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新传

李一冰　著

版权信息

书名：苏东坡新传

作者：李一冰

书号：978-7-220-11804-3

版权：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寻找李一冰

张辉诚

李一冰《苏东坡新传》，出版在文学大师林语堂《苏东坡传》之后，照理说，压力颇大，但却意外胜过林书──但是，李一冰是谁呢？

我问遍了我熟悉的文学圈教授，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李一冰是谁！

李一冰是谁？

喜欢苏东坡的读者，除了看东坡诗文之外，难免想要知人论世，涉读东坡传记。文言传记姑且不论，白话传记最知名者首推林语堂《苏东坡传》（1977），可是此书整体而言，趣味有余，深度、严谨俱不足，加上原为英文之作，宋碧云女士译成中文后，出现不少问题，淡江大学张之淦教授曾作《林著宋译〈苏东坡传〉质正》，指出不少讹误缺失，兹不赘述。另一本则是李一冰《苏东坡新传》（1983），出版在文学大师林书之后，照理说，压力颇大，但却意外胜过林书──如果读者喜欢余秋雨《山居笔记》里的《苏东坡突围》，就会发现该文曾摘录李一冰先生原文，如果读者再有兴趣多一点考据精神，就会发现余文主要材料其实都建立在李一冰《苏东坡新传》的考证与整理文字之上。这也无怪乎余秋雨曾评论此书：“是文字较为典雅的学术著作，大抵让苏轼以其诗文来自道生平，作者的归结甚有见地。”这确实是很奇妙的现象，一冰先生帮了余秋雨写作上的大忙（余先生不用大费周章考证，写出的散文就看起来很有学术基础），但一冰先生却必须因为名动大陆的余先生揄扬，才得以在大陆扬名。

但是，李一冰是谁呢？

这是我从大学初读此书，爱之不倦，捧读再三之余，经常疑惑的问题。大概只能从书中《后记》看出一点线索，是书从1971年开始写，1979年完稿。换言之，写了八年。后来出国，最后落款是“一九八一年四月杭人李一冰自记于美国新泽西州”，除此之外，多年来我在网络上所能查到的资料也只有“美国新泽西州大学教授”一衔，奇怪的是，我问遍了我熟悉的文学圈教授，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李一冰”是谁！这实在是太怪异了！──一个杰出的研究者、写作者，居然像个隐形人一般？

2013年8月我从陈芳明教授脸书（facebook）得知联经出版社更换了新的总编辑——胡金伦，而且是他的高足。我马上写了一则私讯给胡先生。

金伦兄，先行自我介绍：张辉诚，写作者，也是一名高中老师，做点文学研究。我的博士论文写苏东坡，多年来一直有个疑惑，贵社出版李一冰《苏东坡新传》，写得极好，但他的生平几乎只剩书后短短跋语，前大半辈子花了巨大心血写成此书，后来到美国便不知所终。我猜想一冰先生应该不在人世了，是否有他后人联系方式，我想写封信向他或他的后人表达我的敬意，如果可以，甚至可以多探得一些李先生的生平，为他作一小传，不然，这样好书的作者就完全消失于历史洪流了。

胡先生很快回信，说他在读硕二时我们曾在师大一起上过杨昌年老师的课，算是我学弟，他答应隔天回公司找找作者的联络方式，但是年代久远，可能也不容易。

隔了几天，金伦传来李一冰先生的联系方式，我当天就写了一封信。

一冰先生道鉴：

冒昧来信，渎神恕恕。晚辈是从联经出版社总编辑处获得您的邮址，冒昧写这封信给您，只是多年以来一直想向您表达敬仰之意。晚辈读您的大作《苏东坡新传》，毫无疑问，这是所有东坡传记中写得最好的一部。晚辈读完之后，大受感动，此后时时重新翻读，时时感受东坡之形象跃然纸上。晚辈亦从事研究、创作多年，深知其中甘苦，先生之大作必然流传千古，只恨先生之行迹几乎无人知晓，或许先生故意为之，于乱世中存神去迹，以保康泰。晚辈此信，纯粹想表达对您的敬仰之意，谢谢您留下这本巨作。耑肃。敬颂。

秋绥

晚辈张辉诚敬上

隔天就收到回函。

辉诚兄：

我是李一冰的幼子，先父已于1991年谢世（1912-1991）。感念你对《苏传》的热爱，我很愿意与你分享父亲著述的心路历程。

我于1950年生于台北，1973年台大毕业，游学澳大利亚，在美国制药公司工作垂三十载，现居康州。

像你一般的读书人已不多见，希望可以见面倾谈。

李雍敬复

我又马上复信，几次电子邮件往返，俱附录于下。

李雍先生您好：

听到一冰先生故去，虽然曾经料想，但真正听到消息还是感到惋惜。您现居康州，大约回台湾的机会不多，不知何时可以见面倾谈？晚辈希望可以为一冰先生作一小传，刊登在台湾的大报上，如果可以的话，也能附录于《苏东坡新传》之后。晚辈很想知道一冰先生的生平与撰写《苏传》的心路历程，甚至先生到美国之后的种种，不知如何向您联系呢？是否可以打电话给您？

晚辈辉诚敬上

辉诚兄：

得来书，眼睛不觉湿润。我实愧为人子。我11月回台（按，2013年），望能一见。我将以先父用过的《施注苏诗》一部相赠。我会打电话给您。

李雍敬复

李雍先生：

能和你联系上，晚辈也很激动。就我所知，凡是研究苏轼的学术朋友，无一不对李一冰先生怀抱敬佩与感谢之意。晚辈多年来向此间诸人询问一冰先生事迹，竟无一人知晓(然大多数人都想知道)，适值联经出版社总编辑换人，换成研究所曾同修一课的学弟，晚辈方才赶紧询问联系方式，多年夙愿，终得一偿，先生当可想见晚辈激动之情。

十一月，先生返台，可否先将日期告诉晚辈，让晚辈有所准备，晚辈迫不及待想与您长谈，亦感谢您将一冰先生的用书赐赠，对晚辈而言，那是珍若璧玉。

晚辈辉诚敬上

然后就收到李雍回信，道出惊人秘密。

辉诚兄：

读兄来书，不禁痛哭。

吾兄有所不知，是书写于国民党的冤狱之中，吾家隐忍不发者，四十年。先父者，异代之太史公也；《苏传》者，先父之《史记》也。

弟已不知所云，恕我。再谈。

李雍敬复

我又再去一信。

李雍先生道鉴：

读一冰先生《苏传》之跋语，晚辈早已隐隐约约感受其中必然有许多委屈与隐情。故于第一封信中即写“只恨先生之行迹几乎无人知晓，或许先生故意为之，于乱世中存神去迹，以保康泰”。

弟虽不才，愿为一冰先生扬此公道，撰文以传之于后，不使一冰先生隐沦埋没于历史洪流。一冰先生之巨作确实如太史公《史记》，但太史公有《自序》及《答任安书》自剖心迹，一冰先生之心迹当由先生转述，由晚辈来执笔公之于世！

晚辈辉诚敬上

李雍只传来短短三句：

心潮起伏，往事历历。我们等这一天等了三十年。

2013年11月某日，李雍自美返台，我们约在永康街玫瑰园碰面，畅谈一下午。其后，李一冰先生次子李东（香港中文大学信息工程系荣休讲座教授及上海交通大学电子工程系致远讲席教授）亦从香港来台，和李雍一起到寒舍，并带来一盒大纸箱。

两次访谈，整理李一冰先生资料如下：

李一冰（1912-1991），原名李振华，一冰为其笔名，浙江杭州人。

原籍安徽，其先祖明末时避清兵南下之乱，始移居杭州，历代经商，至清嘉庆年间，创设“李广裕号”，专营杭州特产丝织物，经营有成，规模渐大，中国各地大港口俱有分店，乃营销杭州特产之最大商行。经商余裕，复在杭州泗乡，买田两千余亩；又于菜市桥大街上，开设一家当铺。然清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两度攻陷杭州。至同治三年（1864），左宗棠率湘军收复杭城，重回家乡，劫后家园几已摧毁殆尽。只能移住菜市桥的典当铺，虽已经劫掠而空无一物，但残破屋舍修修补补，尚能勉强安居，此后六代相延，李一冰出生于此，其两子女亦出生于斯。李广裕本铺经此一乱，早已寸缕无存，各地分店，也被掌柜们乘乱卷逃，无从追寻，数十年杭州第一的出口字号，只剩下各处收回来的大堆账簿，堆满了一间厢楼。

李广裕倒闭，典当物遭劫抢殆尽，唯靠房产田地租息度日，既无资力重振旧业，而乱后百业萧条，更无任何生意可做。李一冰曾祖父便把希望放在教子弟“读书应考”之途，希望借科举重振家声。然李一冰祖父无意功名利禄，曾祖知不能强，便将希望放在孙子（李一冰之父）身上。一冰父全力准备应考，不料仅应考过一回，光绪三十年（1904）即诏废科举，年少所学，付诸流水。光绪末年，一冰父母成婚，不久后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清王朝，成立中华民国，民国元年（1912），一冰出生。

民国七年（1918），一冰父染患席卷全球之流行性感冒而谢世，得年仅三十三岁，一冰年七岁，李家一脉仅余祖母、母、一冰及两个姊妹，三世一身，形单影只，幸其曾祖父偶于同治八年（1869）与人合伙创设“怡生号”，经营颜料、煤油及杂货。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颜料价涨，获利甚溥，基业因以厚立，全家赖此得以不坠。

李一冰自幼在家受自聘塾师之古文启蒙教育，奠基旧学基础，十五岁接触现代教育，毕业于浙江私立之江大学经济系，后留学日本明治大学经济系。不久日军侵华，抗战事兴，辍学返杭，携家眷逃难各地。

抗战胜利后，又回到杭州安居。民国三十六年（1947），一冰叔李辛阳的法国巴黎大学同学魏道明，接替因“二二八”事变处理不当而下台的陈仪，担任第一任台湾省政府主席，魏道明邀请李辛阳来台相助，李辛阳安插侄子李一冰到隶属经济部的物资调节委员会，担任科员。1951年，“国营”台湾造船公司购买一批废铁，发生“露标”（泄漏底标）事件，有官员周某从中牟利，遭到弹劾，最后找了两个代罪羔羊，李一冰卷入其中，因为他是低阶科员，曾经记录、盖章，经手此事。李一冰急寻叔父李辛阳救助，李辛阳拜托当时主管司法的谢冠生，一查，从中牟利者，后台惊人，乃陈诚之心腹，无可奈何。1954年，判刑确定，八年徒刑定谳。（承审法官陈某，后因伪造学历而遭吊销法官资格，一冰子女多认为冥冥之中自有因果报应。）

但说也奇怪，一冰虽失去工作，却从未收到拘禁通知，也没有强制拘监。朋友大多认为“盗亦有道”，只是为了遮掩弹劾案件而已。一冰也想：“上有老母，下有四子，躲一天算一天。”自此在家鬻文维生，同时靠太太工作贴补家用。（这段时间，一冰先生以真名李振华撰写《明末孤臣张苍水传》（1953），后来又增补成《张苍水传》（1967）。张苍水是谁？熟读台湾史的人应该都知道，明末两大抗清名将，一是郑成功，一是张煌言（号苍水），郑成功东南战役难有进展，决定东进台湾，张煌言曾修书劝阻，认为郑军入台，金、厦难保，复明无望。其后张煌言遭清军捕获，拒绝投降，受刑时神色自若。一冰先生此时特撰此书，乃因张苍水墓在西湖，是一冰故乡；再者，张苍水反对到台湾，一冰亦后悔来台；三者，张苍水乃明末忠臣，国破家亡，知其不可而为之，坚守志节，视死如归。三个原因加在一起，张苍水就变成了一冰先生心情的最佳投照对象。

转眼十六年过去，旧友方某授意儿子写信向李一冰借贷，一冰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回信婉拒。不料，旧友恼羞成怒，竟向警察局检举告发，警察到家要钱索贿，一冰妻说明家中困境，警察说：“你先生不上台面！”不久，拘票出现，一冰百口莫辩，只能入监服刑。这一年，已经是1967年，一冰五十六岁。最后共监禁四年，四年后假释出狱。一冰先生晚年常对子女说：“我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相信这个时代还有公道！”

狱中第一次面会，幼子李雍骑脚踏车到土城看守所面见父亲，一冰先生托买苏东坡诗集。李雍到台北书肆购得《古香斋施注苏诗》，送入狱中。一冰先生在狱中四年，将苏诗两千多首背得滚瓜烂熟。（辉诚按，此书李雍后来转赠给我，书内首页盖有“止于至善”蓝印、写有“252李一冰”〔252系囚犯号码〕，及狱中检查章和狱中编号。书内有李一冰先生红笔眉批。）

服刑期间，一冰先生再三告诫子女，刻苦自励，未来要选读实用之学，绝对不要留在台湾！四年入狱，适值长女申请到奖学金赴美读书，每月有两百美金奖学金，皆赖长女每月拨出一百五十元美金寄回台湾，接济母弟，方能度过此难。

1971年，一冰先生出狱，工作难觅，只能继续鬻文维生。他下定决心撰写《苏东坡新传》（以下简称《苏传》），开始到图书馆抄写各种原始资料，同时整理《东坡事类》《苏轼年谱》等重要书籍，加之狱中熟背东坡诗，相辅相成，下足死工夫。

一冰先生撰写《苏传》，并非从东坡出生写到老死，而是从中途写起，先写东坡四十四岁时贬谪黄州，彼时东坡甫经乌台诗案，遭小人陷害，入狱濒死，最后否极泰来，雨过天青之轻松与从容，恰恰是一冰先生当时出狱之心境。

换句话说，一冰先生写《苏传》，不像林语堂看到的东坡，是横空出世、天才洋溢，他看到的东坡是狱中狼狈至极的东坡、虎口余生出狱后的东坡，是从苦闷中走向旷达自在、从现实接二连三的无情打击走向一而再、再而三的意志坚强与生命韧性的东坡，他更从东坡一生看到文人的真性情、率直和乐观，看到一肚子不合时宜，更看到了围绕其间的政治漩涡与小人诬陷——换言之，一冰先生写东坡，实则在写自己，他把自己的悲辛穷厄镕铸在《苏传》之中，他借东坡的行止来浇自己的块垒。这样的写法，很容易就让读者深受感动，因为他把自己的饱满情感灌进东坡形骸，他让东坡形象跃然纸上之外，更让读者深入东坡的内心世界，那个幽微难言的内心世界，他体会得最深刻、最具体、最实证。简单地说，一冰先生让《苏传》里的东坡和他真实的生命处境交融在一起。如此一来，《苏传》便完全不同于文学家驰骋其文采所写的东坡传记，更不像学者饾饤獭祭堆砌资料出来的传记——这样的情感表现，却又扎扎实实建立在一冰先生坚实的考证功力与文字驾驭能力之上，一冰先生曾说：“不写一句没有根据的话。”足见其严谨。

1979年，《苏传》全书写成，共计七十余万字。一冰先生当时并不想出版，因不想出名，也不求闻达了，甚至像东坡一样“自喜渐不为人识”，《苏传》是他前半生忧患、孤愤之书。1980年即将赴美，与在美国工作的子女同住，去国前，环顾四壁，四堵萧然，唯有一千余页的《苏传》原稿，去存两难。后与友人提起此事，友人刘显叔（台大历史系教师）与陈烈（统一饭店主秘）之夫人，转介绍给联经出版社总编辑方清河，玉成出版事宜。1983年正式出版，作者署名不用“李振华”，改用笔名“李一冰”，取“一片冰心在玉壶”之意。

在美初期，一冰先生轮流在各子女家寄住，后申请到加州的老人公寓，既便宜又方便，这段时间是一冰先生一生中最安定的十年。其间，1986年，一冰先生曾返大陆，探视亲妹，得知亲人凋零，不胜唏嘘。返美后，日常生活仍以读书、写作自娱，研究目光转向扬州八怪，逐一细考、细究八怪之生平与诗、书、画，整理出的手写资料，共计卡片一叠、笔记五本及一整册手写稿与影印资料（李雍先生亦将之转赠给我），1991年动笔，但只写了第一章，即因心脏衰竭过世，享寿八十。其子女四人，在国外各领域俱有所成。

辉诚赞曰：司马公曾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天道是没有偏爱，只是常常帮助好人）一语，发出深切怀疑之叹。一冰先生，纯然一善良之人，却于国破家毁之际，复遭贪佞之害，以其大学所学，本为栋梁之才，不幸遭此构陷，鸿鹄折翼，腾达路断，即连安身立命尚且难得。一冰先生被迫转入文史研究与书写，凭借年少私塾旧学根柢，深入张苍水、苏东坡、扬州八怪，为之传记。不知者，读其书皆以“李一冰教授”称之，然一冰先生本非文史出身，所学经济亦与文史相去甚远，然知之、好之、乐之，以其深厚的旧学基础，复加以身处乱世的感慨，投注其书，竟超越群伦，“教授”之名，亦当之无愧。韩愈为柳宗元作墓志铭，说到倘柳宗元贬谪时间太短，终究出人头地，如此则其文学辞章，想必未能特加着力，作品也就肯定无法留传后世。这话移来衡量一冰先生，似亦贴切，人生得失，难以短暂时光看待，其屈辱悲痛，当时哭之、恨之、衔之，放诸长远，祸福得失之间，亦难遽断──一冰先生终以其立言之劳，自可不朽。

访谈结束，李东、李雍将带来纸箱打开，内盛一冰先生重要遗物，包含手稿、照片、证件、书信，等等，悉数转赠给我，说有此知音，一冰先生亦当感慰九泉。（原先李雍还想向联经要回《苏传》手稿，总编辑金伦答应请人到仓库寻找，说应该还在。但后来找了许久，确定遗失了，甚为可惜。）我酷好收藏，得此珍物，喜出望外，但转念一想，百年之后，一冰先生遗物又将何去何从？不如转捐给博物馆收藏，脑海立即想到台湾文学馆。当时馆长为李瑞腾老师，其子李时雍正在《人间福报》副刊任编辑，邀我撰写专栏，值此之便向瑞腾老师请问捐赠之事，瑞腾老师回信：“台文馆馆藏以台湾文学为主，李一冰先生的书及手稿状况如何？如主要是中国古籍，台文馆并不适当。”捐赠碰壁，只好转向北京，向我的指导教授龚鹏程先生求助。巧合的是，一冰先生遗物中有他自己写作《苏传》所做之剪贴报纸资料一小册、影印参考文章三篇。其中两篇即是准备用来游说联经出版社出版《苏传》之重要文章：一是张之淦《林著宋译〈苏东坡传〉质正》、另一则是钟馗（按，我看文字风格及学养能力颇似龚鹏程老师，询问之后，果然就是年轻时的龚老师化名钟馗之作）《刘维崇〈苏轼评传〉摘误》，至此连龚老师也都有了遥远的关联。

龚老师建议两处：一是杭州西湖马一浮纪念馆；一是四川眉山苏东坡纪念馆。这两个地方现托由他管理，可全权处理。我思前想后，杭州是一冰先生故乡，放在杭州固然好，但遗物多为东坡研究，不如放在四川东坡纪念馆，别具意义。2002年，好友建筑师劭柏勋曾带领我们一群祐生研究基金会成员，趁三峡大坝尚未完工，先畅游四川，再从成都搭船顺长江而下武汉，在四川时要去游览蜀南乐山大佛，途中我查看地图，发现眉山就在主干道岔出不远，赶忙向大家提议，去看东坡故乡，得到同意后，向导游说明先改道，导游一脸纳闷，直说他带团这么多年，从来没人去眉山。到了之后，当时内心激动之情，直到现在仍无法以文字形容。我想，一冰先生若知道遗物最后进到东坡纪念馆，心情应该也会和我一样吧？

龚老师让我把东西寄过去。但我怕东西寄失，那就功亏一篑了。龚老师说，那托里仁书局社长徐秀荣带来北京，他最近要到北京开会。我致电徐先生，说明此事，徐先生说他年纪不小，无法带太多太重，于是我整理比较珍贵者，装在一箱，托徐先生先带往北京，交给龚老师。其余，另装一箱，径自邮寄北京。龚老师收到后，再请四川东坡纪念馆职员，携往四川珍藏。

这些都告一段落，这才松了一口气，总算把这件事办妥了。然后，就只剩写这篇文章了。我答应李东、李雍，会写《寻找李一冰》一文，但是一拖，转眼就过了两年，为什么会迁延这么久？一来，写这篇文章压力颇大，里头隐藏太多尘封故事。二来，为偶像写文章，很不容易拿捏尺寸，找到适当的切入点和叙述口吻。三来，这两年铆起来推广学思达教学法，希望可以改变台湾填鸭教育，经常东奔西跑，疲于奔命，无暇他顾，就连两年前就应该写好的《祖孙集》，到现在也还没多少进度，完工日更是遥遥无期！但是我一直记得李雍在电话中对我说的话：“辉诚老师，您知道吗？您写来第一封信的那天，正好是我父亲的忌日。”世间巧合，竟至于此。

目录

1. 寻找李一冰

2. 第一章　食蓼少年

1. 一　蜀道难

2. 二　宋之平蜀

3. 三　世系

4. 四　双亲

5. 五　少年

6. 六　但愿一识张益州

7. 七　登进士第

8. 八　母丧

9. 九　南行

10. 十　老苏的一官难求

11. 十一　制策之试

3. 第二章　变法与党争

1. 一　初仕凤翔

2. 二　怀乡念弟

3. 三　陈希亮

4. 四　亡妻·丧父

5. 五　荆公变法

6. 六　党争的发端

7. 七　新政暴风

8. 八　上皇帝书

9. 九　遭诬

10. 十　惘惘出都

4. 第三章　马入尘埃

1. 一　湖畔孤鸿

2. 二　湖寺寻僧

3. 三　监试乡举

4. 四　相度堤岸工程

5. 五　富春山行

6. 六　红裙白酒

7. 七　常润道中

8. 八　别西湖

9. 九　密州利病

10. 十　超然台与盖公堂

5. 第四章　黄楼

1. 一　作客东园

2. 二　谏用兵书

3. 三　徐州大水

4. 四　秦七黄九

5. 五　黄楼之会

6. 六　诗僧参寥

7. 七　文同

8. 八　重游江南

6. 第五章　乌台诗狱

1. 一　始作俑者——沈括

2. 二　被台谏围剿

3. 三　追捕

4. 四　勘问

5. 五　审理

6. 六　论救

7. 七　定谳

7. 第六章　黄州五年

1. 一　出狱赴黄

2. 二　初到黄州

3. 三　孤立于风雨沙洲

4. 四　朋友

5. 五　东坡

6. 六　书斋生活

7. 七　饮食生活

8. 八　黄泥坂和赤壁

9. 九　临皋·东坡·雪堂

10. 十　老农忧国

11. 十一　神宗的救赎

12. 十二　别黄州

8. 第七章　飘泊江淮

1. 一　庐山纪游

2. 二　访弟·殇子

3. 三　金陵谒荆公

4. 四　求田问舍

5. 五　南都来去

6. 六　阳羡一梦

9. 第八章　风雨京华

1. 一　元祐更化

2. 二　从调和到冲突

3. 三　不到中书不是官

4. 四　老成凋谢

5. 五　学士院风波

6. 六　经筵与驱程

7. 七　元祐党争

8. 八　一士谔谔

9. 九　试院抡才

10. 十　金莲烛

11. 十一　乞郡避谤

10. 第九章　书斋内外

1. 一　一家融融

2. 二　苏门六君子

3. 三　王巩

4. 四　画友

5. 五　文字生涯

6. 六　书法

7. 七　绘画

8. 八　书斋文物

9. 九　宴游和谐谑

10. 十　重结西湖缘

11. 第十章　杭州去来

1. 一　储粮防灾

2. 二　吏治

3. 三　治六井·开西湖

4. 四　僚友

5. 五　方外交

6. 六　救灾和水利

7. 七　奉召还朝

8. 八　破琴之梦

9. 九　竹寺题诗案

10. 十　东府感旧

12. 第十一章　颍州·扬州·定州

1. 一　颍水之鱼

2. 二　颍扬之治

3. 三　广陵生活

4. 四　初和陶诗

5. 五　二次还朝

6. 六　再被围攻

7. 七　丧偶

8. 八　太后崩逝

9. 九　守边定州

10. 十　再遭谪逐

13. 第十二章　惠州流人

1. 一　远谪南荒

2. 二　过岭

3. 三　初到惠州

4. 四　借刀杀人之计

5. 五　劳己以“为人”

6. 六　服食养生

7. 七　朝云之死

8. 八　惠州和陶

9. 九　白鹤峰新居

10. 十　又贬海外

14. 第十三章　海外东坡

1. 一　海南风土

2. 二　食芋饮水

3. 三　房屋风波

4. 四　读书著作

5. 五　家人朋友

6. 六　采药与造墨

7. 七　别海南

15. 第十四章　北归

1. 一　秦观之丧

2. 二　广州·英州

3. 三　韶州

4. 四　虔州

5. 五　归程何处是

6. 六　染疾

7. 七　逝世

8. 八　浩气不亡

9. 九　子孙

10. 十　身后

16. 后　记

1. 一

2. 二

3. 三

4. 四

5. 五

17. 缥缈孤鸿影：父亲与《苏东坡新传》

18. 附录　苏轼及宋大事年表

19. 插图

第一章　食蓼少年

东坡诗：“少年辛苦真食蓼，老境清闲如啖蔗。”

一　蜀道难

蜀，位居中国之西南边陲，四境皆被崇山峻岭所围绕，中间一大盆地。境内旧有岷、泸、雒、巴四大河流，所以又称四川 1  。

蜀与中原的交通，陆路须出秦川（陕西），川陕之间，峻岭连云，山深岩密，绝无通路。照李白说，只有陕西郿县（今眉县）太白山的层层峰峦间，才有一道缺口，也只有飞鸟可度，而人迹不至：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 2

春秋战国时代，蜀人始通中国。《华阳国志》传说，秦惠王知蜀王好色，许嫁五女于蜀，蜀王派遣五丁开山往迎，还到梓潼，见一大蛇行入山穴，一人揽其尾想要拉它出来，力不能胜，于是，五个力士一起来拉，大声呼叫，山崩石裂。五丁、秦五女和所有士卒，全被山石压死了——正因为当初这项开山工程，使人不能相信是人力所能达成的鬼斧神工，所以才有这类似神话的“五丁开山”的传说。但赖以通蜀的山间栈道，也从这个时期就傍山架木地建起来了，李白诗说：“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天梯石栈虽然是架起来了，但是迟至唐朝李白的眼中，蜀道之难，依然难于登天。黄鹤飞不过去，猿猴也愁攀援不上；青泥岭悬崖万仞，满山云雨，百步九折，一路泥淖；山深处，景象肃杀，鸟号古木，子规夜啼，眼前尽是无穷的连峰叠嶂，高与天齐，枯松倒挂绝壁，飞瀑转石雷鸣。李白叹道：“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峥嵘崔嵬的剑门关，耸立于大小剑山的连峰绝壁之间，飞阁通衢，绵亘一百多公里的插天峭壁，有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形势。这大自然生成的要塞，天下大乱时，却成为西蜀赖以偏安的天险。

自古以来，代有英雄人物，在中原这片大地上，龙战千年，杀人盈野，蜀人幸有四境高山，卫护中间这一方安和乐土。肥沃的成都平原，从不缺乏粮食，纺织业非常发达，锦江澄明的水流，洗濯出闻名天下的蜀锦，山崖和乡野盛产茶盐，物产如此富饶，人人都能丰衣足食。经济上一有自给的满足，蜀人隐然自视为中原以外的独立王国，爱好和平和自己的乡土，无人愿意背井离乡，到陌生地方去闯天下。

不幸的是，角逐中原、开疆拓土的英雄们，不是难于登天的蜀道、万夫莫开的剑门所能阻挡得了的。秦汉之际，刘邦屯兵汉中，就曾以声东击西的谋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而征服了西蜀；三国时代，蜀汉的诸葛亮，就因为据有了富饶的四川，才能六出祁山，争胜天下。

大唐隆盛之世，突然于天宝十四载发生安史之乱，玄宗被安禄山的叛军追迫，一路西向逃亡，途次马嵬驿，在兵变的胁迫下，忍痛赐死杨贵妃后，就冒险进入山岳重叠、云烟万里的蜀道，而西狩剑南。从此以后，四川这块安和乐土，便被卷入时世的浪潮中，冲击动荡，不再能够保持像从前一样的单纯和宁静了。

安史乱平后，唐朝元气大伤，统治力量逐渐衰退，全国各地，盗贼蜂起，凡是拥有武力的藩镇，莫不割据为雄，强者且图问鼎中原，天下大乱。屡试不第的黄巢乘机秘密结社，造起反来。黄巢势力迅速膨胀，攻陷潼关不久，就占领了首都长安，国号“大齐”，自己做起皇帝来了。

当叛乱的烽火延烧到京师，即将逼近宫门时，惶恐中的僖宗皇帝，想起玄宗曾经幸蜀，认为这个四境崇山的盆地，是个理想的避难之所，于是决定车驾入蜀。世乱的压迫，使蒙尘的帝室、落魄的长安贵族和贵族附庸的文化人，都不得不身向艰难的蜀道挑战，大批大批地到了四川。

这时候，有个贩私盐、盗家畜，人称“贼王八”的草莽英雄王建，趁此机会，起兵勤王，以讨伐黄巢为名，卫护流亡中的僖宗皇帝进了西蜀。后论功行赏，便被任命为蜀中某一地方的长官。王建虽是草莽出身，却颇具有雄心，在这个小地盘上，积极扩充自己的实力，兼并弱小，坐大势力，到大唐帝国的命运终归灭亡时，他便占领整个四川，自己建起独立王国来了——是为“前蜀”，时当公元907年。

李白形容西北通秦州的蜀道，比登天还难，而东南向另一条发源于岷山的长江水系，通往江南的水路，也并不容易。自夔州以下，即是一路连续的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的三峡之险，两岸一望无尽的层峦峭壁，密夹江流，水随山转，山壁阻挡水势，激起万顷风波，汹涌搏斗，还有一段崩山的裂石，暗藏水中，谁碰着它，立刻舟覆人亡。这一条递长七百里的峡路，同样是旅人的畏途。

然而世上的事情，没有绝对的利弊。承平时固然交通不便，但当天下动乱的时候，蜀也靠这高山和急流，排除了外来祸害的波及，得以在杀声震天、哀鸿遍野的中原之外，自成世外桃源，作为避难者的天堂。

五代十国，实是唐代藩镇之祸的延续，大江南北各地，全由节镇割据，各自独立称王，大吃小，强凌弱，此分彼合，交战不休。在这个战乱频仍的黑暗时期里，王建所统治的前蜀，恰是一个遗世独立，最平靖、最安谧的乐土。中原大户，为了保全身家性命，宁愿冒着蜀道的险难，搬到四川来寄寓，带来多年积储的财富和历世收藏的文物。王建虽然是粗人，但他懂得利用这个机会，优与容纳这批外来的高级难民，他们带来的大批金帛和物资，充实了西蜀的地方财力，使它意外迅速地繁荣了起来。避难入蜀的旧官僚和失去寄托的文化人、艺术家、诗人甚至禅僧，一例受到王建的优遇，这些人原来都是中原上层社会里的中坚分子，他们将唐代最成熟最高等的长安文化带进西蜀来，于是中原的生活风习、礼乐文物，广被蜀人吸收，到中原社会被数十年间无情的战火摧毁殆尽时，反倒要蜀境内所保存的传统文化来反馈中原了。

王建的前蜀，历二主，二十三年，被中原国家的后唐所灭，但又遭后唐委派治蜀的军人孟知祥叛离而独立，是为“后蜀”，后蜀亦历二主，三十三年。

前后蜀近六十年间，王、孟两家的统治，诛求算不得十分苛酷，以千万人的血汗奉事一家一姓而已。只要没有战争，没有社会动乱，这一段中国历史上相当黑暗的时期中，也只有西蜀独能保持一个平稳的时世。

这段独立时期，四川生产的物质，一丝一粒都不必输送中央，无数金帛和珍宝虽然积聚于蜀宫，但总还算是蜀境内的藏富。蜀宫的生活无论怎么豪奢，甚至荒唐到连溺器都用黄金铸造，七宝镶嵌。然而一人之奉，毕竟有限，老百姓忍辱负重惯了，生活欲望非常低微，只要日子过得平安，农人能安分守己地耕作田野，商人能顺顺当当做生意，他们就可以从节俭中过他们卑微的生活，从卑微的生活中获得满足。

二　宋之平蜀

宋太祖以陈桥驿兵变，而黄袍加身，得有天下，也因此觉察到军人操政的危险，随后就有“杯酒释兵权”那样戏剧性的成功。待到中央政治部署稍有头绪，他就分兵逐一收拾南方诸国，先平荆南，次平蜀，再次南汉和南唐（时贬号江南），渐次敉平，统一中国。

平蜀战事，发动于太祖乾德二年（964），以王全斌为西川行营都部署，刘光义、崔彦进为副，将步骑六万，分由凤州、归州两路走栈道和扬子江三峡之险，进军西蜀。

蜀王孟昶信用近臣王昭远、韩保正辈素不知兵的人统军御敌，其败亡的命运，不卜可知。剑门关天险一失，蜀主惶骇无计，但言：“吾父子以丰衣美食养士四十年，及遇故，不能为吾东向发一矢！”终至无兵可用，只得修表投降。宋军自汴京发兵，到接受孟昶投降，前后只费六十六天，得州四十五，县一百九十八。

宋为彻底矫正前代藩镇的弊害，采取绝对的中央集权制，不使地方掌握兵力，不使地方留存余财，所以一经征服西蜀，首先即将蜀宫中满库的金帛珍宝，全部没收，特别编组一个输送队，一车一车地载离蜀土，输往汴京。这大批的资财，固然是取之于蜀宫内库，但也是六七十年间从四川老百姓头上搜括来的地方财富，蜀人眼看它们运离本土，不能没有被征服的屈辱和愤怒。

胜利的将军们，更摆出一副征服者为所欲为的姿态，他们在成都，整日整夜地举行盛大宴会，征歌选色，纵酒狂欢，毫无顾忌地放浪声色，再也不管军务，任令部下抢掠财物，霸占妇女。蜀人屈服在宋军的淫威下，积愤难平。曹彬屡请主帅王全斌班师回京，而全斌等则贪恋成都的享受，不予理会。唐代有“扬一益二”的说法，认为全国城市的繁荣，扬州为天下第一，益州（成都）第二，所以这批将军们就乐不思归了。

皇帝下诏调遣蜀兵赴京，这是预防蜀人作乱的釜底抽薪之计，然而蜀兵岂能甘心离乡背井，任人摆布。王全斌又不知轻重，既已纵令部曲对蜀兵百般侵凌，又克扣他们的行装旅费，这些土著兵士就满怀怨愤，密谋反叛。

乾德三年三月，军行至绵州，他们就公开造起反来了，抢夺绵州附近的城邑，号召民众，一时集聚者达十余万人，自号“兴国军”，推举蜀文州的刺史全师雄为统帅，率众攻彭州。全师雄自称“兴国大王”，开幕府，设官置署，派节帅二十余人，分据要害，两川的老百姓群起附和，声势日盛。王全斌派兵进剿，屡屡落败，师雄扬言要反攻成都，邛、蜀、眉、雅、果、遂、渝、合、资、简等十六州及成都属乡都纷纷起兵响应，蜀人抗宋的武装革命，一时如火如荼。

其时，成都城里还剩有遣余的蜀兵二万七千人，全斌怕他们会里应外合，与部将合谋，将他们骗入夹城中，一起杀了。这种杀戮降卒的暴行，更令蜀人发指。

宋太祖得知蜀乱，立即派遣大军增援，费上一年时间，免不掉又一场血腥的屠杀，才告敉平。

变乱固然得以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加以消灭，但是，宋太祖的中央政权，却也从此失掉了西蜀的民心。

宋朝统治下的子民，负担是非常沉重的。正常的赋税之外，有各种名目附加的苛捐杂税，每个人头上都须担负身丁钱，另外还有徭役和摊派，农民终年耕稼，还得不到一个温饱。前后蜀时代，老百姓缴付的捐税，总算取之于蜀，用之于蜀。现在则完全纳入宋朝中央岁入系统里去，蜀人不再得到分润，这和初平西蜀时，将孟氏库藏悉数输往京师，同样刺激蜀人。

更甚者，宋在西蜀实施专卖制度，四川重要的出产，如茶、马、盐，都由政府定价收购，人民不得自由买卖。今天以十千买进，明日即以十三千卖出，“比至岁终，收益不可胜算，岂止三分而已”。而且天下茶法皆通，只有蜀中独行“禁榷”（专卖），茶农盐民和养马户所遭受的剥削，一样苛酷，几乎无以存活。不但如此，甚至如当地名产“蜀锦”，也由政府设置专门机构，统制产销，扩而至于所有织物，都禁止人民自由买卖。朝廷所派官吏将地方富源一手攫尽，实施如此绝对的经济压榨政策，西蜀老百姓的生存机会已遭严重威胁，怎能不对宋朝抱着非常强烈的反感？

官员利用地方豪强、土霸加强他们的统治，所以只有豪强土霸才能勾结官府，粜贱贩卖，投机取利，这种霸占性的剥削与侵权，深刻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并且因此形成社会上贫富不均之尖锐对立，这一股怨恨，当然又归结到政府头上。

宋朝横暴的武力统治和苛酷的经济压榨，交相为用，使西蜀的老百姓困苦不堪。平蜀后三十年，即宋太宗淳化四年（993）春，终于发生了以王小波、李顺为首的武力反抗。

宋人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记此起义的缘由，非常扼要：

本朝王小波、李顺、王均辈啸聚西蜀，盖朝廷初平孟氏，蜀之帑藏尽归京师。其后言利者争述功利，置博易务，禁私市，商贾不行，蜀民不足。故小波得以激怒其人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贫者附之益众。

王小波，眉州青神县的一个农民而已，乘着这个痛苦的时势，喊出众民心中的一个口号，就将饥饿线上十万贫民集合拢来，揭竿起事，攻青神，掠彭山，他们抓到彭山县的县令，公开将他的肚皮剖开，拿大把大把的铜钱装进他的肚皮里去，说他平日爱钱，现在给他。这个样子的惩贪办法，颇具戏剧性的刺激作用，民心大快，青、彭附近城乡，纷纷起来响应。

是年年底，王小波病创死，众人推戴他的妻弟李顺做统帅，略州夺县，所向无敌，到攻陷邛州时，他们已有几十万人了。

义军势力发展得非常快速。淳化五年正月，李顺攻陷汉州，跟着就攻克四川的心脏——成都，于是他便自号“大蜀王”，四出攻城略地，全蜀动摇。

宋太祖派宦官王继恩为两川招安使，分兵进讨，击破李顺大军，斩首三万级，杀的都是蜀人，五月收复成都，俘虏李顺。王继恩胜利后，作风与王全斌如出一辙，贪恋成都的享受，专务饮博，顿师不进，任令他的部下奸淫妇女，剽掠财物，有如凶神恶煞，因此残余的民众革命运动，此起彼落，一直不能肃清。到至道年间，复有张余之乱，迫得太宗皇帝下罪己诏曰：“朕委任非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管榷之吏，惟用刻削为功，挠我蒸民，起为狂寇……”

但是，后任官吏，竞喜功利，聚敛如故。真宗咸平三年（1000），益州戍卒推王均为首，再度反抗，建号“大蜀”，改元“顺化”。官军发兵反攻，王均撤桥塞门，坚守不出，官军挖掘地道入城，王均率领党徒突围而逃，官军疑有埋伏，纵火焚城，翌日将曾在王均手下任职的数百人，集体烧死，时人为呼冤酷。

自宋收蜀至平定王均之乱，蜀人经历了三十六年不停的战争，三十六年的焚烧劫掠，元气大伤，再也没有从前那样的好日子了。这一段历史背景，距苏轼之生亦不过三十余年，他自然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西蜀特殊的地理环境，使蜀人自有独立天地的思想，进而化为热烈的乡土之恋。苏轼笔下，时常流露浓厚的乡愁，怀乡之作，俯拾皆是。

蜀人擅辞辩而好论理，坚强独立，不认为世上有所谓权威存在。宋人岳珂《桯史》说：“蜀士尚流品，不以势诎。”所以苏轼从政，每每站在当权派的反对立场，奋不顾身地为事理争论。王安石当政，炙手可热，苏轼反对新法病民，更反对他的独裁作风；司马光主国政，苏轼因恢复差役一案，为民争命，不惜获罪于相国之门，充分表现蜀人不向权势低头，富有政治勇气的地方性格。

荆公变法，最大目的要为国家救穷，在实施上不免急功近利，而疏于恤民。王小波、李顺起事的成因，在苏轼心中存有非常的警惕，所以当他目睹小民在新法的搜括政策下呻吟时，心所谓危，便不顾一切，发为激烈的言论，而贻患自己。

宋人治蜀，一直采取高压政策，蜀人普遍怀有反抗心理，形成不合作的态度。史书说蜀人不好出仕。事实上，北宋时期，七十二位宰相中，籍属西蜀者只有四人，开国之初，太祖、太宗两朝，副相以上的高官，更无一个蜀人在内。

苏轼兄弟因农村破产，家业凋零，而不得不出仕，但初至京师，尚在应试阶段，即已思想及早退休还乡，寻求夜雨对床之乐，所谓“未入仕版，已怀归志”。这也是地方性格的表现，与一般人的淡泊不尽相同。

事实上，北宋政坛，对蜀人确也怀有偏见。苏轼以崇高的文学声望而获得政治地位，但从政四十年，官止于文学侍从之臣，从未操持实际政柄，每当位近公辅之选时，言官们便大声警告：“不能用他为宰辅。”苏轼甫登执政，朝中便兴起一片“蜀人太盛”的议论。虽然有人为苏轼加上一顶“蜀派”领袖的高帽子，倒是宣仁太皇太后了解他们，帘前温谕曰：“老身知道，你兄弟在朝，自来孤立。”

魏泰《东轩笔录》：“自王均、李顺之乱后，凡官于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成都犹有此禁。张咏知益州，单骑赴任……”盖为这地方蕴藏着反政府的情绪，恐怕会发生不测的危险。庆历以后，这种紧张的情形，稍稍松弛，但是一般士大夫对蜀人的歧视，并未完全消泯。

苏轼四十年的政治生活中，被人疏远，永远孤立，受出生地的影响，不能说完全没有。

三　世系

苏轼，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卯时，生于蜀之眉州眉山县。

眉山县，位于成都之南五十公里，而成都是四川经济文化的心脏地区。据传，大禹导江工程始于蜀山，岷江实为长江的正源，自岷江南流至灌县，纵贯成都、新津、眉山、乐山、青神、犍为诸县，至宜宾而入长江。此一江流丰富的水量，灌溉成都平原，使这地区土地肥沃，物产富饶。

江水有一支流，流经眉山县城的东郊，水色特别澄清，绿油油的像玻璃一样透明，所以称为“玻璃江”。沿江两岸遍种桃花和杨柳，枝叶披拂在水面上，泛舟江上，使人有身入桃源之感，所以人称眉山为“小桃源”。

眉山是个饶有古意的小城，气候温和，风光明丽，和成都一样美好，但特有小城纯朴的风味，宁静的气氛。城中街路宽阔，大片大片的青石板铺作路面，洁净无尘，路的两边，种植高大的槐树和柳树，垂荫匝地。城中，即使是穷家小户，门前总也有个庭院，养竹种桃，一片苍翠和绚丽。

莲花，眉山的名物，城里处处见有池塘，塘里都是种的莲花，阳光映照下的田田荷叶，泛起一片碧绿的生意，夏日花开，香闻十里。

苏轼故居在城南纱縠行，占地数十亩，三面环水，屋前屋后，茂林修竹，苍翠欲滴，树上累累鸟巢，时闻鸣啭，庭前有两株合抱的老榆树，传为其父苏洵所植，院中还有一株两枝交拱的荔枝树，是蜀中父执蔡褒送苏轼二次还朝时所种。宅西一大池塘，种满了荷花，宅内点缀着许多纪念性的建筑物，如百坡亭、披风榭、抱月亭、采花舫、瑞莲亭等，虽然都是后人所建，并非苏家旧物，但是曲径回廊，幽雅有致，颇合诗人居处。此一名迹，号为“三苏祠”，明末一度毁于兵火，现在所见者，皆为清朝时所重建。

眉山苏氏，原籍赵郡，即今河北赵县，后魏置郡，唐改赵州，宋升为庆源府。栾城从战国时代就属于赵郡，今为河北栾城县。三苏题名，惯称赵郡苏某，苏辙并名其文集曰《栾城集》者，都是从其祖籍，盖苏洵作《苏氏族谱》，追认赵郡苏味道为其始祖，如言：

苏氏出于高阳，而蔓延于天下。唐神龙初，长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苏氏自是始。

其实，历史上的苏味道，不算是个正派人物。他是赵郡栾城人，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生。少有文名，成进士后，以文章受知于定襄道大总管裴行俭，孝敬皇帝妃父裴居道登左金吾将军，托味道作谢表，这篇文章传诵远近，使他名噪一时。至周则天朝，他亲附则天皇帝的佞臣张昌宗，宦途开始得意，历迁凤阁舍人、检校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居相数年，毫无作为，凡事模棱两可，庸庸保位，人称“苏模棱”。唐中宗神龙元年（705），跟着张昌宗倒了下来，被贬眉州刺史，复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未行而卒，留一子于眉，是为眉州苏氏的始祖。

自唐神龙元年至宋仁宗景祐朝，苏氏落籍于眉，且已三百余年，所以这家族虽然算不上是个高门巨阀，但却是著名的眉山县旧家，是苏轼诗所谓“炯炯明珠照双璧，当年三老苏程石。里人下道避鸠杖，刺史迎门倒凫舄”的乡绅人家。

自苏味道的儿子家于眉山，传两百余年而至苏泾，泾以前，皆不详。

泾生釿，苏洵《族谱后录》下篇，记其世系，说他和高祖釿“以侠气闻于乡闾”。釿生五子，洵的曾祖父是少子苏祜，“以才干精敏见称”。其存殁与五代相始终，这一长达七十年的五代时期，天下大乱，唯蜀独保安定，而苏祜又精明能干，苏家的经济基础，大约奠定于此时。

祜有六个儿子，苏洵的祖父苏杲以孝友著名乡里，颇善治生，遂使家道殷富，有余财可以施舍别人，曾言：“多财而不施，吾恐他人谋我；然施而使人知之，人将以我为好名。”所以总是偷偷摸摸地帮助穷人。因为乐善好施而散财，终其身，田不满二顷，屋敝陋而不葺。

《族谱后录》记杲有弟宗晁，是个“轻侠难制”的人物，还有个族弟苏玩，“尝有重狱”。事迹虽然不详，但甚可注意，侠以武犯禁，这个家族中的人，似乎极有任侠尚义的遗传气质。

其实，任侠尚义和乐善好施，一样是出于热心为人，同情弱者的情操，不过因对象不同，表现方法互异而已。苏家这份遗传气质，这份侠义精神，在后来子孙身上，依然清晰可见。

热心向人的人，凡事必不为己，所以淡泊名利和居家俭约，几乎也是苏氏传承的家风。宋朝的大军破蜀前后，蜀国的达官贵人，纷纷抛售田宅，赶赴汴京投效，有人劝苏杲贱价收买，但他不占这个便宜，慨然道：“吾恐累吾子。”

杲子序，字仲先，生于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像他父亲一样，乐善好施，而不爱读书。体格魁伟，气量宽宏，为人平和朴实，自奉甚俭，待人却很厚道，一心只想博取别人喜欢，从来不为自己着想。对士大夫十分敬重，甚至有点卑躬屈膝的样子，别人笑他谄媚，其实他对田父野老也一样谦虚。外表上看，他对任何人一样好，其实内心里自有一个品鉴的分寸，严格得一点都不随便。

李顺举事时，兵围眉山，苏序就在城中亲身担任守御工作，表现得非常勇敢。不幸在这战乱中，他的父亲病故了，他也能依礼治丧，退慰其母，并不草率，其时他还只二十一岁。

他虽不爱读书，却欢喜做诗，就他自己所见所闻，上自国家大事，下至乡里琐屑，加上他的感慨，用诗的形式写出他心里真实的喜怒哀乐，下笔很快，积稿数千篇，但只以此自娱，从不自鸣。

虽然表面上是那么一个平和的人，但如遇到看不顺眼的事情，他也敢作敢为。蜀人比较迷信，眉山城中有一处不伦不类的茅将军庙，为眉人所信畏，庙祝借以骗钱，香火甚盛。他一日乘醉，带领村仆二十余人入庙，斧劈偶像，并将这座新庙一起拆毁，不畏神谴。他就是这么一个正直而饶有侠义精神的乡里长老。

他非常淡泊，与世无争。王称《东都事略》说，仁宗庆历四年三月，诏诸路州府军监并立学，如修学者多及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然是时郡县颇以此扰民，亦一时之弊也。怎样扰民，虽不详知，但记言县中有力者争取执事县学的地位，则定有好处，可想而知。苏氏是当地的缙绅之家，有资格争取，但苏序独令家人退让，不跟别人争夺。他出入都不乘马，说：“路上有比我老还在步行的，我骑了马怎么见他？”一生竭力藏退，敝衣恶食，他才心安理得。

他家陆田不多，大部分都只种粟，收成后，盖一大仓贮存，大家猜不透他是什么用意，几年下来，存有三四千石。有一年，眉州遭逢饥荒，苏序就开仓取粟，先济族人，次助外戚，再次赈济佃户和乡曲的贫民。有人问他：“救荒何必一定用粟？”序说：“粟米性坚，能耐久储，缺粮时用它，不会霉烂。”平日，住宅周围，都种芋魁，每年收获很多，收藏在厚草囷里。寒冬腊月，他家用大蒸笼蒸了热腾腾的芋魁，摆在大门外，任令饥人取食。

眉山苏家，原来并非士族，迁蜀的五世先人中，没有一个做过官，也都不大喜欢读书。这是当年的地方环境和社会风气所使然。苏辙《栾城集·伯父墓表》：“苏氏自唐始家于眉，阅五季皆不出仕。盖非独苏氏也，凡眉之士大夫，修身于家，为政于乡，皆莫肯仕者。”唐末及五代之际，变乱相寻，天下骚扰，蜀人自有安和优裕的农家生活可过，就不愿离乡背井，投身到混乱不安的政治社会里去谋求官职。不想做官，所以读书风气也就比较衰微，虽然他们有足够的聪明和文化修养。

苏序生有三子，长名澹，早逝；次名涣，字公群，生于真宗咸平三年（1000）；幼子苏洵，字明允，生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比他的二哥要小九岁。

四　双亲

赵匡胤以陈桥兵变，得开大宋皇朝，这却使他心生警惕，以为军人如此跋扈，政权何由巩固？太祖对他的心腹重臣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因此决定了一个重要国策：贬抑武人地位，限制武人参政，建立一个士大夫政治制度，全国地方长官一律任用文臣。

国家一时要普遍起用那么多文臣，而宋承五代长期的战乱，一般人都不喜欢读书，书读得好的人更少。所以朝廷为实行既定国策，就必须一方面广开读书人登仕的途径，一方面竭力提倡读书的风气。宋真宗御笔亲作《劝学篇》，传布天下，这短短的篇章，迷醉天下士子者，几近千年，何况当时。诗曰：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士人求仕，正规的途径唯由科举。宋代的科举制度虽仍唐制，但较唐朝优遇得多。只要一中进士，立即“释褐”，就有官做，或授京朝官，或为州郡副长官，或置馆职清望之地，并且待以不次之擢。如此优奖进士，目的即在开创一个文治的局面，以矫正前朝武人专政的弊害。进士，不但出路很宽，而且宋朝的官俸甚厚 3  ，大官的待遇更好，除去正格的俸禄外，还有不时的额外恩赏，不但本身富足，并且荫及子孙，如做到学士以上官，历资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孙，可出京官二十人，接替登朝。朝廷如此大力奖励，读书求仕的风气，当然披靡全国，远如大庾岭外的广南，剑门关外的西蜀，也都闻风振起。苏洵《族谱后录》说：

自唐之衰，其贤人皆隐于山泽之间，以避五代之乱。及其后僭伪之国，相继亡灭。圣人出而四海平一，然其子孙犹不忍去其父祖之故以出仕于天下，是以虽有美才而莫显于世。及其教化洋溢，风俗变改，然后深山穷谷之中，向日之子孙，乃始振迅，相与从宦于朝。然其才气则既已不若其先人质直敦厚，可以重任而无疑也。

这股风气，越过崇山峻岭，吹入西蜀，吹进“五世不显”的眉山苏家。苏序的次子苏涣，即于仁宗天圣二年（1024）、二十四岁时考上了进士，当时轰动全蜀，曾巩《元丰类稿·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序）墓志铭》说：

蜀自五代之乱，学者衰少，又安其乡里皆不愿出任。君独教其子涣受学，所以成就之者甚备。……至涣，以进士起家，蜀人荣之，意始大变，皆喜其学。及其后，眉之学者至千余人，盖自苏氏始。

苏涣成进士后，旋即授官，苏序父以子贵，也被诰封。苏序的亲家程家非常富有，也有子弟出仕受封，这样的大喜事，令程家人非常兴奋，一切准备停当后，来劝苏序道：“公何不也预先做个准备？”序答道：“儿子已有信来，做官的器用都由他寄来。”

一天，苏序和村老一起在城外饮酒，箕踞高歌，喝得酩酊大醉时，封诰送来了，并有外缨公服、笏板、交椅、水罐子和衣版等器物。其时，苏序头上只戴一顶指头粗细的小冠子，蹲在地上，慢慢取出诰文，读了一遍，一言不发，随手就把这些东西一股脑儿装进一只布袋里。取诰时，见有吃剩的牛肉，又将它装入另一布囊，叫个村童替他挑担，自己骑驴一同入城。城中有人听到这个消息，跑出城外来看他，走到半路上，只见老人骑在驴上，童子挑着两只布囊，走在驴后，莫不大笑。 4  他就是这样一个简朴的乡里长老。

苏涣中进士时，苏序的少子苏洵还只十五六岁。

苏洵，字明允，俗号老泉，实是沿习的误称。所谓“老泉”者，是因苏家祖坟在蟆颐山之东二十余里，地名老翁泉，故其子孙以祖墓地名，称洵曰老泉，以避名讳。后来文人误以为这是苏洵的别号，大家称之为苏老泉，甚至有加先生者，其实非是。明允生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自少就不喜欢读书，虽是一个生性内向、沉默寡言笑的人，天性里却富有游侠精神，喜欢结交一些斗鸡走狗的城中少年，整日在外游荡，苏序也不管他，亲戚们问是什么缘故，苏序淡然道：“你们不知道的。”到了年已及冠，他依然故态，苏序还是充满信心地说：“这样一个人，是不必担心他不学的。”

苏洵娶眉山富豪大理寺丞程文应之女为妻。程夫人系出名门，知书达礼，以程氏之富下嫁到清寒的苏家来，已是委屈，而夫婿又那么不知上进。她是个非常要强的妇人，虽然不说什么，心里总是郁郁不乐，只把家事一手承担下来，上事翁姑，下教子女，终日勤劳不息，希望有一日她的夫婿能够自己感悟过来。

苏家本来只是一个中产之家，经过多年来的消耗和人丁的不断增加，稍有意外，经济上就有捉襟见肘的烦恼，而岳家的富有和胞兄出仕后的荣显，在日常生活中，不免常常发生无情的对比，构成精神上甚大的威胁。因此，当苏洵要外出求官时，他们就从这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里迁了出来，在眉山城南纱縠行街上租了一栋宅子，似乎不仅住家，还经营着布帛或织物的生意。因为，从这条街名推测，“行”者，基尔特组合式的同行集中之处，住在这条街上的，也必都是同业。关于这栋房子以及在这栋住宅里兼营过纱縠生意，有苏轼自记可见：

昔吾先君夫人僦宅于眉，为纱榖行。一日，二婢子熨帛，足陷于地，视之，深数尺，有大瓮，覆以乌木板，先夫人即命以土塞之。瓮中有物，如人咳声，凡一年乃已，人以为此有宿藏物欲出也。 5

所谓“婢子熨帛”，可能就是生意作业的一部分。程夫人不贪窖藏的非分之财，她只规规矩矩做生意，帮助家计，希望她的丈夫没有后顾之忧，这份苦心，苏洵不是不知道，他后来说：

昔予少年，游荡不学。子虽不言，耿耿不乐。我知子心，忧我泯没。（《嘉祐集祭亡妻文》）

苏洵因此感叹折节，谢绝与他素所往来的少年，首次闭户读书，时年二十五岁。

苏洵第一次《上欧阳内翰书》说：“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时间实已太晚，何况一开头的时候，态度又不很认真，仗着聪明，看看与他同辈的人，都不见得比自己高明，以为读书没有什么难。

但到第一次出应乡试举人，他却不幸落了第。这次失败，使他痛自检讨，始知古人出言用意，与自己所想的不同，再搬出几百篇自己的旧作细读，不禁喟然叹道：“吾今之学，乃犹未之学也！”愤然将这批旧稿，一把火烧个干净，决心取出《论语》《孟子》、韩愈文来从头再读，继续穷究诗书经传诸子百家之书，贯穿古今。下帷终日，兀然端坐在书斋里，苦读不休者达六七年，在这六七年中，封了笔砚，发誓读书未成熟前，不写任何文章，自述读书有得的过程，如前揭《上欧阳内翰书》言：

……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当然者，然犹未敢自出其言也。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

苏洵于乡试失败后，焚弃旧稿，决心从头苦读，则已二十七岁，故欧阳修作墓志铭，张方平作墓表，史本传皆言：“年二十七，始发愤读书。”

自二十七岁起闭户苦读六年，至三十二三岁终于自学成功。曾巩论其文章说：

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见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略如是。

欧阳修称其为学，则曰：

益闭户读书，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粹精，涵蓄充溢，抑而不发。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笔顷刻数千言，其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盖其禀也厚，故发之迟；志也悫，故得之精。

苏洵与程夫人结婚后，接连生了两个女儿，都夭折了。有一天，他闲逛到城中玉局观道院，看到观中一家卜卦的店里，挂着一幅画像，卜师无碍子说是“张仙”，买去供奉，有求必应。苏洵听了心动，就解下身上佩带的玉环，与他交换了，回来挂在房里，每日清晨一定上香求子。如此虔诚地供养了好几年。他廿六岁时，生了长男景先，在襁褓中夭殇；翌年又生一女，是即后来嫁与程之才的幼女八娘；二十八岁时生了次子苏轼。苏洵有《题张仙画像》文曰：“……旦必露香以告。逮数年，得轼，性嗜书。乃知真人急于接物，而无碍子之言不妄也。”

仁宗宝元二年己卯（1039），洵三十一岁，二月二十日，幼子辙生。他们只有兄弟二人，辙诗所谓“兄弟本三人，怀抱丧其一”者是也。

五　少年

苏轼自幼身体健康，头脑明快，原是个非常活泼好动的孩子，而他又不缺少游伴，除自家兄弟外，还有伯父家的堂兄弟不欺、不疑、不危，外婆家的表兄弟程之才、之元、之邵和街坊邻居等。孩子们碰在一起，便结伴往醴泉寺爬到树上去采橘子和柚子，登石头山去拾松果，玩得非常痛快。直到鬓有二毛，苏轼还非常怀念他们的童年，作《送表弟程六（之元，字德孺）知楚州》诗：

我时与子皆儿童，狂走从人觅梨栗。

健如黄犊不可恃，隙过白驹那暇惜。

醴泉寺古垂橘柚，石头山高暗松栎。

诸孙相逢万里外，一笑未解千忧积。

…………

苏轼七岁开始读书，八岁入小学，就读于天庆观北极院，从道士张易简为师，同学近百人中，老师就只称赞他和陈太初两个学生，聪明为全校之冠。但是人生各有不同的际遇，这陈太初后来做了道士，得了道，尸解于眉山。

学中见到老师的朋友矮道士李伯祥。这矮道士甚好作诗，但是诗格不高，苏轼记得他的一联断句“夜过修竹寺，醉打老僧门”，认为相当可爱。他一看到苏轼，便叹赏道：“这位郎君，是个贵人。”苏轼不知道他是怎么看出来的。 6

苏轼记得七岁时，碰到一个九十岁的朱姓老尼姑，讲她早年曾随其师进入蜀主孟昶宫中。一个盛暑酷热的夜晚，蜀主与花蕊夫人纳凉于摩诃池上，曾作一词，老尼记得全文，念给他听了一遍。四十年后，苏轼还记得首句“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暇日寻味，认是《洞仙歌》令的起句，遂为补足全词，是《东坡乐府》中的名作之一。

庆历三年（1043）三月，仁宗因讨伐元昊，兵久无功，奋然改组政府，以章得象、晏殊为相，用杜衍为枢密使，范仲淹、韩琦、富弼为枢密副使，王素、欧阳修、余靖、蔡襄为谏官。朝局更新，当时的名士石介作了一篇《庆历圣德诗》，歌颂朝廷的人才济美。有人从京师来，抄了这篇诗给一位乡老先生看，苏轼刚巧在旁，听大人们这样讲，便从旁偷看，默默诵习，他问那乡老先生文中所颂，是些什么样的人。那人说：“童子何用知之。”苏轼抗议道：“如是天人，则不敢知，假使也是人的话，为何不可问？”那乡老先生讶异这孩子能说这样的话，就给他详细数说，并且告诉他道：“这韩、范、富和欧阳四人，是当今天下的人杰！”孩子心里，对这四个大人物，从此有了很深的印象，很想深入了解他们的为人。谁也料想不到，日后除了不及亲见范仲淹常以为恨外，韩琦、富弼和欧阳修，在这个孩子未来的生命历程中，都有非常重要的关系。（《范文正公文集序》）

苏轼十岁，已能开笔做文章。有一天，父亲诵读了欧阳修的新作《谢赐对衣金带马表》后，就叫儿子仿作一篇，他的拟作中有“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那么一句，老苏甚喜，指着说：“希望这句话，将来你能自用。” 7   做父亲的人，没有不望子成龙的，而四十六年后，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撰谢表时，记起童年这个故事，果然把这联句子用了进去。

庆历五年（1045）春，苏洵离家宦游，先游了蜀境内的岷山、峨眉山，虽然攀上了绝顶，但是目眩足颤，只怕自己会下不了山，惶恐之至。然后坐了船由夔州、巫州经三峡而至湖北襄阳，舟行江上一个多月，看尽了两岸青峰，经历了峡路的急流，然后陆行而至汴京。

苏洵在京师，与同乡好友史经臣（彦辅）同应茂材异等试，这是朝廷收罗遗贤、布衣可求出身的特种考试之一。洵曾写信给梅圣俞，述当时应试之苦，有曰：“自思少年尝举茂材，中夜起坐，裹饭携饼，待晓东华门外，逐队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据案。其后每思至此，即为寒心。”虽然吃了苦，这次考试，却未取上。

苏、史二人，是推心置腹的好友。在眉山时，他们两个在“破窗孤灯，冷灰冻席”上，常常深谈终夕。这次同在京师应试，则又是“饮食寤寐，相恃以安”的伙伴，结果两人都没有考中。

苏洵外表冷漠，沉默寡言，他的儿子形容他是“燕居如斋”，难得一见言笑的人，但他心里却充满一团热火，隐然还有豪情侠气在他血管里沸腾，所以交游中他独喜欢豪放不羁的人物，如述他与史经臣的交往：“子以气豪，纵横放肆，隼击鹏骞。奇文怪论，卓若无敌，悚怛旁观。忆子大醉，中夜过我，狂歌叫欢。予不喜酒，正襟危坐，终夕无言。他人窃惊，宜若不合，胡为甚欢？嗟人何知，吾与彦辅，契心忘颜。”他们这时候，原来热切希望能够相共“飞腾云霄”而一举成名的，不料双双铩羽。

苏洵在京师逗留了一年多，不能得官，一气之下，漫游了河南的中岳嵩山、陕西的华山和豫陕之间的终南山，又南下江西，在九江与雷简夫订交。《忆山送人》诗说：“昨闻庐山郡，太守雷君贤。往求与识面，复见山郁蟠。”登庐山，见圆通寺的名僧居讷禅师，然后再赴虔州，直至接到父亲（苏序）于是年（庆历七年，1047）五月十一日逝世的噩耗，这才奔丧回乡。

苏洵离家后，苏轼便从张道士那里退了学，改由母亲亲自教读。计从道士张易简读书者已经三年。程夫人特别重视历史教育，因为历史事迹，不但启迪一个人的知识，更是培养品德、使能明辨是非的人格训练。她常常挑选古往今来人事成败的关键问题，提出来考问他的儿子，而她这个儿子反应敏锐，也都能回答得非常清楚扼要，母子二人，皆大欢喜。

程夫人教儿子读《后汉书》，至《范滂传》，不禁慨然太息起来。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学问气节，深得乡里敬重，举孝廉，又举四行，受荐于朝廷，被派往冀州视察灾荒，范滂当时“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自入州境，一力纠弹吏治，铁面无私，甚至使贪官污吏，望风解印而逃。延熹二年（159）太尉黄琼任为府掾，范滂根据诏令，一口气检举州郡刺史太守以及权门豪家二十余人，朝廷不能尽采他的直言，他就辞官回家侍母。

当时宦官弄权，政风败坏，志士仁人，共起抗争，于是发生了党锢之祸。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等二百余人下黄门北寺狱，范滂亦被小人攀诬在内，到第二年得逢大赦获释。

灵帝建宁元年（168），太傅陈蕃及大将军窦武谋诛宦竖官，事机不密，反被宦竖击败，于是大捕“钩党”，范滂也在党人名单里面。汝南督邮吴导奉旨缉捕，但他不忍去抓这样一位正人君子，在传舍里抱着诏书痛哭，范滂听说此事，便亲往县府投案，县令郭揖大惊，有意弃官与他一同亡命，而范滂不从。

他的母亲赶来与滂诀别，滂道：“仲博（滂弟）孝敬，足以供养母亲。我跟从父亲于泉下，存亡各得其所，望母亲割不可忍之恩，不要悲伤。”

范母说：“儿今日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儿既得令名，复求寿考，何可得兼！”

范滂再拜受教。回头对他的儿子，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而下场如此。”

听到这话的邻里和路人，莫不为之同声哭泣。范滂死，年才三十三岁。

苏轼读完这篇甚长的《范滂传》，十分感动，陡然问母亲道：“儿若要做范滂，你许我吗？”

“你能做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母吗！”程夫人凛然答他。

令人慨叹不尽的，是苏轼少年读《范滂传》时，认为这个世界需要正直而勇敢的天才，立志要做一个为真理而不惜以死相争的巨人；到了历尽坎坷，才发现生命里仍是空无一物。当初，他用一片如火的热情来拥抱人生，不料四十年漫长的历程，却尽是错落的噩梦。

苏轼是个悟性很强的孩子，读书不错，生性好动，所以非常贪玩，和七八岁大的弟弟苏辙，二人课余不免做些抟泥弄沙、掏挖鸟窝之类的游戏，如《天石砚铭》说：“某年十二岁，于所居纱縠行宅隙地中，与群儿凿地为戏，得异石，扣之铿然有声……”高兴得如获异宝。

所居书堂前，有竹柏杂花，丛生满庭，好多鸟雀在这些树上筑巢。程夫人最恶虐杀生物，严禁儿童婢仆捕鸟取卵。春天，雏鸟新生时，母鸟最怕的是天上飞的鹰鸢和地上爬的蛇鼠，这些东西惯于攫取巢中的卵和幼鸟。母鸟在这里巢居过几年后，相信人们不会加害于它时，便渐渐把巢筑到低枝上来，因为低枝近人，可以受到人类的庇护，吓退鹰蛇的入侵。苏家园子里，鸟巢低得小孩都可俯身而视，苏轼他们就常去观察幼鸟的动态，找些食物来喂它们，看到它们张嘴接食，呀呀乱叫，快乐得拍手大笑。

儒家教人要“推己及人”，再进一步就是要爱及同为有生之伦的大地上其他的生物，这种人道主义的精神教养，苏轼得之于母亲程夫人者为多。

他们园子里又常有一种羽毛非常美丽的桐花凤飞来，这种珍禽，难得一见，邻里认为这是苏家祥瑞的征兆。 8

儿童都喜欢过年，而蜀中风俗也很重视度岁的年事。腊月中旬，亲戚朋友们就互送年礼，不论山珍海味、活兔子、大鲤鱼，都可以当礼品，也无所谓贵贱厚薄，量力而行。富人送出来的礼物固然光显；穷人舂米作糕，也一样是份年礼。将近除夕数日间，家家杀猪漉酒，彼此相邀到家里来吃顿年夜饭，苏轼诗所谓“且为一日欢，慰此穷年悲”，是为“别岁”。

除夕那一天，合家彻夜不睡，名之为“守岁”，孩子们都勉强撑起精神来不肯睡觉，因为这个热闹欢笑的夜晚，在他们是非常难得的有吃有玩的好机会，虽然“岁”是守不住的。苏轼有个比喻，垂尽之岁恰如赴壑之蛇，蛇已进入洞里，即使你能抓住它的尾巴，终究是徒费力气。

新年里，眉山城里的男女老幼，万人空巷，都到东门外十数里的蟆颐山去踏青，山上有亭榭松竹，下临大江，士女杂沓，歌吹嬉饮于山野间，热闹非凡。苏轼、苏辙兄弟上山去，看到有一道士，拦路兜售神符，说谁买了他的符挂在家里，养蚕蚕会结茧如瓮，养羊羊会肥至数百斤。路人并不一定信他，然而还是买了。下山再见这道士时，他已得钱沽酒，喝得醉倒路边了，嘴里还一直喃喃自语：“我的符灵验啊，我的符灵验啊！”苏轼觉得这骗人的醉道士，连自己也骗，非常好笑。

二月中旬，趁着农家春闲的时候，城中举行“蚕市”，卖养蚕缫丝用的器具，同时有各种玩乐的饮食的摊子，供四乡进城来的乡下人吃喝游乐。两兄弟便常溜出去看热闹，苏轼注意到那些做生意的城里人，在那里用花言巧语来骗乡下人的钱。

庆历七年（1047）五月，祖父苏序逝世，至八月，在虔州的苏洵才奔丧回到眉县。从此，轼、辙两兄弟才正式就学于父亲。苏洵为这两个儿子取了学名。兄名轼，字子瞻，一字和仲，时年十三；弟名辙，字子由，一字同叔，时年九岁。洵复作《名二子说》勉之：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

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从这命名的意思里，看得出这位精明的父亲，很担心这十三岁的次子，才华外露，容易吃亏，希望他能学习蕴藏，“若无所为”。他也欣赏幼子的敦厚和朴实，期望他有用于世而不必居其名。

苏洵改后园书斋名南轩者为“来风轩”，他就于此课子读书。苏轼四十余年后在海南回忆当时读书的辛苦，作《夜梦诗》曰：

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

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粗及桓庄初。

怛然悸悟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

…………

可见当时父教子读，非常严厉，课业以日程功，一点不能马虎，而儿子贪玩，到了限定读毕《春秋》的日子，他还只读了一半，心里惶急得像吞了钩子的鱼一样。

苏轼自言当时用功的情形，曾言：“我昔家居断还往，著书不暇窥园葵。”海南初度清明节，苏轼卧听少子苏过朗朗读书之声，音节闲美，感念四十年前，自己少年时，他的父母也很喜欢听他诵读的书声，作《和陶郭主簿诗》曰：

孺子卷书坐，诵诗如鼓琴。

却去四十年，玉颜如汝今。

闭户未尝出，出为邻里钦。

家世事酌古，百史手自斟。

当年二老人，喜我作此音。

…………

苏轼读书，渐有进境，父亲出了一个题目——《夏侯太初论》，命他作文。老苏见文中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这两联句子，知道这孩子已能运用他的想象力，入于文章了，对此非常称赏。苏轼后来做《黠鼠赋》，把这得意的句子也用进去了。 9

稍后，父子三人同读富弼的《使北语录》，记“说大辽国主”一节，有云：“用兵则士马物故，国家受其害，爵赏日加，人臣享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劝用兵者，乃自为计，非为北朝计。”这在当时情势中，确是第一等的外交辞令，两个人都叹赏其言明白而切中事机。老苏故意要考考他的儿子，问道：“古人亦有此意否？”

苏轼对曰：“记得严安上书说：‘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秽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长策也。’正是此意，但不如此明白。”

老苏笑以为然，心里当更欢喜这孩子书读得熟，记忆力亦强。 10

他们的伯父苏涣同时守制在家，两个侄子常往请教，他很恳切地告诉他们道，我少年时读书，不让老师烦恼，年稍长，学作文，每日有一定的课程，做不完，决不停止。到街上去，规规矩矩走路，在屋子里，不懒散。非独我如此，凡是我的朋友也都如此，不这样，就要被乡里看不起。所以当时读书的人虽然不多，但从不听说有读书人犯重大过错的。你们，才不如人，不妨学我的但求寡过就好。

中国人向来视人格教育重于知能训练，苏涣这番诚恳的话，在两个侄子的印象中非常深刻。苏辙后来回忆，将它详记在《伯父墓表》中。

眉山学者刘巨，字微之，在城西寿昌院设馆授课，从学的儿童几达百人，父亲便命轼辙兄弟前往就读。同学中，他们和家氏三兄弟——勤国（汉公）、定国（退翁）、安国（复礼）最为交好，而这近百名的学生中，日后出仕者亦仅二苏与家退翁、家复礼四人而已。

二苏在刘微之门下受学者亦三四年。有一次，刘巨做了一首咏鹭鸶的诗出示他的得意门生，末两句是“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苏轼读后说：“先生的诗是很好，不过我怀疑最后两句断章没有归宿，不如改作‘雪片落蒹葭’，好不好？”微之慨然对别人道：“我没有资格做他的老师了。” 11

苏轼读书，除了必须诵习的经典之作外，最喜欢贾谊、陆贽的文章，都是不尚空言，侧重实用的。后来偶得《庄子》，看得废寝忘食，喟然叹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苏轼开始学做诗时，他和同学们便有了一种新的游戏。几个小朋友坐在一起，出个题目，各人轮流做一句或两句，串联起来，使成为一首完整的诗，是为“联句”，这是读书人流行不衰的一种文字游戏。有一次，二苏与居住在同条巷子里的邻友程建用、同学杨尧咨相会于学舍中，天下大雨，枯坐无聊，他们就发起四人联句来作六言诗。

程建用先吟：“庭松偃仰如醉。”杨续道：“夏雨凄凉似秋。”苏轼联第三句曰：“有客高吟拥鼻。”轮到苏辙结句，他还不到十岁，做不出来，漫道：“无人共吃馒头。”大家都为他捧腹绝倒。 12

六　但愿一识张益州

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苏家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

苏洵的幼女八娘，嫁与程夫人母家兄弟程濬之子之才（正辅），本来以妻兄作亲家，以内侄做女婿，原是亲上加亲的好姻缘。不料八娘嫁过去后，却因不得舅姑的喜爱，而女婿程之才也薄情寡义，竟至送了性命。苏洵痛失爱女，怨愤不平，作《自尤诗》以哀其女（今已不传），复作《族谱亭记》，痛言其乡风俗的败坏，起于某人，而某人者，乃其乡颇有名望的人物，大乱其俗。虽未指名道姓，但人人知道他骂的是眉山豪绅程濬。

苏洵举其六大罪状：一曰不恤其兄之遗孤而骨肉之恩薄；二曰霸占先人遗产而孝悌之行缺；三曰为族人所讼而礼义之节废；四曰宠妾灭妻而嫡庶之别混；五曰笃好声色，父子杂处而闺门之政乱；六曰黩财无厌，唯富为贤而廉耻之路塞。并且指斥他舆马赫奕，婢妾靓丽，足以荡惑人心，败坏社会风气，以官爵金钱勾结府县，以虚言诈语欺罔君子。总结起来，骂他为“州里之大盗”。

苏洵用这样火爆的文字来泄愤，同时宣布与他的岳家从此断绝来往，告诫家人子弟必须永远遵守这个禁令。这件事，遭受打击最重的，当然是程夫人，她丧失了爱女，又断绝了母家，骨肉之间发生这么绝情的变故，足以令人肝肠摧折，精神崩溃。然而在那个时代的妇人，出嫁从夫，只好把一切横逆归诸命定，她是一个刚毅好强的人，也只能默自吞咽苦水，一句话也不说。

至和元年（1054），苏轼十九岁，娶眉山邻邑青神县的乡贡进士王方之女为妻，王夫人名弗，时年十六。

这一年，蜀中散发了一个漫天的谣言。

西南夷中的邛部川首领报告，侬智高在大理，即将率众寇蜀。疆吏接到这个情报，不辨真伪，惊惶万分，立即调兵屯边，加征额外弓手，发动民众筑城，昼夜不歇。蜀人曾因李顺等人的起事，兵连祸结，痛苦的记忆犹新，四乡的老百姓犹如惊弓之鸟，看见官府那么紧张，就纷纷逃到城里来，将粮食布帛贱价卖了，换成金钱窖埋地下，还不到婚龄的女孩，都提早嫁出去，以便减轻危难中的负担。人心惶惑，秩序大乱。

朝廷得到这个警讯，立即发陕西步骑兵戍守西蜀，于是兵仗络绎于道，更增添了战争前夕的恐怖气氛。

朝廷为加强防御，决定要改派一个朝中重臣移镇西蜀，于是同年七月间，礼部侍郎张方平（安道），就以户部侍郎出知益州。

方平于十一月到达成都，经过实地的研究和考察，认为大理远离西蜀二千里外，两地之间的地方都由非常复杂的种族分据，安南酋与他们并无役属关系，怎能行军过境，来寇西蜀？便断定这是一个谣言。

方平对邛部川提出严重警告：“寇来，吾自当之，妄言者斩！”下令新调来的军队，立刻归还原来建制，遣散添募的弓手，停止城工。过了年的正月十五上元节，照例放灯，城开不夜，继复追查到谣言的始作者，枭首示众。于是一天云雾，顿告消散，民心大定。

蜀人为了酬答张方平的崇功厚德，照当时的习惯，恭绘画像陈奉于成都之净众寺，苏洵作《张益州画像记》。

北宋时代，有一非常良好的政风，大臣即使外任地方，也有发掘在野遗贤的责任。张方平出知益州，即常以此为念，而且先已知道了蜀有苏洵其人。如其自言：

仁宗皇祐中，仆领益郡，念蜀异日常有高贤奇士，今犹乏耶？或曰：勿谓蜀无人；蜀有人焉，眉山处士苏洵其人也。……公不礼士，士莫至，公有思见之意，宜来。久之，苏君果至。

苏洵来成都，幅巾野服，以尺书求见。方平立刻接待他，倾盖论交，共论古今治乱及一时人物的评骘议论，甚是融洽。又读了苏洵带来的《权书》和《衡论》各篇文章，认为他有司马迁一样的笔力，赞赏之余，不禁叹道：“这人是困于棘茨的鸿鹄！”就特别在宾馆里辟一房间，留他住下，一面状奏朝廷，保荐他代黄柬为成都学官。

朝命累月不下，苏洵等得很不耐烦，记起九年前在九江订交的雷简夫（太简），时为雅州知州，他便到那儿去访他。太简除了为他写了分致朝中大老韩琦、欧阳修的介绍信外，又为作书促请方平替苏洵再请三请，得请后已。书略曰：

简夫近见眉州苏洵著述文字，其间如《洪范论》，真王佐才也，史论，真良史才也。……又闻明公之荐，累月不下，朝廷重以例检，执政者靳之不特达，虽明公重言之，亦恐一上未报，岂可使若人年将五十，迟迟于途路间耶！昔萧昕荐张镐云：用之则为帝王师，不用则幽谷一叟耳。愿明公荐洵之状，至于再，至于三，俟得其请而后已。

至和二年（1055），苏轼年已及冠。最近这几年间，读书狂勇；如名驹放足，奔驰驿路，不能自已；又勤于作业，所蓄文章如经论、史论、经义、经解、策论等，已经积稿盈箧。他的文章，能以敏锐的洞察能力，驭以旺盛的气势，纵笔所至，议论风发，写其所不能不写，而立论的精神，则皆归于实用，不唱高调。其风格似孟子，论事则如陆贽。

张方平少年读书，是个天才人物，凡书看过一遍，终身不再读。曾向别人借一部十七史，那么多的卷帙，据说经月就已看毕，归还书主。他是制科出身，曾知制诰，官拜翰林学士和御史中丞，在政治与学术两方面都属有数的人物。苏洵命苏轼带了课业往谒方平，求教亦所以求知。方平一见苏轼，惊为天上的麒麟，待以国士。这老少二人，成都初见，奠定终生师友之谊，情逾骨肉。

苏轼在成都，乘便游了大慈寺中和胜相院，并拜观了院中所藏唐僖宗皇帝及其从官文武七十五人的画像，对于唐室之奔走失国，深为感叹。在此寺中，他认识了成都僧统惟度和本是苏家远房族人的寺僧惟简。他们的年龄比苏轼大多了，但是谈得津津有味，听他们讲唐宋五代间的掌故，都是书本上所看不到的知识，求知欲非常旺盛的二十少年，听得非常兴奋。

这一年，苏洵也办了次子苏辙的婚事，娶于史氏，新郎新娘年纪都还很小，苏辙《寄内诗》所谓“与君少年初相识，君年十五我十七”。这样早婚，与他决定次年要两兄弟一同赴京应试有关。

张方平起先荐苏洵为成都学官，久无消息，便劝苏洵道：“西蜀僻远之地，不足以成君之名，何不到京师去一求发展？”苏洵为之心动。

但是苏洵想到自己年将五十，还是个没有功名的布衣，求仕实已太迟，倒是为两个儿子谋取出身要紧。不过张方平所见知者，是自己的文章和节操，而且认识未久，交情不深，又如何能以家庭私事去麻烦他呢，心中踌躇不决，“欲忍而不言而不能，欲言而不果，勃然交于胸中，心不宁而言忸怩者，累月而后决”，作《上张侍郎第一书》说：

洵有二子，轼、辙龆龀授经，不知他习，进趋拜跪，仪状甚野；而独于文字中有可观者。始学声律，既成，以为不足尽力于其间。读孟韩文，一见以为可作，引笔书纸，日数千言，坌然溢出，若有所相。年少狂勇，未尝更变，以为天子之爵禄可以攫取。闻京师多贤士大夫，欲往从之游，因以举进士。洵今年几五十，以懒钝废于世，誓将绝进取之意，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复为湮沦弃置之人，今年三月，将与之如京师。……明公一言，天下谁议？将使轼、辙求进于下风，明公引而察之，有一不如所言，愿赐诛绝，以惩欺罔之罪。

苏洵是个非常强项的人，为了儿子的前途，竟也顾不得腼颜求助，甚至罚神赌咒说了“不如所言，愿赐诛绝”那样的话。

其实，方平早已非常器重苏轼，当苏洵与他商量：“打算命二子在蜀先应乡试，如何？”方平说：“使从乡举，是乘骐骥而驰闾巷，未免大材小用。朝廷设六科，所以拔擢天下的青年才俊。你的两个儿子，使从六科之选，恐怕还不够骋其足力耳！”

于是，苏洵决定赴京。嘉祐元年春先过成都，携苏辙谒张。直到这个时候，苏洵的荐状还是没有消息，显然已被当局借口检核资格，搁了下来。方平愤然道：

“吾何足为重，进退天下士，固永叔之责也！”

欧阳修（永叔）时为翰林学士，以爱才若渴著誉天下，所以张方平认为只有介绍苏洵给欧阳修认识才有用，虽然他与欧阳修曾有芥蒂，但仍硬着头皮写了一封非常恳切的介绍信，要苏洵赴京面谒。

张方平和欧阳修从前政治立场不同。庆历初年，韩琦、富弼、范仲淹当国，颇欲有所作为，欧阳修时为谏官，站在他们这一边，尽力协助，遂与宰相吕夷简那一派的人发生摩擦，引起政见之争，结果是两败俱伤，皆在“朋党”这个帽子下被罢了官。张方平后来做御史中丞时，曾就这一旧案，力加抨击，二人因此交怨，久未通问。但是张方平为不埋没苏洵，毅然写信给欧阳修，固然难得，而欧阳修也并不因是张方平介绍，便漠视这个人才，这种风度，求诸后世，几已不易再见了。

于是，三苏决定于是年三月赴京应试。

这期间，苏家的经济情况已不甚好，老苏计划出行时，家计煞费周章，所谓“一门之中，行者三人，而居者尚十数口，为行者计则害居者，为居者计则不能行”。踌躇好久之后，苏洵想到贩夫走卒还能左提妻、右挈子地奋身远行，他又何独不可？毅然决定了行计，留在眉山的这个十余口人的家庭重担，就完全落在忧伤的程夫人一个人肩上了。

古道热肠的张方平，还资助了老苏旅费。

七　登进士第

嘉祐元年（1056），暮春三月，三苏父子启程北向嘉陵江畔的阆中，自阆中登终南山，走上褒斜谷迂回曲折、高悬天际的古栈道。此乃川陕间的交通要道，南褒（褒城县）北斜（斜谷，在眉县西）两座山谷，壁立千仞，中间万丈深坑下一道褒水，哗哗流过，沿途古木阴森，难见天日。这条凿石架木的栈道，秦时即已开筑，古道斜阳瘦马，实是一场艰险的行役。

至横渠镇，兄弟同游了名为崇寿院的那座古庙，然后来到凤翔。原期在此好好休息一下行脚，不料凤翔的驿舍年久失修，破落得不能留宿，懊丧之下，只得将就在“鸡声茅店月”的小客栈过了一夜。再经大散关而至关中，苏轼在关右见有一首题壁诗：“欲挂衣冠神武门，先寻水竹渭南村。却将旧斩楼兰剑，买得黄牛教子孙。”心里生出一种无端的向往。但是人生自有使命，既然读书求仕，便须把责任尽了，才能寻求水竹村居之乐，心里不免怅然若失。

东向而至长安，行至二陵间（葬夏代帝王的南陵和葬周文王的北陵），作为乘骑的马匹，因过分疲惫，病死中途，只好骑驴而至河南洛阳以西的渑池。渑池是战国时代秦王大会诸侯，逼赵惠文王献出和氏璧的名城。三苏到此，疲乏不堪，就借了老僧奉闲的僧舍歇脚。这老和尚照顾周到，兄弟俩都在寺壁上题诗留念。

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到得京师，已经是榴花照眼的五月间了。父子三人，寄居于兴国寺浴室长老德香的院中，侍者惠汶招呼他们的起居。

这一年的四月，河北发生大水，商河泛滥成灾。五月间京师又大雨不止，京畿的蔡河夜决，河水一直冒上岸来，泛滥入城，大水涨到与安上门的门关相齐，城南全部浸在水里，公私屋宇数万栋都被大水冲坏。六月间连地基很高的社稷坛都淹了水。苏轼等来时，看见沿河两岸，密密麻麻地排列着锄头畚箕之类的工具，县衙门里日费千万，忙着征召民夫来抽水，沿途数十里，吆喝之声，不绝于耳。

七月，大雨虽止，而京城内繁华的九陌通衢，竟已完全看不到车马的影子，路上到处都是小艇，在浊水里划来划去。有天晚上，苏轼独自一人走上大内正对面的龙津桥上观看夜市，虽然仍是满街辉煌的灯火，却照耀在黑黝黝的脏水面上，像无数蠢动的金蛇，抬头上看，则星寒月皎，一片凄清，这岂是繁华的京城？宛然为江湖水乡的风貌。“独立市桥人不识，万人如海一身藏”，苏轼心里有无限的寂寞、无限的乡愁。

八月，苏氏兄弟与林希（子中）、王汾（彦祖）、顾临（子敦）、胡宗愈（完夫）等同应举人试于开封景德寺。

待到发榜，四明袁毂（公济）为榜首，苏轼初露头角，考了第二，苏辙也榜上有名，都中了举。

这个来自千里外西南偏鄙之区的乡野青年，虽然心知这紫陌红尘里，住着好多一向景仰的国之大老，少年时期读过的《庆历圣德诗》，印象都还非常深刻，但是门墙高远，无由晋接，心里不免怏怏。有一天，苏轼踯躅街头，忽然碰上了丞相富弼和枢密大臣韩琦的车驾，他只得侧身道旁，从行列中远远瞭望这两个伟人的风采，觉得他们的容貌似乎都很宽厚，但有“见恶不怒，见善不喜”的庄严气象，心想这岂不就是书上所说的大臣风度，禁不住有一种英雄崇拜的念头，在这青年热烈的心上升起。

儿子们已都突破了文官考试的第一关，已经具有应试进士的资格了，老苏心里放宽了一步。九月间，他就捡写了《洪范论》《史论》等七篇自己的著作，作《上欧阳学士书》。书中，除了盛称欧阳的道德文章外，末言“洵也不幸，堕在草野泥涂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所以要“徒手奉咫尺之书，自托于执事”。

然后，他就带了张方平和雷简夫的介绍信，往谒欧阳。欧阳读了苏洵的论文，以为博辩宏伟，即使贾谊、刘尚亦不过如此。初见面，觉得他温温然不太善于说话，但是相处时间愈久，愈觉此人可爱，和他讨论一个问题，往往愈谈愈深入，愈深入则辨理愈为明晰。欧阳修叹赏他是一个纯明笃实的君子。

欧阳修就将苏洵所作二十篇，上奏朝廷，作《荐布衣苏洵状》，略曰：

伏见眉州布衣苏洵，履行淳固，性识明达，亦尝一举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学。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论衡》《几策》二十篇，辞辩宏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为乡闾所称，而守道安贫，不营仕进，苟无荐引，则遂弃于圣时。

所以请求朝廷，将他的文章下两制看详，如有可采，乞赐甄录。

以一代文宗的欧阳修如此大力推荐，苏洵的文名遂起，朝中大老也都为之瞩目。据说，九月九日重阳节，韩琦置酒私第，邀宴二三执政，欧阳修有意提掖，约了苏洵同往，席间赋诗，洵有“佳节屡从愁里过，壮心时傍醉中来”句，虽入中年，当时的意气还是非常旺盛。 13

苏洵后来就照通例，以投贽文字的名义，上书时相富弼、文彦博，枢密韩琦、田况。其时军政废弛，士卒骄情，韩琦欲稍裁制，但恐军人悍怒生变，逡巡未发。苏洵略闻其意，所以在致韩琦的书中说：“古者非用兵决胜之为难，而养兵不用之可畏。”他认为前任枢密狄青，过分宽厚，所以搞得兵骄将惰，纪律不振，因此力劝韩琦必须一反狄青之道，严格整顿军队的风纪。他认为天子有生杀大权，所以不可多杀以贾怨，人臣奉行天子之法，虽多杀，天下亦无以归罪，此先王所以威怀天下之术，希望他要考虑长治久安之道，毋幸一时的称誉，须尽至公之心，励威武以振军风的疲堕。

韩琦看了，虽然不大愉快，但他是一个心胸开朗、以和气出名的大人物，即使谈到有人倾害他时，也辞和气平如道家常，所以虽不赞成苏洵的意见，但也不批评他。

上富弼书，苏洵则说天下人皆期望他有所作为，而一人欲擅天下之事，必须“政出他人而不惧，事不出于己而不忌”。当权的人，如前前后后有不平者在，则其身危，所以劝他要忍其小忿而容其小过，以杜绝他人起不平之心。主要的意思是劝他用人行政，必须扩大胸襟，才能做大事，成大功。富丞相看了，更不愉快。

其他诸人，对于欧阳学士竭力揄扬的人物，口虽不言，但都不甚领情。有人探问富弼对他的观感如何，富说：“此君专门教人杀戮立威，岂值得如此要官做！”语意非常刻薄。 14  不过，韩琦是与范仲淹同以文人治军，声震夷狄，人称“韩范”的军事家，而苏洵与之大谈兵事；富弼更是政坛老手，且具外交长才的政治人物，而苏洵与之论政治技术，宜其所得结果如此。

欧阳论荐，苏洵止得试衔初等官，心里大不满意，据说是由于富弼的排斥。

其时，老苏对于自己的仕进还很热心，听说张方平已以三司使召还，便立即西出百余里前往迎见，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嘉祐集·上张侍郎第二书》中，形容往迎途中的辛苦道：“雪后苦风，晨至郑州，唇黑面裂，僮仆无人色。从逆旅主人得束薪缊火，良久乃能以见。”出郑州的路上，他又碰到枢密使宋庠的车驾，更使他自伤沦落，续曰：“出郑州十里许，有导骑从东来，惊愕下马立道周，云宋端明且至，从者数百人，足声如雷，已过，乃敢上马徐去，私自伤至此。”

最后说，明公认为廉洁有文可以上比司马迁者，而困穷如此，岂不为之动心，而予以援手。嘉祐二年正月，认以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知贡举，以龙图阁直学士梅挚（公仪）、翰林学士王珪（禹玉）、集贤殿修撰范镇（景仁）、知制诰韩绛（子华）等四人同权知礼部贡举。欧阳又举辟国子监直讲梅尧臣（圣俞）等为编排详定等官，同入试院。

宋代的科举，以贡举为常科，大体沿袭唐朝的制度，设进士、明经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明经科试“帖书”“墨义”，进士试诗、赋、论各一篇，策五道，帖《论语》十帖。策论验实学，诗赋看词章，前者定去留，后者分高下。

宋重进士而轻明经，考进士登上第者，不数年就赫然显贵。所以，主司对这两科的应试举子，待遇完全不同，考明经科者一入闱场，立即撤除帐幕毡席之类，以防传递作弊，其法甚严。场中也不供给茶汤，考生有渴到饮砚中墨水，弄得满嘴乌黑出来的，传以为笑。贡院试进士之日，例于阶前设案焚香，主司与进士互相对拜，所坐设位供帐甚盛，有司具茶汤饮浆，垂帘讲解，礼意周至。欧阳修有诗云：“焚香礼进士，撤幕待诸生。”即是指此。 15

宋代开国之初，为了开创一个文治国家，世代君主，莫不好学，而执政大臣也无一不是出身科第，以学问相尚的知识分子，所以历史上，宋是一个文明精熟的文化大帝国。

然而，国兴百年，通行的文章体裁，却仍沿袭五代的弊风，为文有如七宝堆砌，但求辞藻华丽，宁愿使文字与思想脱节，陈腔满纸，空无一物。早年虽有柳开、穆修等欲矫时弊，提倡古文，而力不能逮，影响薄弱。

欧阳修读书之日，偶于废纸簏中得到一卷韩愈的遗文，取读之下，明白晓畅，觉得必须循此途径，才是文章之正道，于是竭力提倡恢复古文，期能革新文学的颓风。不料士人狃于旧习，束缚过久，一时不易变化，而又用意过当，作起文来，只求艰深和新奇，甚至不惜割裂文意，字雕句琢，弄到诡怪不通，迂僻难以句读的地步。这种病态的文字，其为空文而无实用，与骈丽之作，也是一样，所谓旧病未除，新弊更作，文风非常萎靡。

欧阳修以为读书人求出路，必须通过科举这条道路，而试官玉尺抡才，又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所以树立试场评文的新标准，是丕变文风的关键。当时风气，天下的士子莫不事先猜测下一科的主考会是谁，则谁的文章就是仿照诵习的模板，主试官的好尚与意向，往往可以领导风尚开创文运。欧阳修决心乘主持此届进士试的机会，建立标准，变革文风。入闱之初，即与同官协议，定下一个原则，凡是雕刻诡异之作，一例黜落。

他得到一份荐卷，文字艰涩破碎，猜想是有声场屋的刘几之卷，决心拿来开刀，提起朱笔就在这份卷子上画了一条极粗的红勒，予以黜落，以示惩劝。

这样做，当然会引起落第举子的抗议，但是欧阳修望重士林，毫不顾虑。两年后，刘几改名刘煇再度应试时，则所作文字已经完全变了，如出二人之手。由此可见欧阳修以考试为变革文风的手段非常成功。

苏轼学为文章，本自孟子、韩愈文入手，而对于文体演变的途径，也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如及第后上《谢欧阳内翰启》所言：

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喻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伏惟内翰执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遗文，天下之所待以觉悟学者。恭承王命，亲执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诏。……

这篇谢启里的话，岂不与欧阳修所要力矫时弊、重振文风的心意完全吻合！难怪欧阳修读此函后，兴奋得决欲放此人出一头地了。

礼部属尚书省，故其会试又称省试。所试科目是诗、赋、论各一篇和时务策五道。苏轼在场中骋其健笔，发为痛快淋漓的论议，气象峥嵘，辞辩坌发。很多人以为苏轼天才，“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看得十分轻松，其实他也一样需要苦心经营。据李廌说，王珪的儿子仲嶷告诉他，王珪当年同知这次贡举，曾将苏轼的论与策两份原稿，带回家里秘密珍藏，论文《刑赏忠厚之至论》凡三次起草，虽然只是草稿，也结写涂注几字几字，其慎如此。 16

按房分卷，梅尧臣得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立即呈荐主考。欧阳修读得既惊且喜，本想将他置于榜首，但因试官所看的是糊名弥封的卷子，疑是门客曾巩（子固）之作，为怕别人说闲话，抑置第二。

再考《春秋》对义，苏轼得第一。

这次省试，锁院五十日，闱内无事，欧阳修、韩绛、王珪、范镇及两梅（挚与尧臣）共六人相与唱和作诗。欧阳修《归田录》说：“余六人者，欢然相得，群居终日，长篇险韵，众制交作。笔吏疲于写录，僮史奔走往来，间以滑稽嘲谑，形于风刺，更相酬酢，往往哄堂绝倒，目为一时盛事。”这盛事后来遭人攻击，朝廷明令禁止，以后试官在闱内不得做诗。

礼部试合格者，列名发榜于尚书省。苏氏兄弟通过了礼部这一关，但已不免身心交疲，就住在兴国寺里等候金殿御试。

三月，礼部奏名，将省试中式的人，开列名单，奏请天子亲策于廷，故又称为廷试。这一科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八百七十七人。三月初八日，礼部引试，约集进士先拜阙下，然后引入金殿两庑的考场，两庑内临时设置几席，席上各标姓名，寻名入座。仁宗皇帝亲御崇政殿。殿试以应答天子策问为主，试题是《民监赋》《鸾刀诗》《重申巽命论》。

考毕，由内臣收卷，编排官编注字号，付封弥官校勘，用御书院印。

旧制，殿试尚有黜落，临时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但自这一年起，诏进士参加殿试者，皆不黜落。三月十四日发榜，全部登科。

宋取进士分五等，上二等曰及第，三等曰赐进士出身，四等五等曰同进士出身。建安章衡（子平）得第一，为状元；眉州苏轼得第二，为榜眼，皆进士及第。其余同榜成进士者有曾巩、苏辙、叶温叟、林旦、朱光庭、蒋之奇、邵迎、刁璹、苏舜举、张琥（后改名璪，与李定同治苏轼乌台诗狱，必欲置之死地以求富贵者，就是这个同年）、程筠、傅方元、邓文约、冯弋、家定国（眉山西社刘巨门下的同学）、吴子上、陈侗、莫君陈、蔡元道、蔡承禧、张师道、黄好古、单锡、李惇（李方叔之父）等。

洪迈《容斋随笔》说：

国朝自太平兴国以来，以科举罗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辅，吕蒙正、张齐贤皆是也。

苏轼送同榜状元《章子平（衡）叙》也说：

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数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盖为士者，知其身必达，故自爱重而不肯为非，天下公望，亦以鼎贵期之，故相与爱惜成就，以待其用。

省榜一出，落第的举子汹汹大闹，指责试官挟有私见，评文不公，且在闱内唱和作诗。欧阳修摹写考场即景，有“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句；梅尧臣有“万蚁战时春日暖，五星明处夜堂深”句。落第举子便据此汹汹抗议，攻击考官，说他们自命为五星，视我辈为蚕蚁。造为种种丑话，千百人聚于途中，包围欧阳修的马前马后，群诟众骂，甚至散布生祭欧阳的祭文，叫嚣不休。但至殿试榜出，大家就都不敢再闹了。

苏轼依例分别致书谢各试官。《谢梅龙图（挚）书》称道考试的方法说：“简且约，故天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详且难，故天下之士虚浮而矫激。诗赋将以观其志，而非以穷其所不能；策论将以观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使士大夫皆得宽然以尽其心，而无有一日之间，苍皇扰乱、偶得偶失之叹。”这个意见，就是他后来反对王安石变科举的滥觞。《谢王内翰（珪）启》有“顾惟山野之见闻，安识朝廷之忌讳”之语，竟是后来身罹诗狱的语谶。

欧阳修接到苏轼的谢启，拿给梅尧臣看，慨然道：

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

一日，与儿子欧阳奕论文，说到苏轼，欧阳修叹道：“你们记得，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 17

苏轼在《上梅直讲（尧臣）书》中，也充分表现了他对欧、梅的知遇之感，如言：

轼不自意，获在第二。既而闻之人，执事爱其文，以为有孟轲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

欧阳修提携后进，向来不遗余力，对苏轼更是用尽全力，到处揄扬。介绍他去见宰相文彦博、富弼，枢密使韩琦，大家都以国士待之，对他的印象很好。这些前辈对这位新科进士道：“唯恨你不能一识范文正公。”盖因范仲淹已于距此五年前的皇祐四年逝世。苏轼归读欧阳修所撰的《范文正公墓志》，为他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精神，磊落的行谊而深受感动，不觉落泪，叹道：“自读石介《庆历圣德诗》，中经十有五年，而不得一见其面，岂非命也！”

欧阳修不但介绍他晋见名公巨卿，并且叫他的门客晁端彦（美叔）去访苏轼，说这个人将来一定能够盛名于世，嘱与定交。

梅尧臣是老苏的老朋友，他看到轼、辙兄弟时，他们的年纪都还很小。后来作《老翁泉诗》赠苏洵，有“岁月不知老，家有雏凤凰。百鸟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去为仲尼叹，出为盛时翔”之句，对苏氏兄弟更是赞誉非常。

因是父执，苏轼尊之为梅二丈，说他长身玉立，秀眉大耳，额头泛着红光，酒量很宏，饮过百盏，他就端坐高拱不语，此时算是醉了。

榜发后，苏轼往谢这位父执，圣俞问道：

“《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有‘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两句话，典出何书？”苏轼坦然答道：“想当然耳。” 18

在这场兄弟同登进士第的喜庆中，传说苏洵禁不住有点遗憾的样子，有人问他的感想，他道：

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

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

不论此传说中的话语是真是假，想象苏洵心中，正可有此感慨。 19

轰轰烈烈的考前考后的忙乱，到了是年八月，粗告静定，但一不幸的噩耗，如晴天突生霹雳，忽自眉山传来京师。轼、辙兄弟的母亲程太夫人已于本年四月初八日卒于纱縠行的老家。

八　母丧

老苏接到程夫人的噩耗，最早已在五月底，“变出不意”，父子三人仓皇出京，奔丧返蜀。

程夫人是个非常要强的妇人，她以眉山巨室的千金，下嫁苏家，不以清寒为嫌，认为只要大家努力，未尝不能出人头地，没想到她的丈夫游荡不学，口虽不言，心里总是抑郁难解。幸得苏洵自己觉悟，下帷苦读，她便抖擞精神，将全家内外大小事务，一手包揽，不让丈夫分神。

老苏外出求仕，她更将教育儿子的责任担当起来，经常陪伴儿子，青灯共读。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面，本已很难，尤其是房份间经济环境发生高下的变化时，更不易处。程夫人是个有见解、有胆识的妇人，不甘心屈居人下，便从老家搬了出来，在纱縠行街上赁屋而居；但在宗法社会里面，这是一件不易得人谅解的行为，她也无可奈何。

老苏外出两年回来，一事无成，戚党里邻间不屑的眼色，她得忍受。唯一成长的女儿又不幸既嫁而死，导致老苏和她的母家闹得那么决绝，断绝往来的是她的骨肉血亲，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但她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逆来顺受。

丈夫带着两个儿子赴京赶考，她孤单单的一个人，带着两个年轻的媳妇看家，最多不过四十余岁，何以忽然逝世，诚然是一件意想不到的变故。

老苏个性刚强，责人甚严，对他的夫人，似乎也很冷漠，甚至和厌薄他的故乡一样，也厌薄他的夫人。程夫人只能像那个时代所有的女性，将她一片心血，寄望于两个儿子，但是等到她的两个儿子登了第，薄命的程夫人则又撒手人寰了。

三苏回到家门，只见屋庐倒坏，篱落破漏，正如一栋逃亡无人的家屋，如今新丧在堂，更增一重凄凉空洞的光景。老苏在京，甚不得意，这次又经溽暑之下的长途奔波，回来后，疾病侵寻，自己觉得不数日间就忽然变成了一个老翁，深感生命的脆弱，不免心灰意冷起来，谢绝与人过往，杜门不出。

苏洵为程夫人茔葬于武阳安镇山下。山分左右两股，中间偏右的坡地上，有一大井，蓄潴山上流下来的泉水，名曰“老翁井”，虽旱不竭。苏洵在泉上筑了一个亭子，作《祭亡妻文》，最感激她教养两个孩子的辛苦：“惟轼与辙，既冠既昏（婚）。教以学问，畏其无闻。昼夜孜孜，孰知子勤。”而现在唯一可以安慰她的，也只有“亦既荐名，试于南宫。文字炜炜，惊叹群公。二子喜跃，我知母心。非官实好，要以文称”。而生者的哀伤是“归来空堂，哭不见人”了。

于是，轼、辙在乡，依礼守制。

嘉祐三年（1058），宋朝名相王旦的儿子、龙图阁学士王素（公仪）从定州来知成都 20  ，苏轼以在籍进士的身份，就本乡民生疾苦，赋税太重的问题，上书进议有关蓄兵赋民之事。略曰：蜀人劳苦筋骨，奉事政府，但犹不免于刑罚。有田者不敢望以为饱，有财者不敢望以为富，惴惴焉恐死之无所。然而，民困已深时，是为政者最容易为老百姓做事的机会，希望他不要错过。国家向老百姓收税来养兵，两者应该兼顾，不能厚此薄彼。兵士离心，还是小乱，民怨深积，却足酿造大乱，所以希望他两存而皆济。又说，天下不可能完全没有贪暴的官吏，只要在上者能够公开接纳诉苦，老百姓就有依靠。如现在，老百姓有冤无处申，申诉了也不听，甚且指为凶民，阴中其祸。吏治到了这个地步，老百姓就无死所了。

从这信中所说的情形看，宋朝官吏对蜀人的经济压榨和剥削，经历百年，还一点也没有改善，苏轼痛心桑梓，疾奋一言。

王素非常看重这位后辈，以后叫他的儿子王巩（定国）从苏轼问学，此后，他们两人成了患难与共的知交。

苏轼的岳家在眉州首府的青神县，他就常到那里去玩。他夫人的族叔王淮奇（字庆源，又字子众），住在瑞草桥，做过多年县衙门的主簿、户掾之类的小官，待人和蔼可亲。他家自酿的酒尤其好得出奇，苏轼一到，淮奇就约了杨宗文（君素）、蔡褒（子华）诸人，携酒带菜到江岸边，坐在草地上喝酒聊天，看天上的流云，听江上的涛声。虽然他们的年龄相差那么多，但是一点隔阂也没有。日后回忆，苏轼只想早日“归休，相从田里”。只要说到这个，他的心已驰于瑞草桥之西南矣。 21

王弗夫人的族弟王箴（元直），也是他后来继妻的胞弟，当时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苏轼很喜欢他，江边饮酒回来，天也黑了，就回到何村的岳家去，与王箴对坐在庄门口，吃瓜子、炒豆，天南地北地闲话，过一个清静闲适的夜晚。 22

距青神二十五里地的石佛镇上，有个猪母泉。传说百年前，有头母猪在此化为泉水，泉中有两尾鲤鱼，常人不能见。有一次，苏轼与其妻兄王愿玩到此处，苏轼俯视水面，忽然嚷道：“我看见鲤鱼了。”王愿不信，于是两人作了一个祷告，不久鲤鱼果然浮出水面，王愿大惊再拜。 23

苏轼很喜欢喝酒，虽然并无酒量，即使看人喝酒，也一样过瘾。他的族叔慎言，是个道士，住在蟆颐山下的道观里，他常和堂兄不疑（子明）同到道观去，三人一起喝酒。子明是个海量，一口气喝个二十大杯也不醉，他们传杯递盏地喝个够，便大声歌唱。“当此时也，”苏轼说，“其豪气逸韵，岂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 24

嘉祐三年（1058）十一月，中书省札子下眉州，以两制议上欧阳修的荐状，召苏洵赴京“试策论于舍人院，仍令本州发遣”。老苏甚不满意，决定称病请辞。

十二月一日上皇帝书，称病请辞外，并条陈十事，大体上均为指陈朝廷用人行政方面的缺失及改进的建议，以自解其辞不应召之罪。

老苏是个自尊心很强的读书人，最大的不满，是朝廷要“试而后用”。《答雷简夫书》曰：“向者，《权书》《衡论》《几策》，皆仆闲居之所为，欧阳永叔以为可进而进之。苟朝廷以为其言之可信，则何所事试；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仓卒之言，又何足信耶！”《寄梅尧臣书》曰：“圣俞自思，仆岂欲试者？惟其平生不能区区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困穷。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万里以就试，不亦为士林之士所轻笑哉！”

半年后，嘉祐四年之六月，朝廷召命再下，苏洵再辞，同时上书欧阳，解释道：不敢以匹夫而要君命，亦不敢自高求名而得罪于门下。他又说：从嘉祐元年丙申之秋，公进某之文起，至三年戊戌之冬止，凡七百余日而得召命，以此推算，即使今日立刻治行，数月而至京师，待命数月，得就试于所谓舍人院者，然后考官评阅亦一二年，幸而及等而奏之，从中，下相府相与拟议，年载间才可望得一官，如此，洵已老矣，而不能为矣！老苏对于官场的泄沓，对于朝廷之以众人待之的不平，跃然纸上。

然而，二十四岁的儿子，则刚刚见识到这个世界的壮阔无边，而志气如虹，当他的朋友宋君用将赴京师，苏轼作诗赠行，认为扩大生活天地，是人生第一件大事。他打了一个譬喻，生长在山上石溪里的鲤鱼，倘然碰上赤日沸水的天气，而溪岸石密，无缝可钻时，定将窘迫得有如涸辙之鲋。所以，必须超越小溪，奋然跃往大江大海，而与浮沉浅水的群蛙道别。苏轼鼓励他道：“赖尔溪中物，虽困有远谋。不似沼沚间，四合狱万鲰。纵知有江湖，绵绵隔山丘。人生岂异此，穷达皆有由。”

中国的知识分子，望能有用于世，则与政治的关系，密切得像骨和肌肉一样，非但不能分割，甚至无可选择，只有这一条通道。所以他进一步说：“我非田农家，安能事耝耰。又非将帅种，不惯挥戈矛。平生负壮气，岂可遂尔休。”年轻的新科进士，对政治抱着无比的热忱与信心，认为现实政治的权力，具有广泛的改变一切的力量，他鼓励朋友亦所以明示自己，读书为求世用，就不能不奋然跃入政治这个大海里去，发挥生命里的光和热，进入权力世界里去，才能为生民的福祉做一番事业。

九　南行

嘉祐四年（1059）九月，妻丧终制，老苏决定全家离蜀。

轼、辙兄弟这两位新科进士，当然要回京去，办理注官手续，两位年轻的媳妇，留在家乡没人照顾，何况长媳还怀着孕，都必须跟随丈夫同行。

老苏自己并非不知故乡眉山风土可爱，只因受够了人情势利的伤害，再也不愿住在眉山看小人得意的嘴脸。他从前有意于“嵩山之下，洛水之上，买地筑室，以为休息之馆”，诗曰：“岷山之阳土如腴，江水清滑多鲤鱼。古人居之富者众，我独厌倦思移居。经行天下爱嵩岳，遂欲买地居妻孥。晴原漫漫望不尽，山色照野光如濡。……”

然而，他没有这个能力，在那时候，不过是一个秘密的心愿而已。而今夫人死了，儿媳都将离去，一个孤单的老人，没有穷独故里的必要，所以他也决定同走。

为了超度死去的夫人，他造了观音、大势至、天藏、地藏、解冤结和引路王者等六尊菩萨像，连同两副龛座，舍与极乐院，在如来堂里供养，作《极乐院造六菩萨记》，说苏家最近三十年间，骨肉零落，悲忧惨怆之气，郁积未散，所以他决计要“南去，由荆楚走大梁，然后访吴越，适燕赵，徜徉于四方以忘其老”，也希望菩萨保佑程夫人的魂魄，能够超脱幽阴，遨游于上下四方，如他“游于四方而无系”一样的快乐逍遥。

嘉祐四年十月，他们一家人自眉州入嘉陵江，经戎、泸、渝、涪、忠、夔诸州，下三峡而抵荆州度岁。

初自眉州入江，苏轼豪气凌云地说：“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岷江之滨，有凌云寺凿山为大弥勒佛像，高三百六十尺，依山建九层楼阁为庇覆，极是壮观。他们的船，随着奔腾的江流，行过大佛脚下，这一路水平山远，胸襟异常旷荡。舟过宜宾，行近戎、涪一路，地与多山的贵州接境，沿江遂见不知名的山峦无数，一重一重的夹岸峭壁，高耸天际。夜泊牛口渚，才见岸边有三四户人家，疏树寒灯，非常寥落。船上要补充食物，但这穷荒地方，是无酒亦无肉的，只好向他们买点蔬菜回来，看他们住在“朔风吹茅屋，破壁见星斗”的家屋里，身上穿的破裤，遮蔽不了双股，饭不满盂，被盖都不齐全，天生的性情，使苏轼忘怀山川，只注意眼前小民的寒苦，以为他们连这个样子的生活也在过，而且过得毫无怨言，自忖道：“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

过泸州安乐山，听说天师张道陵曾经在此小寓，所以山上的树叶都有纹如道士所篆的符。苏轼不信这些神话，他说天师早已死了，他的子孙也一样要死，岂能有神力于满山的秋叶。

江流两岸，群山壁立，这青年人站立船头眺望，风平浪静，不觉舟行，但见群山去如走马，他举起手来，想与山上的行人打个招呼都来不及，觉得新奇有趣，作《江上看山》诗：

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

前山槎牙忽变态，后岭杂沓如惊奔。

仰看微径斜缭绕，上有行人高缥缈。

舟中举手欲与言，孤帆南去如飞鸟。

此诗虽是少作，但已充分显露苏轼作诗已能自由表现他敏锐的观察与丰富的想象能力。在船上看到山上行人的影子，也想举手和他说说话，他开朗与和善的性格，也完全流露于此。

十月小寒，江上下起大雪来了，舟中无事，兄弟学欧阳体作《江上值雪》诗，照欧阳修的限制，作雪诗不得用盐、玉、鹤、鹭、絮、蝶飞舞之类的比喻字眼，他们更加设限，不得用皓白洁素等形容词。这是一种游戏，但也是一种运用文字的训练。过忠州后，沿途独多三国时代的名迹，如至鱼腹，游永安宫，登山望诸葛亮的八阵图，看诸葛盐井，访屈原庙，作赋。抵夔州，吊刘备托孤的白帝城，都是宇宙山川与历史人物的交织，怀古吟诗的好题目。

至夔府而后入峡，首过瞿塘，两岸峭壁对耸，上入霄汉，仰视天如匹练，中贯一江，是乃三峡的大门。苏轼形容峡门的形势：“入峡初无路，连山忽似龛。萦纡收浩渺，蹙缩作渊潭。风过如呼吸，云生似吐含。”群山逼阻水势，水又反激起来，狂噬山脚，水石相激，造成危险的涡流，势欲吞舟，而一舟微茫，前途难测。

过了瞿塘，经滟滪堆，全系崩山碎石积成，出水数十丈，夏秋涨水时，水又高出堆上数十丈，苏轼有赋。以后便是巫山，巫山是峡中一大县，但山隘诡怪，如石门关，仅通一人行，为天下之至险。过了巫峡，便是归州新滩，此处因山崩石裂而成，所以又称新崩滩。不但水流湍急，白浪汹涌，而且水中暗伏锐石，船触上石礁，立即沉没，每年舟毁人亡于此者不可胜计，为峡中最险之处。苏轼诗：“扁舟转山曲，未至已先惊。白浪横江起，槎牙似雪城。番番从高来，一一投涧坑。”大鱼都被浪冲到滩上，暴鳃而死。他们在新滩遭遇了大风雪，被迫停航三日，船上什么事也没有，只能到附近村落去走走，走到一个叫龙马溪的地方，买到了酒，父子三人就蹲在船舱里喝闷酒。

经黄牛峡、扇子峡，登虾蟆碚，而至下牢关，夹江千峰万嶂，奇形怪状，不一而足，欧阳修《下牢津诗》所谓“入峡山渐曲，转滩山更多”者是也。再过三十里，则已见江南的一片平原，舟甫出峡，人人额手相庆，如得更生。

至夷陵，这是欧阳修曾被谪居的小邑。他们专诚往访了欧阳修所筑的至喜堂。过荆门十二碚，皆高崖绝壁，巉岩突兀，以险固得名。十二月八日才到江陵驿。

三苏父子自眉州舟行，至荆州出陆，水路一千六百八十余里，舟行六十日，过郡十一，县三十有六。

这六十日中，舟中无事，父子三人共做了一百篇诗赋，合为《南行（前）集》，苏轼作集叙（因避父祖名讳，所以他们父子写序，都作叙或引），首述作文的态度曰：“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这是苏轼文论中一个非常基本的观念。

《南行集》没有传本，今从三苏集中寻绎出来，得苏轼之作四十二篇，苏辙二十三篇，附老苏所作及各赋共七十二篇，散佚者已逾三分之一。

苏氏一家在船舱里闷了两个月，亲历三峡之险，实已精疲力尽。到得荆州，已是十二月中旬，腊鼓频催，凋年急景，行路也不方便，所以就在荆州住下来，过了年再走。

苏轼因当地的风土见闻，作《荆州十首》，其第一首曰：

游人出三峡，楚地尽平川。

北客随南贾，吴樯间蜀船。

江侵平野断，风卷白沙旋。

欲问兴亡意，重城自古坚。

这是苏轼的少作，饶有杜甫《秦州杂诗》的风貌。

嘉祐五年（1060）正月初五，他们从荆州启程，陆行赴京。经浰阳，渡汉水而至襄阳，苏轼作古乐府《野鹰来》《上堵吟》《襄阳乐》三首，又去南阳城南二十里登访了诸葛亮的隆中草庐，拜观了武侯的遗像。

过唐州（今河南唐河县，宋属京西南路），太守赵尚宽正在发动戍卒、招揽流民，共同从事修复三陂、疏浚召渠的水利工程。这项工程做好了，足以灌溉民田数万亩，而且使濒临饥饿边缘的流民和淮湖一带失业的老百姓来做工，可以用自己的血汗和力气，分到陂渠附近的荒地，耕种落籍。

在那个“民以食为天”的社会里，农田水利工程的重要，固不必说，而化荒地为良田，收游民为自耕农，此于安定社会方面的贡献，又岂仅增产而已。苏轼对赵太守这项工作，敬佩万分，他虽是一个过路的旅客，不能亲执壶浆箪食，帮助赵太守迎劝四方的来者，独为《新渠诗》五章，代赵太守告于道路，即如现在布告。其中一章说：

侯谓新民，尔既来止。

其归尔邑，告尔邻里。

良田千万，尔择尔取。

尔耕尔食，遂为尔有。

继续行程，二月至许州，始识范文正公（仲淹）次子纯仁，时任许州签判，范苏订交自此。时正春光明媚，苏轼往游许州西湖，但见游人如鲫，提壶携酒，非常热闹，而苏轼却想着欢游背后有人寒饿，诗言：“……池台信宏丽，贵与民同赏。但恐城市欢，不知田野怆。颍川七不登（七年年成不好），野气长苍莽。谁知万里客，湖上独长想。”

过汝州，游颍考叔庙。至尉氏，大雪纷飞，酷寒入骨，苏轼独留驿所，取酒解寒。忽然，有一来自北方的旅人狼狈进来，头戴的竹笠上已经积雪盈寸，下马登堂，面色苍黑，冻得全身僵硬。苏轼现成有酒，就邀他过来同饮。主人持杯未举，那来客却已顾不得客气，斟满大杯，一倾而尽。其时，外面风狂雪暴，“千门昼闭行路绝”，如临世界末日，而驿所里这两个同是风雪中的旅人，则酒暖颜酡，相与笑语不绝，一直喝到天黑。次日天明客去，苏轼还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但见他横策上马而已。

大苏自荆州陆行京师，途中作诗三十八首，小苏《栾城集》中仅存七篇，两人共四十五首，后人编为《南行后集》。

十　老苏的一官难求

嘉祐五年（1060）二月十五日，苏氏一行到达汴京，于西冈租了一栋宅子居住。宋代入仕的途径很多，单是从贡举出来的选人已经不少，官员缺额有限，皇祐年间，就已三人而待一缺，因此，殿试中式的进士，只是得到任官的资格，要做官，尚须通过吏部的典选和注拟。

轼、辙赶往京都，就是为去参加吏部的“流内铨” 25  。吏部择人之法，举办身、言、书、判四项考试：

身，以体貌丰伟为合格；

言，以言辞辨正为合格；

书，须楷法遒美为合格；

判，须文理优长为合格。

这四项以书、判为重。身、言两项，类似现在的面试；后面书、判两项，则是应用书牍的测验，这是做官的人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经过“流内铨”的考试合格，吏部铨派：苏轼授河南福昌县主簿；苏辙授河南渑池县主簿。

吏部铨叙，只能注拟州县官幕职，进士及第者，例授九品，县主簿都是从九品的职官。

这种但凭年资的任用办法，实与北魏崔亮的“停年格”、唐代裴光庭的“循资格”相同，只能培养官僚，不足以拔擢青年才俊，如有奇才异能之士，徒使沦为州县小吏，以后很难出头，实是国家严重的损失。

苏氏兄弟，皆辞不赴。

八月，苏洵被任命为试校书郎。秘书省校书郎，官虽止于从八品，但为士大夫间所最看重的清职，由此可登馆阁，践言路，假如运气好，更迁起居院，就可入侍讲筵也说不定。宋代的清职，几乎无有不试而任的，这次苏洵以布衣召用，不试而任，可以说是非常的恩遇，此盖欧阳修大力斡旋的结果，但是老苏还是不就，他的理由一是待遇太薄，“实以家贫无赀，得六七千钱，诚不足以赡养”；二则此仅“试衔”，忍穷耐老，望而未可必得。

他说：“凡人为官，稍可以纾意快志者，至京朝官始有其仿佛。自此以下，皆劳筋苦骨，摧折精神，为人所役使，去仆隶无几也。”这几句话，虽然道尽了千古小公务员的伤心之处，但其真实的原因还是在于年已老大，不堪磨炼。他说：若为少年，今且守选数年，然后得窥尚书省门，又待阙岁余而到任，幸无差错，又守选，又待阙，如此熬过十四五年，满七八考，又幸有举主五六人，然后才敢希望改官，“至此时也，洵年七十矣。譬如豫章橘柚，非老人所种”，因为等不到它成长结实也。（《上韩丞相书》）

是年，王安石以提点江东刑狱召入为三司度支判官。

安石，字介甫，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真宗天禧五年（1021）生，仁宗庆历二年（1042）成进士。知鄞县四年，通判舒州，中书札召试馆职，以家贫母老而不赴。陈襄首为上荐，将他与一代大儒胡瑷并举，称其笃于古学，而文辞政事，亦都有闻于世。仁宗至和元年，欧阳修荐为谏官，称其“德行文学，为众所推，守道安贫，刚而不屈”。皇祐三年（1051）文彦博、韩维同荐，朝廷任命为集贤校理，但他都借口家累，辞不应命。嘉祐元年王安石为群牧判官，欧阳修第二次于再论水灾状中，以王安石与包拯、张环、吕公著四人共荐，赠诗则曰：“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拂旧弦。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尊酒盍留连。”比之为李白、韩愈，推许可谓极至。但是安石报诗，却说：“他日傥能窥孟子，此身安得望韩公。”处欧阳为韩愈，而自期为孟子，这样妄自尊大的口气，欧阳修大度宽宏，并不为嫌。 26

其时，司马光与王安石同为群牧司判官，包拯是他们的顶头上司。院中牡丹盛开，包公邀同赏花，时酒相劝。司马光素来不喜欢喝酒，碍于主人的情面，只好勉强干杯，而安石终席滴酒不沾，包公不能强。司马光说：“光以是知其不屈。” 27

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知常州，再移提点江东刑狱，上仁宗皇帝万言书，建言国是。安石虽然不在京师，而朝廷的达官贵人，都已熟闻其名，尤其世方争权夺利之不暇而安石则屡诏不起，自甘于地方小官，远离名利之场，大众都刮目相看，交相延誉。

王安石抵京后，欧阳修劝苏洵往交这位杰出的名士，但苏洵说：“我知道这个人，凡是不近人情者，很少有不为天下之患的。”老苏不愿意有这样一个朋友。

世传苏洵有《辨奸论》一文之作，痛骂王安石“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又说：“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等等，极口丑诋。

此文《嘉祐集》不载，是真是伪，聚讼莫决，若是后人伪作，则张方平所撰墓表及苏轼本集所见《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也都是一连串相关的伪物了。不过，两宋文人，对于王安石抱有甚深的成见，不但普遍排斥，甚且造作许多诡异的故事来中伤他，《宋史》又糊里糊涂地采入引用，此文始见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中，邵氏正是一个颇具偏见的作者，梁启超撰《王荆公传》引李绂（穆堂）之《书〈辨奸论〉后》，断为伪作，非为无见。

老苏求官，千回百转，始终没能得到一个合意的职位。至嘉祐六年，儿子们忙着准备制科试，老苏百无聊赖，他又再函韩（琦）丞相，一则声明上年朝廷除试校书郎，辞不愿赴的原因，继言：“相公若别除一官而幸与之，愿得尽力，就使无补，亦必不至于恣睢漫漶以伤害王民也。……今洵幸为诸公所知，似不甚浅，而相公尤为有意。至于一官，则反复迟疑不决者累岁。嗟夫，岂天下之官，以洵故冗耶！”语意颇有不平。韩琦先曾对老苏说过，“关于你的出处问题，几次想与欧阳修商量。但是见了面，总是忘记，实在很是奇怪”。老苏就抓住这一点，作此函的结尾说：“洵诚惧其或有意欲收之而复忘之，故忍耻而一言。”则仍不免有腼貌求人的畏葸。

嘉祐六年（1061）八月，苏洵得除霸州文安县主簿，命同编纂礼书。这很可能是韩琦与欧阳修商量后协力的结果。

一个月后，欧阳修出任参知政事（副相），兼任提举太常修礼的工作。宋之典礼，初时沿用唐之开元礼，宋太祖开宝年间，曾补遗逸，通以今事，成《开宝通礼》二百卷。现在，欧阳以为太常修订新书，遗略甚多，目前所存简牍，日久残脱，将不能应用，奏请续编建隆以来的遗礼。诏许，即以苏洵与项城令姚辟两人，专领其事。

苏洵的政治理想，见于其所撰《六经论》者，以为人类有惜生、好逸、安常、知耻等各种性情，以儒学之礼、乐、诗、易为用，因其性情而为社会行为之控制，求其演化而进步。

生民之初，自然纵逸，无所谓贵贱尊卑、长幼老少，人民好逸恶劳，如水趋下，久之，不免自相残杀。圣人乃利用惜生之情，设礼制以矫制自然之纵逸，利用人类安常知耻的天性，用礼来服人心。而统治者亦必须立德以取信，使礼成为控制人类行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工具；利用易的宗教性质，倡导尊君崇圣,以巩固政治力量；用乐的正声，化育人民，使有奉事君父之心；用诗来畅发人之天赋情欲；以诗的教化来阻遏人欲横流。所以，治礼书这个工作，适合苏洵政治理想之一部分，他就欣然接受了。

苏洵认为编修礼书，是属于史家的工作，礼书乃史录，所以他主张：“遇事而记之，不择善恶，详其曲折，而使后世得知，善恶自著。”（《嘉祐集·议修礼书状》）

但有一部分朝士，不以为然，他们说：“祖宗所行，不能无过。若不经之事，欲尽芟去，无使存录。”目的是在掩恶讳过，以全臣子之义。苏洵不从，径行其是。

其时，洵年已五十三岁，阅五年而谢世，官止于是。

十一　制策之试

宋沿隋唐的贡举制度，设进士科以得常才，又设制科以待非常的人杰。士人出身进士，固已受人敬重，而制科得隽者，则更被人矜贵，莫不以国之大器待之。

制科又名制举，唯待天子特诏才举行的特试，须由大臣奏荐，受天子亲自策问与拔擢，其隆重可见。仁宗一朝，有贤良方正极言尽谏科、博通坟典明于教化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详明吏理可使从政科、识洞韬略运筹帏幄科、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科等，习称“六科取士”。

制科之试，始于汉文帝之诏举贤良。宋因前代成规，而制度更加严密，每届对策者最多不过五人，取精用宏，目的即在拔擢非常的人才，而出身制科者，自有上承天子特达之知的荣宠，比常科进士更加一等。

嘉祐五年（1060）八月，仁宗皇帝诏求直言，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苏轼于朝，天章阁待制、知谏院杨畋（乐道）对苏辙说：“闻子求举直言，若必无人，畋愿备数。”荐举了苏辙。

苏轼说制科特考之难，有曰：“特于万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又有不可测知之论，以观其默识之能，无所不问之策，以效其博通之实。……犹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谏官得以考其素，盖其取人也如此之密。”为应付这项漫无范围、无所不问的考试，他们必须有个清静的地方读书准备，因此于翌年（六年）正月，便从西冈移往京师丽景门外，汴河南岸之怀远驿居住。

应考制科，须历三个规定的程序：一是缴进辞业，二是秘阁六论，三是殿试策问。

应试人于大臣论荐奏可后，先自选录所写的策论五十首，分为十卷，检同荐状诣阁门或附递投进，送两省侍从“看详”。经评定等次，选取文理优长者，择日参加阁试。苏轼因此有上两制（中书舍人与翰林学士）丞相富弼、曾公亮书。

《上两制书》说，轼本是草茅下士，现在列名为州县小吏，而诸公则是可与人主揖让周旋的人，贵贱的分际非常辽远。然而轼所学者圣贤之道，所习者圣贤之言，所守者圣贤之分，故敢踽踽而来，仰不知明公之尊，俯不知其身之贱，不由绍介，不待辞让，而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曲者，以为贵贱之分，非所以施于此也。

他检送富弼的是策论五十篇中的二十五篇，“贫不能尽写而致其半，请观其大略”。上曾公亮者，献其文凡十篇，“惟所裁择”。苏轼志气如虹，昂首于权势之外的风度，在这些地方，非常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兄弟俩当时的生活，实在非常清苦。若干年后，苏轼和他的朋友刘攽（贡父）谈起读书怀远驿时，每日三餐，饭桌上只有白饭、白萝卜和盐三样食物，戏称之为“三白饭”。刘攽是个惯开玩笑的人，过了一段日子后，他忽折柬邀苏，去他家吃“皛饭”。苏轼已经忘记前事，认为贡父读书多，所谓皛饭定然别有典故，到时兴冲冲赶去赴约，待见到他家餐桌上只有白饭、白萝卜和一碟子食盐时，才悟到已为贡父所戏，但仍欣然就食，吃得津津有味。 28

时光过得很快，在怀远驿倏忽已逾半年，七八月间的天气，白昼还是秋暑难挡，兄弟俩挥汗如雨，但是有个晚上，忽然刮起西风来，风声非常凄厉，一阵阵落叶，穿窗入室，寒气袭人，间又下起潇潇冷雨，更是一番凛然秋意。

苏辙年轻时，有肺病，身体很单薄，起来要去找件夹衣穿，苏轼正在读韦苏州（应物）集，刚读到《与元常全真二生》诗，“那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两句，不禁触景生情，意识到兄弟俩现在拼命准备考试，一旦做了官，各自宦游四方，从此就要分离。眉山老家中，两人无忧无虑，闲居读书的那份悠然生活，就再也不容易有了。

兄弟俩就此讨论起前途来。清贫人家的读书子弟，怎么推得开求仕谋生这条唯一的出路，只能希望及早从仕路上退出来，同回故乡，才能对床而卧，共度风雨之夜，寻回他们的旧梦。

兄弟俩就在怀远驿做了“风雨对床”的约定，此后四十年间，两人都念念不忘这个旧约，然而由于可悲的人生羁绊，终身不能实现。

嘉祐六年（1061）七月，诏以起居舍人知谏院司马光、同知谏院杨畋、知制诰沈遘（文通）为秘阁考官。

凡举制策者，于前纳文卷经两制看详，列等次优以上，才得参加秘阁考试六篇论文。这次的考题是：一、王者不治夷狄论；二、刘恺、丁鸿孰贤论；三、礼义信足以成德论；四、形势不如德论；五、礼以养人为本论；六、既醉备五福论。

秘阁试六论规制非常严格，甚难通过，当时的士人目为“过阁”，意指难如过关。六论每篇不得少于五百字，须一天一夜内写成。风檐寸晷，时间紧迫，一般考生但求充分发挥意见，无法考究文辞工拙，所以向来皆不起草，文章都不能工。苏轼为文，意思充沛，下笔如流泉汩汩涌出，不能自已，因此，他独可从容起稿，及时完篇，而文义粲然。当时的人，都认为这是很难得见的天才。

秘阁六论及格后的八月二十五日，仁宗皇帝御崇政殿，亲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问。策题长达五百余字，规定对策字数应在三千字以上，当日内完成。苏轼举条而对，文长五千五百余字，本于深厚学养，济之以一腔忠诚，痛快淋漓地极论国是，写得甚是得意。所以登科后，他慷慨自言道：“敢以微躯，自今为许国之始。”

这次制科，四人中录取三人：著作佐郎王介、福昌县主簿苏轼、渑池县主簿苏辙。

制策取士，特别郑重，考官定等之后，言官（包括御史和谏官）例得复核。

评核的结果，苏轼得第三等，王介得第四等。科制分五等，宋朝自有制策之试以后，第一第二两等，皆是虚设，从来无人得过，普通都以第四等中选。苏轼以前，只有吴正肃公（育）一人，曾入三等，苏轼是自有制科以来获此最高评等的第二人。

苏辙对策，极言尽谏，语甚切直，司马光非常推许，定为三等，但却发生了争议。覆考官胡宿以为此卷出言不逊，坚持不可。司马光与范镇商量，范镇主张降等录取，另一覆考官蔡襄说：“吾三司使也，司会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只是推卸，而胡宿力主黜落。事情不得解决，闹到皇帝那里，帝诏：“差官复位。”复位的结果，也主张黜落苏辙。是科，弥封卷号，苏轼为“臣”字，苏辙为“𣭆”字。司马光奏曰：

……臣窃以国家置此六科，本欲取材识高远之士，固不以文辞华靡、记诵杂博为贤。所试文辞，臣不敢言，但见其指陈朝廷得失，无所顾虑，于四人之中，最为切直。今若以此不蒙甄收，则臣恐天下之人皆以为朝廷虚设直言极谏之科。而𣭆以直言被黜，从此四方以言为讳，其于圣主宽明之德，亏损不细。臣区区所忧，正在于此，非为臣已考为高等，苟欲遂非取胜而已也。

伏望陛下察臣愚心，特收𣭆入等，使天下之人皆曰：“𣭆所对事目，虽有漏落，陛下特以其切直收之。”岂不美哉！

奏上，执政将“𣭆”号对策卷进呈御览，仁宗看了之后，谕曰：“此卷，其言切直，不可弃也。”乃降一等收录。所以，苏辙终于收入第四等。荐官杨畋见皇上时面奏：“苏辙，臣所荐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盛德事也。乞宣付史馆。”仁宗欣然从之。

光献曹后后来说，那一天仁宗策试贤良后，归宫，面有喜色，对曹后说：“吾今日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意指轼、辙。 29

制科入等后调官，苏轼除大理评事，苏辙为试秘书省校书郎。

自此风声所布，一旦之间，三苏父子文名，震动京师，流传四方，苏氏文章，遂为天下第一。士人竞以苏文为师法，很多人来访求传抄新作，也有很多人来要求从老苏问学，孙鼛（叔静）兄弟就于此时拜在老苏门下。

据说，老苏发愤苦读之初，偶得《战国策》一书，读之大喜，视为枕中鸿宝，秘不示人，甚至不让儿子们看见。一天被苏轼偷来看了，哪知他也很喜欢书中那种纵横雄辩的文字，所以后自为文，就带有非常浓重的纵横家风格。

王安石为翰林院知制诰，他是个笃实的经学家，很不喜欢苏轼文章中的策士气息，曾对吕公著、韩维说：“如果我是考官，就不取他。” 30

王、苏二人性格的不合，始见于此时。

苏轼在京师宜秋门旁买了一栋住宅，号曰“南园”，奉老苏及全家徙寓于此。与蜀中杨济甫书，说及此宅：

都下春色已盛，所居厅前，有小花圃，课童种菜，亦稍有佳趣。傍宜秋门，高槐古柳，一似山居，颇便野性也。

诗又云：“荒园无数亩，草木动成林。”则此住宅，屋宇虽不甚大，而花木繁茂，宅基又在宜秋门旁的高槐古柳之中，九陌红尘里，不失为一所幽雅的诗人之居。苏辙曾将园中草木，一一题咏，则可见到堂前有芦，砌下有竹，堂后有石榴树，隙地有井，可以汲水浇花，另外还有双柏及一座葡萄架，深处更有幽室，室前杂植萱花、葵花、牵牛花之类的草花。

老苏又在庭前开凿一口方池，引水从假山岩鼻中流注池内，另以一盘上盛木三山，这一木根雕刻，还是老苏从蜀中携带出来的爱物，《嘉祐集》有记。

不久，朝廷告下，任苏轼为将仕郎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

苏辙本以试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军事推官，王安石当制，认为苏辙在对策中说古时的宰相，专攻人主，比之为谷永，缴进词头，不肯撰告。

宰相韩琦笑道：“此人策语谓宰相不足用，欲得娄师德、郝处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

知制诰沈遘不以为然，所以后来当制作词说：“……而辙也指明其微，甚直不阿，虽文采未极，条贯靡究，亦可谓知爱君矣。”

苏轼将赴凤翔任所，其时苏辙的科考能否入等，尚在朝中纷纷议论之中，出处未定，而父亲孤身在京，无人陪侍，所以他只好留京侍父。此后三年，苏家仍然居于南园。老苏除与姚辟同修《太常因革礼》外，公余之暇，续写他的《易传》，苏辙亦于此时，从父学易。所以苏轼自凤翔寄诗，有这样的句子：

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忧家有师。

1  一说唐剑南道仅分东西二川，至宋则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谓之川峡四路，后遂以此名为四川。——编者注

2  本书引文多有省略之处，且与通行版本未必尽合。但因作者已逝，不知所据版本，为尊重本书原貌，故于省略、不同之处不予增补，谨修订实质性错误。——编者注

3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二，“宋制禄之厚”。

4  〔宋〕李廌：《师友谈记》。

5  本集：《记先夫人不发宿藏》。

6  本集：《题李伯祥诗》。

7  〔宋〕赵令畤：《侯鲭录》。

8  〔宋〕苏轼：《东坡志林》。

9  大全集载东坡少时语。

10  本集：《富郑公神道碑》。又马永卿《元城语录》。

11  佚名撰，钱熙祚辑：《爱日斋丛钞》。

12  本集：《记里舍联句》。

13  〔宋〕叶梦得：《石林诗话》。

14  佚名：《道山清话》。

15  〔宋〕欧阳修：《归田录》。又彭乘《墨客挥犀》。

16  〔宋〕李廌：《师友谈记》。

17  〔宋〕朱弁：《曲洧旧闻》。

18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

19  佚名：史阙。

20  据孔凡礼《苏轼年谱》，王素知成都在嘉祐四年（1059），可备一说。——编者注

21  本集·书简。

22  同上。

23  本集：《记猪母佛》。

24  本集：《题子明诗后》。

25  流内铨：掌文官自初仕至幕职州县官之铨选，官自一品至九品称流内。九品以外，称流外。

26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27  〔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

28  〔宋〕朱弁：《曲洧旧闻》。

29  〔宋〕俞文豹：《吹剑录》。又陈鹄《耆旧续闻》。

30  〔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

第二章　变法与党争

一　初仕凤翔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十一月十九日的黎明，朔风凛冽，地冻天寒的晓色朦胧中，郑州城里出来一簇旅人，约有六七匹乘骑，跟着一辆大车，来到西门外。

