博士论文《抽象原理批判》进行答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场。（见本书页689）

[617]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莱德施托克子爵在彼得堡贵族人士中的讲道是很不以为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6年的《作家日记》中写道：“莱德施托克子爵的真正成功，唯一依靠是‘我们的特殊化’，我们的脱离土壤，脱离民族。原来，我们，也就是我国社会的知识阶层，现在完全是陌生小百姓，非常小，非常微不足道，但是已经有了自己的习惯，自己的成见，这些习惯和成见有着特殊性；看来，现在甚至还想要有自己的信仰。”（《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242）

[618] 列·托尔斯泰对莱德施托克的思想也不赞成，可参阅《同时代人回忆托尔斯泰》，第一卷，页284。

[619] 亚·费·皮谢姆斯基的长篇小说《小市民》发表在《蜜蜂》杂志1877年第18—49期上。但是据他1877年1月给别尔格的信证明，《小市民》第一部写于“大约三年以前”，也就是1873年。（亚·费·皮谢姆斯基，《书信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36年，页340）

[620] 见本书叶·安·施塔肯施奈德的回忆录。

[621] 费奥多尔的爱称。

[622]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几次提到西斯廷圣母像。例如在《罪与罚》中，斯维德里盖洛夫谈到他的年轻的未婚妻时说，“您知道，她的脸像拉斐尔的圣母。西斯廷圣母的脸充满幻想气息，哀痛而古怪。”（《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5卷，页502；又见第7卷，页317）

[623] 指美术馆陈列的绘画中《阿西斯与伽拉忒亚》这幅画，内容取材于奥维德的《变形记》第8卷，伽拉忒亚对少年阿西斯的爱情以及独眼巨人基克洛普爱上并追求伽拉忒亚的故事。这幅画给人的印象非常强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品中三次提到它，在《斯塔夫罗金的忏悔》，《少年》（维尔西洛夫的关于欧洲人类初期的故事）以及1877年的《作家日记》上《可笑的人的故事》中都提到过。又见本书页355。

[624] 霍尔拜因（1497—1543），德国画家。

[625] 华弗曼（1619—1668），荷兰画家。

[626] 指阿波丽娜莉雅·普罗科菲耶夫娜·苏斯洛娃。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她的关系见多利宁写的关于出版她的《日记》的前言。

[627] 德语：钞票。

[628] 原稿删去。

[629] 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搞错了：苏斯洛娃不是叫她“勃楼尔金娜”，是叫她的一个女友。（“勃楼尔金娜”这个名字含有“厚嘴唇”的意思。）

[630] 索菲娅·亚历山大罗夫娜·伊万诺娃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亲外甥女。——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

[631] 给卡特科夫的信没有保存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显然是要求卡特科夫提前寄钱给他。在1867年8月16—28日给迈科夫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要求卡特科夫寄五百卢布，后者没有把钱寄给他。（《书信集》，第2卷，页29）

[632] 里贝拉（1591—1652），西班牙画家。

[633] 指向《俄国导报》借款的事。

[634] 乔治·但丁是莫里哀喜剧中人物，小市民，讨了个贵族女子为妻。她看不起他，背叛他。每受一次打击，他都大吃一惊，对着自己大声喊道：“这是你自讨苦吃。”

[635] 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说得不确切。人家准备开除屠格涅夫的英国俱乐部会员资格，不是开除出“贵族”。有一回，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开玩笑说，“《烟》中的将军们我写得很成功，看得很准。你们知道吗，《烟》一问世，真正的将军们大为生气。有一天晚上，他们聚集在英国俱乐部，要联名给我写信，想把我开除出他们的聚会。我永远也不会原谅索洛古勃，当时他说服了他们，给他们讲清楚，这样做很蠢。请想想看，接到这样的信对我将是个多大的胜利？！我会把信装在描金镜框里，挂在墙上！”（《屠格涅夫文集》，莫斯科，1915年，页91）

[636] 《烟》的出版，尤其是书中主人公之一波图金的思想，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反应。屠格涅夫构思这个形象带有论战性质。照屠格涅夫的意思，波图金的观点不仅应该是与斯拉夫主义者们的主要论点相对立的，而且也与赫尔岑的《开端与结尾》相对立，在赫尔岑的文章里，人类复兴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俄国，尤其是在农民的村社上。波图金发表这样的意见：“我是西欧派，我忠于欧洲[……]文明[……]。“文明”这个词，既纯洁，神圣，又好懂，至于其他的一切，民族性，光荣，都散发血腥气。”这话自然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严厉反击。当然，屠格涅夫的立场无论如何与波图金的思想是不同的。

[637] 著名作家冈察洛夫。——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

[638] 1867年1月2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的信中就写道：“跟阿克萨科夫说起合作。”（《书信集》，第1卷，页454）显然是谈到在《莫斯科人》报上的合作，该报是阿克萨科夫主编，1867年起出版，办了两年。

[639] 德语：“什么？还要怎么？别管我！”

[640] 法语：随便走走。

[641] 《泽姆帕》，法国音乐家埃罗尔德所作三幕歌剧。

[642] 发病以后总是出现怕死的现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求我不要离开他，不要撇下他一个人，他好像希望我待在他身边会保护他，使他不致死去。——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

[643] 大概去赎戒指。——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

[644] 《作家日记》的开头几篇文章——《序言》及《故交旧友》发表在1873年1月1日出版的《公民》第1期上。1872年12月15日，申请由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任《公民》编辑的报告批准了。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被认为是“国事犯”，受到警察的监视，梅谢尔斯基公爵亲自去找主管第三厅的长官舒瓦洛夫先生和舒尔茨先生。（见坎托尔的文章《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新情况》，1921年第11期《文学导报》，又见《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编辑＜公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12月20日在书报检查委员会转达了内务部关于批准陀思妥耶夫斯基任职的决定。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意主编《公民》是出于他的物质状况的极端不好，三千卢布的编辑年薪及文章的收入是生活费用的唯一来源（长篇小说《群魔》刚出版，不过全部稿费都拿去还债了），见本书页390。

[645] 指弗·彼·梅谢尔斯基公爵。波钦科夫斯卡娅在《回忆乌斯宾斯基家的格列勃·伊万诺维奇与亚历山德拉·瓦西里耶夫娜》一文中写到他。（《过去的年代》，1908年，第1期）

[646] 德语：先生（克莱丁贝格先生）。

[647] 涅恰耶夫案件1871年6月至8月在彼得堡审查。斯·格·涅恰耶夫（1847—1882），是彼得堡大学的旁听生，参加1868至1869年间的大学生风潮。1869年春到日内瓦去找巴枯宁，同年9月，他取得世界革命联盟俄国分部成员的身份，返回俄国，冒充人民惩办委员会成员，开始组织地下小组。彼得罗夫农学院的大学生伊万诺夫是其中一个小组的成员，他因为不信任小组领导人涅恰耶夫，拒绝执行他的指示，于1869年11月21日被涅恰耶夫及其同谋者打死。涅恰耶夫成了《群魔》中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原型。陀思妥耶夫斯基大概知道涅恰耶夫所制订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的共同规则”。彼·韦尔霍文斯基的行为是用涅恰耶夫的“规则”进行狂热的迫害。（详见《书信集》，第2卷，页483—485）伊万诺夫被认为是沙托夫的原型，关于他的情况见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回忆录。（本书页379）

[648] 德语：我不愿做个痊愈的好人！假如我的理智是健全的，我就是和别人一样的渺小人物！

[649] 法语：殷勤有礼的骑士。

[650] 缀音法是识字教育中停止使用字母假定名称的教学方法，六十年代在俄国推行，尼·亚·科尔夫是首批赞成者之一。后来此法被作为进步的教育法采用。

[651] 这些俄文单字的第一个字母正好是俄语字母表上字母排列的顺序。有的单字都含有一定的意思，如A3作“我”解，ΓЛaΓOЛь是“动词”，有的是字母的名称，如бykИ是б的名称。

[652] 1873年1月15日第3期《公民》上《一桩私事》一文中，确实写着“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名长篇小说《谁之罪？》”。

[653] 特兰谢尔印刷厂的老校对某某兹——斯基把尼·亚·岱美尔特介绍给瓦·瓦·季莫费耶娃。（《过去的年代》，1908年，第1期）

[654] 熟悉的文学家们显然是指尼·亚·岱美尔特、尼·斯·库罗奇金及格·伊·乌斯宾斯基，瓦·瓦·季莫费耶娃和他们显然是经常见面的。

[655] 尼·尼·戈（1831—1894），俄国画家，创作题材有历史、肖像、风景等。

[656] 法语：奸细，告密者。

[657]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关于画展》一文中讲到过《最后的晚餐》这幅画。（《公民》，1873年3月26日，第13期）季莫费耶夫娜所转述的关于民众和救世主基督的话文中是没有的，虽则她所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是对的。

[658] 这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关于画展》一文中所表达的思想转述得并不确切。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是：即使为了迎合流派也不能把现实描绘得像它所“存在的”那样，因为“这样的现实根本没有的，在大地上从来没有过，因为事物的实质是人所不能了解的，他对自然的理解只能像自然经过他的感觉而反映在他的思想上那样；所以，应当让思想更加发展而不应该怕理想化的东西。”（《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77—78）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他认为，对待现实唯一正确的态度的例子就是列宾的《纤夫》这张画。（同上，页76）

[659] 宗教传说中，地狱里以热松香惩治叛教者。

[660] 法语：夹鼻眼镜。

[661] 皮谢姆斯基的喜剧《坑道》发表在1873年2月11日至3月5日的《公民》第7—10期上。

[662] 尼·尼·斯特拉霍夫的论《德国科学史。新时代。埃·采列尔的德国哲学史》的文章，发表在1873年8月6日及13日的《公民》第32、33期上。

[663] 1843年《祖国纪事》上发表赫尔岑的文章《科学中的不求甚解态度》，1845—1846年间发表《论研究自然书信集》。两组文章都证明了作者的唯物主义的立场，虽然赫尔岑没有使用“唯物主义”这一专门术语，用“现实主义”来代替。赫尔岑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些文章。

[664] 德语：维也纳帽子。

[665] 指当时波斯国旗上的图案。

[666] 阿·密茨凯维奇在长诗《康拉德·华列罗德》（1828）中利用历史记载的事实，写到十四世纪立陶宛人向德国人的报仇。华列罗德秘密离开立陶宛去条顿骑士团，他假装憎恨立陶宛，获得很大成功。多年以后，他当上了骑士团团长，引导德国军队走向失败（密茨凯维奇的诗作的俄译发表在《霞光》杂志1871年第3—6期及12期上）。

[667] 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用这样的简写字母具名在《公民》上发表文章。（见《公民》，1873年，第34、35、37、39、40、49、51期；又见波别多诺斯采夫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载《文学遗产》，第15期，页124—129）

[668] 显然是指波别多诺斯采夫的《德国的教会事业》一文。（《公民》，1873年12月17日，第51期）

[669] 就是督促排字工人正确改动校样。——瓦·瓦·季莫费耶娃注

[670] 出自塔索的独白中有训谕意味的话：“哦，亲王！心灵悄悄地对我说：我没罪！”（第二幕第四场）见雅洪托夫的译本。（魏恩贝尔格编，《俄国作家翻译的歌德作品》，圣彼得堡，1865年，第1卷）

[671] 安东尼奥的尾白（第二幕第四场）。

[672] 引自普希金的诗《诗人》（1827）。

[673] 中篇小说《彩票》发表在1873年6月9日、16日及23日的《公民》第28、29、30期上，署名克——奥夫。七十年代，阿·阿·基尔比什科娃用这个笔名发表作品。（见《祖国纪事》1871年第12期上的中篇小说《到厂一月》，又见《文学遗产》，第53—54期，页524）克拉比文娜的中篇小说以全名发表在《公民》上（第37期上《专心致志地工作》，第41期上《你和您》，第43期上《死婴》，第45期上《情景巧合》）。

[674] “科哈诺夫斯卡娅的关于小俄罗斯的饥荒的来信”没有在《公民》上刊出。季莫费耶娃显然是指科哈诺夫斯卡娅来自小俄罗斯的关于人民食咸鱼中毒的来信：《给全莫斯科及其郊区的公开信》，发表在1873年1月8日的《公民》第2期上，信中确实“热情充沛”，例如：“停止吧，大吃一惊吧。心里冒出来的不是话语，是一片号哭之声”，如此等等。

[675] 随口胡诌的地名和人名，都表示轻蔑的意思。

[676] 维·伊·阿斯柯青斯基（1813—1879），作家。

[677] 引自阿·尼·迈科夫的诗《Fortunata》（1845）。

[678] 见本书页519—520。

[679] 德语：我亲爱的小姐！

[680] 引文出自《谈谈吹牛》（《公民》，1873年8月27日，第35期，《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128），稍有遗漏（庇罗果夫中尉是果戈理的中篇小说《涅瓦大街》的主人公）。

[681] 这三种可能是香烟的牌子。

[682] 特兰谢尔印刷厂的房子（如今是巴尔金饭店）所在处，当时在改建，楼梯已经没有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我上上下下都靠工人们用手拉我们。有一天夜里我手里拿着灯，用这样的办法下来，我看见人行道上有一群好奇的人，他们焦急地互相探问：“怎么一回事？东西被偷了，还是失火了？”工人们回答：“没有失火。小姐在这里印报刊……”——瓦·瓦·季莫费耶娃注

[683] 引文出自《谈谈吹牛》。（《作家日记》，1873年，第十五章，《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129）

[684] 1903年，新的石头房子取代了这幢木头小屋。——瓦·瓦·季莫费耶娃注

[685] “欢乐与自由的颂歌”指席勒作于1785年的著名的《欢乐颂》，丘特切夫俄译。

[686] 可能是饭店的店名。

[687] 季莫费耶娃指的什么人无从查考。

[688] 拉丁语：最高级的。

[689] 见本书页396注①。

[690] 印刷工人的行话，就是在“公爵的文章”后面的意思。——瓦·瓦·季莫费耶娃注

[691] 法语：荣誉感（面子观念）。

[692] 这是唯一的一处地方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杜勃罗留波夫持断然否定的看法。无论是这个时期还是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杜勃罗留波夫一次也没有写过或发表过类似的责难性的意见，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进行过论战（例如1861年在《——波夫君与艺术问题》一文中）。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杜勃罗留波夫在六十年代期间活动的同情和赞扬，见本书页236注①。

[693] 指《三言两语论俾斯麦公爵对俄国的德国人的意见》一文。（《公民》，1874年3月11日，第10期）

[694] 这是《FareWell》（《别了》，1830）一诗的初稿本中的一节，首次发表在1859年第11期的《祖国纪事》上，题为《别了（摘自拜伦）》。在最近一些版本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引用的这节诗是另一种译法：嘴巴沉默不语，眼里泪水已干枯，胸口被隐秘的思想折磨得苦。这些想法好比永久的毒药——它不会消失，也不会平息！

[695] 涅克拉索夫的长诗《谁在俄罗斯生活得好》第三部第五章（《母狼》）的结尾。这一章发表在1874年第1期《祖国纪事》上，总标题为《农妇》。

[696]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梅谢尔斯基公爵的不满在1873年7月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信中便有表示。（《书信集》，第3卷，页66）1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强硬地写信给梅谢尔斯基，说他在《彼得堡述评》（《公民》，1873年10月5日，第45期）一文中所表示的对政府监视大学生一事的想法“深深地违反他的信念，心里很为不安”。（《书信集》，第3卷，页88）保守倾向的杂志主编的职责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种过分沉重的精神负担。他在1874年3月4日给梅谢尔斯基公爵的信中写道：“不要以为我希望不断地和您争吵，闹矛盾。”（同上，页92）很显然，到1874年3月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很尖锐了。

[697] 奥加辽夫的《监狱》一诗作于1857—1858年间，诗中的叠句两次重复（奥加辽夫的第二行略有不同：“只是渴望和幻想”）。这首长诗是叙述作者在1834—1835年间遭到逮捕和流放时的感受，有小标题为“我的回忆录片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时这首诗只在1858年伦敦出版的奥加辽夫诗集中发表过。

[698] 出自普希金的诗《阿纳克里翁颂》（1835）。

[699] 法语：杰作。

[700] 德语：这是已经被制止的观点。

[701] 季莫费耶娃搞错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这话的，不是克拉耶夫斯基，是阿·格里戈利耶夫。（《书信集》，第2卷，页183）“比较光明的、比较能使人容忍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少年》。季莫费耶娃这里转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证明他的创作的新阶段开始了。（见《最后几部长篇小说》）

[702] 俄国农奴制时代的小地主，多为低级官吏的后裔。

[703] 未查到是什么地方。

[704] 在小意大利街一个私人寓所里合伙举行的文学家与艺术家的晚会。——瓦·瓦·季莫费耶娃注

[705]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季莫费耶娃的谈话只能是在三月中旬进行的（3月1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了编辑部）。涅克拉索夫四月份去找他，提出把长篇小说发表在《祖国纪事》上，大概和这次谈话有关。

[706] 据斯特拉霍夫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2年就看过《悲惨世界》。（见本书页241）1863年《当代》九月号上刊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论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一文，其中把《悲惨世界》称作是从艺术上最充分地反映了雨果的主要诗学思想的一部作品。（《1926—1930年版全集》，第13卷，页526）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在《日记》中说，186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国外时反复看过《悲惨世界》。（见本书页406）

[707] 1873年夏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被判关禁闭两天（见《呼声报》6月13日第162期上的简讯），为了在1873年1月29日第5期《公民》上发表梅谢尔斯基公爵的《吉尔吉斯的代表们在圣彼得堡》一文，文内写了沙皇讲的几句话，而公开发表皇上的言论是须经御前大臣的准许的。判决执行的日期可以由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选。他在1874年3月21至23日去服刑，实际上也就是说他已经脱离编辑工作。（见公布的文献《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公民＞编辑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

[708] 《历史通报》，1881年，第4卷，三月号，页616，《回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瓦·瓦·季莫费耶娃注

[709] 提到的书名有：《谁之罪》——赫尔岑的作品（1847）；《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1866）；《无罪的罪人》——叶甫罗彼乌斯（阿·伊·费拉基米罗娃）的作品（1859；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同名剧本到1884年才问世）；《阴谋与爱情》——席勒的作品（1783）；《走投无路》——斯杰勃尼茨基（列斯科夫）的作品（1864），以及《怎么办？》——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1863）。

[710] 席勒的《愿望》中的诗句（茹科夫斯基俄译）。

[711] 《残酷的天才》是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发表在1882年第9、10期的《祖国纪事》上。

[712] 符·索洛维约夫的信发表在《书信集》第3卷的注释中。（页298—300）信上谈到当时对实证主义很感兴趣的青年大学生们的争论。符·索洛维约夫对这一哲学从一开始就极为反感。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证实了他的思想。索洛维约夫在这封信中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英明的导师”，说俄国社会“还没有成熟”到理解和赏识他的天才的程度。

[713] 符·索洛维约夫在信中告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是他的年龄，而是这一事实：他“结束学业还不到三年”。符·索洛维约夫当时约二十三岁。

[714] 装烟丝用的纸筒，自卷纸烟用。

[715] 原文如此。

[716] 这里所指的究竟是什么情节，按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无法考证。很可能是经常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头脑里萦回的无数情节之一，有时仅在草稿本上留下三言两语。（见《书信集》，第3卷，页19；第4卷，页298—299）

[717] 在梅谢尔斯基公爵的《我的回忆》（圣彼得堡，1898年）中未提及此事。

[718] 在《历史通报》上发表符·索洛维约夫的回忆录的过程中已经将这次关于“恢复肉体名誉”的谈话删去。（又见《文学问题》，1964年，第4期，页202—203）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别林斯基的态度见本书页106。

[719]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873年春天偕哥哥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初次到彼得堡来时，在下榻的旅馆里与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希德洛夫斯基相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工程学校（1838—1840）的头两年，深受希德洛夫斯基的影响。他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年长六岁，当时对所有最新的文学流派很感兴趣，自己也写些浪漫主义内容的诗歌。希德洛夫斯基大学毕业后做了小官，不久便回故乡哈尔科夫省，准备写一本大部头的教会史著作。有趣的是小说《女房东》的主人公也是从事教会史研究的，可能是希德洛夫斯基的心理方面的写照。五十年代希德洛夫斯基曾在修道院当过为时不久的见习修道士。作为一个两重性格的人，真诚的信仰与信仰上帝常常为怀疑主义和否定性所代替。在精神不安时刻，他酗酒，离家出走，在路上徘徊，在小酒馆附近聚集一批人，传播“神的言论”。（关于希德洛夫斯基见姆·普·阿列克谢耶夫所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的朋友》，敖德萨，1921年）

[720] 索洛维约夫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文写到希德洛夫斯基对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这篇文章发表在《涅瓦》杂志1878年第1期上。

[721] 关于这情况见1846年4月26日他给哥哥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他在信上写道：他“病了，几乎死去”，“因为整个神经系统受到刺激”。又见他给哥哥的下一封信。（《书信集》，第1卷，页90、92、95、96）

[722] 陀思妥耶夫斯基忘记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这情况见《书信集》，第2卷，页47、60。

[723] 第二个妻子是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女儿柳鲍芙，儿子费奥多尔。

[724] “家喻户晓的人物”，“变成了欧洲人”，“憎恨俄罗斯”，无疑是指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巴登和他发生了争吵。详情见1867年8月28日给阿·尼·迈科夫的信。（《书信集》，第2卷，页30—32）又见本书页331—332，页412—413及有关注释。

[725] 指梅谢尔斯基公爵的小组，参加的有阿·迈科夫，尼·尼·斯特拉霍夫、捷·伊·菲利波夫、符·克列斯托夫斯基及尼·谢·列斯科夫，常去的有米·尼·卡特科夫、尼·雅·丹尼列夫斯基、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及其他人。符·索洛维约夫在梅谢尔斯基公爵家里开始参加文艺界的活动。

[726]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任《公民》编辑的情况见瓦·瓦·季莫费耶娃及米·亚·亚历山大罗夫的回忆录。

[727] 显然是指彼·尼·特卡乔夫在《行动》杂志1873年第3、4期上一篇措词生硬的文章。在评论《公民》上的小品文及长篇小说《群魔》时，特卡乔夫几次讲到作者本人“心理反常”、“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不太正常的想象”。

[728] 考汉诺夫斯卡娅是女作家娜杰日达·斯切潘诺夫斯卡娅·沙汉斯卡娅（1814—1882）的笔名。

[729] 1863年莫斯科版中篇小说集（两部），内收：《饭后做客》，《外省肖像画廊摘选》，《老人》，《螺帽》，《基利尔·彼得罗夫与娜斯塔霞·德米特罗娃》及《昔日见面》。

[730] 见本书页476瓦·瓦·季莫费耶娃的回忆录。

[731] 条子没有保存下来。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关禁闭见本书页394，页478—479及注文。

[732] 陀思妥耶夫斯基经过二十年后回忆苦役生活的这一段话，和1854年2月22日他在给哥哥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保存下来的关于鄂木斯克监狱的直接印象是不相符的。（《书信集》，第1卷，页136—139）

[733] 见本书页478注①。

[734]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列·托尔斯泰的态度见本书页545。

[735] 符·索洛维约夫这个时期显然已经在写他的第一部历史中篇小说《奥斯特罗日斯卡娅郡主》了，发表在《涅瓦》杂志1876年第38—51期上。

[736] 符·索洛维约夫论《少年》的文章（《咱们的期刊》）发表在《圣彼得堡公报》1875年第32、52期上，署名SineIrae。此外，索洛维约夫谈到长篇小说结尾的文章《俄国的杂志》，发表在《俄罗斯世界》第237期上。

[737] 1875年12月28日的信。（《书信集》，第3卷，页199—200）

[738] 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交旧友》一文，谈到别林斯基和赫尔岑，1873年《公民》上的《作家日记》即以此文为开端。

[739] 下面符·索洛维约夫引用了1876年1月1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他的信的片断（《书信集》，第3卷，页201—202），这里删去。

[740] 以“赞许的口气”写的文章有：亚·斯卡比切夫斯基在1876年第36期《市场新闻》上的文章，彼·波波雷金在1876年第4期《圣彼得堡公报》上的文章，1876年16期《传闻》上的文章。1876年报刊上对《作家日记》的反应是各式各样的：从确认这本刊物是无益的“混乱”（《新时代》，第37期）到认真的赞许。例如斯卡比切夫斯基关于《日记》的问世就这样写道：“我们[……]和这样的作品见解一致，如果我们[……]有什么诚心诚意的、深入人心的信念的话，这些作品对于我们就比生活本身还要宝贵。”（《市场新闻》，1876年，第36期，具名“平庸的读者”）然而斯卡比切夫斯基的意见因《日记》的内容而改变了（试比较《市场新闻》的第70、159、187、306期）。

[741] 米·格·车尔尼亚耶夫（1828—1898），将军，参加过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

[742]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1876年六月号第二章及十月号第二章中写到“东方问题”。（《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316—330，427—443）见本书页674注⑤。

[743] 下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1876年7月16日给符·索洛维约夫的信的片断。（《书信集》，第3卷，页226—228）

[744] 见本书页491注③。

[745] 见本书页424注①。

[746] 不经梅谢尔斯基公爵批准，《公民》上不能发表一篇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仅仅是刊物的编辑，不是主持人，尽管他作为“责任编辑”签字。

[747] 印刷《公民》的特兰谢尔印刷厂坐落在涅瓦大街与弗拉基米尔街的拐角上现今巴尔金饭店的那座房子里。——亚历山大罗夫注

[748] 亚历山大罗夫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见《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3卷，页7）

[749] 见本书页451—453。

[750] 下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亚历山大罗夫的字条（这里删去），发表在《书信集》第3卷上（共有五十八张字条）。

[751] 编辑部，即对外的、看得见的标记，其中包括《公民》杂志的牌子，在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任编辑期间，起先挂在出版人的住所，后来挂在编辑部秘书维·费·普齐科维奇的住所。——米·亚·亚历山大罗夫注

[752] 这里及以下的某某自然是指梅谢尔斯基公爵。

[753] 1872年《公民》出了三十四期。五、六、七、八月份没有出周刊，从《公民》上平常发表过文章的作者们的文艺作品和政论中编了两本文集代替。

[754] 在《插图报》（1869年10月2日，第39期）上发表过亚历山大罗夫的通讯《从奥涅什湖来》，在《插图周刊》（1874年，第27、30、31期）上发表过他的特写《彼得果夫来讯》及《伏罗比约山》。亚历山大罗夫也在《星期日闲暇》上发表过作品。在《公民》上发表过他回忆老师的文章。

[755] 这里所说的文章发表在1874年《公民》第19至22期上，题目叫《回忆一个普通人——我的老师》，是献给民众学校的一位教师的。——亚历山大罗夫注

[756] 这些文章从1873年的9月17日至12月29日发表在《公民》第38—46、51—52期的“国外大事”栏上，具名“Д”。这些文章简述外国电讯及比较有趣的通讯，加上相应的注释。

[757] 维·费·普齐科维奇在这之前原是《公民》编辑部的秘书，有个时期，编辑部设在他的住所。——亚历山大罗夫注

[758] 见本书页472。

[759] 《集粹》文集于1874年3月28日出版。参加撰稿的有将近五十位作家，其中包括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涅克拉索夫、库罗奇金、屠格涅夫等人。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集粹》中文章的校样见他给伊·亚·冈察洛夫的信。（《书信集》，第3卷，页94）

[760] 指《少年》。又见本书页476。

[761]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普齐科维奇带有几分瞧不起，因为普齐科维奇懒惰，又自以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个人所作的评价是：他虽不愚蠢，但缺乏“内在的聪慧”和“主见”。（《书信集》，第4卷，页66、94、109）同时他千方百计帮助普齐科维奇：写信给卡特科夫时谈到他，以充满友情的书简支持他，借钱给他。（《书信集》，第4卷，页48、50、60、73）

[762] 关于1876年《作家日记》出版的广告刊登在1876年1月3日及4日的《市场新闻》报上，同一天的《圣彼得堡公报》第4号上。

[763] 奥包连斯基公爵不久之前以一系列关于地方自治问题的文章在定期的文学刊物上占据相当显著的地位，起先用的笔名谢密茨（含有“地方自治工作者”的意思）。——亚历山大罗夫注

[764] 尼·瓦·盖尔别尔，诗人，翻译家。

[765] 在1880年8月和1881年1月。

[766] 1876—1877年的《作家日记》显然不同于1873年发表在《公民》上的《作家日记》。虽然各阶层之间要友爱和睦的说教贯穿于整个刊物，可是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仍持否定态度，但1876年的《日记》对于曾经寻求和正在寻求“革新”的力量，对俄国青年的力量，已经不抱强烈的敌意了。文中提到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的名字含有另外一种意思，谈到乔治·桑时充满了同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注意力转向新的、正在成长中的面向人民的俄国青年的力量。他写到大学生、中学生、教师、平民知识分子及俄国妇女。这一切使1876至1877年的《作家日记》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民粹派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6年第1期《作家日记》上写道：“哪怕就凭我怎么也不愿意平静下来这一点，我认为自己比所有的人都更加自由主义。”（《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147）民粹派阵营的批评家斯卡比切夫斯基很敏锐地抓住了作家的这些新的思想情绪（例如他在1876年《市场新闻》报第36、70期上的文章，具名“平庸的读者”）。

[767] 关于拉金斯基检查《作家日记》的情况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亚历山大罗夫的信。（《书信集》，第3卷，页245、268；第4卷，页308、313、317）亚历山大罗夫在这里所述情况不太确切。拉金斯基还是查禁了一些东西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跟他争吵过。

[768] 《圣彼得堡公报》第11期（彼·德·波波雷金的小品文）“责难”《作家日记》，《新时代》第37期（伊·弗·瓦西列夫斯基的小品文）及《呼声报》第138、152期（拉罗什及其他人的文章）嘲笑《作家日记》。

[769] 《在基督的新年枞树游园会上的孩子》由《彼得堡报》在第24期的小品文栏转载。

[770] 一平方俄丈约等于4.5平方米。

[771] 参见本书页111注①，页126—127。

[772] 这一章大部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亚历山大罗夫的事务上的信件和便条，这里删去。

[773] 奥·费·米勒的文选叫作《献给俄国孩子。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摘选》，圣彼得堡，1883年。其中包括《穷人》、《涅朵奇卡·涅兹万诺娃》、《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及其他作品的片断。弗·雅·斯托尤宁的选本叫《供中等年龄（十四岁）学生读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选》，圣彼得堡，1887年。

[774] 即梅谢尔斯基公爵。

[775] 这里指的谁未能查明。

[776] 指《作家日记》1877年十二月号第二章。（《1926—1930年版全集》，第12卷，页346—363）

[777]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奥勃洛莫夫》评价很高，把它看作和《战争与和平》及《死灵魂》同样的作品。（见1870年2月12日给阿·迈科夫的信，——《书信集》，第2卷，页251）但是一般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冈察洛夫确实是冷淡的。（例如，1869年2月26日在给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对《悬崖》的评论。——《书信集》，第2卷，页170）

[778]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断地思考托尔斯泰的创作，尤其是从1865年起。两人的作品在艺术方法上是截然相反的，但在思想上却有许多很接近的地方，如在对民间因素，“人民的土壤”的理想化方面，在对待脱离这一土壤的知识分子，以及知识分子的拯救者——农民的态度上面。（详见本书页583注①）

[779] 福马的星期日指复活节后第一个星期日。这里显然是指1880年4月27日斯拉夫人慈善会的募捐朗诵会。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诵了《孩子们》（《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片断。

[780] 见本书页498—500。

[781] 见亚历山大罗夫及季莫费耶娃的回忆录。

[782] 指《少年》的构想。

[783] 关于《现代人》与《当代》及《时代》的论战见本书第一卷尼·尼·斯特拉霍夫的回忆录及题解。

[784] 指《祖国纪事》。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说得不太确切：格·扎·叶利谢耶夫在《祖国纪事》上一点也没有提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斯卡比切夫斯基在列举马尔凯维奇、皮谢姆斯基及斯杰勃尼茨基（列斯科夫）的反虚无主义的许多小说时，一带而过地提到《群魔》（《祖国纪事》1872年第7期上的《现代外壳下的旧理想主义》一文）。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在《祖国纪事》的文章中提到《群魔》（《祖国纪事》，1873年，第2期），文章写得十分谨慎，毫无攻击的意思，企图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小说《群魔》里面存在的矛盾，责备他在小说中、在1873年的《作家日记》上《故交旧友》一文中歪曲现实。

[785] 1874年6月25（13）日给我的信。——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

[786] 《书信集》，第3卷，页102。

[787] 1874年6月25（13）日给我的信。——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

[788] 《书信集》，第3卷，页103。

[789] 米·叶·库勃利茨基（1821—1875），戏剧史家，戏剧评论家。

[790] 具体指谁不详。

[791] 1874年6月21日给我的信。——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

[792] 见《书信集》，第3卷，页125。

[793] 6月24日、7月14日及其他日子给我的信。——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

[794] 每印张多出一百卢布，见前文所述。

[795] 涅克拉索夫1868年当《祖国纪事》的主编，而《时代》的最后一期出版于1865年。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杂志进行论战的是涅克拉索夫的《现代人》。

[796] 关于米哈伊洛夫斯基、叶利谢耶夫及斯卡比切夫斯基的态度见本书页552注②；普列谢耶夫1874年是《祖国纪事》的秘书，但是为了什么原因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把他算作文学上的敌人则不清楚。

[797] 《书信集》，第3卷，页145。

[798] 从旧鲁萨去彼得堡，1874至1875年间的冬天他是在旧鲁萨过的。

[799] 《书信集》，第3卷，页147。

[800] 《书信集》，第3卷，页151—152。

[801] 指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阿·尼·迈科夫的分歧，尤其是指他与尼·尼·斯特拉霍夫的分歧。（见《书信集》，第3卷，页155）关于这几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斯特拉霍夫的关系见本书前文斯特拉霍夫的回忆录的题解。

[802] 《书信集》，第3卷，页180。

[803] 1865军8月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威斯巴登写信向屠格涅夫紧急借款一百塔列尔。（不是像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所写的那样五十塔列尔，见《书信集》，第1卷，页140）但是屠格涅夫派人送给陀思妥耶夫斯基五十塔列尔，为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65年8月20日写信致谢。（《书信集》，第1卷，页410）1875年7月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安年科夫还了这笔债。（见《书信集》，第3卷，页196，1875年7月6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信）

[804] 法语：记事本。

[805] 法语Candida的俄语音译：老实人，是伏尔泰的《老实人或乐观主义》中的主人公。

[806] 四旬祭指人死后四十天进行奠祭活动。

[807]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两次提及涅克拉索夫献给他的诗。（见《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23；第12卷，页33）长诗《不幸者》并非如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所写的那样，是涅克拉索夫的最后的诗作，这首诗发表在《现代人》上。（1858年，第5期）现代文艺研究中对克罗特的原型的看法是不一致的。（见《涅克拉索夫2》，页631—632）

[808] 关于青年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次发言的印象见本书页587柯罗连科的回忆录。

[809] 这次讲座是1878年3月10日举行的。

[810] 1878年6月23日至2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偕索洛维约夫去奥普塔修道院。

[811] 福禄培尔（1782—1852），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协会成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彼得堡及基辅，该会的宗旨是推广福禄培尔的学前儿童的教学方法。

[812] 帕·亚·盖杰布罗夫（1841—1893），《周刊》的编辑与出版人。

[813] 下面是1876年3月3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为真诚的、殷勤的问候”表示谢意（《书信集》，第3卷，页204），这里删去。

[814] 她的丈夫是亚历克赛·基里洛维奇·亚尔切夫斯基。

[815]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6年三月号的《作家日记》上触及银行问题。（《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223）陀思妥耶夫斯基批驳那种认为俄国土地银行会议不宜太公开的看法，因为他发现这里缺少广泛的公开性，含有“搞隔离”的意图。

[816] 短篇小说《百岁老妇》发表在1876年三月号的《作家日记》上。（《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217）

[817] 《耶稣的新年枞树游艺会上的孩子》刊登在1876年一月号的《作家日记》上。（《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154）

[818] 《农民马列伊》刊载在1876年二月号的《作家日记》上。（《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187—191）

[819] 引自克雷洛夫的寓言《猪》。如果看看托尔斯泰同时代的评论家们的意见，那么亚尔切夫斯卡娅的严厉的意见便是可以理解的。例如，“平庸的”读者（亚·米·斯卡比切夫斯基）在《市场新闻》报上声称，《战争与和平》中自然景色是和“人的苦难与思考谐调”的，但《安娜·卡列尼娜》中的自然景色却没有“重大的思考和苦难”，所以自然景色是“令人反感的”。（《市场新闻》，1875年，第104期）彼·特卡乔夫称《安娜·卡列尼娜》“故事虽然引人入胜，但没有意义，精致的形式中充满了作者个人的审美热望的内容”，他把托尔斯泰列入“促使社会上的道德水平降低”这一类的作家。（《行动》，1875年，第5期，“评论性小品文”，页19）

[820] 伊·康·艾瓦佐夫斯基（1817—1900），俄国画家。

[821]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6年二月号的《作家日记》上评论了克罗涅别尔格案件。（《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191）克罗涅别尔格被控告毒打七岁的女儿。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愤懑的不仅是真正的罪行，还有整个审理程序，尤其是辩护人施巴索维奇的发言，他指控七岁的女儿未经允许拿了几只黑李子是偷窃。把孩子带到法庭上，将会给她一辈子留下不好的印象，这种做法也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愤懑。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判被告无罪是正确的，因为若判克罗涅别尔格有罪将意味着家庭的彻底毁灭。

[822] 《少年》中的主人公阿尔卡季·陀尔戈鲁基在图谢尔寄宿中学求学。

[823] 奥丽雅之死是指一个年轻姑娘为贫穷的残酷的生活所逼而自杀。涅克拉索夫认为这是《少年》中最强烈感人的场面之一。（《书信集》，第3卷，页152）

[824] 法语：门不当户不对的亲事。

[825]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长篇小说《少年》的最后部分谈到“偶合家庭”。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偶合家庭的成员是新时代的主人公，正在热情地寻求荣誉和责任的新形式。这个人物还只是刚刚在形成中，还没有完全形成，但是有一点很好，那就是如此“漂亮的贵族典型”的道德和行为的准则，对他来说是亲切的，新的主人公会竭力去追求仪表的优雅，达到极点，他会用心灵去领会和接受农民出身的香客马卡尔·陀尔戈鲁基身上的真和美。

[826] 法语：面对面。

[827] 首先是指英国传教士莱德施托克子爵在彼得堡组织的教派。

[828]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6年的《作家日记》的一月号、三月号及四月号上谈到过招魂术。（《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173—178，243—244，272—278）

[829]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1876年五月号上写文章谈到过卡依罗夫案件。（《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281—298）

[830] 法语：摆脱不掉的想法。

[831] 指1877年四月号的《作家日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第一章中欢迎俄土战争的爆发，希望这场战争将会“澄清我们所呼吸的、我们感到憋闷的空气”（《1926—1930年版全集》，第12卷，页97），联合俄国社会，有助于克服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和政权机关与人民之间的脱节（同上，页387—388）。

[832] 法语：摘要（取其要点之意）。

[833] 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自1875年1月起在卡特科夫的《俄国导报》上发表，这些篇幅原来大概是准备给《导报》的前撰稿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他的新作《少年》之用的。《少年》由于种种情况，刊登在涅克拉索夫的《祖国纪事》上，也是从1875年1月份开始发表。不仅评论家们，连得作家们也很想把这两部极重要的作品在创作过程方面加以比较，从艺术性方面，也从思想性方面，主要是从两部作品反映“当前最迫切问题”的观点方面来加以对照。最先这样做的是涅克拉索夫。看了小说的第一部之后，他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处，向他表示喜悦的心情：“整夜坐着看书，如此入迷，以我的年纪和健康是不该这样熬夜的了。老兄，您写得多么富有新意呀。[……]这样新鲜，在我们的年纪是不常有的了，也没有一个作家会有。列夫·托尔斯泰的最近一部长篇小说仅仅是我看过的他过去作品的重复而已，只不过从前的作品好一些。”（《书信集》，第3卷，页152）陀思妥耶夫斯基极其愉快地接受这一番赞扬，两年后，在1877年二月号的《作家日记》上提到《安娜·卡列尼娜》时，他用自己的名义，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了涅克拉索夫的话：“起先我很喜欢；后来，一些细节尽管依旧喜欢，难以忘却，但整个说来却不大喜欢了。我觉得这些似乎都是我在不知什么地方已经看到过的，正是在这位托尔斯泰伯爵的《童年与少年》以及《战争与和平》中看到过的，这些作品中还更清新些。”（《1926—1930年版全集》，第12卷，页52）不过，顺便说到这一点倒是很有特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示，他不会“在绝对纯文学批评的意义上”来谈论长篇小说。使他感到惊讶的是，在高水平的文艺作家，主要是一位小说家的托尔斯泰那里，他“看过三四页真正‘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我们俄国现今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中最主要的一切好像都集中在一点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社会和政治的观点以异常平静的声调开始评论《安娜·卡列尼娜》。 他恰恰是从“当前最迫切问题”的观点来评论小说的，他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同民主主义情绪的知识分子中最左的一部分人的理解一样：依旧是“俄国的地主老爷家庭故事”那一套，然而他那流传最广的、当代的典型人物已经不是安德烈·沃尔康斯基公爵，不是皮埃尔·别祖霍夫，而仅仅是伏隆斯基与斯季瓦·奥勃朗斯基，连同他们的卑琐的内心世界，渺小而又碌碌无能的人物，他们“之间只会谈谈马，不会谈其他的”。当托尔斯泰认真地而不是讽刺地把读者引入他们的内心世界时，那“甚至显得枯燥乏味”。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突然间，我的所有成见都土崩瓦解了，女主人公死亡的场面出现[……]于是我明白了作者的目的中最本质的部分。在这渺小的、卑鄙无耻的生活的正中心出现了伟大的、永恒的人生真理，一下子照亮了一切。这些卑微、渺小又虚伪的人突然间成了真挚的、诚实的人，无愧于人的称号，成了自然规律及人类死亡规律的唯一力量。他们的整个外壳消失了，露出他们的真相。[……]憎恨和虚假用宽恕和爱的语言说话了。”（《1926—1930年版全集》，第12卷，页52、53）就在这一期《日记》上，陀思耶夫斯基写到列文的“纯洁的心灵”，说列文能在热情的“寻求正直”中走到“极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列文的这一意图中有一个特点，它本质上使列文与《少年》的主人公阿尔卡季·陀尔戈鲁基接近起来，广泛一点说，是和一心向着人民的“诚实的人们的正在临近的未来俄罗斯”接近起来。但是，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认为的那样，列文在最重要的现代问题的观点上，对俄土战争的态度上，和“极大多数的俄国人”意见相左。（见本书页581注②）

[834]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些观点因其反动性而使人大为惊讶，从中可以看到梅谢尔斯基公爵那伙人对他的影响，1872年他曾与公爵接近过。（见本书页384）

[835] 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大俄罗斯人家庭的话，初看起来，似乎是直接和他对民族性的见解连接在一起的，与其说是和梅谢尔斯基那些人的看法有联系，不如说是与斯拉夫派的观点有联系。关于俄国宗法制家庭中保存着村社生活方式的因素，赫尔岑，同时还有车尔尼雪夫斯基也发表过这样的见解。但是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都把俄国在特殊的、非资本主义的道路上，经过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的希望和农民村社联系在一起。

[836] 下面是1876年5月2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书信集》，第3卷，页220—221），这里删去。

[837] 见本书页101。

[838] 《埃尔兹鲁姆之行》第二章。

[839] 列·康·巴纽金（1831—1883），诗人。

[840] 巴·弗·扎索季姆斯基（1843—1912），作家。

[841] 报刊上热烈地评述的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说，而是他在1877年十二月号《作家日记》上发表的关于涅克拉索夫的意见（例如，见《行动》1878年第6期上“文学琐议”栏的一些文章，《祖国纪事》1878年第3、4期及其他各期上“国内概述”一栏）。

[842] 普列汉诺夫也在涅克拉索夫的葬礼上发过言，据他证明，七十年代的革命者们，“土地与意志”社的成员们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不公正得令人愤慨”。“他比普希金高！”我们一齐大声喊叫起来。（普列汉诺夫，《文学与美学》，国家文学书籍出版社，莫斯科，1958年，第2卷，页208）

[843] 指斯卡比切夫斯基在述评《当今文学管见》一文中所发表的意见：青年人认为涅克拉索夫比普希金与莱蒙托夫高是对的。（《市场新闻》，1878年，第6期）斯卡比切夫斯基在《市场新闻》第27期上的述评中继续就这个问题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争论。

[844] 别林斯基和柯罗连科一样，都用这种说法来表示未来的幸福社会的象征。（《通史教程，弗利特里赫·劳伦茨的著作》一文。——《别林斯基》，第6卷，页96）

[845] 法语：可爱的男人。

[846] 1880年10月初，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旧鲁萨回彼得堡，他的家属常在旧鲁萨过夏天及初秋。

[847] 奥莉娅是施塔肯施奈德的妹妹，嫁给爱斯涅尔。

[848] 指陀思妥耶夫斯基1877年十二月号《作家日记》上的《致读者》一文，文中特别说到：“来信的人有许许多多，我无法答复他们的问题，对他们感兴趣的那么重要、那么实际的话题，在信中无法回答。这种事情需要写文章，甚至写整整几本书，而不是写信。”（《1926—1930年版全集》，第12卷，页363—364）

[849]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屠格涅夫的关系见本书页331—332，412—413。

[850] 玛莎·布新是施塔肯施奈德的女友。

[851] 扎古梁耶夫（1834—1900），记者，《祖国纪事》、《声音》等刊物的撰稿人。

[852] 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80年5月28—29日给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信中对阿韦尔基耶夫的气愤的评语。

[853]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施塔肯施奈德处朗诵的所有作品都跟普希金的纪念会有联系。1880年6月8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莫斯科的普希金的纪念会上朗诵了《先知》及《小熊》。同年10月19日及26日，他在彼得堡为文学基金会募捐朗诵了《先知》。选自但丁的作品——显然是指普希金模仿但丁的作品（《我们走远了——恐惧笼罩了我》），选自班扬的作品指普希金的诗《朝圣者》，是用约翰·班扬《天路历程》一书中的题材写成的。

[854] 达尼列夫斯基的《达尔文主义》一书（两卷集，1885年、1889年圣彼得堡版）目的是反对达尔文主义、唯物主义与无神论的。

[855] 索尼娅是施塔肯施奈德的弟媳，玛莎·波波娃是施塔肯施奈德的妹妹。

[856] 指小弟弟尼·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养子帕·阿·伊萨耶夫。

[857] 洛利斯·梅里科夫（1825—1888），伯爵，1880年任内务部长。

[858] 1880年10月19日，皇村高等政法学校周年纪念日，因纪念普希金，为赞助文学基金会举行了朗诵会。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80年10月18日给波利万诺娃的信中告诉她参加这次朗诵会。（《书信集》，第4卷，页205）

[859] 施塔肯施奈德不止一次回忆起1860年10月举行的这次朗诵会，强调其不足之处，照她的看法，就在于听众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够注意。（《日记和笔记》，页269—271）谢甫琴科的成功，主要的不是施塔肯施奈德所述的那些原因，而是他的诗歌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倾向，他对革命理想的忠诚，跟俄国社会上进步人士的接近。（关于这情况见尤·费·潘捷列耶夫的《回忆录》，页225）

[860] 尼·伊·科斯托马罗夫（1817—1885），历史学家，作家。

[861] 巴·普·秋宾斯基（1839—1884），人种志学家，统计学家，1862年被驱逐出彼得堡，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

[862] 1860年初聚集在彼得堡尼·伊·科斯托马罗夫教授周围的乌克兰知识分子，他们的自由主义的文化方面的开创工作（例如为民众出版乌克兰语书籍），屡次被当局看作是“分裂主义倾向”的反动书刊。1863年，由于波兰起义而特别加剧了这一类的指责（例如《莫斯科新闻》1863年第136期，中央文艺档案馆全宗775，卷宗类目1，1863年，页188、205）。

[863] 施塔肯施奈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成功的原因的看法是片面的、主观的。许多崇拜者首先是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作《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死屋手记》等等的作者。

[864] 1861年秋天由于彼得堡大学闹风潮而被捕的大学生们，12月6日从要塞中释放出来。（见尤·费·潘捷列耶夫的《回忆录》，页247—248、288）

[865]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侄女——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弗拉基斯拉夫列夫娜。

[866] 尼·费·沙尚诺夫（1843—1902），演员。

[867] 1880年11月初，安·尼·恩格利加尔德到彼得堡当米·马·斯塔秀列维奇的《秩序报》的撰稿人。她的丈夫亚·尼·恩格利加尔德七十年代曾被流放到农村。六十年代初，他们曾经积极参加过争取妇女平等权利的斗争，参加过大学生运动，从那时起就与施塔肯施奈德相识。施塔肯施奈德在1860年12月16日的日记中初次提到他们，作为是非常了解的熟人。

[868]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恩格利加尔德（1832—1893），政论家，农学家。

[869] 这次演出在1880年初。（见本书安·格·陀思妥耶夫卡娅的回忆录）

[870] 玛·瓦·特鲁勃尼科娃、安·尼·费洛索福娃、奥·阿·莫尔特维诺娃、恩·符·斯塔索娃及其他人都是俄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这些人的关系见费洛索福娃及卡梅涅茨卡娅的回忆录。施塔肯施奈德在六十年代初和特鲁勃尼科娃、费洛索福娃、斯塔索娃等人过从甚密，对她们的运动助以一臂之力。（见《日记和笔记》中的回忆录：《关于鼓励妇女参加劳动协会成立与过早的结束》及《妇女运动史片断》）六十年代末，施塔肯施奈德由于观点改变，她对她们的态度也开始改变。关于斯塔索娃，她写道：“我嫉妒她，我对她感到惊奇，但要学她的样，我却不能够，因为我没有信仰。”（《日记和笔记》，页400）这里从“特鲁勃尼科娃及一伙人”等等的语气中也透露出对特鲁勃尼科娃及莫尔特维诺娃的恶感。

[871] 关于1880年春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恩格利加尔德的会面，见《书信集》，第4卷，页145、159、162、164、167。在有关1881年《作家日记》的笔记本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亲手写下了她在彼得堡的地址。（《书信集》，第4卷，页423）

[872] 指托尔斯泰1880年9月26日（？）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很兴奋地评论《死屋手记》。（《托尔斯泰》，第63卷，页24；《托尔斯泰纪念馆文集》，第2卷，页259，圣彼得堡，1914年）

[873] 见本书页597注①。

[874] 陀思妥耶夫斯基1864年4月16日丧妻，1867年2月15日第二次结婚，两个月后去国外。

[875] 波克罗夫斯基是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施塔肯施奈德的兄弟在大学里的同学，所以施塔肯施奈德在六十年代初就认识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9年6月15日给施塔肯施奈德的信中提到波克罗夫斯基的名字。（《书信集》，第4卷，页63）

[876] 这话是对安娜·巴甫洛夫娜·费洛索福娃说的。——施塔肯施奈德注

[877] 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他的亲密朋友的信，充满了日常生活的详细情况，告知私人生活方面的事情，施塔肯施奈德把这些信和无数往往没有留传下来的书信加以对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后一种信中像“生活的导师”一样发表意见。至于给庇罗果夫的信，不详。

[878] 关于涅克拉索夫的章节在《作家日记》1877年的十二月号上。

[879] 见本书页187注①。

[880] 指拜伦的宗教神秘剧《该隐》。

[881] 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度评价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例如，他在《温顺的女人》一文中提到它。——《1926—1930年版全集》，第10卷，页414）。

[882] 法语：《弃儿马丹》。

[883]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

[884] 显然是指列莎契哈。施塔肯施奈德是指小说开头对她的描写。

[885] 费洛索福娃是高等妇女讲习班和廉价住宅社的创始人（1861—1863年及1867—1879年是社主席），积极参与为赞助这些机构而举办的晚会和音乐会。

[886] 屠格涅夫给费洛索福娃讨论巴扎罗夫的信发表在伊·谢·屠格涅夫的第一本书信集上，圣彼得堡，1844年，页237—240，241—243。这里大概是书信中的第一封，写于1874年8月18日。

[887] 指1879年2月9日和16日在贵族俱乐部大厅为赞助文学基金会举办的一次晚会。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诵了《秘密的故事》（《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三本中《热烈的心的忏悔》）。屠格涅夫在第一次晚会上朗诵了《村长》，第二次朗诵了《孤僻的人》，和玛·加·萨温娜一起朗诵了喜剧《外省女人》片断。第二次晚会上，费洛索福娃的女儿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献了花。（见《呼声报》，1879年，第70、77期；谢·阿·文格罗夫的回忆录，《言谈》1915年第114期，《屠格涅夫与萨温娜》文集，彼得格勒，1918年，页68—69、80）

[888] 1879年春屠格涅夫短期回俄国，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受到热烈欢迎。

[889] 指雨果在多年放逐后，于1870年秋回到法国，巴黎人热烈欢迎他。

[890] 最后一个版本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没有这句话。

[891]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儿子阿廖沙1878年5月16日死于癫痫症。（阿·弗·端尔科娃，《安娜·巴甫洛夫娜·费洛索福娃及她的时代》，页264）

[892] 法语：社会地位。——原注

[893] 法语：茶炊。——原注

[894] 亚·亚·纳夫罗茨基（1839—1914）作了一首自由体长诗《斯捷潘·拉辛的悬崖》，后由作者自己谱了曲子。

[895] 塔姆贝尔里克（1820—1889），意大利男高音歌手。

[896] 1879年秋天费洛索福娃被逐出俄国。亚历山大二世对她的丈夫说：“看在您的分上，放逐她到国外去，不把她放逐到维亚特卡去了。”（阿·弗·端尔科娃，《安娜·巴甫洛夫娜·费洛索福娃和她的时代》，页334）1882年2月她回俄国，已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后了。

[897] 1880年2月20日伊·奥·姆洛杰茨基向米·塔·洛利斯梅里科夫开枪。梅里科夫在冬宫爆炸案后刚被任命为重新设立的“维护国家秩序与社会安全最高委员会”特别全权首席长官。2月21日军事法庭判处姆洛杰茨基死刑，22日执行。大家知道，姆洛杰茨基判刑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场。（《俄国旧事》，1923年，第3期，页103）

[898] 指1880年2月5日斯切潘·哈尔都林谋杀沙皇。

[899] 陀思妥耶夫斯基打算再写一部关于卡拉马佐夫兄弟的长篇小说，描写七十至八十年代阿辽沙在国外的生活。

[900] 庆祝普希金纪念像落成典礼原定在1880年5月26日普希金生日那天举行，然因王后去世而延期。庆祝活动由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主持，历时四天；1880年6月5日在莫斯科杜马大厅接待纪念像修建委员会代表团，雅·卡·格罗特作报告；6月6日，在莫斯科特维尔广场举行纪念像揭幕典礼，以晚间在贵族俱乐部大厅（现今的联邦宫圆柱大厅）举行的音乐文学晚会作为这一天的结束；6月7日又在这个大厅里举行首次公开演讲会；6月8日——召开闭幕会议，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个会议上作了演讲。纪念活动以盛大的音乐文学晚会作为结束。

[901] 基梁罗夫普拉东诺夫（1824—1887），政论家。七十年代末，塞尔维亚战争时期，《现代消息报》上刊登过泛斯拉夫主义性质的宣言和文章。1880年第154期的社论中基梁罗夫普拉东诺夫以赞扬的口吻写到纪念普希金活动的“塞尔维亚的”性质。乌斯宾斯基赋予这个用语以讽刺的意味。

[902] 乌斯宾斯基把斯拉夫主义者尼·亚·恰耶夫的话讽刺性地加以模仿叙述。恰耶夫在谈到普希金到过摩尔达维亚与比萨拉比亚时，作了这样的譬喻：“……于是他和拜伦穿着口袋似的旅行服，红衬衫，羔羊皮帽子，乘着驿车飞驰，——就像童话里的波瓦坐在飞毯上，飞往三百个王国，飞往大海大洋，飞到基什涅夫，敖德萨，总而言之，飞往俄罗斯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国土。”（《花环》，页285）

[903] 屠格涅夫在1880年6月7日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的会议上发表关于普希金的演说。最初刊登在1880年第7期《欧洲导报》上。乌斯宾斯基引用屠格涅夫的演说不尽确切。（见《屠格涅夫》，第11卷）

[904] 乌斯宾斯基在报道中更多的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屠格涅夫发言的公民因素上，民主派的听众对这些因素采取同情的态度（见后面叶·巴·菜特科娃苏尔坦诺娃的回忆录）。但是整个说来，正如所有的回忆录作者所说，屠格涅夫的演说远远不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说成功。当时和屠格涅夫处在同一阵营的米·马·科瓦列夫斯基在回忆录中指出：“屠格涅夫在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典礼群众大会上所作的发言，就其内容来看，与其说是对广大听众说的，倒不如说是对优秀听众而说的。演讲中没有把俄国人当作全人类来讲，也没有讲到受过教育的人必须顺从人民，吸取人民的鉴别标准和信仰。屠格涅夫只限于说明作为艺术家的普希金的特点[……]他说的话过于委婉、过于聪明了，因此未为人们所重视。他的话较之诉诸公众的感情，更多的还是诉诸理智。演讲的反应是冷淡的。”（《过去的年代》，1908年，第8期，页13）

[905] 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聚会的听众内心充满着的模糊的愿望与期待，是起着共鸣的。例如，著名的斯拉夫主义者阿·伊·科什廖夫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种沉重的、模糊的、然而难受的心情沉痛”时刻说的话，“浸透了心灵的痛楚和精神上的哀伤，指明了，尽管是非常克制地、又不完全正确地指明了它的原因和根源，但是唤起疗救的希望（至少在将来是如此），对听众和读者产生，也不可能不产生强烈的振奋作用。”（《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普希金纪念会上的讲话》——《俄国思想》，1880年，第10期，《政治概况》，页1）另一派的代表人物，自由主义的、西欧派的著名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克·德·卡维林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普希金纪念会上演讲的成功也作了同样的解释。他在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公开信中写道：“您在莫斯科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典礼上的热情洋溢的讲话，对各个极不相同的阵营的听众产生震骇人心的影响，现在，俄国思想冲激他们……这一切证明，您以您的非凡的天才，一贯的真诚，深刻的信仰所提到的问题，在俄国的思考着的人们心中和思想上已经酝酿成熟，强烈地触动了他们……我们怎么啦？我们往何处去？应该到哪里去？……”（《欧洲导报》，1880年，第11期，页431）

[906] 乌斯宾斯基指长篇小说《群魔》。

[907] 乌斯宾斯基用长篇小说《群魔》中的取自《叶甫盖尼·奥涅金》的题词来说话。

[908] 括号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有的。——乌斯宾斯基注

[909] 费·彼·科尔尼洛夫（1809—1895），国会成员。

[910] 根据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普希金纪念委员会在社会舆论压力下作出的决议，没有邀请《莫斯科新闻》编辑部的人参加纪念活动，然而给《俄国导报》的代表保留了一个席位，《俄国导报》也是米·尼·卡特科夫出版的。协会主席谢·安·尤里耶夫搞错了，仍旧给《莫斯科新闻》发了请柬，后来发现搞错了，便寄给编辑部一份通知，称邀请与“委员会的决定”不符。卡特科夫的回答是在《莫斯科新闻》（1880年第152期）上，在独特的“给编辑部的信”中公开声明送给《俄国导报》编辑部的请柬“没有用处”，予以退回。不过卡特科夫以莫斯科市议会的身份出席了纪念会。斯特拉霍夫所说的一个出席宴会的人企图以沉默向卡特科夫“表示敌意”，是指1880年6月在议会宴会上卡特科夫和屠格涅夫之间发生的事情。关于纪念普希金的活动，《莫斯科新闻》也登了消息的。（见1880年6月6日《莫斯科新闻》）

[911] 未出席莫斯科的普希金纪念活动的较著名的作家有谢德林、托尔斯泰和冈察洛夫。参阅本书页656注①及页658注①。

[912] 1880年6月6日下午二时，纪念像揭幕，献过花圈之后，在莫斯科大学为普希金的纪念日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典礼。大学校长恩·斯·吉洪拉伏夫在会上宣布，纪念像建造委员会委员雅·克·格罗特院士被选为大学名誉委员，帕·瓦·安年科夫因为出版按当时看来极为精美的普希金的作品集，伊·谢·屠格涅夫作为普希金的当之无愧的继承人，均被选为大学名誉委员。见《花环》文集页29—33关于这一活动的记述。

[913] 1880年5月，屠格涅夫在故乡的庄园斯巴斯科耶卢托维诺夫写了纪念普希金的演讲稿，最初是供《欧洲导报》发表用的。

版权信息

同时代人回忆契诃夫

作　者：（俄）戈鲁勃夫

出版人：何林夏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录

版权信息

前言

摘自《安·巴·契诃夫的童年》

安东·契诃夫在暑期里

摘自《回忆契诃夫》

安·巴·契诃夫的欢乐时光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与安·巴·契诃夫的几次会见

安·巴·契诃夫

回忆契诃夫

我和安·巴·契诃夫的交往

我生活中的安·巴·契诃夫

在黄昏

和契诃夫交往的几年

回忆契诃夫

遥远的过去

与安·巴·契诃夫的几次会面

安·巴·契诃夫在莫斯科艺术剧院

契诃夫

回忆片断

〔回忆录〕

安·巴·契诃夫

我和契诃夫的会见

契诃夫在雅尔塔的住宅是怎样建造的

安·巴·契诃夫

安·巴·契诃夫

契诃夫

悼念契诃夫

安·巴·契诃夫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契诃夫二三事

两次见面

回忆契诃夫

忆契诃夫

安·巴·契诃夫与文化

关于契诃夫

和契诃夫的最后两次见面

纪念契诃夫

回忆契诃夫

为安·巴·契诃夫画肖像

忆安·巴·契诃夫

前言

阿·康·科托夫 [1]

一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努力创作的一生在他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得到了全方位的体现。他们的记录不仅具有文学史意义，同时也极具艺术价值，他们揭示了契诃夫的内心世界，记载了他对时代重大事件的看法，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最真实的契诃夫。苏联文艺学把契诃夫从资产阶级批评家的诋毁和曲解中解救出来，确立了对其创作真正科学的认识，这种认识正是建立在作家同时代人真实见证的基础上。

契诃夫一生都与俄罗斯文学和艺术领域中众多杰出人物有着紧密联系。无论是作为艺术家，还是作为一个人，契诃夫都引起了同时代人的极大兴趣。实际上，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的几乎所有著名作家和艺术活动家都关注过契诃夫。

在他刚踏入文坛，以发表在幽默刊物的笑话和小短篇而闻名时，契诃夫就结识了老一代的作家列斯科夫和格里戈罗维奇。1880年代下半期，契诃夫与同龄的文学人柯罗连科关系密切，再往后与托尔斯泰相识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契诃夫很快成为托尔斯泰喜爱的作家和精神密友。和契诃夫关系最紧密、最友好的当属高尔基，他卓越的才华和革命意识在契诃夫在世时就鲜明地表露出来。

俄罗斯最伟大的艺术家——柴可夫斯基、列宾、列维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契诃夫关系都十分密切。虽然契诃夫无法长时间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生活，但他巨大的才华和令人折服的人格魅力吸引着各行各业的人们，其中不乏和文学根本不沾边儿的人。一些进步科学的杰出代表对契诃夫也给予很高评价，特别是季米里亚泽夫（К.А.Тимирязев）和齐奥尔科夫斯基（К.Э.Циолковский）。

契诃夫处在俄罗斯文学和艺术中心有二十年时间。无论是工作关系还是私人感情方面，契诃夫和许多著名的作家、画家、音乐家和演员的关系都非常密切。这一点使得关于契诃夫的回忆录具有了特别的意义。这些记录不仅为我们了解契诃夫的一生提供了资料，而且使俄罗斯艺术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更加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托尔斯泰、高尔基、柴可夫斯基、列宾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建立都与这个阶段紧密相连。

当然，远不是所有了解契诃夫的人都留下了关于他的回忆。他们中的许多人比契诃夫去世早。契诃夫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是从他们之间的往来信件以及其他同时代人的回忆中了解到的。尽管如此，同时代人留下的有关契诃夫的回忆在俄罗斯回忆录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同时代的很多知名艺术家像柯罗连科、列宾、库普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加林米哈伊洛夫斯基、卡恰洛夫、魏列萨耶夫、捷列绍夫等都公开发表过回忆契诃夫的文章。契诃夫的童年时期和他文学创作的早期则由他的两个哥哥——亚历山大和米哈伊尔详尽地作了记录。高尔基关于他的回忆在契诃夫回忆录中占有特殊位置。他以最详尽的描写为我们展现了契诃夫的精神面貌，勾画出一个鲜活真实的契诃夫。高尔基关于契诃夫短篇小说《在峡谷中》的评论文章，以及稍后写的回忆随笔都为人们重新解读契诃夫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当然，仅从回忆录文集中找寻作家详实无遗的生平是不行的。绝大多数记录的都是契诃夫生前蜚声文坛或已经崭露头角的那个时期的事。他与众多文学家和戏剧活动家的相识始于1880年代下半期，他们都曾撰写关于他的回忆录，这自然为他们的回忆录划定出一个时间界限。文献中对契诃夫在梅利霍沃，特别是雅尔塔的生活阶段给予了非常详实的记录。这个时期，契诃夫和大批的青年作家、艺术活动家出于对文学和社会的共同关注而相互交往。

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契诃夫一生中所有的阶段在他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都得到了体现。

契诃夫于1860年出生在塔甘罗格。在那里他完成了高中学业，在前往莫斯科和1879年考入莫斯科大学之前他一直住在那里。关于自己的童年乃至自己的一生，契诃夫自己很少提及，只是在他的一些小说中可以见到他记忆中塔甘罗格的生活场景。从契诃夫的信中，我们能够准确无误地断定契诃夫对自己成长的生活环境是什么态度。在给作家谢格洛夫的信中，契诃夫写道：“我小时候就接受过宗教教育以及这一类的培养——例如在教堂唱圣歌，朗诵使徒福音和《旧约》中的赞美诗，参加晨祷，负责在圣坛上帮忙，在钟楼上敲钟。结果怎么样呢？现在每逢我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它给我的感觉总是非常阴郁。现在我不信教。您知道，当初我和我的两个哥哥在教堂里唱三重唱《弃恶从善》或《天使长的声音》的时候，大家都感动地看着我们，羡慕我的父母，与此同时我们却感到自己是小小的苦役犯。” [2]

从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可以了解契诃夫一家在塔甘罗格的日常生活。我们了解到，从小契诃夫就必须在父亲的杂货店中干活，十六岁当家庭教师，与“套中人”一样的中学老师打交道——他们只会用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用惩罚粗暴地对待孩子。“塔甘罗格中学，”作家唐·博戈拉兹回忆道，“就像一个特别的劳教队。学校有一个感化班，用翻译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课堂练习来代替棍棒责罚。”在回忆录中，同时代人用生动的描写为我们勾画出这样一个少年契诃夫：在死气沉沉的中学读书，被教堂夜间唱诗班折腾得筋疲力尽，在父亲濒于破产的小杂货店里忙碌，又卖东西又收钱；他幽默，爱讲笑话，那种幽默感是他特有的，安托沙·契洪捷未来的特点在此正在渐渐形成。 [3]

契诃夫从小生活在充斥暴力和谎言的市侩环境中。“专制和欺骗毁掉了我们的童年，”有一次契诃夫这样说。关于这一点，作家的哥哥亚历山大·契诃夫在回忆录中的描述也印证了这一点。“安东·巴甫洛维奇，”他写道，“他只能远远地看着幸福的孩子。可他自己却从没有体验过幸福、快乐、无忧无虑的童年。他多么希望在回忆起自己童年的时候会有一丝甜蜜的感觉。”但是，他能回想起来的只是个受尽折磨、事事服从的中学生。这一点从他的另一个哥哥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的回忆中也可以看出。契诃夫很早就有了要对荒唐的生活和可笑又可悲的人嘲讽的想法。在米哈伊尔和其他熟悉安东·巴甫洛维奇塔甘罗格生活的同代人的回忆录中，你会读到他们记录下的契诃夫的讽刺幽默小说和他改编的笑话。“他经常组织演讲和演出，”米哈伊尔·契诃夫写道，“他把自己想象成某个人或模仿某个人。”契诃夫生活的环境为他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他很早就对生活中发生的荒诞不经的事有感悟——在杂货铺帮忙的时候，在商业法庭和学校都看到过那样的事。他的幽默讽刺作品的典型特点就是始终不渝地对周遭的市侩习气进行嘲讽。例如，他的一篇即兴之作写人愚不可及地妄自尊大同时又巴结献媚，其中描写了两个官员：一个“官居高位”，另一个是小官吏，在其面前奴颜婢膝。契诃夫也不无讽刺地改写一些宗教故事，比如，他写一个现代人，“在他那里创世的神话发生了极其有趣的变异：小黑葡萄干和葡萄干混合得无法将它们区分出来了，而月亮应该由女工来清洗清洗”。所有这些都显著地表现出未来契诃夫的特点。

每个作家的创作都会有一个内在准备期，虽然那时确保他获得创作成功的力量还没有形成，但是未来创作的取向和特点都已基本确立。对契诃夫来说，这个内在创作准备期就是在塔甘罗格中学度过的岁月。契诃夫二十岁初涉文坛，在创作中他很轻松地就把自己擅长的即兴创作、讽刺小品和幽默小说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他童年时代的朋友证实，他在塔甘罗格最早发表在杂志上的小说就是这样的结合物。印象中，他当时的一部分小说是由滑稽短剧和笑话演变而来，那些短剧和笑话都来源于他的童年生活，是对周围滑稽的人和事的模仿和嘲弄。后来，契诃夫养成了即兴讲幽默笑话的习惯，这个习惯对他的小说也有影响——他的小说很容易进行改编搬上舞台。但是，在杂志社工作的最初几年，契诃夫创作所涉及的领域要比他在塔甘罗格宽泛得多。众所周知，契诃夫的创作才能提升得非常快，创作范围也非常广，他的作品内容几乎触及了当时所有的新领域和新现象。

1879年契诃夫考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从进入大学的第二年起，他就成为莫斯科和彼得堡一些幽默杂志的长期撰稿人。他写幽默小说和令人发笑的评论，为图画作幽默文字点评。他的同时代人证实，契诃夫后来甚至连自己都记不清在创作高峰时究竟在幽默杂志上发表了多少篇小说——他写得实在太多了。比如，1883年他就发表了一百多篇小说和随笔。早期，契诃夫曾在一些小杂志社工作，那里的人都是和写作没太大关系的记者。自然，他少不了和那些记者以及当时新闻界的“同仁”打交道。顺便提一句，后来出现的一个情况可以证明这一点——在作家去世后一下子冒出了许多契诃夫的“朋友”。一些好像是“很早和他一起共过事”，一些曾和他有过“推心置腹的谈话”，还有的说是“友情深厚”等等。而实际上，大家知道，在1880年代的记者中和契诃夫关系称得上亲近的只有非常少的几个。

契诃夫在从事文学活动之初就给自己提出了艺术目标。因此，他的小说在当时的同类作品中显得非常突出。契诃夫非常善于透过滑稽可笑的事件和细节来揭示深层次的东西。在他的小说中，感觉敏锐的同时代人能够领悟到一些更加意味深长的东西，了解作家是多么巧妙而又有力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和欺骗的本性。同样在1883年，契诃夫在幽默杂志上发表的作品中出现了真正的经典作品，它们是《小公务员之死》、《英格兰女子》和《胖子和瘦子》。

当然契诃夫不可能感觉不到，在报社和一些小杂志社里，他和那些不得不打交道的办报人和无良记者是多么得格格不入。在谈到吉利亚罗夫斯基时，契诃夫认为他是1880年代的记者中比较特别的一个。在写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中，契诃夫谈到了自己对那些“办报先生们”的看法：“我和他（指吉利亚罗夫斯基）认识将近二十年了，在莫斯科我们一同起步。我对他做过非常仔细的研究……他脸皮很厚，身上有种令人不安的东西，爱吹牛……但是人还是很淳朴的，心地也善良，他根本没有那些办报人骨子里的背信弃义的恶习。”（摘自1899年8月24日）契诃夫希望把他划归自己的同类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以列维坦、瓦斯涅佐夫和科罗温为首的现实主义画派的画家都是那种样子。

吉利亚罗夫斯基证实，早在1880年代初“一些画家就经常在契诃夫家聚会。列维坦就是从那时起一直到去世始终和契诃夫的家人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作家的妹妹玛利娅·巴甫洛夫娜·契诃娃称列维坦是“我们家最好的朋友”。

维·安·西莫夫——苏联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舞台美术家，他在自己的随笔中曾讲述过契诃夫和这个画家群体的友谊。“列维坦和契诃夫的关系是建立在真挚的友谊和相同的艺术目标的基础之上，这一点从他们的来往信件和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可以了解到。”

契诃夫创作的第一阶段包括莫斯科大学求学时期、在奇金地方医院和兹韦尼哥罗德县立医院实习期，是紧张的创作期。在这个阶段，他的写作水平已经十分接近当时最著名的作家——这一点在很多的回忆文章中都能得到印证。作家的哥哥米哈伊尔在回忆录中详述了这个时期，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兴趣。最重要的资料当属柯罗连科随笔中记述的内容。在讲述1887年和契诃夫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时，柯罗连科证实，契诃夫具有积极的社会情绪。能够确认契诃夫对柯罗连科具有好感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当时柯罗连科刚刚结束多年的流放，并且仍处于监视居住中。契诃夫当面对柯罗连科本人表示出强烈的好感，而且对他的作品也非常欣赏。“他是一位我喜爱的当代作家，”他在1888年2月这样写道。契诃夫提议柯罗连科和自己一起从事戏剧创作，为“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创办的新杂志出主意，提档次。1887年10月17日在写给柯罗连科的信中，契诃夫表达了自己对对方的态度。“我对您说，”契诃夫写道，“能和您相识我感到万分地高兴，这是肺腑之言。第一，对您的才华我非常仰慕和喜爱，很多原因使我非常看重。其二，我想，如果我和您能再活一二十年，我们在将来的日子里也不会因为观点分歧而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在当今俄国所有从事写作比较成功的人中我是最肤浅和最不认真的一个……而您是一位认真、坚强和诚实的人。我们之间的差距，正像您看到的那样，非常之大。可是即便如此，我在拜读您的作品和与您相识时没有感到一丝生疏感。” [4]

柯罗连科的回忆录涉及契诃夫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他对自由民粹派的看法。正如柯罗连科在回忆录中写的那样，他曾试图把契诃夫和以米哈伊洛夫斯基为首的《北方导报》的自由民粹派编辑部拉上关系，但并不成功。这个结果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契诃夫的文学观点和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自由民粹派的观点有着原则性巨大差异。柯罗连科列举了一些说明米哈伊洛夫斯基对契诃夫态度的资料。但在此需要作个说明。柯罗连科是在1904年，也就是契诃夫刚刚去世时撰写的回忆录，同年米哈伊洛夫斯基也去世了。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柯罗连科认为谈论米哈伊洛夫斯基对契诃夫的真实态度有些不合适。当他写到米哈伊洛夫斯基“对契诃夫非常有好感”时，无论如何，能够感觉到柯罗连科希望淡化这种态度，尽管一开始他指的就是他的个人态度。至少从米哈伊洛夫斯基发表的对契诃夫态度的非常激烈甚至是侮辱性的演讲中仍然能够找到相关印证。

在契诃夫涉足文坛初期，除了吉利亚罗夫斯基留下几张素描外，1880年代的文学家中还有拉扎烈夫·格鲁津斯基和谢格洛夫撰写了回忆录。前者在1887年初就与契诃夫相识，后来他们见面的频率相当高，主要是在莫斯科和梅利霍沃，很长时间他们一直保持通信。契诃夫对他的文学活动给予了非常大的影响。拉扎烈夫·格鲁津斯基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自己从事文学创作的初期，契诃夫对他提出了很多值得关注的文学论点。

同一年，契诃夫和谢格洛夫相识。一开始契诃夫就预言对方在写作方面会有所建树，但后来谢格洛夫辜负了他的期望。如果说刚认识时他们的关系还比较亲密的话，后来契诃夫和他基本没有什么来往——这是因为谢格洛夫作为一个作家缺乏原则性，做事不择手段，庸俗不堪，他和新闻界的一些反动分子越走越近。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契诃夫只是偶尔和他通通信，再也没有见过面。

关于契诃夫创作初期的回忆录虽然很多，但是单凭这些仍然很难对作家在幽默杂志工作期间的思想状况勾勒一个完整的轮廓。大部分回忆录仅仅只是对他的经历进行了真实的描述，并且对作家的文学和美学观点的阐述很多都是错误的。但是，柯罗连科的回忆录尽管非常简洁，和其他人相比，他对契诃夫该方面的剖析还是比较全面的，并且他和别人来往的一些书信也为我们对契诃夫的文学和社会观点获得更加完整的轮廓提供了可能。

《草原》（1888）是契诃夫创作新阶段中一部最重要的作品。在《草原》之后相继发表的《没意思的故事》、《第六病室》、《匿名者的故事》、《带阁楼的房子》、《我的一生》、《农民》和《海鸥》是契诃夫艺术才华更进一步的展现，是他对文学的社会使命更深层次的认识，是他广泛接触和了解人民生活的结果。

对契诃夫来说，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事件有：萨哈林岛之行，这次游历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梅利霍沃参加医疗工作和社会活动；在下诺夫哥罗德省赈济饥荒；参与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文学和戏剧活动。“在这个阶段，”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写道，“契诃夫处于首都作家和演员艺术群体的漩涡中心……他喜欢聚会和妙趣横生的谈话，喜欢戏剧界的活动和到各地和国外旅行。他乐观向上，像以前一样谦逊，像以前一样听得多，看得多，却说得少。他的名声越来越大。”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契诃夫和演艺界、美术界和音乐界的接触明显增多。1887年契诃夫和列宾相识，第二年认识了柴可夫斯基。在很多回忆录中都准确地描述了契诃夫对柴可夫斯基的作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同样，柴可夫斯基也多次对契诃夫的作品给予热情赞誉。“您对俄罗斯文学领域出现的又一位伟大的天才契诃夫有所了解吗？”1889年6月2日柴可夫斯基写道，“我认为，他是我们文学领域未来的栋梁。” [5] 在那段时间，契诃夫和俄国的著名演员，像连斯基、孙巴托夫尤任和斯沃鲍金关系都很亲密。1895年契诃夫前往亚斯纳雅·波利亚纳拜访托尔斯泰，两人之间的深厚友情一直延续到契诃夫去世，并在他们的一生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关于契诃夫这个时期的回忆录同时代的人写得比较多，这不仅能使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作家的生平，而且对他的社会和文学观点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认识。同时代人的记录使契诃夫关于文学的任务、作家和人民的关系以及必须要“不断地、深入地”研究生活等论述得以保留下来。其中，大部分的材料涉及契诃夫在梅利霍沃的生活。契诃夫的演员和作家朋友们都喜欢来这个莫斯科郊外的庄园做客，列维坦就不止一次来这里。梅利霍沃的场景也常常被作家写进描写俄罗斯乡村最著名的作品中。

撰写该时期契诃夫回忆录的作家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比较突出的还有波塔片科和谢普金娜库帕尔尼克。契诃夫和波塔片科是在1889年敖德萨的旅行中相识的。到了九十年代，两人的关系更加稳固。他写的回忆录中包含有非常珍贵的史料，但却丝毫无法证明波塔片科了解作为艺术家的契诃夫。

谢普金娜库帕尔尼克的回忆录生动地描绘了契诃夫在梅利霍沃的生活场景，再现了契诃夫家人之间的浓浓亲情。在回忆录中她还记录了契诃夫和莫斯科文学界的关系，我们从中可以获得不少实质性的资料。

对女作家阿维洛娃的回忆录需要作一个特别的说明。她的回忆录中有大量关于她自己生活的叙述性文字，其中契诃夫被给予了重要位置。阿维洛娃好像是在写一部关于自己的小说，对自己和契诃夫长达十年间的大量来往书信进行了点评。她的回忆录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真实可信的资料，特别是契诃夫在彼得堡的那段时间所交往的圈子以及彼得堡的剧院第一次上演他的剧本时的情形，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作家在那段时间所经历的事情。但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得不指出，作者在处理和契诃夫有关的内容时表现出过分的主观和片面。同样契诃夫在小说《关于爱情》中对阿维洛娃的态度未必是完全真实的。

1898年，由于结核病不断加重，契诃夫不得不迁居雅尔塔——早在一年前他的病就有了危及作家生命的迹象。由于病情恶化，契诃夫入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同时代的人证实，1896秋天，《海鸥》在彼得堡皇家剧院首演失败后，契诃夫受到了批评。作家的病情之所以急剧恶化，很大程度上是一些人的恶意诋毁造成的。当时这次公演失败的原因已经非常清楚，因为剧院没有能正确理解契诃夫这部喜剧的创新性。《海鸥》是由喜剧演员列芙克耶娃进行的义演，她通常扮演预设轻松效果的角色，所以完全不适合出演契诃夫的剧本。波塔片科在回忆录中写道，“列芙克耶娃是一个滑稽、逗人开心的演员，通常情况下她出演的都是一些世俗的角色，饰演好吃懒做的人、老处女等，这些人物都被处理成喜剧形象，装腔作势地说着可笑的话……”她的追捧者都是商人、店员、市场里的买卖人、军官……而舞台上出现的正是这个群体，他们是契诃夫式的“创新形式”的评判者，而她将这一“创新形式”展现出来。于是除了发生的，不可能有别的结果。一切后果的始作俑者都是那些戏剧界墨守陈规者和小报记者，与其说他们的挑衅是针对《海鸥》的演出，还不如说是针对契诃夫本人，是针对他摒弃舞台上的虚假、谎言和浮华的戏剧作品。

回忆录重现了《海鸥》在皇家大剧院第一次演出的情景以及随之发生的一切；讲述了那些人对契诃夫的恶意诽谤和企图诋毁契诃夫的阴谋；同时，回忆录也为我们记录了在那次公演失败后契诃夫自己的心情，以及后来他和剧院方面的关系。《海鸥》在皇家大剧院上演以后，契诃夫又创作了《三姐妹》和《樱桃园》。契诃夫从来没有像在雅尔塔生活的这段时间对戏剧倾注那么多的心血，那么狂热地捍卫创新的戏剧形式。契诃夫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创立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关系亲密。他不仅是这个剧院上演剧目的剧作家，而且是它艺术纲领的制定者，是为确立他的戏剧艺术新形式而斗争的发起人。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契诃夫和高尔基之间的深厚友谊是值得一提的大事。契诃夫最早看出年轻的高尔基“是毋庸置疑，而且是真正的大天才”。 [6] 克尼碧尔·契诃娃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就高尔基给契诃夫留下的印象写道：“这段时间高尔基也在雅尔塔，当时他就像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享有盛誉。他在安东·巴甫洛维奇这儿经常讲述自己离奇的人生遭遇，讲得声情并茂，引人入胜。他本人对自己所讲的内容也表现得很感兴趣，仿佛也是第一次听到。我们坐在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书房，静静地，静静地听着，听着……”1900年2月5日契诃夫在写给塔拉霍夫斯基的信中这样写道：“高尔基非常有才华，是很容易让人产生好感的人。”同样，高尔基对契诃夫也非常倾慕。1901年刚刚被释放，高尔基就长途跋涉到雅尔塔看望契诃夫。两位伟人之间的通信一直持续到契诃夫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些书信具有巨大的历史文献意义。1902年，遵照尼古拉二世的命令，俄国皇家科学院撤销了高尔基名誉院士的称号。为了表示抗议，契诃夫和柯罗连科共同发表声明，拒绝接受他们的名誉院士称号。

契诃夫在雅尔塔的生活在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得到广泛反映。那几年，虽然身患重病，但契诃夫仍然非常积极地参与国家生活。他身边一直围绕着一大批文学家和演员，他们是1905年革命前夕革命运动空前高涨时迅速成长起来的一批人。库普林和魏列萨耶夫都撰写了契诃夫在雅尔塔生活时期的文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的回忆录给予契诃夫很大的篇幅。高尔基的随笔为我们展示了契诃夫深邃又全面的形象，揭示了他丰富的精神世界和迷人的人格魅力。在所有同时代人撰写的伟大作家的回忆录中，高尔基的回忆录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二

回忆录也反映了同时代人对契诃夫的不同理解。契诃夫去世后，高尔基马上就指出“路边小报”上数不清的所谓“回忆人”的诽谤的危害性。正如高尔基指出的那样，他们打着“悲伤”的幌子，让人感到的是一种“冰冷的感觉，散发的都是同样的庸俗气息，是内心对敌手离世的暗暗窃喜”。高尔基指的是那些很早就标榜自己是伟大作家“亲密朋友”的卑鄙的办报人和小记者。所有那些喜欢谈论“真实的作家”的人，就像资产阶级批评家一样，企图贬低契诃夫的世界意义，把他和那些平庸记者放在一起，让他的名字和那些黄色刊物扯上关系。契诃夫去世后，报纸上马上出现了类似的文章，伤害了大众对伟大作家的缅怀之情。1904年7月高尔基的信里针对的就是他们：“报纸上充斥着回忆契诃夫的文章，但大部分都是些冷冰冰的低劣、平庸之作。作家的结局很糟糕——文学界的害群之马立刻就开始对逝去的人说些不着边际的话。” [7] 高尔基认为，同时代人将如何阐述契诃夫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他们四处奔走，筹划出版纪念契诃夫的特别文集。“我们想出版一本纪念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书，”1904年7月，契诃夫去世后不久，高尔基这样写道。

在和资产阶级批评家的斗争中，高尔基的文章《关于安·巴·契诃夫的新小说〈在峡谷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篇文章在俄罗斯乃至全世界的评论界第一次确立了契诃夫创作所具有的最伟大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众所周知，资产阶级美学批评家一直试图制造契诃夫在文学和社会方面的微价值理论。高尔基公正地指出，这种批评甚至把赞扬变成了“黄蜂的巢穴”。自由民粹派也撰写了大量关于契诃夫的评论文章。米哈伊洛夫斯基在自己的文章中一直试图证明契诃夫的作品缺乏思想性，缺乏对真正的社会利益的关注。对契诃夫最好的一部中篇小说《农民》，米哈伊洛夫斯基认为，小说“内容贫乏”、“肤浅”，从中不会得出“任何普遍结论……甚至根本不可能得出任何结论”。 [8] 这篇评论文章强调，契诃夫的作品没有上升到具有广泛概括意义的高度，它表现的只是“个别事件”。

资产阶级文学批评制造出契诃夫是“黄昏的讴歌者”，一群无聊的人、爱抱怨的凡夫俗子的歌颂者的假象。1914年马雅可夫斯基写文章驳斥了此类观点，他写道：“因这样一位凡夫俗子熟悉的人，对什么都不满意、爱发发牢骚的人，在大众面前为‘可笑的人’说情的人，‘黄昏的讴歌者契诃夫’倒成为另一个契诃夫——健康、快乐的语言艺术家。” [9]

在不少本着客观记录一个真实的契诃夫的文章中，反映的却是资产阶级批评家鼓吹的观点。1909年，契诃夫去世五年后，反动刊物的撰稿人尼·叶若夫的回忆录出版。这部回忆录歪曲了契诃夫真实的生平，充斥着叶若夫个人对伟大作家的攻击。叶若夫企图损害契诃夫的巨大威望，贬低他在俄罗斯文学中的作用。他极力想要和资产阶级批评家的回忆录保持同样的腔调，用造谣中伤的手段来证明契诃夫要极力远离社会生活，并要求文学脱离现实使命。也有不少的文章是写契诃夫内心的摇摆，写他缺乏信念，强调他本人和他小说中那些意志薄弱、不坚强的人物有相似之处。

高尔基的文章揭穿了资产阶级美学批评家无法令人信服的谎言，把契诃夫推到了在俄罗斯文学中应该占有的高度。高尔基写道：“……契诃夫的去世，是整个俄罗斯最好的朋友的去世，这是一个智慧、公正、诚实的朋友。这个朋友，热爱俄罗斯，和它同呼吸共命运。整个俄罗斯将因他的去世悲痛而颤抖。俄罗斯永远不会忘记他，永远都会通过读他充满仁爱之心的愁苦笑容的作品、通过读他饱含生活深刻意义的短篇小说来学习理解生活。透过他作品中睿智的客观公正和对人的同情——这种同情不是怜悯，而是一个聪明、心思细腻的、对一切都能理解的人的同情——来学习理解生活。”高尔基指出了契诃夫才华的“可怕力量”，这种力量就是他写的是真话，“任何事情从来都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高尔基认为契诃夫的意义就在于他对浑浑噩噩的生活的无情谴责，对虚伪的资产阶级贵族社会的揭露。高尔基把契诃夫和他小说中的主人公——那些没有找到生活中位置的人截然区别开来。“契诃夫写了很多小喜剧，”他写道，“写那些游离于生活之外并因此树敌颇多的人。”

高尔基在回忆录中发展了他在1900年的文章中所阐述的思想。他笔下的契诃夫是鲜活的，具有积极的社会人的气质，具有让敌人信服的力量去摧毁资本主义世界的谎言和庸俗。“他拥有在任何地方都能发现并引起人们注意庸俗之物的本领，”高尔基写道，“这种本领只有对生活有高要求的人，只有热切渴望看到人们的淳朴、美丽、和谐的人才能达到。庸俗下流的东西在他那里只能受到无情和严厉的审判。”

在转述和契诃夫见面的感受时，高尔基描绘作家生活的一面。高尔基指出，契诃夫像写小说时一样，在生活中也善于发现在动听的自由主义和光鲜外表的庇护下的庸俗和谎言，并把它们揭露出来。在回忆录中，高尔基继续阐释契诃夫对自己人物的态度。在指出契诃夫小说和剧本中一些人物的名字之后，高尔基写道：“从这群软弱、单调、无聊的一群人的旁边，一个优秀、睿智、对周围一切都非常用心的人走了过去。他面带苦涩的笑容，看着自己老家的这群无聊的人，语气虽然温和，但却带着深深的责备，脸上和心中充满了绝望的痛苦。他用好听的嗓音真诚地说：‘先生们，你们生活得很糟！’”高尔基的文章和回忆录在与自由民粹派的美学批评家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一直试图证明契诃夫没有积极地融入社会，作品缺乏思想性，没有“倾向性”。

针对诸如契诃夫是一个没有思想的作家和缺乏积极的社会性的流行言论，柯罗连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库普林、魏列萨耶夫、捷列绍夫、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和其他的作者在回忆录中都给予了驳斥。他们的回忆提供了大量关于契诃夫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深切关注人民命运的资料。

1905年革命前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对契诃夫的创作也产生了影响。关于这个时期列宁写道：“无产阶级的斗争席卷了工人中新的阶层并在整个俄罗斯蔓延开来，同时间接影响着学生和其他居民阶层中的民主精神渐趋活跃。”

同时代人的回忆录见证了契诃夫对即将来临的革命所表现出来的浓厚兴趣。我们有理由认为，契诃夫在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相信革命必将到来。

叶·巴·卡尔波夫在回忆录中列举了契诃夫在和维·费·康米萨尔热芙斯卡娅谈话时的独特论述。这次谈话发生在1902年6月，他们涉及的话题在当时引起了作家极大的兴趣。契诃夫指出，社会运动正在迅猛发展，进步文学面临新的任务。契诃夫说：“我们熬过压抑的沉闷和踌躇，正面临着转折。我们急转弯……我特别希望捕捉住这种令人振奋的情绪……想写一个剧本，一个振奋人心的剧本……也许我会写完……很想知道……在人民中蕴藏着多大的力量、能力和信心，太令人惊奇了！”

很明显，契诃夫不满意在雅尔塔的生活，这里的生活局限了作家的眼界。他能接触到的都是事件发生后各界的反应，而不是事件本身。类似的情绪也表现在他1903年11月10日的信中：“……雅尔塔的生活很无聊。我感觉，生活正从我的身边溜走，有多少文学家应该看到的东西我都无法看到。只是幸运的是，我看到并且明白，生活和人民正在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聪明，越来越诚实——这是最主要的……”

叶尔帕季耶夫斯基，像契诃夫一样，既是医生也是作家，那些年也住在雅尔塔。他曾讲述：“我记得，1905年革命前我在彼得堡住了一段时间。我从那里返回雅尔塔的当天，契诃夫就迫不及待地给我打电话，让我尽快—马上—立刻到他那儿去，因为他有一件非常重要、刻不容缓的事情要对我说。原来事情是这样的……他觉得刻不容缓的事就是，他要立刻了解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发生了什么事，不是在文学圈儿，而是在政治领域，在日益迫近的革命运动中！当我对那时发生的一切并不陶醉，甚至还有些怀疑时，他很激动，冲着我说了一些非常激烈的话，语气坚定，不像是他说的话。“您怎么能那样说！”他发火了，“难道您没有看见，从上到下一切都改变了！不论是社会还是工人！”

契诃夫的另一个同龄人，奇列诺夫医生写道：“他在政治方面的成长，是和生活同步的。契诃夫和生活一起变得越来越左，到最后几年他已经变得异常偏激，容不得任何反驳（在这种情况下不知为什么他会说：‘完完全全就是阿韦尔基耶夫’）。他在证明，我们正处在‘革命的前夜’。”捷列绍夫也证实：“契诃夫经常谈论革命。他认为在俄罗斯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很快就会到来。”那些年非常清楚契诃夫心境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随着气氛越来越紧张，革命越来越近，他也变得越来越坚定不移。”

当然，契诃夫没有提出革命的具体途径和动力，但他的信件和同时代人的回忆都可以证明，他是多么热切希望明白新的社会运动的特点，他对登上历史舞台的那股新力量表现出怎样巨大的兴趣。据高尔基回忆，契诃夫在创作的最后阶段曾想“为另一种读者，严肃而真诚的读者”写一部“不同内容”的书。 [10] 按一位回忆录作者（阿努钦教授）的话说，契诃夫看到高尔基的意义在于，“他营造了一种情绪，唤起了对新类型的兴趣”。契诃夫是如何理解“新类型”的，可以根据1902年1月20日他写给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一封信来判断，他在信中把高尔基话剧《小市民》中的尼尔称为“新人”。他坚持向莫斯科艺术剧院推荐排演《小市民》，并且多次指出尼尔这个角色在这部戏里应该是“主要的、中心的、英雄般的”人物。

同时代人的回忆录驳斥了资产阶级批评家关于诸如契诃夫缺乏积极的社会性，对现实问题漠不关心等谎言，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一个按照高尔基的表述“是在文学史和社会思潮方面正在开创新时期”的作家的作品。

三

契诃夫没有留下任何详细的生平自传。在他庞大的文学遗产中没有类似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三部曲，或者像柯罗连科的《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这样的自传性作品。因此同时代人关于契诃夫的回忆录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伟大作家生活和创作的最重要的资料，并且经常作为研究其生平不可或缺的参考。

契诃夫在莫斯科、彼得堡、沃斯克列先斯克、巴布金，最后在梅利霍沃和雅尔塔生活的故事提供了有关他全方位地接触生活、对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具有最浓厚兴趣的清晰认识。很有可能的是，契诃夫之所以没有完全和医学脱离关系，而是一直对医学孜孜以求，是因为——据他同时代人和同行医生见证——医生的活动能帮助他接触最广泛的民众阶层。

正如许多同时代的人所写的那样，《万卡》、《苦闷》、《哀伤》、《农民》以及其他描写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小说的作者，是一位人民生活的顽强研究者。1888年契诃夫曾对谢格洛夫说：“一个作家，一定要使自己养成聚精会神、永不休止的观察力。你必须做到把优良品性的培养变成直接习惯，变成天然素质！”他多次建议库普林到第三等级里（工人、农民等被统治阶级）多走走。他对当时刚刚步入文坛的捷列绍夫指出，和人民接触是作家惟一可行的道路。“到远的地方去，”他对捷列绍夫说，“到一千俄里、两千俄里、三千俄里外的地方……你们会了解很多东西，会带回很多的故事！你们会看到人民的生活，在偏远的驿站和木屋里过夜，完全像普希金时代那样……只是一定要沿着铁路到第三等级中去，到普通的民众当中去。否则，任何有意思的事你们都不会听到。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作家，明天就买张到下诺夫哥罗德的票，从那沿着伏尔加河和卡马河一路走下去……”

从契诃夫对年轻的文学工作者的建议中，从契诃夫对一些作家和他们的创作所表现出的兴趣中，还有从他对戏剧和画家的理解中，都显示出伟大的作家非常关注一个问题，就是让艺术更大程度地触动人民的生活。这一点，苏联著名作家伊·阿·诺维科夫（当时还是一名大学生，刚刚从事写作）的回忆录中的一件小事非常具有代表性。诺维科夫讲述，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画展上，大家谈论某位将军的肖像画时，契诃夫称赞了画家的技艺后说道：“但是谁需要它，有什么用？”在另一幅画前驻足了许久，他说道：“这就是，这就是我想给你们看的画，它很好。”“那幅画是谁画的，我不记得了，”诺维科夫写道，“但是即使现在，我眼前还会浮现出一个工厂的厂区，傍晚时分，淡淡的紫色暮霭，一个年轻的工人手里抱着一个孩子。他笨拙、小心翼翼地把孩子抱在手里，目光中透出些许的温柔。或许有些害羞，他不太想在人面前表现出那丝温柔。这种混合的情感在某个方面和契诃夫的感觉有相似之处。”正像库普林所写的那样，契诃夫“要求作家写出普通的生活情节、叙事简单、没有刻意制造的东西”。他教导作家要勇于尝试文学的新主题和新人物，描写人民真实生活的现象特征。从这个角度也应该明白契诃夫是多么希望青年作家关注那些他们书房之外的主题。

契诃夫的作品在争取确立艺术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回忆录文集中大量列举了契诃夫关于文艺美学问题的论述，这些论述的实质表现在要毫无保留地谴责契诃夫时代的资本主义文学中的“神秘和所有荒诞无稽的东西”。在表达自己对文学的热爱时，在对青年作家们提出要求和指出艺术应该解决的问题时，契诃夫的表现就是一个“艺术的生活真实”的狂热拥护者。也正由此决定了他对文学的热爱，喜欢和一些作家、画家和演员交往。马明西比里亚克作品中追求的最高的真实让契诃夫激动不已，一位作家在回忆录中讲述了契诃夫对他的喜爱。契诃夫对莫斯科艺术剧院的长期关注同样也是由于他坚定地认为，只有按照真实原则创作出来的戏剧在未来才能生存下来。

戏剧在契诃夫一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契诃夫不仅写剧本，而且亲自参与剧院对剧本的排练。他和剧院的接触最早始于剧院对他早期几个剧本的排练。他与剧院、与当时很多著名演员的友好关系，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得到巩固，当时他的剧本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排演，他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聂米罗维奇丹钦科以及这个剧院所有的主要演员关系都很亲密。契诃夫的同时代人——一些演员和戏剧活动家们证实，他非常积极地参与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建立。剧院排演最早的几部戏，契诃夫经常出现在排练场，为一些角色的表演和舞台给予指导。他对剧院日常工作的很多细节都很了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道：“他热爱戏剧、了解戏剧、懂得戏剧，当然，是从它最好的方面……他喜欢排练和演出时那种令人紧张的气氛，喜欢艺术家在舞台上的工作，喜欢关注舞台表演和剧院技术问题的一切细节。”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其他演员的回忆录中我们会了解很多契诃夫对他剧本中的一些角色的诠释，以及他对艺术使命的理解。

契诃夫是最优秀的修辞大师。他在自己文学界和戏剧界的朋友中一直不懈地宣传语言要质朴，要最大限度地简洁。他对拉扎烈夫·格鲁津斯基说：“写作的技巧，其实不是写的技巧，而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技巧。”一直以来契诃夫对语言都很关注，这一点从他对青年作家的手稿所作的修改和提出的意见中都看得出。他要使他们毫不迁就陈旧的文学规则和表现手法，要求他们寻找有力的、精准的和富有表现力的词语。和他关系亲密的文学家们都证实了契诃夫一直以来对词语的使用是多么地关注。契诃夫要求青年作家随时随地观察生活，同时还要不断地、敏锐地学习语言。库普林写道：“……他也在不断地提高自己，随时丰富自己的语言，从谈话中、从词典里、从各种目录里、从学术论文、从宗教书籍中，以使自己的语言更优美，更丰富多彩。这个沉默寡言的人的词汇量非常地惊人。”

同时代人爆料的契诃夫没有写完的故事引起了大家浓厚的兴趣。很难判断，以后它们可能采用何种形式出现以及契诃夫为什么当初把它们遗忘了。有可能它们只是即兴作品，契诃夫没有赋予它们任何的文学意义；也可能只是他没有来得及把它们彻底搞完，后来它们显得过时了。在1888年10月27日的一封信里，当说到“憋”在脑子里的其他的故事时，契诃夫顺便提及一部长篇小说的构思。他说，这个构思是他很久以前的，还没来得及写完，一些人物就已经过时了。很明显，谢格洛夫讲述过的轻松喜剧《催眠术的力量》也属于“过时的”构思。契诃夫多次推迟了这部轻松戏剧的创作工作，直到后来完全放弃。艺术家西莫夫说的那个小说情节，正如契诃夫自己定位的那样，是专为“一个狭小、私密的圈子”准备的，所以也没有完成。但不管怎样，这些没有写完的故事表明作家构思的角度多么宽广，它们是研究契诃夫内心创作活动很好的补充材料。

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有关契诃夫行医和他的医学兴趣这部分内容，填补了作家生平的空白。正如著名的神经病学家格·伊·罗索利莫写的那样：“……契诃夫没有脱离医生的实际工作，尽管时间和客观情况都不允许。”罗索利莫证实，契诃夫有一段时间甚至梦想到大学教书和从事科研工作。在谈到契诃夫对医学的兴趣时，奇列诺夫医生说他曾经试图在莫斯科创立一所医生进修学院。和契诃夫结交多年的同时代人列举了大量他勇于自我牺牲和大公无私履行一名医生职责的事例。

当然，这部同时代人回忆录文集中所发表的东西，无论从文学意义上，还是就他们提供的了解契诃夫的资料来说，价值都是远远不相同的。一部分文章仅仅只是作者回忆和契诃夫见面情景的简单介绍，有的是写作家生活中一些小插曲。还有一些文章写得更加详细，更加具体——常常有很多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有时甚至和作家没有直接的关系。在回忆录中常会见到作者对契诃夫的某些作品、他的生活和当时的文学现象所作的一些主观上的、但不完全正确的评价。例如，一位像柯罗连科一样优秀的回忆文章的作者，在文中就完全错误地指出好像契诃夫是继谢德林之后由于“绝望的忧愁”才结束生命的。毫无疑问，这不仅对谢德林是错误的，对契诃夫也是错误的。顺便说一下，相似的论断和柯罗连科写的基本内容完全矛盾。在总结契诃夫最后几部作品的特点时，柯罗连科写道，在这些作品中“表现出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信念和期盼”，正是这些真正确定了契诃夫1905年革命事件前所创作作品的特点。回忆录中所引用的契诃夫的个别论述和表达，有时是偶然或信口说出的话，毫无疑问，根据这些话判断契诃夫真正的看法常常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一些回忆录作家无法从精神层面接近契诃夫，不能深入理解时代，而这些却是完整、全面诠释一个作家不可或缺的东西。这些作者的意义只是为契诃夫的生平提供了一些事实资料。只有和契诃夫拥有相同的艺术追求，明白他在俄罗斯文学史中发挥的作用的那些同时代人，才能为大家呈现出一个真实的契诃夫，才能深刻理解他丰富的精神世界。这方面高尔基做得最全面、最深入，他揭示了契诃夫的创作具有最伟大的意义，再现了他完美的人格魅力。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契诃夫的作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人们对作家本人的兴趣也日益提高。目前对契诃夫的书信进行了最全面的收集和公开发表，出版了大量有关契诃夫的文集。而这部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活生生的契诃夫，使我们领略到这位俄罗斯伟大作家的人格和作品的完美与和谐，其意义就在于此。

（耿海英　译）

摘自《安·巴·契诃夫的童年》

亚·巴·契诃夫

一

塔甘罗格中学一年级学生安托沙 [11] 吃完午饭不久，刚坐下来准备明天的功课。他面前放着居纳编写的《拉丁文文法》。学习拉丁文的课程挺费力：要翻译和背熟生字。接着，还要读冗长的神学史。做作业得花上三个钟头。冬日短促的白天即将消逝；天黑下来了，安托沙面前那支油脂蜡烛的烛光摇曳着，不得不时刻用钳子把烛花夹去。

安托沙把钢笔在墨水里蘸了一下，准备做翻译作业。这时候，门打开了，安托沙的父亲巴威尔·叶果罗维奇走进屋来，他身上穿着皮大衣，脚登高统皮靴。他的双手冻得发青。

“你瞧……”巴威尔·叶果罗维奇说，“我马上要出去办点事，你，安托沙，到铺子里去照应一下吧！”

孩子的眼里涌出了泪水，眼皮不住地颤动着。

“铺子里很冷，”他表示不同意，“我从学校回来，已经冷得够呛了。”

“不要紧……穿得暖一点就不会冷了。”

“今天功课很多……”

“功课到铺子里去做……到那儿去好好照应……快！……别磨蹭啦！……”

安托沙气愤地丢下钢笔，啪的一声合上居纳的文法书，眼里噙着泪水，穿上中学生的棉制服大衣和破旧的皮靴，跟着父亲朝铺子走去。这铺子就开设在同一座房子里。待在铺子里使人很不痛快，主要是那儿太冷了。学徒安德柳什卡和加夫柳什卡的两手发青，鼻子通红。他们不住地用一只脚碰击着另一只脚，冷得身子瑟瑟发抖，缩成一团。

“坐到账桌后面去！”父亲对安托沙命令说，接着在圣像前画了几个十字就走了。

孩子依然哭泣着，走到柜台后面，爬上账桌旁边一只装过喀山肥皂、如今权充凳子的木箱，把两只脚垫在身子下面坐定，然后气恼地把钢笔插到墨水瓶里，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干什么。笔尖触到了冰上：墨水冻结了。铺子里和街上一样冷，而安托沙却不得不在这严寒中至少待上三个钟头：他知道巴威尔·叶果罗维奇这一去要很久才回来……他把双手塞进袖管，身子像安德柳什卡和加夫柳什卡一样瑟缩着：根本就别想做拉丁文的翻译作业了。明天准得一分，由于这倒霉的分数，他还得挨父亲一顿臭骂。

在已故的安·巴·契诃夫的读者和崇拜者中间，未必会有很多人知道，在他的童年时代，命运迫使他在一个杂货铺里充当小伙计……已故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完全在棍棒下经受这种残酷的、强制性的教育，在他的一生中，每当回忆起这段生活，他总感到辛酸。他小时候是个不幸的孩子。

细心的读者会在他的作品中注意到一个初看起来并不很显著的特点：他所描绘的孩子们都是一些受苦难、被压抑的小生命。在短篇《渴睡》中，给送到工匠家当小保姆的瓦尔卡老是睡不足，为了要睡个好觉，她掐死摇篮中的婴儿。小说《草原》写的是一个由亲戚和乡村牧师送到城里去上学的男孩叶果鲁什卡，在这篇篇幅很长的小说中，作者没有一笔写到他的生活乐趣。短篇《儿童》中的几个孩子，他们之所以起劲地玩着罗托 [12] ，并不是出于一心一意想玩乐的天真需要，而是由于父母出外做客，他们闷得慌的缘故。不知怎的，契诃夫笔下的大多数孩子总会引起读者不由自主的怜悯和哀愁。

这种情调和这些带着淡淡的哀愁精心刻画出来的儿童形象直接取自生活，而且能在作者往昔的经历和童年生活中找到根由。在他成年以后，他不止一次地在至亲好友中间说过这样的话。

“我小时候没有童年生活……”

安东·巴甫洛维奇只是从远处看见幸福的孩子们，而自己却从未经历过那种回忆起来就使人愉快的幸福欢畅、无忧无虑、富于乐趣的童年生活。已故作家的童年生活是那么不幸，以致他没法跑跑跳跳，稍稍玩乐、嬉戏一下。他没有工夫玩乐，因为他的空闲时间都得花在铺子里。再说，父亲也不准这样做；不准奔跑，因为“容易弄破靴子”；禁止嬉戏，因为“只有野孩子才淘气”；和同学们一起玩是有害无益的事儿：“天知道他们会教人干出什么事来”……

“别在外面游荡，还是到铺子里去好好照应一下；要学会做生意！”安东·巴甫洛维奇老是听到父亲这样的话。“在铺子里至少能给爹帮点忙……”

于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就不得不伤心地噙着泪水放弃童年应该享有，甚至必不可少的一切，而在他所憎恨的铺子里把时间消磨。在那儿，他勉强做着功课，但没法做好；在那儿，他经历了冬日的严寒，冷得手足冻僵；也在那儿，他好似一个囚徒，忧郁地度过中学生宝贵的假期。在这种时光，同学们都正常地生活着，他们的身体在南方灿烂的阳光下茁壮成长，可他却好像被锁链锁住似的，从早到晚坐在柜台后面。在这个经营小买卖的杂货铺里度过的畸形、单调的生活使他受到很大的损害。

当安托沙坐在柜台后面的账桌边，向顾客收款、找钱的时候，他看到的始终是一些他早就熟悉而且早就感到讨厌的面孔，听到的也总是同样那些话。这是一些在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的铺子里歇脚的买卖粮食的小掮客。他们把这个铺子当作自己的俱乐部，在这儿，他们合喝一杯伏特加，悠闲地消磨着时光。冬天他们无事可干，乡下没有粮食运来，他们也就没什么可收购和转卖的了。他们做买卖只在夏秋两季。他们中途截住到城里去出售粮食的庄稼汉，把粮食买下，然后加价转手卖给瓦利亚诺 [13] 或者斯卡拉曼加 [14] 之类的出口商——他们干的就是这个行当。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住处和家庭，但他们却宁愿在巴威尔·巴甫洛维奇的铺子里打发日子，有时候，他们要来一杯伏特加，大家轮流喝——好在铺主允许他们赊账，而且他们每次合伙喝酒，他几乎都出份子。他们天南地北，什么都谈，但主要是谈些陈旧过时、不尽得体的趣闻借以取乐，而且临了总是加上一句：

“你，安托沙，别听。你听这些还早呢……”

安托沙的父亲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经营食品杂货的买卖。在铺子的黑色大招牌上用金字写着：“经售茶叶、砂糖、咖啡和其他殖民地商品”。这块招牌挂在铺子门口的山墙上。在它下面还有另一块招牌：“欢迎外买堂饮”。这表示铺子里有个酒窖，里面存放着桑托林酒和必备的伏特加。那儿有楼梯直通铺子，安德柳什卡和加夫柳什卡经常顺着这楼梯跑上跑下，因为时而有买主要半夸特 [15] 桑托林酒，或者某个闲散的老顾客吩咐说：

“安德柳什卡，拿两杯伏特加来，钱请记在我的账上，巴威尔·叶果罗维奇……”

这两个营业场所——杂货铺和酒窖——密切相关，形成一个整体，而安托沙就不得不根据两者总的营业情况，上下照应。

有些人只看到过京城里涅瓦大街上像米柳京商场之类出售殖民地货物的商店，他们就不大能够想象外省杂货铺的模样，何况那又是很久以前的事，当时安托沙还是个少年。甚至京城里那些做小生意的蔬菜店也不能和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的杂货铺相比。这是一家当地特有的商店。这儿可以买到四分之一俄斤 [16] 甚至二俄钱 [17] 的茶叶，一罐发蜡，一把蹩脚的小刀，一小瓶蓖麻油，一个坎肩上用的扣子，灯芯和某些药草或者大黄之类的药根。这儿也可以喝一杯伏特加或者畅饮桑托林酒，喝得酩酊大醉。在供应上等橄榄油、昂贵的“埃斯布克”牌香水的同时，还出售齐墩果，无花果干，装潢书籍用的仿大理石纹纸，煤油，通心粉，用作轻泻剂的旃那叶，大米，阿拉伯咖啡和油脂蜡烛。除了卖真正的茶叶外，还卖那种由犹太人从饭店和旅馆里收集来、经过晒干和着色的泡过的茶叶。在鞋油、沙丁鱼、草鞋、鲱鱼、盛煤油或大麻油的铁听旁边，放着糖果、甜饼和果冻。面粉、肥皂、荞麦米、马合烟、阿摩尼亚水、捕鼠器、樟脑、月桂叶、“里加的列奥·瓦索尔”牌雪茄、笤帚、硫磺火柴、葡萄干，甚至士的宁 [18] 放在一起，彼此紧挨着。喀山肥皂、香豆蔻、石竹、克里米亚粗盐和柠檬、熏鱼以及皮带放在同一个角落里。总之，这是没法分类的各种各样货物的大杂烩。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的铺子既是食品杂货铺，也是没有执照的药房，又是酒店，还是五花八门，包括亚陀斯山和耶路撒冷圣物的赝品在内的各种货物的堆栈，同时，它也是那些闲散的常客们的俱乐部。而所有这种熙熙攘攘、杂乱无章的生活都是在一家普通商店里的一小块地方进行的，在那儿，四壁钉着搁板，地板肮脏不堪，柜台上蒙着破漆布，窗子窄小，窗外装着铁栏，好像一座牢狱。虽然大门经常开着，但铺子里总是弥漫着一股主要由橄榄油、喀山肥皂、煤油、青鱼，有时候还有下等白酒混合在一起的味儿。茶叶也带着这种气味，——大家知道，茶叶是一种对别的味儿十分敏感、极易感染的物品。是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的顾客们要求不高、不很挑剔，还是茶叶整整几个月放在烟草、肥皂旁边却保存着自己的香味——这很难说。但是顾客们没有抱怨。当然，有时候，食糖会带煤油的味儿，咖啡带青鱼的味儿，大米又带蜡烛的味儿，但是这一切都被说成是安德柳什卡和加夫柳什卡手脏所致。为此，他们就得立即被打后脑勺或耳光，而且故意当着顾客的面，为的是要顾客看到肇事者必然会受到严格、无情的惩处。

这是无上幸福的宗法制时代，当时不存在什么卫生制度，也没有各种各样必须履行的义务，而负责监督各店铺的煤油和易燃物品存放情况的消防队长来做周期性的检查时，总是喝掉几杯伏特加，收下两三个二十戈比的银币，快要走出大门的时候，这才想到问上一句：

“喔，你们这儿……怎么样？……”

“感谢上帝，一切都好……”

“没有危险吗？”

“完全没有危险。”

“呶，得小心点儿，要不然，会起火的……”

当时仅仅设立了一个商界代表团，可是就连这个机构也只管与国库收入有关的问题：各个店铺是否具备营业执照，除此以外，它一概不顾问。你即使出售混着蟑螂的粮食，也与它无关。

坐在铺子里的安托沙一定得熟悉某种货物放在哪儿，在哪个搁架上或者在哪个箱子里。巴威尔·叶果罗维奇要求一切货物都得立即送到顾客手里。如果顾客要买三戈比油脂蜡烛，一戈比胡椒，两戈比鲱鱼，那么，安德柳什卡就得飞速走下楼梯，到地窖里去取蜡烛，加夫柳什卡爬到顶棚下面拿胡椒，而安托沙则用小钩从搁架上的坛子里钩出铁锈色的阿斯特拉罕鲱鱼。

对安托沙，一个中学生来说，许多货物的用途长期是个谜。

“爸爸，‘七弟兄血’是干什么用的？”他问父亲。

“治热病的。”

“那么‘巢房’呢？”

“等你长大了，你自然会知道……”

“七弟兄血”是从国外运来的珊瑚的石灰质骨骼。这是一种完全不溶于水的深红色管状化石。这种药会使随便哪个医生咋舌。但是，小市民们却把它捣成粉末，在热病发作的时候就着伏特加一起喝下去，临了……谢天谢地，总算活着没死。至于那有名的“巢房”，直到安东·巴甫洛维奇本人做了医生，对他还是个不解之谜。这种奇特的药剂的成分是许许多多药草、粉末和矿物质。安东·巴甫洛维奇直到成年以后才试着凭记忆把“巢房”的成分写下来，他记得其中含有石油、水银、硝酸、“七弟兄血”、士的宁、升汞、形状像灰色长筷的药草和各式各样乱七八糟的东西。把这一切浸泡在伏特加里，然后用汤匙喝下去。

安托沙在一个很偶然的场合知道了这种药物的用途，那是在他尚未成年的时候，而不是像巴威尔·叶果罗维奇所说的那样：“等你长大了，你自然会知道。”一天，有个乌克兰人走进铺子，要买“四分之一‘巢房’”。安托沙恰好在铺子里。

“您要它干什么用？”巴威尔·叶果罗维奇问。

“我老婆生孩子以后觉得佐洛特尼克 [19] 在移动，到如今已经有两三个月了。”乌克兰人回答。

安托沙立刻想到，上面谈到的那个乌克兰女人大概在无意中把一个称两戈比茶叶时放在天平上的铜砝码 [20] 吞下了肚。但是，巴威尔·叶果罗维奇一听到这种症状，心里已经很清楚，于是他就着手配药。

“这‘巢房’有效吗？”乌克兰人有点怀疑。

“肯定有效，”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很有把握地说，“你自己明白，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成分：有一种把佐洛特尼克往这边拖，另一种把它往那边拉，这样一来，它就不会移动啦……”

乌克兰人对这个答复很满意，他付了钱就称心如愿地走了。但是直到后来，当安东·巴甫洛维奇已经在大学里学习化学的时候，他仍然搞不懂把水银和石油、硝酸合在一起喝下去对于产妇有什么用。

“这‘巢房’想必使许多人送了命，”他当了医生以后，曾经不止一次地说。

可是他在童年时代称这偏方中的各种药物时，却心安理得，就跟称咖啡或大麻油一样……

很久以后，安东·巴甫洛维奇还记得一种叫“喜鹊草”的草药，用金色或银色的纸包成小包出售。这究竟是什么样的草药——他始终不知道；只知道把它浸在酒里服用，简直可以治百病，特别是热病。安东·巴甫洛维奇还记得放在圆纸盒里出售的“阿里亚克林斯基医生的万灵膏药”。顺便说说，安托沙还亲眼见到过这膏药的效验呢。当时，有个名叫克里姆卡的傻瓜在塔甘罗格行乞。有一次，他到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的铺子里要饭，正碰上铺子里的常客——那些闲散的掮客们喝得有了几分醉意。这伙人由于无事可干，便对克里姆卡表示愿意给他一杯伏特加和五戈比铜币，只要他在喝酒的时候把“阿里亚克林斯基的膏药”一起吞下去。这傻瓜同意了，竟然吞下一小盒膏药。在这之后，他依然平安无事，健康如初，人们还是可以看到他常年累月地出现在送殡和喜庆的行列中……

这膏药虽然有如此好的效验，但是买它的人却很少。有个警官为他的一条长疥疮的猎狗买了一盒，但没有付钱，而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又不敢向他要钱，直到有一次，在集市上碰到他，巴威尔·叶果罗维奇才用谄媚的声调问：

“您的那条狗怎么样？贴了膏药好了吗？”

“死了，”警官阴沉地回答，“它的肚子里长了蛆……”

二

“安托沙，把钥匙拿去，跟安德柳什卡和加夫柳什卡一起去把铺子门打开！我要去望弥撒了。”巴威尔·叶果罗维奇说。

刚喝完茶的孩子愁眉苦脸地从桌子旁边站起来，不敢说个“不”字，就去执行命令，虽然他在昨天就和住在隔壁的同学约好去打球。

“巴威尔·叶果罗维奇，你可怜可怜孩子吧！”安托沙的母亲叶夫格尼娅·亚科夫列夫娜卫护儿子说，“你天刚亮就把他叫醒，要他去望早弥撒，他硬撑着望了早弥撒，又在家里唱了赞美诗……这会儿你连茶也不让他喝痛快……他累了……”

“让他养成习惯，”巴威尔·叶果罗维奇说，“我在操劳，也得叫他干活……孩子们应该帮父亲的忙。”

“他整个星期都在铺子里干活。星期天总该让他休息一下了。”

“你叫他休息，他却跟野孩子们在街上玩……再说，要是我们家的孩子没一个在铺子里，那么，安德柳什卡和加夫柳什卡就会偷吃甜饼和糖果，说不定还会偷钱呢……你自己知道，主人不在，铺子里的货就会遭殃……”

这个论点连叶夫格尼娅·亚科夫列夫娜也无法反驳，于是她那慈母的爱就不由得退居第二位了。她跟巴威尔·叶果罗维奇一样，确信安德柳什卡和加夫柳什卡是可恶的窃贼，对他们应该严加监视，虽说他们之中还没有一个人被当场捉住过。

经营食品杂货生意是件伤脑筋的事：一方是小偷小摸，另一方是疑神疑鬼。老板认为，甜饼、胡桃、糖果和各种各样的吃食对学徒们富有诱惑力，而像鱼子、鲟鱼脊肉之类的美味则为店员所垂涎。因此，他经常提心吊胆。当他不在铺子里的时候，每时每刻都在担心他的财物会被人盗窃。他老是觉得自己的伙计在用最无耻的手段背着他偷吃铺子里的东西，窃取他的财物。在这方面，巴威尔·叶果罗维奇也不例外，有一句话经常挂在他的嘴边：

“主人不在，货物遭殃……一定得有自己人的眼睛看管……”

为此，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的孩子们都被作为“自己人的眼睛”，担当起坐在铺子里看管的苦役。但是在铺子里待得最久的是两个大孩子——萨沙 [21] 和安托沙，这两个孩子从小就经常坐在柜台后面。巴威尔·叶果罗维奇胆战心惊，老是害怕店里的东西被窃，当他有事外出而孩子们又在上学的时候，他就吩咐妻子：

“你去坐会儿吧，等我回来……”

安德柳什卡和加夫柳什卡开了铺子的锁，打扫地面，收拾装货物的麻袋和箱子，使它们的样子显得好看一点；这时候，安托沙却心不在焉地瞧着，只是想着自己，想着他此刻不得不放弃的球戏和他那像囚犯似的生活。接着，他又转念想到自己的学校，心惊胆战地忆起他昨天为了照看铺子而得了两分，由于这糟糕的分数，他还得挨父亲的惩罚。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绝不认为待在铺子里就不能温习那无谓的拉丁语，他把儿子的坏成绩归咎于后者的怠惰和疏懒。

“我能利用收账的空隙读两章《诗篇》，而你却连这点功课都学不会！”他责备负罪的儿子说，“如果下一次再得这样差的分数，我就狠狠地揍你……”

作为一个教徒，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确实养成了每天各读一章《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以及两章《诗篇》的习惯；但他只是机械地诵读，并不理解和体会其中的涵义，只是把它们读完而已。他相信这样的传说：草原上的卡尔梅克人能使内部塞满祈祷文的风车转动。风车多转动一次，卡尔梅克人就接近上帝一步……每当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外出的时候，他总是吩咐萨沙或安托沙说：

“我不在的时候，把两章《诗篇》读完，从我夹着丝带的地方读起……无论如何不要闲坐着……”

这一次，当父亲带着其他几个孩子动身去望晚弥撒时，他对安托沙说的也还是这句话：

“我们在教堂的时候，你读《诗篇》……”

主人一走，安德柳什卡和加夫柳什卡立即高兴起来。他们不像刚才那样卖力地收拾铺子了，甚至和安托沙谈起话来。

“喂，安托沙，”加夫柳什卡神秘地开口说，“我找到了一个麻雀窝。”

“在哪儿？”安托沙精神为之一振。

“在板棚里。我走到棚子角落里，听到顶盖下发出叽叽喳喳的叫声……我爬上去一看，——那儿有个鸟窝和五只很小很小的蛋……”

“你领我去瞧瞧……”

“过些时候领你去瞧……等下一次你爸爸不在家的时候。”

此刻安托沙忘记了一切：两分，球戏和那篇使他十分气恼、极不乐意去读的《使徒行传》。此刻，他的全身心都被加夫柳什卡的发现吸引住了。

安德柳什卡和加夫柳什卡都是他的朋友，当然，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在主人的儿子和小学徒们之间的关系容许的范围内，小学徒们都得听从小主人而不能忘乎所以。

安德柳什卡和加夫柳什卡是亲兄弟，他们的母亲，一个农妇，把他们从哈尔科夫省送到巴威尔·叶果罗维奇这儿来“学生意”。他们刚到此地的时候，大的十二岁，小的才九岁。如果他们的母亲，那个一心想“使自己的孩子们成器”的乌克兰女人事先知道这将使他们遭到什么样的厄运，那么，他们就会终生在自己的故乡种地。遗憾的是，这位母亲不了解最艰苦的农村生活也要比这两个乌克兰孩子在城市里所过的生活轻松一百倍。他们每个人在铺子里白白干了五个年头，或者，正确一点说，过了五年奴隶般的生活，没有拿到一个子儿的工钱，主人只管伙食和衣着。直到第六个年头，才给几个工钱，主人高兴给多少就多少。

这个铺子不论冬夏都是早晨五时开门，直到晚上十一时才打烊；如果老主顾们谈得高兴，坐着不走，那就得等到深夜十二点多钟。因此，安德柳什卡和加夫柳什卡始终睡眠不足，昏昏沉沉，白天老是想打瞌睡，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坐着或者站着，他们都能睡着。他们一有空，就得站在铺子门口招揽顾客。但是他们却把身子靠在门框上，睡着了。这时候，他们两腿发软，身子蹲了下去，过一会儿又在睡梦中神经质地跳起来，把身子伸直。徒步上市场取货、干屋子里的粗活、到外面跑腿等等的苦差使都压在他们肩上。他们怎么能经得住这样的负荷——那就没法儿说了。而且，由于要干如此繁重的活儿，他们就根本没有时间上澡堂，这使他们好似两头能行走的牲口，可以大胆说一句，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人比这两个乌克兰孩子更可怜了。

安托沙对这两兄弟很同情，因为他亲眼看到他们挨打。他从小受仁慈的母亲的影响，不能眼看有人对动物施加暴力而无动于衷；当他看到有哪个载货马车的车夫鞭打马匹的时候，他几乎会掉下泪来。如果有人挨揍的话，他就会全身抽搐。对巴威尔·叶果罗维奇来说，打嘴巴，击后脑勺，抽鞭子是最平常的事，他广泛地使用这种办法来管教自己的孩子和两个乌克兰小学徒。在他面前大家都战战兢兢，比见到洪水猛兽还害怕。叶夫格尼娅·亚科夫列夫娜经常出面阻止，但她听到的总是那个老调调：

“我从小就是这样挨训的，到如今，你瞧，总算有了出头日子。挨一次惩，才会长一智。教训蠢货不会有什么害处，只会有好处，他们以后自会感激不尽……”

巴威尔·叶果罗维奇说的是真心话，他对自己的想法深信不疑。按本性说，他一点儿也不恶毒，倒是个好心人；但是，由于他从小在鞭子底下讨生活，这就迫使他相信，不用鞭子就无法教一个人成器。他的这种信念直到他在安东·巴甫洛维奇那里安度晚年的时候才改变，那当儿，安东·巴甫洛维奇已经成为著名的作家，住在莫斯科附近的梅利霍沃村。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的孩子们都已成家，他们经常从彼得堡或莫斯科来到梅利霍沃聚会。经过白天的劳作之后，他们大半是在吃饭的时光，特别是在吃晚饭的当儿，在安东·巴甫洛维奇主持下，进行极为有趣的谈话。有一次，大家回忆往事，顺便谈起了鞭笞。当时，巴威尔·叶果罗维奇也在场，老头儿面露忧伤的神色。

“现在该把这件事忘掉啦，”他用负疚的口吻说，“往昔形形色色的事都有？！以前的人想法跟现在不一样……”

安托沙送走了去望弥撒的父亲和弟兄们，又听了加夫柳什卡讲述他找到麻雀窝的经过之后，便试着读《诗篇》，但是他没有心思读下去。他稍稍翻了几页，把夹在书里的丝带移到后面的书页中间，就把《诗篇》放到一边去了。父亲还以为这几页已经读过了呢……

真寂寞啊。铺子里还没有顾客。安德柳什卡坐在铺子旁边一间屋子的肥皂箱上，胳膊肘靠在桌子上，睡得正香。加夫柳什卡也两膝着地，跪坐在大门边打盹。由于无事可干，安托沙就开始注意一只捕蝇器，观察那些苍蝇怎样在里面死亡。夏天，铺子里的苍蝇成千成万。为了防蝇，铺子里有一整块绿纱从天花板一直挂到地面上，把全部货物都遮住了。但是铺子里的辛香味和糖果味招引着成群结队的苍蝇。人们想出了一个简单的办法来捕捉它们，但这办法说来令人厌恶。在一只装过果酱的大玻璃瓶里倒进半瓶蜜糖水，上面用一块黑面包皮紧紧盖住；在面包皮中间钻个小孔，苍蝇一旦钻过小孔进入瓶内，就再也无法回头——不知怎么一来就淹死在水里了。过了约摸三个钟头，水已经看不见了，只见一大堆泡胀的死苍蝇……

门口出现了一个老顾客——掮客尼科拉伊·斯塔马季奇，甚至跟他最亲近的人也说，他既不是希腊人，又不是俄罗斯人，也不是亚美尼亚人，天知道他是什么路数……

“安德柳什卡，拿杯伏特加来！……”

来了另一个老顾客——希腊人斯基泽尔里，他也要了一杯伏特加，于是，两个朋友就交谈起来了……

一个手里拿着一只肮脏的煤油瓶的女仆走了进来。

“买一斤 [22] ‘加兹’。”

很久以来，乌克兰人总是管煤油叫“加兹”。安德柳什卡接下瓶子，把它称了称，然后动手把煤油从一只大铁桶里倒出来。那个乌克兰女人把头往后一仰，张开嘴，眼睛盯着天平上的指针。这种不信任的态度使安德柳什卡很不高兴，于是他便悄悄地把秤盘往上推动了一下。女顾客付了四个戈比，买到的煤油却不到一斤，可她并没有发觉，就走掉了……克扣斤两，少给尺寸——这不足为奇……安德柳什卡和加夫柳什卡甚至互相争论：他们之中哪一个的欺骗手法更加高明、巧妙。

买主们开始陆续光顾，生意忙起来了：

“买两戈比一斤的盐……三戈比青鱼……一戈比胡椒……四分之一斤大米……三戈比茶叶……”

安德柳什卡和加夫柳什卡带着一本正经的神情张罗着，安托沙则急急忙忙收钱、找钱，把卖掉的货物记在一本划有竖线的狭长本子上。但是数目都很小，不过两三戈比的生意，五戈比的生意不常有。有一回，安托沙满心喜悦、得意扬扬地一下子记下了八十戈比的账。商务法庭的一个官员买了半斤头等烟叶……

继两个老主顾之后，又来了第三个，他也坐下，要了杯伏特加，然后开始对先来的那两个谈论他家厨娘的奇遇。三个人都哈哈大笑，而尼科拉伊·斯塔马季奇还添上一句：

“你，安托沙，别听……你听这种事还太早……”

安托沙窘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他很想说：

“你们别讲我不该听到的话。你们总不能把我的耳朵扯掉啊。”

但是他不敢把这些话说出来，因为老主顾们可能会生气，在他父亲面前告他的状，说他得罪了顾客。突然间，他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赶忙弯下身子，装出在地上找东西的样子，自个儿笑个不停。原来，在三个人谈得正起劲的时候，希腊人斯基泽尔里倏地跳了起来，迅速朝他坐着的那只箱子弯下身去，动手在箱子上摸来摸去。

“怎么回事？”其余的老主顾们问。

“鬼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个东西咬我，好像针刺似的。刺得很痛……”

“说不定是跳蚤咬吧？”

“不，跳蚤不是这样咬的……”

“那么，可能是你家里的孩子们把大头针插进了你的衣服里，也可能是你自己不小心坐到大头针上了……”

“有可能，有可能，”斯基泽尔里同意说，他定下心来，重又坐了下去。“我老婆经常把大头针和缝衣针掉在沙发上……”

在这整个时间里，安德柳什卡始终神情自若，一本正经，没有显出一点儿淘气的样儿。他站在柜台后面，恰好在斯基泽尔里背后，正在想心思。可是他那一本正经的模样更加逗人，惹得安托沙怎么也止不住笑。他知道，安德柳什卡把一枚针安在箱子里面，针上系一根线，站在远处的人只消把这根不易被察觉的线拉一下，那么，针儿就会刺进坐在箱子上的那个人的身体，可是刹那间，它又消失了。……如果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得知了这个恶作剧，哎哟哟，那还不知道要怎么样呢！……

真凑巧，他果真来了。站在门口的加夫柳什卡转过身来通知安托沙：

“老爷子来啦！……”

铺子里所有的人都装出稳重和严肃的神情。安托沙开始读《诗篇》，安德柳什卡着手整理面粉袋，而加夫柳什卡则集中全部注意力，两眼紧盯着行人，不放过一个过路的顾客……

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带着萨沙和其余的孩子们走了进来，站在铺子里的神像前面祈祷。他每天两次上教堂望弥撒，此刻，他的脸上表现出又虔诚又严肃的神情；但是孩子们的面色却十分疲惫。从他们劳累的模样和苍白的脸容可以看出，他们为了灵魂获救，付出了不少代价。他们和父亲一起做了祷告以后，便回家去见母亲，而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则和老主顾们寒暄几句，有点眼热地睨视了一下放在他们面前的酒杯，然后向安托沙问道：

“怎么，开市了吗？”

“开市了，爹。做了一个半卢布的生意……”

“开市比赚钱更要紧，”巴威尔·叶果罗维奇说，一面走到柜台旁边，查看账簿和现金。

安托沙的心怦怦直跳，他担心自己会不小心算错一两个戈比……

“怎么样，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喝点儿吧？”尼科拉伊·斯塔马季奇朝酒杯望了一眼，说。

“时间还早呢，”巴威尔·叶果罗维奇虔诚地推让说，“刚望过弥撒……听神父讲了道……”

“怎么还早？正是用早点的时候……您没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喝了。”

“经您这么一说，我也只好喝啦，”巴威尔·叶果罗维奇让步了，“安德柳什卡，拿四杯伏特加来！”

安德柳什卡急速地向楼下的酒铺奔去。

“爹，我现在可以走了吗？”安托沙怯生生地问道，“我得去准备功课啦……”

“《诗篇》读了吗？”

“读了一点儿……”

“走吧，不过你听着，要好好温习功课，不准淘气，要不然……”

安托沙规规矩矩、一本正经地走出了铺子；但是当滑轮嘎吱作声、通到住房的门砰的一响，当他到了大院子的广阔天地、听到弟兄们声音的时候，他那一本正经的神情就立即消失了。他好似一只长久被困锁在笼里的鸟儿，朝着有声音的地方，朝着广阔的天地飞去。

在商业界，恐怕很难找到比食品杂货铺更能诱使学徒们说谎、偷窃和搞小的诈骗活动的地方了。食不果腹和年轻人的好胃口很自然地促使他们去偷食品和糖果，而老板认为被人偷吃掉一个面包圈、一只甜饼或者一颗胡桃都会使自己受到损失，因此，对这种行为总要严加追究。食品杂货铺里卖的都是零碎东西，可商人却竭力要从每钱食品中获取利润。安德柳什卡和加夫柳什卡很快体会到主人的这种心理，于是就开始在称分量或量尺寸时做手脚，欺骗顾客。起初他们觉得自己做得不错，因为这对主人有利，但后来慢慢地尝到了甜头，就干得花样百出了。他们在做这种手脚的时候没有忘记自己。为了防一手，主人在他们的衣服上故意不做口袋。但是这种办法也无济于事。有时候，主人在夜间进行周期性的搜查时，发现孩子们内容贫乏的箱子里放着盛在罐子里的香油、蛋制香皂和二十戈比的银币。他就怒火中烧，无情地鞭打这两个罪犯。但是使他更为气愤的是，他们在他的鼻子底下偷掉香油和钱币的那种巧妙手段。他大发雷霆。于是连那“主人的眼睛”也不免由于疏忽而挨惩。

“你简直是头蠢猪，坐在铺子里，竟然什么也没看到！”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对安托沙咆哮着，“你应该好好看着！……居然出了这种事，要你们这些畜生坐在铺子里还有什么用……”

巴威尔·叶果罗维奇根本就没有想到：如果他的孩子们不再被迫在铺子里枯坐，不再受指责，不再时刻担心挨揍，不再眼看安德柳什卡和加夫柳什卡为了一点小事而遭毒打，那么，他们会感到何等幸福。后来，安东·巴甫洛维奇曾多次谈到他童年生活中的一件逸事：在他读一年级的时候，和一个同学“交了朋友”，他对这个朋友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

“你在家里时常挨揍吗？”

“我从来不挨揍。”同学回答说。

这使安东·巴甫洛维奇感到惊奇，甚至不敢相信。后来他逐渐长大，注意到周围充满弄虚作假的现象，有一回，他问安德柳什卡：

“你干吗卖东西给顾客时短斤缺两？”

安德柳什卡的眼睛睁得溜圆。

“不这样干怎么成呢？”安德柳什卡回答，“如果给足了分量，老爷子就赚不到钱啦……”

在中学生的脑袋里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于是他便带着这些问题去求教母亲。

“千万不能欺骗顾客，短斤缺两！”叶夫格尼娅·亚科夫列夫娜回答，“要是让你爹知道，他会冒火的……做生意一定要诚实……你把这一点告诉安德柳什卡和加夫柳什卡。”

未来的作家回到铺子里的时候感到安心了，他相信自己的父亲是个绝对诚实的人，而安德柳什卡和加夫柳什卡之所以耍骗术是他们本身有问题。事情也确实如此：巴威尔·叶果罗维奇不允许短斤缺两。但是下述一类事却又与安托沙的信念发生矛盾，使他十分吃惊：有一回，一个五分钟以前买了半斤香肠刚离开铺子的女顾客气冲冲地转了回来，对巴威尔·叶果罗维奇说，她回到家里，把买的东西称了一下，发现分量不足。这个女顾客说的是实话。安托沙亲眼看到安德柳什卡切下一段香肠，把它放在天平上，然后悄悄地用手指把装着砝码的秤盘往上轻轻推了一下。可是，使他大吃一惊的是，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并没有向受骗的女主顾道歉、满足她的要求，而是以独特的方式维护自己铺子的信誉。

“我们铺子里称东西一向分量准足，太太，”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回答，“这不是我们这里出错，而是您那儿有问题。是您家的秤不准。也说不定您在家里切下一块香肠，把它吃掉了？”

女主顾起而反驳，她的话说得很尖刻，后来变成激烈的抗议。而这一切仅仅为了少得可怜的一小块香肠，价值连四分之一戈比都不到。可是在这种场合，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却坚持自己的原则。

“这儿损失半戈比，那儿又损失四分之一戈比，加起来，说不定就是一枚十戈比银币。十戈比的银币不是可以白白到手的……要爱惜，积少成多嘛……”

巴威尔·叶果罗维奇本人无疑是个诚实的人，他一生都认为自己做生意老老实实，不耍滑头，他始终怀着这个信念直到去世……

三

有一件事使安托沙感到特别惊讶，后来长久地保留在他的记忆里。夏天，叶夫格尼娅·亚科夫列夫娜为一家人缝衣服，有一回，她照例坐在一架简陋的加乌牌老式缝纫机旁边缝衣服。安托沙坐在她身边读书。他已经从二年级升到了三年级。巴威尔·叶果罗维奇满脸愁容地走了进来，告诉她说：

“唉，竟会出这样的倒霉事：装橄榄油的桶子里掉进了一只老鼠。”

“呸，真叫人恶心！”叶夫格尼娅·亚科夫列夫娜嫌恶地啐了口唾沫。

“桶子里有二十多普特 [23] 油呢，”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继续说，“他们夜里忘记盖上盖子，那只可恶的老鼠就掉进去了……今天走进铺子，看到它浮在上面……”

“你啊，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劳驾不要让我们用这种油做菜了……你知道，我多么恶心……”

巴威尔·叶果罗维奇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就走了出去，丢掉二十普特上好的加利玻利油，那损失太大啦。这是地地道道的优质油，既可食用，也可点灯。在过去那个年代，还不兴用仿制品，从原油中提炼出来的矿物油尚无人知晓。大宗的橄榄油用帆船从土耳其和希腊运来，它的味道和法国的上等橄榄油不相上下。这种油成桶地运来，每桶四十维德罗 [24] 或二十维德罗，在整个俄国南方用作食物油，一再获得大家的好评。现在无论出多少钱都买不到这种油了：市场情况起了变化，以假乱真的活动也盛行于希腊和土耳其……

该怎么处理这掉进一只老鼠的油呢？不能把它丢掉；不能为一只可恶的老鼠而受到巨大的损失！……

现在的商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很简单：他只消抓住老鼠的尾巴把它拖出来，然后往远处一扔，自己绝口不提这件事，而且严禁学徒们声张。事情就此了结，谁都不会知道。但是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却不这样做。宗教感情和不愿意受损失的愿望促使他采用另一种方法。他稍稍考虑一下，得出了如下的结论：老鼠是不洁的动物，但是橄榄油却丝毫没有变质，它不过是“沾上了污秽”，而这里的所谓“污秽”与一首祈祷文里所说的“要除掉诸般的污秽”中所用的这个词意义完全相同。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对圣经十分精通，知道有一种可以禳除一切“污秽”的“求洁净”的祈祷。这种祈祷足以恢复橄榄油的声誉。就在这一天，安德柳什卡跑遍各个熟悉的主顾家，千篇一律地说：

“巴威尔·叶果罗维奇要我代为向您问候，并且请您在星期天赏光到铺子里来一下。到时候要为橄榄油做‘求洁净’的祈祷。”

“什么‘求洁净’的祈祷？干吗要‘求洁净’？”主顾们感到惊奇。

“一只死老鼠掉在油里了。”安德柳什卡天真地说明。

“那么你们还想把这油卖给顾客吗？你去告诉老板，我以后再不在他那儿买东西了。”

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对这出乎意外的回答感到吃惊。可是“求洁净”的仪式还照样进行。

仪式很庄重。铺着雪白的桌布的柜台上放有两尊圣像：一尊是铺子里的圣像，没有金属的衣饰；另一尊则是从家中神龛里请来的，上面有镀银和镀金的衣饰。在圣像前面最显眼的地方摆着一只汤钵，里面盛满“沾上了污秽”的橄榄油。汤钵的两侧各放着一大堆切成片的法国面包，当地人管这种面包叫“法兰佐利亚”。在钵子和圣像中间有一只小小的铜烛台，上面插着一支大蜡烛。铺子里收拾、打扫、擦抹得干干净净。那些装面粉、小米和麦米的袋子都经过精心的整理，里面的货物装得像小山那样高，样儿显得挺美观。安德柳什卡和加夫柳什卡穿着节日的衣服，对他们来说，这衣服早就嫌小了，因为它们还是两年以前缝的，每逢重大的节日才穿。巴威尔·叶果罗维奇身穿黑色大礼服，孩子们则穿簇新的中学生制服和衬衣。一家人都到齐了。来了两三个被邀请的人。他们来此纯粹是出于好奇——想看看，就像他们后来所说的那样，“事情怎么发展，如何了结”。

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的神情庄重而虔诚。他带着心惊胆战的孩子们刚望完晚弥撒回来，就立即在铺子旁边的一间屋子里准备点心，在那些需要加作料的腌制菜肴上浇满“沾上污秽”的橄榄油。

午后十二点多钟，大教堂的大司祭费多尔·波克罗夫斯基带着助祭乘自备的四轮马车来了。把他请来有两个原因：首先因为他是大司祭，而且是大教堂的大司祭；其次因为他是中学里的神学教师。（连这一点也考虑到了！）费多尔神父斜眼瞧了瞧周围的布置，特别是那只盛油的钵子，接着就穿上法农，开始祈祷。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带领孩子们唱起了赞歌，一面庄重而又激动地指挥着。祈祷完毕，大司祭又读了禳除污秽的祷词，然后掰下一小块面包，在油钵子里蘸一下，带着明显的厌恶神情吃下去。巴威尔·叶果罗维奇跟着这样做，并且迫使孩子们也举行这一套仪式，随后邀请众人说：

“请吧，先生们，现在橄榄油已经干净啦……”

但是没有人动一下。

铺子里的人把禳除了污秽、变得干净的橄榄油倒进大桶，甚至还摇晃了一下，随后好客的主人就邀请大家用点心。大司祭费多尔神父一向喝酒很有节制，可是这一次却喝得挺起劲，大概是为了要把想到老鼠而恶心的感觉压下去。其余的客人也不谦让，但是他们仿佛事前商议好了似的，大家都竭力避免去吃那上面浇了橄榄油的冷菜，尽管巴威尔·叶果罗维奇不止一次地问：

“你们怎么不吃啊，先生们？那油现在已经禳除污秽，变得干净了……”

仪式结束以后，大家都走散了，有的步行，有的乘车，但是使巴威尔·叶果罗维奇感到惊奇和困惑的是，自此以后，铺子里的生意就一落千丈，至于橄榄油，则根本无人问津。甚至还出现了十分可悲的事。有个厨娘来买鲱鱼，手里还拿着一只瓶。

“您瓶里是什么？”巴威尔·叶果罗维奇问。

“橄榄油。在你们隔壁季托夫的铺子里买的。”

“为什么不在我们这里买呢？您以前一直是在我们这里买的……”

“你们的油不干净：里面有老鼠……”

这使铺子的主人懊丧起来。在他的内心深处开始产生疑问：他的虔诚是否使他吃了大亏？更其使他难受的是，他时常会在顾客中间碰到那些喜欢抓住一切机会冷嘲热讽的人。比如说，有一位来买二十五戈比一瓶的桑托林酒的先生这样挖苦道：

“这酒里没有旁的什么动物吧？喔，很抱歉，我可是忘了：你们这里刚不久还有老鼠在油里游泳呢……”

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只能忍气吞声，此后就不再提那禳除污秽的仪式了。有一次他试着说服一个在他铺子里赊账购货的商务法庭的官吏，但是却得到了严厉的答复：

“您卖这种油该受法庭审判，叫你不敢再拿这种肮脏的东西害人……”

“您可别那么想，大司祭神父亲自为这油做了‘求洁净’的祈祷。”

“这种亵渎行为连神父也得受到惩处。大司祭本该具文报告主教……”

“这样说来，您连上帝也不信啦？”

“信不信上帝，这是我的事；但是我决不会请人喝浸过老鼠的酒。要是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写封信报告医务署，到那时候，您才会明白，像您这种渎神行为会得到什么样的报应……”

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害怕了，一连几个晚上没有睡安稳。他不知道什么叫医务署，只是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它的各式各样的惩处……

可是事情很快就回复到过去的常轨。过了几个月，那个虔诚的故事逐渐被人忘却，生意又恢复到常态。可是，直到巴威尔·叶果罗维奇以及安德柳什卡和加夫柳什卡向每个顾客赌咒发誓地申明，他们最近刚从瓦利亚诺那儿买来一桶最新鲜的橄榄油，并且连油桶也拿出来示众——直到这时候，那倒霉的橄榄油才算有了出路。后来，这可疑的油慢慢地脱手，几乎销售了整整一年时间……

安托沙目睹这一不光彩事件的来龙去脉，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始终想不通，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究竟为什么要干这种不仅使自己在经济上蒙受损失，而且引起众人议论纷纷的蠢事。只有一点毋庸置疑：巴威尔·叶果罗维奇本人对“求洁净”的祈祷的力量和作用怀有牢固的信心。可是他却忽视了群众十分自然的厌恶情绪。

“如果我父亲能够按诚实的原则经商，那就好了！”安东·巴甫洛维奇成为作家以后，屡次说。“这样，他的生意就会兴旺发达！——就不会发生破产的事了。这都得归咎于他眼光狭窄，贪小失大——”

巴威尔·叶果罗维奇最终当真因商业失利而破了产。他的铺子每年都亏损，可是他并没有正确地分析原因，也不想把铺子来一番整顿，以取得主顾们的信任。他认为亏损的原因是由于他家人口多，开销大。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谈。

安·巴·契诃夫，1875年

四

安东·巴甫洛维奇每天在学校和杂货铺之间来回跑，有机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人物，其中有不少人对他以后的创作是有用的。他以卓越的技巧描绘了童年时代见到的许多人物。希腊人迪姆巴（《结婚》）的原型是那些从早到晚待在巴威尔·叶果罗维奇铺子里的老主顾之一。他只是没有去写阿索斯山 [25] 的修士们，这多半是由于受检查机关的限制。可是，这些修士是从他童年时代起就印入他脑海的有趣人物。他记得其中的两个：费奥陀西伊修士和费拉列特修士，前者本是个庄稼汉，后者就是在当了修士以后还保留着退伍的尼古拉时代士兵的粗暴特征。他们作为阿索斯山的使者，每年来塔甘罗格两次。他们住在修道院的帆船上。

当时，俄国各地都在为“圣阿索斯山”募捐，这种募捐没有任何正式手续，而在塔甘罗格，捐款都汇集在一个专门的代理人——非宗教人士手里。募捐的手续很简单：阿索斯山上的修士们坐在修道院里，从那儿向俄国各地（地址由代理人提供）的“爱神的奉献者们”寄送封上口的信件，信中装着一个印在一小块细棉布上的小圣像，表示“圣阿索斯的祝福”，并附有一份呼吁书，号召大家尽力捐款，以求修道院“永远为他们的灵魂祈福”。有不少天真的人相信修道院真会永远为他们祈福，于是大量的奉献便流进了代理人之手，数额是如此之巨，以致修道院每年一次在通航期间派自己的船只前来收取。

费奥陀西伊和费拉列特修士到了俄国以后，暂时忘记了严酷的阿索斯山上艰苦的生活，他们的行动有点儿违背修士的誓言。这两个人的性格完全相反，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彼此不可调和的仇敌。说不定，修道院派他们两人一起乘船到俄国来，正是为了要让他们互相监督。他们两个人都经常到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的铺子里来，有时候甚至在那儿住上几天。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两人的行为都规规矩矩，断然拒绝别人请他们喝酒和吃菜。但是，当他们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暂时分开的时候，那就会出现十分滑稽的场面。

“巴沙 [26] ，给我一杯桑托林酒吧，好在此刻费拉列特不在，”费奥陀西伊神父对巴威尔·叶果罗维奇说，“在我们修道院里，这时总是给葡萄酒喝，好让我们的肚子舒服一点、精神振作起来。”

费拉列特修士也同样如此。他在喝酒以前，先朝四周张望一下，然后说：

“乘费奥陀西伊不在，快拿白酒来……”

“当着费奥陀西伊的面，难道您就不能喝酒吗？”大家问他。

“费奥陀西伊专爱告密！”费拉列特回答得很简短。

如果有人向费奥陀西伊修士提出同样的问题，那么后者就会使劲摇头，闭上眼睛，极端秘密地告诉人家：

“他是个挑拨是非的坏蛋，简直坏透了……如果修道院里有人搞鬼，大伙儿就知道，准有费拉列特的份……罪孽啊，圣母……魔鬼的诱惑……”

费奥陀西伊神父来到铺子里，一连几个钟头坐在那儿喝桑托林酒；在他喝酒的时候，喜欢讲述阿索斯山上的事。铺子里的几个常客和安托沙是他的老听众。

“在阿索斯山上真像在天国一样，”他说，“在那儿，一切都不同，都要好得多。就拿阿索斯山上的胡桃来说吧。你吃吃看，安托沙，有多甜啊……简直是糖，而不是胡桃……真是甜到心里去了……”

安托沙吃了胡桃，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费奥陀西伊修士也吃了三四粒，就要求说：

“安托沙，给我拿个甜饼来，我嘴里发苦……”

铺子里的常客们喜欢和费奥陀西伊神父争论，这时候，就有一个常客找他的茬儿：

“您是怎么搞的，修士，刚才说阿索斯山上样样东西都像蜜那么甜，而这会儿您却要吃甜饼来解苦了？”

“这是因为我此刻有点不舒服，可是在我们那儿，样样东西确实像蜜那么甜。”修士丝毫也不感到困窘。

“你们那儿是怎样为已故的捐款人永远祈祷祝福的呢？”常客们继续问。

“是这样的：如果你捐了款，那我们就把你的名字写进本子里，永远为你祈祷祝福。这种本子在我们那儿多得不计其数，占满了两间地下室，从地面一直堆到天花板。有些本子甚至陈旧得霉烂了……在做奉献祈祷时，有十个修士站在圣障中门前，打开本子，开始念：安娜、玛尔法、尼基福尔、米特罗方……如果你的名字也在里面，那就会念到你……直到永远……”

“能把许多人的名字都念到，为他们的灵魂祈福吗？”

“尽量念得多……”

“那些放在地下室里已经霉烂的本子怎么处理呢？”

“那些本子上写到的捐献人，上帝会在天国亲自为他们祝福的。”

“可见你们都是些骗子手！”常客觉得触到了修士的痛处，心满意足地断定说。“您从我那儿拿了钱，说是要永远为我祝福祈祷，可是我却在您那儿烂掉了……我的钱白白丢掉，我的灵魂也完蛋了……你们真是些骗子手……”

费奥陀西伊修士被难倒了，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修士是世界的光明！”他突然脱口而出，“没有修士，世界就完蛋了。”

“我们不去管光明不光明，反正你们是骗子手。”常客坚持说。

“修士是砥柱！”费奥陀西伊继续说。

“柱子多的是！您瞧，连路灯下面也有柱子。”常客取笑说。

“修士是明灯，”费奥陀西伊气急败坏地说，“他给你们大家照亮……”

“好一盏明灯！”对方揶揄说。“到这儿来喝伏特加，喝葡萄酒，把肚子撑得饱饱的……”

“胡说！”费奥陀西伊修士声音嘶哑地说，“修士有着天使的地位。他表现了克制和节欲……”

“你当着我们的面已经喝第四杯桑托林酒了，怎么还能说是节欲呢？……”

“喝第五杯又怎么样呢？”费奥陀西伊修士生气了，“你既是个蠢人，就闭上你的嘴！”

“好吧。我愚蠢，但是个诚实的人；你聪明，却是个骗子手……居然想出了什么永远祈祷祝福的花样……”

“如果我是骗子手，那你就是蠢瓜蛋。你说出这种话来，在末日审判时定会得到报应……”

费奥陀西伊修士说得唾沫四溅。常客们一起哈哈大笑。安德柳什卡和加夫柳什卡也笑了起来。只有安托沙一个人强忍着没有笑出来。他感到修士已被逼得走投无路，这不禁使他动了怜悯之心。

“怎么，修士，你没话可说了吧？”得意扬扬的常客还是缠住他不放，“居然谈到末日审判啦……”

费奥陀西伊修士不知所措地朝四周环视着，好像在求人庇护，接着，他仿佛突然得到了上天的启示，咕咚一声向冒犯他的人跪了下来。

“看在上帝分上，宽恕我吧……我是个罪人，使你受到了诱惑……”

这时候，那个常客感到狼狈不堪，甚至吃了一惊。

“你怎么啦，你怎么啦，费奥陀西伊修士！”他喃喃地说，“干吗跪下来？……我们不过是随便谈谈罢了……”

修士站起来，用得意的目光朝众人环视了一下：他胜利了，而且是按修士所应该做的那样，用以柔克刚的办法来制胜的……

“安托沙，吩咐他们再来一杯桑托林酒，我们别再争下去啦。”他用和解的口气说。

酒拿来了。可是这当儿，费拉列特突然出现在门口，朝酒杯投来可怕的、大兵的目光。

“我们正在……那个……赞美上帝……赞美上帝，”费奥陀西伊修士含含糊糊地说。

“我看到你们在赞美上帝，”费拉列特修士猝然打断费奥陀西伊的话，“给我也拿酒来。我有什么地方比费奥陀西伊差呢？！”

学徒也给费拉列特修士端上了酒。那个常客和他谈了起来。

“费奥陀西伊神父说，你们阿索斯山上……”

“撒谎！”费拉列特神父没有听完，就打断了对方的话。

“说你们阿索斯山上日日夜夜祈祷……”

“满嘴谎话，”费拉列特修士不让对方把话说完。

“说你们从早到晚，不停地祈祷……”

“撒谎，全是谎话……”

“在整个土耳其，只有你们阿索斯山上才准许打钟，是吗？”

“撒谎，撒谎，撒谎……全是谎话……费奥陀西伊老是撒谎……”

“这不是费奥陀西伊修士说的，是我从书上看到的……”

“如果是从书上看到的，那就没错……”

费拉列特神父也喝下几杯桑托林酒，他肝火挺旺，谈话进行得断断续续，他说：他那儿的人都撒谎。全世界的人都撒谎。除此以外，他就没有别的话了。从他的话里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他一个人不撒谎。他感到脑袋发晕，就站起来，向门口走去。

“你此刻到哪儿去，费拉列特修士？”常客们问他。

“到港口，上船去。我们船上马上就要开始通宵祈祷啦。”

费拉列特神父没跟任何人道别就走了。接着，费奥陀西伊修士也站起身来。

“我也要到船上去祈祷了！”最后，他下决心说。“今天我们要举行隆重的通宵祈祷。赞美诗打动人心……你站在那儿听，就好像在天国里……”

修士感动得叹着气，走掉了。过了一会儿，常客们相继离去。铺子里显得空荡荡的，安托沙便专心致志地读起马因里德 [27] 的小说来了。不久，巴威尔·叶果罗维奇来到铺子里。

“您不在的时候，费奥陀西伊修士和费拉列特修士来过了，”安托沙报告说。

“你拿什么东西招待他们呢？”巴威尔·叶果罗维奇担心地问。

“他们喝了桑托林酒……”

“喔，那好。现在他们在哪儿？”

“到港口他们的船上去做通宵祈祷了。费奥陀西伊修士说，他们今晚要念非常动人的赞美诗呢……”

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的脸上现出惋惜的神情。

“我没碰到他们，太遗憾了，要不然，我跟他们一起去了……我早就打算到他们船上去参加祈祷……他们那儿的祈祷式打动人心……按照阿索斯山上的规矩……是不是去一趟呢？”

巴威尔·叶果罗维奇陷入了沉思。这时候，把安托沙带大的老保姆走进了铺子。

“安托沙，妈妈叫你呢，”她对他说，随后，等安托沙走了以后，她便转向巴威尔·叶果罗维奇：“我们家出了件怪事，巴威尔·叶果罗维奇。我特意跑来告诉您……您把两个修士带到屋子里来吧，这样太丢人啦：两个人喝醉了酒，天知道睡在什么地方——一个挤在鸡棚里，另一个呢，在马房里，就在那儿睡着了，和旁边的马只隔着一道栏杆……”

“这怎么可能呢？！”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吃了一惊，“他们今晚要在船上做通宵祈祷呢。”

“还做通宵祈祷……真丢人……说真的，带他们进屋来吧……上帝保佑，千万别让人家看到才好……”

保姆走了，但是过了一分钟，安托沙微笑着，走进来了。

“费奥陀西伊修士和费拉列特修士在我们院子里做通宵祈祷呢，”他说。

“不管你事！傻瓜！滚开！”父亲对他大发雷霆，接着就独自沉思起来……

“您干吗骂人啊？”安托沙感到委屈，抗议道。

“这是人类的敌人在作怪，在诱惑他们，而你还要发笑。修士每走一步路都会受到诱惑。你读一下圣徒们的言行录，就会知道……指责他们是不应该的，而且是有罪的。”

安托沙逐渐成长起来，明白了许多道理，这样，他就越来越感到铺子里的买卖令人生厌、不堪忍受。在中学环境的影响下，他的头脑里开始出现了另一些概念和兴趣。有些过去没有的精神上的需要慢慢露头了。他向往自由，向往独立，渴望保卫自己的权利。这一切与父亲和铺子对他的要求是完全抵触的。

巴威尔·叶果罗维奇铺子里的买卖不是逐年，而是逐月清淡了。他有了竞争的敌手，此人在大路对面的角子上开了一爿同样的铺子，那儿货物的价钱比较便宜；而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又自不量力，轻举妄动，赊账进了大量葡萄酒，这批货十年之内脱不了手；再加上其他这一类的失误，于是生意受了亏损，弄得不好就会破产。一定得寻求出路，以摆脱目前的困境。结果，出路找到了，——又是可怜的安托沙倒霉……

在塔甘罗格敷设了铁路，这就很自然地改变了当地的商业秩序。用犍牛运输粮食的情况立即大大地减少了。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的主顾——运粮食到此地来的乌克兰农民也随之减少。人们被铁路吸引过去了。

一所石造的车站在市郊建成了。在车站附近的空地上立即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市场，近处的房主们把他们的板棚修建了一下，作为营业的场所，在那儿开设小酒店——这些酒店一家紧挨着另一家，但是并不怕竞争。现在所有的商人都不再把希望寄托在乌克兰农民身上，而是寄托在火车乘客们身上了。

在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的头脑里也萌发了这样的念头。

“到火车站去上火车的乘客看到食品杂货铺，就会顺便走进去，买点儿什么，”他心里盘算着，“坐火车到这儿来的乘客下了车，看到铺子，也会顺便到那儿看看，买点东西……”

这个想法使他如此高兴，以致他没有多加考虑，也不打听一下情况，就在一爿小酒店旁边租了一间板棚，把自己铺子里的货物运了一部分到那儿去——开设了一家新铺子。

派谁到那儿去做买卖呢？不能叫安德柳什卡和加夫柳什卡去，因为他们要偷东西，对他们必须监视。事情很清楚，只能把新铺子的买卖托付给自己的孩子们——萨沙和安托沙。

这时候，两个不幸的中学生刚考完试，萨沙升到六年级，安托沙升到四年级。他们都指望在假期里休息一下，可是他们的打算落空了。两个中学生被迫在新铺子里做完祈祷，然后束手无策地坐在小酒店隔壁招揽生意。萨沙——他的上唇已经开始出现茸毛，——以一个中学五年级生的英雄气概，声称要去弄一把手枪自杀；而安托沙只是绝望地悲叹着：

“上帝啊，我们这些人多么不幸！同学们假期里都在休息，去游泳或者钓鱼，晚上在公园里听音乐，可我们呢，就跟苦役犯一样……”

可是，不论是萨沙的威胁还是安托沙的绝望都无济于事。苦役犯一般的生活终于开始了。按照惯例，他们得清早五点钟起床，要到将近半夜才打烊。但是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却不了解，也没考虑过他加在孩子们肩上的负担有多重，而且相反，他还乐滋滋地搓着手，对叶夫格尼娅·亚科夫列夫娜说：

“感谢上帝，连孩子们也能帮忙啦！如果生意好的话，我让他们停学，留在铺子里干活。”

“上帝保佑，千万别这样！”叶夫格尼娅·亚科夫列夫娜双手一拍，说。“我怎么也不答应让孩子们停学！你如果这样做，我就要向上帝申诉……”

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的打算不过是空中楼阁，这在一开始就显露出来了。乘客们很难抓住，他们下了火车，就朝别的方向走去。每天晚上，精疲力竭的孩子们交给父亲的不是成堆的金币，而只是一个半或者两个卢布，能有三个卢布，就很稀罕了。简单的算术就能说明，这样的收入连铺子的租金都无法支付；但是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却一意孤行，始终抱着幻想。萨沙和安托沙苦苦哀求，不要再让他们去白白受罪了，而他却回答说：

“往后会好起来的。顾客们对我们的铺子还不熟悉……”

安托沙号啕大哭，而萨沙则声称要同时用二十种办法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他们好歹挨到了八月。两个少年消瘦多了，暑期结束回校的时候，他们不仅没有休息过，而且相反，整个夏天都搞得疲惫不堪。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只得让铺子停业，着手结账。唉，真糟糕！做了亏本生意。光是两盏灯用的煤油一个夏天就花掉了三十卢布，而剩下的少得可怜的进款都付了租金。

“您干吗折磨我们整整一个夏天？一开头就明摆着非亏本不可，而你干吗不让我们好好地过个暑假？”萨沙知道结果以后，激动地说。

“这是因为你们不会做生意，”巴威尔·叶果罗维奇说，“如果你们真想帮助父亲的话，那么我们的买卖就不会搞成这样了……你们干吗白白浪费煤油？”

“我们可不愿意这样做，是您自己非要我们过了半夜才打烊……”

“你们可以把灯火捻得小一点嘛，只要有一点点亮光就行；等到有主顾来，再把火捻大……没话可说，你们都是些蠢猪……”

巴威尔·叶果罗维奇有他自己的逻辑。

但是，亏掉血本的生意不能长久维持下去。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只得将铺子收掉，但不无东山再起的企图。他把剩下的很少一点货物搬到市场上的新铺子里去卖，但他在那儿也不走运。他只得把生意完全停下来。大哥萨沙中学毕业后进了莫斯科的一所大学，接着，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带了仅剩的很少一点钱也去莫斯科，而且把家也搬去了。

安东·巴甫洛维奇留在塔甘罗格读中学。从这时候起，他才开始过新的生活，感到松了口气：他不再需要胆战心惊地练习合唱，在教堂的唱诗班里用嘶哑的声音唱赞歌，也不需要待在那个使他厌恶的铺子里，经常感到精神压抑，苦恼不堪。当已故的作家回忆起这一切的时候，总是难过地说：

“我小时候没有童年生活……”

安东·巴甫洛维奇听觉不很灵敏，嗓子根本就不好，胸部也不结实，后来他害了那种导致他过早离开人世的疾病，就证实了这一点。尽管如此，命运却迫使他在中学三年级，几乎到四年级为止，一直干着在唱诗班唱歌的苦差使。当已故的作家成年以后，忆起那些年被迫唱歌的情景，曾不止一次地说：

“我小时候没有童年生活……”

安东·巴甫洛维奇是在下述情况下参加唱诗班的。

作家的父亲巴威尔·叶果罗维奇从童年起就热爱教堂里的宏伟气派，热爱望弥撒，特别是唱赞美诗。他年轻时住在乡下的时候热衷于上乡村教堂，在本地的乡村神父那儿学会了按照乐谱拉小提琴和唱歌。在乡下教堂里望弥撒的时候，他站在唱诗班的席位上唱赞歌，读赞美诗。后来，他的父亲——作家的祖父——把他从乡下带到了塔甘罗格，送到当地的富商柯贝林那儿去当学徒。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经过从学徒到“小伙计”，再到店员的严格训练，在三十岁的时候，于塔甘罗格开设了自己的食品杂货铺，并且娶了亲。巴威尔·叶果罗维奇摆脱了严厉的主人——柯贝林的监督，觉得自己独立和自由了。这种自由使他有可能随时去教堂，尽情地在那儿歌唱。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结识了本地教堂的神父们，开始在唱诗班席位上和司事们一起吟唱圣诗，后来又碰上偶然的机会，做了好几年大教堂合唱队的指挥。他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从不放过一次彻夜祈祷、早祷或晚祷。每逢大节日，他总是坚持望两次弥撒——早弥撒和晚弥撒——午饭以后还去做晚祷。

在他看来，最理想的宗教仪式要数阿索斯山上各修道院里举行的仪式了（这仪式的种种情况是那些从阿索斯山上来的修士们告诉他的）。在那些修道院里，所有的赞美诗都唱得“缓慢从容，明白清晰，不漏字句”，而且，拿彻夜祈祷来说，从晚上六点开始，要到翌晨六点才结束。只要有可能，他总是竭力遵照这种理想的仪式行事。在彻夜祈祷的时候，他走上司事们所在的合唱队席位上，津津有味地诵读着六首赞美诗和圣诗，而且拖腔拖调，以致神父屡次从祭坛上要求诵读者“加快速度，不要慢慢腾腾，拖拖拉拉”。在指挥大教堂合唱队的时候，他把唱歌的时间拖得很长，引起信徒们的抱怨，他们曾不止一次地当即在教堂里向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的妻子——叶夫格尼娅·亚科夫列夫娜——提出请求：

“叶夫格尼娅·亚科夫列夫娜，请您去跟您丈夫说说，这样拖拖拉拉可真受不了。在别的教堂里，弥撒早就结束了，可是我们这儿却还在唱‘我信’……”

但是不论妻子的劝说还是信徒们的抱怨都无济于事。他坚持要“缓慢从容”，每次总是拿阿索斯山的修道院作为典范。

“那是在阿索斯山；可我们不是修士。”信徒们反驳道。

“不过那场面真是壮观！”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固执己见。

虽然如此，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做了三四年大教堂唱诗班的指挥之后，终于明白自己不能不把这位置让给别人。这究竟是由于教徒们对他不满，还是他和神父们发生口角造成的，那就说不准了。也可能是由于他经常离开铺子、去练习合唱或望弥撒，致使营业受到损失的缘故。

不过，说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具备艺术家的素质，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在他不再当大教堂唱诗班的指挥以后，他就感到好像缺少了什么，他不能满足于和司事们一起在唱诗班的席位上咏唱。艺术家的天赋和对歌咏的热爱折磨着他，使他不得安宁。巴威尔·叶果罗维奇被迫停止了两三年活动以后，就打算把一些业余爱好者组织起来，成立他自己的合唱队。他的这个愿望实现了。无论哪个城市，特别是在外省的城市里，总有不少爱喝宗教歌曲的人，他们不论在什么地方唱都乐意，只要让他们加入唱诗班就行。在塔甘罗格也有这样的志愿爱好者。他们都是本地的铁匠，这些人身体健壮，肌肉发达，目不识丁，但是敬畏上帝，嗓子响亮，热忱非凡。他们聚集在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周围，把他当作中心。他们一共有十个或者十二个人。他们白天给马匹钉上铁掌或者在乌克兰农民的大车轮子上安装铁轮圈，而晚上则在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的铺子里集合，练习合唱。

他们的热忱确实惊人。大家知道，干铁匠这一行很辛苦：整天站在炉子和铁砧旁边挥着沉重的头，可不简单啊。铁匠干完一天活，体力已经消耗殆尽，感到疲惫不堪了。何况铁匠铺又在城外，距离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的铺子至少有三俄里 [28] 。但是这丝毫难不倒这些志愿爱好者：不管天气如何，每逢规定的日子，他们总是在晚上十点钟准时集合，一直要放开嗓子唱到深夜十二点；又加上当时在塔甘罗格既没有马路，又没有路灯，这些合唱队员们不得不踩着可怕、泥泞的土道摸黑回家；从上述种种情况来看，就应该承认，他们对合唱的热爱实在非同凡响。

这个“热忱”的志愿唱诗班时常到各个教堂里去，每逢望弥撒、举行祈祷仪式、做晚祷和彻夜祈祷的时候，便在巴威尔·叶果罗维奇指挥下，合唱圣歌，从来也不拿一个钱报酬。虽然他们的合唱说不上优美和谐调，但是教区各教堂的神父和长老们都觉得很满意，因为他们可以不必拿出钱来组织教堂专用的、有报酬的唱诗班了。这样一来，就皆大欢喜。

整个唱诗班都用男子粗哑的嗓音歌唱。他们之中没有人唱童低音和童高音。在所有的铁匠中间，只有一个叫作亚科夫·尼古拉耶维奇的中年汉子用颤抖的假嗓音唱童高音。对这个唱诗班怀有敌意的人（这种人是存在的！）恶毒地挖苦说：这个唱诗班不是在唱歌，而是在用头敲打铁砧。

巴威尔·叶果罗维奇自己也明白，在他的唱诗班里缺乏悦耳的童低音和童高音。不过，命运使他摆脱了困境。他的孩子们逐渐长大了，——于是他不假思索，也不考虑他们的嗓音如何，就断然命令他们加入唱诗班。两个大孩子唱第一和第二童高音，而第三个刚进中学一年级的孩子就只得唱童低音。

这第三个孩子——唱童低音的小歌手——就是未来的作家安东·巴甫洛维奇。

这对可怜的安托沙来说简直是受罪，当时他还是一个刚长大的孩子，胸部发育不足，听觉有点迟钝，嗓子也弱……他在练唱的时候流了不少眼泪，这些一直进行到深夜的练唱也夺去了他童年时代许多甜蜜的梦。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对待一切与宗教礼仪有关的事总是认真、严格、一丝不苟的。逢到大节日做晨祷需要唱诗的时候，他在深夜两三点钟就把孩子们叫醒，不管天气如何，总是把他们带往教堂。有些好心人劝告他，说剥夺孩子们必要的睡眠对他们的健康有害，而迫使他们把胸部和嗓子搞得过分紧张简直是一种罪过。可是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的看法完全不同，他真诚而又自信地说：

“为什么在院子里奔来奔去、大声嚷嚷对他们的健康没有害处，而在教堂里唱圣诗倒反而有害呢？在阿索斯山的教堂里，唱诗班的孩子们整夜读经和唱诗，可他们并没感到有什么不舒服。在教堂里唱诗只能使孩子们的胸部健壮起来。我本人从年轻时候起就参加唱诗班，感谢上帝，我的身体挺结实。侍奉上帝从来不会对健康有害。”

应该为巴威尔·叶果罗维奇说句公道话：他对自己所说的一切是深信不疑的。他确信人死后要到另一世界，确信他的孩子们每次去望弥撒或者彻夜祈祷、合唱赞美诗，都能使他们越益接近上帝，为他们将来进入天国预作准备，而他们由于练习合唱而熬夜所受的苦“都会在那个世界里获得报偿”。至于他自己，作为孩子们的父亲，对上帝负有义务，必须教导他们从小虔敬和热爱教会。他把这称为“给孩子们指明方向”，不过他这样做还有另一种用意——为了他所花的这番心血，他本人将来也可以在天堂获得一席之地。

当时，中学里的教育制度还是托尔斯泰 [29] 的那一套，学生们负担很重，甚至低年级也得学大量的拉丁文。安托沙通常在下午三点多钟放学回家，又饿又累，吃过午饭以后立即着手在家里或者铺子里准备功课，他差不多每天都到铺子里去，巴威尔·叶果罗维奇要他到那儿去学会做生意，而主要的是负起“主人的眼睛”的职责。到晚上九点光景，他感到疲惫不堪，身心交困的孩子急需休息。但是在练习合唱的日子，就根本别想休息。铁匠们一到，就会有人到孩子们的卧室里来传达命令：

“爸爸叫你们去练习合唱！……”

练习合唱是在一个和铺子相连的大房间里进行的。铁匠们围着一张圆桌子坐下来，有的坐在凳子上，有的坐在装肥皂或者硬脂蜡烛的箱子上。昏昏欲睡的中学生们也在这样的家具上坐下来。巴威尔·叶果罗维奇拿起小提琴——他“按老规矩”不是把小提琴紧贴在下颚上，而是在左胸上，——于是大家便开始练习合唱。在歌手们面前放着翻开的乐谱，但这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因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识字，每个人都不用乐谱，而是“凭听力”歌唱，歌词全是硬记的。对他们来说，乐谱中的哆、咪……空有其名、毫无用处，而升半音符号和降半音符号是吓人的玩意儿。有时候男低音和男高音唱得不合调，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就会失去自制力，气冲冲地喊起来：

“您怎么啦，伊万·德米特里奇，乱唱一气吗？瞧瞧乐谱，那儿有个升半音符号！……”

“您可是知道的，巴威尔·叶果罗维奇，我不识字！”铁匠不好意思地为自己辩解说，“您最好在这个地方再演奏一下给我听……”

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开始气恼地拉奏起来。铁匠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但是反应比较迟钝。而时间在流逝。安托沙的眼睛早就睁不开了，脑袋发沉，但是他不敢去睡觉。等到半夜时分，当歌手们好歹唱会了《普世荣耀》或者《救主圣殿》之后，互相道别、分道扬镳的时候，安托沙简直没有力气爬到床上。有时候，衣服没有脱就睡着了。他的两个哥哥也一样……而第二天早晨七点钟，他们又得起身上学去。

他们主要是在修道院或者“王宫”里唱诗。

这修道院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所具有历史意义的教堂。它好像属于耶路撒冷教区管辖，其中的神职人员是从耶路撒冷派来的，包括一个希腊的修士大司祭和几个希腊修士司祭和助祭。那时举行祈祷仪式时用的是希腊语。大家知道，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生前的最后几年 [30] 是在塔甘罗格度过的，并且死于该地。他的灵柩不是停放在大教堂或者某所俄国教堂里，而正是停放在这个希腊修道院里，其中的缘由至今不明。他的灵柩在运往彼得堡之前，在这儿教堂的柩座上停放了很长时间。教堂内放灵柩的地方围有金属栏杆，栏杆里面立着嵌进地面的大理石墓碑，碑上安着大理石十字架。在墓碑的顶端有一根镀金的圆柱，上面镶着一帧神像，据说神圣的亚历山大通常总在这神像前祈祷。这个传说到底有几分真实性，那就不得而知了。在修道院正面的广场上立着一座由雕刻家马尔托斯 [31] 制作的亚历山大像，像上的沙皇右手向前伸出，手中握着一个纸卷。像的四周围着铁链，如今那儿长满了茂密的洋槐，几乎看不到绿茵了。

修道院里有三个祭坛，一个在中央，两个在侧面。修道院的收入不多，是从本教区的希腊教民那儿募集来的；俄国人可不愿意到这儿教堂里来，因为他们不懂希腊语。为了增加收入，修士大司祭想出个主意：举办用俄语祈祷的宗教仪式。但是又为了不致降低作为希腊修道院的重要意义，他们决定每逢主日和大节日早祷时在侧面的祭坛上举行这种仪式，而中间的祭坛只供以希腊语祈祷之用。应该说实话，修士大司祭和修士司祭识字不多，背诵经文很吃力，俄语发音错误百出。但这也无妨：俄国的教徒们乐意到那儿去做早祷，修道院所得的捐款就有了显著的增加。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安排他那个由铁匠们和三个读中学的孩子组成的唱诗班去参加的正是上述的早祷仪式。他们在那儿大概唱了三年光景。对那儿的神职人员来说，这个义务的业余唱诗班真是个宝。他们不客气地利用它为修道院效劳，用坚信不疑的口吻鼓励唱诗班的成员，预言他们一定会在另一个世界里，在天国获得重赏，直到第三年年底，修道院才送给他们一个里面装着三十卢布的信封，每个成员所得的还不到两个卢布。

安东·巴甫洛维奇在修道院里唱的是童低音，可是不出所料，他的歌声简直听不到。汉子们有力的嗓门压倒了三个孩子微弱的声音。但是巴威尔·叶果罗维奇没考虑到这一点，不管天寒地冻、刮风下雨，也不管路面未曾铺修过的塔甘罗格的街道上冰雪融化、泥泞难走，他的唱诗班总是在早祷时准时唱圣歌，一次也不缺席。为了要在祈祷仪式开始之前走到修道院，就得一清早起身赶路，这是多么艰难啊！……

对孩子们来说，夏天做早祷时的惟一欢乐就是观察青鹰的生活和活动。从唱诗班站立的地方可以看到教堂第二排座位旁的几扇圆形小窗。这些窗子上装着栅栏，有几只猛禽——青鹰就在这些栅栏的空当里筑窝和孵育小鹰。那些小鹰通常总是安静地待在窝里，但是，当它们的父母捕猎回来、嘴里衔着一只老鼠或者其他任何小动物的时候，它们就发出讨厌、刺耳的尖叫声，赶紧用它们那凶猛的嘴去撕裂猎物。这种说不定连勃列姆 [32] 也愿意观察的情境多少驱散了一些被迫歌唱时感到的乏味和寂寞。

望过早弥撒回来就喝茶。接着，巴威尔·叶果罗维奇把全家叫到放着圣像的神龛面前，开始向基督和圣母诵读赞美诗，每读完一首诗，孩子必须唱：“耶稣至善，普救众生。”每唱完一首短歌，他们就呼喊：“哈利路亚。”等到家庭祈祷结束，教堂里望晚弥撒的钟声又响起来了。这时候，读中学的儿子们中的一个——互相轮流或由父亲指定——就得作为“主人的眼睛”和小伙计们一起动身去打开铺子的大门，着手营业，而其余的孩子们则跟着巴维尔·叶果罗维奇去望晚弥撒。对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的孩子们来说，星期天和节日跟平时一样，都是工作日，无怪乎安东·巴甫洛维奇不止一次地对弟兄们说：

“主啊，我们这些人多么不幸！每逢星期天，中学里的同学们都在闲逛，奔跑，休息或出去做客，可是我们却不得不去教堂！……”

一年一度，在三一节的第一天，安东·巴甫洛维奇和他的弟兄们总是去参加修道院的欢庆仪式。这是主祭坛的本堂节日，在庄严的希腊式祈祷结束后，一些尊贵的希腊教徒便聚集在修士大司祭的静室里庆贺节日。巴威尔·叶果罗维奇也作为贵宾，带着孩子们去参加庆祝仪式。庆贺的内容中有三部合唱的祭祷歌：《我们的主至善至美，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修道院的一套正式仪式举行完毕，通到隔壁大房间的门打开了，于是贵宾们就被请到那儿去参加祝宴，宴会上有伏特加、桑托林酒和各种各样腌制的希腊冷食和盘菜。这些不常能吃到的希腊腌鱼、齐墩果外国食品和糖果对歌手们最具有吸引力。在这一天，希腊人——不论是否神职人员，都开怀畅饮，除了唱希腊的宗教歌曲外，他们还怀念自己远方的赫拉斯 [33] 和它的岛屿四周的许多迷宫。

什么事都会有个结束。修道院里的早弥撒停止了。看来，停止的原因是由于会用俄语主持祈祷的那个修士司祭被召回耶路撒冷，而另一个接替他的人只会说本国话。于是，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的唱诗班就可以说无所事事了。可是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却马上想出了应变的办法。荒芜很久的米特罗方尼耶夫教堂重新建成了。他就把自己的唱诗班转移到那儿。但是在这个教堂里，他们再也没有先前那样宽广的活动余地，而且也不像先前受到尊重：这儿有教堂花钱请来的唱诗班，而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只得勉强和那些对他们侧目而视的诵经士们挤在一起。铁匠们看到这种对他们极不友好的态度，就陆续离开了。只剩下不知疲倦的指挥和他的孩子们。小家伙们痛苦万分，却不能也不敢离开，只能勉强合着诵经士唱诗。

就在这个唱诗班的席位上，安东·巴甫洛维奇不止一次地替村妇们在纸片和圣饼上记下一些人名，她们要求为其中的生者“祈福添寿”，为死者“超度亡灵”，这种为村妇们记录祈福和超度名单的情景后来成了他的短篇《一团乱麻》的题材。这个短篇中的老婆子把她活着的亲戚和过世的亲戚的名字都搅混了。

然而，唱诗班却没有解散。命运给他安排了“尽力”的新场所——这对安东·巴甫洛维奇来说是最可怕、最艰苦和最令人厌倦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孩子逐渐成长，自尊心也随之增强，他把每个虚假的行动，每个错误和每个猜疑的目光都看得非同小可，在年轻人的心里引起极大的痛苦。

在塔甘罗格有一所叫作“王宫”的房子。这是一所坐落在街角、只有一层的大房子，里面有花园，据传说，过去属于私人——好像是帕普柯夫将军——所有。亚历山大一世曾在这座房子里生活过，并在这儿逝世。从此以后，它就被人称为“王宫”，而在它的两旁人行道上，日夜都有手持出鞘军刀的哥萨克哨兵在来回巡逻。这所房子里的一间屋子用作沙皇私人的教堂。这个教堂相当朴素、简单，里面的圣障是用麻布做的，那麻布的质地是那么松软，以致当圣障门被打开的时候，它就抖动起来。那圣障把房间分成两部分，一面是祭坛，另一面是祈祷人的席位。地板上铺着用旧的地毯。这个教堂已经关闭很久，门上的钥匙由“王宫”的看守保管。由于偶然的机缘，经人从中斡旋，这所教堂被纳入大教堂的编制，归大教堂的大司祭管辖。于是他就把大教堂里的一个司祭派到那儿去主持祈祷仪式。

每逢大节日和斋戒期举行祈祷仪式。这些仪式在大斋节 [34] 和受难周 [35] 特别繁复。以市长（当时，塔甘罗格设市长职）为首的全市显贵都到“王宫”的教堂里来进行斋戒祈祷。参加这项仪式的人都是些头面人物和贵族，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很想在他们面前炫示一下他的唱诗班和自己的指挥才能，而主要的是想让大家知道他教子有方，孩子们个个都敬畏上帝。因此，他千方百计要使他们出头露面，殊不知他这样做却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痛苦。在大斋期的祈祷仪式中，有优美的三重唱《求主垂听我的祈祷》。这首赞美诗通常是站在教堂中央，面对着所有的祈祷者唱的，不用说唱得好听，即使唱得勉强过得去，也得要有副好嗓子才成。巴威尔·叶果罗维奇无法夸耀自己孩子们的嗓子，他明知这一点，但是在这种场合，他却不能克制病态的自尊心和企图在贵族面前露一手的愿望。他迫使他的三个读中学的孩子反复练唱这首歌，硬是领着他们站到教堂中央。

在这种时刻，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心情是不难理解的。对自己的力量缺乏信心，孩子们固有的胆怯心理，担心自己会唱走调、失面子——这一切使他心情沉重。不言自明，在这种心情支配下，弟兄们表演三重唱的时候，声音颤抖，荒腔走板，临了，这首庄重的赞美诗却给唱得糟糕透顶，完全失去了它的庄重性。除此以外，结尾那节诗一定得跪着唱，而那严厉的指挥在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却忘了孩子们脚上的靴子底和后跟都坏了。孩子们很不愿意把他们那满是破洞、肮脏不堪的鞋底展示在众人面前，特别是他们已经是中学生，一心希望别人对自己印象好，很怕同学们笑话他们。

安东·巴甫洛维奇每次都窘得面孔红一阵、白一阵，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三重唱表演失败以后回到家里，这三个歌手还得挨严厉的父亲的训斥，这位怀着美好希望的指挥由于自己的孩子不争气而感到受辱……

大斋节的祈祷仪式拖得很长，使人十分疲劳。光是从开头站到结束已经够累的了，又要加上唱诗，那就使人加倍地疲劳。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的孩子们和他的唱诗班到教堂比大家早，离开却比大家晚。到了受难周快完的时候，孩子们更加感到吃力，因为经过漫长的祈祷仪式和彻夜祈祷以后，他们还不能休息：唱诗班一离开教堂，就得去练习那些准备在复活节的祈祷仪式上唱的赞歌。在受难周的周末，安东·巴甫洛维奇疲惫已极，简直像个游荡的幽灵了。

复活节的祈祷仪式使人愉快得多。复活节唱的赞美诗的调子也比较欢快，而且祈祷仪式也结束得早。在“王宫”，早弥撒从深夜开始，唱诗班的活动从这时起到清晨三点就结束了。

复活节周 [36] 的第一天结束，强制性的歌唱也就暂告停顿……“王宫”里的教堂关闭了。不过，在整个复活节周，安东·巴甫洛维奇和他的弟兄们还得天天到别的教堂去——不是去唱诗，而只是去祈祷，或者，按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的说法，不放过教堂里的宗教仪式。然而这毕竟不那么累人了。他们还是可以休息到……多马周 [37] 。随后，逢到节日和星期天举行祈祷仪式，他们又得站在唱诗班的席位上参加合唱了。

大斋节的合唱还给安东·巴甫洛维奇招来另一种麻烦。中学教师们布置了许多家庭作业，要学生们在节日里完成；但是在这种生活条件下是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完成的。为此，他又得受到训斥。真是到处遭罪啊。

但是，唱诗班终于解散了。这时候，安东·巴甫洛维奇大概已经升到中学四年级。巴威尔·叶果罗维奇为生活所迫，搬到莫斯科去住了，于是唱诗也就中止，只是在已故的作家心里留下了凄凉的回忆，怪不得他到成年时，曾不止一次地说：“我小时候没有童年生活……”

（倪亮　译）

题解：

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55—1913），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的大哥，大学理科毕业生。他起初为幽默杂志撰稿。从1886年开始，在《新时报》 [38] 发表特写和短篇小说。自1875年起和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通信，直至逝世。

亚·巴·契诃夫的下述回忆录为读者所熟悉：《契诃夫在希腊学校里》（《欧洲导报》 [39] ，1907年，第四卷），《在祖父母那里做客》（《幼苗丛书》，圣彼得堡，1912年），《安东·巴甫洛维奇的童年》（圣彼得堡，1912年），《安东·巴甫洛维奇最初的身份证》（《俄国财富》 [40] ，1911年第3期），《在梅利霍沃》（《田地》 [41] ，1911年第26期）。

亚·巴·契诃夫的弟弟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对他的哥哥在回忆录中的描述提出了异议。他在他写的传记中表示，哥哥写的回忆录过分渲染了他们童年时代的阴暗色彩。但是，亚·巴·契诃夫的回忆录却与安东·巴甫洛维奇本人在书信或对他的同时代人的谈话中所发表的言论完全相符。

契诃夫在1889年1月2日给亚·巴·契诃夫的信中写道：“专制和虚伪毁掉了你母亲的青春。专制和虚伪又把我们的童年摧残到如此地步，以致使人回想起来就感到厌恶和可怕”；还有，当他收到列昂季耶夫（谢格洛夫）的一封热烈赞扬那位主张对孩子们实行宗教教育的拉钦斯基教授所办的学校时，在1892年3月9日的回信中写道：“我在童年时代接受了宗教教育，唱赞美诗，在教堂里读《使徒行传》和《诗篇》，按时去做晨祷，站在祭坛上听候使唤，到钟楼上敲钟。可是，那又怎么样呢？现在，每当想起自己的童年，我就觉得当时的情景十分阴暗；我现在已经没有宗教信仰了。您知道，当我和我的两个哥哥在教堂里表演三重唱《弃恶从善》或《天使长的声音》，大家感动地望着我们、羡慕我的双亲之际，我们却觉得自己好比是小苦役犯。正是这样，亲爱的！我了解拉钦斯基，可是我不认识在他那儿求学的孩子们。我对他们的心灵一无所知。如果他们心里感到快活，那他们就比我和我的弟兄们幸福，在我们的童年，只有苦难”（参阅契诃夫1892年3月17日给阿·谢·苏沃林的信）；又如，契诃夫在1893年4月4日给亚·巴·契诃夫的信中写道：“恐惧毒害了我们的童年……”

亚·谢·拉扎烈夫格鲁津斯基在1887年1月11日至12日给尼·米·叶若夫的信中写到契诃夫曾经向他谈到过“他所经历的严峻的生活道路”：“当过教堂唱诗班的歌手，做过店员，在严寒中挨冻，等等，等等。”（苏联中央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

显然，兄长们对家境艰难的体验比较深切，等到米·巴·契诃夫懂事的时候，他家的情况已有所改善。还在1898年，亚·巴·契诃夫在给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的信中写到他们在塔甘罗格时期的生活：“这真是见鬼。完全处在像鞑靼人那样的压制下，生活没有一线希望，整日里和商务代表们打交道，一心追求的是奖章。奖章！它在我们家里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没有头脑，只有强烈的虚荣心。为了那些奖章，我们的童年给毁了……当我回顾童年的时候，内心感到压抑和痛苦。”（国立列宁图书馆手稿部）

本文根据分别发表在《欧洲导报》1908年第二卷和1907年第十卷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店员》（稍有删节）和《安·巴·契诃夫——唱诗人》两文刊印。

安·巴·契诃夫，1881年

安东·契诃夫在暑期里

米·巴·契诃夫

契诃夫一家于1876年迁离塔甘罗格，只有安东·巴甫洛维奇为了读完中学的课程、获得毕业证书而独自留在那儿，直至1879年。当时，在塔甘罗格，谁也没见过什么别墅，如果你没有庄园和田产，那你整个夏天就得在城里受酷暑的煎熬。契诃夫一家人就是这样。他们家有五弟兄和一个姐妹 [42] ，大考刚结束，契诃夫家的五弟兄就和同班同学以及邻居的男孩们开始过真正的暑期生活了。由于天气炎热而干燥，所有的弟兄都赤脚。房间里根本就不能睡觉，他们只得在院子里或菜园里搭个棚子，在那儿过夜。当时，安东·巴甫洛维奇是个中学五年级学生，他睡在他自己种的野葡萄的棚架下，自称为“无花果下的约伯 [43] ”。他就躺在那儿作诗，考虑写童话。我只记得一个童话的开头几行：

喂，年轻人，你们在哪儿？

看啊，阿格伊老人来啦。

他要给你们讲故事，

说到伊万和萨夫拉斯卡。

在那个时候，拿诗歌和散文来说，安东·巴甫洛维奇一般比较喜欢前者，其实，像他那样年龄的中学生，大家都如此。

在我们院子里住着一个老大娘，她向我们的父母租了一间小厢房。由于她发音不清 [44] ，安东·巴甫洛维奇就给她起个“大舌头”的外号。这个“大舌头”有个女儿叫伊拉伊达，她是个中学生，看来，未来的作家很喜欢她。可是安托沙对她表示好感的方式有点特别。有一个星期天，伊拉伊达头戴草帽，打扮得花枝招展，从自己的厢房里走出来，去望弥撒。那当儿，安东·契诃夫正在生茶炊。当女孩子在他身边走过的时候，他挖苦了她几句，惹得她撅起了嘴，叫他“老粗”。于是他就把装木炭的袋子使劲朝她的帽子扔去。木炭灰顿时像乌云似的飘散开来。不知怎么一来，这个伊拉伊达陷入了沉思，在菜园的围墙上写下了几句动人的诗。安东·契诃夫也在围墙上用粉笔写下了下面四行诗作为答复：

啊，穿裙子的墙头诗人，

擦干净你的嘴唇，

你与其在这儿写诗，

还不如玩洋娃娃开心。

睡在这种棚子里的人都起得很早。有时候，我们的母亲叶夫格尼娅·亚科夫列夫娜头天晚上就吩咐安东和伊万哥哥一清早就上市场去买做午饭的菜。我常常跟他们一块儿去，当时我还小，读中学预备班。有一次，安东·契诃夫买了一只活鸭，在我们回家的路上，他老是去揪那只鸭子，尽可能使它叫得响一点。

“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家也吃鸭子，”他说。

在市场上，安东·巴甫洛维奇细瞧那些鸣禽和鸽子，察看鸽子的羽毛，带着内行的神情把它们评价一番。他指出，这是翻飞鸽，那是野鸽。在鸽子旁边总是可以碰见像叶拉·杜鲍多格洛那样的禽鸟爱好者，同他谈谈如何捕捉金丝雀和黄雀。安东·巴甫洛维奇自己也养鸽子，他每天早晨和我们家的小厮米什卡·切列米索夫——一个酷爱养鸽子的男孩——把它们从鸽舍里放出去。这个米什卡很喜欢听神父布道传福音，每次他望弥撒回来，总是要写一些布道词，而且每个词儿的第一个字母都大写。他写的全是些胡言乱语，可是安东·契诃夫总是鼓励他写，有时候还自己口授，叫他写下来。在我的大哥和二哥（亚历山大和尼古拉）到莫斯科去上学，前者进大学、后者进美术学校之后，米什卡便把传福音的信寄到他们那儿去，我的哥哥们立刻猜到，那是由安东口授的。我记得有一封信是这样开头的：“信徒们，不要一心为善。”

他们每天都去海边游泳，一路上顺便去找熟人，大家结伴而行，因此，到海边的时候总是一大群人。他们通常在班纳依斜坡边游泳，那儿海岸的坡度很小，从岸边到水深齐脖子的地方有半俄里左右。安东·契诃夫的两条黑狗跟着我们。我们经常在水里泡上几个钟头，等到回家的时候就口渴得要命。在路上，在意大利胡同和我们住的那条街的转角上摆着个货摊，那儿有克瓦斯买，——如果哪个孩子口袋里有一个戈比，那就算是福音了；因为一个戈比能买到满满一大勺子克瓦斯，大家见到克瓦斯，就一起把头伸过去。有谁能从海上带着“鲍耳比尔卡”回家，他简直是幸运儿了。所谓“鲍耳比尔卡”，就是从某种树上剥下来的树皮，当地的渔夫们常常用它做渔网上的浮子。我们认为能在岸边找到“鲍耳比尔卡”是运气好。用这种树皮可以毫不费力地刻成各种玩意儿，不论从哪个角度下刀都行；于是那个幸运儿便躲开大伙，独自用它刻成小船儿或小人儿。中学生安托沙曾经不止一次地成了这样的幸运儿。

他们常去捕鱼，但是捕鱼是在另一个地方，离港口不远，那儿有一条用粗石子草草堆成的、类似堤岸的道儿。他们捕到的大多是杜父鱼。有一次我记得捉到三百六十五条，这个数目恰好等于一年所包括的天数。后来我们把鱼腌起来，可是结果却变质了，只能把它们扔掉。在捕鱼的间隙，他们就游泳，虽然海底布满了尖石子。就是在这儿的一次游泳中，当安东·契诃夫从岸上跳入水中的时候，额头给尖石子戳破了。这个伤痕在他前额的左边，就在头发下面，直到他去世，它还留在那儿，而且，作为一个特征，写进了他的身份证，他中学毕业后就是带着这张身份证从塔甘罗格到莫斯科来上大学的。

我们很少上市内的花园去玩，当时花园都是官办的；更少到城外去，我记得我小时候到乡下总共只去过一次，那是全家上克林尼契卡村。家里为这次旅行作了长期的准备。大哥亚历山大花了很多时间替自己用白纸粘了一顶带宽边的帽子，他准备用这顶帽子去吓唬马儿：二哥尼古拉，当时是个十五岁的男孩，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一顶折叠式的大礼帽，想戴着它上路。安东不住地耍笑他们。不待说，妈妈叶夫格尼娅·亚科夫列夫娜烘啦、煮啦、烤啦，忙于准备路上的各种吃食。他们雇了一辆普通的大车，也就是马车夫伊万·费奥陀雷奇的运货马车，在车里严严实实地铺上座垫、被子和毡毯，然后七个人（马车夫不算）坐上车出发了。这七个人是妈妈，姐姐玛莎 [45] ，两个哥哥——头戴纸帽的亚历山大和头戴大礼帽的尼古拉，安东，伊万和我。现在简直没法想象，我们这些人怎么能挤在这辆大车里，来回各走整整七十俄里。在旅途上，尼古拉一直赤着足，戴着那顶大礼帽，眯起眼睛，耐心地听着安东耍笑他，把他叫作“恶魔”。

“恶魔，给支烟抽抽。丑八怪，你有烟吗？”

大车出了城，经过犹太人的墓地，接着，在我们眼前就展现出广阔的米乌斯克海湾，海湾的对岸有几所教堂。母亲虔诚地朝着钟楼上那些闪闪发光的十字架画十字，而我们这些年轻人却对教堂不感兴趣，因为我们在家里已经祈祷得够了。我们深深地感到获得自由的幸福；七月的草原已经被阳光晒枯，可是在我们看来，它不是光秃秃的一片，我们的注意力时而投向那些在市区从未见到过的鸟儿，时而又转向那些从洞里爬出来的黄鼠，它们直起后肢，发出吱吱的叫声，惊奇地目送着我们。然而，伊万哥哥老是胡闹，惹得大家都生气了。

“老鸦，”喜欢对每个人取绰号的安东向他叫道，“你这蠢猪，你还有个完没有？”

可是车夫费奥陀雷奇只是摇摇头，和善地嘟哝着：

“嘿，这小子……回来的时候，我把大家都带上，就是不让他乘车。”

在萨姆别克的一条小溪边，我们第一次停下来休息。大家卸下马，煮好粥，一起坐在毡毯上吃东西。安东和亚历山大生起篝火，戴着大礼帽的尼古拉躺在草地上，眯起眼睛，望着空间沉思默想，而伊万则缩起鼻子，把靴子脱下来又穿上。

随后，我们的大车驶过阿勃罗西莫夫卡、米格林那、楚丁那，到傍晚日落之前就到了克林尼契卡。这是个普通的林子，在那儿的教堂里有一口井，井水冰凉，据说能治病。井边搭了个木棚，人们用桶子从井里汲出水来冲洗身子。安东一路上都在笑尼古拉的大礼帽，到了克林尼契卡，他终于忍不住，把那顶帽子从尼古拉头上掀掉了。大礼帽正好掉在车轮下面，里面的弹簧被压得向两边突出。可是尼古拉却一句怨言也没有，他拾起帽子，不管它的弹簧已经向两边突出，照旧把它戴在头上，继续走自己的路。这时候，亚历山大声嘶力竭地叫了起来：

“喂，姑娘，你去告诉神父，说主教的唱诗班来啦。”

大车还没有驶到目的地、在某个农舍前面停下来，亚历山大和安东已经弄到拖网，到河里去捉鱼了。他们捉到五条小梭鱼和近一百只虾，第二天，妈妈就把它们做成一顿丰美的午餐。

我们在克林尼契卡村待了整整两天两夜，在这期间免不了发生事故：安东和亚历山大用来捕鱼的那张拖网不见了。一个村妇大叫大闹，显然想索取赔偿费。安东感到不好意思，开始向她说明，他们捕完鱼后，仍把拖网放回原处；可是亚历山大却严厉地逼视着她，毫不害羞地说：

“按照欧洲人的做法，您这样造我的谣，我可以把您告到法院去。请您别忘了我是个十四品文官。”

说也奇怪，在那个纯朴的时代，这几句话足以使渔网立即出现，而事情终于圆满地解决了。

我们从克林尼契卡动身到二十俄里外的克尼雅扎亚去看祖父。当时，我们的祖父叶果尔·米哈伊洛维奇在著名的哥萨克长官、1812年的英雄普拉托夫伯爵家做总管。克尼雅扎亚是个荒芜的地主庄园，其中有个临河的大果园。祖父和祖母住在一间普通的农舍里，这小屋是他们特意为自己造的，就在正宅旁边，我们一到那里，他们就把我们这些孩子安顿在正宅里，这儿虽然几十年来一直空着，但是跳蚤却多得出奇，我们怎么也没法睡着。那个果园，特别是广阔的天地和完全自由、不受父母管束的生活使我们逗留在克尼雅扎亚期间感到幸福。安东老是戏弄尼古拉，针对他的大礼帽开玩笑。而这顶倒霉的帽子就在这儿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尼古拉一直戴着它，连游泳的时候也不肯脱下来。他头戴大礼帽，光着身子在河里手划脚踹，这时候，安东便从他后面游过去，把大礼帽一下打落了。帽子从尼古拉的头上滚下来，掉到河里，大家都惊奇地瞧着它吸进了一口水，然后……沉没了。

这一年，安东·巴甫洛维奇得了重病，差一点送命。我们家有一个名叫加夫里耳·帕尔奋季耶维奇的房客，他是商务法院的小官员，在我们那儿连续住了好几年。他白天在法院当差，晚上在俱乐部赌牌，赌注很大；过了十年左右，他竟然有了自己的马匹、地产和资金。他的弟弟伊万·帕尔奋季耶维奇本来是个穷光蛋，后来交上运，娶了个上了年纪的有钱的寡妇，她在塔甘罗格附近有所很大的庄园。后来，安东·巴甫洛维奇曾经不止一次地在自己的作品里描绘过这位费多西娅·瓦西里耶夫娜，她是他的剧作《伊万诺夫》中那个整天用醋栗果酱款待客人的淑淑什卡的原型。就是这个伊万·帕尔奋季耶维奇邀请安东到他家里去做客。在去他的庄园的路上，浑身出汗的安托沙在冰凉的河水里洗了个澡，就此得了腹膜炎，病得很重。

“安托沙在我那儿害病了，”二十年以后，伊万·帕尔奋季耶维奇偶然在我婶母玛尔法·伊万诺夫娜家里碰到我的时候说，“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搞的。我把他送到一家犹太人的旅店里，我和一个犹太女人安置他在那儿过夜。”

安托沙被人送回来的时候病得很重。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他面孔苍白、消瘦的模样，仿佛我此刻看到他似的。他身旁站着中学校医什列姆普夫，此人说每句话都带着德国腔：

“安托沙，如果你要身体健康……”

忧心忡忡的妈妈把亚麻籽放在锅子里炒好，供热敷用，还把扁桃仁捣碎后煎汁，而我则跑到亚历山大一世像对面的麦利赫尔药房里去买药丸，使我惊奇的是，在这种药丸上，每粒都印有发明者的名字“科万，巴黎”。当安东·巴甫洛维奇当了医生以后，他曾说过，广告里把这种药丸吹得神乎其神，其实却毫无疗效。

这次病在安东·巴甫洛维奇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他一生中害过的第一次重病，他认为，他从大学时代起就得了严重的痔疮，就是这次病种下的根。在他的作品《草原》中，他写到了伊万·帕尔奋季耶维奇带他去的那个旅店，并通过莫伊塞·莫伊塞耶维奇、他的妻子和他的兄弟所罗门的形象，描绘了旅店里那些亲切的犹太人。

我上面已经提到过，1876年7月，契诃夫一家从塔甘罗格移居莫斯科。只有安东·巴甫洛维奇一个人留在塔甘罗格，以便读完中学六、七、八年级，关于他这三年的生活情况，我就不清楚了。在这三年里，他只到莫斯科来看过我们一次，那是在圣诞节，他住了几天就走了。据我所知，在这一段时期里，他是在下列三个地方度过暑假的：在上文提到的伊万·帕尔奋季耶维奇家里，跟着后者在草原上转来转去，经办像《草原》中向瓦尔拉莫夫销售羊毛那样的事务；或者在伊万·帕尔奋季耶维奇的内侄彼佳·克拉夫佐夫家里；要不，就是在他的中学同学瓦·伊·泽姆布拉托夫家里——这位同学后来成了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上的医生。

我们在塔甘罗格的康托尔斯克街上有一所自己的房子，是我们父亲在祖父叶果尔·米哈伊洛维奇送给他的一块空地上建造起来的，而祖父则住在克尼雅扎亚。家里把仅有的一点钱都花在建造这所房子上了，还短缺的五百卢布是出借据向本地的信用互助合作社借来的，由一个在上述合作社供职的、姓柯斯坚科的人作保。这张倒霉的借据经过长时期的折磨，到最后，父亲不得不承认自己无力偿还债务。柯斯坚科支付了借款，同时向商务法院控告父亲。在那个时候，不能准时交款的债务人就得坐牢，因此，父亲不得不躲债。但是躲到哪儿去呢？当时我的两个哥哥——亚历山大和尼古拉已在莫斯科求学。那么，当然到莫斯科去。就这样，为了这张借据，契诃夫全家就为命运所迫，迁居莫斯科。

这个借据案由商务法院经办。我们家的朋友加夫里耳·帕尔奋季耶维奇就在这个法院供职，最后，此案是这样了结的：加夫里耳·帕尔奋季耶维奇总共只花了五百卢布，房子未经拍卖，便归他所有了。于是，加夫里耳·帕尔奋季耶维奇便作为主人迁入我们的房子，而契诃夫一家和塔甘罗格的最后一点联系就此断绝了。在这次诉讼尚在进行的时候，安托沙仍然住在父亲的房子里，房子换了新主人以后，他仍然寄住在那儿：加夫里耳·帕尔奋季耶维奇有个内侄叫彼佳·克拉夫佐夫，他是顿涅茨克州一个哥萨克地主的儿子，当时正在准备投考军官学校。新房主供给安托沙膳宿，条件是他得帮助这个彼佳复习功课。安托沙很喜欢彼佳，两人成了好朋友。到了夏天，彼佳便邀安托沙到他的庄园里去，后来，安东·契诃夫曾兴致勃勃地向我描述这个过着纯粹美洲式原始生活的家庭，描述他在这个家庭里做客的情况。在那儿，他学会了放枪，体验到用枪打猎的乐趣，在那儿，他又学会了骑着草原上的烈马驰骋。那儿的狗特别凶狠，要是你夜里有事要到院子里去，就得叫醒主人们。那儿的家禽不计其数，性子都是那么野，你简直没法抓住它们；如果中午做菜需要母鸡，那就得开枪把它打死。那儿已经开始掀起一股无烟煤热和铁路热，可以听到矿坑里吊斗掉下来的声音（《樱桃园》），铁路的路基也在修建（《亮光》），与整列火车脱了钩的一节货车在疾驰（《怕》）。后来，安东·巴甫洛维奇成了作家和医生，他还是记得这个彼佳，曾把附在各种画报里、免费赠给读者的石印画寄给后者。我记得，有一次彼佳写信向安东·巴甫洛维奇道谢，同时表示歉意，因为他的亲属在接到这些石印画的时候，“不是按质量，而是按数量来评价它们”。

一到夏天，安东·契诃夫也到瓦·伊·泽姆布拉托夫的庄园 [46] 里去。他当时还是个中学生，喜欢给别人取绰号，他给这个胖子取了个“马卡尔”的绰号。当胖子回答老师的问题——“至福”一词的希腊语怎么讲时，他在慌忙中把“马卡利”说成了“马卡尔”，于是，经安托沙一张扬，他的“马卡尔”这个雅号就此保留下来，从中学时代起，后来到大学，以至终生。我感到十分遗憾：命运促使我和哥哥分离了三年，以致我不清楚他一生中这三年的情况。后来，已经在安东·巴甫洛维奇逝世之后，阿·谢·苏沃林 [47] 告诉我安托沙亲口讲给他听的一件事：在草原上的某个庄园里，当时还是个中学生的安东·巴甫洛维奇站在一口孤井旁，望着水里自己的影子。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女孩子来取水。未来的作家见到她就着了迷，竟至立即拥抱她，跟她亲吻。后来，他们俩还在井边站了很久，默默地望着井水。他不想离开，而她也完全忘记自己是来取水的。在契诃夫已经成为大作家之后，他曾经向苏沃林讲到过这件事，当时他们在谈论关于心灵默契和一见钟情的问题。

1879年，已近夏末，安东·巴甫洛维奇来到莫斯科，进了大学，从此就留在这儿了。那时候，我们家的境况很糟，住的是名副其实的地下室，那地下室在格拉奇，尼古拉教堂所在的那所房子里，根本谈不上去别墅或者城外度暑假，而身为大学生的安东·巴甫洛维奇也不得不在莫斯科度过整个夏天，他所到之处不出鲍戈鲁德斯基、索科尔尼基或者莫斯科近郊的其他别墅区，在《形形色色的故事》里，他以天才的笔触对那里的住客们进行了嘲讽。看来，他在闷热的莫斯科过夏并不感到寂寞。安东·巴甫洛维奇结识了一些朋友，进入了文艺界，与报刊发生了关系，成了莫斯科出版界的圈内人。在这个时期，他和哥哥尼古拉曾到塔甘罗格旅行过一次，他们在那儿恰巧碰上我们婶母玛尔法·伊万诺夫娜的弟弟 [48] 结婚，还在他的婚礼上做了傧相。当时他们兴高采烈，闹得很欢，竟至把尚未打开的香槟酒瓶往窗外的雪地上扔。过了些日子，婶母告诉我，在春天融雪的时候，他们在花园里找到了这些原封未动的酒瓶。尔后，大家建议为这两兄弟的健康干杯，把这些酒全喝光了。这次旅行的成果是一幅由尼古拉绘画、安托沙作文的漫画，有in folio [49] 那么大，他们把它发表在《旁观者》杂志上，标题是《结婚季节》 [50] 。文字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傧相先生们，糟啦，等一等，玛丽娅·符拉索夫娜不见了……”等等。

1880年，我的哥哥伊万·巴甫洛维奇投考教区教师合格，在莫斯科的县辖小城沃斯克列先斯克谋得了一个职位，著名的新耶路撒冷修道院距这个小城一公里，它是完全按照在巴勒斯坦的真正的耶路撒冷教堂建造的。在这整个城市里，总共只有一所学校——教区附属小学，伊万·巴甫洛维奇成了校务的主持人。学校的督学是有名的呢绒商楚里柯夫，为了建立这所学校，他并不吝惜金钱，于是伊万·巴甫洛维奇便一下子有了一套相当宽敞、陈设很好的房子，这样的房子不是为一个年轻的单身汉准备的，里面简直住得下一大家子人。对当时住得很挤、生活条件很差的契诃夫家来说，这不啻是上天的恩赐。一等米沙 [51] 和玛莎考完试，叶夫格尼娅·亚科夫列夫娜就带他们到沃斯克列先斯克去，在那儿住了一阵，直到学校开学才回来。那时候，有个炮兵连驻扎在沃斯克列先斯克（《三姐妹》），连长是马耶夫斯基上校。伊万·巴甫洛维奇一到这个小城，他就被请到马耶夫斯基家去给他的女儿安尼娅和索尼娅授课，她们还有一个小弟弟叫阿辽沙（《孩子们》）。除了这个在沃斯克列先斯克举足轻重的家庭外，在此地常住的还有著名的缙绅会议实施草案的作者帕·德·戈洛赫瓦斯托夫和他的妻子奥尔迦·安德列耶夫娜，她写的几个剧本在莫斯科的小剧院上演。上述炮兵连的中尉叶·彼·叶果罗夫是契诃夫弟兄们的好友，安东·巴甫洛维奇曾在他的短篇《绿沙滩》里提到过他。后来这个叶果罗夫退了伍，做了下戈罗德省的地方长官，安东·巴甫洛维奇曾于1892年去看过他，他们俩在那儿一起参加了克服饥荒、保证供应农民耕畜的斗争。

夏天，还在大学念书的安东·巴甫洛维奇有时也去沃斯克列先斯克，他初到那儿，就认识了很多人。大家每次出外溜达，都少不了他，他高高的个子，身穿黑色斗篷，头戴宽缘黑帽，走在一大群人中间；而且，每天傍晚，孩子们总是成群结队地远远跑在前面，大人们则走在后面，自由地谈论着当时大家关注的问题。

就在那时候，从1881年开始，安东·契诃夫开始在距沃斯克列先斯克两公里的奇金县立医院应诊，主持这所医院的是当时著名的县医帕·阿·阿尔汉格利斯基。帕维尔·阿尔先季耶维奇非常平易近人，他身边总有一些学医的青年在实习，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了名医。在那儿，安东·巴甫洛维奇认识了符·亚·西罗季宁 [52] 、Д.С.塔乌别尔 [53] 、М.П.亚科夫列夫 [54] 。经过一天繁忙的工作之后，所有这些青年都在单身的阿尔汉格利斯基那儿相聚，开起小型晚会，大家无拘无束地发表自己的见解，讨论当时一些文学作品和文学论著。他们的谈话总离不开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大家对这位作家十分熟悉。他们也醉心于阅读屠格涅夫的作品。

1884年，安东·契诃夫读完了大学的课程，作为一个医生，到奇金医院实习。就在这儿，他汲取了他的《逃亡者》、《外科手术》等短篇的题材，而与沃斯克列先斯克邮政局长安德烈·叶果雷奇的结识则给他提供了短篇《文官考试》的主题。

这一年仲夏，安东·巴甫洛维奇带我去兹韦尼哥罗德，他在当地医院的医师谢·帕·乌斯宾斯基休假期间主持该院的工作。除了在地方医院替病人治病外，他还代行那个到外地去结婚的县医的职务；因此，他就不得不跟法院的侦讯官一起去验尸，处理当地政府交办的事务，做法院的鉴定人。当地有一所把全部政府机关都包罗在内的房子，契诃夫的短篇中的一个主人公这样谈到这所房子：“这儿有波丽济雅，这儿也有密丽济雅，这儿又有幽斯琪济雅 [55] ——简直是一所贵族女子中学。”在兹韦尼哥罗德的见闻成了契诃夫的短篇《死尸》、《塞壬》的题材。

当时，有一个炮兵旅驻扎在离伊万·巴甫洛维奇在那儿执教的沃斯克列先斯克二十五俄里的帕夫洛夫村。以马耶夫斯基为连长的驻扎在沃斯克列先斯克的炮兵连就隶属于这个旅。有一次，帕夫洛夫村的炮兵旅举行舞会，不言而喻，沃斯克列先斯克的军官们也一定参加。伊万·巴甫洛维奇随他们同往。不料舞会结束以后，所有这些军官决定在帕夫洛夫村过夜，而他却得一清早去学校上课，这可把他急坏了。又加时值冬季，不可能步行回家。幸而这时候有一个被邀请的客人从军官俱乐部走出来，一辆三套马车立即向他驶来。这位客人一看到束手无策地待在俱乐部入口处的伊万·巴甫洛维奇，就邀请他坐在自己身旁，把他送到沃斯克列先斯克，然后马车又继续往前驶。此人就是亚·谢·基塞廖夫，住在离沃斯克列先斯克五公里的巴勃金诺，他是有名的驻巴黎大使和莫尔达维亚公、俄国国有财产部的奠基者帕·德·基塞廖夫伯爵的侄子。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基塞廖夫娶了当时莫斯科有名的美男子，皇家剧院院长弗·彼·别基切夫的女儿玛丽娅·符拉季米罗夫娜为妻。他们的孩子萨莎（女儿）和谢廖沙后来成了安东·契诃夫的朋友，他为他们写了附有插图的滑稽短剧《蠢事》。亚·谢·基塞廖夫与伊万·巴甫洛维奇在路上相识以后，就请他给自己的孩子们补习功课——这样，契诃夫家和巴勃金诺及其居民们有了联系。起先，我的姐姐玛莎通过伊万·巴甫洛维奇认识了基塞廖夫家的人，和玛丽娅·符拉季米罗夫娜接近起来，开始到巴勃金诺做客，随后，到了1885年春天，契诃夫全家就迁到那儿的一所别墅里去住了。

我已经不止一次提到过，沃斯克列先斯克和巴勃金诺对安东·契诃夫才能的发展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那儿不仅风景优美宜人，有很大的英国公园、河流、树木和草原供别墅的住客们欣赏，又有悠扬的钟声从沃斯克列先斯克和新耶路撒冷传来，——而且，巴勃金诺的居民们本身也都是些相当出色的人物。在那儿可以看到所有篇幅较大的文艺刊物：基塞廖夫家的人非常关心文艺界的情况；弗·彼·别基切夫不断地回忆往事，当时有名的男高音歌唱家米·彼·符拉季斯拉夫列夫唱着流行的抒情曲，而伊·亚·叶弗列莫娃则每晚都介绍贝多芬和其他音乐家的作品。巴勃金诺的有识之士对当时还刚出名的柴可夫斯基也颇感兴趣。玛丽娅·符拉季米罗夫娜·基塞廖娃讲述了一些绝妙的逸事。顺便说说，安东·契诃夫的短篇《一个文官的死》是根据弗·彼·别基切夫叙述的一件发生在莫斯科大剧院的实事写成的。《江鳕》的情节也实有其事——发生在建造浴棚之际；《阿尔比昂的女儿》中女主人公的原型是到巴勃金诺来的客人们的女家庭教师玛修斯小姐。《灾祸》和《巫婆》的故事来自达拉冈诺夫斯克森林中一所孤零零地立在大道边、有着看守小屋的教堂。

令人惊异的是，巴勃金诺对俄国风景画家伊·伊·列维坦在艺术上的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在离巴勃金诺三俄里处，在河对岸的大克林斯克大道上，有个叫马克西莫夫卡的村子。村子里住着一个陶工瓦西里。瓦西里是个酒鬼，他把自己挣来的钱都换酒喝掉了，他的妻子终年到头都怀着身孕。独立不羁的画家夏天动身去作素描，就住在这个陶工家里。大家知道，列维坦有时还发忧郁症。在这样的时候，他就带着枪，离家一两个星期，不见影踪，一直要到他重新感到生命的欢乐才返回。或者，他默默地坐在自己的屋子里，心情郁悒，跟谁都不来往；要不然，他就像一个被放逐的精灵，双手交叉在胸前，垂下了头，孤独地在近处徘徊。

有一回，雨接连下了好几天，那雨凄凉，愁苦，无休无止地下着，就像盘旋脑际、难以摆脱的思想。陶工的妻子从马克西莫夫卡到巴勃金诺来看病，同时告诉我们，住在她家的伊萨克·伊里奇 [56] 病了。列维坦就在巴勃金诺附近，这对契诃夫弟兄们来说是个愉快的消息，安东·巴甫洛维奇想去看看他。我们已经吃过晚饭，外面倾盆大雨，我们没上大房子（基塞廖夫家）去，准备在边屋里度过漫长的夜晚。

“听我说，”安东·巴甫洛维奇蓦地跳了起来，“让我们去看看列维坦吧。”

我们——安东·巴甫洛维奇、伊万哥哥和我——穿上大套靴，带了提灯，不管外面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动身去了。我们下了坡，走过小桥，在潮湿的草原上走着，接着，又过了泥泞的沼泽地，最后，进了茂密的达拉冈诺夫斯克森林。在这种时候，看到百年的云杉和灌木的树枝从黑暗中向提灯伸过来，叫人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而天又下着瓢泼大雨。临了，总算到了马克西莫夫卡。我们根据屋边扔着的陶器碎片，找到了陶器工人的小屋；为了使列维坦大吃一惊，我们径自闯到列维坦面前，举起提灯向他照去。

列维坦叫了起来，拿起手枪，把枪口对准我们。随后，他认出了我们，由于看到亮光而皱起眉头，说：

“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是荒唐透顶。这样的人天底下少有……”

我们坐在他旁边笑着。安东·巴甫洛维奇说了许多俏皮话，我们那种高兴劲儿引得列维坦也乐了。

过了不久，他就搬到巴勃金诺我们家来住，占用了一间小厢房。有个巴勃金诺的居民为此写了几句诗：

这儿是列维坦的厢房，

里面住着可爱的画家，

他每天一清早就起身，

下床后立即动手喝茶。

安东·契诃夫弄来了一块招牌，把它钉在厢房的上方，上面写着：“商人列维坦的贷款处”。

只有在年轻人兴致勃勃的时候，才会作像我们去马克西莫夫卡那样的旅行。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巴勃金诺接连住了三年，从1885年至1887年。他的那些发表在《花絮》 [57] 和《彼得堡报》 [58] 上的轻松有趣、洋溢着生之乐趣的作品都是在这儿写成的。供他写作用的是一张由脚踏缝纫机的支架改作的铁腿小桌子。他的天才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契诃夫声誉鹊起。这时候，他作为医生的名气也传遍了巴勃金诺方圆至少十五俄里地。附近各个村子里的病人都乘车或步行来找他看病，这样，我们家就仿佛成了一个诊疗所，里面有完整的药房；我承担起出售药品、把药品按分量称开以及调制油膏的工作。作为一个医生，安东·巴甫洛维奇有时在夜里也得不到休息。有一个雷雨之夜，从十二俄里外的卡尔采夫来人请他出诊；他带我同往，我们俩在经过沼泽地的时候，生平第一次亲眼看到磷火。

1888年3月，安东·巴甫洛维奇在莫斯科萨多伏库德林斯克大街的住所里常常谈到租用别墅的问题。他不想再到巴勃金诺去，因为他需要新的地方和新的题材，他甚至谈起哈尔科夫省的圣山和塔甘罗格附近卡兰京一带的别墅。这时候，亚·伊·伊万年科 [59] 来给他帮忙了。伊万年科是乌克兰人，生于苏梅城，他双手捧住两颊，脑袋左右摇晃着，开始津津有味地赞扬自己的故乡，建议安东·巴甫洛维奇到那儿的别墅区去住。同时，他还介绍住在苏梅附近鲁克的地主林特瓦列夫一家。安东·巴甫洛维奇请求他写信给对方函商，不久，便得到了满意的答复。这样，关于到乌克兰去的问题就初步解决了，但是还没有最终解决；因为双方未曾见面，安东·巴甫洛维奇在没有更确切地了解别墅和它的主人林特瓦列夫家的情况下，还不敢贸然租下别墅，全家搬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这时候，我是个大学三年级生。我记得，通过抄写讲义和为儿童杂志写了几个短篇，我挣到了八十二个卢布，于是，我就决定作塔甘罗格和克里米亚之游，从那儿直接回北方。我不赞成上乌克兰去，因为我在巴勃金诺待惯了，对可亲的当地居民产生了感情。在我4月17日离开莫斯科之际，安东·巴甫洛维奇要求我从库尔斯克弯到基辅，抵达伏罗日巴之后，又转向苏梅，在林特瓦列夫家逗留一下，看看鲁克那儿的房子，了解周围的环境，考虑利弊得失，然后把整个情况写信告诉他。

这是我计划之外的旅程，可我还是到那儿去了。

在那有着英国公园、鲜花和暖花房的漂亮的巴勃金诺已经住惯，对我来说，鲁克就显得荒凉了。这儿的庄园无人照管，院子中间是一汪水，几只大肥猪舒服地躺在水洼里，鸭子在水里游泳，花园像一片被弃置的森林，其中还有林特瓦列夫家祖先们的坟墓；而林特瓦列夫家的弟兄们自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看到我穿着上面有着闪亮的纽扣的大学生制服，就把我当成一个保守分子。总之，我对鲁克的第一印象并不好。于是我便在途中写信给安东，劝他不要急于迁到苏梅去过夏。

但是，当我在塔甘罗格逗留了一阵、动身前往克里米亚时，安东·巴甫洛维奇还是租下了林特瓦列夫家在鲁克的别墅，并于五月初和母亲及姐姐搬到那儿去了。

从南方回来以后，我在安东·巴甫洛维奇那儿碰到了诗人阿·尼·普列谢耶夫 [60] 。这位老人虽然已到暮年，却从彼得堡来到他那儿做客，这可以称得上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所有鲁克的居民都十分珍视他，把他当作瑰宝。也正是在这时候，我才看到了林特瓦列夫一家人和鲁克本身的真面貌。

安东·巴甫洛维奇是这样描述鲁克的：“我住在普肖尔河边一个古老的地主庄园的厢房里。我没有和主人见过面，只是碰运气租下了这个别墅，但我至今并不后悔。普肖尔河又宽又深，河上有不少小岛，盛产鱼虾……岸边风景优美，林木葱茏……自然界和人的生活都按那种已经过时、不再引起编辑们兴趣的陈规旧套进行着；不消说，那儿夜莺日夜啼鸣，老远就能听到狗吠声，古老的花园已经荒芜，寓于诗意、面目凄凉的庄园关得严严实实，里面待着俊美的女人；不消说，那儿住着地主家的老奴仆，已是风烛残年，奄奄一息，还有渴求着平庸的爱情的姑娘们。我的厢房附近是毫不新鲜的老一套：一台有着十六个轮子的水磨，磨坊主和他那经常坐在窗边、好像在期待着什么的女儿。我觉得我现在看到和听到的一切好像早就在旧的故事和童话里看熟了。”（1888年5月30日致阿·谢·苏沃林函）

林特瓦列夫家的成员包括一位极其善良的老母亲和她的五个已经成年的孩子：两个女儿做医生，第三个女儿是别斯图热夫女子学院的学生；一个儿子是道地的钢琴家，另一个儿子则在读大学时被作为政治犯流放。他们都是十分善良的人，和蔼可亲，富于同情心；可是，在我看来，他们并不很幸福。安东·巴甫洛维奇来到他们那儿，还有各式各样像阿·尼·普列谢耶夫那样从他们大学时代起就一贯崇敬的名流接踵而至，这显然很合他们的心意。在这些人中间建立了极其良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安东·巴甫洛维奇离开鲁克之后还保持了许多年。在这儿，和在巴勃金诺一样，大家把注意力主要放在音乐和有关文学的讨论上，特别是在那个时候，——当大提琴演奏家马·波·谢马什柯来到鲁克，也住在这所别墅里，还有阿·谢·苏沃林和卡·斯·巴兰采维奇到这儿来做客的时候。大家钓着鱼虾，乘小船去磨坊，到河对岸漫游。安东·巴甫洛维奇写了不少东西，但是，不知怎的，在乌克兰的生活给他提供的素材不像前几年在巴勃金诺时那么多：他纯粹是从精神上喜爱它。除了地主家的老仆、农奴格利戈里·阿利克谢耶维奇引出了《樱桃园》中的人物菲尔斯，以及到鲁克来做客的女教师莉季娅·费多罗夫娜让我们欣赏她笔记本中的两三句怪语，例如：“由金字塔形的白杨树组成的菩提树林荫路”，“坐在马林果汁里航行的彻尔克斯公爵出现在公开的小品文里”等等——除此以外，在文学方面，鲁克没有给契诃夫提供任何东西。他在这儿所写的都是他从北方带来的现成题材，而他对这儿周围环境的观察只是从研究某一民俗的风俗文化的角度出发的。

到达鲁克的第一年盛夏，安东·巴甫洛维奇到费奥多西亚阿·谢·苏沃林家住了一阵。在那儿，他和苏沃林的儿子阿利克谢·阿利克谢耶维奇拟定了一个游历中亚和波斯的庞大计划，七月里，他们就动身了。他们顺着高加索的沿岸地带到达巴统，在那儿，安东·巴甫洛维奇写了几封热情洋溢的信：“我在阿布哈兹” [61] ，等等。就在去巴统的路上，两只轮船——契诃夫所乘的“季拉”号和英国轮船“特威德”号险些儿相撞。但是，中亚之行终于没有实现，因为他们在路上接到发自费奥多西亚的电报，——关于苏沃林的另一个儿子突然逝世的噩耗。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旅伴只得赶忙回家。刚到巴库，两个旅人就返回梯弗里斯，然后顺着格鲁吉亚军用大道北上，在提霍烈茨克分手，接着，安东·巴甫洛维奇就独自回到苏梅城的鲁克。契诃夫的这次旅行尽管收获不大，但它还是向他，虽然是间接地，提供了日后写作中篇《决斗》的材料。

就在这一年夏天，分别在六月和八月，安东·巴甫洛维奇到乌克兰内地去旅行了两次，他想到那儿去买一所庄园。他动身到米尔戈罗德县去，“在那儿，诺兹特列夫 [62] 胡作非为，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福罗维奇 [63] 互相吵架”。他这两次旅行乘的都是一辆套着四匹马的老式大马车，途经麦日里奇、拉舍夫卡、萨拉和巴库莫夫卡，抵达果戈理的出生地索罗庆采村，在那儿，“红色的长袍” [64] 使所有的人胆战心惊。我参加了第二次旅行，它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它也对安东·巴甫洛维奇产生了强烈的印象，他当时就把这种印象写信 [65] 告诉阿·尼·普列谢耶夫。这一次我们是沿着铁路线，经过克列缅楚格、波尔塔瓦、柳鲍京返回鲁克的。

巴·马·斯沃鲍金 [66] 来到鲁克做客，他当时是亚历山德拉剧院 [67] 的演员。他很快赢得了大家的好感，在那儿成了自己人。他的花样儿真不少，有时候，甚至可以看到他穿着漂亮的燕尾服，衬衫的领子浆得发硬，戴着白手套，头顶大礼帽，手里拿着钓竿，站在普肖尔河边钓鱼虾。我们成群结队地到邻近的小城去，巴·马·斯沃鲍金扮成伯爵，而安东·巴甫洛维奇则装作他的仆从，奴颜婢膝地称他“大人”。

次年（1889年），契诃夫一家又在鲁克过夏，但是这个夏天却过得不像以往那样愉快。他们家遭到了不幸：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哥哥——画家尼古拉去世了，至今躺在宁静的鲁克墓地里。当时，安东·巴甫洛维奇正带着兄弟伊万第三次骑马去索罗庆采看那所出卖的庄园，突然得知尼古拉的死讯。他在路上被雨水淋得浑身湿透，一到索罗庆采就接到我发去的报告噩耗的电报，他没有休息，立即回来奔丧。这一年，巴·马·斯沃鲍金又来到鲁克，但是他已经感觉到气氛有点不同，显然，在安东·巴甫洛维奇身上表现了某种不祥的征兆。他急于买下田庄，但是他的健康情况却越来越糟，自从我们回到莫斯科以后，我早上常常听到从板墙那一面——他的卧室里传来剧烈的咳嗽声。

同年，我念完大学的课程，我学的是刑法和诉讼程序，这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安东·巴甫洛维奇的萨哈林岛 [68] 之行。整个秋冬两季和春天的一部分，他都在为这次旅行作准备，1890年4月20日，他动身到远东去了。他一走，我们家就变得非常冷清。

于是，1890年的夏天，安东·契诃夫完全没有休息。

在他离家期间，我在图拉省的阿列克辛城谋得了一个职位。这个城市位于奥卡河高高的河岸上，是个很不起眼的小城，一共只有七百个居民，但是它的近郊却非常迷人，令人神往。从陡坡上、从大教堂所在的地方鸟瞰奥卡河下游和穿越河面的网状铁路桥以及对岸办起锯木厂的小村落；特别是眺望卡卢加省境内两旁种满小白桦的大路和与之毗连的铁路路基，尤其当火车被另一个火车头从后面推动着登上山的时候，——那景色真是美妙得无可比拟。有个姓科夫里金的人在对岸车站旁边的小草地上建造了三所小别墅。从一所别墅里可以望见铁路桥的全貌和对面陡直的河岸。1890年冬天，当我从这陡直的河岸上俯视这座别墅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想到，我们契诃夫全家将会住在这儿。

1890年春，安东·巴甫洛维奇动身去萨哈林岛。他于同年12月8日从那儿回来。经过一次长途旅行以后，莫斯科的生活对安东·巴甫洛维奇来说就显得狭窄和乏味，无怪乎翌年三月初，他就和阿·谢·苏沃林一起出国了。以前，他还没有到过西欧，这次去，它在各方面都使他感到惊异：他对它的文化水平、自然条件和许多城市感到莫大的兴趣。他访问了“碧眼的”威尼斯、罗马、那波利 [69] 。在那波利，他曾到过维苏威火山口，随后，他前往巴黎，充分感受到巴黎人的聪明才智。他又去过比亚里茨 [70] ，在那儿，他看到了斗牛的情景，这情景加深了他在萨哈林岛时眼见流刑犯经受酷刑时所得到的沉重印象。不过，这次旅行对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影响很大，就好比中学生们经过困难重重的希腊文和拉丁文考试以后，好不容易在暑假里得到休息一样。

这时候，1891年春天已经悄悄地来临，他不得不考虑到回国和租别墅的问题，因为不可能整个夏天都住在莫斯科。

家里的人把这件事交给我经办，要我无论如何得在阿列克辛附近找到一所别墅。我接到的就是这样的命令：“无论如何”。我找来找去毫无结果，可是时间不等人，因为安东·巴甫洛维奇已经启程回国；于是我便租下了我上面提到过的建造在奥卡河岸上铁路桥边的科夫里金家的一所简陋的别墅。

5月1日，安东·巴甫洛维奇已经到莫斯科，3日，抵达阿列克辛。当然，他不喜欢我租下的这所别墅，因为它孤零零地立在林边，四周连篱墙也没有；总之，这房子不舒适，给住户不愉快的感觉，又加上从第一天起就刮起大风，使人不想出去。我的姐姐玛丽娅·巴甫洛夫娜有个女友叫莉季娅·斯达希耶夫娜·米济诺娃，她是个迷人的姑娘，姐姐开玩笑称她为“我和我的弟兄们的女友”。确实，这个莉季娅·斯达希耶夫娜，或者，按照我们对她的称呼，莉卡，是我们的好友。我倒不是说，我们弟兄之中有谁热恋着她，而是我们觉得跟她在一起很愉快，她不在的时候，我们感到无聊，她具有领会俏皮话的非凡天才，而且能以更加机智和恰中要害的俏皮话来回答。她从来不抱怨，也不诉苦，老是显得很高兴，虽然我们知道得很清楚，有时候，她的处境很艰难。当她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家就会变得生气勃勃，连我们的父亲巴威尔·叶果罗维奇也要她坐在自己身边，请她喝白桦幼芽泡的露酒。

我们住到阿列克辛附近的别墅里以后，就马上邀请莉卡来。她是乘轮船，途经谢尔普霍夫，和列维坦一起来的，说实话，我们无处安置他们两个人。于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就开始打趣，接二连三地说俏皮话，而列维坦则发出恋人的叹息。

总之，不知怎的，我们在奥卡河岸上的家立即活跃起来了。要不然，待在阴沉的别墅里，又碰到不断刮风的天气，我们大家的情绪就会立即低落下来——而特别苦恼的是我。

跟莉卡和列维坦同船的有一个身穿腰部带褶的男外衣、脚登大靴子的年轻人，他是当地的地主，姓名为叶·德·贝里姆科洛索夫斯基 [71] 。他们互相认识了。科洛索夫斯基从莉卡那儿得知她要去的契诃夫家就住在铁路桥边的一所别墅里，便把这记在心里，没过两天，他就派了两辆三套马车来邀我们到他家去。我们去了。这是外省的气派，很有趣，特别是有点儿神秘，因为我们契诃夫家的人从未和这个科洛索夫斯基见过面。但是这次旅行却很有意思。我们走了十至十二公里，就来到了波基莫夫一个十分出色但无人居住的地主庄园里，其中有一所极大的石头房子，当叶卡捷琳娜二世到南方来看波将金 [72] 的时候，就曾在这所房子里逗留过。庄园里还有见不到尽头的菩提树林荫路、轻盈的河水、池塘、磨坊等等。房子里的各间屋子大得出奇，人在里面说话可以听见回声。在客厅里有着圆柱，大厅里有专为乐队设置的敞廊。临了，安东·巴甫洛维奇在波基莫夫待了一阵以后，于5月17日给上述那个离开我们、回到莫斯科去的莉卡的信中写了以下几句话：“像黄金、珍珠，又像细棉纱般的莉卡……我们就要离开这所别墅，把我们的住所迁至科洛索夫斯基家房子的上层，这个科洛索夫斯基就是请您喝牛奶，但忘记请您用浆果的那个人”；5月18日，他还写信给阿·谢·苏沃林说：“上帝保佑，这下可高兴啦！……我结识了一个姓科洛索夫斯基的地主，在他那无人居住而富有诗意的庄园里，租下了一所大石头房子的上层。这儿有多么美妙，您简直难以想象。这儿的房间大得出奇，好像是贵族俱乐部，还有奇妙的花园，我从未见到过的优美无比的林荫路、河流、池塘、我的双亲可去祈祷的教堂以及其他各种设备。”5月20日，他又写信给苏沃林：“我搬到另一所别墅里。多么宽广的地方！房间大得出奇。我们在放置家具的时候，在这么大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感到不习惯，着实吃力。美丽的花园，池塘，小河中的磨坊，小船——这一切包含着无数的细节，简直令人心醉。”

在波基莫夫，我们碰到了一些别墅的“老”住客。他们是：弗·亚·瓦格涅尔，后来成了著名的动物学教授，他和妻子以及姑母住在那儿；还有著名的画家亚·亚·基塞廖夫一家，这一家有几个非常可爱的少年，他们请安东·巴甫洛维奇观看他们把他的短篇改编成的戏剧。 [73] 亚·亚·基塞廖夫在初夏去高加索写生，然而不久就返回波基莫夫。这样，置身在一群知识分子中间，我们觉得很满意，日子过得一点也不无聊。

在波基莫夫，安东·巴甫洛维奇占用了过去的客厅——一间有圆柱的大房间，里面放着一张奇长无比的沙发，上面可以并排坐上一二十个人。他就睡在这张沙发上。当夜里雷雨大作、耀眼的闪电把房间里所有的大窗子照得通明的时候，甚至使人感到害怕。安东·巴甫洛维奇每天黎明四点钟左右就起身，我也清晨即起，用我特地从图拉带来的一只双层的咖啡壶煮咖啡。喝过咖啡以后，安东·巴甫洛维奇就着手工作，可是并不坐在桌子边，而是在窗台边写作，眼睛不时地朝花园里望。他在写中篇《决斗》，同时整理有关萨哈林岛的资料，这倒真是称得上“苦役”。他不停地工作到十一点钟，然后到林子里去采蘑菇，钓鱼或者布置捕鱼篓。下午一点钟，我们吃午饭，母亲总是要我为午饭准备可口的热菜，而我则尽力开动脑筋，把菜做得精致、有味，在烹饪技术上达到了那么高的水平，以致我后来竟成了一个相当出色、富有独创性的厨师。而在波基莫夫，安东·巴甫洛维奇本人对我的创造也十分欣赏，每次他坐到饭桌边的时候，总要问我：

“米沙，你有没有搞点儿什么好吃的？”

吃过午饭，安东·巴甫洛维奇就去午睡，午睡后重又开始工作，一直到傍晚才停笔。晚上，他经常和动物学家弗·亚·瓦格涅尔讨论有关退化、强者的权利、自然淘汰等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决斗》中冯·科连的哲学的基础。

关于安东·契诃夫的暑期生活，我就写到这里。波基莫夫的别墅是他最后一所向别人租用的别墅，因为次年，1892年，他在梅利霍沃买了一所庄园，他就不用再到处奔波，为找别墅而大伤脑筋了。从此，碰到冬天和夏天，他都住在那儿，接连好几年过着他素来十分向往的乡村生活，直到病魔迫使他离开北方，迁移到克里米亚定居。

（倪亮　译）

题解：

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5—1936），安东·巴甫洛维奇最小的弟弟，是一位律师和作家。他写了一些有关契诃夫的传记性作品（《契诃夫和他的题材》，莫斯科，1924年；《在契诃夫周围》，莫斯科，1935年，以及其他）。

本文根据收在《契诃夫文集》（安·巴·契诃夫和他的时代研究会出版，莫斯科，1924年）中的原文刊印。

摘自《回忆契诃夫》

维·安·西莫夫

这是四十五年以前的事。我们可以根据许多材料，毫不费力地想象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家庭生活以及他在莫斯科、梅利霍沃或者雅尔塔的生活环境，熟悉他在文学界的情况。但是除此以外，他还有少数几个比较接近的友人，他喜欢经常和他们在一起。关于他生活中的这一方面，相对来说，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为了充分了解本文描绘的插曲，必须回顾八十年代的莫斯科。当时，歌剧的演出情况令人十分失望。

官僚作风在幕后控制着大剧院，统治舞台的是因循守旧的老一套，有些歌剧没有经过任何选择，就匆忙、草率地上演了。

直到创办“私营俄国歌剧院” [74] 之后，艺术的这个部门才开始有了起色。

过去，重心只在乐器和演唱的效果上，——听众只注意声调和乐队。演出本身，所谓舞台设计，则居于次要地位。

“私营歌剧院”建立以后，在俄国，才初次吸收画家参加舞台演出。自此以后，展现在观众面前的就不是千篇一律、胡乱涂抹、五彩缤纷但毫不典雅的舞台景片，而是使观众惊愕、陶醉的美妙画面，那是按照维·米·瓦斯涅佐夫、波列诺夫、弗罗别里、柯罗文、谢洛夫等极其动人的美妙构思设计的。

这儿把艺术的三个种类——音乐、戏剧（即深思的游戏）及绘画和谐地结合起来了。

“私营歌剧院”于1885年1月9日正式开幕，上演的是《水仙女》（布景设计：维·米·瓦斯涅佐夫），但是演出的准备工作早就开始了。还在1884年，该院就着手紧张地排演这出歌剧，随后，又排演《浮士德》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布景设计：瓦·德·波列诺夫）。

现在，具有一定风格和时代特征的服装代替了那些令人目眩、浮华矫饰，而又刻意程式化的庸俗的“歌剧”剧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善意地取笑过这种剧装，虽然他对它们并非没有好感）；而在舞台上活动和喧闹的已是真正的人群，而不再是为演歌剧而专设的合唱队队员了。

总之，为了使舞台上再现古代的特征，散发出时代的气息，反映古罗斯或西欧中世纪的真正面貌，作了一切努力。

人们怀着对事业的巨大热情和深刻的爱作着准备工作。麦襄斯克第一条街上的舞台装置工场就是这样一个从事艺术工作的地方。

在一所相当肮脏的房屋的院子里，有一个画舞台布景用的工场。阴暗的、过去刷白过的墙上如今绘满了图画，这照例出自那些毫不吝惜鲜艳的颜料——群青或彩色油漆的勤奋的画匠或天才的舞台布景家灵巧的手。从远处看去，那墙好似有些地方羽毛已被拔掉的开屏的孔雀尾巴或者一块奇妙的东方织物（可比作普希金稿本中的漫画）。中间的墙呈弓形，把工场分成两大部分。中间放着一个巨大的俄式火炉 [75] 。入暮，几盏有着圆锥形灯罩的灯点亮了；宽阔的光束向下照射，使那本来已经熏黑的天花板变得漆黑。空气窒闷：发散着浆糊、新的亚麻画布的气味。整个地面上铺展着日间画就的刚缝合好、涂上油漆底子的幕片。在一挥而就的创作过程中，出自画笔的鲜艳的颜料闪烁着离奇的色彩，这创作还没有在公认的内行——评论家或一般的观众面前展示。还没有人发出冷冰冰的责难或令人兴奋的赞赏。这是布景画家生活中美妙的时刻——自尊自爱的时刻，然而有时候，这又会变成不满足的感觉，变成一种轮廓清楚但尚未完成的探求。喜悦和苦恼同时并存。

惟一可以观察成果的地方——工场中的制高点——就是那只居于主导地位的火炉。它的下面很亮，上端则隐而不见，处于神秘的半明半暗之间。火炉边放着一架高凳梯子，火炉上放着一些空白画布，权作褥子之用。经过艰辛、紧张的工作之后，当你躺着或坐着休息，自上而下地观察着，清楚地感觉到你在创作的当儿只能想象的那些形式和色调正在慢慢地显现，并且琢磨着如何进一步完成计划的时候，——还有什么比这更愉快的呢？

已经晚上十点钟了。伊萨克·伊里奇·列维坦、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和我幸福地躺在炉台上。康斯坦丁·科罗文也在这儿绘图，但他和列维坦在进行艺术上的竞赛，因而他在单独工作。大家累得两腿发酸。应该休息一下，才能恢复精力，画一个通宵，因为明天要进行总排演。

画匠莫斯克维奇酒喝多了，也睡在炉子脚边的画布中间。

四周静悄悄的……突然，大门砰的一响，随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时间这么晚，还会有谁来呢：如果是艺术的保护者萨瓦·伊万诺维奇·马蒙托夫“本人”驾到，——那就会传来喧嚷声，因为一定有随从和助手陪他同来。原来，那是我们的常客晚上抽空来串门儿。接着，就是熟悉的手势，非常熟悉的身形和亲切的、带着微笑的脸容。

大家的情绪一下子提高了。我们见到亲爱的客人，就满心喜悦。来客脱掉外衣，我们从上面望着他那穿着朴素的灰色上衣和裤子的匀称的侧影，亲热地邀请他：

“上来，上来，安东·巴甫洛维奇，到炉台上来！……这儿又暖和又舒服，还有茶和香肠。”

我们喜爱契洪捷 [76] 上我们这儿来，他总是带来热爱生活的、健康欢乐的气氛。

契诃夫态度温和，对人体贴入微，很会说笑话，对美好的事物富有鉴赏力，他早就赢得了我们深切的好感。他招呼所有的人，包括那个害臊地藏身在画布中间的莫斯克维奇在内，都同样地亲切。他对自己的哥哥保持那样的态度，好像他们俩这一天已经见过面了。他踩着高凳梯子爬到上面，仔细观看着布景，欣然和大家交换意见，不是作为职业画家，而只是作为一个天生的艺术家，发表着中肯、切实的见解。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就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讲的故事上来，这些故事大部分是临时编成的，它们具有非凡生动的形式，表现了富于感染力的幽默和深刻、精细的观察力。有时候，听着他压低声音，出色地表现各种各样的语调，大家简直就会笑死；而讲故事者本人却非常平静，神情严肃，嘴角上带着不易察觉的微笑，望着那些笑得前仰后合的听众们。

安东·巴甫洛维奇通常用取材于农民、神父和城镇警察生活的小故事使我们开心。

下面是他喜爱的一则故事，他讲得有声有色，有时候还把其中各个人物的不同语调也表现出来了。

早晨，在那被朝雾沾湿的田野上，有一辆大车停在燕麦地中间。一匹乡间的驽马懒洋洋地啃着麦穗，挥动着毛已脱落的尾巴，驱赶那些纠缠不休的牛虻。缰绳早就垂下来，在车轮上乱成一团。

在大车的干草上睡着三个人，其中一个是瘦瘦的神父，蓄着山羊胡子，身穿黑色长袍，腰上束一根绣花的宽腰带。

他躺在诵经士有力的怀抱里，后者手里拿着镰刀，身穿蓝色长襟外衣。两个人的脚都压在助祭神父笨重的身躯下，在神父蓬乱的火红色头发中间夹着许多麻秆的碎屑。这几个人刚才在佩里亚耶夫（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村，在村长家里，庆祝本区教堂的节日；他们在庆典上开怀痛饮之后，又在临别时喝了几盅，那就难怪他们像死人一般倒了下来，只指望那匹灰黄色的马——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会把他们拉到家里，可是在路上，马却碰上了诱人的美味——成熟的燕麦。

太阳早就从树林后面升上来了；强烈的阳光把那个名字古怪的神父第一个唤醒了。他想举起手来画十字，但却不由自主地打起嗝来，每打一个嗝，就习惯地高呼一声“奉天父的名……”诵经士张开无齿的嘴睡着，几次想把自己的手从神父身下抽出来（安东·巴甫洛维奇做了个手势）；老头儿终于完全醒了，他费了很大的劲，总算有了点儿活动的余地。“至……至圣的……圣母啊……”他喃喃也说，却没有把祷告做完，临了，助祭神父开始翻身，睡意蒙眬中突然叫了起来：“使众人上升天庭！”——这一叫把那匹马吓得跳到一边，大车就此朝一旁翻倒。三个人都跌在地上，出现在被踩坏的麦穗中间；他们困惑不解地向四周环视着，然后慢慢地清醒过来。

这个故事的末尾仿佛标着省略号。这个场景大概取自现实生活，是从他夏季逗留在莫斯科近郊期间观察得来的。

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叙述中适当地运用了拟声、语间停顿和表情变化等方法，把故事讲得那么生动，表现了那么敏锐的观察力，使我们大家捧腹不止，而列维坦（他是最不能控制感情的）竟趴在地上，笑得身子翻来覆去，同时两腿急剧地抽动着。当然，这儿起主要作用的是作者表达的技巧，他把那些很难复述的情节讲得细致入微，娓娓动听。

那个半醉的画匠也跟我们一样听得津津有味，他伛着腰，怯生生地登上几级高凳梯子，然后直起身来，像个幽灵似的。如果从地面上朝他望去，你会惊讶得两手一摊，因为他崇拜酒神巴克科斯，把自己的内衣都换酒喝掉了，如今身上穿的是妻子的毛线裙子。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当你回忆起契诃夫的这个故事或其他内容大同小异的故事时，你会明白这一类题材并非毫无根据的笑料，而是对我们糟糕透顶的俄国现实的抗议。如果把契诃夫所描绘的这些情节与彼罗夫的绘画相比较，例如，与他的《在乡村里布道》、《复活节的乡村教会行列》、《在梅季希饮茶》、《在修道院的餐厅里》和他那幅富有特色甚至内容与契诃夫的上述故事几乎相同的绘画《节日之后》（驽马从大路拐进燕麦田，大车里躺着微醉的神职人员）相比较，那是饶有意味的。

“巡回展览画派” [77] 也触及这一类题材。这就是说，在深入发展和运用取自俄罗斯生活的讽刺体裁中，安东·巴甫洛维奇并不孤单。然而，绘画能在展览会上展出，而契诃夫的那些精细的小故事却从未在报刊上发表；因为当时的书报检查机关不仅不准它们按原样刊登，而且连那种温和得多的转述也是禁止的，显然，这种故事只能讲给少数比较亲密的友人听。

（倪亮　译）

题解：

维克多·安德列耶维奇·西莫夫（1858—1935），画家，自莫斯科艺术剧院创立起就任该剧院的舞台布景师。功勋艺术家。

本文根据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47年出版的《同时代人回忆契诃夫》一书中的原文刊印。

安·巴·契诃夫的欢乐时光

弗·阿·吉利亚罗夫斯基

我要讲的那件事是在安东·巴甫洛维奇从事文学活动的初期发生的。

那是八十年代初。当时，契诃夫住在斯列坚卡，戈洛文胡同，他们在那儿的一所木屋的二层楼上租了几个房间。我记不得这是谁的房子，只知道在底层住着一个女裁缝。

愉快、欢乐的时光！1881年，通过《闹钟》 [78] 杂志，我认识了契诃夫，我们很快成了朋友，共同为《旁观者》 [79] 、《花絮》及《光和影》 [80] 杂志撰稿，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哥哥尼古拉·契诃夫，一位天才的画家，也和我们一起为上述杂志工作。

当时，有些画家常在契诃夫家里聚会，而伊·伊·列维坦从那时起直到逝世始终和契诃夫家很接近。

这一伙人也时常在斯托列什尼科夫胡同我家里聚会。有一次，契诃夫一家和几个画家在我家里。还有伊·列维坦也在座。

喝茶的时候，列维坦看到我的一本纪念册，里面有我的画家朋友们所作的素描，于是他就用铅笔画了两张画：《月光下的大海》和《小俄罗斯风景》。

尼古拉·契诃夫把纪念册拿过来，取出红蓝铅笔，在上面画了一个出色的女人头像。

所有在场的人都对这些画十分欣赏。

安东·巴甫洛维奇带着严肃的神情仔细端详着这些画，然后提出严格的批评：

“难道能这样画吗？这是什么啊？谁也搞不懂！就说海吧！是什么样的海？这是头像……就算是头像吧！可是谁的头像——那就不清楚了……不能这样画！应该画得让每个人都了解画家要画的是什么。现在让我来向你们指点一下该怎样画！”说着，安东·巴甫洛维奇便拿起纪念册和铅笔，走到我的书房里去了。

过了几分钟，他带着更加严肃的神情回到饭厅里来，把纪念册放在列维坦面前：

“学一学怎样画吧。”

在纪念册的一页上画着大海，海里有条轮船在航行，右面是山，一个头戴帽子、手持拐杖的人走下山来，朝一座有着塔楼和挂着招牌的房子走去，鸟儿在空中飞翔。

图中每件东西上都注明：海，山，旅行者，客栈等等。下面有题词：“戈尔祖夫·彼得·伊昂内奇·戈鲍宁田庄外观。安·契诃夫绘。”

“瞧，就该这样画！你，吉利亚伊 [81] ，把我这惟一的艺术作品保存好：我以前从来没有作过画，将来也不会画，因为我不想抢列维坦的面包。”

这本纪念册如今还保存在我这儿。

（倪亮　译）

题解：

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亚维奇·吉利亚罗夫斯基（1853—1935），诗人，小说家和新闻记者，1881年起与契诃夫相识后两人开始通信，直至后者逝世。吉利亚罗夫斯基回忆契诃夫的文章：《关于契诃夫》（载《俄国言论》，1904年第186至188期）、《记事录》和《我的回忆》（载《莫斯科之声报》，1910年第13期，1914年第151期）等也为读者所熟悉。

本文根据《曙光》杂志1914年第26期上的原文刊印。

安·巴·契诃夫，1883年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符·加·柯罗连科

一

我和契诃夫认识是在1886年或1887年初 [82] （确切的日期我记不得了），那当儿，他已经出版了两个短篇集子。第一个集子是我有一次去看契诃夫时在他的台子上看到的，书名为《美利波美娜的故事》 [83] ，好像是由某个幽默杂志编辑出版的。这个集子的外表本身就带有幽默书刊的特征。封面上印有“安·契洪捷”等字样和一个画架，画架前站着一个留有长发、逗人发笑的画家。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张饰图是由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哥哥画的，他是一位画家，死于八十年代末或九十年代初。 [84] 据说，这位画家很有才能，但很不走运。契诃夫的这第一本书没有受到公众的重视，现在可能很少人记得它了。但是其中的某些（好像不是全部）短篇收入后来出版的集子里。

随后，我记得是在1887年初，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一本篇幅较大的书问世了，书名为《形形色色的故事》 [85] ，其中所收的是他发表在《闹钟》、《蜻蜓》 [86] 和《花絮》等杂志中的某些短篇，这一次作者的署名已经是安·巴·契诃夫了。这本书很快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注意。有人开始谈论它，写到它。虽然对它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是大家谈得很多。总的来说，这本书获得了很大的成就。登载在报刊上的讣文和简讯中提到：仿佛苏沃林首先观察到，在我们那黯淡的俄国“幽默”中，出现了契诃夫的天才的璀璨明珠。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首先注意到这些明珠的是德·瓦·格里戈罗维奇 [87] 。看来，还在这些明珠闪现在各幽默杂志和“安·契洪捷”的第一本集子里的时候，格里戈罗维奇就十分欣赏它们那自然的光华。看来，是格里戈罗维奇从中斡旋，使《形形色色的故事》得以出版，而苏沃林则可能是从格里戈罗维奇那儿知道契诃夫，从而请他为《新时报》撰稿的。在我和契诃夫最初的几次会面中，安东·契诃夫曾把格里戈罗维奇的信拿给我看。有一封信是从国外寄来的。 [88] 格里戈罗维奇写到他在疗养地的苦闷，写到他的病和他对即将来临的死亡的预感。契诃夫把这封信也给我看了，并且接着说：

“瞧，名望、地位和高薪，又有什么用……”

当时，我觉得这种悲观的论调出自一位写轻松的短篇小说的轻松作家之口是偶然的，要知道，生活还刚开始在他面前展现诱人的远景呢。可是我后来常常想起这几句话，而觉得它们不是偶然而发的了。

自从《形形色色的故事》问世以后，安东·巴甫洛维奇立即蜚声文坛，虽然对这位新作家的才能评价不一，引起争论。全书充满了还是年轻人的那种轻松愉快的调子，也可以说是在某种程度上对待生活和文学的漫不经心的态度，其中表现出幽默、欢乐，往往是真正的机智、非凡的简练以及描绘的才能。可是，透过那响亮的、逗人发笑的旋律，却已经能够隐约地听出沉思、抒情和契诃夫所特有的忧郁调子，这种调子更加衬托出那些确实是“形形色色”的故事中的轻松愉快的旋律。

二

当时，《北方导报》 [89] 在彼得堡发行。它的出版者是阿·米·叶夫烈伊诺娃，最初的编辑委员会由原《祖国纪事》 [90] 的编辑组成。主编是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 [91] ，格·伊·乌斯宾斯基 [92] 和谢·尼·尤扎科夫 [93] 经常为该刊撰稿，阿·尼·普列谢耶夫是小说和诗歌栏的编辑……我也被邀参加这个杂志的工作，顺便提一提，我就是为此而去彼得堡的。这时候，我已读过契诃夫的一些短篇小说，很想顺路到莫斯科去跟小说的作者认识一下。

那个时期，契诃夫一家住在萨多伏库德林斯克大街上一所小而舒适的红房子里，这种房子好像只能在莫斯科见到。这所石头房子与一所大房子相连，但是独立成宅，是三层楼房。我在楼下碰到契诃夫的妹妹和弟弟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后者当时还是个大学生。过了几分钟，安东·巴甫洛维奇就下楼来了。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年轻的、外貌显得更年轻的男子，身材比普通人高一点，他那端正、清秀的椭圆形的脸仍旧保持着青少年的轮廓。在这张脸上，流露出某种特征，这种特征我不能一下子说清楚，但是后来，当我妻子也和他认识时，她却能加以说明，而且，我觉得，说得非常中肯。依她看来，在契诃夫的脸上，尽管表现出明显的知识分子的特点，同时也可以看到像朴实的乡下小伙子那样的气质。这种气质特别动人。甚至契诃夫那对深邃、发光的天蓝色眼睛在闪现出思想的同时，也流露出某种几乎是孩子般的天真的神态。他的动作、举止和言语中表现出来的纯朴是他整个人和他的作品的主要特色。总之，和契诃夫初次相见，他在我的脑海里留下这样的印象：他是个热爱生活的人。从他的一对眼睛里仿佛缓缓地流淌出一股源源不绝的机智和天真的欢乐之泉，充溢在他的短篇里的正是这股源泉。同时，他的眼睛又使人感觉到，在他身上有一种潜藏的力量尚待发展，而且是朝好的方向发展。虽然我绝不是对契诃夫的作品全都欣赏，但是它们给我总的印象却是完整而迷人的。在我看来，他当时的“超党派”的态度也有它好的一面。当时，俄罗斯的生活好歹结束了它的一个短暂时期，在那时期照例没有产生什么切合实际的结果，周围的气氛使人感到有必要作一番“检查”，以便开始作进一步的探索和斗争。因此，在我看来，契诃夫这个具有伟大才能而又极其真诚的人，在当时不参加党派是有某种好处的。我想，这种情况反正不会持续很久。在他的小说中有这样一篇（好像篇名是《在路上》） [94] ：在某个驿站上，一个不称心的年轻女人偶然碰见了一个也不称心、为生活压倒、在人世间漂泊的俄罗斯美好生活的“探索者”。这个人物只粗具轮廓，但我觉得他和我偶然碰到的一个有名人物惊人地相似。这个乐天的作家，虽然缺乏经验，但能在无意中凭自己天才的猜测，正确无误地触及那种还将长期活在我们中间的罗亭型人物的最隐蔽的心弦，这使我吃惊……在我看来，契诃夫好比一株嫩绿的小橡树，向四面发出幼芽，虽然这样的幼芽暂时还弯弯曲曲，往往没有定型，但是小橡树已经预示，它必将成为一棵茁壮、美丽的大树。

我到了彼得堡，向《北方导报》谈到我访问契诃夫和他给我的印象，——这引起了许多议论。大家都一致承认契诃夫的才能，但是这种才能会把他那潜在的巨大力量引向何方，人们对此还有疑虑。读者们都知道米哈伊洛夫斯基对契诃夫的态度：米哈伊洛夫斯基经常怀着很大的兴趣谈到契诃夫的作品。承认后者具有宽广的才能，但因此，他就更加严格地指出作者在某些地方所表现的对文学及其任务的不正确态度。米哈伊洛夫斯基写过很多论契诃夫的文章，而对他的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则没有谈得那么多，最近几年来，大家知道，他对契诃夫抱有更大的好感……不管怎样，在我此刻谈到的那个时期，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北方导报》很希望契诃夫加入他们的圈子，可我这个刚从事编辑工作的新手在拜访他的时候竟没有想到邀请他为杂志撰稿，这就不能不受到大家的指责。

当我第二次访问契诃夫的时候，就对他谈起这件事，但是阿·尼·普列谢耶夫在去高加索途中顺便到莫斯科去看望契诃夫时，已经将此事先对他讲了。契诃夫曾亲口向我谈到过这次会面，说他答应过给普列谢耶夫帮忙，但也表示有些犹豫。照他的说法，他在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时，几乎是闹着玩的，一方面把它当作享受和娱乐，另一方面则把它作为读完大学课程和养家糊口的手段。 [95]

“您可知道，我是怎样写自己的小故事的？您瞧瞧吧。”

他朝桌子望了一眼，拿起第一件看到的东西，“这是只烟灰碟，”他把它放在我面前，说：

“您要是高兴，我明天就可以写出一个短篇……篇名就叫《烟灰碟》。”

于是，他的眼睛便因欢乐而发亮。看来，某些尚未定型但具有幽默味的不明确的形象、情景、故事已经开始在烟灰碟上面涌现……

现在，当我忆起那次谈话，那个小客厅，坐在客厅里茶炊旁边的老母亲，兄弟姐妹们亲切的微笑，以这个富有魅力、有才气、看来对生活非常乐观的年轻人为中心的和睦家庭的整个气氛——我觉得这是他全家生活中最幸福，也是最后一个幸福的时期，在这愉快的田园诗之后，悲欢离合的戏剧就开始了……我记得在契诃夫当时的面容和举止中表现出两重性：一方面，他仍然是乐天的安托沙·契洪捷，愉快、幸运，一会儿讥讽那个劝厨娘读书的“聪明的扫院人”，一会儿又嘲笑那个正在替顾客理发，忽然听到自己所爱的姑娘即将跟别人结婚而气得中断理发、让顾客留着半边头发的理发师。 [96] 许多形象愉快而轻松地成群结队向他涌来，他们惹人发笑，但是很少使人激动……他们挤满了那所舒适的小房子，仿佛一下子都到这个家庭里来做客似的。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妹妹曾告诉我：她的房间跟她哥哥的房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板壁，哥哥常常在夜间敲敲板壁，把他无意间想到的题材，有时候是已经想好的故事讲给她听。于是两人对那突然形成的构思感到惊奇和欢欣……但是现在，这种轻松愉快的情绪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不论安东·巴甫洛维奇本人或他的家庭都不能不注意到，安托沙所掌握的不是简单地逗人笑乐、同时对全家不无好处的小玩意儿，而是无价之宝，这宝物的拥有者可能肩负着重任。当时他的特写《复活节的夜晚》 [97] 好像已经在《新时报》上发表，这篇作品优美的画面充满着紧紧抓住人心、使人着迷的哀愁，语气依然健康而平和，但与《形形色色的故事》中大多数短篇的那种仅仅逗人发笑的调子已有天壤之别。在契诃夫这个不久以前还是《花絮》的轻松愉快的撰稿人的脸上现出了某种特殊的表情，这在古时称为“荣誉最初的反光”……我记得，在他那由于儿子的成就而感到幸福和自豪的母亲的话语中已经可以听出忧愁的调子。当我和安东·巴甫洛维奇谈到我们的彼得堡之行、谈到我们准备在什么地方相会的时候，契诃娃老太太叹着气说：

“我现在感到安托沙已经不属于我了。”

母亲的预感往往是正确的……

我们说定在彼得堡《花絮》杂志编辑部会面，到了约定的日子，我真的在该杂志主编列依金 [98] 的办公室里见到了契诃夫。 [99] 写到这儿，我顺便提一提在那儿偶然碰到的一件小事：前一天，列依金曾在契诃夫面前吹嘘，说《花絮》杂志收到一个绝妙的短篇，作者是个尚不出名的新手，好像是皇村学校的。主编非常高兴，请作者本人去商谈，有意吸收他为杂志工作。契诃夫要求读一读原稿。原来，这个短篇是契诃夫本人的作品，曾发表在刊物上，现在的这份原稿是从刊物上抄袭来的。剽窃品说明了新天才的价值，它就像寄生物似的依附在天才身上……

三

过了一些时候，契诃夫为杂志写的第一篇作品完成了，它的标题是：《草原》 [100] 。在我逗留彼得堡期间，阿·尼·普列谢耶夫收到发自莫斯科的一封信 [101] ，契诃夫在信中写到，他的工作进展得很快。“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感到我周围散发着草原上花草的香味，”契诃夫大概这样（我是凭记忆引用的）描述他在写这个作品时的情绪，毫无疑义，读者读这个作品时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固然，在契诃夫的这第一篇“大型”短篇中还保留着他惯用的形式的痕迹。某些评论家指出，《草原》好像是装进一个大框子里的几幅小图。不过，毋庸置疑，在这个大框子里自始至终充满着同一种气氛。读者仿佛亲身感受到草原上那股浸透了花香的自由、强劲的风向他吹来，亲眼看到草原上的蝴蝶在空中闪现，孤独的猛禽沉重地往高空飞翔，而所有在这背景上显现的形象也渗透了草原上特有的色彩。这个短篇在《北方导报》上发表后不久，契诃夫的弟弟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告诉我，小说中有很多作者个人的经历和回忆。

顺便说说，我认为在这个短篇中，有一个细节表现了当时契诃夫的特点。小说里写到了简尼斯卡，一个年轻的农村小伙子。他是个马车夫。载着旅客的马车在炎热、窒闷的中午停在草原上休息。炽热的阳光烤着人们的脑袋，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了歌声，“歌声低沉、冗长、悲凉，宛如哀歌，勉强听得清……仿佛有个看不见的精灵在草原上空飞翔，歌唱”；或者是草原本身在歌唱，它“被阳光烧灼得半死不活，已经枯萎，它的歌声中没有歌词，但哀怨而真诚地向人诉说，说它没有罪过，而太阳却无缘无故地烧灼它……它没有罪，可它又求人原谅，发誓说它疼痛难熬，苦恼不堪，可怜自己……”这时候，在休息着的旅人中间，简尼斯卡第一个醒过来。他走到溪边，喝了水，欢畅地洗着脸，往脸上泼水，嗤嗤地喷着鼻息。尽管天气酷热，景色凄凉，不知从什么地方又传来更加凄凉的歌声，诉说着莫名的罪过；简尼斯卡却感到精神振奋，浑身是力。

“来，看我们谁先跑到香蒲那儿！”他对短篇的主人公叶果鲁希卡说，不仅赶过了热得困倦不堪的叶果鲁希卡，而且，还不因此满足，向后者提议，立即用一条腿跳回原地。

有一次，我对契诃夫开玩笑说，他本人就像这个简尼斯卡。事实也确实如此，八十年代末，当社会生活好像这片沉寂、倦怠、唱着哀歌的草原之时，契诃夫却乐天、愉快，充满着朝气和力量。不知怎的，他的脑海里时常会出现各式各样的计划，而且很快就考虑成熟，连细节都想好了……有一回，他向我叙述了办杂志的计划，这个杂志要吸收二十五位作家参加，“而且都是年轻的新进作家”。另一次，他用他那对好看的眼睛注视着我，脸上带着若有所思的神情，说：

“听我说，柯罗连科，我日后到下诺夫哥罗德来看您。”

“非常欢迎。不过，您可别失信啊。”

“一定来……我们俩合作写个剧本。有四幕。两个星期完成。”

我笑了起来。他这神气又像简尼斯卡。

“不，安东·巴甫洛维奇。您这样的速度我可赶不上。剧本请您一个人写，可您还得上下诺夫哥罗德来。”

四

他遵守自己的诺言，来到下诺夫哥罗德 [102] ，当时看到他的人都被他迷住了。到我下一次去莫斯科的时候，我看到他已经在写剧本 [103] 了，他从自己的书房里出来，我怕打扰他，想走掉，可他却拉住我的手不放。

“我真的在写剧本，而且一定会写成，”他说，“《伊万·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明白吗？伊万诺夫有上千上万……是普通人，根本不是英雄人物……而这正是非常困难的事……在创作中，常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当两个情节清楚地显现在想象中的时候，在这两者之间，却突然出现了空白……”

“在这空白处，”我说，“得建立起桥梁，不是想象的桥梁，而是逻辑的桥梁，对吗？……”

“对，对……”

“是啊，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时候，我便丢下工作，等待转机。”

“您瞧，在剧本里，没有这些桥梁是不行的……”

他显得有点心不在焉，怏怏不乐，好像十分疲乏。确实，这第一个剧本契诃夫写得很吃力，使他初次经受纯粹文学创作上的严重不安和苦恼。姑且不谈在剧本演出时招来的种种麻烦，作者在看到语言和形象之间、舞台演出和语言之间相去甚远而感到的痛苦，——首先，在这个剧本里，表现了契诃夫情绪的转变。我记得，有许多人谈到和写到伊万诺夫的某些无所顾忌的话，例如，他说：“我的朋友，请听我的忠告：不要跟什么犹太女人，或者心理变态者，或者女学士结婚。”不错，这是伊万诺夫说的，但是俄罗斯生活对某些急待解决的问题敏感到了病态的地步，以致公众不愿把作者和主人公分开；是的，说实话，在《伊万诺夫》一剧中，贯穿在契诃夫以前的作品中的那种自然轻松和平静客观的态度消失了。俄罗斯生活的广阔漩涡把走上生活舞台的作家卷了进去：在他的作品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某种倾向，使人感觉到作者在攻击某种东西，卫护某种东西，大家争论的是，他所卫护的是什么，攻击的又是什么。契诃夫的这第一个剧本曾改过多次，它对那些认真的传记作者来说，可能是一项宝贵的资料，他们力求探索契诃夫从《新时报》的撰稿者（他起初乐意为之写稿，而在他逝世以前几年却未曾提供只字）起到《俄国通讯》 [104] 、《生活》 [105] 和《俄国思想》 [106] 的撰稿者的思想转变过程……他那轻松愉快、天真无虑的情绪不可避免地消失了，同样不可避免的是他开始思考反省，沉重地意识到一个天才的责任感。

继《草原》之后写的短篇《命名日》 [107] 也登载在《北方导报》上。接着，契诃夫又写了第三篇（《亮光》 [108] ）。这个短篇所表现的情绪更加复杂了，也许，由于其中带着一些愤世嫉俗的意味和较之更为强烈的感伤、怀疑的调子而显得阴暗，契诃夫在几次改写的过程中都表示对这个短篇很不满意。至于其他情况，俄国读者无疑都记得。在《形形色色的故事》之后，出版了另一本集子，书名很有意思：《在昏暗中》 [109] 。接着，短篇集《阴郁的人们》 [110] 问世，随后，在《俄国思想》上发表了《第六病室》 [111] ——这是一篇激动人心、具有惊人深度的作品，其中反映了契诃夫新的情绪，我姑且称之为第二时期的情绪。这种情绪表现得十分明显，大家都看得出这种出人意料的转变：一个不久以前还是轻松愉快，机智俏皮，以玩笑戏闹的态度对待生活的人，当他进一步往生活深处审视的时候，却突然感到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我把他生前最后几年写的短篇和戏剧列入第三时期，在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美好的未来的向往、信念和希望。希望透过那层有时美妙动人，有时却又刺痛心灵，但始终富有诗意的哀愁的薄雾显现出来，就像远方城市里的教堂圆顶透过艰难的道路上的炽烈尘埃和窒人雾霭隐约可见一样……而一种忧郁的感觉君临一切之上：

只可惜不论是你和我，

都不能活到这美好的时光……

五

在我和契诃夫认识初期的这些频繁的接触之后，我们见面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我们在文学界的关系和知交（我指的是在文学界的私人关系和知交）不同，碰面的机会不多，到后来，他虽然和我所接近的那些文学团体有了接触，情况却依然如此。当时（八十年代末），我试图把契诃夫介绍给米哈伊洛夫斯基和乌斯宾斯基。我和他在约定的时间动身到当时米哈伊洛夫斯基的住地帕列罗亚利，在那儿，我们碰到了格列勃·伊万诺维奇·乌斯宾斯基和亚历克山德拉·阿尔卡季耶夫娜·达维多娃（后来是《神的世界》 [112] 杂志的发行人）。 [113] 但是这次会晤却没有获得任何结果。格列勃·伊万诺维奇矜持地沉默着（当时他已表现出精神上极度疲劳的迹象，这也许是疾病的预兆）。只有米哈伊洛夫斯基一个人说话，当时，就连亚历克山德拉·阿尔卡季耶夫娜这个平时十分客气和圆通的人也触犯了契诃夫，因为她在谈到他的某个文友之际，说了几句尖锐的话。契诃夫走后，我感到自己的尝试失败了。格列勃·伊万诺维奇平时十分敏感，当他和我一起离开米哈伊洛夫斯基家的时候，他发觉我不大高兴，就说：

“您喜欢契诃夫吗？”

我试图描述我对契诃夫的感觉和印象。他照例十分专注地听着，然后说：

“那很好……”可是他自己仍然保持沉默。现在我才明白，当时的契诃夫，《形形色色的故事》的作者那种轻松愉快的心情使乌斯宾斯基不大高兴，感到格格不入。从前，他本人也富有深刻而独特的幽默感，可是这种敏锐的幽默感很快就变成了悲哀。米哈伊洛夫斯基在他的论乌斯宾斯基的文章中十分正确而中肯地描述了后者那种高雅的矜持，他就是以这种矜持自觉地克制自己对可笑的情况和滑稽的形象的偏爱，他担心这种偏爱会歪曲不幸的俄罗斯现实的悲哀的调子。他这样做到底好不好，我不想在这里评论。不过，我想，如果那些心中生来蕴藏着笑的能量的人，能够在自己身上和周围环境中发掘出足够的力量，以更加有力的笑来战胜俄罗斯生活中深深的哀愁，那就太好了。这样，我们就可能产生具有全世界意义的讽刺杰作。但是……我们的幻想固然可以自由驰骋，但现代俄罗斯的哀愁本身却正在压倒俄罗斯的幽默，而这就像不可避免的规律，反映到了契诃夫身上，遗憾的是这来得太快了。