这一行中，三匹马并辔联行在前面，中间那匹马上，坐着一个高颧大耳、浓眉插鬓、双目炯炯有神的青年，即是要赴凤翔府出任签书判官的苏轼；紧靠在他身旁骑着一匹瘦马的那个瘦长个子是他的弟弟苏辙；稍微落后一步的马上，则是年岁相若，但留着一把大胡子的他的朋友马梦得；后面那辆车上，是从行的内眷——王弗夫人、不满三岁的儿子迈和两三个婢仆。

苏氏两兄弟，二十余年的生命中，从来形影不离，未曾分开过一日，如今行至郑州的西门郊外，蓦然惊觉，必须于此告别，就情不自禁地惶恐起来。

苏轼骤然勒住马头，看了那清瘦的弟弟一眼，脸色突然变得非常苍白，嘴角抽动了一下，差点流下泪来。

一路来，无论是在屋子里的，或是走在路上的行人，个个都很安详快乐，随行的僮仆们非常诧异，何以这位去上任做官的主人，却要这么悲伤。

兄弟俩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苏轼的头脑里，忽然变得茫茫的一片空白，骑在马上，心神恍惚，摇摇欲坠。今儿早上明明没有喝过酒，何以虚飘飘地直有晕眩的感觉？仿佛看见弟弟挥挥手，急急忙忙回去了，他还策马高冈上，一直眺望那个骑在瘦马上的颀长的身影。

忽然间，连这个熟悉的背影，也被无情的坡垄隔断了，只看到他头上那顶乌帽，一耸一耸地，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又隐没到山坡后面不见了。

苏轼定定神，转上荒茫的驿路，然后，他就在马上构想一篇诗作，要寄给苏辙：

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

归人犹自念庭闱，今我何以慰寂寞。

登高回首坡垄隔，但见乌帽出复没。

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

路人行歌居人乐，童仆怪我苦凄恻。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

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这次，苏轼把朋友马梦得带到凤翔去，原因起于喜欢涂墙抹壁，写“题壁诗”。

杞人马梦得，字正卿，原在京师里做“太学正”的学官，生活清苦，性情耿介，所以“学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有一天，苏轼去访他未晤，随手抓起笔来在他书斋壁上，题了杜甫《秋雨叹》的三首之一。苏轼自己说是“初无意也”，但那首诗却是以资质明丽的决明草，将在风雨中随百草一同烂死，用来比喻书生的命运，感慨最深的一章。 1  原诗是：

雨中百草秋烂死，阶下决明颜色鲜。

著叶满枝翠羽盖，开花无数黄金钱。

凉风萧萧吹汝急，恐汝后时难独立。

堂上书生空白头，临风三嗅馨香泣。

写者无意，读者有心，马梦得看了，决心不做这终身坐冷板凳的学官，宁愿跟从苏轼到凤翔府去做幕僚。

从汴京陆行到凤翔，重过五年前旧游的渑池，再访奉闲的精舍。不料从前接待过他们的那位老和尚已经死了，变成庙后一座新造的墓塔；兄弟俩曾经题诗在上面的寺中墙壁，也已颓坏，更无字迹可循。苏轼觉得人生变幻无常，不过如天上飞翔的鸿鸟，偶然在雪地上留下一二爪痕，一忽儿便又各自西东飞散，了无踪影。作诗告诉苏辙：“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这满怀孤独的旅人，心里只是一片苍茫。

来自京华的苏轼，行程所经的关中地区，尽是地方残破、村落萧条的景象，这还是仁宗康定、庆历年间，西夏兵连年入寇陕甘，所造成的破坏和灾害，到现在仍未恢复元气。

宋代两大外患，契丹之外，就是西夏。

契丹本来亦是游牧民族，其富以马，其强以兵。但自五代时，辽太祖阿保机立国后，竭力倡导耕织，已渐次进为农业社会。宋辽关系亦自改观，澶渊和谈后，辽每岁坐得大宗银绢，建设内部，似已无意南侵，所以北宋当前之患，实为西夏。

西夏的祖先，原是唐末庆州党项族的酋长李思恭，当时做夏州（今陕西靖边）节度使。至宋，他的儿子虽曾一度叛离中朝，但至李德明继位后，一方面受宋朝西平王的封号，一方面又受契丹大夏国王的册封，身事两朝，相安无事。

然而，李德明的儿子李元昊，野心勃勃，不以他父亲的保守态度为然，屡屡劝他不必臣事宋朝。德明说：“吾族三十年衣锦绮，都是宋朝的恩赐，不可负！”元昊却说：“穿皮毛，事畜牧，这是我们番人的本等。天生英雄，应当自为帝王，何必要穿别人赏赐的锦绮。”他也确有能力，率兵西破吐蕃、回鹘（纥），夺甘州，尽取河西的土地，因此被立为太子。仁宗明道元年，德明病死，元昊继立，他便整军经武，建立政治体制，大力发挥他的抱负，国势日强。不久，就据有了现在的宁夏、陕西、甘肃的大部分和内蒙古西南部分的领土，分立一十八州，奠都兴庆（今宁夏银川），实现了自当皇帝的野心。立国后，遣使奉表宋朝，说他已自建国，国号“大夏”，建元“天授”，要宋朝“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仁宗不能忍受元昊的公开叛逆，便下诏削夺他的官爵，断绝双方的互市，并且揭榜边城，重赏缉购元昊的头颅，于是西夏兵便连年入寇陕甘了。

康定元年，元昊引兵攻保安军，破金明寨（今陕西安塞），直薄延州城下，宋兵大败。朝命韩琦安抚陕西，韩又举荐范仲淹知永兴军，同负经略招讨之责。不料韩主集中兵力，先发制贼；而范则稳重，主张屯兵营田，备边观衅。主帅的意见不同，政策遂不一致。至庆历元年二月，西夏倾全国之力，入寇渭州（今甘肃陇西县西南），好水川一役，宋军又是大败，于是朝廷将陕西分为四路，以韩琦、王㳂、范仲淹、庞籍各领重兵，都二十万人环边守御，以抑西夏凶焰。但是庆历二年之秋，西夏兵又再度入寇渭州，幅员六七百里之间，焚荡抢掠，几成赤地，自泾邠以东，各地都只闭垒自守，莫能救御。

西夏军虽然年年入寇，屡屡得胜，但其人马的伤亡也很严重，财用亦复不继。而宋朝既于西边布下重兵，韩范两人虽然战守意见不同，但其治军严明，风纪大振，则是一样。更重要的是他们两人倾全力收拾边疆的人心，诸羌畏威怀恩，不敢轻犯。所以西夏兵于大肆焚杀掳掠之后，无力长期占领，就撤兵自去。

基于此一情势，宋与西夏终于庆历四年，达成和议，由宋朝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岁赐币帛，西边自此才得安静。事距苏轼之去凤翔，已经相隔十八九年了，但是陕甘两地，经历那种野蛮的焚烧劫掠，原始性战争的杀戮和破坏，西夏兵所至城邑，不但庐舍田地都变成了废墟，所有壮丁牲畜又全被掳劫而去，连资以恢复生产的人力、畜力和工具也都没有了。劫后荒原，亘二十年而不得恢复。苏轼一路所见，地旷人稀，萧条满目，处处都还是战争留下来的残迹，以及苟活在残迹上赤贫的百姓。

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府签判任。

现任太守宋选，字子才，郑州荥阳人，进士出身，早年在京，曾与司马光、韩宗彦、沈遘同为三司僚属，做地方官又一向声望甚好，温文尔雅，颇能敬礼同僚。他也是今年八月才来凤翔的，待苏轼尤其温厚，使初次出仕的这个青年人颇有“幸遇”之感，如《和子由除日诗》说：“兄今虽小官，幸忝佐方伯。”《东湖诗》说：“予今正疏懒，官长幸见涵。”日后与宋选的儿子，画家宋汉杰书说：“某初仕即佐先公，蒙顾遇之厚，话及畴昔，良复慨然！”

凤翔县令胡允文，在蜀时曾从老苏问学，至此方才识面，相得甚欢。

苏轼住居官舍，在府衙之东北，为州长官官邸之西邻，府衙的后圃，高柯乔木，森荫繁茂，城北的终南山色都为这丛丛树木所遮蔽。而他的园内，却只有一株老槐，一株榆树，一株不够大的枣树，非常荒伧。苏轼在廨北葺一小园，开辟一方隙地，筑一亭，亭前为横池，分堂屋北厦的一部分，装置轩窗曲槛，可以俯瞰池水。堂屋南边，加建回廊，廊之两旁各凿一池，引府廨的水注入池中，种莲养鱼于池内。

池端造一板桥，以达池北，手植桃杏松桧三十余本，使与原有的槐榆相映带，老槐树上有野鹤巢居，又买了一丛牡丹花，种在池北。

苏轼辛辛苦苦经营这个小园，只为“临池饮酒”而已，但一想到任期有限，“三年辄去岂无乡，种树穿池亦漫忙”，自己也觉得好笑起来。

抵任之初，时逢新年假期，苏轼得有闲暇，遍游凤翔附近的名胜，浏览古物。

首谒孔庙，参观了保藏在那里的石鼓。这十个石雕的大鼓，表面刻有铭文，唐时出土，当时大家认是周文王时代的石刻，但据最近研究，推定为战国时代秦灵公（？—前415）或秦襄公（？—前766）时的制作。很多唐代诗人为此古石刻作诗，而以韩愈的《石鼓歌》为最知名。初时这批石刻还随便散置在原野的露天里，雨淋日晒，无人看顾，还是韩愈的朋友郑余庆将它搬进凤翔县的孔庙里保存起来。

石鼓上的铭文，欧阳修录时存四百六十五字，磨灭不可辨识者过半，但仍是古文字学和考古学上非常重要的资料。苏轼用心辨认，在所作《石鼓歌》中，说他“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钳在口”。初寻偏旁，再一点一画地推详，只能认得十之一二，其余的文字，像雾里的月，稂莠间的禾，见面不识，它似乎只是轩辕、仓颉的朋友，李斯、李阳冰的前辈，苏轼虽有“余生也晚”的惆怅，但当面对这个古代战鼓的形象，禁不住要缅怀周代的王化政治，而慨然谴责暴虐的秦政，对帮凶法家李斯更投以无情的讽刺，如言：“自从周衰更七国，竟使秦人有九有。扫除诗书诵法律，投弃俎豆陈鞭杻。当年何人佐祖龙（始皇），上蔡公子（李斯）牵黄狗。登山刻石颂功烈，后者无继前无偶。皆云皇帝巡四国，烹灭强暴救黔首。六经既已委灰尘，此鼓亦当遭击掊。……” 2  自古以来，野心家一旦拥有权力，便都挂起救国救民的招牌而无所不为，也不愁没有人来歌功颂德。

苏轼游城北街开元寺，看了先秦的诅楚文碑，观赏了吴道子画的佛像和王维的画竹。吴道子画的是双林树下，朝暾晕彩，中有菩萨正在讲说寂灭之理，很多人在听道。王维画竹两丛，交柯乱叶，飞动若舞，而一枝一叶都有来处。

在性情上，苏轼很喜欢吴道子雄放得浩如波翻的笔墨，称他“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王维本是诗人，以诗心写竹，苏轼称其“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两者比较，苏轼认为吴道子的画虽然“妙绝”，但总还是画工之画，而对于王维所写的竹，则衷心倾倒，说道：“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

长安，从前有座故藏经龛，唐明皇所建，四边各有一门，门各两扇，门板的两面，都是吴道子画佛像真迹，阳面是菩萨像，阴面是天王像，共十六躯。

广明之乱时，藏经龛遭贼兵焚烧，有个和尚抢下四扇门板从兵火中舍命逃出。奔至半途，力竭不支，他想了一个办法，将门板各穿一洞，套在头颈上跑路，如此辗转来到凤翔，寄住在乌牙僧舍里。他死后，这四扇门板留在那里已经有一百八十多年了。

有人花十万钱将它买了下来，恰巧给苏轼看到。其时，他已经做了一年多的官，身边稍有积蓄，想到父亲平生别无嗜好，就只喜欢书画，收藏一百余件，但没有吴道子的真迹，他就和这个画主商量，照原价购买，以此献与父亲，这四扇门板就成了老苏收藏中天字第一号的珍品。 3

苏轼再游凤翔东北郊的天柱寺，参观了杨惠之雕塑的维摩像。维摩的造型，显得病骨支离如枯龟。苏轼不禁生出一个感想，天下的至人，本来已将生死置于度外，人的肉体像天上的浮云一样，随时变灭，全不足恃，只有心灵才是主宰的永恒。世上尽多体格非常壮硕而心病独多的人，宛转人间，才堪悲悯。

岐山风物，实在不堪入目，“有山秃如赭，有水浊如泔”。苏轼老是怀念他家乡澄碧的蜀江，后来发现东门外，有个东湖，为古饮凤池的旧迹，“入门便清奥，恍如梦西南”，才使他的休沐假日，有个去处，一游再游。

以上诸游，各有诗篇，连同《真兴寺阁》《李氏园》及《秦穆公墓》三诗，合为《凤翔八观》。

苏轼到底年轻，又是一个文人气质偏重的人，被派到这荒凉的凤翔来，不免时有“尔来走尘土，意思殊不堪”“人生营居止，竟为何人卜”的慨叹。趁着新年假期，游山玩水，访古、读画、写诗，是他的兴趣，而“扶风古三辅，政事岂汝谙”则又是初仕当时的心理压力，但见别人都很忙碌，只能独自一个，往东湖去寻求一醉，借求片刻的解脱。

所幸者，王弗夫人贤淑，使他由衷敬爱；与弟辙虽然远别，但是还可通信。“诗成十日到，谁谓千里隔。一月寄一篇，忧愁何足掷。”

二　怀乡念弟

嘉祐七年（1062）正月，到任谢执政启，述其任务曰：

所任签署一局，兼掌五曹文书。内有衙司，最为要事。编木筏竹，东下河渭；飞刍挽粟，西赴边陲。大河有每岁之防，贩务有不蠲之课。破荡民业，忽如春冰。于今虽有优轻酬奖之名，其实不及所费百分之一。救之无术，坐以自惭。惟有署置之必均，姑使服劳而无怨。过此以往，未知所裁。

上面所说的，都是苏轼在签判这个职务上该做的工作。核判五曹文书，虽已甚繁，但是本等的工作，且不说它。凤翔府有两大特别任务，一是终南山特产的木材，每年均须编成木筏，自渭水放入黄河，运往中央，供皇家土木建造之用；二则凤翔是对西夏边防军的兵站基地，要负责集运粮米和刍秣，供给军需。这两大事务，且都以“衙前”被征召的老百姓来义务工作，困难重重，何况黄河堤防，每年要修，贩务征课，更是繁杂。苏轼是甚不耐烦的人，苦于被事务工作所困。

衙前之役，始自五代，而宋承之，是由政府征召百姓义务担任官物之供给或运输的一种制度。老百姓服役“衙前”，费时失业不说，更须担负运输中途的风险，如公物损失，就必须赔偿，这无穷无尽的负担，使老百姓几至无以为生的地步。凤翔这地方，原来土地富足，中产之家所有土地，不以亩计，而以顷为计算单位，上户不可以顷计而计以赋。但自西夏之变，经历战争以来，如汤沃雪，顿见消融，有产者残存不及十之三四。战争的伤残未复，而又重之以衙前重役，一般人民，既负劳役，更苦于赔偿，因而破产者，比比皆是。

苏轼遍问老校：“何以至此？”老校说：“木筏之害，本来还不至于到此地步，假如政府能将时间安排得好，趁渭水黄河都未涨水时放筏操运，以时进止，费用省而危险少，衙前服役的老百姓负担就轻。目前的毛病，出在政府令不以时，叫木筏逆拒水势挽运，就造成数不清的灾难了。”苏轼分析后，认为有理，就着手修订衙规，使衙前可以自择水工的运作时间，筏行不发生危难，老百姓就不必于出力冒险之余，再来承担公物的赔偿。此案经过宋太守的核可后实施，从此衙前之害，减了一半。

七年二月，诏令淹水诸州减决囚禁。凤翔所属共有十县，苏轼被派往宝鸡、虢、郿、盩四县，督饬减刑释囚的公事。至十七日事毕，回程朝谒盩厔东南二十余里的太平宫，瞻仰二圣御容，泛舟南溪，复游楼观、大秦寺、延生观，访玉真公主遗迹，观仙游潭，取中兴寺玉女洞的飞泉，从郿县归府复命，就整个游程，写成五百字的五排一首，寄与苏辙。

三月，因久旱不雨，苏轼赴郿，祈雨于太白山之上清宫。数日后，虽有微雨，父老以为不足，于是，再陪宋太守亲往祭祷，回程路上，便见道中有云气自山中来，如群马奔突而至车座左右，苏轼一时好奇心起，开笼收云归家，作《攓云篇》。

太守祭祷灵应，不久，大雨沛然而下，老百姓奔跃欢呼，垂枯的二麦，立见复起，生气洋溢。苏轼以北亭为喜雨之所，作《喜雨亭记》。凡是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人，对这篇名文，大多耳熟能详，所谓：“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

苏轼有位好夫人，王弗夫人非但精明干练，而且颇识大体。苏轼在外面做些什么，回到家去，夫人一项一项地要问个仔细，她说：“你离开父亲远了，凡事没人指点，不可以不谨慎。”她常引用公公说过的话来警戒苏轼。苏轼在家里见客，她就站在屏风后面，听他们说些什么，然后对丈夫说：“某某这个人，说话模棱两可，一味逢迎你的意向，你何用与这种人谈天。”有的人惯会拍马，跑来表示热络，夫人说：“这种朋友，不会长久，交情套得那么快，其去也必速。”苏轼非常佩服她的眼光和见识。 4

一年大雪，住宅庭前积雪甚厚，只见古柳树下约有一尺见方的地方，独无雪迹，等到天晴了，这方土地又高起数寸来，苏轼怀疑是古人窖藏丹药之处，丹药性热，所以地不积雪而土又坟起，他想发掘。王弗夫人说：“假使先姑在，一定不会许可的。”

这是引用程太夫人不许发掘纱縠行老宅中地下大瓮的故事，如此婉转谏阻，使苏轼觉得惭愧而止。 5

然而，西北的强风黄土，凤翔府的官吏生涯，处处都使苏轼感觉厌倦。重九日，他不愿参加群官欢聚的“府会”，独自一人跑到东门外的普门寺去玩，怀乡念弟，心情郁闷。作《壬寅重九不预会，独游普门寺僧阁，有怀子由》诗：

花开酒美盍言归，来看南山冷翠微。

忆弟泪如云不散，望乡心与雁南飞。

明年纵健人应老，昨日追欢意正违。

不问秋风强吹帽，秦人不笑楚人讥。

西北早寒，九月下旬，天已微雪，再作怀子由二首，如言“愁肠别后能消酒，白发秋来已上簪”“江上同舟诗满箧，郑西分马涕垂膺。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等，情绪非常低落。

苏辙十九岁登第五甲进士第，二十三岁中制科，一鼓作气，可以算得其进也锐了，不料除命商州推官，被知制诰王安石驳回词头，不肯撰告，事情便在执政间琢磨拖宕了整整一年，弄得意气消磨殆尽。一直到今年七月，诰命才下来，而老苏在京，身旁别无侍子，苏辙便以这个理由，辞不赴任。

商州与凤翔毗邻，假使苏辙赴商，还可希望能来凤翔一聚，现在又落空，寄诗慰弟说：“远别不知官爵好，思归苦觉岁年长。”“著书多暇真良计，从宦无功漫去乡。”再说，商山也不是一个什么好地方，苏轼听商州县令章惇说，商州人说话像外国语，一句也听不懂，很多人生着大脖子（甲状腺肿），不辨肩颈，这个样子的地方，不去也罢，诗言：“夷音仅可通名姓，瘿俗无由辨颈腮。答策不堪宜落此，上书求免亦何哉！”

自秋徂冬，苏轼身体一直不好，十一月间，大雪数日，索性赖在床上不起来，年前年后，怀念故乡度岁的年中行事，作《馈岁》《别岁》《守岁》及《和子由踏青》《蚕市》诸诗。

八年正月十五，大家都在欢度元宵夜，只有苏轼在家，独坐无聊，一个人跑到城北街的开元寺东塔院去看王维的壁画。其时，夜色已阑，苏轼凝眸注视，但见残灯影下的画中僧人，个个都栩栩欲动的样子，竟是看得呆了，对于诗人画家的笔墨，自此便有更深一层的领悟。

三　陈希亮

嘉祐八年（1063）三月，仁宗皇帝崩于福宁殿，四月一日，皇太子赵曙即位，是为英宗。英宗自少体弱，时方卧疾，由光献太后曹氏权同处分国事。

是年正月，宋选罢凤翔太守，眉州青神县人陈希亮（公弼）自京东转运使来代。

陈希亮身材矮小、清瘦，而为人刚劲，面目严冷，两眼澄澈如水，说话斩钉截铁，常常当面指责别人的过错，不留情面。士大夫宴游间，但闻陈希亮到来，立刻阖座肃然，语笑寡味，饮酒不乐起来。他对待僚属，自然更加严厉，竟然有很多人吓得对他不敢仰视。

苏轼虽是以京朝官差充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简称签判，仍是幕职，有如现在地方政府的秘书长，职掌赞襄郡政，综理诸案文移，斟酌可否，签拟后报告首长，或罢或行。他与长官公事上的关联，非常密切，而两个人的性格，却是如此的冰炭不相融合。

苏轼性豪阔，不会官僚滑头，而做事却勇于负责，意见不同时，便要据理力争。这二十七八岁的签判，年少气盛，就不免形诸辞色，一点不肯屈就退让。

陈希亮也有意要裁抑这个锋芒太露的后辈，对他也一样地端起架子，毫不客气，使苏轼更难忍受。

府衙中的吏役，为了对这位制科出身的判官表示敬重，大家尊称之为“苏贤良”，这颇类似现代人之称某博士者一样，实是一件平常小事。不料被陈知府听到了，大怒，愤然骂道：“府判官就是府判官，有什么贤良不贤良的。”把那吏役打了板子，这当然使苏轼十分难堪。

苏轼写的公事，他也毫不客气地涂抹删改，往返不休，此在以文章自负的苏轼，更不容易忍受。

陈希亮官僚架子很大，同僚晋见，任在客座中等候，久久都不出来接见，甚至有人在客位中打起瞌睡来。苏轼心生不平，作《客位假寐》诗，讽刺他：

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

岂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

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

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

两人之间的摩擦，造成日深的成见。苏轼益发落落寡合起来。他不预府宴，中元节也不过知府厅。陈希亮抓住这一点，竟然上奏朝廷纠劾他，被朝廷罚铜八斤，苏轼也都不管，只是日后作谢馆职启中，才说：“一参宾幕，辄蹈危机，已尝名挂于深文，不自意全于今日。”

陈希亮于廨宇后圃，筑造一座凌虚台，以望南山，请苏轼作记，轼乘此机会浇了他一头冷水，如言：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日的荒草野田，岂知有今日的凌虚台？而从前秦穆王的祈年、橐泉，汉武帝的长杨、五柞，隋之仁寿殿，唐之九成宫，其宏丽坚固，将百倍于凌虚台，而今复为破瓦颓垣，又安在者？所以结尾狠狠地讽刺他道：“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这是对陈知府奏劾一事，给予针锋相对的答报。

陈希亮是眉州人，苏陈两家原是数代世交，论辈分，且比老苏还长一辈，当他读过《凌虚台记》的稿子后，不易一字，吩咐上石，并且慨然道：“吾视苏明允，犹子也；轼，犹孙子也。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满而不胜也，乃不吾乐耶！”

后来，苏轼因其子陈慥之请，为作《陈公弼传》，其中有一段说：

公于轼之先君子为丈人行，而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形于言色，已而悔之。

原任凤翔法曹张琥，本与苏轼为进士同年，共事两载，曾同游真兴阁寺。嘉祐八年十一月，调职回京，苏轼作《稼说》送其行，其中有一段说：

……吾少也有志于学，不幸而早得与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谓不早也。吾今虽欲自以为不足，而众且妄推之矣。呜呼，吾子其去此而务学也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吾告子止于此矣。子归，过京师而问焉，有曰辙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语之。

读此文所言，显见苏轼当时已经体谅到陈希亮这位老前辈，为要矫治他少年早达的弊害，所设下的苦心，因此说“已而悔之”，因此作《稼说》以赠同年张琥。但是赠文张琥，却真个是“与非其人”，此君阴险贪鄙，热衷利禄，元丰年间，改名张璪，官知谏院兼侍御史知杂事，诗狱案起，他与李定共治此案，必欲置苏轼于死地者，就是这个同年。

陈希亮于凤翔任上，因将他州馈送的公使酒，据为私有，坐赃去职，抑郁而殁。后人造作希亮之所以获罪，系由于欧阳修代轼报复的谣言，实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妄人妄语。

希亮有四子，唯幼子陈慥（季常）不乐仕进，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苏轼在岐山碰到他，他正带了两个朋友，骑马携箭，在长林丰草间出入射猎。两人自此相识，高谈用兵及古今成败之事，陈慥自以为是“一世豪士”，苏轼很喜欢他的游侠气概，遂成莫逆之交。

仁宗崩，以韩琦为山陵使。兴筑皇陵，需用竹木，饬由凤翔供应，而“编木筏竹，东下河渭”，则为签判苏轼的专职。不幸其时天旱，渭河干涸，挽木不下；而山陵工期迫切，运材须于限定时日内到达，否则，这延误王事的责任，怎么担当得起。诗言：“桥山日月迫，府县烦抽差。……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渭水涸无泥，菑堰旋插修。对之食不饱，余事更遑求。”苏轼整日忙于督抽差役，集材付运，弄得寝食不安，整整忙了五个多月，直至是年秋间，才算交完差，透了一口气。

然而刚刚交完皇差，又逢地方大旱，苏轼祷雨于太白山，不验，再经虢县，渡渭水而祷于磻溪。回程自阳平入斜谷，九月至终南，住在太平宫的溪堂里，得遂一读《道藏》的宿愿。

自来凤翔，他对于这么许多牵连不断的吏事，厌倦不堪，以为除了浪费生命之外，身名两皆无益。案牍劳形，问囚理讼，不知所为何来，从前所学，完全抛弃，而一官在身，却又不得不奔走劳役，弄得心神俱疲。他在《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诗中，大发牢骚：

役名则已勤，徇身则已媮。

我诚愚且拙，身名两无谋。

始者学书判，近亦知问囚。

但知今当为，敢问向所由。

士方其未得，惟以不得忧。

既得又忧失，此心浩难收。

…………

然而，在这一年中，苏轼仍有出其所学，极论民生国是两篇大文章，一是《上韩魏公论场务书》，以所见凤翔老百姓为衙前之役所困，请求政府行宽大久长之政；二是《思治论》，指出嘉祐政治之弊，症结在于没有一定的国策，所以法弊而事无成。

关于前者，苏轼指陈凤翔的老百姓所最怕的，莫如衙前之役，而课役的标准，从每一人家的盘碗锅罐算起，长役十千，乡户及二十千者，都该占股一分。一分之役，名为十千可办，其实须十五六千至二十千，役重如此，老百姓焉能不穷。

课役本只限于上户，但事繁而役不足时，则递取其次，而现在家赀二百千者都须服役。事实上，连盘碗锅罐都计算在内，家赀不满二百千者，何以为民，则任何人已皆不免于衙前之役，困穷可知。

苏轼希望政府行宽大久长之政，以官榷优与人民，先裕民而后裕国。

苏轼作《思治论》，立论甚大。他说，世有三患，终莫能去：一是宫室祠祷繁兴，钱币茶盐法坏，加以庞大的军事费用，天下常患无财；二自澶渊之盟后，辽与西夏，日益骄横，而宋则战不胜，守不固，天下常患无兵；三则选举法严，吏不重视考功，考铨之法坏，天下常患无吏。

这三大问题的形成，是由于国家没有通盘的计划，没有一定政策之故。五六十年来，规模未立，虽有很多人对这三个重要问题，游谈聚议而上，但都各就个人的见解，做枝枝节节的议论，人心不同，好大者欲王，好权者欲霸，而偷者欲休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朝廷发一政，则曰“姑试行之”，成功与否不可知，前政尚未见效，而后政又发，政令纷纭而法日弊，故症结在于“其始规模未立，其卒事功无成”。

他的主张是政府应该于众论中“从其可行者而规模之，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日夜以求合于其所规模之内，而无务出于其所规模之外。其人专，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

苏轼虽然以最大的政治热忱上书时宰，力求稍解老百姓衙前之役的困苦，但是韩琦方欲持重，决不能用这新进的书生之言。

英宗即位，覃恩各有升迁，苏轼在凤翔，其本官为大理评事，是年晋升为从八品的大理寺丞。

翌年，改元为治平元年（1064）。

正月，苏轼自清平镇至盩厔县，商洛令章惇率同僚苏旦、安师孟自长安来谒，同游楼观，访老子出关时的关令尹喜的旧宅与授经台，经五郡城而至大秦寺、延生观；下山西行十余里而至黑水谷，谷中有仙游潭，潭上有南北二寺，倚峻峰，面清溪，林木深翠，怪石不可胜数；潭水深不可测，以绳缒下数百尺不得其底，以瓦砾投之，翔扬徐下，好久才不见；水深如此，而两岸万仞绝壁，山壁之间架一独木为桥，危险万分。章惇邀苏轼过桥去题字山壁，苏轼谢不敢，诗曰：“犹有爱山心未至，不将双脚踏飞梯。”

章惇说：“你不去，我去。”他平步过桥，乘索挽树，摄衣而下。以黑漆濡笔，在石壁上书大字曰：“苏轼章惇来。”再照样攀绳拊树而还，神色不动。苏轼拍拍章惇的背脊道：“子厚他日必能杀人。”

“为何？”惇问。

“能自判（拼）命者，即能杀人。”轼答。 6

苏轼既不敢过桥，遂与诸人向潭北循黑水而上，至南寺，以章惇远来，留他们在寺午餐，诗有“野馈惭微薄，村沽慰寂寥”句。饭后，章惇等将往渼陂，遂别。

苏轼还至岐山，与文同相遇于岐下。文同，字与可，梓州梓潼人，他们是西蜀的同乡。与可长得眉清目秀，而志气方刚，淡泊名利。他是画竹的名家，倾谈之下，苏轼称他有四绝，诗一、楚辞二、草书三、画四，为作《文同画竹赞》。与可向人说：“世无知我者，惟子瞻一见识吾妙处。” 7  自此订交，以后相见之日虽不多，却成为死生不渝的好朋友。

治平元年八月，西夏又大举犯边，入寇静边寨，围童家堡。仓猝之间，朝廷暂以当地的转运使摄帅事，而他却与军中的副总管发生严重的摩擦，军无纪律，民心惶恐，沿边各城，风声鹤唳，整个西北边区都为之动摇。

大军云集西边，凤翔为边军的粮秣供应中心，苏轼职掌所在，就日夜忙于“飞刍挽粟，西赴边陲”的任务，疲惫不堪。

幸而朝廷诏以端明殿学士王素再知渭州，自许州移镇平凉，泾原故老互相欢贺，沿边将士听说老将重来，踊跃传呼，从此旗帜鲜明，鼓角欢亮，军容大振。西夏习闻王素威名，闻讯立即撤兵，至素到任时，虏围已解，他不过宴劳将佐而已，而人心大定。

韩琦以派驻陕西的戍兵太多，军粮不足，请科陕西民户，三丁抽一，籍为义勇军，得十四万人。军粮不足而籍民为兵，因为义勇可以不必供食之故。当时的谏官司马光上疏累谏，不听。诏下之日，苏轼便须巡回所属各县，亲自提举这件“刺勇”的大事，而他所亲眼目睹的，则是“愁怨之民，哭声振动”。但这是诏令，地方官责在奉命行事，一点办法也没有。

幸而三年任期届满，苏轼遂于是年十二月十七日罢签到任。宋有“磨勘”之法，文资三年一迁，武资五年一迁，苏轼以磨勘得升官为殿中丞。宋吏，殿中省监、丞各一人，掌奉天子玉食、医药、服御、幄帟、舆辇、舍次之政。其实有官无职，只是衔名而已。

苏轼携家带眷，回开封去，自长安而至华阴，时又寒冬腊月，霪风凛冽，道路泥泞难行，只得全家留在华阴的旅舍里度岁，忍寒苦吟：

三年无日不思归，梦里还家旋觉非。

腊酒送寒催去国，东风吹雪满征衣。（《华阴寄子由》）

四　亡妻·丧父

治平二年（1065）正月，苏轼返京，与父亲和弟弟一家团聚。旋奉诏命，差判登闻鼓院。

这登闻鼓院是谏官组织中的一个单位，隶属于司谏和正言，掌管收受官民投递的章奏表疏，不论是说朝政得失、公私利害，还是理雪冤滥等，皆许到鼓院来击鼓进状，如为告密或检举官吏，并许密封呈进。吏民如有冤屈，都可借此申告，是北宋政制中一个很好的制度。

英宗皇帝自在藩邸，久已习闻苏轼的文名，是时，便欲循唐朝的先例，特命召入翰林，知制诰。

宰相韩琦以为不可，对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

英宗说：“且与修注，如何？”

琦对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近上贴职与之，且请召试。”

英宗说：“未知其能否，则试之。如轼，有不能耶？”

韩琦仍然坚持苏轼年少资浅，未经试用，不可骤与侍从之职，最后决定依照一般通例，召试学士院，且与馆职。

殿陛间这番讨论的言语，不免外传，欧阳修还怕执政官中有与韩琦不睦者（暗指曾公亮），借此挑拨是非，所以特地向苏轼解说，苏轼道：“韩公所以于某之意，乃古之所谓君子爱人以德者。” 8  对于韩琦此举，倒是后来的史论家有很多批评，以为韩琦号为名相，但面对杰出异能的人才，仍计寻常尺寸，不能破格擢用，认为他太官僚化了。

二月，召试学士院。试两篇论文，题一为《孔子从先进论》，一为《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论》，轼复以最高分的“三等”入选，于治平三年（1066）二月乙酉，得以殿中丞直史馆。

宋设三馆——集贤院、史馆与昭文馆，掌管校雠典籍，管理图书等事。馆职首重文才，故试论文，一经入选，便为名流，其职位高者为修撰，次为直馆，再次为校理，卑者曰校勘、检讨等。苏轼作《夜值秘阁呈王敏甫》诗，一时也颇有些许富贵气象：

蓬瀛宫阙隔埃氛，帝乐天香似许闻。

瓦弄寒晖鸳卧月，楼生晴霭凤盘云。

共谁交臂论今古，只有闲心对此君（藏书）。

大隐本来无境界，北山猿鹤谩移文。

苏轼既已回京供职，老父得人随侍，闲居南园已历三年的苏辙便开始活动，三月得为大名府推官。

但至五月二十八日，苏轼忽又逢丧妻之痛。夫人王弗时仅二十七岁，只有一个儿子，还不满七岁。他俩的婚姻生活只有十年，而这十年里面，正是丈夫出外求取功名，家庭残破，离合无常的艰难时期。她在家侍奉翁姑，勤俭谨肃，声闻戚党；到随夫游宦凤翔，深知她的丈夫缺乏社会经验，生性又大而化之，她就专心注意他在外面的每日行事，细心观察与丈夫交往的朋友，以她精明的头脑，帮他辨析人情事理，及时谏诤，避免上当。

王弗夫人的谨言慎行，正是苏轼所最缺乏的修养。她的精明干练，使苏轼对她产生很多依赖，隐然做了丈夫的护身神，而今一旦丧逝，怎不令他痛恸。

父亲也嘱咐儿子道：媳妇从你于艰难，将来，你必须要将她葬在其姑之侧。这在当时的家族观念里，是一种崇尚与敬爱的表征。所以苏轼作《亡妻王氏墓志铭》说：“君得从先夫人于九泉，余不能。呜呼哀哉！余永无所依怙。君虽没，其有与为妇，何伤乎？呜呼哀哉！”

苏轼对夫人王弗的敬爱，也永远不衰。后十年，熙宁八年（1075）的正月二十日，他在密州梦见夫人，犹是凄切难遣，作《江城子》词：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六月初六，殡王夫人于京城之西，后来运柩回籍，葬于翁姑茔墓之西北八步。

这些年来，苏氏的家运实在不好，死亡相继，骨肉凋零，苏洵《极乐院造六菩萨记》说：“自长女之夭，不四五年而丁母夫人之忧。……其后五年，而丧兄希白（苏澹），又一年而长子（景先）死，又四年而幼姊亡，又五年而次女卒。至于丁亥之岁，先君（父苏序）去世，又六年而失其幼女（嫁程之才之八娘），服未既，而有长姊之丧。悲忧惨怆之气，郁积而未散。”越四年，轼、辙兄弟又丁程太夫人之忧，所谓“三十年之间，而骨肉之亲零落无几”，这也是促使老苏誓去远游四方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曾不几年，丧母之后，苏轼又悼妻亡。距妻亡十一个月，治平三年（1066）之四月，老父忽又疾革，二十五日逝世，享年五十八岁。苏洵所编礼书，甫经脱稿，由欧阳修领衔，与礼官李柬之、宋敏求、陈绎、李育、姚辟、苏洵等联名奏上，尚未得报；而私撰《易传》，亦未完稿。临终前，苏洵遗嘱两件大事：“未完成的《易传》，希望他们两兄弟续写成书；兄澹（希白）过世得早，子孙未立，要他们照顾；妹嫁杜氏，死而未葬，要轼负责葬事。”苏轼涕泣受命。后于熙宁元年遵遗命为这个杜氏姑母茔葬于眉山，又当他官可荫补亲族时，奏请荫补大伯父（苏澹）的曾孙苏彭，都决定于这个时候。

苏洵逝世事，奏闻于朝，英宗诏赐银一百两，绢一百匹。苏轼辞赐银绢，为父求赐官爵。六月九日诰赠光禄寺丞，同时特饬有司备具船只，载送灵柩归蜀。

韩琦、欧阳修各致厚赙，均辞不受。

据欧阳修所撰墓志，苏洵的著述有《文集》二十卷、《谥法》三卷、又《易传》未成。另见于其他著录者则有《洪范图论》《皇祐谥录》（《宋史·艺文志》）及《批点孟子》二卷。

六月，兄弟扶护父亲的灵榇和王弗夫人柩，一舟两棺，自汴入淮，溯江而上。

至江陵，初识他夙所敬佩、风骨嶙嶙的刘挚，其时他为江陵府的观察推官；在途中又与史馆的同事李师中相遇，其时师中方欲出守凤翔，赴任中山。

兄弟护丧还乡，遵礼在家守制。治平四年八月，合葬父母于武阳（彭山）县安镇（蟆颐）山之老翁泉；同时葬王弗夫人于其侧。

家居无事，苏轼在整理旧书中，发现父亲疏写数纸祖父（苏序）的事迹，似乎是想要写篇行状而并未完稿的残篇，于是决定代他父亲了此心愿，撰《苏廷评行状》。然后又将这篇行状抄录副本，写了信托人携交曾巩，求撰墓碣书。《曾南丰集》有《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墓志铭》，即是轼所求文。

居丧期间，听了许多道家的神秘故事，也看了不少名画，他的族兄僧惟简从成都来看他，以苏辙所得的河朔兰亭拓本交他带回寺去刻石，并为作跋。苏轼在凤翔所购得的四扇吴道子画四菩萨真迹的门板，这次也带回家来，就代他父亲施舍给惟简的庙中，要惟简造一大阁，专藏此画，且绘苏洵像于其上，以为永念。造这大阁预算需钱百万，苏轼认捐二十分之一。 9

熙宁元年（1068）七月除丧。十月，苏轼续娶王弗夫人的堂妹王闰之为继室。闰之夫人字季璋，青神县王介（君锡）的幼女，其弟王箴（元直）于苏轼前次母丧归乡时，两人尝同坐在庄门前吃瓜子炒豆者，现在则已长大，时从苏轼问学。

十二月，轼、辙兄弟再度携同家属还京，将乡中祖坟的修护照看，田宅的出纳经纪，亲戚家的酬酢等事，委托了老邻居而又总角之交的杨五哥（济甫），如遇大事，则要堂兄子安做主。

同乡的父执辈王淮奇（庆源）、蔡褒（子华）、杨宗文（君素）来送行，蔡褒在他纱縠行的老宅中为种荔树一棵，说待荔树长大，望能见他回来。

但是苏轼此去，过了二十二年，他还在杭州任上，不能还乡，《寄蔡子华》诗，无限惆怅：

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栽荔子待我归。

荔子已丹吾发白，犹作江南未归客。

五　荆公变法

宋代继承天下于唐之安史、黄巢之乱，五代十国的军人割据之后，国家经历长达六十余年的分裂和战争，民穷财尽，积弱已深，而开国不到二十年，外患又起，初受北方契丹族辽人的入侵，一败于高梁河，再败于歧沟，大小八十一战，宋只胜了太原一仗。太宗两次亲征，被辽兵包围，仅得身免，而股为箭伤，每年都要发病，自此签订了不平等的“澶渊之盟”，年输大宗币帛，暂得相安。

不料羌夏又崛起于西北，他们以游牧民族强悍的骑兵，环伺边境，年年入侵。沿边地方，遭受扫荡式的洗劫、掳掠和破坏，政府不得不在沿边设置重兵，又须消耗极大的军费和补给。后来虽稍平靖，但是宋朝每年均须输与白银一百二十五万余两，其他庆节、聘问、赂遗近幸诸费，几是正额的一倍。似此敲骨吸髓的剥削，使原本疲弱的国力，不但没有休养生息的机会，更是斫伤日甚，几至衰竭的困境。

何况辽居上游，俯以临宋，夏与辽结，托以自重，掎角之势已成，宋朝腹背皆是强敌，这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而年轻有为的神宗皇帝，适于是时践祚。

神宗赵顼，是英宗的长子，母为宣仁太后高氏，生于濮王府邸，嘉祐八年始侍英宗入居庆宁宫，隆准龙颜，仪表英伟，治平三年（1066）十二月被立为太子，四年正月正式即位。

神宗在藩邸时，留心国事，已知民穷财困，军政敝弛的情况，有志于富国强兵，而深患历来的执政皆非其人，譬如“濮议”，只是讨论如何尊礼他的祖父一事而已，无关国计民生，但是朝臣聚讼纷纭，数年不决，舍大论小，心里甚不谓然。

神宗好学深思，即位后，更欲奋发有为，心里隐藏着一段国恨家仇，曾于滕元发（范仲淹的表弟）陛见时，因他向以熟谙兵学出名，所以留他长谈天下事，语及北辽，神宗说：太宗自燕京城下兵败，被北虏穷追不舍，仅得脱身。行在服御的宝器，都为所夺。随行的宫嫔，皆沦陷虏中。太宗股上中了两箭，每年都要发病，其崩，也是箭创复发之故。像这样的不共戴天之仇，我们还要年年捐献金帛以事之，为人子孙者，应当这样的吗？

言下，不禁唏嘘哭泣起来。 10

宋太祖对于唐及五代藩镇之祸，亲身体验，非常警惕，所以建国之初，竭力裁抑兵权，建立一个文治国家，是其基本政策。文彦博对神宗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就是说明宋代行士大夫政治的特性。

士大夫十有九为文章之士，果于有为者少，乐于无事者多，尤其是出身高门华族的子弟，更缺乏淬厉奋发的志气；而且表面上国家承平百年，大家也就耽于苟安，但求逸乐，因而形成非常保守的政治风气，民心士气，也一样萎靡不振，这是神宗所不满意的现实。苏轼也说：

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杰之士，务以其所长，角奔而争利，惟恐天下一日无事也。是以人人各尽其材，虽不肖者，亦自淬厉而不至于怠废。……天下既平，则削去其具，抑远天下刚健好名之士，而奖用柔懦谨畏之人。不过数十年，天下靡然无复往时之喜事也。于是能者不自激而无以见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废而无用。当是之时，人君欲有所为，而左右前后皆无足使者，是以纲纪日坏而不自知。（本集·策略第四）

神宗所面对的现实，就是这样一个墨守成规、无人乐有作为的朝局。神宗首先试探几个老臣。

一日，对文彦博说：“天下敝事甚多，不可不革。”

彦博对曰：“譬如琴瑟不调，必解而更张之。”但他并无具体建议。神宗认为国家当前最大的困难，在于欲举兵而兵不足，欲足兵而饷不济，所以“政事之先，理财为急”。过了几日，又试探他说：

“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大臣宜共留意节用。”

神宗的心事，不便直讲，恐怕引起敌国注意，只好说“养兵备边”。文彦博的对答，就更不着边际。

四月，知汝州富弼入见，神宗与他从容坐语，竟至日昃。帝问以治道，富弼知道皇帝锐于有为，对曰：

“人君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窥测，则奸人得以附会其意。陛下当如天之鉴，人之善恶皆所自取，然后诛赏随之，则功罪无不得其实矣。”

久之，帝又以当前大事为问，则对曰：

“陛下临御未久，当先布德泽，愿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赏边功，干戈一起，所关祸福不细。”帝默然良久。

环顾盈廷朝士，几乎无人可以与言大计。神宗苦闷之中，马上想起一个夙所闻知，“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的王安石来。

在当时的政治社会里，大家心目中的王安石，是个馆阁之命屡下，辄辞不起的高士，朝廷数欲授以美官，他都辞不应召。嘉祐时，来朝为知制诰，未及大用，又因母丧而出居江宁，韩维和吕公著和他比较接近，非常佩服他的品德和学问，逢人便为称扬。北宋官场里面，人人勇于猎官，争权夺利，视为本等，像王安石这样耿介自重的人，实所罕见，使国之大老如富弼、文彦博、韩琦、司马光等都视之为“圣人复出”，非常钦重。

神宗在颍邸，韩维为太子记室，讲书时，如获神宗称许，便说：“此非维之说，维友王安石之说也。”韩维迁官庶子时，又荐王安石自代，因此，神宗对王安石这个名字印象很深，即位未久，便欲召见其人，而安石不至。神宗问辅臣道：“安石历先帝朝，屡召不赴，人以为不恭；现在召又不至，果真是病还是有所要求呢？”

其时左相韩琦专权，右相曾公亮很不服气，他就趁这机会力荐安石，想用他来离间韩琦，遂对曰：“安石真辅相材，必不欺罔。”

韩琦求去，以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对，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

韩琦对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

于是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安石迟迟其行，六七个月后，才到閤门报到。熙宁元年（1068）四月，越次召对。

帝问：“治国以何者为先？”

安石对曰：“择术为先。”

帝又问：“唐太宗如此？”

安石对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繁，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晓，以为高不可及耳。”

帝曰：“卿可谓责难于君，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跻此道。”

接着一日，讲席终了，群臣告退，帝独留安石坐，说：“有话欲与卿从容谈论。”接下去说道：“唐太宗必须有魏徵，汉昭烈必须有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但魏徵、诸葛，都不是随时可有的人物。”

安石对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学者不为不多，而虑无人助治，是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即有贤者，亦将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帝曰：“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世，亦不能无四凶。”“惟能辨四凶而诛之，此所以为尧舜！”

安石退而进《百年无事札子》，论曰：“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伏惟陛下知天助之不可常，知人事之不可急，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这番话，针对神宗亟欲有为的兴奋心理，发生极大的作用。越日，遂再召安石问曰：“卿条陈众失，想必已一一有所经画，试为朕详言设施之方。”

安石对曰：“天下风俗法度，一切颓坏，在于廷臣。庸人则安习故常而无所知，奸人则恶直丑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创之于前，而无所知者和之于后，虽有昭然独见，恐未效功，早为异论所胜。陛下诚欲用臣，恐不宜遽，谓宜先讲学，使于臣所学本末不疑，然后用之，庶粗有所成。”

神宗对于当时的保守政风及那些老成的旧臣，本不满意，一听安石变风俗、立法度的新论，有深得我心，契合非常之感。这情形，很像秦孝公之得商鞅，刘备之见孔明，君臣遇合，如鱼得水。

自此，神宗专任安石，而安石之主张变法，也确为时势之所急需。强敌压境，外患严重，幸无战争，但须年付北辽和西夏无穷的需索，割地献金，了无餍足。而庙堂内外，泄沓成风，人皆安于无事，不乐有为。按照实际，大宋帝国到这时候，早已民穷财尽，国用空虚，军备政事两皆窳败的衰颓局面，再不及时振奋求变，则未来的命运，恐怕就不堪设想了。

所以王安石倡言变法之初，朝中重臣莫不对他高远的理想寄以厚望，也都钦佩他那任劳任怨的政治勇气与抱负。不幸他自视过高，而个性又非常偏执，满朝臣士，在他眼中，不是庸人，就是奸人，目无余子，而独行其是。譬如与人论政，难免两议不合，他就当面骂人：“公辈坐不读书耳。”有人提出与他相异的意见，他就一概诋之为“流俗之见”。甚至对神宗说：“陛下要以先王正道，胜天下流俗。故与天下流俗，相为轻重。流俗权重，则天下之人归流俗；陛下权重，则天下之人归陛下。”

安石既目盈廷朝士皆为流俗，则这番话不啻是教皇帝与群臣对立。这种绝对排斥他人的态度，使人人对他不满，如御史中丞吕诲说他“好学而泥古，不通世务”；参知政事赵抃、唐介说他“难当大任”；侍读孙固认为他“狷狭少容”，没有宰相的度量。

然而神宗仍欲付以大政，对安石说：“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

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

帝问：“卿所设施，以何为先？”

安石说：“末世风俗，贤者不得行其道，不肖者得行无道，贱者不得行礼，贵者得行无礼。变风俗，立法度，最为方今之所急。”

安石更揭橥“人主制法，而不当制于法。人主化俗，而不当化于俗”的大原则，来坚定神宗的信心，神宗也决心付与大政。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遂除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开始执政。这个月里，苏轼、苏辙兄弟刚刚回到汴京。

安石在朝，得皇帝的专任于上，独行其是，大家只好暂时缄默，而整个行政中枢，几成瘫痪，只有王安石一人，在唱独角戏。当时人说中书省里的人物，有生老病死苦之分，盖指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抃苦。

安石执政，神宗首从其议，诏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以安石与知枢密院陈旭（升之）共领其事。

宋朝本有三司使之设，包括户部、盐铁与度支三使，掌理全国财赋，而王安石所另设的这个制置三司条例司，其范围为“掌经画邦计，议变旧法”，实为一个最高国策的企划机关。这个议变法、定国策的组织，却以财经组织的形态而成立，则新法的目的，完全侧重财政需要，已经十分明白。宋朝老百姓的税负甚重，熙宁时全国的岁入，比唐代已经高出二三十倍，生产总额的增加有限，哪里还有增税的余地？如要在此之外设法搜括，其流于聚敛，实为必然的趋势，而聚敛造成民生的痛苦，也是持重的旧臣群起反对之最大原因。

苏轼还朝，依例请求注（派）官，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这官告院属于吏部，掌管官吏和将士的勋封、官告等事务。一般来说，这是一个储才之地；对苏轼来说，则是被投闲置散，所谓职务，不过司官方辞章的撰制而已。

苏辙到京后，闻神宗有“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之语，因以上疏曰：“所谓丰财者，非求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官，一曰冗兵，一曰冗费。”疏上，神宗批付中书说：“详观疏意，知辙潜心当世之务，颇得其要，郁于下僚，使无所伸，诚亦可惜。”即日召对延和殿，亲任为新设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检详官。神宗面命，辙不敢辞。

安石又起用章惇为三司条例官，曾布检正中书五房公事，推荐吕惠卿同为条例司的检详文字。

惠卿，福建泉州人，自真州推官秩满入京，与安石论经义，大蒙赏识，即加延揽。从此事无大小，安石皆倚惠卿为主谋，凡所建请章奏，亦都由惠卿主稿，而苏辙与他却常议论不合，时生龃龉。

安石被命执政，御史中丞吕诲首先发难，袖章弹劾。当时司马光还说他：“众喜得人，奈何论之。”吕诲说：“安石虽有时名，然好执偏见，轻信奸回，喜人佞己，将败国事。”疏上，神宗不听，还其章，遂求去，出知邓州。

熙宁二年（1069）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使薛向主其事。均输本以“从贵就贱，用近易远”调节物资，平定物价为主，用意很好。不过此事如由政府来做，不免有官营买卖、与民争利之嫌，诚如苏轼所言：“虽不明言贩卖，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未之闻也。”苏轼更说，若官吏更从此中贪黩，则商贾之利未必可得，而整个政治风气，却将为之败坏。（《上神宗皇帝书》）

知谏院范纯仁奏言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又进所作《尚书解》，阐明尧舜禹汤文武的行事。神宗亟于求治，轻易延见小臣，纯仁谏曰：“小人之言，知小忘大，贪近昧远，愿加深察。”及均输法行于六路，纯仁奏曰：“陛下欲修先王补助之政，今乃效桑弘羊均输之法，掊克生灵，敛怨基祸。”疏中攻击王安石“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异己者为不肖，合意者为贤人。……人才不可急求，积弊不可顿革。倘欲事功急就，必为𪫺佞所乘”。神宗留章不下，纯仁只好求去。其后，侍御史刘述、刘琦、钱顗劾奏安石，皆被遣出。

朝廷从制置三司条例司之请，派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分赴各路，视察农田、水利和赋役。苏辙深知这八位专使分赴各路，必将力求民间余利，设法聚敛，以迎合上意，民不堪命矣，而众莫敢言。苏辙往见本司另一长官陈旭（升之），向他陈说，从前嘉祐末年，朝廷遣使宽恤诸路，尚不免造事生非，还奏多不可行，为天下笑，现在又何以异于曩时。希望他能加以阻止，而陈旭不敢言。

安石拟变常平广惠仓法为放贷青苗，与吕惠卿商议定案后，拿出一本小册来给苏辙，苏辙研究后，列举种种理由，大加反对，安石当时说：“君言诚有理，当徐思之。”

一个多月后，京东转运使王广渊来说：“放青苗钱，年可获息甚巨。”安石就决定付诸实行。苏辙上书力争，触怒安石，将加以阻挠之罪，幸陈旭解救，才得无事，苏辙只得求去，上疏言：“每于本司商量公事，动皆不合。臣已有状申本司，具述所议不同事，乞另除一合入差遣。”

皇上问曾公亮该如何安置苏辙。曾对曰：“可堂除差遣。” 11  帝从之，诏除河南府留守推官。

实施新政的最高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现在已由诡诈善辩的吕惠卿当家，而一切新法的草拟，安石说个纲要，都由曾布斟酌条目，编为法典。其他如辩驳反对派的议论，解析法理以坚定皇帝的信心，也都由曾布主稿，他是新政派的理论家。

在吕、曾二人的翊赞下，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法，于短短的两三年间，相继兴作，令行天下。

王安石新政后面，不能说没有高远的理想。如方田、青苗、均输、市易，原是想要造成一个裁抑兼并、上下富足的社会；如保甲制度，为想造成一个兵农合一、武装自卫的社会；如兴学校、改科举，为要造成一个开明合理、教育普及的社会：都是适应时代要求的革新措施。问题在于操之过急，流弊自生，而“徒法不能以自行”。王安石最大的失策，始因于他的性格之“举一偏而尽沮公议，因小事而先失众心”。像推行新法这样的大事，经纬万端，人事上的助力非常重要，而他却刚愎自用，不惜牺牲本来很好的关系，如欧阳修、富弼是竭力掖进他的前辈，司马光是同辈中的好友，程颢、苏辙且都与他共事，他都轻予放弃。而失败则在于“所用非人”，君子不愿与他合作，则小人就乘虚而入，人言安石独善柔佞逢迎之辈，其实也是事势使然。史言：安石秉政时期，“忠厚老成者摈之为无能，狭少儇辩者取之为有用；守道忧国者谓之流俗，败常害民者谓之通变” 12  。这说法固然有点偏颇，但是后来事情证明，“法非不良，而吏非其人”。熙宁变法的失败，这是最大的症结。

六　党争的发端

熙宁元年（1068）十一月，将举行郊祀，执政以河朔伤旱，国用不足，乞请南郊勿赠金帛。帝召学士会商，司马光说：“救灾节用，常自贵近始，可听也。”

王安石则以为：“大臣不能，当辞职，不当辞禄。国用不足，是由于未得善于理财的人才之故，徒节用为无益。”

司马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而已。”

安石答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

光愤然道：“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是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见武帝之不明耳。”

这次御前会议的争论，是这两个时代巨人观念对立，第一次发生的直接冲突。

王安石抱有极大的理想，要富国强兵，以救国家贫弱，所以认为区区节用，无济于事，而司马光则是实事求是的稳健分子，认为养民乃治国之本，夺民所有，官未必富而民乃先贫，远不如节用以积余财，培养本源，徐徐取用。

王安石与司马光，品德学问，都是当代第一流人物，同负社会重望，但是两人的学术背景和政治思想，却又完全不同。荆公是经学家，著作有《三经新义》，他是个高调子的理想主义者，所以诵述尧舜，执持周礼，他所要实施的新法，都从古制中传承而出。如青苗法自比于《周官》的泉府；免役法本于《周官》；保甲之制，起于三代的丘甲；市易法则如周之司市、汉之平准。他认为宋代开国百年，至今贫弱已甚，但幸天下无事，正宜及时讲求正道，本诸先王之意，变更法度，为富国强兵之计。

而司马光则是史学家，所以编纂《资治通鉴》，他是个标准的经验主义者，以为生今之世，时与古异，三代的古制，极不适用于今日。所以他主张有选择地承袭近代汉唐相治的法制，仍须按照实际利害，逐步改良应用。

温公认为仁义是治国之本，有为之政，往往背义而言利，利国者未必不病民，他更不信王霸之辨，认为治道“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成功；养民不过轻租税，薄赋敛，已逋责而已”。

这两个政治思想绝对相反的人，同在政府，形成尖锐的对立。宋代实行士大夫政治，而士大夫政治本质上就含有政党政治的特性，于是王荆公成了革新派的领袖，司马光做了守旧派的代表人物。如从地缘关系来看，安石新政，代表南方知识分子开明进取的精神，而司马光则代表北方人稳健和保守的传统。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开始执政，请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司马光甚不以为然。一日，光侍讲席，讲述曹参代萧何的史事，从而论及变法，安石的左右手吕惠卿起而辩驳，两人竟在御前争论起来。

司马光说：“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公卿侍从皆在此，愿陛下问之。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可以罢黜，不可使执政侵犯它的职权。今又置三司条例司，是为什么？”

惠卿语塞，就掉转头来对司马光做人身攻击，声色俱厉，纷訾不已。皇上说：“相与论是非，何必如此。”

既罢讲，司马光气貌温粹，而吕惠卿则怒气冲天，过了许久，还说不出话来。

旁观者道：“一个陕西人，一个福建仔，怎生厮合得着。”

当时反对新政的元老旧臣，如张方平、范镇、富弼、司马光等，都很器重苏轼的才华和人品，也都欣赏他的议论，鞭辟入里。盖因苏轼为学，基于传统的儒学，比较守旧，他的政治思想，以“人性本善”为出发点，认为道德乃人性之根本，政治不过用以矫治人类后天的浇薄，所以道德与政治必须相辅而行，才成治道之大备，故上皇帝书曰：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

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富且强，不救于短而亡。

他在新政“富国强兵”的目标上，加上了一顶道德风俗的大帽子，这不但是急求有功的王安石所不愿闻，也与神宗的愿望南辕而北辙。

新政的重点，在于富国，是要以政治的强制力量来达到充裕府库的目的。君相之意如此，奉行的官吏就变本加厉，唯利是图，使青苗法变成强派的“必借之债”，免役法使贫民不免于追逋，保甲法使农民不得安于畎亩，市易法成为不肖官吏的市利之具，不但流为“聚敛”，甚至不惜严刑以求利，斫丧国本，为害甚烈。苏轼道：

夫兴利以聚财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费以养财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国之本，而刑者民之贼。兴利以聚财，必先烦刑以贼民，国本摇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赏。

安石推行新政，为环境所驱迫，因习惯之推移，为欲迅赴事功，不惜用刑赏来推动新政的施行。奉行的官吏，莫不畏刑乐赏，就不择手段以更重的严刑酷罚，来压迫小民，贯彻法令。安石这样的做法，使他倾于法家的唯法主义而不自知，使原已困穷不堪的生民家破人亡而不恤。

苏轼对法家的攻击，更是激烈，他说：

古之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

服膺儒学的苏轼，自少反对法家，在凤翔作《石鼓歌》，初见其端，后作《志林》中有一节，“商鞅用于秦”，更说：“商鞅以苛法治秦，桑弘羊以理财佐汉，二子所操皆‘破国亡宗’之术。后世虽谬加称道，而自君子视之，二子之名如‘蛆蝇粪秽’，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

苏轼坚决反对新法，针对时事，特别攻击“聚敛”和“法家”两端，在当日保守派的议论中，确实具有代表性的作用和地位。而他的语言文字，又那么愤激，含有非常强大的煽动力量，足以风动四方，元老重臣们或多或少会受他言论的影响，馆阁清流间不良舆论之所以形成，新政派也有理由怀疑是苏轼鼓动起来的。

安石对三苏的为学，本来存有甚深的偏见，认为苏氏所学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霸术，正是他所倡导的王道政治之正面敌人，所以一提到苏氏，总认为他们都是“纵横策士之流亚”，表示不屑的态度。

当苏辙辞去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检详官时，神宗有意用苏轼来接替这个位置，以此就商于安石：“苏轼如何？观兄弟俩的学问，颇相类似，可使代辙否？”

安石对曰：“轼兄弟大抵以飞钳捭阖为事。”

神宗问：“如此则正宜配合时事，何以反为异论？”

“轼兄弟学本流俗，朋比沮事，如朝廷不行先王正道，才合这班流俗朋比者的心意。”安石的悻悻之情，如闻声口。

不久，神宗对司马光说：“谏官难得，卿为朕择其人。”司马光退而举苏轼、王元规、赵彦若三人。安石立即反对道：“与司马朝夕切磋者，即此刘攽、苏轼之徒耳。”

因此，神宗未用司马之荐。

王安石眼中，苏轼是个可恶的游说之士，是反对派领袖司马光幕后的智囊人物。

七　新政暴风

熙宁二年（1069）九月，实施青苗法，引起朝廷内外一片反对的浪潮。

青苗法是用政府籴常平米的本钱，春散秋敛，借与农户，出息二分，本意在于青黄不接时，救济农民的困乏。不料付诸执行，官吏竟将此一优良的社会融资政策，变作政府放债取息，增加库收的工具。二分利息，本已不轻，照韩琦说：“春贷十千，半年之内，便令纳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岁终又令纳利二千。则是贷万钱者，不论远近，岁令出息四千。”则政府竟自成了盘剥重利的高利贷，难怪范镇要说：“物议纷纷，皆云自古来未有天子开课场者。”

宋代老百姓的租税负担，已经非常沉重，韩琦论青苗，又说：“今天下田税已重……更有农具、牛皮、盐钱、曲钱、鞋钱之类，凡十余目，谓之杂钱。每于夏秋起纳，官中更加细绢斛斗，低估价例，令民将此杂钱折纳。……诸如此类，不可悉举，取利已厚，伤农已深，奈何更引《周礼》，谓放青苗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试之法。”

欧阳修说：“田野之民，安知周公泉府为何物？但见官中放债，每钱一百文，要二十文利耳。若使天下晓然，知非为利，只乞除去二分息，但纳本钱。”

青苗法不但重利盘剥，实行后，产生一个最大的流弊，就是“抑配”，即强迫摊配。原来诏令规定青苗钱的贷放是“取民情愿”则与之，不许追呼、均配和抑勒。而提举使务以多散（放）为功，订立各郡的定额，州郡要达到定额，只能不分贫富，像配给一样强迫借与，又使贫富相保，终于致使贫者还不出钱流散逃亡，富者为之破产。韩琦疏言：“今所立条约，乃自乡户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陌，三等以上，更许增借。借钱一千，纳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钱取息，与初诏相违。又条约虽禁抑勒，然不抑散，上户必不愿请；下户虽愿请，请时甚易，纳时甚难，将来必有督索、同保均赔之患。”所以苏轼说：“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果不抑配，其间愿请人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赢余，何至与官交易？此等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逃亡之余，则均之邻保。”

从此以后，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每日忙于逮捕积欠官钱的贫户，官厅里则日夜鞭打这些穷人，很多人“因欠青苗，至卖田产、鬻妻女，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

顾名思义，贷放青苗钱，当然只以农户为限，但官吏为欲邀功，竞争贷放的实绩，城市里本无青苗，也强迫市人接受放款。事闻于帝，神宗便问安石道：“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强与之。”安石勃然进曰：“苟从其所欲，虽坊郭何害。”

其性情的固执，不惜强辞夺理来卫护己见，实已到了不讲道理的程度。如三朝老臣富弼，看到皇帝如此专任安石，自忖无法争得过他，只好称疾求退。神宗问他：“卿即去，谁可代卿者？”弼荐文彦博，帝默然。良久，帝问：“王安石如何？”富弼也默不作声。

张方平极言新法之害，不忍亲见这样的朝局，力求外放。神宗多方挽留，而方平去意甚坚，遂出知陈州。陛辞时，神宗还问：“能复稍留乎？”对曰：“退即行矣。”

方平辟苏辙为陈州学官，二月，辙亦离京，苏轼更是孤单，后作《次韵子由初到陈州见寄》诗，有曰：

旧隐三年别，杉松好在不？

吾今尚眷眷，此意恐悠悠。

闭户时寻梦，无人可说愁。

还来送别处，双泪寄南州。

苏轼是个最不能忍事的人，面对如此的政事，不堪满怀失望，但也无处诉说，就又常常怀念故乡的祖宗坟墓，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实现还乡之梦。

其时，神宗欲用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光固辞不拜。

神宗将这事就商于王安石，安石说：“司马光外托劘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与国论，此消长之机也。”

司马光是反对派的领袖人物，王安石不欢迎他，是当然之事，所以更进一层说：“光才岂能害政，但在高位，则异论之人，倚以为重。”

理想主义的人，常常看不起保守人物，认为他连害政的本事都没有，皆是他身边那些异论之徒在掀风作浪，意指苏轼、刘攽等人。

参知政事赵抃，为反对派遣青苗提举官，四出扰民，恳求去位，又出知杭州。

熙宁三年（1070），改诸路更戍法，立保甲法、募役法。

保甲法的目的，是为解决兵制问题，实施兵农合一的制度，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为保，保丁授以弓弩，教以战阵，是即改“募”为“征”，恢复唐代的府兵旧制而已。

但是宋至仁宗朝时，国家承平已久，势官富户，占地无限，土地渐次集中。失去土地的农民，变成大量的游民。政府将这些游民，收编为军队，资以衣食，才不致扰乱社会。所以宋代的佣兵，国防意义少，救济意义多。

保甲法则放弃了这许多过剩的劳动力，使到处充斥的游民，失掉出路，饥寒所迫，必然流为盗贼。河东、陕西、京西一带，寇贼成群，白昼行劫，则是实施保甲以后，不久就发生的现象。另一方面，征召有业的农民，训练为兵，不得尽力田地，妨碍生产，甚至有不能维持生计，弃家逃亡者。更不应该的是，保甲需要武器（弓弩），政府也不供给，责成他们自购。百姓买一弓，要花千五百钱，买十支箭，要六七百钱，城里有人典当了衣物买弓箭的。保甲五日一教，实在也教不出什么战阵能力来，后来又改为一月教练三天，则更是有名无实了。

宋代原来采用佣兵制，所以人民须服力役，而徭役的负担非常沉重。役别有“衙前”，主官物之供给或运输，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负催征与偿逋的责任，以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以承符、人力、手力、散从给官使奔走，县曹司至押录，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候、拣掏等，各以等第差充。

民户分九等，上四等须给役，下五等可免。役使频仍，生赀不给，老百姓为逃避徭役，土地不敢多耕，骨肉不敢相聚，以免提高户等，即须差役。

募役法又称免役，得据家赀高下，各令出钱雇人代役，合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在熙宁新法中，可以算是最适合社会需要的便民良法。可惜执行的官吏，务求役钱增羡，变成聚敛之具。单丁女户，原无力役义务，现在则要担负助役钱，另又在役钱上平添百分之二十的免役宽剩钱，说是备以应付水旱之灾的需要，实是分外的搜括。

唐改租庸调为两税，宋承之，两税中既已包括“庸”（免役钱）在内，再征役钱，不啻庸外增庸。苏轼道：“今两税如故，奈何复欲取庸。”又说：“女户单丁，盖天民之穷者也，古之王者，首务恤此。”而欲致君于尧舜的新政，却“忍不加恤”。至于从役钱再加征二分的宽剩钱，则更是明目张胆的搜括了。

还有一个最大的漏洞，每人出钱多寡，既随家赀高下而定，而家赀高下，又随官吏审定，漫无标准，不但人民巧避失实，而吏缘为奸，或指富为贫，或指贫为富，颠倒混淆，任意敲榨，老百姓真是没有命了。

神宗胸怀隐痛，亟求富国强兵，以御外侮。王安石虽然明知变法大事，决不能速求成效于年岁之间，但至一旦负起实际责任来时，他却不能控制。新制日下，法令滋彰，一法尚未成功，另一法已经颁布，使奉行的官吏都茫然不能省记，老百姓在新政暴风下，只有惶惑或恐惧的份儿，人心浮动，谣言四起。更糟糕的是安石用刑赏来压迫地方官，促令积极推行新政，地方官怕推行的成绩不好，时间落后，自身要遭罪谴，只好不择手段，加倍压迫到老百姓身上去，如再加上胥吏的浑水摸鱼，从中舞弊，则纷扰苛刻，任何良法美意，都会变成残民之具。

新政之来，势如暴风，老臣的反对无用，言官的诤谏不听，“道不同，不相为谋”，他们只好纷纷求退，朝中就换了一批新人进来，如赵抃罢，以韩绛为参知政事；吕公弼罢，以冯京为枢密副使；曾公亮罢，冯京升参知政事、以吴充为枢密副使。至熙宁三年十二月，王安石与韩绛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拜真相之职。

余如知审官院孙觉奉派视察实施青苗的情况，说了“民实不愿与官相交”的实话，坐奉诏反复之罪，贬知广德军；御史中丞吕公著反对青苗和任用吕惠卿，神宗怒贬知颍州；知制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为反对安石引荐李定为监察御史里行是破坏法制，坐累格诏命而落职，而天下人壮之，称之为“熙宁三舍人”。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张戬，右正言李常及其他言官薛昌朝、林旦、蒋育等皆因论政触怒王安石，都被罢斥，出为外郡。

熙宁三年（1070）三月，吕惠卿知贡举，苏轼被命为编排官。从这一年起，天子御试，不用诗赋，专考策问，而应考的举子则迎合时势，争言成法的缺失。有叶祖洽者，邵武人，对策中竟说：“祖宗法度，苟且因循，陛下当与忠智豪杰之臣，合谋而鼎新之。”考官宋敏求、苏轼都欲将此卷黜落，而主考官吕惠卿却擢为第一。

苏轼大为气愤，以为朝廷今年殿试，专考策论，目的本在咨访治道，而结果则是士登甲科者，多以谄谀得之，而叶祖洽尤其荒谬，诋祖宗以媚时君，竟然大魁天下，何以正风化？退而自作《拟进士对御试策》一题，进呈皇上曰：“臣恐自今以往，相师成风。风俗一变，不可复返。正人衰微，则国随之。”

他以拟作的策论，极言时政。一曰：“今陛下使两府大臣侵三司财利之权，常平使者乱职司守令之治。刑狱旧法，不以付有司，而取决于执政之意；边鄙大虑，不以责帅臣，而听计于小吏之口。百官可谓失其职矣。”二曰：“事有决不可欺者，苟有其实，不敢辞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谓之放债取利，可乎？……则使二三臣者，极其巧辩，以解答千万人之口。附会经典，造为文书，以晓告四方之人。四方之人，岂如婴儿鸟兽，而可以美言小数眩之者。”最后，他提出郑重的警告：“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输之策，并军搜卒之令，卒然轻发，又甚于前日。虽陛下不恤人言，持之益坚，而势穷事碍，终亦必变。他日虽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复自信乎！”

苏轼向神宗直言，目前正是一个危险而黑暗的时代，形容当前的情况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危境，他说：“臣愿陛下解辔秣马，以须东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轨之道。”

疏上，神宗仍是取这状文给王安石看。安石说：“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又以不得意之故，其言遂跌荡至此。” 13

苏轼亦自知位微言轻，不足挽救危机，再去求见宰相曾公亮，希望他能挺身出来，救国救民。殊不知安石请置条例司，更张政事，曾公亮初曾大力支持，现在虽已悔恨，也不能说话了，所以御史们每到中书论事，他都俯首无言。苏轼对他满腔热望，只得到公亮一句话：“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 14

在这一片新政排斥的浪潮中，馆阁同人中有很多朋友被放外任。旧例，同舍在饯行席上，通行分韵赋诗为别。苏轼满腹牢骚，无法克制，就不免在那些诗上发泄他的苦闷。

钱藻，字醇老，杭州钱武肃王的后裔，为人清谨寡过，治事简静，人称长者，以秘阁校理出守婺州（今浙江金华）。苏轼很羡慕他得遂所愿，避开这变乱嚣杂的都城，一方面又可惜这么一个品学兼优的人，不在天子左右而远去地方。青苗法行，做州长官的恐怕免不掉要日以敲扑鞭笞老百姓为专职了。诗曰：

子行得所愿，怆恨居者情。

吾君方急贤，日旰坐迩英。

黄金招乐毅，白璧赐虞卿。

子不少自贬，陈义空峥嵘。

古称为郡乐，渐恐烦敲搒。

临分敢不尽，醉语醒还惊。

刘攽，字贡父，与苏轼往来密切，非常交好，时为馆阁校勘。他与安石，本是旧友，而性好谐谑，居常要开安石玩笑，安石对他早已心有芥蒂。

安石当政，骤行新法，贡父反对青苗，贻书劝止，书中说：“介甫为政，不能使民家给人足，无称贷之患，而特开称贷之法，以为有益于民，不亦可羞哉。”他又说，历史上皇甫镈、裴延龄之聚敛，商鞅、张汤的变法，没有一个人是有好下场的。安石大怒，斥为泰州（今江苏泰州）通判。苏轼作诗送行，便劝他少说话，多饮酒：

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

莫夸舌在齿牙牢，是中惟可饮醇酒。

读书不用多，作诗不须工。

海边无事日日醉，梦魂不到蓬莱宫。

…………

这首诗，显然是对言论获谴，提出抗议，当时即被众所传诵。苏轼后与刘攽在扬州重遇，作诗曰：“去年送刘郎，醉语已惊众。”殊不知凡此均是祸根。

早几年，有件司法案子引发争议。登州太守许遵（仲涂）上州狱，以该州妇人阿云伤夫一案，照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判处，请从减论。安石时为翰林学士，帝命与司马光合议。安石主以许遵为是，司马光则持异议，认为妻子伤夫，悖逆伦常，不可轻减。当时的宰相富弼、曾公亮都同意司马光的看法，而审刑院大理寺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从法的立场，也认为许遵的原判不当，参政唐介与王安石数于帝前争论，相持不下。

至安石参政，催促结案，于是吕公著、韩维等就遵照安石的意思定谳，而大理官齐、王、蔡等，都因该案被贬外放，蔡冠卿知饶州（今江西鄱阳）。

在当时盛行威胁利诱的政风之下，刚强有骨力的士大夫已经罕见，苏轼推重蔡冠卿的风骨，则曰：

怜君独守廷尉法，晚岁却理鄱阳柂。

欧阳修门下的大弟子曾巩（子固），也被出为越州通判。苏轼在此饯行席上，细数师门人物，不禁感慨丛生。王安石向任外官，并无籍籍之名，因曾巩的介绍，始游欧阳之门，借欧阳的大力揄扬，遂致通显，以至今日的纷纭变局。又念欧阳老师平生求才若渴，所以他门下，贤与不肖，难免混杂，如蒋之奇竟然诬告老师帷薄不修，使他精神上遭受莫大的打击，求为外郡，身体很坏，憔悴不堪。而现在新政中大红特紫的吕惠卿，也是欧阳修于嘉祐二年安石为知常州时，推荐给他，与之为友的。

苏轼将这林林总总的感慨，写入《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诗中，一曰：“醉翁门下士，杂沓难为贤。”又曰：“翁今自憔悴，子去亦宜然。”最后对子固申其同情之意，就说现在当道者，胸襟褊狭，苦无容人之量，而好为大言，故曰：“但苦世论隘，聒耳如蜩蝉。安得万顷池，养此横海鳣。”

苏轼在京师的朋友，虽然很多，但真正气味相投合的，只有文同一人。二人始于凤翔任内，订交岐山，相处的时间甚短；但幸此时，文同被调到京师来做集贤校理，两人同在馆阁，休沐之日，几乎无不相聚一处。

苏轼不随便称赞别人的诗，但对欧阳修诵读文同佳句：“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欧阳笑道：“与可无此句，与可拾得耳！”

盖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15

文同是画竹名家，他教苏轼画竹，同游净因院，两人合为这座庙宇里新粉的墙壁，画上丛竹枯木，苏轼又徇住持道臻之请，为作《净因院画记》。与刘攽共看文同作草书，“落笔如风，初不经意”，谈诗论画，十分相得。虽然文同为人，与苏轼完全不同，他非常沉静厚重，不撄世故，那时候，京中议论纷纭，文同从不参与一言，在京不到一年，为议宗室袭封事，坚持要照典礼行事，被夺一官（降一级），他就乘此请还乡郡，出守西蜀的陵州。苏轼送行诗说：“夺官遣去不自觉，晓梳脱发谁能收。”将夺官大事，比作早晨梳头，掉落头发一样，不值得计较，非文同的高操，不足以当此语，也只有苏轼豁达的胸襟，才能道出这样的奇句。

文同去矣，热情奔放的苏轼，却一直怀念着文同的静厚，《题赵屼屏风与可竹》云：

与可所至，诗在口，竹在手。来京师不及岁，请郡还乡，而诗与竹皆西矣。一日不见，使人思之。其面目严冷，可使静险躁，厚鄙薄。今相去数千里，其诗可求，其竹可乞，其所以静厚者不可致，此予所以见竹而叹也。

八　上皇帝书

熙宁四年（1071）正月，神宗欲用张琬直舍人院，枢密副使冯京举荐刘攽、曾巩、苏轼三人，同备采择，上不答。

王安石主张改科举，兴学校。

经学家的安石，以为国家设科取士，应以经世之学为主，诗赋无裨实用。他说今之取士，“记不必强，诵不必博，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诗赋，则谓之进士。……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虫篆刻之学，以此进至乎公卿；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困于无补之学，而以此绌死于岩野，盖十八九矣”。故欲更改贡举法，并且罢废明经等科。进士科免试诗赋，专考经义论策，以通经有文采者为合格。群经中废《春秋》与《仪礼》，又设新科曰“明法”，试律令、刑统大义等，以待不能应试进士的士子。

神宗并不反对经学，但对此议不能无疑，乃诏下两制、两省、待制以上官，御史、三司、三馆杂议。

苏轼以为“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假使君相无知人之明，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变更贡举，徒滋纷乱而已，上《议学校贡举状》。

关于立学，苏轼以为自昔庆历年间，朝廷固已诏令各州县立学，而至今惟有空名仅存，如今何必变更，徒费民力，“今之学校，特可因循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苏轼认为取士的准则，最重要的只是德行与文章两项，“德行”不是试场考得出来的，“欲兴德行，在人君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如从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为伪而已。

就文章来说，确是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但从政事来说，则诗赋、策论，两皆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科取士，不过如是，而且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欲废之”。再说，经传子史，即使真的读通，也无益于从政，何能寄望于粗识大义之人。他说：“今进士日夜治经传子史，贯穿驰鹜，可谓博矣。至于临政，曷尝用其一二。顾视旧学，已为虚器，而欲使此等分别注疏，粗识大义，而望其才能增长，亦已疏矣。”

奏上，神宗悟曰：“吾于此议，本亦有疑，读了苏轼这番议论，意为释然了。”即日召见。

帝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即使是朕个人的过失，都可坦白指陈。”

苏轼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

神宗听了，不禁为之悚然。

苏轼所对，与他所上议状中言对照来看，更加明白：“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而复之，则难为力。”盖他认为变革是一定要有的，但不能急求有功，揠苗助长。

苏轼的理论是，一切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变更，都须因应时势的需要而逐渐推行，社会的生活和风俗因时变化于先，法律制度跟着革新于后。假如以为法令代表政治权力，六七少年关门制作出来白纸黑字的公文，竟是一帖万应灵丹，足以一笔抹杀宋代百年的积弊，足以强迫改变社会的风俗，这是过分的迷信。人类均有惰性，未必能于旦夕之间信任新制之利，甚或发生疑惧，则就产生顽强的阻力，而至于完全的失败。

神宗求治太急，所以才听言太广。范纯仁也劝谏过不要随便延见小臣，至安石陷于孤立，而事又急需人为时，就引用急功近利之徒，而进人太锐，使整个政治的人事结构，一两年间，面目全非。不但法令滋彰，朝局动荡，且使一向稳定的经济社会，为之骚扰和紊乱。

苏轼慷慨陈辞，使神宗为之悚然动容，稍停，温谕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

苏轼退朝后，兴奋不已，遂将这次召见经过，向朋友同事说了。事闻于安石，安石不悦。

据说，神宗于召见苏轼后，有意欲用为修起居注，此职是接近皇帝身边的侍从近臣，怎能让反对派的苏轼去做？事为安石所格，因而有“权开封府推官”之命。

关于贡举取士的方法，神宗再与安石商量时，安石对曰：

若谓此科尝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也。

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

安石此论，谓人才须从教育扎根，从经义策论甄拔器识之士，原是正论。但他忽略了通明经义，不能期望于急求功名的举子，而经义有无实用价值，更是可疑。历史教育，是直接的经验教育，具有实用价值；诗赋之作，看似无用，但从熟读经史而出。安石的主张，所悬目标太高，往往画虎不成反类犬，此事亦然。

神宗是非常讲究文辞，重视史学的，本意并不以安石的主张为然，朱弁曰：

行中尝与坡言，裕陵晚年深患经术之弊，其时判国子监，因上殿亲得宣谕，令教学者看史。是月，遂以“张子房之智”为论题，上索第一人程文，览之不乐。

坡曰：“予见章子厚（惇），言裕陵元丰末欲复以诗赋取士，及后作相，为蔡卞所持，卒不能明裕陵之志，可恨也。” 16

由是可见，神宗当看了苏轼的《议学校贡举状》时，所说“意为释然”的话，并非空言，只因安石一再坚持己意，帝才曲从其请。

于是，熙宁四年，诏罢诗赋，罢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同时分置学官，教育州县子弟，次第付诸实施。

其次，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用自所训释的《三经新义》来取士，史言：

初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居金陵，又作《字说》，多穿凿附会，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

王氏的《三经新义》，本自有学术上的价值，但不该颁之学官，使科举变成一种统治思想的工具。宋代士风，揣摹已成习惯，考官既不敢不以《三经新义》的解释作衡文的唯一标准，则天下的举子，别的书都不必看，专诵王氏章句，博取功名，但又并不了解其义。正如从前考明经科的学究，死背注疏一样，根本谈不上开明器识，培养人才。举子既以《三经新义》为猎取功名的利器，就不再读史，对于古今人物及时世治乱之迹，漫无知识。元丰初年，举人试卷中竟然有“古有董仲舒，不知何代人”这样荒谬的程文，闻者以为笑。 17  而安石暮年，也自觉悟其失败，叹道：“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 18

安石又有《字说》二十四卷之作，笑话更多。

《字说》成书于元丰年间，但他构思历有多年，自言“平生精力，尽于此书”。安石解释字的形意，概照自己的意思，穿凿附会，强为解人。殊不知中国的字体，经历篆隶等等多少时代的变易，但凭东汉以后所存，以偏旁类次的字形，望形生义，从而取解，就不免笑话百出了。一说：

王荆公在熙宁中，作《字说》行之天下。东坡在馆，一日因见而及之，曰：“丞相赜微窅穷制作，某不敢知。独恐每每牵附，学者承风，有不胜其凿者。姑以犇（奔）、麤（粗）二字言之，牛之体壮于鹿，鹿之行速于牛，今积三为字，而其义皆反之，何也？”荆公无以答，迄不为变。 19

而好谐谑的刘攽则更当面戏弄王安石道：“三鹿为麤，鹿不如牛；三牛为犇，牛不如鹿。谓宜三牛为麤，三鹿为犇。若难于遽改，欲令各权发遣。”权发遣者，宋时公文用语，小官骤得高缺，资历浅不能正式任命者，皆号“权发遣”，故并谑之。 20

据传，安石曾问苏轼“鸠何以从九”，轼开他玩笑道：“鸤鸠在桑，其子七兮，连娘带爷，恰是九个。”

安石说：“波者，水之皮。”苏轼听了，笑道：“滑者，水之骨。” 21

又一则说，荆公喜说字，客曰：“霸字何以从西？”安石说：“以西在方域主杀伐。”接着说了一大篇理由。其时另一人说：“霸从雨，不从西也。”安石又随口答道：“为时雨之化耳。”其无定论而好强辩也如此。

所以，《东坡志林》有一则记安石想法太多，有好穿凿的毛病，曰：

王介甫多思而喜凿，时出一新说，已而悟其非也，则又出一说以解之，是以其学多说。尝与刘贡父食，辍筋而问曰：“孔子不撤姜食，何也？”贡父曰：“《本草》，生姜多食损智。道非明民，将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撤姜食，所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戏己也。贡父虽戏言，然王氏之学，实大类此。

庚辰（哲宗元符三年，轼在海南）三月十一日，食姜粥甚美，叹曰：“无怪吾愚，吾食姜多矣。”因并贡父言记之，以为后世君子一笑。

苏轼被任为开封府推官，据说是有人忌他以小官横议国是，欺他缺乏行政经验，故意坑他。这话不是没有因由，宋人矜重馆职，任馆职者，为国家所储养的英才，为未来公卿贤相的后备人选，惯例是“优予廪禄，不责以吏事”。苏轼本官“直史馆”，且是馆职中的高等，而现在却将繁杂无比的首都地方行政事务，套在他的头上，欲以困之，事实显然。

虽然苏轼并不在乎这些，欣然就任，但是此一出处，决定苏轼终神宗之世，流转在地方官的命运里，不能出头。至于能力，他自有足够的聪明，办事迅捷，决断精明，在任声名很好。

熙宁四年（1071）正月，宫中派出中使到开封府来传谕，要买浙江制作的元宵花灯四千余盏。主办单位调查了市价报上去后，续有诏令“减价收购”，于是开封府就将市上浙灯，全部“拘收”，禁止私买。

苏轼忍不住不说话，上《谏买浙灯状》：

……臣始闻之，惊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窃为陛下惜此举动也。……卖灯之民，例非豪户，举债出息，蓄之弥年。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惟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此事至小，体则甚大……

他希望朝廷收回前命。目前外面有很多谣言，士人间传说科场要改期，商人说京城将榷酒，吏忧减俸，兵忧减廪，朝廷并无其事而谣诼繁兴，可见“陛下勤恤之德，未信于下，而有司聚敛之意，或形于民”。所以要请皇上凡遇游观、苑囿、宴好、赐予之类的开支，应饬有司务从俭约。

此状奏上，神宗从善如流，立即诏罢购买浙灯的前命。

苏轼既蒙皇帝殿前温谕，又闻买灯停罢，惊喜过望，北向阙廷，感动得不觉流下泪来。

“为朕深思治乱”这句琅琅玉音，整日盘旋在胸臆间，不能一时或释。自从服满还朝，适逢王安石推行新政，这短短的两年间，政局扰攘，人事剧变，不仅朝局如今面目全非，而雷厉风行的新政，又尽是峻刻的剥削和聚敛，谁都可以预见生民即将遭逢空前的苦难。倘如老百姓的生存权利受到威胁，则后果就不堪设想。西蜀王小波、李顺叛乱的阴影，时时从尘封的记忆中袭上心头，作为一个有良知、有血性的知识分子，怎能不挺身而起、为民请命？

他并非不知道王安石得君之专，以及新政派垄断一切的作风，多少元老重臣，都被迫得相率走避。宋自立国以来，言官向被尊重的传统，也不惜因此破坏。今已台谏一空，苏轼，他只是一个区区八品闲官，怎能拂逆巨龙的鳞甲？倘如不自量力，他将付出何等重大的代价，也是谁都明白的后果。

然而，老百姓自己没有讲话的机会。英明的神宗，求治之心过分激切，不暇冷静思考，九重之内，听不到千家万户的号哭，也看不到老百姓咬牙切齿的冤苦。苏轼则来自田间，原是老百姓中的一分子，彼此血肉相连，痛痒关切，有一种单纯而强烈的感情，对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抱持着情不自禁的同情心，逼得他要挺身出来，“为民请命”。

苏轼内无畏怖，外无所求，皇帝既许建言，他也不能漠视同胞们悲惨的命运，不替天下哀苦无告的老百姓，说出他们的艰难和困穷。假使因此必须要他肝脑涂地，则东汉范滂的影子在他前面，他也有这份道德勇气承受一切，做一个伟大的悲剧英雄，毫不顾虑个人的祸福。

于是，熙宁四年（1071）二月，苏轼撰进长达三千四百余字的《上神宗皇帝书》。略曰：

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

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陛下不以财用付三司，无故又创制置三司条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功，茫如捕风，道路皆知其难。……汴水浊流，不以种稻，今欲陂而清之。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自古役人，必用乡户。今者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单丁女户，盖天民之穷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不还，则均及邻保。势有必至，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未及乐成，而怨已起。臣之所愿陛下结人心者，此也。

臣愿陛下务从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爱惜风俗，如护元气。仁祖持法至宽，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化。今则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俾常调之人，举生非望。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者？……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佞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陛下厚风俗者，此也。

……祖宗委任台谏，许以风闻。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将以折奸臣之萌也。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世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

……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顾不发，中外失望。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使台谏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主何缘知觉？臣之所愿存纪纲者，此也。

三月，朝廷诏令各路监司实地考察“青苗抑配”情形，又将选择三路试办。苏轼续有《再上皇帝书》，他将立条例司、遣青苗使、敛助役钱、行均输法，四海骚动，行路怨咨的情况，譬喻为医生用人的性命来试验毒药，断言道：“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他说：

自古以来，国家存亡寄托在四种人的身上：一曰民，二曰军，三曰吏，四曰士。这四种人的人心一失，足以生变，今陛下一举而兼犯之。

一、青苗、助役法成，则农不安；均输之令出，商贾不行。

二、并省诸军，迫逐老病，而军始怨。

三、内则不取谋元臣侍从，而专用新进小生；外则不责成守令监司，而专用青苗使者，多置闲局，以摈老成，而吏解体。

四、今用事者欲消进士，纯取明经，虽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权，自以为功，而士始失望。

苏轼毅然直指谄谀之人，但求逢迎，不怕欺罔，所以凡是说军心乐于合并，百姓乐于青苗者，都是谗言，皆不可信。最后，他竟直指神宗“人皆谓陛下圣明神武，必能徙义修慝，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过遂非之风，此臣所以愤懑而太息不能已也”。这样的话，在那个时代，杀头尚有余辜，苏轼之奋不顾身，固然可惊，而神宗的宽容，尤不可及。

最后他以汉代末年贾充留朝而成晋氏之乱的史事，申言小人之党难去，讽劝神宗勇决。后来事实证明苏轼的预见，终神宗之世，尽是吕惠卿、韩维、曾布、蔡确之流，把持政柄而不能去，即使王安石亦被排挤。

苏轼此一谏稿真迹，经宋室南渡的战乱，仍为冯氏三代所珍藏，陆放翁题跋东坡谏草云：

天下自有公论，非爱憎异同能夺也。如东坡之论时事，岂独天下服其忠，高其辩，使荆公见之，其有不抚膺太息者乎！……

早在苏轼甫登进士第时，欧阳修介绍他的门人晁端彦（美叔）到兴国浴室来访，由是订交，往来甚熟。这期间，端彦即常劝他言语谨慎，苏轼却说：“我性不忍事，心里有话，如食中有蝇，非吐不可。”

还有一次，又谈到这个问题，苏轼说：“某被昭陵（英宗）擢在贤科，一时魁旧，往往为知己。皇上（神宗）赐对便殿，有所开陈，悉蒙嘉纳，已而章疏屡上，虽甚剀切，亦终不怒。使某不言，谁当言者？某之所虑，不过恐朝廷杀我耳。……”

苏轼停顿一下，等待端彦的反应，而端彦默不作声，苏轼浩叹久之，续曰：“朝廷若果杀我，微命亦何足惜！只是有一件事，杀了我后，好了你。”

两人相与大笑而起。 22

苏轼两上皇帝书，极论时事，即使日常与人聊天，也常讥诮时事时人。文同极不以为然，替他担忧,每每苦口劝诫，而苏轼不能听从。到被出为杭州通判时，文同作送行诗，还郑重叮咛：

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 23

九　遭诬

神宗是个开明的英主，喜欢听多方面的意见，所以王安石常将外来的地方官，引见皇帝，用以证见新政的成功，坚定皇帝的信心。范纯仁谏勿听信小臣之言，苏轼有听言太广之诤，都是针对这个情形而发。在安石方面，当时反对新政的人太多，很担忧这年轻的皇帝，会被众口动摇，所以竭力劝说神宗，为人主者必须“独断”。有一个独断的君主于上，必然连带产生“专任”的大臣于下，这是王安石巩固新政及其领导地位的一策。

开放言论，众谋国是，在苏轼看来，是比什么问题都重要的先决条件。他要揭破安石“独断”论的企图，限于位卑职小，没有办法进言。适逢开封府考试举人，苏轼被派为考官，就借发策来鼓励正论，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公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为问。王安石看到了，认为是讽刺他，非常愤怒。

初，言官群起反对新政，数月之间，台谏一空。一日，安石独对，向神宗进言曰：“陛下知今日所以议论纷纭之故何在？”

帝曰：“此由朕置台谏，皆非其人。”

安石说：“陛下遇群臣无术，数失事机，别置台谏官，但恐如今日措置，亦未能免其纷纷。”

于是安石荐淮南转运使谢景温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景温不能得官于中朝，以妹嫁与安石之弟安礼，结为姻亲，安石援以为助。

神宗又诏近臣举荐谏官，翰林学士范镇应诏奏举苏轼，可当其任。景温深恐苏轼这个劲敌，一旦当上谏官，必攻新政和新政派的人，遂先发制人，奏劾苏轼前于英宗治平三年丁父忧，扶丧归蜀时，沿途妄冒差借兵卒，并于所乘舟中，贩运私盐、苏木和瓷器。这件劾案，诏下江淮发运湖北运使逮捕当时的篙工水师，严切查问，又分文六路，按问水行陆行所历州县，令向苏轼曾经差借的兵夫舵工侦讯，又查知时任天章阁待制的李师中，其时，曾与苏轼遇于中途，就要他出来作供伪证，故意将这案子，闹得雷厉风行。

师中，字诚之，治平中自广南还京，他曾在史馆与苏轼共事。苏轼扶丧返蜀，师中出守凤翔，道出江陵，曾相邂逅。师中是个光明磊落的气节之士，岂肯为人做伪证。而各地方查问的结果，贩货的事根本子虚乌有，而所谓冒借兵卒一节，只是有几个眉州派出来迎接新太守的兵夫，因便送苏轼至京而已，并无冒差事实。穷治年余，毫无所得。

当景温劾苏案付查之初，声势严厉，似有将兴大狱的模样。范镇上疏为苏轼辩诬，他说：“苏轼于治平中丧父，韩琦赠银三百两，欧阳修赠二百两，轼皆辞谢不受，而现在言官劾他舟中夹带私盐贩卖，能得多少？岂有不受赠银而冒险私贩，博取蝇头小利之理。” 24

其时，司马光为乞外放，入对垂拱殿，神宗问曰：“王安石素与卿善，何自疑？”

这句问话的背后，显然有安石所说的苏轼在幕后操纵司马，反对新政的此一猜疑在内。司马光就趁势对曰：

“臣素与安石善，但自其执政，违迕甚多。今迕安石者如苏轼辈，皆肆行诋毁，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

帝曰：“青苗有显效。”

光对曰：“兹事天下知其非，独安石之党以为是耳。”

神宗说：“苏轼非佳士，鲜于侁在远，轼以奏稿传之。韩琦赠银三百两而不受，乃贩盐及苏木瓷器。”

光凛然对曰：“责人当察其情，轼贩鬻之利，岂能及所赐之银乎！安石素恶轼，陛下岂不知？以姻家谢景温为鹰犬使攻之，臣焉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轼虽不佳，岂不贤于李定，定不服母丧，禽兽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为台臣，何独恶于轼也。”

神宗果然“独断”不悟，“专任”安石如故。熙宁四年九月，司马光罢知永兴军。

是年，诏开贤良方正制科，范镇举荐台州司户参军孔文仲对策，文仲策言九千余字，力论新法不当。宋敏求定为异等，安石大怒，持请神宗御批，令以原官回任。范镇不服，疏争：“文仲草茅疏远，不识忌讳，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为圣明之累。”疏上不报。

于是范镇以“臣言不行，无颜复立于朝”，请求致仕。略曰：

……臣论青苗不见听，一宜去；荐苏轼、孔文仲，不见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认母，坏人伦，逆天理，而欲以为御史，反为之罢舍人，逐台谏；王韶上书，肆意欺罔，以兴造边事，事败则置而不问，反为之罪帅臣；不用苏轼则掎摭其过，不悦孔文仲则遣之还任，以此二人，况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圣鉴乎？

续复极言青苗之害，指责王安石以个人的喜怒定国家的刑责，结曰：“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疏入，安石大怒，执着这份疏状，气得手都发抖，就亲自草制，诋斥范镇，命以户部侍郎致仕，凡所应得恩典，一概削去。范镇谢表说：

愿陛下集群议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为腹心，以养中和之福。

这话，完全针对王安石而发，天下闻而壮之。苏轼往贺范镇致仕，说：“公虽退，而名益重矣。”

范镇愀然不乐道：“君子言听计从，消患于未萌，使天下阴受其赐，无智名，无勇功，吾独不得为此，命也。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25

范镇自此日与宾客赋诗饮酒，有人劝他称病，杜门谢客，以防政治迫害，镇曰：“死生祸福，天也。吾其如天乎！”

司马光在永兴军，随又乞判西京留台，屡请不报，最后一疏曰：

……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臣畏懦惜身，不早为陛下别白言之。轼与文仲皆疏远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上书对策，指陈其失，隳官获谴，无所顾虑，此臣不如轼与文仲远矣。

今陛下惟安石是信，附之者谓之忠良，攻之者谓之谗慝。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谓谗慝者也。若臣罪与范镇同，即乞依镇例致仕；若罪重于镇，或窜或诛，所不敢逃。

神宗一再挽留，而司马光去志已坚，最后只好从其所请。既至洛阳，他就从此绝口不谈时事，邀约一批史学者如刘恕、范祖禹等着手编撰历史巨著《资治通鉴》。

被司马光骂为禽兽不如的李定，字资深，扬州人。少年时受学于王安石，熙宁二年由孙觉推荐，以秀州军事判官召来京师，谒谏官李常，常问曰：“君从南方来，老百姓对青苗法以为如何？”定曰：“人民称便，皆大欢喜。”常说：“举朝方共争此事，君莫作此言。”李定往见安石，告知此事，并说：“定但知据实说话，不知京师乃不许说。”

安石闻言大喜，将他引见神宗。帝不次拔擢，命以定知谏院，宰相说：“前无选人除谏官之例。”遂拜权监察御史里行，陈襄奏弹不得，宋敏求以其资格不合，封还词头，翌日自行辞职。依次轮值李大临、苏颂，相继封还，拒不撰告，如此更奏更下，一直换到第七个人，才得通过，而宋、李、苏三人，坐“累格诏命”的罪名，同时落职。马永卿《元城语录》载：“此乃祖宗德泽，百余年养成风俗，公论之不为屈如是，齐太史崔杼弑君，杀三人而执笔如初，何异。”

御史陈荐继起奏劾李定前为泾县主簿时，闻母仇氏死，匿不服丧。诏下淮浙转运使问状，还奏：“李定以父年老，求归侍养，不云持所生母服。”定自信：“实不知为仇所生，故疑不敢服。”盖其生母早为其父所出而改嫁。

宰相曾公亮请饬追服，安石力主不必，且罢陈荐的御史职，改官李定为崇政殿说书，而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复言：“李定不孝之人，不宜居劝讲之地。”并且辞侵安石。李定不能自安，求解职，乃以为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吏房公事。 26

李定不服出母之丧，到底不是大逆不道的罪行，而全台总攻，满朝讹议者，不过是借李定以反对王安石而已。

恰巧这时候，长安大尹钱明逸奏报：有个从前做过知广德军的朱寿昌，扬州天长人，生七岁，其父朱巽为长安太守时，出其所生母刘氏另嫁，母子不相闻问者五十年，寿昌宦游四方，多方寻母不得。熙宁三年，与家人诀别，弃官入秦，断荤茹素，刺血写经，沿途散布，祈有遇合，行次同州，果获重逢，其时刘氏已经七十多岁了。 27

神宗以为至孝，召寿昌赴阙，时适群攻李定不服母丧的热潮中，安石甚忌寿昌，但付审官院，使授河中府通判，希望他赶快走而已。

这更激起士大夫间的伦常正义之感，纷纷作诗褒扬朱寿昌的孝行，居然汇印成书。苏轼后亦作贺寿昌得母诗，曰：

嗟君七岁知念母，怜君壮大心愈苦。

羡君临老得相逢，喜极无言泪如雨。

…………

这首诗里，通篇称扬朱寿昌的孝行，其中只有“此事今无古或闻”及“西河郡守谁复讥”两句 28  ，被人附会为讥刺安石袒护不孝之人，因此结怨李定，导生后来的诗狱，其实非是，那是党争之祸，并非私怨。

谢景温劾奏苏轼一案，也是当时政争中的一件大事。其中，御史风闻言事，可以不负责任，而横遭诬陷的苏轼，则无反证足以自明，只好静待侦查，待到查无实据，他就乞请外调。

神宗批出：“与知州差遣。”中书认为不可，拟令通判颍州。神宗又再改批：“通判杭州。”

苏轼自签判凤翔至今，已经十年，屡经“磨勘”迁官，现为监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位仅次于侍郎，已足够知州的资格了。何况他又望重士林，名满天下，但是中书硬要压抑，神宗也只好指个东南第一大都会的美缺给他。

宋为防止地方割据，以文人出守列郡，自下湖南，复置通判，由中朝直接选派京朝官担任此职，一切公事须经通判联署，才能生效，目的在以通判牵制知州，削弱地方首长的权力，以免尾大不掉。

这个制度，却产生另一流弊，即知州与通判经常发生摩擦，如欧阳修《归田录》言：

国朝自下湖南，始置诸州通判，既非副贰，又非属官。故尝与知州争权，每云我是监郡，朝廷使我监汝，举动为其所制。太祖闻而患之，下诏书戒励，使与长吏协和，凡文书非与长吏同签书者，所在不得承受施行，自此遂稍稍戢。然至今州郡往往与通判不和。

往时有钱昆少卿者，家世余杭人也。杭人嗜蟹，昆尝求补外郡，人问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无通判处则可矣。”至今士人以为口实。

这一两年来，朝中耆老和反对新法的朋友，一个一个地离京远去，失意京华的苏轼觉得送行者比远行人还要难堪，他对钱藻说：“子行得所愿，怆恨居者情。”送吕希道知和州说：“年年送人作太守，坐受尘土堆胸肠。……我生本是便江海，忍耻未去犹彷徨。”环顾四周，越来越觉得孤独难耐。

“交朋翩翩去略尽，惟吾与子犹彷徨。”馆阁同事秘书丞刘恕（道原），是最后一个仅留的朋友，忽然听得他已向朝廷乞准回乡省亲，行有期矣，苏轼心里更是难过。

刘恕，字道原，筠州人，家居庐山之下，为当代第一流的史学家，上下数千年间的史事，可坐而问，娓娓而谈，如数家珍。恕与安石有旧，安石执政，有意邀请刘恕到三司条例司去帮忙，恕说：“天子付公大政，正宜恢弘尧舜之道，不应以利为先。”说他自己不懂经济事务，一口回绝了。

当时王安石权倾天下，谁也不敢在他面前这样说话。道原不但说了，后又条陈新政之不合众心者，贻书劝请复旧，在稠人广座中，即使当着安石门生的面，也毫不为他忌讳，痛论时政得失，甚至觌面指摘安石的错误，气得安石脸色发青。后来他们就断绝了往来。

刘恕将行，苏轼作《送刘道原归觐南康》诗，因为刘是史学家，遂牵连想起一辈历史人物，借来发泄心里的悲愤。如言：“孔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自轻张汤。虽无尺棰与寸刃，口吻排击含风霜。”以孔融、汲黯比刘恕，以曹操、张汤比安石，而十分称赏道原那种知识分子所仅有的劲气，徒手搏虎的勇敢。

道原曾说那班得意忘形的新政人物，恰如喝醉了酒的狂人在手舞足蹈，不过引人发笑而已，故诗曰：“自言静中阅世俗，有似不饮观酒狂。衣巾狼藉又屡舞，傍人大笑供千场。”

十　惘惘出都

苏轼幸已逃过谢景温诬告这一关，出为杭州通判。离京在即，回首从政以来，忽已十年，当初一心以为参加了匡时济世的大事业，不料自少至长，努力追求的政治生活，竟如儿戏一般荒谬，幻灭的悲哀，令他惘然若失。

人生真有命运这样东西，挡在前面，引领人懵懂前行吗？尽管有人不肯承认它，以为人自有力主宰一切，不幸有更多的经验事实，使人们不得不承认：人，实在很脆弱，常被命运所捉弄。

苏轼未第制科以前，声名先已上达九重，初次诣阙陛见，英宗皇帝即欲破格擢用为知制诰那样的御前重职，宰相韩琦提到“馆职必先试而后用”的规例，英宗还说：“不知能与不能，才要考试。如轼者，有所不能耶！”君主的信任达到如此深切的地步，不能不说是罕见的异数。然而，谁能想到英宗会那么短命，还来不及用他就已崩殂。

神宗是个对文字很挑剔的君主，他先已喜欢苏轼的文章，初次召见，听了他那明快的议论，认为足以破疑解惑，即欲拔置左右，委为修注官。无奈格于王安石的反对，以后又屡在御前谤毁他不是个纯正的学者，终以谢景温的诬告，逼得苏轼只好自请外放。

士人从仕，能得人主的知遇，该是多不容易的造化，而苏轼是既得其“知”，而无其“遇”。

熙宁四年（1071）七月，苏轼挈带一家大小——继室闰之夫人、发妻所生现已十三岁的长子苏迈、去年新生的次子迨等，乘舟出都。先到陈州去谒候张方平，与在陈州做学官的弟弟苏辙晤聚。

船中无事，做了八首小诗，其中有一首说：

鸟乐忘罝罦，鱼乐忘钩饵。

何必择所安，滔滔天下是。

刚从政治罗网里脱逃出来的苏轼，一出都城，便觉天地辽阔，心想另求一个安身之地，应该不难，实在觉得没有违心背性，非要做官不可的道理。

陈州城北有个柳湖，是当地的一大名胜。湖边古柳万株，树皆合抱，南山老松，蛟龙蟠屈，苏辙曾有《柳湖感物》之作。

苏辙诗鄙薄柳花的浮浪而爱松性的坚实，这见解很合乎他的个性。但是老兄以为不然，和诗说：“子今憔悴众所弃，驱马独出无往还。惟有柳湖万株柳，清荫与子供朝昏。”这样的好友，为何要讥评它？何况宇宙万物，四时各有盛衰，南山孤松如压在雪底，即使“抱冻不死”，人家看不到，它也无法表显于世，还有谁来赞扬它呢？苏轼今日自有这个感慨：物各有遇有不遇，但是千万不能被埋没。

苏轼在陈州弟家，盘桓了七十多天。张方平因反对新法，于熙宁三年正月出判应天府而至陈州，哪知陈州的监司官，现在也都换了一班新进的后生，趋时兴利，道不相谋，方平说：“吾衰矣，雅不能事少年，不如归去，以全吾志。”遂向朝廷再三要请以南京留台名义告了老。苏轼作《送张安道赴南都留台》诗说：“我亦世味薄，因循鬓生丝。出处良细事，从公当有时。”

在陈州初遇张耒。耒字文潜，淮阴人，其时方从苏辙问学，所以起初别人都说他是“少公之客”。他的诗，学白乐天，务为自然平淡，尤精绝句，如《偶题》云：“相逢记得画桥头，花似精神柳似柔。莫谓无情即无语，春风传意水传愁。”苏轼称之曰：“文潜容衍靖深，独若不得已于书者。”至元祐中，苏轼在翰林，荐耒出任馆职，始为东坡门下四学士之一。

九月间，兄弟相偕同往颍州，晋谒致仕后闲居里第的欧阳老师。

欧阳修文章风节，负天下重望，但于英宗治平年间朝廷“濮议”中，被吕诲、彭思永攻击得灰头土脸。平生提携后进，不遗余力，但被门生蒋之奇造作“帷薄不修” 29  的蜚语，连遭污蔑，意冷心灰。自治平四年出知亳州后，就接二连三以体弱多病为辞，自请退休。到调知蔡州时，更是决心求去，门人蔡承禧劝他道：“公德望为朝廷所重，未及引年（规定告老的年纪），岂容遽去？”欧阳修叹道：“某平生名节，为后生描摹殆尽。惟有速退以全节，岂能更待驱逐乎！”

北宋士大夫间的风气，败坏到这个地步，也是苏轼所意想不到的现实。欧阳修一生更历忧患，精力早衰，他的头发完全白了，终年牙痛，已经脱落了好几个，两耳重听，本来是深度的近视眼，这时候，几已接近失明了，仅辨黑白而已。最严重的是患有多年的消渴疾，即今之糖尿病，时发时愈，全身肌肉消瘦，自言“弱胫零丁，兀如枯木”，以致步履维艰，更形衰老。

苏轼认为欧阳的年纪还不算太老，身体之所以坏到这个地步，显然是忧劳过度之故，只看自己还只三十六岁，头上已生白发，忧劳伤身，真不值得。《颍州初别子由诗》说：“……我生如飞蓬。多忧发早白，不见六一翁。”

唐诗以抒写感情为主，几已写尽人类情绪上各种隐微曲折的变化，穷极工致，后人很难在这上面更有超越的成就。而宋代的散文非常发达，宋人就以锻炼文章的方法，用之为“知性之诗”，别辟途径，与唐诗争胜。所以，中国诗史中，咏物诗为宋人的特色。

欧阳修的《日本刀歌》，又是宋人咏物诗中的代表之作，自己是此中高手，这次却出个难题给苏轼，要他为所珍藏的石屏风赋一首诗，于是便有《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诗：

何人遗公石屏风，上有水墨希微踪。

不画长林与巨植，独画峨眉山西雪岭上万岁不老之孤松。

崖崩涧绝可望不可到，孤烟落日相溟濛。

含风偃蹇得真态，刻画始信天有工。

我恐毕宏、韦偃死葬虢山下，骨可朽烂心难穷。

神机巧思无所发，化为烟霏沦石中。

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象略与诗人同。

愿公作诗慰不遇，无使二子含愤泣幽宫。

物，本是“死”的东西，要将它写“活”，实在不大容易。苏轼早年在凤翔时，写过一首《石鼓歌》，将历代文字流变间的人物，一一引进诗中，便将活泼泼的生命赋予了死的石鼓，后世评者认为胜于韩愈的旧作。

石屏风这个题材，更是平凡，不过石上有纹，颇似松影而已。苏轼运用其丰富的想象力，联想出两个画松的古人，因这两个画家生前不遇，想象这块石上的松影，定是这毕、韦二人，含愤地下的精气，沦入石中所形成的画面。经此点染，便在这本是“块然一物”的石屏风里，添入了画师的灵魂，写成一篇非常生动的好诗。难怪欧阳为之大乐。

欧阳修虽然须发尽白，满身疾病，但据苏轼说，气色甚好，谈锋还是很健。苏轼劝老师道：“已将寿夭付天公，彼徒辛苦吾差乐。”那些当权的人，只有辛苦，哪里能如老师这样自由自在的快活，这是安慰老人的话，但也想不到未及一年，欧阳便在颍州谢世。

兄弟俩在颍州欧阳家住了二十天后，于此分手，在苏轼的感觉中，认为相较以前三次分别，此次滋味特别酸冷。

兄弟两人，虽然一样的不得意，但是苏辙走得早，毛羽未伤，所以苏轼称之曰：“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

苏轼自嗟临事如病热狂，不能节制进退，现在则像一个喝醉酒的人，摔了一个大跟头，幸而没有受伤，倒也吓醒了迷梦。《颍州初别子由》诗里，写尽只有兄弟二人自己才能体会的人生失意的哀伤。

苏轼自颍入淮，再过泗州时，记得五年前扶丧回蜀，在此遇到逆风，三日不能开航，船上人劝他向僧伽灵塔祷告，果有应验。苏轼认为只是“巧合”，大公无私的神明，何分厚薄，而做祷告的人，都只为了私自的方便。耕田的农夫希望下雨，而割草的人却要天晴，去舟要顺风，来船便将抱怨，假使人人都要祷告得称心如意，这神明岂不太难做了。

这次情形不同当年，万一再遭逆风，苏轼决定不再求神，怅然道：

今我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

得行固愿留不恶，每到有求神亦倦。

…………

行至龟山（今江苏盱眙），诗曰：

我生飘荡去何求，再过龟山岁五周。

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

…………

苏轼从中国西南的边城眉山出来，而今将往东南的海滨，已经走尽了半个中国的一条直径，如此奔波劳碌，真还不知所为何来。

在泗州与一旧识的庵僧重逢，别来不过五年，但却发现他的头上也有白发了。时间是造物主之极大的公平，无分贵贱，无分劳逸，到时候都将同样老去，奔走道路的劳人和闲卧庵中的和尚既然一样，则又何苦如此“徒劳”。

苏轼离京时，还是秋暑难当的七月，一路盘桓，直到十一月二十八日，始抵杭州，途程几已半年。

杭州府衙，设于凤凰山之右麓，依山兴建，府廨左右，分设通判南厅北厅各一所，另一通判鲁有开住南厅，苏轼便居北厅。

住入官邸后，依照俗例，要祭灶，要请四邻吃酒，乃作绝句两首，代柬寄陈州苏辙：

眼看时事力难胜，贪恋君恩退未能。

迟钝终须投劾去，使君何日换聋丞。

圣明宽大许全身，衰病摧颓自畏人。

莫上冈头苦相望，吾方祭灶请比邻。

1  杜甫《秋雨叹》共三首，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认为东坡书于马梦得斋壁者，必为“雨中百草”之第一章。以其感慨最深，故今梦得决心辞去学官而浪迹江湖，今据此。

2  “九有之师”，言秦军之壮大。上蔡公子为李斯，斯将就刑，顾谓次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史记》)

3  本集：《四菩萨阁记》。

4  本集：《亡妻王氏墓志铭》。

5  本集：《记先夫人不发宿藏》。

6  〔宋〕曾慥：《高斋漫录》。

7  本集：《书文与可墨竹诗叙》。

8  〔宋〕李廌：《师友谈记》。

9  本集：《四菩萨阁记》。

10  〔宋〕王铚：《默记》。

11  堂除差遣：又称“堂差”或“堂选”。宋制，京官选人一般由吏部选差，其有特殊功勋则由政事堂（中书门下）直接奏注差遣，堂差较候选于吏部为速。

12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

13  〔明〕薛应旂：《宋元通鉴》。

14  〔宋〕王称：《东都事略》。

15  〔宋〕释惠洪：《冷斋夜话》。

16  〔宋〕朱弁：《曲洧旧闻》。

17  〔宋〕朱弁：《曲洧旧闻》。

18  〔宋〕陈师道：《后山丛话》。

19  〔宋〕岳珂：《桯史》。

20  〔宋〕邵博：《闻见后录》。

21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

22  〔宋〕朱弁：《曲洧旧闻》。

23  〔宋〕叶梦得：《石林诗话》。

24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25  本集：《范景仁墓志铭》。

26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

27  〔宋〕邵博：《闻见后录》。

28  西河郡守暗指李定。《史记·吴起传》：吴起出卫郭门，与其母诀，啮臂而盟曰：“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顷之，其母死，起终不归，后仕卫为西河守。

29  蒋之奇诬欧阳修与自家的甥女通奸。

第三章　马入尘埃

“西湖三载与君同，马入尘埃鹤入笼。”

（《次韵周邠寄雁荡山图》）

一　湖畔孤鸿

中国之东南，尤其是俗称“江南”的这一地区，由于长江的冲积作用，使它成为一大片土壤肥沃的三角洲，农桑发达，物产富饶。虽然迟至公元四世纪前后，始行开发，但在唐代，它已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五代时，钱镠建吴越国于此，开发的程度更形增长；至宋，遂有“苏常熟，天下足”之称。这一地区农田收成的丰歉，往往代表民生经济的宽裕或贫乏，而左右国家的财政，故有“天下谷仓”之目。

三吴境内水路纵横，货物流通便畅，所以到处都有新兴的商业城市建立起来。各地所生产的粮食和大宗民生物资，汇集在直通开封的大运河边，舶运京师，供养都城中百万市民之所需。杭州，是运河南端的起点，与北端的苏州，同为江南经济的中心都市。

杭州在北宋当年，是京朝人眼中的东南第一大都会，如袁褧《枫窗小牍》说：“汴中呼余杭百事繁庶，地上天宫。”嘉祐三年（1058），梅挚出守杭州，仁宗赐诗宠行，首联即曰：

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

梅在任中，就在吴山上造了一座有美堂，欧阳修作记曾说：“……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习俗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记北宋杭州之盛，极言尽美如此，对于门人苏轼之行将赴杭任官，欧阳修心里非常快慰，临别，对他道：“西湖有僧惠勤，人很文雅，长于作诗。我曾作《山中乐》三章赠他，你公暇若欲求友于湖山间而不可得者，则不妨往寻惠勤。”

苏轼于熙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抵杭州任，到官三日，就往西湖孤山，访问惠勤、惠思二僧。

西湖孤山，在钱塘门外四里许的北山路上，湖中一峰独立，碧波环绕，必须坐船才到，山前山后，林木幽深。唐宋间，这一带地方，古刹名蓝，参差相望，山后到处都是花圃，为湖上一大胜境。苏轼去的这一日，天色晦暗，似有雪意，初见西湖，又在僧舍的纸窗竹屋里盘桓终日，顿觉心情舒坦，几乎就已不想回家了。作《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诗：

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

水清石出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

腊日不归对妻孥，名寻道人实自娱。

…………

天寒路远愁仆夫，整驾催归及未晡。

出山回望云木合，但见野鹘盘浮图。

兹游淡薄欢有余，到家恍如梦蘧蘧。

…………

但这不过是长时间的积郁，得一日的疏解而已。正如庄周之梦为蝴蝶，固然自以为是栩栩然的蝴蝶了，而从梦中醒来，则仍然是个蘧蘧然的庄周。

当时的杭州太守沈立，字立之，历阳人，以右谏议大夫出为江淮发运使，知越州，甫于今年正月才调到杭州来。他是个精勤吏事的好官，苏轼屡以“湖上棠阴”来颂扬他的爱民，两人相处不坏。而其他同僚，如监司张靓、俞希旦等，则大多是浮沉利禄的俗吏，苏轼常苦无可与言，但又不能不口是心非地敷衍他们，曾向老弟抱怨道：“居高忘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

苏轼天生是个率性任情的人，在虚伪的官僚社会里，不能乡愿，就变成了怪物“狂者”。他觉得自己从未矫世违俗，何以却与世俗格格不入。同乡岑象求将以提举梓州路常平还蜀，在送行诗里，苏轼倾吐苦水道：“我本不违世，而世与我殊。拙于林间鸠，懒于冰底鱼。人皆笑其狂，子独怜其愚。”苏轼自认疏懒和拙于应付，是他的无可救药的痼疾，此病不除，则其精神上之陷于孤独，也就很难自拔了。

人生，被命运播弄，发生变化，常在意外，如这变化竟然荒谬到令人不能自信时，则你已陷入命运的陷阱，遍身芒刺，动弹不得了。

在荆公变法所发生的政争中，苏轼是反对派中的少壮分子，他的激烈而动人的言论，为众目所共睹；他与保守派重臣间的交往活动，更被新政人物侧目疑忌。他是这样一个反对新政的彰著人物，却被派到地方政府来，地方官在职责上，必须遵守中央命令，执行新法，推行新政，否则即是渎职，所以他到杭州来做通判，本身即是一大讽刺。

江南是国家经济的命脉，在富国强兵的总目标下，重建财经政策的重点，必置于此。王安石要为天下生财，要充裕国库的收益，也必然要以全力督促这个地区积极进行新政。其时青苗、募役、市易诸法，都已先后颁布实施。募役法虽然也遭人反对，但实际施行时，倒还相当顺利，地方上的大地主，每户只消缴纳六百贯文的免役钱，就可免掉差役的痛苦，这办法甚受有钱人欢迎；拿不出钱来的贫民，本来服惯差役，只要不另加苛杂，也就无可反对；单丁女户，到底是少数，阻力不大。只是青苗法的流弊却很严重，起先是执行的官吏强迫推销“贷款”，现在则已到了受贷的老百姓还不出钱来，被官府逮捕、拷打、追保以致入狱等，一连串压迫的惨剧，就天天在地方政府的公堂上，热烈登场。

州政府里，问囚决狱是通判的职务。预言这恶法必将有此恶果的苏轼，却必须每日冠带整齐，高坐堂上，看衙役着力鞭棰这些穷人，在一片号哭声中，签署无情的判词——这是何等不堪的工作，这是何等荒谬的命运。

杭州发运使李杞和了前举游孤山诗，苏轼再以原韵答诗曰：

兽在薮，鱼在湖，一入池槛归期无。

误随弓旌落尘土，坐使鞭棰环呻呼。

追胥连保罪及孥，百日愁叹一日娱。

白云旧有终老约，朱绶岂合山人纡。

…………

陶潜自作《五柳传》，潘阆画入三峰图。

吾年凛凛今几余，知非不去惭卫蘧。

…………

苏轼刚强独立，不能首鼠两端，以一个激烈的反对论者，却无可奈何地来执行新法，一批一批囚首垢面的人犯，觳觫堂下，哭声震瓦，而堂上的这位通判，惭汗满脸，手执判笔，逡巡难下，落笔时几乎没有一次不是热泪盈眶，隐隐作痛的良心，总在汩汩泣血。

衙门旧例，除夕这一天，必须将狱中囚犯提出来逐一点名，这也是属于通判的公事。熙宁四年（1071）除夕，别人都回家过年去了，苏轼却须在都厅里值班，眼看铁索锒铛的犯人，一个个从堂下走过，执笔点名，一直忙到天黑，还没点完，不能回家。苏轼心想：我和他们没有两样，他们为了要吃饭才犯法，我亦不过为了生活才贪恋这份俸禄，做这违心丧志的事情。心底里有个冲动，很想学一学古人，将这些人犯暂时开释，让他们各自回家去过个年，但却没有这份胆量，暗自惭愧，作《题狱壁》诗：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

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

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

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

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

谁能暂纵遣，闵默愧前修。

苏轼就任后，公事就一直非常忙碌，即使向来酷爱山水，而且此身已在西湖，却无时间可以逛个痛快。郎中蔡准（蔡京的父亲）新春邀他游湖，苏轼说：

湖上四时看不足，惟有人生飘若浮。

解颜一笑岂易得，主人有酒君应留。

君不见钱塘游宦客，朝推囚，暮决狱，不因人唤何时休。

…………

又曰：“……君不见壮士憔悴时，饥谋食，渴谋饮，功名有时无罢休。”心雄万丈的志士，竟因区区衣食而憔悴，如何能叫他心甘情愿。

苏轼厕身官僚群中，精神上总觉得非常孤独。京中旧友刘恕从九江寄了诗来，胸中浩气忽然为之复苏，作《和刘道原见寄》诗曰：

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

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去方知冀北空。

独鹤不须惊夜旦，群乌未可辨雌雄。

庐山自古不到处，得与幽人子细穷。

这首诗，固是对风骨嶙峋、使新政头痛的刘恕，致其一片向往之情，但也反映出群乌中的苏轼，心头却有无边的寂寞，“出口谈治乱，一生溷尘垢”，他曾那么痛苦地自忏。

这寂寞腐蚀心灵，使人产生虚无的念头。如几乎同一时期内所作的《和刘道原咏史》那首诗，他写下了现实世界中先知的寂寞，古往今来作为一个天才所抱持的生命的沉哀。诗曰：

仲尼忧世接舆狂，臧谷虽殊竟两亡。

吴客漫陈豪士赋，桓侯初笑越人方。

名高不朽终安用，日饮无何计亦良。

独掩陈编吊兴废，窗前山雨夜浪浪。

整顿农田水利，是新政的基本工作。王安石执政之初，即分遣诸路常平官，使专责办理调查、开发农田水利等事务，其后又不断派遣劝农专使到地方来考察和督导。这批人中，不免有人仗势凌人，百般挑剔，动辄以检举奉行新法不职来威胁地方官吏，弄得地方官战战兢兢，如逢豺虎。苏轼看在眼里，满怀愤懑，忽然觉得还是老弟运气好，他做学官，没有吏责，虽然生活清苦，但可不遭这批恶棍虐侮，于是作《戏子由》诗：

宛丘（陈州古名）先生（子由）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

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

斜风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傍人羞。

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

眼前勃溪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

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

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

余杭别驾（自称）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旂旄。

重楼跨空雨声远，屋多人少风骚骚。

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棰。

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

居高忘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

文章小技安足程，先生别驾旧齐名。

如今衰老俱无用，付与时人分重轻。

台州推官孔文仲过江来看他，苏轼兴奋不已，他说：“一对高人谈，稍忘俗吏卑。”

苏轼说他自己生性只合是一匹遨游原野的麋鹿，如今却跑来做“立仗马”——那种仪仗队里，金鞍玉勒装饰起来的马匹，旁人看得非常华贵，在它自己只有厌恶。立仗马终日无声，那是用皮鞭子训练出来的，不准一嘶，此非马的本性。苏轼很激愤地说：“一样为别人劳作，我宁愿拉盐车，也不做仅存皮骨的立仗马。”

这年深秋，雨水丰足，苏轼白天听人说今年农家的收成都很好，夜雨敲窗，辗转不能成眠，深悔当年无端放弃家乡的田园生活，实在大错特错，秋怀难遣，竟至通宵不寐，坐以待旦，《秋怀二首》诗，有曰：

念我平生欢，寂寞守环堵。

壶浆慰作劳，裹饭救寒苦。

今年秋应熟，过从饱鸡黍。

嗟我独何求，万里涉江浦。

居贫岂无食，自不安畎亩。

念此坐达晨，残灯翳复吐。

二　湖寺寻僧

群芳谱中，唐人独重牡丹，洛阳花会，万人空巷，宋亦承袭此一余风，每年春天，看花是件大事。杭州安国坊（今众安桥畔）吉祥寺的和尚守璘养牡丹千本，有几百样不同的品种，每年花开，也都有盛会。

熙宁五年（1072），暮春三月，苏轼从沈太守等往吉祥寺赏花，置酒作乐。数以万计的老百姓也赶来参加花会，其中有五十三个代表，以金盘彩篮载花来献官长，吏民同欢，饮酒乐甚，连向来不饮的人，都喝醉了，舆台皂隶的头上都插了鲜花。当此春风骀荡、花光娇艳的景色里，苏轼忽然有种迟暮的感觉，觉得自己已经苍老得不配戴花，其实在那时候他还只三十七岁，只是诗人敏感，在美好的造物前自卑而已，醉吟道：

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

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

苏轼曾说：“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西湖的开凿，始于唐穆宗长庆二年，水源本来出自钱塘江，杭州刺史白居易于钱塘门至武林门之间，筑塘防海，始将江水与湖水相隔绝。

湖产鱼鲜，腴美非凡。吴越建国，不许百姓网捕湖鱼，特权人物才能享受，名曰“使君鱼”，经常设置湖兵千人，打捞葑草，湖光山色，益发明媚。宋天禧年间，真宗从宰相王钦若的建议，指定西湖为皇家的放生池，禁捕鱼鸟，目的则为人主祈福，所以当日湖中，游鱼成群，并不畏人。

吴越建国时，所建府治之西，即为西湖。天下的好山好水，大抵都在郊野，只有西湖却在城市之中，使杭州有“城市山林”之乐。苏轼歌颂西湖，有曰：“城市不识江湖幽，如与蟪蛄语春秋。试令江湖处城市，却似麋鹿游汀洲。”

六月二十七日，苏轼独上钱塘门外昭庆寺前的望湖楼喝酒，天忽阵雨，他尽情观赏了湖上的雨景，醉书五首绝句，其第一首曰：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躺在瓜皮小艇上，随波上下，眼看湖边群山，一一似在跃动；夜坐小艇，随风容与，便觉得天上那一轮皓月，总跟在船的左右。所以苏轼诗说：“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苏轼说过，西湖游者，贤愚不一，所得深浅，随人而异，但能像他这样深入自然流变中，于静中见动，充分享受湖山之美的，该是千年来西湖的第一知己。

湖上有“乌菱白芡不论钱，乱系青菰裹绿盘”的鲜果，有往来水上的卖花女，“献花游女木兰桡，细雨斜风湿翠翘”的绮丽风光。她们乘着小艇，追到你的舷边来兜售白兰、茉莉花串成的花球，这个买卖，现在仍还存在。

西湖的美好，使苏轼情不自禁地想道：“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一时既然都还做不到，则站在杭州，聊为中隐，实也不坏。”近一年来，苏轼的心情，从未有如今日这样畅快，湖风为他吹凉热躁，湖水为他洗尽烦忧，他高唱道：

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

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

通判有巡视辖属各县的职责。七月初，正是铄石流金的酷热天气，苏轼出城坐船到余杭县去，夜宿法喜寺后的绿野堂。次日，从余杭转到临安的净土寺，时已正午，又热又饿，来不及参禅，先要忙着吃饭，饭后好好睡了一个午觉，诗曰：“鸡鸣发余杭，到寺已亭午。参禅固未暇，饱食良先务。平生睡不足，急扫清风宇。……”苏轼从来不说装模作样的话，读这首诗，如见大热天里，一个饥渴的行路之人，跑进庙里来，求食求饮的急迫，每个人都会有过同样的经验，他和我们一样。

从净土寺步行到钱武肃王所建造的功臣寺去玩，不论庙貌如何金碧辉煌，他只觉得人间的荣华，隔世就归消歇，只有那盏长明灯，孤照深殿而已。

次往临安县西五十里，天目东北峰之径山，他只觉得天地那么辽阔，有生之伦既然同在一个天地的覆载之内，为何要自相残害。他在诗中说了一句真心话：“近来愈觉世路隘，每到宽处差安便。”从径山归来，自觉心情宽舒得多，所以又说：“我行得所嗜，十日忘家室。”

既回杭州，兴犹未尽，也不立刻回家，住到望湖楼去，邀观察推官吕穆仲来同游夜湖。穆仲是吕蒙正的孙子，苏轼的诗友，不巧他因事未能应约，苏轼就独自一人，坐上小艇，夜泛西湖。是日只有半月，须从三更看起，苏轼就三更、四更地细细欣赏夜湖之美，直到东方大白，才回上岸来。《夜泛西湖五绝》录三：

三更向阑月渐垂，欲落未落景特奇。

明朝人事谁料得，看到苍龙西没时。

苍龙已没牛斗横，东方芒角升长庚。

渔人收筒及未晓，船过惟有菰蒲声。

菰蒲无边水茫茫，荷花夜开风露香。

渐见灯明出远寺，更待月黑看湖光。

前人论诗者，说苏轼西湖诸诗，都特别“加意出色”。一日，饮酒湖上，初晴后雨，作诗二首，其一云：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此篇一出，在西湖诗中，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西湖本无定称，最早传说湖中曾有金牛见瑞，故唐人别集称之为金牛湖；郦道元注《水经》，称之为明圣湖；白居易治湖，作石函泄水，故大家又称之为石函湖；宋初，俗称放生湖。但至苏轼前诗流传众口，从此奠定了西湖的名称，更有人称之为西子湖者，亦本于此。

“若欲求友于湖山间而不可得者……”这是欧阳老师对他说的话，同僚中既少可与言者，则何不求诸方外。

西湖僧寺之盛，冠于全国，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说，杭州内外及湖山之间，唐以前就有三百六十寺之多，钱氏吴越立国后，更增至四百八十寺。如此好山好水的供养中，必有静中生慧的智者，孤山所见的惠勤外，一定尚有高人在。苏轼到杭未久，情绪还很低落，往访上天竺的都师（僧官）慧辩，清谈终日，不料使他忧劳纠结的心情，获得意外的解脱，后来作《海月辩公真赞》说：

（都师）神宇澄穆，不见愠喜，而缁素悦服，予固喜从之游。时东南多事，吏治少暇，而予方年壮气盛，不安厥官。每往见师，清坐相对，时闻一言，则百忧冰解，形神俱泰。因悟庄周所言东郭顺子之为人，人貌而天虚，缘而葆真，清而容物，物无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盖师之谓也。

从此，苏轼每游湖上，就遍历寺院，留连僧舍，访求远离名利之场的和尚来做朋友。在这方面，所得甚多，日后作《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时，还说：

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

独专山水乐，付与宁非天。

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穷年。

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传。

至今清夜梦，耳目余芳鲜。

熙宁年间，西湖僧中以诗名者，有清顺、可久二人。可久最工古诗和律诗，居钱塘门外的祥符寺，清苦耿介，不与贵游交结。有人送米给他，所取不过数升，日煮二三合食之，虽茹蔬菜，亦非每日皆有。舍房窗外，但红蕉数本，翠竹百竿而已。

一年，元宵之夜，祥符寺九曲举行灯会，游人杂沓，热闹非凡。苏轼悄悄将他的侍从遣开，独自步入祥符寺，往寻可久，原想找他聊天，不料他的房间一片漆黑，了无灯火，但闻檐卜（花名）余香，随风飘扬，竟是另一个世界，不禁叹仰留诗曰：

门前歌鼓斗分朋，一室清风冷欲冰。

不把琉璃闲照佛，始知无尽本无灯。

苏轼湖上寻僧，觉得佛门的道理，确能叫人跳出尘罗俗网，得于另一个清凉世界中，来重定生命价值的取向。一个人眼界远了，则纠结一身的是非烦恼，毵毵自落，心理上便能获得无限的平和。从这个时期开始，他就时亦涉猎佛书，虽非深入研究佛典，却可取以疏解种种心理上的压迫。

一日，漫游至宝严院，见壁上题有一诗曰：“竹暗不通日，泉声落如雨。春风自有期，桃李乱深坞。”苏轼问谁所作，人曰：“清顺。”苏轼立刻就去找他，清顺诗名，从此鹊起。这和尚在院中筑有借竹轩和垂云亭，苏轼为之作《垂云亭诗》。

江南五月，入梅天气，霪雨连月，苏轼“寻僧去无路，潋潋水拍檐”，气闷得慌，就邀了两个同僚登上湖中画舫，沿北山路各个庙宇，请来五六个僧人一同游湖，兴味甚浓，高兴得自谓：“世人骛朝市，独向溪山廉。此乐得有命，轻薄神所歼。”

在所交往的南北诸山众僧中，苏轼与上天竺的辩才法师交谊最深。辩才名元净，与海月禅师慧辩，都是天竺灵山寺明智大师的弟子，苏轼为作塔铭，称其“心具定慧，学具禅律”。凡人见了他，就会尊其道，奉其教，是个颇有影响力、道行很高的和尚。沈遘做杭州太守时，请他住持上天竺，香火鼎盛，起造很多座殿宇，崇楼杰阁，冠于浙西。苏轼对他的印象是：“南北一山门，上下两天竺。中有老法师，瘦长如鹳鹄。不知修何行，碧眼照山谷。见之自清凉，洗尽烦恼毒。……”

苏轼有次子迨，长得高颅巨颧，家人昵呼之为“长头儿”，生来体弱多病，已经三岁多了，还不会走路，行动都要大人抱负，父母怕养不大他，要求辩才法师在观音菩萨座前为他落发，做了沙弥，取名“竺僧”。

法师为他摩顶祝赞后，没有几天，就能像平常的儿童一样行走了。辩才本是律宗，所以苏轼感叹道：“乃知戒律中，妙用谢羁束。”

苏州瑞光寺的名僧圆照禅师宗本，到杭州来住持南屏山下的净慈寺。一日，苏轼忽然兴起，飘然单乘独出，往谒宗本，诗言：“欲问云公觅心地，要知何处是无还。”语出《楞严经》，由此可见，苏轼求友方外，还是因为心理上的压迫太重，欲求疏解于佛门而已。

这一两年间，苏轼时患目疾，诗言：“白发长嫌岁月侵，病眸兼怕酒杯深。”又曰：“迟暮赏心惊节物，登临病眼怯秋光。”皆是。病中，推开公事，谢绝灯红酒绿的酬应，独自漫游湖上，他便有“笙歌丛里抽身出，云水光中洗眼来”的轻快。一日，往游虎跑的定慧禅寺，俗称祖塔院，苏轼但凡到得这等地方，就如游子回到家里一样，他的心情就会变得非常开朗、非常平静，《病中游祖塔院》诗：

紫李黄瓜村路香，乌纱白葛道衣凉。

闭门野寺松阴转，欹枕风轩客梦长。

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

道人不惜阶前水，借与匏樽自在尝。

现代的科学医说，安眠是心身疾病最好的治疗。苏轼漫游湖山群寺，也屡屡称道在寺院清静的环境中午睡的酣畅。如《瑞鹧鸪》词，有句云：“老病逢春只思睡，独求僧榻寄须臾。”又在宝山僧舍昼寝，题壁云：

七尺顽躯走世尘，十围便腹贮天真。

此中空洞浑无物，何止容君数百人。

从这首短诗看得出来，苏轼是个毫无心机的人，并且慢慢地在学习对世俗的“容忍”。

西湖诸山，盛产好茶，苏轼好饮而无酒量，但却能大量喝茶。有一天到湖上去沿路游览寺院，和尚们知道他讲究茗饮，都以上好泉水烹茶来招待他。一日之间，他竟痛饮酽茶七盏，欢喜得连羽化登仙都不稀罕了，题诗孤山道：“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

在寺里饱食斋饭，饭后午觉睡起，一瓯清茶，这是苏轼最大的享受。《佛日山荣长老方丈五绝》中，有一首记其无上的满足曰：

食罢茶瓯未要深，清风一榻抵千金。

腹摇鼻息庭花落，还尽平生未足心。

方外中也有很多奇才异能之士，如僧智周不读佛书，却穷研《易经》。宝山有个云阇黎，十五年足不出户，低头读书，什么人对他说话，都不理睬。苏轼第二次去时，知他死且葬矣，复至其室，空空洞洞，了无一物，不禁独自感叹道：“却疑此室中，尝有斯人否？所遇孰非梦，事过吾何求。”生命无常，故人生只是连绵起伏的梦境，和云阇黎之室一样的空虚。

僧昭素，善琴。苏轼说，昭素所作的微妙琴声，不知何所从来，但能“散我不平气，洗我不和心”。只是还有这颗心在，虽然可因艺术的力量，消散或清洗于一时，而人生凿枘的痛苦，却仍隐隐存在。

——这是人生的悲哀。

三　监试乡举

太守沈立，调任审官西院，福建侯官人陈襄自陈州以尚书刑部郎中移知杭州，于熙宁五年五月间莅任。

陈襄，字述古，文惠公尧佐长子，举进士，历知县事，专心教化。熙宁初，因富弼之荐，入京为知谏院，改侍御史知杂事，上论“青苗法为商鞅之术，乞贬王安石、吕惠卿以谢天下”。安石想办法调开他，打算派他去做陕西转运使，而神宗不答应，留他在京修起居注。逾年，为知制诰。不久，又改直学士院。安石、惠卿等更加忌他，从他所撰的书诏中，挑瑕剔疵，终被外放，出知陈州。不到一年，改调到杭州来。

述古为政，认为教育是国家的根本，莅官所至，必先兴办学校，只要有空，也不辞亲自讲授。做官认真讲求民间利病，学者间称之为古灵先生。

陈襄的品德，苏轼十分敬视，但看两人在杭州重聚，苏轼作《和陈述古拒霜花》诗：

千林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

唤作拒霜知未称，细思却是最宜霜。

人生中，能抗拒霜雪欺凌的，固是勇者，但有更高一层的生命本质，不经风霜锻炼，就开不出瑰伟的奇葩来，是谓“宜霜”。苏轼此意，甚为深曲，也许以此颂赞陈襄的风骨，也许自期得此境界。

苏轼为人，人人皆知其豪迈；而豪迈者，大多是从刚健的个性中化生出来的一种风度。苏轼治事的态度，就常看得到刚健不屈的一面。

史载熙宁四年（1071）五月，高丽始来入贡。

在此以前，高丽被北辽所阻，不通中国者已四十三年。是年，福建转运使罗拯令商人黄真出面，招待通好，高丽王就托黄真移牒福建，称愿备礼朝贡中国。罗拯奏上，朝议认为可以结合高丽，共谋北辽，决定接受。高丽王就派其国侍郎金悌等由登州上陆，入贡京师，自此朝贡不绝。

苏轼抵任未久，有一批高丽的朝贡使者到杭州来，他们自以为是外国的特使，根本不把州郡长官放在眼里。而担任押伴的使臣，本来都是本路的管库官，暂时兼差，他们却假借外国贡使的名义，乘势作威作福，甚至要与钤辖 1  分庭抗礼。苏轼叫人警告他们道：“远夷慕化而来，理必恭顺，如今竟敢这样横暴放肆，不是你们教唆，决不至于如此，倘不立刻悛改，我这边马上出奏。”押伴者大惧，气焰低了不少。

高丽使者发来的公文，但书甲子，不写年号。苏轼退还来文，拒不收受，谕之曰：“高丽称臣本朝，而公文上不禀正朔，我怎么敢收。”高丽使者急忙换了文来，恭书“熙宁某年”。由是时人莫不钦佩这位通判临事刚健不屈，处理得体。

熙宁五年（1072）秋八月，苏轼主持本州乡试，闱场设于州廨内中和堂之望海楼。

关于科举取士之法，神宗以王安石的变更计划，依照程序，下中书省复议，中书言：

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今欲追复古制，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专意经术，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之天下。

于是，上述更定科举之法，于熙宁四年（1071）二月公布施行。从此罢废明经诸科，罢进士之试诗赋，各专治《易》《诗》《书》《周礼》中的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本经，次兼经大义，题凡十道，次论一首，次策三道。中书省撰七义式颁行。

叶梦得《石林燕语》曰：“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余见前辈虽无科名人，亦多能杂举《五经》，盖自幼习之，故终老不忘。自改经术，人之教子者，往往以一经授之，他经纵读，亦不能精。教者未必皆读《五经》，故虽经书正文，亦多遗误。今人问答之间，称其习为贵经，而自称敝经，尤可笑也。”

是试经而经亡，这个样子的士风，这个样子的试法，怎能选拔得出真正的人才？苏轼心里非常沮丧，只因职务上不能拒绝这个差使，勉强承担，心里不抱太大的希望。

苏轼作《监试呈诸试官》诗，说他自己本是山野中人，只为家贫才出来谋求廪禄。少年时虽也弄过文字辞章之学，但也只是用过功而已，并无什么天赋，所以旋得旋忘，距今且已十年，旧学大都荒废。假如现在叫他重来应考，一定会被罚饮墨水 2  ，听到开科诏下，就会吓得浑身出汗。杭州是东南要会，济济多士，实在不敢随意品题。

苏轼说他回想嘉祐初年的文风，非常卑靡，雕镂割裂，竟至不能句读，“千金碎全璧，百衲收寸锦”。正如一盘珍美菜肴中却夹杂许多沙砾，使人不能下咽。幸亏欧阳学士有那么大的气魄，力创变革，文风始振，当时的士人还群相惊疑，肆力诋斥，现在到底可以相信他的卓见了。

但是，试法又变，诗赋被视为雕虫小技而罢废了，时尚大唱经学的高调，像我这样既老且钝的人，实已难于适应，希望各位容我闭口，容我偷懒，滥竽在望海楼里听听秋涛，睡睡午觉。

苏轼这首诗中，将他满肚皮不合时宜的牢骚，尽情发泄。同时，与叶梦得书说：“某被差本州监试，得闲二十余日，在中和堂望海楼闲坐，渐觉快适。”借此逃避无穷的吏事，饱看钱塘江上的秋潮，在试院中煎茶自娱。

望海楼位居凤凰山腰，唐武德七年建置，楼高十八丈，面对钱江，当兹八月秋潮时节，苏轼日在楼上饱看著名胜景的钱江潮，作《望海楼五绝》中，有一首云：

海上涛头一线来，楼前指顾雪成堆。

从今潮上君须上，更看银山二十回。

唐人好酒，至宋始以饮茶为日常生活中一种重要的享受。善于享受生活的苏轼，尤好茗茶，只要能够偷得浮生半日的闲暇，不辞亲自生火煎茶。一瓯好茶在手，从袅袅茶烟中，便能把自己从忧烦劳苦的尘网中，解脱出来，神游太虚，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心灵里的宽容，如其自言：“乳瓯十分满，人世真局促。意爽飘欲仙，头轻快如沐。……”

《试院煎茶》诗，苏轼详细记述他的煎茶方法，以为第一要有新鲜的泉水，注入铫中，先用文火慢慢烧，一面取出精琢的石碾来，将翠绿的茶饼放入碾船里，细细研磨，一面静听壶中水沸的声音。

水有三沸。初发，水泡仅如蟹眼一样微细；逾时，沸声渐大，如风动簧管，嘈嘈低吟，则壶中水面，起泡已大如鱼眼，是为一沸。到这时候，应将炭火煽旺，使鲜红的火焰不断跃起，是谓“活火”。活火急煎，壶水便四向腾涌，散如滚珠，沸声益发激越清澈，是为二沸。二沸是“汤”之最佳火候，过此，壶水腾波鼓浪，是为三沸，汤已太老了。

碾好的蒙茸新绿，放入茶瓯，将二沸的水冲入，则茶在瓯中，翠屑旋转，清香四溢，然后细细品味，尘俗顿消。苏轼说，我虽患贫，不能如文潞公（彦博）那样，用名贵的定窑花瓷作饮器，有艳丽如花的姬妾侍茶，但望能于睡足一个好觉后，有一瓯好茶喝，不要再为那五千份考卷“牵肠挂肚”，就已经非常满足了。

乡贡进士试，例于八月十五发榜，这一年考生特别多，总在千名以上，眼看考卷山积，显已来不及如期出榜，遂作《催试官考较戏作》诗说，纵已不及于中秋节前出闱，但也不要错过八月十八看潮，添点蜡烛，赶夜班完成评卷工作，白袍考生都站在试院大门外，焦急等候看榜哩。

经此催促，始于八月十七发榜，外间风评虽然很好，“眼昏烛暗细行斜，考阅精强外已夸”。但是，苏轼心里明白，这样的考试，人才未必出头，惘然道：“秋花不见眼花红，身在孤舟兀兀中。细雨作寒知有意，未教金菊出蒿蓬。”

试事忙完未久，九月初，苏轼突然接到座师欧阳修于今年闰七月薨逝颍州的讣告。欧阳修于熙宁四年（1071）六月致仕，回到颍州家居，不过一年，灯尽油干，倏忽谢世。苏轼为官守所牵掣，不能亲往吊唁，只好在孤山借惠勤僧舍，设位祭奠，依门生服座主丧之礼成服，恸哭失声，作祭文略曰：

呜呼哀哉！公之生于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国有蓍龟。斯文有传，学者有师。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为。譬如大川乔岳，不见其运动，而功利之及于物者，盖不可以数计而周知。

今公之没也，赤子无所仰庇，朝廷无所稽疑，斯文化为异端，而学者至于用夷。君子以为无为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为得时。譬如深渊大泽，龙亡而虎逝，则变怪杂出，舞鳅鳝而号狐狸。……

昔我先君，怀宝遁世，非公则莫能致。而不肖无状，因缘出入，受教于门下者，十有六年。于兹闻公之丧，义当匍匐往救，而怀禄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缄词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盖上以为天下恸，而下以哭其私。呜呼哀哉！

这篇祭文，应是苏集中的大文章之一，尤其第二节论及时世这一段，充分写出“哲人云亡，邦国殄瘁”之痛。苏轼之哭欧阳者，亦所以哭国家的阽危和生民的困苦。

十月十日，太守陈襄宴该科乡荐贡士于中和堂，亲赋《登彼公堂》四章以勉中式的举人，嘱苏轼为序，遂撰《送杭州进士诗叙》。文中说：“熙宁五年钱塘之士贡于礼部者九人。”显有刊误。盖以杭州文风之盛及应试者千人以上，中式的举人决不止于九人，想是刊刻落字之故。

四　相度堤岸工程

熙宁四五年间，荆公制订新法，陆续颁行天下。浙西各地，除青苗、免役、市易等外，更须兼行水利和盐法。

盐是任何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愈是穷人，盐在消费比率中的地位愈高，向来是政府重要的税源。宋代，盐和茶且因是政府专卖的物资，在国家财政收入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江南是食盐的主要产地之一，政府在各地遍设榷场，统一购销。由于公定的收购价格偏低，不但使盐民的生活困苦不堪，而盐法尤为峻刻，小民偶犯盐例，立即流配（充军），于是强者常常结合为一支数百人的盐枭集团，多带刀杖，公然武装贩运。地方政府兵力不足，无力制止，又因他们除了贩运私盐外，不做其他坏事，所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不管他们了。但是私盐在总产量内占了相当大的数量时，便明显影响国家收入，中央政府就不得不管了。

熙宁五年（1072），据两浙发运使的报告，杭、越、湖三州，不行新法，盐的公卖收益不足。于是，中央派遣卢秉提举两浙盐事。

王安石初设制置条例司，第一次派赴各路考察农田水利的八个特使，卢秉是其中的一人，根据卢秉调查地方盐业所制订的改革方案，就叫“卢秉盐法”，名义上虽说是要振兴盐业，改善盐民生活，实际上则是欲以酷烈的刑罚，杜绝私盐的贩卖而已。

卢秉奉派前来督导两浙盐务，一方面调派北方的军队一千人到杭、越、湖来，加强缉私的力量；一方面厉行盐法，计算历年来盐户的亏课，不如期清偿者，一律用刑狱追索。沿海制盐的灶户，被迫得走投无路，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有人奏劾他任事以后，盐课虽然增加了，但是刑狱累累，甚至有母亲手刃亲生儿子的惨事发生。据苏轼所见：“两浙之民，以犯盐得罪者，一岁至万七千人而莫能止。”（《上文侍中论榷盐书》）但是，王安石强辩道：“捕盐法急，可以止刑。”

杭州仁和县的汤村，有赭山、岩门盐场，卢秉主于该村开凿一条运盐河，征召农民千余人为开河的夫役，转运使檄请苏轼前往工地，督导工程进行。

这一千多名被征服役的老百姓，丢弃了自家繁忙的田事，却来开凿河道，只为运盐之用，生活的忧虑不说，而其时天又久雨不歇，一路皆是泥淖，人人被雨淋得浑身湿透，简直就像猪鸭一样，在泥浆中打滚。河道中段，有一处地下涌沙，长达数里，开凿更是困苦。苏轼要察看实际施工的情形，也必须在这上淋下淖、窄不容足的工程线道上与牛羊争路，心里愤郁不平，作《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诗，为老百姓叫屈道：“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薨薨晓鼓动，万指罗沟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缨。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说他自己：“下马荒堤上，四顾但湖泓。线路不容足，又与牛羊争。”心里着实抱怨，即使回家种田去，顶苦也不过像这样在泥浆中打滚而已：“归田虽贱辱，岂失泥中行。”

晚上，寄宿在当地的水陆寺里，则曰：“乞食绕村真为饱，无言对客本非禅。披榛觅路冲泥入，洗足关门听雨眠。”他就这样辛苦地做他不愿做的差事，只为一饱而已。

其后，他又公差到有盐场十所的盐官县去，天寒地冻里，奔走乡野，夙兴夜寐，疲惫不堪，作诗寄州衙同僚说：“新月照水水欲冰，夜霜穿屋衣生棱。野庐半与牛羊共，晓鼓却随鸦鹊兴。夜来履破裘穿缝，红颊曲眉应入梦。……”奔波得一身狼狈，皮袍断裂了缝线，靴子走穿了洞，他真不知所为何来。

从盐官回杭不久，漕司又请苏轼赴湖州视察新筑的堤岸工程。

荆公实施新政，首先调查全国农田水利的情况，制定农田水利条约，以这个条约，作为后来开发农村的指导原则。

为“天下谷仓”之江南地方，当然是开发工作的中心地区，朝廷多次所派专使和监督财政的两浙路转运使，也都特别选任通晓地方情况的农业专家来担任工作。

江南平原内，有一太湖，古称震泽，跨越现代的江浙两省，面积号称三万六千顷，湖水东溢，为浏河、黄埔、吴淞诸水，分注长江。太湖之水，像个大网，网脉向四方流布，泽润沃野，江浙的富饶，赖有此湖。但在宋代，太湖流域几乎年年发生湖水泛滥的灾害，使这一片肥沃的田原，归于荒败。政府为挽救财政的困乏，自仁宗朝就开始研究江南水利问题，讲求对策。名臣范仲淹首创治水的议论，依照传统方法提出了有关疏导海口的几个方针，未能触及湖水泛滥的实际成因。不过因他提倡，引起世人注意，续有各种不同的水利学说发表，其中以苏州人郏亶（正夫，嘉祐进士）的“治田说”，最有力量。

郏亶认为湖水泛滥的最大原因，是大地主、官僚和寺观等社会上的特权分子，用尽方法将沼泽地围起堤墙来，占为私有，称为水田（又称湖田、园田或圩田），人人如此筑堤围田，必然将自然的水道堵塞，使太湖的水，失掉了出口，使一向担任排泄湖水的吴淞江，完全失却了功能。

所以郏亶认为传统的治水说，不足以消灭泛滥，要尽水之利，必须以治田为先。治田成功，可以化水患为水利，达到增强生产的效果。

王安石的农田水利政策，其精神在于抑制富豪的土地兼并，所以郏亶的治田说，极受王安石的赞同，就派他担任办理江南水利的职务，俾便实行他的计划。计划中，对于大地主们各为自家田地所挖设的引水道，必须先加整顿，而整顿沟洫，又必先改编私地。郏亶一经着手，立即遭到地主们强力的反对，造成民间极大的骚乱与动荡，连王安石的左右手吕惠卿也反对郏亶的做法。不得罪于巨室，是官僚们的金科玉律，郏亶的水利事业，做了不到半年，就完全失败了。

郏亶遭遇反对做不下去时，中央派赴江南善后其事者，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大科学家沈括。王安石对正为江南水利问题发愁的神宗举荐沈括时说道：

“沈括是江南人，熟知该地的土地利弊，其为人谨密，决不会轻举妄动。”

神宗沉吟道：“事须慎重计划，不能再有第二个郏亶，留下大害。”

沈括实地考察后，制定计划，奏报朝廷许可，并也得到当地人民的一致支持。

湖州的改修堤岸工程，即是沈括计划中的一部分。

湖州位于太湖南岸，距杭州八十公里。知州孙觉，字莘老，高邮人，相貌奇丑，曾问学于陈襄，登进士第，嘉祐中擢右正言，熙宁初知谏院，因与王安石异议，出知广德军，现任知湖州事。他就沈括的计划，将太湖南岸原有的木造堤防，全部改用大石块重筑，堤高一寻（八尺）有奇，长达百余里。这个堤岸，目的即在防御松江的溢水为患。

其实改造堤岸，仍然只是权宜之计，如遇长期霪雨，真的发起大水来，水位涨过堤岸的高度，必然仍将溢水为患，木造石造都是一样。

两浙转运使檄请苏轼前往湖州实地考察，苏轼之注意江南水利问题，此行是其发端。

苏轼与孙莘老是在京师时的老朋友，行前先寄以诗，历数湖州的名产，如湖岛上的橘子、顾渚山的紫笋茶、梅溪的带蒂木瓜和吴兴厨子脍鱼的手艺等，要他请客，而曰：“未去先说馋涎垂。”

孙觉举行盛大的宴会招待苏轼，轼行酒令，莫谈时事，违令者罚酒一大盏。《赠孙莘老七绝》中的第一首即是：

嗟予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

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

不料此事在后来“诗狱”中亦成罪案之一，真是“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苏轼认为改筑石堤的工程，实在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自己又不是办水利事务的人，却被转运使派了这个差事，所以赠诗第二首，流露了心里的不平，诗曰：

天目山前绿浸裾，碧澜堂上看衔舻。

作堤捍水非吾事，闲送苕溪入太湖。

现代的心理学家说，人在失意的时候，常常会寻求美食，用放纵食欲来补偿心理上的缺憾。赠诗中又一首就说他坐在船上，看人家网鱼，那地方的刀鱼，腴美非凡，他就想望糟鱼的滋味：

三年京国厌藜蒿，长羡淮鱼压楚糟。

今日骆驼桥下泊，恣看修网出银刀。

苏轼在湖州结识了几个不得志的穷朋友，气味相投，倒是十分愉悦。一是进士同年邵迎（茂诚），本不相识，如今方才初见。十五年来，邵氏官仅止于州县，后又穷死无嗣，苏轼为作《邵茂诚诗集叙》者。一是秀才贾收（耘老），乌程人，自此订交，诗筒往返甚密。

最重要的是，苏轼此时，始知世有黄庭坚其人。

孙莘老是庭坚的岳父，取出他的诗文稿来请苏轼鉴评，苏轼读后“耸然惊异”，赞叹不绝。莘老说：“庭坚诗文之好，人人皆知，但少一个像你这样的人物，为之称扬。”

其时，黄庭坚在北京（大名府）国子监当教授，未能识面，一个滞留北方，一个徘徊江南，一直没有接触的机会。改元元丰后，苏黄间才有诗书往还，开始文字之交。

苏轼自来杭州，几乎席不暇暖地奔走于辖属各县之间，使他有机会深入民间，体味穷乡僻壤里老百姓真实的生活内容。他们被政府横征暴敛，被胥吏压迫，被豪强侵凌，种种苦难，口不能言，只好咬紧牙关，忍受饥饿与贫困。一幅一幅悲惨的景象，呈现在苏轼的眼前。

古往今来，知识分子本于良知，都自觉有为民代言的责任，何况亲眼看到人民的苦难，已经如此深刻和普遍。除非本是没有心肝的人，何忍默不作声？然而，苏轼现在是外官，在严格的官僚体制下，没有说话的地位，他不能说，也不敢说，于是，如其弟苏辙为作墓志铭中所代申述者：

初，公既补外，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言者从而媒孽之。……

如此次湖州之行，道中作《画鱼歌》，乃因三吴水乡，吴人惯于杖头钉上长钉，用这钉杖划水取鱼，俗称“画鱼”。苏轼初看觉得非常新鲜，但忽又联想到法网诛求中整个社会的惊惶和混乱，与钉杖搅乱的水底泥中的鳅鲵一样可怜。诗曰：

天寒水落鱼在泥，短钩画水如耕犁。

渚蒲披折藻荇乱，此意岂复遗鳅鲵。

偶然信手皆虚击，本不辞劳几万一。

一鱼中刃百鱼惊，虾蟹奔忙误跳掷。

渔人养鱼如养雏，插竿冠笠惊鹈鹕。

岂知白梃闹如雨，搅水觅鱼嗟已疏。

这一年（熙宁五年，1072）秋冬间，久雨不晴，稻谷都遭水淹。好不容易等到天晴收割，而市场上的粮价已被压得很低。农民缴税，本来法律规定纳米交钱，任从民便。但自新法实行后，到处都钱荒米贱，于是官吏就一定要钱不要米。农民将米换钱，只剩得一半的价值，也等于加倍纳税，这是法外的剥削。

苏轼一腔悲愤，作《吴中田妇叹》，前一段写水患，后一段写虐政，是一首颜色鲜明的政治社会诗，诗曰：

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

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

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

茅苫一月陇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

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粃。

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

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

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龚黄”者，指汉朝的龚遂与黄霸，二人俱以恤民著称，如今“循吏”满朝，而人民更苦，其意盖有讽焉。“河伯妇”用《史记》西门豹治邺的典故，意谓人民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如效河伯妇之投河。

另一篇《鸦种麦行》，则是指述地方豪强之掠夺农民辛勤的成果，体例甚似西方的寓言诗：

霜林老鸦闲无用，畦东拾麦畦西种。

畦西种得青猗猗，畦东已作牛毛稀。

明年麦熟芒攒槊，农夫未食鸦先啄。

徐行俯仰若自矜，鼓翅跳踉上牛角。

忆昔舜耕历山鸟为耘，如今老鸦种麦更辛勤。

农夫罗拜鸦飞起，劝农使者来行水。

五　富春山行

熙宁六年（1073）正月下旬，苏轼巡按属邑富阳和新城两县。先至富阳，独游普照寺，自普照至东西二庵，山行终日，静如太古，不见一人。一路上松吟雨细，梅香入袂，向庵僧盛赞此山景色清绝时，不料庵僧却说：“入山太深，就出不去了。”苏轼突然领悟：“……居僧笑我恋清景，自厌山深出无计。我虽爱山亦自笑，独往神伤后难继。”苏轼是个标准的儒学者，满怀淑世精神，要与众人同歌共哭，怎能忍耐山中的寂寞而离群索居，所以说：“作诗寄谢采薇翁，本不避人那避世。”

二月，早发新城，微雨初霁，策马山行，临流听溪泉汩汩，万虑皆澄，看到西崦农家，正在准备饷田的饭盒，煮芹烧笋，对于一个饱食腴肥的人，自是一种诱惑，《新城道中》二首之一曰：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

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

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

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芹烧笋饷春耕。

人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万物有情，彼此都是朋友，所以东风知道他将山行，吹去积云，天色赶快放晴，山岭头上像戴了一顶白色的絮帽，树上亦挂着一面金光闪亮的铜锣。

山村人的俗语，说岭上的云是山戴了“絮帽”，树间的朝日是挂了一面大“铜锣”，虽似鄙俚，则是何等亲切，苏轼将以之入诗。

新城令晁端友，字君成，巨野人，沉静清介，是个无求于人的君子。《新城道中》第二首中有“细雨足时茶户喜，乱山深处长官清”句，即是赞美晁令治道之言。君成工于文辞，诗更是写得好，苏轼与他交往甚熟，但还不知他亦能诗，其不善表现自己也如此。

君成有子补之，字无咎，聪明强记，于文无所不能，其时随父住在任所，初得拜见这位鼎鼎大名的文豪。

后一年，苏轼再至新城，次于陈氏园，晁补之来谒。补之十七岁从父于杭州时，见钱塘风物之美，曾作《七述》一篇，这次带来向苏轼呈教。轼读后叹道：“这都是我心里原来想写的东西，却已被你写尽，我只好搁笔了。”又和了他的诗，补之由是为人所知。苏门四学士中，入门最早的就是这位晁无咎，当时，他还只是个二十二岁的惨绿少年。

苏轼经行新城山村，身入“竹篱茅屋趁溪斜，春入山村处处花”的环境里，觉得山野小民，生活简朴，欲望低微，若要使能各安其生，并非难事。眼前所见，“烟雨蒙蒙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生”。倘如盐不公卖，就不会发生卖牛买刀、贩运私盐的勾当，人各自力耕作，也不劳政府派遣使者劝督，故《山村五绝》曰：“但令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盐不官卖，山中小民，也不致因为官盐太贵，盐法太凶，而长时期地淡食。苏轼面对这些忍穷无语的山中小民，心生悲悯，故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山里的年轻人，贷得了青苗钱，就贪恋城市生活，一年中大半时光都在城中游荡，等到钱被商人以酒食、博务骗光了，只学得一嘴城里口音回来，却背上了无力偿还的官债。苏轼想：政府如不那么滥放青苗钱，山里人就不会惹这个杀人亡家的祸。诗曰（《山村五绝》之四）：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苏轼生在庶民之家，意识中自认是众民之一，岂因为官作吏，就此脱胎换骨？大家同是“天民”，血肉相连，自有一份同歌共哭的感情。如今眼见新法下老百姓的生活秩序紊乱了，负担越来越重，法网越来越严，到处都是贫困、饥寒、债务，以至胥役的勒索，公堂里的鞭扑，塞满监狱的囚犯，种种惨状，不一而足。这都是庙堂中峨冠博带、坐而论道的贵人们所看不到的景象，却使他热血奔腾，情不自禁地写下了那些呼号疾痛的诗篇，本意不在讥讽什么，但以他那尖锐的性格，所说的话，往往利如匕首，使人流血，苏轼之偏遭时忌，这是原因之一。

自新城坐船回杭，出富春江，经桐庐，过严子陵钓台，在舟中作《行香子》词：

一叶舟轻，双桨鸿惊。水天清影湛波平。鱼翻藻鉴，鹭点烟汀。过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

重重似画，曲曲如屏。算当年虚老严陵。君臣一梦，今古空名。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

归安朱祖谋《东坡乐府》编年，得考见者，苏轼自来杭州，始有词作，此阕亦其初制。

当年的词，多为筵前歌唱而谱，刘攽（贡父）在徐州，初次听人歌唱轼所作词，觉得非常新鲜，寄诗道：

千里相思无见期，喜闻乐府短长诗。

灵均此秘未曾睹，郢客探高空自欺。

不怪少年为狡狯，定应师法授微辞。

吴娃齐女声如玉，遥想明眸颦黛时。

刘攽还是初次得见苏轼的词作，非常新奇，就调笑他，定是倚翠偎红中吴娃齐女（是时轼已在密州）传授的师法。苏轼辩解道：“十载飘然未可期，那堪重作看花诗。门前恶语谁传去，醉后狂歌自不知。……”

一回杭州，苏轼急忙赶到吉祥寺去看牡丹花。春已老，花亦将谢，问寺僧得知，陈太守今年还未来过，苏轼代花不平，作了一首短诗给陈襄：

今岁东风巧剪裁，含情只待使君来。

对花无信花应恨，直恐明年便不开。

陈襄读了这首小诗，立即邀请大家次日上午同往吉祥寺赏花饮酒，苏轼席上再赋一诗，代花致意：

仙衣不用剪刀裁，国色初酣卯酒来。

太守问花花有语，为君零落为君开。

一般人看花，只是片面欣赏花的色香，即使是诗人吧，以花喻美人为已足，苏轼则体会到花亦能言，她与我们一样有灵犀一点相通的感情存在。两诗一写牡丹的幽怨，一写牡丹的深情，谁能不信她就是我们心中那个爱娇的女孩？

回杭州席不暇暖，苏轼又往西距百里的於潜县察看县政，游寂照寺，为寺僧惠觉题《绿筠轩》这首家喻户晓的诗：

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

傍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

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

八月十五，观钱塘江潮，是杭州人一年一度的盛事。苏轼与太守陈襄同游，有观潮调寄《瑞鹧鸪》词，有看潮五绝，题于江边安济亭上。向例：江边有弄潮健儿，能冲浪搏潮做种种表演，官中设利物（奖品）以奖励之，因年有溺毙者，已经朝旨禁断，轼作五绝中有一首云：

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后来“乌台诗案”指是讥讽朝廷水利工程之难成，真是胡言乱语。

又往临安县巡视，县令苏舜举是进士同年，特意远至太平寺迎见，为苏轼说了一个故事：“数日前到州里去，却被训狐押出。”

苏轼问是何故，舜举说：“我计划了一本《人户供通家业役钞规例》，自认相当简要。前日，特意送呈本州诸官，不料大家都不以为然，待呈至转运副使王廷老时，他很不高兴，差人押我出城。”

苏轼看了舜举写的规例，觉得确很有用，不知何以如此，便问舜举所说“训狐”是什么。舜举说：“从前听人讲过一个笑话，说燕子以日出为旦，日入为夕；蝙蝠却相反，以日入为旦，日出为夕，争论不决，同去求凤凰做个判断。路上，遇到一只禽鸟，对燕子说：不必去了，凤凰在假，也有人说在瞌睡，现在都是训狐权摄。”

“训狐”是宋代骂人的俗谚，苏轼将这个故事写入《径山道中次韵答周（邠）长官兼赠苏（舜举）寺丞》诗，本意只在说明世上已无真正的是非，用以安慰这位同年宗兄的不平：“吾宗古遗直，穷达付前定。餔糟醉方熟，洒面呼不醒。奈何效燕蝠，屡欲争晨暝。不如从我游，高论发犀柄。”想不到说说故事，却又惹祸。

在秦汉时代，杭州只是一片汪洋泽国，西湖还在钱塘江底，群山所出之水，皆入江中，东流于海。由于此一地理环境的关系，即使汉魏以后，沧海变为桑田，杭州已成陆地，但它本是江海，所以水泉咸苦，居民也很稀少。直到唐朝的李泌来做杭州刺史，始造六口大井，分布城区内外，将西湖的淡水引到井中，供应全城人民饮用。

唐之长庆年间，刺史白居易又治湖浚井，作石函隔绝江水，刻石湖上，人称“钱塘六井”。

李泌所造六井，最大者在清湖中，为相国井；其西为西井；再西而北为金牛池；又北而西在附城者为方井、为白龟池；钱塘县治之南者为小方井。此六井中，金牛池久已枯废，宋朝嘉祐年间，太守沈遘（文通）在城南美俗坊重开一座南井，人称“沈公井”，补足了六井的数额。

陈襄来杭州莅事之初，问民疾苦，地方父老都说：“六井年久失修，居民苦无饮水。”

述古说：“好，我陈某在此，怎么可以使人民没有水喝！”于是就命僧人仲文和子圭，他们又约了如正、思坦一共四个和尚，共同来做这件修井的工程。宋朝的寺院，责司社会福利事业，所以受命为此。

这四个和尚带领工匠，发沟易甃，完葺罅漏，很快就将六井中最大的相国井修好了，又在方井附近发现了久已堙没的古方井，一起加以浚治，于是淡水涌至，民足于饮。随后添建水闸，筑墙置钥，严加管护。

陈襄修复六井之明年，发生旱灾，江淮浙右各地都为缺乏饮水叫苦，唯有杭州，井不断水。

苏轼作《钱塘六井记》，详述工程的始末缘由。

六　红裙白酒

宋代士大夫间，宴游之风甚盛，筵席间，醇酒之外，还须有歌舞侑酒的妇人。所以政府定下特别的娼伎制度，规定隶身乐籍的伎女，一律由官府派员监督管理，称为官伎或营伎，她们的义务只应官府征召，工作限于歌舞侑酒，不能以官员为营业对象。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说：“宋时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伎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若官员与官伎有私，即属违法。如蒋堂知益州，被人检举私官伎而降官；熙宁中，祖无择坐与官伎薛希涛通，为王安石所弹劾皆是。

官伎之外，达官贵人之家，自设家伎之风甚盛。以致京师中下等的家户，不重生男重生女，生女则爱若拱璧掌珠，待得稍稍长大，就随其资质，教以各种艺业，以备士大夫家采拾娱侍。侍女的名目繁多，有所谓身边人、供过人、针线人、堂前大杂剧人等，就中以厨娘最为下色，然非极富贵之家不可用。 3

北宋当年，豪门巨室，竞以家伎的声容出众，夸耀于人，而士大夫亦很少能有不耽声色的，甚至如小宋（祁）者，坦然承认读书即为做官，做官即为享乐。

宋庠，仁宗朝为相。某年上元之夜，独坐书斋读《易》，见隔院弟（宋祁）家灯火通明，管弦嘈杂，喧饮直到天亮。他就叫人传语其弟：“相公寄语学士，闻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还记得某年上元，同在州学内吃腌菜煮饭时否？”宋祁笑道：“却须寄语相公，不知某年某月某日同吃腌菜煮饭，是为甚底？”

这是当时上流社会的风气，贤者不免。

苏轼在杭，为一州的副首长，亦不能没有家伎。他家向来俭约，但只数人而已，而且将她们看成侍卫、副官之类。苏轼惯常向客人介绍道：“有几个搽粉的虞候，出来祗应。” 4

熙宁七年（1074），十二岁的朝云进入苏家，即扮演这个角色。

宋自开国百年来，天下承平，社会安定，人人有生逢熙和盛世之感，朝廷重文轻武，士大夫们更是扬眉吐气，一朝通显，立即竞事奢华，度其靡丽的享乐生活，尤其在女色方面，极其放浪，极其沉湎地尽情恣纵。苏轼即曾感叹过，就他所目睹的三朝人物中，不沾声色之好的“完人”，他还一个也不曾见过。

譬如高龄八十五岁的词家张先（子野），那么一大把年纪，还要买妾，苏轼作诗戏他道：“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全篇皆用张姓典故，人以为难，但他心里并不认为应该。

苏轼在京，官虽不大，但是文名甚盛，为名公巨卿所推重，自是政治社会里的名流，才望出众的人物。所以自来杭州，凡是中央派驻在杭的官员，都纷纷邀他参与宴会，以有他在座为荣。朝夕饮宴，几无虚日，最先提出抗议的，当然是他的肠胃，苏轼对亲近的朋友诉苦道：“到杭州来做通判，真是入了酒食地狱。” 5

一般通例，士人不得志于仕途时，往往逃入醇酒妇人的圈子里去，麻醉自己，但是苏轼却只乐与朋友群居，“性不昵妇人” 6  。俞正燮《癸巳存稿》有一条记古之不昵妇人者，以为苏轼之所以如此，“或由勤于人事，或历忧患，亦或由天性”。就他所提出的这三个原因中，到底还是最后这个理由比较接近。苏轼性情豪爽，口没遮拦，凡事缺少耐力，非但不善与女人缱绻，甚至家里的妇人，包括他夫人在内，也不常见面说话。他只喜欢和朋友在一起高谈阔论，没有耐心跟妇人孺子厮磨。所以他虽常日参加饮宴，置身众香国里，却永远站在腻热氛围圈外，默默欣赏少女的风情，享受衣袂间散发出来的香气，而很能克制感情，决不在这方面形成泛滥。

这种心情，表现在他诗里，如《湖上夜归》，说他酒已喝得半酣，坐在轿子里直打瞌睡，梦中“尚记梨花村，依依闻暗香”。如《与述古自有美堂乘月夜归》，他说：“鱼钥未收清夜永，凤箫犹在翠微间。凄风瑟缩经弦柱，香雾凄迷着髻鬟。……”都说明他这种局外旁观的欣赏态度。

苏轼当时还不到四十岁，但头发早白，自以为已老了，不宜唐突美人。如陈襄邀他去城外寻春，诗说：“老来厌伴红裙醉，病起空惊白发新。”游径山回来，陈襄邀他饮酒介亭，他诗说：“惯眠处士云庵里，倦醉佳人锦瑟旁。”他认为只有年轻人才有与少女们尽情厮混的权利，所以邀周邠同游径山，便说：“少年饮红裙，酒尽推不去。……肯将红尘脚，暂着白云履。”

一日，苏轼在西湖船上望见杭州另一通判鲁有开（元翰）在有美堂上做酒会，投诗道：“指点云间数点红，笙歌正拥紫髯翁。谁知爱酒龙山客，却在渔舟一叶中。”次章却劝他道：“遥知通德凄凉甚，拥髻无言怨未归。”意思是你自有美妾在家里等你回去，你这一大把年纪的髯翁，却在外面与女孩子胡闹。

宴饮太多，苏轼实已非常厌倦，时亦托病逃席，但是喜欢热闹的陈襄不肯放过他，写诗来责备他屡不赴会，苏轼只好勉强举个理由，请他原谅：

我生孤僻本无邻，老病年来益自珍。

肯对红裙辞白酒，但愁新进笑陈人。

…………

苏轼欣赏有气质的女孩，而极不喜欢“妖艳的女人”，这可从他创下的一个“名判”中看得出来。

当他来杭未久，陈襄公出，苏轼权摄州事，有一官伎，因其性善媚人，人称“九尾野狐”者，陈状请求出籍，苏轼判曰：“五日京兆，判断自由。九尾野狐，从良任便。”

杭州有三个颇负诗名的官伎，那是周韶、胡楚和龙靓。周韶色艺更为一州之冠，她的嗜好也与众不同，喜欢茗饮，曾与蔡襄斗茶，而且胜了，因此名望更重。她听说这个代理太守那么宽大，马上援例陈状乞嫁。苏轼知道此姝是陈襄所嬖，提笔判道：“慕《周南》之化，此意诚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周韶无奈。 7

稍后，苏颂来杭，陈襄设宴接待，召韶侑酒，她就托这位贵宾向陈太守关说，苏颂指着檐间白鹦鹉道：“可作一绝。”她略一思索，援笔写呈。

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

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

其时，周韶有服，穿得一身缟素，楚楚可怜。一座嗟叹，陈襄动了不忍人之心，便准了她的请求。周韶再拜泣谢，其同辈胡楚、龙靓都有诗送她。 8

事后，陈襄很是懊悔。翌年，苏轼于常润道中作《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之一，还代陈襄惋惜：

草长江南莺乱飞，年来事事与心违。

花开后院还空落，燕入华堂怪未归。

世上功名何日是，樽前点检几人非。

去年柳絮飞时节，记得金笼放雪衣。

最后一句，苏轼自注“杭人以放鸽为太守寿”九字，实亦聊为掩饰而已，果是放鸽，则第二联两句又作何解？

陈襄和作之第三、第四两联，更是怀念这个女孩子的深情不解，也是一首好诗：

春阴漠漠燕飞飞，可惜春光与子违。

半岭烟霞红旆入，满湖风月画船归。

缑笙一曲人何在，辽鹤重来事已非。

犹忆去年题别处，鸟啼花落客沾衣。

苏轼年未四十，但借口“老了”，声色场中，他只当作过眼云烟，竭力不让自己留滞。然而，感情这东西，有时并不完全能用理智控制，尤其本来热情的人。所以在杭州最繁华的沙河塘闹区，似有一个他所默默向往的女孩，惜乎不知道她的名字，集有《戏赠》一诗道：

惆怅沙河十里春，一番花老一番新。

小桥依旧斜阳里，不见楼中垂手人。

也有他喜欢的女孩要离开时，作《赠别》诗，也会一往情深起来。如言：

青鸟衔巾久欲飞，黄莺别主更悲啼。

殷勤莫忘分携处，湖水东边凤岭西。

这期间，苏轼有《薄命佳人》之作，这是他对那些沦落风尘的女孩子，所付与的诚挚同情：

双颊凝酥发抹漆，眼光入帘珠的皪。

故将白练作仙衣，不许红膏污天质。

吴音娇软带儿痴，无限闲愁总未知。

自古佳人多命薄，闭门春尽杨花落。

《东坡乐府》有“乳燕飞华屋”那阕《贺新郎》词，杨湜《古今词话》造作杭伎秀兰为府僚所责，苏轼为作此因以解其困云云的故事，言皆鄙陋，极不可信，而毛本竟据以为苏轼自注的题语，尤其可笑。因为这个假故事传说甚广，所以附记一笔。

七　常润道中

苏轼一行作吏，百不自在，眼前所见，十九是浮沉利禄的无知下士，沐猴而冠，俨然作态，心里塞满了无比的厌憎。老者章传道劝他，稍稍自己贬抑一点，才能适应这个现实，苏轼昂然道：“如尔自贬，终不谐俗，故不为也！”

既不能自贬以和光同尘，做这“违志”的工作，更是精神折磨，痛苦万分。苏轼就念兹在兹地希望挣脱现在这个官职，认为即使回家去种田，也比现在好。物质生活好坏，苏轼本不在乎，至少可以保持身心的自由与快乐。

行在新城山路上，眼见三月不知盐味的七十老翁，还挂着镰刀在田间劳作，眼见村中少年，游手好闲，再也不能安分守己地做个好农夫，一腔悲愤，使他热血沸腾，觉得自己这个形同帮凶的工作，再也做不下去了，但是如要弃官回乡，则先得试探一下在陈州的老弟的意思，于是他引述后汉马援的故事，续作《山村五绝》中的最后一首。

《后汉书》说，马援征伐交趾国时，行军中上雾下潦，毒气熏蒸，天上的飞鸢，都跕跕堕水而死。身在这样的绝境中，使他想起堂弟马少游，从前曾经劝他为人何必胸怀大志，徒然自苦。马少游道：“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御款段马，为郡掾吏，守坟墓，乡里称善人，斯可矣。致求盈余，但自苦耳。”所以，苏诗曰：

窃禄忘归我自羞，丰年底事汝忧愁。

不须更待飞鸢坠，方念平生马少游。

苏氏兄弟，虽然那么友好，但两人天赋气质，全不相同。苏辙才气不如老兄，但没有他那种任性的毛病，也没有他那种浪漫的想头，为人处世，非常踏实，苏辙《栾城集》中《次韵子瞻山村五绝》之一说：

贫贱终身未要羞，山林难处便堪愁。

近来南海波尤恶，未许乘桴自在游。

被老弟浇了一头冷水，苏轼在写给故乡王庆源叔丈信中，记其进退无据的悲哀曰：

某此粗遣，虽有江山风物之美，而新法严密，风波险恶，况味殊不佳。退之所谓“居闲食不足，从官力难任。两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正此谓矣。

苏辙于熙宁三年（1070）春，从张方平去陈州为学官，至本（六）年春，已届三年任满。时适文彦博罢枢密使，以司徒兼侍中，出判河阳，原拟征辟苏辙为河阳学官，辙亦有谢启愿就，尚未赴任，却为齐州太守李师中邀去济南，为齐州之掌书记。

李师中，原任知秦州军州事，因为屡次上章攻击王韶的西征军，且于调查苏轼贩卖私盐、苏木、瓷器的诬案中，师中拒作伪证，为当道所忌，将他调知登州，现在则自登州移守齐州。

九月，苏辙将赴济南，有《自陈适楚戏题》诗：

庠斋三岁最无功，羞愧宣王禄万钟。

犹欲谈经谁复信，相招执籥便须从。

陈风清净眠真足，齐俗强梁懒不容。

久尔安闲长自怪，此行磨折信天工。

他很谦虚地说：陈州三年无功，不配再做学官，到齐州去做总揽一切的幕僚长，就没有在陈州那么清闲了，但这是天道的报还，不该诧怪。他之所以自待者如此。

熙宁六年（1073）秋，言官罗拯上言，两浙淮南东路灾伤，乞行贷恤。诏赐两路粮三万石。

十月，沈括奉派察访两浙，奏言常润二州，岁旱民饥，欲令本路计合修水利钱粮，募阙食人兴工，从之。赐两浙淮南东路常平米各五万石，付转运使以赈饥民。

漕司奉诏后，即檄杭州通判苏轼赴常润一带放粮，十一月启程，与柳瑾同行。

瑾字子玉，丹徒人，与王安石为进士同年，其子仲远是苏轼族妹小十二娘的夫婿，论辈分，柳子玉是苏轼的姻丈。柳家住在金山，子玉此行，将往监安徽舒州的灵仙观，顺道附载同行。

严冬酷寒，大雪纷飞中，两人至临平镇一个僧舍里，同访隐士陈烈，诗曰：“僧房有宿火，手足渐柔和。”对于一个冲风冒雪的行旅之人，最重要的到底还是一炉炭火。经秀州（嘉兴）而至无锡，登惠山，钱道人以天下第二泉的惠山水烹小龙团茶，来招待这两位远道而至的诗人，然后攀登惠山绝顶，瞭望太湖，“石路萦回九龙脊，水光翻动五湖天”。非常羡慕孙登还能登山长啸，一吐胸中浊气，而苏轼不能。

忙于处理繁杂的赈务，忙于奔波道路，时光过得真快，忽已年尽岁除。这年除夜，苏轼舣舟城外，竟至野宿度岁，非常念家。独自一人睡在船舱里，衾冷如冰，通宵不寐。回想自来杭州，大部分时间，都耗费在道路奔波上，是不是他一生的命运，都将如此漂泊？行歌的哀伤，野哭的凄凉，苏轼今夜，兼而有之，舱中一灯如豆，冻被无温，既然辗转难眠，索性挑灯起坐，成《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

行歌野哭两堪悲，远火低星渐向微。

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

重衾脚冷知霜重，新沐头轻感发稀。

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

南来三见岁云徂，直恐终身走道途。

老去怕看新历日，退归拟学旧桃符。

烟花已作青春意，霜雪偏寻病客须。

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

熙宁七年（1074）春，过丹阳，公毕，续赴润江（今镇江），特往藏春坞拜访老名士刁约（景纯），诗酒流连，互相唱酬。面对世情淡薄的老人，轼作赠诗，亦仍不免流露其一腔漂泊无归的感伤，如言：

人间膏火正争光，每到藏春得暂凉。

多事始知田舍好，凶年偏觉野蔬香。

溪山胜画徒能说，来往如梭为底忙。

老去此身无处着，为翁栽插万松冈。

又陪柳瑾同回金山，子玉在家设宴招待这位晚辈。柳家三个外甥，长名闳，字展如；次名辟，都是妹婿仲远之子，面求舅舅的法书，苏轼为他们写了一纸行书，告诉他们道：“字要写得好，单单勤于练习不够，还须读书多。”所谓：“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这两句话，常被后世论书法艺术者，引为圭臬。

苏轼在金山寺里，与柳瑾共饮，喝得酩酊大醉，睡倒在宝觉法师的禅榻上，半夜醒来，题诗壁上，不说自己酒量不好，却运用俗语骂酒道：“恶酒如恶人，相攻剧刀箭。……我醉都不知，但觉红绿眩。……”将大醉时的感受，写得淋漓尽致。

柳瑾雅兴不浅，要邀八十一岁的刁约来同游金山，同访金山寺的宝觉、圆通二长老，苏轼很羡慕他们养生有术，老而弥健，打趣柳瑾道：“你还算不得老，且看刁丈。”

君年甲子未相逢，难向人前说老翁。

更有方瞳八十一，奋衣矍铄走山中。

苏轼在润州逗留，时已四月，回想去年十一月离杭，时方大雪，今则春光已老，忽忽已过半年，陈襄诗来催他早点回去：“锦袍公子归何晚，独念沟中菜色民。”苏轼何尝不想家，尤其挂念吉祥寺的牡丹，深恐错过花期，《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中说：“……谷雨共惊无几日，蜜蜂未许辄先甜。应须火急回征棹，一片辞枝可得粘？”

任务未了，还有许多地方要去，对于这样无休无尽的行役，实在厌倦极了，心里又念着家，托名“代人寄远”，作《少年游》词：

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

对酒卷帘邀明月，风露透窗纱。恰似姮娥怜双燕，分明照、画梁斜。

钱塘令周邠（开祖），是苏轼在杭州同僚中唱和最得的诗友，他将任满赴京，也寄诗来催归一别，轼赠诗曰：“羞归应为负花期，已见成阴结子时。与物寡情怜我老，遣春无恨赖君诗。……”又送其赴京曰：“十年且就三都赋，万户终轻千首诗。天静伤鸿犹戢翼，月明惊鹊未安枝。”写尽诗人的寂寞，行者和送行者，一样是飘泊天涯，身无归着的可怜。

就因为心里充满了许多奔波道路、漂泊无归的感伤，所以一旦身临久已向往的荆溪，这可怜的诗人，就情不自禁地做起梦来了。

至宜兴，苏轼往访同年单锡，同泛荆溪。

宜兴，古称阳羡，本是江南鱼米之乡，境内有三湖九溪，而以荆溪最负盛名。这条溪水源自芜湖，流入海圻，所以又称圻溪。除此以外，它还有个极美的俗名，叫“罨画溪”，据杨慎《丹铅总录》说，画家称杂色的图画叫“罨画”，荆溪两岸风景的多彩多姿，可从这个绝美的溪名中想象得见。

苏轼泛舟溪上，顿觉头脑清明，心情开朗，情不自禁地赞叹道：“一入荆溪，便觉意思豁然！”

十七年前，苏轼登进士第，参与琼林宴时，与同年蒋之奇共席。蒋是宜兴人，对蜀人苏轼盛称他家乡的风土之美，相约将来服官退休后，同到宜兴去卜邻而居，共乐荆溪。苏轼今日始得亲履其地，之奇之言，果然不虚。

荆溪两岸，林木翳茂，溪光山色，明媚照人，都是诗人最好的供养。惠山细腻的黏土，常州晶莹的大米，皆是江南第一的特产。尤其民风纯朴，物价低廉，适合一个寒士于此度其宁静的农庄生活。苏轼距离退休的年龄还很远，但他实在太爱这座江南小城了，遂骋其遥远的想象，预约陈襄将来如到宜兴来访，他一定杀鸡饷客。一刹间，心里充满了一片罨画溪上的田园美梦，诗曰：

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

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

地偏不信容高盖，俗俭真堪着腐儒。

莫怪江南苦留滞，经营身计一生迂。

五月始至常州，然后到无锡，到苏州，与曾任御史，为疏劾王安石被排出京，现在提举宫观 9  的刘述（孝叔）相会，同游虎丘，至炎夏六月，才回到杭州交差。这次常润赈饥一役，道路奔波，足足七个多月。

这时候，执政五年多的王安石，已经罢相。

安石专政，使持重的先朝旧臣一个一个消极求去，这样重大的政治变化，即使禁中，也不免震动。而实施新法所发生的不良反应，陆续传入深宫，使皇室中人大为不安。有一天，光献太皇太后曾劝神宗道：

“祖宗法度不宜轻改。吾闻民间甚苦青苗、助役，宜罢之。”

“此以利民，并非苦之。”皇上答道。

“安石确有才学，但是结怨太多，要保全他，不如暂时外放的好。”

“群臣中只有安石能为国家做事。”

其时，神宗之弟岐王颢在侧，进曰：“太后之言，不可不思。”

神宗怒曰：“是我败坏天下吗？你来做好了。”

颢泣曰：“何至于如此呢！”

这次谈话，不欢而散。

外面有许多不好的消息，传到宫里来，光献太皇太后再也忍耐不住。一日，对神宗流涕道：“安石乱天下。”

这次，神宗心里本已动摇，听到劝说，默不作声，却流下泪了。

熙宁六七年间，河东、河北、陕西大饥荒，流亡到京西来的难民，无虑数万。监安上门的小官郑侠（介夫，治平进士），每日见这大批难民逃到京里来，老幼杂沓，拥塞道途，多数人扶病带伤，形容憔悴，身上穿的衣服，鹑衣百结，没有一件完整的，甚至有人以树皮草根为粮，其中更有身披锁械、押解入京的犯人，他们身上还背着家里拆下来的屋瓦和木材，这是他们唯一的财物。悲惨的景况，简直令人不能相信此乃人间光景。

郑侠心生悲悯，就按逐日所见，绘成一幅《流民图》，附以疏状，亲诣閤门，请求代奏。閤门官吏不肯接受，郑侠就谎称是秘急文件，发马递上，奏疏里面说：“陛下征伐外夷，别人所上的都是国家胜强的图录，而没有人画出天下流离失所、饥寒交迫之状进献御前的。此图百不及一，但经圣览，亦可流涕。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天如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神宗再三地细看郑侠这张《流民图》，长嘘短叹，郁郁不乐，晚上又把它带进寝宫去，以致整夜都不能成眠。

其时各地久旱成灾，尤以国家财经中心的两浙和淮南东路被灾最为严重。神宗忧形于色，以为新法病民，天已示警，心理开始动摇。安石说：“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陛下即位以来，累年丰稔，今旱暵（干）虽久，但当益修人事以应之。”

神宗奋然道：“此岂细事，朕所以恐惧者，正为人事有所未修耳。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者。”

待看了郑侠的《流民图》，一夜不眠后，神宗下了决心，也不和安石商量，径自下令开封府体放（停收）免行钱，命司农发常平仓救济灾民，命三司查察市易的弊害，停止青苗免役的追索，并罢方田等，一共十有八项。

于是，王安石坐不住相位了，上章乞解机务。神宗虽还挽留，而安石去意已坚，章凡六上，乃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并从安石之请，以韩绛代安石为同平章事，吕惠卿为参知政事，时在熙宁七年四月。五月以翰林学士三司使曾布提举市易司。

吕惠卿是个阴狠险毒的真小人，知道神宗对王安石敬信未衰，而韩绛则是个出身世家的标准官僚，乡愿作风。二人登台后，墨守安石成规，不敢少失。当时的人称韩绛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善神。

其实，吕惠卿心里最怕的是王安石东山再起，不久，就挑起安石之弟王安国与李士宁之狱。凡可以陷安石者，无所不用其极。即使是同时并起的老搭档曾布，也因市易发生争执，被他设计排出中枢，落职出知饶州。

苏轼有咏史（王莽、董卓）二诗，周必大《二老堂诗话》曰：陆放翁听王性之说，东坡作《王莽》诗“汉家殊未识经纶，入手功名事事新”，是讥讽安石事事欲求变革的作风；《董卓》诗“只言天下无健者，岂信车中有布乎”，讥安石终遭惠卿、曾布内叛。刺董卓者是其义子吕布，吕合惠卿姓，布合曾子宣之名。

八　别西湖

苏轼自常润归来，太守陈襄已届瓜代之期，诏与知应天府的杨绘对调。

陈襄设宴有美堂，告别僚佐，苏轼受嘱赋《虞美人》：

湖山信是东南美，一望弥千里。使君能得几回来？便使樽前醉倒更徘徊。

沙河塘里灯初上，水调谁家唱？夜阑风静欲归时，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

此后送旧迎新，自有许多宴会，粉白黛绿，檀板金樽，需要新词供伎乐歌唱，所以苏轼写了许多词，如送述古迓元素的《诉衷情》，孤山竹阁送述古的《江城子》，西湖送述古的《菩萨蛮》等，西湖这一阕是：

秋风湖上萧萧雨，使君欲去还留住。今日漫留君，明朝愁杀人。

佳人千点泪，洒向长河水。不用敛双蛾，路人啼更多。

陈襄启程离杭，苏轼一直追送到临平舟上，别绪离情，心里无限的空虚落寞，作《南乡子》别词，道归家路上所感：“……归路晚风清。一枕初寒梦不成。今夜残灯斜照处，荧荧。秋雨晴时泪不晴。”

这年秋天，京东、河北两路，又发生蝗灾。蔽天的飞蝗，蔓延及于淮浙，苏轼又被派赴临安、於潜、新城一带，督导各县捕蝗。他眼见蝗害的严重，说：

轼近在钱塘见飞蝗自西北来，声乱浙江之涛，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弥望萧然。

群飞的蝗虫发出来的声音，竟能盖过如千军万马奔腾而至的潮声，天上一片乌黑，遮得日月无光，一下来，千顷绿稻，立刻卷光，声势之大，令人不寒而栗。

苏轼连日尽在田野间察看飞蝗的来势，检查受灾的情况；晚上又须与有关人员研讨捕蝗的方法，劳累不堪。一处事定，又须再去一地，这种单调的胥吏工作，更使他心里充满委屈的感觉。当他在临平和於潜两县间的山上，行至浮云岭上时，体力更是疲惫难支，慨然有被人当作厮役差遣之耻，气起来就想毁车杀马，扯碎衣冠，逃归乡里去读书。但是，这个秘密的心事，除了弟辙，没处可说，乃作《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二首》之一云：

霜风渐欲作重阳，熠熠溪边野菊黄。

久废山行疲荦确，尚能村醉舞淋浪。

独眠林下梦魂好，回首人间忧患长。

杀马毁车从此逝，子来何处问行藏。

苏轼后来回忆在杭州所受的委屈，寄同事周邠诗说：“西湖三载与君同，马入尘埃鹤入笼。”心里的挣扎之苦，情见于辞。

幸而任期即将届满，苏轼因弟在济南，所以上章朝廷，请求派个山东的差使，图个近便。熙宁七年九月，告下：“苏轼以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苏轼如愿以偿，到任谢表中，有“携孥上国，请郡东方。自惟何幸，动获所求”的感激之辞。

苏轼在杭三年，他的幼子过（叔党）是熙宁五年（1072）在杭州出生的，这时候，他已有三个儿子了。后来与他同度患难的爱妾朝云，则于今年进入苏家之门，她还只是个十二岁的垂髫少女。

从应天府任上调来杭州的杨绘，字元素，四川绵竹人。神宗朝为御史中丞，极得皇上眷顾，将有大用，与滕元发二人联合攻击宰相曾公亮，事机不密，公亮上章先辩，神宗自此不悦，后又极论新法，被曾布责难，遂遭外放。他是一个聪明活泼，极好醇酒妇人，才子型的人物。七月到任，九月朝廷告下，苏轼又将从杭州赴密，相处的时间很短，但是即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内，游宴不绝。至苏轼新职发表，杨太守更一再饯别于中和堂和湖上。《东坡乐府》中有一连串和杨元素的歌词，皆是筵边的迭唱，如“和杨元素时移守密州”的《南乡子》：

东武望余杭，云海天涯两渺茫。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

不用诉离觞，痛饮从来别有肠。今夜送归灯火冷，河塘。堕泪羊公却姓杨。

又如重阳节日作《浣溪纱》词说：“可恨相逢能几日，不知重会是何年。”两人的交好，与一片索寞的离情，处处可见。

苏轼将行，于九月二十日往别西湖南北二山中的道友，其实亦是与西湖告别的最后一游。苏轼自己说，他有一种神秘的感觉，自来西湖，每到之处，常常觉得这个地方，从前都曾来过，印象犹很清晰，他归之为前生旧游的记忆。《和张子野见寄三绝句》中，特有一首《过旧游》诗说：

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

更欲洞霄为隐吏，一庵闲地且相留。

又在密州时有《答钱塘主簿陈师仲书》云：

一岁率常四五梦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谓前缘者。在杭州尝游寿星寺，入门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后堂殿山石处。……

何薳《春渚纪闻》有一则曰：西湖寿星寺老僧则廉说，苏轼做杭州通判时，始与参寥同登方丈，就对他说：“某平生未尝到此，而眼前所见，都如素所经历的一样，自此上至忏堂，当有九十二级。”派人去数，果如其言，轼便语参寥道：“某前生，此山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属。”

后来苏轼每至该寺，就解衣般礴，久而始去。其时，则廉还是一个沙弥，常常在旁伺候，炎夏天热，苏轼来时，就脱光上衣，在竹荫下袒露乘凉，看见背上，有七粒黑痣，如星斗状，世人都不得见。

《咸淳临安志》：寿星院在葛岭下，智果寺侧，后晋天福八年（943）所建，有寒碧轩、此君轩等建筑，苏轼皆有诗。与陈襄书中称之为“寿圣”，也许是旧名，不足深考。不过苏轼第一次在杭州时，还未与於潜诗僧参寥相识，其同行相语者，必是另一和尚，传闻小误而已。

杨绘有事于湖州，与苏轼同舟离杭。张先、陈舜俞约苏轼同访湖州太守李常，亦与偕行。

常字公择，建昌人，少时读书于庐山白石僧舍，手自抄书，几至两目尽盲，既登进士第，将他手抄书九千卷，庋藏老家，苏轼为作《李氏山房记》。熙宁初，任秘阁校理，出知地方，不脱学人从政的本色。

他们一大堆毫无政治意味的朋友，相聚湖州，欢宴几无虚日。李常好酒，又适逢生子做三朝，大会宾客，分赠洗儿钱和玉果，苏轼开他玩笑道：“……犀钱玉果，利市平分沾四座；多谢无功，此事如何到得侬。”（《减字木兰花》）又与周开祖（邠）书云：

……寻自杭至吴兴见公择（李常），而元素（杨绘）、子野（张先）、孝叔（刘述）、令举（陈舜俞）皆在湖，燕集甚盛，深以开祖不在坐为恨。

这六个朋友连日欢聚，以歌词名满天下的张先，时已八五高龄，兴致甚好，赋《定风波》令，有“见说贤人聚吴分，试问。也应傍有老人星”句，谓之曰“六客词”。

苏轼离湖州时，刘述、张先与他同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赏月欢饮，兴致淋漓。想起湖州之会，张先率先自唱“六客词”，觉得这是人生中难得的欢娱，大家都很兴奋。

苏轼在京口将与杨绘相别，席上作《醉落魄》词以赠，这阕词，不是抒写一般的离情别绪，而别有一番“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伤。一则是苏轼与元素同为蜀人，都是从那块万山环抱中、温暖而富饶的盆地里跑出来的人，现在一样流落在东海之滨，归乡无期；二则自己固然是初出茅庐，主知未深，所以一中小人的谗言，立即得罪外放，固其所宜，不料以元素之久膺帝眷，位在要津，亦因反对新法而被弃，蓬梗飘零，错在出处。不太轻易伤感的苏轼，此词却充满了哀戚，充满了怜悯，难怪日后两人同以罪贬，相遇于黄州时，杨绘要说从前有“天涯同是伤沦落”一句，恰是今日的“诗谶”，相与唏嘘感叹不置。原词：

分携如昨，人生到处萍飘泊。偶然相聚还离索，多病多愁，须信从来错。

尊前一笑休辞却，天涯同是伤沦落。故山犹负平生约，西望峨眉，长羡归飞鹤。

十月，苏轼这一年中，第三次又到苏州，再为苏守王诲（规父）席上的嘉宾，坐中有与之相熟的歌伎，颜色凄然地一再问他：“这回去了，还再来不来？”苏轼深为感动，作《阮郎归》：

一年三度过苏台，清尊长是开。佳人相问苦相猜，这回来不来？

情未尽，老先催，人生真可咍。他年桃李阿谁栽？刘郎双鬓衰。

离苏时，又有苏州闾门留别的一阕《醉落魄》，疑亦为此姝所作，为了安慰伊人，似乎也留有后约。一个在事业世界里失意的人，极容易掉进儿女情长的温柔乡去，逃避现实中的寂寞，苏轼甚少风流韵事，此词宜再引录：

苍颜华发，故山归计何时决！旧交新贵音书绝，惟有佳人，犹作殷勤别。

离亭欲去歌声咽，潇潇细雨凉吹颊。泪珠不用罗巾浥，弹在罗衫，图得见时说。

过京口，与同年胡宗愈（完夫）、王存（正仲）、孙洙（巨源）剧饮，与李常书说：“此行天幸！既得李端叔与老兄，又途中与完夫、正仲、巨源相会，所至辄作数剧饮笑乐。人生如此有几，未知他日能复继此否？”

孙洙欲往海州，遂与同行。

苏轼本来计划乘此调差的机会，可以从海州绕道前往济南探望老弟，看看新生的侄子虎儿。兄弟俩自从熙宁四年九月同谒欧阳修后，颍州一别，至今又已三年不见了。无奈在湖州耽搁的时间太多，现在必须赶往密州到任，而且时入严冬，从海州到济南去必走的青河，已经冰冻停航，苏轼只得徒呼奈何。

自海州冲风冒寒，径趋密州，世传有“野店鸡号”的一阕《沁园春》，为苏轼《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之作，元遗山认为“此篇极害义理，不知谁所作，世人误为东坡。……如‘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胸中万卷，笔头千字，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等句，其鄙俚浅近，叫呼炫鬻，殆市驵之雄，醉饱而后发之，虽鲁直家婢仆且羞道！而谓东坡作者，误矣” 10  。

苏轼从来没有觉得“致君尧舜”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他也不会是一个“袖手旁观”说风凉大话的人，遗山确有真识，故录其说。

九　密州利病

熙宁七年（1074）十二月初三，苏轼到密州任。

密州位于山东半岛之西南，即今山东诸城，居潍河上游的东岸，本为汉之东武县，隋改诸城，兼置密州。此地开发虽早，但自经济中心移转江南后，其重要性就大为降低，文明程度也就远落在江南之后了，苏轼称之为“桑麻之野”，但有一个好处，公务比较清闲。

苏轼一入州境，沿路看见农民忙着用蒿蔓杂草将死掉的蝗虫包裹起来，挖地深埋，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捕杀的总数，报官的就几有三万斛之多，飞蝗来势之大，不难想见。

苏轼一下车，立即查问蝗灾，哪知当地的官吏却讳言道：“蝗不为灾。”甚至睁着眼睛说瞎话：“蝗虫来，为田地除草。”苏轼近在杭州亲眼见过，飞蝗自西北来，上蔽天日，声如海浪，如碰到它们飞下来，则顷刻之间，一望无际的绿野，都成了赤地，这还不过是京东的蝗虫，部分飞入淮浙的余波而已，而京东的官吏却说：“蝗不为灾。”苏轼愤然道：“将谁欺乎！”

他于到任后的第二十天，上奏朝廷，报告京东蝗灾的严重情形，请求朝廷豁免秋税，或与倚阁青苗钱，以资救济。

同日，上书宰相韩绛，除蝗灾外，还说到“手实法”的流弊，方田均税之患，役法的分等，并且竭力反对拟议中将在京东榷盐的打算。

这年秋天，朝廷实施吕惠卿制订的“手实法”。先由政府规定标准物价，令各户主自行填报家产，除职业上必需工具及食料外，所有一切财物都须列报，登入官方簿籍，从其总值，课以五分之一的财产税，其间派人挨家逐户逐项检点调查，如有隐匿，一律没收，并且奖励民间告发，告发者可得没收物三分之一的奖金。这个制度固然使政府收入大增，而中上之户，多被仇人检举，弄得家家破产，人人不安。苏轼函中说：

手实之法，独恃告讦。昔之为天下者，恶告讦之乱俗也，故有不干己之法。而今公开告讦之门，揭厚赏以求人过。岂吾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

论方田均税之患，以为路人皆知其非，“税之不均也久矣，而民安其旧。今乃夺甲与乙，其不均又甚于昔日，而民怨兴矣”。

苏轼在杭州，亲见食盐专卖的弊害，亲自断过违犯盐法的小民，破家亡命。自来京东，见官不卖盐，狱中没有盐囚，路上没有被流配的盐犯，正自欣喜，不料漕司移来文书说：有个王伯瑜的建议，计划变更京东河北盐法，置市易盐务，收归官卖。苏轼慨然太息道：“密州盐税，岁收钱二千八百余万，为盐一百九十余万秤，这还不过是一郡之数而已，官办市易盐务，有能力全部收买吗？假使不能全部收买，盐民又怎肯就此舍弃不煎？官不买的余盐还不照样都成了私盐，即使用严刑峻法使老百姓个个不敢私卖，则存盐亦岂不等于粪土？”苏轼向韩丞相呼吁道：“愿公救之于未行。”

但是，韩子华官僚世家，他这时候，谨守王安石遗规以取相位，此函并无多大作用。不久，即见三司使章惇的主张，认为河北与陕西，皆为边防，河北独不榷盐，是为不公，力主河北京东之盐，皆应官卖。朝廷已派专使实地考察，并召密州监司周革入觐。苏轼虽再上书文彦博，力辩河北与陕西不同，东北民风强悍，榷盐祸不可测，但是事已成议，没有办法追究了。

熙宁政风，已经非常败坏，非常紊乱，地方官吏以蒙骗为能，而中央机关则各自弄权行势，甚至擅造单行法来欺压地方。当时，初行“手实法”，司农寺行文各路说，如不按时施行，将以违制论罪。苏轼大怒，对提举常平官说：“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自造律（立法）。”

提举官知道这位太守刚强不屈的脾气，大惊，婉解道：“公且从缓。”怕苏轼出奏。

宋设九寺，属尚书省，分别办理各项业务，司农寺职掌仓储、苑囿、库务之类，对付郡县，态度蛮横。苏轼上书元老文彦博，揭发其擅自造令，欺压郡县道：

比来士大夫好轻议旧法，皆未习事之人，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常窃怪司农寺所行文书，措置郡县事，多出于本寺官吏一时之意，遂与制敕并行。

近者，令诸郡守根究衙前重难，应缘此毁弃官文书者，皆科违制，且不用赦降原免，考其前后，初不被旨。谨按律文，毁弃官文书重害者，徒一年。今科违制，即是增损旧律令也，不用赦降原免，即是冲改新制书也。岂有增损旧律令，冲改新制书，而天子不知，三公不与，有司得专之者！今监司郡县，皆恬然受而行之，莫敢辨，此轼之所深不识也。

苏轼指司农寺之“增损律令”“冲改制书”，完全依据法律而言，宋律、刑统（杂律弃毁制书官文书条）：“诸弃毁……官文书者，准盗论。”而贼盗、盗制书条：“诸盗官文书者杖一百，重害文书加一等。”杖一百加一等，才徒刑一年，而今司农寺擅以违制论罪，刑统（职制、被制书施行违者）条：“诸被制书，有所施行，而违者，徒二年。”显然是增损律令，变用法条，目的是擅自加重刑罚，以建立权威。

至于罪刑之能否获得赦降原免，只有法律条文内或皇帝的“敕”才能规定可用或不可。现在司农寺普通行政文书里，擅自作了“不用赦降原免”的规定，岂非“冲改制书”？

京东民风强悍，盗贼纵横，《水浒传》里晁盖、宋江等人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大寨梁山泊，就在山东寿张、郓城、东平三县境内。苏轼上文彦博书说：“密州民俗武悍，恃（特）好强劫，加以比岁荐饥，椎剽之奸，殆无虚日。”那个时代，人祸多因天灾而起，天灾使老百姓饥寒无食，弱者辗转死于沟壑，而强者就只好铤而走险，恃强行劫了。苏轼有《论京东河北盗贼状》，略曰：

比年来蝗旱相仍，盗贼渐炽。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数千里，麦不入土。明年春夏之际，必生饥荒，寇攘为患。……而近年以来，公私匮乏，民不堪命，今流离饥馑，议者不过欲散卖常平之粟，劝诱蓄积之家。盗贼纵横，议者不过欲增开告赏之门，申严缉捕之法。皆未见其益也。

常平之粟，累经赈发，所存无几矣。而饥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费丘山。蓄积之家，例皆困乏。贫者未蒙其利，富者先被其灾。……乃知上不尽利，则民有以为生，苟有以为生，亦何苦而为盗。其间凶残之党，乐祸不悛，则须敕法以峻刑，诛一以儆百。今中民以下，举皆缺食，冒法而为盗则死，畏法而不盗则饥。饥寒之与弃市，均是死亡，而赊死之与忍饥，祸有迟速。相率为盗，正理之常。虽日杀百人，势必不止。

状末，苏轼鼓勇对亟欲富国强兵，湔雪国耻，因而坚持“府库不可不盈”的神宗皇帝，进其逆耳忠言曰：

……苟非陛下较得丧之孰多，权祸福之孰重，特于财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门一开，骨髓之恩皆遍。……如此而人心不革，盗贼不衰者，未之有也。

苏轼到任后，详研盗案，立即悬赏缉盗，随获随给赏金，因此人人奋力协助官府，供给线索，合力缉捕，颇收一时之效。

依照法律规定，获强盗一人，判死刑者，给赏五十千文；判流以下刑者，给半，即二十五千文。不料近忽有旨，灾伤之岁，都降一等计奖，即降一等，只有半数。如获流刑以下，仅得十二千五百文，告官者和捕盗者，通常有四五个人，假使敌不过强盗，就会被盗所杀，舍弃了生命，幸而胜了，亦已与盗帮结了仇，其难如此，而四五人平分十二千五百钱，要他们用性命来拼，怎么办得到？

苏轼给文彦博信上说：“灾伤之岁，尤宜急于盗贼，……若又纵盗而不捕，则郡县之忧，非不肖所能任也。”

苏轼自从被排出京以来，已经很久不敢公然论政，于忍无可忍之时，只能写下几首“托事以讽”的诗篇，希望引起有力者的注意，婉转达到为民请命的目的。现在则为主持一郡的疆臣，面对老百姓的饥寒疾苦，岂能心无所念？何况牧养生民，本是地方官的责任，他又何能恝置事外？故一再上书当国的宰相韩绛，三朝元老的侍中文彦博，希望得到救助，心里则还惴惴自惧，函尾说：“故不自揆，复发其狂言，可行则行之，否则置之。愿无闻于人，使孤危衰废之踪，重得罪于世也。”

苏轼治事，有他非常机警的特长，为一般能吏所不及，史本传和墓志都记载了他在密州的一个故事。有一帮强盗，秘密准备劫掠，安抚转运使派遣三班使率领悍卒数十人，到密州境内来追捕逃犯，当地政府必然要与之协作，苏轼诗所谓“磨刀入谷追穷寇”者，即是指此。不料这批外来的悍卒，横暴凶残，几又甚于强盗，甚至以禁物设赃，诬陷居民，为居民所斗杀，惊溃为乱。老百姓到太守衙门来奔诉，苏轼投其书于地，不看，说：“必不至于有这样的事情。”那些作乱的散兵，听到这个消息，心定了，逐渐集合拢来，苏轼这才传集人证事证，使他们不能抵赖，一一招认，他就分别予以明正典刑。

密州滨海多风，又不如江南那样，四处都分布湖沼和沟渎之水，所以常常苦旱。当地人民，相信常山的山神，祷雨最灵。苏轼莅任之明年四月，旱蝗相继为害，他便斋戒蔬食，往东武县南二十里之常山，祷于山神。祷后，果然下了一阵足够的雨。

不料一雨之后，五月复旱，苏轼再祷常山，许下重新庙宇的祈愿。

庙之西南，有一股流泉，折旋如车轮，余流溢于山下。苏轼叫人琢石为阑，构亭泉畔，曰“雩泉亭”。

十月常山庙成，苏轼往祭。回程，与梅户曹在铁沟地方会猎，习射放鹰，豪兴十足，作诗并《江城子》词，词曰：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词成，写寄鲜于子骏（侁）曰：“近作小词，虽无柳七郎（永）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写呈取笑。”

十　超然台与盖公堂

苏轼之所以求为东州郡守，只为能与济南的弟弟苏辙较为近便，密州风土之不能与江南比论，他心里非常明白，未去之前，先有诗说：

胶西未到吾能说，桑柘禾麻不见春。

不羡京尘骑马客，羡他淮月弄舟人。

既到密州之后，则满眼尽是天灾人祸，纠结一团，互为因果，而郡守的能力有限，他除了尽心尽力做一切措施外，只好分别奏闻朝廷，上书相国和元老，请求救援。整整忙了两个月，倏忽已是除夕，眼前没有谈得来的朋友，忽又害起病来，卧床好几天了，情绪非常低落，《除夜病中赠段屯田》诗说：“……欲起强持酒，故交云雨散。惟有病相寻，空斋为老伴。萧条灯火冷，寒夜何时旦。倦仆触屏风，饥鼯嗅空案。数朝闭阁卧，霜发秋蓬乱。……此生何所似，暗尽灰中炭。”一个满怀抱负的志士，竟将自己生平，比作埋在寒灰下的炽炭，暗随年月，默默销熔，心情之苦，可以想象，而最不堪的则是自亦不解何以至此，精神上彷徨无主，次韵答乔太博诗，所谓“颠倒不自知，直为神所玩”。即有生命荏弱而浮脆，直被命运播弄的一腔恚恨。

刘攽、李常寄诗来问他密州近况，次韵答诗曰：

何人劝我此间来，弦管生衣甑有埃。

绿蚁濡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

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

为郡鲜欢君莫叹，犹胜尘土走章台。

除了蝗虫、盗贼之外，密州更多弃婴，都丢在城外荒野。苏轼一路巡行，亲目所见，心实不忍。

他就筹出一笔经费来，凡是养不起婴儿的父母，由政府每月给米六斗，劝令不要抛弃，一年以后，骨肉之爱已生，就不会再被弃了。

在密州，不但再也没有弦歌侑酒的热闹场面，新法管制下，造公使酒都有限制，岁不得超过百石，酿造逾额，为法甚重。他曾要座客乔太博“莫笑银杯小”，诗说：“……我今号为二千石，岁酿百石何以醉宾客。请君莫笑银杯小，尔来岁旱东海窄。”赵明叔（杲卿）教授家贫好酒，而苏轼则苦于无酒请客，次韵诗说：“几回无酒欲沽君，却畏有司书簿帐。”王驸马（诜）送他家酿碧香酒，苏轼本于“宝剑赠与烈士”之意，也拿来送与这位酒友。

过了年后的上元（正月十五），客逢佳节，苏轼不禁怀念此日的杭州。两地光景，完全不同，作《蝶恋花》词：

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麝，更无一点尘随马。

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

论这两个不同的世界，《超然台记》里也说：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

行、住、游、观的差异如此，而饮食风味，南北更自不同，《和蒋夔寄茶》诗说：

扁舟渡江适吴越，三年饮食穷芳鲜。

金齑玉脍饭炊雪，海螯江柱初脱泉。

临风饱食甘寝罢，一瓯花乳浮轻圆。

自从舍舟入东武，沃野便到桑麻川。

剪毛胡羊大如马，谁记鹿角（小鱼）腥盘筵。

厨中蒸粟埋饭瓮（山东人埋肉饭下而食之，谓之饭瓮），

大杓更取酸生涎（山东喜食粟饭，饮酸浆）。

柘罗铜碾弃不用，脂麻白土须盆研。

故人犹作旧眼看，谓我好尚如当年。

幸而苏轼不论南北，都能随遇而安，适应这些生活小节，并无很大困难。只是新法实行后，公使库钱减少了很多，使得州郡长官，无以应付宾客，这才使他大为叹苦。

宋太祖当年废藩镇，命士人典全国州郡，设置公使库，除正供之外，地方余利，概归该库，州郡长官有权支配，供过客吏卒批支口食，官员赴朝，亦不必自行齑粮，用以厚养士大夫的廉耻。新法实行后，地方余利既被搜括一空，公使钱暴减，苏轼因此常常叹穷。他与通判刘廷式二人日常沿城寻觅废圃中野生的枸杞和菊花来吃。这一行动，也是有典故的：

唐朝诗人陆龟蒙，自号“天随子”，在书斋前的空地上手植杞菊为食，至夏五月，枝叶老硬，气味苦涩，他还照样嚼食，且作《杞菊赋》一篇以广其意。苏轼本来还不大相信这话，以为士人不遇，守穷节约就可以，何至于因饥饿而嚼啮草木。但自遭逢了今日景况，始信天随子的话不是没有可能，作《后杞菊赋》，叙曰：

……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

苏轼自嘲道，日坐堂上，俨然是个太守，前有宾客来造访，后有掾属的趋走，早衙忙到中午，午后忙到酉时（下午六时），连一杯酒都没得喝，只好摘点草木来骗骗嘴巴，对着餐桌直皱眉头，举起箸来真是不堪下咽，只想呕吐。……其实这都是夫子自嘲之语，实际情况是公使库钱短绌，没有能力设酒会客，寂寞不堪而已。赋中有一段解语，充分流露庄子的齐物思想，人生途程中，层出不穷的苦难，迫人自寻疏解：

怪先生之眷眷，岂故山之无有？先生听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覈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较丰约于梦寐，卒同归于一朽。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

这是实话，枸杞和野菊，都是药草，枸杞属于茄科，是生长原野路边的落叶灌木，其果实为枸杞子，皮为地骨皮，有增强精力、返老还童之功。苏轼服用一年后，获得显著的药效，颜面加丰，气色旺盛，他最担心的白发也日渐转黑起来；野菊有明目之效，对于时患目疾的苏轼，当然有益。所以，说嚼啮杞菊疗饥，固是诗人的夸张之辞，以此养生，则是事实，但以堂堂太守之尊，亲自采药原野，也算得上是穷境了。

住过一年，对于当地的风土人情，慢慢习惯起来，精神也渐次安定。苏轼便差人到安丘、高密的山上去采伐木材，来修理破败的官舍、荒芜的庭园。动工后，发现园北有一废旧城台，台上视野很好，顺便稍加葺治，就成了一座高而安、深而明、冬暖夏凉、可以登临眺望的休闲之地。南望是若隐若现的马耳山、常山；其东则为庐山；西望穆陵，隐然如城；北为浩淼的潍河，风景甚是壮阔。苏轼要老弟给它取个台名，苏辙建议叫它为“超然台”，理由是：

天下之士，奔走于是非之场，浮沉于荣辱之海，嚣然尽力而忘返，亦莫自知也。而达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于物耶！

熙宁八年（1075）十一月，台成，苏辙作《超然台赋》，苏轼作记曰：

……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方是时，余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苏轼“游于物之外也”的智慧，在《宝绘堂记》（熙宁十年作）中发挥得更透彻。文曰：“君子可以寓意于物，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则人为主体，人居“物外”，来欣赏物，则天下没有不可欣赏之物；“留意于物”，则物为主体，人陷“物内”，而随物之得失而流转。所以“游于物外”，乃是“无往而不乐”的条件。东坡少时读《庄子》有“深得我心”之叹，这种喟叹在后来现实政治的诡谲诈变之中，在争权夺利之中，在自己横遭诬陷之中，转化成透彻的智慧。这种智慧使他痛切地感到只有庄子的超越现象世界，“审乎无假，不与物迁”的哲学，才能打开一条精神上的出路，以齐得失、忘祸福、混贵贱，而与万物齐一。

苏轼从庄子哲学中体会出生命之最高价值，在于精神之独立与自由。一个人要达到这种境界，则必先排除无穷的物欲及放纵的激情，这两者都是使人不能超然物外的最大桎梏。

酒友赵杲卿（明叔）家贫好饮，不论酒好酒坏，只要能醉的都好。他嘴里常常挂着一句胶东俗谚：“薄薄酒，胜茶汤；丑丑妇，胜空房。”苏轼认为这句俗语“其言虽俚而近乎达”，就扩充其意，作《薄薄酒二首》，兹录其一：

薄薄酒，胜茶汤；粗粗布，胜无裳；丑妻恶妾胜空房。

五更待漏靴满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凉。

珠襦玉柙万人相送归北邙，不如悬鹑百结独坐负朝阳。

生前富贵，死后文章，百年瞬息万世忙。

夷齐盗跖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两都忘。

密州为汉代盖公的故里，但年代湮远，已无子孙故迹可寻。苏轼于黄堂之北，修建了一座聚会所，名之曰“盖公堂”。

秦自孝公至于始皇，立法更制，对老百姓施以严酷的统治，曹参亲见战乱之余民不聊生的痛苦，初为齐相，以如何安集百姓的方法，遍问齐国的长老和儒生，但言人人殊，无从定策，访得胶西有个盖公，善治黄老之术，派人请他来商讨。盖公说：“治道清净，而民自定。”推类尽言，皆是与民休息之道。曹参非常钦佩他的见解，将正堂让出来给盖公住，用其言而齐大治，后来又以其所以治齐者来统治天下，天下至今称贤。

熙宁变法，实施新政，只为急求有功，不惜以严刑峻法来实施聚敛之政，实与暴秦无异。老百姓的脂膏，已被剥削殆尽。苏轼自恨不在其位，无可挽救，更感叹近三年来，执政人物的此起彼落，但都不是医国之手，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苏轼此时向往盖公黄老之治，盖深感此时“与民休息”的重要而已。

熙宁七年（1074）四月，神宗为一连串的天灾人祸所刺激，决然权罢新法，而准了王安石的辞位。

安石既去，神宗诏以韩绛、吕惠卿、曾布三人共同执政。吕、曾二人最先发生内讧，不久曾布即被惠卿排出中枢，韩绛虽然职掌中书，而碌碌无所作为，于是大权就落入吕惠卿一人之手。

吕惠卿以迎合安石建立新法，为安石竭力援引而骤至执政，既已得志，一面防止安石东山再起，一面排挤韩绛。韩绛没有能力制伏这匹政治上的劣马，密请神宗复用安石，帝从其请，惠卿图穷匕见，列数安石兄弟的缺点，上奏神宗，哪知神宗对安石的信赖，岂是惠卿所能摇撼。帝将这一封事寄示安石，安石上表，痛切言道：“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须自明；义不足以胜奸，故人人与之立敌。”即是指此。

安石奉诏，于熙宁八年（1075）二月倍道入京，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再度秉政。秋冬间，韩绛、吕惠卿两皆罢出。

像这个样子朝三暮四的人事变易，苏轼作《盖公堂记》，喻之为“三易医而病愈甚”。这段托讽时事的寓言，比喻固然巧妙，而役使文字的经济手段，洪迈《容斋五笔》更认为可以做作文立说者的典范，而叹为“东坡文章不可学”。故录该段原文曰：

始吾居乡，有病寒而咳者，问诸医，医以为蛊，不治且杀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饮以蛊药，攻伐其肾肠，烧灼其体肤，禁切其饮食之美者。期月而百疾作，内热恶寒，而咳不已，累然真蛊者也。

又求于医，医以为热，授之以寒药，旦夕吐之，暮夜下之，于是始不能食。惧而反之，则钟乳、乌喙，杂然并进，而漂疽、痈疥、眩瞀之状，无所不至。三易医而病愈甚。

里老父教之曰：“是医之罪，药之过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气为主，食为辅。今子终日药不释口，臭味乱于外，而百毒战于内，劳其主，隔其辅，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谢医却药，而进所嗜，气全而食美矣。则夫药之良者，可以一饮而效。”从之期月，而病良已。

昔之为国者亦然。

苏轼痛感朝廷如此用人，已经完全失掉原则，只被争权夺位的政客们所摆布，“三易医而病愈甚”。假如再不持之以慎重，杂药乱投，国家的危亡，可以立待。当今之时，盖公所说的“治道清净，而民自定”的话，值得三思，于是借题发挥他那一片忧时的怀抱，作《盖公堂记》。

熙宁九年（1076）八月十五，与僚友饮于超然台上，非常高兴。这个中秋夜，虽然大家一起欢饮达旦，为自来密州最快乐的一次盛会，但是客逢佳节，又不免苦念起在济南的老弟来了，大醉，作《水调歌头》词：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此词从自然的流变说及人事的无常，从一种孤高的气氛中，透露出作者旷远的胸襟，历来被认为是中秋词中的绝唱。

十一月，告下，苏轼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移知河中府。其时，天降大雪，与客饮于山堂，《与周开祖（邠）书》说：“某已被旨移河中府，候替人，十二月上旬中行，想去益远矣。往日相从湖山之景，何缘复有。……”

十二月上旬，孔宗翰来代，先自荆林马上寄诗相告，苏轼答诗说：“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朱轮未及郊，清风已先驰。何以累君子，十万贫与羸。……”

苏轼此篇移交致词，尽是对密州老百姓的怛恻之情，唯此民胞物与的人道主义精神，足以成就一个人的伟大。

1  《宋史·职官志》：钤辖司掌军旅屯戍营防守御之政令，或一州一路。有兼二路、三路者。

2  五代之梁与北齐，试进士不中程者或选举滥者，皆罚饮墨水。

3  〔宋〕洪巽：《旸谷漫录》。

4  〔宋〕吕本中：《轩渠录》。

5  〔宋〕朱彧：《萍洲可谈》。

6  〔宋〕袁文：《瓮牖闲评》。

7  〔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

8  〔宋〕赵令畤：《侯鲭录》。

9  提举宫观：为安置罢退大臣而设，有俸无职。

10  〔金〕元好问：《遗山先生集》。

第四章　黄楼

一　作客东园

熙宁十年（1077）正月，朔风凛冽，大雪纷飞，苏轼一家冒着寒风大雪行路，将至济南，知齐州的李常，先派急足来迎，苏轼次韵答诗，有“敝裘羸马古河滨，野阔天低糁玉尘。自笑餐毡典属国，来看换酒谪仙人”句。苏轼常尊公择为太白，而自比为北海牧羊的苏武，可能是酒间的玩笑话，成了惯称。

三个侄子，迟、适、远都在雪中迎候，带领他们回家，虽然苏辙去冬赴京，还没有回来，但兄弟两家，阔别多年，一朝团聚，“酒食淋漓浑舍喜”，真是无比欢庆。

苏辙去冬匆匆赴京，是因朝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有意去作一番观察，寻找活动的机会。

熙宁八年（1075）二月，王安石复相，吕惠卿堵塞安石再起的阴谋既完全失败，同年十月，就被出知陈州。

神宗凛于水旱失常，灾祸频仍，这时候，又有彗星出轸的异象发生，帝权虽是至上，但是不能不怕天怒，所以避殿减膳，诏求直言。安石进曰：“天道茫远，未免妄诞。先王虽有官占，所言者，却还都是人事。”

神宗就盯着他道：“闻民间殊苦新法。”

“祁寒暑雨，民犹咨怨，此毋宁恤。”安石对答。

皇上显然有被蒙蔽的愤怒，诘曰：“老百姓莫非连祁寒暑雨之怨也都没有吗？”

安石碰了这个钉子，郁郁不乐，就此称病不出。但是，神宗没有其他办法，还是再三慰勉，促令复起视事。殊不知安石此时，曾、吕皆去，无人为助，只可依赖他的儿子王雱，而王雱虽有才干，到底是个狂率少年，他要彻底打击吕惠卿，却被惠卿反告一状。安石知道了，非常责怪他的莽撞，雱恚慎不平，患发背疽而死。

安石再相后，眼前情况，已与从前大不相同，皇上的信心也已不如往昔，无可作为，屡次称病求去。到这个独子忽尔病亡，老人悲伤不堪，万念灰灭，力请解职，神宗知道留他无益，才命以使相判江宁府，归居金陵（今江苏南京），时在熙宁九年（1076）之十月。

新政派的大头既皆罢出，帝以吴充、王珪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吴充，字冲卿，与王安石进士同年，年亦相同，又是儿女亲家，私人关系非常密切。由于安石的提拔，熙宁间得越两制三十余辈旧人，擢为三司使、枢密副使等要职；但在政治上，吴充却并不赞同安石的作为，屡次向皇上陈说新法种种不便，神宗也因为他一向中立无与，所以用以为相。

他一上台，处处要显示与安石不同。他请帝召还司马光、吕公著等，力荐因与安石论事不协而遭贬斥的李常、程颢诸人，又稍变新法，多所修正，甚至将安石家兄弟间不睦的私事，也在皇帝面前讲了。

无论从皇帝的意向上，还是吴充的作为上来看，这都是政治上一个转变的关键。其时，苏辙适罢齐州掌书记的职务，他想捕捉这个变局开始的机会，就匆匆上京，上书皇帝，力言青苗、保甲、免役、市易四事的弊害，以为“上则官吏劳苦，患其难行；下则众庶愁叹，愿其速改。今者皇天悔祸，启导圣意，易置辅相，中外踊跃，思睹宽政”，所以请求朝廷即行罢免前述四大弊事，不要太多顾虑，迟迟不决，以失天下民心云云。

苏轼不大现实，对于王安石之再度罢相，认为是一个迷信古书、不达世务的学者，出来操持实际政治，不自量力，终告失败，借《赠钱道人》诗，致其无限的悲悯：

书生苦信书，世事仍臆度。

不量力所负，轻出千钧诺。

当时一快意，事过有余怍。

不知几州铁，铸此一大错。

我生涉忧患，常恐长罪恶。

静观殊可喜，脚浅犹容却。

而况钱夫子，万事初不作。

相逢更何言，无病亦无药。

政治波浪中，难得出现一个机会，在这个时机中，苏氏兄弟表现不同，苏辙是个行动者，而苏轼只是个言论家而已。

苏辙在京，寄寓郊外范镇的东园，蜀公与苏家是乡里世旧，留辙在京度岁，所以至今未回。李常邀苏轼游济南名胜——大明湖，临水设宴，举行折花盛会，公择又取出他的外甥黄庭坚一束诗文稿来，请轼指教。其时，庭坚仍在北京国子监当教授，虽然还是无缘相见，但对苏轼这位学养深厚的人，自有更深一层的印象。

苏轼在济南弟弟家住了个把月，日与李常纵谈剧饮，他说喝得几乎把头都浸到酒里去了。二月上旬，才离济南，苏辙出京来迎，相遇于澶濮之间的道上，自苏轼赴杭，后又移知密州，兄弟二人不相见者，已经七年了。

苏轼约他老弟同往河中，不料行至陈桥驿，奉到诏告，又被改知徐州军州事。相将至京师的陈桥门，却为门官所阻，当时有旨，外官非奉诏，一律不许入国门，于是，只好同回东园，《栾城集》诗《自南京寄范景仁》，有云：

敝裘瘦马不知路，独向城西寻隐君。

…………

欣然为我解东阁，明窗净几舒华茵。

…………

我兄东来自东武（密州），走马出见黄河滨。

及门却遣不得入，回顾欲去行无人。

东园桃李正欲发，开门借与停车轮。

…………

留连四月听鶗鴂，扁舟一去浮奔浑。

…………

苏氏兄弟在东园一住两个多月，说是为苏轼长子迈娶妇于京师，恐亦不尽为此。其时迈年十九，娶的是同乡王宜甫的女儿。当时通行早婚，苏轼也是十九岁结婚的，苏辙更早，只有十七岁。

苏轼到后不久，东园主人范镇忽有嵩洛之游，苏轼作诗送行，有“小人真暗事，闲退岂公难。道大吾何病，言深听者寒”句，盖从前新政派逼迫范镇退休，王安石又剥夺一切应与的恩礼，苏轼心颇不平，此时才敢一吐。

范镇行前，设宴东园道别，似有不少叮咛，所以苏轼作《次韵景仁留别》诗，有“临行一杯酒，此意重山岳”的话，其间蛛丝马迹，都可看出他们三人正在进行一个计划，蜀公此行就是为鼓励那位在洛阳闭户纂书的司马光，出山来匡救时弊，抚慰苍生。

这些元老们，虽然身在江湖，心当仍存社稷，今则更有“安石已矣，其如帝何”的关切。范镇与司马光交谊非常深切，在朝时议论如出一口，司马光信为笃诚君子，所以，要说动君实出山，范镇是第一人选。

范镇到洛阳后与司马光的讨论如何，虽不清楚，但司马光曾自洛阳贻书吴充，书曰：

自新法之行，中外汹汹。民困于烦苛，迫于诛敛，愁怨流离，转死沟壑，日夜引领，冀朝廷觉悟，一变敝法。今日救天下之急，当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谋。欲去此五者，必先别利害，开言路，以悟人主之心。

……今病虽已深，犹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为瘤疾矣。

司马此函，与苏辙上神宗皇帝书里的建议，如出一辙。

当此“曙光一现”的转变期中，苏轼回到别已七年的京城，心里却另有一番特别的感受。检点变法之初，在京时所作言论，大都出于狂热的意气，缺乏冷静思考，也有很多不尽合理之处，至安石已去，反而觉得今日朝堂中，就缺乏像他这么一个敢作敢为的勇者，痛自检点，颇有悔意。

宋至熙宁年间，国家处境，非有一番彻底变革，无以救危图存。荆公变法，原是适应时势要求的产物，并世诸贤，亦莫不抱有求新求变的意图，即使苏轼，努力揭发陈弊，亦未始不是力主变革的人，而且部分意见，也有与荆公不谋而合之处。如朱熹论曰：

熙宁变法，亦是势当如此，凡荆公所变者，东坡亦欲为之。及见荆公做得狼狈，遂不复言，却去攻他。 1

朱熹论苏，不免门户之见，并不公平，如苏轼评骚新法，早在变法之初，岂是看他狼狈，才落井下石的。不过争论当时，出言落笔，太过意气用事，却是事实。苏轼今自回顾，当年如有一方面能不那么偏执，依神宗目前之能从善如流，情形绝不会如现在这样糟糕。这次离京后，在与老友滕达道（元发）书中，痛自悔咎道：

某欲面见一言者，盖为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同异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

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若变志易守，以求进取，固所不敢，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

欧阳修次子欧阳奕来访，亦曾劝他。

奕字仲纯，时官光禄寺丞，听说苏轼住在东园，他就襆被来访，对床夜话，直到天光大白。他们有说不尽的话题，谋道忧时，无所不谈，而仲纯所关切的，是政治场中，人情险恶，劝苏轼必须保身远祸。苏轼十分感动，他说：“仲纯说这话时，那副恳挚的神情，完全和文忠公一模一样。”

二苏住在东园，等待主人归来，这期间，苏轼忙于为长子完婚，为次子医病。

苏迨先天不足，幼不能行，后来虽然会走，但身子依然单薄，常常生病。苏辙少时也是一样，夏则病脾，食欲不振，秋则病肺，畏寒，后在陈州做学官时，得道士李若之传授服气法，行之一年，所有病痛，不药自愈。苏轼认为学道养气，至足有余者，便能以气与人，气足，即百病不侵。其时，李道士适在京师，就将他请来，与苏迨对面坐了，为他“布气”。苏迨觉得脐腹间如被初日所照，温暖舒服，以后，他果然日渐健壮起来了。

苏轼忽接驸马都尉王诜折柬邀约，定期于北城外之四照亭中相见。

王诜，字晋卿，太原人，开国元勋王全斌的后裔，尚英宗之女贤惠公主，而公主与今上神宗，是出于宣仁高后的同胞兄妹，他是金枝玉叶的皇亲国戚。

王诜是当代山水画的名家，继承李营丘（成）后的松石寒林一派的大师，他与苏轼在绘画艺术上交好。

三月初二寒食节，苏轼应约前往，只见四照亭前，金鞍玉勒的骏马，排列成行，仆从无数，往来祗应，行帐间香雾蒙蒙，一派豪华气象。

晋卿设酒待客，带来六七个侍姬，招呼席面，斟酒下食，个个长得像画中美人一样艳丽，苏轼觉得周昉 2  画的美人还嫌太肥一点，而眼前这几个侍姬，却都娇小玲珑，光彩照人，苏轼自认从来不曾见过如此的绝色。酒过三巡，管弦随作，清歌曼度，如闻仙乐。

两年后，苏轼还怀念此日的北城之游，走笔为诗寄晋卿云：

北城寒食烟火微，落花蝴蝶作团飞。

王孙出游乐忘归，门前骢马紫金𩉜。

吹笙帐底烟霏霏，行人举头谁敢睎。

扣门狂客君不麾，更遣倾城出翠帷。

书生老眼省见稀，画图但觉周昉肥。

…………

酒酣，倩奴求轼作曲，便为当筵歌唱，苏轼作《洞仙歌》一首、《喜长春》一首与之。但今存元本、毛本《东坡乐府》，皆无此二词，疑《喜长春》即是《𣨼人娇》的别名。《𣨼人娇》题作《小王都尉席上赠侍人》：

满院桃花，尽是刘郎未见。于中更、一枝纤软。仙家日月，笑人间春晚。浓睡起，惊飞乱红千片。

蜜意难传，羞容易变。平白地、为伊肠断。问君终日，怎安排心眼。须信道，司空自来见惯。

苏轼自认穷书生少见多怪，要如贵族们司空见惯，任她国色天香，也不会神魂颠倒。

翌日，王诜送来韩幹画马十二匹，共六轴，求轼题跋。苏轼论马（画）之作甚多，他总坚持一个信念，“生命，只能存在于自由生活之中”。养尊处优的厩马，金羁玉勒，尽失本性，养得太肥了，就显不出马的俊骨来。韩幹这幅牧马图上，十二匹马，在平沙细草上，争先恐后地争驰，才有人马相得之趣。诗略曰：

众工舐笔和朱铅，先生曹霸弟子韩。

厩马多肉尻脽圆，肉中画骨夸尤难。

金羁玉勒绣罗鞍，鞭棰刻烙伤天全，不如此图近自然。

平沙细草荒芊绵，惊鸿脱兔争后先。

王良挟策飞上天，何必俯首服短辕。

“何必俯首服短辕”，苏轼哀马，亦所以自哀。

范镇去洛阳打了一个来回，费时不过一月，可谓来去匆匆，然而他们三人的想望，都落了空。

吴充拜相之初，曾请朝廷召还司马光、吕公著等，而帝不答，神宗不认为习故安常的老臣，能够匡救时艰。司马光贻书吴充，所说各点，吴充亦不能用，盖皇上用兵复耻之念未息，而用兵需财，凡是含有财政目的的新法，也就不能停罢。

东园主人一回来，二苏立刻告辞，他们在京逗留已经过久，苏轼要赶往徐州到任。范镇从洛阳带来司马光写寄苏轼的《题超然台诗》，苏也不及作复，到徐州后才写《与司马温公书》曰：

春末，景仁丈自洛还，伏辱赐教，副以《超然》雄篇，喜忭累日。寻以出京无暇，比到官，随分纷冗，久稽裁谢，悚怍无已。某强颜苟禄忝窃，所愧于左右者多矣。未涯瞻奉，惟冀为国自重，谨启。

五月初，司马光又将所作《独乐园记》写寄徐州，苏轼报书曰：

某再启：《超然》之作，不惟不肖托附以为宠，遂使东方陋州，以为不朽之盛事，然所以奖与则过矣。久不见公新文，忽领《独乐园记》，诵味不已，辄不自揆，作一诗，聊发一笑耳。

彭城（徐州）嘉山水，鱼蟹侔江湖，争讼寂然，盗贼衰少，聊可藏拙。但朋友阔绝，舍弟非久赴任，益岑寂矣。

司马温公洛阳所筑独乐园，规模不大，难与洛阳其他名园相比，只在尊贤坊国子监旁，买了一块二十亩大的土地，辟以为园。李格非《洛阳名园记》里说：“独乐园极卑小，不可与他园班。其曰读书堂者，数十椽屋。浇花亭、弄水种竹轩尤小。公自撰《独乐园记》，略云：中有堂，曰读书堂，堂北为沼，沼上有庐曰钓鱼庵，沼北曰种竹斋，沼东曰采药圃，圃南为六栏，栏北曰浇花亭，又于园中筑台作屋，曰见山台，合而命之曰独乐园。”

所以，苏轼作诗，题曰《司马君实独乐园》，意不在园，而以霖雨苍生，寄望温公。诗曰：

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

中有五亩园，花竹秀而野。

花香袭杖屦，竹色侵盏斝。

樽酒乐余春，棋局消长夏。

洛阳古多士，风俗犹尔雅。

先生卧不出，冠盖倾洛社。

虽云与众乐，中有独乐者。

才全德不形，所贵知我寡。

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

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

持此欲安归，造物不我舍。

名声逐吾辈，此病天所赭。

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

司马温公退居洛阳，“绝口不言事”（王称《东都事略》）；而东坡诗言其“年来效喑哑”，可见温公之老练与东坡之天真。

二　谏用兵书

熙宁中，张方平以宣徽北院使召京陛见，其时群臣殿议，都说：“天子以修贡为辱，岂能永远岁输大量币帛与辽夏，而凋丧国力。陛下神武，可以一战而胜。”方平知道这班官僚，只会迎合皇上用兵的意愿，而不顾国家安危，实在按捺不住，进曰：“陛下谓宋与契丹战，凡几战，胜负若何？”

西府八公，一时间都回答不出来。神宗回头问方平，方平说：“宋与契丹大小八十一战，只有张齐贤太原之战这一次胜利而已，陛下视和与战孰便？”

神宗与盈廷朝士，霎时间被说得喑默无言。

但是，神宗此志不移，熙宁三年（1070），已接受了建昌军司理王韶所上的平戎策。王韶建议：“西夏可取，不过欲取西夏，当先收复河湟；而收复河湟，又必先招抚诏边各色种族，孤立夏人。”王安石对于此策，大为赞许，神宗就任命王韶为管干秦凤经略，筑渭泾上下两城，屯兵招抚洮河诸部落。

五年八月，王韶引兵进击吐番，大胜，置熙河路，继谋进取河州、洮州和岷州。不料此后战事，就像捉迷藏一样，在这三州之间打转，旋得旋失，并无收获。

熙宁九年（1076），西夏骁将青宜结鬼章又聚兵洮、岷二州，胁迫已经归附宋朝的羌人，结合一起，将谋大举，情势可虑。十二月，神宗派遣内侍押班李宪，乘驿往秦凤洮河，措置边事，下诏沿边诸将，皆须服从李宪的节制。言官以为用宦官领兵挂帅，后患甚大，竭力反对，帝皆不听。

就在此后不久，熙宁十年的四月，苏氏兄弟，行过南都，来谒方平。

其后，张方平刚奉旨任为宣徽南院使（即南京留守），兼判应天府。苏辙尚无出处，在京时，虽得人荐举，改官著作郎，但无实职，尚在候补中。方平一见大喜，就辟举苏辙为签书应天府判官。

方平深恨朝臣以逢迎为能，边将启衅为功，大家儿戏国家命运，务虚名而忽实祸，这情形实在十分危险。他们三个局外忧时的人，反复讨论，认为佳兵不祥，自古以来，因为人主好战，致令国家灭亡者，指不胜屈，假使听任这年轻的皇帝这样做下去，将来如何得了。

当此时也，神宗临御已久，群臣畏其威严，即使有见识的也不敢规劝，方平慨然道：“总得有人肯说逆耳之言，我已七十一岁，老且将死，祸福在所不计。死后，见先帝于地下，也有话说。”

就此决定，由张方平出面，苏轼主稿，撰《谏用兵书》，略曰：

臣闻好兵犹好色也。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贼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

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内则府库空虚，外则百姓穷匮。饥寒逼迫，其后必有盗贼之忧；死伤愁怨，其终必致水旱之报。上则将帅拥众，有跋扈之心；下则士众久役，有溃叛之志。变故百出，皆由用兵。是以圣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

中间说到，历史上好动干戈的人主，因兵败而亡国的，固不必说。即使每战必胜，如秦始皇、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等，虽然扩大了版图，但是兵连祸结，国力凋残，战争所导致的后果，也都历历可数。

今陛下天锡勇智，意在富强。即位以来，缮甲治兵，伺候邻国。群臣百僚，窥见此指，多言用兵。薛向为横山之谋，韩绛效深入之计，师徒丧败，财用耗屈。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无怒敌之意，而不直陛下也。

浅见之士，方且以败为耻，力欲求胜，以称上心。于是王韶构祸于熙河，章惇造衅于横山，熊本发难于渝泸。然此等皆戕贼已降，俘累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虚无用之地，以为武功。使陛下受此虚名，而忽于实祸，勉强砥砺，奋于功名。故沈起、刘彝复发于安南，而李宪之师，复出于洮州矣。今师徒克捷，锐气方盛，陛下喜于一胜，必有轻视四夷、凌侮敌国之意。天意难测，臣实畏之。……

他说：战胜之后，皇帝只见奏凯朝贺，远方人民肝脑屠于白刃，筋骨绝于馈饷，流离破产，目盲臂折的惨状，陛下必不得见，孤儿寡妇的哭声，陛下必不得闻。……既胜之后，祸乱方兴，内府储积扫地无余，州郡征税上供殆尽，公私交困，无以善后。

结尾说：

凡有血气之伦，皆有好胜之意。今陛下盛气于用武，势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献言不已者，且意陛下他日亲见用兵之害，必将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尝一言。臣亦将老且死，见先帝于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这篇犯颜极谏的大文字，奏上之后，立即传布宇内，万人争诵。据说神宗读后，亦极感动，但也并不因此就改变他的决策。至永乐兵败后，果然“哀痛悔恨”时，即使念及此文，亦已无可挽回了。

熙宁十年（1077）四月二十一日，苏轼到达徐州，进谢上表。

徐州城东，有条泗水，今呼为清河，出城二里，有百步洪。这段水中，如有石块随水下奔，乱石激流，白浪迅飞，过此则又恢复平静，澄碧可爱，为徐州一大名胜。

苏轼第一次与老弟和朋友颜复同游，出城沿着河边漫步，觉得这条河岸边极适于筑亭种柳，跃马于河滨柳荫下，应是一桩非常快意的事情。但他立即转念，这种少年时代的狂兴，已经不该有了，日夜都望还乡，怎么又想在徐州筑室种柳，矛盾得自个儿想笑。

苏辙须赴南京新任，住不了几日，而苏轼下车伊始，公事繁忙，又不能陪他，心里很难过。心想只要能退休，这种烦恼就都没有了，退休也应该不是难事，朝廷里人才济济，绝不缺少我们兄弟两个：

君虽为我此迟留，别后凄凉我已忧。

不见便同千里远，退归终作十年游。

恨无扬子一区宅，懒卧元龙百尺楼。

闻道鹓鸿满台阁，网罗应不到沙鸥。

七月，已是早秋时节，一个风雨之夜，兄弟二人同宿逍遥堂，苏辙想起在怀远驿准备应试时的旧事，回头一看忽已过去十六七年了，至今四顾苍茫，还是一事无成，禁不住也有漂泊无归的感怆，作《逍遥堂会宿二首》，诗前有引言曰：

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既壮，将游宦四方，读韦苏州诗，至“那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恻然感之，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故子瞻始为凤翔幕府，留诗为别曰：“夜雨何时听萧瑟？”其后，子瞻通守余杭，复移守胶西，而辙滞留于淮阳、济南，不见者七年。熙宁十年二月，始复会于澶濮之间，相从来徐，留百余日，时宿于逍遥堂，追感前约，为二小诗记之。

苏辙为人，心不异口，口不异心，是个朴实厚重的君子，凡事随遇而安，不大自寻烦恼，这次却是例外，所作二诗，流露了无限的凄凉。如曰：

逍遥堂后千寻木，长送中宵风雨声。

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

秋来东阁冷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

困卧北窗呼不起，风吹松竹雨凄凄。

苏轼读了这两首诗，心里很是难过，想对老弟解慰一番，他说：“余观子由，自少旷达，天资近道。又得至人养生长年之诀，而余亦窃闻其一二，以为今者，宦游相别之日浅，而异时退休相从之日长，既以自解，且以慰子由云。”因和其诗（录一）曰：

别期渐近不堪闻，风雨萧萧已断魂。

犹胜相逢不相识，形容变尽语音存。

怀远驿读书当时，兄弟都还是二十出头的惨绿少年，如今则皆步入中年，历经忧患，鬓发早都白了。

坚留老弟在徐州同度中秋，苏轼特地邀了许多朋友，设乐置酒，同游吕梁和百步洪，以当送别。苏辙作《水调歌头》词：

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去年东武今夕，明月不胜愁。岂意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载凉州。鼓吹助清赏，鸿雁起汀洲。

坐中客，翠羽帔，紫绮裘。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今夜清樽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

夜已很深，兄弟二人兀是同坐观月，不愿就寝，苏轼作《阳关词》送别：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游宦生涯，真是萍踪浪迹，漂浮无定，明年今日，连自己将到哪里去都不知道，遑论兄弟对床的旧梦。

八月十六日，苏辙买舟别去，赴南京留守签判任。

苏轼送弟归来，逍遥堂里突然变得空洞可怖，进门就吃了一惊。老弟一向沉默寡言，不见面时，总只担心坦率的老兄，说话不小心会惹祸；得在一起，他也不大说话，但是，即使相对无言，也令人心里有种踏实满足的感觉。

苏辙有六个女儿，三个儿子，幸亏夫人贤慧，荆布裙钗，藜藿自甘。开不出伙时，苏辙还能倒头大睡。苏轼赞叹道：一个人能够这样过日子，“使子得行意，青衫陋公卿”。

不过，南都是个潜龙卧虎的大都会，人事之争，一定很激烈，要他闭阁静坐，装聋作哑。老弟在身边时，这些话，都顾不得说，人走了，却又心潮起伏，拉拉杂杂想起一大堆叮咛，作《初别子由》诗，寄往南都。

徐州在往古，即为九州之一，包括现在江苏省之西北部，山东省的南部以及安徽省的东北部。自汉以来，虽治所屡迁，疆土日狭，但上则控制山东南部的沂蒙山区，下则贯穿淮泗之水，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就是由于地位居此冲要，所以这地方，经常遭受战争的祸害，民生非常困苦。

徐州出产花岗石和铁，冶金技术已很发达，徐州打造的刀剑，闻名全国。冶铁需要强大的火力，而“彭城旧无石炭”，烧木炭炼铁，常苦火力不足。苏轼听说徐州地下蕴藏石炭，就开始遣人各处勘寻，于元丰元年十二月访获煤矿于徐州西南白土镇之北，从此有铁有煤，打造出来的兵器，犀利更胜往常，苏轼作《石炭》诗曰：

岂料山中有遗宝，磊落如磬万车炭。

流膏迸液无人知，阵阵腥风自吹散。

根苗一发浩无际，万人鼓舞千人看。

投泥泼水愈光明，烁玉流金见精悍。

…………

煤的火力当然非木炭可比，苏轼高兴得预期道：“南山栗林渐可息，北山顽矿何劳锻。为君铸作百炼刀，要斩长鲸为万段。”

徐州为京东屏障，自古为用武之地，民风非常强悍，盗贼纵横。距州七十里的利国监，土豪百余家，金帛山积。当地三十六个冶场，是生产兵器的地方，而驻军微薄，万一发生盗警，吏兵弃地而逃，则强盗既得财帛，足以啸召无赖，壮大人力，更有精良的兵器，不啻如虎添翼。苏轼心所谓危，一面状奏朝廷，请求开放利国监铁团冶户组团自卫的禁令，并请命令南京新招骑射指挥，兼领沂州兵甲巡检公事，以充实地方的军力。又说，京东恶盗，多出于逃兵，所以政府若能加恤部送配军的军士，使不逃亡，便可清盗源而肃军政。拜发奏疏后，终不获得朝廷的重视，苏轼认为事须当为，应有勇气担待，即下令三十六冶，每户点集冶夫数十人，各人配给刀枪，组成自卫队，练习枪刃，统于官署，每月两衙于知监庭前，以示有备，使悍盗猾贼，不敢轻起觊觎之心。权力有限的知州，能做的只有如此。

苏轼又尝关怀到在狱中患病的囚犯常因不得医治而死，觉得非常不忍。上医疗病囚状，请求军巡院及各州司理院，各选差衙前一名，医生一名；每县各选差曹司一名，医生一名，专责医疗病囚，任期以一年为限。

医疗经费各按州县囚犯人数，专立佣钱，可从免役宽剩钱或坊场钱中拨充。治疗病囚每十人中死一人者为上等，死二人者为中等，失三者为下等，失四以上为下下等。上等全支，中等支二分，下等不支，下下等科罪，自杖六十至杖百止。

苏轼说，如此则人人用心，治囚病如疗其家人，全活者不可胜数。但他这个建议，依然不被政府重视。

三　徐州大水

苏轼到任不过两个半月，忽传七月十七日黄河决口于澶州之曹村。澶州地在河南濮阳市西，距离黄河只有三十五里，决口之水，一泻千里，流入山东巨野，首灌东平。

黄河决口，大水奔腾而至，一倏时可以吞没整个城市。这个巨大的灾变，其恐怖的程度，与无法抗御的强势，宛如末日到临人世。水至东平，当地的吏民群情惶急，不知怎么办好。幸有一个叫应言的僧人，建议凿开清冷口，引导大水流入已废的旧河道，使由东北入海。

官吏们还不立刻相信他的建议，应言竭力申述有效，他所说黄河决水的情形，也非常明白，姑且照他的建议做了。这浩瀚东来的大水，果然有了去处，东平赖以无事。

河决澶州，历时月余，汴河还一直保持着秋季干旱的常态，所以大家都没想到水会涨到徐州来。不料八月间梁山忽然泛滥起来，二十一日南清河水暴涨，时又大雨，水急涨到徐州城下，“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情势非常可怕。

徐州城南，两山环绕，又有吕梁和百步洪抵挡于下，所以水就汇集在东、西、北三面，触山而上，满眼是一片汪洋，大水无处宣泄，便一直往上高涨，俯视城下，忽尔就比城中平地，涨出一丈九寸的大水，水漫城壁，若是城墙一倒，则整个徐州城就淹在水底了。

情势这样危急，城中富民争出避难，苏轼当机立断曰：“富有者都出城，民心立刻动摇，我跟谁来守这个城？有我在，决不任水败城！”下令劝阻逃离的富户，回到城里来。苏轼穿上雨靴，带了手杖，亲入武卫营，对该营的首领说：“河将坏城，事情已很急迫，你们虽是禁军，也应该帮我们出一份力量。”

那首领慨然道：“太守也不避水，这正是我们效命之秋。”

苏轼立刻到队伍里去，派出奉化、牢城的兵卒，短衣赤脚，各持畚锸之类的工具，会合民夫，一同抢救。

徐州父老说：“天禧年间，徐州曾筑两条防水的堤岸：一条从小市门外沿城壕而南，接到戏马台的山麓；一条自新墙门外，沿濠西折，接到城下南京门之北，防水有效。”苏轼认为父老们的经验可贵，事实上也只有抢建防水堤，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

苏轼便紧急征召民夫五千余人，会同武卫军的兵丁，日夜不停地赶工，从戏马台起，至城而止，筑造一道长堤，全长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阔两丈。几百艘的公私船只，因有风浪，本不能行，下令集中系缆城下，以减轻冲击城壁的水力。

至九月二十一日，测量水高已达两丈八尺九寸，幸而堤工已成，水自东南隅来，都被这道长堤挡住了，害不及城，民心始定。但是大雨还是日夜不停地下，河水之势更强，城墙不浸水者，只剩三版。

苏轼自堤工开始，日夜在城上巡视，随时派遣官吏，分头堵守，夜晚他就宿在城上，并不回家。

这次大水，经历七十余日，至十月初五，水才渐见消退。十三日澶州发生一场大风，吹啸整日，风止，黄河一支流却已复入故道，水患就此得止。苏轼高兴极了，写了《河复》一诗，叙曰：“乃作河复诗，歌之道路，以致民愿，而迎神庥，盖守土者之志也。”

有人建议，可在荆山下筑沟容水，苏轼便与同僚二人前往实地勘察，发觉这个地方全是乱石，无法施工而罢。苏轼认为在城外加造外小城，创建石堤，确有御水之功。议定，就上奏朝廷，请准兴建，并乞于十二月内下旨。

但至明年（元丰元年）正月，尚无消息，苏轼猜想也许因为经费太大之故，所以再紧缩预算，请求改筑“木岸”，同时致函时任国史院编修官的刘攽，托他就近协力通过这项计划，书曰：

某曾擘划作石岸，于十月内申诏使，仍乞于十二月已前画旨。今已涉春，杳未闻耗。又闻有旨下淮南、京东，起夫往澶州，其势必无邻郡人夫可以见及，以此知石岸文字，必不遂矣。

今相度作木岸，工费仅减一半，用夫六千七百余人，粮四千三百余石，钱一万四千余贯，虽非经久必安之策，亦足支持岁月。若此策又不行，则吾州之忧，未可量矣。今寄奏检一本，奉呈告贡父力言之，此事决不可缓，若下所属相度，往返取旨，则无及矣。某岂晓土功水利者乎？职事所迫，念此一城生聚，必不忍弃为鱼鳖也。

元丰元年（1078）二月初四，皇帝降敕奖谕，敕曰：

敕苏轼：

省京东路安抚使司、转运司奏：昨黄河水至徐州城下，汝亲率官吏，驱督兵夫，救护城壁，一城生齿并仓库庐舍，得免漂没之害，遂得完固事。

河之为中国患久矣，乃者堤溃东注，衍及徐方，而民人保居，城郭增固，徒得汝以安也。使者屡以言，朕甚嘉之。

同时诏赐钱二千四百一十万，犒奖夫役四千零二十三人。

又发常平钱六百三十四万，米一千八百余斛，准予募夫三千零二十人，改筑外小城，创建木岸四条，大坑十五处，尽加堵塞。

工程中，发现子城的东门，当水之冲，而府库即在是处，地甚狭窄，不能作城。苏轼就将城门扩大，护以砖石，城门上建一大楼。

徐州府廨内，旧有一座厅堂，俗传是项籍所造，称“霸王厅”，没有人敢去里面坐，据说谁敢冒犯使用，必有祸害，所以久成废置。苏轼恶其淫名非实，下令将这霸王厅一举拆毁，拆下来的材料，用在东门上建造大楼。这件事，不禁使人想起他的祖父率领健仆，拆毁茅将军庙的故事，到底是苏序的孙儿，有他一样豪迈而正直的勇气。

东门上新建大楼，垩以黄土，名之曰“黄楼”，取五行中土能克水之意。

苏轼将这次抢救水灾的经过，记其大略为《奖谕敕记》，连同皇上诏书，刻石志于黄楼，其详细情形，别卷藏于有司，谓之《熙宁防河录》，备为后人参考。

四　秦七黄九

李常齐州任满，徙官淮南西路提点刑狱，趁这机会，于元丰元年三月寒食节，从济南到徐州来访。至则苏轼还在城外督工，公择作三绝句派人招他回家。苏轼急急慌慌赶来，身上还穿着布衫，满身尘土，执手相见，分不出谁是主人，谁是风尘仆仆的远客。

李常是个非常严肃的学者，但却好酒又好伎乐，苏轼要一洗书生酸气，设非常豪华的寒食宴，召伶演剧，亲撰“宴提刑学士致语”来欢迎这位老友。苏轼座上作诗自谓“醉吟不耐攲纱帽，起舞从教落酒船。结习渐消留不住，却须还与散花天”。一日，听说李常在傅国博家大醉，因为傅家声伎出众，公择抵挡不住红袖劝酒的殷勤。苏轼笑他说：“不肯惺惺骑马回，玉山知为玉人颓。紫云有语君知否，莫唤分司御史来。”

李常将去，苏轼送他笋和芍药花，作《送李公择》诗，深感故人虽多，而出处不尽相同，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只有数得出的几个，而又天各一方，“有如长庚月，到晓烂不收”。十日欢聚，每天都聊到深夜，侍仆们瞌睡得倒下来了，他们还在痛饮高谈不倦。

李常去后不久，就有两位与公择有关的杰出后辈，到苏轼门下来投贽请益，一是秦观，一是黄庭坚。

当时，苏轼文名满天下，欧阳文忠既逝，学者间几已公认苏轼传承了宗师的地位，士人有一登龙门，身价十倍的仰赞。

秦观，初字太虚，后改少游，扬州高邮人。生于仁宗皇祐元年（1049），时年三十，不得意于场屋，尚未得解。是时，他将赴京应举，途遇李常，公择便为他作书介绍，往见苏轼，秦观投诗为贽：

人生异趣各有求，系风捕影只怀忧。

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

…………

故人（李常）持节过乡县，教以东来偿所愿。

天上麒麟昔漫闻，河东鸑鷟今才见。

不将俗物碍天真，北斗以南能几人。

苏轼先在济南李常座上，已经看过秦观的文字，称赞他的文章，有珠圆玉润之美。如今看到他这个人，外表虽然不修边幅，而为人方正不苟，风神倜傥，语言婉转，印象很好。

不过，那个时代，读书人只有科举一条出路，无论如何必须先通过这段狭窄的瓶颈，否则就一辈子陷于泥涂了，所以苏轼当时最大的关切，是他的考试，赠诗说：

夜光明月非所投，逢年遇合百无忧。

将军百战竟不侯，伯郎一斗得凉州。

翘关负重君无力，十年不入纷华域。

故人坐上见君文，谓是古人吁莫测。

新诗说尽万物情，硬黄小字临黄庭。

故人已去君未到，空吟河畔草青青。

谁谓他乡各异县，天遣君来破吾愿。

一闻君语识君心，短李（常）髯孙（觉）眼中见。

江湖放浪久全真，忽然一鸣惊倒人。

纵横所值无不可，知君不怕新书新。

千金敝帚那堪换，我亦淹留岂长算。

山中既未决同归，我聊尔耳君其漫。

所谓“不怕新书”，是指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当时考试的国定标准本。

秦观也因考期迫近，不能久留，苏轼约他考后再来徐州。是年重九，黄楼落成，秦观写了一篇《黄楼赋》来，苏轼作诗为谢，称其清新婉丽，有屈宋之才，如南山之石一样清润柔滑，又如摹刻朱蜡，细腻得不失毫末。

不料榜发，秦观又再落第，百无聊赖，径回高邮去了，苏轼大为不平，愤然道：“回看世上无伯乐，却道盐车胜月题。”

不久，接到黄庭坚从北京（今河北大名）寄来《古风二首》，道其倾慕。

黄庭坚，字鲁直，晚号山谷道人，原籍浙江金华，上溯五代的先祖宦游分宁（今江西修水），子孙就落籍于此。庭坚生于庆历五年（1045），时年三十四岁，比苏轼只小九岁。

庭坚的父亲黄庶，庆历朝的进士，诗学韩愈，在康州（今广东德庆）任上逝世时，庭坚还只十四岁。家贫，他曾开个草药铺来维持生活。稍长，从母舅李常为学，尽读李常的藏书，初娶谢师厚的女儿为室。黄庶和谢师厚的诗，皆宗老杜，庭坚得其传承，学杜为主，兼得韩愈和孟郊的长处。

苏轼是从孙觉那儿，初知世有庭坚其人，孙觉是庭坚继室的父亲。后来又经李常推荐，在他那里读过庭坚更多的诗文旧稿，对他印象很深，只因山河暌隔，无缘识面。这次也许仍是舅父李公择的鼓励，庭坚遵后辈礼，投诗请益。诗是《古风二首》，兹录其一：

江梅有佳实，托根桃李场。

桃李终不言，朝露借恩光。

孤芳忌皎洁，冰雪空自香。

古来和鼎实，此物升庙廊。

岁月坐成晚，烟雨青已黄。

得升桃李盘，以远初见尝。

终然不可口，掷弃官道傍。

但使本根在，弃捐果何伤。

庭坚此诗，托物引喻，认为像苏轼这样冰雪高超的人，应是国家宰辅的人选，现在却被羼于众人之中，但是，士人立身，自有根本，即使终被捐弃，而风骨仍在。第二首诗则以小草欲依青松为喻，他很坦诚地表白：“小大才则殊，气味固相似。”

苏轼也和作两首回赠，诗说现在是嘉谷倒卧风雨中，而稂莠登场的时代，但是宇宙运行不息，才德君子总有出头的一天，希望他是三千岁一结实的蟠桃，苏轼自喻是全生路旁的苦李，“纷纷不足愠，悄悄徒自伤”。

除报诗外，苏轼更有一函给庭坚，书云：

轼始见足下诗文于孙莘老之座上，耸然异之，以为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知之者少，子可为称扬其名。”轼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然观其文以求其为人，必轻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

其后过李公择于济南，则见足下之诗文愈多，而得其为人益详，意其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非独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虽如轼之放浪自弃，与世阔疏者，亦莫得而友也。

今者，辱书词累幅，执礼恭甚，如见所畏者，何哉？轼方以此求交于足下，而惧不可得，岂意得此于足下乎？

《古风二首》，托物引类，真得古诗人之风。而轼非其人也，聊复次韵，以为一笑。

其时，苏轼之访识人才，也确是声应气求，以交朋友的态度为主，如答黄庭坚和其密州旧作诗，说：

我今独何幸，文字厌奇玩。

又得天下才，相从百忧散。

阴求我辈人，规作林泉伴。

宁当待垂老，仓卒收一旦。

苏轼在徐州所赏识的青年朋友，还有王迥、王适兄弟。王迥，字子高，有个神秘的传说，说他曾有与仙女周瑶英同游芙蓉城的艳遇，故事情节完全与唐人传奇相似。苏轼好奇，一见就问他果有此事否，子高娓娓陈述经过，苏轼为作《芙蓉城》长诗。其弟王适，字子立，为徐州的州学生，贤而有文，朴实厚重，喜怒不见辞色，与苏辙很相像。苏轼就看中他这一点，后来出面介绍，将苏辙的一个女儿嫁给了他。

这王氏兄弟，从此就被苏轼照顾，住在官舍里。明年二月，苏轼有个同乡张师厚赴京赶考，顺道先过徐州来谒，其时庭中杏花盛开，月下置酒共饮，二王在花间吹洞箫助兴，苏轼作《月夜与客饮杏花下》诗：

杏花飞帘散余春，明月入户寻幽人。

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蘋。

花间置酒清香发，争挽长条落香雪。

山城酒薄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

洞箫声断月明中，惟忧月落酒杯空。

明朝卷地春风恶，但见绿叶栖残红。

苏轼与三个青年后辈，饮酒花下，其乐融融，何以忽然会有最后这两句诗语，当时不大容易索解。但是后来，距此不过四个多月，就发生乌台诗狱这场横祸，“明朝卷地春风恶，但见绿叶栖残红”，莫非这就是所谓“诗谶”？

五　黄楼之会

黄楼将成，苏轼原想将起建黄楼的始末，自撰一篇记文，后来看到苏辙撰寄的《黄楼赋》，已尽其大略，就不再写，决定亲自书写此赋刻石，弟作兄书，亦是很好的纪念。

苏轼写此碑时，官伎马盼盼侍侧。盼甚慧丽，为苏轼所钟爱，她平常学苏的书法，颇能得其仿佛，她在一旁看着苏轼落笔挥毫，颇有会心的样子。苏轼书写中间，有事走开，盼盼一时兴起，就代他接下去写了“山川开合”四字，苏轼回来看了，哈哈大笑，替她略为润色，不再更写，所以后来流传的《黄楼赋》碑帖中，“山川开合”这四个字是马盼盼写的。 3

党祸发生时，诏毁天下苏轼碑文，当时的郡守，不忍下手破坏，将这碑石沉入城濠水底，易楼名为“观风”，报销公事。到了宣和末年，这个禁令已经渐渐松弛，而豪门富户，不惜千金，争购苏轼墨迹，即使碑石拓片，也很卖钱。不过碑石尚存者，拓取无穷，价总不高。时有苗仲先者，为徐州太守，他派人将这《黄楼赋》碑石从水底捞了起来，雇工日夜拓印，既得拓片数千本，忽然一本正经地对僚属道：“苏氏之学，法禁尚在，此石奈何独存。”立命捶碎。人们知道此石已毁，则拓本的价格就扶摇直上了。仲先任满回京，将这批墨拓以高价卖出，发了财。 4

黄楼于元丰元年（1078）八月十一日草成，这几日，苏家接连有两桩喜事：十一日苏辙嫁女与文同的次子文逸民，苏轼派长子迈前往帮忙，而十二日，他的长孙箪出生，苏轼《与李公择书》曰：

某辄有一孙，体甚硕重，决可以扶犁荷锄，想公亦为我喜也。八月十二日生，名楚老。

迈往南京，为舍弟此月十一日嫁一女与文与可子，呼去干事。

客中又逢中秋，就更怀念离去的亲人。想起最近这六年来，只有去年中秋，得与老弟会合于此，其余五年，都分在两地别离之中，作《中秋月寄子由三首》中说：“六年逢此月，五年照离别。歌君别时曲，满座为凄咽。”何况今年中秋，苏轼身体又不好，患病咳嗽，诗说：“殷勤去年月，潋滟古城东。憔悴去年人，卧病破窗中。……白露入肺肝，夜吟如秋虫。坐令太白豪，化为东野穷。”他再细数去年今日一同饮酒赏月的朋友，现在都已散如浮萍，仰头看月，月光如水一样清寒，穿越房栊，抚枕叹息，心里非常寂寞。

约了好友王巩（定国）于今年重九到徐州来晤，苏轼一直盼望他来，作诗催他道：“我虽作郡古云乐，山川信美非吾庐。愿君不废重九约，念此衰冷勤呵嘘。”

王巩，字定国，名相王旦的孙子。他的父亲王素知成都时，曾将这个儿子托付苏轼，教导他做学问，后来他又做了乐全老人张方平的女婿，两人的关系，在亦师亦友之间。

定国为人，好为夸诞的议论，不脱贵介公子的习气。在两三年前赵世居谋为不轨的政治案子里，王巩牵涉在内，被追两官、勒停（降官两级，勒令停职）。苏轼非常记挂这个失意的朋友，一再托人邀他到徐州一游，散散心。定国情绪不好，去年没有来成，今年则约在重九，会于黄楼。

王巩将来，先有诗至。他故意刁难苏轼，声言向来不饮外酒，并且自称“恶客”。苏轼答他道：你既不饮外酒，不妨自载家酿来，“子有千瓶酒，我有万株菊”。随便你高兴要插多少就插多少，菊花的重量会压断你的车轴——他们开着这样的玩笑。

苏轼尽量要使定国高兴，定国果然带了家酿美酒。主人却怪他为何不带侍妾同来，诗曰：“但恨不携桃叶女，尚能来趁菊花时。”

重阳节那一天，苏太守在新落成的黄楼上举行盛大酒会，当然以远来的王巩为主宾。是日，宾客杂沓，红粉成行，衣香鬓影之间，笙歌不绝，笑语声喧，苏轼非常高兴，定国兴致更好，闹酒不休，苏轼喝得酩酊大醉，说他酒已满至脐下，次王巩韵作诗曰：

我醉欲眠君罢休，已教从事（酒）到青州（脐）。

鬓霜饶我三千丈，诗律输君一百筹。

闻道郎君闭东阁，且容老子上南楼。

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

定国文思敏捷，任何题材皆可入诗，苏轼称其诗“清平丰融，蔼然有治世之音”。这次到徐州来，留住不过十日，往返之间，成诗几达百篇，可以算得是个多产作家了。

苏轼不一定有时间可以陪客游山玩水，就请颜复自代，看他们一瘦一胖，泛舟河上，觉得非常有趣。王巩是个颜面丰润，身材短小，体形清癯的诗人 5  ，而颜复则是个腰腹便便的大胖子，载酒船中，仍有红袖侍饮，不禁使苏轼追怀起昔日西湖旧游来，《次韵王巩颜复同泛舟》诗说：

沈郎清瘦不胜衣，边老便便带十围。

躞蹀身轻山上走，欢呼船重醉中归。

舞腰似雪金钗落，谈辩如云玉麈挥。

忆在钱塘正如此，回头四十二年非。

又一日，定国和颜复带了马盼盼、张英英和卿卿三位丽人，棹一小船，往游泗水，北上圣女山，南下百步洪，吹笛饮酒，玩到夜分才乘月而归。这一日，苏轼还是不能同游，置酒黄楼，等他们回来。他穿了一件羽衣（仿古人以鸟羽为衣，满足神仙飞翔的幻想），伫立在黄楼上，遥望一舟容与，冉冉而来，月照水上，而笛声响彻山谷，舟行渐近，隐隐可见各拥丽人，相视而笑，苏轼欣然道：“自李太白死，世间无此乐事，已三百余年矣。”

按《新唐书·李白传》：“白浮游四方，尝乘月与崔宗之自采石矶至金陵，着宫锦袍，坐舟中，旁若无人。”轼言当即指此。

苏轼后来回忆此日情事，作《百步洪二首》之一，寄王巩云：“佳人未肯回秋波，幼舆欲语防飞梭。轻舟弄水买一笑，醉中荡桨肩相摩。……不知诗中道何语，但觉两颊生微涡。我时羽服黄楼上，坐见织女初斜河。归来笛声满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罗（酒器）。……”

终于找到一天空闲，苏轼陪王巩同登城东云龙山之黄茅冈，从游者还有颜复和云龙山的道士张天骥，玩得非常痛快，《登云龙山》诗：

醉中走上黄茅冈，满冈乱石如群羊。

冈头醉倒石作床，仰看白云天茫茫。

歌声落谷秋风长，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

王巩因家中有事，不能久留，苏轼很感激他不远千里地跑来访晤。可惜定国此行，似乎有所钟情，却未成功，苏轼觉得很是遗憾，《次韵王巩留别》有句曰：“蛾眉亦可怜，无奈思饼师。无人伴客寝，惟有支床龟。”

六　诗僧参寥

王巩既去，於潜诗僧参寥，又自杭州来谒。

苏轼在杭三年，数往於潜，游径山诸寺，从未言及参寥，当时似尚未能相识，参寥与秦观交好，这次，似为秦所引见。

参寥曾有《临平道中》一首，苏轼十分欣赏，诗为：

风蒲猎猎弄清柔，欲立蜻蜓不自由。

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

二人一见如故，馆于虚白堂，苏轼次韵僧潜见赠诗，对他高洁的风标，非常倾倒，如言：

道人胸中水镜清，万象起灭无逃形。

独依古寺种秋菊，要伴骚人餐落英。

…………

云衲新磨山水出，霜髭不剪儿童惊。

公侯欲识不可得，故知倚市无倾城。

参寥，原名昙潜，苏轼为改道潜，字参寥，浙江於潜浮溪村人。俗家姓何，幼不茹荤，父母听其出家，以童子诵《法华经》，度为比丘，受具足戒，于内外典无所不窥，能文章，尤喜为诗。既为苏轼之客，每于座上赋诗，援笔立就，一座嗟服。

一日，苏轼宴郡僚，酒罢，他对座客道：“参寥虽不与此集，但不可不给他一点麻烦。”遂与众客同往虚白堂去看他，红妆多人，簇拥甚至。苏轼叫马盼盼持纸笔向他索诗，参寥笑作一绝句：

寄语巫山窈窕娘，好将幽梦恼襄王。

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

苏轼大讶道：“我亦尝见柳絮落泥中，心想可以入诗，偶未收拾，乃为此老所先，可惜，可惜。” 6

参寥虽然自幼出家，但性情偏执尚气，多与人迕，看不顺眼时，常常面折人过，给人难堪。他哥哥的儿子，不大长进，参寥嫉视如仇，许多人对他不大谅解。 7

参寥诗最大的长处，一点不带僧诗常有的“蔬笋气”，但有时候，却就不免犯起“绮语戒”来，如：

去岁东风上苑行，烂窥红紫厌平生。

如今眼底无姚魏，浪蕊浮花懒问名。

士论以为参寥好作诗，是其一病，而好骂人，尤不应该，但是苏轼为他辩道：“参寥是性情中人，骂人并无心机，如虚舟触物，未尝真怒。”

苏轼与参寥坐在虚白堂里闲话，有人送活鱼来，苏轼不喜杀生，就命人放到百步洪去，参寥赋《放鱼》诗：

嘉鱼满盘初出水，尚有青萍点红尾。

银鳃戢戢畏烹煎，崛强有时俄自起。

彼客殷勤赠使君，愿向中厨荐醪醴。

使君事道不事腹，杞菊终年食甘美。

传呼慎勿付庖人，百步洪边放清泚。

回首无欺子产淳，谩道悠然泳波底。

苏轼和作，从鱼想到水灾后老百姓的困苦，身为民牧，不觉额头上出汗，句有“疲民尚作鱼尾赤，数罟未除吾颡泚”，不料后来这也算是反对新法的证据。

王巩去已一月，苏轼怀念定国当日此游之乐，再与参寥放舟洪下，小舟一叶，投入南下的急流中，像飞梭一般擦过乱石，随流而下，疾如兔走，势若鹰落，如骏马下注千丈高坡，如断柱之箭离弦飞逝，苏轼说：“四山眩转风掠耳，但见流沫生千涡。”如此险中得乐，虽然痛快，但他立刻联想到我们的生命，也像这百步洪的河水一样，不舍昼夜地流逝，这样虚浮的人生，又何必纷纷争夺。他指着岸边石上像蜂巢一样密密麻麻的篙眼，对参寥道：“人生千灾百劫，总要过去，只要此心无所执着，造物也奈何我们不了。”

十月将尽，参寥欲去，与苏轼散步园中，苏轼看到老楮树上生着黄耳蕈，觉得一向没有美味的素斋请他这位方外朋友，很是歉疚，这黄耳蕈本来甚合待客，只可惜参寥即将“萧然放箸东南去，又入春山笋蕨乡”。他将不在乎这点木耳了。

参寥和诗曰：

铃阁追随半月强，葵心菊脑厌甘凉。

身行异地老多病，路忆故山秋易荒。

西去想难陪蜀芋，南来应得共吴姜。

白云出处原无定，只恐从风入帝乡。

苏轼作诗送参寥行，照一般人的见解，以为诗人骋其忧愁不平之气，发而为诗，如上人者，求空寂灭，百念灰灭，颓然淡泊，该已失掉了发动诗意的气势，胡为乎作诗不倦？苏轼认为“不然”，诗与禅可以结为一体，演成妙谛。他说：

细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

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

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

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

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

诗法不相妨，此语更当请。

苏轼此一见解，扩大了诗学的领域，用禅的意境来丰富诗的内容，为一重大的创意。

得参寥为友，苏轼十分得意，书告文同说：“其诗句清绝，与林逋（和靖）上下，而通了道义，见之令人肃然。”后来与秦观书中也说：“参寥真可人，太虚所与之，不妄矣。”

十月十五之夜，苏轼梦登徐州名迹燕子楼。

唐徐州尚书张愔，有妾关盼盼，色艺冠绝于时，初纳时，设乐宴客，三日不绝，宠爱逾常。白居易为校书郎时，游淮泗间，曾经参与张尚书家宴，亲见盼盼，称她能歌善舞，丰姿娴雅，赠诗落句有“醉娇胜不得，风嫋牡丹花”语。

张愔逝世，盼盼感激深恩，誓不再嫁，还居徐州尚书旧第内之燕子楼，凡十余年。白居易非常称赏，作感旧游二绝句，末章云：“今春有客洛阳回，曾到尚书墓上来。见说白杨堪作柱，争教红粉不成灰。”又作《感故张仆射诸伎》诗：“黄金不惜买蛾眉，拣得如花三四枝。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

闭门燕子楼中的关盼盼，读到白诗，知道他在讽刺自己，答诗曰：“自守空房恨敛眉，形同春后牡丹枝。舍人不会人深意，讶道泉台不去随。”遂绝食而死。

苏轼梦登燕子楼后的次日，迷惘于这个凄艳的故事，亲自往寻其地，在园中徘徊甚久，作《永遇乐》词：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緌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苏轼说梦，常为有所避忌的托辞，如此词前半阕，固是凭吊燕子楼中的唐朝美人关盼盼，而后半阕则明白说出自己的心境，“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他虽不必如张愔那样做“空锁楼中燕”的傻事，但亦不能真个忘情，天涯倦客归去后，还希望有人能对黄楼夜景，为他一叹。苏轼胸中这一片缱绻柔情，恐怕只为怜取眼前的“新怨”马盼盼而发。