但当时还是另一种情况，我记得乌斯宾斯基的那对探究、深邃的眼睛怎样带着悲哀的疑惑神情瞅着这个天才人物的开朗、乐观的脸面，这个人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在那儿还可以无忧无虑地幻想。契诃夫也本能地避开已经在乌斯宾斯基的内心酝酿成熟，而在他本人身上也潜伏着的那种情绪，——于是他们分手时态度冷淡，说不定彼此还抱反感。

现在他们俩都已经去世了。乌斯宾斯基先去世，而当我写此文时，契诃夫尚未下葬……但是他们俩退出人生舞台的时候都怀着对未来的希望，同时为当前的现实感到深切的悲哀。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跟契诃夫谈到了迦尔洵。我忘记那次谈话是在迦尔洵逝世之后，还是他那忧郁的生活将近结束之时…… [114] 当时，我从西伯利亚回来 [115] 以后不久，西伯利亚那雄伟而又阴郁的大自然和它的居民们在我脑海里留下的深刻印象还十分生动、新鲜。我觉得，如果能让迦尔洵丢开我们的现实在他心中产生的痛苦印象，暂时远离文学和政治，而主要的是使疲惫的心灵不再时时刻刻意识到那种使富有同情的俄罗斯人感到苦恼的共同责任……如果能使他摆脱这一切，而让他只处在原始的大自然和朴素的人们中间，——那么，我想，病态的心灵还是可以恢复健康的。但是，契诃夫以医生断然的口气反驳道：

“不，这是无可挽救的事：脑子里的某些分子分散以后，再也没法使它们聚合在一起了……”

后来我常常想起这些话。过了两三年，乌斯宾斯基脑子的“某些分子分散了”，不管他怎样在祖国的那些“能使人恢复健康的辽阔空间”寻求治愈的良方，不管他如何辗转在乌拉尔南部的平原和峡谷、高加索的山岭、伏尔加河和俄罗斯中部“偏僻的河流”之间，——他还是不能摆脱那日益深入他心灵的痛苦，面对生活的真理，他不能不意识到对一切歪曲真理的生活现象所负的“共同责任”。接着，在契诃夫身上也出现了“分子分散”的现象。固然，这是肺部的分子，他的头脑至死保持清醒的状态。但是，谁又知道，这种深刻的、折磨心灵的忧郁对契诃夫肉体上的疾病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既然他的全部精神生活和生理过程都受到这种忧郁的影响……

九十年代下半期，我和契诃夫往来的机会不多，只是偶尔见面罢了。在他的疾病已经形成的时期，我们只会过三四次面。有一次是在1897年，在《俄国思想》编辑部。那时候，我也有病。契诃夫以朋友和医生的身份，十分关切地询问我的病情，当我离开编辑部、走到街上的时候，他诚恳地握着我的手说：

“不打紧……您会复原的，我向您保证，您会复原的。”

“您也会复原的，安东·巴甫洛维奇！……”我怀着信心说，而这种信心来自要使自己相信的强烈愿望。

“是啊，是啊，我希望……现在我已经好多啦。”他回答，随后我们就分手了。

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1902年，在雅尔塔，当时，我是为了和他讨论一个共同声明而到那儿去的。 [116] 契诃夫写信给我说，他想到波尔塔瓦去，我知道这样做对他来说很费力，就预先提醒他。他住在雅尔塔附近自建的别墅里（对艺术家来说，是不上算的）；他的妹妹和妻子跟他住在一起。和我们初次会晤时一样，我在楼下见到契诃夫的妹妹，也跟那时一样，契诃夫从楼上走下来。每当我忆起这情景，心里就感到难受。同一个契诃夫，可是现在，他那信心十足、稳定自若的乐观精神到哪儿去了呢？他的脸瘦得厉害，好像变得严峻了，只是眼睛有时还闪闪发光，显得挺亲切。但是在他的眼睛里也可以看出悲哀、滞重的表情。他的妹妹告诉我，他有时会接连坐上几个钟头，眼睛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他拿起一本不久以前由列·尼·托尔斯泰介绍给俄国读者的书。

“波伦茨的《农民》 [117] 。您读过吗？这是一本好书，”他说，“如果我能再写出这样一本书来……我就会感到满足，死也瞑目了。”

他没活到那时候就逝世了。

六

我又自然而然地把几位作家相提并论：果戈理、乌斯宾斯基、谢德林，现在又加上契诃夫。这些名字几乎包罗了俄罗斯所有那些富有幽默感的优秀作家。其中两位作家死于严重的忧郁症，其余两位则悒悒不乐而终。普希金称果戈理为“快活的忧郁病患者”，而这一中肯的形容语适用于所有上述作家——果戈理、乌斯宾斯基、谢德林和契诃夫……

莫非在俄罗斯的笑声中，真的包含着某种不幸的因素，莫非天生的幽默感对俄罗斯现实的反应——如果使用化学家的术语的话——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有害的沉淀物，足以最剧烈地毁坏这种反应在其中进行的容器，即作家的心灵？……

（倪亮　译）

题解：

符拉基米尔·加拉克季昂诺维奇·柯罗连科（1853—1921），作家。这篇回忆录写于1904年7月，契诃夫逝世后不久。在此以前，1904年6月6日，柯罗连科曾在日记（未发表）中写道：“昨天我接到从诺伏罗西斯克发来的电报：安·巴·契诃夫因肺病在巴登维勒逝世。我从八十年代起就认识契诃夫，对他抱有真诚的好感。我想，他对我也一样。他为人爽直，诚恳，他在对我所说的某些话中流露的正是个人的同情。在文学界，这种感情往往非常复杂化。我对契诃夫的感情也许是最不复杂了（如果不谈那些从私人关系和思想倾向方面来说跟我最亲近的人），我对他的这种感情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为爱……”

柯罗连科在1903年7月15日五十岁生日的那一天曾接到契诃夫的一封贺电，电文中说：“敬爱的朋友，卓越的人，今天我怀着特殊的感情想到您。我对您十分感激。感激之至”；同年7月29日，柯罗连科在给尼·费·安年斯基的信中写道：“这份电报使我特别高兴，因为我早就爱他了……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契诃夫和柯罗连科之间来往的书信已全部发表（参阅《契诃夫和柯罗连科》，莫斯科，1923年）。

本文根据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48年版《柯罗连科选集》中的原文刊印。

与安·巴·契诃夫的几次会见

伊·叶·列宾

我不曾为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的作品作过许多插图 [118] ——现在没有留下任何描绘这位亲切的、使人难忘的作家的画。

而且，令人遗憾的是，在一生中，我没有跟他有多少交往，——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

我们初次相见，他就给我异常生动的印象。当时，他到卡林金桥我的画室里来看我（大概是在1887年）。

他稳重、冷静、健康，使我想起了屠格涅夫的巴扎罗夫 [119] 。

有一次，他坐在我那儿津津有味地谈起他当县医期间的见闻，他描述了他到乡村里去检验那些暴死者的尸体时的几幅生动的画面。

验尸大多是在露天进行的。

旁观的人从各个角落和小巷里走来，越来越大胆地把医生团团围住，而医生呢，正在把那些郑重地摆在街中央桌子上的外科用具一一放到死者身旁。契诃夫专心致志地干着这件令人不快的工作，没有注意到那些好奇的顽童们挪动身子，离死者越来越近，以致打搅了医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真要命！……尽管是在露天。

在医生把那个膨胀的、充满气体的尸体翻动的时候，蓦地，从死者的两片嘴唇中间发出“勃尔尔尔”的声音。大家觉得他好像要活过来了……那些受惊的顽童们尖叫着，向四面八方逃散，一路上摔着跟头，翻过别人的身子，重又奔跑起来。 [120]

有一次，在文学协会，我给他画了一张非常成功的速写（他没有注意到）。 [121] 有人照例把这张画要去了。

在他的脸容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双目中那种纯粹俄罗斯式的细致入微、敏锐严峻的观察事物的表情。他不能容忍崇尚浮夸和多愁善感的调子，他仿佛为冷峻的嘲讽所控制，满意地感到自己身上戴着坚不可摧的锁子甲。

我感到他在身心两方面都是坚不可摧的大力士。

（倪亮　译）

题解：

伊利亚·叶菲莫维奇·列宾（1844—1930），俄国画家，“巡回展览画派”代表人物之一，其创作深受当时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表现沙皇统治下人民的苦难生活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本文根据发表在1910年1月17日《敖德萨新闻》上的原文刊印。

契诃夫于梅利霍沃，1893年

安·巴·契诃夫

亚·谢·拉扎烈夫格鲁津斯基

我和安·巴·契诃夫的初次会晤是对我的青年时代最愉快的回忆之一。当时，我为了稿费，不得不走访各幽默报刊的编辑部，而那些地方契诃夫几乎已经不去了。我于1887年应邀访问契诃夫 [122] ，那时候，他在《新时报》的《星期六小说增刊》上发表了不少像《阿加菲雅》、《巫婆》、《梦》 [123] 那样出色的作品；他这颗巨星开始升起，灿烂夺目，光彩照人。我在他那儿坐了整整一个晚上，我走的当儿感到我们仿佛已经认识好几年了。

我傍晚时分来到他家；在那漫长的冬夜，我好几次站起来要告别，但是契诃夫却说：

“不用客气！请坐下。反正我和你今天都不会再工作了（这是新年之夜）。我们聊聊吧！”

“那就聊聊吧！”

当我们进一步熟悉以后，仿佛有一种磁力把我吸引到契诃夫书房中一张柔软的大沙发上。有时候我来到他那儿，恰好碰上他在工作，我就想赶快告辞，但他总是说：

“请坐下。我马上就写完了。让我们聊聊吧。”

我跟契诃夫刚认识的时候，他住在萨多伏库德林斯克大街上柯尔涅耶夫 [124] 医生的住宅里一所跟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一样别致的偏屋里，那屋子的模样好似一个小小的城堡；我至今清楚地记得那些朝着萨多伏街的塔楼式半圆形窗子。这是一所二层楼房子。楼上住着他的父母和妹妹，楼下是他的书房以及他和兄弟米哈伊尔的卧室，当时米哈伊尔是个法律系快毕业的大学生。从楼下有漂亮的铁扶梯通到楼上，楼梯转弯处的平台宽阔，上面放着一只狼的出色标本。我记得，在契诃夫的书房上面的二楼大房间里有钢琴、养鱼缸、华丽的家具和尼古拉·契诃夫的一幅未完成的画，开头的部分画得挺出色，但是后来中途停笔了。这幅画描绘的是一个黎明时伏在活计上入睡的女裁缝。契诃夫在1883年4月写给大哥亚历山大的信中大概谈到过这幅画：“尼古拉不干正事；眼看一个强有力的俄罗斯的天才将要毁了，白白地毁了。你看看他现在的工作吧。他在干些什么啊？尽画些庸俗不堪、毫不足道的玩意儿……而在大厅里却放着那幅只开了个头的画。” [125] 这幅画可能在1883年以前就已经动笔，但是直到1884年尚未完成。而且很可能始终没有完成。

契诃夫指着养鱼缸、钢琴和家具，对我说：

“从事文学工作真不错，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这些东西都是文学向我提供的。”

但是当我怀着敬意看了看由文学提供的那些东西时，契诃夫笑了起来，向我说明：那架钢琴是他租来的，而部分家具是他哥哥尼古拉的。看来，这些家具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文学提供的”。契诃夫在1883年4月给大哥亚历山大的信中写道：“我们的日子过得还可以。有钢琴，有上好的家具。你记得乌特金娜的家具吗？它们现在全归我们家所有了。” [126]

乌特金娜是《闹钟》杂志的发行人，该杂志被转让以后，她大概离开莫斯科了。

在契诃夫的书房通他的卧室的门边放着一个从地面伸展到天花板的书架。这是契诃夫的藏书，这些书大多是从莫斯科古老的苏哈列夫卡 [127] 买来的，这苏哈列夫卡给许多莫斯科的作家和报刊的撰稿人提供了他们藏书中的主要部分。顺便提一下，有一次我在苏哈列夫卡买到一本书，它使契诃夫有点儿伤心：他的《在昏暗中》刚出版不久，我在苏哈列夫卡买了一本米纳耶夫 [128] 的诗集《在昏暗中》，这本诗集有着华丽的彩色封面，六十年代末在彼得堡出版。契诃夫不知道以前曾出版过这本和他的短篇集同名的诗集。

契诃夫的藏书不少，一本本挤得很紧，可能有上千本，甚至还多得多；它们的模样显得很旧。这里有一些零散的厚本子旧杂志和那些对契诃夫的创作起过影响的作家的不成套集子；它们是契诃夫在各个时候从编辑部拿到或者预支到较多稿酬之际逐步买来的；当时，作家的全集价格很贵，契诃夫买不起。而且他过去的住处也不允许他扩充藏书。从契诃夫的信中可以了解到，他在迁到柯尔涅耶夫的房子里有六七个房间的、比较宽敞的住处以前，他的旧居是如何狭小。

在契诃夫的藏书中间，我发现：都德 [129] 的《艺术家的妻子》，在1882年《闹钟文选》中，有一个契诃夫的短篇，对此书作了讽刺性的模拟 [130] ；德里安斯基的《没有价值的日记》，这些日记有助于契诃夫在他写得很成功的独幕剧《求婚》中运用许多打猎术语；勃雷哈特 [131] 和左拉的作品集；还有《祖国纪事》的天才撰稿人德米特里·基尔斯的《加利福尼亚矿山》。契诃夫喜欢买一些古书和像《尺牍大全》之类稀奇古怪的书。据契诃夫说，他在苏哈列夫卡买来的一本古书——《俄国海军军用外语术语解释》（大概是这个书名，我是凭记忆写下的），给他的一个杰出的幽默短篇提供了题材，这个短篇描写退职的海军少将烈伏诺夫卡拉乌洛夫被人请去当婚礼上的贵宾，而他却在婚宴上大谈其海军术语，把主人们搞得怒不可遏。这个以《有将军做客的婚礼》为题的幽默短篇起初刊登在1884年《花絮》杂志第五十期上。后来契诃夫把这同一个人物——费多尔·雅科夫列维奇·烈伏诺夫卡拉乌洛夫写入他的独幕趣剧《婚礼》中，不过军阶改成了海军中校。当你反复阅读这个写海军少将的短篇时，你就不能不钦佩契诃夫以极其丰富的想象力使那些枯燥无味的海军术语变得生动具体的艺术才能。

我还记得与《尺牍大全》有关的一件事。那是在巴勃金诺或梅利霍沃，有一个阴雨天，雨水使窗玻璃显得昏暗无光，契诃夫拿出一本《尺牍大全》来，开始读给我和在村子里做客的伊万·巴甫洛维奇听。他读得很滑稽，那些书信几乎满纸胡言乱语，使我们大家都捧腹大笑，这样，我们也就不觉得阴雨天寂寞无聊了。

现在我们还是回过去谈萨多伏库德林斯克大街上那座柯尔涅耶夫的房子吧。

我拿起一本契诃夫的藏书，埋头读起来，而契诃夫则继续写一个未完成的短篇，仔细地推敲着每个句子，一行按一行慢慢地写着，好像在用熟练的手指把珍珠串成最迷人的贵重物品似的。现在，对契诃夫来说，过去那种写大量急就章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安托沙·契洪捷”已经成了一个要求严格的艺术家，他既不允许自己草率地进行创作，也严厉地对待别人创作中的马虎作风。

契诃夫不是幸运女神的宠儿，一下子就跻身于名家之列。他的成就是用长时期艰苦的、几乎像“苦役”般的劳动获得的，比我先认识契诃夫的彼得堡新闻记者和《花絮》杂志的秘书比里宾 [132] 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这样形容他的劳动。即使在他已经发表许多短篇佳作以后，知道契诃夫的人还很少。他的短篇《头等客车乘客》 [133] 中辛酸的嘲讽无疑具有自传的性质。

有一次，好像还是初次会面的时候，我问契诃夫：

“您有许多熟人吧？”

契诃夫回答：

“不。”

我感到奇怪；我说，我处在偏僻的波克罗夫森林里，心想他在莫斯科大概会有一大帮子熟人，而他只是摆了摆手，说：

“得啦，谁需要我们这些捏笔杆的人？谁对我们感兴趣呢？您知道，我是莫斯科大学毕业的。大学一年级时，我就给一些杂志写稿；毕业以前，我以‘安·契洪捷’（与我的姓很相似）的笔名发表了几百个短篇。我的大学同学中却根本没有一个人知道‘安·契洪捷’就是我，他们谁也对此不感兴趣。他们知道我在给某处写东西，仅此而已。至于写的是什么，那就跟他们完全无关了。”

在这儿，我想顺便提一提使我感到纳闷的事：我认为，从安托沙·契洪捷极容易联想到安东·契诃夫，其中一个原因是，发表在莫斯科的《旁观者》杂志上的本文虽是安托沙·契洪捷所作，但是为本文所作的插图则出自他的二哥尼·契诃夫之手，图的下面都署上他的全名。但是谁也不想动脑筋猜测一下。

在尼·米·叶若夫 [134] 论契诃夫的那篇杂乱无章的大作中（《历史导报》，1909），作者断言，从契诃夫与亲友的通信中，不能获得关于他的正确概念，因为在那些书信中，他往往“把自己装饰一番”，而如果去向契诃夫的大学同学们详细打听，那倒一定会获得最有趣的素材。

从契诃夫本人的叙述中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他的大学同学们能够提供关于他的是什么样的材料。现实生活完全不能证实尼·米·叶若夫的设想。最近几年来，我恰好有机会和契诃夫大学时代的同学们交往，但是我只听到他们说，契诃夫准时来上课，坐在“窗边”的一个座位上，除此以外，别无所闻。他们不能说出他日常生活中的任何特点。

但是他们的这种冷漠态度却没有使契诃夫以同样的态度回报他们。契诃夫是我一生中碰到的最富于同情心的人。对他来说，不存在“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之类明哲保身之道，一般讲求实利的人往往用这句谚语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当契诃夫听到有谁遭到不幸或者受到挫折的时候，他认为自己首先有必要问一下：

“是否可以帮一把呢？”

契诃夫的这句话表现了他的品格，感人至深，每当玛丽娅·巴甫洛夫娜在谈到对别人的每个请求都应该有求必应时，她好像总想起这句话。她说：即使不能完全满足别人的要求，也得帮助一半，甚至四分之一，但一定要帮助。

契诃夫终身都保持这种有求必应的同情心，仿佛把它当作珍藏的名酒，不让它损失一点一滴。

在契诃夫的写字台抽屉里，经常放着别人写的短篇小说，他把这些短篇修改以后，送往他为之撰稿的某些刊物，甚至送往他本人没有在那儿发表过作品的刊物，例如《莫斯科画报》；只要他发现新进作者有一丁点儿才能，他就指点引导他们；他又为那些已经积累写书素材的作者们奔走，接洽这些书的未来出版事宜。

“您的书应该出版！”他多次对我和其他作者说，“应该让别人知道您。您有书出版，稿费就可以提高。”

我胆怯地表示：要出书不容易，很少有人愿意出新进作者的书，契诃夫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

“胡说！您等着，得想点什么办法。”

不待说，凭他在文学界的关系，他往往能想出办法来替我们这些后进找到出版的机会。

我和契诃夫认识的第一年，他就问我：

“请告诉我，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您写作每月能拿到多少稿费？”

我心里计算了一下每月的收入，说出了很小的数目。

契诃夫皱起了眉头：

“这么少？！”

“有什么办法呢？我只偶尔拿到点稿费。”

在我从事写作的头几年，我只给某些幽默杂志撰稿，而这些杂志给文学作品的稿费并不太多；只有列依金比较慷慨，而且，他希望我一心为《花絮》写稿，稿酬从丰，使我每月能拿到三十五至四十卢布。这是我从《花絮》所得的定额收入。可是其他那些幽默杂志的主编却完全不照顾我的利益，即使如此，我还是比较幸运，因为在那个时候，各个刊物都按时付给稿费。契诃夫刚厕身文坛的时候，他的情况比我糟：《花絮》还没有创办，莫斯科的各个刊物往往不付稿酬，就是付，也不经常。

关于我的稿酬微薄的谈话没有再继续下去，但是契诃夫并没有忘记这件事；过了两三个星期他决定不再为《彼得堡报》工作 [135] ，过去，他每星期一按时在那份报上发表文学素描，持续达三年之久；这时候，契诃夫已经写完了《草原》，他对《彼得堡报》不再感兴趣了。在决定不再为《彼得堡报》工作以后，我在偏僻的波克罗夫县收到了契诃夫寄自莫斯科的一封信，发信日期是1888年3月22日。

亲爱的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现在您有机会为《彼得堡报》工作了。如果您同意的话（大概是会同意的），那么，就请您赶快写封信给列依金，大致可以这样写：

“契诃夫写信给我说，您愿意费神把我推荐给《彼得堡报》，让我为该报每星期一出版的专栏撰稿。我尽速利用这个机会，对您的盛情厚意表示衷心的感谢，等等。”

您就写一些诸如此类的话。语气既要亲切，也要郑重。不言而喻，您一旦为《彼得堡报》工作，那就无需拿着稿子去求教各个娱乐杂志了。

我在彼得堡逗留了八天，日子过得还不错。我住在苏沃林家：一个富足的家庭……苏沃林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出色人物。 [136]

您最好星期六就写好。我没有和戈利克 [137] 谈到您出书的事，因为他不曾到火车站去送行。不过总有机会谈的。

我们正在准备重版《在昏暗中》和一本新书 [138] ，还有儿童读物《在有学问的人中间》 [139] 。祝您健康！

您的安·契诃夫

当然，契诃夫本人也能把我介绍给《彼得堡报》，但他怕得罪列依金；列依金被认为是该报的台柱，按照惯例，《花絮》的撰稿人总是由他推荐给该报的：先前他推荐契诃夫，1888年又推荐了我。

我遵照契诃夫的意见，写了封信给列依金。列依金回信说，他愿意推荐我，而且向我作了两三点认真的指示，说明与《彼得堡报》打交道必须注意的事项；我记得，他劝告我要把第一篇稿子尽量写得清新和有趣，而不要写幽默、滑稽的东西；因为《彼得堡报》不需要这一类作品。结果，我的第一个短篇写得很成功。列依金把它转交给报社，下一周的星期一，它就见报了，同时报社编辑部来信建议我继续为该报撰稿。当然，我接受了这个建议；从此，连续将近八年，每逢星期一，《彼得堡报》就登载我的作品，这种特约撰稿工作使我有了在当时说来颇为可观的固定收入，有助于我从偏僻的林区移居到莫斯科。

在《彼得堡报》上发表了五六个短篇之后，我来到莫斯科，契诃夫高兴地对我说：

“祝贺您！”

“祝贺什么？”

“胡杰科夫到我这儿来过。您可知道，他对您满意极了！”

胡杰科夫在去彼得堡途中顺便看望了契诃夫，在他家里坐了一个黄昏。胡杰科夫请求他不要和《彼得堡报》脱离关系，即使偶尔为它写几个短篇也好，我记得胡杰科夫还答应每行字付半卢布，这比《新时报》的稿酬高得多了。契诃夫把胡杰科夫谈到我的话详详细细地告诉了我（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了），他在传达这个好消息时感到很高兴。后来，过了一年或一年半，他从雅尔塔回来，同样高兴地告诉我，他在雅尔塔某个饭店里吃饭时碰到我的倾慕者们，听到一个服饰时髦的男人对一个服饰时髦的女人说：

“您知道，尼娜·雅科夫列夫娜，今天的《彼得堡报》上又有格鲁津诺夫的作品。”

于是我们俩都笑了起来，因为俄国人只是说错作者的姓已经算不错了，最糟糕的是当您问到他所喜爱的作品的作者是谁时，他往往会老老实实回答您：

“作者姓什么？啊，我可没有记住啊！”

契诃夫在彼得堡逗留期间没能和戈利克谈我那本书的出版问题，后来他对列依金谈了，于是，我的第一本短篇集就由列依金出版。

下面是1888年8月31日契诃夫给我的信，信中谈到我的那本小书的出版问题：

1888年8月31日

亲爱的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请原谅我迟复您的信；可是回信一定得写，因为我要回答您某些问题。

关于出书问题，据我看，应该抓紧解决，出版得越早越好。

要从这本书得到什么收入，请恕我说句不中听的话，您就休想了，稿费总共十四卢布三十一戈比，至少得过五年才能拿到，如果和亲爱的列依金共同出版，则得过二十年才能拿到。我希望您，作为真正的格鲁津斯基，期待于这本书的，不是经济上的利益，而是其他方面的利益，关于这一点，我和您过去已经谈过了。您出版了一本书，这就意味着您的稿费会相应提高，官品晋升一级。对作者来说，一本出版及时的书，其意义无异于强大的自然力……它把作者引入荣誉的殿堂，而最重要的是使他在文学界享有一席之地，这文学界就好比——请恕我用个粗俗的词儿——有抽水马桶的厕所，那地方只有少数人才能进得去；这对人类来说是件幸事。但是，对作者来说，它又不可或缺（当然，这是不幸）。“幸事”这个词儿怎么写：ксчастью还是ксчастью？我忘记了。 [140]

现在的问题是：在哪儿出版？如果您想在《花絮》杂志社出版，那就跳过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 [141] 。列依金固然是个好人，但戈利克比他更好。如果我确信在我离开人世以后，这封信不致落到列依金手里，那我就会更大胆地把心里的想法都向您吐露；但是您会把我的信保留的，因此，我只能谨慎一些，我的话就到此为止。

您的书可以在苏沃林那儿出版。我会写信和口头上为您说项。苏沃林从来没有读过您的作品（他不看报上的小说，而杂志上登载的东西也只看评论文章），但他相信我，因为我至今不曾欺骗过他，要是我向他建议出版您的书，也不会使他受骗。他很可能马上就会答应出您的书，但您如果能在出书以前和《新时报》搞得更熟一些，也就是说，在那个刊物的《星期六增刊》上发表三四篇作品，那么，事情就会顺利一千倍。我已经和苏沃林父子俩都谈到过您……如果您愿意的话，我还会对布列宁 [142] 谈，或者写信给他。您可以确信，您的每个短篇都会受到读者的欢迎，那儿的《星期六增刊》很需要这类作品。

我将于9月5日或6日去莫斯科。这封信请……转交（契诃夫把信寄给我们在莫斯科的共同熟人），因为我不知道您在哪儿：在莫斯科闲逛呢，还是在克尔扎奇教育下一代。祝好……

您的契诃夫

记得我和契诃夫认识初期，我们曾就那些收入他的集子《形形色色的故事》里的短篇展开热烈的争论。契诃夫对其中的有些短篇很不满意，我为它们辩护了一番，接着又说：

“您倒是有个短篇，天知道怎么会选入您的集子！要是我换了您，我是怎么也不会把它收进去的！”

“哪一篇？”契诃夫发生了兴趣。

“《论烟草的危害》。”

我感到契诃夫用一种奇特的眼光朝我望了望，然后迟迟疑疑地说：

“不，不见得吧……《论烟草的危害》不是篇坏作品……”他又说了一些卫护它的话，同时一直用奇特的目光望着我，但是我却执拗地回答说：

“我知道……可能……但是，我是不会把它收进自己集子里去的。”

我有这样一个印象：觉得契诃夫偏爱自己写得较差的作品，正如许多做父母的最疼自己孱弱的孩子一样，直到契诃夫逝世以后，我在他的书信集第一卷中读到他在1886年2月14日致维·维·比里宾的信，我才知道契诃夫对我始终不喜爱的那篇作品的真实看法：

“工作很多，”契诃夫写道，“甚至连吃饭的工夫也没有。现在刚写完独幕剧《论烟草的危害》，说心里话，这个剧本我是为喜剧演员索科洛夫 [143] 写的。我只有两个半小时的空闲，因而把这个独幕剧写糟了……我没有把它丢掉，而是寄给了《彼得堡报》。意图是好的，而结果却不行……”

契诃夫的这封信大约是在我们对这个写得较差的独幕剧展开争论的前一年写的；顺便说说，我记得在《形形色色的故事》再版时，契诃夫把这个剧本抽掉了。 [144]

契诃夫常常十分热心地为Е.М.Ш. [145] 修改、润饰她写的短篇小说，并把它们送往各个报刊的编辑部，在一封致Е.М.Ш.的信 [146] 中，他提到了我，说我的作品也经过他的“审查”。契诃夫曾修改过我为《新时报》的《星期六增刊》写的两三篇稿子，为此，苏沃林付给我新进作家从未获得过的稿酬，这件事没有通过契诃夫，因为他会吃惊的。契诃夫还看了我写的通俗喜剧《老友》，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指示。

还在认识契诃夫以前，我已经在《花絮》上发表了一系列短篇小说，此后，我又在《彼得堡报》和其他报刊上发表了几十个乃至上百个短篇，而其中没有一篇是契诃夫事先知道的。我不喜欢经常麻烦他，并且我定期为《彼得堡报》撰稿，时间紧迫，无法请契诃夫修改，又加上我在迁到莫斯科以前的近三年中，都是在弗拉基米尔省的偏僻角落里为报刊写稿的。契诃夫在为《俄国思想》编小说栏 [147] 时，曾屡次建议我为该杂志写短篇小说，我也不止一次地向他报告过自己想写的题材；有些题材契诃夫是完全赞同的，但是谈不上替我改稿或审查，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为《俄国思想》写过短篇小说。

如果丢开修改短篇小说这个狭隘的范围来说，那么，我受恩于契诃夫的地方很多，他对我的影响很大。他向我揭示了写作的秘密，如果没有他的帮助，那么我将长期在困难中摸索。契诃夫曾经指出：“强调一个女申请人的贫困，用不到说许多话，用不到写她可怜、不幸的外貌，而只消顺便提一下：她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外套”，他的这种指点给了我十分重要的启发。 [148] 契诃夫的某些观点听来好像是奇谈怪论，但实际上是正确的。“写作的本领，”他对我说，“其实不是写的本领，而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那些具有才能，具有不能容忍松散无力、灰色黯淡、陈规旧套的审美力的新进作家们往往这样做，而且必然会这样做的。新进作家们的原稿应该有许多涂改的地方，然而这并不一定会使它的篇幅缩小；因为删去软弱无力、表达得拙劣的思想，就会代之以清新明朗的思想和优美的语言。到后来，原稿便能变得悦目，没有一个涂改的污点，就像契诃夫的原稿那样，没有什么修改过的痕迹；这是因为对那些创作经验丰富的人来说，以生动活泼代替松散无力、以明朗清新代替灰色黯淡的过程不是在纸上，而是在语言和思想见诸笔墨之前，也就是在脑海里进行的。

契诃夫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

造一句句子的时候，要使它蕴藏较为丰富的含意……写一个短篇要花上四五天工夫，在此期间，要无时无刻不想到它，否则，您就写不出精炼的句子。应该让每个句子在写到纸上以前先在脑子里酝酿一两天，加以润饰。自然，我由于怠情，自己就没有遵循这一原则，然而，我建议你们年轻人这样做，特别是我本人曾不止一次地尝到此中的甜头，而且知道所有真正的大师的原稿总是涂涂改改，勾掉的地方比比皆是，稿纸破损，上面打满补丁。 [149]

有一次，我跟契诃夫谈到这些涂改很多的原稿。我丝毫也不否认对原稿进行加工的必要性，但同时我又援引了在我看来是正确的某个评论家的话，他说，创作的秘密不在于无止无休的修改，否则，只消借助于修改，就可以创造出杰作来了，而这是不可能的，每个作者只能根据自己的天赋和才能写出作品。契诃夫对这一点没有提出异议。

契诃夫在他八十年代有关创作的遗训中，一贯告诫说，不要在创作中带有倾向性。在那些年代，契诃夫激烈地反对倾向性，不论是在柯尔涅耶夫住宅的书房里，还是冬日傍晚在巴勃金诺森林里漫步的时候，他总是异常执拗地谈到这个问题，我们每次有关这个问题的谈论总是以契诃夫的一句话结束：

“无论人家怎么说，反正只有艺术才是永恒的！”

在一封好像是给谢格洛夫的信中，契诃夫作了一个奇怪的自白，说他不知为什么喜欢莎士比亚而不喜欢兹拉托夫拉特斯基 [150] ；但是他谈到倾向性时的那句结束语可以作为对莎士比亚和兹拉托夫拉特斯基问题的绝妙答复。

那么，契诃夫当时为什么那样固执地一再谈到对倾向性的看法呢？我认为，那是作家契诃夫对米哈伊洛夫斯基、斯卡比契夫斯基 [152] 以及评论家们指责他“漠不关心”、“冷淡无情”，甚至“无原则性”等等的一种反应。

上面已经提到过，我和契诃夫是在1887年初认识的。差不多同时和契诃夫认识的一位俄国作家在写到他和契诃夫初次见面的情景时说：他觉得在契诃夫的脸上有许多和农村小伙子相似之处 [153] ，而契诃夫家里也有人确信这一点。对这类主观的印象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可是我却感到契诃夫最像一个很有教养、十分可亲的大学生，实际上，他在我们见面以前两三年，就是这样一个大学生。我保存着契诃夫在那个时期的一张非常精彩、十分传神的相片。这张相片是契诃夫1889年4月送给我的（上面有他的签名并注明日期），但摄于一年以前，在彼得堡的帕泽季，照片上的契诃夫脸微微侧向一边，身上穿着上衣和浆过的衬衫，戴一个白领结。

我之所以始终喜爱这张相片，是因为它表现了契诃夫的那种豪放不羁的精神，除了他病重的时候不说，这种精神是他所固有的，但在那些读者们多少有点熟悉的相片中却看不出来。就连契诃夫的信札也使人感到他是个豪放不羁的人，然而在相片上，他给人印象较深的却不是豪放不羁，而是诚挚亲切，还带几分忧郁。

到了八十年代末，契诃夫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极其愉快活泼、富于生活乐趣了；关于他以往那种兴致勃勃的精神状态，我们共同的熟人——契诃夫在大学时代的朋友，还有著名的风景画家 [154] 的弟弟阿多利弗·伊里奇·列维坦（也是一位画家）都曾向我描述过。

“在我们聚会的时候，安托沙总是我们这伙人的灵魂，”列维坦说，“上帝知道，他什么玩意儿都想得出来，引得我们都快笑死了。”

不过，在八十年代末期，契诃夫的病情还没有严重恶化，有时候，他还是喜欢逗大家发笑。他拿起一张类似药房里的价目表那样的东西，装腔作势，开口向我们宣读这张价目表，并且对药品的名称和性能作一些模棱两可，有时候甚至不成体统的说明。在这些说明中，焕发着机智，连那些善于戏谑的老手们也禁不住哈哈大笑。在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劝我不要立即走掉，在莫斯科逗留一阵，和他一起过他的命名日，在那一天，他将跳一种不同寻常、我从未看到过的卡德里尔舞。我记得，他说要叫列维坦、尼古拉哥哥和舍赫捷尔 [155] 做他的舞伴。可是我因公务在身，在契诃夫过命名日之前就回去了，因而没有看到这场精彩的卡德里尔舞表演。

有一次，就像读药品价目表那样，契诃夫从圈椅上站起来，拿起放在桌上的一本薄薄的笔记本，然后站在屋子中央，做着手势，改变声调，向我们读一个非常生动而逗笑的小趣剧。这就是他刚写完的《蠢货》。 [156]

契诃夫读得很精彩，——大家知道，他少年时曾登台演过戏，演得相当成功；他一口气流畅地读完整个小趣剧，嗓子没有发哑，可是不论当时和以后，在文学晚会上，他却避免当众表演，推说自己嗓子不好，容易疲劳。其实，他自己承认，他之所以不愿当众表演，是由于他对人群怀有一种莫名的恐惧——这种恐惧在他是不可克服的。可是当少数几个朋友相聚的时候，却找不到比他更活跃的人了。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过去莫斯科曾出版过一本小册子，把契诃夫称为孤僻的哲学家；而事实上，契诃夫是不能忍受孤独的，他只是避开那些他不感兴趣而又缠扰不休、惹他厌烦的人。但是连这样的人，他也不总是避开的。有一个时期，那个曾出版过旅行指南之类的小册子，并在《俄国通讯》上发表过一些短篇的小说家谢尔盖·费里波夫老是缠住他，使他感到厌烦。

“他一来，就得坐上几个钟头，”契诃夫向我诉苦说，“接连几个钟头尽扯些乱七八糟的事。”

“究竟是什么事呢？”

“鬼才知道是什么事！”

契诃夫摆了摆手。过了一两天，我顺便去看契诃夫，正好碰到谢尔盖·尼基季契·费里波夫也在他那儿；费里波夫待了整整一个晚上，嘴里喋喋不休地说着，确实，他讲的尽是些乱七八糟的事。他胡说什么他很怕死人，他父亲逝世时，他已经成年，而且，应该指出，他还是个身强力壮的男子，却害怕得全身发抖，夜里不敢踏进那个停放他父亲遗体的房间，甚至差点儿不能和亡父的遗体告别。我觉得这件事实在难以置信，契诃夫听了也皱起了眉头：作为医生，契诃夫就更不理解一个人怎么会害怕死人，这也就使他更感到不痛快。这个身强力壮、蓄着大胡子的汉子的恐惧至多只能说是胆小怯懦的表现，不可能以任何赞美之词来说明。

契诃夫住在柯尔涅耶夫住宅里的时候，谢·尼·费里波夫常常跑去打扰他。他迁至小德米特罗夫卡、住到菲尔甘格的房子里以后，我有一天晚上去找他，碰到一个我不认识的、姓氏像德国人的老头儿，此人也特别爱唠叨，我一听他说活，就感到他有点儿费里波夫的味道。契诃夫坐在圈椅里，抚摸着熊皮，看样子很疲劳。幸而这个姓氏像德国人的老头过了一会儿就走了。契诃夫又活跃起来。

“这是谁？”我问。

“是个作家 [157] 。把人烦死了。说话没完没了。”

“他写些什么？”

“他的作品发表在《旁观者》上，用的是笔名。您读过吗？”

“没读过。可他为什么常来找您？”

“鬼才知道为什么！”

但是，即使对谢·尼·费里波夫和这个作家老头，契诃夫也不想拒绝和他们往来，这是因为他是个不喜孤独而“酷爱社交”的人。他曾向我建议，和他合作写通俗喜剧《丹麦王子哈姆雷特》。 [158] 他还建议阿·谢·苏沃林和他合写大型戏剧；当库烈平 [159] 想到集体创作长篇小说时，契诃夫立即同意参加；契诃夫还时常请人和他一起去旅行；他差一点决定和小苏沃林一起到耶路撒冷去，他曾对我说：

“我们一起到芬兰去吧！”

要不然，就说：

“我要去彼得堡，我们一块儿走吧。”

我一次都没有和契诃夫一起去彼得堡，但他去彼得堡时，我常常送他到尼古拉耶夫车站。契诃夫对我说，每当他动身离家之际，总会产生一种可怕的孤独感，在火车站等候火车的那段时间里，他觉得特别苦闷，那时候如果有好友相伴，他就高兴。我只有假期里才逗留在莫斯科，那阵子我很空。我记得有一次，在1887年或1888年初春，我送契诃夫上火车站去。道路很难走，雪橇的滑木嘎吱嘎吱地响着，撞在光秃秃的石头和行驶马车的铁轨上，契诃夫谈着他正在想象的一个题材——那匹把我们送往车站的马如何满足于它自己的劳动，我听着，心里感到不以为然。而当他把他想写的一个短篇的题材告诉我的时候，我就坚决地把它否定了。我曾经写到过契诃夫的那些未写成的小说和戏剧，这里再说几句有关这个未动手写的短篇。

契诃夫告诉我，他想写一个来到大城市的纯朴的乡下小伙子初次乘坐出租马车的感受。我住在偏僻的地方，在林中通路和乡村土道上来来往往，时常碰到这些骑着轻快的马儿的乡下小伙子飞驰过去，而在喜庆的日子或者谢肉节游逛的日子里，则驾着铃声不绝的上好的三驾马车朝前疾驶。对这样的小伙子来说，乘坐由一匹莫斯科的驽马拉着的马车算得了什么，他又怎么会感到惊奇呢？

我对契诃夫谈出自己的看法，他跟我稍稍争论了几句；但是，据我所知，契诃夫没有写以此为题材的短篇小说。

同时代人对契诃夫的说法迥然不同，这可以用以下的事实来证明。在伊·尼·波塔片科关于契诃夫的回忆录中有几行有趣的记述：

“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往往是羞怯的，这在契诃夫表现得更为突出。他从来没有当着旁人的面写过东西。他受不了别人看着他创作。”

可是，曾在南方契诃夫家做过客的卡·斯·巴兰采维奇 [160] 却这样说：在契诃夫家书房的桌子上散乱地放着几张四开纸，在其中一张纸上写着契诃夫刚动笔的短篇。看样子，这个短篇有整整一个星期不曾增加一行字，任何人都可以阅读这一刚开头的作品。在别墅里住着一个从偏僻地区来的庸夫俗子，此人契诃夫几乎不认识，但连他闲着没事，也可以读契诃夫的草稿。 [161]

在这两种互相矛盾的叙述中，卡·巴·巴兰采维奇的说法是完全真实的。除了最初几年写的幽默作品是急就章外，契诃夫在以后的年代里总是写得很从容，深思熟虑，字斟句酌。但是，契诃夫创作的时候固然深思熟虑，不轻易下笔，他却从来不煞有介事，把自己的创作活动搞得很神秘，他任何时候都不需要关上门，放下窗帘，独自关在书房里进行创作。

契诃夫曾经当着我的面写过许多发表在《彼得堡报》上的短篇（顺便提一提：《塞壬》 [162] ，几篇登载在《新时报》、《星期六增刊》上的作品以及《草原》的很大一部分），我想，这不是违反他的常规的罕见现象。我之所以记得《塞壬》，是因为契诃夫在巴勃金诺写这个短篇花了整整一天，写完以后，还请求我说：

“请您把《塞壬》读一遍吧，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是否有漏掉的词或标点符号？有没有废话？顺便说说，这是最高纪录：原稿中没有一个涂改的地方。”

《塞壬》确实写得没有一个涂改的地方；契诃夫吸着烟，疲劳地伸着懒腰；这当儿，我把短篇读完了。所有的词和标点符号都没有错；只是小说的结尾，写到一个人物拿起帽子，原稿上写的却不是“шляца”，而是“шляпка”。 [163] 契诃夫改正了这个错字，风趣地说：

“应该改正！他可不是一位太太。”

契诃夫当着我和他的弟弟伊万·巴甫洛维奇的面创作了一个篇幅不大，但是十分出色的短篇，它写的是一个修道院院长向修道士们讲述人世的罪恶和诱惑，他讲得那么有声有色，以致第二天早晨，修道院里连一个修士也没有了。 [164] 契诃夫写完这个短篇，就把它读给我们听，然后他的小弟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把它送到尼古拉耶夫车站，交特快车带走。

契诃夫不向别人隐瞒他准备写什么题材，甚至连自己的札记也不保密。

一个夏天的晚上，在从车站到巴勃金诺和新耶路撒冷的路上，他把自己准备写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内容讲给我听，遗憾的是他以后没有写。有一次，我坐在柯尔涅耶夫住宅的书房里，看到一本薄薄的本子，我问契诃夫：

“这是什么？”

契诃夫回答：

“札记本。您也同样搞一本吧。如果您有兴致，您可以翻一下。”

这是后来出版的契诃夫的一些札记本的原型。这个本子很小，我记得是用书写纸订成的，里面写着契诃夫想到的题材、妙语和警句。过了不久，我在《草原》的最后几页上看到一句讲到棕黄色狗的特殊叫声的话——“凡是棕黄色的狗都是用男高音叫”——就记在那个札记本上。

1892年，契诃夫迁往梅利霍沃村，我只是偶尔到他那里去，而且总是和别人结伴而行；自然，契诃夫在客人们面前不会埋头工作，但是我想他仍然会保持十年来的写作习惯。

在契诃夫美好的生活篇章中，似乎有着令人难以理解的、仿佛不光彩的一页；这就是有关《跳来跳去的女人》那件事。

八十年代，契诃夫在莫斯科和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库夫申尼科娃结交。这位太太已经不算年轻，大约四十岁光景，是个绘画爱好者，她以绘画作为消遣，指导她作画的是列维坦。听说她没有在任何美术学校结业。她的丈夫是个警察局的医官，好像是属于苏谢夫斯克警察分局的。库夫申尼科夫家每星期举行一次晚会，届时，一些画家、文学家、演员等等欢聚一堂。契诃夫和列维坦常去。我不认识库夫申尼科娃，可是我从著名的风景画家的弟弟，风俗画家列维坦和小剧院的已故女演员薇拉·谢尔盖耶夫娜·瓦西利耶娃以及库夫申尼科娃的熟人那儿听到不少有关她的事。

根据一般反映，索菲娅·彼得罗夫娜虽然长得并不特别美，却是个引人注目、相当出众的女人。她具有某种吸引力，足以把一些名流拉入自己的圈子；但是她的渴望与众不同，因而不免带点矫揉造作的味道。薇·谢·瓦西利耶娃极其生动地向我叙述了她和库夫申尼科娃初次见面的情景。

一个春天的早晨，灿烂的阳光照耀着别墅区，那儿驻扎着一个骑兵连，如果和骑兵连相熟，别墅的住客可以向连里借马骑。薇·谢·瓦西利耶娃在草地上漫步，看见一个身材匀称的女人骑马向她驰来。这女人穿着一件随风招展的带风帽的长衣，头发散乱，赤着脚，她的全身都迸发出渴望和激情；要是把她那件轻飘的长衣脱掉，那她就赤身露体了。这就是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库夫申尼科娃，后来她把薇·谢·瓦西利耶娃当作了密友。

当契诃夫的著名短篇《跳来跳去的女人》在1892年的《北方杂志》 [165] 上分两期发表以后，在莫斯科便传说《跳来跳去的女人》中女主人公的原型就是库夫申尼科娃，而女主人公与画家里亚包甫斯基的爱情则影射库夫申尼科娃与列维坦的爱情。在《跳来跳去的女人》的情节安排上，契诃夫确实考虑不周，或者说，有失误之处：他既把一个闲着没事、以绘画作为消遣的太太作为女主人公，又让一个画家，并且还是个风景画家，做她家的朋友。而更大的失误是，他把女主人公的丈夫写成是个医生。纵使库夫申尼科娃的丈夫不像《跳来跳去的女人》的丈夫那样是个杰出的医生，科学界的巨擘，而是个平庸的警察局的医官，但总的来说，这毕竟使“跳来跳去的女人”的家庭同库夫申尼科娃的家庭更加相似，从而让文学界各式各样的达尔杜弗 [166] 多了一个借口，向契诃夫狂叫乱吠：“恶棍！坏蛋！”对库夫申尼科娃和列维坦来说，则加强了对契诃夫的不满。如果在契诃夫笔下，“跳来跳去的女人”的丈夫不是医生，而是教师或者工程师之类的人物，那么，这些狂叫契诃夫“诽谤有罪”的达尔杜弗们就找不到攻击他的材料了。

是的，契诃夫失误了。如果没有这个失误，那么，由《跳来跳去的女人》引起的风波就荒谬绝伦了；因为严肃认真、深思熟虑的列维坦绝不像卑鄙的里亚包甫斯基，而那无聊的“跳来跳去的女人”也不像库夫申尼科娃，无论如何，后者不能说是个无聊的女人。契诃夫喜爱列维坦，不至于会把他丑化。契诃夫曾跟我谈起过列维坦，说：“这个犹太人抵得上五个俄罗斯人。”他还几乎带着柔情告诉我，列维坦到了意大利，苦苦地思念着俄罗斯的大自然，因而很快就回国了。列维坦有着敏锐的艺术家的气质；除了绘画以外，他还酷爱音乐。我记得有一次他偶然来到一个新的剧院，那儿正上演《法国清教徒》 [167] ，演出的人员水平很差，他听到演员们的歌声不谐调（我们的位置离舞台很近），几乎感到生理上的痛苦，远在演出结束以前，他就从剧院里跑掉了。

在《跳来跳去的女人》中，最恶劣的反面人物是里亚包甫斯基；因为“跳来跳去的女人”本身还有悔不当初、良心发现的时刻；然而列维坦当初虽被达尔杜弗们的流言蜚语激怒，对契诃夫十分生气，但过了一年或一年半，昔日的友谊终于使他丢开《跳来跳去的女人》引起的不快，两人言归于好，在列维坦逝世前的六七年中，这种友谊未曾中断过。同样，多半就是在这些达尔杜弗们的影响下，库夫申尼科娃也对契诃夫十分生气；因为一个四十岁的妇女——何况并非无聊的女人——不能被人无缘无故看成二十岁的轻浮娘儿。我不知道契诃夫和库夫申尼科娃俩后来是否和解；但是，不用说，某个研究“跳来跳去的女人”这一事件的“史学家”所断言的关于库夫申尼科娃“坚决拒绝”契诃夫上门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然而，在莫斯科传播的流言蜚语，只讲库夫申尼科娃和列维坦如何气愤，却只字未提那位做丈夫的对《跳来跳去的女人》有什么反应，这倒很值得玩味。丈夫的沉默可以使人作出这样的推论：契诃夫的这位同学比较稳健，他并不赋予上述这个短篇什么特别的含意，不认为这是“谤文”，而仅仅把它看作一篇文艺作品，看作契诃夫创作中的一个优秀的短篇。

索菲娅·彼得罗夫娜逝世的时候，她的丈夫、列维坦和契诃夫早已离开人世，她死得很漂亮。这证明她不是个无聊的女人。阿多利弗·伊里奇曾把她死亡的情况告诉我。她住在莫斯科远郊的别墅里，在她照料某个孤独无依的传染病人的时候，自己受到了感染，几天后就去世了。

至于绘画，她画得并不好。我曾在莫斯科业余美术爱好者协会参观过她的画展；她的画挂满了整个大厅，但是没有获得成功。

除了《跳来跳去的女人》外，文学界的达尔杜弗们还把契诃夫的《阿莉阿德娜》 [168] 说成是“纯粹的诽谤之作”。他们胡说什么《阿莉阿德娜》写的就是有名的女演员莉·鲍·亚沃尔斯卡娅。这真是胡说八道。

莉·鲍·亚沃尔斯卡娅是在莫斯科的柯尔什剧院当演员的时候和契诃夫认识的。这是个美丽、文雅的女人，虽然不能说超凡绝伦，但是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喜剧女演员。由于她和亚科夫列夫（演拿破仑）的天才表演，萨尔都 [169] 的名剧《珊其尼夫人》初次搬上莫斯科的柯尔什舞台，就在一个季节上演一百多场。所有的莫斯科人都急着去看《珊其尼夫人》。确实，亚沃尔斯卡娅扮演尤勃莎和亚科夫列夫扮演拿破仑的场面颇值得一看。契诃夫有点儿迷恋亚沃尔斯卡娅。有一天白昼，我顺便到柯尔什剧院为编辑部取票，我看到契诃夫从剧院深处出来。

“安东·巴甫洛维奇，您在里面干什么？”我惊奇地问，“我还以为您在梅利霍沃呢。哎呀！我忘了您在向亚沃尔斯卡娅献殷勤啦！”

“您怎么知道的？”

“怎么知道？整个莫斯科都在谈论呢！”

“ToutMockou, toutMockou！” [170] 契诃夫哈哈大笑起来。可是再谈下去（我们是一块儿走的），他就否认他向亚沃尔斯卡娅献殷勤。后来，一时的迷恋过去了，亚沃尔斯卡娅离开莫斯科去彼得堡，于是，契诃夫的罗曼史就告结束。

是谁第一个散布有关《阿莉阿德娜》的谣言，后来又公之于报刊呢？

可能是亚沃尔斯卡娅本人。作为一个女演员，莉·鲍·亚沃尔斯卡娅喜欢别人的宣传和吹捧，而关于《阿莉阿德娜》的谣言立即使她轰动一时。新闻记者们显然不喜欢契诃夫，装出相信谣言的姿态，而真正相信这种谣言的只有那些不熟悉情况、对契诃夫和亚沃尔斯卡娅不了解的人。短篇《阿莉阿德娜》绝无“诽谤”莉·鲍·亚沃尔斯卡娅之意。亚沃尔斯卡娅是个女演员，首先是女演员，不能想象她不是女演员。可是“阿莉阿德娜”却不是女演员，从来也没有上过舞台。

亚·阿·伊兹马伊洛夫那本大部头的论著《契诃夫》 [171] 是由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汇编而成的，这部著作没有经过细致的加工，出版得不够慎重，其中有许多完全歪曲事实的谬误。下面我想就他所转述的我的话作几处修正。

有一次，我告诉伊兹马伊洛夫：契诃夫的那些同行，也就是作家们，知道契诃夫为人厚道，对他不十分讲究礼节。有一回，廖·伊·巴尔明 [172] 像个大人物似的打电报叫契诃夫到他那儿去，契诃夫应召而去，可是巴尔明却出门去了。小说家普罗霍罗夫里瓦利拖着契诃夫走过半个莫斯科，为的是要契诃夫到他所住的公寓里为他的侍女治病，而她害的却只是一般性的头痛。伊兹马伊洛夫略去了这句话的末尾几个字（见《契诃夫》，第215页），结果，就成了一派胡说，仿佛契诃夫专替将军之类的大人物治病，而替侍女治病，就感到降低自己的身份了。问题不在于病人是个侍女，而在于她害的是极一般性的头痛，她完全可以自己到契诃夫那儿去看病。

在《契诃夫》一书的第166页上，伊兹马伊洛夫写道：

“讽刺体裁需要作者付出一定的代价，比方说，有时候契诃夫认为有必要瞒住家里人，不让他们看到自己的新‘作品’。有人（亚·格鲁津斯基）在回忆契诃夫时，告诉我一件滑稽的事：安东·巴甫洛维奇亲自把插在《花絮》杂志中一张载有猥亵的图画的活页藏了起来，当他的妹妹想看这一期的活页时，他却假装帮助她寻找。”

在伊兹马伊洛夫笔下，我关于契诃夫生活中这件小事的报道也被转述得驴唇不对马嘴，结果又成了无稽之谈，仿佛契诃夫认为有必要瞒住家里人，不让他们看到自己的新作品，因而，他把那张载有猥亵的图画的活页藏了起来。这该怎么说呢？难道契诃夫在《花絮》杂志上发表了讽刺画？然而伊兹马伊洛夫不可能不知道，契诃夫是不作讽刺画的！

下面是我所叙述的1887年7月在巴勃金诺的一个生活场景：

“来了邮件。在报纸中间夹着一本《花絮》杂志。在这一期的《花絮》上登载了契诃夫的一个很有趣、但有点儿轻佻的短篇，写的是一个洗衣妇在七品文官谢米古谢夫家的门廊里匆匆地放了个婴儿（《违法》）。七品文官看到婴儿，以为这是他自己的儿子，是他的一个情妇出于怨恨而丢在这儿的，他差点儿带着这个婴儿去向妻子认罪。贝朗瑞 [173] 曾说，他的作品不是给中学女生看的，他的这句话完全适用于上述短篇中的某些文字。这时候，有人来叫我们去吃早饭。

“‘您读过《花絮》了吗，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契诃夫问。

“‘读过了。’

“‘我也读过了，得把它收起来。’

“契诃夫把杂志锁在抽屉里，只剩下几张图片。吃完早饭，我们准备去采蘑菇，事前到书房里转了一下，仿佛是去取烟卷的。

“‘安托沙，《花絮》来了吗？’契诃夫的妹妹问，当时，她还是个少女。

“‘来了，’契诃夫回答，把图片交给了妹妹。

“‘安托沙，杂志本儿在哪里？’

“杂志本儿？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您有没有拿杂志本儿？’他一本正经地问我。

“‘没有，我没拿，’我更加一本正经地回答。

“‘我来替你找那个杂志本儿，玛莎，’契诃夫安慰妹妹，‘但不是现在，过一会儿……’”

全部情况就是如此。

这跟讽刺体裁并不相干，因为讽刺体裁并不需要作者付出任何代价。列依金不喜欢那些猥亵的作品，契诃夫和《花絮》的其他撰稿人也绝少写这类东西。

在八十年代我认识契诃夫的时候，我感到他长得很英俊，可是我想听听妇女们对契诃夫的外貌的看法，于是我就去问一个过去曾看到过契诃夫的绝世美人：在女性的心目中，契诃夫的模样如何？

她回答说：

“他长得很英俊……”

和谢德林一样，契诃夫把作家的称号看得高于一切，他素来对大作家和小作家都十分关心，并且“提拔”了不少小作家，至少，他是竭力这样做的。我在契诃夫那儿认识了列依金，第二天我就对契诃夫说，和列依金初次相识，他给我的印象不错。契诃夫回答：

“列依金和我们大家一样，有他的缺点。但是他也有优点。列依金首先是个文学家。而这一点是必须重视的。就拿戈尔布诺夫 [174] 来说吧：他老是和将军们往来，而列依金却没有这种作风。对列依金来说，重要的首先是文学家，其次才是将军。”

契诃夫的外表虽然审慎而拘谨，但是他的性格却非常热诚，富于激情，什么活儿一上手，他就全神贯注地干起来，简直像着了迷似的。在梅利霍沃，他着迷地侍弄着花草，在巴勃金诺，他又着迷地玩起槌球来，我记得，有时候球戏拖得很长，暮色已浓，但是契诃夫还想玩下去，而我跟基塞廖夫在球戏快结束的时候，就得擦亮火柴，去照亮那些已经看不见的小球；同样，契诃夫坐在书桌边写短篇小说的时候，也是全神贯注，就像着了迷似的，要不然，即使契诃夫有杰出的天才，读者也不可能在他的著作中看到如此多的生花妙笔。他想到为《新时报》的《星期六增刊》写稿，就专心致志地酝酿题材，往往要聚精会神地考虑整整一个星期，除此以外，什么事情也不想。

许多回忆录的作者仿效艺术剧院的演员们 [175] （这些演员们经常在舞台上赋予各类人物以某种不寻常的语调），在他们笔下，契诃夫常爱用一些特殊的口头语，例如：“至于我嘛……你们可是明白的……听我说啊”等等，而实际上，他是从来也不用这种语言说话的。契诃夫喜欢用“老兄”这个称呼，喜欢说“您知道”这个口头语——如此而已。有一次，我告诉他，我们的一个朋友已有家室，却爱上了一位他熟识的小姐，她长得很美（顺便提一提，在契诃夫的书信中，曾经写到过她美的程度），于是我们的朋友便向妻子提出离婚。

契诃夫若有所思地回答说：

“嗯，老兄，她不会答应他离婚的！”

“为什么？”

“向女人提出离婚……您知道，这无异于对小说家说：“‘我不喜欢您的小说！’”

在契诃夫的谈话中，有一些富有独创性的比喻，好像宝石似的放出异彩，但是一般说来，他所用的是出色而准确的语言。

顺便提一下，契诃夫猜对了：我们的朋友直到死也没有得到妻子的同意，她始终不答应离婚，于是他只得跟他所爱的女人，像过去人们所说的那样，“不按宗教仪式结合”，共同生活了将近二十年。

有些人在回忆录中几乎把契诃夫写成胆小鬼。虽然作家的武器，按照契诃夫本人的说法，——不是火器 [176] ，可是我记得一件事，足以说明契诃夫的“胆怯”。

有一次，是炎热的七月的日子，我和契诃夫到巴勃金诺附近的大森林中去采蘑菇。契诃夫非常喜欢这个玩意儿，为了要动身到森林里去，他吃过早饭后，甚至放下了手头要处理的急事。在巴勃金诺附近有个白桦林，我记得，那个林子很大，里面有许多蘑菇。

开头我们在一起溜达，接着就分手了，起初还互相呼应，后来彼此就不见踪影，契诃夫不再回答我的叫唤。我曾在当时熊尚未绝迹的波克罗夫县的密林中住过六七年，熟悉森林的情况，但是我却不能担保自己能走出巴勃金诺的林子。我只怕契诃夫会朝另一方向去找我。我考虑了一会儿，决定朝契诃夫刚才消失的那个方向走去，走了半俄里以后，我开始放开喉咙，高声叫唤：

“安东·巴甫洛维奇！”

突然，我近边的灌木丛咔嚓作响，有人拨开了树丛，接着，契诃夫从那里走了出来，他迈着大步，几乎像奔跑似的朝我站着的林中空地走来。他一只手挥动着他在采蘑菇时用以拨开草丛的小树条，另一只手拿着那只微微摇晃的盛蘑菇的篮子。

“您出了什么事，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契诃夫惊慌地问：

“我？什么事儿也没有。”

“我还以为您碰到狼了呢！”

我哈哈大笑，说我要是碰到狼，我是不会叫他来相救的；然而，他为了要帮我把狼击退，手里拿着那根连兔子也未必能吓跑的小树条，急匆匆地跑来相助——这件事儿却令人极其感动。

从那时候到现在，已经过了三十多年，可是即使此刻，这位优秀的作家和高尚的人的匀称的身躯仿佛还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他的眼睛里流露出惊慌的神色，在那巴勃金诺的桦树林里……

（倪亮　译）

题解：

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拉扎烈夫格鲁津斯基（1861—1927），俄国作家，曾为《彼得堡报》、《花絮》等报刊撰稿。他和契诃夫在1887年认识以后，互相通信，直至契诃夫逝世。

本文根据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47年出版的《同时代人回忆契诃夫》一书中的原文刊印。这篇回忆录大约写于1925年。

回忆契诃夫

伊·列·谢格洛夫

一　初次认识

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一帧照片是我办公室里最珍贵的饰物之一，照片上有着友好的题词：“……怀着美好、真挚的感情纪念我们相交以来年深月久的友谊……”

实际上，我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呢？

照片上注明的日期是“1902年1月12日”；而我们认识是在……1887年12月……还不能算是年深月久的友谊！……

我们初次认识是在莫斯科旅馆的餐厅里；我甚至记得这样的细节——我们坐在餐厅入口处临窗一张最后面的桌子旁——我特别记得这一点，因为很凑巧，就在这张餐桌旁，我和初出茅庐的里海团队的军官谢苗·纳德松 [177] 曾经不止一次地吃过便饭……

未曾见面前，我们通过对方的作品彼此已经很熟悉；但是两人在这儿见面还是第一次；那当儿，契诃夫好像还是初次来彼得堡，至少是他成了文学界的名人以后，第一次来到这儿。

我在旅馆的房间里没有碰到契诃夫，就留了一张便条，下楼来到餐厅……在等候他的时候，我要了一杯茶，拿起一张报，聚精会神地读着，忽然听到我身边响起了柔和、温雅的招呼声：

“您想必是……谢格洛夫吧？”

我放下了报纸……

在我面前站着一个身材匀称的青年，他穿着很不讲究，非常朴素，有着开朗、动人的脸和向后梳的浓密、蓬松的黑发。他的眼睛含着笑意，左手轻轻地捻着刚长出来的胡子。

我也反问了一句：

“您想必是……契诃夫吧？”

于是我们俩便哈哈大笑起来。

过了一刻钟左右，我已经和契诃夫谈得非常投机，好像跟有十年之交的老友谈天似的；过后，当我们半夜两点多钟在巴尔京饭店（我们从莫斯科旅馆内的餐厅转移到那儿）门前分手的时候，他已经亲昵地叫我“让”，而我则叫他“安托万”了…… [178]

日月如梭，十七年过去了，不管文学界的情况有什么变化，生活中又出现多少曲折，这种一见如故的亲切、友爱的关系始终不变。

我说不上来，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契诃夫能够立即在精神上把一个人俘虏过来！这是他的秘密，奇妙的秘密，直到他逝世，还是个秘密……自然，体验过契诃夫的这种魅力的不止我一个人；虽然，还应该附带说一下：他绝不是对所有的人都同样亲切、殷勤的……

写到这儿，我想谈谈我亲眼看到阿利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普列谢耶夫被“和平俘虏”的情景。

自从契诃夫在《新时报》上发表最初几篇小说 [179] 开始，阿利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就成了契诃夫的热烈的崇拜者，他急切地盼望短篇小说的作者本人能去彼得堡。不知为什么，契诃夫认为第一次去拜访这位德高望重的诗人，最好是跟我——阿利克谢·尼古拉耶维奇的老朋友同去，从旅馆到普列谢耶夫的寓所，一路上他都非常激动……

契诃夫具有很强的自制力，在我的记忆中，我看到他如此激动，几乎只有这一次；看来，他预感到，跨过了普列谢耶夫家的朴素的门槛，在他面前便启开了走向大作家行列的神圣的大门。

契诃夫一进门，阿利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感动得有点儿局促不安了。

“安东·巴甫洛维奇，您终于来了！啊，我多高兴！……”

这种亲热的接待使安东·巴甫洛维奇感到不好意思，他含含糊糊地应答了几句客套话。我们坐了下来。据我现在的回忆，普列谢耶夫首先打破沉默，问起一个住在莫斯科的我们共同的熟人：契诃夫莞尔一笑，随便说了几句有关这位莫斯科友人的善意的、但是极其中肯的评语，引得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就这样，还不到半个钟点，最可亲的阿利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就完全成了契诃夫“精神上的俘虏”，这一回轮到他激动起来了，而契诃夫倒恢复他平时那种哲学家和幽默家的心情。当时如果有人朝普列谢耶夫的书房里瞥一眼，他一定会想，这是几个亲密的老朋友在谈天……他怎么也不会相信，其中一个是首次到这儿来的客人。契诃夫来到普列谢耶夫家以后好像换了一个人，他离开的时候竟成了主人的知交……

这一回契诃夫初次来到彼得堡，我几乎每天都跟他碰面：在普列谢耶夫家或者在阿·谢·苏沃林家，有时候，我们事先约定，一起去剧院，要不，就在巴尔京或者小亚罗斯拉维兹一起吃晚饭，直到深夜；有几次，他到我家里来，虽然我当时的住地离市中心很远——在彼得堡区……

啊，多么美妙的时光！……不知怎的，甚至“与契诃夫结交”这个说法还不能把当时的心情说清楚，更正确地说，应该是“为契诃夫所陶醉”……为他的天才、智慧、幽默以及他那不能用言辞和一般的客套话来形容的整个人品所陶醉。那么，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呢？凡是当时和契诃夫接触过的人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感觉。当时，从著名的老作家到默默无闻、初出茅庐的年轻作者，有谁不曾到过莫斯科旅馆契诃夫那个半明半暗的小房间呢？契诃夫逗留在彼得堡的一个月成了他获得荣誉的“蜜月”，连契诃夫本人也显然被四面八方涌来的热情深深地感动了。这一次，性格特别含蓄的契诃夫却情不自禁地一反他素来保持的拘谨作风，有时候竟像青少年那样轻松自如地敞开胸怀。

真遗憾，当时我也同样轻松自如地听着自己的朋友意外地吐露心曲，为自己能与一个我所敬爱的人在精神上亲密无间而感到幸福，却根本没有考虑到他是文学界的名流，他的思想和言论有必要记在笔记本里……在这陶醉在友谊和青春的狂热之中的美妙时刻，怎么还顾得上记笔记呢？只是到现在，狂热过去了，我才感到有多少最贵重的珍宝竟被无情地丢失了……遥远的回忆好比大海的深渊，你得花多少时间等待那偶然出现的稀有珍宝随着周围的杂物从翻腾的海底被抛到岸上！

说到这儿，我要顺便提一下，有多少机智的“契诃夫式的题材”自生自灭，它们在特定的情绪激发下出现，却在随后热烈的谈话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我的记忆中还保留着两三个这样的题材，可是就连这两三个，也像在雾里似的，失去了契诃夫讲述时那种生动、鲜明的细节。

有一个断片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强烈的、不能磨灭的印象，而这个故事却十分平凡……“一天早晨，年轻的丈夫，一个中学教师，准备去上班。使他感到惊奇的是妻子还没有起床，于是他就焦急地走到卧室去叫醒她。她勉强抬起身，两只脚从床上放下来，乏力地把袜子套在左脚上……她用嘶哑的声音说出三个字——‘不舒服’来回答他的问话。这个回答很平常，但是她说话的声调，黯淡、漠然的目光以及从肩上滑下来的衬衫襟部一些明显的黑色斑点，——这一切使年轻的教师由于预感到某种可怕的、难以幸免的灾祸而全身发冷……但是他还得去上班，他跟她道了别，走到街上。在这儿，在街上，他突然感到无比忧郁，以致走路也觉得吃力，好像两条腿不是他的，而是别人的……是啊，他明白，他的妻子快要死了，知道医生已无能为力，可他却还得去学校……这时候，他心想：办起一所所的中学，从事教育事业，整日里忙忙碌碌，为那么多的事操心，所为何来——临了，还不是一场空，都归于死亡？他走过普希金的纪念碑，又想：‘现在，普希金也好，他那美妙的诗歌也好，响亮的名声也好，一切的一切，都有什么用呢？’”

自然，这是酒后偶然出现的想法；但是出之于契诃夫之口，这些话语却仿佛是普希金笔下的莫扎特 [180] 在叙述那神秘的“黑人”的出现，对我产生了奇特的、痛苦的印象。……你们大概记得普希金下面的这几句诗：

我的黑人使我日夜不得安宁，

我无论走到哪里，

他总像影子般追逐着我，

我觉得他和我们坐在一起，

一共有三个人……

这个“黑”客人也使契诃夫不得安宁，他的幻影有时以“黑修士” [181] 的形象出现，有时又在可怜的卡嘉·克里莫姓的动人的侧影中显露（《伤寒》）；他那不祥的气息已经可以在“罗德希尔德的提琴” [182] 的凄婉的琴声中，在《没意思的故事》和《跳来跳去的女人》中感觉到。

我还想起契诃夫曾经讲述过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部分。看来，这部长篇他也没有动笔写。在这部小说中也显示了生和死的忧郁的对比……它描绘的是一个建立在铁路站旁边的墓园中举行的葬礼……埋葬的是谁，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了；我只记得对周围环境描绘的细节……“空中可以闻到春天的气息，麻雀在挖好的墓穴旁边的栅栏上叽叽喳喳地叫着，挽歌声随着风儿向旁边飘去，不知怎的，听起来一点儿也不凄凉……一位美丽、丰满的太太站在最前面，不停地往手绢里擤鼻涕，但是根据一切迹象来看，她的悲哀并非出自内心，她此刻在倾听的与其说是神父的祷词，还不如说是从车站那边传来的生活的喧闹声……有一部分车厢正被转移到另一条路线上去，乘务员们的嘶哑的喊叫声和缓冲器的低沉的咔嗒声以及火车头咆哮似的喷气声混杂在一起……从墓园的低低的围栅里露出一部分站台；可以看到一个穿着制服上衣、手执马鞭、身材瘦长的军官在站台上踱步；有个头上包着黄头巾的怀孕的农妇拖着一筐衬衣，一只皮毛蓬松的小狗——想必是站长家的狗——朝农妇吠叫着。”

下文我就记不得了。

可是，我记得另一个短篇的提要，虽然篇名没有记住；好像是叫《在雷雨中》：

“在村道上，顺着黑麦田，走着三个人：一个做裁缝的贫穷小市民和两个修士。一个修士身体肥胖，秃头，饶舌，有点像普希金笔下的伐尔拉姆 [183] ；另一个个子瘦长，不爱说话，容貌很像大寺院门上那些阴郁的修士们的像……这三个人是偶然相遇的，他们被身后的一大片雷云赶到一起来了。但是，那不祥的雷云追上他们，四周像夜里一样越来越黑，接着，就在他们近边爆发出震耳欲聋的雷声。幸而路边有一棵枝叶繁茂的老橡树，他们便躲到了树下……这时候雷声大作，还伴有旋风和暴雨，那情景就像到了世界末日。最怕雷雨的是那个胖修士，他在自己的同伴——正在含糊不清地念着启示录中的预言的阴郁的修士——的影响下，突然开始忏悔自己的罪孽，而且过分详情地把自己在肉欲支配下所造的孽和盘托出。那个小市民哭泣着，听到一声震天动地的雷鸣之后，也把自己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泄露出来……可是后来，雷雨过去了，天空晴朗起来，从远处可以望见山上那座城市大教堂的圆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修士们和裁缝抖掉身上的雨水，环顾四周，三个人都感到害臊。胖修士试图把刚才发生的事归之于魔鬼的蛊惑，但是没有成功……他们默默地走到城里，然后又默默地分道扬镳了。”

契诃夫没有把这个短篇写成，这多么可惜啊！如果回忆一下契诃夫在《草原》中对雷雨的惊人描绘，那么，可以说，上述提要定能发展成为一篇只有契诃夫才能写出的那种富有生气、感染力很强、简练精湛的短篇小说——就像《巫婆》和《笛子》那样的艺术珍品……而契诃夫的幽默，那种尖锐大胆、寓意深刻、充满活力的幽默，即使在那个放荡的修士的忏悔中也闪烁出耀人的光芒！……

在此创作初期，契诃夫幽默的源泉就像有力的水流那样迸涌，无数钻石般的水珠到处闪闪发光——在短篇小说和书信里，在口头谈话和片言只语中。

那时候，契诃夫尚未写剧本，至于独幕剧《催眠术的力量》，他只在一封给我的信中顺便提到过，一直没有写成……这几乎是当时契诃夫以戏剧形式所写的惟一的即兴作，但是，我记得，这个剧本只写成了一部分“梗概”。

有个黑眼睛的小寡妇把她的两个崇拜者搞得晕头转向：其中一个是留着出色的少校式小胡子的胖少校，另一个是完全没有胡子的年轻的助理药剂师。两个敌手——一个军人和一个非军人——都对她如痴若狂，准备为她的一对灼人的眼睛干出随便什么样的蠢事，他们确信，她的那对眼睛具有特殊的魅力。在诱人的小寡妇和胖少校之间发生了一个滑稽的场面。少校气喘吁吁地跪倒在寡妇面前，向她求婚，而且赌咒发誓，说他愿意为她赴汤蹈火。硬心肠的寡妇向热恋中的少校声明，她丝毫不反对他求婚，只是有一件东西妨碍他们定亲时亲吻……那就是少校那鬃毛似的小胡子。寡妇想试验一下自己那对眼睛的魔力，于是就对少校施行催眠术，她的催眠术是那么灵验，以致少校默默地转身向门边走去，从客厅径直跨进他所看到的第一家理发店。接着就出现了通俗喜剧式的混乱场面，其中的详情细节我全忘了，只记得结果是：没有小胡子的药剂师获得了全胜（看来，另一个精明的求婚者利用对手不在，把自己配制的爱情药粉悄悄地撒进了咖啡杯里）。就在这当儿，在寡妇投入药剂师怀抱的时候，被施以催眠术的少校在门口出现了，他那模样显得又可笑又愚蠢：他刚把自己那气派十足的小胡子剃掉……不言而喻，他一看到寡妇的狡诈行为，“催眠术的魔力”立即消失了，而这个通俗喜剧也随之结束。

我记得，我们俩都为那最后的一幕，也就是剃掉了小胡子的少校出场的那一幕捧腹不止。

看来，《催眠术的力量》一定会成为一出最引人发笑、最受欢迎的闹剧，契诃夫当时就答应我立即动手把它写出来。

过了不久，我在一封信中问他：“安托万，《催眠术的力量》怎么样啦？”

“《催眠术的力量》我准备放到夏天动笔，眼下不想写！” [184] 安托万从莫斯科寂寥的角落里漫不经心地回答。

但是夏天过去了，冬天来临，后来又经过了许多年，另一些忧郁的主题使他不再想到青年时期那个轻松滑稽的小喜剧了。

对我来说，和契诃夫谈话是种极大的享受。艺术和文学问题，在谈话中顺便提到的对各种人物的看法，最普通的日常琐事，——在他口中都具有鲜明、独特的色彩和不可捉摸的生活和诙谐的魅力，这种魅力几乎难以形诸笔墨。此外，他还坦率而真诚地跟我单独谈了许多知心话，而就我们当时的交情来说，说这些话为时尚早。

契诃夫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俄国人要过了半夜才能进行真正的、推心置腹的谈话”，这句话在我们当时的交谈中用得很多；而且，由于我们一般是在饭店里聊天，因此，毫不奇怪，我们谈完以后，两个人想到的都是上床睡觉，而不是死后的哀荣和回忆录。

虽然彼·阿·谢尔盖延科 [185] 在他关于契诃夫的回忆录中认为契诃夫具有“歌德式的素质”，但是，毫无疑义，安东·契诃夫那种乌克兰的哥萨克的性格与沃尔夫冈·歌德的学究气相去甚远，而我也根本不具备约冈·爱克尔曼 [186] 那种像留声机似的才能……关于上述的事，在我1887年的草稿本中只写了两行字：

“12月8日—15日。——和安东·契诃夫相识。契诃夫的即兴之作。契诃夫的《催眠术的力量》等等。”

契诃夫的“催眠术的力量”——如今，用这几个词来形容契诃夫的吸引力岂不富于象征意义？这种力量在契诃夫逝世以后还继续存在，直到现在，它仍然在契诃夫的书信和关于他的回忆录中起着魔力般的作用——他的那些以机智诙谐或热情诚挚的口吻说出的话语时而像死后的谴责，时而又像关切的忠告，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关于这一点，请问问所有或多或少与契诃夫接近的人吧。

恐怕大家都会作出同样肯定的问答。

二　莫斯科和彼得堡

第二年秋天，我有事去莫斯科，自然，我首先拜访的是萨多伏库德林斯克大街，当时安·巴·契诃夫和他的父母亲、妹妹以及三个弟兄（伊万、米哈伊尔和尼古拉）就住在这条街上。在契诃夫的殷勤好客的家庭里……用阿·尼·普列谢耶夫的话来说，在“可爱的波希米亚”，我衷心感到比在自己家里更轻松、温暖和舒适。

应该说，我这次来莫斯科，事先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我是接到费·阿·柯尔什 [187] 的电报，说是要上演我的三幕剧《别墅区的丈夫》才动身的。我经常怀着感激的心情回忆：当我这个作者的心情激动得仿佛全身发烧的时候，“可爱的波希米亚”起了像医疗中的压布那样的良好作用。难道仅止于此吗？亲爱的安东·巴甫洛维奇给予我的《别墅区的丈夫》以极其热情的同志式的帮助：他反复读剧本的原稿，剧本初次上演时，又阖家前往观看，还对我作了某些指点……例如，他劝我把第三幕完全删掉（在这一幕里，用他的话来说，充斥着“廉价的道德说教”），而让全剧以别墅区的丈夫的呻吟声作为主旋律结束。

直到如今，我还历历在目地记得，在一个深秋的晚上，我在萨多伏库德林斯克大街一所熟悉的、木头造的边屋里的情景。我坐在契诃夫的书房的沙发上，离我不远，契诃夫本人躬着身子，坐在书桌边的灯光下赶写某个作品。从上面，从二楼传来肖邦的小夜曲的忧郁的乐声。这是安东的哥哥——画家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在弹钢琴（契诃夫酷爱音乐，特别喜欢在柔和的乐声中构思自己的作品）。

写完一页以后，契诃夫放下钢笔，转身对我说：

“今天早晨，让，我想到了您……我一直在想，相比之下，您为什么写得那么少！您知道原因吗？”

他站起身来，走到我跟前，用令人感动的前辈的责备口气继续说道：

“这全是由于您太主观的缘故！不能这样，让……不能只挖掘自己的感受——这样做，随便什么样的神经都受不了！作家一定得把自己磨炼成目光敏锐、努力不懈的观察家……他必须养成这种深入观察事物的习惯，使它仿佛成为第二天性！……”

我对契诃夫说，到了三十岁的年龄再来进行自我改造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还说，作为一个职业医生，他在这方面的条件比较有利。

“喔，您可别这样想，”契诃夫说，同时沉思地捻着自己的胡子。“相反，医学妨碍我醉心于自由艺术……您知道，直接的印象妨碍我这样做！怎么样才能对您说得清楚一点呢？……”

契诃夫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这是他想叙述或论证什么事情时的老习惯，随后他在窗前站定，朝那被月光照亮的庭院瞥了一眼。

“比如，一个普通人望着月亮的时候好像面对着神秘莫测、难以捉摸的东西，内心有所触动。可是天文学家却用另一种眼光来看月亮……他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亲切的幻想！我这个做医生的也如此，幻想少……很遗憾，这样一来，生活就变得枯燥了……”

我们都沉默了。契诃夫的思路突然转到另一个方向，他从窗口掉过身来，一双含着笑意的眼睛对我望着：

“我说，让，我们合作写一个滑稽剧吧？……这真是个好主意！”

说实话，这个主意深得我心，而且，要把它付诸实现，看来也是可能的。但是障碍在于：契诃夫是莫斯科的常住户，而我却经常住在彼得堡，只是偶尔才来莫斯科。因此，这个主意始终没有实现，虽然在我们会面时，契诃夫曾不止一次提起这件事。他怂恿我说：“用龚古尔兄弟 [188] 的办法，我们可以挣到一大笔钱”，可是他正说到这儿，就有人来叫我们到楼下去吃晚饭了。

在那儿，以父亲巴威尔·叶果罗维奇为首的契诃夫一家人都已到齐，还有契诃夫的弟弟伊万和米哈伊尔的几个年轻的伙伴在座……可以说，我从来也没有像在契诃夫家的餐桌上那样吃得津津有味，至少，没有那样兴致勃勃，胃口大开；很可能，在莫斯科的“艾尔米塔什” [189] 和捷斯托夫饭店的贵客们看来，这是无稽之谈。我已经活了一大把年纪，可是，我要重复说一遍，我很少看到这样亲切感人、充满着真挚和自然的幸福气氛的家庭！……契诃夫的母亲叶夫格尼娅·亚科夫列夫娜和他的十分年轻的妹妹玛丽娅·巴甫洛夫娜完全是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善良的守护神，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周围的人始终温存和体贴地照料他，这样的照料多半会使如今的不少男子们羡慕不已。

吃过晚饭，尼古拉·巴甫洛维奇重又弹琴；随后大家合唱，或者说说笑笑，笑声震耳欲聋——最后，几个年轻人被奇妙的月夜所吸引，拖我这个来客在故都的草垛上游逛。安东·契诃夫也很喜欢散步，可是他手头有急待完成的工作……因此，他只能留下。我走的时候看到他像老人似的躬着背坐在书桌前，重又拿起笔来。

是啊，那时候，在可怜的契诃夫肩上，担子真不轻啊！可以说，当时契诃夫全家的生活全靠安东在支撑。而在他从事创作活动的初期，他的生活可艰难呢！我曾匆匆地读过契诃夫给德·瓦·格里戈罗维奇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描绘了自己在写作初期的辛酸，——当你想到，像他那样的人竟遭受过如此痛苦的磨难，你的心就不由得发紧！

特别应该向彼得堡致敬，因为它首先“发现了”契诃夫，并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给他支持。莫斯科的人士（实质上是莫斯科的知识分子）在契诃夫的葬礼上喧闹了一阵，踩坏了新圣女修道院墓前的许多花圈；可是，说实话，对一个已经文名远播，不仅在首都，而且在国外也享有盛誉的作家表示敬意，不能算是什么了不起的功绩……

顺便说一说，契诃夫有一个特点使我感到纳闷：不知为什么，他，作为莫斯科的长住户，却很少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到这个他长住的莫斯科——这个极妙的城市，当世界上的一切都在变化不定的时候，它却很少变化；当一切都黯淡下去、被涂成单调的灰色的时候，它却仍然色彩鲜明，在每条不知名的胡同和小巷里，在商场和饭店里，你每走一步，几乎都能听到说笑话、讲奇闻的沸腾的人声！……

现在，当我仔细、深入地观察契诃夫在莫斯科的生活情况以后，我才清楚地认识到，正由于他住在莫斯科，他就很少有时间想到莫斯科：他为了维持生计就只得不停地写作……在他定居莫斯科期间，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占主要地位的是他的写字桌，而在彼得堡，情况就不同了，他是偶尔去彼得堡的，这时候，他可以丢开一切工作和忧虑，暂时歇口气，在那里，起主要作用的是宴会桌——自然，“宴会桌”这个词儿得从它广泛的、象征性的意义上来理解。因此，在大多数的信件中，他总是亲切地回忆起他在彼得堡的日子、他的彼得堡的朋友们和各种各样彼得堡的琐事。

但是，他究竟喜欢哪个城市，是彼得堡呢，还是莫斯科——这对契诃夫来说，是个无谓的问题。契诃夫“根本”就不喜欢大城市，对这样的问题他只能用波德莱尔 [190] 的诗句来回答：

我喜爱……苍穹中的浮云，

这些奇妙的云！

契诃夫最喜爱的是大自然，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他感到最舒服。正是在这个永远生气蓬勃的怀抱中，他写出了那些最富有生活乐趣，最精辟入微、诗意盎然的作品！不过，最初获得他最大好感的是彼得堡，这种感情牢固地保持了整整十年之久，直到他的《海鸥》在亚历山德拉剧院初次上演失败 [191] 为止。这个不幸的日子意外地使契诃夫对彼得堡的感情破裂了，从此以后，他就很少去彼得堡，即使去，逗留的时间也非常短，而且还保密，不让大家知道他待在哪儿。

总的来说，契诃夫在文学上成名的初期——从1886年至1896年——可以算作是他个人生活中最幸福的前半生，特别是最初的三年（获得普希金奖金，《伊万诺夫》获得很大的成功，和阿·尼·普列谢耶夫、德·瓦·格里戈罗维奇、彼·伊·柴可夫斯基、弗谢沃洛德·迦尔洵、符拉基米尔·柯罗连科等人结交）是极为顺利的阶段，不过，这几年犹如五月的甜蜜的梦，就那么糊里糊涂、不可捉摸地消逝了，消逝在横冲直撞、不顾一切的忙乱中了，在记忆中留下了某些光明、愉快的片断……有莫斯科，我和契诃夫大多是在价格低廉的维里德饭馆（在小剧院隔壁）用餐，偶尔才上捷斯托夫饭店吃晚饭，而莫斯科大饭店，则去得更少了。

至于当时“在彼得堡的会晤”，那就不用谈了：现在事隔已久，这些会晤在我的想象中形成了一连串欢乐的祝酒场面——向这位为俄罗斯文学争光的安东·巴甫洛维奇，这位在任何宴会上最受尊敬的客人祝酒。如今，我把这些匆忙的会晤的月份和日子都搅混了。我曾在各种场合碰到安东·巴甫洛维奇：在苏沃林家贺年之际，在演员斯沃鲍金家举办“白菜会” [192] 的时候，在老人普列谢耶夫家为祝贺契诃夫而安排的文学音乐晚会上。有一次，碰到契诃夫的命名日，我们便在“小雅罗斯拉维茨”举行隆重的“鱼肉烤饼宴”，过了两三天，契诃夫又拖我到瓦西里耶夫岛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好客的地主家去参加“春饼宴”，不言而喻，这个地主是安东·巴甫洛维奇的热烈的崇拜者。

我不由得想起在我自己过命名日的时候，大家都玩得又高兴，又热闹，而在来客中间有我最珍爱的人物：阿·尼·普列谢耶夫、安·巴·契诃夫和巴·马·斯沃鲍金……

三　契诃夫和戏剧

“我在写一篇博士论文，题目是：《论培养伊万·谢格洛夫憎恶戏剧之法》……”安东·契诃夫在一封信中挖苦说。 [193]

在他以后给我的信中，重又友好地责备我偏爱戏剧：“戏剧就像一条吸吮您的鲜血的蛇。只要您爱戏剧胜过爱小说，我总要责骂您而且诅咒您的剧本。您等着瞧吧。” [194]

在另一封信中，他又说同样的话：“您想跟我争论戏剧问题吗？请吧，但我憎恶那把剧作家处死的断头台，这一点您是无法说服我的。现代戏剧——这是愚人、蠢才和空谈家的世界！” [195]

这种把戏剧看成某种矫揉造作和性质低劣的玩意儿的憎恶感乃是契诃夫的大部分书信，特别是文学创作初期的书信的基调。

他成为戏剧家可以说是一件偶然的事，那是在他有一次到柯尔什剧院去观看令人腻味的独幕剧《胜者为强》之后（这出戏翻来覆去地表现一个粗暴但是善良的水手如何被一位上流社会的美人所制服）。《胜者为强》是根据法国人彼埃尔·贝尔东的刻意雕琢的沙龙式的作品《卡迪拉斯的诅咒》改编的，编得相当粗糙，这出改编的戏于六十年代在米哈伊洛夫剧院 [196] 上演时，演员娜普塔勒·阿尔诺女士 [197] 和迪厄多内先生 [198] 曾获得彼得堡观众的热烈赞扬。当时，雷勃钦斯卡娅女士 [199] 和索洛甫佐夫先生 [200] 是柯尔什剧院的台柱，而且和契诃夫很友好。索洛甫佐夫体格健壮，声音洪亮，一举一动都给人强烈的印象，最适合在那种以主角的名字作剧名的戏中饰主角。据契诃夫亲口对我说，他对这位演员如此欣赏，以致产生了要为他写一个“角色”的念头……他想写一个俄罗斯的蠢货来替代法国的蠢货。

这样，轻松喜剧《蠢货》问世了。这是契诃夫在戏剧方面的处女作，这个剧本写得很生动，富有独创性，使当时那些千篇一律的轻松喜剧大为逊色。

《蠢货》的演出虽然获得成功，但这并没有妨碍契诃夫用批判的态度来对待演出本身。“索洛甫佐夫演得很出色，”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引用导演的话说，“雷勃钦斯卡娅也演得不错，很可爱。剧场里笑声不绝；演员的独白常常被喝彩声打断。第一次和第二次演出时，观众热烈鼓掌，请演员和作者出场。所有的新闻记者，除了瓦西里耶夫 [201] 以外，都交口赞扬……但是，我亲爱的，索洛甫佐夫和雷勃钦斯卡娅的表演缺乏艺术性，语气和动作比较单调，不够味儿，有点胆怯等等。总之，演得粗糙。”最后，他用通常的、善意的幽默口吻写道：“演了第一场以后就倒了霉：咖啡壶把我的熊 [202] 给毁了。雷勃钦斯卡娅喝着咖啡，咖啡壶由于里面蒸汽的冲击而爆裂，把她的脸给烫伤了。第二次由格拉玛 [203] 表演，演得很不错。现在格拉玛到彼得堡去了，这样一来，我的那只软毛兽还没有活满三天就咽了气。” [204]

几乎与此同时，“戏剧的早产儿”（契诃夫语），一出大型的四幕喜剧，意外地问世了……契诃夫称《伊万诺夫》为“早产儿”不是没有原因的：《蠢货》是契诃夫为索洛甫佐夫写的所谓“一气呵成”之作，而《伊万诺夫》则是他和柯尔什剧院打赌，几乎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写出初稿的，正是这出“《伊万诺夫》，后来在亚历山德拉剧院的舞台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也是在这个“季节”里，据他自己说（给阿·尼·普列谢耶夫的信） [205] ，他写了《草原》、《亮光》和一系列篇幅不大的短篇……这是契诃夫的天才所迸发的光彩夺目的火花，他那轰动文坛的成就给予他很大的鼓舞！除此以外，他还顺便抽出时间，写出了滑稽可笑之极的独幕通俗喜剧《求婚》，这出戏立即成了外省舞台上最受欢迎的作品。

总的来看，应当说，契诃夫对使人开心、机智俏皮的通俗喜剧很是偏爱，他在剧院里特别爱看通俗喜剧。他不止一次地对我和其他人说，“要写出一部好的轻松喜剧是一件极难的事”，他所说的“好”是指引发人们出自内心的笑。厄内斯特·勒南 [206] 曾经说过：“Plusj’yr fl chisplusjetrouve, quetoutelaphilosophiese r sumeenbonnehumeur” [207] ，如果把这句话应用于安东·契诃夫对善意的笑剧的看法，那就可以利用格里鲍耶陀夫的一句诗将它译成俄语：

是啊，轻松喜剧才是上品，其余的全不足道……

几年以后，有一次我和契诃夫在莫斯科会面的时候，我带着埋怨的口气，问他为什么答应了写《催眠术的力量》，却始终没有动笔。契诃夫若有所思，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没办法……心情不对头啊！您知道，写轻松喜剧需要完全特殊的心情……要有像刚晋级的准尉那样愉快、活泼的心情；可是在我们这倒霉的时代，真见鬼，哪来这样的心情呢？……是啊，让，要写出真正的轻松喜剧，绝不是件简单的事啊！”

在某种程度上，轻松喜剧在契诃夫和剧院之间起了居间的作用。至于在我和契诃夫私人之间的关系上，它则暗中起了媒介作用，契诃夫本人也承认，他是看了在柯尔什剧院上演的我的轻松喜剧《在高加索山中》后才开始对我产生好感的；不过，他绝不认为这是一出喜剧，而只把它看作是“具有俄国特色的轻松喜剧的一个很妙的尝试”（这个评语使我更加满意）。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我们最后一次“彼得堡”的相会，由于奇特的巧合，恰恰具有“轻松喜剧”的性质。我们是在剧院上演我的轻松喜剧《作者不在剧院里》的时候，在包厢里碰面的。在整个演出时间里，契诃夫捧腹大笑，直到幕落，在最后的掌声中，契诃夫友好地劝告我说：

“瞧，让，这是真正适合您写的体裁……朋友，请不要放弃通俗喜剧……请相信，这是最崇高的戏剧类型，不是任何人都能写得好的！”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伊万诺夫》吧。

《伊万诺夫》写得很匆促，柯尔什剧院的演员们把它搬上舞台更其匆促，这出戏引起莫斯科报刊上不同的评价；等到彼得堡国立剧院打算演出该剧而作者着手对它进行改写、用艺术家的严格目光来看它的时候，这可把契诃夫搞得完全心神不宁了……说实在的，每个具有独创性的戏剧家都知道，写一出新戏要比改写一出旧戏便当得多，况且契诃夫得把全剧从根本上加以改写……在莫斯科上演的《伊万诺夫》和在彼得堡上演的差别很大，契诃夫作了最大限度的修改，只要回忆一下，在柯尔什剧院上演时，剧中的伊万诺夫死于心力衰竭，而在亚历山德拉剧院的舞台上，他却是开枪自杀的……“我累得要命，随便怎样高的稿酬也补偿不了我最近几个星期来苦役般的紧张劳动，”契诃夫在改写完毕以后告诉诗人普列谢耶夫说，“过去我根本就不重视我写的剧本，总是用一种随随便便的嘲弄态度来对待它们：写出来，就完事啦。可是，现在剧本意外地要上演了，我明白，它写得有多糟糕。整整一个星期，我埋头改写剧本，设计了几种方案，作了修订、增补，塑造了新的萨莎（为了萨维娜 [208] ），把第四幕改得面目全非，还对伊万诺夫本人的形象进行加工——这一切把我搞得精疲力竭，使我痛恨自己的剧本，简直想用金 [209] 的话作为结尾：‘棒打伊万诺夫，棒打！……’” [210]

作者未必能预料到，在彼得堡，《伊万诺夫》受到热烈的欢迎！……

也算作者幸运，这个剧本是为庆祝亚历山德拉剧院的导演费·亚·费多罗夫尤尔科夫斯基工作二十五周年演出的，为此，该剧的角色均由剧团的优秀演员分别担任，不论他们的级别如何，怀有多么强烈的自尊心。这次共同演出的结果非常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从第一幕开始，剧本就打动观众的心，引起了轰动，等到第三幕结尾，在伊万诺夫和患病的萨拉（由弗·尼·达维多夫 [211] 和波·安·斯特列佩托娃分别精心饰演）之间最后的戏剧性场面结束以后，观众就向作者和受祝贺的导演报以热烈的喝彩。虽然《伊万诺夫》中有不少情节比较含糊，但它以清新和独创性完全抓住了观众的心，因而在第二天，各报就一致对剧本的作者和演出备加赞扬。演出确实应该使契诃夫感到满意：甚至连剧中玩牌入了迷的税吏科瑟赫那样无足轻重的角色，已故的阿尔季也把他演成了一个鲜明的喜剧典型。瓦尔拉莫夫 [212] 和茹列娃（饰列别杰夫夫妇）也演得很出色，饰那个落魄的、说话刻薄的沙别利斯基伯爵的斯沃鲍金演得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就在这一天晚上 [213] ，在四幕剧《伊万诺夫》之后，又上演了三幕古典滑稽剧《帕捷连律师》，舞台上总共演出了七幕，直到深夜一点才结束，因此，我在散场以后就没有时间向契诃夫道贺了。

第二天，我在契诃夫的热烈崇拜者——地主С.为他而设的祝贺宴会上碰到他。当时，契诃夫容光焕发，喜气洋洋，虽然对《伊万诺夫》之如此“受欢迎”有点儿感到困惑不解。出席宴会的还有几位文学家和演员斯沃鲍金以及后者的远亲——瓦西里耶夫岛的警察分局局长——这位局长不仅是安东·巴甫洛维奇的热烈崇拜者，而且是位文学鉴赏家。在午宴上，大家兴高采烈，对契诃夫可说极尽赞美之能事，而主人则频频举起酒杯向契诃夫致敬，临了，还郑重地把契诃夫的《伊万诺夫》比作格里鲍耶陀夫的《智慧的痛苦》。

我朝契诃夫斜睨了一眼：他满脸通红，有点儿发窘，坐在椅子上的身体好像一下子缩了起来，两眼闪烁着隐约可见的幽默之光——这是作家的警戒的目光，表明他在不断地分析、批判周围的事物……“连莎士比亚也未必能听到我所听到的那些话！” [214] 后来，他从莫斯科给我的来信中写道，口气间不无嘲讽之意。

但是，俄国人对祖国天才的崇拜是坚定不移的。

虽然契诃夫在京城忙得精疲力竭，但他还是急着回莫斯科，那位热情的地主不顾一切习俗，在安东·巴甫洛维奇动身前夕，重又召集大家举行“酒宴”。

于是，大家又喝香槟酒，又为“莎士比亚式的天才干杯”……

所有这一切足以把任何人搞得晕头转向，惟独契诃夫不然。当我和契诃夫在“告别酒宴”之后坐着马车回家的时候，他若有所思，面带忧色，我便埋怨起他来，他没有朝我望，好像无意识地说：

“这一切都很好，很感人，可我老是想到……”

“受到这样热烈的欢迎，还有什么可想的呢？”我不禁脱口而出。

契诃夫皱起眉头，因为我打断了他的话，接着，他继续说：

“我老是在想……七年之后，情况将会怎么样？”随后，他依旧带着忧郁的神情执拗地重复说：“七年之后，情况将会怎么样？……”

恰好过了七年，在彼得堡……初次上演契诃夫的《海鸥》。

契诃夫的上述这些话究竟是先见呢，还是预感——只有上帝知道！但是，不知怎的，直到此刻，当那次倒霉的演出在我的记忆中出现的时候，我才想起了这些话；而在当时，我听过就算了，没有放在心上，连契诃夫本人看来也把它们忘掉了。

至少，在《海鸥》上演前不久，契诃夫从梅利霍沃把这个消息通知我的时候，他的语调是乐观的：“6日前后，对荣誉的渴望将把我引向北方的巴利米拉 [215] 去参加我的《海鸥》的排演。这出戏预定在10月17日上演，是为祝贺列芙克耶娃而举行的福利演出，而且剧中的女主人公，一位十七岁的瘦弱的小姐，将由受祝贺的女演员本人饰演。” [216] （列芙克耶娃长得很胖，嘴边生着胡子，后来专门演喜剧中老太婆的角色。）

但是，在剧本上演前夕，我发觉契诃夫的情绪不佳。他刚看了《海鸥》的彩排回来，看样子，他感到很不舒服，喝了大量的苏打水，在幕间休息时，他尖锐地批评了演员们（除了维·费·康米萨尔热芙斯卡娅 [217] ，据他说，只有她一个人演得合适）。

这是怎么回事呢？

你随便翻开哪张在这次福利演出第二天出版的彼得堡的报纸吧……

“昨天的福利演出糟糕透顶，令人沮丧。不记得还有哪出戏遭到过如此惊人的惨败……”我看到有一张报纸这样写道。

我又翻了翻另一张报纸，上面写道：“好久没有看到这种彻头彻尾失败的演出了。”

也许，大家还想瞧一瞧第三份报纸吧？……

“契诃夫的《海鸥》完蛋了：全场一致的嘘声把它给毁了。观众的嘘声是如此强烈、如此刺耳，仿佛有千百万只蜜蜂、黄蜂、野蜂挤满了观众大厅……”

现在重读这些戏剧界的攻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还有什么攻击的词儿没用上呢！“鸟儿的戏剧”啦，“荒谬的化身”啦，“对活人的造谣中伤”啦，“一群怪物的标本”啦，等等。

“所有戏剧界的人士全到了，”各报都这样报道。然而，这是报界虚张声势，实际上，文坛人物来观剧的不过十个人。此外，还有十几位是契诃夫的同情者和热烈崇拜者……就是这些人而已！……与福利演出的广大观众来比，这些人不过是沧海之一粟，而那些光临福利演出的彼得堡的特殊观众们付了三倍的票价来欣赏的并不是舞台上的艺术表演，而是他们心爱的、打扮得令人眼花缭乱的福利演出场的女演员和刺激观众好奇心的舞台场面——首先是舞台场面啊！……

一出大胆地打破戏剧界陈规旧例的剧本，又加那些业余演员们把剧本任意改动，演得乏味而庸俗，用这样的剧本来飨上述的观众是不会使他们称心的。那些看惯老一套剧本的观众们仿佛由于失望而突然发了狂，胡乱找碴子，把演员的过错一股脑儿推在作者身上……人们把一切都归罪于作者，连最一般的小节也不放过！……

在第一幕里，夕阳西下以后，舞台上暗下来了。

“为什么突然暗下来了？真是荒谬！”我听到从我的座位后面传来不知谁的声音。

在第二幕里，特里普列夫（阿波隆斯基饰）把一只打死的海鸥放在尼娜·扎列钦娜娅（康米萨尔热芙斯卡娅饰）脚边。我旁边又有人嘀咕起来了：

“这个阿波隆斯基干吗老是拿着只死鸭子跑来跑去？好妙的野味！……”

在第二和第三幕之间的休息时间里，我在两排座位之间的过道里，碰见了戏院经理处的高级职员。

“真遗憾，”我对他说，“这样精致的戏难道可以演得这么马虎，叫人气愤？”

戏院里的大将轻蔑地嗤笑说：

“那么，在您看来，这是‘戏剧’吗？我的天！可是按照我的看法，这是道道地地的胡言乱语！”

我走进小吃部，在那里遇见我熟悉的一位上校，他是个大戏迷。我心想，这下可以向他畅谈自己的看法啦……

“今天萨宗诺夫 [218] 演得可真出色！”我愤慨地说。“他演的可不是文学家特里戈林，而倒有点儿像安德柳沙·别卢金 [219] 了……”

但是，平日温和的上校突然气忿地冲着我说：

“不过，您还得向他叩头呢，他总算还在‘演’嘛！我倒是对经理处感到大惑不解——竟然把这样荒唐的玩意儿搬上舞台！……”

我回到池座，沮丧到了极点。

在第三幕里，当阿尔卡金娜和特里普列夫之间展开极为动人的场面，做母亲的把一条像包头布那样的白绷带扎在受伤的儿子头上时，不知怎的，这却使福利演出的观众感到挺逗笑（在《海鸥》的最后一版中，契诃夫在此处作了细致的修改）。

紧接着是阿尔卡金娜和她的情夫——文学家特里戈林之间的一场戏，这场戏以其现实主义和富有独创性的构思见长。但是萨宗诺夫和玖日科娃却把它演得粗俗和平庸，而当阿尔卡金娜在特里戈林面前跪下时，大多数观众感到可笑而且不自然。

而在第四幕中，特里普列夫和尼娜·扎列钦娜娅最后会面的那场戏呢？它充满了十分感人的抒情调子，使人看了不能不流泪，而且饰尼娜的康米萨尔热芙斯卡娅在这场戏的开头演得很出色；但是最后，作者在剧本中所作的小小的说明却把一切都搞糟了。尼娜在带着表情独白的时候，从床上拉下褥单，把它像托加 [220] 似的披在身上，——这个细节意外地引起了观众们的哄堂大笑。第二次演出时，这条“致命的褥单”就被放进了戏院的藏衣室，但是这出戏的结尾——这个绝妙的、单纯的、悲剧性的结尾却在首次演出时失败了，就像台词中含糊不清的尾白，引起了观众最后的疑惑和……嘘声。

《海鸥》演完了，我从剧院里出来的时候，感到迷迷糊糊，好像吃了麻醉剂。在我前面，文学家Б正在向大门口挤去。他面色苍白，在他那通常心满意足的脸上，现出惊讶而愤慨的表情。

啊，发生了这样的事以后，对一个真正的文学家的这种愤慨的情绪，我是十分理解的。

人们大概会说，——为什么这件事特别具有悲剧性？在我们这个时代，遭到失败的戏过去不少，现在不少，将来也不会少……

如果在1889年《伊万诺夫》遭到失败，那也许还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到了1896年，契诃夫的水平早就超过了《伊万诺夫》和《形形色色的故事》的作者——他已经是一位最孚众望、卓有功勋的俄国作家，而他作为俄国作家的声誉却受到了侮辱，完全是侮辱，没什么可说的……对那些多少了解一些俄国文学史的人来说，事情十分清楚，令人痛心：自从果戈理的喜剧在亚历山德拉剧院受到唾弃 [221] 以后，我们并没有很大的进展，而“过了六十年”，在同一个坐满有知识的观众的剧场里，社会人士竟对作家横加污辱，丝毫也不尊重！……

这种侮辱特别使契诃夫感到伤心，因为《海鸥》恰恰是这位非常客观的俄国作家的最主观的作品之一。

瞧，相隔七年，这两出严肃的戏的结果却多么不同！而且，这是多么尖锐的讽刺啊！——我还要加上这么一句，因为我想起契诃夫根本就不喜欢自己的《伊万诺夫》，把它称为“鲍尔万诺夫” [222] 或“变态心理剧”，而当这个剧本使他增加收入时，他从心底里感到意外……有一次，他亲口对我谈到《伊万诺夫》，说这出戏“绝不会被吸收为保留剧目，而只能在外省的剧团经理人戏源枯竭的特殊情况下才会搬上舞台”。可是对《海鸥》，契诃夫却满怀着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热切的爱。

实际上，两者又怎么能相比呢？单说《海鸥》中的“语言”，就无与伦比了。

在《伊万诺夫》里有许多多余的话，可以看出生硬和粗糙的痕迹以及为了戏剧的俗套而作的胆怯的让步。相反，在《海鸥》中，却表现了真正的、典型的契诃夫：语言简练，厌恶廉价的效果，全剧的风格精致、优美，感人至深，有的地方就像“散文诗”……对次要人物，例如索林的描绘也扼要而生动：寥寥数笔，——一幅栩栩如生的肖像就出现在你面前，仿佛从镜框里跳出来似的。

但是，像日落时的晚霞那样忧郁的舒伯特的《奏鸣曲》却被演奏成施特劳斯的《波斯进行曲》的调子。临了，只听到一片极难听的嘈杂声，也就不足为怪了。

可怜的契诃夫，“可怜的、不被人理解的先驱”！难怪他头也不回地从剧院里奔出去，内心受到致命的打击……

是的，《海鸥》的初次演出失败了，但是却突然出现十分古怪的事儿！在它失败的同时，它竟意外地使那些毫无生气的像木偶般的人物受到了冲击而垮台，从而为那股朝气蓬勃的新风吹进剧坛创造了条件……不管怎样，自从《海鸥》上演以后，过去舞台上流行的虚假矫饰、华而不实的那一套已经吃不开，甚至那些戏剧剪裁匠们为了渴求成功，也转风使舵，开始拼命模仿契诃夫的风格了。

我故意详细地叙述《海鸥》初次上演的情况，这是因为自此以后，在戏剧史上，这个日子就成了一条显明的、象征性的界线。

当我三四年前初次来到莫斯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艺术剧院，看到了阴沉的深灰色幕布上惟一的装饰——契诃夫的《海鸥》的标志时，我感动得流泪了……显然，遭到嘲笑、不为人了解的新思想照例发挥了它那神秘的力量，终于赢得了一位为之热心服务的实践者和诗人。

我要重复一遍，契诃夫不喜欢戏剧，而他与剧坛的关系与其说是有机的联系，还不如说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但是，一旦剧坛爱上了契诃夫，而且使他获得了收益（《伊万诺夫》和《蠢货》），那么，他就不能再对它的命运漠不关心，而从一个即兴的剧作家变成了一个戏剧改革家，一个新形式和新情感的深刻的探索者。

早在《海鸥》问世以前，他就在艰苦地进行这种探索了。我记得，在彼得堡上演《伊万诺夫》的前两三天，他为剧本中的缺陷和俗套深感不安，并且由此而把他的即兴作——一个富有独创性的独幕短剧《在小客栈里》的主要内容告诉了我。这个短剧像一幅活人画，刻画了处在情感变动中的人群的日常生活。

“您知道，在启幕的时候，舞台上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窗外雷雨大作，风在烟囱里呼啸，有时闪电照亮了三三两两胡乱地躺卧着的留宿者身上……小客栈很脏，不舒适，墙壁潮湿，油漆剥落……可是过了一会儿，暴风雨停了……可以听到装有滑轮的大门嘎吱嘎吱地响起来，接着，一个新的投宿者进来了……这是个迷路的过客，长着一张知识分子的脸，面容十分疲惫。天亮了……许多人醒来，好奇地打量着这个陌生人……大家交谈起来，等等。您瞧，剧情就这样发展……至于《伊万诺夫》，您就别提了，”他突然停顿了一下，说，“这可不行，不行！戏剧可不能停步不前，毫无进展啊！……”

上面所引述的剧作家的想象虽然是即兴式的，而且只是一个断片，但是对作为戏剧家的契诃夫来说，却是很典型的，它可以说是“情感戏剧”的萌芽，而“情感戏剧”是一种新的、极其复杂的剧种，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乃是它的天才的阐释者。

特别使契诃夫感到难受的是，当《海鸥》遭到惨败时，他的最亲密的友人和同道，那些按其精神和艺术气质来说最能理解和支持新的探索的人已经离开了人世。

与他相交的时间很短，但为他衷心喜爱的弗谢沃洛德·迦尔洵于1888年春自杀了。

契诃夫的另一位最知心的朋友巴·马·斯沃鲍金则于1892年秋天在米哈伊洛夫剧院演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喜剧《喜谑者》时因心力衰竭而死于舞台上。

最后，过了两年，他的两个最忠实的支持者：诗人普列谢耶夫和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去世了（大家知道，契诃夫的集子《阴郁的人们》就是献给后者的）。

他特别喜爱斯沃鲍金，后者的死使契诃夫感触很深，写下了充满真挚的感情的话：“斯沃鲍金是个多好的人啊！今年夏天，他到我这儿来过两次，每次住几天。他总是十分可亲。但是在他逝世前半年，他却给我一种异常忧郁的印象。也许，这不过是我的感觉，因为我知道他快要死了。我和您失去了一个由衷地依恋和喜爱我们的人，不管我们干的是大事还是小事……他在背后总是叫您‘让’，喜欢说您一些好话。这是我们的朋友，也是我们的庇护者。” [223]

由此，我又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发生在1891年1月的一个插曲。

有一天，在我的命名日，我宴请了以贵宾阿·尼·普列谢耶夫为首的几位客人，这一天过得又热闹又欢乐，翌日，我醒得很晚。一阵急促的铃声把我吵醒了。女仆在我房门外慌张地通报说，来了两位陌生的先生，一定要见我。

“是什么人？”

“他们说是市长派来的官员，有重要的公事。”我心里真的着慌了，赶紧穿上衣服，走到客厅里。

你们猜是怎么回事？我看见站在门口的不是警官，而是契诃夫和斯沃鲍金。两个人快活地互相递着眼色，显然由于成功地愚弄了我而感到满意。

不用说，我有多么高兴，——特别使我高兴的是，这次访问恰好是在我过命名日，有机会好好地款待挚友们的第二天。但我还是很久安不下心来，因为那是令人郁闷的时期，我感到极度不安是有原因的。

“唉，安托万，您真把我搞得心慌意乱了！您知道，我是个神经质的、病态的人——猝不及防来了这一下……”

契诃夫替自己和斯沃鲍金斟了些葡萄酒，用医生的敏锐而探究的目光朝我望了一眼，说：

“得啦，让，您没什么可担心的！……就算您的神经脆弱，但是您的骨骼宽阔，肺部结实。”接着，他又善意地莞尔一笑，补充说：“要知道，您还能为我们写悼文，拿到稿费呢！……”

于是，我们三人便愉快地碰杯……

呜呼！……

四　最后的会面

“这是从我的剧本遭到惨败的那一晚开始的，”《海鸥》一剧中的特里普列夫这样说，而这句话也完全可以应用到契诃夫的病史上。

塔拉先科夫医生在其《果戈理的病》这本札记中顺便作了下述的推测：像果戈理那样具有敏锐而复杂的艺术气质的人，精神上的痛苦乃是他肉体上的病痛的起因，而绝不是相反。这一颇具医学家特色的推测可以完全应用到一切具有艺术气质的人，特别是安东·契诃夫身上。

这一次精神上的震动过于强烈，前后两种“对待”之间的矛盾又过于突出，以致不能不在契诃夫身上产生影响……《伊万诺夫》被捧上了天，而《海鸥》的演出却受到如此粗暴的对待，那种“由于不理解而引起的侮辱”简直到了有失体统的地步。这是一种真正致命的侮辱，后来，契诃夫不仅很久避免谈到这次演出，而且不能容忍别人无意中提到这件事。

上面已经提到，这次倒霉的演出是在1896年深秋，而下一年早春——也就是说，还不到半年，——契诃夫就由于肺病症状显著而住进了莫斯科的一家医院。

1897年4月，当我逗留在莫斯科的时候，接到契诃夫寄来的一张明信片（邮戳上的日期是4月5日），要我去看望他：“亲爱的让，我急切地等待您来。除了午后一至三时病人吃饭和散步的时间外，您白天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我会通知看门人，要他接待您。最好是您来的时候给我的看门人一张名片，这样，我就可以通知他，叫人立即把您领到我这儿来。我好多了，已经可以出来散步啦。——第十四病室病人。安·契诃夫。星期六。奥斯特罗乌莫夫医院。”

这次会见并不愉快！……

而且，在契诃夫所住的病房里还有另外两个病人，这就限制了我们谈话的自由……病房明亮、高大、宽敞，俄国那些没有病倒的文学工作者难得能享用这样的屋子。

契诃夫躺在病床上，双手放在脑后，正在想心事。在他旁边，跟病床一样高，放着一只泄露他的病情的白铁器皿，上面蒙着一块干净的毛巾，安东·巴甫洛维奇间或朝那里面咳痰。床的另一面有一张小桌，上面放着一束信、不知谁的厚厚一叠原稿和一只插着鲜花的小花瓶。他一看到我，就从床上起身，伸出一只骨瘦如柴的手，脸上露出亲切、善良、契诃夫所特有的笑容。

我在他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怎么样，安托万，情况好吗？”

“啊，让，——情况不妙！如今我被正式列入残废人的队伍了……不过，医生安慰我说，我还可以长久活下去，只要我能遵守残废者的规矩……这就是说：不吸烟，不喝酒……还有其他等等。应该说老实话，前途未可乐观！”

于是他那忧郁、疲惫的脸显得更加忧郁了。

为了改变话题，我把注意力转向放在小桌上的厚厚一叠稿子……

“喔，您说这个吗？这是一个青年硬塞给我的……他初学写作——坚决要求深造……说不定，他心里在想，做个俄国作家有多美妙！”契诃夫叹了口气，眼睛望着一束信，说：“难道就他一个人吗？”

“这些人也真是，”我心里想，“连住院的病人也不让休息！”“那么，这是谁送来的呢？”我朝装饰着病房小桌子的那束鲜花把头一扬。“大概是哪一位崇拜您的莫斯科女士吧？”

“您猜错了：不是女士，而是先生……并且还是莫斯科的一位百万富翁呢。”契诃夫沉默了一会儿，苦笑着说：“既送来花束，又说了一大堆恭维话，不过，要是你开口向这位崇拜者借十个卢布——那他就不借！我可了解他们呢……这些崇拜者！”

我们俩沉默了片刻。

“啊，您知道，昨天有谁到这里来过？”契诃夫带着显然满足的神情突然说，“就坐在您现在坐的位子上。”

“猜不出。”

“列夫·托尔斯泰！” [224]

我不由得激动起来。

“真想知道，您跟他谈些什么！”

契诃夫微微皱起眉头，支支吾吾地答道：

“我跟他谈得不多，因为医生不准我多说话，再说……我对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虽然怀着深深的敬意，但是我的看法有很多地方跟他不一致，很多地方！”他强调说，显然由于激动而猛咳起来。

很清楚，这次访问本身使他感动和喜悦的程度胜过它精神上对他产生的影响，同时，也很清楚，列夫·托尔斯泰在一个贫困而且害病的作家床前进行批评和说教并不很相宜。

为了不使他过分疲劳，我站起身来，跟他告别。他把我送到走廊里，直至门边才止步，同时要求我在短时间内到梅利霍沃村去看他。

“听着，让，您得信守诺言！……请您不要像往常那样延期，因为一到夏天，医生就要把我送到南方去喝马乳酒治病了。”在门口，他温柔地笑着，又补充说：“您知道，我几乎对这儿习惯了……这儿非常适合于沉思默想！每天早晨，我都出去散步，上新处女修道院……到普列谢耶夫的墓地。有时候，我走进教堂，身子靠在墙上，听着修女们唱诗……内心感到多么奇妙，多么宁静！”

我身边总带着契诃夫的著作，一有机会就重读几篇，既为其中的描绘，也为其中的基调的深刻真实性所感动，而这真实性乃是一位不让自己的语言和感情有丝毫虚假成分的真正艺术家的特征。

此刻，当我追忆往事、写到我来到第十四病室探望契诃夫的时候，我的手不由得伸向那本收有短篇《第六病室》的书，其中有一段描写安德列·叶菲密奇上教堂的情景：“站在墙边，眯起眼睛，他听着歌声，想到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的大学、各种宗教，内心感到平静而又忧郁……”

这有多么奇怪——不是吗？上述引文中的话几乎逐字重复契诃夫在医院里跟我告别时脱口而出的最后一句话……与此同样忧郁的宗教情绪也流露在他给我的那封谈到普列谢耶夫的纪念碑在新处女修道院墓地揭幕的信中。“9月26日，在普列谢耶夫的墓地举行他的纪念碑的揭幕仪式。我听着修女们唱诗，心里想着Padre [225] 和您。” [226] 现在大家可以看出，不论是在书信、谈话或作品中，契诃夫都是一个样……他的感情和语言总是保持高度的一致！……

但是上述种种都是此刻，当亲切的往事在脑海里涌现的时候，随便想到的。

当时，在我离开医院的时候，我想的完全是另外的事。

我想着俄国一位最真诚的作家的悲惨命运，在他的天才像花朵那样正待盛开之际，命运却迫使他慢慢地枯萎了。在他的病榻周围，有多少人表达了种种令人腻烦的同情，但是，在这一大群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同情者中间，却没有一个人想到在契诃夫病房的小桌上悄悄地放上……一张“支票”，写上出国必需的款额。如果他能及时拿到这张“支票”，也许就可以获救，特别是他当时经济恰好十分拮据的时候，这情况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就这样，在身心两方面都受到打击之后，他回到莫斯科附近自己的庄园里，重又开始工作和操劳……

他得不到他所期待的休息，却受到各式各样前来梅利霍沃的不速之客和不受欢迎的同情者们的袭击，他们那些无休无止的造访对他的影响就像粗野的“PolliceVerso” [227] 。去他那儿的人各式各样的都有！……

忽而某个住在莫斯科河南岸的人带着全家来了，表面上是“为了要享受和亲爱的安东·巴甫洛维奇谈天的欢乐”，而实际上则是想暂时摆脱莫斯科熙熙攘攘的生活，到大自然的怀抱里获得休憩，于是契诃夫就不得不充当旅游梅利霍沃周围的向导。忽而来了一对教授夫妇，从早到晚喋喋不休，而在第二天又向契诃夫抱怨，说鸡啼和牛叫干扰了他们的睡眠……忽而又有一辆三套马车疾驰而来，车上坐着几个陌生的大学生，——据他们说，“是纯粹来探问安东·巴甫洛维奇的病情的”，就这样逗留两昼夜，如此等等，等等。

如果心情不是这样郁悒

这一切就显得滑稽可笑，

我四月底到了梅利霍沃，简直吃了一惊：自从我和契诃夫不久以前在奥斯特罗乌莫夫医院会面以来，他身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面色发黄，消瘦不堪，经常咳嗽，十分怕冷，虽然晚上非常暖和，他身上还裹着毛毯……我记得，在等待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坐在他屋旁舒适的角落里的一条长凳上，周围装饰着栽有美丽的郁金香的花坛；契诃夫在梅利霍沃的宠儿——小狗勃罗姆蜷缩着身子，躺在他脚边，这只狗很小，毛呈棕色，非常好玩，就像一根巧克力冰棍……安东·巴甫洛维奇用契诃夫特有的委婉而恳切的、半暗示式的语言向我述说了他生活的艰难，抱怨这种生活迫使他疲劳过度。

“您知道，让，我眼前最需要的是什么？”他最后问，声音里带着痛苦的调子。“让我休息一年！不多也不少。但是要真正的休息。过一阵无牵无挂的生活；我要散步就散步，我要读书就读书，旅行也好，闲游也好，求爱也好……一切都随我的便。您知道，只要一年的喘息时间，随后我就重新像个苦役犯那样工作！”

我紧皱眉头，朝契诃夫瞥了一眼，心想：“天哪！跟‘文学’打交道不过十年，一个人竟成了这副模样！当时，我们在莫斯科旅馆初次相识，他还是个青年小伙子，而今……几乎是个老头儿了。”

同时，他在精神方面也起了多大的变化啊！他好像换了一个人。当初，在契诃夫还是个乐观的青年、声誉鹊起的时候，他“时而”会流露出令人不快的神情：像大学生那样自大、浮躁，甚至，可以说，有点粗暴……可是，到他第三次来彼得堡时（1891年，在他去萨哈林岛回来以后），这种跟别人格格不入的神情好像不复存在了，根据这一点，有一次，当我和安东·巴甫洛维奇谈心之际，我就说，他“从萨哈林回来以后，有很大的改变”。契诃夫听了我这脱口而出的双关语并不生气，只是忧郁地说道：

“是啊，我在那儿看到的事很多……我的想法也改变多了！”

哥哥（画家）之死和萨哈林之行在契诃夫心中留下了神秘的烙印……他在创作中更加深思熟虑，说话较前慎重、委婉，待人接物也显然比较沉得住气了。他所经受的打击似乎向他打开了新的、更为宽广的视野，如今，他仿佛越过人们的头顶往前看，心中隐藏着只有他本人才知道的精神上的秘密和启迪。看来，甚至契诃夫害上的那种侵蚀他的肌体的疾病本身对他精神上的更新也起了间接的影响（我不由得忆起了果戈理“有关疾病的意义”的透辟的话）。

如今，可以把契诃夫过去所说的关于他的朋友斯沃鲍金的话稍作更动，应用到他本人身上：“他的心灵始终富有吸引力，但是最近以来，他却给人一种异乎寻常的忧郁的印象。”

写到这儿，我还得顺便提一下艺术家的一个特点：随着契诃夫自身的愈益完善，他的文笔也愈臻完美了。

想当初，他写得多么迅速和轻松啊！

我记得刚跟他相识的时候，有一次，我到莫斯科旅馆去找他。我看到契诃夫坐在房间里奋笔疾书。我考虑到自己来得不是时候，肯定会打扰他，准备立刻退出来。

“刚好相反，让，您来得再及时也没有了，您得帮帮我的忙。我此刻正在描写一个炮兵旅的行军历程，我担心有什么地方写得不对头。现在请您这位过去的炮兵费心把这一页仔细斟酌一下。”

说着，他就让我坐在他的位子上。在我面前放着契诃夫的著名短篇《吻》的结尾部分，我看到下面几行字：“炮的本身不好看，炮车上面堆着盖有帆布的一袋袋燕麦，炮身上挂着水壶、兵士的行囊、口袋，那尊炮的模样像是一头不伤人的小动物，不知什么缘故被人们和马群包围着。在炮的两旁，在背风的方向，走着六个炮兵，挥动着胳膊。在这尊炮后面，又出现了一对马、驭手、辕马，这后面又来了一尊炮，跟前面那尊同样的难看，不起眼。第二尊炮后面又出现了第三尊、第四尊炮，靠近第四尊炮，有一个军官，等等。”

这时候，契诃夫阻止我继续看下去，说：

“不，您从前面一点看起，从这儿开始：‘走在最前的是四个举着马刀的人……’我认真对你说，我很想知道您的意见！”

我开始从头看起，契诃夫描绘的正确性使我惊异，特别使我惊异的是，这个短篇很快就在《新时报》上发表 [228] （短篇在当天晚上匆促完成，第二天就发排了），作者在把握军人的精神和气质方面惊人的敏感性令我叹服。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个短篇竟出自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之手，而且他又不是一个在炮兵部队里至少待过几年的真正的军人！

如果硬要吹毛求疵的话，那么，正是在对炮兵旅行军的描绘中，也许可以找到某些“赘笔”，找到这个几乎在两昼夜内写成的短篇的惟一不足之处……连他那篇篇幅较大的《草原》，这首大自然和人物都被描绘得栩栩如生的史诗，也写得相当快。但是，自然，即使太阳也有黑点，有一次，当我和契诃夫谈论《草原》的时候，我就向契诃夫指出了他文笔中的一个小疵。不知怎的，我忆起了《草原》开头部分（写祖母去世）中的一句话，当我初次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我在这儿顿了一下：“直到她去世，她是活着的……”就跟这差不多的一句话。

“不可能吧！”契诃夫叫了起来，立即从书架上取下了书，找到了那个地方：“‘在她去世以前，她是活着的，常从市场上买回来松软的面包……’”契诃夫笑了起来。“确实如此，我不知怎么会这样疏忽。不过，现在的读者才不会注意到呢。随它去吧！”

他说着，便合上了书。

当时，他的文笔还没有达到他以后的作品中所展示的那种所谓思想和语言紧密结合的完美程度。那时候是创作泛滥的时期，当灵感之河越出河岸的时候，便绕过浅水和石滩，把勇敢的游泳者朝前推。

我们吃过晚饭，就走到书房里，——这是契诃夫的一间稍嫌窄小、但还比较舒适的小书斋——开始谈论文笔问题。

在此以前不久，我恰好读了他的那篇发表在《田地》（《田地文学附刊》 [229] ）上的中篇《我的生活》，它的艺术美使我神往。在这个批评界对之保持侮辱性的缄默的中篇里，契诃夫表现了自己是一位真正的语言大师，一位足以与屠格涅夫媲美的文体家。老实说，在此以前发表在《俄国思想》上、引起人们热烈兴趣的《农民》却不像上述中篇那样使我满意。在我看来，《农民》主要的缺点在于篇名本身，这个篇名概括的范围太广，而该小说所描写的显然是城郊（茹科夫村）的农民；因此，另外换个像《茹科夫村民》之类的篇名就会使主题获得比较确切的说明。相反，按我的看法，《我的生活》的篇名对这样一个引人入胜的中篇来说，是太朴素、太不起眼了。此外，使我纳闷的是，《农民》中有两三行文字的调子酷似列夫·托尔斯泰那种著名的说教，而契诃夫几乎是当代惟一在艺术上没有受托尔斯泰影响的作家，这就更使我大惑不解了。

上述这些想法我都以同志的态度，直言不讳地向安东·巴甫洛维奇倾吐了。

“也许，情况就是如此，”契诃夫若有所思地回答说，“看来，批评界为《农民》大卖力气，而对《我的生活》却一言不发！”

我向契诃夫谈到了列夫·托尔斯泰本人的长篇小说《家庭幸福》——一部写得极其细腻和深刻的作品——也几乎没有受到批评界的注意。接着，我就指出，《我的生活》是发表在《田地》杂志上的，而我们的批评界都是些不可救药的墨守成规者，看来，他们把《田地》和青少年杂志混为一谈，尽管在《田地》上常常登载名家的作品。我提醒他，在这方面，只要以亚·米·斯卡比契夫斯基为例就足以说明问题了：直到契诃夫在《俄国思想》上发表作品以后，斯卡比契夫斯基才发现他的天才。

当时契诃夫正在出版《农民》，他认真地思索了一下，然后犹豫不决地说：

“那么，让，您认为《我的生活》可以收进去一起出版吗？”

看到作者这种难以想象的质朴，我只能双手一摊，表示惊讶。然而，经过这次偶然的谈话，《我的生活》和《农民》终于收在同一本书里出版，而且，《农民》中那几行暴露作者一时间受托尔斯泰影响的文字也删掉了。

我们的谈话是从一般的“写作”开始的，我向契诃夫提到他当年在彼得堡的旅馆里几乎当着我的面毫不费力地写成的短篇《吻》。

“美好的时光！”我叹息着说。

“好时光流逝了！”契诃夫也叹息道。“如今一天能胡乱写上一页，也算幸运了……我在这儿老是受到干扰，真不得了！……您只要想象一下，单单最近几天，从莫斯科就来了几乎一打客人……好像我真的开了客栈似的！我得供他们吃喝，还得想办法安排他们过夜……”

契诃夫咳嗽起来，从沙发上站起身，把通风窗关严一点。

我们俩沉默了一会儿。

“您知道，让，我此刻脑子里闪过什么样的念头？”契诃夫说，脸上露出喜悦的神色。“离开这儿十俄里光景，有一个小田庄出租——我们租它一个夏天，到那儿去‘写作’……没有一个鬼家伙会找上我们的门！”

听了这些话，我只有叹气的份，因为我个人的情况不仅不允许我想到这一诱人的前景，而且连梅利霍沃我也至多只能待上一昼夜。

接着，他看到我由于不习惯赶路，显得很疲乏，就补充说：

“不过，您还是去睡吧，……我坐在这儿写东西！”

“安托万，您行行好吧……快到半夜了！您要知道，这样做是有害的！”

他绝望地摆了摆手。

“有什么办法呢，早晨我不得安宁啊！”

关于这方面，契诃夫的母亲，最善良、好客的叶夫格尼娅·亚科夫列夫娜曾不止一次地向我诉苦。

“唉，我们把安托沙藏起来，就是藏起来也没用，人家还是要打扰他！”她叹着气对我说。

第二天，我亲眼看到这一点：他真的一会儿也不得安宁！……一清早就有某个地主来找他，坐了很久，接着又来了县医，随后是乡村牧师，然后又来了个穿军装的人——好像是梅利霍沃的警察局长。从我住的那间耳房的窗口向外望，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会儿有一辆四轮马车驶到契诃夫家平房的台阶前，一会儿又驶来一辆乡间的旅行马车；看到仆人匆忙地跑过院子，端着吃食和餐具，从厨房跑到房间里，一会儿在饭桌上摆好刀叉，一会儿又收拾掉。而在契诃夫的书房旁边的那间小屋里，几乎老是有庄稼汉和农妇们等着——有的找他谈正事，有的谈琐事，也有的是看病……除此以外，还要加上一件倒霉的事：快要吃早饭的时候，仿佛自天而降，突然来了个莫斯科客人——一个谁都不知道的胖胖的德国人，年轻，穿戴讲究，看来是个牙科医生（此人是契诃夫有一次在医院附近偶然碰到的，契诃夫认为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的“同行”，因而殷勤地把自己在梅利霍沃的地址告诉了他）。

这个胖胖的德国人带着一只鼓鼓的手提箱，被安排到我的耳房里来了，使我不得不放下随身带着的紧急工作——看一份第二天必须交到莫斯科编辑部去的校样。乘这个要命的德国人在午饭前去梅利霍沃附近游览之际，我重又着手工作。那是看一份我刚写完的四幕喜剧《被遗忘的哲人》的校样。

我埋头工作，没有听到契诃夫走进屋来，他看到我有事，就不声不响地在我旁边的长沙发上躺了下来。

“可以看吗？”过了一会儿，他温和地说，一面朝我已看过的校样伸出手去。

我当然十分高兴。

他看到的恰巧是第一幕的终场，那儿是以老教授在普希金像前说的一句话结束的：“谁叫我生长在俄罗斯……怀着俄罗斯的心灵和才能！……”契诃夫把这最后一句话低声念了出来，仿佛在自言自语，然后，他转身对我说：

“让，您这句话是从哪儿来的？”

“这是普希金……写给他妻子信中的话。” [230]

“这有多奇怪……恰巧在今天，我想到了几乎与这同样的话！”

他沉思了一会，开始继续读下去。

顺便说说，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安东·契诃夫着手改写他的失败之作《林妖》，大家知道，这部作品经过改写以后，就成了他的最佳剧作《万尼亚舅舅》，——奇怪的是，我们的这两个“在同一年诞生”的剧本都没有获得戏剧文学委员会通过；我的《被遗忘的哲人》未经彼得堡的委员会通过，而他的《万尼亚舅舅》则未经莫斯科的委员会通过……后来这两个剧本都曾在私人创办的剧场上演过：我的喜剧在苏沃林剧院 [231] ，契诃夫的剧本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剧院……最奇怪的是，不论是我那富于同情心的、“被遗忘的”教授（马库申教授），还是契诃夫的那位没有才能、但“有声望”的教授（谢列布利雅可夫教授）都同样被“教授们”的元老院所摈弃。这样看来，生活的真理是在契诃夫一边，因为在元老院里没有一个……马库申！

契诃夫看完了校样，向我提出了几点宝贵的意见，指出“在戏剧创作中不仅人物的语言应该尽可能朴素和接近生活，而且连他们的姓名也同样应该如此”，接着，他要求我在他那儿再待上一昼夜，竭力说服我，要我相信，校样可以完好无损地寄到编辑部。这对我的诱惑力很大，我只能同意；恰好在这时候，那个从莫斯科来的德国人闲游了一阵，突然回来了。契诃夫顿时咳嗽起来，显得很沮丧，斜眼望了望德国人那只挡着去路的鼓鼓的手提箱，就立即走掉了。

唉，这个德国人！他把整个气氛都给破坏了……

然而，那德国人却是个十分和善的青年，他立即亮出了自己的意图……原来他的未婚妻在罗马尼亚边境的某地，他准备到她那儿去结婚，为此，他设法搞到了三个月的假期……这就使他产生了一个念头：在去罗马尼亚的途中，顺便到梅利霍沃的“同事”这儿来待上一两个星期。

听到德国人的最后一句话，我不禁为契诃夫着急起来，决定无论如何要解救他，使他摆脱这个德国人……我，作为一个艺术家，感觉到契诃夫不仅被最近源源而来的莫斯科客人搞得精疲力竭，而且，他正处于我们所熟悉的艺术家的兴奋状态中，这时候，他特别渴望写作……于是，我便竭力对德国人施加影响——向他说明，契诃夫是俄国最重要的作家，正患重病，需要绝对安静。德国人聚精会神地考虑了很久，忧伤地望望那只装得鼓鼓的手提箱，突然果断地一口气说道：

“您说得对，谢格洛夫先生：随便什么人都往这儿跑！……让我们回去吧！”

我几乎含着眼泪拥抱了这个高尚的德国人（老实说，我起初还以为他这句话是对他个人而言的，却不料他竟把他自己和契诃夫的点头之交与我和契诃夫之间十年写作上的友谊相提并论了）。

无法可想——必得一起“回去”了——既然要解救朋友，那就解救到底吧！

在吃午饭的时候，我鼓起勇气，告诉契诃夫说，“我们”当天就得上莫斯科去，并且请他吩咐给我们备马，好让我们赶上火车；这使契诃夫感到大惑不解。

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了结……

我们准时动身，一路上都很顺利，不料走到半途，德国人突然脸色发白，抓住车夫的腰带，要后者让马车停下来。

“发生了什么事？”

德国人用呆滞的目光望着我说：

“得往回走：我忘记带大衣了！……”

我感到不快。但是突然间，我的头脑里出现了一个好主意，于是我又恢复了自制力。

“那好吧，我们往回走，”我装出顺从的样子附和说。“不过很遗憾……这么一来，您就结不成婚了！”

“那为什么？”德国人的那张胖脸表现出恐惧和疑虑的神情。

“原因很简单——因为从半路上往回走……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坏的预兆了！在旅行的时候，这样做太不吉利啦！……”

接着，我便举出两三个倒霉的例子，说明一个人如果为了一件小事而从半路上折回，就会使最美好的计划陷于破产。甚至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我的一个朋友，一个出色的年轻人，事先和他的未婚妻约定了会面的时间，可是走到半路上，他发现烟盒忘在家里了，就又折回去。这样一来，你们猜出了什么事？未婚妻在指定的时间没见未婚夫来，就突然精神失常，从窗子里跳了出去……至于那件大衣（留下的是一件不急需的“秋季大衣”），我向他肯定说，眼下天气转暖，把它带在身边反而是个累赘；接着，我又耍了个滑头，补充说，最好还是从车站上打个电报回去，让他们把大衣按新地址直接寄到他的未婚妻那儿。我一提到他的未婚妻，多情善感的德国人就心软了……于是我们便重新上路，而且这个兴奋的德国人甚至答应给车夫小费。

此刻，当我写到这件逸事的时候，我痛苦地感到，我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可是，话又说回来，当时我怎么会知道那是我和契诃夫“最后一次”会面呢？……还来不及熟悉梅利霍沃的环境，就得走了！……我抽空儿参观了梅利霍沃的乡村教堂，据教堂的看守人说，契诃夫对它的建立曾出过力；我又匆匆地看了看正在建筑的学校（契诃夫在这上面也花过心血）；我还和梅利霍沃的两三个庄稼汉谈了几次话，他们对自己的新主人怀着亲切的感情；此外，在我的记忆中还保存着那条滑稽的小狗勃罗姆，种着鲜艳、奇妙的郁金香的花坛和发出芳香的樱桃园——如今已成为历史陈迹的“樱桃园”在那个五月一日的早晨鲜花盛开，仿佛新娘手中娇嫩的花束。

我跟契诃夫的谈话也只能断断续续地进行。我记得，当马车已经停在台阶边的时候，契诃夫对我说了一些话，但是我当时十分激动，此刻我能忆起的只有不连贯的几句话：“我们什么时候再能见面呢，让？……七年以后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在浪费生命！”

当我们启程的时候，契诃夫坐在马车的踏板上，送了我们约有半俄里路。随后，他跳下车，步行回家……我情不自禁地回头目送着他……契诃夫微微躬起身子，拄着手杖，心里大概在焦思苦虑：“七年以后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呢？！”

这个致命的数字！……

过了七年……全欧闻名，随之而来的是——死亡。

（倪亮　译）

题解：

伊万·列昂季耶维奇·谢格洛夫（1856—1911），小说家和剧作家，长期和契诃夫通信。

本文根据发表在1905年第六、七卷《田地文学附刊》上的原文刊印。

安·巴·契诃夫，1894年

我和安·巴·契诃夫的交往

维·安·法乌谢克

一

那是在1894年，当时我在雅尔塔供职。我在同事兹维亚金，税务副监督的家里完全意外地认识了安·巴·契诃夫。至于兹维亚金和契诃夫是怎样认识的，那我就不清楚了。好像是通过契诃夫的妹妹，玛·巴·契诃娃的关系。 [232]

兹维亚金在雅尔塔拥有一套很大的寓所，他把其中的几间屋子租给外地的来客。有一个时期，玛·巴·契诃娃住在他那儿。我也认识她。兹维亚金为了能认识安东·巴甫洛维奇而感到自豪，常常谈到他。

那时候，我刚出差从山区回来，满身尘土，才下马，就带着公文去找兹维亚金。我看到在他家的客厅里坐着一位客人，我觉得好像是个年轻人。

“请进，请进！”兹维亚金向我叫了起来，一面从圈椅里站起身来迎接我。

根据兹维亚金脸上的笑容和某种特殊的表情来看，我明白，今天是谈不成公事了。

兹维亚金介绍我们认识了。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他意味深长地说。“您想不到吧！”

“安东·巴甫洛维奇！？原来他是这样的，‘契诃夫’！”我不禁脱口而出。

一对善良的眼睛透过夹鼻眼镜望着我。鬓角边的眼皮有点浮肿（我在他的照片上已经注意到了），这使他整个脸容显得特别温厚。

谈话是从在这种场合通常的应酬开始的：契诃夫说，他认识我的哥哥维克托·安德列耶维奇 [233] 。我说，我认识他的妹妹玛丽娅·巴甫洛夫娜。

接着，契诃夫就问我：

“您经常写作吗？”

当时，我在《儿童读物》 [234] 上发表了几篇故事。此外，我还替《克里米亚导报》的《小品集》写稿，而且是《俄国通讯》在克里米亚南方的常年通讯记者。

看来，正是这一情况，即我那微不足道的写作活动，促使我们互相结识。我依恋契诃夫就像舢板依恋大船那样，这当然是很自然的事。不知怎的，契诃夫对我从事写作表示由衷的欢迎。不过，还有一个情况促使我们接近起来：我们是同乡，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同学。契诃夫毕业于塔甘罗格中学，而我曾一度离开塔甘罗格进航海学校，后来对航海感到失望，也进了塔甘罗格中学。塔甘罗格，共同的熟人、中学和老师成了我们回忆和谈笑的丰富资料。契诃夫在谈到自己往事的时候，兴致勃勃，富于幽默感，而且常常发出衷心的笑声。

二

在旺季，雅尔塔的海边游客如云。那儿什么人都可能碰到。当时也经常可以碰到契诃夫。他大部分时间和米罗柳鲍夫 [235] 一起散步，那时候，后者是莫斯科歌剧院的歌唱演员，由于肺部有病而遵医嘱来到雅尔塔。初次碰面，契诃夫就介绍我们俩认识了，后来我们几个就常常在一起散步，有时候兹维亚金也参加。

安·巴·契诃夫很喜欢交朋友，喜欢“结伴”而行。他甚至不拒绝和大伙儿一起喝酒，虽然喝得很有节制。就在那时，他已经抱怨自己心跳不正常。无论是到杰列科伊斯克桥畔的简陋的鲍洛特尼科夫饭店去吃烤羊肉，或者到哪一家酒铺里去喝酒，契诃夫从不拒绝。有时候，碰到我们之中哪一个的熟人，那么，就有新人加入我们一伙，于是大家把桌子并在一起，劲头更足了。有几次，吃“烤羊肉”是以郊游结束的，后来，大伙儿又长时间地坐在“中央”旅馆喝“咖啡”。契诃夫总是和“热情的”伙伴们在一起。这未必能给他很大的乐趣。他往往默默地坐着，面带笑容，做出在喝酒的样子。这时候，他是否在观察、研究这些放纵不羁的人呢？

契诃夫住在“俄罗斯”旅馆。 [236]

有一次，他对我说：

“您为什么不到我这儿来？来吧，我们聊聊！”

“什么时候？您什么时候有空，安东·巴甫洛维奇？”

“随便什么时候都行！我总是没得闲。可是我随时都能把工作放下。我喜欢休息一下，跟人谈谈天！”

于是我就到“俄罗斯”旅馆去找他。

这情景我记得多么清楚啊！

我敲了敲他房间的门。

“可以进来吗？”

“请进！”响起了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声音。

传来挪动椅子的声音。

契诃夫站着，身子靠在桌子上，看来，他刚刚站起来。桌子上放着墨水、钢笔和写过的纸张。显然，他在工作。

“瞧，我打扰您啦！您在写东西啊！”

“没关系！您好！请坐！我跟您说过的，我总是在写东西！”安东·巴甫洛维奇笑着说。

“连午饭后也写吗？”

“对，也写。我是不休息的。饭后，等到胃里轻松一点，我就动笔了。”

接着，他就谈到自己的写作：

“有时候写不下去，我就把工作丢开，出去逛一下，去找朋友，或者上小酒馆。脑子调节一下，接着再干。可是有时候，怎么也写不好。写啊，涂啊，反复改啊，不论怎么花力气，还是白搭。临了，我就只好丢开。我写的东西发表出来的恐怕还不到一半。我有整整一箱子没有发表的原稿——初学写作时的习作和一些涂改得乱七八糟、未曾写完的短篇。”

有一次，我问安东·巴甫洛维奇，他最近为什么这样悲观，在他最近的作品中，俄国生活为什么显得这样阴暗。

契诃夫回答说：

“我的天啊！我逗趣的作品写得够多了，有好些实在是滑稽的笑话。现在该是比较严肃地看待生活的时候啦。”

三

当时，我写的《雅尔塔及其近郊》一书在雅尔塔流传很广。有一次，契诃夫看到我就说：“我读了您的书，”——接着，便开始对它进行批评。

“对雅尔塔的历史梗概写得不错，关于‘金色的摇篮和铁砧’的传说也很动人，”契诃夫说，“可是情况介绍的部分太单薄。这部分应该扩大一倍、两倍，要好好充实一下。”

“可是这本小书是我一个人抽空写的啊！”我替自己辩护说，“而详细的情况介绍和大事记非得集体写稿不可！”

契诃夫打断我的话说：

“我可不同意您的说法。我对自己的工作怀着热烈的爱，因此，我不让别人跟我合作写东西。我珍视我写的每个字，我既不想跟别人共同创作，也不想跟别人共享光荣。我需要荣誉。我喜欢看到别人获得荣誉。我也喜欢自己获得荣誉。”

“总之，您写得太少了！”安东·巴甫洛维奇继续说，“新闻工作者一定得什么都写。”

“但是雅尔塔夏天是个大客站，冬天又是个偏僻的县城，它能给新闻工作者提供什么东西呢？”

“不对！”契诃夫反驳我说。“您经常住在克里米亚，您的条件很好。在您周围到处可以看到鞑靼人的日常生活和风习；在每个山区里都蕴藏着神话和传说啊！”

“得懂得他们的语言才行！”我说。

“不一定吧！就是不懂也行！”安东·巴甫洛维奇坚持说，“兹维亚金懂鞑靼语。他可以帮您忙！可是，您为什么不试着写些散文作品呢？”

“我在试着写！”

“那么，写了些什么呢？”

我告诉契诃夫，不久以前，我出版了一本记述我在塔甘罗格时的一次冒险旅行的小书——《地中海航行随笔》 [237] 。契诃夫问我，我的这本书是否受到大报刊的注意？我说，某些大型杂志对它已有评价。

“总是挨骂了吧？”安东·巴甫洛维奇问。

“不，是赞扬！”

“哦，您真是幸运儿！”契诃夫说。

接着，他继续说：

“我们的评论界实在可怕！别希望他们会支持和宽容新进的文学工作者。他们不留情面，简直可以说残酷无情。他们只知道找碴儿骂人。您可不知道他们曾经多么残酷无情、多么不公正地责骂我啊！”

契诃夫是怀着痛苦而明显的愤激情绪说这些话的。此时，经常显露在他脸上的和善的笑意消失了。

然而，这种状态继续不久。微笑很快又出现在他脸上，他的眼睛和善地眯了起来。

“哦，我差点儿忘啦！”安东·巴甫洛维奇说，“您那儿有您刚才说的那本书吗？”

“有啊！”

“请给我一本，我想读一下。另外，还请您再寄一本到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沿线的洛帕斯尼站 [238] ，我马上给您写地址。”

安东·巴甫洛维奇坐下来，写好地址，然后交给我说：

“在那儿，您知道，我们有个县医院。医院里的图书馆很小。我们缺少资金。这图书馆实际上是由我经办和资助的。那么，劳驾，请寄来吧。”

在分手的时候，安东·巴甫洛维奇说：

“喔，还有一件事！今天女演员麦德维杰娃来到这儿。她是位善良的老太太。她好久没有上台表演，人家开始把她忘了。请给《克里米亚导报》写条简讯，报道‘皇家剧院的功勋女演员麦德维杰娃抵达雅尔塔’。劳驾写一下吧，这不费您什么事，可是对老太太却是个安慰。她会愉快地相信，大家都知道她，没有把她忘掉。”

麦德维杰娃老太太大概猜不到是谁为她出了力，使她受到本地报纸的注意。她可是不知道契诃夫不只喜欢自己获得荣誉，也喜欢“别人获得荣誉”啊。

四

这时候，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已经蜚声文坛。大家都想找机会认识他。雅尔塔的女士们和青年们特意到沿岸街去散步，为的是要看契诃夫和歌唱演员米罗柳鲍夫在一起散步，他们凭借经常伴随契诃夫散步的歌唱演员个子大，老远就能通过人群，看出安东·巴甫洛维奇在沿岸街的什么地方。当时米罗柳鲍夫在“俄罗斯”旅馆举行的音乐会吸引了那么多听众，以致大厅里险些儿容纳不下。虽然米罗柳鲍夫是个颇能吸引人、拥有强有力的男低音的歌手——“具有强大的神力”，安东·巴甫洛维奇这样形容米罗柳鲍夫的声音——，但是广大的听众对他并不熟悉；他的音乐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还得归功于契诃夫。听众们知道，契诃夫会参加米罗柳鲍夫的音乐会，他们深信到音乐会来一定会顺便看到契诃夫。

“契诃夫！契诃夫！瞧他站在那儿！瞧他走啦！瞧他站住了！”

在密密的人群中，时常会听到这样的低语声。

安东·巴甫洛维奇待在家里的时候，那些要想看到“契诃夫”的人也不让他安静。由于他是医生，经常有人到他那儿去求医，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以求医作为借口。

安东·巴甫洛维奇对这些人说，他并不“开业”，要他们去找本地的医生。

那些前来访问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人往往做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儿。

他告诉我，有一次，一位年轻的女士来看他。

“她局促不安，兴奋得说不出话来，只是蹙着额头、斜起眼睛望着！”安东·巴甫洛维奇说。“我接待了她，请她坐下，问：‘您有什么贵干？’她坐了下来，稍稍镇静一下，说：‘请原谅……请宽恕我吧！我想……看看您！我从来……也没有见过作家！……’”

另一次，安东·巴甫洛维奇看到我，神情显得很激动。

“告诉我，”他说，“你们的B.男爵是个什么样的人？”

接着，契诃夫递给我一张男爵的名片，名片的上方有着王冠的图形。

我说，确实有这么一位男爵。此人属上层贵族，很有钱，在雅尔塔有一所豪华的别墅。这个人根本没有什么出色的地方。

“您说有多奇怪！他来到我家里，作了自我介绍，请求我今天就到他那儿去吃午饭，说是有许多客人要去，竟有这样的事？！好一个不懂事的冒失鬼？！”

“那么您对他怎么说呢？”

“把他打发走了！我对他说，我没有认识他的荣幸，不准备到他那儿去吃饭。他刚从我这儿走掉！”

到了第二天，我就告诉安东·巴甫洛维奇：B.男爵完全有理由对他不满。他把客人请来是“为了见见契诃夫”，而客人们也都准时到他那儿去吃饭。可是饭桌上“却不见契诃夫”……

拉杰茨基的讲演《论儿童的生理教育》之所以取得成功恐怕也得归功于契诃夫。

有一次，我看到安东·契诃夫和一位我不认识的先生在一起。他们坐在海边的长椅上。契诃夫招呼我过去，把我介绍给他的交谈者。原来这就是拉杰茨基先生。

他们正在谈论拉杰茨基在雅尔塔的讲演如何安排的问题。使他们为难的是，拉杰茨基的时间很紧，而要举行讲演，必须先设法得到官方的许可，找到演讲的场所，等等。契诃夫想到了一个避开这些困难的办法：在某人家里举行一个以同样的题目为讨论内容的“座谈会”，邀请一些本地的社会名流参加。安东·巴甫洛维奇要我去一起商量这件事。我表示愿意提供自己的住处作为这次秘密讲演的场所。

我住在靠近城郊的一座高山上，旁边是墓园，因此，契诃夫怀疑，“到那儿去聚会”是否合适。可是我向拉杰茨基保证，事情一定会获得成功，于是我们决定就在当天晚上在我家里举行讲演。

把即将在我家举行讲演的消息通知有关的人，而且使它像我所保证的那样获得成功，这并不需要我花很大的力气。只要顺着沿岸街来回走一次，就足以使任何消息传遍雅尔塔。不过有些人我还得发短笺到他们家里去请。为了使被请的人肯定出席，不害怕登陡峭的山坡，到我住的“希腊人索洛尼基奥的别墅”，我只消提一下“有契诃夫参加”就行。我真这么做了。我在路上碰到熟人，就把他们叫住，请他们到我家来“见见拉杰茨基”，然后毫不经心地顺便加上一句具有魔力的话。

“来吧！”我说。“挺有意思！契诃夫会来的！”

最先到我家的是契诃夫和拉杰茨基。看到我和我妻子把我们一间最大的屋子变成了讲堂，把全部自家的和向邻居借来的沙发和椅子排列成几行，并且替讲演者准备了一张桌子，桌上按惯例放着一只盛水的长颈玻璃瓶和一只茶杯，——安东·巴甫洛维奇就开始耍笑我。

“不会有人来的！”他逗弄我说。

“会来的！”我肯定说。

“谁会爬到您这悬崖峭壁上来呢？”契诃夫问。

我的估计没有错！到了约定的时间，客人们纷纷来了，很快就到了四十个人光景，凡是我邀请的几乎都来了。讲堂里挤得满满的。客人中有医生、中学教师、男女小学教师，几位市杜马的成员和其他人。拉杰茨基只得登上“讲台”，进行正式的讲演。

当天色已经很晚、大家分手的时候，雅尔塔的名医什坦格耶夫在告别的时候狡黠地眨了眨眼睛，对我说：

“这个会是您组织的吧？”

“得啦，得啦！何必说这种损人的话！”我自卫说。

契诃夫和拉杰茨基最后走。

“您怎么有办法拉来那么多人？”安东·巴甫洛维奇问我。

“这可是我的秘密啊！”我避免直接回答。“我自有办法！”

五

从我们别墅的阳台上望去，雅尔塔河的宏伟景色尽收眼底。它整个儿呈现在我们脚下，潇洒地顺着达尔桑和马加比的山坡，绕了半个圆圈，流向海岸。雅尔塔的防波堤和码头，以及再过去一点——黑海广阔的水面增添了眼前景色的魅力。安东·巴甫洛维奇很喜欢待在我们的阳台上。

“爬上您的别墅那么艰难，看到这一切却是一种慰藉啊！”他说。

我不记得安东·巴甫洛维奇初次到我家来是在什么时候。我之所以记不得，大概是因为当时安东·巴甫洛维奇常常上我家来，而我的记忆把各次访问的特点都融合在一起了。我的妻子喜爱雕塑，间或搞一些塑造的活儿。她想替安东·巴甫洛维奇塑个半身像，为此，她请求契诃夫答应让人给他照相。契诃夫欣然同意，有一天早晨，我们就在我家的阳台上对他采取了这一行动。给安东·巴甫洛维奇摄影的是我们家的临时房客，一位有经验的业余摄影爱好者——从哈尔科夫来的兽医文涅季克托夫先生。契诃夫让摄影者任意摆布，顺服地听从我妻子和文涅季克托夫先生的命令。后者替契诃夫照了好几张相；为了塑像，需要摄下脸的“正面”和“侧面”。从这些底片中，文涅季克托夫先生替妻子准备了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两张绝妙的六寸相片。相片上的契诃夫完全是“家常”装束——上身穿一件外套，里面是柔软的夏季衬衫，在柔软的翻领下面系着一根丝带代替领结。

我的妻子着手工作。安东·巴甫洛维奇对塑造技术感兴趣，他常到我们这儿来看看我妻子是怎样工作的，工作的进展情况如何。我妻子利用他来访的机会，按照真人，把他不在场的时候塑好的部分加以修饰，看到这种情况，安东·巴甫洛维奇就自动提出，愿意做她的模特儿，而且约定了每次来的时间。安东·巴甫洛维奇很快就对我们这儿完全习惯了，他逗孩子们玩，一坐就是好半天，有时候还在我们家吃午饭。在他做模特儿的时候，他看报，或者跟我们聊天。当时，他刚从西伯利亚回来不久 [239] ，在《俄国思想》上发表了关于西伯利亚的特写。安东·巴甫洛维奇谈了许多他逗留在西伯利亚期间的情况以及他根据这次旅行所写的作品的技巧。有一次，我们谈到了艺术创作问题，我便问安东·巴甫洛维奇：他所遵循的是哪一种创作精神？他的短篇中的人物是真实的人，还是创作思想的比较复杂的概括？

“我从来不写真人！”安东·巴甫洛维奇回答。

“然而，这并不能使我这个作家避免无妄之灾！”他补充说，“有时候，我的熟人们毫无根据地认为我短篇中的人物是影射他们，因而对我很生气。” [240]

于是他告诉我，有一次，在莫斯科，在他经常去的一个非常熟悉的人家，主人们对他的态度十分恶劣，怀着明显的敌意，他感到莫名其妙，不得不走掉。后来有人告诉他，那家人对他的态度之所以突变，是因为他们对他心里有气。这家人在安东·巴甫洛维奇最近写的一个短篇小说中“认出了自己”，因而把短篇的作者看成了背叛者。 [241]

“可是我连想也没想到写我的这些熟人！”安东·巴甫洛维奇最后说。

有一次，我告诉安东·巴甫洛维奇，奥鲍连斯基来到了雅尔塔，很想和他见见面。

“哪一个奥鲍连斯基？列奥尼德？”契诃夫问。

“是的，是列奥尼德·叶戈罗维奇！”

“我跟他直到如今都没有机会见面。请您介绍一下，我很想认识他。我得好好感谢他呢。”

接着，契诃夫谈到，在他刚从事文学工作、还以“契洪捷”的笔名写作、默默无闻的时候，列·叶·奥鲍连斯基曾发表一篇随笔，对他的作品大加赞扬。 [242]

“这是第一个注意我并给予我鼓励的评论家！”安东·巴甫洛维奇说，“而在当时，文学评论界的鼓励，对我来说，是非常需要、极其可贵的。那时候，我还在徘徊、探索，吃不准自己真正适合于干哪一行，对自己写作的价值和文学天赋缺乏信心。奥鲍连斯基是第一个以他的嘉许鼓励我、鼓舞我继续从事文学事业的人。我早就盼望有机会向他道谢了！”

契诃夫和奥鲍连斯基相识了。

我依稀记得，当时，正是我们这一伙人，全体出动去马桑德拉。兹维亚金把安东·巴甫洛维奇介绍给酿酒师C.，此举立即产生了作用。这件意外的乐事使C.喜笑颜开，竭尽全力来殷勤地款待贵客，他为我们这伙人打开了属于皇室领地的极其珍贵的酒窖，请我们喝那种还在伏隆佐夫伯爵时期保存下来的陈年美酒。

夏末，安·巴·契诃夫离开了雅尔塔。契诃夫的胸像完成时，他已经走了，而这个像在制作石膏模型时被工匠损坏了。如今，我们保存着当时的一个珍贵纪念物——由文涅季克托夫君在阳台上所摄的一帧契诃夫的相片。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到契诃夫了。

六

许多人写过有关安·巴·契诃夫的回忆录。他们比我更了解他，对他更熟悉。这个卓越而温和的人的精神风貌早就被完善而真实地作了描绘，也许，我上述有关和他会面和交往的匆促的叙述只能在有关契诃夫的文献中增添几个小小的细节。可是，这几行文字却表达了我个人的感受，它们是珍贵的，我把它们写下来，作为对我生活中那些美好的日子的回忆，那些日子由于契诃夫的缘故，由于他对我和我家庭的善良、纯朴的态度而充满温暖和欢欣。在这位作家逝世五周年之际，我谨将这些回忆公之于读者，因为我觉得，凡是涉及安·巴·契诃夫的事情不可能不使人感到兴趣。

（倪亮　译）

题解：

维亚切斯拉夫·安德列耶维奇·法乌谢克，报刊撰稿人，曾在《俄国通讯》、《现代世界》、《人人杂志》 [243] 上发表过作品。

本文根据发表在1909年7月2日哈尔科夫《晨报》上的原文刊印。

安·巴·契诃夫，1897年

安·巴·契诃夫，1898年

我生活中的安·巴·契诃夫

莉·阿·阿维洛娃

一

1889年1月24日，我接到我姐姐 [244] 的一封便笺，上面写着：“务必速来，契诃夫在我处。”我姐姐嫁给一家颇为流行的报纸的主编兼发行人。她的年岁比我大得多。她小个子，长着淡黄色的头发、一双富于幻想的大眼睛，手和脚都很小，她总是在我心中激起温柔、羡慕的感情。我站在她旁边老是觉得自己脸色太红，身材过于高大……此外，我过去长期待在莫斯科，在彼得堡才住了一年多。她家里经常有许多名流：演员，画家，诗人和作家。而且，她过去的经历，她在父亲痛恨她的对象、对她严厉监视的当儿直接从舞会上被“拐走”而结婚——这一切使她在我的心目中被围上了一圈魅人的光轮。我的丈夫则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目前在人民教育部当一名小秘书。我过去的经历又有什么可谈的呢？无非是些未曾实现的梦想罢了……

我曾梦想做个女作家。我从小就爱写诗和散文。在生活中，再没有比写作更使我喜爱的了。对我来说，文学作品是力量，是魔力，我曾读过许多作品，在我所喜爱的作者中，契洪捷所占的地位绝不是次要的。顺便提一下，他常在我姐夫发行的报纸上发表作品，我对他的每个短篇都很欣赏。我为姚纳 [245] 而痛哭，他只能向自己的驽马倾诉自己的悲哀，因为没有人再愿意听他说话。他的儿子死了。他只有这么个儿子——却死了。谁也不去关心这件事。可是现在，当契诃夫写到这件事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对它关心起来，大家都读这篇作品，而且许多人还哭呢？这就是文学作品的威力和魔力。

“务必速来，契诃夫在我处。”我亲自给我的儿子廖沃什卡喂奶，他已经九个月了，整个晚上我都有空，因为他洗过澡后，就会安静地睡上很久。外加我们有个很可靠的保姆。连我也是由她带大的啊。

米沙（我的丈夫）有事，而且他对结识契诃夫也不感兴趣，于是我就独自去了。

他在书房里踱来踱去，好像在谈论什么事，可是，看到我站在门口，就停顿了。“啊，福罗拉 [246] 姑娘，”我的姐夫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大声说道。“请允许我，安东·巴甫洛维奇，把福罗拉姑娘介绍给您。她是我的女学生。”

契诃夫迅速地朝我走上几步，脸上带着温柔的笑容，把我的手握在自己手里。我们互相对视着，我感到，他好像有点惊奇。也许是为了福罗拉这个名字。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这样称呼我是因为我的脸色红润，头发浓密，有时候，我把头发编成两条又长又粗的辫子。

“她把您的短篇小说都背下来了，”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继续说，“说不定，她还写信给您，不过瞒着不说罢了。”

我发觉契诃夫的眼皮有点浮肿，沉重地挂在他的眼睛上，浆硬的领子好似一个弧形的轭，领结挺难看。

我坐下后，他重又谈下去。我知道他这次来是为了他的剧本《伊万诺夫》上演的事，但是，他对演员们感到不满意，觉得他们演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预感到这次演出会遭到失败。他很坦率地说，他感到那么不安，那么伤心，以致血涌上了喉头。而且，他不喜欢彼得堡。他盼望这一切尽快结束，他可以快点走掉，以后决不再写剧本了。其实，这些演员是不错的，演得也不错，但是在他看来，他们跟剧本的调子格格不入，在演“自己的”一套。

我姐姐娜佳 [247] 走进来，叫大家去吃晚饭。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站了起来，接着，所有的客人也都站起身来。大家走到饭厅里。那里摆好两张桌子：一张长桌子，是进餐用的，另一张桌子上则放着酒瓶和下酒的菜。我从墙边站起身来。安东·巴甫洛维奇手里拿着盘子走到我面前，一只手抓住我的一根发辫。

“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发辫呢，”他说。这时候，我想：“他对我这样毫不拘礼，只是因为我被称作福罗拉姑娘，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的女学生。要是他知道米沙，知道我有个快满周岁的儿子，那么……”

就餐时，我坐在他旁边。

“她也在写东西呢，”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对契诃夫说，口气中带着优越感。“有那么两下子……有点儿才能……有思想……虽然只有那么一点儿，但是每个短篇都有思想。”

契诃夫把身子转向我，莞尔一笑。

“应当写你看到和感觉到的东西，要写得实在、真挚。人们常常问我的某个短篇的主题是什么。我对这些问题不作回答。我的职责是写。我可以写随便什么东西，”他微笑着补充说，“如果您要我写这个瓶子，那么，我就会写成一个短篇，题目就叫《瓶子》。生动的形象创造思想，可是思想却不能创造形象。”

接着，他听到有客人用阿谀的口气提出不同的看法，就稍稍皱起眉头，身子向后靠在椅背上。

“不错，”他说，“作家可不是叽叽喳喳叫的鸟儿，可是谁告诉您，我要作家叽叽喳喳叫呢？既然我生活着，思索着，斗争着，受着苦，那么，我就会把一切反映在我的作品里……我真实地，也就是艺术地把生活描绘给您看，您就会在其中看到您过去没有看到或没有注意到的情况：生活中反常的现象，生活中的矛盾……”他突然朝我转过身来。

“您去看《伊万诺夫》的首次演出吗？”他问。

“大概去不成。票子不容易买到。”

“我给您送来，”他很快地说，“您住在这儿吗？住在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家？”

我笑了起来。

“到头来，我不能不告诉您，我不是福罗拉姑娘，也不是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的女学生。他是开玩笑这样称呼我的。我是娜杰日达·阿列克谢耶夫娜的妹妹，而且，您想不到吧，我已经结婚，还有孩子。我是亲自给孩子喂奶的，所以还得赶回家去。”

谢尔盖·阿列克谢耶夫娜听到我的话，就对我嚷道：

“福罗拉姑娘，如果需要的话，我们来接你。她家离这儿很近，”他向安东·巴甫洛维奇解释道。“你坐会儿吧。你那宝贝儿子还睡着呢。安东·巴甫洛维奇，别让她走。”

安东·巴甫洛维奇弯下身来，朝我正视了一眼，说：

“您有儿子了？真的吗？这太好啦。”

有时候，偶然发生的事是很难说清楚，甚至很难捉摸的。实际上，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们只是亲切地互相瞥了一眼。但是这一瞥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我的心仿佛轰隆一声爆炸了，那光耀夺目、喜不自胜的火焰随之上升。我丝毫也不怀疑，安东·巴甫洛维奇有着同样的感觉，于是我们便又惊又喜地互相对望着。

“我还要到这儿来的，”安东·巴甫洛维奇说，“我们还会见面吗？请把您所写的和已经发表的全部作品带给我。我想仔细看一下。同意吗？”

我回到家里的时候，保姆已经用小被子把廖沃什卡包裹起来了，他皱起眉头，嘴里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眼看就要哭了。

“我有儿子？这太好啦，”我高兴地笑着，说。

米沙跟着我来到儿童室。

“你朝镜子里瞅瞅自己，”他气冲冲地说，“脸孔通红，头发蓬乱。还梳着小辫子，真不像样。你想让你的契诃夫感到惊异。廖沃什卡在哭，而她，做母亲的，却在跟小说家卖弄风情。”

对米沙来说，“小说家”这个词儿是夸夸其谈者的同义语。这我是知道的。

“契诃夫——小说家？”我冷淡地问。

我感到多么泄气，感到刚才那使整个世界变得光辉灿烂的无拘无束的欢乐突然消失……完了。一切都恢复了老样子。为什么生活应该是轻松和美好的？谁有这样的好福分呢？

二

自从我和契诃夫第一次见面以后已经过去三年了。我常常想起他，而且总是怀着充满幻想的、淡淡的哀愁想起他。我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廖瓦 [248] 、洛佳和还在吃奶的尼诺契卡。米沙是个模范父亲。为了增加收入，他还在晚上干额外的活儿，而全部空余的时间，他都用来照料孩子，为他们张罗和操心。

显然，我们家庭的幸福更加巩固了。有一次，米沙对我说：

“怎么样，妈妈？你的尾巴被拴住了吧？”

我想从事文学工作。过去，戈利采夫 [249] 曾建议我把我写的东西都带给他看。他向我指出我的短篇的缺点，要我把它们改写。有时候，他对我说：“这写得挺好，甚至可以拿去发表，但您别急于发表，再锻炼一下笔头吧。”

当我告诉他，我快要出嫁的时候，他忧伤地叫了起来：

“啊，这下子可完啦。您就休想成材了。”

当时，我下定决心，决不让自己就此“完了”，我一定要工作，出嫁不会对我有什么妨碍。可是我错了。生活很快起了变化，我连一点儿空闲的时间也捞不到。米沙上午在部里。从表面上看来，我是自由的，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更何况我还有个女仆，但是，这是表面现象。一天的时间都在处理琐事中消磨掉了：我得去采购东西，到米沙指定的地点去买食品，比如说，买咖啡上马拉大街，买酸牛奶到萨多伏大街，买烟草到涅瓦大街，买克瓦斯到莫霍沃大街，等等。

同时，我必须亲自为烤肉准备调味，不把这件事交给厨娘去做；我又得亲自卷纸烟。此外，我生活中还有一件最需操心的事——管好门，白天，我们家的几扇门都必须关得严严实实，以免厨房里的烟气跑出来，而在晚上，门又得敞开，好让空气流通一下。米沙下班回来，只要稍稍闻到厨房里的气味，那我就倒霉啦。晚上，当米沙坐下来写学位论文时，我就在卧室里安顿好，开始修改自己的稿子，但是刚动手，就立即听到叫喊声：

“为什么把卧室里的门关上？打开。你在那儿干什么？到我这儿来。”

“我想写点东西。”

“你只是想写，而我却不得不写。我这儿有个句子搞乱了，你来帮我想想办法，女小说家。”

接着，他就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嘴里吹着《射击手》的曲调。

当我提出要离婚的时候，他说：

“干吗离婚？你好好想想吧。我们之间的误解和争执都是由你的固执引起的。你惯于过没有规律的生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认为这是自由，我却认为是杂乱无章。我现在干着枯燥透顶的差事，这是因为你要住在城里，而不愿意住在乡下，在乡下，我就可以从事农务了。在这方面，我作了让步。那么，你为什么就不能也让点步，把家管得有条有理呢？难道你要我光是欣赏你的美，对你赞不绝口吗？你想离婚？为什么？真不害臊……”

我很清楚，他不仅跟过去一样爱我，而且爱得更深了，他没有我就不能生活下去。此外，我们都知道，廖沃什卡将要出世，两个人都怀着柔情急切地等待着他。

儿子的诞生给我们带来了“家庭的幸福”。我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彼此顶撞，而是比较肯互相迁就了。接着，又有个孩子出世，那就更谈不上分手和离婚了。我的“尾巴被拴住了”，而米沙为了维持一家的生计，不得不拼命工作。

在这三年内，我们相处得很和睦，感情十分融洽，有时候，米沙发脾气，我也比较容易忍受了，何况他事后总是后悔，竭力要想补过。甚至我空下来写点东西，他也几乎不加干涉，那时候，我的作品开始发表，我觉得生活变得充实了，只要孩子不生病，我是幸福的。

我只是感到寂寞。

三

1892年1月，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为他的报纸创办二十五周年举行庆祝活动 [250] 。这次庆祝活动以祷告仪式开始，接着，被邀请的客人们就到客厅里，那儿有一张长桌，上面已经摆好吃午饭用的餐具。饭厅里容纳不下这许多客人进餐，因此，只能在那儿举行祈祷仪式。

客人们顺着前厅里楼梯的柱形栏杆从客厅走向饭厅。楼梯对面的墙上嵌着一面大镜子。我站在客厅的门边，就能在登上楼梯的人们走到梯台之前看到他们每个人在镜子里的映像，而他们却不能在镜子里看到我。男男女女们走了过去，有许多人我认识，许多人不认识，我一边看，一边心里犯愁：这一天将是个烦闷无聊的日子。主人会让我坐在某个要人旁边，我得招待他，而这顿午餐将拖得很长，吃上几个小时，我不得不搜索枯肠，找寻话题，脸上还要装出兴致勃勃、亲切殷勤的神情。

蓦地，我看到镜子里出现了两个上楼的人。有时候，你跟某人只见过一面，他就好像在你的脑海里摄下了一张快照，从此永远保存在你的记忆中。我仿佛此刻看到苏沃林的不招人喜欢的脑袋和他旁边契诃夫那张年轻、和悦的脸。他举起右手，把一绺头发向后一撩。他的眼睛稍稍眯缝着，嘴唇微微颤动。他大概在说话，但是我听不到。他们恰好赶上参加祈祷仪式。大家挤在饭厅里，响起了歌声，这时候，我才混进了人群。在祈祷和唱赞美诗的时候，我忆起了与安东·契诃夫初次见面的情景，忆起了那突然使我们亲近起来的无法解释、难以捉摸的缘由，竭力猜想：他是否会认出我来？是否会记起我？我们之间是否会重新出现三年前使我心灵豁然开朗的那种亲密感？

我们偶然间在人群中碰面，立即向对方伸出手来。

“我没料到会见到您，”我说。

“可我却是料到的，”他回答，“您知道怎么着？我们还会像上次那样坐在一起，同意吗？”

我们一起走进了客厅。

“让我们选个位子。”

“没用，”我回答，“人家会把您当作上宾，请您坐在名流中间；总之，得靠近主人坐。”

“坐在这儿可好呢——靠窗的角落里。您说怎么样？”

“好是好，可人家不会让您坐在这儿。他们不会放过您的。”

“可我坚持，”契诃夫笑着说，“决不让步。”

我们坐了下来，彼此鼓气，迎接斗争。

“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哪儿啊？”传来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响亮的声音。“安东·巴甫洛维奇！请您入座……”

娜佳也在东张西望地寻找，一面喊叫着。

契诃夫欠起身来，默默地抚摸着自己的头发。

“哎呀，他们原来在那儿。这儿有位子，让那位太太也来，仍旧坐在您旁边。请来吧。”

“算啦，让他们去吧，”娜佳出乎意外地说，“要是他们喜欢坐在那儿的话……”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笑了起来，不再干涉我们了。

“您瞧，多好啊，”安东·巴甫洛维奇说，“我们胜利了。”

“您认识这儿很多人吗？”我问。

“您是否有这种感觉，”安东·巴甫洛维奇没有回答我，却问，“您是否有这种感觉，三年以前我们碰到的时候，我们好像不是初次相识，而是在长期分离之后，重又相逢？”

“有……”我犹豫不决地说。

“当然，有。我知道。这种感觉也许是双方的。可我是初次体验到，怎么也忘不掉。这是很久以前就产生的亲密感。不过我觉得奇怪，我终究对您了解不多，而您对我也如此。”

“为什么奇怪？分别太久了。难道您不明白，这不是发生在现实生活里，而是在早已忘却的生活里？”

“那么，当时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契诃夫问。

“总归不是夫妻关系，”我迅速回答。

我们俩都笑起来了。

“可是那时候，我们彼此相爱。您是怎么想的？我们当时很年轻……后来我们死了……在船只遇难的时候？”契诃夫想象着，说。

“啊，我甚至忆起了当时的一些情景，”我笑着说。

“您听我说。我们和海浪搏斗了很久。您搂住了我的脖子不放。”

“这是我着慌的缘故。我不会游泳。那就是说，我害得您淹死了。”

“我游泳也不高明。很可能我沉到海底，把您也拖了下去。”

“我没有抱怨您。我们现在像朋友那样相逢了。”

“您仍然完全信任我吗？”

“怎么会信任呢？”我表示惊异。“您可是让我淹死，而不是把我救活啊。”

“可您干吗搂住我的脖子？”

客人们并没有忘记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场。他们时不时地叫唤他，向他提问题，祝贺，说恭维话。

“我正在告诉邻座：您的故事像甜蜜的糖果……”

“糖果”这个词儿引得我们大笑起来，我们彼此久久地望着，不住地笑。

“我早就等您啦，”我突然回忆起来。“还在我住在莫斯科普柳希赫街的时候。当时我还没有结婚。”

“干吗等呢？”安东·巴甫洛维奇感到奇怪。

“因为我渴望认识您，我哥哥的同学波波夫对我说，他经常看到您，并且说您是个好人，他请求您上我们那儿去，您是不会拒绝的。可是您没去。”

“请告诉这个我压根儿不认识的波波夫，他是我最凶恶的敌人，”契诃夫一本正经地说。

接着，我们就谈到莫斯科，谈到戈利采夫，谈到《俄国思想》。

“我不喜欢彼得堡，”契诃夫重复说，“天气阴冷，霉气熏人。说起来您也太不应该啦：您为什么连片言只字也不寄给我呢？可我是请求过您的。记得吗？我请您把您写的短篇寄给我。”

有些客人走到我们面前来碰杯……安东·巴甫洛维奇站起身来，把头发向后一撩，垂下眼帘，听着他们的赞扬和祝愿。后来，他终于坐了下来，轻松地喘了口气。

“这是荣誉，”我说。

“真见鬼。他们之中大多数人没有读过一行我写的东西。即使读过，也会骂我的。我此刻需要的不是言语，而是音乐。为什么没有音乐？有个罗马尼亚人来这儿就好了。一定得有音乐。您几岁啦？”他突然问。

“二十八。”

“我是三十二。我们认识的时候，都比现在小三岁：二十五岁和二十九岁。当时我们多么年轻啊！”

“那时候，我还不到二十五岁，现在也不到二十八岁。要到五月份才满二十八呢。”

“而我已经三十二岁啦。真遗憾。”

“我丈夫常常提醒我，我已经不算年轻了，而且他总是把我的年龄加大一岁，因此，我也稍稍说大一点。”

“不算年轻？二十七岁？”

我们时不时地从桌子旁边站起身来。这顿午餐持续了两三个钟头，可是对我来说，时间却过得很快。我看到米沙挤过人群，朝我走过来，我立即发觉他的情绪很不好。

“我要回家了。你呢？”

我说，我还想待一会儿。

“好吧，”他说，可是我觉得有必要介绍他和契诃夫认识。

“这是我丈夫，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我开始介绍。

他们俩互相伸出手来。米沙脸上那种冷淡的、几乎含有敌意的表情并不使我感到奇怪，可是契诃夫的模样却叫我吃惊：他起初好像想笑一下，可是却没有笑成，接着，他高傲地把头向后一仰。他们彼此没有说一句话，米沙立即就走掉了。

我留了下来，但是时间待得不长：客人们开始匆匆地分手。

在家里，一场灾难正在等待我。我和契诃夫在席间谈得那么热烈，而且没有坐在指定的位子上，这使米沙很不高兴。

可当时，我不曾料到，还有更严重的事在等待我呢。

有个热心的朋友向米沙挑拨是非，说安东·巴甫洛维奇在举行庆祝会的当天夜里和同伴们一起在饭店里纵饮作乐，喝醉以后宣称，他无论如何要把我带走，一定要我离了婚和他结婚。那个朋友还说，大伙儿好像都支持他，答应千方百计帮他的忙，大家兴奋得几乎要把他抬起来向上抛。米沙气疯了。

这不啻是晴天霹雳，使我十分沮丧。但是当我稍稍平静下来、能够思考问题的时候，我心里想：这绝不可能是事实，而是有人在恶毒地造谣，企图在契诃夫的脸上抹黑，以便降低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同时引起米沙对他的反感。那么，谁有可能干这样的事呢？我认为米沙只可能从两个人那里听到这个谣言。其中一个人没有任何嫌疑，而另一个人……于是我立刻忆起这另一个人在庆祝午宴上坐在我们斜对面，看样子，他感到很苦闷。他是个作家，出版过大部头的长篇小说 [251] ，但是人家没有对他表示任何敬意，甚至没有请他坐贵宾席。他对契诃夫表现出卑躬屈节的态度，赞赏备至，但是毫无疑义，他心里忌妒契诃夫到了憎恨的程度，对于这一点，我后来深信不疑。

午宴以后，他好像无意中随口对我说了一句：

“我从来没有看到您这样活跃过。”

“是他，”我作出了判断。“当然，没有疑问——是他。是他编造谣言，挑拨是非。”我打听了一下，得知他确实参加了那次庆祝晚宴。我把自己的推测告诉了米沙。

“他造谣吗？有可能。是的，这是他告诉我的，”米沙承认说，“可是大家都知道他是个混账东西。”

我感到大大地松了口气。

我和安东·巴甫洛维奇分别的时候，曾答应给他写信，并且把自己写的短篇小说寄给他，现在，我认为可以这样做，但还是在信上责备了他一下。他马上写信回答我说：

您的信使我很伤心，叫我不知如何是好。这种梦呓究竟是什么意思？我的自尊心不允许我为自己辩解，再说，您的谴责太含糊，我无从分辩起。但是，据我的理解，这事情的起因是某个人的造谣中伤。是不是这样呢？

我恳切地请求您（如果您对我的信任不下于对造谣中伤者的话），不要相信你们彼得堡人所说的一切胡言乱语。如果您一定要相信的话，那么，所有大大小小的流言蜚语，您就都去相信吧：什么我娶了个有百万陪嫁的姑娘啦，我和好朋友的妻子搞风流韵事啦，等等。请安心吧，看在上帝分上。您别去管这些吧。对别人的谣言进行申辩是没有用的。至于我，您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我目前住在乡下。这儿很冷。我一面把冰雪扔进池塘里，一面高兴地想到：我已经下了决心再也不到彼得堡去了。 [252]

从这时候起，我和安东·巴甫洛维奇开始通信。可是他决定从此不来彼得堡，这却使我十分伤心。这是否意味着，我跟他以后再不能见面了？在我“幸福的家庭生活中”是否再也不会出现这些光辉的节日呢？

每次当我想起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感到揪心的痛楚。

四

在家里平安无事——孩子们身体健康，米沙心平气和、情绪良好的那些偶然出现的短暂时间里，我常常想，我眼前是在享受命运给予我的最大幸福。固然，文学上获得的成功也使我高兴，还有契诃夫的信。但是我不能经常写、写得很多，因为孩子们难免生病，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也可能一起生病，那时候，我就只能一心一意想到他们，日日夜夜为他们操劳，把自己的时间都用上了。间或，米沙的坏脾气会身不由己地突然发作，使你无法防备和避免。这老是使我遭殃。

契诃夫寄来的信我是留在邮局里，偷偷去取的，我之所以要这样做，是怕信件万一在我外出之际送来，来得不是时候。但是米沙知道我们在通信，偶尔我还把有些信拿给他看。

“你瞧，它们对我的益处多么大。我听取他的意见……”

“我可以想象你给他写些什么荒谬的玩意儿。我想看的正是这个。你什么时候给我看看，好吗？”

不，我不给他看。

有一次，娜佳姐姐来找我，脸上带着狡黠的微笑说：

“你今天晚上设法去我家，不过，别让米沙跟着来。注意，别让米沙来。”

“为什么？”我感到奇怪。

“你来了自然会明白的。你知道，我想出个什么主意？你怎么也猜不到。没意思的故事。”

“我不懂。”

“喏，《没意思的故事》。你不是读过这个短篇吗？”

“当然读过。但是你能够想出什么主意来呢？”

“你可记得在那篇小说里，写到：一瓶香槟酒，干酪……”

“你今天在等候……契诃夫吗？”

我感到我体内的全部血液都涌到了脸上。娜佳笑了起来。

“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叫你别让米沙一块儿来。连谢廖沙 [253] 也不会在场，他要到夜里十二点光景才回来，我们打算一块儿吃晚饭。还有一位客人要来……”

“米沙今晚没有空，他有急件要处理，”我说。

“那好极了。大家会感到很舒服。”

我对米沙说，我要去“见契诃夫”。他面露不悦之色，但没有开口。他不能不放我走：不放我会引起很多议论，而这是他害怕的。

当我到娜佳家的时候，安东·巴甫洛维奇还没有来。她穿着宽大的长袍，坐在自己房间里写东西。她的脸上又露出狡黠的笑容。

这时候，仆人来通报，安东·巴甫洛维奇来了。

“哎呀，我还得穿衣服呢。莉达 [254] ，你去接待他吧。”

我去了。他站在书房里。

“您决定不再上彼得堡来，怎么又来啦？”

“显然，我这人不守纪律，缺乏意志。您好像心绪不佳……您身体好吗？一切都顺利吗？”

“身体很好，一切顺利。”

我们在一张圆桌旁边坐下，圆桌上放着一只装有一块干酪和几只水果的托盘。还没有放上酒瓶。

“是啊，我又来彼得堡了……而且，您瞧，我又想写剧本啦……”

娜佳过了好一会儿才来。在她来之前，我们谈到了戏剧、杂志和编辑，他坚决要我去找编辑。

仆人拿来了一瓶冰过的酒。

“您看出来了吗？”娜佳指着托盘说。

他一时感到莫名其妙。

“《没意思的故事》，”娜佳提醒他说。

他微笑了一下，把一绺头发向后一撩。

“是啊，是啊……”

不久，客人们走进书房里。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要到十二点才来呢，”娜佳说。

大家开始交谈起来。

我突然问安东·巴甫洛维奇：

“您还没见到过契诃夫吧？”

“谁？”他惊奇地问。

“契诃夫。您是什么时候到的？”

“我是昨天到的，”他回答，“可我就是契诃夫啊。”

我感到很窘。

“列依金，列依金！”我叫了起来。“我知道您是契诃夫啊。”

大家都笑了起来，而安东·巴甫洛维奇一面哈哈大笑，一面望着我，我满脸涨得通红，窘得快要掉泪了。

“不，我还没有见到过列依金，”他说。“您是说列依金吗？大概是说列依金？不是别人吧？”

我也笑了起来，忽然间又感到恐惧，怕自己临了会禁不住哭起来，于是我就悄悄地走出房间。

当我回来的时候，契诃夫站起身，向我迎面走来。我们站着谈了一会儿，后来就不知不觉地走进了客厅。

“跟我谈谈您的孩子们，”安东·巴甫洛维奇请求道。

啊，谈孩子们，我可高兴啦。

“是啊，孩子们……”契诃夫沉思地说。“是些可爱的人。有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太好了……”

“应该结婚啦。”

“是应该结婚。可是我现在还不自由。我虽然没有结婚，但是我有家：母亲、妹妹和弟弟。我负担可重呢。”

“那么，您幸福吗？”他突然问。

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使我着慌了。我站定下来，背对着钢琴，把胳膊肘靠在钢琴上，他站在我面前。

“幸福吗？”他追问。

“什么叫幸福？”我茫然失措地说，“我有一个好丈夫和可爱的孩子们。一个我所爱恋的家庭。但是，难道爱恋就等于幸福？我经常处在焦急不安和无穷的忧虑之中。我总是得不到安宁。我的心整个儿受着机运的支配。难道我能决定全家人都活着、都健康吗？而这对我来说就是一切……我本人好像慢慢地不再存在了。我被牢牢地拴住，已经身不由己。我常常怀着痛苦的心情自怨自艾，心想：我这辈子算是完啦。我既不能成为一个女作家，也不能……总之，什么也不是。我只能对环境屈服、顺从，只能毁灭。为了使家庭不受损害，我只能放弃对更宽广、更丰富的生活的热烈向往，我只能毁灭。我爱我的家庭。因此，我很快就会屈服、毁灭。这是幸福吗？”

“这是我国家庭结构的不正常现象，”契诃夫热烈地说，“这表现妇女的从属地位和缺乏独立性。必须和这种现象进行斗争……这是一种旧的残余势力。虽然您没有把话都说清楚，但是我十分理解您所说的一切。听我说，您把您的生活情况写下来吧。朴素而真实地写下来。这是应该的。您一定得这样做，不但不应该毁灭，而且应该尊重自己，重视自己的价值。您年轻，又有才气……噢，不，家庭不应该把您葬送掉……您给予家庭的委实太多了，不仅是对它屈服和顺从而已。您可不能这样，上帝保佑。”

他转过身去，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我今天太激动啦。当然，我的话有许多夸张的地方……”

“如果我结了婚的话，”契诃夫沉思地说，“我会向妻子提出……您瞧，两人不要住在一起。不要在家里穿着长袍，举止放任……毫无礼貌……这太可恶了。”

突然间，有人走来对我说：

“莉季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您家打发人来请您回去。”

“出了什么事？”我问，全身不由得打了个哆嗦。

“好像廖沃什卡病啦。安纽塔跑来说的。”

“安东·巴甫洛维奇，亲爱的……我不回到那边去告辞了。请您向娜佳说一声。再见。”

我全身都在颤栗。

他握住我的手。

“不用这样着急。也许只是有点不舒服。孩子们常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您就放心吧，我请求您。”

他跟我一起下了楼。

“请您明天通知我一下，孩子怎么样了。我会来找娜杰日达·阿列克谢耶夫娜的。您回到家里喝杯葡萄酒吧。”

安纽塔平静地站在穿堂里。

“廖瓦出了什么事？”

“是少爷叫我找您回来的。”

“廖瓦什么地方不舒服？”

“我只知道：他醒了，要想喝水。他没有叫不舒服。少爷来了就……”

米沙亲自为我开了门。

“没什么，没什么，”他发窘地说，“他又睡着了，好像没有发烧。你不在，我感到心慌。你不在，我不知道怎么样才好。他不知为什么要喝水。他夜里经常要喝水吗？他还问到你：妈妈在哪里？你瞧，做母亲的，没有你，我们都成了孤儿啦。”

他跟我一起走到儿童室。廖瓦睡得挺安稳。他一点儿也没有发烧。

米沙把我紧紧地抱住，一直不放开我。

“你是给我幸福的仙女。有你在，我就安心了，知道一切都正常。”

我想起了他在吃中饭时把所有的煎饼都丢在地上，嫌煎饼不够松软，嘴里还说：“这种东西只能喂狗吃。”

“你可曾想到，你把我吓坏啦？”

“得啦，原谅我吧。你生气了？你是个严厉的妻子。你对我太严了。可是我没有你却生活不下去。得啦，原谅我吧。让我们谈谈……整个晚上你都不在家……”

可是，直到此刻我明白了。我第一次清清楚楚、确确实实、毫无疑义地明白了：我爱上了安东·巴甫洛维奇。

五

谢肉节 [255] 到了。这是在彼得堡少见的一个谢肉节：不是融雪天，没有雨和雾，天气温和，大地一片洁白，惹人喜爱。

米沙到高加索去了，我们家里安宁而平静。

耶稣受难节 [256] 那一天，列依金家请客，我也受到了邀请。他们住在彼得堡区自己的房子里。

我先去看戏，好像是一出意大利歌剧，我们在剧院里预订了座位。我到列依金家时已经很晚了。我在前室里碰到了普拉斯科维娅·尼基福罗夫娜 [257] ，她装束入时，容光焕发，照例十分殷勤。

“我担心您不来了，”她大声说，“如果不来，那就太遗憾啦。就在等着您来呢，”她在我耳边说，但是声音仍然很响，只是改变了音调。

“等我？是谁？还是什么东西等我来吃？”

“就等着您来，等您来……”

“是春饼在等我吗？莫非你们家做了春饼？”

“怎么会是春饼呢？怎么会呢？”她哈哈大笑，拉住我的手，把我拉到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 [258] 的书房里。那儿有许多客人。列依金站起身，朝我蹒跚地走来。

“您来得太晚了。哦，您在剧院里……您的丈夫去高加索了吗？您好像跟大家都认识的吧？波塔片科、阿利鲍夫 [259] 、格鲁津斯基、巴兰采维奇……”

“鱼的呻吟！” [260] 普拉斯科维娅·尼基福罗夫娜叫道，接着，便大声笑了起来。

还有一位客人的姓名主人没有叫到。他从沙发上站起来，立在一旁。我朝他转过身去。

“春饼！”普拉斯科维娅·尼基福罗夫娜叫道。“瞧，这就是春饼。”

我们默默地互相握手。

“你啊，普拉斯科维娅·尼基福罗夫娜……干吗要说春饼呢？安东·巴甫洛维奇怎么是春饼呢？”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感到莫名其妙。

大家又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来。

“我在说，”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转向我，把被打断的话继续下去，“我在对他说，”他朝契诃夫摆了摆头，“很遗憾，他在写最近的一个短篇的时候，没有跟我商量一下。不商量也罢。我倒不是说他写得不好。他写得不错，但是换了我，我就不这样写。我会写得更好。您记得，我曾作过这样的描绘——从地下室里只能看到人在行走的双脚：旧套鞋擦地而过，女便鞋小步疾走，儿童们的破皮靴一现即逝。这很新鲜。挺有趣。应该善于写小说。我会用另一种方法写。”

安东·巴甫洛维奇笑了笑。

“您对地下室的描写太妙了，”有个客人说。

于是，响起了众口一词的赞美声。有人还提到其他短篇，大家笑着，对其中的幽默惊叹不已。我记得娜佳的话：“你知道吗？他根本没有想到他在写可笑的事情。他认为自己写得挺严肃。他把自己一方和妻子一方的亲戚当作模特儿，如实地写下来。甚至把自己也当作模特儿。结果，他写出来的东西十分逗人，而他自己却觉得这是很严肃的事。他本人并不感到有什么可笑的地方，为什么他从事写作，而不在铺子里做买卖呢？真是个奇特的天才。”

过了一会儿，有人招呼我们去吃晚饭。饭桌上的东西很多：有小吃、饭菜、伏特加、葡萄酒，但是更多的是喧哗声。只有主人神情严肃地坐着，仿佛被他那作为文学家、杜马 [261] 活动家和殷勤的主人的功绩压得透不过气来了。他只是对端来的春饼大大地夸奖了一番，并且把这里的一切和莫斯科相比较。

“您在莫斯科常常吃到这样的鲑鱼吗？这鱼肉鲜嫩、精美。简直不是鲑鱼，而是奶油。你们莫斯科人吹嘘那儿的乳猪好。您尝尝这个好不好？我想，不见得差。最近我在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 [262] 家用中饭时吃到过小牛肉。我很想请他尝尝这种小牛肉。一定得亲自选料，要内行才成。我有真正的小牛肉。而他是百万富翁。”

安东·巴甫洛维奇很高兴。他没有哈哈大笑（他从来不大笑），也不提高嗓门，但却出其不意地说上几句话，引我发笑。他突然羡慕起某个军人的厚厚的肩章来，而且要我相信，如果他有这种肩章的话，他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如果这样，女人们会多么爱我啊。无数的女士将会钟情于我。”

当客人们从餐桌边站起来的时候，他说：

“我想送送您。同意吗？”

我们成群地走到门廊里。马车夫们沿人行道并排站着，有几辆雪橇已经载着乘客驶走了，我担心雪橇会被全部雇走，就对契诃夫说，让他赶紧去雇。于是他就迅速地走向雪橇，自己坐上去以后，朝我喊道：

“雪橇叫好啦，来吧。”

我走了过去，可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坐在靠人行道一边，我就不得不绕过雪橇走。我穿着斗篷，两只手不能自由活动，而且我还得撩起斗篷下面的裙子，拿住手提包和望远镜。我两只脚陷在雪里，没有别人的帮助很难坐上雪橇。

“好一位骑士！”波塔片科叫了一声，乘着雪橇走了。

我好不容易侧着身子爬进了雪橇。有人为我提斗篷的下摆，然后扣上车毯上的扣子。我们的雪橇启动了。

“他叫喊骑士干什么？”契诃夫问道。“这是叫我吗？可我怎么是骑士呢？我是个大夫啊。如果我真是个骑士，又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呢？”

“可是，谁会像您那样做呢？应该先扶女士上车，让她坐得舒服一些，然后自己坐进来。”

“我不喜欢这种教训人的口吻，”安东·巴甫洛维奇回答，“您埋怨人的时候就像老婆子。可我要是戴着肩章的话……”

“怎么？又谈肩章了？”

“瞧您，又来了火，埋怨人啦。而这都是因为我没有为您提起斗篷下摆的缘故。”

“我说，大夫……我已经有点坐不稳，你再用胳膊撞我，我就非摔出去不可了。”

“您的脾气真糟。不过，要是我戴着厚厚的肩章的话……”

这时候，他开始戴上长长的皮手套。

“让我看看。给我。里子是什么缝的？是厚绒布吗？”

“不，是毛皮。喏，拿去。”

“这么漂亮的东西您是从哪儿弄来的？”

“从谢尔普霍夫附近的一家工厂里弄来的。您眼红吗？”

我在斗篷下面戴上手套，说：

“一点儿也不。手套是我的了。”

雪橇已经驶下了桥。

“上哪儿去，老爷？”

“上埃尔捷列夫胡同 [263] ，”我叫道。

“怎么？为什么？上尼古拉耶夫胡同。”

“不，上埃尔捷列夫胡同。我先送您到那儿，然后一个人坐得舒舒服服回家。”

“可我跟在您的雪橇后面，没戴手套，像条狗似的，在深雪中奔跑。车夫，到尼古拉耶夫胡同！”

“车夫，上埃尔捷列夫胡同！”

车夫把缰绳一拉，他的那匹瘦马就停下来了。

“我弄不明白……究竟上哪儿？”

结果，决定上尼古拉耶夫胡同。我归还了手套，安东·巴甫洛维奇学着列依金的腔调，重又大大地赞美起手套来：

“难道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有这样的手套吗？可他却是个百万富翁。不。应该亲自上谢尔普霍夫那家工厂去跑一趟，要内行才成……那么，您准备写长篇小说吗？写吧。不过，女士们写作应该像在十字布上绣花那样。要写得多，写得详细。写了再删。写了再删。”

“到最后就什么也不剩啦。”

“您的脾气真糟。跟您很难说话。不，我求求您，您写吧。不需要虚构和幻想。把生活如实地写出来。您准备写吗？”

“我准备写，但写的是虚构的事。我就是想写这个。您听着。我准备写的是一个无名氏的爱情。您明白吗？您不认识他，而他却爱着您，而您又始终感觉到这种爱。有一个人处处关怀着您，他的柔情温暖着您。您经常收到他的信，那些充满热情、富有睿智而又趣味盎然的信，您每跨一步，就感觉到有人在关心您……嗳，您明白吗？您对这一切已经习惯，您已经在寻求他，生怕失去他了。对您来说，那个您不认识的人已经成了亲人，您渴望认识他。那么，您可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那个人又是谁呢？难道这不挺有意思吗？”

“不，没意思，小母亲，”契诃夫急忙说，他说得那么急促，又那么坚决；再加上“小母亲”这个当时在我们之间还不习惯用的词儿，把我逗得放声大笑起来，过了好一会儿才停住笑。

“为什么叫我小母亲？”

我们的雪橇快到尼古拉耶夫胡同了。

“您在这里还要待上很久吗？”我问。

“还要待上大约一星期。我们得常常见面，每天见面。好吗？”

“明天晚上请上我家来，”我提出这样的邀请，连自己也感到意外。安东·巴甫洛维奇纳闷了。

“到您家？”

我们俩不知为什么沉默了一会儿。

“您家会有很多客人吗？”契诃夫问。

“相反，一个客人也没有。米沙到高加索去了，他不在，我家里就没人来。娜佳晚上不会来。只我们两个人，让我们畅快地谈谈吧……”

“我要说服您写长篇小说。这是必要的。”

“那么，您会来的吧？”

“只要人家不拉我到别的地方去。我眼下住在苏沃林家，我自己做不了主。”

“不管怎样，我等您。晚上九点。”

雪橇驶到了我家，我走下雪橇，拉响门铃。

雪橇载着契诃夫驶走了，然后又转过弯来，在僻静而宽阔的街上兜了个大圈子。我们又继续谈判。

“我一定来，”契诃夫用悦耳的低音说，在广阔而静谧的大街上，在柔和的冬日的空间，不知怎的，这声音听起来有点儿异常。“我要说服您写长篇小说。写您怎样爱上了一个军官。”

“这是谁说的？”

“您自己。很久以前说的。不记得啦？要打赌吗？”

看门人身上披着大衣，打开了大门。

“好吧，明天见。”

“好。可您不会生气吧？您会宽容一点吗？女人应该温柔可亲。”

我没有预料到即将发生的事。

六

这一晚来到了。

我从九时起就开始等待。

我准备了几样晚饭用的凉菜，还有伏特加、葡萄酒、啤酒和水果。饭桌上摆好了吃茶用的餐具。我想象着这样的情景：我先把契诃夫拉到儿童室里。让他感到羡慕。孩子们还没有睡着，但是已经睡下，那当儿，他们特别可爱。这是他们最快活的时光。接着，我们去喝茶。然后到书房去，那儿比在客厅里要舒服得多。我们之间有多少话要谈啊。

吃晚饭要迟一些。我不敢买香槟酒。我感到这样做几乎是对米沙的侮辱。

就是不买香槟酒，我为这次晚餐花掉的钱也已经超过了我的能力（我记得，当时我决定将蜡烛铺的账单暂时压下不付）。

九点多钟，门铃响了。当玛莎去开门、把门打开、回答客人问话的时候，我把一只手紧贴在胸口，等得有点心焦了。于是，我也走到前室，一看，不由得惊呆了。来了两位客人：一男一女，他们正在脱大衣。看来，这不是误会：他们准备整个晚上都留在这儿了。而最令人不能忍受的是，他们是米沙的熟人Ш.夫妇。米沙经常硬拉我上他们那儿去，可我见了他们就讨厌。对那位先生，我还不能说抱有恶感，但是对那位太太……我简直受不了。他和她都是学数学的，执教于某个学校，在他们的住所里并排放着两张写字桌，不知怎的，这也惹得我生气。他们俩都很忙，谢天谢地，他们很少来看我们。真想不到他们恰巧在那个晚上来了！

“是啊，我们来了，是我们！”B.Y.叫了起来。“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去高加索了吗？哈—哈—哈。”

她有个习惯，不论碰到什么事，甚至根本没有事，她都会放开喉咙大笑。她一开口就会哈哈大笑。她怎么能教课呢？我记得，她曾告诉我她惟一的孩子夭折的情况，就连谈到这样的事，她也仍然高声大笑。

此刻，这哈哈的笑声响彻了整个住所。当然，我只得请他们到客厅里去坐。一只大灯发出暗淡的亮光，屋子里弥漫着忧郁的气氛。可是B.Y.却大声嚷嚷，劲头十足；她在讲一个姑娘怎样由于自己的未婚夫死亡或变心而害上了忧郁症，后来她建议这个姑娘去演算数学习题。姑娘按照她的话去做，果然恢复了健康，得到了安慰，现在正努力钻研数学，感到很幸福。

“为什么您不演算习题呢？”她觉得我这人很奇怪。“这能训练人的头脑，排除各式各样的幻想，加强意志力。您得强迫孩子演算习题。您将来会明白，这对他们多么有益，哈—哈—哈。”

九点钟的时候，玛莎报告说，茶已经准备好了。

我打了个哆嗦，急忙跑到餐室里。果然不出所料。我为晚饭准备的一切都放在桌子上了。还有酒和水果。

“这儿摆着筵席呢，”B.Y.突然在我背后叫了起来，“您有客人来吗？彼佳，我们午饭吃得很早……这太叫人高兴啦。哈—哈—哈。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呢？”

他们开始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我招呼他们吃菜、喝酒，不时地给他们添菜加酒。

“这调味汁味道真好。是您家厨娘做的吗？怎么？您自己做的？可是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说，您不喜欢料理家务。您最喜欢幻想，喜欢诗歌。”

接着，她放声大笑，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在我们那只大台钟上，指针已经指到十点半。显然，安东·巴甫洛维奇不会来了，这倒使我感到高兴。

突然，在前室里响起了铃声，接着，我听到了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声音。他在问玛莎什么话。

“您怎么啦？”B.Y.叫道。“彼佳！快去拿水来。莉季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感到不舒服。”

“不，我没什么，”我无力地说，“您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因为您脸色煞白……可现在又发红了……”

安东·巴甫洛维奇进来了，我给他们彼此作了介绍。

爆发出一阵大笑。

“怎么？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可是莉季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怎么不预先告诉我们，她在等这么一位贵客？我们运气真好！我每次读您的作品，总是向自己提出一些问题，现在该您来回答我啦。我希望您回答。”

她向契诃夫发动袭击，就像猞猁狲扑向一只没有防备的雌鹿。她仿佛一口把他咬住，撕成碎块，一面嚷叫着，放声大笑。她责备他，说他把自己的天才浪费在一些逗趣的小故事上，说他写东西尽兜圈子，不解决问题，不提出理想。他的作品都暧昧不明，缺乏精确性和数学性。哈—哈—哈。

安东·巴甫洛维奇好几次不知所措地回过头来朝我望。他突然问我：

“您抽烟吗？”

B.Y.刹那间住了口，惊奇地眨着眼睛。我也感到纳闷。

“不……”

“我好像觉得您那儿有烟卷。”

“我什么也没有，”我伸出两只手给他看。

“您不应该抽烟。”

我请他吃点东西。他拒绝了。

B.Y.重又嚷叫起来，从自己坐的椅子上跳起来，弄得空气也仿佛颤动起来。她的叫声使人感到窒息，透不过气来。

安东·巴甫洛维奇勉强、无力地应付她，只回答“是”或“否”。他面对一杯茶坐着，垂下了眼帘。

蓦地，Ш.站起身来，对妻子说：

“薇拉，我们该回家啦。”

“回家？”她叫了起来。“可是，彼佳，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再有机会向契诃夫提出他应该听取的意见呢？他应该懂得作为一个作家的天职……”

她又开始喋喋不休地说了起来，但是使我感到安慰的是，她的丈夫站着，没有重新坐下去。他坚持说该走了，我当然也不反对。可是我担心他无法制服他那位和他意见分歧的妻子，从而使她有可能履行她的职责，对契诃夫大大开导一番。可是，幸而他把她制服了。她最后一次向契诃夫扑去，握住他的双手摇晃着，朝他的耳边嚷叫，说他是个大天才，说她相信他，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临了，那叫嚷声转移到前室里，然后到了楼梯上，她那突然爆发的大笑声震动了整个楼面。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于是我和安东·巴甫洛维奇疲惫不堪地走进了书房。

“您累了，”安东·巴甫洛维奇说，“我就走，客人们把您弄得腻烦啦。”

我是怎么搞的啊？我几乎说不出话来了。

“我请求您留下来。”

“喔，对啦，您是否能把您答应让我看的东西给我？登载您的短篇小说的报纸和您的原稿。”

我把预先整理好的一个纸包交给他。

“您为什么不让我把原稿交给戈利采夫看看，请他设法在《俄国思想》上发表呢？”

“因为这意味着，人家接受我的稿子不是看它的质量，而是看您的情面。”

“可我是看它的质量才交出去的啊。您不相信我吗？”

“倒不是我不相信您，安东·巴甫洛维奇，而是我对您的评价往往完全不理解。‘这个短篇写得好，甚至非常好，但是杜尼娅（我的短篇的女主人公）应当改成男人。把杜尼娅改成军官那一类。而让主人公做税务局的官员。’ [264] 您瞧，我甚至把您的评论都背下来了。但是，在军官和税务局的官员之间怎么会发生恋爱关系呢？如果这个短篇根本就不该写恋爱的话，那么，怎么能说我的短篇写得好，甚至非常好呢？”

“得啦，就让它维持原状吧。真的，这篇小说写得好。我在给您的信上就说过：讲到语言，您是个能手，还说，假如我是主编，那我付给您至少每印张两百卢布的稿费。可是您没听我的话，把稿子送到一个完全不合适的地方。您干吗到《祖国之子》 [265] 报社去呢？谢·尼·克里文科 [266] 是个非常和蔼的人，但这无关紧要。您知道，人家给他的报纸起了个什么绰号？起得十分中肯。叫作‘可敬的死尸’。那您就别使这具死尸复活吧。您干吗上那儿去呢？”

“这又有什么呢，”我没精打采地说，“您可不知道我还上哪儿去过。我去找过布列宁。”

契诃夫从座位上一跃而起，连他的大礼服的后襟也飞了起来。

“是哪个白痴要您去找这个坏蛋的？”他没有提高声音，但是口气严厉地问道，他的脸色是那么阴沉，使我吃了一惊。

“是的，我去找过他，”我肯定说，“他告诉我，如果我亲自把我的短篇送到他那儿……明白吗？如果我亲自送去……那他就会把它们发表。”

我说过以后又后悔了。完全是多余的蠢话。可我喜欢看到安东·巴甫洛维奇生气，竭力想加深这种印象。这就叫作撒娇。

“当然，我带着稿子走掉了，此后再没有到那儿去过，”我补充说。

“我请求您，多少相信我一点儿吧。听我的劝告，不要去冒险，落到狼狈不堪的境地。好人比坏人多得多。我真想保护您，使您不受坏人的蒙骗。”

他安静了下来，我就到餐室里去拿葡萄酒。还得拿点下酒的菜。可是经过Ш.夫妇的一顿大嚼，桌上的食物已经所剩无几了。我倾其所有，把余下的菜都摆在米沙的写字台上。我把自己的一包稿子拿开，放在窗边一张小圆桌上。

“我不想喝这个，”契诃夫说，我感到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带着嫌恶的口气。他拿起葡萄酒瓶，把它放到一边，然后替自己倒了啤酒。我感到又羞愧，又难过。招待客人嘛，没什么可说的。

“您该睡了，”契诃夫说，“接待客人把您累坏啦。您今天不像过去那样儿。您神情淡漠，好像打不起精神来，如果我走掉，您会高兴的。是的，过去……您可记得我们初次相见的情景？您是否知道，您把我深深地迷住了。我爱您。我感到我不可能对世界上另外一个女人爱得这么深。您美丽、动人，您的青春散发出异常清新的气息和惊人的魅力。我爱您，只思念您一个人。当我经过长久的分离、重新看到您的时候，我感到您更美了，您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新人，我又得重新认识您，重新爱您，爱得比过去更深。这样，分别的时候就更难受了……”

他坐着，头靠在沙发背上；我坐在他对面的圈椅里。他话说得很轻，好像在用他那奇妙的男低音发出嗡嗡的声响，他脸容严肃，目光冷峻、逼人。

“这您知道吗？”

我有这样的感觉，仿佛他在生气，责备我欺骗了他，背叛了他；我现在变得丑了，变得萎靡不振、神情冷漠，已经不招人喜欢了。

“一场噩梦，”我的脑海里闪过这个念头。

“我爱您，”契诃夫愤慨地说，朝我俯下身来，气冲冲地望着我的脸。“但是我知道您跟许多女人不同，我只能一辈子怀着纯洁和神圣的感情爱您。我不敢碰您，以免侮辱您。您是否知道这一点？”

他拉住我的手，马上又把它放下了，我感到他这样做的时候好像带着厌恶的情绪。

“噢，您的手好冷。”

他立即站起来，看了看表。

“一点半。我还来得及吃晚饭，和苏沃林聊一阵，您赶快去睡吧。赶快。”

他用眼睛在桌子上和沙发上寻找着什么。

“我好像答应过明天跟您见面的，可是我来不及了。我明天就到莫斯科去。那么，我们见不到了。”

他又留心地向四周环视了一下，然后走到窗边的小桌子跟前，拿起那包稿子。而我呢，一动不动地坐着，就像死人一般。

我的耳朵里嗡嗡作响，一个个的念头像旋风似的在头脑里掠过，但是没有一个念头是抓得住、理解得了的。同时，我也说不出一句话来。我的头脑里是怎么搞的？真是痛苦不堪……

我吃力地站起身来，送他出去。

“我们不能见面了，”他重复说。我沉默不语，只是无力地握了握他的手。

我家住在四楼。楼梯上灯火通明。我站在楼梯上，看着他朝下跑。当他跑到第二个转弯处，我叫了他一声：

“安东·巴甫洛维奇！”

他住了步，抬起头来。他等了一下，重又朝下跑去。

我一句话也没有说。

七

第二天我收到一个邮包，里面有一本书和我的原稿以及一封信。 [267] 这本书是刚出版的契诃夫的短篇集，上面写着干巴巴的题词：“送给莉·阿·阿维洛娃。作者。”信是这样写的：

1895年2月15日。圣彼得堡。

虽然马尔科尼 [268] 和巴蒂斯蒂尼 [269] 在隔壁房间里演唱，我还是十分专心地读完您的两个短篇。《权力》是个很好的短篇，但是，如果您写的不是一个地方长官，而只是个地主，那就会更好。至于《命名日》，那不是个短篇，而是一个规模很大的作品。您把许多细节堆积成山，而这座山把太阳也遮住了。应该把它写成一个篇幅很大的中篇，占那么三四个印张，或写成一个小小的短篇，从那个贵族被抬到家里写起。

总的来说：您是个有才能的人，但是您变得萎靡不振，或者，说得粗俗一点，变得疲疲塌塌了，已经属于那些疲疲塌塌的老作家的行列。您的语言像年老的作家那样雕琢。为什么您的人物需要用手杖来试探雪的表面的坚固性？为什么要提到坚固性？仿佛谈的是大礼服或者家具（应该是密实，而不是坚固性）。而且“雪的表面”这种说法也不恰当。此外，还可以看到这样的妙句：“尼基福尔离开了门柱”或者“离开了墙壁”。

您写长篇吧。您花一年工夫写完一部长篇小说，再花半年时间把它缩短，然后拿去出版。您不大修饰您的作品，可是女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却不应该在纸上写，而应该像在纸上绣花，细心、缓慢地一针针地绣。请原谅我用教训的口气说话。有时候，我会突然想装出煞有介事的样子训人。今天我留下来了，或者，说得更正确一些，别人把我留了下来，明天一定走。

祝您一切顺利。真诚地忠于您的

契诃夫

安东·巴甫洛维奇责备我“变得萎靡不振、疲疲塌塌”。他生气了。我想得很多，虽然没有获得什么明确的结论，但是我觉得，我开始按照逻辑进行推论。这个逻辑不合我的心意，我很不愿意向它屈服，但是比起感情来，理智不能不占上风吧？为了这感情，我干出了多少蠢事啊！当米沙不在家的时候，我邀请安东·巴甫洛维奇来做客。他会怎么想呢？我利用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机会引诱他。他会作出什么结论呢？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是我所有的推论就像遭到了旋风的扫荡，一下子都化为乌有了。而这旋风就是我的信念，我的爱情，我的悲哀。

“我爱您，只思念您一个人……”

我又受了一两天的折磨，终于作出了决定。我在首饰店里定做了一个形状像书本的小饰物。在饰物的一面写着：“安·契诃夫中短篇集”，后面是“267页6至7行”。

如果翻到上述的书页上，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语句：“要是你需要我的生命，那就随时来把它拿去吧。” [270]

小饰物做好以后，我剪去盒子上印好的首饰店的地址，把盒子包好，然后寄往莫斯科我哥哥那儿。我要他把这包东西送到《俄国思想》编辑部。

我哥哥把它交给了戈利采夫，请他转交安东·巴甫洛维奇。

我这样做完全是由于忧愁和绝望。我已经把地址剪掉，使这不致成为明显的表白，让他始终处于疑惑之中，而替我自己留下退却的余地。我不可能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他啊！总不能一下子把四条生命——我和我孩子的生命交出去啊。难道米沙肯把这些小生命交给我吗？难道安东·巴甫洛维奇能把他们收下？

八

毫无疑义，安东·巴甫洛维奇接到了我的礼物。我等待着后果，心里感到忐忑不安。我一会儿觉得他会亲自来看我，一会儿又期待着他的来信，预先揣摩着信的内容。有时候，满纸是冷酷的申斥，于是我便马上回他一封尽可能尖刻的信，有时候，是几行草草写成的文字，是一种施舍，仿佛表示：准许我和他继续保持友谊和通信。

但是时光在流逝，而我却既没有见到他本人，也没有接到他的来信，几乎什么也没有。

我一再分析自己的思想，简直觉得厌烦极了！我心里老是重复着契诃夫所说的话，这些话我全都背了下来，它们总是使我的记忆中清晰地显现出安东·契诃夫的音容笑貌，耳边响起了他的声音……

对我来说，有一点是清楚的：我爱契诃夫，这是最清楚、最自然甚至最不可避免的事。我不仅钦佩他的天才，而且钦佩他这个人，钦佩他所说的一切和他的思想、观点……

有一次，他对我说：“您生来就有很不寻常的道德观。这可不简单。”

他是在下述场合下说这句话的：当时，大家谈到这么一个问题——一个人由于选错了丈夫或妻子而必得毁掉自己的一生，这是否合理？

有的人说，这根本谈不上是否合理的问题，既然夫妇之间的结合是经教会祝福的，那么，这种结合就应该牢不可破。另外一些人则举出种种理由，激烈地反对这种看法。契诃夫沉默不语，突然间，他轻声问道：“您的意见呢？”我说：“必须知道，是否值得。”“我不懂。什么叫是否值得？”“是否值得为新的感情而牺牲……因为这必然会有牺牲。首先是孩子们。应该想到牺牲者，而不是自己。用不到怜惜自己。只有想到这一点，才会搞清楚：值得还是不值得。”

以后，过了很久，我忆起了这次谈话，才揣摩出其中包含着深刻的意义。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安东·巴甫洛维奇对我说：

“您有很不寻常的道德观……这不简单。”

但是，这难道足以使他产生爱情吗？他！

毫无疑义，安东·巴甫洛维奇收到了这件小饰物，但是他却没有作出任何反应，甚至连我们的通信也中断了。必须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生活下去。

九

又到了谢肉节。晚上我在米沙的书房里看书。从莫斯科来的我的哥哥在客厅里弹钢琴，我丈夫则坐在写字桌旁边写东西。突然钢琴盖砰的一声关上了，接着阿廖沙哥哥迅速向我们走来。

“我再也不能在这可怕的寂寞中受罪了，”他叫道，“难道我是到彼得堡来受罪的吗？让我们到哪儿去走走吧！”

米沙看了看表。

“夜间能上哪儿去呢？你疯啦。”

“还没到十二点。怎么是夜间呢？得啦，我们走吧！”

他抓住我的手，开始拉我。

“上哪儿去啊？”我无力地表示异议。

阿廖沙拿起报纸。

“今天苏沃林剧院举行化装舞会。真有劲！”

“可是舞会用的衣服，还有面具呢？”

“小事一桩！我们会找到的。只是得快点！”

他把我从圈椅上拖起来，急匆匆地拉我跑进卧室。

“换衣服！我也……”

米沙坚决拒绝去。

当我们换好衣服、走到前室的时候，他冲我们喊道：

“疯子！夜游神！”

“住口！耕笔头的小官吏！”阿廖沙回答。

我们叫了一辆出租雪橇到弗拉基米尔街。那儿有一家服装店，但是真可惜！店门已经关了。

“没关系，”阿廖沙说。

“别敲啦！”我在马车上朝他叫道，“你在干什么啊！要闹出事情来的：警察来啦。”

“真有劲！”哥哥一点儿也不在乎。

当警察走近的时候，阿廖沙轻声对他说了些什么，我好像觉得，阿廖沙还跟警察握了握手，接着，连警察自己也马上敲起门来，虽然他敲门的声音要轻得多，可门马上就打开了，穿着衬裙和短睡衣的老板娘出现在门槛上。警察对她说了几句话，向阿廖沙行了个举手礼，甚至扶我走下雪橇。

我们在一支蜡烛的亮光下选购衣服。但是，简直连选择的余地也没有，因为店里的衣服几乎都卖光了。我只找到一件黑色的带面具的衣服。对我的身材来说，它嫌短了一点，但是我只得以此为满足。

过了几分钟，我们到了剧院。

“你不要丢下我，让我一个人待着，”我请求哥哥，“我会害怕的。”

剧院的大厅使我感到害怕，那里面挤得满满的，你只能随着人流，朝一个方向移动。我在手提包里摸到两粒胡桃（这是和孩子们玩罗托时留下的），便把它们放进嘴里，以防碰到熟人的时候慌了神，而用自己的声音说起话来。

“别让胡桃卡住喉咙啊！”哥哥提醒我说。蓦地，他几乎叫了起来：“向右看……”

右面站着契诃夫，他正眯起眼睛，目光越过众人的头顶朝远处某个地方张望。

“现在我总该自由了吧？”阿廖沙说着，立即不见了。

我走到安东·巴甫洛维奇跟前。

“见到你，太高兴啦！”我说。

“你认不出我来，我戴着面具啊，”他回答，仔细地打量着我。

由于感到突然，兴奋过度，我全身发抖，他大概看出来了吧？他没有说一句，就抓住我的手，把我拉到他身边，带着我转起圈子来。他不吭声，我也不吭声。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在我们身边一闪而过。

“嘿—嘿！”他对契诃夫说，“已经挂上钩啦！”

契诃夫朝我俯下身子，轻声说道：

“如果有人叫你，你别转过身去，别暴露自己。”

“这儿没有人认识我，”我用尖嗓子说。

不知怎的，聂米罗维奇老是想方设法在我们周围兜圈子，一再重复说：“嘿—嘿！”

“难道他把你认出来了吗？”契诃夫担心起来了。“别转过身去！你想喝点什么？我们到包厢里去喝杯香槟吧。”

我们费力地挤出人群，上楼向包厢走去，到了空无一人的走廊里。

“啊，这儿多好啊！”契诃夫说。“我怕聂米罗维奇叫你的名字，你会禁不住露出马脚来。”

“可你知道，我是谁？是谁？说啊！”

我把手从他的手中抽出来，然后站住不动。他微微笑了笑。

“你可知道，我的剧本快要上演了，”他告诉我说，没有回答我的问话。

“我知道。《海鸥》。”

“是《海鸥》。你来看首场演出吗？”

“来的。一定来。”

“你要看得十分细心。我借舞台来回答你。但是你要十分细心。别忘啦。”

他又握住我的手，把它紧贴在自己胸前。

“你回答我什么呢？”

“内容可多啦。只是你要留心看，要记住。”

我们走进空荡荡的包厢入口处的小室。桌上放着酒瓶和酒杯。

“这是苏沃林的包厢。让我们坐下来，碰杯吧。”

他开始斟香槟酒。

“我不明白！”我说。“你在开玩笑吧？你怎么能借舞台对我说话呢？我怎么能知道哪些话是针对我说的？何况你连我是谁还不知道呢，不是吗？”

“你会明白的……坐下，请喝吧。”

“我热！”

我走到镜子跟前。

“想搽点儿粉吗？我转过脸去，你把面具拿掉。”说着，他背朝我坐下。我在镜子里望着他，他一动也不动，而我没有拿掉面具。

接着，我们并肩而坐，喝起酒来。

“你喜欢《海鸥》这个名称吗？”

“很喜欢。”

“海鸥……它的叫声凄厉。听它叫的时候，人就禁不住会愁思绵绵。”

“可你今天为什么发愁呢？”我问。“眼睛老是朝上望，好像别人跟你毫不相干，连看他们一眼，也使你生厌。”他笑了。

“你没猜透，戴面具的人，——我今天没有发愁。”

我又把话题转到《海鸥》上。

“告诉我，你怎么能借舞台对我说话呢？如果你知道我是谁，那我倒会想，你把我写进了你的剧本……”

“不对，不对。”

“那我就不明白，将来也不会明白！你很可能不是回答我，而是回答另一个女人，你把我当作她了。”

“我们下楼去吧，”安东·巴甫洛维奇提出，“如果有人到这儿来，那就麻烦了。”

我们回到大厅，起初走来走去，然后坐在角落里。

“跟我谈些什么吧，”契诃夫请求道，“谈谈你自己。谈谈你的长篇小说。”

“什么长篇小说？是你在写长篇小说，我可没写啊。”

“不是你写的，而是你经历过的。 [271] 你不是爱过什么人吗？”

“我不知道。”

一群人走过我们身边，他们喧闹着，衣服发出沙沙的声响。这不是通常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人群，而是一些童话里或者噩梦里的人物。这儿见不到女性通常的脸庞，只有那些黑色或彩色的面具，上面开两条窄缝，露出一对眼睛。从那些男化装服的拉起的风帽下面，现出一张张野兽的嘴脸，燕尾服里面衬衣的硬胸白得耀眼。在所有这一切的上方，不断地鸣响着乐队奏出的醉人的圆舞曲和热情的抒情曲。我把肩膀靠在安东·巴甫洛维奇的肩上，两张脸离得很近，我凝视着他的脸。“我爱你，”我对他说，“爱你，爱你……”

“你作弄我，戴面具的人，”他说，“你的话自相矛盾：你刚才还说‘我不知道’呢。”

“不，这不是自相矛盾。也许，这不能说是爱情，但是，我几乎没有一个钟头不想到你。当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就不想把目光从你身上移开，总觉得看不够。这是一种至高的幸福，简直使人难以承受。你相信我吗？我亲爱的！”

他把额头上的一绺头发朝上一撩，抬起眼睛，望着天花板。

“你不相信我吗？回答我啊。”

“我不认识你，戴面具的人。”

“如果你不认识我，那你就是把我当作某个人。你说过，你要借舞台给我答复啊。”

“我是说给某个特定的人听的。如果你不是那个我想对她说这句话的人，那么，这句话就失去意义，你也就听不懂了。”

“可是你究竟想对谁说这句话呢？”

他转过身来：

“对你！”

“那么，你怎么还说，你不认识我呢？！”

“我知道，你是个女演员，你此刻表演得很精彩。”

“这个女演员应该十分细心，集中注意力？”

“就是你！”

他又笑了笑，朝我低下头来。

“你要看得细心，集中注意力。但你没有讲完你的长篇小说。我在听着呢。”

“这部长篇小说挺枯燥，结局很悲惨。”

“结局很悲惨？”

“我跟你说过，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在恋爱。如果一个人老是斗争着，竭力要把这爱情赶走，经常抱着希望，倾听自己的心声：‘我好像爱得不像先前那样强烈了，我好像在慢慢复原，我好像终于战胜了，’——如果这样，那就很难说他是在恋爱。难道这是爱情吗？”

“如果没有爱情，也就不会有斗争，”他说得很快。

“啊！这意味着，你是相信我的！”

“我不认识你，戴面具的人。”

他挽住我的手臂，站起身来。

“这儿有许多好奇的眼睛。你还想喝点酒吗？我想喝。”

当契诃夫查明包厢里确实没有人的时候，我们就上楼到那儿去。

桌上放着几乎满满的两瓶酒。我们又坐了下来，开始愉快而不连贯地闲聊起来。他硬说我是女演员，他是在我扮演戏剧角色的时候认识我的。我则抬出亚沃尔斯卡娅来逗弄他。

“你还在爱她吗，不幸的人？”

“难道你以为我会回答你吗？”

“为什么不呢？”

“只因为你本人就是亚沃尔斯卡娅。”

“你确信这一点吗？”

“我确信。”

“你早就该说了。那我就可以在这儿把面具拿掉。”

“拿掉吧。”

“不，太晚了，该回家啦。”

我们朝大厅里望了一眼。那儿的人显然稀少了。我看到阿廖沙，他正眯起眼睛朝四面张望。显然，他在找我。我们笑着，很快下了楼，在楼梯旁碰到苏沃林和К.君。

“安东·巴甫洛维奇！”他叫道。“我们一直在找您，找啊找……”

我赶紧和安东·巴甫洛维奇握了握手，急速地朝阿廖沙跑去。

“你满意吗？”他问。

“满意，而且稍稍有点醉了。那么，你满意吗？”

“满意，但是一点儿也没醉。”

在途中以及后来回家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一直在想：

“我是亚沃尔斯卡娅？他借舞台来回答亚沃尔斯卡娅？”

凡是一出首场演出的戏，我和米沙通常总是一块儿去看的，因此，我想这回我们也会一起去。但是米沙只给了我一张票。

“给你，契诃夫的崇拜者！花了很大的力气才弄到，而且，不是正座，是散座。” [272]

“那么你呢？”

“我要开会。而且，说实话，我也不一定想看。”

我也说句实话，我一个人去反倒高兴。我等待契诃夫从舞台上给我回答，关于这一点，我当然对谁也没说，连对阿廖沙也不例外，但是我却无法掩饰自己的激动。我早就等待着这一天，一会儿这样想，一会儿又那样想。安东·巴甫洛维奇认出我来了，还是没认出来，把我当作另一个人？他说，他“确信”我是亚沃尔斯卡娅。我断定，这不可能。他是开玩笑。无论从体态和举止来说，我和亚沃尔斯卡娅毫无相似之处。但是他可能有不少其他熟悉的女人啊！

写到这里，我回忆起：那一晚是我平生第二次参加化装舞会。第一次我是跟米沙和一大群熟人在一起。我竭力不让别人认出我来，但是有些陌生人缠住我，邀我去吃晚饭，坐三驾马车兜风。我感到害怕，逃跑了。这种事儿并不使我高兴，而是讨厌，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挽着别人的胳膊走路，也不答应跟别人一起喝酒。可是我却立即同意和契诃夫一起上楼到空无一人的包里，而且，不知怎的，我对他整个晚上的行动——他仿佛忘记我们是在化装舞会上，而以为是在我们共同的熟人家里做客——竟然并不感到惊异。他甚至为了某种缘故保护着我，使我不让那些好奇的眼睛认出来，担心我会暴露自己。他这样的做法没有使我觉得意外，倒好像事情非如此不行。我既然是跟契诃夫在一起，这一切就显得十分自然，不管我是什么人。他对妇女的尊重保证了这一点，他个人的尊严和高尚的品格也保证了这一点。

但是他要借着舞台，对谁作答呢？

“对你！”他说。

当我问他，需要十分细心、集中注意力的是不是那个女演员时，他回答：

“就是你！”

于是，我的内心不知怎的增强了信心，这个“你”——就是我。整整一天，我都处在异常兴奋的状态。

剧院里观众满座。可以看到许多熟悉的面孔。我的座位在梯形楼座的右面边上，靠近门口，而且是在很高的地方，这使我能够伸出手去向熟人们打招呼，听到在门口进进出出和站在门口的人们的谈话。我觉得大家和我一样关注。

第一幕开场了。

我看戏时候的那种心情是很难用言语来表达的。我觉得这个剧本不知怎的失败了。我一字不漏地倾听着每个人物的台词，我聚精会神，十分专注，但是我感到剧本失败了，没有给人留下任何印象。当尼娜·扎列钦娜娅开始念她的独白“人们，狮子，苍鹰……”时，我听到在池座里响起了奇特的嘈杂声，这声音使我好像清醒过来了。这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这是从一排排的座位上发出的被抑止的笑声，或者，这不是笑声，而是怨言、怒斥？不管怎样，这是一种不愉快的、敌对情绪的表现。但是这不可能！契诃夫是个声誉卓著、极受欢迎的作家啊！

幕落了，大厅里顿时出现了难以想象的现象：嘘声压倒了鼓掌声，鼓掌声越大，愤怒的嘘声就越响。然后传来了笑声。还不只是一般的笑，而是捧腹大笑。观众开始走到门廊或门厅里。我听见有些人怒气冲冲，另一些人则恶狠狠地说：

“象征派……”“还是去写他的微不足道的短篇吧……”“他把我们当成什么人啦？……”“目中无人，简直放肆……”

亚辛斯基 [273] 站在我面前，他头发蓬乱，气喘吁吁。

“您看这该怎么说呢？鬼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真是岂有此理，不成体统……”

有人把他拉走了。

许多人脸上带着微妙的笑意，走过我身边，还有一些人把双手一摊，或者摇头。到处可以听到：“契诃夫……契诃夫……”

即使我想站起来，也站不起来。然而我并不想站起来，大厅里开始安静下来，那些怀着恶意、尖酸刻薄、幸灾乐祸得喘不上气来的人离开了大厅，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自由地发泄着怒气，争相喊叫。这就是他的文学界和出版界的同行们。这些人曾对他谄媚奉承，五体投地。当他们意外地碰到机会、可以使劲地踢他一脚的时候，他们怎么会不高兴呢。他的声望提高得太快，现在他们就想一下子把他拉下来，以为他那高傲的头永远也不会再抬起来、俯视他们了。

当幕间休息结束、大厅里重又坐满人的时候，我在左面的一个包厢里看到苏沃林。我思忖，或许也会看到契诃夫，可是他不在。

于是我又开始专心致志地倾听剧本中的每句台词，但是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我记得：安东·巴甫洛维奇是在梅利霍沃的一间小边屋里写这个剧本的，时值夏季。小边屋的周围绿树成荫。有时候，正屋里的琴声和歌声传到他那儿。他写剧本的时候感到挺愉快。这他曾亲口告诉过我。我记得很清楚，刹那间，我仿佛看到小边屋和伏案写稿的安东·巴甫洛维奇，他的一绺头发垂到额头上。那时候，彼得堡和亚历山德拉剧院离他很远，这个剧本还远没有上演，而此刻，那宁静、安谧的梅利霍沃在远方，这儿看不到边屋，只见观众满座的大厅和友人们那些突然变得像畜生般丑恶的嘴脸。

剧本彻底失败了。此刻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心情究竟怎样呢？有谁在他身边，使他感到友谊的温暖？有谁能够减轻他内心的苦恼？如果我认识这个人，我该多么羡慕他啊！

至于安东·巴甫洛维奇要借舞台给我答复，那显然是开玩笑，他准是对某个不知名的人说的。

可是，瞧，尼娜出场了，她来和特里戈林告别。她递给他一个小饰物，对他说：“我吩咐刻上您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另一面，刻上您的一本书名。”

“多么可爱的礼物啊！”特里戈林说着，吻了吻小饰物。

尼娜走了……特里戈林仔细瞧着小饰物，把它翻过来，看到下面的字样：“121页11至12行”。他把这些数字读了两遍，向刚进来的阿尔卡金娜问道：

“这儿有我的作品吗？”

他把书拿在手里，嘴里重复着：“121页11至12行”。当他翻到那一页、数到第十一时，他声音很轻但清晰地念道：“要是你需要我的生命，那就随时来把它拿走吧。”

当尼娜刚开始把小饰物递给特里戈林的时候， [274] 我就感到有点奇怪：我起初一怔，几乎屏住呼吸，低下了头，因为我觉得，仿佛整个大厅里的观众都一起朝我转过头来，直视着我。我的脑袋嗡嗡作响，心房狂乱地跳动着。但是我没有放过一个词，也没有忘记：“121页11至12行”。这是另外的数字，与我刻在小饰物上的数字不一样。毫无疑义，这就是答复。确实，他借舞台给我作了答复，而且是答复我，正是我，而不是亚沃尔斯卡娅或者别的什么人。

“答复你！你！”他知道这是对我说的。整个晚上他都跟我在一起，而且知道他是跟我在一起。可见，他很快就认出了我。第一眼就认出来了。但是这两行文字的内容是什么？是什么呢？

我又有力量朝舞台看了，此刻，我看到戏了，可是我更想看到安东·巴甫洛维奇。他不在包厢里，那么，他是在后台。要到后台去不可能。即使能去，我也不敢。但愿能凑巧碰到他，了解和试探一下：我在这儿是不是多余的？我的在场是否使他感到厌烦？啊，如果我知道，他想看到我，那该多好啊！可是我觉得，他此刻心绪恶劣，即使走过我身边，也不会认出我，甚至碰到我的时候会感到气恼。他通过舞台，在戏里给我答复，而这出戏却遭到了失败，因此，他见了我就会格外难堪。我自觉有罪，怕见到他，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但是在最后一次幕间休息的时候，我还是跑遍了走廊和休息室。我立刻就能根据他的脸色，知道他是否需要我。但是我总也碰不到他，后来听人说，契诃夫从戏院里逃跑了。人们低声私语，互相转告这个消息。他逃跑了。

演到最后一幕了，这一幕叫我喜欢，甚至使我暂时忘掉这个剧本的失败；可是当饰演尼娜的康米萨尔热芙斯卡娅回忆起特里普列夫的剧本（在第一幕中，尼娜演过其中“世界灵魂”这个角色）时，她突然从长沙发上拉下床单，把它裹在自己身上，然后重新念起独白来：“人们，狮子，苍鹰……”

她刚开始独白，大厅里就爆发出哄堂大笑。而这本是全剧中最富有戏剧性、最动人、应该引起观众流泪的场面！

观众们笑那条床单，当然，康米萨尔热芙斯卡娅要使人想起“世界灵魂”的白色无袖外衣，却表演得不够优美；但是，这只是个借口，而不是嘲笑的真正原因。我确信，带头笑的是一些居心不良的畜生，观众们不过是受到感染，跟着笑罢了，甚至，他们可能认为，看到这儿是应该笑的。不管怎样，这时候观众哄堂大笑，戏的结尾就被彻底破坏了。最后特里普列夫开枪自杀的场面没有使任何人动心，幕布依然是在口哨和嘲笑声中落下的，这种声音在第一幕结束时就压倒了稀稀落落的鼓掌声。

到了衣帽间，大家的情绪还没有平静下来。人们仍然在笑。他们高声责骂作者，互相转告着：

“听到没有？逃跑了！据说是直接上车站，到莫斯科去的。”

“穿着燕尾服吗？！还准备出来谢幕呢！哈，哈……”

但是我也听到有位太太对他的同伴说：

“太可惜啦！这么一个令人喜爱、富有才能的人……而且他年纪还轻……他还十分年轻呢。”

在家里等待我的是米沙和沸腾的茶炊、冰冷的晚餐。他亲自为我开了门。

“怎么样？演出很成功吗？”

“失败了，”我怏怏地回答说，“简直是惨败！”

“别上儿童室去，”他拉住我的手，阻止我说。“我刚才到那儿去过。孩子们都睡得挺熟。他们很高兴，奔来奔去地玩着。你坐下，把情况说一说吧。”

“失败了，”我重复说，把我看到和听到的大致谈了谈。

“唉，这些报界的小文人真下流！”米沙激昂地说。“阿谀奉承，卑鄙龌龊……你说契诃夫逃走了？是啊，你想，他有多伤心啊！写剧本不是他的本行！他该再写一些像《草原》那类的作品。在这一方面，他是行家。”

米沙骂的不是契诃夫，而是契诃夫的敌人和妒忌契诃夫的人，这使我感到意外地轻松。我本来以为他会乘机说些敌视契诃夫的话，但是他显然怜悯起契诃夫来了，因而忘记了自己的恩怨。

“你等着瞧吧，孩子他妈，”他说，“人家嘘他，那没关系。他还会大显身手。人们又将对他谄媚逢迎，摇尾乞怜，可是他现在已经把他们看穿了。契诃夫这个人太善良：他乐意跟各式各样的坏蛋拥抱。”

我欣喜地听着，但是脑子里却老是在想：121，11至12。

契诃夫的书就在书房里的架子上，要找到它不用费吹灰之力。很想找到它，读一下。但是先得喝茶，吃火腿，听米沙说话，回答他。可是那书上说的是什么？在121页，11至12行？啊，但愿快一点看到，快一点！

茶终于喝完，米沙到书房里去了，他在那儿忙碌了一阵，嘴里吹着口哨，然后经过客厅，走进卧室。

“孩子他妈！你快来了吗？”

“就来。”

我说着，走到书房里；我必得点燃蜡烛，因为米沙把灯熄掉了。我捧着蜡烛，很快找到了书，把它取了出来，用颤抖的双手翻到了121页，读到指定的那两行，上面写着：“……非凡的现象。可是你干吗欣喜地望着我？你喜欢我吗？”

我把这两行又读了一遍，完全摸不着头脑。不，我没有看错，那上面确确实实写着：“……非凡的现象……”

“孩子他妈！老婆子！”米沙叫道。“你在那儿干什么？”

“你干吗那样欣喜地望着我……”我慢腾腾地合上书，把它放在原处。他莫非是在讪笑我吗？

“你喜欢我吗？”

他现在正坐在驶往莫斯科的火车里思索着。不，他此刻不能思索。他要躲开他接连看到和听到的一切：台上惊慌失措的演员们，大厅里那些畜生的嘴脸，口哨声和大笑声。啊，这情景我是多么熟悉，它清楚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我亲身体验到的。但是他是否想起他的“答复”呢？经过这么久焦急不安的等待，我所得到的却是“你喜欢我吗？”这样一个答复，他能想象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吗？是否值得为此在剧本里插入这一有关小饰物的情节呢？

我睡不着。关于戏院里的情景的回忆，这次惨败对我产生的印象和我本人的失望，使我不得安宁。“你喜欢我吗？”

蓦地，一个念头像闪电似的在我的头脑里掠过：我在他的书里找出处，而他可能是从我的书里摘下来的呢？

米沙早就睡着了。我从床上一跃而起，奔进书房，找到自己的《幸运儿》 [275] 这本书，立即在121页11至12行上读到：“年轻的姑娘不应该参加化装舞会。”

瞧，这才是答复！这个答复意味深长，既回答了谁是送小饰物的人，又回答了戴面具的是哪一个。他全都猜到，全都知道了。

十 [276]

苏沃林的剧院里正上演一出翻译剧。我环视了一下大厅，突然发现契诃夫坐在包厢里，就在苏沃林旁边。但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彼得堡，为什么他不写信告诉我他要来呢？真是古怪的友谊！他看到了我，却把脸扭向别处。而且，可笑而又奇怪的是：左右两边坐着苏沃林和苏沃林娜，中间是契诃夫……契诃夫知道我“崇拜”他，大概就为了这个缘故，他才转过身去，把背对着我。他有没有戴我送给他的小饰物呢？

幕间休息时，我到休息室去了。打过铃以后，在我匆匆下楼之际，却碰到了安东·巴甫洛维奇。他站在走廊里自己包厢的门边，正是在这个包厢里，我们俩曾一起喝过香槟酒。他看到我，就赶紧朝我走上一步，握住我的手。

“这出戏没味儿，”他急忙说，“您同意我的看法吗？不值得看到结束。我很想送您回家。您是一个人来的吗？”

“请不必担心，”我回答，“如果您走掉了，苏沃林夫妇会不高兴的。”

安东·巴甫洛维奇皱起了眉头。

“您生气啦。但是我在何时何地可以跟您谈一谈呢？非谈不可。”

“您认为在街上谈最合适吗？”

“那您说：什么地方？什么时间？”

包厢的门打开了，苏沃林走了出来。

“您瞧，人家在找您呢。赶快坐到您的位子上去吧。”我笑了起来，迅速地顺着走廊往前走。

“看来，我复原了，”我恼恨地对自己说，想到观众厅里去，但又改变了主意，走到衣帽间，穿上大衣，离开了剧院。确实，外面在下雪，而且是雨夹雪。疾风一阵阵的刮来，妨碍人行走。

“要乘车吗？”马车夫说。

我犹豫了一下，从他身边走开了。我不想回家，而且时间还太早：家里的人没料到我这时候会回去。

“我所做和所说的一切太明智了！”我责怪自己。“我复原了！天哪，我多么不幸啊！而他想跟我谈一谈。谈什么呢？‘非谈不可……’我又使他受了委屈，那怎么办呢？”

我想了想，忧郁地作了解答：“不，他是了解的。他什么都了解，什么都知道。他此刻看到了我的空座位，心里一定挺难受。

“但是，怎么会难受呢？出于怜悯吗？

“啊，但愿他也爱我！但愿……

“要是果真如此，那会怎么样呢？”

我在街道上和胡同里转悠了很久，但是始终不能解答自己的这个问题。

十一

我们决定在莫斯科相会。我必须在三月份到达那儿，安东·巴甫洛维奇说，他将从梅利霍沃去莫斯科。

1897年3月18日，他写信给我说：

爱发脾气的莉季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我很想见到您，很想——虽则您在生我的气，祝愿我“在任何情况下”万事如意。我将于3月26日以前抵达莫斯科，大概是在星期一，晚上十点钟，住在伊韦尔教堂对面的“莫斯科”大饭店。也可能提早来，如果手头的工作放得下的话，唉，我现在真是忙得不可开交！我将在莫斯科待到28日，随后，您知道，我要去彼得堡。那么，再见。别生气啦，仁慈一点吧，请答应和我一起吃晚饭或中饭。这样才好呢。这一回我决不会失信于您，除非我病倒，只得留在家里。握您的手，并致深深的敬意。

您的契诃夫

我把自己在莫斯科的地址写信告诉了他，到了3月23日，我在莫斯科收到他差人送来的一张便条：

“莫斯科”大饭店五号房间。星期六。

我来到莫斯科比原来设想的要早，那么，我们什么时候见面呢？天气多雾、潮湿，我感到有些不舒服，我想尽可能不出门。如果我不来访问您，您有办法到我这儿来吗？祝您一切顺利。

您的契诃夫

我立即答复他，我晚上去他那儿。

在莫斯科，我暂住在我大哥家里，嫂子是我丈夫的妹妹。因此，我对家里人不说我准备去找契诃夫。可是我另一个哥哥阿廖沙知道这件事，他作了一番安排，使我不用找什么借口来说明自己晚上为什么外出。这一天恰好是我的命名日，他就利用这一点，请我到他家去。我的大哥、大嫂是托尔斯泰主义者，他们不承认命名日，避免参加命名日的宴会。不过，实际上，只有我大哥才这样，我大嫂并非如此。她倒是很乐意晚上去阿廖沙家，看看客人们，听听音乐，吃顿晚饭，甚至喝点儿酒。但是阿廖沙对她说：“我不请你：我家里地方小，而你又太胖。”她生气了，宣称：即使他请她，她也不去。

我答应阿廖沙，过后再上他家去，我反正不会在旅馆里待很久的。

我按照信上所约，晚上八点进了“莫斯科”大饭店。

看门人接过我的大衣，我就上楼去了。

五号房间。

突然，看门人把我叫住：

“您找谁啊？”

“五号房间。找契诃夫。”

“他不在。走啦。”

“这不可能！大概他没有吩咐接待我吧？他身体不舒服。他写信通知我的……”

“这我可不知道。只是他不在。他早晨就和苏沃林走了。”

我站在楼梯上，感到不知所措。

有个仆役跑来了。

“瞧，人家不相信安东·巴甫洛维奇已经走了，”看门人对他说。

“他好像回自己的庄园去了，”仆役报告说。

“我听到他对苏沃林先生说：‘晚上回家……’他到斯拉维扬斯基去吃早饭。在这以后就没有回来过。”

“他跟我约好的。我给他写过信……”

“从早晨到现在，收到的信件和便条可多呢，”看门人说。

于是，我便赶紧下楼。在立镜下的小桌上，放着一大堆邮件，我匆匆地翻了一下，看到了自己的信，就把它紧握在自己手里。此刻我相信了，安东·巴甫洛维奇确实不在，我便穿好大衣，走了。而那个仆役还在继续推测：

“肯定是到乡下去啦。大概有急事……”

我雇了辆马车，去阿廖沙家。

客人们已经陆续来到他家里，气氛热闹而欢快。

“瞧，我改变了主意，”看到阿廖沙困惑不解的目光，我说。

当大家玩乐、唱歌的时候，我的心情是那么沉重，以致支持不住，躲到阿廖沙的卧室里去了。

过了一会儿，阿廖沙进来看我。他焦急不安，但又不好意思问，就默默地望着我。屋子里只点着一盏神像前的长明灯。

我告诉他，我在“莫斯科”大饭店是怎样被接待的，他听着，跳了起来。

“那么，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想，苏沃林把他带到某个地方去了，他把我忘啦。”

“你听我说，这不可能！契诃夫？不可能！也许那些坏蛋搞错了，也许……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让事情就这样过去，得弄弄清楚。”

“怎么弄清楚呢？”

“我们马上到那儿去……我进去，把一切打听清楚。可能他已经回到旅馆里了。”

“可我，我说什么也不想见到他了！”

“你要我代你对他说话吗？说什么呢？”

“不知道。现在我什么也不知道。别去找他，什么也别说。只是打听一下……”

“但是契诃夫不可能这样做！问题不在苏沃林，而可能有某种重要原因。那么，咱们乘车走吧！”

“可是你有客人啊！”

“我不在，他们也会玩得很高兴。保姆会给他们吃喝的……”

可是我们没有乘车子，而是徒步去的，虽然普柳希哈距“莫斯科”大饭店很远。天气富有春意，令人陶醉！刚下过一场小雨，好像连路面上的石子也发出香味。一路上已经见不到雪，今年春天来得早。据说，河流也解冻了。

我们一边走，一边谈安东·巴甫洛维奇。

阿廖沙一个人走进旅馆，但是在里面待了不多一会儿。他挽住我的胳膊，我们又往回走。

“他没回去，”阿廖沙说，“据说，来的时候已经病了。明天再去打听一下。”

空中又开始淅沥淅沥地下起雨点来，那雨点虽然稀疏，但很快就变大了。周围仿佛变得更加暖和、更加芳香了。

第二天，阿廖沙来告诉我，安东·巴甫洛维奇病得很重，被送到医院里去了。

25日晨，我收到一张便条：

莫斯科，1897年3月

兹向您报告我那有罪的curriculum vitae [277] ：星期五晚上，我痰中带血。第二天早晨来莫斯科。晚上六点钟，和苏沃林一起到艾尔米塔什吃饭，刚坐到桌边，我就大口地咯起血来。接着，苏沃林把我送到斯拉维扬斯基市场；找医生；我躺了一昼夜以上，现在回到“莫斯科”大饭店了。您的

安·契诃夫

于星期一

星期二午后三点钟左右，我和阿廖沙走进了医院的候诊室。我们碰到一个穿白大褂的女人：不知道是护士长还是女管理人员。

“对不起……我妹妹想见到契诃夫，”阿廖沙说。

那女人的脸上露出惊愕的神色，她耸起肩膀，举起了手。

“不可能！完全不可能！安东·巴甫洛维奇身体极其虚弱。只能允许玛丽娅·巴甫洛夫娜去看他。”

“我们是否能跟医生谈一谈呢？”

“跟医生？那也没用。他说的跟我一样。”

“可我还是想……”

护士长耸耸肩膀，考虑了一下，跑开了。

医生走来，立即声明：

“不能见安东·巴甫洛维奇。我无论如何不准您进去。”

这时候，我便说：

“那么，就请您转告他，我今天接到他的便条，我就来了，可你们不准我进去。”

“今天接到便条？可是他前天就病了。”

我取出了契诃夫的信，递给他。

“他是昨天写的。”

医生推开信，皱起眉头。

“请您等一等，”他说，匆匆地走掉了。

“看到了吗？他准许啦……”阿廖沙说。

医生回来的时候，先把我仔细打量了一下，然后摇摇头，摊开双手。

“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安东·巴甫洛维奇一定要见您。请先别忙……您是顺道来莫斯科的吗？”

“是的。”

“他有病，在这样的天气从乡下来，就是为了要见您吗？”

“因为苏沃林来了……”我开口说。

医生冷冷一笑。

“是啊，是啊！为了要见苏沃林，他宁愿冒生命危险？问题在于，太太，他的病情危险，不论什么样的激动对他来说都是致命的。您当然知道得更清楚，您这是在干什么。我对此不负责任。真的。”

我茫然不知所措。

“那我怎么办呢？走掉吗？”

“现在不可能了。他在等您。等得心焦啦。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去吧。”

我们动身上楼。

“别让他讲话——一句话也不能说！这于他有害。请记住：谈话、激动又会使他吐血。我给您三分钟时间。三分钟，不能再多。这儿走……好吧，好吧……”他补充说，语气比较温和了，“不要紧……您自己要平静点。过三分钟我来。”

他一个人躺在那儿。他平卧着，头转向病房门。

“您真好……”他轻声说。

“噢，不能说话！”我吃惊地打断他的话。“您难受吗？您哪儿痛啊？”

他笑了笑，向我指了指床边的那张椅子。

“三分钟，”我说，从桌上拿起他的表。他把它拿走，然后握住我的手。

“告诉我，您肯来吗？”

“到饭店找您？我去过啦，我亲爱的。”

“去过了？！”

“别说话！不能说。这无关紧要。”

“什么无关紧要？”

“我去过您那儿……”

“无关紧要？无关紧要？”

“只希望您赶快复原。”

他皱起了眉头。

“这无关紧要？”

“得啦，下次再去。”

他笑了笑。

“我身子发软，”他喃喃地说。

“叫我跟您谈些什么，好让您不开口？”

“您今天走吗？”

“不，明天走。”

“那么，明天务必再来。我等您。来吗？”

“当然。”

医生走进来，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对契诃夫说：

“时间到啦，安东·巴甫洛维奇。别累着了。”

“再待一会儿，莉季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我对您有个请求……”

医生竖起一只手指，以示警告，随后就拿给他一张纸和一支铅笔。安东·巴甫洛维奇写道：

“请您亲自到《俄国思想》社去向戈利采夫取我的校样 [278] ，并拿几篇您的作品来让我看看，还带点什么别的东西来。”

我看过以后，他从我手中拿过便条，补写上：

“我非常爱……感谢您。”他把“爱”划掉，笑了笑。

我和他告别，走到门口。

突然，安东·巴甫洛维奇把我叫住。

“莉季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您像个巡回女演员！”他大声说。

“我这身衣服象征着海鸥，”我笑着说。

医生生气了。

“安东·巴甫洛维奇！您自己是医生……如果您明天病情加重，那么，不管是谁，我都不让进来。不管是谁！”

我和阿廖沙走回家，一路上，我不断地擦去顺着脸颊滚下的热泪。

阿廖沙默默地喘息着，叹着气。

“阿廖沙，”我说，“你别可怜我，我心里感到温暖，温暖……”

十二

家里放着两份给我的电报。一份是：“希27日见到你。非常想念。”另一份是：“速回。等着吻你。”

翌日，又收到第三份电报：“告动身时间。明候无误。”

我去《俄国思想》编辑部找戈利采夫取校样。

戈利采夫吃了一惊：

“他现在要校样干吗？过一阵再看嘛。”

他知道我去过医院后，便向我详细询问契诃夫的健康情况，而且还叫来另外两三个人。

“听听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新情况吧。”

“糟糕的是逢到春天，”有人说，“昨天河水解冻。这对契诃夫那一类病人来说是最危险的季节。”

“我听说他的情况很不好，很危险……”另外一个人说。

“那么，可以去探望他吗？”

“不能，不能，”戈利采夫说，“莉季娅·阿列克谢耶夫娜会代我们向他致意的。请您告诉他，校样不急。别累坏了身子。”

我离开编辑部的时候，心里很沉重。我感到安东·巴甫洛维奇生命垂危，这儿的人又说他情况很糟，还提到河水解冻……“最危险的季节”……人家好像认为他已经没有救了。

我到医院的时候还早（两点以前不能进去），于是我便向河边走去。

我走到莫斯科河桥的栏杆边向下望。河里只有小块的冰在流动，它们时而遮住整个河面，时而又消失不见，几乎让河水畅流。这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天空显得特别蓝，可是我却感到其中潜伏着危机，如同那奔驰在桥下的狂暴的河水隐藏着灾难一样。冰块涌来，旋转着，急速地漂向远方。我仿佛觉得河水流得越来越快，使我有点头晕起来。

瞧，河水把冰块侵蚀、磨损、摧垮、吞灭，生活也像河水一样飞逝，把人侵蚀、磨损、摧垮以至吞灭。“最危险的季节”……“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情况不妙！很糟糕！”

我记起了他最近一次用以封信的印记。在一块小小的红色圆形火漆上很清楚地印着以下的文字：“处处是孤独者的沙漠。”

“三十岁以前，我过着欢快的生活，”有一次，他对我说。

三十岁以后，生活把他侵蚀、摧垮？如今又要把他吞灭？

唉，生活！它能否使契诃夫这样非凡的人称心如意？能否不以痛苦和委屈来伤害他的心灵，他那深沉、纯洁、对自身如此严格的心灵？

当生活的欢乐如同泉水那样迸涌的醉人的青春时期刚刚过去，当他刚刚开始认真而严肃地向周围环顾的时候，他就感到自己处在沙漠之中，孑然一身，孤独无依。起初，这可能是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到后来就变得越来越清楚、越强烈，要不然，他为什么要定制这样的印章？也许，他不明白，甚至到如今还不明白，他站得比大家高得多，在我们的生活中，对处在像他那样高度的人来说，尚无幸福可言。

突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想起一件逗笑的事。

“您干吗打发人送给我二十戈比银币？”安东·巴甫洛维奇问我。

“二十戈比银币？！”

“是啊。您把它交给火车站上的巡路工洛帕斯尼，要他转交给我。”

“我要他交给您一张便条！”

“巡路工把便条弄得肮脏不堪，那上面除了您的签名外，简直什么都看不清楚。那个二十戈比银币他倒是完好无损地交给我的。我收下了。”

每次当我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我收下”这句话总是使我发笑。

而河水依旧朝前飞驰着，飞驰着……

不，安东·巴甫洛维奇不会死的……我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惊慌失措的缘故。

夹在我腋下的一包稿子差点掉了下去，我抖擞起精神，赶快朝河岸走去。

我去买花。安东·巴甫洛维奇是这样写的：“还带点别的什么东西来。”那么，这花就算是“别的什么东西”吧。

我按时来到医院。护士已经在等我了。

“不，安东·巴甫洛维奇病情没有好转，”她问答我的问题，“他几乎通宵没有睡着。也许咯血更厉害了……”

“那么，不能放我进去了？”

“我问过医生。他吩咐让您进去。”

护士显然感到不满，向我投以指责的目光。

我扯下那张包花束的薄纸。

“哎呀！”护士叫了起来。“你可不能带进去！您莫非不明白，香花对这样的病人……”

我吃了一惊。

“如果不能带进去，那就留下来……给您吧。”

她笑了笑。

“不过，您既然已经带来，那就给他瞧瞧吧。”

到了病房里，我立即看见那对温柔、亲切的眼睛。

他双手接过花束，把脸藏在花束中间。

“都是我喜欢的花，”他喃喃地说，“玫瑰和铃兰……”

护士说：

“你可不能这样，安东·巴甫洛维奇，无论如何不能：医生不允许。”

“我自己就是医生，”契诃夫说，“可以！劳驾，请把它放在水里。”

护士又向我投了含有敌意的一瞥，然后走了。

“您迟到了，”安东·巴甫洛维奇无力地握了握我的手。

“一点儿也没迟到。两点钟以前是不准进来的。现在是两点。”

“现在是两点零七分，太太。过了七分钟！我等啊，等啊……”

他开始翻阅我给他带去的书籍和报纸。他把校样放在桌上，听我向他报告访问戈利采夫的情况。

“真遗憾，这些书刊我几乎全看过了，”他轻声说，“这是列·托尔斯泰没有发表的文章？最近的？好，我很高兴把它们读一读。我不同意……”

“您不能开口，”我打断他的话，“您好像准备研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学说。”

“您什么时候走？”

“今天。”

“不，再待一天。明天来看我，我求您。我求求您！”

我拿出三份电报，递给了他。他把它们反复看了很久。

“我看，再待一天是可以的。”

“这‘速回’两字使我着急起来。说不定孩子病了？”

“可我确信，他们大家都挺健康。请为我再待一天吧，为我，”他说。

我轻声说：

“安东·巴甫洛维奇！我不能。”

我心想：那会怎么样呢？如果我打电报回去说，还要耽搁一天，那么，米沙今晚就会来莫斯科。即使他不来，他也非要等到我为止。那时候，他会怎样对待我呢？这姑且不去管它！但是，这样一来，我就使他确信，我爱安东·巴甫洛维奇，于是我们今后就无家庭幸福可言了。不论是他的还是我的生活都将变成地狱。而这一切又为了什么呢？只是为了多一次三分钟的会见。

一个个念头在我的脑海里杂乱无章地掠过。

“那么，不行啰，”安东·巴甫洛维奇说。

我相信，他又会知道一切、明白一切的。明白米沙的醋劲和我的忧惧。

“我相信他们大家都挺健康。”

医生进来了。安东·巴甫洛维奇向他指了指花，很有把握地说：

“这对我没有害处。”

医生弯下身来，闻了闻，含糊地说：

“好！”

接着，他对我说：

“我们的病人表现不佳：他过于兴奋，睡不着觉。”医生笑了起来，又补充说：“他很任性，对他真没办法。”

我明白，医生很不赞成我来看病人，乐意我走掉。

“您今天走？”他正好提出这个问题。

“今天晚上。”

“如果傍晚以前……”突然间，契诃夫急促地开口说，但是他话没说完，对医生瞥了一眼，又顿住了。

“您应该休息，休息，”医生反复说。

应该告别了，但是我想得出了神，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我开始收集散在床上的书本和纸张，把它们包起来。

我无意中扭过头去，看到安东·巴甫洛维奇调皮地微笑着，用双手护住花。我醒悟过来，笑了，重又把花束放在床上。

“祝您早日恢复健康！”我说，握了握安东·巴甫洛维奇放在被子上面的手。

“一路平安，”他说，我迅速地向房门走去。跟上次一样，他又把我叫住。

“四月底，我将去彼得堡。最迟五月初。”

“那当然！”医生说。

“我一定得去！”安东·巴甫洛维奇激动起来。

“当然，当然。”

“我是认真说的！那么，在四月底……我非去不可。”

“在这以前，我们通信吧，”我说，看到医生严厉的目光，我赶紧走了出去。

这一次，我心里并不感到温暖。我拒绝了他热烈的请求：“……为了我。”我不能为他做“再待上一天”这么一件小事。

“我求您……”

我回家的时候，一路上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有时候责备自己，有时候又为自己辩护；突然间，我看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站在我面前。他经常在杰维奇伊田野上漫步。他认出了我，便停了下来。

“您从哪儿来？从修道院来吗？”

“不，从医院来。”

我向他谈了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情况。

“是啊，是啊，我知道他病了，可我以为谁也不准去看他。那么，明天我就去探望他。” [279]

“您去吧，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他会高兴的。我知道他非常喜欢您。”

“我也喜欢他，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写剧本。”

“如果这个人知道我内心发生的一切，他一定会无情地谴责我……”

我渴望看到一个对我此刻如此痛苦的感受不怀有敌意、不漠然置之的人，于是我就去找阿廖沙。

十三

入夜，我在车厢里不能成寐。我不能驾驭自己复杂、紊乱的思想和感情。我躺着，内心苦恼不堪。天刚破晓，我不知不觉地突然来到海边。铅灰色的、沉重的大海上方低垂着沉重的、铅灰色的天空。

一个个的波浪滚滚而来，带着汹涌的白色浪峰，发出接连不断的轰隆声，几乎就在我的脚边溅起了朵朵浪花。契诃夫在我旁边走着，嘴里说着什么，但是周围的响声使我听不清他的话语。蓦地，前面有一个白色的小东西闪现，眼看就要跑到我们这儿来了。这是一个小孩。他雀跃着，径直朝我们奔来，嘴里高兴地尖叫着。看样子，他不过两三岁光景。

“孩子！”我叫了起来。“这儿怎么会有孩子？多么活泼可爱的孩子！”

安东·巴甫洛维奇哆嗦了一下，站定下来。

“这不是孩子，”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不！这不是孩子。我知道！他是假装的……”

“他是谁？”我问，害怕得连两条腿都麻木了。

“怎么是孩子呢，”安东·巴甫洛维奇继续说，站到我面前，仿佛在掩护我。“他满嘴都是血……满嘴都是血。”

可是小孩已经离得很近，他一直在跑，不断地挥着两只小手，同时高兴地尖叫着。

“应该把他扔进大海！”安东·巴甫洛维奇叫道。“扔进大海！扔进大海！我可受不了啦。受—不—了啦。”

我惊醒了。火车轰隆隆地驶过了桥，火车头刺耳地鸣着汽笛。

曙光还只刚刚出现。我睡了多少时候呢？最多不过一分钟。

米沙在车厢的窗子外看到了我，和搬运夫一起走了进来，他向后者指指我的行李，然后挽住我的胳臂，把我带走了。我们默默无语，匆匆地走着。我只问了一声：

“孩子们怎么样？”

“身体健康。一切都好。”

当我在客厅里拥抱孩子们的时候，我听到米沙冒起火来，这一次是女仆的罪过，因为屋子里有股怪味儿。

“呶，你好，妈妈，这次去得满意吗？”

“去得倒满意，可回来的时候很不愉快。”

“得啦，得啦！”米沙挥着手说。“没什么大不了！去吧，老婆子，喝咖啡去吧！带妈妈去，孩子们。咖啡是热的……”

于是我的生活重又按着旧轨道进行。我重又忙于琐碎的家务，经常为孩子们胆战心惊；重又为了米沙爱挑剔、易发怒而受苦，随之而来的是争吵、和解，有时候是大吵大闹；重又接待客人，上戏院子。

29日，我接到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信。

您的花没有凋谢，反而越来越美了。同行们准许我把它们放在桌上养着。您总是善良，很善良，我不知道怎样感激您才好。

医生们最早要到复活节才放我出院。这意味着，我不会很快去彼得堡。我觉得身体好了些，血吐得少了，但还是躺着，即使写信，也是躺着写的。

祝您健康。紧握您的手

您的契诃夫

97年3月28日

我的花……

我感到逗留在莫斯科的情景好像一场梦。我还感到我登上的楼梯、小病室，病室里的桌椅、枕头上那张和善的脸以及那对温柔、亲切的眼睛仿佛都是我想象出来的。

直到如今，他还躺在那儿，我的花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可是他已经不在等我了。我甚至拒绝“为他”再留一天。他现在已经彻底了解我，脸上现出忧郁的苦笑。“处处是孤独者的沙漠。”

“一路平安！”他说。

啊，此刻，我对这一切的体会和理解与在莫斯科的时候是多么不同啊。倏忽间，我和契诃夫离开得多么远！我不知不觉地逐渐真正蔑视起自己来了！我甚至感到连写信给契诃夫都不可能了。

十四

我常常忆起契诃夫的一个短篇，篇名好像叫《捉弄》。

冬日。寒风。冰山。一个青年和一个姑娘坐着雪橇游逛。每次当雪橇飞快地滑下山的时候，风在他们耳边狂吼，姑娘听到：“我爱您，娜佳。”

也许，她听错了？

他们重又登上山，重又坐上雪橇。雪橇剧烈地晃动了一下，向下猛冲……于是姑娘又听到：“我爱您，娜佳。”

是谁在说话呢？是风？还是坐在后面的那个年轻人？

当他们停下来的时候，一切都照常，跟平时一样，她的同伴的脸色冷淡。

我从莫斯科的山上滑下来。我过去也滑过。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我爱您。”可是过了极短的时间，一切又照常，安东·巴甫洛维奇冷静而又淡漠。

春天，安东·巴甫洛维奇没来彼得堡，秋天，医生要他去尼斯。他从那儿给我写信说：“我大概要在国外度过整个冬季。”他还写道：“我的健康情况早晨一般，每到晚上就甚佳。” [280]

这是他在十月间写的。他在十一月初的一封信中说：“天冷的时候，一切顺利，可现在呢，到了多雨季节，情况就不妙了，咽喉重又发痒，痰里又带血，糟糕极了。” [281]

我把我已发表的几个短篇寄给他，而他向我提出了详细的意见。

啊，莉季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我怀着多么满意的心情读了您的《被遗忘的信》。这是一个精巧、优美的好作品。这作品虽然短小，但其中不乏艺术和才气，我简直不明白，您为什么不继续写这一类作品。信——这是一种不易写好、枯燥无味的体裁，同时又容易写，不过我说的是笔调，真挚而几乎热烈的感情，优美的句子。戈利采夫的话是对的，他说您具有动人的才气，如果您至今不相信这一点，那是您自己的过错。您工作得很少，老是提不起精神来。我也是个懒惰的霍霍尔 [282] ，可是比起您来，我写得够多的了。除了《被遗忘的信》以外，在您所有的短篇中，字里行间都表现出缺乏经验、没有信心和疏懒。您至今写东西尚未达到通常所谓“得心应手”的地步，却像个初学者，就好比一个姑娘在瓷器上作画似的。您对风景颇有感受，您作品中的风景描绘也不错，但您不善于写得简练，它往往在不需要的时候出现在人的眼前，在许多片断的风景描写的掩盖下，一个短篇甚至完全消失不见了，这些片断大量堆砌着，从短篇的开头几乎一直到半中腰。再说，您在造句上没有下功夫，而句子是必须推敲的——艺术就在于此。应该删去多余的词句，在句子中避免用“有鉴于此”、“借助于”等字眼，应该注意句子的音乐性，不要在一个句子里让“停在”和“停止”两个词儿离得很近。亲爱的，像“找不出碴儿”、“在折断的地方”、“进到迷宫中”这一类词儿使人看了简直像受了侮辱。在“感到”旁边用上“提到”，我还能容忍，但是“找不出碴儿”这个词儿太粗糙，读起来不舒服，只能用在口语中，而粗糙，您是一定能感觉到的，因为您对音乐性很敏感，《被遗忘的信》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会把载有您的小说的报纸保存好，有机会时就给您捎去。您对我的批评不必介意，请再收集些作品给我吧。 [283]

我是个坏学生，直到后来，我本人有了需要，想把自己看到的事物“细加体味”，不随便采用那些仅仅在意义上适合的词，而把它们加以选择，使人看了不致有“受辱”的感觉，一直到这时候，我才清楚地理解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忠告。但是，毫无疑义，这种需要正是由于契诃夫的批评而产生的。当时我对这个批评虽然理解不深，但它毕竟是使我前进的动力，如果说我仍然毫无出息，那只是由于我天生就是个平庸的人物。

我相信，契诃夫跟我一样了解这一点，因而对待我和以往不同了。当我写信给他的时候，我感到自己令人生厌，但是我不能让通信中断，正如我不能自杀一样。

夏天，安东·巴甫洛维奇回到俄罗斯，七月底，我收到了他的下一封信。 [284]

我的客人那么多，使我无法回复您最近的那封信。我本想写得长一点，但是一想到每分钟都可能有人进来打扰，我就写不下去了。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我写“打扰”等词儿时，就有一位姑娘走进我屋里报告说：来了病人。我就得走。

经济问题已经顺利地解决了。我从《花絮》中剪下我的一些小故事，把它们卖给了瑟京 [285] ，为期十年。再者，我还可以从《俄国思想》拿到一千卢布，顺便说说，这家杂志给我增加了稿费。过去他们付给我二百五十，而现在是三百。

我厌恶写东西，可我不知道干什么才好。我很想从事医务工作，得到某个职位，但是体力已经不适应了。

现在，每当我写到或者想到不得不写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厌恶，仿佛我喝了掉进蟑螂的菜汤，——请原谅我用这个比喻。使我反感的不是写东西本身，而是文学界的entourage [286] ，你怎么也不能躲开它，它到处和你同在，就像空气到处和大地同在一样。

我们这儿的天气好极了，使你不愿离开，哪儿也不想去。我得为八月号的《俄国思想》写篇东西；已经写好，只待收尾了。祝您健康，一切顺利。只剩下一点点签名的地方，无法再拖上小尾巴了，不能不把签名缩短一点。

您的契诃夫 [287]

我怀着不安的心情等待着《俄国思想》八月号。 [288] 我惯于在契诃夫来信的字里行间猜度其中的许多含意，而这一次，我觉得他竭力要把我的注意力引向八月号，希望我赶快把它读完。很难解释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反正这种感觉是存在的。八月号一出版，我就买了一本，不像通常那样到图书馆去借。

一个题为《关于爱情》的短篇使我心神不宁。我手中拿着书奔回家，一路上作着种种推测。我相信，《关于爱情》这个短篇涉及我，但是它到底写些什么呢？

“我马上就要看到对我这个人的艺术评价了，”我想，“理所应得的评价。”

我在米沙书房里的写字桌旁裁开书本，开始读了起来。

厨子和使女之间的爱情。她不愿嫁给他，想“就这样”过下去，而他却不愿意，因为他信教。这完全不是我所期待的。

可是短篇接着写到路加诺维奇请阿列兴到他家里做客。阿列兴遇见了路加诺维奇的妻子安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她刚生下孩子不久，她年轻、漂亮，给予阿列兴深刻的印象。“安娜·阿列克谢耶夫娜·路加诺维奇……”当年我和安东·巴甫洛维奇认识的时候，我也有个婴儿。

我立刻忆起：

“您是否有这种感觉：我们第一次碰到的时候，我们好像不是初次相识，而是在长期分离之后，重又相逢？”

这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在那次庆祝《彼得堡报》创办二十五周年的午宴上问我的话。

我又急不可耐地、贪婪地读下去：

“……我甚至没有工夫想起那个城，可是在那些日子里，这个苗条的金发女人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并没想她，而是她的淡淡的影子藏在我心里似的。”

再翻过一页，阿列兴第二次见到安娜·阿列克谢耶夫娜之后，说：

“我很苦恼。在家里也好，在田野上也好，在板棚里也好，我一直想念着她……”

大颗大颗的泪珠掉落在纸上，我赶快擦掉泪水，好继续读下去。

“我们谈得很久，然后沉默了，可是我们从不互相吐露爱情，而是把它胆怯地、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我们连对自己也怕泄露这个秘密。我温柔、深切地爱着，可是我反复思忖，问我自己：万一我们没有力量战胜爱情，那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我难以想象，我那痛苦、忧郁的爱情会一下子把她的丈夫、孩子和全家的幸福断送……而且这样做是否正当呢？……如果我一旦生病，死亡，那她会怎么样呢？……”

“而她看来也在同样反复思忖。她考虑丈夫、孩子们……”

我已经不是在流泪，而是号啕大哭、泣不成声了。看来，他没有怪罪我。没有怪罪我而是为我辩护，他谅解我，和我一起受苦。

“我感到，她是我的亲人，她是我的，我们彼此没有对方就活不下去……”

“在后来那些年代里，安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心情不佳……她对我表现出古怪的气愤，不论我讲什么，她一概反对。如果我掉了什么东西，她总是冷冷地说：‘我祝贺您。’”

噢，正是这样。我记得有一次，他的帽子掉到了泥里，我是怎样祝贺他的。他大概想按老习惯，把一绺头发向后撩，可是一挥手，把帽子碰掉了。

阿列兴和安娜在火车车厢里告别，永远不再相见了。她走了。

“当我们的视线在火车的单间里相遇的时候，我们俩失去了精神力量，我把她搂在怀里，她把脸紧贴在我胸前，眼泪簌簌地流下来。”“我明白，当一个人在恋爱的时候，他应该从那个比一般意义上的幸福或不幸、罪孽或善行更高、更重要的出发点来考虑这爱情，或者干脆什么也不考虑。”

我读完小说，把头枕在书上。

应该从什么样“更高”的出发点，——我不明白。比幸福或不幸、罪孽或善行更重要的究竟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和明白一点：生活把我给牢牢地钳制住了，要摆脱这种钳制是不可能的，——我的家庭妨碍我和安东·巴甫洛维奇在一起过幸福的生活，而安东·巴甫洛维奇则妨碍我跟我的家庭过幸福的生活。非得把心灵撕扯成两半不可。

“所有那些妨碍我们相爱的东西是多么不必要，多么渺小，多么虚妄。” [289] 他写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拿起一张纸，给安东·巴甫洛维奇写信。我信手写着，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为了不让自己改变主意，我立即走出去，把这封信丢进了邮箱。在回家的路上，我感到后悔。我的信写得太冷淡了。

可是过了几天，我就接到了回信：

8月30日，梅利霍沃

我准备到克里米亚去，然后再到高加索去，如果那儿天气冷，我大概要去国外。那就是说，我不会到彼得堡来了。

我很不愿意走。一想到要走，我就丧失信心，不想工作了。我觉得，如果这个冬天我在莫斯科或彼得堡过，而且住在一个暖和、舒适的寓所里，那么，我的健康就会完全恢复，而主要的是，我会那么起劲地工作（即写作），连魔鬼也吃不消，请原谅我这么说。

这种漂泊的生活，而且是在冬天——国外的冬天令人厌恶——使我完全脱离了常轨。

您对蜜蜂的指责是不公正的。它们起初看到鲜艳、美丽的花朵，然后才采蜜。

至于其他种种——冷淡，寂寞，有些天才人物只是生活在自己的形象和幻想的世界里等等——我只能说一句话：别人的心是不可捉摸的。

天气恶劣。寒冷。潮湿。

紧握您的手。祝您健康、幸福。

您的契诃夫 [290]

我记起了我的那封信。

我感谢他使我享有作为小说的女主角的荣誉，尽管这是一篇小小说。

我在这儿碰到您的一位朋友，他的妻子说他常常干出各式各样卑鄙、龌龊的事，然后把这些事都真实而详情地描述在他的长篇小说里。当然，临到最后，他捶胸顿足，后悔不已。

您试图使自己大度和高尚。但可悲的是，您也在后悔。

接着，我又写了以下的话：

为了要一本接一本地出版中篇和短篇集，必须找到多少题材啊。于是作家就像蜜蜂一样到处去采蜜。他写的时候趣味索然，感到厌烦，可是“熟能生巧”，下起笔来，倒挺顺手，他只是冷漠地把感情描述下来，他的心灵已经不能够感受这些感情了，因为才能取代了心灵。作者越是冷漠无情，故事却越显得生动、感人。让那些男女读者们去为之唏嘘吧。这就是艺术。

可是，他的回信中却没有一句挖苦、生气的话。他甚至表示愿意住在他所憎恨的彼得堡，而对出国却叫苦连天。哪怕责备几句、埋怨一番也好啊。有一次，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请相信，您的话说得过重，未免有失公道。”这好像是那么许多年里仅有的一次谴责了。

十五

1898年的整个年底，对我来说，特别难过：三个孩子都害百日咳，同时，尼诺契卡不知在什么地方染上了猩红热，她还没复原，廖沃什卡又生了肺炎。我简直苦透了。

1899年正月，一切开始恢复正常，可是二月初，我收到契诃夫从雅尔塔寄来的信。

2月5日。雅尔塔

敬爱的莉季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我想恳求您一件事，一件非常令人厌烦的事。请您千万别生气。劳驾找个年轻人或品行端正的姑娘，委托他（或她）把我过去发表在《彼得堡报》上的那些短篇抄下来。同时，烦劳您请求编辑部允许抄写的人在那儿找出我的短篇，然后抄下来；因为在公共图书馆找寻和抄写不大方便。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我的请求不能实现，那么，请您不必介意，我决不会生气；如果我的请求多多少少能够实现，如果您能找到抄写的人，那就请写信告知，我会把不需要抄写的短篇列份单子寄给您。我记不得确切的日期，我甚至忘记我是哪一年在《彼得堡报》发表作品的。但是您一旦通知我，抄写的人已经找到，我就马上请求某个久居彼得堡的图书目录专家，让他费心把确切的日期提供给您。恳求您原谅我打扰您，向您提出了使您厌烦的请求，我感到很不好意思；但是，经过长久的考虑以后，我断定，除了您，我不可能向别人提出这个请求。我需要这些短篇；我得根据我和马尔克斯所订的合同，把它们交给他，而最糟糕的是，我必须把它们重新读一遍，加以校订，如同普希金所说的那样，“怀着厌恶的情绪回顾自己的生活”。

您近来怎样？有什么新闻吗？

我的健康情况看来还好；冬天曾吐过血，现在又没什么，平安无事了。

如果您根本不想写信的话，那至少得告诉我，您没生气。雅尔塔的天气真好，但是跟在什克洛夫一样的寂寞。我好比一个被放逐到边境的军官。好吧，祝您健康，幸福，诸事顺遂。在您祷告的时候，请多多想到我这个罪孽深重的人。

忠于您的安·契诃夫

很难形容我看到这封信时的欢乐情绪。为契诃夫出力——这是多么幸福！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编辑部差人把半年一册的报纸合订本送到我家里，米沙又给我介绍了两个抄写员。糟糕的只是，没有人记得安东·巴甫洛维奇是从哪一年开始为报纸写稿的。我到久居彼得堡的图书目录专家贝科夫 [291] 那儿去打听。他非常殷勤，但是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当然，我立即写信告诉安东·巴甫洛维奇，我正着手办理，接着就收到他的回信：

谨对您的善意帮助和您那封亲切、友好的信致以万分的谢意，十二万分的谢意。我喜欢那种不带教训口气的信。您信中说我有非凡的生活的本领。也许是吧。但有本领也无法施展。我老是东奔西走，好像被流放似的，纵然善于生活，又有什么用呢？我是这样一个人，走在豌豆街上却找不到豌豆；我是自由的，却没有感觉到自由，我是文学工作者，却被迫不能和文学工作者生活在一起，我把自己的作品卖了七万五千卢布，已经到手一部分钱，可是我已经两星期足不出户，坐在家里，不敢上街，那么，这些钱对我又有什么用呢？顺便说说出卖版权的事。我把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文稿都卖给了马尔克斯；我这样做，亲爱的，是为了要把自己的事情来一番整顿。我还有五万卢布要到两年以后才能最后到手，这笔钱将使我每年得到两千卢布的收入。在我和马尔克斯订立合同以前，我的书每年向我提供三千五百卢布的进款，而去年，大概由于《农民》的缘故，我拿到了八千。这就是我的业务秘密。随便您怎样运用这些秘密，但不要太羡慕我生活的本领。无论如何，要是我到蒙特卡洛 [292] 去的话，准会输掉两三千——这样阔绰的气派我至今连想也不敢想。不过，也许会赢呢？

为什么我要来雅尔塔？为什么这儿那么令人郁闷？下雪，暴风雪吹打着窗户，炉子里冒出热气，我压根儿就不想提笔，我什么都没写。 [293]

我伏在地板上，眼前放着一本翻开的报纸合订本，每页有整整一印张；我一面翻阅着每份报纸，读着短篇下面的签名，一面不时地把手往一只盛水的盘子里浸，以便多少去掉沾在手上的陈年积灰。

由于安东·巴甫洛维奇既不记得在这报纸上发表第一个短篇的年份，也不记得这一短篇的篇名，我就不得不从最早的时候看起。偶尔看到仅仅用“契”这个字署名的短篇小说，我便把它们读一遍，猜测这些作品是否出于安东·巴甫洛维奇之手。

我问安东·巴甫洛维奇：

“您以前曾用过一个字署名吗？”

他回答：“我不记得了，亲爱的。”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 [294] 也不知道。

但是署名“契”的短篇写得那么糟，使我决定不再注意它们。这样，我翻阅了近两年的报纸，却一无所获。

我绝望地频频打着喷嚏。每一页报纸都扬起一片尘埃。

就这样，我伏在地板上写着，脑子里老是想着契诃夫的信。

这封信满纸都在诉苦。而安东·巴甫洛维奇是不轻易诉苦、发愁的。看来，他眼前的处境艰难而困苦。

我记得《关于爱情》里的一句话。

“我不幸……”

难道除了痛苦以外，我从未，从未带给他什么吗？

契诃夫常常给我来信，但是在这些信里，我已经感觉不到他的呼声了。

十六

春天，我有机会去莫斯科。顺便说说，我曾告诉阿廖沙（我暂时住在他那儿），安东·巴甫洛维奇想为他的母亲和妹妹在莫斯科买一所房子，但不知道这事该怎么着手办。

“那再简单不过了，”阿廖沙说，“我们给他开列一张准备出卖而且你认为合适的房屋的单子。我的一个从事房屋买卖的熟人会给我们出主意的。他当然是个骗子，但他不想蒙哄我。我可以保证这一点。我们着手办好吗？”

“你知道，人家没有委托我办。”

“那还用说。契诃夫连想也没有想到这一点。要是他想买房子而有困难的话，那就应该帮忙。”

我们俩都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我很想买房子，很想租一套住宅，”我哥哥说，“从来也没有人怀疑我这是在寻开心，实际上，我连一只鸡窝也买不起。有些人为我奔忙，巴结我，对我献殷勤……而我也跑东跑西，仔细地察看房子。啊，这些建筑物有多美！有一次我几乎买下一所宫殿……”

有个代理商帮我选购我乡下的房子所需的家具，我得时常跟着他在城里奔波，乘这个机会，我顺便看了一些准备出售、适合契诃夫家居住的房屋。我确信我的代理商能够利用他个人熟悉的情况和各种关系，而主要的是利用他的经验和鉴别力，以原价一半的钱购得所需的东西。

“我尽力为您的哥哥想办法，”他再三对我声明。

“您愿意为契诃夫尽力吗？”

“这您可以放心。简直可以说白送给他一所房子。我们是识人的。我们所受的损失可以从另外的买主那里捞回来。”

但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在3月23日给我的信中说：“我的钱像野鸟似的从我那儿飞走了，再过一两年，我就要成为一名哲学家了。” [295]

四月份，他又来信说：“如果母亲和妹妹还没有放弃购房的念头，那么，我就得到普柳希哈，在A.那儿小作盘桓。如果我买了房子，那就什么都不剩了——不论是作品也好，钱也好。只得去当一名税务督察员了。” [296]

这样，我就没有为安东·巴甫洛维奇买房子。

在彼得堡，抄写一事顺利地结束了。

“您寄来的不是印刷品，而是成捆的邮件，”安东·巴甫洛维奇说，“邮资至少得四十二卢布。” [297]

四月中旬，他到达莫斯科。我写信告诉他，5月1日我将路过车站，他回信说：

5月1日我还在莫斯科，您是否早晨从车站到我这儿来喝咖啡？如果您身边还有孩子，那就带他们一起来。咖啡和白面包，加上鲜奶油；还有火腿。 [298]

可是我到契诃夫那儿去很不方便。两次列车之间相隔两个钟头或者稍长一点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得给大家准备早饭，张罗一个单间。急匆匆地赶到他那儿，待上一刻钟，不值得。于是我便把这想法写信告诉安东·巴甫洛维奇。可是我们刚吃完早饭，就看到安东·巴甫洛维奇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显然是在找我们。他手里拿着一个纸包。

“瞧，多精美的糖果，”他跟我们打着招呼，说，“作家的糖果。您认为，有朝一日，我们会获得这样的荣誉吗？”

在每块糖的包装纸上印有作家的肖像：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

“还没有契诃夫吗？奇怪。您放心吧：马上就会有的。”

安东·巴甫洛维奇把孩子叫到身边，抱起尼诺契卡，把她放在自己的膝盖上。

“为什么她像个女学校的学监？”他问。

“怎么像个女学监呢？”

但是他那么亲热地抚弄着孩子的金色鬈发，使我做母亲的自尊心得到了慰藉。尼诺契卡微笑着，把头伏在他的肩上。

“孩子们喜欢我，”他看到我对小姑娘在他面前一点儿也不怕生感到奇怪，就说，“我想向您建议：今天晚上剧院为我演出《海鸥》专场。没有旁的观众。请您留到明天走。同意吗？”

我怎么也没法同意。这样一来，我就得把孩子们送到旅馆里法国女教师或女仆那儿，打电话给乡下的姐妹，又要打电报到彼得堡通知丈夫。办理这一切都十分复杂和棘手。

“您从来也没有接受过我的建议，”安东·巴甫洛维奇闷闷不乐地说，“我很希望您跟我一起去看《海鸥》。难道就不能好歹安排一下吗？”

但是，不管我们怎么考虑，临了还是不行。

“您带着厚大衣吗？”安东·巴甫洛维奇突然问。“今天天气很冷，虽然已经到了5月1日。我来这儿的时候穿着厚呢大衣，还觉得冷呢。”

“您来这儿，我感到很抱歉，”我说，“为了我的缘故，您要感冒啦。”

“可是您在外面赶路只穿这么一套衣服，真是发疯了。这样吧，我马上写个条子给玛莎 [299] ，叫她把她的厚呢大衣给您送来。我立即就差人把条子送去……她来得及的。”

我费了很大的劲才说服他放弃这个念头。

“那么，如果您得了感冒，您就打电话给我，我来给您治病。要知道我是个好医生。您好像不相信我是个好医生？”

“请您到我那儿来做客，而不是治病，”我请求道。“这您答应吗？”

“不，”他迅速而坚决地说。接着，他就立即转换话题，谈别的事了。

“这个冬天您为我的事忙忙碌碌，您的抄写员们抄写的东西您真的都读吗？我对您太抱歉了。您又替我张罗买房子的事……”他苦笑道。“您真是自找苦吃啊……”

来了一个搬运夫，他告诉我们，可以占个座位，他说着，就拿起行李走了，孩子们和法国女教师跟在他后面跑去。

安东·巴甫洛维奇拿起我的手提旅行袋和两盒糖果，这是在彼得堡给我送行的人们让我带来的。我们也准备跟着走，可是这时候，我发现他的大衣敞开着。由于他的双手拿着东西，我就要他停下来，动手替他把纽扣扣上。

“这样要感冒的，”我说。

“您照例总要提醒我：我是个病人，已经完全不中用了。难道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一点吗？在任何情况下都得提一下吗？”

“我是个健康人，可是好不容易才劝住您不要差人去通知玛丽娅·巴甫洛夫娜把厚大衣送来。您可以担心我感冒，而我就不可以吗？”

“我们何必要争吵呢，亲爱的？”安东·巴甫洛维奇问，莞尔一笑。

“您今天情绪不好，”我说，随后又笑着，补充道，“虽然您穿了一双新套鞋。”

“根本不是新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又气冲冲地顶了一句。

我们顺着月台朝前走。

“您知道，自从我们认识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契诃夫说，“是啊，十年了。那时候我们还年轻。”

“难道我们现在老了吗？”

“您不老。我可比老头儿更糟。老头儿们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爱住在哪儿就住在哪儿。而我却得处处考虑到自己有病……”

“可是您的病已经好转了。”

“您别说啦。您自己明白，用什么代价才换来这个好转。可是，您知道，”他突然活跃起来，补充道，“我还是经常想，我会复原，会完全复原的。这有可能。有可能。难道生命就此结束了吗？”

从火车单间的窗口现出三张孩子的小脸，他们一边笑，一边点头。

“我们上车吧，”安东·巴甫洛维奇提议，“您不仅脾气很坏，而且轻举妄动、疏忽大意。您只穿这么一套衣服，使我很生气。您怎么在夜间乘车行路呢？得走多少俄里啊？”

孩子们见了我们很高兴，仿佛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似的。安东·巴甫洛维奇立即又把尼诺契卡抱在膝上，而我的儿子则把一本书递给安东·巴甫洛维奇。

“这是我在此地书亭里买的。您读过这本书吗？”

安东·巴甫洛维奇拿起书来，把它翻了一下。

“我读过这本书，”他非常严肃地说，“这是普希金的著作。这是本好书。你挑选得很好。”

洛佳喜笑颜开。

“这是诗。您喜欢诗吗，安东·巴甫洛维奇？”

“喜欢。我非常喜欢普希金的诗。”

“差点儿忘记把您最近发表的一个短篇还给您了，”我忽然想了起来，“不知怎的，它留在我那儿了……”

“我认为这是一篇拙劣的作品。这篇东西您也看过？”

“不，这不是一篇拙劣的作品。这是契洪捷的短篇小说。我非常喜欢契洪捷的短篇小说。他是个优秀的作家，”我笑着，提出不同的看法。

“可是今天晚上将要上演《海鸥》。这是为我演出的专场，没有其他观众。啊，多么出色的演员！多么出色的演员！可您却不愿意留下，我真生您的气……”

响起了铃声，安东·巴甫洛维奇站了起来。

我突然记起了阿列兴和安娜在火车快要开动的时候互相告别的情景：“我把她搂在怀里，她把脸紧贴在我胸前……”我觉得我心倏而怦怦地剧跳起来，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敲击脑袋似的。

“可我们不是就此永别，”我竭力使自己相信，“他甚至可能到我家或者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家去。”

我没有看到安东·巴甫洛维奇怎样和孩子们告别，可是他根本没有和我告别，就到了走廊里。我跟在他后面。他突然回过头来，朝我严厉、冷淡、几乎气愤地瞥了一眼。

“即使您病了，我也不来，”他说，“我是个高明的医生，但是我要的诊费很贵……您出不起。那样看来，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他迅速地握了握我的手，走了。

“妈妈，妈妈，”孩子们叫道，“快来，快来……”

火车已经在慢慢地开动。我看到安东·巴甫洛维奇的身影从车窗边飘浮过去，但他没有回过头来。

当时，我不知道，也不可能预测到，我已经是最后一次看到他了……

在这个春寒料峭的月夜，夜莺在我们的园子里不住地歌唱。有几只夜莺。在正屋近边的那一只不再歌唱了，只听到远处夜莺的啼鸣，它们那清脆的歌声，婉转、清晰的颤音似乎使空气变得更加清新、流动得更加迅速了。我站在上面没有遮蔽的凉台上，身上裹着披巾，朝远处眺望，在那儿，在树梢的上空，布满了闪烁发光的星星。

甚至穿着厚大衣也觉得很冷。没有一丝风，空气像波浪似的涌来，夜莺的啼啭就像明净、冰凉的泉水在空气里颤动。

十七

为了办救济事业，我打算编一本作家文集。我认识许多作家，和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关于这本书的印刷和出版，那就得依靠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了。我想象，这个集子的材料和出版工作肯定会搞得很出色，而我几乎可以不花什么代价，我只消编辑一下、跑跑腿，就能给这项救济事业带来不少钱。

我首先写信给契诃夫。

他回信说，他手头没有合适的稿子，而且说他根本就不赞同我的主意。“如果您愿意听取我的意见，那么请您考虑这一点：编文集往往进展很慢，会损害编者的情绪，结果很糟糕。特别是您准备出版的那种文集，其中所收的是些偶然到手的材料，情况就会更糟。看在上帝分上，请原谅我自动提出了这些意见，可是我要五遍、十遍、一百遍地重复上述意见，如果我能把您劝住，我就会感到由衷的高兴。要知道，当您在编这个集子的时候，人家可以用其他办法搞出一千本书来，不是慢腾腾地搞，而是在眼前，在捐助的愿望达到高潮的时候就搞成。如果您非要编一本集子不可，那就出版一本书价二十五至三十戈比的小集子，一本杰出的作家们（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普希金、莱蒙托夫等等）的名言集，其中所收的是这些作家有关伤病员、有关对他们的同情和帮助以及凡是适合收入这本集子的言论。这样的集子有意思，过两三个月就能出书，而且很快就会售完。请原谅我提出这些建议，请不要生气。顺便说说，正在印刷中的集子至少有十五个……”

这封信他是在2月7日写的 [300] ；2月14日我又收到他的信 [301] ：

敬爱的莉季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我明日去雅尔塔。如果您想写信给我，我将十分感谢。

如果您不出版这个集子，如果您作了这样的决定，那我会感到很高兴。审阅和校对文集是件令人腻味的麻烦事，而收入却不会多，还常常亏损。在我看来，最好是在刊物上发表自己的短篇，然后将稿费捐给红十字会。

请原谅，我刚从察里津回来（乘出租马车），全身都冻僵了，写字感到困难，何况此刻已到了睡觉的时候。祝您诸事顺遂，主要的是希望您愉快开朗，不要把生活看得太复杂；也可能，在实际上，生活要简单得多。再说，是否值得对我们所不了解的生活殚精竭虑、苦苦思索，以致使我们俄罗斯的有智之士未老先衰呢，——这还是个问题。紧握您的手，衷心感谢您给我来信。

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忠于您的安·契诃夫

我把这封信反复读了几百遍。安东·巴甫洛维奇这种新的心情是怎么产生的？“生活要简单得多，不值得去殚精竭虑、苦苦思索……”于是我仿佛觉得他在回首往事，凄然苦笑。

（倪亮　译）

题解：

莉季娅·阿列克谢耶夫娜·阿维洛娃（1865—1942），女作家，曾在《俄国财富》、《新言论》、《欧洲导报》、《俄国通讯》、《田地》等杂志发表短篇小说。契诃夫从1892年起与她通信，直到逝世。契诃夫逝世以后，根据阿维洛娃的请求，她给契诃夫的信都还给了她，因此，这些信的内容不详。

本文根据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47年出版的《同时代人回忆契诃夫》一书中的原文刊印。

安·巴·契诃夫，1900年

在黄昏

（珍贵的回忆——忆安·巴·契诃夫）

弗·尼·拉德任斯基

在一个清新的秋日里，满身疲惫的我沿着草原走在回家的路上。微风吹过，枯萎的小草不时摆动着身子，好像很冷，在瑟瑟发抖。前方的山谷里，一条不知名的小河蜿蜒流淌着，在转弯处泛着银灰色的寒光，没有人在意它：一排排卫兵似的苇丛早已枯黄，远处蓝色的天空在暮色中变得有些昏暗，孤单的小河就像一个没有目的地的赶路者，一直向前流淌着。我也一直赶路，感到有些累，就放慢了脚步，沉沉的暮色裹挟着冰冷的孤寂愈来愈紧地包围着我。空旷无边的草原，目光所及除了随风摆动的小草什么都没有。忽然，从远处断断续续传来一阵敲击声，我凝神细听一会儿，声音越来越弱。紧接着敲击声又再次响起，好像是谁用棍子敲打硬邦邦的地面。我停下脚步，四处张望。远处，一个形状模糊的大家伙正在向我靠近，渐渐地，敲击声也变成了均匀而连续的轰隆声。

“这是有马车过来”，我猜想，往旁边走了几步让出了道儿。

一个身穿破旧短皮袄的男人站在马车上赶着车，他手中挥舞着缰绳的一端，另一端则牢牢地拴在马肋的两侧。马儿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男人赶着马车，在草原上疾驰；当马车跑到和我并排时，不知为什么，男人突然大喊一声：老爷！您坐稳了！

随后，空旷的草原上轰隆声渐行渐弱。我向远处望去，一直试图阻挡落日的几片乌云几经挣扎后，觉得实在无力追赶上太阳的步伐只得追随着在草原上消失的马车夫而去。四周又恢复了安静，不知怎么的，更加想要离开这里……我加快了脚步。上帝保佑，不远处出现了房子。我终于走到了山谷尽头的小树林。这个季节的树林，树叶几乎掉光了，看上去是那么凋敝肃杀，感觉阴森森的！走进树林，周围寂静无声，静得仿佛置身于一座废弃已久的教堂，只不过林子的上方不时会发出阵阵声响，好似令人压抑的哀怨声。我在林中小木屋墙根的土台上坐下，旁边坐着年迈的看林人。老人面向草原，眺望着远方，满是皱纹、牙齿几乎掉光的嘴巴默默地蠕动着。我俩静静地坐了很久，各自想着心事。突然，在地平线的尽头，太阳一下子从乌云的重重包围中突围出来，发出耀眼的光芒，明亮的阳光洒满草原，虽然是最后的一缕光芒，没有丝毫的温度，而且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是，我们头顶上方的树林变成了金红色，树叶像是活了一样轻轻动起来。山谷对面的村庄也被照亮了；水井上高高的汲水吊杆，黑乎乎的、长年风吹雨淋长满了杂草的屋顶，还有打谷场上一垛垛新割的秸秆都清晰可见。可以听到对面嗓音尖细的女人的歌声，但是很快就中断了，像是害羞不再唱了。太阳也消失了……啊，立刻就是阴冷、恐怖的黑暗的来临！村庄、山谷、树林的轮廓消失了，黑暗在空旷、寒冷、令人不愿停留的草原上庆祝着自己的胜利。

“日子过得很无聊吧？老人家！”我终于开口说道。

“啥叫无聊，怎么过得就无聊了！”过了片刻，老人回答道。“一年中的好光景算是过去了，整个冬天就该躺着睡大觉了——就这么回事。只是大伙都穷，哎，日子过得太穷了，到处是破烂。什么也不是，是穷，你却说什么无聊！”

我俩又坐了一会儿，随后我起身朝自己孤零零的房子走去，我想快一点坐到舒服的书桌前。但是，这个晚上我的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因为我无法集中自己的思绪……

桌上放着你的照片，照片上的你望着我，我亲爱的、离我而去的朋友啊！我清楚地记得你说过的一切，讲的每一个笑话和你的每一个眼神，那眼神时而忧郁悲伤，时而闪耀出无人企及的诙谐、幽默的光芒，我会永远记得。你就像一道明亮的阳光，热爱生活，来自生活。生活中的不如意，你会思考，会通过塑造各种不朽的形象来表现它们。但像你一样，我们大家都坚信你对美好、优雅和充满智慧的生活的期盼！要知道，这样的生活一定会来到我们的身边！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在生命垂危之际，你依然在他国与祖国之间进行对比求索；你临终的思绪依然热烈、深沉地爱着祖国，这一切都不会徒劳无益。 [302] 只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那么早就不得不把为你而摘的鲜花、为你编织的月桂花环和樱桃花环放在了你的墓前？照片上的你望着我，我亲爱的朋友……我还是老样子，只是现在只能在心里和你默默交谈，只有桌上的孤灯静静地发出温暖的光。窗外，夜幕早已降临，寂静而寒冷。我觉得，我猜出了夜的心思：它在等待。它在热切期盼着——晨曦和阳光，明亮又炽热的阳光……

回忆安·巴·契诃夫

关于契诃夫可以写的有很多。回想他每一个奇思妙想，回想他每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语。不过这些还是让将来为他树碑立传的人写吧，那些素材可以让他们轻松地就塑造出一位巨匠的形象，无论是生活方面还是文学方面。本人写的这篇札记不需要这些。我只想记录下已故艺术家留给我的一些主要且挥之不去的印象。

我和安·巴·契诃夫是在彼得堡认识的，仔细想想，是在八十年代末。那个时候，很多刚刚踏上文学道路的青年作家经常在阿·尼·普列谢耶夫位于斯帕斯基广场的小房子里聚会。当时普列谢耶夫已经上了年纪，生活一直很窘困——当然这是在他获得遗产之前——可是仍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是在这个词的最好的意义上讲。当时他与现在已经过世的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一起在《北方导报》工作。在他的热情感召下，每天晚上，年轻的作家们特别是一些诗人都会聚在他那儿。他爱护他们，引领他们走进文学世界；在这里，直到深夜，无休止的争论和热烈的交谈还在激荡。当时除了我，经常光顾的好像还有梅列日科夫斯基，巴兰采维奇，法乌谢克教授——那时他正在筹备一个教研室，还有德高望重的主人的朋友——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诗人——彼·伊·魏恩贝尔格。一些演员也常去拜访他，在这一群初出茅庐的年轻诗人中你还可以经常遇到斯特列别托娃、帕斯哈洛娃、斯沃鲍金和达维多夫。这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啊，年轻人激情四射的辩论，让人充满了希望，热烈的气氛也唤起了主人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少年情愫，那原本都要带进棺材了。就是在这里，一个冬天的晚上，我有幸遇见并结识了安·巴·契诃夫。他年轻、漂亮，一双若有所思的好看的眼睛。第一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了非常强烈、难以忘怀的印象。当时他住在莫斯科，只是冬季才到彼得堡小住一阵，这里的剧院正上演他的独幕轻喜剧，《新时报》登载他的短篇小说。这时正值其文学生涯中，文学界所熟知的名字安托沙·契洪捷让位于初露锋芒的名字安东·契诃夫的时期：我记得，当时他的小说《苦闷的人》和《形形色色的故事》正引起轰动，这两部作品都是由苏沃林发行的。按照这里的惯例，我们这一次见面，一直到深夜，谈论了有关文学和社会生活方面的话题。契诃夫给我的印象话不多，他实际上也是如此。他不是不爱说，只是主动说得少、回答得多；这么说吧，他从不会独自滔滔不绝。他回答时，话语中经常闪现出睿智的嘲讽，对此我听得特别过瘾；当时我还发现了他的一个特点，这一点熟悉他的人都很清楚：当他准备说出妙趣横生的句子时，他的眼睛会瞬间闪出一丝笑意。只有一瞬间。紧接着这笑意就会突然消失，就像它突然出现一样，随后，他以那种对听众极具感染力的严肃语气发表自己的见解，并且总能一针见血。我们离开时已经很晚了，彼得堡的冬夜寂静而温暖。我们走在路上，边走边继续聊着刚才的话题。契诃夫谈论诗歌中情感的必要性，他说话时有些激动，并不断地重复，希望他的意思能被理解。他认为，生活完全可以为艺术创作提供素材，而艺术创作的特点就是要表达出所描写对象的真实情感。

“在今天大家的文学争论中我没有作任何反驳，”他说，然后停下脚步，又说道：“诗歌不应该为迎合政治而作。仅此而已。”

我们继续沿着安静和空寥的街道走着……

过了几天，我们在尼古拉火车站见面，两个人已经像老熟人、老朋友了。和契诃夫相识、交往都让我觉得很轻松：他的质朴、真诚和某种明亮的东西（我不知道用别的词该怎么表达）令人着迷，会一下子吸引住对方。我们一起去莫斯科，路上我们愉快地交谈，中途每到一站，就走出车厢，在站台上聊天说笑，试着凭外表猜测身边经过的旅客的身份和性格。途中，契诃夫劝我和他一起去长途旅行，那时他正打算去萨哈林岛，他还兴高采烈地谈到有机会一定要去印度和日本，领略一下陌生、奇特的异域风情。他计划，返回时要横穿整个西伯利亚，当时那里是人们很少涉足的地方。最吸引契诃夫的当然是因为那儿是流放地。

“应该到那里看看，一定要看看，亲自体验一下。流放大概是人类关于生命和真理的假定性概念中所能想得出的最可怕、最荒谬的东西，”他说道。

许多年以后，在梅利霍沃，契诃夫对发生在奔萨的塔尔玛诉讼案很感兴趣。这个案件扑朔迷离，轰动一时。对嫌疑人是否会判有罪他详细地询问了我，然后伤心地说：

“就是说他现在就待在萨哈林岛，孤独寂寞，凄苦悲凉，他的胃会因为吃了没有烤熟或劣质的面包而不停地烧心。这对谁有好处！”

我当时非常遗憾和沮丧，无法答应和他一起旅行。契诃夫在旅行上表现的迷人的个性，旅途中可能出现的种种见闻和感受，以及他对此次旅行制定的庞大计划，都颇吸引我……但是那个时候，地方自治的工作就要开始了，另一种希望和期待正在召唤着我……

我们是在莫斯科分手的。在莫斯科逗留的几天，我结识了契诃夫一家人，他们都很和蔼可亲。我俩一起去了几家熟悉的杂志社的编辑部，在契诃夫的引荐下我又结交了几位新朋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感觉自己越来越被他的魅力所吸引。几天后，内心怀着对平生所遇到的最亲近的一个人的真诚而浓浓的眷恋，对他的天纵才情的仰慕，我离开莫斯科前往偏远的外省。直到第二天，坐在空荡、冰冷的车厢里，听着奔驰在空旷、凄冷的草原上列车的轰鸣声，我满脑子想的除了这个人，还是这个人。

很多年过去了。当我们再一次在莫斯科相见时，契诃夫已经从萨哈林岛游历归来。在莫斯科的两个多月，我们经常见面。我们一起去看戏，一起去会老朋友，最终，我们以少不了的传统干杯、拥抱，从此以“你”相称，成为至交。

契诃夫依旧寡言少语，非常谦逊，虽然当时他已经蜚声文坛。

“我在彼得堡的时候发生过一件很可笑的事，”有一次契诃夫对我说，“有朋友说波隆斯基很想认识我，于是他们（好像是列依金还是戈利凯）就把我带到了波隆斯基家的一个聚会上。大家见面后，在相互介绍的时候都只称呼姓，结果谁也没搞清楚谁是谁。因为听起来不知道是奇若夫，还是契诃夫。波隆斯基和他的客人们根本没有在意我，一晚上我都默默地坐在角落里，心里纳闷儿，波隆斯基为什么邀请我来，也不明白朋友们为何要让我相信他对我很感兴趣。终于到了说再见的时候。波隆斯基大概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想对我说一些客气话。‘希望您不要忘了我，’他对我说，‘要常来啊，我觉得和您好像早就见过面，您的姓是奇若夫，对吧？’‘不，是契诃夫，’我回答。‘我的老天爷呀！您怎么不早说！’主人大叫起来，甚至一个劲儿地拍手。这事儿听着很可笑吧。”契诃夫和善地、有些难为情地结束了自己的讲述。

在莫斯科生活的这段时间让我弄清楚了一件事，那就是契诃夫性格的主要特点：真诚，对谎言丝毫无法容忍，他会被谎言折磨得痛苦不堪。当然，对于当时已经是全国闻名的大作家、莫斯科的显赫人物契诃夫来讲，会听到不少的谎言，有时还是很可笑的谎言。他能敏锐地分辨出那些和文学没有丝毫关系的人的虚伪的奉承，他充满忧伤地说：“赫卡柏跟他有什么关系？”他更为愤怒的是涉及社会生活和信念的谎言。

有一次在说到一伙人时，他对我说：“他们喝得醉醺醺的，亲吻，为宪法干杯！那么，你觉得，他（他说出了他的姓）真的需要宪法吗？要知道他可是只有在政治奴役的条件下才能够谋财富，享安乐。他们为什么要说谎话呢？”

顺便谈一下社会见解问题。杂志上多次刊登文章指责契诃夫的冷淡主义、无动于衷。民粹派的，有时是泄愤的文学之后，人们对契诃夫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认为他是一个纯粹的为艺术而献身的人。其实从一开始这就是一种很大的误解。那些文章忽略了这位年轻作家的作品中，是俄国现实的艺术真实，而非个别形象的真实，这一真实在果戈理之后第一次如此强烈地被表现出来。每一个有眼睛的人都会看到这种真实性，不言而喻，它比自由主义文学那种教训人的腔调要有价值得多。“诗歌不应该为迎合政治而作”，契诃夫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现在，当谈到小说创作领域里出现的不好现象时他又一次表达了几乎相同的见解。但是，他对已故的格·伊·乌斯宾斯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一流的艺术家，并且常常援引他的作品。顺便说说，上面我提到的误解也只是暂时的，并且因作家的《农民》和《在峡谷中》两篇小说，这种误解自然也就消除了……

契诃夫的创作量很大，由于这个缘故，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就此，他不止一次向我表达过。他说：“一个艺术工作者，应该时时刻刻创作、时时刻刻思考，否则就无法生存；否则我们的思想何处安身，我们自己何处安身。看看涅克拉索夫吧，如果算上现在大家已经遗忘的小说和他发表在杂志上的作品，他的创作量真是大得惊人，我们都会嫌他写的东西太多了。”基于这一点，契诃夫不止一次劝我放弃社会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中。虽然他并不反感地方自治局的活动，但他认为“由于无法左右的原因”这项工作不会太有成效。他觉得，这种工作应该由一些和文学不相干的人来做。的确，当时这项工作处于非常困难、令人苦闷的时期，现在想起来还不禁揪心。现在看来，契诃夫给我的信中提到的简直就是俄罗斯现实令人忧郁沮丧却迷人而真实的笑话：“Vivemonsieurlemembred’hoteldezemstvo！Vivelapunitioncorporellepourlesmoujiks！ [303] 要尽心地工作。要牢记誓言。不要放走农民，如果需要，那就打他一顿。”而见面时契诃夫对我说：“这个工作挺好，上帝保佑，你能做出些成绩。不过，真正需要的不是教师饿肚子的小学校，也不是急救包，而是真正的人民的大学。”所以，当我读到那篇迷人的小说《带阁楼的房子》中画家说出的那些几乎相同的话时，我不是吃惊，而是高兴……

第二年冬天，我和契诃夫又在莫斯科经常见面。作为一名作家，他的声誉与日俱增。外省人都在迫不及待地等待着他的每一部小说，他的每一行字。人们对他的作品非常感兴趣，几乎全俄国都在逐字逐句讨论他的新作。确实，读契诃夫的作品没有办法不精神亢奋。天才的艺术家征服了自己的祖国。

这年冬天契诃夫经常来莫斯科，住在谢尔普霍夫县自己不大的梅利霍沃庄园里。我现在记不清就是在这一年冬天，还是哪一个冬天，契诃夫在莫斯科邀请我和他一起去彼得堡的皇家大剧院观看他的戏剧《海鸥》首演。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次演出的日子是10月17日，契诃夫对我说：“一起去看看吧，见证一下我的剧本是怎样被演砸的，选在发生火车翻车的日子首演并不只是巧合。”当时我极力向他证明，他的剧本是多么有意思、多么的感人，不会演砸的。契诃夫却说：“你错了，会演砸的，一定会的！原因在于大部分的演员都是按照固定的模式在表演。一个人往往会刻意代表作者，就是说，可能扮演某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滑稽地模仿他的样子。在他们的舞台上，如果演一名军人，一定会端着肩膀，靴子踩得砰砰响，与生活中的军人根本不一样。富有灵感、充满激情的真正的天才是很罕见的。他们根本不会关心是否能传递出我剧本的主旨。”

我没能和契诃夫一起去。首演失败了，这给作者带来了巨大的、无法承受的伤痛。后来，契诃夫的妹妹玛利娅·巴甫洛夫娜曾对我说，首演的第二天契诃夫就极度绝望地从彼得堡直接回到了梅利霍沃，没有在莫斯科作任何停留。很长一段时间，任何有关演出的事他都不愿意听，朋友和周围的人也都尽量不和他谈起有关《海鸥》的事，以免刺激他的神经。

所有和契诃夫熟识的人都永远保留着对梅利霍沃的回忆。它位于谢尔普霍夫县的一个舒适的小角落，是一座不大的地主庄园，带有一个小花园。玛利娅·巴甫洛夫娜负责操持庄园里的一切事务。在这里，每一个到访者都会受到契诃夫殷勤好客的双亲——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和叶夫格尼娅·亚科夫列夫娜，以及彬彬有礼的玛利娅·巴甫洛夫娜热情周到的招待；主客会推心置腹地交谈。契诃夫喜欢这个位于俄国中部的小角落，精心地布置这里的一切——这对于他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说并非易事。经常是，必需的修缮开支要等小说的稿酬支付，所以只能分步进行。在钱财方面，契诃夫委婉得近乎死板。当时他对我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出版商一再央求他写篇小说，并且提前就把消息公布了出去，可最后只支付给他近乎可笑的一丁点儿报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二十六卢布。“要知道我不是讨价还价的生意人，”契诃夫说，“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各种奉承的话说完后，神神秘秘地给了我那么点儿钱！我需要治病，梅利霍沃也需要钱，可这些话我却说不出口。”

梅利霍沃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一进大门，狗儿欢快地叫着迎接你，让人的心情一下就变得快乐起来。这是两只达克斯狗，一只叫勃罗姆·伊萨伊奇，另一只叫希娜·玛尔科夫娜。在契诃夫的生活中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充满智慧，除了一样事，那就是作家患有肺病，这一点他本人和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必须要治病，要遵循卫生的生活方式，要到国外、到南方去休养。可他却不愿意去想自己的身体状况，不想忙活自己，身边的生活吸引着他。对他而言，生活的本质就是创作，为此才需要爱惜身体……

我曾经在夏季造访过梅利霍沃。那个季节的梅利霍沃比冬天更美丽，更舒适，精心打理的小花园里开满了鲜花。花园里有一个不大的工作间，契诃夫在这里长时间工作，和客人聊天；他们谈论着玛利娅·巴甫洛夫娜没完没了地忙碌的乡下事——所有的这一切都让客人想在梅利霍沃多待一天，不愿意离去。多么令人愉快呀：和主人边聊天边在庄园的周围漫步，或是坐在小池塘的岸边休息，小池塘里面有鲫鱼……

有一次，八月份或九月初，契诃夫说我来得正是时候，可以参加刚建成的学校的受洗仪式，他任这个学校的督学。他介绍我和一位女教师认识。她是个年轻的姑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毕业于谢尔普霍夫中学，契诃夫开玩笑地称我是人民学校的外国学监和领导，显得比平时活跃、快活得多。他又指给我看一个当地的农民，说他就是自己小说《农民》中村长的原型，还让我注意他说话时的特点。随后我们又谈起民办教师的困难状况，后来我在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马车上》中读到了这种状况的艺术真实的表达。契诃夫对待身边的人总是特别好，特别和蔼，而对梅利霍沃的农民也尽其所能给予帮助。

契诃夫冬季通常要搬到克里米亚居住，不得不离开他所热爱的莫斯科和中部的那个小角落，这让他非常难过。“一点办法也没有，一点办法也没有，”契诃夫伤心地重复着这几句话。他请我在冬天一定到克里米亚去看他。可是，那个冬天我并未能去。到了春天，他返回莫斯科后病情加重住进了医院。出院后，他给我送去一张纸条，说他身体状况非常糟糕，准备以七万五千卢布的价格把自己的作品卖给马尔克斯，说这件事已经决定了，最终由谢尔津科负责安排达成此事。很显然，这桩买卖对契诃夫不是特别有利，但在当时必须在克里米亚为自己安置一处舒适住所，大概这是惟一可行的办法。

契诃夫在克里米亚的别墅位于阿卢普卡，雅尔塔郊区，房子建造得很漂亮，被契诃夫和玛利娅·巴甫洛夫娜布置得既优雅又舒适。同样，那里仍然能让人感受到契诃夫和他家人的热情、好客。只是他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不久前去世了，葬在莫斯科。但是，契诃夫自己无法接受这种迫不得已远离俄国的生活。那个时候，别墅还在建造中，他的来信让我感受到了他压抑的心情：“多谢你还记得我，给我写信……看样子，我要在雅尔塔长住了，我正在建造过冬的房子，并且已经邀请朋友们来我这儿做客，同时我许诺，在我的克里米亚别墅，我将不再酿葡萄酒，而要用麝香葡萄酒款待朋友……我冬天将住雅尔塔，夏天四月份时会搬回谢尔普霍夫的梅利霍沃。到时来梅利霍沃吧，我们一起吃饭，我还会邀请你来克里米亚。我的鲫鱼欢迎你。我的身体还可以，还是单身，还是缺钱。虽然马尔克斯花了七万五千卢布买下了我的作品，可问题是，钱呢？他们没有寄给我。看样子我的代理人谢尔津科已经把钱捐了做善事了，又或者听从列·尼·托尔斯泰的话把它们扔进火炉里去了……别忘了给我写信，写信啊，要记住，我是迫于无奈才客居他乡，我非常希望不要和大家失去联系，就是多写写信也好啊。”

在另一封信中——这封信是契诃夫在雅尔塔一切安置妥当后寄给我的，信中是同样的思乡之苦：“我还在雅尔塔，朋友们还没来，没有雪，没有雪橇，没有生活。Cogito, ergosum（拉丁语：我思，故我在）。但除了Cogito（思考），再没有生活的其他标记……总之，信写得长一点吧，让我有理由认为你是个心地善良之人。”

当我在克里米亚见到契诃夫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喜欢我的别墅和小花园吗？真的喜欢吗？可是这是我的监狱，最普通的监狱，就像彼得保罗要塞。区别仅在于彼得保罗要塞潮湿，这里干燥。”

契诃夫很长时间都无法接受“被迫”在南方生活的这个事实。但是，最终他还是喜欢上了自己倾注了大量心血建起来的别墅。很显然，他很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就在他去世前不久，玛利娅·巴甫洛夫娜曾向他承认，她自己也很长时间无法接受不得不迁居雅尔塔和离开梅利霍沃这个事实，而现在这里的一切她都觉得很珍贵，而契诃夫忧伤地开口说道：“这就像两个不相爱的人结了婚，开始彼此都不喜欢，后来就慢慢习惯了！”

尽管疾病缠身，但不论病情好坏，为了免得周围的人担心，契诃夫一直都在坚持工作、工作、工作……他是一位真正的大艺术家，艺术家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创作……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莫斯科，只要有可能，只要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糟糕，契诃夫就想回莫斯科……

去年，也就是1904年秋天，我造访了新处女公墓。那是一个温暖、宁静、阳光明媚的日子。一群年轻人，大学生，中学生，聚集在一个不大的坟丘旁，契诃夫就长眠于此。墓前放着已经凋谢的花束和花环，还有一束鲜花，有人刚刚放在那儿的。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个坟丘，至今它都是契诃夫留给俄国最珍贵的东西。

他留下的作品将永远带给人们享受，透过这些作品可以研究契诃夫时代的生活。他还留下了那份荣耀——在他死后变成了他的祖国的荣耀。

契诃夫走得太早，正值他创作的顶峰，还可以写很多、很多。但他做的已经足够，他真正诠释了一个伟大艺术家生命的意义，并无愧于这个称呼。这一点我知道，并从中寻找安慰。但是，说实话，这些并不能带来安慰：在我面前是一位睿智、善良、无比真实的人，周身充满了一股强大、神秘的力量，即常称之为才华的东西。为这样的人痛苦、遗憾，无限遗憾——在它最高贵的意义上……

（张璐　译）

题解：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拉德任斯基（1859—1932），俄罗斯诗人，散文作家，社会活动家。1859年3月8（或20）日生于萨拉托夫省谢尔多布斯克县的亚历山德罗夫卡村（今亚历山德罗沃罗斯托夫卡村）。1870—1875年曾在圣彼得堡的法政学校学习。最早在В.П.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儿童阅读》上发表短篇小说，从而开启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随后，在普列谢耶夫的力荐下在《北方纪事》、《俄国思想》和其他杂志上发表诗作；1890年在乡下居住时，拉德任斯基创办了自己的民办学校，并担任了三年的教师。他曾是奔萨省地方自治局的成员。发表的作品有：《诗歌集》，《民办学校教育和培养问题的访谈》，尝试编写针对学校和民众的俄罗斯文学简史——《关于书籍和著作》，《在耕地。小说和故事》。1919年移居法国。期间撰写回忆录和创作描写俄国侨民生活的作品。1932年1月在法国尼斯去世。

契诃夫、马明西比里亚克和波塔片科，1895年

和契诃夫交往的几年

伊·尼·波塔片科

我不了解他青年时代的情况。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时，他在文学界已享有盛名。他已出版了几本书，剧本《伊万诺夫》已经写成并在舞台上演出。当时他就打算到萨哈林去旅行。

我只谈谈见面的事。不管怎样使人纳罕，我们的交往不是在第一次，而是在第二次见面后开始的。

第一次见面时的印象有点模糊了。我当时住在敖德萨，为地方报刊撰稿，在市参议会任职。我接触文学的过程非常简单：只写过几篇小故事，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莫斯科小剧院全班人马到城里来做客。他也来了。他过去对我一点不了解，可是，当时住在敖德萨的他的一个塔甘罗格中学同学，后来成为著名的托尔斯泰主义者的作家彼·阿·谢尔盖延科，对他曾提到我，而且领他到我住的别墅里来了。

当时他大概连自己对这次无足轻重的和不必要的会见也感到惊异。我从上到下端详着他，期待着从他那儿得到一点特殊的东西。

然而，他不是一个喜欢给对方留下印象的人。相反（这一点我后来很迟才看出来），当他发觉别人在期待他，所谓察言观色的时候，他似乎在尽量避免突出自己。于是他就不露声色了。

我们谈了谈在当地发生的一桩偶然事件，他就走了，想必在惋惜浪费的时间吧。

三四年以后，当我们在莫斯科会晤的时候，仿佛彼此还是第一次见面，敖德萨的那次见面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我们之间接近得很缓慢，——这方面我们双方都是有困难的。在我这方面，多半是由于缺乏自信，他呢，我想是由于谨慎吧。

他一向显得安详、沉静、外表冷峻，这些像一层似乎难以穿透的铠甲包围了他的个性。看来，这个人在煞费心机地保护自己的心灵，不让外人窥探似的。

然而，这并非是那种讳莫如深，当一个人有意隐瞒他不便表现出来、最好加以掩饰的某种东西时往往会流露出来。不，这完全是另一种性格，我对它久久不能理解，直到后来我也不知道是理解了，还是不过给自己想出了一个近乎情理的解释。

我觉得，他完全沉溺在创作中。从他早晨醒来睁开眼睛开始，直到夜间他合上眼睑，每一瞬间他都在不停地进行创作。也许这是一种不自觉的创作，但毕竟是创作，他也感觉到这一点。

创作是羞羞怯怯的，这一点他比别人表现得更明显。只要有人在场，他是从来不写作的……

契诃夫根本不能忍受在众目睽睽下创作，由于他一直在进行创作，甚至在与生活和人们直接接触时，也采取一种他独有的特殊的创作方式，因此他必须躲着干这项工作，这就是至亲好友总觉得在他和自己之间存在一定距离的原因。

因此，我断定契诃夫不曾有过朋友。对于他去世后出现了许许多多朋友这种情况，我无意用虚荣心和掠名来作解释。我深信这些人由衷地把他当作自己的朋友，而且按照自己的心愿也是如此，那就是说，他们爱他出于真正的友谊，准备向他敞开自己的胸怀，也许他们已向他敞开过了，这是没有疑问的——他身上具有一种能使人向他倾诉衷曲的不可抗拒的魅力，——因此，他清楚地了解一个人心灵的最细微的曲折变化，但他自己却不在任何人面前打开自己的心扉。

也许，这种特长，这种一眼能看透人的非凡的才能，是他不能让任何人接近他心灵的原因。这是异常正确的心灵。有一些幸运儿往往具有极为匀称的体格。他们的一切都显得无比完美。这种体格会产生魅人的美的印象。

契诃夫的心灵就是这样。它包含着一切——既有长处，也有弱点。如果它仅仅具有优良的品质，那它也像单单由弱点构成的心灵一样是片面的。

实际上，在契诃夫的心灵中，除了豁达和谦逊，还有骄傲和虚荣心，和公正在一起的还有偏颇。但是，他像一位真正的智者那样善于控制自己的弱点，因此，这些弱点在他身上也就带有美德的性质了。

极度审慎，对自己发表的意见抱严格态度，字斟句酌，这些使他的谈吐增加了特殊的分量，正因为这样，它们才具有判决的性质。

我在阅读大量契诃夫回忆录的时候，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印象：所有人似乎都害怕哪怕一分钟显得他是一个满腔热血，带有活生生的人类的欲望和弱点的人。

也许，这是因为最真实的回忆录写的是他晚年的生活，这时候，他病魔缠身，体力衰弱，于是，他便有意无意地、谨慎地保护自己的力量。情况是这样的，在他住在克里米亚的那几年里，我没有看见过他。

在我与他在莫斯科和梅利霍沃，偶尔在彼得堡相遇的这段时期中，他并不是那么爱惜自己的。从我们对艺术的渴慕来说，这是值得惋惜的……

……那时候契诃夫住在梅利霍沃几年前购置的小庄园里，经常到莫斯科去。他通常住在“莫斯科”大饭店，但我经过多方张罗，终于说服了他，让他住到我那里。

我住在大尼基茨卡娅街上，在一楼有两个普通的带家具的房间。

应该承认，每次他的到来对我都是一个节日，而且不仅对我是这样，对我们这个小圈子里的所有成员也是这样。

这个消息立刻传到了《俄国通讯》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萨布林那里，如果他不是第一个知道这一消息，他认为这是委屈了他。这位《俄国通讯》的出版人年龄已相当高，比我们每个人都年长约二十岁，他对安东·巴甫洛维奇关怀备至，令人感动。他一直忙于办报（主编经济栏），外表严峻，由于体质关系，站起来时略显笨拙，每逢契诃夫来到，他便活跃起来，变成了一个青年，于是，不管有多少日日夜夜，都成了节日。

我们本来就得在小饭馆里吃早餐和午饭。不过平常像不可避免似的，而那时这一切都具有一种独特的隆重气氛了……

维·阿·戈利采夫喜欢和我们一起休息。他慢悠悠地呷着对他心脏有害的红葡萄酒，说着俏皮的、有时挖苦的话，并且保持着友好而高亢的声调。

演出结束后，阿·伊·尤任有时抽出一两个小时也来了，和他在一起我们谈到戏剧题材的问题，这时候香槟酒便取代了红葡萄酒。

安东·巴甫洛维奇有时埋怨几句，显得有些固执，但要说服他是很容易的。他不能不考虑到，这一切都是恰好发生在他到来的时候，而且拿不定主意要使在和他交往中一下子年轻二十岁的萨布林遭受奇耻大辱。

他顺从地来了，轻轻咳嗽着，脸上还带有怒气，后来就活跃起来，和戈利采夫开始作友好的争论，并且滔滔不绝地谈那些令人神往的、笑得前仰后合的蠢事和动人的意外事件，在这方面他是无与伦比的行家……

契诃夫在莫斯科每次逗留几天，但在这几天里他什么也没写。他那必须远离人才能创作的习惯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因为他经常要出现在大家面前。而主要的是，这里没有他那间舒适的书房，他创作上的回忆有多少是和它联系着的啊。

他在旅馆里有一个“自己的”房间（似乎是五号吧），后来这个房间好久还被称为“契诃夫室”，大家都知道，总是往那里叩门。

然而，他对素昧平生的人还是能摆脱的，如果手头忙着，那好吧，就借口忙得不可开交。但更糟糕的是，恰恰是那些在他去世后才感到自己是他朋友的人也把这件事宣扬了出去。

某一个“朋友”因事从彼得堡来，在顺利地办好自己的事以后，决定和契诃夫一起消磨一个晚上。在他特别害怕使人难堪的情况下，这对他真是不幸极了！

举例说，我知道有一个作家（已故）以契诃夫的挚友自居，安东·巴甫洛维奇诚挚而亲切地对待他，但完全不能忍受像他自己所说的对方那种“惨笑”。

我记得，有一次安东·巴甫洛维奇在莫斯科只逗留了一天，一回家他就说要马上到梅利霍沃去。

“为什么？”

“我遇见了N。他是昨天来的。路上他叫车夫把马车停住，拥抱了我，他知道我住在这儿，就说今天要到我们这儿来消磨整个晚上。还要我向你问候呢。这样吧，你接待他一下，就说我……哦，随你说什么都行。”

不管我怎样向他说明，这件事可以安排得简单些——到什么地方去避避，给N送个便条去，——他还是毫不动摇：

“反正他会找到我，而且会笑起来的。他可是位幽默家，非常爱笑，——这就是悲剧。”

于是他当天到乡下去了，尽管他在《俄国思想》编辑部里还有待办的事情，为了这件事他四五天后又到莫斯科来了。

然而，使他感到无法遏止的、几乎惊惶失措的恐惧的事，则是郑重其事的演说，特别是如果他料到要他积极参加的话。

我还记得已故的德·瓦·格里戈罗维奇 [304] 有一次来莫斯科的情景。在这以前，在彼得堡已为他举行过一次庆祝会。这是一桩异常隆重的、在文学史上似乎是惟一的和破天荒的盛事。

由于这位作家有时在《俄国思想》上发表东西，乌·米·拉夫罗夫打算在莫斯科为他举行一个“分部庆祝会”。 [305]

当然，这比起彼得堡的庆祝会来，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但还是像在“艾尔米塔什”那样，被邀请的宾客有数十人，事先规定在庆祝会上演说。

不用说，对安东·巴甫洛维奇到莫斯科来作了特别的安排。一方面，要把莫斯科文学界所有的并引为自豪的最好东西向彼得堡的文学家显示一下，另一方面，要考虑契诃夫和格里戈罗维奇之间的特殊关系。

要知道这位老作家第一个在刊载于讽刺杂志上的短篇小说中发现了契洪捷的才能，引起苏沃林对他的注意，还给他写了一封令人感动的慈父般的信。

这一切安排都对安东·巴甫洛维奇提出警告——不言而喻，他将是“分部庆祝会”的装饰品。

安东·巴甫洛维奇陷入了郁闷中。一整天都不能和他谈什么事情。他，平常对一切人和一切事总是抱着和善的、宽容的态度，为大家寻求谅解的理由，突然变得对人对事都严峻起来，干脆和人顶撞，因而最好是别去打搅他。

傍晚时他开始有点温和了。他恢复了平常的那种幽默，不时从显然谁都不知道的演说中挑选断断续续的词句来打破自己的沉默：

“最尊敬的和值得敬重的作家……我们亲如一家欢聚在这儿……”接着沉默片刻又说道：“我们友好的作者之家，通过您，深受尊敬的……”

“这是怎么啦？”我问。

“我这是引用你将在宴会上为祝贺格里戈罗维奇而发表的演说。”

“为什么要引用我的演说？你最好还是从自己的演说中引用吧。”

“我明天就要走了。”

“哪儿去？”

“梅利霍沃。”

我不禁恼怒了：

“怎么能这样？是欢迎格里戈罗维奇，他为你写过信……关系是这样好……最后，还要使拉夫罗夫和所有其他人失望……”

这时他才申述自己的理由：

“这一点是很容易明白的啊。我的才能是格里戈罗维奇发现的，因此我应该发表演说，不是随便说几句，就是要发表演说，而且在演说中一定要谈到他发现了我的才能，否则就显得失礼。我的声音要颤抖，眼眶要噙满泪水。假使我不发表演说，人家会久久地推我的腰窝，我还是不说，因为我不会。但是拉夫罗夫一定会站起来说，格里戈罗维奇是怎样发现我的才能的。那时格里戈罗维奇会站起身，走到我跟前，伸出双手拥抱我，感动得流泪。老作家都是喜欢哭的。哦，这是他的事儿，但最主要的是我也得陪着他哭，但我不会。总而言之，我辜负了任何人的期望。你不是自己体验过，深受感动而不哭是什么样的滋味么。”

这里安东·巴甫洛维奇指的是和我有关的一件小事。大约三年前，科学院授予我半数普希金奖金以资鼓励，德·瓦·格里戈罗维奇出席了授奖仪式，他对我的盛情关顾到了无以复加、令人极度感动的程度：他从科学院径直来到我那里，通知我这桩在我引以为荣的大事，而在这以前他并不认识我，从未见过面。

那可怎么办呢？我使他不快了。我感到不好意思，手足无措，只能紧握着他的手，用平常会讲的几句简单话向他致谢。这位老人后来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曾对人抱怨，说以前的作家是如何富于同情心，并且引用别林斯基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会见这个众所周知的故事作为例子……

契诃夫所说的一切，在他看来绝不是戏言。他确实感到痛苦，扮演了他所描写的一场戏的角色。实际上，这场戏是描写得十分真实的。事情正是这样而且也一定是这样。

就在举行庆祝宴会的前两天，当彼得堡来电，通知受庆贺者即将到达的时候，安东·巴甫洛维奇收拾好旅途用品到乡下去了，临别时他对我作了如此郑重的委托：

“你在那儿好歹得……把事情安排好……主要的是安慰拉夫罗夫。”

但是，要安排好这件事是困难的。乌·米·拉夫罗夫一知道安东·巴甫洛维奇逃席，差一点病倒。他那巍峨宏伟的建筑物上最主要的一块砖掉了下来，建筑物本身就面临着倾圮的危险。

然而，不用说一切都对付过去了。格里戈罗维奇来了，宴会也举行了。

我在宴会上有生以来出了一出丑：在听从戈利采夫的规劝后，我企图发表有关契诃夫的演说，那就是谈谈他如何热望出席宴会，以便亲自发表演说等等，但病魔使他不得不到乡下去。上帝就为了我说谎而惩罚了我。

我生平从来不曾当众发表过演说，开头几句话就说得乱了套。我仅仅来得及提到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他……

那位可亲的老人想必看出了我的困窘，立刻替我解围，自己谈起契诃夫来，说他如何发现了他的才能，还有他的那封信，一句话，谈到了我们现在清楚地了解的一切。

在梅利霍沃，在周围都是亲属的环境中，安东·巴甫洛维奇过着宁静的生活。他订购了许多书，经常埋头读书和从容不迫地写作。住在那里的有他的父亲巴威尔·叶果罗维奇，母亲叶夫格尼娅·亚科夫列夫娜，妹妹玛丽娅·巴甫洛夫娜和弟弟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

可是，尽管家里有长辈和亲人，安东·巴甫洛维奇却是一家之长。他的爱好可以左右一切，一切都按照他所喜爱的方式安排。

他对待母亲一片柔情，对父亲却仅仅表示儿子的尊敬——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他让父亲享有安静的晚年生活所需的一切，但总是记住父亲以前在塔甘罗格还是一家之长和供养者时的专制。有时候他指着如今已变得平静、和顺和善意待人的老人，回忆着过去父亲迫使孩子们到教堂去做礼拜，遇到他们不够热心的时候，便扒下他们的衬裤，抽打他们赤裸裸的皮肉。

当然，这种回忆是不含有丝毫恶意的，但显然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常常说，那时候他父亲是个残酷无情的人。

安东·巴甫洛维奇不止是因为父亲打了他而不能原谅——他的心灵是不能忍受任何横暴行为的，——而且还不能原谅父亲把自己片面的宗教修养灌输给他，使他的童年黯淡无光，并且在他的心中引起了反对专横地强加于人的信仰……

“我现在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时，印象是非常阴郁的。”他在给伊·列·谢格洛夫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现在不信宗教了。但您不知道，过去我和两个兄弟常常在教堂里唱三重唱《弃恶从善》或《天使长的声音》，大家都感动地望着我们，羡慕我的父母，这时候我们却觉得自己是小苦役犯。”

下面还谈到当时有名的教育家拉钦斯基的学生：“如果他们心里感到欢乐，那他们就比我和我的兄弟幸福，我们的童年是苦难。” [306]

虽然那时这一切早已结束，而且老人根本不再是他生活中的角色，只是坐在那里经常祷告，阅读拯救灵魂的书，无忧无虑地度着余年，对儿子的声誉喜不自胜，虽然安东·巴甫洛维奇友善而尊敬地对待他，从不用暗示提到往事，但往事在敏感的心灵中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一直没有被遗忘。

我始终认为，他对待父亲缺乏那种使母亲和兄弟姐妹感到温暖的热情。特别是对待母亲更为热情，在塔甘罗格，巴威尔·叶果罗维奇享有最高的权力，她在家庭中恐怕很难有发言权。如今安东·巴甫洛维奇成了一家之长，她就得到了这种发言权。

而母亲也报答他一片虔诚的柔情。看来，她操心张罗，要使安东·巴甫洛维奇只要一想就会到手的任何愿望立刻实现，这已成了她生活的目的。他的情绪的每个变化都会在她脸上反映出来。她熟悉他的习惯和有点儿任性的要求，举例说，他用不着说他想吃饭，现在该开午饭或晚饭了，只要站在那只挂钟前看一看，这时候她便警觉了，一跃而起，跑到厨房里，催促大家赶快开饭。

这时他的兄弟都已成人，每人都有一定的地位。哥哥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住在彼得堡，我没有机会就近观察他对待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态度。其他两个弟弟伊万和米哈伊尔，他对他们除了纯粹的手足情谊以外，还有一种同志式的态度，而他们对他则特别看待为一家之长，由于他的才能，一个平凡的、在此以前不为人所知的姓——契诃夫，受到了无比的尊敬。

当梅利霍沃来了使安东·巴甫洛维奇高兴的客人时，他便成了关怀备至的主人，亲切而殷勤地招待来宾，而主要的是关心让大家吃饱睡足。

在已经发表的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书信中，常常提到我在梅利霍沃唱歌这回事。这是确实的。在梅利霍沃，我们的日子充满了音乐和歌唱。优秀的女音乐家莉·斯·米济诺娃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和他全家人的挚友，她弹钢琴，我唱。而安东·巴甫洛维奇总是点他特别喜爱的曲子。最使他欣赏的是柴可夫斯基，他的抒情曲没有从我们的节目单上消失过。

可是，在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书信中，他却腼腆地绝口不谈他自己也唱的事，——诚然，他唱的不是抒情曲，而是宗教的赞美歌。这些歌是他童年时代学会的，那时在教堂里在父亲的指导下唱的就是这种歌。

他有着一副相当响亮的男低音嗓子。他非常熟悉教堂的祈祷式，喜欢举行家庭即兴式合唱。唱的是祭祷歌、短歌、颂歌和复活节的赞美歌。玛丽娅·巴甫洛夫娜也到我们这里来坐一会儿，随大家唱唱，巴威尔·叶果罗维奇深表同情地低声哼着，安东·巴甫洛维奇则始终认真地唱男低音。

这显然给他带来了真正的快乐。看他的脸色，仿佛这时候他觉得自己是个婴儿似的。

我不知道他独自一人时是怎样写作的。这一点似乎谁都不知道。也许那时他就坐在桌旁写个不停。但在梅利霍沃的那些日子里总有客人来访，他几乎时刻和他们在一起。

但是，毫无疑问，他那时也在写作。他一刻也离不开创作活动。有时候，正当欢声笑语或乐声悠扬，他突然消失不见了，但时间不长，过了几分钟他又出现了，原来这时他在自己的书房里写下了他构思好的两三行东西。一天中他常常有这样的情况。

可是，在晚上，将近半夜时分，大家各自回到房间里熄灯就寝，他的书房里还长久地亮着灯光。那时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写作，有时工作得很久，第二天比别人起来得迟……

他知道自己的病吗？也许他有怀疑，也许怀着但愿没有的愿望，但也不免想到，在他频频咳嗽，把支气管炎当作原因的时候，曾半开玩笑地说起“肺结核” [307] 这个词儿……

是的，这个词儿一直出现在他的脑际，仿佛他认为自己注定迟早要成为这种疾病的牺牲者，但他认为还不到这个时候。

他在1893年10月从莫斯科写给哥哥的信中说：“我有点咳嗽，但远不是肺结核。痔疮。肠卡他。老是偏头痛，有时连续一两天。心跳突然中断。精神懒散、怠惰。” [308]

他看到并列举了它的所有症候，但仿佛故意避免正视它。“我活着而且很健康，”过了几天他给苏沃林的信中写道，“咳嗽比以前加剧，但我以为这还远远不是肺结核。” [309] 更晚些时候，有人在彼得堡说，安东·巴甫洛维奇似乎患了肺结核，他写道：“为什么要散布这一切奇怪的不必要的谣言，这只有不知何故创造了挑拨是非者和糊涂人的上帝才知道。我没有患肺结核，也好久不咯血了。” [310]

然而，他经常反复谈到并加以否认，这一点就足以显示，关于肺结核的念头不断在打扰他，使他无法安宁。同时他仿佛想使自己确信，确实没有患肺结核，不需要采取措施来制止正在发展的疾病。

再说他能采取什么措施呢？他是医生，清楚地知道医学还不能用有效的方法医治肺结核。

其他任何人处在他的地位上也许会在这方面产生误解，但他却不会。其他任何人也许会抓住江湖郎中所开的许多药方，但他知道这些药方的价值。

惟一可能有效的办法是气候的彻底改变，他也承认这一点，而且经常想望着，但始终没有达到目的。生活把他困在北方，而北方的气候不知不觉地把他的体力消耗殆尽。

我无法忘记，有一次我们从莫斯科到梅利霍沃去，在车厢里，我们的邻座是一个频频咳嗽的人。安东·巴甫洛维奇立刻和他结识了。这位邻座自称是沃洛格达省的地主。

安东·巴甫洛维奇怀着特殊的兴趣反复问地主的病情，那一个带着疑虑和困惑的神情对他瞧了瞧，他便坚定地说：

“我是医生。”

这以后邻座便把自己的详细病情全都告诉了他。这人也有头晕，心跳突然中断，甚至非常奇怪，还有痔疮，轻度咯血，一句话——有着他自己常有的一切疾病。

随后邻座谈到他看过的二十个医生和试服过的上万种药品。安东·巴甫洛维奇就这两点对他说：

“这一切都没有用。必须离开沃洛格达省，到热带什么地方去走走，并在那儿住上两三年。”

这正是他梦寐以求而达不到的目的。

此后他一路上对这个沃洛格达的地主显得分外关心，他详细地问他土地怎样种，种什么庄稼，他用什么样的犁。当我们要在洛帕斯尼下车时，他几乎友好地跟他告别，说：

“您无论如何应该到热带地方去住上一阵。”

“这怎么行，”沃洛格达的地主表示不同意，“我肩负着庄园和一个大家庭呢。”

“将一家人带走，把庄园卖掉，上路吧！否则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由于他确切知道“不会有好结果”，他就什么措施也不采取了。

别人当着他的面谈到新的治疗方法，谈到各种出色的试验时，他总是怀疑地笑笑。根据后来得到的结果，他是对的。在这一领域中，出色的试验至今还无成效；但是，难道他能知道这一点吗？病人通常总要抓住任何一个机会来挽救自己的生命的。

这种对自己健康的漠不关心的态度，也使我惊异不止。他连支气管炎几乎也不医治，而且也没有预防。

一般说来，他对待自己的病往往表现出一种虚伪的勇敢。他似乎不好意思过多地加以注意，认为这是胆怯的表现。

常常有一些疑神疑鬼的人，发现健康上，甚至情绪上的一点变化，也把它当作疾病。他们把每个小脓疱看成炭疽或癌症，对自己的生命总是处在恐怖中，一直向医生求治。

他的态度正好相反。他不愿意承认哪怕是最明显的敌人，而敌人以结核病、痔疮和其他的病来吮吸他的血液，不知不觉地损害他的身体。例如，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说起，他曾为自己的健康向教授请教。

确实，物质条件不让他有机会随意支配时间和挑选地点。他拥有特别绚丽多彩的巨大才能，能与之媲美的才能迄今还未问世，尽管在我们文学界中新秀大量涌现，这种现象想必也不会很快出现，他却连想都不敢想能得到巨大的收入，而这种收入，谢天谢地，后来倒落到了其他一些作家的身上。

如果他能在开罗住上一两个冬天，不考虑收入，也不考虑家庭，也许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他生活在我们中间，——要是能及时做到的话，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真正对他怀有好意的人中间，有一些人是很富有的，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给他安排这样的休息机会。但是，我们从未听到，他们当中有谁有过类似的想法。

有人说，契诃夫生病前在钱财问题上是一丝不苟的，他不会同意对他任何钱财上的帮助。

话说得完全正确，但是，这种帮助其实也是不需要的，只要对他的创作不是在形式上，而是公正地作出评价就够了。而在这方面有多少可以作出纯粹是事务性的安排啊。

只要想一想这件事就够了：契诃夫为一家资金雄厚的大报馆撰稿，每行字的稿酬只有十二戈比，也就是每印张一百二十卢布，而这家报馆还以他的合作共事而自豪呢！……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莫斯科的一位百万富翁，契诃夫的才能的热烈崇拜者的一段插曲。不过这件事稍后再谈比较合适。

尼斯。阳光明媚的四月，也许是三月。我记不清了，只知道当时彼得堡还很冷。

契诃夫住在一家俄国式的小旅馆里，如今这家旅馆看来已不存在了。我来到后就在那里遇到他。旅馆已经客满，我只能勉强租到侧屋的一个房间。契诃夫的那一间是在正屋里，又舒适又宽敞。

旅馆里的住客都是俄罗斯人，但极其平庸乏味。其中有一位外省检察长，一位教师，一位公爵夫人带着她那在俄罗斯家里不知何故没有出嫁的女儿，以及其他人等。

但是，住在邻近的马·马·科瓦列夫斯基却使我们感到欣慰，他住在博吕叶自己的别墅里，离尼斯只有二十分钟的路程，他常常来看安东·巴甫洛维奇，对他关怀备至，令人感动。

安东·巴甫洛维奇在这里觉得精神再饱满不过了。我难得看见他如此神情活跃和乐观愉快。我们的旅馆所在的地方既不热闹，也不幽美。从那里望不见大海，群山也被高楼大厦挡住了。

可是，不远就是主要街道——车站大街 [311] ，我们几乎每天沿着大街到海滨去，在那里逗留几小时。

这时候，安东·巴甫洛维奇开始和尤拉索夫建立起令人感动的友谊。尤拉索夫是当地的副领事兼芒通的领事，这位皮肤淡白的老人钟爱地望着他，像对孩子一样给他张罗。

尤拉索夫家里每星期吃一次馅饼，真正的俄罗斯馅饼，他总是邀安东·巴甫洛维奇到他家里去吃。有时候，我也分享了这种饱餐副领事的馅饼的乐趣。

再说旅馆的名称所以叫作“俄罗斯”，也并不是没有理由的（虽然它还有另一个正式的名称）。那里有一个俄罗斯女厨子，她的身世引起了所有住客的兴趣，安东·巴甫洛维奇对她的兴趣也不亚于别人。靠了她，我们的餐桌上有时也会出现馅饼，按照俄罗斯方法烹煮的鲱鱼，甚至还有红甜菜汤……

她过去在一个商人家里当侍女，大约二十年前随着这家人偶然来到了尼斯，后来他们走了，她却留了下来。她嫁给了一个在轮船上工作的黑人，有一个混血的女儿，这是一个神秘人物，也住在旅馆里，但不和母亲生活在一起。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黑人随着轮船航行回来，发现妻子有了一个白种孩子，他就以此作为正当的借口，抛弃了妻子，不愿再和她有任何瓜葛。在我们现在谈到的那个时候，他已不在人世，死了。而且那个作为断绝关系的原因的白种孩子也死了。

面孔黝黑的索尼娅（人们好像是这样叫她的）这时已完全是个大姑娘了。她避开母亲的眼睛，而母亲一遇见她就狠狠地责备。她通常几乎是不露面的，如果她要到外面去，那也是急匆匆地穿过院子，尽可能少让别人看见。

她每天晚上都出去，回家时却并不总是独自一人……

这种奇怪而复杂的情况不知为什么引起了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密切注意。不过，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生活中一切都是平凡的，”他通常总是这样说，而在文学作品中，他把一切故意卖弄、人为凑合、哗众取宠、指望使读者惊异的东西剔除出去。而这时在他面前突然出现了一片生活场景，为创作一部刺激性很强的、低级庸俗的长篇小说提供了现成的情节。

一个朴实的俄罗斯姑娘，一个黑人，一个白种孩子，一个夜间操皮肉生涯的神秘的女混血儿……

有时候午餐上了一道俄国大菜，他会作出对比，照例断断续续地、没有任何解释地说：“俄罗斯的红甜菜汤和女混血儿……”

当面孔黝黑的索尼娅穿过院子的时候，他总是凝视着她，目送着她的背影。

蒙特卡洛给他产生了意志消沉的影响，但是，要说他始终不受它的毒害，那是不确切的。

也许，这是由于我的信念（当时我就有这样的信念）一部分感染了他，那就是我认为，在这种赌博中有着一个简单的秘密，只要识破这个秘密——那时就……哦，那时一个作家的主要理想当然就会实现：自由自在地写作，从不考虑稿费、收入，不再把文学创作同谋生的问题联系起来。契诃夫对这一点的想望并不亚于我和其他任何人。

于是他，一个清醒、慎重、谨慎的人，就受到了诱惑。我们买了一大堆赌场公告，甚至还买了一个小轮盘，一连几小时手执铅笔埋头在一张写满数字的纸上。我们深入研究方法，寻找秘密。

有一次我们找到了，带着一份精确拟定的计划到蒙特卡洛去了。我们下的赌注很少，赌得小心翼翼，但赌局结束，我们数一数却少了两百法郎。

于是再买赌场公告，又是手执铅笔埋头在数字中。这一次我们从另一方面着手，又到蒙特卡洛去一试身手了。我们一度似乎摸索到了正确的路子，赢了一两局。但是到了第三局，在不顺利情况的凑合下，把钱输得精光。

那时我当然没有对他观察。我自己有可能要比他更成为观察的对象，但是，当我想起这一切的时候，仿佛不认识那个平常总是镇静、沉着、审慎、稳健的安东·巴甫洛维奇了。

认识他的人有谁相信在他身上有一股狂热呢？然而他却埋头在数字中，竭力洞察这些奇怪数字的凑合的实质，识破它们的秘密。我们发生争吵，各自提出方法，并为它辩护。在这方面，他常常会提出足智多谋的想法，而主要的是，他所以激动纯粹是为了好胜心切，因为他输的钱实际上是不值一提的。

然而，话得说回来，在这件事上却没有一点清醒。要使一个人哪怕片刻相信，在号码、颜色和其他一切可能性的偶然凑合下能够找到一些规律，——为了这一点，当然需要一定程度的狂热，它会把赌客控制住，使他们变得盲目，从而走向毁灭的道路。

可是他，似乎是一个对自己的使命保持清醒的头脑，理智地对待生活，无疑具有坚强意志的人，却一连十天相信这件事，也就是听任自己沾染了一些狂热。

我写这几行时感到惴惴不安，害怕这会使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一些崇拜者产生不良的印象。我脑海中不禁浮现出我以前读过的一些有关契诃夫的回忆录，毫无疑问，这些回忆录体现了最善良的愿望和最美好的情愫。而对于一个在回忆录的思想感情的影响下去观察他的人来说，安东·巴甫洛维奇应该被描写成一个似乎没有血肉、超然生活之外的人——一个摆脱了人类的一切弱点的圣人，没有热情，也没有过失和错误。

可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他就不可能成为艺术家，更不用说成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的艺术家了。

不，契诃夫既不是天使，也不是圣人，而是一个就人这个字来说包含其全部意义的人。他那令人惊讶的稳重和冷静是内心痛苦斗争的结果，是他历尽艰难取得的战利品。在这一斗争中，作为一个艺术家，起了协助的作用，他要求为自己付出全部时间和全部力量，而不经过较量生活是不愿意作丝毫让步的。生活是对的：要成为精通生活的行家，就得经受它的爱抚和对自己的打击。难道歌德和普希金是圣人吗？难道他们不曾“懦弱地沉溺于尘世的欢乐中”吗？

在契诃夫的一生中也发生了他们经历过的一切——有重大的事，也有微不足道的事。如果他的谨慎和那种仿佛害怕承担一切责任的心情经常妨碍充实生活的经历，那么，其原因在于才能，因为才能需要他付出巨大的献身精神，而且妒忌他对生活充满热情。

可是，作为一个人的契诃夫却为此而感到痛苦。他经常感到需要温情，但直到一生中最后几年，他始终没有私生活。他认为，私生活会花费他这位艺术家过多的注意力和精力。最后，当他做了这桩自不量力的事后，他竟用这样的话来形容自己的处境：

“你问，我是不是真的结婚了？这是真的，但在我们这样的年纪这已经什么也改变不了。” [312]

这话当然说得太夸大了。我们知道，结婚对于他并不是一件那么平淡的事。但是，也许这些忧伤的有所保留的话流露了这样的想法，那就是他允许自己得到巨大的个人幸福为时太晚了。

我再回过来谈谈在尼斯的情况。大约连续有十天他热衷于轮盘赌。他不再考虑我的意见，独自研究一套方法。有时候，他对我邀他去蒙特卡洛加以拒绝。我一个人去了，但是，瞧，过了一小时他也来了，仿佛有点局促不安的样子，站在一张桌旁长久地注视着，观察着，大概在考虑自己的想法是否对，随后坐了下去，小心翼翼地从口袋里掏出金币，按照新想出的方法下了注。

经过这些尝试，似乎他赢了不大一笔钱。但这是使赌客财迷心窍，一头扑在赌博上的危险时刻。但他却正好相反。有一天，他坚决而明确地宣布，与轮盘赌一刀两断：这以后他确实再没有到那里去过一次。他平时的性格——明白事理、小心谨慎和沉着稳健又占了上风，而主要的是，他开始觉得如此醉心赌博，把精力花在这样无聊的事情上是羞耻的。

契诃夫的意志力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他珍惜它，而且很少求助于它，但有时候他会由于缺少意志力，内心犹豫不决，甚至以做一个软弱人而感到愉快。软弱自有一种魔力，这点妇女们知道得很清楚。

可是，当他发现必须召唤意志力的时候，它便应声而出，而且从未欺骗他。他一旦作出决定，就必须做到。

譬如我，对于轮盘赌的方法、一切诡计和花招都是一场空的认识，并不比契诃夫差，但不能悬崖勒马，继续到蒙特卡洛去，越来越厉害地狂赌……直到输光。我遇到了彼得堡一位殷实的出版人，向他预支了一笔钱，也输得精光，最后免不了陷入困境，只有在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帮助下，才离开尼斯，回到彼得堡。

我把他留在“俄罗斯”旅馆里，但不久就收到他从巴黎的来信，他从那里到莫斯科去了。

在尼斯，还有一段和一位百万富翁交往的插曲，我留待下面再谈。我不知道，这件事是在什么情况下和由于什么原因而发生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在那位极其崇拜他的才能的百万富翁长久而固执的建议下，向他借了一笔钱（几百卢布）。这可能是发生在他出国前的事。

他经常和出版他的作品的出版社发生争执。出版社拖延结账，往往交给他计算错误的账单，为了查清账目，他不得不亲自到彼得堡去。他在一封信中 [313] 曾谈到一次骇人听闻的错误：根据交来的账单，他欠出版社七千卢布，经过核对，结果是出版社欠他的钱。不过这是大笔的差错，所以他才提到。小数目的差错经常发生，为此他常常抱怨。

很可能这一次出版社又是耽误了送出准确的账单的时间，而他不愿失去到尼斯的美好机会，才决定接受百万富翁的建议的。

有一天，他在尼斯收到百万富翁的一封信，通知他即将到尼斯来。我这时正好在他的房间里。他念了信，在桌上一放，勉强地笑了笑。

“永远别向百万富翁借钱！”他说。

“为什么？”我问。

“就因为一时疏忽，我向这个人借了钱。这是离开莫斯科前一星期的事。我们在一星期里见了两次面：第一次是在借钱后的下一天，他到我的旅馆房间来，坐了一小时，一直说着资助和支持一位有才能的人真是莫大的愉快。我感到羞愧，真想把昨天借的钱立刻还给他，但怕他见怪。第二次见面是在‘缪尔密里利兹’那里。我开玩笑地说：‘我把你那张一百卢布的钞票换成零钱了，’他挽住我的手臂，带我到了一边，说：‘我亲爱的，我是多么高兴……请您别为了还钱而感到不安吧。等到有朝一日您自己成了百万富翁……”接着哈哈大笑。当时我想一定要立刻把钱还给他，但我身边没有带，而且这笔钱已经动用了。瞧，现在他通知我就要到尼斯来，还告诉我他下榻的旅馆的地址，而且附笔写上，说他愿意友好地和我一起消磨一两天，如果我能享受到日光浴，并且感到精神焕发的话，那他会由于意识到亲自奉陪，稍尽绵薄，对此起了一点促进作用而感到幸福……你明白吗？这样一来，比收取任何利息都要糟糕。除此以外，他深信我一定会跑到旅馆里祝贺他平安到达。为此他连地址都写上了。可我就是不去。”

他沉默不语了，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显然烦恼极了。后来他坐到桌旁，拿了一张纸，整整齐齐地撕下三分之一。

“来，帮个忙吧……”

于是，我尽可能帮起他忙来。我们两人的法文是相当差的，但好歹总算拟了一份拍给出版社请汇款的电报稿，这笔钱是出版社欠他的还是向它预支的，我记不清了。契诃夫要求电汇给他一笔钱，数目正好是他要归还百万富翁的。

我知道他连回到莫斯科的费用都算好了，而他是很细心的，便问道：

“何必这样呢？”

“他一到这里，要我别对归还欠款一事担心的时候，我就把钱还给他。我可以打赌，一定会是这样的。”

两天后他收到了汇款。那位百万富翁很快就来了，但到达后过了几天才来他那里。也许，他真的在等待安东·巴甫洛维奇赶去“祝贺他平安到达”吧。

这次会见我不在场，但他走后不久我就去了。契诃夫以愉快的笑声迎接我：

“你不打赌真没有道理，要不我就赢了。他到底谈起了这件事：‘亲爱的安东·巴甫洛维奇，您别以为我这次来是想提醒您，’以及其他等等。但是，钱已经给我汇来了，这是多么好啊。我们马上来安排一下。”

他写了一封措辞得体的信，感谢自己的债主给予帮助，并请收下归还的欠款。为了不使对方见怪，他还补充说，所以要急于做一个守信用的债务人，仅仅是为了将来万一需要时，好再一次领受他的盛情。

信和钱都装在信封里，写上地址，请了一位居间人，委托他把这一切按址送去。

“他坐的是轻便马车，也就是说已经到家了，这样就不至于显得太快。”

这个故事就此结束。那位百万富翁想必明白了个中原因，再也没有来看他。

现在，当我回忆起这个实际上颇为可笑的插曲，我开始觉得，我在前几页指责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富有的崇拜者对他的健康关心不够，也许并非完全正确。

我应该假定，为他安排这样的环境是能够实现的，在那里他不必经常考虑收入，能自由自在地到他想去的地方，能住在他喜欢的并对他有益的地方。

但是，他总是坚持一切应当靠自己力量的看法，而他和百万富翁发生的有关插曲倒证实了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他在处理银钱往来上显得特别一丝不苟。我当然不是指至亲好友和那些他引以为同行的人。但是，这也限于那些使任何人不会受累的小数目。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向他挪用一下，他也不会感到为难。

然而，在与出版人的交往中，他总是竭力避免成为债务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预支的办法，就是这样也可以说，只有在他从事文学活动的初期，遇到这种情况他才主动提出，当时赏识他的才能的是《花絮》、《闹钟》和其他类似刊物的编辑。

那时候，他为了迁居别墅度假，不得不巧妙地在四页信纸上谈到这个问题，最后才请求预支稿费五十卢布，并且提出各种保证，如按期交稿，写的仍旧是那种短文之类的东西。

但是稍晚一点，当他的名字开始得到重视的时候，各方面都表示愿意给他预支稿费，而他一直生活清寒。只是现在略为减轻一些，但他还是异常坚决地把它们推辞了。

他把预支稿费看成作家亲自套在脖子上的绞索。有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他收到了预支稿费，确信答应写的作品不能如期交稿，就尽最大努力，想方设法抽出钱来归还这笔预支稿费，尽快解下脖子上的绞索，当然，这比一切事情更使还不习惯于如此一丝不苟的出版人惊异得无法形容。

契诃夫的生活是清寒的……这句话现在听起来是多么奇怪啊！但在那些年头里却毫无奇怪之处。相反，作家生活清寒，而且几乎与他的才能成正比例，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

要知道这以前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过的就是清寒的生活，而且死于贫困中。在他去世后，迦尔洵和纳德松的生活也是清寒的。他们的处境引起了所有人的同情，但谁也不感到惊讶。应该是这样的。那时候，一本书，不管它怎样才华横溢，只是少数人的所有物。

契诃夫是在书的命运发生急剧变化的前夕去世的。他去世后一年，俄国出现了空前未有的争购书的大好日子 [314] ：一下子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数以千计的购书人，而作家呢——这甚至听起来也令人奇怪，——虽然人数不多，如果说不是有了资产，那也出现了生活获得保障和随意支配时间的可能性。

但契诃夫没有活到这个大好日子。文学家获得的权利还只是打开了一些零售的销路，可以出售这一本或那一本书，卖那么一两千册，但要使这种权利确定下来，具有永久的意义，那未必有人想到过。

因此，当人们获悉有一个出版人 [315] 把契诃夫的作品估了一笔相当可观的价钱，愿意付给他这笔钱的时候，整个文学界响遍了惊叹声。

人们对契诃夫评价很高。但是，问题不在于评价，而在于文学作品的实际销路。不管一些出版人在书的交易额上有多大，但对一个作家来说，从出版一本书中得到的收入却为数不多，而主要的收入则来自杂志和报纸付给他的稿费。

市场上的出版人支付多少稿费，如何对待购得的版权，最好连想都不要想它。他们付给作家每二十印张的稿费两三百卢布以后，就可以要印多少就印多少，因为作家无法或不善于监督他们，此外，或者由于不擅长张罗这种事情。

儿童杂志同时又是儿童图书的出版人，付给作者五十至七十卢布的稿费后，就有权不仅在杂志上发表，而且出版单行本，而稿费所以这样低的惟一理由似乎在于读者都是年幼的孩子。别的理由是不存在的，因为儿童图书的销路比其他任何图书都好，而出版人往往把办事处和编辑部搬到自己家里去。

顺便提一下，莫斯科曾流传过一个故事，有点类似笑话（但它不是笑话），讲到有一位颇有声望和非常进步的儿童杂志和图书的出版人 [316] 怎样和安·巴·契诃夫结清账目。

他一味央求契诃夫，再三要求他给杂志写些东西。他们的关系是友好的，经常在朋友那里、在文学家的宴会上见面，有时也在出版人家里聚会。顺便说说，这位出版人对契诃夫的好感还表现在他送给他几瓶在南方什么地方自己葡萄园里酿造的葡萄酒作为礼物上。酒是糟糕透顶的，但安东·巴甫洛维奇不消说还是称赞了一番。

最后，契诃夫苦于盛情难却，只得给他办的杂志写了些东西。这以后他们在一个朋友的家里见面了，当时那里宾客云集，也可能就在出版人自己家里。

当安东·巴甫洛维奇夜里准备回去，在穿大衣的时候，出版人走到他跟前，露出困窘的神色，非常匆忙地把一包东西塞进了他的大衣口袋，嘟嘟哝哝地说了些有关自己债务的事。这当儿契诃夫正忙于和别人交谈，几乎没有察觉这个动作，他告辞后来到了街上。

这时候，他不知怎的把手伸进口袋，触到了一个纸卷，掏出来一看是一个小纸包。他把它打开，原来是几张钞票，大约有十二卢布，还有一张账单，上面写明那个短篇小说应付多少稿费。赠送的那几瓶葡萄酒价值多少，也开列在上面。扣除后还余十二卢布随账单附上。

这件事发生在契诃夫的名声轰动整个俄国的时候。而且这是一个完全属于另一种类型的出版人：他思想性很强，把一生放在出版优秀的读物上，贡献出自己全部力量，确实不以牟利为目的。再说他也不需要牟利，因为他根本不靠出版来过富裕的生活。

就是这个出版人，给当时一位颇有声望的作者出版了一本有十五印张的书，印数五千册，稿费仅五百卢布。而且这还被认为是作家所能指望的最优越的条件。

在这本书上，作家所得的一部分是那么微不足道，而那个对文学作品无疑怀有好感的出版人从所花的成本上得到了多么大的利润，那是用不着行家来估算的。

这个出版人死后留下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他生前曾关心地确定把它用于教育事业。谢天谢地，当然后代子孙也会对他感激的，但是，应该公正地承认，他所出版过作品的那些作家，在相当程度上也参加了积聚这笔财产的工作，而这些作家的报酬是由他任意支付的。

我不知道，在契诃夫的书出版时他的报酬是怎样计算的，也不知道，这些书在版权能移到购买它们的商号之前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出版的。但是，毫无疑问，在此以前，他一直收入很少，来之不易，过着清寒的生活。他于1895年给阿·谢·苏沃林的信中写道：

“我不能不写作啊。我手头的钱是那么少，工作的进度又那么慢，以致只要玩上两三个星期，我的收支平衡就会完蛋，我也要钻进债务堆里去了。鬼知道我的收入竟会那么少。” [317]

这是在1895年，也就是契诃夫享受盛誉的时候。而这种呼声却年年重复着。“我经常想到不可避免的必须完成的工作，这把我折磨到了这样的程度，”他在给另一位和他通信的人的信中写道，“以致一星期来，我一直不断地为心跳不匀所苦。令人厌恶的感觉。” [318]

这不是虚构，也不是过甚其词。在莫斯科、彼得堡和梅利霍沃，他内心闷得发慌，很想尽可能多地去看看整个世界。他经常向往着到远方什么地方去旅行，惟一成功的一次是到萨哈林去。

可是，“钱呀，钱呀，”——他手头一直缺少钱，不得不满足于在国内旅行，到塔甘罗格、雅尔塔和尼日尼等地去。

其中有一次我是和他一起去的，途中发生了一个不值一提而又可笑的小插曲，它使我看清楚了，当契诃夫对什么东西感到讨厌时，他是那么果断和不屈不挠。

他在1894年8月15日写给苏沃林的信中，叙述了这段插曲。

安东·巴甫洛维奇想给我看看故乡的面貌，说得正确点，是他本人想到那里去。我们决定从雅罗斯拉夫尔出发，顺伏尔加河而下直到察里津，再从那里去卡拉奇，然后乘火车至塔甘罗格。我们顺利地到达了下诺夫哥罗德。为了继续航行，只得在这里换乘另一艘轮船。

这时候，在下诺夫哥罗德举行的集市正处在高潮中，但不知为什么没有引起我们的兴趣，我们连想都没有想到它。

我们突然遇见了一个人。契诃夫对这位N [319] 非常熟识，称他为“列夫·托尔斯泰的朋友”，甚至比我更熟识。事情可就糟了！安东·巴甫洛维奇忍受不了他那大言不惭、装模作样、唠唠叨叨，忍受不了他那种缺少精神的性格，和由此而来的总是依附于比自己强的人的态度。在这种明显的情况下，N还是一直到他那里来，但在见面时，安东·巴甫洛维奇从不向他流露过有关他的真正看法。不，安东·巴甫洛维奇是客气、诙谐、亲切的，显示出比对一个人可能显示的更好的态度。在一切类似的场合下，安东·巴甫洛维奇总是这样的。

如果他忍受不了，他便走开躲起来，或者甚至像这次那样，“可耻地逃跑”，但是，当他和一个人面对面站着的时候，不管这是什么人，他似乎把尊重人类的尊严当作自己的职责。

因此，从他对待人的态度上，不论是业务上的或私人间的，都不可能出现荒诞无稽的东西。它是根本不存在的。在作家和艺术家中间，往往敏感得极不正常，再加自尊心和常常自负过高，每个人内心深处都以伟人自居，而且容易发生误会和冲突。这大部分恰恰是由于那些荒诞无稽的东西，没有根据的自命不凡，不愿和不善于平静地倾听别人的意见，彼此不了解，成见和多疑而产生的，有时也由于缺少道德修养。

幸而契诃夫摆脱了这些缺点，而我确实不知道他和别人发生过持续半小时多的误会，而这些误会是可以平心静气地、合情合理地解释清楚的。

我当然已记不起N究竟说了些什么话，使得安东·巴甫洛维奇“感到闷气、厌烦和恶心”，我甚至认为，没有发生特别的事情，然而，契诃夫并不料到这次会见，觉得和他在一起，他像平常一样会郑重其事地瞎扯一通，败坏几小时，也许几天的心情。这迫使他顿时改变了整个计划。

他意味深长地瞧了我一眼，丢掉了顺手抓到的什么东西，低声对我说：“上车站”，就逃跑了。

不消说，N也乘车赶往车站，想尽一切办法赶上他。但N必须在下诺夫哥罗德停留，这使我们得救了。我们到莫斯科去了。

这时候，满腔懊恼变成了恶作剧的心情。我们起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念头：不和任何人见面，连梅利霍沃也不去，虽然这是顺路，立刻动身到南方去，到他的好友林特瓦列夫家里去，他们的庄园在普谢尔河畔。

就在这一天我们走了，在莫斯科只来得及吃了一顿午饭。

在普谢尔河畔，主人们显得殷勤好客，我们在那里度过了令人神往的一周，我要感谢N阻止我们实现最初的计划。天知道在塔甘罗格还有什么事在等待我们，而在林特瓦列夫家里和契诃夫一起度过的一周，我如今回忆起来还满怀谢忱……

在莫斯科出版的杂志中，只有《俄国思想》为契诃夫所接受。这家杂志以三人执政——戈利采夫、拉夫罗夫和列梅佐夫——为首，其中只有维·阿·戈利夫够得上是名副其实的文学家。

另一本得到安东·巴甫洛维奇赞许的杂志是库马宁办的《演员》——开本很大，装帧美观。但这本杂志几乎完全刊登戏剧方面的作品。

契诃夫当时能接受的报纸只有《俄国通讯》，在那里工作的主要是莫斯科的教授，那些不时在那里发表文章的文学家其实都是彼得堡人。发表在《俄国思想》上的小说，和发表在《俄国通讯》上的一样，几乎都是彼得堡文学家的作品。经常住在莫斯科的小说家差不多是没有的。

至于小报和各种幽默周刊，那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在文学活动初期不由自主地在那里周旋的天地，一个没有给他留下愉快的回忆的天地，如今他在那里当然一无可为了。

他在莫斯科的交游是广阔的，但绝大部分都是凡夫俗子。我现在甚至难以想起，真正的文学家中有哪一个住在莫斯科：除了弗·伊·聂米罗维奇丹钦科、阿·伊·孙巴托夫公爵（他们两人和戏剧更接近）和我已经提到的那些人，以及在《俄国通讯》工作的新闻记者以外，我一个也想不起夹了。彼·德·博博雷金曾在莫斯科住过几个月，格·阿·马奇捷特也住过一个时期。

除了《俄国思想》和与安东·巴甫洛维奇不发生任何关系的《俄国导报》以外，所有的月刊都是在彼得堡出版的，那里集中了所有主要的文学力量。

显然，安东·巴甫洛维奇一年年扩大的文学交往，主要也是在彼得堡。在那里，而不是在莫斯科，他的才能首先被发现和赏识。在那里，出版了他的作品，各杂志也争先恐后地邀请他撰稿。甚至在他的才能被发现以前，他的短篇小说主要刊载在彼得堡列依金主办的《花絮》和《彼得堡报》上，而且从那里得到了第一笔微薄的稿酬。

总之，如果说莫斯科使他学到了医学知识，把他培养成一名医生，那么，彼得堡是他的文学事业的教父。

就我记忆所及，他总是怀着愉快的心情到彼得堡去。在莫斯科他一直不停地紧张工作。甚至在他热爱得像鸟儿喜欢自己的窠一样的梅利霍沃，他也不曾摆脱对谋生的经常操心。而他上彼得堡却像是去作巡回演出似的。

这里有一些人，他在他们家里感到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就是在彼得堡，他也是所谓抢购的对象。到处有人邀请他，大家都想把他看作自己的客人。他有许许多多文学界的朋友，和所有人都得坐上一会，聊聊天，同喝一瓶酒。

除此以外，文学上的活动也占去他不少时间，因为他在文学界交往的圈子扩大了。

而彼得堡的生活方式却完全是另一种样子，这比莫斯科的生活方式更合他的情趣，对他的害处也较少。彼得堡人绝大部分经常蛰居家里，莫斯科的那种酬酢宴饮的习气是不适合他们的性格的，因此彼得堡的生活比较平静和有益于健康。

他总是说，在彼得堡他的头脑不知为什么也比在莫斯科要清醒……

在这方面，彼得堡是有利于他的健康的。他在这里睡得较早，神经也比较平静。

当然，如果我们北方首都的气候对他的肺没有致命的威胁，也许他早已离开莫斯科，定居在彼得堡了。气候永远潮湿，经常忽冷忽热，刮风，——这一切对他来说勉强才能忍受。而他一直怀疑在经常患的支气管炎后面潜伏着自己的病，虽然向往着到这个城市来，但又害怕它。

在彼得堡的文学家中间，安东·巴甫洛维奇没有特别亲近的朋友，但他和许多人保持着友好的同行关系。

他对于不久前去世的伊·列·谢格洛夫的奇异的文学命运极为关注，我甚至可以说，怀着同行般的满腔热情。他们交往已久，早在安东·巴甫洛维奇尚未成名的时候就开始了。

契诃夫衷心地为谢格洛夫惋惜，说他以前一度生气勃勃的才能“患了不治之症”。

确实，这位作家的命运是奇异的，他开始写的以军事生活为题材的随笔是那么清新、饱满，当时发表在《事业》上，后来好像突然陷入了一条死胡同，怎么也挣扎不出来。

他在剧院的怂恿下，为它写了一个剧本，获得了成功。而这一成功仿佛毒害了他。往后他所有的作品都带有戏剧和舞台的情调。而且奇怪的是，他自己并不是戏剧界人物。谁也不记得经常在剧院里看见他，更不用说在后台遇见他了。他在晚年把全副精神倾注在民间戏剧上，写了许多有关文章，出了一本书，不过这本书对民间戏剧事业没有起什么推动作用。

当有人谈起他的时候，契诃夫的脸色总是变得抑郁寡欢。他常常谈到作家的特别狂热心理，一个把剧本搬上舞台的人往往会有这种病态心理。

“《伊万诺夫》上演时，我自己也体验过，”他说，接着列举这种病态心理，“一个人会沉不住气，不能自持，他的精神状态会被各种在别的时候不加注意的琐碎事物所转移，例如，助理导演的脸色，配角演员的步法……

“扮演主角的演员系了一条带方格的领带，而作者觉得在这种场合应该系黑色的。观众也许根本没有注意领带，可他，这位作者，却觉得观众既未看见布景，也未看见演技，看到的只是那条领带，认为这糟糕透了，这条领带将毁灭整个剧本。

“还有更糟糕的事：女演员是一个装腔作势的人，是女人中最庸俗的一个，作者以前忍受不了她的声音，在她对他卖弄风情时，他的嗓子眼便抽搐起来。但是，瞧，她博得了观众的掌声，她使剧本获得了成功，于是他，这位作者，也开始对她发生好感，在幕间休息时跑到她跟前吻她的小手……

“现在演出主要的一幕了，他对这一幕寄托着全部希望。剧场里不断有人咳嗽，擤鼻涕。没有产生一点印象，没有掌声……作者躲在一个黑暗的小间里，挤在陈旧的布景中间，打定主意不再从这里出去，并且已经摸过自己的背带，试一试，如果他要上吊的话，这背带是否经受得住。

“这是任何人都不明白的。就是那些跑到后台‘安慰’作者，甚至祝贺他获得成功的人也不明白。他们没有想到，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暂时发疯的人，他会向他们猛扑过去，在他们身上乱咬。

“一个神经还算健康的人能够经受这一震动，过后渐渐消退，两三天后他就可以转到‘恢复期患者’这一类中，但另一些人终生会受这种震动的影响。伊万·列昂季耶维奇发生的就是这种情况。

“不，您瞧瞧，戏剧和他有什么相干？实际上他甚至不爱好戏剧，他几乎不上剧院，既不认识一个男演员，也不认识一个女演员，却要描写男女演员。”

他经常说服谢格洛夫：“您把戏剧和舞台抛开吧。实际上这可是自尊心的病房啊。也许，除了少数真正有才能的人以外，其他全都患了夸大狂症 [320] 。您还是把善于赏识的眼光转向平凡的健康的生活吧，在您的周围，这样的生活是异常丰富的。您只要打开窗子，它的气息就会扑面而来。”

可是，这也无济于事。谢格洛夫比契诃夫活得长久，但他没有摆脱戏剧上的毒害。看来，他甚至怀疑契诃夫的劝告是否真诚：要知道安东·巴甫洛维奇本人也从事戏剧，为剧院写作，而且最后几年戏剧还使他声名远扬。

但这是一个注定要发生的误会，对此可以说毫无办法。

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彼得堡有许多文学界的朋友，每一个都想和他见面。在彼得堡人看来，他是一个生气勃勃的人，从他身上散发出一股罗斯 [321] 的生动气息。这里所有的人经常在几个熟悉的地方见面，彼此都相当厌烦了。由于他是那么独特，那么与众不同，他的到来，仿佛把大气净化了似的……

就我记忆所及，所有的人都喜欢他，他的出现到处受欢迎。丝毫不用怀疑，他不仅给人产生了生气勃勃的印象，而且不知怎么毫不费力地就把相当散漫和各有一套的人联合起来了。

例如，有一次他来到彼得堡，促成了当地的小说家每月举行一次聚餐会。他来到时正好是塔季扬娜节。 [322] 在莫斯科，他习惯于在莫斯科大学的同行们热闹的聚会中度过这一天，而这一习惯在他身上又是那么根深蒂固，尽管他有时事务羁身，不能参加这一传统节日，他几乎总是抽出时间赶到莫斯科消磨一个晚上。

只有在他说服彼得堡的小说家当天到饭店聚餐，而且得到实现以后，他才放弃去莫斯科的念头。 [323]

而这次聚餐会注定要成为“创立”的一次，因为这以后出现了一系列定期举行的聚餐会。它们都称为“小说家聚餐会”。可是，后来不知为什么有人强加上一个毫无根据的名称：“阿尔扎马斯”。这个诨名一点不合适，而且是外来的，不久就自行取消了，而聚餐会也由于参加者相互之间态度冷淡，缺少共同的兴趣——不管这有多么奇怪——也夭折了。

在和他年龄差不多的小说家中，卡·斯·巴兰采维奇、米·尼·阿利鲍夫和弗·阿·吉洪诺夫最使他发生好感。可是，他把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授给了现已去世的德米特里·纳尔基索维奇·马明西比里亚克。 [324]

不管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位作家，他都引起了契诃夫的特殊兴趣，在见面时，安东·巴甫洛维奇看来一直在端详他，观察他。他仿佛在欣赏他的独特的风格，而且常常谈到，这个人受到了也许我们中间没有一个受到过的生活的刺激，但他的乌拉尔风格丝毫不向生活让步。

他身上的一切不知何故都具有自己的特点。他那有些粗野的、往往为要求严格的社交界所不能接受的谈吐，一针见血的了不起的诙谐，他那带着天真烂漫的孩子的脸色，赠送给朋友们的毫不机巧的外号，他那不修边幅的外表，乱七八糟向四面八方翘起的头发，马马虎虎的衣着，——这一切都使得他与众不同。

要提出一个能迫使马明在那里成为另一个人的环境，也是不可能的。他无论在什么地方，对待什么事情，总是自行其是，直到生命结束还是依然故我。

契诃夫把他比作唐波夫省或赫尔松省某处的黑土：你就是挖上三天，还是黑土，永远挖不到沙土和粘土。

有一次安东·巴甫洛维奇到彼得堡来，在什么地方遇见了马明，对他的印象是如此强烈，以致后来一直在谈话中反复提到他，随后有一次他突然懊悔地说，他还没有好好地读过他的一部作品。

我记得，我们曾一起到苏沃林的书店去，他吩咐把所有已经出版的马明西比里亚克的作品全部给他送去。

于是，他开始改正自己的过失，每天在空余时间就读马明的作品，但当我遇到他问他读了有什么印象时，他看来回避作确切的答复。

过了几天，有一次他自动谈起了这件事：

“你知道……我对于马明……他在作品中描写的东西和生活中的一模一样……同样是一块黑土——又肥沃，又结实，水分充足，一千年不施肥料，也会长庄稼。那里长着野草和禾本科植物，简直无边无际，在草原深处自由自在地生活着野兔、草原鸨、沙鸡和鹌鹁……这是果戈理歌颂过的草原啊。”

“你是想说他写的不够文雅吗？”

“是啊，谢天谢地，他是并不追求文雅的。可是，从他的每个短篇小说中，鲍尔·布尔热 [325] 可以吸取材料来写成五部厚厚的长篇小说。你知道，我在读马明的作品时，感到自己是那么浅薄，好像斋戒了四十昼夜……”

“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他总是这样，”安东·巴甫洛维奇后来又回到了同一话题上，“在那儿，在乌拉尔，想必一切人都是这样的：不管你把他们放在石臼里怎样捣，他们还是麦粒，而不是面粉。当你读他的作品时，你就会落入这些壮汉中——坚强、固执而不折不挠的黑土地带人，——不知怎么你就会快活起来。我在西伯利亚遇到过这种人，不过，为了描写他们，大概得在他们中间诞生和成长，语言也是这样……我们这里正在高喊到民间去，但更多的是听人家说说而已。说的话或者是虚构的，或者是生僻的。我认识一个民粹派作家，他写作时总是起劲地翻阅《达尔辞典》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从那儿寻找合适的“人民的”语言……而马明的语言是真正的语言，而且他亲自用它们来表达，别的语言他是不知道的。”

下一次契诃夫又转到这个话题上来说：

“马明是属于这样一类的作家，人们要在他们去世后才开始认真地阅读和评价他们的作品。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他们没有使自己的作品去迎合主要的倾向……”

这句话一部分也是说他自己。不是也有人指责他对倾向不感兴趣么。有一个时候这还是一句流行话，那些惯于拾人牙慧作出即席评价的人总是重复一套：“契诃夫是有才能的，但缺乏任何倾向。”

当时著名的评论家斯卡比契夫斯基的观点全部由倾向构成，他在传播这种观点上是出了不少力的。

契诃夫对德米特里·纳尔基索维奇的好感，表现在他们隆重地合摄了一张相片上。我作为他们共同的朋友，也拍进了这张相片。

1896年冬季开始时，发生了一桩最荒谬的事件，这只有在彼得堡官方剧院的历史上才发生过。我指的是契诃夫的《海鸥》一剧在亚历山德拉剧院上演时那次有名的失败…… [326]

那时我刚好有机会就近了解这次上演的全部经过，我设法为检查机关誊清样本，直接和检查机关谈判等等。

一个现代的读者大概会对上面提到的和检查机关谈判这件事感到惊讶。他知道《海鸥》，也知道这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可作为戏剧大街上那些人用红墨水涂删的借口。

但在距离我们只有十八年的那个时代，没有一个作者能保证自己的剧本会通过检查。提出的要求并不是极高或极严。而只是专横。没有一个检查机关是根据作者也能考虑到的那些确切的规则办事的，而每一个检查官都有自己特殊的观点和要求，甚至任性。

在一封专谈《海鸥》的信中，安东·巴甫洛维奇为剧本的命运焦急不安，并且提到了检查官利特维诺夫。这是一个剧作家比较愿意和他打交道的检查官。此人颇有文化修养，可以和他交谈、争论，并把他说服。他对剧本提出的要求是最低的，他所作的让步已达到把自己担负的责任甘冒风险的地步。

然而，也有另一种类型的检查官，作者对他们总是避之惟恐不及。那时候检查官多纳乌罗夫似乎还在人世，他对剧本中提到上帝的地方，一个也不放过，比如说，如果剧中人物有发誓的习惯，重复说“当着上帝起誓”，那他便心安理得地要使作者去掉这一习惯，认为在舞台上这是亵渎圣灵的行为。

在这种形势下，契诃夫为《海鸥》担心是有道理的。不过，幸而它落到了“心肠好的检查官”手中，没有遭到重大损害。

契诃夫把剧本寄到彼得堡时，它还是一个手稿，甚至还不是定稿，因为他曾把它寄到乡下由他修改和润色，可见作者对它是非常慎重的。

作为文学作品，剧本的才华是引人注目的。但在舞台上演出，从完全定型的鉴赏力的角度来看，似乎还存在一些重大的不足之处。戏剧的情节缺少程式化的发展，也没有逐渐增强的高潮和最后帷幕落下前剧终时出现的解决方法。换言之，没有构成戏剧演出的本质的东西，缺少那种能吸引所有观众，使他们自始至终沉溺在剧本中的东西。

这引起了是否能把它成功地搬上舞台的怀疑。这时候，大家自然而然地又想到我们那些习惯于一定程式的演员，但要他们成功地领会、吸收，并表现契诃夫提出的崭新的东西，那希望是不大的，而要我们剧院的观众理解和接受这个剧本，希望就更渺小了。

可是，这一作品艺术上的优点是如此辉煌，色调是如此鲜明和富于独创性，描写生活的手法是如此朴实，充满了一种内在的美（这是特殊的契诃夫式的美，其中奥秘他没有给任何人留下遗言，而是随着自己一起带走了，正如童话中的魔术师把预言和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咒语带进坟墓一样），以致人们认为，说不定会发生奇迹，这些优点是那么吸引演员和观众，他们竟看不到有什么不足之处。

我个人为《海鸥》欣喜若狂，但和契诃夫争论过。我指出，舞台提出了完全合理的程式化的要求，如果一个作家不愿受它们的约束，那他就不应该写成剧本在舞台上演出，而要为自己的人物形象选择另一种文学形式。

可是，他不承认这一点，像他经常出现的那样加以反驳，措词非常夸大：“不需要什么情节。生活里没有情节，那里一切都是混杂在一起的——深刻的和浅薄的，伟大的和渺小的，悲惨的和可笑的。先生们，你们简直墨守成规到了被奴役、被麻醉的地步，怎么也不能把它撇开了。需要新的形式，新的形式……”

最后一句话他是常常反复说的，在《海鸥》中他借特列普列夫之口，让他也重复说着。

到了最后，他的信念对我发生了影响。我开始认为，《海鸥》艺术上的优点会使亚历山德拉剧院固执的观众心悦诚服的。

然而，在这个剧本的命运中起作用的是偶然因素和不相干的情况，这种现象，除了俄国剧院以外，在任何一家剧院里似乎是不可想象的。

这时候，亚历山德拉剧院的纪念演出 [327] 盛极一时。主要演员每年有一次纪念演出，二流演员则要有特殊功绩，或者只有在他张罗到机会时才偶尔演出。每一季度的主要节目是早已排好的，如果一个作者在这个季度里带着剧本前来，不管剧本有什么优点，也是找不到演出机会的。

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只要交游广阔，到处张罗，经过有影响的人物的说情，在任何时候都能易如反掌地打开神庙之门。但是，契诃夫没有什么交游，到处张罗他又不会，而且也不愿意。

当时要为列芙克耶娃举办纪念演出，就把这个剧本找了出来，但剧中根本没有可供这位女演员扮演的角色。

安东·巴甫洛维奇在一封我记不起写给谁 [328] 的信中曾谈到分配角色的情况，告诉他，肥胖的喜剧女演员列芙克耶娃将担任海鸥即尼娜·扎列钦娜娅的角色。当然，这显然是开玩笑。

可是，后来在为纪念演出的女演员物色角色的时候，便束手无策了。纪念演出的女演员在剧中无事可做。我在给苏沃林的一封信中曾提到我的想法——让她扮演管家的妻子，当然这并不恰当，但这是不管怎样能使她参加演出的惟一办法，而且能使观众照例鼓掌迎接她。

在谈到像《海鸥》这样的作品时，提出这样的目的简直是大不敬的，但比起把剧本作为列芙克耶娃的纪念演出来，它的害处要少得多。

这是一位独特的女演员。常常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不作任何努力，只要在社交界一出现，就能引起人们欢乐的情绪。在他们的身上——风度、举止和嗓音中，有令人可笑的东西。社交界正无聊得要命。但这样的人一出现，人家就会一下子乐起来。

在我看来，列芙克耶娃就是这样的女演员。在扮演一个角色时，她未必会有赋予某种性格或典型的目的。列芙克耶娃一直是这样的。就其气质来说，她本人是非常适合扮演奥斯特洛夫斯基剧本中一些人物的，但这不过是幸运的巧合罢了。而在别的剧本中，她出场时则以自己的风度、步法和嗓音而引人发笑。

这样一个女演员在契诃夫的剧中出现当然是不恰当的。契诃夫完全公正地指出：“观众从这个角色身上期待一种可笑的东西，会感到失望的。”显然，纪念演出的女演员将不得不从剧中根本排除出去，后来果然这样做了。

随后大家又自作聪明地分配其他的女角色。男角色的分配多多少少还是适当的，但女角色的分配一向比较困难。

把女主角分配给玛·格·萨维娜扮演，这是一个正确的想法，她也许能出色地演好这个角色，但由于某种外交上的原因，这个想法甚至没有人表示出来。这个角色后来又推荐玖日科娃扮演，她是一位优秀的悲剧演员，但缺少幽默感，在扮演具有性格特征的角色时显得枯燥乏味。当时也打算让萨维娜扮演扎列钦娜娅，尽管萨维娜有巨大的才能，未必会演得出色。

当时不知何故没有人想到康米萨尔热芙斯卡娅。契诃夫本人没有看过她扮演的任何角色，也不熟悉她的才华。直到最后一刻人们才想起了这位女演员。

维拉·费多罗夫娜在着手创造这个角色时的那种激动心情是无法描述的。这个剧本本身使她着了迷，但她也为自己的演出，特别为观众是否能接受剧本而担心。

在剧本开始排练时，安东·巴甫洛维奇还不在彼得堡。排练显得松松散散。演员们对待这个剧本完全和其他任何剧本一样。

今天一个人不来，明天两个人请假，而当出场的演员在提台词人的提示下演出自己角色的时候，导演的助手则按照手稿读台词来代替不到的演员。这会产生什么结果，是很容易想象的。

一个准时参加排练，衷心希望忠诚地工作，能在所扮演的角色中有所创造的演员，在这种情况下，会感到困惑不解，不知所措，觉得探索风格是得不偿失，最后陷于绝望，对一切都把手一挥说：随它去吧。

一些演员对事业抱这样的态度，这是剧院的真正不幸……

如果说任何一个剧本都要遭到这样的命运，那么，精雕细琢地写成的、其中人物都是用最柔和的色彩描绘的《海鸥》，一定会枯萎下去，正像纤弱稚嫩的花草经不住寒气的侵袭一样。事情也正是这样……

当契诃夫来到剧院的时候，没有一个演员发现他。他在黑暗的剧场里找了一个座位，坐了约一个半小时。舞台上发生的情况使他产生了难受的印象。离正式演出只有五天了，有半数演员还拿着小本子在读台词，有几个演员根本不在台上，代替他们的是蓄着胡子的助理导演，他毫无表情地朗读着他们扮演的角色的最后几句台词作为尾白……

安东·巴甫洛维奇走出剧院，心情非常阴郁。“这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他说，“演得枯燥乏味，谁都不要看。演员们不感兴趣，这就是说，他们也不会使观众感兴趣。”

他脑海里已在转着暂停排练、撤回剧本、根本就不演出的念头。

康米萨尔热芙斯卡娅获悉了这一切情况，就陷入了绝望中。她自己热心参加排练，但演得不够有力，——这一点安东·巴甫洛维奇是无法对她作出评判的。但是，她比其他任何人更感到演出时的一切荒谬情况，却又无能为力。

在接下来的一次排练中，刚开始契诃夫就来了，当演员们看见他时，舞台上出现了一种难以理解的、无法加以说明的现象，这种现象只有演员，也许只有俄国演员才熟悉。这是一个有时能使完全失败的剧本起死回生的奇迹：不约而同的振奋起来的精神，集体的鼓舞，无形中自天而降的火一般热情的口才。

大家振作起来开始演出。那些不熟悉角色的演员的听觉变得准确和敏锐了，他们能捕捉到从提台词人的小屋里传来的每个低微的声音。出现了一幅图画，甚至出现了一种共同的、有点像是意气风发的东西。

当康米萨尔热芙斯卡娅出场时，舞台上仿佛光辉夺目。这是真正充满灵感的演技。

在最后一幕，当尼娜夜间来到特列普列夫那里的时候，这位女演员达到了她似乎从未达到过的高度境界。

剧场里没有观众，但是有契诃夫在，她为他单独一人演出，而且使他感到非常兴奋。这次排练无疑是奇迹，它带有一种庄严的节日气氛。亚历山德拉剧院的演员们以此证明，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们是能够达到最高境界的。

契诃夫在前几次排练后从剧院出来时的那种沮丧情绪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笼罩心头的疑云消散了。毫无疑问，剧本将顺利演出，如果说观众不能接受它，那也会接受演员们的演技的，因为他们一定会给观众带来生动而有趣的东西。

可是，奇迹看来是不会再度出现的。彩排时舞台上笼罩着一种不确切的气氛。好像有什么东西遽然遭到了挫折，演员们仿佛在那次排练中受了内伤。灵感已经消失，自天而降的火一般热情的口才也没有了。

演出进行得很顺利，但显得平淡乏味。契诃夫的人物在亚历山德拉剧院的演员身上越来越走样了。在那次排练时如此兴奋的演员们显得神不守舍，仿佛忘记了他们是怎样把戏演完的。道路被雪掩盖了，只得不管三七二十一摸索着走去。在上演前夕，我和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帕尔金那里吃午饭。他已经预感到失败，非常焦躁不安。

玛丽娅·巴甫洛夫娜和另一个好友 [329] 从莫斯科赶来观看演出，他现出不满意的神情。干吗要来呢？这好像增加了他的责任似的。

终于演出了，这在剧院的历史上似乎确实是没有先例的，至少我的记忆是这样。

然而，我还应该指出，断定在亚历山德拉剧院舞台上那次《海鸥》的演出特别糟糕，似乎是特意安排的，那是夸大了。我是根据彩排和以后几次演出的情况来评判的，不包括第一次演出，因为那次由于我个人的特殊情况没有参加。

那一次失败已有许多人谈到和在文章中论及。而且对契诃夫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它是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的相互作用而引起的。

登场的演员有康米萨尔热芙斯卡娅、阿巴里诺娃、玖日科娃、奇陶、达维多夫、瓦尔拉莫夫、阿波隆斯基、萨宗诺夫、皮萨列夫、潘钦。这些演员即使在不那么过分集中的情况下，不得不演一些没有生活气息的平庸的剧本，他们也有本领获得成功。根本不能说他们演得草率和漫不经心。

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尽力发挥自己的才能，以求达到最精彩的演出。那些不足之处——共同的风格，一致的情绪，乃是根本的缺点，不仅出现在这次演出中，而且也出现在其他剧本的演出中。

也许，这种缺点在这次演出中显得更突出些，这是由于在参加演出的人中有些人对剧本本身和作者的描写手法持否定的态度。这样一来，他们在演出时就缺少信心了。

但是，作者受到大家的爱戴，他们愿意尽可能出色地为他演出，这种同情心燃起了他们的热情。

然而，结果是没有成功，而遭到了失败，而且还是以完全不能容忍的、不文明的和粗野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失败。

当然，问题不在于演员和他们的演技，而在于观众。经常到亚历山德拉剧院看新剧目最初几场演出的观众都是非常高兴的。他们对精彩的演出欣喜若狂，对平平常常的演出则抱宽容的态度。他们在群众中是富有文化修养和态度冷静的……

但是，看纪念演出的观众却是另一种情况了。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不受一般评价的影响，而以谁是纪念演出的主角为转移。

每个女演员和每个男演员都有自己特殊的捧场人，他们当然是最先订座。而订座的地方（不知现在情况怎样）不是在售票处，也不是在剧院的办事处，而是在纪念演出的主角的家里。

要知道这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魅力：到一个女演员那里去表示自己捧场的心意，或者通过书信表达。这样一来，演出是否成功，直接取决于纪念演出的主角和捧场的人数。

毫无疑问，一个演员是熟悉自己的捧场人的，他要根据他们的爱好来挑选自己纪念演出的剧目，但是，这一次列芙克耶娃显然一时糊涂了。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她正好挑选了《海鸥》，而使无辜的作者落到了十分不利的处境中。

列芙克耶娃是一位愉快的、令人发笑的女演员，她通常扮演日常生活中的角色，要不就扮演女食客、老处女，她们往往以喜剧人物出现，说些逗人发笑的话，装出一副滑稽突梯的怪相。

每逢列芙克耶娃上场，便引起一片笑声，而她引起的笑声虽然是善意的，但带有低级庸俗的性质。她的捧场人都是商人、伙计、商场老板和军官。

显然，当她要举行纪念演出的消息宣布的时候，他们就转念头：“列芙克耶娃！这一下我们要笑个够，乐上一阵啦。想必她会请我们看戏呢……我们会笑痛肚皮的。”

于是，他们不管票价已经提高，蜂拥而去订座。列芙克耶娃本人这一回表现得过分谦虚，她对自己的名声指望得过低，于是借作者的声誉来抬高自己的身价。不过，在被她吸引来看她纪念演出的那个圈子里，连契诃夫的名字也未必有人知道。

当然，有这样的观众，他们不是被列芙克耶娃，而是被契诃夫的名字吸引到剧院里去的，但他们为数甚少。当时契诃夫在知识界已有广大的观众，但纪念演出的票价迫使他们推迟到以后几场演出再去欣赏。

于是，这批观众也成了契诃夫的“新形式”的评价者，这种形式正在舞台上演出给他们观看，除了出现这种情况外，别的情况是不会发生的。

头几场演出就使人困惑不解。演员们念着不易领会的台词，说的东西也不是观众所能理解的。没有一个人发笑，也没有一个人感到心痛。

主人公是一个没有名气的年轻人，他按照“新形式”长吁短叹，而且为他在文学上没有成就而感到痛苦。

一个天真的外省姑娘……一个著名的作家，一个上了年纪的女演员……一个索然无味的医生，一个索然无味的乡村教师和他那喝伏特加的妻子……

要求这些观众看清楚在这些人生活中即将来临的寂静而无形的悲剧，甚至可以说是不公正的。

看了第一幕和第二幕的一部分以后，列芙克耶娃的观众感到受了侮辱。此外，这些观众是没有修养的。如果是别的观众，即使发现戏演得不好，没有成功，他们出于对作者的尊敬，也会保持沉默。这也许是失败，但没有什么使人难堪的东西。只是不爱看罢了。有什么办法呢？这是趣味的问题。

但这里却是另一种情况。没有修养的观众想表现出甚至着重表现出自己是没有修养的。

使我感到莫大庆幸的是，我没有亲眼看到这种情况。可是，看过这场演出的人来告诉我的一些东西，我是不愿相信的。

在演出时，前几排的观众摆威风似的转过身来背向舞台，和熟人大声交谈、嘲笑、埋怨、吹口哨。

演员们对这种情况应该作出怎样反应呢？必须了解一个演员在台上是什么样的情绪。这是能敏锐地感受观众厅里发生的一切的晴雨表。

当然，一切心愿和演技都完蛋了。最初是困惑，接着是抱怨、遗憾、绝望、张皇失措和像契诃夫所形容的“普遍的混乱”。

后来他在写给某人的信中谈到，演员演得糟透了，不了解扮演的角色等等，仿佛演技糟糕得无法使人看清楚剧本本身似的。

但是，他说的话是不公正的。演员们只是不知所措罢了。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剧场里坐的是陌生的观众，连他们的举止也是陌生的。

“普遍的混乱”——既然这样，还能要求演员演得出色，对角色深刻了解吗？他们这时候八成连乘法表和自己的名字都忘记了。他们对待剧本越热情，在他们身上这种心情出现得越强烈。契诃夫不公正地把全部责任推到演员身上，其实所有的原因都在于观众，而过错在他自己，因为他轻率地把剧本交给列芙克耶娃作为纪念演出。

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要有契诃夫那样的自制力，脸上才会露出毫不在乎的神情，并且几乎无动于衷地把过去的一切当作笑料。

那天晚上我没有看到他……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光景我到了他那里……我碰到他正在写信。一只皮箱打开盖放在那里，里面严严实实地装满了东西，其中有许多书。

“你来了，好极啦。至少你可以送送我。我能使你高高兴兴的，因为你没有亲眼看到我昨天取得的辉煌胜利……我今天可不想看到那些目击者呢。”

“怎么？连玛丽娅·巴甫洛夫娜也不想看到吗？”

“我将在梅利霍沃见到她。让她去玩一阵吧。这是些信。待会儿我们去寄吧。东西我已经收拾好了。”

“乘驿车？”

“不，这得等很久。十二点钟有班火车。”

“乘火车讨厌极了。好像要走二十二小时。”

“那敢情倒更好。我可以睡觉，梦想着荣誉……明天就能到梅利霍沃。对吗？这是无上幸福！既没有演员、导演，也没有观众、报纸。你的嗅觉真灵敏。”

“什么？”

“我想说的是自我保命的本能。昨天你没有上剧院。我呢，本来就不该去的。要是你看到了演员的面目表情，你不知会怎样呢！他们望着我，好像我偷了他们的东西似的，绕开我走，相距有一百俄丈。哦，咱们走吧……”

我们拿着皮箱和信件走出房间，循楼梯下去。在这里他把信件交给了门房，并嘱咐了几句。有一封信他是写给玛丽娅·巴甫洛夫娜的，告诉她自己已经走了。

我们雇了一辆马车，直驶尼古拉车站。这时候安东·巴甫洛维奇已经开起玩笑来了，他嘲笑自己，引得他本人和我都笑了。

站台上有一个卖报人，他走到我们跟前让我们买一份，安东·巴甫洛维奇拒绝了：“不看！”接着转向我说：

“瞧，他那张脸多么善良，但他的双手却满是毒药。每张报纸的评论栏……”

火车里很空，安东·巴甫洛维奇可以独自占用二等车的整整一个单间。

“我还能美滋滋地睡上一觉呢，”他说。

可是，他的眼神却是忧伤的。对于这些俏皮话、诙谐、嬉笑，他多多少少要付出代价的。

“当然，”临启程前他站在车厢的小平台上，说，“我再也不写剧本了。我的脑筋是对付不了的。昨天我从剧院出来，把领子高高竖起，倒像是一个夜贼，——有一个观众说：‘这是一篇小说，’另一个补充说：‘而且写得糟糕透了……’第三个问道：‘这个契诃夫是谁？他是从哪儿来的？’在另一个地方，一位身材矮小的先生愤怒地说：‘我不明白经理处是怎样考虑的。在台上演出这种剧本——这是侮辱。’我正好从旁边走过，把手伸进口袋做了个手势 [330] ：喏，给你吃这个吧；就是你也不知道我这是干了些什么。”

“安东·巴甫洛维奇，也许你能改变主意，留下来吧？”当响起第二遍铃声时，我建议说。

“不，谢谢你。所有的人立刻会来安慰我——他们的脸色就和送别亲人去服苦役刑的人的脸色一样。”

响起了第三遍铃声，我们告别了。

“到梅利霍沃来吧。咱们喝喝酒，唱一会儿吧。”

火车开动了。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彼得堡深受侮辱后走了。

可是，他的心灵是那么快地战胜了这该死的莫名其妙的事啊！第二天，他到了梅利霍沃，就书写公函，为在他协助下建立的塔甘罗格图书馆张罗起图书来了。他关心生病的农民。不管怎样他要为他们操心，至于自己的精神状态，则开玩笑地写道：“我在家里服了蓖麻油，洗了冷水浴——现在又在写一个新剧本了。……” [331]

早先的那种沉着稳健又恢复了。起初他吩咐人别让他看到《海鸥》，而且拒绝了把它刊载在《俄国思想》上的要求，但后来同意了，答应爱好的人将它演出，大概已对它认可了。

我看了《海鸥》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演出。观众厅里坐着亚历山德拉剧院通常的观众，我可以看到，他们是那么聚精会神地倾听着舞台上发出的新的声音。

那里并没有一般戏剧中所应有的、为观众的耳目习惯了的角色，如悲剧女演员，第一个情人，缺心眼的丈夫，上流社会的花花公子等等，等等，但是，这并不妨碍观众怀着好奇心谛听和细看。

我可以坚定地断言，这几次演出说明广大观众是喜欢这个剧本的。演员们开始演得协调了，可以认为，他们会渐渐地达到和谐一致，而这一点以前由于根本缺少真正的排练是无法要求达到的。这样一来，《海鸥》一定会列入剧目中。

我和其他人就这件事打电报和写信告诉了安东·巴甫洛维奇，但他认为这是想安慰他，根本持怀疑的态度。

他只有一个方面是正确的：如果一切是这样的话，人们是不会使剧本得到好评，给予它应得的地位的。而发生的情况正是这样。

当时的经理处在艺术鉴赏上并不比《海鸥》首次演出时挤满剧场的观众高明多少。这是纪念演出的经理处……它在评价剧本时，显然是根据演员的号召力、掌声和票房价值这一类表面现象而定的。

掌声确实稀稀落落，号召力也有限。但这是可以理解的。“雷鸣般的掌声”通常是由舞台上出现的精彩表演所引起，而在《海鸥》中，像一般在契诃夫的剧本中那样，除了他用旧的风格即在《海鸥》以前写的第一批剧本以外，是没有这种故意做作的精彩表演的。

至于票房价值，那么，“新形式”似乎应该等待一下，好让观众有机会熟悉它、认识它，然后作出评价。

可是，第四场演出的收入高达八百卢布，却把经理处吓坏了，在这场演出后几乎决定把剧本从剧目中删去。

几年之后，《海鸥》再度在同一剧院上演。那时出现了新的风尚，有了新的经理处。角色的分配已略有变动。康米萨尔热芙斯卡娅已不在亚历山德拉剧院，萨宗诺夫去世了，瓦尔拉莫夫脱离了戏剧界。

那又怎么样呢？尽管如此，《海鸥》还是获得了成功。它过去演出是为了应急，纪念演出的观众无权决定它的命运。康米萨尔热芙斯卡娅由谢利瓦诺娃代替，这是一位优秀的女演员，但她甚至不想和康米萨尔热芙斯卡娅争一日之长短。舒瓦洛夫扮演了萨宗诺夫的角色，对这个角色来说又是巨大的损失。

尽管如此，剧本仍取得了成功，卖座率很高，并且常常出现在戏报上。

我不预备谈艺术剧院了，它是《海鸥》的发轫之地，在那里的演出获得了煊赫的引人注目的成功。

因此，我完全相信，如果《海鸥》第一次在亚历山德拉剧院是作为一个平常的剧本演出的话，观众是能接受它的，虽然也许会多少感到惊异，却是怀着善意和尊敬的。作为舞台上演出的剧本，《海鸥》也许不会使他们感到满意，但它那非凡的艺术优点可能会使他们折服。

以上叙述的一切都是我回忆起来的。我不记日记，也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和观察所得记在笔记本上的习惯。

然而，如果我有这种习惯，我也不会记下有关契诃夫的任何事的，因为我从不把他看作一个观察的对象。

我决不想评述安·巴·契诃夫本人，我只是想把他一生中和我接近的时期记述下来。即使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有关他的任何事情都不应该湮没无闻。

……安东·巴甫洛维奇逝世了。但几年之后，他通过自己的书信又在我们面前复活……

当我捧读这些书信的时候，我看见复活了的安东·巴甫洛维奇站在我的面前，不禁欣赏起他那优雅而魅人的心灵来。

（杨骅　译）

题解：

伊格纳季·尼古拉耶维奇·波塔片科（1856—1929），作家。1889年在敖德萨与安·巴·契诃夫结识。第二次会面是在1893年，从此他们开始交往。曾长期和契诃夫通信。

本文原载1914年第26—28期《田地》杂志，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

谢普金娜库帕尔尼克、亚沃尔斯卡娅和契诃夫，1894年

回忆契诃夫

塔·利·谢普金娜库帕尔尼克

这是人所共知的说法：一个人在年青时代只关心现在的生活。过去引不起他的兴趣，未来他不加考虑——从来不设想它会改变他的生活；损失、离别、死亡的幻影都不会使他惶惑不安，他会毫不计较地挥霍日后悔之不及的财富。就在这样轻率的年青时代，我认识了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这次认识的缘由是不难追溯的。我的姑母阿·彼·谢普金娜是小剧院的演员，她和女画家索·彼·库夫申尼科娃友好，后者大家知道是接近伊·伊·列维坦的人。在库夫申尼科娃认识的人中有莉季娅·斯达希耶夫娜·米济诺娃（契诃夫在信中称她“莉卡”）。莉卡是个非常美丽的姑娘。可以称得上是俄罗斯童话中真正的天鹅公主。她那淡灰色的鬈发，“黑貂式”的有光泽的眉毛下一双美妙的灰眼睛，不同寻常的柔和温顺，难以捉摸的魅力，再加毫不忸怩作态和几乎严峻的质朴，——这一切使得她令人神往，但她似乎不明白自己是多么妩媚，如果库夫申尼科娃的同行中有谁以艺术家的放浪不羁的态度当着她的面谈到这一点，她会感到羞赧、委屈。但她无法阻止行人在街上转身向她注目，观众在剧院里对她凝视。莉卡是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妹妹玛丽娅·巴甫洛夫娜的挚友，她给我介绍认识了玛丽娅。玛丽娅·巴甫洛夫娜学习绘画，在勒热夫中学教课。她外表严肃沉着，我呢，在戏剧界养成了感情外露的习惯，起初我对她有点陌生，但不久我了解她那优美的心灵，契诃夫式的幽默，不动声色的欢乐，便非常喜欢她了。我们怀着年轻人轻快的心情交了朋友，通过她我又认识了她的哥哥。由于我认识的是“玛莎的哥哥”和“莉卡的朋友”，我便真诚而信赖地和他接近了。我们常常在莫斯科见面，不久玛丽娅·巴甫洛夫娜邀我到梅利霍沃他们那里去，我也就乘车去了。不管当时我在莫斯科生活得多么有意思，这样的旅行对我来说总像过节一样。安东·巴甫洛维奇大概知道，我其实并不是去看他，而是去找玛莎，但他并不因为我去而嫌弃我，见到我总是很高兴。

在莫斯科，我和契诃夫在《俄国思想》、《演员》和《俄国通讯》等报刊的编辑部里见面；他为这些报刊写作，我也给它们撰稿。遗憾的是，那时我没有记日记，除了我正当年青时代这一原因外，这个时期莫斯科也是很有意思的。当时文学艺术家的生活十分紧张。在剧院里，在诗歌的讽喻中，在绘画上，都在培养、激起被压抑的力量对生活提出抗议和展开斗争。在莫斯科，艺术剧院崭露头角，欣欣向荣，在马蒙托夫那里，来自民间的年轻的夏里亚宾 [332] 引吭高歌，在展览会上，犹太人列维坦的技艺使人心荡神移：对这两位的崇拜已经成了一种抗议和口号。学术报告和讲座，不管是准许的还是非法的，都被音乐会、展览会和为爱戴的演员举行的纪念演出代替了：一切活动都以艺术为中心。在这段时间里，有时大家聚会、玩乐，像孩子那样突然玩方特 [333] ，闹得可敬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伊万纽科夫也爬到桌下汪汪装狗叫，而胖得像气球的作家米赫耶夫竟跳起了芭蕾舞。契诃夫有时也到我们这一伙人中来。他到了莫斯科，总下榻伊韦尔教堂对面的“莫斯科”大饭店，那里他有一个最中意的房间。莫斯科全城像无线电报一样迅速地传播着这个消息：“安东·巴甫洛维奇来了！”于是，人们就开始欢迎这位贵宾，那种热烈的程度，连他也给自己取了个绰号“阿维兰”——这是一位海军大臣，由于俄、法两国交好，他不断地时而在俄国，时而在法国受到欢迎。在这里，当这位“阿维兰”到达的时候，正像他给我们的欢迎会取的绰号那样，便开始所谓“普航”起来；在开玩笑和取绰号上，他向来是滔滔不绝的。此刻在我面前放着一张天蓝色的便条，上面写满他那纤细的、惹人发笑的笔迹：

“最后，浪涛把狂人卷到了岸上……”（几行省略号）“于是，他张开双臂迎向两只洁白的海鸥……” [334]

这不是神秘的长篇小说的片断，不过是一张便条，意思是说，安东·巴甫洛维奇来了，想看看我们——我的女友，年轻的演员莉·鲍·亚沃尔斯卡娅和我。接着在《演员》编辑部的库马宁那里吃早餐，在《俄国通讯》编辑部我们大家的朋友“萨布林老大爷”那里喝茶，在特鲁诺夫那里照相……亚沃尔斯卡娅、契诃夫和我三个人的合影就是那时照的。库马宁想为《演员》 [335] 给我们照几张相，就带我们到了特鲁诺夫那里。我们先一起合照，又分开照，最后决定三人合照一张，以作纪念。我们坐了好久，哈哈大笑着，当摄影师说“对着照相机瞧”的时候，安东·巴甫洛维奇转过头去，装出毫无表情的脸色，而我们还是安静不下来，笑着和他纠缠着什么——结果照下了一张合影，契诃夫给它取了个绰号：“圣安东尼的诱惑”。

人们硬拉他去吃饭，看戏，参加文学家会议等等。正像他描写这段时期的生活那样，他处在“无休止的乌烟瘴气”中，最后才不无轻松地到梅利霍沃去了。

在莫斯科，他和我们一起玩乐，谈论莫斯科人谈论的一切，和我们去看同一个戏，参加同一个小组会，听音乐一直到深夜，但我却不能摆脱这样的印象：“他没有和我们在一起”，他不是剧中人物，而是观众，一个疏远的真正年老的观众，虽然我们这伙人当中有许多人，像那个萨布林、教授戈利采夫、《儿童读物》的编辑季霍米罗夫老头等人要比他年长得多。不管怎样，他还是一个老年人，在和孩子们一起玩，装得很感兴趣的样子，其实……并不感兴趣。在他戴的夹鼻眼镜后面，在他那幽默的嘲笑后面，在他开的玩笑后面，都使人感到忧郁和孤独。这是由于自己是医生，已经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疾病，还是对私生活感到不满，不管怎样，在契诃夫身上是没有愉快的，他那双优雅、聪颖的眼睛总是“从远处”观望着一切。无怪乎他有一次给我看他一直戴着的那个坠饰，上面有这样的题词：“孤独的人觉得全世界是沙漠”。 [336] 但是，梅利霍沃对他来说是沙漠中的绿洲，他在那里和在莫斯科比较起来，简直判若两人。

对我来说，梅利霍沃也是这样的绿洲。

我是个真正城市的孩子，而且没有家，生活在充满新的人物，新的印象、工作、事业、激动和娱乐的永远千变万化中。这种过重的生活负担有时会令人难以忍受，于是，梅利霍沃之行对我来说便是一服自我安慰、消除烦恼剂。当你离开运货马车轰隆作响，行人拥挤不堪的闷人的莫斯科，从窒息的车厢来到洛帕斯尼这个小站，一下子吸进一口清新的空气，它特别清新、芳香，带有田野、青草和松树的气息，甚至在冬天也是芳香的，仿佛在雪底下藏着一种芬芳馥郁的东西，然后坐上四轮马车和雪橇，在田野中驶过，欣赏着那充满幸福的宁静，那片只有俄罗斯大自然才有的忧伤、沉思而又亲切的旷野——仅仅这样一种感受，对于在莫斯科被纷忙杂沓的生活折磨得疲惫不堪的神经，已经是愉快和欣慰了。这好像在急速奔跑时突然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一路上淡灰色的天空、白花花的桦树和红透了的花楸树，使你有恬静和欢快之感（契诃夫可能会指责这一句是“陈词滥调”，但它十足反映了当时兴致勃勃的心情）。当我走近低矮的房屋，来到梅利霍沃舒适的房间，沉浸在契诃夫的家庭氛围的时候，这种心情继续存在，而且更强烈了。

我第一次到梅利霍沃去，是在这座荒芜的小小庄园购置后约一年的时候。 [337] 这座庄园是契诃夫托人买下的，连房屋也没有去察看一下。当时它只有一个任其荒芜的花园和一块土地，大部分是荒地，还有一所不适宜居住的房屋。购置后过了一年，庄园的面貌变得认不出来了。全家人齐心协力地干起来；有的整修花园，有的开辟菜园，有的播种；在两个帮工的协助下，他们不停手地打扫、栽培、播种……契诃夫全家人有一个特点：树木花草都像常言所说的那样“听从”他们。安东·巴甫洛维奇曾说过：“即使插上一根木棍，它也会长起来的。”他本人就是一位热心的园艺家，像柴可夫斯基那样说过，“在他将来不再能写作的时候”，他梦寐以求的就是在花园里植树种花。房屋全部整理就绪，重新油漆、裱糊，有些地方作了改建，还造了一间单独的厨房。梅利霍沃成了真正的“契诃夫的庄园”。这不是屠格涅夫的筑有“风物宜人”亭和“风神琴”亭的充满浪漫主义情调的小庭园，也不是谢德林笔下引起人们可怕回忆的乡村，但也不是“别墅”，虽然一切都是崭新的。这所整修一新的低矮的房屋没有任何风格，却自有其舒适之处。最好的那个房间作为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书房。书房很宽敞，有威尼斯式的大窗户和用以防风寒的外室，有壁炉和土耳其式大沙发。冬天，齐窗子的一半埋在雪里。有时候，兔子用后掌直立起来，从雪堆上向窗内窥视，这当儿，契诃夫就对莉卡说，它们是在欣赏她。到了春天，平时由安东·巴甫洛维奇亲自张罗的苹果树繁花盛开，从窗口向屋里张望着。顺便说说，他特别喜欢盛开的苹果树和樱桃树，对于剧本《樱桃园》，他最击节称赏的是它的名称。果树开花期间，往往会引起他心中愉快的联想——也许，是对儿童时代南方小城的那些花园的怀念吧，但当他望着粉白色的苹果花时，他眼中便露出温存、幸福的神情。

这所房屋约有九个或十个房间，安东·巴甫洛维奇第一次让我看的时候，领着我绕了屋子两三趟，每一趟他都给房间取了不同的名称，举例说，一会儿说是“穿堂”，一会儿说是“普希金室”——室内挂着一幅普希金大肖像，一会儿又说是“客房”或“角房”——有的叫“沙发室”，有的叫“书房”。安东·巴甫洛维奇解释说，外省的剧院也是这样的做法，遇到“群众”和“战士”不够数时，总是让那几个跑龙套的在台上穿来穿去好几次，一会儿步行，一会儿奔跑，有时单独一人，有时成群结队……以便造成人物众多的印象。稍后，艺术剧院在《尤利·恺撒》一剧中出色地运用了这一方法，于是我又想起了契诃夫说的笑话。

我到那里去时，尽管庄园转到契诃夫一家手里不过一年，得到的印象却仿佛契诃夫全家人老早就住在那里了，契诃夫的父亲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就是在自己的“修道小室”里变老的，而孩子们也都是出生在这所已变得那么舒适的屋子里的。屋里的陈设再简朴不过了，没有任何华而不实的东西；主要的装饰是窗明几净，空气充足，花木扶疏。那些房间有点像自己的主人：巴威尔·叶果罗维奇住的小室里有神龛、小灯、药草气味和许多大簿子；他每天在大簿子里用一行字写上所有的大事，例如：

“十四日　女孩子们从林子里采回铃兰。”

“十五日　玛丽尤什卡烤薄饼烤得好极了。”

“十六日　一个牧童被雷击死了。”

“十七日　米沙结婚。”

“十八日　客人来了，床垫不够用。”

“安东生气了。”

“牡丹开了。”

等等，等等。

不论是愉快、悲伤，还是新闻，都庄严而平静地写在一行里。从这些笔记中可以明白，安东·巴甫洛维奇善于用一句话简练地描写整个情景的本领是从哪里来的，例如，通过“堤上闪闪发光的瓶颈” [338] ，把整个月夜的景色反映出来了……

在安东·巴甫洛维奇最仁慈最善良的母亲叶夫格尼娅·亚科夫列夫娜的房间里，挂着洁白耀眼的窗帘，摆着缝纫机、大橱和大箱子，那里存放着家里需用的东西，还有一只舒适的圈椅，不过，她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忙人，很少有时间坐一坐。

玛丽娅·巴甫洛夫娜的那间乳白色的闺房里，除了鲜花和一张洁白的狭床外，还挂着一帧哥哥的大肖像，这肖像在房间里和在她心中都占有最主要的地位。客厅里有钢琴和通向花园的凉台……

最后，在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书房里，窗户明亮得犹如他观察世界的目光，藏书很多，有一张书桌，桌上除了放着最近写作的短篇小说的原稿（上面写满了字体古怪，但容易辨认的字迹）以外，还放着医院、学校、谢尔普霍夫县地方自治局的工程计划、平面图和预算，墙上挂着列维坦和已故的尼·巴·契诃夫——有才华的画家——的习作。

在契诃夫的家里我总是感到惊异：这一家最初生活在外省的小市民环境中，境况贫困，怎么会有那么丰富的鉴赏力，那么高雅的情操呢？没有一件东西是眩人眼目的，也没有装点门面的摆设，然而，在契诃夫一家的房屋和陈设上，就像在他们本人身上一样，可以感到一种内在的美。我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看见过许多“文学家”的寓所。它们通常是两种类型：一种是主人意图摆阔，布置了不少画幅、蒙着绸面的家具和从古玩店买来的“古董”；另一种是屋子里收拾得很差，桌上留着鲱鱼的残骨，家具都是漆布面的，经常露出桦树纤维来……而这里到处是一尘不染，井然有序，没有一样东西是多余的。

我所以谈到梅利霍沃的房屋，是因为现在谁也看不到它过去的那个样子了。雅尔塔的房屋奇迹似的完整保存下来，如今还可以看到，但梅利霍沃的房屋已不复存在，连去过那里的人几乎一个也不在世了。

契诃夫本人是很喜欢梅利霍沃的。他在梅利霍沃的环境中完全变了样，我在那里从未见过像他在莫斯科时那样惘然若失、心不在焉的目光。在梅利霍沃他已经不是观众，而是活跃的剧中人物了。也许，他那最光辉的年代是和梅利霍沃联系在一起的。经过艰难的童年和捉襟见肘的清寒生活，经过为三卢布一印张的稿酬而奔波，为找便宜的住房而屡次迁居，他忽然感到有了自己的房屋，用不着再更换，也不必为它而担心……关于梅利霍沃他是这样写的：

这儿一切都是小型的：椴树下的小径，像鱼缸一样大小的水池，小小的花园和公园，一棵棵小树——但是，你只要第二次经过，仔细一看，那种一切皆小的印象就会消失，其实宽敞得很呢…… [339]

我不禁联想起他那些篇幅短小的小说：只有两页光景，可你读上第二遍，就会沉思起来——于是短小的印象消失了，只感到其中包含的思想和情绪是多么宽广，俄罗斯人的生活又是一幅多么广阔的画面！

我到梅利霍沃去通常是在没有“客人”的时候。夏天我几乎总是在欧洲漫游。正好在夏天契诃夫家里宾客云集，有的是邀请来的，有的是不请自来的，有时候简直无处安顿他们，契诃夫的母亲和玛丽娅·巴甫洛夫娜忙得不可开交，安东·巴甫洛维奇为了写作不受干扰，只得躲到狭窄的厢房里。厢房里有一间勉强放得下一张书桌，另一间是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小卧室，放着一张床，他把这间卧室叫作“烤炉”。就在厢房里他写成了《海鸥》。

我不怕道路泥泞，总是在只有他们一家人在的时候去。记得有一次，我准备十一月去那里，契诃夫写信警告我：

倘若您到我们这里来，我真高兴极了，但我担心您那美味的脆骨和胸骨会脱臼。道路糟糕透了，马车似乎由于疼痛难忍而上下颠簸，每走一步都有车轮掉下的危险。我最近一次从车站回家，一路上不住颠簸，震得我的心都落了下来，如今我已不能爱人了。 [340]

可是，当我没有被吓倒，终于来到的时候，他显得十分高兴，因为他感到，我非常喜欢他、他全家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

另一次在早春，我和伊万·巴甫洛维奇从梅利霍沃到车站，十俄里坐车走了五小时光景。有时雪橇陷下去，冻住了，要把它拉出来；有时马陷下去，冻僵了，要把它们拖上来。

我的“勇敢无畏”受到了赞赏，大家都愉快而热情地接待我。我来的时候，安东·巴甫洛维奇不在家，他给妹妹写信说：“塔尼娅必须留下来等我。要不然她心里会不好受的。” [341] 在我去以前他总要寄给我一张清单，上面开列着要我带的东西，例如：

“亲爱的塔尼娅，请您带两瓶红葡萄酒，一俄斤瑞士干酪，熟灌肠和熏灌肠各一条，一俄斤橄榄油。这些东西一定要带来，否则您自己会没有东西狼吞虎咽。喜欢您的司祭安东尼。——如果带得了，那干酪带两俄斤吧。” [342]

或者是：

“亲爱的教亲，请您到尼古拉大街卡列尔那里买两俄斤最好的淀粉带来，以便把衬衫和裤子浆得洁白挺括。在那里再买半俄斤便宜些的橄榄油以招待客人。还请您到阿尔巴特街裁缝索巴金那里去问一下，他的活计好不好。依然爱您的管圣油的教亲或者桶里的撒旦。” [343]

两位老人在家深居简出，乘车外出的多半是玛丽娅·巴甫洛夫娜，最经常的是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弟弟伊万·巴甫洛维奇和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

老人们是非常好的。父亲巴威尔·叶果罗维奇是个身材高大、仪表端庄的老人。当年他为人严峻，用老法来教育子女，几乎是遵循《治家格言》——严厉而苛刻。而且当时“爱子女就得管教”这一说法已经广泛流行，他严格对待儿子倒不是由于性格凶暴，而是像他深信不疑的那样，为了他们好。不过，在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完全承认安东·巴甫洛维奇是一家之长了。他怀着老年人坚定的公正心情，感到他没有处理好自己的事业，不能保证给全家人带来幸福，而“安托沙”能把一切事情掌握在自己手里，如今他们已到了垂暮之年，他供养他们，给他们找到安身之处，于是他们两位老人都把“安托沙”看作一家之长了。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经常强调说，他在家里不是主人，不是家长，虽然年轻的契诃夫一代对他又尊敬又开玩笑，关心爱护得令人感动；当然，这种开玩笑已足以证明他完全失去了父亲的权力，过去一段时期这种权力是十分严厉的。然而，老人并不因此而感到丝毫怨恨或愤慨。

他住在一间像修道小室一样的小屋里，白天在花园里干许多活儿，然后诵读心爱的“圣书”：大开本的使徒传和《信仰守则》等等。他笃信宗教，喜欢到教堂去，逢节日在家里焚香，遵循一切仪式，在小屋里独自一人做晚祷和彻夜祈祷，低声诵读和歌唱赞美诗。我记得，冬天晚上我经过他的小屋回到安排给我住的房间时，往往听到门后传来低吟宗教诗歌的声音，这声音给降临的夜幕增添了一种特别宁静的情趣……

他对我是很恳切的。我一向喜欢老人和老婆婆，年轻时往往把他们作为短篇小说的主人公，体会到垂暮之年和大限临近的难以描述的感人之处……我听老年人讲的故事和训诫从不感到闷气，因此巴威尔·叶果罗维奇乐意在小屋里接待我，让我看他的日记，领我到教堂里去，有时他不胜惋惜：当初安托沙在塔甘罗格教堂唱诗班里唱得多么好，小时候他那副嗓子简直像天使一样……可现在却落在后面，不唱了——要是到教堂里去唱唱赞美诗会怎么样呢？

可亲的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在他生病和与世长辞的时候 [344] ——那时儿子不在，——我永远忘记不了慈祥的叶夫格尼娅·亚科夫列夫娜那种痛不欲生和泪如泉涌的情景，她带着富有特征的南方吐气音 [345] 无可奈何地反反复复说：

“我的心上人啊，我把李子醋渍了——他多么爱吃醋渍李子啊，我的心上人却尝不到了！”

在这些朴实的、“契诃夫式”的句子里，倾注着多少共同生活的爱、惋惜和关心，这是不能用冗长而词藻华丽的言词来表达的。

我从未看见叶夫格尼娅·亚科夫列夫娜闲坐着，她总是在缝纫，裁剪，煮、烤一些东西……她在一切盐渍和熬制食品上是出色的能手，招待和请客用膳是她心爱的家务。在这里，她仿佛也在犒赏自己，以补过去生活的匮乏；往昔家里几乎一无所有时，偶尔烧那么一些马铃薯，她也会急急地拿去请人尝尝。如今家里经济不再感到拮据，用不着计算块数，她便得心应手，可以一显身手了。她招待和宴请客人，像一个真正的旧式女地主，不同的是，她睡得比谁都晚，起得比谁都早，一切她都用自己灵巧的双手去张罗。

我记得她那穿着宽大长衣，戴着包发帽，看起来很舒适的身姿。她睡觉前总要到我房间里来，那时我已准备就寝，她把一个鸡肉馅饼或者还有什么东西放在床边的小圆桌上，用悦耳的吐气音说：

“孩子。你快饿了吧？……”

我呢，也喜欢坐在她房间里听她回忆往事。其中大部分是关于“安托沙”的。

她怀着感动的心情告诉我一个念念不忘的时刻：当安托沙还完全是个年轻大学生的时候，他来家对她说：

“噢，妈妈，从今天起，我要自己给玛莎付学费了！”（她的学费以前是由几位好心人代付的。）

“从那时候起，我们家的境况就好起来了……”老婆婆说，“他呢，头一件事就是一切自己付钱，挣钱来养活大家……他那炯炯发光的眼神也在这样说：‘妈妈，以后我自己来付钱。’”

她对我说的时候，自己的眼睛也炯炯发光，脸上堆满笑容，以致眼角聚拢起鱼鳞纹，这使契诃夫式的微笑变得那么魅人。她把这样的微笑传给了安东·巴甫洛维奇和玛丽娅·巴甫洛夫娜。

玛丽娅·巴甫洛夫娜照管庄园的一切事务，尤其是菜园。这位柔弱文静的姑娘一早就穿上粗大的男靴，系上白头巾，头巾下面那双熠熠生辉的眸子是那么神采飞扬。她整天时而在田里，时而在谷仓里忙忙碌碌，想尽办法尽可能不让安托沙去做不必要的工作。

我从未见过，兄妹之间会有像安东·巴甫洛维奇和玛丽娅·巴甫洛夫娜或者玛巴（他是这样叫她的）之间那样的手足情谊。玛莎为了不打扰安东·巴甫洛维奇的生活，没有出嫁，放弃了私人生活。她有一切权利享受个人幸福，但她拒绝了一切人，因为她深信安东·巴甫洛维奇永远不会结婚。他确实不想，不止一次对别人说，他永不结婚。后来很晚才成婚，根据他的健康状况，当时很难设想他会走这一步。玛丽娅·巴甫洛夫娜却一直没有出嫁，哥哥去世后，她将全部精力奉献给照管哥哥的纪念馆，这个纪念馆是在他们雅尔塔的故居辟设的。

在两个弟弟中间，大的伊万·巴甫洛维奇是个沉静、严肃、具有基督信念的人。我和他保持很好的私人关系，在莫斯科我工作繁忙，但仍抽出时间到他主持的民众阅览室工作。小的米哈伊尔是个愉快而机智的人，拥有多种多样的才能，门门都在行。他也写短篇小说和剧本，但从不嫉妒哥哥的声誉，在文学上“默默无闻”的情况下安心写作。我在莫斯科和他一起玩乐，欢庆过“塔季扬娜日”以及其他等等。后来他出版杂志《幸福的童年》，全部由他自己撰稿，他的孩子给他想字谜和画谜，妻子设计洋娃娃衣服的纸样子作为“附录”等等。我们的友谊到他去世都没有中断过。

在梅利霍沃，生活过得安宁而恬静。安东·巴甫洛维奇把写作和处理事务后的空闲时间都消磨在花园里了。他亲自栽植、播种，在苹果树干上刷石灰水，给玫瑰花剪枝，以自己的花园而自豪。他写道：“……是啊，现在乡下一切都好。不但好，甚至可以说好极了。春天真正来了，天气转暖，树木发芽了。夜莺婉转歌唱，青蛙叫出各种不同的声音。我一文钱也没有，但我是这样看的：腰缠百万的人不能算富足，只有眼下有办法生活在早春赐予的那种绚丽多姿的环境中的人才称得上富足。” [346] 他亲手种的每一丛玫瑰、每一朵鲜花都对他产生了影响，他着重加以照料，把它们看作自己的财富。他对每条林荫路和每棵树木都作了特殊的说明：

“这些松树在夕阳西下时显得特别富有神韵，树干映着余晖染上了红彤彤的色彩……而那棵马姆夫里橡树（这棵枝叶纷披的老橡树是从旧花园里遗留下来的，他给它取了这个绰号）就应该在暮色中观赏——那时候它是多么奥妙啊……”他常常带着自豪感指点给我看春天盛开的每一丛新的玫瑰，每一棵郁金香，并且告诉我，对他来说，再没有比看着“郁金香从地里冒出来，渐渐长大”，然后花朵盛开更使他高兴了。除了园艺家以外，我很少遇到过像安东·巴甫洛维奇那样爱花和了解花的男人。甚至把一束鲜花赠送给他，他也不觉得什么奇怪，虽然这对男人是并不合适的。但是，我记得，当他出国的时候，不知怎样我想让他在路上带一些花，于是我就送给他一束淡紫色的风信子和柠檬色的郁金香，两种花合在一起他是十分喜欢的。在他送给我的一本剧作上，写着这样诙谐的题词：“赠给我心灵中的郁金香，我胸怀里的风信子，亲爱的塔·利”。在他写题词的时候，他的眼前大概涌现出莫斯科，第一滴雪水，三月里带来的春天在望的和风……我们这些快快活活的人乘车到库尔斯克车站为他送行，在车上一次又一次碰杯，祝愿他一路平安……当契诃夫写到花儿时，他总要寻求自己的词儿。在《伊万诺夫》中他借萨拉之口讲的话，不由使人联想到诗句：

年年春天花儿开——

欢乐啊——却一去不返……

而在《海鸥》中，尼娜说的是：“那犹如娇嫩淡雅的花儿的情怀……”

在他离开自己栽植的花木期间，他一直惦念着它们，就像牵挂留在家里的孩子似的。三月里他就给妹妹写信说：

“在百合和郁金香周围插上几根小棒，要不它们会被踩坏的。我们有两棵百合：一棵在你房间窗户的对面，另外一棵在白玫瑰附近到水仙去的路上。” [347] 多么令人神往的信啊！或者说：“在我回来前别修剪玫瑰。只须把那些冬天冻死的或完全不中用的枝条剪掉，——但是要注意：一些不中用的枝条有时会复苏过来的。” [348] 他的信里写的都是类似这样的指示和委托。

一般说来，接近大自然对他是最需要的。在大自然中，他显得自由自在，了无牵挂。梅利霍沃附近的景色不能说特别秀丽，但那广阔的田野，地平线上深蓝色的林带，映照在收割过的庄稼地上的血红色晚霞，却呈现一派纯粹俄罗斯的美景。当我们坐在大门前他那心爱的直对田野的土台上时，安东·巴甫洛维奇的眼睛里失去了他固有的忧伤神情，显得明朗、宁静。

“林深菁密，寂静无声，麇鹿成群……”他这样描写这些地方的风最，而且十分欣赏。毗邻的农家对他没有什么妨碍。和农民的关系一下就相处得很好。

契诃夫从不说什么“为人民服务”、“热爱小兄弟”之类的大言壮语，而当时自由派小团体却激昂慷慨地加以吹嘘，他们在喝红葡萄酒或香槟酒的时候，常常大谈这些问题。但是，用他不喜欢的而且一直提防使用的高调来说，他整个一生正是在为人民服务。

契诃夫在论述爱国主义时没有使用任何崇高的词句，他这样写道：

“人世间是美好的，只有一样不好，那就是我们这些人。在我们身上多么缺少正义感啊！我们对爱国主义理解得多么差啊！经常酗酒、放纵无度、胡作非为的丈夫也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但这种爱有什么意义？报纸上说我们热爱我们的祖国——但这种热爱表现在哪里？代替知识的是厚颜无耻和过分自作聪明，代替劳动的是懒惰和下流行为，正义感却没有……

“……必须工作，其余的一切去它的吧！主要的是要有正义感，其余的一切也会随同做到。” [349]

而他既工作，又有正义感。他的正义感在对待私人交谊上也在所不惜。他不高谈阔论自己的政治信念，但是，举例说，当德雷福斯案件震动整个欧洲的时候，他理所当然地站在德雷福斯一边，和苏沃林老人断绝了多年的私交，因为他不能宽恕苏沃林和他的报纸对这一案件所持的立场。 [350]

至于他怎样工作，这方面应该分开来谈。

先从医学谈起吧。关于医学，契诃夫开玩笑地说，那是“他的合法妻子，而文学则是情妇”。

早在医学院念书时，他这个大学生就给人看病，进行实习了。已故的弗·亚·泽列宁，女演员叶尔莫洛娃的姻亲，本人后来成了著名的医生，曾告诉我，契诃夫给他看过病，而且治好了他的重伤寒，当时他还是一个高年级的中学生，和契诃夫同住在带家具出租的屋子里。 [351] 每年夏天，无论到什么地方，他不是给农民看病，就是在当地医院里工作，而且不收费，同时不错过借此充实自己医学知识的机会。他一来到梅利霍沃，他的医生名声就传遍了全区。他对别人请他看病从不拒绝。说来真是有趣的巧合：我在基辅中学毕业后，就回故乡莫斯科去。这大约是在我认识契诃夫一家人的前一年，我过去的奶妈住在离洛帕斯尼车站不远的村子里，我到那里去看望她。她得了病，当时据说是肺结核。我非常不安，便问她这里有没有医生，医生有没有药品，她回答我说：

“别担心，亲爱的，我们这儿的医生，就是在莫斯科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了。他住在离这儿六俄里的地方，叫安东·巴甫洛维奇。他真是好心人哪，好心人哪——连药品也是他亲自送给我的。”

直到后来我认识了契诃夫一家人来到梅利霍沃的时候，我才明白这位“好心人”安东·巴甫洛维奇是谁……在梅利霍沃，他花了许多时间为病人免费看病。这样的事在我们看来是很自然的：有一次，我们刚刚准备到餐室去喝茶，安东·巴甫洛维奇已经从什么地方回来——这次是夜间被请去看病的，他急忙地喝过茶，就去工作了。有时候气候恶劣，他穿上衣服就走了，叶夫格尼娅·亚科夫列夫娜一看见便惊慌不安地喊道：“安托沙，你哪儿去？——等风雨停了再去吧！”尽管这样，他还是一边走，一边回答：

“痢疾可不能等人啊，妈妈！”

他不仅看病，而且供给病人药品，这对他当时的境况来说花的钱是相当多的。

他在行医上的声誉迅速增长着，不久，他就当选为谢尔普霍夫县卫生委员会委员。这时候，霍乱蔓延到了俄国。他是医生，又是委员，人们要他负责主持防疫站。他立刻表示同意，当然也是不收费的。县自治局的经费少得可怜，安东·巴甫洛维奇就着手募捐。他走访了邻近的工厂主和地主，说服他们捐款来防治霍乱。他当时见识过不少类型的人，从当地的大财主到风度优雅的女地主伯爵夫人，她耳朵上戴满了宝石，正如他坦率地说的，一看见这些宝石，他顿时想“像特种中等学校学生那样把她痛骂一顿”。 [352] 这许多情景后来在他的短篇小说里都有所反映。当时他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在工厂里建造了简易传染病房，到处都准备了医疗器械……

“我想必是个很高明的乞丐吧，”他说，“讨到的东西竟那么多！”

他引为自豪的是，一切准备工作没有花县自治局一文钱，全都是“向居民们讨来的”。

结果归他管理的地区有二十五个乡村、四个工厂和一个修道院，一应事务都由他一个人处理，虽然有一个医士协助，但正如他所抱怨的，此人一步也不能离开他，“认为他是上司”。 [353]

他走遍了所有乡村，给病人诊治，讲解如何防治霍乱，他生气，说服别人，热衷于这些事，因此写信告诉朋友：“当我在地方自治局工作的时候，别把我看作文学家吧。” [354] 不过，他当然是不会就此搁笔的。他回到家里时疲惫不堪，头痛，但他一举一动装得好像做的只是不值一提的小事，还引大家发笑，到了夜里他却无法入睡，或者被噩梦时时惊醒。

在必要的时候，他也给我看病。我还保存着他开的一张处方……他的诊断是异常朴实和合乎情理的。他注意医学的一切新成就，总是全神贯注在这上面。他高度评价在防治鼠疫上取得成就的哈夫金医生，对于他在我国竟不为人所知，而整个欧洲却重视他这件事感到愤愤不平。 [355]

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朋友，如果你想成为真正的作家，那就学习医学吧。特别是学习精神病学。它帮了我许多忙，使我能免于出错。”

当时我在莫斯科时常听人说：“契诃夫不是社会活动家。”这种说法未免太短浅了。他那蒸蒸日上的文学声誉，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他的社会活动，使人们看不到它，此外，他自己从不宣扬这方面的活动。但这种说法是非常错误的。

我不可能在一篇仓促写成的短文中面面俱到地谈安东·巴甫洛维奇所做的一切，但我仍然想回忆他一生中的几个片断。

1890年他出于善良的愿望以自己十分有限的积蓄到萨哈林去了一次。苦役刑的问题使他感到苦恼。“应该去看看苦役刑，一定要亲自去看，去研究，”他说，“对那个把成千上万人流放到那里，并为此花费了数百万卢布的社会来说，是不能不需要萨哈林的。” [356]

他在萨哈林停留了两个月，耐心地调查萨哈林的全部人口，而且是独自一人完成的。他遍访所有的流刑犯，走进每所小屋，和每个人谈话。他利用卡片登记了上万名的流刑犯。我尊敬的朋友阿·费·科尼对我说，这本书 [357] 使他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印象，不仅是由于真实的材料，而且也由于书中可以感觉到的那种对萨哈林恐怖情景的强烈愤慨。结果萨哈林引起了注意，在那里开始建立孤儿院、托儿所和学校等，主要的是取消了鞭笞制度，这种制度如此使契诃夫震惊，以致他后来常常梦见这些可怖的情景，醒来时一身冷汗。

往后在1892年俄国饥荒成灾。许多省宣布“遭到歉收”——这是官方对饥荒的叫法。灾情特别严重的是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龙涅什省。契诃夫有一位朋友在下诺夫哥罗德省自治局任职。安东·巴甫洛维奇发动大规模募捐运动，在严寒凛冽的冬天兼程赶往。 [358] 他在那里开办食堂，给农民吃喝，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附带说说，挨饿的居民由于没有饲料喂牲口，有的把牲口贱价卖掉，有的宰杀，这样一来，就使自己注定要再遭荒年。契诃夫组织人在当地收购马匹，并用公款饲养，这样明年春天好分配给缺马的农民。

在梅利霍沃居住期间，他一直在寻找机会为农民做事。他当选为谢尔普霍夫县地方自治局的议员后，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所负的职责。他埋头研究国民教育问题和保健问题。在塔列日、诺沃谢尔基和梅利霍沃创办的一些学校，都应归功于他。他亲自察看工地，购置材料，造预算，作平面图。他积极参加建造县医院，修筑了从洛帕斯尼至梅利霍沃的公路，在乡村修建消防棚等。

可是，他并不把活动局限于自己的县里。他可以说是故乡塔甘罗格市图书馆的奠基人。一开始他就把多年收藏的大量珍贵书籍捐赠给市里，只留下一些供自己使用的书，他还不满足于这样做，和塔甘罗格市长约尔丹诺夫取得联系，担当起经常充实图书馆藏书的责任。不久，这个图书馆便成了省里最出色的图书馆之一；他曾把自己花钱买来的和向熟识的作者、出版人、编辑“央求”来的书整车地送去。按照他的意见，在图书馆里附设了一个类似问事处的机构，每个人都可以提出各种问题——从政府法令到新的文艺作品，——得到解答，广泛地在一切知识领域、历史、医学等方面帮助读者。可是，他给约尔丹诺夫的信中却写道：“只是您不要对任何人说起我参加创办图书馆的事，我不喜欢别人常常提到我的名字。” [359]

他对塔甘罗格的博物馆也很感兴趣，提出了不少有关“设立和充实”的建议。还在巴黎时，他特地结识了著名雕塑家安托科利斯基，向他预约雕塑彼得大帝的雕像，以便安放在塔甘罗格作为纪念，而且亲自选择安放纪念像的地点。

尽管各种活动十分紧张，他在梅利霍沃仍然写了许多最有意义的作品。举例说，他在那里写了《邻居》、《第六病室》、《农民》、《匿名者的故事》、《娘儿们王国》、《黑修士》、《大沃洛佳和小沃洛佳》、《三年》、《阿莉阿德娜》、《带阁楼的房子》以及《海鸥》等等。

他闭门写作，工作得够了，便心情舒畅地走出房间，照例和每个人开开玩笑。至于写些什么，他是很少谈的。有时候他只是勉强地说出这时他在写的小说的篇名，用两三句话谈谈内容“我这个短篇写的是医生，他陷入了幻觉……”或者掏出笔记本，念一个使他吃惊的车站名称，或者像“罗扎利亚·阿罗马特”之类的名字。有时候他举出一个人物的某种特征（像特里戈林的特征是：“天芥茱，甜腻的香味，素淡的颜色——在描写夏日傍晚时想到”）。或者就念一念在轮船上听到的一句话（后来写进了《阿莉阿德娜》）：“让，你的小鸟晕船了……”接着一本正经地添加说：

“嗳，教亲，等我把您嫁给叶——夫的时候，您可得像这样和丈夫交谈呀……”

安东·巴甫洛维奇是在我和他为他的邻居沙霍夫斯基的女儿施行洗礼之后，才叫我教亲的。他同时肯定地对我说，他是故意和我一起去给孩子施行洗礼的，要不然我准得迫使他和我结婚（当时教亲之间是禁止结婚的）。还解释说，我们绝对不能结婚，因为他是作家，我是女作家，我俩“一定会吵嘴的”。

他总是动不动就嘲弄我，但他的嘲弄是那么和善，要对他见怪是不可能的，我总是第一个打心眼儿里笑出来，这特别是因为我知道安东·巴甫洛维奇对谁有好感才嘲弄谁。他嘲笑得比我多的似乎只有莉卡一个人。

他把我那张身穿舞服、手执扇子的相片放在屋里的壁炉上，在上面写着：“请读谢普金娜库帕尔尼克的作品吧！” [360] 这是他模仿著名的律师和文学评论家阿·伊·乌鲁索夫的作法，后者是那么崇拜福楼拜，当有人请他在捐款集上题辞时，他用法文在自己的相片下面写了：“请读福楼拜的作品吧！”

他叫我“俄罗斯土地上的伟大的女作家”、“德高望重的小说家”等等。还给我取了个绰号“塔季扬娜·叶——娃”，这是他根据认识的一个新闻记者的姓取的；这个人似乎外表丑陋（我从未看见过他），而安东·巴甫洛维奇吓唬我说要把我嫁给他。

他喜爱的短篇小说之一的情节是这样的：他，安东·巴甫洛维奇，将来是“皇家剧院的经理”，手脚伸开坐在圈椅里，“那种派头不比大人差”。这当儿，信差进来向他禀告：“大人，婆娘们带着剧本来了！”（就像我们这儿婆娘们带着蘑菇来找玛莎一样。）

“‘哦，请进来！’突然间，教亲，你进来了。直对着我深深一鞠躬。这是谁啊？‘塔季扬娜·叶——娃！’啊！塔季扬娜·叶——娃！老朋友啦！嗯，好吧，看在老交情面上，我接受您的剧本。”

有一次，安东·巴甫洛维奇建议和我合写一个独幕剧，而且替我写好了开场的长长一段独白。剧本的名称预定是《女作家的一天》。这段独白有许多暗指我的笑料，开头是这样的：

“我是女作家！您不相信吗？那您瞧瞧这双手：这可是一双正直的劳动者的手呢。瞧，甚至还有墨水渍呢！”（我的中指上总沾有墨水渍，那时我还没有用打字机……）

我不知为什么想起了这段独白的开头部分，想起了一个女作家终日无谓忙碌，既要接待崇拜者，又要从事写作，常常累得疲惫不堪，她是怎样向往着有朝一日到乡下去：“那里白雪皑皑……寂静无声……远远传来几声狗吠——有人在拉手风琴，好像是契诃夫……”

我还没有写完自己的部分，我的这个笔记本就不知丢到哪里去了，那上面就写有契诃夫的那段独白。当时我甚至一点不觉得惋惜：不知怎么没有想到，将来有一天他写的每一行会被收集珍藏起来的，当时在我看来，他只不过是和我快活地开开玩笑的可爱的安东·巴甫洛维奇罢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外出散步，很久才回庄园去。路上我们遇到了雨，只得到一个空禾捆干燥棚里躲雨。契诃夫拿着那把湿伞说：

“这倒应该写一个通俗喜剧：两个人在空禾捆干燥棚里躲雨，开开玩笑，谈谈说说，互相倾诉爱情，等待那把湿伞晾干——后来雨过天晴，突然他心脏衰竭死去！”

“上帝保佑您吧！”我惊异起来。“这算什么样的通俗喜剧？”

“不但是，而且很有生活气息。难道没有这样的事吗？刚刚还在开玩笑，笑着，突然间——噗通一声，完了！”

当然，这个“通俗”喜剧他没有写成。

他开的最厉害的玩笑是这样的。在梅利霍沃，有几只咖啡色夹着白色的所谓埃及种的鸽子和一只颜色完全相同的猫，它们常常在契诃夫管它叫“天真烂漫的”院子里走来走去。安东·巴甫洛维奇肯定地对我说，这些鸽子是那只猫和一只普通的灰鸽交配而生的。

那时候中学里没有教自然课，因此我对自然知识方面是完全无知的。虽然我觉得纳罕，但又不敢不相信像安东·巴甫洛维奇那样权威的说法，回到莫斯科后，我就对人讲起契诃夫的这种精彩的鸽子。不难想象，这引起了文学家们的哄堂大笑，我也为自己的无知而久久感到羞愧。

在梅利霍沃最开心的时刻是吃斋饭，对这件事安东·巴甫洛维奇总是心情舒畅，显得又和蔼又亲切。他当众不谈自己的失眠，也不谈要集中时间创作。他开玩笑，说说笑笑，俨然是位殷勤的主人。他邀请吃斋饭的人“到浑浊的泉水去”——这句话是有来历的，已经成了日常语。有一次，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和我一起到教堂去做礼拜；有一个乡村神父在给农民们讲道，他听了非常中意。回来后他说：

“安东，你从来不去教堂，那里有位神父讲道讲得好极了——听了真使人高兴！”

安东·巴甫洛维奇眼含笑意，一本正经地要求我对他谈一谈讲道的内容：“有什么东西使爸爸那么中意呢？”

讲道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神父对信徒们说：“假如你们看见一个渴得难受的行路人，又看见他身旁有两个泉——一个洁净清澈，另一个却肮脏浑浊，突然那个行路人为了解渴，竟不顾那洁净的泉水，而去喝浑浊的泉水——你们听了会怎么说呢？你们也许会叫他无知的人！可是，逢到假日休息，你们不也是这样做的吗？你们不走向洁净的泉水，不去教堂做弥撒，不念拯救灵魂的圣书，却到酒店里喝得烂醉……”等等。（这还是在实行伏特加国家专营以前，这样的讲道还受到鼓励，后来就被禁止了……）

安东·巴甫洛维奇听完，虔诚地对讲道赞扬了一番，然后说：

“好，我们现在到浑浊的泉水去吧，因为那里两岸长着上等的腌蘑菇呢！”

从此以后，这句话便流行起来了。

午饭后他经常逗狗玩。当时家里养着两只达克斯狗 [361] ，安东·巴甫洛维奇特别喜欢：一只褐色的取名希娜·玛尔科夫娜，他却叫它受难者（因为它长得太胖了），劝它“住院治疗”，“到那里去，你就会减轻体重啦！”另一只叫勃罗姆·伊萨伊奇，安东·巴甫洛维奇谈到它时，说它的眼睛生得和列维坦的一样，确实，它的眼睛是乌黑的、忧伤的。

他喜欢用我围在脖颈上的貂皮来逗狗玩。狗发疯似的汪汪叫着，围着他跳。我讨厌吵闹声，而且担心我那貂皮的命运，就把它藏了起来。这以后使我惊讶的是，只要安东·巴甫洛维奇指着那只放在壁炉上的雪茄烟匣，狗就不停地狂吠。它们还是那么连声地叫，还是那么向烟匣扑去！原来安东·巴甫洛维奇悄悄地把我的貂皮从五斗柜里取出，藏到了烟匣里。

有时候开玩笑转为严肃的谈话。安东·巴甫洛维奇给我指出一些什么，但语气是那么委婉；他善于满怀兴趣地、深表同情地对待别人哪怕是最平凡的创作。我记得有一次他谈起我的一部中篇小说，对我说：

“写得都好，有艺术性。不过，有些地方，比如说，您这样写道：‘于是她准备感谢命运，可怜的姑娘，感谢命运让她经受了考验。’应该让读者读过她为了经受考验向命运感谢以后，自己说‘可怜的姑娘’……还有，您写道：‘看了这情景真令人感动’（女裁缝照料生病的姑娘的情景）。应该让读者自己说：‘多么令人感动的情景啊！……’总之，您热爱自己的人物，但任何时候不要把这一点大声说出来！”

安东·巴甫洛维奇特别劝告我要避免用那些“现成的词句”和套话，例如：“夜幕悄悄地降临地面”、“群山突兀离奇的轮廓”、“在忧郁的冰冷的怀抱中”等等。他还开玩笑地吓唬我，如果在我的诗里碰到“星儿啊”或“花儿啊”这样的词句，那他就把我嫁给叶——夫。

安东·巴甫洛维奇就是夸奖我，大都也装作开玩笑的样子。例如，他说我的一些诗写得好，一定是我从旧杂志上抄来的。或者写道：“今天早晨九点钟，我坐在巴斯曼纳亚寒冷的教室里读了您的《孤独》，便宽恕了您的一切罪过。这个短篇写得太好了，毫无疑问，您是聪明而非常机智的。最使我感动的是小说的艺术性。不过，您一点也不懂。” [362]

诚然，有时候他也严肃地给我写道：“据说您的中篇小说将刊登在《一周》上（指我的中篇小说《幸福》），我为您感到高兴，并且衷心地向您祝贺：《一周》是内容充实、受人欢迎的杂志。再见，亲爱的朋友。” [363]

我非常重视他那些善意的批评。而且我从未看见过一位作家能像契诃夫那样热情、那样好心肠地对待年轻的同行。他经常为别人在编辑部之间奔走，安排别人的作品。当他发现他认为有才华的作品时，便由衷地感到高兴。只要回忆一下他对年轻的高尔基的态度，他给高尔基的那些信，就足以说明，那种同行相妒的情绪对他是多么格格不入。他借特里戈林（《海鸥》）之口说：“干吗要排挤？大家都有位子啊！”他不仅不排挤，而且一直准备伸手帮助年轻的同行。他曾这样写道：“一个人应当做到思想上明豁，精神上真诚，身体上整洁。” [364] 这就是他的准则，他和他的全家人都是无条件地遵守这些准则的。

在梅利霍沃，契诃夫写成了《海鸥》，就在这一年 [365] 他在莉·鲍·亚沃尔斯卡娅那间值得纪念的蓝色客厅里朗诵。契诃夫和亚沃尔斯卡娅的关系是两方面的。他有时喜欢她，有时又不喜欢她，而作为女性，她无疑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起初把她介绍给苏沃林，后来她就从柯尔什的剧院转到了苏沃林的剧院，还看过她参加演出的戏。但我和他之间那种纯朴的关系，在他俩之间是没有的。有过类以调情的事。我记得她那时正演出印度悲剧《瓦桑塔谢纳》，剧中那个在耳后戴着天蓝色莲花的女主人公跪倒在自己意中人面前，对他说：“你是惟一的、不可思议的、妙不可言的人……”当安东·巴甫洛维奇来到，走进蓝色的客厅时，亚沃尔斯卡娅就采用剧中女主人公的姿势，在地毯上跪下，向他伸出一双纤手，欢呼道：“你是惟一的、伟大的、妙不可言的人……”等等。后来我还在《海鸥》中发现这句话的回声，剧中阿尔卡金娜跪在特里戈林前面，称他是惟一的、伟大的人等等。她在《茶花女》和《生活的迷茫》 [366] 中扮演的角色也在《海鸥》中有所反映……但往后这种表面上相似的情况就不再发生了。

朗诵时聚集了许多人，都是我们平常在一起的文学界同行。柯尔什也在内，他把契诃夫看作“自己的作者”，因为契诃夫的第一个剧本《伊万诺夫》是在他的剧院里上演的。他和亚沃尔斯卡娅都在焦急地等待契诃夫的新剧本，指望着这一“珍馐美味”。我还记得剧本所产生的印象。可以把它和阿尔卡金娜对特列普列夫的剧本的反应相比：“颓废派”……“新的形式？”剧本的新形式甚至使柯尔什和亚沃尔斯卡娅等人感到惊讶，他们只承认萨杜和小仲马等人的故意卖弄的剧本，当然对这个剧本不满意，正如后来豪富的观众对在彼得堡为女演员列芙克耶娃举行的纪念演出 [367] 不满意一样……我记得那一片争吵、喧闹，记得莉季娅的言不由衷的赞扬和柯尔什的惊异：“亲爱的，这是不适宜在舞台上演出的，您迫使人在后台开枪自杀，甚至不让他在死前说几句话！”等等。我还记得契诃夫那不知是困窘还是严肃的脸色。当然几年之后，艺术剧院终于了解这个剧本，真正给我们作了演出。 [368]

我的印象也是模糊的。我记得，尼娜的头几句独白就产生了强烈的印象……“总之，一切生命，一切生命，一切生命，都在完成凄惨的历程后绝迹了。”我的喉咙口憋得透不过气来，我顿时觉得，在蓝色的客厅里，从远处什么地方吹来一阵风……

独白使我感到激动，但许多人只把它看作“对新文学的嘲笑……”我仿佛觉得，我之所以喜欢剧本，是由于我偏袒安东·巴甫洛维奇。此外，我不能客观地对待这个剧本。剧本中出现的来自真人真事的一些特征使我感到不安，例如亚沃尔斯卡娅的词句，玛莎的嗅鼻烟和“喝一杯”的习惯，是从我们两人都认识的一个年轻姑娘 [369] 那儿照搬来的，她也有这个习惯。而主要的是，我一向觉得，尼娜的命运和一个接近我也接近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姑娘的命运不谋而合，她当时正经受着和一位作家的痛苦而悲惨的爱情，我常常想，难道她的命运竟会像可怜的海鸥一样的凄惨吗？这想法特别使我感到困惑不安。

顺便说说，我常常发现，作家们——也包括契诃夫在内——有时候对一个“典型”发生了兴趣，便描写这个人物，但把他置于完全虚构的环境和条件中，使他经历着作家想象出来的事件……这样一来，常常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直观的力量是多么大啊，——这些典型后来竟会落到和短篇小说的主人公相类似的环境中。这个姑娘的情况也是这样。作家抛弃了她，她的孩子死了……但这一切都是在《海鸥》写成之后两三年发生的。 [370]

由于这种直观力，契诃夫和列维坦之间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件，这使契诃夫大伤脑筋。列维坦是契诃夫最好的朋友。他们之间突然爆发了真正的严重争吵，原因在于索·彼·库夫申尼科娃。事情是这样的：契诃夫写了优秀小说之一《跳来跳去的女人》，毫无疑问，这是库夫申尼科娃某些方面的生活促使他写这篇小说的。只有作家才能了解，在创作中要把耳闻目睹的生活印象按自己的想法加以综合。

契诃夫以艺术家的纯朴经过必要的和可能的润饰，仅仅撷取了库夫申尼科娃的外部环境特征：她那装饰着镰刀和毛巾的“俄罗斯式”餐室，她那沉默寡言、料理家务和请客用晚餐的丈夫，她和艺术家们的友谊。他把女主人公描写成迷人的金发女郎，把她的丈夫描写成才华横溢的年轻学者。但她认出了自己，便见怪了。安东·巴甫洛维奇曾就这一点在一封信中写道：

“您可以想象一下，我的一位女朋友，四十二岁的夫人，竟会在我写的《跳来跳去的女人》中的二十岁的女主人公身上认出了自己，因此整个莫斯科在责备我的诽谤。

“主要的罪证是外表的相似：那位夫人会画画，她的丈夫是医生，而她和一个画家同居……” [371]

列维坦也在画家身上“认出了自己”，同样见怪了，虽然实际上一点没有使他见怪的地方，而且单单看在短篇小说的无可比拟的才华上，也应该“宽恕作者的所有罪过”。可是，朋友们出来过问了，引起了激怒、愤慨，这件沉痛的事就扩大了，两个朋友有一年多不见面，不交谈，为这事两人内心深处都感到难过。

契诃夫无疑触到了库夫申尼科娃身上的痛处：谁都不知道，她和列维坦的关系已出现了裂痕，而且造成了完全破裂，——这又是小说写成后两三年发生的事……

刚好这时候，像她原来的丈夫所说的，可怜的库夫申尼科娃读完了自己的长篇小说的最后几页，这年冬天我动身到梅利霍沃去，顺路去看看列维坦，他曾答应把他夏天和我们一起住在乌多姆尔时画的草图给我看。列维坦在林荫道旁一所独家住宅内有一间带咖啡色色调的画室，是莫罗佐夫给他装饰的。他穿着天鹅绒的工作服出来迎接我，那模样就像韦拉斯克斯肖像。我像平常到梅利霍沃去那样，带着各种各样采购的东西。列维坦一知道我去的地方，就像惯常那样长吁短叹，说这次愚蠢的断绝往来使他难受极了，他是多么希望仍然到他那里去。

“怎么会弄到这样？”我怀着年轻人果断急切的心情说。“既然想去——那就去呗！马上跟我一块儿走吧！”

“怎么？马上走？就这么去吗？”

“就这么去，不过得把手洗一洗！”（他满手是颜料。）

“贸然去恐怕不合适吧？万一他不理解呢？”

“我敢保证是适合时机的！”我不容反驳地决定说。

列维坦激动、振奋起来，一下子打定了主意。他丢掉画笔，洗洗手，几小时以后我们已来到梅利霍沃的房屋前。

一路上列维坦很激动，不时叹息，兴奋地说：

“塔涅奇卡，我们贸然去会干出蠢事来吧？”（他说话带着动听的喉音。）

我要他放心，但他的激动也感染了我，我的心不由得抽紧了：万一我带他去受到难堪，那怎么办？虽然从另一方面来说，我是了解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深信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这时候我们已来到门口，狗汪汪叫起来，玛莎跑到台阶上，衣服裹得紧紧的安东·巴甫洛维奇也走了出来，在暮色苍茫中凝神瞧了一眼：跟我一起来的是谁。稍停了一会儿，便是紧紧地握手……然后谈起那些最平常的事情，谈起路上的情况和气候，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这是友谊恢复的开端，以后一直保持到列维坦去世没有中断过，在他病中安东·巴甫洛维奇曾去访问他，给他看病。

可是，和库夫申尼科娃发生的事却使契诃夫耿耿于怀。他经常以此来嘲弄和库夫申尼科娃保持友好关系的莉卡，有一次，由于我的一个短篇小说他还写信给我：“您终于忍耐不住，在180页还是描写了库夫申尼科娃。” [372] 他提出这一点来嘲弄我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我在小说里没有描写她。许多年以后，当她、列维坦和库夫申尼科夫医生都已不在人世的时候，我确实在短篇小说《老一辈》里描写过他们，这篇小说刊登在《欧洲导报》上。

契诃夫出售了梅利霍沃的庄园 [373] ，举家迁居雅尔塔，我的心仿佛碎成了片片。这时候我的奶妈去世了，这样我就没有再到洛帕斯尼去的必要了。

他之所以把心爱的梅利霍沃庄园出售，是由于他的病需要一个气候更暖和的地方，也由于他的老父亲的去世。他的父亲是1898年突然去世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在他死后写信给妹妹说：“我觉得，父亲去世后，在梅利霍沃将不再有往昔的生活，正如随着他的日记的中断，梅利霍沃的生活也停止了。” [374] 事情确实是这样——安东·巴甫洛维奇一生中最光辉的篇章结束了。

《海鸥》在莫斯科第一次上演时，安东·巴甫洛维奇恰巧不在那里。也许，他甚至是有意识地不去莫斯科的——《海鸥》在彼得堡的失败使他太伤心了。当艺术剧院和他的所有朋友都在为等待着首次演出而激动的时候，他正在雅尔塔……我也激动极了。可是，从最初一刻开始，在听了玛莎（莉莉娜饰）和麦德维坚科（季霍米罗夫饰）的开头几句精彩的对白以后，我简直忘记了身在剧院里，忘记了这是在演戏，体会到在剧院里从未有过的感觉：仿佛这不是舞台，也不是演员，而是真实的生活，而我们大家都是偶然窥视到的。所有的观众都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当帷幕最后一次落下来的时候，出现了那有名的“死一般的沉寂”，虽然只有几秒钟（谁不知道，台上这几秒钟无情地拖延得那么久），却使参加演出的人几乎陷入了绝望中，因为他们把受到震动的观众的沉默当作是演出完全失败的象征，然而突然间掌声四起，欢呼雷动。甚至那位最安详的评论家和记者埃夫罗斯，一个异常沉着和深思的人，也“从两边河岸中间走了出来”：他跳上椅子，发狂似的大叫大喊，流着眼泪，要求拍电报给契诃夫。从这一刻起，剧院博得了他的信任，也博得了整个莫斯科的信任，只有极少数人例外。

我从剧院出来，立刻给安东·巴甫洛维奇拍了电报。他回信说：

“亲爱的教亲，祝贺您新年好，希望您今年身体健康，诸事顺遂，前程无量。您的电报收到了，这使我内心深受感动。您写的信也是首先递达的，正是您，可爱的念念不忘的教亲，可以说像第一只春燕，给我带来了《海鸥》的消息。您近况好吗？什么时候把您的诗集寄给我？顺便说说，您的诗《修道院》写得美妙极了，是一首庄丽的诗，非常非常好。这里雅尔塔的天气一直暖和，倒希望下一点雪呢。紧紧地握手，祝您健康。别忘了您的教亲车夫安东。” [375]

附带说明一下：安东·巴甫洛维奇想起的那首诗是抒发对他父亲安葬在新处女修道院的哀思的。

《海鸥》首次演出后，整个冬天我为它的成功而兴高采烈。演出时剧院里挤满了观众。我深夜回家，经过当时艺术剧院所在的马车大街的“艾尔米塔什”，常常看到剧院前面的广场上挤满了人，当然主要是青年、大学生和高等女学校的学生，他们在那里通宵排队，有的带着折椅，舒适地坐着，有的在街灯下看书，有的一群群聚在一起跳舞，好暖和一下身子——广场上生活沸腾着。他们通宵排队，无非是为了在早晨能买到一张戏票，然后跑回学校上课，对一夜不睡毫不在乎。青春给人温暖，给人支持的力量。

艺术剧院恢复了《海鸥》的名誉，重新创造了它。但是，可以大胆地说，《海鸥》也创造了艺术剧院。契诃夫甚至夸大了艺术剧院在自己剧本的成功上所起的作用，记得有一次我对他说（指的是《三姐妹》），他的剧本使人惊异不止的恰恰是这样一点，在观看的时候，好像不是坐在剧院里，而是在窥视别人的生活，他听了面露微笑，眼睛眯缝得周围聚起了契诃夫式的“皱纹”，说：

“那是他们演得好，他们是机灵的……”

契诃夫邀我到雅尔塔去，但我时而出国漫游，时而上彼得堡，一直没有去。我和安东·巴甫洛维奇不时互通音问。他写的总带有那种诙谐的笔调。有时突然从国外寄来一份旅馆账单，以老板的名义要求立即按账单如数付款，以免向法院起诉。有时从雅尔塔写信来，比如说，要求我把剧本寄给他：

“亲爱的教亲，费心请速将您的剧本《瞬息间的永恒》寄给我，我们想把它搬上舞台，付给您一卢布的稿费。戏报和评论将及时寄给您。（这里也有评论家，写得好极了！）假使因故未能将剧本寄来，请速告。我的通信处为雅尔塔，布舍夫住宅。顺便告诉我，您的近况怎样？我在这儿闷得像鱼一样。别忘记我，有时写信来吧。总之，要少一点自以为是的看法，并且要尊敬老年人。您的恩人和教亲波夫谢卡基。写信来吧！我要在这儿待整整一个月。什么地方可以买到《浪漫主义者》呢？您瞧，我是多么关心您的荣誉啊。只要人们一提起业余演出的剧本，我立刻写急信通知您。” [376]

阿·彼·谢普金娜想在小剧院上演他的剧本《蠢货》，我要求他同意，他在下一封信上回答了我：

“亲爱的教亲，关于《蠢货》的事我赶紧回答您。我再说一遍，我高兴极了。我所以写‘再说一遍’，是因为大约两年前，根据您的愿望，我已写信表示同意，似乎只差一点没有签订合同。我的剧本《蠢货》能在小剧院（说得正确点，在小剧院舞台上）演出，对我是惟一引以为荣的事。

“塔季扬娜·叶——娃，我日前寄给你一张明信片，向您要《瞬息间的永恒》。请寄给我吧。我想作题为《戏剧艺术由于退化而衰落》的演讲，必须念您剧本中的一些段落，并且给听众看您和演员戈的相片（戈指演员戈列夫，契诃夫对他评价很高，公正地认为他是小剧院最优秀的演员之一）。

“不错，您是对的：写剧本的女人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我认为，根除这一灾祸只有一个办法：把这些女人召集到缪尔密里利兹公司，一把火把它烧掉。

“这儿同行是有的，浑浊的泉水向四面八方流着，也有女人，写剧本的和不写剧本的；但还是感到无聊。胸口憋得发慌，倒像是吃了一大盆淡而无味的菜汤。到这儿来吧，咱们一起到四郊去看看。那儿的吃食很好呢。您的教亲安·契诃夫。” [377]

从那时起，他的所有信里尽管充满诙谐的笔调，还是流露出无聊，甚至忧郁，这是他在雅尔塔经常感到的。他一般并不喜欢南方的大自然风光，认为它是道具式的，同时怀念着莫斯科阴郁的日子，怀念着列维坦的风景画。他去阿巴齐亚旅行 [378] 回来后，有一次对我说：“那儿的草木闪耀着光泽，像金属一样。我们的白桦和椴树那才好呢！”国外旅行既没有对他的创作，也没有对他的身体起什么影响。我常常想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觉得是可以找到说明的。契诃夫是一位对生活和对人感到热烈兴趣的作家。为了写作，他必须对生活和人进行观察。在国外他却做不到这一点，原因很简单，他没有掌握任何一种欧洲语言，这样一来，他在国外的生活便变得有点像电影一样，可以说他觉得自己是个聋哑人，能看到的只有一些风景，而且是“道具式”的，在他看来，这种美太故意造作了，他是不能满意的。他不能忍受故意造作的美，外表的美，也不喜欢过分外露的热情，而是保持自己的感受和人物的纯洁，不让它们受到华丽的词藻、外露的热情和人为的装腔作势的影响。他在这方面甚至可能走到了极端，这使他不能接受悲剧。顺便提一下，他从来没有了解玛·尼·叶尔莫洛娃 [379] ，正如作为作家的契诃夫也无法使她感到亲近一样。这是两个极端：生活的现实主义和理想的现实主义。伟大的女演员之所以避而不谈生活，只是为了表现生活可能是怎样，她那么随意地感到自己置身在其上的那种“高度”，对他是格格不入的，他显示的是生活的本来面目，让读者或观众自己高呼：“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

我至今还不相信，安东·巴甫洛维奇是否了解他不仅在俄国文学上而且在外国文学上所起的作用，——他的才能太伟大了。我从未感觉到在他身上有任何自我欣赏和虚荣心，而这些是不可能掩饰的。然而，他是一位独树一帜的作家，在文学巨擘中间处于突出的地位。按照我的看法，契诃夫作品中最主要的一点，在于把短篇小说从情节的束缚下，从传统的“开端和结尾”中解放出来。对于契诃夫来说，只要在现实生活中选取一个片断，用自己的语言加以描写，就足以打动读者的心灵。也不需要悲剧的感叹，也不需要凶杀和狂喜，但他似乎领会了被人遗忘的老诗人康·斯卢切夫斯基的诗句：

一滴水里充满了悲剧

也充满了不可避免的事件……

谢普金说过：“没有渺小的角色，只有渺小的演员。”契诃夫有充分权利说：“没有渺小的现象，只有渺小的作家。”在他看来，没有一个生活现象是渺小的，一切现象都值得观察。正像在歌德的《浮士德》中所说的，他“取材于生活的最深处，——不管是在哪里取材，都是妙趣横生”。他透过这一渺小的现象，看到了极为遥远和极为深刻的东西。正像透过一块玻璃可以看到广阔的全景一样，我们在契诃夫的作品中透过每个渺小的现象能看到整个巨大的生活面。契诃夫往往由于作品篇幅太小而感到不安，他一直在准备写“长篇巨著”，并且眼睛含着笑意深信不疑地说，他“羡慕波塔片科”（一个二流作家，作品却多得出奇）……然而，他的短篇小说却抵得上别人的多卷著作。就以《带狗的太太》来说，举个例子，如果是屠格涅夫，这个题材足够写成整整一部长篇小说。契诃夫却把它容纳在几十页的篇幅里，但从这些篇幅中却可以清楚地看到和感觉到不仅是两三个人的悲剧，而且是“知识界”的整个生活，当时的知识界正处在偏见和繁文缛节等等的重压下喘息呻吟，而这些偏见和繁文缛节往往会窒息人们的生活和心灵。他的其余短篇小说有时也只有几页……在这些短篇小说中，契诃夫对自己的主人公倾注着多么热情的惋惜和爱啊——是的，正是爱，这是他“没有大声说出来的”，也是目光短浅的评论家把它当作是“走向冷淡主义的客观性”……让我们随便提一下短篇小说《在流放中》、《歌女》、《万卡》和《主教》等吧。《在流放中》的一个鞑靼人就够得上写整部长篇小说。《歌女》的悲剧是向社会对“堕落的女人”的态度提出的控诉，《万卡》的悲剧不亚于狄更斯为沦为童工的孩子们的命运大声疾呼的长篇小说，《主教》的悲剧则是一个与群众有来往的人的极端孤独……我只举了几篇，还可以提出许多篇来作为例子。所有这些短篇小说都是呕心沥血写成的。

在契诃夫生前，我曾经听到一些“凡夫俗子”的指责，为什么他要写“苦闷的人”和“苦闷的生活”……

我想起了冈察洛夫说过的一个看法，他是借《悬崖》中赖斯基之口说的：“描写苦闷吧。”“要知道生活是多方面的，形形色色的，如果苦闷像一片广漠枯燥的草原处于生活的中心，犹如无边无际的田野和沙漠处于大自然中，那么，苦闷也可能而且应该成为思考、分析和绘画的对象……”冈察洛夫在“广漠枯燥的草原上”看到了苦闷的体现。契诃夫却写出了《草原》，这一短篇几乎没有内容，没有开端和结尾，但他在这片草原上看到的东西是那么多，色调、观察和印象又是那么丰富多彩！你读的时候，仿佛闻到了草原上青草的芳香，看到了在一望无际的天空飞驰的“灰白色的云朵”，听到了草原鸨拍动翅膀的扑扑声和质朴的人们说的质朴话——你就会爱不释手，非读完不可，后来你一遍又一遍重读时，又会出现新的情趣，正如你眺望大自然的任何景色时，经常会出现新的情趣一样。犹如契诃夫在自己写的“辽阔的光秃秃的草原”的短篇里找到并给我们留下了如此丰富的色彩和画面那样，在冈察洛夫为之思索的“人间的苦闷”中也找到并给我们留下了那么丰富的思想、情感、性格和潜在的力量。

契诃夫具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我们读他的作品时总是有新的感觉，而在我们年复一年反复阅读的短篇小说中，往往会找到一些新的东西，一些我们以前没有发现、现在“长大了”才能理解的东西。例如，我不久前在看《海鸥》时曾有这样的感受。在《海鸥》首次演出以及随之而来在俄国舞台上的演出中，形成了一种传统，即尼娜在最后一幕中处于那么歇斯底里、几乎疯狂的状态中，以致观众毫不怀疑她必将很快走上绝路——投湖或卧轨，但一定走上绝路。可是，不久前我在卡梅尔剧院，“在呢绒的帷幕里”听了由阿·科宁扮演的《海鸥》的独白，我一下子明白，尼娜不会也不可能走上绝路。我是从契诃夫的原本中明白这一点的。她“相信自己的艺术，她学会了忍受”，处在痛苦的十字路口，当然会使她走上她答应过的道路，她会成为一个女演员的。我们不知怎么总是忽略了这一点，尼娜这个没有经验的姑娘从离开父亲的住宅这一刻起，总共过了两年，但对她来说，这是怎样的两年啊！她被热爱的人抛弃，失去了孩子。她没有成为女演员，也就不足为奇了。可是，她却“天才地呼喊着，天才地死去”，当然，她也会天才地生活在舞台上！

契诃夫只是在音乐领域里才承认激昂的热情和浪漫主义，并且醉心于它们的魅力。在这里是没有国家和禁地的。有一次，他为了听一听贝多芬的乐曲，才把我带到庄园的邻居，诗人费特的亲戚那里。这家女主人演奏得出色极了。当他谛听月光奏鸣曲时，他的脸色是那么严肃，那么动人。他喜欢柴可夫斯基的乐曲，喜欢格林卡 [380] 的几首抒情曲，例如《别无缘无故引诱我》，而且非常喜欢在墙外有人演奏或歌唱时写作。莉卡在钢琴和提琴伴奏下唱的布拉格小夜曲，在他的《黑修士》里有所反映……

在契诃夫一生的最后几年里，我们就很少见面了，只有当他逗留在莫斯科，而我这时偶尔也在那里时，才有见面的机会，但我待在莫斯科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还生动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安东·巴甫洛维奇是秋天到莫斯科来的，尽管气候恶劣，他却迟迟不离开。他住在一所面积不大的住宅里，他的妻子和玛丽娅·巴甫洛夫娜也住在那里。他身上出现的变化使我惊异不止。他苍白，面色如土，双颊深陷下去——和以前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判若两人了。不知怎么好像又矮又小。

很难相信他是住在雅尔塔的，因为这对他应该起维护健康的作用。大家都说，到了他这样的年纪，这种病已经不那么危险了，“四十岁以后生肺结核是不会丧生的”，周围的人都这样安慰他的亲人。但是，在他身上，看不出任何好转的迹象。他弯腰曲背，怕冷地裹着一条方格毛毯，不时把一个小罐移到嘴边吐痰。

他妻子奥·列·克尼碧尔是一位漂亮的演员，她不想离开艺术剧院，而剧院也离不开她。但同时她对被迫分离感到十分苦恼，因此向安东·巴甫洛维奇提出，她将抛弃一切到雅尔塔来住，但他不愿她作这样的牺牲……

有一次，安东·巴甫洛维奇曾经开玩笑地给朋友写过一封信：

……好吧，如果您希望这样，那我就结婚。不过我的条件是：一切都应该像结婚前一样，那就是她要住在莫斯科，我住在乡下，由我到她那儿去。我答应做一个最好的丈夫，但介绍给我的妻子要像月亮一样，不是每天出现在我的天空中。 [381]

在这封开玩笑的信中说得那么快乐的事，实际上却并非完全如此。安东·巴甫洛维奇珍视克尼碧尔的才华，不容许她有为了他而放弃舞台生活的想法，对这一点他表示得很坚决。然而，她不在，他在雅尔塔便感到寂寞，感到孤单，特别是在秋天黑漆漆的晚上，海上起了风暴，浪涛汹涌，飓风吹折了花园里的玉兰，柏树被风吹得弯了下来，发出吱吱嘎嘎声，好像在哭泣，他由于咳嗽不能出去，而在这样的狂风暴雨中，谁也不敢从屋里探出身去，于是他就念着从莫斯科寄来的信，信上描写那里愉快而充实的生活，描写那跟他的精神、他的剧本息息相关的剧院，而这时候他却和妻子，和剧院，和朋友中断了联系。

他一直向往着莫斯科，不顾慎重考虑，仍然到那里去，在那里待着，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的休息必然会影响他的健康。

我去看契诃夫的那天晚上，克尼碧尔要去参加一个音乐会。彬彬有礼的聂米罗维奇丹钦科，穿着燕尾服，衬着洁白完美的硬领来接她了。克尼碧尔出门时服饰华丽，飘送出一缕缕的清香，亲切而柔情脉脉地和安东·巴甫洛维奇告别，她对他说了一句玩笑话，好让自己离开后他不致感到寂寞，做一个“乖孩子”，然后走了。

安东·巴甫洛维奇望一望她的背影，剧烈地咳嗽起来，而且咳得很久，他把小罐移到嘴边，等一阵咳嗽过后，说：

“是啊，教亲……快死了。”

这句话和我们刚才愉快的谈话——回忆梅利霍沃，回忆往事和共同的朋友，没有任何明显的联系。

这次见面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安东·巴甫洛维奇。

他的噩耗我是在国外获悉的……在他去世后好几年，也是在我久离莫斯科以后，我才来到新处女修道院他的墓前。我在那里遇到一个青年，他是来向心爱的作家的陵墓致敬的。塔钟每分钟敲打一次的声响，犹如一颗颗珍珠飘落下来，消逝在永恒中。我伫立在墓前思忖：“不，他没有离开我们死去。他和我们在一起——在每一个阴暗的日子里，在每一个思索着生活的姑娘身上，在樱桃园里飘落的花瓣上，也在‘生活还是会美好起来……’这一光明的信念上。”

契诃夫有时在谈话中表示过人们会很快忘记他的想法。

“人们会读我的作品七年或七年半，”他说，“然后就忘记了。”

但是，有一次他补充说：

“不过往后再经过一些时候，人们又会读起我的作品来，那时就会长久读下去了。”

他说得不错。一般说来，他的预感往往是正确的……

当我重新阅读契诃夫的作品时，我常常遇到一些句子和描写，使我大吃一惊。

革命最初年代席卷而来的风暴遮蔽了他那深思熟虑的形象，使我们看不到他。然而，这些年过去了，俄罗斯又发现了契诃夫，而我们勇敢的时代决定抛弃加在他头上的“无病呻吟者”和“悲观主义者”的绰号——陈腐的评论家的陈腐的概念，而在他的忧郁的（当时俄国的实际情况）短篇小说中发现了对人民、对人民未来的真实信念的萌芽，发现了确信新人获得胜利的征兆。这一切对现在研究他的人来说，都是清晰的。

我有时想，如果契诃夫能活到伟大的革命年代，他会做些什么，怎样做。我总是准备这样回答：契诃夫是真正的俄罗斯作家，真正的俄罗斯人。他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背弃祖国，他会投身于新生活的建设中，而这是他和他的主人公曾经向往的生活。

（杨骅　译）

题解：

塔季扬娜·利沃夫娜·谢普金娜库帕尔尼克（1874—1953），女作家和翻译家。功勋艺术家。她是演员米·谢·谢普金的曾孙女。1893年与安·巴·契诃夫结识通信。

本回忆录写于1945年。现根据《同时代人回忆契诃夫》（国家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52）中发表的文章排印。

安·巴·契诃夫，1900年

遥远的过去

（回忆片断）

玛·巴·契诃娃

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新剧作《海鸥》定于1896年10月17日，星期四，在彼得堡亚历山德拉剧院首次上演。当然，我很想到剧院去看第一场演出，在哥哥十月初去彼得堡的时候，我们就约好，由他寄钱给我，我在演出的那天上彼得堡。

可是，10月12日他突然从彼得堡写信给我，劝我不要去：“……《海鸥》的排练乏味极了。彼得堡使人苦闷，戏剧季节要到十一月才开始。所有的人都恼人，小气而又做作……第一场演出不会热热闹闹，只会没精打彩。总之，情绪是不大好的。”然而，这封信没有使我热望去彼得堡的心情冷下去，相反，在这个时候我一定要待在哥哥的身边。10月16日，我便乘夜车离开莫斯科到彼得堡去了。

10月17日早晨，安东·巴甫洛维奇神色郁闷，愁眉不展，到莫斯科车站来接我。我们在月台上走着，他不时咳嗽几下，对我说：

“演员都不了解角色……他们什么也不懂。排练糟糕极了，只有康米萨尔热芙斯卡娅一个人演得好。戏一定会垮台。你这一趟算是白来了。”

我望了望哥哥。我记得，那时太阳出来了，彼得堡灰蒙蒙的、阴郁的秋天一下变得柔和而亲切，一切都像春天似的绽开了笑容。我扬声说：

“没关系，安托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瞧，天气多么美好，太阳照耀着。丢开你那些不愉快的念头吧。”

我不知道，是天气的变化还是我乐观的情绪对他起了作用，他不再谈演员和剧本，诙谐地对我说：

“我在包厢里给你安排了一个展览会。所有的美人儿都将出席。可就是莉卡也许会感到不痛快吧。伊格纳季带了玛丽娅·安德列耶夫娜 [382] 也要来剧院，莉卡看见这个女人真够受的，她自己对这次会面也未必高兴。”

我的女友和我们全家的宠儿莉季娅·斯达希耶夫娜·米济诺娃白天早就到达彼得堡了。她对《海鸥》的首次演出感到激动是事出有因的。她不久前才和伊格纳季·尼古拉耶维奇·波塔片科终止了那不幸的恋爱。在朗诵《海鸥》时，我们大家心里都明白，安东·巴甫洛维奇在自己剧本中对他们的恋爱作了某种程度的反映。当然，这次演出会使莉卡激动不已。

我和莉卡一起住在伊萨基耶夫广场“安格列捷尔”旅馆的一个房间里。安东·巴甫洛维奇则像往常抵达彼得堡时那样，住在埃尔捷列夫胡同苏沃林家“私人”住宅里，他在那里有两个房间。

演出前我和莉卡在彼得堡逛了一天。我们知道安东·巴甫洛维奇这天要在剧院里一直忙到晚上，所以不去打扰他。早晨还在车站上他就对我说，要我们在旅馆里等他，演出结束后他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

夜晚来临了。亚历山德拉剧院座无虚席。彼得堡的戏迷都来观看这位在彼得堡极负盛名的莫斯科作家契诃夫写的新剧。何况这是为观众所喜爱的喜剧女演员列芙克耶娃举行的纪念演出，尽管她本人并不参加这一剧的演出，而是在《海鸥》之后上演的《幸福的日子》 [383] 里担任角色。当时往往是这样的。

我越看彼得堡这些穿戴讲究、迂腐而冷漠的观众，越感到强烈的不安，而且想起了哥哥在信中说的话：这里“所有的人都恼人，小气而又做作”。

第一幕开始了。从最初一刻起，我就觉得观众注意力不集中，他们以讽刺的态度对待台上的演出。但是，随着剧情的进展，第二场的帷幕拉开，台上出现了裹着被单的康米萨尔热芙斯卡娅，她那晚不知怎么演得缺乏信心，当她开始念那段著名的独白“人，狮子，鹰和山鹑……”的时候，观众公然嘲笑，高声交谈起来，有些地方还传来了嘘嘘的喝倒彩声。我觉得全身都凉透了。剧情越向前发展，剧场里的喧哗声越厉害。最后，整个剧院出现了一片大哄大闹。第一幕演完后，稀稀落落的掌声淹没在嘘嘘声、口哨声和针对作者和演员的难以忍受的评语中了。戏显然要垮台了。接下来的几幕同样是在观众的敌对气氛中演出的。我心情沉重，处在完全绝望中，但不让人看出来，坐在包厢里一直挨到终场。演出一结束，我就回旅馆去了。

我和莉卡默默不语，沮丧地坐在房间里，等待安东·巴甫洛维奇来吃晚饭，这是我们早晨就约好的。我集中思想，试图给自己解释在观众面前演出遭到如此失败的原因。我还记得，有一次哥哥伊万·巴甫洛维奇在家里朗诵《海鸥》，我们听了是多么高兴。我们当时的感受是多么生动，而现在……没有一个人理解……只有恶毒的笑声、挖苦话和侮辱人的喊叫。

已经深更半夜，安东·巴甫洛维奇还是不见来到。最后大哥亚历山大从《新时代》编辑部打来电话问道：

“安托尼哪儿去了？是不是在你那儿？苏沃林家也不在！”

我更加忐忑不安了，要求亚历山大到处打听找到他。过了一些时候，我亲自打电话给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安东·巴甫洛维奇还是到处找不到，既不在剧院里和波塔片科家里，也不在演员们总是聚集一起吃晚饭的列芙克耶娃那里。那时已经深夜两点钟，我亲自到苏沃林家去。

我记得，一走进苏沃林家宽敞的住宅，我不禁有惘然若失之感。住宅里一片黑暗，只有在遥远的进深处，经过一排直通房间，从打开的门里透出一点灯光。我向灯光走去。在那里我看到了苏沃林的妻子安娜·伊万诺夫娜，她披散着头发，独自一人坐在那里。这整个的气氛，黑暗，空荡荡的住宅，——所有这一切越发对我的心情产生了抑郁不安的影响。

“安娜·伊万诺夫娜，我哥哥可能上哪儿去了？”我对她说。

看来，她想安慰我，让我宽心，谈起无关紧要的琐事，谈起演员和作家来。过了一些时候，苏沃林来了，对我说，按照他的意见，剧本必须作更动和改编，好在以后演出时获得成功。但我根本没有心思听这些意见，只是请他去找哥哥。后来苏沃林出去了一会儿，很快高高兴兴地回来了。

“好了，您可以放心啦。您哥哥已经在家里，盖着被子躺在床上了，不过他不想见任何人，也不愿意和我交谈。他说什么在逛街呢。”

我如释重负地吁了口气，回自己住的旅馆去了。就这样，我们的晚饭没有一起吃成。

第二天我到苏沃林家去，也没有遇到哥哥。早晨他不和家里任何人告别，就乘客货混合列车回莫斯科家里去了，只托人转交给我一张便条：

“我到梅利霍沃去了，明天下午两点钟到达。昨天发生的事并不使我震惊，也不使我过分伤心，因为经过多次排练，我对它已有所准备，——这样我的心境并不特别坏。

“你来梅利霍沃时，叫莉卡和你一起来吧。”

当天半夜我也回到了家里。在梅利霍沃，哥哥一见面就对我说：“不要再提到演出！”

我亲眼看见《海鸥》演出的惨痛失败，那种骇人听闻的印象长久留在我的记忆中。但这次失败更使安东·巴甫洛维奇心头郁闷、沉重，而且无疑地加快了他健康状况的恶化。这以后仅仅过了三个月，安东·巴甫洛维奇就因肺出血进了奥斯特罗乌莫夫的医院，也就是在那里，第一次作出了那使我们全家的生活发生变化的可怕诊断。

一年或更多一些时间过去了。有一次我偶然听到，莫斯科将建立一个新剧院，准备上演《沙皇费多尔》 [384] 。不过，我并不注意这一消息，甚至不知道新剧院的主要创办人之一就是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聂米罗维奇丹钦科，他是我们家的老朋友，过去和安东·巴甫洛维奇很友好。后来，大约在1897年年底，我常常见到他，他每次不知为什么总向我提起《海鸥》，谈到它在文学上和舞台上的优点，但我立刻把话题转到其他方面，因为在我记忆中浮现出当时彼得堡的情景。我后来才明白，这是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的“外交”手腕：他知道我们兄妹情谊，看来有把握地认为，在答应新剧院上演《海鸥》方面，我对哥哥能施加影响。

1898年秋天，安东·巴甫洛维奇到雅尔塔去度冬。他不在家时，我们的父亲去世了。我把母亲接到了莫斯科，在乌斯宾斯基胡同拐角的小德米特罗夫卡租了住屋。这胡同的另一端，在马车大街后来的“艾尔米塔什”处所，就是当时我还不知道的莫斯科大众艺术剧院 [385] 。那里在上演《沙皇费多尔》。我们家的老朋友伊萨克·伊利奇·列维坦不止一次和我谈到这个戏，像谈什么杰出的作品似的，一直要我去观看。但我怎么也不准备去。

后来，不知怎么有一次哥哥伊万·巴甫洛维奇到我这里来，说是弗·伊·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在找我，要把12月17日在莫斯科大众艺术剧院首次演出《海鸥》的一张票子交给我。这时候，我才第一次知道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参加了这个剧院（至于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我当时还不认识）。我的心痛苦地揪紧了。又是《海鸥》！我担心重蹈彼得堡演出失败的覆辙，没有接受那张邀请观摩的包厢票子，要哥哥伊万·巴甫洛维奇带着全家人去观看，不过我还是写信给在雅尔塔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告诉他我准备去看《海鸥》的首次演出。我知道这一天他又会神经不安，所以在信中肯定地对他说，《海鸥》的演出一定会很精彩，不会比大家看了兴高采烈的《沙皇费多尔》差。

……12月17日傍晚，在我住所的窗前，轰隆地驶过出租马车、轻便马车和轿式马车，都向“艾尔米塔什”驶去。接着便静寂下来……我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最后终于忍不住，就披上皮斗篷，出去打听剧院的情况。我打开哥哥坐在那里的包厢的门，悄悄地坐在紧靠门的座位上。观众观看时的寂静无声和聚精会神使我感到惊讶。情景完全不像彼得堡演出的那次。我轻声问哥哥：

“怎么样啊？……”

他也同样轻轻地说：

“精彩极了。”

我开始看戏，看到了我不认识的演员们的出色表演。当时我还不认识克尼碧尔、莉莉娜、维什涅夫斯基和其他的演员。观众对演出反应非常热烈，可以听到请作者登台的欢呼声。我感到十分遗憾的是，哥哥不在剧院，不能看到自己的剧本在如此轰动的情况下恢复了名誉。正像大家所知道的，演出结束后应观众的要求，对在雅尔塔的安东·巴甫洛维奇拍发了贺电。

第二天我也给哥哥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安东·巴甫洛维奇保存了我写给他的所有书信，现在我又一次怀着兴趣重读六七十年前我在信中告诉他的一切情况。下面这封信谈到了《海鸥》在艺术剧院首次上演的经过：

昨天演出了《海鸥》。演得精彩极了。第一幕演得明白易懂，饶有兴趣。特列普列夫的母亲，那位女艺人，由非常非常讨人喜欢的、才华横溢的女演员克尼碧尔扮演，看她的表演，听她的独白，简直是一种享受。医生、特列普列夫、教师和玛莎的角色演得很出色。我只是不太喜欢特里戈林和海鸥本人的角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把特里戈林演得萎靡不振，演海鸥的那位女演员也差劲，但是，一般说来，演出是那么生动，使人真正忘记这是在演戏。剧院里鸦雀无声，观众聚精会神地看着。第一场结束后观众就请你上台，聂米罗维奇当众宣布你不在剧院，这时所有人，特别是池座的观众就叫喊起来：“那么应该给他拍发贺电！”第三幕结束后，观众又一次向演员们热烈欢呼，邀请作者登台。这当儿聂米罗维奇说：“在这种情况下，请允许我向作者拍发贺电。”观众一听，就有人喊道：“请办吧，请办吧。”来观看的朋友多极了，我有点激动不安，但心里乐不可支，大家都祝贺你获得成功，对你说了许多令人欣慰的话，等等……

不知为什么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弗·伊·聂米罗维奇丹钦科都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坚决地说，我在《海鸥》上演前，似乎到剧院去过，要求取消演出，这样一来，使整个剧团在《海鸥》首次演出前神经更加紧张了。然而，我上面已经说过，在《海鸥》第一次上演前，我一次也没有到剧院去，甚至不知道聂米罗维奇丹钦科是主持这个剧院的。这大概是我亲爱的永远不忘的朋友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和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存在着一些幻想，以此强调《海鸥》演出的困难（由他们首次提出而形成的这种说法，我们许多尊敬的与契诃夫同时代的作家以后在自己的著作中也重复引用了）。

不久我就认识了艺术剧院的全体演员，我们之间开始接近起来。1899年2月5日，我第三次看过《海鸥》后给哥哥写了一封信：

……我昨天第三次看了《海鸥》。我比第一次和第二次更感到高兴。大家演得非常好，好极了，连罗克萨诺娃也演得不错。不久前到我们家来做客的维什涅夫斯基邀请我上台，介绍我和全体演员认识。如果你知道他们是多么高兴，那就好啦！我向克尼碧尔转达了你对她的问候，她乐得跳了起来。扮演玛莎的阿利克谢耶娃要我转告你，你创造的角色最适合她扮演了，她十分感谢你。大家都向你致敬！他们是多么热爱地演出你的《海鸥》啊！费多托娃也在，她一直在流泪，说：“请您转告他，转告这位可爱的人，说是老太婆被他的剧本陶醉了，向他致深深的敬礼。”说着她真的对我一躬到地。每逢幕间休息，她总要我到她那儿去，一直流着眼泪……尤任也在，不过他什么也没有说。我打心眼儿感到可惜，你不能观看自己的剧本演得如此富于艺术性，虽然聂米罗维奇说，还可以演得更好些！我昨天充分地欣赏了第四幕。维什涅夫斯基把这一幕结束得精彩极了！……我劝你向克尼碧尔献献殷勤吧。照我的看法，她很有意思呐。

就这样我成了《海鸥》两度演出的见证人。第一度演出是悲惨残酷的，它不承认剧作家的革新，把这种革新摒弃于剧院之外。另一度演出肯定了新的现实主义的戏剧，激发了作者的信心和创作热情。这次演出使《海鸥》永垂不朽，成为当今被世界公认的最优秀的剧本的标志。

我在《海鸥》的初期演出中认识了艺术剧院的剧团以后，便与弗·伊·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全体演员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我常常到剧院去，演员和导演中许多人也随便地到我莫斯科的住所来。我成了他们和安东·巴甫洛维奇之间的联系人。这时他一直住在雅尔塔，夏季才到莫斯科来。聂米罗维奇丹钦科知道我和哥哥的感情很好，在需要说服他什么事情时，继续通过我去影响他。

我记得，1899年3月，有一天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来看我，谈到安东·巴甫洛维奇不同意把剧本《万尼亚舅舅》交给剧院上演，剧院为此感到不痛快。事情是这样的，还在艺术剧院上演《海鸥》之前，安东·巴甫洛维奇就答应小剧院上演《万尼亚舅舅》了。他对人一向委婉恳切，认为将剧本从小剧院收回再交给艺术剧院这样的做法是不合适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在答复聂米罗维奇丹钦科的请求的信中写道，这样做“好像我在有意回避小剧院” [386] ，并且答应另写一个剧本交给艺术剧院。但是，由于有了一个现成的，而且聂米罗维奇丹钦科给予高度评价的剧本，剧院对等待契诃夫另写新剧本当然有所不满了。

弗·伊·聂米罗维奇丹钦科获悉，有权批准在官方皇家剧院上演剧目的戏剧委员会已经同意接受《万尼亚舅舅》，只是附有条件，作者必须改写第三场。（万尼亚舅舅用枪射击教授，似乎是不足信的！） [387] 聂米罗维奇丹钦科趁此就劝我给安东·巴甫洛维奇写信。

“您就写信给安东·巴甫洛维奇，劝他不同意对剧本作任何修改。让他从戏剧委员会收回剧本，交给我们吧。我们一字不改就可演出。帮帮我们忙，把《万尼亚舅舅》弄到手吧！”

“不过，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您自己也可以写信啊。您和安东·巴甫洛维奇很友好，他很尊敬您。为什么这件事非要我来写信呢？”

“写吧，亲爱的。我请求您。我想，这样会顺利些。”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继续坚持说。

我耸了耸肩，同意当天就给哥哥写信。下面就是我1899年3月25日写的信：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刚才有事到我这儿来。他虽然是戏剧委员会的成员，但早就不到那儿去了。他从韦谢洛夫斯基和伊·伊·伊万诺夫那儿听到，他们同意小剧院上演你的剧本《万尼亚舅舅》，但你必须把它改动一下，也就是说剧本中的几个地方要作修改，然后再送去批准。由于这个戏将在小剧院演出，艺术剧院为此感到不快，聂米罗维奇下定决心请你不必修改剧本，他要在自己剧院里一字不改地上演，因为他发现这个剧本写得很壮丽。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喜欢它，比《海鸥》还喜欢。

有关修改《万尼亚舅舅》的会议记录你是不会很快收到的，因此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请你打电报给委员会问问，剧本是否通过，处理得怎样。如果你同意将剧本交给艺术剧院，也请你从速电告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因为剧目和分配角色都得在春季作出决定。

我在参加费多托娃家举办的晚会时，看见艺术剧院全体演员由于剧本不在他们那儿上演是多么伤心。

聂米罗维奇坚决要求我立刻给你写信，不知为什么他认为，这样做可以顺利一些。请答复他吧。他很焦急不安呢。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当时就这样做了。 [388] 艺术剧院的演员由于剧本转到了他们手里，高兴得无法形容，他们精神振奋地进行排练，在1899年10月26日第一次把剧本搬上了舞台。

《万尼亚舅舅》首次演出时我没能赶上。我这时候正在从雅尔塔到莫斯科的旅途中，剧本演出获得成功的消息，我是在车厢里从报上看到的。安东·巴甫洛维奇这一次要比一年前《海鸥》首次演出时轻松多了。而且他在雅尔塔也不知道《万尼亚舅舅》首次演出的确切日期。关于这一点他在给奥尔迦·列昂纳尔多夫娜·克尼碧尔的信中用诙谐的笔调写道：

您问我是不是激动不安。可是，您瞧，《万尼亚舅舅》是26日演出，我却在27日收到您的来信才知道。电报是27日晚上才收到的，那时我已经睡了。他们打电话转告我。我每次醒来，赤着脚摸黑跑到电话机跟前，冷得要命；后来我刚要进入睡乡，电话铃一次又一次响起来。我的声望不让我安眠，这还是第一次呢。第二天我在睡觉时把鞋子和睡衣放在床旁，电报却不打来了。

我是在10月30日《万尼亚舅舅》第二次演出时去观看的。关于艺术剧院的演员演出这一剧本给观众留下的深刻印象，大家从许多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清楚地了解了。现将我看演出后第二天写给哥哥的信摘录如下：

据观众和演员本人说，《万尼亚舅舅》的首次演出要比彩排差。这是因为演员从来没有这样怯场过。克尼碧尔非常激动，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这样，维什涅夫斯基也是如此。我看的是第二场演出，演得很精彩，我完全同意你喜欢的卡捷奇卡·聂米罗维奇的话，她对演员说：“你们今天演得像一群小天使。”我看了第一、第二两幕大为感动，高兴得流下了眼泪。

演员们派人来接我到后台去。喜气洋洋的聂米罗维奇迎接我，接着其余的人也都从小小的化妆室里出来，对我表示最热烈的欢迎。我当然不能不对他们精湛的演技表达我的愉快，特别是对阿列克谢耶夫，他演得比任何人都出色。克尼碧尔和莉莉娜非常讨人喜欢。阿尔乔姆演得不错——再也不可能有比他演得更好的华夫饼干 [389] 了。 [390] 第三幕虽然大家都喜欢，但我并不那么中意，太杂乱了。我要再看一次。第四幕又给人强烈的印象。总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三场演出，即今天的一场，票子早已卖完。到处都在谈论你的剧本。你一定得再写一个剧本啊。

照我看，卢日斯基演得不特别好。他的样子使人很不痛快，扮演的那位教授令人讨厌。但大部分人是赞同他这样扮演的。大家向你致敬，并且说，如果你和他们在一起，他们便不会怯场了。

我越看艺术剧院演出的《万尼亚舅舅》，就越喜欢这个剧本。他们演得一次胜过一次。我在给哥哥的另一封信中写道：“连你也会可惜，这个剧本只有四幕，就是写上这样的十幕，我也会非常高兴看的。”

这次演出在莫斯科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连这时很少上剧院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也来看了。我从给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信中查明，那是1900年1月24日晚上。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来临，使剧院处在一片极度忙乱中，正如我在给哥哥的信中所说的，“大家都发愣了”。剧院的导演舍别尔格萨宁那天晚上两次到我的住所来，告诉我托尔斯泰来到剧院和他观看《万尼亚舅舅》时的神情。 [391] 聂米罗维奇丹钦科也因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到来而激动兴奋。而维什涅夫斯基在谢幕时也频频向托尔斯泰坐的省长包厢鞠躬。

我在上面引用的一封信中曾建议安东·巴甫洛维奇“一定得再写一个剧本”，由此不难想象，剧院的领导和所有演员是怎样坚持请他写了。可这时候安东·巴甫洛维奇却说，他“不了解艺术剧院”。事实上，安东·巴甫洛维奇冬天不可能到莫斯科来，因此他就没有看到，他的剧本在洋溢着舞台气氛的艺术剧院演出的实况。他在写给剧院的信中，屡次提出要求来雅尔塔作巡回演出。他甚至诙谐地威胁说，没有看到艺术剧院的演出，他就不写任何剧本。

我现在发现，在1900年1月15日的信中我第一次告诉安东·巴甫洛维奇有关剧院决定来雅尔塔的事：

……我刚才到艺术剧院去过，看见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聂米罗维奇、维什涅夫斯基和克尼碧尔。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五月上旬一定到雅尔塔去，但只带你的两个剧本，专门为你演出。他们还想到塞瓦斯托波尔演出。维什涅夫斯基当然喊得比所有人都响。

1900年4月，艺术剧院全体人员来到契诃夫居住的雅尔塔，诚然，他们带来的不是两个剧本，而是四个剧本，其中占首要地位的是《海鸥》和《万尼亚舅舅》。

关于演出的情况，以及这美好的两星期中安东·巴甫洛维奇和剧院演员的交往，从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弗·伊·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和其他人的回忆录中可以清楚地了解。我只想指出，如果把艺术剧院在雅尔塔逗留的那段时间称作安东·巴甫洛维奇在雅尔塔整个生活的最好时日，那大概是不会错的。正像以前有个时期在梅利霍沃那样，安东·巴甫洛维奇显得乐观、愉快、机智、诙谐，爱说笑话，甚至完全忘记了那种迫使他待在克里米亚的疾病。真挚深厚的友谊这时把他和艺术剧院的整个剧团结合在一起，过了一年，他和最有才华的女演员奥·列·克尼碧尔结婚——这以前在莫斯科我和她就很要好了，——可以说，安东·巴甫洛维奇和剧院结了亲。

他的其余剧本都是专门为艺术剧院写的，这一点并非偶然，因为他现在了解了每个演员的创造能力和特点。剧本写得并不多，只有《三姐妹》和《樱桃园》，但是，它们有非常深刻的思想内容，有明显的号召人们走向新的更美好的生活的主题，这是安东·巴甫洛维奇晚年作品的特点。

（杨骅　译）

题解：

玛丽娅·巴甫洛夫娜·契诃娃（1863—1957），安·巴·契诃夫的妹妹。教师和艺术家。她是雅尔塔安·巴·契诃夫纪念馆的组织者和常任馆长。

本回忆录的第一部分已刊载《同时代人回忆契诃夫》（国家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52）一书中，第二部分根据手稿第一次发表（手稿经玛·巴·契诃娃同意，由尼·瑟索耶夫执笔）。

契诃夫与托尔斯泰，1901年

与安·巴·契诃夫的几次会面

谢·捷·谢苗诺夫

1890年代中期，有一年冬天我来到莫斯科，去了位于当时的普留西赫大街托尔克胡同的《媒介》编辑部。我和伊·伊·戈尔布诺夫正在谈话时，前厅响起了铃声。仆人有事外出了，伊万·伊万诺维奇身体不好，不方便起身，于是我站起来去开门。

一位身材中等偏上的先生走进来，很普通的俄罗斯人长相，身穿旧皮袄，头戴皮帽子，腋下夹着一卷东西。他问伊万·伊万诺维奇在不在。我说在。他脱下衣服，把帽子挂在衣架上，用手帕擦干净蒙了一层水汽的胡须，然后朝编辑办公室走去。我想，这大概是一位来访的客人，于是就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但是没过几分钟，伊万·伊万诺维奇就走过来，抓住我的手说：“走，我给你介绍一个人”，说着就把我拉进了编辑办公室。他先介绍了我，然后说出了客人的名字，原来此人就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事发突然，我一下子慌了神儿，不知道该和他说些什么，满脑子闪现的全是关于这位令人钦佩的作家的事，前不久他才向俄国读者奉上了新作《第六病室》。

当时《媒介》正在筹备知识分子丛书，探讨新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主义思想，他们发现那样的作品契诃夫最多。他们出版了契诃夫的《纪念日》、《妻子》、《第六病室》小说的单行本，并把他的一些小说编成文集，文集也为人民系列丛书准备，但没能发行，因为马尔克斯的出版社不同意。

这一次契诃夫带来了自己兄弟米·巴·契诃夫编写的农业词典《粮仓》的手稿以及他刚刚出版的小说《黑修士》的单印本。关于这部小说的评论文章已经出现，契诃夫对它们很不以为然。

由于身体不舒服，伊万·伊万诺维奇躺在沙发上。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办公室一边慢慢踱步，一边讲述着《黑修士》真正的创作意图。他觉得，大家没有读懂它。我当时还没有读这部小说，无法明白为什么安东·巴甫洛维奇那么痛苦，但我清楚地记得，他对那些评论家以肤浅的态度对待艺术作品感到相当不满。

伊万·伊万诺维奇留下《粮仓》手稿，随后会把它转交巴·伊·比留科夫——此人是出版社知识分子系列丛书的主编，同时他还表示对此次见面感到非常高兴。契诃夫走后，伊万和我谈起列夫·托尔斯泰对契诃夫的评价，说托尔斯泰一直关注着契诃夫的所有作品，并很痛惜他尚未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说：“他的才华会是一股无比巨大的力量，在身后应该留下一道深深的印迹。”

我和契诃夫的另一次见面是在雅斯纳雅·波利亚纳庄园，大约在第一次见面后一年半。符·格·切尔特科夫住在雅斯纳雅旁边的杰明卡村，我去他那里做客。在杰明卡我遇见了米·奥·梅尼什科夫，一位进步的新闻记者，当时他和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关系很亲密。在来这儿之前他到梅利霍沃拜访了契诃夫。他告诉我们，安东·巴甫洛维奇早就希望能去拜访雅斯纳雅，只是一直在犹豫。现在他下定了决心，希望可以见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当然他得到了肯定的回复，托尔斯泰很高兴见契诃夫，并且最近几天都会等着他的到来。

我很想亲眼见证安东·巴甫洛维奇和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会面，但是我必须到库尔斯克省几天，而安东·巴甫洛维奇可能就在这几天内成行，为此我感到非常遗憾。

契诃夫与托尔斯泰，1902年

我回来后得知，安东·巴甫洛维奇还没有来雅斯纳雅，他捎信儿说这两天才会到。于是我有机会见证了两位大文豪的会面，甚至在会面前就体会到了那种喜悦之情。

契诃夫造访雅斯纳雅·波利亚纳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正在创作《复活》。可以预料，他会给安东·巴甫洛维奇看他的作品。晚间有人来杰明卡村送信说，契诃夫已经到了雅斯纳雅·波利亚纳，并且明天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会给他读《复活》的前几章。

第二天，我和符·格·切尔特科夫赶往雅斯纳雅，抵达时已是午饭时间。契诃夫坐在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旁边，两人时不时交谈几句。尽管此时契诃夫正遭受病痛的折磨，但还是个英俊小伙子，看起来赏心悦目。他的性格沉静，优雅，文质彬彬，集众多优点于一身。

午饭后安排读《复活》。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身体不太舒服就去休息了。我们大概五六个人一起走到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下。符·格·切尔特科夫第一个朗读，然后是伊·伊·戈尔布诺夫。听众中有托尔斯泰的一个儿子，他听得情绪有些激动。他对父亲笔下描写的军官阶层感到愤怒。他向做过近卫军军官的符·格·切尔特科夫发问：难道大多数的军官都是那样吗？

安东·巴甫洛维奇一直平静地听着，神情非常专注，一言不发。朗读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随后，大家一起下楼来到托尔斯泰的书房。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已经起床，还是感到有些不适，就待在书房等我们。他很想知道，我们对其新作会说些什么。

安东·巴甫洛维奇语气平和，说书写得非常好，特别是对法庭审判的场面观察和表现得非常真实。他本人不久前就当过一次陪审员，目睹了法官们是如何审理案件的——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能得什么好处，而不是他们应该怎样审理。在一次例行的开庭中，律师和检察官不去审理案情，而是对坐在陪审员席上的安东·巴甫洛维奇一个劲儿地奉承、吹捧。案情很清楚，商人是被毒死的，而非别的原因。安东·巴甫洛维奇去过萨哈林岛，他很清楚，那里的大部分女犯人都是因投毒罪被判处流放的。他觉得文稿中有一个地方不太准确，就是玛兹洛娃被判处两年苦役。一般情况下，流放犯人的刑期不会这么短。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听取了这个建议，后来修正了这个错误的地方。

我们走出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书房的时候，夏日的夜幕已经降临。晚茶还没备好，大伙到室外散步。有人向我问起A女士的身体状况，前不久我去伊尔库斯克省时曾看望过她，雅斯纳雅的人和她关系很熟。她的健康状况不太好，患有妇科病，需要手术，但她本人拒绝做。安东·巴甫洛维奇仔细询问了病人的年龄后说，她的担忧完全是多余的，像她这样的情况手术会很顺利，难道做一百次都没问题就她这一次会失败吗？

安东·巴甫洛维奇和大家交谈着，但显然脑子里想的仍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还沉浸在和他见面的情景中。

散步快要结束的时候，契诃夫对大家说，他一直以来都非常敬重的苏沃林的所作所为让他感到很苦闷，这位老人家在自家报纸上所表达的政治倾向也让他感到很愤怒，这种倾向对很多人都起到了腐蚀作用。他想请求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给苏沃林写封信，让他为自己这种见风使舵的行为感到羞愧，因为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也许是能对他产生影响的人。但安东·巴甫洛维奇最终也没有机会和托尔斯泰说，因为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没有出来用晚茶，整个晚上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和塔季扬娜·利沃夫娜一直陪着安东·巴甫洛维奇说话。

我不知道，安东·巴甫洛维奇后来是否又到过雅斯纳雅·波利亚纳。我偶尔会去拜访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至少我在那儿没再见过他，但他给那里的人留下了非常愉快的回忆，每次他的新作品问世，都会受到雅斯纳雅的关注，大家读他的小说，热烈地发表评论。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每次说到契诃夫时，总是对他形象生动的描写赞不绝口，把契诃夫手中的笔称为音乐家的乐器，他说契诃夫似乎是惟一一位作品可以反复阅读的作家，而这一点并不容易做到，即使像狄更斯这样的作家也是一样。我记得，他对契诃夫的小说《妻子》大加赞扬，这篇小说发表在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的文集《创举》里。他也赞赏分别刊登于《俄罗斯报》和《家庭》的《马车上》和《爱人》，反复读它们，说这么美妙的东西，不仅是别的作家，就是契诃夫本人也很难在短时期内再写出来。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也喜欢他的《我的生活》，但仅仅部分内容，而非整部作品。他认为，契诃夫小说中主人公的原型是颇有名望的瓦·瓦·维亚泽姆斯基公爵，他主张生活平民化，曾在报刊上名噪一时。有些人认为他是圣人，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个大罪人。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不喜欢契诃夫的小说《农民》，但是更令他生气的是这部小说在出版界引起的轰动，大部分俄国知识分子都欣然接受了契诃夫笔下的农民形象，认为俄国农民就是那个样子，却不知道，这些农民是以莫斯科郊外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的农民为原型，而他们根本代表不了全体俄国农民。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说，这些嘴上说着热爱人民的人永远都不会爱人民，因为他们不了解人民，也不愿意去了解。他们所需要的农民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他们进行斗争和辩论的工具，也正是基于此他们为《农民》欢呼。众所周知，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不喜欢契诃夫的剧本，他认为，新式戏剧作品的目的是错误的。他说，要激起共鸣，需要的是抒情诗。戏剧服务于，也应该服务于别的目的。戏剧作品应该提出人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并且要让每一个人物依据自己内心的感知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是经验得出的结论。契诃夫缺乏的正是这一点。比如，他只把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了万尼亚舅舅和阿斯特洛夫医生不幸的命运上，仅仅是因为他们的不幸让人同情，却完全没有分析他们是不是值得同情。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说：“他只是让他们说自己是县里最优秀的人，可他们究竟好在哪儿，他并没有表现出来。我觉得，他们根本就是两个平庸、微不足道的人，他们的痛苦不值得关注。”

马尔克斯出版了契诃夫短篇小说第一卷，作品的诙谐幽默引起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极大的兴趣。他说契诃夫是当今一流的幽默作家，以往的作家中可以和他相提并论的只有果戈理和斯列普佐夫。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称赞短篇小说《戏剧》，不知多少次谈论过它，并且每次都由衷地开怀大笑。契诃夫笔下的儿童形象也深受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喜爱，像给爷爷写信的小万卡。只是有一些幽默小说他没能看明白，比如《大提琴的浪漫故事》和《急救》。

我最后一次见到安东·巴甫洛维奇，是在他去世的那一年的冬天，在莫斯科尼·德·捷列绍夫的文学“星期三”聚会上。这个“星期三”可谓星光熠熠：出席的除了安东·巴甫洛维奇和他的妻子以及妹妹玛利娅·巴甫洛夫娜外，还有安德列耶夫、高尔基、魏列萨耶夫、布宁、季姆科夫斯基、绥拉菲莫维奇、克洛乌舍夫和拉祖莫夫斯基。聚会上，现已过世的维·阿·戈利采夫作了关于尼采哲学的报告，然后大家讨论，气氛轻松、融洽。

安东·巴甫洛维奇的病情发展很快，病痛的折磨让他整个人都变了形，看着他，不敢相信这就是我以前见到的那个契诃夫。他的体重以令人吃惊的速度下降，几乎没有了胸，衣服穿在他身上就像挂在衣架上。即使这样，他依然表现得温和、活跃。他和伊·阿·别洛乌索夫开玩笑；讲自己的一些事情，自己最初踏上文学道路的一些挫折……大家认真地聆听，虽然都面带笑容，但内心都隐隐感到不安，想到眼前这个人将不久于人世，都不由地心中感伤。

1904年春天我的一本书出版，寄给了安东·巴甫洛维奇，但随后从报纸上得知他的健康状况恶化。我担心自己的信会打扰到他，深感不安。突然，完全出乎意料，我收到了他的回信。信写于他离开莫斯科到国外的前一天。他感谢我给他寄书，信中洋溢的那种温暖、真挚的情感令我动容。对我信中提出希望得到他的作品作为交换的请求，他承诺，只要从国外一回来就会兑现。

但是，从国外回来的只有他的一抔骨灰，莫斯科举行了隆重的仪式，他的骨灰葬在了新处女公墓。

（张璐　译）

题解：

谢尔盖·捷列季耶维奇·谢苗诺夫（1868—1922），自学成才的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回忆录》的作者。谢苗诺夫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十一岁时离家前往莫斯科谋生，当过工人，卖过矿泉水。托尔斯泰发表在《媒介》上的小说对谢苗诺夫走上文学创作道路起了很大的作用。1886年在莫斯科他见到了托尔斯泰，作家对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两兄弟》给予了赞赏，第二年，这篇小说在《媒介》上发表。随后，谢苗诺夫回到乡下继续当农民，1894年推出了名为《农民的故事》的作品集，托尔斯泰为其作序，并对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作品还有小说集《少女之死》和《异国他乡》等。

安·巴·契诃夫，1900年

安·巴·契诃夫在莫斯科艺术剧院

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我和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认识的，已经记不起了。大约是在18……年吧。 [392]

在我们认识的第一个时期，也就是在艺术剧院建立以前，我有时在正式宴会和庆祝会上，在剧院里遇到过他。

这些相遇除了三次以外，其余在我的记忆中已不留下一点痕迹了。

在莫斯科阿·谢·苏沃林的书店里相遇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

店主当时是契诃夫的出版人，他站在房间中央，严厉斥责某人。一位戴黑色大礼帽、穿灰色胶布雨衣的不认识的先生十分恭敬地站在一旁，手里拿着刚买的一包书，安东·巴甫洛维奇则靠在柜台上，浏览着手边那些书的装帧，有时说几句简短的话打断阿·谢·苏沃林的斥责，引起了哄堂大笑。

穿胶布雨衣的那位先生样子非常可笑。他哈哈大笑，乐而忘形，把那包书扔到了柜台上，当他的神情渐渐严肃起来的时候，又若无其事地把它取了回来。

安东·巴甫洛维奇也对我招呼了一声，开了一个亲切的玩笑，但我当时并不欣赏他的幽默。

我难以表白，我那时对安东·巴甫洛维奇很少有好感。

我觉得他傲慢不逊，还有点儿狡黠，是因为他那脑袋向后仰的姿势使他看起来这种样子吧，——然而，这是由于他近视造成的：这样一来他从夹鼻眼镜看东西方便多了。是他那居高临下望着谈话人的习惯，还是那种时刻扶正夹鼻眼镜的匆忙的姿态，使他在我眼里变得傲慢不逊，毫无诚意。但是，实际上这一切都出于他那讨人喜欢的腼腆，那时我还不能察觉到这一点。

另一次回忆起来历历在目的意义不大的相遇，是在莫斯科柯尔什剧院，在一次为文学家筹集基金而举行的音乐文学晚会上。 [393]

我第一次在真正的剧院登场，在真正的观众面前演出，因此非常注重自己的外表。

我故意不把大衣放在后台，像演员们通常做的那样，而把它放在池座的走廊里。我指望在这里，在我准备使他们大吃一惊的观众的好奇的目光下穿上它。

实际上却不是这样。我不得不急忙离开，以免让人发现。

就在这紧要的时刻，我遇见了安东·巴甫洛维奇。他径直朝我走来，亲切地对我说：

“听说您演我的剧本《蠢货》 [394] 演得好极了。听我说，您演下去吧。我一定来看，然后写评论。”

沉默了一会儿，他补充说：

“我可以得到稿费的。”

他又沉吟了一下，最后说：

“一卢布二十五戈比。”

应该承认，我当时感到委屈，为什么他对我刚才扮演的角色不赞扬一番。

如今我想起这几句话来不由得大为感动。

看来，安东·巴甫洛维奇在我刚刚演出失败之后，想开玩笑来鼓励我。

和安东·巴甫洛维奇认识初期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相遇，还保留在我的记忆中：地点是在一家著名杂志的狭小、拥挤的编辑室里。

室里有许多不认识的人。

满屋子烟雾腾腾。

当时一位有名的建筑师，安·巴·契诃夫的朋友，在给大家看人民宫、茶室和剧院大厦的建造计划。 [395] 我就自己的专业怯生生地提出和他相反的看法。

大家都正襟危坐地听着，安东·巴甫洛维奇却在房间里踱来踱去，逗大家发笑，坦白地说，妨碍了所有人。那天晚上，他显得特别愉快活跃：心胸开朗，精神饱满，脸色红润，不时微笑。

当时我不明白是什么使他如此兴高采烈的。

现在我知道了。

他高兴的是莫斯科将出现新的美好的事业。由于一线光芒将照射到下层人的身上，他感到幸福。后来在他一生中，凡是一切使人类生活美好的事业都使他喜不自胜。

“你们听吧！这件事妙极了，”在这种场合他总是这样说，同时脸上浮现出孩子般纯洁的笑容，这使他变得年轻了。

在我的回忆中，我和安东·巴甫洛维奇认识的第二个时期要珍贵得多。

1897年春天，“莫斯科大众艺术剧院”诞生了。

股东们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征集起来的，因为人们难以预料这项新事业会获得成功。

安东·巴甫洛维奇首先响应，入了股。他对我们准备工作的一切细节都感兴趣，要我们经常给他写信，谈得详细点。

他一心向往着莫斯科，但是病魔缠住了他，使他不能离开雅尔塔。他把雅尔塔叫作鬼岛，将自己比作德雷福斯。 [396]

自然，他最关心的是未来剧院的剧目。

他无论如何不同意上演他的《海鸥》。自从《海鸥》在圣彼得堡演出失败以后，它已成了他的弱不经风的、因而也钟爱的产儿。

然而，18[98]年8月，《海鸥》已经列入剧目中。我不知道，弗·伊·聂米罗维奇丹钦科是如何解决这件事的。 [397]

我到哈尔科夫省去写舞台演出设计了。 [398]

这是一项困难的任务，因为连自己也感到惭愧，我对剧本并不理解。只是在工作的时候，自己不知不觉地领会它，不由得喜欢它。契诃夫的剧本就有这样的特性。你被它的魅力吸引住了，还想闻它的芳香。

我很快从信中获悉，安东·巴甫洛维奇忍耐不住，终于到莫斯科来了。他这次来多半是为了观看《海鸥》的排练，当时排练已经开始了。他非常焦急不安。等我回来，他已经不在莫斯科。气候恶劣，他不得不回雅尔塔去。《海鸥》的排练暂告停止。

我一回来，正值艺术剧院成立以来最初几个月和开幕后出现的令人惊慌的日子。

剧院的情况不佳。除了《费多尔·伊万诺维奇》 [399] 卖座率较高以外，没有剧目能吸引观众了。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豪普特曼 [400] 的《汉乃蕾》上，可是，莫斯科大主教弗拉基米尔认为它违反书刊检查条例，把它从剧目中取消了。

我们的情况已处于危急关头，何况对《海鸥》也不能寄托物质上的希望。

大家知道，剧院的命运取决于演出的成败。

但这还是小事。问题要严重得多。在演出前夕，一次不那么成功的彩排刚刚结束，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妹妹玛丽娅·巴甫洛夫娜·契诃娃到剧院来了。

从雅尔塔传来的坏消息，使她焦急如焚。

她一想到在病人当前的情况下《海鸥》会遭到第二次失败，便不由得胆战心惊，因此她不同意采取冒险行动。

我们也觉得害怕，甚至打算取消上演，这样一来，等于关闭剧院。

要对亲手创办的事业加以宣判，并且使剧团挨饿，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那些股东呢？他们会说什么？我们对他们承担的义务是十分明显的。

第二天 [401] 八点钟帷幕拉开了。观众寥寥可数。我不知道第一幕是怎样演出的，只记得从所有演员的身上都发出缬草药酒味。我记得，在扎列钦娜娅念独白的时候，我觉得很害怕，背向观众坐在黑暗中，同时不易察觉地轻轻按住神经质地抖动的腿。

看来，我们要失败了。帷幕在死一般的寂静中拉上了。演员们恐惧地紧靠在一起，倾听观众的动静。

死一般的寂静。

工匠们从后台探出头来，他们也在倾听。

寂静无声。

有人哭起来了。克尼碧尔克制住自己，没有失声痛哭。我们默默地向后台走去。

这当儿，观众中爆发出一片掌声和喊叫声。声浪直向帷幕冲来。

后来据说，我们当时站在舞台上，身子半侧对着观众，大家都是一副可怕的脸色，谁都没有意会到向剧场两边的观众鞠躬答谢，有的人甚至还坐着，显然，我们弄不清楚眼前发生的情况。

在观众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台上则是名副其实的复活节。大家互相吻着祝贺，连涌到后台来的外人也不例外。有人歇斯底里地打着滚。许多人，连我也在内，大喜若狂，兴奋得跳起了怪诞的舞蹈。

临末，观众要求拍电报给作者致意。 [402]

从这天晚上起，我们大家和安东·巴甫洛维奇建立了几乎是亲戚的关系。

第一个戏剧季节结束了，春天来临，树木发青了。

安东·巴甫洛维奇跟随着燕子，也迁到北方来了。

他住在妹妹的小小住所里，在小德米特罗夫卡大街杰格佳尔胡同，是希什科夫的房子。

房间中央摆着一只极普通的桌子，桌上同样放着墨水池、钢笔、铅笔，还有一张软沙发，几把椅子，一只装满书和笔记本的箱子——总之，都是必需的用品，没有一件多余的东西。他在旅行期间临时布置的书房总是这样的。

随着时间的过去，房间里增添了年轻画家画的几张素描，这些画总是富有才华，属于新的流派，风格朴素。它们的题材大多是极朴素的——具有列维坦风格的俄罗斯风景画：白桦、小溪、田野、地主的宅邸等等。

安东·巴甫洛维奇不喜欢画框，因此这些画通常总是用图钉钉在墙上的。

书桌上很快就出现了薄薄的本子。它们为数很多。安东·巴甫洛维奇当时正忙于校订最早写的、自己几乎忘记了的小短篇，他准备交给出版人马尔克斯出版一个新的短篇小说集。他重读这些作品，和善地哈哈大笑，这时候他那浑厚的男中音响彻了整个小小的住所。

隔壁房间里摆着一只茶炊，经常咝咝作响，茶桌周围，访客像万花筒一样变换着。一些人走了，另一些人来了。

经常到这里来坐得很久的有已故画家列维坦，诗人布宁，弗·伊·聂米罗维奇丹钦科，我们剧院的演员维什涅夫斯基，苏列尔日茨基和别的许多人。

在这些人中间，照例有一个谁都不认识的男人或女人，总是默默地坐在那里。这个人或者是崇拜者，或者是从西伯利亚来的文学家，要不就是庄园的邻居，中学的同学，连主人自己也记不起的儿时的朋友。

这位先生使大家都感到拘束，尤其是安东·巴甫洛维奇本人。但他尽量运用自己争取到的权利：从客人那里溜走。这时候，从紧闭的房门后面传来他的咳嗽声和均匀的脚步声。大家都对这种避不见客习惯了，并且知道，如果聚会的人适合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兴味，他多半会出来，甚至跟他们坐在一起，从夹鼻眼镜后面凝视着这位默默不语的不速之客。

他本人不能不接待这位客人，或者哪怕暗示一下，他坐得太久了。不仅如此，当别人为他这样应酬的时候，安东·巴甫洛维奇就会生气；虽然有人成功地对付这种客人，他也会高兴得莞尔一笑。如果那个不相识的人坐得太久，安东·巴甫洛维奇通常把书房门打开一点，招呼一个亲近的人过去。

“听我说，”他紧紧关上门，恳切地对那个人低声说，“您对他说，我不认识他，我从来没有在中学念过书。我知道他口袋里藏着一部中篇小说，他会留下来吃午饭，然后读他的小说……这样是不成的。听我说……”

这时候，响起了安东·巴甫洛维奇并不爱听的门铃声，他便很快坐到沙发上，安静地坐着，竭力不咳嗽一声。住所里的一切都静下来，客人们也不再出声，或者躲到屋角去，免得一打开，新来的客人以为住所里还有人。

听到了玛丽娅·巴甫洛夫娜裙子的窸窣声，随后是门链哗啷一声和两个人的谈话声：

“忙着吗？”不相识的人大声说。

长时间的间歇。

“啊！”他有点领会了。

又是一阵沉默。接着传来了断断续续的说话声。

“……从外地来的——只要谈两分钟。”

“好吧，我一定转告，”玛丽娅·巴甫洛夫娜回答。

“篇幅不多的短篇小说……剧本……”不相识的人竭力说服对方。

“再见，”玛丽娅·巴甫洛夫娜告别说。

“致以深切的……深切的敬意……希望得到权威性的意见……”

“好吧，我一定转告，”玛丽娅·巴甫洛夫娜重复说。

“对有才能的年轻人的支持……一定会作出有教益的鼓励……”

“一定转告。再见，”玛丽娅·巴甫洛夫娜更加客气地告别说。

“呀，对不起！”话音未落，就听见一包东西落到了地上，稿纸发出沙沙声，接着是穿胶皮套鞋的声音，又是“再见！衷心的深深敬意……十二万分感谢……深刻的……内心满怀感激之忱……”

最后，门砰的一声关上了。玛丽娅·巴甫洛夫娜把散乱的手稿连同扯断的绳子放到了书桌上。

“告诉他们，我不再写东西了……不需要写了……”安东·巴甫洛维奇望着手稿说。

虽然如此，安东·巴甫洛维奇不仅看了全部手稿，而且还给送手稿来的人逐个作了答复。

在《海鸥》演出获得成功以后，有好几年 [403] 他不在，别以为我们重逢的场面是令人感动的。安东·巴甫洛维奇比平常更有力地握了握我的手，亲切地莞尔一笑——仅此而已。安东·巴甫洛维奇不喜欢流露感情，我呢，倒觉得有此需要，因为我已成了他的才能的热烈崇拜者。我已经难以像以前那样平平常常地对待他，而在有名望的作家面前，我不免感到自惭形秽。我很想装得比我的天赋更高大、更聪慧，便字斟句酌，竭力谈论重要的事情，样子倒很像一个精神变态的女人当着被崇拜的人的面那样。安东·巴甫洛维奇发觉了这点，显得局促不安。许多年以后，我还不能建立普通的关系，而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和所有人交往中却保持着这种关系。

除此以外，这次见面，他身上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变化留给我的印象，我是无法加以隐瞒的。病魔残酷地折磨他。也许我的脸色使安东·巴甫洛维奇吓了一跳，我们两人待在一起感到很难受。

幸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很快就来了，我们商谈起正事来。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想获得他的剧本《万尼亚舅舅》的上演权。

“听我说，何必这样呢，不必了……我可不是剧作家啊，”安东·巴甫洛维奇推托说。

更糟糕的是，皇家小剧院也在为这件事奔走张罗。 [404] 阿·伊·尤任坚决维护自己剧院的利益，他在不断进行活动。

如果我们两家剧院中有一家遭到拒绝，一定会委屈得痛苦不堪，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安东·巴甫洛维奇想出各种理由，既不把剧本交给这个剧院，也不交给那个剧院上演。

“我还得修改剧本，”他对尤任说，对我们则加以说服：

“我还不了解你们的剧院。我必须看看你们演得怎样。”

偶然的机会帮了我们的忙。皇家剧院的一位官员邀请安东·巴甫洛维奇进行磋商。如果那官员能亲自屈尊来访安东·巴甫洛维奇，当然会更恰当些。

谈话一开始就非常使人纳罕。那官员首先向著名的作家问道：

“您干什么工作？”

“写作，”安东·巴甫洛维奇感到惊异，回答说。

“那就是，当然我是知道的……不过……您在写什么？”那官员前言不搭后语地说。

安东·巴甫洛维奇伸手去拿帽子，准备走了。

于是，那位大人更加狼狈地急忙把谈话转入了正题。事情原来是这样，剧目委员会审阅了《万尼亚舅舅》，不同意第三幕出现的开枪射击。终场的部分必须改写。会议记录中大致写上了下列难以解释的理由：用手枪射击大学教授，那位获得学位的人物，是不准许的。 [405]

这以后安东·巴甫洛维奇告辞了，临行前要求把这份妙不可言的记录副本寄给他。他曾把这份副本给我们看，脸上露出难以掩饰的愤怒。

经过这次带戏剧性的可笑事件，问题自然而然地解决了。但安东·巴甫洛维奇还是坚持说：

“我还不了解你们的剧院。”

这是耍花招。他只不过想观看我们演出的《海鸥》。于是，我们答应为他演出。 [406]

由于没有固定的场所，我们的剧院暂时只能安顿在尼基丁剧院，这是一家一向没有什么观众的剧院。所有的道具都运到了那里。

剧院显得肮脏、潮湿、光线不好、空空荡荡，再加上运来的道具，看来是不会使演员和他们惟一的观众发生兴趣的。然而，这次演出倒使安东·巴甫洛维奇感到高兴。大概，他在不得已居住雅尔塔期间，已渴望观看演出了。

他怀着几乎孩子般的高兴心情在台上走来走去，并且走遍了演员的肮脏的化妆室。他喜欢的不仅是剧院的演出，而且还有它的后台活动。

他对演出是中意的，但也指责几个角色。其中包括我扮演的特里戈林。

“您演得很出色啊，”他说，“不过不是我创造的人物，我没有写过这样的人物。”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问道。

“他穿的是方格裤和破皮鞋。”

这就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对我剌剌不休的追问的全部说明。

“穿的是方格裤，而且是这样抽雪茄烟……”他不熟练地用手势作解释。

我从他那里再没有得到什么意见了。

他总是这样表达自己的意见：简短而形象化。

这些意见使人感到惊异，并且深深印入脑海中。安东·巴甫洛维奇好像在出字谜，在你猜中以前，是无法把它摆脱的。

过了六年，在第二次上演《海鸥》时 [407] ，我才猜出这个字谜。

确实，我为什么把特里戈林演成漂亮的花花公子，穿着白裤子和同样颜色的洗海水浴用的便鞋？难道是因为人们都爱慕他？难道这件西服对俄国文学家来说是典型的吗？问题当然不在于方格裤、破皮鞋和雪茄烟。尼娜·扎列钦娜娅读了特里戈林的许多动人的但空洞的短篇小说，她爱慕的不是他，而是少女的幻想，这就是受伤的海鸥的悲剧。这就是生活的嘲笑和粗野。一个外省姑娘初恋时既不会注意方格裤，也不会注意破皮鞋和气味难闻的雪茄烟。这种生活的反常现象要很久以后，在生活遇到挫折，遭受一切牺牲，恋爱成为习惯时才能认识到。需要新的幻想，因为要生活下去，——尼娜却到信仰中探求它们了。

然而，我却演得离了谱。

他对其中一个角色的指责，几乎到了毫不留情的地步。 [408] 很难想象一个特别温和的人会如此毫不留情。安东·巴甫洛维奇要求立刻更换角色。他丝毫不加原谅，以停止继续上演作为威胁。

在谈到别的角色时，他用亲切的玩笑指出演出的缺点，但是，一涉及演得不成功的角色，安东·巴甫洛维奇马上改变声调，无情地给予沉重的打击：

“听我说，这样是不行的。您是在从事一项严肃的工作，”他说。

这就是他毫不留情的原因。

这些话也说明了他对我们剧院的态度。他既不说恭维话，也不作详细的评论和鼓励。

整个春天，由于气候暖和，安东·巴甫洛维奇一直待在莫斯科，每天都来看我们排练。

他并不注意我们的工作。他不过想处在艺术的氛围中，和愉快的演员们聊聊。他喜欢剧院，但不能容忍它低级庸俗。这些低级庸俗使他病态地蜷缩起身子，或者离开它们出现的地方。

“对不起，我要回去了，有人在等我，”就这样他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思忖。

过了几天，安东·巴甫洛维奇像起了反射作用似的说了一句出乎大家意料的话，它准确地刻画出使他感到侮辱的低级庸俗。

“我原……则上表示抗议，”有一次他突然说，并且不住地哈哈大笑。他想起了一个非纯粹血统的俄罗斯人的冗长得无法形容的演说，他谈到俄罗斯乡村的诗歌，在演说中引用过这句话。

我们当然抓住每个机会谈到《万尼亚舅舅》，但安东·巴甫洛维奇对我们提的问题回答得很简短：

“全部都写在那里了。”

可是，有一次他说得很明确。有人谈起在外省看到《万尼亚舅舅》演出的情况。在那里，主要角色往往被演成破落的地主，穿擦了油的靴子和农夫的衬衫。在舞台上总是把俄国地主扮演成这样的。

天啊，这种庸俗对安东·巴甫洛维奇起了什么影响！

“听我说，这样是不行的。我在剧本中写的是，他系着非常漂亮的领带。非常漂亮！你们要记住，地主比你我都穿得讲究。”

这里问题不在于领带，而在于剧本的主要思想。天生有才的阿斯特罗夫和温文尔雅的万尼亚舅舅在穷乡僻壤沉沦下去，而教授这个蠢人却在彼得堡坐享清福，和自己类似的人物统治着俄罗斯。这就是作者有关领带的潜在的导演说明。

1899年《万尼亚舅舅》在我们剧院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演出结束后，观众要求“给契诃夫拍电报致敬！”

从写的信来看，安东·巴甫洛维奇整个冬天都向往着到莫斯科来。现在他衷心怀念着我们的剧院，如果不算专门为他演出的那场《海鸥》，他还一次也没有看过剧院的演出。

他开始构思为我们写一个剧本。

“但是，为了这一点必须看看你们剧院的演出，”他在信中反复说。

后来才知道医生禁止他春天到莫斯科来，我们明白了他的暗示，便决定整个剧团带着全部布景道具到雅尔塔去。

1900年4月的一天，全团人员带着眷属连同演出四个戏所需要的道具布景从莫斯科出发到塞瓦斯托波尔去。 [409] 随同我们前往的有几个热烈崇拜契诃夫和我们剧院的观众，还有著名的评论家谢·瓦·瓦西里耶夫（弗廖罗夫）。他此行目的是专门详细了解我们演出的情况。

这是一次民族大迁移。在这次旅行中，我特别记得生平第一次和妻子分别的亚·罗·阿尔乔姆。在旅途中，他又挑选亚·列·维什涅夫斯基作“妻子”，在这段时间里维什涅夫斯基成了他的动力，他的意志。快到塞瓦斯托波尔的时候，阿尔乔姆问大家，那里有没有出租马车，是否要步行上山等等。

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只要维什涅夫斯基好久不在他身边，阿尔乔姆便派人去找他。老头子整个旅途中一谈就是死，情绪十分阴郁。

当驶近塞瓦斯托波尔的时候，开始出现了隧道、悬崖和风景秀丽的地方，全团人员都纷纷来到车厢小平台上。情绪阴郁的阿尔乔姆也在维什涅夫斯基的卫护下，上路后第一次出来了。维什涅夫斯基生来富有热情，他安慰阿尔乔姆：“不，萨沙，你不会死的！你何必要死呢！瞧，海鸥，大海，悬崖，——不，你不会死，萨沙！”

而阿尔乔姆作为一个艺术家，在悬崖、大海、火车驶过的美丽如画的曲折海滨的感染下，活跃起来了。他用熊熊燃烧似的眼睛眺望着周围的景色，突然他把头一摆，不怀好意地转向维什涅夫斯基诡谲地说：

“我还是死了吧！我还有什么希望呢！”

然后懊恼地转过身来添加说：

“瞧，我在胡思乱想些什么！”

克里米亚没精打采地迎接我们。从海上刮来一阵冷风，天空乌云密布，旅馆里生了火炉，我们仍然冷得要命。

剧院入冬以来就将门用木板钉上了，暴风雨刮走了我们贴的海报，这些海报本来就没人看一看。

我们心情沮丧极了。

可是，瞧，太阳出来了，大海绽开了笑容，我们也乐开了。

来了一些人，拆下了钉的木板，敞开了门。我们走了进去。那里冷得像地窖里一样。这是名副其实的地下室。就是一星期内也不能使气味消散，但两三天后我们就得演出了。我们更为安东·巴甫洛维奇的身体担心，在这种发霉味的空气中他怎么能待下去。我们的太太整天在为他挑选座位：哪里坐起来更合适，哪里可以避风。我们一批人越来越经常地聚集在剧院附近，于是剧院四周生活沸腾起来了。我们都怀着节日的愉快心情——春天来临了，大家换上了新的上衣、帽子，一切都显得生气勃勃，而我们大家都以自己是演员而喜不自胜。同时我们也竭力做到举止庄重，——这可不是一个不起眼的戏班子，而是首都的剧团。

最后，来了一位服饰华丽的夫人。她自称是当地的贵族，契诃夫的朋友，要求每场演出都订一个按字母排列的包厢。观众们跟在她后面走向售票处，已公布的四场演出的票子很快就卖完了。

大家等待契诃夫的到来。这时候，请假去雅尔塔的奥·列·克尼碧尔没有给我们来信，这使我们焦急如焚。复活节前的星期六她带着一个令人伤心的消息回来了，说安东·巴甫洛维奇生病了，恐怕不能到塞瓦斯托波尔来。

这消息使大家很沮丧。从她那里我们还了解到，雅尔塔暖和得多（这是从那里经常来的消息），安东·巴甫洛维奇是位非常的人物，几乎俄罗斯文学界的所有代表人物，像高尔基、马明西比里亚克、斯塔纽科维奇、布宁、叶尔帕季耶夫斯基、奈焦诺夫、斯基塔列茨，都在那里。

这使我们更焦急不安了。这一天大家都去买了甜乳渣糕和圆柱形甜面包，准备在异乡迎接开斋节。

午夜教堂的钟声不像莫斯科的那样，唱诗也不像那样，而甜乳渣糕和圆柱形甜面包则带有土耳其糖果的气味。

阿尔乔姆把塞瓦斯托波尔批评得一无是处，并且打定主意只能在故乡迎接复活节。但是，另一方面，开斋后在海滨的漫步和早春清晨的空气，使我们忘记了北方。黎明的景色是如此美好，我们唱起了茨冈歌曲，在大海的喧哗声中朗诵诗作。

第二天，我们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安东·巴甫洛维奇搭乘的那艘轮船抵达。我们终于看到了他，他最后一个从船上休息室里出来，面色苍白、消瘦。安东·巴甫洛维奇咳得很厉害。他的眼睛忧郁而带有病容，但竭力装出亲切的笑容。

我真想哭起来。

我们的摄影爱好者在轮船的搭板上为他照了相；这帧相片中的情景写进了他当时正在构思的剧本中（《三姐妹》）。

大家不拘礼节，纷纷提出了他的健康问题。

“很好。我完全健康，”安东·巴甫洛维奇回答。

他不仅不喜欢外人，而且也不喜欢至亲好友关心他的健康。他自己呢，不论身体多么不舒服，从来没有抱怨过。

他很快就到旅馆去了，直到第二天我们不再去打扰他。他住在韦特策尔，不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住在基斯特）。大概他害怕住得靠近海滨吧。

第二天，即复活节的星期一，我们的巡回演出开始了。我们面临着双重的考验：安东·巴甫洛维奇和新的观众。

整整一天是在激动和奔忙中度过的。

我在剧院里只偶尔看到安东·巴甫洛维奇。他是来看自己的包厢，同时担心两个问题：是否把他和观众隔开，“贵夫人”的座位在哪里。

不管严寒凛冽，他仍穿着薄大衣。大家多次对他提到这一点，但他还是简短地回答：

“听我说！我很健康！”

剧院里寒气逼人，因为到处是裂缝，又没有取暖设备。化妆室里点了煤油灯取暖，但风把暖气吹走了。

晚上，我们都挤在一间小化妆室里化妆，用身体散发的热量使室内暖和起来，而爱好打扮的女士们穿的是薄纱外衣，她们只得跑到邻近的旅馆里，在那里取暖，换衣服。

八点钟，一阵尖锐的手摇铃声招呼观众进场观看《万尼亚舅舅》的首次演出。

剧本的作者坐在经理厢座里，躲在弗·伊·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和他妻子的背后，他那黑糊糊的身影使我们十分激动。

观众对第一幕反应冷淡。剧终时观众热烈欢呼，演出获得了成功。他们要求和作者见面。他感到左右为难，但还是登上了舞台。

第二天，过度兴奋的阿尔乔姆卧病在床，没有来排练，安东·巴甫洛维奇非常喜欢替人看病，他一听到这件事，就因为有了病人而高兴起来。何况这个病人又是他向来十分喜爱的阿尔乔姆。他和季霍米罗夫马上到病人的住所去。我们一直跟在后面探问，想知道安东·巴甫洛维奇怎样给阿尔乔姆看病。有意思的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去病人住所的路上，弯到家里拿了一把小锤子和一个小管子。

“听我说，没有这些工具，我是无法看病的。”他关心地说。

他在阿尔乔姆身上这里听听，那里敲敲，摆弄了好半天，然后断定说，一般这是用不着诊治的。他给了他一块薄荷糖，说：

“听我说，把它吃下去！”

诊治就此结束，因为第二天阿尔乔姆便恢复了健康。

安东·巴甫洛维奇喜欢在排练时前来，但是，由于剧院里太冷，他只能偶尔来看看，大部分时间坐在剧院前面那个阳光普照的广场上，那里是演员平时晒太阳的地方。他和他们愉快地聊天，不断地说：

“听我说，你们的剧院啊，真是件妙事，是非常出色的事。”

这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在那时说的所谓口头禅。

通常总是这样：他坐在广场上，神情显得活跃、愉快，跟男演员或女演员闲聊，特别是跟克尼碧尔和安德列耶娃，他当时在追求她们，——一碰到机会就大骂雅尔塔。这时候听起来带有悲伤的调子了。

“这个海在冬天黑得像墨水一样……”

有时候，他会突然说几句话来抒发苦闷和忧郁。

我记得他就在这里和剧院的木匠待了几小时，教他“学”蟋蟀叫。

“蟋蟀是这样叫的，”他一边说一边比画，“随后停顿几秒钟，又‘瞿—瞿’叫起来。”

有一位先生总在固定时间到广场上来，谈论文学方面的一些情况，压根儿是没有价值的。于是，安东·巴甫洛维奇马上悄悄地离开了。

第二天演出的《孤独者》给他产生了十分强烈的印象，他在演出后说：

“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剧本啊！”

他说，剧院在生活中一般是很重要的，因此一定要为剧院写作剧本。

就我记忆所及，他是在《孤独者》演出后第一次谈到这些话的。

在广场上的谈话中，他曾提到《万尼亚舅舅》，交口赞扬参加该剧演出的全体演员，对我只提了一个意见，那是最后一场有关阿斯特罗夫的：

“听我说，他一定要吹口哨。万尼亚舅舅呜呜咽咽哭的时候，他一定要吹口哨。”

我当时抱着率直的人生观，怎么也不能同意这种说法——这个人在如此富于戏剧性的地方怎么能吹口哨。

他总是在演出开始前很早就来了。他喜欢到舞台上看看怎样安放布景。幕间休息时他跑到化妆室去和演员闲聊。他一直非常关心剧院的琐事，比如说，怎样把布景放下来，怎样照明。人们当着他的面谈到这些事情时，他总是站在那里微笑着。

在演出《海达·加布勒》的时候，他常常趁幕间休息跑到化妆室来，一直到下一场开始还坐在那儿。这使我们感到困窘。我们认为，如果他再不急于回到观众厅去，那就是说不喜欢这场演出。而当我们问他这件事的时候，他完全出乎我们预料地说：

“听我说，易卜生不是个戏剧家！”

在塞瓦斯托波尔，安东·巴甫洛维奇没有看到《海鸥》的演出，——他是在以前看到的，而这时天气起了变化，时常有暴风雨，他的健康更差了，不能不离开这里。

《海鸥》是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演出的。狂风大作，以致每个侧面布景都要由一个工匠来扶着，以免被风刮倒在观众身上。从海上时刻传来轮船的警报笛声和汽笛的鸣叫。风吹过舞台，我们穿的外衣都被刮了起来。下雨了。

这时候还出了这样一件事。舞台上无论如何需要灯光，而这只有把市立公园一半的灯关掉才能办到。要放弃这个有效的方法看来怎么也不可能了。在这关键性的时刻，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吩咐干脆把市立公园一半的灯关熄了。