七　文同

元丰二年（1079）正月，文同（与可）殁于陈州。

苏轼在密州时，熙宁八年秋冬间，文同自京徙知洋州，即今汉中市洋县。文同将洋州园林池湖之胜，一一歌咏，得诗三十首，寄与苏轼，苏轼乃次韵唱和，恍若同游。文同是画竹名家，所以这三十个胜迹中，有竹者为多，如竹坞、霜筠亭、筼筜谷、此君庵等皆是。

文同在洋州，因论茶事，与提举、转运使意见不合，被迫罢任，次于陈州待命，非常贫困。上年正月，苏轼还写信去劝慰他，有道：

与可抱才不试，遁道弥久，尚未闻大用。公议不厌，计当在即。然廊庙间谁为恤公议者乎！老兄既不计较，但乍失为郡之乐，而有桂玉（米珠薪桂）之困，又却不见使者嘴面，得失相乘除，亦略相当也。

苏轼论文同四绝：诗一、楚辞二、草书三、画四。与可引为知己，尝曰：“世无知我者。惟子瞻一见，识吾妙处。”

文同在洋州，于筼筜谷上，筑一亭子，朝夕在亭中观赏漫谷的翠竹，所以虽是文人水墨作画，以抒写性灵为主，但却仍是非常认真地下过写实工夫，潜观默悟，“胸有成竹”，写出其潇洒的风貌。

苏轼亦好画竹，从凤翔开元寺王维的壁画得到启示，从文同的教导得到技法，《筼筜谷偃竹记》说：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蝮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即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

文同画竹，以淡墨为叶青，以深墨为叶面，此一技法，不但苏轼、米芾（初名黻，元祐六年改名芾，下文径称米芾），都遵为宗范，即使元代那么多的画竹名家，也都执此不变，称文湖州派，而文同则说：“吾墨竹一派在徐州。”固已心许苏轼得其真传，而苏轼也坦然道：“吾墨竹尽得与可法。”不过后代的画评家却说：“笔酣墨饱，飞舞跌宕，虽派出湖州（文同）而神韵魄力过之。”（孙承泽《庚子消夏记》）又有论两人画竹之不同者，如“东坡墨竹，写叶皆肥厚，用墨最精。兴酣之作，如风雨骤至，笔歌墨舞，窃恐文与可不能及也”。（方薰《山静居画论》）此盖由于两人天生的性情不同，所表现于画面的精神，遂各有不同的境界。不过，文同筼筜谷上筑亭看竹，是实物写生，苏轼则独创新法，于月下取韵画竹，文同为之大惊。明清之际的画家恽南田在画跋中赞叹道：“盖得其意者，全乎天矣，不能复过矣！”

文同画竹，初不自重，然而声名日盛，四方之人，捧了白绢登门求画者，户限为穿，与可应接不暇，厌烦极时，将素绢扔在地上，骂道：“吾将以为袜！”士大夫间将这句话传说开来，引为口实。

与可致书苏轼说：“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袜材当萃于子矣。”书尾复书一诗，有句曰：“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

苏轼抓他毛病道：“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与可老实认错，复道：“吾言妄焉，世岂有万尺竹者。”哪知苏轼此时，却又说“有的”，答诗曰：

为爱鹅溪白茧光，扫残鸡距紫毫芒。

世间那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

与可得诗，大叹苏轼之辩，但他说：“如真有二百五十匹绢，我将买田归老，再也不在这里等派官了。”随将得意作双钩着色的《筼筜谷偃竹》一幅，寄赠苏轼。而苏轼也作了首《筼筜谷》回赠他：

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

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

事情就有这么凑巧，文同得书时，正在晚餐。这一日，恰与他的夫人同游谷中，烧笋佐餐，发函读得上诗，竟被苏轼料到，失声大笑，喷饭满桌。

苏轼得“偃竹图”后，并不满足，还写信去向与可讹索，致书曰：

近屡于相识处，见与可近作墨竹，惟劣弟只得一竿，未说（题）字，说润笔，只到处作记作赞，备员火下，亦合剩得几纸。专令此人去请，幸毋久秘。不尔，不惟到处乱画，题云与可笔，亦当执所惠绝句过状，索二百五十匹也。呵呵！

宋以前绘画，没有题诗画上的风尚，有则始自文同。文同不但自己题诗，还常常留下空白，嘱求画者道：“勿使他人书字，须待苏子瞻来，令作诗其侧。”

如为京师道师王执中画墨竹一幅，即是如此。艺术真赏不易，知音难得。

不料可以如此放诞笑乐的朋友，音容笑貌都在眼前，忽尔讣告一到，突然人天永隔了，叫人怎能相信这是事实？苏轼说他整整三日三夜，不能睡觉，只是默坐，后来实在倦极了，偶然睡去，也没有一次不是梦醒，醒来，枕席上皆是泪痕。他想：人生百年，总有死亡的一日，但有文传世为不朽，有子嗣后为不死，世上富贵寿考的人，未必能二者兼有，所以文同是不死不朽的，而文同曾说：“身如浮云，无去无来，无亡无存。”那么，不死不朽，也都渺不足道了。

他们两人的情谊，不但是文学绘画等艺术上的知音，更重要的则是人格和为人风度的共鸣，如《祭文与可文》说：

……呜呼哀哉！余尚忍言之，气噎悒而填胸，泪疾下而淋衣。忽收泪以自问，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乎？呜呼哀哉，孰能纯德秉义如与可之和而正乎？孰能养民厚俗如与可之宽而明乎？孰能为诗与楚辞如与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齐宠辱忘得丧如与可之安而轻乎？呜呼哀哉！

苏轼每一回想文同生平，常常心为不平，他是那么一个宽厚平和的人，却到处受人打击，遭人排挤，诗赋造诣那么高超，而世人短见，只看重他画的墨竹，生前被人嫌弃，百般委屈，死了，忽又人人惋惜起来。说到他自己，更是凄怆：“自闻与可亡，胸臆生堆阜。悬知临绝意，要我一执手。相望五百里，安得自其牖。遗文付来哲，后事待诸友。……”文同身后萧条，全家侨寓陈州，无力归丧还蜀，苏轼致函在舒州的李常，因他也是文同的生前好友。略曰：

与可之亡，不惟痛其令德不寿，又哀其极贫，后事索然。而子由婿其少子，颇有及我之累。所幸其子贤而有文，久远却不复忧，惟目下不可不助他尔。

八　重游江南

元丰二年（1079）三月，朝廷告下：

“苏轼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湖州军州事。”

苏轼将行，徐州吏民依照俗例，举行一套“攀辕”挽留的表演，如将他座骑的鞭镫割破，发动一批老百姓来挡在马前，表示不肯让这位贤太守离去。也许有人会因此而沾沾自喜，苏轼则认为真是“儿戏”，自知无恩于民，老百姓涕从何来？大道旁的石人，看见过多少次太守的来来去去。

但是，父老们说：“前年，没有太守，我们都做了水里的鱼鳖了。”苏轼举鞭道谢，说：“正因为我命穷，到处都遭凶灾，水来非吾过，去亦非吾功。”

苏轼有《别徐州》词，调寄《江城子》，语意十分萧索：

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为问东风余几许，春纵在，与谁同？

隋堤三月水溶溶。背归鸿，去吴中。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苏轼别去徐州，走马南都，往访弟苏辙。

在马上，想了许多要对老弟说的话：“前年到南都来时，麦老樱桃熟，今年重来，樱麦已半黄绿。岁月如旧，而人事则已几次反复，你那里已经换过三个太守，送往迎来，像车轮一般盘旋的生活，实在毫无意思。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还乡，我不知道，但我已经想好，决定住到眉山县南的石佛镇去，过田农生活，岂不很好。”

又是这番旧梦，说过无数遍了，依然是个梦想。

三月十日，抵南都，兄弟相晤，过乐全堂谒张方平。因病，在苏辙家住了半个月，二十四日离去，舟行至灵璧镇，徇张硕之请，为作《张氏园亭记》。

张氏历世显宦，造此园，费时五十余年，不但有花木池台之美，兼有畜牧、纺织之类的设备。大凡生事所需，百物咸备于一园之中，它不是一个普通但供游赏的花园。苏轼称羡张家先人治园之意，论曰：

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譬如饮食，适于饥饱而已。然士罕能蹈其义，赴其节。处者安于故而难出，出者狃于利而忘返。于是有违亲绝俗之讥，怀禄苟安之弊。

张氏为其子孙，筑室艺园，使其出可以仕，退可以隐，得从容进退，无适而不可之乐云云。

这是归乡无计的苏轼，触景所生的感慨与歆羡。他如要回眉山去，连住到哪里去，都还要大费一番周章，遑论生计所需的取给。所以他要赞佩张氏先人为子孙设计的周到，如此而已。

过扬州，老友鲜于子骏（侁）在做知州，设盛宴于平山堂，招待苏轼。平山堂是欧阳修知扬州时所修造的名建筑，苏轼身临其地，不免怀念先师，作《西江月》词：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这次宴会，湖州张大亨（嘉父）亦在座，僧德洪《石门题跋》记嘉父言：“东坡登平山堂，怀醉翁，作此词。时红妆成轮，名士堵立，看其落笔置笔，目送万里，殆欲仙去耳。”此是苏轼当年的丰采。

四月渡淮，至高邮，秦观、参寥俱在，就坐上苏轼的船，一路同行。过金山，遇大风，访宝觉禅师。至无锡，同游惠山，惠山的水有“天下第二泉”之誉，他们就在山上汲泉生火，煎茶共饮，苏轼有咏曰：“敲火发山泉，烹茶避林樾。明窗倾紫盏，色味两奇绝。吾生眠食耳，一饱万想灭。……”

这几日相伴，苏轼益发觉得参寥这个人，坦率天真得可人。秦观发现苏轼已经有点重听，又以为他在装聋。苏轼说：“色、受、想、行、识，这五蕴都是人生的贼病。现在一病先去，只怕此心未了，即使不见不闻，还是障碍。”

五年之前，在此一带，结伴同游的刁约（景纯）和张先（子野）两老，皆已先后物故，人琴俱亡，只剩得一抔黄土，空帏鹤唳而已。苏轼追怀昔游，无恨怅惘，都一一前去祭奠。

至秀州（今浙江嘉兴），往白牛村哭祭陈舜俞之殡。

仁宗一朝四十一年，中制科者仅十五人，苏氏兄弟亦在这十五人中，舜俞比他们早，且是那次科考中的第一名。苏轼在祭文中说：以令举学术的深厚，更得科甲的发扬，声名远播，天下莫不期之以大器；但是同辈中有不少人飞黄腾达的，他却一生困于仕途，不得大用。熙宁三年，他还不过是个山阴知县，为了拒绝施行青苗法，上疏抗论，被贬为监南康酒税，一斥再斥，终于放归田里，郁郁病死于白牛村。

苏轼想不透这是什么道理，令他十分惶惑。他在天道与人事之间，想来想去，不出三种情况：一是天所赋予令举的才能，只是一个无意中的偶然，所以并不安排他的用与不用；二是天确有意作成这个人才，而人事不足以辅成其大；三是天生斯才而人不用，所以天又夺回去了。苏轼惶然道：三者必居其一。否则，以令举之贤，何为不立？何又立而不得其用？

苏轼的惶惑，实是知识分子的穷途之恸；哭令举，亦苏轼之要搔首问天的自伤。所以陆放翁题跋说：

东坡前后集祭文，凡四十首。惟祭贤良陈公，辞指最哀。读之使人感叹流涕。其言天人予夺之际，虽若出愤激，然士抱奇材异识，沉压摈废，不得少出一二，则其肝心凝为金石，精气去为神明，亦乌足怪，彼愦愦者固不知也。绍熙甲寅十二月二十九日笠泽陆某谨书。

元丰二年（1079）四月二十日，苏轼抵湖州任。

1  〔宋〕朱熹：《朱子语类》。

2  周昉：唐代仕女画名家，唐人以妇女丰肥为美，如杨贵妃即是。

3  〔宋〕张邦基：《墨庄漫录》。

4  〔宋〕徐度：《却扫编》。

5  本集：《王定国真赞》。

6  〔宋〕朱弁：《风月堂诗话》。

7  〔宋〕释惠洪：《冷斋夜话》。

第五章　乌台诗狱

一　始作俑者——沈括

沈括，字存中，浙江钱塘人，博学善文词，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不通晓，在中国历史上，自汉有张衡后，他是第二个正史有传的科学家。

虽然是科学史上成就极大的学者，但在那个时代，士非从政，即无其他出路，而他在现实政治里所表现的角色，却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

这与他才能卓越而早年甚不得意有极大的关系。沈括家贫，迟至三十一岁才中进士，自入仕途，即被冠盖荣华所眩惑，使他热衷利禄，竭力营谋进用。

熙宁之初，王安石变法，沈括也曾参与过三司条例司的工作。当时，王安石权势正盛，沈括有心依附，竭力拥护新法，安石初亦相当器重他的才能，但是不久就看穿了他的人品。保甲法将行时，神宗有意委任沈括专主其事，而安石对曰：“沈括壬（小）人，不可亲近。”熙宁六年（1073），沈括才开始得意起来，先是入馆阁，为集贤校理，奉诏详定三司令敕，继复被派为两浙路察访使，口衔天宪，出为钦差大臣了。

陛辞请训时，神宗面论中，有道：“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

沈括到了杭州，与苏轼交往论旧，非常热络。将去，要求苏轼手录近作诗一通，留为纪念，这也是朋友间的常事，苏轼也不疑有他，就写了送他。

其实，沈括心里非常嫉妒苏轼，神宗的殿论，对他是一个强烈的刺激，而他又知道安石甚恶苏轼，所以回京后，除了极口赞扬青苗、助役诸法，绝无不便于民之外，随即将苏轼的近诗，逐首加以笺注，附在察访报告里，签贴进呈，告他“词皆讪怼”。 1

神宗置之不问，但是满朝的人，都已知道有此一事，自然有人告诉苏轼。苏轼认为这种捕风捉影的忌谤之言，英明的皇上不会信他，并不放在心上，倒在写给刘恕的信上，自嘲道：“不忧进了也。”意思是不愁没有人把我的作品进呈御览了。

这出把戏，经过五六年，一直没事。不料元丰二年，李定、舒亶等人媒孽诬害，所用的手段，就完全是从沈括学的。苏辙为兄下狱所上书中提到：“向者曾经臣僚缴进，陛下置而不问。”指的就是他，所以说，乌台诗狱案的始作俑者，实是沈括。

王安石二次罢相，举吴充自代。这时候，沈括官已升至掌理全国财政的三司使，他要走新相国的门路，又看出吴充的作风，事事欲与荆公为异，就秘密条陈常平役法不便诸端，献与吴充，吴便袖在衣筒里，密呈神宗。

事为御史知杂事的蔡确所闻，上疏言：

新法始行，朝廷恐有未便，故诸路各出察访，以视民愿否。是时，沈括实为两浙路察访使。还，盛言新法可行，百姓悦从，朝廷以其言为可信。今王安石出，吴充为相，乃徇时好恶，诋毁良法。其前后之言，自相背戾如此。

疏入，神宗甚恶沈括的反复无常，落翰林学士，以本官贬宣州。 2

所以，乌台诗狱发生时，沈括已不在京师。

苏轼于元丰二年四月二十日到湖州任，按例，进谢上表。

……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

不料这篇表文，也会惹祸。

二　被台谏围剿

宋朝的谏官制度，与唐代不同。唐代的谏官，隶于门下省，辖属宰相，所以常为宰相执言，谏诤的对象是皇帝。宋初，为防大臣专擅，产生侵主的权臣，所以定制谏官皆由皇帝亲自选擢，不得由宰相荐举，于是台谏的地位，就超然独立，越出执政之外，同时畀以重权，不但有权纠绳大臣，并且可以随时弹劾执政。

朝廷更许谏臣“风闻言事”，说错话可以不负言责，这固然是皇帝欲依谏官为耳目口舌，鼓励言论的方法，但使台谏的权势，变成毫无统驭的野马。苏轼从前上皇帝书中，就曾说过：“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不料今日，竟然身被其祸。

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台谏官的人选，就非常重要，必须个个都是公忠体国之士，否则，如轻付小人以凌驾执政的地位和权力，他如滥用权力，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神宗确然是个勇于有为的英王，后世史家批评他尚义而好名，本来这也不是大缺点，问题出在他只知要维护尊重舆论的立场，而不深察言事官党争的私心和奔竞利禄的私欲。他接受了台谏们的“控”状，还以为不过找苏轼来问个明白而已，并不觉得事情有那么严重，后来才觉察到台谏们是有计划的结伙陷害，而苏轼实陷冤诬，再图救赎，但这场出死入生的文字狱，却已如火如荼地烧了起来。

以李定为首的这些台谏官，他们之所以要兴起这场诗狱，目的在打击保守派的潜在势力，摧毁他们重登政坛的机会，借以巩固王安石去位后，力量已显薄弱的新政派的既得政权，是非常明白的事情。

当时的情况是，专政十余年的王安石已经黯然离京，吕惠卿阴谋败露，一时决难再起；帝以吴充为相，不过地位中立；王珪是个乡愿式的老官僚，虽然竭诚拥护新政，依附安石，但其政治上的声望地位，实不足以领导群伦，能力上也不太能够配合急求事功的皇帝。他们虽然接下了荆公所遗的重担，但却显得十分吃力。

另一方面，天下所瞩目的“真相”，却在洛阳，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所仰望的及时雨，是妇孺皆知的司马光。

万一有一天，神宗觉得无人能为国家做事，念头一转，真让司马复出的话，以他那种只一不二的脾气，这批由王安石选拔出来的“新进”，连现有的禄位都不保了，还有什么政治前途可言？

何况王珪侥幸登上相位，急需干部，所以李定等人就攘臂而起，愿为打手。

但是司马光远居洛阳，闭户著书，绝口不谈国事，没有办法议论他；而王安石公开指责过苏轼是司马光反对新政的幕后智囊人物，更有沈括那道“讥讪朝政”的老药方，可以故技重演，退求其次，杀鸡儆猴。于是，倒霉的苏轼，祸从天降，就做了新旧政争中的“代罪羔羊”。

他们又以集体围剿的方式，使尚义而好名的神宗无法回护。

元丰二年（1079）六月二十七日，由权监察御史里行的何正臣首先发难，上札论苏轼到湖州任谢上表中，有“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指为“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又说：“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喜动颜色。轼所为讥讽文字，传于人者甚众。今独取镂版而鬻于市者进呈。”

继起者，亦为监察御史里行的舒亶，进札子说：“臣伏见知湖州苏轼进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

这一段冒头，显与何正臣互为呼应，其下正文，则独选可以附会为“谤讪君上”的文字，以激怒神宗，陷苏轼于“大不敬”的杀头之罪，用心非常狠毒，文略曰：

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忘解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讽为主。小则镂版，大则刻石，传布中外，自以为能。其尤甚者，至远引衰汉梁窦专朝之士，杂取小说燕蝠争晨昏之语，旁属大臣，而缘以指斥乘舆，盖可谓大不恭矣。

伏望付轼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不胜忠愤恳切之至。

以上两件，神宗批交中书复议。

舒亶，字信道，慈溪人，治平二年进士，初为县尉，坐手杀人罪，已被停废多年。张商英为御史，言其才可用，始得改官。 3

舒亶得张商英的推荐，始从废籍中钻出头来，重入仕途，办了苏轼诗狱案后，他就得意起来，接了张璪知谏院的后任。其时，商英为中书检正，给他写了一封信，并将他的女婿王沩之的课业，送请察看，总不外是私人之间请托的小事。谁知他翻脸无情，立即上章举发，曰：“商英官居宰属，而臣职在言路，事涉干请，不敢隐默，将各件缴进。”商英因此降为馆阁校勘，监江宁酒。

舒亶之为不折不扣的小人，其为士大夫所不齿，非仅苏轼一案。

其间，有个国子博士李宜之，初得提举淮东常平，他也来插上一手。无他，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若能参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奏状说：

昨任提举淮东常平，过宿州灵壁镇，有张硕秀才称：苏轼与本家撰《灵壁张氏园亭记》，内称“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是教天下之人，必无进之心，以乱取士之法。无尊君之义，亏大忠之节，显涉讥讽，乞赐根勘。

紧接着是权御史中丞李定的压轴戏，七月二日上札言苏轼有可废之罪四，略曰：

知湖州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有可废之罪四：轼先腾沮毁之论，陛下稍置之不问，容其改过，轼怙终不悔，其恶已著，此一可废也。古人教而不从，然后诛之，盖吾之所以俟之者尽，然后戮辱随焉，陛下所以俟轼者可谓尽矣，而傲悖之语，日闻中外，此二可废也。轼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所谓言伪而辨，当官侮慢，不循陛下之法，操心顽愎，不服陛下之化，所谓行伪而坚，先王之法当诛，此三可废也。轼读史传，岂不知事君有礼，讪上有诛，肆其愤心，公为诋訾，而又应制举，对策即已有厌弊更法之意，陛下修明政事，怨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此四可废也。而尚容于职位，伤教乱俗，莫甚于此。伏望断自天衷，特行典宪，取进止。

李定这件札子，句句紧扣着苏轼怨望和谤讪的对象都是皇帝陛下，极富挑拨性，神宗当时也不免被激怒了，要勘问一个明白，遂下旨道：“送御史台根勘闻奏。”

李定，是王安石一手提拔出来的新政派，初欲引为谏官，被中书舍人封还词头，后又被人检举不服生母仇氏之丧，台谏给舍，纷纷论其不孝，司马光诋之为“禽兽不如”。此事原不重大，但竟掀起政海风波，无他，借李定以攻击王安石，他做了党争的箭靶而已。 4

苏轼与李定初无个人嫌怨，有人以为轼作贺朱寿昌得母诗，有“感君离合我酸心，此事今无古或闻”句，是暗讽李定，今为报复。其实，以当时朝士作诗称美寿昌者之多，岂仅苏轼一人，即此一言，亦非“必欲置之死地”的深仇，而今李定如此狠毒，无他，以苏轼为党争的箭靶，意在司马光而已。

御史台奉到圣旨后，请求皇上选官参治，诏派“知谏院张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闻”。

这张璪，原名张琥，与苏轼是进士同年。轼任凤翔签判时，张已先在凤翔为法曹，曾为同事，当他离职时，苏轼还作过一篇《稼说》赠行，与共勖勉。

谁知这位同年，素性奸邪，往往以危机陷人。这些年来，在京城十分活跃，初奉王安石，旋附吕惠卿，又与舒亶深交，数兴大狱。轼案发生时，他已位居知谏院兼侍御史知杂事，甚得右相王珪的倚重。奉派这个差使，正是他表功的机会，遂与李定联手，杂治狱案，必欲置苏轼于死地了。

他因王珪的竭力援引，元丰四五年间，就当上了参知政事、中书侍郎，俨然执政矣，其后跟着朝局转变，党章惇，谄蔡确，无往不利。王文诰说：“数人之性不同，而璪能探情变节，左右从顺，各得其欢心。”以这样一个奇才，掌握典宪大权，苏轼的性命，岂不危乎殆哉!

李定奏请先罢苏轼知湖州的现职，并请差员“追摄”（追捕），神宗批令：“御史台选牒朝臣一员，乘驿马追摄。”又责不管别致疏虞状。罢湖州的朝旨，令差去官赍往。

于是，就派了太常博士皇甫僎（遵）驰驿赶往湖州，逮捕苏轼到案。

三　追捕

苏轼到湖州任，是五月二十日，至七月二十八日，即被御史台所派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在任不过两个月又八天。

七月初七那一天，秋阳杲杲，天朗气清，苏轼趁此大太阳，在家曝晒书画，无意间看到亡友文同送他的那幅双钩着色的“偃竹图”，追念昔游，忽尔人天永隔，不禁悲从中来，废卷而失声痛哭。殊不知这两个月间，京中群小已经编织好一重天罗地网，即将迎头罩来，此日之悲，也许就是一种神秘的心灵感应，灾祸的先谶。

御史台将要派人赴湖州逮捕苏轼，在京的王诜最先得到这个消息，立刻派一干仆赴南都通知苏辙，苏辙即派人往湖州告知老兄，让他有个准备。不料皇甫僎带了一个儿子，两个台卒，倍道疾驰，其行如飞，追赶不及。幸而到润州时，他的儿子病了，求医诊治，耽搁了半天，苏辙派的人才能比他先到一步。但只为此，王诜在本案中落了一个“泄漏密命”的罪名，成了仅次于苏轼的第二号人犯，他若不是驸马，恐亦难免牢狱之灾了。

七月二十八日，皇甫僎带了两个台卒，突然闯进州衙来了。是日，苏轼先已在告（假），通判祖无颇权代州事。皇甫僎径入州厅，穿着靴袍，秉笏立于庭下，两个台卒左右夹侍，白衣青巾，顾盼狞恶。全衙人心惶恐，以为将有不测的大祸，立刻就要爆发。

苏轼是个书生，从未见过这等阵仗，惶恐不敢出见，与祖无颇商量，该怎么办。无颇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须出见之。”

苏轼问：“该当穿什么衣服出见？”自以为既已得罪，不可再穿朝服。无颇说：“现在还未知是什么罪名，当然仍穿官服出见。”

于是，苏轼也穿了靴袍，秉笏与皇甫僎对立庭下，祖无颇及职官都戴小帻，列于苏轼身后。

看到这两个台卒的衣服里面，有物隆起，像是藏有匕首，皇甫僎又装模作样，许久，都不开口说话，人心更加疑惧，逼得苏轼只好开口问道：

“轼自来惹恼朝廷甚多，今日必是赐死。死固不辞，乞归与家人诀别。”

至此，皇甫僎才说：“不至如此。”

无颇走上一步，揖道：“太博必有被受文字（指逮捕状）？”

皇甫僎问：“你是什么人？”

“无颇是权州。”

皇甫乃命台卒从怀中取出，原来只是“台牒”，交给了祖无颇。

打开台牒来看，不过是寻常的追摄行遣而已，只是皇甫僎故意那样威吓他们。

随即催促苏轼速行，两个台卒走过来，将苏轼扎了绳子，即时出门。 5

一说：“吏部差朝士皇甫朝光（疑是僎字）管押，东坡方视事，数吏直入厅事，捽其袂曰：‘御史中丞召。’东坡错愕而起，即步出郡署门，家人号泣出随之，郡人为涕泣。” 6

不论哪一说对，祖无颇所目击的，是“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王夫人得讯，急忙追赶出来，家人号泣相随，苏轼无话可说，突然想起前在洛阳，听李简夫讲过一个故事：

从前真宗东封还都，沿途访寻天下隐士，知有杞人杨朴，就请他来朝相见。上问曰：“卿临行，有人赠诗否？”朴对曰：“只有臣妻一首：且休落拓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皇上大笑，放他还山。

这故事，王夫人是听说过的，所以轼就顾谓老妻道：“你独不能如杨处士妻，作一诗送我吗？”

王夫人凄然失笑，苏轼就此快步出门，只有长子苏迈一人，徒步相随。 7

这时候，州衙内外，都被皇甫僎所故意营造的恐怖气氛所笼罩，权州事祖无颇都畏避一边，不敢相送，亲戚朋友都惊吓得倏时星散，只有王适、王遹两兄弟不去，一直送出郊外，劝慰苏轼道：“死生祸福，天也。公其如天何！”

他们回去后，就帮忙苏家整顿行李，将苏轼一家二十余口，送往南都苏辙家寄寓。

同僚中，只有掌书记（相当于现在的秘书主任）陈师锡，赶来饯别，并且帮忙安辑苏轼的家眷。师锡字伯修，建安人，少游太学，颇有文名。元祐朝，苏轼三上章荐其学术、德行、文章。李之仪论其为人曰：“特表见于东坡老人赴狱之际，天下识与不识，已想见其人。”即指此日之事。

皇甫僎奉命追取苏轼，曾以安全理由，请于途中每夜所至之处，将人犯送往当地官署寄监，竟如押解江洋大盗一样。此议，神宗不许，以为只是根究吟诗的事情，不消如此。 8

苏轼被置舟中，船行至太湖鲈乡亭下，停舟修舵。这一晚，风涛倾倒，月明如昼，苏轼独自沉思，如此仓卒间被拉而去，祸不可测，将来发下审理，一定会连累很多亲朋好友，不如现在闭上眼睛，纵身入水，顷刻之间，可以一了百了。心里这样暗自打算，但是前后左右，吏卒监守严密，苦无脱身机会。至扬子江边，苏轼趁渡江上落的机会，便欲投江自杀，但是仍被监守的吏卒拉住，从此将这钦犯，看守得更紧，苏轼求死亦已不能。

鲜于侁，时为扬州太守，苏轼这件案子发生时，就有人劝他将与苏轼往来文字，即速烧掉，以免后患，子骏说：“欺君负友，吾不忍为。”八月初，苏轼解至扬州，侁独求见一面，但为台吏所拒，惘惘而归。

由天长过平山堂下，隔墙见友人杜介家纸窗竹屋，清静萧散，自己则已成了罪犯，真有天上地下之别，不禁生出无限的羡慕。后在黄州，《与杜几先》云：

八月初，就逮过扬，路由天长，过平山堂下，隔墙见君家纸窗竹屋依然。想见君黄冠草履于药墟棋局间，而鄙夫方在缧绁，未知死生。慨然羡慕，何止霄汉。

行至宿州，得御史台的命令，要所在州郡，搜索苏家。其时他家眷口，已在赴南都的船上，州郡官望风承旨，居然派遣大批吏卒坐船追赶，中途将王夫人等的船只拦截之后，团团围住，细细搜索。苏轼于黄州《上文潞公书》中说：

轼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船搜取，老幼几怖死。既去，妇女皆恚骂曰：“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烧之。比事定，重复寻理，十亡其七八矣。

元丰二年（1079）八月十八日，始入台狱。

四　勘问

苏轼在御史台狱，被关在“知杂南庑”一个独居的囚房里。这囚房，非常狭窄而且阴暗，据他自己记述（《晓至巴河口迎子由》诗），住在里面，一举手，一投足，就会碰上阴湿粗硬的墙壁，仰起头来，屋顶上开的一个天窗，还不到一片席子大，整个囚房，就像一口百尺深井。这个名满天下的诗人，就蜷缩在这个不见天日的井底，死生莫卜，“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等待别人宰割。

要人坐罪，需有证据，要兴大狱，需先掌握丰富的资料，所以御史台人，在这方面，做了甚多努力。何正臣随状缴进了坊间出售的木版印本，舒亶所缴进的是“印行四册”，另又检会送到题名“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全册”，这三种都是市上的通行刊本。其余，散落在有关人士手上，尚未刊印的，一定还有很多，不能遗漏，所以御史台复行文州郡，收取境内苏轼所遗诗文，如诗集自注说：“仆顷以诗得罪，有司移（文）杭取境内所留诗，杭州供数百首，谓之诗帐。”即是一例。

如此大力搜索，然后一条一条取来勘问，堂下的罪人，自然有避讳的，也有遗忘的，就三番四覆地寻根究底，逼得你非承认他们的曲解，否则就没个完结。

苏轼八月十八入狱，二十日开始问案，苏轼初供：“除《山村五绝》外，其余文字，并无干涉时事。”

勘状指责他“虚称别无讥讽嘲咏诗赋”。于是御史台就移文有关地方的政府机构，向各关系人问证。在如此严厉的情况下，还有何人敢于隐讳，即使片言只纸，也都一一缴纳。兹就勘状中所说的，举二事为例。

关于王诜部分，据说苏轼曾将“开运盐河诗”寄与王诜，起初隐讳不答，于是他们就委任其他人员向王诜问证，王诜不敢隐瞒，就将此诗缴出，为此一诗，苏轼于九月二十三至二十七日间，被足足问了五天，“方具实招”。

如寄黄庭坚诗、书信及祭文同文，问官根据目录查询，认为苏轼口供，“其间有隐讳未尽”，就行文北京留守司向黄庭坚取问、根验，弄到苏轼手书原件，当堂叫苏轼自认，然后轼方“尽行供认”。诗中苏轼自比为道旁苦李，以无用自全。祭文中“道之难行，哀我无徒。岂无友朋，逝莫告予”。都被勘证是谤讪朝政的证据。

苏轼在杭州时，八月十五观钱塘潮，在安济亭上题有一诗：“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他们取到了，苏轼在台供称是说盐法为害，而他们则判认为讥讽皇上好兴水利，而事不可成。唯有指他“谤讪君上”，才能将他陷入“大逆不道”的死罪中去。状称“逐次隐讳不说情实”，足足问了两天，“再勘方招”。

勘查“司马光独乐园”诗，指苏轼前供，“不合虚称无有讥讽，再勘方招”。而御史老爷认定：四海苍生希望司马执政、陶冶天下，即是讥讽现在执政者，不得其人；又说司马光反对新法，与苏轼意思相合，所以他说新法不便，朝廷终当起用司马，希望不要如此喑哑不言，要如以前一样起来攻击。这段解释，煞费苦心，充满强烈的挑拨性，不但要使苏轼坐罪，且欲激怒皇上和宰辅，把司马光也拉扯出来。

如“送范镇往西京”诗“小人真暗事，闲退岂公难”，说苏轼意在讽刺今时小人，以小才而享大位，暗于事理，以进为荣，以退为辱。又说“言深听者寒”是赞扬范镇昔日反对新法的激烈言论，使听者恐惧，蓄意鼓励反动，这也是想把范镇一起拉出来的一个伏笔。

像这样一条一条的勘问笔录，都辑录在南宋人编印的《乌台诗案》一书中，其第一部分举名条录者，有王诜、王巩、李清臣、章传、周邠、苏辙六人，共六项，其余杂举三十余条，多不胜举，详见《施注苏诗》每诗的注中。

以苏轼写作的丰富，像这样一字一句、追根究底地勘问，为日不足，继以夜审，只差当时还没有的探照灯外，简直就是“疲劳审问”，任你铜筋铁骨，到头来只有一概招认，苏轼能不精神崩溃，还幸是天赋独厚！

而且，这批忠贞无比的台官们，技不止此，你若不认，他们还要大声辱骂，甚至扑打，用来逼供。这是苏颂传说下来的。其时，苏子容为开封府尹，治陈世儒狱，言官们诬为宽纵，是年秋，亦自濠州逮赴台狱，尝自赋诗十四篇，诗前有序曰：

子瞻先已被系，予昼居三院东阁，而子瞻在知杂南庑，才隔一垣。

所以声息尽闻，整夜听到隔墙拷问逼供的吵闹，诗曰：“遥怜北户吴兴（湖州）守，诟辱通宵不忍闻。” 9

硬的不肯就范，还有软的“诱供”，同时人的孙升传说：

子瞻得罪时，有朝士卖一诗策，内有使墨君事者，遂下狱。李定、何正臣劾其事，以指斥论，谓苏曰：“学士素有名节，何不与他招了。”轼曰：“轼为人臣，不敢萌此心，却未知何人造此意。” 10

在此酷虐的勘问阶段，李定是奉诏的主审之一，以为像苏轼这样的人物，今也落入我手，不禁气焰万丈，飞扬跋扈起来，盈廷朝士，都不敢问及此案，也没有人敢和他说话。李奉世告诉王巩道：有一天，李定在崇政殿的殿门外，大伙儿一起等候早朝，李定忽然跟同列的官员道：“苏轼确是奇才！”

别人不知其意何在，不敢搭腔，他自言自语道：“一二十年前所作诗文，引经援史，随问随答，无一字差错，此非奇才而何？” 11

语毕，他独自叹息久之，空气非常凝重，众皆默不作声。

五　审理

御史台根勘所就其两个月间酷烈的勘问后，作成“勘状”，性质类似现在司法检察机关的起诉书。首先记录苏轼的五代和仕历，历官的举主。再记述苏轼任凤翔签判日，为中元节不过知府厅，罚铜八斤；任杭州通判日，不举驳王文敏盗官钱，官员公按，罚铜八斤等两次过失记录外，别无前科。

宋制，一般罪犯，只问三代，而苏轼一进台狱，首即讯问五代，并问有无誓书铁券 12  ，只有死囚才如此问法，他们显然是故意恐吓。被捕前，皇甫僎的态度也是如此，可见是有计划这样做的。

论苏轼的犯罪动机与目的，则曰：“登科后，入馆多年，未甚进擢，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见与轼不同，以此撰作诗赋文字讥讽，意图众人传看，以轼所言为当。”（《乌台诗案》）换句现代话来说，则是替他安上了一个“写作并传播反国谋叛的语言文字”的罪名，其责不轻。

其次，列举与苏轼相识的张方平、王诜、司马光、范镇等二十四人，认为“其人等与轼意相同，是与朝廷新法时事不合，及多是朝廷不甚进用之人，轼所以将讥讽文字寄与”。而这些人收受苏轼的讥讽文字，又不申缴有司官署，也该一并问罪。

最有趣的是状内详细叙述王诜与苏轼往来的事实，如王诜累次送酒食茶果与苏轼，又送弓一张、箭十支、包指十个，苏轼托王诜令人裱背画幅三十六轴，没有付钱；苏轼赴杭州通判任，王诜送他茶、药、纸、笔、墨、砚、鲨鱼皮、紫茸毡、翠藤簟等；如赴徐州任时，送他羊羔儿酒四瓶、乳糖狮子四枚、龙脑面花象板、裙带系头子、锦缎之类，都一一详列如清账，都是罪状。苏轼为嫁甥女，向王诜借钱二百贯，后又续借一百贯，自后未曾归还；又苏轼代相知僧人，托王诜代求师号、紫衣、祠部度牒等，也全列入罪状之内。

其实，他们预定王诜为仅次于苏轼的第二号打击目标，只因没有可以罗织的材料，就堆砌了一车废话，说明一点：与苏轼交往亲密，即是“罪行”。

如勘状引王巩言：“真宗时，朝里尊礼杨大年，时人称之。今王诜尊礼子瞻，亦同大年。”这也是苏轼遭人嫉视的原因之一。

王诜从前因赵世居谋叛案被牵涉案内，也曾登殿应讯，问完话，他向神宗抱怨道：“今后不敢与人往还了。”皇上论曰：“如温良之士大夫，往还亦自无害。”

苏轼后来听说，曾取笑王诜道：“次第自家是不温良的也。”原来他又误交了不温良的苏轼。

与王巩关涉的，乌台诗案只能举出王巩至徐州访苏时，带来张方平诗稿一卷，封面题作《乐全堂杂咏》，苏轼题诗卷末被指为以荒林废沼比朝廷新法，致有人物衰谢，风俗虚浮之叹，皆是胡牵乱扯。本来亦不关巩事，但后来处分，王巩得罪独重，远贬广南，盖因他们原想打击张方平，而方平三朝元老，敢做敢说，不是一个好惹的人，所以就将他的女婿王巩，做了代罪的羔羊。北宋政事的混乱与腐败，至熙丰之世，处处暴露无遗。

李清臣奉差编修国史，苏轼赋诗赠行，有“付君此事宁论晋，载我当时旧过秦”，谓苏轼于仁宗时，曾进史论二十五首，指他妄以贾谊自比，意欲清臣于史中著载其事。

与苏辙诗，举“至今天下事，去莫如子猛”，称其辞卸制置条例司职务之勇决；又“眼看时事力难胜，贪恋君恩退未能”，说自己才力不胜，也都是“谤讪”或“讥讽”。

赠孙觉诗“若对青山谈世事，直须举白便浮君”，指苏轼叫人莫谈国事，亦成罪状，竟是“没有不说话的自由”，诛心曲解，何所不至。

他如与章传、刘述、周邠、刘攽、李常、僧道潜（参寥）、陈襄、刘恕、曾巩诸人唱和之作，送钱藻、蔡冠卿，扬州赠刘挚、孙洙诗，为僧居则作《大悲阁记》，为王巩作《三槐堂记》，为王安上作《公堂记》，作《灵壁张氏园记》《后杞菊赋》等，说苏轼俱已招认，“有此罪愆，甘服朝典”，云云。

苏轼在狱中，日被群小肆意虐侮，又遭那么残酷的勘问，自问决不能堪。一说，他曾将常服的青金丹，埋藏土内，以备有一天必须死时，则一次服下，足可自杀。

有一狱卒，叫梁成，极富仁心，苏轼日常生活，他都非常帮忙。苏轼有寝前洗脚的习惯，梁成每天夜里都为苏轼烧壶热水。苏轼看他诚恳，托他道：“轼必死，有老弟在外，我写成两诗，托你送给他，以当诀别。”梁成安慰他道：“学士必不致如此。”轼说：“假使我万一获免，则无所恨。如其不免，而此诗不能送到，则死不瞑目矣。”

梁成就慨然接了下来。 13

那两首诗，冠以长题曰：“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二首：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苏轼入狱后，杭州父老感念这个好官，为作解厄道场，祈祷神灵保佑他平安无事。苏轼深受感动，自以为生不能再至杭州，希望死后能够葬在西湖山上。

梁成将此二诗，秘藏枕内，到苏轼出狱时，送还说：“还学士此诗。”苏轼抱头伏案，自不忍读。

苏轼在台狱，受尽折磨，熬过两个月，总算勘问审理完毕，御史台于十月上旬，撰成勘状，奏请皇帝批示。

六　论救

苏轼被逮赴狱，苏辙即上书皇帝，乞纳在身官以赎兄罪，通篇文字，非常谨慎，但情实融会，很能使人感动，真是《栾城集》中上乘之作。其大要曰：

……臣窃思念，轼居家在官，无大过恶。惟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前后上章论事，其言不一。陛下圣德广大，不加谴责。轼狂狷寡虑，窃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顷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托兴，作为歌诗，语或轻发，向者曾经臣僚缴进，陛下置而不问。轼感荷恩贷，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复有所为，但其旧诗，已自传播，不可救止。

轼之将就逮也，使谓臣曰：轼早衰多病，必死于牢狱，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为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虽龃龉于当年，终欲效尺寸于晚节。今遇此祸，虽欲改过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无由。况立朝最孤，左右亲近，必无为言者。惟兄弟之亲，试求哀于陛下而已。

臣不胜手足之情，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但得免下狱死，为幸。

在京的朋友，以吏部侍郎致仕的范镇，得讯最早，御史台也知道他和苏轼之间关系非常亲密，以为必可从他那里得到许多资料，首先向他索取往来文字。来势汹汹，急如星火，景仁不顾一切，上书皇帝论救，他家子弟怕这老人会被连累，竭力劝止，他都不肯，可惜书稿没有留传。

以太子少师致仕的张方平，于苏轼被解送过南都后，也立即上疏皇帝，虽“僭越上言，自甘鼎钺”，也要老不忘国，论救苏轼，其辞略曰：

……早尝识其为人，起自远方孤生，遭遇圣明之世。然其文学，实天下之奇才。向举制策高等，而犹碌碌无以异于流辈。陛下振拔，特加眷奖，由是材誉益著。轼自谓见知明主，亦慨然有报上之心。但其性资疏率，缺于审重，出位多言，以速尤悔。顷年以来，闻轼屡有封章，特为陛下优容，四方闻之，莫不感叹圣明宽大之德。而尤轼狂易轻发之性，今其得罪，必缘故态。但陛下于天下生灵，如天覆地载，无不化育，于一苏轼，岂所好恶。……

今轼但以文辞为罪，非大过恶，臣恐付之狴牢，罪有不测。惟陛下圣度，免其禁系，以全始终之赐。虽重加谴谪，敢不甘心。……

方平撰写此疏，原欲附在京递的公文中一并进呈，而府官不敢承受，就叫他的儿子张恕亲赴京城向登闻鼓院投进。不料这位相公，愚而且懦，到得鼓院门前，徘徊瞻顾，畏缩不前，终于未曾呈进。后来，马永卿传其事曰：

子弟固欲其佳，然不佳者亦未必无用处。元丰二年东坡下御史狱，天下之士痛之，环视而不敢救。张安道在南京，愤然上疏，欲附南京递，府官不敢受，乃遣其子恕持至登闻鼓院投进。恕素愚懦，徘徊不敢投。东坡出狱，见其副本，因吐舌色动久之。问其故，东坡不答。后子由亦见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张恕力。或问其故，子由曰：独不见郑崇之救盖宽饶乎？其疏有云：上无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托，此语正是激宣帝怒耳，且宽饶正以犯许史辈有此祸，今乃再讦之，是益其怒也。且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文学实天下之奇才也，独不激人主之怒乎？但一时急欲救之，故为此言耳。

仆（永卿）曰：然则，是时救东坡，宜为何说？先生（安世）曰：但言本朝未尝杀士大夫，今乃开端，则是杀士大夫自陛下始。神宗好名而畏义，疑可以止之。 14

当时的情势是言官代表舆论，媒孽于下，皇上要做个尊重舆论的明主，不敢置之不理，只好诏令勘问。案狱既兴，就险不可测，凡与苏轼平日交好的朋友，个个都怀着“株连入案”的恐惧。除了退休的范镇、张方平外，谁还敢出头讲话？但是，公道自在人心，士大夫中到底还有“仗义执言”的少数，当朝的左相吴充，即是其一。

据传，有一天，吴充问皇上说：“魏武帝何如人？”

皇上曰：“何足道。”

“陛下动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其宜也。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以尧舜为法，而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神宗惊曰：“朕无他意，止欲召他对狱，考核是非而已，行将放出也。” 15

吴充这番话，说得非常有技巧。名士，代表一个国家知识文化的巅峰，倘如皇帝连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放言高论也不能容忍，竟至滥使政治权力而杀士的话，则后世的批评将是如何，不言可喻。这顶帽子比“尊重舆论”还要大，难怪神宗要大吃一惊了。

王安石的几个弟弟，都是很有学问的。安礼，字和甫，为人非常豪爽，也稍有点玩世不恭，从来不怕什么。苏轼祸作时，他为值舍人院同修起居注官，日与皇上接近，李定就怕他说话，先曾警告他道：“苏轼那么锐利地讥议新法，反对的是你家大哥，你可别说话。”安礼根本不理睬他，一日，对神宗非常率直地进谏道：

“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苏轼以才自奋，以为爵禄可以立取，但自来碌碌如此，心里不免觖望。今一旦致于理，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

帝曰：“朕本来不欲深谴，将为卿赦之。但去，勿泄漏此言，轼方贾怨于众，恐言官们要为此加害于你。” 16

此外，苏轼的最大救星，是神宗的祖母——光献太皇太后曹氏。

苏轼陷狱之初，太皇太后已在病中，接连几日，看到皇上神色颇不愉快的样子，便问：“官家何事数日不怿？”

“更张数事，皆未能就绪。有苏轼者辄加谤讪，甚至形于文字。”

“莫非就是轼、辙兄弟？吾尝记仁宗皇帝当年策试完毕后，回到宫来，喜道：朕今日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二人，虽我老矣，已不及用，朕将留遗后人。” 17

太皇太后问这二人现在何处，皇上对以苏轼现方系狱，曹太后说：“以作诗系狱，得非受了小人中伤。攈至于诗，其过甚微，吾已病矣，不可再有冤滥，致伤中和。”说着，这病中的老太太流下泪来。

神宗天性纯孝，事两宫，晨昏定省，必恭必谨。听了太皇太后的话，心中一震，一边恭答道：“谨受教。”一边也流下泪来。

十月间，太皇太后的病势已很沉重，神宗要大赦天下为太皇太后求寿，太后说：“不须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就够了。” 18

十月十五日，皇上以太皇太后“服药”，降诏：“死罪囚流以下，一律开释。”

在狱中的苏轼听得这个消息，恍如黑室中透进一线曙光，作诗曰：“汉宫自种三生福，楚客还招九死魂。”但是，即使真能生出狱门，“纵有锄犁及田亩，已无面目见丘园”，仍是不知如何是好。

十月二十日，太皇太后光献曹氏崩逝，苏轼以罪人不许服丧，“欲哭则不敢，欲泣则不可”，故作挽词两首，其第二章自维身世，非常沉痛。如曰：

未报山陵国士知，绕林松柏已猗猗。

一声恸哭犹无所，万世酬恩更有时。

梦里天衢隘云仗，人间雨泪变彤帷。

关雎卷耳平生事，白首累臣正坐诗。

勘问已毕，苏轼在狱中，日对四壁枯坐，偶得望见铁窗外杂植的榆树、槐树和竹、柏，默默苦吟，以遣时日。咏榆曰：“谁言霜雪苦，生意殊未足。坐待春风至，飞英覆空屋。”咏竹曰：“萧然风雪意，百折不可辱。风霁竹已回，猗猗散青玉。”诗中对于身受的冤酷，毫无怨怒之意，认为只要立身坚强正直，任何摧残打击，都会过去，他是那么坚忍不拔地坐待春风之至。唯有高槐树上哀鸣的寒鸦，不免给他带来惊心的凄楚，咏槐诗曰：“栖鸦寒不去，哀叫饥啄雪。破巢带空枝，疏影挂残月。岂无两翅羽，伴我此愁绝。”

牢狱，固然有生命被强制停滞的悲哀，但是贫穷本身却是更大的罪恶，破巢之下，一家老幼的饥寒，茫茫来日，不堪设想。夜间，听着树上的饥鸦，声声聒噪，心寒的苏轼，不禁毛骨悚然起来。

七　定谳

御史台勘状奏上后，十月十五日奉御批：“见勘治苏轼公事，应内外文武官曾与苏轼交往，以文字讥讪政事者，该取会问验看若干人，闻奏。”

但是，在此同一日，因太皇太后患病，肆赦天下的诏令也发表了，假如不问死罪，苏轼至少已无生命之忧，大家松了一口气。而中书省复奏：该案内收受苏轼有讥讽文字，不申缴入司者，计有王巩等二十九人；承受无讥讽文字者，计有章传、苏舜举等四十七人。

十一月三十日结案，御史台具状申奏，神宗派遣发运三司度支副使陈睦赴狱录问。

杭州有王复秀才，世代业医，家在候潮门外，大门前有两棵桧木，枝叶繁茂，数百年的古树，苏轼在杭时，为王复赋此诗。群小于勘状外后又搜获得此，先于台狱里，问过苏轼：“蛰龙有无讥讽？”

轼回答得非常巧妙：“王安石诗：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此龙是也。”

狱吏就不敢往下再问。 19

这时候，李定、舒亶辈功败垂成，非常着急，只有再想办法激怒神宗，要把他搞到大逆不道的死罪，就不入赦免之列。于是就想用双桧诗这条新证据，由右相王珪（禹玉）于进见皇上时，忽言：“苏轼于陛下确有不臣之意。”

神宗改容道：“卿何以知之？”

王珪就举出轼作双桧诗内，有“根到九泉无曲处，此心惟有蛰龙知”句为证，对曰：“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知于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

神宗道：“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章惇在旁，接口疏解道：“龙者，非独人君，人臣俱可以言龙也。”

神宗也说：“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

王珪语塞，退朝后，章惇诘问王珪道：“相公乃欲覆人家族吗？”

珪曰：“这是舒亶说的。”

章惇气愤得大嚷道：“舒亶的口水也可以吃的吗！” 20

即此之故，苏轼非常感激章惇，后在黄州致章子厚书，有曰：“一旦有患难，无复相哀者，子厚平居遗我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救恤之，真与世俗异矣。”即是指此。

王珪，字禹玉，四川华阳人，一向盘踞在翰林院里，受知于英宗，掌内外制者十五年，为诗文好用金玉锦绣字样，时人讥之为“至宝丹” 21  ，而他自以为文章独步天下，不料后起的苏轼，文名掩盖了他的光彩，非常嫉视，一定不能让他出头。

政治上，他只是一个庸俗的官僚，只要高官厚禄。王安石势盛时，他就竭力逢迎他，传说有这样一个笑话：

一日，珪与安石同侍朝，有一只大虱子从安石的襦头上，爬到须上去了，皇上看到，笑了一笑，安石并不知道。

退朝后，王珪指以告安石，安石命侍从来捉它，珪说：“不可轻去，辄献一言，以颂虱之功。”

“如何？”安石问，珪应声曰：“屡游相须，曾经御览。” 22

现在，安石退休了，他所推荐自代的吴充却事事要与他为异，所以依附王安石的这一辈丧家之犬，就群归王相国之门，他也利用他们，增进自己的政治地位，原是非常自然的情势。

诏派陈睦复审，录问无异，罪名是以文字谤讪朝政及中外臣僚，该处徒刑二年，案在大赦期中，应蒙恩赦。

这个结论，使李定、舒亶等大为着慌，于是李定再进言道：

轼起于草野，垢贱之余，朝廷待以郎官、馆职，不为不厚。所宜忠信正直，思所以报上之恩。而乃怨未显用，肆意纵言，讥讽时政。自熙宁以来，陛下所造法度，悉以为非。古之议令者，犹有死而无赦。况轼所著文字，讪上惑众，岂徒议令之比？轼之奸慝，今已具服，不屏之远方则乱俗，再使之从政则坏法。乞特行废绝，以释天下之惑。

御史舒亶则已迹近疯狂，不但认为牵连入案的王诜、王巩都罪不容诛，甚至因收受讥讽文字，不申入司的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也都该杀头，其言曰：

驸马都尉王诜，收受轼讥讽朝政文字及遗轼钱物，并与王巩往还，漏泄禁中语。窃以轼之怨望，诋讪君父，盖虽行路，犹所讳闻。而诜恬闻轼言，不以上报，既乃阴通货赂，密与燕游。至若巩者，向连逆党，已坐废停（定国曾被牵入赵世居谋叛案，被追两官勒停）。诜于此时，同罣论议，而不自省惧，尚相关通。按诜受国厚恩，列在近戚，而朋比匪人，志趣如此，原情议罪，实不容诛，乞不以赦论。

又言：

收受轼讥讽朝政文字人，除王诜、王巩、李清臣外，张方平而下凡二十二人，如盛侨、周邠辈，固无足论。乃若方平、司马光、范镇、钱藻、陈襄、曾巩、孙觉、李常、刘攽、刘挚等，盖皆略能诵说先王之言，辱在公卿士大夫之列，而陛下所当以君臣之义望之者，所怀如此，顾可置而不诛乎？

神宗不失为一个颇有理性的人主，对于舒亶这番狂言，极抱反感，置之不理。不过，他自来听多了毁谤苏轼的话，心中不能无疑，但他相信凡人做了错事，心里总有愧疚，不免恐惧，这种内心的罪恶感，亦必将有焦躁不安、言行失常的形迹流露于外，若能一切坦然，即是问心无愧之人。他又想，一个喜欢谤讪他人的人，身陷狱中，必多怨言，所以到了这件案狱必须决定处分时，神宗就秘密派遣一个小黄门去狱中察看苏轼的动静。

这件事太戏剧化了，不容易使人相信，但《春渚纪闻》的作者何薳是根据他的父亲何去非亲耳闻于苏轼的记述，而去非又是宋代杰出的兵学家，是苏轼谈兵的好朋友，去非撰《备论》一书，也由苏轼具状进呈朝廷，这父子二人都不是编造故事的人，似乎可以信有其事。

据何去非说，元祐中苏轼出知杭州，邀去非与刘景文（景文也是武官）同游西湖，亲聆苏轼对景文道：“某今日余生，皆裕陵（神宗）之赐。”景文问其故，轼续言道：“某被逮系御史狱，审理毕，案已奏上。这一晚上，夜鼓打后，某方就寝，忽见一人排闼而入，投箧于地，就席地枕箧而卧，到了四更时分，某熟睡中，被人摇醒，他连声道：‘贺喜学士，贺喜学士！’我转侧间，问是怎么，他说：‘安心熟寝就好。’此人即匆匆挈箧而出。后来我才知道，狱案结奏后，舒亶这帮人还在皇上面前竭力攻讦，非欲置之死地不可，而皇上却并无深罪之意，秘密派遣一个小黄门来，察看某起居情状，适某熟睡，鼻息如雷，他就以所见驰报皇上，皇上顾谓左右道：‘朕知苏轼胸中无事者。’” 23

于是，神宗就自禁中特遣冯宗道赴御史台覆按本案，归报后，即行定谳。所为处分是：

一、苏轼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

二、绛州团练使、驸马都尉王诜，追两官，勒停（勒令停职）。

三、著作佐郎、签书应天府判官苏辙，监筠州盐酒税务。

四、正字王巩监宾州盐酒务，令开封府差人押出京城，督促赴任。

五、收受有讥讽文字而不申缴官司者，二十二人，各罚铜有差（宋制，犯罪官员可纳铜赎罪）：计张方平、李清臣各罚铜三十斤；司马光、范镇、钱藻、陈襄、刘攽、李常、孙觉、曾巩、王汾、刘挚、黄庭坚、戚秉道、吴琯、盛侨、王安上、周邠、杜子方、颜复、陈珪、钱世雄，各罚铜二十斤。

六、收受无讥讽文字者，不罪。

苏轼于八月十八日入狱，至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狱，历时四个月又十二日。

据南宋诗人周必大说：元丰己未东坡所供诗案，南宋时已经有印本行世，题为《乌台诗案》。原供真迹，在靖康之变时台吏随驾携至扬州，张全真时为御史中丞，南渡后，取而藏之于家。

全真死，其子乞张丞相德远撰写墓志，割其半赠与德远为润笔。全真家余存的一半，周必大曾借来观看，全部都是苏轼亲笔所写，凡有涂改，皆一一画押于下，而每页纸幅上端，都盖有御史台的大印，是正式的公文档卷。 24

历时千年，此一档卷真迹，当然早已泯灭，即印本的《乌台诗案》，亦不易得见 25  ，而施（元之）注苏诗，逐一系于诗下注中，可以寻绎，但是宋人喜欢穿凿附会，其间杂说甚多，不见得都是真实。

不过，此案本身，原是基于曲解和罗织，故入人罪，所以如何取证，如何判断等，也就并不重要了。

元祐时，苏轼为避谤乞外，状奏平生，溯述此事的前因后果，则非常鲜明平实，引以为结。

……昔先帝召臣上殿，访问古今，敕臣今后遇事即言。其后臣屡议事，未蒙施行，乃复作为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诽谤，然犹有近似者，以讽谏为诽谤也。

臣得罪下狱，定等选差悍吏皇甫遵（遵通僎）如捕寇贼。即与妻子诀别，留书与弟辙，处置后事，自期必死。过扬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监守不果。到狱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狱，有所约敕，故狱吏不敢别加非横。臣知先帝无意杀臣，故复留残喘，得至今日。

1  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引王铚《元祐补录》。

2  〔宋〕魏泰：《东轩笔录》。

3  〔宋〕周煇：《清波杂志》。

4  〔宋〕魏泰：《东轩笔录》。又见《邵氏闻见录》。

5  〔宋〕孔平仲：《孔氏谈苑》。

6  〔宋〕朱彧：《萍洲可谈》。

7  〔宋〕苏轼：《东坡志林》。又郑景望《蒙斋笔谈》。

8  〔宋〕孔平仲：《孔氏谈苑》。

9  〔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

10  〔宋〕刘延世：《孙公谈圃》。

11  〔宋〕王巩：《甲申杂记》。又王称《东都事略》同。

12  〔宋〕朱彧：《萍洲可谈》。“誓书铁券”乃皇帝颁与功臣享受某种特权之铁契，左颁功臣，右藏内府，取券合之，推其功而赦减其罪。

13  〔宋〕孔平仲：《孔氏谈苑》。

14  〔宋〕马永卿：《元城语录》。

15  〔宋〕吕本中：《杂说》。

16  〔明〕商辂：《续资治通鉴纲目》。

17  〔宋〕方勺：《泊宅篇》。《贵耳集》同。

18  〔宋〕陈鹄：《耆旧续闻》。

19  〔宋〕叶梦得：《石林诗话》。

20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21  〔宋〕王直方：《王直方诗话》。

22  〔宋〕彭乘：《墨客挥犀》。

23  〔宋〕何薳：《春渚纪闻》。

24  〔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

25  《乌台诗案》有“函海本”（宋朋九万撰）及“学海类编本”（宋周紫芝撰）。

第六章　黄州五年

一　出狱赴黄

苏轼自元丰二年（1079）八月十八日在湖州任上被捕，囚禁于御史台狱，直至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才获开释，历时一百余天。出狱之日，已经年尽岁除，迎头碰上了元丰三年的新岁。

虽说已经出狱，然而他所获得的自由，也极有限。贬谪黄州，诏令规定“本州安置”，恰如现行法上的限制居住，不得擅离州境。这且不说，即以出狱当时而言，按照规定，被贬谪的罪官，必须奉诏即行，不得逗留京城，而苏轼更被裁定：“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此身更不自由。然而人经苛酷的锻炼之后，但得生出狱门，不啻重见天日，像是在陷阱边缘，挣扎得了自己的性命，其他一切都可完全抛开，禁不住内心充满这一阵子的兴奋，一口气做了两首诗。其一曰：

百日归期恰及春，余年乐事最关身。

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啅人。

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

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苏轼此行，以谪官被“责授”为检校水部员外郎，尚书省六部内，郎中之下置员外郎，那是十九品官阶中最低的一级。职名虽是黄州团练副使，应该是佐理该州兵役事务的小官，然而附有规定，“不得签书公事”，所以也只是一个空衔而已。虎口余生的苏轼，对于这些，满不在乎，自誓将来如有完全恢复自由的一天，再也不能矜才使气了。这时候，心里最大的疙瘩，一是如何安顿寄住在苏辙那里的家眷，二是苏辙为他赎罪，被贬江西筠州监酒的遗憾。所以次章诗说：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

堪笑睢阳老从事，为余投檄向江西。

写完后，念了一遍，然后掷笔叹道：“怎还不改？”

出狱后忽忽过了一天，元丰三年（1080）的新正元旦，汴梁城中，家家都在欢度新年，繁华满眼，苏轼却必须检点行囊，只有长子迈陪从，被御史台的差役押着，匆匆忙离开京城，踏上了严寒的征途。

兄弟两家，同时面临播迁的动乱。发难当时，苏轼家小二十余口都送到南都老弟家去寄住了。小苏家庭负担一向很重，欠了很多债，现在又须贬官筠州，做老哥的是决不能再将眷口继续拖累他的了。第二件心事是他们的亲戚又是好友的文同，上年正月在陈州任所病故，至此已将周年，只因没有盘费，无法运柩回蜀，一家人流寓陈州，停灵在堂，束手无策，苏轼认为这是他们的责任。

眼前这几桩心事，必须与他的弟弟当面商处。苏轼倩人通知，约他赶来陈州文家相会。陈州即今河南淮阳，距离京城约有三四天的路程，是去黄州的中途站。苏轼于正月初四到达文家，一进门，只见素帷穗帐，一片凄凉，苏轼拜祭了灵堂，对文同的遗孤——包括娶了苏辙女儿的文家老四务光（逸民）一一加以抚慰。虽然生死存亡的悲哀在咬啮着他的胸膛，但总不忍在痛苦的人前，轻易把自己的眼泪流出来，他和文逸民携手河堤，赠诗作别时说：“……君已思归梦巴峡，我能未到说黄州。此生聚散何穷已，未忍悲歌学楚囚。”在这细微处，都可体会一个饱经忧患者的用心深处。

他在文家等了六天，初十日苏辙从南都赶两百里路来到，兄弟祸后重见，自然有说不尽的感慨。他们共同商量了家计的安排，筹定了文同归丧的办法……除了这些辛苦的计议外，做哥哥的很高兴看到老弟面色清润，两目炯炯有光，健康情形显然非常良好。夜间同卧一室，听见他在行气，腹间隆隆作雷声，知他养生有得，欣然道：“子由必先我得道！”

苏辙推究这场祸患的来由，不得不竭力劝说他的老哥，今后务须力戒口舌，慎重笔墨，以免再惹是非。赢得他老哥自责道：

至言难服久，放心不自收。

悟彼善知识，妙药应所投。

贬谪去处当然是个荒僻落后的地区，苏辙更为他老哥今后的生活起居担忧，但是苏轼却有他的奇想，以为“我们兄弟两人，一个住在长江的西头，一个住在长江的东头，同在一水之上，倒也没有什么不便”。他又安慰他的弟弟说：今后一定“畏蛇不下榻，睡足吾无求”，从此安分守己，做个黄州老百姓，并无不好。

他们兄弟叔侄在文家聚晤三日，各人身上有事，不能再耽延了，遂于正月十四日与苏辙等人别了，父子二人被解差押着，策马径向黄州进发。十八日到了蔡州（今河南汝南），碰上一场大雪，朔风怒号，道途泥泞，这一路上的辛苦，自不待言。过新息（今河南息县东），顺道往访曾任黄州通守的世交前辈任师中（伋），未遇，就一马来到分界豫鄂边境的淮水，渡过淮河，才进入湖北境内。

渡淮，至加禄镇，天色已经向晚，苏轼父子就到镇上的驿所去歇马投宿。

在这样雪后阴寒的天气里，残破昏暗的驿所，到处发散着霉蒸的臭味，纵使是最能随遇而安的苏轼，也禁不住脊梁上一阵阵凛冽的寒意，而更使他冷彻骨髓的，是淮河一水相隔，从此与他所熟悉的中原和在中原的一切人事完全隔绝了。“麏鼯号古戍，雾雨暗破驿。回头梁楚郊，永与中原隔。”一种千里投荒的悲哀，不禁油然而起。不过，偶一回顾随行的儿子，那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神情非常坚定，似乎有一副铁石心肠足以面对任何残酷的现实，使这做父亲的人，心里安顿不少。

次日，继续旅程，行至光山县，听说县南四十里，有座唐神龙年间建造的净居寺，为光黄之间有名的胜迹，苏轼不免芒鞋竹杖，登山一游。竹影溪声里，顿觉四肢百脉，一身都是轻快，回顾狱中恐怖，想不到此生还有重游名山的今日，心里还很轻松。然而一到进入净居寺的大殿，向世尊菩萨低头下拜时，他的两眼却又毫没来由地流出泪来。

二十日度关山，山上有座春风岭，清溪回绕，梅花夹岸，这时候花开正盛，但半被东风吹落溪水中，冉冉流去。苏轼在这凄凉的旅路中，从来不言寂寞，但作《春风岭梅花诗》却说：

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

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

当他们过麻城，转入岐亭以北二十五里地方时，远远望见山上有人骑匹白马，张着青盖，奔驰而下，待到近前，只见此人头戴方耸高帽，在马上频频招呼，却是他的老朋友陈慥季常。

陈慥是苏轼任凤翔签判时的老长官陈希亮的幼子。陈氏有四个儿子，唯陈慥生性豪迈，自少就只歆羡朱家、郭解的侠行，挥金如土，不愿读书出仕，他是父亲心目中的浪子，却和苏轼最好。苏轼与他订交于岐山，其时他正与朋友骑马射猎，出入长林丰草之间。马上慷慨谈兵，意气如虹，自谓是一世的豪士。苏轼还记得一桩他的故事：某年，陈慥从洛阳回到家乡眉州青神县，携来一双艳丽如花的侍姬，让她们穿上戎装，青巾玉带红靴，各跨骏马，招摇过市，青神县是个非常保守的小城，没有见过这种场面，惹得乡人啧啧称奇。阔别多年，岂料在此穷途中，会与他不期而遇，难怪要惊喜得大叫起来：“啊，这是我的老友陈季常，怎么会在此地呢？” 1

陈慥也是一脸的诧异之色，转问苏轼为何来此。苏轼把遭遇情形，简略地告诉了他。陈慥听了，低头不作一声，然后仰天一笑，就此不提这事，但只邀请苏氏父子到他家去盘桓几日——时间变更一个人，可以使他脱胎换骨，今日的陈慥，已经不复是当年饮酒击剑的游侠儿，更不是当年携伎浪游的花花公子。他就住在这岐亭山上，学道求长生，过着“十年不见紫云车，龙丘新洞府，铅鼎养丹砂”的隐士生涯。

陈家只是山上一栋简陋的木屋，自号静庵。室内环堵萧然，绝对不能相信这是陈四公子的家宅。陈家原很有钱，河北有田，年可收帛千匹，洛阳的园林邸第，富丽不亚于王侯所居，现在何以忽然一寒至此，苏轼实在不解。然而陈慥本是奇士，一切不能以常理推度，且不说它。

陈慥好客有名，何况今天的来客是落难中的苏轼，全家上下，忙着张罗酒食，“抚掌动邻里，绕村捉鹅鸭。房栊锵器声，蔬果照巾幂”。如此热情招待，苏轼永远记得。 2

苏轼好酒，然而酒量并不好，何况本是一个旅途劳顿的人，饱食薄醉后，就坐在椅子上沉沉睡去，连头上的巾帻跌落了都浑然未觉，一直睡到天已向晚，才蓦然惊醒，醒来第一个烦恼是：“黄州并不算远，可惜就是没有朋友！”

苏氏父子在陈家休息了五天，不得不别了陈慥，继续上路。

自岐亭至黄州城，计程二日，必须在中途过宿一晚，他们寻到一座荒庙——禅智寺里去投宿。这座庙里的和尚都不知到哪里去了，阒无人迹。夜半，空洞而昏暗的佛殿中，老鼠到处吱吱地叫，殿外又萧萧瑟瑟地下起雨来。苏轼脑子里胡思乱想，辗转不能成眠，记起少年时，曾在一家村院壁上，见过一联断句：“夜凉疑有雨，院静似无僧。” 3  觉得深合此时此地的情景，便在铺上自作一绝：

佛灯渐暗饥鼠出，山雨忽来修竹鸣。

知是何人旧诗句，已应知我此时情。

二　初到黄州

苏轼父子于元丰三年（1080）二月初一日到达目的地，走在路上的时间，足足有半个月。

黄州在大江之湄，北附黄冈，地形高高下下，颇不平坦，公府居民，极其萧条。不过既为贬谪之所，自然是“大不胜处”，所以也毫不诧异。 4

一路来时，看见黄州城外江浒群山上，连绵不断的尽是竹林，俯望绕郭长江，风平浪静，心里便在盘算：这地方竹林那么多，竹笋一定很香很嫩，长江里活活泼泼的鱼鲜，不愁吃不到。吃的既然有了，其他都好办。至于做官呢？既已身为“逐客”，但还拥有一个水部员外郎的虚衔，他想到梁朝的何逊，唐朝的张籍，这两位前代诗人都曾做过此官，我又何尝辱没，作《初到黄州》诗，感觉非常满足，只有开头两句，可以解释为他平生只为“口食”奔忙，但也不妨解读为一生皆因“口舌”遭殃。原诗：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妤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5

苏轼新来乍到，没有落脚处，只得仍求寺院暂住——黄州的定惠院。定惠院坐落城中，不像禅智寺那样破落荒凉，院中薄有花木修竹的栽植，住持和尚颙师也很看重这位住客，给予种种方便。因为住在庙里，苏氏父子即在寺内搭伙，跟着和尚们一同用斋。

被贬谪的罪官，到达贬所，有两件正事要做：一是立即去向当地的长官“谒告”，有如现在的所谓“报到”，当时的黄州知州是东海人徐大受，字君猷，对他非常礼遇，一点没有遭受奚落；第二件事是要进上谢表，苏轼写得小心翼翼，但能将他自己的立身本末，不亢不卑地说得一清二楚，毫不沮丧。如言：

伏念臣早缘科第，误忝缙绅。亲逢睿哲之兴，遂有功名之意。亦尝召对便殿，考其所学之言；试守三州，观其所行之实。而臣用意过当，日趋于迷。赋命衰穷，天夺其魄，虽至仁屡赦而众议不容。……岂谓尚玷散员，更叨善地。投畀麋鼯之野，保全樗栎之生，臣虽至愚，岂不知幸。……

苏轼见过徐太守后，黄州无一熟人，没有地方要去，他在定惠院里，竟自实行陈州对苏辙说的那句话：“畏蛇不下榻，睡足吾无求。”关起门来，大睡其觉。人逢喜事精神爽，闷倒头来瞌睡多，大家都有过同样的经验，“昏昏觉还卧，辗转无由足” 6  。纵然勉强起来，出门走走，头脑还是昏沉沉的，醒不过来。

起初，他是白天睡觉，到了晚上，才一个人悄悄跑到寺外去散散步，有时也买杯淡而无味的村酿来润润喉咙。他竭力不使自己喝醉，只怕醉后乱说话。看似平静的生活，心里隐藏着恐怖的创伤，还在那里隐隐作痛。

“先生食饱无一事”，总不能整天整夜都睡在床上，就不免常到城中随处闲逛，但他的出入，不过如《与王定国书》所说：

某寓一僧舍，随僧蔬食，感恩念咎之外，灰心杜口，不曾看谒人。所云出入，盖往村寺沐浴及寻溪傍谷，钓鱼采药以自娱耳。

沐浴是苏轼日常生活中的癖好之一，此来黄州，常去城南安国寺洗澡，他在《安国寺浴》中别有感触：“尘垢能几何，翛然脱羁梏。披衣坐小阁，散发临修竹。心困万缘空，身安一床足。岂惟忘净秽，兼以洗荣辱。默归毋多谈，此理观要熟。”甚至像这样淡泊的感慨也不敢“多谈”，苏轼当时的精神生活，还一直在被禁制的状况中，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除此以外，他只得毫无目的地到处闲逛，不问是私家花园或是寺庙，他都“拄杖敲门”，要求进去看看。其中有两座私家园林，他最欣赏：一是尚氏园，园中竹林花木，修治得最好，藂枳花尤其出色，苏轼曾亲为此花图写；一为柯姓林园，倚山辟园，山上有一片老枳树林，开白花，香味清淡，颜色绝俗，常常使他徘徊树下，为之忘情。

更有一天，他漫步走到定惠院东的土山边，在某家杂花满开的篱落间，忽然发现花丛中竟有一株海棠，在春风中嫣然含笑，使他非常诧异。苏轼当年，海棠是西蜀濯锦江独有的名卉，成都燕王宫碧鸡坊的海棠尤为繁盛，范石湖词所谓“碧鸡坊里花如屋，只为海棠，也合来西蜀”，别地向无此花，像黄州这样偏僻的地方，土人又不知此花的名贵，怎么会有呢？这样想看，不知不觉就从海棠花的溷落黄州，移情到自己的身世上来了。他好像做梦一样，以为一定是天上的鸿鹄把海棠花的种子从西蜀衔到了黄州，遂使这空谷佳人，落入江城瘴地里，自苦幽独了。不轻易伤感的苏轼，“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海棠的艳影，一一化作自己的身形，对此不免流露了天涯流落的悲哀。据说，日后苏轼常常书写这首“海棠”诗来送人，先后不下数十本之多，可见这首诗中蕴藏着他深邃的感情。

从陈州回去后的苏辙，立即依照兄弟商定的办法，赶忙结束南都的工作，办完交代，然后携同两房眷口，自南都登舟，泛汴泗，出淮扬，过金陵，溯皖江，然后泊舟九江，叫自家眷口就在九江等待，他则亲自护送嫂氏、侄子以及哥哥家其他眷属人等，仍循水路前往黄州。

苏轼计算着他们的行程，也忙着准备接眷。虽说家眷来了，可以不再寄寓庙宇，但他却担心偌大一份家口的生活负担，所以心里实在也很怕他们到来，与章惇书中，坦白说道：

黄州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然轼平生未尝作活计，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而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现寓僧舍，布衣蔬食，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

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廪禄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不能不少念。……

转眼已是榴花照眼的季节，消息传来，苏辙率领的一家人都已到了磁湖（今湖北大冶），但为巨风大浪所阻，只得停船稍待。苏轼追怀陈州之别，几已半年，兄弟俩又将在黄州重见，一切恍恍惚惚，如在梦中，作诗代简，倩人往迎：

惊尘急雪满貂裘，泪洒东风别宛丘。

又向邯郸枕中见，却来云梦泽南州。

暌离动作三年计，牵挽当为十日留。

早晚青山映黄发，相看万事一时休。

苏辙答诗说：“黄州不到六十里，白浪俄生百万重。自笑一生浑类此，可怜万事不由侬。”一番被命运播弄的感慨。两天后，听说风浪过去了，苏轼即于五月二十七日黎明，坐船到离黄州二十里地的市集巴河口去接他们。

坐在船上，细细欣赏晨光曦微中的江水，浩淼的水面上笼罩着蒙蒙烟雾，显出一片宁静，小舟轻盈前进，犹如划破千顷碧绿色的玻璃。置身在这样自由美好的天地里，禁不住想起去年在御史台狱囚房里的生活，“去年御史府，举动触四壁。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他就在这井底，战战兢兢过了一百多天——“余生复何幸，乐事有今日”。他可以和家人团聚了，他几乎愿意在这江城终老了。 7

他曾有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假使苏辙也愿意住到黄州来，他将设法筹点钱，把柯氏园买下来兄弟共居，这个构想虽然美好，但不是现在的能力所做得到的。家眷来了，他不得不弄个住处，遂于二十九日搬进临皋亭去住。

临皋亭在回车院中。回车院是公家建筑，为三司按临黄州时所居的官邸，本来不是一个被谴谪的罪官可以住得的。据苏轼于迁住临皋亭后与鄂守朱寿昌书：

已迁居江上临皋亭，酌江水饮之，皆公恩庇之余波。

似是寿昌向有关方面代他关说，才弄到手的。但这房屋并不宽大，他又家口众多，住得非常拥挤。如同年夏，陈慥要到黄州来看他，他就曾为招待客人住宿，大伤脑筋，写信告陈说：“临皋虽有一室可憩从者，但西日可畏。承天（寺）极相近，或门前一大舸亦可居，到后相度。”要借僧舍，甚至是门前停泊的旧船来接待宾客，苏家房屋的迫促，实已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

临皋亭住屋虽然狭小，但是门外的风景却非常美。亭在江边水驿上，亭下八十余步便是大江，滔滔江水，自上游乱流西下，浪击江岸，涛声昼夜不绝。对岸就是樊口，景色幽美如画，苏轼闲常策杖江边，独自一人眺望天空渺渺的流云和江上起伏的浪涛，不能不使他感到天地何等寥廓，而人却这样的渺小与无助。

苏轼《与范子丰书》说：

临皋亭下，八十余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问子丰新第园池，与此孰胜？所以不如君者，上无两税及助役钱耳。

粗看他对于这种闲散的隐居生活，似已非常满足，其实那只是生活之艺术精神的一面。作为一个儒学者，淑世是其生命的本分，“虽云走仁义，未免违寒饿”，他可以毫不怨悔。但是“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满怀用世的热情又怎能轻易放下？所以当他的好友李常寄诗来慰问他的不幸时，他却大不以为然，复书直道儒者的责任时，又另是一副铁石心肠。如言：

示及新诗，皆有远别惘然之意，虽兄之爱我厚，然仆本以铁石心肠待公，何乃尔耶？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兄造道深，中必不尔，出于相好之笃而已。然朋友之义，专务规谏，辄以狂言广兄之意尔。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

非兄，仆岂发此！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诟病也。

身在冤诬谪废中，而犹有如此生气凛然的言语，这是苏轼道德勇气之所在，亦是其性格中坚忍不拔之一面。

苏辙将嫂氏一行送到黄州，顺从老兄的心愿，在黄州住了十天。在此短短十日中，兄弟俩去武昌游玩了寒溪西山寺，武昌县令招待了他们酒食。苏辙全家老小还在九江等他，不得不于六月初九，匆匆告别，苏轼相送至刘郎洑，饮别于王齐愈家。苏辙既行，空洞与寂寞又如浓雾一样，向苏轼重重包围过来，黄州又变成一片荒茫的沙漠了。

三　孤立于风雨沙洲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前举这阕《卜算子》，为苏轼初到黄州，寓居定惠院时所作。黄山谷论为：“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上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推美虽然绝至，但非真正知音，此作实是苏轼的“忧患之词”。当他寄居定惠院时，心理状态尚未恢复平静，每天必须等到夜晚，才独自溜出寺门，到附近走走，心如惊弓之鸟一样的惶惑和孤独。

人须有所不为而后才能有为，这是一个自由人所必须具有的品格。与一个过度世俗化的人不同，他不追求利禄，不在意世俗的荣辱，他只坚持他的价值观念和精神的自由。

忠于自己观念的人，不肯苟与人同，才能“拣尽寒枝不肯栖”，在一片诺诺声中，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遭遇排斥和放逐，几乎是必然的命运，这命运，就是“寂寞沙洲冷”。

残酷的政治迫害，使苏轼的心灵流血不止。这些时间里，他有意把自己封闭起来，宁愿忍受孤寒与寂寞的惩罚。

初到黄州寄居寺院那段时间，他是如此，后来虽然全家团聚，安居临皋亭了，而他那劫后余生的紧张心理，并不能够马上有所改善，依然在惶惧的情绪压迫下，自愿孤立于一切人事之外。《答李端叔书》说：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亲友不与他通问，是因为他的罪名太大，怕惹是非。即使他自己，亦何尝不怕“文字为累”。如此信之尾，他还再三叮嘱端叔：“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此书虽非文，然信笔书意，不觉累幅，亦不须示人，必喻此意。”

不敢作文字，也是一种“孤立”的刑罚。如当时曾有某人请他写篇燕子楼记，徐州为苏轼旧游之地，燕子楼又是那么凄艳的名迹，若在平时，苏轼如何能不援笔而起？现在毕竟无可奈何，只得很诚恳地辞了他的朋友，向他诉苦道：只要出口落笔，便被憎恶他的人们，拿来做“笺注”的依据，所以不能不“牢闭口，莫把笔”了。充分显示了在这种张眼便是荆天棘地的处境里，一个被迫害者的战栗与惶恐。

苏轼庆幸自己能够混迹渔樵，不被别人认识，每于酒后，则独自一人，布衣芒屩，出入阡陌，到各处漫游，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得“旷然天真”之乐（《答言上人》）。有时，他会在袖筒里笼着许多石弹子，到江边与人比赛投击江水，看谁能使石弹滑出水面最远。 8  有时在路边凉亭里歇脚，也会要求别人讲个鬼故事听听，假使那人说，没有鬼故事可讲，苏轼就求他：“姑妄言之也好。”旁人听他此言，无不哄然大笑。 9

距黄州知州官邸数百步，少西山麓有一片壁立的断崖，传说是周瑜大破曹军的古战场——赤壁，断石堆云，惊涛裂岸，风景最是优胜。是年八月六日夜间，天朗气清，他兴致特别好，便带了苏迈，划只小船，第一次夜游赤壁，其时适有杭州的辩才、参寥两位僧人所派的使者来黄州向他问候。游罢归来，他即乘兴写了一篇非常美的短记，当作复书，寄与参寥：

予谪居黄州，辩才、参寥遣人致问。时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涨，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间，风露浩然。所居去江无十步，独与儿子迈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乔木苍然，云涛际天，因录以寄参寥。使以示辩才，有便至高邮，亦可录以寄太虚（秦观）也。

自此，每遇风日晴和、江面浪静的日子，他就常常独自划船到那儿去捡沙滩的细石子。这地方的细石，往往温莹如玉，有深浅红黄各色，或有细纹如人指纹者，非常可爱。自己捡拾不足，又用饼饵换取这一带孩子们所拾来的，一共搜集了二百九十又八枚，大者如枣栗，小者如芡实，用古铜盆盛起来，注入清水，色彩缤纷，苏轼称之为“怪石供”，赠予在庐山归宗寺的了元禅师，这了元即是后来的佛印和尚，他们间的缔交似即在此时期。

苏轼在黄州最爱这个地方，数游之后，曾作《赤壁记》一篇，此为后来名作前后赤壁二赋的滥觞。

当一个人在行为上或意识里，一点也没有罪过的自觉，而忽然遭逢横祸时，就无法拒绝“命运弄人”的观念。命运这个观念，可以做受难者的精神避难所，相信命运就能相信宇宙确有一个超人的力量存在，这种力量具体而微的表征，即是世俗所说的“鬼神”，苏轼此时此际，乐于谈狐说鬼，并非是不可理解的迷信。

梁宗懔《荆楚岁时记》：

正月望日，作豆糜以祀门户。先以柳枝插门，随枝所指，以酒脯饮食及豆粥，插箸而祭。其夕，迎子姑神以卜。

这不但是荆楚地方的迷信，而且已经成了当地的节令行事。苏轼有个黄州新识的朋友潘丙来告诉他：本地有家郭姓侨户，扶乩降神最称灵验，苏轼还在来黄途中的这年正月十五，神已透露消息说：“苏公将至。”到了次年正月十五，苏轼便约潘丙陪他同去郭家参观。降坛的乩神，名叫何媚，字丽卿，莱阳人，生为寿阳李景之妾，被大妇于正月十五夜暗杀于厕所，天帝悯怜她，命为厕神。有问必答，如响斯应。她居然知道苏轼已经在座，乩言：请苏公稍留，她将赋诗作舞娱公。一霎时作诗数十篇，不但敏捷立成，而且皆有妙思，杂以笑谑。苏轼问：“某欲做一黄州百姓，可乎？”

神在粉盘上写出一首绝句：“朝廷方欲强搜罗，肯使贤侯此地歌？只待修成云路稳，皇书一纸下天河。”

再问：“予欲置一庄子，不知如何？”

神答：“学士功名立身，何患置一庄不得。”

子姑神也很好名，在应歌作舞后，再拜以请道：“公文名于天下，何惜方寸之纸，不使世人知有妾乎？”

苏轼果然为她作了《子姑神记》。

另有一次，他去汪若谷家，看箕帚穿上衣服的子姑，自称天神李全，以箸为笔，置笔口中，书写篆字。字虽不可识，但苏轼还是赞他“笔势奇妙”，为作《天篆记》。

郭家观乩后数日，苏轼到岐亭去看望陈慥，须在途中过夜，乃宿于团风镇，梦见一个和尚，破面流血而来，好像有话要讲，但又不说。醒来，不明何兆。到了岐亭，将这夜梦告诉了陈慥，次日与他相将入山，半路上见一庙宇，中有古塑阿罗汉一尊，仪状甚伟，但面目为人弄坏。苏轼还不曾联想到昨夜的梦兆，陈慥已先悟到：“这莫非就是你所梦见的和尚吗？”苏轼后来就将这尊罗汉运回黄州，嘱托安国寺的住持僧继莲雇工重新装修，左龙右虎，赫然是第五尊者的造像，就供奉在安国寺中，苏轼并出资“斋僧”，作《应梦罗汉记》。

此外如梦中采食古井上的石芝，还记得味如鸡酥，却比鸡酥甜；梦黑肥吏请他作《祭春牛文》；梦一美人给他雪水烹的团茶喝，为作回文诗；梦到西湖等，各各付诸吟咏，低徊不已。

梦和迷信，以现代人的理解，都是精神反射作用所产生的潜意识活动。梦是现实生活中缺憾的补偿，而迷信行为，则有填充心灵内部空虚的妙用。每个人暗中都有自己的梦，梦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人在游离现实内外的梦境中，获得一切意愿的满足。迷信神异，不但使彷徨无主的心神，得所寄托。人所遭遇的神异，往往只是自己痛苦的经验混合热烈的想象，在精神恍惚下所产生的情景。苏轼离群孤立，彷徨失措中，独多神异梦幻的奇遇，正是他心灵空虚，热情无所归着的反映。

然而，他到底受过严格的儒家训练，静定下来，反求诸己，检讨祸患所生，只归咎于自己的鲁莽与无知，不怨天，不尤人。《答李端叔书》云：

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𫍢𫍢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

此函最后一段，苏轼痛切指述：“才华外露”是做人的一种毛病。这是他从前虑所不及，而现在非常后悔的经验。他说：

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卅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

人须经历忧患，才能成熟。诗狱的锻炼，黄州的贬谪，在苏轼的人生历程中，非常关键。

然而，孤立的生活，无法填补精神空虚的症状，一个人颠三倒四的反省功夫，也只能增加自咎的痛苦，无助于心理创伤的疗治。他只觉得胸腔里这颗心，空荡荡地没处安放，彷徨、恐惧，甚至怔忡，怎么样的譬解和排遣，都归无用时，他想到用禅门静坐的方法，来求取解脱。

黄州城南五里那座安国寺，就是他一到黄州就经常去洗澡的那个庙宇，前后茂林修竹，郁郁苍苍，院内陂池亭榭，也都错落有致，景物幽静。苏轼每隔一两天，就到这寺里去辟室焚香静坐。静坐是禅门中从达摩祖师面壁以来，一项传统的功夫，禅的意义本来就是“静虑”，是在沉思默想中，获取“出神静观”的方法。坐禅这种训练，并非单是造成一种自我催眠状态去忘记痛苦，而是训练你学会如何清楚而明确地界定对一切事物的观念，从完全不同寻常的观点来作性行的自省，来看待外在的事物。坐禅的方法，是先使心灵集中于所观想的对象，使头脑冷静，心灵休息，排除任何现实世界中情感的混杂，以精神上的直觉主宰意志和情意，使于静定澄澈中，获得心灵的平衡，获得较高层次的意志，获得佛家所言“戒、定、慧”三学中的“定”和“慧”。

苏轼自言他实行静坐，为了“收召魂魄”，“求所以自新之方”，正与禅门静坐的目的相符合。据他实行的经验，确然很有效验，可以达到“物我相忘，身心皆空”的境界。苏轼说过：人如真能一念清净，则世俗的污染就如身上沾染的尘埃一样，纷纷自落，使你“表里翛然”，得垢秽尽去之乐。

苏轼好与僧侣做朋友，也很喜欢佛家思想，自到黄州，别的事物容易导生痛苦的联想，不能不竭力规避，所以一意只看释典。既然只读佛书，偶尔动笔，就自然流露些不会惹祸的佛家言语。如《与程彝仲推官书》云：

某与幼累皆安，子由频得书无恙。元修（巢谷）去已久矣，今必还家。所要亭记，岂敢于吾兄有所惜。但多难畏人，不复作文字，惟时作僧佛话耳。千万体察，非推辞也。……

苏轼勤读佛书，目的只求实用，用佛家的道理来排除一些心灵上的障碍，超脱黑白混淆的现实世界，自求解脱而已。他这种态度，在《答毕仲举书》里，说得非常坦白：

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若农夫之去草，旋去旋生，虽若无益，然终愈于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往时陈述古（襄）好论禅，自以为至矣，而鄙仆所言为浅陋。仆尝语述古：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

是年八月间，哺养苏轼和他亡姊八娘，在苏家服务三十余年的乳母任氏，时已七十二的高龄，大约是舟行跋涉之后，水土不服，忽然一病身故，苏轼为她营办丧葬，着实忙了一阵；同时得讯，苏辙回到九江，转赴高安任所未久，也殇掉了一个女儿；十月间又接到他的堂兄（苏涣的长子）子正（不欺）于九月间病逝成都任上的讣告。这一连串死亡的变故，使他对于生命的无常感触甚深。因此这年冬至时，他又向黄州天庆观的道士借得道堂三间，谢客燕坐四十九日，致王巩书说：“虽不能如张（方平）公之不语，然亦常阖户反视，想当有深益处。”仍是希望用静坐的方法来澄澈心里激荡起伏的痛苦。

像这样忽从佛寺，忽入道观，营营不倦的行动里，充分表示劫后余生的苏轼精神耗弱的痛苦。

四　朋友

苏轼未到黄州前，最大的心事是“黄州岂云远，但恐朋友缺”。幸而他有泛爱世人的性分，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 10  无贤不肖，都能欢然相处。所以到黄州未久，他就逐渐有了新交，有了重逢的故友。在他寄住定惠院之初，首与著作佐郎、新任监黄州酒税的乐京相识，吟诗饮酒，这是苏轼在黄州的第二个游伴。乐京于熙宁初年，为了反对助役法被撤了县令职，潦倒十年，这次到黄州来也还不久，两人都是因政治观念遭逢时忌的失意人，很快产生了友谊。

不久，有侨寓武昌车湖的同乡犍为王齐愈（文甫）、齐万（子辩）兄弟来访，危难中得见乡人，苏轼非常感动，后来自记其会晤情形，却是一篇绝妙的小品 11  ：

仆以元丰三年二月一日至黄州，时家在南都，独与儿子迈来，郡中无一人旧识者，时时策杖在江上望云涛渺然，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

居十余日，有长髯者惠然见过，乃文甫之弟子辩，留语半日，云：迫寒食，且归东湖。仆送之江上，微风细雨，叶舟横江而去。仆登夏隩尾高丘以望之，仿佛见舟及武昌，步乃还。尔后遂相往来，及今四周岁，相过殆百数。……

王家原是蜀中大地主，富有且慷慨，先世不知何故，远戍黄州，于是齐愈兄弟便落籍于此，把家中部分藏书都带了出来。苏轼每次过江去，都以王家为居停，他们杀鸡置酒地款待他，谈得迟了，不便过江，就在他家寄宿。

第一个从外地到黄州来看望他的老朋友是杜沂（道源），杜的儿子孟坚在武昌做官，他来探亲，不避时忌，带了特产酴醾花菩萨泉来黄求见，苏轼有如身在空谷而闻跫音，心里感到分外温暖。《致道源秘校书》中，特别强调这一点。如言：

谪寄穷陋，首见故人，释然无复有流落之叹。衰病迂拙，所向累人，自非卓然独见，不以进退为意者，谁肯辱与往还？每惟此意，何时可忘。

最重要的是他结识了三个本地朋友，虽说是市井中人，但比一般士大夫更讲义气，肯为朋友卖力，苏轼在黄州五年，得到他们的照顾不少。三人中最先认识的是潘丙，字彦明，在对江樊口开个酒坊，虽然本是考不上进士的举人，但已绝意功名，卖酒为业，几乎无日不和苏轼相见，他哥哥潘鲠、弟弟潘原也都与苏轼成了朋友。鲠子大临（邠老）、大观，都是后来江西诗派的大将。

由潘丙介绍，所结识的另两个市井朋友：一个古耕道，新平人，苏轼虽然说他椎鲁无文，但却真诚纯朴，喜欢揽些地方公益事情来跑跑腿儿，人头很熟；还有一个叫郭遘，字兴宗，原籍汾阳，自称是唐朝名将郭子仪的后裔，现在西市卖药。酒和药草都是苏轼平生喜欢的东西，很自然地和他们做了好朋友。苏轼后来开辟东坡时，得到这几位本地朋友的帮助很大，有诗记之（《东坡八首之一》）曰：

潘子久不调，沽酒江南村。

郭生本将种，卖药西市垣。

古生亦好事，恐是押牙孙。

家有十亩竹，无时容叩门。

我穷交旧绝，三子独见存。

从我于东坡，劳饷同一餐。

可怜杜拾遗，事与朱阮论。

吾师卜子夏，四海皆弟昆。

在士大夫中，苏轼最敬爱的那位刺血写经、毕生寻母的大孝子朱寿昌，当时恰在大江对面的武昌任鄂州太守，苏轼得住临皋亭，就是寿昌的帮助，尔后他更时致包馈遗，信使不绝。苏轼闲居无事，乘船到武昌去玩，访王齐愈兄弟外，经常做这位鄂守的座上嘉宾。

苏轼因寿昌联想起那个杂治诗狱的李定来，《东坡志林》有一则云：

蔡延庆所生母亡，不为服久矣。闻李定不服所生母，为台所弹，乃乞追服，乃知蟹匡蝉緌，不独成人之弟也。是时有朱寿昌，其所生母三岁舍去，长大刺血写经，誓毕生寻访，凡五十年乃得之，奉养三年而母亡，寿昌至毁焉。善人恶人，相去尔远耶！余谪居于黄，而寿昌为鄂守，与余往还甚熟，余为撰梁武忏引者也。

苏轼来时，寿昌托岐亭监酒胡定之送来羊面酒果一大堆，因此就与这位藏书甚丰的胡掾结识了。那个时代，借书很难，逐客求读不易。这也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苏轼是个好动的人，朋友往还，在他生活中居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又不大喜欢和家里的妇人们说话。还有一个与苏轼同时代人的记录说，自古功名之士，大都好动，不但勤于事业活动，就是平居无事，也一样静不下来。举例说，王安石、苏轼都是如此：安石平生，不喜欢坐，不是睡觉，就往外跑；苏轼也是这样，每天早晨起来，假使没有朋友来看他，就自己出门去寻访别人，倘或这一天没有客人来，自己亦无人可访时，就整日恹恹如病，毫无精神了。 12

苏轼住定临皋后，很希望岐亭邂逅的陈慥能够到黄州来看看他的新居，致书说：“何日决可一游郡城，企望日深矣。”陈慥隐居岐亭，距离黄州不远，但他以前似乎从未来过。但自苏轼谪居的四年里面，却遄程到黄州来七次之多，每次盘桓十日左右。苏轼从黄州往岐亭陈家做客，四年之内也有三次，如《岐亭五首》诗引言：“凡余在黄四年，三往见季常，季常七来见余，盖相从百余日也。”二人往还的密切可见。

陈慥第一次到黄州来，引起当地的游侠儿们一番意想不到的轰动。陈季常曾是江湖人物，在地方豪侠心目中，是个偶像，虽然他已入山隐居，不问世事久矣，但是英名仍在江湖，不能磨灭。他到黄州的消息一传出去，那些地方豪侠便纷纷前来邀请，有的要邀他饮宴，有的要招待他住宿，而陈慥则一概婉言辞谢，宁愿挤在临皋亭的西晒房间里，与老友相盘桓，这使原本豪情万丈的苏轼大为得意，作诗把陈慥比作汉朝投辖留客的陈遵（孟公），大言道：

“汝家安得客孟公，从来只识陈惊坐。” 13

且说谪官与当地首长之间的关系，不同寻常，照宋朝的制度，谪所当地的首长对于罪官的言行活动，具有监管的责任与权力，罪官有定期谒告的义务。最仁厚的长官，视罪官如部属，也有不知深浅、俨然作态的人，便故施折辱，你也奈何他不得。据此，则苏轼遭遇黄州知州东海徐大受（君猷），却是非常的幸运。君猷，是个进士出身、个性非常通达的人，对待这位文名满天下的谪官知道如何敬重，一见之下，礼遇周至，自后交往亲睦，完全摆脱长官与谪官之间任何形式的隔阂，使他毫无身在迁谪的感觉。诚如后来与其弟徐得之（大正）书言：

某始谪黄州，举目无亲，君猷一见，相待如骨肉。

宋人在一年节令中，最重寒食和重九。每年重阳，徐知州必在黄州名胜涵辉楼或栖霞楼设宴，邀约这位失意的朋友来共度佳节。

徐大受是位风雅人物，非常好客，自己虽然不会喝酒，却以传杯递盏为乐，家里蓄养着五六个美丽的侍姬，檀板金樽，常有盛会，所谓“秀惠列屋，杯觞流行”，是这位太守的乐事。苏轼不久就成了知州邸中的常客。徐家侍儿中，有妩卿、胜之、庆姬、阎姬等人，歌姬度曲，需要新词，苏轼与徐交往，为赋乐府特多，即是此故。对于他的侍姬，苏轼也各有题赠，其中特别喜欢胜之。

胜之是个香扇坠型的美人，娇小玲珑，且又聪明绝顶。苏轼陪她掷过骰子，也送过她建溪双井茶和谷帘泉，认为只有她才配享用这两样清高的饮料，作《减字木兰花》词，描写她舞后的娇姿：

双鬟绿坠，娇眼横波眉黛翠。妙舞蹁跹，掌上身轻意态妍。

曲穷力困，笑倚人旁香喘喷。老大逢欢，昏眼犹能仔细看。

想当时胜之姑娘舞罢一曲，向这位贵宾身旁娇慵一靠时，这落寞中年人的胸中，总也不免有些绮念。人在患难中，对于物质世界的美好，反而会特敏感，失意者追逐醇酒美人，用官能的享受来弥补心灵的空虚，本是人情之常，苏轼固亦不免。

徐大受时常听他抱怨黄州市上所酤酒味的恶劣，所以后来每得好酒，不但招他来喝，且更“携酒见过”。如元丰四年十二月二日，雨后微雪，徐大受便带了酒到临皋亭来看他，天寒酒热，人情更加温暖，苏轼喝了个酩酊大醉。座上作《浣溪纱》三阕。次日酒醒，雪已下得更大，再和前词作两阕。今录其一：

醉梦昏昏晓未苏，门前辘辘使君车。扶头一盏怎生无？

废圃寒蔬挑翠羽，小槽春酒滴真珠。清香细细嚼梅须。

一年垂尽，苏轼对于黄州的生活，渐能适应，自少养成寒士生活的习惯，使他毫无不足的感觉。试看他三年十一月间《答秦观（少游）书》所言：

……所居对岸武昌，山水佳绝。有蜀人王生（指齐愚、齐万）在邑中，往往为风涛所隔，不能即归，则王生能为杀鸡炊黍，至数日不厌。又有潘生（丙）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径至店下，村酒亦是醇酽。柑橘椑柿极多，大芋长尺余，不减蜀中。外县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麞鹿如土，鱼蟹不论钱。岐亭监酒胡定之，载书万卷随行，喜借人看。黄州曹官数人，皆家善庖馔，喜作会。太虚视此数事，吾事岂不既济矣乎！展读至此，想见掀髯一笑也。

五　东坡

苏轼自二十六岁任官凤翔府签判起，至元丰二年（1079）在湖州任所被逮为止，扬历中外一十九年，但因不善居积，依然书生故我，和王巩诗自谓：

若问我贫天所赋，不因迁谪始囊空。

然而，做官的人一经谪放，便只有一份微薄的实物配给可领，正常的俸禄都没有了。苏轼初来黄州时，曾就手上仅有的一点现款，照最节俭的生活估计，约可支撑一年。预算得一点不错，只恨日子过得太快，忽已到了元丰四年，手头就渐渐感到拮据起来。大江风月，岂可疗饥？何况贬谪这种惩罚，是没有期限的，茫茫前途，真不知如何是好。

苏轼面对生活压迫，希望能够自有一块土地，不辞劳作，就在黄州做个躬耕自给的农夫也好。

心里这个计划，幸得二十年前在京城熟识的穷朋友——杞人马梦得，到黄州来看他时帮忙实现了。

梦得原来在太学里做“太学正”的官，只因苏轼在他书斋壁上题了一首杜甫的《秋雨叹》诗，深受冲击，决心辞官 14  ，跟着苏轼到凤翔去做过一段时间的幕僚，以后浪迹江淮，却仍一无遇合，白首穷饿，而骨气依然铮铮如昔。

这次遄程到黄州来探望失意中的老朋友，却为他做了一件大事，向当地政府请领到一片废弃的营地，可以辟作农场。

苏轼说马髯之穷，有曰：

马梦得与仆同岁月生，少仆八日。是岁生者，无富贵人，而仆与梦得为穷之冠。即吾二人而观之，当推梦得为首。（《东坡志林》）

对马髯这个朋友，苏轼总觉抱愧，因他跟从苏轼二十年，日夜盼望轼能显贵，就可分点钱给他去“买山终老”，而今，苏轼反要借重他请领的土地来耕作谋生。

这块土地，坐落于州治之东一百余步的山麓，先前做过营地，面积约有五十余亩。范成大《吴船录》记其亲访该地，所见形势：

郡东山垄重复，中有平地，四向皆有小冈环之。

陆游《入蜀记》所见东坡，更为详细，如云：

早游东坡，自州门而东，冈垄高下，至东坡则地势平旷开豁，东起一垄颇高，有屋三间，一龟头曰居士亭。亭下面南一堂颇雄，四壁皆画雪，是为雪堂。……又有四望亭，正与雪堂相直，在高阜上，览观江山，为一郡之最。

从这两家实地观察所记，地在黄冈东城门外，是个四周冈峦起伏中间一方五十亩大的平地。久是茨棘瓦砾之场，何况山地本来贫瘠，少有农作价值，除了自认为无所逃于天罚的苏轼，谁还愿意花那么大的开垦工夫，做十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傻事。这年夏天又逢干旱成灾，苏轼面对这一片颓垣草棘、满目瓦砾的荒地，不禁释耒而叹。

苏轼周览全境，先按地势高下，在心里画好了一个蓝图。较低的湿地，种植粳稻；东面平地上种枣树和栗树。住在对江的同乡，已经应允送他桑树和果苗。本来还想种片竹林，但恐竹鞭在地下横生漫长，会妨碍别的作物，只好作罢。

他要预留一角眼界最佳的空地，等有余力时造幢安家的宅子。目前，第一件事是叫家僮先将地上的枯草烧掉，才能垦地。

不料枯草烧尽处，发现有口暗井。水在农作上是个非常重要的资源，这真是喜从天降，苏轼兴奋得嚷道：“一饱未敢期，瓢饮已可必！”

苏轼在那块荒地上亲拾瓦砾，自种黄桑，虽然辛苦，但他心里则甚为满足，“腐儒粗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他要独立生活，果然老天也帮他。久旱之后，一夜忽尔大雨，次日早晨便发现岭背有道微泉，穿城直达柯氏坡，循着旧渎流经苏轼那块园地，到柯氏林园附近，汇为十亩方圆的池塘，池里盛产鱼虾。他寻视水路，发现沿着沟边长满水芹菜的宿根，大为高兴，因为他已想起一道家乡风味的菜式来了——芹芽脍斑鸠，不禁食指大动，朗吟道：“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雪芽何时动，春鸠行可脍。”

这种辛苦的垦殖工作，能够帮苏轼忙的，除了马梦得外，也只不过潘丙、郭遘和古耕道这三个黄州新知。等到垦成田地，可以开始种植，则时入深秋，种稻已经来不及了，只好先种麦子。却喜不到一个月工夫，地上已经长出一片绿油油的麦苗，当地的老农忠告他道：“麦子的苗叶，不能发得太茂盛，你要收获好，必须时常放放牛羊。”他回答说：“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

麦子种成功了，于是他便从记忆里搜索从家乡得来的农家知识，想象明年春天如何插秧种稻，以及秋收冬藏的快乐，“我久食官仓，红腐等泥土。行当知此味，口腹吾已许”。其后，于稻麦之外，并种黄桑三百棵，枣栗树各若干棵。他的老友李常任淮南西路提刑，居官安徽霍山，闻说苏轼在黄州经营农场，特地送他一批柑橘树苗，他便遐想《橘颂》中“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的美景，要将它种在屋畔篱落。又作诗向大冶长老乞讨桃花茶的种子来种，茶能消食，所以自嘲道：“饥寒未知免，已作太饱计。”

一般的士大夫如欲学作老农，问题实在太多。幸而苏轼夫妇都是农家出身，除了因是南人，不大懂得种麦之外，其他田地上的常识，还是很丰富的。牛是农家主要的劳动力，也是最贵重的财产，但有一次，苏家的耕牛害了重病，几乎要死了，幸而苏轼的夫人倒识得这种病，且有一味单方，居然治好了牛病，苏轼大喜，作书告诉章惇：

……昨日一牛病，几死。牛医不识其状，而老妻识之，曰：“此牛发豆斑疮也，法当以青蒿粥啖之。”用其言而效。勿谓仆谪居之后，一向便作田舍翁，老妻犹解接黑牡丹也。言此，发公千里一笑。

这块荒地所在，本无地名，因在黄州城东门外，而且白乐天做忠州刺史时，有《东坡种花二首》，又有《步东坡》诗：“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苏轼向来爱好乐天，忠州、黄州，都是谪地，更巧的是皆在城东，因此，苏轼就给这个乡野之地，命名为“东坡”，自称“东坡居士”，亦自此始。 15

同年冬季，苏轼又在东坡附近，距州门南向四百三十步地方，寻得一块旧作养鹿场的高地，视野非常宽旷，极合他的造屋理想，就此张罗建材，鸠工构筑起来，自己也参加劳动，所以诗说：“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经过这场辛苦，陆游所见“亭下面南一堂颇雄”的五个房间的建筑，终于元丰五年二月，大雪纷飞中落成了。

苏轼于堂屋四壁，满画雪景，取名“雪堂”，自以为“起居偃仰，颇得其所”。后来凡是远道朋友来访，都招待他们住在此处。李元直（通叔）为作“雪堂”二篆字匾额，苏轼自书“东坡雪堂”四字，榜于门上。

雪堂南挹四望亭，西控北山那股微泉，游目纵览，江山如画，尽收眼底。苏轼认为风光之美，实不下于陶渊明所盛赞的“斜川”，作《江城子》词：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

同年十月，与苏轼同榜及第的进士同年临川蔡承禧受任淮南转运副使，恰好黄州在他辖属境内，按临属邑，特地到临皋亭来看望苏轼，见他居处狭隘，所以发起在临皋亭附近水驿高坡上，为他造了三间新屋，于翌（六）年五月筑成，命名“南堂”。这三间屋子，面对大江，最宜消夏，苏轼有此，不啻贫儿暴富，虽然只是瓦屋三楹，却派了许多用场，如曰：“故作明窗书小字，更开幽室养丹砂。”“更有南堂堪著客，不忧门外故人车。”“客来梦觉知何处，挂起西窗浪接天。”这南堂，作了书斋、丹室、客室和卧房。他在无限感激中，作函给蔡承禧道：“某病咳，逾月不已，虽无可忧之状，而无聊甚矣。临皋南畔，竟添却屋三间，极虚敞便夏，蒙赐不浅。” 16

正当初辟东坡的这年冬天，苏轼堂兄不疑（子明）的儿子安节，赴京应举报罢，转道到黄州来探望他的叔父。人在失意的景况里，最怕遇见亲人，而且所面对的又是远从家乡来的亲属，免不掉激起一片沉落在心底的乡心，感念平生，怅触万端起来，作《侄安节远来，夜坐三首》，写他的萧条情境，读来令人忽有遍体寒栗之感：

南来不觉岁峥嵘，坐拨寒灰听雨声。

遮眼文书原不读，伴人灯火亦多情。

嗟余潦倒无归日，今汝蹉跎已半生。

免使韩公悲世事，白头还对短灯檠。（其一）

苏轼当时，每日都在田间劳作，日晒雨淋，既瘦且黑，怕久别的侄子认不得他了，但想一个人的面貌会改，声音总不变的，所以说：“心衰面改瘦峥嵘，相见惟应识旧声。”平日，他已不大愿意说话了，问起乡中故旧，半已死亡，生命的短促，令人危疑失措：“畏人默坐成痴钝，问旧惊呼半死生。”怀乡感旧的悲哀与眼前的萧瑟，织成一团浓重的寒雾，包围着失意中的叔侄二人。对着那盏半明不灭的油灯，门外则是临皋亭有名的风涛呼啸声，一阵一阵打断他们的夜谈，屋内老少二人，不觉完全沉浸到无话可说的凄然气氛里去了。

不过，苏轼毕竟还有克服颓唐的豪气，最后一诗的尾联，却很洒脱地歌道：“梦断酒醒山雨绝，笑看饥鼠上灯檠。”

安节在叔婶家里住过了年，即将回乡。苏轼在眉州虽然已无近亲，但有祖先和王弗夫人的坟墓，堂房兄弟子侄和若干亲戚都在，面对这行将别去的风雪归人，乡思潮涌，不能自已。记起父亲（苏洵）从前下第还蜀时，伯父（苏涣）作诗送行，其中有两句是：“人稀野店休安枕，路入灵关稳跨驴。”便将这十四字，一字一韵，作了十四首小诗赠与安节，最后一首是想象这侄儿去后，孤寂老人的景况将是：

万里却来日，一庵仍独居。应笑谋生拙，团团如磨驴。

像牵磨驴子团团走的生活，已是可悲，何况还那么贫穷，那么寂寞，茫茫不知前路。

六　书斋生活

苏轼流放黄州，廪禄皆绝，生活非常艰苦，虽然躬耕东坡，一时也无多少实际帮助，所幸原是寒士出身，居家向来俭朴，倒还经受得了清贫的景况，心里唯一不能坦然的，是这废弃生涯，使珍贵的生命平白归于浪费。

初贬黄州，苏轼尚在盛年——四十五岁，正是一生中的黄金时间，却被放逐到这个文化落后的江城蛮瘴之地来，并无实际官守，每天三餐一宿，余无一事可为。而时间恰如大江之水，滔滔东流，不舍昼夜，不啻是对自己生命的存在，肆意无情的摧残。这种打击，落在热爱生命、满怀抱负的苏轼身上，必然构成最无救助的压迫和痛苦。

初到黄州时，即已感喟：“万事如花不可期，余年似酒那禁泻。”

酒，不是取用不尽的江水，人的寿命，也是有限的，一样禁不得白白流泻。然而，一自平白掉入这个茫茫的虚空，只能眼睁睁数着每天的日升日落，恍如看着自己的生命被一把无形的利剪，一节一节地剪落。他慨叹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时间观念的困扰，成为他最难解脱的悲哀。

第二年（元丰四年，1081）中秋之夜，苏轼对月独酌，节序带来时间消逝的警觉，使他深感胁迫，作《西江月》词：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这首词，前半阕哀时间过得太快；“月明多被云妨”，则是悲自己的遭遇。虽然注家说此词是怀念弟弟苏辙之作，然而苏辙在江西，从黄州来说，怎么会凄然北望呢？显然指的是可以发挥他的抱负，可以遂行他理想的“中原”。

唐宋人在一年节令中，最重寒食与重九，这与我们现在特重端午、中秋者不同。苏轼在元丰五年作《寒食雨》二首：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

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

卧闻海棠花，泥污燕脂雪。

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

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这首诗，全篇都是生命在时间压迫下的宛转沉吟，一个流落荒城的知识分子，面对节序所产生的无可奈何的伤感。但如我们还记得他曾将蜀卉海棠当作影子来隐喻自己的身世与遭遇，则第四联“卧闻海棠花，泥污燕脂雪”句，就是苏轼身世的穷途之哭了。

贬谪是没有一定期限的惩罚，有人终生不得起复。苏轼惶恐不安，用庄子语比作沉滞痼疾的少年，待到病愈，头都白了，莫非竟一样是如此无可奈何的宿命？

《寒食雨》的次章，更加萧索。如曰：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

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

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

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

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

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儒家的人生观，以奉事君父为最大的责任，然而苏轼的现况是被摒弃荒远，君主的宫门，深远九重，已经高不可攀，父母的坟墓则又远在万里以外的故乡。

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非常讶异于苏轼身处这样困厄的境况，而所作《寒食雨》一诗，却表现得如此冲和平静，非常激赏，还引以证明中国文学思想史上，变唐诗之悲观色彩，创出淡泊自然的宋诗风格，应推苏轼为居此乐观思想之主流人物。苏轼乐天知命，心襟超脱，确然不错，然而此诗则十足是穷途的哀鸣，读之令人流泪。 17

话虽如此，苏轼并不完全沮丧，仍有足够的勇气面对现实，依从他的兴趣，把时间消磨在读书、著作、写字、作画和黄州近郊各处漫无目的的闲游上。

读书是他自幼养成的习惯，不过好动的他，大抵只在一天中的晚间，才能静下心来，挑灯夜读。据说每夜必要读到鼓打三更方肯就寝，纵然从外面喝得醺醺大醉归家，也仍然要取书来读，读到倦极才睡。

初到黄州，照他自己所说，“专读佛书”，这很明显是为了纾解心理上的压迫，原是一时的现象。佛书不能满足一个淑世精神未死的人，所以后来则以读史为多。历史记述过去的人和事，读来不免印证眼前的现实；印证眼前的现实，就不免“有感”；有感则书生积习难除，他又不免悄悄写下了许多篇短俊的史论。

如王安石有《商鞅诗》：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而苏轼却持绝对相反的看法，反对一切用刑赏货利的权术来治理百姓。元丰三年九月读《战国策》，遂有《商君说》之作：

商君之法，使民务本力农，勇于公战，怯于私斗，食足兵强，以成帝业。然其民见刑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卒以此亡。

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既足以报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车裂之祸，盖仅足以偿其亡秦之罚。理势自然，无足怪者。

后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无商君之功，享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祸者，吾为之惧矣。

这篇犀利的短文，是儒学者的苏轼对法家治术所投出的匕首，有人指为系针对王安石变法失败而发。

现代的历史学者，如陈寅恪、姚从吾等，都认为苏轼是个最具史识的历史哲学者，而最难得的是苏轼即使身陷患难，却仍坚持儒家的政治理想，决不妥协。

苏轼读史，确曾下过坚实的苦功。杨慎（升庵）说，昔人问苏公曰：“公之博学可学乎？”

曰：“可。吾尝读《汉书》矣，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货财之类，每一过，专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核。”

古人读书，主要的方法是背诵和抄写。苏轼不但翻来覆去地诵读，且更两遍三遍地抄写。在黄州，他已是年将半百的少老人了，但仍手自抄书不倦。

有个本地朋友（疑是何圣可）介绍黄冈教官朱载上所作诗文，请苏阅评，苏轼对他所写“官闲无一事，蝴蝶飞上阶”这一联句子，非常称赏，于是这朱教官就常常来看他。

一天访苏，门上传帖进去，好久好久不见主人出来，朱载上等得不耐，几乎想要走了，才见苏轼一路走来，一路连声道歉，赧然道：“适才了些日课，失于探知驾到。”朱君就问：“先生适来所谓日课者是什么？”

“抄《汉书》。”

“以先生大才，开卷一览，自可终生不忘，何用手抄？”

“不然，”轼答，“我读《汉书》，至今已经抄过三遍。第一次每段事抄三字为题，第二次两字为题，现在只用一字。”

朱载上肃然离席，向主人请求道：“不知先生所抄的书，肯让我见识见识否？”

苏轼便命老兵去内室取来。朱君翻看，茫然不解其意。苏轼便说：“足下试举题上一字。”

朱载上如言举某段题上一字，苏轼即应声背诵数百言，无一字差误。朱君为之惊叹不已。 18

读书写作，既是自幼养成的习惯，一朝被迫非得焚笔弃砚不可，这所产生的痛苦，与不准音乐家演奏，禁止辩士讲话，一样难堪。苏轼在万不得已的自我约束之下，“封笔”了一段时期，渐渐觉得虽然人在闲废，也不能不做些有益于世的事情，拣现在能做的——“穷则著书”，是学人的通例，于是考虑到自己来写一部讲解《论语》的书，实现他父亲未完成的遗志，编写一部《易传》的集稿——超现实的解经工作，应是不会惹是非的，他定然这样着想。

宋人有解说《论语》的风气，见于《文献通考》的书目，即有三十余种之多。王安石也作过《论语解》，他的儿子王雱口义，苏轼似乎读过，一向不大佩服他们的释义。又记得苏辙少时，曾经写过一些疏解《论语》的摘记稿，便托人去向他取来，加以取舍，写成了《论语说》，自述为五卷（《上文潞公书》），但《宋志》作四卷，《文献通考》作十卷，书已失传，不知孰是。《通考》将它与苏辙所著《颍滨论语拾遗》并列。颍滨书自序，记述他后作《拾遗》的始末缘由，有言：

余少为《论语略解》，子瞻谪居黄州，为《论语说》，尽取以往，今见于书十二三也。大观丁亥（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闲居颍川，为孙籀、简、筠讲《论语》，子瞻之说意有未安，时为籀等言，凡二十七章，谓之《论语拾遗》，恨不得质之子瞻也。

据此，苏轼的《论语说》，采用苏辙少作者居十之二三，十之七八还是他自己的见解，但是兄弟所见，并不尽同，可惜此书今已失传，只能从苏辙的《颍滨论语拾遗》中，约略窥见一二。

《四库全书总目》说：眉山之学，杂出二氏，如说“思无邪”为“无思”，“不逾距”为“无心”，颇涉禅理；解释“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认为是“有爱而无恶”，亦即佛家冤亲平等之意；以“朝闻道，夕死可矣”，解为“虽死而不乱”，去来自如之意。虽然这些解释均是苏辙《拾遗》书中所见，但我们如想到苏轼著《论语说》时，正在他寝馈佛书、欲穷禅理的热狂时期，则不难明白苏辙书中保留着苏轼所说的成分或兄弟共同见解的地方，一定很多。

《论语说》脱稿于元丰四年（1081）的冬季，真正写作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年。苏轼的写作态度非常认真，而且有点自负，如见于其时《致滕达道书》中者可见：

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恐了得《论语》《书》《易》。……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也。

苏轼诗狱案内，元老文彦博也被牵累在内，遭到罚铜处分。苏轼于事平到达谪所后，曾经上书潞公致意，难得文潞公不避时忌，立刻回了信，对他劝慰有加，空谷跫音，使苏轼非常感激。《论语说》写成后，由于过去那场痛苦的经验，觉得此身漂泊，不见得能够善自保存这份原稿，特地装订成册，寄请潞公代为保藏，时在元丰五年（1082）四月：

……轼始得罪，仓皇出狱，死生未分，六亲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顾平生所存，名义至重，不知今日所犯，为已见绝于圣贤，不得复为君子乎？抑虽有罪不可赦，而犹可改也。伏念五六日，至于旬余，终莫能决，辄得强颜忍耻，饰鄙陋之词，道畴昔之眷，以卜于左右。遽辱还答，恩礼有加。岂非察其无他，而恕其不及，亦如圣天子所以贷而不杀之意乎？

到黄州无所用心，辄复覃思于《易》《论语》，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学，作《易传》九卷，又以自意作《论语说》五卷。穷苦多难，寿命不可期。恐此书一旦复沦没不传，意欲写数本留人间。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为凶衰不祥之书，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伟人，不足托以必传者，莫若献之明公。而《易传》文多，未有力装写。独致《论语说》五卷，公退闲暇，一为读之。就使无取，亦足见其穷不忘道，老而能学也。

苏轼续写的第二部书是《易传》九卷。《易》，是苏氏家学。老苏（洵）晚年专心治《易》，研究爻象，用力甚勤，对于爻象中刚柔远近、喜怒顺逆之情，其中互相牵连、影响的道理，颇有心得。苏轼早年赴官凤翔，苏辙因为制科考试中所作策论引起朝廷争论，留在京师侍父，苏轼寄诗中，已有“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忧家有师”那样的句子，其时老苏正要起手作《易传》，可惜没来得及成书，便已病重，遗命轼、辙二人继承遗志，续成这部著作。当年，两兄弟分在异地做官，无暇著述，直到苏轼贬谪黄州，有空来重理父亲的旧业时，苏辙才把早年所作的一些摘记资料送过来，由苏轼总其大成，重新编写，据苏籀的《栾城遗言》说，轼书中蒙卦部分，完全采用苏辙的解说。所以这部《易传》，名为苏轼所撰，实乃父子兄弟集体之作。

这部《易传》，在黄州未曾完稿，成书迟至十八年后谪迁海南时方始写定。苏轼说“易可忘忧”，但以他写《易传》的时地而论，却地地道道地是一部忧患之书。

此书《四库全书》据明焦竑本收入经部易类二，提要谓：

推阐理势，言简意明，往往足以达难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盖大体近于王弼，而弼之说惟畅玄风，轼之说多切人事。其文辞博辩，足资启发。

在任何方面，苏轼从不蹈袭窠臼，必欲突破前人，表现自己的创意，即使说经之作，与古来经生之言，也完全不同面目。苏轼决不道貌岸然，故作神秘，所作《易传》，遂能不拘泥于陈言，不假借于玄说，杂用禅理、诸子之意，加上诗人丰富的想象力，以绝顶的文字技巧和快如流水的辩才，如他诗文中常见的譬喻能力，作成这部文学的经传，清新明朗，别具一格。虽被坚守门户成见的朱熹讥为杂学，但如以现代眼光来看，打开易学研究境界，使易学丰富起来的是他；突破玄说，将易学切近人事的也是他。古人治学最不易见之创新的学术勇气，于苏轼此书，可以见得。他唯一遗憾的是“自恨不懂数学”，担心所言不免肤浅。 19

苏轼在黄州的书斋生活中，除了读书、写作外，对于写字、作画，更有浓厚的兴趣。谪居多暇，时寻临池之乐。这期间不但远近朋友求他法书的，比较容易得到，而且常常以自己得意的习作主动送给要好的朋友。现在留传于世的东坡书法，也以黄州所作为多。

苏轼喜欢作画绘画，以前苦于没有充裕的时间，所作不多。初写寒竹丛篠，如文同一样，题材局限于竹，现在，也许是受了当时寒林画风行的影响，他在单调的竹画里，参合怪石、枯木等等，独成竹木、竹石这个创新的画境，在中国画史上，别成一个门类。

黄州附近的朋友，“近水楼台先得月”，求取最易。第一个令人羡慕的，是王齐愈的儿子禹锡，苏轼称他为王十六秀才者，酷爱苏书，年轻人没有顾忌，可以随时乞取，三年间居然蓄藏苏书帙高“两牛腰”之多。他要到京师进太学读书时，重得无法带走。只好牢固锁藏在家，真是极大的幸运。 20

苏轼与王巩书说：“君数书，笔法渐逼近晋人，吾笔法亦少进耶！画不能皆好，醉后画得一二十纸中，时有一纸可观，然多为人持去，于君岂复有爱？但率急画不成也。今后当有醉笔嘉者，聚之，以须的信寄去。”苏轼偶有得意之作，自己也非常高兴，立即寄给他的好朋友。

如与章质夫（楶）书：“近者百事废懒，惟作墨木颇精。奉寄一纸，思我当一展观也。”又云：“本只作墨木，余兴未已，更作竹石一纸同往，前者未有此体也。”又鄂州朱寿昌与苏轼交谊甚深，致书有“数日前饮醉后作顽石乱篠一纸，私甚惜之。念公笃好，故以奉献”，这又是一张创格的竹石图。

有一天，苏轼渡刘郎洑，在王齐愈家的达轩，喝醉了酒，画了几张竹，有人评说：“何以竹身都那么清瘦？”他作《定风波》词代答：“人画竹身肥拥肿。何用？先生落笔胜萧郎。记得小轩岑寂夜。廊下，月和疏影上东墙。”原来苏轼对着月下竹影写生，故得修竹挺拔的精神。

正当苏轼非常热衷于写字作画时，有一年轻的书画天才到黄州来专诚访他，那是襄阳米芾。

米芾，字元章，眉宇轩昂，英迈不群，当时还只三十二岁，但在翰墨场中，却已崭露头角。平生傲骨天成，不能随人俯仰，人格上也颇有“洁癖”。元丰五年他从湖南到金陵去见过王安石后，又经马梦得介绍，三月间到黄州来见苏轼。虽然当时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后辈，但他面对一个退职的宰相，一个名满天下的文宗，却“皆不执弟子礼，特敬前辈而已”。自视之高，于此可见。

苏轼和他一见如故，不但晤言欢洽，尤其欣赏这位青年人不凡的才调，立即招待他在雪堂住了下来。

他们两个一老一少的同道，在雪堂热烈讨论书画艺术和诗道。苏轼将家藏吴道子画释迦佛真迹也拿出来给他的客人鉴赏。这幅画，苏轼初见于长安陈汉卿家，至出守徐州时，才得之于鲜于子骏，现在什袭珍藏，是他家少有的长物之一。元章晚年作《画史》，还从回忆中记述他的观后印象：

苏轼子瞻家收吴道子画佛及侍者、志公十余人，破碎甚，而当面一手，精彩动人，点不加墨，口浅深晕成，故最如活。

行家读画，精鉴独到，值得一记。

苏轼和他喝酒，酒酣，特地检出一张“观音纸”来叫米芾贴在壁上，自己则濡笔弄墨，然后面壁而立，悬肘作画。画了两枝竹，一株枯树，一块怪石，赠与元章，是为订交之始。

米芾看苏轼画竹，一笔从地起直至竹杪，似与常法自顶至地，先竿后节的画法不同，忍不住，便问道：“何不逐节分？”

“竹生时，何尝逐节生！”轼答。

米芾钦佩他“运思清拔”，实也就是“外师造化，内发心源”的具体说明。元章更欣赏苏轼的枯木、怪石。认为“子瞻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

重叠两个“无端”，点出苏轼胸中纵横磅礴的郁勃之气，真是极顶聪明人的好眼光、好言语。 21

七　饮食生活

苏轼一向讲究饮馔，甚至不辞以老饕自居。黄州生活空虚，独多闲暇，因此于饮食之道，就更有兴趣起来。

自元丰三年正月，策马来黄州城的途中，俯瞰浩浩江水，仰视群山上的竹林，他所算计的就是将来的口食：“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后来果然常常运用这两种最便宜的材料来做菜，不但自吃，还自己下厨，亲执枪匕，煮出鱼羹来请客。他这鱼羹，自己写下很详细的做法，以新鲜鲫鱼或鲤鱼活斫，冷水下，入盐，以菘菜心芼之。扔入荤葱白数茎，不能搅动，俟半熟时，入生姜、萝卜汁及酒各少许，临熟，入橘皮线乃食之——橘皮线或即橘皮切丝。此菜极似现在江浙菜中的奶汁鲫鱼汤，却是苏轼的拿手杰作，至元祐间已在京师做了大官，他还邀集好友来品尝鱼羹，一显手段。

黄州土产的食物，据他给秦观的信上说：“柑橘椑柿极多，大芋长尺余，不减蜀中。羊肉如北方，猪牛麞鹿如土，鱼蟹不论钱。”然而，苏轼，西南人也，似乎不很欣赏牛羊肉，却盛赞黄州的猪肉最美。作《猪肉颂》曰：

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这红烧猪肉，后来也成为一道名菜，至今餐馆里还有一个菜式曰“东坡肉”。

苏轼虽然不能没有肉食，但他从小受母亲程太夫人的影响，自己决不在家里宰杀生物，以前只能做到不杀猪羊这类大动物，现在则连鸡鸭蟹蛤，也都在禁杀之列。

自言作此禁制的缘由，因为在御史台狱里，亲身经验过，如“待宰之鸡”一样的恐怖和痛苦。《狱中寄子由》诗：“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所以，出狱之后，立即下定决心，不杀生物，甚至有人送他螃蟹蛤蜊之类，他也拿来投还江中，自己说：虽然明知蛤在江中，没有再活的可能，但总希望万一能活；即使不活，也总比放在锅子里煎烹为好。自述其由曰：

……非有所求觊，但以亲经患难，不异鸡鸭之在庖厨，不复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类，受无量怖苦耳。

苏轼居黄，将已一年，元丰四年新正，决定去岐亭看望陈慥。当地的新朋友潘丙、古耕道和郭遘一直伴送他走到城外十五里的女王城东禅庄院。

路上想起去年陈家杀鸡捉鸭，盛罗酒食来招待他的情形，不禁感到为口腹之欲而杀戮生命的残忍，所以一见面便先声明，千万不要为他“杀生”，后来又作了一首《我哀篮中蛤》的泣字韵诗，寄往岐亭，劝说季常戒杀。

自此以后，苏轼每年作诗一首寄赠季常，均用“泣”字作韵，汇为岐亭五首。那首戒杀诗是这样写的：

我哀篮中蛤，闭口护残汁。

又哀网中鱼，开口吐微湿。

刳肠彼交病，过分我何得。

相逢未寒温，相劝此最急。

不见卢怀慎，蒸壸似蒸鸭。

坐客皆忍笑，髠然发其幂。

不见王武子，每食刀几赤。

琉璃载蒸豚，中有人乳白。

卢公信寒陋，衰发得满帻。

武子虽豪华，未死神已泣。

先生万金璧，护此一蚁缺。

一年如一梦，百岁真过客。

君无废此篇，严诗编杜集。

不但陈慥接受了他的劝告，二人相聚，再不杀生，甚至岐亭陈家的邻里，读了这首诗，都说“未死神已泣”太可悲了，受此感化，有人不再吃肉，而苏轼自己是有名的老饕，“犹恨未能忘味”，不能完全素食，不过他只吃“自死物”，不为口腹杀害生命。

他还写过一篇《书王翊救鹿》的短文，今载集中，也是将鹿“拟人化”了，劝人不要杀生的故事。

苏轼讲究饮馔，却努力提倡“戒杀”，此因苏轼一生，苦难深重，使他真切体验生命的意义，对生命存在的这个事实，抱着执着的感情，认为宇宙间一切有生之伦，都有权利维护自己的生命，人类无权杀害别的生物，何况只为口腹之奉。

这种人道主义思想，形成苏轼“民胞物与”的精神，表现于政治作为上，则为忘却一切利害，反对病民的新法，不顾任何打击，要替哀哀无告的老百姓说话，兴水利，救灾荒，恤病赈饥，孜孜不倦；表现于个人生活上，遇事同情弱者，几乎成了他的基本观念，饮食生活中“戒杀生物”，只是最最微末的一端而已。

至于黄州的酒，却实在差劲，一直叫他抱怨不休。诗曰：“酸酒如齑汤，甜酒如蜜汁。三年黄州城，饮酒但饮湿。”酒味虽然如此，但是别无他途，所以说：“我如更拣择，一醉岂易得。”又作《饮酒说》，态度却超脱得多，如言：

予虽饮酒不多，而日欲把盏为乐，殆不可一日无此君。州酿既少，官酤又恶而贵，自酝则苦硬不可向口，慨然而叹，知穷人之所为，无一成者。然甜酸甘苦，忽然过口，何足追计，取能醉人，则吾酒何以佳为？但客不喜尔，然客之喜怒亦何与吾事哉。

话虽如此，他在樽边席上，仍然禁不住要抱怨，知道的朋友，都会送酒给他，徐太守会送他最佳的州酿，黄州邻近四五个郡县送来的酒，一时喝不完的，将它混合置在一个酒器中，有如现在不经调配的鸡尾酒，苏轼称之为“雪堂义樽”。

后来他从道士杨世昌处求得一个秘方，自己来私酿蜜酒。每次用蜜四斤，炼熟，入热汤搅成一斗，加好面曲二两，南方白酒饼仔米曲一两半，捣细，用生绢袋子盛了，与蜜水共置一器内密封，等它发酵，三数日沸定，酒即清澄可饮。酒成，苏轼大为快活，作《蜜酒歌》曰：“真珠为浆玉为醴，六月田夫汗流泚。不如春瓮自生香，蜂为耕耘花作米。……君不见南园采花蜂似雨，天教酿酒醉先生。先生年来穷到骨，问人乞米何曾得。世间万事真悠悠，蜜蜂大胜监河侯。”

苏轼虽然非常感谢蜜蜂，得蜜酿酒，但真会喝酒的人，却认为味道太甜，并不像酒。叶梦得说，如遇蜜水腐败时，喝了就会泻肚子。所以苏轼似乎也只酿造了一次，后不复做。

苏轼好酒复爱茶。黄州并不产茶，不过安国寺的竹间亭下，种有几株茶树，却是名物。每年春天，徐太守必邀苏轼同游安国寺，饮酒亭上。酒后，撷亭下之茶烹而饮之，甘芳沁于心脾。大受病殁，郡人请苏轼改此亭名为“遗爱”，用以纪念这个好官。 22

饮茶以促进健康，苏轼有个秘诀，《漱茶说》曰：

除烦去腻，世不可缺茶，然暗中损人殆不少。昔人云：自茗饮盛后，人多患气，不复病黄。虽损益相半，而消阳助阴，益不偿损也。……

他的方法是食后用粗叶浓茶漱口，使油腻不入肠胃，牙齿也得坚密而虫病不生。上品茶不能常有，只能隔几日喝一盏，也就不足为害了。

他在黄州，是个生活都成问题的罪官，自顾不遑，一朝听到岳鄂民间流行“溺婴”的恶俗，想到无知的人们竟在亲手扼杀自己的骨肉，不禁芒刺在背，寝食难安。虽然他既无官守，又无财力，但他还是要奋力以赴，呼吁有力量的朋友，循法律的、经济的两个途径，双管齐下，来共同消弭这公然杀人的恶俗。

事情发生在元丰五年（1082）的正月，同乡王天麟从武昌过江来看他，闲话间，说起岳鄂一带民间，有桩沿袭已久的恶俗，即是“溺婴”。

一般平家小户，限于经济能力，最多只能抚养二男一女，当时没有节育方法，超过能力限度而再有生养时，只好等到生下地时，立即将这新生儿，揿入冷水盆里，杀害了事。中国古代社会，重男轻女，所以迟来的女婴，几乎无一幸免。因此造成人口上男多女少的偏差，使社会上娶不着老婆的鳏夫激增，已可看出“溺婴”的普遍。

苏轼听了这话，为之食不下咽，写了一封千字长函给笃重人伦的朱鄂州（寿昌），求他挺身出来改革这桩太不人道的恶俗。他形容溺杀当时的残忍：“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他说这种行为的法律责任是：“准律，故杀子孙徒二年。”指的是刑统（斗讼、殴詈父母祖父母）条：“子孙违犯教令，而祖父母、父母殴杀者，徒一年半，……故杀者加一等。”律疏说：“非违犯教令而故杀者，徒二年。”

苏轼引用的律条即此，而且特别说明：“此长吏所得按举。”即指此非告诉乃论的罪行，不必要有原告，地方长官可以依法检举的公诉罪。他要求朱知州：“明告诸邑令佐，使召诸保正，告以法律，谕以祸福，约以必行，使归转以相语，仍录条粉壁晓示，且立赏召人告官。……若依律行遣数人，此风便革。”

除了法律禁止之外，追究形成这种恶俗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贫穷”。苏轼举述王天麟的经验说：“天麟每闻其侧近有此，辄驰救之，量与衣服饮食，全活者非一。既旬日，有无子息人欲乞其子者，辄亦不肯。”

苏轼说：“以此知其父子之爱，天性故在。”随后举述自己援救荒年弃儿的经验：

轼向在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所。……

刚刚落地的婴儿，父母对他还没来得及产生感情，才施展得出这样残酷的手段。要度过这一关，“但得初生数日不杀，后虽劝之使杀，亦不肯矣”。

苏轼一面建议朱寿昌以知州的权力，根据法律禁止杀婴；一面则在黄州，怂恿古耕道出面，组织一个私人慈善事业的“育儿会”，向本地富户劝募钱米，每年每户定出钱十千，买米、布、绢、絮，访问贫家力不足以自养者，分别予以实物济助，劝令留养自己的骨肉。

古耕道在本地，人头很熟，访问劝捐，都需要他，而以安国寺的住持继莲管理财务，以昭众信。苏轼是幕后的发起人，不论其时手头已很拮据，但他慨然道：

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

朱寿昌是孝子，必是仁人，本来，他是一定会接受苏轼的建议而认真去做的，无奈为时不久，朱即罢职他调。后任鄂州太守陈君瀚，与苏并不相识，这件官方不急之事，似乎也就被搁置下来了。

饮馔，是苏轼最大的嗜好，而黄州食物，价钱也不昂贵，但是在黄州住了一两年后，眼看手上那一点微薄的积蓄，已经花得差不多，苏轼便只得硬了头皮，束紧裤带，提倡“节食”。

先是撰就一篇短文——《节饮食说》，写成帖子，粘在壁上，约束自己，昭告朋友，还想出许多好处来为自己譬解。那帖子是这样写的：

东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馔则三之，可损不可增。

有召我者，预以此告之，主人不从而过是者乃止。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

这个办法，可以省钱，但却不能止馋，见于《答毕仲举书》里，则他还另有一种心理疗馋的办法。如言：

偶读《战国策》，见处士颜蠋之语：晚食以当肉。欣然而笑，若蠋者，可谓巧于居贫者也。菜羹菽黍，差饥而食，其味与八珍等；而既饱之余，刍豢满前，惟恐其不持去也。

美恶在我，何与于物？

果然，至元丰四五年后，他虽然对于食道一样兴致勃勃，不过做菜的素材却已十分节约了。如他做的东坡羹很有名，甚至有人求他传授做法，因此撰《东坡羹颂》，其实只是一式菜羹，不用鱼肉五味，以菘若蔓菁、若芦菔、若荠等杂煮而已，自谓“有自然之甘”。

元丰六年正月，同乡巢谷（元修）自蜀来，谈起眉州有一种巢菜，味甚香美。两人都有同嗜，惜乎别处不产，这使离蜀十五年的苏轼追思乡味，怀念不已。巢谷说，孔融戏杨修，指杨梅曰：“此是君家果。”依其例，此该称“吾家菜”。两人“话”饼充饥，苏轼作了《巢菜》诗（一作《元修菜》）。

巢谷也是烹调好手，他住在雪堂，常常亲自下厨煮猪头灌血睛，做姜豉菜羹，与苏家父子共餐，苏轼赞道：“宛有太安滋味。”

不过苏轼除了家厨之外，还是别有解馋的去处。对江刘郎洑王齐愈非常好客，他每至武昌，必主其家，“王生能为杀鸡炊黍，至数日不厌”，而“黄州曹官数人，皆家善庖馔，喜作会”。大约即系现代人所说的聚餐会，他也是参与的常客（皆见《答秦观书》）。

监仓刘唐年主簿家里，煎米粉作饼，味甚酥美，苏轼吃得好，便问：“此饼何名？”

主人也不知道，苏轼便道：“就叫‘为甚酥’好了。”

潘大临，即以写过一句“满城风雨近重阳”而知名千载的诗人，他家酿造一种逡巡酒，苏轼尝了一口，觉得很酸，便说：“莫作醋错著水来否？”

过不多天，苏轼带了家人去郊游，想吃刘家的煎饼，便写了一首短诗代柬，向刘唐年讨：“野饮花间百物无，杖头惟挂一葫芦。已倾潘子错著水，更觅君家为甚酥。” 23

正因为他对饮食有那么深切的嗜好，才会在这些事情上，表现出如此无穷的风趣。

八　黄泥坂和赤壁

苏轼是个好动的人，无事便要到各处走动，家里是坐不住的。惜乎黄州附近，够得上称名胜者，只有武昌西山的寒溪一处，余如东门外的青草亭、韩家圃这几个地方，去多了也就没甚意思。