《海鸥》的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演出结束后，门口聚集了一大群观众。我手里撑着伞刚刚走到台阶上，就有人抓住了我，好像是一些中学生。但是他们没能制服我。当时我的处境确实是够可怜的：那些中学生喊叫着，把我的一条腿抬了起来，由于他们拖着我向前跑，我的另一条腿只能一步步地跳着，而手里的那把伞早已飞得不知去向了，大雨瓢泼似的浇在身上，连说明一下都不可能，因为大家都在高喊“乌拉”。妻子跟在我后面奔跑，担心我被弄成残废。幸而他们不久就筋疲力尽，放开了我，就这样我拖着两腿走到了旅馆门口。但是，他们在门口还想耍些花招，把我拦在肮脏的台阶上。

看门人走了出来，替我全身擦干净，那些上气不接下气的中学生还久久显出激奋的样子，议论着为什么事情会弄成怎样。

塞瓦斯托波尔的所有大人物我们都认识了，在去雅尔塔之前，各方面给我们打来电话：“西北风，东北风，有风浪，没有风浪。”所有的海员都说，一切情况良好，在阿伊托多尔附近才有风浪，这里是海湾，我们将在平静的海面上航行。

但结果是什么海湾也没有，我们被颠簸得那么厉害，至今还不能忘却。

我们一路上弄得狼狈不堪。我们当中许多人带了妻子和儿女。有些塞瓦斯托波尔人和我们一起到雅尔塔去。奶妈、侍女、孩子、布景道具——一切都混杂在一起待在轮船的甲板上。一群观众聚集在雅尔塔的码头上，他们身穿讲究的衣服，手捧鲜花，海面上却风雪交加——总之，充满一片混乱。

这时候我们心头不禁涌上了一种新的感觉，觉得观众承认了我们。接着而来的是欢乐，对新环境感到不自在，受到初次欢迎的困窘。

我们刚到雅尔塔，还来不及安排好旅馆房间，洗洗脸，熟悉一下环境，我就在迎接维什涅夫斯基了，他快步跑来，大喜过望，大声说着什么，忘乎所以地喊道：

“我刚刚和高尔基认识了——那么动人心魄啊！他已打定主意给我们写剧本！还没有看见我们，就……”

第二天早晨，我们第一件事就是到剧院去。那里在拆墙，打扫，洗刷——一句话，大家都在起劲干活。在舞台上，在刨屑和尘土飞扬中走来走去的有拿手杖的阿·马·高尔基，还有布宁、米罗柳鲍夫、马明西比里亚克、叶尔帕季耶夫斯基、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聂米罗维奇丹钦科……

参观了舞台，大伙儿就往市立公园早餐。整个凉台一下子挤满了我们的演员，我们把全部公园占据了。在单独的一张小桌旁坐着斯坦纽科维奇，——他不知为什么没有和大伙儿在一起。

从那里出来，大家一起到安东·巴甫洛维奇家里去，有的人步行，有的人乘坐能容纳六个人的轻便马车。

在安东·巴甫洛维奇家里，总是摆好着台面，或者吃早餐，或者喝茶。房屋还没有修好，但房屋周围已有一片花木扶疏的花圃，这是他刚刚移栽过来的。

安东·巴甫洛维奇神情异常活跃，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好像死而复生似的。他使人想起——这一印象深印在我的脑海中——一所整个冬天门窗紧闭或钉死的房屋。春天来临了，有人突然打开了门窗，所有的房间豁然明亮，绽开了笑脸，闪耀着光辉。他背着手一直从这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时时扶一扶夹鼻眼镜。他一会儿出现在摆满新书和杂志的凉台上，一会儿脸上带着不会消失的微笑来到花园里，一会儿到院子里。有时候他躲到了自己的书房里，那显然是在休息了。

一些人来了，一些人走了。一次早餐刚结束，又来一次。玛丽娅·巴甫洛夫娜跑来跑去忙得不可开交，奥尔迦·列昂纳尔多夫娜作为忠实的女友或未来的主妇，卷起袖子精力充沛地帮助料理家务。

在房间的一角，有人在争论文学问题，而在花园里，有人像小学生那样在比赛丢石子，看谁丢得远，在第三堆人群里，伊·阿·布宁以非凡的才能在表演什么，哪里有布宁，哪里总有安东·巴甫洛维奇，他站在那里，大笑得透不过气来。即使在安东·巴甫洛维奇情绪好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人会像布宁那样引得他发笑。

高尔基是我注意的中心人物，他的魅力立刻吸引了我。他那不寻常的身躯和脸孔，发“O”的口音，兴奋时伸出拳头指指点点的不同一般的姿势，那明朗的孩子气的微笑，那不时显露出凄切的动人的脸，那引人发笑的或者坚强有力、娓娓动听的形象化语言，都流露出一种内心的柔和与和谐，尽管他背有点驼，但他的身形却具有独特的塑造性和外形美，我往往突然发现自己在欣赏他的神态或姿势。

而他那常常注视着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倾慕的目光，听到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一点声音时就浮现出微笑的脸，以及听到他说俏皮话时响起的友善的笑声，不知怎么使我们接近起来，对主人产生了共同的好感。

安东·巴甫洛维奇一向喜欢谈当时最吸引他注意的事情。这时候他带着孩子般的天真神情从这一个人走到那一个人跟前，重复说着同一句话：客人中有哪一位看过我们的戏。

“这可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事啊！您一定要为这家剧院写剧本。”

接着他不知疲倦地说《孤独者》这个剧本是多么精彩。

高尔基讲述自己流浪生活的故事，马明西比里亚克那种异乎寻常、别开生面的幽默有时达到了戏谑的地步，布宁说着文雅的笑话，安东·巴甫洛维奇会出乎意料地接着别人的话说几句，莫斯克温一针见血地说俏皮话——这一切形成了一种气氛，把所有人都结合在艺术家的大家庭中了。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应该到雅尔塔去聚会，甚至谈到了为此建造住所的事。总之，春天，大海，欢快，青春，诗歌，艺术——这就是我们当时的气氛。

在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家里，几乎每天都重复出现这样的白天和晚上。

在剧院的售票处聚集着各种身份的观众，包括两个首都的衣饰豪华的贵妇人和男伴，从俄国各外省城市来的教师和职员，当地的居民和害肺结核的病人，他们在忧郁的冬天还不忘记艺术的存在。

第一次演出后，收到了不少礼物和纪念品等。尽管在剧情达到悲惨的地方，市立公园的弦乐队竟给我们响亮地伴奏起波兰舞曲或进行曲，演出还是获得很大的成功。

在市立公园的凉台附近，进行了一场有关新艺术流派和新文学的热烈争论。一些人，甚至是著名的作家，不懂得写现实艺术的最基本的东西，另一些人则完全走到了相反的方向，渴望在舞台上看到不值得演出的东西。不管怎样，这次演出引起了非常激烈的争论，因此达到了目的。在场观看的所有文学家似乎突然想起了还有剧院存在，于是有的人暗自，有的人公开表现出想写剧本的愿望。

演出时使安东·巴甫洛维奇感到为难的是，必须应观众的邀请登台，几乎每天要接受他们的欢呼。他因此有时突然出其不意地离开剧院，于是就不得不上台宣布作者不在剧院里。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不过躲到后台，从一个化妆室踱到另一个化妆室，尽情享受着舞台生活的乐趣，体验着它带来的兴奋、激动、成败和使人更敏锐地感受生活的紧张不安。

每天早晨，大伙儿都聚集在海滨，我一直形影不离地跟着阿·马·高尔基，在散步时他谈到那个未来剧本各种情节的构思。他的孩子马克西姆卡血气方刚，常常做出一些意料不到的玩意儿，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在我们逗留雅尔塔期间，还有一件事深印在我的脑际。有一次，我白天到安东·巴甫洛维奇那里去，看到他声势汹汹，脾气暴躁，头发蓬乱；总之，我从未见过他这副模样。直到他平静下来，才说了下面的事。他是非常敬重妈妈的，现在妈妈终于准备到剧院去看《万尼亚舅舅》了。对老太太来说，这是一个意义特别重大的日子，因为她去看的是安托沙写的剧本。她一早就开始张罗忙碌了。老太太翻箱倒柜，在箱底找到了一件老式绸衣，准备穿了去看盛大的演出。这个计划偶然泄露了，安东·巴甫洛维奇为此甚为激动。这使他想象到这样的情景：儿子写剧本，妈妈却穿着绸衣坐在包厢里看戏。这种令人感伤的情景使他如此惴惴不安，竟想到莫斯科去，免得参与其事。

晚上，大家有时候在“俄罗斯”旅馆的一个单独套间里聚会，有人在弹钢琴，弹得很幼稚，仿佛刚学会似的，虽然如此，高尔基会顿时感动得流泪。

有一次，不知怎么高尔基高兴起来，谈了他准备写的那个剧本的情节。旅店，恶臭，板床，漫长的寂寞的冬天。人们由于恐惧都变得凶狠了，失去了耐心和希望，在忍无可忍下，便互相折磨，大发议论。每个人竭力想在别人面前显出他自己还是一个人。一个曾经当过堂倌的人大肆夸耀那不值一文的纸硬胸，这是他以前过豪华生活时惟一留下的东西。一个旅店住客为了捉弄他，偷偷地拿走了这个纸硬胸，把它撕成了两半。堂倌发现了撕碎的硬胸，由此引起了一场争吵和灾祸。他陷入了悲观绝望中，因为随着这个硬胸的失去，他中断了和以前生活的任何联系。谩骂和争吵继续到深夜，突然传来一个消息，说警察快要来巡查，这时方才停止。大家都急忙准备恭候警察的到来，每个人奔来奔去把自己珍贵的或败坏自己名誉的东西藏起来，然后各自躺到板床上假装睡着。警察进来了。一个身份不明的人被带到警察局去了，板床上的人仍然睡着，只有一个笃信上帝的老人在寂静中爬下炉台，从布袋里取出蜡烛头，点着了，开始虔诚地祷告。一个鞑靼人从板床上探出头来说：

“替我祷告吧！”

第一幕就到此结束。

下面几幕只是谈了个提纲，因而难以弄清楚。最后的一幕是春天，阳光，旅店的住客在垦地。疲惫不堪的人们来到喜气洋洋的大自然中，似乎显得活跃了。甚至在大自然的影响下，人们好像彼此亲热起来。这就是阿·马·高尔基对我说的有关剧本的一切，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中。

剧团结束了这次演出，特地在法尼·卡尔洛夫娜·塔塔里诺娃家宽敞的楼顶平台上举行丰盛的早餐，以作告别。我记得那气候炎热的一天，那装饰得像过节一样的遮棚，那在远处闪耀着光芒的大海。这里有剧团的全体人员，有可以说以契诃夫和高尔基为首的来到这里的整个文学界人士，还有他们的妻子和孩子。

我记得那像南方阳光一样热烈、激情的讲话，讲话中洋溢着希望，无穷尽的希望。

我们在雅尔塔的停留就是以在露天下举行的这一美妙的节日作为结束的。

第二年我们演出了《雪姑娘》 [410] 、《舒托克曼医生》 [411] 《三姐妹》和《当我们死而复醒时》 [412] 。

戏剧季节一开始，安东·巴甫洛维奇就常常给这个或那个人写信。他要求大家告诉他有关剧院的生活情况。他写的寥寥数行的信和他那经常的不为我们察觉的关心，对剧院起了很大的影响。只有现在，在他去世以后，我们才觉得它是多么珍贵。

他对一切细节都感兴趣，当然，特别是剧院的剧目。我们一直怂恿他为我们写剧本。从他的来信中，我们知道他正在创作一个取材于军队生活的剧本，从信里还了解到一个团队从哪里调到哪里。可是，要从这些简短的、不连贯的词句中猜到剧本的情节，却是不可能的。他写的信和他写的作品一样，是轻易不多花笔墨的。这些不连贯的词句，这些片断的创作思想，只有到后来我们了解了整个剧本，才知道它们的真实意义。

也许他没有写好，也许相反，他早已写好，但不愿过早脱手，把剧本搁在书桌里，千方百计拖延寄出这个剧本的时间。作为一种托词，他对我们断言，世界上有多少出色的剧本，还说“应该上演豪普特曼的剧本，应该请蒙普特曼再写一个”。至于他可不是剧作家等等，等等。

这些托词使我们非常失望，于是我们写信去恳求，请他尽快把剧本寄来，以拯救剧院等等。我们当时不知道，我们这是在强迫一位大艺术家写作。

最后，寄来了一幕或两幕用熟悉的清秀笔迹写的剧本。我们如饥似渴地读完了，但是，正像一切真正的舞台作品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它主要的美在读时是不会显露出来的。只根据手头的两幕剧本，既不可能制作布景的模型，分配角色，也不可能进行不管什么样的舞台准备工作。于是，我们不惜花费最大精力来获得另外的两幕。我们是经过一番努力才得到的。

最后，安东·巴甫洛维奇不仅同意寄来剧本，而且亲自送来了。 [413]

他本人从来不念自己的剧本。他参加剧院的朗读多少有点困窘和激动。当开始朗读并请他说明情况的时候，他非常不好意思地拒绝了，说：

“听我说，我知道的一切都写在那里了。”

确实，他从来不善于评论自己的剧本，总是满怀兴趣地，甚至惊异地倾听别人的意见。最使他惊讶的，而且直到去世不能信服的意见是，认为他的《三姐妹》和后来的《樱桃园》是描写俄国生活的沉痛的正剧。 [414] 他深信不疑地说，这是快乐的喜剧，几乎是通俗喜剧。我不记得，他有没有像在这次聚会上第一次听到对他剧本的反应那样，如此激昂地坚持过别的意见。

当然，我们趁作者在场的机会，想听到一些我们所需要的详情细节。但是，就是在这里他的回答也很简短。我们当时似乎觉得他的答复是不清楚的、难以理解的，后来才认清这些意见具有异乎寻常的形象性，并且发现它们对他和他的作品都有典型意义。 [415]

在准备工作开始的时候，安东·巴甫洛维奇坚持要我们务必邀请他认识的一位将军。 [416] 他要求剧本的军事生活方面每个细节都能达到真实。而安东·巴甫洛维奇本人，却像一个局外人那样，似乎与事情毫无关系，从旁观察我们的工作。

他对我们的工作，对我们了解普洛佐罗夫 [417] 家的内部情况，没有给予帮助。可以看出来，他熟悉这所房屋，看见过它，但根本没有注意房间、家具、陈设和其他一切东西——总之，他只是感到每个房间的气氛，而没有注意房屋的墙壁。

文学家就是这样体验周围的生活的。可是，对导演来说，这就太少了，因为导演必须明确地勾勒和选定一切细节。

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当布景师和导演的目标与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构思相一致的时候，他会和善地笑起来。他久久地看着布景的模型，端详着各个细微部分，和善地哈哈大笑。

必须养成一种从布景可以判断剧情的发展，了解全剧的习惯。这种纯粹戏剧的、舞台的敏感是他固有的，因为安东·巴甫洛维奇天生就是一个有演剧风味的人。他喜爱、理解和体会戏剧——当然，这是指优秀的戏剧。他十分喜欢重复讲他年轻时演出各个戏剧的故事，以及在业余演出的尝试中所闹的各种笑话。他喜欢排练和演出时的不安情绪，喜欢舞台上匠人们的工作，喜欢倾听舞台生活和舞台技术设备方面的琐事，但他特别关心的是舞台上真实的音响效果。

他对整个剧本的命运感到不安，但最使他担心的是第三幕大火时后台怎样发警报。他想把外省那种叮叮当当的钟声表演给我们看。一有合适的机会，他就向我们当中的一个人走来，竭力用手势、节奏和姿势来激起外省警报的撕裂人心的情绪。

他差不多每次都来看自己剧本的排练，但偶尔才慎重地、几乎胆怯地表示自己的意见。只有一件事他特别坚持：他担心这个戏演得像《万尼亚舅舅》那样，把外省的生活过分夸大和漫画化，担心把军人演成为一般的、马刺叮叮作响的虚有其表的戏剧人物，而要演成普通的、讨人喜欢的和优雅的人，他们穿的是破旧的制服，而不是戏里的制服，没有任何舞台上所表演的军人的姿势，不耸肩，也不粗暴等等。

“这些都不存在了，”他特别热烈地肯定说，“军人们已经起了变化，他们变得文明了。他们中有许多人甚至开始明白，在和平时期他们应当把文化带到遥远的穷乡僻壤去。”

谈到这一点，他更坚决地说，当时军界人士知道这个剧本写的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多少有点焦急地在等待上演。

排练是在安东·巴甫洛维奇介绍来的那位将军的参加下进行的。他和剧院相处得那么亲密无间，而且与排练的剧本的命运深深结合在一起，以致常常忘记自己的真正使命，反而更多地担心这个或那个演员不适合角色，或者个别地方演得不恰当。

安东·巴甫洛维奇看过剧院上演的全部剧目，提出了简短的意见，这些意见总是使我们反复考虑其突然提出的意义，从未立刻领会。只有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体会。举例说，我在上面提到的《万尼亚舅舅》最后一幕阿斯特罗夫在悲伤的气氛中吹口哨就是这样。

安东·巴甫洛维奇甚至来不及等到《三姐妹》彩排就离开了，原因是他的健康渐渐恶化，使他不能不去南方疗养，于是他便到尼斯去了。 [418]

从那里我们收到过几封便函，有的指出舞台上应该这样，有的谈到在某句台词后面应该加上一句。例如，寄来过一封便函，上面写着：“巴尔扎克在贝季切夫结婚了。”

另一次他突然寄来一小段场景。他寄来的这些字字珠玑般修改过的部分，经过排练，竟异乎寻常地使剧情生动起来，促使演员真实地体验到角色的心情。

他从国外寄来的便函中还有这样的吩咐。在《三姐妹》第四幕中，意气消沉的安德烈在和费拉庞特谈话时（因为谁也不愿再和他交谈）给他讲述，从一个意志消沉的外省人看来妻子是什么。本来这是长达两页的精彩的独白。突然我们收到一封便函，上面写道，这段独白必须删去，用九个字代替：

“妻子不过是妻子罢了！”

如果更深入地思索一下，在这短短的句子里包含着那有两页之长的独白所包含的一切。这一点安东·巴甫洛维奇是很有特征的，他的作品总是言语简洁，内容丰富。在他的每个词里都隐含着一系列各个方面的情绪和思想，他不把这些形之于笔墨，而让读者自然而然地去思索。

尽管我演出已有许多次，但每次演出，没有不在早已熟悉的台词中和不止一次体会过的角色的情感中发现新的东西，其原因就在于此。对善于思索和敏感的演员来说，契诃夫作品的深度是无可计量的。

《三姐妹》首次上演 [419] 的前一天，安东·巴甫洛维奇就离开了他的住址我们早已知道的那个城市，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这样一来，他就不会获悉有关演出的任何消息。仅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他的心情是多么激动。

剧本获得成功与否，还在未定之天。

第一幕结束后，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声，演员谢幕约有十二次之多。第二幕只谢幕一次。第三幕只有几个人稀稀落落地鼓掌，演员无法谢幕。第四幕谢幕一次。

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非常勉强地拍电报给安东·巴甫洛维奇，告诉他剧本演出获得“很大成功”。

第一次演出后过了三年，观众才逐渐欣赏这部了不起作品的全部的美，像作者所希望的那样，他们时而发笑，时而沉默。每一幕都带来了辉煌的成功。

报刊也久久地不了解这个剧本。

在莫斯科演出的那年，这个戏才不过上演了几次，随后就到彼得堡演出了。大家在那里也等待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到来，但恶劣的气候和他的健康状况使他无法成行。

回到莫斯科以后，剧院重新安排下一季度的准备工作。安东·巴甫洛维奇来了。这时候剧团里开始传说契诃夫和克尼碧尔可能结婚。确实，常常遇到他们在一起。

有一天，安东·巴甫洛维奇请维什涅夫斯基安排一次宴会，并邀请自己的亲属，不知为什么也邀请克尼碧尔的亲属。大家按时赴宴，只是不见安东·巴甫洛维奇和奥尔迦·列昂纳尔多夫娜。大家等待着，感到惶惑不安，最后得到消息说，安东·巴甫洛维奇和奥尔迦·列昂纳尔多夫娜到教堂去举行婚礼，从教堂将径直前往车站，到萨马拉去喝酸牛奶。

他安排这次宴会，是为了把所有那些可能在婚礼上亲密地开玩笑的人集合在一起，免得出现一般婚礼上的喧闹。婚礼的豪华排场本来是并不怎么适合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兴味的。他们在路上给维什涅夫斯基拍了个电报。

第二年安东·巴甫洛维奇打算秋天住在莫斯科，只是到最冷的月份再到雅尔塔去。秋天他真的来了，住在这里。 [420] 这一段时期的情况我不知怎么记得不那么清楚。我只能作片断的回忆。

举例说，我记得安东·巴甫洛维奇来看我们排练《野鸭》 [421] ，好像索然无味的样子。他不喜欢易卜生。有时候他说：

“听我说，易卜生不了解生活。生活里不是这样的。”

在这个剧里，安东·巴甫洛维奇看到阿尔乔姆的演出，不能不露出笑容，总是说：

“我也要为他写个剧本。他一定要坐在河畔钓鱼……”

他马上构思起来，添加说：

“……维什涅夫斯基就在附近的浴场里洗澡，拍打着水，并且大声谈话……” [422]

由于这种联想，他自己不禁哈哈大笑。

在一次排练时，我们再三要求他再写一个剧本，他便对未来剧本的情节作了一些暗示。

他仿佛觉得有一扇敞开的窗户，一枝盛开粉白色花朵的樱桃从花园伸进房间来。阿尔乔姆扮作一个仆人，后来又无缘无故成了管家。他的主人，有时他觉得好像是女主人，手头总是缺钱，在告贷无门的时候她就向自己的仆人或管家求援，后者不知怎么积攒了相当多的一笔钱。

后来出现了一伙打弹子的人。其中一个是狂热的爱好者。他缺一只手，非常开心，精力充沛，总是大喊大叫。契诃夫好像觉得这个角色是维什涅夫斯基扮演的。随后出现一所林中房屋，接着又变成了弹子房。然而，他提供的一些展示未来剧本的线索还是无法使我们获得任何明确的概念。于是我们更加起劲地催促他把剧本写出来。

他不喜欢易卜生，却那么喜欢豪普特曼。当时我们正在排练《米夏埃·克拉默》 [423] ，安东·巴甫洛维奇十分注意这些排练。

在我的记忆中，还保留着他的一个很典型的特点，即对事物的印象反应得直率而单纯。

在《米夏埃·克拉默》彩排进行到第二幕的时候，我站在舞台上，有时候就听到他的笑声。但是，由于舞台上出现的剧情并不引起观众这样的情绪，而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意见我当然是十分重视的，因此这种笑声使我大惑不解。此外，在这一幕演出的中间，安东·巴甫洛维奇几次站起来，在中央通道上很快地走来走去，还是不住地笑着。这更使演员困惑了。

这一幕结束后，我来到观众中间，想了解安东·巴甫洛维奇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我看到他容光焕发，还是兴奋地在中央通道上跑来跑去。

我问他看后的印象。他非常高兴。

“这是多么好呀！”他说。“精彩极了，知道吗，精彩极了！”

原来他是由于高兴而笑的。只有反应最直率的观众才会笑得这样。

我想起了农民，他们由于体会到艺术的真实而在剧中最不适合的地方发笑。

“这是多么像啊！”在这种场合他们常常这样说。

在这个季度里他观看了《三姐妹》，对演出表示十分满意。不过，按照他的意见，第三幕警报的音响我们没有取得成功。他决定亲自来调整这种音响效果。显然，他想亲自和工人一起动手，给他们导演一下，并参加后台工作。当然我们派给了他几个工人。

在排练的那天，他乘车来到剧院，还有一辆马车上装满了各式各样的锅、盆和洋铁罐。他亲自把这些工具分给工人，显得神情激动，然后告诉每个人怎样敲打，说时不好意思起来。他几次来回于观众厅和舞台之间，但不知怎么一点没有结果。

演出的日期到了，契诃夫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自己安排的音响效果。警报响得令人难以置信。这是一种难听的杂乱声——不管三七二十一用力敲打，这样一来，观众就听不见对白了。

在安东·巴甫洛维奇坐的经理厢座的旁边响起了骂声，起初是针对警报声，接着针对起剧本和作者来了。安东·巴甫洛维奇听到了这些谈论，几次掉换座位，越来越往进深处坐，最后，干脆离开厢座，到我的化妆室来谦逊地和我坐在一起。

“您怎么啦，安东·巴甫洛维奇，不看演出了吗？”我问道。

“是啊，听我说，那边有人在骂街……使人很不痛快……”

就这样整个晚上他一直坐在我的化妆室里。

安东·巴甫洛维奇喜欢在演出开始前来到剧院，坐在正进行化妆的演员对面，观察化妆怎样改变一个人的面貌。他默默地、聚精会神地望着。遇到演员脸部的化妆正好符合他扮演的角色时，安东·巴甫洛维奇便会一下子高兴起来，舒展开浑厚的男低音哈哈大笑，随后又默不作声，凝神地注视着。照我看，安东·巴甫洛维奇是一个出色的观相家。有一次，我的一个亲近的朋友到化妆室来看我，他为人乐观愉快，在自己这伙人中被认为有点放荡不羁。

安东·巴甫洛维奇一直注视着他，板起面孔坐在一旁，没有参加我们的谈话。等到这位先生一走，安东·巴甫洛维奇那晚上不止一次到我这里来，提起有关这位先生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当我问他为什么这样注意他的时候，安东·巴甫洛维奇对我说：

“听我说，他将来会自杀的。”

我觉得这样的联想非常可笑。过了几年，当我获悉这个人真的服毒自尽时，我惊异地记起了这个联想。

一般总是这样：我到安东·巴甫洛维奇家里去，坐上一会儿聊聊天。他总是坐在那只软沙发上，不时咳嗽，偶尔抬起头，从夹鼻眼镜里望望我的脸。

我自己似乎也很高兴。一到安东·巴甫洛维奇家里，我便会忘却在到他这里来以前发生的所有不愉快的事件。可是，当只有我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会利用机会，突然问道：

“听我说！您今天的脸色叫人纳闷。您出了什么事？”

在人们称他为悲观主义者，而把他的主人公叫作神经衰弱者的时候，安东·巴甫洛维奇最感到委屈。当时有一些评论家在文章里挖苦地找他的岔子，他偶尔看到了，就用手指弹着报纸说：

“您去告诉他，他（评论家）应当进行水疗……他也是神经衰弱者，我们大家都是神经衰弱者。”

随后他常常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咳嗽着，虽然露出微笑，但带有痛苦的痕迹，他加重声音重复说了几遍：

“悲观主义者！”

其实，安东·巴甫洛维奇是对未来最乐观的人，而我对于未来，只是偶尔意识到罢了。他精神饱满，经常乐观地、满怀信心地描绘我们俄罗斯生活的美好未来。而对于当前的一切，他就是不弄虚作假，不害怕真实情况。那些称他为悲观主义的人自己首先不是消极对待，就是竭力抨击当前的一切，特别是抨击安东·巴甫洛维奇生活过的八十和九十年代。姑不论给他带来无比痛苦的重病，他在雅尔塔的孤独生活，只要一想起他那经常乐观愉快的、对周围充满兴趣的面容，也未必能从这些形象中找到悲观主义者的特征。

就在1901年的春天，剧院到彼得堡去巡回演出。安东·巴甫洛维奇在这以前已经到雅尔塔去了。他很想和我们一起去，但医生不允许他离开雅尔塔。我们当时在帕纳耶夫剧院演出，我还记得，大家都非常担心当局不准我们上演高尔基的《小市民》。

在演出季节开始以前，曾特地为审查演过一次《小市民》。这次演出光临观看的有显赫的公爵、部长和图书审查机关的各级官员等。他们有权决定这个剧本能否上演。我们演得尽可能掌握分寸，还自己作了一些删节。

剧本终于批准上演了。审查委员会只命令勾去一句：

“……在商人罗马诺夫的家里……”

排练结束后，大家对扮演捷捷列夫这个角色的Б [424] 很感兴趣。Б加入我们剧团前是个歌手，不知怎么薪金很低，他仅仅是为了脱离合唱团才来的。他身材魁梧，有着主教似的低音。几年来他默默无闻，自从扮演十分适合他个性的捷捷列夫这一角色后，就名噪一时。

我记得，高尔基当时对他称道不止，而安东·巴甫洛维奇却坚决说：

“听我说，他是不适合你们剧院的。”

排练后他被领到观众厅里来了。上流社会的女士们交口赞赏这位才子，她们认为他漂亮、聪明、有魅力。而这位才子立刻觉得如鱼得水，自高自大极了。为了炫耀自己，他用傲慢的低音对一位上流社会人士说：

“啊呀，对不起，我认不出你了。”

第一次演出开始了。 [425] 台下藏匿着十几名武装警察。观众厅里许多座位坐的都是秘密警察，总之，剧院处在武装戒备之下。

幸而没有发生特别的事件。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第二天，报纸刊载了赞扬的评论，Б穿着大礼服到剧院来了。当时待在办公室里的那位审查官要求介绍和Б认识。

介绍时照例寒暄了一番，接着出现了短暂的间歇，随后Б忽然抱怨彼得堡的报纸太少了。

“住在巴黎或伦敦有多么好啊，——据说那里每天出的报纸有六十种之多……”

就这样他幼稚地说漏了嘴，这说明他是多么喜欢读那捧场的文章。

第二次演出时，奥·列·克尼碧尔生病了。病势很危急，需要施大手术，大家把病人放在担架上用急救马车送往医院。

在雅尔塔和彼得堡之间电报往来频繁。病人的情况多少要瞒过生病的安东·巴甫洛维奇。看来他焦急如焚，而从他拍来的那些忐忑不安、关心备至的电报上，明显地表现他的异常柔和、体贴的心曲。然而，尽管他急于要来彼得堡，还是不让他离开雅尔塔。

巡回演出结束了，克尼碧尔仍不能离开这里。剧团的人员都分散走了。过了一两个星期，克尼碧尔也由人陪送到了雅尔塔。手术做得不好，她在那里又发病了，卧床不起。安东·巴甫洛维奇家里的餐室改成了病人的卧房，安东·巴甫洛维奇像一位最娴静的助理护士一样护理着她。

每天晚上，他坐在隔壁房间里，重读自己那些篇幅不大的短篇小说，准备出一本集子。有几篇他已完全忘记了，他反复读着，发现它们写得又机智又可笑，不禁放开嗓子大笑。

当我缠着他，请他写新剧本的时候，他说：

“啊，是的，是的……”说着掏出一张小纸片，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

在这些忧心忡忡、惴惴不安的日子里，安东·巴甫洛维奇依然没有放弃离开雅尔塔移居莫斯科的想法。我们面对面详细地谈论剧院的生活，以此来度过漫长之夜。他那么关心莫斯科的生活，甚至问起莫斯科的建设情况。必须告诉他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地区盖了房子，是哪种形式，谁在建造，几层楼等等。这时候他面露微笑，有时断定说：

“听我说，这有多精彩啊！”

一切文化设施和公用事业都使他感到高兴。

然而，作为一个医生，安东·巴甫洛维奇似乎缺少先见之明，因为这时他决定带着妻子到莫斯科来，而她显然是远远不适宜这样旅行的。

他们到来时，适逢我们戏剧学校春季考试。考试是在一所专用的楼房里进行，这是萨·季·莫罗佐夫专为我们排练在博热多姆卡建造的。这里的舞台大小与我们以前的几乎相同，有一个小小的观众厅。

在抵达的那天，安东·巴甫洛维奇和妻子就匆忙赶到这里。第二天奥尔迦·列昂纳尔多夫娜又生病了。病势非常严重，有生命危险，大家甚至认为没有希望了。安东·巴甫洛维奇日夜不离病人，亲自为她作热敷等。我们轮班到他家里去看护，这倒不是为了病人，因为就是我们不去看护，对她也安排得很舒适了，而且医生也不准我们到她那里去，我们这样做更多的是为了安东·巴甫洛维奇本人，好在精神上给他支持。

在这些折磨人的日子里，有一天病人的情况特别危险。所有的至亲好友都聚集在一起，商量请哪一位著名的医生诊治。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意见，在这种场合下这是常有的事。在提出的医生当中，有一位由于职业道德上的不良行为玷污了自己的名声。

安东·巴甫洛维奇听到他的名字，十分坚决地说，如果邀请这位医生，那他将永远离开这里到美洲去。

“听我说，我也是医生，”他说，“为这件事会把我从医生中除名的……”

在屋里进行谈话的时候，著名的戏剧活动家吉利亚罗夫斯基、我和我们剧院的一位演员在街上抽烟，因为在安东·巴甫洛维奇家里，我们是从来不让自己抽烟的。在他家的对面，靠近啤酒店，停着一辆伊韦尔教堂的马车。 [426] 我们的谈话转到了年轻的生命可能会结束上。这使吉利亚罗夫斯基激动得热泪盈眶。为了使自己平静下来，他看来在想办法来摆脱这种处境。突然，他不戴帽子，穿过大街，走进酒店，然后坐到伊韦尔教堂的马车里喝了一瓶啤酒，给了伊韦尔教堂马车的车夫三个卢布，要他沿林荫道驶去。茫然失措的车夫抖动缰绳赶马，于是马车沉重地颠簸一下上了路，沿着林荫道驶去。吉利亚罗夫斯基从那里向我们招手致意。这就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常常喜欢谈起的那位吉利亚罗夫斯基。

当我们对安东·巴甫洛维奇讲到这件事的时候，他哈哈大笑起来。

安东·巴甫洛维奇很喜欢讲吉利亚罗夫斯基开的一次玩笑。

事情发生在混乱时期，那时常常有人扔炸弹，警察全部出动戒备。有一次，安东·巴甫洛维奇和吉利亚罗夫斯基乘车驶过特韦尔街。吉利亚罗夫斯基手里拿着用纸包的南瓜和黄瓜。马车从警察旁边驶过时，他叫车夫停车，招呼警察过来，脸上露出严肃而认真的神情，把包好的南瓜递给他。警察接了过去。等到车夫把马车赶远了，吉利亚罗夫斯基好像警告似的朝警察喊道：

“炸弹！”

开玩笑的人乘着豪华的马车沿特韦尔街疾驶远去。茫然失措的警察吓得不敢动一动，站在街心，手里小心翼翼地拿着包好的南瓜。

“我一直回头看，”安东·巴甫洛维奇说，“我想看他后来怎么样，但始终没有看到。”

暑假来临了，大家纷纷离开，而病人仍未好转，她的病势还有危险。

直到现在，尽管我和安东·巴甫洛维奇结交已久，但我并不觉得可以和他随便相处，不能随便地对待他。我总觉得，在我面前的是一位有名之士，竭力使自己显得比原来聪明些。这种不自然的神色想必使安东·巴甫洛维奇感到难堪了。他就是喜欢以平易的态度待人。我妻子立刻和他建立了这种平易的关系，她总觉得和他在一起要比和我在一起无拘无束些。要描述他们两人的谈话，以及这种轻松随便的闲谈怎样使生来就毫不拘束的、纯朴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快活起来，那是不可能的。

只有在这些漫长的日子里，当我和安东·巴甫洛维奇一起坐在病人隔壁的房间里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发现我们之间这种纯朴的关系。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更加接近了，安东·巴甫洛维奇有时向我提出隐藏在内心深处的请求，显得那么一丝不苟。举例说，他知道我会注射砷制剂——我曾对他夸口说自己对这种手术很高明，——就请我给他作皮下注射。

他一边观察我做准备工作，一边赞许地微笑着，可能他已经相信我手术高明，经验丰富了。但问题在于，我只习惯于使用尖利的新针头，而这次注射的针头却使用得相当久了。

他转过身去背对着我，我就开始给他注射。用钝了的针怎么也扎不破皮肤。我一下胆怯起来，但无论如何不承认自己手法不灵巧，更加使劲扎针，这显然扎痛了他。安东·巴甫洛维奇甚至没有颤抖一下，只是急促地咳嗽一声，我还记得，这声咳嗽使我痛心极了。这以后我心慌意乱，想法摆脱这种狼狈的处境。但始终想不出合适的办法。

我用针头按住肌肉，把注射器稍稍向一侧倾斜，好让他有扎进去的感觉，然后干脆把所有注射液射到了体外，连他的内衣都弄湿了。

注射结束了，我不好意思地把注射器放回原处。安东·巴甫洛维奇转过脸来，带着和蔼的神情说：

“好极了！”

然而，他再也不向我提出这种请求了，虽然我们事先已讲好，我将一直给他注射。

当时我们的谈话大部分是有关我们新建剧院的事，它坐落在卡梅尔斯基胡同。由于他离不开病人，我们就把设计规划、图纸等带去给他看。

在妻子患病期间，安东·巴甫洛维奇自己也耗尽了精力，身体衰弱了。他们住在萨杜诺夫澡堂的房子里，窗户对着胡同，六月的空气坏极了，污浊而又窒闷，但没有地方可去。大家都分散走了，只有我、妻子和维什涅夫斯基留下来和他相处。但我走的日子也到了，必须离开这里去水疗，以便在演出季节开始前把疗程做完。这样一来，可怜的安东·巴甫洛维奇注定要一个人留在这里。维什涅夫斯基真诚地依恋着他，决定留下来陪伴。于是我和全家就到国外去了。

在这期间，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惟一乐趣是去“阿克瓦里乌姆” [427] 看一个非常灵巧的杂技演员的表演。只要病人情况好转，可以让她独自留在家里，他有时就去观看。最后，大约在六月底，我们得到消息说，虽然奥尔迦·列昂纳尔多夫娜可以出门，但要让她移居雅尔塔那是不可能的。同时安东·巴甫洛维奇在莫斯科也生病了。

我们向他建议，请他和生病的妻子以及维什涅夫斯基一起搬到我母亲庄园的一所侧房里去。我们夏天常在那里避暑。那里离莫斯科不远，在雅罗斯拉夫铁路线塔拉索夫卡车站，阿列克谢耶娃·柳比莫夫卡庄园。

不久，安东·巴甫洛维奇就带着生病的妻子、善良的妹妹和维什涅夫斯基搬到那里去了。

他们在那里的生活情况，我仅能从短篇小说中知道一些。

《樱桃园》

我有幸从一旁观看契诃夫创作剧本《樱桃园》的全部过程。有一次，我们的演员阿尔乔姆和安东·巴甫洛维奇谈到了钓鱼，他表演了怎样把虫子挂在钓钩上，怎样把钓鱼竿甩出去，让线和钓钩沉入水底，或者带着浮子漂在水面。这些场面和其他类似的场面被这位富于才华、无与伦比的演员表演得出神入化，契诃夫看了不胜惋惜，因为剧院里的广大观众却看不到这些表演。这以后不久，我们的另一位演员在河里洗澡，契诃夫在场看见了，马上作出了决定：

“听我说，应该让阿尔乔姆在我的剧中钓鱼，而И [428] 就在旁边浴场里洗澡，他在那里拍打水面，大喊大叫，阿尔乔姆对他大为生气，因为他把鱼都吓跑了。”

安东·巴甫洛维奇想象着这样一个场面：一个人在浴场旁边钓鱼，另一个人在浴场洗澡，也就是在舞台后面。几天以后，安东·巴甫洛维奇对我们郑重地说明，那个洗澡人一只手臂截去了，尽管这样，他还是发狂地爱好用独臂打弹子。那个钓鱼人原来是仆人，一个积攒钱的老头。

过了一些时候，契诃夫的脑海中浮现出地主的一座古老房屋里的一扇窗户，从窗口伸进房间来一些枝条，后来枝条上盛开了洁白的花朵。随后，在契诃夫想象中出现的这座房屋里搬进了一位贵妇人。

“不过你们没有这样的演员。听我说！需要一个特殊的老太婆，”契诃夫想象着说，“他总是跑到老仆人那里向他借钱……”

在老太婆周围出现了一个兄弟，或者是叔父——一位缺一只手臂的老爷，十足的弹子迷。这个老少年离开了仆人就不能生活。有一次，仆人没有给老爷准备好裤子，就外出了，老爷只得在床上躺了一整天……

现在我们才知道，哪些构思完整地保留在剧本里，哪些舍弃得不留丝毫痕迹，哪些留下了一部分。

1902年夏天，安东·巴甫洛维奇准备写剧本《樱桃园》的时候，他和妻子——我们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列昂纳尔多夫娜·契诃娃克尼碧尔住在我们的房子里，住在我母亲的柳比莫夫卡庄园里。在我们附近的邻居家里，住着一个英国女人，她是家庭教师，长得又小又瘦，梳着两条少女似的长辫，穿的却是男式西服。凭着这种混合的装束，一下子是不容易辨别她的性别、出身和年龄的。她和安东·巴甫洛维奇亲密无间，如同手足；作家很喜欢她。他们每天见面，彼此谈些无谓的琐事。举例说，契诃夫肯定地告诉英国女人，他年轻时是土耳其人，曾有过妻妾，还说什么他就要回祖国去，一旦当上巴夏 [429] ，就写信请她到自己家里去。仿佛是为了感谢，那个灵活的英国女人像体操家一样跳上了安东·巴甫洛维奇的肩膀，坐在肩上，代他向所有过路人问好，也就是脱下他戴的礼帽，挥动帽子，像喜剧里的丑角那样，嘴里说着似通非通的俄语：

“乃（您）好！乃（您）好！乃（您）好！”

同时她让契诃夫低下头去表示问候。

看过《樱桃园》的人，都知道这个独创的人物是夏洛达的原型。

我读着剧本，立刻明白了一切，便把自己大喜过望的心情写信告诉契诃夫。他是多么激动啊！他竭力说服我，夏洛达应该是德国人，一定是瘦长身材，就像女演员穆拉托娃那样，完全不像作为夏洛达原型的那个英国女人。

叶比霍多夫 [430] 这个人物是根据许多形象创造的。基本的特点取自一个管事人，他在别墅里侍候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经常和他闲谈，开导他应该学习，成为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人。为了成为这样的人，叶比霍多夫的原型首先给自己买了一条红领带，并且想学习法文。我不知道，安东·巴甫洛维奇怎样从一个管事人发展成为相当肥胖、已经不年轻的叶比霍多夫的形像，他在剧本的第一版里就是把他写成这样的。

可是，我们没有体型合适的演员，同时又不能不让安东·巴甫洛维奇所喜爱的有才华的演员伊·米·莫斯克温在剧中担任一个角色，当时他很年轻，长得又瘦，于是就把这个角色分配给他担任。年轻的演员在这个角色上发挥了自己的本领，并且把自己在第一次“白菜会” [431] 上的即兴演说也利用上了。关于这个游艺会的情况，下面还要谈到。我们原以为安东·巴甫洛维奇会因任意改动而大发脾气，但他看了竟哈哈大笑。排练结束后，他对莫斯克温说：

“我恰巧也想写这些东西。听我说，这妙极了！”

我记得契诃夫按照莫斯克温所创造的一切补充了这个角色。

大学生特罗菲莫夫 [432] 这个人物也是以当时住在柳比莫夫卡的一个人作为原型而塑造的。

1903年秋天，安东·巴甫洛维奇身患重病，却来到了莫斯科。 [433] 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参加他的新剧本的全部排练。这个剧本的最后名称，他当时怎么也确定不下来。

有一天晚上，契诃夫来电话，说有事请我到他那里去一趟。我搁下工作，急忙赶往，看见他虽然病魔缠身，还是神情活跃。看来，他要把正事放到最后才谈，好像孩子吃美味的馅饼那样。这时候，大家照例坐在茶桌旁说说笑笑，因为有契诃夫在的地方，是不会出现寂寞的。喝完茶，安东·巴甫洛维奇领我到了书房里，关上门，坐到平常坐的那张沙发一角上，让我坐在他的对面，几次三番说服我，要我更换新剧中的一些演员。照他的意见，他们不适合演出，“不过他们是很好的演员，”他急忙说，以缓和自己的评判。

我知道这些话仅仅是转入谈正事的前奏，也就没有争辩。最后我们谈到了正事。契诃夫停顿了一下，竭力使自己的神情严肃些。但是他没有做到——得意洋洋的微笑流露出内心的喜悦。

“听我说，我给这个剧本取了一个很好的名称，好极了！”他凝视着我说。

“什么名称？”我焦急地问道。

“樱桃园（Вйшнёвыйсад），”说完他愉快地大笑起来。

我不明白他高兴的原因，也没有发现这个名称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但是，为了不让安东·巴甫洛维奇懊恼，我不得不装出样子，表示他取的名称给我留下了印象。这个剧本的新名称怎么会使他如此激动呢？我小心翼翼地问他，但又碰到了契诃夫不善于谈自己创作这一奇怪的特点。安东·巴甫洛维奇不作解释，只是用各种方法，用抑扬顿挫的声调和音色重复同一句话：

“樱桃园。听我说，这是很好的名称！樱桃园。樱桃！”

从这番话我只能领会到，这里谈的是一种美妙的、宠爱的事物：这名称包含的美无法用言语表达，只能从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声调来意会。我谨慎地把这一点暗示给他：我的意见使他感到不快，激动的微笑从他脸上消失了，我们的谈话变得不顺利了，出现了难堪的沉默。

这次见面以后过了几天或一个星期……有一次在演出时他到我的化妆室来，激动地微笑着坐到我的桌旁。契诃夫喜欢看我们准备上场演出。他注意地观察我们化妆，从他面部的表情可以看出我们脸上抹的油彩是否恰到好处。

“听我说，不是樱桃园，而是樱桃（儿）园，”他作了解释，哈哈大笑起来。

起初我甚至不明白说的是什么，可是，安东·巴甫洛维奇津津乐道这个剧本的名称，在“樱桃（儿）”一字中着重发柔和的“ё”音，好像力图以此来亲切地对待往昔美好的、而现在已没有用的生活；在自己的剧本里，他是含泪摧毁这种生活的。这一次我才了解其中微妙的涵义：“樱桃园”是可以获得盈利的、带有营业性的果园。现在也需要这样的果园。但“樱桃（儿）园”不会带来盈利，它孤芳自赏，在盛开的洁白的花朵中保持着往昔贵族生活的诗情画意。这样的花园是为了满足怪僻，为了使娇生惯养的审美家饱赏眼福而栽培、开花的。毁灭它会使人感到惋惜，但是应该这样做，因为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要求这样。

这一次排练《樱桃园》，和以前一样，不得不想方设法探听安东·巴甫洛维奇对剧本的意见和建议。他的答复像字谜一样，但非得把它猜出不可，因为契诃夫为了摆脱导演的纠缠，会突然跑开。排练时安东·巴甫洛维奇总是谦逊地坐在最后几排，如果有人看到他，是不会相信这就是剧作者的。不论我们怎样请他坐到导演席上，总是毫无用处。如果你请他坐过来了，他就发笑。你不明白他笑的原因：是因为他成了导演，坐到了重要的席位上，还是他认为导演席本身是多此一举，或者他在想办法怎样哄骗我们，好躲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我都写下来了，”他当时说，“我不是导演，我是医生啊。”

如果把契诃夫对排练的态度与其他作家的态度比较一下，你会为这位伟大人物的虚怀若谷和其他那些远为不及的作家的极度自负感到惊异。例如，有一位作家，我向他建议缩短剧本中一段冗长虚饰、过尚词藻的独白，他带着受委屈的懊恼声调对我说：

“您缩短吧，但不要忘记，您要对历史负责！”

相反，当我们大胆地向安东·巴甫洛维奇建议删去整整一场戏（《樱桃园》第二幕末）的时候，他的神情变得十分忧郁，由于我们当时给他带来的痛苦，他的脸色发白了，但他考虑了一下，恢复了常态，答道：

“那就删去吧！” [434]

他再也没有就这方面对我们责备过。

我不再描述《樱桃园》演出的情况了，这个剧我们在莫斯科、欧洲和美洲曾上演许多次。我只回忆一下该剧演出前后发生的事件和情况。

要演好这个剧是不容易的；它非常难演也是不足为奇的。它的美蕴藏在难以察觉的、内涵深沉的风格中。要想感受它，必须像拨开花蕾，使花瓣绽放那样。但是，这只能自然而然地发生，不能强制，否则会把娇嫩的花朵摧折，它便枯萎了。

在我所描述的那个时期里，我们的内在技艺和促使演员感受创作精神的能力依然是很粗浅的。我们还不能准确地确定深入作品的神秘莫测的进程。为了帮助演员，触发他们的满含激情的回忆，在他们心灵中唤起创作的灵感，我们运用道具、灯光和音响来启发他们的想象。有时候这样做起了作用，于是我们便习惯于滥用灯光和音响的舞台效果。

“听我说！”有一次契诃夫对人说，但说得使我也能听到，“我一定要再写一个剧本，开始是这样的：‘多么美妙，多么寂静！听不见鸟叫、犬吠、布谷鸟的咕咕声、枭鸟的啼鸣、夜莺的鸣啭，也听不见钟声、铃铛声和蟋蟀的瞿瞿叫声。’”

当然，这番话是针对我说的。

自从我们演出契诃夫的剧本以来，首次上演适逢他在莫斯科，这还是第一次。这使我想起，趁此机会为爱戴的诗人举行一次庆祝会。 [435] 契诃夫固执己见，仍然反对，威胁说，他将留在家里，不到剧院来。但是，这件事太吸引我们了，我们坚持举行。而且首次上演的那天正好是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命名日（1月30日下午五时）。

离规定的日期已经近了，必须考虑如何庆祝和向安东·巴甫洛维奇赠送什么纪念品。这真是一个难题！我跑遍了所有的古玩店，希望在那里能物色到一些东西，但是，除了一件珍贵、瑰丽的刺绣品以外，什么也没有买到。由于没有更好的礼物，只得把这件刺绣品装饰在花环上，就这样送给了他。

“至少是送了一件艺术品。”我想。

然而，由于赠送珍贵的礼物，我受到了安东·巴甫洛维奇的责备。

“听我说，这可是一件珍品，应当把它收藏在博物馆里，”纪念会开过后他责备我。

“那您教教我们，安东·巴甫洛维奇，应该送什么礼物呢？”我为自己辩护。

“送捕鼠器，”他想了想认真地回答，“听我说，应当消灭老鼠，”说到这儿他自己哈哈大笑起来。“瞧，画家科罗文送给我一件绝妙的礼物！妙极了！”

“什么礼物啊？”我颇感兴趣地问道。

“钓鱼竿。”

就是送给契诃夫的其他礼物，他也并不满意，有些甚至庸俗，得使他大为生气。

“听我说，不能把一支银笔和古老的墨水台送给作家。”

“那应该送什么呢？”

“应该送灌肠器。听我说，我是医生嘛。或者送袜子。我妻子不照顾我。她是演员。我只能穿破袜子。我对她说，听我说，亲爱的，我的袜子露出右脚趾了。她说，那你把它穿到左脚上。我呢，却不会这样做！”安东·巴甫洛维奇开玩笑说，又快活地哈哈大笑。

可是，在纪念会上，他并不那么快活，仿佛预感到不久将离开人世似的。第三幕之后，他站在舞台的前部，脸色死一般的苍白、消瘦。当人们向他祝贺，赠送礼物的时候，他止不住咳嗽起来，我们感到难过，心都揪紧了。观众厅里有人对他大声招呼，要他坐下来。可是，契诃夫双眉紧锁，一直站到拖沓、乏味的纪念会结束。后来他在作品里善意地嘲笑了这次纪念会。不过，当时他忍不住露出微笑。有一位文学家开始发表演说，几乎是利用加耶夫在第一幕对古老的柜子所致的贺词：

“亲爱的和非常尊敬的……（文学家把‘柜子’换上了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名字），我祝贺您……”等等。

安东·巴甫洛维奇对我——加耶夫的扮演者——瞟了一眼，嘴唇掠过一丝狡黠的微笑。

纪念会开得隆重庄严，但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是沉重的。会上笼罩着一种葬礼的气氛。每个人心里都郁郁寡欢。

演出只获得一般的成功，我们归咎于不善于在第一次演出就将剧本中最重要、最美好和最珍贵的东西显示出来。

安东·巴甫洛维奇就这样没有看到自己最后一个散发芬芳的剧本获得真正的成功，与世长辞了。

后来，演出成功了，我们剧团的许多演员在剧中又一次显示出巨大的才华。首先是演主角拉涅夫斯卡娅的奥·列·克尼碧尔，莫斯克温演的叶比霍多夫，卡恰洛夫演的特罗菲莫夫，列昂尼多夫演的陆巴辛，格里布宁演的皮希克，阿尔乔姆演的费尔斯，穆拉托娃演的夏洛达。我演的加耶夫这个角色也获得了成功，并且在排练时由于第四幕最后结尾的退场而得到安东·巴甫洛维奇本人的赞扬。

1904年春天来到了。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健康越来越恶化。胃部出现令人不安的症状，有点像肠结核。经过医生会诊，要契诃夫去巴登维勒疗养。开始准备出国了。我们大家，包括我在内，都想最后和安东·巴甫洛维奇多会晤几次。可是，他的健康状况不容许他时常接见我们。不过，虽然病魔缠身，他仍然相当乐观。他非常关心当时正在勤奋排练的梅特林克的剧本。 [436] 必须让他了解工作的情况，给他看道具模型，对他解释场面设计。

他自己在构思另一个完全是新格调的剧本。确实，他设想的剧本的情节似乎不是契诃夫式的。你们自己判断一下吧：两个朋友，两个年轻人，爱上了同一个女人。共同的爱情和妒忌产生了复杂的相互关系。结局是他们两人都到北极探险去了。最后一幕的布景是一艘被冰封住的大船。在剧本的末尾，两位朋友看见一个白色的幻影在雪地上闪过。显然，这是那个被爱恋的女人的影子或灵魂，她已经在遥远的国内死去了。

这就是从安东·巴甫洛维奇那里所能了解的有关新构思的剧本的一切情况。

据奥·列·克尼碧尔契诃娃说，旅居国外期间，安东·巴甫洛维奇对欧洲的文化生活颇为欣赏。在巴登维勒，他坐在住宅的小阳台上，注视着对面邮局的一切活动。人们把表达自己各种想法的信函从四面八方送到这里来，从这里又把这些信函分送到各地。

“这太好啦！”他大声说。

1904年夏天从巴登维勒传来了安东·巴甫洛维奇逝世的噩耗。

“我要死了，” [437] 这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弥留时说的最后一句话。他的逝世是高尚、宁静和肃穆的。

契诃夫与世长辞了，他去世以后，在祖国，在欧洲和美洲更加受到爱戴。然而，他虽然获得了成就和声望，仍然有许多方面不为人理解，被估计不足。我想谈谈对他的一些看法，以此代替悼念。

直到现在，还有这样的意见，认为契诃夫是描写平凡生活，描写愚昧无知的人的诗人，他的剧本是俄罗斯生活悲痛的一页，是我国精神上苟且偷生的见证。心怀不满扼杀了一切创举，心灰意懒把精力消耗殆尽，随心所欲地发挥斯拉夫民族世代相传的哀伤。这就是他的戏剧创作的基调。

可是，为什么对契诃夫的这一评价与我对死者的了解和回忆如此大相径庭呢？我看见他大多是精神饱满，笑容满面，很少是愁眉苦脸，尽管这是在他病势沉重期间。病魔缠身的契诃夫待在哪里，哪里经常是笑声盈耳，妙语如珠，诙谐戏谑，甚至到了淘气的地步。谁能比他更会引人发笑，或者面孔一板说蠢话呢？谁能比他更憎恨不学无术、粗野言行、无病呻吟、造谣诽谤、小市民习气和整天喝茶混日子呢？谁能比他更渴望生活和文化，不论它们表现在什么事物和以怎样的形式表现？一切新的有益的创举，从刚刚成立的学术协会到新建剧院、图书馆和博物馆的计划，对他来说，都是真正重要的大事。甚至一般的生活福利设施也会使他万分激动。举例说，有一次我对他谈起，莫斯科红门附近拆除了一所破旧的二层楼房，在那里正在造一座高楼大厦，他听了孩子般地高兴起来。隔了很久，安东·巴甫洛维奇还怀着狂喜的心情对来访者谈到这件事：他那么锲而不舍地在一切事物中探索着未来俄罗斯文明和全人类文明的先声，不仅在精神方面，甚至在物质方面。

他的剧本也是这样：在八十和九十年代一片悲观绝望的气氛中，这些剧本不时点燃起明亮的理想之火，并且使人振奋地预言两百年、三百年或一千年以后的生活情况，为了这种生活我们大家现在就必须作出努力；预言新的科学发明，凭借这种发明就可以在天空飞行，还预言第六感官的发现。

你们是否注意到，在演出契诃夫的剧本时，观众厅里常常会爆发出一片笑声，而且是那么响亮，那么快活，这样的笑声，我们在其他演出中能听到吗？契诃夫当时所写的通俗喜剧，其中包含的笑料不亚于滑稽突梯的丑角的表演。

那他的书信怎么样呢？当我读这些书信的时候，当时没有忽略那种普遍存在的忧郁情绪。但是，透过这种情绪，那妙语如珠的谈吐，引人发笑的比喻，无比诙谐的描述，宛如夜空中欢快地眨眼的星星那样闪耀着光芒。有时候竟达到戏谑胡闹的地步，犹如生来不知忧愁的快活人和幽默家的那种奇谈和笑料。这些都是安托沙·契洪捷所全神贯注的，到后来，也是病魔缠身、备受折磨的契诃夫所全神贯注的。

一个健康的人感到自己精神饱满，心情愉快，这是自然而正常的。但是，一个病人，自己明知就要被死神夺去生命（契诃夫可是医生啊），像囚犯一样被禁锢在他所憎恨的地方，远离亲友，看不到前途的一线光明，而他仍然会欢声笑语，内心充满光辉的理想和对未来的信念，关切地为后代积累文化财富，这样的乐观精神和生命力应该认为是无与伦比的、至高无上的。

我还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认为契诃夫对我们时代来说已经过时了，为什么有意见说他不能理解革命和革命所创造的新生活？

当然，契诃夫所处的时代，就其社会情绪来说，距当前的时代和革命培养的新的一代，是极其遥远的，否定这种说法当然十分可笑。在许多方面两者甚至根本互相对立。现代的革命的俄国充满了积极性和精力，它摧毁了旧的生活制度，建立了新的制度，它不接受，甚至不理解八十年代的消极怠惰的风气和萎靡不振、持观望态度的懒散情绪，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那时候，在窒息人的停滞的气氛中，不可能有革命上涨的基础。只能在地下，在地窖里准备和积聚力量，以便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先进人物的工作只在于为社会情绪作准备，使人相信新的思想，并且说明旧生活已摇摇欲坠。而契诃夫是与这些进行准备工作的人一致行动的。他像许多人一样善于描写这种无法忍受的停滞气氛，并且嘲笑由此产生的庸俗生活。

时间在前进。永远注视着前方的契诃夫不能踏步不前。相反，他以进化论的观点来看待生活和时代。

由于气氛越来越紧张，革命逐渐接近，契诃夫的态度越来越坚决了。有些人认为他像自己小说中描写的许多人那样缺乏意志，优柔寡断，这是错误的。我已经说过，他不止一次以坚定、明确和果敢使我们感到惊异。

“真可怕！但没有它是不行的。让日本人来推动我们前进吧！”当俄国弥漫着火药味的时候，他激动地对我说，但态度坚决，充满信心。

当革命还处在萌芽，社会上依然盛行花天酒地的生活的时候，他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文学界中第一个预感到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他第一个敲响了警钟。不是他，那又是谁在开始砍伐那美丽的、欣欣向荣的樱桃园，意识到它的时代已经过去，旧的生活注定永远毁灭了。

一个在很久以前能预感到今天发生的事情的人，也一定会接受他预言过的一切……

（杨骅　译）

题解：

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阿列克谢耶夫）（1863—1938），演员与导演，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苏联人民演员。在契诃夫的剧本中扮演过下列角色：《海鸥》中的特里戈林，《万尼亚舅舅》中的阿斯特罗夫，《三姐妹》中的维尔申宁，《樱桃园》中的加耶夫，《伊万诺夫》中的沙别利斯基。1899年起与契诃夫开始通信。

本文根据刊载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一九四三年年鉴》（1945年莫斯科版）的原作付排，其中《樱桃园》一章（不是全文），是根据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我的艺术生活》（1936年科学院版）排印的。

安·巴·契诃夫，1900—1902年间

契诃夫

弗·伊·聂米罗维奇丹钦科

在我面前放着三张契诃夫的肖像，每一张记录着他生活中的一段经历。

第一张肖像是“前程远大”的契诃夫。他在写许许多多篇幅往往很小的短篇小说，多数发表在幽默杂志上，绝大部分署名“安·契洪捷”。他写了多少呢？许多年以后，契诃夫出售全部作品的版权 [438] ，挑选哪些作品值得出版的时候，我曾问过他，他说：“有一千篇左右。”

这些都是构思巧妙、机智俏皮、一针见血、具有特点的趣闻轶事。

可是，他终于转向创作篇幅大的短篇小说了。

他喜欢交游结伴，喜欢多听少说。他一点不自负。他被认为具有“无可非议的才能”，然而，当时有谁想到，这个名字会列入俄罗斯古典作家的行列！

第二张肖像是已经被公认为“最有才华的人之一”的契诃夫。他的短篇小说集《黄昏》荣获科学院的金奖 [439] ；他写得少了，但更加审慎；人们在谈论他的每部新的中篇小说；他成了每个编辑欢迎的人。可是，当时的青年领袖米哈伊洛夫斯基却不断强调指出，契诃夫是没有思想性的作家，这就对广泛一致的公认起了影响和阻碍。

然而列夫·托尔斯泰说：

“这是一位谈起来也使人高兴的作家。”

而所谓俄罗斯文学“泰斗”之一的格里戈罗维奇老人，则看得更远。当人们在他面前将契诃夫与一位才华不多、但“思想性”很强的作家相比较时，格里戈罗维奇说：

“他连咬过契诃夫的跳蚤的脚印都不配吻一吻。”

谈到短篇小说《冷血》 [440] 时，他几乎是悄悄地、但仍然很果敢地说：

“把这篇小说和果戈理的作品并列在一起吧，”接着又添加说，“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另一位也是俄罗斯文学的泰斗的博博雷金说，每天准能读到契诃夫的一篇小说，这对他是一件喜出望外的事。

这一时期，契诃夫处在首都生活的激流中，活跃在作家、演员和艺术家的圈子里，有时在莫斯科，有时在彼得堡。他喜欢聚会，机智的交谈和剧院的后台。他多次遍历俄国，并出国旅行。他热爱生活，仍然十分谦虚，仍然多倾听多观察，自己很少说话。他的声誉在不断增长。

第三张肖像是在艺术剧院的契诃夫。

在我的回忆中，第二阶段不知怎么是以《海鸥》在彼得堡演出失败而骤然结束的。仿佛正是这件事使他的生活遭到了挫折，从此起了急剧的转变。在此以前，似乎从没有人提到过他的病，而正是在这件事以后，你简直想象不到契诃夫会成为一个被潜伏的病魔明显地损害着健康的人。

他写得越来越少了，一年只能创作两三篇作品。他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了。在他的中篇小说里出现了异常明显的新的特点，那就是继续保持客观的描写，磨练自己巨大的艺术技巧，同时越来越多地、越来越频繁地让自己的人物发表议论，大多是议论俄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他们在矛盾中迷失了方向，踌躇不前，沉溺于想象中。在这些议论中，可以异常清晰地看到作者本人的思想，那明智的、确切的和善良的思想，表现得又优雅，又颇耐人寻味。

他每发表一篇小说，便成了文学界的一件大事。

可是，这一时期主要的是，契诃夫是剧作家，契诃夫是新戏剧的创始人。作为剧作家的他几乎掩盖了作为小说家的他。他的声望不断在增长，他塑造的形象通过戏剧获得了新的魅力。他成了最受爱戴的人，那种认为他是无思想性的论调销声匿迹了。他的声望仅次于还生活在我们中间，并且孜孜不倦地工作的伟大的托尔斯泰。

但是，与他的声望日隆的同时，他生命终结的日子也渐渐临近了。他的读者读着每一篇新作品时，不再有一般读者的无忧无虑的心情，而是怀着一种关切的感激之忱，他们意识到在这里倾注着即将燃尽的力量。

三张肖像反映了十八年的过程。契诃夫于1904年逝世，终年四十四岁。

在莫斯科，经常成立各个作家小组，但存在的时间不长，很快就解散了。其中有一个小组是由《闹钟》杂志的编辑尼古拉·基切耶夫领导的。尼古拉·基切耶夫总是彬彬有礼，极有分寸，和蔼可亲，带着病容，稍稍有点冷淡。他一向不大声说话，几乎没有笑出声过，这对于一个幽默杂志的编辑来说，甚至令人感到纳罕。但是，在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中间，他最喜欢的是笑，并且感到笑的力量；有些人认为一个人最大的禀赋是说俏皮话，他就是其中之一。我早就认识他了；在我登上文坛的初期，我们两人负责编辑《闹钟》的戏剧栏，合用笔名“尼克斯和基克斯”。

小组的成员是相当复杂的。在政治态度上只有一个派别：自由主义，但倾向上存在相当大的差别，有左倾也有右倾。这时候，一部分人认为艺术作品的最主要的目的是“社会的任务”，另一部分人则把艺术作品的形式、生动的形象、语言置于一切之上。前一种人把政治和一切题材混为一谈，他们在晚饭时会说，必须注意那些端菜的仆役，看他们中间有无奸细；后一种人则表情冷漠，碍于同事情面不加反驳，而在暗角里却说这些话是“麻秆打狼两头怕”。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自豪地接受了这个诨名。此刻，在我面前仿佛出现了正在宴会上的戈利采夫。他到生命结束依然是一个最忠实的人，最忠于进步事业的新闻记者。可是，他一开始席间致辞，他的身上就散发出冷气，他的态度越严肃，越枯燥乏味。他要说的一切都是人所熟知的。然而，那些有自由主义情绪的小姐们却喜欢这一切，喜欢华丽的词藻。小姐们和显然是大多数的听众，脸上总是带着故意做作的严肃神情，对戈利采夫的每一次停顿，赞许地频频点头，当他讲了一句精彩的话时，便热烈地对他鼓掌。她们对他谈到她们十分熟悉的东西，特别感到兴趣。

有一次，我和契诃夫同乘一辆马车。车夫来不及从电车轨道上拐开，马车撞到了电车上，翻了车；一片混乱，惊惶，喊叫；我们没有受伤，爬了起来，我说：

“真是千钧一发，我们可能会送命的。”

“送命倒没有什么，”契诃夫说，“戈利采夫要是在墓前致悼词，那才糟糕透顶呢。”

这并不妨碍对戈利采夫的极度尊重。

在他们看来，谢德林是作家中真正的崇拜对象。然而，这倒不是由于他的巨大的讽刺才能，而是由于鲜明的自由主义。当时甚至有这样的刻板公式：每次举行演讲会或酒宴，都要打电报给谢德林致意（当时他住在彼得堡）。

纯艺术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怀疑：

“啊，为艺术而艺术？‘窃窃私语，怯生生的叹息，夜莺的鸣啭？’祝贺你们。”

可是，对立的一部分作家也在扩大。人们厌倦了陈词滥调，老生常谈，也厌倦了刻板的思想方式和狭隘的思想性。那些经常贴着“明朗的个性”、“争取自由的斗士”标签的庸人和狡黜之徒，也令人厌恶……

掌握了年轻一代思想的米哈伊洛夫斯基，以自己的评论文章控制了青年文艺界的领导权。人们并非开玩笑地说，要取得成就，必须熬尽苦难，甚至被流放几年。有一位作家，他的全部文学天才在于蓄着一部美髯，但他从政治流放归来，写了一篇短篇小说，竟然获得巨大成功，名噪一时。诗歌的形式受到了轻视。剩下的只是：“传播理智、善良吧”，或者“别畏惧和怀疑，奋勇前进”。这些东西被引用得腻烦了。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被束之高阁。

有一次，在饭店的单间里举行集会，契诃夫来了。基切耶夫给我们作了介绍，他轻声对我说：

“瞧，这一位前程远大呢。”

可以说他是极其英俊的：中等身材，向后梳的潇洒的栗色鬈发，短短的髭须。他举止谦虚，但不显得过分拘束；姿态稳重，深沉的男低音听起来又浑厚又清脆，真正的俄罗斯语音，稍带纯粹大俄罗斯的方言，柔和的音调抑扬顿挫犹如轻快的曲调，但丝毫没有感伤，当然谈不上矫揉造作了。

过了一小时还可以发现两个显著的特点。

他内心镇静，泰然自若，从来没有两个交谈者碰上都感兴趣的话题时出现的那种微笑。这种勉强做作的客套的微笑你们是熟悉的，无非是表示：“啊，我是多么高兴跟您谈谈”；或者“当然，我和您是趣味相投的”。

他的微笑——这是第二点——完全是特殊的。刹那间脸上荡漾起微笑，转瞬又消失了。这是开朗的、坦率的、真诚的、满面春风的微笑，但总是短暂的。好像一个人蓦地觉得，也许不该在这方面笑得太久似的。

契诃夫一生都是这样。他的全家人也是如此。他的母亲、妹妹，特别是他的弟弟伊万，笑得和他一模一样。

他的短篇小说我当然也是了解的。他的许多小说已署上全名，但在一些小作品上还是署名“契洪捷”。

这以前不久，他把自己的第一个剧本《伊万诺夫》交给了私人的柯尔什剧院上演。 [441] 这个剧本是他在八天里一气呵成的。他不想把它交给皇家剧院上演，而交给了私人的柯尔什剧院。这时优秀的演员达维多夫正在那里演出。

《伊万诺夫》一剧的演员似乎演得很好。至少契诃夫的家里人很长一段时间常常在赞扬他们。可是，成功是不稳定的，而对私人剧院来说，这仍然不算成功。

当时莫斯科戏剧界倾听两位评论家的意见：弗廖罗夫瓦西里耶夫，特别是有点浮华的彼得·基切耶夫；后者和《闹钟》的编辑尼古拉·基切耶夫同姓。彼得·基切耶夫粗暴地谩骂剧本，企图以某种理由证明，契诃夫不能成为有高度创作才能的作家，因为他是医生。弗廖罗夫一般说是给人留下良好印象的评论家，他也对剧本提出批评，但最后大致是这样写的：“我始终不能摆脱这位年轻作者是具有真正才华的印象。”

要求有这种才华的作家采取特殊的、舞台的、戏剧的新态度来对待他的剧本。这一思想不仅评论家，就是作者本人都未曾有过，总之，它在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还没有诞生。

《伊万诺夫》在杂志上刊载以后 [442] ，我才读到。当时我觉得它不过是一部优秀剧作的草稿。

第一幕是一支优秀的、契诃夫式的《夜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作者对假面具和伪善面目的十分大胆而轻松的揭露，也非常吸引人。但是，那些引人发笑的人物似乎表演得过火了，有一些场面过于不体面，剧本的结构也不匀称。显然，当时我对契诃夫充满诗意的创作力是估计不足的。我自己忙于研究舞台程式，还处在“小剧院艺术”的支配下，因此对契诃夫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我这样热衷于自己熟悉的舞台程式的研究，便受到了蒙蔽，看不见质朴的、生动而平凡的真理与深刻的抒情两者之间充满灵感的结合。

在《伊万诺夫》之前，他写了两个独幕喜剧：《蠢货》和《求婚》。 [443] 两者都获得巨大成功，经常到处演出。契诃夫曾说过许多次：

“写通俗喜剧吧，这能给您带来一大笔收入。”

这两个喜剧的美，不仅在于令人发笑的情节，而且在于这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舞台上的通俗喜剧的人物。他们的对白充满了幽默和具有典型的偶然性。

但这些喜剧也是在私人剧院上演的。

《伊万诺夫》是刊登在“厚” [444] 杂志上的。月刊按照惯例是不登载剧本的，但对于契诃夫——您瞧——却是例外。他得到的稿酬确实很少，我记得，当我告诉他，我发表在周刊上的剧本所得到的稿费比他多两倍时，他还不大相信呢。

我们结识的初期彼此不常见面，甚至称不上是朋友。其实，一般说来，我不知道安东·巴甫洛维奇和哪一位交称莫逆。他会这样吗？

他有一个大家庭：父亲、母亲、四个兄弟和一个妹妹。根据我的印象，他对他们的态度是不同的，一些人他更喜欢，另一些人比较不喜欢。一方面是母亲、两个兄弟和妹妹，另一方面是父亲和其他两个兄弟。哥哥尼古拉，一位年轻的画家，正好在我们结识初期患肺病死去。他的一个弟弟伊万（上面已经提到过他），我经常在乡下和克里米亚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家里遇到他。他的声音、语调，以及强调某一件事时用拳头在空中一挥的动作，都酷似他的哥哥，在安东·巴甫洛维奇去世后，我特别鲜明地感觉到这一点。

安东·巴甫洛维奇对待父亲的态度，我并不详细知道，但有一次他对我谈到过。

这是很久以后的事，当时我们已经很亲近了。那年冬天，我们两人住在法国里维埃拉，有一次我们从当时著名的教授马克西姆·科瓦列夫斯基家赴便宴回来——他在博吕叶有一所别墅。我们身穿夏季外衣，在“冬天里的春天”走在一片热带的葱绿中间，谈着青年、少年和童年，我听到他说：

“你知道，我是永远不会原谅父亲的，在童年时代他就打过我。”

他对母亲却是异常温存的。他的关怀竟达到如此程度：不论到什么地方，总是每天给母亲写信，哪怕是写两三行。这并不妨碍他取笑她的宗教信仰。他会突然问道：

“妈妈，为什么修道士穿短裤？”

“啊，又来这一套了！安托沙总是唠叨这些！”她用柔和悦耳的低沉声音轻轻地说。

她总是沉静、温柔，十分令人喜爱。

玛丽娅·巴甫洛夫娜是他惟一的妹妹，这一点使她在家里处于特别优越的地位。但她对安东·巴甫洛维奇忠心耿耿，这在第一次遇见她时匆匆一瞥就能看到。时间越久，她越是赤胆忠心。她终于承担起全部家务，并且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他和母亲。安东·巴甫洛维奇去世后，她全心全意从事契诃夫纪念物品的保管工作，管理故居和其中的一切陈设、遗物，出版他的书信集等等。

安东·巴甫洛维奇对妹妹也异常忠诚。后来从发表的书信中可以看到，这甚至一度引起了他的妻子奥·列·克尼碧尔的妒忌。

安东·巴甫洛维奇很早成了全家的“供养人”和所谓一家之长。我不记得他的父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我很少遇到他，只记得他身材不高，有点干瘦，长着灰白的胡须，喜欢多唠叨几句。

安东·巴甫洛维奇最初几年经常缺少钱用，正像所有的俄国作家那样，只有极少数是例外。在他的书信中，还是像大部分作家的书信那样，总是请求寄钱给他。在我们的谈话中，关于稿酬问题，某人得到多少稿费，出版人付给稿费的情况，占了很大的比重。

顺便说一说，安东·巴甫洛维奇对银钱进出达到了一丝不苟的程度。他不能容许自己向人借钱，他十分节俭，但不吝啬，而且从不挥霍。他对待钱像对待生活必需品一样，而和有钱人交往总是抱这样的态度：财富是他们个人的事，一点引不起他的兴趣，也不会丝毫改变他对他们的态度。

在蒙特卡洛时他曾赌过钱，但数目很少，而且很审慎，一次也没有轻举妄动，大半还赢一些。在莫斯科的俱乐部里他从来没有打过牌。

他十分关心自己身后母亲和妹妹的生活能否得到保障。

当他打算购置庄园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他乐于张罗这件事，他说：

“这样一来，用不着再考虑房租和木柴了。”

……从事一种固定的喜爱的工作，这是一个人极大的幸福。在莫斯科的生活中——不必说外省的情况了，——充满着不爱本职工作，把工作仅仅看作薪金的人。医生看病，接待病人，出诊，首先是为了钱；法院的法官，承办民事案件的律师，任何公家机关的官员，包括银行、铁路和办公室的，都索然无味地挨过办公时间；中学教师年复一年教同样的课程，对自己的学科失去了热情，可还得在家里批改作业，——许多人都缺乏精力和主动性。

大学（包括教授和大学生）、剧院、音乐和艺术单位、编辑部却是例外。它们在庞大的、毫无生气的平庸生活中只是极少数。

从这个意义上说，演员是最幸福的人：他们把全部的爱贡献给自己的事业，使事业和自己的志趣结合在一起。事业促使他们工作，合作共事振奋起他们的精力，因此演员会自然而然地发挥更好的才能。

作家、艺术家、作曲家却恰恰相反，单独地从事创作，全部精力只表现在自己的作品上。他对自己事业的热爱经常在经受着考验。

契诃夫在谈到我们这一代作家格涅季奇时说得颇有道理：

“这才是一位真正的作家。他不能不写。无论他处在什么条件下，他总是在写中篇、短篇、喜剧和幽默故事。他娶了个有钱的妻子，用不着挣钱养家，但他写得更多了。没有什么题材可写时，他就翻译。”

安东·巴甫洛维奇没有经常的写作任务，他既不属于任何编辑部，也不属于任何剧院。他是医生，并且珍视这一职业。我确实不记得他在莫斯科为医生这一行花了多少时间和心血，但我记得他和全家人迁到梅利霍沃后的情况：他非常乐意为当地的农民看病。在那本装订成册的挂号单上，我看到有八百多号，这是一年中看病的人数。有各种各样的病。他说占最大比例的是妇科。

然而，无论他是多么珍视自己的医学毕业证书，他的写作还是完完全全取代了医疗。关于后者，甚至没有人想起。有时这使他感到委屈：

“对不起，我可是医生呐。”

可是，他在写作上也没有花费全部时间。他没有写得那么多，那么经久不断，例如像托尔斯泰或者住在卡普里岛的高尔基那样。他读了许多书，但并不乱读，几乎只读小说。

完全是顺便提一下。有一次他对我说，他没有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

“我要把这份乐趣留到四十岁才享受。”

他四十岁过后，我问他读过没有，他说：

“是啊，读过了，但没有得到深刻的印象。”

他对莫泊桑评价很高。也许高过法国的所有作家。

无论如何，他有许多空余时间是白白度过的，在寂寞中度过的。

他不喜欢冗长的解释和长久的争论。这是他的特点。他全神贯注地倾听别人说话，常常是出于客气，但往往也由于感到兴趣，他自己则默默不语，在没有找到能确切表达自己想法的简练、恰当、透彻的词句前，他是不吭一声的。他说了几句，脸上露出开朗的一闪即逝的微笑，又不响了。

他在与人交往中显得殷勤、朴实，丝毫没有过于甜腻的味道，我可以说，他内心是优雅的。但他对人也有点冷淡。举例说，见了面，握握你的手，随便说一声：“您生活过得怎样”，并不等待对方回答。

他年轻时爱好饮酒，年纪越大，喝得越少。他说，不应该在每天午饭、晚饭时喝伏特加，可以偶尔喝一次，即使量多一些也不妨。然而，我在宴会上或聚餐会上从来没有看到他“畅怀痛饮”。我简直不能想象他会喝醉。

他在女人方面似乎有很大的成功。我说“似乎”，是因为不论他和我都不喜欢谈这个话题。我是从听到的流言中推测的……

对俄国知识阶层的妇女来说，男人最使她们倾倒的，莫过于他们的才华了。我想，契诃夫是会使人心醉的……

《伊万诺夫》以后过了两年，契诃夫写了新剧本《林妖》。他没有把它交给柯尔什剧院，而是交给了新成立的阿勃拉莫娃剧院（显然是一个严肃的大型剧院）。 [445] 那里的主要演员之一是索洛夫佐夫，契诃夫把自己的喜剧《蠢货》献给了他。

我记不清楚观众对该剧的态度，但即使获得成功，那也是极其有限的。我觉得作者在舞台程式上处理得并不怎么得心应手。第二幕两位妇女之间的那个巨大场面给我留下了出色的印象；后来这个场面有相当一部分并入了《万尼亚舅舅》；我还记得管林人（林妖）本人的独白。可是，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自己的一种感受，那就是在抒情的构思和舞台的表演之间缺少协调。演出的都是极其优秀的演员，但在他们的谈吐、动作和热情后面我怎么也看不到我所熟悉的富有生气的人物。戏演得很卖力，但道具、布景、麻布的墙壁、晃荡的门和后台的雷声，一刻也不能使我感到我所熟悉的大自然。一切都来自熟悉的舞台，而我们所需要的是来自熟悉的生活。

我认识许多人，他们聪明，爱好文学和音乐，但就是不喜欢上剧院看戏，因为他们认为那里的一切都是虚伪的，而且常常嘲笑最“神圣的”舞台上的事物。我们站在知识分子的观点上，称这些人为固执成见的世俗蠢人，但这是不公正的：如果戏剧的幻觉仍然使他们清醒，那有什么办法。过失不在他们，而在于剧院。

是不是可以达到，不用熟悉的舞台，而用熟悉的生活来激起人们的艺术激动呢？

是什么东西妨碍达到这个目标，或者是什么东西还显得不足呢？在于舞台布景，在于演出的组织工作，在于演员的艺术技巧。

这个问题还刚刚产生……

从《林妖》到《海鸥》中间相隔六七年。这期间发表了《万尼亚舅舅》。契诃夫不喜欢别人说这个剧本是《林妖》的改写。不知在什么地方他曾断然声称：《万尼亚舅舅》是完全独创的作品。不过，基本的轮廓和几个场面几乎全部是从《林妖》移到《万尼亚舅舅》来的。

我怎么也记不起，他在什么时候、怎样取消一个剧本，而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刊印另一个剧本的。我只记得《万尼亚舅舅》收集在一本薄薄的戏剧集中。 [446] 也许这是初次问世吧。起初，《万尼亚舅舅》是在外省演出的。 [447] 我在敖德萨观看过，还是由索洛夫佐夫剧团演出；契诃夫和他始终保持着联系。索洛夫佐夫本人已成了剧团的经理，他的事业在外省是办得最出色的。我的妹妹，女演员聂米罗维奇，也在他的剧团里工作，她在《万尼亚舅舅》里扮演叶列娜。

这是定期的日常演出。演出获得成功，但就其成功的性质而言，可以说是一般的。观众鼓掌，演员谢幕，但是，与演出同时，剧本的生命也告终了，观众没有留下深刻的感受，剧本没有激起他们对事物作新的理解。

我再说一遍，它没有表现出新诗人通过剧本对生活作出新的反映。

就这样，契诃夫不再为剧院写作剧本了。然而，我们却使他对剧院生活发生了兴趣。当时我们在剧作家协会进行着一场斗争，并且让契诃夫也参加进去。他没有立刻答应，显得很审慎，但终于关心起来。

剧作家协会是由奥斯特洛夫斯基创办的 [448] ，带有官方性质。一切业务都由在总督府身居要职的秘书掌管。这位秘书和会计（也是炙手可热的大官）是协会的首脑。必须夺取他们的权力，吸收作家入会，制订新会章等等。这项工作艰巨而又复杂。接替奥斯特洛夫斯基担任协会主席的老剧作家什帕任斯基只是徒具虚名，处在秘书的影响之下，他害怕他依仗总督府这个机构进行报复。

“阴谋家们”大多在我家集会。我、孙巴托夫尤任，还有一位律师兼剧作家和契诃夫 [449] 组成了新的理事会。在战斗的全体会议上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激战。我们获得了胜利。但是，我们根本不想攫取秘书和会计的有利可图的地位。我们的任务只是制订和执行新会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不断进行斗争，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然而，最后我们遭到了失败，被排挤出了协会。派别斗争的经过总是这样：我们过于自由主义了，应该彻底排除那些首脑人物，甚至敢于冒与总督府决裂的危险。

这一时期我们常常和契诃夫见面。他没有表现出组织上的才能，而且从不以此自诩。他细心地注意一切，话说得很少，似乎大部分在观察，在脑海中记下那些可笑的特征。

他没有写新剧本，也不力图在皇家剧院上演，但他在那里有几个朋友。他与尤任和连斯基比别人更经常见面。他们是小剧场的首席演员。他和尤任彼此用“你”称呼。

尤任是俄国戏剧界的最大人物之一。十月革命后，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尤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是戏剧界的三根台柱。

他是一个所谓交游广阔的人。作为世界上优秀剧团的首席演员，他拥有阵容坚强的丰富的剧目。他违背父亲的意旨，走上了舞台生活的道路。他的真姓是孙巴托夫公爵。他把这个姓用在戏剧作品上，在舞台上则用笔名“尤任”。他从大学生时代起就是剧作家了，他的剧本被认为非常适合于舞台演出，曾经到处上演，而且总是获得成功。他出席各种各样戏剧的、文学的和社会的会议，参加协会和委员会。他受过广泛教育，学识渊博，同时怀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新文学的发展。他和“整个莫斯科”保持着广泛的交往，是一切大型俱乐部的成员，也是受到莫斯科欢迎的文学艺术小组的创始人和终身主席。总之，他是一个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也就是说，经常在进行可能招致严重后果的行动。在莫斯科没有一个公共集会不是孙巴托夫尤任居首要席位之一的。他是莫斯科真正的宠儿。夏天他不去避暑，却到外省巡回演出，然后到蒙特卡洛去审阅冬天制订的新“体系”，从那里回到乡下，回到庄园里妻子身边，写作剧本。这个人是不知道什么是懒惰的，可以认为是“陶冶自己幸福”的楷模。他造就了自己的地位，不相信有什么捷径，在每一个行动中都贯注着坚毅、顽强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在社交界，他的机智俏皮是层出不穷的，而且善于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不让人有插嘴的机会。他在女人方面获得了很大成功。

他倜傥不羁，殷勤好客，善于在一切人身上发现优良的品质。这使他深得人心。在他的住宅里经常举行会见、集会和各种宴会。

从小就有人谈到我和孙巴托夫：“鬼用绳索把他俩拴在一起了。”我们的友谊从中学二年级就开始了。可是，甚至在中学里我们也不是待在一起，而是分开的：城里只有一所中学，学生很多，每个年级只得分成两班，我在甲班，孙巴托夫在乙班。在六年级时，我们进行了一场原则性的斗争，但依然保持着友谊。当时每班都办有文艺刊物。争论的题目我记不起了，只记得我的刊物——我是编辑——的名称叫《同窗》，我们彼此采取“批评”和“反批评”的方式相互抨击等等。

我们作为票友，曾在故乡的城市梯弗里斯共同演出。

我们曾合写过一个剧本，而且表面上获得了巨大成功。

作为剧作家，我们曾在小剧院见面。

我们两人的妻子是表姐妹，他娶的也是出身于科尔弗男爵夫人家的小姐。

他是我惟一的真正的终生朋友。我们的友谊从未中断过，但我们在艺术欣赏上存在很大的分歧。这似乎是生来具有的，因为从少年时代起我们艺术上的分歧就开始了。随着艺术剧院的创立，这种分歧变得激化了，我们有许多次处在敌对的状态中。像在中学时一样，我们在主要的事业戏剧上走的也是两条道路。

他是浪漫主义者。在所有具有诗人想象力的作家中，他几乎最喜欢雨果。他甚至有一枚法国科学院的勋章，这是由于他在《欧那尼》中扮演卡尔和在《吕意布拉兹》 [450] 中扮演同名主角而获得的。他的艺术欣赏在一切方面总是倾向于浪漫主义的激情。

有一次，在这个问题上，以我和契诃夫为一方，尤任为另一方，展开了长久而热烈的争论。这次争论是在他那宽敞而明亮的书房里进行的，房屋所在的那条街在他去世后改名为“尤任街”。

他们两人争论得更多一些，因为事情涉及我。在这以前不久，我发表了中篇小说《总督的审查》，契诃夫从庄园给我寄来下面一封信：

我一口气读了您的《总督的审查》，从文笔细腻、润色简洁以及一切方面来看，这是我所知道的您的作品中最优秀的一篇。给人的印象是强烈的，只是结尾部分从与录事的谈话开始，描写得有点像喝醉酒的样子，而我希望含蓄 [451] ，因为太忧伤了。您的生活知识是很丰富的，我再重说一遍（我仿佛以前说过了），您越来越好了，好像每年在您的天才大厦上增添了一层似的。

在《总督的审查》以前，我写了另一个中篇小说《沉闷的内容》，孙巴托夫读了很中意。于是他们展开了哪一篇好的争论。争论转到了一般问题上，鲜明地显示出两种艺术流派。尤任喜欢长篇小说中的鲜明而适于舞台上演的形象。契诃夫甚至喜欢剧本中的朴直的、富于生活气息的形象。尤任是格鲁吉亚人，本民族的优秀儿子，有着炽烈的、类似西班牙人的气质，喜欢明朗的色彩绚丽的表情，契诃夫则是纯粹的大俄罗斯人，喜欢深刻的隐而不露的热情和含蓄。

而这次争论的最主要的一点在于尤任的艺术是那么铮铮作响，绚丽多彩，你透过它们就看不到生活，而契诃夫，你在他描写的生活后面却看不到艺术。

契诃夫参加这次争论简直长久得少见。他照例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有人继续说服他，他只是默默地摇头，仿佛表示：不，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这时候他一直在寻找新的论据。

真的，这是小剧院和一个新的、未来的，甚至还未诞生的剧院的争论。差别是那么大，艺术剧院会立刻采取战斗的姿态，可是，契诃夫温和地争论着，脸上露出一闪即逝的微笑。他把两手插进口袋，在书房里大步走来走去，不像一个“战士”，没有奋发的激情。

不久，《海鸥》中的作家特里戈林说：

“干吗要排挤？大家都有位子啊。”

我和孙巴托夫经常劝说契诃夫不要放弃给剧院写剧本，他听从我们的话，写了《海鸥》。 [452]

契诃夫是在梅利霍沃写《海鸥》的。从莫斯科到梅利霍沃需乘两三小时的火车，再沿穿过森林的乡间土道步行十一俄里。庄园里有一所相当宽敞的二层楼房。客人常到这里来。契诃夫非常喜欢人们在他周围有说有笑，兴高采烈。然而他还是能离开所有人，到书房里记下新出现的想法和形象。

庄园里有一个幽雅的花园，有一条笔直的景色宜人的林荫路，就像《海鸥》中特列普列夫演戏的地方。

每天晚上大家玩“洛托” [453] 。这也像《海鸥》中一样。

在这几年里，新作家波塔片科成了契诃夫亲近的人。他发表了两个中篇小说：《大人的秘书》和《服现役》，立刻赢得了声誉。他是从外省来的，交游很广阔，头脑显得特别清醒、敏锐和灵活，经常以乐观精神感染别人，使人心境开朗。他唱得相当好，写得又多又快；对自己写的东西评价不高，甚至讥讽自己的作品。他生活挥霍无度，为人真诚、纯朴，但意志薄弱。他对契诃夫表示敬爱，完全承认他的长处。妇女很喜欢他。这大多是因为他本人喜欢她们，而主要是由于他会献殷勤。

许多人认为，《海鸥》中的特里戈林带有自传的性质。托尔斯泰也在什么地方这样说过。我却永远不能摆脱这样的想法：特里戈林的原型正是波塔片科。

尼娜·扎列钦娜娅送给特里戈林一枚颈饰，上面刻着特里戈林写的中篇小说里的一句话：

“你如果需要我的生命，那就拿去吧。”

这句话出自契诃夫本人写的中篇小说 [454] ，它散发出契诃夫笔下的那些少女所固有的自我牺牲精神和朴实无华的气息。这就是特里戈林即作者本人的理由，但这是巧合。也许，契诃夫喜欢这种女性的强烈而温存的忠贞，因而想重复使用。

特里戈林对妇女的态度是对他作出评价的最有代表性的特点，而这种态度不像安东·巴甫洛维奇，倒近似波塔片科。

当然，一般地说，这不是这个人，也不是那个人，是那个人，也是这个人，是第三个人，也是第十个人。

《海鸥》是一部异常真实的作品，许多细节可能是从梅利霍沃的生活中直接撷取的，人们甚至认为，那个似乎充当尼娜·扎列钦娜娅原型的少女就是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妹妹的一个女友。然而，在这里，这种相似的特点也带有偶然性。那时候这样的少女是很多的。她们挣脱了黯淡的生活，从偏僻的地方跑出来，找到了工作，甚至可以把自己整个“贡献”给它；热情地、温存地为“它”——激起她幻想的才华，作出牺牲。当我们这里女权还受到粗暴限制的时候，戏剧学校里已经充满了从外省来的这样的少女。

安东·巴甫洛维奇给我寄来了手稿，然后来听取我的意见。

我无法解释，当我久久地详细分析剧本的时候，为什么他的身影如此深印入我的脑际。我坐在书桌旁，面前放着手稿，他站在窗口，背朝着我，像平常一样把手插在口袋里，至少有半小时不转过身来，也没有说一句话。毫无疑问，他在极度专心一致地倾听我的意见，同时好像在同样专心一致地注视着我房屋的窗前花园里发生的事情，有时甚至走近窗口凝视，略微侧转头。这是为了想使我轻松一点，随便地发表意见，不让我因目光相遇而感到不好意思，或者相反，是保持个人的自尊心吧？

在契诃夫家里，人们不爱敞开自己的心扉，他作品中的所有优秀人物都显得拘谨、寡言和含蓄。

至于我把自己最初的印象对契诃夫谈了些什么，现在难以叙述了，而且我也害怕“杜撰”。如果讲的人混淆了事件发生的时间，而自以为还是英明的远见，那是“回忆录”的最大的罪孽之一。

我后来对《海鸥》的态度大家知道得很清楚了，而这时候我确实对契诃夫的创作产生了敬慕之情。但是，很可能我在剧本的部分结构上和舞台程式上给他提出了许多建议。我自认为是舞台的行家，大概我曾就试验过的舞台方法与他真诚地交换过意见。这些对他未必有什么用处。

然而，有一个细节我记得十分清楚。

在这份手稿里，第一幕结束得十分突然：玛莎和医生多尔恩在那场戏里出乎意料地原来是父女。后来这个情况在剧本里却一字不提。我说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应该发展这个情节，或者根本取消。何况这是第一幕的结尾。从戏剧的本质来说，第一幕的结尾应该急剧转换情节，使它进一步发展。

契诃夫说：

“观众也喜欢在一幕戏的结尾在他们面前出现上膛的枪呢。”

“完全对，”我回答，“但是必须以后使它发射，而不是在幕间休息时干脆把它收藏起来。”

后来契诃夫似乎不止一次重复说过这句话。

他同意我的建议，把结尾作了修改。

话题转到了演出上，我说该是他把剧本交给小剧院上演的时候了。后来，当我们开始谈到可能分配角色的时候，契诃夫突然递给我一封信。

这是连斯基给契诃夫的。

连斯基曾经是小剧院的首席演员。尤任不久前才获得类似这样的职位。他是俄国演员中最有吸引力的演员之一，他的魅力只有后来的卡恰洛娃才能与他相媲美。

他在新化妆术和化妆有趣的形象上是了不起的大师。他爱好写生，自己也算是艺术家。这时候他对演戏已经冷淡了，喜欢准备角色，演上两三回后便厌烦了。另一方面，他把全副精神贡献给了学校，当学校演出的导演，培养新干部。

他憎恨自己剧院的主管人，而且不加隐讳。他渴望创造新的舞台工作的条件，准备由自己的学生组成一个完整的新剧团。

在我的回忆录中，我不止一次地谈到连斯基。他几乎演过我的全部剧本，我和他住得也很近，最近一个时期由于学校工作和对小剧院的管理人员的不满，我们特别接近了。

他比我们大八岁至十岁。契诃夫对和他相识这件事颇为重视。

信的内容是有关《海鸥》的事。 [455] 原来连斯基已读过《海鸥》，他这样写道：

您知道我高度重视您的才能，而且一般说来，我是喜欢您的。正因为这样，我应该对您直言不讳。这是我向您提出的最友好的忠告：放弃为剧院写作吧。这根本不是您的事业。

信的大意是这样，语气十分坚决。看来，他甚至拒绝对这个剧本加以评论，因为他发现它如此不适于上演。

我记不起契诃夫是否把《海鸥》交给小剧院别的什么人看过，它的命运马上转到彼得堡去了……

（杨骅　译）

题解：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聂米罗维奇丹钦科（1858—1943），剧作家，导演，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本书是聂米罗维奇丹钦科所著《回忆过去》一书（科学院出版社，莫斯科，1936）的《契诃夫》一章，编入本书时有删节。

回忆片断

瓦·瓦·卢日斯基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在世的时候，我有机会参加他的剧本的演出：《海鸥》（扮演索林），《万尼亚舅舅》（谢列布里亚科夫）和《三姐妹》（安德烈）。他在给弗·伊·聂米罗维奇丹钦科的一封信里 [456] ，曾指定我在《樱桃园》中担任叶比霍多夫的角色，但这一角色我没有扮演。

我们这些艺术剧院的演员是在剧院开幕的那年秋天，在沃兹德维任卡的猎人俱乐部里介绍和安东·巴甫洛维奇认识的，那时正在排练《海鸥》。 [457] 安排这个戏演出的，也就是当晚主持排练的弗·伊·聂米罗维奇丹钦科给我们作了介绍。安东·巴甫洛维奇和我各乘一辆马车，在俱乐部大门前遇见了；我以前从未见过他，这当儿我想起了他的一张肖像，虽然这张肖像是在他远不像现在那么蜚声文坛的时候画的，但我揣摩到就是他。我记得，还在俱乐部的接待室里，我的同事亚·列·维什涅夫斯基就迎着安东·巴甫洛维奇走来，向他作自我介绍，提到他们两人曾在塔甘罗格中学一起念过书。契诃夫对这件事似乎颇感兴趣，至少他的脸上闪现出光彩焕发的微笑，接着他和维什涅夫斯基非常活跃地交谈着走进了大厅，那里聚集着所有参加排练的人。我记得有罗克萨诺娃（扮演尼娜），克尼碧尔（阿尔卡金娜），拉耶夫斯卡娅（沙姆拉耶娃），莉莉娜（玛莎），季霍米罗夫（教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特里戈林），似乎还有原定扮演沙姆拉耶夫的苏季比宁。虽然我可能有一些搞错，但角色的分配起初并不像首次演出那样。 [458] 除了上面提到的人以外，前来排练的还有阿·谢·苏沃林和文学艺术协会的剧院女演员杰斯托姆勃女士，她在那次排练时在后台帮助为《安提戈涅》 [459] ，为在伊万·伊万诺维奇·格涅尔特剧院担任道具管理员的丈夫塑造双耳瓶。就我记忆所及，我们在排练中演出了整个第一幕和第二幕一部分，场面设计已经由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寄来了。这以后，作者还来参加两次排练，也是在俱乐部里。 [460] 我曾就扮演索林这一角色的最初情况事先告诉弗·伊·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并和他商量，安东·巴甫洛维奇对此表示赞许，说：“您一定会演得很精彩的。”当我和他谈到索林的脸谱时，他想起法院里一个人的脸，说：“脸谱要勾得像科尼的脸……像扎瓦茨基……扎瓦茨基，——这是很出色的！”

艺术剧院在克里米亚，在塞瓦斯托波尔剧院首次演出《万尼亚舅舅》时，安东·巴甫洛维奇才去观看。

阿尔乔姆在第三幕中总是很难说好这句台词：“我的哥哥，格里戈里·伊里奇的妻子的哥哥。康斯坦丁·特罗菲莫维奇·拉克杰莫诺夫”，而在《海鸥》中，康斯坦丁说的那句台词：“谢苗·谢苗诺维奇肯定地说，他仿佛在田野里看到尼娜”，不知为什么总引起维什涅夫斯基和我发笑。

我们把阿尔乔姆难以说好的台词和《海鸥》里的那句话告诉了安东·巴甫洛维奇，从此以后他来观看演出，看到这里总是轻轻咳嗽，嘿嘿地笑着。他一向对阿尔乔姆的表演十分满意，对他关怀得令人感动，但是，我觉得，他在《三姐妹》中不无故意地给他写了这样的台词：“这是那个决斗的监场人斯克沃尔佐夫在喊叫，他坐在船上。”“喊叫”和“坐”这两个字往往使最出色的演员切希特金搞错。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场观看的演出中，那以后在提到为阿尔乔姆重新安排台词的时候，安东·巴甫洛维奇总是异常和善地、同时又是戏谑地哈哈大笑。

在《三姐妹》初期演出的时候，安东·巴甫洛维奇也不在。他是在下一季度的秋天排练时观看这个戏的，还提了那么详尽的意见，甚至第三幕火警亲自登台。排练时他依然对我的表演不满，唤我到他跟前，非常详细地讲解安德烈这个角色，有时停顿一下，有时又作说明。安东·巴甫洛维奇这样对我面授机宜有三次之多，每次对我讲解至少一小时。他要求做到安德烈在念最后的独白时情绪十分激昂：“他几乎要挥舞拳头来吓唬观众！” [461] 当时契诃夫住在斯皮里多诺夫卡，在一所有院子的平房侧屋里。

按照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构思，《三姐妹》演出时帷幕一拉开就响起群鸟的鸣声。坚持在这时发出鸟叫声的照例是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本人、亚·列·维什涅夫斯基、伊·米·莫斯克温、弗·费·格里布宁、尼·格·亚历山德罗夫和装鸽子咕咕叫的我。安东·巴甫洛维奇听完了模仿的鸟叫声，向我走来，说：“听我说，您咕咕叫得真妙，不过这是一只埃及鸽子！”而对三姐妹的父亲普罗佐罗夫将军的肖像（我化妆扮演老将军），则指出：“听我说，这可是日本将军，这样的将军在俄国是没有的！”

《樱桃园》首次演出后不久，有一次在安东·巴甫洛维奇租住的位于彼得罗夫卡的科罗文家的住所里举行晚会，晚会上有一位客人诗人Б [462] 朗诵自己的诗作。安东·巴甫洛维奇时而出现在诗人正在朗诵的那个房间里，时而来到隔壁房间，我们正坐在那里聆听。当诗人朗诵那首使人不禁想起湖泊和天鹅的诗作 [463] 的时候，他俯身向坐在沙发上的我们小声说：“如果此刻有人朗诵莱蒙托夫的诗，那他的诗（说着目光对隔壁房间示意了一下）便一钱不值。”

顺便提一下，就在这年春天，当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天堂”剧院观看《海鸥》的时候 [464] ，我的朋友，莫斯科文学家亚·谢·拉扎烈夫格鲁津斯基（他和我同住在彼得罗夫斯科拉祖莫夫斯基的一所别墅里），收到了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一张便条，请他到连托夫斯基花园，即现在萨多沃伊的“水族馆”去一趟，并且把我也带去。安东·巴甫洛维奇这晚上不大爱说话，一直把话题转到《海鸥》中主要角色之一的演出上，他对这个演员是不怎么满意的。在回家的路上他谈兴来了，老是请我对格鲁津斯基施加影响，要他写通俗喜剧：“您对他说，把《闹钟》的工作丢开吧。”（当时格鲁津斯基是该杂志编辑部的秘书）后来，当我在克里米亚的韦特策尔旅馆和安东·巴甫洛维奇见面的时候，他还没有放弃要格鲁津斯基写通俗喜剧的想法，总是说：“您看到拉扎烈夫，劝他写通俗喜剧，他写得很出色，他是个正派人，是真正的文学家！”

我最后一次遇见安东·巴甫洛维奇是1904年5月29日或30日在特韦尔斯基林荫道上。安东·巴甫洛维奇和妻子奥尔迦·列昂纳尔多夫娜正坐车在莫斯科观光。就在这年夏天，7月2日，安东·巴甫洛维奇去世了。

（杨骅　译）

题解：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卢日斯基（卡卢日斯基）（1869—1932），1898年起为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员。功勋艺术工作者。在契诃夫的剧本中担任下列角色：《海鸥》中的索林，《万尼亚舅舅》中的教授谢列布里亚科夫，《三姐妹》中的安德烈·普罗佐罗夫，在不同时间里还扮演加耶夫、西缅昂诺夫毕希克，以及《樱桃园》中的菲尔斯，《伊万诺夫》中的列别杰夫，由短篇小说《普里希别叶夫中士》改编的剧本中的同名主人公。

本文据《俄国太阳》杂志1914年7月25日第228期所载文章排印。

〔回忆录〕

瓦·伊·卡恰洛夫

我们那里有一个喜欢自命为艺术剧院演员的跑龙套角色Н。他也从事文学。

有一次，他请我把一部手稿转交安东·巴甫洛维奇征求意见。我难以拒绝，把它交给了安东·巴甫洛维奇。

不久，安东·巴甫洛维奇就将手稿退还给我，并且说：

“不错，您把Н的一部中篇小说交给他。请您告诉他，再不要写什么东西了。”

他沉吟了一下，问道：

“您说，这个Н是妇女吗？”

“为什么您要问这个呢，安东·巴甫洛维奇？”

“妇女嘛，她们是勤劳的，她们能在勤劳方面取胜。”

“不，不是妇女。”

“哦，那您对他说，再不要写什么了……”

我难以这样转告Н，就说，按照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意见，他的中篇小说对《俄国思想》是不适合的。

“好吧，没有关系，”Н说，“那我就交给《神的世界》好了，反正是一样的！”

安东·巴甫洛维奇把Н的手稿退还给我后，我读了一遍这部冗长的荒诞无稽的作品，不读则已，一读就羞得无地自容，我竟迫使安东·巴甫洛维奇读这样满纸胡言的东西。

在《樱桃园》首次演出前，大家准备为安东·巴甫洛维奇举行庆祝。他一向反对各种庆祝会，当他获悉Γ [465] 也将参加的时候，他便以反对举行庆祝会的最简单的理由说：

“听我说，举行庆祝会可不行啊。Γ一定会即席对我发表演说，就像加耶夫在我的剧本第一幕中对橱柜说的那样 [466] ……”

果然，欢迎会一开始，大家向安东·巴甫洛维奇致贺辞的时候，Γ就出来开口说：“亲爱的和尊敬的安东·巴甫洛维奇！……”

安东·巴甫洛维奇乜斜着眼看了演员那边一眼，他的嘴唇几乎笑得翕动了一下。

有一次，疲惫不堪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幕间休息时和米罗柳鲍夫坐在我的化妆室里。阿·马·高尔基突然走了进来，急忙和米罗柳鲍夫交谈一些有关文学的事。 [467] 随后他们两人很快站起来走了。

“他这是徒劳的，”安东·巴甫洛维奇谈起了高尔基，“应该耐心一点。米罗柳鲍夫是个好人，——不过是牧师的儿子……他喜欢教会里的歌唱，喜欢钟声……”

接着他沉默了不大一会儿，咳嗽了几次，举目四望，添加说：

“他对乘务员吆喝得可厉害呢……”

有一次，安东·巴甫洛维奇接到了递上来的一张名片，一位同行的医生想看看他。他对名片瞧了瞧，看到那上面印着几个电话号码。

“蛖……蛖……何必要装那么多电话呢……用不着嘛……您对他说，我家里一架电话也没有……”

当安东·巴甫洛维奇称赞演员的时候，偶尔会把事情弄得对方莫名其妙。

他称赞我在《三姐妹》中的演出就是这样的。

“您演的图津巴赫真精彩，真精彩……精彩极了……”他肯定地重复说。我一听不由得喜出望外。随后，他沉默了几分钟，又这样肯定地添加说：

“还有N在《小市民》中演得也很出色啊。” [468]

然而，这个角色N恰恰演得糟糕透了。他扮演这样年轻而精力充沛的角色显得太老了，因此他在这个角色上根本没有成功。

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对我扮演的图津巴赫是否中意。 [469]

当我扮演韦尔希宁这一角色时 [470] ，他说：

“好，很好。不过行军礼不是这样的，不要像上校那样。您要像中尉那样行军礼。应该行得更体面些，更自信些……”

似乎他再没说过什么话。

我在《海鸥》排练中担任特里戈林这一角色。 [471] 于是安东·巴甫洛维奇亲自邀我去谈谈有关角色的事。我战战兢兢地去了。

“您知道，”安东·巴甫洛维奇开始说，“钓竿应该是自己做的，而且弄弯了。是他亲手用小折刀做的……雪茄烟是上等货……也许，看起来并不怎么上等，但一定包着锡纸……”

接着他沉默了一下，想了想说：

“主要是钓竿……”

他又不说下去了。我开始缠住他，问他怎样处理剧中一些地方的表演。他哼哈了几声，说：

“蛖……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演就怎么演吧。”

我毫不罢休，还是反复问着。

“您知道，是这样的，”他看见我态度坚决，便开始说，“那时候他，特里戈林，会跟玛莎一起喝伏特加，要是我一定会这样做的。一定的。”

这时他站了起来，整了整背心，滞重地咳嗽了一两次。“您知道，是这样的，要是我一定会这样做。一个人坐久了，总是想这样做的……”

“唉，这样艰难的角色到底怎样扮演呢，”我还是不能释然于怀。

这当儿，他甚至仿佛有点儿冒火了。

“再没有什么可谈的，全都写在剧本里了，”他说。就这样，这天晚上我们再也没有谈到扮演的角色。

安东·巴甫洛维奇常常谈起我的健康状况，并劝我吃鱼肝油，戒烟。这件事他屡次提到，态度十分坚决，特别是劝我戒烟。

我试吃了鱼肝油，但气味是这样难闻，我不由得对他说，鱼肝油我无法吃下去，抽烟我想尽办法竭力戒除，而且保证一定做到。

“行，行，”他活跃起来，“好极了，那好极啦……”

他离开化妆室，准备走了，但马上又转回来，沉思默想地说：

“真遗憾，您戒烟了，我刚巧准备送您一只上等烟嘴呢……”

我只见过他一次大发脾气，甚至涨得面红耳赤。这件事是我们在“艾米塔什”演出时发生的。演出结束后，出口处站着一群大学生，想对他欢呼。这使他怒不可遏。

（杨骅　译）

题解：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卡恰洛夫（什韦鲁博维奇）（1875—1948），1900年起为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员。苏维埃人民演员。在契诃夫的剧本中担任下列角色：《三姐妹》中的图津巴赫和韦尔希宁，《樱桃园》中的彼佳特罗菲莫夫，《海鸥》中的特里戈林，《万尼亚舅舅》中的阿斯特罗夫，《伊万诺夫》中的同名主人公。

本文据“野玫瑰”出版社的选集第二十三册（圣彼得堡，1914）所载文章排印。该文由列·安·苏列尔日茨基根据瓦·伊·卡恰洛夫口述写成。

安·巴·契诃夫

马·马·科瓦列夫斯基

我和契诃夫是老朋友。我们是《俄罗斯报》编辑瓦·米·索博列夫斯基介绍认识的。那段时间我住在尼斯郊区的博吕叶。医生建议契诃夫到南方休养，因为那里的气候更适合他。在比亚里茨住了一段时间后，契诃夫和索博列夫斯基一起来到更温暖的尼斯。他们住在一个俄罗斯人开的膳宿公寓，准备在那儿过冬。之前，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也曾在那里住过。

契诃夫给我的感觉是不爱多说话，显得有些忧郁。开始，我们在一起还有些拘谨。几个星期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我经常去他的公寓吃饭，住在那里的著名动物学家克罗特涅夫也经常和我们在一起，他是维拉弗兰克生物试验站的创立者和基辅大学的教授。他们两人也经常到我那里去，有时大家一起到郊外旅行。

契诃夫一连几个冬天都是在尼斯度过的。身体有些恢复时，他还去了蒙特卡洛、马赛和意大利的雷维耶拉。这几个地方都是我或者克罗特涅夫陪他去的。克罗特涅夫在成为动物学家之前在莫斯科修完了医科。契诃夫也是医科毕业，住在莫斯科郊外的乡下时，经常给村民看病。对医学和自然科学的热爱很自然拉近了基辅的教授和俄罗斯作家两人的距离。但是，促使两人关系亲密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对绘画，对俄罗斯风景画，特别是对列维坦的风景画的喜爱。克罗特涅夫已收藏了几年画作，藏品不多，绝大多数是俄罗斯和一些侨居海外的艺术家的作品。

经常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些从俄罗斯来的文学家和画家，像孙巴托夫公爵，波塔片科，雅各比和尤拉索夫，后者在芒通任副领事，但却选择住在尼斯。

契诃夫不喜欢与这个圈子以外的人交往。想要说服他参加上流社会的沙龙还是要费点心思的。即使是和朋友们在一起他也不常说话，特别是嗓子咯血时，更是沉默寡言。不过这个病并不常发作。在雷维耶拉待上两三个月后，整个冬天他通常都会感觉身体状况转好，那时他就想离开尼斯到外面走走。于是，我们就一起去旅行，行程不超过一个星期。

契诃夫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就会一连几天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他不是每天都写作，这一点，他和我熟悉的另外几位著名作家的习惯不同。契诃夫完成一篇短篇或中篇小说的时间很少超过一个星期，那几天他甚至吃饭都不下楼。等他重新回到我们中间，我们就会不无心痛地发现他的变化——面色苍白，身体状况似乎也变差了。而且我们一起散步时，他也常常嘴里念念有词，好像依然沉浸在某种思绪中。此时想必他正在思考他构思的作品。

契诃夫对文学创作的态度极其严肃。有一次，他对我抱怨说，他的医生朋友们劝他离开莫斯科的庄园迁居到克里米亚去。“这些鞑靼人对我有什么用？”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以前我周围的人都是我熟悉的，他们的生活我都亲眼看见。我了解农民，了解学校的老师和乡村医生。如果有一天我写一篇关于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乡村教师的作品的话，那一定是基于我所熟悉几十名乡村教师的生活。”

让契诃夫进行多少持续一点的谈话，以便从中了解他对俄罗斯现实的态度并非易事。不过有时我还是会成功。从这些谈话中我确信，契诃夫认为，无论是庄园地主，还是以低廉的价格收购前者土地的商人都必然也希望他们从农村消失。“樱桃园”即将面临的砍伐没有让他感到焦虑。那些毁掉了过去地主林子、庄园的克鲁巴耶夫们和拉祖瓦耶夫们 [472] 同样没有引起他的好感。他期望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把土地分给农民，不是公社所有，而是私有！要让农民自由地生活，要让他们不酗酒，头脑清醒，过上富足的生活，要为他们建很多的学校，提供应有的医疗保障。

契诃夫对实行共和制还是君主制，联邦制还是议会制之类的问题不太感兴趣。他只是想看到一个自由的、没有任何民族仇视的俄罗斯；想看到农民与社会的其他阶层具有平等的权利，有权参与地方自治事务和委派代表参加立法会议。对各种宗教派别广泛包容，出版不受任何人、任何事的刁难，对时事可以自由评论，有集会、结社的自由，在法律和法庭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切就是契诃夫潜意识中所追求的最美好的未来应具备的必要条件，他期盼着那一天早点儿到来。

契诃夫对因民族和宗教积怨引发的各种不公正的事情非常关注，这一点从他对德雷福斯案件的态度就能看出来。事件发生时契诃夫正在尼斯。在详细了解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后，他给当时住在巴黎的阿·谢·苏沃林写了一封长信。从回信内容来看，他的信起到了预想的作用：苏沃林个人对德雷福斯涉嫌犯罪的看法有所动摇，但其《新时报》对这个著名诉讼案的态度仍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每次从俄罗斯返回尼斯，契诃夫就会送给我一些他的短篇小说集。我常常被他的才华所震撼——他只需用区区几页就能表现出那么丰富的内容，在这方面他丝毫不逊色于莫泊桑。有一次，屠格涅夫在谈到小说《一个生命》的作者以及他数量众多的中短篇小说时对我说：“用荷马的话讲，这个人具有一下子‘抓住牛角’的本领。”契诃夫也具有这种能力。法国人喜欢拿他们俩作比较。我认识一些契诃夫作品的法文翻译者，其中一位是巴黎的医生。他对我说，我们的契诃夫和小说《一个生命》的作者非常相似，这种相似度甚至影响到了契诃夫在法国读者中的成功，相较而言他们更喜欢描写“底层”生活的伟大艺术家马克西姆·高尔基。

在契诃夫的小说里，你找不到任何与小说情节无关的内容，也找不到对自然景物的描写，类似果戈理的“乌克兰之夜”或者大家熟悉的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 [473] 式的开场白你都不会看到。

有一件事让我有机会见证契诃夫对舍弃任何无关情节的执著。这件事发生在罗马大斋的第一天。我们一起走出圣彼得教堂，在那儿举行了相当华丽的“狂欢节”。“对小说家而言，”我说，“刚才所见不失某种美妙，是很好的写作题材。”“不，完全不，”契诃夫答道，“当代小说家似乎非要满足于这样一句话，那就是‘拉长愚蠢的过程’。”

每当我想起契诃夫时，脑海中就会浮现出我俩一起乘火车去罗马的情景。那一夜我们俩都睡不着，就谈起各自的打算和期望。“我现在很难长时间专注做某件事，”他说，“我是医生，我知道自己活不长。”年轻时的契诃夫是那么乐观开朗，诙谐的笑声感染了《俄国通讯》（其中刊发有他的小小说）的每一位读者。由于疾病，他变得越来越内向，但他没有忧郁，对未来并不恐惧，从不抱怨命运。他觉得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由于健康的原因，他不得不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度过漫长的冬天，但他全部的关注依然是故土。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像他这样的游客，如果他也能称得上游客的话。他热爱大自然，但比起大自然波澜壮阔的画面，他更喜爱朴实的乡村风光。参观博物馆、画廊、遗址带给他的不是享受，而是厌倦。在罗马，我亲自当导游，带他游览古罗马广场、罗马皇宫遗址和卡庇托林山丘。对这些地方，他的表现始终都是淡淡的，但对去蒂沃利、弗拉斯卡基和阿尔巴诺这些地方却表现得很兴奋。原本我们的行程要到那不勒斯才结束，不过这期间他收到的信件，他的新剧本很快就要排演的消息，想要见到亲人和朋友的强烈愿望，让他决定不再耽搁返回俄国。我说服他穿上我的貂绒皮袄，把他送到了车站。我们在那里告别，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我时不时听到一些他的消息：他结婚了；《万尼亚舅舅》在艺术剧院的演出获得了成功；还听说他的病情越来越重；再后来，得知他在疗养地巴登维勒孤独地去世，令人伤心。

和契诃夫多年的交往给我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如果命运没有给予他艺术的天赋，他仍然会成为一位出色的学者和医生。这是一种非常正面积极的智慧，不仅神秘主义，而且各种玄学，都与之格格不入。他偏爱精密科学，就是在文学创作中在他身上也表现出一种别人少有的精确分析的能力，既不多愁善感，也不夸大其词。他喜欢作家的工作，并极其严肃地对待之，研究各种他所涉猎的题材，他对生活的认识不是源于书本，而是源于他直接打交道的人。作为一个人，他的单纯令人着迷，甚至他在手脚架上夸张的恐惧也那么让人着迷。冷漠的外表下藏着一颗炽热的心，对别人的不幸充满同情，他愿意为手工匠人甚至是毫不相干的人提供帮助。很多年来，他一直主动并免费为自己县里的农民治病，为当地医生提供帮助。

契诃夫对待自己是严苛的批评态度。有一次，他一连几个小时对《三姐妹》剧本修改后我见到他，他情绪低落，发现了一大堆剧本的缺点，发誓再不为剧院写任何东西。所幸，那种情绪很快就过去了，而当哪位朋友对他的喜剧提出这样或那样的批评意见时，他就会很巧妙、自信地维护自己的作品，他会说：“在舞台上还没看到它之前，不要对它妄加评论。”

一直以来，契诃夫对我而言，与其说他是一位剧作家，不如说是一位最会讲故事的人——他非常了解俄国的生活，密切关注社会情绪，预见未来的变化，准确预言我们国家不久的将来。他是出色的修辞家，精益求精自己的章法，避免长句，摒弃一切不必要或次要的东西，他善于一下子就把读者带入他所关注的事情之中。他用简洁的语言塑造了俄国农夫的典型形象——他们希望从城市重新回到农村，但却找不到生计；他还塑造了年轻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期望普遍的幸福，却无力安置自己的生活；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契诃夫为他们找到一个至今还在我们生活中流行的专有名词——“套中人”。前不久，库普林在自己的一篇报告中把契诃夫称为俄罗斯现代短篇小说的奠基人。我想，随着时光的流逝，俄罗斯文学的史学家们也会给予他这样的评价。

（张璐　译）

题解：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科瓦列夫斯基（1851—1916），俄罗斯科学家，历史学家，律师，进化论流派社会学家，社会活动家，俄国共济会领导之一，第一届国家杜马和国家委员会的成员。科瓦列夫斯基一生大部分时间居于国外，因此他用外语创作的作品也获得了好评，为他带来了世界范围的知名度。1899年至1914年间曾是圣彼得堡国家科学院院士。

安·巴·契诃夫

我和契诃夫的会见

（回忆片断）

巴·尼·奥尔列涅夫

1893年是我第一次和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会见的一年。我们的相识是突然来临的，这使我感到喜出望外……

我刚刚在柯尔什剧院演完我的通俗喜剧之一《立刻行动》 [474] 。这是我在该剧院的首次季节演出，而我演的几乎只是通俗喜剧。幕间休息后，安东·巴甫洛维奇到后台来了。他是到化妆室来和我认识的。

“您知道，”他对我温和地微笑着说，“我在看您的演出时，要想写一个以自杀终场的通俗喜剧……”

过了不大一会儿，他停顿了一下，说：

“您的皮靴匠喊的那声‘马姆卡’好极了！”

我回答说：

“安东·巴甫洛维奇，谢谢您对这句话的称赞……我是从您那儿剽窃来的……”

“从哪儿剽窃的？”

“出自您的短篇小说《孩子们》 [475] ……写的是一个从医院逃跑的孩子……”

“原来如此，难道我写过这样的一个短篇？……我记不起来了……”

我和安东·巴甫洛维奇更亲切的会见要晚一些才开始。契诃夫屡次劝我放弃“零敲碎打的生活”。他获悉我已经和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结交，便花了很长时间说服我从事“艺术家”这项工作。

“您在那儿会充分发挥才能的。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会帮助您，我已跟他几次谈过这件事了。”

我回答安东·巴甫洛维奇的话，也是我前不久请康·德·纳博科夫转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本人的那番话。

“我担心影响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的巨大威望。”

就在这次和我的交谈中，安东·巴甫洛维奇说：

“奥尔列涅夫，您可以和我的妻子演出《幻影》嘛。这样的演出有多精彩啊……”

不久，我到外省旅行去了。这次旅行从三月开始至八月中旬才结束。旅行后我来到雅尔塔，在那里和临时搭班的剧团一起演出。

我常常到安东·巴甫洛维奇那里去。和他在一起我觉得轻松、随便，尽管我对他一向是景仰的。

安东·巴甫洛维奇要我给他讲他喜欢的演员日常生活中的趣闻轶事。往往是这样，如果我有两天不上他那里，他就打电话到列文通（我向他租了一间住屋）的药房里，问道：

“奥尔列涅夫在哪儿？请告诉他，要他到我这儿来。在哪儿喝酒，对他不是一样么……红葡萄酒给他热好了，‘近卫军牌’香烟也放在窗台上等他来抽。”

我照例坐在窗台上，安东·巴甫洛维奇坐在壁龛里那只躺椅上。我一时兴来，就把那些快活的、而在过去却笼罩着一片阴暗的故事讲给他听，既讲“阴郁”的东西，也讲演员的生活。他很关切地听我讲，不时在小册子里作一些笔记。在他附近，就在躺椅上，放着许多用纸做的小盂，他把痰吐在小盂里，随手把它扔进字纸篓。

安东·巴甫洛维奇在自己身体不好时总是说：

“我胃里有点……”

我在他面前往往感到内疚，络绎不绝的访客使他受累不浅，有害于他的生活。但是，对这一点是毫无办法的。要知道我自己也常被人纠缠着呢。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在彼得堡住在谢·谢·特鲁巴切夫那所宽敞的住宅里，他是我们小剧院（苏沃林斯基） [476] 的朋友。特鲁巴切夫以前到雅尔塔来的时候，曾请我为他尽力效劳——介绍和安东·巴甫洛维奇认识。

“我只要看看他，和他握握手。”

我难以拒绝他。在安东·巴甫洛维奇面前，我也说过，在彼得堡我是住在特鲁巴切夫的房子里的。

“请您为了我见他一面吧，”我向契诃夫请求说，“特鲁巴切夫是个诚恳的好人。”

安东·巴甫洛维奇思索起来，坐了一会，往小纸盂里啐了一口唾沫，然后说：

“听我说，奥尔列涅夫，难道《政府导报》的编辑会是一个好人吗？”

我回答他说，特鲁巴切夫是潘捷列耶夫出版社外国文学部的编辑，他因为收入少，才去当《政府导报》的编辑，为此他自己也瞧不起自己。

我还是把特鲁巴切夫带去见安东·巴甫洛维奇。他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我呢，立刻趁此机会，劝说安东·巴甫洛维奇再接见我的一个知心朋友，在我登上舞台前，我曾和他在乡下演出。这个人就是演员维克托尔·别任。安东·巴甫洛维奇竭力装得无动于衷的样子，但我抓住他一点，那就是别任刚刚结束在哈尔科夫的季节演出，给我讲了许多关于《海鸥》和《万尼亚舅舅》演出的有趣的故事；在这两个戏里，巴·瓦·萨莫伊洛夫扮演阿斯特罗夫，伊·米·舒瓦洛夫扮演万尼亚舅舅。

安东·巴甫洛维奇没有作声。我把沉默当作同意的表示，第二天就带别任到了他那里。契诃夫和他谈了许多话，也没有因为我把这位客人带来见他而责备我。

就在这些日子里，药房主人列文通的亲戚简直把我折腾得够呛，他们请我帮忙，让一个考试全部功课都得“满分”的天资聪颖的孩子进入中学。他是犹太人，没有被录取。当时敖德萨教育区的督学索利斯基来到雅尔塔，所以才向我提出这样的请求。那个犹太孩子的父母肯定地说，要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对索利斯基哪怕关照一声，那他就会“照办”不误。他们答应为这件事送给我各式各样的礼物，什么香槟酒啦，甜酒啦，但我私下只是想给他们显示一下“自己的威望”。

有一天早晨，我获悉索利斯基正在安东·巴甫洛维奇那里，就决定大胆冒失一下。我对孩子的父母说：

“我马上到安东·巴甫洛维奇那儿去。你们过半小时也到阿乌特卡来，像有事情那样把我唤出来。”

事情就这样进行了。我与安东·巴甫洛维奇和索利斯基一起坐在书房里，契诃夫的妹妹玛丽娅·巴甫洛夫娜进来说，“有人要找……奥尔列涅夫”，我就离开书房，到前室去了“一会儿”。我知道今天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情绪非常好，立刻带领母子两人到书房里，并且对安东·巴甫洛维奇说：“这两人就是我要向您请求帮忙的。”那个老婆婆，未来中学生的母亲，如此哀求地对安东·巴甫洛维奇瞧了一眼，他马上转向敖德萨教育区的督学说：

“听我说，您给这孩子帮帮忙吧。他全部功课都得五分呢。”

索利斯基同意第二天在旅馆接见他们。母子俩兴高采烈地走了。我在契诃夫那儿还逗留了一两个小时，然后回家。

我发现在房间里放着一束五彩缤纷的鲜花。

第二天，孩子的父母又来到我那里，他们是在得到“同意”让他们的孩子进入中学后来向我道谢的。

然而，我给安东·巴甫洛维奇带来的“烦恼”不止这一次。当我一时兴来，给他讲过去的经历，我又使他烦恼了。我记得，当我对他讲旧时演员的情况时，他是那么真挚地笑着。

举例说，下面就是我讲的一个日常生活的故事。

有一个演员收到母亲从乡下——那时铁路还没有通——寄来的五个卢布。这个演员名气不大，却是一个大酒鬼。他一接到钱，就把房东唤来，两个卢布归还了欠她的债款，两个卢布吩咐她收藏起来，不作别用，只作为他的伙食费，余下的一个卢布他决定用来过一次节日。他吩咐房东“采购”五条黄瓜，一条鲱鱼，两个苹果，两瓶最畅销的“亚法”牌白兰地酒。这是有名的烈性酒，一喝人就会东倒西歪。这演员提醒房东说：

“请您把吃食全端上来，并搬走房间里的所有桌椅，免得我撞伤。”

第二天白兰地的酒性发作得特别厉害：头脑根本不管用，舌头也不听使唤了。可是，在演员演出的那个城里，有一家有名的小吃店，那里有“桑杜林”克瓦斯出售。老住户断言，这种克瓦斯掺进了直到硝酸钾的所有东西。演员们喝醉后的下一天，在去排练的路上走过这家小吃店，要买一瓶克瓦斯。小吃店老板问道：“你们有几个人？”“两个。”接着回答的却是：“这一回可不卖了。”“为什么？”“这种克瓦斯只可以三人喝……一个人喝，两个人要扶着他的脑袋，克瓦斯酒性可凶呢。”

还有一个有关神父“剃发”的故事。它讲的是，几个演员醉醺醺地劝说一个用深沉的男低音唱得很得手的神父，要他抛弃教职，改当“演员”，这样他就会有“大宗收入”。那一个同意了。他们不错过时间，马上拿来剪刀，轮流把神父的胡须和长头发胡乱剪短。然后大家喝酒作乐，尽兴而散。那个“光头神父”回家去了，早晨六点钟光景他来敲演员的房门：“让我进来，我要在你们这儿住宿，老婆、孩子和丈母娘都不认我了，他们把我赶出了家”……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安东·巴甫洛维奇那里吃午饭。马克西姆·高尔基也在一起用餐。安东·巴甫洛维奇像平常那样喝着温热的汤。他怕吃太热的东西，认为这对自己的胃有害。同桌吃饭的人中有一个拿起克瓦斯，给自己倒着。安东·巴甫洛维奇喝一匙汤突然呛了喉咙，他从桌旁站起来，连连咳嗽，接着又坐到原来的位子上，说：

“奥尔列涅夫，这都是您惹得我这样的。我想起了三个人喝克瓦斯的故事。”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请我为肺病疗养院募捐进行义演，他是慈善协会的主席。 [477]

在这以前不久，我遇见了演员柳布斯基。阿纳托利·克拉夫季耶维奇·柳布斯基一度在外省，特别在沿伏尔加河一带城市声名远扬。他过去只是个巡回演员，地地道道是根纳季·涅夏斯利夫采夫 [478] 的化身：从这个城市转到那个城市，以自己的才华博得剧院和观众的信任。这是一个在舞台上和生活中热情如火的人；他一直狂饮无度，有时候醉得丑态毕露地登上舞台，竟不能把戏演完。往往没有卸妆，脸上还带着油彩就进了警察局——在那里清醒过来，徒步向最近的城市走去。一到城里，他便带着背包径直来到剧院，登上舞台说：

“弟兄们，让贫苦的演员赚几个钱吧……”（他不说“P”这个字母，但听起来却相当悦耳。）

我还记得他在莫斯科最后一次的出丑，那时他正在米·瓦·连托夫斯基的“艺人”剧院演出。演出结束后，他和朋友们到特韦尔林荫道谢夫拉先科夫的饭店去。他们在那里狂饮烂喝，后来来了一批商人，在他们毗邻的那张桌旁坐下，其中有一个在吃喝前对圣母像画了个十字，柳布斯基看到了，便对他大声喝道：“笨蛋，你干吗画十字，这位圣母在萨拉托夫常到我旅馆房间来陪我过夜……”商人们一听勃然大怒，唤来了警察。当场作了记录，柳布斯基就被带往警察局，下一天，尽管连托夫斯基为他说情，他还是被逐出了莫斯科。

在来雅尔塔前我常常和柳布斯基见面。我把他带到自己家里，在他清醒的时候，我便从这个轻视宗教但具有巨大的演员才能的人身上，大量汲取无与伦比的力量。在雅尔塔，我一遇见他便乐不可支。我接受契诃夫的建议，向柳布斯基提出请求，要他参加拟议中的演出。他愉快地同意了，并且说，他可以演一场普希金的《吝啬的骑士》。他也同意在通俗喜剧《两个学生》 [479] 中担任祖父这个角色。

顺便提一下，我在和柳布斯基交谈中曾问道：“阿纳托利·克拉夫季耶维奇，您身材并不高大，怎么能演奥赛罗和麦克白？”他回答说：“我亲爱的，我一演出，身体就长高了。”

我来到安东·巴甫洛维奇那里，高兴地把柳布斯基答应参加演出的事告诉了他。

契诃夫的回答使我大吃一惊：“听我说，您别跟这个醉汉打交道——他会断送您一切事业的。”我对他说：“别担心，安东·巴甫洛维奇，我会跟在他后面随时看守着。”“那您和他一块儿去喝酒吧。”安东·巴甫洛维奇紧接着回答，“瞧您是演员，倒像孩子似的。”

“说来真凑巧，安东·巴甫洛维奇，您知道孩子们是怎样猜想的么。‘让我们来做扮演员的游戏吧，’孩子们说。‘来吧，来吧！’‘那怎么玩呢？’‘喝得烂醉，互相打架，然后躺下呼呼大睡。’”

“嗯，当心您和柳布斯基也别闹出这样的把戏来……”

结果，我自己担负了演出的责任。

演出正要开始前，柳布斯基把我引到一边，恳求我让他喝一大杯白兰地，说他许多年没有演戏，心里激动得很。我答应了。他喝完酒就上台演出。我站在后台，一直注视着柳布斯基的演技，他的面部表情、动作和念台词深深地打动了我。等到《吝啬的骑士》的一场戏演完，安东·巴甫洛维奇到化妆室来了，我一看见他，得意洋扬扬大声说：

“怎么样，安东·巴甫洛维奇，您瞧——大功告成！”

然而，契诃夫却说，他坐在第一排，始终没有听清楚柳布斯基说的每句话，他的回答又使我感到伤心。

“您知道，他说话有点儿不清不楚，他老是笨嘴拙舌的……”

对这番话我回答说，如果柳布斯基嘴里像含有一口饭那样吐字不清，那他就不会落到饿死的境地，光这一点就使人感到欣慰。契诃夫莞尔一笑，在笔记本里记下了一些什么。他往往在我讲完后做笔记。

有一次，我坐在安东·巴甫洛维奇那里。突然响起了电话铃声。是济奇打来的。他建议在古尔祖弗演出两次，自己扮演大学生阿夫杰耶夫，随后扮演“普德大叔”。他在电话里说，必须付给剧院五十卢布，其余的支出——戏报等等——还要五十卢布。

安东·巴甫洛维奇当场说：“听我说，我给了你们钱，可你们会把钱喝光的，什么戏也演不成。”我说服他，戏就要演出，等我一演完，立刻万分感激地把钱还给他。安东·巴甫洛维奇给了我一百卢布，但要求一定归还他，还说他手头的钱并不多。尽管这样，我那时没有把钱还给安东·巴甫洛维奇。

1904年春天，我们在克里米亚见面了。我从塞瓦斯托波尔打电报给在雅尔塔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告诉他我预定大斋期在雅尔塔演出，请他来观看《幻影》。 [480] 第二幕演出后，他到化妆室里来看我，问我复活节前一礼拜在哪儿。

“戏反正不能演出了，那您不到我这儿来吗？”

我当然愉快而感激地同意了。就在这里我把为在古尔祖弗演出借的一百卢布还给了他。

复活节前一礼拜我在去雅尔塔的途中，在费奥多西亚遇见了尼古拉·格奥尔吉耶维奇·米哈伊洛夫斯基加林，他竭力劝我务必在上阿乌特卡购置一块地。他告诉我，已决定修筑雅尔塔至辛菲罗波尔的铁路。这样一来，如果我以廉价购置一块地，两年之后就能成为富翁。我答应他考虑一下。我抵达后第二天就到安东·巴甫洛维奇那里去，告诉他加林的建议。契诃夫坚决主张我买下一块地，还对我说，他毗邻正好有两千四百平方俄丈的一块土地出售。随后米哈伊洛夫斯基加林来了，于是两个人一起说服我，要我成为富有的葡萄园主，并且种烟草。

第二天我和尼·格·加林去察看待售的那块地。我记得，安东·巴甫洛维奇令人感动地忠告我，要我弄清楚这块地是否有适于饮用的水源，并且马上拿起我的笔记本，亲笔写上：“当心，别忘记有关饮用的水源问题……”

我买下了这块地，当场付了一千五百卢布，余款应按照订立的买契在两三月后付清。然后我到安东·巴甫洛维奇那里，对他谈了土地已经买下，地上还得浇水，还说我要到疗养院大厅去喝一瓶穆姆酒。安东·巴甫洛维奇回答我，说他观看我们演出的《幻影》，从窒闷的疗养院大厅回到家里，真想喝一杯香槟酒。

“您在台上那么诱人、那么津津有味地一口气喝干了葡萄酒，以致我回到家里，甚至不顾唤醒妈妈，请她给我喝我们过节后剩下来的香槟酒。我也想一口气喝完。可是，真可惜，妈妈给我拿来了一整瓶，可您已经喝了半瓶……哦，我就打不定主意了。”

几乎整整一个星期，我和安东·巴甫洛维奇形影不离。他屡次问我，往后想干些什么。我告诉他，我们五个人准备出国去，在那里演出《幻影》和《为了幸福》 [481] 。

第二天安东·巴甫洛维奇对我说：

“听我说，奥尔列涅夫，要不要我给您写个剧本？” [482]

起初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但他使我相信，他早在物色我了，真的想写一个剧本，而且在国外演出的剧本他写起来要容易得多，因为没有审查的压力。

“您喜欢有三幕和五个登场人物的剧本吗？唔，好吧……您什么时候走？”

“我想在九月初。”

我们这次交谈是在大斋节期间。当我去和安东·巴甫洛维奇告辞的时候，他对我说：

“别担心，奥尔列涅夫，剧本一定按期写好……您知道怎样取个剧名吗？”

我回答说：“这您知道得更清楚嘛。”

对此他告诉我，剧名叫《奥尔列涅夫》。

这是我听到他说的最后几句话。

夏天结束时安东·巴甫洛维奇不在人世了……

我手头有他的妹妹玛丽娅·巴甫洛夫娜整理出版的契诃夫书信集。在第六卷中我读到他给在塔甘罗格的兄弟的一封信：

“奥尔列涅夫要来塔甘罗格，你去看他，对他说，他的要求是会实现的……” [483]

对于我有幸与契诃夫，与一位最高尚的人——伟大、优雅、内心敏锐——在一起度过的时时刻刻，我一生过去和将来都是怀着敬仰的感激之情的。

（杨骅　译）

题解：

巴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奥尔列涅夫（奥尔洛夫）（1869—1932），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演员。

契诃夫在雅尔塔的住宅是怎样建造的

列·尼·沙波瓦洛夫

我到雅尔塔去完全是偶然的。

1896年，我在莫斯科绘画雕刻和营造学校毕业后，就应聘建造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校舍。一年后，音乐学院校舍竣工，我又着手建造库尔斯克车站大厦。这两项极其重要的建筑工程是在我离开大学校门之后立刻担任的，要求我全力以赴，紧张工作，1898年车站大厦建成后，我决定去克里米亚作短时间的休息。

我到南方去的时候，一点也没有想到，这次旅行会改变我未来的生活计划，使我几十年来成为克里米亚的常住居民。

这一切原因都在于我和契诃夫的相遇。

……在雅尔塔的海岸街，位于城市的最中心，有一家著名的雅尔塔书商西纳尼开设的书店。顺便说说，他不仅经售图书，还出售各式各样的烟具。这家书店的生意很兴旺，店里经常热热闹闹，人头济济。在雅尔塔休养的俄罗斯著名的作家、诗人和艺术家都乐于到西纳尼的书店来，也许，这里是他们彼此会晤的惟一之处。我经常去访问西纳尼，渐渐地和他接近起来。有一次，西纳尼挽起我的胳膊，二话不说，把我带到一个身高瘦弱、戴夹鼻眼镜的人跟前，他站在柜台旁，正在浏览刚到的新书。

当时西纳尼给我介绍的情况，此刻我还记忆犹新。

“安东·巴甫洛维奇，请允许我给您介绍我们的客人，莫斯科的年轻建筑师沙波瓦洛夫。他像托尔斯泰一样，也叫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西纳尼笑吟吟地说。

安东·巴甫洛维奇转过身，对我凝视了一眼，面露微笑，向我伸过手来。

“我是契诃夫。”他用浑厚的胸音说。

就这样，我和安东·巴甫洛维奇认识了。

我当时还很年轻，非常腼腆。契诃夫这时已经是一位名噪一时的作家了；突然介绍我和一位伟大人物认识，简直使我惊呆了。我心慌意乱，茫然失措，久久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契诃夫显然觉察了我的窘相，便自己说起来，至于说些什么话，我现在已记不清楚，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地说，那就是过了几分钟，我觉得自己那种窘迫和茫然的心情似乎不存在了。

从那天起，我和契诃夫的友谊就巩固起来，关系越来越亲密，很快安东·巴甫洛维奇完全使我倾倒了。他的魅力是真正令人惊异的。我们几乎每天在西纳尼的书店里见面，一起在海滨街散步，有时，一边晒太阳，一边交谈各种不同的话题。

1898年10月底，有一天，我和安·巴·契诃夫照例在海滨街散步。他完全出乎意料地说：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请您为我在雅尔塔造一所面积不大的房屋吧……”

坦白地说，我已经非常喜欢安东·巴甫洛维奇，衷心依恋着他。他提出的这项建议，虽然使我的自尊心得到满足，我还是吓了一跳。我，一个刚出校门的年轻建筑师，能为伟大的作家建造住宅吗？我是否能发挥创造的力量，建造这样一所安东·巴甫洛维奇可以在那里工作、生活和休息的房屋？

安东·巴甫洛维奇以他固有的敏锐觉察到我正处在犹豫不决中，把建议又说了一遍。

有什么办法呢——我同意了。第二天我就到伊洛瓦伊斯基家他租的住所去看他。在这里我第一次看见玛丽娅·巴甫洛夫娜，和她认识了。安东·巴甫洛维奇委托我制订设计草案，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房屋要造得朴实无华，既方便又舒适。我们对这所未来住宅的设计交谈了好久；在商量有关房屋的设计和建筑的问题时，玛丽娅·巴甫洛夫娜总是十分活跃地参加。

在就近的一天，我和安东·巴甫洛维奇一起去察看预定造屋的那块地皮。它离城遥远，在雅尔塔的郊区，在上阿乌特卡，本来是一个在乌庆苏小河斜坡上的光秃秃的葡萄园。

经过察看，安·巴·契诃夫就按照法定程序，向雅尔塔县地方自治局呈递了一份特别申请书。申请书的原文我至今还保存着，现照录如下：

申请书

本人拟在上阿乌特卡建造房屋供自己居住，兹附呈设计草案与平面图，敬请贵局予以批准。

安东·契诃夫

1898年12月1日于雅尔塔

阿乌特街伊洛瓦伊斯基家

我在安·巴·契诃夫的申请书上作了如下的签署：

根据现行法规，本人愿意承担领导、改正建筑工程之责，保证为安·巴·契诃夫医生所造房屋建筑牢固，结构合理。

建筑师列·尼·沙波瓦洛夫

1898年12月4日

三天以后，1898年12月7日，我们接到了县地方自治局第五六九八号批复，准予建造别墅。

这时候我已打好设计图样。安东·巴甫洛维奇和玛丽娅·巴甫洛夫娜都表示赞同。不久开始运送建筑材料，1899年二三月间，我们就动工了。

安东·巴甫洛维奇和玛丽娅·巴甫洛夫娜几乎每天都来到工地上。他们十分关心工程的进度，随时察看砌造的情况。这时安东·巴甫洛维奇还兴致勃勃地栽植树木，花园里的每棵树都是他亲手种的。

十个月以后，工程告竣，房屋已经造好，1899年9月8日契诃夫全家迁入新居。

对我个人来说，新屋的竣工意味着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一件令人感动的礼物，这件礼物我爱护地保存着有五十五年之久了。他赠送给我一帧相片，上面写着这样的题词：“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沙波瓦洛夫惠存，安东·契诃夫敬赠。1899年12月16日于阿乌特卡列·尼·沙波瓦洛夫所建住宅。”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的新居我去过许多次。那时候，安东·巴甫洛维奇家里常常宾客盈门，我在那殷勤好客、令人神往和气氛优雅的聚会中度过的白天晚上，是终生难忘的。在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家里，我时常遇见俄罗斯文学界的卓越的活动家，诸如高尔基和柯罗连科，拉赫马尼诺夫和夏里亚宾，布宁和斯基塔列茨，捷列绍夫和马明西比里亚克。几乎所有人也是和我友好的。大家开玩笑，说俏皮话，爆发出一阵阵笑声，没完没了地谈论文学和艺术，一直到深夜。这些会见铭刻在我的心坎上，回忆起来感到无比珍贵。

我在安东·巴甫洛维奇那里还结识了画家伊·伊·列维坦，当时他已重病缠身。

顺便提一下，列维坦参观了新屋，看见壁炉上有个凹处（我是有意这样设计的），便神秘地低声对我说：

“我倒要利用这个凹处呢……”

果然，不久列维坦就在一块画板上一气呵成画了精彩的风景画《月夜的干草垛》——他的最后作品之一。这幅风景画遮住了壁炉的凹处，至今还保持着这样的形状。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去世后，我在克里米亚又住了许多年，在那里建造了五十多所房屋。这其中有别墅、疗养院、休养所、医院、学校。

……我写这篇短文，不时望望放在我书桌上的那帧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的相片。从相片安置在我的眼前起，半个世纪过去了。它没有发黄，墨水也没有褪色——时间是不敢大胆碰一下伟大而乐观愉快的人的肖像的……

我回顾八十二年经历的过程，在我面前好像栩栩如生一样站着安东·巴甫洛维奇——和善、诚挚、令人神往。在这样的时刻我特别感受到和契诃夫的会见，这些难忘的会见温暖了我漫长的一生，因而我深深地感谢命运之神，是她引导我和他认识的。

1954年1月19日于莫斯科

（杨骅　译）

题解：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沙波瓦洛夫（1871年生，卒年不详），建筑师，安·巴·契诃夫在雅尔塔的别墅的建筑者。

根据手稿第一次发表（手稿由列·尼·沙波瓦洛夫授意，阿·列·莱斯执笔）。

安·巴·契诃夫

尼·德·捷列绍夫

我和契诃夫见面的次数相当多，交谈和闲聊的次数也不少，可是，一提到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名字，我的脑海中总是特别鲜明地浮现出我们两次会见的情景：最初的一次和最后的一次，以及他的两种形象：年轻的、风华正茂的、充满生命力的形象和后来在他出国前夕的身染重病、奄奄一息的形象。他没有活着从国外回来。

在我第一次和他见面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他当时也是一个年轻人和刚刚崭露头角的作家。1887年他的短篇小说集《黄昏》出版，这是第一部用“安东·契诃夫”署名的集子，而不像以前那样在作品上署名“契洪捷”。他刚刚踏上真正的文学道路。当时评论界高傲地只字不提；《新时报》的嘲笑者布列宁——出版这本小说集的那家报馆的评论家，甚至用四行诗来纪念它的出版：

明斯基和契诃夫们，

巴兰采维们和阿利鲍夫们，

正在写小说——咳，真可叹！

你读一读就会感到痛惜！

尽管评论界保持沉默，读者却立刻对年轻的作家发生了兴趣，并能正确地理解契诃夫的作品，在没有旁人的帮助下作出评价。

很早以前，几乎是在安东·巴甫洛维奇创作活动的最初时期，当他用各种妙趣横生的笔名在《蜻蜓》、《闹钟》、《花絮》上发表作品的时候，我就有机会读到他那被称作“形形色色的小说”的作品了。后来，就我记忆所及，我像一般人所说的那样，亲眼看到他从写幽默作品转变为写艺术性的题材。这时候，他还没有以契诃夫的名字闻名，大家知道的依然是一个写简短的滑稽小说的作者契洪捷，而听到的有关他的情况，不是什么重大严肃的事情，大部分倒是琐事和趣闻。举例说，仿佛契诃夫由于经常要为他大量的主人公寻找有趣的情节和各种引人发笑的场面，曾在家里宣称，每想出一个可笑的场面，可以得到十戈比，如果是短篇小说的完整情节，那就能得到二十个戈比，或者如当时所说的“一枚二十戈比的钱币”。他的一个兄弟仿佛卖力地给他提供这些材料。还听说有这样一件趣闻：似乎在契诃夫的家里，二楼是专供举行舞会和婚礼之用的，因此，华尔兹舞曲、卡德里尔加洛普舞曲和发出厌烦的踏步声的波利卡玛祖卡舞曲的声音时常透过天花板传到楼下。契诃夫家的年轻人如果兴致好，便会闹闹嚷嚷地扮成邀请来的客人，在别人的奏乐声中，在别人的宴会上，愉快地翩翩起舞。后来发表的那著名的短篇小说《婚礼》和随之而来的同一题材的通俗喜剧，不是从这里产生的吗？…… [484]

亚·伊·库普林在一篇回忆契诃夫的文章中，顺便提到了安东·巴甫洛维奇是这样谈到我的：“您自己去问捷列绍夫吧，他会对您说，我和他怎样在别洛乌索夫那里婚礼上欢饮作乐。” [485]

确实，我们真的在那里欢饮作乐。婚礼是愉快的、热闹的，在卡纳瓦河沿河街一所租赁的宽敞屋子里，聚集了许多青年；大家开开心心，跳着舞，闹了个通宵，中间几乎没有休息过。后来吃晚饭时差不多已是黎明了。

这时候我在文学界完全是个外人。我不仅不认识一个人，甚至没有遇到过一位真正的作家。我只是从书本上知道他们的名字。

正当热闹的婚礼达到高潮的时候，别洛乌索夫把我领到了一个身材高高的年轻人跟前作了介绍，他面貌英俊，蓄着亚麻色胡子，一双明亮的、有点儿爱发笑的眼睛仿佛荡漾着微笑。

“这位是契诃夫。”

我知道并读过他那些刚收进第一本集子的短篇小说，而且很喜欢。我也听说，德高望重的老人、当代大作家格里戈罗维奇有一次曾亲自到契诃夫那里去，像结识一个年轻的同行那样和他结识。格里戈罗维奇预言他这位年轻的同行前程光辉远大，向他祝贺新的文学才能，那使他远远超出新一代文学家的真正的才能。

格里戈罗维奇的关注，读过他的短篇小说后得到的印象，以及生平第一次和一位真正的作家的会见，这一切使我欣喜若狂。我想立刻和他谈谈他的作品，谈谈他给文学带来的新东西，但契诃夫抢在我的前头提了个完全出乎意料的问题：

“您打牌吗？打斯图科尔卡？”

“不。”

“吉利亚罗夫斯基刚刚来找我。他想打斯图科尔卡，但找不到对手。您认识吉利亚罗夫斯基吗？吉利亚伊大叔？……那不就是他！——就像最平庸的通俗喜剧里演员说的那样。”

吉利亚罗夫斯基走到我们跟前，我和他认识了。他穿着燕尾服，纽扣孔插着圣乔治勋章的绶带。他用一只手托着打开盖的银烟盒，举起另一只手向房间另一头的人打手势问好，漫不经心地对契诃夫说着押韵的、有趣的话。这当儿他对我瞧了一眼，但由于他正忙于别的什么事，似乎没有发现我。我们初次相识，还来不及寒暄两三句，乐声又响起来，我这个年轻人便被拉去跳舞了。

“去吧，去吧。要不然小姐们为了您会责怪我们呢。”安东·巴甫洛维奇在我身后说。

这时候黑夜即将过去，在有冰激凌和香槟酒供应的隆重的婚礼晚宴结束之后，如果安东·巴甫洛维奇不亲自来到我跟前，向我招呼的话，我们的交往也许就此中断了。

“快天亮了，”他说，“客人都动身回家去了。咱们也该走啦。我刚刚想起和吉利亚伊一起到小饭店……去喝茶。您愿意和我们一块儿去吗？为了接待车夫，小饭店很快就要开门了。”

于是我们去了。

我们一共是四个人，因为和我们一起去的还有契诃夫的弟弟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当时他还是个大学生。我们雇了两辆马车，出发寻找最近的小饭店。不远的地方，在铸铁桥附近的一条胡同里，一家小饭店的窗子里透出了灯光。严寒的冬季天刚破晓。四周还是一片黑暗。

小饭店里很肮脏，收费低廉，一大早就开门，的确是为夜班车夫开设的。

“这也不错呀，”安东·巴甫洛维奇说，“如果我们将来写出了好作品，豪华的饭店够我们去坐呢。可眼前按照我们的功劳，这儿已经很富丽堂皇了。”

对契诃夫那时的外貌，有一段话说得很确切：“一张显然具有知识分子修养的脸，五官长得像朴直的乡下青年” [486] ，还有一双美妙的微笑着的眼睛。像“微笑着的眼睛”这样的词儿，也许形容得有些过甚其词，但是，除了契诃夫以外，我从没有在任何人脸上看到过这样一双正是给人以微笑着印象的眼睛。

由于我们大家都穿着燕尾服，这里的人都把我们当作刚刚结束夜班工作的婚宴上的侍役，——这一点却使契诃夫乐不可支。

我们坐在一张桌旁，桌上铺着一块灰乎乎的、从晚上起就没有干燥过的台布。堂倌给我们端来了放着柠檬的茶，还端来了一只大肚子茶炊，里面的水已经烧开了。但是，从切成薄片的柠檬里却散发出一股刺鼻的大蒜味。

“妙极了！”安东·巴甫洛维奇不禁欢呼起来。“您还抱怨缺少题材呢。难道这不是题材？这是足够用来写整篇小说的素材。”

我记得，在我们面前是一堵肮脏的、光秃秃的墙壁，以前好像粉饰过。除了陈年的煤烟和高低有点参差不齐的黑黑的大油污斑渍以外，墙上什么也没有；这些污渍是车夫们留下的：他们按照当时的风气，为了赶时髦在鬈发上抹了厚厚一层橄榄油，喝茶时他们把头靠在墙上，于是便留下了这些经年累月积起来的污渍。

从这堵墙引起了一场关于写作的谈话。

“怎么会没有题材呢？”安东·巴甫洛维奇坚持己见。“一切都是题材，到处都有题材。您瞧这堵墙吧。上面好像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可是，您仔细观察它，在它上面寻找那还没有被人发现的自己的东西，并且把它写下来。我相信这一定会成为一篇优秀的小说。写月亮也可以写得很好嘛，虽然这个题材已经陈旧了。可写起来还是有意思的。只是必须在月亮上也看到一些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和陈旧的东西。”

“难道这不是题材吗？”他指着窗外的街道说，这时天已经亮了。“您瞧，一个修士带着捐款箱在那儿募捐，预备造一口钟呢。难道您不觉得，一个出色的题材自动形成了吗？这里带一点凄凉的意味——在白茫茫的晨曦中一个穿黑衣服的修士……”

在喝茶的时候——茶里放了柠檬也带一些大蒜味，——话题从文学转到了人生，从严肃转到了轻松。顺便提一下，契诃夫肯定地对我们说，不存在什么“儿童”文学。

“人们到处写的都是沙里科夫和巴尔博索夫。这算什么‘儿童’文学？这是一种‘狗的’文学！”安东·巴甫洛维奇诙谐地说，虽然他力图把它说得尽可能严肃。

可他不久也写了《卡希旦卡》 [487] 和《白额》 [488] 两篇关于狗的小说。

吉利亚罗夫斯基说了许多俏皮话，做了不少辛辣的即兴诗，时间在不知不觉中飞逝过去。

天色大亮了。街上热闹起来。我觉得舒适、愉快。此刻我仿佛看到了契诃夫那年轻、和蔼的脸，那微笑着的眼睛。我一辈子从来没有看到过安东·巴甫洛维奇像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那样的生气勃勃。

契诃夫对青年作家一向怀有好感，他对许多人都很诚恳。他总是说，一个作家不能闭门家里坐，在自己身上“抽出”作品来，而必须走出去观察生活和人们，倾听真正来自人间的语言和想法，再进行加工，而不是凭空虚构。

“到日本去吧，”他对一个青年作家说。对另一个青年作家他又建议：“到澳大利亚去吧。”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火车上遇见的情况。这次遇见完全是偶然的。他住在洛帕斯尼的一个庄园里，这时正到那里去，我是到莫斯科近郊避暑胜地察里津诺去租一所别墅。

“不要到别墅去，您在那儿找不到有意思的东西，”契诃夫知道了我的目的地，便说，“您还是到遥远的地方去，到离开这里一千、两千、三千俄里的地方去吧。哪怕到亚洲去，比如说，到贝加尔湖去也好。贝加尔湖的水清澈得像蓝宝石一样，美极了。如果时间不够的话，那就到乌拉尔去，那儿大自然的风光无比美妙。您一定得跨过欧洲的界线，才能感到脚下是真正的亚洲土地，才有权对自己说：‘哦，我也到亚洲来了！’然后可以回家去，甚至也可以到别墅去。但事情您这样做了，您将会了解多少情况，写出多少篇小说来啊！您会看到人民的生活，在偏僻的驿站和茅舍里过夜，和普希金的时代一模一样；臭虫会把您吃个饱。可这也不错啊。以后您会向我道谢的。不过您在火车上一定要坐三等车，坐在普通老百姓中间，否则您就听不到有意思的事儿了。如果您想当一个作家，那您明天便去买一张到下诺夫哥罗德的车票。从那里沿着伏尔加河，沿着卡马河……”

接着他开始给我提一些具体的建议，仿佛我的旅行问题已经解决似的。在察里津诺车站我走出车厢时，安东·巴甫洛维奇向我道别，又说：

“您还是听我的忠告，明天去买一张到下诺夫哥罗德去的车票吧。”

我听从了，几天之后我就沿着卡马河毫无目的地漫游，一直到了彼尔姆。这是1894年的事。在乌拉尔我看到了移民们惊人的生活，看到了老百姓和庄稼人生活中的深重灾难和无比痛苦。我回来时，已打好一系列描写西伯利亚的小说的腹稿，这些小说第一次把大型杂志的篇幅在我面前打开了。

契诃夫常常谈到俄国不可避免地会爆发革命，而且很快会来到。但他没有活到1905年。

“您应该相信，几年以后我们这里不会存在专制制度，您瞧着吧。”

在他的剧本《三姐妹》中，有一段话不是没有意义的：“时候来临了，一个庞然大物正在向我们移近，一场猛烈、强大的暴风雨在酝酿着，它正在行进，已经接近我们，将很快把我们社会中的怠惰、冷漠，对劳动的偏见，腐蚀人的烦闷一扫而光。”后来他预言人民的生活将无比繁荣，人类的未来是幸福和欢乐的，他坚定地相信这一切。

我们第一次见面后过去了好几年。我们又在莫斯科会见了，有时在出版人伊·德·瑟京那里，有时在医生俱乐部，有时在他家里；他在家里喜欢用炭火上现烤的热马铃薯和克里米亚的“古博宁”陈葡萄酒飨客。安东·巴甫洛维奇也常到我这里来，参加我们的文学“星期三”，他一直对它感兴趣，总是反复询问它的情况。我们还在克里米亚，在阿乌特卡他的别墅里见面。那时他已重病缠身，在南方秀丽的大自然风光中，在四季常青的柏树和繁花烂漫的桃树下，他浮想联翩，怀念着莫斯科九月霏霏的细雨，白桦和白柳，淤泥厚积的池塘和鲫鱼，怀念着一边手持钓竿，注视着浮子，一边舒畅地构思着中篇小说和剧本。为了寄托对莫斯科的怀念，他曾试图在克里米亚的花园里种植小白桦和其他北方的树木，但我不知道这些树有没有种植，现在是否完好无恙。我记得，我曾在雅尔塔的书房里得到一张有医生签名的处方，上面写着到雅尔塔药房里配治咳嗽的药粉，署名为“医生安·契诃夫”。那张药品服用方法的说明书我还保存着。

尽管病魔缠身，契诃夫还是喜欢开各种各样的玩笑，讲趣闻轶事，给朋友取绰号，总之，他喜欢笑，甚至捧腹大笑。

1900年我们在莫斯科成立了一个名为“星期三”的文学家同人小组。当时大多数最有名的青年作家如高尔基、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魏列萨耶夫、布宁、斯基塔列茨、库普林，都经常出席我们的聚会。比较年长一些的作家柯罗连科、兹拉托夫拉茨基、马明西比里亚克也经常和他们有所接触。契诃夫虽然住在雅尔塔，但对这个小组一直很感兴趣，要求我写信把我们最近的情况告诉他。我们在进行严肃认真的交谈中，有时也开开玩笑。有一年冬天，我们给那些经常参加聚会的同行取了令人发笑的绰号。但这些绰号都来自当时的街道、广场和胡同的名称，我们把这叫作“奉送地址”。

例如，作家戈斯拉夫斯基由于争论时一向保持沉默而得到了“大莫尔恰诺夫卡”的称号，另一个同行则正好相反，由于爱好说话而得到了“自流”这个绰号。老人兹拉托夫拉茨基先被叫作“老凯旋门”，但后来就改为“总主教的池塘”。《俄国思想》的编辑戈利采夫得到的绰号是“处女地”，但很快又改为“妇女城”。季姆科夫斯基被称作“狗爪”，剧评家谢尔盖·格拉戈利是“造谣胡同”，而夏里亚宾则是“寻开心”。还有布宁，一部分由于他身体瘦削，一部分由于他说话尖酸刻薄，往往使人哭笑不得，被叫作“活剥皮”，而生性柔和的别洛乌索夫则被称作“洁癖人”。魏列萨耶夫由于目光坚定，被称作“石桥”，绥拉菲莫维奇由于秃头被称作“鬈发汉”，库普林由于爱马和马戏成癖，被称作“马市”，而那时初出茅庐的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得到了“新设计的大胡同”这样一个绰号。其他许多同行也都得到了这一类的绰号。

有一天，我在雅尔塔契诃夫的书房里，像传达刚刚过去的一季里发生的新闻那样，把这些地址告诉了他。我记得他听了以后，对那些地址取笑了一番，并且哈哈大笑起来。

“给我取了个什么绰号？”安东·巴甫洛维奇颇感兴趣地说，准备对自己的地址嘲笑一下。

“没有提到您。您没有地址。”

“哦，这真可惜！”他失望地说。“这太遗憾了。您回到莫斯科，一定得给我取一个绰号。不过请您不要客气，取的绰号越可笑越好。然后写信告诉我是什么样的绰号。让我高兴高兴吧。”

当他知道《人人杂志》的出版人米罗柳鲍夫由于身材高大而得到“高个子广场”这一绰号的时候，不禁微笑着说：

“格列勃·乌斯宾斯基也给他取了个妙不可言的绰号。一个根本不可思议的名字，不过很贴切：‘硕大无朋的水牛’，——就该这么叫！”

我还记得，也是在雅尔塔住所的书房里，他对自己的一篇早期小说哈哈大笑不止。有一次，在他逝世前约两年的一个春天的傍晚，安东·巴甫洛维奇叫我们到他那里去。在那里有高尔基、布宁、叶尔帕季耶夫斯基……晚饭后，布宁，或者契诃夫亲切地称他的“布基雄”，建议朗诵一篇早已为安东·巴甫洛维奇遗忘的署名契洪捷的早期短篇小说。布宁可以说是朗诵契诃夫的小说的行家。于是他就朗诵起来。

看到安东·巴甫洛维奇倾听朗诵的神情，令人感动。起初他紧锁双眉，仿佛不好意思地听着别人朗诵自己的作品，后来不由自主地微笑了，再后来，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他坐在那张软沙发上简直笑得抖动起来，但是他强忍着沉默不语。

“你们这些现代的作家真幸运啊，”他有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如今大家都称赞你们的短篇小说。可我那时候为此而挨骂呢。骂得多厉害！过去你如果要想得到作家的称号，就得写长篇小说，否则别人对你就不理不睬，也不让你在优秀的杂志上发表。为了短篇小说，我曾为你们所有人拿脑袋去撞墙壁。”

他对待比他自己年轻的作家的爱护和关注是到处可见的。就以他1903年2月7日从雅尔塔给我的一封信作为例子吧，他在信里写道：“……我今天收到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俄语辞典》第二卷第六分册，其中也收有您的文句。例如，第1626页‘掉落’一词的后面，‘冰冷的泪水从眼眶里大颗大颗地掉落在疲惫的胸前’，捷列绍夫：《虚构的草图》。还有第1814页‘蒙上’一词的后面，‘四轮马车又沿着蒙上一层新雪的道路行驶起来’，捷列绍夫：《在三套马车上》。再有1849页‘反光’一词的后面，‘在神像前点燃着许多蜡烛，柔和的反光在神父的法衣上闪耀’，捷列绍夫：《命名日》。由此可见，从辞典编纂者看来，您是一位模范的作家，而您也将这样名垂不朽……紧紧地握您的手，并祝您一切顺遂……”

“这是一位富有魅力的人，又质朴又和蔼，”列·尼·托尔斯泰这样评论契诃夫。确实，这是一位极其和蔼、十分质朴和沉着，甚至严以律己的人。举例说，当他病重的时候，房间里充满了烟草的烟雾，对他来说这像毒药一样，而他却不会也下不了决心对任何在他跟前抽烟的人说：“别抽烟了。不要再毒害我。不要让我受痛苦了。”他只是在墙上显眼的地方贴一张条子：“请勿吸烟”，而当有些来访人依然吸烟的时候，他忍耐着一声不响。

对于托尔斯泰，安东·巴甫洛维奇始终是特别尊敬和热爱的。

“我担心托尔斯泰离开人间，”1900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病危时他承认说，“如果他去世了，那我的生活中就会出现一大块空白。首先，我从来没有像爱他那样爱过一个人。其次，文学界有托尔斯泰在，作为一个文学家也是轻松愉快的；我甚至意识到，有些人过去一事无成，将来也不会有什么作为，——这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托尔斯泰在为大家而工作。第三，托尔斯泰坚定地屹立着，他的威望很高，在他活着的时候，文学界的不良习气，一切庸俗的行为，任何令人痛恨的虚荣心都会销声匿迹，无影无踪。只有他那道德的威望才能使所谓文学的趋向和潮流保持一定的高度……” [489]

大家知道，契诃夫曾被选为科学院名誉院士，当他获悉高尔基也被选为科学院名誉院士，但由于沙皇政府根据尼古拉沙皇本人的命令未予批准时，他断然拒绝了这一光荣的称号。只有契诃夫和柯罗连科才有勇气采取这样的行动。其余的科学院院士都温顺地保持沉默，并继续享受着荣誉。

我记得我曾偶然遇到洛帕斯尼一个老农民，和他作了一次谈话。安东·巴甫洛维奇在那里对要求看病的人是从来不加拒绝的。这个老人是手工业者，一个缫丝工人，看起来很殷实。我们并排坐在库尔斯克铁路三等车厢的硬席座位上，由于无所事事，就像一般邻座那样交谈起来。我知道他是从洛帕斯尼来的，便说我在那里有一个熟人。

“是谁？”

“契诃夫医生。”

“是安……安东·巴甫雷奇！”老人愉快地笑了笑，好像有什么事使他喜出望外似的。但立刻紧锁双眉，说：“一个怪人！”接着用非常严肃和不赞成的口吻添加说：“一个糊涂人！”

“谁是糊涂人？”

“就是安东·巴甫雷奇呗！哦，你说这样好不好：他一次一次来给老太婆，我那个妻子治病，终于治好了。后来我生病了，他又来给我医治。我给他钱，他不要。我说：‘安东·巴甫雷奇，亲爱的，你这是在干什么啊？你将来靠什么过活？你不是一个蠢人，你明白事理，却不要钱——你拿什么来过活？’我说：‘你想想自己吧，你到什么地方去，万一别人不让你做事，你可怎么办？任何事都可能发生的。你不会做买卖；哦，你倒说说，你两手空空，上哪儿去安身？……’他笑了笑——再没有别的了。‘要是人家把我赶走，那我就娶一个女老板，’他说。我回答：‘如果你没有地方安身，谁会嫁给你？’他又笑了，倒像谈的不是他似的。”

老人说着，不住地摇头叹息，时而温厚地微笑一下。可以看出，他真诚地尊敬这位“糊涂的”医生，但是不赞成他的所作所为。

“是啊，他，安东·巴甫雷奇，是一个好人。不过他到了老年会感到困难的。他不懂得一个人毫无打算地过日子意味着什么。”

顺便说说，生活中发生的一桩重大事件证实了这种“毫无打算”的生活。

安·巴·契诃夫曾和《田地》的出版人马尔克斯签订了一份契约，根据契约规定，出版人以七万五千卢布的代价取得了契诃夫的全部作品——不仅以前的，而且包括未来的、刚刚在杂志上发表的作品——的永久版权，而契诃夫却无权在任何时候将自己的作品交给任何人再版重印，即使为了慈善事业也不行。后来大家知道，马尔克斯在第一年就以《田地》的附刊和单行本出版的十二集选集的收入，不仅抵偿了付给契诃夫的全部金额，而且还结盈了数万卢布，这时候，高尔基给安东·巴甫洛维奇写了一封信，建议他废除和马尔克斯签订的契约。

“您把这个骗子手马尔克斯送去见鬼吧……我代表《知识》和以我自己的名义向您建议如下：废除和马尔克斯签订的契约，提前归还从他那里取得的钱，如果需要，甚至可以加上重利。您要多少钱，我们就给您弄到多少钱。然后把您的作品交绐我们付印，也就是以同行的身份加入《知识》，由您自己出版。您可以得到全部利润，而且不必为出版而张罗操劳，同时您是您的作品的全权主人……您可以降低书的定价，大量印行，以此来对抗马尔克斯。目前农村里有许多人在读您的作品，城市贫民也在读，而一卢布七十五戈比一本书的定价对这些读者来说太贵了……亲爱的！……让这个德国人见鬼去吧！确确实实，他在剥削您！恬不知耻地偷盗！……《知识》可以直截了当地向您保证，您每年可以得到一笔由您自己决定的一定数额的收入，甚至可达两万五千卢布。请您对这件事考虑一下吧，亲爱的安东·巴甫洛维奇……” [490]

人们常说，未寄出的信往往比寄出的信更有意思、更重要。即使不完全是这样或不永远是这样，但一批知名作家写的一封信，尽管由于特殊原因没有按地址寄出，却无论如何是一份没有丧失价值的文献。数年前，在我那里就发现了这样一封内容与纪念契诃夫有关的未发出的信，它只有少数人知道。这封信写于距今遥远的那个时代，当时契诃夫的文学界朋友准备庆祝他从事文学活动二十五周年纪念。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和马克西姆·高尔基曾为这封信出了不少力。按照发起人的意思，打算让莫斯科的所有作家和演员都在信上签名，然后转到彼得堡再征集签名。科学界、文学界、艺术界、音乐界、戏剧界的著名代表人物和社会活动家都在信上签了名。作家加林米哈伊洛夫斯基和阿舍绍夫接受委托将信交给《田地》出版人马尔克斯，并争取在庆祝会举行前得到他确切的答复。

下面就是给马尔克斯的信的原文：

值此全俄罗斯正筹备庆祝安·巴·契诃夫从事文学活动二十五周年纪念之际，最近引起俄罗斯社会和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同行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被有力地提了出来。问题涉及的是：以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活动和他对祖国建立的功勋为一方，以他的物质生活的缺乏保障为另一方，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令人惊异的和不可容忍的不相称的现象。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写作了二十五年，二十五年来，他不倦地以出色的作品唤醒了读者的良心和信念，这些作品表现了他慈爱的心肠，浸透了他的心血，他应该享受一个正直的劳动者所应得到的一份果实，否则我们大家都会羞愧难当。安东·巴甫洛维奇创作了许许多多出色的珍贵作品，如果是在西方的话，就会给它们的创造者带来财富，并且由他完全自己作主使用，但他不仅没有富裕——一个俄罗斯作家是不会想到这一点的，——连中等水平的收入也没有，靠了这样的收入，一个辛勤工作、身心疲惫的人能够安静休息，不为明天的生活而操心。换言之，他非得靠目前挣钱来维持生活不可，——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这是可悲的和不公正的命运；现在，俄罗斯整个思想界的热烈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在他后面，好像在严厉谴责似的，屹立着他二十五年来写的使自己跻身于世界文学最前列的非凡的作品。就在不久前，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小国的波兰，却显示出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为亨利·显克微支举行的周年庆祝会上，慷慨地赠予他一笔巨款。难道生活在伟大的俄罗斯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将听凭变幻无常的命运的支配，被剥夺合法权利吗？……

我们知道您和安·巴·契诃夫签订了一份契约，按照契约规定，您以七万五千卢布的代价收购了他全部作品的版权，而且连他未来发表的作品也无权自由处理：它们一问世，您就以不超过通常在杂志上发表的稿酬的微薄代价收购了版权，不过，这里是有巨大差别的：它们在杂志上只刊登一次，而您却对它们据有永久的版权。我们了解到，在契约签订后一年内，您在契诃夫全部作品上的收入，已数倍于支付给他的金额：除了单行本以外，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作为《田地》的附刊，已印行了数万册，不仅抵销了您的全部开支，而且还有盈余。其次，考虑到您将在数十年内享用从契诃夫的作品中获得的收入，我们从中得出一个毫无疑义的、可悲的结论：安·巴·契诃夫所得的收入只占他实际应得的极小部分。上述契约不仅无可争辩地侵犯了您的契约当事人的财产权，而且还存在另一个不利之处，对于一般评价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悲惨境遇来说，其重要程度不亚于前者，因为他必须履行把自己的新作品交给您的职责，尽管其他出版社愿意支付极高的稿酬，而履行这样的职责肯定会使安·巴·契诃夫由于依附他人而心境沉重，并且无疑会影响他的创作效果。根据契约的一条规定，契诃夫如果将作品交给其他出版社印行，必须支付每一印张五千卢布的违约金。这样一来，他甚至不可能把自己的作品交给小规模的民间出版社。那些在民间广为发行的售价仅几戈比的普及本，封面印上了几乎所有当代作家的名字，但没有一本署有这样珍贵的名字——安·巴·契诃夫。

值此庆祝契诃夫文学活动二十五周年之际，我们请您纠正至今还使安·巴·契诃夫备受压抑的不公正措施，如我们所确信的，这种不公平措施是无意中造成的。我们姑且假定，在签订契约时，您和安东·巴甫洛维奇一样，不可能预见这一契约的全部后果，因此，我们向您的正义感呼吁，而且相信，这种徒具形式的根据在目前情况下是不可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的。在类似情况下废除契约是有先例的，只要回忆一下左拉和他的出版人费斯凯勒就够了。在左拉还未被公认为一位可能拥有大量读者的大作家的时候，费斯凯勒和他签订了契约，但当左拉在法国文坛上占有和他相称的地位时，费斯凯勒自动废除了这一契约，签订了新的契约。而新契约给了这位已故作家出版自由和有保障的生活。

为了使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我们请您接待我们的全权代表尼·格·加林米哈伊洛夫斯基和尼·彼·阿舍绍夫。

签名人：费多尔·夏里亚宾，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弗拉斯·多罗舍维奇，尤·布宁，马·高尔基，瓦·德米特里耶娃，伊·别洛乌索夫，阿·绥拉菲莫维奇，叶·戈斯拉夫斯基，谢尔盖·格拉戈利，波·科热夫尼科夫，维·魏列萨耶夫，阿·阿尔希波夫，尼·捷列绍夫，伊万·布宁，维克多·戈利采夫，谢·奈坚诺夫，叶夫根尼·契里科夫。

有充分的根据认为，谈判的成功是有保证的，契诃夫获得自由也几乎成为事实。

我现在已记不起这件事的全部经过了：是有人把这封信的副本给契诃夫看了，还是一般地把吁请马尔克斯让他恢复自由的打算告诉了他，不过很快就弄清楚，征集签名的工作不能继续下去了，因为安东·巴甫洛维奇知道了这封信，请求不要代他去向马尔克斯求情。我不敢担保这一点是否确实，但我记得当时安东·巴甫洛维奇本人在拒绝时，曾说过类似下面的话：

“我亲自和马尔克斯签订了契约，就不便背弃它。如果说我出售版权所得的钱太少了，那一切过失全在我自己：我干了一桩蠢事。但马尔克斯不能对别人干的蠢事负责。下一次我就会谨慎些了。”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那封署有作家亲笔签名的原信停止发出，连同一份准备继续签名的名单一起留存在我处，在那些被选定签名的人中有：瓦·奥·克柳切夫斯基，谢·阿·穆罗姆采夫，费·尼·普列瓦科，瓦·伊·萨福诺夫，阿·巴·连斯基，以及许多当时具有声望的艺术界和科学界人士，他们现在早已不在人世了。就是在那些已签了名的人中，至今还在世的也不超过两人。

这封信的原本和全部亲笔签名我当时已转交给公共图书馆（即现在以列宁命名的苏联国家图书馆）附属的契诃夫室。目前它保存在中央国家文学档案库里。

契诃夫和艺术剧院彼此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剧院一开始创立直至作家去世，这种密切的关系和友谊不断增长，相互间的尊敬和了解也日益巩固。作为剧作家的契诃夫，惟有艺术剧院才能猜透他的心思，了解和说明他的意图。他的剧作《伊万诺夫》和《万尼亚舅舅》的前身——《林妖》，当时曾在莫斯科的私人舞台，在阿布拉莫娃剧院和柯尔什剧院演出，但这些演出带来的是观众反应冷淡和困惑不解，后来《海鸥》在彼得堡上演，又遭到那次有名的失败，作者在当天夜里出走 [491] ，几乎跑到莫斯科去，并发誓以后决不再为剧院写作剧本，那时候，剧作家契诃夫的命运似乎已经无可挽回地决定了。

可是，艺术剧院在1898年即创立第一年，决定按照自己的方法演出《海鸥》。它坚定地相信契诃夫在剧本中所提出的那种未为任何人所理解的新东西。关于这个剧本，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在给契诃夫的信中写道：“这是惟一的一个现代剧，它深深地激动了我这个导演，而你也是惟一的一位现代作家，以典范的剧目引起了剧院的巨大兴趣。” [492]

艺术剧院怀着对作者的高度责任感，在无比激动中向观众拉开了灰色的帷幕，在观众厅里，少数不久前还是学生和“爱好者”的青年，开始勇敢地打破那些偏见。但是，一幕戏结束了，帷幕拉上时周围死一般的沉寂。演员们彼此畏怯地靠在一起，倾听观众的动静。但那里一片寂静，没有声音，没有鼓掌。这就是失败吗？……

“我们抑郁不安，慢慢地向后台走去，”参加这次演出的人说，“妇女中有一个哭了……”

就在这一刻，沉默之后突然响起了暴风雨般的、狂喜的、几乎是前所未有的掌声。木然的状态过去了，观众们的狂喜迸发了出来。这是彻底的、令人震惊的胜利。

一年后，剧院上演了契诃夫的第二个剧本《万尼亚舅舅》，这是莫斯科最吸引人的一次演出。但是，没有人能加以描述，再现当时真实的情景，也没有人能将剧本的演出所引起的真正印象转告作者。必须让他亲自观看演出，他才能作出评价，发表感想。于是，艺术剧院便选择克里米亚作为巡回演出的地点，怀着让亲爱的作家观看《万尼亚舅舅》的愿望前往塞瓦斯托波尔。

我没有亲眼看到塞瓦斯托波尔的演出，因为我当时住在雅尔塔，但是，我不久就从安东·巴甫洛维奇本人那里听到，他非常满意，深受感动，虽然他出于固有的作者的谦虚，没有把这一点坦率地表示出来。

巡回演出结束后，演员们到雅尔塔去休息。当时那里聚集和居住着不少作家。我记得的有高尔基一家，叶尔帕季耶夫斯基，马明西比里亚克，库普林，奈坚诺夫，布宁，斯基塔列茨……就在剧团到达后的下一天，在市立公园举行了一次同人宴会，参加的都是演员和作家。所有人都认识了，而且这也是剧院和高尔基之间建立紧密关系的开始，当时高尔基的剧本《在底层》的写作计划已酝酿成熟。剧本在秋天完成，并在“星期三”集会上朗诵，后来就在艺术剧院演出。它最初名为《在生活的底层》，在国外发表时用的也是这个名字。

大家知道，列·尼·托尔斯泰热爱和尊敬作为作家和作为一个人的安·巴·契诃夫，但对他的剧作却持否定的态度，虽然他也去观看演出。1900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在艺术剧院看了《万尼亚舅舅》。演出结束后他到后台去，在贵宾签名簿上签了名，顺便到演员维什涅夫斯基那里，诙谐地对他说：

“万尼亚舅舅您扮演得很好。不过，您为什么纠缠别人的妻子，——还是给自己找一个喂牲口的女人吧。”

这件事不是虚构，剧院曾加以证实。这里值得十分注意的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甚至在开玩笑的时候，依然忠实于自己当时的观点，而且他使用“喂牲口的女人”一词也不是没有来由的。

艺术剧院把契诃夫这位剧作家的全部剧作都呈现和显示在观众眼前了：《海鸥》、《万尼亚舅舅》、《伊万诺夫》、《三姐妹》、《樱桃园》，甚至由一些短篇小说改编的小剧也在莫斯科艺术剧院舞台上演出了。

剧院对契诃夫的创作的态度，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艺术剧院成立十周年的时候所说的话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他说：“一只海鸥从雅尔塔，从契诃夫那儿飞到我们这里来了；它给我们带来了幸福，绐我们的艺术指出了一条新的道路。”而1904年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在《樱桃园》首次上演时对契诃夫说的话中，这种态度表现得更加明确：“我们的剧院多么感激您的才能，您的慈和的心肠，您的纯洁的胸怀，以致您有权利说：‘这是我的剧院。’”

契诃夫一直喜爱和高度评价艺术剧院。他说，艺术剧院——这是在未来写成的一部有关当代俄罗斯剧院的书中最精彩的一页。在他给聂米罗维奇丹钦科的信中，甚至可以看到这种半开玩笑的字句：“我准备当你们剧院的看守人。”还有：“我对住在你们剧院墙下的老鼠不胜羡慕之至。” [493] 像《海鸥》和《万尼亚舅舅》这样的剧本，从最初几天起就帮助艺术剧院找到了引起观众注意并通向他们心灵的正确道路，帮助观众成为和他一样的人。《樱桃园》首次上演后，莫斯科有人说：

“艺术剧院把契诃夫舞台化了，契诃夫则把艺术剧院艺术化了。剧作家该有多么幸福啊！剧院该有多么幸福啊！”

这种说法可以代表整个莫斯科。契诃夫和莫斯科艺术剧院已融合成为一体，缺少任何一方都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莫斯科，正当契诃夫出国的前夕。经过的情况是这样的，我白天去看他，恰巧碰列他家里除了一个女仆外，什么人也不在。出国前总是忙忙碌碌，有许多操心的事要办，他全家人都在不知疲倦地张罗着。

我已经知道契诃夫病势沉重，——说得正确点，情况很糟糕，为了不打扰他，决定只留给他一张条子，以示告别。但他吩咐人追上我，把我从楼梯上叫了回去。

虽然我对将要看到的情况已经有所准备，但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幅最黯淡的情景，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沙发里坐着一个瘦削得像孩子一样的人，四周用枕头围着。他身上穿的不知是外衣还是长袍，脚上盖着一条方格毛毯。他的双肩窄小，面孔狭长，毫无血色——安东·巴甫洛维奇竟如此消瘦、衰弱和无法辨认。我任何时候不会相信，竟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他伸出一只瘦削的、苍白如蜡、看了令人可怕的手，用亲切的，但已不露微笑的眼睛望着我，说：

“我明天要走了。永别了。我是去死的。”

他说的不是这个“死”字，而是另一个更为严酷的字眼，我此刻不愿在这里重复。

“我是去死的，”他坚决地说，“请代我向您那些‘星期三’聚会的同行们致意。您挑选的都是好人。请告诉他们，我记得他们，有些人我还很喜欢呢……请代我祝愿他们幸福和成功。我们再不能见面了。”

在他的眼睛里反映出一种宁静的、自觉的和听天由命的神情。

“请转告布宁，要他不断地写作。他会成为一个大作家的。您就这样代我告诉他。别忘了。”

用不着怀疑，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事情是很明显的。在这个时候我害怕大声说话，害怕皮鞋发出嘎吱声。需要保持一种淡雅的宁静，需要敞开胸怀接受那不多的几句话，对我来说，这无疑是最后的赠言，而这是出自一颗纯洁和美好的心——契诃夫的心。

第二天他出国了。

过了整整一个月，7月2日夜里在巴登维勒，当所有的急救治疗都已用尽，医生便吩咐给病人喝香槟。但是，病人自己也是医生，他明白这一措施的意义。他坐着，不知怎么意味深长地用德语大声对医生说：“我要死了。”然后举起酒杯，把脸转向妻子，微笑着说了一生中最后一句话：

“我好久没有喝香槟了……”

据他的妻子说，他平静地把香槟一饮而尽，静静地向左侧躺下，很快就永远沉默了。

后来，在国外举行了隆重的送别仪式，而在我国边境外，作为官方接受灵柩的俄国铁路当局，却连契诃夫的名字都不大知道……他们竟不可饶恕地、愚蠢而粗野地指定一节外面写着“专运牡蛎”字样的车皮装载灵柩，在这样的场合，简直是一种野蛮的行为。由于电报发生差错，作家的灵柩运抵彼得堡时几乎没有任何迎接的仪式。只是第二天到达莫斯科时，车站广场上挤满了大量人群，许多代表团带着花圈和一束束鲜花在站台上迎接，才第一次显示出社会上对这一重大损失的表现。

整个莫斯科像迎接挚友、亲人和最受爱戴的人那样迎接契诃夫，并将他送到位于新处女修道院的墓地。

现在离他的逝世已有五十年了，而契诃夫的名字却并未失去光辉。相反，越来越显得珍贵和光荣，不仅在祖国，在我们中间，而且在整个文明世界也是这样。

契诃夫的创作是多方面的，他的抒情富于诗意，他的幽默感具有无穷无尽的源泉，他对人类美好的未来怀着坚定不移的信念。

“契诃夫的那一章还没有结束，”当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道，“人们还没有很好地把它读完，还没有探索出它的本质，就过早地合上了书。让大家重新打开，把它读完吧。” [494]

这样的时代来临了。全国都尊敬地追念伟大的作家，而在他热爱的莫斯科，根据苏维埃政府的指示，在最美好之一的广场上为他竖立了受人敬仰的纪念碑。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说的话是有道理的：

“契诃夫是散文中的普希金！”

（杨骅　译）

题解：

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捷列绍夫（1867—1957），作家，功勋艺术家。

本文原载《同时代人回忆契诃夫》（国家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52）一书，收入本书时已经作者修订。

契诃夫和高尔基在雅尔塔，1900年

安·巴·契诃夫

阿·马·高尔基

有一次，他邀请我到库丘克科伊 [495] 村里去看他，他在那里有一小块土地和一所乳白色两层小楼房。他一边带领我参观自己的“领地”，一边神情活跃地说：

“如果我有许多钱，我要在这儿给那些生病的乡村教师设立一所疗养院。您知道，我要造一所明亮的房屋——非常明亮，有宽大的窗户和高高的天花板。我要办一个出色的图书馆，置办各种各样的乐器，还要建立养蜂场、菜园和果园。在那儿可以作农学和气象学方面的演讲，教师必须懂得一切，老兄，懂得一切！”

他突然不说下去了，咳嗽起来，从侧面瞧了我一眼，脸上露出温和、动人的微笑，这笑容总是极其吸引人，而且使人不由得特别注意地倾听他说的话。

“您不耐烦听我的幻想吧？我却喜欢谈谈这方面的事。如果您知道，俄罗斯乡村多么需要聪明而有学问的优秀教师，那就好了！在我们俄罗斯，必须给他们提供一些特殊的条件，而如果我们懂得，没有广泛的平民教育，国家便会像用烧坏的砖砌起来的房子那样倒塌，那就应该尽快地办好这件事！教师应该是热爱本职的演员、艺术家，可在我们这儿却是一个粗工，一个学问有限的人，他怀着流放似的心情到乡村去教育孩子。他忍饥挨饿，受人歧视，害怕丢掉饭碗。然而，他在乡村里应该是第一流人物，能够回答农民向他提出的问题，农民承认他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和尊敬的力量，谁也不敢对他大喊大叫……侮辱他的人格，就像我们这儿的警察、有钱的店主、教士、警察局长、校董、乡长，以及那些挂着视察员头衔，但关心的不是更好地组织教育，而是注意地区的通令是否认真执行的官吏，他们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一个负有教育人民使命的人，——您懂吗？——教育人民的人，只付给他少得可怜的钱，这是多么荒谬！不能让这个人穿得破破烂烂，在潮湿、破旧的学校里冷得发抖，烧炉子中煤气毒，受凉感冒，到三十岁就得了喉头炎、风湿病、肺结核……这对我们是耻辱！我们的教师一年有八九个月像苦行僧那样过日子，他找不到一个人可以交谈，没有书，没有娱乐，在孤寂中逐渐变得迟钝了……如果他邀同事到家里，有人就会控告他形迹可疑——这是狡猾人吓唬傻瓜的一句蠢话！这一切讨厌极了……一个人在干着巨大的、十分重要的工作，却遭到如此的凌辱。您知道，当我看见一位教师的时候，总是为他的畏畏怯怯，为他穿的破衣褴衫而感到不好意思。我仿佛觉得，教师的这副寒酸相我自己也有一份过失似的……确实是这样！”

他不说下去了，沉思起来，接着挥了挥手，轻轻地说：

“我们俄罗斯是一个多么荒谬、笨拙的国家啊。”

深沉的忧郁的阴影笼罩上他那双清秀的眼睛；眼睛周围遍布着细细的皱纹，这使他的目光显得更深邃了。他望了望四周，嘲笑自己说：

“您瞧，我忽然给您念了自由主义报纸上登的一整篇进步文章。咱们走吧，——您这样耐心，我要请您喝茶去。”

他常常是这样的：正当那么认真地、亲切而真诚地谈着的时候，突然会嘲笑起自己和自己说的话来。在这温和、忧郁的笑声中，可以感觉到一个知道语言的价值和幻想的价值的人那种敏感的怀疑。这笑声包含着和蔼可亲的谦虚和委婉得体的分寸感……

我们默默地信步走回家去。这是一个晴朗、炎热的日子；波浪在璀璨的阳光下翻腾，轰隆作声；山脚下一只非常得意的狗在亲热地吠叫。契诃夫挽住我的手臂，一边咳嗽，一边慢悠悠地说：

“说起来真可耻，真悲伤，但却是千真万确的，许多人在羡慕狗呢……”

他立刻又笑着添加说：

“我今天尽说丧气话……这说明我渐渐老了！”

我经常听见他这样说：

“您知道，有一个教师到我这儿来了……他结了婚，生病了。您能不能帮帮他的忙？暂时我把他安顿好了……”

或者：

“听我说，高尔基，这儿有一个教师想和您认识一下。他病了，不能出门。您去看看他，好吗？”

又或者：

“那些女教师要求送一些书给她们……”

有时候我在他那里遇到他的“教师”：那个教师照例坐在椅子边上，由于觉得自己笨手笨脚而涨红了脸；他字斟句酌，竭力想说得流畅些，“有教养”些，急得脸上汗水涔涔，或者带着一个腼腆得反常的人那种做作的放肆神情，一心想在作家眼前显得并不愚蠢，向安东·巴甫洛维奇提出一大堆问题，这些问题在此以前未必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安东·巴甫洛维奇专心地听着这些没有条理的话；他那忧郁的眼光闪烁着微笑，太阳穴上的皱纹颤动着，接着他用深沉、柔和、似乎有点模糊的声音说起来，这些质朴、明晰、接近生活的话不知怎么马上使那个和他谈话的人变得朴实了：他不再装成聪明人的样子，反而显得聪明、有趣多了……

我还记得一个身材又高又瘦的教师，他的脸色蜡黄，显得经常挨饿，一个长长的鹰钩鼻忧郁地垂向下巴。他坐在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对面，一双乌黑的眼睛凝视着对方的脸，用男低音阴沉沉地说：

“从当教师的一段时间逐渐积累的这种日常生活的印象，形成了心理上一团疙瘩，它完全扼杀了客观地认识周围世界的一切可能性，当然，世界不外乎只是我们对它的概念……”

他一下进入了哲学的领域，在那里像一个醉汉那样在冰上踅来踅去。

“您倒说说，”契诃夫和蔼地低声说，“在你们县里有谁打孩子？”

教师一听从椅子上跳起来，愤怒地挥动手臂说：

“您说什么？是我吗？从来没有过！打小孩？”

接着他鼻子里委屈地发出嗤嗤声。

“您别激动，”安东·巴甫洛维奇令人宽慰地微笑着继续说，“难道我说的是您？不过我记得从报上看到的正是在你们县里有人打孩子……”

教师坐了下去，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如释重负地吁了口气，用深沉的男低音说：

“不错！有过这么一回事。这是马卡罗夫干的。您知道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举动很野蛮，但可以作出解释。他已经结婚，有四个孩子，妻子生病，他自己也患了肺病，薪金每月只有二十卢布，学校像地窖，教师只有一个房间。在这种条件下，谁打了天使是谈不到有什么过失的，而且学生们，请您相信，跟天使还差得远呢！”

这个人刚刚说了一大堆聪明话，想无情地击中契诃夫的要害，突然他狠狠地晃动鹰钩鼻，说起质朴的、像石头般沉重的话来，这些话清楚地说明了俄罗斯乡村生活的可怖的和可诅咒的真相……

教师向主人告辞时，双手握住他手指细细的干瘦的小手，摇晃着说：

“我到您这儿来，好像去见上司一样，又胆怯又打颤，但装成自高自大的样子，活像一只火鸡，想向您显示出我并不是草包……现在我要离开您回去了，我仿佛离开一个亲近的、无所不知的好人似的。无所不知——这是多么了不起啊！谢谢您！我走了。我将带回去一个美好而有益的想法：伟大的人物要比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所有渺小的人更单纯、更了解人，对我们的弟兄更贴心。别了！我永远不会忘记您……”

他的鼻子颤动了一下，嘴角露出和善的微笑，意外地添加说：

“老实说，那些下流人也是不幸的，——让他们见鬼去吧！”

他走了，安东·巴甫洛维奇目送着他的背影，笑了一声说：

“这是个好小伙子，他是不会教多久的……”

“为什么？”

“人们会陷害他……把他赶走……”

他沉吟了一下，又温和地低声添加说：

“在俄罗斯，一个老实人有点像保姆用来吓唬孩子的扫烟囱工……”

我仿佛觉得，任何人当着安东·巴甫洛维奇的面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使自己更单纯、更真实、更襟怀坦荡的愿望，而且我不止一次地看到，人们怎样从自己身上脱下用斯文的词藻和时髦的用语做成的色彩绚丽的衣服，抛弃其他一切不值钱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俄罗斯人想装成欧洲人用来打扮自己的，正像野蛮人拿贝壳和鱼齿来装饰一样。安东·巴甫洛维奇不喜欢鱼齿和公鸡羽毛；凡是一个人用来打扮自己，使自己显得“更了不起”的一切五颜六色的、大吹大擂的、外来的多余东西，都会使他感到不自在。而且我注意到，每次他看见一个打扮得这样时髦的人，他总想把他从这种累赘的、毫无必要的虚伪装饰中解脱出来，这种虚伪装饰歪曲了那个和他谈话的人的本来面目和富有生气的心灵。契诃夫的一生一直热情满怀，他始终襟怀坦荡，内心自由奔放，从来不注意一些人期待于安东·契诃夫的是什么，另一些比较粗鲁的人对安东·契诃夫有什么要求。他不喜欢谈论“高雅的”话题，而善良的俄罗斯人却以此来竭力安慰自己；他们忘记了眼下连一条像样的裤子也没有，却议论将来穿天鹅绒衣服的问题，这是可笑的，而且是完全不明智的。

他朴实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他爱好一切质朴、真实和诚恳，而且他有一种使人变得单纯的独特的方法。

有一天，三位华服盛装的太太来看他。他的房间里响起了绸裙的綷縩声，充满了浓郁的香水味。她们彬彬有礼地在主人的对面坐下，装出仿佛十分关心政治的样子，开始“提问题”。

“安东·巴甫洛维奇！您认为战争会怎样结束呢？”

安东·巴甫洛维奇咳嗽了两声，沉吟了一下，用认真、亲切的声调温和地答道：

“大概是和平解决吧……”

“啊，当然是这样！但哪一方胜利呢？希腊人还是土耳其人？”

“我认为是力量强的一方胜利……”

“那照您看来，哪一方是强的呢？”太太们抢着问道。

“就是营养好、教育程度高的一方……”

“啊，回答得多机智！”一位太太大声说。

“那您更喜欢哪一方：希腊人还是土耳其人？”另一位太太问道。

安东·巴甫洛维奇和蔼地对她瞧了瞧，带着亲切柔和的微笑回答：

“我喜欢果冻……您喜欢吗？”

“太喜欢了！”那位太太活跃地大声说。

“它多么香啊！”另一位太太郑重其事地证实说。

于是，这三位太太便兴致勃勃地谈起来，显出她们对果冻这一问题有着渊博的学问和精辟的知识。显然，她们感到心满意足，因为现在用不着再伤脑筋，一本正经地装出对土耳其人和希腊人很关心的样子，而在这以前她们连想都没有想过他们。

临走时，她们愉快地答应安东·巴甫洛维奇：

“我们要给您送果冻来！”

“您谈得多出色啊！”她们走了后，我对他说。

安东·巴甫洛维奇轻轻地笑起来说：

“每个人都应该说他自己的一套话……”

另一次，我在他那里遇见一位年轻、英俊的检察官。他站在契诃夫面前，晃动着他那鬈发的脑袋流畅地说：

“安东·巴甫洛维奇，您在短篇小说《凶犯》中给我提出了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如果我承认丹尼斯·格里戈里耶夫心怀恶意、蓄意犯罪，那我就得无条件地把丹尼斯押送监狱，正像社会的利益要求我这样做的那样。但他是个粗野人，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行为是犯罪的，这就使我觉得他很可怜！然而，如果我像对待一个对自己的行为缺乏理解的人那样对待他，而且受到怜悯心的影响，那我怎么能向社会保证丹尼斯不再拧下铁轨上的道钉使火车出轨呢？问题就在这里！怎么办？”

他不说下去了，身子向后一仰，用探究的目光盯住安东·巴甫洛维奇的脸。他身上穿的制服是崭新的，制服当胸的一排纽扣，也像这个热心从事司法工作的年轻人干净的脸上一双小眼那样发出自以为是的和迟钝的光。

“如果我是一个法官，”安东·巴甫洛维奇认真地说，“我会宣判丹尼斯无罪……”

“根据什么理由？”

“我要对他说：‘丹尼斯，你做一个自觉的罪犯还不够成熟，去吧，去成熟起来！’”

法学家笑了，但马上又恢复庄重认真的表情，继续说：

“不，尊敬的安东·巴甫洛维奇，您提出的问题只有从社会的利益出发才能解决，我的责任就是保卫社会的生命和财产。丹尼斯是粗野人，不错，但他又是罪犯。这就是实情！”

“您喜欢留声机吗？”安东·巴甫洛维奇突然亲切地问道。

“是的！非常喜欢！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发明！”年轻人急急地回答。

“可我讨厌留声机！”安东·巴甫洛维奇忧郁地承认说。

“为什么？”

“因为它只会讲话、唱歌，一点没有感情。从那儿发出的声音都显得漫画般可笑，而且死板板的……那么您会照相吗？”

原来这位法学家是个照相迷，他立刻津津有味地谈起来了，虽然他说过类似“了不起的发明”的话，但对留声机已兴趣索然，而契诃夫却精辟而正确地看出了这一点。我又一次看见，从制服里显现出一个活泼的、相当有趣的人，他对人生的看法，就像一只小猎狗一样。

安东·巴甫洛维奇送走了年轻人，闷闷不乐地说：

“就是这种脓疱在……司法官的位子上支配着人们的命运。”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添加说：

“检察官们非常喜欢钓鱼。特别喜欢钓鲈鱼！”

他有一种到处发现庸俗，使庸俗显露原形的妙法，这种妙法只有对人生提出高度要求的人才能掌握，只有那种想看到人们变得单纯、美好、和谐的强烈愿望才会产生。对于庸俗，他永远是一位严厉无情的法官。

有人当着他的面谈到，有一个通俗杂志的发行人经常议论对人必须热爱和仁慈，却毫无理由地侮辱了一个列车乘务员，而且此人平时对待下属也极其粗暴。

“这还用说，”安东·巴甫洛维奇愁眉不展地冷笑着说，“要知道他是贵族，受过教育……他在神学校念过书！他父亲以前穿树皮鞋，他现在穿的却是漆皮鞋……”

他说话的声调包含着一种东西，它立刻使“贵族”变得微不足道和可笑了。

“这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谈到一个记者时说。“他写的东西总是那么高尚、人道……像柠檬水那么甜腻。但他当着别人的面却骂妻子是傻瓜。他家里仆人住的房间很潮湿，那些女仆经常患风湿病……”

“安东·巴甫洛维奇，您喜欢某人吗？”

“是的……很喜欢。他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安东·巴甫洛维奇咳嗽着同意说，“他无所不知。书读得很多。借了我三本书，至今不还。他这个人心不在焉，今天对您说您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明天却会告诉人，说您偷了您情妇的丈夫的袜子，一双带蓝色细条纹的黑丝袜……”

有人在他面前抱怨，说那些篇幅较大的杂志中的“大块文章”栏，读起来实在枯燥乏味。

“那您就不该读这些文章，”安东·巴甫洛维奇坚定地劝导说，“这可是友谊文学……朋友文学。是甲、乙、丙诸位先生杜撰的。一个人写一篇文章，另一个加以反驳，第三个出来调和前两者之间的矛盾。他们好像三个人在打文特 [496] 。这一切对读者有什么好处，他们中谁也不问问自己。”

有一次，一位体态丰满、健康漂亮、服饰华丽的太太来看他，一坐下她就“契诃夫式”地谈起来：

“生活真无聊啊，安东·巴甫洛维奇！一切都是灰色的：人呀，天呀，海呀，连花朵在我看来也是灰色的。没有愿望……内心充满了忧伤……好像是什么病……”

“这确实是一种病！”安东·巴甫洛维奇肯定地说。“这是一种病态。拉丁文叫作morbuspritvorialis [497] 。”

幸而这位太太看来是不懂拉丁文的，也可能她是假装不懂。

“评论家好像是一只打扰马犁田的牛虻，”他露出聪明的微笑说，“马在拉犁，全身肌肉绷得紧紧的，像大提琴的弦一样。这当儿一只牛虻飞来落在马的胯股上，嗡嗡地叫着，叮得它发痒。马不得不抖动皮肤，把尾巴甩来甩去。牛虻究竟在嗡嗡叫什么？恐怕连它自己也闹不清楚。这只是它生成不安定的性格，而且想把自己宣扬一番：你们瞧，我也生活在大地上！我甚至还能嗡嗡叫，对一切事都能叫几声！二十五年来我读了不少对我的短篇小说写的评论，可我记不起一个有价值的指导，也没有听到一句有益的劝告，只有一次斯卡比切耶夫斯基的评论 [498] 给我留下了一个印象，他说我会醉死在围墙脚下……”

在他那忧郁的灰色眼睛里，几乎一直温和地闪现出淡淡的嘲笑的火花，不过，有时候他的目光又变得冷峻、锐利和严厉；这时他那柔和、诚恳的声音听起来坚定多了，于是，我觉得，这位谦虚温和的人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也会站出来坚强而果断地对抗敌视他的势力，而且决不屈服。

有时我觉得，他在对人的态度上有一种近乎冷漠平淡的、绝望的无可救药的情绪。

“俄罗斯人是多么奇怪的东西啊！”有一次他对我说。“他像一只筛子，什么都留不住，年轻时他贪婪地随手抓住一切东西把内心塞得满满的，一过三十岁，他身上只留下一堆灰色的废物了。一个人为了好好地生活，过得像人的样子，就必须工作！要怀着热爱和信心去工作。可是，在我们这儿人们却不会这样做。举例说，一个建筑师造了两三所像样的房屋，就坐下来打牌，他会一辈子打牌，或者在剧院的后台混日子。又譬如一个医生，他有了临床经验，就不再钻研医学，除了《最新治疗通报》外，什么书也不读，一到四十岁，他便坚信各种疾病都是感冒引起的。我没有遇见过一个哪怕多少懂得一点自己工作意义的官吏，他们总是待在首都或省城里草拟公文，送往兹米耶夫和斯莫尔戈尼去执行。至于那些公文在兹米耶夫和斯莫尔戈尼会使哪些人失去行动自由，这个官吏是很少考虑的，就像无神论者不会想到地狱的苦难一样。又譬如一个律师，在获得胜诉一举成名以后，便不再关心维护真理，只是为财产权而辩护，他经常赛马，吃牡蛎，装出一副对所有艺术都是内行的神气。又譬如一个演员，扮演了两三个角色，演得还不错，就不再钻研角色，戴上一顶大礼帽，自以为是天才了。整个俄罗斯是又贪婪又懒惰的人的国家：他们拼命大吃大喝，喜欢白天睡大觉，一着枕便鼾声大作。他们结婚是为了需要人料理家务，养情妇是为了在上流社会保持声望。他们的心理状态像狗一样：挨了打轻轻地叫几声，躲进窝里，你爱抚它一下，它就四脚朝天躺在地上，甩着尾巴……”

这些话带有一种忧郁而冷峻的轻蔑口气。可是，他虽然轻蔑，但又感到怜惜。当有人在他面前谩骂别人的时候，安东·巴甫洛维奇立刻替那个人辩护：

“嗳，您何必这样呢？他是老年人，有七十岁了……”

或者说：

“他年纪还轻呢，这只是由于他一时糊涂……”

他这样说的时候，我从未看到他脸上露出嫌恶的神色……

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似乎觉得庸俗不过是一种有趣的和微不足道的东西，但是，渐渐地，庸俗便包围了他，它那灰色的迷雾像毒药和煤气一样渗入了他的脑髓和血液，于是他就变得像一块生了锈的旧招牌，那上面仿佛写过字，但究竟是什么，却无法辨认了。

在初期创作的短篇小说中，安东·巴甫洛维奇就善于在一片晦暗的庸俗里揭示出它那些悲惨阴郁的玩笑；你只要细心地读一读他那些“幽默的”小说，就会确信，这位作者哀痛地看到了那么多可憎可恨和残酷无情的东西，但他不好意思地用滑稽可笑的词句和情景把它们掩盖起来了。

他是极其谦虚的，可以说谦虚到了贞节的地步，他不容自己公然大声地对人们说：“你们应当……更正派一点！”他徒然指望他们自己能懂得更正派一点的迫切需要。他憎恨一切庸俗的和卑鄙肮脏的东西，用诗人的高雅的语言和幽默家的温和的嘲笑来描绘人生的丑恶，因此，在他那些短篇小说的动人的外表下面，不易发现其中包含的那种痛苦的责备。

尊敬的读者在读他的《阿尔比昂的女儿》时会不禁发笑，他们恐怕未必注意到，在这篇小说中饱食终日的老爷在丧风败俗地侮辱一个人地生疏的单身女人。在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每一篇幽默小说中，我都能听到从纯洁、真诚的心灵中发出的轻轻长叹，这声绝望的叹息是在怜惜人们，因为他们不会尊重自己的人格，毫不反抗地屈服在暴力下，过着奴隶般的生活，除了相信每天必须喝油水尽量足的菜汤以外，什么也不相信，除了害怕有势力的和卑鄙的人的鞭打以外，没有任何感觉。

没有人像安东·巴甫洛维奇那样精细而透彻地了解卑微生活的可悲，在他以前，没有人能把人们生活的那幅可耻可悲的图画，按照小市民日常生活的黯淡混乱的样子，极其真实地给他们描绘出来。

庸俗是他的敌人；他一生都在与庸俗作斗争，他用那无情而犀利的笔触描写它，嘲笑它；他善于发现庸俗的毒菌，即使在那些乍看似乎一切都很美好、舒适，甚至闪闪发光的地方，他也能把那种霉菌找出来……不过，庸俗也用卑劣的勾当对他进行报复，这就是把他的遗体——诗人的遗体——放在一节装运“牡蛎”的货车里运回来。

在我看来，这节货车的肮脏的绿色斑点，正是庸俗对它那个疲惫的敌人发出的胜利的狞笑，而在街头叫卖的报纸上登载的无数“回忆”文章，只不过是假仁假义的悲伤，在悲伤的后面我感觉到就是庸俗在散发又冷又臭的气息，它在为仇人的死亡而暗自高兴。

在读安东·巴甫洛维奇的短篇小说时，你会感到仿佛是在晚秋的一个郁闷的日子里，空气是那么明净，光秃的树木，狭小的房舍，灰色的人们，都显得轮廓分明。一切是那么令人纳闷——孤独、静止、软弱。越来越深邃的蔚蓝色远方，呈现一片空旷寂寥，和苍白的天空融合在一起，向覆盖着肮脏的冻土的大地散发惹人愁思的寒气。作者的才华犹如秋天的阳光，分外清晰地照亮了碾坏的道路、曲折的街道、湫隘龌龊的房舍，在那里，一些卑微可怜的人无聊懒散得透不过气来，他们使屋子里笼罩着一片睡意蒙眬的乱糟糟的景象。就在那里，那个“宝贝儿” [499] 提心吊胆地穿梭般来回走着，像一只灰色的老鼠。她是一个温和可爱的女人，那么卑贱又那么深沉地热爱人。这个温顺的奴隶，如果有人打她的面颊，她连大声哼一哼都不敢。在她旁边，忧郁地站着《三姐妹》中的奥尔迦：她也深沉地热爱人，毫无怨言地顺从着她那懒惰哥哥的放荡庸俗的妻子的古怪脾气，她亲眼看到两个妹妹的一生当着她的面毁掉，却只会流泪，对谁也不能帮助，在她心里没有一句生动有力的话对庸俗提出抗议。

还有那个爱流泪的拉涅夫斯卡娅和《樱桃园》里其他过去的主人，他们像孩子一样自私，像老年人那样衰颓，死神早在向他们招手，他们却迟迟不离开人间；他们唉声叹气，丝毫看不见自己周围的东西，什么也不了解，成了不能再适应生活的寄生虫。那个一无所长的大学生特罗菲莫夫津津乐道工作的必要性，自己却游手好闲，由于无聊，便以胡乱挖苦瓦莉娅作为消遣，而瓦莉娅却不停手地工作，使那班游手好闲的人过得舒舒服服。

韦尔希宁想望着三百年后生活会十分美好，他在生活中却没有注意到他周围的一切都在崩溃，而且当着他的面，索列内由于无聊和愚蠢，正准备杀死可怜的图津巴赫男爵。 [500]

一长列的无数男男女女走过我们的面前，他们有的是自己恋爱的奴隶，有的是自己愚蠢和懒惰的奴隶，有的是自己对世上财富贪心的奴隶。这些奴隶对生活怀着阴暗的恐惧，内心纷扰不安，他们觉得眼下没有他们的位子，只能说一些有关未来的不连贯的话来充实自己的生活……

有的候，在这灰色的人群中会响起枪声，这是伊万诺夫 [501] 或特列普列夫 [502] ，他们弄明白了自己必须做什么，便开枪自杀了。

他们中有许多人美妙地幻想着两百年以后生活会那么美好，但没有人想到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我们只是朝思暮想，有谁来使生活美好起来呢？

在这一长列垂头丧气的无聊烦闷的灰色人群旁边，走过一个伟大、睿智、对一切都关心的人。他对祖国的那些无聊烦闷的居民瞧了瞧，便露出忧郁的微笑，内心和脸上充满了绝望的悲痛，用温和的但又是深重的责备声调，恳切而动人地说：

“先生们，你们的生活过得太丑恶了！”

我一连发了五天烧，但我不想躺着。芬兰的灰蒙蒙的雨点，微微洒湿了尘土。英诺炮台上的大炮轰隆作响，这是在“试炮”。到了夜里，探照灯的长长光柱直向云层伸去，这种景象是极其令人厌恶的，因为它使人不能忘记那恶魔的妖法——战争。

我读着契诃夫的小说。如果他不是在十年前去世的话，战争 [503] 一开始便会以对人的憎恨来毒害他，多半也会致他以死命的，我想起了他的葬礼。

这位深受莫斯科“钟爱”的作家的灵柩是由一节绿色的货车运来的，车门上用大字写着“专运牡蛎”。到车站来迎接作家灵柩的人为数不多，其中一部分人竟跟着从满洲里运回来的凯勒尔将军的棺材走了，他们对契诃夫的送葬行列中出现军乐队感到十分惊异。后来发现弄错了，一些快活的人便吃吃地笑起来。在契诃夫的灵柩后面送葬的至多不过一百人光景，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两个律师，他们两人都穿着崭新的皮鞋，系着鲜艳的领带，好像新郎一样。我跟在他们后面走着，听见一个叫弗·阿·马克拉科夫的律师在谈狗是如何聪明，另一个不认识的在夸耀他的别墅是多么舒适，周围的景色又是多么秀丽。一位穿紫罗兰色衣服的太太，撑着一把镶花边的小伞，正在说服一个戴角制框架眼镜的老人：

“啊，他是非常和善，又是多么机智聪明啊！”

老人带着不信任的神情咳嗽着。天气炎热，尘土飞扬。一个肥胖的巡官骑着一匹壮实的白马威武地在行列的前面开道。这一切和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是极其庸俗的，和纪念一位伟大而敏感的作家极不相称。

契诃夫在给老人阿·谢·苏沃林的一封信中写道：

没有比所谓平凡的生存竞争更无聊、更缺乏诗意了，它使人失去生活的欢乐，迫得人冷漠无情。

这些话表达的是纯粹俄罗斯人的心情，不过据我看来，这不是安东·巴甫洛维奇所固有的心情。在俄罗斯，物产富饶，但人们就是缺少对劳动的热爱，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俄罗斯人对精力备加欣赏，但不大相信它。具有积极进取心的作家——举例说，杰克·伦敦——在俄罗斯是不可能出现的。虽然我国的读者喜欢读杰克·伦敦的作品，可是我没有看到，这些作品能鼓励俄罗斯人把意志化为行动，它们不过激发起想象而已。 [504] 然而，在这方面契诃夫就不完全是俄罗斯人那样了。对他来说，还在年轻的时候，“生存竞争”就以每日琐碎地为面包而焦虑这种平凡而不光彩的形式展开了，其实他焦虑的不仅是自己的面包，而且是大众的面包。他把青春的全部力量耗费在这些使人失去欢乐的焦虑上，而他居然还能保持幽默感，这是不能不令人惊异的。他把生活看作只是人们对温饱和安静的一种枯燥乏味的渴望；在他看来，人生的伟大喜剧和悲剧都隐藏在日常生活的厚层下面。只有在他看到周围的人丰衣足食，摆脱了焦虑的时候，他才能敏锐地看清这些悲剧的实质。

我没有看见过一个人能像安东·巴甫洛维奇那样深刻而全面地理解劳动是文化基础的重要性。这表现在他日常生活方式的一切细节上，表现在选择物品和对物品高尚的爱好上；这种爱好根本不是想把它们搜集起来，而是将它们作为人类精神的创造物从不厌倦地欣赏。他爱好开辟花园，种植花木，把土地装点得五彩缤纷；他体会劳动是富于诗意的。他怀着多么令人感动的关切心情在花园里察看亲手种植的果树和点缀园景的灌木！他在张罗建造阿乌特卡的那所房子时说道：

“如果每个人在自己那块小小的土地上做了他所能做的事情，那我们的大地会是多么美丽啊！”

我那时正计划写剧本《瓦西卡·布斯拉耶夫》 [505] ，我把瓦西卡自夸自赞的独白念给他听：

啊哟，要是我力气再大些有多好！

我呵一口热气就会把雪溶化光，

我绕行大地，将它全部开垦种上，

我要来回忙碌一辈子——建造城市，

到处开辟布置花园，修筑教堂！

把大地装点得像一个妙龄女郎。

我要像拥抱新娘一样搂紧大地，

把大地抱起来贴在自己的胸膛，

我要抱起它带到主那儿，说道：

“主啊，你看看大地变成了啥模样，”

瓦西卡把大地装饰得多么美好！

你当它是一块石头往天边扔去，

我却使它变成了贵重的绿宝玉！

主啊，你对它看一看，高兴高兴吧，

它在阳光下闪烁着碧绿的光芒！

我将它作为微薄的礼物献给你，

不过，这太不合算，——我自己要珍藏它！

契诃夫喜欢这一段独白；他一边激动地咳嗽，一边对我和阿·尼·阿列克辛医生说：

“这好极了……写得很实在，富有人情味！‘一切哲学的意义’正是在这儿。人把大地弄成了可以居住，他也会把它弄得住起来舒舒服服。”他执著地点了点头，重复说：“会弄成这样的！”

他要我将瓦西卡这段自夸自赞的独白再念一遍，他一边听，一边望着窗外，然后劝告说：

“最后两行用不着，这是胡闹。多余的……”

他对自己的文学创作谈得很少，很勉强；我想说已达到“贞节”的地步，而且也许还带有像他谈到列夫·托尔斯泰时那样的谨慎。只有偶尔碰到他高兴的时候，他才微笑着谈起小说的题材，那些总是幽默的题材。

“您知道，我要写一篇有关小学女教师的小说，她是一个无神论者，崇拜达尔文，深信必须与平民的偏见和迷信作斗争，可是半夜十二点钟，她却在浴室里煮一只黑猫来取它的‘锁骨’，这根骨头可以吸引男人，激起他的爱情，——是的，是有这样一根小骨头的……”

他谈到自己的剧本时，总是像谈到“快活的”东西一样，看来，他由衷地相信他写的正是“快活的”剧本。萨瓦·莫罗佐夫大概听了他的话，才坚持这样说：“契诃夫的剧本应该作为抒情的喜剧来演出。”

可是，一般说来，他对文学是非常关心和重视的，尤其是他对“新进的作家”关心和重视得令人感动。他以惊人的耐心把Б.拉扎列夫斯基、Н·奥利盖尔和其他许多人的大部头原稿读了一遍。

“我们需要更多的作家，”他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文学还是一个新事物，是‘属于优秀分子’的。在挪威，二百二十六人当中就有一个作家，而在我们这儿，一百万人中间才找得出一个作家。”

他的病有时使他处于疑病患者，甚至厌世者的心境中。在这样的日子里，他的一切论断总是反复无常的，他对待人的态度也是很严厉的。

有一次，他躺在沙发上干咳着，手里摆弄着那只体温表，说：

“为了死而活着，本来就感到没趣，知道了自己不免早死仍活在世上，那更愚不可及了……”

另一次，他坐在敞开的窗口，眺望着远方，眺望着大海，他突然怒冲冲地说：

“我们习惯于在希望中过日子，希望好天气，希望丰收，希望美满的恋爱，希望发财或者得到警察局长的职位，但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希望自己变得聪明些。我们总以为，在新的沙皇的治理下，情况会好一些，两百年后的情况一定会更好，就是没有人关心怎样使这种好转明天就成为事实。总之，生活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复杂，而且它自动向着什么地方前进，而人们却明显地变得愚蠢，离开生活越来越远了。”

他沉吟了一下，皱起眉头添加了一句：

“就像宗教行列前进时那些残废的乞丐一样。”

他是医生，医生患病总要比他的病人更痛苦；病人只感觉到病痛罢了，医生多少还知道他的肌体在败坏。在这样的场合下，可以认为，知识促使人早死。

他笑的时候一双眼睛非常清秀，带有一种女性的温存和柔和的神韵。而他那几乎是无声的笑容显得特别动人。当他出声笑的时候，便真正沉浸在笑的乐趣中，快活极了。我还没有遇见过一个能像他这样“精神上”——我姑且用这个词儿——笑着的人。

那些粗俗的趣闻轶事是绝不会引他发笑的。

有一次，他一边那么亲切真挚地笑着，一边对我说：

“您知道托尔斯泰为什么对您这样喜怒无常吗？这是因为他妒忌；他以为苏列尔日茨基喜欢您甚于喜欢他。是的，是这样的。他昨天对我说：‘我不能真诚地对待高尔基，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是我无法做到。连苏列尔住在他那儿也使我心里不痛快。这对苏列尔也有害。高尔基是个坏人。他好像一个被强迫修行的神学校学生，这使他对所有人都发脾气。他生就一副暗探的心肠；他不知从哪儿跑来，竟跑到他生疏的地方迦南 [506] 来了；他东张西望，注意一切，把看到的东西都向自己的上帝报告。他的上帝却是一个怪物，类似乡下婆娘说的树精或水妖。’”

契诃夫说的时候，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他一边揩眼泪，一边说下去：

“我说：‘高尔基是个好人。’他却说：‘不，不，我知道他。他生着一个扁鼻子，只有倒霉的人和坏人才生这样的鼻子。连女人也不喜欢他，而女人像狗一样，嗅得出谁是好人。拿苏列尔作例子吧，他具有一种无私地热爱人的无比珍贵的才能。在这方面他是天才。能够爱，就是无所不能……’”

休息了一会儿，契诃夫说：

“是啊，老头儿妒忌……这是多么奇怪啊……”

他谈到托尔斯泰的时候，眼睛里总露出一种特殊的、难以捉摸的、柔和而困窘的微笑，而且放低声音，仿佛谈的是什么虚幻神秘的事，需要措词谨慎、语调温和似的。

他不止一次地抱怨说，在托尔斯泰身边没有一个像爱克尔曼那样的人，把这位老哲人的敏锐的、突然闪现的、往往互相矛盾的思想仔细地记录下来。

“您最好担任这项工作，”他对苏列尔日茨基劝道，“托尔斯泰是那么喜欢您，他和您讲得那么多，那么好啊。”

契诃夫谈到苏列尔日茨基的时候，对我说：

“他是一个神童……”

他说得好极了。

有一次，托尔斯泰当着我的面赞扬契诃夫的一个短篇小说，似乎是《宝贝儿》吧。

“这好像是一个贞节的姑娘编织的花边。有时候有这种织花边的女工，都是些‘老姑娘’。她们把自己的一生，把所有幸福的理想都织在花纹里了。她们用花纹来寄托对最美好事物的向往，把全部纯洁而朦胧的爱情织进了花边。”托尔斯泰热泪盈眶，十分激动地说。

这一天契诃夫发着高烧，他坐在那儿，低下头，两颊出现红晕，仔细地揩擦着那副夹鼻眼镜。他沉默了好久，最后叹了口气，困窘地轻轻说：

“小说里有印错的地方呢……”

有关契诃夫的一切，本来还可以多写一些，但这需要写得极细腻、极明晰才行，而这一点我是不能胜任的。如果能像他自己写《草原》那样来写他，那有多好。这是一篇芬芳的、轻快的小说，带有俄罗斯的沉思的忧郁。这篇小说是为自己写作的。

回忆这样一个人是有益的，这会使你立刻恢复勇气来生活，而且生活中会重新出现明确的意义。

人是世界的轴。

有人说，那么他的恶习，他的缺点呢？

我们大家都像饥饿者一样缺少对人的爱，而饥者易为食，即使是烤坏的面包，吃起来也是香的。

（杨骅　译）

题解：

阿利克谢·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彼希柯夫）（1868—1936）于1898年年底与契诃夫开始通信。当时高尔基寄给契诃夫一封信和这时在彼得堡出版的《特写和短篇小说》两卷集，通信一直继续到契诃夫去世。

高尔基和契诃夫的会见是在1899年至1902年和1904年，地点在克里米亚、莫斯科和下诺夫哥罗德。

高尔基与契诃夫之间的往来书信发表在《马·高尔基和安·契诃夫》一书（国家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51）。

本文根据《高尔基全集》第五卷（国家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50）中的文章排印。

回忆录在1904年写成，1914年又作了补充（从“我一连发了五天热……”这一节起）。

契诃夫

伊·阿·布宁

1895年年底，我在莫斯科认识了他。当时我们只匆匆见了一面，要不是我还记得他讲的那几句很有意味的话，这次见面我早忘记了。

“您写得多吗？”那一次他问我。

我回答说，写得很少。

“那不行，”他几乎忧郁地用低沉浑厚的男中音说，“您知道，应该工作……两手不停地……一辈子工作。”

他沉吟了一下，又毫无联系地添加说：

“照我看，一篇小说写好后，应该把它的开头和结尾都删掉。我们这些小说家大部分都在这两个地方胡扯……应该写得短些，尽可能短些……”

接着谈话转到了诗歌上，他突然活跃起来，说：

“听我说，您喜欢阿利克谢·托尔斯泰的诗吗？照我看，他是演员！年轻时穿上了歌剧服装，一辈子都脱不下来。”

从那短暂的会见和偶然的谈话（涉及契诃夫所喜爱的话题，那就是应该“两手不停地”工作，在工作中要达到禁欲主义式的诚实和朴直）以后，直到1899年春天，我们再没有见过面。等我到达雅尔塔几天以后的一个傍晚，我才在海滨街遇见他。

“您为什么不来看我？”他说。“明天一定得来啊。”

“什么时候？”我问。

“早晨七八点钟。”

他想必发现了我脸上惊诧的神色，就解释说：

“我们起得很早。您呢？”

“我也一样，”我说。

“好，那您一起身就来吧。咱们可以一块儿喝咖啡。您喝咖啡吗？”

“有时喝。”

“要每天喝。这东西很不错。我工作的时候，从早到晚就只喝咖啡和清汤。早晨喝咖啡，中午喝清汤。要不工作就没劲。”

我对他的邀请表示感谢，然后我们默默地走过整条海滨街，在街心花园的一张连椅上坐了下来。

“您喜欢海吗？”我问。

“喜欢，”他回答，“不过它太空旷了。”

“好就好在这里嘛。”我说。

“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好，”他回答，眼睛透过夹鼻眼镜凝视着远方，显然在想什么心事。“照我看，最好是当军官，或者做年轻的大学生……坐在人多的地方，听听悦耳的音乐……”

他习惯地沉吟了一下，又毫无联系地添加说：

“描写海是很困难的。我不久前看到过一个学生的练习本，您知道他是怎样描写海的吗？‘海是大的。’就这么几个字。照我看，妙极了。”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是矫揉造作。但是，契诃夫竟会矫揉造作！有一个很熟悉契诃夫的人说：“说实话，我遇见过和契诃夫差不多一样真挚的人，但像他那样纯朴，那样对一切空谈和装模作样深恶痛绝的人，我还没有见过。”是啊，他就喜欢真挚、生气勃勃和质朴自然（不过不是粗鲁和因循守旧），而且根本不能忍受那些空谈家、书呆子和伪君子，尤其是那些如此习惯于扮演自己的角色，以致这些角色成了他们的第二重性格的人。他在作品中几乎从不谈自己，谈自己的趣味和观点，说起来便使人们一直认为他是一个毫无原则、脱离社会的人。他在生活中也很少谈到自己的爱好和厌恶：“我喜欢什么”，“我不能忍受什么”，——这不是契诃夫说的话。然而，他的爱好和厌恶是泾渭分明、确切不移的，而在他的爱好中占首要地位的正是质朴自然。“海是大的……”这从他一直渴望高度的纯朴，极其厌恶一切过分矫饰和强作姿态的观点看来，是“绝妙的”。而他有关军官和音乐的谈话，则显示出他的另一个特点：严谨。从谈海突然转到谈军官，无疑这是他对青春、对健康的内心的忧虑所引起的。海是空旷的……而他喜欢生活、欢乐，在他晚年，这种对欢乐的渴望，哪怕是最平凡、最普通的欢乐，特别频繁地在他的谈话中流露出来。但不过是流露罢了。

最近一段时间，词儿变得毫不值钱了。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词儿，如今都被人说得十分轻率和虚伪。不过，看来这大部分是在谈论死者。在回忆契诃夫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到许多非常轻率的、含糊的，有时简直是愚蠢的词儿。举例说，有些人写道，契诃夫到萨哈林去是为了维护其“严肃的”人的声誉，他在路上感冒了，以致得了肺病……还有人写道，《樱桃园》的上演加快了契诃夫的死，因为在演出前夕，契诃夫似乎是那么激动不安，那么害怕自己的剧本不受欢迎，竟通宵梦呓……这些话都是十足的胡说八道。契诃夫到萨哈林去，原因在于他对萨哈林发生了兴趣 [507] ，还由于在他哥哥尼古拉——一位富有才华的画家死去后，他想在旅行中排遣愁思。他的肺病并不是在西伯利亚得的——在他1887年给妹妹的信中，就提到他的肺“呼呼作响” [508] ，——虽然毫无怀疑，他是不该作这次旅行的：就以这两个月异常艰苦的旅程来说吧，时值早春，经常下雨，气候寒冷，坐在驿站的马车里几乎难以入睡，由于西伯利亚驿道一片荒凉，饮食糟糕得简直吃不饱！至于说由于《樱桃园》的演出而引起激动不安……那些回忆录的作者当然对人们所说的话是十分敏感的，而这许许多多敏感却是浅陋、渺小、神经过敏的。然而，这一切对像契诃夫那样伟大和坚强的人来说，是毫不相干的！因为有谁能像他以那样的勇气遵循自己内心的吩咐，而不是遵循群众的吩咐去行事呢？又有谁会像他那样善于隐藏那种蠢人给智者带来的剧痛呢？大家知道，只有一天晚上，契诃夫确实为演出失败而震惊过，那就是《海鸥》在彼得堡演出的那个晚上。但从那时起许多时间过去了……再说有谁能知道他激动不安了没有？他内心深处的事，连最接近他的人也是从来不完全知道的。

据他的同学谢尔盖延科说，契诃夫小时候“委靡迟钝，生着一张弯月形的脸”。 [509] 而我根据他的肖像，根据他的亲属的说法，脑海中出现的却是另一种形象。“迟钝”一词根本不适用于形容一个体格匀称、中等身材以上的孩子。他的脸也不是“弯月形”的，而是宽脸盘，十分聪慧和安详。正是这种安详大概使人认为契诃夫是个“迟钝”的孩子吧，——不过，安详绝不是迟钝。契诃夫从来不迟钝，甚至晚年也是这样。但在我看来，这种安详也是特别的——是一种孩子的安详，巨大的力量、罕见的观察力和幽默感都在安详中成熟起来了。要不然，怎么能使谢尔盖延科的话与契诃夫的母亲和兄弟们讲的一致起来呢。他们说，“安托沙”小时候讲起笑话来没完没了，往往使那时严峻的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笑出眼泪来！在他青年时代，即当他计划写那些像《人工养刺猬——农场主的经营指南》 [510] 的作品而感到心情愉快的幸福日子里，这种安详已沉浸在他与生俱来的一片欣欣向荣的乐观精神中：凡是当时认识他的人都在谈他那开朗、纯朴的脸和熠熠发光的眼睛显示的愉快、俊秀，这些都具有一种无法形容的魅力。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精神和思想变得更加深邃和明豁了。他以年轻人的才智，大胆地写了一些直接表现自己丰富性格的早期作品，就开始用简洁的艺术手法森严地描写现实了。

1895年我在莫斯科看到他时，他还是一个中年人，个子相当高，身材很匀称，戴着夹鼻眼镜，举止十分潇洒，衣着朴素大方。他彬彬有礼地接待我，但显得那么随便，我当时还是个青年，在初次见面时不习惯这种随便的形式，竟把它当作了冷淡。我在雅尔塔发现他起了很大变化：消瘦了，脸色发黑，整个容貌依然显现出他固有的文雅，但已不复是青年时代的文雅，而是一个饱经沧桑、变得更高尚的人的文雅。他的声音听起来也更温和了……然而，一般说来，他几乎还是和在莫斯科时一样：彬彬有礼，但显得严谨，说话相当活跃，但更随便、简短，谈话时一直想着什么事，让交谈者自个儿去捉摸他的心思在隐隐地转变，而且总是稍稍抬起头，透过夹鼻眼镜眺望着大海……在滨海街相遇后的第二天清晨，我到他的别墅去。我和他在小花园里度过的那个阳光明媚的清晨，至今还记忆犹新。他谈笑风生，顺便还把据他说是他写的惟一的那首诗《兔子和中国人，儿童寓言》 [511] 读给我听。从那时起，我越来越频繁地到他那儿去，后来就完全成了他家里人。当然，契诃夫对我的态度也随着变了。他显得更活跃、更亲热了……但还保持着严谨；不仅对我是这样，对和他最亲近的人也是这样。正如我后来确信的，这种严谨不是冷漠，而是一种更有意义的东西。

在阿乌特卡有一所白石砌成的别墅，笼罩在南方的阳光和蔚蓝色的天空下。别墅里有一个一向喜欢花木、动物的契诃夫精心照料的小花园，还有一间书房，房里只挂着两三幅列维坦的画，开着一扇半圆形的大窗户，凭窗远眺，可以看见隐没在花园中的乌庆苏河河谷和蓝色海面的一角。我在这所别墅里度过不少日子，有时甚至几个月，并且觉得和一个人接近起来，这个人不仅以他的才智，还以严肃的声调和孩子般的微笑使我倾倒，——所有这一切将成为我终生难忘的最美好的回忆。他对我友谊弥笃，有时还带点温情。但是，我提到的那种严谨，就在我们推心置腹谈话的时刻也没有从他身上消失。它是无时不存在的。

他喜欢笑，但多半只是在别人谈到可笑的事情时，他才笑得那么动人，那么富有感染力；他自己呢，就是在讲到最引人发笑的故事时也不露一丝笑容。他非常喜欢开玩笑，取发噱的绰号，故弄玄虚地逗人乐，在他晚年，只要他的身体有那么一点好转，他就没完没了地搞这些玩意儿，可他引人抑制不住发笑的是那些多么巧妙的诙谐啊！说上两三句话，眼睛调皮地向夹鼻眼镜上方一眨巴，……还有他写的信！这些信形式上保持着平平稳稳，但内中总蕴含着多少动人的玩笑啊！

然而，契诃夫的严谨还表现在别的许多更重要的方面，这证明他的性格具有罕见的力量。比方说，有谁听见他发过怨言吗？而使他发怨言的原因却是不胜枚举的。他年轻时就开始写作来供养生活异常困苦的大家庭，挣的钱又是那么少，而且还处在压制他灵感迸发的环境中：一间小小的住所，周围响着谈话声和吵闹声，他往往靠在桌子边上写作，围着桌子不仅坐着全家人，而且还有几个客人——大学生。就是后来他也长久过着困苦的生活。可是从来没有人听到他对命运抱怨过，而这并不是因为他对生活的要求有限；当时他的生活是异常清寒的，同时他真正憎恨那种庸俗的灰色的生活……他有十五年重病缠身，病魔使他逐渐走向死亡；但是，听够了作家的痛苦呻吟的读者——俄罗斯的读者，这一点是否知道了呢？病人一向喜欢利用自己特别优待的地位，他们差不多常常向周围的人愤怒而痛苦地不断讲自己的病，使得他们也烦恼不安起来，而自己却感到轻松一些。但契诃夫对待疾病和死亡的勇气是真正惊人的！甚至在他病情最危急的日子里，谁也没有怀疑过。

“你不舒服吗，安托沙？”他的母亲或妹妹看到他整天闭着眼睛坐在圈椅里，便问道。

“我不舒服？”他睁开一双不戴夹鼻眼镜、如此明朗而温和的眼睛，平静地答道。“不，没什么。头有点儿痛。”

他热烈地爱好文学，谈论作家，赞扬莫泊桑、福楼拜或托尔斯泰，是他引以为乐的事。他往往怀着喜不自胜的心情谈到他们，还谈到莱蒙托夫的《塔曼》 [512] 。

“我不能理解，”他说，“他当时还是个孩子，怎么能做到这一点！要是能写出这样一篇作品，再加上一个好的通俗喜剧，那就死而无憾了！”

然而，他谈论文学根本不同于那种一般职业性的谈话。这样的谈话由于范围狭隘，纯粹是琐碎的个人实践经验，多半涉及个人利益而使人不快。只有当他了解谈话的对方在文学中首先爱好艺术，爱好那大公无私的和自由的艺术时，他才和他谈论文学。

“在自己的作品发表以前不要读给人听，”他常常说，“主要的是，任何时候都不要倾听人们的劝告。人家说你错了，扯谎了，——那就由你来承担错误吧。自从莫泊桑以自己的技巧给创作提出了那些高要求以后，写作就困难了，但还是应该写，尤其是我们俄罗斯人，而且在写作时还应该拿出勇气来。世界上有大狗也有小狗，但小狗不应该因为存在大狗而气馁：所有的狗都应该叫——就用上帝给它的嗓子叫好了。”

凡是文学界发生的事都深合他的心意，而当前文坛上盛行的愚蠢、虚伪、矫揉造作和故弄玄虚的那一套，却使他十分激动不安。但是，我从没有在他激动不安时发现为琐碎事而恼怒，他也从不掺杂进个人恩怨。人们在谈到故世的作家时，几乎总是说他们为别人的成就而高兴，说他们同虚荣心是格格不入的，因此，要是我对契诃夫的虚荣心哪怕有丝毫怀疑的话，我根本不会触及有关虚荣心的问题了。不过，他确实为一切才华而高兴，也不可能不高兴，因为在他的口中，“碌碌无能”这个词儿似乎是最厉害的责骂。他对待自己成败的态度，只有他一个人能做到。

他几乎写作了二十五年，在这段时间里他听到了多少平庸和粗暴的责骂啊！作为俄罗斯最委婉的诗人，他从来不用传教士的语言说话。但这能够指望得到俄国批评界的理解和好感吗？人们要求列维坦的就是加画一条牛、一只鹅或者一个妇女，使风景画“活”起来！当然，这样的批评家对于契诃夫也不会有好感的，他们把许多忧伤倾入了他的心田，没有这些忧伤他的心也早被俄国的生活折磨得够了。这种忧伤也表现在下面这件事上。

“啊，安东·巴甫洛维奇，我们很快就要为您开庆祝会了！”

“我知道这是什么庆祝会。把一个人大骂特骂了二十五年，然后送给他一支铝制鹅毛笔，整天又是眼泪又是接吻用胡言乱语来颂扬他！”

如果有人在什么地方看到一篇文章，这样对他说：

“您读过了吗，安东·巴甫洛维奇？”

他只是从夹鼻眼镜上方斜视一眼，说：

“我对您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在文章中写上千把行谈论人，然后在下面添上：‘此外还有作家契诃夫，一个无病呻吟者……’我哪里是无病呻吟者？我哪里是‘阴郁的人’？正像批评家叫我的那样，我是怎么样‘冷酷’的呢？我哪里是悲观主义者？要知道在我的作品中最受人喜欢的是短篇小说《大学生》啊……‘悲观主义者’这个词儿就是叫人讨厌……不，批评家要比演员更糟糕！您知道，演员已经落后于俄国社会的发展整整七十五年。”

有时候他还添加说：

“阁下，当您在什么地方被人责骂时，您多半想起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吧：像在神学校里一样，批评家为了一点过错就揪打我们。有一位批评家预言，说我会倒毙在围墙下，因为在他的想象里，我是一个由于酗酒而被赶出中学的年轻人。”

他难得发火，要是发了火，也会以惊人的力量控制自己。不过，我也没有看到过他冷冰冰的样子。照他的说法，他只有在写作时才是冷若冰霜的。他总是在未来作品中的构思和形象勾勒得十分清晰，而且几乎可以一气呵成的时候，才动手写作。

“只有当你感到像冰一样冷的时候，才能坐下来写作，”有一次他这样说。

当然，这是一种完全特殊的冷。

要把这颗复杂而深邃的心清晰地展示出来，非有一位知识渊博、精通各方面的人撰写一部有关这位照托尔斯泰的说法 [513] 是“无与伦比的”艺术家的生活和创作的书不可。我呢，只能衷心地证明：他是一位心地高尚、富有教养、态度文雅（就这些词儿的最好意义来说）、温和而委婉的人，具有非凡的真挚、纯朴、同情和柔情，而且十分正直。

能够成为一个正直和质朴无华的人，同时又具有吸引人的魅力，——这就说明他的个性是异乎寻常的美、严整和坚强。我之所以在这里常常谈到契诃夫的安详，正是由于他的安详在我看来是他的个性非常坚强的证明。我认为，就是在他心情开朗、最抱乐观精神的日子里，他的安详也没有消失过。也许，正是这种安详使他在青年时代能够不受任何人的影响，能够毫不拘束地，同时那么大胆地，“不同自己的良心发生任何冲突”而开始写作，用他那卓越的技巧写作。

小说《没意思的故事》中那位教授这样说道：“我不是说法国的作品都是那么富有理智、才华和高尚的；然而它们不像俄国的作品那样枯燥乏味，在法国的作品中往往能找到创作的主要因素——个人自由的感觉……”

契诃夫正是具有这种个人自由的感觉的，他不能容忍剥夺别人的自由，当他看到有人侵犯这种自由时，甚至会激烈地、率直地加以反对。

大家知道，他并不是不花任何代价就获得这种“自由”的。他得到的声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和他建立的功绩不相称的。在他一生中有没有作过微小的努力来扩大自己的声誉呢？他怀着痛苦而嫌恶的心情看待那些如今风靡一时的沽名钓誉的方法。

“您以为他们是作家吧！他们是车夫！”他忧伤地说。

他不愿出头露面有时也达到了极端的地步。

“‘蝎子’出版社为那本书登的广告太不三不四了，”他在第一部作品《北方之花》出版后给我写信说，“竟把我摆在第一位，可我读了登在《俄国通讯》上这则广告，发誓以后决不和这些蝎子、鳄鱼和黄颔蛇打交道了。” [514]

这事发生在1900年冬天，当时“蝎子”出版社还刚刚成立，契诃夫对它的一些活动特点发生了兴趣，他按照我的请求，将年轻时代写的短篇小说《在海上》 [515] 交给该社收入作品选集中出版。后来他对这件事后悔不止。

“不，所有这些莫斯科的新艺术全是胡说八道。”他说。“我记得在塔甘罗格看到过一块招牌，上面写着：‘人造矿泉水商店’。这种新艺术就和这块招牌一样。只有天才的东西才是新的。凡是天才的东西一定是新的。”

这年一月他给我寄到尼斯的信上写道：

您好，亲爱的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祝新年好，祝您幸福！您的信收到了，谢谢。我们在莫斯科一切顺遂，一点也没有（除了新年）新鲜的事，也预见不到什么新鲜事。我的剧本还没有上演，什么时候才能上演——不知道……二月份我很可能到尼斯来……请代我向明媚暖和的阳光和寂静的大海致意吧。您要非常愉快地住在那儿，别挂虑，别把病放在心上，并给朋友们常常写信……祝您健康、愉快、幸福，别忘记患消化不良症、心绪不佳的北方同胞吧。吻您和拥抱您。 [516]

“请代我向明媚暖和的阳光和寂静的大海致意吧……”这样的话我是很少听到他说的。我过去常常觉得他要说出这样的话来，而这总是在我心里感到非常痛苦的时刻。

我记得，在早春的一天夜里，时间已经很晚了。突然有人打电话给我。我走过去拿起听筒听到：

“阁下，请您租一辆上等马车到我这儿来。咱们出去逛逛。”

“逛逛？在夜里？”我惊讶起来。“您怎么啦，安东·巴甫洛维奇？”

“我喜欢出去逛逛。”

“那好吧，不过已经九点多了……而且您可能会感冒的……”

“年轻人，别争辩了！”

十分钟后我到了阿乌特卡。在那所冬天只有契诃夫和他母亲住的房子里，和平常一样，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和黑暗。书房里点着两支蜡烛，烛光摇曳不定，时明时暗。在那里，契诃夫度过了多少孤独的、也许对自己的命运苦苦思索的冬晚，看到这样寂静的书房，像平常一样，我的心揪紧了。

“多么美的夜啊！”他站在书房的门坎上迎接我，用一种对他来说异乎寻常轻快的、带点忧郁的愉快语调对我说。“可在家里是多么寂寞！刚刚才有一件高兴的事：索菲娅·巴甫洛夫娜打电话来，问我在干什么，我回答说在捉老鼠。让咱们一块儿到奥里安达去吧。感冒算不了什么。”

夜是暖和的，静悄悄的。蓝莹莹的深远的天空上照着一轮明月，飘浮着几朵轻盈的白云，镶嵌着闪烁的稀疏的星星。马车在白花花的公路上轻快地驶去，我们默默不语，眺望着闪烁出暗淡金光的海面。然后马车驶进了树林，树林中已出现淡淡的荫影，交织成蛛网似的图案，但已呈现出春天的柔和、美丽和若有所思的情趣。接着是一片黑黝黝的柏树，那高耸挺拔的树干几乎与灼灼发光的星星相连接。我们停下马车，在柏树下慢悠悠地走着，当走过在溶溶月色下泛着浅蓝色的一座宫殿的废墟时，契诃夫蓦地对我说：

“您知道我的作品人们还会读多少年？七年。”

“为什么是七年？”我问。

“那就七年半吧。”

“不，”我说，“诗歌是历久不衰的，寿命越长越显得有力量。”

他什么也不回答，但是，当我们在一张连椅上坐下来，重新眺望着在月光下闪闪发亮的大海时，他摘下夹鼻眼镜，用和善、疲乏的眼神对我瞧了瞧，说：

“阁下，只有那些会运用像‘银白色的远方’、‘谐音’或者‘走向战斗，走向战斗，同黑暗展开搏斗！’这样词儿的人，才能算是诗人。”

“安东·巴甫洛维奇，您今天心绪有点儿忧郁吧。”我瞅着他那纯朴、善良、优美、在月光下微微发白的脸，说。

他垂下眼睛，若有所思地用细棒的一端拨弄着石子，但当我说他有点儿忧郁的时候，他诙谐地对我斜视了一眼。

“是您在忧郁啊，”他回答，“您雇马车花了钱，所以有点儿忧郁呢。”

然后又一本正经地添加说：

“我的作品反正只能给人读七年，我活得要比这更短：六年，不过，您不要对敖德萨的新闻记者谈到这一点……”

这一次他错了；他没有活那么久。

在一个他一向喜爱的夏天黎明，在安宁和美好的气氛中，他平静地、毫无痛苦地离开了人间。他去世后，“幸福的神情立刻出现在变得年轻的脸上……” [517] 这使人想起了里尔的诗句：

诗人啊，我羡慕你的命运，

你来到一间僻静的小屋，

就不再蒙受耻辱，

也不会感到心惊胆战。 [518]

1904年9月于莫斯科

日记摘录

……有一回，契诃夫在看报纸，他抬起头，用平板的声音不紧不慢地说：

“总是这样的提法：柯罗连科和契诃夫，波塔片科和契诃夫，高尔基和契诃夫……”

时代变了。如今他已经名噪一时了。可是，直到现在，看来他还没有得到应有的了解和同情；他是一个非常特殊和复杂的人，内心是隐而不露的、好害羞的，由于体质单薄，甚至和罕有的机智融合在一起。喜欢大叫大嚷的人总有不少，现在这种人尤其多。但是，契诃夫却是萨迪所说的那种人：“口袋里藏着一小瓶麝香的人，不会到处叫叫嚷嚷，因为他身后飘出的香味已代他作了说明……” [519] 我曾写过，他从来不曾和人真正友好和接近过。现在这一点得到了证明。不久前发表的他的札记片断中，就有几句极好的话：

“实际上我的生活是孤独的，如同我将一个人长眠在坟墓中一样。”

在同一篇札记中他记下了这样的想法：

“当一个正派人对自己和自己的事业持批评的态度时，人们就说他是‘无病呻吟的人、闲得无聊的二流子’。”

“人们多么甘心情愿欺骗自己，他们多么喜欢先知和预言家，这算一帮什么样的人！”

“一千个蠢人依靠着一个聪明人，一千句蠢话依靠着一句聪明话，而这一千个压制了一切。” [520]

他长期被压制着，很晚才被人赏识。在小说《农夫》（这远不是他的最优秀的作品）发表以前，广大读者就乐于读他的作品；不过，对于读者来说，他只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讲故事的能手，《螺丝钉》和《控诉书》的作者。思想性强的人一般对他兴趣不大：他们承认他富有才华，但并不认真看待他。我还记得，当我敢于把他和迦尔洵、柯罗连科相比时，他们中有些人就对我这个年轻人哈哈大笑起来，而一些人则说，他们决不会去读那个开始写作时署名契洪捷的人的东西。“不能想象，”他们说，“托尔斯泰或屠格涅夫会让这个粗俗的笔名来代替自己的名字。”文学界对待他的是另一种态度，在那里有些人对他评价很高，但也有所保留。而他自己对这种评价也加以反对。

只有在艺术剧院上演了他的剧作以后，才给他带来了真正的声誉。然而，对他来说，这次所受的委屈并不亚于《农夫》刚发表时人们对他的议论：要知道他的剧本并不是他写的东西中的佼佼者，此外，这只是意味着，剧院使他引起了观众的注意，戏报上千百次刊登他的名字，再加上“二十二个不幸”、“最尊敬的衣柜”、“被遗忘的人”等词句。 [521] 这些词句成了他和观众之间的媒介，使观众了解他。而且看来他本人对自己剧本的评价也不是很高的。他经常说：

“我们算什么剧作家！真正的惟一的剧作家是奈焦诺夫；他天生就是位剧作家，脑子里有着无比深刻的戏剧创作推动力！他现在还得写十个剧本，即使九次遭到失败，第十次也会获得令人拍案叫绝的成功！”

他沉默了一下，突然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说：

“您知道我不久前到加斯普拉去看过托尔斯泰。他病后还躺在床上，但说了许多话，谈论一切，顺便还谈到我……最后当我起身告辞时，他拉住我的手说：‘吻我一下吧，’我吻了一下，他突然凑近我的耳边，用老年人热烈、急促的声调说：‘您的剧本我还是受不了！莎士比亚写得糟糕，你写得还要糟！’”

长久以来，人们总是称他为“忧郁的”作家、“颓废情绪的歌手”、“病态的才子”，是以绝望和冷漠看待一切的人。我已经写过，他对这种叫法是多么愤怒！

“我算什么‘忧郁的’人？算什么‘冷酷的’人？算什么悲观主义者？”

现在人们又过分地把话题转到了另一个极端，喋喋不休地谈着“天空笼罩着灿烂的光辉……” [522] 最近十年来他们反反复复地说什么“契诃夫式的温顺和热忱”啦、“契诃夫式的忧伤”啦、“契诃夫式的对人的爱”啦、“樱桃园的歌手”啦……听到这些话是难以容忍的。如果有一个凡夫俗子敢于当着他的面对什么人品头论足或加以模仿，那他会替这种人羞得不知把眼睛藏到哪里才好。看到别人说自己“温情”，他会有什么感觉？在谈论他的时候，应该谨慎地少用这个词儿。“热忱和忧伤”这些词儿更使他讨厌。可是有些人走得更远，竟说他是严谨、坚定和明豁的化身，有时把他和康米萨尔热芙斯卡娅相比！

在谈到他的时候，连才华横溢的人有时也会发出不恰当的口气，有时谈一些令人惊异的事。举例说，库普林像演戏似的转述他的话：“‘您知道吗，’他突然脸上现出严肃的神情，用充满信任的语调添加说，‘您知道吗，三百年以后整个大地将变成一座繁花似锦的花园。那时的生活也将变得异乎寻常地轻松和舒适！’”叶尔帕季耶夫斯基这样描写形象：“我在契诃夫那里遇到一些善良、温顺、不苛求、不颐指气使的人，他对他们非常倾倒……他总是醉心于寂静昏暗的溪谷，醉心于它们那蒙眬的幻想和悄悄的泪珠”……而柯罗连科在评价他的才华时，竟用“单纯和诚恳”这样不足道的词儿，并把“对幻影的悲伤”妄加到他身上。举例说（他在一篇评论中写道）：“瑟德尔贝尔格的短篇小说使人想起我们契诃夫的单纯和诚恳……” [523] 或者（也是在一篇评论中，柯罗连科分析我的短篇《梦》和《聚宝盆》，完全曲解了这些小说的意义）：“契诃夫十分喜欢布宁的这些小说……我们是可以理解他的：这些小说充满了像我们在契诃夫最后一个正剧中所看到的那种对幻影的忧伤……” [524]

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他的用语也是简单、明确，不多用一个词儿。他异常珍惜用词用语，那些过尚词藻的、虚伪的、粗俗的、文绉绉的词儿很少对他产生好感；他本人谈吐优雅——总是清楚、正确，有自己的特色（顺便提一下，他在使用语气词“呢”时，并不像苏列尔日茨基所编回忆录中所描写的那样滑稽）。他的讲话不会使人感到这是位作家。他很少使用比喻和修饰语，如果使用的话，大半是日常惯用的词儿，而且从不以此炫耀，也从不以自己用词得当而沾沾自喜。

他憎恨那些“崇高”的词儿。有一篇回忆他的文章写得很出色。“有一回，”回忆录的作者写道，“我对安东·巴甫洛维奇抱怨：‘安东·巴甫洛维奇！我怎么办呢！我的反应不灵敏了！’安东·巴甫洛维奇回答说：‘那您就少喝一点伏特加吧！’”

也许，由于对“崇高”的词儿的憎恨，对所谓诗意的美、对许多诗作中存在的、现在特别突出的轻率用词的憎恨，他对诗是难得感到满意的。他在谈到莱蒙托夫的《孤帆》时是多么兴高采烈啊！

“这首诗就抵得上Б和乌列尼乌斯 [525] 以及他们的全部作品，”有一次他说。

“哪一个乌列尼乌斯？”我问。

“难道没有这个诗人吗？”

“没有。”

“噢，是乌普鲁季乌斯，”他认真地说，“他们大都住在敖德萨。他们认为，世界上最有诗意的地方就是尼古拉大道：又有大海，又有咖啡，又有音乐，又有一切方便——每分钟都有人来擦皮鞋……”

还有一件事我回忆起来感到很高兴，那就是他不能忍受那些像“美丽”、“鲜艳”、“艳丽”这样的词儿。

“波隆斯基在作品中说得多好啊，”我说，“‘说美丽——已经不美啦。’”

“妙极了！”他同意说。“还有‘艳丽’这个词儿——他们哪里知道，在画家嘴里，这是一句骂人话？”

有时候他一边笑，一边断言，吉利亚罗夫斯基在他雅尔塔别墅墙上题的那首诗是二十世纪初最优秀的诗作之一：

朋友们，你们这个地方可爱极了，

快尽情享受快乐吧：

这里有沙里克，歪脸的图济克，

还有那个巴巴卡伊 [526] 。

托尔斯泰恰当地称之为“愚蠢到过分滑稽”的 [527] “新”艺术的代表们，在契诃夫看来是可笑的、令人讨厌的。他是有节制的感情、高尚的情操的化身，是一个极其纯朴、有高度艺术修养的人，对于这种愚蠢、过分标新立异、恬不知耻、一贯弄虚作假到过分滑稽的现象，能不感到愤慨吗？他常常严峻而忧郁地沉思着说：

“托尔斯泰一去世，一切也就完了！”

“文学呢？”

“文学也一样。”

他自己却死得不是时候。要是他活着，俄罗斯文学也许不会落到如此猥琐、如此堕落的地步，也许不会出现那忸怩作态的散文家，在小酒馆里大喊自己的天才而笨嘴拙舌的诗人……

关于当时的现代派作家，即所谓“颓废派作家”，他有一次说：

“他们算什么颓废派作家，他们是身强力壮的农夫！可以把他们送交囚犯队。”

有一次，他家里聚集着各种地位不同的人，他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没有对某个人表示特别好感，也不使某个人自尊心受到损害，感到自己是多余的、被人遗忘的……这是多么罕见的优点啊！

他一向对所有人殷勤好客，对一些人甚至很亲热，但不论是对前者或后者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而这一点并不明显地表现出来，只是用一种非言语所能表达的、无懈可击的委婉使对方了解，并且让所有人（当然，那些最愚蠢的人除外）都尊敬他，甚至使某些人怕他。

自尊心和独立感在他身上是很强烈的。但他用不着竭力表现，它们便像镭一样从他身上放射出来了。他尊敬许多人，推崇许多事，并不畏惧任何人和任何事，只有托尔斯泰他感到畏惧（如果要用这个不太恰当的词儿的话），就像人们害怕他热爱或者甚至尊敬的人一样。他不止一次说：

“您只要想想，这是他，是他写安娜自己在感觉、在看她的眼睛在黑暗中是怎样灼灼发光的！”

“说真的，我怕他，”他笑着说，似乎由于这种畏惧而喜不自胜。

有一次，他花了几乎一小时才决定穿哪条裤子去见托尔斯泰。他摘下夹鼻眼镜，显得年轻了一些，然后像往常那样，把开玩笑和心里一本正经的想法掺合在一起，一会儿穿这条裤子，一会儿又穿另一条裤子，从卧室里进进出出。

“不，这一条裤子窄得不像样！”他说，“他还以为是个蹩脚作家呢！”

于是去换了一条，又走出来笑着说：

“这一条宽得像黑海一样！他还以为是个无赖……”

有一次，他和几个至爱亲朋到阿鲁帕卡去，在那里的饭馆吃早餐，他谈笑风生，显得很愉快。突然间，邻桌的一位先生站了起来，举着酒杯说：

“诸位！我提议为我们文学界的骄傲、颓废情绪的歌手安东·巴甫洛维奇能和我们在一起而干杯……”

契诃夫面色发白，站起来走了出去。后来他许多次愤慨地谈起这件事。

我在雅尔塔住了一段时间，几乎所有的日子都在他那里度过。我去的时候总是在深夜，于是他说道：

“明天您早一点来吧。”

他的声音有点嘶哑，说话往往不带音色，干巴巴的，好像在喃喃自语；有时甚至难以明白，他是不是在诚心说话。所以我常常加以拒绝。这时他便摘下夹鼻眼镜，把两手叠放在胸口，苍白的嘴唇上露出隐约可辨的微笑，有板有眼地重复说：

“布基雄 [528] 议员先生，我非常恳切地请求您！如果您认为和我这个‘被人遗忘的老朽作家’在一起感到无聊，那您就和玛莎，和喜爱您的妈妈，和我的妻子——匈牙利女人克尼帕希茨坐一会儿吧……我们一起可以谈谈文学……”

我十分喜欢他，这种坚定的性格令人感到亲切。我经常上他那儿，有时候，我们俩就坐在他的书房里，翻阅他订的许多报纸，整个上午默不作声。偶尔也能在报上看到一些有关我的东西，多半写得并不出色。这时他急忙劝慰我，使我倍受感动：

“报上有关我的东西还要写得更蠢，骂起来也更厉害，要不就是整整一年对我一字不提……”

有时候，人们说我身上带有“契诃夫的情愫”。他活跃起来，甚至激动了，兴奋地嚷道：

“嘿，这有多么蠢！嘿，多蠢呀！人们也尽说我有‘屠格涅夫的情愫’。我和您相比，就像机灵的猎犬和普通的猎犬一样。从您那儿我是一个词儿也偷不过来的。您比我更敏锐。您能写出：“大海散发出西瓜的香气’……这有多美妙！我是无论如何写不出来的。您是贵族，是‘俄罗斯一百个文学家中’ [529] 的最后一个，我却是平民——‘我以此而自豪’ [530] 。”他引用自己讲过的话，笑着说。“至于谈到高等学校的女学生，那是另一回事……”

“什么女学生？”

“您总记得我和您一起构思的那个短篇小说吧：气候炎热，哈尔科夫后面的草原，一列很长的邮车在行驶……您添加说：一个束着皮腰带的女学生站在三等车厢的窗口，把茶杯里的湿茶叶倾倒出来。茶叶随风吹到了从另一个车厢窗口探身出来的一位胖绅士脸上……”

正是这种对艺术上细节的构思也许比任何东西更使我们接近起来。他是异乎寻常地热衷于这样的构思，能够一连两三天赞赏地不断重复这种得心应手的艺术特点。就是这一点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因为失掉他而永远感到痛苦。

有一次他买了一本书，里面收录着我和安德列耶夫的几篇作品，书名很漂亮（《冉冉上升的星星》 [531] ），封面上印着我们的相片。这是他到海滨街散步时买的。他回来时已经累了，脸色发绿，嘴唇如土，但仍微露笑容，眼睛带着隐隐的闪光和内心的激动，这种激动往往由于一点最微小的原因引起他的创作冲动，而且久久地保持着，这意味着这点微小的原因是他创作灵感的动力。它唤醒了那时的契诃夫，他曾经年少气盛地对柯罗连科说：“您要我写一篇谈这只烟灰缸的短篇小说吗？”而这一天，当他想着在马里乌波尔、贝尔德亚斯克的什么地方人们怀着怎样崇高的心情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他哈哈大笑，显得多么年轻啊。他一会儿瞧瞧我的相片——我成了一个头发乌黑的英俊青年，——一会儿瞧瞧安德列耶夫的相片，他穿着腰部打褶的外衣，说：

“这个是法国议员布基雄，这个是哥萨克阿希诺夫。”

我还记得，当我将我们村里的一个助祭在我父亲命名日那天把两俄斤鱼子吃得一点不剩的时候他哈哈大笑的情景。后来他甚至把这个故事作为短篇小说《在峡谷中》的开端。

他喜欢反复说，一个人如果不写作，不经常生活在使艺术家打开眼界的艺术气氛里，那么，即使他是智者所罗门王，也会感到空虚和无能的。

有时候，他从桌子里取出笔记本，抬起头，眼睛在夹鼻眼镜镜片后面熠熠发光，他一边在空中挥动笔记本，一边说：

“有整整一百个题材呢！不错，阁下！我不像你们年轻人！我是劳动者！您要我卖给您几个吗？”

有时候，他也在晚上出去散步，但常常不按时回家。有一次，我和他一起散步，回来已经很晚了。他显得十分疲倦，走路挺费劲——最近几天他常常咯血，弄湿了许多手帕，——沉默不语，闭着眼睛。我们经过一个阳台，在阳台挂的帆布后面闪现出灯光和女人的身影。他突然睁开眼，大声说：

“您听见没有？多么骇人的事！布宁被杀死了！在阿乌特卡一个鞑靼女人那里！”

我大吃一惊，停住了脚步，他呢，眼睛里闪耀着快乐的光芒，急促地轻轻说：

“别作声！明天整个雅尔塔会议论布宁被杀这件事。”

有一位作家抱怨说，他开始写作时是那么软弱、差劲，想起来羞愧得要掉泪。

“蛖，您说什么，您说什么啊！”契诃夫嚷道。“开始时差劲——这才是妙！您要知道，如果一个初出茅庐的作家立刻写出好上加好的作品，——那他就没有前途，写作完蛋了！”

他热烈地证明说，只有那些天才或者有能力的人才能成熟得又早又快。所谓有能力的人也就是没有独创性的、实际上是无才华的人，因为能力多半就是善于适应，容易存在下去，而才华却像一切活的东西一样生长着，一步一步地寻找显露自己的道路，会迷失方向……

“哎呀，我胡扯了些什么啊！天啊，我胡扯了些什么？”他说。

如果说，除了《暴死》和《带大提琴的小说》以外，他什么也没有写，那么，也许可以说，俄国文学界的这位智慧巨人昙花一现就消失了。因为能够想出和讲述离奇古怪的故事和别出心裁的笑话的，只能是那些聪明人，即“满腹经纶”的才子。而他本人对这样的才华——善于诙谐的才华和能够迅速领会诙谐的人，都给予很高的评价。

“对呀，这已经是十足可靠的标志：一个人不懂得诙谐，他的写作就完蛋！”

“女人多半有这种毛病，”有一次我说，“看起来她们很聪明，却不懂得诙谐！”

“啊，对，对。您知道，这已经不是真正的聪明，不管这个人在额角打上了聪明的记号。”

在黑海沿岸有许多土耳其人和高加索人在干活。他知道，他们怀有像我们对待异族人那样的敌意和轻视，但仍然不放过机会称赞这些爱劳动的、正直的、虔诚的人民。

他吃得少，睡得少，很喜欢生活过得正常。他的住房收拾得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卧室像闺房一样。不管他有时候身体如何衰弱，对自己的衣着却一点也不含糊：总是穿戴得像到不熟悉的人家里去做客一样。

他的手又大又干瘦，但讨人喜欢。

几乎像所有多思多虑的人一样，他往往会忘记说过不止一次的话。

我再重复说一遍，他的性格的主要特征是乐观。只要他觉得身体勉勉强强还能过去，他的面貌顿时显得两样了。

不过我也记得他沉默、咳嗽、闭着眼睛的样子，记得他脸上安详、忧郁、几乎是严肃的沉思的神色。但这绝不是“悲伤”，不是“亲热”，也不是“诚恳”。

克里米亚的冬天是灰蒙蒙的、凉快的，昏沉沉的浓云笼罩着亚伊拉。契诃夫的住房里静悄悄的，从叶夫格尼娅·亚科夫列夫娜的房间里传来闹钟的有规律的滴答声。他不戴眼镜，坐在书房里写字台旁，不紧不慢地认真地写着什么。随后他站起来，披上大衣，戴好帽子，再穿上那双小脚寸的皮套鞋，向放着捕鼠夹的地方走去。他回来时，手里拎着一只活老鼠的尾巴，走到台阶上，慢慢地穿过花园，一直走到围墙旁，围墙的那边是乱石荒丘的鞑靼人墓地。他小心地把老鼠扔了过去，然后一边仔细地看着那些幼树，一边向花园中央的一张连椅走去。他后面跟着一只鹤、两只狗。他坐下来，摆动手杖小心翼翼地跟一只仰天躺在他脚边的狗逗玩着。他发现狗的玫瑰色肚子上有几只跳蚤在爬，便嗨嗨地笑起来……后来，他倚在连椅上，抬起头眺望远方，眺望亚伊拉，安详地思索着什么。就这样坐着，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

他一生中有过热烈的、“浪漫主义的”、盲目的爱情吗？

我想是没有的。而这是一件十分耐人寻味的事。毫无疑问，他会渴望这样的爱情。他特别深刻地了解女人的心，对女性的特征感觉敏锐而强烈。在他按自己的理想所塑造的形象中有许多是动人心弦的，为他所喜爱的，而且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跟女人交谈，能那样感动她们，在心意上和她们息息相通……

那么其中的奥妙，是不是就在于上帝赐给了他一双异常锐利的眼睛呢？

“爱情，”他在札记本上写道，“这或者是某种正在退化的、过去曾经是宏伟的东西的遗迹，或者是将来会变成宏伟的东西的一部分，现在它是不能使人满足的，它给人的比人所期待的要少得多。”

他对死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他许多次坚定不移地对我说，什么永生，什么生命在死后会以任何的方式存在——这都是一派胡言。

“这是一种迷信。一切迷信都是极端可怕的。应当清醒而大胆地思考。不管怎样我要给您讲清楚这一点。我对您证明，就像二乘二等于四一样，永生的说法就是胡说八道。”

可是后来，他又好几次更坚定地告诉我一个截然相反的意见：

“无论如何我们是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我们死后一定还会生存着。永生是事实。您等着瞧吧，我会给您证实的。”

但他始终没有证实这一点……

他在最后的日子里常常幻想，甚至说出声来：

“做一个流浪汉，漂泊者，去朝拜圣地，移居林中湖边的修道院里，夏天的晚上坐在修道院大门口的一张凳上……这样有多好啊！”

直到弥留时他内心还是这样向往着！

他的《主教》发表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不像《樱桃园》上演时剧院的窗后挂着洁白得耀眼的大纸花。如果没有《螺丝钉》、《农民》，没有艺术剧院，谁知道会是怎样呢！

“过一个月就要委任新的副主教了，谁也不再想到彼得副主教了。看来人们把他完全忘记了。只有死者的老母现在住在一个荒僻的小县城里，当她晚上出去赶牛回来，在牧场上遇到别的女人时，才谈起儿孙们，谈起自己有个儿子当过主教，而且说得畏畏怯怯，怕别人不相信……有些人真的不相信她的话。” [532]

他最后的一封信 [533] 我是在十年前的六月中旬住在乡下时收到的。信很短，几乎像通常一样的诙谐，而且还告诉我，说他觉得身体还不错，说人家给他定做了一套淡色的西装……7月4日我骑马到村里邮局取了报纸和信，然后绕道到铁匠那里去给马重新钉掌。这是一个草原上炎热的、使人昏昏欲睡的日子，天空闪着暗沉沉的光，吹着灼热的南风。我坐在铁匠小木屋的门坎上，打开了报纸，——突然间有如一把冰冷的剃刀划破了我的心……

1914年6月

（杨骅　译）

题解：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布宁（1870—1953），作家。十月革命后侨居国外，死于国外。

《契诃夫》和《日记摘录》均根据《布宁全集》第六卷（马尔克斯出版社，圣彼得堡，1915）的文章刊印。

安·巴·契诃夫

悼念契诃夫

亚·伊·库普林

他曾经生活在我们中间……

我们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往往每年过完了漫长的暑假，就得回到寄宿学校去。那里的一切都是死气沉沉的，像兵营一样，刚干的油漆和泥子散发着气味，同学们举止粗野，学监没有好脸色。白天还好，虽然有时突然会由于想家而柔肠百转，但是总还熬得过去。因为你忙于和重新见面的同学打招呼，为他们丰润的脸色感到惊奇，大家握手、拥抱，喧闹嘈杂的声音震得你耳朵发聋。

但是到了晚上，灯光昏暗的宿舍里的闹腾平静下来以后，幼小的心灵立刻就充满了多么难受的伤感和绝望啊！你会咬着枕头，以免号啕大哭，你会低声地叫唤亲人的名字，热泪滚滚地哭啊，哭啊，同时你自己也明白，哭泣并不能减轻你的悲哀。就在这时候你才知道，往事如烟和如今的孤单这两件无可奈何的事情是多么可怕。你会想，要是已经永远逝去的欢乐美好的生活现在能再过上一天，你一定很愿意献出今后的全部岁月，忍受一切艰难困苦。你一定会凝神谛听每一句亲切慈祥的话语，把它铭刻在心里；一定会一点一滴地、热切而细细地领受每一次爱抚。然而当你想到，以前由于漫不经心或者杂务羁身，由于觉得来日方长，你并未珍惜彼此相处时的每一小时，每一片刻，白白丧失了这些时光，这时你又痛悔无及了。

儿童时代的伤感是强烈的，但是它会在睡梦中融化，第二天，等到旭日临窗，它就消失得无踪影了。我们成年人的悲痛并不那么溢于言表，但是我们的感受却更久远、更深沉。就在契诃夫安葬后的次日，我们在墓地上做完荐亡祷告回来时，一位大作家说了这么一段言简意赅的话：

“现在我们已经把他安葬了，我们为他的逝世所感到的五内如焚的悲恸将会慢慢地过去。但是，诸位知道吗，我们将时刻意识到契诃夫已经不在我们中间了？此恨绵绵，它将伴随着我们一直到死啊。”

正是在他作古之后的现在，你才会格外痛苦地感到，他那映照出美好、纯洁、高尚心灵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微笑、每一个举动和每一道目光是多么地可贵。你会觉得惋惜，以前并没有经常注意到一些奇特的细节，而这些细节有时能够比重大事件更有力、更精微地显示人的内心。你会责备自己忙于俗务而没有抽出时间来把许多有意义的、典型的、重要的事情记在心里，或者用笔记录下来。而且你也知道，有这些感受的不仅是你，还有所有和他亲近的人，他们真诚地热爱这位心灵无比崇高，无比美好的人，他们将永远怀着感激之情把他作为最卓越的俄国作家之一来纪念。

我的这篇文章就是与这些人的爱和绵绵哀思的共鸣。

一

契诃夫在雅尔塔的别墅坐落在差不多是城外的地方，沿着白色的、尘土飞扬的阿乌特卡马路一直走去，可以看到它就在路边。我不知道这座房子是谁设计的 [534] ，但是它大概是雅尔塔最别致的一座建筑物了。整座房子洁白简朴，不对称的结构自有一种韵致，它的式样并不拘泥于哪一种建筑风格，它有一座塔式的阁楼，几个出人意料的尖突，楼下有一条玻璃的花廊，楼上有露天的凉台，墙上的窗子大小不一。要不是在布局上可以看出有人对此作了匠心独运的周密考虑，以及他那别具一格的审美观，那么这座别墅就很像追求时髦的建筑了。房子位于花园的一角，四周都是花圃。和花园隔马路相对的是一片由矮墙围起来的古老荒芜的鞑靼人墓地。一年到头里面都是阒寂无人，在青葱的草木中只见坟头上一方一方粗陋的墓石。

别墅里的花圃很小，花也长得不够茂盛，果园里的果树还都很矮小。这里种着梨树、野苹果砧木、杏树、桃树、扁桃树。近一两年来果树开始结些果子了，这使安东·巴甫洛维奇大为忙碌，也给他带来十分动人的孩子般的欢乐。到了扁桃成熟的季节，契诃夫花园里的扁桃也同样被采下来。这些扁桃通常摆在客厅的窗台上，小山似的堆放着，虽然主人请客人尝新，但是似乎谁也不忍心动手去拿。

安东·巴甫洛维奇每当听到人家说他的别墅缺少遮蔽，挡不住从阿乌特卡马路上刮来的尘土，或者说花园的供水情况很差，他就不高兴，甚至有些生气。他不喜欢克里米亚，更不喜欢雅尔塔，然而他却特别偏爱自己的花园。许多人看到过他有时在早晨蹲在园子里，细心地把硫磺涂在玫瑰花的茎上，或者拔除花圃里的杂草。每当夏天久旱之后，终于下了一场大雨，黏土的蓄水池灌满了备用的水时，他又是多么高兴啊！

但是他这样不辞辛劳地爱护一草一木，并非出自私有心理，而是由于另有一种真知灼见。当他眯起眼睛看着自己的花园时，他曾经多少次地说过：

“瞧，这里的每一棵树都是我来了以后栽的，我当然是珍爱的。但是这还不是主要的。要知道在我来之前这里是一片荒地和杂乱无章的山沟，遍地是乱石杂草。后来我来了，我把这片荒野变成文明美丽的地方。”他忽然神情严肃、充满信心地接着说。“你知道吗，再过三四百年，整个大地将变成繁茂的花园。到那时生活也将变得非常愉快和舒适。”

这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意念不仅十分温情、伤感和卓越地反映在他所有的晚期作品里，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是他最为衷心向往的理想之一。多少个早晨，当他独自一人默默地给朝露未干的玫瑰花整枝，或者细心察看被风吹折的幼芽时，他一定在想着人类未来的幸福。而他的这一意念又闪烁着多么温顺、明智和谦恭的忘我精神啊！

不，这不是那种出自人的贪得无厌心理而希图长生的妄想，它既不是对自己死后世界的强烈好奇，也不是对后人的羡妒。这是一颗异常细密、美好、敏感的心所感到的忧郁，这颗心对卑鄙、粗鲁、无聊、懒散、暴虐、野蛮——也就是现代生活中所有可怕的黑暗现象感到无比痛苦。正因为这样，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虽然他已经获得巨大的声誉，过着较有保障的生活，受到俄国社会中所有聪明正直的人们的真诚爱戴，但他并不盛气凌人，高不可攀；也不好为人师，倚老卖老，忌恨别人出名。不，他对自己虽已无份，然而却是亲切的未来幸福生活的美好、忧郁、忘我的向往，反映了他的艰难生活的全部丰富经验；反映了他的所有忧愁和悲戚，愉悦和失望。

“三百年以后生活将多么美好啊！”

正因为这样，他才会以同样的深情一方面莳花种草，似乎他从花卉中看到了未来美好生活的象征，一方面注视着人类的智慧和才学正在开辟着的条条新路。他看到式样不落俗套的新建筑，或者是巨大的海轮，就会感到满心喜悦，他对技术领域里的任何新发明都感到兴趣，他和专业人员相处时并不觉得枯燥乏味。他曾满怀信心地说，在现在的知识界，在教师、医生和作家中，像杀人、盗窃、通奸之类的罪行越来越少，几乎快要绝迹。他相信，未来真正的文化将使人类日臻高尚。

在谈到契诃夫的花园时，我忘了提到一点：在花园中间有一架秋千和一张木板长椅。这是莫斯科艺术剧院到雅尔塔来演《万尼亚舅舅》时遗留下来的；他们似乎是专程前来为当时正在病中的安东·巴甫洛维奇演出他所创作的这个话剧的。 [535] 契诃夫对这两件东西特别珍惜，他请客人看这两件东西时，常常怀着感激的心情追述艺术剧院对他的亲切关怀。还有一点值得在此一提的，即这些出类拔萃的演员能入木三分地再现契诃夫的创作才华，并能真诚地爱戴他本人，从而使这位不朽的艺术家的晚年生色不少。

二

院子里养着一只驯服的仙鹤和两条狗。需要说明的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很喜欢各种各样的动物，不过猫除外，他对猫是深恶痛绝的。他对狗特别有好感。他说起已经死掉的卡希旦卡和在梅利霍沃养过的两条达克斯狗勃罗姆和希娜时，他的态度和用的字眼都十分温和、亲切，好像在回忆去世的朋友一样。“狗是极好的伴当啊！”他有时慈祥地微笑着说。

那只仙鹤是一只端庄凝重的鸟。它对人一般都持不信任态度，惟独和安东·巴甫洛维奇的虔诚信教的仆人阿尔谢尼特别亲近。它亦步亦趋地跟着阿尔谢尼在院子里和花园里跑来跑去，很滑稽地连蹦带跳，扑棱着翅膀，表演典型的鹤舞，安东·巴甫洛维奇见了总要发笑。

那两只狗中，一只叫图济克，另一只叫卡什坦，后者的名字是为了纪念从前那只卡希旦卡而起的。不过这只卡什坦又笨又懒，此外再无特出之处。它长得膘厚体圆，行动呆笨，一身淡咖啡色的毛，一双痴呆呆的黄眼睛。来了陌生人，它也跟着图济克汪汪叫，但是只要对它招招手或者咂咂嘴，它就立刻四脚朝天躺下来，讨好地在地上扭动身体。安东·巴甫洛维奇每当看见它撒娇似的爬过来时，就用手杖把它轻轻推开，假装严厉地说：

“走开，走开，蠢货……别来纠缠。”

然后他回过头来向着谈话的对方，气恼地然而眼带笑意地说：

“我把这只狗送给您好不好？它蠢得叫人没法相信。”

但是有一天这只愚蠢笨拙得出奇的卡什坦被轻便马车的车轮轧了，碾伤了一条腿。可怜的狗嗷嗷直叫，用三条腿跑回家来。整只后腿都伤得很厉害，鲜血淋淋，皮开肉绽，几乎骨头都露了出来。安东·巴甫洛维奇马上用温水化了升汞替它洗伤口，撒上碘仿，绑上绷带。这时可以见到这样动人的情景：他那可亲可爱的粗大手指在接触受伤的狗腿时是多么温柔、灵巧和小心，他责怪和劝慰不断尖叫着的卡什坦时是多么富于同情心：

“唉，你呀，蠢货，蠢货……你怎么会出这个乱子的呢？……你安静点……痛会减轻的……傻瓜……”

虽说是老话题，可我还是要来谈一下：动物和小孩都本能地爱和契诃夫接近，这是千真万确的。有一位生病的小姐 [536] ，有时带了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她领养的孤儿——来看契诃夫。这个小不点儿和上了年纪的、忧郁的、有病在身的大作家之间建立了一种特别的、正经八百的纯真友谊。一老一小长时间地并排坐在花廊的长椅上；安东·巴甫洛维奇全神贯注地听着，小女孩则叽里咕噜地尽和他说些可笑的孩子话，还用小手去乱摸他的胡须。

凡是和契诃夫接触过的普通人，如仆人、小贩、脚夫、流浪汉、邮差，都很敬爱他，而且不仅是敬爱，他们对他还都很体贴、关心和了解。说到这里，我觉得应该把我从俄国航运贸易公司的一个小职员那里听到的一件事转述一下。此君为人正直，不苟言谈，而最主要的，他是在场的目击者，又是亲口向我叙述这件事的人。

那时是秋天，契诃夫从莫斯科回来，他坐船刚从塞瓦斯托波尔回到雅尔塔还没上岸。正像每次放下跳板后一样，这时船上是一片混乱和叫喊声。就在这乱哄哄的时候，一个一向替安东·巴甫洛维奇搬行李的鞑靼人脚夫从远处看到了他，就抢先爬上轮船，归拢了契诃夫的行李物品，正准备搬下去。不料这时盛气凌人的大副怒不可遏地向他奔来。此人不但用下流话破口大骂，而且还怒冲冲地仗势打了可怜的鞑靼人一记耳光。

我的那位熟人接着告诉我说：“这时出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场面。鞑靼人把行李往甲板上一扔，捶打着自己的胸膛，睁圆了眼睛，一步步向大副逼近，一面大喊大叫，整个码头都听得见：

“‘什么？你打人？你以为打的是我？你打的是他！’

“他的手指着契诃夫。而契诃夫呢，瞧他脸色煞白，嘴唇发抖。他带着异乎寻常的表情走到大副面前，压低了声音，一字一顿地说：‘您真可耻！’上帝在上，说真的，要是我处在那个海员的地位，我情愿让人家往我脸上吐二十口唾沫，也不愿听这么一句‘您真可耻’。那个大副虽然脸皮很厚，终究也感到不好意思了；他茫然失措地来回走了几步，咕哝了几声，就突然溜走了。此后，他再也没有在甲板上露过面。”

三

安东·巴甫洛维奇在雅尔塔别墅里的书房并不大，长约十二步，宽约六步，陈设简单，然而却别具一格，给人以一种雅致的感觉。房门正对面的墙上是一扇镶着鲜艳黄玻璃的方形大窗。从房门进去，在左面靠近窗户的地方摆着一张和窗户垂直的书桌；书桌后面凹进去的角落里放着一张长沙发，由天花板上的小天窗采光。在右首墙壁的中央是棕色瓷砖砌的壁炉；壁炉上部空出一小块地方没有贴瓷砖，这里画了一幅笔法洒脱、引人入胜的油画：傍晚的田野上由近到远地排列着一个个干草垛。这是列维坦的手笔。再往右面去，就在墙角那里，有一扇门，里面是过着单身生活的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卧室。卧室很明亮，舒适，像闺房似的洁净幽雅。书房的墙壁糊着带金丝的深色墙纸，靠近书桌的墙上挂着一张印刷的标语：“请勿吸烟”。房门的右首是一只书橱。壁炉架上放着一些小摆设，其中有一只制作精美的纵帆船模型。书桌上有许多骨雕和木雕的工艺品；不知道为什么雕刻品中最多的是大象。墙上挂着托尔斯泰、格里戈罗维奇和屠格涅夫的肖像。在一张几案上有一座扇形插屏，上面贴着许多演员和作家的照片。窗子两边垂挂着平直厚重的深色窗帘，地上铺着东方图案的大地毯。这样的布置使所有的东西看起来模糊不清，也使书房更暗了，但是从窗子透射到书桌上的光线却因此而较为均匀柔和。房间里有一股幽雅的香水味，安东·巴甫洛维奇向来是很喜欢香水的。向窗外望去，可以看到一片马蹄形的空旷凹地，远远地伸向海边，也可以看到三面被高低错落的房子包围着的大海。在左面、右面和后面是连绵成半圆形的山冈。入夜以后，雅尔塔郊外的山冈上点起了灯火，这些灯火在朦胧的夜色中与我们上空的星星混合在一起，叫人难以分辨。此情此景使人不禁想起梯弗里斯的一些地方……

常有这样的情形：你认识了一个人，熟悉了他的外貌、步态、声音和举止以后，你仍旧想得起初次见面时他的面容，尽管那时的面容和目前已大不相同。我就是这样。我认识安东·巴甫洛维奇已经几年了，我的记忆里仍旧保留着他在敖德萨的伦敦旅馆大厅里和我第一次见面时的形象。那时他给我的印象是身材比较高大，虽然瘦削，但骨骼宽大，神情略带严肃。他走起路来脚步无力，似乎膝盖有点弯曲，除此以外那时看不出他有生病的迹象。当时如果有人问我，他乍看上去像何等人物，我就会回答：“像县立医院的医生或者外省的中学教员。”但是在他身上——在他的表情、说话的口气和字句里，同时还有某种憨厚老实、朴直无华的气质，某种极其浓重的俄罗斯的、普通百姓的特点，而在他的动作举止方面又有某种类似莫斯科的大学生们的那种自然洒脱的风度。这就是许多人对他的第一个印象，我也是如此。但是相处了几个小时以后，我看到了完全不同的契诃夫——这另一个契诃夫的脸部表情无论哪一次摄影都没能捕捉到，而且遗憾的是，为他画肖像的画家也全都没有领会和感觉到。我看到了我平生得以见到的最清秀轩昂、最高尚端庄的面容。

后来有许多人说，契诃夫的眼睛是淡蓝色的。其实不然，但是奇怪的是，认识他的人普遍地都有此讹见。他的眼睛是深色的，近乎褐色，同时右眼虹膜的色彩远比左眼为浓，因此有时当他转动头部时，他的目光就会给人一种心不在焉的感觉。他的上眼睑有点下垂，这在画家、猎人、水手，也就是在经常需要使目光专注的人身上，是常常可以看到的。由于他戴着夹鼻眼镜，而且他要稍微抬起头来通过眼镜下方去看东西，这就往往使安东·巴甫洛维奇显得神色严峻。但是在其他一些时候（可惜这样的时刻在他生命最后几年里是太少了），当他感到很快乐，并且动作敏捷地摘下眼镜，在沙发椅上笑得前仰后合，发出真挚动人的深沉的笑声时，这情景才是应该一看的。这时他的眼睛眯成半圆形，炯炯有神，眼角出现和蔼的皱纹，于是他的全部神态就很像他年轻时所拍的那张有名的照片里的样子：几乎没有胡子，近视眼，眉头微蹙，天真的目光带着笑意。也真奇怪，每当看着这张照片，我就不由得想起，契诃夫的眼睛果真是淡蓝色的。

在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外貌中，很引人注意的是他的前额——宽阔，白皙，洁净，清秀，直到晚年在双眉之间的鼻梁上才出现了由于沉思默想而形成的两条竖的皱纹。契诃夫的耳朵很大，样子并不美观，但是这样聪明的、知识分子型的耳朵，除了契诃夫的那一对之外，我只在托尔斯泰的脸上见到过。

有一年夏天，我趁着安东·巴甫洛维奇心情好的机会，用手提式照相机替他拍了几张照片。可惜由于书房照明太差，几张最好、最像的相片拍得白糊糊的。另有几张拍得还可以，安东·巴甫洛维奇看了之后说：

“瞧，这不是我，是个法国人。”

我现在还很清楚地记得他握手的情景：他那干瘦发烫的大手总是握得很有力，很有男子气概，但同时又很有节制，似乎在掩饰着什么。我也记得他的笔迹：纤细，笔画均匀，字写得非常小，初看上去似乎很不工整，也不漂亮，但是细细一看，却很清晰秀丽，极具个性，正如他的为人行事一样。

四

安东·巴甫洛维奇起得很早，至少在夏天是这样。无论何人，甚至是他的亲人或至交，从未看到过他衣冠不整的样子；他也不喜欢居家时的便鞋便服，诸如拖鞋、大褂和短衫之类。在上午八九点钟就可以看到他已经在书房里来回踱步或者伏案写作，而且这时也总是衣着整齐淡雅，一丝不苟。

他最好的工作时间大概是从早晨到午饭前，不过似乎谁也没有看见过他写作时的情景，因为在这方面他是异乎寻常地怕羞和不愿见人。有时在晴暖的早晨也可看到他坐在房子后面的一张长椅上，那里是别墅里最幽静的地方，沿白粉墙放着一排盆栽的夹竹桃，还有一棵他亲手种的柏树。有时候他在那里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独自一人，也不动弹，只把双手放在膝上，看着前方的大海。

中午前后，客人们陆续到他家来了。这时候别墅靠马路一面的铁栏杆旁边站着许多戴宽檐白毡帽的姑娘，她们张着嘴，站一两个钟头都不愿离去。来见契诃夫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学者，文学家，地方绅士，医生，军人，画家，慕名求见的男男女女，教授，社交界人士，议员，神父，演员——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有许多人是来请求指教的，有的是托情求援，更多的是来请他看稿子。有来采访的报馆记者，有纯粹出于好奇心的来访者，也有专门来“指引这个迷途的伟大天才走向光明大道”的人。到这里来的还有要饭的穷人——有真的，也有假的。这些人从来没有被拒之门外。我并不认为自己有权谈论具体的事例，但是我确实知道，契诃夫助人的气量，特别是对青年学生的慷慨，远远超出他的微薄的收入所能允许的程度。

到他这里来的有各个阶层、各种派别、各种色彩的人。虽然川流不息的来客使他疲惫不堪，但是对契诃夫来说这些接触不无意义，有一定的吸引力：他可以从第一手材料中、从当事人那里了解到俄国当前所发生的一切。有的人在报刊上和在自己的想象中说他对社会利益、对知识分子的动荡生活，以及当代迫在眉睫的问题漠不关心，他们的看法是多么错误啊！他密切地、思虑深沉地注视着一切；他激动，悲天悯人，凡是俄国的仁人志士所焦虑的一切，也都使他感到焦急不安。我们还应该看到，在那可恶的黑暗年代里，当他听到人家谈起我们社会生活中卑鄙丑恶的现象时，他的两道浓眉就会严峻、忧戚地皱起来，他的表情就会变得悲痛万分，他那清秀的眼睛就会闪出深沉、哀伤的目光。

在这里不妨回顾一下我认为很能说明契诃夫对俄国现实中畸形现象的态度的一件事。许多人都记得他辞退了科学院名誉院士的称号，大家也都知道此举的原因，但是远非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就此事写给科学院的信。 [537] 这封信仗义执言，正气凛然，审慎地显示了一颗伟大心灵的愤懑不平。

去年十二月我获悉阿·马·彼什科夫当选为名誉院士 [538] ，当时阿·马·彼什科夫正在克里米亚，我当即前去看他，最先把当选的消息告诉他，并且最先向他祝贺。此后不久，报上登载了一则消息：由于彼什科夫触犯了第1035条而受到传讯，那次选举被宣布为无效，报纸还明确提到消息系来自科学院。由于我也当选为名誉院士，则该消息的发出与我亦有部分关系。我曾衷心向别人道贺过，但又要我认为选举是无效的，如此前后矛盾实使我无以自解，无以自容。我研究了第1035条，亦不得要领。经过长期考虑之后，我只能作出一种决定，对我来说是极为沉痛的决定，即请求撤销我的名誉院士的称号。

安·契诃夫

真奇怪，人们是多么地不了解契诃夫！可是这个被认为是“顽固不化的悲观主义者”的人却无时不在想望着光明的未来，对于我国仁人志士默默无闻地进行着的顽强而有成效的工作，他的信心从无片刻动摇过。凡是接近他的人无不记得他平常很爱讲的一句话，有时甚至在风马牛不相及的情况下，他也会突然以自信的口吻脱口说出这句话：

“喂，您知道吗？俄国十年后就会有一部宪法。”

是的，就在他的这句话里也可以听到回荡在他晚年所有作品里的那个向往于人类未来幸福的基调。

说实在的，远非所有的来访者都能顾惜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时间和精力的，有的人毫不体谅他，简直不近人情。我记得一件几乎像海外奇谈似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它表明一位所谓的艺术界人士是多么地恶俗和蛮不讲理。

一个夏天的上午，天气晴朗，但是炎热无风。安东·巴甫洛维奇感到少有地轻松愉快，怡然自得。忽然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来了一位胖墩墩的先生（后来才知道是位建筑师），他递进名片，求见契诃夫。安东·巴甫洛维奇就接见了他。建筑师进了屋里，作了自我介绍，然后既未理会“请勿吸烟”的标语，也不请求主人的允许，就点起烟味十分熏人的里加大雪茄。接着，出于必要的礼节，他对主人说了几句恭维的话，就谈起他的来意。

原来是这么回事：建筑师的儿子读中学三年级，前几天在街上奔跑时，一路上伸着一只手，随便碰到什么，就去触摸一下：路灯柱，路边防护桩，篱笆等等，这是男孩子常有的习惯。结果，他的手被铁丝网扎了，手掌心拉了好几道口子。建筑师最后说：“所以，您瞧，尊敬的安东·巴甫洛维奇，我请求您写篇新闻稿，报道这件事。幸亏科利亚只划破了手掌，可是这只是他的运气！要是伤了一条重要的动脉，那后果怎么得了？”“是啊，这件事真叫人难过，”契诃夫回答说，“不过很抱歉，我帮不了您的忙。我不会写，也从来没有写过新闻稿。我只会写些短篇小说。”“那就更好，那就更好！您就把这件事写到小说里去，”建筑师喜出望外地说，“把那个房主的姓名写进去。甚至于我的姓也可以放进去，我连这一点也同意……不过……我的姓还是不要明写的好，您就用个字母来表示：S先生。就这样好了……要知道，现在我们只剩下两个真正的自由派作家，就是您和P先生。”（建筑师在这里说出了一个人所共知的粗制滥造的作家。）

为儿子而感到委屈的建筑师大放了一通厥词，真是令人瞠目结舌，其内容之猥陋实难形容于万一。说话之间他整整吸了一支雪茄烟，后来让书房通风了很久才把臭气熏天的烟味排掉。但他终于告辞了，客人一走，安东·巴甫洛维奇就到花园里去，他神情懊丧，脸带潮红。他走到坐在长椅上的妹妹玛丽娅·巴甫洛夫娜和她身旁的一位熟人面前声音发颤地责怪他们：

“先生们，你们难道不能让我摆脱那个人吗？你们可以派个人进来，就说人家有事要请我去一趟嘛。他可把我害苦了！”

我还记得，有一次（十分抱歉，这次我也有一部分过错）一位过于自信的三级文官来向他表示作为读者的敬意。他大概是为了使契诃夫高兴，在叉开双腿、把拳头支在膝盖上之后，就开始大肆丑化一个初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契诃夫顿时大为扫兴，他不再理他，只是表情冷漠地坐着，眼睛一直看着地上，始终没有作声。在起身送客的时候，他对那位引见的熟人迅速地瞥了一眼，只有从这嗔怪的眼神中才看得出这次会客给他带来了多大的气恼。

对于人们喋喋不休的赞誉，他也感到不自在，总是淡然置之。有时候他就退到书房的那个凹角里去，往长沙发上一坐，眼睫毛抖动了两下就慢慢地垂下了，以后再也不抬起来，脸色也变得阴沉、呆滞，闷闷不乐。有时候如果溢美之词出自比较接近的人之口，他就竭力说笑话来打断，或者改变话题。他会突然没来由地微笑着说：

“我真爱看敖德萨的记者写的有关我的文章。”

“为什么呢？”

“挺逗人的。全是瞎吹。春天里有一个记者到旅馆来向我采访。我正好没空。我就告诉他：‘对不起，我正忙着呢。您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我都无所谓。’结果他居然写了一篇！他的文章简直是把我往油锅里扔。”

有一次他一本正经地说：

“您信不信：雅尔塔的每一个马车夫都知道我。他们常说：‘哦！契诃夫？就是那个读者吗？我知道。’不知怎么的，他们把我说成是读者。大概他们以为我是给死人读祭文的吧？老兄，不信的话您什么时候随便找个马车夫问问去，看他说我是干什么的。”

五

契诃夫家在午后一点钟开午饭，饭厅在楼下，凉爽而又明亮，而且几乎总有一位请来吃饭的客人。这个家庭朴实，亲切，温暖，不由人不倾慕。在这里总是可以感觉到和颜悦色的照顾和爱护，但是这种照顾和爱护并不表现为令人觉得难受的空洞客套；在这里可以感觉到无微不至的体贴和关心，但是这种体贴和关心始终是那么自然，没有超乎寻常的地方，似乎有意局限在日常的关系中。除此以外，在这里总是可以感到契诃夫一家发自内心的对任何形式的浮夸、激动、装腔作势和庸俗猥琐的厌恶。

这个家庭给人以轻松、温暖和舒适的感觉。有一个作家说，他爱契诃夫全家，我认为他讲得很有道理，深有同感。

安东·巴甫洛维奇吃得极少，他不喜欢坐在饭桌旁边，而是经常在窗子和房门之间不停地踱来踱去。吃了饭以后，契诃夫的母亲叶夫格尼亚·亚科夫列夫娜和什么人单独留在饭厅里时，往往会低声地、惴惴不安地说：

“安托沙又是什么也没吃。”

他很好客，客人留下来吃饭总使他很高兴。他善于用自己的方式去招待客人，其特点是爽直、热情。他时常在某个客人的座椅背后停下来，对他说：

“喂，您喝点伏特加吧。我年轻时候身体好，也爱喝点酒。有时候采了一上午的蘑菇，累极了，好不容易才走回家来，午饭之前就喝上两三盅。痛快极了！……”

吃完饭以后，他到楼上去喝茶——不是坐在露天凉台上，就是坐在自己的书房里。有时候饭后他到花园里去，坐在长椅上，身上穿着大衣，手里拿着手杖，黑呢软帽一直拉到眼睛上，而眯起的眼睛就从帽檐下望出去。

这几个钟头是客人最多的时候。不断地有人打电话来求见安东·巴甫洛维奇，不断地有人上门造访。认识的人来要名片或者请他在书上签名留念。有时也会有滑稽可笑的事。

有一天，一个被契诃夫叫作“唐波夫的地主”的人登门向他求医。安东·巴甫洛维奇对他说，他早就不行医了，医术也荒疏了，劝他另外找一个高明的医生，可是毫无作用。“唐波夫的地主”固执己见，他说除了契诃夫，别的医生他一概不相信。契诃夫不得已只好给他开了几条无关紧要而且四平八稳的医嘱。“唐波夫的地主”临别时拿出两枚金币放在桌子上，任凭安东·巴甫洛维奇怎么推辞，他都不肯收回。安东·巴甫洛维奇万分无奈，只好让步。他说，他不想要这份谢仪，也不认为自己该得这份谢仪，他要把这笔钱送交雅尔塔慈善机构以供赈济之用，他还立即写了一张收据。没想到“唐波夫的地主”想要的就是这个。他笑容满面地接过收据，小心翼翼地装进了钱包，然后才以实相告：他来此的惟一目的就是要得到契诃来的手迹。这个别出心裁而且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的病人的事，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半气半笑地亲口告诉我的。

上面说过，有许多来访者使契诃夫感到不胜其烦甚至使他生气；但是他天性惊人地仁厚，因此对所有的人总是一视同仁地给予耐心周到的接待，有人求见时总是来者不拒。他的仁厚有时几乎近于屈己下人，实在感人。例如有一个契诃夫的热心崇拜者是一位普良而无事忙的太太，她送给契诃夫一只上了油彩的石膏哈巴狗，似乎是作为他命名日的礼物。这只石膏狗大得很，坐在地上约有一俄尺半高，也就是比真的狗约高四倍。这只狗放在楼下的一小块空地上，靠近饭厅，它那龇牙咧嘴的凶相和坐着不动的姿势，使没有防备的人都吓一跳。

“告诉您，我自己也怕这条石膏狗，”契诃夫说，“可是把它弄走又不妥当，送的人要不高兴的。就让它待在这里吧。”

忽然间他炯炯的目光现出笑意，照他的习惯出人意外地补充说：

“您注意过没有，有钱的犹太人家里这种石膏哈巴狗往往都是放在壁炉旁边的。”

有的时候形形色色前来赞颂他、指责他、崇拜他，甚至还有替他出主意的人络绎不绝，使他片刻不得安生。他在一封信里抱怨道：“来访者纷至沓来，使我头晕目眩。很难写作。” [539] 然而他对真心的敬爱之情并不是无动于衷的，而且他总是能把这种敬爱之情同空洞无聊的捧场区分开来。有一天他心情愉快地从他偶尔去散步的海边回来，津津有味地对大家说：

“我刚才碰到一个人，我们相遇的情景真是妙不可言。在海边突然有一个很年轻的炮兵少尉走到我跟前。他说：‘您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吧？’我回答说：‘是的，我是契诃夫。有何见教？’‘请原谅我的冒昧，我很久就想和您握一握手！’他一边说，一边脸红了起来。真是一个少有的棒小伙子，而且脸也长得很秀气。我和他握了手，然后就分开了。”

傍晚七点钟前后大家又聚集在饭厅里喝茶，吃简单的晚饭，这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兴致最高的时候。有时候（可是这样的时候一年一年地少了）从前那个契诃夫又在他身上复活了：他兴高采烈，谈笑风生，充满了年轻人那种妙语如珠的幽默。他往往拿认识的人即兴编出一连串的故事，他特别喜欢编造婚礼的故事，有几次这种婚礼故事的结尾是这样的：新婚第二天早晨，年轻的新郎喝茶时在闲谈中以随便的口气谈起了正事：

“我说，亲爱的，咱俩喝完茶就穿衣服，到公证人那里去办理财产合并事宜。你何必再为你的钱财而操心呢？”

他会想出一些异想天开的、只有他——契诃夫——才想得出来的姓，可惜现在我只记得一个向壁虚构的水手的姓：科什科达夫连科 [540] 。他还喜欢开玩笑地把作家们说得年纪很大。“你们不知道，布宁和我同岁，”他煞有介事地说。“捷列绍夫也是。他已经是老作家了。你们自己去问他好了，他会告诉你们，我们俩在别洛乌索夫的婚礼上玩得多么痛快。 [541] 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他曾经对一位严肃而有才华的、思想先进的作家说：“喂，您比我大二十岁。您以前不是用涅斯托尔·库科尔尼克的笔名写作的吗？……”

但是他的玩笑从来不伤人家的心，正如他的为人一样，这个心地异常善良的人一生之中从来未曾有意地使任何人遭受过一丝痛苦。

六

总的来说，我们对他的创作中的奥秘几乎一无所知，不仅如此，就连表现在外部的他所习惯的工作方式也不甚了了。安东·巴甫洛维奇在这一方面向来都是秘而不宣，这是很奇怪的。我记得有一次他闲谈之间说了一句很有意义的话：“上帝保佑，您千万不要把还没有发表的作品读给人家听。就是印成校样了也别读。”

他自己就一向如此，虽然他的妻子和妹妹有时候被作为例外。据说他以前在这方面要圆通些。

那是在他写得又多又快的时候。他曾说那时他每天写一篇短篇小说。契诃夫的母亲也谈到这一点。她说：“安托沙上大学的时候，在早晨喝茶的当儿，他会突然沉思起来，有时候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你，我就知道他出神了，什么东西都视而不见。过了一会儿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飞快地写些什么。写了一会儿，他又沉思起来……”

但是在最近几年中契诃夫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严，越来越高了：他把短篇小说放上几年，不断地润色改写，但是虽然经过这样的精雕细刻，他校阅过的最后的清样上还是密密麻麻地写满符号、记号和新增的字句。一篇作品他必须连续地写下去直到完成，中途不能停顿。“如果我把一篇未完成的小说搁置得很久，”他有一次这样说，“那么我就不能接下去写了。我只得从头写起。”

他是在哪里发掘形象的？又是在哪里深入观察和汲取比喻的？他是在哪里锻炼出他那独步俄国文坛的生花妙笔的？他对谁也没有倾吐过自己在创作中的甘苦和心得。据说他身后留下许多本札记；在这些札记中人们日后是否会发现打开这些宝藏的锁钥呢？还是这些宝藏将永远不见天日呢？有谁能知道！无论如何，我们在这方面只能满足于作一些小心翼翼的猜想和推测。

我想，从早到晚，甚至可能直至深夜，无论是睡是醒，在他的脑子里始终进行着一种看不见的，然而是顽强的，有时甚至是不知不觉的活动——鉴别、取舍、记忆的活动。他比任何人都更善于倾听和详细询问，但是常常可以发现这样的情况：在热烈的谈话中间，他那聚精会神的亲切目光会突然停滞不动，变得深不可测，似乎在探视内心深处，省察在那里发生的神秘而重要的事情。就在这样的时候，安东·巴甫洛维奇会提出古怪突兀、与话题毫不相干的问题，往往使人十分尴尬。大家正在谈论新马克思主义者，他忽然问道：“喂，你们从来没去过养马场吧？你们一定要去一趟。挺有意思的。”他也会把人家刚才已经向他回答过的问题重新提出来。

契诃夫对外表特征的机械性记忆力并不出众。

我指的是通常在妇女和农民身上相当突出的记忆细节的能力，例如某人穿的什么衣服，他有没有胡须，他的表链是什么样的，穿的什么靴子，头发是什么颜色的等等。这些细节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因而并不值得注意，如此而已。然而他却能一下子就对一个人作出全面的观察，像经验丰富的化学家一样，迅速准确地确定他的身份、品质和类型，并且对于怎样用简练的笔触来勾勒他内在的本质已经胸有成竹。

有一次，契诃夫不无遗憾地说到他的一个很熟的朋友，一位有名的学者 [542] 。虽然他们已有多年友谊，但是他说起话来喋喋不休，使安东·巴甫洛维奇有点厌烦。他一到雅尔塔，就来找契诃夫，从上午坐到中午；午饭回旅馆去吃，半小时后又来了，从此一直坐到深夜，在所有这些时间里他一个劲儿地说呀，说呀，说呀……天天都是如此。

安东·巴甫洛维奇说到这里突然停了下来，似乎沉浸在一个新的、有趣的意念中，于是他兴致勃勃地说：

“可是谁也说不出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可知道。他是个教授，是闻名欧洲的学者，这只是次要的。主要的是，他在内心里认为自己是个杰出的演员，他深信，他之所以没有在舞台上获得世界声誉，只是由于机缘不巧而已。他在家里常常朗读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剧本。”

有一次，他心情愉快地想起一件往事，就微笑着说：

“您知道，莫斯科是最有特色的城市。那里的一切都出人意外。有一年春天，清晨时分，我和政论家С君 [543] 在参加了一次场面热闹、时间很长的晚宴以后，从莫斯科大旅馆的餐厅出来。С君突然把我拉到马路对面的伊韦尔教堂去。他掏出一把小铜币，散给那里的乞丐——他们有几十个之多。他给一个小铜币，就咕哝一句：‘替上帝的仆人米哈伊尔的健康祷告。’米哈伊尔就是他的名字。他就这样‘上帝的仆人米哈伊尔，上帝的仆人米哈伊尔’不断地唠叨着。可是他自己却不信上帝……真是个怪人……”

在这里我要谈到一个微妙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并非所有的人都喜欢听的。我深深觉得，契诃夫和人家谈话，无论对方是学者或小贩，是乞丐或文学家，是当地名流或来历不明的僧人，以及店员和收寄他的稿件的邮局职员，他都同样地精神专注和兴趣盎然。是不是正由于这样，他小说里的教授在言谈和思想上完全像个老教授，流浪汉真的像个流浪汉？是不是正由于这样，契诃夫一死，就有不计其数的人自称是他的“知心”朋友，据他们说，契诃夫还愿意为他们赴汤蹈火呢？

依我看来，他无论对谁都没有完全达到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地步（不过据说他有一个很要好的密友，是塔甘罗格的一个官员），但是他对所有的人都温厚友善，一视同仁，而且总是抱着很大的、也许是下意识的兴趣。

他那独树一帜的隽语妙言和惊人地简练贴切的特征描写往往直接来自生活。他的小说《主教》中的一句平常话语“我可不喜欢这个”不胫而走，一时成为社会上流行的口头语，就是他从一个半醉半痴、故弄玄虚、脸色阴沉的流浪汉那里汲取过来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和他谈起一位早已去世的莫斯科诗人 [544] ，契诃夫记忆犹新地回忆起他和他的情妇，他的空荡荡的房子，以及他的那条老是消化不良的圣伯纳德狗“德鲁日克”。“是啊，我记得很清楚，”安东·巴甫洛维奇笑容可掬地说，“一到五点钟，那个女人就到他房间里去问他：‘利奥多尔·伊万内奇，利奥多尔·伊万内奇，您是不是该喝啤酒了？’”我马上冒冒失失地说：“噢，您的《第六病室》里的一些描写敢情就是从那里取材的吧？”“不错，是从那里取材的，”安东·巴甫洛维奇不高兴地说。

他还有一些认识的人是体态丰腴的富商太太，她们尽管有几百万卢布的家产，最时髦的服装，并且从表面看来对文学很有兴趣，然而连“理想”、“原则”这些字眼儿都拼读错了。她们之中有些人一连几个小时地向契诃夫倾诉衷肠：她们的禀性是如何异乎寻常地多愁善感，以及如果她们把自己的身世原原本本地说出来的话，那么一个替（天）才的作家以此为素材将能写出一部多么精彩的长篇小说啊。他不置可否，只是一声不响地坐着，似乎听得很有兴味，只有在他的胡子下面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丝微笑。

我不是说他也像其他作家一样地经常寻找模特儿。但是我觉得，他随时随地都会发现可供观察的材料的，而且这种情况的发生是不自觉的，也许往往是身不由己的，这是因为对人们作深入的观察、分析和概括，早已成为他的须臾不离，而且永远不会废弃的习惯。对于他来说，在这一内心活动中大概就包含着永无止境的、不自觉的创作过程的全部甘苦了。

他从不向别人谈论自己的观感，也从不向别人披露他准备写什么和怎么写。他在言谈中也极少显露出他是艺术家和小说家。在和别人交谈时，他一半出于有意，一半出于本能地使用平淡无奇的普通词语，既不借助比喻进行修饰，也不浓墨重彩加以渲染。他把自己的宝藏珍藏在心里，不让它在唾沫横飞中浪费掉。在这方面他和那些把自己的创作题材说得天花乱坠而写出的作品却不过如此的小说家是有天壤之别的。

我想，他之所以这样，固然是因为他天性拘谨，不过也是由于他特别害羞。有的人对于感情过分外露的姿态、手势、表情、话语感到本能的嫌恶和非常难为情，这些特点在安东·巴甫洛维奇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对此进行探索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他似乎对斗争和抗议这类活动无动于衷，对很久以来一直都在激动着全体俄国知识界的耸人听闻的事件漠不关心。他忌惮感情冲动、慷慨激昂的姿态，以及随之而来的戏剧性的效果。对这种情况我只能作一种比拟，就好比一个感情细腻、才智出众的男人以他的全部赤诚和柔情蜜意爱着一个女人：但是这个人从来不会指天誓日、花言巧语地表白自己的爱情，他也根本无法想象自己会双膝跪地，一手贴着胸口，就像一个初恋的情人那样，声音颤抖地吐露心曲。因此他一边热恋着，一边沉默着，默默地忍受着痛苦；一个浅薄的花花公子可以像专职朗诵演员那样，随心所欲地大声表白着，可他这个人却永远鼓不起勇气去仿效的。

七

契诃夫对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一向都是同情、关心和爱护的。去拜访他的人从没有在他的巨大的天才面前觉得自己十分渺小而自卑。他从来不对人家说：“照我那样去做，看着，我是怎么干的。”如果有谁灰心丧气地向他诉苦：“要是一辈子只是个‘我们的年轻作家’和‘有希望的作家’，那还值得再写下去吗？”他就安详地、严肃地回答他：

“老兄，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写得和托尔斯泰一样好呀。”

他的关心有时简直达到令人感动的地步。有一个刚刚步入文坛的青年作家来到雅尔塔，在郊区阿乌特卡河对岸一家人口多而且嘈杂的希腊人家里租了一间房作为住处。有一天他向契诃夫诉说他在那个环境里没法创作，契诃夫坚决要求他每天一早就到他家里来，在楼下饭厅隔壁的一间房间里写作。“您在楼下写，我在楼上写，”他带着他那动人的笑容说道，“午饭也就在我这里吃。作品写好了，您一定要读给我听，要是您没有写完就走了，那就把校样寄给我看。” [545]

他看过的稿子不计其数，而且总是记得全部内容，也不会把两个人写的东西混淆在一起。如果作者来征求他的意见，他总是称赞，但是这不是敷衍了事，而是因为他深知，尖锐的批评，即使本身是中肯的，也会大大挫伤羽毛未丰的作者的勇气，而寥寥数语的赞许有时候却能使人振奋起来，充满信心。“您的短篇小说我读过了。写得很好，”他在这种情况下常常以直爽诚恳的口气表示看法。然而在彼此较为信任和了解以后，特别是在作者的坚决请求下，他就会发表自己的看法，虽然措辞谨慎，但是却肯定、详细和直率。我保存着他的两封信，是写给一个作家的 [546] ，谈论他的一篇中篇小说。第一封信的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亲爱的Н，寄来的一篇小说已经收到，并已读过，十分感谢您。这篇小说写得很好，我也像上一篇小说一样一口气读完，并且感到同样的愉快…… [547]

但是作者不满足于只听到称赞，所以他很快又收到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另一封信：

你要我只谈缺点，这就使我为难了。这篇小说没有缺点，如果可以对它提些不同看法的话，那也只涉及它的某些细节。比如，您对小说中的人物，即演员的处理是老一套的，和百来年以前所有描写他们的作家一样，并无新意。其次，您在第一章里着力描写人物外表，但是仍旧用老一套的手法，这样的描写可有可无。五个人物的外表被描写得很详细，其结果是使读者注意力松懈，感到厌烦，这些人物也就失去了价值。刮过脸的演员就跟天主教的神父一样，彼此都是相像的，无论您怎样努力描写，他们还是十分相像。第三，描写醉汉时用词粗鄙，渲染过度。您要我谈缺点，我所能答复的就是以上这些；此外想不出更多的意见了。 [548]

契诃夫对那些在思想上和他较为相投的作家总是很爱护、很关心的。凡是他认为会使他们高兴或者对他们有用的消息，他都通知他们，从不忽略。

“亲爱的Н，”他给一个朋友写信说，“告诉您一个消息：列夫·托尔斯泰读了您的小说，他非常喜欢。请您费神把您的书寄一本给他，地址是：塔夫里达省 [549] 科列伊兹县。请在目录上把您认为最好的小说打上记号，让他从那几篇看起。您也可以把书寄给我，由我转交。” [550]

他对我也十分关切。有一次他写信告诉我说：“我今天收到科学院出版的《俄语词典》第二卷第六分册，该书终于引用到您的作品了。例如在某某页等处。” [551]

这些当然都是小事，但是其中包含着多么深厚的关切。现在这位卓越的艺术家和德高望重的前辈已经与世长辞了，他的书信意义重大，成了不可再得的往日垂青厚待的见证了。

“写吧，要尽量多写，”他常常对开始写小说的人这样说，“即使写得不很满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以后会好起来的。最要紧的是不要蹉跎岁月，丧失坚韧不拔的精神。您此时不努力更待何时！瞧，您写得很好啊，不过词汇贫乏了些。应该积累词汇和成语，为此您非得每天写作不可。”

他自己就在孜孜不倦地磨砺着，无论是与人谈话，还是翻阅词典、图书目录、学术著作、宗教书籍，他随时随地都在丰富着自己优美多彩的语言。他本人虽然沉默寡言，但他的词汇量却是异常地广博。

“听着，您出门的话，要多坐三等车厢，”他常常这样劝告人家，“可惜我身体有病，现在不能坐三等车厢了。您在三等车厢里有时可以听到非常有趣的谈话。”

有的作家多年住在彼得堡，只看见书斋窗外邻居的防火墙，除此之外，什么也观察不到，这也使契诃夫感到惊奇。他常常以略带焦急的口气说：

“我不明白，像您这样一个年轻、健康、没有牵挂的人为什么不出去走走，比方说到澳洲（不知什么缘故，澳洲是世界上他所偏爱的地方）或者西伯利亚去？等到我身体好一些，我一定再到西伯利亚去。我去萨哈林的时候路过那里 [552] 。老兄，您一定想象不到那个地方有多好。完全像另外一个国家。说真的，我相信有朝一日西伯利亚会脱离俄国，就像美国脱离宗主国英国一样。去吧，一定到那里去一趟……”

“您为什么不写一个剧本？”他有时会问人家。“写吧，真的写一个。每一个作家至少应该写四个剧本。”

但是他也赞同这样的看法：戏剧作品如今日益失去吸引力。“戏剧要么完全衰落，要么采取全新的、前所未有的形式，”他说，“我们不能想象一百年以后戏剧会变成什么样子。”

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小事情上也会有自相矛盾的时候，这些矛盾发生在他身上总是显得特别可笑，同时又有深刻的含义。札记本问题就是一个例子。有一次契诃夫侃侃而谈地劝诫我们不要利用札记本，一切应该依靠记忆和想象。他有根有据地说：“重要的东西自然而然地会记住的，细枝末节总归设想得出来或者能从生活中找到。”这话说了不过一小时，在座的人中正好有一位演过一年戏的，他谈自己的舞台生涯时提到了这么一件事情。有一次白天里，他们在外省一个小城的公园剧场进行排演。剧中的风流男主角戴着礼帽，穿着条纹裤，双手插在口袋里，在舞台上踱步，一面向偶然走进正厅的人们搔首弄姿。他的剧中妻子，一个喜剧性年轻女主角，也在台上。她对他说：“萨沙，昨天《丑角》里的那一段你是怎么唱的？你吹口哨给我听听。”风流男主角转过身来，用蔑视的眼光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然后用演员那种浑厚的声音对她说：“什么——？在舞台上吹口哨？你在教堂里会吹口哨吗？告诉你，舞台就是神殿！”

安东·巴甫洛维奇听了这个故事，就摘下眼镜，往沙发椅背上一靠，爽朗地大笑起来。接着他就从书桌边上的抽屉里拿出札记本。“等一等，等一等，您刚才怎么说的？舞台就是神殿？……”他把这条轶闻记了下来。 [553]

其实这里也并无矛盾，后来安东·巴甫洛维奇自己也作了解释。“比喻、特征、细节、景色都不必记在本子上，在需要的时候应该自然而然地出现在笔下。但是事实本身、罕见的姓名、专门的名称却应该记在本子里，否则就会忘得无影无踪。”

契诃夫每次回忆起几家严肃杂志的编辑部起先一直不采用他的稿子，直到《北方通报》首先刊载了他的作品，他才终于在那些杂志的版面上争得了一席之地。

“在有一点上你们都应当感谢我，”他对一些青年作家说，“是我为短篇小说的作者们打通了道路。在从前，你把稿子送到编辑部，他们往往连看都不愿看。他们瞧不起。‘什么？这也算是作品？简直比麻雀鼻子还短。不，我们不要这种小玩意儿。’结果我还是闯过来了，也给别人指出了一条道路。不过当初受冷遇又算得了什么！现在我的名字成为通称了。他们常常说俏皮话：‘唉呀，你们这帮契诃夫！’他们一定觉得这挺逗人的。”

安东·巴甫洛维奇对现代文学评价很高；所谓现代文学，其实就是指目前的写作技巧。“如今大家都写得很出色，蹩脚的作家完全没有了，”他十分肯定地说，“也正因为这样，要成名是越来越难了。你们知道是谁造成这一变化的吗？是莫泊桑。作为一个语言艺术家，他树立了非常高的标准，这样一来，再用老一套的手法来写作就不行了。你们不妨再读一读我们的一些古典作家的作品，比如皮谢姆斯基、格里戈罗维奇或者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作品，你们只要读一读就可以看出，写作技巧都很陈旧，彼此大同小异。回过来再来看看我们的颓废派作家。他们只不过是故意无病呻吟和装疯卖傻而已，实际上都是身强力壮的汉子。可是拿起笔来，个个都身手不凡。”

与此同时，他又要求作家选取现实生活中的平凡情节，文笔朴实，摒弃哗众取宠的段落。他困惑不解地说：“有的作品描写一个人坐了潜水艇到北极去，寻求什么和人们的和解，而他的情人这时却演戏似的大叫着从钟楼上跳下来。干吗要写这种东西呢？这全是虚构，现实中没有这样的事。应该写得平易质朴，比如一个男人怎么娶了一个女人，照实写来就是了。再如什么心理研究呀，风俗画呀，故事呀，要这些副题干吗？只不过是自命不凡、装腔作势罢了。标题要简单些，想到哪一个就用哪一个，不必费事。括号、着重号和破折号也要少用，这些都使人感到不自然。”

他还教导说，作家对自己人物的喜怒哀乐应该无动于衷。他说：“我在一篇很不错的中篇小说里读到一段对一个大城市的海滨饭店的描写。这段描写立刻使人感到作者自己对那里的音乐、电灯、衣钮上的玫瑰花等等十分惊叹艳羡。这样是不好的。应该置身事外，即使对某些事物了如指掌，直至细枝末节，也应该采取轻蔑的态度，对它们不屑一顾。这样就能写得得体了。”

八

阿尔丰斯·都德的儿子在回忆他父亲的文章中说，这位天才的法国作家曾经半开玩笑地把自己叫作“出售幸福的人”。经常有各种社会地位的人到他那儿去请求指教和帮助，他们各有自己的苦恼和操神受累之事，而他虽已身患不治之症，只能坐在沙发上，备受疾病的煎熬，却有足够的勇气、耐心和仁爱之心，由衷地同情别人的痛苦，给他们以安慰和鼓励。

契诃夫为人异常谦逊，厌恶唱高调，因此当然决不会说自己如何如何，然而他也经常要倾听别人的诉苦，尽己所能给予帮助，向遭受不幸的人伸出温暖而有力的手。由于他具有令人惊叹的客观态度，超脱于个人之间的忧乐，因此他明察一切，洞悉一切。但是他个人的任何感情都不妨碍他热忱待人。他可以不喜欢一个人而仍旧对他和善慷慨。可以对一个人并无好感而仍旧对他温和同情，可以给人以恩惠而不望报答。他周围的人对他的这些特点并不十分了解，然而或许正是这些特点能够向我们提供了解他的个性的线索。

我的一位朋友因他的爱妻初次怀孕而非常担忧，而且说实话，他为此事又三番五次地去打扰安东·巴甫洛维奇。于是有一天契诃夫就给他写了一封信，我征得这位朋友的同意，将该信中的一小段引在这里：

请告诉尊夫人不必担心，一切都将平安无事。分娩持续二十小时左右即可结束，那时就是皆大欢喜的时刻了，尊夫人将笑逐颜开，而您也将喜不自胜而泪如泉涌。第一次分娩通常至多需要二十小时。 [554]

从这短短几行里，可以看出他对别人的忧虑是多么关怀备至。但是更足以说明他的为人的是，当我的朋友做了幸福的爸爸以后，有一次想起了那封信，就问契诃夫何以深知这种感情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平静地，甚至兴味索然地回答说：

“我住在农村的时候，经常替那里的妇女接生。乡下人生了孩子也一样高兴啊。”

契诃夫如果不成为大文豪，那也一定会是个良医。偶尔也有医生请他去会诊，他们都认为他观察病情异常周密，作出的诊断都一针见血，很有见地。他的诊断如果比某一位很红的名医更全面、更深刻，那也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他从一个人的身上，也就是从他的面容、声音和举止上，能够看到和听到一般的观察者所看不出或者容易忽略过去的东西。

当偶尔有人来请他看病时，他总是宁愿向病家推荐有效可靠的、简单的、往往是家庭常备的药品。另外，他医治儿童疾病也极有成效。

他对医学的信仰是十分坚定的，非任何事物所能动摇。我记得，有一次有人看了左拉的长篇小说《帕斯卡尔医生》后傲慢地指摘医学，这使他大为生气。

“您的左拉什么也不懂，那些话全是他在书房里杜撰出来的，”他一面咳嗽，一面激动地说，“可惜他不能来，否则可以让他看看，我们的乡村医生是怎么工作的，他们为人民造福的成绩如何。”

他曾经多少次地在严酷的外表下怀着多么深厚的爱，以多么同情的笔触描写了这些艰苦卓绝的劳动者——甘于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他的描写甚至是铁面无私的。这一切有谁不知道呢？

九

俗话说：每一个人的死都和他的为人相似。每当想到契诃夫生命的最后几年，最后几天，甚至最后几分钟时，就会不由得想起这句俗话。就连他的葬礼也似乎是命运的安排，由于某种贯彻始终的天意而带上许多纯粹契诃夫式的特点。

他同自己的绝症斗争了很久很久，但是他勇敢、镇定、耐心地坚忍着病痛，毫不焦灼气恼、怨天尤人，几乎不和别人谈起这一话题。在去世前的一段时间里，他也只是在信里对自己的健康状况随便提到一笔：“身体有所好转，只是仍使用压布，敷着药物……”“最近曾患过胸膜炎，但现在已好些了……”“身体不佳，写得很少……” [555]

他不喜欢谈自己的病，别人如果向他问长问短，他就会生气。有时只能从他的仆人阿尔谢尼那里得知一点情况。“今天早晨很不好——咯血了，”他摇着头，轻轻地说。有时候叶夫格尼娅·亚科夫列夫娜忧心忡忡地暗暗告诉客人：

“昨天晚上安托沙又是一夜没睡，咳个不停。我在隔壁听得清清楚楚。”

他知道自己病情的严重程度吗？我想他是知道的，但是他作为一个医生和哲人，毫无惧色地正视着日益临近的死亡。从许多小事上可以看出这一点。例如有一位太太向他诉说自己失眠和神经衰弱之苦，他心平气和地、带着一丝无可奈何的辛酸对她说：

“我看，一个人只要肺好，他就没事。”

他死得平平常常、令人感动，他的神志完全清楚。据说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Ichsterbe！” [556] 他在最后的日子里仍在深深地为俄国悲伤忧虑，为生灵涂炭的噩梦似的对日战争而坐卧不宁……

回想他的安葬，恍如梦中。先是寒冷阴沉的彼得堡，错乱的电报，火车站里一小群等候的人，到达的“牡蛎车”，从未听说过契诃夫而把他的遗体只当作货物运送的火车站站长。然后是与此适成对照的莫斯科，自发的哀恸，成千上万仿佛失去亲人的悲戚的人，涕泪交流的脸。最后是新处女公墓里的坟墓，上面撒满了鲜花，相邻的是一座简朴的“哥萨克寡妇奥莉加·库卡列特尼科娃之墓”。

我回想起安葬后次日在墓地上举行的荐亡祷告。那是个寂静的七月的黄昏，墓地里的老菩提树一动也不动地伫立着，落日的余晖把树叶照得一片金黄。妇女们柔和的歌声如泣如诉，凄婉悲凉。许多人心里只觉得一片惆怅和迷惘。

大家默默地缓步离开公墓。我走到契诃夫母亲面前，无言地吻吻她的手。这时她用疲倦、微弱的声音说：

“我们多么悲痛啊……安托沙不在人世了……”

啊，这句简单、平凡、纯粹契诃夫式的话包含着多么令人伤心的深厚感情啊！这句话更使人感觉到哲人归天，这损失实在太大了，永远无法挽回了。不！此时安慰的话是无用的。对于那些曾经和这颗伟大的心灵亲近过的人来说，他们的悲痛难道能够宽解和平息吗？

但愿他们知道，他们的悲痛也就是我们共同的悲痛，从而使他们那无法排遣的悲伤能够有所减轻。但愿他们记得，这个美好、纯洁的名字是会流芳百世的，从而使他们的哀戚能够有所节制。毫无疑问，几十年，几百年之后，现在无数活着的人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湮没无闻。但是我们的万代子孙，也就是契诃夫曾经抱着如此动人的忧伤希望他们幸福的人，将怀着谢意和对他的命运的惋惜之情诵念着他的名字。

（严梅珍　译）

题解：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库普林（1870—1938），作家。1894年在敖德萨与契诃夫结识。本世纪初年起，他们交往渐密，并开始通信。

安·巴·契诃夫

安·巴·契诃夫

维·维·魏列萨耶夫

我是1903年春天在雅尔塔结识契诃夫的。带我去见他的是高尔基，那时他已经认识契诃夫了。

那是尘土飞扬的阿乌特卡马路边上一座不舒适的别墅。院子的地面倾斜得很厉害。一只驯养过的灰鹤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围墙跟前有一些干瘦的小树。

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书房里有一张大书桌，书桌后面是一把宽大的圈椅。在一张几案上有一块很好看的硬纸板插屏，上面成扇形地贴着一些作家和演员的照片，照片上面有他们的亲笔签名。墙上挂着一张印刷的标语：“请勿吸烟”。

契诃夫的举止十分谦和，甚至于似乎有些腼腆。他常常短促地咳嗽几声，然后把痰吐在纸里。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非常客气和温和的人。挂在墙上的那条“请勿吸烟”的标语似乎并不只是为了使他免得再开口告诉每一个客人，我觉得契诃夫只会用这个惟一的方式来请求客人不要让烟气侵害他那患病的肺部。如果没有这条标语，而且客人抽起烟来，我无法想象契诃夫会说：“对不起，不要抽烟——烟味对我身体不利。”

高尔基在回忆契诃夫的文章中谈到，有几次契诃夫对纠缠不休的客人回答得很尖刻。例如，高尔基说，有一次一个体态丰盈而且健康漂亮的太太来见契诃夫，并且“仿照契诃夫的词句”对他说：

“人生真无聊啊，安东·巴甫洛维奇！什么都是灰色的：人哪，天空啊，海洋啊……也没有欲望……满肚子都是苦闷……像是得了什么毛病……”

于是契诃夫回答她说：

“是的，这是一种病。在拉丁文里，这种病叫作morbuspritvorialis。”

但是我完全无法想象契诃夫会对一位女客说这样的话。她走了以后，他可能会这么说，那是另一码事。但是当着人家的面说这种话……

契诃夫对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显示了强烈的兴趣，这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意外的。人们有这样的说法，而且从他的作品里也可以感觉到，即他是一个十分不关心政治的人，对社会问题完全不感兴趣，人家谈起社会问题他就会打呵欠。单是和《新时代》发行人阿·谢·苏沃林这种人的友谊就使他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啊。 [557] 在我眼前的他完全是另一个人了；看来当时在空气中过于饱和的革命电流也触动了契诃夫的心灵。当他谈起普列威 [558] 的暴虐或者尼古拉二世的残忍和愚蠢时，他的眼睛迸发出严峻愤慨的火光。

我们喝茶时，安东·巴甫洛维奇说，不久前他收到一位可尊敬的为父者从敖德萨寄来的信。那人写道，他的年纪轻轻的女儿不久前从塞瓦斯托波尔坐轮船到敖德萨去，在船上认识了契诃夫。多么可耻啊！契诃夫先生，您写的小说倒很温文尔雅，可是您居然纠缠女孩子，向她说出污秽的话来。

“可是我从来没有坐船从塞瓦斯托波尔到敖德萨去过呀。”

契诃夫说这话时，眼睛里闪烁着笑意，嘴角上现出一丝笑容，然而他在内心深处却感到难以排遣的苦恼。

不几天之后我又觉察到了他的这种苦恼心情，那是在我接到安东·巴甫洛维奇的电话，到他那里去送别的时候。他要到莫斯科去，正在高兴地整理行装，同时告诉我说，他即将和他的妻子奥尔迦·列昂纳尔多夫娜·克尼碧尔见面，还谈到了可爱的莫斯科。他说起莫斯科就像一个即将放假回家的学生谈论自己的故乡一样；可是他的额头上却有一种自知劫数难逃的阴影。作为一个医生，他明白自己的情形不妙。

他听说我去年到过意大利。

“佛罗伦萨去过吗？”

“去过。”

“您喝过奇安提酒 [559] 吗？”

“哪能不喝呢。”

“唉，奇安提酒啊！……要是再到意大利去一次，喝上几口奇安提酒，那该多好……这个愿望再也无法实现了。”

头一天晚上，我们在高尔基家里读契诃夫新创作的短篇小说《新娘》的校样（小说载于米罗柳鲍夫的《人人杂志》） [560] 。

安东·巴甫洛维奇问：

“你们觉得小说怎么样？”

我犹豫了一下，但是还是决定直陈己见。

“安东·巴甫洛维奇，女孩子们并不是这样出走去参加革命的。而且像您的娜佳那样的姑娘是不会参加革命的。”

他的眼睛严肃而又警觉地看着我。

“参加革命的道路是各种各样的。”

这次谈话已是二十五年以前的事了，但是我还记忆犹新。不过现在我却有了疑团：我是否有记错的地方呢？当时我并没有阅读在杂志上刊登出来的那篇小说。现在我重新读了，发现那位姑娘根本没有参加革命。现在这篇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典型的意志薄弱的契诃夫式的姑娘，她的表哥怂恿她抛弃未婚夫，到京城去读书。她几乎是在婚礼前夕出走的，到京城后就在那里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但是她的读书和工作并不是革命人士所理解的那种读书和工作，而是纯粹契诃夫式的读书和工作，也就是一般地学习科学，一般地工作，比如像契诃夫的剧本《万尼亚舅舅》里的万尼亚舅舅和索尼娅那样地工作。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是我搞错了，还是契诃夫把小说改写了？要是把短篇小说《新娘》的校样和最后的定稿作一番对照，那将是很有意思的。我听说，经过契诃夫修改定稿的这份校样现在保存在—个博物馆里。 [561]

那次谈话后过了一个月，契诃夫给我寄来一封信，信中谈到：“我现在稍微做些事情。对小说《新娘》的校样进行了删润改写。” [562] 根据这句话，我推测契诃夫在这方面可能更动了某些内容，认为他的娜佳还是去读书要比参加革命更合适些。

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到很有意思的一点，即契诃夫在去世前不久作了一次尝试，想描写一个可爱的俄罗斯姑娘如何走上革命的道路，尽管这个尝试没有成功，后来被他放弃了，但是毕竟是一次尝试。

（严梅珍　译）

题解：

维肯季·维肯季耶维奇·魏列萨耶夫（原姓斯米多维奇）（1867—1945），作家，在大学时学医。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谢·亚·叶尔帕季耶夫斯基

我的辛酸向谁诉说？

一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来到了莫斯科——从此永远不再他去了。或许说得更正确些应该是，他回到了莫斯科——回到了他迫于疾病而离去的那个莫斯科，那个我目睹他在雅尔塔居住的七八年中他一直在热切地想念着的莫斯科。莫斯科占据着他的全部思想，它对于契诃夫来说是真正的人间天堂，那里集中了俄国所有他认为是最好、最赏心悦目、最可爱的事物。我遇见过不少眷恋乡土的爱国人士，有萨拉托夫人，波尔塔瓦人，西伯利亚人，但是像安东·巴甫洛维奇热爱莫斯科那样地热爱故土的人，我却很少见过。这样的热爱有些可笑，也颇令人感动——而令人感动的成分大于可笑的成分。

我想起我们许多次谈话中的一次。安东·巴甫洛维奇准备到莫斯科去，我为他担心，千方百计地劝阻他，向他提出了种种理由。

“安东·巴甫洛维奇，现在是三月，正是莫斯科最令人讨厌的季节。莫斯科的连绵阴雨下起来就没个完。”

我提醒他莫斯科的连阴天是怎么回事，并且向他证明，“连阴天”这个词儿就是莫斯科人想出来的，而且专门用来指莫斯科。

他生气了，开始咒骂雅尔塔，并且说雅尔塔的连阴天比莫斯科的连阴天更坏。很明显，他热切地、急不可耐地想去莫斯科。

于是我对他说，莫斯科城里到处是难闻的气味，莫斯科的生活方式太荒唐，马路不好，胡同又窄又弯曲，有些还是出名的死胡同，像那令人惊奇的巴比伊区、扎采普、普柳希哈、萨莫乔卡等等——可是我越把莫斯科往坏里说，安东·巴甫洛维奇那张阴郁的脸就越变得眉开眼笑，他那短促的契诃夫式的笑声也益发接连不断。很明显，萨莫乔卡也好，普柳希哈也好，甚至于莫斯科最难走的马路、三月里的泥泞和灰蒙蒙、雾沉沉的白天也好，一切他都觉得十分亲切，都使他心里充满了最愉快的感觉。

我们俩对莫斯科非常熟悉——因为我们都是在莫斯科大学念的书。契诃夫兴致勃勃地说：

“您记得吗？……”

他回想起了有名的“洋葱狗心加辣椒”的馅儿饼，那是在莫霍尼亚街一条肮脏的胡同里出售的，似乎专门卖给我们这些在解剖室和化学实验室里忙活的医科大学生。他回想起了可爱的主教池，漂亮的布朗内胡同和科齐茨基胡同，于是在他消瘦的脸上可以看到集中在眼睛周围的细细的皱纹，同时他眉飞色舞地纵声大笑起来，这在安东·巴甫洛维奇生前是很少有的。如果谈到莫斯科，他这个聪明人也会说出一些荒唐得出奇的话来。有一次我劝他不要在十月份去莫斯科，他却十分认真地、毫无嘲讽意味地说，正是莫斯科的空气对他那患结核病的肺部特别有好处，特别有补气润肺的作用，他引用科学来做根据，说我们做医生的不应该墨守成规，故步自封，还说莫斯科十月里的坏天气对某些生肺病的人来说或许还是有益的。至于莫斯科省和莫斯科郊外，那就更不用说了。有一年夏天，他住在莫斯科省乡间，回来后他告诉我说，他在那里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钓鱼和鲈鱼，痰也能爽爽快快地咳出来了，胃口也大有好转，在那里一个夏天下来体重几乎增加了八俄斤。他说话时兴高采烈，对我的怀疑和不解大为得意，那副样子才是应该看一看的。

莫斯科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那里的人，街道，莫克拉亚街和谢帕广场的尼古拉教堂以及其他许多教堂的钟声，古色古香的莫斯科马车夫，以及莫斯科乱哄哄的情景。每当他在莫斯科得了胸膜炎，到外地休养好了，在雅尔塔才住了两三个月，他马上又要开口闭口都是莫斯科了。他那三姐妹也都异口同声地念叨：“去莫斯科，去莫斯科” [563] ——其实就是他安东·巴甫洛维奇一个人借她们的口来说自己的心愿。他念念不忘莫斯科，无时不想到莫斯科去，而正是在莫斯科他的胸膜炎屡愈屡发，而且越发越重，同时我有根据认为，也正是在莫斯科的居留缩短了他的生命。

二

有时候我们通电话约好时间后，我就到他那里去，商量“亚乌兹利亚尔”的事务——这是雅尔塔慈善团体的一个疗养院 [564] ，契诃夫对它是很热心的，或者商量如何接济到雅尔塔来治病但又无钱求医的某一个乡村教师或县立医院的女医士。但是我们的谈话绝不限于商量公事。他总是在他的书房里见我，那里地板上放着报纸——他报纸读得很多，壁炉架上堆满了信件，他收到的信件也非常之多。我们商量好公事之后，他就告诉我文学界的一些新闻，我们谈论有才气的新作家，他对他们的出现总是非常欣喜的，我们还谈论各种文学思潮，以及在文学艺术领域中出现的或好或坏的新事物。这时他的表情变得生动了，眼睛里闪出幽默的火花。有时候我们也谈到充满在俄国生活中的一些冲突，以及早就无法忍受地压在俄国身上的那些尖锐、痛苦的问题，但是这类话题我们并不谈得很久。进行这种谈话时，他的表情变得疲乏、沉闷，他说的话也枯燥无味，他往往从农村生活或小市民生活中列举出能说明这种生活的野蛮落后的事例，有时候则谈一下自己在国外的见闻，然后就赶快转到其他话题上去。很明显，这种谈话使他生厌，他很想回避这些讨厌的话题，而且他不喜欢尖锐的、苛求而专断的意见。有时我脱口而出地对他所熟悉的某一个文学家发表尖锐激烈的看法时，他就会不高兴，并且替他辩护，举出一些客观情况说明人家情有可原。

他穿着一身深色的服装站在我面前，略微有些驼背，说话声音很轻，举止文雅，带着几分腼腆的表情。在这间不大的书房里有一小块凹进去的地方，小得只能放一张不很长的沙发，契诃夫说话的时候总是喜欢退到那个角落里，坐在那张短沙发上面。书房的大窗子上装着彩色玻璃，使光线柔和些。在凹进去的地方的对面是个壁炉，列维坦在壁炉上面画了一幅小小的画：寂静朦胧的俄罗斯田野，暮霭沉沉中的干草垛……我在他家里遇见过温良谦恭、随和宽厚的人；也遇见过严厉的人，他们尖锐地提出生活中的问题，并且毫不迟疑地给予答复，但是他们对契诃夫并无吸引力……

我想起了我收到的一封信，于是就向契诃夫转达了写信人对他的“问候”——爱戴他的几位熟悉的作家远在莫斯科向他表示的问候，这时安东·巴甫洛维奇亲切、欣慰地微笑了，他的阴郁的脸也变得年轻、豁朗了。接着我们又谈起文学和艺术，他又充满了生气，又不时发出他那短促的笑声，苍白的脸颊上也浮现出红晕。这时他就会忘记莫斯科，忘记自己升高的体温，以及他在雅尔塔的郁闷和孤独。

是的，是孤独。他的亲人和好友体贴入微地关怀着他，雅尔塔当地的人都很尊敬他，关心他，但是他还是孤独的——他朝夕思慕着那熟悉的、珍爱的文学活动的环境，那广阔的、令人向往的莫斯科生活。

在待人接物方面，契诃夫是一个温和、善良、宽厚的人，他也许是过于宽厚了，但是在文学见解上却是严格的，他评论一部作品的艺术性时从来都是直言不讳的。他憎恨一切志得意满、冠冕堂皇、妄自尊大、自以为是的态度，不能忍受任何哗众取宠、慷慨激昂、装腔作势、故弄玄虚的言辞，他对于任何假、恶、丑的东西，对于任何虚妄、杜撰、矫揉造作的作品，有着惊人的敏感性。在这一方面他爱憎分明，寸步不让地坚持自己的观点。我记得，他曾多次对我说，冈察洛夫是个老八辈子的作家，既平庸又枯燥。我在这次谈话前不久曾重新读过冈察洛夫的作品，我仍旧认为他写得很有意思，很有才气，契诃夫对此感到完全不能理解。从诸如此类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文学是多么热爱，可以感觉到他是一位真正的作家，是卓越、崇高的俄罗斯意义上的作家，也就是永远作为俄罗斯文学主要特点的真实、淳朴和诚挚意义上的作家。

整座宅子向来都是恬静的，在堆放着很多报纸和信件的书房里使人有孤独的感觉，因此当客人离去，书房里只剩下他一个人，独自思考着文学问题，怀念着莫斯科时，这里就一定更加显得静寂和空落落了。我每次从他家里出来，心里总是想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如此孜孜不倦地对人进行探索的人却是孤独的，为什么他渴望生活，对美有精细的鉴赏力，却是一个郁郁寡欢的人？

三

……人们曾经多次地把契诃夫和莫泊桑相比，我也记得，那些一直在研究谁摹仿谁的“独具只眼”的人曾经如何地指责契诃夫摹仿莫泊桑。自那时以来已经过了很长时间，然而莫泊桑依旧是莫泊桑，而契诃夫却成了契诃夫。他们身上无疑地有共同之处，无论在手法和笔调上，还是在他们所选择的题材上，都是如此，但是在俄国莫泊桑和法国莫泊桑之间却有着重大的差别。

我的一个好朋友，一位著名的俄国学者，曾向我谈到他在屠格涅夫寓所遇见莫泊桑的情形。那时正值莫泊桑的舅舅福楼拜死后不久，莫泊桑到屠格涅夫家里来（福楼拜死后莫泊桑称屠格涅夫为“亲爱的老师”），和他商谈自己和一批文学青年（其中似乎也有布尔热 [565] ）打算在巴黎创办一份报纸的事情。屠格涅夫问他报纸以什么原则为指导。莫泊桑回答说：“什么原则也没有！”他说话时神色自若而且坚决，仿佛是在宣布他们那份报纸的纲领和旗帜。

契诃夫很少并且也不大愿意谈自己在文学上的挫折。但是有一次一份大型杂志提到他时说了这么一句话：“俄国文坛又多了一个无原则的作家……”他向我说起这件事时，那口气之沉痛和委屈，是我从来不曾听到过的。 [566]

四

我现在想谈的不是作为作家的契诃夫，而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安东·巴甫洛维奇。人们都知道契诃夫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快活的写小故事的人，而在生前的最后几年中则是一个抑郁的人，一个俄国沉闷、卑污生活的写实者。我想对他心灵中最为温情、最为感人的一角作一番透视。

很久以前，我们在一次谈话中谈到优美而奇妙的俄罗斯民间词语。例如，“тоска”（“苦闷”）指的是什么。当一个乡下女人用刀刺进自己胸膛时叫喊的“скушнобыло”（“活着没劲”）是什么意思，多义词“хорошо”（“好”）有多少含义等等。

我说，依我看最令人惊奇的俄语字眼是“жалетб”（“怜惜”），我举了一个例子：农村妇女从来不说她男人爱她，总是说他对她“怜惜”，有时还加上一个字眼：怜惜得“болбно”（“要命”）……

这里用“要命”而不用“很”，用“怜惜”而不用“爱”，不但对于理解俄罗斯人爱情的独特内容是很重要的，而且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俄罗斯文学。我记得安东·巴甫洛维奇听了以后兴致勃发，他告诉我他居住过的莫斯科省一个农村里发生的一件事，他的小说《农民》所描写的人物大概就是这个村子里的。这个教区里派来了一个新的教堂助祭，大家从前都没见过。老助祭留下的一条母狗生了许多小狗，新助祭并没有按照当地农村的习惯把多余的狗崽子淹死，而是全养了下来。这样一来他立刻赢得了全村人的好感。“他怜惜狗崽子哩！……”农民们笑着说，他们都认定这个助祭是个好人。契诃夫在说这个故事的时候，他那常见的略带嘲讽意味的微笑里包含着多少深情啊。

所有和契诃夫关系密切的人都知道，他的为人是何等的古道热肠和富于同情心，他一生做了多少好事——不好意思的、不愿人家知道的好事。我记得，我的一个朋友的儿子遭到了不幸时，他给予了多么热切的同情，他多么恳切地劝说我的朋友尽管利用他在彼得堡各界的广泛的关系。我觉得，他莫大的快乐就在于为一个病人找个休养的地方，资助一个青年作家，帮助一个贫穷的教师在雅尔塔住下来，找到房子和工作……

我想在这里回顾契诃夫的几个短篇小说——不是大家都熟悉的那些轻松的小说和令人心头感到沉重的小说，而是那些注入了他对人的爱和同情，但是不知为何却是较少受到人们谈论的短篇小说。首先想到的是万卡，孤零零地被留在莫斯科的九岁的万卡，他挨饿受冻，三天两头挨打，他写上一个地址：“寄往村里，康斯坦丁·马卡雷奇爷爷收”，就把这样一封信塞进了邮筒：“好爷爷，看在上帝面上，求你发个慈悲，把我带回家去，离开这里，回村子里去，我实在活不下去啦……我给你磕头，我要永远为你向上帝祈祷，带我离开这儿吧，要不然我就会死去……”接下去就是伤心凄惨的小孩子的哀求，像他的无休无止的哭泣一样，源源不绝。（短篇小说《万卡》）

我再想到那个“村警”，他一辈子往庄稼汉和大老爷家送公文，风里来雨里去，也是挨饿受冻，契诃夫通过他的口说：“我们走啊，走啊，走啊……我们歇不得一口气，也没有高兴的时候……全部生活，包括我们和你们的，像一副重担一样全都压在我们身上。我们走啊，走啊……”（《出差》）

我还想起《苦恼》那一篇，它描写一个赶马车的老头儿，他想找一个人倾诉丧子这一难以忍受的痛苦。他碰到过几个乘车的客人，碰到过赶马车的同伴——一个小伙子，他一直想和他们聊聊，可是谁也不耐烦听他的，后来他就到马厩里去，对着自己那匹马说：“我说，伙计，小母马……库兹马·约内奇死了。一命归天了……现在，比方说你生了个小马驹，你就是小马驹的亲娘……要是这匹小马驹忽然一命归天了……那不是挺伤心的吗？”

《苦恼》这篇小说我读过好几遍，现在，当契诃夫与世长辞之后，我想起他的命运，想起他的一生，再来重读他小说开头的那句“我的辛酸向谁诉说？”的题词，就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端了。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就在契诃夫去世之前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的心情大大地改变了，他的胸襟比以前宽阔、豁亮了，同时精神振奋、意气风发。生活抚慰了他，召唤着他。生活许诺给他的不仅是荣誉和酬仪，不仅是个人的幸福，而且还有广阔的天地，以及对契诃夫说是新的光明的远景。他对人对事的态度改变了，世界以一种不同的面貌和色彩呈现在他的面前……

契诃夫身上没有高尔基的那种泼辣劲儿，也没有高尔基的那种敢想敢干的精神。他容貌端正，体态优雅，性情文静而且有些腼腆，笑起来声音很轻，动作不慌不忙，待人接物十分温和宽厚，同时带着几分怀疑和嘲讽的意味。

他的房子是按照他的趣味建造的，很舒适，房间都很小。我们两人的房子几乎是同时动工的。我的房子造在山上，居高临下地对着雅尔塔市，在雅尔塔只有从我那里才能把山中和海上的美景尽收眼底。他打趣地把我的房子叫作“沃洛格达省” [567] ，我则把他的住处叫作“窟窿”。我不喜欢他在环境不清洁的阿乌特卡区的偏僻地段选中的这块地方，这里处在一片洼地中，紧靠尘土飞扬的马路。不过契诃夫的住宅里却较为舒适宜人，特别是在他开辟了一个漂亮的小花园，荒凉的地方有了生气，花园里出现了两只讨人喜欢的小狗，以及院子里养了一只神气十足的灰鹤以后，那就更是如此了。

我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友好的。他热心地参与我们为无钱的肺结核病人在雅尔塔安排休养场所的工作，还募集捐款 [569] ，他的莫斯科朋友常常介绍经济困难的病人到他那里，因此他也常常来请我帮助把他们安置下来。但是我们的关系很久以来没有进一步密切起来，这是由于政治的缘故。对于使我感到激动的事情，安东·巴甫洛维奇极为淡漠，而对于我所看不惯的人，他却又过分地温和和宽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之间往往就会出现一时的疏远。从外地来看他的人很多，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

我记得一件不愉快的事。有一次我在他那里遇见缅希科夫，那个属于《新时报》集团、已经真相毕露的缅希科夫。契诃夫为我们互相作了介绍。我不愿和缅希科夫待在一起，因此稍坐片刻之后就托词离去，也没有向缅希科夫告别。第二天契诃夫责备我气量狭窄，说我得罪了缅希科夫。又有一次我们谈到彼得堡大学的学潮，我的儿子也积极参加了这次学潮。契诃夫说这些闹事的学生日后会成为政治上的检察官，我反驳说，这些学生的大多数无疑地会成为被告，而不是检察官，他听了以后轻蔑地摆了摆手，不再谈下去了。

这并不是说契诃夫偏向检察官，不同情被告，也不是说他对社会上的事情不感兴趣，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淡然处之。他对公共医疗事业和县立学校的教育事业十分热心，他居住在梅利霍沃时为当地谋了很多福利，这是众所周知的。我还知道他在大饥荒中如何不辞辛劳地参加赈灾工作。他的萨哈林之行并非为了游山玩水。在雅尔塔他也尽心竭力地帮助过许多人。他对别人的困难很敏感，并以助人为乐事，他对虚伪和自满疾首蹙额，对欺骗和暴力深恶痛绝。但是由于契诃夫的性情像列维坦的风景画和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那样平和，所以他不喜欢摇唇鼓舌，哗众取宠。他嫌恶所有激烈的、专断的、容不得任何异议的言行，因此造反和他的天性是不相容的。

但是时移境易，不久之后契诃夫却先后判若两人了……而且这个变化发生得有点突然，颇出乎我的意料。正在高涨的猛烈的俄罗斯浪潮也推动了契诃夫，把他卷了进去。原来一直回避政治的他现在竟一头栽进了政治，他开始用与过去不同的眼光来看报纸，而且看到了与过去不同的东西。过去他是悲观的，至少也是持怀疑态度的，现在则有了信仰。他不再相信美好的生活要过两百年以后才会到来，如同他作品中的人物所说的那样，而是相信，对于俄国来说，这一美好的生活已经近在眼前，整个俄国马上就要按照新的、光明的、令人欢欣鼓舞的方式得到改造……

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兴奋而激动的人，他有了新的说话姿势，新的说话口气。

我记得，当我在1905年革命前的彼得堡局势鼎沸时期从彼得堡回到雅尔塔，他当天就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我，叫我尽快地、毫不拖延地立时三刻就去看他，还说他有非常要紧的、刻不容缓的事要找我。我赶去以后才知道，原来这件非常要紧的刻不容缓的事就是他十分激动，他迫不及待地想要马上知道莫斯科和彼得堡目前的情况，不是他以前向我打听的仅仅是文学界情况，而是政治局势，日益临近的革命运动的形势……我对当时发生的一切并不是全都感到大喜过望的，因此在叙述中先后插入一些怀疑的看法，他竟激动起来，对我进行尖锐的、自信的、非契诃夫式的反驳。

“您怎么能这样说呢！”他上火了。“难道您没看见从上到下都动起来了吗？社会也好，工人也好，全都这样！……”

他身上的一切似乎也都倒了个个儿。他向我谈起那个缅希科夫：

“您看过缅希科夫这个恶棍写的东西了吗？”

我回答说，缅希科夫总归是缅希科夫，我可没有这么多兴趣和耐心去看他的东西。可是契诃夫还是很激动，一再地说：

“不，您还是看一看他在最近一期杂志上写的东西吧。”

接着又对我谈起《新时报》的情况。他和这份刊物是有联系的，以前在谈话中时常提到过它。他很少谈到苏沃林老头，在提到他时也是间接地为他辩护。我记得，他对我提起过《新时报》上关于三月一日 [570] 事件的那篇可恶的文章，作者要求把“暴徒”处以极刑，恨不得五马分尸才好，这篇文章是伊洛瓦伊斯基写的，未送苏沃林过目就刊登出来了，但是他也毫不留情地揭露《新时报》。他告诉我，那里的事务是被怎样的一伙恶劣家伙把持着，他们怎样明目张胆地炮制谎言，撰稿人怎样被收买，在德雷福斯案件 [571] 期间，特派记者从巴黎发回的电讯怎样被篡改伪造，例如在电讯稿中加进了许多个“不”字，把不合己意的段落删掉打上好些问号和惊叹号，结果在刊物上登出来的电讯就面目全非，意思也弄反了。

契诃夫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莫斯科之行所造成的，然而看到他对即将到来的新生活的信心在不断增长，看到他心中涌现出新的情绪，我又觉得感动和兴奋。

我们经常长时间地争论文学中的问题，但是很少谈论彼此的作品，即使谈起也似乎感到不好意思。我记得，只有一次，当我们在往某个地方走去的路上，契诃夫眼睛看着旁边，突然对我说：

“我读了您的短篇小说（《啊，妈妈！》），就好像听人家演奏大提琴似的。”

更使我吃惊的是，一向不愿多谈自己文学创作的契诃夫出人意外地递给我一份手稿：

“这是我刚写好的……我想请您看一看。”

我读了手稿。这就是《新娘》，在小说里可以听到就契诃夫来说是新的、并非阴郁的乐音。这时我认识到，在契诃夫的全部感情中，在他对生活的艺术感受中，正在出现一种转变，他的艺术创作的新时期开始了。

但是这个新时期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契诃夫不久就去世了。

（严梅珍　译）

题解：

谢尔盖·亚科夫列维奇·叶尔帕季耶夫斯基（1854—1933），作家，在大学时学医。

契诃夫二三事

谢·尼·休金

我曾经有两次拿自己的作品向安东·巴甫洛维奇请教。以下就是他在不同的时间里对文学创作所表示的看法。

当我第一次请他看一下我的一篇短篇小说时，他看了以后说：

“在评论一个开始写作的人时，首先可以看他的语言。如果这位作者‘文笔’不好，他就永远当不了作家。如果他文笔可以，有自己的语言，那么从当作家这一点来说，他不是没有希望的。然后才可以评论他的写作的其他方面。”

他站起身来，手里拿着我的原稿本子，把它对折了起来。

“开始写作的人往往应该这么办：把稿子对折，撕掉前面的一半。”

我疑惑不解地看着他。

“我不是说笑话，”契诃夫说，“刚开始写作的人通常都是像人们所说的，花很大力气想把读者‘引入小说’，于是半篇小说写的都是多余的东西。其实一篇小说应该写得使读者不靠作者的解释说明，单是从小说的叙述过程中，从人物的谈话和行为中，就能明白作品的内容是什么。您不妨把您的小说的前半篇撕掉，对后半篇的开头部分稍作改动，这篇小说就一清二楚，一看就懂了。根本用不着任何多余的话。也就是说，凡是跟小说本身没有直接关系的东西，全都应该毫不留情地去掉。如果您在第一章里说，墙上挂着一支枪，那么在第二章或者第三章里它就应该用来射击。如果没有人去使用，那么它也就不必挂在墙上。其次，应该使小说生动些，谈话中间应该穿插一些动作。您小说里的伊万·伊万诺维奇很爱说话。这倒不要紧，不过他不应该一张嘴就说上整整一页稿纸的话。他说了几句之后，您就写：‘伊万·伊万诺维奇站了起来，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然后点上香烟，在窗口站了一会儿。’”

过了不久，我寄给安东·巴甫洛维奇一本杂志，里面夹了我的另外一篇短短的小说，不过事先没有向他说明。晚上我的电话铃响了。

“您附在《俄国财富》里面的短篇小说是谁写的？”安东·巴甫洛维奇问。

“我写的。”

“请过来一趟吧。”

我到了安东·巴甫洛维奇家里，他告诉我：

“小说很好。咱们把它投寄出去——不过投寄到哪里好呢？我建议寄到……”他提了两家杂志社和一家报社。“您看寄哪一家好？”

我说了其中一家杂志社的名称，又问了一句：

“他们会登吗？”

“我想会登的，”安东·巴甫洛维奇说，“要是我是编辑，我一定会登出来的。”

他兴致很高，对我的稿子非常热心。

“我不喜欢您的标题。应该换一个。我来说一个，您看怎么样：《伊万·伊万诺维奇的蠢事》。”

说实话，这样一个标题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原来并不觉得我的主人公的希奇经历是荒唐可笑的。这个妙手偶得的题目从一个新的角度点明了这些经历的意义。我一面笑着自叹不如，一面承认，他的题目的确比我原来写的那个更为恰当。

接下去安东·巴甫洛维奇又对我说：

“有两处地方我删掉了几句话。我跟您说过：作者自己不要站出来作说明。该说的话全部让您笔下的人物去说。您看看这篇新登出来的短篇小说，”安东·巴甫洛维奇在这里说出了作者的名字，是一位有名的作家。“内容很精彩，可是作者的说明反而帮了倒忙。读这些说明使我兴味索然，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写。短篇小说里不应该有政论文。”说到这里他想了一会儿，然后又接下去说道：“我建议您改写结尾部分。小说里伊万·伊万诺维奇最后结婚了。难道他吃了这么多苦头，明白了许多道理，就是为了结婚吗？要是结局是另一种情况，另一种性质，那就会好些。”

谈完了小说本身，安东·巴甫洛维奇接着说：

“现在咱们来给您想个笔名。您的姓不行，不好听。”

“难道连这种地方也得注意？”

“一点不错。您以后还要创作下去的，一篇小说写出来了，人家读完了印象总算还可以，可是底下冒出来的却是这么一个姓名……”他念出我的姓，笑了起来，“差劲！” [572]

然后他说正经的：

“一般来说，应该避免佶屈聱牙的字眼。我不喜欢那些唏音和咝音很多的字眼，我能不用就不用。”在同我分手的时候，他问我：“您知道稿子该怎么誊写才可以付印吗？”于是他又留住我，裁了一张纸，告诉我只能写一面，又告诉我页码应该标在哪里。最后，他说：“您就抄在这种纸上，抄好了交给我。”

我把稿子全部誊清以后，他亲自把它邮寄给一家杂志的编辑部。 [573]

“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他教导我说，“必须把自己完全奉献给这一事业。在这里也像在其他行当里一样，半瓶子醋是不会有出息的。这门艺术也像任何事情一样，需要天资，也需要实干。必须埋头苦干。首先是要在语言上下工夫。应该字斟句酌。您注意过托尔斯泰的语言吗？那些复杂的长句里，句子一个套一个。您别以为这是偶然现象，或者是缺点。这是艺术，是下了苦功才学到的艺术。这些复杂的长句给人以笔力雄深的印象。”

有一次我到他那里去，他告诉我：

“眼下我在读果戈理的作品。他的语言真是妙趣横生，多么绚丽多彩！”不过安东·巴甫洛维奇最为叹服的还是莱蒙托夫的语言。他不止一次地说过：“我读过的作家中，数莱蒙托夫的文笔最优美。依我看，最好是拿他的一篇小说，像中学生那样一句一句地分析，一个成分一个成分地分析……用这个办法来学习写作。”他还说：“您知道整个语言是怎么发展，怎么完善的吗？您有没有注意到，不久以前还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一些字，现在逐渐地被人们舍弃了。例如，不久以前大家写的是：‘若干年以前’，可是现在大家都写成‘若干年前’，把‘以’字去掉了。这样挺好嘛，自己也会觉得奇怪：从前干吗要添上这么一个没用的字呢？”有一次又谈到了语言，他说：“报纸上的文字很不讲究。塔甘罗格的报纸在提到我的时候这样说：‘吾乡同胞契诃夫……’”

根据我的记忆，安东·巴甫洛维奇居住雅尔塔期间，他在报刊上发表的作品计有：《在峡谷中》、《主教》、《新娘》、《樱桃园》，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在峡谷中》在杂志上发表后，安东·巴甫洛维奇递给我一本杂志和一份报纸。

“请您读一读我的小说，然后再读一读报纸上的反应。”

那份报纸似乎是下诺夫哥罗德城出的，上面登载着高尔基评论契诃夫新作的一篇文章。 [574]

“请告诉我，安东·巴甫洛维奇，”我读了小说以后问他，“那个村庄和那家人家都是您在作品里描写的，您以前是否知道有类似的情况呢？难道农民的生活当真这么苦吗？”

“我在这里描写的是一般省份里都可以见到的生活，我对这种生活比较了解。像赫里明那样的商人也是现实生活中确有的。只不过他们实际上还要坏。他们的孩子从八岁起就开始喝伏特加，而且小小年纪就开始生活淫乱了；他们把梅毒传遍了周围一带。我在小说里没有说到这一点，因为我认为谈这种事情就不是艺术了。”

安东·巴甫洛维奇说最后这句话时加重了语气，这好像是对热衷于描写生活中的丑恶一面的哪种倾向的答复，这种倾向当时正一点一点地在文学中露头，他和我在此以前也曾谈到过这一情况。

我告诉安东·巴甫洛维奇，在这篇小说中丽巴在夜里扛着她死去的孩子的小棺材这一幕十分动人心弦，是我最喜欢的。事实上从写景抒情的艺术性方面来看，这一大段描写就是在契诃夫的作品中也可算是凤毛麟角了。

“要知道，”安东·巴甫洛维奇说，“丽巴的孩子被开水烫死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事情；县立医院的医生时常遇到这种事例。不过我已决定再也不写农民生活了。”

当契诃夫的《主教》发表时，他告诉我，这篇小说是多年以前写好的旧作，最近才作了改写。

下面的情况跟这篇小说有着无可置疑的关系。

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书房里可以看到很多照片，有作家的，有演员的，有的人可能只是他的熟人，其中有一张照片与众不同。照片上是一个教士装束的人和一个穿着深色朴素衣服的老妇人。

这张照片的来历是这样的：

当安东·巴甫洛维奇还住在伊洛瓦伊斯卡娅的别墅里的时候 [575] ，有一天他喜气洋洋地从城里回来。原来他在照相馆里偶然看见塔夫里达主教米哈伊尔的照片。这张照片对他产生很深的印象，他就把它买了下来，现在他在家里也常常凝神细看，还请别人来看。

这位米哈伊尔·格里巴诺夫斯基主教是在这以前不久去世的。他是我国智慧卓越的高级神职人员之一，性格十分刚强。宗教界人士似乎把他看作是新的僧坛，即所谓有学问的僧坛的创建者。记得在他的安葬仪式上，好多人在大庭广众中的讲话里都是这么说的。至少这位圣者对许多人有着巨大的影响，据说他的崇拜者都认为他可能当上俄国教会的总主教。在来克里米亚之前，他住在雅典，任我国使馆教堂的首席神父。

安东·巴甫洛维奇和他并不认识。

米哈伊尔主教年纪并不老，但是患了很重的肺病。照片里的那个老妇人是他的母亲，看上去完全像一个农村老大娘，她是教会助祭或教堂执事的遗孀，从唐波夫省的偏僻农村到做主教的儿子身边来的。

他一脸智相，耳聪目明，气质高尚，但是面容憔悴凄凉，带有一种受难者的表情。他的头贴近老母，她的脸也充满了异常“鲜明” [576] 的悲苦的表情。

这帧照片给人的印象是强烈的；看着他们母子两人，就会感到人生的痛苦是多么深重，真想放声一哭为快。

我记得契诃夫请高尔基看这张照片时，高尔基也很感兴趣，他细细观察着主教的脸，同时高声地说：

“了不起的人物，了不起的人物！”

安东·巴甫洛维奇问起了米哈伊尔主教的情况，后来我送给他主教写的一本书：《福音思问录》——这是这位主教生前对一些福音传说和事迹的思索考辨之作。

很明显，有关主教的意念一直萦回在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心头。有一次他说：

“这倒是短篇小说的绝妙题材。一位主教在濯足节 [577] 那天举行晨祷。他身体有病。教堂里人坐得满满的。唱诗班在唱赞美诗。主教读着福音书中耶稣受难的章节。他越读越激动，心里充满了对基督、对人们、对自己的怜悯。忽然间他觉得十分难受，他觉得自己可能不久就要死了，马上就会死了。不知是因为他的颤抖的声音，还是激动的情绪，还是由于其他看不见、猜不透的原因，他的这一感觉感染了和他一起举行仪式的教士，然后又一个一个地感染了所有做祷告的人。主教感到自己死期已近，不禁涕泪纵横，整个教堂也一片悲声。”

教堂里所有的人都和他一样感到死亡正在无情地一步一步逼近。这位彼得主教（契诃夫小说中的主教）以前也在国外担任过神职，他的母亲是一个乡村助祭的遗孀，也到他身边来了。他读着耶稣受难的福音书。小说中对他在圣枝礼拜日 [578] 前夕举行彻夜礼拜仪式时的情景是这样描写的：“不知为什么他忽然泪流满面。他的心里却很镇定，安然无事，但是他那呆滞的目光投向左首的唱诗班，那里正在唱赞美诗，在昏暗的暮色中已看不清人了，这时他依旧哭着。亮晶晶的泪珠从脸上一直落到胡子上。他身边也有一个人哭了，接着再过去一点的人哭了，这样一个接着一个，整座教堂慢慢地充满了一片啜泣声。”

由此看来，这篇小说同米哈伊尔主教的照片，以及同安东·巴甫洛维奇所说的小说的构思，是有很明显的联系的。

小说是在三年以后才发表的。那时在塔夫里达主持教务的早已是尼古拉主教了，现在他是华沙大主教。小说发表出来的时候，雅尔塔就有人说安东·巴甫洛维奇写的就是这位尼古拉主教。

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

可能是因为那时已不大有人记得米哈伊尔主教了 [579] ，也可能是因为有人听说安东·巴甫洛维奇曾经为了希腊人的事件去见过尼古拉主教。

这些说法传到了契诃夫那里。我记得他这样说：

“请注意，有人说我写的是你们的主教，这是无稽之谈，我并没有把他当作模特儿。要是有人在你们面前说起这种话，那你们就告诉他，这是无稽之谈。”

那么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小说里写的是谁呢，是哪一个主教呢？

很明显，并没有一个特定的人。他小说中的主教和米哈伊尔主教有一些关系，但是从整体来看，作为一个有一定性格的人，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他并不像米哈伊尔主教。

（严梅珍　译）

题解：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休金（1873—1931），雅尔塔教会学校教师，作家。他于1898年结识契诃夫。现存有契诃夫致休金的书信若干封。

两次见面

伊·阿·诺维科夫

我和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总共只见过两次面，但是两次见面都使我生动具体地认识了契诃夫，而且还帮助我了解作为作家的他，虽然我们根本没有谈文学方面的问题。我那时只不过刚开始发表少许作品，但是我并没有告诉他，而契诃夫自己则又和大多数真正的作家一样，看来喜欢随便聊天，谈谈家常，而不是进行“作家式的谈话”。我也根本没有接触到他的作品的问题。那时我正在去别萨拉比亚赈济饥民途中，我也正是为了这件事去见他的。

当然，我们也谈起了契诃夫所热爱的莫斯科。虽然这时正值一月，雅尔塔却很暖和，人们都是夏天的装束，毛茸茸的小蔷薇在砖墙上攀爬，一种花瓣结实而且发亮的粉红色花朵正在开放，这种景象出现在冬天里使人有几分置身于幻境的感觉。因而此时此地怀念那由于健康关系而不能去的冰天雪地的莫斯科，实在使人太不可理解了。他的书房很小，陈设十分简朴，不知不觉之间暗蓝的暮色越来越浓了，屋里一时还不点灯。安东·巴甫洛维奇说话不紧不慢，而且一边说，一边在思考。他更多的是向我询问，如莫斯科的近况，我们这些老是有点不安分的大学生的情况等等。说到这里我记起有些人在文章中转述契诃夫的话语时，总是处处夹杂着语助词“这个”，似乎他说每个词几乎都要加上这两个字似的，这就给人以土腔十足甚至鄙俚可笑的印象。不错，这些人都是和契诃夫相知甚深的人，但是即使他的话里有这样的特点（我自己根本没有发现这一点），那么转述他的话的人至少也是夸大了这个特点。安东·巴甫洛维奇的话语一如他的作品：句子简短，经过思考，要言不烦，内容明确。他那动作很小、不大明显，然而却很完整的手势也是同样地简练和富于表现力。

我已记不起第一次谈话的详细内容，好在这也无关宏旨，但是我在当时就明显地感到，契诃夫是多么关心别人——即使是一个萍水相逢的人。而且这也不是出于那种纯粹作家式的兴趣，而是人对人的关心。这里面或许就包含着仁爱的成分，但是他的仁爱并不像我此后很久才认识的符拉基米尔·加拉克季昂诺维奇·柯罗连科那样地热情和具体。契诃夫的仁爱似乎有点难以捉摸：坐在他面前的这个人对他来说并不是具体的哪一个人，而只是称作人的那些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毫无疑问，时刻思考人们、人类和生活是契诃夫精神世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现在他就这样地在暮色中坐着，说着话，有时停顿一下，或者咳嗽一声，有时也询问一些情况，这时给人的印象似乎他要检验一下自己，要在面前这个从那永远年轻的莫斯科来的客人身上“远远地”估量一下自己的看法。

契诃夫是一个讲求具体的人，他所描写的也都是活生生的人，在这方面大概是无人能及的，但是他的具体性是以特殊的方式，在他的思想的广阔、平静的天地里表现出来的。这好比有时候在晚霞的背景上看艾蒿或者野菊花的茎，它们和你脚跟前的那些一样，但是又不完全一样，因为它们的具体性像木版画那样分明地表现出来，同时还连带表现出了距离，辽阔的空间和地平线，以及日落后温暖的、黄澄澄的天空。这种具体和空灵的结合，活生生的现实和长年思索的结合，正是契诃夫创作方式中的主要之点。

那么这种思索是怎样的呢？无疑地，它具有各种各样的性质：既有哲学性质的，也有社会性质的——这方面的佐证是很多的。在和契诃夫第二次见面时，我所强烈地感觉到的正是作家的这种社会兴趣，而且这种社会兴趣并不是抽象的、空想的。相反地，它是实实在在的，充满着真正的人情味。

我是在莫斯科的一次画展上看见契诃夫的。他只是一个人，但是我没有到他跟前去，因为我不好意思提醒他，说我们以前曾经偶然地相逢过，但是他向我瞥了一眼，想了一想，就很快地认出我了。

“是啊，画得挺好，”他对一个将军的肖像表示看法，我正站在那幅肖像画前面。“不过谁需要呢，它有什么用呢？”

那幅画受到普遍的注意，画家的技巧也一望可知。但是契诃夫不愿进一步阐明自己的看法，而这一看法只是和他稍后所说的一句话对比起来看时，才显出了它的深意。

“这幅画您还没有看过吧？”

他看了许多幅其他作品，虽不能说是漫不经心地，但速度却很快。后来他久久地站在一幅不大的画像面前。

“瞧这幅，”他说，“我想让您看的就是这个。这幅画好。”

我现在已不记得那幅画是谁画的，但是我仍清楚地记得那画面：工人棚屋区的一角，黄昏时分，在暗红的暮色中一个工人抱着他的娃娃，他抱孩子的姿势很生硬，但却十分当心，他的温情之中带有几分羞涩，似乎不愿意让人家看出来。契诃夫的感受和画中人物那种又温存又羞涩的感情有着某种相通之处，接下来他的沉默在我看来又充满了深意：他自己之所以进行写作并不只是因为他有出色的写作技巧，并且对人非常了解，而且还因为他对人有着仁爱和怜悯之心，同时按照自己的方式思索着如何改善人们那并不如意的生活。

（严梅珍　译）

题解：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诺维科夫（1877—1959），作家。诺维科夫第一次谒见契诃夫是在1899年一月，那时他是莫斯科农学院的学生。第二次见面大概是在同年八月第十七届巡回派画展上。

安·巴·契诃夫

回忆契诃夫

伊·纳·阿尔特舒勒

一次，我去契诃夫那儿做客，正碰上他在读评论自己的文章。他起身迎我说道：

“瞧，老兄，我们俩都不知道，原来我已经处于第三阶段了。”随后，他习惯性地把夹鼻眼镜一扔，调皮地眨了眨眼，两手滑稽地一摊又说道：

“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阶段，可现在你看，弄出三个来。”

我不知道契诃夫的文学创作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但是，我和他相识时，毫无疑问是他个人生活新阶段的开始——雅尔塔时期，命中注定的最后一个阶段。

1898年7月末，为了躲避北方潮湿、多雨的秋季，我来到此前陌生的雅尔塔。我随身捎来了一封信，是给当地疗养院医生П.П.罗扎诺夫的。在医生那儿我又认识了他的堂兄谢·亚·叶尔帕季耶夫斯基，他也是不久前才彻底迁居到雅尔塔的，用契诃夫的话讲，目前正在“热火朝天”地建造别墅。叶尔帕季耶夫斯基非常喜欢克里米亚南部地区，他颇具说服力地证明我也有必要搬离北方，还说契诃夫也来了，并已决定移居此地。有一天，我们一起经过城市花园，叶尔帕季耶夫斯基发现契诃夫坐在一张长凳上，就走过去，介绍我和契诃夫认识。第二天，我们共同的朋友，莫斯科著名医生И.И.奥尔洛夫也来了，就这样，以后我们仨每天一起度过大部分的时光。

契诃夫住在尼古拉大街的布舍夫别墅，占了两个不大的房间。那一年的秋天甚至对于克里米亚来说也算难得地好。契诃夫的心情非常愉快。那个时候他看上去相当精神，显得很年轻，不像三十八岁的年纪，人瘦瘦的，虽然走路有点儿驼背，但总体来说还算是身材挺拔。只是眼角和嘴角出现了皱纹，有时眼神显得很疲惫，最主要的是，在我们医生看来，他明显有些气喘，尤其是在爬高的时候。由于这种气喘而导致的步伐沉重迟缓，以及随时发作的咳嗽，都说明某种疾病的存在，只是病人自己总是极力避开这个话题。有两件事一定会让契诃夫感到不快，会让他坐立不安，那就是详细询问他的身体状况或是打听他的小说写得怎么样。

奥尔洛夫医生很喜欢安东·巴甫洛维奇，很为他的身体状况担忧。有一次，我们三人坐在一起闲聊，大伙谈得很愉快，奥尔洛夫开玩笑地提议，我们三个用听诊器相互听一听，“检查一下身体”。契诃夫很客气地岔开他的话，提议说：“咱们最好一起去吃点儿东西吧。”

契诃夫刚来雅尔塔时似乎并没有明确的计划，但是不久就决定搬到南部去，因为“已经住烦了旅馆”。他开始找地建房。正是这个原因，他经常和И.А.西纳尼碰面。西纳尼是个书店老板，他对雅尔塔城里大大小小的事了如指掌，他的书店位于沿岸大街，书店入口有个小铺子，于是这里就成了朋友、熟人，特别是一些作家见面、聚会最中意的去处。西纳尼对契诃夫很热情，超乎寻常地亲切，凡事都为他考虑。很难找出一个像他一样对雅尔塔、对南海岸、对雅尔塔人、对雅尔塔人的一切、对雅尔塔最新的新闻都那么了解的人了，因此，他在买地建别墅这件事上是最好的参谋。

有一天，安东·巴甫洛维奇不动声色地把我和奥尔洛夫带到上阿乌特卡，当时那里还没有和雅尔塔城连在一起，被叫作乡下。契诃夫在村头停下，故作神秘地要我们翻过低矮的栅栏，把我们带到一块空地。这块地看起来真不怎么样，紧挨着尘土飞扬的公路，有一个废弃的葡萄园，三两棵枯萎的树和一块鞑靼人的旧坟地，上面有很多穆斯林风格的墓碑。这时，契诃夫郑重其事地向我们宣布说，这里就是他要买的地，而且在介绍时还特别提醒我们注意它的两大优点：第一，它有一个圣经里那样的水井；第二，从这儿可以望见远处秀丽的风景——乌昌苏河的河谷和一小片海景。土地的主人对契诃夫非常敬重，所以要价非常低，只有四千卢布，而且只需先付一千，剩下的三千可以在以后任何时间支付，不计利息。商议后契诃夫立刻决定买下这块地。顺便说一下，后来公路在翻修时被抬高了很多，并且走向也偏离了一点，通向契诃夫的房子又修了一条下坡小路。当时，契诃夫手上没有现钱，他开始想办法四处借贷。

十月中旬，安东·巴甫洛维奇的父亲去世。这更加坚定了他要尽快把房子建好把母亲接过来的决心，他觉得母亲留在梅利霍沃会很伤心。那儿的房子他打算卖掉。我最终下决心离开北方迁居雅尔塔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契诃夫的影响。我在雅尔塔租了一套房子，房子里除了一些最必需的设施外什么都没有，因为一年后我的家人才能迁居过来。于是契诃夫就搬来和我同住。这段时间他工作得很辛苦，特别是每天早上。我们经常出去散步，每次尽量绕开沿岸大街，因为疗养院的太太们——“安东诺夫卡们”，支配着那儿，她们总是尾随契诃夫；他前脚刚到西纳尼的书店，小铺子里马上就挤满了顾客，他们争先恐后地买报纸、买书、买烟卷儿或别的东西。契诃夫只得一脸郁闷地转身离开，快速穿过街道或者城市花园远远地逃离那里。

也经常会有一些娱乐活动邀请契诃夫参加。西纳尼的一个商人朋友是当地的卡拉伊姆人，他邀请契诃夫参加午宴，在那儿会吃到羊肉串和地道的（用他的话说）羊肉馅饼。天气闷热，热情的主人邀请了很多亲朋好友，他们都是为见契诃夫而来的。羊肉馅饼浸在羊油里，里面包着羊肉馅。因为以前从来没见过，看上去觉得很可怕。谈话一直围绕着建房的程序等问题。契诃夫听得很认真，几乎没吃什么东西，不时插上几句事务性意见。我们从那里一出来，契诃夫立刻就拐进药房买了自己喜欢的蓖麻油，“必须马上喝下去，”他说。“可你什么也没吃。”“怎么没吃？气味、谈话不算吗？”

尽管我们住在一起，也有过多次长谈，但是生病的话题始终没有涉及。或者，更准确一点说，也谈起过，但却是单向的：他看我一直咳嗽，建议我好好治治，等等。

因为要办理从新托尔日地方自治局辞职的手续，我暂时离开了雅尔塔。等我回来时，房子已空无一人——契诃夫搬进了伊洛瓦伊斯卡娅的别墅，并且一直在那儿住到自己阿乌特卡的房子建好为止。不过，他经常一大早就跑到我这儿，一直待到午饭前才走——他在躲避拜访的人，在那儿他根本无法工作。

这段时间契诃夫在她那里借住的伊洛瓦伊斯卡娅，是一位将军夫人，虽然契诃夫的种种做法让她感到痛心，比如说，不接受顺势疗法，不顾惜自己的身体，又不答应服用她推荐的有益健康的丸药，但是她仍然对契诃夫非常好。她甚至认真地操持起他的终身大事来，介绍经常来拜访她的当地教会大司祭的小女儿和他相识。一次，契诃夫和大司祭的女儿一起去了奥列安达 [580] ，将军夫人悄悄地暗示我，这可是好兆头。她特别兴奋。可到最后，当她的周密计划无疾而终时，她非常难过。

契诃夫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某种程度上来讲，确实如此）。那段时间我正在收拾房子，他主动来帮忙。他看到我大门上接诊的牌子，非常吃惊地说：“怎么能这样？真正的医生应该有块儿正规的牌子，铜的也不行，应该在莫斯科订制一块黑铁浇字的那种牌子。”他真的从莫斯科为我订购了那样一块牌子，大概是他弟弟帮的忙。他要我相信，没有他我连块儿真正的窗帘都买不到。他坚持要我一定参加互助借贷协会和用支票付款。当我笑着对他说，等我发财了再参加，现在没钱可存时，他严肃地回答说，这就是咱们俄国落后的地方。在西方是没有人把钱存放在身边的。

1899年初，契诃夫和马尔克斯谈判，双方一度僵持着，契诃夫很焦急，当时他真的相信是在做一件对自己有利的买卖。因为按照协议，马尔克斯必须每过五年多支付他两百卢布的版税，契诃夫盘算着，开始可怜起马尔克斯：“如果我一下子活到八十五岁，他可怎么办啊？”

对契诃夫来说，最快乐的事就是为别人提供帮助，他总是在为别人的事忙乎。他为学校推荐教师；在高级僧侣那儿为神甫们的职位奔波；自己已经病得很重了，还在托朋友为莫斯科的一个助祭找关系，因为他需要把自己考上大学的儿子从尤里耶夫带到莫斯科；他帮熟人和莫斯科的朋友找房子，为他们抄录植物目录，为初入文坛的作家和编辑部牵线搭桥，为排演别人的剧本忙碌，不停地为安置生病的女教师或者地方自治局的职员的事奔波。每次去莫斯科，他都会问我需要带回点儿什么，寄回点儿什么。他觉得只有在莫斯科才能买到真正的好东西。他在莫斯科为自己订购了信纸、信封，还有香肠、橡胶套鞋和很多其他物品——这些东西在沿岸大街的任何一家商店都能买得到，而从莫斯科收到预定的东西往往要等上几个星期。可是在这件事上你却说服不了他。而当我们几个想为穷人修建疗养所，找契诃夫协助，他热烈相应，并宣布他主持募捐。他为寻找募捐人花费了大量时间，那些人大部分都是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捐不多的钱而得到契诃夫在收据上的亲笔签名。契诃夫对自己精打细算，为别人却付出许多，他经常悄悄为学生提供帮助。

别墅开始建造了，契诃夫非常详细、认真地和建筑师还有特地赶来的妹妹玛利娅·巴甫洛夫娜研究建房方案。他计划建三个住室——自己一间，母亲一间，夏天在这里的妹妹一间——她当时还在莫斯科一所女子学校当老师。他要求每个房间都尽可能独立，因此房子布局让人觉得有些奇怪：正如多次被描写过的，他的书房正对着大门，书房和卧室之间用不镶玻璃的雕花门隔开，卧室不大，但光线很好。走廊的另一头是他母亲的房间，塔楼上面是玛利娅·巴甫洛夫娜的房间，下面是餐厅和客房。房子建成很长一段时间后契诃夫才搬进去，住在独立的、不大的厢房——未来的厨房的一个房间里。契诃夫对未来的花园倾注了很多的心血。他对建造自己的窝，对买地块、买别墅一直都很渴望和热衷。在阿乌特卡别墅建好后他很快又在离雅尔塔二十五俄里的基基涅伊兹附近的库丘克科伊买了一块地。这块地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从这里有一条很陡的斜坡通向公路，从公路又有一条更陡的斜坡通向海边。他之所以买，是因为“这里景色优美，并且什么都有：小房子、晒烟叶的棚子、平板大车，将来只需从莫斯科订购一些勺子、叉子和茶炊就可以了。邮局就在旁边，我敢保证，母亲一定会很喜欢这里”。“但你知不知道那儿交通不便啊！”“这没关系，将来可以买一头小毛驴，这简直太棒了，或者再买一匹马！”一年以后，他在古尔祖夫又买了一块地，因为这块地就在海边。“海边有一块自己的地，以后可以钓鱼，真是太棒了！”我想，他对这两块地盘算了不止两三次。在把手稿卖给马尔克斯有了闲钱后，他打算在莫斯科再买一座小房子，“在郊区买，但一定要带有花园”，如果在莫斯科近郊买，那就一定要靠近河边。我对他说他是喜欢有自己的醋栗，他笑答：“这儿没有醋栗，只有杏子和核桃。”当然，对他有吸引力的不是醋栗，而是因为那是他自己的窝、自己的花园。他特别喜欢植物和花，也懂得怎么去侍弄、照管它们。在他去世前，美妙的花园已经绚烂多姿、充满芬芳，这都有赖于他亲力亲为，精心照料。我感觉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就是好天儿的时候在花园中忙活，两只小狗儿围着他寸步不离，它们是两只优良的梅利霍沃达克斯狗的后代，名字叫勃罗姆·伊萨伊奇和希娜·玛尔科夫娜；旁边还有温顺的鹤在翩翩起舞。做他喜欢做的事，没有人打扰他思考，正如在北方时钓鱼有助于他思考一样。契诃夫很喜欢小动物。我曾见过，他是多么细心地照料卡希旦卡——一只受伤的白毛狮子狗，用专业外科大夫的标准手法精心地为它处理受伤的爪子，一边包扎，一边温柔地和它说着话。看到这一切，我明白了为什么他能够写出非同一般的《卡希旦卡》。契诃夫和老鼠之间曾发生过一场大战，他小心地捏着被鼠夹夹住的老鼠的尾巴，把它放到低矮的栅栏外的墓地上。我相信，老鼠一定在偷偷地嘲笑他，大概当天夜里它就又会跑回到自己对手的别墅里去。

1899年的秋天，别墅全部完工。契诃夫搬了进去。别墅带一个舒适的书房。他非常爱整洁，房间总是被收拾得井井有条。每一件东西总是放在固定的位置，书桌上长年累月都会依次摆放着造型奇特的烛台、墨水瓶、小象的雕像、苏沃林的《莫斯科全景》、装有薄荷药片的盒子和其他的小东西。愉快而舒适的房间的壁炉上方挂有列维坦专门为其画的素描画，书桌后深龛处有列维坦的另一幅画。房间同样是一成不变的次序。可是这种不变的次序甚至削弱了房间的舒适感，带来些许冰冷的感觉。我从没见过契诃夫的书房或卧室零乱、东西衣服乱扔的样子。他总是很简朴，但衣着整齐、庄重。无论是早上，还是晚上很晚，我从没见他穿过家居服，总是衣服领子笔挺，扎着领带。在他写给妻子的信中有许多关于洗头、换内衣、洗衣服和鞋子的内容。如果你读了那样的信，可能会有一种错误的印象，觉得契诃夫是那种邋里邋遢又好讲体面的人。但是这种感觉完全是错误的。契诃夫虽然是在穷人中长大的小商人的儿子，但他身上拥有一股特别强大的、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这种气质不仅是内在的，而且也体现在外表上。他整个人都散发着一种高贵和优雅的气息。

1899年春天至1901年初这段时间是契诃夫在雅尔塔度过的最美好、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搬进完全按照自己心意建造的别墅，文学创作工作卓有成效，艺术剧院排演了他的剧本《海鸥》和《万尼亚舅舅》，并且这两部话剧的剧组为他专程来到雅尔塔演出，接着他当选为科学院院士——得知这个消息时他难掩自己的喜悦，因为这代表了官方对俄国作家的认可。这些喜事明显改善了他的心情，他和这“温暖的西伯利亚” [581] 之间的关系融洽了许多。

但是，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这个一直自认为是一个很实际的人却未能像他希望的那样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这里面除了他的健康状况和各种个人原因外，雅尔塔生活的某些特殊性和他本人过分矜持也是原因之一。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正值克里米亚南部海岸地区作为全俄的疗养地，开始迅速发展和繁荣的时期。雅尔塔不仅成为疗养胜地，还成为春、夏、秋季无论是有钱的资产阶级还是俄国知识分子的休闲去处。这使克里米亚半岛和克里米亚人获益匪浅，但同时却让契诃夫伤透了脑筋。事情明摆着，拜访契诃夫成了来这儿的作家，以及与文学和新闻沾点边的人的一种义务。他们来这儿除了休养没别的事，所以经常到他那儿去，一坐就是很长时间。他们中有些人和契诃夫关系不错，他很高兴和他们见面，也经常邀请他们。而对那些不熟悉的、不喜欢的人他一直不知道如何摆脱。

一天夜里，已经很晚了，电话铃声响起，是契诃夫的声音。我不安起来。

“出什么事了？”

“我很不好，老兄，刚刚又不得不服了一些蓖麻油。”

“怎么了？”

“你知道吗，Н.Н.先生又在这儿坐了一整天。”

这位先生是一位年轻作家，住在雅尔塔城外，但是经常去拜访安东·巴甫洛维奇。有一次白天，我顺道去看契诃夫时碰到过他。他兴致勃勃地讲着什么，契诃夫坐在书桌旁，脸色比乌云还阴沉，闭着眼，没戴眼镜。

“安东·巴甫洛维奇，可以问一下，您正在写多长篇幅的东西？”

“两页。”

“哦，我的小说写成应该也有两页半。”

契诃夫戴上眼镜，突然对着我说：

“您知道吗，医生，这里的蓖麻油比凯勒尔的差太多了，简直没法比。”

过了几分钟家人招呼吃饭，他客气地让来访者下楼和自己的母亲一起用餐，并请他转告自己现在不想吃，可能会晚会儿。客人一离开，他就在书房跑来跑去，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这就是你说的加强营养，连午饭都没法吃。”

有些人还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一个医士，常年给契诃夫寄自己那些文理不通的东西，还专程来到雅尔塔向他请教，原因是他认为契诃夫“也是我们医疗界的一分子”。还有一个熟人，一个新开的疗养院的老板，因为疗养院开张就请求契诃夫帮她写一个广告登报，她想当然地认为“他写得肯定特别好”。当安东·巴甫洛维奇尴尬地向她发誓说，自己从来没写过这种东西时，她笑着说：“上帝啊！您说，最好的作家不会写这个！谁信呢？”还有一个古尔祖夫中学的教师来找他，也不说话，啃着自己钥匙上的齿儿，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还有人来向他请教如何更好地规划生活，怎样照料病人等等。还有的心血来潮跑去看他，只是因为他们的南海岸度假行程中除了游览乌昌苏河瀑布、圣彼得山、马山德罗夫地宫和其他名胜古迹外，又临时增加了拜访著名作家的内容。凡此种种都严重地影响了契诃夫的工作，妨碍了他独处和思考。可是他又不能拒绝，也不会拒绝，即使对这些访客不是十分热情，可表面上还是礼貌、得体。

我曾听到在他的谈话中，特别是和一些作家谈话时，对对方的作品的评价和态度，与作者不在场时有出入，最初我是感到震惊和不快。可以说在他的信中也有很多类似的情况。不过，后来认真想想，我明白了，这不是虚伪，这也是他过分矜持和惟恐伤害他人的性格使然。其实，无论是谈话还是在信里，他最终还是很温和、小心翼翼地表达出了自己真实的看法，或许不是每次都说得那么透彻。

有很多文章写契诃夫对社会问题漠不关心，甚至很“冷血”。

从天性来讲，他不是一个斗士，这一点他自己也多次说过。剖析他的小说就会发现，他探究生活时很少对社会问题发生兴趣。但早在大学高年级，他的好恶和社会旨趣已经有了明确的倾向，我觉得，这种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当地医学界的影响。因为和苏沃林的交情他经常受到指责。但是，契诃夫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最早正是苏沃林、格里戈罗维奇、普列谢耶夫和波隆斯基，在他还是安托沙·契洪捷时就对他给予关注，是他们首先帮助他脱离了《断片》、《时钟》这些杂志，他对苏沃林永远心存感激。他不止一次，并且总是很激动地讲到，他刚开始写作时曾受到激烈的批评，斯卡比契夫斯基就在文章中说，他“注定会醉死在栅栏旁”。但是，现在那个曾经认为作品“随便发表到哪儿”都行的契诃夫，从九十年代初不再愿意在《新时报》上发表作品。在左拉和德雷福斯诉讼案之后，他对《新时报》令人不齿的行为感到很愤怒，于是他非常果断、永远地和它的编辑们断绝了联系，并且每次谈起他们时心绪都无法平静。但是私下里他终生都和苏沃林保持着联系，尽管和以前比有些疏远。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沃林在和他的私人通信中表现得根本不像《新时报》上的苏沃林。关于学潮，甚至关于德雷福斯案件以及其他很多的事情，苏沃林信中涉及这些内容时，如果听契诃夫的转述或者偶尔读到他的信件片段，你根本不相信这是苏沃林亲笔所写。通常情况下，大家对公开苏沃林和契诃夫之间的信件是很感兴趣的，但是很遗憾，这些信大家永远都不会看到了，因为在安东·巴甫洛维奇去世后不久，苏沃林就颇有心计地把这些信都拿回去了，结果嘛？当然是销毁了。

1902年，由于科学院撤销了高尔基名誉院士的称号，契诃夫也主动拒绝了自己的这一荣誉称号。如果想真正评价他的这一决定，那么请想一想，契诃夫曾是多么珍视科学院院士这一称号，他又是怎样厌恶各种公开的表态。在契诃夫所有履历中，在他所有信件中，找不到一丁点儿他与损害社会公益或有失体统的做法。

众所周知，契诃夫对托尔斯泰非常爱戴。1901至1902年冬天托尔斯泰患了重病。契诃夫非常焦急，他请我从加斯普拉回来时，务必拐到他那儿一趟，哪怕只待一分钟；如果我去不了，就一定要电话里讲讲托尔斯泰的病情。托尔斯泰对契诃夫也是一样，每每谈到对方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切。我和契诃夫一起去过两次加斯普拉，每次托尔斯泰都与他兴致勃勃地交谈，不放他走。一次，我问托尔斯泰手里拿的什么书，他回答说：“我活着就会关注和欣赏契诃夫；他是多么善于发现和记录呀，这太令人惊奇了；他的一些东西是那么深刻和富有内涵；他不模仿任何人，走自己的路，这一点非常难得；他的语言很简洁。”紧接着他又不忘补充说：“他的剧本太糟糕了，《三姐妹》我都没办法读下去。”

契诃夫，一个极其淳朴和谦虚的人，从没想让任何人崇拜自己，对所有大型聚会、庆祝会，甚至朋友间的聚会，都会腼腆地尽量躲避，人们对他的那种崇敬和喜爱之情是发自内心的。大伙对他也感到拘谨，不过都是在一些小事情上。马明西比里亚克为女儿阿连努什卡庆祝命名日，请大伙到家里玩文特牌。我赶到时正碰上主人和斯塔纽科维奇、叶尔帕季耶夫斯基一帮朋友聊得热闹。大家坐下打牌。期间，马明讲起乌拉尔地区流行的笑话和一些“生活趣事”。他是很会讲故事的人，笑话又是那么刺激，西伯利亚的，他讲得大家哈哈大笑，就连最热衷打文特牌的斯塔纽科维奇都听得忘了打牌这回事。这时门开了，契诃夫走了进来。尽管他一个劲儿招呼大家继续，但是马明还是住了口，大伙觉得有些拘束。契诃夫很快就离开了，后来我把马明的“故事”讲给他听，尽管我的转述比起马明要平淡无味得多，但契诃夫还是笑了好久。那种笑声是他特有的，极富感染力。他一边笑，还一边说：“你瞧，当时你们怎么不让他继续讲下去啊！回头还得请他讲讲。”

没有人拜访的时候，契诃夫如果不在花园里，那一定能在书房找到他。他不是坐在书桌旁，就是坐在旁边的安乐椅里。他的许多时间都用来读报纸了。他每天收到大量报纸，有首都的，也有外省的，他都会读。读后会把一些报纸分类寄给不同的人，《雅罗斯拉夫报》——寄给他尊敬的神甫，一个北方人；而《公民报》则非公开地送给了雅尔塔未来的显赫人物——市区的警察所长格沃兹杰维奇。他还要花大量时间阅读各地寄给他的手稿。除了各种厚厚的杂志，他还读《历史通报》、《外国文学通讯》和宗教哲学协会的机关刊物《新路》。他也经常阅读经典作家，关注他们的最新作品。

但是，他也能一连几个小时坐在安乐椅里，既不读报，也不看书，一条腿压着另一条腿，头往后仰着，闭着眼坐在那儿。有谁会知道，他不为任何人、任何事所动，在独僻一隅的寂静书房中想什么呢。我相信，他不总是，也不只是想文学和生活之事。

契诃夫有宗教信仰吗？如果根据他信的内容判断，他自认为是一个无神论者，并且说，自己失去了信仰也根本不信知识分子的信仰。就在不久前，他的一个熟人对我讲过，他们一次在钓鱼时正好听到教堂的钟声，契诃夫对他说：“我剩下的全部信仰就是对这钟声的喜爱。”

我还是很早的时候听到契诃夫谈过此类话题。不过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有一次聊天时，我对他说自己听过一个讲座，主讲人是位教授，谈到世界上存在着一种神秘莫测的东西，问契诃夫相不相信这种神秘莫测的东西的存在。他当时没有回答。过了几天，他突然冷不丁儿地说：“你知道吗，这种神秘莫测的东西可能是存在的，比如说，阴间的生活……”契诃夫脖子上戴一个十字架，当然，这并不能证明一个人信教，但是更不能证明不信教。早在1897年，他在自己少得可怜、只有零星几篇，而且不是每年都写的日记中写道：“在‘有上帝’和‘无上帝’之间横亘着一片即使真正的智者也很难穿过的广袤原野。俄国人知道两个尽头中的某一端，而中间地带却没有引起他的兴趣。因此，通常他要么什么都不知道，要么只知道得很少。”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契诃夫一直艰难跋涉在这个原野上，从来没有停止过，特别是最后几年。谁也不知道死神在哪一个点上邂逅了他。

大家都知道，安东·巴甫洛维奇当过医生，很喜欢医学，上大学和刚毕业的那段时间都非常认真地学习医学，并没打算放弃它。1880年代中期他写道：“医学是我的‘发妻’，而文学则是我的‘情人’。”还在读大学的时候，他就利用假期在兹韦尼哥罗德县的奇金地方医院实习过，后又短期接替过地方自治局医生的工作，在莫斯科也接诊过病人。看得出，他打算撰写医学方面的著作，因为在他去世后留下的一堆书稿里发现了他整理的关于俄国医学史的笔记，满满的写了好多页。遗憾的是，当时我没有想到誊抄一份，这些笔记至今没有发表。我获知的消息是，该手稿现存于中央档案馆。顺便说一句，契诃夫是把自己的《萨哈林岛》看作是某种医学论文的。在梅利霍沃，他也在家中接诊求医的农民，给他们提供药品，当然是免费的。不过，他与医学的关系也仅限于此。最后十到十五年他不再行医。说实话，《俄罗斯思想》编辑部按时给他往雅尔塔寄医学周刊《俄国医生》，但是他只是读读大事记，有时读一些很短的所谓“实践简讯”。于是常常就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令人出其不意：

“你读过最近一期杂志上登载的关于痔疮新疗法的文章吗？”

“没读过。”

“哦，先生，你会脱离实际的。我读过，并且已经把坎达科夫的痔疮治好了。这真是个不错的方法。”

他书桌的左边总是放着叩诊用的小锤儿、听诊的听筒以及当年的里克尔医学日历。他经常为自己的家人和生病的仆人治病。他喜欢给朋友们提建议，详细询问他们的病情，但通常他只会建议对方找大夫治疗。契诃夫有一个嗜好，就是开药方。我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尽量不给他开药，而是他按照我说的药方打电话向药店买药。在说药品的拉丁名称时我特意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说得很清楚，然后让药剂师重复一遍，最后署上名字：契诃夫医生。

契诃夫懂医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他病程的某些特点。尽管这看起来很奇怪，但事实上医生比其他人更容易经常陷入两种极端：一种是他们过于严重判断了自己的病症，把自己归于所知道的这种病的最严重的情况；另一种正相反，对实际病情估计不足，而且极力用医学知识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前面我已经说过，我和契诃夫刚认识的时候他对自己的病只字不提。1898年11月末的一天，一大早他给我捎来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请我带上“听诊器和喉镜”到他那儿一趟，因为他咯血了。确实，我来后见到他大量咯血。事实上，这种咯血根本用不上喉镜，因为完全可以确定，是肺出血。几天后，我为他做了详细检查，结果让我震惊。这是我们之间第一次谈论他的病情。在去萨哈林岛旅行那一年，好像在旅途中他出现了第一次咯血，但是后来弄清楚了，这种情况在1884年就发生过，并且以后多次出现。大学时他经常咳嗽，春秋两季身体感觉不适，常常忽冷忽热，但他都说是得了流感，从没有好好治疗过。他不让别人给自己听诊，担心“查出点儿什么”。虽然按他说的这是嗓子出血，咳嗽也只是普通的感冒引起的，但是，他也说过全身经常会像蜻蜓一样不停地抖动。1888年，他以医生教训人的口吻给苏沃林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肺痨或是其他任何一种严重的肺部感染，只能根据它所出现的表征才能被确诊，而这些表征在我身上都没有。”甚至他都已经咯血（尽管这只是惟一的症状，还是让他有不祥的感觉，因为“在嘴里流出来的血中，有某种在红晕中预示的不祥”），更甚至，1889年他的哥哥尼古拉因患急性痨病去世后，他仍然对大家说：“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别人给我听诊。”直到1897年，契诃夫开始大量咯血。在朋友们的苦劝下他才不得不住进奥斯特罗乌莫夫教授的诊所。很明显，从那时起病情开始无可逆转地加重。我第一次给他检查时发现，病变已扩散至双肺，尤其是右肺，有几个空洞，是胸膜发炎后形成的。而严重衰弱的心肌，状况糟糕的肠道，已经影响他摄取正常的营养。当时，我极力劝他必须要认真治疗，但我的努力一无所获，他仍然执拗地说，治疗和过多关注他的健康状况都让他感到很厌烦，根本没必要提醒他生病的事，谁都不要理会它。他还因此发明了这样一种说话方式：压低嗓门，声调单一，感到喉咙发痒时就停止说话，为的是抑制住咳嗽。如果实在压不住而咳嗽起来，就把痰吐到事先准备好的小纸袋里——他桌子上书后面放的都是这些小袋子——随后把纸袋扔进壁炉。你只有使用迂回手段（外交手段），比如说，在不经意间或者利用偶然的机会才能为他听诊，迫使他做一些这样或那样的事。只是从1901年起，当病情真的很严重了，他才经常主动提议：“我们互相听听诊吧。”但是，他对躺下休息和进行治疗这些最关键、最首要的问题还是不予配合。他不仅不喜欢和外人说自己的病，连自己的家人也隐瞒，从来不抱怨病痛。你问他：“感觉怎么样啊？”他就会说：“现在感觉不错，差不多快好了，就是有些咳嗽”，或者“只是有些头疼”等类似的话。不幸的是，他的病已经发展到了根本无法治愈的阶段，能做的只是尽量减缓病情发展的速度或者使之处于暂时好转的状态。哎，当时契诃夫所处的境况对实现上述目标极其不利。首先，他的处境。尽管这听上去很奇怪，但这是真的，实际情况就是没有人能好好照顾他，而且缺乏必要的治疗条件。契诃夫是一个非常爱家的人，特别是对母亲的关爱令人动容。他在遗嘱中对姐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要照顾好妈妈。叶夫格尼娅·亚科夫列夫娜也很疼爱儿子，但是善良、可敬的老人又能怎么办呢？难道她能提出什么或是知道该做什么？结果是：虽然所有的事都清清楚楚地交代给他们，但是他们准备的食物完全不适合契诃夫；女仆连敷个毛巾都笨手笨脚的，更别提其他许多他这样的病人应该特别注意的事项，根本没人操心。后来我才知道，原本他的妹妹玛利娅·巴甫洛夫娜准备辞去莫斯科的工作搬到雅尔塔常住。但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来雅尔塔的事就泡汤了。

1901年5月契诃夫和奥尔迦·列昂纳尔多夫娜·克尼碧尔结婚。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他事先没有通知任何人。从那时起，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变。作为契诃夫的主治医生，如果仅仅从医生的角度，我很遗憾地认为，他生活中的这个巨变，应该说既对治疗无助，也对改善健康状况无益。法国一位著名的结核病专家有过这样一句名言：“肺痨病人应该和教堂典礼说再见。”契诃夫的遭遇好像为这句名言作了注脚。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他收获了无法承受的幸福，这个幸福——艺术剧院和婚姻——对他而言是不幸。我记得，艺术剧院上演《海鸥》的前夕他非常激动，无法掩饰自己的心情，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这个剧本在皇家大剧院上演时的失败情形。我还记得，在莫斯科演出的庆功会之后，他长久地沉浸在狂喜的亢奋中不能自拔。他早前曾经发誓不再和剧院打交道，也不再写剧本。现在他只为这个剧院写剧本。莫斯科艺术剧院成了契诃夫的剧院。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艺术剧院对契诃夫知名度的提高起到很大的推进作用。

然后，就是这场婚姻。契诃夫在心情好的时候也曾讲过，他年轻时也很爱和朋友们一起玩儿。但无论是从他本人嘴里，还是从其他人那里我都从来没有听说他真正恋爱过。他爱上奥尔迦·列昂纳尔多夫娜还是在他的剧本上演前，第一次见面是在《沙皇费多尔》的排演场。我在国外从《俄罗斯公报》得知他们结婚的消息时，不知为什么我的脑海中忽然闪现出那个画面：那是1900年的春天，奥尔迦·列昂纳尔多夫娜来契诃夫家做客。我看见一大群人在欢迎她的到来——大伙和玛利娅·巴甫洛夫娜站在楼梯上，安东·巴甫洛维奇站在下面。奥尔迦·列昂纳尔多夫娜穿着一件白纱裙，神采焕发，浑身散发出健康、动人的气息。作为艺术剧院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首席女演员，她不仅是莫斯科关注的焦点，而且有美好的前程，未来有无数的机遇和希望在等着她；而他，身形消瘦，面色枯黄，看起来十分苍老，是一个没救了的病人。结婚以后，他们的生活联系在了一起，命中注定的结局不会驻步不前。她应该留在莫斯科，而他为了身体，为了保险起见不能离开“温暖的西伯利亚”。但是，如果你了解契诃夫，那么这件事的结局你很容易就会猜出。是的，契诃夫在雅尔塔和莫斯科之间开始了频繁的奔波。几乎每一次从莫斯科回来他都要付出代价，或是胸膜炎复发，或是咯血，或是长时间高热不退。究其病因，他还故意自欺说，在莫斯科时身体还是不错的，只是回到雅尔塔病情才加重的。1901至1902，1902至1903年的冬天他都是在雅尔塔度过的，并且一直都感觉不太好，病情不时恶化。

这段时间过后，契诃夫的外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脸色发灰，嘴唇没有了血色，消瘦了许多，头发花白了不少。他的心脏状况越来越糟糕，肺部的病变仍在发展，为此他气喘得也越来越厉害。

我保留着奥尔迦·列昂纳尔多夫娜1902年1月9日写给我的一封信，那时他们刚结婚半年。她请我详细告知安东·巴甫洛维奇的身体状况，同时还写道：“这个冬天对我来说很难熬，只有在特别忙的时候才觉得好过些。旁人很难想象这种分离的滋味。我以为，安东·巴甫洛维奇的身体状况没有说的那么糟糕。我想，冬天他至少应该可以在莫斯科住上两三个月，但是现在他这种情形，这件事我当然不会再提……我们两个已经够痛苦和煎熬的了。”

这件事没有解决的办法，当奥尔迦·列昂纳尔多夫娜表示要放弃舞台迁居到雅尔塔时，安东·巴甫洛维奇当然坚决反对，并且不让她再提这件事。当时的情况下他这样做没错。1903年春天，经莫斯科的著名医生奥斯特罗乌莫夫教授同意，安东·巴甫洛维奇决定来年冬天在莫斯科过。从秋天的时候他就一直发疟子，胸膜炎时常发作，肠道紊乱已很难治愈，他已经无法掩饰自己糟糕的状况。而艺术剧院为了完成预定计划仍然催促他以最快的速度寄来《樱桃园》的剧本。我看见契诃夫越来越多的时间坐在安乐椅里或沙发上，手上既没有书也没有报。他第一次主动和别人谈起自己的工作，抱怨说完成和修改剧本对他来说太困难了，他只能在很有限的时间里做这件事。

十月份，我最后一次试图说服他留下来，把他几乎所有真实的病情都告诉了他。我恳求他不要再糟蹋自己的身体，在莫斯科过冬实在不是明智之举。就此事他给莫斯科写了一封信，但快到十二月的时候他还是去了莫斯科。接下来发生的事不说大家也清楚。我再重复一遍，在当时的情况下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后来，我们读到他写给妻子的一封信，信中写道：“你决定吧，你事多，有工作，而我在这个世上就是个闲人，不值一提。”我们大家——契诃夫的读者当然不会认同他这么说。在另一封信中他还写道，莫斯科新租的房子在三楼，楼梯很高，又没有电梯，他有气喘，爬楼梯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在信的结尾他又说：“没关系，我总会爬上去的。”我作为医生，此时想到的是这个楼梯对他的身体，特别是对他极其衰弱的心脏，影响是致命的。

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契诃夫积极参与了《樱桃园》的排演，他一直很兴奋。当时正值演出季，照例，来访的客人络绎不绝。

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内心深处是否意识到了自己的状况呢？奥尔迦·列昂纳尔多夫娜在出版的他的书信集前言中写道：“是命运决意要带走他，也是命运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给予了他珍视的所有快乐：莫斯科，寒冬，《樱桃园》的上演，他所热爱的人。”这一点契诃夫自己也多次说过，他是多么喜欢莫斯科和莫斯科的一切，多么思念北方的冬天。艺术剧院对他来说是多么亲切，莫斯科的人和周围的一切又是多么吸引他！

契诃夫在莫斯科常会出现那种我很熟悉的情绪，那是他在雅尔塔也常有的。比如契诃夫家的老朋友——和他们全家都很熟的谢普金娜库帕尔尼克，就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描述了1902年夏末秋初时节拜访他的情形：“他的变化令我震惊……他弯着腰，全身发冷，用方格花呢披巾紧紧地裹住身体，时不时拿出个小盒子放到嘴边吐痰……”这天晚上奥尔迦·列昂纳尔多夫娜要去参加一个音乐会。彬彬有礼的聂米罗维奇身穿前胸浆得硬挺的燕尾服来接她。奥尔迦·列昂纳尔多夫娜穿着漂亮的晚礼服走出房间，身上散发着淡淡的香水味儿。她亲切又温柔地和安东·巴甫洛维奇道别，开玩笑地对他说，希望他不要寂寞，要做个乖孩子，然后就离开了。安东·巴甫洛维奇看着她远离的身影，剧烈地咳嗽起来，咳了好久。咳嗽过后，他聊起了与之前的谈话没有丝毫联系的话题，一直回忆过去的事，回忆大家共同熟悉的人和事。

是的，嫂夫人，该告别了……

1月17日《樱桃园》首次公演，莫斯科为契诃夫举行了庆祝会。可他已经身体虚弱得连站在舞台上都非常吃力，面色死灰，不停地咳嗽。

二月中旬，他回到雅尔塔时情况非常糟，可仍然沉浸在莫斯科的那种亢奋情绪中。他兴奋地讲着庆祝会的情景，给大家看他收到的礼物，还笑着抱怨说，有一个人，大概是故意和他开玩笑，散布消息说他喜欢收集古玩——实际上，他对那些东西一点儿都不感兴趣。在这些礼物中真的就有古老的精致小匣子、俄罗斯小城的模型，还有一个十八世纪的墨水瓶。照我看来这些东西都很漂亮，我特别喜欢那个墨水瓶。契诃夫说：“你怎么回事儿，要知道现在连粉末儿都不用了，都在用滤纸，连羽毛笔都不用了”，随后又笑着说：“好吧，如果您喜欢，我会吩咐，作为惩罚，我死后会把这个墨水瓶送给您。”尽管他的身体状况很不好，但当时我怎么也没想到，不到半年这个墨水瓶就到了我的手上。契诃夫在雅尔塔住到四月底。偶尔精神好的时候，他就想未来的计划，希望能伏案写作。他说脑子里有好多想法已酝酿成熟，还打算暖和的时候如果身体康复，就到有战事的地方走一走，想到这些他就激动不已；作为一名医生，他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但是，更多的时候他一言不发。以前他从来没有抱怨过自己的身体，可现在常常说，他感到累了，想好好休息一下，养精蓄锐。他觉得应该静养，但四月末他还是去了莫斯科。途中，他患了感冒，病情急剧恶化，胸膜炎加上高烧，一到莫斯科就病倒了。只是为了疗养，才勉强动身前往巴登维勒。

我收到他的最后一封信是5月26日发出的，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伊萨克·纳乌莫维奇！我到了莫斯科就一直躺在病床上，白天，晚上一次都没能起来。你托我办的赫梅列夫 [582] 的事我当然也没办成。

如果我能康复，无论如何也要帮上点儿忙的。赫梅列夫现在很忙，见到他很困难。现在我已经不再腹泻，却饱受便秘的折磨。我合并感染两天了，午后体温就升高，整夜整夜无法入睡。咳嗽减轻了一些。6月3日我们就要出国，到黑山，八月时我会返回雅尔塔。唉，灌肠把我折腾苦了……刚端上了咖啡，我心满意足地喝着，但鸡蛋和面包还不让吃。紧握你的手。现在我躺在沙发上，整天因为无事可做嘴里一直责骂奥斯特罗乌莫夫和Н先生。祝愉快！你的安·契诃夫。

又附言：“昨夜我第一次睡得很好。”

后来奥尔迦·列昂纳尔多夫娜曾气愤地对我讲，在柏林的萨沃伊旅馆，他们邀请的著名医生埃瓦利特教授来给契诃夫看病。他认真检查了病人，随后两手一摊，什么也没说就走了。他的做法当然很残酷，但是他之所以这么做，大概是不明白，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才把病人送来治疗呢。

尽管我也料想不幸的结局已为时不远，但7月3日的早晨，在里加的海边当我接到他去世的电报时，仍然感到全身像是被雷电击中一样。

（张璐　译）

题解：

伊萨克·纳乌莫维奇·阿尔特舒勒（1870—1943），雅尔塔医生，曾经为契诃夫和托尔斯泰治病。革命后移居柏林、布拉格和纽约。

忆契诃夫

米·康·别尔乌辛

我和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雅尔塔时期相识的。那是一段令人伤心的日子。当时，契诃夫的身体已经被可恶的病魔搞垮了，而且病情仍在快速发展。备受疾病折磨的作家更多的时候只能待在家里，这对他的情绪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我是1899年秋天迁居到雅尔塔的。但之前我经常来往于此地，亲眼看见了契诃夫生活中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以前，特别是在雅尔塔秋天常见的、暖和的好日子里，他常常或在早上，或在晚间从自己建在城外的别墅出发，沿着通向雅尔塔城外的道路，穿过喧闹、脏乱的亚裔居民生活区阿卢普卡——向山里进发，去观看著名的乌昌苏河瀑布。契诃夫常拿自己的缺点开玩笑，用讥讽的语气对我们说自己从别墅到雅尔塔沿岸大街中途未曾停歇的长途跋涉是一次“壮举”。他在沿岸大街有一个“歇脚点儿”，那是西纳尼开的小书店。西纳尼是个怪人，但为人谦虚，文化不高，对作家们非常地尊敬，而对契诃夫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

西纳尼书店的生意不怎么景气。一方面是因为“雅尔塔人没时间读书”，另一个原因在西纳尼自身，不知是因为缺乏资金无法把生意做大，还是因为没有精明的头脑，总之他那儿可供选择的书籍非常有限，真正的主顾很少。但是，由于小店地处十字路口，沿岸大街的正中心，西纳尼本人又是老雅尔塔的莫希干人，真正是无所不知，能言善道，因此在他的小店儿经常会举行各种临时“聚会”，参加者既有好说之人，也有爱操心的一家之主。他们有时大声地揭露雅尔塔市政管理的混乱，有时大力抨击地方自治机关和行政当局，有时矛头甚至直指西纳尼老头儿非常痛恨的彼得堡，因为它忽视了雅尔塔的利益。

西纳尼商店的门口放着一张很舒适的长椅。因为市政管理局和当地警察局要求他把长椅搬走，于是这个怪人和他们进行了无数次的争吵。契诃夫如果不在西纳尼店里，就会在门口这张被称为“作家长椅”上，一连坐几个小时，晒太阳，观海景，有时干咳两声，心不在焉地听着小店里传来的争吵声，这是西纳尼和喜欢跟他开玩笑的雅尔塔市政管理局派的常驻代表乌萨托夫在争论。乌萨托夫曾是著名的男中音歌唱家，每到晚上就成了雅尔塔的主人和市政活动家，而且不知为什么他在管理局领导着一个特殊部门，负责清扫城市街道的垃圾。当时，还有个叫伊万诺夫的，是管理局另一个代表，以前当过清洁工，后来管过澡堂，现在负责市里的剧院和当地的“娱乐场”。

“应该把你们统统绞死！”火爆脾气的西纳尼发火了。“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你们等着，会有那么一天的！你们就知道敲诈老百姓！”他跳到大街上，用包着铁头儿的棍子敲打水泥地，使劲地挥着手。

“安东·巴甫洛维奇，”他冲着契诃夫喊道——对方正在安静、舒服地晒太阳，沉浸在某种哀伤的思绪中，“不，您听到了吗？！您对他们这一派胡言怎么看？”

契诃夫对他们争论的话题毫不关心。坦白地说，他不喜欢雅尔塔，仿佛是因为不得已生活在这儿而对它心生怨气。西纳尼的发火让他感到可笑，但他仍温和而略带嘲弄地笑着，郑重地低声回应道：

“是的，太不像话了！”

“你们等着瞧！”西纳尼威胁着对手。“我已经请求安东·巴甫洛维奇在他自己的书里把你们痛骂一顿！安东·巴甫洛维奇答应，他会在书里写上这段！是吧，安东·巴甫洛维奇，您答应了吧？”

“答应了！我会把他们这些坏蛋写进去！”契诃夫漫不经心地低声回答道。

现在这三个人都安详地长眠于地下：契诃夫在莫斯科新处女公墓，他不喜欢雅尔塔，要回的地方是莫斯科；能言善道的大忙人儿西纳尼和大嗓门的前男中音歌王兼清扫垃圾专家乌萨托夫都躺在雅尔塔的某个墓地里……

上述契诃夫“进城”和西纳尼商店“会议”的情形慢慢地越来越少见。契诃夫几乎不再在城里出现，如果他需要去商店，会提前打电话预定好需要的东西，然后要么请随和的波罗杜林医生，要么请摄影师杜巴雇一辆马车把买的东西送到别墅来。

不夸张地讲，雅尔塔所有的人都对能和契诃夫认识感到荣幸，连那些只读过他一篇小说的人也是如此。他成了名人，雅尔塔为他感到骄傲，他是雅尔塔的一个名胜。但是他本人，至少在我和他认识的那段时期，却把和这些人交往看成是一种负担，只到很有限的几个雅尔塔人家里做客。他最常去的是谢尔盖·雅可夫列维奇·叶拉奇耶夫斯基家，他们是同行。叶拉奇耶夫斯基很好客，也是一位活跃的社会政治活动家；然后就是上面提到的波罗杜林医生家，有一段时间他是契诃夫的医生；再有就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地女子中学的女校长哈尔克维奇家。如果补充一下这个不长的名单，可以再加上画家亚尔采夫和公爵夫人玛利亚·弗拉基米罗夫娜·巴里亚京斯卡娅——为在雅尔塔建造一座结核病人疗养院而筹款的事契诃夫常去她那儿；还有一个喀山医生的孀妇，她叫索菲娅·巴甫洛夫娜·博涅，特别崇拜契诃夫，为此受到来自各方不甚公平的嘲笑，雅尔塔人给她起名叫“安东诺夫卡苹果”；以上这些，就是契诃夫在雅尔塔经常交往的人。

我刚到雅尔塔的头几个月里，契诃夫是杜巴照相馆的常客。照相馆的名字叫“南方”，位于沿岸大街沃夫齐尼科夫的房子里。照相馆在当时可是新生事物。契诃夫人生最后一个阶段的照片大都出自这里，其中很多是在1899年至1900年间的冬天拍摄的。那时有一位契诃夫的老朋友顺道到雅尔塔看望他，此人就是和契诃夫一样英年早逝的伟大的天才艺术家列维坦。

与契诃夫最初相识是在杜巴的家里，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契诃夫表情忧郁，完全是个不爱说话的人。他的举止不知是刻意要和别人拉开距离，还是仅仅因为高傲。反正不管是你想和他亲近，还是想和他说几句“贴心话”，都找不到可能。

不过有一天，契诃夫把列维坦带到了照相馆。因为我和杜巴是中学同学，所以在他那儿小住了几天。我简直认不出契诃夫了，他这次年轻、活泼，兴奋地说个不停，人也很随和。

摄影师一边儿做准备工作，契诃夫和列维坦像两个小学生一样在接待室整理仪表。列维坦指着早前杜巴为契诃夫拍的一张照片问个不停。照片上的契诃夫表情紧张、忧郁，还有些孤傲，这正是这张照片想要表达的意境。

“我打赌，”他说，“你照这么多照片一定是要送给你的女崇拜者吧！”

“错！”契诃夫回答，“这是专门为出版商照的！”

“为什么？”

“有什么办法！他们不停地纠缠：‘写一篇吧！’不许诺支付‘很好的、按张计酬’的稿费，却狡猾地闭口不谈准确的金额。看，我会把这张相片寄给他，看到我这副尼布甲尼撒 [583] 的样子……他会害怕的！会不由自主地多给一百卢布，尽管咬牙切齿！”

“唉，你这样子还尼布甲尼撒呢！”列维坦哈哈大笑起来，笑声爽朗动人，“可惜，我不是肖像画家，不然我要好好给你画张像，让你一辈子都记得……”

“那我也会骂你的！”契诃夫接着说，“还记得吗，那一次，你的艺术带给我的伤害！”

“嗯，不止一次，是很多次……”

可是等一切准备就绪，摄影师请契诃夫坐到镜头前。他脸上立刻又出现了那种紧张和些许傲慢的神情。列维坦试图让他僵硬的表情变得自然些，要他“像在家里一样随便点儿”，但一切努力都白费。杜巴拍出来的照片都不成功。第二次，两人又来照相馆时，列维坦已经把契诃夫叫作“当地的尼布甲尼撒”了。

列维坦开玩笑似的向杜巴打听：“契诃夫的相片是否很多？”

“不要告诉他，”契诃夫笑着阻止，“如果他知道了，会扔下画笔跑到这儿也开一家照相馆的，把我批发兼零售！”

“什么样的人买的多？”列维坦继续追问。

摄影师说，最近一周只卖出了两张，一张被一个外地的神甫买去，另一张是当地的两个女中学生买的。

这个话题又引起了争论。契诃夫觉得，他总是利用神甫和年轻学生的善良，而列维坦以同样肯定的语气回应他说，如果是一位“慈悲心怀”的老爷买了照片，那他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告发契诃夫不守规矩，并且会把照片寄过去；至于那两个女学生是公然打算用这照片搞出点儿令人不齿的事儿。

“你又来了？！”契诃夫反驳说，“有什么不齿的事！”

“就是那些事，我知道！”列维坦吓唬他，“她们会抓起你的照片，并把你的眼睛从照片上抠下来。”

“哦，太可怕了！”

“然后呢，”列维坦继续发挥，“他们还会把你的照片倒着用钉子钉起来！”

就在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

那个时候，冯·沙林别尔克将军夫人也住在雅尔塔。这个还记得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老人马上就要迎来自己的百岁生日。老太太心地善良，把自己大部分的合法收入都用来做善事。但同时她又是一个极其喜怒无常的人，多么稀奇古怪的事都做得出。她孤独一生，不和别人交往，几乎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读书。她会按照顺序，一会儿迷上这个作家，一会儿又迷上另一作家，但是每次的时间都非常短。

就在列维坦把契诃夫叫作“尼布甲尼撒”的这段时间，这个怪老太太刚好把他所有的作品通读了一遍，并称他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当她得知“南方”照相馆卖契诃夫的相片时，就立刻跑去买了一张，并定了一个大镜框放进去。但是，不知是又读了契诃夫的什么新小说，还是有人对她施加了某种影响，她的改变令人咂舌。喜怒无常的将军夫人突然之间对可怜的作家恨之入骨，带镜框的相片被“军法处置”了：大镜框里换上了约翰·喀琅施塔得父亲的照片，而契诃夫的照片则惨遭毒手——先是用剪刀把照片上的眼睛戳烂，又在照片上写满令人难以启齿的骂人话，最后把照片寄给了契诃夫。

刚收到照片时，契诃夫以为是列维坦和他开的玩笑，后来事情搞清楚了，两个人乐得像孩子一样哈哈大笑。但是，我多少能感觉出契诃夫似乎有些担心，他害怕这件事让家人知道，怕他们担心。于是，他坚决要求列维坦、杜巴和我无论如何也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

我还要顺便说一句，这以后，将军夫人似乎成了习惯，不断地对作家们的照片做出不可思议的事。她买回照片，先镶进镜框，然后又掏出来，蹂躏它，写上各种侮辱人的话，再照地址寄给作家本人。马克西姆·高尔基、列夫·托尔斯泰，还有神甫格里戈里·彼得罗夫都收到过这样的照片。不仅如此，她还跑到当时位于雅尔塔的《克里米亚通讯》的编辑部，强烈要求我（当时我担任责任编辑）刊登她写的揭发某某作家的信，我拒绝了她的要求，她显得很伤心。

“我愿意掏一百卢布！”她还不死心。

“不行！”

“那登在广告栏里也行啊！你们要多少钱？啊，我明白了，你们这是在报复！在故意刁难！”

现在这位奇怪的老太太——将军夫人长眠在雅尔塔的一座公墓里。而天才列维坦也过早地与世长辞。他是契诃夫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真正的、忠诚的朋友，就在雅尔塔之行后不久，他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列维坦去世后，契诃夫几乎就不再怎么出家门了——画家的离世对他的打击太大了。有一次，他顺路去照相馆时我正好也在。他看着列维坦的照片，照片很大，照得非常成功，他对我说：

“你去求求杜巴，请他把照片送给我吧，这张照片对他没什么用处，但是对我来说却非常非常珍贵！”

“请他以后不要再把照片挂出来。”沉默了片刻，他又低声说道。

1900年春天，我成为当时克里米亚南海岸惟一一家报纸——《克里米亚通讯》的正式职员。契诃夫不仅对报纸本身颇有微词——应该承认，报纸是勉强维持的状态——而且对苛待员工的女老板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同时契诃夫对报纸还是比较关注的。偶尔他会跑到我家，为的是在报纸出版前了解到最新的消息。说实话，对契诃夫罕有的几次到访我感到很高兴。但有一次我还是忍不住问他，为什么不去编辑部看呢？事情明摆着，那里所有的电报稿他可以随便看。

契诃夫皱起了眉头，沉默了许久，突然对我说了下面的一大段话：

“我不只是你们家的报纸不看，”他神情严肃地说，“而是大部分的外省甚至是首都的报纸我看着都不舒服！到编辑部会让我更难受。难受，难受啊！”

“那是为什么呢？安东·巴甫洛维奇。”

“因为……你知道，我去过萨哈林岛，那儿的情况和你们这儿有些相似！都是做苦工啊！

首先，目前绝大多数的报纸都被谁掌握着？您会说在报社员工手中。错！这是一种假象！报纸掌握在出版商手里。可这些出版商又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在某些方面和果戈理笔下的女地主科罗波契卡非常相似，愚昧、无知、贪婪，惟恐在和乞乞科夫买卖死魂灵的交易中吃亏。报纸上登什么样的内容对她们而言没有丝毫区别，重要的是广告。她愿意整张报纸都登满广告，而稿件可以全部丢掉。这样做更大的好处是可以避免因为报纸登载的内容和新闻检查机关发生矛盾，而登广告就永远不会有这方面的麻烦。登广告她会赚到钱……

其次，有个地方管理报社的人曾是小酒馆的掌柜，对同事只会称呼“你”，而且动辄就抬手打人。他总是使用一些敲诈勒索的手段，对不幸落入他魔爪的报社职员产生了很坏的影响，把他们教成了一群报社的强盗。

第三……哎，该怎么说呢？

至于报社的职员呢？像你——刚工作不久，对这种事又能知道多少！哦，上帝啊，还是保佑别让你知道吧！因为一旦你了解了，变得习以为常，到时你本人也会发生可怕的变化的。在报界有太多奇怪的人——他们是一群真正游手好闲的人，报社就是他们最后的避难所，就像从桥上往下跳，是跳进水里，还是跳进编辑部，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

不能全怪他们，他们也是为了混口饭吃——他们也是生活的牺牲品。

但因此事情做起来并不轻松。

难道可以期盼那一天的到来吗？出版物会获得哪怕是最低限度的自由和法律的保护？那一天来临时——当然，如果你能活到那一天的话——你会看到，几乎现在所有的刊物到那时都会像秋天的苍蝇一样不会有几天活头儿，那些现在靠它混日子的人也会走掉四分之三……”

“然后会怎么样呢，安东·巴甫洛维奇？”

契诃夫愤怒地挥了一下手，说道：

“啊，见鬼……有钱能使鬼推磨！会像美国那样！或者好一些，或者差一些，谁知道呢？不，当然还是会更好一些。报纸会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有那些符合大众需求的企业才会赢利。不管怎样，那些维护广大民众利益的刊物将会有市场。就是说……可能，很快会有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报纸出现。它的读者是普通百姓，不像现在那些篇幅极大但内容空洞的报纸，也不是我们自家的《时报》，而是一份版面不大却内容精炼的报纸。它会走进普通大众的生活，因为它很便宜。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将来的事。而现在，每当我看到一些年轻的作家在这里渐渐迷失了自己，说实话，我感到心痛，那种痛是来自内心深处的。他们面临的是万丈深渊啊！

“一方面，先生们，你们对报纸做不了主！你们只是雇来的，仅此而已！你们把自己的精力、学识和健康都献给了它……然而随时随地都会有人对你们说：‘亲爱的朋友！您觉得不舒服吗？那就请离开吧！’

“有多少风华正茂的有为青年被报社扼杀？要知道是扼杀，扼杀！办报纸要迅速反应日常生活，这是其特有的精神。要有时效性，要对所有发生的事作出反应，即使在你完全不想回应的时候。可现在的报纸，哪里有时间认认真真、平心静气、深思熟虑？对自己的观点哪有时间去多想？只能是拼命写啊、写啊、写……

“这样，人慢慢、慢慢就习惯了——不是写东西，而是生产东西。扩展一个思路、总结特点并不是难事，是没时间！必须尽快地写完并卖出去。那结果会怎样呢？

“来，我们举个例子……”

契诃夫说出了一个当时在俄国大名鼎鼎的评论家的名字。

“要知道他是个天才！普通的天才吗？不，是个大天才！但是，哪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他写的？

“每次发行有他文章的报纸就是一件大事。全俄国都沸腾了。当然，这些俄国人是指通常只读通俗文艺栏里文章的那部分俄国人。他想把自己的好文章单独出集子时，这些文章已经失去生命力。它们的保鲜期只有几天，最好的情况——几个星期，人们感兴趣的是作为他的文章素材的那些事件。

“它们就像焰火——燃放时是天空的星星；熄灭后只留下一股青烟。

“要知道，如果这个人不是被眼前的成绩和丰厚的报酬所迷惑，而是兢兢业业地工作，专注于自己的方向，像年轻时那样，细心、深入地观察生活，研究生活，那么俄国一定会再多一位伟大的作家。可惜啊……”

你会发现，我和安东·巴甫洛维奇聊天时，他喜欢说的都是文学圈儿里的事儿。有一次，不知怎么他好像说漏了嘴，谈到了这个喜好的原因。

“如果可能，就离开这儿！无论如何都要离开雅尔塔！”

“为什么，安东·巴甫洛维奇？”

“这儿不是写作的人应该待的地方！在这里，我们的作家兄弟们都生活在真空里。在这里，我们失去了和生活——真正的生活的联系。而一个作家是要靠汲取周围环境的营养而生存的。他需要观察鲜活的生活。他需要的是不仅要让自己的思想，而且要让他周围的思想都活跃起来，要有创造。而所有的这一切这里都没有。就是冒着杀头的危险也要阻止作家到这里来！”

契诃夫发觉我微微笑了一下，自己也跟着笑了起来。

“看，您马上就想嘲笑我了！您会说，为什么你自己，安东·巴甫洛维奇要住在雅尔塔，还要在这里买房置地呢？

“好，我现在就回答你这个问题。

“一方面是因为病的缘故，而另一方面则是性格的弱点。我承认，天生就爱买房子！您别笑，从年轻时起我就对‘房东先生’这个称呼有一种特别的好感。现在突然遇到这么个机会——自己成了房东，还是雅尔塔的。嗯，没想到一下就成了！就是现在，有时我还会偷偷地去看看我的别墅！”

实际上，说这些话时契诃夫的表情很悲伤。

但马上，他便若无其事地笑了一下，继续说道：

“总之，我是在非常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定居雅尔塔的，就像俗话说的，‘过于超前了’。也许该再等等……等到一百年以后？到那时，您知道吗，人们在天空的飞行速度可不是每小时几百俄里，而是几千俄里！您知道，空中列车也会有。到那时，您知道，我们早上在雅尔塔起床，然后一起到莫斯科喝茶，到彼得堡吃早餐，晚餐甚至午餐前就可以返回家，返回雅尔塔。到了晚上，朋友们可以从莫斯科和彼得堡来看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雅尔塔也值得一住，否则——不行！”

沉默了一会儿，契诃夫用开玩笑的口吻说：

“您知道，目前有哪些作家在此地吗？有历史小说家莫尔多夫采夫！还有萨利阿斯！萨利阿斯可不是无缘无故来这儿的！您见过他吗？前天刚到的，住在‘俄罗斯’饭店，和他的法国家庭教师一起……”

调皮的微笑时而闪现又消失。

“他给我寄了一张非常精致的盖有伯爵冠图案的便签，问我，他是否能荣幸拜访我。我回复他，当然，我会非常高兴在自己家里接待他。但是今天我要先去他那儿。我建议您也去拜访一下这位老爷子。这会让他的自尊心得到满足，证明他还没有被当今的一代完全遗忘，而且还是出版界的代表……”

又是调皮的一笑。

“代表，就是说，第六或第七大强国的代表们对他——故去之人萨利阿斯感兴趣！‘故去之人’不是我，而是他自己喜欢这样称呼自己！嗯……他说得没错。承认这一点有些残忍，可事实就是如此。要知道，从物理意义来讲他是一具活尸，全身瘫痪，趴在地上勉强会爬，而从文学意义上来讲他完完全全是个死去的人。您知道吗，这是命运极大的嘲讽！要知道他也曾是个天才，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天才。您回想一下，他是怎样为人熟知的？他写了《普加乔夫的追随者们》，真的，这是一部篇幅最长、最有意思的长篇小说。当年这可是轰动文学圈的大事件，人们几乎把这部作品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提并论。我们的妈妈们当年对它多痴迷啊！？的确，这部小说有不少优点。首先，体裁非常好，语言很出色，情节处理得磅礴大气。您别忘了，这部小说完成时他几乎还是个孩子。他才刚刚踏入人生！

如果只凭这部令年轻的萨利阿斯名声大振的小说来判断的话，天知道他还会写出什么样伟大的作品！可结果呢？后来他都写出了什么？很显然，他内在发生了灾变。好像身体里面什么东西断裂了，就像复杂的仪器内部出现了状况，比如说钟表。您知道，钟表都有一个雕刻精美的金色外壳，玻璃罩，它们是一体的，表盘是固定不动的。你晃一下，里面有声响，像是巴比伦人造塔。钟摆滴答滴答地摆动，十秒或十五秒后突然刹车，表针停摆，不走了。按农民的话讲就是‘里面有东西烧坏了！芯儿坏了！’写完《普加乔夫的追随者们》以后，可怜的萨利阿斯的文学心脏，应该是，‘烧坏’了！”

“但是在《普加乔夫的追随者们》之后他也写了不少东西！”

“甚至可以说很多！非常多！但是请注意，从篇幅来看，他再没有写出过像第一部那样大部头的作品。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就像钟表里的‘发条’变短了——硬逼着自己写一千页的东西，而实际上写三百页就已经很困难了；从内容看，更明显。我再说一遍，他——萨利阿斯，内在发生了某种灾变的作家——或许是一种复杂的脑部疾病。于是出现了人格分裂，有了两个萨利阿斯。一个是新的，完全丧失了写作的天分；另一个受尽折磨，支离破碎，成了残疾，但却拥有顽强的生命力，是老的萨利阿斯。这个老的还保留着以前全部的想法。请注意，萨利阿斯在《普加乔夫的追随者们》之后创作的所有作品没有任何一部能超越老萨利阿斯，他的才华在《普加乔夫的追随者们》中一闪即逝。

“年轻的时候，他曾发奋写作，甚至到了疯狂的程度。他毫不费力地复制，发挥。东西写了很多，但都是《普加乔夫的追随者们》的复制品。然后他的心理崩溃了，分裂了。新的东西写不出，可又无法放弃，只能机械地写，于是就特别希望回到以前那种挥写自如的状态。但是他已经无法回到那种状态，只能在痛苦中摸索，为想出一个词、一句话而绞尽脑汁。其实他是在复制以前自己写过的东西……说真的，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啊！但是，您一定要去看看他！真的，值得去！您会见到我们这种平民出身的人不常见到的真正的贵族，认识一位真正的绅士。只是记住，不要对他的‘法国家庭女教师’过于关注，这种事总是令萨利阿斯老头很伤心。愿上帝保佑他！”

我不知道契诃夫和萨利阿斯见没见面，我是不打算去的。但是，我在《克里米亚通讯》上登载了一则“深受人们喜爱的历史长篇小说的作者”抵达雅尔塔的简讯。第二天，萨利阿斯就来到我们的编辑部，他要为我“还记得他这个老人”表示感谢。顺着肮脏的楼梯，他几乎是被他的法国家庭女教师拖到编辑部的。这位女教师是一个年轻漂亮又有些俗气的法国女人，身材高大、匀称，纤细的腰肢，大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臀部，丰满的胸，浓妆艳抹。她就是“活尸”小说家“传说中的保姆”。

和契诃夫的这次谈话让我又回想起了和他的另一次长谈。那次谈话是由特别的原因引起的。作为编辑，我经常要和各式各样的“天才”和“来自民间的作家”打交道。其中有一个“作者”几乎是个文盲，起初我还试图搞懂他那龙飞凤舞的字体，后来发现这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于是就把这位“天才”所有的信件都丢进了废纸篓。他感到受了侮辱，就跑到安东·巴甫洛维奇那儿告状，把事情从头到尾哭诉了一遍。于是，契诃夫就打电话要我去他那儿“谈一谈”。

大概，那天他的感觉比平时好些，所以看上去心情愉快，说话也风趣。他是很少和人闲聊的。

“哎，被告人！”我刚踏进书房，他就冲我喊了起来，“你有什么要为自己辩护的吗？”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拍着放在大书桌边儿上的一摞纸，那上面潦草的字迹我很眼熟，是那个“天才”的。

“这些是起诉书和诉讼材料！这样，我们直接审理案件！不要回避。请回答下面的问题：为什么您，被告人，宁愿在《克里米亚通讯》上刊登天气预报一类的东西，却坚决拒绝发表这篇‘一个公爵小姐怎样和向导阿斯兰乱搞’的小说（注：八个词有四个是错的）？”

这是“天才”小说里的一个标题，我曾经费了好大的劲才看明白，让我这个编辑很有挫败感。

“碰到对手了吧？”契诃夫又问道，双眼放出光芒，“你是自找苦吃！太高兴了！活该！不要再做编辑了！不要再自讨苦吃！上了贼船了吧？看你怎么办！”

“安东·巴甫洛维奇，您干吗这么幸灾乐祸呢？！”我笑起来，“为什么这件事让您这么高兴？”

“怎么会？”契诃夫仿佛很吃惊的样子，“老兄，这就像在一个名医那儿看病，病人很多，当得知旁边的人得了比自己更重的病时，其他的病人就会感到些许安慰。”

“我只不过掉了一颗牙，不至于上吊吧。他或许掉了三颗呢，也或许满嘴都是假牙也说不定呢？”

契诃夫指着书桌上几大摞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手稿让我看。“看见了吧？到处都是！有的甚至是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寄来的！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寄来的倒可以理解，可以说现在它离我们很近。感谢萨瓦·马蒙托夫！把铁路修到了阿尔汉格尔斯克，为不幸的人们做了一件大好事！

“而您，米哈伊尔·康斯坦丁诺维奇！‘天才’——那是你的某种趣味，不是指创作，而是指人。我请您到我这儿来，当然，不是因为他的哭诉，我只是想听听一个编辑的想法，想聊一聊。您现在可是这里——雅尔塔惟一一位‘行内专家’。您不要生气……对于那位‘天才’和咱们的同行——我提醒您注意一下，不要轻视他们！这些，还有那些稿子，也许都非常有意思。看看吧，最好读一读，详细了解一下。如果有一天上帝把您从报社单调的工作中解救出来，您说不定会因写出一部取材于报社生活的小说而名声大震的，到那时这些曾经出现在你生活中的人很可能就是您作品中人物的原型！”

我按照契诃夫的建议，把“天才”请到编辑部，和他谈了很久，后来应该还把谈话的内容，向契诃夫作了反馈。

“天才”是个十六七岁的男孩，在城边儿的铁匠铺做帮工。他在乡下上过学，迷恋写诗，说话都要诗一般。甚至到了疯狂的地步——他回答别人的每一句话都要合辙押韵。

有人冲我喊：

上水！

我回答：

我为受洗的人

送水，

因为缺水

无处取水。

男孩矮矮的个子，罗圈腿儿，前额像动物一样很窄，扁扁的鼻子，撅撅的嘴，脑袋又尖又长，满脸麻子。铁匠铺主人管他吃住，给他旧衣服穿，每月三个卢布。他读东西很吃力，能读到的也只有报纸。报纸的空白处写满了他的小说……写上流社会的生活。“主人公”都是些伯爵夫人、公爵小姐、男爵夫人、伯爵、男爵、百万富翁、银行家，还有“美国人”。结果可想而知，写得一团糟。但是男孩非常固执，不停地写，寄给各个编辑部，然后等待答复。生气时，他会写一些言辞激烈的信，威胁要“扔杂弹”（男孩的笔误，就是炸弹）。

不知为什么，契诃夫对这个不幸、狂躁的小男孩产生了兴趣，并在编辑部和他见了面。

“您为什么要写伯爵夫人、侯爵夫人和男爵小姐呢？”契诃夫问他，“您或许连一个伯爵小姐都没有亲眼见过吧？”

“不是！”男孩生气了，“巴里亚京斯卡娅伯爵小姐从我们铁铺旁边经过好多回了！我看得可是一清二楚！”

“您是从乡下来的？对吧？您在铁匠铺干活？铁匠铺里每天来来往往有几十人：有工人，鞑靼人，希腊人。为什么您不试试写写他们？”

“谁会看写他们的书啊？！”“天才”扑哧笑出声来，“工人，就是干活的人！一句话——奴仆！而鞑靼人——就是几把羊铲！”

就这样，男孩失望地走开了。

我还亲眼见到过契诃夫和另一位“来自民间的作家”见面，他们来往了几个星期。最后，契诃夫不得不承认，这件事是不会有结果的。

这是个外表长得有点儿像乡下人的小伙子，好像是雅罗斯拉夫尔州人，以前年轻的时做过镀金匠，收入还不错。一次偶然的机会，古教堂发生火灾，他参加了救火，然后就此事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当地教区的报纸上，还收到了十一卢布五十戈比的稿酬。这一下可把他祸害了。他在全村出了名，大家都喊他“作家”。开始有人请他去和乡会会长、文书和神甫“辩论”。小伙子开始写作了，写散文，写诗，写了好几普特重的稿纸。很多编辑部和出版社都堆着他的稿件。

不幸的是，就在这时，文艺界来了个流浪汉——马克西姆·高尔基，他的名字如烟花般腾空而起，容光四射。他的话题大胆而放肆。这个前镀金匠——我们称他为波里卡尔波夫——现在仍很活跃，贪婪地抓住“高尔基式的”题目，开始描写“来自底层的人”。但是他笔下的“底层人”都被写成令人难以置信的哲学家，满嘴都是华丽词藻，谴责“卑鄙无耻的资本家”。

编辑部拒绝接收不务正业的镀金匠人的习作。于是他稍加思索，立刻从特维尔或者雷宾斯克来到了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带着自己的一大堆作品，他要把这些文稿送给正好当时都在克里米亚的俄罗斯文学三巨匠——契诃夫、高尔基和列夫·托尔斯泰看。

契诃夫耐心地反复翻阅了波里卡尔波夫的全部手稿，并把他叫来谈谈他的稿子。谈话结束后，波里卡尔波夫得出这样的结论：“当然，契诃夫是知识分子。他们害怕来自平民的新生力量的威胁。看吧，他也在排挤我！我要去找高尔基！”

契诃夫知道我对在雅尔塔挨饿的波里卡尔波夫会同情，就把我叫去谈谈他的事。契诃夫显得很激动。

“可怕，不是吗！”他说，“这个年轻人身体健康，会手艺——还是能赚钱的手艺。他不笨，甚至可以说有点儿小聪明。他很执著，非常勤奋，拥有超常充沛的精力和强壮的体魄。只要不搞写作，其他任何事他可能都会做得很好。但他好像神经有问题，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写作狂人。他在浪费时间和精力，在浪费自己的生命！他让身边的人很痛心。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就想成为作家！可他写的东西根本没有人看。他写的都是废话，是高尔基嚼过一遍又吐出来的东西……没错，他会一事无成的……”

但是契诃夫看错了。

波里卡尔波夫没有成为作家，但进入了外省一家报社。报社所有的活儿他都会干，这要归功于他超乎寻常的意志力。一开始，他连字都认不全。他整天埋头苦学到深夜，钻研语法和语言学理论，把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学了一遍，应该记住的东西他都背得滚瓜烂熟。我能证明，他从最开始的报纸校对员做起，干过新闻编辑，切料工等等，总之，报社所有的工种他都干过。

契诃夫在动身前往巴登维勒的前夕和我见了一面，他在一堆文件中翻出一封信，递给我。

“米哈伊尔·康斯坦丁诺维奇，您能给我说说这是怎样一个人吗？他叫波里卡尔波夫……他在信里向我宣战：‘安东·巴甫洛维奇，您曾经瞧不起我，认定我永远都不会成为作家。可是您错了！现在我成了一名编辑！如果当初听了您的话，那我只能做个普通的镀金匠人！’”

我提示契诃夫那个固执的镀金匠人的事，他微微笑了一下：

“嗯，是的！就是说镀金匠人变成了主编先生？可惜啊，可惜！所有迹象表明，他本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镀金工匠！可以说，一个天才被断送了！”

一些人把去世前那个阶段的契诃夫写成是一个身体虚弱、多愁善感的人，把他写成天使的化身，而不是一个人。他们都大错特错了。虽然我和契诃夫认识、交往有近五年的时间，可我也不敢说对他的认识有多么深刻。但是至少在雅尔塔生活的这段时期，他遭受了很多痛苦，但仍然顽强地和无情的病魔抗争。关键是，他十分清楚这种抗争，说实话，是徒劳无益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悲剧色彩才更加浓厚。契诃夫越来越忧郁，人变得愈发沉默寡言，仿佛一说话就会打扰到沉思。交谈时你越来越少能听到他轻松善意的幽默，越来越少感受到他对生活的那种平和、宽容的态度。

是的，契诃夫从来不是个吝啬的人，在雅尔塔生活时也不例外。他的钱并不太多，但却把自己很大一部分稿酬都用在了救助穷人和求助者身上。在这方面，契诃夫给予帮助最多的是经常出现在雅尔塔的所谓“过路”的流浪作家——都是些小地方报社的作者。但在向这些人提供帮助的同时，契诃夫在私下谈话中丝毫也不掩饰自己对这些人的否定态度。或许契诃夫的评判有些过分、片面，因此显得过于严厉。但如果听听他说的，你不得不承认，这些话绝大部分是对的。

“现在都是些什么人进报社工作？”一次，契诃夫对我说，“唉，这令人痛心，但事实确实如此：是知识分子中的垃圾！是那些无处可去的人！有的工作需要至少受过中学教育；有的工作需要庇护；还有的工作需要特别精明强干，要有专业知识和好口碑。而你们这些主编先生，在编辑部这些统统都不需要！你们对真正应该受到谴责的事熟视无睹，你们是有罪的！因为你们让报纸周围滋生着一群不懂文学的蚊虫，有毒的马蝇。文字一旦变成铅字就变成了可怕的武器。你们拿着的这个武器，就像小孩子手里的一把有毒的匕首。你们的报纸是面向大众——那里是市场里的商人，二道贩子，只关心赚钱。谁为他们干活要钱少，他们就觉得那人好，那人就是朋友。所以我们这儿才充斥着不可忍受的报纸垃圾，把报业变成了卖唱，把报社变成了妓院。米哈伊尔·康斯坦丁诺维奇，您太年轻、太天真！但是，睁大眼睛好好看看吧，也许，您会觉得很可怕！看看我们身边。我们只谈我们都认识的人……”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契诃夫说了很长一段话，言语中带有抨击的意味。“Н.Н.实际上是一家活跃的大型地方报纸的主编。他初小毕业，在宗教事务所工作过，后来被撵了出来。他在警察局做过事，因为虐待犯人和敲诈勒索，被省长签发命令开除。于是，他开始以发生的案件为题材写一些故事，向报社投稿。就这样他混进了报社，成了新闻编辑。他是制造热点新闻的高手，经常篡改事实。后来一个更小的省会城市请他去管理报社，任职主编。他惯于利用报纸来达到个人目的：经常对剧院、公园、马戏团甚至游乐场敲诈勒索……Н.Н.小学三年级时被学校开除，做过警察局的雇佣文人，犯了事儿被赶出来，然后混进报社，做新闻，干了不少敲诈勒索的事，甚至连外地路过的戏班都不放过。类似这样的事还有很多很多。”

“我不喜欢德国人！”安东·巴甫洛维奇承认，“但据我所知，在德国，至少在报社，员工的受教育程度很高。在那儿如果一个未受过教育的人在报社工作，那就是说，在德国人眼中他一定是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在那儿即使招收普通员工也要求接受过大学教育，也许人家那里天才不多吧，我们搞不清楚，但是至少，那是些有文化的员工！在德国的报纸上你别奢望会读到类似叫人头发根儿乍起的奇闻怪事！这是什么？这是我做的剪报，最近我才开始干这件事，收集报纸上出现的错误。您想不想看看？

“在最大的文化中心——敖德萨，一家大报社的著名文艺评论家发表了一篇自己从敖德萨到基辅旅行的文章。按照这个敖德萨人的说法，他是沿着海路出发的，并且一直到基辅他竟然走的全部是海路。在文笔优美的文章中他描绘了金色圆顶的基辅教堂沐浴在阳光下，高高耸立在海面上！鬼才知道这写的是什么东西！还有一个敖德萨人。他在文章里说，法警逮捕了他和他的同伴，然后把他们带到‘拘留所’，叫看守残酷地折磨自己。这个人他根本没搞清，法警是司法部门的人，他们的职责是有严格、明确规定的。他们可以查抄债务人的财产、发传票、对受害人财产采取保护措施，但是没权力抓人，不能在拘留所发号施令！还有一个人，是写小说的。他竟然让小说中的一对恋人在女修道院里举行婚礼！鬼知道这是多么无知的行为，多么放肆无理的行为！但是，为什么上面说的这些事会发生？这都是因为……因为我们所有行业都缺乏优秀的工人。任何一个稍稍懂事明理、有才能的人都会很容易找到一份工作，最后剩下的人只好都去干和文学有关的事了。那些进报社的都是无处可去的人！这样的情形还会持续很长时间。我是活不到有改观的那一天了，您或许有可能……”

我想起和契诃夫交往中一个十分有趣的小插曲，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件事大概发生在1902年或者1903年。契诃夫来编辑部找我。他带来了一份手稿，文章不长，是一篇军事题材的小说，准确地说，是战争题材。文笔非常精彩。“这是一位小姐寄给我的，她是本地的一名中学生！”他解释说，“她希望我能够帮忙发表，哪怕发在《俄罗斯思想》上也行。小说非常、非常不错，但是登在月刊上有些不合适。可能的话，能在你们的报纸上发表吗？”

“安东·巴甫洛维奇！”我抬高嗓门，“您知道，这样的东西我的老板是不会付钱的！而您的这位中学生理应是要收到稿酬的！”

“那是自然，应该付稿酬！而且作者也说了，她听别人说每行的稿酬是五戈比。我了解了一下，她不是挨饿的人，但也不是有钱人。她想挣点儿钱，可怜的姑娘！这样，我们这样做：您只管登，而我给您留下……嗯，二十卢布，您给她，就这么办。说好了，可不要出卖我！您就说这是编辑部给的钱，告知她以后就不会再付稿酬了……”我留下了手稿。

契诃夫走后，我又读了一遍稿子，盘算着登在哪一期合适。看了几页稿子后我突然产生了疑问，小说的作者具有非常丰富的军事技术方面的知识，全篇都是军事术语！一个没当过兵的人是不可能有这么详细的了解的。小说的作者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孩，一个中学生，从哪儿获得了这么专业的知识呢？事情似乎不那么简单……

我越读越怀疑，终于，没有读完我就想起了结论，我曾读过这部小说，它发表过！什么时候呢？是在契诃夫推荐的女中学生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开始逐一回忆俄国所有写军事题材的作家，想到了聂米罗维奇丹钦科。找来他的书，毫不费力地在他的长篇小说《雷雨中》里找到了女中学生小说的全文。

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契诃夫很激动，也很痛心。我记得，他来到编辑部时一直断断续续地说：“真是没想到！那么心地纯洁、充满青春活力的一个人……眼睛那么美丽、清澈……笑容那么明朗，竟然是个骗子！”

契诃夫把这件事委托给我处理。我把女学生叫到编辑部，把事情和盘托出，吓唬说她要承担刑事责任。女学生吓得要死，而我摆出一副冷酷无情的法官面孔，把她赶出了编辑部。同一个窝儿里的小蚂蚁开始忙活起来。两个年龄明显大一些的中学生跑来找我，一个自称是“女少年犯”的堂兄，另一个是什么大学生。他们要我相信，这只是一个没有恶意的玩笑，我完全没有必要把事情搞得这么严重。让这几个“爱开玩笑的朋友”难受了一阵后，我最终还是可怜他们，把那份惹祸的手稿退还了回去。在他们离开之前我狠狠地吓唬了他们一番，让女学生发誓，以后再也不干这样的事。我不知道她是否信守了诺言。但是我了解到，她中学毕业后很快嫁给了一个税务官，出入雅尔塔当地的“上流社会”。

这件事发生前，安东·巴甫洛维奇经常让初学写作者来编辑部找我，或把他们的稿子连同推荐信送到编辑部。这之后，他不再这么做了。

“我怕再上当。”他承认，“上帝保佑，您识破了他们！说真的，每次收到稿子我都会从头至尾认真读完。但要知道，谁能保证你拿到的稿子不是别人写过的、二次加工的东西？听说有人甚至绞尽脑汁试图把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卖给出版商！而莫尔多夫采夫老头儿曾经热情地向斯塔修列维奇推荐过一位步入文坛不久的历史小说家的作品，可万万没想到那部小说竟是莫尔多夫采夫本人的长篇小说《沙皇和盖特曼》的手抄本！”

但是我和契诃夫，像常言所说的，终究还是没有逃过无处不在的陷阱。事情是这样的。根据契诃夫的推荐，我在《克里米亚通讯》上登载了一个篇幅很短的克里米亚神话故事，这篇稿子是一个急等钱用的话剧演员提供给契诃夫的。

故事登报的第二天，住在雅尔塔的文学家别斯坚斯基（他写过两本克里米亚和高加索旅行指南的书）就跑来见我，用嘲讽的口气对我说：“伙计，如果您想重印旅行指南中的某些内容的话，至少可以安排再版吧！而您的这个《克里米亚神话》整个就是从季霍米罗夫的克里米亚指南里抄下来的……这么做不合适，您说呢！”

为了不让当时生病的契诃夫伤心，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他。但不知道他从哪儿知道了这一切，专门派人给我送来了一张道歉的字条，言语间充满了调侃的语气：“鄙人，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儿子契诃夫，在此郑重发誓：从今以后再也不会庇护那些年轻的抄袭者，对不熟悉人的任何诗歌、散文作品都不会向《克里米亚通讯》推荐。”

有一次，在和我的谈话中，契诃夫谈到了一个几乎到他去世都不能让他释怀的话题，也就是关于当时俄国的一个大人物——他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的俄罗斯社会活动中发挥了非常显著的作用。这个人就是已故的苏沃林。我记不清楚了，苏沃林是在1902年还是1903年来过克里米亚。他住在阿卢什塔自己的庄园里，他非常喜欢那儿。他从那儿去雅尔塔见了契诃夫。这次会面他是有特殊目的的。苏沃林到访的前一天，安东·巴甫洛维奇到编辑部来找我，有些难为情地对我说：“米哈伊尔·康斯坦丁诺维奇，请您帮我个忙。当然，我没有任何权利要求您答应我。如果您拒绝，我一点儿也不会生气，但我会非常、非常难受……”

“您说吧！”

“苏沃林老头儿要来。如果可以的话，请不要把关于这件事的任何消息登报，更不要在报纸上指责他！”

我承认，契诃夫的请求让我很吃惊。事实上，我和《新时报》的观点经常有很大的分歧，有时我们之间会发生辩论，但我从来没有针对过苏沃林。相反，我对他本人很感兴趣，敬佩他具有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巨大的才华。我把这些想法都对契诃夫说了。“是，是的！您说得很对！”契诃夫似乎很高兴，“关于老头儿本人我们回头再谈！我刚才提醒您的事，只是预防万一！哦对了，那个，他叫……哦，就是那个总让人想起灵车，像车辕似的杵在那儿的那个人？”

“杜宾齐斯基？”

“对，杜宾齐斯基！他可是个‘恶毒的骑手’。他要是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欢迎苏沃林呢？！万一他想出什么花招呢？！而老头虽是见过世面的老手，也会伤心的。而我最最不希望伤害他！上帝保佑他！”

几天后，在契诃夫家我们又一次谈起了苏沃林。

“我们曾是很好的朋友！”契诃夫说，“后来我们分道扬镳了，分歧源于德雷福斯事件，我们的观点不同。我认为《新时报》的立场是错误的。最近几年，我和苏沃林已经很少有共鸣了。但毕竟记得年轻时的事情，我觉得自己多亏了苏沃林，尽管别人对他百般非议，尽管大家归咎于他，其实，其中他个人的过错并不多，那是集体的错。总之，俗话说得好，‘历经磨难的爱情才会永恒不变’。我就是到死也不会对苏沃林漠不关心的。”

随后，契诃夫满含深情地谈起了苏沃林，说他在俄国的社会生活中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是谁为报业员工提高了薪酬？”契诃夫说道，“是谁第一个支付俄国作家那么高的稿酬，让那些有文化的人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报社的工作？是苏沃林。您会说，这不过是商人做生意惯用的谋略。那好吧，就算这样，可其他人为什么不愿意这么做呢？甚至即使现在他们也不愿使用这个‘精明的谋略’呢！是谁一直对自己的报刊写稿人特别关心？是苏沃林！看一看他的账簿，您会发现，苏沃林把多大的一笔钱提前预支给了写稿人，这些钱有可能是毫无回报的呀。又是谁第一个给自己的员工发放退休金？也是苏沃林！

“您知道Y先生的事吗？他曾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员工，苏沃林很器重他，支付给他很好的薪酬。后来Y患了神经失调症，不能再工作了。苏沃林仍然按照约定每月发给他两百卢布的薪水。苏沃林了解Y先生很有骨气，就对编辑部下达指示说：‘告诉Y继续写吧，稿子收下，但是不发表。就说审查没有通过，或者版面不够，反正不管用什么理由吧，或者说是因为我。就说，他写的东西我不喜欢，不让发表！但是钱要照付！’就这样，Y又连续写了好几年，大部分的稿子都写得一塌糊涂。但苏沃林一直付给他稿酬，还经常额外给他钱让他去休假……

“有谁会那样善待自己的印刷工人？有谁会为印刷厂的工人开设一流的职业学校，设立退休储金会，还有其他很多很多事？是苏沃林！俄国的出版商中谁会有如此的魄力：一旦认可青年作家的才华，就立刻拉至旗下，精心培养，让其才华得以施展？是苏沃林！还有，俄国的出版商中有谁即使明知书的销量会不好，甚至滞销几十年，但还是坚持出版，并为此花费了数以万计的资金？只有苏沃林！在俄国的这些出版商中，有谁的心里真正流淌着渴求创作的热血，有谁干这一行不仅仅只是为了获取丰厚的利润，同时也在创造文化精品？这个人是苏沃林。将来，当历史评判他的时候，请不要忘记他做过的这些事……”

……

“而在圣彼得堡，在那里，您知道吗，如果想干出版业应该怎么做？准备三十万现金，这只是第一笔费用，可以维持三年。还要再准备二十万做备用金。您知道，如果您投入五十万，会有怎样的结果吗？就是说您要从现有的每一种杂志平均拉走一千或一千五百个用户。或者，要‘创造’出五千个新用户。这就是您的回报。”

听契诃夫说要五十万元资金，那个想要办杂志的人差点没晕过去，然后难为情地匆匆离开了。显然刚才的话题让契诃夫很感兴趣，他咳嗽了两声，又说了很久。“是的，一本厚厚的杂志……多漂亮！多好啊！是的，您知道的！但这是老俄国出版的，您知道那是怎样的一个国度吗？那里遍布着贵族庄园。为了度过冬日难熬的长夜，有教养的庄园主在秋天卖掉粮食或者把椴树林抵押给贵族银行，立刻订阅三四种杂志。就算他是个官僚，也一定是个‘俄国的活档案’。啊，多漂亮，多好啊！在冬天，您知道，暴风雪呼啸，整个世界都被皑皑白雪所覆盖。一个叫尼基福尔或是潘杰列伊的人从车站扛出一个大袋子，里面装着一大摞《新时报》和两三本像砖块一样厚的新杂志。在家里大家甚至为了谁能第一个读到杂志而争吵。孱弱的家庭女教师眼神忧郁地看着其中一本杂志，那是本《欧洲通报》。你知道，里面载有那个叫汉福雷·沃德翻译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人物众多，有公爵、贵族院议员、伯爵小姐和仙女般的美人，嗯，还有意大利演员，而且一定会有英国圣公会的牧师……但是先生们，要知道庄园消失了！这些杂志的读者也随之消失了。你知道吗，那些曾在庄园里读杂志的人都跑到了城里。城市里有图书馆、俱乐部和各种聚会，书、杂志可以借‘阅’，订阅就没必要了……”

接着，契诃夫又谈起了俄国的杂志。“因为缺少好文章，杂志里一大半的内容都是翻译作品，这样降低了大家对杂志的兴趣。实际上，翻译一部作品要比单纯的创作还要困难，而要在国外的市场上挑选出适合翻译的作品则更是难上加难。请人翻译还要支付报酬。因此，译品多是偶然碰到的东西，译文本身大多都像被嚼烂的纸，索然无味。而过去，我是说庄园时代，那时翻译还不是一门职业。比如，马尔科·沃夫乔克就翻译过书，并且翻译水平很高！拉夫罗夫斯基翻译的显克微支的作品几乎要超过原作。而现在，杂志上登的东西都是饿着肚子的在校女大学生翻译的。她们受控于精明的中间人，而后者和主编以及出版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等一下，您还记得，那本译自英文的长篇小说《继承人》是谁写的吗？”契诃夫突然打断了自己的思路，冒出这样一句话。“好像《现代人》上登过！您读过吗？嗯，是的，那才是过去庄园时代真正的代表作。当时那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小说，是一部杰作！一共十二册，每册平均五六个印张。在第一本书中，第五、六，或是第七页，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叫威廉或是杰尔艾米亚的先生，脸上长满粉刺，身材很难看，是个耍笔杆的家伙——或按原文说的——是某个林业支局的文书。星期天他起床，吃了早餐——lunch，请原谅，而且我记得，一同出场的还有一个煮老的鸡蛋和一把银勺子。威廉或是杰尔艾米亚先生就用这把勺子掏鸡蛋吃。这个场景写了半页。接着又写道，他，主人公，穿上节日的礼服，把皮鞋擦得锃亮，上衣口袋里非常精心地露出淡蓝色旧丝绸手帕的一角儿，然后出门打算在伦敦城里闲逛。接着作者又用了半页篇幅描写主人公没有下楼前的情形……再下来因为街上的车辆、行人和清晨的雾霭令他陷入了沉思——这个部分写了半页，对行人的描写——又写了半页……总之，第一本书的第五、六页只写了主人公在街上闲逛，遇见两个熟人，喝了一杯啤酒，然后回家。接着，您知道吗，他收到了一封诉讼代理人写来的信，信中暗示，他的命运可能会发生某种改变。读者的兴趣一下子被激发，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事。他们急切地等待着下一册书，可您知道吗，一个月后他们才会等到！我是在假期时读的这本书。那是合订本——不知哪位好心人把这十二本书装订在了一起——读起来太累，就放下了。可不读又想，拿起来，还是坚持不下来，再丢下！如此反反复复有五次。后来，我对自己很生气，就静心坐下来，更准确地说，是躺下来——终于把它全读完了，一直读到最后一页。我终于知道了全部内容。一开始，您知道吗，虽说情况很复杂，但主人公合法继承了一大笔遗产——一座英格兰风格的大庄园。您知道吗，庄园里有超两百年树龄的林荫道，古老的房子，天鹅戏水的池塘，还有一位仪态端庄的老管家……简直太美妙了。但是，目前这座庄园里住着一位品德高尚的先生，他有一个美丽的女儿奈丽。这位新继承人的出现对他们而言就像被雪球砸中了脑袋，令人猝不及防……什么，雪球？！简直就是被大棒击中了脑袋！以往锦衣玉食、安静闲适的田园生活——都见鬼去吧！读者们也激动万分——可怜的先生！不幸的奈丽！这个情节出现在第五册或是第六册的书中。而在第十二册的书中，情况却发生了逆转。一份丢失的文件被找到，该文件指出，即使继承人本人是婚生子女，但如果他的爷爷不是婚生子女，那么继承人也将无权继承遗产。结果……他被赶出了庄园，而高尚的先生和迷人的奈丽重新搬回庄园。一切恢复了平静。天鹅在嬉水，仪态端庄的管家在正门的台阶前迎接到访的客人……啊，写得多好啊。您知道，那是在六十年代！唉，您知道吗，那时候写作是一件多么轻松的事啊！那个时候的读者多可爱啊！可现在你再写这样的东西试试！试试刊登在我们的月刊上！结果可想而知，读者们在耐心用尽后，会用厚得像砖块一样的月刊砸破您的脑袋的！不能这样！很显然，我们的杂志是无可救药了，我们需要另一种东西。办丛刊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它只能是临时的。要知道，这只能偶尔为之。其实，这是最明显不过的事。我们需要的是全面改良的杂志，可以是半月刊，也可以是周刊。三十个印张的翻译作品——让它见鬼去吧。取而代之的是每一期都有海外趣闻，有巴黎的、伦敦的、柏林的、罗马的、君士坦丁堡的。印张的总数应该增加，严禁使用滞留一年半以上的稿件，违者处以死刑——素材都应该是新鲜的！如果有突发事件，可以单独发行两三期特刊。总之，杂志就是杂志，应该尽可能和报纸一样，内容都是新鲜的，对所有的热点事件要及时报道。文学作品方面——要关注每一个新流派的动向，不要那些大部头、经典派的东西。那样的话……”契诃夫好像有些说不下去了，但还是把话说完了：“大概，这件事根本干不成，你们的杂志会把您吃了……”

在与契诃夫的多次交谈中，我不止一次发现他对敖德萨很反感。这引起了我的兴趣。一次，在卡拉伊姆人西纳尼商店前著名的“作家长凳座谈会”上，我直接问他为什么不喜欢敖德萨。

“我对敖德萨谈不上反感，”他回答说，“但不喜欢敖德萨人……真的，总是感觉不太好。那种感觉很早就有，当时我甚至还不了解敖德萨，只是因为读过敖德萨出的杂志而产生的那种感觉。那杂志是个什么东西啊，大概只有上帝才知道，文笔粗俗，内容无聊，令人难以忍受，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廉价、粗制滥造的东西。有人说，那是欧洲风格。拜托！这和欧洲风格根本扯不上边儿！要知道，敖德萨报社里有我认识的人，它的老板——过去是卖冰激凌的，推着装有柠檬水的手推车在敖德萨走街串巷——就是这种人办的报纸！尤其是他不仅负责发行，居然还管理整个报社！有才华的人去投奔他，彼此没有共同语言，便离开了；臭味相投的，就堕落为社会败类，成了老板的手下，学着头上顶着冰激凌桶那样的老板做派。

后来出现了另一家报纸。于是无休止的争战就爆发了，而且是公开的。两家报纸互相泼脏水。他们之间无休止的争吵经常占据报纸的整个版面。他们认为这种争吵会吸引读者。或许会。但这就意味着纵容了人的最坏的本能。敖德萨报纸的文笔怎么样？上帝啊，他们对俄语做了什么，又把俄语变成了什么？！”

契诃夫非常生气地评价敖德萨的记者，他们通常很少能得到与契诃夫见面的机会：“一个人来了，只待了五分钟，说实在的，就说了‘您好，再见’之类的话，可随后的三个星期每天都有关于采访契诃夫内容的文章见报，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不，不能这样！您知道吗，这就像集市的商店，所有的商品都标价二十卢布。杯子——二十，铅笔刀——二十，地毯——二十，所有的东西全是劣等货，都是废品，都是外表装饰得花里胡哨的东西。不，它怎么能这样！敖德萨怎么了？！”

契诃夫去世后，对他了解不多的人不止一次试图证明，好像契诃夫对度过生命最后一段岁月的雅尔塔怀有深深的感情。可实际上，契诃夫对雅尔塔的态度非常排斥。有时他甚至公开表示讨厌雅尔塔，直接说出来，一点儿不避讳。他抱怨不得不住在雅尔塔，就像住在没有空气的地方，除此之外它对雅尔塔还有很多不满：这里有美丽的大海，可海面上到处漂浮着雅尔塔人扔的垃圾；这里有瑰丽的高山，可雅尔塔人却不懂得如何建山路——即使修了路也是漫天灰尘；这里建造了很多宫殿和花园洋房，但你只能看正面——背面全都是发霉的石头墙壁；沿岸大街上的商店即使放在巴黎也都说得过去，可两步一个的咖啡馆入夜却变成了外来人栖身之所——这是雅尔塔生活的一个特征。咖啡馆同时也是旅馆，它和当地居民没有牢固、亲密的联系。聚在那儿的人没有一个是本地人，可以说，都是临时来这里休养的过客。在很大程度上，除了季节，他们对其他任何事都漠不关心。瞄准一个猎物，骗光他的钱财。如果被骗光的人大喊大叫，就把他赶跑，等待下一个目标。肆无忌惮的欺诈行为，完全孤立无助的境地，甚至对自己的利益一无所知，令人不安的贪婪，所有这些就像蒙特卡洛的赌徒一样。还有伏尔加河游轮上的赌徒也是如此，走路的样子很神气，双手叉着腰，衣着考究，谈笑风生，但眼神中却透出隐隐的不安：不会当众把打我一顿，然后赶下船吧？！立刻又自我安慰：这有什么！反正我可以坐另一艘船！

契诃夫在世的时候，有一年夏夜，城里一个虽小却还不错的剧院发生了火灾。当时南部著名的剧院老板诺维科夫的轻歌剧剧团正在此地演出。后来雅尔塔获得了保险赔款，于是围绕着重修剧院的持久战打响了。设计方案一个接一个提出来，一个比一个宏大。老剧院当年投资四万，新剧院当然应该投入更多：三十万？不行！那四十万？什么四十万？要一百万！几年过去了，雅尔塔城依然连一个普通的剧院也没有。

这件事，很显然，令契诃夫非常伤心。“无聊！”他承认，“即使有一个不怎么样的剧院也好啊，起码有剧团演出。没有剧院，就像没有亲密的朋友。生活中出现了空白！就像生活在一个没有色彩的地方！”

在雅尔塔待烦了，在“没有色彩的地方”住腻了。于是，契诃夫经常不顾惜自己的病体跑到他喜欢的莫斯科。每次离开时，他都仿佛显得年轻了，病也有了好转。但回来的时候却显得很疲惫，很孤独，很忧郁。但是那一天，当要离开雅尔塔前往殒命之地巴登维勒时，他所表现出来的忧郁、闷闷不乐却是我从来都没见过的。

自契诃夫去世到现在，雅尔塔一直在讨论为他设立纪念碑的事。讨论依然在继续，但没有结果。或许，五十年后也未必会有结果。我们的文化通常来说已经够“肤浅”了，而雅尔塔又更甚之。

顺便说一件有关纪念碑的事。在雅尔塔郊区，临近马桑德拉的山上，纳德松葬在那里。有一次，我去参观这座房子，在那儿遇见了契诃夫。“我以前来这儿拜访过纳德松！”他说，“太令人难过了！在这儿，雅尔塔，应该立一块儿小小的半身塑像纪念他。但是，没有一个人想到这一点。我们都是猪，知道吗！”每当想到我们是怎样纪念契诃夫的，我就会想起他的这句话：“我们都是猪，知道吗！”

1915年，罗马

（张璐　译）

题解：

米哈伊尔·康斯坦丁诺维奇·别尔乌辛（1870—1928），生于哈尔科夫。俄罗斯散文作家，新闻记者。中学毕业后进入大学学习，由于政治信仰问题遭到开除。后在铁路管理局任职。1899年因患肺结核迁居克里米亚，在那里结识了契诃夫、托尔斯泰和库普林。1900—1906年在《克里米亚通讯》报社担任编辑，为“敖德萨新闻”栏目撰写稿件。1906年由于对立情绪被冠以“危险的暴动者”而被驱逐出克里米亚。随后远走德国，在莫斯科报纸《早报》驻柏林分站担任通讯记者。一年后来到意大利，并在此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岁月。1907年起先后担任《证券报》、《语言报》、《俄罗斯思想报》等多家刊物的记者。

安·巴·契诃夫与文化

（回忆录片段）

米·亚·奇列诺夫

……

回忆契诃夫的文章已经写了很多，但是所有这些回忆录很少突出我认为在他身上是主要的、占主导地位的、使他和其他许多人迥然不同的特点，这就是他的超群出众的文化修养。这样的文化修养不单有赖于教育，而且还有赖于其他气质，即人的根本气质。如果考虑到契诃夫从实质上来说出身于农民家庭，那么他的非凡的文化修养就更令人惊叹了。“我的生活道路是很不容易走过来的，”契诃夫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要知道我是农民，我的祖父是一个农奴……”

契诃夫的文化修养是由哪些因素组成的呢？关于契诃夫在科学方面的学识，我在以前的回忆文章 [584] 里已经谈过了。我生平很少遇见过有谁像他那样极度地尊重科学，像他那样地深信科学对于人类的道德健全和幸福生活有着巨大的意义。他在自叙中说：“我不属于对科学持否定态度的小说家之列，同时我也不愿居于凭一己之体察而省悟事理的小说家之间。” [585] 尽管他致力于文学创作，他所热爱的首先是他自己的学科——医学，他认为自己的文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医学，而且对医学的兴趣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如期订阅医学杂志，注视着医学领域里所有新的发现，他身在雅尔塔却向往着到莫斯科去“谈谈梅契尼科夫” [586] [587] ，还打算在莫斯科筹建一所医师进修学院。除了医学以外，人类文明的其他一切方面也都是他感兴趣的：镭锭、戏剧、绘画、农业科学、巨型海轮、技术发明也同样地受到他的注意……

……

我是在1897年认识安·巴·契诃夫的，那时他早已脱离《新时报》，只为办得最好的几份进步杂志撰稿，他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那时也已经最终形成了。记得在初次见面时，他把一个宗教界人士论法国革命的著作还给在座的一个人，同时说：“革命真了不起！它甚至把宗教界也卷进去了。”又记得在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虽然已经病入膏肓，濒临死亡，却很少想到自己，而是热烈地议论着日益临近的革命。因此从初次相识到最后一次见面，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对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反应异常敏锐的人，他的观点坚定，明确，信守不渝。遗憾的是世人对此了解得很少，因为契诃夫生性非常谦逊，从不宣扬自己的政治观点，甚至他为高尔基被科学院除名一事向科学院声明放弃院士称号（当时有几个人作出这样的义举呢？）的著名信件也是在他死后才由库普林先生公之于众的。 [588] 契诃夫一生在政治上受到的教育是很不利的。由于他早年的环境和经济条件，他和一些政治水平很低的幽默杂志及小报发生了关系。而且当时又正值暗无天日的反动时期的初年，因此他在这种环境里当然很难吸收什么政治营养。后来他转向《新时报》，长期为之撰稿，那里的环境当然也好不了多少，幸而《新时报》也未能损及他的美好的心灵，当他脱离这份杂志时，他依然像以前那样地纯洁。但是契诃夫为《新时报》撰稿的这段历史，长时期地得不到人们的谅解。然而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无论评论界还是公众对契诃夫同《新时报》的关系的性质都很不清楚，看法也很不正确。根据我的了解，契诃夫是把《新时报》同和他关系的确很密切的苏沃林截然分开的。即使是契诃夫在《新时报》工作的那段时间里，他和《新时报》也没有多少共同语言，而在后期则更谈不上共同之处了，只要把契诃夫对犹太人问题的态度和《新时报》在这个问题上所起的强烈的腐蚀作用作一对比，就可以明白。至于像契诃夫的《洛希尔的提琴》那样的作品，他同列维坦和其他犹太人的深厚亲密的友谊，他在德雷福斯案件 [589] 期间写信给巴秋什科夫先生说“《新时报》简直可恶” [590] 时所表示的态度，这已是不必赘述的了，我只须指出基希涅夫恐怖事件 [591] 对契诃夫所产生的惊心动魄的印象以及他在那时寄出了多少友好慰问的信件就可以了……他的政治认识是和生活一同发展的，契诃夫也正是和生活一起越来越左倾，因此到了最后几年，他常常以在他来说是很不平常的热情、不容人家辩驳的态度（遇到人家辩驳时，他不知怎的总是说：“您是彻头彻尾的阿韦尔基耶夫”）发表意见说：我们正处在“革命的前夜”。

（严梅珍　译）

题解：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奇列诺夫（1871—1941），皮肤科医生，后来任莫斯科大学教授。1897年结识契诃夫，互有信件往来。

安·巴·契诃夫，1898年

关于契诃夫

亚·谢列勃罗夫（吉洪诺夫）

一

在萨瓦·莫罗佐夫 [592] 的乌拉尔山区的田庄里，大家正在为主人的到来作种种准备。

田庄的管事“科斯佳大叔”是个手脚麻利的胖子，他很像匹克威克先生 [593] ，虽然只不过是莫罗佐夫的管家。他没日没夜地在这个广大的田庄里东跑西颠，已经忙活了一个多星期了。

事情多得做不完。田庄里有的人在匆匆忙忙地修桥，有的人在烂泥地里的小路上铺木板，有的人给迟迟才召来的伐木工划分砍伐地段，有的人则把没有及时运到的白云石拉到乌索利耶田庄来。

为了给莫罗佐夫准备吃的东西，在大庄园的一块地方猎手们在打野味，在另一处地方打鱼的人在山溪里捕捉肥美的茴鱼。

“科斯佳大叔”只有在需要睡个大觉的时候才回到弗谢沃洛德维利温斯基工厂来，他每次回来的时候都是疲惫不堪，手脚被蚊子咬得满是肿块，浑身沾满了大森林里的泥浆，连他那小得像颗图钉的鼻子上勉强架着的银框圆眼镜也沾着泥浆。

但是在家里也并不就轻松些。房子外面在粉刷油漆，里面在刷洗地板，有的人打扫花园，有的人清除马厩里的马粪，也有人手忙脚乱地把狗吊死，因为这些畜生在厨房旁边繁殖得太多了。被分派干这件事的是马车夫哈里顿，他是个红胡子的大汉，倒真像一个刽子手。他虽然杀气腾腾，却只“处决”了三只狗，其余的一见势头不好，都很乖巧地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在报表上列为已经完工的新学校仍旧没有门窗。从彼尔姆请来的厨师不料是个酒鬼。他一天到晚醉醺醺的，在厨房里不知打碎多少碗碟，还向安菲萨·尼古拉耶夫娜要天地之间根本没有的什么“龙肝凤尾”，否则他说就办不出高贵豪华的酒席。

“科斯佳大叔”的夫人安菲萨·尼古拉耶夫娜早晨起来连头也没来得及梳理，就穿着一件粉红色的波兰绒大挂，没头苍蝇似的在各个房间里奔忙，同时不停地同女仆、油漆匠和洗地板的杂务工吵架，因为他们已经打碎了两块窗玻璃，还压断了种了多年的她心爱的一棵作为盆景的橡皮树。

“科斯佳大叔”家的四个淘气鬼儿子趁着没人管束，无法无天地在房子里乱窜，光着脚丫子嘻嘻哈哈地在油漆未干的地板上踩来踩去。他们又到花园里用木刀砍劈移种在花坛里的花卉。

“科斯佳大叔”拿他们没有办法。他顾不上自己家里的事。他现在惟一的乐趣就是那个暖和的厕所，即特地为莫罗佐夫在屋里新装的瓷料的抽水马桶，那水冲下来轰隆隆地震天响，就像尼亚加拉大瀑布。

“科斯佳大叔”每次从厕所里出来总是惊喜不已：

“这欧洲玩意儿真不赖！”

不仅在“老爷”的屋子里忙得不亦乐乎，就是在离庄园不远的工人村里也是乱哄哄的。设在那儿的乡公所里每天晚上聚集着一帮庄稼汉，为着几块有争议的草地七嘴八舌地商量着告莫罗佐夫的状子。在水井旁边的空地上四对验收人员弯着腰在试一台消防车。干裂了的水龙带向四面八方喷出一股股水柱，浇在那些欢声尖叫的孩子身上。

教堂里传出大合唱的歌声——这是外号叫作“小耶稣”的根纳季神父正在和小学生们一起练唱欢迎莫罗佐夫到来的赞歌。驿站长，一个当过宪兵的大胡子巨人，按理说跟莫罗佐夫的来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居然为了讨好起见也下令用碎砖把驿站的钟擦干净，还亲自在站台上挂了许多花环彩带，以示欢迎。

隆重的一天终于到来了。

那天是1902年6月23日。

上午十点，“科斯佳大叔”坐上油漆一新的马车，由穿着金银丝绒布坎肩的哈里顿坐在前座赶车，到驿站去迎接主人。我坐在房子旁边的长椅上，在太阳的烤晒下心情焦急地等待着在莫斯科时就已很熟的萨瓦——大家在莫罗佐夫背后都叫他的名字。

过了半个小时，接人回来的三驾马车拐过屋角一阵风似的驶来，一下子就在门廊前面停住，紧追不舍的大团尘埃终于把它裹了起来。

莫罗佐夫轻快矫健地从车上跳下。他不戴帽子，身穿帆布上衣，脚登高统猎靴。他的眼睛在蒙古大胡子佛像似的脸上狡黠地眯缝着。

“我给您带来了一位客人！”他压低声音和我说了一句，算是打招呼。

在他后面，一个戴着便帽、穿着黑色紧身上衣、领结有点揉皱的瘦高个男人小心地从马车踏板上跨到地上。他那花白的胡子尖尖的，他的脸由于疲倦和一路风尘而现出灰色。他的左侧有一个猎人所用的那种带皮套的方水壶，水壶带子挂在肩上，束在腰带下。他的腿很长，膝盖内靠，穿着一条发皱的肥大的裤子。

他刚走几步，还没有走到我们身边就突然低沉地咳嗽起来，咳了很久才停。接着他拧下镀镍的壶盖，不大好意思地转过脸去，把一口带血的浓痰吐到壶里。然后他默默地向我伸来潮润的手，正了一下夹鼻眼镜……他眯缝起眼睛，从高高的河岸上透过炎热的烟雾向对岸寂静的远方眺望，又扫视了一下懒洋洋的弯曲的小河，然后用咳嗽得有点喑哑的嗓音说：

“这条河里大概有狗鱼吧？”

他就是契诃夫。

二

这一天是在节日般的忙碌中度过的。吃过清淡的早饭以后，大家去参观近处的几个值得一看的地方：酿酒厂，新办的学校，白桦园。

契诃夫走得很慢，眼睛看着地面，总是落在别人后面。他用一根细细的、有点弯曲的手杖试探着由于炎热而干裂的地面，似乎不大放心。高尔基有一次在信中对我说：“契诃夫在大地上行走就像医生在医院里巡视：病人很多，但是药却没有。而且这位医生还不完全明白：病不能不治了。” [594]

酒厂的厂房低矮，光线昏暗，墙壁熏得发黑，既没有灯火，也没有机器的轰鸣声，只有一些配料和液体在巨大的桶里和冷柜里昼夜不停地发霉，这一切很明显地给契诃夫留下不愉快的印象。酸醋的气味使他皱眉，他冷漠地听完了工程师的介绍，出于礼貌用手杖敲了敲盛着变性酒精的大玻璃瓶，然后不等莫罗佐夫，径自到户外去了。

新学校的台阶还没造好，要通过很窄的跳板走上去，契诃夫就不去看了，趁着莫罗佐夫用卷尺丈量未来的教室和计算面积，契诃夫就在学校旁边的圆木堆上坐了下来，他从背心口袋里取出时刻带在身边的小洋铁盒，乒乓作响地打开盖子，拿薄荷锭招引那些到工地来捡木片给母亲生火的农村儿童。

儿童们张大鼻子呼哧呼哧地吸气，互相推来挤去，可是谁也不敢到这个戴着有根丝带的眼镜、底细不明的陌生“叔叔”跟前去拿糖果。

到了浓荫蔽天的花园里，契诃夫精神为之一振，他好像走进教堂似的摘下帽子，用手帕擦了擦汗，拉长着声调，感叹地说：

“你们这里好哇……白——桦——树……跟我们雅尔塔那里大不一样。”接着他带着几分诙谐的口气说：“我不明白，健康的人干吗到雅尔塔去？那里有什么好的？白桦树——没有，稠李树——没有，就连椋鸟也没有！”

“健康的人糊涂着哩，他们哪儿都爱去！”萨瓦天真地挖苦说，也不知道他在取笑谁——是取笑“健康的人”呢，还是取笑有病的契诃夫。

午饭有七道菜，可是不知为什么每道菜都上得很慢。“科斯佳大叔”坐在那里羞得脸通红，几乎要哭了。

出席作陪的有当地的整个知识界：林业管理员，医士，工厂的工程师们和技术员们，他们都是些笨手笨脚、胡子拉碴的莽汉，又是听莫罗佐夫使唤的奴仆。他们穿戴得像参加婚礼似的：呢子礼服发出樟脑丸的气味，打着怪里怪气的领带，上过浆的胸衣鼓鼓囊囊地突出在背心外面。他们的注意力全集中在主人身上。当主人说话、喝酒、哈哈笑的时候，他们也都说话、喝酒、哈哈笑。他们没有注意契诃夫。他们之中有许多人甚至不知道契诃夫是何许人，及至听说他是“作家”，就以为他是给莫罗佐夫办理“文书事务”的助手。

在吃完了鱼，等待上烤菜的时候，学生们在旁边的房间里（筵席是在露台上举行的）唱起了赞歌——它很像《天使颂歌》，然后身穿大钟似的绸长袍的根纳季神父满脸堆笑地前来入席。

契诃夫默默地坐在桌子的一端，像个局外人，他怅然若失地不时向花园看去，在那里太阳把白桦树树干照成明暗两段，并把最后的金光投射在繁茂的树梢上。他别的都没吃，只喝了一点浓汤和自己带在身边的“阿波利纳里斯”牌矿泉水。在整个酒席期间，他不合群地沉默着，莫罗佐夫竭力想使他参加大家的谈话，但是他只是不大乐意地偶尔应答一下。

午饭一直吃到黄昏时分。当大家起身离座时，契诃夫推托身体疲乏，没有向别人告辞就到自己房间去了，他的神情显得不大高兴。

我和萨瓦一起到我住的厢房里去，以便抽空谈谈正事。那时我是矿冶学院的学生，正在莫罗佐夫的庄园里勘察煤矿。

我画出来的地图很大，没有一张桌子放得下。萨瓦帮我想了个办法。他把图纸在地板上摊开，从房间这头摊到那头，并在角上各摆一盏点燃的灯和几个烛台，然后他趴在地板上，叫我也学他的样子。我们就这样一面在毛糙的地板上爬来爬去，一面看图纸，商讨业务问题。

我汇报到一半的时候，萨瓦爬起来跪着，像平常那样带着狡黠的神情对我说：

“听着，我明天上午要到庄园各处去视察，契诃夫就拜托给您了。您就在家里奉陪他吧。您会觉得很有意思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用铅笔尖搔了搔头发灰白而且剪得很短的后脑勺，泄气地说：

“他和我在一起觉得枯燥无味！可我又干吗把他带到这里来呢！”

三

因此，出乎我的意料，我和契诃夫单独地处在一起了，在这座巨大的空落落的房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科斯佳大叔”跟着莫罗佐夫走了，在出门之前他把手下的男女仆人都打发到各自的亲戚家去串门，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免得“在这里出乖露丑的”。

契诃夫和我在一起比和莫罗佐夫在一起更觉得枯燥无味。

那几天正当炎暑，一丝风也没有，连夜里也无凉意。契诃夫不胜炎热之苦，就在花园里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或者在凉亭里读《田地》杂志的附刊，同时每隔一个小时就要问女仆有没有从莫斯科来的电报，因为他的夫人在那里患病未愈。孤寂、无事可做，以及咳嗽使得他很苦恼。

大概就在这一天他写信给弗·伊·聂米罗维奇丹钦科说：

“我此刻在彼尔姆省北部一个鬼知道的地方写信给你。如果你在地图上用手指沿着卡马河向上游移动，直至彼尔姆时，你会戳到乌索利耶，我就在这个乌索利耶的近处……这里的生活沉闷枯燥，如果通过剧本来描写，那就是度日如年的生活。” [595]

幸亏契诃夫没有写出这样的剧本，否则我在其中将要扮演一个并不令人羡慕的角色了！

而我的处境确实是十分尴尬的。莫罗佐夫硬派我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人那里去充当殷勤的主人和惟一的陪伴者，但是我却根本不适合担任这两种角色。何况这陌生人并非别人，而是契诃夫。

我这么一琢磨之后，就推说有急事，干脆离开了他，在自己的厢房里坐了一整天，不时地从小窗里窥视这位令人生畏的客人。

到了傍晚，契诃夫邀请我到露台上去喝茶。这可不能推辞了。我开头说了几句不太自信的、试探性的话，问问要喝什么样的茶：浓的还是甜的，要加糖还是加果酱，然后谈起了高尔基。这是个有话可说的话题。我知道契诃夫喜欢高尔基，器重高尔基，因此我对《海燕》的作者赞不绝口。我的话里充满了感叹词和惊叹语气，很快地连气也喘不过来了。

“对不起……我不明白……”契诃夫打断了我的话，他的态度在礼貌之中包含着不快——一个人被人家踩了一脚之后就是这样的。“您说你们都喜欢他的《海燕》和《鹰之歌》……我知道，您会向我解释——它们里面有政治！可是那是什么样的政治呢？‘毫不畏惧、毫不怀疑地前进！’——这还不是政治。至于往哪儿前进——却不清楚！如果你号召人们前进，那就应该指明目标、道路、手段。在政治上单是凭‘勇者的狂热’还从来不曾干出过什么名堂。”

我十分惊诧，以至于被一口热茶烫得好痛。

“‘大海在欢笑’，”契诃夫继续说道，一面激动地捻着夹鼻眼镜的丝带。“您当然拍案叫绝啰！……您刚才念了‘大海在欢笑’，就停住了。您一定认为，您停下来是因为这一句很好，有艺术性。其实不然！您之所以停下来只是因为您一时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大海竟会突然欢笑？……大海不会欢笑，也不会哭泣，它会波涛汹涌，它会奔腾咆哮，它会波光粼粼……您看看托尔斯泰是怎么写的：太阳升起了，太阳下山了……鸟儿在鸣叫……他根本不用什么啼哭、欢笑之类的字眼。而这正是最主要的：朴实无华……”他的长长的手指触摸着近在手边的东西：烟灰缸、小碟子、牛奶罐，但又惟恐弄脏手似的嫌恶地把它们推开。

“您刚才举出《福玛·高尔杰耶夫》作为例子，”他继续说，一面皱起眼角的鱼尾纹。“这部作品也不高明！它从头到尾是直线式的发展，完全以一个主人公为中心……所有的人物说话一律都是北方口音……只有贵族才擅长写长篇小说。我辈布衣是力不胜任的……要是做个简单的鸟笼，我们倒还可以对付。不久以前我见过这样一个鸟笼：上下三层，十二个窗户，雕梁画栋的门廊，而门廊上面写的是：茶楼酒肆！……这可是古希腊的雅典娜女神庙，而不是鸟笼子了！……要创作长篇小说，就必须熟悉材料的匀称和平衡规律。长篇小说是一座大宫殿，应该使读者在里面感到悠然自得，而不是像在博物馆里那样感到惊奇和枯燥。有时也应该让读者喘一口气，不要被主人公和作者搞得头晕眼花。这时可以插入一些风景描写，趣事佳话，新的情节和人物……这话我对高尔基说过不知多少遍了，他都不听……他是高而骄，而不是高尔基！……”

“……哦，不！”他生气地向我挥手，好像在驱散香烟的烟气。“您称赞的并不是高尔基真正好的作品。他的确有些上乘之作。《在木筏上》就是一个例子。您记得吗？在雾里坐木筏……沉沉的黑夜……在伏尔加河上漂流……妙不可言！在我们的全部文学中，我看只有一篇作品可以和它媲美，这就是莱蒙托夫的《塔曼》……”

在高尔基作品的评价问题上我显然不走运。我就想在艺术剧院问题上挽回一点面子。“我和他在这个问题上大概不会意见分歧，”我心中想。“因为艺术剧院和他是唇齿相依的。”

“剧院嘛还可以，过得去罢了，”契诃夫又给我的称赞浇了一盆冷水。“至少演员们对角色还是了解的。莫斯克温甚至很有才华。其他的剧院连这样的演员也没有。我记得亚历山德拉剧院上演我的《海鸥》就是靠提词的！我的天，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演的！……”

接着他沉默了一会儿，在这当儿我觉得无地自容。就像溺水的人抓住一根稻草那样，我谈起“颓废派”，认为他们是“文坛上的新潮流”。

“自古至今从来没有什么颓废派，”契诃夫不顾情面地批驳我。“您的看法是从哪儿来的？法国的莫泊桑和我开始写了一些短篇小说，文坛上的新潮流也就是如此而已。至于颓废派这是‘旁观者’ [596] 在《新时报》上骂他们的话，他们倒喜出望外了。他们是骗子，而不是颓废派！他们兜售发霉的东西……什么宗教呀，神秘主义呀，还有妖魔鬼怪！俄国老百姓从来就不信教，至于鬼怪早就被他们关在洗澡房的蒸浴床下面了。这都是那帮家伙故意编出来愚弄人的。您别信他们。而且他们的大腿也根本不是‘细皮白肉的’ [597] ，而是和所有的人一样，也是毛毵毵的。”

谈话又中断了。契诃夫像喝药似的把凉了的茶硬着头皮喝了下去。

他说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的，完全意想不到的。但是在他的别出心裁的议论中可以感觉到一种故意的成分。似乎他说的并不全是他所想的：可能是因为我说的都是些陈词滥调，他要驳倒我，也可能只是因为他身体的病和心情不佳。不论怎样，反正他的话同我心目中的“大作家”一点也不相称。在我当时的概念里，一个大作家不是像托尔斯泰那样的德高望重的圣徒，就是像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样的才气横溢的巨匠。契诃夫实在是太朴实、太平凡了。我开口想和他争论，但是他的出人意料的议论立刻使我乱了枪法，无言以对，我在束手无策之中说了些我自己听了都觉得害臊的荒唐话……可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契诃夫不友好地斜眼看着我，胡子里隐藏着讥笑，像人们逗弄小狗，使它叫得更响一样，他不时地用越来越新奇的怪论来逗引我。

“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算什么作家？他不过是个律师助手，这种人就喜欢唱高调……”

或者：

“您为什么反对苏沃林？他是个聪明的老头儿，喜欢青年……谁都向他借钱，可是借了以后谁也不还。”

或者：

“大学生闹事是为了出风头，追求小姐更容易成功……”

我为大学生感到不平，绷着脸一言不发。

契诃夫看出来了，他就改变了话题。他温情地望着我这边，这时只有在他的眼睛里才含着笑意。他告诉我说，他是在卡马河上乘船来的，沿河的风光好得很，河里的鲟鱼味道好极了。他说了几个关于莫罗佐夫如何丢三落四的笑话，又告诉我应当怎样招引鲫鱼，使它们易于上钩。

他站起身来回去就寝的时候，轻轻地抱了抱我的肩膀，然后像听取忏悔的神父那样小声地问我：

“您自己不写点东西吗？……您不写！这样才好。现在的大学生放着书不读，不是写长篇小说，就是从事革命……不过，”他又觉得自己的话不对，“这样可能倒好些。我们念大学的时候只是喝啤酒，也不好好读书。毕业出来就成了这样的……不成器的东西……”

他觉得这几个字很贴切，高兴地笑了。后来这几个字竟出了名。 [598]

几个月以后，那时他已在莫斯科，有人向他问起我，他笑着说：

“我当然记得他……是一个易于激动的淡黄头发的大学生。”他停顿了一下又补充说：“大学生往往都是淡黄头发的……”

四

不过我们之间很快就有了共同的兴趣。现在我们从早到晚坐在岸边的泥地上，对着黑黝黝的深水，兴味浓厚地钓鲈鱼，有时候也钓到几尾狗鱼。契诃夫说得对：河里狗鱼很多。

“这样消磨时间真好！”契诃夫说，一面对作为钓饵的蚯蚓吐了一点唾沫。“就好像得了文静型精神病。自己可以自得其乐，对别人也无危险。而最主要的是不用动脑子……太妙了！”

他愉快地晒着太阳，脱下了上衣，解下了领带，咳嗽也几乎不发作了。

他是个钓鱼能手，虽然我们并排坐着，他每次钓到的鱼总是比我多。

“我们这个民族多么懒惰啊，”他心平气和地发表见解说，同时舒服地伸着懒腰。“甚至使大自然也染上了惰性。您只要瞧瞧这条河，它简直懒得流动了！那边的河湾像什么河湾？全是因为它懒。我们这种出名的‘心理’，这种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精神状态，也都来自惰性，我们懒得干活，于是就一味地空想。”

太阳晒得人懒洋洋地直想瞌睡。周围静悄悄的，一片死寂，连大炮也轰不破。河水反射着温暖的光芒，这反光使人觉得飘飘然，十分惬意，浮子在眼睛里变得模糊了。

契诃夫弯着长长的脖子，瞌睡得正香甜。每逢这种情况，他那几根钓鱼竿就由一只不知从哪儿弄来的样子像达克斯狗 [599] 的棕毛狗来照看；它很可能是马车夫哈里顿没能吊死的那些狗中的一只。它谄媚地咂嘴舔舌，专心地看着浮子，等到鱼儿吃食了，它就马上站起来摇尾巴，并且尖声吠叫……契诃夫总是拿钓到的鱼赏它，使我们惊奇的是，它能把鱼活活地吃下去。

有一次它在贪婪地吞吃一条鲈鱼，可是鲠在喉咙里一时咽不下去，脸上倒挨了鲈鱼尾巴的拍打，契诃夫看了，带着厌恶的神情说：

“就跟咱们的批评家们一模一样！”

五

莫罗佐夫和契诃夫虽然彼此都努力要显得是亲近的朋友，但是实质上却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作家的契诃夫同资本家萨瓦·莫罗佐夫是很难投契的。当他们共同出现在别人面前时，这一差异就更明显地表现出来。在这种场合中，众人注意的中心总是萨瓦，而不是契诃夫。那时候莫罗佐夫厂里出的印花布比契诃夫的小说销路更广，莫罗佐夫百万家产的魅力比契诃夫的作家声誉对一般人的影响更为强烈。

萨瓦知道自己不配比契诃夫受到更大的重视，对此感到局促不安，因此为了摆脱尴尬的局面，在这种场合他总是努力突出契诃夫。

契诃夫把这看作是不必要的庇护。他的自尊心受到刺激，虽然他小心地掩饰这一点。但是有时候他对莫罗佐夫的不快仍旧掩饰不住而流露出来。

有一次契诃夫到施医所去参观诊治病人的情况，回来后他一面在洗手池上擦肥皂洗手，一面板着脸埋怨着，影射莫罗佐夫：

“一个富商……出钱造戏院……向革命讨好……可是药房里没有碘酒，医士又是个酒鬼，把瓶子里的酒精全喝了，还用蓖麻油来治风湿病……他们都是半斤八两，都是我们俄国的洛克菲勒 [600] 。”

六

根据莫罗佐夫的意思，新落成的学校决定用契诃夫的姓来命名。契诃夫显然不喜欢这样，但是他没有说出来。我被委托起草一份致敬词，由“科斯佳大叔”宣读。他推辞了很久，但是最后他说“为了让后人记得学校的历史”，他只好同意了。

当契诃夫得悉学校里将要举行祈祷仪式，他坚决拒绝出席庆祝典礼。于是又决定就在住宅里向他宣读致敬词。

那时我正坐在契诃夫的房间里，读阿普赫京 [601] 的诗给他听。契诃夫躺在卧榻上——他身体觉得很不舒服。

“多好的诗，”他打着哈欠说，“多么柔和缠绵的爱情诗！谁能想到竟会有这样的诗人啊！”

这时代表团怯生生地到房间里来了，他们是：教师，教士，医士，还有驿站长。“科斯佳大叔”上前一步，激动得上气不接下气地宣读了我写的那篇词藻华丽的致敬词。读完之后是一阵肃穆的沉寂，驿站长甚至两手贴着裤缝，毕恭毕敬地立正站着，好像在阅兵典礼上一样。

契诃夫慢慢地起身，从“科斯佳大叔”颤抖的手中接过了夹在公文夹里的讲稿，把他从上到下打量了一下，于是若无其事地说道：

“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您的裤子纽扣又没扣上！”

“利斯佳大叔”吓得用手掌捂住小肚子，并且蹲了下去。大家都笑了，那个宪兵出身的大胡子驿站长笑得比谁都响。

我对倒霉的“科斯佳大叔”感到可怜。

晚上，当我把这一幕告诉萨瓦时，他笑得前仰后合，笑声忽高忽低，清脆而持久，然后他用雪白的手帕擦去眼泪，说道：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您对他还不了解，别说‘科斯佳大叔’，无论是谁他都要碰，那张嘴可不饶人……他不喜欢摆花架子和唱高调。您读过他的《草原》吗？您一定记得里面的一句话：‘有人用硫磺火柴在天上划了一下’，他说的是打雷，他的意思是雷声不要这么响……瞧着吧，雷公可忘不了他的硫磺火柴！一定要向他报复的……雷公也跟人一样，爱记仇的。”

七

说也奇怪，莫罗佐夫不幸言中了，而且应验得很快。

一天晚上，我和契诃夫两人又坐在露台上喝茶。

那是一个闷热的夜，令人有不祥的感觉……黑暗从三面向露台逼来，似乎要把玻璃窗挤破，把惊恐地呜咽着的粗芯煤油灯扑灭。绿色的灯罩下有几只蛾子在飞来飞去，它们被灯火烫着以后，就在桌子的漆布上抽搐着死去。桌子上放着茶具，它们的影子映在九成新的银茶炊上显得很难看。

花园里的白桦树陷于扰攘不安之中：它们一会儿静静地挺立着，一会儿又突然无缘无故地抖动着从上到下的所有叶子。在地平线上，一大片就是在黑夜里也显得很黑的乌云在朦胧的星光中缓缓地升起，渐渐地把暗淡的星星紧紧压住。

这一晚契诃夫似乎格外伤感和平易近人，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那容易激动的脾气现在一点影子也没有了。

他弯着身子坐在一张椅子上，两只长长的手插在瘦骨嶙峋的膝盖之间，面对敞开着的露台门，凝视着黑洞洞的花园，慢慢地说着话，似乎在和花园里的一个看不见的人交谈：

“首先，我的朋友们，用不着说谎话……艺术则更是如此，它好就好在容不得谎话……你可以在爱情上、政治上、医学上撒谎，可以欺骗别人甚至欺骗上帝——这样的事情是有的，但是在艺术中是不可能欺骗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等待着那个看不见的交谈者的反对意见，但是他没等到，于是继续说道：

“我就常常受到指责，甚至托尔斯泰也指责过我，说我写的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没有正面人物：没有革命者，没有亚历山大帝王们那样的英雄豪杰，甚至连列斯科夫作品里那种等而下之的诚实的县警察局长也没有 [602] ……可是正面人物上哪儿去找呢？要有的话我倒挺乐意写的！”

他苦笑着说：

“我们的生活是外省的生活，城市里连一条铺石块的马路也没有，农村一贫如洗，老百姓形容枯槁……我们大家在青年时期全都兴高采烈地叽叽喳喳，像粪堆上的麻雀，可是还没到四十岁，就成了老头儿，开始考虑何时见上帝了……我们算哪一号的英雄呢！”

他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然后又弯着身子，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黑暗。

“您说，在我的几个剧本上演时您边看边哭了……而且哭的不止您一个人……其实那不是我写剧本的目的，那是阿列克谢耶夫把剧本搞成这样的。我所要的是另外的东西……我所要的只是诚实地告诉人们：‘你们看看自己吧，看看你们大家生活得多么不好，多么无聊！……’最主要的是要让人们明白这一点，等到他们明白了，他们就一定会为自己创造和现在不同的、更好的生活……我是看不到了，但是我知道，它将是截然不同的，绝非现在的生活可比……只要这种生活还未到来，我就要再三再四地告诉人们：‘好好地想想吧，你们生活得多么不好，多么无聊啊！’因此这里有什么可哭的？‘那么那些明白了这一点的人又当如何呢？’”他重复了我向他提出的问题，接着就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悲戚地说道：“他们没有我也能找到道路的……咱们睡觉去吧……要下雷雨了……”

为了不让契诃夫独自一人睡在一座空荡荡的房子里，这几天我都睡在他隔壁的房间里。房子里很闷热，满是油漆味儿，蚊子在嗡嗡叫。窗子又不能打开——怕有小偷进来。

我为契诃夫担心。透过薄薄的板壁清楚地传来他的咳嗽声，并在空落落的黑暗的房子里引起回响。他还从来没有这么长久、这么剧烈地咳嗽过。

他从床上下来过几次——我听见弹簧床垫的吱嘎声，他在屋里走动，端起玻璃杯喝了些什么，然后又躺到床上去，可是又咳嗽起来了，于是又从床上下来。

后来我终于睡着了。

一种危险临近的感觉使我惊醒。我睁开了眼睛。

房间里充满了炫目的白光，一刹那之间又消失了，但是过了一秒钟又出现了。

我走到窗前。暴风雨正在房子周围肆虐。大块大块的灰云疯狂地互相冲撞，发出火光和雷鸣。被闪电照耀得如同玻璃一样的斜雨猛烈地抽打着花园里的白桦树，使它们弯下身子，发出痛苦的呻吟。狂风和雷声震撼着房子，使得剥落的墙纸后面的灰泥纷纷地掉下来。

忽然间在天崩地裂的雷声中我似乎听到了不绝如缕的呻吟……

我把耳朵贴在与契诃夫房间相邻的板壁上，发现自己没有听错……呻吟声又响了——痛苦的、几乎不像是人发出的呻吟声，但是它不知是由于呕吐还是哭泣又突然中断了。

这时我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契诃夫生命垂危，如果他真的死了，那就是我的过错。我害怕得六神无主，也顾不得穿上外衣和鞋袜，急忙穿过饭厅，冲向契诃夫的房间。在门口我再次凝神谛听，紧张得牙齿直打颤。

正像风雨大作时常有的那样，这时雷声暂时停了一会儿。房里变得死一样的寂静，使人害怕……在这寂静中可以清楚地听出强忍的呻吟声、咳嗽声，还有一种咕嘟咕嘟的声音……

我推开门，轻轻地呼唤契诃夫：

“安东·巴甫洛维奇！……”

床边的床头柜上点着一支残烛，烛泪点点已快燃尽……契诃夫侧身躺在凌乱的毯子中间，痉挛的身体蜷缩成一团，他那喉结突出的长长的脖子伸到了床沿外面。他的全身由于咳嗽而在抽搐……他的身体每震颤一次，他那张大的嘴里就咯出一口血，流到蓝色的搪瓷痰盂里，就像液体从一个打翻的瓶子里流出来一样。

这时又响起了雷声，因此契诃夫没有听到我的呼唤。我就再一次喊他。

契诃夫翻转身，脸朝天，把头靠在枕头上，用手帕擦擦胡子上的血，一面睁大眼睛寻找在暗处的我。

这时，在残烛暗淡的光亮中，我第一次看到了他不戴眼镜时的眼睛。他的眼睛很大，眼神茫然，就像婴儿的眼睛似的，眼白由于虚火上升而发黄，眼眶里饱含着泪水，视线模糊……

他轻轻地、吃力地说：

“我妨碍……您睡觉……对不起……亲爱的……”

窗外亮起一片炫目的白光，紧接着在铁皮屋顶上哗啦啦地一声巨响，把他的话淹没了。

我只看到他的嘴唇在被血粘住的胡子下面无声地翕动。

第二天，萨瓦扔下庄园事务，把在病中的契诃夫送到彼尔姆去就医了。

八 [603]

大家一个一个地致辞互祝健康，互祝新年快乐和百事如意，敬酒，兴奋的“乌拉”声，鼓掌，宣读贺电和贺信——这些终于结束了；大家互相碰杯，亲嘴唇，亲脖子，亲手，友好地拥抱和拍打——这些也结束了；色拉、鱼子、鱼、鹅、火鸡、水果、冰激凌都吃完了，免费的和并非免费的葡萄酒和香槟酒也都喝光了：这时主人们和宾客们终于觉得在一个地方坐腻了，他们开始在桌子之间走来走去，坐到熟悉的和不熟悉的太太旁边，三三两两地交谈，抽烟，这时大家都已不拘礼节，整个休息厅乱哄哄地一片嘈杂，什么也听不清。

艺术剧院里的新年宴会已经结束。杯盘狼藉的桌子都被推到窗边，腾出来的地方就作为舞池。

舞会按照规矩从圆舞曲开始。在不露面的乐队的伴奏下，一对对舞伴在观众休息厅的镶木地板上转了起来，拖地后裾掀起的暖风、香水味儿和酒味儿向站在四周的旁观者迎面扑来。很快地整个休息厅变成丝带、花边、时髦发式、晚礼服和带穗肩章的旋转木马，使人看了头昏目眩。

只有在休息厅最远的一角还有两个人坐在靠窗的一张小桌子旁边：一个人穿着在胁上用搭扣扣住的黑色紧身上衣，有时显得像一个颧骨突出的气呼呼的大兵，有时又像一个浅蓝色眼睛的修士——这取决于他的眼睛看在什么地方：是看休息厅里的那班人，还是看着同桌而坐的那个人。

和他坐在一起的那个人穿着胸部很窄的西服上衣，尖尖的胡子，胡子下面是突出的喉结。夹鼻眼镜的反光使人看不出他的眼睛，只有从深陷的鬓角上的皱纹上可以依稀看出他一生中经常是微笑的。

他们俩不时深情地看着对方，相对默然，好像是初次单独相处的一对恋人。

有几排椅子组成了一道屏障，把他们同跳舞的人分隔开。

“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您跳舞吗？”契诃夫随便问了一句。

“上帝没给我这份天资！再说，您也知道，我的体态优美得像……一匹马。”

契诃夫笑了。

“马比人更美……列维坦有过一桩笑话。他年轻时候很穷，可又是个多情种子。他爱上了住在院子对面的一位小姐，可是始终无缘结识。他从她的女仆口中打听到她几乎天天晚上都要到某个地方去跳舞。伊萨克向人家借了一件常礼服也赶去了——想和她交朋友。他走进舞厅一看，只见那位意中人坐在钢琴后面，飞快地按着琴键。原来她是舞厅雇用的琴师。结果他还是没和她交上朋友！……”

高尔基笑了，后来咳嗽起来，咳得直流眼泪，他就用团在手掌心的手帕擦擦沾湿的胡子，又偷偷地擦了眼泪。

契诃夫也咳了几声——这是断断续续的干咳，然后又带着一丝微笑说：

“要是有人对咱们俩进行报道，他会说：两位作家愉快地度过了晚会，兴味盎然地对咳了一阵！”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到他们这里来了，他仪表堂堂，燕尾服笔挺，头发花白，胡子还是黑的。他很关心地把契诃夫背后的厚窗帘拉上。

“您坐在这里……不怕风吹吗？”他不好意思地以干涩的嗓音问道。“或许，还是……到后台去吧……同仁们都在那里，要向您和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表示敬意……专门向你们两位……”

当他带着这两位客人从成排的椅子后面绕道走去时，许多人纷纷向他们拥来，他一路遮挡着，把他们领出了观众休息厅。

这时，舞会的场面越来越热烈了。

（严梅珍　译）

题解：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吉洪诺夫（笔名谢列勃罗夫）（1880—1956），文学家，大学时学工程技术。1916年曾出版《纪年》杂志，由高尔基编辑。文中所记述的系1902年间的事，其时吉洪诺夫作为彼得堡矿冶学院学生正在弗谢沃洛德维利温斯基工厂实习，住在莫罗佐夫的庄园乌索利耶。

和契诃夫的最后两次见面

叶·巴·卡尔波夫

一

我是1888年冬天在柯尔什剧院认识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的。那一天我在剧院狭小逼仄的图书室里偶然地见到了他。安东·巴甫洛维奇先向我走来，说了自己的姓，然后就谈起剧本和扮演剧中角色的几位演员。

安东·巴甫洛维奇年轻，富有朝气，他那开朗、轩昂的脸上长着柔软的小胡子，带着沉思神色的灰色眼睛在夹鼻眼镜后面机灵地向外面看着，唇边挂着和善可爱的微笑。安东·巴甫洛维奇给我的印象很好。他那匀称、瘦削的身材使人感到他是一个棒小伙子，一个大学生。

后来我又曾多次和安东·巴甫洛维奇见面，有几次是为了商讨他剧本的上演问题，有几次则是在文艺界朋友的小组会或座谈会上边喝酒边漫谈。随着对他的了解的逐步加深，我越来越觉得他可爱可亲，意气相投。

在我的记忆里印象最清晰最鲜明的是我和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的最后两次见面。

1902年6月，我住在莫斯科的时候，有一天我去看望维·费·康米萨尔热芙斯卡娅，那年夏天她正和她的剧团在“水族馆”剧院演出。 [604] 我谈完演出事务正要告辞时，安东·巴甫洛维奇来了。

我已经有两年光景没见到他了，因此对这次巧遇自然十分高兴。

很明显，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是费了很大劲儿才爬上维拉·费多罗夫娜所住的四层楼的。

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走进房间，声音沙哑地、断断续续地说了声：“你们好！”然后和我们握过手，重重地坐在沙发上。

“累坏了……您住得好高啊，维拉·费多罗夫娜……”说完这句话，他停顿了一下，便咳嗽起来了。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他坐在那张矮矮的沙发里，弯着瘦瘦的身躯，低下了头，白得像纸的双手插在膝盖之间。

他的瘦削、苍白的脸上显出病态的疲倦。一绺头发粘在汗津津的前额上。嘴唇铁青，毫无血色。眼睛无神地看着一处地方。胡子里已经有不少银白色的细丝。

他在生活中饱经风霜，又受着疾病的煎熬。

安东·巴甫洛维奇不时地咳嗽几下，他难为情地转过脸去，用手帕捂住嘴唇。

“安东·巴甫洛维奇，这种季节您干吗还待在莫斯科呢？天气闷热，尘土飞扬……”我不由得问他。

“我走不开呀……起先是妻子生病……后来又是杂七杂八的事情……我每天都准备好了要走，可是总是被什么事情耽搁了……一会儿要办这个，一会儿要办那个……”

“您打算到克里米亚的家里去吧？”

“是的，多半去克里米亚……本来想到国外去，可是不行……现在克里米亚热得像非洲……而且沉闷无聊。我不喜欢克里米亚……好像是一台布景……在克里米亚长期住下去太沉闷……太枯燥……”

“您为剧院写了些什么了吗？”维拉·费多罗夫娜问道。

“是的，我在写……”安东·巴甫洛维奇不大情愿地回答，一面不好意思地微笑着。“可是写得不对劲……不符合我的意图……看了令人生厌……根本不适合当前的需要……”

“究竟怎么回事？”

“应该写出完全不同的东西……朝气蓬勃……坚强有力的东西……我们那种醉生梦死的生活熬到头了……大转变时期即将到来……人们已经急剧地改变方向……”

“难道熬到头了？不大像吧……”我表示怀疑。

“熬到头了……您相信我好了……”安东·巴甫洛维奇坚定地说。“在莫斯科这里，而且一般地说在首都和省城里，这一点还不很明显……在我们南方，局势已经十分动荡了……民情汹汹。不久以前我跟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605] 谈论过。他也看到了……要知道，他可是个有眼力的老头儿……俄国像蜂窝似的闹腾着……你们瞧着吧，两三年以后会怎么样……俄国会面目全非的……”

安东·巴甫洛维奇兴奋起来了，他从沙发上站起身来，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我就是想抓住这种朝气蓬勃的情绪……写个剧本……充满生气的剧本……说不定能写出来 [606] ……人民中间蕴藏着多少力量、精力、信心哪……真有意思……简直令人惊叹！”

安东·巴甫洛维奇开始叙述关于农民和工人生活的见闻。他说话的声音响亮起来了，更自信了。他的眼睛闪现出激动的光芒。人也变得年轻了。

他相信，他那敏感的心完完全全地相信：黑暗终将结束，新生活快要到来。春天就要来临了。人民中间正涌现出强大的力量，定能使平凡的、使人透不过气来的俄国生活活跃起来。这一信念给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有病之身注入了新的力量。他在这一信念的影响下脱胎换骨了。曾经以敏锐的旁观者的目光观察生活，从中撷取素材，写作无伤大雅的幽默小品的契诃夫——《在昏暗中》 [607] 、《阴郁的人们》 [608] 、《伊万诺夫》 [609] 的作者——常常描写生活琐事，曾被指责为对社会生活及其需要漠不关心的写实作家，这天晚上他在我眼里完全成了另一个人了。

使我大为惊奇的是，安东·巴甫洛维奇虽然由于肺病而元气衰耗，形销骨立，不久于人世，但却这样坚信人民的觉醒，坚信民众意识具有强大活力，坚信真理必将胜利。

他焦躁不安地、“固执、激动、急促地”谈论着地方上的动态，俄国南方新派别的活动，不断涌现的民间出身的知识分子。他说，文学必须跟上人民的运动……应该捕捉和反映新的社会动向……

我从来没有见过安东·巴甫洛维奇这样亢奋，从来没有听到过他发表这样激昂的言论。

和安东·巴甫洛维奇的这次见面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在我面前展示了新的、我前所不知的一面。

安东·巴甫洛维奇的预言成了事实。俄国觉醒了，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历史转变时期，但是由于命运的安排，契诃夫没能见到这一切。

二

1904年4月下旬的一天，正当春天，我在雅尔塔的滨海马路上散步时又碰到了安东·巴甫洛维奇。

南方温暖的太阳、蔚蓝的大海、克里米亚美妙柔和的空气对他的健康显然产生了良好的作用。他似乎年轻了，皮肤晒黑了，人也胖了。眼神显得兴高采烈。完全是个精力充沛的小伙子。他的健康恢复得这样好，使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您的气色多好啊！……简直棒极了！”我握着他的手说。

“我难得有几天是这样的……”安东·巴甫洛维奇腼腆地微笑着说。“您是来休假的吧……这几个月一定忙坏了吧？”

“不，我是来工作的……我在写一个剧本……”

“在这里是干不好的……到克里米亚来应当喝酒，吃葡萄，所谓享受生活……再有就是欣赏大海，欣赏大自然……总之是休息……”安东·巴甫洛维奇快活地看着我说，脸上露出戏谑的微笑。

“您来这儿很久了吗？”我问。

“很久了……我想在五月初离开这里……”

“离开这样一个好地方！……您要去哪儿呢？”

“得去一趟莫斯科……妻子在那里……然后从莫斯科去国外……大夫们都叫我走……毫无办法。不过我自己也想再到国外去一次……下月一号就动身……您怎么不到阿乌特卡上我家来坐坐呢？离这儿不远呀……”

“我很想到您家坐坐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可是怕打扰您……人来客往的一定使您厌烦了……”

“没有，您来吧……咱们聊聊，好好叙旧叙旧……”

我答应过几天就去看他，然后就分手了。

我和契诃夫在滨海马路见面后不久，雅尔塔的街道上就贴出了引人注目的海报。原来是塞瓦斯托波尔的一个剧团到雅尔塔剧场来演戏。他们上演的是契诃夫的《樱桃园》。 [610]

海报上用大号字体印着：本剧将仿照艺术剧院的舞台设计演出，由作者亲自指导。

我在复活节前的大斋期间，在彼得堡刚看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导演的《樱桃园》。现在再来看看外省的演员和导演们“仿照艺术剧院”演的戏是怎么样的，那是很有趣的。

我买了一张票，将近八点钟时前往剧场。

过了一个钟头，一个半钟头，演出还没有开始。观众中怨声四起。几个从后台出来的大婶放风说，他们在等作者。观众中一阵骚动。

将近十点钟，大幕终于拉开了。

简陋、破旧的布景。可怜巴巴的道具。几张维也纳式的椅子。一口粗制滥造、显然是租来的新“衣柜”。窗外有一根树枝，上面撒着许多剪得很大的纸片，这就代表樱桃园了。

这种情况在外省小地方的剧场里是常见的。

整个所谓对“艺术剧院舞台设计”的“模仿”，只是在于在演戏的全部过程中副导演在后台不停地发出嘘嘘声、嘎嘎声、咕咕声、嚓嚓声、呱呱声、吱吱声，以这种鸟啼蛙鸣来盖过演员的对白。

可是不管他怎么卖力气，他还是没能盖过提词人的声音，提词人在给演员提词时简直都从他的小棚里钻出来了。

提词人沙哑的男低音把演员的念白和鸟啼蛙鸣统统压倒。

演出之糟糕实在不可思议。演员们听不清提词，被“苏醒的大自然”的天籁吵得耳朵发聋，六神无主地在舞台上乱窜。由于台词没有背熟，他们毫不留情地割裂脚本，对白颠三倒四，还常常莫名其妙地冷场，似乎处在“心潮汹涌”的状态中。

扮演加耶夫的那个演员，从长相到打扮都像是药铺伙计。而演拉涅夫斯卡娅和阿尼亚两个角色的女演员咬字不准，口齿不清，连整句台词都会念得含含混混，她们像没头苍蝇似的在舞台上窜来窜去。

戏院楼上楼下都坐满了观众，他们显然都看得莫名其妙。后排不时发出叫喊声：“大点声！……说的什么？……听不清！……提词儿的，别嚷嚷！……老弟，静一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我为契诃夫感到痛心和羞愧。

第三幕后我脑袋发晕，就离开了剧场，心里又恼又气。

在看了这场绝妙的演出之后不久，我到阿乌特卡去看望安东·巴甫洛维奇，我打定主意，在他面前绝口不提《樱桃园》的演出。

安东·巴甫洛维奇在他的舒适的书房里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书房的墙上挂着列维坦画的几幅很精彩的肖像，人物表情忧郁，充满了深沉的内在感情。

契诃夫看来身体不适。他不时耸动肩膀，焦躁不安地搓搓双手，而且频频咳嗽。我和他还未说上两句话，他就谈起了演戏。

“听说您去看《樱桃园》的演出了？……”安东·巴甫洛维奇眼睛没有看着我，问道。

“是的……”

“戏给糟蹋成什么样子！……太不像话了！还要在海报上吹牛，说演出是经过我指导的……可我连他们的人都没见过……太可恶了！他们要模仿艺术剧院……完全是痴心妄想……人家是通过巨大的劳动，花了大量的时间，一丝不苟地对待每一个细节，才掌握了这样复杂的演出的……只有他们才能这样做……可是这里的演出，据说搞出了这么多的声音，念白就全部完蛋了……有一半台词听不见……即使是在艺术剧院那里，杂七杂八的道具也会分散观众的注意力，妨碍他们专心听戏……使他们不能很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在这里就更不用说了……我能想象他们演成什么样子……您知道，我希望演我的戏要用简单的手法，土的手法……就像从前演旧戏一样……比方说，一个房间……只要在前台放上一张沙发，几把椅子……让几个好的演员来演……这就行了……用不着鸟叫，用不着靠道具来制造气氛……我真想看看用这样的手法来演我的戏。我真想知道，我的戏如果这样来演，会不会演砸了？我多么想知道啊！……或许会演砸了的……但是也可能不会……谁知道呢！……戏剧这玩意儿是说不准的……谁也搞不懂……它很吸引人，同时又使人讨厌。”

安东·巴甫洛维奇在这个话题上谈兴很浓。他谈到了戏剧的概况和任务，谈到了演员，谈到演伯爵的斯沃鲍金 [611] ，在《海鸥》中的康米萨尔热芙斯卡娅 [612] ，在《伊万诺夫》中的达维多夫 [613] ，谈到艺术剧院演出的他的几个戏剧……还谈到他对自己剧本中的人物是如何描绘的，而演员们又是如何理解和表演的。

“就拿《樱桃园》来说吧……难道这是我的《樱桃园》？ [614] 难道这是我的人物典型？除了两三个扮演者以外，全不是我的……我写的是生活……那是灰色的、小市民的生活……但是并不是令人厌烦的哀叹……我的剧作经过他们的处理，有时候我成了一个哭哭啼啼的作者，有时候干脆成了一个枯燥无味的作者……可是我不是写过好几集轻松愉快的短篇小说吗？……连评论界也把我说成是一个哭丧着脸的人……他们把脑子里想的随便什么东西强加在我的身上，而这些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过，做梦也没有做到过……这真使我生气……”

安东·巴甫洛维奇情绪十分激动，同时咳嗽得很厉害。

我转换了话题，问他文学家中有谁常到他这里来。

“安德列耶夫在这里，住在克里米亚……还有叶尔帕季耶夫斯基……斯基塔列茨……”

“斯基塔列茨的样子傲慢得很……完全是个在滨海马路上散步的西班牙贵族……”我说。

“这是他的举止如此……实际上他是个很好、很朴实的人……十分朴实，心地好，谦逊……而且有才华……他的《八度音》 [615] 写得很好……他之所以显得傲慢是由于他那身斗篷、黄套鞋、礼帽和夹鼻眼镜……从性格上说，他是十分朴实的……”

我们转而谈起现代文学。

“我们的评论家口口声声地说文学衰落下去了……这全是陈词滥调而已……其实正好相反，现在出现了许多有才能的年轻作家。我们没什么可哀叹的。”

安东·巴甫洛维奇兴致勃勃地谈论高尔基、安德列耶夫、库普林，以及文学中的新的流派。他对颓废派持否定态度，说他们忸怩作态，盲目模仿外国作家。

“他们是俄国文坛上的四不像……他们既没有未来，也没有过去……这些俄国的梅特林克 [616] 都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人物……但是他们很快就会才思枯竭，成为过眼云烟……而高尔基、安德列耶夫、库普林都会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的作品将长期流传下去……”

契诃夫很推崇作为小说家的高尔基。

“他是个有才华的、创作力旺盛的作家……他干吗写剧本呢？……这不是他所擅长的……虽然《在底层》写得非常之好，但是那并不是戏剧……如果把《在底层》写成中篇小说，那就会好得多，充实得多，鲜明得多……高尔基应该写中篇小说，而不是写戏剧……不过这话他也可以反过来说我……实际上我算什么剧作家呢……但是戏剧会迷人，吸引人……真拿它没有办法——它老是在吸引你……我好几次下决心只写小说，可是做不到……对舞台总是恋恋不舍……我骂剧院，我既不爱它，同时又爱它……是啊，奇怪的感情……现在安德列耶夫也开始写剧本了……彼此彼此！……”契诃夫说到这里，脸上露出动人的笑容。

我们一边喝茶，一边交谈，不知不觉地已过了两个来钟头。

安东·巴甫洛维奇谈得很有兴味，他回忆了自己在彼得堡时的情形，向我询问他所认识的一些文学家和演员的近况。谈到我们共同的熟人时，他用不多几个字就概括了他们的特点，他的话说得很贴切，有时还相当刻薄。他谈了一些关于剧作家和小说家的创作手法的笑话，文坛名士的生活趣闻，还模仿一些演员的表演。他的全部谈话，除了诙谐和幽默以外，还充满了对俄国文学和同道的善意和厚爱……

我告辞时，安东·巴甫洛维奇一直送我到门外的台阶。

一只灰鹤看到安东·巴甫洛维奇出来，就大摇大摆地走到我们跟前。

“鹤是很好的动物……就拿这只鹤来说吧，它一见到我，就会跑到我身边来……它喜欢我……我离开它真有点舍不得……我明天就要走了……再见吧！”

“那么您就舍得离开大海、您的别墅和阿乌特卡这个地方了吗？……”

“可是……在这儿长住是会觉得枯燥无味的……我在这儿就感到好像是被流放一样……”

第二天，安东·巴甫洛维奇到莫斯科去了。 [617]

7月16日，我在我住着的村子里接到一封电报，得悉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国外逝世了。

（严梅珍　译）

题解：

叶夫季希·巴甫洛维奇·卡尔波夫（1859—1926），剧作家，亚历山德拉剧院导演。同契诃夫的多次晤面和通信主要是为了商谈亚历山德拉剧院1896年演出《海鸥》事宜及拟议中的1899年上演《万尼亚舅舅》事宜。

纪念契诃夫

尼·格·加林

安东·巴甫洛维奇并不回答这样的问题：“人应该是怎样的？”但是他回答了：人在某种情况下是怎样的？

他是描写阴郁的、没有思想、没有原则的人的天才作家，他把他们刻画得栩栩如生，没有半点矫揉造作。

他的手法是精妙的，是举世无双的。

安东·巴甫洛维奇是小型短篇小说的创造者，在各种小说的创作中这种小说是最困难的。

这些小说在他的公文包里搁置了很久，后来才获得了公众的承认。

去年我在克里米亚进行勘察 [618] ，与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妻舅康·列·克尼碧尔共事，因而得以进一步熟悉安东·巴甫洛维奇和他的家庭。

这是一个惊人地热心和开朗的人。他已经生了多年的病，嗓音嘶哑。但是他似乎全然不以为意。什么事情都使他感兴趣，只有疾病例外。

他爱打听新闻，充满了幽默和对生活的信心。

你看着他，听着他说话，心里不由得感到酸楚：为什么这样可贵的心灵却包孕在这样脆弱的躯壳之中？

而他却泰然自若，洒脱达观，不断地询问和说话。这是哲人和青年的奇怪的结合。

去年他的《樱桃园》开始上演，我们同时庆祝了他从事文学活动二十五周年。 [619]

这是一次没有发表贺词的庆祝活动。

二十五年前，在1878年，安东·巴甫洛维奇首次在《蜻蜓》杂志上发表作品，用的笔名是“无脾人”。 [620]

在二十五年后的那一天，他站在艺术剧院的舞台上，那时他已是俄国公众最爱戴的作家。我们的视线都集中在他身上，虽然剧场里和舞台上都挤满了人。

他像平常那样穿着一件西服上衣，身材瘦削，背有点驼，他稍稍低下头，用聪明、澄澈的眼光看着台下，似乎在说：

“是啊，是啊，我认识你们。”

我们还竭力鼓动他到彼得堡去，他也答应了，但是却未能成行。

在这之后不久，当时的局势 [621] 像一阵飓风似的席卷了俄国，就连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的逝世也相对地显得无声无息。

我最后一次见到安东·巴甫洛维奇是在克里米亚，即在雅尔塔他的别墅里，时间是同年的四月。

他看上去气色很好，因此谁也不会想到危险已如此临近。

“您知道我现在在干什么吗？”他在见面时很快活地问我。“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把自己的见闻和随想记在这本札记本里。铅笔字迹已开始模糊了，于是我决定用钢笔描一下：您瞧，我已经快描完了。” [622]

他欣慰地拍了一下札记本，说道：

“还没利用的材料可以写出大约五百印张的作品。要干五年光景。如果全写出来，家里往后的生活就有保障了。”

正如人们所知道的，他过去出版过的作品被马尔克斯以七万五千卢布全部买去。

安东·巴甫洛维奇用这笔钱造了别墅，每年在别墅里还有一笔开销。

他必须精打细算地过日子。

他在莫斯科的寓所在三层楼上，那里没有电梯。

他到三层楼寓所去得花半个小时。他总是把大衣脱下，走两步就停下来，喘息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气来。

如果他经济宽裕，他就会长命，这样他就来得及把他的宝藏贡献给人们，而不会把它们带到坟墓里去了。

波兰向显克微支赠献了田庄，并且使他能够幸福地安度晚年。

我们却没有给予我们的天才以任何东西。

安东·巴甫洛维奇为我送行的时候 [623] ，非常认真地告诉我，他一定会到满洲来的。

“我先要到国外去一趟，然后到您那里去，我一定会来的。高尔基、叶尔帕季耶夫斯基、奇里科夫、斯基塔列茨只是嘴上说要来，我可是一定会来的。” [624]

他像一个未得到大人许可的淘气的孩子那样，固执地重复着：

“我一定会来的，会来的。”

不，我当时根本没有预感到，我是最后一次看到他了。

（严梅珍　译）

题解：

尼古拉·格奥尔基耶维奇·加林（本姓米哈伊洛夫斯基）（1852—1906），作家，铁路工程师。与契诃夫在1903至1904年间结识，并有往来。契诃夫在加林的第一篇作品发表后就立刻注意到他，他在1892年10月27日写信给苏沃林说：“《俄国思想》三月号登了加林的《农村数年》，请您一读。像这种体裁或类似这样开诚相见的作品在文学中还从来没有过。它的开头比较一般化，稍嫌平淡，结尾也颇激昂，但是中间部分却写得十分精彩，令人陶醉。内容翔实可信，通篇如此。”

回忆契诃夫

格·伊·罗索利莫

1879年那一年，莫斯科大学医学系的青年学生骤然大增。一年级招收了将近四百五十名新生，其中有我们四个敖德萨人，另有三个是从塔甘罗格中学毕业出来的 [625] ，后者之中就有安·巴·契诃夫。我不记得我和他在入学初是否见过面，但是后来由于我通过法律系学生Х.М.克拉达斯而认识了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朋友和中学同学，也是医学系新生的瓦·伊·泽姆布拉托夫，我才开始注意这位未来的作家。起先我和他并没有接近的特殊缘由，这大概是因为新生人数异常之多，我们这些年轻人大多与同乡为伴；我就是这样的，安东·巴甫洛维奇也是这样，但是后来我从泽姆布拉托夫那里得知，安东·巴甫洛维奇很快地就和学艺术和文学的同学为伍了。尽管他很早地就显示出对写作的爱好，但他读书还是很用功的，只是对于社会工作和医学专业相当消极而已。他上大课和实习课从不缺席，但是并没有任何与众不同之处。如果他去参加学生集会 [626] ，那也多半是一个旁观者；在二年级的1880至1881学年中，在1881年三月一日事件（亚历山大二世被刺）前后的动荡时期里，他也和本年级的大多数学生一样，对于时局并非无动于衷，但也不是积极倾向于革命的。

不时兴起的风潮把奥马廖夫、斯蒂兰凯维奇和卡先科等几个同学推上浪尖，成了风云人物，而把我们学校其余几千个同学则卷成纷纷攘攘的一团，大概正因为如此，那些比较不积极的同学对那个重要时期的历史性事件的态度也就没有给别人留下什么印象。我想，我的记忆中没有保留着那个时期的契诃夫的形象，也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后来大学生活逐渐回到原来的轨道，又可以在教室里和实验室里见到他了；他认真地复习迎考，一年一年地升级。五年级时，他在附属医院神经科实习期间写的一份临床病史（此为每个实习生必须通过的考查科目）是同学中写得最好的，这可以说明他对学业和实习的态度。我对大学时代的契诃夫的印象一部分来自平时的观察和亲自的接触，特别是在学生实验室里和同学们一起做实验的时候，因为我作为五年级的级长，负责管理学生实验室，另一部分则来自和两位同学的交谈。一位是心直口快、大家都很喜欢的泽姆布拉托夫，契诃夫按照中学里的习惯常常叫他“马卡尔” [627] ，另一位也是他在塔甘罗格时的中学同学，叫萨韦利耶夫。安东·巴甫洛维奇的这两位中学同学都把他当作童年时代最好的朋友；他们三人不仅有同窗之谊，都是顿河流域的同乡，而且有着中学同学之间那种虽不深刻但是却亲密无间的共同兴趣。泽姆布拉托夫来自草原上的一个小村庄，他身材矮胖，一张可爱的小嘴，上唇上面有短短的胡子，下巴上留着稀疏的短尖胡子，开心大笑时他的肚子就一耸一耸的。萨韦利耶夫是一个哥萨克，身材瘦长而筋骨很好，他性情和蔼，心地纯正，沉默寡言，像孩子那样富于幻想，遇事易惊诧。他们俩可说是互为补充。契诃夫进了大学以后就对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兴趣，而且明显地表现为一个致力于文学创作的人，他和这两位可爱的南方草原之子似乎不应该继续有共同之处了。但是实际上这三个中学同学之间的紧密友谊仍然十分牢固，一直保持到他们每个人的生命的最后一刻。

大学里的医学教育结束了，毕业生中我们二十五至三十个人留在莫斯科，其余的则分布在欧亚两洲广阔的俄罗斯土地上。同学间的联系中断了，牢固的同乡关系拆散了，契诃夫他们三个塔甘罗格人也是如此；只有由于偶然的机会才能见到老同学。我和契诃夫失去了联系，从1884年到1893年间我只是根据他发表的作品得知他的一些消息。直到大学毕业九年以后的一天下午，当我从大学回家时，我才偶然地碰到了他。那时我正在尼基塔街上走着，还未走到尼基塔门，我听到有人在喊我，原来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坐着四轮轻便马车到了我旁边。根据我的记忆，他穿着一件厚呢大衣，戴着一顶宽檐礼帽，打了一个领结，脸上露出欣喜的微笑。他询问了我的情况，简短地谈到他的萨哈林之行。为了畅叙别情，他提议到邻近的列昂季耶夫胡同里的《俄国思想》编辑部去坐一会儿。我们在那里受到编辑B.A.戈利采夫的接待，于是三个人一边喝葡萄酒，一边纵谈时事。和安东·巴甫洛维奇的邂逅像一颗明亮的火花照亮了我们的过去，使我们之间在大学年代所产生的并在艰苦的反动年代成熟的友情，在几乎十年不通音信之后又从心里迸发出来。这次会见使我们的美学情趣接近起来，巩固了友谊，更加信任和情投意合，此后我们始终保持着这种感情，直到1904年安东·巴甫洛维奇逝世之时。从那次重逢后，安东·巴甫洛维奇到莫斯科来时，似乎没有一次他不到我这里来或者我不去看他的。

现在根据记忆所及，简略地谈谈我和他的几次会面。 [628]

在上面所说的重逢之后不久，有一天安东·巴甫洛维奇邀请我到涅格林内胡同他寄寓的加涅茨卡娅的家里去和高尔基见面，他是想介绍我认识这位具有高度艺术禀赋的人物。 [629] 令人遗憾的是，我未能见到高尔基，因为他没有空，但是我和契诃夫却像每次见面时一样，随兴所至地畅谈了很久。我们谈到了大学里的同学，医学上的科学新发现，现代文学，而谈得最多的则是文学创作。好像是作为这次谈话的继续一样，过了一些时候我们又有了第二次谈话的机会，这次是在斯皮里多诺夫卡胡同，他住在大院的一间厢房里。 [630]

那是冬天的一个晚上。这次会面之所以保存在我的记忆里，主要是因为安东·巴甫洛维奇向我介绍了他对自己创作过程的看法。特别使我惊讶的是，他时常在一个段落或者一个章节的末尾格外努力地要使最后的字句读起来音调铿锵，似乎要为这个句子找到一个音乐性的结尾。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他关于医学和自然科学对于他的文学创作的影响的意见；过后不久，当我筹备出版校友纪念册 [631] 时，他在寄来供纪念册刊载的自传中把这些看法也写进去了。以下就是他在自传中所写的：

“我不怀疑，学习医学科学对我的文学活动有重大的影响；它大大地扩展了我观察的视野，丰富了我的知识，这些知识对于我的文学创作的真正价值有多大是只有当医生的人才能理解的。学习医学科学还帮助我作出正确的判断，大概正是由于熟悉医学，我才得以避免许多错误。对自然科学和科学方法的熟悉使我时刻保持小心翼翼的态度，凡是可能的地方，我总是力求符合科学事实，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就宁可不动笔。

“我想顺便指出，由于文艺创作的条件，完全符合科学事实并不是始终都能做到的；在舞台上不可能把服毒致死的情形表现得和实际上一样。但是就是在程式化的表演中也应该使人感到不违背科学，也就是说，应该使读者或观众明白，这仅仅是一种表演程式，作者是一个内行。我不属于对科学持否定态度的小说家之列，同时我也并不愿意居于凭一已之体察而省悟一切事理的小说家之间……”（见《安·巴·契诃夫书信集》，玛·巴·契诃娃编，第五卷，第439页）

在这一个黄昏我们还讨论了上面提到过的当年（1899）六月出版纪念册以庆祝毕业十五周年的计划。安·巴·契诃夫想要参加这一活动，他寄来了照片和小传，并且说，届时如果他在莫斯科的话，他也会来参加晚会的。可是他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1900年5月2日傍晚契诃夫来看我 [632] ，他在我家里见到了我们共同的老师亚历山大·波格丹诺维奇·福赫特。亚历山大·波格丹诺维奇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朗诵者，他在谈话中引用了一些小说家和诗人的作品，回忆了几位著名的戏剧演员。他禁不住我们坚执的请求，朗读了斯列普佐夫的几个短篇（《排练合唱》、《在三等车厢里》等）。他的朗读声情并茂，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原作的艺术性，契诃夫听得捧腹大笑。他一面笑个不停，眼泪夺眶而出；一面说，他一辈子也没有得到过今天晚上这样的享受。后来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在见到我时回忆这一次的见面，并且嘱我若福赫特再来我家时务必也叫他来。可是这样的机会竟未再出现。而现在每当我遇到我的老师，倾听着他的朗诵时，我不止一次地回想起这位离我们而去的朋友，和在那个晚上他那孩子般兴奋喜悦的面容。

另一次在我的记忆中留下深刻痕迹的同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会面是在1903年12月16日。关于这次见面的情况，我在日记中曾有记载，现抄录如下：“阿尔图霍夫于今日安葬，同届同学又弱一个。在大学教堂里举行安魂弥撒时，契诃夫走到我身边握住我的手臂。我不知道他也来参加葬礼，因此见到他自然是喜出望外。最近半年中他变得很厉害：人瘦了，肤色变黄了，脸上布着无数细小的皱纹。但是他的脸还是像以前那样和颜悦色，五官端正，而且看起来很年轻。他惊奇地，带着善良的出神的微笑，透过夹鼻眼镜看着远处，同时用他那圆润的男低音唱着合唱曲。

“弥撒结束后他觉得累了，说要到我家去休息一下，吃点东西，以后好到公墓去；我当然表示同意，就和他一起坐车回家……М.С. [633] 要给我和契诃夫拍一张合影。契诃夫说，他很高兴摆好姿势让人拍照——他对此是很习惯的——，同时又开玩笑说，他和我两人中不知是谁会先步阿尔图霍夫的后尘……我们在公墓大门口等了很久，因为灵柩是由人抬来的。但是契诃夫的心情异常伤感。他说，他喜欢公墓，特别是在像今天这样的冬天里，因为疏松的厚雪把坟墓掩埋得几乎看不出了。

“送葬的行列要走到公墓大门了，在冬天昏暗的暮色中看不到它的尽头。灵柩在一群青年的肩膀上一上一下地起伏着，走在最前面的几个人抬着花圈。笫一个花圈是鲜花做成的，落款是‘学生们敬挽’，它由一对男女大学生高高地举着，他们两人昂着头，目光坚定而忧伤。这时你不由得会想：‘平野何漠漠！’ [634] ‘瞧，’契诃夫说，‘他们把旧的埋葬掉，同时又把鲜花和年轻的希望送到地府里去……’”

几乎就在他不吉利地前往巴登维勒之前不久，大约在1904年5月底或6月初，安东·巴甫洛维奇在一张纸条上写了几个字叫我赶快到他那里去。看来他写字已感困难，虽然他的字仍和平常一样，写得刚劲细小，自成一格。

那一天万里无云，天气炎热，我在傍晚时分到他那里去。这时仍很闷热，天上和地上都是白晃晃的一片，令人感到凄凉。城市死一般地寂静，三两个行人孤零零地在冷清的街道上从关上门的店铺的橱窗旁边走过，看上去像苍蝇一样。我忧心忡忡地来到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住处。那时他住在列昂季耶夫胡同二十六号门牌一座大房子的楼上，从特韦尔大街进去，这房子是第三座或者第四座。我走进他的书房，发现他躺在墙边的床上，床头靠着窗子，奥尔迦·列昂纳尔多夫娜坐在窗下的办公桌旁，胳膊肘靠在桌子上，在罩着绿色灯罩的台灯灯光下，正在浏览一本杂志——我记得大概是《俄国思想》。房间里半明半暗，即将消逝的苍茫的天色和人工照明的绿色光芒在角斗。契诃夫的手燥热，面颊发烧；他的话语有时由于气喘而中断，但是口气是高兴而且和蔼的。我问他身体如何，他说肠胃不好使他很难受，不过给他看病的内科医生Ю.塔乌贝博士医术高明，在调配清淡可口的饮食方面也很会动脑筋，因此他十分满意。对于自己主要的疾病，即肺病，他也像一般生肺病的人那样抱着乐观的态度。我和契诃夫谈起了大学时代，以及已经作古的和当时还健在的同学。我们大学毕业后已经过去了二十个年头了。他像往常那样，详细地询问我较常见面的那些同学的情况；这一次我们当然也不会不谈起我们共同的同学和朋友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泽姆布拉托夫，他和契诃夫还是塔甘罗格中学时的同学，但已不幸去世了。安东·巴甫洛维奇说话很吃力；他觉得气短，而屋里却仍旧很闷。他问起我近来干了些什么，我就趁此机会向他详细地叙述了我不久以前的克基拉岛 [635] 之行，那里美妙的自然和气候，我在希腊的赏心悦目的游历——我到过马拉松平原、狄奥尼斯庙的废墟、彭特利康山麓，在爱奥尼亚群岛沿海航行时所见到的美丽风光，玫瑰色朝霞照耀下的似乎悬挂在南方蔚蓝色天际的白雪皑皑的古老的阿松峰，以及在凉风习习的海上航行时心旷神怡的感觉。我已不记得我当时搜索枯肠之余还对他说了哪些观感，安东·巴甫洛维奇正在发烧，但是仍旧十分专注地听着我的叙述。我想，我对异国风光的描述可以分散他对周围环境的注意，减轻他的痛苦，驱走“黑修士” [636] 的阴影。

我和安东·巴甫洛维奇还有过几次见面，只是这些见面都是短促的、偶然的。我记得有一次是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门厅里，那时正在举行他的一个剧本的首演式；另一次是在他的寓所里，那时他住在小德米特罗夫卡街焦油胡同舍什科夫的房子里。当时还有一位风姿绰约的年轻太太在场，她坐在沙发上。兴高采烈、衣服笔挺的契诃夫则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并且以半开玩笑的口吻向她说明什么事情。此外还有另外的几次见面——这是我根据往来信件得出来的结论。

我由于见面、观察、交谈和通信而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材料，可以对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为人作一番评述。根据这些材料我看到了他对友人、对行医、对医学科学、对自己的病体、对演出他的戏剧的演员以及最后对政治的态度。

他对待友人极其和善。他和别人相处在一起并成了朋友之后，他就会和他越来越接近，而且他的友情始终不渝，历久弥坚，因此朋友们对他也都报以同样的态度。他大学时代以来的亲密朋友中有一位是不太久以前去世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科罗博士医生，他直到临终都保持着对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友爱倾慕之情。虽然契诃夫在大学里接近的人不多，但是他的友情绝不限于同乡好友的圈子里。我们大学毕业后约莫过去了十六年，我们同届的某一位同学 [637] 得了精神病。安东·巴甫洛维奇并不认识他，但是当他听说这位同学一家生计无着落时，他就十分热心地响应我的倡议，和其他人一起慷慨资助病者的家属。再举一例。有一次我应召到谢尔普霍夫城去看望已经风瘫的某医生 [638] 。我回到莫斯科不久，安东·巴甫洛维奇就写信给我，询问这位他所认识的患病同学的状况。他的中学时代的老同学对他的感人的关心和敬爱那就更不必说了。正如上面曾经说到过的，契诃夫是一个模范学生，尽管他从一年级起就兼事写作，但医学科目的学习都进行得很顺利：他按时上课，做实验，到附属医院去实习。医学系毕业后，他并没有放弃医学，他在莫斯科省的沃斯克列先斯克城和兹韦尼哥罗德城当过县立医院的医生，在霍乱流行时，主持了莫斯科省梅利霍沃县地区的防疫工作。他在工作中尽心竭力，这是口碑相传的事实。

他在沃斯克列先斯克发现了他的《外科手术》中的主人公的原型，这就是现在已故世的县立医院的一位医士 [639] 。他在兹韦尼哥罗德时，在医院大院内种了成行的落叶松，至今这些树木依然亭亭玉立地从办公楼一直延伸到病房。除了曾在医院任职以外，只要时间和情况许可，契诃夫医生在离开医务界以后也不回避医疗活动：我和他有过一些共同的病人，他们是他居住在梅利霍沃和克里米亚两地时介绍到我这里来的，以便查明神经疾病的性质。他喜欢替人看病，从期刊上注视着医学和临床科学的发展。他对病人温和体贴，令人感动。很明显的，作为一个医生，他有着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他同情病人，关心他们的疾苦，这不仅是他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品德，而且也是他作为一个医生所具有的医德。例如他曾通过我送一位女作家住院，为了筹措住院医疗费用，他曾经多方设法，他的古道热肠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640]