唯有门前那一片浩淼的江流和沿江陡立的那一道绛赤色的崖壁，风光明媚，时时吸引苏轼，如遇风平浪静而又没有别处可走时，就弄只小船，沿着江边划水，常常不自觉地划到赤壁那一带江面上去。倦了，就停桨闲眺，让这小舟随波自去，他只在船上欣赏天上的流云、江中的白浪和沿江的山容石色。

自从垦辟东坡后，苏轼每天进出东门，城门的守卒常常带着诧异的眼光看他。苏轼在心里回答他们道：“你们不要笑我，自来贤达之士，谁不走过贬谪这条患难的道路？百年以后，黄州人还会常常说起我哩！” 24

元丰五年（1082）二月雪堂落成后，苏轼留在那里的时间更多了。白天忙着灌溉耕耘那些农事，晚上则常留在雪堂读书。远道的朋友来时，就以雪堂为客馆，他以与朋友饮酒剧谈为乐，每每要到夜深人静，才曳着手杖回去。走在路上，静听他那响簧铁杖 25  ，敲击着粗石路面，发出铿锵的声音，清脆悦耳，心里有种万虑皆澄的喜悦。作《东坡》诗：

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

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从东坡到临皋亭，不到一里路，正好让他从容步行，舒松筋骨。说到道路，黄州城瞰江跨谷，到处都是黄泥的田坂路，苏轼朝出暮归，每日都在坂路上走，常人也许会抱怨遇雨泥泞，晴天飞尘之苦，但是苏轼不然，一日大醉，作《黄泥坂词》，却将这条山边村路，说得那么幽美动人：

出临皋而东骛兮，并丛祠而北转。

走雪堂之陂陀兮，历黄泥之长坂。

大江汹以左缭兮，渺云涛之舒卷。

草木层累而右附兮，蔚柯丘之葱蒨。

余旦往而夕还兮，步徙倚而盘桓。

虽信美而不可居兮，苟娱余于一眄。

…………

朝嬉黄泥之白云兮，暮宿雪堂之青烟。

喜鱼鸟之莫余惊兮，幸樵苏之我嫚。

初被酒以行歌兮，忽放杖而醉偃。

上苍所造的一丘一壑，一溪一水，无不有它各自的妍美，但须慧眼灵心，随时体味，遇之于目，会之于心，则天地间几乎无处不是美境，如苏轼记黄泥坂词，就是个极好的例子。

又如他于元丰五年三月间，去麻桥看病，病愈后，就和医生庞安常同游蕲水郭门外二里许的清泉寺和王羲之的洗笔池，徜徉于兰溪之上。入夜，到一酒家喝醉了酒，在蕲水道中的溪桥上休息了一会，桥本身只是一座乡野的溪桥，但苏轼眼下，感受却不凡，作《西江月》词，叙（序）曰：“春夜蕲水道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少休。及觉，乱山葱茏，不谓人世也。书此语桥柱上。”词云：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暧暧微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破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五年九月间的夜晚，他与几个朋友在江上饮酒，薄醉归家，一路欣赏江水接天、风露浩然的秋色，忽然兴起“身非己有”的痛苦，生出挣脱尘网、追寻自由的欲望，独自面对着江水幻想起来：“倘使趁这好风好水，将这自己作不得主的躯壳，乘上小舟，听凭江上秋风，随便吹到哪里都好。”他把这份渴求解脱的幻想，写成一阕《临江仙》词，与客大歌数过而散。这阕词是这样的：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苏轼每有所作，即为人传诵，此词一出，立即化为谣言。盛传那天晚上，苏轼写此词后，便将冠服脱下，挂在江边树上，拏舟长啸而去。这谣言传到太守徐大受耳中，则是“州失罪人”，他有监管的责任，如何得了，立即传车往访，到了临皋亭苏家，苏轼还在高卧，鼾息如雷，不觉大笑。 26

元丰六年开春后，苏轼的健康状况很不好。正二月间，大约受了寒，感冒了，引起咳嗽，拖了个把月还未痊愈。又碰上牢城失火，延烧市廛，火自西北来，一直烧到雪堂，总算扑灭了。《招巢谷归来书》说：

东坡荒废，春笋渐老，饼餤已入末限，闻此当俟驾耶？某五七日，苦壅嗽殊甚，饮食语言殆废，矧有乐事？……

时入初夏，接着又害起疮疖来，原定要到岐亭去看望陈慥的，也因疮痛作罢。此病拖延甚久，不但没能治愈，至五六月间，这疮疖的风火之毒，忽然上升，侵及右目，炎赤肿痛，几至失明。《与蔡景繁书》云：

某卧病半年，终未清快。近复以风毒攻右目，几失明。信是罪重责轻，召灾未已。杜门僧斋，百想灰灭。

就因这个眼病，苏轼困在家里，约有一两个月没有出门。恰巧同年四月，临川曾南丰（巩）在江宁病故。于是，谣言再度发生，说苏轼已与曾巩同日病死，附会其辞地说如李长吉一样，被上帝召往玉楼修文去了。

不多几时，这谣言就传到了京师，甚至传入禁廷，神宗皇帝也听说了这则传闻，立刻召问尚书左丞蒲宗孟，因为宗孟与苏轼不但是小同乡，而且还是姻戚——宗孟的胞姊嫁与苏轼的堂兄，是堂侄千乘的母舅。不料宗孟并不知晓，只是含糊对曰：“日来外间似有此语，但亦不知翔实。”其时神宗正在传膳，信其为真，叹息再三，连声惋惜：“才难，才难。”辍饭而起。 27

有人把这谣言告诉了在许昌的范镇，景仁是个至性人，绝不怀疑，举袂大恸起来，即命他家子弟，立刻带笔款项，到黄州去赙唁苏家遗属。子弟们劝慰他道：“这个传闻，真假还不知道，不如派人先去黄州看一下，如果确实，再去吊唁不迟。”

于是，就派范家门客李成伯去黄州一探。成伯见到苏轼好好活在那里，不免道出此行缘由，苏轼大笑起来，心里却充满了感激。《答范蜀公书》说：

李成伯长官至，辱书，承起居佳胜，甚慰驰仰。……某凡百粗遣，春夏间多疮患及赤目，杜门谢客，而传者遂云物故，以为左右忧。闻李长官说，以为一笑。平生所得毁誉，殆皆此类也。何时获奉几杖？临书惘惘。

苏轼居黄未久，第一次与儿子迈一同漫游江岸，过知州官邸不过百步，就看见一片绛赤色的崖壁，矗立在深碧色的江水中，别有一番挺拔杰出的气象，从此常常划船到这崖下江边来玩，或者捡拾江边彩色的石子，或者攀登崖上的徐公洞，寻视鹘鸟的窝巢。闲看两条大蛇在崖上缓缓蠕行。

苏轼初听人说，这地方即是三国时代吴蜀联军大破曹魏的古战场。凡是怀着满腔淑世的热情而横被现实压制的人，每好追想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以弥补心理的空虚。苏轼亦然，初游赤壁，就写下一阕有名的《念奴娇》词：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这首“大江东去”（《赤壁怀古》）词，是《东坡乐府》中，家喻户晓，最负盛名的杰作。读来，便觉有万里江涛，奔赴眼底，千年感慨，齐上心头的叹喟。其实是苏轼目前的遭遇，使他觉得不论是羽扇纶巾的周瑜，还是狼狈战败的曹操，他们都已发挥了生命的光辉，照亮了时代，丰盈了历史，谁复像他这样的处境，将有限的生命平白浪费？“故国神游”，哪里还能够不自伤流落，哪里能够不自笑头上早生的白发。

苏轼自始就怀疑这地方并非真是火烧曹营的古战场，因此他下笔即说“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表明存疑的态度。据南宋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注，苏轼作《赤壁赋》后的次年，还在赋后题一跋语：

黄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色如丹，传云曹公败处，所谓赤壁者。或曰：非也。当时曹公败归由华容路……今赤壁少西对岸即华容镇，庶几是矣。然岳州复有华容县，竟不知孰是？

可见这一疑问存在他心里，历时一年，还未能解。这种一言不苟的态度，足令人叹赏。事实上湖北境内，江汉之间，名叫赤壁的地方，共有三处：一在今嘉鱼县东北江滨，《荆州记》作蒲圻县沿江一百里南岸，与乌林相对之处，这才是周瑜大破曹操的地方，真正历史上的赤壁；二在武昌县东南七十里，又名赤矶；三即苏轼所游之处，在黄冈县城外，土名“赤鼻矶”，亦即沈复《浮生六记》所云：“赤鼻矶在黄州汉川门外，屹立江滨，截然如壁，石皆绛色，故名。《水经》所谓赤鼻山是也。”

苏轼《前赤壁赋》所记之游，时在元丰五年（1082）七月十六日，即篇首所说“壬戌之秋，七月既望”那一次。

这次游伴中有一远客，即四川绵竹武都山的道士杨世昌。这年夏天，他云游庐山，转道到黄州来看苏轼。杨世昌，字子京，是个多才多艺的道士，苏轼曾书一帖，盛称他善画山水，能鼓琴，通晓星象、历法与骨色（相），能作轨革卦影，还会黄白药术，赞他：“可谓艺参矣。” 28

元丰五年，黄州正闹水灾，大旱之后，霖雨不歇，人人面临“室家之忧”。唯这杨道士，孤身一人，恰如闲云野鹤一样，来去自由，更难得的是他身体强健，即使“泥行露宿”，都不在乎。苏轼非常羡慕。

杨道士善吹洞箫，诗言：“杨生自言识音律，洞箫入手清且哀。”《赤壁赋》中说：“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下面着力描写水上箫声之美，这吹箫之客，当然就是这个道人杨世昌了。

苏轼少年得意，一夕之间，名满天下。自入仕途，逞着一腔淑世的热情，追求理想。然而，任何时代的现实，总难符合天才的抱负，则又不免乘其迈往的豪气，痛快淋漓地评骘政事，发泄感情。不料这份热忱，这份豪气，为他带来了几乎是杀身之祸。自从贬谪黄州，物质生活当然大不如前，但这并不重要，苏轼的痛苦，是时间对他的压迫。

本来，人的生命，具有“仓促即逝”的特质。苏轼在黄州，正是人生的盛年，发挥抱负、建功立业的黄金时代，怎经得起在此荒瘴江城里平白浪掷？再就个人的生活范围而言，人的活动空间，受着许多现实世界的牵制，本就不大，现在则被法律限制居住于一州境内，这个六尺之躯，宛如被绳索紧紧捆缚，辗转偷生，岂能容忍？

苏轼每常感慨生命短暂，时有“人生如寄”的喟叹，而现在则被投诸荒城，浪费日月。苏轼是个天性豪放，喜欢活动的人，现在却被拘限于黄州这么一个偏鄙的小天地里，动弹不得，积郁之下，不免有突破空间的冲动，如前举《临江仙》这阕词，所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即是这种苦闷化生的幻想。

然而天下事没有绝对的得失，失之东隅者，未始不能收诸桑榆。苏轼原是生长在农村的一个青年，入仕以来，世俗的繁忙，吏事的压迫，焦劳愁苦，日不暇给，使他久违了素所亲近的大自然，使天赋的一腔艺术气质，几乎全被扼杀了。现在却有充裕的时间，得以从容体会大自然里各种不同的情趣，使他尘封的灵性，渐渐觉醒。

临皋亭外呼啸不停的涛声，赤鼻矶畔郁郁苍苍的山容林相，原来看似没有生命的一山一水，一木一石，只因有时间与他接近，日夕相见，不觉产生了意想不及的感情。有了感情才蓦然发现宇宙所孕育的万物，适其自适，各得其所，不但都具有内在的生命，而且蕴藏着无限的生机。一个在人生旅途中漂泊的灵魂，被大自然慈祥的母性容纳了，则与朝阳夜雨，春花秋月，同为有情天地里的一分子，就如庄子《齐物论》所说的“三籁相应”。天籁与地籁相应，地籁与人籁相应，如此就可以达到“丧我”（去除偏执的我）的境界，则人与自然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世界，即与天地精神合一，使本是局促的生命，即能无限扩大，无限超升，脱出现实世界时空的限制，获得“游于万化”的自由。

在海阔天空的环境里，大自然无穷的生意，与自己的灵感互相呼应时，这世界竟是那么多姿多彩，美不胜收，《赤壁赋》说：“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苏轼不禁欢喜赞叹道：“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大江滔滔东流，然而千年不竭；明月缺而复圆，万古不改。天地间一切现象，看似都在不断变化，但如以永恒的观点来看这宇宙间的万物万化，则此江水何尝流去，月圆月缺，到底也无所谓消长。所以苏轼与客夜游赤壁时，指着这片江水，这轮明月，慨然道：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

人，也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人生若不被某些短浅的人，强将表里贯通的一个整体，分割成过去、现在与将来等若干片段，造成狭义的时间观念，就不至于被局限在这个特定的时间框框里，辗转沉吟，无力抗拒。

苏轼在黄州住了三年后，思想境界，便是不同。从痛苦中体验出生命之实相与妙谛，在对大自然的观照中，悟出万物运行变化的奥秘，从而肯定“天人相类，天人相通”的道理。倘若宇宙间的江水无尽，明月无尽，草木之春荣秋落无尽，则我们的生命亦岂有尽时？巨眼的苏轼于是下了庄严的结论：

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庄子《大宗师》篇论宇宙与人生的关系，正可作苏轼“自其不变者而观之”这句话的最佳批注。 29

庄子说，把船藏在山壑里，将山藏在大水里，自以为总已非常牢固了，如果半夜里来个大力士将它背起来跑掉，愚昧的人还不曾知道哩！物，按其大小作适当的储藏，仍然不免失落，要是“将天下藏于天下”，就根本无从发生“失落”这么回事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超越了主体与客体的分别，物我两忘地融合在道的境界，这便是“化”。人到了“化”境，便如郭象注言：“圣人游于变化之途，放于日新之流，万物万化，亦与之万化。化者无极，亦与之无极，谁得遁之哉！”如此，将自己藏于天下，参与大化之流行，则我与天地为一，游心自然，无得无丧，物与我都一样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中的一分子。

为物所不及的人的生存，应该有其尊严的存在。大千世界、宇宙人生间，不能单看一刹那中的形象变化，而要以巨眼观彻物我心灵交辉中所妙悟的大道，即是“永恒”。

苏轼在黄州这几年的陶养，使他体会人生，得到妙悟，终能说出这段非道家玄理、佛门禅机所能争执的智者之言。就因为七月这次赤壁之游，玩得很痛快，三个月后，即同年十月十五日之夜，苏轼与客二人 30  ，从东坡雪堂回临皋亭去，走在黄泥坂路上，仰见明月在天，俯视人影在地，情景清逸，他们三人，一面走路，一面行歌互答，非常高兴。这样走了一段，有人说：今天傍晚，江边举网，得了一条巨口细鳞，状似松江之鲈的鲜鱼 31  ，只可惜没有酒。这样便把大家的酒兴提了起来，苏轼兴冲冲回家去跟他夫人打个商量，带了酒来。既已有酒有肴，便又想起曾游的赤壁，于是一伙三人，乘上小船，往赤鼻山下去了。

苏轼游山玩水的兴致一向很高，船到山下，他虽年将半百，依然以腰脚矫健自豪，独自摄衣上山，夜登崖顶，仰天长啸，一吐胸中的浊气。

他在《后赤壁赋》中说，时将半夜，忽有一只翅如车轮、玄裳缟衣的孤鹤，横江东来，嘎然长鸣，掠过船边向西飞去。后来又梦见一个羽衣蹁跹的道士，问他：“赤壁之游乐乎？”其实说鹤说梦，都是影射杨世昌一人，不过把一个具象，化作“鹤掠舟西”，化作梦中的羽士，便平添扑朔迷离、疑真疑幻的气氛，造成绝美的层次。 32  苏轼笔下，瞬息万变，令人目不暇给，时而把人带到永恒的边缘，忽又回到平凡的人世。他的弟弟苏辙尝说：“子瞻诸文，皆有奇气。至《赤壁赋》，仿佛屈原、宋玉之作，汉唐诸公皆莫及也。”确然不是阿其所亲的谀词。

元丰五年的七月和十月，前后两次赤壁之游后，其实同年苏轼生日，与他接近的几个朋友如郭遘、古耕道诸人，还曾置酒赤鼻矶下，为他庆生，这是同年第三次的漫游。据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元丰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东坡生日也，置酒赤壁矶下，……酒酣，笛声起于江上。客有郭、古二生颇知音，谓坡曰：‘笛声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问之，则进士李委。闻坡生日，作新曲曰《鹤南飞》以献。呼之使前，则青巾紫裘，腰笛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数弄，嘹然有穿云裂石之声，坐客皆引满，醉倒。委袖出嘉纸一幅，曰：‘吾无求于公，得一绝足矣。’坡笑而从之。”

这个故事，写得甚美，但有数处不实。

苏集确有以《李委吹笛》为题的一首七绝：

山头孤鹤向南飞，载我南游到九嶷。

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怜时复犯龟兹。

李委亦确有其人，但是秀才而非进士，是苏轼邀与同游而非赤鼻矶邂逅的献曲者。苏轼《与范子丰书》提到这件事：

今日李委秀才来相别，因以小舟载酒，饮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数弄。风起水涌，大鱼皆出。山上有栖鹘，坐念孟德公谨如昨日耳。

这第三次赤壁庆生之游，杨道士应该还在黄州，然而没再提起他的箫声，却换了吹笛的李秀才，不知何故。

九　临皋·东坡·雪堂

苏轼垦辟东坡的当年（元丰四年辛酉，1081），即遭逢天旱，幸而所种的麦子，不需要很多的水，到了冬天，已在地面上长出一层春意盎然的新绿来，苏轼高兴他不会挨饿了，作《陈季常见过三首》，有言：“东坡有奇事，已种十亩麦。但得君眼青，不辞奴饭白。”

不料第二年（五年壬戌）夏季，竟又久旱不雨，田地龟裂，禾稻枯槁。幸而盼到天降甘霖，却是大雨成潦，田间根叶烂死，损失惨重。苏轼面对连续的灾荒，不能没有饥饿的恐惧。《次韵孔毅父（平仲）》诗中，写这种无助的景况道：

我生无田食破砚，尔来砚枯磨不出。

去年太岁空在酉，傍舍壶浆不容乞。

今年旱势复如此，岁晚何以黔吾突。

…………

形容虽似丧家狗，未肯弭耳争投骨。

倒冠落帻谢朋友，独与蚊雷共圭荜。

故人嗔我不开门，君视我门谁肯屈。

可怜明月如泼水，夜半清光翻我室。

大约孔平仲原诗，有怪他过分耿介，不求人助的意思，所以他说：“我即使洞开大门，你看有谁会来照顾我呢？”人情势利，自古皆然。苏轼的感慨，别见《答陈季常书》：

先生笃于风义，至身割瘦胫以啖我，可谓至矣。……彼不相知者，视仆之饥饱如观越人之肥瘠耳，虽象亦未易化也。乡谚有云缺口镊子者，公识之乎？想当拊掌绝倒！（缺口镊子，一毛不拔。）

然而，苏轼到底是个硬汉，他相信自己，“力耕不受众目怜”。记大雨成潦，自力筑塘拒水的经过道：

老夫作罢得甘寝，卧听墙东人响屐。

奔流未已坑谷平，折苇枯荷恣漂溺。

腐儒粗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

破陂漏水不耐旱，人力未至求天全。

会当作塘径千步，横断西北遮山泉。

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

明年共看决渠雨，饥饱在我宁关天。

谁能伴我田间饮，醉倒惟有支头砖。

苏轼虽然贫困，但他生活安闲，一家和睦，正如他作《方山子传》所称道的陈慥家一样：“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他躬耕东坡，王夫人能医牛病，从无诟谇。三个儿子又都聪明好学。苏轼、苏辙两兄弟都非常关爱子女，对孩子们从无疾言厉色的责备，只要稍微有点表现，便赞不绝口，自言是“誉儿有癖”。元丰四年作《次韵和王巩（宾州）六首》中说到他的家庭，心满意足：“子还可责同元亮，妻却差贤胜敬通。”前则因陶潜有责子诗，他很自喜孩子们都能好学；后句说的是后汉冯衍（敬通），有个悍妒出名的夫人，严禁冯衍蓄妾，苏轼自幸王夫人却比冯敬通的夫人贤慧得多，允许他纳朝云。

他写杜甫《屏迹》诗，如“……晚起家何事，无营地转幽。竹光团野色，山影漾江流。废学从儿懒，长贫任妇愁。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自道：“此乃东坡居士之诗。”

朋友说：“这明明是杜甫《屏迹》诗，居士何得窃据？”

苏轼道：“禾麻谷麦，起于神农后稷。现在家有仓廪，不告而取，便成盗贼。其实从初说起，都是神农后稷之物。今考杜甫此诗，字字皆居士实录，是则居士诗也。子美安能禁吾有哉！” 33

苏轼从不严格督促孩子们读书，所以说：“废学从儿懒。”但是孩子们的诗文习作，他都要看的，认为用字必须经济，凡是辞多而意寡的，或者滥用的虚字，一定勾出来，要他们改写——这是苏轼作文的一个要诀，不但这样训练自己的孩子，对他的侄子们也一样用心教导，如赵德麟在苏辙家亲见苏轼寄他侄子的旧札，有曰：

二郎侄：得书知安，并议论可喜，书字亦进。文字亦若无难处，止有一事与汝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学此样，何不取旧日应举时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当且学此，只书字亦然，善思吾言。 34

夜坐无事，尝与长子苏迈联句为乐。苏迈似是一个木讷老实的青年，才华不及他的两个弟弟，少年时作《林檎诗》，有句云：

熟颗无风时自脱，半腮迎日斗鲜红。

老父认是“颇有思致”。联句中，儿子说：“乐哉今夕游，获此陪杖履。”做父亲的也鼓励他道：“传家诗律细，已自过宗武。”欣见自己的儿子比杜甫的宗武强。

元丰五年（1082）岁将暮时，有个多年未见的乡友突来黄州投奔苏轼，他是巢三。巢三，本名穀，后改为谷，字元修，读书不成，虽曾中过举，却未能通过礼部的进士试，浪迹京师，又想改从武举求个出身，但是武功都须自幼锻炼，所以退而习剑，更无成就。失意之下，他便萧然一身，浪游秦、凤、泾、原之间，后来投身于熙河名将韩存宝军中，做了几年幕僚。四年七月，存宝以逗留不进之罪伏诛，巢谷受存宝生前嘱托，送数百两蓄积银两与他的妻子后，在江淮一带，变更姓名，逃亡了一年多，转到黄州来避祸。苏轼立即留他在家，教迨、过二子读书。与从兄子安信上说：“巢三见在东坡安下，依旧似虎，风节愈坚，师授某两小儿极严。……” 35

苏轼陪这亡命的朋友到雪堂去住，那个景况，真是凄凉。照他自己的描写，床上只有一条破棉被，破灶里散发着湿柴的潮气，架子上只剩得一樽残酒，自己喝了不够脸红，只好请客人姑且润润喉咙。

巢三也不嫌清苦，除了教书外，他还煮猪头灌血睛，做姜豉菜羹，宾主共享。

苏轼说过：“妻却差贤胜敬通。”一点不假。苏轼谪居黄州，家中还留着两三个愿同清苦的侍儿，其中有个朝云，本姓王，字子霞，钱塘人，熙宁七年（1074）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时，投入苏家，当时她还只有十二岁。

朝云长大起来，出落得秀外慧中，冠绝侪辈，天生雪白的肤色，不必借重膏沐，小小两片嘴唇，永远鲜红欲滴，风姿绰约，体态轻盈，到三十余岁，苏轼还要赞她：“素面常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不但天生丽质，而且举止活泼，富有热情，完全是个外向型聪明乐观的女孩子，她这气质，这性格，就最投合苏轼的喜爱。

黄州以前，苏轼似乎先有一妾曰凌翠，没有同来，答朱康叔（寿昌）问，复书说：“所问凌翠，至今虚位，云乃权发遣耳。何足挂齿牙，呵呵！”权发遣者，宋代官制名词，意为“暂代”，可见当时，朝云还没有妾的身份，只是侍儿而已。

初到黄州，朝云年才十九，苏轼多时闲暇，苦于寂寞，他俩接近的机会较多，感情自然亲密起来，苏轼的熟朋友们，也都认识了他身边的这个丽人。

元丰六年（1083）九月二十七日，朝云为苏轼生了一个稚子，其时这父亲已经四十八岁了，也可算是暮年得子，非常高兴，写信告诉蔡承禧（景繁）道：

凡百如常，至后杜门壁观，虽妻子无几见，况他人也。然云蓝小袖者，近辄生一子，想闻之一拊掌也。

定然是承禧见过朝云，不晓得她的名字，所以照她那天所穿的衣服，称她为“云蓝小袖者”。苏轼不大喜欢与妇人厮混，虽妻子亦不常见，但他乐与朝云为伴，他俩的欢好，可以想见，而王夫人传统的不妒美德，尤其难得，难怪苏轼满意称道。

苏轼为这庶出的稚子，取名遯，乳名幹儿。遯者，遁也，苏轼此时甘心避世之意，已很显然。

这孩子的相貌，很像父亲，尤其额角那一部分最像，苏轼钟爱这患难中所得的少子，也是人之常情。朝云生了儿子，在苏家中也就有了她的地位。从“权发遣”正式擢升为妾，不再是普通的侍儿了。

遯儿生后第三日，俗为“三朝”，苏轼作《洗儿》诗，语意悲愤，如云：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雪堂落成后，苏轼有了招待客人的住处。元丰五六年间，雪堂寓客不断，五年五月绵竹道士杨世昌来，住到六年五月方才离去；而五年年底，同乡巢谷又来了，也住在雪堂；六年二月琴师崔闲自庐山来，幸而雪堂有屋五间，三位客人不妨同住；至六年三月间，与苏轼交契最深的於潜天目山诗僧参寥，又从杭州不远千里到黄州来看他，寓居雪堂整整一年，直至次年（元丰七年，1084）四月，才随苏轼一同离开黄州。

经验显示，一个人有些怎么样的朋友，可了解他是一个怎样的人物。黄州雪堂所招待的宾客，尽是道士（杨世昌）、和尚（参寥）、画家（米芾）、琴师（崔闲）和亡命者（巢谷）等，虽然因是罪官，士大夫们避嫌不敢来，但也足可看出苏轼血管里流着豪侠的热血，本来喜欢那些流浪江湖的朋友，一时都在黄州聚首。

参寥来了，他有了互相唱和的对手，作《再和潜师》诗：“吴山道人心似水，眼净尘空无可扫。故将妙语寄多情，横机欲试东坡老。……”竭尽僧俗两诗人穷居斗韵之乐。

参寥的诗境，风流蕴藉，几年来更多进步了，黄州所作，如《秋江》：“赤叶枫林落酒旗，白沙洲渚夕阳微。数声柔橹苍茫外，何处江村人夜归。”又如“隔林仿佛闻机杼，知有人家住翠微”句，更是直追渊明风格，苏轼称其清绝，谓不下于林和靖。

他们两人在东坡雪堂拥鼻吟哦，坐忘人世，却使在京师软红尘中的朋友大为涎羡。有人写信给苏轼问道：“闻公与诗僧相从，岂非‘隔林仿佛闻机杼’者乎？真东山胜游也。”即将此函出示参寥，笑道：“此吾师七字法号。” 36

有一晚，苏轼梦见参寥拿了一卷诗轴来看他，醒后记得饮茶诗两句：“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觉得此语甚美。槐火换新，是宋代风俗，每年清明节，例须将家中“火种”调换新火，可以理解，但不明白泉何故新？

参寥解释道：“俗以清明淘井，也许因此说泉水也一时新了。”这种说梦的事，虚无缥渺，说过也就算了。不料七年后，居然在杭州西湖智果精舍里，有了“泉新”的事实应验，使人顿生“知命无求”的感悟。 37

十　老农忧国

知识分子为实现理想而生活，他们可以不在乎现实世界中的得失荣辱，不在乎物质生活的贫乏，但却无法忍受被现实社会排斥、废弃的命运。知识分子怀着一片对国家和生民奉献的热情，具有不可压制的观察与批评的精神，一旦遭逢政治势力的压抑和阻截，无异彻底冲毁了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道”，这种摧残生命意义的打击，使士君子者人生庄严的使命感完全丧失，残存这个苍白的生命，不能不落入自我迷失的彷徨，而造成无可奈何的忧戚。

朋友赵昶（晦之）来信劝苏轼：“处患难，不戚戚。”苏轼大不为然，凛然复书道：

示谕“处患难，不戚戚”，只是愚人无心肝耳，与鹿豕木石何异！所谓道者，何曾梦见？……

知识分子的淑世精神，是生命中的长明灯，不论发生何等残酷的遭遇，生命存在，此火不灭。苏轼《与李公择（常）书》，正可以作前函的正面注解：

兄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

所以，那几年间，好大喜功的当权者，以国家的命运做赌注，贸然发动对西夏的战争时，苏轼不免忧心忡忡，付与异常的关切。战争失败所造成的耻辱，使苏轼满怀悲愤，无可发泄，只得借用吊唁朋友的形式，作诗写记，隐约吐露这黄州老农的忧国之心。

事起元丰四年（1081），西夏发生政变，西夏王秉常被臣下幽禁了。边臣劝帝乘此机会兴师问罪。神宗便诏熙河经制李宪等五路兵马，大举西征。高遵裕以环庆之师节制泾原刘昌祚的兵马，种谊以鄜延之师分道行兵。李宪只是一个宦官，不懂军事，虽然派驻边疆，也并不深知疆务。军行距灵州百里，虏骑骤至，幸有高遵裕出精骑接仗，未被所乘，斩首千余级，又会合泾原兵马，径围灵州。

围城久久未下，刘昌祚请分兵攻打东关，不许。西夏人决黄河之水灌营，又抄绝大军赖以供给的饷道，士卒冻溺而死者无算，余军断炮为梁逃生，与追兵厮杀，转战累日，终于全军败覆。时在元丰四年（1081）九月，为第一次的灵武兵败。

苏轼身负罪谴，虽然关心国事，却无议论的自由，有如骨鲠在喉，非常痛苦。五年夏日，原在高遵裕帅府中掌管机要文书的张舜民（芸叟），因作诗述及宋兵久屯失利的情形，谪官监郴州酒税，路过黄州，为他详述灵武兵败的经过。使他从这亲身参与者口中，亲闻这场战争所造成的军民大量的伤亡，边疆地方彻底破坏的惨状，不禁痛彻心扉。但他现在的处境，再也不能触碰“现实政治”这个怪兽，心里憋着这份受辱的痛楚，无处发泄，作《书张芸叟诗》，记舜民诗曰：

灵州城下千株柳，总被官军斫作薪。

他日玉关归去路，将何攀折赠行人。

青冈峡里韦州路，十去从军九不回。

白骨似沙沙似骨，将军休上望乡台。

又记舜民的话一条：“官军围灵武不下，粮尽而退，西人从城上呼官军：汉人兀攃否？或仰而答曰：兀攃。城上皆大笑，西人谓惭为兀攃也。”——此外不敢再著一字。

同年九月西夏来救米脂寨，鄜延经略使种谔率领七军，方阵而进，攻围敌寨。西夏兵八万余人，自无定河出，种谔挥兵前后夹击，夏兵死伤六万余人，尸横数十里，银水尽赤。掳获马匹五千，孳蓄铠甲万计。

这一胜利的消息，于同月二十二日，苏轼在武昌王齐愈家中得见陈慥书报才知道。当时大家高兴唱乐，各饮一巨觥，互相庆祝。苏轼也作诗志庆：

闻说官军取乞訚（即乞银），将军旗鼓捷如神。

故知无定河边柳，得共中原雪絮春。

后来又闻洮西捷报，苏轼亦有诗曰：

似闻指挥筑上郡，已觉谈笑无西戎。

放臣不见天颜喜，但惊草木回春容。

这洮西之役，由宦官王正中所主持，而此诗篇首曰“汉家将军一丈佛”，有人认为苏轼不会用这样的话来称颂一个宦官，所以断为伪作，而陆放翁以为此诗气格那么高，也不是别人假得出来的，所谓“一丈佛”者，不是赞誉，而是讽刺。其实这些都是书生狭隘之见，如果能够扬民族声威而有大贡献于国家者，正不必论其出身，以苏轼胸襟的阔大，宦官果能克敌致果，何尝不能给予赞美。

边臣为报灵州兵败之耻，防备西夏得寸进尺，鄜延大帅沈括，请在永乐（今陕西米脂）筑城，围阻西夏。神宗诏派给事中徐禧（德占）去实地考察。

不久之前，徐禧曾来蕲水，与苏轼见过，给他的印象是粗有胆气，实甚疏狂，不足以担当军国重事；而沈括又是那么一个好大喜功的投机分子，苏轼私下不免忧心忡忡。苏轼怕见这些官场人物，说话容易惹祸，但又不能放开他的关切，只得作书向滕达道探问消息：

黄当江路，过往不绝，语言之间，人情难测，不若称病不见为良计，二年不知出此，今始行之耳。

西事得其详乎？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此信的可示其略否？书不能尽区区。

徐禧以诏使身份至边，不顾种谔等资深边将的反对，力赞沈括的计划，筑城永乐，上报天子，赐名银川寨。

讵知永乐为夏人必争之地，岂容占领？九月，西夏以三十万大军来攻。

永乐城被西夏兵团团围困，而地则依山无水，军士饥渴欲死。不久，城破，李舜举、徐禧、李稷均陷夏人之手。神宗以手诏给西夏，他们如能保全该城官兵，当尽还已侵之地。诏书未到，李、徐等已告死难，苏轼作《书永洛事》，曰：“圣主可谓重一士而轻千里矣。”

灵州、永乐两次战役，宋人死者约六十万，丧弃银钱绢谷，不可胜计。神宗得到永乐败讯时，当廷痛哭，自此不饮不食，绕室彷徨，悔恨不已！因此得病，遂尔崩逝，可以说是赍恨而殁。

徐禧由吕惠卿保荐，上《平戎策》投机成功。以一布衣而致大用，苏轼与他一面之交而已，于其死难后，作《吊徐德占》诗，比之为映门的松柏，背面的意思是当非栋梁之材，如不大用，定可终老岩壑，抱子生孙，政府“小才大用”成此恶果。至作吕惠卿责词时，所谓：“力引狂生之谋，驯至永乐之祸，兴言及此，流涕何追。”狂生者，即此徐禧。

苏轼遭难以来，朝廷政局，每下愈况。

国家的老成们，依然退出在政治的权力圈外，默默无闻。如司马光在洛阳独乐园里专心编撰《资治通鉴》，绝口不谈国事；张方平以太子少师致仕后，健康状况很坏，息影南都，无限寂寞；以司徒致仕的韩国公富弼，家居洛阳，悠游泉石，至元丰六年即已薨逝；文彦博虽然拜太尉，判河南，也只能邀同一辈耆老，举行耆年会，流连诗酒，消磨时日而已。 38  即使当年那么勇于自用，最有魄力、最有抱负的王安石，现在金陵，也只每日在钟山道上，驴背寻诗。

这些年来，朝廷的实际政事，尽在蔡确、章惇、冯京、王珪、张璪、蒲宗孟这班政客手上，作走马灯式的流转。至元丰五年（1082）四月，实行新官制，以蔡确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章惇为门下侍郎，王珪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张璪为中书侍郎，蒲宗孟为尚书左丞，王安礼为尚书右丞。神宗诏自今以后，事无大小，统由中书省取旨，门下省覆奏，尚书省执行。辅臣中有人以为如此做法，中书省的权力未免太重，然而神宗不以为然。于是蔡确、王珪、章惇三人结合的权力中心中，又以蔡确为最高权力者了。完全到了“君子缩手，小人鸱张”的局面。

元丰五年（1082）十一月，奉安祖宗神御于景灵宫，大赦天下，各处都有起废的恩例。六年之春，陈襄的弟弟陈章（朝请）来信，劝苏轼活动一下，颇有希望。复书说：“所谕四望起废，固宿志所愿，但多难畏人，切望怜察。”

苏轼非不热望起复，只是目前的政治环境，蔡确当权，怎能包容苏轼？王珪又怎能让苏轼出头，遮掩他的文章光华？更重要的是苏轼虽在谪籍，但是帝眷仍深，他是当权人物嫉忌的目标，岂能让他东山再起？苏轼是个死里逃生的人，不能弄巧成拙，“多难畏人”，早已打消仕进的念头，只想做个黄州农。但是，躬耕东坡并不足以赡养偌大一份家口，所以还须在黄州附近再置一点田地，才能够得全家二十余口的温饱，这才是个“衣食重事”。

元丰五年（1082）三月七日那一天，他到距黄州三十里地的沙湖，土名螺蛳店的地方去看田。田在山谷间，当地人告诉他，这里的田地上，播种一斗种子，可以产稻十斛。苏轼问：“何以如此有力？”据解释，此地连山都是野草，可以散水，又向来未曾种过五谷，地气不耗，所以一发便能如此有力——苏轼记住这一段宝贵的经验之谈，特别记下来。 39

看完田，归家路上，天气突变，忽然下了大雨。他们一行，本来带有雨具，看看无用，先已叫人带回去了，这时候，除了挨淋，没有别的办法。同行的人，个个淋得非常狼狈，独有苏轼似乎不觉有雨，照样安步徐行。不久，雨止天晴，他很为自己保有这份坦荡的心怀而得意。作《定风波》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阕词，是《东坡乐府》里的名作之一，音调铿锵，节奏恰如潺潺春雨，平和、洒脱而又宁静。

人生，有追求就必有失落，人如不能忘情得失，他的心便永远平衡不了，心理不能平衡，痛苦便如风雨一样，四面八方地包围了你。惟有这饱经世患的诗人，在雨中举步轻行时，他心中根本没有晴明，所以也就无所谓风雨。人间一切变幻无常，唯有超脱物外，才能一尘不染；唯有安步徐行于大雨中的人，才能“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地坦然归去；有这样任天而动的襟怀，才令人望之如神仙。

苏轼的意气固然轩昂洒脱，不过到底是春寒未尽时节，淋了冷雨，终于害了左臂肿痛的毛病，很可能是风湿，但也有人说是食物中毒，即服食丹砂的副作用。

麻桥人庞安常，虽是聋子，却是有名于当地的针灸医生，苏轼病臂便去向他求治。因庞医重听得厉害，两人只能笔谈，写不了几个字，他已完全了解病因。苏轼惊异于此人的绝顶聪明，便和他开玩笑道：“我以手为口，君以眼作耳，都该算是一代异人。” 40

两人相与大笑，自此订交。庞医的针灸术确实效应如神，一针便已治愈苏轼的肿痛。疾愈后，他还在庞家住了数日。安常治病，不要诊金，独喜书画文物，因是同好，相谈甚欢，他们还同游了蕲水郭门外的清泉寺，饮王羲之洗笔泉的水，徜徉于兰溪之上，作前揭之《西江月》词，确是一阕明净无尘之作，足见苏轼之善于享受生活。

沙湖的田，没有买成。不久，同是天涯沦落的朋友杨绘派他的弟弟庆基到黄州来与他商议同买一座庄院，以后可以合住，又介绍定襄胡家田，先佃后买，可以少付一些现款。再过若干日子，陈慥来说，郎中任其孚的儿子要卖掉荆南头湖庄子，这庄子去府城五六十里，有田五百来石，时值六百千，只要先付二百来千即可……但都只是空忙一阵，没有买成。

苏辙在筠州，本与太守三衢毛国镇相处甚得，国镇主政宽和，又好吟咏，两人之间，颇得唱酬之乐。这年夏天，毛国镇罢官归隐，新任筠守贾蕃，彼此均无渊源，同僚的筠州通判（倅），早先与苏辙在公事上意见不洽，心存芥蒂，至此便处处与他公开作对，要排挤他。苏轼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很是不平。其时老友李常还在淮南西路提刑任上，驻舒州，筠州是其辖属，所以写信给他道：

舍弟得信，无恙，但因议公事，为一倅所怒，日夜欲倾之，念脱去未能耳。

子由拙直之性，想深知之，非公孰能见容者，然实无他耳。而人或不亮。牢落如此，为一农夫而不可得，岂复有意与人争乎？亦不足言，聊可一笑而已。

为了免与人争，他又作了《闻子由为郡僚所捃，恐当去官》诗（这诗题显然是后来加写的），劝苏辙不必徘徊瞻顾，到黄州来同耕东坡的好。

这首诗回溯生平，有很多感慨。他说，我们少小为学，自有远大的志趣，天如给我们机会，应该早已发迹，创出宏大的事业来了。谁知事实大谬不然，我们两人举步尽是荆天棘地，狼狈不堪。我如堕地跌得粉碎的瓦罐，不必再说了，你又何必恋此鸡肋，战战兢兢，只怕得罪，任劳任怨，别人还不谅解，“时哉归去来，共抱东坡耒”。

然而苏辙没有来，他当然了解苏轼在黄州的经济情形，一点收入也没有。而他自己呢，人口众多，生活负担比他老哥还要沉重，单靠东坡五十亩地，怎能养活两家人丁呢？这是一个被生活限制、无法实现的梦想，他只能忍着继续啃这块食之无味的鸡肋。

但是，官僚社会中势力倾轧与人身攻击，是残酷无情的，苏辙本来除监盐酒税的本职外，还兼了筠州州学的教授，不过为多点收入而已，以一个制科出身的人兼任州学教授，不应该有任何问题。不料毛国镇一走，他们便指责苏辙于州学所撰策题三道，乖违经旨，一状告到礼部。

京中的国子司业朱服，跟着落井下石，上奏道：

诸州学或不置教授，乞委长吏选现任官兼充。先以名上礼部，从本监体验，可委教授，即依所乞。其余旧补差教授，悉乞放罢。

苏辙权筠州教授，所撰策题三道，以乖戾经旨，礼部言现为教授人，候有新官令罢。其苏辙乞令本路别差官兼管勾。

诏可，苏辙便落了兼差。 41

苏轼没有办法，只好背出廿二年前，兄弟同在怀远驿预备应考制科，埋头苦读时的宿约，希望凭此能够打动老弟的心意。作《初秋寄子由》诗：

百川日夜逝，物我相随去。

惟有宿昔心，依然守故处。

忆在怀远驿，闭门秋暑中。

藜羹对书史，挥汗与子同。

西风忽凄厉，落叶穿户牖。

子起寻裌衣，感叹执我手。

朱颜不可恃，此语君莫疑。

别离恐不免，功名定难期。

当时已凄断，况此两衰老。

失途既难追，学道恨不早。

买田秋已议，筑室春当成。

雪堂风雨夜，已作对床声。

苏轼向来有“蔑视金钱”的豪气，而苏辙则非常谨慎，仍然不敢造次，依然晨出暮归，两渡江水，忙他的盐和酒。

十一　神宗的救赎

放逐苏轼，不是神宗皇帝的本意，神宗渐悟苏轼并没有“讥讪君上”的意思，不过是执政们给异己者扣上去的一顶高帽子而已。然而宋朝传统的台谏制度，皇帝有必须接纳谏言的义务，而新政是国家的既定政策，也不容反对议论肆行流布，基于这两个政治之现实的情势，神宗不得不暂时牺牲苏轼。

苏轼得于百日内从御史台狱释出，完全出自神宗的宸断，责降处分又将他放在黄州，距离中原，并不甚远。从整个事件的发展看，应该不会很久就有逐步起复的后命，然而这个阶段，却一拖四年有余，这中间就必然有许多周折存在。

神宗非常欣赏苏轼的文采，并且记得祖父仁宗皇帝得此英才时的喜悦；祖母光献曹太后病榻上的遗言，更常常在他耳边回荡。苏轼在黄州，神宗没有遗忘过他，要等到一个适当的起复机会，才能按照程序，重新起用这位皇家重视的大臣。他的母亲宣仁太后，于元祐间特地面谕苏轼，将他从谪籍中重新起用，不次升擢的人，不是她，而是先帝（神宗）的遗意。又说：“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宋史》本传）

苏轼在知徐州任时，有一件“失察妖贼”的旧案，不曾了结，到他已贬黄州，才得圣旨“放罪”（免罪），苏轼照例上《谢失察妖贼放罪表》。本来这种例行公事，日理万机的皇帝可以不必看，大约因是苏轼所写，故亦取来一读，当读到“……况兹沟渎之中，重遇雷霆之谴。无官可削，抚已知危。……”这几句时，不禁笑道：“畏吃棒耶？” 42

虽是戏言，但也见得苏轼虽被放逐，但是他的文字，仍被皇上所喜爱。

神宗是个英明有为的君王，为增进行政效率，几年来反复研讨，计划改定官制。

宋朝的行政组织，一直沿用五代旧制，以平章事为真宰相，大多是两个席位，别设参知政事，称执政官，则为宰相的副手。

现在，神宗决意改用唐朝的三省制。三省本置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分别统率群僚。但元丰当时，元老耆旧多因反对新法而去，而新政的首领王安石也已退休，剩着一批挂新政招牌，而以招揽政权为实的政客，实在不配当“真相”。所以新定官制，将侍中、中书令、尚书令这三个相位说是官高暂不除人，而以尚书令之副——左右仆射行宰相之事。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之责；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废参知政事，置门下、中书二侍郎、尚书左右丞，以代其位。

改定官制这桩大事，于元丰三年九月间定议。神宗自安石去位后，深感继起无人，事事都不成功，非常烦恼，踌躇再三，决意起用司马光，附带起复苏轼。

一日，神宗召集宰辅，举行御前会议。皇帝取出一幅先已准备好的“图子”，交给时在相位的蔡确和王珪。

这“图子”中，御史中丞执政位牌上，贴上“司马光”名；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位牌上，贴名“苏轼”。另有几个因议新政不合而离开中枢的旧臣，各有安置。

神宗皇帝随即论曰：“这几个人，前此立朝，议论虽有不同，然而都是各本所学，忠于朝廷的人，不可永远废弃。现在新官制将付实施，应该新旧人两用。”

并且手指御史中丞衔位上，以坚决的口气说：“这个位置，非司马光不可。”

王珪、蔡确相顾失色，一时无辞可解，只得高声应道：“领德音！”

蔡确退下殿来，兀自喃喃自语道：“这事如何使得。总要想个办法，死马当活马医才好。” 43

蔡确的诡计是，“皇上久欲收复灵武，倘然有办法使西边的军事扩大，深入敌人巢穴，假使这事情成功，则皇上转移注意西事，必不再召君实，君实也不会应诏”。

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阴谋，却是误国的诡计。神宗久苦西夏诛求无厌，不断的骚扰和掠夺，使宋朝民穷财尽，国力日弱，久欲一振天威，以解救沉重的财政负担，确保国家的疆圉。司马光老成持重，决不会赞成发动边衅，进行冒险的战争。所以说，只要迎合上意，挑起这场大火，神宗便不会召司马光，司马光也不会来了。

后来果然如此，蔡确授意知庆州俞充上了一个“平西夏策”，加上西夏内乱有机可乘的借口，第二年四月，神宗就诏熙河经制李宪等各路军马进讨西夏了。司马光未召，苏轼等人也都被搁下来了。

苏辙《龙川别志》记述此事甚详，所下的结论则是：“自是西师入讨，夷夏被害，死者无算，新州之命（蔡确流放新州），则此报也。” 44

至元丰四年（1081）十月间，改定官制即将颁布施行，神宗召集执政重臣至天章阁，商议“官制除目”的大事。先由执政进呈三省印，神宗说：“从前是由金铸的，现在御宝金铸，这可用镀金的。”继由执政进呈预先拟好的“除目”（任官名单），请求核定。

这次会议中书检正官王震（王巩的六侄）和吴雍均被召与会，担任纪录。神宗看了执政所拟的“除目”，谕曰：

“三省密院官，暂时搁一下。”

于是从吏部以下讨论起，议到太常少卿，帝曰：

“这一职位，必须慎择妥人。”以前执政屡有推荐，都不合上意，所以帝谕如此。续议礼部郎中，神宗说：

“此南宫舍人，非其他曹官可比，可除刘挚。”

论到著作郎，神宗说：“此非苏轼不可。”

众人无言，过了一会儿，神宗打破沉默道：

“想到了，太常少卿可除范纯仁。”

议毕，皇帝面色严重地宣谕道：

“朕与高遵裕约定，当于某日下灵武，等他捷报到来，必须大事庆赏，其时官制可行，除目可下。”

同时告诫在场诸人，绝对保密：“外人如有知此消息，定是卿等几人所泄漏，都须负责。”又命执政严戒王震、吴雍守秘。 45

高遵裕是环庆经略，他在庆州打败了西夏，又与刘昌祚合兵在距灵州百里之地，对来袭的虏军，打过一次胜仗，一路所向无敌，直薄灵州，报称指日可下，所以神宗有此期待。

不料高遵裕灵武之师，久围不下，反被西夏人决黄河之水直灌营地，十几万大军生还者不到万人，几乎是全军覆灭，高遵裕与神宗相约的捷报和神宗预备的庆赏，皆成虚愿。

元丰五年（1082），议修国史，神宗谕示：“国史大事，可命苏轼主编。”王珪面有难色，神宗只得说：“如苏轼不恰当，姑且用曾巩一试。”

曾巩编成《太祖总论》，进呈，不合上意。六年，曾南丰丁忧返籍，不久也去世了。 46

派苏轼修国史，既被王珪阻拦了，神宗又降旨要起复苏轼以本官知江州。蔡确和中书侍郎张璪受命，王震当词头。公事送到门下省，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的王珪奏以为不可。明日改承议郎，知江州太平观。官僚要反对一件事，先是推，推不掉就拖，一拖再拖，“命格不下”了。

有人很愤慨地说，这都是王禹玉（珪字）出的力。 47  这样推诿拖托，时间过得很快，苏轼被谪黄州，已经四年了。至元丰七年（1084）春，神宗不再与执政的宰辅商量，径以“皇帝手札”，量移苏轼汝州。

用“皇帝手札”是万不得已。这种特殊文件，一曰手诏，常为非常的恩典，如特赦；一曰御札，则为皇帝决意要办的事，一种率直的指示，故不用四六句。这两种特别的文件，一经颁下，臣下只能奉行，不得再议。神宗若不深恶执政的恶意阻挠，也决不轻易打破常制，动用“皇帝手札”。

“量移”为该恩原赦，量移近里州军之意，算不得是起复，这也是神宗顾虑苏轼为当前的执政大臣们所力拒，复官反而容易滋生事端，不如留待到了河南，看情形再说。

起复的第一步，以“皇帝手札”那样特殊的措施，才告成功。元丰七年（1084）四月，告下黄州，特授苏轼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一切都无改变，不过从偏远的黄州移到京畿附近的汝州而已。告词有曰：

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 48

这几句话使苏轼低徊雒诵，顿生知遇非常的感激，作《谢量移汝州表》，也竭尽哀慕之意。如曰：

旋从册府，出领郡符。既无片善可纪于丝毫，而以重罪当膏于斧钺。虽蒙恩贷，有愧平生。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

这份谢表，呈达皇帝御前，神宗读后，顾谓侍臣道：“苏轼堪称奇才！”

但还有人在帝前媒孽道：“观轼表中，犹有怨望之语，如说兄弟并列于贤科，以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等语，自以为因诗词被谴，实非其罪，毫无悔悟之意。”

神宗愣了一下，径曰：“朕已灼知苏轼衷心，实无他肠。”言者语塞。 49

上述皇帝告词中有“人才实难，不忍终弃”这一句话，使苏轼非常感动，后来知道此文出于给事中王震（子发）的手笔，而震是好友王巩的六侄。 50  元祐初，苏轼为翰林学士，与子发做了翰林院里的同僚，次韵赠诗，有“清篇带月来霜夜，妙语先春发病颜”句，即是指此告词，喻为黑漆寒霜之夜里的明月，使枯槁的病人脸上顿时透露了生气，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十二　别黄州

拜发谢表后，全家忙着收拾行李，准备离黄。苏轼把辛苦经营的东坡农场和雪堂的房屋、乳媪的坟墓，托给了近邻潘丙（彦明）照看。因为苏迈正要到江西德兴去当县尉，所以决定叫他带了全家，稍后至湖口相会，他自己则要先往筠州去探望苏辙和三个多年不见的侄子，诗僧参寥、丐者赵吉 51  从行。

苏轼自元丰三年（1080）二月到达黄州，至七年四月离去，在此整整住了四年三个月。离黄之日，他的疮病似乎没有痊愈，所以作《别黄州》诗，用杜甫瘦马行的典故：“病疮老马不任𩉜，犹向君王得敝帏。”黄州虽是这么穷僻的地方，但是住久了，即使一草一木，看来也不免有情，故诗续曰：“桑下岂无三宿恋，樽前聊与一身归。”黄州邻里、朋友，纷纷设馔话别，一个流落天涯的人，对于温暖的人情，更易流连，作《满庭芳》一阕，以当告别：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

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黄州郡将也设宴欢送苏轼，循例征召官伎侑酒。苏轼名满天下，照当时风气，常被那些女孩子们求诗乞字，当此酒酣耳热之际，他一向兴致很好，醉墨淋漓，来者不拒。于是有一故事，这次侑酒官伎中，有一李琪，长得娇小明艳，而且知书识字，不过胆小腼腆，所以，只有她从未得过苏公的翰墨。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再也不能错过，但等酒喝得差不多时，她从身上取下一条白绢领巾，跑到苏轼座前，求赐墨宝。

苏轼仔细瞧了她半响，叫她先去把墨磨好。墨浓了，他便拈起笔来在那幅白绢上大书道：

东坡五载黄州住，何事无言赠李琪？

下面没写下去，他老把笔一搁，又去和别人谈天说地起来，似已完全忘了这事。同席的人，看开头这两句，语意凡易，认为以苏轼的捷才，也决不至于接不落下文，大家不解何故。李琪自然最为焦急，但也不敢催问，只憋得粉面通红，无所措手。苏轼佯若没事，谈笑不绝，直到宴席将散，李琪忍不住只得去他面前，再拜续请，苏轼这才哈哈大笑道：“几乎忘了出场。”提笔续写道：

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题诗。

写毕，大家传观，都为李琪庆贺。苏轼黄州赠伎诸作，以李琪所得的褒扬为最甚。 52

苏轼于三月上旬闻移汝之命，随即作书邀王齐愈过江来一叙。这封信写出他此际惶惶不安的心事：

……前蒙恩量移汝州，比欲乞依旧黄州住，细思罪大责轻，君恩至厚，不可不奔赴。数日念之，行计决矣。见已射得一舟，不出此月下旬起发，沿流入淮，溯汴，至雍丘、陈留间，出陆至汝，劳费百端，势不得已。本意终老江湖，与公扁舟往来，而事与心违，何胜慨叹。计公闻之，亦凄然也。甚有事欲面话，治行殊未集，冗迫之甚，公能两三日间，特一见访乎？至望，至望。

苏轼行前，武昌的王齐愈、齐万兄弟，岐亭的陈慥都于苏宅会集，伴送离黄。时已四月中旬了，他们一行渡江过武昌，夜行吴王岘时，忽然听到隔江传来黄州鼓角的声音，一声声撩拨起行人苍茫的悲凉，苏轼默诵杜甫的诗：

鼓角缘边郡，川原欲夜时。

万方声一概，吾道竟何之？

一时感情激动，不能自制，两眼都忽然湿润起来。但他立刻凛一凛精神，以为鼓角本身是无悲亦无喜的，一切随着听鼓者本身的哀乐而变化，今日多情送我，固然免不掉有点感伤，但望有生之年，还能再来黄州，这江边的枯柳总还认识我，这黄州鼓角还当吹奏此曲，欢迎东坡居士重来。作《过江夜行武昌山闻黄州鼓角》诗：

清风弄水月衔山，幽人夜渡吴王岘。

黄州鼓角亦多情，送我南来不辞远。

江南又闻出塞曲，半杂江声作悲健。

谁言万方声一概，鼍愤龙愁为余变。

我记江边枯柳树，未死相逢真识面。

他年一叶溯江来，还吹此曲相迎饯。

绝意仕路的苏轼，如果不能归乡，他只愿重回黄州来做他的东坡老农。这心意，即使后来元祐时期，他还常常那么怀想，《致潘丙（彦明）书》说：“仆暂出苟禄耳，终不久客尘间，东坡不可令荒废，终当作主，与诸君游，如昔日也。愿遍致此意。”

一行同至车湖王齐愈家，因为刮风，留住两日，至四月十四日，坐船到磁湖。 53

到磁湖来送行的黄州朋友一大堆：潘氏全家祖孙三代——潘革和他的三个儿子潘鲠、潘丙、潘原，潘鲠的两个儿子，即是后来江西诗派的大将潘大临、大观；古耕道、郭遘，何氏竹园的何胜可也带了他的孙子何颉（斯举）同来；还有武昌的王齐愈、齐万兄弟带了侄子天常以及韩毅甫、宗公颐等。这一大批送客远来磁湖，使苏轼深为感动，和他们一一热烈话别。

唯有陈慥，交情更是不同。苏轼住在黄州，季常每次往返四五百里路来看他，前后达七次之多，这回更是坚欲送他直到九江。苏轼途中作诗赠别，回顾他们五年来的交往，感慨道：“枯松强钻膏，槁竹欲沥汁。两穷相值遇，相哀莫相湿。”这几乎就是《庄子·大宗师》中“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的意思。最后，更历忧患的苏轼很坦白地劝季常道：

吾非固多矣，君岂无一缺。

各念别时言，闭户谢众客。

苏轼又将五年间往来岐亭所作泣字韵诗，通为《岐亭五首》，前加长叙，留为与陈季常患难交情的纪念。

苏轼从此就再也没能到黄州来，也再没看过他亲手垦辟的东坡。

1  本集：《方山子传》。

2  本集：《岐亭五首之一》。

3  据明都穆《南濠诗话》，此是唐人潘阆《夏日宿西禅院》诗，全文为：“此地绝炎蒸，深疑到不能。夜凉如有雨，院静若无僧。枕润连云石，窗明照佛灯。浮生多贱骨，时日恐难胜。”苏轼记忆中，略有一二字不同。

4  〔宋〕张舜民：《画墁录》。作者曾于元丰五年往访黄州，见知州杨寀、通判孟震及苏轼，所见黄州，荒凉如此。

5  宋官吏俸禄，有一部分是以实物折价抵算，称折支。此诗作者自注：“折支多得退酒袋。”“退酒袋”者，朝廷造酒后废弃的酒袋。末二句诗自讽贬官至此，无补于朝廷，反而浪费俸禄。

6  本集：《二月二十六日雨中熟睡诗》。

7  本集《晓至巴河口迎子由诗》：“去年御史府，举动触四壁。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隔墙闻歌呼，自恨计之失。留诗不忍写，苦泪渍纸笔。余生复何幸，乐事有今日。……”

8  〔清〕潘永因：《宋稗类钞》。

9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10  〔宋〕高文虎：《蓼花洲闲录》。

11  〔宋〕苏轼：《东坡志林》。

12  〔宋〕郑景望：《蒙斋笔谈》。据考，景望，名伯熊，永嘉人，官宗正少卿。所作《蒙斋笔谈》，实即叶梦得《岩下放言》，景望仅颠倒其次序而窃为己有者。

13  《汉书·游侠传》：“陈遵所到，衣冠怀之，惟恐在后。时列侯有与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门，曰陈孟公，坐中莫不震动。既至而非，因号其人曰陈惊坐。”

14  〔宋〕苏轼：《东坡志林》。

15  〔宋〕周必大：《益公杂志》。

16  蔡承禧，字景繁，临川人，欧阳修门生，与轼进士同年。灵州战役前，因反对以太监李宪主兵柄，被出为淮南转运副使，置司楚州。黄州适属承禧辖区，苏轼得其照顾者甚多。元丰七年十二月，轼在泗州得承禧在任病逝的噩耗，祭文曰：“我迁于黄，众所远摈。惟子之故，不我籍辚。孰云此来，乃拊其榇。……”皆实录也。

17  〔日〕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

18  〔宋〕陈鹄：《耆旧续闻》。

19  邵博《闻见后录》：“晁以道为余言。尝亲问东坡曰：‘先生《易传》，当传万世。’曰：‘尚恨某不知数学耳。’”

20  本集：《书赠王十六秀才》。

21  〔宋〕米芾：《画史》。

22  本集：《代巢谷作遗爱亭记》。

23  〔宋〕洪迈：《夷坚志》。

24  本集：《日日出东门》。

25  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东坡响簧铁杖，长七尺，重三十两，四十五节，嵇康造。”

26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27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并见何薳《春渚纪闻》。

28  《施注苏诗》引东坡手帖二则。

29  庄子《大宗师》篇“藏舟于壑”那一段。

30  后赤壁之游，与客二人，一为道士杨世昌，固无疑矣。其另一人，则当时能从东坡夜游者，不外郭、古、潘三人中的一个，潘丙自营酒肆，不至于有鱼无酒，郭遘采药为业，亦非江畔网鱼者，所以推想为古耕道。

31  朱翌《猗觉寮杂记》载：“《后赤壁赋》：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似松江之鲈。多不知为何等鱼，考之，乃鳜也。《唐韵》注：鳜，巨口细鳞。《山海经》云：鳜，巨口细鳞有斑彩。以是知东坡一言一句，无所苟也。”

32  赵翼《陔余丛考》记吴匏庵诗：“西飞一鹤去何祥，有客吹箫杨世昌。当日赋成谁与注，数行石刻旧曾藏。”即据《施注苏诗》引东坡手帖二则所言石刻拓本，揭破东坡此一玄虚。

33  本集：《书子美屏迹诗》。

34  〔宋〕赵令畤：《侯鲭录》。

35  〔宋〕苏轼撰，〔清〕施元之注《施注苏诗》。

36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37  本集：《西湖智果精舍参寥泉铭》。

38  〔宋〕沈括：《梦溪笔谈》。

39  〔宋〕苏轼：《东坡志林》。

40  本集：《书清泉寺词》。事亦见于《东坡志林》。

41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42  〔宋〕徐度：《却扫编》。

43  〔宋〕朱弁：《曲洧旧闻》。

44  〔宋〕苏辙：《龙川别志》。

45  王巩《闻见近录》引用其侄王震口述，震参与当日御前会议，职司记录之人。

46  事见《宋史》本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邵博《闻见后录》。

47  同上。

48  王巩《闻见近录》引王安礼（和甫）语。《厚德录》亦载其事。

49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50  〔宋〕陈鹄：《耆旧续闻》。

51  丐者赵吉，因苏辙的介绍，从东坡于黄州。《栾城集》有《丐者赵生传》，东坡诗中屡称为赵贫子。

52  〔宋〕何薳：《春渚纪闻》。又陈岩肖《庚溪诗话》作“李宜”。

53  本集《再书赠王文甫》云：“昨日大风欲去而不可，今无风可去而我意欲留。文甫不欲我去者，当使风水与我意会，如此便当作留客过岁准备也。”可见其欲别还难之意。

第七章　飘泊江淮

一　庐山纪游

苏轼在九江别了陈慥，老友刘恕的幼弟刘格（道纯）来做向导，与参寥一同往游庐山。庐山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南，扬子江环绕山北，鄱阳湖则在山之东南，正是襟江带湖，据三流要会之处，形势绝胜。而庐山本身，又是那么怪伟，七重大岭，连绵起伏，圆基周围达五百里。层峰插天，使天上的云雨反在峰岩之下，峦影山光，应接不暇。

他们从山南正面比较幽僻的路上山，远远望见这座名山的气势，先已为此大自然的神奇所慑伏，觉得庐山是造物主的杰作，不是人类的语言文字所能描摹，赞叹顶礼之余，苏轼便和参寥说：“此行决不作诗。”

不料上得山去，山中僧俗却已纷纷传说：

“苏子瞻来了！苏子瞻来了！”

在黄州寂寞多年的苏轼，不免心动，不知不觉间破戒作了《初入庐山三首》之一：

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

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

一路行去，迎面群峰，怪石峥嵘，岗峦突兀，中有一片峰峦，活像是个神情兀傲的老人，他是那样的古怪、冷酷和陌生。苏轼觉得这老人，不是见面一两次就能相熟的，叹结识不易曰：

青山若无素，偃蹇不相亲。

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

他走在入山的路上，还不敢相信此身真个已经到了怀想多年的庐山，他不能不把自己的惊喜写下来，又觉得一定不为此行作诗，也实在没有什么道理，索性再续作一首：

自昔怀清赏，神游杳霭间。

如今不是梦，真个在庐山。

山南当面即是五老峰，它的高度虽然不及大汉阳峰，但是气势雄伟，五峰复出，绵延数里，似断还续，峦影山光之间，云雾聚散，瞬息万变，形成庐山有名的“云海奇观”。

这一僧二俗，穿云入雾，相将入山，先到五老峰下的开先寺。

这开先寺为山南五大丛林之冠，原是南唐中主少时的读书堂，在他即位后下诏改建的。寺内寺外，古木参天，楼台掩映，登临远眺，可以望见鄱阳湖那一片浩渺的烟波。寺侧有两大瀑布，一曰马尾泉，一曰飞玉瀑。

这两大瀑布的源头，皆出于庐山群峰中。最高的汉阳峰巅，趵突流播；西向者为康王谷的谷帘泉，陆鸿渐《茶经》中品为天下第一的名泉；东行者即此开先二瀑。

马尾泉是因为汉阳顶上奔注而下的泉水，到了这个地方，崖口突然束紧，怪石嵯峨，森列流道，挡住浩荡而下的水势，使此一道激湍散为数千百缕的喷银飞玉，形如披风的马尾，故有是名。

另外一股西南方向流下来的山泉，自坡顶直注深壑，汇为大龙潭，中间挂流数十百丈晶莹的匹练，直落霄汉，声势浩大，被日光照射时，立刻呈现出灿烂金黄的颜色。这道金黄的泉水，忽被山风吹起，水飞接天，则如飞毯卷雪，在空中迸珠散玉，瞬息万丈。春夏间山泉水大，更为壮观。苏轼初夏入山，来得正是时候。

他在开先寺漱玉亭畔，徘徊瞻望这出自青玉峡的两大瀑流，流连不忍离去，面对如此浩荡的流水，恍如来自天上，直落潭底，发出隆隆的水声，山鸣谷应，令人在此造物的伟大力量之前，感到极度的震眩。苏轼一直待到月出飞桥，看月光照映着的瀑流，益发产生另一种缥缈神秘的光彩，使这耽游的诗人，完全沉浸于迷幻的神仙境界中，不期而然地产生了天地悠悠的出世之想：但愿能够脱离从所自来的尘世，只想手持白芙蕖花一枝，飘然一跃跳进这一片清凉而又迷茫的银色漩涡中去。后来作《开先漱玉亭》，就使用近似李白饶有仙气的笔触，来写他这段浪漫的想象：“……我来不忍去，月出飞桥东。荡荡白银阙，沉沉水精宫。愿随琴高生，脚踏赤鲩公。手持白芙蕖，跳下清泠中。”

苏轼遨游山南山北，自言得奇胜之处十五六，认为开先寺漱玉亭的双瀑和栖贤三峡桥的激流为奇中之奇，胜中之胜。其余的写不胜写，所作景物诗，也仅此《庐山二胜》两篇。

栖贤三峡涧在含鄱口南寨，水源发自含鄱岭，与太乙峰之水合流，经两峰对峙，山形险恶的狮子口，形成三峡涧的急湍洪流，涧行栖贤谷中五六里，遂至山南五大丛林之一的栖贤寺。苏辙《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说：

元丰三年，余过庐山，入栖贤谷。谷中多大石，岌嶪相倚。水行石间，其声如雷霆，又如千乘车行者，震掉不能自持，虽三峡之险不过也。

苏辙写成这篇堂记后寄给老兄，请他书写，苏轼欣然命笔，他说：“欲与庐山结缘，予他日入山，不为生客也。” 1  至今相距不过三年多，果然到了栖贤僧堂，可以手自摩挲堂上这方弟作兄书的石刻了。

这一路栖贤涧水，汤汤流到寺东数百步处，忽遇巨石，与水相激，惊波喷空，鸣声震天，飞泻而下，是名“玉渊”。涧水南下二里许，宋祥符年间建三峡桥于此。桥身横跨绝壑，高出两崖之上，桥下则百尺深渊，急流澎湃，令人目眩。苏轼作《栖贤三峡桥》诗，说它是：“清寒入山骨，草木尽坚瘦。空濛烟霭间，澒洞金石奏。”

四月二十四日晚，苏轼一行到了甘泉口、石耳峰下的圆通禅院。

这座禅院曾因欧阳修来游，与居衲禅师夜坐小亭，论道达旦，赠诗有“五百僧中得一士，始知林下有遗贤”句而闻名天下。这寺院也是老苏的旧游之地，与居衲长老亦曾相识。苏轼来此的翌日（四月二十五日），适逢老苏逝世十八周年忌辰，他特诚斋戒恭书“宝积菩萨献盖”颂佛一偈，捐彩幡一对，赠与现在的住持可仙长老，为他父亲祈求冥福。可仙说：“昨夜梦见宝盖飞下，着处出火，岂非今日之兆。”苏轼因此又作一诗留念。

继与刘格同游简寂观，后至归宗寺，黄龙山北麓的温泉院。

苏轼在温泉院随便翻阅游客留题的诗文，看到可遵和尚的题壁诗：

禅庭谁作石龙头，龙口汤泉沸不休。

直待众生尘无垢，我方清冷混常流。

苏轼本有好辩的嗜癖，喜欢做翻案文章，一时兴起，即题一绝于后道：

石龙有口口无根，自在流泉谁吐吞？

若信众生本无垢，此泉何处觅寒温。

其时这可遵和尚住在圆通寺里，听说大名鼎鼎的苏轼续了他的题诗，大大得意起来，立刻追踪前往，要求一见。途中听人传说苏轼作了《三峡桥》诗，所以，待他追到苏轼面前，就急急慌慌说道：“和尚也有一首绝句，要题在尊作三峡诗后，身上没带纸笔，只好读给你听。”接着便高声朗吟起来：

君能识我汤泉句，我却爱君三峡诗。

道得可咽不可漱，几多诗将竖降旗。

苏轼看这和尚，那副硬攀知己的面目，丑俗不堪，自悔落笔轻率，误惹劣僧，便迭口催促轿夫快走，不加理睬。旁观者方大称快，不料可遵却大言遮羞道：“子瞻护短，见我诗好甚，嫉妒而去。”

可遵立刻回到栖贤寺去，要把他那首续三峡诗题上寺壁，不料栖贤寺僧正在忙着盘磨碑石，准备镌刻苏诗，见他那种好名若狂的样子，骂他一顿，撵出寺门，山中传为笑谈。 2

随后，苏轼来到朱砂峰下的白石庵，此是好友李常（公择）的读书处。公择出仕后，将他的藏书九千卷庋藏在这庵中，称“李氏山房”，苏轼曾为作记，路经此处，便进去参观了一遍，觉得公择有那么好的读书地方，何苦到外面去做官，作诗寄意，劝他不如重做读书庐山的李白。诗曰：

偶寻流水上崔嵬，五老苍颜一笑开。

若见谪仙烦寄语，匡山头白早归来。

有一天午间，苏轼独自一人，徜徉于五老峰下，随意进入白鹤观去玩，没想到进入观门，但见院子里松荫匝地，观中却闻无一人，只听见偶有棋声叮咚，出于户内。到了这种“静如太古”的境界，才知道司空表圣诗：“棋声花院静，幡影石幢高。”确如他所自许有“得味于味外”的功力——这一种诗人才能感受的印象，苏轼心中铭刻很深。十余年后，身已被谪海外，看他儿子与人下棋，他还回忆此日此时的情味，作《观棋》诗。 3

他和参寥、刘格自南徂北，一路游赏，来到北香炉峰下的东林寺。

这东林寺原是晋朝慧远法师的弘法道场，远公在此组织佛教史上有名的白莲社，弘扬净土教义。此地有香炉、经台、天池诸山，环列寺南，翠岚照槛，风景如画。寺外有条虎溪，相传当年溪边林薮中，蓄有老虎护卫这座律寺。远公送客，从来不过虎溪桥，只有陶渊明、陆修静来访那一回，远公送他们走时，一路讲话，不觉过了溪桥，林间伏虎忽然大声鸣啸起来，三人相向大笑。这不过《高贤传》里一段“山林佳话”而已，与史实不合，然而寺有三笑堂，苏轼也题过《三笑图赞》 4  。

东林本为“律宗”的寺院，甫于元丰三年（1080）诏改“禅席”。南昌太守原要延请宝觉禅师来做住持，宝觉举常总法师自代。常总听到这个消息，连夜走避。王太守传檄属郡，追踪访求，终于在江西新淦深山中找到了他，推避不得，才来庐山。东林老僧说：“远公曾留谶记：吾灭七百年后，有肉身大士革吾道场。今符其语。”苏轼来时，常总长老正在大事扩充院宇，修葺一新，当即招待这两位贵宾留宿寺中。 5

虎溪，水深石怪，春夏之间，山泉汹涌，湍流甚急。这一晚，苏轼在枕上，就听着虎溪淙淙的水声，山鸣谷应，彻夜不绝。恍惚之间，他觉得庐山这片山色，岂不就是《法华经》上说的，世尊菩萨所现示的清净法身，庄严妙相。若然，则这片彻夜不绝的水声，即便是遍覆三千大千世界的广长舌，日夜不停地在念着佛偈。以溪山见僧之体，以广长舌、清净身见僧之用。苏轼崇敬常总长老的高洁，就将这份“东林夜怀”，作成一首小诗，赠与常总：

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

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

最后由东林长老陪往西林寺。苏轼一路观察山景，峰峦重叠，不但距离远近，形势向背，各有不同的容色，而高低起伏，姿态互异，更是变化无穷。苏轼这几日来，看山所得，不仅是美感上的享受，更重要的是得到了一重解悟，得到了一重隽妙的见知。《题西林壁》道：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黄山谷读了此诗后，说：“此老于般若横说竖说，了无剩语；非其笔端有舌，安能吐此不传之妙？”其实，这首小诗，千余年来，成为家喻户哓的名言，并不因为它于文学上有何特别优异的表现，也算不得是禅门的机锋，苏轼只是拿庐山的变化来印证一个人间的认识，然而，即此认识，便是无上智慧。

人们所见事物，往往只从自我的感觉出发，把自我的心作为衡量世间事物的标准，因此，所见事物，便无可避免地着上了主观的色彩和感情。譬如杜甫诗说“感时花溅泪”，只因他自己在感伤时事，所以觉得花也陪他溅泪，如由另一个登徒子来看这同一朵花，也许他所见的正是“露滴牡丹开”的好景。

所以出于我们感官上所见知觉闻的一切事象物相，并非事物本身的真实，只因人们惯把自己当作宇宙的中心，一切看法想法，都难摆脱自私的成分，即“身在此山中”这一大魔障，造成主观的蔽锢，说是我所见的庐山，事实上只是透过庐山看了他自己。世人都以如此“自我中心”的虚假认识，做“自以为是”的价值判断，因此造成这个现实世界中无穷的冲突与祸患。

世人在这个自我中心的笼罩下，以为万物皆须为我，花须为我娇艳，山亦为我作态。其实，这不是“认识”，只是我的幻觉，一旦这种幻觉破灭的时候，人类的命运，就只剩下一大堆的虚空和痛苦。

苏轼能够离开“身在庐山”的立场，来看庐山，便是他的绝大聪明。他能以平等心来看庐山，使我与山，山与我，一体俱化，共同成就万物与我一体的理想生命，创造有情的世界。王国维《人间词话》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苏轼此日，真能观山，他所看的，不仅是诗的山，画的山，更重要的是大自然给他的一重解悟，由这虚舟触物的解悟，得到精神生活与大自然圆融一致的享受。

游毕西林寺，一僧二俗，就从岭北云峰，洒然下山了。

二　访弟·殇子

苏轼谪至黄州的第三年春四月，他的老友杨绘（元素）因举荐属吏王永年，被台谏纠弹，贬官荆南节度副使，乘这机会曾到黄州来看望过他。当时杨绘还对苏轼提起十年前，他接替陈襄来知杭州时，苏轼赠词《醉落魄》中有“尊前一笑休辞却，天涯同是伤沦落”的句子，不料正应验了今日两人相同的命运，成了“语谶”，相与感叹良久。

这次游罢庐山，还至九江，苏轼才得到好消息：上年（元丰六年，1083）十一月皇帝南郊祀天于圜丘，大赦天下，杨绘亦援恩例起知兴国军，已至任所。苏轼感念他们之间的友谊，不惜从九江原路折回到与武昌甚近的兴国去看望杨绘。

然后，苏轼一人再自兴国陆行，径赴筠州去看他的老弟。过瑞昌，自言“溪上青山三百叠，快马轻衫来一抹。……”（《自兴国往筠，宿石田驿南二十五里野人舍》诗），这时候天气尚不太热，旅途还算轻快。五月一日至建昌，途遇苏辙的女婿王适（子立），再至永修，访问了李莘（野夫）、李常（公择）兄弟的故居，因为屋主久已不在，似已十分荒败。当时李常已离开舒州，在京做礼部侍郎，李莘亦官于他处，所以诗说：“何人修水上，种此一双玉。思之不可见，破宅余修竹。”他怀想故人，只是：“我来仲夏初，解箨呈新绿。幽鸟向我鸣，野人留我宿。徘徊不忍去，微月挂乔木。”一种朋友契阔的怀念，更加深了他在流浪中的寂寞。

到了奉新，先派人送信给苏辙说：“已至奉新，旦夕相见。”将至筠州前，又写了《将至筠，先寄迟、适、远三犹子》那篇长诗，说他“露宿风餐六百里”，明朝虽然已可走到高安的南（蜀）江了，但是“念汝还须戴星起”，充分写出了他当时的兴奋和热望。距高安二十里，苏辙等已在城外建山寺迎候了。

苏辙在筠州，交游寥落，常相往来的，仅有洞山和云庵和尚、黄蘗的道全禅师和圣寿院的蜀僧有聪禅师。在接信之前几天的晚上，云庵和尚梦与苏辙及有聪禅师，三人一同出城去迎接五祖寺的戒禅师，醒后觉得奇怪，一早便来告诉苏辙。话未说完，有聪禅师却也来了。

苏辙迎上去，大声对他说道：“他正与洞山老师说梦，您也是要来说梦吗？”

“夜来，正梦到我们三人同去迎接五戒和尚。”有聪禅师说。

苏辙拊掌大笑，说：“世间果有同梦的事，真是奇怪！”

过不几天，苏轼的送信人到了。苏辙、云庵二人大喜，及期，雇了竹轿，出城二十里至建山寺等他。

苏轼到了寺中坐定，兄弟久别重逢，一时不便说话，苏辙就各将前些日子所做的梦说给他听，不料苏轼听后，说出一段故事来。

“我八九岁的时候，常常梦见自身是个和尚，往来陕右一带。还有先妣孕我时，曾经梦见一个和尚要来我家投宿。还记得这和尚身材瘦长，瞎了一只眼睛。”

云庵大惊道：“戒和尚是陕西人，瞎了一眼的。晚年弃五祖寺来游高安，终于大愚。从现在倒数上去，恰恰五十年。”

苏轼这一年是四十九岁，大家相信五戒禅师是他的前身。苏轼自己也很信这话，至元祐中，在京城给云庵和尚写信，还说：“戒和尚不识人嫌，强颜复出，真可笑矣。既法契，可痛加磨砺，使还旧规，不胜幸甚。” 6

不但如此，自是而后，苏轼常穿衲衣，甚至将朝服套在衲衣外面，穿了就去上朝。那时候，哲宗皇帝还是十几岁的小孩，眼睛尖，好奇心重，他看得很奇怪，便问右珰陈衍道：“苏轼衬在朝章里面的是什么衣服？”

“是道衣。”陈衍回答。

哲宗听了一笑。 7

苏轼来了，被款待住在苏辙家厅堂前厢的东轩里。

说到苏辙的住处，比黄州的临皋亭还不如。他刚到高安时，就住在盐酒税局里，屋在江边，常遭水淹，而且敝旧不堪。后来乞得郡守的许可，才借到部使者的府邸暂住，仍然是一所东倒西歪的破宅，他自己用木头来支撑欹斜，土补圮缺，才勉强可住。只有厅堂外那间东轩是自己新造的，还在轩前手种了两株松树，百来株绿竹，算是最富情调的一间居室，现在用来招待老兄。

苏辙在高安的生活，远不如苏轼在黄州那样闲适。这盐酒税的差事，原来有三个人在做，苏辙来后，另外两个人适皆罢去，从此不再补人，一切琐事都压在苏辙一个人肩上了。早晚上下班，中间隔着一条江水，都须坐船摆渡，自作诗说：“朝来榷酒江南市，日暮归为江北人。”已够奔波劳苦了，何况他还必须整天坐在市场中，鬻盐、沽酒、秤量猪肉和鱼鲜，与那些市侩贩夫争论斤两，计较锱铢，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直要等到天黑了，才能收拾税场，关门渡江回家。回到家里后，他已筋疲力尽，昏然就睡。等他一觉醒来，天也亮了，他又得再赶到江南去做同样的琐事。所以虽然造了这间东轩，并没有时间来享受，自言：“每旦暮出入其傍，顾之，未尝不哑然自笑也。” 8

这次苏轼远来，才真派上了用场。

这是苏氏兄弟黄州别后第一次重逢，而且是与他全家人的合聚，他们可以一起自由自在地讲眉山家乡土话，做家乡点心“水饼”来吃，毫无拘束地说笑话。

苏轼最关心的是他的三个侄子，他上次见到他们还是十多年前，时在济南，老三虎儿（苏远）出生还不久。现在老大阿梁（苏迟）年已弱冠，和老二阿罗（苏适）都已长大得能够高谈阔论了，连这最小的幺儿也已十一岁，开笔学习作诗了。他很高兴几个侄子都已长那么大，给他们写“别诗”，自问中夹着甚深的感慨（《别子由三首兼别迟》）：

两翁归隐非难事，惟要传家好儿子。

忆昔汝翁如汝长，笔头一落三千字。

世人闻此皆大笑，慎勿生儿两翁似。

不知樗栎荐明堂，何似盐车压千里。

苏辙的公事，无人替代，甚至端午节那天，他仍然要去鬻盐沽酒，所以，苏轼只得带了三个侄子去玩了一趟大愚山的真如寺（这大愚山就是五戒和尚圆寂的地方）。

在高安，只能住六七天，多年的盼望，却像天上的闪电一样，照眼一亮便过去了。临别时候，他劝慰弟弟道：“三年磨我费百书，一见何止得双璧。愿君亦莫嗟留滞，六十小劫风雨疾。”——人生途中，难免风风雨雨，只是吹打愈狂，过去愈快，劝他不要为眼前的潦倒而沮丧。

苏轼自己现在固然飘泊无归，但是，一个自幼从儒家学说里锻炼出来的人，怎样都消灭不掉“求为世用”的抱负，天生我才必有用，决不放弃拯物济时的责任，决不甘心使生命的意义从此失落。不过读书人虽要求用，但是立身处世，自有原则，决不放弃。他说了斩钉截铁的话，要他的弟弟不要担心他的前途：“知君念我欲别难，我今此别非他日。风里杨花虽未定，雨中荷叶终不湿。”——这是苏轼可以自豪的志节，也是苏轼形体之外压不倒的英气。

苏轼从筠州折回九江，要在九江等待留在黄州的家眷，来此会合。

参寥自下庐山，也仍在九江等候，苏轼回来后，与他共住慧日院。九江旧名浔阳，当地有一唐代著名的道观——紫极宫，宋时改为天庆观。李白有《浔阳紫极宫感秋》诗。太白作此诗时，也在贬谪境况中，且与今日的苏轼，同为四十九岁。苏轼往游，兀自默诵着太白的原诗：“何处闻秋声，翛翛北窗竹。回薄万古心，揽之不盈掬。……懒从唐生决，羞访季主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复。野情转萧洒，世道有翻覆。……”一种时光流逝的压迫，一种落拓无归的际遇，使苏轼惊讶于人生真是变化莫测，没有可以肯定的存在，惘然和唱：“流光发永叹，自昔非余独。行年四十九，还此北窗宿。……世道如弈棋，变化不容覆。”吐露他寥落无依的伤感。

天庆观的道士胡洞微，热烈接待苏轼。他说，他种有玉芝，一名琼田草，已经培养了七八年，再过几年，便成熟可食，吃了可以延年益寿，慨然预约，到时定当分赠。苏轼非常感激这胡道士的慷慨——时光流逝的怅惜连带产生服食长生的幻想，诗人李白最丰富的那份想象，同样激荡着这半百老人的胸襟。

苏轼与胡道士于此订交，并将从磁湖得来的石菖蒲数本，一起托付这位道士代他培养。苏家全部眷口坐了大船从黄州到了九江，时将六月，参寥也要回浙江於潜去了，赋诗留别，苏轼和作，有“到后与君开北户，举头三十六青山”句，三十六峰系言嵩山，指河南府永安县的少室山，苏轼移置汝州，即在是地，意为约他将来更至汝州相见。

苏辙《次韵作却寄迈迨过遯诗》，有云：“迈年最长二十六，已能干父穷愁里。”苏迈时将前往饶州德兴县去当县尉，苏轼决定先送儿子赴官，六月初九至湖口，父子二人还乘便游了当地的名胜石钟山。

这石钟山就是郦道元《水经注》所记的“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的奇景之地。

当地的寺僧使一小童陪他们父子同往，手持小斧在水边乱石间挑选一两处敲敲，果然发出硿硿的回音，但是苏轼笑而不言，他一定要实地去勘察个明白。当夜，独与苏迈乘一小舟到绝壁下，果然听到山下石穴与江水相激荡，自然发出钟鼓一样的声音。舟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时，又发现有一大石踞于中流，此石中空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声音更加响亮。据说，历来游客看过便罢，像苏轼这样自棹小舟，夜探水石的人并不多。他自己也很高兴得此发现，写出《石钟山记》那篇有名的散文。

苏迈须从湖口分程，自往德兴，初次出仕去当地方官了。老父特为检出一方砚台来，亲撰铭文相赠。那铭文说：

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

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

苏轼和全家其他的人，则仍乘船溯江而南。经池州，六月二十三日到芜湖，七月初抵达当涂。

乐全老人张方平的儿子张恕，时居当涂，邀请苏轼宴叙，并出家伎侑酒，不料家伎中却有黄州旧守徐大受的爱姬胜之在内，君猷死后，她已归了张家，不料在此相遇。

苏轼本就非常喜欢娇小玲珑的胜之，也很欣赏她的冰雪聪明，在黄州时与她最熟，也写过好多阕词来赞美她，送过她好茶和好泉，认为只有她才配享受此物；又说过她是一个出身很好的女孩子等，似乎有一点秘密的爱意。

这次意外重逢，王明清《挥麈后录》记有一则故事：

东坡北归过南都，其人已归张乐全之子厚之恕矣。东坡复见之，不觉掩面号恸，妾乃顾其徒而大笑，东坡每以语人，为蓄婢之戒。

古人本将姬妾视同私人财产，可以随意将她遣去或赠人，何况时在君猷身后，苏轼没有理由“掩面号恸”，除非他心里还有一份难忘的旧情，面对胜之嬉笑自若，毫无情意的态度，使他借君猷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作《西江月》（姑熟再见胜之，次前韵）一阕以寄慨：

别梦已随流水，泪巾犹浥香泉。相如依旧是臞仙，人在瑶台阆苑。

花雾萦风缥缈，歌珠滴水清圆。蛾眉新作十分妍，走马回来便面。

过姑熟堂下，苏轼偶读当地所印的“李白十咏诗”，不禁抚掌大笑道：“伪作败露了，岂有李白作这等诗！”后来听说王安国曾在秘阁中见过李赤集中有此诗。赤自比李白，所以名赤，据说为厕鬼所惑而死。苏轼说：“今观此诗止如此，而以比白，则其人心恙已久，非特厕鬼之罪。” 9

苏轼观察敏锐，感觉力很强，并非完全是天赋，大部分得之于凡事认真的态度，对于浮夸、作伪的事，落在他的眼中，一点也不肯含糊，亦不肯人云亦云。游石钟山，他对那出于自然的天籁，非拏舟夜探，寻出根底不休；《姑熟十咏》伪诗，他不肯读过抛开，悻悻于赝物李赤；游庐山，在陈令举的《庐山记》中读到徐凝的瀑布诗，非但訾为“至为尘陋”，更讨厌他伪作乐天诗称羡此句有“赛不得”的这种谎话，不惜作诗痛骂：“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这些都是小事，然而十足表露苏轼求真求实的真性情。

苏轼在当涂，往访诗友郭祥正（功甫），这郭功甫于熙宁年间即以殿中丞致仕在籍，不大乐意做官，而以诗闻名，梅圣俞推誉他为“太白后身”。

苏轼在郭祥正醉吟庵里喝酒，酒后兴发，索笔濡墨，就在他家髹漆屏上，画了一幅竹石，醉墨淋漓，大气磅礴。祥正无意得此，喜出望外，立刻送他两支家藏的古铜剑。苏轼复诗为谢，才将何以当时有非“挥洒云烟”不可的冲动，解释出来道：

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

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

平生好诗仍好画，书墙涴壁长遭骂。

不嗔不骂喜有余，世间谁复如君者？

一双铜剑秋水光，两首新诗争剑铓。

剑在床头诗在手，不知谁作蛟龙吼。

苏轼写字作画，大抵都在醉后，这是他自不讳言的癖性，生活中激越起伏的情感与艺术冲动相结合，借着痛快的笔墨，发泄他的感情。所以，此诗是苏轼画论的基础，此画则是苏轼盘郁胸中的块垒。

人在世间，处处受着束缚，步步似有荆棘，聪明过人，才气愈大者，他所感受的压迫，当然也更深更重。郁闷无聊到极点的时候，唯有借着酒醉，才能脱出尘俗世网，把自己暂时解放一下，所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即是此意。酒精的力量，是一种刺激，平常人可以借此灌夫骂座，可以醉后痛哭；而艺术家者，则以笔墨这种工具，以借醉得全的天真，写出他沉积胸中的块垒。满纸淋漓的醉墨，往往是诗人无所皈依的沉哀，“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都一样是精神发泄的产品，都一样是性灵的呼号与怒吼。

苏轼这幅郭家漆屏上的醉画，在他的朋友中印象很深。苏轼殁后，黄鲁直于崇宁元年（1102）在荆南作诗曰：“郭家髹屏见生竹，惜哉不见人如玉。”李端叔（之仪）更深入了解此画作者当时的心境，次韵诗曰：“大枝凭陵力争出，小干萦纡穿瘦石。一杯未釂笔已濡，此理分明来面壁。我尝傍观不见画，只见佛祖遭诃骂。人知见画不见人，纷纷岂是知公者。”画中重要的是作画者的精神，不是笔墨。所以端叔看这画，竟然不见画面，但看入画里的“芒角”和“槎牙”，而为之震栗：“汗流几案惨无光，忽然到眼如锋铓。急将两耳掩双手，河海震动雷电吼。” 10

一个惯弄笔墨的人，无不讲究使用的工具，癖好文房用品，苏轼更不例外。黄州文化落后，苦无笔墨，他作诗说：“我贫如饥鼠，长夜空咬啮。瓦池研灶煤，苇管书柿叶。……”所以一旦身还江淮，到了当涂，他即热烈寻求仅次于广州端石的歙砚。不料他又遭遇了一次小型“笔祸”。

苏轼曾作《凤咮石砚铭》，中有“苏子一见名凤咮，坐令龙尾羞牛后”句。其实龙尾是歙砚中的上品，曾为南唐李后主所爱用，石质紧密温顺，扣之声如玉振。所以歙人认为他的品评不公，便赌气说：“您既自有凤咮，何必再求龙尾。”

当地的奉议郎方彦德，家藏一方龙尾大砚，他说：“阁下倘能作一诗，稍解前语，即当将此大砚奉赠。”

苏轼果然作了《龙尾砚歌》，得到了这方歙砚。又将郭祥正送他的铜剑换了张近（几仲）的龙尾子石砚。

唐坰送他张遇墨半丸，张遇是李廷珪、李承宴后一人，苏轼珍视之为“乌玉玦”。老朋友孙觉（莘老）上年与李常同时被召至京，任太常少卿。初入经筵，例有文房之赐，莘老不善书法，佳墨名笔对他都无用处，便转送了苏轼。苏轼得到，不啻贫儿暴富，作诗四首为谢。苏轼此时，漂泊江淮，穷无所归，却亟亟于求砚弄墨，说是个人的爱癖，也只有深怀艺术感情的人，才能有此近于沉迷的嗜好。

然而，苏轼全家这段长江上的旅程，恰在六七月间铄石流金的大热天，日晒船蓬，水蒸炎暑，生活在这小小船舱里，长达两个月，怎能不人人生起病来。最先病倒的是王夫人，答袁真州书：“某到金陵一月矣，以贱累更卧病，殆不堪怀。……”他自己的疮毒也复发了，与文玉帖说：“某到金陵，疮毒不解，今日服下痢药，羸乏殊甚。……” 11

在这种情形下，身体的抵抗力很重要。老年人抵抗力弱，所以病了。初生的婴儿，抵抗力更弱，侍妾朝云所生的遯儿，还不满十个月，禁不住湿热夹攻，于七月二十八日一病殇于金陵舟次。

老年丧子，本是人生一大苦事，苏轼痛悼不已，只归咎于自己的恶孽，连累了这个孩子，不得长大。亲自将他抱去金陵埋葬，葬后，双手空空回来时，一路上禁不住老泪纵横起来。

朝云，这个失去爱子的年轻母亲，更是整日整夜，只伏在床上痛哭，遯儿是她唯一的命根子，口口声声要和这个孩子同去。突然失去婴儿吮吸的乳房，涨满了乳水，溢流出来，湿透了床褥，他穿的小衣裳，还挂在衣架上，令人触目心伤。苏轼没有办法安慰她，作《哭子诗》曰：

吾年四十九，羁旅失幼子。

幼子真吾儿，眉角生已似。

未期观所好，蹁跹逐书史。

摇头却梨栗，似识非分耻。

吾老常鲜欢，赖此一笑喜。

忽然遭夺去，恶业我累尔。

衣薪那免俗，变灭须臾耳。

归来怀抱空，老泪如泻水。

我泪犹可拭，日远当日忘。

母哭不可闻，欲与汝俱亡。

故衣尚悬架，涨乳已流床。

感此欲忘生，一卧终日僵。

中年忝闻道，梦幻讲已详。

储药如丘山，临病更求方。

仍将恩爱刃，割此衰老肠。

知迷欲自返，一恸送余伤。

苏轼很奇怪，人生梦幻一场的了悟，早有认识，何以事到头上，仍然一点都想不开，啮心的痛苦丝毫解脱不得。正如平日储藏药物已如山积，一到疾病上身，仍然觉得无药可医，听任这把“恩爱”的利刃，来切割老人的肝肠。

苏轼只想大哭一场，把所有的悲哀一齐发泄掉。

三　金陵谒荆公

王安石于熙宁八年（1075）二月，东山再起，复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年四月，进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再度拜相。这时候，神宗对他虽然敬信不衰，但政治大环境，对他先已造成的“亲友尽成政敌，谤怨集于一身”的情况，并不因为中间稍稍间歇而有任何改善。另一意外，他的还朝，反而见忌于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吕惠卿，认为安石再相，挡了他的锦绣前程，遂欲力闭其途，只要可以为害安石的，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利用献《流民图》的郑侠狱案，害安石之弟安国。更将安石给他的私书，中有“无使齐年（指冯京）知”“无使上知”语者，密呈神宗，动摇皇上对他的信心。安石一则痛心于他的新政措施败于群小之手，事功渺不可期；再则又很悔恨于“智不足以知人，而险诐常出于交游之厚”。失望之极，屡屡上章求去，无奈神宗总是不许，甚至诏令“勘断来章”，以示挽留的坚决。

不料再相的翌年，安石最得力的长子王雱（元泽），竟以三十三岁的英年，忽患背疽而死。遭遇如此，安石悲伤不堪，万念灰灭。决心摆脱政柄，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萧然归隐金陵。

一个政治家，一旦从热烈的政治生活中冷静下来，不免回顾生平，牵扯出种种前尘往事，常为自己作下一个残酷的结论。安石自嗟这一腔救国救民的抱负，何以竟不为当代的先达和老成所接纳，血心创造的种种新政措施，又不能获得大部分正人君子的合作，孤军奋斗勉强打下的一点新政基础，而又后继无人，是不是他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无情的东流，将来历史上又将如何描画他呢？他不能为同时代的人所了解，怎能避免后人的曲解或歪曲？一向强硬的安石，也不禁惶惑起来，一种突然产生的孤高的寒意，侵袭着他；一种无助的失落和悲哀，淹没了他。当时所作七律一章，意境竟已非常苍凉：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黯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存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安石原来有皇帝诏赐的一座宅邸，在金陵白下门外七里，距钟山宝公塔亦七里，故名“半山”的地方。虽是退休宰相的宅邸，周围却不筑设围墙。门下劝他，居室如此暴露，未免太不安全，他但笑而不答。每日骑匹野驴，带一两个随僮，漫游金陵各处山水名胜，南朝遗留下来的许多佛寺，逐一都有题咏，几年下来，倒已积存了很多诗稿。

后来，这位孤独的老人，不幸又害了一场大病。病后，精神体力更加大不如前，觉得自己要这空荡荡的大宅邸，实在没有用处，便把它舍作佛寺——名曰“报宁禅寺”。他则隐居钟山，闭门却扫，平常不大出门。到苏轼自黄州至金陵时，安石已经在此闲居八九年了。

当年的现实政治，曾使王、苏二人隔阂甚深，误会重重。但至罢政闲居以后，苏轼已在黄州，安石对于这位后辈的才气、学问和品格，却又非常欣赏起来。凡遇有从黄州来的人，他必定要问：“子瞻近日有何妙语？”

有一次，有人告诉他说：“子瞻宿于临皋亭，夜半醉梦而起，作《胜相院经藏记》一篇，得千余字，一气呵成，写毕，才点定一两字而已。现有抄本在船上。”

安石即请人取来。其时，月出东南，林影在地，这花甲老人，便站在屋廊檐下，就着薄暮微光，展卷细读，喜见眉宇。

“子瞻，人中龙也。不过这篇文章中，却有一字未稳。”老人读毕，慨然言道。

“愿意听听您的高见。”

“文中‘日胜日贫’那一句，不如说‘如人善博，日胜日负’。”

这话后来传到苏轼耳中，他也禁不住拊掌大笑，认为荆公确是知言。 12

苏轼一到金陵，即遭殇子之痛，还来不及去晋谒荆公，荆公却已野服乘驴，到江边来看他了。

苏轼不及冠带，出船迎揖道：“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

“礼岂为我辈设者！”安石洒然笑答。

这两位个性不同，但是一样伟大的人物，不论从前身在政治漩涡中，曾经有过若干是非，多少摩擦，而今事过境迁，金陵重见，则两人都已退出了那个混乱而又充满喧嚣的政治舞台，彼此皆是台下的闲人了，回首前尘，恍如噩梦。现在，悠游林下的王安石，得以一代才人来看待苏轼，苏轼则以前辈敬视荆公，无拘无束地晤言一室之内，不觉都有快慰平生的喜悦。

王安石与苏轼，二人间另有一件微妙的关合，为两人的生、死、出身，都在同一年岁上。安石生于天禧五年（1021），苏轼生于景祐三年（1036），年龄相差十五岁。安石成进士于庆历二年（1042），苏轼为嘉祐二年（1057），同为二十二岁登第，前后相距也是十五年。最后一点，则在当时两人都不自知的，安石薨于元祐元年（1086），苏轼卒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享年均为六十六岁，辞世先后也差十五年，可谓巧极。

苏轼约期来谒的前一晚，安石和几个门下客闲谈，他问“动”“静”二字，应该怎样解释？门客回答的话，拖拖沓沓数百言，还没解说明白，安石不能满意，便说：

“等子瞻明天来时问他。”

后来拿这题目问苏，苏轼应声答道：

“精出于动，守神为静，动静即精神。”

安石为之击节称叹。 13

苏轼在黄州作雪诗，有“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句，别人都不知典故出处，他二人谈到这诗时，安石说：“道家以两肩为玉楼，以眼目为银海，阁下使的是这个典故吗？”苏轼大笑称诺。退后，对安石门客说：“学荆公者，哪有像他这样博学的啊！” 14  荆公叫苏轼口诵一篇得意的近作，他亲笔写了，送他做纪念，又自诵诗叫苏轼写赠自己。 15

他们两人，接连数日，朝夕相见，饮食游玩，都在一起。金陵太守陈睦（和叔）陪伴他们同游了蒋山诸寺，安石的门客段缝（约之）、叶涛（致远）、陈辅之等共与游宴，大家都很偷快。

老年人历经世故，大抵都会喜欢史学，安石和苏轼于纵论诗文之余，不知不觉就把话题转入治史这条路上去了。安石认为苏轼是蜀人，平生纵迹又遍历中原和荆吴诸地，是重写三国史的理想人选，便鼓励他乘现在有时间来担当这一任务。安石说：“欧阳修作《五代史》而不作《三国志》，实是可惜，现在应该由你来做。”苏轼坚辞不敢，说：“作史我不内行，愿举刘道原（恕）自代。” 16  从覃心著作又谈到安定生活的重要，安石就举自己旧作《读蜀志》一诗为证，他说，三国的刘备曾对许汜说：“人该忧国忘家，不应求田问舍。”安石不以为然，曾作翻案文章曰：

千载纷争共一毛，可怜身世两徒劳。

无人语与刘玄德，问舍求田意最高。

因此，又劝苏轼就在金陵买点田地，寻所住宅，先把生活安顿了，然后才能读书治学。安石这番意思，非常明白，他希望苏轼留居金陵，和他作伴，苏轼也为之非常感动，作《次荆公韵四绝》中，有一首是：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苏轼面对这伟大而又孤寂的老人，想起“逝者如斯”又不可追的过去时候，有许许多多可以后悔的地方，所以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这是苏轼真诚的忏悔之辞，是他经过御史台狱的锻炼，经过黄州五年，沉痛的反省之后，才说得出来的真心话。荆公得此诗后，也很感动，惘然道：“十年前后，我便不厮争。”

苏轼在金陵逗留期间，听从安石劝告，开始访求田宅，可惜匆匆不得遇合。后来，他的忘年老友河南王益柔（胜之）奉命来替陈睦接知江宁，就又陪他再游蒋山，赋诗中提到荆公舍宅作寺的事，有言曰：“欲款南朝寺，同登北郭船。朱门收画戟，绀宇出青莲。”安石听说苏轼有此作，急命取读。当他念到“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句时，不禁拍案叫绝道：

“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一句。” 17

五言诗是安石最擅的胜场，苏轼评荆公诗，说过：“荆公暮年诗始有合处，五字最胜，二韵小诗次之，七言诗终未脱晚唐风味。”历来论诗者，公认此是确当的评论。所以，作五言长诗而要博王荆公的拍案称赏，确是不易。

王益柔就任一日，即又诏移南都。时已八月，苏家泊舟为宅，终非久计，只得辞了荆公，八月十四日与王益柔联舟同往仪真（今江苏仪征）。

苏轼别去，安石对人长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离开金陵的翌日，苏轼即在舟中作书上荆公，曰：

某游门下久矣，然未尝得如此行，朝夕闻所未闻，慰幸之极。已别经宿，怅仰不可言。……

苏轼回想熙宁年间的荆公，怀抱一腔救国的热忱，执持理想，那一份勇往直前的勇气，着实足以令人敬佩。曾几何时，如今只是个衰病而又孤独的老人，驴背行吟，蹀躞于钟山道上，不禁付与无限的同情。

在金陵，因为王夫人病须调治，住了一个月，然后到了仪真，得到真州太守袁陟（世弼）的帮忙，先把家眷安顿在仪真学舍里，继在仪真探问可买的田庄。苏轼从黄州来，手头非常拮据，只能托人卖掉京中的宅第南园，可得八百余千，等钱来买这边的田宅，以便归隐，与子由书：“稍留真，欲葺房缗，令整齐也。”即是指此。

苏轼与秦观在金山聚首后，因他新举进士，特再为他上书荆公：

轼顿首再拜特进大观文相公执事。近者经由，屡获请见，存抚教诲，恩义甚厚。某始欲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履，老于钟山之下。既已不遂，今仪真一住，又已二十日，日以求田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来，见公不难矣。

向屡言高邮进士秦观太虚，公亦熟知其人。……才难之叹，古今共之，如观等辈，实不易得。愿公稍借齿牙，使增重于世，其他无所望也。

荆公希望苏轼卜居金陵，可以作伴，而苏轼留在仪真二十余日，买田未成，似乎没有这个缘分，但是，即使成功，为时也已太晚，别后不到两年，荆公即病逝金陵，永别人间了。

四　求田问舍

苏轼将离金陵，消息传来，老友滕元发已奉恩诏“起知湖州”，他赴任行程中，必可便道相见，立刻专函告以行止，约在仪真或扬州一晤。书曰：

自闻公得吴兴，日望一见于中途。而所至以贱累不安，迟留就医，竟失一婴儿。又老境所迫，归计茫然。故所至求田问舍，然卒无成。十四日决当离此，真州更不敢住，恐真守坚留，当住一日。不知公犹能少留，以须一见否？若到扬，闻公犹在，亦须轻舟往见也。

滕元发是到黄州来看过他的老友之一，那是元丰四年（1081）正月间，他从池州徙官安州时事。六年冬，罢安州任，到京师去，两人又约好在岐亭相见，不料苏轼去黄陂接他，元发却道出信阳，错失交臂。元发那次晋京，被人中伤，扯入妻党的一个大逆案中，几为小人所杀，因此责降筠州安置，当时他有一篇《辩谤引疾疏》稿，专人送请苏轼改定。苏轼认为“引疾”不大妥当，替他改作了《辩谤乞郡状》。状上，神宗悟到元发是被人诬陷的，所以有这次起知湖州的新命。元发是范文正公（仲淹）的表弟，秉性豪迈，不但喜欢谈兵，尤擅实地作战。生得躯干魁梧，姿度雄爽，据说每当他殿前奏对完毕，退出去时，皇帝一定目送其行，是个美丽的伟男子。

苏轼在仪真安顿好了家眷，即乘船往金山去会滕元发，不料船至中途，元发已乘小舟，破浪来迎——苏轼将这别后重见一瞥间的印象，书寄贾收 18  说：

久放江湖，不见伟人。昨在金山，滕元发以扁舟破巨浪来相见，出船巍然，使人神耸。

看似一番无关紧要的话，其实是长时期被湮埋在尘下，满眼尽是凡庸，如今耳目突新的一种感慨。两人四年不见，执手涕下，苏轼于金山别后寄书道当时的感受，有曰：

一别四年，流离契阔，不谓复得见公，执手恍然，不觉涕下。风俗日恶，忠义寂寥，见公使人差增气也。

元发对苏轼竭力称颂神宗皇帝的仁慈和念旧，劝他先把从前所作文字的刊印书版，一律烧毁，以示悔改，然后上表请求改定一个谪郡，极有可能获得恩准的。苏轼听了为之心动，决定于十月间赴扬州会过吕公著后，照计拜表乞请。

同时，秦观和润州太守许遵一同来了。师弟二人，灾后重见，感慨万千。就在此时，他为秦观写上荆公的第二书，请求荆公提拔这个青年才俊。

且说金山位于京口长江最宽阔处，所谓江心一峰，水面千里，简直与海无异。而山在江中，风涛四起，势欲飞动，所以又称浮玉山。金山有一极大丛林，始建于东晋元帝时。梁天监四年（505），武帝曾在该寺修建水陆大法会，称金山寺。宋真宗曾经梦游此山，庆历八年（1048）遭火灾，由瑞新禅师发愿重建，曾巩为作碑记；元丰中，宝觉禅师住持该寺，造“至游堂”，苏轼为作堂记。

苏轼此来，住持金山的，即是前在庐山归宗的、苏轼送他“怪石供”的了元禅师，这了元也即后来赐名“佛印”的佛印和尚。

了元要代苏轼买田京口，并且要买与金山寺庙产邻近的田亩，即可便代照管，苏轼非常感激他的好意，此时却又发现了京口的蒜山。山在江上，山上有一片松树林，风帆历历，尽收见底，视界非常广阔，与黄州临皋亭颇有相似之处，苏轼认为是筑屋卜居的理想地方，作诗向了元要求：“蒜山幸有闲田地，招此无家一房客。”后来苏轼决定居住常州宜兴，这话遂无下文。

苏轼绝意仕进，到处求田问舍，本来预备终老黄州，所以涉湖看田，杨绘为他介绍定襄胡家田，陈镗为他接洽荆南头湖的庄田，后来诏移汝州，便此作罢。至金陵后，寻田于金陵、仪真，至与滕元发商议决定向朝廷乞住常州后，更欲买田京口，均无遇合，苏轼很是失望，有段记事说：

吾无求于世矣，所须二顷田，以足饘粥耳。而所至访询，终不可得。岂吾道之艰，无适而可耶？抑人生自有定分，虽一饱亦如功名富贵，不可轻得也。 19

幸而在仪真时，遇到了他的进士同年蒋之奇（颖叔），蒋是宜兴人，现任江淮发运副使，置司真州。他们是少年时代的朋友，知道苏轼求田常润，记起及第当年，在琼林宴座上，两人戏约将来退休，定当一同卜居阳羡的旧话，所以立即派人到他家乡宜兴去代苏轼寻田。苏轼感谢他的热心，《次韵蒋颖叔》诗说：

月明惊鹊未安枝，一棹飘然影自随。

江上秋风无限浪，枕中春梦不多时。

琼林花草闻前语，罨画溪山指后期。

岂敢便为鸡黍约，玉堂金殿要论思。

之奇终于替他找到了宜兴的卖主，苏轼便从金山到宜兴去看田。田在深山中，距城五十五里，地名黄土村，田主姓曹。苏轼于九月底到了宜兴，访问了县令李去盈，借到通真观侧郭知训提举宅寄寓，由一单姓秀才陪同，亲往黄土村田上去步量，大约一年可有八百石谷子的收成，足够全家生活了。

地主曹家酒食相饷，告诉苏轼这种土酒名叫“红友”，苏轼笑道：“此人知有红友，不知有黄封，真快活人也。”——宫廷内库法酒，例用黄罗封幂，谓之“黄封酒”。看似一句笑话，却充分流露出对政治生涯的厌倦。 20

苏轼终于买定了宜兴这片田地，将来还想买一小园，自种柑橘。十月初二在宜兴舟中作《楚颂帖》，略曰：

……吾性好种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阳羡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当买一小园，种柑橘三百本。屈原作《橘颂》，吾园若成，当作一亭，名之曰楚颂。 21

退休后住在许昌的范镇（景仁）招他住到那边去，苏轼说：“范蜀公呼我卜邻许下，许下多公卿，而我蓑衣箬笠，放荡于东堤之上，岂复能事公卿哉！”复书婉谢：“囊中止有数百千，已令儿子持往荆渚（宜兴）买一小庄子矣，恨闻命之后。……”

王巩邀他住到扬州去，苏轼告诉他已买了宜兴田，并说：“非不知扬州之美，穷猿投林，不暇择木。”

苏轼不曾想到他所买下的这片田地，日后为他招惹了不少麻烦。曹姓田主卖田后，却来诈赖，诬告到官府，苏轼移牒本路转运使，请求秉公处断，事经转运使查实，曹姓卖主也招服了确是“非理昏赖”，断归苏轼，但已拖赖了七八年田租，苏轼时已在京服官，“愍见小人无知，意在得财”，不愿与他计较，仍许曹姓照原价收赎。这曹姓本图诈赖，并无能力赎田，也就无事了，后来却被御史黄庆基抓来作为诬谄苏轼侵渔民田的罪状，专章弹劾，时已元祐八年（1093），真是动辄得咎，无往而不被诬罔。 22

苏轼买田事定，自宜兴再还京口，遇到故人王介（中甫）之子王洸之（彦鲁）。洸之官国子直讲时，因故得罪，亦在贬谪途中。讲起其父王介，不免勾起一连串的旧人旧事，苏轼慨然说道：

“自天圣以来至仁宗朝，以制策登科者，总共只有十五个人。在我登科之前，已经亡故五位，当时存世者，除我之外，仅有富弼、张方平、钱明逸、吴奎、夏噩、陈舜俞、钱藻，和令尊中甫先生、舍弟辙等九人。

“其后十五年间，令尊、钱明逸、吴奎、陈舜俞又先后谢世；又八年至于今日，十五人中只剩了张方平和我兄弟三人而已。

“不但人物凋零，现在连制策这一科名，也被那吕惠卿废了。……”

一种人事沧桑的迷茫，一种生死存亡的悲哀，激荡在这老少两代之间，不禁相对涕泣。苏轼作《王中甫哀辞》，却又很豁达地想开了：人，无论贤愚贵贱，死亡是一律公平的，觉得自己这无端的感伤，非常好笑。诗言：“……已知毅豹为均死，未识荆凡定孰存。堪笑东坡痴钝老，区区犹记刻舟痕。”

于是，由京口渡江，十月十九日至扬州，谒见知扬州军州事的吕公著，请教过这位富有政治经验的前辈后，即于十月十九日自扬州拜发。

第一次的《乞常州居住状》，略曰：

……臣以家贫累重，须至乘船赴安置所。自离黄州，风涛惊恐，举家重病，幼子丧亡。今虽已至扬州，而资用罄竭，无以出陆；又汝州别无田业，可以为生，犬马之忧，饥寒为急。窃谓朝廷至仁，既已全其性命，必亦怜其失所。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饘粥，欲望圣慈特许于常州居住。若罪戾之余，稍获全济，则捐躯论报，有死不回。……

公著设宴款待这位远客。他是前朝名相吕夷简的公子，与欧阳修同辈的人物，向以沉默寡言、态度矜重出名。苏轼在这严肃的前辈面前，当然也没有高谈阔论的机会，这顿饭吃得非常沉闷，苏轼竟在席上打起盹来，筵前歌伎在唱：“夜寒斗觉罗衣薄。”突然惊醒了的他，喃喃自语道：“夜来走却罗医博。”一脸惺忪睡态，惹得筵边群姬，无不慝笑。 23

幸而酒罢，公著陪他去后园散步，有个歌姬拿出一把团扇来求他题诗，他才在挥毫落纸的兴头上，一消胸中闷气。

苏轼既已拜表乞居常州，也就中止了汝州的行程，与杜介访竹西寺，十一月间至高邮访问秦观，在秦家盘桓了好几天。直到他至淮上将去泗州时，秦观又赶来渡口送别，饮酒淮上，作《虞美人》一阕赠别：

波声拍枕长淮晓，隙月窥人小。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

竹溪花浦曾同醉，酒味多于泪。谁教风鉴在尘埃，酝造一场烦恼送人来。

苏轼既渡淮河，经山阳来到泗州（今江苏盱眙），其时已经岁云聿暮，一年将尽，苏轼便会同家人，留在泗州度岁。

苏轼自离黄州，这大半年来，带着一家人东奔西走，从来没有安定过一天，也着实是风尘劳苦，需要休息。所以在泗州，最使他快活的事情，是十二月十八日到雍熙塔下，和尚开的澡堂里，洗了个痛痛快快的热水澡。苏轼作《如梦令》两阕，凡有浴池洗澡经验的人，必会觉得非常有趣，而且好像“擦背”这个行业，在宋朝由寺院经营的浴室里就已经有了。录词如下：

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

自净方能净彼，我自汗流呀气。寄语澡浴人，且共肉身游戏。但洗，但洗，俯为人间一切。

除夕那一天，苏轼的亲戚，现任淮东提举常平的黄寔（师是），乘船来到泗州，泊舟汴口。时正大雪纷飞，偶在船头远远望见有个人很像苏轼，策仗立在对岸，似在埠头等人的样子。过来招呼，果然是他，两人握手言欢，黄寔回到自己船上，取了扬州厨酿二樽、雍酥一奁，送到他的寓处来。苏轼得此卒岁，全家都很高兴。 24  作《泗州除夜雪中黄师是送酥酒二首》，大表雪中送炭的情味。今录其一：

暮雪纷纷投碎米，春流咽咽走黄沙。

旧游似梦徒能说，逐客如僧岂有家。

冷砚欲书先自冻，孤灯何事独成花。

使君半夜分酥酒，惊起妻孥一笑哗。

苏轼在泗州，数游南山（都梁山），一次是和三十年前乡中旧友刘仲达同游的，话旧感叹，因而有“三十三年漂流江海……”那阕《满庭芳》之作。最好笑的，是泗州太守刘士彦陪他同游的那一次。倦游归来，苏轼作《行香子》一阕，原是很平常的记游之作，全词如次：

北望平川，野水荒湾，共寻春、飞步孱颜。和风弄袖，香雾萦鬟。正酒酣时，人语笑，白云间。

飞鸿落照，相将归去，淡娟娟、玉宇清闲。何人无事，宴坐空山。望长桥上，灯火乱，使君还。

不料最后几句话，却惹得这位刘太守大起恐慌。他是一个地道的“山东侉子”，出身法家，胆小如鼷。一听到这阕词中有“望长桥上，灯火乱，使君还”这几句话，吓得不得了，赶来谒见苏轼，苦苦央告道：

“知有新词，您老名满天下，此作不久便将传诵京师，依法：泗州夜过长桥者，徒二年。何况我是州官。”

这老实人竭力恳求苏轼赶快把这首词藏起来，切勿示人。苏轼对他笑道：“轼一生罪过，只为开口，而且都不在徒刑二年以下的。” 25

元丰八年（1085）的正月初四，苏轼便离开泗州，要到南都去谒见归老林下、衰病不堪的乐全老人张方平。

五　南都来去

元丰八年（1085）新正，苏轼在泗州得到消息，他去年十月十九日在扬州拜发的《乞常州居住表》，投入主管章奏的官署，他们“拘执微文”，挑剔文字上的小毛病，借为口实，不肯转呈。苏轼于是改写一状，派遣专人入京投递，这第二次写的表文，首尾比较详尽，比较哀戚，中间文字无大变更，如言：

臣昔者尝对便殿，亲闻德音，似蒙圣知，不在人后。而狂狷妄发，上负恩私。既有司皆以为可诛，虽明主不得而独赦。一从吏议，坐废五年。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读训词，有“人材实难，弗忍终弃”之语。岂敢复以迟暮为叹，更生侥觊之心。但以禄廪久虚，衣食不继。累重道远，不免舟行。……臣受性刚褊，赋命奇穷。向非人主独赐保全，则臣之微生岂有今日？敢祈仁圣，少赐矜怜。臣前去南京（都），听候朝旨。

苏轼忙着买田宜兴，乞居常州，苏辙则于十二月间奉诏移知绩溪县，在这年前年后的时间里，兄弟俩分在两路，各奔前程。苏辙是乘舟出筠江，过南昌登滕王阁，除夕夜是在鄱阳湖上度过的，新年他在庐山。苏轼除夕是在泗州，过年后才到南都，其时苏辙已至绩溪县任。哥哥是无可奈何，只想安于江湖，弟弟则幸已离开了那个遭人排挤的环境，从江西去安徽做“百里侯”了。

苏轼二月至南都，是张方平退休后第三次来谒。

乐全老人张方平（安道），第一个识拔苏氏兄弟，将他们推荐给欧阳修，得到这文坛盟主的揄扬，至于今日，饮水思源，苏氏兄弟对他一直敬礼不衰。尤其苏辙自中制科后，曾多年追随方平做事，关系更加亲密。

元丰二年（1079）七月，张方平以太子少师致仕，一直家居南都（今河南商丘），苏轼遇有机会，一定要抽出时间来，遄程去看望这位息影林下的长者。在张方平家居的十五年间，苏轼亲谒乐全堂有六次之多，除了最后一次吊祭之外，盘桓把晤，相得甚欢。这老人视苏氏兄弟如自家子侄，非常关心他们的事情。

苏轼诗狱案起，方平虽已退休，却不顾一切，以三朝元老的地位竭力营救，恩谊深重，在这两弟兄的心中，感激怀念不尽。

所以，苏轼脱祸归来，晋谒乐全老人，是预定行程中的一件大事。正月初四离开泗州，径往南都，就寄居在乐全堂中，与老人作伴，住了将近两个月。

这时候，张方平已经七十九岁了，两目昏暗，几已失明，平居精神好的时候，苏轼陪他谈谈疾病、医药、服食养生，以及做梦之类老年人通常喜欢的话题，也是苏轼向来留心，颇为内行的学问，谈得津津有味。他们之间，诚如苏轼所谓“有契于心，如水倾海，如槖鼓风”那样的和谐与亲切。 26

因为方平病目，所以他家聘有私家眼医王彦若，擅于针治目翳，技术超绝。苏轼在黄州时，久患角膜炎，未曾完全治愈，趁这个机会请王医诊治了。在那个时代，用器械割治眼睛里面翳膜这种外科手术，简直是骇人听闻得要使人人“缩颈走避”的奇事，然而苏轼听了王医一番解说，非常佩服，写下《赠眼医王生彦若》一诗，对这冷僻怪异的题目，居然引经据典，说得头头是道，有庄子“庖丁解牛”的风味。 27

李廌（方叔）闻知苏轼已抵南都，即自颍州阳翟遄程前来谒见。

方叔的父亲李惇（宪仲），是苏轼的同年，虽然生前并不相熟，但知道这人“贤而有文”，不幸早逝，身后萧条，家境非常贫困。李廌向苏轼讲述这些年来的景况，说起：“我祖母边氏、前母张氏、生母马氏和先君的柩木，都还未葬。恁便怎么穷困，我也不敢沮丧，然而四丧未举，真是死不瞑目。”说到伤心处，流下泪来。

苏轼听了，心里很难过。恰巧，他有个从前在徐州交好的朋友梁先（吉老）听说他快要回常州去了，送了十匹绢，一百两丝的“程仪”来，苏轼推辞不得，就收下来全部转送了李廌，又作了一篇《李宪仲哀词（并叙）》，结尾几句是：“有生寓大块，死者谁不窾。嗟君独久客，不识黄土暖。推衣助孝子，一溉滋汤旱。谁能脱左骖，大事不可缓。”希望认识李宪仲父子的人，都能慷慨解囊，帮助他完成这件葬亲的大事。

张方平老病学佛，苏轼来，授以《楞伽经》，交他三十万钱托代翻印布施于江淮间，以弘佛法。

苏轼后来听从了元的意见，“印施有尽，若书而刻之则无尽”。所以不惜工力，亲自抄写经文，叫人到杭州去寻了刻工来，雕刻书版，藏于金山寺中——但是书版亦有兵燹水火之灾，世间真无常住的东西。

苏轼在南都，住了不到一个月，即元丰八年二月，朝廷告下，准了他的申请：

“仍以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常州居住。”

得此，即免道路奔波，再去汝州，犹是小事，而常州住家，原是多年来的愿望，一旦竟然实现，真使苏轼欣喜欲狂。离开黄州时，曾作《满庭芳》一阕为别，现在则“蒙恩放归阳羡，复作一篇”：

归去来兮，清溪无底，上有千仞嵯峨。画楼东畔，天远夕阳多。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船头转，长风万里，归马驻平坡。

无何。何处有，银潢尽处，天女停梭。问人间何事，久戏风波。顾谓同来稚子，应烂汝，腰下长柯。青衫破，群仙笑我，千缕挂烟蓑。

苏轼身经大难，不能不相信命运，现在只希望这一场生命里的逆流，都已过去，祈祷上苍，从此船头转向，长风万里，莫要再起风波，让他得在常州这样美好的地方，平平安安度他的劫后余生。

从此，苏轼心里充满了宁静和幸福的喜悦，有《春日》一诗，极可体味他此时闲适的心情：

鸠鸣乳燕寂无声，日射西窗泼眼明。

午醉醒来无一事，只将春睡赏春晴。

苏轼过着隐士一样的生活，唯一遗憾的是“君恩未报”，万万料不到这回“放归阳羡”，已是神宗皇帝对他最后一次的恩泽，一个月后的三月初五戊戌，这位三十八岁，英年有为的皇帝，忽然龙驭上宾，驾崩福宁殿了。

南都密迩京师，三月初六日，苏轼已闻遗诏，立即举哀挂服。回念神宗对他的知遇，对他所作种种回护的努力，心里非常痛苦，写信给同难的王巩说：

先帝升遐，天下所共哀慕。而不肖与公，蒙恩尤深，固宜作挽词，少陈万一。然有所不敢者耳，必深察此意。

无状罪废，众欲置之死，而先帝独哀之。而今而后，谁复出我于沟壑者，归耕没齿而已矣。

说是不敢写的《神宗皇帝挽词》，结果还是写了三首，如言：“……病马空嘶枥，枯葵已泫霜。余生卧江海，归梦泣嵩邙。”把自己身世的悲哀，归结在一片忠君爱国的情怀中，说得何等沉痛，同时并为张方平作《神宗功德疏》。

四月初，苏轼辞别乐全老人，离开南都，过楚州，再至扬州。五月初一日，往游扬州竹西寺，这是杜牧诗所谓“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的名刹。时值仲夏，天气已热，苏轼跑得累了，就在寺中休息乘凉，作了一首好诗：

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

暂借藤床与瓦枕，莫教辜负竹风凉。

打盹醒来，身心舒泰，迤逦归去，看见有父老百姓十余人，聚在路边说笑。只见其中一人，两手加额，一脸虔诚地说道：“见说好个少年官家。”

其时上距神宗之崩，已经两个月，哲宗已经嗣立，苏轼听到老百姓那么至诚地讴歌“吾君之子”，心里非常高兴。再加自己获准常州居住，买就了宜兴的田产，虽然不能富裕，以后日子，至少可以免于流浪，免于饥寒，何况这一年淮浙间的年成，又很丰熟。这几件事，归在一起，使他压抑不住心里满溢出来的欢喜，于是续吟一首道：

此身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苏轼一时高兴，把这两首连同最先作的“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的那一首，冠上《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的诗题，一起写在途中僧舍壁上。谁能料到，像这样的抒情小诗，也会招惹麻烦。后来元祐年间，竟被御史赵君锡、贾易摭来，指责苏轼见先帝崩驾，幸灾乐祸，无人臣礼，为大逆不道的罪证，严加纠弹。宋朝的言官“风闻言事”，有权胡说八道，也是当时的弊政之一。 28

六　阳羡一梦

苏轼不愿居住河南的临汝，也辞谢了各方邀约，一心一意只要居住常州。这一段地方因缘，由来已久。

远在仁宗嘉祐二年（1057），苏轼新中进士，他去参加开封城西郑门外琼林苑举行的进士及第宴时，席上遇到宜兴籍的同年蒋之奇，谈起他家乡的风土之美，苏轼非常涎羡，即席与蒋相约，将来如有退休这一天，必欲与他同到阳羡定居。这次在仪真碰到之奇，谈到二十八年前的旧约，苏轼诗中遂有“琼林花草闻前语，罨画溪山指后期”的话。罨画溪，这个极美的水名，即是宜兴县的圻溪，琼林宴上，苏轼还仅闻其名，未履其地。到熙宁六年（1073），东南各地发生灾荒，苏轼时任杭州通判，奉派赴常润一带放粮赈饥。他一到常州，立即大为赞叹道：“一入荆溪，便觉意思豁然。”真是如有宿缘。

在常润道中，写五首诗寄给杭州的知州陈襄（述古），其中有一首盛称惠山泉、阳羡米的，即认为宜兴是书生居家最理想的地方。原诗是：

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

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

地偏不信容高盖，俗俭真堪着腐儒。

莫怪江南苦留滞，经营身计一生迂。

谁知十三年后的五月，他才得偿宿愿，居家于此。

苏轼回到常州时，正是江南春老，桃花犹盛，园蔬柔绿，江鱼鲜美的好时候。老饕苏轼，不免食指大动，尽情享受一番。扬子江中的鱼产，他最欣赏两种，一是鮰鱼，一是河豚，只可惜鮰鱼多骨，河豚有毒。他曾戏作一绝句说：

粉红石首仍无骨，雪白河豚不药人。

寄语天公与河伯，何妨乞与水精鳞。

河豚鱼生活在江河入海口处，咸淡水混流的暖水之中。每年春初，沿江上溯，于四五月间杨花乱舞时，它们在淡水中产卵，等到所产的卵育成鱼苗后，再顺流而下，洄游海口，这时候，身含剧毒，割烹不得其法，食之立即中毒而死。所以梅尧臣诗说：“庖煎苟失所，入喉为镆邪。若此丧躯体，何须资齿牙。”然而，河豚尚未入海之前，有毒的部分还未发达，是可以吃的，盛产于镇江、南京、太仓、江阴、常熟、常州一带的江面上。苏轼来时，正是河豚当令的时节，据说这是一味千古无双的珍馐美味，它有鱼类的鲜嫩，又有豚肉的腴厚，尤其腹内有膏，色白，俗名“西施乳”，风味只可想象，不能言传。苏轼对此念念不忘，甚至当他题建阳僧惠崇所绘《春江晚景图》时，竟将春花春水江南一时的美景，都拿来做了河豚鱼的配角。如言：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苏轼嗜食河豚，不久就出了名。当地有一仕绅，特地烧了河豚鱼请他，全家女眷躲在屏后窥视，要看这位大名士吃了如何品评。

只见此老坐上桌后，下箸大嚼，一言不发，偷觑的妇人们甚为失望。正在此时，苏轼夹了一大块，狠狠说道：“也值一死。”即时放入口中。请客的主人，全家大悦。 29

苏轼在常州，日子过得非常悠闲，有时去与报恩寺的长老谈谈禅，该寺僧堂新造，以板为壁，苏轼便为题诗写字殆遍。 30  有一次邂逅了从前的黄州通判孟震，两人共话黄州旧事，恍惚如在梦中。

像这样一家团聚，一点心事都没有的逍遥岁月，苏轼自己有阕《菩萨蛮》词，写得最为传神：

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来往一虚舟，聊随物外游。

有书仍懒著，水调歌归去。筋力不辞诗，要须风雨时。

苏轼自从去年四月离开黄州以来，整整一年间，挈带全家老小，尽在长江、淮河东南一带流浪，生活很不安定。他曾费了多少精神，才在宜兴买定了田亩，又费了多少踌躇和渴望，才得获准常州居住，得偿二三十年前的夙愿。神宗皇帝驾崩，他很感伤，以为从此再也没有“出我于沟壑”的人了。他在扬州竹西寺玩的时候，以为只要年成好，衣食无虞，从此可做个高蹈的诗人，从容欣赏江南的好山好水，从容享受江南的水陆珍馐了。

然而，人的命运，正如他所说的，只像一片迎风起舞的弱羽，风如不肯停止，这羽毛也就静息不下来。神宗皇帝晏驾以后，中枢政治正掀起了一阵巨大的风潮，太子赵煦嗣位，是为哲宗，虽然是“好个少年官家”，但当时他还只有十岁，不能亲政，由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摄政，是为宣仁太后。

宣仁太后四月临朝，首召吕公著乘传赴阙，授尚书左丞，继留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征询人事。公著、君实两人的荐牍中都有苏轼，然而苏轼不知；太后深深记得神宗皇帝眷念苏轼的遗意，亦亟欲将他起复，所以四月中旬都中即有起用苏轼的消息。五月间正式颁发朝命，复官苏轼为朝奉郎。

宋朝官制，起复责降的罪官，亦要一步一步做，这是恢复正式官阶的第一步，然后才实授官职。在京的王巩最先得此好讯，立刻托人告知湖州的滕元发，滕就派贾收遄程前来通知。苏轼复书说：“一夫进退何足道。”读邸报，才知司马君实出山了，寄书致意，也只说：

某启：去岁临去黄州，尝奉短启，尔后行役无定，因循至今。闻公登庸，特与小民同增鼓舞而已。亦不敢上问，想识此意。

苏轼仍以一介草民自居，不敢上陈任何政见，这种从容进退的风度，不是热衷爵禄的人所能想见的。

六月告下，苏轼以朝奉郎起知登州军州事。

苏轼虽然绝不愿意放弃常州的生活，然而君命征召之下，为知识分子拯物济时的责任所驱策，他不能不忍痛割舍。此后“荆溪风土”常常在他胸中萦绕，身在京中，却屡与翰林院的同僚蒋之奇、胡宗愈诸人谈说荆溪，作《蝶恋花》词：

云水萦回溪上路，叠叠青山，环绕溪东注。月白沙汀翘宿鹭，更无一点尘来处。

溪叟相看私自语，底事区区，苦要为官去。尊酒不空田百亩，归来分取闲中趣。

七月至润州，许遵陪他重游金、焦二山，八月二十七日过扬州，访问接替吕公著知扬州的杨康公（景略），至石塔寺与无择道别。故黄守徐大受的弟弟大正追来送他，相见淮上，与他同行。九月抵楚州，与杨杰游，至淮口，遇大风，不能行舟，困卧船舱中，他的次子苏迨作了一首《淮口遇风》诗，他读后高兴非凡，特步原韵和作一首，有“我诗如病骥，悲鸣向衰草。有儿真骥子，一喷群马倒。……”那样奖誉的话。不但如此，他还写信寄扬州太守杨康公说：

两日大风，孤舟掀舞雪浪中，但阖户拥衾，瞑目块坐耳。……某有三儿，其次者十六岁矣，颇知作诗，今日忽吟《淮口遇风》一篇，粗可观，为和之，并以奉呈。

欣欣得意之情，宛如声口。

大风中，蔡允元来看他，临别作书相赠，有曰：

仆闲居六年，复出从仕。自六月被命，今始至淮上，大风三日不得渡。故人蔡允元来船中相别，允元眷眷不忍归，而仆迟回不发，意甚愿来日复风。坐客皆云：东坡赴官之意，殆似小儿迁延避学。……

“小儿逃学”，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譬喻。

过海州，已是十月，再经怀仁而至密州。

十年前苏轼曾官密州，在州城修造一座超然台，这次旧地重游，当然要盘桓一番。现任太守霍翔，亲自担了牛酒来迎接他和他的随从一行，又特诚在超然台上，置酒款待。苏轼高兴的是“重来父老喜我在，扶挈老幼相追攀”这一份民间的热情，感慨的是时光过得真快，当年的小孩子现在都已长大成人了，自己怎么能够不老，“当时襁褓皆七尺，而我安得留朱颜”。超然台上还留着当年手写诗赋的石刻，又不免拂拭尘垢，手自摩挲一番。追寻旧梦，虽然惆怅多于喜悦，但是别有一种温慰，对这地方产生无上亲切的感情，所以他还建议霍太守，可以在城外筑一石埭，将北流的扶淇二水导引进来，使城郭之间能多一道溪湾，景色将会更加美好。

苏轼于六月间自常启程赴任，一路上游山玩水、访问友好，直至十月十五日方才抵达登州，这一并不太远的旅程，足足走了三个月。

不料到任只有五天，同月二十日忽又奉到九月间的朝命：

“以朝奉郎知登州苏轼为礼部郎中。”

又要将他召还京师去了。他很早就知道登州海上有名的奇景“海市蜃楼”，总以为既官是邦，来日方长，总可以慢慢欣赏，而且此景居常出现于春夏二季，现在时入初冬，亦不易见。不料席不暇暖，就须离去。苏轼不肯坐失这回机会，往祷于海神广德王庙，居然应验，他终于看到了虚无缥缈中的这一奇景，作长诗《海市》记其观感。

苏轼于十一月二日别登州，过莱州、青社、济南、郸州、南都而至京师。

苏轼之与登州，真是名副其实的“五日京兆”，但他还是看出了当地有关军政与财税的两大弊政，必须改革。

他说：“登州地近北虏，实居边疆前线的地位，向来屯驻重兵，教习水战。每年四至八月，派兵戍守与北虏蓟州界附近的驼基岛，戒备森严，原是京东一路的最大屏卫。近年来久安无事，军方便将这支兵力，随便抽调到莱州、密州等处去分散屯驻，兵势分弱，易启敌人觊觎之心，而且更番抽调，也影响水上作战的训练。”

所以他上《登州召还议水军状》，请令登州平海四指挥兵士不得差往别州屯驻。

其次，他详述所见登、莱两州现行榷盐制度的弊害，请求官收盐税，恢复食盐的自由贸易，以刺激生产，便利民食。苏轼在经济方面，一向反对政府统制产销的政策，现在所举，因为限于地位，只说登莱两州的弊害，但他盼望的还不止此，“并请详讲其余州军榷盐利弊情形”，施行改善。

这是《乞罢登莱榷盐》的第二状。

这两状，都是于十二月间一到京师，立即呈奏的。这是苏轼再度从政的第一手笔，表现他对国防和民生的两大关切。

1  〔宋〕苏轼：《东坡志林》。

2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

3  苏轼被谪海南，作《观棋》诗，自叙曰：“余素不解棋，尝独游庐山白鹤观，观中人皆阖户昼寝，独闻棋声于古松流水之间，意欣然喜之，自尔欲学，然终不解也。儿子过乃粗能者，儋守张中日从之戏，余亦隅坐，竟日不以为厌也。”

4  楼钥《跋东坡〈三笑图赞〉》曰：“陆修静始至庐山，已在元嘉年间，时远公亡已三十年，陶渊明亡亦二十年矣。”故所传人物不确，只可视之为山林佳话。

5  〔宋〕释惠洪：《僧宝传》。

6  〔宋〕释惠洪：《冷斋夜话》。《栾城集》有《全禅师塔铭》，即黄檗之有全亦称道全禅师。洞山之云庵，曰有文，即克文禅师，苏辙有《洞山文长老语录叙》。

7  同上。

8  〔宋〕苏辙：《栾城集·东轩记》。

9  本集：《书李白十咏》。

10  〔宋〕李之仪：《姑溪集》。

11  《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与文玉帖》。

12  〔宋〕释惠洪：《冷斋夜话》。东坡孙苏符曾跋此文之后曰：“此先祖文成日所书，‘如人善博，日胜日贫’，‘贫’初亦不作‘负’字，可见世传荆公事为妄也。符拜手书。”然周煇《清波杂志》又说：“苏东坡云‘如人善博，日胜日负’，王荆公改作‘日胜日贫’。坡之孙符云‘元本乃月胜日贫’。”则当时已有歧说。东坡好书己作，连写数十本者有之，苏符见者未必定是初稿，或荆公所见抄本有误字亦未可知，不可即谓无此事也。

13  〔宋〕吴垧：《五总志》。

14  〔宋〕赵令畤：《侯鲭录》。

15  〔宋〕潘淳：《潘子真诗话》。

16  〔宋〕徐度：《却扫编》。又朱弁《曲洧旧闻》曰：“东坡尝谓刘壮舆曰：《三国志注》中，好事甚多，道原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辞也。壮舆曰：端明曷不为之？东坡曰：某虽工于语言也，不是当行家。”

17  东坡亦有类此谦语。《宋稗类钞》：“陈传道尝于彭门壁间见书一联：一鸠鸣午寂，双燕话春愁。以问东坡，世传公作，然否？坡笑曰：此唐人得意句，仆安能道此。”前辈风仪，大抵如此。

18  贾收字耘老，湖州人，东坡旧友，既老且贫。滕元发知湖州，东坡致书托其照顾者，故函贾耘老云云。

19  本集、《东坡志林》。

20  〔宋〕张世南：《游宦纪闻》。

21  周益公题跋载东坡《楚颂帖》全文。

22  本集：《辨黄庆基弹劾札子》。

23  〔宋〕邵博：《闻见后录》。

24  〔明〕陶九成：《说郛》。

25  〔宋〕王明清：《挥麈后录》。

26  本集：《祭张方平三则》。

27  苏籀《栾城遗言》：“箴眼医王彦若在张文定公门下，坡公于文定坐上赠之诗，引喻证据博辩，详切高深，后学读之茫然，坡公敏于著述如此。先祖（辙)屡云。”

28  本集：《辨题诗札子》。又叶梦得《避暑录话》。

29  〔宋〕孙奕：《示儿编》。

30  罗大经《鹤林玉露》：“……后党祸作，凡坡之遗墨，所在搜毁，寺僧亟以厚纸糊壁，涂之以漆，字赖以全。至绍兴中，诏求苏黄墨迹，时僧死久矣，一老头陀知之，以告郡守，除去漆纸，字画宛然，临本以进。高宗大喜，老头陀得祠曹牒为僧。”

第八章　风雨京华

一　元祐更化

宋神宗赵顼在位十八年（治平四年至元丰八年），既薨，太子赵煦嗣位，是为哲宗。哲宗嗣位时，年只十岁，不能亲政，于是遵照宋室传统，尊神宗母后高氏为太皇太后，是为宣仁，权同听政。

宋朝自太祖、太宗、真宗三朝而后，因故不得不由母后暂行摄政者，非自宣仁始。第一次是仁宗即位时，年只十三岁，真宗后章献明肃刘氏垂帘临朝者十一年，至景祐元年方自亲政。

仁宗无嗣，以濮安懿王赵允让第十三子赵曙嗣位，是为英宗。英宗多病，仁宗后慈圣光献曹氏暂摄，方才归政。

神宗接位的时候，年纪虽轻，但已二十一岁，朝气蓬勃，果敢有为，确是一个英主，不料得年却只三十八岁，西征失败，赍恨而殁。哲宗冲龄践祚，就又不得不由祖母英宗后、宣仁圣烈高氏垂帘摄政。真宗朝后六十年间，这已是第三度母后临朝了。

历史上母后当政时代，常见朝纲不振，大权旁落的现象，或则奢逸享乐，有政失修明之弊，唯有宋朝摄政的这三位母后，却都知人善任，精勤政事，以厚德深仁，著誉后世。

宣仁太后且有“女中尧舜”之称，这也是宋史上的一大特色。

宣仁太后尊重祖宗成法，厌闻革新，是个稳健保守的老太太。她虽深处宫闱，但历经她的丈夫英宗、儿子神宗的两朝政事，又非常向往公公仁宗嘉祐时代的太平安乐，嘉祐时代那种宽厚雍睦的政风，所以定年号为“元祐”。她认为神宗皇帝用王安石、吕惠卿变成法，行新政，显然已经失败了，对于边臣无端挑起征西夏的军事，招来败战的损伤，使神宗惊悸悔咎，夺走了他正在英年的生命，更是痛苦难忘。所以，一旦临朝摄政，这位老太太早已成竹在胸，她要立即召用熙（宁）、（元）丰时代的旧臣，恢复熙丰以前的旧政。她的国策是一切遵循祖宗成法，她的目标是要重拾大宋帝国如嘉祐时代一样的和平与安乐。

宣仁太后的恢复工作，最重要的是如何着手废止不合传统的新法，要做这件大事，唯有熙丰时代的元老旧臣，才能帮她去新复旧，实现她的理想。

旧臣中最初被考虑到的，是仁宗朝名相吕夷简的儿子，现以资政殿大学士知扬州的吕公著，诏兼侍读，命即“乘传赴阙”，来京陛见。公著，字晦叔，东莱人，初以进士通判颍州，与当时的郡守欧阳修，交谊很好。神宗朝，做过翰林学士、开封府尹、御史中丞。因为反对新法，才被出知外郡。

次为退居洛阳，在独乐园中努力著述的司马光，朝廷依照例定的起复程序，第一步诏知陈州。

太后追念神宗皇帝的遗意，先已复官苏轼为朝奉郎，随又诏知登州。

太后部署人事，非常稳重，一面按照程序，起复旧臣；一面因王珪病卒，乘机将现任大臣，互作调动，稳住原来的朝局。五月间，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调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知枢密院事韩缜，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门下侍郎章惇知枢密院事；同时召司马光过阙入见。

司马光于熙宁三年（1070），因与王安石议新政不合，坚辞枢密副使的诏命，出为西京留台。他在洛阳私宅中，网罗了一代史学好手，专心编撰不朽巨著《资治通鉴》，甫于上年（元丰七年），脱稿进呈。三月间，自洛入京，专程吊唁大行皇帝之丧。为避免政治嫌疑，既吊即归，不敢在京逗留。太后来不及召见，他已匆匆离去，只得特遣内侍梁惟简和劳光二人，一路追踪前往，口传谕旨就询：“目前为政何所当先？”

司马光复奏：“请广开言路，不论有官无官，均许将朝政缺失及民间疾苦，封状进闻。”太后接受此一建议，诏求直言。短短时间内，收到封事数千件，而内容几乎全部都是指摘前朝实行新法的不当，诉陈新政下的民生疾苦。

这是一个被鼓励起来的“不满现实，人心求变”的舆论浪潮，也可以看作是国策将变的一个政治讯号，以这样开明的态度，揭开“元祐更化”的序幕。

接着，太皇太后毅然先以中旨遣散修造京城的役夫，停止制造军器，放宽民间保马户原先苛刻的规定，罢京城逻卒，免行钱等，作为接纳舆论、与民休息之始，为停罢新政，开其先河。

六月，吕公著应召至京，诏授尚书左丞。

入见后，立即上疏荐举人才，实即网罗熙丰以来，因与新政不合而散在四方的旧臣。他举：

孙觉方正有学识，可充谏议大夫；范纯仁刚劲有风力，可充谏议大夫或户部右曹侍郎；李常清直有守，可备御史中丞；刘挚资性端厚，可充侍御史；苏轼、王岩叟并有才气，可充谏官或言事御史。……

太后深知人才是政治的根本，同时为尊重司马光起见，特将上述札子密封，专差送往洛阳，要司马光详再审核，将所陈更张利害，直书以闻。

司马光复奏，特别保荐者六人：刘挚、赵彦若、傅尧俞、范纯仁、唐淑问、范祖禹，认为可处台谏，或侍讲读，必有裨益。其中刘挚、范纯仁二人，与吕公著推荐者同。

另外则作一般的推荐，其人选为吕大防、王存、李常、孙觉、胡宗愈、韩宗道、梁焘、赵君锡、王岩叟、晏知止、范纯礼、苏轼、苏辙、朱光庭等，请求太后记其名姓，各随器能，随时任使。

最后他说：文彦博、吕公著、冯京、孙固、韩维，都是国家的元老，应该命令他们各举所知，以便参考异同，无所遗逸。

从这两份奏状所列的名单来看，绝大部分是仁宗、英宗两朝的老臣，为反对新政致被排斥或消极退让，于熙丰年间陆续退出中枢政治的保守分子。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有极好的家世背景，而个人立身处世，品德谨严，学问渊博，都是以尊重传统为重要立场，视疏减民生疾苦为自己本分的君子。所以历史家笼统地称誉他们为“元祐贤者”，称元祐为“贤人政治”。

不过这班元祐朝士，不是没有缺点，缺点在于过分持重，守成有余，进取不足，诚如当时论者所说：“元祐执政，类丰于忠信而廉于才智。”不足以符时代的要求。因为宋室到了元祐朝时，经历多年边患，被契丹和西夏交相剥削和侵略，大宋帝国实在已经只剩了一个掏空的壳子，军备不足，国库空虚，民生穷困，士气低落，早已失去了从前那样的国力，所以消极的保守，既不足以振奋宋室的贫弱，也不足以匡救天下的凋敝。

司马光受命知陈州，过阙入见，当即被太皇太后留为门下侍郎。

司马光名满天下，他来京师，轰动社会，老百姓跟着他的行踪，叠足聚观，壅塞道路，竟使马不能行。在他们质朴的心地里，认为司马光应该是真正的宰相。

司马依礼往谒现任宰相时，老百姓爬上相邸对面人家的屋顶，骑在屋脊上，爬到树上看他，相府的卫士们阻挡不了，老百姓说：“我们并不要看你家相公，我们只要瞻仰司马相公的风采。”那些附近人家的屋瓦都被践碎，树枝都被踏断。 1

苏轼于十月下旬自登州还京，途中也遇着上千老百姓，拦住他的马头，向他呼吁：“请您转告司马相公，不要离开朝廷，好自珍重，才可以活我百姓。”老百姓都相信苏轼会替他们讲话。 2  苏轼旧有《咏独乐园》诗：“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确是实言。

司马光一入中枢，便被朝廷倚为柱石，太皇太后对他言听计从，一切大政赖他擘划。眼前即将更新的政治，将为怎样一个局面？全国都在注视着司马相公的举止，仰望他的创造。

政治革新，自以人事调整为先。以后数月间，朝廷便陆续起复旧臣，如八月以苏辙为校书郎，九月以秘书少监刘挚为侍御史，十月二十日告下，以朝奉郎知登州苏轼为礼部郎中等。这使得苏轼到登州任只有五天，就又匆匆进京，投身到这个热烘烘的政治洪炉中来了。

十月，以中旨诏范纯仁为谏议大夫，唐淑问、苏辙为司谏，朱光庭、范祖禹为正言。“除目”（授官文书）已经由宫里发出来了，太皇太后问宰执道：“这五个人怎么样？”大家都说：“甚洽众望。”

当时，继续留任中枢的新政派章惇，认为这个样子的除官方法，违背祖制，破坏相权，挺身反诘道：

“故事：谏官皆由侍从推荐，然后由宰执禀奏。现在除目既然用中旨发出，不知陛下从何得知此五人可用。莫非左右所荐？此门不可开。”

“实皆大臣所言，无关左右内侍。”太皇太后说。

“如主意出于大臣，应该公开奏举，为何密荐？”章惇反问。

至此，吕公著因为范祖禹是他的女婿，司马光、韩缜因与范纯仁各有亲戚关系，立刻起来自动声明。

章惇说：“台谏之设，是朝廷用来纠绳执政之不法的，所以按照制度，执政初除时，凡是他的亲戚或他从前所保举过而现任台谏者，都该转徙其他官职。现在，天子冲幼，太皇太后同听万几，一切都该按照制度行事，不可违背祖宗成法。”

司马光忍受不住，接着奏道：“纯仁、祖禹做谏官，甚合众望，不可因臣之故，妨碍贤路，臣宁愿避位。”

“韩缜、司马光、吕公著必不至于徇私，但如他日有怀奸当国者据此为例，引用亲党做台谏，恐非国家之福！”章惇理直气壮地奏说。

这场争论的结果，改范纯仁为天章阁侍制，范祖禹为著作佐郎，其他三人顺利通过。苏辙于他老哥奉旨起复时，先已移知歙州的绩溪县，不久又以校书郎自绩溪被召入京，至此则已跻登谏垣了。苏辙初得校书郎时兴奋非凡，作《初闻得校书郎示同官》诗：“读书犹记少年狂，万卷纵横晒腹囊。奔走半生头欲白，今年始得校书郎。……”这也难怪，苏辙十九岁成进士，廿三岁登制科，淹滞于九品小官者达二十余年，到此才稍扬眉吐气。

章惇所争的，是政府重要人事的任命，不经过宰相的审核进拟，径由“宫廷”除目，显属侵害了相权，并非没有道理，无奈说话的态度有欠庄敬，台谏们就抓住这一弱点，对他开始攻击起来。

后来王岩叟有奏：“风闻章惇于帘前问陛下御批除谏官事，语涉轻侮。又问陛下从何而知，是不欲威权在人主也，乞行显黜。”

刘挚和朱光庭则攻击蔡确于神宗皇帝灵驾发引时，既不遵礼入宿幕次，复先驰数十里之远以自便，“为臣不恭，莫大于此”。

虽然，太皇太后对此弹章“留中不报”，然而朝中的御史官和台谏们认为国家安危，系于大臣。而现在执政大臣中，奸邪过半，如蔡确为左仆射，韩缜为右仆射，张璪为中书侍郎，李清臣为尚书左丞，章惇为知枢密院事，实际政权完全在他们手上。旧派的一二元老何以得行其志？这是当时热衷更化的朝士们一致的认同，他们在积极酝酿，只侍时机成熟，非要伐倒这几棵“敌派”的大树不可。

二　从调和到冲突

司马光为门下侍郎，章惇知枢密院，几个月间，两府之间的关系，已经搞得非常不好。司马光的脾气，虽然不如王安石的“拗”，但也十分固执；而章惇则秉性豪强，从不让人，共事未久，摩擦已经很深，几已到了冰炭不能相容的地步。每遇口舌相争的场合，司马光是个恂恂儒者，拙于言辞，而章子厚则躯干修伟，实大声宏，再加口齿锋利，咄咄逼人，弄得司马光真已不堪他的百般虐侮。苏轼与章惇多年老友，现在身当两大之间，义不容辞，应该挺身出来，做这个调人。

于是往见章惇，对他侃侃言道：“司马君实时望甚重。从前许靖因为虚名无实，为蜀主刘备所轻视。法正说：靖有虚名播于四海，若不礼遇，他人以为我们贱视贤者。刘备立即接受他的建议，以许靖为司徒。您想，许靖尚且不可轻侮，何况君实？”章惇认为苏轼的话对，以后对司马的态度，缓和了不少。

苏轼抵京才半个月，朝廷降告命：迁起居舍人。苏轼起于忧患未久，不愿骤然跻登清禁重地，两上章请辞，皆不许，他只得亲往谒见宰相蔡确，恳切面辞。

蔡确说：“公回翔已久，论资望，朝中无人更出公右。”

苏轼坚决辞谢。

“今日谁当在公前者？”蔡确问。

“前与林希同在史馆，他年龄比我长。”他举林希来代替自己。

“林希真的应该在你之先吗？”蔡确略作沉吟，摇头不应。

苏轼举以自代的林希，字子中，福建人，与苏轼、顾临、胡宗愈等，都是开封府举人试的同年。治平三年曾与苏轼在史馆共事，现在外任。苏轼推他自代，虽未获许，不过因此也被执政方面注意到了这个人，不久召回中枢，补了记注官。

宋制：起居郎、起居舍人谓之左右史，职掌宫廷记注和机要政务，俗谓“小侍从”。苏轼既任起居舍人，元祐元年二月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殿，蒙恩改赐银绯。

宋朝官员的服式，有严格的规定，文臣自入仕时起，着绿袍，满二十年才赐换绯袍和银鱼袋，换穿绯袍后再过二十年，才能赐换紫袍、佩金鱼袋。苏轼入仕，如以仁宗嘉祐六年（1061）中制科授大理评事起计，至元祐元年（1086），为时则已二十五年，但因中经顿挫，所以直到此时才得换绯挂银，并获诏赐对衣、金带、金镀银鞍辔马。

司马光执政后，一方面大刀阔斧地调整人事，一方面陆续废止熙丰年间实施的新法。元丰八年七月罢保甲法，十一月罢方田法，十二月罢市易法、保马法。元祐元年闰二月，被人反对得最激烈的青苗法，也告罢废。

当司马光、吕公著二人，积极推翻一切新政，彻底清除新政所生的积弊时，新政派的大将韩缜、蔡确和章惇，仍然高踞在原来的相位上，冷眼窥伺得失。蔡确既为公论之所不容，而章惇跋扈如故。

元祐元年二月间，司马光上言：免役法有五害，请求恢复差役。章惇力加驳斥，上章累数千言，笔下一点不为司马稍留余地。这还不算，更在太后帘前与司马光觌面争论起来，态度非常豪横，说得冲动，竟在殿上大声咆哮道：“它日安能奉陪吃剑！”如此狂妄，太皇太后也按捺不住，大怒起来。于是刘挚奏言：“章惇佻薄险悍，谄事王安石，以边事欺妄朝廷。再附吕惠卿，又为蔡确所引，横议害政，请除恶务尽。”

当时，尚书左仆射蔡确已先罢政，出知陈州，旋改亳州，朝廷即以司马光接替蔡确所遗的相位，仍兼门下侍郎原职，所以王岩叟更奏曰：“惇见陛下以司马光做相，躁忿忌嫉，所以如此。”

章惇帘前争论，惹怒太后后不久，因孙觉议论边政，不合其意，他便公然骂道：“议者可斩。”对于任何一个上书言事的人，一律蔑视为“不逞之徒”，于是满朝怨毒，群起而攻，并于同月罢官，以正议大夫知汝州。钱勰（穆夫）时为中书舍人，制行词，有“怏怏非少主之臣，悻悻无大臣之节”句，非常尖刻。 3

但是，关于罢废免役法，持反对意见者却不仅是章惇一人。朝列中头脑比较冷静，不太意气用事的人，也都认为从前施行的差役法，流弊很多。改行免役以来，已经十几年，确比差役进步，法无新旧，以良为是，何必一定要恢复旧法。如与司马光非常亲密的范纯仁，便婉转劝他道：“为治之道，去其太甚者即可。差役一事，尤须仔细考虑，不然，徒为民病。”又道：“宰相的职责，在求人才，变法不必太急。愿公虚心以延众论，不必一定要谋自己出。谋自己出，则谄谀逢迎的小人，便得乘虚而入。”司马光默不作声，纯仁无奈，只好退一步说：“假使相公决意要这样做，不妨挑择一路，先作试验，看看恢复之后的利弊如何？”

司马光为人，有强烈的自尊心和执拗的责任感，坚持已定的主张，不肯接受任何人的建议。范纯仁出来叹道：“凭这个样子的态度，只是使人不再说话而已。我如只欲媚公以取容悦，不如少年时迎合王安石，早就既富且贵了。”

当王安石变差役为免役时，苏氏弟兄都是激烈的反对论者。苏辙当时曾说：“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犹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苏轼更曾坚持差役决不可变，但是后在地方上亲经历练，有了实际的体认，便完全改变了原来的观点，认为王安石新法中，免役确是比差役进步的一个良法。

熙宁初年，苏轼到底还只是一个得意太早的书生，缺乏实际的政务经验，只因读书较多，才气充沛，率然放言高论，不免未尽事实。等他有了几年地方政务的实际经验，才明白从前所行的差役法，积弊很深。主要的原因是应差服役的老百姓，不懂官府衙门的规矩，遂被胥吏们颠倒捉弄，很多人因此破产亡家。原先认为“无可取代”的差役，事实上是便利胥吏为害百姓的恶法。

免役法比较简单，按照老百姓的户产高下，分等出钱雇役，颇合“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可以断绝胥吏勒索的机会，只须把该收的实费之外，另有许多滥加名目的苛杂严格禁革，这已经实行了十六年的办法，没有改回差役的必要。

司马光尽罢熙丰新法，罢到差役法时，最不为朝列所同情。范纯仁诤劝无效，苏轼便贾勇往见，向司马相公说道：

“相公所要施行的，都是上应天心、下合人望的事，唯有役法一节，不可轻议。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在于掊敛民财。在上的人聚敛，在下的老百姓便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在于民常在官，不得专力农事，而胥吏从中作奸。……两害相权，轻重略等，现在要以彼易此，人民未必欢迎。……”

苏轼很婉转地说开了一个头，还没提出正面的意见，司马光便愕然问道：“那么，如你所说，计将安出？”

“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苏轼先举原则，然后以兵役作例来做说明：“三代之法，兵农合一，到秦时才分而为二；唐朝中叶，把府兵废为长征卒，从此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人拿出谷帛来养兵，兵用性命来保卫老百姓的身家，天下称便。我想，即使圣人复出，怕也不能变易。现行的免役法，与此相同。公欲骤罢免役，改行差役，恰如要罢佣兵而恢复民兵一样，恐怕不很容易。……”

苏轼稍稍停顿，看司马光不开口，接续说道：

“先帝本意，按民户大小出钱雇役，使老百姓可以专力农作，虽有贪吏滑胥，无所施其暴虐。坊场河渡，官自出卖，用这笔钱来雇用衙前，则人民可免仓库、纲运等破家之患。此万世之利，决不可变。

“不过，其中也有两项弊端，一是把这笔钱移作别用，二是拿宽剩役钱来争购坊场河渡，想赚不实在的涨价利益。这是王安石、吕惠卿的办法，并非先帝本意。

“相公如能彻底消灭这两项流弊，不必变法，则老百姓必然拥护相公，事亦易成。

“至于宽剩役钱，名为十中取二，事实上却已加半征收。相公如能把这额外的浮收全部豁免，同时准许老百姓用布帛谷米折纳役钱，各从其便，那么钱荒的毛病也就没有了。……”

司马光听后，默不作声，苏轼只得讪讪说道：“若照这样去做，天下称便，相公尚有何求。如其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那么慢慢再斟酌，也不嫌迟。”

司马光成见很深，仍无言语。

苏轼后来调换话题，和他谈熙宁年间曾经实施过的给田募役法，那是用官田及宽剩役钱买民田来募役人，大略如边郡雇用弓箭手的办法一样。苏轼说他曾在密州推行过，人民称便。所以劝司马光恢复先帝曾行的此一办法，不过必须请发内帑，补足全国宽剩钱斛至三千万贯石，用以推行此法于河北、河东、陕西三路。数年之后，三路役人，可以减少一大半，如此培养民力，可备边境缓急之用。

司马光听了，尤不赞成。

这天谈话没有结果，但是苏轼不肯死心，第二天直接找到政事堂去，再向司马相公公开陈述他的反对意见。司马光心里不耐烦，脸上就不免忿然作色起来。苏轼也很气恼，反转来诘责他的态度：

“从前韩魏公（琦）创议于陕西路刺义勇，家有三丁者刺一丁，民情惊惧，军纪也受影响。当时公为谏官，极言不便，魏公怒形于色，公亦不顾，略无一言假借，这是苏轼以前听公亲口告知的。莫非公今做相，就不容苏轼尽言了吗？” 4

表面上，司马相公只好强笑表示歉意，心里不免存了芥蒂。

司马温公面黄貌癯，而枯瘦自如，目光炯炯峻厉，鼻梁挺直，稀稀朗朗的胡子已经花白了，两只耳朵的耳轮，阔厚外向 5  ，使他整个神态，显得坚强而有劲力，很少有人敢于在他面前争论，争亦无用。

役法，在宋代政治制度中，是件大事，朝廷为了详定役法，设了一个专门机构的役局，负责研讨役法的改订，苏轼也是被诏派参加的一员。在会议中，他屡与局中官员如孙永、傅尧俞辈激烈辩论，感情弄得很坏。至政事堂说司马丞相失败后，他就以与大臣主张不同为理由，乞罢此一兼差，状言：“臣既不同，决难随众签书，乞早赐罢免，俾议论归一。”虽然表露了他的硬汉作风，但也从此得罪了“相门”。

政事堂的争论，司马相公的脸色，是众目所共见的，负气请辞役局的差使，更加造成双方关系的恶化。

雇役法终于依照司马光的主张，明令罢废了，而且，命令限期五日之内，恢复已经停废了十六年的“差役”。一般朝臣看到这个命令，都觉得限期那么迫促，实在不合情理，独有开封府尹蔡京，居然如期报办。司马光大喜，嘉奖他道：“使人人能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谋自己出，适便小人逢迎，不幸而为范纯仁所言中。更不幸的是古往今来，凡是拥有权势的大人物，几乎很少有人伟大到能够排斥小人的阿谀奉承，贤如司马温公，亦属不免，可为浩叹。

苏轼喜欢戏谑，朝中公卿，一个一个都给起了诨号，独于司马光，一向敬服，不敢造次。这次争论役法，碰了一个大钉子，心里非常气愤，争罢回家，一面卸巾弛带，一面恨恨地连声呼叫：“司马牛！司马牛！” 6

据说，还有一次，苏轼与司马光论事不协，轼说：“相公此论，故为鳖厮踢。”司马听不懂他说什么，还问：“鳖何能厮踢？”

“是之谓鳖厮踢！”苏轼冷冷作答。 7

三　不到中书不是官

元祐元年三月，以吏部侍郎李常为户部尚书；以中书舍人胡宗愈为给事中；以苏轼接替胡宗愈的遗缺，特诏：免试为中书舍人。

宋朝的政制，以二府——中书省和枢密院及计省三司使为中枢政治的中心，直接隶属于皇帝。枢密院主管天下军马，计省三司使掌理全国财政，除此以外的一切庶政，全部集中于中书省，而中书省又设于禁中。所以中书舍人的职责非常重要，宋朝官制大抵沿袭盛唐，《唐百官志》：

中书舍人参议表章，百官奏议、考课皆预裁焉。

宋代亦然。凡事先经给事中书读，并经中书舍人书行者，才将原本留省，录黄过尚书省给札施行。不过唐制只有给事中始得封驳，而宋朝则中书舍人认为不可行时，亦可不书而执奏，称为“缴驳”，实际上，具有除军马财经外的全国政务之审核的权力，所以宋有俗谚说：“不到中书不是官。”

苏轼在还朝三四个月的时间内，扶摇直上，一再升迁，这事即使他本人勇于自用，不怕权高责重，但也不能不凛于官场中树大招风的忌讳，所以颇为踧踖不安，立即具状恳辞，有曰：

起知登州，到任五日而召以省郎，半月而擢为右史。……今又冒荣直授，躐等骤迁，非唯其人既难以处，不试而用，尤非所安。

中书舍人这一职务，不但是宰相的属官，而且例兼“知制诰”，代拟王言。所以按照宋朝的定制，“知制诰”必先考试而后任命。宋朝开国百余年来，免试任命者，只有陈尧佐、杨亿、欧阳修三人而已，现在苏轼也得特旨免试而用，使他十分不安，同时更畏惧政治圈子里的时忌。 8

但是他辞不掉，只得拜表就任，仍改赐章服。上表谢曰：“右史记言，已尘高选；西垣视草，复玷近班。皆儒者之至荣，岂平生之所望。”

中书舍人这职务，最难的是写作“外制”。自唐至宋，有个惯例，中书舍人承受词头后，就须在省中起草付吏，一直到写成告命，从不耽搁到第二天。担任这个工作的人，自非具有“捷才”不可。 9  苏轼纵然笔快，但文件太多，仍是苦事。到后来白天来不及写时，也只好开夜车把“词头”留到灯下来写，常常写到半夜才睡。这时期，曾布（子宣）托他作篇塔记，他复信诉苦道：

塔记非敢慢，盖供职数日，职事如麻，归即为词头所迫，卒以夜半乃息。五更复起，实未有余暇。乞限一月，所敢食言者有如河。愿公一笑而恕之。

四月，以吕公著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诏起元老文彦博平章军国重事，班列宰相之上，以辅助多病的司马光。

新任御史吕陶上章弹劾司农少卿范子渊，元丰时提举河工，靡费巨万，而所筑护堤崩塌，溺死无算，堤工卒无所成，乞行废放。多少年来，中枢实施错误的治河方法，浪费国帑，牺牲民命，是苏轼一再激烈反对的政策之一，看了吕陶的弹章，对于这种漠视人民生命财产的官僚，激起了如火的愤怒。他挥笔作《范子渊改知峡州敕》，有曰：

汝以有限之财，兴必不可成之役；驱无辜之民，置诸必死之地。横费之财，犹可以力补；而既死之民，不可以复生。

痛快淋漓，成为传诵一时的名言。

苏辙初任右司谏，以为自王安石变法以来，台谏官过分嚣张，朝士们“一言被及”，马上就逐出中枢，政风因此大败。他倡言朝廷应加约束，使台谏们亦知自律。

苏辙开始行动，首上《乞选用执政状》，同时弹劾左右二相，指左仆射蔡确出身狱吏，“𪫺佞刻薄”；论右仆射韩缜，“识暗性暴，才疏行污”；再论张璪、李清臣、安焘，说他们都是斗筲之人，“持禄固位，安能有为”。

凡七状攻下右相韩缜，五月，再上状《乞诛窜吕惠卿》，指他诡变多端，见利忘义。

朝命吕惠卿降官光禄卿，分司南京，苏州居住。大多数朝臣认为这样处分太轻，苏辙、王岩叟、朱光庭、王觌、刘挚等交章痛劾，苏辙且把吕惠卿举发王安石私书的丑事，也揭发出来，对这种卑鄙的小人行径，施以无情的挞伐。

于是，吕惠卿再行责降为建宁军节度副使，建州安置。词头始下中书，据说，按照轮值次序，此供该由刘攽（贡父）草制。

苏轼大嚷道：“贡父平生做刽子手，今日才得斩人。”

贡父知道苏轼有一肚皮积愤，非吐不快，所以推说身体不舒服，乘间溜走，苏轼就把这件公事接过手来，痛快淋漓地历数吕惠卿的罪恶。 10  撰“责词”曰：

吕惠卿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谄事宰辅，同升庙堂。乐祸贪功，好兵喜杀。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苛可蠹国害民，率皆攘臂称首。

先皇帝求贤如不及，从善若转圜。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发其宿奸，谪之辅郡；尚疑改过，稍畀重权。复陈罔上之言，继有砀山之贬。反复教戒，恶心不悛；躁轻矫诬，德音犹在。

始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连起大狱，发其私书。党与交攻，几半天下。奸赃狼藉，横被江东。

至其复用之年，始创西戎之隙。妄出新意，变乱旧章。力引狂生之谋，驯至永乐之祸。兴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践祚之初，首发安边之诏。假我号令，成汝诈谋。不图涣汗之文，止为款贼之具。迷国不道，从古罕闻。尚宽两观之诛，薄示三危之窜。国有常典，朕不敢私。

苏轼这篇责词，固然写得大为快意，而读者也觉得“利如并剪”，天下传诵。但就个人的利害而言，则其后果，无异于在自己前途上，遍插荆棘，从此以后，终生都在荆棘丛中行路了。只有像苏轼这样的人才会做如此傻事，官僚决不肯为。

苏轼为谏官，勇猛更如出山之虎，一鼓作气，扫荡群奸。他对王觌说：“张璪天资邪佞，易以为奸，宜除去。”连章攻击，至七月，张璪遂遭罢斥。张璪于诗狱案时，为知谏院兼侍御史知杂事，同时受命与李定、何正臣、舒亶共为杂治该案的四凶之一。

再说李定，本已降责：“李定备位侍从，终不言母为谁氏，强颜匿志，冒荣自欺。落龙图阁直学士，守本官分司南京，许于扬州居住。”苏轼不服，缴进词头，与同官范百禄状奏曰：

臣等看详李定所犯，朝廷勘会得实，而使无母不孝之人，犹得以通议大夫分司南京，即是朝廷亦许如此等类得据高位，伤败风教，为害不浅。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词。 11

于是，再被谪放滁州。这件事，很易被人误会是苏轼报复诗狱的仇怨，实则未必尽然。宋是盛倡以孝道治天下的时代，苏轼深沐儒学教化，对于悖伦常者，疾视如仇，是其基本观念，并非只对李定如此。同时有旨贬谪虐母的张诚一提举江州太平观案，苏轼一样反对，认为像这种“恶逆不道之人，虽肆诸市朝，犹不为过”，不肯撰告。反之，如程遵彦事母至孝，他便据此状请擢用。这都是“孝治之极，天下顺之”的时代里，一种维护伦理道德的行动，并不完全出于私人的恩怨。

七八月间，司马光告病在假，范纯仁因为国库空虚，支应匮乏，奏请再立常平钱谷给敛出息办法，俾沾国用。

其实，这办法即是恢复已废的青苗法，不过换个名目，遮人耳目而已。章上，台谏刘奏、上官均、王觌、苏辙交章反对。

司马光在病中，未经详细考较，也曾札奏赞成纯仁此议，至案下中书省，苏轼即上《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揭穿纯仁“偷天换日”的把戏，略曰：

熙宁之法，本不许抑配，而其害至此，今虽复禁其抑配，其害故在也。农民之家，量入为出，缩衣节食，虽贫亦足。若令分外得钱，则费用自广，何所不至。许人情愿，未免设法罔民，使快一时非理之用，而不虑后日催纳之患。

他举述当年从政地方，亲眼目睹的经验说，不肖官吏，每趁放款时期，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朴卖酒牌子，诱惑借到青苗贷款的农家子弟，前来玩乐，那些农民不明利害，常有将贷款花光，徒手而归者，作为非理之用的事证。又曰：“每放青苗，酒课暴增。臣所亲见，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鬻妻女、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所以他请求不要再贷放青苗钱，盘剥老百姓，留下的旧欠，也请准于每届丰熟收成时，分五年归还，他们这许多年来，付出的利息已经很多，所以，对于四等以下贫户，应该一律放免。

其时，台谏们也一再上章乞罢此议，事情闹大，司马光才注意到事不可行，力疾请对，在太后帘前奏道：“是何奸邪，劝陛下复行此事？”

范纯仁也在殿上，心想这个建议是经你同意札奏的，现在却说这样的话，心里很是愤怒，但在天子之前，执笏却立，不敢说话。太皇太后从议，诏复常平旧法，青苗钱更不支俵。

司马光当朝，凡是王安石、吕惠卿所建立的新法，无不铲除务尽，对于熙宁年间执行新法的大臣，也抱着彻底清除的成见。程颐对他说：“作新人才难，变化人才易。现在这些都是可用之才，而且人岂甘心为小人？若宰相用之为君子，谁不为君子？此等事欲他们自做，未必不胜如吾曹。”

范纯仁也主张：“消合党类，兼收并用。”

然而，司马相公的成见牢不可破，他是“泾渭分明，不稍假借”。当时的朝士如曾子开、侯仲良等事后都说，假如程颐、范纯仁的意思，得被温公采纳，必无后来绍圣年间的报复之祸。

这一时期种下的另一恶因，则为对少年嗣君（哲宗）的忽视。皇帝已渐长大了，但朝事一切进止，但向太皇太后取决，非但不征皇帝同意，甚至皇帝指着问了，大臣也不具对。苏颂看到这种情形，觉得很危险，尝对诸大老说：“不要这样纷纭多变，到皇帝长大时，谁任其咎呢？”这话，哲宗似亦微有所闻，所以后来亲政时，便说：“朝臣中只有苏颂最知君臣之礼。”论及太皇太后垂帘时期的政事时，哲宗说：“朕只见臀背。” 12  可见这青年皇帝的心里，藏怒宿愤，早已种因此时。

类此的忠告，也有人对司马光当面说过：

“熙丰旧臣，多𪫺巧小人，将来若是有人以父子之义离间皇上和太后时，则大祸起矣。”

然而司马丞相只是危身正色答道：“天若祚宋，必无此事。”

以道德文章而论，司马光固是天下第一流人物，但以政治能力来说，则不无疑问，如三朝名臣韩琦便批评过他：“司马君实才偏量窄。”程颢也说：“君实自谓如人参甘草，病未甚时可用，病甚则非所能及。” 13

而宋至元祐，内忧外患，病已甚深，司马光实在不是一个救时的国手。

至于苏轼之为中书舍人，也很难适应严格的官僚制度。从来文人都不适于从政，搞政治的人，首重实际利害，而文人只管发挥自己的理想。做官的人要用传统的典常来约束一切，而文人则重视自由意志的考虑，不屑规例。苏轼生有极为坚强的个性，其不适于从政，尤其如操持中书省这样需要最高幕僚技术的实际政务，就处处露出破绽来了。

苏轼初至中书，当时的执政当局，因为中书省的公事常有泄漏，所以要在舍人厅的后面，筑一道露篱，禁与同省其他部门往来。这本来是一件必要的保密措施，但他看不惯这种作风，便说：

诸公应须简要清通，何必栽篱插棘。

这个篱笆虽然暂时停工，但至明年还是筑了，他还大发牢骚，说《白乐天集》有这样一段话：“西省北院，新构小亭，种竹开窗，东通骑省，与李常侍窗下饮酒作诗。”可见唐朝时，可以西掖开窗以通东省，而现在则本省之内都不能自由往来，觉得可叹——由这件小事，可见他实在不通实际政务。 14

古时的成文法，不如现代完备，所以幕僚业务的法宝，是遵循典故，援引成例。但是苏轼认为世事复杂多变，不能以典常成例当作永远不变的金科玉律，天下没有任何标准，足以适应万事万物。所以他要运用聪明来随机应变，觉得没有思想内容的典常则例，只是妨碍以自由意志来裁量庶政的一种束缚。

苏轼在中书与司马门人刘安世（器之）共事，安世是一个熟谙典章的官僚，每遇苏轼处事逾越分寸时，他必非常冷静地搬出典故来约束他，苏轼当时很生气，背后骂道：“何处把上曳得一个刘正言来，知得许多典故！”

把上，是农人乘以耕田的工具，相当于现在骂人为土包子的意思。安世听得此话，慨然道：“子瞻是怕典故的，但如任他但凭才气而变乱故常，总不可以。”

中国幅员太大，政治上向来有南北的地方成见。王安石领导的新党，都是南人，如蔡确、吕惠卿是福建晋江人，章惇是浦城人，曾布是江西南丰人，等等；而元祐的主干，自司马光、吕公著以至吕大防、刘挚等，几乎尽是北方人，因此，对南人不免歧视。当时，朝士间流传一句骂人的俗谚：“闽蜀同风，腹中有虫。”这句话不但骂了福建仔，也骂了四川佬。苏轼听了，遽然作色道：“书称立贤无方，何得乃尔！”

大名人刘安世冷冷地接口道：“我先前未曾听说过这句话，不过立贤无方，须是贤者才可以；如是中人以下者，安得不受土地风俗的影响。”

苏轼默不作声，心里则很不喜欢这个北方籍的乡下佬。 15

这个故事，充分说明文人从政与职业官僚的处事态度，根本不同。

四　老成凋谢

元祐元年（1086）四月癸巳，王安石薨于金陵。

是年闰二月司马光拜相时，安石已经卧病在床。他的弟弟安礼带了朝报来看他，安石在病床上展读，他只慨然说了一句：“司马十二作相矣。”别的什么也没说。

后来陆续听到朝廷在频频废止他所创建的新法，他也夷然不以为意，从不说话。直到听到罢免役、复差役事时，他才愕然失声道：“连这个也罢了。”停顿好久，又缓缓接着道：“此法终究是不该罢废的。某与先帝反反复复讨论了两年，才付诸实行，此中利害，讲求无不曲尽，此法终不可罢。”

安石去世的噩耗传至京师时，司马光也在病中，他怕政治上的投机分子，乘势诋毁这位国家元老，赶忙在病床上倚枕作书给吕公著说：

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败壤百度，以至于此。

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为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苟有所得，辄以上闻。不识晦叔以为何如？更不烦答以笔札，扆前力言，则全仗晦叔也。

朝廷追赠太傅，苏轼撰敕，竭诚推美。如言：

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又称其学术造诣曰：

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

称朝廷对他的眷悼，则曰：

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模，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问，在余谅暗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

安石薨逝之日，正是政治上极端的反对派当权之时，满朝尽是当年被他排挤的人物，饰终论典，何尝没有人不想乘机打一场死老虎！幸而司马光识得大体，苏轼也善代王言，元祐朝士胸襟气度的宽宏阔大，真不可及。

司马温公自与王荆公议政不合，退出中枢，居住洛阳，一十五年，邀约门人在独乐园里，专心著作《资治通鉴》，脱稿未久，就受宣仁太后的征召还朝，时已六七高龄，身体一向不好，拜相后工作繁剧，于是百病丛生。但他上则感激太后倚任之重，下则凛惧人民望治之切，无法顾及自己的病体，日夜孜孜，唯恐不及。他的门人弟子举诸葛亮“食少事繁，其能久乎”的故事来劝他，他则淡然说道：“死生，命也。”依然终日营营，不肯稍息。

太皇太后知道司马光力疾从公的情形，立即下诏免他朝参，准在禁城中乘轿，三日一入省。司马光认为“不敢当”，又说：“不见君，不可视事。”于是太后只好诏令：由他儿子司马康扶掖入对。这样的情形，何能持久，终于到了真正撑持不住的一天，他只好写信给吕公著说：

光以身付医，以家事付子，惟国事未有所托，今以属公。

遗憾的是病体拖延已经太久，继久疾之后，死亡便悄悄来到。

元祐元年（1086）九月初一，宋尚书左仆射司马光薨于位，享年六十八岁。还朝主政，为时不过一年，距王荆公之薨于金陵，亦只差迟四个多月而已。

温公薨日，皇帝方领大臣举行明堂祀典，朝臣以致斋，不能趋奠，至礼成降赦毕，参与祀典的三省官亟欲赶往司马相邸吊唁时，不料时任崇政殿说书的程颐，拦着众官道：

“《论语》：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便去吊丧。”这时候旁边有人诘难道：“孔子说：‘哭则不歌。’没有说歌则不哭。”

苏轼平常就很讨厌这位拘泥古礼、不近人情的道学先生，这时再也按捺不住，便嘲笑程颐道：“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的礼。”众官大笑。 16

其时苏轼已受任翰林学士，作了祭文，不顾程颐的反对，和两制官一同前往祭奠。程颐看拦阻众人不住，便去跟司马家的孝子说：“不得受悼。”大家去碰了一个壁，很是生气。

苏轼又说：“可谓鏖糟陂里叔孙通。” 17

程颐为温公主办丧事，一切都遵古礼。用锦绸做囊，把遗体装在囊中为敛。

苏轼实在看不过去，便指着锦囊道：“还欠一物，当写信物一角，送上阎罗大王。” 18

伊川程子是个道貌岸然的人，面色淡黄，目有棱角，颧骨微收，一脸结实刚劲的神气，短短的白须在颊上如欲飞动，刚方庄重，凛然不可侵犯。 19  苏轼却那样笑谑了他，这不但伤害了程颐的尊严，而且开罪了视程颐为圣人的一班洛学弟子，遗下后来无穷的后患。

程颐是司马光、吕公著两人会同荐举的河南处士。他十五六岁时，与其兄程颢从周濂溪学，为承袭宋学的代表人物，人称“二程子”，居学术界的领导地位。英宗、神宗两朝，大臣屡次推荐，他都拒不出任。元祐初，他因少年皇帝的教育，关系国家未来隆替，所以，以五十之年才出山来，要以成就君德为己任。初诏为西京国子监教授，力辞不就，元年二月再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入对称旨，改崇政殿说书。宋制：经筵讲官，地位高者为侍讲、侍读，秩卑资浅者为说书。程颐起于处士，故叙官仅得“说书”，他也不以为意。只是照他理想，动辄诵说三代古礼，言则必称尧舜孔孟，这迂夫子的样子在官场中却很惹人厌恶。苏轼和他同样不适于做官，但却相反，处处以精神自由为重的人，心里非常鄙薄程颐的矫揉造作，视之为伪君子；程颐看苏轼，则是一个浮薄文人，彼此都很瞧不起对方。

程颐在经筵为皇帝讲书，中间有段休息时间，移坐殿旁小轩。哲宗当时还是一个十一岁的孩子，闲着，靠在窗槛上，随手折了一条柳枝来玩。这本是平常小事，不料程颐便拉长了脸告诫起来，说什么时当春和，万物发生，不可无故折柳，致伤天地和气等，噜噜苏苏一大套，说得少年皇帝很不高兴，把那条柳枝恨恨地掷在地上。司马光听得这个报告，便很感慨地对门人批评道：“使人主不愿亲近儒生，正因为有这等样人的缘故。” 20

其实，一般人都有同样的观念，所谓道学家，上焉者自立崖岸，高不可攀；下焉者，冬烘猥琐，不过供人讪笑。程颐的作风，远不如他的老哥程颢通达，他那种僵硬顽固的态度，即使同是研治天人性命之学的洛学泰斗邵雍（康节），也认为伊川已经钻入牛角尖里，救拔甚不容易。

相传，邵康节病亟将殁，程颐赶去向他问“道”，康节笑道：“正叔，你这人可谓生在姜树头上，将来亦必死于姜树上。”

“此话怎解？”程颐没能听懂。康节张开两手示意，他还是不解。康节说：“面前路径须令宽，路窄时，自身且无着处，何能使别人行？”

然而，他自立朝以来，所言所行，却仍然是最狭窄的路径，生姜树头的三代古礼。

程门弟子认为苏轼侮辱了老师，就诬言苏轼欲主办温公的丧事，为程颐所得，因此生了妒嫉之心。这是卑劣的人身攻击，苏轼也不必以主办丞相的丧事来增高自己的身价。另有一种批评：

“子瞻，温公门下士也，闻其捐馆，不见有惨切之容，悼惜之语，而轻浮谑笑，无异平时。” 21

不论苏轼对程颐的谑笑，原系极端鄙薄的变形发泄，然而，身临丧家，态度总欠庄敬，这还不失是一种合理的批评。

司马光饰终之典，非常隆重，太皇太后和皇上都亲临吊奠，同时辍朝三日志哀。赠太师温国公，予谥“文正”，襚以一品礼服，赐龙脑水银棺敛，赙赠银三千两，绢四千匹，派员护丧，归葬于他的故乡——陕州夏县之涑水乡。

司马既逝，朝中大事裨倚右相吕公著，再以吕大防为中书侍郎，刘挚为尚书右丞，辅佐公著。

吕大防，字微仲，原籍汲郡，生长在京兆蓝田，是个朴实厚重的北方人。身长七尺，眉目英秀，说话声若洪钟，每日朝会，在殿廷趋跄进退，威仪翼翼，神宗往往目送其退。

大防为人，态度严肃，过市，从不左顾右盼，平时家居，终日如对宾客。在执政中，不免有人以私事干请，他便正身危坐，只听不答，不论多久，绝对不发一言，所以，他有个绰号叫“铁蛤蜊”。 22

苏轼与大防向来交好。后来，苏辙在朝，与大防合作得更是非常密切，刘挚则成为逆派的领袖，与苏氏兄弟完全对立了。

五　学士院风波

苏轼擢升中书舍人，还不满半年，元祐元年八月间，又蒙太皇太后诏迁翰林学士、知制诰。金马玉堂的翰林学士，位三品，是侍从近臣中的高阶职官，地位超越给事中、六尚书。

翰林故事：学士入朝，有朱衣院吏二人，双双引至朝堂而止；给三省公文，不必用申状，只以尺纸直书其事，品位清华，从可想见。所以，当时的士大夫间，但凡听到有人新任翰林学士，便称“一佛出世”，其于世人心目中的尊荣，竟至如此。

然在苏轼，起自忧患未久，一再升迁，已遭他人侧目而视，现在更有新命，预见必将招来许多嫉妒，转生无穷烦恼。因此一再恳辞，却不蒙太皇太后允准。

宋制，两制以上官，初除之日，须举自代官一人，此亦沿袭唐朝的旧制，唐则常参官视事之三日，令举一人自代，目的是扩大延揽人才的门径，被举的人，只是登记储备，并非真欲进用。 23

苏轼举以自代者，是他所尊重的朋友——黄庭坚。

庭坚初以秘书省校书郎被召入京，不久，除修神宗实录院检讨官，与王安石门下的陆佃共事，观点不同，时生龃龉，工作甚不愉快，而苏轼举以自代的状文，则推重备至，如曰：

伏见某官黄某，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玮之文，妙绝当世。……

苏轼始供翰林学士职，官中派遣西头供奉官充待诏董士隆到苏宅来传读圣旨，宣召入学士院。 24  按唐制，宰相以下，初命都不举行宣召礼。唯有翰林学士，则必宣召。那个气派，真所谓已极儒臣的尊荣，故《谢宣召入院状》说：

里巷传呼，亲临诏使；私庭望拜，恭被德音。……伏以朝论所高，禁林为重。非徒翰墨之选，乃是将相之储。

学士院设在宫禁内，非内臣宣召，不能进去。学士院的院门之外，另又设置一道复门，也是因为该院直通宫廷，门禁非得那么森严不可。 25

宋太宗于汴京西郊凿金明池，简称西池，中有台榭，以阅水戏。 26  地在顺天门外，池九里三十步。每年三月一日起开放，准许士庶入园游览，至上巳日帝驾临幸毕，即关闭。每岁朝廷赐二府从官宴及进士闻喜宴，皆在西池举行。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图》，追摹汴京景物，即是此时此事。

苏轼受任之次年三月十四日，出游西池，宋肇（懋宗）亲见都人聚观翰林公出游之盛，作诗征和，黄庭坚次韵诗曰：

金狨系马晓莺边，不比春江上水船。

人语车声喧法曲，花光楼影倒晴天。

人间化鹤三千岁，海上看羊十九年。

还作遨头惊俗眼，风流文物属苏仙。

遨头，蜀人俗语，谓游乐也。此诗所说金马玉堂人物的威仪之重，以及被社会尊崇的普遍，也是宋代文化的特色之一。

苏轼还朝，不到一年，扶摇直上，忽已身入玉堂，跻位禁林，固非始料所及，而太皇太后对他帘眷之隆，只是使他自感两肩沉重，深为踧踖不安。依照宋朝常例，翰林学士常为宰辅的后备人选，搞政治的人，对这方面最为敏感。诏命既颁，朝士们就纷纷议论起来，认为照这样快的进度发展下去，苏轼迟早会拜相。有一部分人就生怕苏轼拜相，照他这种善善恶恶、毫不假借的脾气，别人还怎么能“搞政治”？他们有意要给他兜头浇桶冷水，以杜后患。

有两个现成的掌故可用，一是从前王安石深膺帝眷，神宗有意大用，咨询韩琦的意见，韩说：“安石为翰林学士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 27  现在不是大家都在骂王安石吗？又如孙升曾对司马光说：“苏轼为翰林学士，其任已极，不可以加。如用文章为执政，则国朝赵普、王旦、韩琦，未尝以文称。” 28

现在，孙升为侍御史奏曰：

辅弼经纶之业，不在乎文章学问。今苏轼之学，中外所服，然德业器识，有所不足。为翰林学士，可谓极其任矣，若或辅佐经纶，则愿陛下以王安石为戒。

苏轼自知生性甚不适于做官，更未期望过辅弼经纶的相业，因为他明白自己缺乏做宰相必需的政治手腕。意识深处，寄望较为实际的苏辙，能够发挥眉山苏氏的政治抱负。所以眼见苏辙同月除起居郎，入侍迩英；十一月又擢升中书舍人，这才是他最大的愉悦。

果然，升迁，在苏轼不啻是一个新的灾难的开头。就职后主办第一次“试馆职”，首由洛学弟子借机发难，随后司马门下的官僚集团也参加了，联合攻击起来。苏轼的预虑没有错，树大招风，是现实政治上必然会发生的风波。

“试馆职”是学士院的职掌。进士候选馆职，必须试而后用。英宗治平二年，苏轼自凤翔任满还朝，也是通过馆职试，才得“直史馆”这个职务的。按照规定，应试的进士经大臣保荐，获得省札通知，方具应试资格。然后，皇帝命太史局择定日期，到考试前一天，内侍省还要差官一员充监门，锁学士院 29  ，有如现在的入闱，在院内撰策题三道，送请皇上点定一题。至第二天清晨，才派员引导应试进士入院考试，参加考试的人可领在藏库钱三十缗，充作餐费。试毕，恭录策题，连同试卷，送呈皇帝御批等策。

这次考试的策问题，共拟三道。第一、第二两题，是翰林承旨邓温伯撰的，第三道“师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励精”题，为苏轼所拟。这三道题目由苏轼亲自缮正进呈，蒙御笔点定用第三道，恰为苏轼所撰。 30

不料这道题目，却发生了极大的风波。

这场风波，首先发难的是朱光庭。光庭，字公掞，偃师人，与苏轼进士同年，是程颐的得意弟子，以司马光之荐，于元丰八年为左正言，乞罢青苗法，论蔡确、章惇、韩缜等直言耿耿，故苏轼作《次韵朱光庭初夏》诗：

朝罢人人识郑崇，直声如在履声中。

卧闻疏响梧桐雨，独咏微凉殿阁风。

…………

不料现在恶意抨击他的，却是这位老朋友。光庭现任左司谏，他割裂全题中的两段：一是“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二是“昔汉文宽仁长者，至于朝廷之间，耻言人过而不闻其有怠废不举之病。宣帝综核名实，至于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闻其有督责过甚之失”。

既从原题中割出这样本不连贯的两段，断章取义，加以“笺注”，便可据以弹劾苏轼为臣不忠，讥议先朝，控他有诽谤仁宗、神宗两代先帝的大罪。光庭的结论说：

臣以为仁宗之深仁厚德，如天之为大，汉文不足以为也。神考之雄才大略，如神之不测，宣帝不足以为也。今学士院考试官不识大体，反以媮刻为议论，乞正考试官之罪。

章上，太后不相信苏轼会有讥议先帝的意思，明白谏官们寻瑕摘疵，只是嫉妒而已，所以下诏：“苏轼特放罪。”放罪即免罪之意。苏轼认为他本无罪，不甘被人平白诬谤，十二月十八日上章自辩道：

臣之所谓媮与刻者，专指今日之百官有司及监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此病，于二帝何与焉？至前论周公太公，后论文帝宣帝，皆为文引证之常，亦无比拟二帝之意。

他最后说：“这道策题是经御笔点定的，若有讽讥之意，岂能逃过圣鉴？” 31  这封辩状递上去后，诏又追命放罪。

其时蜀人吕陶为右司谏，颇为苏轼不平，上疏纠弹朱光庭。他说：“苏轼所撰策题，盖设此问以观其答，非谓仁宗不如汉文，神考不如汉宣。台谏当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权，以报私隙。”

于是，他揭发此案的真实背景道：

议者谓轼尝戏薄程颐，光庭乃其门人，故为报怨。夫欲加轼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问以为讪谤，恐朋党之弊自此起矣。

吕陶，字元钧，蜀之成都人。蒋堂守蜀，亲自到州学考课，吕陶时年十三，所作为蒋太守所激赏，誉为贾谊之文，故有神童之目。后来成进士，又中熙宁制科，元祐初召为谏官。

本来这件案子，尚属简单，不过是洛学弟子为他们的老师报一箭之仇而已。但在此时，忽然有个谣言说，朝廷以为朱光庭论罪不当，将逐去之，于是司马门下那班正格的官僚，对苏轼，不能不生恐惧心理，趁此机会，群起而攻。十二月二十七日，御史中丞傅尧俞疏论，二十八日侍御史王岩叟又继起上奏，帮朱光庭说话，疏论苏轼“以文帝有蔽，则仁宗不为无蔽；以宣帝有失，则神宗不为无失，虽不明言，其意在此”，乞正苏轼应得之罪。这简直是以讼师们惯用的伎俩，拿来罗织苏轼。苏轼认为洛学弟子以国家赋予的谏权，作为报复私怨的工具，实在可耻；而司马门下的傅尧俞，是他多年好友，王岩叟是韩魏公的幕宾，渊源私交，两皆深厚，现在却为什么也来趁火打劫，他不能理解，只觉得政治上的人情诡变，令他非常沮丧。

二年正月十七日，苏轼再上辩札。十八日太皇太后召傅、王两人入对，目的本在疏解，不料尧俞、岩叟在太后帘前，却又再度强调苏轼策题的不当。太皇太后愤怒了，面诘道：“这是朱光庭的私意，卿等与朱光庭一党吗？”

这话说得太重了一点，弄得傅、王二人下不了台。尧俞、岩叟便同奏道：“臣等蒙宣论，党附朱光庭纠弹苏轼，上辜任使，更不敢诣台供职，伏祈谴斥。”——他们只好自掼纱帽了。 32

苏轼当朱、傅、王三人联合围攻他的时候，逐渐明白这已不是讲理的事情，也不是那两三个人见解差异的问题。策题的文理，粲若黑白，何尝有丝毫可以疑似议论先朝的地方，只是官僚们排斥异己的阵仗，他就不愿再和他们做毫无意义的争论，一切不过为了做官而已，不做官就没有是非，从此不再辩白，因为辩白还有恋栈的意思，他只接连四上章奏，竭力求去。

苏轼既已决心请辞，便不去翰林院上班，在家等候诏旨。作书致杨绘（元素），略说他的心事道：

某近数章请郡，未允，数日来杜门待命，期于必得耳。公必闻其略，盖为台谏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致此烦言，盖始于此。然进退得丧，齐之久矣，皆不足道。……

事情闹得下不了场，宰相吕公著出来疏解。因此再有诏命：

苏轼所拟策题，即无讥讽祖宗之意，然自来官司试人，亦无将祖宗治体评议者。盖一时失于检会，札付学士院知。令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速依旧供职。

宋朝的政治传统，对于台谏特别尊重，由此可见。至于苏轼这方面，本已放罪，乞郡不允而已。

苏轼虽然从此保持缄默，然而事情并未就此平息，他们还是继续攻讦吕陶不已，以为朱光庭是为乃师程颐报复嫌怨代表洛派，而苏轼、吕陶都是蜀人，洛蜀二党之说，遂不胫而走。大风起于萍末，朋党分立之势，就是这样在别人心目中形成起来的。右司谏王觌因此上疏道：

朱光庭讦苏轼策问，吕陶力辩。臣谓轼之辞不过失轻重之体耳。夫学士命词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党之名，此大患也。

太皇太后认为王觌的话很对，同时知枢密院范纯仁也劝太后最好两置不问，而结果是一再下诏，各予安抚，后于五月间，命起居舍人孔文仲为左谏议大夫，吕陶为左司谏兵部员外郎，贾易为右司谏，王岩叟、傅尧俞皆徙官，双方都得了朝廷的安抚，一场风波，才告平息。 33

虽然苏轼对于这样不辨是非黑白，“和稀泥”的办法甚不满意，但他总也不能使太皇太后为难，只是复职视事，但于复职后才再上自辩的第二道札子，愤然说道：

非独朝廷知臣无罪可放，臣亦自知无罪可谢也。

同时将经过函告张方平，书曰：

某以不善俯仰，屡致纷纷，想已闻其详。近者凡四请郡，杜门待命，几二十日。文母英圣，深照情伪，德音琅然，中外耸服，几至有所行遣，而诸公燮和之。数日有旨，与言者数君皆促供职，明日皆当见。盖不敢兼（坚）卧，嫌若复申前请耳。蒙知爱之深，不敢不尽，幸为察之。褊浅多忤，有愧教诲之素，临书悒悒。

苏轼虽因策问惹起一场风波，横遭冤诬，然而这次考试于应考进士被拔擢馆职的九人中，却有毕仲游、黄庭坚、张耒、晁补之、张舜民诸人在内，却是一大快慰。

毕仲游从游已有多年，原任卫尉丞，这次考了第一，补了集贤校理；黄庭坚本为校书郎，亦迁集贤校理、著作佐郎；张耒为太学录，以范纯仁荐试，迁秘书省正字；晁补之为太学正，以李清臣荐试，迁秘书省正字。苏门四学士中，只有秦观没有参加这次考试，这是因为凡除馆职，必须登进士第，历任完成一定资格，经大臣保荐，才得召试学士院，考试入等，才能除授馆职。秦观当时资历不足，所以未预此选。

六　经筵与驱程

元祐二年（1087）七月，告下，诏苏轼兼官侍读。苏轼对于此一参加经筵的任命，衷诚地欢喜接受。

一则是皇帝的教育成败，直接影响未来的国运，他要用循循善诱的功夫，将少年皇帝引向对知识、对历史、对治术逐渐发生兴趣的路子上去，培植圣学，陶铸人格。

二则照当时的制度，臣子要陛见进言，并不容易。太皇太后垂帘以来，除了执政的宰辅、台谏、开封府尹和经筵讲官外，其他一切臣工，都不易得到面见的机会。翰林学士虽说是侍从近臣，平常亦只能从内侍手中承受文件，无由当面论政。现在得此侍读经筵的机会，就可以面向皇帝说自己要说的话，随时有进言的机会，提供任何必要的意见。《辞免侍读状》说：“入侍迩英，其选至重，非独分摘章句，实以仰备顾问。”皇帝年纪还小，苏轼要将自己的思想、史识和政见，灌输给少年皇帝，培养皇帝知人论事的能力，则五六年后亲政时，希望以皇帝的权力与他所肯定的拯物济时的见解互相结合起来，就可使理想变成现实。这是儒者最高的机会，苏轼热烈向往。有人劝他少在皇帝面前说话，免被别人疑忌，苏轼认为以他所受恩礼之重，若复喑默不言，则是耳目尽废了，拒不接受。

据说当时程颐在经筵说书的情形，非常糟：“借无根之语，以摇撼圣听；推难考之迹，以眩惑聪明。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启以无近女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开以勿用小人。岂惟劝导以所不为，实亦矫欺以所无有。每至讲罢，常自夸道：‘虽孔子复生为陛下陈说，不过如此。’”（元祐二年八月孔文仲疏语）当时哲宗皇帝还只有十二岁，不但不能接受他这种无影无踪的说教，对他那种高岸不逊的态度，尤其反感。

苏轼力矫程颐之弊，逢到他轮值进讲的时候，就拣选历史故事做教材，以夹叙夹议的方式，讲述治乱兴衰、邪正得失的缘由，希望这种富有启迪性的教材和方法，易为童龄皇帝所接受。

至于讲述的方法，也很重要，苏轼怎么讲，固无记载可见。但他曾经赞誉范祖禹的讲书：“言简而当，无一冗事，无一长语，义理明白而成文粲然，已得讲书三昧。” 34  推为经筵官第一。他对讲书的理想如此，他的口才本来很好，其动听当亦不在范淳父之下。

讲读的期日，每年分春秋两期，春二月至端午为上期，秋八月至冬至为下期。遇单日皇帝御迩英阁，轮官讲读。

迩英阁在崇政殿西南，前槐后竹，气象幽深。殿前一对古槐，枝干插天，柯叶覆地，状如龙蛇，人称“凤凰槐”。苏辙于元祐元年九月除起居郎，十月入侍迩英，记其所见，作诗曰：

铜瓶洒遍不胜寒，雨点匀圆冻未干。

回首曈昽朝日上，槐龙对舞覆衣冠。

自苏辙之为起居郎，兄弟二人，遂得同时入侍皇帝讲筵。苏轼欣幸老弟的得步青云，他认为宋代大臣，从讲筵间出身的为多，细数当今朝中大老，如仆射吕公著、门下侍郎韩维、尚书右丞刘挚，莫不如此。故为兄弟相继入侍迩英，作绝句四章，其第一首即曰：

曈曈日脚晓犹清，细细槐花暖欲零。

坐阅诸公半廊庙，时看黄色起天庭。

苏轼觉得自己这几年来的经历，很像唐人白乐天。乐天自江州司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与他自谪居黄州，起知登州，召为礼部郎中，拜中书舍人，出处老少，大略相同。乐天罢官，悠游林下，所以他也希望：“复享此翁晚节闲适之乐。”诗曰：

微生偶脱风波地，岁晚犹存铁石心。

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

是年九月十五日，讲《论语》终篇，皇帝召执政、讲读和史官，举行秋宴于资善堂，以御书唐人诗，分赠与宴的近臣，这是前所未有的“异典”。苏轼所得是一首咏紫薇花的绝句：

丝纶阁下文书静，钟鼓楼中刻漏长。

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微郎。

连诗题及款共三十四字。按唐制：翰林学士带知制诰，许缀中书舍人班；唐天宝元年，改中书为紫微省，舍人曰紫微郎，故所赐白居易前诗，恰符苏轼身份。

在这段期间内，苏轼刚正率直的性格，开罪于小人之处很多，举例述之。

馆职试题所引起的那场风波，平息未久，二年五月，朝命秘阁校理诸城赵挺之为监察御史。苏轼听说此人元丰末年任德州通判时，逢迎提举官杨景棻的意旨，大力推行市易法，搞得商市大乱，当时监本州岛德安镇的黄庭坚向他请求道：“德安镇小民贫，不堪诛求，乞稍宽缓一步。”挺之悍然不许。现在因大臣之荐改职，须应馆试，苏轼当众批评道：“挺之聚敛小人，学行无取，岂堪此选。”

又挺之的岳父郭概当西蜀提刑时，本路提举官韩玠违法虐民，朝旨委令郭概调查，他却附会隐蔽，被苏辙弹劾，郭概、韩玠并行黜责。积此怨尤，赵挺之把苏氏兄弟恨入骨髓，等到朋党势成，他便出尽死力，做了攻讦苏轼的先锋。 35

还有一个张商英，字天觉，是章惇荐与王荆公，与薛向同为新法时期的理财能手。后来被舒亶出卖，宦途一直不很得意。苏轼早在凤翔签判时，就已与他相识。元祐初，司马光曾经有意要用张商英，来问苏轼，轼曰：

犊子虽俊可喜，终败人事，不如求负重有力而驯良服辕者，使安行于八达之衢，为不误人也。

温公因此打消了原意。 36

现在他任权开封府的推官，眼看苏轼位望日隆，自恃与他相熟，便写信给苏轼说：

觉老近来见解，与往时不同，若得一把茅盖头，老僧欲往乌寺为公呵佛骂祖。

他的意思是要苏轼举荐（所谓一把茅草盖头，暗指荐字），荐他召入台省，他可以台谏的地位助他排斥异己。这种话，只使苏轼对他非常鄙视，吕相也知道了这件事，很不高兴，便将张商英调离中枢，出为提举河东刑狱。从此伏下祸根，到哲宗亲政时，张商英首先疏劾元祐诸臣，其因在此。

自从馆职试题案后，洛学方面的上官均和蜀人吕陶互为攻讦，几无宁日，太皇太后和执政大臣都已非常厌烦。于是把这两人同时调离谏职，出吕陶为京西转运副使，调上官均为礼部员外郎。这个处分，使程颐门人右司谏贾易心甚不平，他看出目前这一形势，对于各派非常不利，单独上言：“吕陶和上官均的互相攻讦，事由苏轼、程颐交恶而起，如朝廷真欲澄清党争，应该并逐苏、程二人。”又说：“吕陶依附苏轼兄弟为党，幕后实由太师文彦博从中主持。”同时又对范纯仁横加指摘，语皆无根。太皇太后认为贾易居然敢于侵犯国家元老，大为愤怒，一定要严加惩处，以肃政风。宰相吕公著奏言：“贾易的话也还正直，不过诋谤大臣太甚而已。”因此才得从轻发落，罢知怀州。

公著退朝，对同官道：“谏官所言，本来不能议论得失。不过主上现在年幼，将来如有谀惑上心的，仍要依赖左右诤臣，不可预使人主轻厌言路。”不错，尊重台谏，是宋朝的政治传统，但是台谏横言，使人人畏避，国家事，有谁敢做呢？

苏轼答慰吕陶外放书，有曰：

中间承进职，虽少慰人望。然公当在庙堂，此岂足贺也。此间语言纷纷，比来尤甚，士大夫相顾避罪而已，何暇及中外利害大计乎？示谕，但悯然而已。 37

是年八月间，程颐因一细事，烧起了满朝怒火。

有一天，皇帝因患疮痛，不能御迩英阁听讲。恰巧这天程颐轮值，所以先得这个消息，便往见宰相吕公著，当面责问道：“上不御殿，您知道吗？”

公著逊谢未知。程颐道：“人主有疾，而宰相不知，实在令人寒心。”

他再推进一步，搬出礼法来：“二圣临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当独坐。”第二天，宰相及其以次大臣，就根据程颐的消息，入宫请安。太后问他们从何得知，他们把程颐的话都据实奏了，太后很不高兴。

于是由御史中丞胡宗愈、给事中顾临首先发难，连章力诋程颐不宜再在经筵。谏议大夫孔文仲奏文措辞非常激烈，他说：“程颐污下𪫺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历造台谏，腾口闲乱，以偿恩仇。致市井目为五鬼之魁。请放还田里，以示典刑。”此时，司马门下的刘安世、刘挚也都参加进来，攻击程颐。器之说：“程颐、欧阳棐、毕仲游、杨国宝、孙朴，交结执政子弟，缙绅之间，号为五鬼。……方今士大夫无不出入权势，何不尽得鬼名？惟其阴邪潜伏，进不以道，故颐等五人，独被恶名。”孙觉说：“若夫纷纷之论，致疑于颐者，非独臣言也。直以自古以来，先生处士，皆盗虚名，无益于用。若颐者，特以迂阔之学，要君索价而已。”苏轼也上章说：“臣素疾程某之奸，未尝假以辞色。”又指他为“缙绅之所共疾，清议之所不容”。在此千手所指之下，程颐终于被黜，出为管勾西京国子监。

程颐曾说：“天下重位，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以程颐当时在思想学术界的地位，年逾五十，才以处士身份出仕，其目的不为功名富贵，而志在“成就君德”，意甚显明。不料一个皓首穷经的人，一旦投身官场，便为政客门人所包围，所利用，竟至被人指为“五鬼之魁”，指为奔走权门，要君索价的角色，狼狈去职，实甚可悲。

洛蜀双方互相攻讦之初，刘挚、刘安世那一班司马门下的官僚集团人物，只是非常冷静地坐在高山看虎斗，一旦胜败之势初分，他们立即发动最强的阵势，参加进来，将弱势一方的首脑，一击倒地。

剩下人数不多的几个蜀人，便易对付，慢慢再来收拾。但是，苏轼声名太盛，帘眷太隆，却千万不能让他再进一步，登上执政的地位。于是有极善投机的谏议大夫王觌上奏曰：

苏轼、程颐，向缘小忿，浸结仇怨。于是颐、轼素所亲善之人，更相诋讦，以求胜势。前日颐去而言者及轼，故轼乞补外，既降不允，寻复进职经筵。今执政大臣有阙，若欲保全轼，则且勿大用，庶几轼不遽及于悔吝。

在举朝汹汹的驱程风潮中，攻击程颐最激烈的孔文仲，次年三月，因病逝世。据《吕申公家传》的记载，吕公著责怪他受了苏轼的唆使和利用，曾言：“文仲本来是个生性亢直的人，而又蠢不解事。他做谏议官，遂为浮薄辈利用以害善良，后来觉悟被人所绐，才愤郁呕血，以致不起。”

这完全不是事实。是年初，苏轼知贡举，文仲奉诏同知，先已染患寒疾，入闱后，力疾从公，终于不支病倒。考试未毕，闱内的人是不许出来的，大家劝他就在闱内好好休息，但是文仲不肯，谢曰：“居官即应负责，岂敢因病自便。”于是病更沉重，勉强撑到出闱，呕血而死，丝毫没有“被绐愤死”的影子。公著门下有很多理学人物，大概是出于此辈的伪造。

苏轼于文仲之丧，拊其柩悼哭道：

世方嘉软熟而恶峥嵘，求劲直如经父者，今无有矣。（《宋史》）

这才是真识孔文仲的知己之言。

七　元祐党争

朋党是宋代政治的传统，远如庆历党争，闹得天翻地覆。近如熙宁年间，元老旧臣与新政派的互相排斥，搞得波涛汹涌，使全国上下，都为之阢陧不安。到了元祐开元，宣仁太后所唯一信任依赖的，是息影十余年的恂恂儒者司马光，他上承太皇太后绝对的信任，下负天下人的重望，完全掌握进退人才的权力，盈廷朝士，不论是否出于他的门下，皆是他的晚辈，即使一向善于兴风作浪的台谏们，也无不仰视司马的颜色说话，他是元祐更化的主流之主，根本没有派系孳生的可能。不幸司马当国，为时仅及一年，他只做得把新法罢废，把主新法的朝官清除了去，却来不及做进一步的建树，便尔谢世。后继的人没有他的德望，就开始分裂成为三个派系：一是以司马门下为骨干的官僚集团，人称朔派；一是以洛学程子为主的洛派；一是籍属西南的朝士，人称蜀派。苏轼位望最隆，所以将这蜀派领袖的帽子扣在他的头上。

司马门下，与王安石不同，以个人的道德学问而论，甚少瑕疵可求，但他们大多是职业官僚，凡事遵循典制，以经验为主，重视实际利害，看不起好高骛远的空言。

宋朝取士太滥，粥少僧多，爵禄的竞争，非常激烈。司马既亡，他们为要维护既得的权位，非常自然地结成集团，政治上一经分成派系，则党同伐异，势所必至。人如过度执着于权势利禄，就会牺牲政治原则，变成一大堆不问是非的政治动物了。

司马光受命之初，汲引程、苏，本意在于利用他们学术上的地位、声望和才华，来辅翼他的经国大业。洛学的程颐，本是中原理学的重镇，道德学问，为世表率。然而一个人的学问愈高，他的知识范围便愈专门，观念就愈固定，他的经验和思考几乎完全偏在理论和概念方面，与行政业务的相关性就非常薄弱，对于现实政治的了解，实际社会的知识，常常不如一个平常人，何况还要高自崖岸，架子摆得很大，官场上的人事摩擦就从此发生。所以自古以来，学人从政几乎命定是要归于失败的。

颐兄程颢，胸襟比较通脱，生前与司马光相交甚好，不料程颐个性，与他哥哥完全不同。他一上来，即要用三代礼法来指导现实政治，辅弼天子圣学。他坚持周礼一定可以重行于当世，认为治天下不由井田，经济民生，终不得平。

引用这样一个学者，是司马光的失策；而一向坚守学术本位，至年已半百再出来做官，更是程颐的不智。《二程语录》说：

伊川（程颐）与君实语，终日无一句相合。明道（程颢）与语，直是道得下。

盖二程论学，本与温公不同，惟明道性较和易温粹耳。论学尚且如此，论政当然更加格格不入了。

苏氏家学，本于荀卿和孟子，具有自由批评的特质。苏轼是非观念之强，也实不下于司马光，疾恶如仇，坚持小人之防，努力保卫元祐朝“贤人政治”的原则，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绝不与人妥协，好用激烈的语言文字，扫荡脏乱。

这样做，必然要与现实的权力世界，发生直接冲突，使自己在政治社会中变成一个可怕的“异端”。异端固常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但他本身则将遭受无穷的迫害，何况他的言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量，何况他有不可轻视的主眷。

怨恨苏轼的，固然是最先挨打的蔡确、吕惠卿等辈；而司马门下所结成的那个官僚集团，具有极大的政治野心，嫉忌苏轼更深，也最不能容忍他。

据说，争论役法后，司马光生前就有将他“逐外”的意思，而现在，他的门人们自知声望不如他，帘眷不如他，不得不结起伙来，对付这匹政治上纵横难驭的野马。

苏轼作吕惠卿告词，辞锋那么凌厉，怨已结得不小，这人目前虽然失势，但党羽布列内外，仍然具有非常深厚的潜力。政治变幻无常，一旦机会到时，隐忍的怨恨，都将变为报复的利刃。

这还不算是眼前的对立，最糟的是二苏又得罪了数代簪缨，父子弟兄相继为相的豪门——颍昌韩家。韩家的门生故吏，此趋彼附，本属一气，在官僚政治的结构中，具有极大的势力，得罪韩家，等于得罪了掌握实际政权之官僚全体，二苏的祸患，从此便连绵不断了。

最初是苏辙把出名凶暴的韩缜攻掉了，后来刑部侍郎范百禄与门下侍郎韩维争议刑名，范百禄坚欲遵守祖宗成规，不敢以疑法杀人，而谏官吕陶又疏论韩维专权，说他援引亲旧，分布要津。韩维因此罢职。苏轼与范百禄、吕陶原是同乡知旧，所以韩氏之党迁怒苏轼，就将他戴上一顶“川党领袖”的帽子，虽然苏轼本来出自韩魏公之门，到这个时候，就都无用了。

“川党”这一名称，到了洛党口中，就又变成了“蜀党”。

然而不论名为川党或蜀党，被目为党人的，只是气类相从的几人而已，岂能与出将入相的豪门以及官场老手的集团相抗衡？故洛党既败，苏轼的孤危，就暴露无遗了。

苏轼是个文人气质非常浓厚的人，而官僚与文人，却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人物。官僚重视利害，文人耽于想象；政治离不开权术，需要客观冷静，而文人则一腔热情，但求发泄。官僚必然看不起文人，所以朔派领袖刘挚，曾告诫他家子弟道：

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 38

孔文仲死后，吕公著也曾背后骂过苏轼为“浮薄之辈”。苏轼成为现实政治人物轻视之人，是很显然的了。

至于程、苏二人，性格更是完全相异。

程颐是个死硬派的理学泰斗，桃李满天下，一向被人宠惯了，态度高岸，固执己见，即使面对高官，他也直言无忌，不为他人稍留余地，所以朝士们几乎没有人不对他厌憎。道学家之不能与语文学，更是必然之理，举一故事为例。程颐有一天见到秦观，突然问道：“天若有情，天也为人烦恼——这是你写的词句吗？”

少游以为这回得了老夫子的赏识，恭恭谨谨地拱手逊谢。哪知程颐却正色训道：“上穹尊严，安得易而侮之！”

少游碰了一鼻子灰，惭惶告退。 39

苏轼憎恶矫揉造作以权威自命的人物，而聪明人喜欢表现自己，戏谑别人，成了习惯。当他看到口诵三代圣道，一脸“孔孟再世”的伊川程子，正如文明人见了巫婆，不免觉得可笑；又如一旦发现这道学君子的实际为人，却又奔走权门，作伪欺世，便再也忍耐不住，要破口大骂了。在奏状中也会说：“臣素疾程某之奸，未尝假以辞色。”

苏轼在程颐眼中呢？只是个徒逞辞辩的浮薄文人。他这种观念，成为理学人物的共识，即如后来的朱熹，也极诋苏轼为“早拾苏张之余绪，晚醉佛老之糟粕”。一笔抹杀一个天才所有的成就。

以这样两个人同列朝班，同预经筵，不必一定得有“戏侮之言”做导火线，早晚是会发生冲突的。

元祐与熙宁不同。熙宁党争，一方面为要实现新政理想，一方面则为维护传统的安定，虽然双方争得剑拔弩张，“喜于敢为者，骂别人为流俗，乐于无事者，诋他人为乱常”。双方都不免意气用事，但其指归，皆为国家民族的前途，所争者是国家的利益，人民的生计，不为个人争权夺利。而元祐朝士不同，党争的目的，只是职业官僚的排斥异己，政治上的夺权运动而已，所争者皆是细事，并无一定的政治立场，甚至是一大堆人身攻击，纷纷叫嚣，尽是权势欺凌而已。

假如说当时朝士，真是鼎足三分的话，也只有朔派才具“党派”的规模，不但羽翼众多，而且大多数是搞政治的老手。所谓“蜀派”、所谓“洛派”，根本没有作为一个政团应有的条件，只是几个同乡朋友，三四个门生，各卫乡贤师门而已。

何况当时地位超然，有胡说八道特权的台谏官，后来又大都投靠了朔派。在宋代的政制中，谁抓得住这个政治工具，谁就能够操纵政局，这岂是迂夫子型的理学人士，天真任性的文人们所能抗衡的呢？

朔派诸公，大多是职业官僚，具有非常高明的政治手腕，他们冷静察见，洛蜀双方的摩擦，指日可待，所以稳坐高山，等待虎斗，若非两败，必有一失，到那时候，他们就收渔人之利了。

且看馆试策题案起，朔派诸公原来想帮程颐、贾易，先把那个“哓哓好言”的苏轼揪下台来。但是后来看太皇太后的脸色不对，劾案的理由也缺乏根基，就此暂时歇手。等到程颐有隙可攻时，他们又倒在苏轼、孔文仲、吕陶这一边，给这位愚不晓事的圣人之徒，先来个致命的打击。

程颐、贾易既都罢去，洛学这一派，“树倒猢狲散”，一部分投机分子又被朔派吸收了去，于是声势更盛。

声势更盛的朔党的矛头，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专门对付苏轼了。然而苏轼是个对人对事非常天真的人，毫不警惕眼前的形势已经非常危险，依然任性任情地议论时事，臧否人物，不留一点余地，如写范子渊、吕惠卿制词，虽然笔墨淋漓，读者称快，然而他个人的冤家，也愈结愈多。他的门人毕仲游怕他再惹灾祸，致书恳切劝谏：

……君自立朝以来，祸福利害系身者未尝言，顾直惜其言尔。夫言语之累，不特出口者为言，其形于诗歌，赞于赋颂，托于碑铭，著于序记者，亦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则见是者喜；非其所非，则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济君之谋，而怨者或已败君之事矣。

天下论君之文，如孙膑之用兵，扁鹊之医疾，固所指名者矣。虽无是非之言，犹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谏臣，职非御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触讳以游其间，殆犹抱石而救溺也。 40

毕仲游是苏轼主持馆职试中，以第一名入选的高材生，这样苦口婆心的劝说，做座师的当然只有满心的感激。不幸苏轼生来心直口快，有话非说不可，又嫉恶如仇，遇事一定要分个黑白，个性如此，就毫无选择的余地，在这个官僚社会里，成为一个悲剧的角色。

还有一层，即使苏轼从此钳口结舌，废笔弃砚，他也一样逃避不了官僚集团的围攻，那是因为他在当时政治与文化方面过高的声望使然。欧阳修逝世后，接任文坛盟主地位的是苏轼，几为天下人所公认。宋是彻底实施文人政治的朝代，像他这样名满天下、望重士林的人物，被既得权位的职业官僚所嫉视、所恐惧，毋宁是极为自然的形势。所以，“盛名”为苏轼祸患的根源，实不下于“多言”。

苏轼读书求知，总期望能以自己的才智，照亮社会的黑暗，疏解人民的苦难，救助时代的孤危。何况，入仕以来，自仁宗以次，经历三朝，一直承受皇室的器重，尤其元祐时期，宣仁太皇太后对他的期望如此殷切。危身奉上，本是儒者应有的节操，知遇激发勇气，他那奋不顾身的建言，皆是出于不能自已的赤诚。且看他此一时期，若干奏议的“尾言”，便是责任感使他不得不然的苦衷。

元丰八年《论给田募役状》：

臣荷先帝之遇，保全之恩，又蒙陛下非次拔擢，恩慕感涕，不知所报，冒昧进计，伏维哀怜裁幸。

元祐三年《论特奏名》：

臣等非不知言出怨生，既忝近臣，理难缄默。

同年《大雪论差役不便札子》：

今侍从之中，受恩至深，无如小臣，臣而不言，谁当言者。

同年《乞郡札子》：

言之则触忤权要，得罪不轻；不言则欺罔君父，诛罚尤大。故卒言之。

又《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不但得罪边将，更伤害了包庇边将们的朝中重臣，奏尾上说：

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厌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厌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众人，若以此获罪，亦无所憾。

苏轼曾经自己形容他那“难安缄默”的脾气说：“性不忍事，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他一生的命运，苏轼也不例外。

虽然，处身在现实政治的巨大压力下，有过身中奇祸的经验，中年以后，但在可以谨慎的地方，苏轼也已颇知谨慎了。蜀国公范镇作《司马温公墓志铭》，中间有一段写的是：

在昔熙宁，阳九数终，谓天不足畏，谓民不足从，谓祖宗不足法，乃裒顽鞠凶。……

稿成，嘱苏轼写此碑文，苏轼便复书劝景仁道：

二丈之文，轼不当辞，但恐一写之后，三家俱要遭祸。…… 41

结果，苏轼未写此碑，而今传铭文，也没有“裒顽鞠凶”这四个字了。

八　一士谔谔

元祐二年（1087）八月，朝廷得到一件莫大的喜讯。

边臣游师雄以种谊军入洮州，生擒吐蕃首领青宜结鬼章，余均降抚。捷报到京，这是宋朝立国以来，受尽边境寇患，第一次获逮元凶的胜利，人心振奋，大家计划拜表称贺。

西蕃部落中，以唃厮啰最称强大，朝廷封他西平王，用为屏藩。唃厮啰死，其子董毡非常桀黠。神宗朝，建昌军司理王韶献平戎策，建议利用他们家族间夺权的混乱，进兵剿治，虽然收复了若干城池，但是董毡的主力未动，而董的别将青宜结鬼章，就经常前来骚扰河州，岁为边患。神宗曾命李宪悬巨额赏金，购买他的头颅，十年不得。

这一次鬼章有意收复该族前失的故土，与西夏结合，约于事成后共分其地，遂引兵攻南川，城洮州，又派人鬻马于汉界，要结合属羌做他的内应。种谊得到情报，知道鬼章所驻洮州城内，兵力单薄，而西夏兵又远水不救近火。于是，种谊便与边将游师雄和熙河经略刘舜卿合议，分兵两路，一直追到洮州把城包围起来，乘有一天大雾，种谊亲自指挥攻城，雾散，城也破了，鬼章坐在佛寺中，束手被擒。

但是，鬼章虽然被擒，而西蕃的主力阿里骨退走青塘，这一路兵打得怎样，还没有消息。苏轼在满朝官僚们一片阿谀声中，独以为“偏师独克，固亦可庆”，但是阿里骨的巢穴未破，称贺不免太早。而且他更认为“捷奏朝至，举朝夕贺”，适足以助长边军将骄卒惰的风气。这样的议论，恰给众人热烘烘的兴头上，泼上一桶冷水，百官朝贺照样举行，他则不免为人侧目。

西夏接应鬼章的军队，行至半途，听说鬼章已经被擒，急忙回头，沿途抢掠而去，一面却又遣使请和，执政当局有意接受西夏的要求。苏轼再上第二道札子，他说，猖狂之后，不能任其有求必获，我们虽然以和平为国策，但是“为国不可以生事，既生事不可以畏事，今欲遽纳夏使，是病未除而先止药”。这意见显然和执政当局发生冲突，然而他则“我言我见”，不顾一切。

同月下旬，他又三上札子，反对边将贪功生事，请求朝廷节制进取。他更反对留质或杀戮鬼章，以为势必激使他的旧臣与阿里骨会合，北交西夏，合力报仇，“进窥熙河，其患甚大”。所以，他又四上建议：利用鬼章号召他的旧部来讨伐阿里骨，事成，许以生还！此正所谓“以夷制夷”之计。

被擒的青宜结鬼章，于同年十一月槛送阙下，献于崇政殿，谕以听招其子及其部属归附以自赎。鬼章表示服从，赦之，赐职陪戎校尉，遗居泰州。至于西夏的求和，执政当局还是接受了。

接着来的是礼部郎中叶祖洽改官案，这本来是件细事，但给事中赵君锡偏偏要把这十八年前的旧事牵扯出来，认为叶祖洽改官不当，予以封驳，理由是他当年进士廷试的对策，有讪及宗庙之语云云。叶祖洽应进士试，殿试对策，一意投合执政当道的意思，说：“祖宗以来至于今，纪纲法度苟简因循而不举者，诚不为少，陛下即位，革而新之。”接下去则颂扬王安石、吕惠卿辈为忠智豪杰之臣。当时的初考官即是吕惠卿，定祖洽为第三等，中在甲科，且置于第一名及第；覆考官宋敏求定为第五等，应该黜落。苏轼时任编排官，认为用诋毁祖宗来颂扬今上，竟可大魁天下，何以端正风气，也奏请黜落，并且自拟一道“答进士策”献呈神宗，神宗拿给王安石看，安石说苏轼“所学不正”，遂无下文。

现在事隔十八年，赵君锡再把这件旧案牵扯出来，三省同奉圣旨，令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共同参定。苏轼今日的看法，则已与当时不同，苏轼现在认为，政治社会中，士人为谋求出身，谀附权势，是平常之至的现象，不必深究，倒是言语罗织，正是目前官僚群惯使的武器，为害政风甚大，为消灭赵君锡辈阴谋建立“语言罪人”的事例，复奏曰：“臣愚今详君锡所驳，极为未允。臣取祖洽印本试策寻究，即无讥讪之言，不知君锡何以见其讥讪？”

后来，祖洽也上章承认“苟简”二字是说错的，“减落”出为淮西提刑。

十二月又试馆职，苏轼撰“策问”题：

……请借汉而论之，西汉十二世而有道之君六，虽成、哀失德，祸不及民，宜其立国之势，强固不拔，而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谈笑而取之。东汉自安、顺以降，日趋于衰乱，而桓、灵之虐，甚于三季，其势宜易动，而董、吕、二袁，皆以绝人之姿，欲取而不敢。曹操功盖天下，其才百倍王莽，尽其智力，终身莫能得。夫治乱相绝，而安危之效，相反如此。愿考其政，察其俗，悉陈其所以然者。

这次考试，苏轼得一安州廖正一（明略），榜下，除秘书省正字。苏门四学士外，苏轼非常看重明略。

台谏官们并不放过这个机会，监察御史杨康国言：

学士院撰到召试廖正一馆职策题，王莽曹操所以攘夺天下难易，莫不惊骇相视。撰题者，苏轼也。

又监察御史赵挺之奏：

苏轼举自代，荐黄庭坚，庭坚罪恶尤大，尚列史局。按轼学术，本出《战国策》苏秦、张仪纵横揣摩之说，近日学士院策试廖正一馆职，乃以王莽、袁绍、董卓、曹操篡汉之术为问，公然欺罔二圣之聪明而无所畏惮，考其设心，罪不可赦。

赵挺之此奏，辞连黄庭坚，盖此苏轼当众对他恶评，系得之于庭坚，仍然是公报私仇那一套，不足为奇。

翌年正月，王觌奏：

苏轼长于辞华，而暗于理义。若使久在朝廷，则必立异妄作。宜且与一郡，稍为轻浮躁竞之戒。

这些奏疏，太皇太后看厌了，“留中不报”，但是苏轼本人不会完全不知道。赵挺之说“使轼得志，将无所不为”；王觌说“轻浮躁进，宜且与一郡”。苏轼忍着这一切侮辱，不愿辩白。《答刘贡父》述其此时心境曰：

某江湖之人，久留辇下，如在樊笼，岂复有佳思也。人情责望百端，而衰病不能应副，动是罪戾。故人知我，想复见怜耶？

这年冬天，他的眼病忽又复发，时间迈入元祐三年的正月，朝廷又诏苏轼权知是年礼部的贡举。宋人习称“省试”，从全国的举人中考选进士和明经，这是全国高等文官考试，规模与馆职试大大不同。嘉祐二年（1057），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知贡举，选拔了苏氏兄弟，事隔三十一年，苏轼也于元祐三年（1088）正月二十一日领礼部贡举事了。玉尺抡才，是儒臣荣显的任务，苏轼全心全力要把这件工作做好。

上年冬末，汴京大雪成灾，方圆数千里内，农夫失业，商旅不行。到开春以后，天气还是很坏，不但雨雪交作，而且酷寒逾常。古人相信这是上天所示的警告，所以朝廷照例诏求直言。

苏轼为了争议役法，得罪过当朝宰相司马光，仍然改行差役。差役不好，人人知道，台谏官们之所以不说，在当时是为逢迎相意。司马逝世后，他们以为太后一定要维持司马生前的旧政，仍不敢说。苏轼对于此事，耿耿于怀，也曾屡与执政大臣们提起，虽都接受他的意见，但以纷更为不便，并无结果，现在朝廷诏求直言，他就决然上了《大雪论差役不便札子》。

苏轼此札，虽然无用，但是伤了台谏的权威，且使司马门人更加把他当做“叛徒”看待了。

九　试院抡才

元祐三年（1088）开科省试，苏轼奉诏与吏部侍郎孙觉（莘老）、中书舍人孔文仲（经父）同权知礼部贡举。正月二十一日领事，荐举郑君乘（元舆）、黄庭坚（鲁直）、梅灏（子明）、上官均（彦衡）等为参详官，以单锡、刘安世、李昭玘、廖正一、秦观、晁补之、舒焕、孙敏行、蔡肇、邹浩、张耒、李公麟等为点检试卷官。

这年大雪，使京畿方数千里地的交通阻塞，四方应试举人能够如期抵京报到者，不及三分之二。苏轼上札请求将考期展延半月，免得孤寒举人，赶路不及，转见失所；又为顾全定例三月内必须发榜，请求照南省条式，御试不分初覆考，聚众考官于一处共定等第，同时增加考官和执事人数，以便赶于限内完成试务，如期发榜。 42

二月初三日开试，苏轼率领同官于锁太学前入闱，是年应试举人实到者四千七百三十二人。 43

其时，大雪纷飞，朔风凛烈，考场里苦于酷寒，士坐庭中，竟至噤不能言。苏轼酌令宽放若干不必要的禁约，使应考举子得以从容写作。

宋代防范考试作弊的方法，大体沿用唐制。唐是“棘围截遮”，宋则“锁院”，考官考生进场之后，用一把锁把考场锁起来，关防十分严密。二是禁止挟带，为防范举子夹带，所以要实施解衣搜身，这办法，宋太宗时认为有辱士体，曾经一度废止，但是后来流弊太大，又不得不恢复了，不但禁止携带任何书物入场，甚至连包裹笔砚用的纸张，也一律限用青纸，以防用色纸来做“小抄”。三则考卷上密封姓名，是即所谓糊名弥封制，用以防止考官作弊，真宗时始用于礼部策士。另外还有“誊录”一项，即考官所阅的卷子，只是誊本，使他不能从辨认考生的笔迹发生作弊。凡考生与考官涉有亲嫌的，例须“移试别头”，以资回避。这一类科场防弊的办法，目的固然在于求取考试的公平，但是读书人的人格尊严，却已遭受了严重的损害，尤其是解衣搜身这一项，直接触犯举子身体，最为令人难堪；而且为了郑重其事，搜身的巡铺官都派宫里的内臣充任，骄横凶暴，对待读书举子如小偷，如囚徒。

这次考场里，因此甚不太平。

考试第一天，巡铺内臣郑永崇、石君召就抓来两个口传作弊的举人。经执事人将他们所写试卷逐一点对，只有十九个字相同。苏轼说，只有考经学的，不许传义口授；考进士的，须是怀挟代笔，方令扶出。

“扶出”，就是命令退出考场，实是撵出，那时代在用语上，也还相当尊重士子的体面，即使对作弊的考生亦不例外。

苏轼认为这显然是巡铺官举察不当，决定不予受理，而巡铺官却坚持要放免这两个举子。苏轼札奏朝廷：“若令巡铺官内臣挟情罗织，即举人无由存济。”请求撤换巡铺官。

这班巡铺内官，认为太没面子，后来抓到夹带举子三人，依法“扶出”时，他们命令兵士大声呼喝；至十一日又抓到蒋姓举子时，巡铺内臣陈慥索性指挥三五十个兵丁齐声大叫，使得全院考生考官，莫不惊惶失措。

苏轼领衔奏说：“朝廷取士之法，动以礼义举人，怀挟自有条法，而内臣陈慥乃敢号令众卒，齐声唱叫，务欲摧辱举人，以立威势，伤动士心，损坏国体。本院无由指约。乞赐行遣。” 44  有旨：送内侍省挞逐之。

宋朝科场的积弊，本来很深，夹带枪手，非常普遍。夹带的资料，初时还是考生自己用蝇头小楷写成小册，私带进场。后来书店为了牟利，索性印成小书，称为“夹袋册”，高价卖与考生。因此，考完一场，场中“遗编蠹简”，竟至成堆。政府虽曾禁止出版，但无实效，才用解衣搜身的办法来防止夹带，由朝廷特派内臣来担任这监查的任务，因此发生以上种种纠纷。

另一烦恼是要求“特奏名”的特权分子多得不可胜计，考官一入贡院，四方免解举人前来投状，称今年是“龙飞榜”，要求法外推恩者无计其数；再加经朝省下状，说是已经奉旨核准的“特奏名”者已有四百五十人之多；最后又接尚书的札子，要增添恩额数百人。苏轼和孙、孔等都认为“天下之患，无过官冗”，历来朝廷所放恩榜，已经几千了，何尝见过奋励有闻之人。“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户部以有用之财，禄无用之人。”实在是个极大的弊害。他们责在主试，只能依照近日圣旨遵办，但望殿试考官精加考较，量取一二十人已足，免使官冗积弊，有增无已。偃武修文，是宋太祖所定的国策，太宗御试贡士，采拔很宽，至仁宗朝殿试竟已例不黜落。他们寄望在殿试中将这些恃特权免试的人大量裁黜，谁人肯做这种得罪巨室的事，当然是要失望的。

根据参详官黄庭坚手写的书帖，这场贡举，应试的考生总数是四千七百三十二人，三月初二上奏礼部中式的进士只有五百人，约为每九个半考生中取一人，录取额为十分之一强。但至皇帝御集英殿策试，赐进士诸科及第出身者，竟达一千一百二十二人之多，超出正式考中名额一倍以上。

他们在试院中工作，历时四十四天。这次考题，按照元祐新制，诗赋、经义并试。苏轼所出的题目中，有一条是：“出而难任人，蛮夷率服。”（注云：任，佞也。）难的意思，是拒之使不得进，读去声。“难任人”与“忠信昭”为对，苏轼习大科时，曾作《忠信昭而四夷服论》，他这题目是从那里联想出来的。而荆公父子所作新经，恰与原注的意思相同。当时的举子揣摹本届的主考是反对新经有名的，所以把题意解释为“难于任人，则得贤者，可服四夷”。苏轼看到这样的文章，大为生气，骂现在的举子竟然不认识字，以难（去声）为难（平声），全予黜落，只有作难（去声）解者，才得入选。其实，苏轼从来没有读过王氏新经，而举子亦未尝读注。总之，当时的士风已很窳败，举子揣摹考官的好恶，是科场中普遍的现象。 45

宋代试官，大抵派由两制三馆的人担任，他们对文章的好尚以及他们自己的文章，都是考生们诵读和揣摹的材料，希望由此获得青睐。这种揣摹办法，也确然很能得手。这次考题中有一条“光武何如高帝论”，参详官张耒送一卷子来给苏轼看，说道：“此文甚佳，盖以先生《醉白堂记》为法。”苏轼看了一遍，喜曰：“诚哉是言。”擢置魁等，拆弥封后，知是刘焘（无言）所作，这就是当时得售的登龙之术。 46

这次应考举人中，苏轼有一相从多年的后辈，平常非常欣赏他的文章，也明了他屡试不第、家境贫寒的实况，所以很希望在这次科考里他能考中。同时的考官中，大都因苏轼的关系，认识此人，也都有心想把他的卷子找出来，荐与主考官。无奈宋代科场，沿用唐朝发明的弥封糊名办法，考官所看得到的卷子，都是胥吏誊录的抄本，卷上无姓名，也没有墨本的笔迹可辨认，所以只能从文章气体上去暗中摸索。要从四千七百多本卷子中找出这一本，确然非常渺茫。

苏轼详看考官所荐前二十名卷子中，有一卷文字，笔墨澜翻，非常杰出，对同官说：“此必李方叔。”但是他看错了，拆封后才知是葛敏修，黄庭坚来说：“可贺内翰得人。这葛敏修是某做宰太和县时相从的一个学子。” 47

苏轼另又寻得一份卷子，玩味很久，认为一定是了，大喜之下，手批数十字，还和黄庭坚说：“必是吾友李廌之作。”拔置魁等。但到拆出号来，却是章惇的公子章持（致平）。而在这一科中，李廌竟然名落孙山。 48

苏轼在考官不荐的遗卷中，搜到章贡、孙勰两本卷子，认为文章都好，将孙勰擢置第五。榜发之后，外间舆论大哗，因为孙勰是苏轼朋友孙立节（介夫）的儿子，早在做杭州签判时，他曾从学于苏门，且与苏迈同学。因此众口籍籍，猜疑此中必有弊病。幸而后来孙勰参加殿试，仍中第五名，这才使大众信服文章自有定价，也就没有话说了。 49

这场贡举中，章惇的两位公子——章援、章持都中了高榜，不料后来却有人造作谣言，诽谤苏轼。 50  此外，孙勰、李常宁、刘焘、葛敏修、周濂溪的儿子周焘（次元）皆登第。唯有兴高采烈，自以为这场必中，吾文决不在三名以下的李廌，铩羽而归。

现在且说苏轼与李廌的关系。

廌父李惇，字宪仲，是苏轼的进士同年，然而他们并不相识。李廌六岁而孤，他父亲是不幸早死了的。苏轼在黄州时，李廌以是因缘，亲到黄州谒苏，贽文求知。苏轼很欣赏他的文字，赞誉为“笔墨澜翻，有飞沙走石之势”，拍拍他的肩膀道：“你的才气，是万人敌也，但望抗之以高节，莫之能御矣。”廌本名豸，苏轼说：“五经中无此字，宜易名为廌。”从此方叔就用此名。秦少游也有轻嘴薄舌的毛病，曾经嘲笑他道：“昔为有脚之狐（豸），今作无头之箭（廌）。”方叔仓卒之间，无以为答，因此非常恨他。 51

苏轼自黄州至南都时，李廌还从阳翟来看他，苏轼赠他丝绢，作《李宪仲哀词》，帮助他埋葬先人棺柩。

李廌这次科场失败，苏轼心里很难过，但说：“廌年二十五，其文晔然，气节不凡，此岂终穷者哉！” 52  此亦不过强自解嘲而已，怏怏出院后，马上寄首长诗去安慰方叔：

与君相从非一日，笔势翩翩疑可识。

平生谩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

我惭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责？

青袍白纻五千人，知子无怨亦无德。

买羊沽酒谢玉川，为我醉倒春风前。

归家但草《凌云赋》，我相夫子非臞仙。

黄庭坚也是预试的考官之一，他也很为方叔难过，和诗一首，同时寄慰李廌，句有“今年持橐佐春官，遂失此人难塞责”。

但是李廌的表现，绝对不像苏轼所希望的那样洒脱。

试罢归家，他很有自信地对人说：“苏公知举，吾文必不在三名后。”后来竟然落第。据说他家有个七十岁的老乳母大哭道：“吾儿遇苏内翰知举，还不及第，将来尚有何望？”就关起门来睡了。到得晚上还不见她出房，破壁察看，她已自缢而死。 53  李廌受了这个刺激，从此学亦不进，行为也很不自爱起来。他还屡屡写信抱怨苏轼不予举荐，苏轼很诚恳地复他一封长信。略曰：

累书见责以不相荐引，读之甚愧。然其说不可不尽。君子之知人，务相勉于道，不务相引于利也。……深愿足下为礼义君子，不愿足下丰于才而廉于德也。若进退之际，不甚慎静，则于定命不能有毫发增益，而于道德有丘山之损矣。古之君子，贵贱相因，先后相援，固多矣。某非敢废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谓贤者，则于稠人中誉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实，实至则名随之，名不可掩，其自为世用，理势固然，非力致也。

陈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尝一至贵人之门，章子厚欲一见，终不可得。中丞傅钦之、侍郎孙莘老荐之，某亦挂名其间。会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某孤立言轻，未尝独荐人也。……

苏轼言者谆谆，而李廌一遭落第，心理不太平衡，索性奔走权门起来，苏轼再教诲他道：

……有文如此，何忧不达？相知之久，当与朋友共之。至于富贵，则有命矣，非绵力所能必致。姑务安贫守道，使志业益充，自当有获。鄙言拙直，久乃信耳。

苏轼以为方叔之所以如此，也许因为贫穷的缘故，所以不时给他赒济。自己没有钱时，甚至把皇帝御赐的马，也赠送给他。还怕他出卖时，买主要此马来路的证明，亲笔为他书立公据，用心周到，无以复加。 54

然而才丰命啬的人，虽得大有力者支持，确也仍有救助不得的，如李廌幸遇苏轼，但是没有机会，一切都是枉然。直到元祐七八年间，苏轼才能与范祖禹说：

李廌虽在山林，其文有锦衣玉食气。弃奇宝于路隅，昔人所叹，我曹得无意哉？

好不容易范祖禹应许与苏轼会衔合荐，而政局忽然生变，一个巨大的浪潮冲击而来，荐主都已不能自保，还有什么李廌的机会，故布衣终身而死。

苏轼知贡举，一遭大雪的天灾，二遭巡铺内臣的捣乱，三遭李廌的落第，四遭孙勰五名中选的诬谤，短短四十余天锁院期中，尽是烦恼。回忆他应进士试时，欧阳修与韩绛、王珪、范镇、梅挚、梅圣俞六人于闱中五十日间，相与唱和，得诗一百七十余篇，笔吏疲于写录，僮子忙着传诗递笺，欢然相得之乐，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55  这次闱场中，虽然同官尽是旧好，不但都是诗人，而且还有画家，只因欧阳修知贡举那次，考官诗兴太浓，士论非常不满，所以自此以后，不准试官闱内吟咏。所以四十余日中，没有一人敢作一诗，苏轼闱中，烦懑需要发泄，只得随手拿起评点试卷的朱笔来扫了一幅竹子，有人说：“竹色非朱。”苏轼回答说：“竹也并非墨色。”这是无意中的创意，后世遂以为法，画谱里便有“朱竹”一格。 56

三月初六，考校已毕，等待诸厅参会时，苏轼到李公麟房去看他。其时公麟害“水症”，胸腹饱闷，画了一幅《𩨍马图》，苏轼、黄庭坚和同院的蔡肇、晁补之、舒焕、廖正一都是题诗。苏轼另有戏作一首，颇能道出场中生活的情景：

竹头抢地风不举，文书堆案睡自语。

看马欲𩨍顿风尘，亦思归家洗袍袴。

此诗戏言闱场里面的生活苦况，公麟读了大笑道：“有顿尘马欲入笔，快取纸来！” 57

十　金莲烛

贡举事了，苏轼就得认真考虑自家的出处了。

上年冬季，赵君锡所提出的叶祖洽改官案，赵挺之弹劾的馆试廖正一案，王觌的宜兴一郡案等等，抨击的本身，苏轼认为不必辩白。不过，一案未平，一案又起，让精神时间照这个样子消耗折磨，实在太不值得，所以他就不提劾案，只以疾病的理由，连连上札，请求外放。

太皇太后召见，面问他：“何故屡入文字乞郡？”

苏轼具以病状为对，太后宣论：

“岂以台谏有言之故？你兄弟自来孤立，向来进用，皆是皇帝与老身主张，不因他人。今来但安心勿恤人言，不用更入文字求去。”

苏轼退朝后，深感太皇太后恩德高厚，外放一言，再难启齿，自知不容于人的真实原因，只是在于“宠禄过分，地势侵迫”所致，倘然仍踞高位，谤讪一定不绝。因此他改乞朝廷罢免他翰林学士的位置，别给京师里任何一个闲差，可望免为台谏攻击的目标。元祐三年三月下旬，上《乞罢学士除闲慢差遣札子》，剖析遭人攻讦的因由云：

臣退伏思念，顷自登州召还，至备员中书舍人以前，初无人言。只从参议役法，及蒙擢为学士后，便为朱光庭、王岩叟、贾易、韩川、赵挺之等攻击不已，以致罗织语言，巧加酝酿，谓之诽谤。未入试院，先言任意取人。虽蒙圣主知臣无罪，然臣窃自惟，盖缘臣赋性刚拙，议论不随，而宠禄过分，地势侵迫，故致纷纭，亦理之当然也。……

苏轼但求给予一个秘书监、国子祭酒之类的闲官，俾资自保。札上，太皇太后只是“慰留”。

司马光逝世后，朝内群臣既自分别派系，人事纷争不已，而散在京外的那批熙丰之臣，蠢蠢欲动，不是恶意评骘朝廷的施政，就是从中挑拨离间，诡变无穷。

只爱谈禅，不喜接见士大夫的太平宰相吕公著，际此内外交迫的境况，自己则又既老且病，实在无法支应，屡请罢相。至元祐三年四月，获准解除实际政务，拜为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和文潞公一样，成为国家的元老。

相职的继任是以中书侍郎吕大防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吕大防以不植党羽，立朝公正无私而被重用。范纯仁是范文正公（仲淹）的次子，字尧夫。他的政见不尽同于司马温公，看前述争差免役法和主张恢复青苗放款以济国用两事，可以概见。纯仁青年时代有个出名的“麦舟故事”。范文正公在睢阳，派尧夫到姑苏去取麦五百斛，回程路上，舟次丹阳，遇见父执石曼卿，问他来此已有多久。曼卿说：“我已来了两个月，原想将三具先人的灵柩运回西北去归葬，但是没处借钱。”尧夫就把麦子和船都送了他，自己骑马回去。到了家里，不敢对父亲说，直到文正问道：“在东吴见到故旧没有？”他才将遇见石曼卿的经过说了出来。文正便说：“那你何不就将麦舟送他。”尧夫才坦然道：“已经给他了。”其人品德之高，为人称道。 58

宰相的更易，是何等重要的国家机密，所以必须先将学士召入翰林院，锁院，然后面授词头，撰麻公布。

学士因“撰麻”锁院，与试士不同。试士有预定的日程，一切可先准备；撰麻都是临时宣召，或全番或半番快行差员，分批往学士邸第“传宣”，须等各班快行分批到齐，则学士上马，穿朝服，戴高帽，众人簇拥入院。院内如别有直宿学士或直学士在，均须先行回避出去。当夜，依照宣论撰麻，撰就进呈，一面通报閤门宣赞舍人 59  ，当晚由御史台閤门通报，明日“宣麻” 60  ，则文武百僚明晨均须集合赴文德殿听宣。其郑重有如此。 61

四月四日，苏轼被传锁宿禁中，中使宣召入对，内东门小殿帘中，传出除目。那是吕公著平章军国事；吕大防、范纯仁左右仆射，交他撰写“麻制”。苏轼承旨毕，太皇太后忽然说道：“官家在此。”

“适已起居（行礼）过了。”苏轼恪恭谨对。

“有一事要问内翰（宋称翰林学士），前年任何官职？”太后询问。

“汝州团练副使。”

“今为何官？”太后再问。

“备员翰林，充学士。”

“何以至此？”

“遭遇陛下。”

“不关老身事。”

“那必定出自官家。”

“亦不关官家事。”

“莫非是大臣论荐？”苏轼恭问。

“亦不关大臣事。”

苏轼大惊，郑重回道：“臣虽无状，必不别有干请。”

“久待要学士知道，”太后说，“此是神宗皇帝的遗意。神宗皇帝饮膳中常看文字，看得停箸不举时，内监们都知道定是苏轼写的什么。他又常常称道：奇才，奇才。不幸未及起用学士，就上仙了。”

苏轼听到此处，禁不住感情激动，失声痛哭。太后和皇帝也都流下泪来。随命赐坐，吃茶。

“内翰，内翰，直须尽心奉事官家，即是报答先帝的知遇。”太后郑重叮咛。

苏轼拜辞，太后命撤御前金莲烛，送学士归院。 62

自此，苏轼一面尽力经筵，教育这位年轻的官家，遇事直抒己见，不顾一切地言事，只为报答先帝和太皇太后的知遇。

苏轼居常还有特派的外交任务，如元祐元年（1086）十二月在中国东北边境，契丹人所建的辽国，派使者耶律永昌、刘霄来贺坤成节（宣仁太后诞辰），诏以狄咏（狄青之子）、苏轼为“馆伴”。宋制：番使入国门，即差馆伴使副负责接待，陪同住在驿馆，凡趋朝、见辞、游宴均相伴同。辽是宋朝最大的敌国外患，馆伴的职责，混合外交和防谍的双重任务，苏轼表现得处处谨慎。

他们初与刘霄会食，苏轼酒量本来不大，饮半，他已谢不胜酒力，刘霄便念起他的旧作来：“痛饮从今有几日，西轩月色夜来新。公岂是不善饮酒的人？”苏轼心里很奇怪北虏也知他的诗。 63

宫廷赐宴回馆，刚开始起步，苏轼骑的那匹马失足小蹶。刘霄立即下马过来慰问：“受惊了，没有受伤吧？”苏轼回答：“衔勒在御，虽小失，无伤也。”他很镇静地保持着上国大臣的风度。 64

苏轼陪契丹使入宫觐见时，望见文潞公（彦博）站在殿门外，使者却立改容，小声问道：“那位即是所谓以德服人的文潞公吗？”又问潞公的年纪。苏轼说：“今年八十三岁。”使者惊叹：“何等强健！”

苏轼说：“您只见他形貌，没有听他讲话。他综理庶务，酬酢事物，虽精练少年，也不如他。贯穿古今，博学强记，虽专门名家，亦有不逮。”使者拱手道：“真是天下异人！” 65  苏轼后来撰富（弼）公碑，《答陈传道书》说：

某顷伴虏使，颇能诵某文，乃知虏中皆有中原文字，故为此碑，欲使虏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

身为近臣的苏轼，前曾奉派使辽，辞谢未去。至元祐四年八月，他在杭州任时，苏辙奉派为贺辽国生辰的国信使，将行，苏轼作《送子由使契丹》诗，引用唐史李揆的故事，谆谆以谦抑自己，宣示中朝人才之盛为嘱。

李揆风仪俊美，口才很好，皇上叹为门第、人物、文学都是当代第一。入番会盟，酋长说：“闻唐有第一人李揆，就是您吗？”

揆惧为番人所留，骗他说：“彼李揆安肯来耶！”

苏氏兄弟，一样名扬北狄，所以苏轼送行诗有“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应梦武林春。单于若问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那样的话。

果然，苏辙行至涿州，《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诗，便有那样一首：

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

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

苏辙至辽，辽主派他们的侍读学士王师儒为馆伴。师儒就很能讲说三苏的文章，还能背诵苏辙的《服茯苓赋》，但恨未见全集。苏辙所见辽人，大都会向他问候：“大苏学士安否？”

苏轼文名，传扬海外，虽为外夷所爱服，讵知他在国内，却不见容于同列的朝士，只望能够给予越州一郡，能够逃过台谏们的凶锋，就算很好的了。作《次韵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见寄四首》之一，即言：

毡毳年来亦甚都，时时鴂舌问三苏。

那知老病浑无用，欲向君王乞鉴湖。

苏辙此行，带了他的大儿子苏迟侍行。苏轼非常高兴，称赞他道：“随翁万里心如铁，此子何劳为买田。”

此后若干年，苏轼的门生张舜民（芸叟）也奉命出使大辽，见宿州馆中有题苏轼的《老人行》于壁间者，范阳书肆刻苏轼诗数十篇，题曰《大苏小集》 66  ，足见辽人研究中原文化的热烈和对于苏轼诗文的崇拜，亦不限于外交应对上一时之用而已。

元祐三年（1088）五月初一，皇帝在文德殿视朝，苏轼以翰林学士兼侍读，苏辙以户部侍郎轮值恰同“转对”。按制，自侍从以次朝官，每五日各轮派一员上殿，为“轮当面对”，简称“轮对”或“转对”。面对时，必须进呈有关时政的札子，即就所见条陈之类。

苏轼条陈三事：一是以天下之广，事物之变，执政和谏官不能尽知，请准其他臣僚皆得“请间奏事”，以广耳目；二是取士太滥，而中式进士得缺不易，因为得缺不易，所以到官之后，难免贪赃黩货；三是任子（恩荫）必须裁减，以救官冗，减少国家官俸支出的沉重负担。

这三事中以第一项为最重要，广开言路，可以使君上耳目聪明，君上耳目聪明，则执政的臣僚就无法把持政柄，蒙上蔽下——宋朝的台谏制度本意在于监督执政，但如台谏官竟为执政利用时，则君上耳目尽废，历史上的权臣也就出现了。

十一　乞郡避谤

元祐三年（1088）五月间，进御史中丞胡宗愈为尚书右丞。宗愈是一个不主党派的人物，洛蜀交争时期，他曾撰进《君子无党论》一篇，大意说：“君子指小人为奸，则小人指君子为党。陛下能择中立之士而用之，则党祸熄矣。”他这建议，太后印象很深，所以这次吕公著病辞，她就起用戆直无党的吕大防，公正无私的范纯仁为相，并以胡宗愈为尚书右丞，参与执政。从这一次改组政府的人选，看出太后对于党争的厌恶，已经非常明显。

谏议大夫王觌正是一个专搞朋党的言官，对于胡宗愈的议论甚是不满，于是他就疏论宗愈不可执政，言：“胡宗愈自为御史中丞，论事建言，多出私意，与苏轼、孔文仲各以亲旧，相为比朋。”甚且指元老文彦博是他们的后台，这正是太后最憎恶的党同伐异，立刻由宫中内批出来：“王觌论议不当，落职，与外任差遣。”

后二日，范纯仁、吕公著、文彦博三人辩于太后帘前。公著说：“王觌若只为论列宗愈，便行责降，不协众情。”纯仁说：“朝臣本无党，但善恶邪正各以类分而已。彦博、公著都是累朝旧臣，决不会共同罔上的。”他又极言庆历党祸的经过，并录欧阳修所作《朋党论》进上。然而太后之怒，终不可解，宣仁太后认为谏官必须超然，如谏官与执政勾结，参与党争，后果不堪设想，她坚持出王觌知润州。

自从太皇太后和皇帝便殿召见之后，苏轼认定朝廷既以国士待我，此身已非己有，一念只在如何报答知遇，心中不再有丝毫安危祸福的顾忌，下定决心，要把内外臣工联合起来蒙骗朝廷的几件弊案，揭发出来。元祐三年（1088）九月五日乘迩英进读时，上《述灾沴论赏罚及修河事缴进欧阳修议状札子》。他说：“近四年来，水旱天灾迭见，阴阳失和，由于朝廷赏罚不明，举措不当之咎。”如：

一、去年，熙河诸将生擒鬼章，这是一件奇功，加官赐金，理所当然；但是泾原诸将，闭门自守，使贼寇大掠而去，如入无人之境，他们也一样加官赐金，赏罚不公，至于如此。二、广东妖贼岑探造反，兵围新州，差将官童政往救，他却贼杀平民数千，朝廷派江西提刑傅燮往查，燮畏避权势，归罪于新州官吏。但是又言新州官吏却有守城之功，乞以功过相抵，愚弄上下，有同儿戏。三、蔡州捕盗，吏卒杀平民一家五六口，皆是无辜的妇人，却屠割尸体，冒充男子首级请赏，守倅不按，监司不问。等到臣僚上言，行下本路彻查，却说杀时男女不可辨认。苏轼论曰：“白日杀人，不辨男女，岂有此理！”似此纪纲颓弛，偷惰成风，则天下之乱，可坐而待。

关于河事，他说，黄河故道淤塞，水决向西北行者为时已久，岂能以人力筑堤堵塞？现在一个都水使者王孝先，偏要兴工堵塞北京南开孙村河，妄求河复故道。内自工部侍郎、都水属官，外至安抚转运使及外监丞，大家知道黄河故道高仰，势如登屋，水性向下，堤工必然无功，而且祸患不测。如能赶快停工，损失还小，假使再听任他搞下去，后患不堪设想。朝廷又“何苦徇一夫之私计，逆万人之公论，以兴必不可行之役”。苏轼所指“一夫私计”这四个字，里面包括许多文章。

这次回河东流的主意，表面上是知枢密院的安焘所奏请，幕后却是元老文彦博和宰相吕大防所同意支持的。苏辙已先往谒左相公吕公著建言：

“河决而北，先帝不能回，而诸公回之，是自谓过先帝也。元丰河决，导之北流，何不一仍其旧，修其未备即可。”

公著说：“我们来想办法。”但是后来就无下文。

苏轼性不忍事，就直截了当上了这样的札子，而且语气还那么锋利。兄弟二人，一样以知识良心报国，而临事的态度与方法完全不同。虽然结果一样无法挽回大老的决计，但苏辙不招怨，苏轼则因此议，为当局所痛恶。

后来，苏辙在论河事章奏中，还追述此事说：“臣兄轼前在经筵，因论河事，为众人所疾，迹不自安，遂求隐遁。”即指此事。

苏轼在此札中，还连带缴进欧阳修旧作《修河议状》两篇，以加重他的论据。札尾又“贴黄”言：

臣为衰病眼昏，所言机密，又不敢令别人写录，书字不谨，伏望圣慈，特赐宽赦。

苏轼的眼病，始于黄州，此后时发时愈，至今年十二月主馆职试时，目昏更甚，至今未愈。而黄州看田沙湖道中，淋了冷雨，左手肿痛的毛病，现已转成慢性的麻痹不仁，终不脱体。

自程颐罢去，洛党解体后，朔派指使言路，一力攻讦苏轼，太后知道苏轼说话，有时不免疏忽和夸张，但却本于谋国的忠诚，从不听纳间言。朔派愤无所泄，就使出别一战略：要斫大树，先去枝叶；要杀鹰隼，先除羽翼。所以这两年来，凡是苏轼所引荐的人，如黄庭坚、欧阳棐、秦观等，都被台谏弹劾过，几乎无一幸免。如元祐元年八月，苏轼荐举王巩，台谏便论巩本奸邪，离间宗室，因能谄事苏轼，所以获荐。苏轼大为愤怒，十一月上章力辩。他说：“如王巩固是奸邪，则司马光生前擢升他为宗正寺丞时，台谏何不论奏？王巩疏论‘疏远宗室，不当称皇叔皇伯’，意在尊君，何名离间？此议当时原有多人并不赞成，独司马光深然其说，所以行下有司，台谏官也无一人说话。只因现在司马光死了，王巩就变成了奸邪，就被戴上了‘离间宗室’的罪名。至于臣与王巩，自幼相知，从我为学，何名‘谄事’？总而言之，台谏要攻击的本来是我，王巩被我连累而已，‘诬罔之渐，惧者甚众’。”反驳虽然激烈，而王巩依然被攻出京，初除西京通判。元祐二年秋间，自西京改调扬州通判，在任不到一年，又被攻了下来。后因苏辙之荐，除知宿州，便掀起绝大风波，未能莅职。王巩则因与苏氏兄弟交好之故，终元祐之世，始终不得抬头，蹭蹬不堪。

苏轼特立独行，非但议论不肯苟与人同，做事也我行我素，绝不迁就别人，所以，在朝一向孤立，很少有政治上声应气求的朋友。真正和他往来密熟，互相关顾者，只有几个门生而已，如被蔡京以蜀党列入党籍碑的，只有王巩、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陈师道、毕仲游、李之仪、廖正一、李昭玘等十人。除了王巩的遭遇，已如前述，其余诸人，只因出自苏门，便逃不过被“剿治”的命运，没有一人在宦途上得意过。

如黄庭坚至元祐三年（1088）五月，始得除命为著作郎，便被赵挺之攻击得体无完肤，诋为“操行邪秽，罪恶尤大”，降归原职，一度为起居郎，旋又被攻责降。秦观得一秘书省正字的任命，马上遭贾易的严劾，狼狈出京；毕仲游被列为五鬼之一，为刘安世、孔文仲所攻；晁补之、廖正一、李昭玘竟至不能安于馆职，并出为吏；张耒“苜蓿自甘”，在馆八年，一无进展；李之仪在枢密院沉浮下吏；陈师道不保一个地方学官的职位。他们之中，没有一人能够跻身言路，也没有一人能获得有为的地位，尽是冠盖京华里，坐冷板凳的广文先生；而且因为沾上了苏门的色彩，稍一活动，便被痛击。虽然这些人对师门的敬爱依旧，而老师心里的遗憾与痛苦，则更甚于自己之遭遇侮辱与损害。

苏轼对于现实政治的丑恶，几已到了绝望的地步。他的老朋友，权知开封府尹的钱勰（穆父），以奏报狱空不实的罪名，被人检举，出知越州（今浙江绍兴）。苏轼表示非常羡慕，而且劝他千万不要回来。作《送钱穆父出守越州》诗曰：

若耶溪水云门寺，贺监荷花空自开。

我恨今犹在泥滓，劝君莫棹酒船回。

钱勰出知越州，右正言刘安世还认为罪重责轻，𫍢𫍢不已，苏轼与他力争，所以后来两次和穆父诗中，一曰：“年来齿颊生荆棘，习气因君又一言。”一曰：“欲息波澜须引去，吾侪岂独坐多言。”政坛上敌对的形势一经造成，即使能效金人三缄其口，对方也不会放松你一步的。

苏轼实在再也不堪在这泥淖里受罪，至十月十七日，他便以左臂不仁、两目昏暗的理由，上章坚乞一郡。

这次，他决心将自己遭遇的前因后果，统统说个明白，从他还朝以来，怎样与司马光因争役法而结怨台谏；范百禄与韩维争议刑名，韩维又怎样把他牵扯进去，称他们为川党；又将与赵挺之结怨的缘由，坦白陈告，所以如最近草一麻词，用了《诗经》上一句“民亦劳止”的话，便被赵挺之指责比神宗为周厉王，举为诽谤先帝，其心狠毒，甚于李定、舒亶；王觌论胡宗愈，又指他与孙觉为党，说丁骘是他的亲家。他说：“二年之中，四遭口语，发策草麻，皆谓之诽谤。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荐士，例加诬蔑。”动辄得咎，他已断然不见容于侪辈了。

苏轼引用汉宣帝杀盖宽饶，唐太宗杀刘洎为例，说明谗言积毁的可怕，请求太皇太后体谅他的处境，给他一个“不争之地”。

上了这个陈情乞郡札后，即便告了病假，在家静候朝廷发落。

这次病假，拖延竟达一月之久，太皇太后只是三日两头地遣使问疾，赐药赐膳，督促苏轼定个朝参的日子，最后才将他的乞郡札，朱批下来，依然不准。

苏轼无奈，只得销假复值玉堂。十一月一日锁院，宫中又赐出官烛、法酒，苏轼不能不为之感动，书呈同院诗：

微霰疏疏点玉堂，词头夜下揽衣忙。

分光御烛星辰烂，拜赐宫壶雨露香。

醉眼有花书字大，老人无睡漏声长。

何时却逐桑榆暖，社酒寒灯乐未央。

吕公著辞相后，前时罢废在外的熙丰旧臣，分别对执政和台谏两方面，积极活动起来。朝廷确也渐启藩篱，不太能够坚持原则如初，如李宪乞于近地居住，王安礼抗拒恩诏，蔡确请求放还其弟，等等，这些不该准的逾分要求，都批准了。崔台符、王孝先、杨汲之流，都已进用了。熙丰罪魁吕惠卿冷眼旁观，看出朝廷日趋软弱，才敢乞居苏州。适于此时，苏轼前所举荐的郓州州学教授周穜，竟然上疏乞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苏轼认为周穜草芥微臣，何敢创此重议，背后一定有人策动，目的在于试探朝廷，渐进邪说。此人是他荐举的，他应该负责，立即两上章自劾，并说：此事关系国家治乱之本，不可“薄臣之责而宽穜之罪”，否则是“私臣之身而废天下之法，臣之愧耻，若挞于市”。像这样严正是非的精神，充分表现元祐大臣的风裁。

有一天，在迩英阁进读“宝训”，讲到太宗听说各州牧监所养的马，被人克扣刍秣，多病且死，便命取十数槽来，置于殿庭下，亲自照顾，以资示范。苏轼从这个马的故事，联想到老百姓下情不能上达的痛苦，上札言：

民之于马，轻重不同，若官吏不得其人，人虽能言，上下隔绝，不能自诉，无异于马。

举一个实例：去年西夏犯边，杀掠至万余人，而边将奏曰：“野无所掠。”朝廷派提刑司勘查，提刑孙路复奏：“被杀者只有十余人，乞朝廷先行免究，然后考查实数。”苏轼论曰：“既行蒙蔽，又乞放罪。”实是侮弄朝廷。马不能言，小民亦不能言，四海之众，无法置之殿庭，亲自照顾，所以，朝廷除广任忠贤以为耳目外，老百姓的疾苦，根本无法上达天听。

元祐四年（1089）二月，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吕公著病逝。太皇太后震悼异常，一见到辅臣们，她就哭道：

“邦国不幸，司马相国既亡，吕司空复逝！”

太后与皇帝亲临吕家奠唁，赠太师、申国公，予谥“正献”。

苏轼病假一月后，虽然勉强回到翰林院去工作，但因讲述马的故事，说及边将隐匿败亡、提刑查报不实一节，又开罪了掌握政坛的“巨室”，劾奏不断地飞送进宫，并在酝酿发动一次致命的打击，非把他斗垮不可。苏轼又连上三状求放越州，明白说出：“朝廷若再留他，是非永远不解。”太皇太后终于明白她既没办法控制言官，只得准了苏轼的请求。诰下：“苏轼罢翰林学士兼侍读，除龙图阁学士充两浙西路兵马钤辖、知杭州军州事。”

在此以前，台谏们攻击苏轼的章疏，源源不绝，真已到了“谤书盈箧”的地步，太皇太后一律留中不发，苏轼本人只听到朝列中有人在那样传说，内中说些什么，茫然不知。他是个光明磊落的人，当然不愿如此不明白地一走了之，因此，上疏乞将台谏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太皇太后认为只要她不相信就是了，何必增加是非，还是“不报”。

苏轼为结束公私事务，继续留在京师一个多月，而在此期间，朝廷却在热烈争论如何窜逐已谪安州的前相蔡确。

原因是蔡确去夏游车盖亭，作诗十章，落入他的仇家知汉阳军的吴处厚手上，吴就一一加以笺注，向朝廷检举。如“何处机心惊白马，谁人怒剑逐青蝇”是讥讪朝政；“叶底出巢黄口闹，波间逐队小鱼忙”是嘲笑新进用事之臣。其中一首用了唐朝郝处俊典故的，被“笺注”为把太皇太后比作武则天。 67

诗进于朝，太后并未生气，但说：“执政们自去商量办理。”他们议定，将原诗寄与蔡确，令其自为辨析。然而右正言刘安世说：“蔡确罪状著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曲为之地而已！”其意所指是范纯仁。于是贬蔡确为光禄卿分司南京。但是台谏们仍然议论纷纷，以为太轻。谏议大夫范祖禹说：“蔡确的罪恶，天下皆知。尚以列卿分务留京，未厌众论。”因此，执政议置蔡确于法，范纯仁、王存以为不可；文彦博很生气，主张将蔡确远贬岭南，纯仁听到这个消息，就赶去跟吕大防说：“此路自乾兴以来，荆棘已七十年。吾辈开之，将来恐自不免。”大防就不敢说了。

恰巧这时候，梁焘自潞州召还为谏议大夫，来京时路过河阳，遇到邢恕，邢恕盛称“蔡确有策立之功，社稷臣也”。太皇太后听到这话，才大发脾气，泣谕执政大臣道：

“皇帝是先帝的长子，子继父业，分所当然，当时谁曾有过异议？官家岂不记得，但问太妃就好。蔡确有何策立之勋？”

蔡确这句话，为什么会使太皇太后如此生气，盖因神宗病重，议立皇太子时，蔡确有意拥立岐王赵颢或嘉王赵頵，而岐、嘉二王都是太后的亲生儿子。

然而宣仁太后大公无私，认为神宗自有儿子，当然应该以神宗之子为皇储，继承大统，何用“兄终弟及”，所以一面命令岐、嘉二王不要随便入宫，以避嫌疑，一面密谕宦官梁惟简缝一袭黄褙子，十岁孩儿穿得着者，不得令人知。 68

神宗病危，太后力主神宗第六子延安郡王赵佣（后赐名煦）为太子，既崩，哲宗即位柩前，身上就穿这件早先预备的黄褙子。

一个公正的人，反遭冤诬为“欲帝己子”，假使哲宗信了这个谣言，这份苦心，如何得白？所以，太后会这样震怒而且伤心，力促执政严办谪命。

第二日，执政廷对时，帘内忽论：“蔡确可英州别驾，新州安置。”吕大防说：“蔡确先朝大臣，乞移一近里州郡。”范纯仁说：“圣朝宜务宽厚，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窜逐大臣。”左右二相共同劝阻，但是，帘内曰：“山可移，此不可改！”大家后来推想，九重之内，安知有英州、新州？此必有“博士”——文潞公——在代出主意。 69

蔡确固然是个罪有应得的奸人，但当台谏官们必欲置之死地的时候，苏轼认为蔡确做相时祸害国家的种种大罪，概已不问，现在却以语言文字来入其罪，本末倒置，有伤政府严正的立场。他是身受这种挑剔，厌恨这种作风达于极点的人，为要消灭这股歪风，想出了一个两全的办法。但因除命已颁，身是外官，所以只能以密疏上陈太皇太后，建言略曰：

朝廷若薄确之罪，则天下必谓皇帝陛下见人诽谤圣母，不知愤疾；若深罪之，亦或以谓太皇太后陛下圣量宽大，不能容一小人谤怨之言。臣欲望皇帝陛下降敕，令有司追确根勘，然后太皇太后内出手诏云：确尝为辅臣，当知臣子大义，今所缴进，未必真是确诗，其一切勿问。如此处置，则二圣仁孝之道，实为两得。取进止。 70

据说，太皇太后看了苏轼这份密疏，心善其言而怒不解。蔡确终于贬谪新州（今广东新兴）。苏辙则以为蔡确起自小官，每次升迁，都由鞫狱立功，“善恶之报，不可诬也” 71  。

苏轼此行，朝廷给予的礼遇，光宠异常，太皇太后特准用前执政恩例，诏赐衣一对，金腰带一条，金镀银鞍辔一副，马一匹。这都是加殿阁衔的封疆大臣，才能得到的宠赐。

热衷爵禄的给事中赵君锡，在一旁看得眼红心热，见得太皇太后以执政之礼待苏轼，猜想不久召还，一定就是拜相了。为要预先结个缘，立即上状盛称苏轼的道德文章，以为朝廷不能没有此人，“伏望收还苏轼所除新命，复留禁林，仍侍经幄”。

这样一个投机小人，二苏不察，视为朋友，后来果然吃了他的大亏。

苏轼往谒文潞公辞行，潞公再三嘱咐道：“君至杭州，少作诗歌，恐为不喜者诬谤。”

临别，上马时，潞公又再三嘱咐道：

“若还兴也，便有笺云。某虽老悖，愿君不忘鄙言。”

此即引用近事，吴处厚笺注蔡确“车盖亭诗”，蔡因此罹祸的故事，叮咛苏轼务须警惕。 72

苏轼出郊待发，太皇太后又特地派遣内侍来赐龙茶、银盒。

苏轼于元丰八年（1085）十二月自登州来京，至元祐四年（1089）四月离去风雨京华，三年有奇。

1  〔宋〕王明清：《挥麈后录》。又张淏《云谷杂记》。

2  〔明〕薛应旂：《宋元通鉴》。

3  赵令畤《侯鲭录》：“哲宗亲政，章惇当权，时穆父在翰林，章面责前制行词，语太尖刻，不为稍留余地。穆父笑曰：‘官人怒，杂职安敢轻行杖。’卒罢知池州。”

4  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龙川别志》记司马当时反对韩魏公的经过曰：“当时，司马光亦持札子至政事堂面诤，魏公曰：‘吾在此，君毋忧。’司马曰：‘光终不敢奉信，恐相公亦不敢自信耳。’魏公怒曰：‘君何相轻之甚耶！’司马曰：‘相公常在此座可也，万一他人在此，如何？’魏公默然，竟不为止。”

5  〔明〕宋濂：《宋九贤遗像记》。

6  〔宋〕蔡绦：《铁围山丛谈》。

7  〔明〕王世贞：《调谑编》。

8  欧阳修《归田录》：“国朝之制，知制诰必先试而后命，有国以来百年，不试而命者，陈尧佐、杨亿及修忝预其一耳。”

9  洪迈《容斋随笔》“外制之难”云：“中书舍人所承受词头，自唐至本朝，皆只就省中起草付吏，逮于告命之成，皆未尝越日，故其职为难。”

10  〔宋〕朱弁：《曲洧旧闻》。

11  王明清《挥麈录》：“吕吉父（惠卿)守延安，过阙，乞与枢密院同奏事。上亲批：‘弼臣议政，自请造前，轻躁矫诬，深骇朕听，免朝辞，疾速之任。’已而落职知单州。”苏轼行制本此。

12  〔宋〕蔡绦：《铁围山丛谈》。

13  〔宋〕朱熹：《二程语录》。

14  〔宋〕苏轼：《东坡志林》。

15  〔宋〕邵博：《闻见后录》。

16  〔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

17  刘延世《孙公谈圃》“鏖糟陂里叔孙通”，考“鏖糟陂”为汴京城外地名，见吕希哲《吕氏杂记》。又东坡与王定国书有“欲自号鏖糟陂里陶靖节”语，可知此三字为东坡口头语，后人不知其由地名，又不解其意，妄改为“燠曹鄙俚”，应予订正。

18  〔宋〕张端义：《贵耳集》。

19  〔明〕宋濂：《宋九贤遗像记》。

20  〔宋〕沈作喆：《寓简》。

21  〔宋〕李秀岩：《道命录》。又方鹏《责备余谈》。

22  〔明〕黄宗羲：《宋元学案》。

23  〔宋〕朱弁：《曲洧旧闻》。

24  本集：《谢宣召入院状》。学士院，宋称翰林学士院，直隶于皇帝，以文学之士充之。掌起草诏令，并备咨询，因地在宫禁，故又称“玉堂”。

25  〔宋〕沈括：《梦溪笔谈》。

26  〔宋〕宋敏求：《春明退朝录》。

27  《宋史》本传：“韩琦出守相州，陛辞，神宗问：‘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琦曰：‘王安石为翰林学士自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神宗不答。”

28  刘延世《孙公谈圃》：“子瞻以温公论荐，帘眷甚厚，议者且为执政矣。公（孙升)力言：‘其任已极，不可以加。如用文章为执政，则国朝赵普、王旦、韩琦未尝以文称。……’”

29  学士院，不仅考试撰题要锁院，即代皇帝“撰麻”，也要锁院，以防止泄漏，保持机密。

30  本集：《辩试馆职策问札子第一》。

31  同上。

32  〔宋〕刘延世：《孙公谈圃》。

33  〔宋〕李秀岩：《道命录》。

34  〔宋〕李廌：《师友谈记》。

35  〔宋〕张邦基：《墨庄漫录》。

36  〔宋〕朱弁：《曲洧旧闻》。

37  本集·书简。

38  〔元〕脱脱：《宋史·刘挚传》。

39  〔宋〕袁文：《瓮牖闲评》。

40  〔宋〕洪迈：《容斋随笔》。

41  〔宋〕王明清：《挥麈后录》。又邵伯温《邵氏闻见录》。

42  本集·奏议。

43  洪迈《容斋随笔》引《山谷别集》。

44  本集·奏议。

45  〔宋〕马永卿：《嬾真子》。

46  〔宋〕王明清：《挥麈后录》。

47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

48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

49  〔宋〕曾敏行：《独醒杂志》。

50  程门弟子所作《责备余谈》，造作东坡泄题与李方叔，而其简为章惇之子所窃，遂诬东坡潜通关节，罪不可文。赵溍《养疴漫笔》、罗大经《鹤林玉露》，亦凭耳食有此类似记载，实皆洛学后人造谣栽诬之辞，不足辩白。

51  〔宋〕马永卿：《嬾真子》。

52  本集：《李宪仲哀词（并叙）》。

53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罗大经《鹤林玉露》：“方叔落第，其母叹曰：‘苏学士知贡举，而汝不成名，复何望哉！’抑郁而卒。”实则方叔生母、嫡母均已早死（见诗序)，或为乳母之误。

54  潘永因《宋稗类钞》谓黄山谷曾见此券，并为跋云：“子瞻妙墨作券，或责方叔当成之，安用汲汲索钱，此又不识痒痛者，从旁论砭疽耳。”山谷与方叔交稔，当知其贫。

55  〔宋〕欧阳修：《归田录》。

56  〔清〕方薰：《山静居画论》。

57  本集：《书试院中诗》。

58  〔宋〕释惠洪：《冷斋夜话》。

59  閤门宣赞舍人：掌朝会、宴餐、供奉、赞相、礼仪诸事。

60  宣麻：宋存唐制，宣布重要诏令用白麻纸，其他诏令用黄麻纸，在朝廷对文武百官宣读，称“宣麻”。

61  〔宋〕赵升：《朝野类要》。

62  〔宋〕王巩：《随手杂录》。

63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

64  〔宋〕何薳：《春渚纪闻》。

65  本集：《德威堂铭》。

66  〔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

67  〔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

68  〔宋〕晁说之：《晁氏客语》。又《曲洧旧闻》亦有类似记载，被委制衣者为小黄门邵成章。

69  〔宋〕王巩：《随手杂录》。

70  高文虎《蓼花洲闲录》：“蔡确之子懋，宣和末为同知枢密院事，因奏事言及确南迁时事云：‘苏轼有章救先臣确，臣家尝传录。’因袖出章进上。……”所称应即此疏，然此为密件，不知何以有录本落入蔡确儿子之手。

71  〔宋〕苏辙：《龙川别志》。

72  〔宋〕张耒：《明道杂志》。

第九章　书斋内外

一　一家融融

苏轼元祐还朝，虽然被人强迫戴上党派的帽子，被官僚集团围剿得遍体鳞伤，身心交瘁，但是同一时期的私人生活，却是百花齐放，灿烂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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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京比较高级的朝官，为了上朝方便，大都住在皇城附近。这皇城的城门，朱漆金钉，非常辉煌；城壁砖石间，甃嵌着龙凤飞云的图案，雕甍画栋，峻桷层榱；城楼上覆盖的琉璃瓦，在太阳下闪烁生光，真是一派皇家气象，帝阙风光。 1

沿着皇城城墙，整整齐齐地种着高槐古柳，浓荫覆地，宁静有如山居。杨奂《汴故宫记》：“登闻鼓院之西，曰右掖门。翰林知制诰者，多居西掖。”黄庭坚有《雨过至城西苏家》诗，颇能写出当地的如画景色：

飘然一雨洒青春，九陌净无车马尘。

渐散紫烟笼帝阙，稍回晴日丽天津。

花飞衣袖红香湿，柳拂鞍鞯绿色匀。

管领风光唯痛饮，都城谁是得闲人？

苏氏兄弟并不住在一起，但是苏轼退朝，常常先到苏辙家盘桓一番，然后回家，相距应不甚远。

二苏自分别出仕以来，已有二十余年不能同在一地居住，现在虽然还不能达到“同归林下，夜雨对床”的乐境，但比两地分居，动辄要三五年才得晤叙一次，却要好得多了。两兄弟公余之暇，日有过从，可以元祐三年十月作《出局》诗为证。那一天，苏轼局中早出，天色阴晦欲雪，而苏辙在户部因公未归，苏轼便在家里煮酒等他，作《出局》诗，亲密地写下“子由除一字同叔”，并称他的乳名叫“卯君”，此因他生于宝元二年己卯之故。诗云：“急景归来早，浓阴晚不开。倾杯不能饮，待得卯君来。”

二苏友爱之笃，固是脍炙人口的历史佳话，而彼此互爱子侄，也是毫无异致。如元祐二年除夕，苏辙被派在办公厅里值夜（省宿致斋），不能回家，他家孩子们过年不见父亲，当然很失望。第二天元旦，苏轼朝贺一毕，帽子上插了御赐的银幡，立刻赶往弟弟家去，陪他的侄子们玩耍。作诗三首，录一：