安东·巴甫洛维奇当然无暇注视医学科学的全面发展情况，但是他努力从普通医学的期刊上了解医学的动态。他有时候梦想到大学去教书，而到大学教书须有学位，因此他还是希望有一个学位的。有一次我们谈到，一个教授在讲述疾病时，也应该从病人主观感受这一方面来观察问题，契诃夫说：“举例来说，我有肠炎，因此我完全知道这种病人的感觉是怎样的，他经受着怎样的精神痛苦，而给他看病的医生就难得有哪一个是深有体会的。如果我是教师，我就要尽可能深入地引导学生探索病人的主观感觉，我想这对于学生是会有很大的实际帮助的。”我对他的想法十分欣赏，于是劝他采取步骤争取获得编外副教授的称号，为此须先具有医学博士的学位。“可是我没有学术论文。要么除非把《萨哈林》拿出去评审怎么样？”我说：“也行，这事好办。”他同意由我去找当时的系主任И.Ф.克莱恩教授讨论此事。后来我去了，可是却碰了一鼻子灰，因为当我向系主任提出这个问题时，他睁大了眼睛，从眼镜上面看了我一眼，然后转过身去，一言不发地走了。我把失败的消息告诉了契诃夫，他听了哈哈大笑。从此以后他就把做一番学术事业的想法彻底放弃了。

现在我简单谈谈安东·巴甫洛维奇对待自己疾病的态度，这态度非常能够说明他的特点。众所周知，他患肺结核病已达十年以上，后来连肠子也受到了影响。但是我们也知道，结核病患者对自己的病都是极其乐观的，不是对病的症状不以为然，就是把它们看作是由于其他原因而不是结核病引起的，有的病人甚至在临死之前都认为自己十分健康，这种情况也非少见。契诃夫是一个受过正规教育的医生，又是异常敏感的人，具有深刻分析事物和自我分析的能力，他虽然并不否认得了结核病，但是他对自己疾病的态度，往好里说也是极其轻率的，他把病情的各种表现尽量按照主观意见加以解释。例如，他在1900年9月30日写的信中，虽然当时他的肺病显然在恶化，他却对我说：“我的身体状况马马虎虎，前些日子得过流行性感冒之类，现在好了，只是咳嗽未愈，并不严重。”

再如，在1904年6月17日，也就是在他去世前的两个星期，他在到达巴登维勒之后给我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我已经复元了，现在只是气喘和十分懒怠，这懒病大概是没治的了。我瘦了许多，现在是形销骨立。手脚酸痛的毛病在到达华沙以前就好了。”

更令人震惊的是他在死前三天（1904年6月28日）写给我的信，其中说到他感到水土不服，因此想坐船经过地中海和黑海返回俄国……“最近体温一直很高，今天又平安无事了，觉得自己身体好了，特别是在不走路的时候，也就是不感到气喘的时候。我气喘得很厉害，简直呼天不应，呼地不灵，有时甚至感到灰心丧气。我的体重减轻了十五俄斤。这里热得无法忍受，简直想喊救命，我又没带夏天的衣服，动身的时候好像是到瑞典去一样。听说到处都很热，至少在南方是如此……”

这里既有气喘，又有体温升高造成的感觉，又有虚弱无力（字迹、口气等都表明这一点），周围的人对他生命危在旦夕这点已不可能有任何怀疑的余地了，而他却居然想走海路回雅尔塔，不计长期航行之劳苦，可见他对自己状况的估计是如何地谬误了。

（严梅珍　译）

题解：

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罗索利莫（1860—1928），神经病理学教授，契诃夫在莫斯科大学时的同学。

为安·巴·契诃夫画肖像

尼·扎·帕诺夫

“您明天来吧！我要思考点儿什么，你呢就可以给我画像。”安东·巴甫洛维奇对我说。

天气闷热，让人喘不过来气儿。窗户虽然敞开着，却没有一丝清凉的海风吹进来，远处淡紫色的海面波光粼粼。

他坐在自己的书桌旁陷入沉思，表情平静。

我凝视着这双忧郁、疲倦的眼睛，急忙在画布上勾勒出稍稍歪向一边的头部轮廓。

我们都没有说话。“我要思考点儿什么”，我想起他昨天说的话。

严肃、瘦削的脸庞看起来很憔悴。

虽然他以前也稍有些驼背，可现在，匀称、好看的身材变得弯曲，瘦骨嶙峋。衣服上的皱褶让人一眼就能看出他是多么的消瘦。

整个身体的姿态，歪向一边的头，轻微移动的瘦削的手臂——这一切都表明这个人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想那些……那些健康人都不会去想的事情，心里酝酿着某部新作品，思考新的、令人怀疑的生活，这种生活使人们偏离惯常思维。

脸上的皱纹非常清晰地显现出来，新生的暗影给他的脸平添了一种冷漠和忧虑之情。他不时轻轻呼出一口气，耷拉在额头上的一绺稀疏的头发也随之微微浮动。

看着这双严肃、忧郁但却比旁人看得更加深远的眼睛是一件多么沉重和痛苦的事啊！

此时此刻，每一个健康的人都会感到惭愧，对无法为这个病人、为这个全俄国都非常珍视的人给予任何帮助而感到惭愧。

也许，他的病没有那么危险？这只是也许，要知道他自己就是医生，他很清楚！但是，他依然如此平静地工作……

“您感到舒服吗？要不坐这把安乐椅吧？”他开口说道，声音很低沉，几乎没有声响。

“不用，谢谢您，我很好。我一直都很舒适。”（为什么我要说“一直”？我对自己很生气——好像是在故意提醒，他已经无法一直都很舒服了。）

四周又变得静悄悄的。只有从远处的海面上传来永不停息的低语，仿佛是成千上万个人在低语，汇集成一种躁动的言语。

我想打破沉默，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觉得一切都有些不对劲儿，预示着某种荒谬、可怕的东西即将降临。

并不只我一个偶然到来的外人，契诃夫所有的亲人和朋友都感到了这一点……所有人有同一个念头，不过当着他的面都掩饰着，尽可能把那个念头赶得远远的。

大家都清楚，大家都沉默，闭口不谈这最重要的，而谈论其他一切——或偶然，或无关紧要的事。大家兴高采烈大声地说话，而脸上却是恐惧和不安。契诃夫不在时，人们就小声地交谈，互相安慰，互相打气。

“您觉得哪儿不对吗？”他发觉我的身体不自然地抖动一下，亲切地笑问道。

我看着他，看着他由于微笑而变得明亮的脸庞不安地说：

“不是我想要的。画儿上的您不仅疲惫，而且忧郁。”

“这有什么，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不要改……第一感觉往往更准确。”

我们聊起了绘画，谈到了列维坦——一位天才的、杰出的、真正的艺术家，他的每一幅画都蕴含着浓浓的诗意和艺术家所特有的深邃的内心世界。

“喏，这就是他的画！还有壁炉上的那副素描也是。说实话，很棒吧？他死得太早了！以他对绘画的爱还可以创作出多少作品啊……是的，是的，应该努力工作，不停地工作，永不停歇……我们大部分人都容易懈怠，偷懒儿，取得点儿成绩就容易满足，满足于现状，停步不前。大道理，我们都知道，都明白，同情一切善举，顺利解决高深的问题，但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却迷失于琐事，无能为力更新这生活。有多少事要做啊！”

随后他又说了很多，声音虽轻柔，却坚定；目光变得柔和，整个人恢复了生气……

我们偶尔谈起最近科学界的新发现。

“那个梅奇尼科夫……”我说，“正在研究如何延长人的寿命……”（当然，触碰到了痛处，有些不合适宜。）

“不需要！我们需要的是另一个梅奇尼科夫，我们需要的是他能把普通的生命变得健康、美丽，我想，会有那样一个人……”

他咳嗽起来，脸上露出苦笑，急忙用随身带着的手绢捂住嘴，坐回到原来的位置。

铅笔又开始快速地移动。他的双眼又向远处望去，脸色变得晦暗起来。

是的，千真万确。

她 [641] 出现了……这个可恶、令人讨厌的不速之客。每个人都能看见她来回飘荡在这个宝贵的人的周遭，但每个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想法。

她霸道地守护着自己选中的人，一分一秒，慢慢地使他离开自己的对手——生命。

可怕的悲剧正在悄悄地、一步一步靠近。

她会来，所有的人都会说：我们早就知道！

我们大家都知道，她会来。我们时刻都明白，她就近在咫尺。但我们的理智永远都无法解开那个秘密——那个巨大而又可怕的秘密，人类就在这个秘密的阴影下生存和呼吸。

科学，探明了秘密的原点，却在秘密的终点面前无力地走开了……

灯在渐渐熄灭！……

但是，越来越多的灯被它点亮。只要人类还存在，在通往光明和美好的道路上最优秀的儿女总是走在最前方，照亮着漫长而艰难的生命之路。

雅尔塔　1903年8月10日

（张璐　译）

题解：

尼古拉·扎哈罗维奇·帕诺夫（1871—？），画家和版画家，著名的版画家、科学院院士瓦·瓦·马泰最出色的学生之一。1894年从彼得堡中央绘画艺术学校毕业后前往欧洲最好的培训班学习。1903年因健康原因前往克里米亚，结识了契诃夫。1910年获得国家艺术科学院院士的荣誉称号，一生为众多名人画过肖像。

安·巴·契诃夫，1904年

忆安·巴·契诃夫

奥·列·克尼碧尔契诃娃

人生有时会有重大的、光辉的节日。1898年在我的一生中就是这样一个光辉的节日——这一年我从莫斯科的音乐戏剧学校戏剧科毕业，这一年莫斯科艺术剧院庆祝成立之喜，也是在这一年我认识了安·巴·契诃夫。就连随后的几年也是这个节日的延续。它们是愉快地创造、工作、圆满的爱情和完全的献身的年代，是悲欢离合和忠贞坚毅的年代。

我走向舞台的道路不是没有坎坷的。我诞生在一个小康的家庭。我的父亲是一个工艺工程师，曾有一段时间在以前的维亚特卡省 [642] 的一家工厂任过经理，我就是在那个省出生的。我两岁时，父母亲迁居莫斯科，从此我就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我的母亲具有极高的音乐禀赋，她的嗓音极为清越圆润，她又弹得一手好钢琴，但是在父亲的坚持下，为了家庭，她不去当演员，甚至也不到音乐学院去教书。父亲去世后，家道中落，她成了音乐戏剧学校音乐科的声乐教师和教授，有时也在音乐会上表演，对于自己未能在舞台上一展抱负，她一直引以为憾。

我在私立女子中学毕业后，按照当时的风气成了“小姐”：在家学习外语、音乐、绘画。父亲希望我成为画家，他甚至把我的几幅画拿去请有世谊的弗·马科夫斯基看；他也愿意我成为翻译家——我在少年时代就翻译过童话和小说，对此很感兴趣。我是家里的惟一女儿，因此很受宠溺，但是和生活却隔得很远……我哥哥的一个朋友在医学院读书，他时常向我谈起女子高等学校，谈起自由的生活（他有时发现我心情抑郁），我听得津津有味，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家里见此情景，就暗地里劝说这位可爱的大学生暂时不要上门。我则仍旧在幻想着自由的生活。

我们在儿童时期以及在少年时期每年都要演戏。我们在客厅里搭起了戏台，除了在自己家里演出外，还到熟人家里去演，有时还参加慈善团体的义演。但是当我的年龄已经二十出头，我们兄妹几人开始认真地讨论成立一个戏剧小组的时候，父亲看到我对戏剧如此热衷，就温和地，但又郑重、坚决地叫我们打消这种念头，于是我又生活在迷惘之中，时而学学这个，时而学学那个，看不到人生的目标。舞台吸引着我，但是根据当时的观念，我在家中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宠爱，要和家庭决裂而出走，这是骇人听闻的，何况我能走到哪里去呢？很明显的，我那时是缺乏决心和自信的。

父亲突然过世后，家境起了急剧的变化，一切事情都须重新安排。现在要考虑一日三餐，要挣钱糊口，因为我们家没有恒产，只有一座租赁的房子、五个仆人和不少债务。我们搬出了原来的房子，辞退了仆人，像翅膀长硬了的鸟儿那样，开始奋发工作。我们搬到两个舅舅（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军官）那里，和他们合住在一起，然后齐心协力地工作。母亲出去教声乐课，我教音乐课，弟弟是大学生，他到一个学校去当课外辅导教师，哥哥已经在高加索当工程师了。

这是我内心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我从“小姐”转变成了一个自由的、自食其力的人，第一次看到了五光十色的生活。

但是向往舞台生涯的夙愿却在我心中日趋成熟和强烈。父亲去世后，我们曾在冈察罗夫家族的领地“亚麻厂”度过两个夏季，这一段经历更加强了我的愿望。我们家和冈恰罗夫家是世交，有两代的情谊。我们在翻阅档案时发现，当时开着酒馆的一座不大的房子从前和普希金多少沾着一点边（他妻子的娘家就是冈恰罗夫家族），经过我们的请求，这座房子就拨给我们使用，于是我们的全部生活就集中在这座房子里了。我们在里面搭起了戏台，集思广益地拟订民众戏剧的计划。我们演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演带歌唱的独幕轻松喜剧，在音乐会上唱歌和朗诵。冈恰罗夫家族的造纸厂的一些工人和职员也加入到我们这个小小的戏班子里来。1898年我们在艺术剧院成立典礼上演出《沙皇费多尔》时，我收到了亚麻厂许多工人联名写的一封感人的贺信，这对我是一大喜事，因为亚麻厂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舞台逐渐地成为我矢志追求的目标。除了演员生涯以外，我对其他任何生活已不予考虑。我瞒着母亲好不容易地作了准备，侥幸考取了莫斯科小剧院附属戏剧学校。不料上学才一个月，突然举行了一次“审查”考试，过后校方劝我退学，不过附带告诉我明年仍有入学的权利。这似乎是在拿我开玩笑。后来我才了解到，四个考取的女生中，我是惟一没有后台的人，但是开学后又有一个后台很硬的女生要进来，学校无法拒绝。我就这样地被排挤出来了。

这对于我是一次极其沉重的打击，因为当时学戏的问题在我来说是一个成败利钝、在此一举的尖锐问题。尽管母亲本来一直是强烈反对我去当演员的，现在看到我如此垂头丧气，就去求助于音乐戏剧学校两位认识的校长，后来我终于获准入学，虽然他们停止招生已整整一个月了。

我在弗·伊·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和A.A.费多托夫的班上学了三年，在此期间，我还在外面授课，这样我才能付学费和维持自己的生活。

1897至1898年间的冬天，我在音乐戏剧学校已读到最后一年。这时已经有一个含糊的，然而使我们激动的传闻：一个新的、“特别的”剧院正在莫斯科建立。与此同时，我们学校里不时出现着灰发黑眉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潇洒身姿和同他在一起的萨宁的独特身影。他们已经来看过《女店主》 [643] 的彩排，这使我们喜出望外。还在严冬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弗·伊·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就已经告诉М.Г.萨维茨卡娅、我以及其他几位同学说，我们这几个人将留在这个剧院里，我们都小心翼翼地保守着这个秘密……可是冬天是漫长的，谈判还在进行，希望时而在向我们招手，时而似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时我们三年级已经为契诃夫的《海鸥》所激动，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对这个剧本钦佩得五体投地，使我们也受到感染，因此我们人手一册黄封面的契诃夫剧本，翻来覆去地读啊，读啊！可是又在纳闷：这个剧本怎么个演法呢？但是它却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深刻地令人喜爱了，这似乎是向我们预示：不久以后将会有某种东西和我们的生活融合在一起，并且成为不可分割的、血肉相连的部分。

我们都很喜欢契诃夫这位作家，他的作品使我们激动，但是，我再重复一遍，我们在读《海鸥》的时候，心中都有个疑问：它能上演吗？它跟在其他剧院上演的那些戏剧实在太不一样了。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对《海鸥》赞赏不已，他想在毕业演出时上演这个戏。当我们讨论走上工作岗位后的剧目时，他再次坚决、热情地主张一定要把《海鸥》包括进去。我们大家被《海鸥》所激动，在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的影响下，我们也都不无担心地爱上了《海鸥》。但是我们又觉得，这个剧本太娇嫩、太芬芳了，要接近它，要把所有这些形象都在舞台上体现出来，令人不禁望而生畏……

我们在小剧院舞台上进行的毕业考试结束了。现在我终于达到了目的，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我是个演员了，而且是一个新的、不平常的剧院的演员。

1898年6月26日（俄历六月十四日）新剧院的剧团人员在普希金诺 [644] 会合了：以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首的艺术文学协会的成员，以及由我们的指导老师弗·伊·聂米罗维奇丹钦科率领的我们这些音乐戏剧学校的毕业生。一个难忘的夏天在普希金诺开始了，我们在那里排练着开幕典礼的剧目。在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的一位朋友的花园里有一座消夏别墅，那里面有一个戏台和一排椅子，这座别墅就借给我们作为排练的场所。我们开始排练《沙皇费多尔·伊万诺维奇》、《夏洛克》 [645] 、《汉奈蕾》 [646] ，然后着手排练《海鸥》，这时已快到秋天了。

我们怀着虔敬、激动的心情和巨大的热忱开始工作，然而我们却又觉得很害怕！就在不久以前，可怜的《海鸥》在彼得堡的一个第一流的剧院里遭到了铩羽之厄 [647] ，而现在我们这些无名之辈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剧团里勇敢地、满怀信心地排练着我们热爱的作家的这出戏。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妹妹玛丽娅·巴甫洛夫娜到我们这里来了，她不安地问，在《海鸥》给契诃夫带来这么多痛苦之后，居然还有人敢排演，这些大胆的人是些什么人？她的话流露出她为哥哥而担忧的心情。

我们工作着，犯愁着，有时垂头丧气，随后又满怀希望。我们工作不顺手还有一个原因：彼此缺乏了解，我们只是开始熟悉而已。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并没有一上来就品出剧本的味道，于是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以他独有的“感染”本领感染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使他对契诃夫、对《海鸥》产生了好感。

我满怀信心地为走向舞台作准备，我深信任何力量也不能把我和舞台分开，何况在我个人生活中曾经有过青少年时期第一次热情遭到打击的悲剧。我觉得我惟一的指望就是演戏，它应该充满我的生活的各个方面。

可是正当我即将跨进这一生活，正当我开始从事梦寐以求的工作，正当我的演员生涯刚刚开始，并和我们刚刚诞生的剧院的生命融为一体的时候，这个剧院、这一生活使我遭遇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我觉得像是我个人生活中的“一场戏”，它使我深思，使我震动——这件事就是：我见到了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我所熟悉的安·巴·契诃夫是他一生中最后六年的契诃夫，是肉体在逐渐虚弱下去而精神在不断坚强起来的契诃夫……

这六年的印象是动荡不定，四处奔波，好像大洋上的一只海鸥，不知到何处去栖息：先是他父亲逝世 [648] ；后来是梅利霍沃房产的出售 [649] ；然后他把自己的著作卖给马尔克斯 [650] ；又在雅尔塔郊外买了一块地 [651] ；就在那里建造房子和花园，同时又强烈地怀念莫斯科，怀念新的、自己的戏剧事业；此外他又觉得雅尔塔对他来说是一座监狱，于是他又在莫斯科和雅尔塔之间来回奔波；然后是结婚，在他十分心爱的莫斯科附近物色一块土地，并且几乎实现了这一愿望，因为医生们允许他在俄罗斯中部过冬 [652] ；后来他又梦想沿着北方的河流到索洛夫基去，又想到瑞典、挪威、瑞士去游历，临死前，在黑林山的巴登维勒时，他产生了最后的也是最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在回俄国时要经过意大利，因为他渴望欣赏那里的绮丽风光，丰富多彩的生活，尤其是音乐和花卉。所有这些奔波，所有这些梦想，都在1904年7月15日（俄历七月二日）在他说了一句“Ichsterbe”（我要死了）之后结束了。

这六年中他的精神生活过得异常地充实、丰富、复杂而有意义，因此物质生活上的坎坷和不便也就显得不那么突出了。但是回顾过去，这六年的生活似乎是由一连串痛苦的离别和愉快的重逢所组成的。

“如果说我们现在不在一起，那么这不能怪我，也不能怪你，而要怪魔鬼，因为是他使我身上生出结核杆菌，使你身上充满对艺术的热爱。” [653] 安东·巴甫洛维奇有一次在信中这样写道。

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很容易解决——只要扔下剧院到安东·巴甫洛维奇身边去就是。我一直抱着这样的念头，同时又和它作斗争，因为我知道并且感觉到，我的生活如果发生这样的转折，那对他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使他受到多大的痛苦。他是绝不会赞成我自动脱离戏剧工作的，因为戏剧不但使他感到极大的兴趣，而且可以说把他和他所热爱的生活联系了起来。作为一个感情十分细腻的人，他十分清楚，我离开舞台对于他和我将意味着什么，因为他知道我走上这条自己选定的生活道路是多么不易啊。

我们是在1898年9月21日（俄历九月九日）初次见面的，这是一个重大的、我毕生难忘的日子。

我至今仍记得当时的全部细节，但是任何言语也难以形容我和我们新剧院的全体演员第一次见到敬爱的作家时的那种极度兴奋的心情，我们这些由弗·伊·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培养出来的青年已习惯于以崇敬的心情来称呼契诃夫的名字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前一天从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的字条中得悉，明天，9月9日，安·巴·契诃夫将来看我们排演《海鸥》时，我是多么激动，多么惊喜；我也不会忘记，那天我在到沃兹德维仁卡广场的猎人俱乐部（我们在马车街的剧院落成以前，一直就在这里排戏）去的路上，我的心情是多么异样，不同寻常；我也不会忘记，我第一次面对面地站在安·巴·契诃夫跟前的那一瞬间。

他的风范，他的朴实，他的不善于“指导”和“示范”，都有一种异常微妙的魅力，使我们无不为之倾倒。我们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怎么说才好……他看着我们，有时带着笑容，有时又突然非常严肃地、有点不大自然地捻着胡子，把夹鼻眼镜往上推，接着就端详起为演《安提戈涅》 [654] 而制作的“古”壶。

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说的话有点出人意料，似乎答非所问，或是内容空泛，叫人捉摸不透他是当真的，还是在说笑话。然而这只是乍听起来是这样，接着马上就会觉得，他那句似乎是随口而答的话开始渗入你的脑子和心里，而你也就通过这好不容易才看出的特点逐渐地认识这个人的本质。

例如，有位演员 [655] 请安东·巴甫洛维奇评述《海鸥》中的作家这个人物典型，他回答说：“他穿的是方格裤子啊。”我们一时还不习惯于作者以这种方式和我们交谈，而且还有许多弄不明白的、难以理解的事情，特别是在我们着急起来的时候；但是后来我们定下心来以后，我们才理解他的本意所在。

从这次见面起，我的曲折复杂的生活道路开始慢慢地趋向于定型了。

契诃夫第二次的到来已是我们在艾尔米塔什的新剧场排演《沙皇费多尔》的时候 [656] ，我们打算在新剧场里演戏，度过戏剧季。我们在晚上排戏，那个场子潮湿阴冷，营建工作远未竣工，里面没有地板，玻璃瓶里插着蜡烛作为照明，人人穿着大衣。我们排练的是舒伊斯基和戈杜诺夫和解的那场戏，在这昏暗、潮湿、阴冷的空场子里，既看不到天花板，又看不到墙壁，只有一些凄凉、巨大的人影子在移动，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说白的声音连自己听起来都好像大大走样了……但是想到我们大家所热爱的“靠山”就坐在这空落落的昏暗的正厅里听着我们排戏，又觉得十分高兴。

第二天，在阴雨潮湿的天气里，契诃夫到温暖的南方，到他当时并不喜欢的雅尔塔去了。

1898年12月17日我们首次演出《海鸥》。我们的小剧场并没有满座。在这以前我们已经演出了《沙皇费多尔》和《夏洛克》；虽然有人赞扬，但是也有这样一种意见：布景和服装非常逼真，群众演员演得很出色，可是……“主角目前还不突出”，虽然莫斯克温把费多尔演得很精彩，很成功。现在要来演出《海鸥》了，而这出戏既没有什么布景，又没有什么服装，只有演员。我们大家都像要上火线似的进行着准备。大家心情严肃，彼此避免交谈，也避免互相正视，人人心里都充满着对契诃夫和对我们年轻的新剧院的爱，然而都沉默不语，似乎怕把这两种热爱的情感流露出来，而我们在心中怀着这样的爱时既感到某种幸福，又感到担忧，感到希望。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激动得甚至在整个第一幕中都没有到包厢去，而是在走廊里踱来踱去。

头两幕演完了……我们都心中茫然……第一幕演出中，我们感到大厅里的观众似乎处在困惑不安的状态中，甚至还听到有人表示不满。他们觉得，舞台上黑沉沉的，演员们背对观众坐着，还有剧本本身——这一切都这样新奇，这样不习惯，令人难以接受。他们等着第三幕的演出……现在第三幕也演完了，全场一片寂静，似乎有几秒钟的时间，接着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似乎堤坝决口了，我们起初甚至不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这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似的，只觉得自己像腾云驾雾似的飘飘然……全场汇成一片疯狂的欢呼，台上台下融为一体，大幕一直不落下来，我们全像喝醉了似的站在台上，脸上流着眼泪，我们互相拥抱，亲吻，观众中有些人激动得喊叫起来，要求打电报到雅尔塔……剧本《海鸥》和剧作家契诃夫的声誉重新恢复了。

我们是靠什么取得成功的呢？除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维什涅夫斯基以外，我们全是没有经验的演员，我们的《海鸥》也演得并不怎么出色，但是我想，我们对契诃夫和对我们的剧院怀着满腔的热爱，我们幸福地同时又忐忑不安地把这种爱带到舞台上，它不可能不在观众的心里引起共鸣。正是这种热爱为我们带来了胜利的喜悦……

但是由于我生病，《海鸥》的下几场演出不得不取消了——我在第一场演出时就有三十九度的体温和很严重的支气管炎，第二天就完全病倒了……而且我的精神也支持不住了。在我卧病的最初几天，医生禁止任何人来探视；我躺在床上涕泣不已，埋怨自己患的这场病。刚获得极大的成功，却又不能演出了！

而不幸的契诃夫在雅尔塔接到了贺电之后又得到了《海鸥》停演的消息，便以为这次又演砸了，而克尼碧尔的患病不过是个托词，免得让他知道《海鸥》又一次演出失败而使身体欠佳的他难过。

到新年来临时，我已经痊愈了，整个戏剧季我们都在演《海鸥》，始终都取得成功。

春天里契诃夫来到了莫斯科。 [657] 当然，我们都希望无论如何也要演一场《海鸥》给作者看，可是……我们却没有自己的剧场。戏剧季就要结束了，随着大斋的开始，我们的剧场租期也满了。我们就在布龙纳亚街租了一家私人剧场，凑合着在那里排戏。然后剧团决定租用坐落在大尼基塔街的“乐园”剧场，只租一个晚上，到莫斯科来的外国巡回演出剧团都是在这个剧场演出的。这剧场没有供暖设备，布景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以前演戏时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一切都是新的，得心应手的，而现在这个剧场的环境使我们感到很不习惯。

演完了第四幕以后，整个冬天都获得成功的我们期待着作者的赞许，可是我们忽然看到，契诃夫，这位温文尔雅的契诃夫，手里拿着一只表，脸色苍白、神情严肃地走到舞台上来，他十分坚决地说，演得挺好，但是“我请求把我的剧本演到第三幕为止，第四幕我不允许演……”他对许多地方都不赞成，特别是不赞成舞台演出的速度，他情绪十分激动，而且坚持说第四幕被演得面目全非。的确，这一次我们有些地方是演得不大对头。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和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对他劝解了很久，他们向他解释说，我们这一次之所以演得不好是因为我们很久（整个大斋期）没有演戏了，而且所有的演员都还很嫩，一到这个死气沉沉的剧场里，身处这种陌生而且不舒服的环境，就茫然失措了。当然，到了后来这一次的印象渐渐被大家忘掉了，一切都得到了纠正，但是契诃夫在遇到他确实不喜欢的事情时如此坚决、如此异乎寻常地表示反对，这件事却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那是一个愉快的美妙的春天，它充满了激动人心的事情：我们新剧场的落成，第一个戏剧季的结束，某几场演出的成功与失败，我们的精诚团结和大家对每一场演出所感到的激动和喜悦，《海鸥》空前的巨大成功与契诃夫的结识，以及我们愉快地意识到我们有了“自己的”、和我们很亲近并且为我们所热爱的剧作者。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精神振奋，欣喜若狂。《海鸥》剧组的全体人员和作者拍了一张集体照，契诃夫坐在中间，似乎正在念剧本。我们已经在议论下一个戏剧季上演《万尼亚舅舅》。

这一个春天我和契诃夫以及他那可爱的全家进一步熟悉了。我和他的妹妹玛丽娅·巴甫洛夫娜在冬天里就已认识，而且是一见如故。我记得，玛丽娅·巴甫洛夫娜是在一次演出《海鸥》时由A.A.维什涅夫斯基领到化妆室里和我见面的。

我记得那些春光明媚的日子，记得大斋节的第一天，各处的钟声快活地响成一片，使春天的空气荡漾着一种愉快的、充满着期待的感觉……就在这大斋节的第一天，契诃夫，这位从来不到别人家里去做客的契诃夫，突然上门来看我了……

也是在同样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我和他一起到绘画展览会去，观看他的朋友列维坦的作品。他的一幅奇妙的油画《月色下的干草垛》看上去构图新颖而意境玄奥莫测，我们看到参观者看不懂这幅作品而讥笑它。

契诃夫、列维坦和柴可夫斯基这三个名字是一脉相通的，他们确实是优美的俄罗斯情怀的歌手，他们是整整一个时期的俄罗斯生活的表现者。

正是契诃夫在自己的作品中给予外表不起眼的普通人以生存的权利，描述了他们的哀愁与欢乐，他们的失望，他们对于未来的、迥然不同的、“好得无法想象的”生活的梦想。

在生活中契诃夫对每一个所谓的微不足道的人也是异常地爱怜和关心的，并且能够看到他们的美德。人们爱戴他，连素不相识的人也来找他，想要见一见他，听一听他的话语；但是这样的来访使他十分疲劳，有时甚至感到苦恼，而且他也不知道该怎样答复人家时常向他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应该怎样生活下去？他不会而且也不喜欢教导别人……我问过这些人，安东·巴甫洛维奇又不是传道的神父，而且也不善于说话，他们为什么要找他，他们深情地微笑着说，在契诃夫身边只要坐一会儿，哪怕一句话也不说，走的时候也会感到心里舒坦，精神倍增……

我记得，当我把安东·巴甫洛维奇的遗体从巴登维勒运往莫斯科时，在一个孤零零地坐落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的一个偏僻荒凉、无人知晓的小站上，有两个眼里满含着泪水的人走到列车旁边，怯生生地、小心翼翼地把一束普通的野花插在装运契诃夫灵柩的车皮门上粗糙的铁闩上。他们当然不是了不起的人物，而是属于那些到他身边默默地“坐一会儿”，然后带着对生活的新的信心离去的人们之列。

我忘不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观列维坦（他后来不久就去世了）的画室时的情景，忘不了他把画幅和画稿拿给玛丽娅·巴甫洛夫娜和我看的几个小时中那里宁静美妙的气氛。面色苍白、漂亮的眼睛炯炯有神的列维坦十分激动地（他有心脏病）述说着他苦心孤诣地煎熬了六个年头，才终于在画布上表达出俄国中部地带的月夜：静谧、澄澈、空灵，旷野上的远山和两三株亭亭玉立的白桦……这确实是他最精彩的作品之一。

我在梅利霍沃度过了阳光和煦、春色宜人的三天，那是契诃夫家在谢尔普霍夫城郊外的一处小庄园。那里的一切都很舒适，到处散发着简朴、健康的生活气息，到处都可以感觉到家庭生活的温暖和睦的气氛。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母亲是一位很可爱的娴静而幽默的俄罗斯妇女，我很眷恋她；安东·巴甫洛维奇则喜气洋洋，兴高采烈……他领我去看他的“产业”：一口池塘，里面生长着他为之自豪的鲫鱼——他是一个钓鱼迷，一片果园，还有一块花圃。他非常喜欢园艺，喜爱长在土地上的一切。他看到被剪下来或摘下来的花朵就会怏怏不乐，有时来访的女客人送鲜花给他，他在她们走后不久就默默地把花儿拿到别的房间去。那里的一切都使我爱慕不已，包括正房，在其中写作《海鸥》的厢房，花园，池塘，开着花的果树，小牛，鸭子，同一个男教师一起在小径上散步的乡村女教师——使人觉得这是玛莎和麦德维坚科 [658] 在散步。我爱慕那里热忱、亲切、舒适的气氛，充满谐谑、幽默的谈话……

这三天是充满美妙的预感、充满快乐和阳光的三天……“那是怎么样的感情啊，它们像娇嫩、高雅的鲜花……” [659]

戏剧季结束了，我到高加索去休假，我的大哥一家就住在高加索姆茨赫塔城附近的别墅里。我和契诃夫的通信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 [660] 我在莫斯科的时候就许下诺言，要从高加索到克里米亚去，安东·巴甫洛维奇在那里买了一块地，正在造房子。我们已在信中约定7月20日前后我从海路到达诺沃罗西斯克时在船上见面，后来我们相会后就一起来到雅尔塔，我的家庭和那里的斯列金医生很友好，所以我就住在他家里。安东·巴甫洛维奇则住在滨海大街的“马里诺”旅馆里，每天从旅馆到阿乌特卡区他的别墅工地上去。他吃得很差，因为他对于饮食一向不以为意，他也很容易感到疲倦，虽然我和斯列金提出种种借口想让他在斯列金家用膳，以便使他的饮食正常起来，但是我们难得请到他：安东·巴甫洛维奇不喜欢到别人家里去“做客”，总是避免在外面吃饭，虽然他对斯列金一家抱有好感。斯列金家里向来很随便，很好客，戏剧界、文学界和音乐界人士到雅尔塔来的，无不到斯列金家拜访（高尔基、阿伦斯基、瓦斯涅佐夫、叶尔莫洛娃等都去过他家）。

契诃夫买来造房子的那块地方离大海和滨海大街以及离城市都很远，是名副其实的荒地，上面只长着几棵梨树。

但是经过安东·巴甫洛维奇的苦心经营和由于他对生长在大地上的花草树木的热爱，我去时这块荒地正在逐步地变成一个美妙的、欣欣向荣、花木繁多的花园。

安东·巴甫洛维奇亲自监督着房子的建造，经常到工地上去视察。在城里，常常可以在滨海大街伊·阿·西纳尼开的书店里见到他，他对西纳尼以及他的家庭抱有很大的好感。伊萨克·阿勃拉莫维奇 [661] 对安东·巴甫洛维奇非常尽心，他兢兢业业地帮助他办理购买库丘克科伊和雅尔塔郊外地皮的事务，到实地去观看，为他出主意，代他办理各种事情，热心至可感人。

书店旁边有一张长椅，这张长椅很有名气，凡是到雅尔塔来的“名人”，如文学家、歌唱家、画家、音乐家等等，都在这里聚会，见面，闲坐，聊天。伊萨克·阿勃拉莫维奇店里有一个本子，里面有所有这些“名人”的签名（他也为他们都在他这里聚会而感到自豪）；在他的书店里以及在那张长椅上，可以听到各种新闻，在小小的雅尔塔发生的以及天下发生的新闻都有。谁都会情不自禁地要到那白得耀眼的、洒满阳光的滨海大街去溜达，在那里呼吸一下温暖的、沁人心脾的海的气息，眯起眼睛，望着那碧波万顷、金光闪烁的海面而微笑，同时，谁也想去和那位和颜悦色的书店主人打个招呼，寒暄几句，看看书架上有没有新书，问问有没有新来的人，听一听无伤大雅的街谈巷议……

八月里我和安东·巴甫洛维奇一起动身前往莫斯科，我们先乘马车到巴赫奇萨赖，越过阿伊佩特里……坐在马车的弹簧软座上轻轻地颠簸，呼吸带着松树清香的空气，以契诃夫式的诙谐口气亲切地闲谈，在南方烈日照耀下热得昏昏沉沉时打一个盹，这样的旅行是很舒服的。乘车经过景色秀丽的科科扎谷地，领略那里的旖旎风光，也使人感到心旷神怡……

我们在途中经过离公路不远的一座县立医院。那里檐廊上站着一群人，他们朝着我们的方向拼命地招手，似乎还在叫喊……我们的马车经过那里的时候，我和契诃夫正谈得起劲，虽然我们看见有人在挥手和走动，但还是没有想到这可能和我们有关，以为那不过是一群疯子……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并非疯子，而是我们所认识的一些雅尔塔医生，当时他们在那所医院里参加一次会诊，他们使劲打招呼想叫我们的马车停下来……这件事后来成了笑料和越传越奇的趣闻。

安东·巴甫洛维奇在莫斯科没有住多久，到八月底他就回雅尔塔去了，从9月3日起我们又开始通信了。

在1899至1900年间的戏剧季中我们上演的是《万尼亚舅舅》。

《万尼亚舅舅》的演出并不很顺利。第一场演出接近于失败。原因究竟在哪里呢？我认为，原因在我们自己身上。契诃夫写的戏剧是很难演的，因为光是本身是好演员，而且能够以娴熟的演技扮演自己的角色是不够的。必须热爱契诃夫的剧本，对它深有体会，要善于和剧中时代的整个生活氛围融为一体，而最主要的是像契诃夫那样地热爱人，以剧中人物的生活为自己的生活。一旦找到了契诃夫剧本中存在着的活的、永恒的东西，那么以后不管你把你的人物演多少次，他永远不会失去韵味，你每次都会从他身上发掘出某种新的、以前未曾利用过的东西。

在演《万尼亚舅舅》时，我们并非所有的人都马上掌握了角色，但是这出戏演得越久，我们对剧本的精髓也就体验得越益强烈和深入，因而《万尼亚舅舅》在许多年中一直是我们保留剧目中深受大家喜爱的一出。一般说来，契诃夫的剧作并不是一上来就引起一片喝彩声的，而是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深入到演员和观众的心里，并以自己的魅力使人们倾倒的。我们偶尔有几年没演某几出戏，但是等到重新演出时，我们演员和导演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唉，又来演老戏了！我们每次都是抱着愉快的心情来重演旧戏，把它当作新戏来排练，并且总是能从旧戏中不断发现新的东西……

三月底，艺术剧院的剧团决定到克里米亚去演出《海鸥》、《万尼亚舅舅》、《孤独者》和《海达·加布勒》。 [662]

我和玛丽娅·巴甫洛夫娜在复活节前一周就已到了雅尔塔，契诃夫的房子去年夏天还在建造，不能住人，而现在落成后的这座新房子使人感到多么舒适和温暖呀……所有的一切，直到每一个细枝末节，都使人感兴趣。安东·巴甫洛维奇喜欢领着我们东看西看，并且告诉我们，现在这里还缺什么，以后那里要添置什么；而最主要的，花园和新栽种的果树使他十分忙碌……

在妹妹玛丽娅·巴甫洛夫娜的帮助下，安东·巴甫洛维奇亲手画了一张花园的草图，标明哪里要种什么树，哪里要设置一张长椅，从全国各地订购乔木、灌木、果树，在小径两旁栽起夹道的梨树和苹果树。经过他的苦心经营，花园里的桃树、杏树、欧洲甜樱桃树、苹果树和梨树果然长得欣欣向荣。他精心培植了一棵白桦树，因为白桦使他想起我国北方的大自然，他种起了单茎玫瑰，为它们而感到万分得意，他还在他所喜爱的那张长椅旁边种了一棵桉树，可是它和那棵小白桦一样，都没有活多久：在一次暴风雨中，狂风吹断了这棵脆弱的白色小树，当然，它在异乡的土地上是不可能长得强壮坚韧的。成行的刺槐以惊人的速度成长起来了，现在它们已经长得很高，富有弹性，微风吹来，它们仿佛在沉思中摇晃，时而弯腰，时而直起身来，这种晃动带有几分古怪、不安和悲戚的样子……安东·巴甫洛维奇站在书房里的意大利式大窗子前面的时候，总是凝视着这些刺槐……花园里还有几棵日本种的小树，一棵枝叶繁茂、叶子呈红色的李树，一棵十分高大的茶藨子树，还有葡萄、扁桃、钻天杨——所有这些都是由于安东·巴甫洛维奇的精心照料才成活并且飞快地生长着。只有一件事情使人头痛：这里的水总是不够用，后来阿乌特卡河水被引到雅尔塔，这里装上了水管，才算解决。

早晨，安东·巴甫洛维奇通常都坐在花园里，这时他身边总是有几个副官——两只杂种狗，它们不知是从哪里来的，由于安东·巴甫洛维奇待它们很好，它们很快就在这里安居下来了，还有两只剪了翅膀的灰鹤，它们总是跟着人，但是却不让人捉住。这两只鹤跟看门人兼园丁的阿尔谢尼特别要好，他不在家的时候，它们闷闷不乐。阿尔谢尼从城里一回来，全家的人就知道了，因为这时这两只灰色的鸟就会嘎嘎地鸣叫，同时为了表示自己的高兴，它们还会走起奇怪的步子——有点像跳华尔兹。

在那段时间里，高尔基也在雅尔塔 [663] ，那时正是他声誉鹊起的时候。他常来看望安东·巴甫洛维奇，讲述自己在各地漫游的经历，他讲得有声有色，妙趣横生，引人入胜。他这样一个人物和他所讲的经历使人耳目一新，我们长久地坐在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书房里静静地听着他……

复活节前的一周休假在恬静和舒适中很快地过去，该到塞瓦斯托波尔去了，艺术剧院的剧团已经到了那里。我记得，当我生平第一次独自住进旅馆的一个房间时，我感到多么的孤独，何况是在复活节之夜，何况是在契诃夫家度过了温暖舒适的假期之后……但是演出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安东·巴甫洛维奇也来了，生活紧张起来了……我们似乎置身在春天的一个什么节日里……我们到了雅尔塔之后，这个节日就变得更加绚丽了，我们每次演出都被撒得满身鲜花……到这一节日结束的时候，热忱好客的Ф.К.塔塔里诺娃在她别墅的平顶上举行了一次富丽堂皇的宴会。塔塔里诺娃对我们这个年轻的剧院十分厚爱，对创建剧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更是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倾慕之情才好。演员们常常到契诃夫家里去，在他家吃饭，在花园里散步，在他舒适的书房里闲坐，这使安东·巴甫洛维奇感到非常高兴——他是那样地喜爱活跃、沸腾的生活，而那时候我们正是充满了希望、朝气、快乐……

我们真舍不得离开南方、离开太阳，舍不得向契诃夫和节日气氛告别……然而我们必须回莫斯科排戏。不久以后安东·巴甫洛维奇也到莫斯科来了，我们剧院带到雅尔塔的那种热闹忙乱的生活，随着我们的离去而消失了，他在雅尔塔觉得空虚孤寂；但是他在莫斯科又觉得身体不适，于是很快就回南方去了。

五月底我和母亲去高加索，在从梯弗里斯去巴统的火车上，我万分惊喜地遇到了安东·巴甫洛维奇、高尔基、瓦斯涅佐夫和阿列克辛医生，原来他们正坐车去巴统。我们同行了六个小时，到了米哈伊洛沃车站后，我和母亲转乘博尔荣支线的火车。

七月里我又去雅尔塔，在契诃夫家里做客。

八月初我回到莫斯科，我们又继续通信，后来安东·巴甫洛维奇带着剧本《三姐妹》到莫斯科来了。

我们早就在期待我们热爱的作家写一个新的剧本，当安东·巴甫洛维奇向我们演员和导演们读完了他的新作《三姐妹》时，我们都感到困惑，大家一言不发……安东·巴甫洛维奇不自然地微笑着，一面不安地咳嗽，一面在我们中间踱来踱去……后来有几个人开始发表一些东鳞西爪的看法：“这哪里是剧本，这只是个提纲……”“这戏没法演，没有人物，只有一些隐隐约约的意思……”这部作品很艰深，需要在心里反复琢磨……

但是过不了几年，我们就觉得奇怪了：我们所喜爱的这个剧本、这个刻画人情世态如此深刻、题材如此重大、如此感人肺腑、发人深省的剧本，我们在当时居然会觉得不像剧本，而像提纲，居然会说它没有人物。

1971年，在十月革命以后，我们上演的最初几个戏剧里就有一个是《三姐妹》，那时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我们以前是糊里糊涂地演这个戏的，并没有重视剧本所包含的思想和感情，特别是没有重视它里面的梦想。大家觉得，现在这个剧本给人的感觉大不一样了，它里面不单只是梦想，还有着一种预感，的确是“冰山上的大块积雪向着我们崩溃下来的时代到了”，狂风暴雨“就要把我们社会里的懒惰、冷漠、厌恶工作和腐臭了的烦闷，一齐都给扫光的……” [664]

十二月中旬，安东·巴甫洛维奇动身前往法国南部的尼斯，在那里住了将近三个月，他在这段时间里非常挂念《三姐妹》在剧院里排演的情况。

他在莫斯科时曾经看过《当我们死而复醒时》。安东·巴甫洛维奇认为易卜生名过其实，对他一笑置之，觉得他的作品复杂纷繁，空发议论。对于《雪姑娘》 [665] 的演出安东·巴甫洛维奇也不很欣赏。他说，当前我们不应该上演这种戏，而应该多演《孤独者》这类戏。

12月11日起我们又继续通信，直到1901年3月18日。四月初我到雅尔塔小住，从四月中旬起又开始通信（继续到五月中旬）。

这些是外部的事实。而在内心里则有一种感情在滋长和巩固起来，要求作出某种明确的决定，于是我就决定把我的生活和安东·巴甫洛维奇的生活连结在一起，而不考虑他的羸弱的身体和我对舞台生涯的热爱。我相信，我们的生活能够而且一定会是美好的，而它果然是这样，尽管我们的生活中有伤心的离别——要知道离别之后接着就是喜相逢。我觉得，和这样一个人共同生活用不着害怕，也不会为难，因为他是这样地善于把一切障碍、一切生活琐事、一切干扰和损害生活中最本质最美好的东西的赘疣全都置于脑后。

1901年五月中旬安东·巴甫洛维奇来到莫斯科，5月25日我们举行了婚礼，然后动身沿伏尔加河、卡马河、白河去乌法，打算从那里坐六小时火车到阿克肖诺沃站附近的安德列耶夫斯基疗养院去。我们在途中到下诺夫哥罗德访问了软禁中的高尔基。 [666]

我们在卡马河上的“醉林子”码头耽搁了整整一天一夜，在离码头几俄里的一座简陋小屋的地板上过夜，但是我们不能进入梦乡，因为不知道去乌法的轮船什么时候会到达这里。从夜里一直到天亮我们出去了好几次，等待轮船的到来。这是和文明世界完全隔绝的一夜，夜色溟蒙苍茫，清静肃穆，有一种阴森的美，这难忘的一夜和静谧的黎明给安东·巴甫洛维奇留下强烈的印象，他在记载思绪和感触的札记本中写下了“醉林子”这样的字眼。

安东·巴甫洛维奇很喜欢阿克肖诺沃那里的自然景色，喜欢下午六点钟以后草原上长长的阴影，马群的嘶鸣，喜欢那里的草木和阿克萨科沃边上的杰马河，有一次我们还曾到河边去钓鱼。疗养院坐落在一座幽美的橡树林里，但是设备简陋，住得很不舒服。甚至连枕头也没有，我不得不到乌法去买。安东·巴甫洛维奇起初觉得马奶的味道不错，但是后来很快就喝腻了。我们住了不到六个星期就住不下去了，于是就启程去雅尔塔，我们取道萨马拉，沿伏尔加河而下，到达察里津 [667] ，接着前往诺沃罗西斯克。我们在雅尔塔住到8月20日。然后我该回莫斯科了，因为剧院里的工作就要开始了。

从此离别和重逢又成了我们生活中的常事，只是每次分手变得更加令人依依不舍、黯然销魂了。过不了几个月之后我就开始认真地考虑：要不要离开舞台呢？但同时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安东·巴甫洛维奇所需要的是不是只是一个妻子，一个抛下了事业的妻子？我知道他性格孤僻，如果他自己的生活或者别人的生活遭受挫折，他可能会心中郁悒的。何况他又是那样珍视通过我而与戏剧保持的联系，因为他对戏剧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这些起伏不已的思潮，在过了许多年以后，当我在为出版社整理安东·巴甫洛维奇书信的过程中读到他的几句话时，又异常自然而迅速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他那几句话是他早在1895年写给A.C.苏沃林的信中说的：“好吧，既然尊意如此，那我就结婚。不过我有条件：一切应该维持婚前原状，也就是说，她应该住在莫斯科，而我住在乡间（按：那时他住在梅利霍沃），每过一段时间去看她。那种从早到晚整天厮守在一起的幸福我受不了。我一定当一个非常出色的丈夫，但是我希望我的妻子像月亮，不要每天都出现在我的天空中。” [668]

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些话，但是我感觉到，他所需要的正是向来那样的我，但是尽管如此，1902年我生了一场大病之后，我又郑重地向我们的院长提出我离开剧院的问题，然而我遭到坚决的反对。安东·巴甫洛维奇也不以为然，只是他不愿由他来作最后决定。我理解他为何如此谨慎，但是我们在谈话中从来不接触到这一点，也不谈论阻碍我们把生活完全结合在一起的原因，只有在通信中我才流露出犹豫不决和疑虑重重的心情，有时还牢骚满腹。

我们的生活就这样地过下去——时常有短暂的聚首，而在分处两地期间则频繁地通信。

从这时起，安东·巴甫洛维奇比以前更多地轮流在莫斯科和雅尔塔两地居住。我们开始经常地在库尔斯克车站和塞瓦斯托波尔市火车站重逢和送行。他“应当”住在雅尔塔，然而他时时刻刻“向往着”莫斯科。他想要接近生活，观察和体验生活，参加到生活中去，他想要接触人们，虽然有时候他们的谈话使他感到疲倦，但是没有他们他是无法生活的，人们来看他，和他谈谈，他总是不忍拒绝的。

起初在雅尔塔吸引他的只是造房子、修花园和安排生活这样一些事情，后来他在那里住惯了，虽然他常常把雅尔塔戏称为他的“温暖的西伯利亚” [669] 。他时刻向往莫斯科，想和剧院更接近，和演员们在一起看他们排戏，和大家聊天说笑，看演出，他喜欢在彼得罗夫卡大街和库兹涅佐夫大街溜达，逛逛商店，看看人群。可是到了莫斯科生活最为活跃的季节，他又不得不远离这样的生活。只有在1903至1904年间的冬天，医生们才允许他在首都过冬。大雪纷飞的真正的莫斯科的冬天使他多么欣慰、多么激动，他为自己能够去看排戏而感到高兴，为自己能穿上新的皮大衣、戴上獭皮帽而像孩子似的欣喜若狂。

这一个冬天，我们在莫斯科郊外物色一块带住宅的地皮，以便安东·巴甫洛维奇从此可以在靠近他心爱的莫斯科的地方过冬（谁也没想到他已不久于人世）。在二月的一个晴朗的日子里，我们坐车到察里津诺去看人家想卖给我们的一幢带院子的房屋。回来时不知是由于没赶上火车，还是火车已经没有了，我们就坐了将近三十俄里的马车。尽管那天天气严寒，安东·巴甫洛维奇看着阳光照耀下的白皑皑的平原，听着雪橇的滑板在压得很硬实的雪地上发出的摩擦声，感到多么心旷神怡啊！仿佛命运决定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让他纵情享受一下，把他所珍视的所有的赏心乐事都赐给他：莫斯科，冬天，《樱桃园》的上演，以及和他所热爱的人们相处……

《樱桃园》的排演工作很艰难，我甚至要说它可把人折磨苦了。导演们和作者彼此怎么也不能互相了解，不能取得一致的看法。

但是结果好，万事好，经过了《樱桃园》搬上舞台以前的种种障碍、困难和折磨，这个戏我们从1904年以来一直演到今天，从来没有把它从上演剧目中剔除过，而其他的戏则往往轮空一年、两年或三年。

我们是在1904年1月30日（俄历一月十七日），即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命名日，首次上演《樱桃园》的。

《樱桃园》首演时，文学家们和朋友们举行了庆祝会，向契诃夫表示敬意。 [670] 他向来对这种事情感到厌倦，他不喜欢铺张的庆祝活动，因此他连剧院也不肯去。他很为《樱桃园》的演出惴惴不安，直到剧院派人去请他，他才来了。

《海鸥》的首场演出当时在剧院是一大胜利，他的最后一个戏剧的首场演出也是一大胜利。但是这两次胜利彼此是多么不同啊！那天大家都心神不定，似乎有一种不吉利的感觉。那天所发生的事情现在被大肆渲染，我不知道是否由于后来的演出获得了成功的缘故，但是那个一月十七日之夜的气氛并不纯粹是欢乐的——这样说是正确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十分专心、十分认真地听着所有的祝词，但是他不时地以他特有的姿势昂起头，这使人觉得他似乎是居高临下地俯瞰着所发生的事情，似乎这里的一切和他毫不相干；有时他脸上露出温和、爽朗的微笑，嘴角出现他的独特的皱纹，这大概是他听到了什么逗人的话，以后他会回想起这些笑话，并且一定会像孩子那样天真地笑起来。

安东·巴甫洛维奇向来非常喜欢一切逗人的、含有幽默的言谈，喜欢听逗人的故事，他总是坐在一边，一只手托着脑袋，一只手捻着胡子，听到可笑之处就发出感染人的笑声，常常使得我不去直接听说话人的叙述，而是通过安东·巴甫洛维奇来领略故事。他非常喜欢耍把戏的人和小丑。我记得，我们在雅尔塔时，有一次看经过训练的跳蚤耍的各种把戏，我们站着看了很久还不舍得走开。安东·巴甫洛维奇喜欢编造故事，而且信口就能编出一套，既巧妙，又逗人。这是契诃夫一家共同的特点。例如，在我们结识后的最初一段时期，在谈话中常常出现一位“娜坚卡”，听起来像是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妻子或者未婚妻，而且到处都有这位“娜坚卡”的影子，在我和他的相互关系中，没有一件事情不牵涉“娜坚卡”的，她甚至还出现在我们的来往信件中。 [671]

甚至在临终前几小时，他还编了个故事引得我发笑。那是在巴登维勒 [672] 。经过惊恐不安和备受折磨的三天，到了黄昏时分他觉得稍微好些了。他叫我到公园里去散散步，因为这几天我寸步不离地一直守在他身边。当我回来后，他为我不来吃晚饭而着急，我回答说，锣还没有敲过呢。后来我们才知道，是我们没有听见锣声。安东·巴甫洛维奇于是编了个故事，说是在一个非常现代化的疗养胜地，有许多脑满肠肥的银行家，他们都是身体壮实、红光满面、喜欢吃喝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某一天，他们有的人去参观，有的人去划船，有的人去徒步游览，一天下来个个精疲力竭，一心想美美地吃一顿晚餐。不料这时忽然发现厨师跑掉了，晚饭根本没有做——这当头一棒使这些养尊处优的馋猫陷入多么狼狈的境地……我经过最近这几天的担惊受怕，这时正蜷曲着躺在沙发上，听了他编的故事忍不住哈哈大笑。我哪里想得到，几个小时以后我将站在契诃夫的遗体旁边！安东·巴甫洛维奇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曾经想写一个剧本。这个剧本的内容还没有明确起来，但是他告诉我，剧本的主人公是一个科学家，他爱着一个女人，但是不知是她不爱他，还是对他变心了，于是科学家就到极北地区去了。他构思的第三幕是这样的：被冰封住的轮船停泊着，北极光在闪现，科学家独自一人站在甲板上，安静、肃穆的夜晚，这时他在北极光的背景中看到，他所爱的女人的身影在飘忽地移动。

安东·巴甫洛维奇是悄悄地、平静地走向另一个世界的。他在上半夜醒来，平生第一次地叫我派人去请医生。我感到情况严重，因此办事格外镇定、准确，仿佛有人在胸有成竹地指引着我。我记得，我只在令人惊慌的一两分钟时间里感到手足无措，因为我想到，在这个巨大的旅馆里许多人都已入睡，我只身一人，一筹莫展。但是我很快想起了在这座旅馆里住着我所认识的两个俄国大学生，他们是兄弟俩，于是我就请其中的一位去请医生，我自己则去敲些冰块，好放在生命垂危的契诃夫的胸口上。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在那个闷热难熬的七月之夜的死寂中，那位大学生在沙地上走去的沙沙的脚步声……

医生 [673] 来了，他叫我拿香槟酒来。安东·巴甫洛维奇从床上坐起，相当正经地向医生大声地说了一句德国话（他不大会说德国话）：“Iehsterbe！” [674] ……然后他拿起杯子，笑容可掬地把脸朝着我说：“我很久没有喝香槟酒了……”他泰然自若地喝干了那杯酒，静静地向左边侧身躺下，不久之后就永远地沉默了……在夜阑人静的可怕气氛中，只有一只黑色的大飞蛾像一阵风似的闯进屋里，它奋不顾身地扑向炽热的电灯泡，然后在屋子里飞来飞去……

医生走了，在深夜的寂静和闷热中，没喝完的香槟酒瓶的塞子忽然迸了出来，发出一声可怕的响声……东方开始发白了，随着大自然的苏醒，鸟儿发出柔和动听的歌声，仿佛在唱第一支安魂曲，从附近的教堂里传来了风琴的声音。这时没有人的说话声，没有日常生活的喧闹，只有死亡的美妙、安静和庄严……

直到一天生活开始时发出了最早的声音，直到人们到我这里来了，我才意识到悲痛，意识到我失去了像安东·巴甫洛维奇这样一个人。而当我独自一人站在阳台上，时而看着初升的太阳和苏醒过来的生机盎然的大自然，时而看着似有所悟的安东·巴甫洛维奇轩朗、安详、似乎带着笑容的脸，这时我心中涌现出怎样的感触和思绪，对此我可以再说一遍，我至今仍觉得是一个难解的谜……这样的时刻在我的一生中迄未有过，以后也不会有了……

1921—1933

（严梅珍　译）

题解：

奥尔迦·列昂纳尔多夫娜·克尼碧尔契诃娃（1870—1961），1898年起为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员。苏联人民演员。安·巴·契诃夫的妻子。

[1] 阿·康·科托夫（1909—1956），出版人，文艺学家，评论家。1948年至1956年任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社长。

[2] 1892年3月9日的信。这里和下面契诃夫书信的引文都摘自莫斯科1944—1951年出版的文集和书信全集。——原编者注（以下凡未注明注者的均为原编者注）

[3] 唐·博戈拉兹：《在契诃夫的家乡》，《契诃夫纪念文集》，莫斯科，1910年，第480页。

[4] 摘自1888年2月5日写给普列谢耶夫的信。

[5] 给尤·帕·什帕任斯基的信。

[6] 1898年12月3日给高尔基的信。

[7] 1904年7月7日给别什可娃的信。

[8] 尼·米哈伊洛夫斯基：《论各种主题》，《俄罗斯财富》1897年第6期。

[9] 马雅可夫斯基：《两个契诃夫》，《文集》第一卷，莫斯科，1955年，第301页。

[10] 摘自高尔基给波谢的信，1901年11月14日之后的某封信。

[11] 安东是正名，安托沙是小名。——译者注

[12] 罗托是一种抽对数字的游戏或赌博。——译者注

[13] 瓦利亚诺，塔甘罗格商人，百万富翁，由于贩运走私货而致富。

[14] 斯卡拉曼加，塔甘罗格商人，大出口商。

[15] 1夸特等于1.136公升。——译者注

[16] 旧俄重量单位，1俄斤等于0.41公斤。——译者注

[17] 旧俄重量单位，1钱等于4.266克。——译者注

[18] 士的宁，一种中枢兴奋药，学名番木鳖碱。

[19] “佐洛特尼克”是俄语“золотник”一词的译音。此词有几种解释，可作“小砝码”解，亦可作“子宫”解。当时契诃夫年幼，不懂得后一种意思。——译者注

[20] “佐洛特尼克”是俄语“золотник”一词的译音。此词有几种解释，可作“小砝码”解，亦可作“子宫”解。当时契诃夫年幼，不懂得后一种意思。——译者注

[21] “萨沙”是亚历山大的爱称。——译者注

[22] 此处指俄斤。——译者注

[23] 俄国重量单位，1普特等于16.38公斤。——译者注

[24] 俄国液量名，1维德罗等于12.3公升。——译者注

[25] 阿索斯山在希腊，山上有很多基督教正教的寺院。——译者注

[26] 巴威尔的爱称。——译者注

[27] 马因里德（1863—1923），英国冒险小说作家。——译者注

[28] 1俄里等于1.06公里。——译者注

[29] 指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托尔斯泰（1823—1889），当时的教育部长，推行反动的教育制度。

[30] 此处有误，应为“最后几个月”。

[31] 伊万·彼得罗维奇·马尔托斯（1754—1835），俄国雕刻家。

[32] 阿尔弗雷德·爱德蒙德·勃列姆（1829—1884），德国学者，动物学家。

[33] 希腊之古名。——译者注

[34] 基督教规定耶稣复活节（基督教纪念耶稣复活的节日，是春分后第一次月圆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前的四十天为大斋节。——译者注

[35] 基督教节日，复活节前的一周。——译者注

[36] 基督教节日，从复活节开始的一周。——译者注

[37] 基督教节日，从复活节后第一个星期日算起的一周。——译者注

[38] 《新时报》，1868年至1917年10月在彼得堡出版的报纸。它起初采取温和的自由派的立场，从1876年起成为反动的贵族和官僚集团的喉舌。该报被沙皇政府收买，不仅反对革命运动，而且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活动。从1905年起成为黑帮的机关报。

[39] 《欧洲导报》，历史、政治和文学月刊。1866年至1918年出版于彼得堡，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机关刊物。

[40] 《俄国财富》（1876—1918），自由民粹派的刊物。

[41] 《田地》，附有插图的文学、政治和现代生活周刊。1870年起在彼得堡出版，发行人是阿·费·马尔克斯。该杂志主要是轻松的“家庭”读物，因此，颇受公众，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欢迎。

[42] 契诃夫家五弟兄的名字是亚历山大、尼古拉、安东、伊万、米哈伊尔，姐妹的名字是玛丽娅。——译者注

[43] 约伯是圣经故事中一个极能忍耐的人，请参阅《旧约·约伯记》。——译者注

[44] 原文指她把俄文中的о、з两个字母的音发得像ш、ж两个字母。——译者注

[45] 玛丽娅的爱称。——译者注

[46] 指离塔甘罗格不远的考特洛明诺田庄。

[47] 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苏沃林（1834—1912），《新时报》的发行人和主编。

[48] 指伊万·伊万诺维奇·洛鲍达，塔甘罗格的商人。

[49] 拉丁文：一印张。——译者注

[50] 这幅漫画刊载在1881年第十八号《旁观者》杂志上，契诃夫家在塔甘罗格的亲友们在这幅画中认出了自己。

[51] 米哈伊尔的爱称。——译者注

[52] 符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西罗季宁，医生，后来成为军医大学的教授。

[53] Д.С.塔乌别尔，医生，在莫斯科省地方自治局供职。

[54] М.П.亚科夫列夫，莫斯科马林斯克医院的主任医师。

[55] 这三个词很像女人的名字，词义是：“警察部门、民警部门和司法部门”。——译者注

[56] 伊萨克·伊里奇是列维坦的名字和父名。——译者注

[57] 附有插图的滑稽周刊，1881年至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契诃夫于1882年至1887年曾为该周刊撰稿。

[58] 政治和文学日报，创刊于1867年，从1871年起，该报发行人是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胡杰科夫（1837—1929）。

[59] 亚历山大·伊格纳季耶维奇·伊万年科，长笛演奏家，契诃夫一家的知交，曾写过一些短篇小说。据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契诃夫说，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契诃夫的剧作《樱桃园》中叶比霍多夫的原型。

[60]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普列谢耶夫（1825—1893），俄国诗人，1894年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案被捕，判处苦役刑，代以流放。普列谢耶夫的诗，尤其是四十年代所作的诗，大多以歌唱自由为主题。

[61] 见1888年7月25日致阿·谢·苏沃林的信。

[62] 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中的人物。——译者注

[63] 此两人均为果戈理的小说《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64] 果戈理的中篇《索罗庆采市集》中一个离奇的人物。——译者注

[65] 指契诃夫1888年8月27日致阿·尼·普列谢耶夫的信。

[66] 巴维尔·马特维耶维奇·斯沃鲍金（1850—1892），亚历山德拉剧院的演员。他在契诃夫的剧本《伊万诺夫》中饰沙别利斯基，在《天鹅之歌》中饰斯维特洛维多夫，在《求婚》中饰洛莫夫。

[67] 亚历山德拉剧院，彼得堡的帝国剧院，创建于1832年。十月革命后成为国立普希金剧院。

[68] 即库页岛。——译者注

[69] 即意大利城市那不勒斯。——译者注

[70] 法国西南部的港口，疗养地。——译者注

[71] 此人是契诃夫的小说《带阁楼的房子》中的人物别洛库罗夫的原型。

[72] 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波将金（1739—1791），公爵，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译者注

[73] 1891年7月15日，安·巴·契诃夫曾为其中的一次演出写了一篇诙谐的评论。

[74] “私营俄国歌剧院”的创办者是莫斯科的大企业主萨·伊·马蒙托夫。

[75] 一种制作食品以及供房间取暖用的炉子，一般还利用作为暖炕。——译者注

[76] 契诃夫八十年代用的笔名之一。

[77] “巡回展览画派”，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俄国一批持有民主主义观点的现实主义画家所组成的艺术团体，以在俄国各大城市进行美术展览活动而著名。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有列宾、苏里科夫、克拉姆斯柯依和彼罗夫，他们的作品对俄罗斯绘画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译者注

[78] 《闹钟》，即《附有漫画的莫斯科讽刺杂志》。契诃夫1881年至1887年为该杂志撰稿。

[79] 《旁观者》是1882年至1902年在彼得堡出版、具有反犹倾向的文学和政治月刊，出版者是亚·皮亚特柯夫斯基。

[80] 《光和影》是1878年至1884年在莫斯科出版的文艺和讽刺杂志，契诃夫于1882年在该刊发表过两个短篇。

[81] “吉利亚伊叔叔”是弗·阿·吉利亚罗夫斯基的笔名。

[82] 契诃夫和柯罗连科初次见面的日期无从查考，大概是在1887年2月，当时，柯罗连科从下诺夫哥罗德去彼得堡的途中顺便来到莫斯科（参阅《符·加·柯罗连科日记》，1925年，第一卷）。在契诃夫的书信中，曾提到他和柯罗连科在1887年9月底或10月初第二次会面的情况。10月6日或8日，契诃夫写信给亚·巴·契诃夫说：“柯罗连科到我这儿来过。我和他谈了三个小时，发觉他是个很有才能、十分优秀的人。”同年10月17日，契诃夫写信给柯罗连科说：“……和您相识，我觉得十分高兴……我读过您的作品，现在又和您认识，我想，我们彼此都不感到陌生。”

[83] 这个集子包括六个短篇，作者署名安·契洪捷，莫斯科，1884年。

[84] 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契诃夫死于1889年6月17日。

[85] 短篇集《形形色色的故事》由《花絮》杂志编辑部于1886年8月出版。

[86] 《蜻蜓》，1875年起在彼得堡出版的文艺和幽默周刊，契诃夫是在该刊开始他的文学活动的。

[87] 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格里戈罗维奇（1822—1899），俄国作家，他的主要著作是两部中篇小说：《乡村》和《苦命人安东》，其中描述了农奴苦难的生活，表现了对农奴的深切同情。格里戈罗维奇在1886年3月25日致契诃夫的信中称后者为“真正的天才”，这种天才使他“远远超出新一代其他作家之上”。

[88] 指格里戈罗维奇1887年12月30日从尼斯寄给契诃夫的一封信。契诃夫在1888年1月9日将此信寄给柯罗连科的时候，写道：“您从他身上可以看出，文学上的声望和巨额稿费丝毫也不能使他摆脱平庸、乏味的生活：疾病、孤独和寂寞。老头儿的生命快要结束了。”

[89] 《北方导报》，自由主义派的文学和政治杂志，1885年至1898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初期登载民粹主义者米哈伊洛夫斯基、尤扎科夫和克里文柯等人的文章。1891年起事实上成为俄国象征派和颓废派的机关刊物。

[90] 《祖国纪事》，月刊，1820年创办。1839年至1846年间，该杂志的批评栏由别林斯基主持。从1868年起，涅克拉索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等领导该杂志的编辑工作。在这一时期，该杂志把革命民主主义者知识分子团结在其周围。它经常受到沙皇书报检查机关的迫害；1884年终于为沙皇政府查封。

[91] 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米哈伊洛夫斯基（1842—1904），俄国文学批评家，政论家，自由民粹派理论家。

[92] 格列勃·伊万诺维奇·乌斯宾斯基（1843—1902），俄国作家，其作品大多描写手工业者、小市民的困苦生活和资本主义侵入俄国农村后农民的破产，但作者在书中流露出民粹主义的观点。代表作有《遗失街风习》等。

[93]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尤扎科夫（1849—1910），自由民粹主义政论家。

[94] 指短篇小说《在路上》，载《新时报》，1886年12月25日。

[95] 当时，契诃夫已经是个医生，但还没有经过实习，他的弟弟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也刚开始在幽默杂志上发表作品（用笔名）。——符·加·柯罗连科注

[96] 指契诃夫的短篇《聪明的扫院人》（原名《教训》）和《在理发店里》（原名《理发店里的悲剧》）中的人物。上述两个短篇载《旁观者》杂志1883年第16期和第10期。

[97] 载《新时报》，1886年4月13日。

[98]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列依金（1841—1906），幽默作家，《花絮》杂志的主编兼发行人。

[99] 这次会见大概是在1887年12月1日或2日。

[100] 《草原》发表在《北方导报》1888年第三卷上。

[101] 指契诃夫1888年2月3日给阿·尼·普列谢耶夫的信，他在信中这样谈到《草原》：“我在写的时候，感到我身边散发出夏日和草原的气息。”

[102] 关于契诃夫和柯罗连科在下诺夫哥罗德会晤一事，没有留下什么资料。

[103] 柯罗连科探望契诃夫是在1887年9月底或10月初，当时契诃夫的剧本《伊万诺夫》即将完成（此剧于1887年10月5日写完）。

[104] 《俄国通讯》，1863年起由莫斯科大学的自由派教授和地方自治的活动家们在莫斯科出版的报纸，它反映了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1905年起成为右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刊物。

[105] 《生活》，俄国的一种文学和政治月刊。1897年至1901年在彼得堡出版。1899年起为“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机关刊物。该刊曾登载过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某些文章和高尔基、绥拉菲莫维奇、魏列萨耶夫等人的作品。1901年被勒令停刊，1902年在国外出版。

[106] 《俄国思想》，1880年起在莫斯科出版的自由派文学月刊。1905年革命后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刊物。

[107] 短篇《命名日》登载在《北方导报》1888年第十一卷上。

[108] 短篇《亮光》发表在《命名日》之前，登载在《北方导报》1888年第六卷上。

[109] 《在昏暗中》于1887年8月在彼得堡出版。

[110] 《阴郁的人们》于1890年4月在彼得堡出版。

[111] 《第六病室》登载在《俄国思想》1892年第十一卷上。

[112] 《神的世界》，具有自由派倾向的文学和科普月刊，1892年至1906年在彼得堡出版，后被沙皇政府查封。

[113] 这次会晤是在1887年12月2日，在彼得堡。

[114] 迦尔洵是自杀的，死于1888年3月24日。

[115] 柯罗连科于1884年12月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回来。

[116] 契诃夫和柯罗连科经过共同讨论以后，向科学院写了一封信，声明他们一起放弃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以表示对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一事的抗议。

[117] 指由列·尼·托尔斯泰作序，莫斯科“媒介”出版社于1902年出版的德国作家威廉·波伦茨（1861—1903）的长篇小说《农民》的俄译本。

[118] 列宾曾为契诃夫的中篇《农民》的法文版作过封面画。

[119] 巴扎罗夫，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120] 请参阅契诃夫1884年6月27日给尼·亚·列依金的信。

[121] 列宾的上述速写大概作于1895年2月，在彼得堡文学协会。

[122] 拉扎烈夫格鲁津斯基和契诃夫的初次会见是在1886年12月31日。

[123] 这些作品都发表在1886年的《新时报》上。

[124] 雅可夫·阿利克谢耶维奇·柯尔涅耶夫，医生，1886年至1890年契诃夫一家在莫斯科萨多伏库德林斯克大街上所住的房子的房主。

[125] 见1883年2月20日给亚历山大·契诃夫的信。

[126] 见1883年4月17—18日给亚历山大·契诃夫的信。

[127] 苏哈列夫卡是莫斯科苏哈列夫广场（现名集体农庄广场）上的市场。——译者注

[128]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米纳耶夫（1835—1889），俄国诗人和翻译家。——译者注

[129] 阿尔丰斯·都德（1840—1897），法国浪漫主义作家。——译者注

[130] 见《艺术家的妻子（译自……葡萄牙文）》，载1882年《闹钟文选》。

[131] 勃雷哈特（1839—1902），美国小说家。——译者注

[132] 维克多·维克多罗维奇·比里宾（1859—1908），幽默作家和小品文作者，笔名有伊·格莱克、季奥根等。从八十年代起到1906年任《花絮》杂志社秘书。

[133] 这个短篇发表于1886年。

[134]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叶若夫（1862—1942），《新时报》的小品文作者。

[135] 契诃夫从1885年至1888年在《彼得堡报》发表作品。

[136] 后来契诃夫对苏沃林的看法有很大改变。——亚·谢·拉扎烈夫格鲁津斯基注

[137] 罗曼·罗曼诺维奇·戈利克，印刷厂主和出版商，和列依金同为《花絮》杂志的发行人。

[138] 指契诃夫的《故事集》一书，出版于1888年，圣彼得堡。

[139] 短篇小说《卡希旦卡》的原名，发表在1887年12月25日的《新时代》上。1892年出单行本。

[140] 应该是ксчастью。

[141] 即列依金。——译者注

[142] 维克多·彼得罗维奇·布列宁（1841—1926），《新时报》的评论家和小品文作者。

[143] 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格拉多夫索科洛夫（1846—1890），柯尔什剧院，后来是亚历山德拉剧院的演员。契诃夫的《伊万诺夫》在柯尔什剧院上演时，他饰剧中人科瑟赫。

[144] 契诃夫为了把他的独幕剧《论烟草的危害》收入他的全集，于1902年作了改写。他在1902年10月1日致阿·费·马尔克斯（大出版商）的信中说：“我交给您的作品中间，有一个通俗喜剧《论烟草的危害》，——这就是我请您从全集中抽掉而且永远不要印行的那些作品之一。现在我写了一个全新的剧本，剧名与原剧相同，但只保留原剧中人物的姓名，现在我把它寄给您，请收入全集第七卷。”

[145] 指俄国女作家叶莲娜·米哈伊洛夫娜·沙芙罗娃（1871—1937）。

[146] 指契诃夫1891年6月20日给沙芙罗娃的信。

[147] 1903年10月起，契诃夫在名义上是《俄国思想》小说栏的编辑。

[148] 亚·谢·拉扎烈夫格鲁津斯基与契诃夫会面以后，于1887年3月29日写信给尼·米·叶若夫说：“契诃夫是个文体和譬喻的大师。例如，他十分正确地说，写作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需要工作，再工作，你不能（也就是说，最好不这样做）把黑的直接说成黑的，白的直接说成白的。他说：如果您在描写月夜的时候，写‘月亮从天空照下来，月光从天空中柔和地倾泻下来’等等，那就不好。不好，真不好！如果您说，‘物体投下了黑色而清楚的影子’或者诸如此类的话，那就要好一百倍。您如果想描写穷苦的姑娘，您不要写，‘一个穷苦的姑娘在街上走’等等，而要暗示，她的雨衣已经破旧、褪色，——这画面就动人了。要写那件褪色的雨衣，不要说，‘她身上穿着褪色的雨衣’，而要尽可能用其他办法表明这一点。”

[149] 这封信是1890年3月13日写的。

[150] 见契诃夫1890年3月22日给伊·列·谢格洛夫的信。

[152]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斯卡比契夫斯基（1838—1910），自由民粹派的文学评论家和政论家。

[153] 此处指符·加·柯罗连科关于契诃夫的回忆。

[154] 指伊萨克·伊里奇·列维坦。

[155] 费多尔·奥西波维奇·舍赫捷尔（1859—1926），建筑师，院士，契诃夫的朋友。

[156] 《蠢货》写于1888年2月。

[157] 可能指在《旁观者》杂志上发表作品的亚·卡·杰坚霍夫，笔名为“亚历山大·莫洛托夫”。

[158] 拉扎烈夫格鲁津斯基曾在《契诃夫未完成的小说和戏剧》一文中比较详细地写到契诃夫的这个未实现的意图。（见《动力》文集，彼得堡，1914年，第三卷）

[159] 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库烈平（1847—1891），莫斯科报刊的编辑和撰稿人。

[160] 卡齐米尔·斯坦尼斯拉沃维奇·巴兰采维奇（1851—1927），作家。

[161] 参阅卡·斯·巴兰采维奇：《和安·巴·契诃夫一起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市场通报》，1905年7月2日）。

[162] 这个短篇发表在《彼得堡报》1887年8月24日。

[163] 在俄语中，“шляпа”泛指帽子，“шляпка”一般指女帽。——译者注

[164] 此处指1888年1月1日发表在《新时报》上的短篇《童话》，在全集中，这个短篇的标题改为《匿名者的故事》。

[165] 《北方杂志》，1888年至1914年在彼得堡出版的文艺周刊。

[166] 法国著名剧作家莫里哀（l622—1673）的剧作《达尔杜弗》中的主人公，是个伪君子。——译者注

[167] 德国作曲家梅耶贝尔（1791—1864）创作的歌剧。

[168] 这个短篇发表在《俄国思想》1894年第12期上。

[169] 维克托里安·萨尔都（1831—1908），法国剧作家，他的剧本所写的大多是远离现实的传奇故事。

[170] 法语：整个莫斯科，整个莫斯科！——译者注

[171] 该书出版于1916年，莫斯科。

[172] 廖多尔·伊万诺维奇·巴尔明（1841—1891），俄罗斯诗人，起初是讽刺杂志《火星》，后来是《花絮》杂志的撰稿人。

[173] 贝朗瑞（1780—1857），法国歌谣诗人。——译者注

[174]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戈尔布诺夫（1831—1895），演员，描写小市民和农民日常生活的作者。

[175] 指由艺术剧院的演员们口述、列·安·苏列尔日茨基笔录的关于契诃夫的回忆录（见《野蔷薇》文集，第二十三卷，彼得堡，1914年）。列昂波利德·安东诺维奇·苏列尔日茨基（1872—1916），文学家和艺术家。1905年起任莫斯科艺术剧院导演和戏剧教师。

[176] 契诃夫在送我的《在昏暗中》这本集子里写道：“赠给战友（不是用火器斗争的战友，——这必须向上级说明）。”——亚·谢·拉扎烈夫格鲁津斯基注

[177] 谢苗·亚科夫列维奇·纳德松（1862—1887），诗人。

[178] 谢格洛夫的名字是“伊万”，相当于法国人名“让”；“安托万”是法国人的名字，相当于俄国人名“安东”。

[179] 安·巴·契诃夫发表在1886年《新时报》上的最初几个短篇是：《安灵祭》（2月15日）、《巫婆》（3月8日）、《阿加菲雅》（3月15日）、《噩梦》（3月19日）。

[180] 指普希金的诗剧《莫扎特与萨列里》中的主人公。

[181] 指契诃夫的短篇《黑修士》中的主人公克里莫夫幻觉中的“黑修士”。

[182] 参见契诃夫的短篇《罗德希尔德》。

[183] 普希金的剧作《鲍里斯·戈都诺夫》中的人物。——译者注

[184] 见安·巴·契诃夫1888年11月2日致伊·列·谢格洛夫的信。

[185]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谢尔盖延科（1854—1930），小说家和评论家，契诃夫在塔甘罗格中学时的同学。

[186] 约冈·彼得·爱克尔曼（1792—1854），德国作家，歌德的秘书。在歌德晚年，爱克尔曼把自己和歌德的谈话以及歌德的思想记录下来，写成《歌德谈话录》一书。

[187] 费奥多尔·阿达莫维奇·柯尔什（1852—1921），莫斯科柯尔什剧院的创建者。

[188] 指法国作家爱德蒙·龚古尔（1822—1896）和于勒·龚古尔（1830—1870）兄弟俩合写作品。

[189] “艾尔米塔什”是莫斯科的夏季花园和剧院名，里面设有餐厅。——译者注

[190] 夏尔·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诗人，他的创作对后来欧美资产阶级颓废文学的影响很大。

[191] 指1896年10月17日《海鸥》在亚历山德拉剧院首次上演失败。

[192] “白菜会”，演员用语，指冬季演出期结束时的晚会。——译者注

[193] 见契诃夫1889年2月18日致伊·列·谢格洛夫的信。

[194] 见契诃夫1888年12月20日致伊·列·谢格洛夫的信。

[195] 见契诃夫1888年11月11日致伊·列·谢格洛夫的信。

[196] 米哈伊洛夫剧院，即彼得堡皇家剧院，创建于1833年。在米哈伊洛夫剧院演出的主要是巡回表演的外国剧团。在九十年代，米哈伊洛夫剧院是亚历山德拉剧院的分院。

[197] 娜普塔勒·阿尔诺，当时在米哈伊洛夫剧院上演的法国剧团的女演员。

[198] 迪厄多内，当时在米哈伊洛夫剧院上演的法国男演员。

[199] 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雷勃钦斯卡娅，1883年至1889年在柯尔什剧院演出的女演员。她曾扮演过契诃夫的剧本《伊万诺夫》中的萨莎和《蠢货》中的波波娃。

[200]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索洛甫佐夫（1856—1902），柯尔什剧院的演员，后来是基辅剧院的经理。他在契诃夫为他写的通俗喜剧《蠢货》中演得很成功。

[201] 瓦西里耶夫是新闻记者和戏剧评论家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弗列罗夫（1841—1901）的笔名。

[202] “蠢货”一词的俄语原文是“медвeдь”，这词的另一解释是“熊”，此处语意双关。——译者注

[203] 阿列克桑德拉·亚科夫列夫娜·格拉玛梅谢尔斯卡娅（1856—1942），柯尔什剧院的女演员，曾在契诃夫的剧本《伊万诺夫》中扮演萨莎，在《蠢货》中扮演波波娃。

[204] 见契诃夫1888年11月2日致伊·列·谢格洛夫的信。

[205] 见契诃夫1888年9月15日致阿·尼·普列谢耶夫的信。

[206] 厄内斯特·勒南（1823—1892），法国历史学家。

[207] 法语：我越思考，就越相信：哲学的实质是良好的心境。——译者注

[208] 玛莉娅·格芙丽洛夫娜·萨维娜（1854—1915），亚历山德拉剧院的女演员。她曾在契诃夫的剧本《伊万诺夫》中饰萨莎，在《海鸥》中饰阿尔卡金娜。

[209] “金”是法国作家大仲马（1802—1870）的剧本《金，或天才与放荡》中的主人公。

[210] 见契诃夫1889年1月15日致阿·尼·普列谢耶夫的信。

[211] 弗拉基米尔·尼科拉耶维奇·达维多夫（戈列洛夫）（1849—1923），演员。曾在柯尔什剧院，后来在亚历山德拉剧院演出。俄罗斯联邦的人民演员。上述两剧院首次演出《伊万诺夫》时，剧中伊万诺夫一角均由他担任。

[212] 康斯坦丁·阿列克桑德罗维奇·瓦尔拉莫夫（1848—1915），亚历山德拉剧院演员。在契诃夫的剧本《伊万诺夫》中饰列别杰夫，在《海鸥》中饰沙姆拉叶夫。

[213] 《伊万诺夫》在亚历山德拉剧院首次演出是在1889年1月31日。

[214] 见契诃夫1889年2月18日致伊·列·谢格洛夫的信。

[215] 指彼得堡。——译者注

[216] 见契诃夫1896年9月23日致伊·列·谢格洛夫的信。

[217] 维拉·费多罗夫娜·康米萨尔热芙斯卡娅（1864—1910），女演员。从1896年至1904年在亚历山德拉剧院演出，1904年在彼得堡创建了自己的剧院。

[218] 尼古拉·费多罗维奇·萨宗诺夫（1843—1902），亚历山德拉剧院的演员。在契诃夫的《伊万诺夫》中饰利沃夫，在《海鸥》中饰特里戈林。

[219] 安德柳沙·别卢金是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别卢金的婚事》中的人物。

[220] “托加”，古罗马的长外衣，以一块布从左肩搭过，缠在身上。——译者注

[221] 指1836年4月19日《钦差大臣》在亚历山德拉剧院首次公演时受到批评家的强烈攻击。

[222] “鲍尔万诺夫”（Болванов）这个名词是从“鲍尔万”（Болван）一词演变来的，在俄语中，“Болван”的意思是蠢货、糊涂虫。——译者注

[223] 见契诃夫1892年10月24日给伊·列·谢格洛夫的信。

[224] 列夫·托尔斯泰是在1897年3月28日到医院去探望契诃夫的。

[225] “Padre”是我在献给诗人普列谢耶夫的文学特写中给他取的外号。——伊·谢格洛夫注（“Padre”是意大利语，意为：父亲。）

[226] 见契诃夫1895年10月5日致伊·列·谢格洛夫的信。

[227] 拉丁语：用大拇指向下指（古罗马观众要求把被斗败的角斗士打死的表示，意即“打死他”）。

[228] 短篇《吻》于1887年12月15日在《新时报》上发表。

[229] 《田地文学附刊》于1891年开始出版，是《田地》杂志的附刊，每月出一期。

[230] 见亚·谢·普希金1836年5月18日致普希金娜的信。

[231] 苏沃林剧院，即文学艺术小组（小组负责人是苏沃林）剧院，或小剧院，1895年创建于彼得堡，1901年起停办。

[232] 亚·伊·兹维亚金是在1889年7月，契诃夫在雅尔塔期间和契诃夫认识的。

[233] 指维克托·安德列耶维奇·法乌谢克，动物学教授。

[234] 《儿童读物》，自由派办的供中龄和大龄儿童阅读的图画月刊，1869年至1906年在彼得堡出版。

[235] 维克托·谢尔格耶维奇·米罗柳鲍夫（1860—1939），1897年前是大剧院的歌唱演员，1898年后是《人人杂志》的主编和发行人。

[236] 契诃夫从1894年的3月6日至4月3日下榻于雅尔塔的“俄罗斯”旅馆。

[237] 此书出版于1894年，圣彼得堡。

[238] 契诃夫在距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沿线洛帕斯尼站十俄里的梅利霍沃村有个庄园，从1892年起，他住在那儿。

[239] 1890年，契诃夫为了要了解苦役犯和流放犯的生活，到萨哈林岛去作了一次旅行。回来以后，他写了《萨哈林岛》一书，此书在出版单行本以前曾发表于《俄国思想》杂志，1893年第10至12期；1894年第2、3、5、6、7期。

[240] 这里指契诃夫的短篇《跳来跳去的女人》（发表于《北方杂志》1892年第1、2期），其中所写的人物，从表面上来看，好像与契诃夫的熟人库夫申尼科夫一家有些相似。契诃夫在1892年4月29日给莉·阿·阿维洛娃的信中写道：“请您想想吧，我的熟人，一位四十二岁的太太，认为我的《跳来跳去的女人》（载《北方杂志》第1、2期）中那个二十岁的女主人公就是她，于是整个莫斯科都指责我犯有诬蔑罪。主要的罪证是表面上的相似：这位太太喜欢绘画，她的丈夫是个医生，她和一位画家私通。”

[241] 契诃夫在这里所指的大概是演员亚·巴·连斯基一家。伊·尼·波塔片科在关于契诃夫的回忆录中写道：“和亚·巴·连斯基一家的友谊中断了，这有点荒谬。契诃夫写了《跳来跳去的女人》……连斯基怀疑安东·巴甫洛维奇在这篇特写中所写的就是他们共同熟悉的一位太太。他们决裂的原因就在于此。”（《市场通报》，1914年第14231号，晚刊）

[242] 指列·叶·奥鲍连斯基在《俄国财富》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契诃夫的文章（1886年第12期）——《纵横谈。述评（年轻的天才：契诃夫君和柯罗连科君。把两者作一比较）》。契诃夫读了这篇文章后，于1887年1月14日写信给玛·符·基塞廖娃说：“在载有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的第十二期《俄国财富》上发表了一篇奥鲍连斯基的题为《契诃夫和柯罗连科》的文章（两印张）。文章的作者对我大加赞赏，说我比柯罗连科更具有艺术家的气质……也许他在胡说，但我毕竟感到自己作出了一点成绩：独有我，没有在大型杂志上发表过作品，只是给报纸写些无聊的小东西，却能获得那些迟钝的评论家的注意——这还没有过先例……”

[243] 《人人杂志》，从1896年起在彼得堡出版的月刊。

[244] 莉·阿·阿维洛娃的姐姐是娜杰日达·阿列克谢耶夫娜·胡杰科娃。她的丈夫谢·尼·胡杰科夫是《彼得堡报》的主编兼发行人，安·巴·契诃夫曾在1885年至1888年间在该报发表作品。

[245] 契诃夫的短篇《哀伤》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246] 福罗拉是罗马神话中的女花神。——译者注

[247] 娜佳是娜杰日达的爱称。——译者注

[248] 即廖沃什卡。

[249] 维克多·阿列克桑德罗维奇·戈利采夫（1850—1906），评论家和报刊撰稿人，《俄国思想》的编辑。

[250] 这次庆祝《彼得堡报》创办二十五周年的活动是于1892年1月1日在谢·尼·胡杰科夫的住宅里进行的。

[251] 指尼·亚·列依金。

[252] 见契诃夫1892年3月19日致莉·阿·阿维洛娃的信。

[253] 娜佳（娜杰日达）的丈夫谢尔盖的爱称。——译者注

[254] 莉季娅的爱称。——译者注

[255] 亦称“狂欢节”，一般在基督教大斋节前三天举行。因教会规定“封斋”期间禁止肉食和娱乐，人们乘封斋期末开始前举行各种欢宴。——译者注

[256] 据基督教传说，耶稣于复活节前第三天被钉于十字架而死。教会规定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五守此节。——译者注

[257] 列依金的妻子。——译者注

[258] 列依金的名字和父名。——译者注

[259] 米哈伊尔·尼洛维奇·阿利鲍夫（1851—1911），小说家，1891年起任《北方导报》编揖。

[260] 列依金娜此处指的是米·尼·阿利鲍夫的短篇小说《鱼的呻吟》中的一个情节。此短篇发表于1885年《花絮》杂志第27至31期。

[261] 旧俄议会。——译者注

[262] 胡杰科夫的名字和父名。——译者注

[263] 当时，阿·谢·苏沃林住在埃尔捷列夫胡同。1895年2月契诃夫逗留在彼得堡期间，曾住在苏沃林家。

[264] 见契诃夫1892年2月21日致莉·阿·阿维洛娃的信。

[265] 《祖国之子》，1862至1900年在彼得堡出版的政治和文学日报。

[266]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克里文科（1847—1907），自由民粹派的政论家，九十年代时是《祖国之子》报的编委。

[267] 第二天（大概是1895年2月14日），契诃夫寄给莉·阿·阿维洛娃一本书和另一封在她的这篇回忆录中没有提到的信：敬爱的莉季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您说我在您那儿无聊得要命，这话不对。我并不觉得无聊，而是有点沮丧，因为从您脸上的表情来看，您对客人们感到厌烦。我想在您那儿吃中饭，可是昨天晚上您没有再次邀请我，我把这又归结为：您讨厌客人。我今天没有看到布列宁，大概见不到他了，因为我想明天就回到自己乡下去。现寄上小书一本，并向您致以最衷心的祝愿。写长篇小说吧。真诚地忠于您的安·契诃夫阿维洛娃这篇回忆录中所引的契诃夫的信是在以后写的。

[268] 马尔科尼·弗朗切斯科（1855—1926），意大利歌剧演员，男高音歌唱家。——译者注

[269] 巴蒂斯蒂尼·马蒂亚（1857—1928），意大利歌剧演员。——译者注

[270] 这句话引自契诃夫的短篇《邻居》。——译者注

[271] “长篇小说”，俄语是“Роман”，此词还可作“恋爱关系”、“恋爱事件”解。——译者注

[272] 《海鸥》于1896年10月17日在亚历山德拉剧院首次演出。

[273] 叶罗尼姆·叶罗尼莫维奇·亚辛斯基（1850—1930），小说家和报刊撰稿人。

[274] 根据1897年5月初维·费·康米萨尔热芙斯卡娅给契诃夫的信和1897年5月20日契诃夫的回信来看，契诃夫把阿维洛娃送给他的小饰物交给康米萨尔热芙斯卡娅作为《海鸥》演出之用。

[275] 莉·阿·阿维洛娃的短篇小说集《幸运儿及其他》出版于1896年，圣彼得堡。1896年1月12日，她给契诃夫寄去一本上述短篇集。

[276] 第十节的回忆并不确切。1896年10月至1897年7月23日，契诃夫不在彼得堡。

[277] 拉丁语：简短的经历。——译者注

[278] 指中篇《农民》的校样，后来登载在《俄国思想》第四期上。

[279] 列·托尔斯泰曾于1897年3月28日到医院去探望契诃夫。

[280] 见契诃夫1897年10月6日致莉·阿·阿维洛娃的信。

[281] 契诃夫这封信的结尾是在1897年11月3日写的。

[282] 沙俄时代俄罗斯人对乌克兰人的蔑称。——译者注

[283] 见契诃夫1897年11月3日的信。

[284] 契诃夫从国外回来以后，于1898年7月10日给阿维洛娃写过一封信（下面正文中所引的信是稍后写的——译者注），信中写道：“您只想看到三个词，而我却想写二十个。“我没有去斯科平斯克县，而且未必会去。我在家里写东西，因而抽不出空来，同时，还有许多客人，使我不能脱身。“我的健康情况还可以。我大概不会出国了，因为我没有钱，而且也无法弄到钱。“现在谈谈您吧。您在干什么？写什么？我常常听到别人说您许多好话，可是我很难过，因为我在一封给您的信中批评了您的短篇（《在折断的地方》），而这种不必要的严厉有点伤您的心。我和您是老朋友了；至少我希望如此。我希望您对我有时候写的话不要过分认真。我不是个很认真的人；您知道，我甚至差点儿在‘作家协会’落选（您自己就投我黑球）。如果有时候我信中的语气显得严厉或冷淡，这是由于我不大认真、不善于写信的缘故；我请求您宽大为怀，请相信，您信中最后一句话——‘如果您觉得很好，您就会对我仁慈一点’——这句话说得过重，未免有失公道。最后，我希望您能寄给我一些您的作品——校样或者单单原稿。我总是非常高兴读您的短篇小说。盼您寄来……”

[285] 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瑟京（1851—1934），图书出版者和书商，《俄国言语报》的发行人。

[286] 法语：周围的环境。——译者注

[287] 见契诃夫1898年7月23或27日的信。

[288] 在1898年八月号的《俄国思想》上载有契诃夫的短篇《醋栗》和《关于爱情》。

[289] 引自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关于爱情》。——译者注

[290] 见契诃夫1898年8月30日的信。

[291] 彼得·瓦西里耶维奇·贝科夫（1843—1930），评论家和图书目录专家，《世界插图》杂志的编辑。

[292] 蒙特卡洛，欧洲摩纳哥公国的城市，临地中海岸，是世界著名的大赌场。——译者注

[293] 见契诃夫1899年2月18日的信。

[294] 指当时《彼得堡报》的主笔兼发行人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胡杰科夫。——译者注

[295] 见契诃夫1899年3月23日的信。

[296] 见契诃夫1899年4月6日的信。

[297] 见契诃夫1899年4月27日的信。

[298] 同上。

[299] 指契诃夫的妹妹玛丽娅·巴甫洛夫娜·契诃娃。——译者注

[300] 见契诃夫1904年2月7日的信。

[301] 见契诃夫1904年2月14日的信。

[302] 1904年6月，契诃夫因肺炎病情恶化，前往德国的温泉疗养地黑森林的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逝世。——译者注

[303] 法语：地方自治委员万岁！对农民的体罚万岁！——译者注

[304] 德·瓦·格里戈罗维奇（1822—1900），俄国作家。——译者注

[305] 纪念德·瓦·格里戈罗维奇文学活动五十周年庆祝会是《莫斯科思想》杂志编辑部于1894年举行的。

[306] 摘自1892年3月9日给伊·列·谢格洛夫的信。

[307] “肺结核”俄文为“чахотка”，与契诃夫（чахов）这个姓发音相近，因此契诃夫开玩笑地说起这个词儿。——译者注

[308] 摘自1893年10月29日给亚·巴·契诃夫的信。

[309] 摘自1893年11月25日给阿·谢·苏沃林的信。

[310] 摘自1893年11月25日给阿·谢·苏沃林的信。

[311] 原文为法语。——译者注

[312] 摘自1903年2月26日绐伊·尼·波塔片科的信。

[313] 见契诃夫1894年8月15日给阿·谢·苏沃林和1894年9月6日给纳·米·林特瓦列娃的信。

[314] 指1905年革命所引起的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废除，以及因此而出现的出版事业的大规模发展。

[315] 即阿·费·马尔克斯。关于马尔克斯和契诃夫签订契约的条件可参阅捷列绍夫写的回忆录。

[316] 指《儿童读物》杂志的编辑兼出版人德·伊·季霍米罗夫。

[317] 摘自1895年12月29日的信。

[318] 摘自1894年3月27日给莉·斯·米济诺娃的信。

[319] 即彼·阿·谢尔盖延科。

[320] 原文为拉丁语。——译者注

[321] 俄罗斯的古名。——译者注

[322] 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庆祝母校建校周年的传统节日，日期为1月12日。

[323] 第一次“小说家聚餐会”于1893年1月12日在彼得堡“小雅罗斯拉夫人”饭店举行。参加的有契诃夫、格里戈罗维奇、马明-西比里亚克、巴兰采维奇等十八位作家。

[324] 马明西比里亚克（1852—1912），俄国作家。作品中主要描写资本主义在乌拉尔的发展以及人民的贫苦生活。——译者注

[325] 保罗·布尔热（1852—1935），法国作家。——译者注

[326] 指1896年10月17日《海鸥》在亚历山德拉剧院首次上演失败。

[327] 剧团借演员生日等机会举行的演出，以增加该演员收入。——译者注

[328] 1896年9月23日给伊·列·谢格洛夫的信。

[329] 指莉·斯·米济诺娃（参见本书玛·巴·契诃娃的回忆录）。

[330] 一种握住拳头，将拇指从食指与中指之间伸出来的手势，表示嘲弄和轻蔑。——译者注

[331] 摘自1896年10月22日给阿·谢·苏沃林的信。

[332] 夏里亚宾（1873—1938），俄国男低音歌唱家，歌剧演员。——译者注

[333] 一种游戏。——译者注

[334] 1894年10月15日给塔·利·谢普金娜库帕尔尼克的便条。

[335] 库马宁出版过附有作者相片和花饰的小册子（《演员》杂志社出版）。1894年他出版了《杂采》这样一本集子，其中收有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美人》和塔·利·谢普金娜库帕尔尼克的《莎弗》。特鲁诺夫就是为这个集子给作者照相的。

[336] 这是一枚题着“孤独的人觉得全世界是沙漠”的印章。一位回忆录的作者说他曾问过契诃夫，这枚印章是从哪儿来的，契诃夫回答：“这是我父亲的印章。”祖父看见了父亲这枚印章，便说：“应该让巴威尔结婚了”，于是就给他办了婚事。

[337] 契诃夫是在1892年3月购置梅利霍沃的庄园并迁往那里的。

[338] 指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狼》（1886）的一处描写：“沐浴在月光下的堤上没有一点阴影；堤的中央有一个破瓶的瓶颈，像星星似的发光。”

[339] 摘自1892年4月6日给阿·谢·苏沃林的信。

[340] 摘自1894年11月28日给塔·利·谢普金娜库帕尔尼克的信。

[341] 摘自1895年7月23日给玛丽娅·巴甫洛夫娜的信。

[342] 摘自1895年8月11日给塔·利·谢普金娜库帕尔尼克的信。

[343] 摘自1898年6月22日给塔·利·谢普金娜库帕尔尼克的信。

[344] 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契诃夫于1899年10月12日在医院动手术后去世，安东·巴甫洛维奇当时在雅尔塔。

[345] 即舒气发音，例如乌克兰语把Г读成Н的音。——译者注

[346] 摘自1892年4月29日给莉·阿·阿维洛娃的信。

[347] 摘自1898年3月28日给玛·巴·契诃娃的信。

[348] 摘自1898年4月1日给玛·巴·契诃娃的信。

[349] 摘自1890年12月9日给阿·谢·苏沃林的信。

[350] 指1894年法国反动的反犹太军事集团对总参谋部犹太血统的法国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的挑衅性的控告案件。根据伪造的证件，德雷福斯以间谍罪而被控告，判决终生流放鬼岛。1898年法国民主集团达到了重新审理这个案件的目的，但这次对德雷福斯仍判决有罪。直至1906年才宣告他无罪。《新时报》对德雷福斯案件和对捍卫德雷福斯的左拉所持的立场，是契诃夫和苏沃林之间关系转变的原因，契诃夫写信给亚·巴·契诃夫说：“《新时报》在对待左拉上，简直无耻极了。为此我和老头子曾互相通信……双方都沉默了。”（1894年2月23日）“《新时代》造成了极恶劣的印象，读了从巴黎发来的电报，不能不使人感到厌恶，这不是电报，十足是伪造和骗局。”（1899年2月5日）

[351] 在带家具出租的屋子“东方室”里住的不是安东·契诃夫，而是他的哥哥画家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安东·契诃夫常常到他那里去。

[352] 见1892年8月16日给阿·谢·苏沃林的信。

[353] 摘自1892年8月16日给阿·谢·苏沃林的信。

[354] 摘自1892年8月16日给阿·谢·苏沃林的信。

[355] 见1899年8月19日给阿·谢·苏沃休的信。

[356] 见1890年3月9日给阿·谢·苏沃林的信。

[357] 契诃夫的《萨哈林岛》一书是由《俄国思想》于1895年出版的。

[358] 契诃夫于1892年1月14日到下诺夫哥罗德省去看自己的朋友——地方自治局长官叶戈洛夫，目的是为了赈济灾民。

[359] 摘自1896年11月20日给巴·费·约尔丹诺夫的信。

[360] 原文为法语。——译者注

[361] 一种毛短腿歪的矮脚狗。——译者注

[362] 摘自1894年12月24日给塔·利·谢普金娜库帕尔尼克的信。

[363] 摘自1894年11月28日给塔·利·谢普金娜库帕尔尼克的信。

[364] 摘自安·巴·契诃夫的笔记。

[365] 契诃夫于1895年11月写成《海鸥》。

[366] 《茶花女》是小仲马的五幕剧；《生活的迷茫》是马尔凯维奇的五幕剧。

[367] 指1896年10月17日在亚历山德拉剧院为喜剧演员列芙克耶娃举行的第一场纪念演出，上演的剧本为《海鸥》。

[368] 《海鸥》第一次在艺术剧院上演是1898年12月17日。

[369] 即瓦·阿·埃贝尔列。

[370] 据玛·巴·契诃娃说，米济诺娃和波塔片科的断绝关系以及孩子的夭折，都发生在1894年，在《海鸥》写成之前。

[371] 摘自1892年4月29日给莉·阿·阿维洛娃的信。

[372] 摘自1894年12月24日给塔·利·谢普金娜库帕尔尼克的信。

[373] 梅利霍沃的庄园是1899年8月出售的。

[374] 摘自1898年10月14日给玛·巴·契诃娃的信。

[375] 摘自1898年12月26日给塔·利·谢普金娜库帕尔尼克的信。

[376] 见1898年9月28日给塔·利·谢普金娜库帕尔尼克的信。《浪漫主义者》是谢普金娜库帕尔尼克翻译的罗斯丹的诗剧。

[377] 1898年10月1日给塔·利·谢普金娜库帕尔尼克的信。

[378] 契诃夫于1894年9月在阿巴齐亚。

[379] 叶尔莫洛娃（1853—1928），俄国女演员，以演悲剧著称。——译者注

[380] 格林卡（1804—1857），俄国作曲家。——译者注

[381] 摘自1895年3月23日给阿·谢·苏沃林的信。

[382] 指伊·尼·波塔片科和他的妻子。

[383] 安·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和尼·索洛维耶夫的三幕喜剧。

[384] 阿·康·托尔斯泰的五幕悲剧《沙皇费多尔·伊万诺维奇》。

[385] 莫斯科艺术剧院最初创办时的名称。——译者注

[386] 摘自1899年2月8日给弗·伊·聂米罗维奇丹钦科的信。

[387] 戏剧委员会是在1899年4月8日正式讨论《万尼亚舅舅》的。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大概事先获悉委员会的成员读过剧本后的意见。委员会的成员有尼·伊·斯托罗任科教授、亚·尼·韦谢洛夫斯基教授和伊·伊·伊万诺夫。委员会认为，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值得上演”，只是“需要修改后第二次送委员会审批”。在会议记录上记载的所谓“缺点”有：到第三幕为止，万尼亚舅舅和阿斯特罗夫是同一类型的失恋者；阿斯特罗夫对叶列娜·安德列耶夫娜在谈话中激起的恋情一无准备；沃伊尼茨基对教授态度的转变令人不解，他以前是敬重教授的；沃伊尼茨基拿着手枪追赶谢列勃里雅科夫，对这种行为却毫无责任，使人百思不得其解；叶列娜·安德列耶夫娜的性格需要作“详细的说明”；她的形象“引不起观众的兴趣”；“剧本太冗长，需要精简”等等。

[388] 契诃夫于1899年3月29日给玛·巴·契诃娃的复信中写道，为《万尼亚舅舅》的事，他“既不写信，也不打电报”给委员会。

[389] 指《万尼亚舅舅》中的人物捷列金，因为他脸上有麻子，所以玛丽娅给他取了这个绰号。——译者注

[390] 在《万尼亚舅舅》一剧中，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阿列克谢耶夫）扮演阿斯特罗夫；奥·列·克尼碧尔扮演叶列娜·安德列耶夫娜；玛·巴·莉莉娜扮演索尼娅；阿尔乔姆扮演捷列金。

[391] 阿·阿·萨宁舍别尔格在给契诃夫的信中谈到托尔斯泰于1900年1月24日观看《万尼亚舅舅》的情况和他对这个剧本的意见：“托尔斯泰不喜欢我热爱的《万尼亚舅舅》，尽管他非常尊敬您这位作家。哪里有戏！？这位天才作家大声叫道，‘戏在哪里？’‘剧本一直在原地踏步！……’接着托尔斯泰说，阿斯特罗夫和万尼亚舅舅都是人类的垃圾，是游手好闲之徒，他们抛弃工作，跑到农村，把农村当作可以得救的地方……在这个话题上他谈得很多……”

[392]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契诃夫认识大约是在1888年11月3日的莫斯科艺术文学协会开幕式上。

[393] 这次相遇大约在1895年。

[394] 契诃夫的独幕剧《蠢货》曾于1895年4月在艺术文学协会上演出。

[395] 这次会见是1897年2月16日在《俄国思想》编辑部，那天晚上在这里讨论建筑师费·奥·舍赫捷尔为“人民宫”大厦所作的设计，该大厦是由慈善界人士筹建的。

[396] 参阅1898年12月8日契诃夫给艺术剧院演员们的答谢电，后者在第一次演出《海鸥》后曾致电祝贺（二十卷，第318页）。

[397] 弗·伊·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在1898年4月25日给契诃夫的信中，劝说他准予上演《海鸥》，信中写道：“我决心在《伊万诺夫》和《海鸥》里显示出生活和人类灵魂的在我看来是惊人的形象。后者特别吸引我，我也准备尽一切力量，保证体现在剧本每个人物中的这些潜在的悲剧通过巧妙的、不随俗的、极其认真的演出，也一定会吸引观众。也许，演出的戏不会赢得热烈的掌声，但是，那种打破陈规，给舞台带来清新空气和才能的真正演出，就是艺术的胜利——我一定保证做到。等待着您的允诺。”契诃夫没有答应，推托说，他“不想也无力忍受戏剧带来的激动不安，这使他感到万分痛苦”（见弗·伊·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往事回忆》）。在弗·伊·聂米罗维奇丹钦科提出第二次请求之后，才答应上演。他于1898年5月20日写给契诃夫的信中说：“假使你不答应，那么你就害了我，因为《海鸥》是吸引我这个导演的惟一的现代剧本，而你是给我们拥有标准剧目的剧院提供很大利益的惟一的现代作家。”

[398] 1898年夏天，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去哈尔科夫省休养，在那里写了《海鸥》的舞台设计和演出的导演计划，并将一部分寄到《海鸥》正在那里排练的普希金诺。

[399] 《沙皇费多尔·伊万诺维奇》是阿·康·托尔斯泰的五幕悲剧。1898年10月14日莫斯科艺术剧院开幕时首先上演该剧。

[400] 豪普特曼（1862—1946），德国剧作家。《汉乃蕾》是剧名《汉乃蕾升天记》的简称。——译者注

[401] 艺术剧院是在1898年12月17日首次上演《海鸥》的。

[402] 这天晚上，弗·伊·聂米罗维奇丹钦科致电契诃夫：“《海鸥》演出刚结束。很成功。第一幕就吸引观众，以后几幕接连获得成功。多次谢幕。”

[403] 这里可能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手稿中的笔误：不是几年，而是几月。

[404] 契诃夫的剧本《万尼亚舅舅》于1899年3月1日由莫斯科小剧院接受上演。

[405] 指会议记录中的一项，上面写道：“对教授的才能感到绝望，对他的无礼感到愤怒，不能作为对他开枪射击的充分理由，观众甚至可以怀疑，万尼亚舅舅的行为和醉酒有关，作者不知何故经常以此表现万尼亚舅舅和阿斯特罗夫。”

[406] 为契诃夫所作的非公开演出是在1899年5月1日。契诃夫不满意尼娜·扎列钦娜娅和特里戈林这两个角色的扮演者（同年5月9日给高尔基的信）。过了几天，5月15日契诃夫在给巴·费·约尔丹诺夫的信中谈到了自己对这次演出的总的印象：“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为我演出了我的《海鸥》。演得很了不起。”

[407] 《海鸥》在艺术剧院再度上演是在1905年。

[408] 指玛·柳·罗克萨诺娃扮演的尼娜·扎列钦娜娅。

[409] 1900年4月10日艺术剧院到克里米亚去，在塞瓦斯托波尔和雅尔塔演出四个戏：契诃夫的《海鸥》和《万尼亚舅舅》，豪普特曼的《孤独者》和易卜生的《海达·加布勒》。

[410]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1900年9月14日在艺术剧院首次演出。

[411] 易卜生的剧本。1900年10月24日在艺术剧院首次演出。

[412] 易卜生的剧本。1900年10月28日在艺术剧院首次演出。

[413] 契诃夫于1900年10月24日来到莫斯科，一直住到12月11日，他几乎参加了当时正在进行的《三姐妹》的全部排练。

[414] 参阅安·巴·契诃夫给玛·巴·莉莉娜（阿列克谢耶娃）1903年9月15日的信。——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注

[415] 参阅安·巴·契诃夫给玛·巴·莉莉娜（阿列克谢耶娃）1903年9月15日的信。——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注

[416] 指维·阿·彼得罗夫上校。

[417] 剧本《三姐妹》中的人物。——译者注

[418] 契诃夫于1900年12月11日到尼斯去，他从那里写信来要求修改《三姐妹》第三、四两幕。在从国外给克尼碧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维什涅夫斯基的信中，曾提到对剧本的个别意见。

[419] 《三姐妹》首次上演是在1901年1月31日。

[420] 契诃夫待在莫斯科的时间是1901年9月17日至10月24日。

[421] 易卜生的剧本。1901年9月19日在艺术剧院首次上演。

[422] 维什涅夫斯基这时住在桑杜诺夫斯基澡堂的房子里，每天都洗澡。安东·巴甫洛维奇说这句玩笑话由来于此。——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注

[423] 豪普特曼的剧本。第一次上演是在1901年10月27日。

[424] 即尼·阿·巴拉诺夫。

[425] 《小市民》于1902年3月26日在彼得堡首次演出。

[426] 这种马车是供伊韦尔教堂专门向各家载送伊韦尔圣母像，以供祈祷。

[427] 莫斯科的夏季公园剧场，有各种户外娱乐表演。

[428] 即亚·列·维什涅夫斯基。

[429] 旧时土耳其和埃及的高级军政长官的称号。——译者注

[430]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认为：叶比霍多夫这一形象，是基于对管事人叶戈尔的观察而创造的，他是个极不灵活和倒霉的人，部分来自在“阿克瓦里乌姆”看了杂技演出的印象。契诃夫很爱看这种表演。在表演中，这个杂技演员滑稽突梯地扮演一个不走运的人物，连声说“二十二个不幸”。

[431] 莫斯科艺术剧院传统的同事间举行的一种游艺会，会上演出幽默的节目。第一次“白菜会”是1903年12月31日为迎接元旦而举行的。

[432] 1914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回忆起特罗菲莫夫的原型时写道：“他是一个女仆的儿子，在庄园的账房间里做事。安东·巴甫洛维奇劝他放弃这项工作，准备参加中学毕业考试，升入大学，说他将来一定会成为教授。这个青年真的听从了契诃夫的劝告，开始学习，通过中学毕业考试，升入大学。可能将来有一天会成为教授的。顺便提一下，这个青年的一些特点，他那不灵活的动作，他那头发脱落的乡绅似的阴沉外貌，后来都被契诃夫写进彼佳·特罗菲莫夫的形象中了。”

[433] 契诃夫是在1903年12月5日抵达莫斯科的。

[434] 《樱桃园》首次演出后，契诃夫修改了第二幕。略去这一幕的开头——安尼雅和特罗菲莫夫有关去雅罗斯拉夫的谈话，删去了这一幕的结尾——夏洛达和费尔斯的谈话；这一幕的开头添加了夏洛达谈自己童年的一段；在开头的一场插入了叶比霍多夫的“残酷的罗曼史”；在叶比霍多夫短暂的哑场时，增加了后台的吉他伴奏。从1904年2月中旬起开始演出这个剧的修改本。

[435] 1904年是契诃夫开始文学活动的二十五周年。

[436] 演出的是梅特林克的短剧：《盲人》、《不速之客》和《室内》。1904年10月2日在艺术剧院首次上演。

[437] 原文为德语。——译者注

[438] 与出版人马尔克斯商定出版契诃夫文集一事是在1899年1月26日。详细情况参阅本书捷列绍夫的回忆录。

[439] 1888年10月，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集《黄昏》（1887年出版）荣获科学院设置的普希金奖的半数五百卢布。

[440] 这篇小说发表于1887年。

[441] 《伊万诺夫》首次上演是1887年11月19日。

[442] 剧本《伊万诺夫》刊载在《北方导报》1889年第3期上（此前曾发表在1887年12月拉索欣印刷所的石刻本“莫斯科戏剧丛书”上）。

[443] 通俗喜剧《蠢货》和《求婚》于1888年在《伊万诺夫》之后写成，但《蠢货》比《伊万诺夫》发表得早，1888年8月30日发表在《新时报》上。《求婚》于1889年5月3日刊载于《新时报》上。

[444] 指篇幅较大的月刊。——译者注

[445] 《林妖》于1889年12月27日在阿勃拉莫娃剧院首次上演。

[446] 契诃夫在给斯·普佳吉列夫的信中（1901年12月20日）说，剧本《万尼亚舅舅》在1890年就已写成，到1897年契诃夫出版自己的戏剧集时才发表。

[447] 1898年12月3日契诃夫在给高尔基的信中写道：“《万尼亚舅舅》很早就已写好；我从未看到它上演。最近几年，它时常在外省的舞台演出，这可能是由于我出版了自己的戏剧集的缘故。”

[448] 俄国剧作家和作曲家协会是1874年由奥斯特洛夫斯基和鲁比尔施泰因创办的。

[449] 1889年4月10日契诃夫被选进协会的委员会。

[450] 《欧那尼》和《吕意布拉兹》都是雨果的剧本。

[451] 原文为意大利语。——译者注

[452] 《海鸥》是在1895年秋天写成的。

[453] 一种游戏。——译者注

[454] 指中篇小说《邻居》。

[455] 弗·伊·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大约弄错了。我们仅知道1889年连斯基写给契诃夫的信是关于剧本《林妖》的，他写道：“安东·巴甫洛维奇，我把您的剧本寄上。我只说一句话：写中篇小说吧。您对舞台和戏剧的程式太轻视了……”（1892年年初以后，契诃夫和连斯基之间没有通过信。）

[456] 1903年11月2日的信。

[457] 1898年9月9日。

[458] 《海鸥》初期排练时，特里戈林这一角色由演员阿达舍夫（普拉托诺夫）扮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开始本来担任多尔恩这个角色，但他根本没有参加初期排练，因为这时他正在哈尔科夫省为《海鸥》写舞台设计，还没有回到莫斯科。契诃夫对阿达舍夫的演技表示不满，要求将特里戈林这个角色转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担任。1898年12月17日《海鸥》首次演出时，沙姆拉耶夫的角色是由阿尔乔姆扮演的。

[459] 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艺术剧院于1899年1月12日上演。

[460] 契诃夫参加《海鸥》排练总共才两次。第二次为9月11日。这次排练已按照契诃夫的意见加以修改。阿·谢·苏沃林和女演员杰斯托姆勃以及演员奥尔列涅夫都参加了9月11日这次的排练。

[461] 契诃夫是在1901年9月参加《三姐妹》的排练的。他于1901年9月24日给列·瓦·斯列金的信中写道：“《三姐妹》排练得好极了，非常成功，比我写的剧本好得多。我略略导演了一下，对某个演员作了些提示，据说这个戏现在演得比上季度更精彩了。”

[462] 即康·德·巴尔蒙特。

[463] 巴尔蒙特的诗作《天鹅》，刊载在他的诗集《在一望无际中》（莫斯科，1896）。

[464] 这是1899年5月1日为契诃夫举行的《海鸥》非公开演出，地点在“天堂”剧院。

[465] 即维·阿·戈利采夫。

[466] 《樱桃园》第一幕中的情节。

[467] 在瓦·伊·卡恰洛夫的回忆录《和高尔基的会见》中，这一情节叙述得更详细：“他[契诃夫]的最后一个剧本《樱桃园》正在首次演出，高尔基也在观众中间观看。观众长久地、隆重而盛大地向登上舞台的契诃夫祝贺。许多人的祝贺是善意的、令人感动的、恳切的。但还有更大一部分人的祝贺是多余的、浮浅的、庸俗的，几乎是带着戏谑的。而其中许多祝贺都出自契诃夫刚才在剧中嘲笑的‘尊敬的橱柜’。契诃夫尽管疲乏、衰弱，尽管由于盛大的仪式、代表团的数量和绝大部分拙劣的演说而惘然若失，还是一刻也不能强忍笑容……‘让这些观众统统见鬼去，他们把自己的庸俗习气弄得他满身肮脏，他们最后会把他折磨死的，’我在演员休息室里听见高尔基用激愤的声音说。他立刻像[对观众]发泄愤怒似的，对偶然碰见的米罗柳鲍夫（高尔基当时很接近的《人人杂志》的编辑）痛诋起来：‘瞧，靠了您，人们也在散布庸俗的东西：就在最近出版的那期杂志上把这个该死的寻神派沃林[沃尔日斯基]的东西放出了笼……如果他在下一期杂志上再唠叨什么神，您就得去见鬼，整个《人人杂志》也得去见鬼。米罗柳鲍夫用助祭的低音竭力申辩，高尔基攥紧拳头向他冲过去，两个人就消失在后台不知什么地方了。’”（《聚光灯》1928年第13期）

[468] 指在高尔基的《小市民》一剧中扮演尼拉的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谢·尼·苏季比宁。

[469] 契诃夫对卡恰洛夫扮演的图津巴赫给予好评，并且写道，他“演得很精彩”。（1902年11月5日给列·安·苏列尔日茨基的信）

[470] 卡恰洛夫是1901年春天艺术剧院在彼得堡作巡回演出时在《三姐妹》中扮演韦尔希宁的，而在1901年或1902年在戏剧季节里，这个角色的基本演员由他和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轮流担任。

[471] 卡恰洛夫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轮流扮演特里戈林这个角色，而在1901年或1902年的戏剧季节里，卡恰洛夫是惟一的扮演者。

[472] 谢德林作品中的商人类型。

[473] 一译《别仁草地》。

[474] 德·阿·曼斯菲尔德的独幕滑稽剧。

[475] 出自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逃亡者》，第一次发表于1887年9月28日《彼得堡报》，后收入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集《孩子们》（圣彼得堡，1889）。

[476] 文学艺术小组剧院。

[477] 契诃夫积极参加雅尔塔慈善协会协助肺病患者的工作，但并不是协会的主席。

[478]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森林》中的人物。

[479] 叶·米·巴别茨基的独幕剧的一个真实场景。

[480] 易卜生的剧本《幻影》是1904年3月16日在雅尔塔市立剧院演出的。

[481] 谢·普希贝舍夫斯基的剧本。

[482] 1904年3月25日契诃夫给奥·列·克尼碧尔的信中写道：“……今天奥尔列涅夫来，要求我为他写一个三幕剧本，以便五个演员在去国外旅行时演出；我答应了他，但附有条件，即这个剧本除奥尔列涅夫剧团外，其他任何人不能演出。”

[483] 指契诃夫1904年4月11日给弗·米·契诃夫的信，其中写道：“如果你到剧院去，那你去看看奥尔列涅夫，并且对他说，他从库塔伊斯来的信我已经收到了，他的愿望大概我是能实现的。”

[484] 指短篇小说《有将军做客的婚礼》，载于1884年12月5日《花絮》，1889年改编为通俗喜剧《婚礼》。

[485] 1888年2月在诗人伊·阿·别洛乌索夫（1863—1930）处。

[486] 参见本书符·加·柯罗连科的回忆录。

[487] 最初题为《在有学问的人中间》，于1887年12月25日发表在《新时代》上。

[488] 最初发表在《儿童读物》1895年11月号上。

[489] 摘自1900年1月28日给米·奥·梅尼希科夫的信。

[490] 摘自高尔基1901年6月27日的信（《马·高尔基和安·契诃夫》，国家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51）。

[491] 参见本书玛·巴·契诃娃的回忆录。

[492] 摘自弗·伊·聂米罗维奇丹钦科1898年5月12日的信。

[493] 摘自1899年11月24日给弗·伊·聂米罗维奇丹钦科的信和1899年10月4日给奥·列·克尼碧尔的信。

[494] 摘自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我的艺术生活》（莫斯科，1936），第402页。

[495] 库丘克科伊位于克里米亚南部海岸，契诃夫于1898年年底购置了这所小楼房，当时雅尔塔的别墅还在建造中。高尔基曾在《关于妇女》一文中提到1901年他去库丘克科伊访问契诃夫的情况。

[496] 文特是四人玩的纸牌戏。如果只有三人，则其空位由三人中任何一人代理。——译者注

[497] 这是契诃夫虚拟的拉丁文与俄文合璧的病名，意为“装病”或“假病”。——译者注

[498] 这里契诃夫指的是斯卡比切耶夫斯基批评他的《形形色色的故事》一书（圣彼得堡，1886）。

[499]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宝贝儿》中的女主人公奥莲卡。“宝贝儿”是她的绰号。——译者注

[500] 这三个人都是《三姐妹》中的人物。韦尔希宁是中校，炮兵连长，索列内是上尉，图津巴赫是中尉。最后索列内在决斗中杀死了图津巴赫。——译者注

[501] 契诃夫的剧本《伊万诺夫》中的同名男主人公，最后开枪自杀。——译者注

[502] 契诃夫的剧本《海鸥》中的男主人公，最后也开枪自杀。——译者注

[503] 指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契诃夫是1904年在德国巴登维勒去世的。——译者注

[504] 高尔基的这一错误论断是同他就该专题发表的评论和他整个文艺作品的精神相矛盾的。例如，他在《学习苏联工人阶级的榜样》（1931）一文中就批评了俄罗斯人民的不真实的评价。高尔基就这一问题发表的错误论断遭到了批评（参见《马·高尔基全集》第二十六卷，国家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53年）。

[505] 高尔基大约在1901年至1902年间想写这个剧本，但迟至十月革命初期还没有完成。后来高尔基一度打算再写《瓦西卡·布斯拉耶夫》。

[506] 巴勒斯坦、叙利亚和腓尼基一带的古称。——译者注

[507] 参见谢普金娜库帕尔尼克写的回忆录。

[508] 契诃夫第一次肺出血是在1884年（见1884年12月10日他给尼·亚·列依金的信）。

[509] 布宁指的是彼·阿·谢尔盖延科所写回忆契诃夫的文章，该文刊载于《〈田地〉每月附刊》1904年第五册。

[510] 指契诃夫写的幽默小品连载，用笔名“盖伊加第九”刊载于《今世新闻》杂志1883年第2期。

[511] 契诃夫于1887年6月19日将这篇寓言题在萨莎·基塞廖娃的纪念册上。

[512] 《当代英雄》中的一章。——译者注

[513] 列夫·托尔斯泰是在和阿·津格尔谈话时称契诃夫为“无与伦比的艺术家”的，这次谈话刊载在1904年7月15日《罗斯》报上。

[514] 1901年3月14日给布宁的信。

[515] 小说《在海上》编入《北方之花》丛刊时曾修改过，并改名为《在夜里》。

[516] 所引的给布宁的信是契诃夫于1904年1月8日写的。

[517] 引号里的话引自《俄国通讯》驻柏林记者约洛斯给该报主编索鲍列夫斯基的私人信。这封在1940年7月4日发自巴登维勒的信（记述契诃夫逝世前数日和逝世时的情形），曾在《俄国通讯》1904年7月9日第189期上摘要发表。

[518] 引自勒孔德·德·里尔的诗《致死去的诗人》。

[519] 引自波斯诗人萨迪的《蔷薇园》第八章《论对人的艺术》。

[520] 契诃夫的札记片断刊载在1914年第一集《话》中。

[521] 均为契诃夫的剧本《樱桃园》中的话。

[522] 《万尼亚舅舅》一剧结尾的话。

[523] 指柯罗连科评论1908年出版的《北方文艺》第五册的文章，该文刊载于马尔克斯出版社1914年出版的《柯罗连科全集》第九卷。

[524] 指柯罗连科的题为《论1903年“知识”出版社的文集》的评论文章。该文第五章刊载于《俄罗斯财富》1904年第8期，后收入马尔克斯出版社1914年出版的《柯罗连科全集》第五卷。

[525] 这里契诃夫可能是指诗人康·德·巴尔蒙特和伊·伊·奥列乌斯。

[526] 即巴·阿·卡尔法。

[527] 列夫·托尔斯泰的秘书古谢夫援引托尔斯泰于1908年1月29日与斯塔霍维奇谈话时对文学界的颓废派的批评：“……这种新艺术，这种像巴尔蒙特的诗那样的新诗歌，——只是一种愚蠢到过分滑稽的现象。我对它们一点不了解。”（古谢夫：《和列夫·托尔斯泰相处的两年》，“中间人”出版社，莫斯科，1912）

[528] 契诃夫对布宁的戏称。

[529] 契诃夫指的是《俄罗斯一百个文学家》（圣彼得堡，1903）一书（从十八世纪起一百个作家的小传和照片）。

[530] 引自契诃夫的小说《在庄园里》。

[531] 安德列耶夫和布宁的诗文选集，敖德萨，1903年。

[532] 短篇小说《主教》的结尾。

[533] 这封信下落不明。

[534] 契诃夫的别墅是按照建筑师列·尼·沙波瓦洛夫的设计建造的。契诃夫的妹妹玛·巴·契诃娃也参与了筹划。

[535] 莫斯科艺术剧院于1900年4月10日到克里米亚，在塞瓦斯托波尔和雅尔塔演出了四个话剧：契诃夫的《海鸥》和《万尼亚舅舅》，豪普特曼的《孤独者》及易卜生的《海达·加布勒》。

[536] 指奥莉加·罗季奥诺夫娜·瓦西里耶娃，女翻译家，契诃夫的朋友。

[537] 指1902年8月25日致皇家科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学部主席亚·尼·韦谢洛夫斯基的信。

[538] 阿·马·高尔基当选为名誉院士的日期为1902年2月21日，并非契诃夫信中所说的1901年12月。契诃夫从1902年2月27日维·谢·米罗柳鲍夫拍来的电报中得知这一消息，而1902年3月10日的《政府通报》登了如下通告：“皇家科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学部和文学分部联合会议因不明情况而选举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笔名‘马克西姆·高尔基’）为名誉院士，鉴于此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035条已被传讯，兹宣布以上选举无效。”

[539] 引自1902年11月1日致库普林的信。

[540] 意为剥猫皮的人。——译者注

[541] 参见本书尼·德·捷列绍夫的回忆文章。——译者注

[542] 指尼可季姆·巴甫洛维奇·孔达科夫（1844—1925），艺术史家，院士。

[543] 指М.A.沙勃林（1842—1910）。

[544] 指伊·伊·帕尔明（1841—1891）。

[545] 这个初入文坛的作家就是库普林自己。他的妻子约尔丹斯卡娅库普林娜在回忆录中写道，库普林曾告诉她：“……每天上午九点钟之前我就到契诃夫的别墅去写小说《在马戏团里》。那时我经济十分拮据。去雅尔塔前我曾向《敖德萨新闻》投寄了几个短篇小说。稿费迟迟不来，我身无分文，因此特别不好意思在契诃夫家吃饭。可是安东·巴甫洛维奇一眼看透了我的心思，当我说女房东等我回去吃饭时，他毫不犹豫地打断我的话说：‘没关系，让她等去。现在吃饭去，别多费口舌了。我年轻力壮的时候，一次可以不费劲地吃下两顿午饭，我相信您吃下三顿也没问题。’“契诃夫很喜欢短篇小说《在马戏团里》，他以医生身份指点库普林特别注意那个马戏演员患病（心肌肥大症）的某些症状，并在描述中予以突出，使病症一目了然。他津津有味地给库普林上了一堂有关心脏病的课。“‘我认识到，’库普林说，‘契诃夫如果不成为大文豪，那也一定会是个良医。’”（见《星火》杂志1948年第38期）

[546] 库普林指的是契诃夫给他的两封信。

[547] 引自契诃夫1902年11月1日给库普林的信。

[548] 同上。

[549] 克里米亚的古称。——译者注

[550] 引自契诃夫1902年1月22日给库普林的信。

[551] 1903年2月7日致库普林的信。同日，契诃夫也写了内容大致相同的信给捷列绍夫。

[552] 契诃夫在1890年到过萨哈林。

[553] 契诃夫的札记里写着：“彩排。妻子：‘《丑角》里的那段是怎么唱的？口哨吹吹看，米沙。’‘戏台上不可以吹口哨，戏台是神殿。’”（第十二卷，第259页，第五条笔记）

[554] 摘自契诃夫1902年11月1日给库普林的信。

[555] 见契诃夫1904年5月间写的信件。

[556] 德语：“我要死了！”

[557] 契诃夫与苏沃林的密切关系在1898年就断绝了。

[558] 普列威（1846—1904），沙皇政府的内务大臣兼宪兵司令。——译者注

[559] 意大利奇安提山区所产的一种无泡沫、无甜味的红葡萄酒。——译者注

[560] 《新娘》发表于《人人杂志》1903年第12期。

[561] 契诃夫曾两次修改短篇小说《新娘》的校样，一次在1903年三至四月，一次在同年六月。这两份写满作者修改字样的校样保存于苏联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普希金纪念馆）。高尔基和魏列萨耶夫所读的大概是第二份校样，其中有些段落后来被作者删去，从这些段落可以看出作者原先的构思是让小说的女主人公去参加革命工作。

[562] 引自1903年6月5日的信。

[563] 契诃夫的剧本《三姐妹》中的三位姐妹都有这句台词。——译者注

[564] 契诃夫当时在雅尔塔慈善团体担任地段监督员，负责救济贫困的肺结核病人。

[565] 布尔热（1852—1935），法国小说家，文艺评论家。曾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译者注

[566] 1890年第3期的《俄国思想》杂志书评栏（第147页）中说：“还在昨天，甚至无原则的作家，如亚辛斯基和契诃夫先生之流……”契诃夫为此于1890年4月10日写信给《俄国思想》编辑拉夫罗夫说：“无原则的作家就是无赖，而我从来不是那样的人……您的指责纯属诽谤。”

[567] 系俄国西北部的一个州，此处比喻幅员广大。——译者注

[569] 中央国家文学档案库的契诃夫手稿资料中保存着由他签名的两本募捐簿，捐款系用于资助来雅尔塔治病的结核病患者。

[570] 此处指1887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遇刺，三月一日列宁的哥哥及其他一些民意党人被捕一事。——译者注

[571] 摘自1903年6月5日的信。

[572] 休金是本文作者的姓，在俄语中意为狗鱼。——译者注

[573] 休金这篇小说的题目为《伊万·伊万诺维奇的蠢事》，笔名是“沃斯克列先斯基”，由契诃夫于1900年1月寄往《星期》周刊编辑部。

[574] 即高尔基《关于安·巴·契诃夫的新小说〈在峡谷中〉》一文，刊载于《下诺夫哥罗德报》，1900年1月30日。

[575] 契诃夫住在伊洛瓦伊斯卡娅的别墅里的时间为1898年。

[576] 引号里的词是推测的，因为刊印时遗漏了。

[577] 复活节前的星期四。——译者注

[578] 复活节前的星期日。——译者注

[579] 不妨回想一下小说的结尾：“过了一个月，教会任命了一位新的助理教务主教，对彼得主教已经没有人记得了。后来大家都把他完全忘掉了。”这一点观察得十分透彻，实在令人惊叹。——作者注

[580] 位于克里米亚南岸，离雅尔塔不远。

[581] 指雅尔塔。——译者注

[582] 赫梅列夫当时是莫斯科省管理局的主席。事情是关于莫斯科地方自治局参与为作战部队的病人建设疗养院的事。——作者注

[583] 约指尼布甲尼撒二世（约前630前—前562），新巴比伦王国国王。著名的军事征服家，曾两度亲征犹太王国，建立新巴比伦的繁盛时代。——译者注

[584] 《安·巴·契诃夫与医学》，载《俄国通讯》第91期，1906年4月5日。——作者注

[585] 引自契诃夫1899年10月11日致格·伊·罗索利莫的信。

[586] 引自契诃夫1903年9月13日给米·亚·奇列诺夫的信。

[587] 伊·伊·梅契尼科夫（1845—1916），俄国生物学家，吞噬细胞和噬菌现象的发现者，获1908年诺贝尔医学奖。——译者注

[588] 参见本书符·加·柯罗连科的回忆文章。

[589] 参见本书塔·利·谢普金娜库帕尔尼克的回忆文章。

[590] 引自1898年1月23日致巴秋什科夫的信。

[591] 指黑帮分子1903年在基希涅夫市组织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592] 萨·季·莫罗佐夫（1862—1905），出身于俄国纺织业资本家莫罗佐夫家族。学过化学，是高尔基的朋友，艺术剧院的财东，同情并且帮助革命者。——译者注

[593] 英国作家狄更斯的作品《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594] 引自高尔基1933年3月28日给亚·尼·吉洪诺夫的信（见《高尔基与契诃夫》，国家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51）。

[595] 引自契诃夫1902年6月25日给弗·伊·聂米罗维奇丹钦科的信。

[596] 为B.B.罗扎诺夫的笔名。

[597] 暗指B.Я.勃留索夫的独行诗：“啊，把你的细皮白肉的大腿遮起来吧。”此诗被收入他的早年诗作集《Juvenalia》（青年时代的诗作，1892—1894）。

[598] 契诃夫《樱桃园》中的人物菲尔斯在剧终时的台词中用了这几个字。

[599] 一种短毛歪腿的矮狗。——译者注

[600] 系美国洛克菲勒财团的创始人J.D.洛克菲勒（1839—1937），契诃夫把他同莫罗佐夫相提并论。——译者注

[601] 阿·尼·阿普赫京（1840—1893），俄国诗人。——译者注

[602] 此处指尼·谢·列斯科夫的短篇小说《死心眼》。

[603] 此为亚·谢列勃罗夫回忆萨瓦·莫罗佐夫的文章《一种社会怪现象》中的一段，该文收入他的文集《时代与人物》（莫斯科，1949）。

[604] 亚历山德拉剧院演员从1902年6月1日到22日在莫斯科进行巡回演出。

[605] 即托尔斯泰。

[606] 1903年契诃夫写成剧本《樱桃园》。1904年1月17日在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次演出。

[607]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集《在昏暗中》，1887年在圣彼得堡出版。

[608]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集《阴郁的人们》，1890年在圣彼得堡出版。

[609] 契诃夫的剧作《伊万诺夫》，1888年在莫斯科首次由拉索欣印刷所以石版印行。

[610] 关于1904年4月13日的这场演出，契诃夫于同年4月15日写信给奥·列·克尼碧尔说：“前天在本地剧场（没有侧幕，也没有化妆室）按照艺术剧院的布景设计上演了《樱桃园》，演员乌七八糟，挂头牌的女演员叫达里亚洛娃（仿效女演员达里亚尔的姓）。今天有剧评，明天有剧评，后天也有；人家纷纷打电话来，朋友们唉声叹气，而我算是有病在身，在此养病的，只好希望能躲起来。要是把这种滑稽的情节提供给阿姆菲捷阿特罗夫（1862—1938，俄国作家、新闻记者。擅写讽刺作品）才好呢！不管说起来多么可笑，我还是不能不承认，外省演员的作为简直像无赖一样。”

[611] 斯沃鲍金在亚历山德拉剧院于1889年上演的《伊万诺夫》一剧中饰沙别利斯基伯爵。

[612] 康米萨尔热芙斯卡娅在亚历山德拉剧院于1896年上演的《海鸥》一剧中饰尼娜·扎列钦娜娅。

[613] 达维多夫在柯尔什剧院于1887年上演的《伊万诺夫》及亚历山德拉剧院于1889年上演的同剧中饰主角伊万诺夫。

[614] 契诃夫不止一次地指出，《樱桃园》是喜剧，但是艺术剧院把它演成了正剧。他在1904年4月10日致奥·列·克尼碧尔的信中说：“为什么在海报上和报纸的广告中这样固执地把我的这个剧本称作正剧？聂米罗维奇和阿利克谢耶夫在我的剧本中所看到的根本不是我所写的……”

[615] 斯基塔列茨的短篇小说《八度音》发表于《生活》杂志。

[616] 梅特林克（1862—1949），比利时法语剧作家、诗人。——译者注

[617] 契诃夫于1904年5月1日动身赴莫斯科。

[618] 尼·格·加林米哈伊洛夫斯基为了克里米亚南岸铁路的建设，于1903年进行实地踏勘。

[619] 此处指1904年1月17日《樱桃园》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首次演出，在这次首演式上庆祝了契诃夫从事文学活动二十五周年。

[620] 流传至今的契诃夫最早发表的作品为《致有学问的邻居的信》，载《蜻蜓》杂志1880年第10期，署名为“……夫”。

[621] 此处指1904年春天爆发的对日战争。

[622] 契诃夫自1891年起作札记，1903年他在札记本中用钢笔把到当时为止尚未被他在已发表的作品中采用过的札记重新描一遍。

[623] 加林于1904年3月去远东。

[624] 契诃夫曾在以下信件中谈到自己要到现役部队去的意图：“如果六月底和七月我身体好的话，我要去打仗……”（1904年3月12日致奥·列·克尼碧尔的信）；“如果我身体好，我将在七月或八月去远东，不是去当记者，而是去当医生。我觉得，医生能比记者看到更多的东西”（1904年4月13日致亚·瓦·阿姆菲捷阿特罗夫的信）；“在七月或八月，如果健康状况允许，我将以医生身份到远东去”（1904年4月13日致拉扎列夫斯基的信）。

[625] 此三人为：安·巴·契诃夫，瓦·伊·泽姆布拉托夫，Д.Т.萨韦利耶夫。

[626] 莫斯科大学学生曾于1881年3月10日、12日、27日及31日举行集会。

[627] 关于“马卡尔”，见本书前面契诃夫弟弟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的回忆文章。

[628] 文中所述的几次会面，除最初的重逢和1903至1904年的最后几次会面外，日期均有误。

[629] 在涅格林内胡同加涅茨卡娅家里的聚会只可能在1902年。

[630] 契诃夫寓居在斯皮里多诺夫卡胡同博伊佐夫家房子的时间是在1901年。

[631] 此为1884届校友纪念册。由罗索利莫倡议编辑并出版，以纪念毕业十五周年。纪念册印有校友的照片，有的还附有小传（见《纪念册》第十五卷：《1884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的医生（1884—1899）》，莫斯科1900年版）。1884届医学系校友举行聚餐时，契诃夫并未出席，出席的校友们发了电报向他问候。

[632] 在罗索利莫家中的这次会见大概是在1899年。契诃夫在1900年1月2日致高尔基的信中谈及福赫特朗读斯列普佐夫小说一事。

[633] 即罗索利莫的妻子。

[634] 《平野何漠漠！》，列宾一幅画的标题。

[635] 希腊西海岸外爱奥尼亚群岛中的一个岛屿。——译者注

[636] 《黑修士》是契诃夫创作的中篇小说。

[637] 即В.К.达尼洛夫。

[638] 即И.Г.维特。

[639] 《外科手术》中的库里亚京医士的原型为兹韦尼哥罗德县立医院的医士巴尔明采夫。

[640] 这里所说的女作家系O.Ф.日哈列娃，是罗索利莫的一个病人。根据罗索利莫的请求，契诃夫于1902年9月底写信给文学基金会，为她申请医疗补助。

[641] 指死亡，俄语为阴性词。——译者注

[642] 今为基洛夫州。——译者注

[643] 十八世纪意大利戏剧家哥尔多尼的喜剧。

[644] 普希金诺为莫斯科附近的避暑胜地，位于雅罗斯拉夫铁路（今北方线）上。艺术文学协会理事Н.Н.阿尔希波夫（即后来的导演阿尔巴托夫）把他在那里的一座房子提供给艺术剧院作为进行剧院成立典礼的准备工作之用。

[645] 《夏洛克》（即《威尼斯商人》）系莎士比亚创作的戏剧。

[646] 《汉奈蕾》系格·豪普特曼创作的戏剧。

[647] 指《海鸥》第一次在彼得堡公演的失败。

[648] 事情发生在1898年10月12日，其时契诃夫在雅尔塔。

[649] 事情发生在1899年8月。

[650] 见Н.Д.捷列绍夫的回忆文章。

[651] 在雅尔塔郊外阿乌特卡买地是1898年的事。

[652] 医生们允许契诃夫在莫斯科度过1903至1904年之间的冬天。

[653] 引自1900年9月27日致奥·列·克尼碧尔的信。

[654] 索福克勒斯创作的悲剧《安提戈涅》于1899年1月12日在艺术剧院首次上演。

[655] 即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656] 契诃夫于1898年曾去看过《沙皇费多尔·伊万诺维奇》的一次排演。

[657] 契诃夫于1899年4月13日来到莫斯科，在那里一直住到五月上旬。

[658] 剧本《海鸥》中的人物。——译者注

[659] 剧本《海鸥》中尼娜·扎列钦娜娅的一句台词。

[660] 契诃夫给奥·列·克尼碧尔的第一封信是1899年6月16日从梅利霍沃发出的。

[661] 西纳尼的名字和父称。——译者注

[662] 1900年4月10日艺术剧院到克里米亚去，在塞瓦斯托波尔和雅尔塔演出四个戏：契诃夫的 《海鸥》和《万尼亚舅舅》，豪普特曼的《孤独者》和易卜生的《海达·加布勒》。

[663] 高尔基自1900年三月中旬至五月底在雅尔塔。

[664] 引号内均是剧本《三姐妹》中的人物屠森巴赫的台词。——译者注

[665] 系亚·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作。1900年9月24日首次上演于艺术剧院。

[666] 契诃夫与克尼碧尔到下诺夫哥罗德访问高尔基是在1901年5月26日。

[667] 今伏尔加格勒。——译者注

[668] 引自1895年3月23日致苏沃林的信。

[669] 寒冷荒凉的西伯利亚在沙皇统治时期为流放犯人的地方，故契诃夫有此比喻。——译者注

[670] 1904年是契诃夫开始文学活动的二十五周年。

[671] 见契诃夫1899年9月3日致奥·列·克尼碧尔的信。

[672] 德国疗养胜地，契诃夫在此治病，后来亦在此去世。

[673] 替契诃夫治病的施韦勒尔医生。

[674] 德语：“我要死了！”——作者注

目录

版权信息

黑格尔式的蜇伤——《被禁锢的头脑》中文版导读

德文版序

英文版序一

英文版序二

前言

第一章 “穆尔提丙”药丸

第二章 看西方

第三章 凯特曼——伪装

第四章 阿尔法，道德家

第五章 贝塔，不幸的情人

第六章 伽玛，历史的奴隶

第七章 戴尔塔，行吟诗人

第八章 秩序的敌人——人

第九章 波罗的海三国

米沃什年表

版权信息

被禁锢的头

作　　者：（波兰）切斯瓦夫·米沃

译　　者：乌 兰　易 丽

出 品 人：刘广汉

策　　划：魏　东

责任编辑：魏　东

装帧设计：赵　瑾

黑格尔式的蜇伤——《被禁锢的头脑》中文版导读

一

在某种意义上，米沃什的这本《被禁锢的头脑》，比乔治·奥威尔 [1] 的《一九八四》更加伟大和富有意义。奥威尔的那本是预言幻想小说，重在描写人们在巨大的外部压力及恐惧之下，如何思想变形，完成了从属和归顺的过程。身在英国的奥威尔，并没有亲身经历极权主义，没有看见它是如何从一个社会内部成长出来。实际上任何被称为“怪胎”的东西，都不可能仅仅是外来的，“被植入”的，而是有其自身深刻的历史、文化及人性的根源。米沃什写在1951年的这本，重心放在了当时人们如何从自身的处境、困厄及个人野心出发，自觉并入强势力量，最终变成了压力的一部分。书中所见所闻，为作者本人亲身经历。

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2004），波兰诗人。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时，他在美国伯克利大学斯拉夫语系教书，在波兰故乡他的作品不能出版，不能在课堂上被提起，只能以地下的方式加以流传。曾经有人运用气球，将这本《被禁锢的头脑》从美国降落在他母语的土地和山峦上。他被隔离的原因在于开始写作这本书的早些时候，他从波兰驻法国使馆文化参赞的位置上出走。

巴黎很少有人理解和接受他。时值冷战初期，巴黎的知识分子如萨特、波伏娃正陷入与斯大林主义的调情，这书被视为“美帝国主义的宣传品”。巴黎的波兰侨民不相信“新信仰”的建立不是出于恐惧和投机，而是由于有人真心相信了某些“真理”，指责他在为共产主义“做宣传”。一位巴黎的心理医生认为，一个人已经在现有体制中拥有体面位置，居然还要流亡他乡，一定是疯了。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给予他支持的人中有两个光辉的名字：法国作家加缪 [2] 和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 [3] ，后者为他这本《被禁锢的头脑》德文版写了序言。

他本人之倔还在于尽管饥寒交迫，但是他不拿自己的故事和身份去赚钱。他是唯一一个不给“自由欧洲”写稿的流亡作家。很多年内他为自己出走的选择感到“罪咎”和“羞耻”，这种感觉伴随了他一生，他认为那除了是一个灾难，而不会是别的。1960年他去了美国，一待三十年，一边教书，一边坚持波兰语写作。“忠实的母语啊/我一直在侍奉你。//每天晚上，我总在你面前摆下你各种颜色的小碗……命运铺开一面红地毯/在一出道德剧的罪人面前”。 [4]

冰冻解除之后，米沃什于90年代初回到波兰，病逝于克拉科夫。他的诗歌与其他散文作品在中国一直有译本出版。80年代末，老诗人绿原译出了米沃什诗选《拆散的笔记簿》，这本诗选成为许多中国诗人的最爱。近些年，《米沃什诗选》、《米沃什词典》、《诗的见证》陆续问世。这本《被禁锢的头脑》，在人们翘首以盼很久之后，终于有中文版面世。

“被禁锢的”一词在波兰文里，有“使信服”、“使信任”以及“被奴役”的意思。如果存在奴役，它也并不仅仅是强迫的，而是有着心甘情愿的意味，这使得这本书拥有了极为丰富的阐述空间。

二

米沃什来自立陶宛一个贵族家庭，他出生的年代，立陶宛属于波兰。他的家族属于说波兰语的上层社会。当时的立陶宛首都维尔诺（Wilno），是一个十分国际化的城市。米沃什有一位堂兄，为立陶宛驻法国外交官员，用法语写诗。米沃什与他的年轻同伴，也有一个先锋诗歌的小圈子，他后来回忆道：那时候一个维尔诺的年轻诗人头脑中所想的问题，与一个法国年轻诗人没有什么分别。在当时国际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青年米沃什为自己的富有家庭感到羞惭。

如此美丽的一个地方，却再三被外来强权占领与蹂躏。米沃什在书里“伽玛，历史的奴隶”一章的开始写道：“最近半个世纪它曾轮流属于不同国家，人们在街道上见过各国的驻军，每改变一次政权，油漆工的工作量就增加很多，因为他们要把政府门前的牌子和名称刷上新的官方语言，城里的居民又得换上新的护照，努力适应新的法律和禁令。维尔诺的统治者依次为俄国人、德国人、立陶宛人、波兰人，而后又为立陶宛人、德国人、俄国人。”

1936年米沃什便出版了诗集，在当地享有文名。他与他的朋友们把自己的诗歌流派叫作“灾变派”，年轻人已经清晰地感到灾祸就在不远处。1939年，德国与苏联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 [5] ，瓜分了波兰，立陶宛归属苏联，红军开进了维尔诺。1940年米沃什从维尔诺逃到华沙，参加了左派的地下抵抗组织。1941年这个地方被德军占领。1944年，苏联军队从德军手中重新夺回和占领了这个地区。两次目睹苏联军队占领，米沃什将某种看似势不可挡的力量称为“压路机”。“它沿途粉碎了一切，还粉碎了每个被压碎的国家居民的希望，使其产生悲观失望的宿命情绪。”

维尔诺的命运是整个波兰国家命运的一个缩写。今天的人们想要在脑海中再现那种场景是很困难的：一方面，是战争结束之后的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另一方面，是前进中的歌声、旗帜。这一回，闯入者最擅长的还在于，将自己描绘成历史进步的代表，有一套完整的学说，以“新信仰”的名义，要求人们服从。即使在黑格尔那里，历史仍然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在演进，处于当事人的视野之外，而新信仰则把客观发展的“历史”替换成了“第一人称”，声称他们这些人正好代表着历史运行的方向。

在这种总体形势下，实际上并无选择。摆在人们面前的，就是如何不要被甩下来，如何适应这种形势，如何与眼前的局面达成妥协。米沃什用“开船前的恐惧”来形容这种精神状态。社会危机和个人身家性命的危机，使得人们忘记了他们自身的精神道德危机，忘记了他们的道德困境和道德上的要求。人们把这个事实轻轻地压下了。耻辱印在他们的脑门上，他们尽力想要忘却。

该书第一个章节的标题为“‘穆尔提丙’药丸”。它来自一位波兰作家维特凯维奇 [6] 发表于1932年的一部长篇小说《永不满足》，其中有各种各样的人们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欧洲热门哲学人物胡塞尔、卡尔纳普的话题均在其内，然而书中的气氛却是诡异不幸的，人们陷入了虚无主义，深感一切都没有意义。市面上开始流行一种药丸，吃了这种药丸人们就会变得安详和幸福。往日争论不休的问题，会变得非常肤浅和无关紧要。米沃什借用小说中“穆尔提丙”药丸这个比喻，来形容新信仰给人们精神上带来的稳定作用。这种药丸之所以生效，在于人们呼吸的空气中有这样四种元素：

一、空虚。在精神上失去依靠。失去对于世界的统一解释和统一图景。这个东西原来可以联结一个社会里的不同人群——农民、马夫、工人和研究形式逻辑的大学生。辩证唯物主义正好提供了一套新的对于世界的完整解释，让孤独的人有了依靠，感到自己再次成为社会的一分子，让觉得自己百无一用的人们，重新对社会有用。

二、荒谬。即无意义感。原有的传统的、温情脉脉的生活被打碎了，人们看到的是一些赤裸裸的生存行为：吃、喝、赚钱、做爱、生孩子，而看不到任何理想前途，感到人生缺乏意义。某种情况就像我们这里曾经命名的“小资产阶级的苦闷”。米沃什强调，那些在传统社会看来的“异己分子”，更容易被吸收进新体制。相反，那些能够脚踏实地生活的人们，却不太容易受到这套东西的蛊惑。

三、必要性。在上下文中，米沃什指的是一种徒劳感。知识分子害怕自己的工作是无效的，他担心自己写下来的东西没有创造力，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和需要，不能与现实的运动保持同步。在种种干扰之下，他“写作冲动的源泉就已浑浊不清了”。那种叫作新信仰的东西，据说既能够反映社会新的变革，还能够指导这种变革。这就好像一下子骑到老虎背上去了。人们愿意为此赌一把。

四、成功。不仅是获得未来人生的成功，正在发出召唤的未来，也需要一个当下的行为，就是成功地克服自己。某个作家需要接受一些“手术”，而他周围已经有人经历过了，他们现在正以同情和鼓励的眼光看着他。跨进一个新的大门对他并非易事。从前习惯了绝望与否定的语调，现在的任务是要换一种肯定的和歌颂的。他突然发现，这是能够做到的。于是，他终于“渡过了转折期”，一条金光大道似乎在他面前无限展开。

表面上人们更多表现为喜气洋洋，像被集体施了催眠术一般，脸上挂着那种沉默诡异的表情，从此不再开口。米沃什的观察力是惊人的。他强调，在波兰作家当中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件比较晚的事情。而在短短不到两年之内，他已经感到不能忍受，意识到了后面即将到来的一劫不复的精神灾难。

对于西方列强的失望，也是东欧知识分子与中国知识分子所分享的共同经验。书中有一章叫作“看西方”，在其中，今天的一名中国知识分子也能够找到许多共鸣。稍微拉远一点看，当时波兰知识分子遭遇到的这些问题，由战争的暴力与破坏一下子摔在人们脚面上的重负，也是一个现代性的遭际。人们从一个自洽的、受庇护的传统社会，被抛入需要个人承受巨大压力的现代社会，许多传统文化并不提供这样的支持。

米沃什设想后来的读者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人们没有就黑格尔式的历史运行观做出一番讨论吗？他的回答是：议题是人家设计的，对方有备而来。“在武装好的理论家和其应战者之间存在着比例失调的现象，就像坦克跟步兵决斗一样。”某种情况与中国一样：一个人即使熟读四书五经，掌握了唐诗宋词这样精美的文化，但是对现代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什么是人与人之间平等合作的关系，也仍然一无所知。

米沃什揭示了某个晦涩的深层心理结构：深层是个人前途及道德危机，人们能够感受到的却又是发自内心的服膺（臣服），他没有把这个过程说成是出于外在压力。面对一场“精巧的辩护”这种批评，米沃什的回应是，他只是诚实地写出了自己看到的东西，将不同声音、不同人们自己的解释和理由写进书里，他提到了巴赫金的多声部叙述，而没有为了仇恨或怨恨，将事情简单化、符号化，更没有迎合一些等待在那里的人们的需要。

三

每本书有其自身命运。随着时间的推移、岁月的淘洗，该书的第三章“凯特曼——伪装”，显得越来越有意义。它不仅适合极权主义的早期，而且对于后期极权主义，同样有着巨大的穿透能力。

米沃什敏锐地指出，来自欧洲东部的人，会发现西部的人们，不管是搬运工还是出租车司机，看上去都表情坦然，轻松而自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没有那种内心的紧张、晦涩和难言。受到“辩证法压力”的人们则充满了矛盾。人们必须演戏。必须戴上面具。在大街上、办公室、会议厅、工厂，甚至在起居室，人们说每一句话都必须考虑后果。战战兢兢的状态并没有培养出人们道德上的敏感，而是相反：人人心知肚明，知道一切不过是逢场作戏。如果不能中断，那么只有愈演愈烈。

米沃什引用了一百年前法国驻波斯外交官的一项发现，它被称为“凯特曼”。按照这位外交官的描述，那个世界的某些人们认为，为了使得信仰免遭世俗世界的伤害，不仅应该对此保持沉默，而且还要公开否认自己的观点，公开羞辱和贬损自己，采用对方的立场和语言，出席一切在他看来荒唐的仪式和表演，争取加入到对方的阵营中去，借以蒙蔽对方，引对手犯错误。

如此，人们在强权面前的潜台词就是：你要什么，我给什么。我正好是你要的那个东西，我是你的逻辑，你的立场。这下你没有什么可说了吧。如果犯错误，那是你的错误，你的不幸和无力，与我无关。你的错误由你来承担，我的错误也由你来承担。因为我就是你。这样一来，事情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本来是被迫撒谎，现在变成了一项主动的策略。他不承认自己是一个被欺骗者，反而认为自己是欺骗对方的人。他不是失败者，而成了得胜者。在这种貌似欺骗中，他获得了某种道德上的优越感。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个人堂而皇之地从任何责任感中逃脱了。

某种情况很像是在王小波的小说里发生的。比如《革命时期的爱情》里的王二，作为在豆腐厂工作的工人，他需要在输送豆浆的低空管道上行走，乃至这成了他的一桩爱好，很难说这仅仅是因为工作需要。革委会主任老鲁不停地要捉拿他，他必须不断逃离。读者或许会产生这样的印象：老鲁想要捉拿他的外在现实，变成了他的内在要求，这样他正好可以捉弄老鲁，以对方的逻辑，戏弄对方。他东躲西藏却又抛头露面，他在空中飞来飞去却又不断落地。

有一次他被老鲁抓住了衣领，但那个领子是白纸画的，轻轻一挣脱就被撕成了两半，他本人就如断了尾巴的壁虎一样逃走了。还有一次他真的被老鲁抓住了，直不楞登地倒在地上看似气绝身亡。老鲁吓得赶紧把他往医院送，送出厂门他就活蹦乱跳了。气得老鲁说，下次王二再没了气，不送医院，直接送火葬场。

在小说里幽默一把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在现实中，重复他人的逻辑和错误，并不意味着找到自己新的起点，而恰恰会掩埋自己原来的立场，歪曲自己的感情。让人性停留在恶作剧的水平，并没有增添任何新的东西进来，富有意义的东西仍然被排除在外。长此以往，策略也会长成人的面具，戴在脸上拿不下来。以一种空洞去对付另一种空洞，一种虚无去对付另一种虚无，一种同样是掩饰来对付原来的掩饰，这当然不需要花什么力气，只要顺势就行。

米沃什抱着一种博物学家的兴趣，列举了各种不同的“凯特曼——伪装”。

民族凯特曼。既然你们说苏联是最伟大的，那么我让你没法找茬的做法就是，每说一句话，都称赞一下俄罗斯的伟大成就，腋下随时夹着一本俄罗斯杂志或书籍，嘴里时时哼着俄罗斯歌曲，在俄罗斯艺术家演出时，报以热烈的掌声。而实际上，我对其只有无比藐视。

革命纯洁性凯特曼。人们全身心地被“圣火”、“英雄”的神话所充斥，又被彻头彻尾的仇恨所灌满。憎恨把人们的人性拉向比较低矮的去处。

美学凯特曼。一个人在家里坐拥广泛收藏的各国作家的经典作品，以及各种现代音乐的唱片，他已经从这种东西中形成了自己的美学品位，但是却随时准备抛弃和牺牲它们，加入正在流行的恶俗趣味中去，并因为自己拥有这些伪装的技巧而感到暗自满意。

职业工作凯特曼。一个学者能够做到严格按照所指引的方向，做符合某个要求的报告。

怀疑论者凯特曼。即犬儒主义凯特曼。

形上学凯特曼。在原有的宗教背景之上，理解新信仰带来的处境，觉得这未必不是一场新的、不可或缺的赎罪炼狱。

伦理凯特曼。人们摇身一变，披上了“新人”的外衣。他们表现出根除了旧社会的恶习，自觉将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工作勤恳，任劳任怨，严格限制自己的私生活，常常表现得欢天喜地，对一切都感到很满意，并要求别人也这样做。米沃什认为，伦理凯特曼，是一种最为强劲的凯特曼，包括能够做到对原先的朋友铁面无私，告发周围的人以得到鼓励。

“凯特曼”遍地，则是伪装遍地，谎言遍地。真相被一层层覆盖了起来，被无数次地折叠在里面，无从打听。结果是人们患了各种精神分裂症，重度和轻度的，长期和短期的。一个人与他自己相分离，与他自己之间隔着一条大河，他弄不清楚在他自己身上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重要的；弄不清什么是该喜欢的，什么是该抛弃的。事情原有的界桩被一再移动，他日益变得含糊含混。

对一些人来说，他们一开始也许并不是故意要撒谎和作恶，他们本性上也许是善良的，但因为拥有某个不谨慎的开头，继而步步迈向谎言的深渊，越走越深，难以自拔。如果说最初还有良知的愧疚，知道自己的良心在什么地方，渐渐地，他变得不辨是非、不分善恶，因为他本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模模糊糊地认为能够蒙混过关就是真相本身。即使他原来是一个普通人，结果他照样也可以挑战社会和他人：打着真与善的旗号，兜售他本人的假和恶，与他的大环境处于互为辉映的“镜像关系”当中。

不难想象，也许有一天人们对这些厌倦了，想要重新开始，却不知道从何开始，源头在哪里。人们离事情的本源久矣。不知羞耻成了新的道德观。

米沃什承认，他本人也玩过被要求的“游戏”，也妥协让步过，因此该书既是与他留在波兰的朋友之间的对话，也是与他自身的对话。这样一种自我反省的立场，正是我们今天特别匮乏的。今天所谓溯本追源，也应该包括通过审视自身的道德状况，找到自身的道德源泉，以自身的道德努力，促进整个社会的道德复原。一个人起码要坚持住自己，不能让自己成为一块仅仅是遭受损失的大陆。

波兰历史学家亚当·米奇尼克 [7] 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想起了诗人米沃什的诗句。1982年米奇尼克写道：“当你独自站立，眼睛遭到催泪瓦斯的刺激，警察在你面前晃动着手枪——在这漆黑的、没有星光的夜晚，多亏了你最爱的诗人，你能够清晰地看到——‘雪崩的形成，有赖于滚落的石子翻个身’（切·米沃什）。于是，你想要成为那块扭转事件方向的石子。”

四

书中还有四个令人信服的人物故事，应该都是有现实原型的，具体而微地展示了米沃什原先的同行、朋友，甚至是一些思想气质十分边缘的人们，如何逐步进入了“历史”的大门。在一个宏大背景之下，米沃什又提供了具体的个案。其中“道德家”阿尔法是最有深度的一个。这个人本身追求完美、纯洁，力求无懈可击，这使得他的选择带上了一层悲剧色彩。

这是一位作家，在战争期间也会以作家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他创办了地下文学刊物，写作有关“受难”、“忠诚”主题的小说，表达了与纳粹决一死战的抵抗战士的精神状态——对于小说中的主人公来说，祖国和荣誉高于一切。然而，还存在着个人信念之外、比个人信念更为强大的力量。那就是“现实”。实际情况是，地下抵抗带来了重大牺牲，同时更多的人在集中营里被枪决。涉及成千上万人的命运时，仅仅个人拥有的“忠诚”概念便显得远远不够。

1944年的华沙起义，将这个问题推至极端。这是由远在伦敦的波兰“地下国家”发动的。其时苏联军队已经到了易北河对岸，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红军的马匹在河边喝水和洗澡。

情形的复杂性在于，波兰人对于俄国人同样忧心忡忡，深知其吞并或瓜分波兰的野心不死。因此，指导起义的流亡政府便期盼能在红军到来之前，有一个已经运转的波兰政府，这样才有可能将主动权掌握在波兰人自己手里。这个思路有其道理，然而现实却不允许。

米沃什将之形容为“一只苍蝇反抗两个巨人的搏斗”，其中一个巨人（俄）比另一个巨人（德）更有耐心，始终按兵不动，等待着苍蝇被一个巨人杀死之后它才出场。结果是，两个月内华沙上空浓烟滚滚，手中武器为手枪、手榴弹、燃烧瓶的人们，完全不能抵挡来自德军的轰炸机、坦克和重炮，二十万人痛苦地死于残酷的巷战，华沙变成一片废墟。幸存者逃进了森林，如果仍然忠诚于他的波兰祖国，而不是屈服于苏联红军，他就会被当作“起义的法西斯”，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死路一条。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忠诚”，便显得无效、愚忠、狂热甚至可笑。

米沃什回忆了他本人与这位道德小说家一道迷失在华沙起义后的废墟瓦砾中的情景，他们“发现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幻想中的月球景观。这里一片沉寂”。一个意想不到的小木板出现了。它吊在一个金属栅栏上，上面用红色的漆写道：“兹比舍克中尉的受难之路”。谁是这位兹比舍克中尉？有谁知道他到底遭受了怎样的折磨？他所携带的是什么样的任务？他是谁的儿子？或许是一个邮政官员的儿子？没有人知道这些了。那块木板上的字，就像是“从一个被毁弃的大地抛向天空的一声呐喊”。一对朋友同样承受了这个来自死亡边缘的孤独声音的巨大冲击。

那些走向新秩序新信仰的人们，便怀着这样无边的绝望。而这也是米沃什本人曾经的思想道路：“他们能做什么？逃到森林里去？上吊？可是他们都想活着，并且乐于接受重建国家的口号，最后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那么米沃什是从什么地方开始走向“歧路”的？他与朋友的分歧出现在何处呢？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通过他的叙述完全可以找到线索。这位被他化名为阿尔法的朋友拥有一种天生的抽象性，对于概念的兴趣远远大于对于具体人们的兴趣，他的小说中具体的人们及其生活背景，常常被概念所扭曲，变成服从概念的需要。此类需要也是建立权威的需要。而对于米沃什来说，具体的、活生生的、有名有姓的人们，比任何抽象的概念（方向）要重要得多。

阿尔法写出了他的新小说，关于纳粹期间的华沙生活。米沃什这样评论道：“当阿尔法在被蹂躏的城市中给我们读他的小说时，当时那可是非常‘热门的话题’，我们却时常有一种奇怪而不自在的感觉。他竟这么快就利用这些题材做文章，而且处理得如此顺畅。成千上万的人在我们身边受尽折磨而死，把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如此迅速地转化为悲惨的戏剧场面，这样做，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不成体统。”这里指的是，对于那些身体还未凉透的人们，要有一种敬畏和距离，而不是马上给他们涂上胭脂。宁愿站在沉默一边，也不要站在喧哗一边。宁愿失语，也不要背叛心中悲哀肃穆的感觉，更不要马上去学会强权者的语言和腔调。

在书中“波罗的海三国”这一章，米沃什发出了一生中少有的尖锐批评。1944年，包括立陶宛在内的波罗的海三国再次被红军占领，莫斯科中央加快了“改造”的步伐，所谓“强化农村阶级斗争”，使得战后拥有散落武器的人们逃进森林，组织武装队伍进行反抗。结果是更多的人被装进闷罐车，送往人烟稀少的地方。“他们身后留下了空无人迹、反复受到掠劫的村庄，风在破碎的窗户与撞开的门上呼啸而过。”这时候西欧人开始享受平缓的和平生活，没有人注意这一切。东方和西方的舆论没有人关注这些。

他尤其提到自己手中拿着的一封信，它来自原先生活在波罗的海的一个家庭，一家三口（母亲与两个女儿），她们于1949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信中以干巴巴的简短语言叙述了她们在集体农庄工作的情形，而信的每一行最后一个字母都很粗，将它们连在一起看，就出现了“永恒的奴隶”的字样。这是被抹杀中一声悲苦的叫喊。米沃什从中想到：“还会有多少人想写信却没写出来？还有多少可能会写这种信的人，因饥饿和过度劳累死于冷酷的北极地区，死时仍然在不断重复着这句令人绝望的话：‘永恒的奴隶’？”

炫耀的强权与被沉埋的人们在诗人身上进行拉锯，就像曾经不同的力量在争夺和分割他的家乡，他的祖国。他自己经历的下面这个故事，同样体现了他面前世界的分裂。1949年夏季的一个夜晚，作为锦衣玉食的外交官，他去参加一个聚会，在“美好的世界”里喝酒、跳舞，直到凌晨四点才回家。夏天的夜晚很凉，他看到了几辆满载着犯人的吉普车。在场的士兵和守卫穿着两层的军大衣，而那些囚犯们身穿夹克，冻得浑身哆嗦。“那时我明白了我是谁的帮凶。”

米沃什决定停下来了，他不能再跟着时代的步伐往前走了。有人将“人”和“历史”对立起来，经过迟疑斗争，米沃什最终选择了“人”：具体的、生活在某处的人们，有着熟悉亲切的面庞的人们。他决定背负来自出生地的无边苦难，承担那些永远沉埋地下的人们的痛苦。他选择站在了失败者一边：“我是站在未来的胜利者还是被战胜者一边，我的将来是赢是输，全都无所谓。我只知道，如果我的朋友将尝到甜美的胜利果实，如果地球经过长达数百年计划经营而得到改造，对能活到那个时候的人来说将是极大的悲哀。”这几句话表明，米沃什同样拥有奥威尔那样的预言能力。这种能力并不神秘，只是一个艺术家出于对人类事务的关心而拥有的穿透性目光。后来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他说得对。

实际上，这个世界在任何情况下都同时显出两副面孔：一方面是华美的和欢快的，另一方面是被掩埋的，是痛苦的喊叫。这是米沃什写在1943年的一首著名的诗《康波·代·菲奥里》 [8] ，其中一边是在美好欢笑中度周末的人们，不远处的另一边便是犹太区着火的房屋和被风吹散的黑色碎片。前者对于后者全然没有感觉。然而，暴力正是在人们的忽视中开始变得流行，悲剧在人们的轻率中一件接着一件发生。

一个晴朗的春夜

在华沙按狂欢的曲调

旋转的木马旁我

想起了康波·代·菲奥里。

兴高采烈的旋律淹没了

犹太区屋墙传来的炮弹齐发声，

双双对对高飞

在无云的天空。

有时从火堆吹来的风

把黑色风筝吹过去，

旋转木马的骑者

抓住了半空的花瓣。

那同一阵热风

还吹开了姑娘们的裙，

人们开怀大笑

在那美丽的华沙的星期天。 [9]

崔卫平

2012年5月15日晨

德文版序

切斯瓦夫·米沃什以“被禁锢的头脑”为标题组成的文集，我认为是一个文件，同时也是一部重要的阐释著作。极权制国家对精神的奴役，在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统治时期，我们德国人是经历过的。从外在方面说，是在当时日常生活的用语、姿态、行动之中；从内在方面说，则是在个人感受到的理念之中。无论内外，皆是如此。这一切又在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尤其是在波兰的种种现象中，以某种方式真实地表现出来——这一切，我们德国人大概要比西方其他民族理解得更深刻，因为我们都经历过事态在今天波兰的变体中显示出来的一切。随着谎言与真实、背叛与反抗的交替而大致上被看到的事实，在这里是以其真实面貌被把握住的。在可能遭到毁灭的持续威胁下，同时，在必须考虑历史必然性的提示下（这种必然性以一种似乎不可抵御的力量强迫人接受它带来的后果），人可能有什么感受——米沃什以惊人的多样性表现出来。我们明显地看到各种各样隐藏的、内在的变化，某一皈依的突然出现，一个人分裂成为两个人，等等。我们看到了巨大的后果，同时还有整个世界的巨大混乱，这种状况对于西方人而言是不可能发生的，故而他们难以理解。

我们感受到了人在完全异样条件下的演变，演变发生在彼此监督、互不信任的生活中，在戴着假面具的无情斗争中，在角色扮演中，在与其认同之中。是新人吗？不是，而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我们都有可能蜕变成的那种人。谎言是什么？如果生存的基本条件包含了谎言之不可避免的话，回答就会呈现为另一种样态。——值得注意的是，本书读者很可能会考虑到自身，对人的生存之安全产生疑虑。

虽然本书完全是切实的经验，但是本书写作不列举具体姓名，所以被列入“逃离者书系”，展现出那些最终和他们的社会制度决裂的人的概况。这些揭发造成的惊骇因为得到的教训而减轻，而给予这样教训的人是全然在场，能够以自身惊心动魄的经历告知，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变的。对于米沃什来说，这种惊骇则因为这些遭受无穷尽痛苦的人们的冷静态度而得到更多的减轻，这样的态度，在这里，在客观描述的清晰和描述的艺术方面，让我们感受至深。我们是在阅读一个带着大问题深入事实并意识到自身思想的人士的言论。米沃什的著述，使他显得不像一个深深皈依的共产党人，在他这样的人身上，读者看不到那种气势汹汹的对自由的狂热，这种狂热在姿势、语调和行动上的作用都像是不可扭转的极权主义那样发挥作用。他的写作也不同于作为反对派的波兰侨民，这些人实际上考虑的是颠覆和复辟还乡。他是作为一个深受触动的人，通过对于在恐怖中发生的事实的分析来发言的，这同样也显示出他具有追求正义、追求并非伪造的真理的精神。通过他，对于极权制度下的人，我们将会更谨慎地作出判断。在米沃什这里，他所论述的一切可感知到背景的善与恶、高尚与平庸、真与伪总是永恒地对立，但是对于滥用的套话他感到非常不适。因为通过这个恐怖世界的现实形成的这些对立，在表现上，又增添了另外一种色彩。这真是令人惊骇之事。

我们阅读米沃什的作品；他是一位作家，对于他而言，脱离母语世界，是无法弥补的痛苦，对身心的一种持续的透视。在这一篇短文中，就像作者和自己的一场谈话那样，他必须首先获得立足之地。从一个脱离了这一立足之地的人那里，能够得到什么呢？这样的命运乃是当今世界千百万人的命运。对于米沃什而言，这里涉及的不是基本的因素：我们知道，失去国家（和1914年以前全部时间对比） [10] 就意味着失去权利，一个没有某个国家的有效护照的世界公民的遭遇，还不如一个常人（在汉娜·阿伦特论极权主义的重要著作中，这一点是坦率而清晰的）。米沃什涉及得更为广泛。一个人被夺走护照，就像是被从根部割离。从他那里，在精神上、礼仪上、人性上，还能有什么期待？这依然是个问题，我们这个世纪将会通过现实给出答案，而像米沃什这样的人，作为一种共同命运的代表创造出了这样的现实。他们将认真地通过作为世界公民的人，将其毫无掩饰的经验展示出来，这是可能的。

最后，这本书向现代人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现代人因为精神空虚（到现在为止这一点还是真实的），陷入一种思想，其后果就是遭到不受法制约束的毁灭的恐惧，因而自己被利用、被当成精神奴役的工具。除了这一意义，米沃什的书还是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提出的誓言般的警告：依靠谎言，这一思想在实践中具有奇异的证明形式——通过谎言造成真实，把人的本质推向焚毁的、辩证法的形式。

米沃什以一种特别贴近的方式揭示了可怕的现实状况，这些情况已经得到过其他的许多描写。在这里，言语找到了心灵，而心灵是和现实一起，在人身上被摧毁、被震颤的；言语也找到了眼睛，而眼睛能够在心理上准确看到尚未得到表述的正义。

卡尔·雅斯贝尔斯

基彭霍伊尔与维奇出版社，科隆·柏林，1953年

（杨德友　译）

英文版序一

同这一代很多人一样，我真希望我所过的是一种平平无奇的生活。可是一个人对自己出生的地点，出生的时辰，是做不得主的。我所属于的欧洲那一部分，在这一时代中遭遇的尽是不幸之事。波罗的海各国、波兰，或者捷克、匈牙利，或者罗马尼亚，这些国家的国民，很少人能把一生的遭遇用简单的字句扼要地说出来。历史的发展使他们的生命变得复杂非凡。

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在我祖国的领土上开始的。那时我正在华沙。我曾经在天主教学校受过相当严格的教育，在一所波兰大学里攻读法律，然后到过巴黎继续学业，但整正的兴趣所在却是文学。我出版过两册标新立异的新诗，也翻译过一些法国诗。

我在纳粹统治之下生活过五年。今天回溯既往，对那几年在华沙过的日子，并没有丝毫悔恨之情。虽然那时候整个欧洲为恐怖所笼罩，而我相信华沙却是最充满痛苦的地方。假如那时我就向外逃亡，我的一生无疑会大不相同。可是这样一来，我对欧洲在20世纪所经历的罪行就不会像今天所知道的那么切身和具体。

1945年某天下午，我正站在一个农民家的门口；几颗小口径的炮弹刚在这小村庄的街道上爆裂。然后，从盖满白雪的小山中间的平地上，我看见一列人慢慢地向前推进。他们就是红军的先遣部队，走在最前面的赫然是一位年轻女郎，脚上穿着毡靴，手里拿着轻机关枪。就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和同胞们从柏林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了。换句话说，我们变成在莫斯科统治之下了。

在那一天之前，我素来不热中政治，而且恨不得同现实的生活不发生任何关联。可是现实永远不会让我长时期脱离一切，自由自在。波兰的情况使我接近左倾的思想，不过我的观点与其说是积极和正面的，还不如说是消极和反面的：我不喜欢右翼的政治团体，因为他们主要的政纲只不过是反犹太主义。在纳粹占领期间，我和许多同行作家一样，只为地下的秘密刊物写作，而当年这种刊物在波兰真像雨后春笋。那几年的经验使我获得一个结论：在打倒希特勒之后，唯有尽忠执行社会主义方案的人才有能力扫除过去不合理的现象，才有能力把中欧和东欧各国的经济重新建设起来。至于俄国，我对它的感情说不上友好。波兰人和俄罗斯人中间从未有过融洽无间的关系，我也不是例外。假如有例外的话，那就是一些在战前和战争期间成为斯大林主义信徒的人，其中当然也有我的朋友在内。

这是我当时的心理状态。可是同时我正在注视那位苏俄女郎，她手里拿着轻机关枪向我走来。在这女郎眼中，我只不过是千百万欧洲人里的一个，需要“解放和改造”。说不定还是小资产阶级的一分子……这不太可能，因为我穿的是一件破旧不堪的工人装，而我的全部财产就尽于此了。

几年后，波兰政府驻华盛顿大使馆里有一位文化参赞正忙于组织音乐演奏会和波兰艺术展览会；外界都说这位文化参赞并不是共产党员。从1945年到1951年，我起先在波兰以写作为生，后来任职于华盛顿大使馆，然后调往巴黎大使馆，职位都是文化参赞。到最后我终于和波兰政府脱离关系。

读者或许会问：“如果你不是共产党员，怎么可能成为政府的外交官员？”我的回答是：1.在这些人民民主国家中，政治上的改变都是逐渐推进的（所以捷克的马沙力克不止是文化参赞，还做过外交部长）；2.作家在人民民主国家中属于新特权阶级。当局认为委派作家任外交官员，可以在国外产生良好的印象。但读者会继续问下去：“是的，这一点我明白了。可是你——你为什么甘愿为他们服务？是不是为了钱？”不。我并不是圣人，然而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为人朴实无华，除了爱书之外，没有其他过分的嗜好。我甘愿为他们服务，并不是为物质上的理由，而是为了信仰。

谈到这里，不免牵涉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是我这本书所讨论的对象。时至今日，这世界可以说被一场大争论分裂为二；事实上，这非但是一场争论，而且是一场无情的斗争，双方都要夺取世界的领导权。很多人到现在还不肯相信，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不完全接受这个制度，就得完全接受另一个制度。我们尽可以说这种人不合实际；可是如果说他们的想法简直不值一笑，那就错了。有些人以为可以一方面置身于东方集团之内，另一方面避免完全接受这集团的主张，同时多少保有某一程度的思想自由。他们认为这办法行得通，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他们都失败了。代表农民的领袖们失败了，马沙力克失败了，尝试与共产党合作的社会主义者也失败了。在匈牙利，拉杰克失败了。在波兰，戈慕尔卡也失败了。

在我看来，生命中最宝贵的事物莫如祖国的语言文字，和用祖国的语言文字来工作。唯有在祖国，我的作品才能印出来给大家看，而祖国却正在这东方帝国的疆界之内。我殚思竭虑，设法在自己那小范围里保全思想上的自由，而且费尽心机，务求所作所为都能促致这个目标实现。我毅然到国外去做外交官，因为这样一来，直接加在我身上的压力可以减轻，同时在付印的作品中，我可以比国内的同行作家更大胆，更有勇气一些。我不愿意成为一个流亡者，就此一下子与祖国断绝关系，变成局外人。可是到后来还是不得不承认自己失败了。

要了解“二战”后几年内东欧和中欧大局的演变，必须先认识到在战前，东欧和中欧的社会的确需要广泛的改革。此外，还要进一步明了纳粹统治如何使原有的社会分裂崩溃。在这情形之下，唯一的希望就是建设起新的社会秩序来，而这个新秩序又不得不因袭苏联社会的老路。结果呢，莫斯科一手策划下的走向奴役之路的过程，反而被这些有关国家心甘情愿地接受，误认为真正的进步。人类没有具体的东西可以寄托希望时，只好抓紧幻想不放。

辩证唯物主义——其实，就是列宁和斯大林所讲的辩证唯物主义——对现代人说来，具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和巨大的影响。在人民民主国家中，共产党员口口声声鼓吹这个新信仰，并且把它的发展和罗马帝国时代的基督教相比拟。在法国还曾出现过一群“工人神父”，正式在工厂里做工，把“福音”带给工人阶级，和他们打成一片。这些人大部分是背弃了天主教而改信共产主义的。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今天正在进行中的思想斗争是如何剧烈。此外，我们必须记着：在人民民主国家中，国家是不惜以全力支持思想改造的。

几年来我一直和朋友辩论，因为他们正一步步向新信仰的魔力低头。这种辩论同时也在我脑中进行——其实绝不止是辩论，因为辩论二字实无法表达我所体验到的精神压力。眼看国家的神经中枢一个个被莫斯科的信徒所占领时，我也只好拿自己哲学上的信仰一一摒弃。除非采用另一办法，不顾一切地跳入深渊去。这深渊就是流亡海外，而在我看来，那是最不堪设想的恶运，因为流亡海外等于搁起笔来，停止写作，或者坐以待毙。

后来，我发觉已面临最后抉择的关头，这就是共产党介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波兰来的时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不像有些人所想的那么简单，认为只不过是一种艺术上的理论，所有作家、音乐家、画家或戏剧演出者必须遵守无违。相反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意义上牵涉到整个列宁—斯大林理论。假如作家与画家不必强迫加入共产党，那是因为事实上无此必要。只要他们所作所为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路线，就等于自动地、无所遁形地成为斯大林的信徒。“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绝对不止于趣味上的问题，例如喜欢绘画或音乐上的某一派甚于另一派，它还涉及与人类生存攸关的基本问题。在文学的领域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根本禁止作家做他们最主要的工作。每一时代都承认作家最主要的工作是：从自己独立的立场来看这个世界，把他所看到的真相说出来，这样还同时尽了为整个社会的利益而服务的责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方面提倡对徒具形式的道德观采取一种“正确”的怀疑态度，另一方面则曲意逢迎独裁者的利益，对独裁者有利的就是正确，对独裁者有害的就是错误。一切价值判断都以这个出发点为依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像集中营里的音乐队，发出嘈吵无比的声音，将人类的呻吟声遮盖掩没。而我呢，因为是诗人，地位特别重要，早已注定要在这交响乐队的第一小提琴手群中占一席地。

所以请你们冷静地考虑一下我的处境。我的家和亲友都在波兰。波兰的戏院上演我翻译的莎士比亚剧本，波兰出版商愿意拿我的作品印出来。更重要的，波兰究竟是我的祖国，用的究竟是我自己的语言文字——一个诗人连自己的语言文字都没有之后，还能算诗人吗？这一切仍可为我所有，只要我愿意付出代价：这代价就是服从。

用心理学方法来分析的话，就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了解我为什么终于和东方集团决绝。旁人很容易认为这决心纯粹出于对专制的仇恨，实则是由各种动机所促成，而其中有些动机说起来并不冠冕堂皇。我的决定与其说是经过理智冷静的思考，倒不如说是由于胃口无法受纳。一个人可以用最合乎逻辑的理由来说服自己，说假如他能吞下活生生的青蛙，健康一定大有进步。于是在理智上他被说服了，可以吞下一只青蛙，然后第二只；可是吞到第三只时，他非大倒胃口不可。我思想上的变化也同这情形相仿佛。

痛下决心不再做东方暴政的同谋犯——这能不能使我问心无愧？我想不能。我已赢得自由，可是并没有忘记每天都有再度失去自由的危险。因为在西方我同样感觉到一股压力，使我顺从，换句话说，就是让我无条件接受另一种制度；虽然这制度与我刚脱离的制度正相反。二者当然有一点不同，在西方我可以反对这制度，而不至于因此犯上滔天大罪。

我写这本书，目的在导引读者走入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去。这个世界对我非常熟悉，但对读者可能非常陌生，甚至匪夷所思。我想报道和解释的是：人民民主国家中人民的思想改变过程。我之所以写这本书，主要因为我觉得莫斯科所发明的制度非常怪。非但从前觉得怪，到现在还觉得怪。假如我们对一个文化采取天真单纯的看法（就像写《小人国》的斯威夫特看他那时代的英国一样），一定会发现不少奇怪的特征。一般人认为这些特征不足为异，而且非常自然，那是因为司空见惯的缘故。事实上，再也没有比这东方的新文明更充满千奇百怪现象的了，尤其它正在改造八亿人民的生命。我相信我们只不过刚刚开始认识这新文明的面目。在以后的岁月里，一定会有上千册的书写出来，研究这使人麻醉而又令人厌恶的现象。

这本书同时又是一个战场。在书中，我拿自己和我所否定的教条之间的斗争描绘出来。这就足以解释我写这本书的方法。我让敌人使用他的武器，我采纳他的立场和论调，有时甚至采用他的逻辑，换句话说，我尝试重新创造思想改造的过程。

切斯瓦夫·米沃什

（林以亮　译）

英文版序二

这本书是1951/52年在巴黎写作的，当时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对于法国依赖美国的援助感到愤怒，他们寄希望于东方的一个新世界；统治这个新世界的是才智和道德都堪称无与伦比的一位领袖，斯大林。他们的同胞中有人，例如阿尔贝·加缪，大胆提及，一种集中营的网络乃是所谓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基础，从而遭到自己同事的诽谤和驱逐。我这本书在1953年出版的时候，实际上引起所有人的反感。羡慕苏联共产主义的人认为这本书极尽侮辱之能事，而反共分子们指责该书缺乏一种明确的政治态度，怀疑作者骨子里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虽然这本书曾遭到冷遇，但事实证明它是正确的，面对上述两种批评，本书提出很好的答辩。

该书主题是20世纪的精神易于遭受种种社会政治学说的诱惑，并为了某种假定的前途而随时准备接受极权主义的恐怖。因此，这本书超越了地点与时间的界限，因为它探索了今天人们对于任何一种，甚至最虚妄的定论表现出向往态度这一现象的更深层的诸种原因。

《被禁锢的头脑》虽然是在外国出版的，但是近二三十年在波兰得到广泛的阅读，发挥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也许，在我所熟悉的欧洲的那一部分，我的几篇分析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但是，无论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极权主义思维制造出来的吸引力，都还没有成为过去；相反，现在它们似乎还有上升的势头。尽管我在本书书页中描写的是极权主义历史的一个“经典的阶段”，但是，已经过去的这三十年的光阴，并没有消除这一现象顽强存在的深层理由。

切斯瓦夫·米沃什

加利福尼亚，伯克利，1981年2月

（杨德友　译）

如果有两个人吵架，其中一人百分之五十五有理，这很好，也没什么可吵的。但是如果有人百分之六十有理呢？那就更好了，这多么走运啊，要感谢上帝！如果有人百分之七十五有理会怎样？聪明的人就会说，这非常可疑。要是有人百分之百有理呢？那就是说，这种百分之百有理的人，一定是个凶残可怕之人、一个老盗贼、一个最大的恶棍。

——一个来自喀尔巴阡山区的老犹太人

前言

我很难用几句话说明这本书的特点。我想在这本书中介绍的是，在人民民主国家人是怎样思维的。因为，我观察的对象，主要是作家和艺术家这个群体，首先是研究在华沙或者布拉格，布达佩斯或者布加勒斯特起着重要作用的作家和艺术家群体。

困难在于，那些撰写有关今日的中东欧文章的人通常都是反对派的政治家，他们得以移居国外，或者曾经是共产党员，现在公开宣告自己的绝望。我不希望把我也算入这两种人中的任何一种，因为这不符合事实。我属于那类绝大多数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变成莫斯科的附庸之时，竭尽全力表示自己的屈服与顺从，并且被新政府利用。根据政府的要求，在多大程度上参与政治活动，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尽相同。至于我自己，我从来就不是共产党员，尽管我在1946—1950年期间，曾担任过华沙政府的外交官。

问题是我既远离正统思想，而由于身在西方易断绝与体制的联系，在我的祖国这种体制的性质愈来愈明显，为何我还是一度成了这种体制的行政和宣传机器的一部分？我希望，在分析我的朋友和同事们身上发生的变化时，我的这个问题哪怕能部分得到回答。

在那些年代，我感到自己是这样一个人，他有足够的自由活动空间，但身后仍拖着一条长链，这个链条总是把他钉在一个地方。这个链条有一部分是源于外在的因素——但与此同时，也许更重要的是，在于我本身。从外部因素看：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设有个学者，在东欧的某个城市，拥有一个自己的实验室，而且他非常依恋自己的实验室。他会轻易地放弃这个实验室，还是宁可付出高昂的代价，只是为了不致丧失他生命中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的东西？对我来说，这个实验室就是我的母语。作为一个诗人，我只有在自己的国家才能拥有自己的读者群，只有在那里才能发表我的作品。

这个链条同时还有来自内部的因素：那就是，我担心，有些事三言两语难以说清。有那么一些人能够忍受离乡背井的流亡生活，而另一些人却把流亡视为极大的不幸，并且随时准备妥协让步，只为不丧失自己的祖国。此外，还应同时注意到一点：游戏对人有极强的吸引力。正如许多东欧国家的人那样，我也曾参与过玩这种游戏：妥协让步，对外公开表明自己的效忠，为了维护某些价值实施一些计谋，采取一些复杂的步骤。不过，玩这个游戏有时很不安全，因为，想让那些参与游戏的人（我曾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彼此协调一致其实很难。我本人也是如此。我曾觉得，我跟我那些在华沙的朋友本是一致的，我采取与体制决裂的行动，在我看来是不忠顺的表现，最终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

1939年以前，当我还是一个年轻诗人时，我的诗歌得到华沙某些文学咖啡馆的认可；我的诗歌，就像我特别珍视的法国诗歌那样，很少人懂，近乎超现实主义。尽管我的志趣是文学，但对于政治问题我却也不陌生——我对当时的政治制度并不满意。后来，战争爆发，纳粹占领了我的国家。我在这种情况下度过了几年——战时的经历使我改变了许多。战前，我对社会问题的兴趣与关注，仅偶尔表现在参加反极右派团体与反排犹的活动之上。在国家被占领期间，我对文学的社会意识才有了更深刻的了解，纳粹的残暴深刻影响到我的作品的内容；与此同时，我的诗歌变得更易懂——正如常有的情况那样，当诗人渴望向自己的读者展示某种重要的东西，他便极力使自己的诗歌为读者所理解。

1945年，来自东方的新信仰征服了东欧。那时在华沙的知识分子圈中最时髦的事，就是将共产主义与早期的基督教进行对比。爱德华·吉本 [11] 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在当今这个时代更值得一读，而且很有对照性。实际上，欧洲的部分人是信仰异教的，但由于红军的胜利，注入新信仰成为可能。为了使国家机器能顺利运作，自然需要好好利用一下这些异教分子。我也曾被认为是个“好的异教分子”，这是由于我对右派极权主义怀有敌视态度的缘故。也就是说，新政府可以期待我逐渐接受新信仰的正统理论。

我对新的世俗宗教所持的态度，首先是对它所依据的辩证法（这不是指马克思与恩格斯所理解的唯物辩证法，而是指列宁与斯大林所理解的）是不信任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不受到它的巨大影响——而和其他人不一样。我曾试图让自己相信，我能够保持独立性，并为自己确立一些不能逾越的原则。但随着人民民主国家势力的发展，我作为作家所能回旋的余地越来越窄——但无论如何，我不愿意承认自己被征服了。

对很多人来说，一个来自人民民主国家的公民到西方去寻找避难所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有些对东方有好感的人却认为：“如果某个人在华沙或布拉格的生存能得到保障，但还是决定出走，那么这个人肯定疯了。”我跟国家决裂之后，一位法国共产党员的精神科医生在巴黎就提出了这样的论点，他说我可能是个精神不健全的人。我认为，这种性质的出走既不能证明这个人是疯子，也不是一种什么有过失的行为，这种行为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至于，个人这样做的确切动机，必须按照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做出分析。

我的国家比较晚（亦即在1949年到1950年）要求作家和艺术家毫无保留地承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就是说，要求他们百分之百地承认其哲学的正统性。我非常吃惊地发现，自己无力服从其要求。多年以来，我内心与这种哲学进行了多次对话，同时，还跟几个接受了这一哲学的朋友进行过相关讨论。因为情感上的抵触，我最后义无反顾彻底抛弃了这个不能被我接受的理论。经过长时间权衡，是支持还是反对这些论据，正是在此基础上我完成了此书的写作，它不仅试图与那些拥护斯大林主义的人们对话，也是我跟自己的对话。在本书中，观察与反省是同步进行的。

作家在人民民主国家的处境其实很好。在那里，作家可以完全献身于文学创作，这能给他们带来与高官显贵至少不相上下的收入。但就我的观点，他们为维持生活水平所付出的代价还是有点太高。说到这里，我有点担心自己是否过分自我恭维，把自己视为一个做出决定仅仅是出于憎恶暴政的人。实际上，我想人们行为的动机是十分复杂的，不可能单单只有一个。当面对诸多丑陋时，我也曾倾向于闭眼不看，但求能让我安心寻求诗韵，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我所能做的一切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不得不出走！

现在，我努力利用自己的经验告诉人们，在东方帝国范围之内的那些国家，人们的生活中隐藏着很多秘密。每每我思考这个能让我认清的新的社会制度的时候，我总有一种非常诧异的感觉，也许我能把这种诧异之情写入我的书页之中。“怎样做一个波斯人？”孟德斯鸠 [12] 这样问，是想表示：“巴黎人的疑虑是，世界上是否存在着不同于他们所了解的另一种文明？”“在斯大林主义的国家能怎样生活，怎样思考？”——很多人都提出这样的问题。总之，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得以研究今天人类怎样去适应这种异质化的特殊环境。

我不是这种制度的信徒之一，但这样也许更好，这使得我的离开并没有给我留下常常由于叛离教派而产生的仇恨感。如果我命中注定毕生都是名异教分子，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应该努力用更好的方式去理解新信仰。今天有很多心灰意冷，或正忍受着痛苦，或觉得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找不到希望的人，他们都在崇拜这个新信仰。但是，“理解”并不意味着“宽恕一切”。我的言论同时也是一种抗议，我否认教条有权为以其名义所犯下的罪行进行辩护。现代人如果忘记了——与有尊严的人相比——自己是多么可悲，我就要剥夺这种人用自己的尺度去衡量过去和未来的权利。

第一章　“穆尔提丙”药丸

许多欧洲国家的居民直到20世纪中叶才痛苦地意识到，复杂而又晦涩难懂的哲学著作对他们的命运有着直接的影响。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他们自己吃的每份面包，他们的工作性质，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庭生活，都有赖于对某些原则争论的这样或那样的解决方式，而此前，他们对这些原则从未注意过。在他们的眼中，哲学家就是那种好幻想的人，而其幻想与现实是丝毫不相干的。那些平民百姓，尽管怀着极大的厌烦通过了哲学考试，但他们还是想办法尽快将那些不切实际而又毫无用处的东西忘掉。马克思主义者所撰写的巨著，在他们眼中也很容易被视为一种徒劳无益的游戏的变种。只有少数人能理解这种冷漠背后的意义及其原因，及可能产生的结果。

1932年，华沙出版了一本稀奇古怪的书。这是一部两卷集的长篇小说，书名为“永不满足”（Nienasycone serce），作者是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纳奇·维特凯维奇，他是哲学家、画家和作家。这本书同他以前的作品《告别秋天》一样，没有很大的读者群。作者的语言晦涩难懂，而且他还创造了很多新词语，并在以大量篇幅探讨胡塞尔 [13] 、卡尔纳普 [14] 和其他当代认识论理论家的同时，插入了许多情色场面的大胆描绘。此外，很难令人判定，作者是在认真地写作，还是在作滑稽描写，甚至连该书的主题也令人觉得是纯粹的幻想。

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欧洲，确切地说是发生在波兰，故事发生的时间并不确定，可能是未来，也可能是现在，可能是1930年代、1940年代或者1950年代。书中描写的人物有音乐家、画家、哲学家、贵族和高级军官，整部著作都是对崩溃的探讨，书中涉及的主题包括：疯狂而不和谐的音乐、性反常、麻醉品泛滥、徒然寻找支点的思想空虚、虚假皈依天主教和复杂的精神错乱等。这一切都发生在人们普遍认为西方文明第一次受到来自东方军队的威胁，即受到来自蒙古军队的威胁的时候，因为蒙古军队那时控制了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疆土。

维特凯维奇书中的主人公都是不幸的，他们缺乏信仰，深感一切活动都没有意义。这种无序和失落的气氛笼罩着全国。那时在一些城市出现了大量秘密出售一种被称为“穆尔提丙”的药丸的小贩。穆尔提丙是位蒙古哲学家，他成功地通过有机途径生产出一种能导致改变“世界观”的药物。而这种“穆尔提丙世界观”构成了蒙古军队的强势。“穆尔提丙”以某种浓缩的形式包含在丸药中。人们只要吃了这种“穆尔提丙”药丸，就会完全变成另外一种人，就会获得安详和幸福，心满意足。以前很执著地为一点问题争论不休的人，吃了这种药丸后，会突然认为，他曾喋喋不休争论的问题，今天看来非常肤浅和无关紧要；现在，他反而会带着宽容的微笑看待那些至今仍为某些问题大伤脑筋的人们。尤其，对于那些形而上的、敏感而又无法解决的哲学本体论的问题（特别是作者本人十分热中这个问题），都觉得微不足道。吞服了“穆尔提丙”药丸的人对任何玄妙难解的因素都不再敏感，把种种“永不满足地追求形式”的艺术乖张视为过往愚蠢的举动。他已不再把蒙古军队的入侵当成自己文明的悲剧。这样，他生活在自己的同胞之中，就犹如一个健康的人生活在一群疯子中间一般。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服用“穆尔提丙”药丸，而他们以这种方式赢得的平静就与周围的神经质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

这本书的尾声是这样的：战争爆发，出现了东西方军队相遇的情况。但在一场大战役开始之前的决定性时刻，人们无限信任的西方军队统领主动去了敌方的总司令部向自己的对手投降，结果换来的却是被光荣地斩首。东方的军队占领了这个国家，人们开始了实现“穆尔提丙”主义的新生活。小说的主人公从前曾为哲学的“不懈求索”而受尽折磨，如今他们去为新制度服务，以谱写进行曲和颂歌来取代旧日不和谐的音乐，以对社会有益的绘画取代了旧日抽象画。但是因为无法完全改变自己的个性，他们最后都成了著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关于这部作品我就先说到这里。该书作者不止一次表示确信：宗教、哲学和艺术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正在度过自己最后的时光。可他又认为，缺少这一切，生活似乎又毫无价值可言（他是与莱布尼茨 [15] 单子论有关联的本体论体系的创始人）。1939年9月17日，他得知红军已经越过了波兰东部边界，便服用大剂量的佛罗拿 [16] ，割腕自杀了。

维特凯维奇的预言，如今在欧洲大陆的广大地区毫厘不爽地得以实现。但也因此而产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悲剧所引起的紧张情绪。也许，阳光、大地的气息和日常生活中的小小慰藉，埋头工作让人忘却发生的变故，会使这种紧张情绪有所松弛。可是，人们在繁忙的日常生活表面下，仍然会意识到必须作出一种不可逆转的选择，也就是说，人或者不免一死——要么是肉体的死亡，要么是精神的死亡，或者通过服用“穆尔提丙”药丸，以那种由上方早已规定的唯一模式重生。西方人通常认为，只有通过暴力和强制才能改变国家的命运。这种想法其实是错误的。除了普通的恐惧，除了躲避贫苦和肉体消灭的愿望以外，与其同时存在的，还有对内心和谐与幸福的渴求。那些和维特凯维奇一样始终一贯反对唯物辩证法的人的命运，在在警醒着不少知识分子。其实知识分子在自己周围能看到许多吓人的例子：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见那些不愿妥协的人们的身影——他们打从心底抵制任何社会活动，他们在实行域内流亡，并且因为自己内心深处所怀有的这种深仇大恨而与现实格格不入。除了内心的仇恨，他们一无所有，像个空心的核桃。为了能了解人民民主国家的作家们所身处的环境，就不能不关注他们的行为，以及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是如何保持心态平衡的——那时全国上下都在宣传新信仰能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活力和充实的生活！但是，“穆尔提丙”主义对知识分子的诱惑，远远超出对农民甚至对工人的诱惑。知识分子就像飞蛾，围绕一支蜡烛飞来飞去，为的是最终扑向火焰，带着翅膀折断的响声投入火焰之中烧成灰烬，以显示人类的光荣。我们千万不要忽视这种自我牺牲的渴求。无论是在欧洲历次宗教战争中洒下的热血，还是今天人们踏上的新信仰之路，这一切都是在为欧洲的传统偿还债务。这件事与前述的暴力、强制之事相比要严重得多。

我试图深入那些伟大的渴求，对它们进行一番论述，就像真的可以分析那种本是人的热血和肉体的东西。如果想让我描述某人成了革命者的原因，当然我既不会言辞过激，也不会含蓄隐晦。我承认，我景仰那些与邪恶作斗争的人，无论他们选择的目标和手段是对还是错。在这里我特别想说的是，那些知识分子适应了现实，他们的狂热和执著也随之与日俱增。

我觉得，在他们成熟到接受“穆尔提丙”哲学的原因中有几个中心结扣。

空虚

在维特凯维奇展示的社会环境里已经没有宗教了。在人民民主国家，就像在所有别的地方一样，宗教早就不是整个社会——也就是所有阶级——信奉的哲学了。但是，只要一些最聪明的头脑仍在为神学讨论大伤脑筋，那就可以说，宗教仍是整个社会组织的一种思想体系，公民就切身关注的一切事务都还会求助于宗教，并以宗教的语言来解释。然而，这一切已属于遥远的过去。我们已经逐渐走到了失去一个统一的概念体系的地步，而那种共同的思想方法本可把赶马耕地的农民、研究形式逻辑的大学生和汽车制造厂的工人联系起来。缺乏联系致使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痛苦的疏离感和空洞感，特别是使那些“文化创造者”感到压抑。哲学取代了宗教，却越走越远，进入一个对哲学外行的人们无法理解的境界。

维特凯维奇书中的主人公有关胡塞尔的谈话，基本上不能引起那些具有中等教育水平读者的兴趣，而那些平民百姓在情感和传统上还一直与教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他们缺少智力的敏锐和革新的能力。音乐、绘画或者诗歌对绝大多数公民来说变得十分陌生。不断扩散的艺术理论用艺术取代宗教；强调艺术形式的作用：“形而上的感情”要在“纯形式的张力”中表现出来，于是形式就占有了对内容的绝对优势。甚至有些人开始将古老民族的艺术内容解释为畸形的艺术，完全脱离历史根基，脱离原始文明的思维方式和感觉。

“异化了的”知识分子，极其渴望成为人民大众的一分子。这种渴望是如此强烈，以致许多曾经受到以希特勒德国为样板的极端极权主义思想影响的人都走上了皈依新信仰的道路。虽然显而易见，右派的极权主义纲领是异常贫乏空洞的。它唯一令人心安的是，能给人带来集体的温暖：众多的人群，张开呼喊口号的大嘴，涨红了的脸庞，列队行进，伸出手臂挥舞着棍棒。然而，其弊端则在于缺乏理性原则。无论是种族崇拜，无论是对别的出身的人们的仇视，无论是对自己民族传统过分的美化，都无法消除这整个纲领都是临时用于对付现存问题和悬在空中的即兴举措的感觉。然而，“穆尔提丙”哲学则完全不同，它有科学的依据，可以将那些过往时代的残余一举扔进垃圾堆：后康德哲学，离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远，遭到人们普遍的蔑视；艺术只服务于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那些人否认此前他们曾利用色彩和声音的排列组合追求所谓的“绝对”，是缺乏勇气将自己对事物的想法坚持到底；农民的思维则是魔幻—宗教的混合体。这一切都为一个制度、一种声音、一个思想所取代。出版社的看门人和电梯操作员也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这与他们的老板和给出版社送手稿的作家所读的书是一样的；工人和历史研究家在此种共同阅读的经历下能彼此了解。当然，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智力水平的差距，这种差距与中世纪的神学博士和乡村铁匠之间的差别没什么两样。但是，基本原理却是共同的，精神上的巨大分界早已消除。辩证唯物论体系使所有的人都联合了起来，哲学（这里指辩证法）重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人们开始非常严肃地对待它，认为这就是他们要学习的知识和本领，孩子每天要吃的面包、要喝的牛奶，自己的快乐和安全全都有赖于它。当初在银行或邮局工作，赚钱糊口，并用闲暇进行思考和写作的知识分子再次变成了有用之人。从此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重又成为了社会的一分子。那些迄今把他视为无害的怪物的人——那些乘坐漂亮轿车出入工厂的厂主、那些看重的只是科学和艺术中他认为是假斯文的东西的高高在上的贵族、那些忙于挣钱的商人——统统都被剥夺了生存的基础——他们如果有幸找到了衣帽间侍者的工作，就会高高兴兴在这个岗位上为自己昔日的雇员——那些在战前被说成是“好像在写点什么”的人——递送大衣。不应简单地将这种现象视为个人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满足虚荣心只是社会需求的一种外在表现，只是一种得到社会承认的象征，其实它们每一步都在强化翻身的感觉。

荒谬

虽然从未有人提及那些可能导致人的政治观点完全改变的形而上的动机，但这些动机确实在起作用，可以在那些极敏感、极具智慧——极神经质的人身上观察到。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在与维特凯维奇小说中描写的某个国家十分相似的某一城市，在春季的一天，他书中的主人公之一正在外出散步。周围荒谬无稽的一切折磨着他。这些与他擦肩而过的路人，他们毫无意义的匆忙，他们的笑容，他们为金钱而劳碌奔波，他们那些具有兽性而愚蠢的娱乐活动，这一切存在的意义何在？只要稍微有点洞察力就很容易将这些过路人分为几类，并猜出他们的阶级属性、他们的习惯以及此刻使他们忧虑不安的东西。可以在压缩得很短的时间内深入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孩提时代、成年和老年，挤成了一团，就像过眼云烟一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路人曾经待过的地方只剩下空气。如果从生理方面来研究这个路人，而不是另一个路人生存的特点，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可是如果有人能深入到这些路人的头脑中，就会发现前所未闻的荒谬无稽。这些路人完全没有意识到，没有一样东西是他们自己的：诸如他们的工作性质和服装、动作、千姿百态的笑容、信仰以及观念等，没有一样是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一切都属于产生他们的历史体系。他们是历史流传下来的惯性力量的化身。他们有种错觉，认为自己还是自己，其实根本不是。或许，把他们说成是教会所说的幽灵，或者莱布尼茨的单子式的游魂会更贴切些！但是就连那种信仰也早已被一笔勾销，荡然无存。最后，留存下来的都是那些令人讨厌的生活细节和理念，从而使每一种现象都能独立存在：像吃、喝、赚钱、做爱、生孩子。下一步该做什么呢？这一切都要继续下去吗？为何要继续下去？这种疑问与对资产阶级的仇恨心理几乎是同义语。

但愿能诞生一种不屈不挠的、具有全球性思维的新人类，让他们来改造世界，让他们自己来构建一种历史体系，而不再成为历史体系的奴隶，只有这样才能补偿人类生理延续的荒谬性。需要采用暴力，使大家忍受痛苦才能迫使人类理解和接受这一点。为何人类不能忍受痛苦？他必须经历痛苦！他如果仍然邪恶、愚蠢，为何不能像粪便那样被善加利用？如果知识分子备尝思想的痛苦，那就应该毫不吝惜地让另一些人也来尝尝这种痛苦，因为迄今为止，那些人只会捧腹大笑，大吃大喝，讲愚蠢的笑话，并从中看到生活的美。

知识分子会惬意地眯缝起眼睛，看着资产阶级——包括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受到迫害。这是对他曾经感受到的屈辱的一种丰厚的奖赏，曾经他不得不成为那些人中的一分子，而且觉得无法从这个生死循环的圈子里走出来。知识分子天性懦弱，从不习惯那种强硬而严厉的思维方式。当他突然被捕鼠器钳住，例如，要疲于奔命地参加革命周年纪念的各种活动，即便他憎恨参加这类活动——现在看到别人也在受苦，也就让他获得了瞬间的喜悦。至于那些将自己辛辛苦苦地积攒起来的金币掩埋起来、偷偷收听外国广播并希望战争能使其免于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们，肯定不会在知识分子当中找到自己的同盟者。但不管怎么说，知识分子是有爱心的、善良的——理论上他能与人为友，但不是与采取现在这种方式生活的人做朋友，而是与应该采取那种理想方式生活的人做朋友。当然，不能把知识分子比作中世纪宗教法庭的审判官；因为，中世纪宗教法庭的审判官相信，只要对某人处以肉体的惩罚，就可以拯救那人的灵魂。然而，知识分子要拯救的却是全人类！

必要性

惧怕独立思考是知识分子的特点。简言之，这并不是说他害怕得出危险的结论，他怕的是徒劳——马克思称之为“哲学的贫乏”。我写这些话的时候，自己也还没有摆脱类似的恐惧。人（权且让我这么说吧）只能是受历史女神指挥的交响乐队中的一件乐器，只有从自己的乐器中发出的声音才具有意义。否则，他即便有最动听的演奏，也只不过成为艺术至上主义者的游戏罢了。这不仅仅是个如何鼓足勇气和如何反对别人的问题。这是个要尖锐得多的问题，这是自己给自己提出的问题：关乎自己能否正确地理解而又适当地写出来，如果他不顺应现实中唯一且具有生命力的潮流，那是因为他必须考虑，是要跟现实的运动保持一致，还是要符合历史的法则。里尔克的诗歌也许非常好，但如果说这些诗歌好，那就意味着，在他所处的时代，必定存在着某些因素，使这些诗歌能如此出色。他所写的内省诗，是不可能出现在人民民主国家的——这并不是因为出版有困难，而是因为在这些国家，作者写作冲动的源泉就已浑浊不清了，根本缺乏能孕育出这类诗歌的客观条件。其实，上面提到的那类知识分子，他们内心深处也不愿作品写成之后藏在抽屉中不能发表。因此，屈服于书报检查制度和服从出版委员会所提出的各种要求时，也只能暗中咒骂而内心绝望。与此同时，他们对未经“审核”的文学作品的价值也滋生出深深的疑虑。再者，得到“出版许可”也并不意味着出版家认可作品的艺术价值，当然也不能期待自己的作品必能受到大众的欢迎。“出版许可”仅仅意味着，作品符合主流教条，也就是说这本书的作者与那个唯一的、富有成效的潮流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之所以说富有成效，是因为这一潮流以科学的精确性反映社会现实的变革。辩证唯物主义（根据斯大林的理解）既能反映变革，同时也能指导这种变革，在其指导下所形成的社会、政治环境里，人们除了适应“需要”，就再也不会写作，也不再擅长于思考了。同时，这种“需要”是要得到认可的，因为除了“需要”之外，再也不可能产生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辩证法的紧箍咒。作家之所以屈服于它，不仅仅是因为怕自己会受到皮肉之苦，他们担心的是更宝贵的东西——自己作品的真正价值。如果他们的作品误入“思考哲理”的歧途，他们就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变成普通的写作狂。任何一个受到唯物辩证法钳制的人都不得不承认：每个独立哲学家的思想如果没有引用权威人士的语录加以支持，那他就是在说蠢话。如果，一个人所做的任何努力都必须符合这条政治路线，就再没有任何界限可以让你坚持了。有人说A，他必须说B，然而A是相当容易吞下的。这就是第一粒不引人注目的“穆尔提丙”药丸，它跟当代知识分子菜单中最丰富多彩的菜肴搅放在一起给端了出来。想要觉察出它，须有一个经过特别训练的头脑，更重要的是，必须保持内心的安定而不能空虚。我既不是哲学家，也没有雄心研究这个A。

国家机器的压力绝不能跟令人信服之论点的压力相提并论。我在波兰参加过艺术界各个部门的代表大会，大会上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时，与会代表对在大会上做规定的报告的人充满敌意，大家都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政府强加的理论，最终会像俄罗斯艺术那样导致令人哭笑不得的可悲结局。会议主持人多次试图发动与会者对此理论进行讨论，但都不成功，整个会场寂静无声。这时，有人自告奋勇站出来，有节制地对此提议进行讽刺性批评，尽管整个会场依然静悄悄，却能明显地感到人们无声的支持。接着，在会上做报告的那些人提出理论根据，反驳这个持反对意见者的观点。很明显，他们是有备而来，为了更有力地证明自己的论点，他们甚至出言恐吓这个唱反调的人，暗示：如果他倔强地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日后的仕途肯定会受影响。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公式：提出论点，并用高压创造必要的条件。火绒对火石，铁锤对铁砧，期望的火星一定会出现。这是一道再明白不过的数学题。

与会者个个表情漠然，完全看不出他们内心的真正想法，他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学会隐藏自己的感情。但是，仍能让人注意到迅速变化的情绪——愤怒、恐惧、惊诧、不服和疑虑像暗流涌动，此伏彼起，一浪高过一浪。我的印象是，自己仿佛参加了一次催眠大集会。奇怪的是，大会结束后，这些人居然在走廊里大声地嬉笑逗趣。但是，捕鲸的鱼叉已投中目标，且击中要害，因此，不管鲸鱼游到什么地方，身上总带着那根尖叉。所以，我在想：在大会上做报告的那些人所运用的辩证法真是无可辩驳的吗？是的，是无可辩驳的，如果对方法论根本不进行原则性的讨论的话，只能如此。与会者根本没有准备进行这样的讨论。很有可能被理解为是要开展一场有关黑格尔的讨论，而由画家和作家构成的听众没有读过黑格尔的著作。再说，即便有人准备了这样的议题，大会可能也不会让他发言。因为类似的议题只容许在最高层的哲人、智者当中讨论，而且是战战兢兢地讨论。

艺术家大会的例子告诉我们，在武装好的理论家和其应战者之间存在着比例失调的现象，就像坦克跟步兵决斗一样。并不是每一个理论家都具有智慧、受过良好教育，但是他的言论莫不汇集了大师和注释家们极其丰富的思想成果。他的每句话都格外凝练且目的性极强——这其实完全归功于他对于经典著作的滚瓜烂熟，而非他有什么特殊能力。面对这机器的听众是完全无力自卫的。诚然，他们也许能提出自己从对生活的观察中汲取到的一些理论根据——但这很少能得到认同，更别说深入到只有最高层才可以涉及的根本问题。在各级工会大会上，在各级青年组织的会议上，在各种俱乐部、工厂和办公楼内召开的会议上，在村委会上，在欧洲大陆整个皈依了的地区，唯物辩证法理论家的意见，总是与大众的观点相冲突。但毫无疑问，这些个理论家总会在较量中获胜。

如果作家或者画家怀疑反抗的目的性，也不应大惊小怪。假如他们能肯定，他们与官方推荐的政治路线背道而驰的艺术作品具有永恒价值，他们就会毫不迟疑地坚持创作，而不会为出版或者参加展览的问题忧心忡忡。他们会去随便找个工作赚钱糊口，而在工作之余写作或绘画。但是，作家或画家其实认为，这种作品很可能没有什么艺术价值——他们的想法当然也没什么错。正如我前面所说，现在缺乏的是客观条件。众所周知，创造一部伟大艺术作品所需的客观环境十分复杂，需要有一个艺术作品欣赏者的群体，和跟这个群体建立联系的可能性。还要有相应的氛围，而最重要的则是，不受内心不由自主的监督。“我不能写我想写的东西，”一位年轻的诗人对我说，“在我自己的思想源泉中有太多的支流，当我刚刚堵塞了其中一个，就会发现出现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我刚写了第一句，就不得不考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评，我就想象，当我写好后，理论家X或Y会说些什么——于是我就得违心地改变我整个句意。”

这正是由于意志薄弱——此说法似乎有点儿离奇，它让知识分子信服，正确性是在最完美的因为是唯一的——辩证法一边。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依照辩证法：我预见房子会着火，然后就将汽油泼到火炉周围，房子烧起来了——我的预见应验了。依照辩证法：预见违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将一文不值，然后把艺术家置于这种创作毫无价值作品的环境中——预见便应验了。

以诗歌为例：除了那些具有政治意义的诗歌之外，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当局是可以允许抒情诗存在的，条件是抒情诗必须1.开朗；2.不含任何超越普遍接受的原则的思想元素（实际上是指描写自然，表达对自己最亲近的人的情感）；3.直白，因为不许诗人在自己的诗作中表达自由思想，如果他有表现完美形式的倾向，就会被指控为形式主义。

不仅是人民民主国家的文学和艺术向知识分子证明：现状不能改变，非如此不可。来自西方的消息更加深了他们的这种信念。西方世界就是维特凯维奇小说中的世界，在那里美学和哲学谬见多得令人头晕目眩。追随者模仿追随者，过去模仿过去。这个世界还在继续，似乎从未发生过“二战”。这一切都已为东欧的智力集团所熟知——但他们清楚这已成为一段不值得回顾的过往。虽说一些新的任务和问题是如此沉重，足以把许多人压得彻底崩溃，可不管怎么说，这些任务和问题都属于当代问题，思想纪律和质朴的义务无疑代表着某种宝贵的东西。至于真正杰出的西方学者和艺术家的作品在东欧却鲜为人知，而那些较为新鲜的姓氏中知名的只是“民主主义者”的名字（这是一种委婉的称呼，意即与异端分子无关的人）。对个人所遭受一切痛苦的补偿，正是确信他隶属于这个不断取得胜利的新世界，尽管这个世界既不像他自己所宣传的那样舒适，也不是那样欢乐。

成功

在遥远的莫斯科中央，由上层所决定的每个政治措施都属于机密；而人们谈论那些真正杰出的个人时，都压低着嗓门，充满虔敬。在广袤的欧亚大陆，整个民族可以悄无声息地消失，数百万士兵的军队、恐怖手段的有效性、辩论的严谨（那些真正统治国家的人都是哲学家——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而是辩证法的哲学家），确信整个地球都会被征服，在每个大陆上到处都有成群的追随者，总是由真理的种子孕育出来的谎言的狡黠；对未受哲学教育的敌对分子及其由出身决定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无能的蔑视（唯物史观认为，资产阶级是注定要被消灭的阶级，因为他们患有思想麻痹症）；帝国的疆界正在持续而系统地向西推移；为科学研究投入的大量经费在别的任何地方都前所未有；时刻准备统治世界各国的人民。这还不够吗？够了，这都是为了蛊惑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心中巩固其历史的宿命论，使得他可能在某个需要表态的时刻厚颜无耻地承认：“我赌这匹马，这是匹好马，它能载我走得很远。”

当一个处境困苦的人将一份“穆尔提丙”药丸整个吞下去的瞬间，他会经历一种痛苦，会精神崩溃，有时还会得场大病。因为这对于他就是与过去的自己诀别，把过去一切的交往和习惯都一笔勾销。如果他是位作家，他手中就不会再握笔。整个世界对他来说漆黑一片，没有任何希望之光。迄今他在写作时只缴纳微薄的贡赋：在自己的文章或者小说中，展示资本主义关系的邪恶。批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活其实并不难，作家可以诚实地进行批判；至于那些股票投机分子、封建领主、骗人的假艺术家和民族主义好战分子头领的形象，作家从战前和战争期间就已熟知，而且都是他加以挖苦讽刺的绝妙素材，可现在他必须开始赞美（用官方的术语来说，就是从批判现实主义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阶段；这段历程在人民民主主国家大概始于1950年左右）。他所要接受的这一手术，他的一些朋友已经经历过了，他们现在看着他，同情地点点头。这些人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痛苦，很清楚这一过程和结果。“我已经历了转折，是过来人了。”他们平和地说，“但是Z还在受煎熬，他整天托着腮帮子坐在自家门厅里的箱子上。”

最难战胜的是罪恶感。无论他们有什么信仰，那些我所提及的国家中的人，都带着自己根深蒂固的古老文化的烙印。他的父母对宗教若不是非常虔诚，至少也是尊敬。在学校宗教课上所受到的教育，无论是道德教育，还是怎样做人，都对他的成长影响很大。他相信对别人的伤害、欺骗、谋杀、鼓动仇恨，这一切都是可耻的犯罪行为，哪怕这种行为是为崇高的目的服务。当然他学过自己民族的历史，也曾欣喜地阅读过去的诗人和思想家的作品，并为这份遗产自豪。他对人们捍卫祖国的疆界，或是在被外国占领的黑暗时期，为追求祖国的独立进行的几个世纪的斗争，也并非无动于衷。他对这一切都不陌生。他有意无意地认为，自己要忠实于过去，应该继承先辈的遗志，因为他的同胞为维护国家的独立付出过巨大的努力、重大的牺牲。此外，他自孩提时代就受到的教育，给他幼小的心灵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那就是：他的国家属于源自罗马的文化圈，是欧洲的一部分，因此应该发扬这一传承并珍视它。

现在，当他得知他正跨进一个一去不复返的大门时，他觉得自己仿佛在做什么坏事。他对自己解释说，必须消除这些非理性的障碍，还说，这是来自于他自己和国家过去的重负，他只有将那种一去不复返的东西连根拔去，才能成为自由之身。斗争还在继续，天平还没摆正。这是一场人们在自由时代从未经历过的残酷斗争，他知道，这是天使与魔鬼之间的斗争。但是，他们当中谁是天使，谁是魔鬼呢？这张他自幼便已熟悉的明朗脸庞——难道这就是天使？不对，这张皱纹密布的脸上长着令人厌恶的疤痕，从这张脸庞上他看到的是旧秩序，是一些戴着大学生社团制帽的笨伯、贵族老爷的轿式马车、政客年老糊涂的病态和西欧文化的没落。西方文化已走向黄昏，是没落、颓废、制度的神秘，这一切都已完结。而另一张脸，则是丰满而又泰然镇定，对未来充满信心，这些都在召唤着他。这是天使的脸吗？很令人怀疑。

到处都在大谈爱国主义，大谈要与各民族最好的进步传统相结合，大谈对过去充满虔敬。可是没有人会幼稚到严肃地对待这种表面的夸夸其谈。重建一些历史古迹，再版一些老作家的作品，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那些明显而重要的事实，亦即自己的国家变成了那个帝国的一个省份，受来自莫斯科中央的法令操纵，同时保持了自治权，可这种自治权却越来越少。也许，民族独立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应该把这种思想放进博物馆。但是，要与各平等民族（拥有不同语言和文化但希望有统一法制的欧洲国家）联盟的幻想告别，是一件令人感到非常悲哀的事，而屈服于一个仍十分原始的霸权国家，同时承认这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制度、科学技术以及文学艺术的绝对优势，也是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难道为了人类的统一就必须做出如此多的牺牲吗？“西欧各民族，”作家心想，“将来也会经历这一阶段，但会温和得多，他们可能会成功地保存自己的文化和本土语言。”可在这个阶段，整个东欧都将自愿把俄语作为通用的语言，“民族文化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的原则，在最好的情况下意味着，由中央控制的文化将是坚如磐石的单调统一体，在某些国家保持本土民间文化只能是一种点缀。甚至吉尔吉斯斯坦大草原的儿子将会在罗亚拉河畔放牧，西西里人将在土库曼谷地种植棉花，就这样来实现世界大同的梦想。作家读着报纸上的宣传文章，文章号召要为解放那些受殖民强权压迫的人民而奋斗。看到此，作家笑了：“哦，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灵活所在！哦，这就是分阶段治理的高超技巧！”

这一切都是苦涩的！那些人民之春的预言家和卡尔·马克思，还有那些关于人类的兄弟情谊的幻想。可是没有霸权、没有统治者的铁腕就会一事无成。可这位统治者又是怎样的呢？一位波兰的民族诗人，描写了他在1824年作为沙俄的政治犯被押往东方时的经历。他把俄罗斯民族精神比作蛹，他忧心忡忡地问自己，当自由的太阳照临时，是什么昆虫将破茧而出：“是鲜艳的蝴蝶飞临大地，还是掉出一只黑夜肮脏的昆虫——飞蛾？”时至今日，没有任何迹象可预卜这只蛹中会飞出欢快的蝴蝶。

作家一想到西方的共产主义者就满腔怒火。那是一群怎样的小丑！如果是碍于被迫宣传的需要，他们发表宣言是可以被原谅的。但他们对自己所作的有关“造福人类而值得祝福”的中央的宣传绝大部分都信以为真——这就无法被谅解。没有任何事能比他们多愁善感的小丑表演更令人蔑视。

尽管有抵抗，尽管有瞬间的绝望，但这样的时刻总要到来的。也许会发生在夜间，也许会发生在早餐桌上，或是街上，这样的时刻突然降临，就好像突然转换转动方向的齿轮发出的金属响声。可是显然我们别无选择，仿佛在整个地球上都找不到另一种拯救。闪光会持续一秒钟，但从此便开始改过自新。患病者长久以来第一次感到有了味觉，他的动作充满活力，脸色恢复了往日红晕。于是他坐下来，撰写“肯定”的文章，自己都感到吃惊，怎么会如此信手拈来。归根结底没有理由为任何事闹出许多响动，事情就这么简单，因为他已经“渡过了转折期”。

但这一过程并非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当这一过程过去后，留下的是某种特殊的凋萎，常常可以从他的目光和脸上看出来。这是一种平静的哀伤表情，就像一个人吃了辨识善恶树上的果实那样，知道自己在说谎，并同情那些还被蒙在鼓里的人。他已经过了这一关，但还有许多人需要渡过这一关口。

1945年，有一位杰出的苏维埃记者来到波兰。他是位老绅士，长得很像资产阶级律师。他看上去很精明而且勇敢无惧，这表明这个人具有顽强的精神，历经多次清洗运动，他仍能保持自己高级别的职位并活到令人羡慕的高龄。这位记者在巡游了波兰几个省会之后，笑谑地对当地的作家们讲了一个他在西里西亚的奇遇故事：那时不知是谁，散布小道消息说，一个西方盟国的代表团已经到了当地，于是街上有一个人冲向这位记者（由于他大腹便便，以及诚实的当地人外貌，那人对他产生了一种冲动的信任），紧握住他的双手高兴地对他喊道：“先生，英国人来啦！”“完全就像1919年在乌克兰发生的情况！”——这位记者讲完了自己的故事。他为这种一再重复徒劳的希望而乐不可支。令他感到荣耀的还有，他是那个正在实现无可置疑的预见的国家的代表：一个国家紧随另一个国家慢慢归顺到他的国家名下，历史曾经是这样，也必须是这样。我不敢肯定，他的笑容中是否含有心怀怜悯的居高自傲感，那感觉就像家庭主妇抓到了被捕鼠器夹住的老鼠。

作家在“渡过了转折期以后”希冀着，有一天自己能像这位记者那样被派往一个新归顺于帝国的西方国家，这种想法并未令他不快。去观察那些一无所知、一切都要从头学习的人，肯定能尝到短暂的甜头。家庭主妇知道，那个夹住老鼠的捕鼠器并不是个特别可爱的逗留之地，但是生活在被征服国家中的公民暂时还不怎么了解他们的新处境。乐队嘹亮的声响，飘扬的国旗，首次通告他们所期待的改革，让他们兴奋无比。只有他，这个见证人，将像神灵那样展望未来；尽管未来将是艰难的，但仍须走出这一步，因为历史法则就是如此。

在维特凯维奇小说的尾声中，所有角色都走上了为“穆尔提丙”哲学服务的道路，结果都患上了神经分裂症。在这一点上现实正好验证了他的幻想。一个作家或者画家可以经历“转折”，并正常地从事自己的活动，写自己该写的，画自己该画的，但由于内心深处还一直深藏着旧的道德和美学标准，遂产生了双重人格。这种双重人格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诸多困难的根源。由于这种双重人格，他更在追踪别人的异端思想和倾向时格外方便，因为一个服用了“穆尔提丙”药丸的人往往会极其敏锐地感悟到自己对手的处境。在“穆尔提丙”哲学中新旧观念并存，可以使作家或画家变成一个有经验的心理学家和思想的捍卫者，能督促他的那些比过去称职的刑侦员的聪明头脑更加机灵的兄弟转变世界观。

可以预料，新一代人一出生即在新制度下受教育，他们不会有那种双重人格——但做到这一点也需要一个过程，不会那么快速。众所周知，完全战胜教会不是什么简单的任务，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有效的策略；但是，即使把那种非理性的内心本能冲动的重要支柱连根拔除，剩下来的还有民族文学，经过冷静的思考，会发现民族文学往往会产生不良影响。例如，波兰所有最杰出的诗人作品中都包含厌恶俄国的内容，而在其中可以找到的天主教哲学的分量也令人不安。但是，国家必须出版这些诗人的某些作品，并且在学校中讲授，使之普及。因为他们是经典作家，他们被视为文学语言的杰出创造者和革命的预言家。将他们的作品列入禁书黑名单，意味着与唯物辩证法思想相悖，那就会犯过度左倾罪。这就陷入了两难，在人民民主国家中比在莫斯科中央遇到的困难还要大得多。因为，莫斯科中央在将人类利益与民族文化统一起来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当然也遇到很多麻烦，因为那里的青年人不听明智的劝说，偏要去寻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因此可预见的是，近期内精神分裂不可能消失。

也许有人会说，服用“穆尔提丙”药丸根本就违背人的天性。但是，这一论点并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无论是阿兹特克人以众多活人作为祭祀神的供品，或是早期的天主教隐居修士、苦行僧的肉体自残，全都不值得赞扬，却都毫无阻碍地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某种崇拜成了现代社会的推动力，这种崇拜论其疯狂性绝不逊于任何早期妖术最残暴的要求：这就是拜金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穆尔提丙”主义，会发现它其实并没有超出人类天性的需求。

一个人在服用了“穆尔提丙”药丸以后，是否真能获得内心的全然平静与和谐，这另当别论；但他至少可以获得某种程度的内心平衡，足够让他从事一系列活动，这比他以毫无成效的反抗和怀抱不确定的希望折磨自己要好许多。那些与小市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本性难移的农民认为：“变化一定会来临，因为不能总是这样。”这是一种相信事物的自然秩序的有趣信念。趣闻是这样说的：有个旅游者想去爬山，但一个星期以来一直阴雨连绵。旅游者在走过一道湍流时遇到一位山民，于是向山民问道：“雨还会继续下吗？”山民看着上涨的水势说：“雨不会再下了。”旅游者又问山民：“你是怎样得到不会再下雨的结论呢？”山民回答说：“如果再下雨，河流的水就要泛滥啦！”“穆尔提丙”主义将这种妖术式的成见视为过去时代的残余。“新的”总要战胜“旧的”，而“旧的”也不会立即被消灭。

有一件事似乎在否定“穆尔提丙”主义的完美性，那就是——冷漠。一方面人们对它无动于衷，一方面又在表面上热中于传播这一主义。很难给这种无动于衷下定义，因此当人们注意到这种无动于衷，也许会认为它是错觉。不管怎么说，人们最终还是得活动、工作、看戏、给演讲人鼓掌、出门旅游、恋爱、生子。但是，在一些人民民主国家的首都，例如在华沙、布拉格，就有一种令人捉摸不定的气氛。这种暗流涌动的集体不稳定，产生于个别不稳定因素的交流和搅合，是一种坏的精神流质。这是暴力和不幸、内部瘫痪和外部动荡的先兆。无论我们怎样描述这一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假如地狱保证给它的住客提供豪华的居所、美丽的衣裳、美食以及所有娱乐活动，同时却命令他们永远生活在这种氛围之中，这就会成为对他们最大的惩罚。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宣传，都没有办法捕捉到这种飘忽不定，且过去鲜为人知的非凡现象的真实面目。人们想对它做出任何算计一直不得其法。这不能写在纸上。可是既然在悄声谈话中人们承认这种现象的存在，就必须为它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这肯定是“旧”时代的残余，受到压抑，胆战心惊，却在设法报复，犹如受伤的章鱼喷射出墨黑的毒汁一样。可是社会主义建设正在阔步前进，正在走向美好未来，这一点是有保障的，难道它不能显示出足够强大的力量，来对抗任何思想毒素？这样做肯定还有些为时过早。当年轻一代长大后，他们就会甩开种种包袱，抛弃“老一套”的毒汁，到那时一切就会焕然一新。只是那些到过中央的人在观察过那里的年轻一代之后，十分不看好这种预测。因此应该寄希望于更遥远的将来，直到中央、所有地方、所有国家都能为每个人提供冰箱、摩托车、白面包和大块黄油，只有到那时，人们才会感到满意。

为什么当一切都还符合逻辑时，还要做另外一种补偿呢？难道非要运用非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方法来改变这古老的物质——比如说人，普通方法难道就不够吗？这真是一件恼人的事。真见鬼，人到底需要什么？

第二章　看西方

“美国人真的很蠢吗？”一位华沙朋友向我提出这个疑问，声音里有绝望也有期待，希望我能反驳他。这个问题反映了人民民主政体下，普通人对西方的态度：在几乎彻底的怀疑中夹杂着一丝残存的希望。

过去数年中，西方提供的令人怀疑的政治理由实在不少，还有其他更复杂的原因在影响着知识界。中欧和东欧国家在进入帝国势力范围之前，经历了“二战”，这场战争的进程在那里造成的损害是对西欧国家的损害无法比拟的。战争不仅摧毁了这些国家的经济，还摧毁了诸多此前人们视为不可动摇的价值观。

人们常常把生活的秩序理解为自然秩序。在上班途中，人们看到的房子，似乎更像是从土壤里钻出的岩石，而不是人类用双手和思想所创造出来的产物。人们认为，他们在自己的公司或办公室所做的工作对世界的和谐运转至关重要。他认为，他自己所穿的衣服与周围人所穿的衣服，本应就是这个样子；想到自己和自己的熟人可能穿上罗马长袍或披挂中世纪的盔甲会同样好看，便觉得可笑。他曾觉得国家部长或银行经理的社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值得羡慕；与此同时，他认为拥有大笔钱财是和平与安全的保障。他不相信，有一天在他所熟悉的猫咪睡觉、孩子们玩耍的街道上会出现一个带着套马索的骑马者，而这位骑马者会抓住路边的行人，将他们拖到屠宰场后立刻宰掉或吊在肉钩上。他习惯以最谨慎、能避开人们注意力的隐秘方式来满足生理需求，而不管是否所有人都有这样的习惯。总而言之，他的表现有点像无声电影《淘金记》（The Gold Rush）里的查理·卓别林，在简陋的木屋里忙碌，丝毫未察觉到屋子是吊挂在悬崖边上。

但当他第一次流落街头，看到满街都是被炸弹震破的玻璃碎片、狂风把人们在匆忙撤退时弃置在办公室的纸张吹落到马路上时，他对迄今习以为常的所谓自然性信念就发生了动摇。当他看到盖了那么多图章，标注着“机密”或“绝密”的文件漫天飞舞时，就联想到多少保险柜及钥匙，多少满脸横肉、垂着双下巴的局长大人们，也联想到各种会议、往来的信使、叼着雪茄的人和秘书们紧张地打字的情景！现在，风吹得这些纸张四处飘散，谁都能随意捡起一张纸片来看看，然而没有人有心思去看这些漫天飞舞的纸片，因为，当务之急是要为自己找到一公斤面包！尽管这样，世界照旧在运转，这真奇怪！他继续前行，并停在一幢被炸弹炸成两半的房子前。住家的隐私、家庭的气味、蜂巢般温暖的生活和家具都还保留着关于爱与恨的种种记忆，如今这些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房屋露出了本身的内在结构，它已不再是可以让人们安居数世纪之久的住宅，而仅仅是泥灰、石灰、砖头和混凝土交杂在一起所搭成的架子。在三楼上有个孤零零的、也许只有圣洁天使才能使用的白色浴缸，雨水冲刷掉了曾在里面沐浴过的人们的回忆。不久前还富裕、受人尊敬的人们，如今却失去了他们曾经拥有的一切；他们蹒跚在田间地头，乞求农民施舍一点点土豆。货币每天都在贬值，变成了一堆印着彩色画面、毫无意义的长方形纸片。在烟尘缭绕的瓦砾堆上坐着一个小男孩，他一边用铁丝做的小棍儿戳着一堆瓦砾玩耍，一边吹哼着关于伟大领袖的歌曲——他是如此英勇，甚至不让敌人接近边界。如今歌曲仍在被人们哼唱，可是领袖却在短短几天内就变成了过往。

后来他必须养成新的习惯。以前，如果傍晚在人行道上有人绊着了一具尸体，那位公民会立刻跑去打电话，之后很快就会有一群人围拢过来，开始叽叽喳喳地议论或评论一番。现在他知道，必须迅速躲开躺在乌黑泥泞里的尸体，不要提任何没有必要的问题。开枪的人总会有自己的道理，而地下审判从来不会听取被告的申诉。

在欧洲正常的城市里，居民不会被命令去研究自己所居住城市的地图，以便确定每个人住在哪个城区。为什么有的城区不适合他居住？因为A区是指定给一个种族居住；B区是指定给另外一个种族居住；C区是指定给别的种族居住。连搬迁都会限定最后的时间，那时，人们就能看到，街道上开始挤满长串的运输马车、手推车、独轮车，以及肩扛着包裹、手提着箱子、抬着床和柜子、背着大锅、提着金丝雀笼的拥挤人群。终于，所有人都搬到了被指定居住的城区，而问题却也立即显现，因为，本来过去只能容纳两百人的楼房，现在必须挤进两千人居住。C区周围还筑起了高墙，大门紧闭，数月间，天天都能看到装牲口的闷罐车送进去一批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是被送进那个专门为他们建造的“工厂”，然后用科学的手段把一批批运进去的人毒死，之后，他们的尸体被扔进一个巨大的焚尸炉里焚烧。

此时带着套马索的骑马者就会出现。那就是“囚车”，即停在街角，用帆布遮盖着的大卡车。行人根本预见不到那里会有危险，当他们路过那个街角时，会突然感觉有一支枪顶住他，之后听见要他举起双手的命令，然后被粗暴地推进那辆用帆布蒙盖着的卡车，从此他的家人和朋友就再也无法找到他。他也许会被关进集中营，或者会被推到墙下，用胶布封上嘴巴以防止他喊出反对占领国的口号，然后就被枪毙。这一切都令城市居民心惊胆战，迫使他们俯首帖耳。为了避免这种不幸，最好的办法就是足不出户。但是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必须外出挣钱，弄点供养他的妻儿老小的面包和菜汤。每到晚上，家里人就开始心绪不宁，担心父亲是否还回得来。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所以人们渐渐觉得他们居住的这座城市简直就是危机四伏的原始森林，20世纪人的命运，与那些每天跟毒蛇猛兽作生死搏斗的穴居人的命运没什么两样。

迄今为止，人一生只需要保有一个名字和姓氏便已足够，而现在出于种种原因，必须改名换姓并且学会记住自己虚构的简历，习惯于忘记自己过去的姓氏与名字，直到获得新的身份。当一些妻子失去了丈夫，又不知其下落，而一些丈夫也失去了妻子时，当人们都变更了自己战前的姓氏和名字时，就很难找到登记婚姻状况的档案。所以，那时婚姻的法律手续受到轻视，结婚就只是两个人搬到一处同居——不在乎一纸结婚证书，这种关系之后也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过去抢劫被认为是犯罪。而如今，抢劫银行的人却可获得英雄称号，因为抢劫的钱财可以作为地下组织活动的补充经费。抢劫者通常都是些乳臭未干的年轻小伙子，一副妈妈的娇宝贝的模样儿，在那时，杀人对他们来说，至少不再构成什么复杂的道德问题。

濒临死亡摧毁了人们的廉耻之心。无论男女，一旦得知那个手持马鞭和手枪的人已经将他们的死亡日期记录在册，他们的命运已经无法改变时，他们就会在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小片空地上公开性交，这已是他们活在世上能占据的最后地盘了。那些18岁的男孩和女孩，在即将奔赴防御工事，用手枪和汽油弹去攻击坦克之前，他们希望充分利用自己的青春年华，因为他们不知道，今后是否还能活着回来，能否活到成熟的年龄，所以他们现在就不再需要去恪守过去年代的体面标准了。

哪个世界是自然的？是战前的那个，还是战争期间的这个世界？两个都是自然的——人们认为，如果能让他们同时认识两个时期的话。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没有任何一种习俗和习惯是一成不变的，人们生活中经历的一切，都是他们所置身的历史形态的产物。流动性和不断变化就是许多现象的特点。人是可塑性极强的生物，甚至可以想象到，有一天，一个自尊心极强的公民会在自己的背后插上色彩鲜艳的羽毛伏地爬行，犹如顶着一个装甲炮塔。

西方国家的人，特别是美国人，在他看来都是一些非常不严肃的人，因为他们从未有过教会他们认识判断和思维习惯相对性的经验。他们相当缺乏想象力，因为他们是在一个既定的社会秩序与价值体系之中出生和成长的，他们认定任何其他的秩序都一定不自然，因为它违反人的天性，所以不能持久。不过也许有一天他们也会了解什么是烈火、饥饿和利剑。这种情况极有可能发生，人类的生活中有一种血脉相连的东西在作祟，很难相信：当地球上有一半人在遭受可怕的灾难时，另一半人能够继续享受19世纪的生活方式，而只是从电影和报纸上得知远在天边的同类所经历的痛苦。近年来的许多事例在教导我们这局面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华沙或布达佩斯的居民也曾在电影院观看过记录被炮火轰炸的西班牙或在烈火中熊熊燃烧的上海的新闻片，但不久之后他们终于在现实生活中领略到了这类事件和其他灾难的滋味。他常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令人郁闷的历史，但直到后来才发现自己也不得不去跟这种机关打交道。如果某件事会在某个地方存在，那么它就会在所有地方存在——这就是他从观察中所得出的结论，他也因此对美国眼前的繁荣没有特别的信心。他认为，1933—1945年在欧洲所发生的一切，预示着在别的地方也有可能发生。因此，从这一点来说，在对当代局势的理解上，东欧人的成熟度是那些未曾有过任何特殊经历的国家之居民无法相比的。

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种思维方式已经深深扎根在他的头脑中，因为这是他在一个非常严酷的学校里学到的。在那里，无知的后果不是成绩不及格，而是可能掉脑袋。因此他特别容易接受预示西方国家也会发生暴力改变的理论，因为他认为，如果在他那里持续发生的事件，在别的地方不会发生，这太不公平了。

他能接触到的唯一思想体系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这种思想体系之所以吸引他，是因为它所使用的语言根据他的经验，是能够让他理解的。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斯大林的说法），西方国家虚幻的自然秩序，注定要受到危机的影响而出现突然的灾变。一旦危机发生，统治阶级就会以法西斯主义作为抵御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法西斯主义就意味着战争、毒气室和焚尸炉。诚然，美国在复原时期将发生危机的预言并没有实现；诚然，英国所实施的社会保险和医疗社会化的制度也达到了迄今任何地方都比不上的周全程度。事实证明，美国之所以发生反共歇斯底里，其背后的重要催生因素乃是对于另一大国的恐惧——但这只不过是对一条已受到检验的定律的另一种解释罢了。如果世界被分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显然法西斯主义注定失败，因为它是为拯救资产阶级而孤注一掷的最后一根稻草。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是通过蛊惑民心，而把那些不负责任的人推到最高位子上，但在关键时刻，这些人会犯下愚蠢的错误（例如在东方，希特勒对东欧人民实施了残酷的政策，又如墨索里尼把意大利拖入战争）。

如此推理，我们说的这个人至少不需要成为一个斯大林主义者。相反，他既然知道莫斯科中央所提倡的这个体制的善行令人怀疑，那么他就特别希望看到一颗巨大的陨星把他受苦受难的原因从地球上“冲刷”掉。然而，他只是一个人，势单力薄，于是他在反复权衡利弊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加入被“历史”薄待的一方，将是不智之举，因为在他所生活的世纪中，“历史”已经取代了上帝的位置。他所听到的宣传，竭尽所能地说服他相信，纳粹主义和美国主义同出一辙，因为二者是在那些同样的经济关系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他相信这种宣传的程度，与普通美国人相信他们记者的报道的程度差不多，因为这些记者也说，希特勒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毫无差别。

我们的人即使处在相当高的地位，能接触到有关西方的一些信息，仍不能充分了解西方的力量和弱点。他所使用的光学仪器，只能使他看到由上面预先设定好的视野。他透过这个仪器所看到的，只能是可预料的那部分（同样，统治者收到的外交报告都在证明，唯物辩证法仪器看到的范围与现实是同一的东西）。打个比方，在他生活的这个体制里根本没有法律，就是说，法律只是作为党的工具而存在，人类活动的唯一标准就是行动的效果，当他习惯这个体制后，他就很难想象会有一种制度，其中每个公民无论地位高低，都会感受到法律条文的约束。制定某些法律条文，也许是为了保护特权集团的利益，甚至在利益发生变化之后，条文依然存在，毕竟用新法律条文取代旧的并非易事。每个公民的行动都受到法规网络的制约，有些法律甚至可以追溯到距我们很遥远的年代。麻烦的是，集体生活的机制具有约束力，以至于那些愿意采取实际行动的人都在无助地奋力抗争。由此东欧和中欧国家的居民无法理解西方的某些特点：西方国家办事拖沓延宕，一些决策荒谬不经，以及那些操弄选民情绪的政治运动、蛊惑人心、互相指责等等，但与此同时，这些做法却给予西方居民某种程度的保护。在街上抓捕不受统治者欢迎的人，并任意关进“囚车”，送到集中营，显然是解决问题的极佳方法；而在西方国家，如果某人的所作所为要受到惩罚，就必须遵循法律条文的某章某条明文规定，证明他是罪犯才行。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做法在西方是完全行不通的。纳粹与苏维埃的刑法典的相似之处，就在于它们都抹煞了哪些行为该受到惩处而哪些不该受到惩处的界限：前者，纳粹的刑法规定的犯罪是指一切违背德国国家利益的行为；后者，犯罪就是指违背无产阶级专政利益的一切行为。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缺乏高尚精神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至少还能为人们提供某种保障，即身为一家之主的父亲仍能回家吃晚饭，而不是被遣送到白熊乐于居住而人类无法生存的地区。同样地，西方国家绝不能采用科学地制定的酷刑，在其压制下，每个人都以同等热切的态度坦白自己犯过和没犯过的罪行。宣传机器试图说服人民民主国家的公民相信，西方法律到处都是假象，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权且让我们相信它是一种假象，但这种法律至少不会让统治者为所欲为。他们如果想惩处某人，就必须举出大量事实来证明那人有罪，而辩护律师常常想尽一切办法来钻法律条文的空子，且各种案子要经过反复上诉和撤诉因而旷日持久。当然，有时犯罪也会发生在假借法律名义的掩护下；但目前看来，西方法律不仅束缚了被统治者的手脚，更束缚了统治者的手脚，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也许可说是西方之力量也是西方之弱点。

美国人把民主比作一条笨拙的筏子，每个人都在上面朝着不同的方向划桨。人们大喊大叫互相指责，难以使所有人朝一个方向划。与这样一个筏子相比，极权主义国家的大桡战船显得富丽堂皇，伸出齐起齐落的排桨，飞快地向前驶去。但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极权主义的快船触礁破损的地方，笨拙的筏子却能顺利驶过。

西方的一些新鲜事物，对莫斯科中央的客户来说并不易注意到。在某些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发生的事常常是史无前例的：大众文明的崛起，可能被认为是粗俗的，且对高雅的人来说，可能不合口味，但它保证了数百万民众在机器生产的产品中获得应得的份额。当然，民众喜闻乐见的东西通常会流于粗俗和肤浅，而且他们还得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来换取。然而，工厂里的女工可以很轻易地与他人一样享有某种程度的文明生活：能买到一条由机器生产、电影明星穿过的裙子的廉价复制品，能开上一辆老式的却是属于自己的私家车，能欣赏逗乐的牛仔影片，家里能拥有电冰箱；而相对地，在列宁格勒近郊库尔斯克集体农庄里的妇女却根本不可能想象到，她的曾孙女的生活在最好的情况下，有一天也能接近类似的平均水平。美国民众的“愚蠢”，纯粹是出于对新文明物质利益的满足，这令东欧知识分子感到极为不快。在一个把“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分为不同阶层的国家受教育长大的人，首先想要寻找的通常是由作为革命变革发酵剂的知识分子创造的思想。一旦他看到西方社会中根本没有中欧和东欧国家概念里的那种“知识分子”，他实在无法理解，因而也无法用他熟悉的概念来观察这样的社会。而且在那里看到的“思想”显然早已过时，已经被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远远抛在后面。欧洲人认为，美国人只会用纯粹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方式解决难题，认为美国人无法接受抽象的概念（大家知道，德国资产阶级拥有特别高的抽象思维能力）。上述两种现象使欧洲人感到困惑不解：如果承认美国这些特点对欧洲而言是“落后”的，但美国技术力量之强却又远远超过欧洲！而欧洲人所认为的美国的“愚蠢”现象，其实不正是美国强大之所在吗？

迄今为止，有一种不断完善和利用新发明的速度没有受到阻碍。在这一点上优势属于西方。日本想要超过西方的努力并未成功，而且被美国打败了，尽管美国当时处在和平的但内部矛盾重重的罗斯福时期。俄罗斯靠抄袭西方的汽车模型、仿造飞机、喷气发动机、雷达、盘尼西林、电视机、原子弹、德国的潜水艇，现在业已加入了竞争。东欧最年轻的一代，成长于对俄罗斯科学崇拜的年代，他们开始相信俄罗斯的科学技术领先全世界；老一辈却认为这种想法是荒谬的，但他们不能确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实施计划经济，并为科学研究和实验投入大笔资金的俄国是否处在创造奇迹的转折关头。与此相反的说法是，俄罗斯当代科学的实用主义只是臣服于一种唯物主义哲学。众所周知，最伟大的发明都是在众多学者长期、无私地工作过程中完成的，这些工作通常不会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与事实相违地，俄罗斯的舆论宣传坚持把众多发明归功于俄罗斯人（其实，他们无论是在桥梁结构还是在生产汽车的发动机等方面，甚至在很多极小的细节上，都抄袭了美国的技术）。这种不遗余力的宣传，通常使人感到可笑，只能证明他们缺乏自信，例如，他们在销往人民民主国家的瑞典制造的机器上打上了俄罗斯制造的标记。这种不遗余力的宣传，其实就是为了打消俄罗斯的自卑情结，以此来提升俄罗斯的“技术士气”。这一切只能证明，莫斯科中央十分重视科学竞赛。谁知这种意志的集中会带来怎样的结果？一切都还需要时间来证明。

我们还得承认——东欧和中欧的人也都承认，此刻，西方在生产技术——以机器取代人工（这意味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工作的界限被逐渐冲淡）等各种潜能方面的优越性是毋庸置疑的。可现在西方民众头脑里都在想些什么？他们的精神是不是陷入了梦境？一旦觉醒，斯大林主义会不会成为它唯一的表现形式？基督教在西方不是正渐渐消亡吗？那些民众不是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信仰吗？无疑正是如此。他们的大脑是不是一片空白？是的。那么他们是否会用沙文主义、侦探浪漫故事和毫无艺术价值的电影来填补这种空虚？是的。这样一来，西方到底能奉献给我们什么？有的方面自由太多，有的方面太少，但比起人们为某种前途而努力争取的自由来说，可能还是要少得多。

我们可能把这些问题提得太原则化，但是问题毕竟提出来了。诚然，可以用别的问题来回答这些问题。美国为数不多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大多数是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家庭有点知识者的子弟）抱怨民众精神贫乏，然而他们并没有考虑到，他们心中所渴望的那个帝国，是一个物质匮乏、技术匮乏外加斯大林主义的国家。他们想象，福利和技术外加斯大林主义会是多么有意思，因为这是整个地球从未有过的现象。帝国要培育新人，是在跟贫困（既是它造成，也是它要克服的）作斗争的口号下进行的，也是在提高技术（既是它破坏，也是它要建设的）的口号下进行的。如果这两股强大的推动力均不存在，那将会怎样？可以想象到，那个巨大机器的齿轮可能只会空转。实现了的共产主义阶段对于信仰它的人来说是“至圣所”，是人的目光不能企及正视的光明之境，那就是天堂。不要试图去看穿你还不能理解的东西，人们如果敢于把天堂具象化，就会发现他们心中的天堂与人人都有工作时期的美国没有多大区别。人们会发现（甚至可以说恐惧有所减轻，但这是不太可能的）在那里，民众过着纯粹的生理上的生活，享受着物质文明的成就。但是他们的精神发展却遇到了一个以学说形态出现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那种学说认为，共产主义的目标是把人从对物质的需求中解放出来，去追求某种东西；而根据其学说，这种东西本身却又毫无意义。

当然，类似的思考都是乌托邦式的。但如果不能使西方共产主义者大伤脑筋，那么他们在帝国的弟兄们就无法摆脱这类思考。我记得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不想活着看到实现共产主义的那一天，因为，那可能会非常乏味。”当伟大的教育工作结束，令人痛恨的“形上学的本质”在人心中彻底消亡，下一步该做什么呢？问题是，党模仿基督教礼拜仪式而在领袖肖像前举行的群众性典礼是否会让人民真心感到满意。

两眼盯着西方，希望在那里能产生点什么新玩意儿；这种观望，在东方的知识分子中非常普遍，比在西方感觉到的还要普遍得多，但他们观望的并不是西方宣传的东西。而是盼着出现：新一代天才作家，新的社会哲学，新的艺术运动，科学上的新发现，绘画或音乐方面的新原则。不过似乎很少能找到那种新玩意儿。因为东方人习惯于严肃对待的只是那些有组织和以群众性规模出现的社会生活现象。除了电影、畅销书和插图杂志以外，西方的文化领域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达到这种规模。西方有头脑的人士从不会严肃对待这些大众娱乐传媒的大部分；而在东方，凡此种种类似的东西（在那里一切都拥有大众特性）都被升华到“西方颓废文化”唯一代表的高度。嘲笑多数西方电影、小说或文章的愚蠢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这些评论者不需任何努力就有颇丰厚的稿酬，而且还免去承担对莫斯科歌功颂德的更加痛苦的义务），因此大多数东方记者乐意为之，而他们的评论文章对公众也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真正的西方文化生活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但是在那里，东方的知识分子偶尔会遇到多变的表象，因为，模仿与创新、颓废与健康的现象并存不悖，大肆宣扬低俗的作品，故意贬损伟大的杰作。有人在战前去西方旅行时所看到的各种流派继续存在，这令他感到非常吃惊；因为，在他的大脑中，这些流派早已不合潮流，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首先正是这些继续存在的流派引起了他的关注，而不是那些艰难地在森林的枯树朽木丛中生根发芽的新现象。

西方文化价值中最受谴责的是它的精英性，脱离普通民众。这种指责是正确的，因为诗歌、绘画，甚至音乐，在把自己关进象牙塔之时，总会犯有诸多风格上的弊病。与此同时，这些艺术与民众日常生活的联系似乎比肤浅的观察者感觉到的要紧密得多，比如所谓“艰涩”和“朦胧”的前卫绘画创新，会立刻被大多数人接受，因为它们对广告、妇女时装潮流、舞台布景以及室内装潢设计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对普遍使用的机器的外观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与这种潮流相比，“苏维埃帝国”风格是在巨幅画布上绘着成群不同姿态的高官，这种风格与日常生活完全脱节。通过摧毁艺术实验，莫斯科中央把它的实用艺术（如果可以说它存在的话）局限在对西方实用艺术笨拙的模仿上，其实西方的实用艺术由于画架画的实验而在不断更新。捷克人和波兰人做出了英雄般的努力，他们要通过深入民间范式来拯救他们自己的实用艺术，而他们的努力似乎注定不可能成功，因为，家具、墙饰织物或者妇女穿的裙料跟绘画和雕塑有相互依存关系。当绘画和雕塑皆被要求表现对丑陋的崇拜时，一切大胆的尝试都被认为是形式主义，那么实用艺术就脱离了自己的源泉，只能成为艺术的荒漠。

西方生活的多姿多彩场景是源于它潜移默化的法则。西方国家的普通公民没有意识到，一个住在阁楼里的画家，一个不太出名的音乐家，或者一个专门写些莫名其妙诗句的诗人，都是为他自己在生活中所重视的一切赋形的魔术师。统治者也很少去考虑这类事情，他们认为，不值得为这些琐碎的事浪费时间。西方实施的不是计划经济体制，不可能去帮助每一个在不同文化领域工作的人。因此，这些人在无私地追求自己的奇思怪想的同时，不得不孤军奋斗，忍受贫困的生活，常常有些艺术家死于饥饿；在他们身旁，愚蠢的富人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置他们的钱财而花天酒地，听凭他们昏暗的神智引导挥金如土。这类事情会令来自东方的人感到愤愤不平。在他的国家，有才能的人都能有用武之地，而在西方，同样的人则很少有成功的机会。西方在人才管理上的浪费简直令人沮丧；有限的成功者把自己能获得承认常常归功于纯粹的运气而不是自己的职业才华。在信奉新信仰的国家，将适应政治路线的能力作为选择淘汰的标准，其实与上述这种浪费没有任何区别，只要按照既定标准去做事，最平庸的人通常可以获得最大的声望。尽管如此，东方的艺术家或学者们要比西方同行容易谋生得多。虽然，唯物辩证法的压力是沉重的，但那些物质补偿也不应轻视。许多有机会逃往西方的音乐家、画家和作家并没有选择逃亡，因为他们认为反正都得作曲、作画或写作，这比去教书或在工厂打工而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从事他们真正的职业更好。很多人到了国外之后，又返回自己的国家，原因不外乎此。东方知识分子对西方的经济制度对待科学和艺术工作者的冷酷无情普遍感到恐惧。他们说，跟一个聪明的魔鬼打交道要比跟一个和善的傻子好得多。聪明的魔鬼懂得他们之间的互惠关系，允许他们以一把刻刀、一支文笔或画笔为生，关心客户，并对他们提出要求。但是和善的傻子不懂这种互惠，既不给予关心，也不提出要求，在实践中这等同于客气的残酷。东方人相信，基本的生产资料应当属于国家，国家实施的是计划经济，国家将收入用于卫生、教育、科学和艺术；在他们之中寻找资本主义的信徒是幼稚的。在西方，人们追寻的东西肯定不是法国大革命或美国独立战争时激动人心的口号。如果有人提出工厂和矿山应该属于私人这一论点，东方人定会以挖苦讽刺的口吻回应。他们寻求什么完全由一个事实出发，那就是，他们或多或少地理解新信仰不能满足人的精神需求，而新信仰在这方面严格把关的一切尝试，都会变成一幅讽刺画。如果把他们逼到墙角，并迫使他们确切阐述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他们肯定会回答，自己想要的其实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但是希望在这个制度里，人不必在唯物辩证法蛇样的缠绕中拼命挣扎。因此他们在期盼某种征兆，以证明真正的文化价值可以在唯物辩证法之外产生。但这种价值必须是持久的，是面向未来的，而不是过时意识的产物，如果真能如此，那就是唯物辩证法的胜利和对它的肯定。新信仰国家的民众都知道，只有在西方才能产生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作品。也许在一个离群索居的思想家的工作室里，已经完成了重要性不亚于在自己的时代同样是孤独的马克思或达尔文的发现？但谁知他们在何处，怎样去接近他们呢？

东方知识分子对于任何从西方渗透而来的事物都像一个严格的审查官。他多次感到失望，不希望得到过多廉价的安慰，这种安慰此后会成为更大的压抑。战争让他具有揭开欺诈和虚伪面具的能力，但也使他多疑。战前他曾经喜欢过的那些书籍，绘画和音乐中的许多流派，现在已经被他抛弃，因为它们没有经受住考验，人类思想的作品本应受得住残酷、赤裸裸的现实考验，如果经受不住，那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也许只有在遭到死亡威胁的人眼中，能够保持活力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

在一座正在进行残酷斗争的城市的街道上，有个人躺在机关枪的火力之下。眼睛凝视着石砌的路面，他看到了一幅令人着迷的景象：鹅卵石都竖立了起来，像刺猬身上的刺一样——子弹打中它们，使它们移动了位置而倾斜着。这种时刻，人的意识里在对诗人或哲学家作出判断。他想到也许某位诗人在文学咖啡馆里曾是受欢迎的人物，每当他走进那里，迎面而来的都是人们好奇和赞叹的目光。但是在这样的时刻，想起他的诗歌，他的作品便露出了自己的病态，并表现出唯美主义者消遣的所有特点。所观察到的鹅卵石景象无疑是真实的，而那些根据同样赤裸裸的经验所写出的诗歌，理应能够胜利地活过谴责人们借以为生的幻觉那一天。在经历了“战争的噩梦之后”，东欧知识分子心中出现了一种可称之为削减感情奢侈的现象：心理分析小说激起他们轻蔑的大笑；西方仍在流行的情色文学他们视为垃圾；对抽象绘画的模仿令他们厌倦。他们都很饥饿——但他们需要的是面包，而不是开胃小菜。

辩证唯物主义在他们之间容易找到回响，因为它是人间的思维形式。他们希望看到，在唯物辩证法范围之外，能有文学和艺术脱颖而出，但条件是它必须是人间的、强有力的、健康的。但愿他们能够找到！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凡是符合他们品位的相当强有力的作品，都是围绕令他们感兴趣的社会制度和民众信仰的问题，这种书通常既是斯大林主义者写的，而在更大程度上也是反斯大林主义者写的。他们之中很多人都读过阿瑟·库斯勒 [17] 的《正午的黑暗》，为数不多的人读过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因为很难拿到这本书，而且拥有它又很危险，只有某些党内人士才知道），奥威尔对他们所熟知的细节的窥察之深刻和斯威夫特 [18] 式讽刺手法运用之灵巧都令他们着迷。这种形式的写作被新信仰国家所禁止，因为具有多层涵义的讽喻会违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规章和书报审查的要求。甚至那些只是道听途说而知道奥威尔的人都感到惊奇，一个从未在俄罗斯生活过的作家竟然能有如此多的深刻观察。当发现到某些西方作家了解这部机器不寻常的运转方式，而他们自己正是这部机器的一部分时，他们感到震惊——尤其是考虑到西方的“愚蠢”。

西方但凡有力量的作品，通常只是单纯否定现实，他们对新信仰国家的批评常常是准确的，尽管没有指明出路，也没有找出取代唯物辩证法的方案。诚然，可以说，作品中塑造的人物是活生生的，他不为自己的思想感到羞耻，他有勇气扔掉援引权威著作、语录的拐杖独立行动——可是这对东方知识分子来说似乎还不够。用明智的论据无法战胜弥赛亚 [19] ，从这些人口中说出的是话语，而不是烈火中炼出的宝剑。

在新信仰国家受到限制或者遭到铲除的基督教，常常还会引起（不健康的）兴趣：西方国家的基督徒们是否以应有的方式利用他们的自由呢？结论应该是：没有。宗教在那里已经变成了残留习俗的一部分，人们可以从各国的民俗中找到实例。更有甚者，在那里教会似乎是跟政治反动联手。或许基督教需要被施压才能复兴——人民民主国家基督徒的宗教热情就是一个例证。问题是，人们的这种虔诚是不是像老鼠被捕鼠器夹住后的表现，有点来得太迟了？

官方的立场是期望对西方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厌恶。把那里的一切都说成是糟糕的：火车误点，商店里空空荡荡，因为人们没钱买东西，路上行人衣衫褴褛，臭名远扬的技术没有任何价值。你如果听到一个西方作家、画家或音乐家的名字，应该摆出一副讥讽的怪脸，噘起嘴巴像要呕吐，因为与世界主义斗争是公民的基本职责之一。世界主义的定义是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尊重，这个术语是莫斯科发明的，在俄罗斯的历史中并不新鲜。早在一百多年前，沙俄的历史学家就曾厌恶地提到“腐朽的西方”。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腐朽的西方”展开运动，后来却需要从这个西方输入他们的思想，就像输入其他许多发明一样。人民民主国家在跟世界主义的斗争中，还承认了过去某些西方作家属于当时“时代的先进作家”，推荐翻译出版他们的作品（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斯威夫特），然而却要求翻译和出版过去俄国所有作家的作品，只有个别作家的作品例外。至于现代作家，只应翻译、出版所有俄国现代作家的作品，而那些西方现代作家则只限于共产主义者的作品（如果有疑问，莫斯科中央就会向出版商提供那些入选作家的特别名单）。对西方19世纪的绘画不做任何限制，可是，当有人证明法国的印象派画家是起源于没落的资产阶级哲学时，立刻就认为俄国的现实主义巡回展览派画家在艺术上大大高于他们。全部俄国音乐统统都可作为交响乐和独奏的演出节目，但是对西方音乐，甚至对19世纪末的音乐家态度就有些摇摆不定。出于对世界主义的担心，只允许演奏部分西方音乐（如巴赫、莫扎特、柏辽兹、威尔第的作品）。但有时碍于某种需要，只得让各种音乐（如穆索尔斯基、柴可夫斯基、巴赫和鲍罗廷的作品）同台演奏。

无论这些详细的规章给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商和音乐演奏者带来多少麻烦，“与世界主义作斗争”并非全无道理。其之所以合理是因为莫斯科中央的动机相当清楚：可供选择的规模太宽泛，不会促进公民的道德健康。可是数世纪以来，人民民主国家一直受到西方的影响，现在应该清除一些坏习惯：就像既然知道有人抽烟，消除这个坏习惯的办法，就是夺走他手中的香烟。还有某些情况，使得规章上对“世界主义”的敌对性，于知识分子而言并不是像可以预见的那样难以忍受。不管怎么说，知识分子懂得说服自己，在需要的情况下按照莫斯科中央的正确指示办事。

源于罗马的宗教多多少少在所谓的欧洲文明兴起的地区传播，如今构成帝国西部省份的那些国家，在以往的几个世纪里都处于欧洲文明的东部边陲。现代欧洲的发展，加上其工业和贸易中心的狂热活动，加深了带引号的“欧洲”与其“东部封疆”之间的差别。当一个美国爱达荷州的居民被问到，他是怎样理解“欧洲”这个概念时，他肯定会说法国、荷兰、意大利、德国这几个国家的名字，而不会悉数说出东欧国家的名称，他会认为那个地区的各民族是不值得注意的落后部落混合体。也许爱达荷州的居民是代表“历史滞后”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他的意识受到了事实已经否定的痼习的影响。但不管怎么说，他的观点是值得注意的，尤其是考虑到美国政治家的想法，因为美国人不认为俄罗斯对“东部封疆”的占领会给他们带来严重后果。数个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钱和权是在西欧积累起来的，文化模式也是在西欧兴起以后才传播到了东方（比如，波兰的教堂和宫殿是意大利建筑师修建的；波兰的诗人十分热爱并模仿法国诗歌的形式等）。中欧和东欧国家传统上被认为是“穷亲戚”，而且是一个半殖民地。西方对他们的态度大致上是傲慢的，此种态度与那名爱达荷州居民过于单线条的看法没什么太大不同。

受过一般教育的波兰人、捷克人或匈牙利人非常了解法国、比利时或荷兰；而受过一般教育的法国人、比利时人或荷兰人对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或匈牙利却所知甚少。东方的知识分子不认为这种情况是明智的，他可能感到与俄罗斯人亲近，因为俄罗斯人与西方有算不清的和不愉快的旧账。尽管俄罗斯人的自卑情结导致他们不断地要求确保自己绝对高人一等，不断要求他国对俄罗斯的臣服和效忠，这刺激了他，使他愤懑；但西方对中欧和东欧国家的轻视更加令他愤恨，因为他认为，这其实是对20世纪中叶业已发生的比例变化缺乏足够认识。事实上，这些国家人口众多，显示了自身有能力适应现代工业技术的种种需求，且它们自然资源丰富，采矿业和重工业快速发展，这些国家的工人不再像无助的移民，需要去西方寻找面包，被迫接受最低档的体力劳动；这些国家的技师和学者可以与西方的同行成功地竞争；这些国家的作家和音乐家不会抱怨缺乏天才。此外，从各个角度看，这些国家不仅是欧洲重要的部分，也是全球重要的部分。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假设：新信仰将在全球传播，那么这些国家就是除俄罗斯之外的第一个，因而也是最有意思的实验地区。如果我们假设莫斯科中央会失败，不可能称霸全球，那么随后将在这些国家出现全新的经济和文化模式，因为根据历史的发展，不可能走回头路，那么遏制“东部封疆”的开明阶层中普遍存在对西方的偶像崇拜，难道不是可以解释的吗？被人民民主国家视为小国的那些大西洋沿岸国家，充满着对过往荣耀的追忆，但在那里，经济没有什么快速发展。为什么在布拉格或在华沙要去模仿那些产生于发展速度缓慢的小国的现今法国画家的绘画呢？为什么那些为完全不同的观众而写的英国戏剧要在东欧国家的城市上演呢？应该抛弃模仿，但只要法国、英国或比利时资本在“东部封疆”的矿山、铁路和工厂投资的影响还在，它们的书籍、电影和时装仍在这一地区普及，那么这种模仿就是有理由的。正如国有化的工业能有立足之地，东欧文化也必须学会靠自己的力量立足于天地之间。

不幸的是，“东部封疆”的文学、科学和艺术一从西方的魔咒中挣脱出来，就彻头彻尾地依赖新的大国。如果说过去的模仿是自发的，那么现在就是强制的了。任何想寻找自己道路的尝试都会被指责为铁托主义 [20] 。欧洲的“东部封疆”如今变成了帝国的“西部封疆”。任何想找回自己民族过往的尝试，现在都只能限制在与俄罗斯民族的发展道路相吻合时才得以实现。民间创作当然可以存在，19世纪的现实主义戏剧当然可以上演，但是，例如波兰拥有浪漫主义戏剧的传统，这种戏剧要上演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波兰还拥有将文学作品改编成戏剧的传统，拥有那种被人们被称为“纪念碑式剧场”的舞台剧传统，延续这种传统将会被视为带有危险的异端邪说味道。

与“世界主义”的斗争在本质上只不过是在玩旧瓶装新酒的游戏，不过是把一个瓶子里的液体倒掉，再灌进去一点新的液体罢了。过去，是通过瓶内原本的液体与外来的元素相互作用，使瓶内产生出一种特别的物质。而今天，外来的因素以更为纯粹的形式出现，因为有相当多的实验室守卫者都在热切地努力，使这一样品能得到必要的尊重。有可能，知识分子也认为，与“世界主义”的斗争是一项不错的疗程。那种好玩的时代将一去不返，当时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的画家到现代绘画的麦加圣地（也就是到巴黎）去学画，等回来后，他们所画的家乡河流，与塞纳河十分相像，尽管这两条河根本没有相似之处。

在上个世纪，“腐朽的西方”受到俄罗斯爱国史学家的谴责，他们认为“腐朽的西方”太过自由，从那里渗透出来的思想对极权政府具有极大的威胁。并非只有这些宝座的捍卫者毫不留情地批评西方，只要去读读列夫·托尔斯泰的《什么是艺术》（Co to jest sztuka），就能看到一幅俄罗斯民族藐视西方雅致风格的典型画面。托尔斯泰认为莎士比亚的戏剧是血腥的胡说八道集合体，法国绘画（印象主义极盛时期的艺术）是蜕化变质者最拙劣的涂鸦。革命以后，这种成见不难发展，不难找出大量论据来说明问题：俄罗斯再度拥有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制度。俄罗斯对西方的怀疑是否构成它强大的力量呢？甚至沙俄的史学家在号召俄罗斯人民培植自我肯定和相信俄罗斯民族之特殊使命的同时，不也是在间接为革命工作吗？斜着眼睛看西方和挖苦讥笑西方显然并不是坏的调味品，因此也出现了一种不顾任何后果、作为西方人对立面的平凡、严厉而又勇往直前的人的典型。西方人背着过于沉重的历史包袱，法律、信仰和伦理关系网络束缚了他们的手脚，使之不能大踏步前行。俄罗斯诗人勃洛克 [21] 把自己的民族称为意识到迄今具有潜在力量的“锡西厄人” [22] ，他说，“锡西厄人”终于开始进军了，他们的成就巩固了他们的信念，他们对西方的蔑视不是没有基础的。所有居住在波罗的海和地中海之间的各民族，也应仿效这种俄罗斯的自信，并使自己摆脱追随西方鹦鹉学舌的坏习惯。

当然，知识分子明白，他就是自己所谴责的那种“世界主义者”，因为他在看西方时，似乎还期待着什么。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从自己的国家清除来自巴黎的毫无价值的街头艺术或美国侦探小说的禁令感到特别痛心；他同时认为，那些在西方国家激励“精英人士”的许多文化现象并不合他的胃口。当他被问及艾略特的《鸡尾酒会》（Cocktail Party）是否应该在他的祖国上演时，他会毫不迟疑地回答说“不”；虽然这位作者的《荒原》（The Waste Land）可以认为是一部有意思的诗作。中欧和东欧人的新收获就是一种永远不肯放弃的责任感。他们认为出版商和剧院都要为它们向读者和观众提供的东西承担责任。例如，假若有人认为某戏剧不好，那么就不应该推出，即使演出有可能会成功并给剧院带来可观的票房收入。（不妨想象一下，布拉格或华沙的工人在看艾略特的绅士派《鸡尾酒会》时能从中得到什么？）另一方面，禁演斯特拉文斯基 [23] 的《春之祭》（Le sacred du printemp），和靠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培养听众的审美趣味，显然是十分荒谬的做法，但愿不致引起人们的苦笑。我所描述的知识分子的“世界主义”，其实是很温和的，他们能明确地区分出什么是值得尊敬的西方艺术，什么是为了迎合令人怀疑的“精英人士”口味而作了大量廉价宣传的作品。