白发苍颜五十三，家人遥遣试春衫。

朝回两袖天香满，头上银幡笑阿咸。

轼家二十余口，除出长子苏迈尚在江西当德兴县尉外，余自王夫人以次，十七岁的苏迨、十五岁的苏过、侍妾朝云等，一家团叙，其乐融融。《次韵和王巩》诗说：“子还可责同元亮，妻却差贤胜敬通。”夫人不妒忌，儿子个个好学，使他觉得比汉朝的冯衍、晋朝的陶潜幸运得多。

王夫人出身青神农家，她有农家妇女刻苦耐劳的习性，是治家能手；虽然教育程度上有点隔阂，因此不能充分了解她的丈夫，但她谨守传统的妇德，一切依从他，敬爱他，尊重他的一切爱好，包括容纳朝云在内。

朝云冰雪聪明，善解人意，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女孩。

例如，有一日，苏轼退朝还家，食罢，按照他的养生法，在室内扪腹徐行。旁有侍儿，他忽然指着自己的大肚皮问她们道：“你们且说，此中藏有何物？”一婢说：“都是文章。” 一婢说：“都是识见。”主人摇头不以为然。朝云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

苏轼捧腹大笑——果然是个红粉知己。 2

全家抵京半年后，苏辙上《乞兄子迈罢德兴尉状》，大约未久，长子那一房也已来京团聚。苏迈照当时大户人家早婚的风习，十九岁即已娶妇，娶的是同乡世交王宜甫的女儿。翌年，元丰元年，苏轼就已有了孙儿苏箪。此时，他家一个屋檐下，已经三代同堂，儿孙绕膝，充满了笑语和喧阗。

苏轼抵京不久，即往晋谒师门，拜见师母——欧阳太夫人，欧阳修的长子发（伯和）已经过世了，遂与欧阳斐（叔弼）、辩（季默）兄弟时常交往。欧阳家托苏轼撰《文忠公神道碑》；苏轼则入见太夫人，为他十七岁的次子苏迨求婚于欧阳斐的千金，太夫人说这是“师友之义”，一口允诺。从此与师门又成了儿女姻亲。

苏轼在京，公事既忙，再因朋友众多，趣味广泛，所以很少会有在家空闲的时光。不过他对于儿子的学业还是非常用心的，次子苏迨虽然长大了，但是身体还是病弱，所以不太管他，对稚子苏过则常亲自督教。叔党天生性分，最像父亲，非常努力于诗赋的学习，诗赋是当时科举的主科，又是苏门光辉的家学，苏轼手写一则《评诗人写物》给他，开导他作写物诗的诀窍：

诗有写物之工，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他木殆不可以当此。林逋梅花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黄昏，决非桃李诗也。皮日休白莲诗云：“无情有恨何人见，月晓风清欲堕时。”决非红莲诗。此乃写物之工。若石曼卿红梅诗：“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此至陋，盖村学中语。

有一次，苏过念《南史》，父亲睡在床上听。读到一个段落时，苏轼便对儿子说道：“王僧虔家住建康禁中里马粪巷，子孙贤实谦和，当时人称誉马粪王家都是长厚的人。东汉赞论李固，有句话说：‘视胡广、赵戒如粪土。’粪土本是秽物，但用在王僧虔家，便是佳号；用来比胡、赵，则粪土有时而不幸。”

——前者是修辞的技法，后者则是剀切明白的人格教育，两者皆不偏废。

苏轼平常生活很有秩序，讲究养生之道。他在家晨兴夜寝，各有一定的法门：

每日五更初起床，梳头数百遍，盥洗后，就和衣还卧另一干净榻上，假寐数刻，据说“美不可言”；直到天色平明，吏役齐集，他即起身换朝服，冠带上马，入宫早朝。

夜眠，苏轼颇以“自得此中三昧”为豪，他的方法是：初睡即在床上安置四体，使无一处不稳；如有一处未稳，即重新安排，务令稳贴。身体上如有任何轻微倦痛的地方，则略自按摩，然后闭目，静听自己的呼吸，直到呼吸平匀，心也跟着静定，如此一顿饭时，四肢百骸，无不和通，睡意既至，即便呼呼入梦，虽寐不昏。 3

苏轼的个性，乐与朋友群居，而不昵妇人，即使家中妇女，他也很少和她们说话。 4  宋代士大夫社会里，饮宴的风气甚盛，高等门第，家有伎乐，但以只应宾客为主。苏家虽也不能免俗，养了几个能歌善舞的侍儿，不过苏轼接待宾客，却有各别的对待：凡遇“不可与言”而又不得不招待的俗客来到，他就搬出“搽粉的虞候”来，以丝竹和歌声来逃避乏味的言语；若遇佳客临门，则屏绝声色，只备清茗佳酿，相与坐谈累夕，兴会淋漓。 5

苏轼推托不掉应酬，他也乐意欣赏女性的明慧和美丽，他会用最美的辞章来赞美她们，赠诗作曲之外，甚至还为她们作画，但都是过眼云烟，从不轻付感情。

所以，苏轼能以生平不耽女色自豪，五十岁后，有诗曰：“已将镜镊投诸地，喜见苍颜白发新。历数三朝轩冕客，色声谁是独完人。”

固然，这是苏轼“不昵妇人”的性情，但与道家养生之说也有关系，黄州的“雪堂四戒”中，有一条即是“皓齿峨眉，命曰伐性之斧”。他认为四戒中“去欲”最难，以苏武为例，他身陷胡地，啮雪吞毡，死生一线，但仍不免与胡妇生子，“乃知此事不易消除”。他的朋友中，如多情词人秦观、风流成性的杨绘和雅好声色的王巩，都经他再三劝告“戒之在色”。如定国（王巩）谪宾州，致书有曰：“粉白黛绿者，俱是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深愿以道眼看破。”

饮茶，是苏轼生活上的一大乐趣，一大享受。但在北宋当年，茶的种植制作，还在推广时期，好茶不多，如丁谓于真宗朝所制的“龙凤团”茶饼，每年仅产四十饼，只够宫廷御用，皇族以外是不敢奢望的；至庆历朝，蔡襄努力改良品种，另创一种“小团茶”，欧阳修《归田录》记述：

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路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纯精，谓之小团，凡廿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斋，中书、枢密院各赐一饼，四人分之。宫人往往镂金花于其上，盖其贵重如此。

嗣后，植茶事业不断推广，至元丰年间，神宗有旨下建州造“密云龙”，质量更是超越小龙团而上，官廷赍赏，限于王公近臣，所以苏轼珍视异常，自己偶尔品啜一瓯，绝不用以招待一般宾客。他曾作很美的一阕茶词，专门歌颂这“密云龙”，调寄《行香子》：

绮席才终，欢意犹浓，酒阑时高兴无穷。共夸君赐，初拆臣封。看分香饼，黄金镂，密云龙。

斗赢一水，功敌千钟，觉凉生两腋清风。暂留红袖，少却纱笼。放笙歌散，庭馆静，略从容。

能够分享这珍藏的，据说仅限于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所谓“苏门四学士”来时，他才吩咐家人：“取密云龙。”

一天，苏轼在外厅会客，忽命取密云龙，苏宅内眷总以为当是黄、秦、晁、张中的哪一位来了，屏后偷觑，却是晚登苏门的廖明略（正一）。 6

二　苏门六君子

元祐之初，由司马光和吕公著举荐起用的盈廷朝士，大部分是苏轼的同辈朋友，但当面对现实政治，利害不同时，即使多年交好，立刻就变脸色。苏轼对于人情的变化莫测，独自感叹道：“人之难知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险，浮云不足以比其变。”苏轼的友谊生活中，真能与他义气相投的，不过几个知爱的后辈，他如有所汲引，也只这几个惯坐冷衙门的书生而已，此外，两三个书画名家，做在朝时期的诗伴画友而已。说到晚辈朋友，立刻就会想到大家习闻的“苏门四学士”，即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

黄庭坚与苏轼本为笔友，诗文往还已有多年，而从未识面。这次从监德州德安镇任上，被朝廷召为秘书省校书郎，甫于元祐元年入京，一月初八，第一次来谒苏轼，以洮河石砚为贽。

秦观登进士第未久，原在外任定海主簿、蔡州教授，苏轼以贤良方正荐于朝，除太学博士，做校正秘书省书籍的工作。

晁补之，字无咎，为从学苏门最早的一人，举进士试开封及礼部别院，都是第一。神宗亲阅其文，称：“是深于经术者，可革浮薄。”原为北京国子监教授，元祐初，入京为太学正，后迁秘阁校理。

张耒，字文潜，少年时在陈州游学，苏辙时任学官，深爱其才，苏轼是在老弟家中认识他的，称其文：“汪洋冲淡，有一唱三叹之致。”张耒感切知己，因从轼游。以进士官著作佐郎，原在京师。文潜虽自及第以来，一直度其苜蓿生涯，但长得躯干魁伟，大腹便便，貌似寺庙中的弥勒佛，陈后山咏文潜曰：“张侯便然腹如鼓，雷为饥声汗为雨。”刻画得非常传神。

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苏轼主试馆职。宋制，凡除馆职，必须进士及第，历任成资（符合一定的年资），经大臣保荐，学士院考试入等（合格），才能授职。

宋沿唐制，设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合称三馆。凡在三馆者，皆谓馆职；职居校理、检讨、校勘以上者，皆称学士。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处。

这次学士院举行馆职试，黄庭坚以李常或孙觉荐，晁补之以李清臣荐，张耒、晁补之、张舜民等五人，并擢馆职。黄庭坚迁著作佐郎，加集贤院校理，张耒、晁补之并迁秘书省正字。秦观未与荐试，因为他的“历仕成资”还不够格。

因为他们是苏轼主试所拔擢的职官，一日之间，建立了座师与门生关系，而他们后来都做到三馆检校以上的职务，所以并称“苏门四学士”。

张耒有诗称述他们师弟几人当年的风姿，如言：

“长公（轼）波涛万顷陂，少公（辙）巉秀千寻麓，黄郎（山谷）萧萧日下鹤，陈子（师道）峭峭霜中竹，秦（观）文倩丽舒桃李，晁（补之）论峥嵘走珠玉。” 7  虽是一门之言，却颇能道出各人不同的风格，包括做人的风度和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在内。

诗中所说的陈师道，字履常，一字无己，又号后山居士，先由苏轼会同李常、孙觉合荐，以布衣为徐州教授，后用梁焘荐，除太常博士来京，从苏轼游，踪迹甚密，所以有人把他和李方叔（廌）加上，合称“苏门六君子”。不过无己自言他的师承是曾巩，有句曰：“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后来他与黄庭坚共为江西诗派的宗师。

宋代制度，京朝小官，俸禄甚薄，而以从事文教工作的先生们为最穷。苏门这几位学士，自然不能例外。

不要说元祐初期，他们都还官小禄薄，即使后来官阶高了一点，依然还是穷酸。如秦少游于绍圣年间，已官黄本校勘，住东华门之堆垛场，与时官户部尚书的钱穆父（勰）为邻。某年春日，少游实在穷得过不下去了，作诗致隔邻的穆父求助，诗曰：

三年京国鬓如丝，又见新花发故枝。

日典春衣非为酒，家贫食粥已多时。

穆父立刻派人送了两石米去，赒济他的困境。 8

晁无咎也是一样，苏轼诗《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说：“晁子拙生事，举家闻食粥。……”又《戏用晁补之韵》诗曰：

昔我尝陪醉翁醉，今君但吟诗老诗。

清诗咀嚼那得饱，瘦竹潇洒令人饥。

试问凤凰饥食竹，何如驽马肥苜蓿。

知君忍饥空诵诗，口颊澜翻如布谷。

如陈师道，清寒耿介，一丝不苟，最后竟因无衣御寒而死。那是建中靖国初年的事，师道时任秘书省正字，被派陪祀郊丘。时值严冬，非重裘不能御寒，他只有一袭旧皮袍，他的夫人与赵挺之的夫人是嫡亲姊妹，就向赵家借了一件，师道问这是哪里来的，他夫人不敢隐瞒，从实说了，师道说：“你岂不知道，我从来不穿别人衣服的？”拒不肯穿，只着一领单裘到郊野去，竟感寒疾而死。 9  得年才四十九岁。

元祐当时，苏轼位高，禄亦较厚，而且依照惯例，撰内外制都有额外的“润笔”收入，如草宰相“麻”，退即有旨，赐牌子金一百两。所以经济情况比诸在三馆的门人，要好得多。

不过苏轼向不看重金钱，毫无积蓄，而且认为一般人所说的节俭，实是悭吝的别名。这时期，收入虽然丰厚，但他还是四壁萧然，室无长物，甚至不怕小偷光顾。曾自记元祐在京一事：

近日颇多贼，两夜皆来入吾室。吾近护魏王葬，得数千缗，略已散去，此梁上君子当是不知耳。 10

苏门中以李廌为最穷，苏轼常常赒济他。苏轼出知杭州时，朝廷赐物中有马一匹，便将它送与李廌，并且顾虑到李廌得马救穷，一定要卖的，则必须写张公据给他，证明来源，才能脱手。于是他亲笔写了一张措辞委婉，又绝对不伤李廌自尊心的“马券”给他，原文是：

元祐元年，余初入玉堂，蒙恩赐玉鼻骍；今年出守杭州，复沾此赐。东南例乘肩舆，得一马足矣，而李方叔未有马，故以赠之。又恐方叔别获嘉马，不免卖此，故为书公据。元祐四年四月十五日。 11

这马券，后在眉州刻了石，有拓本流传。又有黄庭坚题跋一则，极饶风趣，跋曰：“天厩马加以妙墨作券，此马价应十倍。方叔豆羹常不继，将不能有此马，或又责方叔受翰林公之惠，安用汲汲索钱，此又不识痒痛者从旁论砭疽尔。使有义士能捐二十万，并券与马取之，不惟解方叔之倒悬，亦足以豪矣。遇人中磊磊者，试以予书示之。”

苏轼的仁厚，不在赠马，在于那一番体贴别人的心肠。

不过，“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是精神世界里的满足，物质上的匮乏，不足以压倒他们。

苏门中人，各有独特的成就，相成的关系甚浅。

苏轼是个天才型的人物，挟其天马行空的气魄，逞其健笔，昂首高歌，赵翼论之曰：“坡诗不以锻炼为工，其妙处在乎心地空明，自然流出，一似全不着力，而自然沁人心脾，此其独绝也。”

黄庭坚和陈师道却截然与他相反。庭坚认为文学上的成就，终须由积学而来，与徐师川书说：“诗正欲如此作，其未至者，探经术未深，读老杜、李白、韩退之诗不熟耳。”庭坚对于苏轼的天才和气魄，自知无法超越，故有意无意之间，想要另辟蹊径，出奇制胜，但是锻炼过甚，则不免走入生涩拗僻的魔阵。

陈师道是北宋第一个苦吟诗人，专心致志，逐字推敲，叶梦得《石林诗话》传述道：

世言陈无己每登临得意，即急归卧一榻，以被蒙头，谓之吟榻。家人知之，即犬猫皆逐去，婴儿稚子，亦皆抱持至邻家。

作诗如此呕心沥血，与苏轼全凭才气的路子不同，所以后来他尽弃所学，与黄庭坚同宗老杜，开江西一派的诗运。 12

秦观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故其文字抒情婉约、写景清丽，时人讥其纤弱，秦观亦自认少时用心作赋，习惯已成，虽风调优美，总脱不掉“词人之诗”的面貌。

张耒为诗，自然清新，务为平淡，颇受白乐天的影响，而苏轼对他们两人，则曰：“秦得吾工，张得吾易。”

晁补之以文自雄，诗不如赋。

李廌文词肆放，苏赋称之“有飞沙走石之势”，诗亦才气横溢，似乎有点师门气概了；然而毕生穷愁潦倒，终至豪气尽失，变入幽逸一路。

苏门师友，各有风格，而苏轼也真能尊重他人独立的成就，他自己是不受任何格律束缚的天才诗人，所以也不强人与他同调。正因有此涵量，所以他能网罗天下人才，创出自由的文风。故东坡时代的宋诗，万象纷呈，各具自家面目，别有气象；尽脱唐人窠臼，赋予宋代文学以新生命，创出宋诗的新境界，下启江西诗派二百余年的新诗运。

苏门六君子中，苏轼独于黄庭坚较敬重。一是山谷在诸生中，年纪最长，元祐元年，他已四十二岁，只比苏轼小九岁。两人相见时，黄已颇有声望，所以他们的关系始终是在亦师亦友之间。二是山谷少年早慧，很有一点恃才傲物的脾气，苏黄二人，格调不同，因为太熟的关系，有时也不免互为讥诮。如苏轼论山谷诗文说：

鲁直诗文如蝤蛴、江珧拄，格韵高绝，盘餐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

庭坚虽因后辈，不便指名直说，但言：

盖有文章妙一世而诗句不逮古人者。

意亦暗指轼诗。 13

秦观每以庭坚对苏轼的态度不够敬重，心怀不平。山谷《避暑李氏园》诗：“题诗未有惊人句，会唤谪仙苏二来。”少游便向老师抱怨：“以先生为苏二，大似相薄。” 14  但是苏轼并不在乎。

至苏轼下世，庭坚独尊诗坛，时人以“苏黄”并称，山谷连称“不敢”，他终生以师礼事苏轼，这种风范，尤其可贵。

苏轼在及门诸生中，对秦观的期望最深，因此，求全责备，态度也较严格。元祐初，少游晋京谒苏，一见面，苏轼便说：“不意别后却学柳七作词。”

“某虽无学，亦不至于如此。”少游诚惶诚恐，不知此言何来。柳永是被他们共认为格调卑下的词家，苏轼一向瞧他不起，便说：“销魂当此际，还不像柳七的口吻吗？”

苏轼又问别作何词，少游举了一阕新作，中有“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雕毂鞍骤”这样两句。苏轼说：“用了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摇首不以为然——苏轼指导后辈，精密如此。

苏轼当时，名满天下，不但一般士人望之如北斗，谁不希望一登龙门，而身价十倍。欧阳文忠开创出宋代文学的革新运动，得苏轼接替继续领导当代文运，发扬光大。虽已奠定非常深厚的基础，然而时光飞逝，苏轼现在也已进入中年，行将老矣，他必须要将欧阳交付给他的这根棒子，寻到一个有资格接棒的人。今如欲为交付，不能不把这份深重的责任，期望于这几个门人身上。一次，他公开这份心事于其门人曰（据李廌《师友谈记》）：“国家的文运，必须要有名世之士、相与主盟，则此道统才不至于坠失。方今太平盛世，文士辈出，必定要使这一代的文运有个宗主。从前，欧阳文忠公把这个责任交给了我，我不敢不努力以赴；但将来这文章盟主的责任，都该由诸君负责接手，正如文忠与我之间的传承一样。”

苏轼在知杭州时，作《太息一首送秦少章》，表示他所属意的，是“秦得吾工，张得吾易”的秦张二生，言曰：

张文潜、秦少游，此两人者，士之超逸绝尘者也。非独吾云耳，二三子亦自以为莫及也。

但在以后岁月里，他却并未放弃继续发掘人才的努力，直到身被窜逐蛮荒，他才断了念头，与李廌（方叔）书曰：

顷年于稠人中，骤得张（耒）、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及方叔、履常，意谓天不爱宝，其获益未艾也。比来经涉世故，间关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以此知人决不徒出，不有立于先，必有觉于后也。 15

但至绍述祸作，苏轼及其门下，身且不保，遑论其他。

秦观与他同遭贬谪，死于道途，先老师而亡；苏轼逝世这一年，陈师道也死了；三年后，黄庭坚卒于宜州贬所。苏轼寄望接棒的另一人——张耒，虽然年寿最长，后苏轼十三年谢世，但他就因在荐福寺祭奠师丧，成了罪状，被谪房州别驾，步武老师被政府“安置黄州”；文潜好酒，晚年因酒精中毒，患麻痹以致语言都有障碍，即山谷诗所谓“张子耽酒语蹇吃”，更自潦倒不堪。

出身苏门的人，幸得不死，也必颠沛流离，救死不遑，还有什么机会讲学，还有什么地位领导文运？文化帝国的太平盛世已经过去了，大局扰攘，根本没有文坛存在，又遑论宗主。

——这是苏轼不复自见的一重悲哀。

三　王巩

乌台诗狱案内，因收受有讥讽文字，不申缴而牵连受罚的二十九人中，太原王巩（定国）是第一名，处分居然重过主犯，谪官监宾州酒盐税。宾州（今广西宾阳）为广南滨海烟瘴之地，比黄州、筠州都更远、更荒僻。苏轼获罪之初，不暇自哀，耿耿于怀者，是那些被连累的朋友，尤其对远谪的王巩更加担心。怕他会心怀怨恨，又不敢写信去问询，成为心理上一个极其难堪的重压。

幸而定国于启程前先已来了信，使苏轼有机会倾吐自己的歉疚。复书曰：

某启：罪大责轻，得此甚幸，未尝戚戚。但知识数十人，缘我得罪，而定国为某所累尤深，流落荒服，亲爱隔阔，每念至此，觉心肺间便有汤火芒刺。

今得来教，既不见弃绝，而能以道自遣，无丝发蒂介，然后知定国为可人，而不肖他日，犹得以衰颜白发，厕宾客之末也，幸甚，幸甚。

苏轼认为王巩是两代宰相家的贵族子弟，一向娇生惯养，怕他吃不了远谪南荒的辛苦，谁知定国却很坚忍刻励，和苏辙在筠州一样，晨起到税局去做盐税酒税的杂事，下班后，穷经著书或则诗酒自娱，生活得还很安宁。

在黄州的第三年，王巩自宾州寄诗来，苏轼有《次韵和王巩六首》之作，清清楚楚写出他的歉疚，要为他祈祷的沉重的心理：

况子三年囚，苦雾变饮食。

吉人终不死，仰荷天地德。

…………

此行我累君，乃反得安宅。

苏轼在黄州，最常挂念的，也是远谪广南的王巩。那年重九，登栖霞楼，凄然歌《千秋岁》词，所念即是定国：

霜降水痕收，浅碧鳞鳞露远洲。酒力渐消风力软，飕飕，破帽多情却恋头。

佳节若为酬，但把清樽断送秋。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

此词末句，特为引用从前在徐州逍遥堂中，夜与定国和诗的旧句，缱绻的旧情与无凭的人事，交织成寥落无归的沉哀，自有一种震撼感情的力量，使当日同座诸人，不论认不认识王巩的，都为之想望这位漂泊岭外的朋友。

所幸元丰六年，王巩先自宾州放归，苏轼欣慰非常，作《次韵王巩南迁初归二首》，对于定国“归来貌如故，妙语仍破镝。那能废诗酒，亦未妨禅寂”，平安度过一场因他牵累而起的灾难，庆幸之情，溢于言表。

其实，在这三年中，定国的遭遇很坏。“以余故得罪，贬海上三年，一子死贬所，一子死于家，定国亦病几死。”（《王定国诗集·序》）但是王巩从来不怨苏轼，还时时和他谈论昔日徐州从游之乐的旧事，苏轼一面欣然见他“十年冰蘖战膏粱，万里烟波濯纨绮”的新境界，一面则怅然对他说道：“却思庾岭今何在？更说彭城真梦耳。”新近度岭的痛苦经验都已悄然过去了，那里还有徐州游乐的梦痕。经历忧患的苏轼，深深体认了人生的虚幻。

写上述诗时，苏轼也已离开黄州，在江淮一带求田问舍，预定明春去南都谒见王巩的岳父，乐全老人张方平。后来王巩去了汴京，所以苏轼到扬州、到南都，似乎都未曾与他相见。

定国有一歌姬，姓宇文，名柔奴，眉目娟丽，颇善应对。其家世住京师，从定国南迁，苏轼后有一次问她：

“广南风土应是不好？”

“此心安处，便是吾乡。”柔奴回答。

这似是一句非常平凡的话，但在一个体验过忧患的人听来，却如针刺要穴，凛然感到语中充满着哲理和智慧，特地为她填了一阕《定风波》词：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元丰八年（1085），宣仁太皇太后听政，下诏求直言，一时上封事者五千件，司马光看详，以孔宗翰居第一，定国第二，因此得早两年“磨勘”，司马光荐为宗正寺丞。元祐元年八月，本来已有颍州通判的新命，尚未赴任，苏轼荐举他充“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的制科试，不料为台谏们斥为奸邪，斥为谄事苏轼。这句话非常刺激苏轼，不得不大声驳斥道：“臣与王巩，自幼相知，从我为学，何名谄事？台谏要攻击的是我，王巩受我连累而已，这样无理诬陷，能不令人悚惧？”一阵扰攘之后，王巩终被出为西京通判，他又是苏门中第一个代罪的羔羊。

因此，苏轼和王巩元祐初同在京师的时间，还不到一年。王巩在西京通判任上不过七八个月，二年秋间又转任扬州通判。其时，京师的党争已很激烈，苏轼自己正在进退两难的煎熬中，所以并不希望他回到这红尘滚滚的京朝里来，因作《次韵王定国倅扬州》诗，劝他不要再落红尘，在扬州好好写书：

此身江海寄天游，一落红尘不易收。

未许相如还蜀道，空教何逊在扬州。

又惊白酒催黄菊，尚喜朱颜映黑头。

火急著书千古事，虞卿应未厌穷愁。

然而，定国在扬州不到一年，又被人打下来了，三年秋后，回到汴京。

朝中大老韩绛的母亲，是王巩的姑母，他们两人是姑表兄弟。这几年间，定国命运乖舛，三年瘴疠，万里生还，适逢元祐政局初变，他鼓勇上书，极欲有点作为，自见于世。韩绛身为门下侍郎不是没有汲引定国的能力，但他非常自私，不仅借口亲嫌，不予推荐，眼看他被台谏们斥为奸邪，排挤出京，甚至连个通判的位置都坐不安稳，转徙靡常，无异江湖流落，韩绛也毫不顾问，苏轼很是为他不平。《次韵王定国谢韩子华过饮》诗，通篇都是为定国痛惜，讽刺韩绛的话，流露他对宦途中人的冷酷无情，投出无限的鄙薄。

定国从扬州回来后，十二月初七，是哲宗皇帝的诞辰，提早退衙，天降微雪，苏轼兄弟退朝后，“出门自笑无所诣，呼酒持劝惟君家”，就乘马踏雪往访清虚堂，去看定国的近作。苏轼认为巩作五言，好得出奇。苏辙则追忆十年前，与孙洙（巨源）同访定国，饮酒笑谈通宵，就醉卧他家的旧事，现在巨源且已作古，往事皆非，为之无限感慨。小苏诗说：“兰亭俯仰迹已陈，黄公酒垆愁煞人。”但是大苏对人生已有其突破的观感，却用平静乐观的口吻说道：“九衢灯火杂梦寐，十年聚散空咨嗟。明朝握手殿门外，共看银阙暾朝霞。”

明年（元祐四年，1089）三月，王巩升了官，出知海州。苏轼非常高兴，要以世故的经验来劝定国：“好词工书，都是病癖；做官应该稍微曲徇一点流俗才好。”作《呈定国》诗：

旧病应逢医口药，新妆渐画入时眉。

信知诗是穷人物，近觉王郎不作诗。

四　画友

贵族画家王晋卿（诜），与苏轼原是老友，在御史台狱案内，与王巩一样，同是遭受惩处最重的人，因为他与苏的关系，还不止“收受有讥讽文字不申缴入司”一端，且有私人间的财物往来、僧牒请求和其他馈贻之类，一时都成了罪状。结果，王诜自绛州团练使，坐追两秩，宣告停废。

这还幸亏王诜的夫人是英宗的女儿贤惠公主，今上神宗皇帝的胞妹，才得免于远谪。不料公主还是经不起这样的打击，积郁成疾，神宗在她病中，赶忙又将王诜起复原官，可惜为时已晚，不久，贤惠公主终于撒手尘寰了。她的生母——宣仁太皇太后崩驾前，还曾泣语宰辅道：“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见。”引为终身憾事。

公主既薨，王诜失了靠山，遂被外放均州。元丰七年春，徙颍州。至哲宗即位，才许自登州刺史还居京师，复文州团练使、驸马都尉。苏轼被召入京，与诜于宫殿门外，两人同经这场劫难，不相闻问者，已经七年，执手唏嘘，直是说不出一句话来。

晋卿原是武官，工于绘画，也好吟诗，值此际会，觉得不写诗不足以宣泄满腔的感情，自写一章五古，求轼和作，苏轼《和王晋卿》诗叙言：“……作诗相属，词虽不甚工，然托物悲慨，阨穷而不怨，泰而不骄，怜其贵公子有志如此，故和其韵，欲使诜姓名附见余诗集中，然亦不以示诜也。”王诜诗不甚工，有事为证。他一日忽得耳疾，痛楚不堪，向苏轼求药方治耳，苏轼答复他道：

君是将种（诜是宋朝开国功臣王全斌的后裔），断头穴胸，当无所惜。两耳堪作底用，割舍不得。限三日病去；不去，割取我耳。

晋卿得书顿然开悟，果然三天后耳痛已愈，作诗谢苏曰：“老婆心急频相劝，令严只得三日限。我耳已聪君不割，且喜两家皆平善。”词果鄙俚，但是他画《挑耳图》，却是出色当行之作，后被王巩收藏。 16

王诜本是山水名家，受当时艺术风气的影响，继李成（营丘）、郭熙而后，画云林清旷、荒寒苍茫的《寒林图》而负盛名，早年画《烟江叠嶂图》，使苏轼读后顿怀武昌樊口的景色；王定国藏他所画着色山，苏轼题曰：

君归岭北初逢雪，我亦江南五见春。

寄语风流王武子，三人俱是识山人。

定国谪宾州，苏轼谪黄州，而晋卿稍后亦谪均州，所以说“三人俱是识山人”，题作同难的纪念。

晋卿对于苏轼的书法，爱好成癖，他们虽是知交，但也不能予取予求，需要有点技巧。当时大家知道，要向苏轼求书，最好赠送笔墨纸砚中的佳品，几乎无不立时应命。晋卿懂得这个诀窍，他曾一次赠送苏轼佳墨二十六丸，凡十余品。苏轼用来混合研磨，作数十字，试验色泽的深浅。他说：假使合研的成绩很好，他将捣合使成一墨，仿“雪堂义樽”之例，可以称为“雪堂义墨”。 17  据说这批古墨的成分非常名贵，内含金屑和丹砂，所以色泽光亮照人。不用说，晋卿必然借此获得不少苏书。

苏轼在黄州，醉后作《黄泥坂词》，原稿久已藏失。一天晚上，与王直方、张耒、晁补之等夜谈，说起此稿，他们三人便翻几倒案，搬箧索笥，居然寻了出来，不过稿字甚草，半已不能辨认。苏轼寻绎当时的意思，补成全文。张耒从旁手录一份清稿，呈与老师，乘便乞去原稿真迹。第二天，王诜得闻此事，写了信来抗议。书言：

吾日夕购子书不厌，近又以三缣博两纸。子有近书，当稍以遗我，毋多费我绢也。

于是苏轼用澄心堂纸、李承晏墨，写了《黄泥坂词》一通赠与晋卿。

元祐在京，苏轼交往的画友，都是一流高手，旧友王诜外，还有曾来黄州作客雪堂的米芾（元章），京师初交的李公麟（伯时），余如山谷的字，无咎的画，也都是一代作手。

米芾，字元章，本是吴人，世居太原，后迁襄阳，所以又自称“襄阳漫士”。他的母亲曾侍宣仁太后于藩邸，因此得补涵光尉，做过长沙县掾，现在京师当太学博士。生得眉目轩昂，人物英迈，独步翰墨场中，自视甚高，不肯随人俯仰。又因有这天生的傲骨，虽有那么好的宫廷欢迎，仕途上却极不得已，然而他并不在乎，自称：“功名皆一戏，未觉负平生。”绝不改变他的“洁癖”。 18

元章的书法，最为沉着飞扬，自出新意，不宗一派，与苏轼相同，故被誉为超逸绝尘、不践陈迹的大家。自言：“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 19

米字于端庄中寓阿娜流丽之美，除二王外，于古人书法，概无好评，骂柳公权是丑怪恶札之祖，骂张旭草书只配挂到酒肆去。他是个放荡不羁的艺术家，字如其人，他的行草，放逸天真，无拘无束，笔墨秀劲圆润，有云烟舒卷的自然姿态。苏轼对他评价甚高：“海岳平生篆真行草书，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 元章本不作画，至李公麟右手得病后，他才画山水。伯时的画艺始得之于吴道子，元章则取顾恺之的高古，“不使一笔入吴生”。他说，山水画古今师法相承，还没有人能够跳出此一尘俗的风格。所以他画山水树木，信笔挥洒，不求工细，烟云掩映，意似便好，与他儿子友仁都擅“泼墨”，意亦在于突破古画的技法，意趣天成，独成一格，人称“米家山水”。

元章学书甚勤，苏轼说他“日费千纸”，而其收藏之丰，尤其叫人眼红，据说“收晋、六朝、唐、五代画至多，所藏晋唐古帖多至千幅”。所以名其室为“宝晋斋”。

苏轼常偕同好的朋友到宝晋斋去借看他的收藏，但却发生一种怀疑，以为像米芾这样一个大家，决不至于没有鉴识，何以他的收藏中却又真伪参半，不尽可靠呢？元祐四年（1089）六月十二日，苏轼偕门生章致平同访宝晋斋。致平看元章取画，必亲自开锁，取出画件后，站离观者丈余之外，两手捉纸供观，不令接近；如走近去看，他便收了起来。显然示人者皆是赝品，这个秘密被章致平揭穿了，元章大笑，然后才把二王、长史、怀素辈十几件精品拿了出来。 20

米芾酷嗜书画，常常向人借阅，一取回家，他即用心临摹，然后把真假两本，一起送给原主，听其自择，而原主则又常常真赝莫辨。如此巧偷豪夺，聚藏书画日富。苏轼对他这种行径，不免有点轻视，所以《次韵米芾二王书跋尾》诗一则曰：“秋虵春蚓久相杂，野鹜家鸡定谁美。……巧偷豪夺古来有，一笑谁似痴虎头。”又曰：“锦囊玉轴来无趾，粲然夺真疑圣智。”对于米芾的作伪工夫，也不禁叹赏起来。

元章伪作出了名，真还有书画迷求他伪作，王诜即是其一，《书史》载其事：

王诜每余到都下，邀过其第，即大出书帖，索余临学。因柜中翻索书画，见余所临王子敬《鹅群帖》，染古色，麻纸满目皴纹，锦囊玉轴，装剪他书上跋，连于其后。又以《临虞帖》装染，使公卿跋。余适见大笑，王就手夺去，谅其他尚多，未出示。

然而仿造古书画，必须具有非常高超的技能、乱真的本领，在艺术上虽然没有正面的价值，但如果对传统的书法书技没有过人的造诣，对前人的笔墨没有精深的摹写功夫，谁又能够达到莫辨真赝的境界呢？

元章恃才傲物，行动不羁，故意装疯作傻，一种是强烈的表现欲望，一种是对凡庸世界无言的抗议。他常穿着奇装异服，自谓是唐人规制，好戴高檐帽，因为帽子太高，轿顶矮，坐不进去，他也不愿脱帽，叫把轿顶拆了，他就坐在没顶的轿子里，招摇过市。一天，出保康门，路遇晁以道，以道看了大笑。

米芾下轿，拱手问道：“晁西，你道是甚底？”

“我道你似鬼章。” 21

然而，放开这些不讲，就凭元章的才气和绝顶聪明，都为苏轼所敬爱，成为他非常亲密的画友。

另一鼎鼎大名的龙眠居士李公麟，是苏轼元祐时期的初交。李之仪最初介绍公麟所画地藏像给苏轼看，复书说：

某本无此学，安能知其所得于古者为谁何，但知其为轶妙而造神，能于道子之外，探顾（恺之）陆（探微）古意耳。公与伯时想皆期我于度数之表，故特相示耶？……

公麟，字伯时，舒城人，南唐先主李昪的裔孙，举进士，元祐初在京为承议郎。

公麟的父亲酷好书画，收藏甚丰，所以他自幼见多识广，渐能解悟古人使笔用墨的法门，作画气韵高远，意造天成；又能做诗，更识奇字；尤好三代鼎彝古器，博学精鉴。他以传统的佛画、人物画打好根基，特别擅长画马。这也是唐人遗留下来的风气，绘画雕塑等艺术杰作，大都与马有关，所以公麟作画，也以人物与马画为多。

元祐二年（1087），苏轼知贡举，公麟以承议郎为小试官，也曾在试院画马，苏黄以次，并有题咏。元祐初，西域贡马，首高八尺，振鬣长鸣，万马皆喑，为一罕见的神骏；明年西羌温溪心赠文潞公马，亦为名驹；蒋之奇为西河帅，乞受西番贡马称“汗血”者。苏轼心爱这三匹名马，特请公麟各为写真，还请青宜结鬼章详加审定。他不能自有这样贵重的异国名驹，就只好一直珍藏这幅马画。至被谪惠州，还随身带着，作《三马图赞》，可见他的宝爱。

后来公麟遇名僧法秀劝他道：“你日夜画马，殚精竭虑在马身上，一日眼花落地，必入马胎无疑。”伯时大为惊慌，从此不再画马，改画大士像，兼写人物和画“真”。 22

中国的人物画，一向由六朝的顾恺之、唐朝的吴道子轮为主宰，后人不论如何变法，画风不脱这两家的范围，非吴即顾。北宋前期，吴道子被大家奉为画圣，所以，那一时期的壁画，大抵都是笔力雄放的吴派。老苏生前，也酷好吴道子画的佛像，苏轼初仕凤翔，曾化钱十万，买过四版幸逃兵燹的道子画菩萨和天王像，归献老父，成为苏洵一生收藏中的弁冕。

苏轼少时，对于吴道子那种“吴带当风”的笔势气魄，深为倾倒。后来见到王维的真迹后，开始获得诗画一体的启示，单纯的画技已经不能使他满足。至与米芾、李公麟相交，在人物画的鉴赏方面，他更欣赏顾虎头以有限的画面，朴素的笔墨，写出形神相融的人物来，认为气韵高于道子远矣。

苏轼盛倡诗画一体，首称王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转而赞誉公麟为：“李侯有句不肯吐，淡墨写出无声诗。”龙眠的画更印证了苏轼诗画一体的理论。

在这几个人互为影响之下，顾恺之的画风，重被复兴起来，最有力者，就是李公麟。公麟所作《孝经图》，就带有非常浓厚的六朝风味，受恺之《女史箴》和《烈女图》影响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现在美国华盛顿弗里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所藏顾恺之《洛神图》二幅之一，即是李公麟用白描笔法摹绘的。（《石渠宝笈续编》著录）

此时，苏轼受龙眠的影响，已很服膺顾恺之，《赠李道士》诗有曰：

世人只数曹将军（霸），谁知虎头（顾恺之）非痴人。

腰间大羽何足道，颊上三毛自有神。

平生狎侮诸公子，戏著幼舆岩石里。

…………

这诗里，包括顾恺之写真的两个故事：一为裴楷画像，画成，再三默自观察，后在颊上添画三根毫毛，便觉神明活现；二是为谢鲲（幼舆）作“真”，将他画入岩石丛中，说：“此君宜置丘壑。”

人的品格不同，神情即异，画家不能把握其人品格精神的特征，便不得“神”。

人的体貌上，精神所聚之处，顾恺之认为：“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所以他画就一帧人像，搁置数年，不点目睛，因为尚未观察到、把握到如何表现这神聚之处的缘故。

眼睛固然最能表现个人的性格与精神，而苏轼则以为颧颊亦很重要，他作《传神记》说：“传神之难在目颧。”这话并非空口议论，他还做过实验。《传神记》说：

传神在于颧颊，吾尝于灯下顾见颊影，使人就壁摹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吾也。

他认为画家要把握对象的“神”，必须潜观默察，留心他于自然流露时，迅速捕获到画面上去（前揭书）：

传神与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当于众中阴察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注视一物。彼方敛容自持，岂复见其天乎？……

伯时画真，当然不同凡响。

陆放翁听他父亲说，李伯时画王荆公像于金陵定林庵的昭文斋壁上，著帽束带，神采如生。斋屋平日严加锁闭，贵宾来谒，寺僧才肯开门。客忽见像，无不为之惊耸，盖因感觉此像竟有一股生气逼人，写照之妙如此 23  ——放翁后去金陵，庵已遭火，像不复存。

现在尚存人间的伯时所作轼“真”，乌帽道服，坐在磐石上，左手执一藤杖，横置膝前；两颧高耸，大耳长目，右颊黑痣数点，清晰可数。黄山谷说：“极似子瞻醉时意态。”

他们这一伙朋友最大的娱乐，不是诗酒之会，即作书画雅集。元祐二年（1087）五月，在王诜家的西园里，即曾举行一次盛会。西园幅员广袤，小桥流水，林石清森，实是一个非常优美的园林。我们上距当时，几已千年，还能看到这次雅集中，风景之美，人物之盛，姬侍之艳，真还不得不感谢龙眠居士所画的《西园雅集图》和米元章所写的图记。

参加这次雅集的，图上共有十六个人。一石案的左前端坐着，头戴黑色高筒帽，身穿黄色道袍的，便是苏轼，他正端坐捉笔写字，有一童子对案俯身为他持纸；沧州李之仪（端叔）捉椅立视，只见一个侧面；幅巾青衣、据案凝伫着为丹阳蔡肇（天启）；蔡与苏间，站着两个盛妆的侍姬，服饰神态还是唐代美人丰容盛鬋的风仪；案之右上角，戴仙桃巾，着紫裘，斜坐静观者为主人王诜（晋卿）：这一组人都在凝神注视苏轼如何挥毫落纸。案后假山一角，小桥流水，景色明媚。

另一石桌，上方坐着龙眠居士李公麟（伯时），幅巾野褐，案上平铺素纸，他正据横卷，持毫画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旁立黄庭坚（鲁直），团巾茧衣，持扇当胸，凝眸熟观。案之两端，分坐苏辙（子由）和张耒（文潜）：子由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执卷而观；文潜捉石观伯时画。一童子磨墨，一童子侍立苏辙身后。晁补之（无咎）披巾青服，抚肩而立。郑靖老（嘉会）道巾素衣，按膝而俯视伯时作画。

远处林翳间，秦观（少游）幅巾青衣，趺坐在一棵古桧的盘根上，袖手静聆戴琴尾冠、穿紫道服的琴师陈碧虚凝神摘阮 24  。

爱石有癖的米芾，唐巾深衣，站在一方高大石壁前，昂首持毫，意欲题壁，前有蓬头童子捧砚而侍。在他身旁的则为秘书少监宋城王钦臣（仲至），袖手仰观。后有锦石桥，竹径缭绕；于清溪深处，翠阴密茂中，一僧——圆通大师坐蒲团上说《无生论》，刘泾（巨济）幅巾褐衣，坐怪石上，侧耳静听。

米芾所作图记，结末说：“后之览者，不独图书之可观，亦足彷佛其人耳。”确为至言。北宋士大夫家朋友雅集，例设歌筵，驸马邸第的酿酒美人，益发鼓舞宾客的画意和诗兴。晋卿有一后房宠姬，名啭春莺，见过的人都说，确是罕见的国色，苏轼曾被她的美艳所颠倒，即席为制《满庭芳》一阕，老实招供道：她是你家家伎，朝夕相见，不会觉得怎样；但是有个狂客，则已被她艳光所照，意乱情迷，如何是好？原词是：

香叆雕盘，寒生冰箸，画堂别是风光。主人情重，开宴出红妆。腻玉圆搓素颈，藕丝嫩、新织仙裳。双歌罢，虚檐转月，余韵尚悠扬。

人间何处有？司空见惯，应谓寻常。坐中有狂客，恼乱愁肠。报道金钗坠也，十指露、春笋纤长。亲曾见，全胜宋玉，想像赋高唐。

但这啭春莺，王家亦不能久据。绍圣初，政局大变，晋卿再度贬谪，她便流落为客县马氏所得。待晋卿重返京师，虽知她的下落，但是已经飞去的堂前紫燕，再也不能重返旧巢，空缱绻而已。 25

苏轼与米芾、公麟的交谊，结局则有不同。他自海外北归，与元章书云：

岭海八年，亲友旷绝，亦未尝关念。独念吾元章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时见之，以洗我积岁瘴毒耶？今真见之矣，余无足云者。

苏轼谢世前，还和他频频函札往来，诉述病苦。

至于李公麟，元祐时期，与苏家极为密熟，甚至为苏家遍画家庙的神像。但至苏轼得罪南迁，公麟即不相闻问，途遇苏氏两院子弟，他也以扇障面，装作不曾看见。一个艺术家而如此势利，晁以道非常气愤，将平日所藏李公麟画，全部送了别人，他不愿再看了。 26

五　文字生涯

苏子由说：“东坡黄州以后文章，辙虽驰骤从之，而常出其后。”苏轼自言写文章是他生平一大乐事：

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矣。 27

自述创作过程中“文思潮涌，触处生春”的乐趣，尤其动人：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可知也。

他这枝天生健笔，虽然能够给他带来痛快淋漓的快感，但也给他惹上无穷的灾祸，然而这是思想家的武器，艺术家的工具。“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原是生命相与的事业，无可言说。而且，文字的创作，即是个人性情的表露，丝毫勉强不得，即如二苏自幼为学，本出同一源头——“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与辙皆师先君” 28  。但因兄弟赋性不同，表现在文字上的风格和品评文字的态度，也就完全相异。苏辙是个朴实厚重的人，所以他所仰赞的欧阳文章，着眼于“公之于文，天材有余，丰约中度，雍容俯仰，不大声色，而义理自胜”。苏轼不然，他看评文章，首重气势，所欢喜的是笔锋精锐、议论英爽之作，看到一篇好文章，即拍案称快，如欧阳文忠初见他的文字一样，连呼快哉、快哉！又如他欣赏李廌的文字，即在于它有飞沙走石之势，所以，夏均父诗说：“栾城去声色，老坡但称快。呜呼二法门，近古绝伦辈。” 29

苏轼作文虽求快意，笔墨淋漓，看似平易，但也有工细的一面，非如后世那些斗方名士，兴到为之，随手挥洒，自称才子。他也一样有句斟字酌的过程，细针密缕的工夫，和欧阳文忠一样。

欧阳修作完一文，便将稿子贴在墙壁上，坐卧之间，随时复看，随时修改，必至自认完美无疵，方肯脱手示人。苏轼虽然才思敏捷，落笔之前，先有腹稿，旁人只见他文不加点的才气，但他自己腹内经营，并非完全不需推敲，只是灵感来得快，他又敏于捕捉，不着痕迹而已。

前人于苏轼诸孙处，得见数幅诗稿真迹。有一幅和欧阳叔弼（棐）诗，“渊明为小邑”句，初去“为”字改作“求”字，又连涂“小邑”二字，改作“县令”，凡三改才成现在这个句子。至“胡椒铢两多，安用八百斛”，初作“胡椒亦安用，乃贮八百斛”。若如初句，确有语病，仍须涂抹再三，改而又改。 30

蜀中石刻东坡文稿，改窜之迹累累，费衮《梁溪漫志》里，具注两篇，颇堪玩味。

不过他读书多，记忆力强，一笔在手，左驱右转，无不如意，确也是罕见的才能。

苏门中人，常有旁观苏轼当众写作的机会。一日，苏轼与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等人会于私第，忽然有旨，令撰《沿路赐奉安神宗御容礼仪使吕大防银合茶药诏》，他便磨墨伸纸，落笔写下开端“于赫神考，如日在天”八个字，适遇外间有事，苏轼搁笔暂出，诸人拟续下句，都猜不出他的意思。

过了一会儿，苏轼回来，马上援笔续写道：“虽光明无所不临，而躔次必有所舍。……”

诸生大为叹服。 31

这段时间里，苏轼有《鹤叹》（一作《病鹤》）这一首名作，虽欲以鹤自况，但结果则又不免感叹“愧不如鹤”，而以“难进易退我不如”来自嘲，写尽身不由己的悲哀。

园中有鹤驯可呼，我欲呼之立坐隅。

鹤有难色侧睨予，岂欲臆对如鵩乎？

我生如寄良畸孤，三尺长胫阁瘦躯。

俯啄少许便有余，何至以身为子娱。

驱之上堂立斯须，投以饼饵视若无。

戛然长鸣乃下趋，难进易退我不如。 32

另一他身后的传说，尤为有趣。

洪景庐（迈）在翰林院日，公闲，到庭院中去散步，见一老叟在花丛前晒太阳，随便问他是哪个地方的人。老叟说：“京师人，几代都在翰林院里当院吏。现在八十多岁了，年轻时还见过元祐朝的各位学士；目前子孙仍在本院作吏，所以养老于此。”接着又说，“听说今日文书甚多，学士才思敏绝。真不多见”。

景庐面有得色，便说：“苏学士想亦不过如此速耳！”

那老人点点头，然后叹道：“苏学士敏捷亦不过如此，但他不曾检阅书册。”

景庐大为惭赧。 33

这景庐即是著《容斋随笔》《夷坚志》的洪迈，是一位学问渊博、究极群书的学者，官至敷文阁待制、端明殿学士，终亦不如苏轼记忆力的特强。《容斋随笔》里指责苏轼诗中用事错误的地方很多，也许是老吏一言的刺激使然，其实，些许小节，亦不足为大诗人病。如太后以金莲烛送他归院那一晚，苏轼连撰吕公著平章事，吕大防、范纯仁左右仆射三制，必须于顷刻之间写成，才能于当夜呈核，翌晨宣麻。而读者以为：“三制成于顷刻之间，撷史粹经，悉出吐属，可见其奋疾如风。”到底不完全是苦学所能达到的天才境界。

苏轼元祐在京师，先后不过三四年间，除奏议外，所作《内制》集有十卷，附《乐语》一卷，《外制》集有三卷，文繁体备，内容有朝廷典制、宫禁仪文、宰执恩例、馆阁掌故、寺观致祷、原庙告虔、外藩部落与边臣使客间的朝聘燕飨、抚绥存问，另有修省哀慕、节序令辰的应景文字，包罗万象，竟有八百余篇之多，可见他工作之重，下笔之快。

而且在此期间，他还有若干皇皇巨制的大文章，如二制官公祭司马光文，范镇取以志墓者；《司马温公行状》；敕撰《富郑公（弼）神道碑》《赵清献公（瞻）神道碑》《范蜀公（镇）墓志铭》：凡此皆是一代伟人，言行要作天下的模范，事功要作国史之根据的，岂是等闲文字。又如《张方平文集叙》《欧阳文忠公文集叙》，为范纯仁作其父《文正公（仲淹）文集叙》，也都关乎一代政事、文运流变发展的历史，只有苏轼才有资格撰写文章；而且在私人关系上，张方平、欧阳修、富弼、司马光对他的提掖，范镇对他的关爱，知遇之感，奖掖之恩，使他不能不竭尽心力，记述他们的事功行谊，以不朽的文章才配记述不朽的人物。

只有作诗，他自己也说：“兼画得寒林墨竹，已入神矣；行草尤工，只是诗笔殊退也，不知何故？”（《与王定国书》）这虽是黄州后期的话，但很明显，他的兴趣集中到书画上去后，诗情便偏枯了；同一理由，苏轼元祐在京，政务忙碌，稍有公退余闲，则朋友往来多，宴饮聚会多，谈玄说艺，把所剩的精力时间都用尽了，这段时间里，诗词方面，几近曳白。

赵翼《瓯北诗话》说得不错：“东坡自黄州起用后，扬历中外，公私事冗，其诗多即席即事随手应付之作；且才捷而性不耐烦，故遣词或有率略，押韵亦有生硬。心闲则易触发，而妙绪纷来；时暇则易琢磨，而微疵尽去，此其诗之易工也。”

所以苏轼元祐前期的诗作，不但数量很少，而且竟无一篇可与黄州名作相提并论的。

至于苏轼作词，历来最受批评，大抵指他以诗为词，不协音律，不可歌唱而已。南渡女词人李清照作《词论》，目空前古，持论甚严，她说：

……至晏元献（殊）、欧阳永叔（修）、苏子瞻（轼），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

不但易安居士如此说，如苏门陈师道亦言：

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晚唐五代之际，词之初起，它的生命是音乐，原不过供人歌唱的艳曲，写景则不出闺阁园亭，写情则不外伤春怨别，所以填词必须协律，意境限于温柔婉约一路。

以后经过多少词家的努力，词的意境才扩大到可以抒写自我的情意，成为有鲜明个性的文学创作中之一体；但各家表现的风格，总还拘束在浓丽的色泽和纤细柔婉的意致中，跳不出这个狭隘的范围。而胡寅（致堂）《酒边词叙》说：

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耆卿为舆台矣。

这自是最高的称誉，王灼《碧鸡漫志》亦说：“东坡先生非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这便是说，苏词虽然不谐旧格律，却能创出新道路。自唐、五代以来，苏轼首先跳出向来低吟浅唱的调门，以轶尘绝俗的豪气，高唱他胸中激荡的感情。高亢处出神入天，率性而行，音韵格律再也不能约束，甚至连词调句法的限制，他也不管，如《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照词调应为五、四、四断句，但他写的却是“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依凡理，这是一阕破坏格律的坏词，但是王国维说这阕和韵词的才情境界，反而凌驾章楶原唱之上，“才之不可强也如此”。

东坡词只有三卷，共三百余首，是全部著作中分量最少的一种，然而他是扩大词的境界，变婉约为豪放的第一人。王鹏运《半塘遗稿》说：“其性情、其学问、其襟抱，举非恒流所能梦见。词家‘苏辛’并称，其实，辛犹人境也；苏，其殆仙乎！”

苏轼自憾平生三不如人，即是着棋、吃酒与唱曲。他因自己不解唱，怀疑所作的词付诸檀板，到底唱不唱得好。一日，在翰林院，问一善歌的幕僚道：

“我词何如耆卿（柳永）？”

“郎中哪比得学士！公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

苏轼为之抚掌大笑。 34

所以晁无咎说，“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缚不住者”，比陈师道的见识高明得多。而且苏轼并非真不能歌，晁以道说：

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 35

当此时也，大局鱼烂，苏轼被远谪岭外，心情十分沉重，非引吭高歌无法尽吐胸中的块垒，只是一个特例而已。

再说，《东坡乐府》中，也有清丽舒徐之作，如《蝶恋花·春景》：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苏轼偶作小记，偶书小简，以些许文字写出无限清思，美不可言。杨升庵（慎）颂曰：“东坡尺牍狎书，姿态横生。萧散容与，霏霏如零春之雨；森疏掩敛，熠熠如从月之星；行徐婉转，纤纤如抽茧之丝。恐学者所未到也。”

兹举数例：

一、小记

《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二、小简

《书赠何圣可（黄州）》 36  ：

岁行尽矣，风雨凄然，纸窗竹屋，灯火青荧。时于此间，得少佳趣。无由持献，独享为愧，想当一笑也。

《冬至节日与孔平仲》：

日至阳长，仁者履之，百顺萃止。病废掩关，负暄独坐，醺然自得，恨不同此佳味也。呵呵！诲谕过重，乏人修写，乃以手简为谢，悚息。

《儋耳致秀才姜唐佐》：

今者霁色尤可喜，食已，当取天庆观乳泉泼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与共之；然早来市无肉，当相与啖菜饭尔。不嫌，可只今相过。

以上偶录小简三则：一写寒夜灯温的佳趣，二写醺然曝日的自得，三写吃菜饭后饮茶一盅的怡逸。风神飘逸，如见诗人萧然自得的音容笑貌；但是由此可见，苏轼这人总不是个十丈红尘中的冠盖人物。

六　书法

子由述苏轼书学渊源说：“幼而好书，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晋人，至唐褚（遂良）、薛（稷）、颜（真卿）、柳（公权），仿佛近之。”可见苏轼从小就喜欢书法。少时开手学写，所经过的一段临摹功夫，苏过作《书先公字后》：

公少年喜二王书，晚乃喜颜平原，故时有二家风气，俗子初不知，妄谓学徐浩，陋矣。

其实徐浩书法，也是出于二王，苏轼学过兰亭，就会有几分徐浩的面目；苏轼自言写字稍得意处，则似杨风子，风子上承唐颜，其传承如徐浩之与兰亭一样。所以论苏书渊源，以黄庭坚的说法，最中肯綮：

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浩）。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凝式）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 37

书法自来分两派，一派是王羲之，一派是颜真卿。王字劲逸，颜字雄浑。苏轼兼通其意，如其自言：“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形成苏书独有的特点。

前人论中国书法，有“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之说，意言晋人重自然，襟怀雅达，所以顾盼风流；唐人拘泥古法，刻画临摹，虽然典型宛在，而生气遂失；宋人书风，大都以意为之，莫顾陈式，率由胸襟，所以能够充分见出自我，表现出极为自由的特色。

颜书陶铸万象，隐括众长，苏轼倾倒万分，他说：“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行者，殆难复措乎。”（《书唐氏六家书后》）学颜者出沈传师、柳诚悬的瘦硬通神，苏轼中年以前的作品，时有此意；五代杨凝式（景度）虽亦师法鲁公，但他自有精神气魄，表现一流天真的风神，而且笔笔敛锋入纸，兼有兰亭的笔法。

杨氏的书法，是由唐入宋的一大枢纽，而苏轼字学的基础，完全与他相同，所以庭坚每赞轼书，就常常提及杨氏，苏轼自己也说过：“仆书作意为之，颇似蔡君谟（襄），稍得意则似杨风子，更放则似言法华。”师承和气质交互影响，相辅而成一家之法，像什么人，其实并不重要。

“宋人尚意”，亦须至北宋中叶以后，始成风气，前于此的蔡襄，还是“笔有师法”，不能完全自由创意。欧阳修与蔡襄论书：“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今文儒之盛，其书屈指可数者无三四人，非皆不能，盖忽不为尔。”其实并非“忽不为尔”，还是因为当时的人墨守《淳化阁帖》迹和古贤遗法，无法跳出唐人的传统窠臼之故。

苏轼经过初步的学书阶段后，他首先扬弃的，就是束手缚脚的石刻碑帖。他不取石刻，不临碑帖，认为书经镂刻，神气总不完全，他不要那些遗神袭貌的东西，独重古人真迹，每有所得，将它悬诸壁间，行起坐卧，随时注目，心摹手追，但求得其大意，领悟笔墨间的精神，再不措意于点画的形似。他是从学书旧法中获得解放的第一人，所以有一首《与子由论书》诗曰：

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

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

又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所以他绝不规规矩矩临摹点画，也不以一家一体为满足，而所见墨迹日益丰富，解悟也就随时增进，从此肆其雄健的笔力，千变万化，写出他自己胸中的学问文章之气。

他一面说：“诗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烂漫是吾师。”但语舒尧文有言：“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任何学问都要有根柢，要能“通”，书法也不例外。

他对专工临摹者，非常轻视。章惇元祐间被逐居颍，闲来无事，日临兰亭一本。苏轼听人传说，笑道：“工摹临者非自得，从门入者非宝，章七终不高耳。”

书须出自己意，意则包括见识学问，除此之外，还需有极其熟练的技法。苏轼少年习字，则与常人不同，他以抄经史练字，一举两得。

北宋中叶，雕版印书虽已相当发达，但像他这样一个生长眉州偏鄙之地的寒士，得书不易，还是需要手自抄写的，而这抄书的习惯，他复终生不懈，即使在黄州行年五十了，仍以抄书为日课。晁补之说：“苏公少时抄书，每一书成，辄变一体，卒之学成而后已，乃知笔下变化，皆自端楷中来。”

由此可知，苏轼抄书，不单为了便于记诵，同时亦即习字，而且习以己意为书，随时变化，因此，他的书法，时时不同，李之仪跋苏书曰：

余从东坡游旧矣，其所作字，每别后所得，即与相从时小异，盖其气愈老，力愈劲也。

又曰：

东坡从少至老所作字，聚而观之，几不出于一人之手。（《姑溪集》）

苏轼自跋诗卷，也说：“观此真迹，如觉伪者，甚可笑也。”则如时日久远，连他自己也真赝莫辨起来。

书法学者常将苏轼书法分为三个时期。自少至贬谪黄州以前为第一期，以学王羲之的《兰亭序》和《黄庭经》为主，多写小楷和小行书，笔致华丽而刻意求工过甚；后期学颜真卿，元丰元年书《表忠观碑》，就有东方先生画赞的气象。第二期从黄州开始，历元祐一朝为止，这时期身遭挫折，以笔墨发泄感情，如《寒食帖》写得笔飞墨舞，既遒劲，又飘逸，纵横变化，痛快淋漓，黄山谷说：“此书兼有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元祐八年书《李太白仙诗》则酒酣放浪，神游八表，纯以神行于笔势墨气之间，已经到了化境。第三期则是海外东坡的晚年时期，笔力雄健无匹，纵笔所至，无不惬意，到了精纯圆熟的巅峰。

苏轼执笔近下，且取斜势，像操刀治印的姿态一样，固然有顿挫深入、笔笔有力的好处，但非正轨的执法。有人说他写字腕著笔卧，所以左低右高，左秀右枯，作戈（斜钩）多成病笔。山谷替他辩护道：“此则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

苏轼写字，爱用浓墨，墨浓必须有极大指力，才能笔不凝滞。苏轼之所以要以侧笔多用中锋，盖求力透纸背；要运侧笔，使浓墨，则又非紧握笔管的下方不可，都是互相关联的。李之仪跋《孙莘老寄墨四首》诗说：

东坡捉笔近下，特善运笔；而尤喜墨，遇作字，必浓研几如糊，然后濡染。

我见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苏书真迹，幅幅都是墨色如漆，虽历千年，而光彩照人。有人评议苏书太肥，本来字肥易俗，杜甫就认为瘦字好看，苏轼不服，作《墨妙亭诗》说：“少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短长肥瘦各有度，玉环飞燕谁敢憎。”又云：“余书如绵里铁。”但如肥得有力，有何不可？

明董其昌评苏书《赤壁赋》：

坡公书多偃笔，亦是一病。此赤壁赋庶几所谓欲透纸背者。乃全用正锋，是坡公之兰亭也。真迹在王履善家，每波画尽处，隐隐有聚墨痕，如黍米珠琲，非石刻所能传耳。嗟乎！世人且不知有笔法，况墨法乎？（《画禅室随笔》）

说到运笔的方法，历来书家，多重悬腕，谓悬笔始能力聚毫端，笔笔中锋；而陈师道《后山谈丛》说：

苏黄两公皆喜书，不能悬手。逸少非好鹅，效其腕颈耳，正谓悬手转腕；而苏公论书，以手抵案，使腕不动为法，此其异也。

其实，苏轼这种运笔方法，却得之于欧阳修的传授，《东坡题跋》云（“记欧公论把笔”）：

把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欧阳文忠公谓余：“当使指运而腕不知。”此语最妙。方其运也，左右前后却不免欹侧；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绳，此之谓笔正，柳诚悬之语良是。

使指运而腕不知，正是以手抵案、腕著笔卧的写法，书多偃笔，当是不能悬腕之故，不能悬腕，当然更不能悬肘，运笔的幅度小，放不开，所以苏轼自认他写不好径尺以上的大字，即是此故。

苏轼认为学书须以端楷为基础，他说：“真（楷）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 38

关于各种书体的写法，苏轼按他自己的经验说：“大字难结密，小字常局促。真书患不放，草书患无法。……”

苏轼因以抄书习字，所以擅于写小字和行书，而自认“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与谢民师推官书》）。但是山谷说：“东坡尝自评作大字不如小字，以余观之，信然。然大字多得颜鲁公东方先生画赞笔意，虽时有遣意不工处，要是无秋毫流俗。”

一般人的见解，认为草书的功用在于简便快速，苏轼非常反对这个说法，他喜欢草书，在于草书的体势得以自由流走变化，易于发挥作者的个性，抒写作者的感情，使书法更为接近艺术的境域。所以，《再和潜师》诗：“东坡习气除未尽，时复长篇书小草。”另有《书赠徐大正》一段颇含禅意的话：

或问东坡草书，坡云：“不会。”进云：“学人不会？”坡云：“则我也不会。” 39

其实，他是很喜欢草书的，本意在求书写时的自由流走之乐，不在写得好与不好。有一则草书题跋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他作草书，是假借笔势的挥洒，自求创作的快乐，所以说：“遇天色明暖，笔砚和畅，便宜作草书数纸，非独以适吾意，亦使百年之后与我同病者有以发之也。” 40

苏轼所谓“不践古人”者，已通古人之法而不践一家之谓，否则任性乱涂，还成什么书法，所以他说：“草书患无法。”有个黄庭坚学草的故事，可以参看：

元祐间，山谷与东坡、穆父（钱勰）同游京师宝梵寺。饭罢，山谷作草书数纸，东坡甚为称赏，旁观的穆父说：“鲁直之字近于俗。”

“何故？”山谷问。

“没有别的，只因没有见过怀素的真迹。”穆父说。

当时，庭坚心里很疑惑，不过从此也就不敢再替人写草书。到绍圣年间，庭坚谪居涪陵，才得见到怀素《自叙帖》真迹于石扬休家，借了回来，专心临摹，至于废寝忘食的地步，由此悟出草法。所以，草书要有法，也非易事。 41

气势是苏轼作书的动力，因此，他有个特殊的习癖，无论写字作画，都非于酒后不可，尤其是写大字或草书，更须醉后才作。苏轼自言酒后作书的快感：“吾醉后乘兴作数十字，觉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也。” 42

自题草书云：“吾醉后能作大草，醒后自以为不及。然醉中亦能作小楷，此乃为奇耳。”无择法师求他写大字，复书说：“吾师要写大字，特为饮酒数杯。……”若不喝酒，他即不能写字，与李廌（方叔）书说：“暑中既不饮酒，无缘作字。”

黄庭坚是目睹他此一特癖的人，记曰：

东坡居士性喜酒，然不能四五仑，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谑弄皆有意味，真神仙中人，此岂与今世翰墨之士争衡者。

艺术家而有这种习癖者，不止苏轼一人。吴道子“好酒使气，每欲挥毫，必须酣饮” 43  。张长史的草书，苏轼称其“颓然天放，恣态自足，号称神逸”者，他也是必须酒喝够，才能写，苏轼讥评他：“醒即天真不全，此乃长史未妙，犹有醒醉之辨。若逸少（王羲之）何尝寄于酒乎？”他不自觉察，这话也说着了自己的毛病。

苏轼鉴评他人书法，也很严格，不轻许可，论前人者，如欧阳率更，体貌寒寝，便说他“劲险刻厉，正称其貌”。于褚河南，则曰：“苟非其人，虽工不贵。”同时代人中，他最佩服的是蔡襄（君谟），于欧阳修则字以人重，兹不具论。

评米元章、王定国曰：“自君谟殁后，笔法衰绝。近日米芾行书、王巩小草，亦颇有高韵，虽不逮古人，亦必有传于世也。”

黄庭坚类于苏轼的书法，再三再四地赞叹，苏轼也很欣赏山谷书的功力，但以为与其为人不类，题山谷草书《尔雅》后曰：“鲁直以真实心出游戏法，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磊落人录细碎书，亦三反也。”实则他们两人的书道，完全不同：苏宗晋唐，黄追汉魏；苏才浩瀚，黄思邃密；苏书势横，黄书势纵。因为有这么许多异处，即使字形，一个横出，一个纵长，所以留传一段轶话：

苏轼论山谷书曰：“鲁直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山谷反唇相讥道：“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蛤蟆。” 44

这当然是互相调笑的话，不是正评。但你如有兴趣将苏、黄二帖，放在桌上，对照来看，相信你也定会莞尔一笑的。

苏轼成名后，所至之处，向他求书乞画的人，从无休歇，他亦不甚矜惜，纵笔挥染，随纸付人。但乞者亦必须有术，如纸墨不佳，或指定尺寸大小，或托书的文字不雅，则他亦一定拒绝，这是书画家的通例，不足为奇。宋画习用细绢，有以绫绢求书者，苏轼便说：

“币帛不为服章，而以书字，上帝所禁。”这是他惜物的本性。

黄庭坚曾将求苏书的诀窍教与王立之，致柬云：“来日恐子瞻来，可备少纸，于清凉处设几案陈之，如张武笔，其所好也。”

纸笔精良，墨佳汁稠，他必乐于挥洒。不过，更不能忘记准备好酒佳肴。

苏轼在翰林院日，有个朋友韩宗儒，常常托故写封信来换取他手写一纸复帖。苏帖到手，便拿到殿帅姚麟那儿去，换十几斤羊肉来饱餐一顿。黄庭坚听到了这个秘密，便对苏轼说笑道：“从前王右军写的是换鹅书，如今二丈书，可名为换羊书了。”苏轼大笑。

一日，苏轼在院，圣节撰制甚忙，宗儒连来数简，派来的人立庭下催索复信，苏轼便到庭前对来人说：“传语本官，今日断屠。” 45

苏轼不耐空闲，得闲而又兴致来时，不待求他亦会一口气写好多张，分与身旁的人。某日在翰林院，清闲无事，忽令左右取纸笔，写渊明诗“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两句，大字小楷，行书草书，各体皆有，连写七八张，掷笔叹口气道：“好，好！”恰似热渴者饱饮了凉水一样痛快。既已发泄，便将这些字幅，分赠左右给事的幸运者，毫不矜惜。 46

但如苏辙那样，将他写赠的书件，随便送人，他却大不满意，跋所书《清虚堂记》云：

世多藏余书者，而子由独无有。以求之者众，而子由亦以余书为可以必取，每以与人而不惜。昔人求书法，至拊心呕血而不获，裸雪没腰，仅乃得之。今子由既轻以余书与人，何也……

黄山谷说：“蜀人极不能书，而东坡独以翰墨妙天下，盖其天资所发耳。……”又曰：“古来以文章名重天下者，例不工书，而东坡则例外，故为世所重。” 47

大文豪的蜀人苏轼，岂仅工书，而是融会二王和颜鲁公的字艺，建立宋人自由创意的书风之一大家。

轼书名重一代，但在元祐党祸时期，摧碑断石，被人珍藏的墨迹，也尽归隐没，灭失甚多。至徽宗好苏书，群又贡书作为进取官爵之用，一时成为风气，谁藏苏书多，谁就可以夸耀于人，因此便产生了许多赝品。苏过说，从此“朱紫相乱，十七八矣” 48  。

七　绘画

苏轼爱好绘画，一半由于天性，一半由于家庭熏陶。老苏是个“燕居如斋，言笑有时”，态度严肃的人，于物一无所好，独喜收藏绘画。他的门人弟子为讨他欢喜，争相赠送他所嗜好的画件，希望能看到他解颜一笑。所以苏轼虽然是个布衣，但藏画之富并不输与公卿人家。 49  苏轼自幼耳濡目染，养成他在这方面深厚的兴趣与鉴识的能力。

但在同一家庭里生长的苏辙，却完全没有这个兴趣。苏轼说：“子由之达，自幼而然。当先君与某笃好书画，每有所获，真以为乐，唯子由视之漠然，不甚经意。” 50  苏辙非但没有这个嗜好，而且根本否定绘画，充分表现他的天分中毫无艺术细胞。苏轼在《石氏画苑记》里，曾记其言。

子由尝言：所贵于画者，为其似也，似犹可贵，况其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见人物，皆吾画笥也；所不见者独鬼神耳，当赖画而识，然人亦何用见鬼。

年长一辈的苏洵，心理上不免向往盛唐时代富强灿烂的文化，所以也就特别喜爱代表这一时代精神的吴道子的画风，年轻时期表现欲望非常强烈的苏轼，对于笔力雄放、气势蓬勃的吴道子，盛赞曰：“道子实雄放，浩然海波翻。当其下笔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这几句话如移来称扬苏轼自己的诗文字艺，正也非常恰当，可以说是异代人之间性情与气谊的十分投合。

苏轼曾于凤翔东塔夜观王维壁画，残灯影下，恍惚觉得画上僧人踽踽欲动，徘徊观摩，久久不能离去。古来画人，皆是职业画家，都不读书，与诗人气息不通，而王维则“摩诘本诗老，佩芷袭芳荪”。他是个出生早于杜甫的唐代大诗人，兼工绘画，曾颇自豪地说：“夙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即曰：“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对于这位融诗画于一身的大师，寻到了自己美感的归宿，不禁顶礼膜拜：“吴生（道子）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

苏轼是诗人爱画，摩诘的画使他觉得气血相通，如相知心；但他对于吴道子大气磅礴的画艺，依然非常向往。元丰八年《书吴道子画后》将吴画比颜字、韩文和杜诗，备极倾倒，如言：

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

苏轼激赏吴道子者，是他绘事的气魄；倾倒于王摩诘者，是他画中的诗情；非但毫无低昂二人之意，并且承认他们各有千秋的地位。苏轼自许：“平生好诗仍好画。”（《郭祥正家醉画竹石》诗）认为吴道子的笔力气势，王摩诘那种诗不能尽，溢而为画的艺术精神，则是他于绘画的最高理想。

在西洋，虽然公元前的罗马批评家贺拉斯（Horace）在其《诗艺》中已经揭出“诗即是画”的理论。后来须到十九世纪，英国的文艺复兴史专家佩特（W. H. Pater, 1839—1894）才指出“诗是有声之画，画是无声之诗”。文艺复兴时代，此论在欧洲方才大为盛行；而在中国，唐朝的王维创之于先，苏轼发扬于后，他明白说出诗与画是不分的，画是无声的诗，诗是无形的画，如读杜甫诗和观韩幹画马，本是两件不同的事情，然而他说：

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幹丹青不语诗。

此画此诗真已矣，人间驽骥漫争驰。（《韩幹马》诗）

他在精神上，已将诗画融合一体，认为诗与画的表达功能是可以合一的，其目的同为追求一种脱离尘俗的意境，为人们在混沌的世俗生活中带来清新的感受。因此诗、书、画是一个思想整体之几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不论哪一种表现，都存在着有机的联系，互相呼应出作者的憧憬和追求，作者的思想抱负及其为人之基本态度。诗画之理一律，所以在情绪反应上，诗画之趣也当一致。

苏轼自幼好画，全集中题画诗统计约有六十一题，一百零九首之多。他观画作诗，多数出于一种品赏的态度，只从画中景物下手，直接抒写画面所给予他的感受，因此深得画中之趣。读这类诗，常会忘记他是在题别人的画，误以为这正是他自己用文字（诗）来描写同一题材，将诗与画的表达方法揉而为一，也可以说是“画不能尽，溢而为诗”者。

如《惠崇春江晚景》二首之一：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又如《书李世南所画秋景》二首之一：

野水参差落涨痕，疏林欹倒出霜根。

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

如前者，陈善《扪虱新话》便谓：“此便是东坡所作的一幅梅竹图。”

苏轼深爱杭州西湖，作诗曰：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这是千年来写西湖景色最好的一首诗。诗中所写的西湖，同时有阴晴浓淡两种景色，则又不是一幅画面的空间所能容纳的了。

苏轼似乎有意要证明“画即是诗”，如题《王伯扬所藏赵昌花四首》之一（黄葵）诗，简直要使在夏日下的那一丛折枝黄葵，色彩鲜明、风姿绰约地活现在读者的眼中：

弱质困夏永，奇姿苏晓凉。

低昂黄金杯，照耀初日光。

檀心自成晕，翠叶森有芒。

古来写生人，妙绝谁似昌？

晨妆与午醉，真态含阴阳。

君看此花枝，中有风露香。

苏轼读画，不但深得画趣，而且常借画中形象，抒述自己的怀抱：如《韩幹画马赞》，说画中这四匹“丰臆细毛”的厩马，虽于山林间悠游自得，萧然如贤士大夫之临水濯缨，但终不如野马之无拘无束、得遂自由的天性；如《李潭六马图赞》，强调“络以金玉，非为所便”之可悲；如《戏书李伯时画御马好头赤》诗，则以为御厩之马，养尊处优，毫无贡献，不如山西战马，吃苦耐劳，勇于赴险，更为可贵。

以上虽论画马，实是苏轼自述其志。

苏轼诗作中，有一绝大特色，即最爱用颜色字，在他集中，不胜枚举。不但用颜色渲染境界，而且更常使用颜色增加读者视觉上的享受，加强事物的观照，与画家使用颜料涂抹画面，毫无二致。现在摘录数则，以证苏轼“诗亦是画”的理论。

白足赤髭迎我笑，拒霜黄菊为谁开？（《九日寻臻阇黎》）

日上红波浮翠巘，潮来白浪卷青沙。（《次韵陈海州乘槎亭》）

白水满时双鹭下，绿槐高处一蝉鸣。（《溪阴堂》）

紫李黄瓜村路香，乌纱白葛道衣凉。（《病中游祖塔院》）

碧玉碗盛红马脑，井花水养石菖蒲。（《赠常州报恩寺长老》）

雨过潮平江海碧，电光时掣紫金蛇。（《望湖楼醉书》）

上述几个例句，岂不每联都是色彩缤纷的图画？再举一首全诗，其笔下的强烈色调，竟像是凡·高（Van Gogh）的画作，通幅燃烧着生命热情，强烈奔放。那时他在惠州，和朋友野外散步，望见有一人家，篱间杂花盛开，他便叩门求观。出来的主人林姓老媪，白发青裙，独居已经三十年了。苏轼便用他的诗笔来作画道：

缥蒂缃枝出绛房，绿阴青子送春忙。

涓涓泣露紫含笑，焰焰烧空红佛桑。

落日孤烟知客恨，短篱破屋为谁香。

主人白发青裙袂，子美诗中黄四娘。

苏轼用文字画的是浅绿浅黄色的缥蒂花苞从大红的花萼里绽露出来，绿树丛中结着青色的果子，紫色的含笑花，如火如荼的红棉杂生在篱落间，落日红霞里有缕袅袅青色的炊烟，短篱破屋衬出高洁的白发青裙。最妙的是他能利用杜诗“黄四娘家花满蹊”来做结语，以“黄四娘”对“青裙袂”，真是神来之笔。 51

诗不如画者是画面上的线条和色彩，画不如诗者是形象上的轻重疾徐，感官上的冷暖，性分中的理趣。所以画是静态的，诗可以写动态。德国的莱辛（G. E. Lessing）指出视觉术中，绘画的范围是空间，诗歌的范围是时间。 52  而苏轼作画，尝欲突破这两大缺憾。苏诗多用颜色字，是要用此来掠取图画之美，又如画风竹即欲加强诗中的动态。守湖州日，游山，途遇大风雨，他便到朋友贾耘老（收）筑于苕溪上的澄晖亭去避雨，画兴忽至，令官伎执烛，画风雨竹一枝于亭壁上。我们今日固已无缘亲见此画，但读他所题诗：

更将掀舞势，把烛画风筱。

美人为破颜，正似腰支袅。

从经验意识上想象一个笑得弯腰婀娜的女郎，那种摇曳生姿的动态，岂不就是竹在风雨中掀舞摇晃的姿势。《说文解字》：“笑字，竹得风，其体夭屈如人之笑。”故苏轼以女郎的娇笑来比喻画中的风竹。诗耶？画耶？归于圆融一体了。

黄山谷题苏轼画《竹石图》：“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又为苏轼与李公麟合作的《枯木道士图》撰赋，说他们的画是“取诸造物之炉锤，尽用文章之斧斤”。莫不说他的画即是他的诗篇，即是他的文章，以文学的修养，直接移入画面的创造。这创造，就是中国美术史上文人画派的成熟。

照西洋美学家的说法，美感的经验，当为形相之直觉，所以美感应该诉诸人的感觉，而非诉诸人的知识。轼诗：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

“形似”只能传达知识概念，画虎不可类狗，画马不可似骡，单是形似，不能发生美的感觉，亦即不是艺术。我们在生活的各种形相中，吸收若干知识概念，要将这种概念用艺术方法表达出来，以经过美化创造的形相来触发他人的感情，而不直接诉诸人的知识。这种表达的工具，在绘画即是形色，在音乐则是声音，在诗歌则为文字。

形色不是图画，文字非即诗歌，苏轼所以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事物有一定的形相，固不可失，而事物形相有其一定的常理，尤不可违。《净因院画记》言：

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水石、竹林，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亦有不知。……

苏轼读画，观察敏锐，他评同时代最有名的花鸟画家黄筌画雀，说他所画飞鸟，颈足皆展，是违背常理的，因为飞鸟缩颈则展足，缩足则展颈，鸟飞时绝不两展颈足。《东坡志林》里他又记载一个故事：以画牛独步晚唐的戴嵩，有幅斗牛图，被一牧童见到，大笑道：“牛斗，力在角，尾当搐入两股间。这幅画上的牛，掉尾而斗，错了。”

伟大的画家李龙眠也犯过同样的错误。

某一暇日，黄、秦诸君在馆中观画，庭坚取出一幅龙眠画的《贤己图》来看。图中聚博者六七人，围据一局；骰子在盆内旋转，已定者五枚，都是六点，一枚还在转；其中一人俯首盆边，张口大叫，余人注视，神情画得惟妙惟肖。苏轼从外来，在众人同声赞叹中，看了图，便说：“龙眠天下士，怎么学起闽语来了？”

众皆不解所谓，轼曰：“四方语音，说‘六’都是闭口音，只有闽语才张口的。现在盆内都是六点，只有一子未定，法当呼六，而呼者张口在叫，却是为何？”

皖人李公麟本来不解闽语，听了这个批评，只能笑服其言。 53

苏轼既承王维诗画的影响，纯粹的画技已经不能使他满足，要更进一层追求形理以上的自我精神的发挥，达成形神两全的艺术创造。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里，称顾恺之“格调逸易，风趋电疾；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意者，是画人把自己内心世界的生命感情（即神或气）表现出来。立意是画之始，是全画的灵魂，建立意境是绘画的基本原则。

创作必先通过“实对”的阶段，实对即现代所说的写实功夫，其中包括形和理。经过画家形象思维的过程，将自己的思想感情与被画的客观事物做有机的联想，通过外部的形相，传达出内部蕴涵的精神，古人称为“迁想妙得”。

苏轼论书法：“苟能通其意，尝谓不学可。”他对绘画也持同一意见，作《次韵水官诗》：

高人岂学画，用笔乃其天。

譬如善游者，一一能操船。

这是说写字作画，要有学问的根柢，精神的修养；若无精神学问的修养，一味讲求技术，刻画求工，最多只能画出形象的皮相；或者因袭古人的成法，不成其为创作，画中没有画人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修养，只剩形相的空壳，即是画工的俗笔。书“宋汉杰画”说：

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气，看数尺许便倦。

意即精神，气则为势、为力。作用必须自有创意，在题材的形象之间，悟出可以寄托精神的所在，以形写神，即是借外部的形相，抒写自己内在的思想感情，才能表露画的生动性和真实感；以纯熟的笔墨，纵横挥洒，使机无阻滞，才能将画者的生命感情注入这幅画件。意气所到，则此画便气韵生动，神完意足，成为一幅“真士人画也”的艺术品了。

被画的对象，常是块然无情的外物，必须使无情的山水、竹石、花鸟等等题材，化成我的生命感情所寄托的有情天地，于是画者与读者才能获得感情的沟通，从而得到情绪的解放与满足，此即苏轼称文同画竹所说的：“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欣赏一幅好画的趣意与欣赏一首诗的美感就自然趋于一致，诗情画意融化浑成为一时，即已达到中国文人画的最高境界。

文人品画，脱离不掉文学欣赏的习惯，以鉴赏文学的观念来评量一幅画作的价值。诗画既成一体，则当代文学的风尚，便领导了美术思想和绘画发展的方向。

宋诗的理想，一反唐代富丽的词藻和激烈的感情，梅尧臣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当代文宗欧阳修对于诗的主张是：

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54

如将上面的这个“言”字改成“画”字，亦即当时画学的主流。

中国的文学传统，在于追寻自然。敏感的知识分子要逃避痛苦的现实，只想把这无限烦恼的人生，安放在大自然中去，期求心志的宁静，精神的解放，使人与自然在精神上得到美的合一。因此田园诗和山水画成为诗与画之主要的内容。

从王维开始，才有完全排除人物或故事的，纯粹以山水为内容的水墨画出现；后与宋代疏易平淡的诗风互为呼应。李成创枯木寒林图法，王诜是继承营丘的高手之一；苏轼虽以画竹为主，但在黄州，也画寒林，而且颇自得意，与王定国书说：“兼画得寒林墨竹，已入神矣。”这种气象萧疏、烟林清旷的《寒林图》，正如萧散淡泊的诗境，同为宋代文人所特别爱好的境界。

苏轼本是文同后一人的画竹名家，受了《寒林图》的影响，便加变化，用淡墨扫老木古蘖，配以修竹奇石，形成了古木竹石一派。苏轼自负此一画格，是他的“创造”。在黄州时，他作枯木一帧，又竹石一帧，寄章楶（质夫）：

某近者百事废懒，唯作墨木颇精。奉寄一张，思我者，当一展观也。

后又书云：

本只作墨木，余兴未已，更作竹石一纸，前者未有此体也。

在苏之前，未有此体，而苏轼为此创格，也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他本画竹，不过把所画的领域略作扩大而已。重要的是苏轼所作，性与画会，能把内部生命中满溢的感情、高洁的品格和迈往的豪气，完全贯注到简单平易的画面中去。山谷说：“东坡居士作枯槎、寿木、丛筱、断山，笔力跌宕于风烟无人之境。”此即是他所鼓吹的“意气所到”的成就。

苏轼性好尝试，许是受了李公麟的影响，也曾戏作人物画，画乐工一幅，作乐语以汉隶题曰：“桃园未必无杏，银矿终须有铅。荇带岂能拦浪，藕花却解流连。” 55  又画过应身弥勒像，相传是南迁途中寄与秦观者，原录是“东坡居士游戏之作”，实在太不了解流人心理上的痛苦和祈求解脱的迫切。 56

最有趣的是苏轼南迁后，画一背面人像，举扇障面，上书“元祐罪人写影，示迈” 八字，人在无可奈何的痛苦中，只有自嘲能够轻减心理负担，这也是苏轼所惯用的。 57

据著录说，兰陵胡世将收藏过一张苏轼画的螃蟹。蟹是那么细琐的小动物，应非惯于大笔挥洒的苏轼的题材。胡托夏大韶持请晁补之鉴定，补之还特地做了一篇文章大论苏轼奇文高论，大处固然豪放不羁，但也有细针密缕的功夫。 58

据说，苏轼曾试以蔗渣画石，松煤作枯木。 59  主张画与书法相通的赵孟頫曾说：“石如飞白木如籕。”按汉之飞白书，今已不得见，似为渴笔健锋之作。苏轼用这新工具画石，当是利用它易作渴笔，易着腕力；以松煤作枯木，效果或许像今之石炭画，不知何以后不继作，亦无记述。总之，苏轼无处不用他的聪明而勇于尝试。

苏轼写字用墨，浓研如糊，作画亦然。方薰《山静居画论》记所见：“老坡竹石，石根大小两竿，仰枝垂叶，笔势雄健，墨气深厚，如其书法，所谓沉着痛快也。”吴修说：“东坡墨竹，写叶皆肥厚，用墨最精。”裴景福《壮陶阁书画录》说：“东坡墨竹，干粗如儿臂，墨色浓润沉郁。”——这些都是后代书画家所见真迹之共同认识。我以为苏轼书画用墨浓厚，与作诗喜用颜色字，完全由于他性喜沉着痛快和一种强势发挥的表现欲望所造成的。

另一特色是无论书字作画，都以醉笔为胜。酒能解放精神上的束缚，助长笔墨的气势，可以将他郁积在内部生命里的感情，痛痛快快地宣泄出来，画中的精神意气，即是其人肝肺所生的牙角。

即使一向对苏轼存有成见的朱熹，也不得不说：

东坡老人英俊后凋之操，坚确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几似之。其傲风霆，阅古今之气，百世之下，尚可想见也。 60

八　书斋文物

书画家没有不讲究笔墨和纸张的，其中尤以佳墨为最重要。盖因古画，本重设色，宋以前的图绘，几乎无一不是色彩秾丽之作，故称“丹青”；至文人画兴，彩绘逐渐衰微，代之而起的水墨画，使用材料只有水和墨两样，所以不能不重佳墨。

墨，原是单纯的一种黑色，完全靠溶合的水分多寡和画家运用的技巧，产生浓淡、干湿、深浅等不同的色调，产生多种色泽层次的效果，所谓“墨分五色”，正是中国画人运用墨色之最高的技法。

苏轼书画，墨色深厚，是其特色，几乎所有著录，皆作此说，但如刘体仁《七颂堂识小录》说：

东坡竹横幅，在北海先生家，酣满俊逸，足移人情，墨分七层。余转疑东坡先生未能工妙至此。

墨分七层，也许有点夸张；但苏轼画竹，浓面淡背，对于画面光暗的处理，使于浓淡之间穷其物理，互相映照，各有天趣，却是他卓荦的才能。然而此非佳墨不办。

墨色于层次之外，必须彻底清澄，不见一丝污浊渣滓。倘若墨色沉滞，怎么能使画面有光色照人的神采——苏轼以浓墨画竹，叶皆肥厚，假使用墨不佳，岂不满纸尽是“墨猪”。所以，他爱墨成癖，并非无故；他认为佳墨的条件，必须黑而有光。《书张梦得所赠墨》即言：“世人论墨，多贵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为废物；黑而不光，索然无神采，亦复无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儿目睛，乃为佳也。”

他替宋汉杰写了画跋，汉杰以李承晏墨为赠，他以少女头发的光亮乌黑来比喻李墨，诗曰：

老松烧尽结轻花，妙法来从北李家。

翠色冷光何所似，墙东鬒发堕寒鸦。

所谓“北李家”者，是指中国制墨工艺第一个名家——唐朝的李超、李廷珪父子，他们是易水人，流亡到安徽歙州，因为其地多松树，就留居下来，以松制墨，据说“其坚如玉，其纹如犀”。父子俩以为江南李国主造墨而成名。后二十年有李承晏，承晏后二十年有张遇。苏轼同时代人中，以潘谷造墨最负盛名。

苏轼从黄州回来，飘泊江淮间时，唐坰（林夫）送他端砚一枚，张遇墨半螺（丸）。以唐家数代收藏之富，有张遇墨也只半丸，珍贵可想。

后来黄州的庞医安常，替人治愈了一场垂死的重病，他治病例不收钱，那个人家无以为谢，将祖传一锭李廷珪墨送了给他，安常即托人持至汴京赠与苏轼，有“红粉赠与佳人，宝剑赠与烈士”之意。其时苏轼收藏中号称廷珪墨者，已有数丸，形色虽然异众，但是年代久了，愈是名品，赝物也就愈多，无法肯定哪块是真，哪块是假，只有庞安常所赠这一锭，苏轼说：“决然无疑。” 61

孙觉送他的潘谷所造墨。苏轼心仪其人久矣，恨不相识，知道这位墨客的人品，绝非寻常市井儿可比；制墨精妙，但不二价，如遇士人真个没钱但却很想要他所制的墨时，他也不计多少，都卖给他。苏轼心里欢喜这样的人，身上虽然垢污，胸中却无尘滓，所以作《赠潘谷》诗云：

潘郎晓踏河阳春，明珠白璧惊市人。

那知望拜马蹄下，胸中一斛泥与尘。

何似墨潘穿破褐，琅琅翠饼敲玄笏。

布衫漆黑手如龟，未害冰壶贮秋月。

世人重耳轻目前，区区张李争媸妍。

一朝入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

苏轼所推重的是潘谷的人品，对他所造的墨，认为杂用高丽煤，并不最纯。谷墨卖价，当时每笏不过百钱，用胶一次限于五十两以下，所以遇水从不软败。

黄庭坚与潘谷很熟。有一天，庭坚存心试试潘谷的本领，将他家收藏的墨混杂在一个古锦囊里，要他伸手入囊揣摸，说出是什么墨。潘谷先摸一块，说：

“此是李承晏软剂，今不易得。”

出视果然。再摸一笏，他说：

“此是谷二十年前造者，今已无此精力。”

取出来看，果是潘谷旧制。 62

元祐初，潘谷在京师卖墨。一日，忽将人欠墨钱的债券悉数烧掉，独自饮酒三日，发狂浪走。家人各处追寻无着，最后发现他趺坐在一口枯井中，已经死去，手中还握着几颗墨丸，而尸体并不僵硬，有人便说他是“解化”。苏诗：“一朝入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原意不过推许他为“墨隐”，不料成为语谶。 63

北宋士大夫，大都精于翰墨，所以墨的嗜好非常普遍，如苏轼的前辈欧阳修、司马光都很爱墨。

欧阳修《与蔡忠惠公书》，谢他赠墨，很坦率地说决不嫌多。全集书简卷五：

辱惠撄宁翁墨，多荷、多荷！佳物诚为难得，然比他人，尚少其二。幽斋隙寂时，点弄笔砚，殊赖于斯，虽多，无厌也。烦聒，计不为嫌矣。

司马光好茶又好墨，忽然想到这两项书斋生活中的密友，其性质恰巧完全相反，觉得非常有趣。公退与苏轼闲聊时，便说：“茶与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

好辩的苏轼答道：“二物之质，诚如公言。然而亦有同者。”

“谓何？”温公问。

“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坚，是其性同也。譬如贤士君子，妍魏黔晳虽有不同，但其德操韫藏，实无异致。”

司马温公笑以为然。 64

一样以书法名世的黄庭坚，大家以精纸妙墨求他的法书。他习惯把藏墨放在一个古锦囊中，随身携带，可与朋友共同欣赏。一日，他去苏宅也带着这个锦囊，苏轼知这囊中尽是好墨，伸手摸到李承晏墨半锭，硬要据为己有，庭坚想：你自己家藏已很丰富，何必再夺我的，嘴里便连连反抗道：

“群儿贱家鸡而嗜野鹜！” 65

但是没有办法不给他。所以《墨史》作者讥嘲苏轼道：

“苏子瞻有佳墨七十丸，而犹求觅不已。”

一向超然不为物好所囿的苏轼，而且深慨“非人磨墨，墨磨人”的他，不能抗拒癖好，尚且如此。

苏轼爱用诸葛笔，始于黄州，仍是唐坰寄赠的。自记：“唐林夫以诸葛笔两束见寄，每束十色（式），奇妙之极，非林夫善书，莫能得此笔。”

时在元丰六年，苏轼非常热衷于写字作画的时期，此后他即习用这种安徽宣城诸葛丰所制的毛笔，山谷曾说：“东坡以宣城诸葛齐锋作字，疏疏密密，随意缓急，而字间妍媚百出。”那是元祐在京的时候。郭畀读苏轼遗墨，也说：“东坡先生中年爱用宣城诸葛丰鸡毛笔，故字画稍加肥壮。”

但至出知杭州，他发现杭州笔工程奕所制，十分称手。他说：“近世笔工，不经师匠，妄生新意，择毫虽精，但是形制诡异，不与人手相谋。”意谓不能得心应手，只有钱塘（杭州）程奕所制鼠须笔，却仍保持着三十年前的意味，“使人作字，不知有笔”。这是他最大的痛快。到他离杭北上时，还买了一批带去使用。 66

此外还有一种“张武笔”，亦为苏轼所好，但不知产地。

后来，苏轼还是用诸葛笔的时候多，他在颍州对赵德麟称誉此笔道：“诸葛氏笔，譬如内库法酒，北苑茶。他处纵有嘉者，殆难得其仿佛。”

德麟模仿他的口气，接着说道：

“上閤衙香，仪鸾司椽烛，京师妇人梳妆与脚，天下所不及。”

主僚相与大笑。 67

北宋用纸，普通都以竹浆制造，剡溪藤纸，算是很好的了。但是大书画家所最珍视的，则是南唐烈祖李昪（937—943年在位）时候的澄心堂纸，据《文房四谱》说：“黟、歙多良纸，有凝霜、澄心之号。”则是产于黟、歙，南唐时进贡御用，故称“澄心堂纸”。这种纸坚滑如玉，细薄光润，北宋时已是稀有的珍品，如欧阳修曾以两幅赠与诗人梅圣俞，梅诗曰：“江南李氏有国日，百金不许市一枚。”名贵可知。

刘攽诗说：“当时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万轴。后人闻此那复得，就使得之当不识。”元祐间，向苏轼求文字、书画者都以名贵纸墨相赠，他所得的大概也不少，宋懋宗就送过澄心纸，集有《次韵宋肇惠澄心纸二首》。

纸墨笔砚号称“文房四宝”，恰巧全部产于安徽，如龙尾砚、李廷珪墨都在歙州（今安徽歙县），诸葛笔和宣纸都是宣城的名产。虽然砚以广东端州（肇庆）羚羊峡斧柯山的水岩为最佳，有青花、蕉叶、冰纹等各种名目，采取甚难，须俟退潮时，一面将洞坑里的水汲出，一面开凿。端砚石质，津润嫩滑，抚摸起来，细如婴儿皮肤，呵气可以研墨，苏轼所藏似已不少。歙砚石质较粗，但比端砚锋利，适于磨大墨，写大字，有龙尾、金星、眉子等品名，苏轼书斋中，兼收并蓄，不厌其多。

九　宴游和谐谑

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说：

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类，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

又曰：

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萧鼓喧空，几家夜宴。

苏轼寄身于这样繁华的社会之中，生活在这样奢靡的风尚之下，且自元祐还朝以后，他已是位高望重的名流，不复当年清寒学人的身份，交游遍朝野，士夫争迎迓。于是，饮宴在他日常生活中，也就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苏轼着意饮食，讲究口味，酒量虽然不大，却是喜饮，尤其欢喜于微醺中击拍听歌，欣赏筵边莺燕的旖旎风光。席间若是熟人，则又可以大大发挥他诙谐的个性，谑浪调笑，非意识地用来发泄他过人的聪明和机智，早已把一句谑言得罪了洛学大师，惹来满身是非一节，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韩康公（绛）于元祐二年（1087）以司空、检校太尉致仕。秋冬间，从颍州进京来陛辞，皇帝留他在京过年，观赏上元灯景。韩绛曾经接替王安石为相，与吕惠卿二人同守安石成谟，继续推行新政，人称“传法沙门”者是。在元祐更化政变中，他是下场最好的一人。苏轼是韩康公省试的门生，依礼往谒，康公殷勤置酒留饮，但是苏轼作《次韵韩康公置酒见留》诗，只是称誉韩家的富贵气派，反面看出这勉强侧身贵族之家的诗人，落落寡合之无可奈何：

庭下黄花一醉同，重来雪巘已穹窿。

不应屡费讥安石，但使无多酌次公。

钟乳金钗人似玉，鹍弦铁拨坐生风。

少卿尚有车茵在，颇觉宽容胜弱翁。

至元宵节后一日（十六日），韩康公于私第邀宴从官九人。这些被邀的门生故吏，当时都已是政治社会上的名流了，如傅尧俞、胡宗愈、钱勰、苏轼、刘攽等人皆是。

钱穆父（勰）时为开封府尹，地方官事务繁忙，所以到得较晚，韩康公不大高兴了，苏轼便说：“今日本殿烧香人多，故被留住。”

座客都知道这句话中的故事，阖堂大笑。盖因穆父风姿甚美，生有九个儿子；恰巧都中有一“九子母祠”，祠之西庑，供一巾纻丈夫，俗以为是九子母的丈夫，所以大家戏称穆父为“九子母夫”。本殿烧香人多，正是情实皆当的解颐妙语。 68

二月间，时已春暖，韩家更有一次宴会，席设花园中的水阁里。主人出家伎十余人歌舞娱客，檀板金樽，衣香鬓影，好不热闹。酒至半酣，家伎中有一康公的新宠名鲁生者，忽为游蜂所蜇螫，主人疼她，颇觉扫兴，叫她进去敷药，过了好半晌，她才出来，手持白团扇，向苏轼乞诗。苏轼写道：

窗摇细浪鱼吹日（鲁），舞罢花枝蜂绕衣。

不觉南风吹酒醒，空教明月照人归。

首句记姓，次句写蜂事，苏轼即事成诗，使康公转忧为喜。他还解释道：“惟恐他姬厮赖，所以如此。”众客大笑。

其实这种嵌字诗，只是博人一笑的文字游戏，苏轼用来凑趣而已。本集《韩康公坐上侍儿求书扇》诗，共有二首，倒是另一绝句，写女人身上的衣香，带给他感官上的享受，却真清新可诵：

一一窗扉面水开，更于何处觅蓬莱？

天香满袂人知否？曾到旃檀小殿来。

官场酬酢不免，朋友小叙有兴，如经筵官会食，乃例定的聚餐，地点在宫中资善堂。苏轼席上盛称河豚鱼之美味，吕光明问到底怎样美法，苏说：“值那一死！”又一次，苏轼又称猪肉之美，范淳甫（祖禹）说：“奈发风乎？”苏轼笑道：“淳甫诬告猪肉。” 69

苏轼生活中，朋友相聚谈天说地，是他的一大嗜好。而生性好动，不大坐得住，公事完了，若是没有客人到家里来，他便跨马各处访友，谈到兴高采烈或灵机触发时，喜欢卖弄聪明，和刘贡父（攽）有同好，两人相遇，常常针锋相对，互相作难。

一日，贡父宴客，苏轼有事要先走一步，刘向他挑战道：“幸早里，且从容。”这六个字，谐音，包括三果一药（杏、枣、李，苁蓉），苏轼脱口对曰：“奈这事，须当归。”（柰、枳、柿，当归）

对酒令，他最出色当行。一次，他与姜至之同在宴席，姜先出令说，坐中各要一物，药名。就指苏轼说：“你就是药名。”问其故，曰：“子（紫）苏子。”苏轼应声道：“你亦是药名，若非半夏，定是厚朴。”姜诘其故，苏轼说：“非半夏、厚朴，何以曰姜制之？”

这样子的说笑，原是文人的通习，如不及人事，亦不足为病。有一次张文潜和他老师抬杠，他问：

“公诗有‘独看红蕖倾白堕’，不知白堕是何物？”

“刘白堕善酿酒，出《洛阳伽蓝记》。”轼答。

“白堕既是一个人，莫难倾否？”

苏轼笑道：

“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杜康亦是酿酒人名。”

“毕竟用得不当。”

张耒这话并不错，苏轼不耐烦了，便道：“君且先去与曹家那汉理会，却来此间厮磨。”曹家那汉，看似指的曹操，实则，其时文潜家有曹姓仆人偷了酒器，正送往官府究治，尚未招承，所以借此喻彼。

苏轼天真坦率，有时会将惯常的戏谑流入文字，而他的文字是会流传众口的，因此使人难堪，得罪了人。

如顾子敦（临）与他是进士同年，三十年的交好。元祐初顾在京为给事中；二年，朝廷开回河，要派他出去做河北都转运使，苏轼上疏称他慷慨中立，有古人风，宜置左右。疏上不报，顾临只得走了。苏轼也很怅然地说：“上书苦留君，言拙辄报已。”

顾子敦是个大胖子，很爱睡觉，熟悉的朋友常常取笑他体貌酷肖卖肉的屠夫，公然叫他“顾屠”。这次苏轼作诗《送顾子敦奉使河朔》，不该在诗中也开他玩笑，道：“我友顾子敦，躯胆两俊伟。便便十围腹，不但贮书史。……磨刀向猪羊，酾酒会邻里。归来如一梦，丰颊愈茂美。……”苏诗是会传播天下的，“磨刀向猪羊”这样的文字，顾临怎么受得了，当时非常生气。到朋友们公饯那一天，苏轼自知闯了祸，称病不敢参加，只好次前韵作诗道歉说：“……后会知何日，一欢如覆水。善保千金躯，前言戏之耳。”

轼与刘贡父（攽）更是惯常彼此嘲谑的熟朋友，有一天，贡父说个故事：有一老父送一败子出外游学，临行告诫曰：“切有一事不可不记，或有交友与汝唱和，须仔细看，莫更和却贼诗，狼狈而归。”这是嘲笑苏轼诗狱案中连累了很多朋友。

贡父晚年身患风疾，须眉皆落，鼻梁断塌，所以苏轼立刻还他一个故事，说颜渊、子路同出市中闲逛，遥见孔老夫子来了，惶恐匿藏在路边一座塔后。孔子既去，颜子问：“这叫什么塔？”子路曰：“这叫避孔子塔。” 70  （“鼻孔子塌”谐音）

朋友说笑，如有一方认真起来，便会不睦。有一天，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小酌，各引古人语相戏。苏轼又嘲弄贡父道：“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壮士兮守鼻梁。”一座大笑，他这样恶谑，贡父感到很难堪，非常生气。 71

苏轼不但在朋友间喜欢说笑话，兴致来时，对后辈也一样要开玩笑。秦观是个于思满面的汉子，这是读他倩丽婉约的词曲者所料想不到的。一天在苏家聚会，座中一人就调笑少游胡子太多。少游解嘲道：“君子多乎哉。”苏轼立刻接口道：“小人樊须（繁须）也。”恰如一副现成的对子。 72

苏轼是个非常豪阔的人，以为男子汉、大丈夫而怕夫人，是很可笑的。他在黄州时，有个同乡——嘉州犍为人王天常，向来乔寓武昌，是他来对苏轼说起陈慥惧内的故事。

据他说，季常的夫人柳氏，非常凶悍善妒，每逢季常请客，如招歌伎侑酒，柳氏就操起木杖，从内室击打厅堂的照壁，蓬蓬作响，还夹着大呼小叫，吓得宾客纷纷离座逃走。

这话是否可靠，很成问题，因为季常本是一个放意自恣的豪士，怎能臣服在夫人的石榴裙下？然而后因苏轼有一首《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的诗：“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柱杖落手心茫然。”河东为柳氏郡名，狮子吼则见于《涅槃经》，以无边的法力，喻夫人的威风，则季常怕夫人，似乎也是不假的了。所以一千年来陈季常是惧内的名人，中国人一提起怕夫人，马上就说有“季常癖”。

虽然轼作《方山子传》，有“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有自得之意”。柳氏夫人不像是个凶悍的妇人，不过黄庭坚也知道她很善妒，与陈季常二简（洪迈《容斋三笔》），一曰：

公暮年来，想渐求清净之乐，姬媵无新进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耶？

又一帖：

示喻老境情味，法当如是。河东夫人亦能哀怜老大，一放任不解事耶？

则柳氏妒名，固已昭著于外，因苏诗而传千古是矣。后来同在京师的朋友中，有个孙公素（贲），原是风流倜傥的人物，说话非常俏皮。有一次，在京师大病，赵德麟与他比较接近，时往探问，因此苏轼问德麟道：“孙公素病，如何？”

“大病方安。”德麟答。

苏轼忽发雅兴，随口微吟道：“这汉病中，瘦则瘦，俨然风雅。”

德麟把这话，传给公素听，公素便续道：“那娘意下，恨则恨，无奈思量。”

孙公素是怕夫人出名的，单凭他口齿如此佻𠉂，就已具备应该“惧内”的条件。苏轼很注意他这续联的俏皮。不久，公素来求苏轼替他写把扇子，机会到了，他就写一绝句，《戏孙公素》，每句各引一个惧内的历史名人：

披扇当年笑温峤，握刀岁晚战刘郎。

不须戚戚如冯衍，但与时时说李阳。 73

温峤，以玉镜台聘姑母的女儿为媳，洞房之夕，被他那年轻的表妹新娘手披纱扇，笑指“我固疑是老奴”！这样毫无顾忌的夫人，不怕何待？

第二个指的就是甘露寺招亲的刘备。新房内外，露刀环立的侍婢百余人，怎不教他望着孙尚香觳觫不前？第三句举的是不堪妻子虐待，忍痛离异的汉朝的冯敬通。第四句所说李阳，原为京东大侠。时任幽州刺史、惧内的王夷甫，只要在夫人面前一提到他的朋友李阳，她就不敢胡闹了，李阳是惧内者的救星。

苏轼这样逢人便说笑话，见公卿各给诨名的脾气，如遇范祖禹在一起，祖禹定会非常认真地劝诫他：“戏谑不可过分。”苏轼甚感其意，所以每次与人说过戏言，便一定要求他“勿令范十三知”。祖禹排行第十三，苏轼所怕者是他的真诚和善意。 74

苏轼喜欢取笑别人，但也会被别人取笑。他出了一个“人不易物赋”的题目叫门人辈作，其中一人，继承师法，戏作一联曰：“伏其几而袭其裳，岂真孔子；学其书而戴其帽，未是苏公。”此因苏轼曾自设计了一种筒高檐短的帽子，常常戴它，京师士大夫群起仿效，谓之“子瞻样”。

李方叔把这一联妙文说给苏轼听时，苏轼笑道：前些日子，扈从皇上宴于醴泉观，观赏流行宋代的杂剧。那是一种歌舞、竞技和游戏的综合演出，常以优伶的机智与幽默来取娱观众。这一天滑稽短剧中，两个优伶相与自夸文章，一个叫丁仙现 75  的伶人，头上戴有高筒檐所谓“子瞻样”的帽子，说道：“吾之文章，汝辈不及。”别人不信，他说：“汝不见吾头上子瞻乎？”皇上也为之破颜一笑，顾视苏轼甚久。 76

苏轼热爱生活，好谐谑外，更好奇，乐于一切神秘感觉的新奇经验，所以他也迷信神仙道术。当时与他朝夕作伴的朋友中，如黄庭坚好读道书，自称“山谷道人”；李龙眠是怕轮回堕入畜道，所以不再画马，致全力于绘制大士像和菩萨像的画家；米元章更喜神怪，他做地方官，如欲祷雨求晴，则设宴席于城隍庙，自己东向坐于神像之侧，举酒相酬，状如主宾，据说还往往得获应验。 77  苏轼有这么许多同道，所以大家一起“探奇搜怪”，也常在他们多彩多姿的文酒生涯里，加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如苏轼自言：元祐三年二月廿一日夜，他与黄鲁直、莫寿朋、蔡天启会于李公麟斋舍，录鬼仙所作或梦中所作的诗词。前者大概就是流传到现在仍未完全消歇的乩坛扶乩，可以问休咎，也可以请降坛的神鬼作书画或唱和诗词，都由乩笔在沙盘上作的为多。民国初年，还有不少遗老乐此“人神交通”的游戏。苏轼尝言鬼诗亦有佳者，他立刻可以背诵一篇出来：“流水涓涓芹吐芽，织乌西飞客还家。深村无人作寒食，殡宫空对棠梨花。” 78

蜀人多迷信，苏轼的生活中、人生理解中，更随时闪烁着神秘知觉的光芒。他知道唐末五代，有个靖长官和贺水部都曾得道长生。靖长官得道，是根据前为秘书监，元丰年间致仕的刘几所言：曾于嵩山幽绝处，见有一人，眼光如猫，疑是长生不死的靖仙。后者是听张方平说的：章圣皇帝东封出巡时，有个人谒于道左，谒板上书“晋水部员外郎贺亢”，再拜而去。上本不知为谁，待看到谒板后，方才大吃一惊，所遇竟是神仙，多方寻觅不得。仁宗天圣初年，贺仙派他的弟子喻澄诣阙，进呈佛道像，值数千万。其时张方平亲与喻澄往来，曾为苏轼讲过这件故事。

元祐二年冬，京师来一东人乔仝，年已八十，体貌行动，健如壮夫，自称二十岁时，本是一个非常俊美的青年，不料患上大风恶疾，须眉尽落，丑怪不堪，于是弃世入山，从贺亢学道。现在则已须长垂胸，上山越岭，步履如飞。不知何人介绍，苏氏兄弟，都很信他。他对苏轼说，有一年随师东游，在密州道上曾经见过这位当时的知州，贺师似曾有意相与闻问。

这话含有很大的诱惑性，天真的苏轼听了，大为兴奋，要留乔仝多住一些日子。乔仝说：“贺师与我约于明年上元节会于蒙山，现在已是十二月中旬，不能不赶快离京前往了。”苏轼看他很穷，送了二十缣绢给他，作了《送乔仝》诗一首，相约明年秋天，希望他能回到京师来。所谓：“秋风西来下双凫，得枣如瓜分我无？”另作《寄贺君》诗五首，托乔仝转致，其中曾说他的愿望：“闻道东蒙有居处，愿供薪水看烧丹。”苏辙也信有其事，一同作诗寄贺。

不料乔仝去后，杳如黄鹤，原来遇着的是个骗子。这也因为他那套说辞，刚好凑上诗人头脑中原有的幻想，不仅“君子可欺之以方”而已。 79

元祐朝，苏轼在政治迫害中，痛苦得无以自解时，甚至想逃回黄州去，时常怀念在那儿手自垦辟的东坡和在黄州的众多朋友。元祐二年岁暮时，作书与潘丙（彦明）：

东坡甚烦葺治，乳媪坟亦蒙留意，感戴不可言。令子各计安，宝儿想见颀然矣。郭兴宗（遘）旧疾必全平愈，酒坊果如意否？韩氏园亭曾兴葺乎？若果有亭榭佳者，可以小图示及，当为作名写牌。何亲必安，竹园复增葺否？

仆暂出苟禄耳，终不久客尘间，东坡不可令荒废，终当作主，与诸君游如昔也。愿遍致此意。

京朝不如穷邑，衣冠不如市井。苏轼内心的感觉，真是冠盖如云，而一身孤寂。

想到黄州，更不能不恋念岐亭陈慥的风义。本集《与陈季常书》云：

某局事虽清简，而京辇之下，岂有闲人？不觉劫劫过日，劳而无补；颜发苍然，见必笑也。闻公有意入京，不知几时可来？如得一会，何幸如之？

元祐三年（1088）五月，季常遄程到汴京来看望他的老朋友，因为身是林下之人，不愿居住京城，寄榻于城外兴国浴室，苏轼、范百禄、黄庭坚等多次往访。苏轼并为他的父亲陈公弼所藏的《柏石图》题了诗。

这兴国浴室院，有蜀僧令宗画的达摩西来六祖画壁，还是苏轼发现的。此寺井泉甘寒，而寺中住持和尚汶师又是碾造建溪茶的好手，陈慥来住于此，当是苏轼的安排。黄庭坚作《太平兴国寺浴室院题名》，二苏早年读书于此，苏轼写“书后”，回首前尘，深有人事无常的感慨：“后五百岁，浴室丘墟，六祖变灭，苏、范、黄、陈，尽为鬼录，而此书独存，当有来者，会予此心，拊掌一笑。”

十　重结西湖缘

苏轼获知太皇太后允准给予一郡，而且给的是他“魂牵梦萦”的旧游之地，不禁有鸟出樊笼之喜。因为他是称病请郡的，所以作《病后醉中》诗，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病为兀兀安身物，酒作蓬蓬入脑声。

堪笑钱塘十万户，官家付与老书生。

在此元祐前期的四年中，虽然别人忌妒他飞黄腾达，在他自己则“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他已体验尽了政治社会的冷酷无情，看透了攘夺政权者不择手段的丑恶面貌，蜚言满路，谤书盈箧，他终于明白，事情不能完全归咎于“多言”，只要仍踞高位，即使目盲口喑，也一样要遭忌，要挨骂。所遗憾的是身受朝廷如此深厚的知遇，他却不能一尽才识报国的心愿。

但从个人生活言，这四年是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天伦乐聚，家庭生活非常完美，更得那么多杰出的青年朋友从游门下，辇毂之下，人才济济，他更不愁没有朋友，谈诗论画，日子过得非常热闹。

苏轼离京后，首赴南都晋谒张方平，问候这个寂寞多病的老人。另一前辈范镇（景仁）于上年十二月，以耆年溘逝。讣告至京，苏轼感念平生，不禁大恸，除设位祭奠外，他有责任要了一件心愿，这心愿，他就在南都张家住时完成了。

范镇为老苏的同乡好友，非常欣赏苏轼这个晚辈。熙宁年间，诏举谏官，首即推荐苏轼可当此选，再举孔文仲为贤良。两遭压抑，范镇上疏力争，不报，他即上言：“臣言不行，无颜复立于朝。”坚请致仕，多年来一直家居许昌，不再闻问政事。

元祐初，天下人皆以为司马光和范镇一定会同时出山的，朝廷也竭尽礼遇地征召这位国家的元老。但是范镇说：“我六十三岁致仕，是因老退休（宋称引年），而七十九岁再来，岂合于礼。”坚决辞谢。 80

从前，苏轼得罪下御史台狱时，主持者正在多方搜索苏轼与人往来的文书，作为罗织的资料，人人怕得不敢说话，范镇却不顾一切，上书神宗，竭力保救。谣传苏轼在黄州死了，他便掩袂大恸，要立刻派人恤慰他的家属。……苏轼本以为这次可以同在京师相聚了，不料他初则坚卧不起，现在则又忽尔薨逝。追念两世深交和深切的知遇之感，苏轼决心要为蜀公志墓，以践宿诺，无如在京时，乌烟瘴气里，静不下心来写这篇大文章，心里总是不安。

李廌来说：范蜀公将薨前数日，“须发皆变苍黑，眉目郁然如画”。苏轼说：“蜀公平生虚心养气，数尽神往，而血气不衰，所以发于外者，才能如此。” 81

苏轼不肯如韩愈一样，随便为人写“谀墓文字”的。元祐中，朝廷敕令苏轼撰《赵清献公（瞻）神道碑》，他复奏道：“臣平生本不为人撰行状、埋铭、墓碑，士大夫所共知。只因近日撰司马光行状，盖因光曾为臣亡母程氏撰埋铭；又为范镇撰墓志，盖为镇与先臣某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此是苏轼自负的地方，尝言：“轼于天下未尝铭墓，独铭五人，皆盛德。”那是富弼、司马光、赵瞻、范镇和张方平，其中赵清献公一碑还是辞谢不了，勉强写的。

现在，他在南都静住了快一个月，一面陪伴衰病的乐全老人聊聊天，一面专心撰述范蜀公的墓志铭，这两老都是最早识拔苏氏兄弟的前辈。

在此期间，受他荐举以布衣而为徐州教授的陈师道（履常，一字无己）邀同王子安要到南都来看他，先向当时的徐州太守孙觉请假，莘老不许，陈便托疾私行。这是违背官常禁例的行为，但是师道不顾这些。

两人晤叙甚欢，苏轼行时，他又一直陪他坐船到宿州，本来打算送到灵壁，因为部役沂上，不便再送，遂在宿州分手。船上，这位后来开江西诗派的大诗人作诗呈轼曰：

一代不数人，百年能几见。

昔为马首衔，今为禁门键。

一雨五月凉，中宵大江满。

风帆目力短，江空岁年晚。 82

后来师道已除太学博士，便遭言官弹劾，指责他违法越境访苏，再出为颍州教授，依然做他那坐冷板凳的广文先生。

苏轼泛江而下，渡淮河，过山阳，至浙西境，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润州太守黄履远来迎迓。黄履于元丰年间为御史中丞，是审理诗狱案的群凶之一。那个时候，他是高坐堂上的问官，苏轼是觳觫堂下的罪囚，深文周纳，必欲置之死地的人，现在却毫不在乎地堆满一脸笑容，鹄立江边。苏轼心里明白，这是因为浙西路管辖六州，以钱塘、扬子二江为界，润州在杭州所部中，既是他的顶头上司，怎能不恪恭伺候？小人趋炎附势，无耻竟至如此。

至润州，更料想不到当年第一个举发苏轼诗中意存谤讪的沈括（存中），目前闲废在润，他亦往来迎谒甚恭。苏轼觉得这真何苦，心里更加厌薄其人。

既至润州，立即往访金山寺的了元禅师。这和尚，前年（元祐二年）已得朝廷敕封“佛印”的师号。

当他悄悄来到金山寺，佛印正高坐堂上，为大众僧侣说经，苏轼直趋座前，佛印见到，戏言道：“学士何来？此间无你坐处。”

“暂借和尚四大，用作禅床。”

“山僧有一转语，言下即答，当从所请；如稍涉拟议，则所系玉带，请留以镇山门。”苏轼便将玉带解下，置于几上。于是，佛印朗吟道：

“山僧四大本空，五蕴非有，欲于何处坐？”

苏轼不及应答，佛印便急呼侍者：“收此玉带，永镇山门。”

两人相对大笑，佛印并以衲裙一条回赠。以苏轼的捷才，还是输给了禅门的机锋，所以次韵诗有这样的话：

病骨难堪玉带围，钝根仍落箭机锋。

欲教乞食歌姬院，故与云山旧衲衣。

《五灯会元》载此事：“东坡居士作偈曰：‘百千灯作一灯光，尽是恒沙妙法王。是故东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禅床。’”或为事后所作，无补于胜败，聊记于此。

了元之得赐号“佛印”，因为元祐二年间，高丽和尚法名“义天”者，航海至明州，疏请遍谒中国丛林，问法受道。据传，义天本是高丽国的王爷，诏令朝奉郎杨杰为馆伴。所至吴中各寺，都以王臣之礼来接待。到金山寺求见了元，了元却坐在禅床上直受义天的大拜，馆伴杨杰大惊，问故于了元，和尚说：“义天既已出家，他的身份只是一个异邦的和尚，丛林规矩如此，不能为他改变。”朝廷认为了元颇识大体，赐号“佛印”。 83

据《金山志》：了元佛印禅师，字觉老，饶州浮梁林氏子，出家，遍参禅宗名僧庐山圆通寺的居讷禅师等；先住江州承天寺，继迁淮上斗方寺，庐山的开先和归宗寺；与苏轼结交是苏在黄州，他住持归宗的时候，苏曾赠他怪石供；后即住持金山、焦山；出家四十年，缙绅多与之游，名动朝野，曾蒙神宗赐予高丽磨衲金钵。他是一个极有地位的禅师，据释惠洪《冷斋夜话》所记，亲见元公出山时驺从之盛，说：“重荷者百夫，拥舆者十许夫，巷陌聚观，喧吠鸡犬。”岂是传说中的酒食和尚？宋朝的僧侣，仰赖社会供养，自成一个特殊阶级，虽然不是贵族，却是贵族的高级附庸。

明人把佛印、东坡和杭伎琴操扯在一起，造作许多故事。其实苏轼第一次在杭州，尚未认识佛印；第二次在杭州的两年间，佛印在金山，亦从无来游西湖的文献可征。说故事的人把一僧一俗一名伎凑成一组，人物本身就已非常富有传奇性了，何况以一个和尚或一个伎女的才情，就能打倒天下的大文豪，给人一种痛快的发泄，如此而已。

旅程中，路过湖州，“伤心旧地，罪官重来”。苏轼心里，不免有无限的感慨。但他这些年来，饱经风霜，祸福兴衰，只把它当作过眼云烟，再也不愿重提那些旧事。

只是吴兴有几个后辈，开筵欢宴这位前辈先生。他们是故黄州太守徐君猷的妻舅福建路运使张仲谋、福建转运判官曹辅（子方）、以左藏副使为两浙兵马都监的刘季孙（景文），临濮县主簿、监在杭商税的苏坚（伯固）和杭人张弼（秉道）等，主客共是六人，相与欢谈剧饮，非常高兴。

席间，苏轼说起十五年前（即熙宁七年），他自杭州通判移守高密，与杨绘（元素）同舟，张先（子野）、陈舜俞（令举）也要一同去访时知湖州的李常（公择），他们一共五人，后来又有刘述（孝叔）参加进来，同游松江。夜半日出，置酒垂虹亭上，当时，除出词人张子野已经八五高龄外，其余的人都在壮年，闹酒的兴致很好，有人喝得烂醉如泥。子野即席作了一阕《定风波》小令，末章有“见说贤人聚吴分，试问：也应旁有老人星” 那样的话。

这次会后，六人重聚不易，苏轼时常怀想。元丰四年在黄州听人传说松江桥亭已被海水冲坍，他还感慨：“追思曩时，真一梦耳。”不料再过八年的今日，六客中的五人都已死亡，只剩苏轼一人尚在人间，寿命无常，人生如寄，那时候年纪最轻的他，现在代替了张子野的位置，做了座中的老人星了，心里禁不住一阵悲凉。

张仲谋请作《后六客词》，苏轼便写了如下这阕《定风波》：

月满苕溪照夜堂，五星一老斗光芒。十五年间真梦里，何事？长庚配月独凄凉。

绿发苍颜同一醉，还是，六人吟啸水云乡。宾主谈锋谁得似，看取，曹刘今对两苏张。 84

其时，消息传来，范纯仁为了反对将蔡确流放岭外，被言官围剿，指为蔡确之党，力求罢相，出知颍昌府。苏轼听到此讯，不寒而栗，恍然有幸已逋逃之感。所幸杭州已经很近，只望西湖的山光水色，能够冲淡他“风雨京华”四年中一切痛苦的回忆。

1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2  〔宋〕费衮：《梁溪漫志》。

3  〔宋〕李廌：《师友谈记》。

4  〔宋〕袁文：《瓮牖闲评》。

5  〔清〕阮葵生：《茶余客话》。

6  〔宋〕杨湜：《古今词话》。

7  〔宋〕王直方：《王直方诗话》。

8  〔宋〕王直方：《王直方诗话》。

9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

10  〔宋〕苏轼：《东坡志林》。

11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12  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有所谓“一祖三宗”者，一祖为杜甫，三宗为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

13  《山谷外集》六十，史容注引《王立之诗话》。

14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

15  〔宋〕李廌：《师友谈记》。

16  〔宋〕赵令畤：《侯鲭录》。

17  〔宋〕苏轼：《东坡志林》。

18  〔宋〕曾敏行：《独醒杂志》。

19  〔宋〕米芾：《海岳名言》。

20  〔宋〕周煇：《清波杂志》。

21  语见《何氏语林》，其时想在西师生擒番将青宜结鬼章槛送京师时，故有此语。

22  〔宋〕释惠洪：《冷斋夜话》。

23  〔宋〕陆游：《入蜀记》。

24  阮者，乐器名。《旧唐书·元行冲传》：“有人破古冢，得铜器似琵琶，身正圆。行冲曰：‘此阮咸所作器也。’令易以木而弦之，其声清亮，乐家遂谓之阮咸。”

25  〔宋〕许顗：《彦周诗话》。

26  〔宋〕邵博：《闻见后录》。

27  〔宋〕何薳：《春渚纪闻》。

28  〔宋〕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29  〔宋〕王应麟：《困学纪闻》。

30  〔宋〕杨万里：《诚斋诗话》。

31  〔宋〕王明清：《挥麈余话》。又杨万里《诚斋诗话》。

32  唐庚《唐子西语录》：“东坡居士作《病鹤》诗，自写‘三尺长胫瘦躯’，缺其一字，使任德翁（伯两）辈下之，凡数字，东坡徐出其稿，盖‘阁’（搁）字也。此字既出，俨然如见病鹤矣。”

33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

34  〔宋〕俞文豹：《吹剑录》。

35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

36  编者注：考《苏轼集》，应为《与毛维瞻》。

37  〔宋〕黄庭坚：《山谷集》。

38  本集：《书唐（坰）氏六家书后》。

39  〔宋〕苏轼：《东坡志林》。

40  〔宋〕朱弁：《曲洧旧闻》。

41  〔宋〕曾敏行：《独醒杂志》。赵令畤《侯鲭录》略同。

42  〔宋〕赵令畤：《侯鲭录》。

43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44  〔宋〕曾敏行：《独醒杂志》。

45  〔宋〕赵令畤：《侯鲭录》。

46  佚名：《道山清话》。

47  〔宋〕赵令畤：《侯鲭录》。

48  〔宋〕苏过：《斜川集·书先公字后》。

49  本集：《四菩萨阁记》。

50  〔宋〕苏轼：《东坡志林》。

51  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一：“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52  〔德〕莱辛：《拉奥孔》（Laoccon），论绘画与诗的界限。

53  〔宋〕岳珂：《桯史》。

54  〔宋〕魏庆之：《诗人玉屑》。

55  〔宋〕何薳：《春渚纪闻》。

56  释德洪《石门文字禅》：题东坡画应身弥勒。

57  吴师道《吴礼部集》：“自画背面画。”

58  〔宋〕晁补之：《鸡肋集》。

59  〔元〕王沂：《竹亭集》。

60  〔元〕王沂：《竹亭集》。

61  本集：《书庞安常见遗廷珪墨》。

62  〔元〕陆友：《墨史》。

63  〔宋〕苏轼撰，施元之注：《施注苏诗》。

64  〔宋〕赵令畤：《侯鲭录》。

65  本集：《记夺鲁直墨》。

66  〔宋〕苏轼：《东坡志林》。

67  〔宋〕赵令畤：《侯鲭录》。

68  〔宋〕赵令畤：《侯鲭录》。

69  〔宋〕邵博：《闻见后录》。

70  〔宋〕何薳：《春渚纪闻》。

71  〔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

72  〔宋〕邵博：《闻见后录》。

73  〔宋〕赵令畤：《侯鲭录》。

74  〔清〕潘永因：《宋稗类钞》。

75  范公偁《过庭录》：“丁石与刘挚同里发贡。后失途流落教坊，艺名丁仙现（又曰线见），亦才子也。”叶梦得《避暑录话》曰：“仙现非为优戏，则貌俨然士大夫。”

76  〔宋〕李廌：《师友谈记》。

77  〔宋〕郭彖：《睽车志》。

78  〔宋〕赵令畤：《侯鲭录》。

79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80  〔宋〕邵博：《邵氏闻见录》。

81  〔宋〕朱弁：《曲洧旧闻》。

82  〔宋〕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录》。

83  〔清〕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

84  末句设想甚巧，正面是为“谈锋之健”设例，当指曹操与刘备（论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苏张则指苏秦、张仪。实则为与后六客的姓氏相合，喻曹辅、刘景文、苏坚、苏轼、张仲谋、张弼。

第十章　杭州去来

一　储粮防灾

苏轼以两浙西路兵马钤辖龙图阁学士知杭州，于元祐四年七月三日到任，进谢上表中，有曰：“仰荷至仁，曲从微愿。江山故国，所至如归，父老遗民，与臣相问。”皆为实言。苏轼回忆当年被陷御史台狱，死生莫卜，其时距他离开杭州，且已六七年了，而当地士民，还在追念这位离职久已的好官，为他设置解厄道场，祈求上苍保佑他消灾免祸。 1  主管这件案狱的当局，移文杭州索取境内所留苏轼的诗作，杭人坦然提供数百首，心里则颇鄙薄此种为文字兴狱的作风，诮为“诗帐” 2  。他们对被迫害者的同情，不言而喻。

不仅此也，苏轼后来谪放黄州，杭州的故人还相约凑出钱来，一年两次，派人遄程到黄州去问候他，还带来许多杭州土产的食物——荔枝、螺酱、茶叶。见于苏轼黄州所作《杭州故人信至齐安》诗：

昨夜风月清，梦到西湖上。

朝来闻好语，扣户得吴饷。

轻圆白晒荔，脆酽红螺酱。

更将西庵茶，劝我洗江瘴。

故人情义重，说我必西向。

一年两仆夫，千里问无恙。

相期结书社，未怕供诗帐。

还将梦魂去，一夜到江涨（杭州桥名）。

回溯熙宁七年（1074）十月交卸通判职务离杭，到这次元祐四年（1089）七月重来，别已一十五年，苏轼所满心喜悦的，并不完全为了西湖的湖光山色，而是杭州人对他这份深厚的情义，使这天涯游子，如有归乡之乐。

北宋当年，杭州还是一个美丽而宁静的小城，不能与京城开封相比，要到南宋建都于此，改名临安，它才繁荣热闹起来。祖居钱塘的周煇，在南宋时听故老传说从前的杭州：“昔岁风物，与今不同。四隅皆空回，人迹不到。宝莲山、吴山、万松岭，林木茂密，何尝有人居。城中僧寺甚多，楼殿相望。出涌金门，望九里松极巨，更无障碍。……” 3  所以苏轼作《去杭十五年复游西湖》诗，也说：“葑合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可见虽号地上天堂的地方，人口并不甚盛，但这对于一个刚从汴京十丈红尘中逃避出来的苏轼，毋宁是个非常理想的住处。

做知州的有官邸称“州宅”者可居，但在州宅之东，消暑堂之后，另有一座为屋五间的建筑，系熙宁年间赵清献公抃知杭州时所造，以钱塘旧城的城闉为基地，所以房屋虽然并不高大，但因建地高，特别超出在州宅及园圃之上，可以俯瞰虚白堂，历来为州者多居之，称为“高斋”。苏轼用以招待他的宾客居住，和黄州的雪堂一样。

苏轼自己住定后，首先注意到的是杭州的廨宇官屋，都已非常破败。这些建筑，本来都是吴越国主时代所造，虽然建材都是珍材异木，然而历时皆在百年以上，大部分颓败倾斜，随时有倒屋伤人的危险。苏轼到任前一个月，使院屋倒，压伤两个书手；八月鼓角楼坍了，压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因此，遇大风雨时，职官们都不敢在正堂里值宿。苏轼派人检查，计有官舍、城门、楼橹、仓库等二十七处，大段隳坏，亟须抢修。他于九月间，上《乞赐度牒修本州廨宇状》，状请给赐度牒二百道，并请依照旧数支公使钱五百贯，用来应付修缮的经费。

状中，他还插述一段感慨。说他的前任，虽也有“果于营造”者，如孙沔造中和堂，梅挚造有美堂，蔡襄造消暑堂等，然而“皆务创新，不肯修旧”，听任实际需用的廨宇在风雨中东倒西歪，因循支撑，苟延岁月，只是不修——当官的爱做门面事，自古已然，而今为烈。

初到任时，苏轼还曾感叹过杭州的“人经丰岁尚凋疏”，不料丰岁无常，就这时候，他所辖属的浙西七州——杭、湖、秀、睦、苏、常、润，已经雨旸失调，正在酝酿凶年的灾荒了。因为这些地方，有一部分从上年（元祐三年）冬季开始，到今年春天，一直霪雨为患，田中积水不退，无法施种早稻；至五、六月水退后，才再补种晚稻的秧苗；不料插秧后，又遇上干旱之灾。两次稻作，全遭损害，所以市上米价先已腾贵，每斗要卖到九十足钱。江南水乡，麦产甚少，照这情形，可以预见明年春夏之交，必有饥馑盗贼之忧。

苏轼下车伊始，正是干旱严重的大热天，立刻有两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待他解决。一是如何平抑米价，筹措粮源，准备赈济明年的缺粮；二是如何疏通运河，恢复水运交通，并使城中的居民有足够的水用。

关于第一个问题，苏轼把有关当地的粮食需要，调查清楚，就目前的收成预测来年缺乏的数量，然后于十一月间，上《乞赈济浙西七州状》，向朝廷提出请求：一是减收本路上供钱斛一半或三分之二，俟年成丰熟时，分年起偿；二是请即诏令停止公家在本路各州收购常平、省仓、军粮、上供米、封桩钱等各项名目的钱米；三是乞将上供钱散在诸州税户，令买金银绸绢，以免钱荒。

这个状子奏报去京后，久久未得诏答。他知道地方监司有报喜不报忧的官僚习气，不肯实事实说；而更多的人，非到灾荒临头，饿殍载道，不见得会有未雨绸缪的远见。他心里非常不安，分头给太师文彦博、宰相吕大防以及门下仆射诸公，写信呼吁，促请他们注意和支持。

苏轼非常了解杭州风俗的浮薄，上吕仆射（大防）论浙西灾伤书中，特别申述了这一点。因为大防是北人，不甚了解南方人的生活习俗，与朴实的北人不同，抵御灾荒的能力也就非常薄弱，所以必须由政府预为筹谋，准备赈济。否则，饥荒一经发生，社会就难免动乱不安。

苏轼书中说：

……三吴风俗，自古浮薄，而钱塘为甚。虽室宇华好，被服粲然，而家无宿舂之储者，盖十室而九。自经熙宁饥疫之灾与新法聚敛之害，平时富民，残破略尽。家家有市易之欠，人人有盐酒之债。田宅在官，房廊倾倒；商贾不行，市井萧然。譬如衰羸久病之人，平时仅自支持；更遭风寒暑湿之变，便自委顿。仁人君子，当与意外将护，未可以壮夫常理期也。……

经过这样多方呼吁，终获朝旨许可，准予保留上供米三分之一，办理平籴。

来年正月，粮食供应果已青黄不接，苏轼便下令减价出籴常平米，把骎骎欲上的粮价压了下去。

宋朝的救荒政策，法有政府办理贷款的规定，地方官可以不必入告朝廷，专权自办。但是苏轼不愿意放贷官款，顾虑贷放容易，将来与租税同时催收时，民不堪命了，此与从前反对青苗的原则一样。他决心专用平籴法，不使遭灾的百姓贻留后患。

随后苏轼又想到九月间为了修缮廨宇，乞赐度牒那个案子，认为如得朝廷给赐，即可征召苏湖常秀各州富户，照市价纳米购买这批度牒，然后可以将这批米以低价卖与缺米县份。这一进一出，虽然政府在米价上要吃一点亏，但可疏解米荒，平抑粮价。而出籴所得价款，即使短少一点，依然可以挑紧要之处修葺官屋。照此做去，政府给赐一份度牒，就可以派上两种用场，“先济饿殍，后完破产”。

他把这个构想，也奏报了朝廷，对于先前乞赐度牒一案，抱着极大的期望。

度牒，是出家人的身份证明。宋朝，度牒由中央政府专卖，一个人要出家做和尚，须先买好度牒，才由寺院剃度。政府出卖度牒，在财政收入上占有重要地位，有时竟超过朝廷岁收的十分之一。

一道度牒的价格，因时因地不同。神宗时的官价，每道卖钱一百三十千；但在夔州路则卖到三百千，广西路卖到六百五十千（《宋会要辑稿》）。如依米价每斗九十文计算，一纸官价度牒折合白米一百石以上。

老百姓要买度牒，因为和尚道士可以逃避兵役、劳役，不出身丁钱和其他苛捐杂税；法律规定，属于寺院的田产免付租赋，所以部分地主也要买张度牒，用来逃避租赋的负担。

苏轼七月到任，正是铄石流金的炎夏时节，干旱之灾已成。他最先注意到的是当时主要的交通命脉——运河干浅所造成的交通瘫痪，因而货运阻塞，使谷米薪刍全面涨价。

解决水的问题，是拯救干旱的根本，也是疏通货运、平抑物价的唯一办法。苏轼前任杭州通判时，曾与当时的知州陈襄共同擘划过杭州的水源，在这方面他有相当的了解，因此很快接受临濮县主簿、监杭州商税苏坚（伯固）的建议，第一步浚治杭州的两条运河：一是南抵龙山浙江闸口，北出天宗门的茆山河；一是南至州前碧波亭下，东合茆山河而北出余杭门的盐桥河。

他先调集捍江兵士及诸色厢军千余人，浚治这两段河道，各有十余里。以茆山一河，专受钱塘江的江水；以盐桥一河，专受西湖淡水。因为若不把这两道运河的水源分别隔开，则每天江潮来时，随着潮水带进大量泥沙到运河里来，不出三五年，河道依然要被淤塞，前功尽弃。所以这次工程不但河分两道，又在钤辖司前创建一座水闸，每天江潮上时，关闭闸门，使龙山江潮只能从茆山河出天宗门而去；等过了一两个时辰，潮平水清，才开闸门，则江潮中挟带的泥沙，就不会流入穿越市内的盐桥河，大部分流经城市的运河也就不会淤塞了。茆山河流，全在市区外的乡野之地，浚治淤积，便无碍城中的商市和居民。

此一工程自元祐四年十月开工，不到半年，即已完成。两河河床受水的深度，都在八尺以上，于是客货船运，顺利通行。杭州的父老们都一致赞颂，说三十年来，开河未有如这次那么深、那么快的。

治水救旱，浚河通航是解决问题的一半，而另一半的任务则为充裕人民日用的水源。根据苏坚的建议，原来西湖淡水贯城进入清湖河者，大小共有五支水道，但却都从清湖河直下，径出余杭门，不复与城中运河相灌输，未加利用，最为可惜。因此他们在涌金门内小河中，造一座小堰，使暗门和涌金门二道所引湖水，注入法慧寺东沟中，沿此添凿四五道新沟，引入市内猫儿桥河口，由猫儿桥河口流入新水门而至盐桥河——这就是盐桥河专受湖水（亦即淡水）的导流工程。

盐桥河的下流，容纳江潮的清水，上流有西湖活水流性，有此两大水源，则城中居民便永无缺水之忧了。这湖水所过曲折之处，分别设置石柜贮水，老百姓可以汲用洗濯,并可为救火消防之备。苏轼与苏坚商定了这个计划，再叫仁和知县黄僎去实地相度，又亲率僚吏躬自验视，认为确凿无疑，就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将这小堰和凿沟的工程于元祐五年四月二十日开工做了。

苏轼原来请求留上供米一半或三分之二，用以赈灾，而朝廷所许只有三分之一。照他的估计，还差三万石，他只引领期待朝廷能够如数给赐二百道度牒，可以让他先用来调节粮米，再修官屋。