俄罗斯现实主义巡回展览派的绘画优于法国印象派的绘画，这已在莫斯科得到理论证明。遗憾的是，绘画有这么个特点，即欣赏画是用眼睛看，眼睛在评价时也有发言权，最博学的学者的论据也不可能把丑陋的画作变为伟大的艺术作品。这真令人痛惜！每走一步，无论是在美学方面还是在伦理学方面，我们都遇到这样的阻力，即人对聪明理论抗拒的怪癖。如果一个受到相当教育的孩子发现自己认为父亲的行为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害（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是全人类福祉的基础），他就会去向当局告发父亲，所以这样的做法是合乎常理的明智之举，然而，这种行为在很多人心中引起无法解释的反感，如此类推，有人更喜欢马奈 [24] 而不喜欢俄罗斯19世纪现实主义的画家也是无法用常理解释的。人民民主国家的知识分子认为，俄罗斯人在进行思想手术时的大胆，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而且预测这将给其未来的领袖们带来不妙的前景。环环相扣的推理会同现实相冲突，要求绕开经验主义而保持应有的秩序，定会导致代价高昂的错误。希特勒与“堕落艺术”的斗争，实际上与其党内要求摧毁一切“劣等种族”的新伦理如出一辙，也正是在类似的思想中蕴藏着他失败的根源。知识分子在观察到莫斯科中央要求科学和技术须与唯物辩证法一致时得出结论，将来不会是西方的力量和智慧导致帝国的灭亡，而是唯物辩证法的谬见最终导致它的灭亡。

莫斯科中央宣布了孟德尔 [25] 遗传学为错误，大致有三方面的理由：其一，它与辩证性地理解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理论相互矛盾，因为它过于偏重达尔文理论中反映社会关系的那些因素，也就是资本主义体制下残酷的生存斗争（一个物种内部不应是生存斗争，而应是相互合作）。其二，孟德尔定律用到农业上，并不能带来令人满意的农业增产。其三，孟德尔定律可以作为种族主义的理论基础，根据他的基因学，个人之“较优”或“较劣”完全由“遗传因子”的种类所决定。因此所有这些被运用的论据都证明所谓现实无非是人的一厢情愿而已。“然而如果孟德尔继承者的遗传学被证明与科学观察一致，将会发生什么事？”东欧知识分子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所以一个东方知识分子不管怎样为那些推翻西方遗传学的演说家热情鼓掌，他心中至少没有把握，自己是否陷入了一个大骗局。这就像那些德国学者为讨好纳粹政权迎合德国当时的需要用科学来提供伪证的骗局一样。

这已是迈出怀疑辩证法本身的第一步。难道辩证法不是用来解释大自然中和历史上的各种现象的吗？可是这些现象却是解释者亲手巧妙地放入大自然和历史中去的。辩证法是“矛盾的逻辑”，正如智者们所说，它只适用于那些形式逻辑不够充足的地方，即适用于运动中的现象。因为人的概念和人们观察到的现象都处于运动之中，有一句话说得好：“概念中包含的矛盾不过就是反映现象中包含的矛盾而已，或者是把那些包含在现象中的矛盾翻译为思想的语言。”很好。可是应如何看待普列汉诺夫 [26] 曾举例证明形式逻辑的不足之处呢？他所引用的实例能够自圆其说吗？他的例子是：有人指着一个刚开始长胡子的年轻人，要求回答他是否有胡子的问题。不能说他没有胡子，因为胡子开始长出来；但也不能说他有胡子，因为那还不算是胡子。总而言之，胡子刚长出来，还处在发育过程，才刚只有些许单根须毛，但总有一天它们会变成胡须。“真见鬼！”我们的知识分子嘟哝道，这不就是17世纪犹太教牧师的教义问答吗？年轻人下巴上长出的须毛，对我们怎么称呼它完全无所谓，并没有像任何虔诚者辩证法信徒一再重复的那种“从量到质转变”的事。“是胡子或不是胡子”来自于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来自于我们的分类体系。把这硬解释为矛盾现象，是多么荒唐，是我们无能的概念让我们卷入这种矛盾现象！可这毕竟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帝国的命运取决于不幸的胡须。若是根据辩证法采用类似的把戏进行整个历史的分析，也就是说，事先引进概念，然后把概念的矛盾当成观察到的物质矛盾，那么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帝国可就有好看了！

然而知识分子被辩证法唬住了。这又如何解释呢？他在任何人面前都不会承认自己认为此一方法在萌芽阶段就已存在错误，但这并不妨碍他把自己运用其他技巧准确观察、研究物质所获得的一切成功都归于使用辩证法。辩证法对当代人有着磁铁般的吸引力，因为它本身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强调了现象的流动性和相互依赖性。因为20世纪的人处在“自然性”逐渐消失的社会环境中，流动性和相互依赖性成了即使最愚昧的人都能看到的，用动态范畴思维似乎是最可靠的方法，以这种方法可以把现实当场抓住。辩证法是神秘的，没有人完全了解它，这样一来就增强了它的魔力。辩证法的灵活性，被不具备自我节制美德的俄罗斯人所使用，那么一如众所周知的，其灵活性就会变成莫斯科中央所发出的最令人痛苦的敕令。然而，在历史上很少有能成为人类错综复杂事物迷宫之有效指南的健全理智。辩证法得益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现，得益于他们的道德激愤，当然也得益于他们的继承者否定道德激愤的正当性的策略。这就像一条蛇，蛇毫无疑问是辩证的生物。“爸爸，蛇有尾巴吗？”小雅库布问。“蛇只有尾巴。”父亲回答。这就产生了无限的可能性。因为蛇的尾巴可以从任何一段蛇身开始。知识分子在诚实地问自己为什么不能从这种辩证法的魔力下解脱出来（即使他想这样做）时，回答肯定是：因为掌握、支配这种辩证法的人的力量强弱，就是评价其辩证法是否正确的尺度。掌握辩证法的统治者善于在余震不断的土地上建起一座有活动墙壁的大楼，由于缺乏同样完善的蓝图，西方只能建造随时有倒塌危险的传统建筑。某些建筑物具有巨大的辩证结构的活动墙壁，以至于居民对这种结构的大楼的未来感到由衷的恐惧；但当他们把这种建筑物与西方的静态建筑的轮廓相比较时，他们有时难免会觉得，全人类迟早要被迫搬进更具活动性的成套公寓房间里去。

因此，东方的知识分子对西方的态度是极其复杂的，而且不能以有无好感来做简单的解释。这有点像幻灭的爱情，众所周知，这种爱情的幻灭，往往会留下具有讽刺意味的积垢。完全违背马克思的预见，新的经济体制在落后的俄罗斯诞生，而且革命是莫斯科中央官员计划中的表演，并通过军事征服而向外扩张，这是何等的不幸！刚想在自己的国家改变过时秩序的欧洲人，却不得不接受一个从来不知道怎样治理自己国家和打自遥远的过去便从来不知什么是幸福和自由的民族对他们的征服，这又是何等的不幸！“出生在这个时代的人，命运怎么会这样？”知识分子一方面这样想，一方面又发表演讲宣称能生活在“伟大的斯大林时代”是多么荣幸！知识分子的功能，正如他自己恶意谑称的那样，就在于给别人“注射基本的兴奋剂”。他并不觉得西方在跟唯物辩证法的争论中完全没有获胜的希望。但是辩证法是由马克思主义加工成为俄罗斯模式的，尽管它有许多不足之处，毕竟是莫斯科中央统治者手中的武器，这武器要比坦克和大炮强大得多。辩证法的长处在于，在其帮助下，可以证明什么是统治者在当时所需要的；同时，什么是当时所需要的，也得借助辩证法来确定；这与辩证法蛇的特征完全一致。

经验教会了东方知识分子，他们知道，自己生活中的每一步都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因为知识分子看到了太多的实例，他见过太多的人由于一时激愤写了篇文章，从而一失足成千古恨。帝国一旦垮台，那么在随之而来的混乱中或许能找到新的生存方式和行动模式。但在此之前，人们必须热情地为帝国的胜利而工作，同时在心中暗暗希望，但愿西方的“愚蠢”并不像人们所假设的那样漫无边际。但愿西方人能够真正了解“伟大的斯大林时代”的机制，但愿他们能采取相应的行动！尽管目前一切似乎都表明他们并不了解。可是或许有一天他们终究会豁然顿悟？

第三章　凯特曼——伪装

受到帝国政权和辩证法压力的知识分子思维充满了矛盾。要准确抓住这些矛盾并非易事，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一种全新的现象。这种现象无论是在俄罗斯人（统治民族）中还是在新信仰的西方追随者（无知帮了他们的忙）中都没有达到如此程度。有关这些矛盾，人民民主国家的公民中任何人既不能写出来，也不能大声议论。表面上它们在那里并不存在。然而它们不仅存在而且构成了依附中央的各个国家的公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精英阶层的代表们的现实生活，那里几乎所有人都不得不成为演员。很难在人际关系中的做戏和演戏之间作一个明确的界定，区别在于他们是在什么地方做戏，因为人们不是在剧院的舞台上演戏，而是在大街上，在办公室、工厂、会议厅，或在起居室里演戏。然而这需要非常高超的表演技巧，思想必须战战兢兢，时刻处于警觉状态；说话必须考虑后果，三思而后言。每个不合时宜的微笑、每个表错情的眼神都会招惹怀疑和指责，给自己带来危险。甚至人们生活的方式、说话的语调或喜欢佩带的领带颜色，也都会被解释为某种政治倾向的标志。

东方的访客到了西方会受到莫大的震撼，因为在与西方人的接触中——从与火车站的搬运工和出租车司机接触开始，到处都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他所遇到的人都非常轻松，神态自若，在这些人当中看不到那种在低垂着的脑袋和不安地转动的眼球中表现出的内心紧张情绪。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常常开怀大笑。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真的有可能如此单纯吗？

日常生活中的做戏与剧院里的表演之不同点在于：人人都在别人面前做戏，而且彼此都清楚大家都在逢场作戏；而且，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演戏不会被认为是缺点，至少不会证明他的信仰不诚。问题在于把戏演好，在于学会进入角色，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他的人格用以塑造自己角色的这个部分是相当发达的。如果有人发表一个对西方充满仇恨的演讲，口气中还带着激愤，那就表明，他内心中真正怀有的仇恨，大约是其高声叫喊的激愤程度的百分之十。如果有人冷淡而节制地谴责西方文化，那就意味着，他实际上对西方文化还有着部分依恋。众所周知，人类的所作所为都含有相当的表演成分。人所做出的各种反应，甚至各种姿势，都是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来调整的，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常常会受到周围人的心理状态的影响。然而，在人民民主国家，人们所看到的是无处不在的有意识的群体表演，而不是个别人无意识的本能反应。假如一个人明知自己在演戏并长时间进行这种有意识的表演，他的性格就逐渐变成他所扮演的角色，而且越演越起劲。这就像一个拥有健全双腿的人，经过跑步训练之后，得以成为跑步健将一样。人在经过长时间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磨合之后，就会与该角色紧密地融为一体，以至于后来连他本人都很难区分哪个是他真正的自己，哪个是他扮演的角色。甚至于夫妇俩在床上也得用群众集会的口号彼此交谈。人一旦跟被迫扮演的角色磨合并从中获得安慰，他就会暂时放松自己时刻紧绷的神经，松弛警惕心。适当的反应就会在适当的时候自动表现出来。

这种现象也发生在文学领域，但一个诗人就是在写宣传诗歌时也不会局限于纯理性的叙述。就像一个翻译工作者会被原著的精神所“感染”，一个诗人在创作时总会想到诗歌的理想是诗，也会期待自己所写的诗歌在群众集会上被集体朗诵，他只有一开始就把自己的感情调整到相应的高度，才能用文字释放自己的情感。在剧场，比如一个演员扮演熙德 [27] ，那么他就是舞台上的熙德，而不是做戏。当然，演员不是只要年轻、体格健壮就能扮演好熙德，而是还需要某种天赋，能够在自己的扮演中释放出所属角色的感情。就像我们迄今所认识的一样，诗歌可以定义为突破社会常规的个人气质的表现。而新信仰诗歌的定义则是通过贬损个人气质来表现社会常规。因此，那些拥有戏剧天赋的诗人最能适应新的形势：诗人先创造出一个理想的革命家形象，他所写的诗句就是这个形象的内心独白。他表现的不是自己，而是代替理想化的公民说话。结果他写出来的诗，令人想起进行曲的歌词，因为二者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想用集体的桎梏将行进中的士兵队伍连系成一个整体。德国诗人布莱希特 [28] 写的某些诗句，可以作为这类口号式歌曲的最好例证，他的诗句比其他东方诗人的作品优越得多，因为在布莱希特的诗句中可以看出他创作过程的充分意识。

虽然已普遍把做戏和个人思想特性两个概念视为同一，但仍留下广泛的领域迫使人们保持警觉，持续不断的伪装虽说令所有人处于一种不堪负荷的氛围之中，但是也给伪装者提供了不小的满足。嘴上说某事是白的，而心里想着那一定是黑的；内心感到某事可笑，表面却显示出一种庄重的热情；分明是满腔仇恨，但表现出的却是爱的迹象；对某事分明是知道，却装着一无所知；在欺骗对手（其实对手也在欺骗我们）的同时，也在高度评价自己的足智多谋、老谋深算。于是，游戏中的成功就变成了自我满足的根源。同时，如果我们头脑中能隐藏一些东西，不为外人好奇的眼睛觉察，对我们来说它便具有十分特殊的价值。因为但凡用语言不能表达的东西根本非文字所能形容，而凡是不能用文字形容的东西，往往更具备纯情感性质的、非理性的魅力。人把自己隐蔽在内心的至圣所中，为阻止他人进入其中所须付出的代价越高，这至圣所也就越是美好。

如此大规模实践的群众性表演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常见。然而在无能地尝试描述这种习俗的新变种时，我们却在近东伊斯兰文明中发现了与此极其相似的现象，那里的人不仅善于玩这种游戏以保护个人的思想和感情，而且确实已经形成了永久机制，并被冠以“凯特曼”的雅号。

什么是“凯特曼”？我在康德·戈比诺（Comte de Gobineau）所著的《中亚的宗教与哲学》一书中找到了解释。戈比诺在波斯待过很多年（1855年到1858年，他是法国驻波斯公使馆的秘书，1861年到1863年则任公使），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天生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即使我们不一定要赞同这个非常危险的作家的结论。凯特曼和新信仰国家的习俗如此相似，以至于我允许自己大篇幅地引用它。

东方穆斯林世界的人们认为：“一个拥有真理的人不应使自己个人、自己的财产和自己的尊严受到某些人迷恋、疯狂追逐和恶意对待，因为那是一些上帝乐于引导犯错误并陷入错误之中的人。”所以说，如果有可能，人们必须对他们真正的信仰保持沉默。

“然而，”戈比诺说，“有些情况，当保持沉默还不够，当沉默可能被认为是主动招供，那时就不应有丝毫犹豫，不仅要公开否认自己真正的观点，而且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和策略来蒙蔽对手。那时就得宣布一切能取悦对手的信条，参加所有被认为是最荒唐的仪式，贬损和扭曲自己的著作，采取一切手段引对手犯错误，以这种方式他就能争得巨大的满足和功德，他不仅保护了自己，也保护了自己的亲属，在跟异教徒进行可耻的周旋时没有伤害宝贵的信仰。终于，在蒙骗后者，使后者在其错误中越陷越深的同时，使其承受应得的羞辱和精神痛苦。”

“凯特曼让实践它的人感到自豪，因为有了它，信仰它的人才能把自己提升到超越被蒙骗者之上，并获得持久的优越地位，哪怕后者曾是部长或者是有权有势的国王。那个被他使用凯特曼的人，首先就是个可怜的盲人，被剥夺了进入唯一正确道路的可能性，却仍对之深信不疑；而你，衣衫褴褛，即将死于饥饿，表面上还在被你巧妙欺骗的强权脚下颤抖，眼睛却闪闪发亮，你在光明中走在敌人的前面，你嘲笑一个愚蠢的生命，你解除了一头危险野兽的武装。这一下获得多少慰藉！”

凯特曼能走多远？不妨以一个教派的创始人哈吉赫舍伊克阿赫迈德（Hadzhi Sheikh Ahmed）为例证明：“虽然他身后留下了很多神学作品，”戈比诺说，“甚至他那些最热忱的学生也都承认，他从未在自己的书中提出过任何足以引出今天人们都说成是他的思想路线的东西。但大家都断言，他践行过凯特曼，说他在私下里显得极其大胆，并且非常精确地使今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说条理化。”这不足为奇，正如某个波斯人在与戈比诺的谈话中承认的那样：“在波斯根本没有一个理想的穆斯林。”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像阿赫迈德那样谨慎小心。对某些人来说，凯特曼在他们的准备时期对他们有用，一旦他们觉得自己已足够强大时，他们就会公开宣布异端邪说。下面就是阿维森纳 [29] 的信徒萨德拉（Sadra）在说教时的描述：

“他也害怕毛拉 [30] 。不可避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可是给他们对他的攻击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提供证据，这就意味着将使他自己暴露在无尽的迫害之下，毁掉他重建哲学的未来之希望。因此，他只好遵照时代的要求，采取了伟大且行之有效的手段——将凯特曼作为权宜之计。当他到达某个城市时，先是小心而又谦卑地去拜访当地所有的圣战者或博士。然后坐在他们的沙龙或客厅的某一角落，多半是保持缄默，即便是偶然开口也是态度谦恭，赞同从这些可敬的人嘴里所说出的一字一句。当有人问起他的教义学识时，他唯一做的就是讲述从最严格的什叶派宗教理论中趸来的那些思想，丝毫没有暴露出他在从事哲学研究。过了几天，圣战者们看到他如此谦和，便建议他公开为他们授课。于是，他立即投入这项工作，把沐浴礼的教旨或一些类似的题材写入自己的文稿，并将深奥难测的理论家所规定的细则和他们内心的疑惑作了详尽而冗长的解说。这种做法受到毛拉的赞赏，他们赞美他，把他捧上了天；他们忘记了对他密切监视的职责。他们要求他将他们的想象力引导到不那么平庸的问题上；他没有拒绝。他从沐浴礼的教旨讲到祈祷的教旨，从祈祷的教旨讲到启示的教旨，从启示讲到圣灵归一。他巧舌如簧妙语连珠，在做出各种解释的同时，对那些理论基础较好的学生还使用隐讳不提或主动表白的手法，使用自相矛盾、语意双关的句子，虚假的三段论法，只有那些内行人才能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用大量的声明将一切交织在一起，表白自己的信仰是无可辩驳的。最终他达到了目的，成功地把阿维森纳主义传播给了整个有学问的阶层。最后，当他认为可以公开行动时，他便揭去了面纱，抛弃了伊斯兰教，展现了自己作为逻辑学家和形上学学者的真实一面。”

伊斯兰的凯特曼和20世纪欧洲的凯特曼的唯一区别就是萨德拉逐渐走向了胆大妄为，但他如果在欧洲，他的勇敢精神会使他立刻遭遇悲惨结局。然而，凯特曼以最精确严格的形式，在人民民主国家中被广泛地应用。如同在伊斯兰国家一样，对那些被认为不配接受真理的人的优越感，成了那里的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主要慰藉；但一般而言，在那里能找到的慰藉实在不多。离经叛道现象的存在并不是一种错觉，而追寻出离经叛道的迹象对于统治来说是件非常麻烦的事。这一切都是偶然揭开凯特曼假面具的案例，而那些不断践行着类似形式的凯特曼的人最容易揭发离经叛道现象：他们很容易就能识别出其他杂技演员也在使用他们自己刚刚使用过的技巧，他们总是一有机会就去陷害敌人或朋友，这样他们就保护了自己。他们掌握这种技巧敏捷性的尺度，就是提前一天预见到那些曾受到他们毁灭性打击的人，终会反咬他们一口，以相似的罪名来检举他们。凯特曼变种之多无穷无尽，种种离经叛道的名称都来不及去整顿这个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变种的花园。对莫斯科中央大力宣扬的、应普遍遵循的新信仰规则的每一个新的注释，都会令那些表面上俯首帖耳的人们内心产生更多保留。在人民民主国家根本不可能数得清所有凯特曼的践行形式，但是我试图像博物学家那样，对所看到的事物进行分类和分科，以便勾勒出其主要的分类。

民族凯特曼。民族凯特曼不仅在民众中广为流传，甚至在所有附庸国中的党的高层也无法摆脱这种凯特曼。因为，铁托 [31] 就像戈比诺所描写的萨德拉那样向全世界宣布了自己反斯大林的异端邪说，人民民主国家中数以百万计的人，在实践凯特曼时必须采取深思熟虑的机智手段为自己戴上假面具。在东欧各国首都跟“通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的拥护者的典型论争教会了公众，什么词语、什么反应会招来责难，指责他们心中所怀有的灾难性的倾向。保护自己不受非难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每走一步都高声赞叹俄罗斯在各个领域的优秀成就，腋下随时夹着一本俄罗斯杂志或书籍，嘴里时时哼唱着俄罗斯歌曲，以及在俄罗斯音乐家和演员演出时给予热烈的掌声，等等。一位作家若将自己的写作题材单单局限在国内，而没有一部作品是为任何杰出的俄罗斯人士或俄罗斯生活而写的，就不能被认为是个十分安全的人物。践行民族凯特曼的人的主要特点，就是视俄罗斯为一个野蛮国家，并对其予以无限藐视。在工人和农民中，这种蔑视通常建立在观察的基础上，而且非常情绪化。他们或观察过解放他们的军队的士兵，或在日常生活中观察过俄罗斯人，因为“二战”期间，他们当中许多人曾住在俄罗斯管辖的地区。

因为迄今为止，俄罗斯和今天所谓人民民主国家之间在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上都存在着巨大差别，而后者都显得要高得多。民族凯特曼因此就能找到丰富的滋养。简言之，不能把它定义为民族主义。许多世纪以来，中欧的斯拉夫人和德国人一直互相仇视，但斯拉夫人仍对德国人醒目的外在文明标记表示尊重。然而通过比较，人们看到了自己习俗的更为高雅之处，看到自己具有更优越的组织能力，例如在运输方面，或是在跟机器打交道方面。如果有机会让中欧人表达一下自己对俄罗斯的态度，那么他们大都会轻蔑地耸耸肩；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害怕从欧亚大陆深处蜂拥而来的这个人群。

但事情并非在所有人那里都纯粹是情绪化的。出身于工人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几乎压倒一切的评价，可以简单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社会主义——好，俄罗斯——不好。”而这就是教义差异之微妙所在。进一步推理，欧洲国家在实现社会主义方面肯定比俄罗斯准备得更好些（因为那里的人民更聪明），土地大都已开垦，交通网更为发达，工业也不是从零开始。而且，不是非要采取某些残酷手段不可，甚至不需要这样做，因为那里的社会纪律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可是在那里，“通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却遭到了谴责，有许多实例证明，不管什么人，只要反对全盘照搬的俄罗斯模式——哪怕是在最微小的细节上——反对屈从中央专政，他就是叛徒，就必须分担铁托的命运，也就是采取对抗莫斯科中央的立场，削弱其军事潜力，而这种潜力是进行世界革命的唯一手段。宣布反对这种论点就意味着将新信仰一笔勾销，建立起另一种信仰，以取代新信仰，也就是说，建立一种直接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衔接的信仰。萨德拉实际上早已处于伊斯兰教之外，但是他非常谨慎，不在毛拉面前暴露这一点，与此相似的情况是，很多表面上相信新信仰的人实际上都处在新信仰之外。然而，另一些人却在铁托与西方的结盟中看到历史宿命论的例证，同时，他们又不肯相信这种宿命论实际上只是莫斯科中央对附属国政策的必然结果，于是这些人就把自己关闭在不应妨碍中央的对外行动的凯特曼中。一个忠诚的穆斯林，即使对自己的凯特曼感情深厚，也从不会在伊斯兰教为自己的生存与不诚信的人进行斗争的领域设置障碍。所以民族凯特曼只在与中央推行世界革命无关的事物和行动上才有所表现。可是在另一方面，只要不伤及革命大业，就在可能范围内捍卫自己的民族利益。

革命纯洁性凯特曼。革命纯洁性凯特曼是一种罕见的变种，因为比起人民民主国家，它更常见于俄罗斯的大城市。革命纯洁性凯特曼是建立在相信列宁时代的革命“圣火”的基础上，诗人马雅可夫斯基 [32] 就是这圣火的象征。1930年，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标志着苏联文学、戏剧和音乐繁荣时代的终结。“圣火”被扑灭，以冷酷无情的方式推行农业集体化，导致了数以百万计的苏维埃公民死于强迫劳改营，同时对那些非俄罗斯民族实施了极端残忍的政策。文学在强加于它的理论影响下变得干瘪失色，绘画被毁，曾经在世界上占主流地位的俄罗斯戏剧被剥夺了实验的自由，科学也只能听命于来自上面的指令。实行革命纯洁性凯特曼的人全身心地痛恨他 [33] ，认为他要为俄罗斯人民的可怕命运及其他民族对俄罗斯民族的仇恨负责。然而人们并不确定他的出现是否必要，也许，在现今这样的特别时期，人们期望暴君的出现。在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中，众多优秀共产党员死去，民众生活水平下降，艺术家和学者堕落成唯唯诺诺的人，整个民族群体被消灭——除了他，还有谁胆敢采取如此行动？但俄罗斯毕竟打败了希特勒，革命事业没有被外部力量摧毁。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行动在当时特定的历史形势下似乎行之有效且具正当性。如果他没有在1937年采取特殊的恐怖行动，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愿意帮助希特勒吗？当今苏联的学术和艺术所走的路线无论怎么与常理相悖，面对战争的威胁，还不是提升俄罗斯道德的最有效工具嘛？他是粘附在光明的新信仰之上、令人深恶痛绝的污点，但同时又是我们现在必须容忍，甚至是应给予支持的瑕疵。“圣火”没有熄灭。当胜利来临之际，“圣火”将带着旧有的力量再度熊熊燃烧。他强加于人们的镣铐将会被砸碎，民族之间的关系将会根据更新、更好的原则去运作。“二战”期间，革命纯洁性凯特曼如果说没有在俄罗斯广泛传播，至少也相当普遍。那么它今天的这种形式就是已经幻灭过一次希望的复兴。

美学凯特曼。一个有良好品位的人不可能在文化领域过于认真地对待来自官方的压力，无论他对最新的诗歌怎么鼓掌叫好，无论他撰写了多少关于当今画展的溢美评论，也无论他怎样佯装喜欢那些崭新大楼令人感到沉闷阴郁的建筑艺术。当在家里独对四壁时，他就完完全全地变成了另一个人。在他家里，人们可以看到（如果他属于生活境遇良好的知识分子）那些被官方谴责为资产阶级艺术的复制品，听到现代音乐的唱片，看到他广泛收藏的、用不同语言写作的各国老作家的作品集。这种纯个人的奢侈是可以被宽恕的——如果他在类似上述布置的工作室里完成的创作能给官方带来预期的宣传效果的话。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位和住宅（承蒙国家恩宠他才得以拥有），这类知识分子随时准备做出任何牺牲或设置任何骗局，因为在一个无法离群索居的社会里，或许再也没有比“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这样一句俗语更能表达“独处”的价值了。那时，尚未在私人住宅里安装用来监视民众行为的电视监视器，为此人们在收听外国广播和阅读一些优秀图书时，可以获得片刻放松。当然，这只有在他一个人独处时才可能；一旦有客人造访，游戏就得重新开始。

从未有人更深入地研究过，一个人究竟需要多少我们姑且称之为审美感受的那种经历。在一个社会群体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的审美感受与艺术作品有关，大多数人是在生活的激流中，从他们自己所经历的事实中吸取转瞬即逝的自然审美乐趣。在城市里，人的眼睛会看到商店橱窗里五色斑斓的展品，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物，而通过想象力，就是看看路上的行人，也能从他们脸上猜出每个人的生活故事。当一个人在人群中行走时，他的想象力的运用带有某些情欲的特点，他的某种激情也接近于生理冲动。眼睛因能看到服装、看到灯光的闪烁而欣喜，比如，看到巴黎市场上成堆的蔬菜和鲜花、各种形状和色泽的鱼和水果，以及各种不同色调的鲜红肉块，都能给人带来愉悦，不一定要到印象派或荷兰人的绘画中去寻找这种愉悦。听觉能抓住咏叹调的片段、机器的轰鸣与鸟的鸣叫混杂在一起的声音、叫喊声、笑声。嗅觉记录不断变化着的气味：咖啡、汽油、橙子、臭氧、烤干果、香水。那些大城市的歌手已经用了很多篇幅来描写平淡生活中的喜悦之情。一个游泳者把自己托付给波浪，感受着身边自然力量的无限美妙，也会陶醉其中。说起大城市的一些伟大歌手，我想到了巴尔扎克、波特莱尔和惠特曼。似乎，参与集体活动所激发和强化的力量是基于对可能性的感觉，基于一直变化莫测、出人意料之事，基于人不断追求的奥秘。

同理，让我们看看农民的生活：尽管单调笨拙的手工劳动令人感到乏味，但通过风俗的节奏、教堂的仪式、圣像、乡间集市、民间服装、纸花装饰、民间手工雕塑、音乐和舞蹈都能表达审美感受。

在新信仰国家，城市丧失了自己昔日的面貌：小私营企业被关闭致使街道看上去死气沉沉和官气十足，消费品的长期匮乏也使每个人都显得灰头土脸、神情沮丧。即使有消费品出现，那也是单一样式的劣等品种。恐惧麻痹了人的个性，人们无论在言行举止或是在衣着与面部表情上，都尽可能做到和大家一模一样，尽量不引人注意。城市里到处都是受统治者欢迎的某个种族群，他们的特征是：男人个子矮小，大腹便便；女人腿短，走路时扭着肥硕的臀部。这就是无产阶级的类型，是由强制性的审美样板过分夸张地培育出的一种类型。这些肥臀粗腰的女人和大腹便便的矮壮男人，完全可能通过电影、绘画和时尚的影响来改变外观——就像在美国那样。可是在那种存在相互“观望”的地方，人们希望自己能拥有和大众传媒所展现的样板一样的外貌。这种审美样板如果不是比饮食方式对人的影响更大，也是处于同等程度。街道、工厂和集会地点到处都悬挂着红旗和写有标语、口号的红色横幅。一些新大楼的建筑风格虽然雄伟壮观，却令人感到压抑（我说的不是修复的大楼）；建筑艺术如果表现出轻盈和欢快的特色，就会立即被谴责为形式主义。因此，新信仰国家的城市居民们所能得到的审美感受极其有限，唯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剧院。剧院的魔力犹存，即使戏剧内容和舞台布景受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指令的束缚（后者不应是布景师充分发挥想象力的场所）。早前那些作家的戏剧演出大获成功，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例如：莎士比亚剧目的演出，不仅以其奇幻的舞台布景，甚至在运用了自然主义的舞台布景时也能大获成功。在新信仰国家，人们如此饥渴地向往陌生奇妙的事物，统治者本应想到这一点，然而他们似乎没有思考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渴望是过去残留的现象。

迄今所有农村的风俗形式都通过强制将农民变为农业工人这一过程而被废除了，然而经过多个世纪传承而逐渐积累形成的特殊的农民文化依然保存了下来。我们不妨坦率地说，这种文化的支柱主要还是中等富裕或较为富裕的农民。斗争他们，以致他们必须伪装，这会导致农民在衣着、农舍的装饰、私家果园的培植等方面丧失自己的特色。但是，官方在对于民间创作（原生态音乐、歌曲、舞蹈）的保护与新经济体系的需要之间也出现了矛盾。官方很关注民间创作的发展，但新经济体系的圆满结果，是让农民住进木造的营棚或砖砌的楼房，而且每栋楼里都要住很多户人家。随着关闭教堂，废除天主教节日，中止失去了经济意义的农村定期集市，将可对农业工人实施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政策，其实那些政策只对城市居民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美学凯特曼就具备了一切扩张的机会。它表现为对陌生奇妙事物的下意识渴望（这种渴望被引向剧院、电影和民间演出这些受到控制的娱乐），而文学、艺术工作者则以种种不同形式逃避现实。作家从古代文本中挖掘新的内容，同时只对古代作家的作品进行评注，并重新编辑出版。他们乐于为儿童写书，因为在这过程中幻想的自由略多一些。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选择去大学教书，因为对文学史的研究，能给他们提供一定的安全借口，使他们可以深入过往，安心与具有巨大美学价值的作品对话。翻译往昔的散文和诗歌的人数与日俱增。画家们甘愿为童书画插图，以便为兴趣找到表现的机会，因为他们可以借口激励孩子们“天真”的想象力，选择一些华丽的色彩。戏剧导演通过向观众呈现糟糕的当代作品来补偿他们所谓的过失，同时竭力在剧目中塞进戏剧泰斗维加 [34] 和莎士比亚的作品。而某些造型艺术的代表却表现得十分大胆，他们在宣扬日常生活美学需要的同时，几乎暴露出自己的凯特曼，于是他们建立了一些专门机构，以便设计布料、家具、玻璃器皿和工业陶瓷的样品。他们甚至能获得党的上层中最聪明的辩证学家的支持，还能得到一些资金从事类似的各项活动。我们应该十分尊重这些人的努力（让我们想想看，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在“二战”前，是除瑞典和芬兰之外在室内装饰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然而，几乎无法解释，为什么在绘画和建筑艺术方面被视为形式主义的东西，居然能长时间在实用艺术领域被人们所接纳。

在这种实验中，美学凯特曼的合理化显而易见：既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一切都是有计划的，那又为何不能有计划地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呢？但是在这里，我们却侵入了心理学这个魔鬼的领域。承认人的眼睛需要看到欢悦的色彩、和谐的形状、明丽的阳光和灿烂的建筑艺术，这就意味着断言中央的鉴赏力奇差。然而，在此领域中依然看得到某种进步，他们已经按照芝加哥1900年建造的大楼样板建设摩天大楼，很可能在2000年，他们那里将正式引入今天在西方认为新颖的现代艺术形式。然而，审美体验的形成一般是由于各种事物的有机结合，怎能设想色彩与和谐能跟恐惧相结合呢？这就如同无法想象长着靓丽羽毛的鸟儿生活在北极圈的冻原上一样。

职业工作凯特曼。因为我是处在我无法改变的环境之中，而生命只有一次，并且正在飞快逝去，那我就应该在有生之年，尽可能做点最好的事。我像一个甲壳动物依附在海底的岩石上，在我之上是惊涛骇浪、巨轮驶过，而我拼尽全力能做的事，就是集中精力牢牢抓住岩石，否则就会被急流冲走而一命呜呼，身后留不下一丁点痕迹。于是职业工作凯特曼应运而生。如果作为学者去参加各种大会，那么我就会在大会上严格地按照党所指引的方向做个适合的报告。但是在实验室里，我就能用科学的方法使自己的研究有所进展，并在其中看到生活的目的。如果我能有效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最终它将怎样被展示出来，它将受到怎样的宣扬，成绩归功于谁，那都是无所谓的事，因为我是在毫无私欲的情况下追求真理，如此获得的成就将是永恒的，而政客的喧嚣转瞬即逝。他们要我做什么我都照做，利用我的名字也无妨，如果我能做到这些，我就能被允许进入实验室，得到一些资金去购买科学仪器。

如果我是个作家，我就希望在书架上看到自己的作品，比如，这是一篇关于斯威夫特的论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写成。这种分析方法能让人出色地深入探讨历史现象。在意义上不能与辩证法和新信仰等同。马克思是天才的观察家，在仿效马克思的同时，就保证没有遭受攻击的危险，因为马克思拥有预言家的地位，同时我还得宣称自己是辩证法和新信仰的信徒，可以在书的序言中写上这样的词句，一如过往时代给国王或皇帝的献词。这是16世纪长诗的译文，难道它没有永久的价值吗？这是我写的小说，题目选自遥远的过去，其中我尽量忠实地展现发生的事件；这是我从俄语翻译过来的书，它们颇受读者的喜爱，并给我赚进许多钞票，毕竟普希金真的是伟大诗人，普希金的价值不会因为今天成了为他服务的宣传工具而有所改变。当然，我也必须为有特权从事某种职业付出代价，所以我必须写出一定数量歌功颂德的文章和诗歌。评价一个人在地球上的生活形态，不能只根据他被迫写了一些昙花一现的赞颂作品。甚至波兰的伟大诗人密茨凯维奇 [35] 亦是如此，他尽管十分憎恨沙皇，也不得不将自己的长诗题献给沙皇，题词中不惜对沙皇大加赞颂。他深知自己落入了陷阱，便使用了骗局逃离俄罗斯，表现出他真正是个何许人物。事实上，没有人因为他的狡黠而责怪他。

上述实例表明，职业工作凯特曼对统治者来说，也并非完全让他们感到不舒服。令人惊讶的是，职业工作凯特曼同时也是一个促进教育的因素，对教育而言是一个相当大的动力源泉，其目标就是：要使人们在某个能发挥自己能量的特殊领域中获得知识或者技能，同时不必进入官场，去当个受政治波动摆布的负责人员。例如，一个工人的儿子成了化学家，从而获得稳定的地位；一个工人的儿子当上了安全警察官员——他虽浮出水面，那里也有大船驶过，但大海的表面却变化多端、波涛汹涌。然而，最重要的是：进行化学实验、建设桥梁、翻译诗歌或是治病救人——这些都无须作假，但国家却在利用这种凯特曼，因为国家需要化学家、工程师和医生。当然，时不时也会听到从高层发出沉闷的嘟囔，表达对在人文科学领域践行凯特曼的那些公民的痛恨。中央负责监管文学的人法捷耶夫 [36] ，他在自己的一次演讲中攻击列宁格勒大学，因为那里发生了一件令他气愤的事，只因一个女学生在自己的硕士论文中评论英国诗人瓦特·兰德 [37] 。“谁需要兰德？”“谁听说过他？”法捷耶夫大喊大叫。同样地，正在那些中央的附属国中使用这种凯特曼的人，还是需要自我节制和保持警觉。

怀疑论凯特曼。这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广为应用。人们争辩说，人类不知道怎么对待自己的知识，不知道怎么解决物资生产和分配财富的困难。19世纪制定的第一批尝试用科学方法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很有意思，但相当不切实际。不幸的是，这些尝试都落入俄罗斯人手中，他们只会教条式地推理而没有别的思考，他们把这些最初的尝试提到了和宗教教条一样高的地位。在俄罗斯及其附属国所发生的一切都近乎疯狂，甚至可以这样说，俄罗斯会把自己的这种疯狂强加给全世界，而理性的回归至少在两三百年以后才可能发生。人一旦处于历史飓风的正中心，就必须尽可能谨慎行事，这就意味着，表面上要向这股能轻易摧毁一切顽抗者的力量屈服。但这并不妨碍人们从自己的观察中吸取乐趣，因为这种现象的确前所未有。迄今，人恐怕从未受过这样的压力，恐怕从未这样猥琐和扭曲，这样千方百计去适应和这样委屈地生活在一种根据书本照抄而不是根据他的身量设计出的刻板模型中。在迎合这种模型的过程中，人的所有理性和感情上的能力都要经受考验。谁看着这种委曲求全和卑躬屈膝的日常表演场景，那么他对人性的了解一定会比任何西方国家的居民都更为深刻，因为西方人除了金钱压力，不知其他压力为何物。观察这种资源的积累很像守财奴在暗处偷偷细数自己的钱财。这种凯特曼不会妨碍按照强制路线在外部从事的活动，甚至因为它建立在对辩证法的合理性完全缺乏信仰的基础上，它在允许彻底的犬儒主义的同时，也有助于从容适应不断变化的策略。

形上学凯特曼。形上学凯特曼通常出现在具有天主教历史的国家中。在帝国势力范围内，波兰能提供的实例最多。在其他国家，譬如西班牙，众所周知，他们的天主教徒与共产主义者有较好的合作关系。这种凯特曼的产生基于暂时停止相信这世上有一个形上学的原则，也就是说，敬奉这种凯特曼的人认为，他所生活的时代是反形上学的。在这个时代，由于某些特殊原因，任何一种形上学信仰都无法被彰显。人类正在学习用纯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范畴来思想，人类需要解决眼前诸多的实际问题，也因而卷入了阶级斗争。那些彼岸理念的宗教正在走向瓦解，正在危机中挣扎，更糟的是，它们还在被用作捍卫过时的社会秩序的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将来不会回归到一个更好、更纯净的宗教。有谁知道，新信仰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赎罪炼狱？有谁知道，上帝的旨意不须通过野蛮人——也就是中央——来完成？这个中央强迫广大民众从昏睡中苏醒，这些民众从新信仰接受的是次等的精神食粮，而中央却错认为自己提供的精神食粮是足够营养的。虽然如此，我们仍应肯定新信仰在翻耕土地，在摧毁那散发着霉味、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建筑的立面。所以在这种情势下，人们应该和新信仰合作，同时，不能显露自己对神秘的依恋，尤其是这神秘不能在文学中表现出来，今天不可能有任何办法，当代人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思想概念上，都还未成熟到足以表现它。

形上学凯特曼有许多变种。某些虔诚的天主教徒甚至在安全警察中服役，在执行惨无人道的工作任务时，他们就会暂时中止自己的天主教信仰。另外一些人则力图在新信仰的怀抱保持基督教的统一性，公开以天主教徒身份出现。他们努力维持天主教机构，还常常成功，因为辩证法学者愿意看到在政治问题上服从中央的天主教徒，他们把这些人称为“进步天主教徒”和“爱国天主教徒”。其实相互的游戏往往具有双重涵义。统治者之所以容忍这种类型的天主教徒，视他们为过渡时期的必要之恶，乃因为他们认为，在尚未彻底消灭宗教之前，跟知晓事理的天主教徒打交道，总比跟那些顽固不化者打交道要好得多。可是“进步天主教徒”意识到统治者将他们置于不怎么崇高的地位，即把他们降到了如萨满教教徒或者野蛮部落巫师一样的地位，这就意味着他们得一直容忍到能让野蛮人穿上裤子，并把他们送进学校的那个时候；那时他们会参加政府组织的各种活动，甚至作为典型样板被派往国外，以便向西方野蛮人证明中央能容忍未开化的部落。他们践行形上学凯特曼的目的，就是要保护他们免遭彻底的屈辱。他们欺骗魔鬼，而魔鬼则认为自己是在欺骗他们。无论如何，魔鬼非常清楚，他们认为自己是在欺骗魔鬼，魔鬼也就心满意足了。

不仅天主教徒承认这种凯特曼，上面有关天主教徒的论述，也适用于其他宗教信仰，当然也适用于那些不信仰任何宗教的人。对作家来说，最危险的责难之一，就是他们的诗歌、戏剧或者小说，被怀疑含有“形上学的残余”。因为作家是文明的传播者，不能被想成巫师或萨满教教徒，但无论如何，只要他们身上带有任何一点形上学倾向都不可饶恕。那些直到“二战”之前都没受到新信仰影响的国家的文学，特别强烈地倾向于形上学，所以不费吹灰之力即能从中找出这种偏离。举例来说，如果能在表现“稀奇古怪事物”的戏剧中看到，作者对人生的悲剧性感兴趣，那么这个剧本就得不到在剧院演出的机会，因为人的命运悲剧往往会令人联想到神秘莫测的定数，人们只会原谅历史上某些作家（比如莎士比亚）的些微不健康，但绝不允许当代作家带有这种病态。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希腊悲剧作家的作品不适合列入剧院的常备剧目。马克思崇拜希腊悲剧作家，但我们不要忘记新信仰与马克思之间的联系是相当表面的。新信仰是俄罗斯的产物，而打造新信仰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极其鄙视一切不以直接服务社会为目的的艺术（艺术的其他社会功能哪怕无疑是最重要的都不能为俄罗斯知识分子所理解）。至于诗歌，因为诗歌的源泉很难与所有宗教的源泉区分开来，所以诗歌特别容易受到迫害。诚然诗人可自由描写高山、树木和花草，可是一旦像华兹华斯 [38] 那样在游丁登寺时，在大自然面前感受到莫名的激动，就会遭到谴责，而一旦对这种谴责有丝毫反抗，诗人就会立即从文学生态圈中销声匿迹。这是扑灭整个军团的喜欢公开吐露泛神论心声的坏诗人的极佳手段，也是扑灭整个诗歌的一种方法，结果真的诗被扼死了，并以广告歌曲取而代之，其价值相当于美国电台播送的那种作品。其次，画家也很容易被指控使用缩略和综合形式（形式主义），指控他们所表达的对世界之美的过度喜爱，也就是指控他们的内省态度，令人怀疑他们本质上是个形上学家。音乐家应关心他所创作的歌曲，容易翻译成日常活动的语言（如反映工作热情，民间娱乐的语言等等），不能留下令人难以琢磨，因此而受到怀疑的东西。如果说，形上学的凯特曼出现在“野蛮人”即那些基督徒身上或许还可以宽容，却不能原谅艺术家践行它，因为艺术家被认为是社会的教育者。

伦理凯特曼。新信仰的伦理基于这一原则：凡是能为革命利益服务的一切，都是好的；凡是有损于革命利益的一切，都是坏的。因为公民在相互关系中采取正确行为，有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革命——所以对公民的道德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新信仰的核心就是“培育新人”，对党员的要求极其苛刻，要求他们几乎要实行禁欲主义。所以，加入党与加入僧团没什么区别，新信仰的文学对待这种行为态度之严肃就像天主教的文学对待新修士所举行的发愿仪式一样。一个人在党内的级别越高，他的私人生活就会受到越严密的监控，党员若受贿、酗酒、通奸或私生活混乱都会被取消党员资格，不得担任较重要的职务，因此党的高层人物都要具备苦行僧的特点，一生只能献身于一个事业，那就是革命事业。至于某些“尸位素餐者”（即那些只有虚职的人），他们的日子还算好过（毕竟他们都还属于党），尽管他们已经不具有实际影响力，但考虑到他们的名气，人们还是容忍，有时甚至纵容他们的弱点，因为他们的弱点，例如穷奢极侈或者酗酒，正是他们唯命是从的保证。毕竟新信仰的道德理想是清教徒式的，如果能把所有公民都关在小小的修室里，只放他们出来参加政治会议或者工作，那无疑是最合乎愿望之事。遗憾的是，人的自然本性无法违背，因为人口增长还得靠男女发生性关系，这是个需要认真对待的事实，虽然会有许多不便之处。

“新人”是这样培养出来的：他必须承认，自己行为的准则仅在于总体利益，无论是思考还是对事物的反应都要与别人一致，与此同时还要表现谦虚；工作要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对于国家给予的一切要表示心满意足，并严格限制自己的私生活，例如不能在外过夜；此外，要经常处在自己的同事中间——一起工作，一起娱乐；注意观察自己周围的一切，积极向当局汇报身边同志的所有想法和举动。

告密这种行为，古往今来在各种不同文明中都时有发生，一般而论从来没有人将此种行为提高到美德的程度。但是在新信仰的文明中，告密却是作为好公民的基本美德受到赞许（虽然大家都竭力回避告密这个称谓，而是采用迂回说法），告密是使所有人畏惧和防备其他人的原因所在。新信仰国家的办公室或工厂里的工作十分繁重，不仅有工作量的要求，最让人身心交瘁的是：还得随时提防无所不在的眼睛和隔墙有耳的现象。下班后，人们还得去参加各种政治会议，或去听某些特殊讲座。就这样，日复一日，片刻也不能放松注意力！如果发生交谈者推心置腹的情况，那一定会坏事：因为人们看似无忧无虑地交谈，对某事表现同情或者打抱不平，为的是引你上钩，引得你口吐真言，你的倾诉将被拿去写报告，以便告密者提高自己在上司眼中的身价。

建立在总体的个人崇拜基础上的伦理学，从总体利益的角度看是剂毒药。只要对此略加思考，新信仰智者的心态的确令人费解，他们会向人的明显生理弱点作出让步，但他们拒绝承认，人的本质还有其他弱点。例如，一旦注意力的紧张程度有所降低，人们感觉就会好些；恐惧时心里会感觉极坏。撒谎对人的本质不利，因为随撒谎而来的是内心的警觉。这些弱点连同其他弱点，例如踩着他人的肩膀往上爬以改变命运的倾向，把原来建立在相互合作上的兄弟情谊转变为钩心斗角的伦理，而在这种斗争中，那些好玩弄手段、诡计多端的人就能获得最大的生存机会。这似乎是另一种类型的斗争，不同于早期工业资本主义时期，那时人是在金钱斗争中争取最大的生存机会。总体而言，看门狗一般可以分为两大类型：狂吠而粗暴的狗，隐藏在暗处不声不响、伺机咬人的狗，第二种类型的狗在新信仰国家中享有最多特权。根据这些原则，经过五十年或一百年的教育，一个人种就有可能定型，再也不能回归原貌了。“新人”现在不再只是有待培养，而是已经变成了现实。

伦理凯特曼产生于感到对总体忠顺的伦理有许多不足之处。在党的高层人士中伦理凯特曼并不罕见，深受伦理凯特曼影响的人，不管他能多么泰然自若地以革命的名义屠杀数以百万计的人，而他们一旦发现可能遭到清算，都会积极采取某些措施，竭力弥补自己的严酷，在与人的相处中比那些敬奉个人伦理的人更诚实些。他们会表现得极富同情心，并尽力帮助他人，其实，正是由于同情心，他们在年轻时代走上革命道路，如此重复实践了马克思本人的经验。这种形式的凯特曼，主要表现在老共产主义者身上，每当个人情谊与其所服务的事业之利益相冲突，他们会长时间地在良心上权衡利弊，只有当他们彻底明白袒护或不谴责朋友，可能有损于对他们而言最宝贵的事业时，他们才会变得极其冷酷无情。这些人通常被视为清白而正派的人，受到大家的尊敬。但即便如此，他们也难以摆脱“具有知识分子特点”的常有的猜疑。“知识分子特点”对那些人来说是一种鄙视用语；那些人作为理论家当然无懈可击，但因为在伦理问题上过于敏感而妨碍了他们的行动。革命者应该是冷酷无情的人，当他们盲目砍伐人的生命之树时，用不着去考虑，这些树中哪一棵是真正腐烂了的。

伦理凯特曼，在人民民主国家中显然是最强劲的一种凯特曼，因为新信仰的伦理道德在那里推行才短短几年，而被新信仰征服的旧伦理道德已经持续了数世纪。永远无法预见，这种凯特曼会在何时、何人身上显现出来，也就导致了一种惊奇之感。有些人提出各种理由证明他们不从事告密活动，但他们却都有告密陋习；相反，有些最该被怀疑为轻视“偏见”的人，却对自己的朋友，甚至陌生人，表现出无法解释的忠诚。这种凯特曼大大增加了控制公民思想的难度，因此常常遭到清除，然而可能运用这种凯特曼的情况如此之多，以致它常有机会避开官方施压的各种手段。

西方国家的居民完全没有意识到，数以百万计表面上似乎多多少少与他们相似的人，正生活在跟火星居民的世界一样难以想象的世界里。与这些人相比，西方居民就像一个天真的孩子，甚至不知道凯特曼将为人的天性敞开怎样的前景。同时也想象不到，一个生活在持续内心紧张中的人，其潜在的天赋如何被迅速激发出来。他甚至不怀疑，当他被逼到墙角、走投无路时，当他必须或者表现得足智多谋或者灭亡时，他会把机敏和心理洞察力提到怎样的高度。因为环境的逼迫，那些最有心计、随机应变者的求生欲创造了在现代欧洲迄今罕见的人种。那些必要性——其结果就是凯特曼——在开发智力，这一点毋庸置疑。无论是谁，如果他将某处媒体刊登的单调文章或者某处发表的刻板演说当作衡量中欧和东欧国家精神生活的尺度，那他就会犯严重的错误。因为这一切仅仅是表象，在那里，人们接受了某种特殊的风格、专用术语和一套固定的词汇；正如神学家在严格的正统思想统治时期，需要使用教会专用的严格语言惯例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一般。在那里，重要的不是某人说了什么，而是他想说什么，同时通过挪动一个逗号、插入一个“和”字，用特定的语序来说明问题并隐藏自己的思想。没有去过中欧和东欧国家的人，谁也无法了解在那里正在进行着多少规模巨大的战役，无法了解凯特曼的英雄们怎样倒下，战事因何而起。人们在这种旷日持久的斗争中奋战着，就像在一系列哲学棋盘上艰苦奋战着那样，他们相当鄙视自己同胞中那些弃国而去的政治流亡者。一位外科医生从不认为，一个屠夫在技术的灵巧度上可与他相提并论；同样地，一个在精确程序中经过严格训练的波兰人、捷克人或者匈牙利人，在得知侨界有某人把他称为叛徒（或者猪）时，他也会一笑置之——因为这个时候，那个“叛徒”（或猪）正在参加一种斗争，而其结果关乎15个实验室或者20个艺术工作室的命运。他为此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呢？在国外的那些人根本无从知晓。他们不知道，什么被收买和用怎样的价格收买。

凯特曼作为社会习俗并非完全没有长处，要评价这些长处只须看一看西方国家的生活。西方人（特别是西方的知识分子）得了一种特殊的厌世症，他们的感情和精神生活过于分散，他们徒劳地试图将一条流淌过沙砾和贫瘠土地的小溪引入石砌的河床；或者用另一个比喻：他们所想、所感知的一切，就像水蒸气消散在辽阔的天空。自由对他们来说是种负担，他们所得出的任何结论都没有约束力，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以致造成了无所适从。他们之中最幸福的似乎是那些成了共产主义者的人：他们生活在其中的制度，好比一堵墙；他们不时撞到这堵墙上而遇到阻力，正是这个阻力使他们认识了自己——就像曾经散发到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到大气压力而再度被压缩而凝聚成水。对那些必须掩盖自己共产主义信念的人而言，践行凯特曼时遇到的压力更大，毕竟这种习俗在西方国家并不普遍。

显而易见，践行凯特曼意味着在对某事的反抗中实现自我。践行凯特曼的人由于遇到阻碍而痛苦，但是如果这种阻碍突然被解除了，他也许会发现自己反而陷入到更加痛苦的虚空之中。人的精神上的健康有时也需要由内心的反抗来实现，而这往往是一种特殊的幸福。人通常在自己的内心有个至圣所，他会想方设法加以保卫，不使别人侵犯，由此产生的情感上的魔力，要比凡事都随意说出来有趣得多。对多数人来说，必须生活在持续的紧张状态下和无时无刻不处于警觉中，似乎是一种酷刑，但这同时也给很多知识分子带来一种受虐淫的乐趣。

践行凯特曼的人在撒谎。但反过来说，假如他能说真话，就不那么虚伪了吗？一个画家会竭力把违禁的（“形上学的”）、对世界之美的陶醉偷偷塞进以集体农庄生活为题材的画卷之中，可是一旦给予他充分的自由来作画，他也许反而感到迷惘。因为，他觉得自己获得的展示自由越少，所描绘的世界之美就越大。一个诗人幻想，假如他没有受到政治任务的束缚，那么他就能尽情去写他所想写的一切，当然也包括写出他幻想中的美。但也有可能，一旦他摆脱政治任务的束缚，那种在幻想中如此美好的东西便完全随风飘散，消失得无影无踪。凯特曼是一种善行，有利于培养人们的幻想，人能从中学会去爱在他周围树立的围墙。有谁知道，新信仰获得成功和它对知识分子具有莫大的魅力，其秘诀不是在于人身上缺乏一个内在的中心！新信仰让人受到压力的同时，创造出一个中心，而无论如何要在人心中造成一种感觉，让他认为这个中心确实存在。对自由的恐惧不是别的，正是对虚空的恐惧。“人的内心一无所有，”我的辩证学家朋友曾这样对我说，“你从自己身上永远拿不出任何东西，因为那里一无所有。你不可能离群索居而独自在荒野中写作。你要记住，人是各种社会力量的从属现象。任何欲离群索居的人，终将毁灭。”这也许有道理。但我怀疑，难道这能超乎我们的时代而被当作一种法则吗？假如人真觉得其内心一无所有，那么但丁就不可能创作出他的《神曲》，蒙田就不可能创作出自己的《随笔》，夏尔丹也就不可能画出一幅静物了。当一个人承认自己内心一无所有时，他就会接受些什么——即使他知道那是不好的东西；但如今人们所想要接受的，也许就是能与他人在一起，而不是离群索居。只要人相信这一点，那么他的行为就没什么可以指责的了。或许最好能培育出一个发育健全的凯特曼，让他臣服于压力之下，因为这种压力有时能使他感觉到自己的存在，而不会冒险去相信过去多少个世纪以来智者们的断言——人是上帝的造物——以致惨遭失败。

假设有人能在没有压力、抛开凯特曼的情况下生活，他就会去挑战命运，那时他就会说：“就算我输了，我也不后悔！”如果人能生活在没有强加的反抗的情况下，如果人能为自己创造自己的反抗，那么“人的内心一无所有”这个说法就不对了。挑战命运，这也许就是信仰活动。

第四章　阿尔法，道德家

在最近十数年内，中欧和东欧的历史中有很多情况使一切形容词和理论思考都将失去分量。人们为对付这些情况作出的努力决定着他们的命运。每个人对解决问题的不同方式有不同的解读，这取决于构成人的个性的那些难以琢磨的因素。

中欧和东欧千百万人复杂的命运之途在这样一些人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些人因其职业观察到自己和别人身上发生的变化，作家就是这样的一些人，我仅抓住几个典型，试图勾勒出东欧作家的画像。

这个我称之为阿尔法的人，是易北河（Elbe）东岸较为著名的散文作家之一。阿尔法曾经是我的一位挚友，我们曾一起经历过许多艰难时刻，这些记忆使我们紧密相连。每每想到他，我便难以平静，甚至会扪心自问，我是否有必要这样剖析他。但我仍觉得有必要这样做，不能因为朋友之情，就妨碍我撰写一篇讲他的著作的文章，有关他的著作我在下文中会多多少少说出我该说的话。

“二战”之前，阿尔法是个高挑瘦削、戴着一副角质眼镜的青年人。他在某个右派周刊上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这份刊物在华沙文学圈子中并不太受欢迎，因为那时组成华沙文学圈子的主要是犹太人和其他一些对该刊物的种族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立场表示不满的人。周刊的编辑虽然是偶然发现阿尔法的，但他有理由庆幸自己的选择，因为，阿尔法的才华在这之后得到迅速发展。不久之后周刊开始连载他的长篇小说。该长篇小说在一家较大的出版公司出版后，引起了巨大轰动。

阿尔法这本书主要关注悲剧性的道德冲突。当时许多年轻作家都受约瑟夫·康拉德 [39] 小说魅力的影响，阿尔法对康拉德的写作手法尤其着迷，因为他擅长塑造雕像般的和僧侣型的人物。夜晚对阿尔法另有一种魅力。在他的作品中，那些微不足道却带有强烈情感的人们，在黑夜里活动，黑夜的沉寂和神秘气氛宛如硕大无朋的帷幔笼罩着他们的命运——这就是阿尔法经常描绘的戏剧场面，尽管他从未写过剧本，只写过长篇和短篇小说。他的早期作品描写非人的冷漠世界的庞大、宏伟和沉默，与康拉德的作品有诸多共相。阿尔法的立场曾是形而上的和悲剧性的。使他备受折磨的是纯洁问题——既有道德的纯洁，也有他所写的东西格调的纯洁。他像将水蒸馏那样提炼自己的语句。

他想让自己的每句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描写，而且要成为乐曲中无法替代的乐句，令人听上去有一种悦耳音响的效果。这种对纯洁性，我想说的是，这种对超凡脱俗的纯洁性的追求曾经是阿尔法这个人的性格特征，因为，在与别人相处时，他常常显得十分傲慢和不自然地做作。他在写作中追求纯粹，这与他个性中的高傲紧密结合；这是阿尔法本人的精神升华，是他的另一个我，他把自己所有的希望都转移到第二个我上。他越为自己的个人生活不上轨道担心着急，便越是看重对他而言具有补偿意义的写作活动，越是给这种活动赋予庄重仪式的意义。有人评价他时曾说，阿尔法在提笔写作之前，就穿一件术士的拖地长袍，更像是一位身着红色僧袍的主教。这种尊严能满足他的自尊心，因为这是红衣主教才具有的。在他看来，举止缓慢，身披飘拂的猩红色绸袍，手戴供别人亲吻的戒指，这就是一种纯洁的风度，就是通过某种方式所表达出的更高尚的自我。那些扮演滑稽角色的喜剧演员，一生都梦想着能去扮演某种最庄重、最具尊严的角色；在他身上起作用的便是某些类似的动机。阿尔法在与人们交谈时，表现出不同一般的幽默感，而当提笔写作时，他却好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从此，他会沉浸在最严肃的悲剧情感之中。他野心勃勃，不仅想做一个因为写了一本好书而成名的作者，同时还希望赢得更大的声望。他想成为作家——成为一个道德权威。

我所提及的长篇小说，就是使他首次获得极大成功的那部作品，那部作品作为天主教小说而受到大肆宣扬，阿尔法本人则由于这本书而赢得最有才华的天主教作家称号。在像波兰那样的天主教国家能得到这一声誉非同小可。其实很难确定他是否真的是个天主教作家，因为在20世纪，天主教作家人数并不多。所谓皈依了天主教信仰的知识分子通常都是令人怀疑的，与那些临时皈依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存在主义等流派的作家没有什么区别。

同时我也不敢确定阿尔法是否曾是天主教徒。尽管那时我们时常见面，还进行过一些最坦诚的交谈。应该说，他曾是一个与大多数人相类的天主教徒，那是一个大家都对托马斯主义 [40] 发生兴趣的时代，每每在文学讨论中都会援引雅各布·马利丹 [41] 的理论。如果说所有这些“天主教知识分子”感兴趣的只是文学上的一时风气，当然是不恰当的，因为，不能把一个行将溺死的人抓住一捆稻草的绝望手势说成仅仅是一种时髦。可是如果认为这些玩弄托马斯主义术语进行的文学争论，是天主教精神的体现，这样的观点同样不正确；因为他们离完全接受天主教连带所有的后果还相距甚远。即便如此，“天主教知识分子”还是给某些文学圈子增添了自己的色彩。他们在政治上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他们是种族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劲敌；他们完全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天主教作家和记者，那些人在政治思想上没有摆脱对所谓“健全的制度形式”（如意大利和德国）的崇拜，也没有摆脱对“排犹活动”的赞许。共产主义者带着厌恶情绪看待雅各布·马利丹的影响，将其视为一种退化变质的标志，但是他们对“天主教知识分子”则表现得比较宽容，因为这些人对极右派的思想怀有敌视情绪，故而没有受到他们毁灭性的打击。阿尔法在小说出版后不久，就经常造访“天主教知识分子”和左派的圈子。由于受到周围人所持观点的影响，加之他一直试图作为一个严肃的道德权威在作家中发挥作用，阿尔法断绝了与右派周刊的来往，并在一封抵制“排犹活动”的集体公开信上签名。

每个人都在天主教中寻找某种不同的东西。对阿尔法来说，由于他对世界的悲剧性感受，他在天主教中寻找的是形式：词语、概念，简言之，就是作品的纹理结构。阿尔法的悲剧感使得他有点像威尔斯 [42] 的“隐身人” [43] ，当他想出现在人群中时，他就必须给自己用糨糊粘上一个假鼻子，然后用绷带缠起面部，并给他那双看不见的手戴上手套。天主教提供的语言包括：诸如原罪、圣洁、罚入地狱、灵魂的黑暗和圣宠这类概念，通过这些语言的运用，他能抓住他所描绘的人物的感受，而最为重要的是，天主教的语言能立刻融入昂扬的语调，这种语调是阿尔法所需要的，用以满足他对主教猩红色僧袍的思念。阿尔法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个牧师，无疑，这是受法国天主教小说家的影响，首先是受贝尔纳诺斯 [44] 的影响，同时也显示了阿尔法急切地想要创造出纯洁而又坚强的人物形象的愿望。故事情节发生在农村；也正是在这里暴露出了阿尔法的才华弱点。他在着迷于设立道德冲突的同时，却有一双训练不足的眼睛：缺乏对生活细节和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物的观察；他自幼在城市长大，对农民及其生活知之甚少。因此，他所描绘的村庄往往是没有地域特色的普世化的村庄，把它说成是布列塔尼 [45] 或佛兰芒 [46] 的村庄，也未尝不可，因此并非现实的村庄。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穿着与其身份并不相符的服装（就像牧歌文学时代的作品中将贵族少爷打扮成牧人一样），他们的谈吐也千篇一律，毫无个性可言，因此戏剧是在一种勉强画出轮廓的布景中演出的。但作品情节发展紧凑有力，受到了批评家们的热情欢迎。不仅第一版很快销售一空，而且几次再版销量也很大。阿尔法还因它荣获一项国家奖以及一笔可观的奖金。可能评委们在评奖时，不仅是考虑到阿尔法的作品在艺术上的长处，而且还考虑到给阿尔法授奖会带来某些政治利益。那些年代，政府当局显然是在跟极右派调情；给天主教作家阿尔法颁奖似乎是聪明的一招；右派当然会比较满意，而自由派也不好说什么，左派也没有理由攻击授奖的决定，因为不管怎么说，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并据此写作。

尽管阿尔法有了声望和金钱，可他在内心深处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出版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可称为好书。当然，他所赢得的地位允许他继续表现他所喜好的那种傲慢。他被人隆重地宣布为深刻、高尚文学的创作者，而他的同行几乎不可能指望自己的作品受到广泛欢迎，他们的作品只能作为低廉的作品问世。他们的作品或者带有一种炫耀式的自然主义描写，尤其是在对生理范畴的某些现象的描写上，或者是披上长篇小说形式外衣的心理学论文。文学家们生活在自己的咖啡馆那种知识分子孤立封闭的小社会，他们越是与广大群众的生活脱节，他们作品的风格就变得越是离奇，越是难于被人们理解。阿尔法自己感到莫大的困惑：为何他的第一批作品出版后会在他心中遗留下不快的感觉，对此连他自己也无从解释。后来他意识到，也许是自己的写作有什么地方不对头。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刻，成了决定他日后生活的转折点。他心中充满了疑虑。如果说他的那些同行也在怀疑他们自己悬在虚空中的作品的价值，那么阿尔法对自己作品的价值怀疑更甚。他想达到道德上的纯洁，但是要使这种纯洁是真实的，那它就必须是尘世的，就必须深深植根于来自生活的经验和对生活的观察，否则就是虚假。阿尔法觉察到自己已经滑落进一种虚假之途，因为他是生活在关于人的理想之中，而不是处在活生生的人中间。他对人的了解，是基于他在自己房间四壁之内的主观体验。他的天主教信仰只不过是他所使用的假面具而已。他是在戏弄天主教，他就像许多20世纪的天主教徒那样，试图用受人尊敬的旧派长袍来替自己遮羞，掩盖自己赤裸的身体。他曾寻找某种途径，以便在读者心中激发他所期望的感情反响。很明显，他的读者，在读到这些他们自己从小就熟悉的字眼——“圣宠”或“罪恶”的时候，自然反应强烈。但是作者在这样运用辞藻和概念时却让人觉得是一种滥用。阿尔法怀疑自己设置的冲突的真实性。他被别人称为天主教作家，但他自己清楚事实并非如此，这就像一个画家在某一时期从事过立体派绘画，而当他改变画风之后，他会惊奇地发现，人们仍然称他为立体派画家。那些为表面现象所迷惑的批评家，将他的写作归为健康的和崇高的文学，与他那些同行的具有颓废派特点的写作对立了起来。但他自己明白，他根本不比那些同行更为健康，因为他们至少没有把自己可悲的赤裸掩藏起来。

战争爆发之后，我们的城市和国家变成了希特勒帝国的一部分。在长达五年半的时间里，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于从任何经验或文学中所能认知的范畴。我可以断定，那时我们所看到的大屠杀，远远超出了我们最大胆、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想象。过去熟知的有关大屠杀恐怖的描写，现在只能使我们觉得可笑，就像孩童时代所听到的故事，是那样天真幼稚。德国在欧洲的统治是残酷无情的，但他们对东欧的统治更加残酷无情，因为在东欧生活着不同种族，根据国家社会主义学说，这些种族，要么是该彻底灭绝，要么就该被利用去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但是我们仍然活着，因为我们是作家，所以我们努力去写作。诚然，每过段时间我们当中就有人离开，不是被遣送到集中营就是被枪毙。对此我们无能为力。我们这些人就像被困在一块漂浮的正在消溶的冰块上，根本不敢去想这冰块什么时候会完全溶化。战争公报宣布了我们这个种族最后的死期，我们在和死亡赛跑，但我们仍应坚持写作，因为这是我们摆脱绝望的唯一办法。此外，在整个国家到处布满了地下活动网，同时的确存在着“地下国家”，既然如此，那么地下文学的存在也就理所当然了。虽不允许以被占领国的语言出版任何杂志或书籍，但是，这个国家的文化生活是不可能被毁灭的。地下出版物有油印的，或者是非法出版，形式常常是便于发行传播的杂志、小册子和小开本的书籍。还组织过许多地下演讲和作者见面晚会，甚至还上演过一些地下戏剧。这一切都大大地鼓舞了虽然失败但仍在坚持战斗的民族的士气。民族斗志昂扬，在战争接近尾声时，民族斗志更是激昂，甚至有点儿过分激昂。

在那些年头，阿尔法成功地实现了他的作家理想——做个道德权威。他的一切行为都被视为作家—公民的楷模。他对某些行动的好坏判断，预言般地在文学圈子里流传，也经常有人向他征询意见，是否某人的行为已经触犯了不成文的爱国主义原则。于是，他被默认为我们这个城市所有作家的领导。从此，地下活动的资金纷纷流入他手中，然后他再把这些资金分发给急需帮助的同行；他在很大程度上享有接触地下斗争机密的权利：他关心帮助刚起步的作家；他在公众场合拒绝跟一位在华沙与德国人合作的作家握手，因为这位作家在德国的一家出版社供职。他创立并参与编辑了一份地下文学刊物，并将刊物打印成多份，轮流在一些地下“俱乐部”中辗转传阅，并在秘密聚会时为人朗诵。他的立场具有真正的人道主义特点。早在战前，他就已经与其极右派的庇护者断绝了来往，因为，此人曾经扬言有必要在这个国家实行自己的极权主义（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年，这位庇护者就被盖世太保枪杀）。当德国占领军当局开始有系统地屠杀三百万波兰犹太人时，那些排犹主义者并未感到太多忧虑，虽然也在大声谴责这种兽行，他们中很多人在私下里却认为那些做法并非完全没有理由。阿尔法属于我们这个城市中强烈反对群众性大屠杀的公民：他用他的笔批驳一些人的冷漠无情，同时帮助犹太人藏匿，尽管冒着杀头的危险。

他坚决反对民族主义，这种东西噩梦般地体现在德国人身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有共产主义倾向。波兰共产主义者的数量历来就不大；在《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之后，俄国人和德国人之间的合作给莫斯科的支持者的活动制造了特别不利的环境。共产主义者的地下活动处于虚弱状态。人民大众的希望都转向西方了，而“地下国家”的活动也十分依赖于“伦敦流亡政府”。阿尔法对周围的道德评价总是很敏感（他的这种敏感完全可以跟气压表的敏感相比）。他对苏联这样的国家并无好感，这个国家几乎没有在任何人心中唤起友好的感情。就像他的大多数朋友一样，他迫切地希望进行广泛的社会改革和拥有一个人民的政府。

我和阿尔法经常见面。我完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在一起共同度过了战争年代。他的出现可以激励人的精神，他以微笑面对一切苦难，他行事放肆，不懂规矩，为的是处处强调对那些穿带钉的靴子和制服并高举右手呼喊“嗨，希特勒”的人的蔑视。为此他总是随身携带一把黑伞。他高挑的身材和清癯的身影，在镜片背后流露出讽喻性的眼神和目光，在他疾步穿越这个城市的受到恐怖威胁的条条街道时如有神佑的气概，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反战英雄的形象。我还清醒地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去看望一位住在乡下的朋友，当决定要回家时，我们为选乘哪一班火车还发生过争执，尽管主人已经建议我们乘坐晚半小时开的那班，我们还是坚持早走。我们回到了华沙，步行在大街上，感受着生活的惬意，那是1940年夏日一个美丽的早晨。我们哪里知道，这天将成为我们城市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我刚迈进屋，刚来得及关上身后的门，就听到从大街上传来的尖叫声。我朝窗外望去，看见大搜捕开始了。这是送往奥斯维辛的第一批大搜捕。后来在奥斯维辛，有来自欧洲各国的数百万人在那里被杀害，而那时集中营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这天在大街上被抓捕的人，也是第一批被运到奥斯维辛的人，他们当中后来几乎无一生还。在搜捕前五分钟，阿尔法和我还在大街上溜达；也许是他的黑伞和他的无忧无虑给我们带来了好运。

那些年代对每位作家都是一种考验。现实的悲剧比人们想象中的悲剧更加悲惨。我们当中如果有谁对那种混杂着绝望和希望的情感不能有所表达，那就有愧于我们的职业。那时只有某种基本的情感深藏在心中：恐惧，失去亲人的痛苦，对压迫者的仇恨，对受难者的同情。阿尔法的天才表现在寻找真正的而非想象的悲剧。他依据手中掌握的素材，写下了一系列短篇小说，这些故事要在战后才收集成册出版发行；那本书后来被译成多种语言。这些短篇小说中的故事都表达了一个主题，那就是：忠诚。所以说，阿尔法年轻时喜欢作家康拉德的作品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对于人心中某种无可名状却又是强有力的和纯洁的东西的忠诚。战前，阿尔法倾向于按天主教的理解将此称为道德的绝对命令。现在，由于担心虚假，他只是说，那种绝对命令是存在的。当他作品中的主人公行将离开这个世界时，他们把眼睛转向缄默的苍穹，可在那儿除了希望他们什么也没能看到；他们希望自己的忠诚是能建立在世界的某种原则上的，世界的这一原则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毫无意义，而且对渴望道德的人们来说并不陌生。阿尔法的小说中，主人公的道德观是一种带有问号和停顿的世俗道德，但那种停顿，还不是信仰。我想，阿尔法在这些短篇小说中的写作比他在战前的写作更为诚实。与此同时，他准确有力地表达了在与纳粹的战斗中战死的无数地下抵抗战士的精神状态。为什么他们要将自己的生命孤注一掷？为什么他们要接受苦刑和死亡？是什么促使他们这样做？他们既不像热爱“元首”的德国人，也不像拥有新信仰的共产主义者那样有一个支撑点。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是否信仰基督也是值得怀疑的。因此，这仅仅是一种忠诚——就是对被称为祖国或荣誉的某种东西的忠诚，这种忠诚高于一切能叫得出名字来的东西。在阿尔法写的一篇故事中，有一个年轻男孩，受尽德国宪兵的酷刑并知道自己将被杀害，于是供出了他朋友的名字，因为他害怕独自去死。行刑之前，两个朋友相遇，被出卖者原谅了出卖者。这种原谅不可能用任何功利主义的伦理观来解释：没有理由去原谅叛徒。假如这是一个苏联作家写的故事，被出卖者定会带着蔑视的神情从软弱屈服的人身边走开。看都不看他一眼。阿尔法在脱离天主教之后，比从前的他更像是位基督教作家，如果考虑到忠诚的伦理是基督教伦理的延伸，同时与那些以社会效果为目标的伦理背道而驰的话。

战争的后半期，“地下国家”之内发生了严重的政治意识危机。抵抗占领军强权的地下斗争带来了巨大的牺牲，在集中营里枪决和消灭的人数与日俱增。仅仅用忠诚来论证牺牲的必要性往往会引起疑虑。忠诚可以是个人作出决定的基础，但大凡某种决定涉及成千上万人的命运时，光忠诚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找到合乎逻辑的正当理由。什么才是合乎逻辑的正当理由？胜利的苏联红军从东部节节逼近，而西方军队却远在天边。究竟为了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什么样的社会，每天都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去送死——这是不止一个要为他人承担道义责任的人经常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当时有种非理性的幻想，觉得将会发生什么事，在阻挡苏联红军推进的同时推翻希特勒的独裁统治，这类幻想同波兰是个“没有伪政权的国家”的荣誉感结合在一起。但是，对于头脑清醒的人们来说，这并不具备强有力的说服力。此时，共产主义的地下组织开始了自己的活动，某些社会主义的左翼代表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动。共产党人提出的纲领远比伦敦领导的“地下国家”的纲领更为切合实际，事实已经非常明显，这个国家将被苏联红军解放，那就应在它的帮助下进行一场革命。

在地下组织的知识分子中可以看到特别的恼怒，反对在地下抵抗运动中不断扩大的非理性情绪。这种情绪变得近乎歇斯底里。密谋成了某种自在的目的；送死或令别人去送命——似乎成了一种游戏。曾经在自己的短篇小说中宣扬过忠诚伦理的阿尔法，此时很容易在自己周围找到这种伦理的漫画化。他的圈子所主张的爱国主义使他无法接近那些依附于莫斯科的为数不多的小团体。阿尔法像他的许多朋友一样，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圈套之中。这也许就是他在这一时期所写小说的特点。首先，他的小说第一次显示了他的幽默感。在小说中他塑造了他十分熟悉的而又因为密谋变得疯狂的人物。他以讽刺的手法揭露了歇斯底里的密谋的社会背景。毫无疑问，“地下国家”首先是由知识界一手创造的，“知识界”作为一个单独的社会阶层是西欧国家完全不知晓的事，更别提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了。这个“知识界”的习惯和约束都来自贵族，他们是贵族继承人（尽管其中某些成员是农民出身），所以他们对知识分子并不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事实上，近几十年来在波兰，知识分子一直试图反叛他们身处其中的“知识界”，就像美国知识分子反对他们身处其中的中产阶级那样。“知识界”的某个成员开始认真思考时，便会发现他远离了广大人民群众。而一旦发现这个问题，在竭力寻找与人民大众的联系的同时他就成了一个激进主义者，因为他意识到了制度的弊病。阿尔法在写讽刺地下“知识界”的作品时坚信，这个阶层将会由于它自身脱离常轨的行为，给国家的前途带来糟糕的后果，当时人们都认为，战后如果伦敦流亡政府返回到波兰，不可避免要从这一阶层产生出国家的统治者，这就只会给国家带来最大的不幸。

正当阿尔法经历这个痛苦而又无力的嘲讽过程时，华沙起义爆发了。在整整两个月当中，华沙上空一直挺立着足有数千米高的混合着火光的烟柱。结果，二十万人死在街头巷尾的战斗中，而那些没有被炸弹或重武器摧毁的街道则被纳粹部队纵火烧毁；起义结束后，这个原先拥有一百多万人口的城市被夷为废墟，城市居民被流放，街道遭洗劫变得像墓地。阿尔法那时因为住在靠近农村的城郊，才得以逃脱险境，没被抓去做苦工或送往集中营。

1945年4月，在苏联红军赶走德国人之后（战斗仍在柏林城下进行），我和阿尔法回到华沙，我们迷失在乱石堆中，在那曾经是城市街道的地方堆积着一座座瓦砾山。我们数小时踯躅在曾经熟悉的城市一隅。此刻我们已经完全认不出它了。我们顺着一个红砖的坡面往上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幻想中的月球景观。这里是一片沉寂。我们努力保持身体平衡，小心翼翼地往下走，呈现在眼前的又是一片片新的、遭到严重破坏的废墟景象。在一处瓦砾堆积的峡谷，我们停下了，眼前出现一块小木板，它吊在一个金属栅栏上，上面用血红的油漆写着：“兹比舍克中尉的受难之路”。阿尔法那时的想法肯定和我一样。我们当时在想：一个人在他身后会留下怎样的痕迹？这些词语听上去就像是从一个被毁弃的大地抛向天空的一声呐喊。这是渴求正义的呐喊。这位兹比舍克中尉是谁？幸存的人中有谁能知道他遭受了怎样的折磨？我们想象着，也许他是爬着经过这段峡谷时牺牲的——是他的一个同志写下了这句话，后来这位同志多半也牺牲了。也许兹比舍克那时顽强地支撑着自己精疲力竭的身体向前爬，并感到自己已经负了重伤，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完成任务。这是为什么？有谁试图解释这是他的智慧还是疯狂？莫非这就是莱布尼茨理论中的一个单子 [47] ，要完成冥冥中的天意安排，抑或仅是一个邮政官员的儿子，遵循难忘贵族府第美德的父亲向他灌输的荣誉感而自愿赴死？

我们继续往前走，踏上了一条被人踩出的羊肠小道。这条小路将我们引向了一个幽深的堆积如山的瓦砾之间的谷地。在这个谷底树立着一个临时支起来的粗糙十字架，上面还盖着一个头盔。十字架下面是刚刚栽种的鲜花。大约一个曾是什么人的儿子的人躺在那里，母亲在发现他的墓地后，每日前来看望，便踏出这条小径。

突然响起了一阵轰隆声，宛如剧院舞台上发出的雷鸣。是风吹动着挂在悬崖般墙壁上卷曲的铁皮屋顶，发出“格格”的碰击声。我们翻过碎石堆来到一个荒芜多日的院子里。生了锈的机器埋在高高的杂草丛中。在通往被烧焦的别墅的台阶上，我们发现了一些账本，账面记录着赢亏状况。

众所周知，是伦敦流亡政府下令举行华沙起义，那时，苏联红军已经接近首都华沙，并在华沙郊外和正在撤退的德国人作战。处于地下抵抗的人们情绪激昂。地下军队想要投入战斗。这场起义的目的是要驱逐德国人和占领这座城市，以便以一个已经运转的波兰政府来迎接红军的到来。起义开始后，问题就很清楚了：驻扎在河对岸的红军按兵不动，无意过来援助起义者，那时再慎重考虑为时已晚；因此，悲剧按照永恒不变的规律发生了。这是一只苍蝇反抗两个巨人的搏斗。一个巨人在河对岸等着另一个巨人去杀死苍蝇。结果是，苍蝇在自卫，但它的战士所拥有的常规武器只是手枪、手榴弹和燃烧瓶。整整两个月内，一个巨人每隔几分钟就派来自己的轰炸机低飞到城市五百米的上空投下炸弹，还用坦克和重炮来支援他们自己的军队。最终，苍蝇被一个巨人除掉了，不久之后，这个巨人又被另一个更有耐心的巨人除掉了。

我们找不出任何逻辑理由，以使俄国人帮助华沙。俄国人带给西方的不仅是从希特勒手中的解放，而且是从现存秩序中的解放。他们想以自己认为的好秩序，即他们自己的秩序来取代现存秩序。“地下国家”和伦敦的流亡政府是推翻波兰资本主义的最大障碍；与此同时，在红军身后已经有一个由莫斯科支持的波兰政府在运转。无疑，华沙的被毁利大于弊，因为，在街头巷尾战死的人们，正是那些可能给新统治者制造最大麻烦的人。那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在反抗德国占领的地下斗争中得到了锻炼，他们有着狂热的爱国主义热情。这座城市本身在被占领的数年内已经变成一座地下堡垒，到处是秘密地下印刷所和武器库。像这样拥有反抗和起义传统的城市无疑将成为莫斯科中央管辖的最不驯服的地区。关于帮助华沙的所有说法也只不过是对这座城市快要死尽的百万居民所表达的同情而已。但在一个由历史来做出裁决的地方，同情是多余的。

阿尔法与我一起走在华沙的废墟上——像所有的幸存者一样，心中只有——愤怒。他的许多亲密朋友永远躺在了在这美丽月光掩映下的浅浅的坟墓中。20多岁的诗人克日什托夫，一个消瘦的哮喘病患者，体质比马塞尔·普鲁斯特好不了多少，他从窗口向党卫军的坦克射击时牺牲在战斗岗位上。就这样波兰最有希望的诗坛新星陨落了。他的妻子芭尔芭拉也因受伤最终死在医院里，死时，她手里仍然握着丈夫的诗稿。诗人卡罗尔，一位工人区的儿子，也是关于荷马艺术的剧作家，在和他形影不离的同志、诗人马莱克一道拆除路障时，身体被炸飞，双双身亡，因为德国人在那里埋了炸药。阿尔法知道，他毕生最钟爱的女人因参加起义被捕，后被送往拉文斯布鲁克集中营。战争结束后很长时间，他还一直等着她，最终不得不想到她已死在集中营。他的愤怒直接指向那些导致灾难的人，这是个可悲的例证，说明那种不顾一切和忘乎所以的忠诚，一旦跟历史的必要性相遇会导致什么结果。正像阿尔法曾经怀疑过自己天主教的词汇一样，现在他的悲剧式的战争小说所描写的忠诚观在他看来仅仅是空洞的概念。实际上，阿尔法意识到，自己也应对所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难道他没注意到，在秘密举行的读者与作者会见的夜晚，当他朗读自己的小说时，那一双双热切注视他的年轻人的眼睛？正是那些年轻人在起义中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不相识的兹比舍克中尉、克日什托夫、芭尔芭拉、卡罗尔、马莱克，和成千上万个像他们那样的人。他们知道获胜毫无希望，面对冷漠的世界他们的死亡只不过是一种姿态。他们面对死亡甚至都没有问一下是否存在衡量他们行为的尺度，年轻的哲学家缪尔伯兰德，海德格尔的追随者，上司要他从事新闻工作，他自己要求派他去战斗的第一线，他认为，如果能有自由的选择，这就是上天赐予人的最好的礼物；结果三个小时后他便阵亡了。这种心甘情愿的自我牺牲的狂热已经到了漫无边际的地步。

阿尔法并没有责怪俄国人。责怪毫无用处。他们是作为历史的力量出现的。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作战，而波兰人屹立在这两种力量之间，以自己的道德观作战，这种道德观建基于忠诚之上，除此之外别无所有。约瑟夫·康拉德，这个无可救药的波兰贵族！这座城市的例子表明，在20世纪，根本没有祖国和荣誉的绝对命令存在的余地，因为这类东西是盲目的，没有任何目的来支持。对于德国人来说，起义者甚至不是敌人；他们是应该消灭的劣等种族。而俄国人则认为，起义者就是“波兰的法西斯”。阿尔法曾想，这个时代的道德家，应该把他的注意力转向社会目标和社会结果。华沙起义只不过是知识界和它所维护的制度的最后挽歌，类似于美国内战时期同盟者的疯狂进攻，并未能阻止北方的胜利。自起义失败的那一刻起，事实上革命已经实现：通向革命的道路已经敞开。这并不是新政府试图安抚人民而在报纸上宣称的“温和的革命”。革命的代价是血腥的。这个国家最大的城市被变为废墟就是最好的证明。

但是人总要生活和振作起来，不能总盯着已经过去的事情。国家遭受了蹂躏，新政府正在积极地从事重建，要使工厂和煤矿重新运转，把地主贵族庄园的土地分给农民。作家要承担起新的责任。从麻木中挣脱出来的、经受过战争和社会改革两根巨杖搅拌的密集的人群，在期待作家的作品。诚然，改革是由上面施加的，但毕竟效果明显，因此当阿尔法像他的大多数同行那样，毫不迟疑地宣称要为从旧波兰的废墟中站起来的新波兰服务时，人们不应大惊小怪。

于是，那些在战争年代待在俄国的为数不多的波兰共产党人张开双臂欢迎阿尔法，这些人从东部回到祖国，他们要根据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来组建国家。那是在1945年，每个可能有用的人都会受到热烈欢迎，至少并不要求他们是赤色分子：事实上，那时在国内支持斯大林的人只占极少数，党的政策还是比较温和的，并没有提出过分的口号。毫无疑问，只有通过耐心和逐渐增加教条宣传，才可能使一大批持观望态度的人们了解和接受新信仰。阿尔法自从与极右周刊断绝来往之后，便极受一些那时很有影响力的圈子的欢迎。他并未因在战争期间和马克思主义者小组保持距离而受到责备。保持类似接触的作家在当时屈指可数。现在波兰作家的表现有点像处女——非常向往这样做，但感到羞怯。他们首次公开发表的声明措辞严谨并字斟句酌。但问题不在于他们说了什么，而是需要让他们的名字登载在报刊上，这样，政府可以向外界宣称，整个文化精英是支持政府的。波兰的共产主义者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就精心制定了针对各类人的行动纲领；这是一个聪明的纲领，是建立在对这个国家的形势熟悉和了解的基础之上的纲领。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是异常艰难的；这个国家并不喜欢他们这个政府；必须重新组建一个政党，而且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现在所接受的新党员，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投机分子；同时还要接受左翼社会主义者加入政府组织；还要与农民党进行复杂的斡旋，因为在雅尔塔会议之后，西方盟国要求，至少要有一个表面上的联合政府。因此，当务之急在于，要在由少数人组成的共产主义小组和整体国家之间搭建一座桥梁；而作为自由主义者甚至是保守主义者的著名作家们则是搭建这座桥梁的最有力的保障。阿尔法名副其实地符合这种要求。他的文章被刊登在一份政府创办的文学周刊的第一版上，这是一篇关于人道主义的文章。据我的记忆，他的文章表述了有关革命所带来的尊重人的观点。

在1945年5月华沙被摧毁之后，阿尔法和我以及许多作家、艺术家来到中世纪的古老城市克拉科夫栖身。攻陷柏林的消息到来的当晚，夜空被发射的火箭和炮弹光照得雪亮；街上久久地回响着轻武器发出的噼啪声，那是胜利的红军士兵在表达他们即将回家的喜悦。一个春日的美好清晨，我和阿尔法坐在一家波兰电影公司的办公室里，整理一部电影剧本。把电影剧本的许多情节连成一体可不是件轻松事，我们一会儿把脚放在桌子上面或者座椅的扶手上面，一会儿又在房间里踱步，我们抽了很多香烟，还时不时地被扑到窗户上的麻雀的啁啾声所吸引。窗外的院子里长着几棵幼树，院子的后面有一座巨大的建筑，不久前刚刚被改造成一座监狱和负责安全的警察总部。我们注意到，在带铁窗的一层楼里有很多年轻的囚徒。他们当中有人试图把脸伸出来指望晒到一点太阳；而另外一些人则试图用金属钩勾取邻近牢房的人扔到沙砾上的纸条。我和阿尔法站在窗前默默地观望着他们。不难猜出这些人就是“地下军队”的战士；假如是伦敦的“流亡政府”回到波兰，这些“地下国家”的战士一定会被当作英雄而得到荣誉。如今，他们被当成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而关进了监狱。这是历史开了一个辛辣玩笑的例证。这些在战争年代早已习惯于手中提着枪以及生活在危险中的年轻男孩，现在应该尽早忘掉自己从事秘密活动的癖好。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很快做到了这一点，他们装着从来没有参加过地下活动；另一些人则一直待在森林里；而那些在森林里或者在城市中被捉捕到的人则被投入了监狱。尽管他们的敌人曾经是希特勒，但现在他们却被视为阶级敌人的代表。他们是在华沙起义中战斗并牺牲了生命的人们的兄弟；他们当中一些人的盲目牺牲让阿尔法的良心受到谴责。我无从知道，此时阿尔法看着这些牢房铁窗时都想了些什么。我猜想，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完成了战后第一部小说的构思。

从阿尔法的整个人生经历可以看出，阿尔法一直雄心勃勃。他从来不满足于成为许多人当中的一员，他必须成为一名领军人物，以便他傲慢的个性得到充分发挥。他坚信，他正在撰写的小说将使他在新形势下成为所有作家中的佼佼者。那些作家正在试图改变他们的写作风格和作品的内容，因为如果不改变自身，就不可能取得应有的成绩。阿尔法正经历着道德冲突，这其实就是他自己内心的冲突，与此同时，也就是在重复他的许多同胞所熟悉的那种冲突。他感到自身有股力量，这力量既来自他个人内心，也来自普遍的悲剧。他对生活悲剧的感受在寻找新的外衣，以便穿着它出现在公众面前。

阿尔法的自信并没有落空。他写的小说是一部成熟的有才华的作家的产品，给读者留下了强烈的印象。阿尔法一生念兹在兹的就是塑造一个坚强有力而又纯洁无瑕的主人公形象。在他战前的小说中，这类主人公通常是一位牧师；现在他刻画了一位具有新信仰的主人公代表，他是一位无所畏惧的老共产党人。这位老共产党人在德国人的集中营里度过了许多年。当他坚毅地走出集中营回到自己被蹂躏的祖国之后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种混乱局面，他清醒地意识到，要以坚强的毅力扭转这种混乱局面，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这位主人公就像一颗钻石，而他想以自己创造性的活动加以改造的社会却在各方面都显示了道德的衰败。老一代知识分子依然沉浸在期盼西方盟国援助的白日梦中，沉溺于醉生梦死并试图确保自己的前程。而年青一代，在战争中受到的只是盲目忠诚的教育，并习惯于在地下从事冒险活动，如今他们感到彻底的迷惘无助；因为他们除了知道与敌人作战光荣之外并不知道还有其他人生目的，他们继续密谋与新的敌人抗争，即与俄国人强加给他们的政府以及与共产党作斗争。在那时的条件下，党是保卫和平、重建国家、让人们能挣钱天天吃上面包，让中学生和大学生有学上，让火车和船只运行的唯一的力量。不只是共产党人才这样说。每个人都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现实。杀害党的工作人员，破坏运送食物的铁路，袭击试图重建被毁的工厂的工人，延长了这种混乱局面。只有疯子才会采取类似的行动，因为这样做没有任何合乎逻辑的理由，所采取的行动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这就是阿尔法在自己的小说中为这个国家描绘出的画面。假如不是阿尔法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品质的话，也许可以把他的这本书视为由某人以健康的理性写出的报告文学。毕竟阿尔法是位富有同情心的作家。他不但对老共产主义者表示同情，而且也对那些将他视为敌人的人表示同情。正是因为对这两种敌对势力的同情，作家才能写出悲剧。因为具有这种同情心，阿尔法才成功地创作出一部悲剧小说。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阿尔法在战前作品中显示出的才能上的缺陷，在这里却帮了他的忙。他的写作天才是非写实的。阿尔法在强调性格对比的同时构建了道德冲突，但他的人物是在一个很难说是真实的世界里活动。阿尔法笔下的老共产党员所具有的特点就像一个他在战前小说中描写的农村牧师那样罕见。总的来说，阿尔法并没有把共产党员塑造成只知道按照教条从事活动的人物，并没赋予他共产主义者通常应有的特性，没有把他描绘成一个积极、狂热、头脑精明的人物。阿尔法笔下的老共产党员并不是一个行动者，恰恰相反，他是一块静默的、不可撼动的岩石，在他岩石般的外表下隐藏着全部最人性的东西——既向往善又能忍受苦难。这个人物是石碑式的人物，他的痛苦很令人同情，但他并不想向任何人倾诉自己的痛苦，因为这种痛苦只是他个人的痛苦，在集中营里他丧失了自己的爱妻。现在他是一个为理想而活的苦行僧。他对自己的私事缄口不提，同时只是以最顽强的意志强迫自己去适应突然失去了意义的生活。这是个有颗破碎的心的巨人，其内心充满了爱和宽恕。一句话，他展露了自己的潜力，这种潜力能够引导世界在未来走向善。正当他的情感和思维走向最纯真的时刻，他却给一个年轻人开枪暗杀了，因为这个年轻人认为他是莫斯科的奸细。

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共产党人”这个词汇在阿尔法所处的国家仍然具有侮辱性的含义时，他想塑造一个具有崇高道德观的老战士的典范；当然，这种道德观只有运用于具体任务，也就是说当人被视为工具而被利用时，才能对此做出适当的评价。至于那位老共产党人想要改变的社会，也自有可取之处，并不完全是分崩离析和道德败坏，这是作家——观察者在那里不难发现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一样带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而知识分子，也就是各行各业的专家的事业是使工厂、矿山、铁路、学校或是剧院运转起来。在这种工作中，他们遵循的是对集体的责任感和对职业的荣誉感，而并不是被俄国式的社会主义牵着鼻子走。可是他们的这种具有责任感的道德观却给他们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他们的政治思想是幼稚的，而他们的习惯还经常带有旧时代的烙印。然而，最初是他们满怀激情地活动，而非政党。年轻的一代迷失了方向，缺少引导他们的领军人物，他们之所以采取恐怖行动，其实这也就是他们没有道德观念和悲观失望的表现。我和阿尔法从监狱的窗口看到的那些年轻小伙子，他们被监禁在那里，不是由于他们为了什么企图推翻新政权的罪过，而只是由于他们在战争时期曾属于反抗希特勒的地下战斗组织。整个国家到处都在围捕这种年轻人，他们的罪行是曾为依附于伦敦的“地下国家”服务。当然，考虑到书报检查制度，阿尔法不能直白地道出这一切；而是通过他描写的对这些年轻人明显的同情，使读者从中领会那些不可言传之意。正因为如此，当他无法在多层面表述事件的基本轮廓时——他的人物的行为动机也就自然起了变化。

阿尔法在他的整部作品中都充分表达了他对失败的事物的愤怒。这种愤怒之情对阿尔法和其他许多人来说都是为生存下去所需要的。早在战争结束前他所写的短篇小说中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对参加地下斗争的知识界的讽刺态度，如今在他的长篇小说的许多章节中这种愤怒却表现为挖苦对突发的政治变革的荒谬希望。而实际上知识界常以一种可笑的形式表现出的那些希望，对于工人和农民也并不陌生。阿尔法从来就不了解工人和农民，所以就特别容易把这种以神奇的方式脱离俄国的空想完全放在知识分子身上，认为这是知识界的特点，而知识界本身无疑并不具备与众不同的政治想象力。

这类小说对执政党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建立在以新信仰伦理对抗被战胜的伦理的基础之上的。这本书一经出版就迅速得到广泛宣传，并发行了十万册。为此，阿尔法在1948年荣获了一项国家级奖。阿尔法从此确认，自己已经跻身于一流作家的行列。某城市给他提供了一座造价极高、带全套家具的漂亮别墅。在人民民主国家，是不能让有用的作家抱怨缺少关怀的。

统治者非常清楚，阿尔法小说中的主人公并不是“新人”的典范。说他是共产党人，但这也只是从作者的一再担保中猜测出的。在这部作品中描写的这位共产党人只是在准备行动，而并没有付诸行动。不难看出，阿尔法只不过是把自己过去作品中描绘过的主人公——神父的僧袍变成了现在共产党人穿的短外套。虽然阿尔法的语言概念发生了变化，但他塑造的人物形象的悲剧性和形而上的东西并没有变，尽管老共产党人并没有作任何祷告，但读者假若听到从老共产党人常常紧闭的口中突然冒出耶利米的哀歌，大可不必表现出任何惊讶之情，因为先知的言语跟他的个性是和谐一致的。阿尔法在主观上与战前没有实质的变化；他仍旧不能把自己局限于以合乎理性的行动表现出来的纯粹的功利主义的道德观。在他塑造的主人公身上可以看出李尔王和浮士德以苦行赎罪的影子。天堂和人间仍继续存在。他所塑造的主人公与康拉德《海盗》中的佩伊洛尔也有相似之处。不过不能对阿尔法要求过高，因为他并没有加入政党，他只是表现出了对党的理解，他对从事政治暗杀的年轻人的描写多于对老共产党员的描写，这证明，他也在学习。不能过早地要求作家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时机还不成熟，他们那时还处在初小水平，因为，那时还没有使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术语，因为这会使作家和艺术家产生不必要的恐惧；同样当时对农民也做出过这样的承诺，即在波兰永远不会推行集体农庄。

在阿尔法的小说发表数年之后，决定他命运的日子到来了。他住在自己漂亮的别墅，在一系列政治宣言上签了字，参加了各种委员会的活动，并且在全国各地的工厂礼堂和文化之家就文学问题发表演讲；这类大规模组织的作家旅行，对大多数作家来说只是一种十分痛苦的责任，但对阿尔法来说却相反，他乐此不疲，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他结识了很多青年工人，了解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纠结在他们心中的问题。这也是阿尔法平生第一次真正走出了自己的知识分子部族。此外他已是位受尊敬的作家，考虑到在人民民主国家作家的崇高地位，他感到，此时他如果不是一位红衣主教，那至少也是高贵的教会教士会员。

根据莫斯科中央的计划，国家的改造正在大踏步向前发展；人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要对作家们加强钳制了，于是便要求作家们对新信仰及其一切后果做出明确表态，并召开了作家代表大会，在大会上作出决议，规定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必须遵循的唯一创作方法。似乎，阿尔法极其痛苦地经历了这个时刻。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巧妙方法引导作家服从党的观点，他们几乎没有发现自己已被引到了皈依新信仰的大门口，已没有退路。现在的问题是，要么突然反抗从而跌入社会的最底层，要么就走进党为他们敞开的大门。别无其他选择，那种既想讨好上帝又想讨好恺撒给他们各付一枚硬币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从没有人要求作家正式加入党，但是大家都很明白，只要接受了新信仰——那么前进道路上就不会有障碍。这种解决方法能证明人的更大勇气：加入党不会减少，而只会增加责任感。对阿尔法来说，他十分珍视自己作为受党高度评价的小说家而获得的荣誉，此时他也只能做出一个抉择。人们期望他作为一个道德权威作家发表意见，以自己的行动为同行作出表率。阿尔法在新秩序建立后最初的年代里的确曾醉心于革命。他最终成为人民作家，作品深受广大工人群众的喜爱。而他在战前所写的作品，尽管也受到好评，但仅仅发行了几千册。现在他和每位作家一样可以拥有广大的读者群。他不再是孤立的了，他对自己说，不只是那些坐在咖啡馆里的少数附庸风雅的假绅士需要他，那些他在全国巡回演讲时遇到的广大的青年工人更需要他。这一切变化都归功于俄国和依附于中央的党的胜利。由此应该得出结论：作家非但应该接受胜利的果实，而且应该接受产生这果实的哲学基础。这对阿尔法来说并非易事。他因对那种不朽的悲剧的爱恋时常受到抨击。他尝试着改变自己的风格——但是，每当他所写的东西违背了他的自然天赋时，他的作品就会显得愈发平淡无奇、毫无生气，他只能一次次地撕毁自己的手稿。他扪心自问，当看到每天发生在自己周围的新的悲剧冲突时，是否还会义无反顾地将这些发生在一个巨大的集体生活中的悲剧冲突揭示出来。国家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集体，人们痛苦的原因早已异于过去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那种痛苦，人们认为这种痛苦应该大大减少，可是事与愿违——这种痛苦的数量在与日俱增。他太了解俄国了，他也太了解统治者在利用“人类素材”方面所采取的无情的手段，以致不能不产生种种疑虑。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一旦接受了新信仰，就不可能再成为一个具有道德权威的作家，而只能成为一个说教作家，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就不可能表现令他自己也感到痛苦的事情，而是要表现被人们普遍认为有用的东西。也就是说，从此就会有10个或15个专家要对他的每一句话进行考量，看他是否犯了纯悲剧性的过失罪。这一切都已经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了。用阿尔法的话说，他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早已是个共产主义者了。当他加入党的队伍后，他立即发表了一篇长文，论述了自己的作家生涯。这是一篇自我批评的文章，用基督教教义来解释的话，可以被称为一篇忏悔祷文。其他作家怀着嫉妒和惶恐之情阅读了这篇文章。他们认为，阿尔法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必须在众人之上——这也就引起了人们对他的妒忌；他表现如此精明，就像一个斯达汉诺夫运动 [48] 的矿工，第一个宣称，自己创造了一个非凡的超高定额的采煤纪录——这让人感到恐惧，因为，煤矿工人并不喜欢督促别人提高生产效率而给自己脸上贴金的同志。

阿尔法的自我批评是有意为之的。可以把这篇文章算作作家的经典演说，因为，在这篇文章中作家以新信仰的名义批判了自己的过去。他的这篇自我批评文章被译成了多国语言，并刊登在西方亲斯大林主义的报刊杂志上。阿尔法在这篇文章中抨击了自己过去的作品，在这里他采用了特殊的妙招：他公开承认的是早已在暗中考虑过的自己作品的那些缺陷；揭露那些缺陷，至少不需要唯物辩证法；阿尔法，在接近马克思主义之前，早就知道自己作品的缺陷；可现在他却将自己所具有的洞察力归功于唯物辩证法。每一个好作家都知道，不应该用冠冕堂皇听来悦耳的大字眼和那种激情澎湃却空洞无物的概念。阿尔法在自己的文章中强调说，他之所以犯了这样的错误，就是因为他那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又明确表态说（根据谦卑的戒条），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共产主义作家，他仅仅是一个刚刚开始致力于掌握唯物辩证法的人，而唯物辩证法则是马列主义学说中的最高学说。在这篇文章中有一种令人惊诧的庄重语调，充满了目空一切的气概，这也正是阿尔法的特点。他的这种语调也令人产生了怀疑。阿尔法在批判自己错误的同时，又犯了新的错误，这是一种藏在新的神父僧袍皱褶中的自我欣赏。

如今，党赋予这位过去的天主教徒以崭新的职责，要他发表反对梵蒂冈政策的演讲。此事过去不久，阿尔法就受邀到莫斯科访问。从莫斯科回来后，他出版了《苏维埃人》一书。他一再论证说，只有苏联公民才是真正享有自由的人，于是阿尔法再次获得了冠军的棕榈枝。他的那些给中央写颂歌的同事们，尽管知道这种论断从辩证法的观点看是正确的，但迄今他们没有采用这种妙招。在封闭的文学圈子里阿尔法并不受欢迎。我之所以用“封闭的文学圈子”这个词，是因为尽管这些作家的书发行量很高，尽管他们旅行全国到各工厂演讲，他们仍被关在自己集体的住房内，被关在俱乐部，就像战前关在咖啡屋中那样。他的同僚们妒忌他的高调给他带来的成功，并戏称他为“带辩证法原则的妓女”。

对我来说，过于严厉地去谴责阿尔法是很难做到的。因为我自己也走过同样一条几乎是无法避免的路。我觉得，我们的命运之所以有所不同，是由于彼此反应上的细微差别。当我们看到被夷为废墟的华沙那一瞬间，当我们看到监狱囚犯的那一瞬间，我们的反应是有所不同的。当时我觉得，要让我把这一切都写出来是不可能的：除非让我写出事情的全部真相而不是部分，否则我不能去写。我同样感到，纳粹占领期间在华沙发生的那些事件，用每一种文学形式来表述都是可以的，唯独不能采用虚构的小说形式。我回想起，当阿尔法在被蹂躏的城市中给我们读他的小说时，当时那可是非常“热门的话题”，我们却时常有一种奇怪而不自在的感觉。他竟这么快就利用这些题材做文章，而且处理得如此顺畅。成千上万的人在我们身边受尽折磨而死，把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如此迅速地转化为悲惨的戏剧场面，这样做，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不成体统。其实有时如果由于过度的激动而结结巴巴地表达一下自己的愤怒，远比说得珠圆玉润好得多。在需要表达的东西太多的时候，有一种内心的声音阻止我们表达，这时闭口不言，反倒是明智之举。阿尔法不知道这个声音，并非不可思议。只有对真理的狂热的爱，才有可能阻止阿尔法发展成为后来的那种样子。诚然，假若他那时热烈追求真理，也许就不会去写自己那部有关老共产党员和那些道德堕落的年轻人的长篇小说；他允许将自己的同情置于书报检查所规定的安全框架之内，迎合党的期望简化了他所描绘的事件的画面，同时也赢得了党的认可。一次让步带来接二连三的连锁反应，最终就变成了凡是他所说的一切在逻辑上就是完美的、自圆其说的，而且这些话不停地得到重复，但是他所说的一切就不再和有血有肉的活人有任何共同之处。这正是辩证法的奖章背面我们所看不到的东西，也就是一个人的大脑为适应辩证法的要求所付出的代价。在阿尔法的周围，过去和现在都生活着很多工人和农民，他们的许多话语尽管和要求他们讲的不相宜，但归根结底，他们所听到的自己内心的声音与作家们所听见的命令没什么不同，作家们却往往得咬紧嘴唇听从内心发出的命令：要么说出一切，要么什么都别说。有谁知道，也许应该把一个无名的农民或邮局的小职员放在比道德家阿尔法更高的位置上，也许他们拥有比阿尔法更多的仁慈与博爱和更高的道德水准。

题解：

阿尔法的原型。耶日·安德热耶夫斯基（Jerzy Audvzejwski，1909—1983），波兰作家、政论家。出生于华沙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1年华沙大学波兰语言文学系毕业，1932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谎言》，德国占领期间从事地下爱国文化活动，战后初年曾任波兰作家协会副主席，克拉科夫、什切青等地作协分会主席。1950—1957年为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后退党。20世纪50年代初是波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积极倡导者，1956年后成为激烈的持不同政见者。其作品大多反映波兰社会生活中的政治、道德问题。战前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必由之路》（1937）和长篇小说《心灵的和谐》（1938），战后出版的代表作有《夜》（1945）、《灰烬与钻石》（1948）、《金狐狸》（1955）、《黑暗笼罩大地》（1957）、《天堂的大厅》（1960）和《稀烂的一团》（1982）等。

第五章　贝塔，不幸的情人

1942年，我认识了贝塔，当时他20岁，是一个朝气勃勃的小伙儿，有一双智慧的黑眼睛。他双手容易出汗，举止中能看出他有些过分腼腆，腼腆之中隐藏着他的雄心壮志。他的言谈举止中既有高傲又有谦卑，内心则充满了自信，深信自己高于那些谈话对手。他在突然抨击他们之后，又会立即羞怯地退缩回去，并且把自己的利爪隐藏起来；他待人接物的态度充满了隐忍的嘲讽。也许当贝塔跟我或者跟别的比他年长的作家谈话时，他的这个特性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作为一个刚刚起步的诗人，他觉得应该尊敬长者，但与此同时，贝塔认为他们也没什么可让他尊敬的地方，他更知道，在自己身上已经具备了一个真正杰出作家的天赋。

那是在1942年的华沙，我们生活在绝望之中，但仍抱着某种希望，尽管我们知道，这仅仅是幻想。我们这个被占领的国家，曾是日耳曼帝国的一部分，看到这个帝国的实力是如此强大，只有最盲目乐观的人方能相信德国有一天可能被完全击败。对我们国家的人来说，纳粹党 [49] 的计划一目了然：消灭知识阶层，实行殖民化，并将部分居民强制迁徙至更远的东方。贝塔属于在“二战”时期开始用奴隶的语言写作的青年人之一。他以打各种零工维持生计——很难确切地解释，那时在一个完全没有法治的城市里，人们如何找到谋生的途径。大家通常是在工厂或机关办公室拿到一张假的就业证明，有了就业卡后，就在黑市找机会做点买卖或者靠扒窃为生，这种行为并不会被认为不道德，因为这样做是为了对抗德国当局。那时，贝塔还是地下大学的学生，跟参与反抗运动的年轻人一起过着丰富多彩的生活。在年轻人的秘密集会上，他们喝烈性酒，情绪激昂地争论文学和政治问题，还阅读许多违禁杂志。

贝塔曾经以轻蔑嘲笑的态度观察自己的同学，他知道的事情比同学们多，也更了解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贝塔认为，他们抵抗德国人的爱国热情，对他来说，纯粹是非理性的冲动。斗争——是的，可是以什么名义？没有一个年轻人相信民主。战前，东欧大多数国家都处于半独裁的统治之下，议会制度似乎属于遥远的过去。获得政权的手段毋须经过讨论，那些想执掌政权的人必须制造“运动”，对政府施加压力，以便获得共同执政，或者武装夺取政权。那是一个民族主义运动兴盛的时代，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为此立下了榜样。参加华沙抵抗运动的年轻人深受这种不久前还非常普遍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尽管他们对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均没有任何好感。他们并没有很明确的纲领，波兰民族遭受德意志民族的蹂躏，因此就应奋起反抗德国。当贝塔提出自己的论点，认为这仅仅是波兰的民族主义反对德国的民族主义时，他的同学们都攘臂相争反对他的说法。贝塔试图把他们逼到墙角并质问他们：“你们想捍卫的是怎样的价值？未来的欧洲将建立在何种原则之上？”但他也未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满意的答复。这里是黑暗的核心：不仅没有任何解放的希望，也看不到任何明天的景象。大家只是为了斗争而斗争。即便在与占领者的斗争中幸存下来的人们，也许能盼到英、美胜利的那一天，作为对他们的奖励——也只不过是看到自己的祖国重新回到战前状态；其实，战前的情况也并不令人满意。这种没有希望、看不到前途的局面，使贝塔觉得，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除了赤裸裸的暴力之外一无所有，这是一个日薄西山的堕落世界。当老一代的自由派人士仍喋喋不休地重复着要尊重人的老调时，其周围却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遭受屠戮，这些自由派人士给人造成的印象，就是他们早已落伍到可悲的老古董行列了。

贝塔没有任何信仰——既没有宗教信仰，也没有别的信仰，而且他够胆在其诗歌中承认这一点。他费了很大的劲，用非常原始的凸版印刷和非常差的颜料（因为难以弄到好颜料）做了种种努力，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当我拿到这本诗集并费力地翻开黏糊糊的油印封面朝里看时，我立即意识到是在与一个真正的诗人打交道。但是，阅读他的六步韵诗并不令人感到愉快。沦陷中的华沙街道充满了阴郁，抵抗运动的各种会议在弥漫着烟雾和因没有暖气而冻得人发抖的寒室里举行，与会者在谛听楼梯上是否响起盖世太保的脚步声时，都会觉得毛发耸立，犹如当年基督徒在古罗马阴森森的地下墓室里偷做礼拜那样，人人感到不寒而栗。正如我所说的，我们都处在帝国的底部，就像是处在巨大的弹坑底部，头顶上的天空是我们与地球上其他人共同分享的唯一财富。这一切都存在于贝塔的诗中：晦暗、迷蒙、阴郁和死亡。但他的诗不是那种控诉的诗歌，而是属于斯多葛主义 [50] 。他的诗中所描写的同龄人也都没有任何信仰，他们最基本的动机就是号召大家去战斗，然后英勇牺牲。死亡在不同时代的许多年轻诗人的作品中常常作为浪漫的道具，这里描写的死亡与之相反，恰是过于现实：华沙所有最年轻的诗人都死于战争结束之前，或者死在盖世太保手下，或者死于战场。然而他们当中的任何人都没有像贝塔那样怀疑牺牲的意义。“我们身后只留下一堆堆废铁——和世世代代沉闷的、嘲弄的笑声。”贝塔在他的诗中这样写道。

在贝塔的诗中，没有包含对世界的任何肯定，这种肯定在艺术中通常是以好感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艺术家带着好感展示一只苹果或是一棵树木。他的诗表露的是一种深深的失衡情绪。从艺术中能领略出很多东西：巴赫的世界或者彼得·布鲁盖尔 [51] 的世界，都是非常有序的世界，当然也是等级森严的世界。现代艺术包含很多盲目激情的例子，从来也不满足于对形态、色彩和声音的描写。只有当艺术家感受到爱世间一切萦绕在他身边的事物时，对感性美的内省才有可能。艺术家一旦对一切事物都兴味索然，他甚至无力在某处驻足和观察这些事物。他甚至会为那种爱的冲动感到羞惭。他会认为不停的运动是天意使然，他会不由自主地动着，一刻也不能静止。他会断断续续地写出他对世界零碎、片段的观察。就像一个梦游者，只要还在行走，他就能保持平衡。贝塔诗中的画面，宛如不停旋转的雾，只有靠他的六步诗韵干巴巴的严谨节奏才能挽救那些画面，使之不致完全混乱。造成贝塔诗歌这个特点的，部分是由于他生长在一个不走运的民族，属于不幸的一代。但与此同时他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拥有数千个兄弟：他们也都是满腔热情却失望沮丧的人。

贝塔与他的同学们恰好相反，他们因为忠于自己的祖国，一直参与各种行动，并试图在基督教或含糊不清的形上学领域中寻找根据，而贝塔却需要为自己的行动寻觅合理的基础。1943年，当盖世太保逮捕他的时候，城里曾传言他是因某个左翼团体的暴露而被捕。如果说在华沙的生活是天堂，那现在的贝塔就陷入了地狱的最底层，因为他被关在“集中营环境”的大门之内。那时，根据正常的顺序，他先在监狱度过了几个星期，接着他被送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能从这个集中营活着出来的机会非常渺茫。我们认为，贝塔像其他被运送到集中营的人一样生还无望，但在苦熬过了两年时光后，在苏联红军逼近奥斯维辛时，贝塔和其他囚犯被运到了德国城市达豪（Dachau），他在那里被美国人解救出来。关于这一切，我们都是在战后才得知的。后来他写了一部短篇小说，详尽地描述了他在“集中营环境”里所经历的一切和那里的情况，我们可以从书中得知他的经历。

贝塔离开集中营之后，定居于德国慕尼黑。他和两位同时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免于难的狱友共同撰写了一本名为“我们在奥斯维辛”的小说，并在1946年广为流传。那本书是题献给美国第七军的，他很肯定地写道：“美国第七军把我们从达豪—阿拉赫（Dachau Allach）集中营里解救出来。”后来，贝塔从慕尼黑回到了华沙，这部短篇小说得以正式出版。

我读过许多描写集中营的书，但是没有任何一本像贝塔的这本书那样令我感到毛骨悚然，因为贝塔没有愤怒，只是——不厌其烦地叙述集中营的生活。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在“集中营环境”里，很快就会出现几类特殊的社会等级：最高层是集中营的管理者，他们之下就是受到集中营管理者信任的囚犯，再下一层就是那些比较精明的囚犯，他们晓得怎样为自己找到食物，以便维持精力；处于最底层的就是那些身体孱弱而头脑死板迟钝的人，因此，这些最底层的人境遇会每况愈下，因为缺乏足够的营养维持身体机能，他们没有力气卖苦力，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在集中营里，他们不是死于石炭酸针剂的注射，就是死于瓦斯房。当然，除了被关在集中营里的人，还有大批一被运送到集中营就直接被送往瓦斯房熏死的人，这些人都是不太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贝塔在小说里清楚地描述了自己的“阶级”属性：他属于那个精明而健康的人群，并且他还吹嘘自己的精明和足智多谋。他说，在集中营里生活，头脑里时刻要绷紧一根弦，因为生死一瞬间。人必须要有极强的应变能力，必须知道何时会遇到危险，同时更要知道怎样规避危险，有时候要表现出某种盲目服从，有时候要故意疏忽，有时候还要采取必要的欺诈或者行贿手段。在贝塔的一个短篇小说中，他详细地描写了他在一天之中化险为夷的种种经历：

1.有一次，一个卫兵要给他一个面包，但若要拿到这个面包，他必须先越过防护沟，这条沟是条警戒线，如果发现有人越过这条线，在那边站岗的卫兵就有权开枪打死他们。一个卫兵打死一个人，便可获得三天假期，外加5马克奖励。贝塔知道这个卫兵的意图，便拒绝了这一诱惑。

2.还有一次，一个卫兵听见贝塔在向其他囚犯讲述有关夺取基辅的消息。贝塔为了防止这个卫兵去告发，给自己招惹麻烦，他就通过一个中间人给这个卫兵送去了一只老式手表作为贿赂。

3.后来，贝塔通过迅速执行命令，从一个非常狡黠的集中营的监工眼皮底下溜走了。我在下面将引述该书中的某些段落（这里说的是希腊囚犯们的事情，他们个个身体羸弱，但为了让他们能一起列队行走，为了惩罚他们，德国人就把棍子绑在他们每个人的腿上，监督这些人的是一个叫安德烈的俄国人）：

一辆自行车从后面撞到了我。我跳开了，摘下帽子。监工翁特斯哈尔夫·赫莱尔，曾是一位来自哈尔曼兹的地主，跳下自行车，满脸通红，愤怒地说：

“你们这个疯子劳动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那些行走的人脚上都绑着棍子？现在是上工时间！”

“他们不会走路。”

“如果不会走路！就毙了他们！先生你知道吗，又有一只鹅死了。”

“你为什么像个傻狗一样站在那儿？”那位监工冲着我大声喊，“叫安德烈赶紧收拾一下他们。滚！”

我赶紧趁机抄小路溜掉了。

“安德烈，干掉他们！”监工命令着！

安德烈抓起一根棍子，打得他们头破血流。一个希腊人用手捂着头，尖声嚎叫着，终于跌倒在地。那时，安德烈就把棍子插到他的喉咙里，开始来回搅动。我很快回到了我自己的地方。

这就是贝塔描述的、他为逃避危险而经历的一天。同时，贝塔还描述了他与其他囚犯，即与俄国人伊万之间进行的复杂游戏。最先是伊万偷了贝塔的半块肥皂，贝塔为了报复他，耐心地等待时机。他有意识地通过非常复杂的渠道（因为不想让伊万猜到是他所为）告发了伊万，说他偷了鹅，引起一番搜查。后来鹅找到了，但是伊万却早已被德国人杀死，这事就此摆平。

贝塔为此感到非常自豪，说他成功了，而那些头脑不够精明的人，死亡很快就会临头。贝塔在自己的小说中不厌其烦地强调说，自己一直穿得很得体，身体很健壮，同时还有足够的食物，他的这种自足感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他写道：“人们不停地扭动着身体以避免挨打，为了果腹、没有饥饿感，他们就去吃草和泥巴，他们总是失魂落魄地行走着，简直像是行尸走肉。”——他就是这样形容曾与自己关在一起的囚犯们。贝塔描写自己时，是这样说的：“如果早饭时，我吃了夹着半块五花肉和大蒜的面包，外加一罐炼乳，那我劳动起来就有力气。”贝塔在描述自己所穿的衣服细节时（在他周围大部分人都是半裸着身体、衣衫褴褛的人）说：“我走进树阴时，我把上衣放在下面，为的是獉獉獉不弄脏我的丝绸衬衣 [52] ，这样才好入睡。我们谁能得到片刻休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息，那完全看个人的本事。”这正是一幕不同“阶层”的鲜明对比。另一名囚犯贝克尔将被扔进焚尸炉中烧死，因为他太虚弱了，毫无用处：

这时，在双层木床的边沿一个白发苍苍的大脑袋从下面升上来，两只眼睛不安地看着我们，还向我们眨眼。后来看出了是贝克尔，他的脸是扭曲的，显得尤为衰老。

“塔戴克，我想求你一件事。”

“说吧！”我弯腰对他说。

“塔戴克，我快要进烟囱了。”

我又把腰弯得更低一些，离他很近，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神是安详而又空虚的。

“塔戴克，我已经好久没吃东西，你给我弄一点吃的吧！这是我最后一个晚上了。”此时，卡吉克在我膝盖上拍了一巴掌。

“你认识这个犹太人？”

“他叫贝克尔。”我悄声回答。

“你，犹太人，爬到床上来，给你吃的！等你吃饱喝足了，你再带着残羹剩饭到烟囱里去。快爬到床上来吧！我不会在这里睡觉，在这里睡觉会招虱子。”然后他对我说：

“塔戴克，”他抓着我的肩膀，“你过来，我这里有一块好吃的苹果派，我妈妈做的。”

集中营当局常会利用那些精明而体壮的人做一些特殊工作，这些工作，可以给他们带来获得衣服和食物的机会。其中一项最受欢迎的工作，就是分送那些被闷罐车从欧洲各个城市运到奥斯维辛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随身都带着装满衣服、金银、各种首饰和食物的箱子，因为运送他们之前，他们被告知是要迁居到别处。当火车（简单地说，就是闷罐运输车）开到集中营大门之后，被吓坏了的人群从车厢内出来，立即被分散开，按年幼老少、妇女和孩童分别带上卡车，直接将他们带到瓦斯房和焚尸炉前。也有分工拿行李的囚犯负责搬运行李，最后这些行李里的一切物品统统归第三帝国和集中营管理处所有，成为他们的财富。贝塔描述了自己在“运输车”旁的工作，他被分到法国人亨利分管的那个组。

在20世纪有很多能引起人们恐惧的文学作品，其中却不太容易找到此类作品，即以罪犯同谋的眼光来描写所见所闻的事实（因为，作者通常羞于扮演此种角色）。但是，在集中营里用的“合伙”只是一个空洞的词汇，人们只是像冷冰冰的机器那样机械地执行命令，责任由那些高层的人负，而且级别越来越高。我认为，贝塔在小说中描写的“运输车”，应该被选入那些专门描写人在恐怖体制下遭受悲惨命运的文学选集中，如果什么时候真能产生此类文学选集的话。

“运输车”到达后，要经过几个阶段，就像一个剧本分成几幕一样。引用几段贝塔作品中的描写，会比干巴巴地叙述贝塔的写作手法更能使人产生丰富的想象。

序幕——即等待“运输车”

那些希腊人坐在我们周围，像一只只巨大的、残暴的昆虫，贪婪地移动着下颌，咀嚼着厚厚的、发了霉的面包。他们感到局促不安，因为不知道要做什么。那些枕木和铁轨让他们感到不安，因为他们不喜欢搬抬这些东西。

“我们要做什么？”有人问。

“没什么，等到‘运输车’来了，就把他们运到焚尸炉去，知道了吗？”

“明白了！”他们用火葬场的世界语回答道。人们安静了下来，他们不需要把铁轨抬上卡车，也不用扛枕木。

第一幕——即“运输车”到了

穿着各色条纹囚服的人群躺在一道细长而阴凉的铁轨上，沉重而不均匀地呼吸着，说着他们自己的语言，并且懒洋洋地看着那些身穿绿色军服的高贵人们，看着绿树和在近处及远方露出的教堂尖顶，那个教堂的尖顶正好敲响了迟来的“奉告祈祷”的钟声。

“‘运输车’来了！”有人喊了一声，然后所有的人带着一种期盼的心情站了起来。在转弯处出现了许多节货车车厢，火车往后倒了倒，有一个站在枕木上的铁道工，他挥着手，吹着哨子。火车头在刹车时，还发出了刺耳的声音，咔嚓咔嚓地、慢慢地沿着月台边停了下来。从钉着铁栅栏的小窗，可以看见人们的脸，他们个个脸色苍白、无精打采，妇女们睡眼惺忪、蓬头垢面、内心充满恐惧，那些具有异国情调的男人都留着长长的头发。他们慢慢地经过车站，同时都在默默地环视着车站。正在那时，货车车厢内开始沸腾了，发出了敲打车厢木板的声音。

“水！空气！”这声音非常沉闷而且十分绝望。

从这些小窗口，人们抢着露出脸，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空气。那些刚刚吸到一点空气的人，很快就会从窗口消失，别的人又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如此循环反复，然后新抢到窗口位置的人与前面的人一样又消失了。此时，尖叫混合着呻吟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第二幕——即分门别类

再切分成几个场景就更清楚了：

有一位妇女，她急匆匆地快步走着。一个看上去只有几岁的小孩，长着一张胖乎乎的小脸，满脸通红地跟在这位妇女后边跑，当然他怎么也赶不上她。小孩一边用手抹着眼泪，一边哭喊着大叫：“妈妈，妈妈！”

“哎，女人，抱起你的孩子吧！”

“这不是我的孩子，不是我的孩子，不是！”

这位妇女歇斯底里地大叫着，用双手捂着脸拼命地逃走了。她想躲起来，她想赶上那些不坐车走的人，赶上那些步行的人，那些能活着的人。她还年轻，健康，漂亮，她想活下去。

但是那个跟在她后面奔跑的孩子，却依然哭喊着，尖声大叫着：

“妈妈，妈妈，你别跑！”

“他不是我的孩子，他不是我的，不是！”

直到安德烈追上她，安德烈是来自塞瓦斯托波尔 [53] 的水手。他的眼睛因为酗酒和日晒变得很浑浊。他追上了她，用脚绊了她一下，用力把她打倒在地，然后又狠狠地揪着她的头发，把她从地上拽了起来，怒气冲冲地对她说：

“你这个不人道的妈妈，你这个下贱的犹太女人！你竟要抛下自己的孩子逃跑！我让你跑，你这个婊子！”他将她拦腰抱住，一手卡住她正要喊出声的喉咙，像丢沉重的粮袋那样用力把她扔上了卡车。

“拿着！带上这个，你这条母狗！”他把她的孩子塞在她的腿下。

“做得好！就得这样惩罚这种没人性的妈妈。”站在一辆小轿车旁的纳粹军人说。

这时有两个绝望的人，手拉着手摔倒在地上。男的把抽搐的指头插进女的的身体，还用牙齿咬着她的衣服。她歇斯底里地嚎叫着、谩骂着、诅咒着，直到男的用鞋压得她快要窒息时，才发出咯咯声沉静下来。人们将他们俩像掰木头一样分开，然后像赶牲口那样，把他们轰到了卡车上。

另一些人抬着一位失去了一条腿的姑娘，他们抓着她的两只手和仅剩的一条腿。她泪流满面，忍痛地小声说着：“先生们，疼啊，好疼啊……”他们把她扔到了满载尸骨的卡车上。活人死人都躺在一起。

第三幕——即证人们的谈话

凉爽的夜幕降临了，满天繁星。我们躺在铁轨上，非常寂静。在高高的电线杆上的灯，闪着极其微弱的光。

“你换鞋了吗？”亨利问我。

“没换。”

“为什么？”

“唉，这一切我都受够了，绝对受够了！”

“是在第一次运输以后吗？你想想看，自从圣诞节以来，我经手的人大约有上百万了。最糟糕的就是从巴黎那边来的运输车，因为在那里总能碰到熟人。”

“那你对他们怎么说？”

“说他们先要去洗澡，然后我们将在集中营见面。换你，你能说什么呢？”

尾声

这一晚向奥斯维辛开来了很多车厢。总共运来一万五千人。

当我们回到集中营后，星星开始隐去，天也开始慢慢透亮了，头顶上也开始有了亮光，夜色开始渐渐褪去。这预示着，明天将是一个酷热的晴天。

从焚尸炉那边升起了硕大的烟柱，与天上巨大的黑河连成了一片，这条黑河以极慢的速度缓慢地向奥斯维辛附近的比尔凯纳乌（Birkenau）天空移动，然后消失在克拉科夫附近的特热比那（Trzebina）森林的方向。从波兰西南部城市索斯诺威茨（Sosnowiec）来的“运输”已经被焚烧完了。

我们路过身背卡宾枪的纳粹军人换岗的地方。他们走得很整齐，一个紧挨一个，他们是一个整体，只有一个意志。

他们扯着嗓门唱着：“而明天我们将统治全世界……” [54]

由于描写在集中营的经历，贝塔成了作家。他发现自己适合的领域是散文而不是诗歌。从他的短篇小说中，不难看出他是个虚无主义者，但是虚无主义并不能理解为不道德。相反，他的虚无主义是出于强烈的伦理情感，而这种情感来自于他对世界和人性的被辜负了的爱。贝塔在描写他的所见所闻时，欲将这一切推到极致，他想描述一个愤怒已经完全没有自己的地位的世界。贝塔小说中的那种类型的人物都是赤裸裸的，被剥夺了善良的感情，而只要文明的习惯还能维持，向善的情感就不会消失。但文明的习惯是脆弱的，只要条件发生突变，人类就会回归原始的野蛮。漫步在英国或者美国城市中，那些可敬的市民的头脑里曾有过多少错觉，他们把自己视为充满美德和善良的人，但假若把他们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他们真的就不会像其他人那样变得兽性十足吗？危险的是让人去经受对他而言过于艰难的考验，因为那时就不能保持对人的尊重。我们很容易去谴责那个曾经为保全自己而要丢弃自己孩子的妇女，当然她的行为十分残忍，一个坐在家中舒服的沙发上看书的英美女子，在读到书中这种描写时，都会立即谴责这位不幸姐妹的行为，但是她同时也应该想想，若是自己面对这种毁灭，对死的恐怖难道不会超过爱吗？也许会，也许不会——谁又能预先猜到呢？

在集中营里也会有例外，也有许多心地善良、行为可敬的人为了拯救其他人的生命，会做出最纯粹的牺牲，以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在贝塔的短篇小说中却看不到这样的情况。贝塔的小说不是基于对人性的描写。因为在他看来，人只是一个渴望活着的动物，他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对“集中营环境”的描写上。囚犯们个个都要承担某种伦理责任：在别人没有首先伤害你的情况下，不能伤害别人。这是一种不成文的契约。此外，每个人都尽力拯救自己，在贝塔的书中，想要找到人类团结的画面是徒劳的（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贝塔的所作所为在他的狱友笔下和贝塔自己的描述完全不一样，他们认为贝塔表现英勇，是同狱囚徒关系的典范）。贝塔想把自己描写为不近人情的人，他观察事物头脑冷静，从不粉饰自己，他害怕虚假：他并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观察者的位置上写作，否则就是虚假。其实在现实中，贝塔与其他人一样，在集中营里也遭受到各种非人的虐待。贝塔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得过于诚恳，在描写自己时，特别是在描写自己在集中营的表现时，尤为突出，他说自己“精明并善用手腕”。由于强者和弱者之间的“阶级”对立，他得以保全自己——在这点上，贝塔没有逃避真相——他的描写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残暴和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

美国人将贝塔从达豪集中营解救出来之后，贝塔就开始领略在西德的难民生活，这好像是集中营生活的延续，随处所遇都是道德败坏，偷窃、酗酒、贿赂现象比比皆是，所有那些希特勒年代在人们身上释放出来的恶习都还在继续盛行。占领者当局对待不久前的数百万奴隶的残忍政策引起愤怒。这就是人们所向往的战争结局：人们重新回归丛林法则，即在高喊民主口号和人人享有自由的口号的同时，弱者再次被踩在脚下，或者被残酷无情地对待。

贝塔是个观察力敏锐的人——他的观察力，首先是跟踪探寻人身上固有的那种荒谬、卑鄙龌龊和肮脏下流的劣根性。他为此痛心疾首，所以无情地揭露人类化脓的伤口，从不宽容。他如果有能力在经受了这些年的痛苦之后，在某一点上再坚持片刻，如果看到的不是整个群体在战争末期遭受摧残的悲惨景象，而只是单个的人的遭遇，他的苦恼或许就不会如此深刻。他的内心一直在剧烈地波动，他的面孔扭曲着，流露出狂怒和自嘲的古怪表情。尽管他曾经属于那些大众的一员，但现在他觉得众人都是赤裸裸的。他们被原始的冲动控制着。他难以承受这个已经成型的世界。他觉得自己必须有所追求，而不能只停留在无止无休的狂怒和反抗的状态之中。

与许多前集中营里的囚犯一样，他也面临着一个问题：回国还是当移民？波兰属于俄罗斯控制的地区。战争时期贝塔对马克思主义的好感，并没有在他心中深深扎根。他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过好感，是因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能清醒地对待人。贝塔的这一信念出自于非常简单的原则：他认为人并不是受其良好的意愿支配的，而是受自己所处的社会秩序法则所支配。谁如果想改变人，首先就得改变社会环境。贝塔与所有波兰人一样，对强大的俄罗斯国家毫无信任感。他那种没有节制的激烈写作风格，应该说比较接近左拉之类的作家。另外，在现代文学中，他与海明威也有相似之处，再者他酷爱海明威的作品。俄罗斯把贝塔归类于“腐败的西方人”之列，因为在那里再也没有什么比一个作家以饥饿和爱之类的原始本能为出发点来展示人性更能引起反感的了。

贝塔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彷徨犹豫，最后，当他看到波兰出版的文学杂志后，他才决定回国。促使他下决心有两个主要动机：首先，他有当作家的雄心壮志，他那时只是一位刚出道的作家，知道他的人还不多——因为他只能用母语写作，除了在自己国家之外，在别处怎能拥有自己的读者群呢？此外，波兰正在进行一场如火如荼的革命，开辟了一个让人充分表达心中愤懑的天地，在那里有重塑世界的可能性。

于是，他告别了朋友，回到华沙，那时华沙居民们还都居住在被炸毁的楼房的地下室里，人们正在用自己的双手搬走废墟上堆积如山的瓦砾，用残破的旧马车搬运破砖烂瓦，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人们开始重建自己的城市。尽管这样，各种书刊一旦在波兰出版，很快就被抢购一空。政府不惜金钱鼓励文学家，对每位作家，哪怕只有一点点写作才能，政府都会为他提供无限的可能性。贝塔的文学生涯开始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发展。他在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因此获得了理应获得的丰厚稿酬。他擅长运用语言。他的风格简练明快而又辛辣犀利。他所经历的一切，他的很多同胞也都经历过，他所涉及的题材也都非常普遍和耳熟能详，是人们能够理解的。他撰写的关于“集中营环境”的小说被认为是首要的文学大事。

1948年，波兰还没有提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为人们认为在人民民主国家，大力推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时机还不成熟。这对贝塔来说十分有利，因为他的书与苏联作者采用的写作方法处于非常明显对立的地位。从莫斯科中央强加给作家的标准观点看，他的写作属于大逆不道，是犯罪。当然，他的作品选择的题材本身政治上无可非议：对希特勒主义兽行的描写，可算是非常符合愿望的，总的说来，波兰人对俄罗斯人的仇恨并不亚于对德国人的仇恨。描写德国人的暴虐行径，这样就把读者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德国人所犯的罪行上，从而达到使波兰民族作好“心理准备” [55] 的重要目的。因此，各种描写游击队战斗的书籍、描写盖世太保暴行和集中营大屠杀的书籍层出不穷，那时甚至容许出版正面反映波兰国家军在1939年与德军奋勇斗争的书籍。尽管波兰国家军保卫的是“贵族老爷”的波兰，而这个波兰一直是苏联的眼中钉肉中刺。但是政治上合乎规定的题材却并不能保护贝塔不受评论家们的攻击，假如评论家运用正统的标准评价贝塔作品的话：贝塔描写的集中营，是他本人看到的样子，而不是应该看到的样子。因此，他的一切过错也就出自这一点。在集中营应该看到什么？要列举出来并不难：1.囚犯们都应团结在一些秘密组织中；2.这些组织的领导者都应该是共产党员；3.书中涉及的所有俄罗斯囚犯，都必须是具有道德力量的代表，而且个个都应表现出英雄气概；4.要根据囚犯的政治观点对他们进行有所区别的描写。但贝塔的短篇小说却没有包含这些内容。显然，党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认为波兰作家还没有达到经受“转折”考验的程度。“转折”就意味着接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此，许多党的批评家就给贝塔归纳出几条主要罪行：他们指责他说，他的作品类似道德败坏的堕落文学即美国文学，因为其中表现了悲观主义；在他的作品中也没有任何“自觉斗争”的思想（以共产主义的名义进行斗争）。批评家提出的这些意见保持了劝说的腔调。贝塔那时还年轻，应该培养他具有成长为真正的共产党作家所需的素材。党认真地观察了他，发现在他身上蕴藏着非常有价值的罕见财宝：真实的仇恨。

贝塔是聪明的。当他熟悉了列宁—斯大林理论家的著作之后，他深信这就是他要寻找的东西。他心中的满腔仇恨就像奔腾的河水，在前进的道路上会冲毁一切。若让河水漫无目的地向前奔流则毫无用处，要怎样引导它流向正确的方向呢？办法很简单：就是在河上建一座水磨坊，让大河的水力来推动磨盘转。好一种解脱啊！有用的仇恨，就是要把仇恨用在为社会服务上。

贝塔仇恨的根源，与萨特 [56] 称之为“恶心”的东西是一样的，即对人的厌恶，人作为生理上的活物由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所决定，受到时间的毁灭性影响。人应跳出对自己的束缚，哪怕采取任何手段。假若贝塔是法国人，或许他会成为一个存在主义者。但也许这对他来说还不够。他带着轻蔑的微笑看待思想上的思辨，因为他在集中营里见过很多哲学家为争夺垃圾箱里的剩余食物彼此大打出手。人的思想没有任何意义，精明的花招和任何个体的自我欺骗都极易被揭穿，真正应该考虑的只是物质的运动。贝塔就像海绵吸水那样汲取辩证唯物主义。这个体系在物质方面满足了他描写残酷真相的需求，辩证方法使他在成为人上人的过程中有了一个飞跃，即把人类看作历史材料。

不久后，他出版了一本新书。书名“石头世界”可以说是作者情绪的象征——石头，意味着无情和赤裸裸。这本书由几篇非常短的短篇小说构成，它们几乎没有任何情节——只是叙述者所看到的东西的素描。贝塔善于运用对外部细节的描写来暗示整个人类的处境，他是个中高手。《石头世界》的故事发生在“二战”结束、希特勒战败之后的中欧。因为，贝塔曾在德国的美国驻军基地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手中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书中出现了很多不同民族和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其中有过去的希特勒分子和囚犯，有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的德国资产阶级，有美国的士兵和军官。在有节制的文字下面，作者掩藏着对结出了希特勒主义果实的文明的极端厌恶。他画出了一个等号：基督教等于资本主义等于希特勒主义。可以说，他这本书的主题就是在讲文明的终结。这本书的语调就是一种呐喊：“你们给我讲文化、宗教、道德——可是你们看看，这一切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对贝塔来说，就像对他的很多同行来说一样，希特勒统治时期就是欧洲实行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而与此同时，也是俄国革命在全世界获胜之时——人们当然仍需要进一步奋斗，但不管怎样，已经跨越了转折点。贝塔及他的所有同行，在战争结束初期发表的作品都包含着这类内容：人是无力与历史法则相抗衡的，甚至那些怀具最良好意愿的人，也会被纳粹恐怖机器变成受到恐吓只关注保护自己生命的原始人。所以，阅读了这些书籍的读者都处于面临抉择的境地：要么选择自己已经亲身经历过的具有没落性质的旧文明，要么选择只有靠胜利的东方强权才能实现的新文明。这个强权获得了超乎人们想象力的成就：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是一系列顺利情况的巧合，而是时代最高法则的反映（可是，俄罗斯及其制度在“二战”时曾差点遭到惨败）。

《石头世界》是贝塔的最后一本书，在这本书中他尝试运用一切在西方文学中认为是最有效的艺术手法：矜持、隐讽、冷嘲、戴上面具的愤怒等等。不久以后他就意识到，关心这些艺术手法完全是多余的。相反，他越是写得过火，越是受到赞扬。人们期待他的作品具有呐喊、狂热、明白易懂、有倾向性的特点。那些党员作家之间（贝塔那时已经入党了）展开了竞赛，看谁写的东西更能令人理解、更简单明了——这样一来，也就抹掉了文学和宣传之间的界限。贝塔在自己的小说中，直接加入了越来越多政论性的内容，他把自己的愤怒情绪都发泄在对资本主义道德堕落的攻击上。也就是攻击帝国范畴以外所发生的一切。例如，他曾引用报刊上的消息——马来西亚的斗争，或者印度的饥饿——在此基础上，他进行写作一种介于报道、新闻摄影和文章之间的东西。

1950年，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与他被盖世太保抓捕之前，在华沙从事活动的那个时期相比，他改变了许多。他身上已没有了从前的那种胆怯和虚假的谦卑。过去他走路时常常低垂着头，略显驼背，现在他是个身子挺得笔直的男子汉，脸上带着非常自信的表情：他变得干巴巴枯燥乏味，醉心于参加各项活动。以往腼腆的诗人，如今已经完全变成了政客。此时的他已是位显要的宣传家了，每星期他那辛辣的杂文都会出现在官方周刊上。他常常去东德，在那里搜集资料写报道。没有一个记者能像一位曾经有过无私的文学工作时期的作家那样杰出地为某种事业服务。贝塔在他自己那些恶毒攻击美国的文章中，就曾运用过去写作的全部经验和技巧。看着这位令人尊敬的虚无主义者的脸庞，我在想，任何形式的写作都有一个下坡路，作家通常得费多少力气，才能让自己不顺势往坡下滑去。促使他做出这一番努力的良心的要求就其实质来说是非理性的。不承认艺术是无私的的新信仰，摧毁了这种内心的指令。贝塔，尽管对人内心的一切绝对命令持怀疑态度，但在他那些反映集中营生活的短篇小说中他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他既没有伪造任何东西，也没有刻意取悦任何人。后来，他在作品中播下了一颗政治种子，而这颗种子又像溶液一样结晶了。从此他所写的一切，都成了千篇一律和墨守成规的刻板式的东西。但是——我曾想——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很多杰出的作家也曾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政治激情，像斯威夫特、司汤达和托尔斯泰。甚至可以说，由于他们的政治激情，也就是说，由于作家希望告诉自己读者的某种重要寄语，他的作品获得了力量。那些批判自己所处时代之政治制度的伟大作家和贝塔这类人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全然不因袭苟且，他们不顾自己所处的环境而进行活动，贝塔却是在将文字用笔写到纸上时，耳朵就已经伸出去想听到党内同志的掌声了。

贝塔的杂文尽管尖刻有力，语言精练，可内容却是如此平淡无奇，枯燥乏味，这个现象本身就说明：一个很有前途的散文作家是在如何自贬身价，这引起了我的兴趣。其实，他有足够的智慧，不会不明白，他是在浪费自己的才华。他为什么这样做？在与几个足以决定作家地位升迁的文学权威谈话时，我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贝塔？他们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但这并不需要把贝塔这样的人变成一个完完全全的废物。从他们的角度看，如果他写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应该对他们更有用，迫使他去写这样的文章，实在是浪费他的天才。“没有人要求他写文章。”我得到的是这样的回答。这十分悲哀，N杂志社的编辑不能赶走他，是贝塔自己坚持要写那些杂文的。他认为：“今天不是搞艺术的时候，应该以更直接的、更原始的手段对大众施加影响。”他想成为一个“最有用的人”。这样的回答至少不乏假仁假义。党一直在强调自己关心文学，希望有最好的文学；但与此同时，却又制造紧张气氛，于是，作家们就开始争先恐后地想使自己的文笔具有质朴的风格。然而，事实是，贝塔自己想专心从事新闻工作，尽管他早已是位高级专家，然而他却抓住一个普通傀儡容易完成的工作去做。他与东方知识分子常见的做法一样：自毁才能。当这样的知识分子手中握着笔的时候，他们的心理过程是相当错综复杂的。试想一下，他要介绍在国际政治方面发生的某些事件，而他非常清楚各种现象的互相依存关系，这些现象只能是交互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要真实地描述这些关系，那就需要洞察斗争双方的动机，还必须看各方的需求，简单来说，就是要尽最大努力进行全面的分析。那时他却要借助愤怒来写文章：愤怒能立即把事情搞得错综复杂、纠缠不清，愤怒就根本不必去做分析。这是针对各种幻想的愤怒，认为只要与人的意志有关，就与恐惧分不开，恐惧的是：担心自己成为自己的浅薄和幼稚的牺牲品。因为世界是残暴的，就应把一切现象都归结为最简单的和最残暴的因素。作家明白，这样做距事实的真相很远：人类的愚蠢和善意对事态的影响，并不亚于经济斗争；但是，作家在对人类的意愿采取报复行为时，指出，它们是由几种基本法则决定的，同时，作家感觉到自己的优越性，认为自己目光锐利，洞察一切，有足够的力量排除“思想上的偏见”。贝塔在他关于集中营的短篇小说中把自己展示为一个吃得饱、穿得好的犬儒主义者，他在撰写政治杂文时也采用了这种做法。他强调简化、去掉一切幻想、赤裸裸地去表现一切——他作品中的这种倾向一直没有变。可是，朝着揭露世界的赤裸性的方向一直走下去，越走越远，走到某一点上，理智就会毫无作用了。——词汇成了斗争口号，同时也成了只是行动的一种不完善的替代物。捏紧拳头喊口号表达的意思或比词汇体现的意思更好。实际上贝塔自己已走到了这种地步，当他觉得词汇贫乏时，他就写不出令他感到满意的短篇小说或长篇小说，不管怎么说，小说总得持续一段时间，不能只喊口号。他从来就无法在没有仇恨的情况下去冷静观察和分析任何事物，可是他所依赖的运动，是一种加速度的运动，越来越快，使他的仇恨和晕眩之感越来越深。对贝塔来说，这个世界的形状越来越简单，直到任何单独的树和单独的人都已不再具有什么意义，他仿佛不是置身于实实在在的世界，而是处在政治概念之中。因此，他对新闻工作的那种狂热就不难解释了，写文章对他来说就像是成瘾者服用麻醉剂一样，当他放下笔时，他就觉得自己又完成了一件大事。尽管实际上，他的文章中没有一句出自他本人的思想，因为从厄尔巴岛（Elba Island）到太平洋的数千名二流记者都是这样写文章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所从事的活动就像士兵在列队行进一样。

“明天我们将统治全世界。”希特勒党卫军士兵高唱着这首德国歌曲，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焚尸炉冒出的黑烟的背景下大踏步前进。纳粹主义是集体性的疯狂，但德国民众追随希特勒，也不是没有深刻心理原因的。在产生纳粹主义的德国土壤上，那时发生了深刻的经济危机和社会结构危机。年轻的德国人看到的是，魏玛共和国的崩溃和混乱，数百万失业者蒙受屈辱，文化精英迷茫，自己的姐妹为了金钱而卖淫，所有人和所有人为了金钱而斗争。当社会主义的希望破灭后，这些德国年轻人接受了向他们提供的另一种哲学——历史哲学，这种哲学是对作为列宁和斯大林学说基础的同一种哲学的拙劣模仿。把贝塔关进集中营的德国人，也许曾经像贝塔一样，在党的宣传没有把他变成魔鬼之前，是个对世界失望的不幸情人。他也曾渴望秩序和纯洁、纪律和信仰。他蔑视那些不想加入欢乐进军的同胞，说他们私下里抱怨新的运动与许多道德原则相矛盾，说他们是毫无价值的人道主义的残余势力，是不光彩的耶稣哭哭啼啼的信徒。确实他们这些人令人感到骇异：正是在这里，正是现在，可以看到，不仅德意志民族可以得救，而且还能重建世界，而他们在这种唯一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时刻，在这千载难逢的良机，居然大胆地提起自己无谓的道德疑虑！当你在自己周围还经常遇到那么多敬奉可笑的偏见的人时，要为建立一种崭新的、更好的秩序而斗争是何等艰难！

贝塔在自己的杂文中看到新的和更好的秩序就在眼前。他相信并且要求：人类在尘世而不是在天堂得救。他对那些企图破坏人类幸福的宿敌恨之入骨。他大声疾呼，要消灭这些敌人。难道那些人不是地球在进入新轨道之时的绊脚石吗？在这个重要的时刻，那些人居然如此大胆地声称，把人关进集中营，用恐惧威逼他们接受政治信仰的做法并不太好。是谁给关进了集中营？阶级敌人、叛徒、流氓恶棍。难道强迫他们去接受的新信仰不是真理吗？这就是历史，历史与我们同在！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熊熊燃烧的历史的火焰！现在有这么一些盲目的小人，他们本应关注该承担的巨大义务，却把时间浪费在斤斤计较那些无关紧要的细节！

贝塔的智慧和天赋现在已经不够用了，因为他意识不到，在他前进的道路上已经埋下了危险的隐患。相反，他的天赋、他的才智和热情把他推向了行动——那时，倒是那些普通人在不冷不热地随机应变，见风使舵，做着只是属于他们该做的事情，奉献环境要求奉献的东西，绝不向并不可爱的恺撒奉献出他们所有的一切。贝塔却心甘情愿地承担了责任。他没有考虑过，最崇高的历史哲学是怎样变质的，如果这种历史哲学用作武力征服世界的手段的话。“明天我们将统治全世界！”

在我为贝塔画了这幅肖像的几个月之后，我得知贝塔去世的消息。一天早上，人们在他华沙的住宅里发现了他的尸体。厨房内煤气灶的截门开着，屋子里的煤气味很重。那些在贝塔去世前几个月，一直在观察他，看到他狂热地积极活动的人们认为，在他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讲话与他敏感的内心可能感受到的东西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冲突；他显得非常焦虑，他想回避自己所感知到的悬殊差距。他那时常常提起马雅可夫斯基自杀的事。在报刊上还发表了他的那些朋友——波兰作家和东德作家撰写的一系列文章。在《国际歌》的乐曲声中，人们安葬了他，并在遗体上覆盖了波兰国旗。党告别了自己的一位最有前途的作家。

题解：

贝塔的原型。塔杜什·博罗夫斯基（Tadeusz Borowski，1922—1951），波兰作家、诗人、政论家。出生于日托米耶什，他童年在乌克兰度过，双亲都曾被流放，1932年他的父母获释后全家定居华沙。二战时期他在地下的华沙大学攻读波兰语言文学专业，同时作为建筑公司的仓库管理员参与地下抵抗运动，1943年被希特勒的宪兵逮捕，囚于奥斯维辛集中营，曾担任集中营医院卫生员，后转押至慕尼黑附近的达豪集中营，1945年5月1日被美国第七军解放，1946年回国，从事文化活动，1948年加入波兰工人党。以诗集《不论何方的土地》（1942）登上文坛，诗集表现了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一代人的痛苦。他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跟玛丽亚告别》（1947）、《石头世界》（1948），杂文集《从书本和报刊来的故事》（1949）等。他对集中营生活的现实主义描写在当时受到猛烈抨击，被指责为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表现。1951年他在华沙自杀而亡，时年不满29岁。

第六章　伽玛，历史的奴隶

提起伽玛，我不由就会想起曾就读的中学和大学所在城市的画面。欧洲有些地方总会给地理和历史老师惹麻烦，尤其像的里雅斯特 [57] 、萨尔盆地 [58]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59] 等地。维尔诺这座城市某种程度上也常给人添堵，最近半个世纪它曾轮流属于不同国家，人们在街道上见过各国的驻军，每改变一次政权，油漆工的工作量就增加很多，因为他们要把政府门前的牌子和名称刷上新的官方语言，城里的居民又得换上新的护照，努力适应新的法律和禁令。维尔诺的统治者依次为俄国人、德国人、立陶宛人、波兰人，而后又为立陶宛人、德国人、俄国人。今天它是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而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名称下隐藏着一个简单的事实：俄国人正有效地实现沙皇扩张领土的指令。

我上中学、大学时，维尔诺城归属于波兰，它隐藏在林木葱郁的大盆地中，在远处的低谷中掩映着繁茂的森林、湖泊、溪流。透过树梢，高耸入云的数十个天主教教堂塔尖意想不到地出现在旅行者眼前，相互衬托呼应，那是由意大利建筑师按照巴洛克风格建造的，以金黄和白色与松树幽暗的色调形成鲜明对比。传说有一位立陶宛统领去密林中打猎，在篝火旁睡着了，做了一个预言性的梦。受到梦的影响，这位统领在自己睡着的地方建造了一座城市，那就是维尔诺。经过若干世纪，它从未改变过自己的特色，即“森林覆盖之城”。在它周围铺展开的是欧洲的一个偏僻省份，居民使用波兰语、立陶宛语、白俄罗斯语，或是三种语言混杂着说，并保留了其他地方早已遗忘的风俗习惯。当然，我用的都是过去时，因为，这座我童年生活过的城市，如今就像庞贝城被熔岩掩埋了一样，多数世居此地的居民不是被纳粹屠杀，就是被俄国人流放到西伯利亚，或是被迫迁到德国人离开后的西部地区。那些出生在数千英里之外的人们，如今行走在维尔诺的街道上，而那些立陶宛王公和波兰国王建造的教堂对他们来说毫无用处。

在我求学的那段时间，谁也想不到会发生大屠杀和大放逐。那时，维尔诺城的生活按照某种慢于政府更迭、王国边界改变的节奏发展。大学、主教的宫殿和大教堂是城里备受尊崇的建筑，它们混合了意大利和近东的建筑风格。星期天，成群虔诚的信众挤满了狭窄的街道，街道上方的城门上建有一座礼拜堂，礼拜堂上挂有一幅著名的、曾经发生过奇迹的圣母马利亚画像。星期五晚上，在犹太人居住的狭窄街道上，你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他们家家都围坐在烛光旁，希伯来先知们的教诲则在古老的犹太教教堂里回响。这里曾是欧洲犹太文学与犹太学研究的最重要的中心之一。假日期间，盛大的市集吸引了来自邻近村庄的农民，他们在小广场上展示自己的手工木器雕刻和草药，以及用细线串在一起的名为“奥布瓦然卡”的小脆饼，无论这些小脆饼是在哪里烤制的，人们都叫它“奥布瓦然卡”，一直以来，它都是这座小镇的特色小吃，证明这儿有非常好的面包房。很久以前，这里还曾有座“驯熊学校”，他们会在此地训练狗熊。冬季，有些坡度较大的街道就成了少男少女们的滑雪场，他们红红绿绿的外衣，与太阳光照射下带有玫瑰色的白雪相互辉映。

大学的建筑墙壁厚实，教室都是低矮的拱顶。浓阴蔽日的校园恍若迷宫，初来乍到者很容易迷路，那些拱顶建筑物和长廊可以与波洛尼亚 [60] 和帕多瓦 [61] 媲美。从前，这里是由波兰国王庇护的耶稣会贵族子弟学习的地方，那位国王曾与莫斯科进行过浴血奋战，并取得了胜利。当我到这里念大学时，教授多是世俗的，在此求学的年轻人大都出身于小地主、小承租人家庭或犹太商人家庭。

我就是在那里，在那座大厦认识伽玛的。伽玛是个举止粗鲁、满脸通红的男孩，性情暴躁，嗓门很大。如果说维尔诺城是个外省城市的话，那么对那些离开偏僻乡村到此读书求学的人们来说，他们就更具有双重的外省人身份。泥泞的乡村道路，尤其在春秋两季，简直无法行走；农民的马常常被机动车吓得惊恐不已；在许多村庄，人们家里仍按旧习用松明火把照明。除了农活以外，人们只知道去森林伐木和制作手工产品。伽玛出生在农村，父亲是波兰军队的退休军官，家里拥有一座农场，这个家族很久以前就住在这个地区，当地的古老贵族名册里还可以找到他家族的姓氏。伽玛的母亲是俄国人，因此他在双语环境下长大，且继承了母亲的信仰，是个东正教徒，不像他的多数同学那样信奉天主教。

我们之间第一次交谈时，我并没有预感到日后密切的交往。对文学的共同兴趣虽然把我们聚集在一起，但他的举止、刺耳的大嗓门（他不懂得用正常语调说话），还有从他那粗嗓门中所表达出的观点都让我感到不舒服。他总是随身带着一根粗藤杖，那是参与排犹活动的年轻人都喜欢的一种武器。伽玛是一个强烈的排犹主义者，这是他的政治纲领，但我十分鄙视这类民族主义者，认为他们是危险的傻瓜。他们为了使自己免除思考的责任而大叫大嚷，激发不同民族群体的相互仇视，以转移人们对其他问题的注意力。他们某些言论能留给人特殊的印象。亲身经历后，你会感到，他们绝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记得有一次我们谈论到种族主义时，伽玛双脚站在街道的圆石路面，把随身携带的藤杖靠在排水沟边上，大肆议论起血统和土地来。他说不应该把国家权力交给全体公民，无论他们属于哪个种族、讲何种民族语言，国家的权力只能交给一个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这个民族还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以防自身的血统遭到玷污。也许他的民族主义狂热是为了弥补他自身的缺陷。他是混血儿，半俄罗斯血统以及东正教信仰必定会使他那些土生土长的同学感到不快。伽玛的声音飞过我头顶，明显带有高人一等的味道。我提出反对种族主义的观点，让他感到不悦，他认为我是那种长于思考却拙于行动的人；至于他，则是一心要做点什么事的人。那是1931年，我们两个人都很年轻、贫穷，对于今后我们将身陷其中的种种特殊事件仍一无所知。

1949年，我到西方某国的首都去拜访伽玛，那时他担任红色波兰驻西欧某国大使，是个受党信任的人物。他的大使官邸锻铸的铁门紧锁着。我按了门铃，过了一会儿，从铁门的窥视孔里露出一只眼睛，铁门打开时发出“嘎嘎”声，眼前出现的是宽敞的院子，院里停着几部锃亮的汽车，大门入口的左边是值班卫兵的岗亭，他用手枪武装自己，站在那里应付一切意外情况。站立在院子中央，整栋建筑的正面及其两翼尽收眼底。这是该国富有魅力的首都最漂亮的宫殿之一，是18世纪某位大贵族为其情人建造的。建筑物内依然保持着自己过去的特点。宽敞的大厅，墙壁覆盖着镀金的墙裙，家具、地毯及挂毯等也都是来自18世纪的古董。伽玛在一个金碧辉煌、大理石缀饰的房间里接待我，他显得诚挚大方，岁月的磨砺改变了他从前那种粗鲁的风格，他似乎变得有些矫揉造作。在这座宫殿里，伽玛有自己的起居室、会客厅和办公室，西方科学和艺术界许多最杰出的代表人物都是他的常客。一位著名的英国生物学家谈到他时，形容他是一个极富个人魅力的人，思想自由，摆脱了盲从。不少知识精英也都抱有同样看法，这些人包括天主教徒、自由主义者，甚至保守主义者。至于那些著名的共产主义文学巨擘对伽玛更是赞赏有加，既是因为他是他们所崇拜的东方使者，而且也因为他具有很高的洞察力，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对文学问题做出评价。显然，他们并不知道伽玛的过去，也不知道他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才能从一个在欧洲最偏僻的角落受教育成长起来的粗野年轻人，成为这栋18世纪宫殿的主人。

伽玛在这个西欧国家的首都过得称心如意。他喜欢逛夜总会、酒吧和卡巴莱餐馆 [62] 。只要他一走进那些地方的大门，老板便会向他鞠躬并领他到最好的座位上去。每当看见这位男子放肆地眯起一双细眼、透过浸在冰桶里的香槟酒瓶来打量人们时，人们很容易把他当成一位成功保全了自己部分产业的英国乡绅。伽玛个子很高，稍微有点驼背，有一张某类男人特有的红润长脸，通常这类男人会随身带着猎枪和几条猎狗消磨时光。他的外貌很符合他出身的社会阶层，也就是过去那种波兰小贵族，他们热中于打猎、豪饮，从事政治活动时会在波兰语中混杂着拉丁语发表演说，并能以合唱式的抗议喧嚣战胜对手，而在必要时——则会拔出佩刀站在掀翻的桌椅中间进行决斗。他那种安闲自得的动作显示出他是一个享有特权的优哉游哉之人。对自己的下属——那些出于对公事的责任感陪伴他流连各家夜总会的人，伽玛的态度是既仁慈又轻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伽玛有时会因为情绪极佳而捏捏使馆秘书的鼻子，或在他们屁股上重重地拍一下；有时他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而大发雷霆，这时他红润的脸膛会涨得发紫，蓝眼睛里充满血丝，而他的嗓音则会重现过去那种尖利狂野的声调。如果西方的外交官、学者、艺术家认为他是个打心眼里想过奢侈生活而又不太复杂的轻浮儿，这也不足为奇。甚至他某些不得体的举动，在这些人眼中也是出自他宽宏、开放的天性，这种天性有时会因过分真诚而构成冒犯，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与伪善无关。当他谈及其他共产党人认为敏感的话题时，他却能表现得泰然自若、毫不窘迫，因此赢得了对谈者的信任。访问大使馆之后，这些人互相交流看法，认为伽玛绝非共产主义者，即使是——也仅属于那种视野开阔、思想文明的共产主义者！然而，他们在这里却犯了一个错误。对伽玛来说，这只是他出于本性的表演。他有意识地利用他的乡绅外表，以娴熟的技巧来表演他的纯朴和善良。只有那些对他知根知底的人才能穿透其表面的坦率，洞察到他的冷酷算计。伽玛怀里时刻藏着一把无形的匕首，随时都会给人意想不到的打击。不过，这把与他日夜形影不离的匕首的寒气同时也冻冷了他的心，意识到自己是在装腔作势做游戏也让他永远快乐不起来。

伽玛以能迷死人的微笑，让那些曾被怀疑不想回到铁幕统治下的外交官相信了他的关怀。伽玛常会在那些外交官面前猛烈抨击华沙的那帮傻瓜，说他们根本不懂应该如何在西方处理事务。不久之后，他就会提议陪同一个不愿回国的外交官返回华沙，用几天的时间去向那帮白痴说明，该如何解决成为大量电报往来原因的某个问题。此时，这个轻率的人心中暗想：明摆着，伽玛是善意的，而我每次返回华沙都证明了自己是忠于政府的，因此还一再延长了在国外的任期。所以在他自己看来，这样做没有任何危险。于是在欢快的气氛中，该外交官与伽玛说笑着一起登上了飞机。一到华沙机场，外交官就知道自己落入了圈套，从此把妻儿留在了国外。每当伽玛完成了任务，他就会立即返身搭下一个航班飞离华沙。监视自己下属的忠诚是伽玛的职责中最最重要的部分，事实上，那是一种荣誉，是一种得到信任的标志。伽玛的匕首功效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地方是，每当需要心理学家的智慧时，他的匕首就会去履行政治警察的任务。

我们还是再回到从前去看看吧。那时伽玛还从未尝过香槟的味道，我们用餐的大学食堂，就像这座保存了古老传统的大学的许多机构一样有个拉丁文名字，叫“门撒”（即天文学的山案座）。那时食堂的饭菜很便宜，但正如人们常说的：“便宜没好货。”那时最流行的话题就是写打油诗，讽刺“肉丸硬得像石头，菜汤清淡有如水”。在劣质烟的弥漫中，我们常坐在一起讨论诗歌，并互送月桂冠，这些东西除了我们之外没人会感兴趣。我们这一群人——有些是初学写作的作家，希望在未来能够出人头地，也希望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当大多数同学只关心自己的功课，或将来如何找到一份好工作时，我们则渴求名扬四海，幻想改造世界。一般来说，知识分子获得聪明才智是付出了代价的，这代价就是打乱了内在的平衡。我们这群人在儿童或青少年时期都曾受到过深刻伤害，每个人的情况也许不尽相同，但基本处境却一样：有些事情使得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无法与其他同年龄的人和谐相处，有些事情则使我们自觉与人“有别”。这驱使我们想要寻求某种补偿，而追究一个人成为野心家的内在原因，并非易事。我觉得，当时还是文学系学生、并已开始写诗的伽玛，对自己的家庭境况有一种难以释怀的遗憾。此外，伽玛念中学时，在一次打猎活动中意外打死了一位朋友，此事所引起的负疚感可能对他今后所做的决定影响很大，因而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一生。

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平衡也被打乱了。所有的人都对自己的出身不满。我们当中没有人出身无产阶级，全都来自知识阶层的家庭。在欧洲的这个角落，知识阶层与没落贵族或者中下层家庭是同义语。伽玛的父亲是位退休军官（正如我先前所述）；诗人耶日是一位外省律师的儿子；诗人特奥多尔（作为党的宣传员，后被波兰地下组织枪杀）甚至有个豪门贵族的姓氏，但他母亲只是一个银行雇员；亨利是一位演说家、作家、政治家（后被德国人杀害），是火车司机之子，这位火车司机拥有波兰最著名的家族姓氏，且引以自豪；诗人斯泰凡后来成为杰出的经济学家，他出身于一个不太成功的商人家庭，是半个德国人，母亲是一个德国巴伐利亚邦里根斯堡商人的女儿。而我的家庭则属于立陶宛贵族，父亲从乡下移居到城市，成了一名工程师。大家造反，通常是因为对自己出身的环境感到羞愧。我们所有人的社会身份全都模糊不清：觉得自己已经是20世纪的人了，家庭的传统却把我们拉回到过去，束缚在那些自己都认为荒谬而落后的观念与习俗上。我们这些人被悬空并非特例。国家从未经历过真正的工业革命，中产阶级羸弱不堪。至于工人，在某些人眼中，只是满脸灰尘的大老粗，只知道拼命喝酒、干活；而在另一些人眼中，工人简直是神，应当受到顶礼膜拜。社会被分成两个阶层，一个叫作“知识阶层”，另一个叫作“人民”，工人和农民属于后者。可我们在“知识阶层”中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为知识阶层更喜欢回到过去，而不是面对未来。相较而言，我们类似于美国南方第一代贫穷家庭的孩子：想有个依靠，但不知在哪里能找到。有人称我们这帮人是“知识分子俱乐部”，与“知识阶层”的“知识分子”格格不入。

那个年代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大多数居民都成了无业游民。大学生没钱过日子，同时又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困境，因而产生激进情绪。这种激进主义表现为两种形式：前一种形式是像伽玛这样的人，一进学校就成了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们在一个含糊其辞的说法——“民族革命”中看到了解决一切难题的答案，而其具体实践则是敌视犹太同学，因为那些犹太人作为未来的律师、医生，将会成为他们求职的竞争对手。与民族主义者相反的就是“左派”，其纲领因集团不同而有异，但大都在社会主义和变相的“新政”主张之间摇摆。在“兄弟互助会”（类似管理学生宿舍，以及称为“门撒”的学生食堂等学生自治机构）进行年度选举时，两方阵营总会打口水仗，有时甚至拳脚相向。

无论是毕苏茨基 [63] 政府还是共产党都在争夺“左派”（所谓“左派”其实是由几个性质不同的团体组成的大杂烩）。毕苏茨基的半独裁统治是温和的，他并没有明确的活动纲领，仅是小心翼翼地拉拢青年，希望争取他们的领导人向他靠拢。看到大学里的激进主义情绪不断高涨，政府以许诺改革来争取“左派”期间，我们成了政府所倚靠的力量，政府企图借由我们来巩固它在大学生当中的地位。当时，我们的同学斯泰凡和亨利被认为是国内最有希望的“官方”青年政治家。但这些企图都以失败告终。最有希望的青年政治家与政府决裂，进一步向左转；某些事件在运作上所采取的手段将政府推向了越来越右倾的方向，民族主义（如果还不能算是彻头彻尾的地方版的极权主义的话）已经赢得了越来越大的胜利。政府不再致力于拼凑“官方左派”，转而与民族主义者调情。

权且让我这样描述吧，这些已经足以构成一幅如今已被熔岩掩埋的庞贝城之政治画面。我所描述的是发生在前后好几年里的事。那些年的春天，每当我们要准备考试时，树木就变得一派葱绿蓊郁——后来我再也不觉得哪里的绿色能像那儿的绿一样，给我带来欢乐。河面上常有小船载着游人，划到近处的沙滩；长长的圆木从森林顺流而下，奔向锯木厂；年轻的情侣手挽着手，在校园的拱廊下漫步。拂晓起床，到码头上找一只皮划艇，在冉冉升起的太阳照射下划桨击水，看湍急的河水在砂岩峭壁和松林之间奔流——真是太惬意了！我们还时常到附近的湖泊上去游玩，湖中央的小岛像一些大束鲜花插在湖面上。岛上的青草长得茂盛，人的足迹还没有伸向那里，柳丛中能听见夜莺的欢快鸣叫。我们一群人纷纷跳进水中游泳，游了很远，映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的云影和树影都被我们打乱了。休息时我们躺在水面仰望蓝天，嘴里哼着含糊不清的赞美歌曲。我们经历了恋爱中的背叛、考试不及格的悲伤、彼此间算计和妒忌的不快。我们所写的文章和诗歌发表在各种刊物上。我们吃着食堂里硬邦邦的肉丸，谈话的题材也不时发生变化：对诗歌隐喻的争论让位于讨论索雷尔 [64] 的理论，之后又转向讨论马克思和列宁。

伽玛很快就与民族主义者分道扬镳了，但他也极少对“官方左派”和天主教左翼表示好感。他的诗作发表在我们群体编辑的刊物上，但并不成功。与特奥多尔、耶日以及我个人的诗作有所不同的是，他的作品发表后既没获得赞誉，也没遭到批评，批评家们对他所写的诗歌沉默以对。应该说，伽玛缺少诗人的天赋，尽管他掌握了现代诗歌创作的技巧，但诗作却呆板没有意境。在我看来，他所妒忌的那些人写的诗，尽管有些愚拙，但风格具有个性，诗歌中那种有节奏的叠句表达出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其中的愤怒和讥讽吸引并打动读者的心。伽玛的诗则是用精心选择却言之无物的隐喻堆砌而成。

我们这个群体变得越来越激进。在“官方左派”失势之后，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左派？”我国的社会民主党具有欧洲大陆所有社会民主党的毛病——即易于妥协而又软弱无力。我们的讨论话题中开始频繁出现“俄国”这个词。我们所住的维尔诺离苏联边境不到一百英里，但并不是说，我们对苏联的了解就比远在巴黎的居民多。由于边界封锁，我们住在一个与东方世界迥然不同的边缘地区，两个世界生活之不同，差距之大，就像是两个星球。我们只能从书本上了解东方世界。当我们将之与我们能就近观察的现状相比较时，东方似乎就是一个进步的世界。通过理性的审视，我们明白未来属于东方。我们的国家处于瘫痪状态，广大群众对政权没有任何影响；人为的社会过滤致使农民和工人的子弟不能进入中学、大学读书，因为学费——尽管费用比其他国家低——大大超出了工人和农民的实际支付能力；极端的沙文主义精神消解了极具复杂性的少数民族问题（波兰曾属于少数民族比例很高的国家）；小资产阶级和一贫如洗的知识分子支持民族主义运动，迫使政府变本加厉地推行种族歧视政策。波兰最关注的是邻邦德国正在发生的变化——而德国已发出了战争威胁，并扬言要粉碎波兰。从收音机里听到希特勒的演说时，我们希望能在俄国人那里找到办法，以消除困扰波兰的所有难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人们把苏联看作唯一能够从将来的苦难中拯救波兰的国家，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可以肯定的是，让波兰接受共产主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意味着对民族性的概念要进行完全的重新评价。在许多个世纪里，波兰人一直处于同莫斯科的持续不断的战争状态。历史上曾有过一段时间，波俄两国实力相当，波兰的国王们率领的大军甚至曾一度叩“东方罗马”之大关。但最后天平还是倾向了莫斯科，终于在整个19世纪，波兰大部分地区都沦为沙皇国家的一个省。如果要波兰接受共产主义，那就必须承认，以往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仅仅是统治阶级之间的冲突，并且得忘却过去彼此的敌意。不仅如此，还必须承认，波兰——《凡尔赛和约》获得的短暂独立之后——一旦共产主义取得胜利，将会再度成为俄国的一个省。在这点上，莫斯科的企图毋庸置疑。波兰东部的领土——包括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城市——将直接被合并到苏联，因为莫斯科认为这些领土是白俄罗斯共和国和乌克兰共和国的一部分。至于其他部分，显然也会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波兰的共产党人从未掩饰这样的纲领。

放弃对自己国家的忠诚，根除在中学及大学的教育中培养起来的爱国之情，这就是进步道路上所要付出的代价；并非所有人都准备并愿意付出这种代价。我们这个群体解散了。“最有希望的‘官方’青年政治活动家”斯泰凡和亨利成了斯大林主义者。耶日和我则撤了出来。那些同意付出高昂代价的人，认为我们太软弱，是思想不坚定的诗人，是无力采取行动的颓废分子。也许，这种评价离事实并不远，但是我不知道，这种铁的结论是不是人的最大美德。

伽玛成了斯大林主义者。我觉得，他写那种毫无激情的诗，心里也不会舒服。他生来不是吃文学创作饭的，每当他坐下来铺开纸张写作，他总会感到内心的空虚。他体验不到创作者那种内心的愉悦——也体验不到创作过程本身的兴奋，当然更体验不到那种自尊心得到满足的欣喜。从民族主义到斯大林主义的过渡时期，对伽玛来说，是一个走投无路，做了毫无意义的试验和悲观失望的时期。

那时共产党在我们国家力量异常薄弱而且非法，参加共产党要受到法律惩处，法律条文认定，一切试图使国家脱离它的部分领土的行为都是犯罪。共产党的领导人理解到，从事非法活动终将一无所获，便竭力通过那些未直接参与活动、但同情党的人来影响公众舆论。在波兰出现了一批遵循共产党路线的刊物，企图慢慢争取那些思想还没准备好的读者。伽玛所在的小组开始编辑出版一份这样的杂志。当与党的特派员秘密接触时，碰面地点经常是在附近的森林里。这时，我们当初那个群体的大多数成员都已毕了业。由于正值西班牙内战，共产主义者站上了“保卫文化”的前线，他们尽了一切力量招募最大数量的自由主义者。

伽玛撰写文章，在集会上发表演讲，积极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 [65] 游行等活动。后来当局查封了期刊，逮捕编辑部人员，并把他们送上法庭，伽玛和其他人一道站在被告席上。法庭审判引起了巨大轰动，弄得当局很没面子，因为政府寄予最大期望的那些年轻人这么快就转向了共产主义。当局对具有才情的大学毕业生、年轻的法学和哲学博士所采取的严厉做法，激怒了社会上大多数人。当时出面为他们辩护的，是全城最好的律师。但这些被告在辩护中也说了很多假话，以大脑的训练有素战胜了检察官——他们对法律规章的了解并不比后者逊色。最终，他们仅受到温和的判决，伽玛则由于证据不足而被无罪释放。

“二战”爆发前几年，伽玛继续从事自己的职业，成了文学研究专家，出版了一本论述短篇小说结构的书，在该书中他一点也没有表达自己的政治信念。此外，他还出版了两卷诗集，但也很难发现作者在其中表现出某种特殊的革命倾向。后来他结了婚，夫人为他生了个女儿，他整天为生活拮据而发愁。他不能指望在政府里谋到职位，因为他是知名的共产主义者。他只能依靠写文章赚点钱维持生计。他还时不时在左派刊物上发表一些温和的文学评论文章。伽玛在等待自己的时刻。

这一时刻很快就到来了。希特勒进攻波兰，德军推进的速度快如闪电。苏联红军从东方赶来与德军会师，以《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为依据，占领了党的纲领一向公开宣布应并入苏联的那些地区。这些日子，波兰受到两面夹击的画面，好比蚂蚁窝着了火，成千上万饥饿与恐惧交加的人们你挨我挤地布满道路；军队溃败，士兵争相逃命回家；警察竭尽全力脱掉制服抱头鼠窜；妇女们在人群里拼命寻找自己的丈夫；想参战的男人们却找不到武器。这是一个大迁徙的时期。人群从东部逃向德国占领的西部地区，同样也有另一批人从西部逃往东部躲避德国人。也许只有在20世纪才可能发生这类标志着国家末日的大混乱。

伽玛响应了战时动员，但他只在军队里待了几天，因为很快就战败了。苏联慷慨大度地把维尔诺城送给了立陶宛，立陶宛享受这种友谊仅仅一年，然后自己就被这个强大的邻居吞并了。渴望行动的伽玛从维尔诺迁移到了被苏联占领的最大城市利沃夫 [66] 。在此他结识了其他一些亲斯大林的作家，他们迅速组织起来，并得到新政权的支持——就像所有受到制度关怀的作家应有的那样——他们得到了住房。他们在那里开办了食堂，并开始了新式写作，但主要是翻译俄国文学，兼做不太过火的宣传工作。伽玛在新的环境里很快获得了那些文学专家的信任，他们是由党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NKWD）委派从俄国来到那些新占领的地区从事“文化经营”的。他心意已决，态度坚定。伽玛的很多伙伴虽然在理论上是共产主义者，但他们都经历过人格二重化。祖国的不幸，实在不可思议，使他们处于精神崩溃的状态。征服者的野蛮及其对所有波兰人的敌对态度也使他们惊惧：他们第一次接触到了这个新的、严酷的世界，迄今人们只是从美化的描绘中了解它。但伽玛并没有对此表现出任何疑问。对我而言，能作为某种解释的是伽玛的嗓音和他那特别的笑声，他的笑是令人不快的干笑，从中可以觉察，伽玛的感情生活总是相当原始。他当然懂得什么是愤怒、仇恨、恐惧和热情，但他对情感的反应是陌生的；这大概与他创作天资不足有关。伽玛只会用教条的干瘪语言写作（因为，他写的那些东西，都不是发乎内心）。他所说的话和所写的文字，都属于在群众集会上以他特有的大嗓门喊出来的简单宣传口号，或者是在宣传性报刊上写的空洞无物的东西。当然这就会影响到他情感的表达，也就是说，他只会用一种单调的腔调表达自己的情绪。他的成功（不是指他写作上的成功，而仅仅指他在文学政治方面的成功）也得益于精通俄语。归根结底他是半个俄罗斯人，比其他人更容易与新统治者沟通，因此被看作“最可靠的人”之一。

并入苏联的那些领土的居民，感觉远没有为数不多的“可靠人士”那么好。人们整天心惊胆战，第一次拘捕便让他们感到大难临头。他们的恐惧是有根据的，因为最坏的事很快就发生了：大规模的流放。那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探员在黎明时挨家挨户敲门，不给被捕的人们留下多少时间带上自己最基本的生活用品，但是会劝他们穿暖和一些。他们把囚犯、男人、妇女和儿童押到最近的火车站，然后用装牲口的闷罐车把他们拉往无人知晓的方向。成千上万的人涌向东方。很快这个数字便增加到数万、数十万。经过几周或数月的长途运输，最后把他们拉到了指定地点，放逐在极地附近的劳改营或地处亚洲的集体农庄。伽玛的父母和他十几岁的妹妹也在这些被流放的人之中。听说伽玛的父亲诅咒了他这个没人性的儿子，因为他还在为给自己同胞带来苦难的苏联统治者歌功颂德。后来，伽玛的父亲很快便死在那个荒无人烟的流放地，那地方是如此一望无际，走出去上千英里只不过是一个很短的距离。他的母亲和妹妹则像奴隶一样艰苦地活了下来。而同时，伽玛却在一些群众集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告诉人们，在一个将美梦变成现实的、崭新的、无与伦比的制度下生活劳动会是多么幸福。谁能猜得到他那时内心是什么感受呢？假如他是试图保护自己的家人不得已而为之，那也不会有任何结果。此外，尽管伽玛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档案中记录良好，但每次发表演讲时，他仍会胆战心惊。

俄国人根本不信任任何其他民族的共产党人，当然更不信任波兰的共产党人。从1917年到1939年间很多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大多数波兰共产党人的遭遇就是最好的例子。许多波兰共产党活动家因为担心受到迫害而逃到苏联，在那里却以莫须有的罪行受到控告并被消灭。三位著名的波兰共产党诗人万杜尔斯基 [67] 、斯坦德 [68] 和雅欣斯基 [69] 就遇到了同样的命运。他们的名字至今无人提及，他们的作品也从未再版过。雅欣斯基的小说《火烧巴黎》曾在法国《人道报》连载，他和今天的共产党诗人纳齐姆·希克梅特 [70] 或聂鲁达 [71] 享有过同样的国际声望，而雅欣斯基最后死于北极圈附近的一个劳改营中。

在新占领地区掀起的逮捕浪潮也没有放过那些“可靠的”个人小团体。波兰共产党人总被怀疑有民族主义倾向，光他们为自己民族的悲剧感到痛苦这一点，就足以构成对他们进行镇压的理由。有一天，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突然开始清洗伽玛所属的圈子，被捕的人中就有著名诗人B.。假如法国的共产党当局逮捕阿拉贡 [72] ，或者美国共产党要将法斯特 [73] 关进监狱，公众舆论产生的效果将与逮捕著名诗人B.相同。B.是一个被所有左派崇拜的革命诗人，几乎人人都尊敬他，甚至他的政敌也是如此——要阻止他的诗作出版也难。他在我们国家享有特殊的地位，而且他是从被德国人占领的华沙逃到苏维埃地区避难去的。

伽玛的同道先后被捕，他因此陷入了极度恐慌。他生平迄今从未经历过这样胆战心惊的日子。他料想，这只是个开头，到下一轮时，目前都还拥有自由的作家无一例外，都将遭到监禁。他开始狂躁起来，带着迷茫的眼神，跑到他的党员同事们中间建议，要马上采取刻不容缓的预防措施。他认为最有效的就是发表一份公开声明，谴责那些被捕的人都是法西斯主义者，其中就有诗人B.。他争辩说，如有大批人签署这样一份声明，就足以证明自己没有偏离正统的路线。但他遇到了反抗。他的同事都不愿发表声明公开指责自己的朋友是法西斯分子，认为这种做法过于极端。那些更加老练的共产党人纷纷对伽玛说，这样做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因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心虚的表现。此外，也很难预见事态会如何发展，还是谨慎为妙。结果他的号召没能发表。

那时伽玛才刚开始实现平生抱负，当时他尚未掌握复杂的政治谋略，还不够狡猾，反应还处于初级阶段，仍有待学习。

希特勒对苏联开战了，几天时间他的军队就长驱直入利沃夫。伽玛不能留在城里，因为他作为共产党作家、演说家已经太有名了。政府官员、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和被击溃的军队在一片大恐慌中匆忙撤退，伽玛挤进这些人群，与他们一起搭上东去的火车，将妻女留在了那个城市。事实上，这对夫妻的婚姻生活很不如意。他的妻子厌恶新秩序，而每个经历过这种生活的人几乎都会这样。她也不赞同丈夫的新事业。他们无可挽回地分手了。

伽玛到俄国后，有机会学习多年。当年被装牲口的闷罐车强迫拉到俄国的许多波兰人已分散到俄罗斯各地，那时在俄罗斯的波兰人大约有150万（包括被关押的波兰军队官兵在内）。他们被苏维埃政府视为敌对因素，受到了相应的对待。绝不能从中选择新波兰“干部”，克里姆林宫对新波兰作出了长远规划（甚至在自己遭到军事上的失败时，也从未放弃过这一想法），认为必须为将来定会产生的新波兰找到有前途的领导人。于是，他们开始在自己“信任”的小范围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中物色人选。在克里姆林宫的算计中，波兰是个最重要的国家，因为它是通向欧洲的跳板。在俄国，伽玛遇到了曾一起受审的大学同学，正是他的这些同学，加上其他几个人，根据克里姆林宫的意愿，成立了一个协会，并给这个协会起了个漂亮的名字——“波兰爱国者联盟”。该联盟就是至今仍在华沙办公的政府的开端。

爱国者联盟的成员还在战前就同意付出代价：准备以历史逻辑的名义放弃自己国家的独立，他们到俄罗斯后，便开始实践这个原则。他们不能显示出跟波兰不幸被流放人群的团结（当时被流放的人员有地主、工厂主和政府官员，但大多数都是穷人，包括农民、护林员、小警察、犹太小商贩等等），这些被流放者被视为人渣，一帮毫无用处的人，这些人的思想方法都带着过去的烙印。他们是贵族和资产阶级波兰的继承者，他们怀念过往的时代，将战前岁月视为失去了的天堂。如果不把这些人关在劳改营或流放到遥远的集体农庄又能把他们怎么办？爱国者联盟的成员可以把他们当作人来同情，但绝不容许这种同情心影响政治决定。再说，伤寒、饥饿与坏血病正十分迅速地摧毁这些人的肌体，过不了几年，他们大概都不复存在，因而也不再是个问题了。

伽玛家中也有人属于被流放者之列，所以他能理解那些人为什么会把战前的波兰看作失去了的天堂。他们的命运尽管并不比数以百万计的其他苏联居民的命运更加悲惨，却更令人沮丧，因为他们不习惯忍受饥饿和严寒。当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与莫斯科签订了在苏联境内组建波兰军队的协议，因而苏联政府宣布大赦波兰人之后，大批波兰人冲出北方的奴隶劳工营，潮水般地涌向南方，在俄国东南部城市的大街上到处可见衣衫褴褛的乞丐，和在长途跋涉中耗尽气力而倒毙者的尸体。由这些半死不活的人组建起来的军队，从属于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伽玛和苏联统治者一样认为这是阶级敌人的军队，与英美联军一样，仅仅是个临时同盟者。

波兰统帅部四处寻找它的军官。《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导致了数万波兰军官被苏联拘押，可现在却找不到他们的踪影。伽玛知道，波兰流亡政府的搜寻工作不会有成效，这是个非常敏感的禁忌话题。一般来说，文明国家不会屠杀被拘押的军人，尤其是并未与之交战的国家武装力量被拘押的成员。然而，历史的逻辑有时就需要这么做。波兰军官是旧波兰的“干部”，这个波兰需要在苏联的指导下进行彻底改造，而这批干部正是旧制度的保卫者，其中绝大多数是预备役军官，平时是教师、律师、医生、政府官员——也就是说他们属于知识阶层，他们与过去的联系阻碍了外部强加给波兰的革命进程。考虑到德国人消灭波兰知识分子的有效成果，那么，剩下的上万干部就非常可观，因此不难解释苏联为何使用剧烈的手段除掉他们。每当伽玛和爱国者联盟的成员听到波兰流亡政府派人寻找被俘军官的努力失败时，他们都会互相交换讥讽的眼神。

被拘押的军官中有一位是我和伽玛一起读大学、度过最美好的青春时光的学校里的青年教授。这位教授是个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在伽玛和他的同志们被捕受审时曾对他们表示同情。他撰写过若干篇科学论文，其中有些涉及苏联国内情况的内容，对苏联并不十分有利。所以莫斯科的危险人物档案中就有他的姓名。苏联当局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之后终于发现了他的踪迹。他被关在一个劳改营。有一天，在某个火车站，苏军正把一群群俘虏从运输列车上赶下来，预备把他们押到附近的森林里执行枪决，用手枪从脑后射击。恰在此时，苏联当局命令将教授立刻转移到莫斯科监狱的电报送到了火车站。教授总算逃过了此劫。教授之所以没有分担那些人的命运，是因为所有的审查都要经过繁杂的——官僚主义的——手续。在大赦之后，教授离开了俄罗斯。

许多直接近距离观察到苏联生活的波兰人观点都发生了变化。经历过监禁或劳改营折磨的前波兰共产党人都加入了伦敦流亡政府的军队。他们中的一个就是在大赦之后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诗人B.。当波兰军队从俄罗斯撤退到近东（后在意大利参战）时，他兴高采烈地离开了这个三十年来他仍未看到希望的国家。战争结束后，他不能再忍受侨居的生活，回到了被伽玛及其同类人所统治的波兰。他宽恕了他们。今天，每一个在校的孩子都在背诵他的诗：《斯大林颂》。

尽管内心也有犹豫或绝望的瞬间（无人会知晓此事），伽玛和他的爱国者联盟的同志们都挺了下来。他们要大干一番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胜利的天平倒向了俄罗斯。苏联开始组建新的波兰军队。这支军队将与苏联红军一道踏入波兰国境，它将成为服从克里姆林宫指挥的波兰新政府的支柱。伽玛也是这支军队的几位缔造者之一。由于没有波兰军官，高级军官多由俄国人担任，不过谁也不会抱怨找不到士兵。只有少部分流放者成功地与伦敦的军队一起到达了伊朗。对于剩下的人来说唯一获救的机会就是逃出苏联边界，因此就得加入新的军队，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爱国者联盟执行对这支军队的政治监督。

到了1944年夏天，苏联红军和新的波兰军队踏上了波兰大地。多年的忍辱负重、寄人篱下的生活终于结束了！押下的赌注终于要有回报了！伽玛兴奋地见到一座座被炮火蹂躏过的小城和一片片农民的小块园地，这一切都使他眼睛为之一亮，他看够了俄罗斯集体农庄单调乏味的一马平川。吉普车载着伽玛从烧成废铁的德军坦克旁边掠过，奔向近在咫尺的权力，去实际体验迄今为止还只是根据列宁和斯大林语录探讨过的理论。这就是对于那些懂得如何正确思考的人的奖励，因为他们懂得历史的逻辑，而不会耽溺于毫无意义的多愁善感！是他们要把波兰民族从德国人手中解放出来，而不是流落伦敦的那群傻瓜。这个民族需要动一个大手术；伽玛体验到了一位出色的外科医生即将进入手术室前的兴奋感。

此时的伽玛是拥有少校军衔的政治委员，他从俄罗斯带回来一位新夫人，是个波兰女兵，由于穿着军服和笨重的俄式皮靴，看不出她的实际年龄。其实她非常年轻，在俄罗斯也经历了重重艰难困苦。当她还只有十来岁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探员在清晨敲开了她的家门，她和弟弟、妹妹及母亲都被拘捕，他们被从欧洲的中心一下子遣送到亚洲深处，他们必须在那里适应亚洲大草原的生活。那里的夏天和热带地区一样炎热，冬天的严寒能把从眼中流出的泪水瞬间冻成冰柱。能得到一小块面包就让他们兴奋不已，难以承受的劳动使长期营养不良的人更加羸弱无力。警察的监视和亚洲大陆无垠的平原夺去了他们逃跑的希望。出生在中产阶级家庭的一个年轻女孩，不习惯于艰苦的体力劳动，但是她必须学会这样生活。她得到了参加拖拉机驾驶课程培训的机会，培训一段时间后，她成功地驾驶着巨大而笨重的俄国拖拉机行驶在哈萨克斯坦草原上。有了这样的经历，她对斯大林主义制度就不可能有多少好感。其实可以这样说，她对此深恶痛绝。事实上，由被流放者组建的新波兰军队内，所有士兵都十分痛恨斯大林主义制度。但不管怎么说，她总算回到了波兰，她也想加入伽玛正在玩的那个大赌局。

苏联红军抵达了维斯瓦河畔。新政府——那时的名称还叫“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开始在卢布林市行使职能。爱国者联盟面临着巨大的任务和困难，西方盟国并没有给他们的工作制造什么麻烦，障碍来自国内，那就是人民的敌对态度。过去发生在两种不同“忠诚”观念之间的冲突再次迸发。现在由红军控制的这些地区，曾活动着大量在德国占领时期隶属于伦敦波兰流亡政府的游击队，名叫“国家军”。现在他们被红军解除了武装，部分士兵被编入新的波兰军队，有的则被逮捕并流放到俄国腹地。伽玛曾幽默地说起在我们曾经度过了年轻时代的维尔诺所发生的一件事：那里爆发了反抗德国人的起义，“国家军”的部队与苏联红军同时入城，苏军指挥部举办了一场盛大宴会，邀请“国家军”的各级指挥官赴宴。伽玛说，这是一顿按照东正教的方式举办的豪华盛宴，就像古老的传奇故事所说的那样，这盛宴意味着席间在友好的拥抱、碰杯声与歌声中主人会暗下毒药——受邀请的“叔叔”们被悄悄地毒倒。在这豪华盛宴的过程中，那些“国家军”的指挥官统统被捕，关进了监狱。在卢布林，伽玛注意到了许多事情，但与在华沙发生的同类事情相比，其规模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那时红军占领了维斯瓦河沿岸，与华沙隔河相望。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电台呼吁首都居民起义反抗德国人，但起义爆发之后，电台又接到新的指示，开始破口辱骂起义领导人，说起义只是竞争对手为了夺取政权而发动的。在这种情况下，举办东正教传统盛宴的方式显然不够；华沙是反抗德国占领者的中心，同样也是反抗俄国占领者的中心，所以它必须被摧毁。红军军官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对岸的巷战，硝烟越来越浓，模糊了他们的视线。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战斗还在进行着，直到最后火焰变成了一堵火墙。被打散的起义部队成员，从对岸泅水过来，他们逃到这边时，伽玛和他的同志们倾听了这些起义者语无伦次地叙述的在那个地狱里经历的一切。的确，如果愿意忠实于历史的逻辑，那就得付出昂贵的代价。眼看着成千上万人惨死的悲剧，看到妇女和儿童活活被人烧死，就会经受良心的拷问：谁之罪？伦敦流亡政府？因为他们想利用起义作为一张夺取权力的王牌吗？克里姆林宫？因为它拒绝援助这个陷入灾难的城市吗？因为在克里姆林宫看来，波兰终将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民族独立的概念只能是资产阶级时代留下的残余。或者谁都没有罪过？

共产党知识分子们穿着厚厚的羊毛制服俯在桌子上，倾听着一个年轻姑娘述说她的经历。她是好不容易泅渡到由红军占领的河岸的人之一，她眼神迷乱，正发着高烧。她说：“我们的队伍都被打散了，被逼到河边。有些人加入了其他起义部队，留在岸边的都是伤员。天一亮，纳粹党卫队就可能要进攻了，这意味着所有的人都要被枪杀。我怎么办？与受伤的同志们留在一起？但我帮不了他们什么，于是我决定游到河这边来。但真正能游过来的可能性相当小，因为河上有探照灯照着，到处都有德国人的机关枪火力网，在河中心的浅滩上，我看到很多企图游过来的人的尸体，河水把他们冲到了沙滩上。我非常虚弱，因为很难找到吃的东西，我又生病。水流很急。德国人开枪向我射击，我尽可能潜在水面下游过来。”

华沙不得不作出牺牲。经过两个月的战斗，德军控制了已成一片废墟的华沙城。红军依然驻守在维斯瓦河对岸。为了牢记这座城市的不幸，共产党知识分子有太多的工作要做。首先，必须让印刷机运转起来，控制人们的头脑是控制整个国家的关键，语言文字就是制度的基石。于是，伽玛成了卢布林市新闻机构的组织者之一。

经过这么些年，伽玛成了一个比战前更出色的作家。他所具有的小智慧不能独立存在，他被要求严格按照教条办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要让庸才趾高气扬，让天才凋零枯萎。伽玛早就不以自己的原始风格为耻了，此一风格成了他作品真情实感的流露。他在诗歌中发出了他自己的声音，因为过去他一直把自己真实的声音掩盖起来，他的声音是尖锐刺耳而又洪亮的。他写过一些关于战争的短篇小说，但那都是按照在俄国出版的、数千页千篇一律的作品依样画葫芦地写成，讲的都是跟德国人的斗争和纳粹的残暴。

1945年1月，红军开始进攻，渡过了维斯瓦河，河对岸的华沙城一片废墟、空无人迹，红军迅速逼近了柏林，伽玛也跟着向西走了。后来，党把他派到了克拉科夫。在华沙被毁后，克拉科夫接纳了最大数量的作家、学者和艺术家。伽玛在那里初次体验到了专政的乐趣。从一幢幢老旧房子的各个角落甚至是从地板下——蜂拥走出一些穿得古里古怪的家伙——他们身着从箱底掏出的旧裘皮衣或农民穿的那种腰间扎着带子的短皮衣，脚上蹬着难看的长筒靴，靴子上还胡乱捆着绳子。这些人当中就有在德国占领时期幸存下来的知识分子。对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伽玛在战前还仅仅是一位刚出道的诗人，其诗作根本不值一哂。现在他们知道了，如今的伽玛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伽玛一句话就能决定他们的作品能否出版，他们能否在一家报纸、杂志编辑部或出版公司找到工作、赚到钱，能否得到住房和收入。他们战战兢兢地去接近他。无论是在战前还是在他们从事地下活动期间，这些知识分子都不是共产党人。但是新政府已是既成事实，他们知道，什么也挡不住莫斯科以及伽玛和他的同志们所期望的事态发展。权力就是一个巨大的魔术游戏。伽玛就是这样，面带宽宏大量的友好微笑，紧握这些人使劲伸出的手，与他们玩着游戏。他观察着哪些人是不顺从的人，哪些人不情愿表现出他们多么在乎伽玛能给予的恩惠，更多的人则是向他公开地表示了奴颜婢膝的态度。不久，伽玛被一帮马屁精包围着，只要他眉头紧皱，他们就会满脸愁容；只要他说个什么笑话，他们就会迎合他而纵声大笑起来。

如果伽玛还像以前那样性情粗暴、冲动蛮横，他就不可能如此迅速地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多年的磨练使他受益无穷，在俄国生活的岁月——就像我前面说过的那样——尽管得到了“信任”，但也不无痛苦和屈辱。他一边观察俄罗斯的生活，一边花费大量时间参加斯大林主义战略战术的讨论——伽玛和他的伙伴们一样，为他们今后要投身的事业时刻准备着。他要求自己首先要遵循的最重要原则是：不吓唬人；显得宽容开明；给别人提供谋生的机会；乐于助人；征召编辑人员只提出最低要求；那些在思想上还没准备好的人，其思维类似于西方那些傻瓜，如果使这些人心生反感，那就会犯致命的错误。改造过程必须是渐进的，就像患者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康复一样。伽玛要遵循的第二条原则是：只要看到有人对政府、书报检查或政治警察的极端做法产生反感和厌恶心理，那就立即与他们站在同一边，赞同他们；当他们表示愤怒时，就得佯装自己也义愤填膺，并摊开双手抱怨说：“唉，跟那些占着相应位子和那些常犯不可容忍的错误的白痴打交道真难啊！”第三条原则是：要团结一切有用的人，无论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如何，当然，那些确凿无疑的法西斯分子或纳粹帮凶除外。

靠着信守这些原则，伽玛为新政府招揽来很多拥护者，而这些人拥护新政府并非心甘情愿，也不是因为他们已经发表了公开声明，必须付诸行动，而是因为严酷的现实。政府插手到国内所有的印刷厂，并把持了所有较大的出版社。每个作家或学者都有许多在战争期间撰写的手稿，可那时各出版机构均被关闭；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出版。为此，当他们的名字出现在政府控制的期刊杂志上，或者他们的书籍由政府经营的公司出版——他们就不能表示自己对新当局怀有敌意。过了一段时间，尽管几家天主教出版机构和若干私营小出版社也获准开业，但都尽量小心翼翼地保持地方特色，因此对水平较高的作家来说也不具吸引力。

不提过多的要求，不管对谁都不提过多的要求。国旗在各个城市上空飘扬，逮捕“国家军”成员的行动是暗中进行的。努力使人们的爱国情感得到充分的表达。那时的口号是“自由”和“民主”。根据列宁久经考验的策略，政府宣布要给农民分田到户。那时，他们认真地丈量土地，还给农民分了新的地块，使这些小农户富裕起来。当然，那时没有人提及集体农庄，伽玛和他的同志们得知，这属于“下一阶段”的安排。所以那时，若有人胆敢谈论集体农庄的问题，就会被视为人民的敌人而受到惩罚，因为那等于诋毁政府，企图以此引起社会动荡。

显然，那些土地所有者因为自己的土地被没收而心怀不满。然而，大部分农庄，像工厂、矿山一样，在纳粹占领期间都由德国人强制管理，过去那些农庄主的财产实际上早已被剥夺。在我国，农民对庄园主的阶级仇恨没有那么强烈，所以没有人企图伤害那些被驱逐的土地所有者，但因为城市居民对那些封建土地所有者阶层没有什么特殊的好感，也没有人为他们的损失而惋惜。知识分子也没把这当回事。当工厂和矿山被收归国有，他们认为这也是应该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纳粹政府统治五年半之后，人们对私有财产的尊教也消失殆尽。总之，人们认为激进的农业改革有其道理。但他们现在关心的是另外一些事情，比如言论自由的界限，其实自由的界限还是相当宽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任何人都不能随意撰写怀疑苏联完善的制度的文章。书报检查会确保这一原则得以严格执行。当然，人们可以对此问题保持沉默，而没有必要像后来那样对苏联大唱赞歌。

尽管如此，整个国家全体人民还是被一种情绪笼罩着：巨大的仇恨。得到了土地的农民心头有恨；入了党的工人和政府工作人员心头有恨；名义上参政的“合法”社会党人心头有恨；要求发表手稿的作家们心头有恨。因为这不是他们自己的政府：他们自己的生存要由一支外国军队的刺刀来保护。政府跟人民联姻的婚床，装饰着国徽和国旗，床下却伸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探员的皮靴。 [74]

那些给伽玛捧臭脚的人也是满腔仇恨。伽玛知道这一点，这对他来说也是获得不少乐趣的源泉。他会去碰一下他们的痛处，然后观察他们的反应，他们脸上的惊骇与暴怒会立即化作谄媚的微笑。呵呵，这样才对！伽玛已经牢牢掌握了他们。他们要什么样的工作，那全靠伽玛，伽玛可以用自己手中的笔，画个叉就可以一笔勾掉他们要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或诗歌；他的评价可以决定出版社是否拒绝出版他们的书。他们对他不得不毕恭毕敬。伽玛在耍弄他们的同时，也会显得非常友好，会帮助他们，允许他们挣钱，关心他们的前途。

我与伽玛在克拉科夫重逢。自从我们在“门撒”进行那些讨论以后，许多年过去了。当年，有一次我恶作剧地把一盒火柴扔进他的汤里，惹得他勃然大怒，最后我们大打出手、拳脚相加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些年，我在巴黎完成了学业，后来在华沙定居。我离开我们一起读大学的那座城市，是因为市政当局怀疑我是共产党的同情者（看来，对世界上所有的警察来说，区别谁是斯大林主义左派、谁是反斯大林主义者，均属无法克服的困难），把我解雇，还认为我对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的态度过于亲切（事实也是这样）。现在我是一个来自被焚毁的华沙的难民，财产只包括我身上的工作服，外加背的一个布袋，布袋里面装着我的手稿、剃须用具和一本平装的约翰·盖伊 [75] 的《乞丐的歌剧》。从苏联利益的角度来看，我在战争期间无所作为，因此我应受到良心的谴责。但是，现在他们需要我，我成了有用之人，我手中的笔对新制度还会产生某些价值。

我与伽玛的会面还算过得去，我们像两条表情僵硬的狗，但还不算失礼。我们都小心翼翼，避免用话刺激对方。他回忆说，从前我们在文学上的竞争使他非常苦恼；他还记得，我曾写过反对斯大林主义者的公开信，使我处于差不多相当于今天西方的不信奉国教者的位置。但伽玛对我们这些大学同学还是有感情的，我对大学同学的感情也没淡漠，这有助于融化彼此关系上的第一层冰。我俩就这样开始了游戏的第一步，后来这场游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不仅仅是我和伽玛之间的游戏。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加入了玩游戏的行列，我们阵线分明，一边是经历了纳粹占领时期战火考验的知识分子，一边是从东方回来的知识分子，这种分界远比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重要得多。经历过战争之后，我们之中的任何人——甚至包括过去的那些民族主义者——都丝毫不怀疑改革的必要性。我们国家应该被改造成农民和工人的国家——这是件好事；学者、作家、艺术家不再生活在空中楼阁之中，与广大群众直接的联系，为他们打开了无限广阔的大门。但是，获得了土地的农民仍然心怀不满、心有余悸；工人，尽管很克制地在为工厂重新运转而工作，但一点儿也没感到工厂是属于他的，他是工厂的主人，尽管宣传一直这样保证；知识分子则开始走钢丝，为了不陷入书报检查的陷阱，艰难地保持着平衡；小企业主和商人们感觉到，在不久的将来，他们这个社会阶层将被消灭，为此他们心怀恐惧。这的确是一场奇怪的革命，整个进程看不到一丝革命热情，一切完全按照上面的指令来实施。战时留在波兰的知识分子对这种普遍的情绪尤为敏感。伽玛和他的同志们则把这种情绪归结为一个公式：“资产阶级意识的残余”，但这一公式并没有说出事情的全部真相。事实是，这个国家的群众感到凡事都不取决于他们，将来也不可能由他们做主。迄今所有的讨论仅仅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证明远方的中央决策是正确的。抗拒吗？但在一个渐渐把所有财产都收归国有的制度下，怠工就会损害全民利益。只有思想反抗是可能的。知识分子（至少是他们中的多数）都深感自己肩负重任，发表了文章，出版了书，就会让那位渔夫——这里指东欧集团——感到满意。鱼上钩了。众所周知，当鱼咬住鱼饵时，就应该放松钓鱼线。钓鱼线一直会松着，直到渔夫决定把鱼钓上来。这个时候在我们国家还能从事某些有益的文化活动，而在直接并入苏联的波罗的海国家要从事这类活动是不可能的。剩下的问题就是计算，这种情形还能维持多久，大概五年、十年，至多十五年吧。这是唯一可能玩的游戏。不能指望西方，更不能指望政治移民。

我与伽玛之间的游戏，除了这些一般特点外，还夹杂了某些个人因素。伽玛始终没能从早年的罪恶感中彻底解脱出来，也始终没能从童年的罪恶感中彻底解脱出来。他对我们这个群体成员的特别关心，既是出于青年时代的共同回忆，也是出于他希望那些非斯大林主义者今天能皈依斯大林主义，这样他的一切行为才能得到充分的解释。困难在于，伽玛是个悲观主义者，而且也没能使这些人皈依斯大林主义。根据表面现象对某位作家作出评价往往是错误的。伽玛作为效忠于中央的作家，显示了官方的乐观主义。但是实际上，在俄国度过那许多年的经验使他确信，历史是由魔鬼操纵的，谁想听命于历史法则，谁就得跟魔鬼签订契约。他知道的事太多了，岂能受骗？

我们的游戏范围不仅限于波兰。在伽玛的帮助下，成了天主教诗人的耶日被派往法国担任驻法使馆的文化专员，而我则被派出任驻美使馆的文化专员。旅居国外给我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我可以发表放肆无礼的长诗和文章，其中蕴藏着很多违背官方哲学——唯物辩证法的东西。当我感到弦绷得太紧时，我就寄回去点儿足以令人相信我这个人还是可以皈依斯大林主义的作品。伽玛给我写了一些既诚挚又带有欺骗性的书信。我们两个人都犯了错误。伽玛知道，我出走的风险性不大：那时我与我的国家的联系比其他任何人都紧密。我是个诗人，只能用母语写作，也只有在波兰才能与广大读者沟通，而这些人大都是年轻人。他知道，我害怕成为移民，害怕成为那种无人关注和空虚的人，这是每个流亡者都会遇到的问题。但他高估了我对文学生涯的依恋。同时我也明白，他的信都是虚伪的，但是我也不否认，在个人情感中至少还会有一点真正的友情。我知道，他非常聪明，并不期待我会皈依斯大林主义。他抽刀出鞘的那一刻终于到来了，那是在华沙。他想给我重重一击，但没有击中，否则今天我就不能给他画像了。

伽玛出国的时候，新执政者刚刚稳住了战后初期的混乱局势，那时预计这段相对稳定时期会持续更长一段时间。当时取消了农民党，社会党则被同化——但这些措施并没有引起严重的问题，因为，其结果是由上面预先决定的，总之这是个“新经济政策”时期，在文化生活中表现的是自由主义。伽玛认为，在最近几年经历了神经紧张的岁月之后，他需要过一段平静日子，于是他接受了一个外交代表机构的职位。

他把自己的新妻子送到瑞士一所师范学校，以便她掌握外语和学习礼仪知识。不久，这个穿着笨重的俄国皮靴的女军人就被改造成了满头鬈发、粘着长睫毛的美女。她非常漂亮，穿着最新款的巴黎时装。与此同时，伽玛利用这段安静的时间专心写作。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题材就是在我们上大学的那个城市里一群年轻的斯大林主义者受审判的经历，在这次诉讼程序中他本人是被告之一。他的长篇小说政治上无可指责；很快就出版了，评论家们也不吝赞扬，诚然，这些赞扬远没有他所期待的那么热烈：那时在我们国家小说的风格还没有经历必要的消毒过程；伽玛的长篇小说却带有在俄国称为长篇小说的经历过这种意识形态训练的一切特点。小说情节发生的地点，维尔诺市，在我们年轻时代是个风景如画、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不仅是因为它处在茂密森林和群山环抱之中，不仅是因为它的古老建筑风格，同时也由于那里有多种文化和多种语言并存。但这绘声绘影、神态活现的特点在他的小说里一点也没有体现，因此他的小说索然无味，缺乏对感性事物联想的天赋，仅仅是作为叙述某些事件和勾勒某些人物肖像的工具。而在事件安排和人物塑造方面也好不了多少。小说中描写的人物不少是我的旧识，所以我可以说，伽玛塑造的形象是不准确的，他不是一个妙笔生花的作家。小说家的想象力常常会故意修改他平时所熟悉的人物：浓缩色调，从许多心理特征中突出小说主人公最具典型意义的心理特征。当一个作家试图忠实地表现现实时，他就会发现，不忠实有时就是最大的忠实；世界是如此丰富多彩，一个人越是不想忽略每一点真相，他就越能发现笔下错过的奇观。伽玛的不精确性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按照法宝 [76] 的指令，他塑造了一些抽象的政治活动家典型，把活生生的人物塞进一些固定模式中；如果这个模式装不下他们，他就肆无忌惮地砍掉他们的头或脚。他小说中的主要形象——斯泰凡和亨利——被压缩到只参加政治活动。其实我很了解，他们有着非常复杂的个性。死于德国行刑队枪下的亨利，曾是个非常不幸的、困惑茫然的人；他是最典型的、夹在两种忠诚观之间的波兰共产党员的悲剧例子。而斯泰凡从苏联回国后，成了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独裁者之一，我总是猜不透他。斯泰凡身材矮胖、脸色阴沉，像个苏联政府官员，和以前相比，完全变了一个人，过去他对是否选择信奉斯大林主义曾犹豫不决。我认识斯泰凡时，他在写诗和敏锐的文学论文。那时他是个年轻的浮士德，陶醉于世界的美好，喜欢冷嘲热讽，才华横溢，气势凶猛。伽玛的小说冠以“现实”这一书名，但里面现实的东西并不多。有的不过是对战前的波兰进行抨击罢了。虽然他试图把当时相当迟钝的警察和懒懒散散的法官描绘成恶魔，但很难说写得很成功。

伽玛写完这本关于我们青年时代的小说后，国外的生活让他开始觉得有点乏味，于是他便外出旅行了。他游历了许多欧洲国家，还去了非洲。以前我们在“门撒”食堂辩论时常常梦想去旅行。我们曾怀疑，我们是否能在某一时刻实现这个梦想，现在这种怀疑被证明实属多余；我们终于知道了，旅行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消遣。伽玛从旅行中吸取的乐趣其实是另类的，并不太高尚。他对各地的建筑遗迹和艺术兴趣不大，对不同文明中人的生活细节也没有太多的好奇。假使他兴趣广泛一些，也许他会成为一个更出色的作家，他的写作也不会如此枯燥乏味。旅行对他来说不过是为了消磨时间和满足一个乡巴佬昔日的奢望而已。

除了旅行之外，他最大的乐趣是跟外国人玩游戏。他在外国人面前装腔作势，无非想造成一种他所期望的印象，让他们相信，他伽玛实质上是个“自由主义者”，这样说应当不算太离谱。他对某些过于粗暴的斯大林主义方式也曾表愤慨，不能说这纯粹是装腔作势。伽玛认为自己是魔鬼的仆人，但他并不爱那个操纵历史的魔鬼，对这个魔表示愤怒，不仅可以放松一下内心绷紧的弦，而且他还能抓住这个机会，在外国人心中留下极好的印象，赢得他们的好评。在跟外国人交谈时，他常紧盯着对谈者的表情，关注他们的反应，同时在内心深处嘲笑他们的天真幼稚。

他勤于外交官的职责，举办和参加各种招待会，对下属进行政治训迪。晚上只要有空，就会邀人打桥牌。他是个桥牌高手，乐此不疲，总是嚷嚷工作太累，与其做别的事，还不如打牌。他还抱怨，外交工作夺去了他的写作时间。事实并非如此。伽玛在年轻时就达到了自己事业的巅峰；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当部长——在我们国内，部长这个职位从属于党的中央委员会，那时他已是中央委员。那么下一步呢？在西方国家美丽的首都担任使节，使他有机会对自己的过去作一番清算，结果发现自己除了虚名别无其他。“哎，当你还年轻的时候，你都做了些什么？”他念着法国诗中的一句，就像是空谷回音。他年轻时都做了什么？无论他在哪里，做了什么事，哪一桩是他自出机杼，而不是历史决定论的产物？他已年近四十，应该有能力判断这一切。文学挫折感再次涌上他的心头，他觉得自己就像风从筛子上穿过时那么空虚。历史必然性之风荡涤了文学的意义，他只能再写一点有关意识形态的东西，再按照教条框框写点儿散文！可他还没动笔，如果事先就知道他要写的东西全由党的路线决定，还写那些东西做什么？烛光在金碧辉煌的墙上和18世纪的大镜子上闪烁。伽玛在这种环境里打桥牌不是因为工作太累，而是为自己写不出片言只语找借口。他就是这样利用外交工作繁忙和打桥牌的借口替自己开脱。

他已经习惯于这种生活方式，但党并不喜欢让他养尊处优。波兰正在发生变化。党的方针变得尖锐了。终于要求，所有的作家都要接受正统观念的严格管束。伽玛被挑选来负责这项工作。他满怀绝望之情地离开了那座18世纪的宫殿和西方国家美丽的首都。他非常了解，在他要回去的那个东方世界，等着他的是残酷倾轧、阴谋诡计和诚惶诚恐，因为担心“莫斯科巅峰”皱起眉头发怒。绝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必须走。

回国后，他得到的职位高于在西方国家的首都担任大使时的级别。伽玛成了——这次是正式任命的——波兰所有作家的政治监督员和良心管理员。他的职责是监督文学按照党的路线发展。政府给波兰作家协会一栋在华沙刚完工的新楼，大楼里配备有现代化桌椅的阶梯式大会议厅、会议室、办公室，以及为作家们提供的住房和餐厅。伽玛就在这里办公，召开一系列有作家、出版商、保安警察和相关协会代表参加的会议。

在政府为高官准备的另一座大楼里，他获得了住房。要想进入这类住宅找人，必须事先电话预约。但他们的电话号码并不在电话号码簿上，只能让可信任的人知道。客人到大楼门口登记时，门口负责安全的警察，还要先打电话询问，证实是否预约，然后拿走访客的身份证件，这才允许他进入大楼。

伽玛的估计是正确的，他预料搞阴谋诡计和斗争的新时期就要来临。当然不是与作家们斗，因为他是他们的上司——尽管作家当中也有一些危险人物，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水平比伽玛强，思想水平也比他高。真正的权力斗争是在党的最高层进行，伽玛就属于那个阶层，因而树敌不少。尽管他经历了多年的锤炼，但只要有人反对他，他暴躁的贵族脾气就会发作而暴跳如雷，那时他就不会掩饰自己，像对待自己庄园里的奴仆般对待别人。这种毫无掩饰的粗暴行为（当大使时，因为不用担心遭到报复，他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下属）现在给他带来了麻烦。此外，在波兰，党的路线已经变得极为僵硬，一句老实话（哪怕只是为了用来拉拢追随者）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回国后不久，伽玛就犯了他政治生涯中最为严重的错误。事情发生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上，伽玛在回击“造谣宣传”时恶狠狠地叫道：“是的，是我们先进攻的，因为我们更强大。”——后来做了大量善后工作，才把他不合时宜的言论的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

伽玛不得不坐下来认真写作。因为，只有“积极的”作家才能成为作家协会的会员，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有作品刊登在报刊上，或者由出版社出版（上了钩的鱼，被钓到了岸上；现在作家必须写作和出版自己的作品，这样才可以避免被作协除名和丧失一切特权）。特别是享有高级别职位的人更应以身作则，带头履行这项义务。

“他与帝国主义和西方宣传进行的斗争，都是为了和平事业。”在华沙有人谈到伽玛时这样评价他，“其实他做梦都在想的一件事就是战争。因为，如果爆发战争，他就有机会发表演讲、乘飞机到处跑、与前线联系，就不必每天坐在桌前为写小说而活受罪。但是不中他意的是，现在偏偏是和平时期。在他漂亮的住宅里，将会摆上五张书桌，每张桌子上都放着一部已开了头的小说，于是每天他都要绝望地嚎叫，因为他知道自己写的一切都是榆木疙瘩。”

很难羡慕伽玛这个人所作的人生选择，和他从分别善恶之树上攫取的点滴知识。看看自己的国家，他知道，居民等待的将是越来越大的苦难；再看看他自己，他知道，他要说的任何一个字都不会是他自己的。我是一个谎言散布者——每每想到这样的自己，他就认为：他的谎言应由历史决定论负责。时常会有这样的想法攫住他的大脑：一个人把灵魂出卖给魔鬼，就是给魔鬼增添力量，让魔鬼更加趾高气扬，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的人，而历史决定论本身也不过是人的头脑的产物。

题解：

伽玛的原型。耶日·普特拉门特（Jerzy Putrament，1919—1986），波兰作家、政论家。出生于明斯克，曾就读于维尔诺大学波兰语言文学系，30年代是“扎加尔”派诗人，1935年首次出版诗集《昨日返回》。1939年他在利沃夫参加苏联作家协会乌克兰分会，1943年他在苏联参与组建波兰军队的活动并任第一师政治教官。二战后曾任波兰驻外使节、波兰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等职，主编过多种文学刊物，30年代曾因编辑左派刊物受到政府审讯。主要作品有诗集《战争和春天》（1944），短篇小说集《神圣的子弹》（1946），长篇小说《现实》（1947）、《九月》（1952）、《继子女》（1968）、《不忠实的人们》（1967）、《博乌迪纳》（1969）等。1964年他获得波兰国家文学奖一等奖。他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活动家，长期担任党中央委员。1987年出版他的九卷回忆录《半个世纪》。他的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他于50年代到过中国，发表报告文学集《中国纪事》（1952）和《中文》（1961）。

附注：“扎加尔”不是“火柱”，而是被烧焦了半截的一块木头。

第七章　戴尔塔，行吟诗人

在中欧和东欧，“诗人”一词的意义与西方略有出入，在那里，诗人不单单是美妙词句的创造者。传统要求诗人不仅要成为民族的“行吟诗人”，同时也应是民族的歌唱家，而其歌曲能够被大众咏唱，其诗歌能包含一切大众感兴趣的东西。当然，在历史的各个时期，诗人所承担的责任也不尽相同。如果戴尔塔生活在古代，也许他会感到如鱼得水，因为在那个时代，国王和王公贵族常常邀请诗人与他们同桌用餐，而诗人为了让国王和王公贵族开心，会在用餐时吟唱歌曲、说笑话。甚至那个时代的服饰，也比今天的西服更符合诗人的身份，弹诗琴和蓄长发也更符合诗人的性格。

戴尔塔的肤色像吉卜赛人那样黝黑，满脸雀斑。他个子不高，大笑的时候嘴唇歪扭，脸上露出痉挛狞笑的怪相。他前额突出，头发向后梳着。脑袋大得与他矮小的身材极不相称，就像过去画家绘制的王公贵族宴会上的侏儒和小丑。他穿戴也很奇怪，喜欢把领带打得很松，领结绑得很大。那些想以外在特征强调自己属于艺术圈子的人，其实只不过是二流艺术家。但在戴尔塔身上显示出的那种艺术的放肆，只是其全部表演的一部分。他做出的每个手势，运用的每个腔调，都是在与世界游戏（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特别想强调自己与众不同。在坐满听众的大厅里，戴尔塔能非常出色地朗诵自己的诗。他是一个好演员，能掌控气氛，也就是说，他有足够的技巧掌控听众的情绪，知道如何将听众带入高潮，并用适当的语言和声调让他们一直维持在高潮中。他朗诵时速度很慢，在词与词之间非常注意停顿，尽管是在朗诵，实际上却像在吟唱。他用魔咒般的语言迷惑听众，使自己仿佛变得很高大，就像换了个人一样。

没有人知道戴尔塔的身世，需要时，他会为自己编造出适当的简历。他的父亲一会儿是教会职员，一会儿又成了餐厅老板；他的家庭有时来自捷克，有时又与莫斯科有什么关联。在戴尔塔身上，找不到幻想与真实之间的分界线。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学习不同语言的。很难想象他如何坐在桌旁从词典和语法书中查到词汇，因为他时常引用拉丁语、英语、法语、德语的诗句。他曾在大学待过很短的时间，并曾因撰写过一篇论文而出名，这篇论文叙述一位虚构的17世纪英国诗人。戴尔塔在这篇论文中详尽地介绍了诗人的生平，并分析了诗作的创作背景，及诗人素来想做一个招摇撞骗者和故弄玄虚的人的愿望。当那位治学严谨的教授因为戴尔塔的博学多闻而显得左支右绌时，戴尔塔却玩得十分开心。

戴尔塔是个积习已久的老酒鬼。酗酒把戴尔塔带入了一种幻觉（通常他一醉就好几天），且表现为行动，这种状态在别的酒鬼身上很罕见。每次，当他一迈进旅行社的办公室，他总是吆喝着：“先来杯啤酒！”他乘坐马车时（在“二战”前，马车在华沙一直是一种普通的交通工具），经常突然喝令马车停下，然后脱去外套并顺手扔到马路上，接着就旁若无人地在外套上撒尿，弄得众人瞠目结舌。这种行为极不合逻辑，只能说他有裸露癖，此外很难解释他为何要这样做。他常去熟人那里，但老是抱怨很难找到他们的门牌号码。于是，他就叫安置在一些街道上的“自己人”给他指路，可他又说，这些人往往打扮得他认不出来。戴尔塔这些近乎胡闹的言行证明，因为酗酒，他已经进入了霍夫曼斯塔尔 [77] 与爱伦·坡 [78] 故事中的世界，他也因此成了传奇式的人物。在文人聚集的咖啡厅里，议论戴尔塔最新的怪异行为，成了人们最热中的话题。

戴尔塔成为传奇式人物的第二个原因是他的诗歌。他的诗歌与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诗歌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戴尔塔不受任何文学流派的影响，他对于古老的拉丁—意大利诗歌文明心驰神往，这种文明在波兰留有很深的印记。他从那些古诗中引经据典，醉言呓语地堆砌辞藻。他的诗中时常出现古老的神秘，诸如：圆圆胖胖的巴洛克风格的天使；从窗户飞出去后被神秘力量抓住（在最后一瞬间被妻子咬住耳朵获救）的巫师；预言世界末日的占星家；携猎鹰狩猎等。与其交织在一起的还有：轮流播放着莫扎特和巴赫音乐唱片的留声机；卖蝴蝶的失业工人（他们最后为什么不能出售蝴蝶？）；仿佛穿着蓝裤衩的姑娘般的行星；乡下人喜爱的民间舞蹈。他的诗歌既是悲剧风格的，也是滑稽的；虽看似无聊空洞，却又颇有意思。他的诗歌是他自己特有的荒诞和许多不同元素所构成的大杂烩，令人联想到处于低迷时期的现代诗歌；但另一方面，他的诗歌与现代诗歌又有所不同：他的诗歌尽管稀奇古怪地混杂了很多场景，但也并非不能理解。读者为他诗歌中的音乐魔力所震慑，接受了其中的抽象内容。而这种抽象内容如果发生在其他诗人的作品中，就只会引起读者的不快。他的诗中出人意料的急转弯会引得读者发笑。总而言之，读他的诗会使人在不知不觉之间陷入一个非日常生活法则所能控制的领域。

戴尔塔用了各种不同的笔名写了很多幽默诗，他所虚构的故事主题无穷无尽。例如，他曾写过系列题为“陵墓部主任之歌”的诗。他常列出一份虚构的诗集作品清单，我还记得有这样一个题目：“人吃人序——讲课手稿，销售一空”。因为他的诗颇受读者欢迎，不但出版社出版他的诗集，广播也时常播放他的诗选。写诗成了他唯一的收入来源。因为手头不时拮据，他对钱也就斤斤计较，可是他一拿到稿酬，扭头又会把它全都花在酒上面。

戴尔塔清醒时，见到他的人，谁也不会想到他就是那位大受欢迎的诗人。他生性沉默寡言，阴郁悲观，皱着眉头看人。只是一见钱才显得很激动。与出版社讨价还价时他铁石心肠。他只叫一口价，没有人能说服他让步。此外，他往往还没交稿就要求出版社预付稿酬，这时常导致编辑之间的内部争斗。当然，那是因为大家都想抢先出版戴尔塔的诗。但编辑们都知道，如果先给钱将会冒很大的风险；因为戴尔塔一旦拿到稿酬，马上就会去买酒喝而忘了自己的责任。有一些编辑的做法很极端：他们虽预支稿酬给戴尔塔，但在他交付手稿之前，会整天形影不离地粘着他。这种交易时常在咖啡馆里进行：编辑把钱摆在戴尔塔面前，每当戴尔塔觉得对方死也不会放过他时，他就会掏出笔来当场即兴赋诗（至于诗写得好或是很一般，端看他当下的情绪如何），完了之后，他就立即去买酒喝了。

戴尔塔曾被强制送到戒酒中心接受治疗，但总不见疗效。有人跟我讲了一个戴尔塔在戒酒中心与医生斗争且大获全胜的故事：在某个戒酒中心，戴尔塔与医生打赌，结果所有的医生和患者，包括酗酒者，全都酩酊大醉，双方在戒酒中心走廊上举行了一场自行车比赛。

戴尔塔是江湖骗子、酒鬼，但是，与他的外表相反，他曾是一位杰出的悲剧诗人。他在经济大萧条的年代开始自己的文学活动。那时工人失业，人们普遍对前途失去信心，纳粹主义开始在相邻的德国盛行起来，这一切都对戴尔塔的创作产生了影响。他可以当之无愧地被冠以“荒唐之王”的头衔，然而，从他的诗中，却可以看到一种危险的预言——看出这一倾向的人并没有被他表面上的插科打诨所迷惑，他们看到了文明的终结、“铁器时代”的来临和大灾难爆发的征兆。在欧洲陷入黑暗与暴力之前很多年，根本没有任何征兆表明，当时现实中所有的一切都将崩溃。戴尔塔在诗作中所使用的概念和描绘的画面都像梦一样，旧日的各种意象——恐怖的和美丽的，再次回到他的诗中，就像平行飞驰的两列火车，互相追逐，没有交集。在戴尔塔的诗中时常会出现圣母马利亚，但她不是那位虔信者眼中的圣母马利亚，而仅仅是他文本中风格的装饰罢了。当法西斯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戴尔塔的诗中，像木偶戏中的木偶那样，彼此厮杀时，戴尔塔就会嘲弄地大叫：“现实啊！神圣的母亲！对你来说就像打死蜘蛛一样！”他说得有道理：“靠着我的船夫，我前往永恒怀疑的深渊。”

世界末日（Koniec s'wiata）——这是他的一首长诗的题目。在诗中，学者与政客，革命党人，情人与酒鬼，金丝雀与猫，全都由于一场宇宙性的灾难而惨遭灭顶之灾——这结局让诗人满意，同时也实现了《圣经·传道书》的主题：“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79] 这一切都是由一支戏谑取乐的笔写出来的。他在另一首长诗《民间游戏》（Zabawa ludowa）中描写的那些场景——旋转木马、草地上的情侣、随意弃掷空瓶的草地、秋千游戏场……天空顿时乌云密布，骤雨倾盆，天地间一片黑暗——令人想起罗马诗人维吉尔 [80] 来。这就是戴尔塔所使用技巧的秘密：悲哀的牧歌和机关枪的“哒哒”声交响着。

戴尔塔所写的最不寻常的长诗是《在所罗门那儿的舞会》（Balu Salomona）。所罗门国王为何要举办舞会？所罗门国王为何会生活在20世纪？也许这不是所罗门国王，而只不过是个叫作所罗门的人？为什么卖蝴蝶失业者会闯到舞厅来？是谁在唱关于玫瑰园古丽斯坦的波斯歌曲？为什么突然有大批警察闯入，并开始跳着奇奇怪怪的舞蹈？其实，不值得为诸如此类的问题去伤脑筋。因为梦境总是存在着一定的特殊逻辑，只有戴尔塔这样的诗人才会灵活地加以运用。“有个女人絮絮叨叨地谈论米开朗琪罗”——艾略特这样写，是想表示这类舞会上对话的无聊和荒谬，戴尔塔却将在所罗门舞会上进行的对话提到了更高的境界——谵妄与“永恒怀疑”的范畴。

戴尔塔诗歌的主题令人感到压抑。但与此同时，他的诗歌——这种奇特现象在这里还有一个自相矛盾的问题——它摆脱了悲观和失望。他的诗中充满了对生活的赞许。戴尔塔用自己掌握的每个词语来赞美他眼前的这个世界：荒诞游戏、愿望、语言和混成一团的争斗。他热爱自己的幻觉世界。他热爱旋转木马、跳舞的吉卜赛女人、星期天清晨维斯瓦河上挤满了人的游船、他为之写颂诗的妻子、睡在窗台上的猫、开满鲜花的苹果树。他天生喜爱热忱和快乐，不管遇到什么事，他都能让这些事变成充满动作、色彩和音乐的场景，生机勃勃、有声有色。也可以这么说，对戴尔塔而言，诗的主题只是一种借口，就像桑蚕吐丝那样，无论在路上遇到什么题材，戴尔塔都能用自己所吐出的丝缠绕住它们，创作出歌曲和赞美诗。

戴尔塔对政治从未表现出任何兴趣，他讽刺所有争权夺利的党派集团。因此，当他在1937年投身极右派民族主义旗下时，所有人都为之一惊。一位来自重要右派周刊的编辑一直希望能够与戴尔塔合作，最后终于成功了，戴尔塔的诗歌开始刊登在该周刊上，该周刊成为刊载戴尔塔诗歌的独家杂志。周刊内容具有强烈的排犹倾向。戴尔塔的诗销量很大，是由于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特别是在年轻人中形成了一种民族主义“运动”。与此同时，所有欧洲国家都展开了这一“运动”，尤其是意大利与德国。广大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读者对戴尔塔这次新的恶作剧简直不敢信以为真。戴尔塔讴歌行进队伍的“民族主义方阵”，在自己的诗歌和文章中预言“长刀之夜”——对犹太人、自由主义者和左派来说，这就是新的圣巴托罗缪之夜 [81] 即将到来。但事实很明显——这类作品的确刊登了出来，署的是戴尔塔的姓名，而且带有他的才华的一切特征。

戴尔塔为何这样写？其实戴尔塔根本不关心种族主义问题。他有很多犹太朋友，在他发表种族主义声明的当天，他去找这些犹太朋友（当然，他那时已经喝得酩酊大醉），并跪倒在他们面前，对他们说，他爱他们，恳请他们原谅。戴尔塔与右派联合并非出于政治倾向。戴尔塔作为滑稽演员和行吟诗人，他有自己的职业原则。他尊重自己诗人的职业，但他自己写了什么或发表了什么，对他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怎样写、为谁写。戴尔塔鄙视那些只知道迎合少数行家的神秘文学流派，他嘲笑那些诗人，因为他们的诗仅为少数知识分子所理解，他不喜欢那些不受读者欢迎、面对四壁孤独冥想的作家。戴尔塔希望自己可以像旧日的歌唱家和行吟诗人那样，手拿诗琴，身边围着一群崇拜者。在反对知识分子脱离社会这一点上，在20世纪，很难找到一个比戴尔塔更为典型的作家例子。假如戴尔塔不得不在只给少数假内行阅读的不知名杂志上发表作品，他就会像一个男高音歌手到了荒无人烟的小岛上那样孤独和痛苦。他对犹太人的敌视（他不是没有这种倾向）并不带任何种族主义色彩，只限于对犹太作家的敌视，因为这些犹太作家一本正经地强调所谓文学的“价值”和“品位”。正因为如此，戴尔塔与文学咖啡馆之间产生了矛盾，他想从这种文学咖啡馆中摆脱出来。此外，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戴尔塔是个有激情的人，喜欢热闹的场面，喜欢看到群众游行、群众群情激昂挥舞着手杖的样子。他认为，这才是健康，力量，原始状态，伟大的民间娱乐。“我的读者走到哪里，我就跟他们到哪里；我的读者喜欢什么，我就给他们什么。”——戴尔塔自己的每一首诗都表明了这一点。因为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戴尔塔也就加入了这个运动，他希望能与大众站在一起。他非常骄傲地说，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能背诵他的诗歌。他这种骄傲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只有少数人对“先锋派”感兴趣，“先锋派”从来没有像戴尔塔这样掌握如此宽泛的艺术手段。最后我们必须考虑到，为了生存，戴尔塔需要庇护者——而庇护者必须强迫他写作，强迫他克服酗酒。简言之——庇护者必须控制他，同时也要关心他。

战争爆发了。戴尔塔作为战士应征入伍。他所在的部队驻扎在波兰与苏联交界的东部地区。当苏联红军与德国军队友好会师时，戴尔塔被俄军俘虏，而后苏联红军将部分解除了武装的波兰军队士兵交给了德军。因此戴尔塔变成了德国战俘，被遣送到德国腹地的一个战俘营。在那里，他度过了五年半。与其他战俘一样，他被强迫从事各种体力劳动，主要是从事农业劳动——那时战俘们通常被德国富农雇用。戴尔塔根本就“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具备体力劳动的能力。很难想象，像他这样根本不适合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在这种条件下是怎样填饱肚子的，这是最重要而最难以解决的问题。但他还是活了下来——这个古怪的衣衫褴褛的宫廷小丑，一边挥舞着铁锹，一边朗诵着罗马诗人贺拉斯 [82] 的诗歌。我猜想也许是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帮了他的忙。

此时，华沙却被恐怖笼罩着：欧洲民族主义的狂热造成了可悲的结果。那些不久前还尊崇德国的人，如今却成了被追赶的猎物，他们不是死在行刑队枪下，就是惨死在集中营。那位曾作为戴尔塔庇护人的右派杂志编辑，如今却是地下反抗组织里最积极的活动家，变成了狂热的爱国主义者。至今我仍清楚记得，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那个咖啡馆，同时也是地下活动秘密小组的驻地和印刷地下刊物的场所。他那张犹太人瘦削的脸庞，充满决心和干劲（在我们国家大多数排犹分子都是半个犹太人），怒火在他眼中燃烧，从紧咬的嘴唇里发出行动的号召。不久后，盖世太保发现了地下组织活动的踪迹。咖啡馆里的所有人——即那些他最亲近的合作伙伴，全部被捕，这位前编辑本人也在华沙的监狱中被囚禁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被武装到牙齿的宪兵用卡车拉到了刑场。他们在华沙附近的一个森林里枪杀了他：一片沙地，松柏成林，一声命令。这还算是一种幸运的死法。如果这位编辑作为半个犹太人，被收编进三百万波兰的犹太人行列，他的死法就会更加惨烈。如果他被关进德国占领者当局下令于1940年建于华沙的犹太人隔离区，那么他肯定会与其他人一样难逃被送进集中营，在瓦斯房中熏死的命运。

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运动”，到处都在行进的队伍，群情激昂的人群！1939年的惨败使一切都化为乌有，留下的只有对人类疯狂行为的苦涩回忆。纳粹开始全面实施排犹计划，而不是单纯地抵制犹太人的商店、骚扰犹太商人——当然也不是戴尔塔那样的文学讨伐。我虽然亲眼目睹了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发生的悲剧，依然很难用言语完整表述。只有当这悲剧已成为过往的回忆，我才能动笔去写它。犹太人隔离区燃烧的惨象跟我成长岁月的所有经历联系得过于紧密，以致我无法平静地叙述。我只想在此说一件事。当我坐在巴黎咖啡馆的凉台上，或者漫步在这座大都市的街道上时，我时常感到特别压抑。我看着那些从身边走过的妇女：她们头发蓬松，骄傲地扬着下巴，挺胸昂首地走着，姣好的身材令人赏心悦目、浮想联翩，随即，我的眼前就出现一位犹太姑娘的身影。那时她大约二十出头，身材高大丰满，看上去很活泼。她双手举过头，挺胸在大街上狂奔，同时大声尖叫着：“不！不！不！”她无法理解她必须死这一事实：死亡是由外力强加给她的，她热爱生命，她还年轻，她没有任何准备，她不想去死！在她尖声大叫反抗之际，党卫军用自动手枪射中她，子弹霎时钻进她的躯体，出现了她的机体惊愕的瞬间，生与死在这一瞬间交会，这位姑娘满身是血，还在马路上痛苦挣扎，党卫军用皮靴狠狠地踢了她一脚。在数百万人中，她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生命在蓬勃发展阶段突然终结。每当我沉迷于与人们交往的喜悦时，这一惨痛的画面就会固执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这很值得深思。它也许与原始部落集体放荡的性行为属于同一范畴。在那些部落里，所有女人与男人都需要有不同的性伴侣，他们的特性都一样，即一夫一妻制无法满足他们宣泄性的冲动。换句话说，这就是对人类的爱的基础：这种爱可能无法令人理解，一旦看见人群中欢笑的妇女，就不可能不想起这位犹太姑娘曾像她们一样，曾是她们当中的一员，而且始终存在于她们之间。在戴尔塔描写他在德国生活的那些最美的诗作中，有一首是描写一位年轻的威尼斯女子在被捕后，被发配到第三帝国而死亡的故事。这是一首情色诗，威尼斯女子在他的诗中并不是作为个体出现，而是作为青春美丽的化身，拥有美丽的乳房、手臂、双手和臀部，但这一切最后都被死亡摧毁了。

1945年，戴尔塔与其他同样被奴役的人们一起热烈欢迎英国部队到达他所在的地区。在这块土地上，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军队也参加了对德国的战斗：他们在这里会师，纵情喝酒，高声歌唱。他们花光了手里所有的钱，喝光了所有的酒。之后，戴尔塔到了法国。就像1939年曾经在波兰出现的情况一样，这又是一个大迁徙的年代。整个欧洲都在旅行，数百万被抓到德国的劳工、囚犯和战俘纷纷回到自己的家园；而另一批数百万人，不是逃离自己的家园，就是被赶出自己的家园。戴尔塔每到一处，都能遇到为数众多的波兰人。他写了许多爱国和反俄的诗篇，因而深受这些人的欢迎。他向自己遇到的所有移民委员会敲诈钱财。战前喜爱他的读者为他的生还感到无比高兴，他们尽一切努力来帮助他。

戴尔塔越来越厌恶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的生活。在那里他的诗歌印刷量十分有限，加上他的读者分散在不同国家，因此他手头也越来越拮据。戴尔塔逐渐意识到，他已沦落为一个普通的贫穷难民，谁也不会理睬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人们失去了对他诗歌的兴趣，就连最得意的玩笑也无人肯听。移民生活既郁闷又苦涩，每天面对的只有悲哀、空虚和失败的辛酸。那些能激发他热情前行的民众在何处？那些民众在他的祖国。戴尔塔的爱妻也在国内，德国占领期间，她在那里熬过了整整五年半的光阴，现在，她在华沙一家餐厅当服务员。每当戴尔塔读过来自波兰的报刊杂志之后，他就更加坚信，国内的政治路线是自由的，只有在那里，他才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来自华沙的政府特使也向他保证，不会清算他在战前所犯的右倾错误，而人们也会不计前嫌地欢迎他。

戴尔塔回归波兰，伴随着各种相应的丑闻：他一到港口（因为他是乘船回来的）就已醉醺醺，但他始终处于一种爱国主义的激情之中；在他乘火车回家的途中，每到一站，他就给爱妻发电报。后来他终于到达了克拉科夫（在华沙被毁后，他的妻子迁移到这座城市），伴在他身边的还有他从布鲁塞尔带来的女友。妻子见此情景反应十分激烈，立刻将他的这位女友赶出家门。戴尔塔的妻子身材矮小、瘦削，头发乌黑，具有东方女子美的特征：鼻子稍弯但很挺，一双黑亮的眸子，还喜欢在自己漂亮的手上佩戴闪闪发光的手镯。她来自格鲁吉亚的移民家庭，看上去像是高加索的圣母马利亚。她生性温顺，很有女人味，她拥有生意头脑，也很懂得掌控丈夫。

戴尔塔回归故里，对那些掌管文学—宣传大权的人来说十分有利。这一时期，正亟须利用人们的爱国主义情绪，甚至需要激起一点沙文主义的情感。这是一张制胜王牌：解放、“主权”、国旗、憎恨德国人。戴尔塔曾是一位受欢迎的诗人，曾作为右派的追随者而知名的诗人，这大大增加了他的价值。对政府主办的杂志而言，争取到像他这样的诗人，比争取那些过分积极的左派诗人是更大的收获。

戴尔塔一直需要一个庇护者。现在他终于有了一个真正有力且慷慨的庇护者——国家。现在不管他写什么，都能给他带来可观的丰厚收入。他手中的笔真正是支金笔；他的笔在纸上一动——就会在长长的纸卷上落下大大的花体字——就能给他带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多的好处。他的文字热情洋溢，因为这样的文字符合时代要求，缺少这一点他会很难生存。现在“民族主义方阵”没有了，反对少数民族、情绪激昂的人群也没有了，如今，全国上下异口同声要重建国家，收复过去曾经属于德国的波兰西部领土大大满足了民族的自尊心。必须大力宣传这一切，并借此减缓人们心中对波兰外来政府存有的普遍仇恨。无论戴尔塔写了什么，他的诗自然是开朗的。这样很好。现在他又在自己的诗中加进了乐观主义的内容，描绘重建国家美好未来的画面——这样一来就更是好上加好。为此，戴尔塔不用发愁如何找寻机会发表他的诗歌，因为很容易就能找到支付他丰厚稿酬的杂志社。于是戴尔塔更加疯狂地写作：长诗、讽刺诗、幽默散文、对话，这一切在他的笔下，都如行云流水般自然而然地涌现。有一家杂志，还为他开辟了一个专栏，每周刊登一篇他写的“戏剧艺术”：这都是些短篇剧，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迷你戏剧”剧本，他给这些剧本取名为“绿色的鹅”。我从未见过世界上以哪种语言写就的剧本中有如此荒谬的内容；在《绿色的鹅》中，人、动物、物体都可以成为主人公；读者每周都陪同戴尔塔的这种酒吧间歌舞演出，尽管因为喜欢他写的这些怪东西而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忙不迭地去购买这份杂志。

戴尔塔的所作所为成了人们争论的话题。那些想被党认为“可靠”的人，和那些严肃对待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念的人，都感到气愤：怎么能——他们说——容许这个小丑在这里表演只有在巴黎存在主义者咖啡馆演出的丑剧？戴尔塔是个疯狂的小资产阶级，怎能容许在杂志的首页刊登他的长诗而助其成名呢？目前，每个人仍对他的历史背景记忆犹新，他曾是排犹分子，他曾以“长刀之夜”恐吓他的左派同事！可如今没人能像他这么红。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耻、更荒诞的事吗？

有经验的党员劝慰这些情绪激动、清教徒似的党员，并对他们的幼稚报以宽容的微笑。在这个阶段，十分需要戴尔塔这类人：他是可资利用的，有众多崇拜者，到处刊登他的作品，由此制造出一种特殊的爱国主义气氛——你们大家来看看吧，连右派和基督徒都能与我们站在一起。与此同时，也能满足某些读者的需求，因为他们还没做好心理准备接受严肃、理智的文学作品。一切都需要时间，这只是暂时的游戏。在适当的时候是会要戴尔塔掉脑袋的。

当波兰对俄国人的态度由暧昧含蓄的爱慕，转为公开盲目的崇拜时，戴尔塔也与时俱进，表现得极为突出，无人能与之比肩。他写苏联战士的英雄行为，他强调每个波兰人都应对俄国人心存感激，他歌颂列宁，歌颂共青团青年。他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党的“路线”。作为受到高度评价的作家，他获得了苏联的签证，在莫斯科住了一段时间。从那里他发回了他用诗和散文写就的热情洋溢的通讯报道。其中有篇通讯这样写道：在莫斯科一切都非常好，只有一点欠缺，那就是莫斯科太像塔欧尔米纳 [83] 。因为在那里就像在西西里一样每天都吃很多橙子，而他，戴尔塔却恰恰不喜欢吃橙子。

那些清教徒似的党员对他发自莫斯科的通讯报道感到义愤填膺。因为，他们知道莫斯科是一座令人讨厌而又阴郁的城市。戴尔塔对莫斯科高度赞扬的文字带有精巧嘲讽的一切特点。似乎可以这样理解他的意思：“你们要我歌功颂德，那好，我就完全照你们的意愿去做，直到你们感到厌烦为止。”很难猜出，他那时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不属于那种可以肯定是在撒谎还是在说真话的人。不能用正常的标准来衡量他，他的言谈举止与常人迥异。不妨把他比作一个变魔术的人，时不时就能从自己的高筒黑色大礼帽中变出兔子，要变出多少和什么颜色的兔子，都是随心所欲。他从不在乎自己的幻想是否与现实相符合，不管写什么，他都会把它变成喜歌剧，因为过分地运用艺术夸张手段，致使题材失去了严肃性。他既不嘲讽，也不说真话：他是在玩艺术，是在搞“为艺术而艺术”。戴尔塔从来不曾“严肃”过。众所周知，“严肃”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在作家代表大会上，权威人士宣布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唯一被允许运用的创作方式，因此在作家代表大会闭幕之后，拥护创作严肃性的作家们开始攻击戴尔塔，他们认为，收拾戴尔塔的时机已经到了。他们在分析了戴尔塔的诗歌之后，认为，戴尔塔是在与世界进行游戏。战前，戴尔塔曾写过一首《为被载重汽车轧死的蝴蝶而作的挽歌》（Elegia o motylu przejechanym przez ciezarowke），尽管诗名很长，内容却只有四行，诗的结论是：这只蝴蝶是因为自己的鲁莽而自取灭亡。现在，戴尔塔自己处在了汽车轮子下。严厉而精确的时代开始了。戴尔塔擅长于就每个题材写作——他写过圣母马利亚、民族主义者的行军，写过列宁，也写过莫斯科。只要庇护他的王公提出要求，戴尔塔就会为之效劳。他写诗一点儿也不勉强，完全出于自发，他的诗歌特点是充满活力，生气勃勃，语言丰富——尽管我们得承认，圣母玛利亚、民族主义者的行军、列宁和莫斯科，在他的诗中成了某种特殊的不太现实的东西，某种云中的剧院。现在提出了明确的口号：“同创作过程中的自发性作斗争”——也就是说，仅仅按照指定的主题创作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严格按照指定的创作手法来创作。

戴尔塔希望能为自己的王公效劳。他想作为诗人而生存，这就需要一个慈善的王公，既会玩，又能理解他，这位王公不会把自己所管辖的事情和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那么当真，诗歌——只有当半严肃、半开玩笑时——才是重要的。但是，这样的王公早已不存在了。戴尔塔依附的王公只能宽容他一段时间，但绝非因为这位王公喜欢戴尔塔的诗歌；他只不过是把戴尔塔当作达到自己私人目的的手段而已。当戴尔塔的作品不能满足这位王公的预定目标时，他就会愤怒地皱起眉头。那时，编辑部就会收到指令，只能刊登戴尔塔作了明显修改的那些诗歌。党内的清教徒们高兴地摩拳擦掌，他们终于等到了整肃戴尔塔的这一天。他还能再试着修改他的诗歌，但是——他们知道——他不会改得更好。他的那些失去了昔日勃勃生机的诗歌与数十个二流诗人写的平庸作品没有任何区别。

于是戴尔塔进入了活人的影子的境地，变成了只有在需要时才被利用的工具。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什么都不能浪费。那些曾经扮演过某种角色的人，可以根据他们的能力，给他们安排适当的工作。因此，戴尔塔的生存有了保障，一家国家出版社与他签约，要他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

戴尔塔在沉寂了几年之后，又一次得宠了。在华沙举办了他的作品研讨会。一位官员说，要好好利用像戴尔塔这样的“多产诗人”。不难猜出，给这个曾犯错的人一个改正的机会是从上方来的判决。戴尔塔现在必须积极表现，这是他最后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戴尔塔立即写了几首热情洋溢的“严肃”长诗。他又一次浮出了水面——但肯定跟以前一样，这只是暂时的。

题解：

戴尔塔的原型。康斯坦丁·伊尔德封斯·加乌琴斯基（Konstanty Ildefons Ga czyński，1905—1953），波兰诗人。出生于华沙的铁路技师家庭。1914—1918年随双亲居住在莫斯科，在当地的波兰学校就读。1934年定居维尔诺，并向当地的报刊杂志投稿。1936年回华沙。1939年参加反法西斯卫国战争被俘，在德国的战俘营度过了战争时期。解放后曾居住在巴黎、布鲁塞尔和罗马。1946年回到克拉科夫，1948年定居华沙。他17岁开始写诗，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是诗体小说《渎神者俱乐部》（1929）。战前出版的作品还有：长诗《世界末日》（1929）、《对宇宙的讽刺》（1929），诗集《人民的娱乐》（1934）、《小巷来的风》、《诗歌集》（1937）等。他的作品把抒情和怪诞、讥嘲、戏谑联系在一起，把现实生活和幻想世界结合起来，例如长诗《在所罗门那儿的舞会》（1931）就采用了超现实主义的手法。战后发表的诗集《魔幻的马车》（1948）、《结婚戒指》（1949）、《抒情诗集》（1952）则表达了诗人对日常事物的真情实感，描绘了绚丽的自然风光。1945年他开始写作系列微型讽刺剧《绿色的鹅》（1945—1948）。

第八章　秩序的敌人——人

无论是谁，在读了阿尔法、贝塔、伽玛和戴尔塔的公开演讲之后，都会说他们是忠诚的。但事情的真相却要复杂得多。他们或多或少已经意识到，自己是历史形势的牺牲品，但这种意识不会有助于他们挣脱束缚。相反，正是这种意识创造了束缚，也许这种意识顶多只能保证他们享受伪装的乐趣。迄今为止，我们从未像在20世纪这样受到意识奴役。我这代人还在学校时就被教导说：理智有助于获得自由。

人民民主国家正在进行一场争取精神统治的斗争，必须使人理解这一点，只要理解了，也就能接受了。谁是新制度的敌人？就是那些不理解这一点的人。他们不理解，要么是因为脑筋动得太少，要么是因为动得太多。

在每个中欧和东欧国家的首都，党中央大厦办公楼的窗户每到深夜依然灯火通明。里面的办公桌旁坐着一群精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的理论专家。他们工作的不少内容就是确定反对派的阵地范围。根据形势的变化，这个军机总部就会在作战地图上插上一面新的小红旗。从各个国家发来的消息，都是为帮助莫斯科总部的最高指挥官确定总体战略计划。

他们研究的对象是不同群体的居民。有产者阶级最不重要，他们由于工厂、矿山收归国有和农业改革而被剥夺了财产，不是供研究的主要对象。首先，因为这些人人数不多，其思维模式也十分落伍，甚至令人感到可笑。这些人不会构成太大的问题，因为他们是注定要被消灭的。当然，在需要的时候，还可以采取必要的手段加速其灭亡。

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和手工业工作者不应受到忽略，他们是深深扎根于民众的一股强大力量。某城市或某街区中，这一头刚刚强迫他们关闭私人商店或手工作坊，那一头马上就会出现隐藏在私人住宅活动墙壁后的黑市交易和私人开办的秘密餐馆，鞋匠和裁缝因为担心受到惩罚，也只敢为熟人和朋友提供服务。总归一句话，他们的一切活动都可以称为“投机倒把”。人们采取上述种种做法，其实也不足为奇。在国营和市立商店里，人们急需的日用商品极度匮乏。在那里，夏天只能买到冬季服装，而在冬天就只能买到夏季服装。此外，所买到的服装不仅尺寸不合，质量也十分糟糕，甚至买卷线或几根针都很成问题，因为在小城镇中，唯一的一家国营商店一年都没有到货了。人们一旦需要缝补衣服，那也得考虑考虑，是否要把衣服放到手工业合作社的缝补部门，因为，半年后才能取。你如果想和朋友叙叙旧，喝上一杯，那就得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在拥挤的小酒馆（那时叫“集体食堂”）与陌生人同坐一桌，而且一直等不到服务员来，有时甚至要等上一个小时服务员才会出现。私下买卖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一旦工人的妻子在邻近小城镇的商店里买到了针线，她就会拿回来在私下出售——这被叫作资本主义萌芽。工人利用自己下午下班以后的时间，去帮熟人朋友修理浴室漏水的水管，因为他的朋友等待国营企业派人来修理，等了半年也没人来。此外，工人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赚点小外快，好为自己买件衬衫——这被称为资本主义复辟。每当国营商店进了一批商品，工人却因为整天上班，没有时间去排长队购买，于是，工人只好找熟人，从她手中弄到一件衬衫；而此类熟人因与商店女店员关系不错，所以麻利地从她手里弄来了三件衬衫；而后出手时又稍加了一点价——她就成了投机倒把者。然而，她只是地方政府大楼的一位清洁工，可她当清洁工所挣的钱，还不够养活三个幼小的孩子；至于她的丈夫，不知何故被政治警察抓走了，至今音信全无。如果不对此类求生的能耐加以谴责和制止，可想而知，那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工人可能就会自己开一个修理下水管道的作坊；而其邻居就会在私底下出售酒精饮品，以便满足那些嗜酒者隐秘的需求，久而久之，他可能就会挂牌经营饭馆；女清洁工就会挨家挨户做买卖。然后这些人就会逐渐扩大自己的企业，就会再度作为一个阶级——小资产阶级而存在。也许他们还会慢慢创办自由的报刊，或者组织集会？一旦他们创办报刊杂志，它们就会根据人们的需要，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于是小资产阶级就会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如果他们所做的一切能与农民相结合，那就会更加糟糕。因为农民在国家人口中占大多数。他们也是小资产者，因为农民粘着在自己所拥有的数公顷土地上，比那些店主对自己商店的依赖更加紧密。农民到19世纪中叶还生活在奴役制度中。农民不喜欢农业集体化，把它看成是重回他们祖先难以忍受的那种境况；在早上，不管是听到庄园里的管家敲响铜锣，还是听到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吹号，都必须立即起床——同样使人痛心疾首。党的机器对农民盲目仇恨的心理也深以为虑。而那些神经绷得很紧的党的积极分子，甚至在私底下可能准备对农民做出让步。因为他们认为，农业集体化应该首先建立在小块私有土地上共同使用机器作业的基础上，然后使农民经过长期的初期教育和分段教育才能实现，这一教育过程也许要经过数十年才得以推广。这就可能出现诸多麻烦；因此，实现“民族共产主义”的秘密口号才一直如此盛行。但莫斯科中央却要求各国加快农业集体化的步伐，所有附庸国都要尽一切可能加快模仿俄国体制的进程。对城市来说，要加快这一进程的确困难重重。于是把农民分为“贫农”、“中农”和“富农”，因为，只有利用他们之间彼此的敌对心理，打破农村的团结，才能达到目的。确定农村富人的标准，不能只看他拥有多少土地——还要学会“目测”，谁家有多少马匹、乳牛，拥有多少头猪，居住条件如何，吃喝、穿戴怎样。如果农民被划入一个对他不利的等级，那他就会抛弃农务逃到城市去，或者就会尽力减少饲养马匹、乳牛和生猪，借以装穷；结果就会造成城市食品供应短缺。

然而，农民并非危险分子。他们也许会殴打某个党的官员，充其量在走投无路之时会把他杀死，仅此而已。国家成了他们劳动果实的唯一买主，农民对国家规定缴纳的农业税额度没有任何话语权，他们非常无助。安全警察有的是办法整治那些反抗者，警察不会抱怨缺乏告密者，因为邻里间互相告密是保证自身安全的唯一手段。农民属于思想麻木的群体，历史上鲜有农民严重威胁统治者的例子。农民的一次次暴动，几乎都成了被利用的工具。造反的领导人通常是非农民出身，他们常常利用农民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农民的力量仅仅在于他们人数众多，但只有在出现像列宁这样的人物时，这一人口众多的数目才能变为种种事件的筹码。当然，在形势剧变，例如在爆发战争时，农民有可能制造很多麻烦。只要私有制农民经济体存在一天，农村就会成为游击队活动的天然根据地。农民的茅屋会成为游击队吃、住和制定行动计划的理想场所。但是如果有了集体农庄，那就很容易对庄员的一举一动进行监控，而这种控制和监督就预防反对派的地下活动而言十分必要。

工人比农民更值得重视。因为大多数工人打心眼儿里就不喜欢新制度，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不喜欢强加于他们的劳动定额标准，况且这个标准越定越高。总的来说，提出“工人团结”的口号并不意味着可以放纵某一工厂工人的团结，因为这种团结会因选拔劳动“突击手”而被瓦解——劳动“突击手”就是超额完成任务者，这就会让其他工人感到有压力或力不从心。有两种手段可以影响工人们的思想：一方面激起他们的雄心壮志，一方面要求他们承受党组织所施加的压力。工人思想上产生分裂和内在矛盾是有迹可循的。一方面，工人们对制度能保障他们的利益而感到满意；因为失业已属于过去，而且相反，现在国家处于劳动力缺乏时期。不仅家庭的主要支柱能获得就业机会，而且家庭的其他成员也都能找到工作，工资积累，使得现在的家庭生活（当商店里的供应好些时）较过去改善很多。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更容易获得社会认可，从他们之中招募的新知识分子干部，也有机会被提拔到党的领导位子上。工人（在某些工业部门）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感到自豪，觉得自己是工厂的共同老板之一。他们有可能在数不胜数的夜校里接受教育。如果受到党组织的好评，夏天还有可能被安排去疗养院免费疗养。而在另一方面，他们却无法反抗雇主——也就是国家对他们的剥削。因为工会代表（就像这个国家的所有部门一样，工会也是党的工具）与工厂管理委员会是一体的，他们注重的只是怎样提高生产。他们对工人解释说，罢工是犯罪。罢工反对谁？反对自己吗？须知，生产资料属于他们，国家也是属于他们的！但是这样的解释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国家的目标与工人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并不一致，当然工人们所真正想要的，并不允许被公开说出来。中欧和东欧国家的生产是为了提高帝国的潜力，要弥补俄国工业落后的状态。那时工人对生产计划毫无任何影响力；因为，他们的生产计划并不是根据公民的需求来制定的。他们所生产出来的大部分商品只是为了满足东方的需求。此外，工人的双手生产出来的每一件产品都要经过繁杂的统计程序。在工厂里还得养着一批政府行政官员，他们坐在那里先是计算而后登记，然后又要进行统计，做着各种繁琐的重复劳动；国家的各级机构——包括国营批发行和国营零售商店，均是如此。当商品最终到了消费者手里时，价格就会被定得非常高；因为，经手这些产品的众多行政官员的薪金也计算在成本里。工厂里机器设备老化，缺少必备的零件，工人往往会接到命令，要他们拿自己家用的工具，修理这些老化的设备。所以，生产优先，甚至是以超负荷使用机器设备为代价。劳动纪律也非常严格。如果迟到几分钟，或者因为在工作中偶尔被发现有偷懒的现象，工人就会遭到严厉的处罚。因而，在工人的头脑中制度坏的方面远远超过好的方面，也就不足为奇了。那时工人只能点头称“是”。工人如果被发现思想上出现任何不满的苗头，他就会受到政治警察的关照，那些由政治警察安插的密探有时是他的同事，有时甚至是他的朋友。

擅自罢工尽管时有发生，却不会构成太大威胁；因为，在逮捕大批罢工参与者后，局势会很快回复平静。但作为一种现象，绝不能对其掉以轻心；因为，一旦不满情绪导致局势紧张，这种紧张局势就可能在一些绝望的举动中得以宣泄。党的辩证论者并不十分担忧罢工，因为他们很清楚，罢工至少需要有一定组织。只有工人阶级才有能力组织这类行动——马克思的这一原则从来没有被人们遗忘。然而，任何行动都不能缺少领袖。如果那些领袖能正确地理解自己所处的制度，即理解这是历史进程的必然，那么广大工人群众也就不会采取任何反抗行动了。

因此，一切都导致对人的头脑的统治。空前发达的新官僚机构从出身工人家庭的年轻人中招募干部时，必须给工人中的那些积极分子和活跃分子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使他们受教育，并把他们提拔到领导位子上。他们面前的道路是敞开着的。虽然道路是敞开的，但也须受到监控：首先，他们必须坚定不移地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学校、报刊、文学、绘画、电影和戏剧都要为辩证唯物主义服务。还必须考虑到某些新成立的机构今后要承担的民众教化作用，譬如像过去在中世纪到处建小礼拜堂那样，今天到处建立俱乐部，而这具有相同的作用。每个工厂、每所学校、每个机关都建立了俱乐部，墙上悬挂领袖肖像和红旗，每隔几天就在俱乐部召开预先拟定好的报告会，这些会议具有与教堂仪式同等的影响力。聪明的天主教教会知道，信仰与其说是个人信念，不如说是集体的暗示。宗教的集体实践，即宗教仪式，能把人不知不觉地带入一种信仰状态；合掌祷告、下跪、唱赞美诗能促使人进入一种信仰崇拜——这是一种心理物理现象，而不仅仅是心理现象。吉本在描述狄奥多修斯下令禁止多神教宗教仪式所带来的后果时，曾这样写道：

诗人或哲学家的宗教情感由于祈祷、冥想和研究而得以维持；但是，公开的宗教祈祷仪式才是维持民众宗教情感的唯一坚固基础，这种宗教感情从模仿和习惯中吸取自己的力量。阻止举行这种公开的宗教祈祷仪式，有可能在几年内导致严重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教士、教堂和《圣经》等经典书籍的人为辅助，神学理论不可能被人们永久铭记。无知百姓的头脑仍然受盲目的希望和迷信的恐惧牵引，他们很快就会被自己的上司说服，认为应去崇拜本世纪拥有统治地位的众位神癨：他们开头是由于自己的精神饥馁不得不接受新的学说，而在支持和宣传新学说的同时，也会不知不觉对新学说洋溢着诚挚的热情。 [84]

狄奥多修斯在遥远的过去给人们上的这一课，值得后人好好仿效。塞满俱乐部的人们听命于某种集体节奏——即参加大家都参加的活动，如果与大家的想法不一样，那就是荒谬。这个集合体是由个体组成的，有些人虽对这一切心怀疑虑，还是说了预先规定该说的话，唱了预先规定该唱的歌；这种行为就打造出了一种群体氛围，最后自己也被这种氛围所感染。俱乐部的影响尽管带有理性的表征，但也属于群体魔术现象之列。教条的理性主义与魔术相结合，是通过取消自由讨论实现的，其实自由讨论正在失去意义：如果凡是学说宣布的一切都是真理，就像说二乘二等于四一样不可辩驳，那么容忍另一种意见，说二乘二等于五，简直就是不成体统。

年轻公民从上学的第一天起，就得接受建立在这种真理之上的教育。人民民主国家的学校与西方的学校有本质上的区别，我在战前的波兰就是在这种学校念书的。我和我的同学接受的是双重的价值体系。数学、物理和生物课教会了我们科学法则，同时教会了我们尊崇19世纪传承下来的唯物史观。历史以及文学史课却不服从这些科学法则，更别提天主教宗教史和护教史，它们常以幼稚的方式对物理课和生物课所教的东西提出怀疑。在人民民主国家，19世纪的唯物史观被运用在所有学科里，历史以及所有人类创造史都作为不可动摇和“已知”的法则活动的结果来教授。

在19世纪，由于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出版了很多普及科学理论的小册子。无论这些小册子的理论价值如何，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这些理论一旦拥有普及的形式，就会与它们尚属于科学探讨领域时有所不同——例如，简单化和庸俗化了的达尔文物种起源理论和物竞天择理论，都已不同于达尔文以及与他争论的学者们的理论。它已被改造成社会学理论的重要部分，带有某种感情色彩了。20世纪的领袖们，例如希特勒，其知识仅仅源于科普小册子，这就可以解释他们头脑中不可思议的知识混乱。庸俗化知识的特点是：它让人感觉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一切都是可以解释清楚的；它也令人想起在深渊之上架设吊桥的方法，沿着吊桥可以大胆地往前走，同时自欺欺人地认为：脚下没有万丈深渊，同时要记住，眼睛千万不能往深渊看——但遗憾的是，这一切都不能改变现实中存在万丈深渊的事实。

由苏联窜改的辩证唯物主义，不是别的，正是知识的双倍庸俗化。曾几何时，对于自然科学而言，森林体现的是受到为数不多的某些基本法则控制的树木集合体。似乎砍光森林里的树木，在原地种下新的树种，过了一定年份，就会得到一座新的、符合人的愿望的与过去森林相像的森林。但今天我们知道，事情并非如此：森林是由苔藓、土壤、各种植被、树木和青草等等，在复杂交互作用下所形成的一个有机体。当森林里的树木被砍光之后，那些苔藓和各种植被就会遭到彻底破坏，品种共生原则就会受到干扰，所以新森林就成了与忽视植物社会学的人所设想的完全不同的有机体。斯大林主义者对人类生存所需要的条件缺乏起码的知识。他们不但不想听到这些，还谴责那些在这方面做研究的、有才华的学者和作家——因为这样的研究有悖于正统思想——以至于阻碍人类获得有关自身的知识的可能性。学说的情绪化和说教成分如此强烈，以致改变了正常比例。辩证法的出发点是科学的——运用到人文科学方面，主要在于根据一时的需要，将人文科学任意改造为它想建立的学说。人在踏上难度被大大简化了的学说吊桥时，就不可能再有退路可走了。甚至不允许真正的学者胆战心惊地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尽管他们只是说科学法则是假设的，取决于所选择的方法和所运用的象征。人类历史的数百年，充满了成千上万的复杂事件，结果只用几个术语就高度概括了。毫无疑问，将过去和当代的历史作为阶级斗争的表现来进行分析，比将历史展示为那些王公贵族和国王彼此之间的私下争斗胡闹更接近真理。正是因为这种分析更接近真理，它也就更加危险：这种分析给人一种完满知识的错觉，似乎能对每个问题作出回答，然而这种回答实际上只是在转着圈儿地重复几种套话，什么也解释不了，同时还让人得到表面的满足。对此还得附加一点，即借助唯物主义（例如“物质不灭”的理论）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结合起来，而我们就会看到，当斯大林出现在我们这个星球自有生命以来的历史顶点之时，整个圆就奇妙而又合逻辑地画成了。

接受了这种教育的工人子弟只能按照学校要求的方式来思考——二乘二等于四。报刊与文学也都帮助学校这样教育学生；报刊和文学也为年轻人在学校学到的东西提供例证，就像圣徒和殉道者的生平传记为神学提供例证那样。与此同时，绘画、电影与戏剧也都为列宁—斯大林主义的论点提供种种例证。认为迄今仍不存在价值的双重性的论点也许是不精确的。但反驳是情绪化的，在那种涉及反应纯理性化的地方，这种情绪化的反驳很少能与之相抗衡。

由于采取了一套有效推行庸俗化的措施，那些还没做好准备接受这一切的大脑，即那些推理能力太差的人，他们要学会思考；经过训练的人开始相信，在人民民主国家发生的一切都是必要的，尽管暂时看起来还不够完善。“参与文化”的人越多，即上学、读书报、上剧院看戏和参观展览的人越多，辩证法学说影响的范围越扩大，威胁哲学家统治的危险就越小。

有些人即使接受过足够的教育，但推理能力却很差，他们完全不受源于黑格尔的哲学的影响。就像无法教会母鸡游泳一样，无法使那些属于注定要被制度消灭的社会集团的人信服。如果那些人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也许就会剥夺他们的一切希望，可是他们又不肯承认自己没有前途，所以他们会去寻找精神出路。这些人是制度的敌人，理应被推到社会的边缘，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搞什么活动，而是因为他们的出身，他们的过错就在于，客观上他们属于敌对阶级。

敌人的思维是辩证法学者研究的对象，他们常常把反动分子当作社会典型来研究。让我们来全面分析一下反动分子——这就是我们对他们所下的定论。从反动分子身上可以看出他们的某些特征：一个反动分子尽管是受过教育的人，但他没有能力理解20世纪的成果——各种现象之间产生的相互依存性。由于采用孤立的概念思考，他的政治想象力极其有限。一个学过社会学的人，从每一种现象中，都可以立即归纳出一系列推论——确定现象发生的因果关系，就像一个古生物学家那样，从古化石中推测出产生化石的层系构造。如果你们拿出某个国家诗人的诗歌，或者拿出绘画，甚至一件衣服的某一部分给他看，他即刻就能告诉你，这些东西出自哪个历史年代。他的一系列推论也许是错误的；但至少他知道，在一定的文明范围里是没有偶然性的，他会把一切都当作征兆来审视。反动分子却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世界在他看来是一系列没有关联、平行发展的事件。例如，纳粹主义，按照他的想法，仅仅是希特勒及其同党采取行动的结果；革命运动则是莫斯科策划的阴谋所带来的后果。因此，在人民民主国家发生的变化，按照他的观点，乃是暴力强制使然；如果能发生什么奇迹来消灭这种暴力，那么一切都会恢复“正常”。这令人联想到，暴涨的河水淹没了某个人的花园，这个人预料，洪水退去之后，能找到过去的花畦；但是泛滥的河水不仅冲毁了花畦，还冲走了大片土地，冲倒了树木，留下的只是沉积的淤泥和乱石——旧日的花园早已变成了一块完全变了样的、只有几平方米的一小块土地。反动分子无法理解什么是运动。他自己使用的语言也让他与所处的环境格格不入，尽管看到一切都在变化，但他的观念也不会因此而更新。曾经有一部由劳莱与哈台演出的滑稽片：劳莱在片中饰演一位“一战”中的美国大兵，当他的连队出发去进攻时，他被命令留守在战壕的机关枪旁。这件事刚好发生在停战之前，在签署停战协议的混乱之中，他被人们遗忘了。二十年之后，人们找到了他，只见战壕旁边罐头堆积如山——他就是靠这些罐头活命的。当航空公司的客机飞临他的头顶上方时，他就坐在机关枪旁，拿起机关枪朝天射击。反动分子的表现与劳莱一模一样，他知道必须向飞机射击，但他并不知道，此时的飞机已经不是他接受命令时的飞机了。

反动分子，甚至在阅读了很多有关辩证法的书籍之后，依然不能抓住其中的要义：他脑子里缺少一根筋。正因如此，比方说他对人的心理评价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辩证论者知道，人的理性生活与感情生活一直都处于运动的状态，因此，将个体视为在一切情况下都维持不变是毫无意义的；人们的信仰与反应会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反动分子惊讶地看着人们的变化，他们一边观察身边的熟人怎样慢慢变成制度的拥护者，同时还试图以十分愚蠢的方式，将这一切解释为“机会主义”、“怯懦”和“背叛”；反动分子必须给自己找到某种标签，如果缺少了这些，他们就会迷失方向。因为他们的推理是建立在“非此即彼”的原则之上的，他试图将自己周围的人分为“共产主义者”与“非共产主义者”，尽管在人民民主国家，这种推理早已经失去了根基，凡是在辩证法影响人们生活的地方，谁想采用过去的逻辑，谁就一定会感到心理失衡。

反动分子的遭遇总是如此：他所使用的概念，会突然失去一切内容，给他留下的只是空洞乏味的只字和词组，他的熟人、朋友在一年之前还带着喜爱之情一再重复着这些只字和词组，而现在却避之唯恐不及，认为它们太概括、意义不够明确，且与现实格格不入。反动分子绝望地反复叨念着“荣誉”、“祖国”、“民族”、“自由”，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对于生活在已发生了变化（每天都在变化）的环境里的人，这些抽象名词已有了具体而又与从前完全不同的涵义。

由于反动分子具有这些特点，因此辩证论者认为反动分子比起他们自己来要笨得多，并因而相信，这些人对他们不会构成太大威胁，他们不是势均力敌的对手。合乎上述定义的反动分子曾是有产阶级，他们大多数是旧知识分子。有鉴于此，要牢牢抓住知识分子，在消灭了有产阶级之后，控制知识分子也不会有太大困难。因为，那些较有活力的知识分子代表正转向新的思想立场，其余的人则思想退化，越来越与世隔绝，越来越“跟不上”周围环境的变化，社会地位也就随之越来越低下。新知识分子与旧知识分子之间缺乏共同语言。广大农民和昔日的小资产阶级还残存着反动倾向，但是这样的倾向却没有在思想上表现出来。那些借着创造新的生活条件培养出来的民众，尽管怀有不满情绪，可他们与有纲领的反动分子之间的思想距离仍每个月都在扩大。政治移民则是间接帮助当权者统治国家的重要因素。按照上述定义，在这些人当中，可以说百分之九十是反动分子。他们在电台发出的呼吁和演说，都令人联想起可怜的劳莱向飞机开枪的故事。听众听他们抱怨自己也并不喜欢的政府时不无快感，但并没把他们的话当真。

在这些政治家善用的词汇与实际经验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落差。辩证论者常常批评反动分子，说他们明显地“自视过高”。这类对反动分子意思含混、令人尴尬困惑的恶意评价暗示了：那些反对独裁统治的人，他们的思想还未成熟。人们不愿与反动分子协同一致（人民群众本能地感到他们属于弱势），这加深了他们的宿命感。

因此，控制民众的思想没有受到阻碍。智力的能量，无论出现在哪里，也只能找到一个宣泄口。此外，在观察民众的情感生活时能感觉到，他们在思想上存在极度的愤懑情绪。这种愤懑情绪不能仅仅用经济原因来解释。党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的论述偏少，因此也就意味着，可能会出现某些意料不到的隐忧，而这才是真正的危险所在。

首先是宗教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尽管可以对基督教本身存在的诸多弱点进行抨击，并且能获得成功。但天主教教会在封建体系改革之初，激烈地反对新生的资本主义不是没有道理的：资本主义创造了科学思想，从神学领域中夺走了最具才智的头脑，这使欧洲的宗教遭到重大打击。在现代社会中可以观察到一种思想的迅速传播，尽管这种思想起初只为极少数头脑所拥有；为了了解社会发展有着怎样的进程，有时只需追踪观察为数不多的几个最敏感的个人思想发展的方向就足矣。那种在某一时期内浮在表面的东西（例如某些文学风格）会让位于新的因素——尽管它作为次要或三流的区域还会存在很长一段时间（当然有复兴的可能）。在欧洲也曾发生这样的情况：神学失去了自己的主导地位，教会失去了知识分子但也没能赢得新兴工人阶层的支持——这两个群体都是党特别重视的。如今基督教的精神生活在教会的边缘发展，只剩下一些试图使天主教哲学顺应时代新需要的小群体。

然而，宗教需求在大众中依然存在。从党的观点来看，否定这种需求也许是错误的，或许把所有居民都改造成工人，就能够消除这种需求；但也说不准哪天这种需求又会冒出来。当然，这是不可预知的因素。实际上，人在理智地解释某种现象时，内心却产生一种难以解释的神秘反抗。在20世纪，基督教的逻辑盔甲是如此不堪一击，儿童在学校被新的思想方法强迫洗脑，尽管这样，理智之光照射不到的阴影地带犹存，我们总是遇到难解的哑谜。条件反射理论的创造者巴甫洛夫 [85] 教授每个星期天都要去东正教堂做礼拜；因为他是杰出的学者而且年事已高，在莫斯科没有人敢去找他的麻烦。条件反射理论的创造者！他所发明的这个理论本身，就是反驳某种永恒的“人性”存在的最有力论据之一。宗教的捍卫者在援引这种“人的天性”的同时，强调它是完全不可能改变的：既然数千年以来，在各种不同文明中一直存在着神癨和教会，也就可以预知，宗教还会继续存留下去。如果两种概念体系——科学体系和宗教体系，并存于巴甫洛夫教授的头脑里，那么他到底是怎么去思考的呢？

那种促使人们笃信宗教的趋势，究竟是“人的天性”使然，还是数世纪以来一直在起作用的条件反射的结果？讨论这个问题没有多大意义。重要的是，这种趋势一直存在。甚至于苏联在对抗希特勒的战争中，也需要把东正教的牧师从被人遗忘的尘土中挖出来，让他们激发民众的民族感情。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刻，会有荒诞的灵光一闪，认为这一切都没有意义——连辩证唯物主义也会突然展示它不过是空洞的数学公式而已。人从巧妙架设的吊桥上落入深渊时，仍宁愿迷信于圣像的魔力。

党知道，它本身就是教会。也就是说，党对地球的专政和对人类的改造，都有赖于党能在多大程度上对人的非理性趋势规定方向，并利用它们为自己的目标服务。单单用正确的推理说服人远远不够，还必须在俱乐部举行各种活动，诸如组织诗歌朗诵、阅读小说、看电影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措施。因为诗歌、小说和电影能触动人们的灵魂深处——正是在那里隐藏着感情的反抗，不能容忍任何别的教会，例如基督教。基督教是党的头号敌人，大众对彻底改造人的一切疑虑都能在基督教的教义中找到支持。如果按照福音的说法：“爱是不加害与人的” [86] ，不也意味着不可伤害“富农”吗？如果不该把至高荣耀归给人，那么过分崇拜诸如列宁和斯大林那样的天才人物，难道就不算是偶像崇拜吗？

我认识也拥有很多信仰基督教的朋友——他们当中有波兰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在政治上，他们都属于严格正统的斯大林思想的拥护者；但与此同时，他们内心也都有所保留，他们相信，历史的全权代表实行了血腥的审判之后，上帝自会纠正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把自己的推理无限上纲，认为历史的发展法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些法则都出自于上帝的旨意，而其中之一就是阶级斗争；20世纪就是无产阶级的斗争取得胜利的世纪，领导无产阶级进行这一斗争的正是共产党；因为共产党的领袖是斯大林，是他在实现历史的法则，也就是说，他是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的，所以应该服从他。人类的复兴只能按照在俄罗斯土地上采取的手段来实现，因此基督徒不可能去反对这唯一的且诚然是残酷的思想，因为只有这种思想，才能在全球创造出新的人类。这种推理时常被那些僧侣——即掌握在党手中的工具所公开运用。“耶稣是一位新人。新人也就意味着是苏维埃人，于是耶稣就是苏维埃人！”罗马尼亚东正教会大牧首朱斯蒂尼安·马里纳（Justinian Marina）如是说。

事实上，这些基督徒（马里纳之流的一般说谎者除外）撒了数百年来的一个弥天大谎，这一谎言就是他们羞于承认的：自己已放弃了信仰。基督教和斯大林主义哲学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基督教植根于个人功绩和过咎的概念之上，然而新信仰却以历史的功过概念代替了这一概念。基督徒抛开了个人的功过，也就等于将耶稣的行为一笔勾销，而这位基督徒还在口口声声提到的上帝也要逐渐变成历史。如果承认只存在个人的功过，那么能漠视人类所遭受的痛苦，仅仅是因为他们犯了阻挡“历史进程”的唯一罪过吗？为了麻醉良心，他们使用论据这种特殊诡计来说明反动分子不可能是好人；那么当务之急就是，应该怎样界定谁是反动分子。凡是阻止历史的必然进程，也就是反对政治局制定的政策的人都是反动分子。关于“反动罪”的定论，也是借助巧妙的论点广泛论证的：每种认识都是“定向的”，一个人只有根据一个阶级的利益，而这个阶级应是进步的杠杆，也就是根据无产阶级的利益检视和评价现实，才能真正看清现实。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关于这一点，有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对我们的教导。如果有人用另一种眼光检视现实，他就会看错；这意味着，他看到的现实画面，是受到另一些阶级利益的压力而扭曲了的现实，那些阶级是落后的，因此注定要被逐出历史舞台。——而由于这个原因，那些阶级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采取逃避主义的办法；如果有谁错误地检视世界，他就必定是坏的，谁的言行是坏的，谁就是坏人。因此反动分子肯定就是坏人，就不能对他心慈手软。上述论据非常有意思，只是有个缺点：与所观察到的事实相矛盾。事实是，来自一个万能的极权主义国家的压力，往往会导致公民心情紧张，这种紧张情绪就会影响他们的所作所为。当一个政权把人划分为“顺民”和“罪犯”两类时，就会对形形色色的妥协分子、懦夫和狗腿子大加奖赏，而在那些所谓的“罪犯”中，普通人、老实人和诚实的人则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从社会的观点看，这些人才是社会机体发展最好的保障。从基督教的角度看，他们除了对恺撒表示过轻蔑，或是对他的强权作出过不正确的评价之外，在良心上没有别的过失。断言历史的过咎是个人的过咎，这不能不说是敏感的，却是虚伪良心的遁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历史的过咎这一问题简单化、笼统化。愚昧，也就是缺乏理解事态发展机制的能力，也许就是人给别人造成巨大痛苦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波兰领导人在1944年发布命令举行华沙起义时，就犯了愚昧之罪，而他们的罪过具有个人性质。与此同时，另一种个人的罪过要由红军指挥者来承担，因为他们没有支持起义者——但这并不是出于他们的愚昧，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充分理解“历史的进程”（简言之，他们正确估价了力量的平衡）。另一个由于愚昧而犯罪的例子是，社会各界对那些思想家、作家和艺术家的态度，那些思想家、作家和艺术家的眼光只关注未来，他们的作品却很少被同时代人所理解。评论家可能出自良好的信念，否认这些作品的一切价值，但是他们却因为自己的愚昧，将那些具有他们自己无法与之比拟的价值的人推入贫困，或者使那些人处于受迫害的危险境地。基督徒—斯大林主义者的行为特色是将历史的过咎和个人的过咎混淆在一起，但实际上，这两种罪过的概念只是偶尔交叉重叠。

追溯我那些党的路线的同路人天主教徒朋友的进化，我注意到，在他们的基督教形上学中剩下的逐渐只是一句空话，而唯物辩证法则成了他们信仰的真正内容——上帝被改造成了历史。在人民民主国家，许多基督徒对这一心理过程心知肚明。这无疑是20世纪所取得的崭新且特殊的成果。但在俄罗斯并没有出现此种现象，因为在那里，东正教早已被有效地摧毁了；然而，在欧洲被苏联征服的那一部分，还存在着相当数量忠顺的半基督徒，如果涉及实现帝国的政治目标，这也许会获得很大的成果，那就是：宽容甚至支持这些所谓的“基督徒—爱国主义者”，这必定会使帝国避免一个最危险的冲突。从对基督教的崇拜到对历史的崇拜的过渡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毫无疑问，帝国如能在梵蒂冈安插一个忠于党的路线的教皇，这将会使它获得最大的成功。那时其附庸国的领导人将会亲自参加由这个教皇在罗马圣彼得长方形大教堂主持的弥撒活动，因为，在这些国家大多数居民都笃信天主教——也许这会是帝国在统一世界的过程中能迈出的最大步伐。

为东方帝国效力的基督徒，以特殊的手段解决了耶稣提出的问题：“该撒（恺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87] 从那时开始，人与恺撒之间的对立就从未被勾销。基督教正是维护这种分工的保障。根据基督教的教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与他所属的社会集团或者民族的历史不同（或者是平行的）。如果，像今天从易北河到海参崴的学校学生学到的那样，每个人的历史只是阶级历史的反映，而阶级又是在恺撒那里找到自己的化身——那就很明显，人如果反对恺撒，也就等于反对自己。持这种观点的基督徒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他们不再相信上帝对每个人行为的审判：他们屈服顺从是因为惧怕受到历史永恒的谴责。

基督教与革命之间的冲突是原则性的冲突，对于这一点，党非常清楚。党要达到的最高目标，就像人类从一开始就为自己制定的最高目标那样：消除“人剥削人”的现象。这就意味着，消除人心中“未来将能获得果实”的行动动机；为社会做贡献的动机应取代自私自利的动机。这不仅是个长期目标，也是个最崇高的目标；也许这一目标不可能很快实现，且在一段时间内，不坚持恐怖政策，就不能向大众灌输社会责任感的思想。然而在基督教中存在着评价的二元论。根据这种二元论，人既是“上帝之子”，又是社会的一分子；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必须接受现有的秩序，但条件是：这种秩序不应阻碍人为拯救自己的灵魂所做的一切。党教导人们：唯有在人身上消除这种二元论，将其完全融化在社会元素中，才能解放实现新世界所需的仇恨力量。

在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诸如英国、美国和法国，有相当比例的大众已经脱离宗教。技术（和由于技术而产生的生活方式）比采取暴力手段，更能有效地从根本上瓦解基督教、腐蚀宗教信仰；这一过程在中欧和东欧国家同样发展得很快。重点在于，在这一过程中切勿采用不谨慎的行为以免刺激基督教。例如，突然关闭教堂或禁止举行各种宗教仪式，这都是不谨慎的行为。应竭力让教会分裂为两派：给部分僧侣扣上“反动分子”的帽子，或者扣上“外国间谍”的帽子——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很多僧侣都有反动情绪。应将另一部分僧侣跟国家紧密联系起来，使教会成为国家手中可资利用的工具，就像俄罗斯的东正教会那样。僧侣处于完全顺从的地位——在某些事件中他们成了安全警察的同伙，从而在信众眼中威信扫地。这种教会可以保存数十年，直到它缺乏追随者而自行灭亡。

对付教会这个最后的反抗支柱有的是手段。但是在人民民主国家，民众表现得像个连在梦中想喊叫都喊不出声的人。不仅因为他们什么都不能说出来，也因为他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从逻辑的角度来看，一切都按应有的程序进行着，也就是说，人一切都明明白白，不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从哲学基础，到农村集体化，这一切都构成了一个坚固的主体，一个令人敬服的金字塔。人们会扪心自问：他们自己的反抗是否有错？只能用非理性的愿望反抗整个宣传机器。难道不应为愿望感到惭愧吗？

党在警觉地监视着，谨防那些维护民族利益的愿望和追求自由的愿望演变为新的、合乎理性的、富有生命力的理论——也就是能适应新环境的理论，从而赢得民众的拥护。应该说，最大的威胁不是反动派，也不是教会，而是异端邪说。如果出现那种谙熟辩证法并能以标新立异的说法来解释辩证唯物论的人，那么就应尽量使其不能为害。必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一位死死抱住过时的“唯心主义”观念不放的哲学教授，并不是特别有害——只须让他离开大学讲台，安排他去编写教材，给他生活出路，让他认识到自己只是摆在博物馆中的一个古董就行了。但是如果有某位教授，言必称马恩，但在实际行动中却脱离正统思想，那么从他播下的种子里就很可能结出不可预料的果实。只有愚蠢的资产阶级才会认为，思想上的细微差别不会引出什么问题；实际上，党却知道，会由此产生很多问题。曾经有个时期，革命仅仅是列宁和他领导的一群理论家思想上的细微差别，而这恰是他们在瑞士咖啡馆桌旁争论不休的话题。马列主义理论的主要重点是：哲学、文学、艺术史和文学批评；凡是涉及分析人的领域，对不起，也就是权衡人的复杂性的领域，马列主义就会发挥作用，会影响到整个方程式。方程式的前提如果差之毫厘，计算完成后就会失之千里。同样在评价艺术作品时，若稍微偏离党的路线，就会酿成意想不到的政治动乱。因此，党对20世纪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匈牙利的卢卡契 [88] 教授予以严厉谴责的做法，完全正确而合理——他的作品在人民民主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所引起的极大热忱，背后隐藏着某些深刻的原因：人们在他身上看到了哲学复兴的先兆，看到了与苏联文学背道而驰的新文学的先兆。在作品中，他非常明显地表示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不满，这恰好与“二战”结束最初几年盛行的信念相吻合，但在人民民主国家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进入了一个新的轨道时，苏联并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卢卡契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了这种信念，为此遭到公开诽谤。

任何试图脱离莫斯科政治局所规定路线的行为一定会以失败告终。党已经明确地阐释了这一口号，亦即：“凡是不跟我们一起走的，就一定是反对我们的。”如果有谁胆敢在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上与党的路线不一致，谁就一定会成为党的敌人，就会沉默地靠边站。无论何种新思想和政治动向，都不应超出力图保持对“进步”和“民主”实行垄断的正统斯大林主义，否则异端邪说就会像野火燎原那样迅速蔓延。思想恐怖本身就是原则，如果逻辑地思考问题，那么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之后，也不能放弃这一思想恐怖原则。斯大林主义者常常这样解释：“思想恐怖仅仅存在于‘被资本主义包围’的阶段。”这种解释本身就包含着矛盾：阶段的概念是预先有计划地设定好的，换句话说，莫斯科当局无论是在现在，或是在将来，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对思想的完全控制。东方是了解这种矛盾的。如果没有意识到这种矛盾，就没有必要把强迫人们参加群众集会和游行，强迫人们参加只提供一个候选人名单的选举，强迫工人提高生产额度等等行为说成是出于自动和自愿。甚至对那些最积极拥护体制的人来说，这也是不明白、不可爱的地方。处于潜在状态的敌人永远存在，而朋友只能是那些百分之百赞同莫斯科路线的人，如果有谁只接受百分之九十九，他就会是隐藏的敌人，因为从那百分之一的区别中，就有可能产生一个新的教会。

学说的可怕之处就隐藏在这样提出问题的方法中。党的辩证论者知道，其他各种正统学说所做的类似努力，总是以失败告终；历史发展常常会推翻所有自命为永远正确的公式。然而如今中央的统治者，是一些掌握了辩证法的人，因此在产生新的需要时，他们将会对学说予以修正。个人的判断很可能出错，唯一的办法就是死心塌地、毫无保留地服从领导。

如何解释人们隐藏在内心的那些不成形的渴望？为什么一个好端端的共产党人会没有任何明确原因就开枪自杀或逃往国外？这岂不就是巧妙构思架设的吊桥之下的那个万丈深渊吗？人们从人民民主国家逃往国外的主要原因，通常是他们在心理上不能忍受那里的状况。他们通常会含糊其辞地嘟哝着试图辩解：“那里的生活令人感到恐惧和悲哀。”“我觉得我会变成机器。”然而，很难给纯理性化的人的内心感受到的那种威胁下一个定义，因而也就无法说服那些从未有过此类经历的人来理解这一切。

为了及时防止种种疑虑，党一贯反对探索人内心深处的任何迹象，特别是在文学和艺术方面。“人”作为一个品种的概念是不受欢迎的。谁如果要去探究人的内心需求与渴望，就会被指责为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无论如何，人作为社会集团的成员，做任何事都不能超越作为社会集团成员的行为范畴，并以此来描述人的表现。必须做到这一点，因为党只把人视为各种社会力量之和。所以党认为，人为自己绘制哪种自画像那他就是那种类型的人。其实就是把人变成一种社会猴子。凡是没有表现出来的，就是不存在的；因此在禁止某种探索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在摧毁进行这种探索的志趣。

在这里，我首先得澄清一点可能的误解。我本人，不太喜欢过于主观的艺术。我的诗歌对我来说，是自我监督的手段。我可以观察我的诗歌，看看主线在哪里，如果在这条主线出现虚假的声调，也就证明立场的虚假——我会努力避免自己超越这条线。战争年代的经验教会了我，不应仅仅为了向别人述说自己的绝望和自己内心的挣扎而拿起手中的笔——因为这是廉价品，而制造廉价品无须付出艰辛的努力——在进行写作这种活动时，首先要尊重自己。任何一个人，眼见一座百万人口的城市灰飞烟灭，数公里的街道看不见任何生命迹象，甚至看不到一只猫、一条流浪狗，这个人就会带着嘲讽，回想起许多当代诗人描绘的大城市的地狱画面——实际上那是他们自己心灵的地狱。真正的“荒原”比想象中的更为可怕。任何一个从未经历过战争残酷和恐怖的人都不可能了解，作为见证人和参与者，面对自己的疏忽和自私，内心对自己的责备会有多么强烈。废墟与痛苦是社会思想的学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尽管很有用，但令人遗憾的是，只对党有用。这类文学所展示的现实，并不是人所看到和感觉到的现实（这是过去“批判”现实主义的特点），而仅是人所理解的现实。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理解，现实是在不断运动着的，在每种现象中同时有正在出生的事物以及正在死亡的事物（即辩证法中“新”与“旧”的斗争），作者应该赞扬一切新生和萌芽的事物，并要谴责一切旧的、已成为过往的东西。在实践中如果能好好运用这一原则，那就意味着，作家在描写每种现象时，都应看到阶级斗争的因素。进一步推理，就得出文学教育功能的结果，也就是把艺术变成说教。因为只有斯大林分子有权代表无产阶级（先进的阶级），“新的”和值得赞扬的只是根据党的战略、战术所产生的东西。因此，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为朝着党指明的方向前进的读者创造出先进典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建立在“新事物”与无产阶级等同、无产阶级与党等同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展示的是模范公民，也就是共产主义者（党员或者非党员）和阶级敌人。在这两种人之间还会有一种骑墙派的中间分子，他们见风使舵，一下转到这个阵营，一下转到那个阵营。这些转变，要么很成功，要么很失败——这成了文学中用来塑造朋友和敌人形象的公式之外，唯一的另一个主题。以这种方式对待文学（以及一切艺术）其结果必是教会人绝对盲从。这种盲从是否有利于严肃的艺术工作呢？说得客气一点，很令人怀疑。米开朗琪罗的雕塑是靠着坚持不懈完成的作品，有个时刻它们并不存在。而创作活动就处于这不存在与存在之间，它与顺从“历史潮流”的概念格格不入；因为伴随着创作活动的是自由感，而这种自由感有时是从克服阻力的过程中产生的，哪怕这阻力看起来是一种绝对阻力。真正从事创作的人是孤独的，只有在他的创作大功告成之后，才会出现许许多多的模仿者和拥护者，同时也说明，作品本身好像证实了某种“历史的潮流”的存在。对创作者来说，除了相信某种内心的召唤之外，别无他法；甚至为了表达他觉得是真理的东西，可以付出一切代价。这种内心的召唤如果没有以一种形而上的信念作为依据，便是荒谬。这种形而上的信念就是相信存在一些超越人为因素的永恒不变的价值。简言之，这就是20世纪的悲剧存在的原因。今天只有仍怀着这种信念的人（其中包括一部分搞凯特曼的斯大林主义者），或者那些站在世俗的斯多葛主义立场（这或许也是一种信仰）的人才能创作。其余的人就只能在“历史的潮流”中为自己找到一个安全的位置，从而成为可悲的说谎者。

这就是人民民主国家社会生活发展的一种框架，这种社会生活带有某种疯狂的节奏。“建设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口号，也是有具体涵义的建设：行人的眼睛到处看到脚手架；新厂房、新的政府办公大楼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起来；生产曲线不断上升；人民群众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自己：越来越多的人成了政府官员，并且接受了最基础的“政治教育”。报刊、文学、电影和戏剧以夸张的手法大书特书所取得的成就。假如有个对地球上的事物一无所知的火星居民，根据那里出版的报刊和书籍的描述去评价那些国家，毫无疑问他会得出结论说：东方住着的是一群理性、思想开化的人；而在西方，则聚集着一批侏儒和道德堕落者。其实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在西方很多具有一定知识的居民也会得出类似的结论。对他们来说，苏联和其诸多附庸国，简直就像是童话中的幸福岛。

人民民主国家的公民对神经质是有免疫力的，而在资本主义国家，这种神经质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在西方，人站在社会的对立面，在人的潜意识中，自己与社会无关，他玩的是个人游戏；社会为他确定了某种不应逾越的界限，他也因此获得了保障，任何人都不会过分干预他的活动范围；如果他输了，那么他就会说，这是他咎由自取，只能去求助心理分析家。然而在东方，人和社会之间既没有对立，也没有界限，人的输赢都是公众的事，人从来不是独自一人；如果他突然消失，这并不是因为周围的人对他冷眼相看、漠不关心，遗憾的是，反而是因为周围人带着过分关注的眼光观察他。众所周知，西方常见的神经质，首先是因为人的孤独；而人民民主国家的心理分析师——即便允许他们开诊所，允许他们营业，他们也不可能赚到一分钱。

在人民民主国家，人的痛苦是一种全新的痛苦，是迄今为止无人经历过的一种痛苦。人类找到了治疗曾经具有群众性灾难特点的天花、伤寒和梅毒的有效手段；但是在大集体中的生活，却导致了各种新的疾病发生。某种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苏联革命者身上，他们发明了所谓控制历史力量、实现理想社会的有效手段，可是“历史”回敬他们的却是无情的嘲弄。

一个基本目标是：摆脱生存斗争。这一目标曾是理论家们的梦想——但如果人人自危，人人防范别人，朝不保暮，这个目标就可望而不可即，也不可能实现。根据列宁的观点，国家将会逐渐消亡。但目前，国家却威震四方，在每个公民的头顶上挥舞着利剑，为一个不慎的字眼惩罚他；时不时还会对公民信誓旦旦地保证：“实现统治整个地球之日，就是国家开始消亡之时。”这实际上是毫无根据的。正统思想绝不可能放松其对人施加的心理压力，否则，就不可能称其为正统思想了。辩证法，就是各种现象的内在的矛盾，现实本身就充满了矛盾，现实的辩证法与莫斯科中央实施的辩证法对立。充满内在矛盾的现象越多就越有害，那么对现实也就更加有害。有人说，20世纪是合成产品的世纪——合成橡胶、合成汽油，因此创造出了人造的辩证法，它只是在表面上与黑格尔的哲学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这种冒牌的辩证法在与敌人斗争方面还是卓有成效，人在它的影响之下，无助地辗转折腾，就像被转动着的魔术方块，最终不得不屈服——因为这里包含着实际权力的真正秘密，比人们所说的吸毒者吸毒后沉浸在想入非非的状态更厉害。

有一种昆虫，会将自己的毒刺戳进其他科属的毛毛虫体内，并注入毒素，那些体内被注入了毒素的毛毛虫虽然还活着却已经瘫痪不能动了。这些昆虫——投毒者，就在那些毛毛虫体内产卵，于是毛毛虫的身体就变成了这些昆虫幼虫的食物储藏室。同样地，在人民民主国家，人们的头脑里也被注入了麻醉剂——那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虽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设想过他们的学说会被如此利用。当人们的大脑被麻醉了以后，斯大林主义的解释就在他们的大脑中产卵：“既然你已经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这位患者说，“那你就必须是斯大林主义者；因为没有斯大林主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

这种毒素与人为敌，为害甚大，可是有许多幼稚的人却误以为，只要他们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放进具有防火功能的保险柜中，从此再也不拿出来给别人看，这样就预先防止了危险。但是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历史事件本身会教会人们这些著作里所蕴含的全部内容。那些从未受到这些著作的磁力吸引的人，可能自认是幸运的——但不知道这是否能成为他们骄傲的理由。

如果有人看不到自己所处的这种悲惨境地，那他就是瞎子，因为人类一直渴望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并渴望根绝一切意外。但人类却在历史面前屈服了——因为历史是残酷的神癨。从神癨口中发出的命令，是隐藏在他空虚体内的狡猾牧师的声音。神癨的眼睛具有这样的构造，不管人走到哪里，他的眼睛都能跟随到哪里，人在他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在他含笑带嘲的视线下，人与自己的情人在床上做爱；一个在沙坑中玩耍的孩童绝对不会预想到，他今后的生活已被注意到，并被计入一笔总账之中；只有那些风烛残年的老人，才能确信他们快要逃脱他的权力之杖了。

从莫斯科辐射出的历史哲学是一种哲学—力量：可以用哲学来改造民众，当然也可以动用坦克和战机的力量来进行统治。一个人只要不肯承认莫斯科的历史哲学，国家就会动用力量将他彻底摧毁；与此同时，还会从内部对他进行攻击，告诫他，他的反抗是来自于他的阶级意识（谁如果不想接受心理分析治疗，那就会被指责，说他企图以这种方式掩盖自己的自卑情结）。

然而不难想象，终究会有一天，服从这一哲学的数百万民众会突然奋起反抗它。一旦莫斯科中央失去物质力量，这样的一天就会到来；不仅是因为到那时，对武装力量的巨大恐惧也许会消失；主要是因为：在这一哲学中，成功与推理密不可分；如果该哲学失败了，人为辩证法的错误所在就会被发现，那么现实就会战胜它。东方帝国的公民最渴望的是从恐怖中解放出来，而这种恐怖正是他们自己的思想造成的。

党中央大厦里的战略家们不断地往会战地图上插一面面小红旗，以显示控制人们的头脑的战役成果。战绩越佳，红色范围也越是扩大，开头在1944年和1945年，红色只限于来自东方的那一小群忠诚的人。但是智者也是人，他们也会陷入焦躁和恐惧之中。他们把自己比喻成早期的基督徒，将新信仰在地球上的拓展，比拟为基督教在衰败的罗马帝国中的进军，他们妒忌那些早期基督教传教士具有深入人心的能力。“他们知道该如何做宣传！我们怎么可能赶得上他们！”一位党的高干在听了收音机里传出的福音之后哀叹说。新的（反）宗教施行奇迹，向怀疑者展示了崭新的建筑和新型坦克。如果很长一段时间不再出现奇迹呢？那么就会在人们鼓掌的手中看到隐藏的尖刀和手枪；思想的金字塔就很可能倒塌下来，而金字塔矗立的地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就会什么也没有，除了鲜血和混乱。

第九章　波罗的海三国

“如果你一直在想着自己那些波罗的海兄弟，想着那些劳改营，你可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一位在华沙的朋友问我，最近他开始全心地敬佩中央辩证思维的智慧。“当到了一定年龄时，你站在宙斯面前，而宙斯向你伸出手指——”说到这里，我的朋友伸出食指，做了一个具有威胁性的动作并且叫道：“白痴！你把生命都浪费在操心一些琐事上了！”

我真的无法放下对波罗的海三国的思考，但是我总能说点什么好为自己辩解。关心这些已经被历史的大象踩在脚下的民族的命运，除了证明感伤情调，这种思考一般不会有任何结果——关于这一点，在阅读了16世纪的回忆录后，我可以同意朋友的说法——这些回忆录的作者大都是些僧侣，他们记下西班牙征服者在美洲种种无可名状的暴行。当然，我为此义愤填膺也毫无用处，这样既不能让那些被德莱昂 [89] 总督杀死的加勒比海沿岸人民复生，也不能为来自印加帝国的逃难者提供一点食物，这些逃难者被笃信基督教、挥舞刀剑的西班牙骑士逼退到科迪勒拉山 [90] 上。如今那些失败者早已被人们遗忘，如果想对那些获胜者过去犯下的罪行认真研究的话，也许能指出一些具体事例，研究者可能会因为恐惧而一夜白头，也可能会对发生的一切置若罔闻。很久以前，在被称为东普鲁士的地区，居住着一个叫作普鲁士的民族，他们被说德语、信奉基督教的人征服了，他们的命运跟加勒比海人的命运一样——历史学家都深谙这一史实，却从未提及那些母亲的悲哀和孩童经历的苦难，也许这样是对的。以基督教名义建立的文明，实际上建立在众多无辜者的鲜血之上。而那些在今天采取类似手段，试图建立另一种文明的人所表现出的高尚愤怒，也不排除有些虚情假意。这些罪行的记录可能保存在一个隐蔽且安全的地方，当未来的学者在布满灰尘与蜘蛛网的某地寻找到这些卷宗时，他们会认为，那些行为与已完成的伟业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也许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卷宗，将来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卷宗存在；因为根据历史的发展，今日的统治者可以从简单的事实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纸上不存在的东西，现实中也就不会存在。

让我们设想一下，的确会发生这样的事。然而，我们对待现实的态度已经迥异于对待过去的态度——可是谁能确定这是缺点或是优点呢？一个活生生的人，即使身处数千公里外的地方，也不会那么轻易被人从记忆中抹去。如果他受到酷刑，他的声音至少会传到拥有丰富想象力的人耳中（想象力丰富对他们而言不是愉快的事）。甚至，哪怕这个人已经死了，可他仍是现在的一部分，因为杀害他的人，或者下令杀害他的人，这时正在地球的某一角落悠然自得地坐在餐桌旁，享受着面前摆放的面包、美味佳肴，啜饮着清茶，而他的孩子们也会为他带回家的礼物而兴高采烈。但是，要求把当下的事情当作过往的事情看待，同时抱以毫不在意的态度，认为这件事就像我的朋友所说，不过是些蠢事而已，要求透过历史的望远镜去注视明日即将成熟的果实——这种要求未免过于苛刻。历史与现在，或许有某种不可逾越的限度，否则明天将要成熟的果实就会腐烂。事实上我就是这样想的，这是由于在人类过去两千年的历史中，呈现的不只是强盗、征服者和刽子手，也有其他活着的人在从事某种活动。对于他们来说，恶就是恶，而且必须称之为恶。集体大屠杀、革命的恐怖、淘金热、劳工阶级仍在遭受苦难——这一切都是恶行，如果每个人都认为应该对此保持沉默，甚至表示赞许，谁知道这些灾难会演变成怎样的规模？我觉得，在拒绝对这些恶行表示赞许的同时，我比我那表示赞许的朋友更能保护明天的果实。我冒着犯错误和付出巨大代价的风险。假如我不愿去冒这风险，那我就不会写出现在写的东西，可能我会去写歌颂大元帅 [91] 的赞美诗。其实，一个人在掌握诗歌韵律技巧的情况下，拼凑出一首铿锵有力的颂歌，赞美一个杰出人士并不是很难（这一类写作令我想到从事翻译工作时的情景）。

众所周知，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位于欧洲大陆的边缘。有道海湾（芬兰湾）把它们与芬兰隔开，波罗的海使它们与瑞典隔海相望。

居住在这里的居民不属于斯拉夫民族；爱沙尼亚人的语言与芬兰语有渊源；立陶宛人的语言与拉脱维亚人的语言为何相近，时至今日对学者们来说都还是个谜——谁也不知道，这些部落从何处游牧到此地，又是怎样在涅曼河 [92] 与季维纳河 [93] 下游定居下来的。人们只知道，已被驱逐的普鲁士人曾经使用的语言与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很相近。在这三个民族中，只有立陶宛人在过去曾建立过一个大国，它的疆域曾扩展到第聂伯河（Днепр），还持续了一段时间。这三个人口稀少的国家，自从居民接受基督教信仰之后，就经历了一段盛大的殖民化时期——主要是被德国和波兰统治。由于殖民化，这里曾使用两种语言：真正的统治者（土地拥有者）使用的语言是德语（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和波兰语（在立陶宛）。一部分原因是新来的人带来了自己的语言和风俗，另外就是，当地贵族接受了外来人士所带来的语言和风俗习惯；而大部分人民则继续使用自己的母语，保持了远古传承下来的独特文化。“一战”之后，这三个国家获得了独立，不再是沙皇俄国的行省。激进的农业改革消除了大地主的影响，民族语言成了新兴国家的语言，而文学和学校教育则与民间传统相结合。

1939年，这三个国家的总人口只有六百万左右，比当时的智利人口略多一点，比瑞典人口略少些。这三国都属于农业国家，借由组织良好的出口，保持了预算平衡。那时，三国向西欧出口的主要产品有熏猪肉、鸡蛋、黄油、谷物和家禽。因而与丹麦有很多相似之处。其实也不仅在这方面与丹麦相似。任何了解农场主生活方式的人，都可以轻易描绘出波罗的海三国的生存状态。农村合作社的良好发展，为农民销售自己的产品提供了便利条件。从三国居民的外表、住房条件和饮食方式来看，可以发现他们的生活水平高于其他东欧国家，当然，或许捷克斯洛伐克是个例外。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绝大多数信奉基督新教，而立陶宛人则信奉天主教。三国人民的共同特点是：怀有热忱的爱国主义，有时甚至会表现得有点沙文主义——就三国人民过去经历的苦难历史来看，这点表现是可以理解的。

这三个国家另外的共同点是，都不具备军事防御能力。

莫洛托夫 [94] 与里宾特洛甫 [95] 的会谈决定了这三个国家的命运。1939年秋天，莫洛托夫要求在此建立军事基地，波罗的海三国政府急忙答应了这一要求（当时，报刊均发表了大量文章，表示他们与强大、善良的东方邻国之间的友谊永恒而牢不可破）。1940年6月，以这三国政府无法给驻扎在其境内军事基地的苏联官兵提供必要的安全保证为借口，苏联红军公然入侵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接管了这三国的政权，三国迄今的国家机器就此不复存在。

我对波罗的海三国历史的叙述不是取材于书本或报刊。我生命中看到的第一束光、第一次嗅到的土壤的芳香、看到的第一棵树——就是我出生的那个地区的阳光、气息和树木。我出生在立陶宛一个说波兰语的家庭，我的家坐落在一条小河边，那条小河有立陶宛的名字。我对那里发生的一切仍记忆犹新，就像从我们所熟悉的人们脸上和眼里看到的那样鲜活。

西班牙人对阿兹特克族的入侵是令阿兹特克人恐惧的经历。他们认为，西班牙征服者所带来的习俗不可理喻，他们也无法理解西班牙人的宗教仪式，认为其思路也令人无法捉摸。苏联红军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与立陶宛的入侵，也令三国人民受到震撼，其程度不亚于西班牙人对于阿兹特克族的袭击。诚然，年长者对沙皇时代的不满记忆仍历历在目——虽然现在与沙皇统治时期不同，但现在这种统治比沙皇时期更坏百倍。自沙皇制度垮台多年以来，俄国非但没有距欧洲越来越近，反而越来越远。俄国制定了一种欧洲前所未有的社会组织原则。征服者的思想和反应对被征服者而言也十分陌生、难以理解，就像阿兹特克族人对天主教神学的奥秘和西班牙人的卡斯蒂利亚 [96] 荣誉观一无所知一样。

征服者要求他们进行国会选举，然而，这些选举与人们至今所了解的选举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新政权仅提出了一个候选人名单，那为什么还要在城市和乡村张贴传单、发放宣传小册子呢？为什么还要用高音喇叭不分昼夜地吼叫呢？干吗还要在卡车上装饰候选人的肖像，干吗要那些花环，干吗要举行群众集会和论坛呢？如果只有一个候选人名单，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为什么还要宣传呢？老百姓被搞糊涂了。可是，在选举当天，人们还是成群结队到投票站去投票。投票是必须参加的，因为只有在投票之后，他们才会在你的护照上盖一个章。如果护照上没有这个印章，这位持照人就会被视为人民的敌人——因为他表现出一种邪恶的意愿，即不投票。老百姓们诚然十分天真，以为竭力交上撕破的、涂抹删改过的选票，就可以使选票被视为无效票。但他们万万没想到，这种票仍被视为有效票，被算作投了“赞成”票。选举结果令人印象深刻。被选举出来的国会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请求将各个共和国合并到苏联。自然，这一请求很快就得到了应允。

新当选的一位立陶宛国会议员是我少年时的伙伴。我与他曾一起划着独木小舟，沿着欧洲不同的河流，驶过数十公里，艰难地游过无数个瀑布，我们爬过窒碍难行的山间小路，一起在德国黑森林的峡谷和莱茵城堡迎接日出。在“二战”爆发前几年，他成了斯大林主义者。虽说他出身于华沙，在战争爆发之初，他来到立陶宛这块土地或多或少是出于一种偶然，但在那里，他被提名为国会议员候选人（那时，由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员人数极少，莫斯科乐于利用每个共产党员），因为只要参加竞选就等于成为国会议员。他顺利当选，对他来说，这必定是一次奇异的体验：为一个与他毫无关联的国家并入另一个国家投票，而他对那个国家的认识，只不过是从宣传资料和官方统计中获得一鳞半爪的信息。对那时的东欧国家来说，这是件新鲜事，这位国会议员开了个先例，从此，由外国人代表某个国家便成了一种常态，必要时，外国人甚至改变自己的姓氏，变成某国人。

就这样，波罗的海三国居民“被成为”苏联公民，他们必须遵守别人的现行条例。在新政权眼中，这里的民众生活水平较高，相形之下，苏联其他地区公民的生活就显得穷困潦倒，这似乎是一种丑闻，是逝去时代的遗迹。因此，新政权决定，要好好改造他们，于是，监狱人满为患，不久，官方便开始将被划入某些范畴的居民成批成批地流放到苏联本土——主要是把他们发配到北极地区的劳改营、矿山和集体农庄。1941年，德国军队占领了波罗的海各国。纳粹分子按照自己的信条，又开始屠杀那些他们认为应该消灭的民族，即所有犹太人，无论他们属于哪个阶级，不分年龄与性别，都要将他们斩尽杀绝。纳粹分子十分精确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与此同时，纳粹官员也强行招募许多人到德国做劳工。1944年，波罗的海三国再度被红军占领，莫斯科中央着手改造此地区，使之与国家的其他地区相似。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摧毁这三个国家迄今建立在富裕农户基础上的农业结构。但是，农业集体化在那里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强化农村阶级斗争”的辩证法就是要充分利用穷苦农民与富裕农民之间的对立情绪，但成效甚微；农民们利用战后散落在人们手中的大批武器和在游击队受过的训练，发动群众性反抗。农民们纷纷逃进森林组织武装队伍。讨伐队包围了农村，屠杀那些留在家里的人。如此一来，反抗更加强烈，因为邻近各个村庄的所有人，包括孩童、妇女都宁愿加入游击队也不愿坐着等死。面对老百姓的敌对情绪，当局采取了十分激进的手段——大举抓捕人民，将他们装进闷罐车，并把他们流放到欧亚大陆人烟稀少的地区。当西欧人开始享受不甚平稳，且偶尔会被恐慌打破的和平生活时，波罗的海国家正经历着没有和平的黑暗年代。农村的居民不是逃跑，就是被打死或被流放，他们身后留下了空无人迹、反复受到掠劫的村庄，风在破碎的窗户与撞开的门上呼啸而过。“希特勒分子来了又走了，但人民会留下。”斯大林在确定反抗希特勒的战争已经取得胜利时，如是说。但对这些弱小民族来说，可以把这句话改成另一种说法：“人民来了又走了，但这些国家会留下。”“立陶宛会留下，但不会有立陶宛人了。”1946年，一位莫斯科中央高级官员在一次谈话中这样说道。

到了1950年，在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被培养出适应性之前，我并不知道这些国家到底失去了多少居民，也许没有人能知道确切的统计数字。从苏联腹地受命移居到本地空宅的人数也许可作为参考指标。然而，这一过程尚未结束，苏联当局向农村输入了集体农庄的农民，向城市输入了行政管理干部及其家属。在城市的街道上，听到说俄语的人，要比听到说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和立陶宛语的人机会更多。在党的权力机构里，在政府高级官员中，绝大多数是具有俄罗斯姓氏的人，而保留了当地人姓氏的部分人中，有的为了应急都取了外号。苏联居民应是混合的：只有让各个民族融入“俄罗斯之海”，才能达到目的——也就是通过实行单一文化和单一通用语言。曾经连接波罗的海三国与德国的领土，即与东普鲁士交界之处，如今已经安置了俄罗斯人居住；那里的一座较大城市哥尼斯堡，是康德的出生地，康德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如今却也被改名为加里宁格勒，与图拉 [97] 和萨马拉 [98] 没有任何区别。在曾属于爱沙尼亚海岸的外岛上，爱沙尼亚的渔民不再能出海捕鱼。从此，波罗的海三国人民做饭的锅盖就再也揭不开了。

当然，那时还允许学校和大学采用母语授课，包括使用母语教科书。消灭某个民族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消灭阶级敌人。当年轻人用立陶宛语、爱沙尼亚语或拉脱维亚语学会怎样成为苏联优秀的爱国者，学会应该怎样评价来自莫斯科中央的一切事物，那么，俄语就会在竞争中胜出，将使他们的思想 [99] 境界达到更高的层次。

有什么理由生气呢？波罗的海三国的小天地就是布鲁盖尔在乡村画中展示的著名小天地。紧握着大玻璃杯的手，笑嘻嘻的红嘴巴，如北极熊般笨重的好心肠农民。农民的美德是勤劳、会经营、审慎；农民的罪过是贪心、吝啬，而且总怀着杞人之忧。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工业发展滞后，农业改革将较大的农庄都分给了农民。这些为什么还要继续？不能饶恕那些落伍的富农，因此必须予以消灭，必须将三国居民的生活水平降到与苏联其他地区人民一样。没必要去考虑采取怎样残酷的手段消灭他们——因为每个人终将一死。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有相当比例的人口死于瘟疫，而非死于讨伐队，如果从这一刻起，我们承认历史的必然就是某种瘟疫，那么我们就不会为牺牲者的悲惨命运挤出一滴眼泪。一般而言，瘟疫和地震不会引起人们的愤怒，因为人人都会承认这是天灾，于是人们会放下手中的报纸，继续悠然自得地享用早餐。人民只有在需要反对某个人时，才会造反。在这里没有可以反抗的人。因为那些导致灾难的人深信，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在履行历史赋予他们的任务。

但是，我手中拿着的一封信，其内容令人痛心。这封信来自波罗的海国家的某个家庭，他们在1949年3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个家庭共有三个人：母亲和两个女儿。收信者是他们在波兰的亲戚。这封信只是干巴巴而又简短地叙述了她们在乌拉尔集体农庄工作的情形。信的每一行，最后的那个字母都写得很粗，把它竖起来、连在一起看，就出现了这样的词语：“永恒的奴隶”。如果说这封信是偶然到了我的手中（我原本并不知道有这封信，只是曾去探望过收到这封信的人）——那么还有多少别的以这种伪装的方式表达绝望的信件已经寄到收信人手中呢？但收到信的人，对信中所表达出的一切都爱莫能助，因为他们什么都做不了。现在让我们来做一个数学统计，那就是：还会有多少人想写信却没写出来，还有多少可能会写这种信的人，因饥饿和过度劳累死于冷酷的北极地区，死时仍然在不断重复着这句令人绝望的话：“永恒的奴隶”？

母亲和两个女儿，如果她们还活着，也许此时正挑着从井里打出来的水，母亲可能正在发愁，担心作为工钱付给她们的面包份额不够果腹，或许，她此刻正为女儿们的未来操心。迁居到刚果农村的纽约人，与被流放到乌拉尔山以外的波罗的海居民的感觉多少有些相似之处。因为无论在清洁卫生方面，甚或在最表面的文明标志方面，刚果农村都与纽约有着天壤之别——到过那里的人都能肯定我没有撒谎。母亲可能终有一天会死去，但两个女儿却必须永远留在那里，因为生活在这种流放地，根本不可能再回到自己的家园。她们必须在那里出嫁，同时把自己的某种情感深锁在内心深处，因为周遭的人根本不可能理解她们的痛苦，深锁在内心的情感甚至不可能告诉自己说俄语的孩子们。

也许，无论是母亲还是两个女儿都没有与众不同的优点。母亲可能每个礼拜天都带着厚厚的《圣经》去教堂做礼拜，但在家中却像个吝啬的悍妇。而女儿们呢，一心只想着在周六时穿上鲜艳美丽的服装到草坪去跳舞，这是她们故乡的居民都喜爱的活动。她们从未读过任何严肃的书籍，对柏拉图和黑格尔、马克思和达尔文的名字都很生疏。这三位妇女因为家境富裕，属于富农而被流放。她们的农场大约有三十公顷的土地。她们在农庄平静地生活，给人类带来的益处，除了生产出一定数量的奶酪和黄油之外，别无其他，收入也可说是微乎其微。这里就产生了问题：以那些更高目标的名义能不能毁掉这样三个人宝贵的生命？“穆尔提丙”主义者回答：“能。”基督徒和那些名义上的基督徒回答：“不能。”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没有做到始终一贯。“穆尔提丙”主义者在他们对广大民众所做的宣传论点中，有百分之九十都在引证人的屈辱。在他们激昂的高调深处总是含有对义愤的呼吁。基督徒断言，不应欺侮任何人，因为每个人都是宝贵的，都有生存的价值，但他们在发表这种美妙观点后，却不肯动一动手指头给人提供帮助。他们不仅对波罗的海人的命运漠不关心，对其他不同于围捕和强行遣送的毁灭行为也漠不关心。例如，他们对广大群众的精神死亡也漠不关心。人们劳累了一天之后，晚上还要奉命去观看施放毒素的电影和电视，可他们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正常。

拉丁美洲的大诗人聂鲁达来自智利。我曾把他的许多诗翻译成了波兰文。当他在遭逮捕前得以逃离故国时，我感到庆幸。聂鲁达是位共产党员。我相信他所描写的有关自己人的苦难，并且高度评价他那伟大的心灵。因为聂鲁达在写作时关心的是自己的同胞而不是自己，这份心意产生回馈，使他的文字具有威力。但是，当他以苏联人幸福、欢乐的生活对照资本主义世界的疯狂时，我就不再相信他了。只要他描写的是他自己所了解的事情，我就会一直相信他；但当他写的是我所了解的事情时，我就不再相信他所写的东西了。这也正是来自东方的信徒和来自西方的信徒彼此间的差别。西方的共产主义者需要一个地球上的黄金时代正在实现的幻想。东方的“穆尔提丙”主义者正竭尽全力要让这种幻想在人们的头脑中生根，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这是一个有用的谎言。“穆尔提丙”主义者的推理是正确的。各式各样的革命在对付新秩序的敌人时，必然会出现一段恐怖时期。如今不会有人为法国贵族被推上断头台而哭泣。但是，迄今为止的那些革命，与今天所进行的革命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过去那些革命的矛头所向，是针对人数不多的小集团，因为这小集团妨碍新生力量的成长。而新生力量是富有创造性的，可同时也受到人为的节制。今天的革命不能满足于为了巩固新政权而维持短期的恐怖。只要经济基础还让敌对阶级能赖以生存，而这一阶级还没有被彻底消灭，阶级斗争就要继续下去，革命活动的对象是数百万小生产者，包括农民和手工业生产者，当然也包括小商人。迄今为止，上述群众仍在持续反抗，他们试图利用一切机会恢复旧有的经济形式的心理状态，已经到了顽固不化的地步，必须对他们采取坚决的手段。应该补充一句，革命在一个落后国家取得了胜利，但是自1917年以来，革命随时随地都受到倒退的威胁，这种威胁不是以内部分裂的面貌出现，就是以外来武装干涉的手段出现。因此可以理解，过去革命的恐怖时期将会在最伟大的革命中拉长数十年。但是，大凡存在恐怖和贫困的地方，谁都不会有好日子过。黄金时代属于将来。中央宣布，如今，社会主义已然实现，必须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即实现共产主义。因此必须等待新阶段的到来。目前这个阶段尚不尽如人意，从长远来看，例如，到了2950年，今天的恐怖时期，就像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一样短暂，而牺牲者的数目达到两亿或者三亿，就会像数千名法国贵族被推上断头台那样，不会引起人们更大的关注。

试想，如果有两个坚定不移地支持中央的人相见（这描述是依据我对类似会见的认真观察）。其中一人来自东方，他在那里的监狱和强迫劳改营大门后度过了三年，但他没有感到沮丧，始终没有改变信念。虽说他是无辜的，但他认为，凡是有人砍树的地方，必定会有碎屑飞溅。而在他的狱友中，无辜者的比例是较小还是较大，并不能证明什么。因为，今天的策略是：宁可错判二十个无辜者，也不可放走一个危险分子。胜利地经受住这一考验，对他而言是道德力量的体现，也是在党内同志中享有威望的根源。即使他对这个国家幕后隐藏的机制十分了解，知道那里充斥着贫困和令人咬牙切齿的屠杀。但是，对历史必然性的肯定，和未来将能获得果实的幻梦，使他认为这数十年的既存现实似乎并不特别重要。第二个，则是来自西方的共产党人。他首先关注的是，自己身处的制度中存有的不公平；对此，他内心充满崇高的义愤，向往他的同志来的那个地方正在进行的实践。他的同志和善地注视着他，而同志口中说出的每句话，都完全符合他的期盼。只是偶尔同志的眼中会流露出某种几乎觉察不到的幽默火花。这是人之常情，不能责怪他。他的幽默掺和了那么一点点嫉羡的意味——对方显示出的那种道德愤慨以及热情，对他而言是不可多得的道义安慰的奢侈品。假如跟他交谈的那个人知道或经历过他在东方所经历的一切，将会有怎样的信仰呢？经验证明，这类西方人中的大多数如果生活在中央地区，他们的精神都不会撑太久。

这帖药的剂量对他们来说太重了。这类西方共产党人若在异教徒中做传教士可能十分有用，或者当他们的国家被解放他们的红军占领时，他们可能也有用武之地。而一旦他们没有选择余地，想回头为时已晚，他们内心的疑虑对事业也不会造成更大的损害。

我先前提到过聂鲁达。对每个现代诗人而言，波罗的海三国的问题要比风格、节律和隐喻的问题重要十倍。如今唯一堪称诗篇的诗是末世论的诗歌，这种诗歌就是以大变革的名义否定今天非人的世界。读者寻找的是希望，并不关心如何把围绕他的一切理解为一成不变的诗歌。如果有人具有鲜为人知、被称为诗才的天赋，他就会无力反抗普遍的期望，因而不断去寻求、跌倒、爬起，然后再跌倒、再重新爬起——因为他知道，这就是他肩负的责任。一般而论，革命者写的诗歌比生活在小圈子里的艺术家所写的诗歌蕴含的艺术性要高一些，因为其内容更接近人的渴望，将文字从一时的文学时髦襁褓中解放出来。革命诗歌的弱点往往表现在把人们向往的未来前景，作为在地球的某处已经出现，或者正在出现的现实大加赞扬。使人接受这一点的困难并不在于“积极的”价值与文学本身的原则相矛盾；而在于为了使读者心悦诚服，革命诗歌必须以真实为基础。文字与现实相抵触将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哪怕作者本人怀抱着善意。多愁善感仅是自我感情的宣泄，倘若仅仅是为宣泄而宣泄，为写作而写作，不考虑接受对象，而无法使群众起共鸣，就不可能写出好作品。文学早晚要经受现实的检验。“穆尔提丙”主义的作家们所采用的完全脱离现实的巧妙手段是值得商榷的。我认识一位诗人，在签订了《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爆发“二战”之后，他置身于一个被苏联红军占领的城市。诗人内心感到十分恐惧，因为那座城市正在实施大抓捕行动，他的朋友和熟人中经常有人会突然消失。在极度恐慌之中，他坐下来写作，笔下涌出许多开朗的长诗，在诗歌中他祈福和平，赞美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激情。我记得他在一首诗中对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幸福、富裕的集体农庄”大加赞扬。时过数月，当德国军队开始对乌克兰大举进攻时，“幸福、富裕的集体农庄”的居民却热烈欢迎德国人，将德国人视为把他们从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救星，直到征服者展现出毫无理性的残酷行为，“幸福、富裕的集体农庄”的庄员们这才认识到自己错了。对教育人民而言，数十年只是很短的时间，不足以成为反对制度的任何论据，但这却是足以推翻诗人所写诗歌的论据。

在帝国之外及其境内运用双重的伦理道德标准，这阻碍了诚实的文学。辩证法的推理也许完全正确，但艺术不可能从辩证法的推理中产生；艺术的根源要追溯到人类世代传承下来的更深远、更原始、更古老的层次。这一事实也许不合统治者—哲学家的心意，因为他们想看到的文学是只为理解历史进程服务的纯辩证法文学，他们所褒奖的不是文学，只是文学的外观。由于暴力压制而隐藏在深处的压抑情感会毒害整个作品，并使作品蒙上了一层异样光泽，就好像在工厂生产线上产生的规格化产品。这种光泽使受众产生警觉：注意！这是规格化的生产。于是，最崇高的词语只能成为毫无生气的装饰。

我们假设，承认革命时期的恐怖手段是必要之恶，那么，波罗的海三国人民作为一个反革命集团，就会在必要的阶段被彻底消灭。但这马上令人产生疑问：能在暂时、即兴的恐怖与长期的恐怖之间画等号吗？殊不知一千年后，人们在看待这个世纪发生的种种事件时，是否会有人把将法国贵族推上断头台，与近几十年中将波罗的海各国人民作为民族整体流放的现象当成一回事。在一年和十年之间是不可以画等号的。时间因素在改变行为的质量。实行长期恐怖需要一架固定的机器，也就是说，要将其变成一个常设机构。因为，被流放者可能尝试逃跑，被流放者的亲属绝对不会感到欣喜，最好是将他们的名字也纳入下一批流放者的名单。被流放者亲属的家庭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只能借助恐吓对他们进行管束，他们也因此会遭遇与被流放者相似的命运。农民属于集体农庄中被强迫劳动的“族群”，他们不愿意在那里劳动，他们对不能流入他们口袋的利润漠不关心，唯有恐吓手段才能鼓励他们干活儿。人们早就知道恐惧是社会的黏合剂。在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制度中，对缺钱的恐惧、对失去工作的恐惧、对滑落到社会下层的恐惧，会鞭策人们奋发努力。但在这里出现的恐惧却是赤裸裸的恐惧。譬如在一个十万人口的资本主义城市里，有一万人因为失业或可能失去工作而产生的恐惧心理。然而，这种恐惧对他们来说只是个人问题，其所以具有悲剧性，是由于周围环境对他们麻木不仁，冷淡无情，漠不关心。但是如果十万人全都持续生活在恐惧之中，那么他们就会造成一种集体恐怖的气氛，导致整个城市乌云密布，暗无天日。金钱固然可以使人异化，把人变成侏儒。可是赤裸裸的恐惧取代了资本（金钱）的地位之后，不仅不会缩小人的异化，反而会有效地扩大这种异化。

为控制这种恐惧，当局需要采取的必要手段是：培养新人。工作对他们而言不再是亚当受到的咒诅，而是喜悦和自豪。庞大的文化体系就是为此目的服务。报刊、书籍、电影、广播不仅要以宣传、改造人们为主题，而且还要激起人们对敌人的仇恨，因为这些敌人企图阻碍改造群众的行动。只要人学会心甘情愿地承担对社会的责任，恐惧的情绪就会减少，最终就会产生自由人。

实施了上述手段后是否会产生自由人，乃是信仰的问题。如果世界上的一切都能理性地服从于已被认知的法则，如果自由不是别的，正是对这种普遍、合理、必要性的理解，如果人有能力获得充分的意识，知道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应该想要的，知道这一切都是一体而不可分割的——那么未来就有可能出现一个崭新的自由社会。在这层意义上，那位在监狱和强迫劳改营中度过了三年的共产党人是自由的，因为对他以及与他有同样经历的人所采取的手段被认为合理且必要。在这层意义上，人民民主国家的作家们有理由断言：“自由人已经产生，而苏维埃人就是这种自由人。”但是如果上帝的旨意（对神癨来说不存在选择，因为神癨不需要选择，他能清楚地看到一切）不能为世人所接受，那么，从统治者—哲学家的角度看，总有部分的人会做出错误的选择，而恐惧的压力一旦缓解将会导致剧变的威胁。因为，赤裸裸的恐惧不会像资本那样倾向于自愿退位。一个莫斯科的年轻人，在新制度下出生成长，如果他选择去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他就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悲观的方式解决类似的选择问题。

然而，波罗的海三国问题是存在的，对他们所采取的行动绝对不是毫无理性的残酷。他们的命运与其他居住在苏联境内的各族人民的命运完全一样，没有理由受到区别对待。事态的尖锐性在于：波罗的海三国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吞并，他们完全没有准备去适应新的条件，没有经过任何过渡就被拉入苏联的体制。此外，他们作为非斯拉夫民族，其文明却远远高于苏维埃联邦其他国家的公民，对他们来说，学习俄语很困难（我在苏联电影中看到，有一位爱沙尼亚的小姑娘在朗诵普希金的诗歌，她的发音十分可笑）。在这里，民族差异无疑是个严重的问题。

“一旦社会主义在全球取得胜利，民族将逐渐不复存在。”正如他所预言的那样，那时会创造出一种通用的语言，既不是俄语，也不是德语、英语，而是各国语言的大融合。可以设想，在这一目标尚未实现之前，地球上大部分地区将使用俄语，最终俄语将成为新的通用语言的基础（因为有人说，法语是封建主义的语言，英语是资本主义的语言，而俄语则是社会主义的语言）。民族的存在虽没有合理的根据，然而在现阶段，还必须承认这一事实。必须支持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但只是为过渡到下一个阶段作准备。凡是能使某一个民族在文化上与俄罗斯民族更形接近的东西就需要加以保护。与此同时，凡是一切有利于巩固现有制度的东西也必须受到保护。在科学领域，甚至可以鼓励各民族互相竞争，但条件是，必须尊重俄国科学处于领先地位这一事实（在某个人民民主国家，有人委婉地建议一群学者不要发表他们的科研成果，因为这些成果过于优秀会给人留下他们要在这个领域与俄罗斯科学竞争的印象）。

人们要永远记住一个长远目标，即逐渐将许多民族融为一个整体。从这一观点来看，民族主义应受到无情的铲除。因为民族主义的定义是一种信念，认为民族文化必须建立在“民族内容融合于民族形式之中”的原则上，但众所周知，迄今为止，民族文化内容一直都具有阶级性。与民族主义相反的公式是“民族文化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因为俄罗斯民族完成了革命的任务，并且为各国人民树立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样板，在汲取自己成果的同时，简言之，可以将民族主义视为具有反俄性质。一些较小的民族集团如果患上了反俄病，就得将他们彻底消灭（例如，成功地将全部克里米亚鞑靼人赶出了克里米亚半岛）。然而，如果是某个较大的民族反对俄罗斯，那么就要准备好与他们进行长期斗争。可以说，这种斗争在乌克兰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有越来越多的乌克兰年轻作家迁居到莫斯科，并且用俄语写作。那些试图建立乌克兰独立文学的乌克兰诗人与文学批评家都已离世。为自己的民族剧院感到自豪的演员也已离世，因为他们都走得太远，居然敢与俄国的剧院竞争。在波罗的海三国，事情正朝好的方向发展。至于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则对它们采用另一种公式，实施一项长期纲领，目前这些也已取得了成效，这项长期纲领同时也是对早前实践经验的一种修正。

任务是艰巨的，因为各个民族都背负着自己的过去，并且倾向于将有产阶级的文化视为自己的文化，例如，波罗的海各民族，就是将富农文化视为自己的文化。他们以这种文化与俄国文化相抗争，怎么可能做这种比较呢！俄罗斯民族是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孕育了革命，就像母亲孕育了胎儿。它的过去充满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只有渎神者才想将它与那些被俄罗斯民族所解放的民族的过去做比较。俄罗斯民族才是世界的拯救者。

俄罗斯没有实施任何暴行。他们杀死的是那些需要杀死的人，他们折磨的是那些需要从他们那里获得供词的人，他们流放的是那些该被放逐的族群。如果说被强迫迁徙的人在陌生的环境里易于死亡，那是气候、艰苦劳动以及营养不良的过错——而这一点在现阶段是无法改变的。难以要求一个自身承担着如此伟大使命的国家，像英国为自己的士兵提供补给那样，向自己的囚犯提供足够的补给。也许提供物资能让那些被流放者不致那么快死亡，但那时，他们的劳动就不能抵补成本。再说，提供的食物在落到囚犯手中之前，早已被劳改营的监管截走了。今后，当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之后，这一切都会发生变化的，那时，对囚犯也就会更好些。

上述论断不排除值得赞赏的远见卓识。俄罗斯认为，中欧和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曾经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他们随时准备互相残杀，以便从邻国夺得一小片领土。今天他们知道，这些行为是多么不明智（如果没有中央的监督，他们很可能早就互相紧紧掐住了对方的脖子）。在中央的统治下，他们同意互相让步：波兰人让出了自己的东部领土，德国人同意以奥德—尼斯河为界，捷克和匈牙利不再觊觎外喀尔巴阡山的罗斯土地。于是，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就此消失，他们接受了中央推行的统一经济模式和文化模式，只是语言还没有统一。我们很难否定这种伟大计划的正确性。

唯一的麻烦是去治疗那些不断挣扎和叫喊的病人。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一书中，描写了包法利医生做的一项“畸足手术”。这位外省医生与他的朋友药剂师赫麦合作，决定对乡村酒馆的跛脚仆人进行治疗。费了一番口舌之后，跛脚仆人同意接受治疗。包法利医生在身边摆上许多医学课本，并且委托人制作了一个重达八磅的木盒子，里面装有铁钩子、螺丝钉和皮吊索。手术非常成功，仆人的那条腿被螺丝钉拧在盒子里。“光荣啊！三倍的光荣！”——当地的一份日报疾呼着。并借机叫嚷说：“瞎子能看见东西，瘸子能走路啦！正如从前的宗教狂向自己宠信的人们许愿那样，如今，科学向所有人保证自己能做到一切！”遗憾的是，五天以后，这位跛脚病人就出了问题。他痛得吼叫：“疼啊！”于是，盒子被打开，结果他的腿肿得十分厉害，而且化脓了。两位朋友认为，一定是螺丝太松了。于是，他们决定将螺丝拧得更紧一点。但是病人的病情还是一天天地恶化。后来，人们从邻近的小城镇请来了一位医生，这位医生下的诊断是坏疽，他将这条腿截了。显然，福楼拜是个爱恶作剧的人，在嘲笑赫麦先生对进步的崇拜。但这绝不意味着，如果是由一位良医为跛脚人做手术，手术还会不成功。但人们总是会提出疑问：我们与之打交道的医生，是否就是良医？

“一切都这么枯燥乏味，”一位来自人民民主国家的高官对我说，“我在俄罗斯已经见过。所有的阶段都是由上面预先定好的，然后以数学的精密一步步地实现。唯一有趣的是人们的反应。”

人仿佛有个特点，就是不喜欢仅仅被当作物质的人来看待。必须完全服从中央制定的一切步骤，并且放弃对变化施加任何影响，当然事后很容易做一些逻辑的解释，但这种感觉总是令人惊诧——对人来说，这是难以忍受的。

也许，国会制度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骗人的假象，是为某些有共同利益的社会集团确保政权。毕竟，往投票箱内投下自己反对某个候选人的一票，这种可能性还是具有令人精神振作的安慰价值。同样，如能参加反对某一个部长的示威游行、罢工或者阅读反对派报纸——这些活动也都能提供发泄情感的机会，也许是非常“被需要”的。民族自豪感也许是一种荒谬的情感，就像一只公鸡在庭院里的母鸡群中得意扬扬地走来走去所产生的那种自豪感一样荒谬。然而，从生物学的角度看，这却十分有益。理应把中央统治者所采取的那些影响大众的措施，解释为对民众心理需求的理解与回应。因此，从健全理智的角度看，在选举时组织举办盛大的游行，让人们高举红旗和领袖画像大力地宣传完全是浪费钱财，因为只有一个候选人名单，结果不可能出人意料；但这些都在显示对敌人的仇恨。同样，悬挂国旗，每天发布国家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宣传建设了多少新的大厦、公路和铁路以及顺利完成了生产计划等消息，考虑的也是民族的自豪感。只要不断重复同样的口号，上述活动就能有效地进行。然而一旦缺少某种难以觉察的因素，人们就会感觉那是一种假象。世界上任何一件事都不可能是自发产生的。在自己的工作中可能有理由获得成就感，可是一旦把眼光放远去观察问题时，就会发现一切都是由上面决定的。也许，明天上面就会发出指令，要求推翻某个国家的政府，变更这个国家的边界。或者会发出这样的命令——必须仇视那些昨天还认为是朋友的人。显然，发泄民族自豪感的现有渠道是远远不够的，依目前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波兰人、捷克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思想状态，如果不是受到恐惧的抑制，他们就有可能会去宰掉任何一个落到他们手上，且为这种设想开脱的俄国人。可以断定，这些国家的党员干部也不会拒绝如此巨大的愉悦。人们只能对这些民族的落后感到痛心，但同时也希望，社会主义教育会改变这一切。但不应对糟糕的现实闭眼不看。更糟糕的是，可以做出假设：那些早已被教育的民族，也会耐心等待机会以采取上述举动。

吞并波罗的海三国，对智利或者墨西哥的居民来说，似乎只是个并不重要的偶发事件。但对人民民主国家的数百万民众来说就是另一回事了。多少年来，他们脑中一直思考着超级大国所采取的不寻常举动，因为，这一举动只能在其他同样拥有殖民地的国家的政策中找到相似之处。如果伟大的苏维埃是一个联邦，如果它有能力吞食任意数目的共和国，那么总有一天也会轮到其他国家被吞并。假如波罗的海三国被吞并后，所发生的一切是将来的预兆，那么等待其他国家人民的也将是被大规模地流放，他们的城市和乡村也将会住进来自欧亚大陆腹地的移民。如果这一时刻到来，那么被苏联宣称为主权国家的某国公民就会意识到，这将是对他们的最后审判。并吞波罗的海三国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心理问题。那就是，每个公民每日的言谈举止不能以一时的效益来衡量，而必须考虑到他的言谈举止是否能在将来决定命运的那一天得到好评。

曾经警告我千万别激怒宙斯的那位朋友，是位哲学家。他终日埋头在书本之中，他知道无论人内心有多么恐惧，也绝不会缺少在莫斯科印刷的卡鲁斯 [100] 作品的漂亮版本。随着宏大建筑物的增长，也会出版越来越多的古典作品，一个蔑视贫乏的现代文学的聪明人，总会从哲学史、从那些过去作家的作品、从对辩证唯物主义复杂而诱人的研究中捞取许多甜头。实际上对一个哲学家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比生活在被这些人统治的国家更好的事了，与这些人相比，过往时代的那些总统、国王和总理只能勉强称得上是即席演说家。我的朋友每天都从事着紧张的脑力劳动，当他遇到跟自己相似的人时，他知道他们是从不浪费时间的学者，他们会像他一样，从辩证法的泉源中汲取智慧。这些人的聚会中没有知识分子间那种徒劳无益、不负责任的离题闲扯。这是探讨社会建设的科学家的聚会。我的朋友不相信“哲学的高谈阔论”。人是社会动物，而他的思想就是物质运动的反映。那些以追求真理自诩的人是小丑，因而更应蔑视，他们竭力否认，他们所思所想只不过是历史进程的反映。他们是为敌视无产阶级利益的人们服务的反动分子，无产阶级以不可回避的必然性艰难上升的同时，创立了唯一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苏联的胜利也是确定无疑的，就像春天，万物一定会复苏，树木一定会发芽开花那样。理解了事物必然性的人是幸福、自由的，因为除了去理解这种必然性之外，其他的任何一种自由都只能是幻觉。我的朋友认为，那些在新制度下受苦的人是咎由自取。那些遭逮捕和被流放的人也一样，都是一帮蠢货，不应怜悯他们。他们背负的过去是如此沉重，以致他们无力理解发展的法则。假若他们理解了，他们就不会遇到任何不幸，他们的生活也就会富有创意和安泰。

我的朋友之所以喜欢我，是因为他看到我极其厌恶资产阶级，也就是极其厌恶迟钝、昏暗的思维，这种思维看不到那些处在运动中的现象清晰的画面。他没有看错，他把这归咎于我内心燃烧的火焰，而这火焰正是我一生痛苦的根源。我总是在向往这样的人——他应该是坚强、聪敏而纯洁的，如果我看到与我的理想相反的人，我会羞愧地把眼睛移开，就像羞于正视自己一样，因为我跟他相像。我的全部诗歌都是我对自己和其他人的排斥和鄙弃，只因他们为不值得爱的东西而感到欣喜，为那些不值得感到痛苦的事情倍感痛心疾首。

难道为此我就不属于那些世界的新建设者之行列吗？难道那些新建设者就能幻想人具有超人的纯洁性吗？我曾经肯定，我自己是个“好异教徒”，因为我的倔强是布尔什维克的倔强。除了那些正在出现新建设者的国家以外，无论在哪里，我都无可避免地产生无家可归的感觉。

我确实具有保障真正幸福的素质。在战后重建被摧毁的华沙，放眼遥远的未来，也许我本该按照历史的法则办事，也许该去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如果我能突破语言的障碍，找到跟原文一样精炼的句子，那将是一种怎样的精神享受！也许我本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研究16世纪的英国历史，成为大学教授；也许我该时不时发表一些证明我忠于革命及其缔造者的鲜明诗歌。何况，在从事辩证法研究，并在哲学家的圈子中活动之同时，我或许能带着莫大的轻视对待那些文学家、音乐家和画家的努力，同时也知道他们创造的艺术都是糟糕的，他们对此毫无办法。或许我还会听巴赫的音乐，阅读斯威夫特和福楼拜的作品。

但是，我让我的朋友失望了。我为何这样做，我自己也很难解释清楚。如果我能清楚解释这一切，我可能会成为一个智者，也许够格成为哲学家的老师。我觉得自己潜意识里的动机，可以追溯到遥远过去的某件事，我将对此事做一番描述。在“二战”爆发之初，我漫游过很多地方，其中包括苏联，尽管我在那里待的时间很短。有一次，我在乌克兰某座大城市的火车站等火车。这个火车站是一座宏伟的大厦。车站内的墙上挂满领袖的肖像和横幅标语，简直丑陋无比。身着羊皮袄、军装，戴着有耳罩的皮帽、裹着毛围巾的人群，挤满了车站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在地板上踏出了厚厚一层泥泞。乞丐在大理石的阶梯上横倒竖卧；尽管是严冬，那些乞丐的脚却都裸露在破衣烂衫外。在他们的头顶上方，高音喇叭吼叫着刺耳的宣传口号。我在经过这里时，好像突然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我停下脚步。那时，我看见墙边的一个角落里，坐着农民一家：丈夫、妻子和两个孩子。他们坐在篮子和一捆包袱上面。妻子在给那个较小的孩子喂奶，丈夫——皮肤黝黑，满脸皱纹，一把垂落的黑胡须——把茶壶中的茶倒进一只带把的杯子里，然后递给了大儿子。他们压低了声音用波兰语交谈着。我久久地望着他们，突然惊觉两行泪水正顺着我的脸颊滑落下来。我之所以在拥挤的人群中注意到他们，正是因为他们的与众不同深深地打动了我。这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在人群中像个孤岛，人群与这家人的举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倒茶的姿势、小心翼翼地把茶杯递给孩子的举动，我从他嘴唇的动作中，猜出他说出的都是些关心的话语，这一家人远离人群，在人群中保持着自己的个性——这就是令我震撼的东西。就在那一瞬间，我好像明白了什么，可是这种感觉立刻从脑海中消失了。

波兰农民肯定没有站在文明发展的巅峰。也许，我看到的那家人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我的朋友如果看到这些，肯定会说；“他们是些粗鄙之人，是满身恶臭的蠢货，得教会他们思考。”然而他们身上保留的人性种子，之所以也能在波罗的海人身上，或是在捷克人身上保留下来，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接受过赫麦先生的治疗方法。我不敢肯定，波罗的海国家的妇女精心照料自己小花园的温情，收集各种具有神奇魔力的草药的波兰农妇的迷信，圣诞前夜波兰人家里的餐桌上都要为突然造访的旅行者准备一只空碟子的做法……凡此种种，是否都蕴含着善良的人性，理应发扬光大。而用石头压住种子抑止发芽的做法，是否会导致不祥的后果，其严重性得去询问在1945年的柏林有过亲身经历的德国妇女。对我的朋友往来的那些圈子里的人来说，设想人本身就是个奥秘，听起来就像是最恶毒的谩骂。须知他们正想塑造新人——但是，就像雕塑家用一块石头雕塑人像那样，他必须同时将不需要的部分削掉。我觉得他们似乎搞错了，他们希望做到完美时所拥有的知识绝对不够，他们手中掌握的生死大权，是对权力的一种剽窃。

我能用嗫嚅嘟哝表达人的无助与揪心的向往吗？我能在特权者居住的小区，一边踏着自己豪宅松软的地毯走来走去，一边欣赏莎士比亚的作品吗？假若我这么做，也许我得为自己安装一个出色的辩证法义肢，代替一只承接从心脏流到握笔指头的热血之手。我看到人性之光，却永远够不到这束光，因为，这束光不是像我所相信的那样，与社会主义意识具有同等意义，并且同样存在于笨伯、修士、逃避社会工作的小伙子和富农心中。我知道人有罪，但我不能用手指指出来，因为就像我的朋友所坚信的那样，这罪过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人所产出。我们虽保持沉默，但同时不会忘记历史在过去犯下的种种罪行，不会忘记在1940年至1941年间有数十万波兰人被流放，也不会忘记那些被流放到北冰洋的人们，不会忘记他们在驳船上被枪杀或被淹死。必须学会宽恕。但我这里指的是，宽恕那些现有和将来还会再犯的罪行。这些罪行总是在以卓越的新人的名义，在交响乐队的美妙乐声中，在歌声中，在扩音器发出的吼叫声和对乐观长诗的朗诵声之中犯下的。

现在我无家可归，这是正当的惩罚。但或许我的出生就是为了让他们通过我的嘴说出“永恒的奴隶”这个词？为什么我要过于顾惜自己？难道就是为了在国家出版社出版的波兰经典诗歌选集中找到我的诗篇，而放弃那种可能是诗人唯一使命的东西？我的朋友赞同赤裸裸的力量并赋予它各种名称，为此我们分道扬镳了。我不在乎，我是站在未来的胜利者还是被战胜者一边，我的将来是赢是输，全都无所谓。我只知道，如果我的朋友将尝到甜美的胜利果实，如果地球经过长达数百年计划经营而得到改造，对能活到那个时候的人来说将是极大的悲哀。现在人们躺在自己的床上睡大觉，或者沉迷于一些愚蠢的游戏，实际上，他们是在竭力以自己的每个行动为自己招致毁灭。只是毁灭他们的东西并不能在他们身上解放出自由的人。也许我的朋友将来有可能信服，他所崇拜的力量并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我们的星球将会进入一个充满可怕的战争和血腥的革命的时期。但是，追寻永远不会止息，希望总会留在人间。

让拉丁美洲的伟大诗人聂鲁达为他的人民而战斗吧！但是假如他把从中欧和东欧国家传到他耳朵里的所有声音都当作早前民族主义的表现，当作受到伤害的反动派的尖叫，那就很糟糕。目睹事实的眼睛不该闭上，触摸过笔的手不该忘记手中握着的笔。那就让苍天保佑，让中欧和东欧国家的某些作家去做那种使他们远离痛苦的事吧！

米沃什年表

1911年　6月30日生于立陶宛的谢泰伊涅（Szetejnie）。父亲是一名土木工程师，“一战”期间曾在帝俄军队中服役，带着全家转徙于俄罗斯各地。在波兰于1918年成为独立国家之后，谢泰伊涅地区一直由立陶宛、波兰和俄国三国争夺，米沃什出生时，它属于俄国。

1930年　进入立陶宛首府维尔诺的斯泰凡·巴托雷国王大学（Stefan Batory）攻读法律。创作诗集《组成》（Kompozycja）、《旅行》（Podróz·）。

1911年　与两个学友一起旅行巴黎，后来，他以此为素材写成《西行记》一书。

1932年　创立“灾变派”（Katastrofizm）诗人团体。

1933年《关于凝冻时代的诗篇》（Poemat o czasie zastyg ym）以小册子的面目问世。

1934年　大学毕业，旋即获波兰国家文化基金会资助前往巴黎留学一年。

1936年　出版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诗集《三个冬天》（Trzy zimy）。在华沙的波兰电台文学部工作。

1936年　纳粹德国军队入侵波兰后，参加抵抗运动，并地下写作，编辑出版抵抗运动诗文选《独立之歌》（Pie s'ńniepodleg a）。

1940年　出版诗集《诗》（Wiersze）、《计算》（Obrachunki）。

1941年　出版诗集《平原》（Równina）。

1943年　出版文集《世界、幼稚的诗篇》（s'wiat, poema naiwne）

1945年　出版第二本诗集《拯救》（Ocalenie）。

1946—1950年　先后在华盛顿和巴黎的波兰大使馆任文化参赞和一等秘书。

1947年　创作《道德诗篇》（Traktat moralny）。

1951年　从波兰驻法大使馆离职出走，流亡。此后十年一直生活在法国，以卖稿为生。

1953年　出版文集（或思想体小说）《被禁锢的头脑》（Zniewolony umys ），后有多种译本，德译本由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作序。出版诗集《白昼之光》（S'wiat o dzienne）。

1955年　出版长篇小说《伊萨谷》（Dolina Issy）和长篇小说《对权力的攫取》（Zdobycie w adzy），获“欧洲文学奖”（European Literary Prize）。

1957年　长诗《诗的论文》（Traktat poetycki）以单行本的形式印行。

1959年　出版散文《欧洲故土》（Rodzinna Europa）、诗集《大陆》（Kontynenty，1958）。

1960年　受聘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次年，任该校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

1961年　出版诗集《生活在蝎子之中的人》（Cz owiek ws'ród skorpionów）。

1962年　出版诗集《波别尔王和其他诗歌》（Król Popiel i inne wiersze）。

1965年　出版《中了魔的古乔》（Gucio zaczarowany）和诗集《波波变形记》（Bobo’s Metamorphosis）。

1968年　出版《故土：对自我限定的探求》（Native Realm：A Search for Selfdifinition）（即1959年出版的波兰文本《欧洲故土》的英译本）。与史考特（Peter Dale Scott）合作英译的《赫伯特诗选》（Selected Poems by Zbigniew Herbert）出版。

1969年　出版诗集《没有名字的城市》（Miasto bezimienia）、专著《波兰文学史》（Historia literatury polskiej）和英译《战后波兰诗选》（Post War Polish Poetry）、随笔集《旧金山海湾幻景》（Widzenia nad zatoka San Francisco）。

1970年　入美国籍。

1972年　出版文论集《个人的职责》（Prywatne obowiazki）。

1973年　开始与美国的诗人和翻译家合作，把部分诗作译成英语，诗名日益显赫。

1974年　出版诗集《太阳从何方升起，在何处下沉》（Gdzie wschodzi s ońce i k dy zapada）。因将英、美、法及拉美文学作品译成波兰文，并将波兰文作品译成英文，获波兰笔会诗歌翻译奖。

1976年　任古根海姆基金会（Guggenheim Foundation）诗歌研究员。

1977年　出版《大地之王》（Emperor of the Earth：Modes of Eccentric Vision）、英译《亚历山大·瓦特地中海诗选》（Mediterrarean Poems by Aleksander Wat）。获美国密西根大学荣誉哲学博士学位。《乌尔罗土地》（Ziemia Ulro）出版。

1978年　英译诗集《冬日钟声》（Bells in Winter）出版，获由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University of Oklahoma）《今日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杂志社所颁发的诺斯达特国际文学奖（Neustadt International Prize）；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荣誉状（相当于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翻译《圣经·新约马可福音》（Ewangelia wedlug s'w.Marka）。

1979年　出版《科学园地》（Ogród nauk）。

1980年　获诺贝尔文学奖。持续翻译《圣经·旧约》、《尼俄柏书》（Ksiega Hioba）、《诗篇》（Ksiega psalmów）成波兰文。

1981年　获波兰卢布林天主教大学人文学院荣誉博士学位，任哈佛大学查尔斯·艾略特·诺顿讲座（The Charles Eliot Norton Lectures）教授，其讲演集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自1951年以来首次返回波兰，并受到盛大欢迎。

1982年　当选为美国艺术人文学院（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院士。出版诗集《珍珠颂》（Hymn o perle）。

1983年　出版《诗的见证——关于20世纪的六次演讲》（S'wiadectwo poezji.Szes'c'wyk adów o dotklimos'ciach naszego wieku）。

1984年　诗集《无法理解的大地》（Nieobj ta ziemia）、《拆散的笔记簿》（Osobny Zeszyt）（即The Separate Notebooks）出版。翻译希伯来文圣经《摩西五卷》（Ksiegi pi ciu Megilot）、翻译自希伯来文译成波兰文的《马可福音》（Ewangelia wedlug Marka；Apokalipsa）。

1985年　出版诗集《从我的街道开始》（Zaczynajac od moich ulic）。与雷奥纳多·纳桑（Leonard Nathan）合译《快乐如狗尾：安娜·史威尔辛斯卡诗选》（Happy as a Dogs Tail by Anna Swirs zczynska）。

1986年　英译诗集《无法理解的土地》（The Unattainable Earth）出版。

1987年《编年史》（Kroniki）、《与米沃什对话》（Conversa tions with Czeslaw Milosz）出版。

1989年　自流亡以来首次返回立陶宛。出版诗集《形上学的休止符》（Metafizyczna pauza）。与纳桑合作英译瓦特的诗《以肤为径》（With the Skin：The Poems of Aleksander Wat）。

1990年　出版日记《猎人的一年》（Rok mys'liwego）。

1991年　出版小说《远方的农村》（Dalsze okolice）。

1992年　重返波兰，从此定居克拉科夫（Kraków）。诗集《寻找祖国》（Szukanie ojczyzny）出版。

1994年　出版诗集《在河岸边》（Na brzegu rzeki）。

1996年　出版《现代童话》（Legendy nowoczesnos'ci）和《我们有过怎样的客人——关于安娜·韦尔什琴斯卡》（Jakiegoz·to gos'cia mielis'my.O AnnieS'wirszczyńskiej）。

1997年《米沃什词典》（Abecad o Mi osza）、诗集《路边的小狗》（Piesek przydro z·ny）、诗集《岛上的生活》（Z·ycie na wyspach）、英译《与诗僧托马斯·默顿的书信集》（Striving Towards Being：The Letters of Thomas Merton and Czeslaw Milosz）。

1998年《战后初年与作家们的通信集》（Zaraz po wojnie.Korespondencja z pisarzami，1945-1950）、《其他词典》（Inne abecad o）出版。

1999年　散文集《回到二十年代》（Wyprawa w dwudziestolecie）出版。

2000年　英译诗集《此》（To）出版。

2001年　散文集《从我所在的地方出发》（To Begin Where I Am：Selected Essays）出版。

2002年　英译《新旧诗合集（1931—2001）》（New and Collected Poems，1931-2001）、《第二空间》（Druga przestrzeń）、《俄尔甫斯与欧律狄刻》（Orfeusz i Eurydyka）、《伟大的诱惑》（Wielkie pokuszenie）出版。

2004年　8月14日逝世于克拉科夫。《文学仓库》（Spiz·arnia literacka）、《在时间里旅行》（O podróz·ach w czasie）出版，10月，作者与赫斯（Robert Hass）合译的英译本遗著《第二空间：新诗集》（Second Space：New Poems）出版。

2006年《最后的诗》（Wiersze ostatnie）出版。《现代童话》的英译本（Legends of Modernity：Essays and Letters from Occupied Poland，1942-43）出版。

2010年　波兰议会决定于2011年在世界各地举办纪念米沃什诞辰一百周年活动，并将2011年定为米沃什年。

2011年　波兰和世界各国先后举办米沃什诞辰百年活动。由学者Andrzej Franaszek完成的《米沃什传》（Bibliografia Mi osza）2011年出版，11月10日，波兰华沙亚当·密茨凯维奇文学博物馆（Muzeum Literatury im.Adama Mickiewicza w Warszawie）以“我是教授和诗人”为题，举办了米沃什手稿展览。同日，华沙艺术画廊（Warszawska Galeria Sztuki）举办“米沃什——洞察力”展览。11月14日，波兰西里西亚大学图书馆以“米沃什为了人民”为题举办了音乐会，著名波兰爵士乐演唱家艾佳·札蕾安（Aga Zaryan）在音乐会上演唱了由米沃什诗歌改编的现代爵士歌曲，并以此结束了波兰国内米沃什年的纪念活动。

[1]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

[2]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法国小说家、哲学家、戏剧家、评论家，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有《局外人》、《鼠疫》、《西西弗的神话》等。

[3] 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精神病学家，代表作有《时代的精神状况》、《哲学入门》、《伟大的哲学家》、《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等。

[4] 《我忠实的母语》，切斯瓦夫·米沃什：《拆散的笔记簿》，绿原译，漓江出版社，1989年，页131—132。

[5] 《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别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苏联与纳粹德国在莫斯科秘密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另称《德苏条约》或《希特勒—斯大林条约》。

[6] 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纳奇·维特凯维奇（Stanis aw Ignacy Witkiewicz，1885—1939），波兰先锋派作家、画家、摄影家。

[7] 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1946—），波兰思想家，波兰最大的报纸《选举日报》（Gazeta Wyborcza）创办人及主编。

[8] 康波·代·菲奥里（Campo dei Fiori），罗马著名广场。天文学家乔丹诺·布鲁诺（1548—1600）曾因宣传哥白尼学说，被宗教裁判所作为异教徒在此处死。

[9] 《康波·代·菲奥里》，《拆散的笔记簿》，页80。

[10] 波兰1795年遭第三次瓜分，亡国到1918年。

[11]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

[12] 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法国启蒙时期思想家、社会学家，西方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人。“拜占庭帝国”这个说法的流行，孟德斯鸠出力甚多。

[13] 埃德蒙德·古斯塔夫·阿尔布雷希特·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1859—1938），著名德国哲学家，现象学之父。

[14] 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1891—1970），20世纪著名的美国分析哲学家，生于德国。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代表人物，维也纳学派的领袖之一。卡尔纳普是学物理和数学出身的，在耶拿大学（University of Jena）曾受教于弗雷格（Friedrich Ludwig Gottlob Frege，1848—1925）门下，研究逻辑学、数学、语言的概念结构。受罗素和弗雷格的著作影响。

[15]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德国哲学家、数学家。他的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包括法学、力学、光学、语言学等四十多个范畴，被誉为17世纪的亚里士多德。此外，他和牛顿先后独立发明了微积分。

[16] 佛罗拿（Veronal），即巴比妥，一种长效催眠剂和镇静剂。

[17] 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1905—1983），匈牙利裔英国作家、记者和批评家，犹太人。也是前共产党人，出于对苏联“大清洗”的反思，他的思想逐渐趋向自由主义，并最终写出揭露“大清洗”、控诉斯大林主义的著名政治小说《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

[18] 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18世纪英国著名的讽刺作家和政治家，《格列佛游记》的作者。

[19] 希伯来文含义是“受膏者”，被神祝福的人，它的希腊文读法为“基督”，即上帝派来圣灵所感的救世主。

[20] 铁托主义（Titoism），社会主义政治思想体系之一，以南斯拉夫政治家铁托之名命名，强调各个国家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方针和政策，必须基于这个国家本身所特有的条件而有别于其他国家。

[21]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勃洛克（Александ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Блок，1880—1921），20世纪早期俄罗斯诗人、戏剧家，代表作为长诗《十二个》。

[22] 锡西厄人，又译西徐亚人，古代欧洲东南部以黑海北岸为中心的一个地区的人。

[23] 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斯特拉文斯基（ИгорьФёдоровичСтравин ский，1882—1971），俄国作曲家，20世纪现代音乐的传奇人物，革新过三个不同的音乐流派：原始主义、新古典主义以及序列主义。被人们誉为“音乐界中的毕加索”。

[24] 爱德华·马奈（Edouard Manet，1832—1883），法国写实派与印象派画家。

[25] 格雷戈尔·约翰·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1822—1884），现代遗传学之父，1865年发现遗传定律。

[26] 普列汉诺夫（Плеханов，1856—1918），革命人民主义的信徒，最早投入城市工人工作的民粹派鼓动家之一，1882年出版俄译《共产党宣言》，次年在日内瓦组建了劳动解放社，此结社后来成为19世纪晚期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中心。

[27] 熙德，法国作家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1606—1684）写于1636年（一说为1637年）之著名剧作《熙德》（Le Cid）中的主人公的名字。该剧内容深刻，对当时的法国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28]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德国著名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强调戏剧表演的间离效果，要求演员高于角色、驾驭角色、表演角色。代表作有《伽利略传》、《四川好人》、《高加索灰阑记》等。

[29] 阿维森纳（Avicenna，980—1037），亦称伊本·西那（Ibn Sina），波斯人，伊斯兰医学家、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和文学家，著有《治疗论》、《医典》等学术著作。他建立的哲学体系，在中世纪欧洲很有影响力。他关于灵魂的性质、存在和本质区分的学说在欧洲学术界引起辩论和审查。1210年起，阿维森纳主义在欧洲被禁止。

[30] 毛拉，一些穆斯林国家对精通伊斯兰神学的穆斯林、伊斯兰宗教法律教师和解释者以及有学问之人的尊称。

[31]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JосипБрозТито，1892—1980），克罗地亚人，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书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缔造者、总统，不结盟运动发起人之一。

[32]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马雅可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ВладимировичМаяковский，1893—1930），著名俄国诗人，代表作有《列宁》、《穿裤子的云》等。

[33] 这里指斯大林。

[34] 洛佩·德·维加（Lope de Vega，1562—1635），法国喜剧作家、演员、戏剧活动家。

[35] 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1798—1855），波兰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诗人。重要著作有《歌谣和传奇》、《先人祭》、《格拉席娜》、《康拉德·华伦洛德》、《塔杜施先生》等。

[36]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法捷耶夫（Александ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Фатеев，1901—1956），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御用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笔下的主人公们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而斗争的英勇战士，他自称能把严格的现实主义描写、深刻细腻的心理分析、浪漫主义的激情和抒情笔调有机地统一起来。

[37] 瓦特·萨维奇·兰德（Walter Savage Landor，1775—1864），英国作家。兰德出身贵族，个性极强，钟情于自然，热爱儿童、艺术，他甚至用拉丁文写作，再译成英语，以追求语言的简洁、韵律。可相较当时的桂冠诗人华兹华斯，兰德作为一个诗人几乎没有什么地位。

[38]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文艺复兴以来最重要的英语诗人之一，也是与雪莱、拜伦齐名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有与柯勒律治合著的《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长诗《序曲》（Prelude）、《漫游》（Excursion）等。

[39]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原名Józef Teodor Konrad Na cz Korzeniowski，1857—1924），波兰裔英国小说家，少数以非母语写作而成名的作家之一，被誉为现代主义的先驱。年轻时当海员，中年才改行写作。一生共写作13部长篇小说和28部短篇小说，主要作品包括《黑暗的中心》、《吉姆老爷》、《特务》等。

[40] 中世纪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1225—1274）的哲学和神学体系被称为托马斯主义。

[41] 雅各布·马利丹（Jacques Maritain，1882—1973），法国神学家、哲学家，新托马斯主义的主要代表。

[42]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政治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创作的科幻小说对该领域影响深远，如《时间旅行》、《外星人》、《反乌托邦》等都是20世纪科幻小说中的主流话题。

[43] 《隐身人》（The Invisible Man），描写一个青年物理学家格里芬发明了一种隐身术，把自己变成了来去无踪的隐形人。这天才的发明并没有给这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带来任何欢乐，反使他屡遭灾难，以致他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渊，最后变成一个杀人狂，且不可避免地走向自我毁灭。

[44] 乔治·贝尔纳诺斯（Georges Bernanos，1888—1948），法国小说家、政论作家。生于巴黎一个西班牙血统的天主教徒家庭，早年在巴黎大学攻读法学与文学，曾参与保皇派的政治活动，并成为《法兰西行动报》的活跃分子。1913年起主持鲁昂的《先锋》周刊，并撰写社论。

[45] 布列塔尼（Bretagne），位于法国西北部的英吉利海峡和比斯开湾之间的半岛，首府是雷恩。

[46] 佛兰芒（Fleming），位于比利时东北半弗兰德地区。

[47] 单子（Monad），在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中，单子被认为是构成广延世界的最基本单位。

[48] 斯达汉诺夫运动，于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展开，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实施的运动。斯达汉诺夫（Stachanow，1906—1977）是苏联煤矿工人，著名劳动模范，1935年创下一班采煤超定额十四倍的纪录。

[49] 纳粹党（National 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 Partei，简称NSDAP），即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

[50] 斯多葛主义，亦称斯多葛哲学学派（或称斯多亚学派），古希腊四大哲学学派之一，因在雅典集会广场的廊苑（英文stoics，来自希腊文stoa，原指门廊，后专指斯多葛学派）聚众讲学而得名。

[51] 彼得·布鲁盖尔（Pieter Bruegel，1525—1569），16世纪荷兰尼德兰地区的伟大画家，自扬·凡·艾克（Jan van Eyck，1385—1441）始的早期荷兰画派的最后一位巨匠。一生以农村生活作为艺术创作题材，被称为“农民的布鲁盖尔”。他善于思想，天生幽默，喜爱夸张的艺术造型，因此人们又赠给他一个外号“滑稽的布鲁盖尔”。他是欧洲美术史上第一位“农民画家”。

[52] 着重点是我加的。——切斯瓦夫·米沃什

[53] 塞瓦斯托波尔，俄罗斯克里米亚半岛西南岸港市。

[54] 纳粹歌曲《今天是我们德国人统治》。

[55] 即准备与苏联友好的情绪。

[56] 让保罗·萨特（Jean Paul Sartre，1905—1980），法国思想家、作家，存在主义哲学大师。

[57] 的里雅斯特（Trieste），靠意大利东北岸和南斯拉夫西北岸。

[58] 萨尔盆地（Saarbeckengebiet），1920—1935年间，法国和英国受国际联盟委托所占领及管治的德国地区。1935年经全民公投，回归德国。

[59]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 Holstein），德国16个邦中最北面的一个邦。

[60] 波洛尼亚（Bologna），位于意大利北部的波河与亚平宁山脉之间。

[61] 帕多瓦（Padova），位于意大利北部，为帕多瓦省的首府以及经济和交通要冲。

[62] 卡巴莱餐馆，有歌舞和滑稽短剧等表演助兴的餐馆。

[63] 约瑟夫·毕苏茨基（Jozef Pilsudski，1867—1935），波兰政治家，曾任波兰第二共和国总统。

[64] 乔治·欧仁·索雷尔（Georges Eugène Sorel，1847—1922），法国哲学家，工团主义革命派理论家。

[65] 每年5月1日的国际劳动节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劳动节。1889年7月，由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在巴黎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规定每年5月1日这一天为国际劳动节。

[66] 利沃夫（Львов），乌克兰西部的主要城市，利沃夫州首府。

[67] 万杜尔斯基·维托尔德（Wandurski Witold，1891—1937），诗人、剧作家、导演，波兰共产党活动家。

[68] 斯坦德·斯坦尼斯瓦夫·雷沙尔德（Stande Stanis aw Ryszard，1897—1939），诗人，波兰共产党活动家。

[69] 雅欣斯基·布鲁诺（Jasieński Bruno，1901—1939），作家，波兰左派活动家。

[70] 纳齐姆·希克梅特（Nazim Hikmet，1902—1963），土耳其著名诗人。

[71] 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1904—1973），智利诗人，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72] 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1897—1982），法国著名诗人、小说家及编辑，亦为法国共产党重要的成员之一。父亲曾任巴黎警察局局长和法国驻西班牙大使。

[73] 霍华德·法斯特（Howard Fast，1914—2003），美国左翼作家，著有小说《斯巴达克思》、《移民》、《自由之路》，回忆录《赤化》等。

[74] 政府规定结婚时要在家里挂国旗，另外，秘密警察也无处不在。

[75] 约翰·盖伊（John Gay，1685—1732），英国诗人、剧作家。

[76] 法宝，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方法。

[77] 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1874—1929），奥地利作家，生于维也纳，在16岁时就因以Loris为笔名出版的无懈可击的诗集而享誉维也纳。

[78] 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美国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被尊崇为美国浪漫主义运动要角之一，以悬疑、惊悚小说最负盛名。爱伦·坡是美国的短篇小说家先锋之一，并被公认是推理小说的创造者，甚至被视为科幻小说的共同催生者之一。

[79] 《旧约·传道书》第一章第二节。

[80] 维吉尔（Vergilius，公元前70—前19），罗马帝国时代最伟大的诗人。著有长诗《牧歌》、《爱奈特》、《伊尼特》，史诗《埃涅阿斯纪》。

[81] 圣巴托罗缪之夜（St.Bartholomew’s Day），发生在1572年8月24日的浩劫。当时的法国国王查理九世表面上支持、笼络新教的领导人，暗中却怂恿旧教策划阴谋，利用圣巴托罗缪节当天基督教新教徒在巴黎集中的机会，发动了一场对新教徒的屠杀，当晚至少有两千人被屠戮。

[82] 昆图斯·贺拉斯·弗拉库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公元前65—前8），罗马帝国奥古斯都统治时期著名的诗人、批评家，代表作有《诗艺》等。

[83] 塔欧尔米纳（Taormina），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墨西拿省内。

[84] 《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二十八章。

[85] 伊万·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ИванПетровичПавлов，1849—1936），俄国生理学家、心理学家，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创始人，行为主义学派的先驱。

[86] 《新约·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节。

[87] 《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一节。

[88] 卢卡契（Lukács Gy rgi，1885—1971），匈牙利文学理论家、美学家、哲学家，曾任布达佩斯大学哲学系教授。

[89] 胡安·庞塞·德莱昂（Juan Ponce de León，1460—1521），西班牙征服者，首任波多黎各总督，参与过征服格拉纳达，他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第二次前往新大陆时发现了美国的佛罗里达。

[90] 科迪勒拉山（Cordillera），南美洲安第斯山的西部支脉。大致自南纬27°30起，沿智利—阿根廷国界，向北伸延至加勒比海岸。

[91] 此处指斯大林。

[92] 涅曼河（Nieman），立陶宛语作Nemunas，德语作Nemel或Njemen，波兰语作Niemen，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境内的河流。

[93] 季维纳河（СевернаяДвина），位于俄罗斯北部，由苏霍纳河（Сухона）和尤格河（Юг）汇流而成，向西北流，最后流入白海的德维纳湾。

[94]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МихайловичМолотов，1890—1986），苏联政治家与外交家，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总理）。

[95] 乌利希·弗里德里希·威廉·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Ulrich Friedrich Wilhelm Joachim von Ribbentrop，1893—1946），希特勒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外交部长。

[96] 卡斯蒂利亚（castillan），即骑士。

[97] 图拉（Tula），托尔斯泰的故乡，俄国的中等城市，距莫斯科180公里。

[98] 萨马拉（Samara），俄罗斯伏尔加河中游的重工业城市，萨马拉州首府。

[99] “我走到斯大林的肖像前，把它从墙上取下来放在桌子上，我双手托着腮帮子，边凝视边思考，我应该做什么？领袖的脸庞总是这样安详，他的眼睛炯炯有神地看着远方。我觉得他那锐利的眼神能穿透我这间小屋的墙壁，看得极远，甚至能看到全球。我不知道，如果有人在此刻看到我，他会想什么。但是，我知道，在这一时刻我的每一句话、每一根神经、每一滴血都让我觉得，对我而言，这整个世界上什么也没有，我能看到的只有这张最尊贵、最可爱的脸庞。我该做什么呢？‘苏联政府正以坚定不移的手段清算人民的敌人……’这是你说的话，斯大林同志。我对它坚信不疑。现在我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胜利》，《苏联作家协会机关报》1950年4月第4期，页52。选自《立陶宛简报》，纽约，页7—12）

[100] 提图斯·卢克莱修·卡鲁斯（Titus Lucretius Carus，公元前99—前55），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诗人和哲学家，以哲理长诗《物理论》著称于世。

版权信息

诗的见证

著者：（波兰）切斯瓦夫·米沃什

译者：黄灿然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录

版权信息

一 从我的欧洲开始

二 诗人与人类大家庭

三 生物学课

四 与古典主义争吵

五 废墟与诗歌

六 论希望

译后记

我一代人都失去了。还有一座座城市。和一个个民族。

但这一切都在稍后。与此同时，在窗里，一只燕子

表演它的瞬间仪式。那个少年，他是否已经在怀疑

美永远在别处而且永远是错觉？

此刻他看见他的家乡。在第二次割草的时候。

道路蜿蜒上山又蜿蜒下山。小松林。湖。

阴云遮蔽的天空里射出斜光。

到处都是拿镰刀的男人，穿着这地方常见的

未漂白的亚麻衬衣和暗蓝色裤。

他看到我就在此刻看到的。啊，但他很聪明，

专注，仿佛事物刹那间就被记忆改变。

坐在大车上，他回望，以便尽可能地保存。

这意味着他知道在某个最后时刻需要什么，

他终于可以用碎片谱写一个完美世界的时刻。

一　从我的欧洲开始

关于诗歌的博学论著多不胜数，并且拥有比诗歌本身更多的读者，至少在西方国家是如此。这不是好兆头，即使这是因为它们的作者出类拔萃和他们充满热忱地融会了当今在大学里广受尊敬的各门学科。一个想与那些饱学之士竞争的诗人，将不得不假装他拥有的自知之明比诗人被允许的更多。坦白说，我一生都被某个守护神控制着，那些由他口授的诗是如何产生的，我并不是太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讲授斯拉夫文学多年，都一直仅限于讲授文学史，而力图避免谈论诗学。

然而，有些事情使我感到安慰，并且我觉得也成为我担任哈佛诗歌教授的正当理由。我心里想到的，是欧洲那个角落，它塑造我，而我也通过用童年所讲的母语写作来保持我对它的忠诚。二十世纪也许比其他任何世纪都要多变和多面，它会根据我们从哪个角度看它而变化，也包括从地理角度。我那个欧洲角落，因发生了只有剧烈的地震才能比拟的不寻常和毁灭性事件，而提供了一个独特角度。结果，我们这类从那些地区来的人，对诗歌的评价与我大多数听众稍微不同，因为我们往往把它视为人类一场重大转变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我把此书称为“诗的见证”，不是因为我们见证诗歌，而是因为诗歌见证我们。

不管是个人还是人类社会，都在不断地发现只有直接经验才能获得的新向度。这也适用于历史向度，我们对历史向度的理解是不经意的，甚至是违背我们本意的。（它不是通过书籍发生的，尽管历史经验确实改变我们的阅读）。我所说的经验，不只是指感到大写的历史以毁灭之火从天而降的形式、外国军队侵略的形式和城市变成废墟的形式带来的直接压力。历史真实性有时候会显现于建筑的一个细部中，风景的塑造中，甚至树林中——例如靠近我出生地的那些橡树，它们记得我那些异教的祖先。然而，只有在意识到危险在威胁我们所爱的事物时，我们才会感到时间的向度，并且在我们所看见和碰触的一切事物中感到过去一代代人的存在。

我恰好生长于罗马与拜占庭的分界线上。我们不免要问，今天乞灵于这些古老、仅剩象征意义的力量，是否可能呢？然而，这个划分已持续几个世纪，在罗马天主教的领域与东方基督教的领域之间勾勒出一条线索，尽管这条线索并非总是在地图上。在几个世纪中，欧洲保留这个古老的划分，并遵循平行轴心的法则。一个是西方轴心，它从意大利向北延伸；一个是东方轴心，它从拜占庭向北延伸。在分界线的我们这边，一切都来自罗马：作为教会语言和文学语言的拉丁语、中世纪的神学争论、作为文艺复兴时期诸诗人的楷模的拉丁语诗歌、巴罗克风格的白色教堂。此外，文学艺术的崇拜者们也是把他们的热望投向南方，投向意大利。现在，当我试图较理智地谈论诗歌时，这些东西绝不是抽象的考虑。如果我的一个主题是宗教想象力的奇怪命运，以及当诗歌开始获得取代宗教的特点时诗歌的命运，那恰恰是因为我在高级中学时曾多年研读厚厚的课本中的罗马教会历史和各种教义，这些课本自此以后已经哪里都没人使用了；我怀疑，即使是在大学研究班，如此详尽的课本是否还有人使用。另外，既是我着迷又是我讨厌的古典主义，其源头也包括贺拉斯、维吉尔和奥维德，他们是我在班上研读和翻译的作者。在我有生之年，拉丁语已从礼拜仪式和中学课程中消失，这是南北轴心逐渐削弱的结果。然而，现在就把罗马和拜占庭贬谪为无可挽回的过去，仍为时过早，因为它们的遗产还在以新的、常常是难以定义的形式出现。

不用说，我很早就感到来自东方的某种威胁，当然不是来自东方基督教，而是来自东方基督教失败的结果。南北轴心的法则不仅在野蛮民族被罗马改变信仰上发生作用，而且在那些从拜占庭获取宗教的辽阔领土上发生作用：是获取宗教，而不是获取教会的语言。俄罗斯历史学家格奥尔基·费多托夫认为，俄罗斯所有不幸都源自它选择斯拉夫语而不是希腊语作为其教会语言，如果选择希腊语，则希腊语可能成为东方的通用语，如同拉丁语是西方的通用语。俄罗斯因此而长期被孤立，直到它突然地和迟来地发现各种西方观念，并赋予它们丑怪的形状。在波兰，由于在一九二〇年打赢了与革命的俄罗斯的战争，并在一九三九年之前成功地保持其独立，因此波兰对危险的感觉太明显了，根本不需要深入研究其历史原因。然而，我自童年起对俄语的了解，以及成长过程中对一些非西方因素的了解，逐渐使我省思俄罗斯的弥赛亚主义及其圣城莫斯科——这座城市一度被称为第三罗马（而这个事实并非没有其后果）。因此，我对我将在这里常常提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是源自地域性的影响。

南北轴心。十六世纪波兰诗人的语言，如同天主教和新教那些刚刚翻译过来的《圣经》的语言一样，与今天波兰语接近的程度，要比《仙后》 [1] 与今天英语接近的程度更高。或者可以说，在音调和感受力方面更接近。这意味着今天一位波兰诗人在诗歌技艺上与其先辈们有一种较密切的关系，并能够对十六世纪语言感到亲近。但是，十六世纪诗人中最著名的扬·科哈诺夫斯基 [2] 是一位双语诗人；他有很多诗是用拉丁语写的，而他很多波兰语诗则只是改写自贺拉斯。因此，一位波兰诗人会一再被提醒那个本行老问题：今天如何对待古典主义？

南北轴心这个概念，我希望已说得够清楚了。另一个概念，西东轴心，也许较新奇，尽管对于譬如《战争与和平》的读者来说并不如此，因为小说中的主人公们，那些受良好教育的俄罗斯人，都快活地用法语交谈。在十八世纪，法语成为继拉丁语之后欧洲第二大通用语，而这一回俄罗斯被包括在这通用语的范围内。在外省的东欧和中欧诸首都，一个关于世界首都巴黎的神话诞生了。虔诚天主教徒的眼光，也许依然转向天主教会的首都罗马。但是开明人士、世俗人士、时髦追赶者则全都想知道巴黎知识沙龙刚刚发生过什么事情。法国相继出口其哲学家、革命、拿破仑领导下的战争，然后是小说，最后是诗歌和绘画的一场革命：象征主义、立体派、野兽派、超现实主义。现在所有这一切似乎是一个已经结束或接近于结束的时期，因为，正如拉丁语从教会和学校消失一样，认为法语是值得学习的欧洲青年人已愈来愈少，哪怕是为了充绅士派头而学习。然而，要了解很多欧洲国家的现代诗歌，我们必不可少地要知道两件熔成一体的金属——一件是土产的，一件是从巴黎进口的。

欧洲文学地图在向西方展示自己时，直到最近之前都包含大量空白点。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拥有明确地位，但伊比利亚半岛只是一个朦胧的轮廓；荷兰、比利时和北欧是模糊的；德国以东那片空白，则可能会轻易被标上“狮子出没地”，这个野兽王国包括诸如布拉格（因为卡夫卡而不时被提到）、华沙、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这样的城市。要再进一步向东，莫斯科才出现在地图上。留在文化精英们脑中的印象，无疑也会产生重大政治意义，因为他们影响着统治集团的决策——难怪那些签署雅尔塔协议的政治家可以如此轻易地把这些空白区的一亿个欧洲人当作一笔亏损那样勾销掉。也许就是在那时，西东轴心才出现明确的断裂，而习惯于在思想中和著作中以他们超越维斯杜拉河、第聂伯河和多瑙河的普遍性而受称赞的巴黎知识分子，醒来时发现自己置身于地方主义的樊笼里。他们开始从大西洋彼岸寻找某些补偿，然而他们繁复的风格和思想在那里找不到多少追随者，哪怕在大学里。

在我青年时代，诗歌的学徒们如果是来自地图上的空白点，就得到巴黎接受短期或较长期的训练。我本人正是如此，尤其是受到家族中某个先例的加强，因为我有一位亲戚，我的远房堂兄奥斯卡·米沃什，在法国长大，并且是一位法语诗人。我年轻时抵达巴黎，后来我有很多机会惊讶于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剧变和发生在我那个位于德国以东的地理区域的剧变，与“花都”生活中的完美稳定性和延续性之间的对比。半个世纪后，我写了一首关于这个题材的诗，这首诗比我的散文更好地解释了我刚才所说的。

绕过笛卡尔街

绕过笛卡尔街

我朝着塞纳河走去，羞怯，一个旅行者，

一个刚来到世界首都的年轻野蛮人。

我们人数很多，来自雅西和科洛什瓦尔、维尔诺和布加勒斯特、西贡和马拉喀什，

耻于想起我们家乡的习俗，

不该告诉这里任何人的习俗：

为仆人鼓掌、赤足女孩跑进来、

分享带咒语的食物、

主人和屋里所有人 [3] 合唱祈祷曲。

我已把那些模糊的外省抛在背后，

我进入普遍性，为之目眩和充满渴望。

很快，很多来自雅西和科洛什瓦尔，或西贡或马拉喀什的人

被杀了，因为他们想废弃他们家乡的习俗。

很快，他们的同辈夺取权力

为了以那些美丽的普遍性理念的名义杀人。

与此同时，这座城市按它的本性活动，

在黑暗中发出瑟瑟的嘶哑笑声，

烤长面包，将酒倒进陶罐，

在街市场买鱼、柠檬和大蒜，

可以说对名誉、羞耻、伟大和光荣漠不关注，

因为这些东西已经被完成并把自己转化为

一座座没有人知道它们代表谁的纪念碑，转化成

一首首几乎听不清的咏叹调和各式各样的谈吐。

我再次倚着河堤粗糙的花岗岩，

仿佛我从地下世界旅行回来

突然间看见在光中旋转的四季的轮子，

里面帝国纷纷崩溃，曾经活着的人现在已经死去。

没有什么世界首都，无论是这里还是别处，

而那些被废弃的习俗恢复它们小小的名声，

而我知道人类世代的时间并不像地球的时间。

至于我的深重罪孽，有一件我记得最清楚：

有一天我沿着一条小溪在森林里走着时怎样

推动一块石头砸向草丛中一条蜷缩的水蛇。

而我在生活中的遭遇，是正当的惩罚，

那迟早要抵达每个打破禁忌者的惩罚。

虽然普遍性的理念早已失去了它们对我们这些来自维尔诺、华沙或布达佩斯的人的吸引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失去了它们在各地的吸引力。那些以坚持原则之名屠杀柬埔寨人的年轻食人族，曾毕业于巴黎大学，他们只不过是试图实践他们学来的哲学理念。至于我们自己，由于曾亲眼目睹一个人怎样以教条之名侵犯当地习俗（也即几百年来缓慢地、有机地逐渐形成的一切事物）来达到某种目的，我们只能心怀恐惧地想起纠缠着人类心灵的那些荒诞东西。可以说，这心灵对一犯再犯的错误视若无睹。

我刚读的这首诗，有几个主题。它的主层面是忏悔，承认严重罪孽。不是因为杀任何生物是邪恶的——而是因为我来自立陶宛，在那里水蛇被认为是神圣的。农民的茅舍门槛前为水蛇放置着一碗碗牛奶。人们把水蛇与繁殖力联系起来，土地的繁殖力和家庭的繁殖力。还有，太阳爱水蛇。立陶宛有句民谚：“别把死水蛇留在田里；埋了它。太阳看见死水蛇会哭。” [4]

不用说，那个热情地用法语写作文、读保罗·瓦莱里的学生 [5] ，与水蛇崇拜本应没有什么共通点才对。然而，我本性中迷信的一面不管在以前还是现在，都比那些普遍性的理念要强烈，至少在诗歌创作的层面上如此。虽然罗马天主教反复给我灌输一种永久的原罪感，但另一个更原始的异教概念可能更强烈，也即因侵犯神圣事物而产生的罪疚感。

我无意太过强调这类地方性的异国情调。被文学艺术史家纳入考虑的其中一个最奇怪的规律，是那种同时把生活在彼此远离的国家中的人们连结起来的契合性。我甚至倾向于相信，时间本身的神秘实质决定了甚至那些互不沟通的文明之间在某个特定历史时刻的相似性。这样的论题也许会显得不着边际；因此让我仅限于谈论欧洲。在欧洲，一种共同风格连结着同时以不同语言写作的同代诗人们，这也许可用某种难以捉摸的潜移默化来解释，而不一定用直接借用来解释。但借用一直是普遍的。例如，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交替之际，一个法国人可以读到一首有关罗马废墟的诗，诗的作者叫约阿基姆·杜·贝莱 [6] ；一个波兰人知道同一首诗是米科拉伊·森普沙任斯基 [7] 的作品；一个西班牙人却把它视为弗朗切斯科·德·克韦多 [8] 的作品；而那位被其他人毫无顾忌地改写的真正作者，却是一位默默无闻的拉丁语古典文化研究者、巴勒莫的亚努斯·维塔利斯 [9] 。交流的加速使得二十世纪诗人之间的潜移默化和互相借用变得明显，就连华沙或布达佩斯，或我家乡维尔诺，也都在某个活动圈内。即使在遥远的纽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团体也以他们的左派、马克思主义和“大众文学”忠诚地重复我们那个地方的文人的主要关注。此外，纽约文学界大多数是由来自东欧和中欧的移民构成的。

除了南北轴心和西东轴心之外，我还想讨论第三个轴心：过去未来轴心。在我们的时代，我们老是听人说，诗歌是一份擦去原文后重写的羊皮纸文献，如果适当破译，将提供有关其时代的证词。这样的断言是正确的——条件是不要以社会学中（包括文学社会学中）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学派们喜欢采取的那种方式来理解。由于我在这类社会教条的困境中待过，所以我对它们的贫乏太清楚了，不想再在这里谈论它们，尽管我确实也曾经看过它们被巧妙地——以及滑稽地——应用过，就是在二十年代波兰前卫派关于哪种韵律是社会主义韵律的争吵中。不过，我倒是不怀疑，后代会为了试图理解二十世纪是什么样子的而读我们，如同我们通过兰波的诗歌和福楼拜的散文知道很多有关十九世纪的事情。

显然，我是在思考诗歌正在确立什么样的证词来见证我们这个世纪，尽管我明白，我们仍然浸染在我们的时代中，我们的判断也就应预先被评估为不确定。让我以绕圈子的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就从莫扎特的歌剧《魔笛》和英格玛·伯格曼的同名电影开始。这部电影也许比任何其他电影都更能展示电影艺术可以做什么，尤其是在这个用电影日益完美的技术来贬低人的时代。《魔笛》把我们带进一种与我们生活的气候如此迥然不同的气候中，使十八世纪末的气息与我们时代的气息之间的反差变得很有启发意义。莫扎特这部歌剧的歌词，讲的是蒙昧主义的黑暗与理性的光明之间的斗争；神圣与理性并不是分离的，因为那圣殿——换句话说，共济会会所——把神圣特征赋予寻找智慧的人类心灵。此外，那智慧是以各种方式被设想的，“神秘会社”在整个十八世纪的扩散可作佐证，奥古斯特·维亚特 [10] 在其经典著作《浪漫主义的神秘来源》中对此有令人信服的探讨。在《魔笛》中，人在接受考验和入会之后，便可进入圣殿。那些不屈服于黑夜皇后种种变化莫测的魅力的人，将成为被选中的少数人，团结在一个共同目标下，分享如何为人类谋幸福的知识。请注意，该歌剧于一七九一年在维也纳首演——正是在那一年，华沙投票通过一部宪法，而这部宪法也是共济会的产品和法国大革命的衍生物。

那个时期的人，似乎对人类新纪元的来临充满信心、希望和信仰；对某些人来说，它似乎是一个太平盛世。他们之中很多人将在断头台上失去脑袋。另一些将追随拿破仑，经历他的失败，这次失败将在很长时间内成为一切希望的终结。尚有另一些人，他们将著书立说宣传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方案。不过，他们全都被一个复兴和世俗化的理念所激励，而这个理念早就被中世纪一位僧侣菲奥雷的约阿基姆 [11] 表达过了，他将历史分成三个时期：圣父时期、圣子时期和未来亦即圣灵时期。

即使今天，也很难弄清楚那个被称为浪漫主义的现象究竟是什么，尤其是鉴于这个术语在英国与在欧洲大陆的意思并不一样，甚至在不同的欧洲国家也各有不同的意义。浪漫主义诗歌是波兰文学的核心。我在波兰浪漫主义发源地立陶宛首都维尔诺市成长并完成学业。波兰浪漫主义发源于此，很可能不是偶然的，尤其是考虑到这座城市的特点。在我的青年时代，它仍旧是一座教堂和共济会会所的城市，曾在远征莫斯科时路过这里的拿破仑的马车，似乎刚于昨天离开。我那些大学老校友们——比我大一百岁——创办了入会者的秘密团体，如同《魔笛》中描写的那样。其中一位老校友成了最伟大的波兰诗人，我当然把自己视为他的弟子。我来自地图上的一个空白点，因此当我提到亚当·密茨凯维奇的名字时，我不能期望我的听众会有任何联想：这个名字在西方实际上无人知晓。如果我提到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的名字，情况就会很不一样。但普希金的伟大性是建立在盲信上的，因为在翻译中难以领略他的高质素；他的声誉得到俄罗斯众多伟大散文作家的加强。他的波兰同代人密茨凯维奇，也同样不可译。他的诗可以说重启了波兰诗歌的整个历史，波兰诗歌最初是受拉丁古典主义影响的，接着受启蒙时代的法国古典主义影响。不只是诗歌技巧使密茨凯维奇成为启蒙时代的继承者。在他身上，启蒙运动的哲学既被否定，又被接受为通向未来的一种基本的乐观主义，这乐观主义也是对圣灵时期的一种信念，相信太平盛世会来临。在很多国家，这似乎为理性时代和我想称之为狂喜时代的十九世纪上半叶之间提供了一个连接。诗人威廉·布莱克对哲学家们的理性主义持敌视态度，如果绕过他的预言，我们就无法理解他：他预言人将在与黑夜、寒冷和幽灵般的自我作斗争中取得胜利。

在罗马与拜占庭的边界上，波兰诗歌成为牢不可破的希望的所在，免疫于各种历史灾难。这个希望，似乎可追溯至莫扎特写《魔笛》的时代，或追溯至狂喜时代。但只是表面上如此罢了。实际上，它的根源还要早几百年。它似乎是从这样一种信仰吸取力量：它相信世界基本的善，而世界是由上帝之手和乡下人的诗歌支撑的。波兰诗歌中最重要的作品是密茨凯维奇用诗歌讲述的故事《塔杜施先生》，这是他一八三二年至一八三四年在巴黎作为政治难民时写的。这部诗，以立陶宛农村为背景，颂扬采蘑菇和煮美味咖啡的愉悦；描写打猎和盛宴；带着赞叹谈论树木，仿佛它们是人；赋予日出和日落特殊的意义，将它们视为一个安详而滑稽的玩偶剧场里升起降落的帷幕。这部诗体裁独特，是世界诗歌中的奇葩，至今依然保持其作为每位波兰诗人床头读物的地位，甚至可能还是这个讲座的内容的来源。

这便使我回到过去未来轴心。诗歌的命运取决于诸如席勒和贝多芬的《欢乐颂》这样的作品是否可能。要成为可能，就需要有一些基本信心，即需要有一种意识，意识到开放的空间感就展现在个人和人类面前。做一个二十世纪的诗人意味着要接受各种悲观主义、讽刺、苦涩、怀疑的训练，这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这方面，在我的青年时代与本世纪即将走向结束的现在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也许，最近这几十年的特点，是消极态度已变得如此广泛，以致诗人们已被普通人赶超了。在青年时代，我感到发生在我们星球上的一切都是彻底荒谬的，是一个有坏结果的梦魇——而事实上，这已在集中营和毒气室周围的铁丝网中得到了完美的表达。作为在波兰浪漫主义作家影响下成长的人，我显然要寻找他们那个开放的未来与我们这个充满大灾难的未来之间的强烈对比的原因。今天，我认为，可怕的灾难性事件的清单可能会改变，但某种心态却恒定不变。这种心态先于对绝望的具体理由的看法，绝望的理由是后来才有的。

让我们举若干美国的例子。在一个其开国者们承认受启蒙运动哲学影响的国家，沃尔特·惠特曼绝不是反常的。他是这样一位诗人，对他来说未来就像理性时代和狂喜时代那样，是开放的。但是，他逝世二十多年后，一切都改变了。那些侨民诗人厌恶现在和未来；他们把目光投向过去。你很难在T.S.艾略特的《荒原》中找到任何明天，而哪里没有明天，哪里道德说教便登场。他的朋友埃兹拉·庞德《诗章》中理念的混乱，宣布了一种反动的政治选择。自我放逐到太平洋岸边，对社会怀有敌意的罗宾逊·杰弗斯 [12] ，创造了一种英雄式的“非人性”，其中根本就没有为未来的方向留下位置：

另外也请看看

文明如何迅速粗俗化和衰朽；它那些

较好的品质、远见、人道、对真理的

无私尊敬先死；最坏的将是最后的

（《双斧》中的《德黑兰》）

虽然艾伦·金斯伯格动机很不一样——我会说，相反——但是他的《嚎叫》为惠特曼式诗歌的历史加了冕，该历史一度被用来歌唱前面的大路。可现在我们有的是绝望，绝望于人类被囚禁在邪恶文明里，在一个摆脱不了的牢笼里。

要把这种希望的丧失与作家提出或批评家猜测的原因分开，是不容易的。我以为，我们是在与某种真实的东西打交道，而不是与幻觉，可我暂时不打算作解释，不想堆砌一些乍看除了黑暗色调之外没有任何共通点的例子。

我听到反对声，那也是我自己的反对声。毕竟，这是一个充满乌托邦希望的世纪。人们以它的名义死去，人们以它的名义互相杀戮——而那个希望已经以一场革命的面目出现，其目标是以国家垄断和计划经济来取代金钱那不祥的力量。过去数百年来，那垂直方向——人把目光投向天堂——在欧洲已逐渐被一种水平的渴望取代：人类那永远是空间性的想象力已经用“前面”来取代“上面”，而那“前面”已被马克思主义认领去了。俄国革命在各地释放了伟大能量和伟大期待。然而，等待着的却是很多失望。事实证明，艺术家、作家和学者对新人和新世界的前景是最敏感的，因此他们的希望亦经受特别严峻的考验。西班牙内战展示了他们的两难困境：“如果你反对法西斯主义，那你就站在我们一边；因此你必须赞成苏联的极权制度。”这个困境现仍在重复着。我在巴黎住了很多年，我注意到我的法国同行们绝望的努力，他们都不顾明显的事实，而想保持自己的信念，坚信历史的目标可以迅速实现。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这个世纪弥漫着希望？也许是，但诗歌却没有证实这个印象，而诗歌的见证要比新闻更可靠。如果有什么东西不能在更深的层面上也即诗歌的层面上验证，那我们就要怀疑其真确性。我们知道，作者们的意见并不是了解他们的著作的可靠钥匙。他们的著作甚至可能与他们的意见背道而驰。在我们的世纪，很多作家选择革命，但在他们的著作中，人并没有被表现为值得改变而是被描写成一只“臭虫”——这是马雅科夫斯基一部戏剧的名字。他们通过乞灵于他们的重大任务也即批判资本主义，来证明那幅黑暗图景的正确性。然而，在譬如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例子中，尖刻和奚落是如此渗透他戏剧的核心，以致布莱希特心目中的人所能够获得的清晰意识使我们不禁想起那些基督徒作者们著作中所假定的拯救——这些基督徒作者实际上以描写罪恶为乐事。

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论题：市场经济环境下生命的非人性，造成文学艺术中人的形象如此阴暗。毕竟，布莱希特首先是纳粹主义诞生地魏玛共和国的诗人，如同在绘画领域格奥尔格·格罗斯 [13] 是魏玛共和国的肖像画家。确实，在俄国革命六十年后，现在应该是在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诗歌中寻找一点乐观主义的最佳时机了。如同诗人们的意见常常与见诸他们笔端的东西不一样，修辞术也常常被当成诗歌且成为诗歌暂时的替代物。革命之后，马雅科夫斯基写了不少巨人症般令人惊叹的修辞术诗歌。然而，真理却不居住在那里，而是居住在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和安娜·阿赫玛托娃温声细语的诗中，他们在革命后的俄罗斯目睹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令人沮丧的预感获得证实。阿赫玛托娃写道：“鄂木斯克的囚徒知道一切，并对一切不抱希望。”同样地，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被纳入苏联轨道的国家的诗歌，也都没有证实该制度所作的任何欢乐承诺。相反，反讽和挖苦被譬如波兰诗歌提炼至非常的高度，尽管这诗歌是反抗的诗歌，而悖谬的是，正是这反抗使它保持活力。

因此，如果我们在我们这个世纪的诗歌中听到一种小调式，那似乎不算犯错。我猜，一个以另一种调式写作的诗人，会被认为是老土，并被指责生活在愚人的乐园里。然而，生活在怀疑和灰心的困境中是一回事，喜欢它则是另一回事。某些心态是不正常的，这种不正常是指它们变得敌视某些真实而不是想象的人性法则。如果我们知道自己被禁止沿着某条直线向前走，如果我们走到哪里都碰到墙壁，它迫使我们转过身回到起点，亦即迫使我们兜圈，我们就会感到不舒服。然而，能意识到二十世纪诗歌见证了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存在着严重混乱，这本身也许已是自我治疗的第一步。

重要的是与某些被太过普遍地视为理所当然的态度保持一定的距离，学会不信任某些甚至已变得难以觉察的习惯。如果说今天的时尚是探讨这个或那个历史时期特有的语言结构，试图找出这些语言结构在多大程度上决定该时期的整体思维方式，那么我们没有理由不把怀疑也投向我们自己的世纪。诗人们所表达的阴郁视域的基础，应在一定程度上作为附带说明来看待，至少直到我们可以把它们拿来跟其他较少提及的因素一并讨论为止。既然我提到自我治疗，我应补充一句，反省悲观主义并不能确保我们有一个乐观结果，因为我们可能会发现它是合理的，至少是部分合理的。

我们不妨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即本世纪诗歌中的阴郁视域一直在逐渐增长，而若想寻找其原因我们就必须回到我们祖先的诗歌。今天的诗人很清楚现代诗也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祖先、英雄、烈士。并非偶然的是，波德莱尔、兰波和马拉美都是法国人，因为他们的诗歌诞生于法语仍是欧洲文化的语言的时代。这种新诗歌诞生于欧洲文化内部一次深刻的分裂，诞生于各种截然相反的哲学和生活方式之间的一场冲突。随着一八四八年而来的，是狂喜时代走向终结和进步时代抬头。那是无往不利的科学世界观、实证主义、新发明欣然获得接受，技术得意洋洋踏步前进的季节。但是，地下已经存在，而地下知道蠕虫藏在美丽的苹果内。地下的声音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的作品中听到，尼采预言了他所称的欧洲虚无主义的升起。在诗歌中，波希米亚宣布自己的异议，试图以它自己不同的价值标准，甚至以不同的服装，来反对中产阶级庸夫俗子，并把人分成值得接受艺术圣餐的精英和只配吃普通面包者。这里，重要的是由法国象征主义者们简明地提出的一个信念：“头脑正常”的市民仍固守着的价值标准已经死了，其基础也即宗教已从里面烂到外面，艺术要接管宗教的功能，成为神圣事物的唯一居所。象征主义者发现诗作为自治、自足的单位这个理念，诗不再是描写世界，而是代替世界而存在。

二十世纪的诗歌继承了波希米亚与市侩之间的争吵，这是我们不应忘记的。这并不是为迎接一个严峻现实而做的最好准备，那个现实随着时间十年十年地消逝而愈来愈变成庞然大物，愈来愈不祥，愈来愈无法被心灵所捉摸。波希米亚的遗产为现代和后现代诗歌的至少某些特点提供了一个解释，这些特点使得它与以希望之名而写的诗歌十分不同。

二　诗人与人类大家庭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有一位法国诗人与当时流行的诗歌观念完全脱节。在有生之年，他仅为一小群诗友所知晓。在一九三九年逝世之后的数十年间，他的名声扩散到较大的圈子，他的著作被译成几种语言。不过，他依然是一位仅为相对有限的读者所认识的作家。这位诗人，叫作奥斯卡·米沃什，署名时他一般使用O.V.德·L.米沃什。他来自立陶宛大公国，是我一位远亲。我在这里乞灵于他，是因为我想介绍他的诗观，我认为他的诗观是颇为切题的。

由于他在讲英语的国家里实际上没人知晓，因此我必须简略介绍他。美国对他而言，是他一生的朋友、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里斯蒂安·高斯的国度。他只有一本薄薄的诗集于一九五五年在美国出版，译者是肯尼思·雷克斯罗斯，这本诗集如今已成为藏书家的珍本。奥斯卡·米沃什生于一八七七年，虽然他像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科斯特罗维茨基 [14] 那样，有一个异国情调的出身，但他是法国诗人，当他一八九九年初登文坛时，他被视为象征主义第二浪潮的一部分。因而，他所作的某个选择，就显得更加奇怪了：他自愿在精神上栖居于一个较早的欧洲历史时期，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并且对后来欧洲文明发生的事情持不信任态度。他的世界主义教育背景可能是一个原因，因为他精通多种语言，青年时代着迷于德国诗歌，着迷于海涅，尤其是着迷于歌德，后来又着迷于荷尔德林，后者是他在一九一四年发现的。

即便如此，他对于他自己时代的评价却是悲观的。他称他的世纪是“一个闹哄哄的丑陋时代”，他诗中现在的形象并不比艾略特或庞德诗中的现在更欢欣。然而，有某种东西使他与现代诗那些代表人物截然不同：他坚持太平盛世主义，相信新纪元将会到来——不管我们用什么来称呼它——布莱克心目中的“新耶路撒冷”或欧洲大陆浪漫派心目中的“精神时代”。根据奥斯卡·米沃什的哲学著作，这个新时代将在一场末日式的大灾难之后出现，这场大灾难发生的时间，他定为一九四四年左右。他所称的“世界大火”也许是指原子武器的爆炸，这种事情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是难以想象的。至于那个新纪元，我们仍在等待它出现。据他说，这样一场复兴将伴随一种新科学而来，这新科学将摆脱牛顿式物理学，并从爱因斯坦的发现中得出激进的哲学结论。但我关心的不是这些预言的真实或错误。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由于他倾向于未来，他属于一个包括威廉·布莱克和波兰浪漫主义诗人在内的家庭。他相信他将被遥远的后代所阅读和理解，那些后代将比他自己那代人更幸福，因为他们将生活在一个恢复了人与宇宙之间的和谐关系的时代。他与当代诗歌保持距离，他在当代诗歌中看到的是一个全然混乱的形象。我从不掩饰我青年时代对他的作品的熟悉，以及我们的个人接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自己做诗人的方式，使我倾向于抵制文学时尚。这里，我将分析奥斯卡·米沃什的一个作品《关于诗歌的一些话》，写于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七年之间某个时间，并在许多年后，在作者逝世后才在法国出版。它以简洁的形式，提出了在他别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的观点。

在开场白中，诗歌被定义为自人类开始以来，自穴居者那些神奇的仪式以来，就是人类的友伴。它永远是“原型的组织者”，以及——最重要的是，在这里对我特别有用——“对真实的热情追求”：

那神圣的文字艺术，仅仅因为它从宇宙生命的神圣深处涌出，在我们看来便比任何其他表达形式都要紧密地与那精神和物质的运动联系在一起，它是那运动的催生者和指导者。恰恰是基于这个理由，它使自己与音乐分离，后者是一种自泛希腊主义的黎明以来就基本上有效的语言。分离之后，它便参与了宗教思想、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持续不断的变化，并主宰它们。在原始时代以司铎的形式，在希腊殖民扩张时刻以史诗形式，在酒神节衰落时以心理和悲剧形式，在中世纪以基督教、神学和感伤形式，自第一场精神和政治改革——也即文艺复兴——开始以来以新古典主义形式，最后以浪漫主义也即一七八九年之前和之后既是神秘的又是社会的浪漫主义形式，诗歌始终紧跟着人民那伟大灵魂的种种神秘运动，充分意识到自己那可怕的责任。

诗歌是节奏的艺术，却基本上不是一种像音乐那样有效的沟通手段。诗歌的语言使它可以参与并主宰“宗教思想、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持续不断的变化”。奥斯卡·米沃什的时间原型是动态的（如同威廉·布莱克的）和历史的运动，它以三联组的面目出现：天真的时期、堕落的时期和恢复天真的时期。然而在另一方面，这位法国诗人却继续忠于浪漫主义时代，他选择它作为自己的时代：诗歌必须意识到自己“可怕的责任”，因为诗歌不是纯粹的个人游戏，它还赋予“人民那伟大灵魂”的种种愿望以形状。可能正是在这里，我们应寻找奥斯卡·米沃什疏离其当代法国氛围的原因。他高度刁钻，贵族气，其生活方式十足像一个后期象征主义者，他不寻求那类可使他赢得盟友的社会方案。与此同时，他不相信诗歌可以不受惩罚地背对公众：

继歌德和拉马丁——那位写“苏格拉底之死”的伟大、非常伟大的拉马丁——之后，诗歌在迷人的德国浪漫主义小诗人的影响下，以及在埃德加·坡、波德莱尔和马拉美的影响下，遭受了某种贫乏和狭窄，这贫乏和狭窄在潜意识领域把诗歌引向一种无疑是有趣的，有时候甚至是瞩目的寻找，然而这种寻找被一种美学的、且几乎总是个人主义的风气带来的成见所玷污。此外，这种小小的孤独练习，在一千个诗人中的九百九十九个诗人身上带来的结果，不超过某些纯粹的词语发现，这些发现不外乎由词语意料不到的联系构成，并没有表达任何内在的、精神的或灵性的活动。这种不幸的偏移，导致诗人与人类大家庭之间出现分裂和误解，这分裂和误解持续到现在，并且还会持续下去，直到出现一位伟大的、受神灵启示的诗人，一位现代荷马、莎士比亚或但丁，他将通过放弃他那微不足道的自我、他那常常是空洞和永远是狭小的自我，加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更富生机和更痛苦的劳动大众那最深刻的秘密。

二十世纪诗歌遭受了“贫乏和狭窄”是因为其兴趣局限于“一种美学的、且几乎总是个人主义的风气”。换句话说，它退出所有人共有的领域，而进入主观主义的封闭圈。我意识到这里的术语陷阱，因为作者显然是反对从个人观念的角度看待客观存在的世界。然而我们大致可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他不同意仅仅把诗歌视为“小小的孤独练习”，并要求一首诗应是他所称的内在活动的表达。这里他很可能是指把个人经验普遍化的行为。米沃什因而抨击了现代诗学的一个基本宗旨：它被法国象征主义者们编成法典，并且此后一直在以多种形式重新出现。它是这么一个信条，认为真正的艺术不能为普通人所理解。但那些普通人是谁呢？一整个社会结构都被反映在这样的信条里。在十九世纪的法国，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都不被视为艺术消费者。剩下的就只有中产阶级及其坏品味，这种坏品味也许在东墓园那些墓碑上达到高峰。对波希米亚来说，那个阶级已成为憎恨的对象，他们还将写作视为一种直接针对这个阶级的活动。如果奥斯卡·米沃什提到马拉美是唯美主义的推广者，他也大可提到福楼拜，因为对福楼拜来说，写作的核心正是那个誓要驳斥中产阶级的意志。但福楼拜是在驳斥中产阶级还是在驳斥生活，这是说不清楚的，因为对福楼拜来说，普通人代表了一般的生活，它沉闷如潮虫的生存。自此，艺术与公众分离便成为一个既成事实。在二十世纪，各种流派和宣言可分成两大阵营：一方面是赚钱花钱者，连同他们对工作的崇拜、他们的宗教和他们的爱国主义；另一方面是波希米亚，他们的宗教是艺术，他们的道德是否定另一阵营承认的所有价值。某些运动，例如美国的“花孩儿”，代表着波希米亚态度的奇迹般繁殖。在欧洲，自十九世纪中叶起，诗人就一直是外人，是反社会的个人，至多也不过是某个亚文化的成员。这便造成“诗人与人类大家庭之间的分裂和误解”的永久化。《关于诗歌的一些话》的作者，绝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话不应被视为呼吁有社会承担的诗歌。不过，他却认为未来属于工人，并认为上层阶级的文化是颓废的。未来那位真正受神灵启示的诗人将超越他那微不足道的自我（用威廉·布莱克的话说，是他那“幽灵自我”），并且与那些精英诗人相反，他将表达那些现正获解放的被践踏的人民无意识的热望。他将穿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更富生机和更痛苦的劳动大众那最深刻的秘密”。让我进一步引用奥斯卡·米沃什：

因此，在约一百年间，文人在诗中或在韵文中表达自己的活动，一直是——实际上全部是在追求“纯诗”这一标志下进行的。这两个字流露出那些把这两个字结合在一起的人的某种有点儿幼稚的先入之见，需要更精确的定义。很不幸，这两个字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淘汰过程，才多多少少变得可辨。如果它们有任何意义，那就是指这样一种诗歌：它把宗教、哲学、科学、政治从其领域内清除出去，甚至消灭所有其他艺术分支的方法和倾向可能对诗人产生的影响。因此“纯诗”将是一种自发性的诗歌，并且将是最深刻和最直接的诗歌。

在这段话里，矛头直指精英们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他们为自己保留了欣赏“纯诗”的能力，同时把主题性的、多愁善感的和夸张的艺术让予市侩者。差不多同时，奥尔特加加塞特 [15] 写了他那篇著名的《艺术的非人性化》，修道院院长亨利·布雷蒙 [16] 则于一九二五年在法兰西学院的穹顶下，发表了他关于纯诗的演说，从而把纯诗正典化。他宣称，纯诗包含各种声音的妙不可言的混合，如同神奇的咒文，而不管它们有什么意义。他引用拉辛的一行诗作为纯诗的例子：“弥诺斯和帕西法厄的女儿。” [17] 纯诗与试图把绘画从“内容”和从模仿自然中解放出来的做法相似。各种艺术分支在这迈向纯粹性的奋斗中竞争，有时取得令人吃惊的效果。如果说音乐可较轻易地走这条路，而绘画则倾向于抽象的话，那么想象戏剧中的“纯动作”就较困难了。然而，纯动作在理论上也被介绍到戏剧里来了，而且也有某种程度的实践，实践者是两个同时创作却不知道彼此存在的怪人：一个是波兰人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纳齐·维特凯维奇 [18] ，一个是法国人安托南·阿尔托 [19] 。

我的法国堂兄不是那种“把宗教、哲学、科学、政治从其领域内清除出去”的诗歌的支持者。毫无疑问，这种诗歌就是纯诗展开的方式，因为即使它使用来自人类心灵中非诗歌活动的概念和意象，它也是为自己的目的而使用。过去的诗人是不“纯”的。就是说，他们没有给诗歌指定一片狭窄的领土，没有把宗教、哲学、科学和政治留给被假设不能分享精英入会仪式的普通人。再次，让我回到奥斯卡·米沃什的论文：在他看来，纯诗无法定义，其意思是某种纯抒情。因此，任何定义它的企图也许都应该放弃：

我们也许听说纯诗虽然表面上难以捉摸但实际上是存在的，因此只要拥有必要的能力就可发现它。我们接着应谦卑地问，那些有贵族精神的人在哪里找到它，以及在哪些作品中找到它；以他们精英的灵魂，他们显然不会像瑙克拉提斯或米利都的脚夫那样陶醉于荷马，像佛罗伦萨工人和威尼斯船夫那样陶醉于但丁，或像伦敦街头的阿拉伯人那样陶醉于莎士比亚。纯诗：它是不是尤利西斯与求婚者们的战斗，埃涅阿斯下冥府，《神曲》、《歌谣和祈祷》 [20] 、《仲夏夜之梦》、《贝伦尼斯》第五幕和《浮士德》结尾的天堂？它是不是《尤娜路姆》 [21] 、《蓓蕾尼丝》 [22] 、《牧神的午后》 [23] ？或，更直接些，它是不是我们时代的诗歌，那种找不到读者的诗歌，那种“未被承认”的诗歌，那种诸如我们，甚至不读彼此作品的我们无一例外都是的平庸者的诗歌？

作者的思想，要比第一眼看上去的多几分讲究。他挖苦地谈到有贵族精神的人和“精英的灵魂”，但不是因为他所抨击的人拒绝写某种现在可被希腊脚夫、意大利工人或伦敦街头阿拉伯人欣赏的诗歌。很可能没人写得出这种诗歌，因为二十世纪的诗人是天生被孤立的，失去公众，“未被承认”，而人民的伟大灵魂则沉睡着，没意识到它自己，只有在过去的诗歌中才知道它自己。（任何人听过意大利的普通人背诵但丁的诗歌，都知道那古老诗歌的伟大生命力。）至于今天的诗人，他们是“平庸”的，全部都是，包括作者本人，他也对自己宣布严厉的裁决。但至少他没有像那些精英的灵魂那样沦为幻觉的受害者。

这就提出了诗人的焦虑这个问题，这焦虑在他们每次遇到普通人时都会发作：在这类时刻，他们感到自己的高雅，感到他们那种使自己变得难懂的“文化”；因此他们感到自己可能成为普通人嘲笑的对象，后者觉得他们的职业是无男子气概的。当他们试图通过“把他们自己降低至他的水平”来迎合他时，结果是不好的，诗歌并不配合这些强迫性的操作。刚才援引的米沃什段落，并不是提出应怎么做的标准；它只是对这现象作出一个诊断。这现象现时依然存在于美国，因为在美国，诗歌作者和读者都来自大学校园。诗人和学生对诗歌的兴趣的扩大，不应掩饰一个事实，即在这一切背后，精英与普通市民之间互相怀着敌意，这种敌意也许自从法国“怀才不遇的诗人”的时代以来就未减弱过。此外，譬如说在美国，诗歌的销量是很低的，这本身即是一个有效的指示器。

《关于诗歌的一些话》写于近半个世纪前。此后的历史事件已证明奥斯卡·米沃什的诊断是正确的。因为当灾难降临整个社群，例如纳粹占领波兰，“诗人与人类大家庭之间的分裂”便消失了，诗歌变成跟面包一样必不可少。我可以预料有人会提出反对，认为不可以拿诸如战争和抵抗运动这样的特殊情况来做标准。然而在纳粹占领下，波兰地下力量的阶级壁垒开始被打破；这乃是一个进程的开始，该进程后来在波兰共产党统治下加紧了，直到最后另一个社会逐渐形成，也就是全世界所看到的一九八〇年八月波兰工人罢工那种社会。在这个新社会里，一本印数十五万册的诗集在几小时内卖光是很常见的；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分裂也在减弱。在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青年造反运动，预示了诗人与听众之间的一种新关系，它具有持久的影响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诗人的孤立。

回到奥斯卡·米沃什：

可以这样断言，既不带偏见也无意沉溺于悖论，即近百年来世界上未产生过一个诗人，我是说，真正可以与那些大河之一相比的诗人，那些大河对平底船和镀金的大帆船同样接纳，以它们奔腾而深沉的流水雄浑地承载较好和较差的，肥沃的淤泥和沙子，但永远以一种无比奇妙的奏节和流动奔涌着，整体上提供一个神圣事物稳定不变和世世代代消失更迭的形象。

这些文字直接针对诗歌中的纯粹性并赞美“不纯粹”的诗歌，读者读到这里不能不想起沃尔特·惠特曼，他似乎符合上述各项条件。读者也必定觉得奥斯卡·米沃什更接近我们的感受力而不是三十年代的感受力。

下面一段话需要我先作一番介绍。奥斯卡·米沃什在巴黎认识奥斯卡·王尔德时，还十分年轻，而后者已是一个老人。他根据王尔德的血统，把他称为“一位爱尔兰诗人”。还有一点应该提到：虽然拜伦在当时拥有的赞赏者并不比今天多，但奥斯卡·米沃什能背诵拜伦的很多诗节。

在本质上，对纯诗的追求直接源自那些叫作“唯美”的流派的矫揉造作。它在一八九五年左右已在巴黎第一家美国酒吧“卡利萨亚”以各种名目成为我们讨论的主题。该酒吧的常客包括我的朋友奥斯卡·王尔德和莫雷亚斯 [24]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我们讨论唯美主义的伟大祖宗雪莱的过程中，当我表示我更喜欢拜伦时，这位爱尔兰诗人向我投来的不赞成的目光。诗人拜伦，这位古典诗人蒲柏的信徒；拜伦，他在他那部最人性又最不浪漫的崇高的诗《曼弗雷德》中毫不犹豫地采用了那永恒的普罗米修斯主题，并以他自己的方式处理它。

据《关于诗歌的一些话》的作者说，他那个时代的诗歌是“处于衰落中的世界中产阶级的后裔”，基于这个理由，诗歌如果要在将来存在，就必须与其直接前辈彻底决裂。但这个发展将不会仅仅依靠诗歌。米沃什预言人类所有活动领域都将发生一次大转变，一次新的文艺复兴；一如我说过的，他是一位太平盛世论者。新文艺复兴将主要是后爱因斯坦物理学的结果。

明天的诗歌将诞生于这场此刻开始发生在我们眼前的科学和社会转变。（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最后一次或倒数第二次跃进，它仍在等待着它的代表诗人。因此，就让诗歌心平气和地用耐性武装自己吧。是事件的精神后果而不是事件本身召唤那位受神灵启示的人。俄国革命希望人工地创造其代表诗人。然而，机械地实行唯物主义教条是不能产生新社会秩序的，更别说产生诗人了。

让我们回想一下曾被威廉·布莱克大量借用的伊曼努尔·斯维登堡 [25] ，他把最后审判的日期定为一七五七年，尽管没有任何外部证据表明发生过这样的审判。同样地，生于斯维登堡最后审判年的布莱克也在他的预言书中宣称一个将在现象表面之下秘密升起的太平盛世，并认定他自己在为这个太平盛世做准备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奥斯卡·米沃什不知道布莱克，两人之间的契合，也许是因为他们都受益于斯维登堡。斯维登堡认为，在他有生之年已出现了一场科学和社会转变，并为一次新的文艺复兴做好了准备。然而，从我们的角度看，我想补充一句，第一次世界大战找不到它的代表诗人是因为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仅相隔二十年，实在太短了。另外，诗歌以前没有、现在也仍然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去领会那些在本世纪犯下的滔天罪行，也没人清楚“事件的精神后果”。另一方面，奥斯卡·米沃什关于俄国革命的说法已被证实。俄国革命的代表诗人马雅科夫斯基自杀的意义远远超乎个人。马雅科夫斯基的作品和他的死亡，都突出了十九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典型矛盾，这些矛盾在革命的残忍之光下暴露无遗。

《关于诗歌的一些话》的作者预言“小行星地球”将迅速一体化，预言将出现一种新科学和新形而上学。他甚至试图想象未来的诗歌将是什么样的：“新诗歌的形式最大的可能性，是《圣经》的形式：一种被强力灌输进韵文的广阔散文。”因此某个特定时代的诗歌的状态，也许可以印证文明那维持生命的泉源到底是充满活力还是已经枯竭。通过观察当代诗歌，奥斯卡·米沃什得出悲观结论，而如果拿他的评估与T.S.艾略特或埃兹拉·庞德或T.E.休姆的评估作比较，会十分有趣，因为这些大致同时代的诗人都对现代技术文明作出了不利的裁决。主要分歧似乎包含于有保守倾向的诗人身上所体现的回归神话。我的堂兄列举荷马、但丁和莎士比亚的名字，似乎还表明了弥漫于我们文明不同阶段的怀旧：古老的东西被理想化，古人更好，后人已衰落。

然而在艾略特以及一定程度上在庞德那里，某个准则被放置在过去，其时间模式是后退的，未来则不允应任何好东西。这与奥斯卡·米沃什的情况截然不同。对他来说，通过某种选择而回到古老的感觉方式是不可能的，诗歌的“偏移”仍将是不可扭转的，直到一场伟大的科学和社会转变催生新诗歌；否则这样的转变就不会发生，而灾难将降临全人类。因此，他的时间模式是前进的，他的目光怀着希望或恐惧投向未来，而这证实了他与他所选择的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契合。

对未来米沃什并非不怀恐惧。虽然《关于诗歌的一些话》宣布将有伟大的复兴，但是其最后一段却承认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

很有可能这些都不会发生，而当今憔悴的小诗歌只是最后耗尽和衰老时的傻话。但这将不是艺术枯竭的征兆，而是人类终结的征兆。谁知道呢？也许我们比我们自己想象的、比柏拉图的蒂迈欧自己想象的更老、更腻、更远离上帝。如果是这样，则我们就无事可做了，除了希望至少会有一个新的以西结出现，并希望他会像古代的以西结那样知道如何在闪电中叫喊：末日！末日已降临大地四角！现在末日降临你们！

在我们讨论的这个文本开始时，我们读到一个谜一样的句子：诗歌“比任何其他表达形式都要紧密地与那精神和物质的运动联系在一起，它是那运动的催生者和指导者”。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使用的字眼，不是“进步”而是“运动”（大写），这有很多含意，因为进步含有线性上升之意，而运动则强调不断的变化和一种不同对立面的辩证作用。本质上，诗歌产生运动、变化，也许甚至可以在科学发现的起源中找到它，即便不是直接找到也能透过潜移默化找到。诗歌还发挥了运动的“指导者”的作用，我们也许可将此解释为每个历史时期的语言都是通过诗歌来获得其确切形状的。

由于人类现实被设想成受到不断运动、受到可变性的影响，因此奥斯卡·米沃什在其阐述中似乎更接近诸如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和巴勃罗·聂鲁达这样的诗人，而不是那些现代嘲讽者，对这些嘲讽者来说现有的社会结构是难理解但稳定的。我怀疑，他的写作，以及我与他的谈话，帮助我在很长时间里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一种吸纳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它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上，即马克思主义者们触到了二十世纪那些最根本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视若无睹地绕过他们的理论。然而，我们不能太信任他们，因为他们常常从正确的前提得出错误的结论，永远屈服于他们自己的教条的压力，以扭曲事实来适应这些教条。不管怎样，这里可能存在着一个误解：如果我青年时代确实赞成左派，那么我又怎样会同时受一个神秘主义者——人们常常用这个标签来形容我的堂兄——影响？在三十年代，这似乎是一个严重的矛盾。经过这么一段时期，现在回头看，我一点也不觉得矛盾。

一九三一年，在维尔诺市，一个文学团体“火炬社”诞生了，我是创办人之一。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二九年美国股市崩溃之后不久，这次股市崩溃造成的巨大后果并非只局限于美国。欧洲国家失业率上升，在德国达到八百万人；在资本主义进入衰落之际，似乎只有一场革命才可以把世界从饥饿和战争中拯救出来。不幸地，在邻国德国酝酿的革命，将是一场国家社会主义党的革命。第二个形容词表明对已在德国工人中广泛传播的社会主义信仰的让步，如同以铭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入口的“劳动使人自由”来表明卡尔·马克思思想的存在。在这样的气氛中，我们的团体站在左派一边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奇怪的是，等待革命并没有妨碍我们同时期待一场末日式大灾难：这是一种比其他东西都要直觉的预感，因为哪怕是广义的残暴和希特勒的夺权企图都无法预知将发生的事情；恐怖很自然地弥漫于空气中。我们的团体被人称为“灾变论者”，这促使我思考“希望原则”——姑且借用欧内斯特·布洛赫 [26] 的说法——所体现的种种形式。希望原则指向马克思主义的浪漫主义本源，因为，马克思的哲学毕竟是在狂喜时代形成的，而《共产党宣言》的日期，一八四八年，本身就足以说明。每当人们预见一场剧变，它终结既成秩序，带来净化的新现实——被一场革命、一场洪水或一场“世界大火”净化——时，希望原则也会起作用。换句话说，在欢欣的期待与恐惧的期待之间，并没有巨大的矛盾。这可以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例子来证明，他是一位既受理性时代也受狂喜时代影响的作家。在他的成熟期，他相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相信《启示录》中的“茵蔯星”。 [27] 然而他继续忠于他的社会主义青年时代，因为他继续寻找一个理想的社会，在那个社会中每个人都将为了社群而主动放弃自我，不同的是这个地球上的天国将在人类历史终结之际或终结之后降临。我认为，同样地，在我们那个“灾变论者”团体中，希望的两种意义是互相交织和互相融合的。

三　生物学课

关于诗人不同于其他人，因为他的童年没有结束，他终生在自己身上保存了某种儿童的东西，这方面已有很多人写过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至少在这样一个意义上如此，也即他童年的感知力有着伟大的持久性，他最初那些半孩子气的诗作已经包含他后来全部作品的某些特征。毕竟，一个孩子所体验的快乐或恐怖的时刻，决定着他成年的性格。但诗人的思想还取决于他从父母和老师那里所学到的关于世界的知识。

我们不应忘记我们一生中有多少年是在学校里度过的。在那里而不是在别处，我们做好了参与我们的文明的准备。在学校，我们每天被灌输，直到我们的观念与我们同代人的观念没有分别，直到我们不敢怀疑某些原理，例如地球围绕着太阳转。不同政治制度都有自己的灌输形式，但由于整个地球都受到十六、十七世纪西欧一小块地方兴起的科学崇拜的支配，因此一个中国、美国或俄罗斯儿童都以稀释和粗俗的形式接受同一种知识，该知识的基础是哥白尼、牛顿和达尔文的发现。要理解这场转变的全部怪异，是颇为困难的：那些可以跟科学施加的概念抗衡的关于世界的概念全面溃败，而这也是所有非西方思想方法的溃败。只有一个悖论者的心灵，例如俄罗斯哲学家列夫·舍斯托夫的心灵，才有能力给我们片刻的沉思，沉思一个相信鬼魂和魔术的年轻野蛮人的成长，如何有别于一个现代孩子的成长。舍斯托夫是在二十世纪初写下这些话的：

我们社会中的一个孩子，就是另一回事了：他的思想不再受童话故事所惑；他知道恶魔和巫师是不存在的，他还训练自己的思想不去相信这类谎言，尽管他的内心倾向于神奇事物。但是，另一方面，从非常年轻时起，他就被授予可靠的信息，这些信息之难以置信，绝对要超过最富想象力的童话作家所讲的任何瞎话。例如，他被告知——而且是被一种权威的声音告知，在这权威的声音面前所有怀疑都消退和必须消退——地球并不是眼前所见那样静止的，太阳并不是围绕地球转，天空并不是固体的，地平线只是一种视觉错觉等等。

据舍斯托夫说，这样的方式导致“我们每个人都产生一种倾向，就是只有那些对我们整个生命来说似乎都是虚假的东西才被当成真理来接受”。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大多数诗人而言，诗歌是他们的学校笔记本的一种继续，或者——这既是实际情况，也是打比方——是写在笔记本边缘上的。首次——也因此印象特别强烈——接触地理、历史或物理概念，曾成为很多著名诗篇的背景，例如兰波的《醉舟》。此外，所教的某些科目的重要性也在不断改变。在兰波的时代，地理和历史依然是主要科目，但已日益让位给自然科学，尤其是让位给生物学。

进化论的反对者以进化论与《圣经》冲突为理由，正确地评估了进化论的危险，因为想象力一旦受到进化链的概念的探访，便对某些种类的宗教信仰毫无感觉了。哥白尼的发现剥夺了地球在宇宙的中心地位，但对人的动物本源的发现带来的震撼同样巨大。不仅因为人的独一性被质疑，而且因为这质疑间接地针对人类死亡的意义。大自然以其难以置信的极度慷慨，产生了数十亿维持人类存在所需的生物，但它对个人的命运却绝对地漠不关心。人一旦与自然形成一体，便也变成统计数字，因而也变得可消耗。这种侵蚀，就拯救与下地狱而言，已触到了每一个人对生命的看法。仿佛对生命的一个看法，那传统的看法，被另一个看法，也即科学的看法覆盖了，从而产生一种持久的焦虑，每当心灵无法处理各种矛盾并责备自己不一致时，这焦虑便升起。在学校，各种矛盾是被诸如文学和历史这类科目永久化的，这些科目继续存在着一些标准的价值系统，这些价值是难以跟科学的客观主义调和的。至于诗歌，它必须在想象力已失去其基础的新情况下尽可能地改变自己，这基础就是对人类以及任何特定个人在时空中的中心地位的看法。现代诗以各种战术应对这个局面，也许这些战术的历史有一天将被写下。如果由我来承担这个任务（我无意这样做），我会翻检数十年间的学校课程，因为我已预先知道，我将发现学校大剂量增加生物学课程而减少人文学科、语言和历史课程；然后我将寻找科学型教育与表现于诗中的科学原理之间的某种相互关系。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个测试中，美国学校和美国诗歌将是最受科学影响的。不过，其他国家也将紧跟其后。

现在我要引用一首诗，它是受生物学课影响的一个好例子。我必须简略解释我为什么选择这首诗，因为我完全可以选择其他诗，它们同样都适合我的目的，而且不必像我要引用的这首，须借助于翻译。波兰是一个有着无数女诗人的国家。在六十年代，我注意到一位非常年轻的诗人哈利娜·波什维亚托夫斯卡 [29] 的诗。它们有一种尖锐的音调，一种对肉体的必死性的绝望，对完全被封闭在必死的肉体内的绝望，因而对爱情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感知，感知到它永远受威胁，处于虚无的边缘。我得知，这位年轻女子患有严重心脏病。七十年代，她在还未到三十岁时去世了，她有一群朋友试图保存她的传奇。这时，一位著名女诗人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 [30] 写了一首诗纪念她，叫作《自切》，取自动物学课本。诗中的生物是海参。

自　切

在危险中，那海参把自己分割成两半：

它让一个自己被世界吞噬，

第二个自己逃逸。

它暴烈地把自己分成一个末日和一个拯救，

分成一个处罚和一个奖赏，分成曾经是和将是。

在海参的中间裂开一个豁口，

两个边缘立即变成互不认识。

这边缘是死亡，那边缘是生命。

这里是绝望，那里是希望。

如果有等量，这就是天平不动。

如果有公正，这就是公正。

死得恰到好处，不过界。

从获拯救的残余再生长。

我们，也懂得如何分割自己，

但只是分成肉体和一个碎语，

分成肉体和诗歌。

一边是喉咙，另一边是笑声，

轻微，很快就消失。

这里是一颗沉重的心，那里是不会完全死 [31] ，

三个小字，像光的三片小羽毛。

我们不是被一个豁口分成两半。

是一个豁口包围我们。

曾经，很久以前，另一个对自然的观察，很普通但不是科学的观察，为哲学家和诗人提供了从生到死的隐喻。那是对蛹蜕变为蝴蝶的观察，肉体被留下，灵魂则自我解放。这种灵魂与肉体的双重性，在数百年间陪伴我们的文明。然而，它不存在于我所引的这首诗中。海参的肉体裂开一个豁口，身体分成两个“自己”。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灵魂和肉体的双重性增加了另一个双重性。如同乔治·斯坦纳 [32] 也曾经指出的，这是留名与遗忘的双重性，体现于“艺术长存，人生短暂”这个箴言，以及那句激励我们把名字留在后代记忆中的伟大铭言：不会完全死。这也许可称为额外保险，与基督教的升天平行；此外，只要拉丁语仍是通用语，这类抗争就能同古代遗产与《福音书》信息的含糊共存保持一致。当然，只有很少人可以为自己留名，因此可以说，这句关于人生短暂艺术长存的箴言是贵族性的。另外，它强调社会认同、名气，而不是作品本身。后代的承认和感激——即使是迟来的，不是在诗人有生之年的承认和感激——已成为西方文明伟大的陈腔滥调之一。然而，只有那条维系诗人与“人类大家庭”的纽带继续存在，这句伟大的陈腔滥调才会保持有效。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诗歌，发生了一些怪事：那些反对头脑正常的市民的孤独反叛者不是强调艺术长存，而是把艺术提到如此高的地位，以致把无论什么目标都从艺术中剔除出去，并开始把艺术荣耀成本身就是目的，“为艺术而艺术。”在各种普遍遭削弱的价值失去它们形而上学的基础之际，一个理念应运而生，它认为一首诗是外在于这场危机的。这样一首诗应完美地自足，遵从自身的规律，并且是为某个反世界而组织起来的。现在，奖赏不再是后代的承认，而是实现诗人的个性，仿佛他要永远留下一个自己的面容的铸型，像马拉美在《爱伦·坡之墓》一诗中所说的：“如同永生终于把他变成他自己。”

希姆博尔斯卡这首诗，是在诗歌早已过了高高在上、傲气十足地受崇拜之后写的。我们一直在目击这种崇拜的逐渐消退，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类个性的弱化，这人类个性的独特性被社会规律和心理决定因素剥夺了，变成了一个可互换的统计单位。在希姆博尔斯卡诗中，我们不是被分成肉体和留存下来的作品，而是被分成“肉体和碎语”；诗歌不过是一句碎语，一个迅速消失的笑声。如果不是完全死去，那也只是留存一会儿，因此诗歌“不会完全死”便不免含有某种颇反讽的意味。

我们全都参与了世界的观念的改变，这改变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而我们则试图通过不把事情彻底思考至痛苦的终端，来减轻改变带来的激烈冲击。很少人有胆量发表残酷无情的简单言论。威廉·布莱克是最早注意到科学对“神圣的想象力的艺术”之恶毒影响的人之一，他宣布他所称的“精神礼物”的敌人，是由培根、洛克和牛顿构成的邪恶三位一体。他写道：

幽灵是人身上的理性力量，当它与想象力分开，

把自己封闭在记忆的事物的比例里

如同封闭在钢里，它便制订法律和道德

通过殉难和战争来摧毁想象力这圣体。

我绝无意反对科学或为任何地球是扁的理论辩护，而只是想展示这场冲突的尖锐性，并希望提醒你布莱克在为纯真的想象力辩护时说了什么：

一个人站在他居所屋顶上或在他花园里

一座二十五立方米高的土岗上所见周围

每一个空间，这样的空间就是他的宇宙。

……

至于被理性者看成是一个球体在空虚中滚动的

那个假表面，只是乌尔罗的错觉 [33] 。

如同布莱克非常清楚的，关键在于把人从世界是完全“客观”、冷酷和漠不关心的这类观念中拯救出来，因为这类观念排斥了神圣的想象力。在布莱克逝世之后刚好半个世纪，这种快速腐蚀，这种不相信任何世界除了相信一个屈从于数学式决定论的世界的快速腐蚀，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和尼采著作的中心。此外，尚有一个可能性，即所有在科学世界观中没有任何地位的价值遭受的腐蚀，将入侵真理这个概念的核心，换句话说，真理的标准将只有在一个可任意选择的参照系统中才被视为有效。预见到这点，尼采对将在不久的将来变得十分普遍的、我们也可以在自己身上看到的心态提出下列定义：

什么是信仰？它如何产生？每一种信仰都是视某物为真实。

最极端的虚无主义形式，将是这样一种观点，它认为每一种信仰，每一种视某物为真实，都必然是假的，因为根本就没有真实世界。因此，便有这样一种其源头就在我们身上的透视法意义上的外观 [34] （只要我们仍继续需要一个更狭隘、缩略和简化的世界）。 [35]

我刚刚引用的希姆博尔斯卡这首诗，代表着一种诗学，它是对所有标准都在流动的呼应，这种流动如今已被普遍地感受到。在二十世纪的保留剧目中，根本就没有柏拉图式的灵魂与肉体的双重性或永恒的名声——那将不符合我们对不断处于流动的风格和品味的敏感度——的立足之地，也没有任何“作品本身”的立足之地，后者也许是想拯救某个绝对标准的最后尝试。我们之后遗留下来的，将是一句碎语，一个正在消失的笑声。而我们无权去贬低这个清晰而残忍的意识，因为它距离某种英雄主义美德并不是太远。很难说尼采的另一个预言会不会实现，但他关于人将被迫迈向超人的伟大性的话却是值得回味的：

这是一个衡量力量的尺度，看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允许自己在不灭亡的情况下接受那个仅仅是明显的特征，接受谎言的必要性。

在这个程度上，作为对一个真实世界的否认，作为对存在的否认，虚无主义也许是一种神圣的思考方式。

我们能否在不灭亡的情况下经受得起这样一个局面，也即我们周围所有事物都失去它们的存在，再也没有真实世界？二十世纪诗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它的英雄主义是被迫的，并且拿不出任何证据表明我们已来到变成超人的边缘上。当诗人发现他们的词语只指涉词语，而不是指涉必须尽可能忠实地加以描写的现实，他们便绝望了。这很可能是现代诗歌音调如此阴郁的原因之一。此外，孤立威胁着诗人们。他们与“人类大家庭”之间的纽带，在浪漫主义时代依然完整，即是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名声模式，那种受到别人感激和承认的模式仍然发挥作用。后来，当诗歌转入地下，当波希米亚带着不屑远离市侩，它便在大写的“艺术”作品这个理念中找到严肃的支持，相信其绝对有意义。诗歌带着一个信念进入二十世纪，坚信艺术与世界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对立，但是艺术的堡垒已经在崩溃，诗人那种自以为高于普通凡人的优越感已开始失去其最高的正当理由。毕竟，那位写了一卷卷公众看不懂、一卷卷无人阅读的小诗集的作者，是很难从这样一种信仰中获得什么安慰的——一本诗集所包含的，无非是一句碎语和一个正在消失的笑声。

生物学课给我们的想象力带来很多改变，并不限于那些与个人命运相关的改变。我们不知不觉地改变我们对那些给数千人或数百万人造成痛苦的大灾难的态度。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七五五年里斯本大地震会给启蒙时代人们的心灵造成如此大的冲击，并成为重要辩论的题材。死亡人数约六万，与现代战争中的死亡人数相比很一般，与中世纪黑死病造成的人口下降相比也很一般。然而，这类灾难却被当成是上帝的安排。另一方面，里斯本的毁灭为自然神论者提供了一个理据，他们认为上帝并不介入事件，因为上帝这位伟大的钟表匠让世界自生自灭。否则，他们坚称，上帝就是盲目地残暴的，应受指责。也许这种推论对我们来说有点儿太抽象，因为我们时代的历史悲剧使我们大声发出抗议。一定是有人需要承担责任的，但如果我们开始寻找某个合理的解释，则我们仅有的可能性是跟随伊壁鸠鲁信徒，他们认为诸神要么是无所不能但又不好，要么是好但不是无所不能。然而，生物学课意味着科学世界观的一场胜利，根据科学世界观，需要承担责任的是因果链。如此一来，把这种思路从自然领域转移到社会领域，似乎也就明显不过了，不管正当与否。当然，指责科学的实际后果有异于科学家的初衷是毫无意义的。然而我们应认识到，科学不只为完善愈来愈致命的战争工具立下汗马功劳，而且渗透集体生活结构，引起各种转变，这些转变的幅度我们现时仍无法弄清。某些观念对心灵造成的污染，也即科学的那些副作用，与源自同一科学的技术给自然环境造成的污染相比是不遑多让的。因此，譬如说，“适者生存”的粗俗版不仅引发文学中的自然主义，而且为以某种假设的社会卫生之名灭绝数百万人类生命创造条件。与此同时，也是科学提供了种族灭绝技术，如同较早时科学为壕沟战里的大屠杀提供工具。

在二十世纪，诗人前所未有地被迫抵抗由事实构成的压力，这些事实与他们多少有点儿天真的本性背道而驰。从很早开始，在生命最初几年，我们每个人都会各自发现，严酷的生存规则与我们的愿望针锋相对。一柱火焰，看上去那么可爱，一碰就会烧伤手指；一只甩出桌面的玻璃杯，不是停留在空中，而是摔得粉碎。对奇迹的渴望，受到所谓“事物的正常顺序”的严峻考验，我们逐渐在家庭和学校的督促下适应这些顺序，作为踏入社会的准备。诗人很可能特别抗拒这种训练，也因此，他们成为传达人类一个普遍渴望的声音，这就是渴望从二加二等于四这种严厉而无情的冷酷中解放出来。在很长时期内，宗教都在阻止现实的某些区域受盲目法则的力量影响，也许基于这个理由，宗教与诗歌存在着某种结盟。不仅城市和国家的命运，而且整个人类的命运都被包括在那个范畴内。毕竟，自然神论者在里斯本毁于大地震之后提出的论点，并未成功废除人们对上帝的根深蒂固的信仰。整个狂喜时代都充满救世梦想，梦想某个民族或某些特定民族的特殊使命，一种已预先写在《圣经》中的使命。但是后来在蒸汽和电气的时代，进步的概念也同样烙上人类要走的道路已由上帝安排妥当的所有特征。

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很可能源自跨过某个门槛：一些太难以想象的暴行似乎不可能发生。但是，从一九一四年开始，这类事情被证明愈来愈有可能。人们发现“文明是会死的”。因此，没有什么可保护西方文明，阻止它陷入混乱和残暴。野蛮状态原本似乎是属于遥远的过去，但是现在它回来了，成为极权主义国家的部族仪式。死亡集中营成为二十世纪的中心事实，有刺铁丝网成为二十世纪的象征。托马斯·曼无疑是对的，他认为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是一部二十世纪开幕著作。欧洲人长期以来一直都在他们的殖民地后园有效地掩藏某些恐怖，直到这些恐怖来找他们算账。超级大国瓜分某些国家的事情，恰恰发生在欧洲，仿佛这是一个分配财富或分配牛羊的问题，尽管被宰割的是民族、城市、家园。危险也在升级，因为原子弹使不大可能的事情成为很有可能：地球的毁灭。如同一个孩子发现火会烧伤手指，发现用力撞桌子锋利的边缘会痛，人类面对着赤裸裸的、按因果律建立联系的数据，再也没有任何神明保护他们，向他们保证会有好结果。

从自然主义角度思考人，这种思考方法因地球上快速增长的人口统计数字而进一步加剧。我下面要提及的对话，在本世纪以前是绝不可能的。这件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占领下的华沙，是我与一位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他是共产党地下党员。我对他那种“必须两者择一”的假设表示怀疑，因为在他看来，无论谁，只要他想有效抵抗纳粹主义，就别无选择，必须完全接受苏联体系。我有保留，是因为苏联那个独裁者实行的大规模恐怖。他耸耸肩，回答说：“多一百万人，少一百万人，有什么差别？”

确实，有什么差别呢？当听说某些地方一些人类遭另一些人类残暴对待时，我们内心的抗议之声回荡在空虚中，而且没有任何正当性，除了抗议之声本身。虽然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间死去的数百万男女老幼至今依然被哀悼，但我们很难不想到一种日益强大的趋势，这趋势就是把人类与苍蝇和蟑螂等同起来；我们可以假设，某个恰如其分的崇高目标可为灭绝苍蝇提供正当理由，而那些未受打扰的人则对此毫无感觉。

一个二十世纪的诗人，就像一个孩子，他被成年人训练去尊重赤裸裸的事实，而成年人自己也是在一种极其残酷的环境中成长的。这个诗人会希望根据某个基本原则来说是或说不，但要这样做的话，他就必须承认在现象的互相作用背后存在着一个有意义的世界结构，而我们的心灵和思想是与这个结构密切联系的。然而，一切都联合起来摧毁这个假定，仿佛它是我们对奇迹的信仰的残余。这是否意味着人类通过以科学为指导，现在已达到成熟阶段了？这是可能的。但尚有另一种可能性。社会组织以某种滞后的方式消化科学的副作用，于是发生这种情况，也即十九世纪科学产生的概念和观念直到现在才刚刚抵达。一个关于世界的新观念，仍在怯生生地发展着，在这个新观念中，奇迹有一个合法的位置，但这个新观念仍尚需要时间才会被广泛地认识。

如果是这样，则二十世纪就是一个炼狱，在这炼狱中想象力必须在没有这样一个慰藉的情况下运作，这个慰藉能满足人类心灵的一个基本需要：对受保护的需要。存在似乎是被必然和偶然统治着，没有神的干预；直到最近之前，上帝之手都被用来帮助虔诚的统治者和惩罚罪恶的统治者。但如今，即便是进步这个理念——它无非是世俗化了的上帝——也不再提供任何保证了。基于诗艺的天性，诗人都倾向于派发赞美和谴责，现在他们站在一个受盲目力量的行动所左右的机制面前，必须把他们的是和不悬置在半空中。如此一来，难怪有些人要寻找导师，这些导师的思想可以应付严重降级，但也同时提供新的开始和新的希望。本世纪产生了几位卓越思想家，他们的重要性随着时间流逝而愈益显著。其中一位是西蒙娜·薇依，在提及她时，我不能不屈从于个人偏好的诱惑（尽管我对这位作家的尊敬已不再是孤立的了）。

“上帝无一例外地把所有现象交付给世界的机制”；“必然性是上帝的面纱”：这是西蒙娜·薇依。她把决定论扩大至所有现象，包括心理学的现象。对她来说，这是她所称的“重负”的领域。与此同时，她相信无论谁要求面包，都不会得到石头，因为还有另一个领域，“神恩”的领域。这两个领域是同时存在的，而这正是她哲学的核心，它把找不到解决方案时的矛盾合法化；在这种情况下，神的干预与普遍的必然性之间不存在不能解决的矛盾。由于我在这里关注的是诗歌的命运，因此我将回顾西蒙娜·薇依一个与文学有直接关系的文本。这是她致《南方手册》编辑的一封信，显然是在一九四一年夏天，在法国沦陷的冲击下写的：

我相信，刚刚结束的这个时期的作家们，需要对我们时代的种种不幸负责。我这样说，不只是指法国的失败；我们时代的种种不幸，涉及面要广得多。它们扩散至全世界，也即欧洲、美洲和其他已能感到西方的影响的大陆……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一个基本特点，包含价值这个概念的弱化和近于消失。这是那些极其罕见的现象之一，在人类历史上似乎是崭新的。当然，很有可能这种现象存在于一些后来被遗忘的时期，如同我们这个时代也可能被遗忘。这个现象显现于很多对文学来说是陌生的领域，甚至显现于一切领域。你可以在工业生产的数量取代质量中看到它，在学生的学位取代一般文化中看到它。继古典意义上的科学终结之后，科学本身已不再拥有价值标准。但作家们按其天职，应是一种现已失去的宝物的守护者，可他们有些人却为这种失去而感到骄傲。

我知道，引用西蒙娜·薇依是一种危险的尝试。她的思维与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思维习惯格格不入，而她使用的概念，例如善与恶，可能很容易使某个引用她的人被贴上反动分子的标签。然而我想我必须同意西蒙娜·薇依对艺术和文学中某些潮流例如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看法。它们在我们这个世纪的艺术编年史中是受到高度重视的，她却鄙视地拒绝它们，而这可能会引起抗议：

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是极端例子。它们表达了对全面放纵的迷狂，这迷狂控制心灵，一头栽进直观性，拒绝所有价值考虑。善是一个磁极，必然地吸引人类的心灵，不只在行动中，而且在一切努力中，包括纯理智的努力。超现实主义者建立一个无方向的思想的模式；他们选择绝对没有价值作为最高价值。放纵永远使人陶醉，这就是为什么，在整个历史上，一座座城市被洗劫。但城市的洗劫并非总能在文学中找到对等物。超现实主义正是这样一种对等物。

我预料有人会提出反对，认为西蒙娜·薇依发出如此激烈的谴责，是因为法国的失败。不过，请注意，法国的失败是一个对极权主义的反抗软弱无力的典型例子，而达达主义者和超现实主义者对民主政制只有鄙视，在这方面他们堪称波希米亚的继承人。谁知道呢，也许否定真实的思考方式，会间接地伴随着严重的政治后果，尽管这些后果可能不一定发生在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相似的环境中。在西蒙娜·薇依对超现实主义的批评的历史场合背后，我们可以找到今天对我们仍然有意义的内容，尤其是她信中以下这段：

其他同一个时期和前一个时期的作家没有这么极端，但他们所有人——也许除了三四个例外——都有着相同的缺陷的标记，一种没有价值感的缺陷。诸如自发性、真诚、无来由、丰富性、充实性之类的词，这类暗示对各种相反价值 [36] 近于完全漠视的词，见诸他们笔端的频率，远多于与善恶有关的词的频率。此外，与善恶有关的词，尤其是那些与善有关的词，都惨遭降级，如同瓦莱里几年前指出的。

西蒙娜·薇依是勇敢的。如果她认为是真的，她就会说出来，而不怕被贴标签。事实上，她可能会被怀疑与反动分子结盟，因为在我们的世纪，正是这些反动分子成了捍卫价值分辨的后卫。今天的诗人，被卷入各种各样的专业仪式，已太羞于达到这种率直。他羞于什么呢？羞于他自己身上那个孩子，那个孩子想要地球是扁的，隔绝在天空的穹顶下；想要有一对对清楚划分的对立：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不幸地，他在学校被告知，这种关于世界的概念是幼稚的，是属于过去的。他唯一可以做的事情，是采取防御战术，设法组织他自己的主观空间，但他对此完全没有把握，除了知道他像希姆博尔斯卡诗中的海参，把自己分成一个身体和一句碎语。

我的评估听上去很宿命，而这使我不安，因为我是充满希望的，而我毕竟还要用某种方式来证明这点。首先，我把诗歌定义为“对真实的热情追求”，而毫无疑问它就是这样的；没有任何科学和哲学可以改变一个事实，也即诗人站在现实面前，这现实每日新鲜，奇迹般地复杂，源源不绝，而他试图尽可能用文字围住它。这种可以用五官验证的基本接触，比任何精神建构都重要。那是一种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想达致摹拟，想忠实于细节，它有益于诗歌的健康，使诗歌有机会挺过那些对诗歌不利的时期而生存下来。命名事物这一事实，意味着预先假定相信这些事物存在，因而也相信有一个真实世界，不管尼采会说什么。当然，有些诗人只把文字与文字联系起来，而不是把文字与它们在事物中的原型联系起来，但他们在艺术上的失败表明，他们是在违反诗歌的某类法则。

其次，那股推动我们的历史力量，既是毁灭性的也是建设性的，因为它正在发明抵抗毁灭的手段。梦想一个清除了科学和技术的地球，是徒劳的。相反，只有科学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才可以防止自然环境的污染和拯救这个星球的居民，使他们免于饥饿。学校所宣扬的粗俗化科学世界观也是如此。这个类比是不完美的，因为想出一些方法来反对某个已经普遍化了的思维方式，要比想出一些措施来防止河流和湖泊受污染困难得多。然而，有些迹象使我们期待就在科学的源头，会发生某种基本改变，也即技术文明也许会开始把现实视为一个由无数镜子组成的迷宫，其神奇不亚于炼金术士和诗人所见的迷宫。那将是威廉·布莱克和他的“神圣的想象力的艺术”的胜利——但也是诗人身上那个被成年人训练太久的孩子的胜利。

四　与古典主义争吵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如果不是因为可悲的政治环境，波兰可能就会举办其第一位伟大诗人扬·科哈诺夫斯基的周年纪念活动。事实上应是两个周年纪念，一个是诗人诞生四百五十周年（他出生于一五三〇年），一个是诗人逝世四百周年（他逝世于一五八四年）。我在这里介绍他，不仅因为我像每个波兰诗人那样向他学艺，而且因为通过省思我们今天所称的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我们可以探讨二十世纪某些更扰人的问题。

对整个欧洲来说，文艺复兴是意大利的时刻，而科哈诺夫斯基在意大利度过几年，旅行，在帕多瓦研读拉丁语和希腊语作家，用拉丁语写诗。他不是立即就转以俗语写诗。用俗语写诗，似乎是发生在他从意大利返回波兰时途经的巴黎，而且他也许是受到龙沙 [37] 的榜样的刺激，想与之抗衡，因为龙沙不是用拉丁语而是用其法国母语写诗的。科哈诺夫斯基的第一首波兰语作品，是一首向上帝表示感激的赞美诗“你给了我们这么慷慨的礼物，上帝，你要我们怎样报答你”，它不但以其形式完美而使我们印象深刻，而且体现了这位诗人的个性：在一个宗派斗争的时代，他能够同时与天主教阵营和改革派保持一种带怀疑的距离。

波兰文学语言在十六世纪的几十年间达到成熟，并且一如我在第一章说过的，其变化不像埃德蒙·斯潘塞以来的英语变化那么大，更别说像乔叟以来的英语。这意味着科哈诺夫斯基的读者在语言上理解他，就像他们理解一位当代诗人，但同时，他们也觉得他们自己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时期，并意识到诗歌的地位和功能已发生很多变化，尤期是在过去一百年间。这就使得任何想知道自己到底是真正被古诗吸引，抑或只是在向某些基本上已成文物的价值表示敬意的人，都会想到很多问题。

科哈诺夫斯基的艺术成就，是无可置疑的，也因此，这个问题就变得特别重要。他不只是一位有才能的诗人，而且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诗人，如同一个文艺复兴时代的人应有的。维克托·魏恩特劳布 [38] 曾有多篇研究科哈诺夫斯基的文章 [39] ，他证明科哈诺夫斯基熟悉希腊诗人，而且阅读原著（即使在精英中也是不常见的），并认为这确保他获得颇大程度的独立性，而不是仅仅以拉丁作家也即贺拉斯和塞内加为楷模。然而，选择这位或那位大师，并不会改变一个事实，即他从古代获取楷模，在这方面他类似七星诗社的诗人们；如果我是法国人，那我现在写的就是关于龙沙或若阿基姆·杜·贝莱的读者的文章了。

我们在这里谈论的，其实就是古典主义的诗学，不仅今日的诗人对这些诗学不熟悉，而且它们本身的陌生感也令人好奇。埃里希·奥尔巴赫 [40] 在其名著《摹仿论》中指出，每当使用某个传统手法，就会缺乏某种真实性：诗人在家喻户晓而固定的传统主题中创造一个尽可能美丽的结构，而不是命名真实但仍未被命名的事物。因此，把作者和读者连结在一起的各种文学传统主题便形成一道屏障，而要越出这个屏障，进入那有着源源不绝的丰富细节的混沌现实，是十分困难的。奥尔巴赫写道，在古代，“当基督教的扩散使《圣经》和一般基督教文学暴露在有高度教养的异教徒的美学批评之下的时候，风格的问题便成为非常敏感的问题。令这些异教徒难以相信的是，竟然有人宣称最高的真理存在于这些经文中，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经文是用一种难以想象地不文明的语言写的，而且对风格类型彻底无知”。但恰恰是由于这点，我们通过《福音书》所了解到的罗马帝国日常生活，远远多于从黄金时代的拉丁诗歌中了解到的。贺拉斯和维吉尔把他们的材料过滤和净化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只能猜测隐藏在他们诗行背后的某些实际数据。

在科哈诺夫斯基的作品中，也出现类似的净化。就他那个时代的诗人而言，他已经是够实际的了，因为他教给我们很多他那个绅士环境所共有的习俗。不过，这只适用于描述他的短格言，这些短格言被按照意大利人的方式称为“隽语”（fraszki，源自意大利语frasca，意为细枝）；或他的新闻报道诗，这类诗并不属于他的最高成就。至于他的抒情诗，尽管对语言的组织是卓越的，却是以传统主题构成的，要么是宗教性的传统主题，要么是表达贺拉斯式的及时行乐主题。一个例外是由十九首诗构成的组诗《哀歌》，它是在他的小女儿乌尔苏拉夭折后写的。他在这组诗中打破了禁止在这类作品中表达真正痛苦的常规。此举使科哈诺夫斯基的同代人感到不大舒服，但是多亏这种个人因素，《哀歌》在四百年后的今天依然感人。

为了说明我们如何有别于十六世纪的诗人，我将援引科哈诺夫斯基的诗剧《拒绝希腊使者》的一个短片断。该诗剧取材自《伊利亚特》几行诗，以及围绕着该史诗繁殖起来的丰富文学。在特洛伊战争爆发前，希腊使者抵达特洛伊，要求特洛伊把海伦归还他们。该城市处于生死攸关的时刻，哪一种选择更好：送回海伦并获得和平，还是继续留住海伦并与希腊人开战？在我们的世纪，同一个决定时刻，亦成为让·季洛杜 [41] 的一个题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他的戏剧《特洛伊战争不会爆发》在巴黎上演（英文版叫作《门前虎》）。科哈诺夫斯基这出戏最动人的段落之一，是卡珊德拉的怨诉。这里是开头几行：

为何你徒劳地折磨我，阿波罗？

你虽然给了我预言力，

却不给我的话任何重量！我所有的预言

都随风飘去，使男人获得的信誉

与梦和闲谈无异。

我这颗受束缚的心，我失去的记忆

能帮助谁呢？这颗透过我的口

说话的灵魂，还有我所有的思想，

能有益于谁呢，当它被一个

难以忍受和承受的客人控制着。我

徒劳地反抗！我受暴力之苦；我再也

不能控制自己；我不是我自己。 [42]

让我们注意诗人与其公众之间的某种互相理解。他假设（而在这里他是没错的）大家都知道特洛伊国王的女儿卡珊德拉的故事，她拒绝阿波罗的求爱，作为对她的惩罚，她获得预知未来的能力；之所以是惩罚，是因为没人相信她的预言。科哈诺夫斯基这出戏，假设拒绝把海伦归还希腊人意味着战争，而特洛伊将因此被毁灭；因此，卡珊德拉的预言是真实的。该情景是事先定义好的了，观众不期待诗人给他们带来出人意表的东西，因为观众早已从《伊利亚特》知道帷幕降落后发生了什么事。在一部有关某个特定主题的作品中，观众只期待出色的诗艺。

某个特定主题，以及因长期使用而打磨得圆滑如溪中小卵石的传统主题：这正是使二十世纪诗人既着迷又恼怒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古典主义是一个失乐园，因为它暗示一个由信仰和感情构成的社区，这个社区把诗人与公众联成一体。无疑，当时诗人并未与“人类大家庭”分离，尽管这显然是一个普通规模的家庭，因为文盲的农村人口构成波兰和欧洲居民的绝大多数，他们对荷马和贺拉斯的用典系统完全漠视。但是，即使把这少数人列入考虑，也仍然有一种归属感——因而，也是一种迥然不同于波希米亚的孤独的状况，后者充其量只能在同行中找到读者，其后裔和继承人则是今日的诗人。也许，每位诗人身上都潜藏着一个巧匠，梦想着一种已经规定好的材料，有现成的比较和隐喻，这些比较和隐喻都被赋予接近原型的有效性，并且基于这个理由而得到普遍接受；剩下要做的，是致力于雕琢语言。如果古典主义只是一种过去的东西，则这一切都不值一哂。但事实上，古典主义不断以一种诱惑的方式回来，诱惑人们屈服于仅仅是优雅的写作。这是因为，我们毕竟可以作如下推论：所有想用文字把世界围住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并将继续是徒劳的；语言与现实之间有一种基本的不可兼容性，如同这样一些人的绝望追求所表明的——他们都想捕捉现实，甚至不惜通过“使所有感觉失去秩序”或者说通过使用毒品来达到目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倒不如遵守共识所采用并且适合于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游戏规则，该走车就走车，该走马就走马，而不是把车当成马来走。换句话说，让我们利用传统手法，意识到它们是传统手法，仅此而已。

谁会不感到这种诱惑呢？然而，我们会想起反对之声。现代艺术不管是诗歌还是绘画，都有一个逻辑，这就是不断运动的逻辑。我们已被抛出那条语言被传统手法规定好的轨道，并被罚去冒险和面对危险，但正因为如此，我们依然忠实于“对真实的热情追求”这个诗歌定义。不幸地，对我们观念以外还存在着客观现实这样的信念已逐渐弱化了，而这种弱化似乎正是现代诗如此普遍地郁抑的原因之一，它似乎感到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真的没有“真实世界”吗？我们可以像那位希腊人那样回答，他在听到埃利亚的芝诺 [43] 关于运动是幻觉、因为飞矢不动的说法时，站起身来走了两步。二十世纪给了我们一件测试现实的最简单的试金石：肉体痛苦。发生这种事情，是因为很多人在战争中和在政治恐怖统治之下饱受摧残。当然，把我们的时代说成特别可怕的时代，是夸张的。人们一直都在遭受肉体痛苦，死于饥饿，过奴隶生活。然而，所有这一切之所以不像现时这样成为人所共知的事情，是因为我们的星球正在缩小，也因为大众传播无远弗届。有教养的人住在某个温柔乡，封闭在禁止别人擅自闯入的界线之内。科哈诺夫斯基如同文艺复兴时期的每个诗人，对下层人的命运，充其量只可说是有中等程度的兴趣；他心中也不会掠过想探究当时非洲中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念头。

只有在我们的时代，人类才开始设想同时发生的现象，并因此感到一种道德焦虑。我们发现某种令人不快的真相，它不断地侵扰我们，即使我们宁愿忘记它。人类一直被一个法则分成两个物种：那些知道而不说的人；那些说而不知道的人。这个法则，可视为对主仆辩证法的影射，因为它使人想起数百年间农奴、农民和无产阶级的无知和悲惨，只有他们才知道生命赤裸裸的残酷，但必须默默承受。读写技能是少数人的专利，权力和财富使他们对生命的感觉变得舒适。

那些说而不知道的人。但即使他们知道，他们也会遇到一个以语言的形式出现的障碍，它往往凝结在这种或那种古典主义中；它随时求助于种种传统表达手法，即使明明知道这些传统表达手法无法反映那永远难以预料的现实。这很明显地见诸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人们亲身经历了德国占领的种种恐怖，这些恐怖超过他们已知的邪恶概念。当时，那些知道的人和说的人，数目是颇高的，我们会惊叹于那种迫使人们用诗、歌以至狱中墙壁题词来记录亲身经验的深刻需要。由于灭绝计划的规模是如此不寻常，因此我们似乎会觉得，那些由被剥夺了希望的人在巨大感情压力下写出的作品，一定会打破所有传统手法才对。但情况并非如此。受害者们用来表达自己的遭遇的语言，有很多陈腔滥调，那是他们战前阅读的痕迹，因而基本上是一种文化现象。这个落差，被任教于巴黎大学的波兰抵抗活动老战士米哈乌·博尔维奇 [44] 选择来作为专题论文的研究对象。他的著作《纳粹占领下被判处死刑者作品（1939—1945）》 [45] 分析了从几个国家但主要是从波兰搜集来的大量文本。他对这些文本的重要性作出如下定义：

人在被推至其处境的极限之后，再次在书面文字中找到最后堡垒，用来抵抗毁灭的孤独。他的文字，不管是精致或笨拙，有韵律或凌乱，都仅仅是由那种想表达的意志所驱使，以此沟通和传达真相。它们是在最可能恶劣的环境下写的，是由贫乏的、按理说十分危险的手段传播的。这些文字，与有权有势的集团所捏造和维持的谎言相反，那些集团可以动用庞大的技术力量，并且受到无节制的暴力的保护。

文字的这种功能，对维护一个人的人性是无比重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可以把话说得不同一般。他只是用一种通过教育和阅读而从其他人那里接受来的风格说话，即使他置身的环境要求他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新语言来说话。以下是博尔维奇有关这方面的描述：

至于写作手法，总的来说我们观察到一种把风格简化的趋势。用来反映题材之“新颖性”的，一方面是某些表达的“小手段”（隐喻、比较等等），另一方面是某些著作的公式化表述，以及这些著作的组织和内部构成要素。这些结果，丰富了一份为人熟知的保留剧目，然而并没有超越其框架，即变来变去都一目了然。相反：没有哪怕一篇作品是值得注意的，所谓值得注意是指作者试图通过超越传统的沟通性语言或通过瓦解传统的沟通性语言来表达恐怖。

在这个脉络里，非专业人士（新手、非知识分子）的作品也无一例外。相反：沉溺于占领前的陈腔滥调总的来说更明显。

博尔维奇所见的突破这法则的唯一例外，是儿童留下的一些证词。不是通过某种“表达的扭曲”来获得直接性，而是因为“某种天真而朴素的现实主义，又因其朴素而使人产生共鸣”。

我并不是要把一种似乎不适合于文学讨论的悲剧性和无情的元素注入我这篇演说，以此来贬低诸如科哈诺夫斯基或七星诗社这样一些迷人的诗人的重要性。任何人求助于种族灭绝、饥饿或我们的同类的其他肉体痛苦来攻击诗歌或绘画，都是在进行蛊惑人心的煽动。如果诗人和画家仅仅因为地球上有太多痛苦而停止创作田园诗或颜色明亮的画，并认为这类超然的职业是没有意义的，那么人类是否会因此获得任何益处，是很值得怀疑的。不，粗略地说，我要向自己和向我的听众澄清的，是大致可以称为古典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存在着的一场争吵。两种倾向存在着冲突，这冲突不受某个特定时期的文学潮流影响，也不受这两个术语不断改变的意义影响。这两种相反的倾向，通常也共存于一个人身上。必须说，这场冲突永不会终止，并且第一种倾向永远以这样或那样的变体成为主宰，第二种倾向则永远是一种抗议的声音。当我们想到过去的文学和绘画中美的东西，想到我们赞赏的东西和仅仅因为其存在而使我们满心喜悦的东西时，我们不能不惊叹于非现实主义艺术的力量。人类似乎是在做着一场关于人类自己的怪梦，赋予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这类最简单的关系以常新但也永远是奇异的形状。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有形式，形式有自己的迫切需要，这些迫切需要仅部分地取决于人类的意图。形式偏爱神圣风格或古典风格；它抗拒任何引入现实主义细节的企图，例如在绘画中使库尔贝 [46] 的批评者们火冒三丈的高顶黑色大礼帽和长礼服，或诗歌中诸如“电话”和“火车”之类的词语。这形成了历史上围绕着现有形式而发生的漫长冲突，也即现有形式被克服之后，立即就凝固成与早前的形式一样“人工”的形式。

“艺术”和“人工”这两个词关系太密切，使我们无法假设一种不被形式主宰的诗歌。虽然二十世纪见证了一系列艺术革命，这些艺术革命有时很极端，例如意大利未来主义的“解放的文字”是为了把文字从为它们指定好的句法位置中解放出来，但是形式依然主宰诗歌。至少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诗歌在公众心目中仍是可辨识的分行，受到格律和韵脚的约束。所谓的自由诗是慢慢才取得公民权的。有趣的是，美国对现代诗历史的贡献，其分量要比我们可能想象的更重，尤其从美国在十九世纪期间文化上相对孤立的角度看。首先，埃德加·爱伦·坡对法国象征主义影响很大。然后，作诗法的种种革命又很大程度受益于沃尔特·惠特曼的诗歌，他的诗歌是在一九一二年左右开始打入欧洲的。

今天的诗人，不用受十四行诗形式束缚，也不必遵守对一位文艺复兴时期诗人或十八世纪诗人来说是有效的众多诗学规则。现在他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能自由地追求现实。尤其能说明这点的是，他可以随时借用街头语言，而且文学体裁之间的差别正在消失：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和随笔之间整齐的界线，已不再保持得那么分明。

然而，在诗人与现实之间升起了一道传统手法的玻璃墙，这些传统手法是看不见的，直至它们退回到过去，在过去显露它们的陌生性。我们也许还可以问，今天诗歌中的忧伤音调，在某个时刻是否也会被视为某种强制性风格的外饰。一种失去希望的视域，常常可能只是我们这时代的诗歌的陈腔滥调，与古代神话和特洛伊战争之于文艺复兴时期诗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其他习惯也在限制着运动的自由。当重要的不是作品的完美，而是表达本身，即“一个碎语”，那么一切便都成了所谓的“书写”。与此同时，那种敏感于每时每刻表面刺激的倾向，则把这种书写变成记录表皮疼痛的日记。谈论一切，仅仅是谈论，本身已变成一种活动，一种减轻恐惧的手段。仿佛“不是我们讲语言，而是语言讲我们”这句箴言正在进行报复似的。因为，虽然诗人描写真实事物，但并非每个诗人都能在一件艺术作品中赋予这些真实事物的存在以必不可少的真实感。诗人也有可能使这些真实事物变得不真实。

我肯定，写作时，每个诗人都是在诗学语言的规定与他对真实事物的效忠之间作出选择。如果我删掉一个字，代之以另一个字，因为这样做整行诗便获得更大的准确性，则我就是在奉行古典文学的做法。然而，如果我删掉一个字是因为它不能传达一个观察到的细节，则我就是倾向现实主义。可是，这两种运作不能简单地分开，它们是互相纠结的。此外，在这两个原则不断冲突期间，诗人会发现一个秘密，即他必须按等级制安排真实事物，才能忠于真实事物。否则，他就会像当代散文诗中常常发生的那样，“在赤日炎炎之处”找到“一堆破碎的意象”，也即这样一些片断：它们享受完美的平等，并暗示诗人不愿意作出选择。

在这方面，二十世纪诗人可以从过去的散文作家们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并且可能会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学到最多。他的现实主义包含对迹象的阅读：一篇报纸文章，一次无意中听到的谈话，一本通俗书，一句口号，都使他可以进入他的同代人的眼睛看不到的隐秘地带。对他来说，现实是多层次的，但并非所有层次都提供线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努力，倾向于愈来愈伟大的等级化，因为他企图捕捉俄罗斯知识界的精神历险中的根本性东西，而又不被纠缠在一起的众多趋势所左右。他在这方面得到他的强大信念的帮助，这信念就是不存在一种纯粹的历史向度，因为它同时也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向度。对他来说，在历史的构造中，存在着一个形而上学的基础。

然而，尽管文学诸体裁之间的界线模糊了，使得诗歌与散文不再截然分明，但是诗人手头并没有几百页论文来供他调遣，让他搬出论据。我所说的等级化必然浓缩得多，尽管总是作为一个有顺序的原则表现出来。

现在，在我这次演讲临结尾之际，我将容许自己做一个自白，用它来证明我关于古典主义倾向与现实主义倾向共居于一个人身上并互相斗争的看法。实际上，这个自白是现成的，以我二十年前所写的一首诗的方式存在着。

不再 [47]

有一天我应当说一说我怎样改变

我的诗观，以及我今天怎么会

把自己视为古代日本众多的

商人和工匠之一，

他们安排关于樱花、菊花

和满月的诗歌。

要是我能够把威尼斯名妓

在凉廊用一条树枝逗弄孔雀，

松开锦缎和腰带的珍珠串，

袒露沉重的乳房和衣服纽扣

留在肚皮上的红痕

描写得如同那天早晨满载黄金靠岸的

大帆船船长所看见的那样逼真；

要是我能够为她们那些埋在

其栅栏门被污水舔着的墓园里的骨头

找到一个比她们最后用过的

那把在墓石下独自等待着光的

腐朽的梳更持久的词，

那么我将不会怀疑。从不情愿的材料中

可以采集什么呢？没什么，至多是美。

因此，樱花对我们来说应该足够了，

还有菊花和满月。

在我看来，这首诗似乎颇为反常。我们习惯于把中国诗和日本诗视为某种特别依附传统手法的范例。因此诗中说话者放弃了追求现实的野心，转而选择樱花、菊花和满月；这些都是那种与社交游戏没有什么不同的诗歌的配件，因为那种诗歌是到处都有人在写的，并根据每个人使用这些配件的技能来评估其成就。“古代日本众多的商人和工匠”是那些在闲暇时写诗的普通人，诗中提到他们，是为了强调作诗者的技艺在整个社会的各种习惯中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在这里看到对波希米亚传统的断然放弃，包括该传统对与世隔绝和离群的诗人的自豪。然而说话者申明他的选择是一种无奈之举，作出这种选择是因为达到某些目标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要是我可以，”他说。可以什么？描写。接着是对威尼斯名妓的描写，但这些描写却悖论地向我们展示诗人达到了在他看来非他力所能及的目标。然而，由于这整个形象是有条件的，并且只是用来证明文字的不足，因此这些描写是不能满足这位诗人的，充其量只算是一个轮廓，一个草案。在所使用的文字以外，可以感到存在着一种全部人类生命的浓缩：名妓们在接待大帆船船长的时刻，她们那可以设想但未道出的命运，她们的消亡，她们最后用过的梳子。真实世界简直太丰饶了；它要求被命名，但名字无法包揽它，它依然无非是一本资料目录册罢了，不含任何终极意义。

作者本人不是其诗歌的最好解释者，但既然我已担当起这个角色，我想说，我在这种对完美摹仿的渴望中看到很严肃的哲学涵义。首先是由笛卡尔发起的关于世界存在于我们的感知之外的伟大争吵，在我这首诗中这场争吵可以说是被当作附带说明来看待，并不引起在我这首诗中说话的诗人的兴趣。世界客观地存在，不管它在人们心灵中有什么不同形态，尽管某一特定的个人的快乐或不幸会赋予它或明或暗的颜色。那个客观世界原原本本的样子是可以看得见的，但我们可以假设，只有上帝才可以绝不带偏见地看见它。诗人意图表现它，却痛苦地明白到语言不足以描写它。其次，热切地渴望拥有一个对象，这除了称为爱不能用任何别的东西来形容。因此，诗人以一个爱上世界的男人的形象出现，但他注定要处于永恒的不满足之中，因为他想让他的文字穿透现实的内核。他不断地希望，不断地被拒绝。从哲学上说，这非常接近于柏拉图在《会饮篇》中关于爱的讨论。根据我刚念过的这首诗，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每个诗人都是爱神厄洛斯的一个仆人，他“在神与人之间做解释，把人的祈祷和献祭传达并说给神听，并把神的命令和回答传达给人；他是中介，跨越神与人之间的阻隔，因此他集所有东西于一身，通过他，先知和祭师的艺术、他们的献祭和神秘和魅力，以及所有的预言和咒语，都找到表达。” [48]

对威尼斯名妓的描写似乎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证据，证明语言有能力与世界相遇。但说话者立即弱化了这个结论；最明显的是他提到了卡尔帕乔 [49] 的一幅画，那幅画描绘威尼斯一个庭院，名妓们坐在庭院里，用一条树枝逗弄一只孔雀。因此，不仅语言把现实变成一本资料目录册，而且现实也是通过一幅画这个中介的调解之后出现的——换句话说，现实不是处于其原生状态，而是已经被安排好了的，已经是文化的一部分。如果现实存在，则我们怎能梦想抵达现实而没有这样或那样的中介，不管这些中介是其他文学作品或由整个过去的艺术所提供的视域？因此可以说，对传统手法的抗拒，非但没有把我们带到某片诗人可以直接与世界相遇的自由空间，例如像创世第一天那样的自由空间，反而再次把我们打回那些已经作为形式存在着的历史地层。

我这首诗中对名妓的描写，被置于“要是我能够描写”与“那么我将不会怀疑”之间。那怀疑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也即材料抵抗文字的多情占有，结果能够从材料中采集到的“至多是美”。如果我理解诗中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即是我的说话者，则按我的理解，他想到的并不是包含于自然中的美，看见天空、群山、大海、落日的美，而是一首诗或一幅画中的形式之美。他宣称这美不能满足他，因为这美是必须以放弃真实为代价才能获得的，而真实相当于一种完美的摹仿。樱花、菊花和满月是现成的东西，可为古代日本某个商人或工匠所利用，来一而再地安排美的形式。他说这应已足够，这项声明含有一丝儿反讽，并且事实上是宣布与古典主义存在分歧。

五　废墟与诗歌

现在我打算谈论经严格定义的时间和地点里的诗歌经验。时间是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地点是波兰。我觉得，此举将可为许多已触及的问题提供明确的例证。我应事先提醒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波兰诗人的兴趣和问题与他们在法国或荷兰的同行并没有多少差别。虽然波兰文学有自己的特色，但是波兰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属于同一个文化圈。因此我们可以说，波兰发生的事情，等于是一位欧洲诗人遭遇二十世纪的地狱，而且不是地狱的第一圈，而是要深得多。换句话说，这个处境有点像实验室：它使我们可以检验在某些历史条件下现代诗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现实的组构中，形成一层层程度不同的需要，而当不幸降临人类某个集体时，这些需要便会显露出来，不管这不幸是战争、恐怖统治还是自然灾难。这时，填饱肚子要比寻找适合自己口味的食物更重要；对一个同类展示最简单的人类善意，其重要性也远胜于任何心灵的精致。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的命运，成为每个人关注的中心，人们因失恋或心理问题而自杀的数目骤降。一切事情都被严重简化，一个人会问自己，为什么他早前会对现在看来无足轻重的东西那么在意。不用说，人们对语言的态度也变了。语言恢复其最简单的功能，再次成为服务某个目标的工具；谁也不怀疑语言必须命名现实，这现实客观地存在着，庞杂，可触摸，有着可怕的具体性。

在战时，诗歌是地下文学的主要体裁，因为一页纸就足以容纳一首诗。诗歌以手稿或以秘密出版物的形式流传，以口头或歌唱方式散播。几年前出版的一部诗选《战斗的波兰诗抄》厚达一千九百一十二页，收录的诗和歌，大部分写于德国占领时期。 [50] 诗选绝大多数具有记录性价值，而且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我们难以给予它们高度的艺术评价。仅有若干作品表明略通诗歌技艺。然而，它们全都符合米哈乌·博尔维奇在他那本关于监狱和集中营文学的著作中发现的规律：它们风格上属于战前时期，但同时它们试图表达“新东西”，可这新东西是现成概念和表达手段所难以捕捉的。这种诗歌常常太啰唆，在其号召战斗时往往太露骨，同时，在较深层次上，它表现得像个哑巴，徒劳地试图从其喉咙里挤出一点听得懂的声音；极度渴望发言，却无法成功传达任何实质性的东西。要等到迟一些，在战后，在强烈感到需要为一种极其难熬的集体经验找到表达方式这样的压力下，波兰诗歌才开始脱离很多国家的战前诗歌所共有的风格模式。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定义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说：解体。人们总是生活在某种秩序之内，难以设想没有那种秩序的时刻是什么样的。现有概念和标准突然崩溃的情况是罕见的，只有在最动荡的历史时期才看得到。也许，经历过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几代法国人有过类似的感受，也许在内战结束后南方的美国人也觉得他们见证了他们整个生活方式的毁灭。不过，总的来说，十九世纪没有经历过二十世纪那种快速而猛烈的改变，后者唯一可能的类比，也许是我们从修昔底德著作中了解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然而，我所说的解体，在十九世纪已经开始了，尽管它发生在表面之下，只有少数人觉察。希特勒与斯大林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达成的协约，把欧洲的全部毒害都表露无遗，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这无非是实现了种种早已准备好、只等待显现的事情。需要牢记这种奇特的事件逻辑，才能理解诗歌如何反应。也许，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宣布欧洲文化终结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那俄罗斯人的反西方情结的刺激。但是，波兰诗人恰恰是以这种方式把欧洲一个又一个阶段地陷入非人性境地视为全部欧洲文化的终结，以及它的耻辱。

对文化的主要责备，一种最初太难表达、最后终于表达出来的责备，是它维持了一个意义和象征的网络并以此作为一个表面，来掩盖进行中的种族灭绝。同样地，宗教、哲学和艺术也被怀疑是同谋，用崇高的理念来欺骗人，以便遮蔽存在的真相。似乎只有生物学的东西是真实的，一切都被简化为物种内部的一场斗争，简化为适者生存。没错，但是那种简化早已经发生。整个价值体系已经被摧毁，包括善恶分明、美丑分明的划分，还有真理的概念，也都已经被摧毁。因此，尼采宣布“欧洲虚无主义”时，他并非完全错。然而，那个表面还维持着，并引发了愤怒的责备：“你们谈什么人的尊严，说人是根据上帝的形象和样貌创造、根据善和美创造的生物，但看看发生的事情吧；你们应为你们的谎言而感到羞耻。”整个欧洲文化遗产受到不信任和嘲弄。这就是为什么在战争结束很多年后，耶日·格罗托夫斯基 [51] 以如此奇特的方式把斯坦尼斯瓦夫·维斯皮安斯克 [52] 写于一九〇四年的戏剧《卫城》搬上了舞台。这出戏是根据荷马和《圣经》一些事件改编的，因而也是西方文化主要构成部分的概括。在格罗托夫斯基的版本中，这些事件是由穿着条纹囚衣的奥斯威辛囚徒演出的，对话则伴着酷刑。只有酷刑是真的，演员背诵的诗歌的崇高语言在对比之下充满讽刺色彩。

以如此概略的方式来审判文化，肯定会引起严重的怀疑，因为它简化了人类状况，如此一来便远离真相，如同过去各种悲观和世纪病情绪造成的那样。在经历了各类最可感可触的解体之后，虽然听起来很奇怪，但波兰诗歌再次加入被“欧洲虚无主义”污染的西方诗歌，不过却赋予“欧洲虚无主义”更激烈的表达。在战后崛起的塔德乌斯·鲁热维奇 [53] 的诗歌就是这样。他的特点是在审判文化的同时，常常利用从该文化借来的简略表达和符号，例如在对《暴雨风》 [54] 进行戏仿的《普洛斯佩罗的斗篷里什么也没有》一诗中。智慧的普洛斯佩罗在其岛屿上把一套人类话语和礼貌的规矩教给卡列班，但他的教化力量只是一个骗局。

奴隶卡列班

学了人类语言

等待着

他的杯子在粪中

他的脚在乐园里

他嗅着人

等待着

没有什么到来

普洛斯佩罗神奇的斗篷里什么也没有

没有什么来自街头和嘴巴

来自讲道坛和塔楼

没有什么来自扩音器

对没有什么

说没有什么

这类诗似乎完成了一种替代功能，也即，它们把矛头对准人类语言、历史以至社会中的生活结构，发出全球性的谴责，而不是指出愤怒和厌恶的具体理由。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因为，如同战时波兰的情况所表明的，现实不仅逃避语言手段，而且是深刻创伤的来源，包括一个被盟友出卖的国家自然会有的创伤。

战时的现实是一个重大题材，但重大题材还不够，甚至反而使得手艺的不充足变得更可见。尚有另一个因素，使艺术显得难以捉摸。高贵的意图理应受到奖励，具有高贵意图的文学作品理应获得一种持久的存在，但大多数时候情况恰恰相反：需要某种超脱，某种冷静，才能精心制作一个形式。人们被抛入使他们痛苦呼叫的事件之中，很难找到把这种材料加以艺术转化所需的距离。很可能没有任何语言像波兰语那样，有那么多可怕的诗，都是记录大屠杀；除了极少数外，这些诗虽然幸存下来，其作者却死去了。今天，读者会在两种矛盾的评估中犹豫。面对暴行的事实，文学这个想法似乎是不合适的，而我们也不免要怀疑，某些现实区域究竟能不能成为诗或小说的题材。但丁《地狱篇》中的罪人所受的酷刑，毕竟是作者发明的，而且形式使它们的虚构特征变得很明显。它们并不像纪实诗中描写的酷刑那样令人觉得粗鄙。另一方面，纪实诗由于使用韵律和诗节，所以它们属于文学，而出于对死难者的尊敬，我们不免要问，是否有一种更完美的诗歌，比这种仅止于事实层面的诗歌更适宜作为纪念碑。

战后，消灭波兰犹太人这个主题，出现在多位作家的诗中，这些诗有的被收入选集。但是按严格标准看，我们可以说该题材超出了作者们的能力，它像一道高墙耸立在他们面前。这些诗被视为好诗，主要是因为它们以高贵的意图打动我们。为猛烈的暴行经验寻找表达方式之困难，可用安娜·斯维尔什琴斯卡 [55] 作为典型例子。她战前以一本颇可爱和雅致的散文诗集登上诗坛，诗集表明她对艺术史和中世纪诗歌的兴趣。这并不奇怪，因为她是一位画家的女儿，在父亲的画室里长大，在大学则攻读波兰文学。不管是她，还是她的读者，都猜不到她对插图手稿和小型画像的偏爱，有一天会为她带来什么用途。

战争期间，斯维尔什琴斯卡住在华沙。一九四四年八月份至九月份，她参加华沙起义。在六十三天内，她目击并参与这座一百万人口的城市发起的战斗，对抗坦克、飞机和重炮。该城市一条街一条街逐渐被摧毁，幸存者被放逐。很多年后，斯维尔什琴斯卡试图在诗中重构这场悲剧：筑街垒；地下室医院；被轰炸的房屋坍塌后把避难的人活埋；缺乏弹药、食物和绷带；以及她本人作为一位军队护士的历险。然而，她这些尝试没有成功：它们太唠叨、太哀怜，她销毁手稿。（还有，俄罗斯扮演了镇压起义的角色，因此在很长时期内起义是一个被禁止的题材。）要等到事过境迁超过三十年后，她才找到令她满意的风格。说来也奇怪，那竟是她青年时代发现的小型画像的风格，但这一回不是应用于绘画。她的诗集《筑街垒》 [56] 都是非常短的诗，没有格律，没有押韵，每首诗都是一篇关于单独一件事或场景的微型报告。这是一种最谦逊的摹仿的艺术：被记忆的现实，是至高无上的，并支配表达手段。诗中有一种浓缩的企图，力求只保存根本性的文字。没有比较或隐喻。然而，诗集具有高度的艺术组织，并且，譬如说那首与书名同题的诗，是可以通过数百年来沿用的源自希腊文的修辞术语例如首语重复、尾词重复、紧接反复等等来分析的。

筑街垒

我们很害怕，当我们在枪弹下

筑街垒。

客栈老板、珠宝商的情妇、理发师，我们都是

懦夫。

那个女仆用力扳一块铺路石时

倒在地上，我们都很害怕

我们都是懦夫——

看门人、市场女贩、退休者。

那药剂师拖一扇厕所门时

倒在地上，

我们更害怕了，走私女人、

裁缝师，街车司机，

我们都是懦夫。

一个来自少年犯管教所的孩子

拖一个沙袋时倒下了，

你看，我们真的

很害怕。

虽然没人强迫我们，

我们筑街垒，

在枪弹下。

斯维尔什琴斯卡常常使用小型独白或对话这种形式，把信息尽可能地压缩进去。小诗《一个女人对邻居说》包含整个生活方式，那是该城市持续不断受炮弹轰炸时地下室里的生活。各地下室的墙被挖通，互相连结起来，形成一座地道城市。正常情况下被接受的观念和习惯，在地下城市都得重新评估。食物比钱重要，因为获取食物常常要冒险进入火线；香烟有了相当大的新价值，被用作交流工具；人际关系也不同于我们平时的标准，剥去一切表面的东西，只剩下最基本的形状。在这首诗中，我们很可能会被这种状况与和平时期状况的比较所打动，因为男女凑在一起往往不是由于互相吸引而是由于害怕孤独：

一个女人对她的邻居说：

“丈夫牺牲后我就睡不着，

一听到枪声，我就钻到毛毯下，

整夜在毛毯下发抖。

要是我今天单独一人我一定会发疯，

我有丈夫留下的香烟，

你晚上一定过来坐坐。”

像斯维尔什琴斯卡这样的艰巨任务，写日记似的重构数十年前的事件，在战后波兰诗歌中是罕见的。另一位诗人米龙·比亚沃谢夫斯基 [57] 也成功地在其散文集《华沙起义回忆录》 [58] 中做到了这点。以前，他的诗没有迹象表明它们的作者有过他在这部回忆录中所述的经验。然而，这本书出版之后，却披露了他诗中一个特质。《回忆录》是忠实地、反英雄地、不带感情地描写解体：被炸毁的房屋和整条街，人类四肢的解体，还有日常用品和人类对世界的看法的解体。一个见证过这种解体的人，只能像诗人比亚沃谢夫斯基后来那样写作。很长时间里他没有发表作品，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很难找到比他更远离官方乐观主义的诗歌。他的诗歌对文化的不信任，一点不亚于鲁热维奇，但他的诗歌尤其不信任语言，因为语言是一块布料，所有哲学和意识形态的衣服都是从那里剪裁出来的。

我们可以说，比亚沃谢夫斯基是在做剖腹手术，因为他达致一种简约，试图在某种他能够相信的东西周围画一个圆圈，即使是一个小圆圈。他似乎把现实分成两层：较高的一层包括所有形成文化的东西，即教堂、学校、大学、哲学教条、政府体系，第二层也即较低的一层，则是最实在的生活。人们去杂货店，使用一只碟、一支汤匙、一支餐叉，坐在椅上，开门关门，而不管“上面”发生什么事。他们用一种漠视正确语法和句法的语言沟通，他们用破碎的词语、中断的句子、哼哼哎哎、沉默和特殊声调来表达。比亚沃谢夫斯基想待在那个低层的日常世界及其语言里。他像一个罗马人，目睹罗马的灭亡，在最耐久的东西中寻找帮助，因为最耐久的东西即是最基本和最微不足道的，因而可以在国家和帝国的废墟中生长。最近数十年来的诗歌，不只在波兰而且在各国，都已放弃了格律和押韵，并开始把文字缩减至基本要素；在这方面比亚沃谢夫斯基的不同之处，只在于他的尝试很激进。但他身上还有别的东西，那是一种气息式的摹仿——在华沙街头的普通语言中他听到“沙沙响、断断续续、流动”，而他则以一种近于讲不清楚的咕哝草草记录它们。他以这种措辞，记录他生命中和他的同伴们的生命中各种微不足道的日常事件，把诗歌与散文混在一起，尽管诗歌与散文的界线原本就已模糊到其差异性已变得毫无意义的程度。整体地看，这些诗构成了对这座他生长其中并看到它毁灭和重建的城市街道的纪事。对我来说，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比亚沃谢夫斯基作品中的民主特质。像我刚讨论过的其他诗人一样，他悖论地打破波希米亚的格局，使得诗人与“人类大家庭”之间的分裂不再存在了。这并不意味着他吸引每一个人，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比亚沃谢夫斯基是一位前卫派继续者和反诗人。他的例子表明，诗人的重新融合并不意味着要讨好大多数人的品味。但比亚沃谢夫斯基本人并不是疏离的——他是作为群众中的一员讲话的，他没有摆架子，不是站在远处，而是与出现在他散文诗中的人物保持真挚关系。

玩弄词尾变化的各种古怪特点和玩弄大量后缀的措辞，是不能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因此比亚沃谢夫斯基通常是不能翻译的，尤其是随着时间推移，他对碎片式、速记式记录的偏好有增无已。不过，他早期的一首诗，却可以使我们略窥他对某种稳定的东西的追寻，即使这东西平常如在商店购物：

下楼去商店之歌

首先我下楼去商店

依靠楼梯，

想想吧，

依靠楼梯。

接着认识或不认识的人

经过我而我经过他们。

遗憾

你不能看见

人们怎样走路，

遗憾！

我走进一家完整的商店：

玻璃灯在发光。

我看见某个人——他坐下来——

可我听到什么？我听到什么？

袋子的沙沙响和人类的说话声。

而我是的，

是的，

就回来了。

战时的解体经验给波兰诗歌打下如此深刻的印记，很可能是因为战后建立的秩序是人工的，是从上面强加下来的东西，与幸存下来的各种有机纽带例如家庭和教区教堂发生冲突。最近数十年来波兰诗歌的最瞩目特点，是它想在无序和所有价值的彻底流动之中寻求平衡，这种特色具有足够的普遍重要性，值得我们在这里予以重视。比亚沃谢夫斯基的方案，可以称为极小主义。

在物体的世界中寻求庇护，提供了一种大致相似的解决方案。世事是不确定和难以言传地痛苦的，但物体代表一种稳定的现实，它不会随着恐惧、爱或恨的反应而改变，而且“行为举止”永远合乎逻辑。兹比格涅夫·赫伯特 [59] 是一位安静、矜持的诗人，倾向于美术字式的简明。他选择勘探物体世界。他的例子证明了我关于波兰诗歌重新加入西方诗歌的说法，因为两者都面对解体，尽管这解体在性质和强度方面各不相同。赫伯特有时候令人想起亨利·米肖 [60] ，但是他那些被称为“神话诗”的作品（关于物体的诗）最接近于弗兰西斯·蓬热 [61] 。两者之间一个明显不同是赫伯特对物体持个性立场而蓬热退回到非个性观察者的角色。在赫伯特的作品中，一个充满人类斗争和痛苦的空间，为物体提供了背景，因此一张椅或一张桌之所以珍贵仅仅是因为它免除了人类的属性并因此而值得羡慕。他诗中的物体似乎遵遁这样的推论：欧洲文化进入一个善与恶和真与假界限分明的标准已消失的阶段；与此同时，人变成强势集体运动的玩物，这些运动擅长于颠倒价值，于是乎从今天到明天，黑就变成白，犯罪变成值得称赞的行为，明显的谎言变成必须遵守的教条。更有甚者，语言被当权者侵吞，他们垄断大众传播，能够改变文字的意义，使之适合他们。个人被置于双重攻击中。一方面，他必须把自己视为各种社会、经济和心理的决定因素的产物。另一方面，他自主权的丧失获得政治权力的极权本质的确认。这类环境，使得对世事的任何看法都变得不确定。在赫伯特一首诗中，叙述者听到良心的声音，但他无法破解那声音到底要说什么。在另一首诗《福丁布拉斯的哀歌》中，哈姆雷特失败是因为他有“清晰概念”，那等于未为人生做好准备，而讲究实际的福丁布拉斯则相当于对机会主义大唱赞词。赫伯特告诉我们，与根基摇摇欲坠的人类领域相反，物体具有仅仅存在而已的美德——它们可以被看见、被触摸、被描述。

同样的想法似乎也见诸弗兰西斯·蓬热的诗中，只不过他转向物体是表明某种渴望，渴望超越心理学；在赫伯特那里，物体是他与历史相遇的一个因素。历史以一种缺席的方式存在于一个物体中：它以一个减号，以物体对它的漠不关心，来使我们意识到它。

小卵石

小卵石

是一种完美的生物

能应付自己

知道自己的极限

准确地充满

小卵石累累的意义

充满一种秘密，这秘密不会使你想起任何东西

不会吓走任何东西不会激起欲望

它的热情和冰冷

是合理且充满尊严的

我感到一种沉重的自责

当我把它攥在手里

它那高贵的身体

被假温暖弥漫着

小卵石不能被驯服

直到最后它们都将望着我们

用平静而清澈的目光

不幸地，人类并不是“能应付自己”的。赫伯特读过二十世纪哲学，知道人的定义是“他是他所不是的，他不是他所是的”。在萨特著作中，正是这，使人乖异于自然，因为自然是自己确立自己、应付自己的，并被称为“自为自在”。它知道“自己的极限”，而人的特点则是穷尽一切努力要超越所有极限。因此这首诗是争辩式的：它表明诗歌并不是非要避开哲学。所以，《小卵石》不能算是一首纯诗。

小卵石不受感情的束缚，而正是感情导致痛苦。小卵石没有或好或坏的过去经验的记忆，没有恐惧或欲望。人类的热情和人类的冰冷，可以积极地看待，也可以消极地看待，但在一枚小卵石中，它们是合理和充满尊严的。易逝而短命的人，在面对一枚小卵石时感到自责。他意识到他自己是一种假温暖。最后三行包含一种政治暗示，尽管读者一开始未必会发觉。小卵石不能被驯服，但只要统治者够狡猾，并成功地应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则人是可以驯服的。被驯服的人充满焦虑，因为他们内心掩藏着自责；他们不敢面对面直视我们。小卵石则用“平静而清澈的目光”望着我们，直到最后。什么样的最后？我们也许会问。很可能是直到世界终结之日。这首诗在结尾，带有末世论的色彩。

诗歌以意想不到的转折和转换来迎接历史的挑战的最后一个例子，由我已故的友人亚历山大·瓦特 [62] 提供。瓦特留下一部巨著——回忆录《我的世纪》，现正译成英语。这本书讲述他一生的经历，可以说抵得上十个人的经历；还讲述了一个人的命运如何奇特地取决于二十世纪的各种哲学。在青年时代，大约在一九一九年前后，瓦特是一个未来主义者。接着，在一九二七年，他出版了一本反常的寓言式故事集《路西法失业》，这乃是“欧洲虚无主义”的醒目例子。一九二九年，他成为两场世界大战之间那个时期波兰最重要的共产主义刊物《文学月刊》的主编。波兰在一九三九年被希特勒和斯大林瓜分之后，瓦特发现自己被划入苏联区，在那里他被监禁，罪名是托洛茨基分子、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梵蒂冈间谍。在很多年间，他辗转于各监狱，被流放到苏联亚洲地区。之后，在一九四六年，他回到波兰，很快又被指背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信条。还必须指出，如同他在回忆录中强调的，他在精神上受犹太教、天主教和无神论同等程度的影响。

因此可以说，瓦特是欧洲心灵的波兰变体的种种历险之典型，即是说，那个心灵不是存在于某个抽象空间，使得基本的东西——饥饿、恐惧、绝望、欲望——难以渗透进去。瓦特亲身经历了二十世纪各种哲学最可感知的形式。如同他自己说的，他出入“十四座监狱、众多医院和无数旅馆”，总是担当由当权者强加的角色：囚犯、病人、流放者的角色。继他青年时代的未来主义时期之后，他在很长的时间内实际上放弃了诗歌。他在年老时才完成他作为诗人的角色。他的晚期诗是这样一个人所写的某种杂记：他被锁在“他的痛苦的四壁内”，这痛苦是肉体痛苦。不仅如此，瓦特还把自己的痛苦视为一种惩罚，惩罚他所犯的严重罪孽。这个罪孽，在二十世纪广泛蔓延，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 [63] 在回忆录中对此作了定义。她说，诗人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原谅，唯独一定不可以做诱惑者，不可以利用他的才能使读者相信某种非人性的意识形态。瓦特对自己在二十年代的虚无主义活动和之后担任对波兰影响如此之深的共产主义刊物《文学月刊》主编的工作，作出严厉的裁决。

善变、高度主观的杂记——这就是瓦特的晚期诗，至少表面上如此。他谈论自己，但某些意想不到的变形把他对自己的痛苦的记录，变成对二十世纪的痛苦的记录。瓦特的例子似乎证实了我的假设，也即一旦现实超越了任何命名它的方式，则我们只能以绕道的方式袭击它，例如以某个人的主观性来反映它。在《小卵石》一诗中，当赫伯特说到人的命运并赞美与命运相反的无生命的自然时，他使用了一种特别的否定式。瓦特在年近七十时写的《地中海诗篇》，是一个被社会遗弃者的回忆，他是各种信仰和教条的资深追随者，他生病了，置身于阿尔卑斯山脚的石头风景中，正在做一次总评估。我想，好像是德国哲学家阿多诺说过，大屠杀之后，诗歌是不可能的。在瓦特的私人诗歌杂记中，没有提到大屠杀，也没提到他与另一百多万人在被放逐到俄罗斯期间的经历。他的呐喊是约伯的呐喊，他只说出一个幸存者得出的结论。如同在赫伯特诗中，这里无生命的自然也一样成为被羡慕的对象。

厌恶一切活着的事物我退回到石头世界

里去：在这里得到解脱，我想我将从上面观察，

但

不带骄傲，观察那些

在混乱中纠结的事物。我有一双石头的眼睛，我自己

也是石头中间一块石头，也像它们一样敏感，

朝着太阳的旋转搏动。退回到

我自己深处，石头的深处，

静止不动，沉默；变冷；通过削弱的存在

而存在——在月亮

那冷引力中。像沙在沙漏中

减少，均匀地，

不停地，始终地，一颗颗。因此我只应

顺从昼夜的节奏。但是——

这些节奏中没有舞蹈，没有晕眩，没有狂热：只有

苦行的规则和沉默。

它们不变成什么，它们就那样子。没有别的。没有

别的，我想，我厌恶

所有变成什么的东西。

在二十世纪，诗歌可以是什么？在我看来，似乎是在寻找一条界线，在界线外只有一个无声地带；而在那条界线上，我们遇到波兰诗歌。它是个人和历史的独特融合发生的地方，这意味着使整个社群不胜负荷的众多事件，被一位诗人感知到，并使他以最个人的方式受触动。如此一来诗歌便不再是疏离的。如同疏离这个词的词源学所暗示的，诗歌不再是社会中的外国人。如果说我们必须选择像波兰这样不幸的国家的诗歌来了解诗歌中那巨大的分裂是可以治愈的，那么这种了解并不会带来什么安慰。然而，波兰诗歌的例子使我们获得某种角度去透视诗人与“人类大家庭”分裂时诗人的某些仪式。显然，想把诗歌截然分成“疏离”和“非疏离”，将会遇到严重的困难。我没有精确的界线，故不想在这里妄加判断。

我已援引过的马拉美十四行诗《爱伦·坡之墓》是象征主义的一个宣言，因此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暗示。埃德加·爱伦·坡被称为天使，他想“把更纯粹的意义赋予部族的文字”。奇怪的是，恰恰是坡对英语的使用和他诗体的形式导致他在美国诗歌史上被边缘化。但是神话需要一场天使与群众的九头蛇之间的冲突，而在这里坡的生活和法国与美国之间的距离都提供了帮助。对个人的理想化，当然是源自浪漫主义，这个个人孤独、不被了解，在社会中肩负使命；因此，法国象征主义是作为浪漫主义遗产的一个特殊变体而崛起的。在浪漫主义里，诗人必须预言、领导、打动人心，而在这里我们则有纯粹性和洁身自爱，与粗俗和肮脏相反。一方面，是天使和“更纯粹的意义”；另一方面，是“黑色混合物形成的污秽之流”。但是马拉美这首十四行诗的结尾，很可能是关键处：坡的花岗岩墓将永远成为一个界标，是“奔泻的黑色亵渎之词”不能跨越的。

一个将永存的界标。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拉美的十四行诗如何不同于浪漫主义。诗人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被定义为稳定的，不受那些将被历史运动改变的环境所影响。社会如同树和岩石一样是既成的，被赋予坚固、确定的存在，这种存在在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的法国是十分典型的。正是这首十四行诗中描写的诗歌的孤立这一方面，使我们觉得与我们在二十世纪知道的东西不相容。社会结构是不稳定的，它显示巨大的灵活性，因此艺术家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对马拉美公平，让我们回想一下，他似乎说了与贺拉斯一模一样的话，贺拉斯说自己是“缪斯们的一位祭师”，并宣称“我讨厌渎神的群众并与他们保持距离”。但是，这种相似性是虚假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两个不同的历史语境。

六　论希望

到目前为止，我谈论的诗歌，都关涉到思想心态的转变，关涉到所有我们老想称之为时代精神的东西，尽管谁也说不清时代精神究竟是什么。但现在我要问一个简单的问题：要是当今诗歌中如此广泛扩散的哀叹之声最终被证明是对人类置身的无望处境的先知式反应，那将会怎样呢？果真如此，则诗歌将再次证明它比一般市民更有意识，或诗歌无非是强化了原本就存在于人们心中但被遮蔽了的东西。

在十九世纪，有关西方文明已经衰落和随时会崩溃的看法，首先在俄罗斯思想中表达出来，而在这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例外。同样的看法很快也出现在西欧。巴黎《颓废》杂志在一八八六年说：“掩饰我们已置身的颓废状态，将是荒唐的。宗教、习俗、正义，一切都倾向于衰落。”被称为颓废的东西很快就在波希米亚中间变成一场运动和一种时髦，如同数十年后的存在主义。还有，在一九〇〇年左右，儒勒·凡尔纳宁静的科幻小说被各种不祥的预言取代，包括总体的大灾难和机器逃避人类的控制并反过来统治人类。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 [64] 发明的斯拉夫语robota成为各种语言中的共通语，被称为“机器人”（robot）。

技术作为科幻小说的题材，亦难以觉察地获得了政治色彩，创造某个未来社会的形象，那个未来社会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也许，对十九世纪乐观主义的告别，在H.G.威尔斯 [65] 的《时间机器》（1895）中就已经开始了，我们这个世纪则产生了关于未来极权主义制度的小说，例如叶夫根尼·扎米亚京 [66] 的《我们》（1926）、奥尔德斯·赫胥黎 [67] 的《美丽新世界》（1932）和乔治·奥威尔 [68] 的《一九八四》（1948）。为平等起见，我要提一提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纳齐·维特凯维奇 [69] 两部在西方少为人知的小说：《告别秋天》（1927）和《不知足》（1930；英译本出版于1977）。这种预言文学呼应了人们对未来的普遍和近乎着魔的关注，而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伟大的转变总是在一个人一生历程中某种切身的环境下发生的。我们再次感到“历史的加速度”。

省思某些作家的预言在多大程度上成真，是很有趣的。在某种意义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表面上只是在写他的同代人。他曾经说，“一切都取决于二十世纪”，他试图猜测二十世纪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如同他那位被列宁荐举为大师的对手车尔尼雪夫斯基 [70] 。现在我们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配得上先知这个称号，哪怕仅仅作为《群魔》的作者。然而，读他时，我们似乎发现任何预言总会有的局限性。这类预言很可能永远像一排被扭歪的铅字，使得某些行的次序改变了，句序打碎了；或换一个说法，它们就像一系列镜子，使你很难分清现实与幻觉。即是说，所有数据都在那儿，被正确地预知，只是它们的关系和比例被扰乱了。因此可以说，未来永远是透过一面镜子被昏暗地看到的。

我们是否也应把先知的称号给予譬如说十九世纪末期某位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钦佩叔本华并寻求通过做涅槃之梦来治疗沉闷和无聊的“颓废”派？如果他选择自杀这种并非不常见的办法，那么即将要发生的那些大事将会为他这种行为提供一定的合理性。我们仍未完全理解一九一四年这个年份对欧洲意味着什么，以及欧洲命运的天平在当时强烈地倾斜的程度。颓废派写的悲观诗歌也许就是被编成密码并被昏暗地看到的未来。实际发生的事情，总是有一点儿不同于我们意识或下意识的期待，但那“一点儿”却意味着激烈的分歧。自那时以来发生的太多事情，不能不使我们对来自一九〇〇年的心态感到完全陌生，尽管我们看到那些折磨颓废派的问题都是有根有据的。

后来，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似乎只是欧洲历史上一段残暴的插曲时，便有一种企图，企图培养某个神话，但这神话被证明是短命的，今天已被遗忘。这就是“无名士兵” [71] 的神话。他的墓上摆满花圈，有很多诗写这个题材。这个神话曾有一阵子被证明对各国颇强大的和平主义运动有帮助；这些运动与左翼政治结盟，无意中为独裁者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同一位诗人往往既写过关于无名士兵的诗，又写过关于芥子气的诗。因为有一点不应忘记，下一场世界大战是被设想成毒气战的，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临结束时在伊普雷首次使用的芥子气则成为一个象征，如同后来的原子弹。这里，预言再次被证明不是很准确。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其恐怖程度是任何人都未曾预见到的，而且敌对双方在战场上都没有利用毒气。

今天科幻小说和诗歌中出现的不祥预言足以编成一本目录册。就某种气氛会促成借用主题而言，以及就预言本身的不确定性而言，我们应以一定剂量的怀疑来看待这类焦虑。这并不意味着在二十世纪末对人类处境作一番严肃评估，会特别令人放心。由于如我所言，诗人应忠于现实，以一种等级制的意识来评价现实，因此如果我暂时把注意力转向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日思夜想的那些问题，应不算离题。

我们正在通往全球一体化的途中。暂时来说，一体化是在科学和技术领域进行，它们在哪里都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单一文明胜利的结果，该文明崛起于小小的西欧半岛。多亏其神学家们的争论，该文明发展了抽象思维的机制，该机制后来被应用于科学发现。它已战胜并几乎摧毁了那些本身已逐渐被包围的较静止的文明。各种各样的技术发明，包括武器和汽车，电晶体和电视，都是它的征服工具，也是它的哲学代表。与此同时，这个欧洲半岛向全球输出其内部危机，主要是其政治体制的危机。科学技术革命发生在由国王统治的君主国框架内，这些国王的权威是神授的，而这意味着一种垂直结构：上面是神，下面是人。当权威的来源转移到人民，转移到以选票表达的“共同意志”时，便发生了剧变。卢梭从由瑞士一个小州全部人口选举出来的地方议会获取的模式，一旦应用到有数百万居民的国家，再加上影响公共舆论的方法一旦开始复杂起来，就变得愈来愈抽象。如果说十九世纪似乎到处都在迈向民主的话，那么二十世纪则给民主带来一系列失败。民主已证明它没有什么能力把自己扩大至它的起源地区西欧半岛和北美以外的地方。更有甚者，拥有民主制度的国家的居民，大多数受到两重影响，也即既对民主的活力缺乏信心，又必须提防一个步步进逼的极权制度的侵略。

那个极权制度，其用来为自己唱赞歌的语言也同样是源自共同意志这个概念，并相应地修改了该概念。统治者们以体现某个共同意志的面目出现，但如果让这个共同意志自己去运作，它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真正欲望是什么。极权主义特点之一是把人们当成儿童来对待，不许他们玩火柴，也就是不许他们用自由选举来表达意见。然而，假选举还是保留着，而这使我们想起民主的对头在西欧的起源。当然，基本冲突已通过把重新分配财富作为首要社会目标而伪装起来。然而，真正的争吵涉及权威的来源。

我们的星球是小的，它统一成一个全球性国家并非不可能。例如，可以通过征服来达到。原子战争是一种可能性，不过这种可能性并不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毒气的可能性大，而今天的和平主义运动也并非没有歇斯底里成分。步兵一直是本世纪所有战争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这可能会使我们倾向于假定它在未来也仍将是决定性的。

今天，整个地球类似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希腊半岛，至少从民主国家给它们的敌国造成的印象这个角度看是如此，这些敌国的青年从小就开始接受军事训练。然而，这现代雅典和现代斯巴达都惨遭严重疾病的打击，它们的政策在颇大的程度上受它们百病缠身的影响。西方正出现市民美德的衰落，青年一代不再把国家视为他们自己的（值得他们甚至牲牺生命来服务它和捍卫它）。在这方面，法国在一九四〇年建立了一个模式：不借任何代价换取和平，甚至可以向敌人投降。不过，这个病和其他类似的病，似乎对西方非凡的创造能力有一种促进作用，仿佛解体是其进步的必要条件。一个来自一九〇〇年的颓废派，会被今天科学、技术、医药和艺术前所未有的发展所震撼，因为今天这个时代按他的预测恰恰是除了废墟什么也看不到的。而极权制度虽然外观上健康，且形成官方对国家和军事美德的崇拜，但是它掩饰了除了武器生产之外的所有人类努力领域的停滞病。现在，随着二十世纪走近其终点，任何在拥有权垄断和权力垄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所具有的寄生虫性质，已昭然若揭。它赖以养活自己的，是有机的过去的残余——还未完全被消除——或从外面进口来的技术、科学和艺术。想象一个全球性的极权主义国家，就如同想象一个贫瘠和惰性的黑暗时代。

如果欧洲和北美诗人无法绕过这场对地球控制权的争夺，不管他们是否承认他们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我们都不免要怀疑他们的拉美同行是否也会如此关注这件事。他们似乎生活在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即那个地区的民众运动的时期，因此他们并不关心一名波兰居民或捷克斯伐洛克居民亲身经历的事情。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地球上共存，这种非平行性为人类的普遍焦虑引入了额外因素。

文明的命运——那唯一的文明，因为其他文明都已在游戏中输了——并不令人安心，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诗人现在成为诺斯特拉达穆斯 [72] 的末日预言的狂热读者。当我们寻找希望，我们必须转向那股把我们带到这个精确点的内在动力。一旦我们省思诸如“健康”和“颓败”这两个似乎极其误导的概念，事情便显得怪异起来。时间不仅对哈姆雷特来说是混乱的，而且对莎士比亚来说也是混乱的，而我们很难说莎士比亚夸大了这件事。事实上，到十六世纪，现代纪元和它将要带来的所有善与恶，都已经开始了。自那以后，诗人们往往设想一种秩序，它存在于别处，在某个不同的地点和时间。这样的渴望，就其性质而言是末世论的，它直接针对“此时此刻”，并成为导致不断改变的力量之一。这是不是颓败的？毫无疑问是的，如果颓败意味着无能力与各种现存的形式建立关系。我们也许可以提出一个假设，假设西方正在发生的事情类似于一个有机体内部由细菌引发的程序，这些细菌对该有机体的正常运作是必不可少的。很有可能，西方这个文明分支解体是因为它创造，创造是因为它解体。克尔恺郭尔 [73] 的哲学的命运也许可作为一个例子。它是在基督教内部的解体中产生的，无论如何是在新教内部解体中产生的；反过来，原子的量子理论的创造者尼尔斯·玻尔 [74] 则似乎受了阅读克尔恺郭尔著作的影响。 [75]

很可能，我们正在见证文明的细菌的一场护生与毁灭活动之间的竞争，一个未知的结果正在未来等待我们。没有任何电脑可以计算如此多的利弊——因此一位有直觉的诗人，依然是知识的一个强大尽管不确定的来源。谈完经济和政治之后，现在我将回到我自己如果不是乐观、至少也是反对绝望的理由。

我们只有把我们的时代与我们的祖父和曾祖父的时代相比较，才有可能公平对待我们的时代。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它的重要性依然躲避我们，不被我们了解，并且它似乎非常普通，尽管它的效果将会持续并增加。二十世纪的特殊性质，并不是由喷气机作为运输工具或婴儿死亡率下降或避孕丸决定的。它是由人类作为一种崭新的基本力量的崛起决定的；在此之前，人类一直被分成不同社会等级，用服饰、心态和习俗来彼此区分。这场转变，只有在某些国家才可以清晰地看到，但正逐渐发生在各地，并导致某些在过去一百年间广泛流传的神话式概念的消失，这些概念曾把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视为具有独特且被假设是永恒的特性。人类作为一种基本力量，是技术和大众教育的结果，它意味着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向科学和艺术开放。

我已故的朋友、波兰作家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 [76] 对此十分清楚。他有一种才能，用简单得令人觉得无礼的方式阐述问题：“我一般被归类为悲观主义者，甚至是‘灾变论者’。”他于一九六八年也即他逝世前一年在威尼斯说。 [77] “批评家已习惯于认为具有一定水平的当代文学必定是黑色的。我的作品不是黑色的。相反，它更多是在回应现时流行的那种冷嘲热讽的末日式音调。我就像《合唱交响曲》中的男中音：‘朋友们，这支歌唱够了。奏些更欢乐的旋律来听吧。’”他接着说：

异化？不，让我们尝试承认，这异化并不那么坏，承认它就在我们手指上，如同钢琴家们所说的——在我们受训练、有技巧的手指上，除了异化外，这些手指还每年给了工人很多自由而奇妙的假日，多得如同工作日。空虚？存在的荒诞？虚无？让我们别夸张。要发现最高价值，不一定要求助于神或理想。我们只要三天不吃任何东西，一片面包屑就会变成我们最高的神：是我们的需要，成为我们的价值的基础，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感觉和秩序的基础。原子弹？几百年前，我们三十岁前就死去——瘟疫、贫困、巫术、地狱、炼狱、酷刑……难道一次次的战胜冲昏了你的头脑？你忘记我们昨天是什么样子的了吗？

对此，我们也许可以回答说，今天的地狱和今天的酷刑一点不逊于中世纪的。然而，贡布罗维奇所说的改变是真实的。正确评价改变的困难在于，一切新生事物都总会受到特别的贬低。现代国家的公民已不再是乡村或地区的居民，他们懂得如何读写，但他们并没有准备好接受某种更高等的知识层次的营养。他们在较低层次上人为地靠电视、电影和画报来支撑——这些媒体之于心灵，就如同旧中国太小的鞋之于女人的脚。与此同时，精英忙于所谓的“文化”，主要包括为充气派而出席的沉闷仪式。因此，基本的人类心灵向科学和艺术开放仍只是一种潜能，尚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变成无所不在的事实。

然而，一个诗人会预先假定存在着一个理想的读者，而这种诗学行为既预示着这样一个未来又加速这样一个未来的到来。我已在前面谈过生物学课，谈过今天到处被宣扬的简化的世界观。我已表达过一种希望，希望这种世界观会被另一种更能适应世界和个人的复杂性的视域所取代。在我看来，它似乎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由人类基本力量开启的新向度联系起来，这新向度——我预期我的听众会对此略感吃惊——就是我们人类往昔的向度。这看上去似乎不大可能，因为大众文化似乎已迅速地倾向于忘记重要事件以至忘记近期事件，而学校也愈来愈少教历史了。不过，让我们看看同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往昔的绘画和音乐从未像现在这样，可通过复制和录音如此普遍地被欣赏。过去文明的生命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生动地被重新创造，而现在参观博物馆和美术馆的人群数量之多则是没有历史先例的。因此可以说，虽然技术把历史挤出教室，但是技术也弥补了，也许甚至是非常慷慨地弥补了它所摧毁的东西。我斗胆作一个预测：也许很快，就在二十一世纪，人们将断然抛弃主要以生物学为标志的世界观，而这将是一种新获得的历史意识带来的结果。人们将不再通过那些使人与进化链中更高级的形式联系起来的特点来呈现人，而是侧重人的其他方面：那个对自己也感到神秘莫测的生命，那个不断地超越自身局限的生命的殊绝性、陌生感和孤独感。人将愈来愈与自己背道而驰，愈来愈深思其整个过去，寻找开启他自己的谜底的钥匙，并通过移情，穿透往昔世代的灵魂和全部文明的灵魂。

这方面的预兆可在二十世纪诗歌中找到。在一九〇〇年，教育当然是一小撮精英的特权，包括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训练，这两种语言是人文主义理想的残余。还要求用原文读某些古代诗人，对他们有一定程度的熟悉。那个时期已经结束了，拉丁语甚至已从天主教礼拜仪式上消失，重新恢复的机会并不大。但是，与此同时，从诗歌判断，例如拿罗伯特·格雷夫斯 [78] 的诗歌来说，地中海人——犹太人、希腊人、罗马人——的过去已开始在我们的意识中存在，而且其程度比它在我们那些有教养的先辈意识中的存在还要强烈，尽管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诗人那里找到众多同类例子。此外，源自欧洲文学或源自文学传奇的神话人物，也得到比以前任何时代都要生动的表现，例如哈姆雷特、李尔王、普洛斯佩罗、弗朗索瓦·维庸、浮士德。

从这个角度看，有一位诗人的冒险是值得一提的，他的诗中，至少有一些属于二十世纪艺术的正典，而他则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先驱者，尽管他的作品整体而言是参差不齐的。康斯坦丁·卡瓦菲斯是一位来自亚历山大的希腊人，生于一八六三年。他曾做了很多尝试，想以世纪末的精神写作。之后，他勇敢地拥抱一个理念，它与他的同代人那些高度主观性的文学时尚背道而驰。他认同整个希腊世界，从荷马时代一直到塞琉西王朝和拜占庭，他使这些时代在自己身上体现出来，因此可以说，他穿越时间和空间的旅行，也是他进入自己的内心王国的旅行，这内心王国也即他作为一个希腊人的历史。也许他这种冲动，来自他对英语诗歌的熟悉，主要是罗伯特·勃朗宁及其戴上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物的面具。 [79] 也许他还读过皮埃尔·路易 [80] 的诗集《比利提斯之歌》。尽管如此，卡瓦菲斯最好的诗，都是沉思过去的，过去被他拉近了，使得数百年前的人物和情景被读者当成亲属来看待。卡瓦菲斯似乎属于二十世纪下半叶，但这是一个错觉，这错觉源自于他很晚才透过翻译抵达世界诗坛。事实上，他有生之年几乎默默无闻（尽管T.S.艾略特曾在《标准》杂志发表过他的诗），直到一九三三年逝世之后才逐渐被发现。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写出他最著名的诗。《等待野蛮人》写于一八九八年；《伊萨卡岛》第一个版本完成于一八九四年，第二个版本完成于一九一〇年；《季米特里奥斯国王》作于一九〇〇年；《大琉士》和《公元前三十一年在亚历山大》作于稍晚的一九一七年。

由于我在这些讲座中试图展示我的波兰背景，并使用了一些来自波兰诗歌的例子，因此，也许指出这点是合适的，也即卡瓦菲斯诗中表现的希腊的过去对一位波兰诗人来说特别容易理解。波兰诗人的真正家园是历史，并且，虽然波兰历史要比希腊历史短得多，但是它在失败和幻灭方面的丰富性，却是不遑多让的。卡瓦菲斯决定利用他自己的希腊历史，而他的波兰读者从他这个决定中认出了他们在读波兰诗人的作品时已经发现的理念：也即我们带着怜悯和恐怖来了解人类状况时，并不是以抽象方式来了解，而是永远在特定地点和时间的关系中了解，在某个具体的省份，在某个具体的国家。

我选择引用卡瓦菲斯的《大琉士》 [81] ，可能是因为作者是以某种居高临下的幽默来处理诗中的人物，而且诗中这个人物是一个担心自己的名声的诗人。他追求名声，既为了从君主口中获得称赞，又为了赢得那些恶意批评家的承认。这首描写一位两千年前的诗人的诗，与我对自己的专业所持的那种略带反讽的态度可谓不谋而合，这点也许可从我在这里谈过的关于这个专业的某些特性中看到。

大琉士

诗人斐纳齐斯正在写

他的史诗的关键部分：

希斯塔斯皮斯之子大琉士

如何接管波斯王朝。

（就是他，大琉士，成了我们光荣的国王

米特拉达梯，狄奥尼斯奥斯和埃弗帕托的祖先。） [82]

但这需要严肃认真的思考：斐纳齐斯必须分析

大琉士一定会有的感觉：

也许是傲慢和陶醉？不——更有可能

是对伟大本身的虚幻产生某种洞见。

诗人陷入对这个问题的深思。

但他的仆人跑进来，

打断他，宣布非常重要的消息：

与罗马人的战争开始了；

我们大部分军队已越过边界。

诗人吓呆了。何等的灾难！

我们光荣的国王

米特拉达梯，狄奥尼斯奥斯和埃弗帕托，

现在哪有心情过问希腊诗？

在战争中——想想吧，希腊诗！

斐纳齐斯精心制作了这一切。多么倒霉！

正当他有把握要以《大琉士》来

一举成名，有把握永远堵住

那些嫉妒他的批评家之际。

对他的计划来说，这是何等可怕的打击。

而如果这仅仅是打击，那还不太坏。

但我们真的以为我们在阿米索斯是安全的吗？

这个城镇防御并不坚固，

而罗马人是最可怕的敌人。

我们，卡帕多西人，真的够他们打吗？

这可以设想吗？

我们要跟那些兵团较量吗？

伟大的诸神，亚细亚的保护者，帮助我们吧。

但是在他紧张和骚动的过程中

那个诗歌意念始终萦绕不去：

傲慢和陶醉——这当然是最有可能的；

傲慢和陶醉肯定是大琉士所感到的。

如同我们从对卡瓦菲斯这首诗的注释了解到的，斐纳齐斯是一个虚构人物。他生活的城市阿米索斯位于本都也即黑海海岸。米特拉达梯四世（埃弗帕托）是本都国王，于公元前七十一年发动与罗马的战争，诗中所讲的事情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三年后，阿米索斯被罗马人夺取，米特拉达梯国王于公元前六十六年败给庞培。

我刚提到认同过去的人物，提到一种有助于我们穿透时间帷幕的博爱感情。诗人斐纳齐斯说明了诗歌事业的一个秘密。当战争爆发，在他的城市和国家命运未卜之际，他那些担忧是喜剧性的。然而，在他显露他的职业病——他太在意人们给予他的作品好评——的同时，还有别的事情占据着他：“但是在他紧张和骚动的过程中/那个诗歌意念始终萦绕不去。”一个诗人不可能完全不玩他那荣辱的小游戏，但与此同时，“那个诗歌意念”一而再地把他从他的自我中解放出来。这一切之所以获得某种特别深长的意味，恰恰是因为阿米索斯城、诗人斐纳齐斯和王国的国王对我们来说都只是一些阴魂，他们要求我们赋予他们生命，如同荷马诗中冥府的阴魂要求的那样。

使过去的事物显现于眼前。我们甚至倾向于相信一个诗人仅仅因为他可以在一座存在于两千年前的城市的街道上漫步而获得不止一个生命。当人们在古代艺术复制品中、在建筑中、在时装中、在拥挤的博物馆中寻寻觅觅搜索过去时，他们所求的也许也正是这个。一个单向度的人，希望通过穿戴其他时代的面具和衣服，体验其他时代的感情方式和思想方式，来获得其他新向度。

这里似乎还牵涉到一些更严肃的问题。“从哪里，会有一次更新降临我们，我们这些糟蹋和毁坏了整个地球的人？”西蒙娜·薇依问道。而她答道：“只有从过去，如果我们爱它。”乍看，这是一个谜似的说法，很难揣测她心里到底要说什么。可以通过她别的看法来理解她这句格言的意义。例如她在别处说：“有两样东西不可能被简化为任何理性主义：时间和美。我们应从这两者着手。”或“距离是美的灵魂”，过去是“用时间编织的永恒的颜色”。在她看来，人要穿透现实是很困难的，因为人被他的自我妨碍着，也被为他那服务自我的想象力妨碍着。只有时间的距离才能使我们看清现实，而不至于用我们的激情来歪曲现实。而以这种方式看到的现实是美的。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如此重要：“在过去，现实感是纯粹的。有纯粹的欢乐。有纯粹的美。普鲁斯特。”当我引用西蒙娜·薇依时，我想到究竟是什么使我个人如此容易接受她的净化理论。很可能不是她所珍视的马塞尔·普鲁斯特作品，而是我更早、在童年阅读的一部著作，它也是此后一直陪伴着我的著作——亚当·密茨凯维奇的《塔杜施先生》。在这部诗中，日常生活中大多数普通事件都变成了一个由童话构成的网，因为它们都被描写成发生在很久以前，而且痛苦则是不存在的，因为痛苦只影响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而不会影响那宽恕一切的记忆所唤起的人物。

在人类将寻找净化的现实、寻找“永恒的颜色”这个意义上，换言之，也就是寻找美这个意义上，人类也将探索自身。陀思妥耶夫斯基肯定世界将被美拯救时，他的意思很可能就是指这个，尽管他对文明的命运是疑虑重重的。这意味着，我们因为现实与我们心中欲望之间的落差而陷入的愈来愈深的绝望，将会被治愈，而那个客观存在的世界——也许就是上帝眼里所见的世界，而不是我们怀着欲望和痛苦所感知的世界——将与其所有善与恶一起被接受。

我已提供了各种答案，回答为什么二十世纪诗歌有如此阴郁、末日式音调的问题。原因很可能无法缩减成一个。诗人与人类大家庭的分离；当我们被禁锢在我们个人的短暂性所形成的忧伤里时，便逐渐变得明显起来的主观化；文学结构的自动作用，或仅仅是时尚的自动作用——所有这一切无疑都有其重量。然而如果我宣称现实主义就是诗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渴望，那么我就理应对我们的困境作一番冷静的评估。地球一体化进程并不是没有高昂代价的。通过大众传播，所有语言的诗人都接收到关于整个地球表面上发生的事情的信息，关于人对人实施酷刑的信息，关于饥饿、悲惨和羞辱的信息。在诗人对现实的了解仅限于一个村落或地区的时代，诗人没有这样的重负。现在不同了，难怪他们在道德上总是愤慨的，难怪他们感到有责任，难怪任何科学和技术进一步胜利的前景都不能遮掩这些混乱的形象和人类蠢行的形象。而当他们尝试设想最近的将来，他们什么也看不到，除了随时可能爆发经济危机和战争。

这不是一个适合预测明天会发生什么事的场合，像算命先生和未来学家所做的那样。诗人的希望，我捍卫、我提出的希望，并没有附上任何日期。如果解体就是发展的一个功能，如果发展就是解体的一个功能，那么两者之间的竞争也许很可能以解体的胜利告终。在很长时间内，但不是永远——而这儿正是希望进入之处。它既不是妄想的，也不是愚蠢的。相反，每天我们都能看到有迹象表明，现在，就在此刻，某种新事物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诞生：人类作为一股意识到自己超越自然的基本力量，因为人类是靠对自己的记忆而活的，即是说，活在历史中。

译后记

米沃什的《诗的见证》，我二十年前就买了，我还在扉页上注明“一九九〇年香港辰冲图书公司”，并在内文里划了很多横线和纵线，写了若干眉批。想不到就像一些我看过后来又由我翻译的书一样，这本诗论集的中译竟然又落到我手上。更想不到的是，这本书是如此适合我现在重读、细读、深究，使得我自己成为最大受益者。这是因为，书中很多问题也都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尤其是我写诗已有二十多年，心智也已成熟，恰恰来到了有足够基础和经验去感受、领会和体认米沃什诗观的状态。而我不能不说，才华洋溢、智力超群的诗论家实在不少，包括我即将翻译的布罗茨基和希尼，以及我翻译过的曼德尔施塔姆，还有我敬佩的瓦莱里、艾略特和奥登——但是，我真感到米沃什是二十世纪最头脑清醒的诗人，而且也是最勇敢的，简直是孤身奋战，近于先知，至少可以说，他的预见力是惊人的。

我这个结论，如果结合米沃什一生经历和他写作《诗的见证》的背景来看，是一点也不奇怪的。米沃什活到九十多岁，几乎成为一个完整的二十世纪人：童年和青年时代经历两场世界大战，又经历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统治，然后流亡法国，在流亡法国十年间又必须面对法国知识分子替苏联辩护的压力。一九六一年他五十岁时移居美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斯拉夫语言和文学。在美国，他又差不多默默无闻了二十年。这个时期，他仅以《被禁锢的头脑》为人所知。这是一本描述极权制度下作家被权力诱惑的专著。这本震惊西方知识界的书，在中国读者看来，实在平平无奇——这算什么！因为这类情况简直是司空见惯，小菜一碟。但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都应该好好看一看这本书，因为我们愈是觉得它浅显或不值一提，就愈是可以用它来衡量我们麻木的深度！

直到他一九八〇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诗才开始引起真正的注意。而这个时候他可以说已是波兰的民族诗人——他的著作在波兰长期被禁，都是通过地下渠道流传的。

米沃什自称是一个神灵附体的诗人，故不轻易谈诗。他写了很多散文和评论，评论所谈的，大多数是广义的文学问题和文学以外的哲学、宗教问题。《诗的见证》是他在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二年担任哈佛诗歌教授期间写的，这也是第一位斯拉夫人担任诺顿讲座教授。这个时候，他已写了一生的大部分著作，过了七十岁。这本诗论集的一些观点，已散见于他一些散文和访谈，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但这一次他可以说是一方面总结一生的经验，另一方面总结二十世纪诗歌的经验，正式地、集中地、浓缩地谈诗。在诗歌经验方面，米沃什青年时代接受古典主义和神学训练，又接受过马克思主义影响，又去过法国游学。在游学期间他不仅亲眼目睹文学艺术首都巴黎的风貌，而且主要还接受他的远房表兄奥斯卡·米沃什的教诲。奥斯卡是一位杰出但隐遁的法国诗人和神秘主义者，在法国诗坛他可以说是置身其中又置身其外，他留给年轻的米沃什的诗学遗产是弥足珍贵的，因为那是一个真正内行人的诗学。而米沃什本人也变成这样一位真正的内行人。

米沃什提出的问题，概括地说，是古典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问题，换个角度看，也就是这三者各自构成的樊笼，以及诗人如何应付或突破这些樊笼。古典主义问题在于传统手法变成惯例，容易造成诗人缺乏原创性，因而脱离现实。现实主义问题在于缺乏距离感和容易流于琐碎，以及导致诗人在面对大灾难时变得哑口无言或诉诸陈腔滥调。现代主义问题则是一个更大问题，它音调阴郁、色彩昏暗，为写作而写作，在某种程度上不仅脱离现实而且也是陈腔滥调和自我复制。与此相关的是三条线索。第一，诗人与人类大家庭分离，变成一个孤独者、隔世者，没有读者，没有听众，这也基本上是现代主义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有赖于另两条线索，也即（第二）追求真实、正视客观世界和（第三）超越阴郁和颓废的末日论，怀着希望。

第二条线索也是米沃什关于诗歌的定义“对真实的热情追求”的核心，这真实，在某种程度上即是现实主义，但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而已。因为，尤其是在中国语境中，现实主义已变成一个陈腔滥调的肤浅概念。米沃什心目中的真实是世界的真相。因而，它可以说是无边的，而现实主义如果我们正确地理解，应是一种无边的实现主义，而不是我们现时所见的中国新文学以来的狭窄现实主义或中国新文学以来对外国现实主义的狭窄理解。在米沃什看来，现实如果不是完全无法捕捉的，至少也是非常不容易捕捉的。事实上可能正因为如此，古典主义才那么吸引人，甚至可以说，现代主义也才那么吸引人。正因为现实是如此难以捉摸，我们才必须警惕掉入肤浅的现实主义的陷阱——这方面，米沃什以波兰诗歌的战时题材为焦点，做了非常令人信服的剖析，证明现实是需要距离的，否则就容易陷入跟古典主义相同的陈规。我们常常听人说，诗人要关注现实，尤其是发生大灾难的时候。可是米沃什提出警告：“我们也不免要怀疑，某些现实区域究竟能不能成为诗或小说的题材。”他指的是一些非常残酷的现实例如大屠杀。但是，与现实保持距离，需要巨大的勇气，米沃什在诺贝尔文学奖演说中就说：“对现实的拥抱如果要达到把它一切善与恶、绝望与希望的古老纠结都保存下来的程度，则可能只有距离才做得到，只有飞升至现实上空才做得到——但这样一来，又会变得像是道德背叛。”

第三条线索是超越阴郁的悲观音调。在本书中，米沃什有两个似乎互相矛盾的说法。一方面他说诗歌就应当是末世论的，另一方面他对现代诗的末日论音调表示不满。我的理解是，末世论是怀着期待和希望的，相信一切阴郁的事情过去之后，将会有人性和文艺的复兴，而末日论则是深陷于主观性之中，看不到任何未来。这就像我们都深陷于某种长期的困境或黑暗中，很多人完全被这个环境所左右和摆布，但也有少数人坚韧不拔，在同样的困境中挺住，不仅怀着希望而且为新的复兴做好准备。米沃什非常动人地说：“如果解体就是发展的一个功能，如果发展就是解体的一个功能，那么两者之间的竞争也许很有机会以解体的胜利告终。在很长时间内，但不是永远——而这儿正是希望进入之处。”正是在这里，米沃什显示出他的智慧。而他坚韧不拔的生命历程，本身即是这种希望的见证。这智慧，也见诸米沃什在刚才这段引文中对阴郁音调的充分理解，如同他在本书别处也都对他诗学的对立面有充分理解，因为他也常常站在他自己的对立面中。他并不是简单地站在绝望的对立面提出希望，而是他本人就站在这绝望中，他的希望是靠消化大量绝望来维持的，因而像他这样一种怀着希望的人是要比绝望的人艰难好几倍的。美国诗人、米沃什诗歌长期英译者罗伯特·哈斯曾说，米沃什“对生活有着巨大的胃口，但他见过的恐怖是如此多，以致他不觉得他应该喜欢生活”。

作为中国读者，我们不免要问，一个中国诗人，站在中国写作的语境中，该如何对待米沃什这本书中提出的古典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问题，尤其是如何对待现代主义呢？首先是对真实的热情追求，这是肯定的，我们整个古典传统中的伟大诗人也都是真实的热情追求者。由于真实的含义是非常广的，我们恰恰可以利用它的无所不包来修正和拓宽我们对现实和现实主义这些概念的理解。例如当我们看到人们说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时，我们从人们谈论的内容看，他们所谓的现实主义只是社会承担而已，而社会承担是一个十分狭窄而且常常是太过功利的概念，米沃什对此也是十分警惕的。但如果我们说杜甫的诗是对真实的热情追求，那就完全正确了。

至于古典主义，我们新诗是告别中国古典主义诗歌的产物，它的语言是相对幼嫩的，它主要是受外国浪漫主义和一小部分现代主义的影响，到八十年代以后才较大部分地受外国现代主义影响。外国古典主义如同中国的古典主义，对新诗影响似乎不大，部分原因是外国古典主义的格律和音韵难以翻译过来，外国古典主义的“传统手法”，包括大量典故，也不是中国读者熟悉的。在这种没有外国古典主义作强大后盾的环境下，外国浪漫主义对中国诗歌的影响基本上是无效的，如果不是负面的。如此一来，剩下的就是现代主义了。而纵观新诗的成就，主要正是现代主义影响的结果。没错，米沃什眼中负面和消极的现代主义，在中国恰恰是正面和积极的。在四十年代的战乱和五十年代以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压力下，新诗所使用的语言很快就变成教条语言。现代主义对语言的关注一方面使新诗语言坚固起来，另一方面有效地抵抗了官方教条。即使就绝望而言，在官方的虚假希望和虚假乐观主义统治之下，绝望恰恰是更真实的，甚至可以说还绝望得不够深。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绝望或阴郁主调反而变成对真实的热情追求。但更幸运的是，绝望和阴郁音调并非中国现代主义的主旋律，反而是对语言的可能性的探索，对语言的魅力本身的追求。这种对语言的重视，或者一定程度上对“纯诗”的重视，本身反而变成了对真实的热情追求的一部分。

总之，现代主义遗产是中国新诗的营养液。但现代主义包括纯诗和对语言的关注，如今在中国似乎也已来到穷途末路，进入米沃什所担忧的处境。这也正是米沃什这本诗论集对我们的意义所在。米沃什在一篇论文《反对难懂之诗》中说：“西方诗歌已如此深地走入主观性的道路，以致它已停止承认客观规律。它甚至似乎认为一切存在的事物都只是感觉，没有客观世界这回事。在这种情况下，你爱说什么都可以，完全失去控制。”他在诺贝尔文学奖演说中则对为写作而写作或者说“不及物”写作的政治后果提出警告：“在文学作为书写的理论，也即语言以自身为食的理论，与极权主义国家的增长之间，似乎有某种隐蔽的联系。”他进而说：“一个国家没有理由不容忍一种只包含创造实验性诗歌和散文的活动……只有当我们假设一个诗人不懈地努力把自己从借来的风格中解放出来，追求现实，他才是危险的。”

我认为，现代主义已像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样，是既成事实，而且就像我所说的，对我们新诗来说还是一份重要遗产。因此，拒绝它是徒劳的。我们完全可以继续活用它，就像我们已经做过的那样。这继续活用，在我看来就是把现代主义当成像西方古典主义那样来训练诗人的基本功。这训练无疑将充满各种现代主义的“传统手法”和陈腔滥调，但这儿也是希望进入之处：一、在经过长时间训练之后，诗人也许会像波兰诗人科哈诺夫斯基那样，在个人生活发生巨变时顺势写出足以留传后世的真实的诗歌，但这仍是被动的，尚有更主动的，也即二、在经过长时间训练之后，诗人有意识地突破自己的学徒训练期，朝着“对真实的热情追求”努力和奋进。当诗人已站在“对真实的热情追求”这块坚实的土地上时，尚有更广阔的领域等待他去开采，这就是尽可能吸取中国古典主义和西方古典主义的丰富成果。这个处方，也即寄居现代主义，然后立足“对真实的热情追求”，以及进一步迈向古典主义，还可以作相应加减：立足“对真实的热情追求”，兼顾对现代主义和对古典主义的热情吸取；或仅仅立足“对真实的热情追求”，兼顾对古典主义的热情吸取。

米沃什的“希望进入之处”，是非常迷人的说法，这本身就给人以希望。虽然他针对的是二十世纪西方诗歌，但是非常有可能的是，这希望并不是在西方现代诗的阴郁或绝望之处进入，这复兴也并不一定产生于已有过文艺复兴的西方。这希望，这复兴，完全有可能产生于中国，而此时此刻的我们，可能正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做好一切准备。至少，我是一直这样相信的。

感谢魏东先生约我译这本书，使我得以深入了解它；感谢编辑们提出很多有益的修改意见；感谢朋友邓宁立小姐帮我找出个别漏译的字眼。

译者

二〇一一年九月于香港

[1] 《仙后》为英国诗人斯潘塞十六世纪末的诗作。

[2] 扬·科哈诺夫斯基（1530—1584），波兰诗人。

[3] 包括仆人。

[4] 引自玛丽亚·金布塔斯《立陶宛民间艺术中的古老象征》，见《美国民俗协会纪要》第四十九期（费城，1958）。——原注

[5] 指米沃什本人。

[6] 约阿基姆·杜·贝莱（1522—1560），法国诗人。

[7] 米科拉伊·森普沙任斯基（1550—1581）波兰诗人。

[8] 弗朗切斯科·德·克韦多（1580—1645），西班牙诗人。

[9] 亚努斯·维塔利斯（1485—1560），这是一个拉丁姓名，原名是Giano Vitale。

[10] 奥古斯特·维亚特（1901—1993），瑞士历史学家。

[11] 菲奥雷的约阿基姆（1135—1202），意大利神秘主义者和神学家，菲奥雷为意大利古地名。

[12] 罗宾逊·杰弗斯（1887—1962），美国现代诗人。

[13] 格奥尔格·格罗斯（1893—1959），德国画家。

[14]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科斯特罗维茨基（1880—1918），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一般称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其母亲为波兰人。

[15] 奥尔特加加塞特（1883—1955），西班牙哲学家和随笔家。

[16] 亨利·布雷蒙（1865—1933），又译白瑞蒙，法国文学批评家和天主教哲学家。

[17] 语出拉辛《费德尔》，乃是《费德尔》人物表中对费德尔的介绍。弥诺斯和帕西法厄是夫妻。帕西法厄与一头白公牛生下人首牛身怪物弥诺陶洛斯。

[18] 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纳齐·维特凯维奇（1885—1939），波兰戏剧家、小说家和艺术家。

[19] 安托南·阿尔托（1896—1948），法国诗人和戏剧家。

[20] 法国诗人维庸诗。

[21] 爱伦·坡诗。

[22] 拉辛剧名。

[23] 马拉美诗。

[24] 莫雷亚斯（1856—1910），法国诗人和批评家。

[25] 伊曼努尔·斯维登堡（1688—1772），瑞士科学家、哲学家和神秘主义者。

[26] 欧内斯特·布洛赫（1885—1977），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27] 《启示录》说：“这星名叫‘茵蔯’：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茵蔯；因水变苦，就死了很多人。”

[28] 丹尼尔·哈列维（1872—1962），法国历史学家。

[29] 哈利娜·波什维亚托夫斯卡（1935—1967），波兰女诗人和作家。

[30] 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1923—），波兰女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31] 贺拉斯诗句，原文由三个词构成。

[32] 乔治·斯坦纳（1929—），法裔美国著名学者和文学批评家。

[33] 乌尔罗，折磨、痛苦和死亡的王国。它是一个堕落的、物质的世界，已失去与永恒的联系。它是一个错误和误解的王国，那里一切都是颠倒的。

[34] 指个人或集体只能在特定的时间、环境和事物的独特关系中认识世界。

[35] 《权力意志》（1887），沃尔特·考夫曼、R.J.霍连德尔译（纽约：兰登书屋，1968）。

[36] 例如善与恶。

[37] 龙沙（1524—1585），法国诗人。

[38] 维克托·魏恩特劳布（1908—1988），哈佛大学波兰语言与文学教授。

[39] 收录于《恰尔诺拉斯纪事》（克拉科夫：文学出版社，1977）。

[40] 埃里希·奥尔巴赫（1892—1957），德国语文学家、比较文学研究者和文学批评家。

[41] 让·季洛杜（1882—1944），法国作家、戏剧家。

[42] 鲁思·厄尔·梅里尔译，见于扬·科哈诺夫斯基，《诗选》（柏克莱：加州大学出版社，1928；纽约：AMS出版社，1978）。

[43] 埃利亚的芝诺（约公元前490—430），古希腊哲学家。

[44] 米哈乌·博尔维奇（1911—1987），波兰诗人、作家。

[45] 巴黎：法兰西大学联合出版社，1954。

[46] 库尔贝（1819—1877），法国画家，现实主义绘画创始人。

[47] 安东尼·米沃什英译。

[48] 本雅明·乔伊特译，见《柏拉图精选集》（纽约：维京出版社，1961）。

[49] 卡尔帕乔（1465—152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

[50] 华沙：国家出版社，1972。

[51] 耶日·格罗托夫斯基（1933—1999），波兰戏剧导演。

[52] 斯坦尼斯瓦夫·维斯皮安斯克（1869—1907），波兰剧作家、画家和诗人。

[53] 塔德乌斯·鲁热维奇（1921—），波兰诗人。

[54] 指莎剧。

[55] 安娜·斯维尔什琴斯卡（1909—1984），波兰女诗人，现时一般称为安娜·斯维尔（Anna Swir）。

[56] 马格努斯·J.克伦斯基、罗伯特·A.马奎尔英译（克拉科夫：文学出版社，1979）。

[57] 米龙·比亚沃谢夫斯基（1922—1983），波兰诗人和作家。

[58] 马德琳·莱文英译（安阿伯：阿尔迪斯出版社，1977）。

[59] 兹比格涅夫·赫伯特（1924—1998），波兰诗人。

[60] 亨利·米肖（1899—1984），法国诗人。

[61] 弗兰西斯·蓬热（1899—1988），法国诗人。

[62] 亚历山大·瓦特（1900—1967），波兰诗人和作家。

[63]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1899—1980），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

[64] 卡雷尔·恰佩克（1890—1938），捷克作家，以科幻小说闻名。

[65] H.G.威尔斯（1866—1946），英国作家，以科幻小说闻名。

[66] 叶夫根尼·扎米亚京（1884—1937），俄罗斯作家。

[67] 奥尔德斯·赫胥黎（1894—1963），英国作家。

[68] 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作家。

[69] 斯·伊·维特凯维奇（1855—1939），波兰画家、作家。

[70]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俄罗斯革命家、作家、评论家。

[71] 又称为“无名战士”，指其遗体被选来代表所有阵亡士兵接受国葬的士兵。

[72] 诺斯特拉达穆斯（1503—1566），法国医学家、占星学家和预言家。

[73] 克尔恺郭尔（1813—1855），丹麦哲学家。

[74] 尼尔斯·玻尔（1885—1962），丹麦物理学家。

[75] 马克斯·雅默，《量子力学的概念发展》（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社，1966）。

[76] 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1904—1969），波兰小说家和戏剧家。

[77] 《某种证词》，多米尼克·德鲁编（费城：天普大学出版社，1973）。

[78] 罗伯特·格雷夫斯（1895—1985），英国诗人和翻译家。

[79] 指勃朗宁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一名公爵的角度讲话。

[80] 皮埃尔·路易（1870—1925），法国诗人。

[81] C.P.卡瓦菲斯，《诗集》，埃德蒙·基利、菲利普·谢拉德译，乔治·萨维迪斯编（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5）。

[82] 狄奥尼斯奥斯和埃弗帕托都是米特拉达梯四世的别名，也有三者加起来作为全称的。在这首诗的另一个英译本中，即译为米特拉达梯·狄奥尼斯奥斯·埃弗帕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