其时淮南路也报灾伤，朝廷将它并成一案办理，准了两浙、淮南路，各赐空名度牒三百道，付各路转运使，命与提刑、两路钤辖司洽商分配。

这宗公事的主管是转运使叶温叟，他在出巡各州勘灾途中，奉到圣旨，却不会商有关官署，擅自作主，把它分配了，杭州只配得度牒三十道。

这使苏轼大为不平，立刻上奏《论叶温叟分擘度牒不公状》。状言：度牒的分配，应该依州郡大小、户口众寡、灾伤程度的深浅来定配额，现在叶温叟不经会商，擅自分配，已经违背了诏令，而他独出私意，只分与杭州三十道，更不公平。如润州人户，仅为杭州的十分之三，而且并未报灾，他却分与度牒一百道；其余或多或少，任意支配，漫无准则，致使“杭州百姓，例皆咨怨，将谓圣恩偏厚润州，不及杭州”。 4

苏轼在状中再度详申杭州缺米的严重，乞赐指挥于三百道度牒内支一百五十道与杭州。

叶温叟与苏轼是进士同年，两人议事每不相合；不过，公事虽然要争，但不妨碍私谊。此事之后的元祐六年（1091）正月，叶温叟以主客郎中被召还京，行前还与苏轼一同视察新河。将行，轼作《浣溪沙》小词为他送行，还希望将来再在杭州相逢：

阳羡姑苏已买田，相逢谁信是前缘。莫教便唱水如天。

我作洞霄君作守，白头相对故依然。西湖知有几同年。

这段度牒公案，卒于五年五月获得解决，由朝廷加赐两浙、淮南度牒六百道，其中杭、扬二州，各得百道。

于是，杭州且有钱余，可作开湖的部分经费了。 5

二　吏治

苏轼生性刚直，善善恶恶，毫不假借。他固然有出尽全力，争取粮米备赈的仁心，但也有不顾常度、法外惩暴的勇气。

浙西诸郡，产丝织绢，全国第一。每年年初，政府拨出库钱贷放民户，约定于蚕熟后，以织成的绢抵还贷款，实即政府预购，一千输一缣，称“和买绢”。这批收购绢例须纲运上京，供中枢配给军公人员之用。

近些年来，民间故意织造一种“轻疏糊药”的劣绢，拖到期限迫近，蒙混缴纳，煽合众人拒绝官方挑剔，习以为风。但是送到京里以后，受配的官吏军人，都说两浙衣赐不好，年有估剥，使原纳专典的职官，被枷锁鞭挞，典卖竭产，还不够赔偿。

苏轼认为此乃姑息之弊。他命令受纳官吏，必须认真挑选，不受威胁。七月二十七日，受纳场前，就发生纳绢的民户二百余人齐声叫嚣的骚动事件，同时拥入州衙，向知州喧诉。苏轼一面依理晓谕，一面责令仁和县丞调查，此中必有凶奸为首的人在幕后煽惑群众，要挟官府。

果然查出是颜巽的两个儿子——颜章和颜益，他们纳和买绢五疋，全是轻疏糊药、丈尺短少的劣品，受纳官拒不接受；这颜姓兄弟立刻就号召到数百人，在受纳场上包围监收的官吏，大声叫喊示威，秩序大乱。苏轼即时下令，差人将这颜章、颜益逮捕到案，枷送右司理院（法院）勘查。

逮捕了首恶二人的第二天，人户缴送的都是好绢了，而且更无一人再敢喧闹生事。

苏轼继续追查这颜家父子的素行，原来他们是犯罪世家，地方恶霸，故意打击官府的威信，达到横行闾里的目的。颜巽原是土豪，他曾在衙门里当过书手，熟识胥吏，因犯赃私和逃税，两次刺配本州和滁州的牢城，而两次都托病保释出来，即在地方上为非作恶，父子凶奸，使老百姓望之如虎，不敢不听从他的号令。

这次事故，就案件的本质而论，不过触犯税法而已，所以右司理院的判决，只能予以行政处分，对这种凶狡的人，毫无用处。苏轼认为：“以匹夫之微，令行于众；欲以众多之势，胁制官吏。”这个样子的社会恶霸，实在不能姑息；右司理院只可依法判处，但显然不足收惩儆之效，除恶即是保良，苏轼别于法外加判曰：

颜章、颜益，家传凶狡，气盖乡闾，故能奋臂一呼，从者数百，欲以动摇长吏，胁制监管，蠹害之深，难从常法。

径将颜章、颜益二人，“法外刺配”（脸上刺了花，充军到远恶州郡去）。苏轼一面上奏朝廷，乞状下本路转运使遍行约束晓示外，而自于法外作此处分，实已超越了知州的权限，同时引咎自请朝廷重典。

章上，朝中御史论苏轼为违法，贾易尤累章攻讦不已。朝廷无奈，一面诏许苏轼“放（免）罪”，一面将颜章也放了。苏轼心里很是不平，觉得州郡官的责任与权力，不成比例，很难做事，上《杭州谢放罪表》，有言：

伏以法吏网密，盖出于近年；守臣权轻，无甚于今日。观祖宗信任之意，以州郡责成于人，岂有不择师帅之良，但知绳墨之驭。若平居仅能守法，则缓急何以使民。……

这段话骂尽乡愿式的官僚政治，对于朝廷的处置不能坚持原则，也深表遗憾。该表还有一段自述个性的话，非常坦白而且沉痛。如言：

早缘刚拙，屡致忧虞。用之朝廷，则逆耳之奏形于言；施之郡县，则疾恶之心见于政。虽知难，每以为戒，而临事不能自回。……

“临事不能自回”这句话，活画出一个严别是非、疾恶如仇的勇者的面相。

然而事情并未了结，朝廷虽已放罪，御史们还是不赦。后来总攻击时，这也是罪状之一。

北宋当时，最大的敌人是北方的辽国；而东北滨海之地的高丽，是臣属契丹的一个毗邻小国。契丹人阴蓄跃马中原之志，有政治预见力的人，都有“心所谓危”的警惕。他们利用高丽人来中国做间谍工作，“使者所至，图画山川，购买书籍。议者以为所得赐予，大半归之契丹”（《论高丽进奉状》）。所以这些年来，有很多高丽人用各式各样的名义到中国来，朝贡的、通商的、拜佛的，络绎不绝。

他们通常都利用商船上的人来做内线，一则求财利，一则要情报，互相勾结，已是存在很久的事实。前几年有个王子和尚义天来华访谒各大丛林，即是一端。

明州，即今浙江宁波府，唐宋时代最大的贸易港。高丽人来华，大都是从明州入境，他们如欲到中原各地去游历，则杭州是旅程中第一个大站。

因此，苏轼到任才三四个月，就碰上一件棘手的高丽僧人请求进贡的案子。

这事情起源于已死的杭州惠因院僧静源。这静源不是一个佛门清净的出家人，从前曾在滨海地方的寺庙里住过，惯与出海的舶客交通牟利，那些舶客们在高丽替他做宣传。因此，元丰末年，高丽王子和尚义天来华时，也曾往拜静源。

今年，静源死了，他的门徒和一个叫徐戬的便想出花样来。那徐戬曾为高丽雕造夹注《华严经》板两千九百余片，公然运往，得到白银三千两的报酬。他食髓知味，乘此机会便鼓动静源的门徒，带了他师父的画像，搭了商船去高丽往告义天。义天就派他的门徒寿介、继常、颍流和院子金保、斐善五人到杭州来祭奠亡僧静源。苏轼令本州将他们送往承天寺安置，选职员二人，兵十名，妥善照管，不许随意出入。

祭毕，寿介才呈状称：临发日，高丽国母交他两尊金塔，命他进奉宫廷，祝皇帝和太皇太后的万寿。苏轼一面令主管部门退还他的书状，答复道：朝廷清严，守臣不敢专擅奏闻。一面奏报朝廷道：“高丽久不入贡，失赐予厚利。意欲来朝，以未测朝廷所以待之薄厚，故以祭亡僧而行祝寿之礼。礼意渺薄，盖可见矣。若受而不答，则远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赐，正堕其计。臣谓朝廷宜勿与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

苏轼虽然已将这批高丽使者管在承天寺住，但是仍不放心，特别甄选了西湖下天竺的净慧禅师思义，来当高丽僧人的馆伴，赋予监察的任务。这净慧学行很高，通达世故，每日与他们讲论佛法，词辩之外，又复步步跟踪，弄得那些高丽僧人毫无办法。思义从谈话中，把寿介此行的动机和经过问出许多破绽，报告苏轼。 6

旧例，外国使至，吴越七州政府所费的招待费，要花二万四千余缗，民间所费还不计算在内。苏轼认为不值得如此靡费，命令所属州郡酌量裁减。

高丽僧经他奏准，从福建泉州遣送归国。苏轼认为刁商招诱外夷，为国生事，必须严惩；同时奏奉朝廷准许，将徐戬发配到千里外的州军编管。

苏轼对这方面的警觉性很高，元祐五年八月泉州纲首检举商客王应年等冒请高丽公凭，发船入大辽买卖。他便上《乞禁商旅过外国状》，此是当时情势下必须做的“保密防谍”措施，而执政大臣们，由于和平日久，十分颟顸，对之漠然。

苏轼治大恶，务严峻，绝不姑息；但是对于轻微罪过而事足同情者，他的宽厚，却又常常出人意表。

有件债务案子，某人欠绫绢钱二万不偿，被债主告到官里。苏轼把被告传来讯问，供曰：“我家以制扇为业，父亲刚死，又遇今年入春以来，连雨天寒，所制的扇子卖不出去，并非故意不还。”苏轼看了他老半天，然后说：“姑且把你所制的扇子拿来，我来替你发个利市。”

一会儿扇子取到，苏轼就中选取白色夹绢团扇二十柄，就拿起判笔来各写行书、草字，画枯木竹石，顷刻而尽。给他道：“拿去，赶快变钱还债。”那个人抱扇泣谢而出。一出府门，就被好事者争以千钱取一扇，立刻卖光了，到后一步的还懊恨不置。这故事传说出去，阖郡称嗟。 7

苏轼对于偶犯罪失的士人，爱护尤甚，因为他经历过一个寒士的困难，非常同情他们。

一次，所属都商税务查获了一个逃税的南剑州乡贡进士吴味道，带了两大包私货，包面上写作“杭州知府苏某封至京师苏侍郎宅”。不但逃税，而且冒名。苏轼问他内中所装何物？此人实说道：“味道今秋忝冒乡荐，乡人集资为赴京盘缠。我以一百千钱买得建阳小纱二百端，如沿路抽税，到京就不剩一半。以为当今负天下重名者莫逾先生，所以假冒台衔。不料先生已临镇于此。罪实难逃，乞求宽恕。”

苏轼叫笔吏另加包封，上写自己名衔送“京师竹竿巷苏学士收”交给吴味道，且说：“先辈这回将上天去也无妨，来年高过，当却惠顾也。”味道悚谢再三而去。 8

苏辙于本年六月除吏部侍郎，三日后改翰林学士兼吏部尚书。味道不知，所以称苏侍郎；而苏轼改写包封，称苏学士。

苏轼治郡，对于鱼肉人民的豪强，虽然绝不放过，但是那个时代，国家承平日久，社会安定，所以真正的巨奸大憝，并不常有，犯行大多是些偷鸡摸狗，迫于饥寒而起的细事。在苏轼人道主义的观念上，求生是人的基本权利，因求生而致犯罪，实在可以同情，甚至想到自己在这里做官，恋恋于这份俸禄，也不过是为了生活。二十年前 9  ，他初来杭州做签判，那年除夕，在都厅当值，例须点查囚系的人犯，看到黑越越的一大堆人挤满了监狱，点到天黑还不能回家，心里非常难过，当时曾在厅壁上题过一首“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的诗。

二十年后，苏轼重来，苛酷的新法已经革除了，现在情况，已与从前不同。元祐五年除夕，检点狱讼，竟是“庭事萧然，三圄皆空”。

苏轼听到这个报告，欢喜满足之余，认为此“盖同僚之力，非拙朽所致”。和前篇韵作诗呈公济、子侔两通判：

山川不改旧，岁月逝不留。

百年一俯仰，五胜更王囚。

同僚比岑范，德业前人羞。

坐令老钝守，啸诺获少休。

却思二十年，出处非人谋。

齿发付天公，缺坏不可修。

三　治六井·开西湖

古代社会缺乏公共卫生设施，任何地方水旱灾荒之后，一定会发生瘟疫，瘟疫蔓延，也必有大批大批的人死亡。

果然，杭州于干旱之后，翌（五）年三月间，气候转暖，疫病随即大作，照苏轼说：“杭州是水陆交通之区，因疫病死者，比他处常多。”

苏轼立即实行两项救济措施：一是设置病坊，一是施药。

他拨出结余官钱两千贯，自捐私款黄金五十两，在城中众安桥设置病坊一所，取名“安乐”，遴选僧人主持施医的工作。规定每年从钱粮（即田赋）中留出病坊的常年经费，三年内医逾千人者，对主持僧人，呈由朝廷赐与紫衣。 10

既设病坊，他又自费修合药剂——圣散子，施送贫病。这圣散子的功效，苏轼自记：

昔尝览千金方三建散云：风冷痰饮，症癖痎疟，无所不治。而孙思邈特为著论，以谓此方用药节度，不近人情，至于救急，其验特异。乃知神物效灵，不拘常制，至理开惑，智不能知。今仆所蓄圣散子，殆此类耶？

据他说，此药表里虚实，一切不问，凡阴阳二毒状至危急者，连续饮服数剂，立即汗出气通。如遇时疫流行，于天明时用大釜煎煮，不问老少良贱，各服一大盏，就能使疫气不入其门；如是平常疾病，空腹一服，也能饮食倍常，百病不生，真是“济世之具，卫家之宝”。

这圣散子药效如此神奇，简直就是万应灵丹；而且所用都是中下品的药科，每服成本只要一钱。所以苏轼劝人施药，必曰“千钱可救千命”。四年春间杭州这场时疫中，苏轼自费修合此药，广事施舍，据说，“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

这个秘方，苏轼得来不易：

其方不知所从出，得之于眉山人巢君谷。谷多学，好方秘，惜此方不传其子，余苦求得之。谪居黄州，比年时疫，合此药散之，所活不可胜数。巢初与余约不传人，指江水为盟。余窃隘之，乃以传蕲水人庞君安时。安时以善医闻于世，又善著书，欲以传后，故以授之，亦使巢君之名与此方同不朽也。

一千多年前的苏轼，就反对家传秘方，认为应将验方公开，博施济众。

苏轼初从巢谷手上得到这个秘方的时候，他在黄州贬所，经济情况很不宽裕，然而还是合这个药，施舍别人。 11

疫病期间，失时旷业，饥民必然骤增，苏轼又命人设厂煮粥，普施贫病。

苏轼去任后，所设病坊，改名“安济”，从城中众安桥迁至西湖上，办了没有几年，就停废了。南宋周煇言：四十年前见到祥符寺一老僧，称其先师曾隶安济坊，现在杭州虽为陪都，却不见官府再办这种拯民疾苦的社会事业。

饮水，与人们的健康和防止疾病传布，关系非常密切。苏轼为解救杭州旱灾，费了半年功夫，浚治了茆河、盐桥两道运河，疏通了航运，供给了居民洗濯用的水，但还不能解决人民日常饮水的问题。

杭州，本在水底，由沧海变成桑田，故虽渐为城市，而水泉咸苦，居民还甚稀少。唐李泌始造六井，汲引西湖群山所出的淡水，供应民饮；白居易继复治湖浚井，筑石函隔绝江水，饮水问题才获充分解决。

至熙宁五年（1072），钱塘六井年久失修，居民又苦水不够饮。时陈襄来知杭州，苏轼为通判，命僧人仲文、子珪、如正、思坦等负责修整，自擘划以至工程的点验，苏轼亦均参与其事。钱塘六井对于杭州居民饮水的关系，苏轼有极深的了解，当时并应陈襄之请，为撰《钱塘六井记》一文，石刻于相国井之亭上。 12

十六年后，沈公井又告淤塞了，时又灾旱，军民皆苦无水。苏轼想起前事，就各处寻觅熙宁年间负责修井的这几个和尚。四人中只剩下子珪一僧尚在人间，虽然已七十，但幸精力未衰。苏轼问他：“沈公井何以又坏了？”他说：“熙宁中虽已修好，但当时系用毛竹来做水管，所以容易腐坏。”于是改用瓦筒作管，又将瓦筒盛在石槽中，两边以砖石培瓷固护，底盖力求坚厚，锢捍周密，费时不过一二月，即已完工。井既修复，则西湖淡水，几乎遍于全城，家家都有可饮之水了。

子珪僧从前已获朝廷赐予紫衣，这次苏轼又上状为他请得“惠迁”师号，用以酬谢他两次修井的营干劳苦。 13

然而问题是一个接着一个发生的，钱塘六井虽然修好了，但是六井的水源则在西湖；若是西湖的水源不足，不但六井归于无用，即辛苦浚治的运河，不得不取给于江水，江满必挟泥沙以俱来，仍将三年一浚，劳民伤财事小，为患闾里之害更大。

西湖湖水不但供给居民饮用而已，白乐天治湖，做石函泄水，湖水灌溉附近的田亩，达千顷之巨。吴越王时代，特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开浚。自入宋朝以后，西湖被定为皇家放生池，就疏忽了浚湖的工作，每年干旱时节，水草丛生，横长蔓出，在湖面上出现了一块一块的葑田，葑田占据了湖面，湖水无所容纳，便越来越少了。苏轼说，他做本州通判时，湖上葑田还只占十之二三，到现在相距不过十五六年，湖面已经堙塞了将近一半。

开浚西湖工程，先由杭州父老农民一百一十五人到帅府来请愿，他们说：“西湖之利，上自运河，下及民田，亿万生聚饮食所资，非止为游观之美。而近年以来，水面日减，茭葑日滋，更二十年无西湖矣。”苏轼奋然道：“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

钱塘县尉许敦仁也建议“西湖可开”，他说：“议者欲开西湖久矣，自太守郑公戬以来，苟有志于民者，莫不以此为急，然皆用工灭裂，又无以善其后。……”

所以始终无人办好。但看西湖形势，三面环山，一角通江，虽以风景名胜腾誉天下，其实却是杭州城的一大蓄水潭，群山所受的雨水，流注西湖，干旱时期的农田灌溉和全城居民的饮水，莫不取给于此。西湖堙塞了，山水无所容蓄，稍遇干旱，即成灾害。所以开湖是民生乐利的水利工程，并非只为“游观之美”。

苏轼和各方面商议决定，既是为民兴利的事，必须克服任何困难，说到做到。苏轼遂于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上《乞开杭州西湖状》，请再赐度牒五十道，配合本州赈饥余款，就可将湖面葑草二十五万丈清除干净，使西湖复唐之旧。照宋朝立法，本州节余款项，知州有权动用。苏轼就利用手头现有一万贯钱、一万石米的节余，足够支应十万人工。以每工开葑一丈计算，就可添得十万丈的水面，全湖积葑二十五万丈，已可消除十分之四。所以拜发奏状前一日——元祐五年四月二十八日，他已差派捍江船务等兵士五百名，先已动手铲除葑草，搬载湖泥；一面再分派民工参加作业，这些民工都是仰赖救济的灾民，以工代赈，减少政府的负担。

自开工之日起，苏轼闲日一至湖上，亲自督察工事的进行，奔走于砾石泥淖之中，甚至忘记回家吃饭，好在他生活习惯简率，就便与堤工同吃。施德操《北窗炙輠录》说：“筑新堤，坡日往视之。一日，饥令具食，食未至，遂于堤上取筑堤人饭器，满贮其陈仓米一器，尽之。”

他借钱塘门外大佛头山，即石佛院的十三间楼，作他的临时办公处。这石佛头山旧称始皇缆船石，僧人思净刻山为佛，筑院，与寿星院为邻，都在万松岭山麓。开工后七日即是端午假日，游人都出钱塘门到十三间楼来玩，苏轼也在那里督工，看到湖上游人如织，那样热闹，心里好不高兴。作《南歌子》词，题为“杭州端午”：

山与歌眉敛，波同醉眼流。游人都上十三楼，不羡竹西歌吹古扬州。

菰黍连昌歜，琼彝倒玉舟。谁家水调唱歌头，声绕碧山飞去晚云留。

辅佐苏轼主持开湖工程最力的，一是驻杭州的两浙兵马都监刘季孙，所用的兵工，完全靠他调度和督率，他每日由万松岭以至新堤，往来奔走，不辞劳怨；第二个是监杭州商税的苏坚，他娴习水道工程，故能担当这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三个是钱塘县尉许敦仁，他首先建议西湖可开，且又是他所辖属地区的分内公事。所以此一工程中，这三个人的贡献都很大。

治湖所需最重要的条件：一是人力，二是船只。

人力方面，工兵自有常业，调拨有一定的限度，加上以工代赈的夫役，还是不够，船只缺乏的情形更严重，等到奉准全面开湖之日，这两项短缺，就成了非常困扰的问题。苏轼亲自写信给秀州的章致平求救，要他集合秀州人船前来助役，语气迫切，可见当时工程紧张的情况：

公见劝开西湖，已动手成伦理矣，想不惜见助。赃罚船子，告为尽数刬刷，多多益佳。……仍告差人驾来，本州诸般，全然阙兵也。至恳！至恳！

湖中刬下来的葑草，挖出来的湿泥，往哪里放呢？苏轼周视良久，口中喃喃：“今欲去葑田，葑田如云，将安所置之？”后来他从西湖原有自西至东的长堤和白乐天筑堤得到灵感。那两道湖堤是这样的：

西湖原来有道自西至东的长堤，历史非常久远，长庆年间白居易浚治西湖以前，便已存在。堤岸西边，密植垂柳，自钱塘门至西泠桥止。《临安旧志》说此堤“不知所从来”，又曰堤“径三里余，唐称白沙堤，宋称孤山路”。因为原有白沙堤名，所以后人往往误会这道湖堤为白乐天所筑，其实白诗“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带斜”，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此堤谁所开筑，则非乐天之功可知。

不过白居易确也筑过一堤，起自钱塘门水闸，过昭庆寺，沿宝石山麓北行，至松木场止，是《西湖志》所说“白公堤在钱塘门外，由石函桥迤北至余杭门”，即今武林门止的那一条，现已久废。

湖上葑田面积有二十五万丈之多，一旦刬草剜土，这刬剜出来的大量葑草湖土，除了取之于湖，用之于湖，没有比此更为经济的办法。湖上东西有堤，但是环湖一周，达三十里，南北往来，必须绕湖步行，非常不便，苏轼因此定计，废物利用，增筑一条自南徂北的长堤，则行人便而葑草湖泥都有用了。

历时四个月，占据一半湖面的葑田大部分被刬除了，南北相通的长堤也将筑成，苏轼续与章致平书云：

葑脔初无用，近以湖心叠出一路，长八百八十丈，阔五丈，颇消散此物。相次开路西葑田，想有余可为田者，当如教，揭榜示之。

这条堤，起自南屏，止于曲院。苏轼并未赋予堤名，到他离杭州任，林希来接事后，才榜之曰“苏公堤”。堤上跨筑六座桥梁，本亦无名，旧称第一桥、第二桥……这六桥各通沿岸港埠，目的是疏导诸港之水。后人自南山第一条起，名映波桥者通赤山港（埠），名锁澜桥者通麦岭港，名望山桥者通花家山港，名压堤桥者通茅家埠港，名东浦桥者通曲院港，名跨虹桥者通耿家步港。 14

堤工完毕后，两岸遍植芙蓉和杨柳，而不是后来的桃花，利用树根的生长盘曲，巩固堤岸，又建九个凉亭，便于行人歇脚。南宋时代吴自牧的《梦粱录》记曰：“自西迤北，横绝湖面，绵亘数里。夹道杂植花柳，置六桥，建九亭，以为游人玩赏驻足之地。”但这都是苏轼离任后的景色，苏轼和赵德麟诗，他的喜悦，只在湖葑空去，南北路通：

六桥横接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

忽惊二十五万丈，老葑席卷苍烟空。

前揭致章致平书中，有这样一句话：“相次开路西葑田，想有余可为田者。”后来钱塘县尉许敦仁建议将葑地作田，不如变为菱荡。他看到吴人种菱，每年春天，一定要将水中荇藻杂草芟除涝漉到寸草不遗，然后下种。现在如将路西部分开葑以后的湖面，辟为菱荡，以一定租额放给民户租领种菱，则葑草就无从生长了。

苏轼接受这个建议，但划定界限，沿界立小石塔做标记，种菱不许侵入界外的湖面，并命钱塘尉司管勾这一公事。苏轼前作《南歌子》词里的理想，完全实现了：

古岸开青葑，新渠走碧流。会看光满万家楼，记取他年扶病入西州。

佳节连梅雨，余生寄叶舟。只将菱角与鸡头，更有月明千顷一时留。

开湖大功告成，苏轼于寄林希诗中说：“卷却西湖千顷葑，笑看鱼尾更莘莘。”只以湖中游鱼之乐，来比拟他胸中充溢着的欢欣和安慰。

明朝的大名士杨升庵（慎）说：

宋修六塔河、二股河，费百十万钱谷，溺死数十万丁夫，迄无成功；如东坡杭湖、颍湖之役，不数月间而成不世之功，其政事之才，岂止什伯时流乎？

苏公堤这名字，是苏轼去后，接他后任的林希题的。杭人在堤上也为苏轼立过生祠。后十年，吕惠卿来守杭州，被他奏毁。

四　僚友

苏轼出知杭州时，与陈传道书曾言：

某以衰病，难于供职，故坚乞一闲郡，不谓更得烦剧；然已得请，不敢更有所择，但有废旷不治之忧耳。

然他料想不到，岂仅平常的烦剧，竟遭逢雨旱疾疫等一连串的灾荒。虽然比在京师，少受精神上的煎熬，但救灾如救火，身为地方首长，为一方人命所仰赖，其间操虑之苦，工程之繁，日不暇给，该是可以想象的情况。

所幸者，他有好些友善的同僚，得力的部属，帮他达成工作，相处非常愉快。

按照宋朝的政制，州郡通判皆由京朝直接委派，所有文书，非经通判副署，不得签发，并且握有对部属的监察权，目的在于削减州郡长官权力，但也造成州郡长官与通判不相合作、往往失和的流弊。

苏轼这次任内，先后调过三个通判，却都相处得很好。初为世交梅子明（灏）学士，苏州人。他是为了便于事亲，才自馆阁调来通守杭州。苏轼曾将得自文登海上的小白石，赠与其父作枕，寄诗有“爱子幸僚友，久要疑弟昆”的话。可惜在任未久，调职他去。

次为袁毂，字公济，一字容直，四明人，则是开封举人试的同年。

当时，袁毂考第一，当解元；苏轼考的是第二。但至省试，他却后于苏轼四年，才成进士，以后在宦途上又一直不得志。公济是个秉性淡泊、与世无争的人，苏轼与他过去曾在南新县一度相逢，看他景况似乎非常潦倒，现在却得共事于杭州，苏轼和诗说：“……却思少年日，声价争场屋。文如翻水成，赋作叉手速。”又说：“今年复为僚，旧好许重续。升沉何足道，等是蛮与触。共为湖山主，出入穷涧谷。……”这位长得清瘦如鹤的袁公济，与他是“青鬓共举，白首同僚”的老朋友。

后来袁毂调知处州，第三个来做杭州通判的是杨蟠，亦字公济，章安人，他是个有名的诗人，而且非常喜欢梅花，题《金山》诗“天末楼台横北固，夜深灯火见扬州”脍炙人口。欧阳文忠在世时，读杨蟠的《章安集》，题诗曰：“苏梅久作黄泉客，我亦今为白发翁。卧读杨蟠一千首，乞渠秋月与春风。”称许异常。他以奉议郎出为杭州通判，大约已是元祐五年之冬，其时距苏轼去任，为日无多，他曾两次各作梅花诗十首求和，苏轼也每次步韵和作十首，四十首咏梅诗，要无一句意思重复，要无一字落入俗套，实为不易，成为诗坛佳话。

帮助苏轼在杭州治水的苏坚，字伯固，博学能诗，他的本职是临濮县主簿，派监杭州在城商税。苏轼自京来任时，他专程到吴兴迎候，所以是“后六客”中的一人。苏轼疏浚盐桥、茆山二河，就是采用他的建议，所谓“参酌古今，而用中策”者是也。开西湖工程中，监工督役，得其助力亦多。

由于这份友谊，他们认了本家。伯固曾带他的儿子苏庠来谒，苏轼一见，大为欣赏，送他一方端砚，亲为制铭。苏轼慧眼识人，这少年即为后来南宋时期气节高尚的一大名士——后湖居士苏养直。

苏轼特别欣赏一个开封祥符籍的将军诗人刘季孙（景文）。莅任之初，在有美堂宴会同官，景文以西京左藏库副使为两浙兵马都监，驻杭州，参与宴集，席上作诗曰：

云间猎猎立旌旗，公在胥山把酒时。

笑语几番皆湛辈，风流千载与吴儿。

湖山日落丹青焕，楼阁风收雨露滋。

谁使管箫江上住，胸中事业九门知。

苏轼大为称赏，以后同游又共同工作，益发敬重他的人品，称之为英伟冠世的慷慨奇士，将他比作孔文举一流的人物。景文是刘壮闵公平的少子，有兄六人，皆已亡去，而景文时亦五十八岁，垂垂老矣。苏轼名诗：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这并非闲吟花草，而是书赠景文之作。盖“荷尽”者谓其诸兄皆已物故，而景文独如冬菊孤寒的枝干，借物喻人，赞其品格和节操。湖工完毕后，苏轼复上《乞用刘季孙状》，荐他可膺边疆重寄，但后来还是换用文官资历，出守隰州。

季孙和苏辙一样，个子长得很高，苏轼在离杭别宴上，步韵和诗，把他们二人比作西湖上的南北二高峰，几已视为昆弟。集存杭州与友人唱和诗篇，以与景文唱和者为最多，交好之深可想。

法曹毛滂，字泽民，他的父亲毛国镇，就是苏辙谪江西时的筠州太守。泽民曾至黄州谒轼问学，住过东坡雪堂，亲见当时苏轼穷困的境况；现在做了他的部属，又眼见他坐拥节旄的气概。所以苏轼在《次韵毛滂法曹感雨》诗中，特别重提旧况：“我顷在东坡，秋菊为夕餐。永愧坡间人，布褐为我完。雪堂初覆瓦，上簟下无筦。时时亦设客，每醉笥辄殚。……”这番描写，有其深意，泽民年轻，似乎有点少年得志的轻狂，所以诗尾用李泌和懒残和尚煨芋的故事：“悲吟古寺中，穿帷雪漫漫。他年记此味，芋火对懒残。”出于一个父执辈诚挚的期勉和爱心。 15

签书杭州节度判官郑遵彦，字之邵。他是熊本奉命知杭州时带来的帮手，谁知到任数日，熊又改知江宁，由苏轼来接手了。遵彦被留在杭州幕府两年，精勤吏事，帮助很大，苏轼为此很感谢熊本，诗言：“贤哉江东守，收此幕中奇。无华岂易识，既得不自随。”遵彦是事母有过人之处的大孝子，苏轼更是敬重，得到最好的新茶，先送遵彦的母亲。

马瑊，字中玉，荏平人，来得较迟，元祐五年八月始自淮南西路改两浙路提刑。他是黄庭坚的朋友，很能填词，唱和甚乐。苏轼筹议救济两浙灾伤事，得助很多。

事务工作虽有得力僚佐帮助，但自接事之日起，那一番预筹赈济、疏导运河等计划工作，一切皆须自己作主，颇费心力。这年冬天，苏轼忽患寒疾，告假在家，其时妻弟王箴（元直）和同乡仲天贶远从眉山来，秦观的弟弟秦觏（少章）自京师来杭州，一起住在高斋。苏轼因病得闲，即在家与元直等作伴，记夜饮云：

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夜，与王元直饮酒，掇荠菜食之，甚美，颇忆蜀中巢菜，怅然久之。

十一月二十八日，苏轼在假，记夜坐事云：

既雨微雪，予以寒疾在告，危坐至夜。与王元直饮姜蜜酒一杯，醺然径醉；亲执枪匕，作荠青虾羹，食之甚美。他日归乡，勿忘此味也。

王箴送他一副拍板，轼家却无歌姬。记云：

王十六见惠拍板两联，意谓仆有歌人，不知初无有也。然亦有用，当陪傅大士唱《金刚经颂》耳。

苏轼今已入为近从，出为方面，而他家生活依然淡泊如在黄州；照当时社会习尚，如他这样门第，竟不蓄养歌姬，是出人意外的事。

苏轼的寒疾，缠绵了一个多月，至元祐五年（1090）正月，才销假视事，作《临江仙·疾愈登望湖楼赠项长官》词，则身体恢复健康了，湖上春色撩人，不免有点绮思：

多病休文都瘦损，不堪金带垂腰。望湖楼上暗香飘，和风春弄袖，明月夜闻箫。

酒醒梦回清漏永，隐床无限更潮。佳人不见董娇娆，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怜宵。

同年初夏，他的眼病又发，杨杰送他径山龙井水，据说洗眼有效 16  ，袁毂送他芎䓖和椒。前者药性行上，治头脑之疾；后者味辛香，气下达，可以去湿，发脚汗。不过他只眼昏旧疾而已，一般的健康情况还是很好，诗言：“幻色将空眼先暗，胜游无碍脚殊轻。”

随在苏轼左右问学的青年人，除秦觏（少章）外，还有一个钱勰的儿子钱蒙仲——穆父时任越州太守，与杭为邻。

苏轼自幼养成读书的习惯，尤其欢喜夜读。但是秦少章说：“某于钱塘从公学二年，未尝见公特观一书也。”如遇撰著或赋咏中须用典故时，则虽眼前烂熟事，必命少章或幼子叔党诸人检视原书后，才敢使用。 17

人之为学，本有两个不同的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里，须广泛吸收前人积累的知识和思想，应自勤读中求取；到得成熟阶段，必须把自己从别人的知见中解放出来，用自己的头脑，作独立的思考，然后才能建立自有的创意，发挥自有的感情。这第二个“不观一书”的阶段，正是运用想象力的创造时代，秦少章此一忠实记录，非常重要。

地方政务繁杂，苏轼有个很好的治事方法，他把每天要做的事条列在历纸上，做完的，当晚勾销，事无停滞，则心里就很舒坦，毫无牵挂地一觉睡到天明。所以他虽政事丛脞，但是还有余闲可从诗酒之适。 18

费衮在南宋绍兴末年，听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和尚对他说：苏公游西湖，常命旌旗随从，出北山路的钱塘门，他自己则带一两个老兵，从南山路的涌金门泛舟绝湖而来，在普安院吃午饭，再到灵隐、天竺随便走走，吏人抱牍相从，到了冷泉亭，他就据案判事，详研双方纷争辩讼，然后落笔如风，判定了积案。公事既毕，便与僚吏痛饮。薄暮，骑马回城，老百姓夹道来看太守。当时，这老和尚还在寺里做苍头，亲眼所见如此。 19

苏轼平常的生活非常简单朴素，他在湖上督工时，常到祥符寺琴僧惟贤房间去休息。到了，马上脱巾褫衣，露两股于榻上，叫虞候（侍仆）替他抓痒。他头上岸巾，只用一根麻绳压发。 20

但他也有约客挟伎，纵游湖上的豪举。王明清《挥麈后录》说：

姚舜明庭辉知杭州，有老姥自言故娼也，及事东坡先生。云公春时，每遇休假，必约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处。饭毕，每客一舟，令队长一人，各领数伎，任其所适。哺后，鸣锣以集之，复会望湖楼或竹阁之类，极欢而罢。至一二鼓，夜市犹未散，列烛以归，城内士女云集，夹道以观千骑之还，实一时盛事也。 21

苏轼兴会所至时，常会任性任情，做出非常天真可笑的事来。如晁以道为宿州教授，特意到杭州来看他，那晚，一脚踏进他的书室，只见壁上挂满了古画，苏轼独自坐在那里一一欣赏。谈到其中一轴钟隐的《雪雁》，他忽发雅兴，要在这画上题几个字，但这幅画轴挂得很高，他用两张桌子叠起来，亲自爬上去取画（大约他已忘掉可以叫仆人做的），失脚坠地，摔了一跤，幸而没有受伤，他还哈哈大笑。 22

传说中有个诗伎琴操，是个冰雪聪明的女孩子，颇有捷才。某一杭州通判，自唱秦观名作《满庭芳》，误举一韵，唱作“画角声断斜阳”时，琴操在旁，便纠正他道：“是画角声断谯门，不是斜阳。”——“门”和“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韵，错一字则全篇韵脚都乱了。

那人便作难她道：“你可依阳字韵改作一遍吗？”

琴操毫不为难地接了下来，改得天衣无缝，不输原作。

据传，琴操曾侍苏轼游湖。舟中，轼戏与琴操说：“我作长老，尔试参禅。”随即问曰：“何谓湖中景？”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琴操答。

“何谓景中人？”

“裙拖六幅潇湘水，髻挽巫山一段云。”

“何谓人中意？”

“随他杨学士，鳖杀鲍参军。”

“如此意究竟如何？”

琴操不及作答，苏轼猛拍小桌，脱口道：

“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如此对口问答，不知不觉说到这个女孩黯淡的前途，苏轼是一片同情，而聪明的琴操则顿时感悟，便求落籍。一说她落籍后，就削发为尼了。 23

据清人谈迁的《枣林杂俎》说：明万历十七年于杭州邻邑临安县玲珑山，发现琴操墓残碣，为东坡所书，真伪莫辨。现代文人郁达夫曾往游访，墓在玲珑山寺之东；他在墓前翻阅新旧《临安县志》，都不见载有琴操事迹，作诗曰：

山既玲珑水亦清，东坡曾此访云英。

如何八卷临安志，不记琴操一段情。

诗意似言东坡曾赴临安访问琴操，不知所据，记此聊存一说而已。

杭州是东南交通要会之地，往来的朋友很多，如福建路转运判官曹辅（子方），先后提点两浙刑狱的杨杰（次公）、王瑜（忠玉），知越州的钱勰等，以及很多老友如文勋（安国）、杜介（几先）、徐大正（得之）、张天骥和贾收（耘老）也都跟他到杭州来了，共享湖山，留连诗酒，好客的苏轼，应有“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快乐。

苏轼再度来杭，前后相距十五六年，人事情况已有显著的不同。第一，同僚间觥筹交错的机会，不如第一次来作通判时热闹。现在做通判的袁毂，便有过这样的抱怨：

东坡倅杭，不胜杯酌。部使者知公才望，朝夕聚首，疲于应接，乃号杭倅为“酒食地狱”。后袁毂倅杭，适郡将不协，诸司亦相疏，袁曰：“酒食地狱，正值狱空。”传以为笑。 24

一个人的生命中，十五六年，已是一段甚长的时间。苏轼再度来杭，不免有“湖山依旧，人事全非”的感触。当年过从的旧侣，忽然都已不见，现在相与的，大多是些年轻后辈，使这半老的诗人太守，有忽惊年华老去的悲哀。

苏轼莅杭之初，重游湖上，题名作记云：

元祐四年十月十七日与曹晦之、晁子庄、徐得之（大正）、王元直（箴）、秦少章（觏）同来，时主僧皆出，庭户寂然，徙倚久之。

余十五年前，杖藜芒履往来南北山，此间鱼鸟皆相识，况诸道人乎？再至惘然，皆晚生相对，但有怆恨。

人到中年以后，朋旧逐渐凋零，讣音倏至，谁也禁不住要既悲逝者，行自念也。

元祐五年（1090）二月，他的老友李常、孙觉都先后逝世，使他发出“早知身寄一沤中，晚节尤惊落木风”的悲叹。十月原在真定河东治边的老友滕元发（达道）忽又薨逝，苏轼感念金山的旧游，恍如昨日，而今却已幽明异路了，不禁老泪纵横，用张方平的名义，替他写了墓志。

元祐五年春，仲天贶、王箴都要回眉山去了，秦觏也要回家探亲，作《太息》一篇送少章；作六言绝句五首送天贶、元直，兹录其二：

三人一旦同行，留下高斋月明。

遥想扁舟京口，尚余孤枕潮声。（《送别三人》）

更欲留君久住，念君去国弥年。

空使犀颅玉颊，长怀髯舅凄然。（《送王箴》）

五　方外交

西湖僧寺之多，殿宇相望，苏轼自言：“吴越名僧与余善者十九。”亦是事实。但看他在杭州两年，相与往来的方外之交，确是不少；而且往还之多，也许甚于士大夫间的交游。这似乎不是偶然的现象。

十八年前，他第一次到杭州任通判，人地两疏，欧阳文忠公特地为他介绍西湖诗僧惠勤。到官三日，苏轼就冒着腊月严寒，往孤山访晤，抵掌深谈，交契非常。 25

此番重来杭州，惠勤虽然已死多年，苏轼下车之初，仍然首访孤山，为要往拜文忠遗像。惠勤的弟子二仲告诉他说：

“这僧舍里本无泉水，在您来之前数月，忽在讲堂后面，孤山脚下，流出一注甘洁的清泉来。我们即在这地方凿岩架石为室，只待您老为它题个名字。”

“欧公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我们为纪念他，就叫六一泉好了。”苏轼说。

唐宋时代的孤山，林木深蔽，其中楼阁参差，有如仙境；山后则花圃罗列，幽美居全湖之最，而六一泉即在此山之麓，地当现在的西泠桥堍。苏轼为作《六一泉铭》，并于泉后凿石作室，名曰“东坡庵”。

孤山建一智果精舍，苏轼邀约参寥从於潜天目山来住持该院。参寥上人虽然籍属於潜，但他自认杭人，时有乡思，所以苏轼招之以诗说：

涨水返旧壑，飞云思故岑。

念君忘家客，亦有怀归心。

…………

智果精舍只是三间新造的僧寮，起建于元祐五年，屋宇虽小，而景物幽寂，似是苏轼特意为诗僧参寥所造。

到苏轼快要交卸时，智果院里忽然也发现有一泉，出自山岩缝石间，甘冷宜茶。元祐六年二月寒食后一日，苏轼带了他的朋友王瑜（忠玉）、张璹（全翁）从孤山坐船来向参寥告别，参寥汲泉钻火，烹黄蘗茶飨客，并且告诉大家，这是院内新发现的一注泉水。苏轼忽然想起七年前，在黄州，梦与参寥吟诗，有“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之句，当时不能解说泉如何新法，不料这个梦兆，却都应验于今日。座中人听他讲说这节故事，都怅然有事皆前定，各怀知命无求之感。苏轼名之为“参寥泉”，作《参寥泉铭》。

苏轼为杭州通判时，祥符寺可久、垂云、清顺三僧，都是他的诗友，现在似已只剩清顺一人，住持葛岭寿星院。

清顺所居曰藏春坞，门前有两株巨大的古松，松树上盘络得满满的凌霄花。这和尚年纪老了，常在树下打瞌睡。有一日，苏轼摒去骑从，独自去藏春坞看他，一路上松风骚然，落花满地，至，则清顺正在树下昼寝，手指落花，乞苏轼作一韵语，为赋《减字木兰花》：

双龙对起，白甲苍髯烟雨里。疏影微香，下有幽人昼梦长。

湖风清软，双鹊飞来争噪晚。翠飐红轻，时上凌霄百尺英。

这年春天，寿星院垂云亭所种的新茶可采了，清顺知他爱茶，特来相赠。春暖花开了，清顺又以诗代简，邀他去赏花，可惜苏轼因病，错过了花期。

西湖北山多竹，孤山、葛岭又都在比较静僻的北山路上，所以苏轼偕友游湖，最常去的是寿星院和智果精舍，访的是清顺和参寥，诗曰：“……云深人在坞，风静响应谷。与君皆无心，信步行看竹。竹间逢诗鸣，眼色夺湖渌。百篇成俯仰，二老相追逐（指同游的王瑜与张璹）。故应千顷池，养此一双鹄（指清顺与参寥）。”

五年夏日游寿星院，有咏寒碧轩诗，为后人评价甚高的一首名作，说它“初若豪迈天成，其实关键甚密”，句句扣着“寒碧”二字 26  ：

清风肃肃摇窗扉，窗前修竹一尺围。

纷纷苍雪落夏簟，冉冉绿雾沾人衣。

日高山蝉抱叶响，人静翠羽穿林飞。

道人绝粒对寒碧，为问鹤骨何缘肥。

苏轼爱竹又好茶，而植茶在宋代为寺院经营事业之一。西湖群山如宝云山产者为宝云茶，下天竺香林洞产者名香林茶，上天竺白云山产者名白云茶，轼诗所谓“白云山下雨旗新”者是也。寿星院垂云亭茶，产量甚少，更负盛名，清顺每以新茶相赠。苏轼方外之交多，茶的供应不绝，诗谓“妙供来香积”，即是指此。

和尚中不乏精研茶道者，更特别“设茶”招待。

苏轼重来杭州之初，那年岁暮，往游落星寺。南屏寺僧谦师，远从南山赶来，为他“设茶”。谦师是湖上茶道名手，据他说：“此事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苏轼深感其意，作诗相赠。

寿星院也有个梵英和尚，葺治堂宇，精洁无比，烹茶供客，芳洌异常，饮后齿颊生香，与一般的茶味不同。

苏轼问他：“这是新茶吗？”

“烹茶，必须新茶旧茶配合了用，香味才透得出来。”

这使苏轼连带想起，有个懂琴艺的人曾经对他说过，琴之制作，不满百年，桐木的生意尚未绝灭，故其缓急清浊，还会与气候的晴雨寒暑相感应，所以琴以古者为贵。此理与梵英所言，茶须新旧相交，香味始见，其理正同。 27

苏轼另有一个特别嗜好，就是蜂蜜。他在黄州时曾经用蜜酿酒，颇自得意，其实是失败的酿造。这次到杭州来，遇到了同好的和尚——仲殊。

这个和尚，是个传奇人物。

仲殊俗姓张，名挥，安州进士，但他风流成性，游荡不羁，他的夫人恨透了他，在食物中投了毒药要害他，几乎中毒而死，食蜜得解。医生警告他，若再食肉，毒发不可救，他从此看破红尘，出家做了和尚。 28

仲殊为承天寺僧时，苏轼与之相识。苏轼说他做诗，落笔很快，而又工妙绝时，如所作过润州绝句，实甚清丽：

北固楼前一笛风，断云飞出建昌宫。

江南二月多芳草，春在蒙蒙细雨中。

仲殊虽已为僧，却余习不改，欢喜作艳词，有《宝月集》，今已不传。所以苏轼作《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中，还调笑他道：

禅老复何为，笑指孤烟生。

我独念粲者，谁与余目成。

此时仲殊在杭州，已经辟谷，但吃蜂蜜，所以苏轼叫他“蜜殊”，说他的诗是从百花酿成的蜂蜜中化出来的。

据陆游的伯父说，仲殊所吃食物，不论豆腐、面筋之类，一律要在蜜中渍过，他人都不能下箸，只有苏轼可与之共餐，而且吃得津津有味。 29  轼作《安州老人食蜜歌》，说：

东坡先生取人廉，几人相欢几人嫌。

恰似饮茶甘苦杂，不如食蜜中边甜。

苏轼引用佛典：“佛言：譬如食蜜，中边皆甜。”这是他经验人生的感喟。世俗朋友还有是非爱憎，利害关涉，不如方外之交，完全超脱于凡尘浊障之外，纯情可喜。

吴越诸僧中，苏轼最敬重二老：一是现在明州阿育王山广利寺的方丈大觉禅师怀琏；二是本在天竺，现已退居龙井的辩才，他是禅门临济宗的一代宗师。

皇祐年间，怀琏为庐山大德，诏往京师住持十方净因禅院。仁宗召对化成殿，问佛法大意，奏对称旨，赐号“大觉禅师”，并赐龙瑙钵盂一个给他。怀琏当着皇帝使者的面前，将这钵盂烧了，对使者说：“我们崇奉佛法的人，穿坏色衣，用瓦铁器盛食物，此钵不是我们佛门弟子用的。”使者归奏，仁宗大为嘉叹，亲笔写颂诗十七篇赐他。怀琏后在广利寺起造宸奎阁，即为奉藏仁宗御书之所。苏轼为写《宸奎阁碑》，还再三写信叮咛，要如何制作碑石，方如古制，十分郑重。 30

苏轼一到杭州，即以张方平所遗鼎甗献寄赠怀琏，作《大觉鼎铭》，借致敬意。后来听说大觉为小人所谗，几乎不能安居于阿育王山，大为惊忧。四明太守本是王汾（彦祖），为苏轼的同年，不巧甫于四年十一月调职离去，接任者王文渊似不相熟，所以只得写信托赵令畤转达，函曰：

育王大觉禅师，仁庙旧所礼遇。尝见御笔赐偈颂，其略云：“伏睹大望禅师”，其敬之如此。今闻其困于小人之言，几不安其居，可叹，可叹！太守聪明老成，必能安全之。……

其时大觉禅师已经八二高龄，宸奎阁落成未久，元祐六年正月，他就圆寂四明了。

辩才法师与苏轼兄弟，有二十年以上的交谊。轼之次子苏迨且是皈依在辩才座下的弟子。沈遘知杭州时，命他住持上天竺法善寺，经他竭力经营，弘开法宇，增屋几至万间，重楼杰阁，冠于浙西。

苏轼重来杭州，辩才早自上天竺，过风篁岭，退居龙井之寿圣寺，不再出山了。

龙井，本名龙泓，又名龙湫，有一山泉出自石罅，甃为方池，中生赤蜥蜴，寺僧以为小龙。据秦少游所作《龙井记》：“地当西湖之西，浙（钱塘）江之北，风篁岭之上。深山乱石中之泉，蟠幽而踞阻。岭之左右，大率多泉，龙井，其尤者也。” 31  山上一路苍松翠竹，并以产茶闻名四海，风物幽静无比。

这时候，辩才法师已是八十高龄的人了，但是神闲气静，精力犹甚矍铄。苏轼常常屏去随从，入山与老师坐谈终日，有忽尔跳出尘网的舒坦。

苏轼往访龙井，辩才亲自送出山门，两人话兴正浓，不知不觉间翻过了龙井后山的风篁岭。此岭高越西湖群山，路径最为深峻，漫山皆竹，故俗称莨筜岭。

辩才自从退居龙井后，十余年间，从来不曾出过此一山区，这次，不知不觉间过了风篁岭，左右惊曰：“远公复过虎溪矣！”辩才顾谓苏轼道：“杜子美不是曾经说过‘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吗？” 32

后来，乡人就在此岭上建了一亭留念，名曰“过溪”，亦曰“二老”，都是用的庐山慧远法师与陶渊明虎溪三笑的故事。

自此一别后，翌年（元祐六年，1091）九月，辩才法师无疾而逝。其时苏轼已在京师，命参寥代为致祭，要作《龙井辩才师塔铭》，自知谈佛不如其弟，特地叫苏辙执笔，此文今见《栾城集》中。

宋朝制度，知州对于辖属寺庙，有绝大的监管权力，也负有处理寺庙重大事务的责任，苏轼对于甄选僧官，颇具魄力。

径山寺的住持僧死了，照该寺祖师成约，后世甲乙轮值，从无例外。苏轼认为继任人应于山门内选用有德者，祖师成约，毫无意义。他便径以知州权力，派僧维琳嗣事。寺庙隐藏多方面的势力，这种破坏传统的举措，很多人不敢做的。起初，部分僧侣心甚不服，啧有烦言，经过一段时间后，心悦维琳的人日益加多，苏轼高兴得叹口气道：“今则大定矣。”（《东坡志林》）

若干年后，苏轼易箦时，临终及送的朋友，只有维琳长老和晚辈钱世雄二人。

九曜分支的南屏山，慧日一峰，巍然独耸，山麓有净慈寺，为五大丛林之一，西湖十景中的“南屏晚钟”即是净慈寺山门外钟楼的钟声。

净慈方丈圆照禅师请丛林中有名的高僧善本法师来为本寺上座，设堂讲经。杭州僧俗，奉事甚谨，他也戒律森严，信众非斋戒沐浴，不敢随便登他的禅堂。苏轼认为他既属禅宗，就不该如此装模作样，注重形式，决定开他一个玩笑。一天，苏轼故意带了伎女闯进他的讲堂。善本见了，自然不免愠形于色，只因他是太守，不便发作。苏轼作《南歌子》一阕，命伎在禅堂上大师面前唱将起来：

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 33  ?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愁弥勒下生迟，不见老婆三五少年时。

佛教中的禅宗，讲究的是明心见性，要在自由解放的精神里，求取心灵的顿悟，不像律宗那样注重戒律的形式。净慈是禅寺，善本是禅师，所以此歌首问袭卢陂长老问延沼禅师语，问他“师唱谁家曲？传承哪家的宗风？”实在有点挖苦的意思。

善本对此，无可奈何，只得为之破颜一笑。于是，苏轼高兴得大嚷道：“今日参破老禅了。”

元祐五年（1090）八月，旨召善本赴京住持皇族家庙的法云寺，杭州的信众认为善本一去，净慈僧俗一定会跟着星散。苏轼认为未必，他就邀约越州的楚明长老来接掌净慈寺。后来事实证明，法众非但未散，反而增多至五千余人。

一个地方长官，每天有堆积如山的案牍待他判行，每天有多少无聊的人事要他应付，苏轼之所以“欲将公事湖中了”，无非要借清净的环境，做冷静的判断。

苏轼暇日，宁愿到西湖群山寺院里，和世俗利害无关的僧侣谈禅说诗，亦不过求取心情轻松，洗涤尘俗而已。

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艺术家气质特重的智者，必须在有限范围内，与凡俗隔离，置身于利害得失之外，但却又抱持着一腔入世的热情，与无怨无悔为民服务的真诚。

六　救灾和水利

元祐五年（1090）六月初，苏轼读邸报，知朝廷因各路旱灾，内出手诏两道，广征言事。他便于同月初九日，怀着悲悯的心情，就地方所见病民的弊政，奋笔疾书《应诏论事状》。

他首先说：陛下即位改元，于今五年，已经三出此言。虽圣人不惜罪己，而臣子实不忍闻。因是出守外服，不能尽知朝政，所以只能就亲眼目睹的人民疾苦，州县官吏日夜在做那些伤残人民肌体，离散人民父子，破坏老百姓的生业，为国家敛怨而又毫无裨益国家财用的四事：

一、人民现欠市易被籍纳的产业，朝廷准许给还或收赎，而有司另创籍纳折纳法，使十之八九，不能还赎。

二、积欠盐钱，朝廷已许照产场本价归偿，余俱除放，但提举盐事司官执文害意，谓非贫乏，不在此数。

三、登极大赦前人户以产当酒的欠款，应该只纳官本。

四、元丰四年拣选剔除的上供和买绢，抑勒配卖与民，不住地鞭笞催缴，请依今年四月九日圣旨除放。

状末言：“以上所有四事，伏乞出敕施行，若有一件不如所言，臣甘服罔上误朝之罪。”

不料进呈此状后，经过一百零八天，杳无音讯。苏轼于九月二十七日上状查问，直至六年一月才接到尚书省札子，方知三省并未进呈，甚且说：“不曾承受前状。”事情揭穿后，三省同奉圣旨，令别具呈奏。苏轼于同月九日即上《缴进元祐五年六月应诏所论四事状》，为时已经拖过半年多了。而且，即使这是奉旨补呈之件，仍如石沉大海，渺无下文。

元祐后期的政事，已经颟顸到了这种程度，官僚只会争夺权位，粉饰太平，对于生民的疾苦，不但漠不关心，甚至是他们的忌讳。太后诏求直言的结果，竟然如此，史言“元祐之治”，亦不过尔尔。

旱荒的善后救济工作，刚刚放下，而元祐五年之初，浙西数郡，忽又大雨成灾，太湖泛滥，淹没两岸的农田，灾害的情势，甚于去年的干旱。太湖区域是两浙主要的产米地区，太湖一闹灾荒，两浙的粮食全都失了调剂，来年的饥荒，是可以明显预见的。

苏轼早于七月十五日就首上《浙西七州灾伤状》。他说，今年春夏之交，雨水调匀，浙人举债播种，力事农作，原来希望今岁能够丰收，弥补去年的灾荒。不料一场淫雨风涛，全部冲光。他叫将官刘季孙往苏州沿路勘访，不单是豪雨成灾，又多大风，鼓动潮浪，冲坏堤堰，水势泛滥的范围一扩大，就更不可收拾了。湖州水入城中，民家浸水尺余，受灾更重。转运判官张璹自常、润回来，亲见吴江、平望、八尺间，合家田苗没在深水底里，父子聚哭的惨象。

继说：“救灾恤患，尤当在早，救之于未饥时，用物约而所及广。”何况，“去年之灾，如人初病；今岁之灾，如病再发。病状虽同，气力衰耗，恐难再持”。所以他请求朝廷行下户部及本路转运提刑、两路钤辖司及早相度准备，于秋冬间不惜高价，多籴常平米，以便明年平籴救荒。

十日后，即七月二十五日，续上第二状。

盖因拜发第一状后不过六天，忽又风雨大作，一连数日，昼夜不停。苏轼于风雨声中，绕室彷徨，恍如眼见州民男妇老幼在一片汪洋中，被狂风豪雨所摧残，老百姓的产业和作物，被大水所吞没，一阵阵战栗呼号的声音似从耳边响起，他推窗望雨，忧心如焚，不管前状之发，不过数日，忍不住于七月二十五日，又挑灯夜起，手写第二状，如言：

前乞下户部及本路提转钤辖司相度，未蒙施行。本月廿一至廿三日，昼夜大风雨；二十四日雨稍止，至夜复大雨。料苏、湖等州风涛所损，必加于前，若不早作擘划，必有流殍之忧。

如这类事，在后来台谏官的弹章中，指他虚报灾情，都是罪状。

苏轼一面奏报朝廷，一面再以私人名义，分函有关地方监司守令，劝他们广籴备灾，合议救灾方策，等等。如《寄新任秀州太守胡深父书》云：

浙西数郡，例被霪雨飓风之患，而秀之官吏，独以为无灾，以故纷纷至此。公下车，倍加绥抚，不惜高价广籴，以为嗣岁之备。宪司行文，欲收籴米，此最良策，而榷户专斗所不乐，故妄造言语，聪明所照，必不摇也。

救灾恤伤，提刑司是主管单位。当时两浙提刑马瑊（中玉）初自淮南路调来，苏轼迫不及待，要和他觌面商讨。函招不至，他只好写信给他的老朋友越州太守钱勰，代他促驾。书言：

浙西诸郡，水潦既甚，而七月二十一、二、三三日，大雨暴风，几至扫尽。灾伤既不减去岁，而常平之备已空，此忧在仆与中玉。事有当面议，不可以尺书尽者，屡以此意招之，绝不蒙留意云。冬初方过浙西，虽子功旦夕到，然此大事，得聚议乃济，数舍之劳，譬如来一看潮，亦自佳事。试告公以此意劝之，勿云仆言也。

事隔一个月后，灾势已成，缺粮的情形已很严重，价亦高涨，九月初七始奉旨将此案交由都省关牒本路转运提刑司相度施行。

苏轼焦急不堪，认为现在再从调查开始，时已不及，而且事情交到这班本位主义的官僚手里，调查也不会确实，上状力争说：

……深恐转运司官吏，职在供馈，所有宽减额斛，难于自言，伏乞圣明以一方生灵为心，决自圣意，指挥三省更不下有司往复勘当施行。

苏轼先在本州价购粮米，历时一月，无人赴仓卖米；原想提高收购价格，却怕刺激粮价上涨，而且进价太高，官本遂重，明年出籴为难。所以唯一希望，只能请求朝廷，准向年成丰熟的近便州军购粮五十万石，储为明年平籴救济之用。此项购粮的经费，则可以从本路常平钱项下拨偿。

——这第二状（相度准备赈济第二状），是九月十七日拜发的。

四天后的二十一日，续上第三状，控告提刑司吝惜两三钱，不肯遍行公文，禁止抑价收购。抑价收购，必然买不到米，他举例说：指挥杭州依旧作斗米七十文收籴，亦不过籴得三万余石，其余辖属诸郡，也不敢有违，闻得苏、秀出米地方，现今不过籴得二三万石。照此情形，本区收购存粮，现在已经不易，务请诏下于收成好的近便州军籴买五十万石，储备救济来年饥荒之用。

到元祐五年（1090）的十一月间，苏轼七月间所上浙西七州灾伤状才蒙圣旨行下，令发运司兑拨钱一百万贯，趁时籴买斛斗封桩，准备移用，余依所奏施行。然而，发运司官吏奏称：淮南江东，米价高昂，不肯收籴。苏轼痛心疾首地叫喊道：“使圣主已行之命顿成空言，饥民待哺之心，中途失望。”（《再乞发运司应副浙西米状》）但是官僚政治的本位主义牢不可破，再怎样力竭声嘶地呼吁，也是徒然。

十一月下旬，苏、湖、杭、秀等州的米价开始上涨，官价籴购计划显然已经行不通了。苏轼清查杭州义仓存米四万余石，遇上灾荒年份是准许俵散的。苏轼上相度赈济七州第四状，就在报告他的计划：“开春米价增涨，即将义仓常平米贱价出粜，则一郡之民，人人受赐。所收钱并用填还常平所亏官本。仍下浙西诸郡，依此体例施行。”——这是他职权范围之内可以做的事，虽区区四万石，还不足原定赈济所需的十分之一。

苏轼与水有缘，他在杭州，十足只有一年半的时间，疏运河，筑堰闸，治六井，开西湖，最后还遇上一场遍及所辖七州的大水灾；他的最大政事，几乎无一不是与水有关。及至六年二月，已经有内召为吏部尚书的消息时，他还在孜孜兀兀地和同官商讨、勘察、计划于钱塘江上流的石门，开一运河，以避浮山之险。

钱塘江为天下之险，而浮山是险中之最。浙东温、台、明、越诸州往来者，虽从西兴直渡杭州，可以不涉浮山，但自浙东的衢、睦、处、婺，皖之宣、歙，赣之饶、信及福建路八州往来者，都须从龙山进出，因为江滩水浅，必须候潮水来时，方能乘潮而行。

浙江潮自海门东来，势如雷霆，浮山峙立江中，与鱼浦诸山犬牙交错，挡住了奔腾的潮水，乱了流势，洄漩怒射，状如鬼神。往往在深水中忽然涌出十数里的陵阜，旦夕之间，又忽然消失了。纵使是熟练的船老大、潜水夫，也不能预测航道的深浅，冒险乘潮行驶的船只，就无法逃避翻覆的命运，每年溺没人货，不计其数，公私坐视，无可如何。

衢、睦等州，地旷人稀，粮食生产不足，仰赖苏州、秀州运米到桐庐，散销各地；而杭州一带居民所需燃料（薪炭），都取给从上江运来：两者都因浮山之险，覆溺阻碍之故，数州的柴价米价都较别处为贵。

其时有个前任知信州军州事的侯临（敦夫），为葬生母于杭州的南荡，往来江滨，注意到这个问题，乘便实地考察地形，访问当地的父老和船家，反复研究，写成一本《开石门河利害事状》，送请苏轼参考。

苏轼根据侯临的建议，邀集前任转运使叶温叟、两浙转运判官张璹、创议人侯临以及张弼等同往江上，实地踏勘，再经共同商讨，拟定开石门河的计划：

从浙江上游，地名石门的地方开始，沿山向东，利用斥卤弃地，开凿一条运河，引入钱江及鸡谷诸水，凡二十二里，通至大江。

再沿江筑岸，面对潮水来向用石块砌筑；潮水不及之处，用竹子筑成泥岸，约八里长，到达龙山的大慈浦。

从大慈浦北折，抵小岭下，凿岭六十五丈，通达岭东之古河；将古河稍加浚治，东南行四里许，即至龙山闸，与运河相衔接。

此河开凿完成，即可永远回避浮山之险了。

计划既定，即派观察推官董华估计所需工料，预算全部费用为钱十五万贯，用捍江兵及诸郡厢军三千人，两年可以完工。

苏轼遂上《乞相度开石门河状》，附呈侯临所撰《开石门河利害事状》一本，董华《预计合用钱物料状》一本，地图一幅，请求朝廷命令本路监司派官共往勘验，如所言不妄，请由朝廷支赐钱物，即派侯临督办这一工程。石门河开，不但可以救活无穷的性命，完惜不赀的财物，更利于数州柴米运销的流通，使田野市井，同歌圣泽。

此次“相视新河”一行中，张弼有诗，苏轼次韵 34  说：

…………

我凿西湖还旧观，一眼已尽西南碧。

又将回夺浮山险，千艘夜下无南北。

坐陈三策本人谋，惟留一诺待我画。

…………

苏轼在杭，兴作水利工程三项，都由博采众议而成，认为自己不过“画行”而已。即使在上报朝廷的奏疏中，他也一一陈明计划创议者是谁，监工督役者的现职和姓名，不论官职如何卑微都不抹杀他们的劳绩。长官不攘功，足以使人人乐于效命，使一切人才皆得出头。看似一个起码的条件，但是古往今来官僚社会中具有这种气度的人，似乎也不多见。

前状是二月上旬拜发的，但至同月二十八日，京师诏下苏轼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了。苏轼当将此事，寄望于他的后任林希会来实施，不料朝廷倒是准了他的奏请，而林希却听信小人谰言：“今凿龙山姥岭，正犯太守身。”竟将此一关系人民生命财物安全的航运工程计划，束诸高阁了。 35

苏轼应召还京，特意绕道苏州、湖州、常州一带水灾严重的地区，亲自考察太湖、松江一带，但见水波浩淼，无异成了大海。

江南地区的水患，由来已久，仁宗朝的名臣范仲淹，最先提出治水的方略，但未触及泛滥之根本原因；熙宁年间，王安石用郏亶的治田说，为大地主们猛烈反对而罢；苏轼做杭州通判时，曾往湖州督察松江堤防的改修工程，对这问题，有过研究；今次再度考见泛滥的实况，认为这样浩大的水势，绝对不是数月霪雨所能造成，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出口淤塞，若能海口通畅，吴中即无水患。

松江海口之所以淤塞，是由于庆历以来，江上行船，改用陆挽，陆挽必须先筑挽路，建长桥，植千柱于水中，公私漕运虽然称便一时，但是挽路侵占江面，桥柱阻留泥沙，于是松江渐次淤积，海口终于扼塞，大水不能入海，一定会在沿江两岸泛滥成灾。

习用的长桥和挽路，固然不能废去，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即开凿旧桥外的挽路，另筑千桥，桥拱各加大为两丈，使松江的水流能够加速通过；然后公私协力浚渫海口，如此则江水有力，泥沙不再沉积，而水患也就少了。

苏轼听说常州宜兴县进士单谔 36  ，颇精水利之学，特别向他请教。单谔面陈所撰《吴中水利书》一卷，苏轼细读后，认为确有精辟独到的见地，所以到京后，上《论三吴水利状》，即将单氏原书随状进呈。

苏轼说，三吴水利的重要，在于两浙之富，为国家财政所依恃，每年漕运京城米一百五十万石，其他赋税供馈，不可胜计，如果听任它十年九涝，必致公私凋弊。乞朝廷将此状和单著一并发交本路监司，躬加按察；或差懂水利的干练官吏，认真研考这个计划，详陈利害，商讨进行。

苏轼水学，是综合范仲淹的治水说与郏亶的治田说，两者加以折衷而成论，后世专家们的批评，认为并无太大的创见。其实，苏轼的研究只为实用，此来眼见太湖沿岸，田庄尽成泽国的凄惨景象，即使他已身返廊庙，重归玉堂了（奏状于元祐六年七月二日），依然寝食难安，亟望朝廷能够饬令地方，做好这件解决百年来江南水患的疏导工程。不料此状奏上后，仍为群小所弹，宰执所格，当时并不果用。直至数百年后，明人治三吴水利，却从苏集中检得这份资料，认为有用，付诸实施。苏轼为政论学的实用精神，不是高谈阔论的后人所能菲薄的。

七　奉召还朝

宋自开国以来，厉行中央集权制，所以士大夫社会的观念中，一向重京卿而薄外官；京卿得罪者常外放州郡，视为责降，几成通例。苏轼初至杭州，不知底细的陈传道，写信来安慰他的“不遇”，苏轼大为不安，复书言：

来书乃有遇不遇之说，甚非所以安全不肖也。某凡百无取，入为侍从，出为方面，此而不遇，复以何者为遇乎？

尽管苏轼自己，有此不同流俗的胸襟，可是宣仁太皇太后却也并不同此想法，她是在极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准了苏轼乞放外郡的请求，心里抱着满腔遗憾，无时不在考虑弥补。

苏轼一离京城，元祐四年六月即除苏辙为吏部侍郎；三天后，改翰林学士；不久，又命权兼吏部尚书。纵然说苏辙自有进用的条件，但是晋升的速度那么快，时间又排得那么凑巧，令人不得不信，这未始不是太后的弥补手腕。

元祐五年（1090）正月，距苏轼莅杭不过半年，范祖禹即疏请召轼还朝，以为在中枢政治的重要献替上，不能没有像他这样一个耿直敢言的大臣。疏言：

臣伏见苏轼文章，为时所宗，名重海内。忠义许国，遇事敢言，一心不回，无所顾望。然其立朝多得谤毁，盖以刚正嫉恶，力排奸邪，为王安石、吕惠卿之党所憎，腾口于台谏之门，未必非此辈也……伏望圣慈早赐召还，今尚书阙官，陛下如欲用轼，何所不可？

然而其时杭州正在灾荒之中，苏轼勠力从事于救灾工作，不便中途换人，只得暂时搁置一下。五月间，遂有再除苏辙为御史中丞的诏命。

这次诏命，系由宫中直接以中旨颁发，出于太皇太后的宸衷独断，事先未与宰执商议，因此引起自宰相以次，满朝的不悦。

不但宣仁太皇太后如此惓惓于苏氏兄弟，而年方十五，尚未亲政的哲宗皇帝，也很惦念这位曾任侍读的老臣。据王巩说，苏轼自杭召归途中，曾亲口告诉他说：在杭时，一日，宫里派中使下来，交代公事既毕，地方监司官集合在望湖楼上公宴饯行。席终，他迟不动身，问苏轼道：

“某未行，监司莫可先归。”

诸官告退，他密语苏轼道：

“某出京师时，往辞官家，官家说：辞了娘娘再来。某往辞太后殿，复到官家处，引某至一柜子旁，出此一角，密谕曰：赐与苏轼，不得令人知。”

取出来的赐物，是茶一斤，封题皆是御笔亲书，苏轼赶忙写了札子称谢，托他代为进呈。

说完这个故事，苏轼慨然言道：

“且教子由伏事娘娘，我小使头出来，自家门打一解。” 37

元祐五年底，太皇太后两次面谕执政，要召苏轼还朝。翌年正月，就有召轼为吏部尚书的消息。

苏轼闻讯，大为惶惑，因为范袓禹上年曾经论荐，所以复函淳父说：

奉书不数，愧仰可知。辱手教，且审起居佳胜为慰。某凡百粗遣，闻天官之除，老病有加，那复堪此。即当力辞乞闲郡尔。侧聆大用，以快群望。未间，千万以时自重。不宣。

同年二月，朝廷以刘挚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苏辙为中大夫守尚书右丞。

太皇太后这次径擢苏辙居辅政之地的诏命，便没有以前几次那样顺利了，命下中书，右司谏杨康国拒不书读，奏曰：

辙之兄弟，谓其无文学则非也，蹈道则未也。其学乃学为仪秦者也，其文率务驰骋，好作为纵横捭阖，无安静理。陛下若悦苏辙文学，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王安石也。辙以文学自负，而刚狠好胜，则与安石无异。

其言与反对派向来所说的无异，指三苏是苏秦、张仪的策士之学，毫无新鲜内容。章上，不报。改诏范祖禹书读行下。

太皇太后的旨意，虽然贯彻了，但苏氏弟兄之为朝臣侧目的情势，也益发深重了。

正月间，原拟召苏轼为吏部尚书，即前函所说的“天官之除”，后来既任命了苏辙为尚书右丞，兄弟同朝执政，总有不便。所以，二月二十八日诏下杭州，就改为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了。

苏辙对于尚书右丞这一新命，内则不敢超迁于老哥的前面，外则凛惧于同僚的忌嫉，连上四状，辞不接受。状言：

伏念臣幼无他师，学于先臣洵，而臣兄轼与臣皆学，艺业先成，每相训诱。其后不幸早孤，友爱备至，逮此成立，尝兄之力也。

顷者，兄弟同立侍从，臣已自愧于心。今兹超迁，丞辖中台，与闻政事，而臣兄轼适自外召还，为吏部尚书，顾出臣下，复以臣故，移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实不遑安。况轼之为人，文学政事，过臣远甚，此自陛下所悉，臣不敢远慕古人，内举亲戚，无所回避。只乞寝臣新命，若得与兄轼同备从官，竭力图报，亦未必无补也。

苏辙求与老哥一同退守侍从，使与现实政治权势，保持一个相当的距离，确实是个比较安全的处置。无奈太皇太后之重用苏辙、召还苏轼，用意本在牵制执政，所以仍然诏示不许。

苏轼在杭州奉诏，也立即奏请辞免翰林学士承旨，拜发了第一状。他的立场，亦是亲嫌理应回避，如言：

……窃睹邸报，臣弟辙已除尚书右丞。兄居禁林，弟为执政，在公朝既合回避，于私门实惧满盈……伏望除臣一郡，以息多言。

将来接替知杭州事的，是苏轼的老友，与他同应开封举人试，在仕历上亦步亦趋的林希（子中）。他以天章阁待制知润州，调知杭州。苏轼很高兴林子中来接他的手，有许多地方未完的心愿，希望子中能来完成。

苏轼奉诏还朝，杭州是无法留恋的了。一向乐观的他，以为既有苏辙在朝辅政，而他的处境，太皇太后也很明白，只要表示坚定的心，请求再行外放，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心里还很轻松。

不过，杭州的朋友，西湖的山水，即使是堤边的一草一木，行路的男女老幼，处处都似连系着感情的脉动，一时真不容易放开。所以，自有内召消息以来，苏轼湖上漫游的行脚，更加勤快了。

二月，杭州的天气，还是春寒料峭的时候，福建路转运判官曹辅来了，陪他雪中游湖。过些日子，龙山真觉院的瑞香花开了，他们又一同去赏花。

这瑞香花，有黄紫两种，有紫瓣而金边者，初产于庐山，后来广植于各处。据（咸淳）《临安志》：“东西马塍，瑞香最多，大者名锦熏笼，色香清远。”然而，这已是南宋时事，苏轼为守时，却以真觉院的瑞香花为最胜。轼诗篇首言：“幽香结浅紫，来自孤云岑。”可知这是紫色而传自庐山的那一种。

曹辅和其他坐客都说这不是瑞香，是紫丁香。苏轼笑子方不识：“公子眼花乱发，老夫鼻观先通。”连作三阕《西江月》，其第三阕专为瑞香辩证：

怪此花枝怨泣，托君诗句名通。凭将草木记吴风，继取相如云梦。

点笔袖沾醉墨，谤花面有惭红。知君却是为情秾，怕见此花撩动。

作为一个中国旧诗人，必须通识草木虫鱼之名，原非易事。现在插入这段闲话，实欲见出苏轼的性格，认真而又好胜，即使是这种细碎的花名之争，他既不肯含糊混同，而又那么恣肆地调侃他的朋友。

越州太守钱勰（穆夫），几于同时被召，从班再知开封，苏轼作《临江仙》送他先行。对于仕宦生涯的奔走四方，他深有感慨。如言：

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

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尊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即将离去杭州的苏轼，只有尽量抽出时间来，山南山北地跑，身在春日二、三月的西湖风光里，山寺闻钟，湖边策马，消解无可奈何的离情。苏轼胸中久已蕴积一个极大的愿望，追寻白乐天所能得到的悠游林下的那个旧梦，忽又在心廊回荡起来。

当元祐元年（1086）九月，苏辙得除起居郎，兄弟同侍皇帝迩英阁读书时，苏轼就曾有过这个想望，留着“子由服侍娘娘”，自认“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希望就可抽身退出这个现实政治的圈子，其时，距他起复还朝，还不满一年，而且正在扶摇直上青云的时期，他已抱有怀退之想，“世缘终浅”，苏轼自知他终究不合是一个富贵场中的人物。

苏轼在杭州，曾遇善于看相的程杰，作诗为赠，也说：

书中苦觅元非诀，醉里微言却近真。

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

白乐天做过杭州和苏州两地刺史，后以秘书监召迁刑部侍郎，其后遂以刑部尚书致仕。宦游三十年，退居洛阳，疏沼种树，构石筑楼于香山，凿八节滩，自号“醉吟先生”，与和尚结香火社，文酒自娱者二十年，以七十五高龄逝世。

苏轼非常羡慕白乐天这“水畔竹篱边”的闲居生活。现在他从杭州太守召还，行年五十六岁，倘能及此告退，如与乐天一样能活到七十五岁，则也一样可有二十年的闲居之福。在这美丽的幻想里，苏轼自言不如乐天者，他还有个樊素，名花伴老，然而，苏轼岂不自有一个深爱的朝云？

离杭三日前，往别西湖南北山诸道人，下天竺的惠净和尚赠他一方丑石，作三绝句，诗题也说：“余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日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诗之一曰：

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

便从洛社休官去，犹有闲居二十年。

善相的程杰似乎也没能看出他以后还有那么大的风波，还有那么一段九死一生的艰危。即以目前而论，好不容易逃出九陌红尘的火坑，到西湖边来透了一口闷气，如今又得硬着头皮回去，能不能够再逃出来，实在也很难说，虽然他自己似乎还很乐观。

杭州的同僚，在西湖上设宴饯行，刘季孙有诗，马瑊有词——赋《木兰花令》送别，苏轼各有和作。兹举中玉词，以见僚友对他的感情：

来时吴会犹残暑，去日武林春已暮。

欲知遗爱感人深，洒泪多于江上雨。

欢情未举眉先聚，别酒多斟君莫诉。

从今宁忍看西湖，抬眼尽成肠断处。

苏轼自别西湖，不论何时何地，惓惓难忘。不幸的是此别以后，果然再也无缘重到杭州。

苏轼决心不愿留京供职，所以单身一人上京，一面上章力辞，只望途中就能得到朝廷别给一郡的恩诏，他就可避过汴京城中无谓的麻烦。

元祐六年（1091）三月初九，苏轼自杭州西郊下塘乘船离杭，因为这次水灾以苏州和湖州的情况最严重，所以他要从水路绕道灾区，亲自勘察一个明白。于是决定先赴湖州，溯吴淞江，再至苏州。

八　破琴之梦

舟行途中，苏轼整日蜷曲在船舱里，耳边只是单调的橹声，夹着船夫的吆喝，怀着满腔心事，如波涛起伏，动荡不宁。

三月十八日夜，船泊吴淞江。五更时，苏轼梦见仲殊长老，在弹一张十三弦的破琴，弦音非常怪异。苏轼甚为诧异，便问仲殊：“琴，何为十三弦？”

仲殊口诵一诗代答：

度数形名岂偶然，破琴今有十三弦。

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筝是响泉。

梦中，对此诗意，好像还能了解似的。醒后，这四句诗也记得很清楚，不过意思转为模糊。饭后午睡，不料竟又重复这一梦境，心里觉得奇怪，就取过纸笔将它记录下来，预备到苏州与仲殊见面时给他看。不料尚未写毕，殊老已经扣舷求见。其时，距离苏州，还有五里路程。

这个“破琴之梦”，实非无自而至。

苏轼在船中，长日无事，不免回想往事，觉得刘挚这个人，最最不可思议。王安石当国时期，他原是个不向权势低头的硬汉；而今，一旦执政，忽然就要援引小人，党同伐异，无所不为，竟然完全变为另一个人了。

司马光逝世后，刘挚乘时崛起，招徕羽翼，排除异己，成了官僚集团朔派的领袖。任何政治制度，只要一有派系存在，为了维护集团利益，政治上一切夺权现象，都是免不了的，尚非国家之患；但是大处不该违背立国的原则，小处不该违背个人立身的本末。

刘挚所领导的夺权运动，是非常成功的。朝廷里面，现在已经尽是朔派的天下，不但占尽要津，而且把持了言路；戆直的吕大防，已经孤立，不足顾忌；只是与元祐政治对立的，那批旧被司马光罢废在外的政客们，各处散布谣言，窥伺机会，阴谋东山再起，最为可虑。他们大多是老手的职业官僚，极善运用政治技术；即使官廷内部，也有照顾的人事，为达目的，什么手段都敢使，什么谣言都敢造，挑拨离间，动摇在位的大臣。

宋朝的制度，君权至上，即使是宰辅之臣，进退均在君主一念之间。所以，刘挚为了贪恋既得权位，对于那些在野政敌，就不得不畏惧，不得不联络。

刘挚和他们之间发生联络，都由邢恕牵线，最先与蔡确通声气，然后不惜叫自己的儿子刘斯立与章惇的儿子致平相交结，内外勾通起来。到了上年协调成熟，刘挚便蒙着老实人吕大防，共同提出了“调停论”，公然主张对于前被排斥的新法用事诸臣，不妨“稍加引用，以平宿怨”。

果然如此，则司马光那一番努力，罢废新法，分别邪正，辛苦建造的这个贤人政治的架构，岂不完全搞垮？元祐更化的人治原则，岂不完全破灭？太皇太后对于刘挚此论，迟疑不决。苏辙时为御史中丞，站出来说话了，两上《分别邪正札子》 38  ，有言：

盖自熙宁以来，小人执柄，二十年矣。建立党与，布满中外；一旦失势，睎觊者多。是以创造语言，动摇贵近，胁之以祸，诱之以利，何所不至。

又说：

顷者一二大臣，专务含养小人，为自便之计，既小人内有所主，故蔡确、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众。……故臣愿陛下谨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弥坚；慎用左右之近臣，毋杂邪正。

此所谓“一二大臣”，意指刘挚，并明言蔡确、邢恕，与之有关联，幢幢鬼影，皆已呼之欲出。

对于吕大防、刘挚的调停论，苏辙斩钉截铁言道：“独未闻以小人在外，忧其不悦，而引之于内，以自遗患者也。”

宣仁太皇太后命宰执将苏辙这两道札子，于帘前公开诵读。听完，她乃降口谕说：

“苏辙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极中理。”

所幸刘挚道行尚浅，不能一手遮天，朝臣中还有多人反对此议，“调停论”始被攻破。

苏辙所说的邢恕本来就是不折不扣的诡诈小人。恕，字和叔，郑州原武人，洛学程颐的门生。元祐初，由程颐荐于吕公著，得为起居舍人。他教唆太后的内侄高公绘，上书请求尊礼太妃，为高氏异日之福。太后大为气愤，叫他侄子来问：“谁为汝作此书？”公绘不敢隐瞒，对曰：“起居舍人邢恕。”

太后以神宗顾托之深，天下责望之重，自临御之初，即先限制对于自己母家的恩荫，所以示天下以至公。而邢恕竟敢挑拨她母家子侄，作此逾分的请求，必欲严惩。因此命他出知随州。

邢恕本来就是小人，且不说他；而苏轼最早记忆中的刘挚，却完全不是现在这副嘴脸。当权前后的刘挚，判然不同了。

苏轼回想熙宁年间，初任监察御史的刘挚，他那正气凛然的声音风貌，竟是如在梦里。犹忆他到任之初，入见神宗时，帝问：“卿从学王安石耶？安石极称卿器识。”

刘挚对曰：“臣东北人，少孤独学，不识安石。”

从此极论新法弊害，中丞杨绘原亦与他同声抨击。安石使曾布作《十难》反诘，声势汹汹。杨绘怕了，当廷谢罪，而刘挚独能奋然作色道：

“为人臣岂可压于权势，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实。若谓向背，则臣所向者义，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权臣。”

如此直搏当朝的宰相，这是何等激昂的烈士声口，不料到他自己要做权臣时，竟然变得如此丑恶。私欲使人堕落，权力使人腐败，现在的刘挚，已是隔世的另外一个人了！苏轼在船舱中思前想后，感慨沉吟，心里充满了迷惘，充满了悲悯。

这份迷茫、悲悯的情绪，化作了三月十八之夜，舟泊吴淞江上的破琴之梦。

苏轼心想：小人真有本事，善于利用别人的弱点；而原来的铮铮铁汉，只因邢恕一番播弄，便要援引群小，认是同调的了。

旧时传说唐朝的房琯，于开元年间，作宰卢氏。一日，与道士邢和璞出游，过夏口村，入一破寺，坐古松下暂息。邢道士使人凿地，掘得一瓮，瓮中藏有娄师德与智永禅师书一幅。和璞笑谓房琯道：

“还记得这件事吗？”

邢和璞从地下捡出一张破纸，使房琯从此相信他前生是智永禅师。

现在的刘挚，经邢恕一番勾串，即使他相信被司马光打出去的一批“秦筝”，个个都是“佳琴”，但他自己高踞在政治舞台上，已从正派的须生，变成一个大白脸了。

苏轼抵京，寄住在兴国浴室，亲戚柳仲远来见。他想起柳家旧藏有宋迪（复古）临唐人本（邢和璞、房琯前世事）的一幅画，便向仲远求取。既得，遂将吴江琴梦事记于其上，又题《破琴》诗于后曰：

破琴虽未修，中有琴意足。

谁云十三弦，音节如佩玉。

新琴空高张，丝声不附木。

宛然七弦筝，动与世好逐。

陋矣房次律，因循堕流俗。

悬知董庭兰，不识无弦曲。

琴，本来只有五弦，周文王、武王各增一弦，所以正规的是七根弦；筝，渊源于瑟，有十七弦。而现在则如人事一样颠倒，琴有十三弦，而筝却是七根弦了。然而，十三弦的破琴，形象虽然怪异，而音节总还是响铮铮的佩玉之声，一如旧日的刘挚，不失大丈夫立身的本末；现在虽然变成拱张高处的新琴，但却声不附木，宛然是具随波逐流、追求时好的筝了，实在可惜；至于那些依草附木之辈，只是替房太师招揽纳贿的董庭兰，微不足道了。

柳仲远将宋迪摹本那幅画送了苏轼，自己托王诜临出一本，题为“邢房悟前生图”，苏轼再题《书破琴诗后》：

此身何物不堪为，逆旅浮云自不知。

偶见一张闲故纸，便疑身是永禅师。

苏轼奇怪人如贪恋权位，便迷失了本性，竟不想人生如逆旅，富贵皆浮云？又何苦这个样子做人呢？

吴淞江上的破琴之梦，只是苏轼难言的感慨，心头的鄙薄。

像邢和璞与房琯这类道家故事，平凡得俯拾即是；而苏轼托诸梦境，一再题咏，长跋记事，即使是那条诗题，也故意将许多不相关联的人与事扯在一起；一则赞柳瑾善草书，一则称宋复古的画艺，梦里梦外的仲殊长老，梦中所见的破琴！邢和璞的“邢”姓（影射邢恕），唐朝的“宰相”房琯（影射刘挚）……构成光怪陆离的一重烟幕，跳掷起落，令人目迷，显然是诗外有事，只因“时忌”，不能不这样故作神秘。

苏轼自吴淞而至苏州，目睹大水所造成的毁败和破坏，灾区人民的饥荒惨状，深恨去年奏请朝廷，拨放钱一百万贯、买米平籴这个案子，虽然已获圣上旨许，却被发运使诿称淮南江东米价昂贵，不肯收籴，以致造成目前饿殍载道而无可救援的惨局。官僚的误国殃民，实在可怕。

于是，苏轼满怀悲愤地上《再乞发运司应副浙西米状》，报告他实地勘察的灾情如次：

目睹积水未退，下田固已没于深水，今岁必恐无望；而中上田亦自渺漫。妇女老弱，日夜车水，而淫雨不止，退寸进尺。现今春晚，并未下种，乡村缺食者众，至以糟糠杂芹莼食之；又为积水占压，薪刍难得，食糟饮冷，多至胀死……流殍疾疫必起。……今亲见数州水灾如此，饥殍之势，极可忧畏……岂敢为已去官，遗患后人，更不任责。

苏轼不能像个官僚，无视于泡在深水中的民命，虽然他现在实际上已无这个职守。一路遍与接任的林希、淮南转运毛渐（正仲）、两浙转运使和提刑马瑊等讨论救灾的方策。两年前，他初到杭州时，米价每斗九十文，现在京口米已涨到每斗百二十文，贵上三分之一，人心已是惶惶，而且四月天气，阴冷得像正月一样，蚕麦收成，皆已无望，他要林希继续与上述诸人合力，早做储备，迟即无益。

苏轼一路勘灾留滞，到润州已是四月。他的后任林希还在润州，马上举行盛大欢宴，但苏轼此时，心头眼底，尽是一片荒寒的水潦灾象，决然食不甘味。

再至扬州，答诏已至，其中有“兄弟同升，朝廷盛事”的话，不允所请。苏轼再上辞免第二状，很有预见地说：

……而况清要之地，众所奔趋，兄弟迭居，势难安处。正使缘力辞而获谴，犹贤于忝冒而致灾。

他为表示坚定的决心，暂缓赴京，转往南都去等候朝旨。

到达南都乐全堂张家，已经是五月了。张方平致仕家居十五年间，苏轼这回是第六次到南都来谒候。从这次相与晤聚二十余日之后，一别便成永诀，再也没有那样的机会了。

在南都，奉到尚书省札子：三省同奉旨，对于他前上辞免第二状，太皇太后降诏依然不允所请。苏轼再上第三状，举一前朝成例为必须回避的理由，请求在扬、越、陈、蔡各州中，随便给予一郡。其例为：

窃见仁宗朝王洙为学士，以其从子尧臣参知政事，故罢。臣今来欲乞依王洙故事回避。

中古时代政治上，援引前朝典故是不成文法中最具强势的理由，十足表示辞意的坚决。然后他静静地住在张家，陪伴衰病的乐全老人，撰写《滕元发墓志铭》。

然而第三状仍然不能“遽回天意”，奉诏不许。苏轼徘徊斗室，自己从头检点，从治平二年（1065）自凤翔签判任上得替还朝，至今二十七年来经历的仕迹，一片心血，遭遇无穷的侮辱与不停的迫害，真如遍体陈伤，一一隐痛，可以覆按，他本来不愿再提这些往事，但是事到如今，若不从头细说，尽露本心，又绝不能够获得太皇太后谅解，也不会准他辞免；倘若贸然到京供职，则现在由刘挚独揽政柄的朝局下，原本在朝的苏辙且已栗栗危惧，不可终日，在他赴京途中，听说因荐王巩除知宿州事，已遭台谏安鼎攻击，在家待罪了。小苏尚且如此，何况大苏是众所忌嫉的目标，他若要来，那些刘相御用的台谏们，怎会放得过他，早已磨刀霍霍，等他送上去听凭宰割了。

再三考虑，只有向太皇太后从头诉说过往一切，归结为此行必然要被毁败的结果，恳求曲赐保全。

状中叙述英宗和神宗两朝，因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负心”，所以上疏六千余言，极论新法不便，因此激怒王安石，招来谢景温的弹奏和冤诬，牵连发生乌台诗狱和黄州贬谪的经过。

哲宗立，起复还朝，因论差役雇役利害，得罪了司马丞相，又为程颐党人侧目，致被朔洛两派交相攻击；在经筵因论黄河不可回夺，开罪了执政，只好力求外放。而现在遭逢众怒的情形，并未消解，留朝，不过徒作牺牲，无裨国家。

苏轼原状最后一段话，说得非常沉痛：

臣之刚褊，众所共知。党人嫌忌，甚于弟辙。岂敢以衰病之余，复犯其锋。虽自知无罪可言，而今之言者，岂问是非曲直。所以不避烦渎，自陈入仕以来进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独立不回，以犯众怒者，所从来远矣。

臣若贪得患失，随世俯仰，改其常度，则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终不变，则群小侧目，必无安理。虽蒙二圣深知，亦恐终不胜众，所以反复计虑，莫若求去。

苏轼甚至说：“若朝廷犹欲驱使，或除一重难边郡，臣不敢辞避，报国之心，死而后已。”

宣仁太皇太后虽然宽和仁厚，但却是个大事精明的女主。眼看范纯仁被刘安世劾罢以后，吕大防质朴无能，容易受人操纵利用，朝局将被朔党头子刘挚所独占，尤其内外奔竞爵禄的政客，如万流归壑，有一起归附刘相门下之势，所以太皇太后不次擢升苏辙，目的是用他来辅助吕大防，原欲建起一道权力制衡的堤防，防止刘挚独揽政柄。

刘安世久在谏垣，又收揽了一批丧家之犬的洛学门人，朱光庭、杨畏、贾易等人做他的羽翼，把持了言路。那个时代的政治结构中，台谏本是帝王的耳目，假使台谏官都成了宰相的附庸，为执政所用，则太皇太后岂不孤立于上，耳目尽蔽了吗？因此，她必须有个公忠体国、忠诚可信如苏轼者，依以防止权力下移，抵制刘挚辈的野心。

所以苏轼请辞，愈是说得呕心剜肺，太皇太后愈是紧紧抓住不放。

苏轼逗留南部，总不能永远趑趄不前，落个抗旨的罪责，遂于五月二十四日别了张方平，继续晋京。

苏轼为了表示决心请辞，所以单身赴京；到京之后，仍然保持外官的身份，也不住到苏辙的官邸——东府去。汴京有东府西府八座官邸的建筑，是神宗创置给政府执政所居之所。 39

所以他便寄寓于开封城内第三条甜水巷里兴国寺的浴室院中，院僧慧汶招待他在东堂住下。

苏轼于五月二十六日上殿报到，二十九日赴阁门受诰命，但仍继续上疏，恳请于贺坤成节（七月十六日宣仁太皇太后诞辰）上寿后，仍乞外放。

六月一日供奉官梁迪奉旨宣召再入学士院，四日又奉诏兼侍读，至六月中旬才搬到西阙角附近的东府，去与苏辙同住。

苏轼住在兴国寺时，求退不能，心情沉重，无聊中翻阅寺中名人留题的诗卷，也看了自己当年的旧题，引起许多回想，顾念平生，无穷感慨。想到自己第一次到兴国寺来住时，还是个年轻的应举士子；经历三十余年的艰危困苦，一事无成，而今仍然还住东堂；当年的住持老僧德香早已死了，而自己也已是一个急欲归休的老翁，不禁对这空虚的人生，发出满含悲悯的一笑，作诗三绝：

半熟黄粱日未斜，玉堂阴合手栽花。

却思三十年前味，未饭钟时已饭茶。 40

梦觉还惊屧响廊，故人来炷影前香。 41

鬓须白尽成何事？一帖空存老遂良。

尺一东来唤我归，衰年已迫故山期。

文章曹植今堪笑，却卷波澜入小诗。

九　竹寺题诗案

短别两年，京朝的局面，已经完全不同。

虽说是吕大防与刘挚分任左右二相，而大防这个老实人，却听由刘挚翻云覆雨，一手摆布。刘安世领袖谏垣，声威赫赫；王岩叟签书枢密院，主掌军事；梁焘为礼部尚书，管领文教。朔派大将，个个位居要津。更可怪的，原是洛学弟子的朱光庭、杨畏、贾易诸人，既失靠山，一起归附了刘相门墙，刘便利用他们做政治打手。

所以，苏轼一至宫门报到，贾易立即擢升，当上了侍御史。这是谁都明白的安排，是个鹰出鞲、犬突围的阵势。可怜的苏轼，已经成为目标中的猎物，是无可置疑的情势。

苏轼也很警觉，索性揭穿这个阴谋，细数从前他与贾易之间的嫌怨，留京定要遭殃，据此坚乞外放州郡，避免发生纠葛。七月初六所上札子，是这样说的：

……贾易，（程）颐之死党，专欲与颐报怨。因颐教诱孔文仲，令以其私意论事，为文仲所奏，颐既得罪，易亦坐去。乃于谢表中诬臣弟辙漏泄密命，缘此再贬知广德军，故怨臣兄弟最深。臣多难早衰，无心进取，岂复有意记忆小怨？而易志在必报，未尝一日忘臣。

其后召为台官，又论臣不合刺配杭州凶人颜章等。今既擢贰风宪，付以雄权，升沉进退，在其口吻……不久必须言臣并及弟辙。辙既备位执政，进退之间，事关国体，则易必须扇结党与，再三论奏，烦渎圣听。

苏轼的结论是：

朝廷以安静为福，人臣以和睦为忠。若喜怒爱憎，互相攻击，则其初为朋党之患，而其末乃治乱之机，甚可惧也。

因此，苏轼“血恳”太皇太后赐予一郡，以免发生轇轕。“贴黄” 42  说：“与其将来徇众多党与的谤议而被出，不如现在用回避亲嫌的理由，便与一郡的好。”这已不啻是自求保全的哀辞。然而，宋朝的传统，君权至上，太皇太后不信她不能庇护一个苏轼，依然坚执不放。

自杭州闻命之日就上疏恳辞起，到此苏轼已经七上封章，两进札子，请求外放，仍是难回太皇太后心意。

苏轼来时，特意实地勘察灾情，到京之后，就上札子，报告浙西灾伤，他说：“浙西诸郡，接连两年发生天灾；而今年的大水，比熙宁年间的水灾还要严重。……”就他这两年在浙中实施救灾的经验，只用籴售常平米这一个办法，就可以使米价不涨，使人民免为流殍；所以请求朝廷令两浙运使，估计浙西诸郡到明年七月应籴粮米斛数，在其辖下诸路封桩及年计上供钱斛内擘划应付，接续籴卖就可，不需其他济助。

札上，太皇太后诏准赐米百万石、钱二十万缗。

侍御史贾易即与杨畏、安鼎联衔疏论：“苏轼所报浙西灾伤不实，乞行考验。”

贾易只说“乞行考验”，朝廷不能驳他“毋须再查”。幸而诏旨的词头降下中书省时，给事中范祖禹以其职权“封还”，录黄奏曰：

国家根本，仰给东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诉，开口仰哺，以脱朝夕之急。奏灾虽小过实，正当略而不问；若因此惩责，则自今官司必以为戒，将坐视百姓之死而不救矣。……

此一波折，使苏轼大为忧急，因为他深知官场的弊风，事情一经行文地方考验，地方官为推卸责任，为观望执政当局的风旨，一定掩饰灾情，不敢实奏。果然如此，苏轼枉坐“奏报不实”事小，而浙西亿万生民，流离沟壑，不得救援，如何得了。

台谏与给事中意见不一，苏轼急切之间，想起有个朋友可以相助，那是现为御史中丞的赵君锡，以他中丞的地位，有资格讲一句话而挽救灾区百万生民。所以立刻派王遹去见君锡，求其一言以助。苏轼万万没有想到这一个交谂朋友，现在已经变了，他要出卖苏轼，别求进阶，使苏轼几乎陷入“离间风宪”的大罪。

七月廿八日，苏轼再上札子，请求回避贾易，札尾预言：“若不早去，不过数日，必为易等所倾。”

果然不出所料，四日后的八月初二，太皇太后已有贾易、赵君锡联衔的弹章，秘密封交吕、刘二相，要他们两人先行研商，同时还特别叮咛：“不得遍示三省官。”

贾、赵这份弹章，兼攻二苏，大部分的内容，尽是多人说过的那套陈腔滥调，重施舒亶、李定故技，新作料只有所举竹寺题诗一节，诬陷苏轼闻先帝之丧而心喜，实犯悖逆大罪。

指劾苏辙者，说他为中书舍人日，泄密命于吕陶；荐王巩为不当；张耒不俟朝参，先许供职。所责虽皆细事，但给他戴上一顶大帽子，曰：“苏辙厚貌深情，险于山川，诐言殄行，甚于蛇豕。”

劾苏轼的主要罪状，则为书于扬州上方竹西寺的那首小诗。被检举的原诗是：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贾状说，先帝崩逝，人臣泣血号慕，苏轼却作诗自庆。原题“山寺”两句在前，“此生”两句在后，已经播于四方；后来迹不自安，才另增别诗两首，颠倒先后两句，题以元丰八年五月一日，调换诗板，欲自掩饰，其为悖逆，“可谓痛心疾首而莫之堪忍者”。

又指轼撰吕大防左仆射麻制，用了一句“民亦劳止，庶几康靖之期”。认为是将熙宁、元丰间的治道，比作周厉王时代的民劳板荡，“闻者股栗”。

另又拉扯一大堆废话做陪衬，说他差免役问题上的反复变乱，在杭州决配颜章兄弟为横暴立威；说他浮报灾情，虚言水利；说他西湖筑堤，科借居民什器，虐使捍江厢卒，只为自己游观之乐。

八月初三日，辅臣奏事延和殿，依次论及台谏交章，论及苏轼题诗竹寺一案时，苏辙即先代奏：

臣兄乙丑年（元丰八年）三月六日在南京闻裕陵遗制，成服后，蒙恩许居常州，既南去至扬州。五月一日在竹西寺门外道傍，见十数父老说话，内一人合掌加额曰：“闻道好个少年官家。”臣兄见有此言，心中实喜，又无可语者，遂作二韵诗，记之于寺壁，如此而已。今君锡等加诬，以为大恶；兼日月相远，其遗制岂是山寺归来所闻之语？伏望圣慈体察。今日进呈君锡等文字，臣不敢与。

苏辙奏罢，表示不敢参与讨论，遂先下殿。

竹寺题诗，倒是一个新鲜材料，而且这罪名若是成立，是可以杀头的“大逆不道”。不过小人作伪技术非常拙劣，既谓轼诗已经播在四方，又说题尾日月是后所抽换，如朝廷根究，要见佐证，其言立败。事后，叶梦得游山光寺，还亲见该诗的“当时志刻”，叶梦得《避暑录话》有一条说：

子瞻山光寺诗……余尝至其寺，亲见当时诗刻，后书作诗日月，今犹有其本，盖自南京（都）回阳羡时也。始过扬州则未闻讳，既归自扬州，则奉讳在南京（都），事不相及，尚何疑乎！

此案未了，贾易接连又上一章，根据御史中丞赵君锡言，苏轼曾派秦观、王遹往说君锡，诬指苏轼“交通言语，离间风宪”。

这件事，确是苏轼的冒昧行动，贻人口实。

贾易弹章，引赵君锡的话说：“昨日（七月二十七日）傍晚，从（御史）台回家，秦观来见，谢我荐他为秘书省正字。又说：‘贾御史的章奏（即言不可以秦观污辱文馆）中说“邪人在位，引其党类”，此意是在倾陷中丞，中丞应该赶快补进一状，其事可解。’”君锡认为苏轼仗势颐指御史中丞与侍御史自相攻击，阴险已极。

君锡说，他之举荐秦观，是因为秦的文学好，现才知道此人品行浮薄，所以要撤回前荐。

赵君锡又说，同一天的晚上，苏轼又派他的亲戚王遹来见，说两件事：

一、秦观为公所荐，今反如此，要加注意。

二、两浙灾伤如此，贾易、杨畏却说传言过当，要朝廷察其虚实。朝廷已从其奏，而给事、两谏官以为当听其账恤，不能先下核实之旨来阻碍赈济。台谏的议论不同如此，中丞岂可不为一言？

于是，贾易述赵的结论为：“君锡乃以为（秦）观与（王）遹挟轼之势，逼臣言事，欲离间风宪，臣僚皆云奸恶。”

秦观和王遹分别往见赵君锡，传苏轼的话，确有其事，苏辙曾奏：

“昨见赵君锡章，言臣兄轼交通言语事，晚间臣兄云：实有此，然非有所干求，已居家待罪。”

宋朝的制度，政务官不得与台谏往来，苏轼谓所传言，是这样的：一是希望荐主维护秦观；二是赈济浙西灾伤案，台谏与给事中持论不一，希望御史中丞赵君锡说一句话，以救两浙的灾民，绝无离间风宪之意。

秦观得除秘书省正字官，系王巩托由赵君锡认荐；而贾易反对说“不可令秦观污辱文馆”。秦观为了此事，要赴诉恩门，求救于举主，原是常理，苏轼不过顺便带了一句话：“秦观已被贾易言了，宜为朝廷珍惜人才。”

令王遹传语君锡，所说是“台谏、给事中互论灾伤，公为中丞，坐视一方生灵陷于沟壑，欲其一言以救两浙亿万生齿”。此言与七月二十八日所上乞回避贾易札子中所说的完全一样，但是忽于行迹，就被赵君锡冠上“交通语言，离间风宪”的罪名，卖与贾易。

人情诡诈，宦海尤甚。天真的苏轼万万没有想到赵君锡会是出卖他的反复小人。其实，官场中只有利害，本无友谊。当苏轼外放杭州的时候，赵君锡时任给事中，眼见太皇太后对苏轼恩礼特别厚重，猜测不久将有还京大拜的可能，所以上章请求太皇太后留轼在朝，他那时是这样两面讨好的人：

苏轼之文章，追攀六经，蹈籍班马，知无不言，壬人畏惮，为之消缩；公论倚重，隐如长城。请留之在朝，用其善言，则天下蒙福；听其谠论，则圣心开益；行其诏令，则四方风动，而利博矣。

其计果然得售，同年九月，苏轼出使辽国，君锡就当上了副使。从此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官位升到吏部侍郎、御史中丞，但他并未餍足。

苏轼自杭还朝，二人相遇于殿前，苏轼述当时的情形道：

臣与君锡，初无疑间。近日臣召赴阙，见君锡崇政殿门，即与臣言：“老缪非才，当此言责，切望朋友教诲。”臣既见君锡，从来倾心，以忠义相许，故敢以士君子朋友之义，尽言无隐。

其实所谓“从来倾心”者，二苏都上了“阿谀”的当。现在时移势易，赵君锡觉得大苏已无利用价值，而小苏不去，适成自己前程的障碍，所以他要勾结贾易，以为投靠刘相门墙铺路。

赵君锡接替苏辙的遗缺，从吏部侍郎升上御史中丞。御史中丞例是执政大臣的后补者，赵君锡得陇望蜀，他现在所觊觎的是苏辙现职尚书右丞这个地位。

苏轼应召还京，口口声声要避亲嫌求去，他是不会当政的了，用不着再趋奉他。苏辙被刘挚所憎恶，贾易正以全力攻两苏，他便供给秦观、王遹两访的资料，合力围剿。第一目标，虽是大苏，而弹章的字里行间，却暗示身居执政的苏辙，有泄露朝廷机密之罪。去掉苏辙，则御史中丞之进为尚书右丞，水到渠成，稳稳到手的了。

小人唯利是图，利之所在，六亲可以不认，何况朋友。

赵君锡一石二鸟，果如定计。苏辙有奏自咎：

臣兄所以知朝廷文字，实缘臣退朝多与兄因语次遂及朝政，臣非久当亦引咎请外。

君锡的期望，就是这样。

八月初四，苏辙已递辩状，部分执政们在延和殿太皇太后帘前进言：

“详细研究贾易的疏状，前后矛盾。贾易为王安礼所赏识，荐应十科之选。现在那些失职在外的人，都在江淮一带，无不与今日执政为仇。今日这个疏状，不但动摇朝政，暗中则在发泄失职大众的怨愤，伏望圣慈详察。”

执政奏事毕，太皇太后愤然降谕曰：

“贾易排击人太深刻，须与责降。”

当时，吕、刘二相的“调停”主张，虽因迫于众论，暂被压制，但在野政客们兴风作浪的压力，并未减轻。大防认为如留苏轼在京，更加不得平靖，所以，他接着奏道：“不如并苏轼两罢为便。”

太皇太后不得不准此奏，遂愤然谕曰：“贾易责降不能太优。”老太后的愤怒，如闻其声，如见其色。

右相刘挚接口道：“两罢甚为公平，且可以息事，容后进入文字。”奏罢，遂退。

以上帘前面对，只有吕、刘二相独留，他人不得闻见。但赵君锡当日便知道了两罢的消息，即日连上两章：一是救贾易，曰：“易有何罪？”二则曰：“蔡确无礼于太后，与苏轼无礼于先帝，其罪一也。”——小人为恶务澈，非要陷苏轼于恶逆重谪之罪，不肯罢手。

翌日（八月初五）诏定：

翰林学士承旨侍读苏轼为龙图阁学士知颍州。

侍御史贾易以本官知庐州，后改宣州。

宰执原拟以南部留台安置苏轼，然而这时候，王巩自被攻罢宿州，仍任管勾太平观，住在南都，苏轼认为有所不便，叫苏辙去向吕大防说：

“诸公欲以南都处之，固甚幸，然定国在彼，恐与之友善，必与公家难为。”

因此，改知颍州。

政治迫害的力量，使原是一个豪迈不羁的性情中人，变得胆小如鼷。

关于赵君锡，太皇太后降谕：

“君锡莫须罢中丞？所言轼事，怎生行得？此与蔡确事全别，蔡确自以奸邪为恶，昨恐官家奈何此人不得，久远为朝廷大患，故贬之。作诗亦是小事。”

刘挚对曰：“君锡旧为吏部侍郎，欲令还旧官。”

太皇太后谕曰：“还他旧官甚好。”赵君锡欲升反降，弄巧成拙。

“轼诗亦须取一文状。”吕大防说。这是老官僚的手段，有一件认可的解释文字，省得以后再起波澜。

太皇太后说：“莫不消？”

刘挚对曰：“此事不可便已，今可令苏轼分析因依。”

太皇太后同意了。

于是，苏轼于初八日上《辩题诗札子》，指明三月初六在南都闻遗诏，至五月初，始在扬州竹西寺题诗，时间相距两个月。因为“臣初得请归耕常州，盖将老焉”。而淮浙间所在丰熟，故诗曰：“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臣实喜闻百姓讴歌吾君之子，出于至诚，故诗曰：“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解释完了，苏轼始愤然结曰：“君锡等辄敢挟词诬罔，加以恶逆之罪，乞正国法。”

这场风波，以两罢来作解决，正是元祐朝一贯的作风。司马光逝世后，职业官僚当位，一切以巩固利禄为先，以和光同尘为手段，再也没有政治原则。官僚不敢得罪任何人，除非你站的地位，挡了他的前途，才和你拼。垂帘听政的宣仁太皇太后，像天下所有上了年纪的老夫人一样，凡事但求平静，碰上争执，不问是非，一味平抚，她只要保全祖宗的基业，太平无事，只等皇帝长大，便可以还政。因为如此，所以元祐之世，贤奸杂进，一切都不是司马当年的理想了。

不过，太皇太后对于苏轼，维护周至，仍以求避亲嫌的理由，除授为龙图阁学士知颍州军州事，诰词中且有“不为朕留”的话，所以苏轼作进上谢表：“……虽所向之奇穷，独受知于仁圣。力求便郡，盖常怀老退之心；伏读训辞，有不为朕留之语，殊施难报，危涕自零。”主恩深厚，在“不为朕留”四字中，表露无遗。

苏辙继以“缘臣忝冒，致之外徙，私意有所未顺”，上状请求与兄同出。不许，留任尚书右丞。

当兹扰攘初定，苏轼写信给王巩说：

自公去后，事尤可骇，平生亲友言语往还之间，动成坑阱，极纷纭也，不敢复形于纸笔，不过旬日，自闻之矣。得颍藏拙，余年之幸也。自是刳心钳口矣。

续又一书云：

上状知已达。风俗恶甚，朋旧反眼，不可复测。某所被谤，仁圣在上，不明而明，但怜彼二子者，遂与舒亶、李定同传尔。

此是苏轼对于这场风波的感慨，所遗憾者，只是他所尊重的朋友之道，如今已经荡灭无存。至如贾易之流，本来只是政治打手，除了怜悯之外，没有什么好说的。

十　东府感旧

苏轼出知颍州，太皇太后恩礼不衰，诏赐对衣一袭，金腰带一条，银鞍辔马一匹。临到要作谢表，使他想起儿时的一段故事——上了年纪的人，喜欢回忆旧事，苏轼也不例外。

当他还只十几岁时，父亲在念欧阳修的《谢宣召赴学士院仍谢对衣并马表》，他在一旁听得非常出神，老苏就叫他效作一篇，其中有两句是：“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老苏很高兴地称赞道：“你这孩子，留这两句将来可以自用。”现在他已五十六岁，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军州事，谢表上正好用得上去，只要略加头尾。如言：

臣衰不待年，宠常过分。枯羸之质，匪伊垂之而带有余；敛退之心，非敢后也而马不进。徒坚晚节，难报深恩。

苏轼这次再度还朝，在京时间，虽然不满三个月，却使他看清楚了现在的朝局和刘挚这班政客的面目。这汴京，已被这帮有办法的时世儿大力霸占了，正如这条驰道，车走雷鸣，风驰毂击，一片噪音，都是他们驰骋，再也容不得外来的人了。即使你本来无意逗留于此，即使你钳口结舌，没有说过一句话，也逃不过无端的风雨。

苏轼之所以有这个譬喻，是因为寄寓苏辙的东府，确在西阙角相近的驰道之旁，夜中屡被车声骚扰，不能安睡，就又迷迷糊糊地想起了怀远驿的旧梦来了。时光过得真快，一晃三十年，当时兄弟同下誓言，做几年官，稍为积点衣食之资，便该及早求退，回乡去重寻风雨对床之乐。苏轼认为自己现在还有希望就从颍州溯江回乡，重尝家乡名产的石蜜与柿霜；但是苏辙地位不同，执政官不能轻言求去，不知何时可了。想到这里，这一生忧患劳瘁，五十六岁的老人，不禁有无边寂寞之感。作感旧诗（并叙）：

嘉祐中，予与子由同举制策，寓居怀远驿，时年二十六，而子由二十三耳。一日，秋风起，雨作，中夜翛然，始有感慨离合之意。自尔宦游四方，不相见者，十尝七八。每夏秋之交，风雨作，木落草衰，辄凄然有此感，盖三十年矣。元丰中，谪居黄冈，而子由亦贬筠州，尝作诗以纪其事。元祐六年，予自杭州召还，寓居子由东府。数月，复出领汝阴，时予年五十六矣，乃作诗留别子由而去。

床头枕驰道，双阙夜未央。

车毂鸣枕中，客梦安得长。

新秋入梧叶，风雨惊洞房。

独行残月影，怅焉感初凉。

筮仕记怀远，谪居念黄冈。

一往三十年，此怀未始忘。

扣门呼阿同（辙，一字同叔），安寝已太康。

青山映华发，归计三月粮。

我欲自汝阴，径上潼江章。

想见冰盘中，石蜜与柿霜。

怜子遇明主，忧患已再尝。

报国何时毕，我心久已降。

虽然明知苏辙位居执政，不能随便抽身与他同归，但自个儿心里，总还痴望，明年此日，可以相将还乡，像两只鸥鸟没入烟波浩淼的大海里一样，不再被人记忆。题《子由书王晋卿画山水》诗，写出他这一份期待的心理：

此境眼前聊妄想，几人林下是真休。

我今心似一潭月，君已身如万斛舟。

看画题诗双鹤鬓，归田送老一羊裘。

明年兼与士龙去，万顷沧波没两鸥。

苏轼既出，同时，他的长子苏迈得授河间令，也要走了，现在只剩苏辙一人在京，继续留任尚书右丞。刘挚及其打手们，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他的心腹杨畏，那个世称杨三变，向与邢恕狼狈为奸的现任殿中侍御史，便会合谏官郑雍、安鼎全力向苏辙进攻了。

无奈苏辙谨言慎行，让人抓不着他的短处，说来说去只是举荐王巩除知宿州为不当这一节旧话而已。

政坛里的打手，打人成了习惯，不论何时，都须有个攻击的目标，倘若没有敌人可打，就打自己的同伙。他们没有是非，没有道义，凡是挡在路前面的都是障碍，都是攻击的靶子。玩火的刘挚，不幸终于得了引火烧身的报应。

问题出在邢恕谪官永州时，曾经写信给刘挚，挚复书中，有“第往以俟休复”这样一句话。有个叫茹东济的人，将这封信抄了下来，被杨畏、郑雍二人弄到手，便加笺注道：“休复者，语出《周易》。以俟休复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复子明辟也。”他们又攻击刘挚的儿子斯立与章惇诸子（章致平等）往来甚熟，刘挚也常接近他们，指为“延见接纳，为牢笼之计，以冀后福”。

此不啻直接诬言太皇太后有意改立她的亲子，如京外的谣言一样。太皇太后非常生气，当面诘责刘挚道：

“言者谓卿交通匪人，为异日地。卿当一心王室，若章惇者，虽以宰相处之，未必乐也。”

这句话非常沉重，语意双关，骂章惇亦所以骂刘挚。刘挚惶惧，上章自辩，几个执政同僚也替他说了话。然而，太皇太后说：

“垂帘之初，挚排斥奸邪，实为忠直；但此二事，非所当为。”

于是，权倾一时的尚书右仆射刘挚便罢相了，出知郓州。时在同年十一月间，距苏轼离京，不过两个月，正应了《书破琴诗后》的话：“逆旅浮云自不知。”

1  〔宋〕张端义：《贵耳集》。

2  诗自注：“仆顷以诗得罪，有司移杭取境内所留诗，杭州供数百首，谓之诗帐。”

3  〔宋〕周煇：《清波杂志》。

4  叶梦得《避暑录话》亦详记此事，盖梦得为叶温叟之侄孙，得闻于其叔祖，所述殊不正确，如诋苏轼为“自私其州”。其实润州亦浙西路所辖属，何私之有。

5  本集：《元祐五年五月奏户部拘收度牒状》。

6  〔宋〕苏轼：《东坡志林》。

7  〔宋〕何薳：《春渚纪闻》。

8  〔宋〕何薳：《春渚纪闻》。又周煇《清波别志》所记，事同而略简，其结语曰：“倘遇俗吏苛刻，必断治伪冒，没入其物，还有此气象乎！”人治国家，重教化而轻刑罚，宋朝更是一个特别尊重士人的时代。苏轼此举，不能用现代的眼光来批评他。

9  苏轼于熙宁四年辛亥（1071）六月签判杭州，至元祐五年庚午（1090），恰为二十周年。

10  〔宋〕周煇：《清波别志》。

11  本集：《圣散子前后叙》。

12  本集：《钱塘六井记》。

13  本集：《乞子珪师号状》。

14  〔宋〕周密：《武林旧事》。

15  沙门慧皎《高僧传》：“唐李泌读书衡岳寺，察懒残所为非凡人，聆其中夜梵唱，响彻山林，先凄怆而后喜悦，必谪堕之人，时将去矣。中夜潜往谒焉，懒残命坐，发火取芋以啖之，曰：‘慎勿多言，领取十年宰相。’后拜而退。”

16  集有《次韵杨次公惠径山龙井水》（自注：龙井水洗病眼有效）及《次韵袁公济谢芎椒诗》。

17  〔宋〕何薳：《春渚纪闻》。

18  周煇《清波杂志》：“番江寓客赵叔简编修，宣和故家，家藏东坡亲书历数纸。盖坡为郡日，当直司日生公事，必著于历，当晚勾销。惟其事无停滞，故居多暇日，可从诗酒之适。”

19  〔宋〕费衮：《梁溪漫志》。

20  〔宋〕施德操：《北窗炙輠录》。

21  王明清《挥麈后录》：“望湖楼一名看经楼，乾德五年忠懿王钱氏建，去钱塘门一里许。”《临安志》：“竹阁在孤山。”吴自牧《梦粱录》记杭州夜市，亦言：“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早起者又开店矣。”所言与记相符。

22  〔清〕潘永因：《宋稗类钞》。

23  〔宋〕方勺：《泊宅编》。又瞿佑《归田诗话》。

24  〔宋〕朱彧：《萍洲可谈》。

25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

26  〔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

27  〔宋〕赵令畤：《侯鲭录》。

28  本集：《安州老人食蜜歌》诗注。

29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

30  本集·书简。

31  引自（咸淳）《临安志》。

32  〔宋〕阮阅：《诗话总龟》。

33  〔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风穴延沼禅师有卢陂长老问曰：“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延沼禅师曰：“超然迥出威音外，翘足徒劳赞底沙。”

34  本集《奏开石门河状》：“臣与前转运使叶温叟、转运判官张璹躬往按视。……”而诗题则为“与叶淳老、侯敦夫、张秉道同相视新河，秉道有诗，次韵二首”。秉道为杭人张弼字，张弼亦即诗中所说的“髯张乃我结袜生，诗酒淋漓出狂怪”者。璹，字全翁，二张绝非一人。也许两张都是同行的人，张璹原为两浙转运判官，此事与他前任职务有关，所以可在官文书的奏状中列名；张弼只是临行的诗友，官守不及，所以不见状文。然而何以诗题又遗漏张全翁呢？殊不可解。

35  何薳《春渚纪闻》载工程计划内有二案，除龙山一案（即奏状所陈之计划）外，尚有一条自富阳新桥港经余杭至郡北关江涨桥一节。因无确切根据，于正文中删去。

36  单谔：常州宜兴人（1031—1110）。嘉祐进士。不乐仕进，独留心于吴中水利，尝乘船往来苏、常、湖州，勘查水利，积三十年而著《吴中水利书》。

37  〔宋〕王巩：《随手杂录》。

38  〔宋〕苏辙：《栾城集》。

39  枢密院与中书省对峙文武二柄，号为“二府”：东府掌文事，参政佐之；西府掌武事，副使佐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京师职事官旧皆无公廨，虽宰相执政亦僦屋而居。元丰初始置东西二府于右掖门之前，每府相对为四位，俗谓之八位。东府与西阙门相近，西府正值右掖门。”

40  唐代王播，少贫，客扬州木兰院，随僧斋饭。僧厌之，饭后始击钟，播至，斋堂已空矣。后二十年，播出领是邦，见曩所题字，已碧纱笼护矣，乃题二绝，一云：“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东坡颇厌薄其人，此即反其事为言，对当年兴国寺主持僧德香，志其感激之情。

41  礼该院故主持僧德香遗像。

42  贴黄：宋奏状，札子用白纸，意有未尽，用黄纸，书写贴于上之谓。

第十一章　颍州·扬州·定州

一　颍水之鱼

苏轼于元祐六年（1091）八月廿二日到颍州（今安徽阜阳）任。

四十三年前的皇祐元年（1049），欧阳修曾知是州，现在是白头门生，接踵而至，所以到任谢上表里很兴奋地说：

……文献相续，有晏殊、欧阳修之遗风。顾臣何人，亦与兹选。

欧阳文忠于熙宁四年（1071）六月以太子少师致仕，欢喜颍州这个地方的风土，他就居家于此，明年闰七月就逝世了。他的遗孀薛太夫人于元祐四年病逝，欧阳一家都在颍州守丧，尚未终制。苏轼莅任数日，即往会老堂拜祭文忠夫人的灵堂，祭文中也说：

白发苍颜，复见颍人。颍人思公，曰此门生。虽无以报，不辱其门。

颍州和杭州一样有个西湖，十里长，两里阔，因湖址位于州西二里之地，所以亦称西湖。湖边林木翳茂，水色清明，算是此地一大胜迹。苏轼到任之初，有一颍州人告他道：“内翰只消游湖中，便可以了郡事。”足见该地政务清闲。苏轼大为快慰，秦少章因作一绝曰：

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

欲将公事湖中了，见说官闲事亦无。

苏轼初游西湖，听湖上歌手在唱一阕《木兰花令》词 1  ，分明还是欧阳修的遗作。时间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不仅欧阳早已做了古人，这地方，连亲炙过文忠笑貌的人，也几乎没有了。唯有这老门生，面对寂寞的湖光，将那人生朝露的悲哀，步韵谱成同调的小令：

霜余已失长淮阔，空听潺潺清颍咽。

佳人犹唱醉翁词，四十三年如电抹。

草头秋露流珠滑，三五盈盈还二八。

与予同是识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

当时，西湖夏后秋涸，东池水浅，湖鱼在浅水里窘迫跳跃，非常痛苦。苏轼接受同僚的建议，招了网鱼师来，将困在东池的鱼，迁到水深的西池去。

苏轼在湖边会客饮酒，看网师迁鱼，心里有很多感慨。人有辽阔的天地可养，何苦再被困在这个狭窄的政治天地里，争相杀戮；必须如网中活蹦乱跳的湖鱼，挣扎着，挣扎着，早日脱网，回归江海，还我自由。苏轼这一晚被酒夜归，睡在床上，心潮起落，一夜无眠。

失眠的心事，化成一首小诗，如言：

…………

但愁数罟损鳞鬣，未信长堤隔涛濑。

濊濊发发须臾间，圉圉洋洋寻丈外。

…………

明年春水涨西湖，好去相忘渺淮海。

颍州地平无山，只有一条贯穿州城的颍水，西入于淮。苏轼常去泛舟，诗言：“我性喜临水，得颍意甚奇。到官十日来，九日河之湄。吏民笑相语，使君老而痴。使君实不痴，流水有令姿。……”

当地有个传说：“世乱颍水浊，世治颍水清。”这时候，河水清澄如镜，苏轼为排遣心底的彷徨，每次湖上泛舟，都喜欢倚在船舷上，欣赏水中自己的面影。风吹水动，他的面影随着水面波纹发生种种变化，看得他入了神，喃喃自言：“画船俯明镜，笑问汝为谁。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苏轼一离开汴京，肩上抖落一身尘污，马上情绪轻松，苏醒了诗人的性灵；今日面对“颠倒眩小儿”的河中幻影，他心境平和，也就乐于与水相嬉起来。

颍州政务清简，而重要的僚友又多旧识，苏轼自诩“宾客之美”不减欧阳当年。因此，他在这段短时间里，个人生活非常恬适、愉快。

最重要的人物，首先要数地位仅次于知州的通判，恰是苏轼在杭州时的旧识，赵令畤，字景贶，宗室燕懿王德昭的玄孙，其时正以承议郎为颍州的签书判官。苏轼非常欣赏他的干练和才华，“吏事通敏，志节端亮”，为他作《秋阳赋》《洞庭春色赋》，替他改字“景贶”为“德麟”，并作《赵德麟字说》；后来又两次状奏朝廷（《荐宗室令畤状》），特别推荐，认为政府应该打破“理国治民不及宗子”的老规矩，使宗室中的人才，也有平等的机会出头，使他终于得除光禄丞。苏轼喜欢替朋辈改名字，前有昙潜之改参寥，李豸之改李廌；后有景贶之改德麟。虽说是他的癖好，但也只限于他所非常欣赏的朋友。

现任颍州州学教授的是陈师道，元祐初，由于苏轼的推荐，以布衣出任徐州教授，后除太学博士，来京为苏门中人，与共游宴论学，不料被言官们摭拾了他在徐州任内，私自越境谒苏于南都的差错，改降颍州教授，恰恰成全他们此时重聚一堂的愉悦。

欧阳家的两位公子，此时也还在家守制。

欧阳修有四个儿子：长子发，字伯和，进士，官至少府中丞；次子奕，字仲纯，此时皆已去世；现在颍州守薛太夫人丧的是三子棐（叔弼）和四子辩（季默）。

叔弼中过乙科，只因文忠年迈，在家侍父。元祐初，曾膺实录院检讨的任命，却被刘安世劾为谄佞浅薄，追改集贤校理，宦途甚不得意。季默官止承议郎。兄弟都是洁身自守的大家子弟，叔弼且是苏轼的亲家，苏迨的岳丈。

颍州少有山林名胜可玩，公余暇日，只能诗酒为娱。苏轼这一时期，政事清闲，心情平静，既自下了决心，明年一定求去，心理上有了这个退步，就觉得浑身舒坦，经常邀客饮酒，作诗不倦。周益公（必大）题跋（《跋赵德麟饯饮湖上舟中对月诗》）说：“……集中自放鱼长韵而下，凡六十余诗，历考东坡所至岁月，惟颍为少，而留诗反多。”即是此故。

煞风景的是陈师道持律不饮，两欧阳又不肯作诗，苏轼是个喜欢热闹、乐与人同的人，禁不住这份寂寞，变出许多花样来，劝师道开酒戒，催二欧阳作诗。

到颍不久的十月间，苏轼臂痛旧病复发，索性向朝廷告了假，在家偷懒。病中作三绝句，觉得眼前的清闲欢适，也和致仕还乡一样，心里非常满足，如言：

公退清闲如致仕，酒余欢适似还乡。

不妨更有安心病，卧看萦帘一炷香。

其实这时候，苏轼也并非完全没有烦恼。他烦恼的是颍州的公使库钱太少，同是一州，要比杭州少三分之一的光景，使他“到颍未几，公帑已竭，斋厨索然”，无法接待朋友。所幸的是不论斋厨如何索然，供馈如何寒碜，要来的好朋友还是会来的。九月初，苏轼接到刘季孙从杭州寄诗来：

倦压鳌头请左鱼，笑寻颍尾为西湖。

二三贤守去非远，六一清风今不孤。

四海共知霜鬓满，重阳能插菊花无？

聚星堂上谁先到，欲傍金樽倒玉壶。

不久，季孙因苏轼的推荐，得换文官资历，除知隰州，他便有机会到颍州来访苏了。

一听说刘景文来了，苏轼欣喜欲狂。不但是诗酒好友到了，恍如杭州的西湖也藏在他的袖筒里给带来了，作《喜刘景文至》诗，充分表现这位老人不甘寂寞、热爱朋友的性格以及他和杭州的感情：

天明小儿更传呼，髯刘已到城南隅。

尺书真是髯手迹，起坐熨眼知有无。

今人不作古人事，今世有此古丈夫。

我闻其来喜欲舞，病自能起不用扶。

江淮旱久尘土恶，朝来清雨濯鬓须。

相看握手了无事，千里一笑毋乃迂。

平生所乐在吴会，老死欲葬杭与苏。

过江西来二百日，冷落山水愁吴姝。

新堤旧井各无恙，参寥六一岂念吾？ 2

别后新诗巧摹写，袖中知有钱塘湖。

苏轼如此耽于宾朋诗酒之乐，使体贴他的王夫人也几乎变成了诗人。刚过了年，正月十五夜，聚星堂前，梅花盛开，月色鲜明，王夫人看他独坐无聊，便说：

“春月胜于秋月，秋月令人有凄惨的感觉，春月却令人和悦。何不召赵德麟这些人来，饮酒花下？”

苏轼大喜，却道：

“我不知道你也能做诗，这真是诗家说的话哩！”

于是，邀了赵令畤来，饮酒花下。 3

苏轼就用王夫人的语意，作《减字木兰花》词：

春庭月午，摇荡香醪光欲舞。步转回廊，半落梅花婉娩香。

轻烟薄雾，总是少年行乐处。不似秋光，只与离人照断肠。

元祐六年（1091）十二月，张方平在南都病逝，享寿八十五岁。初八日讣告到颍，突然打破了苏轼生活的宁静。即日在荐福禅院举哀奠祭，与僚友商议，用唐人服座主丧、缌麻三月之礼成服。 4

张方平识拔苏氏兄弟最早，那时候，他们还只是生长于西南偏鄙之地的眉州少年，依靠方平的推介才得受知于欧阳修，得欧阳的揄扬，才被中朝其他大老所注意。这种知遇和识拔的恩感，苏氏兄弟刻骨铭心，无时或忘。但看张方平退休后，隐居南都的十五年间，苏轼只要一有机会，必往乐全堂谒候这位寂寞而又多病的老人，前后去过六次，得相晤言者五回，最后一次是今年五月间赴京途中，绕道相见，方平自知不久人世，临别时有后会难期的感怆。苏轼祭张太保文说：“……我晚闻道，困于垢尘。每从公谈，弃故服新。顷独怪公，倒廪倾囷。尽发其秘，有怀毕陈。曰再见子，恐无复辰。出户迟迟，默焉衔辛。”原来这次就是他们的永诀。

三日后，再祭，苏轼书方平别子由诗，留存荐福禅院，以志永念。方平写这诗，时当苏轼甫脱台狱，谴谪黄州之初，而苏辙被贬筠州监酒，遄程往谒方平，临别所赠，字字皆为患难中所见的真情。苏轼回念平生，独记此诗，是有他非常深沉的感念的。张安道原诗云：

因嗟萍梗才名客，自叹匏瓜老病身。

一榻从兹还倚壁，不知重扫待何人。

轼题后曰：

元丰三年，家弟子由谪官筠州，张安道口占此诗为别，已而涕下。安道平生，未尝出涕向人也。元祐六年十二月薨于南都，将属纩，问后事，但言伸意子瞻兄弟。是月十一日举哀荐福禅院，录此诗留院中。 5

翌年八月，苏轼在扬州，撰张方平墓志铭，方平的儿子张恕，是个浑人，希望将他父亲一生事迹，统统写进去，越长越好。张方平是国之元老，许多事迹必与政治上的人事有关，岂能全部“实录”。苏轼不理他的要求，文成，才七千余字，苏轼郑重地设位祭告后，才交张恕上石。

二　颍扬之治

颍州的政事虽说清闲，但也并非完全无须作为。苏轼在任，不过短短半年，可也着实做了几件大事。

当时，开封各县常闹水患，官吏不究本末，将原有坡塘凿破，决水于惠民河；惠民河涨了，使陈州也闹大水。这样一路推下来，最后又计划要开凿邓艾（八丈）沟与颍河，凿黄堆注水于淮，认为这样可以疏导积水，消灭水患，其实这是“以邻为壑”的办法。幸而尚书省行文各有关地方勘会，苏轼通晓水学，适至其任，马上派人用水平实地测量，查得淮河的涨水线，高于新沟几一丈，假使凿破黄堆，注水于淮，则低于淮河的颍州各县，尽成鱼鳖之乡了。

而且，与八丈沟相关联的万寿、汝阴、颍上三县，旧有坡塘，久已化为民田，或由政府永租与佃户使用，为时都在五六十年以上，几与自产无异。假如一旦强制收回，则那三县的农民失业者必众，人情骚动，为害不小。

苏轼以《论八丈沟利害不可开状》申复尚书省，打消了这个为害地方的计划。

颍州农田收成，经常不好，这年又苦干旱，苏轼虽也遣官向张龙公庙祈雨，但认为根本的工作应该是办好水利工程。为此他奏请朝廷将原来派修黄河的夫役，留一万人开掘辖境内的沟洫，顺便构筑清河三闸，通焦陂水，浚治西湖。经诏许施行，直到他离任以后，才次第完成。

这年秋天，与颍州相邻的庐州、濠州、寿州都大闹饥荒，老百姓吃树皮草根为活，盗贼蜂起。逃荒的难民，扶老挈幼，络绎于途，万一北来，颍州首当其冲。苏轼说：“若流民至颍，而官无以济之，则横尸布路，盗贼群起，必然之势也。”抚辑难民，政府必须先有准备。所以，他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上《论淮南盗贼，乞赐度牒、籴斛斗，准备赈济淮浙流民状》，打算卖了度牒，购储小麦、粟米、菉豆（绿豆）、豌豆四色，封桩斛斗，候有流民到州，逐旋支给赈济。

这时候，腊月严寒，久雪不霁，苏轼与通判赵令畤登女郎台远眺，只见白茫茫一片银色世界。晚上耽念着，如此冰封雪冻的日子，那些无衣无食的饥民怎么得了？兀是睡不着觉，心想先拨出百余石粮食来，做炊饼救济他们。将这主意和王夫人商量时，夫人说：

“你从前曾听傅钦之（尧俞）说过，赵签判在陈州时，办赈济有功，何不与他商量办法？”

天还未亮，苏轼便派人折柬相邀。令畤到后，便说：

“这问题，我心里早已有了腹案。目前小民的困乏，不过是粮食和燃料两项，义仓有积谷数千石，便可支散，以救贫民。作院有酒炭数万称，酒务有柴数十万称，可以照原价出卖。贫民得此两项，困难就解决了。”

苏轼大喜道：“吾事济矣！”立刻草放积谷赈济奏，一面便叫赵令畤去办。 6  教授陈师道卧病在床，听到这事，非常感动，寄了诗来，题名“雪中”：

掠地冲风敌万人，蔽天密雪几微尘。

漫山塞壑疑无地，投隙穿帷巧致身。

映积读书今已老，闭门高卧不缘贫。

遥知更上湖边寺，一笑潜回万室春。

苏轼和作，但说：“忍寒吟咏君堪笑，得暖欢呼我未贫。”充满了民胞物与的热情。

灾荒是盗贼的温床，百姓的饥寒固然需要救济，而盗贼的缉捕，确保治安，更其不容疏忽。

本州旧有管三、陈钦、尹遇等一帮剧盗，打家劫舍，为民大害，虽经前任剿灭大半，但头目尹遇始终在逃，依然结伙为盗，自称大王，白昼骑马于镇市中劫人，凶悍无比。

苏轼访闻汝阴县尉李直方，素有干才，忠勇负责，就将此事责成于他，对他说道：“君能擒此贼，当向朝廷力言，给予优赏；不获，亦以不职奏免。”

直方惶恐受命，他有老母，已经九十岁了，母子泣别而行。

直方先在就近处缉获尹遇的党羽，侦得尹遇已经远逃到寿州霍邱县的成家寨去了。他就亲率弓手追缉，化装为贩牛小客，到尹遇匿处掩捕。尹遇持械抵抗，直方亲手将他刺倒，遂一举成擒。

苏轼认为直方儒者，却能捐躯奋命，忠义可嘉，应该给予奖励。但是宋朝的法律，官员躬亲获盗，须在半数以上，才合恩例，是只论人数，不讲首从的，所以官吏捕盗者少，而大盗漏网者特多。苏轼没有办法变更法律，无以酬直方。

直到自己积资应该迁升朝散郎一官时，他便请求朝廷将此一恩例，移给直方充赏，“亦使臣今后使人，不为空言”。不料仍为吏部所格。人谓苏轼不欲参加磨勘，是他不在乎爵禄的高处，其实他只是对李直方负责实现他的诺言而已。

匆匆过了新春，元祐七年二月，朝廷告下，调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充淮南东路兵马钤辖知扬州军州事；晏知止来代。

苏轼决心俟机求退，不料还有这次调职的新命。不过心想到扬州去转一转也好，希望从扬州一直回家乡去，等候子由回来，就这样独自做着非常朴素的还乡之梦：

今年吾当请广陵（扬州），暂与子由相别。至广陵逾月，遂往南郡。自南郡诣梓州，泝流归乡，尽载家书而行，迤逦致仕。筑室种果于眉，以须子由之归而老焉。不知此愿遂否？言之怅然也。（《东坡志林》）

但是，每一想到独在朝中孤军奋斗的老弟，心里总有说不出的迷惘，寄一阕《满江红·怀子由》词给他，重坚旧约：

清颍东流，愁来送、征鸿去翮。情乱处，青山白浪，万重千叠。孤负当年林下意，对床夜雨听萧瑟。恨此生、长向别离中，凋华发。

一尊酒，黄河侧。无限事，从头说。相看恍如昨，许多年月。衣上旧痕余苦泪，眉间喜气占黄色。便与君、池上觅残春，花如雪。

然而，苏辙在热烘烘的政场中，并不那样想。距今三个月前，他们兄弟俩的第一号政敌刘挚已经罢官离京，那些台谏官们失掉靠山，也不会再想兴风作浪了。此时倒真希望苏轼能回到朝中来，一同施展他们的政治抱负，上报太皇太后的恩宠，尽一份从政士人应尽的责任。

因此特派专差送信到颍州来，约请苏轼趁此交接之间，先往京城一行，见过太后，再赴新任。苏辙的用意非常明显，因为依照宋朝定制，大臣移守，例可奏请过阙上殿，本意固如现代的回京述职，但过阙上殿的大臣，十九会被留京供职，得除二府六卿不等。

殊不知苏轼不但无意于此，对于汴梁这紫陌红尘，避之唯恐不远。他立即决定，取道下淮，径赴扬州。给范祖禹信说：

到颍半年，始此上问，懒慢之罪，踧踖无地。中间辱书，及承拜命贰卿，亦深庆慰。然公议望公在禁林，想即有此拜也。春暖起居如何？某移广陵，甚幸。舍弟欲某一到都下乞见，而行路既稍迂，而老病务省事，且自颍入淮矣。不克一别，临书惘惘。

三月初三，苏轼已经离开颍州，到了安徽的怀远县，与迨、过二子游了涂山和荆山，过濠州、寿州和楚泗之间，沿途屏去吏卒，亲自深入村落，访民疾苦。当时新麦初熟，政府催收人民的积欠，十分紧迫，农民还不出钱的，宁愿流走道途，不敢归乡。一路上看见很多很多这样的游民，苏轼不禁感叹道：“苛政猛于虎这句话，向来不敢太相信。现在亲眼见到的事实，则是水旱之灾，杀人百倍于虎；而民畏催欠，又更甚于水旱灾荒！”

十二日到泗州，因为淮东淮西，连年闹旱荒，祷于大圣普照王灵塔，求雨。

途中，得晁补之以诗来迎。

晁无咎是苏门四学士中受知于苏轼最早的一人。元祐初，在京为秘阁校理，现正通判扬州，得到老师移守本州的消息，只因限于职守，不能出境往迎，所以呈诗为代。他已听到了老师在泗州维舟祷雨的事，所以说：“麦如栉发稻立锥，使君忧民如己饥。”又说：“世上谗夫乱红紫，天教仁政满东南。”苏轼读了，不禁拂髯大笑，心中充溢着快慰的感情，次韵诗说：“每到平山忆醉翁，悬知他日君思我！”

三月十六日，到扬州任。大家料想不到这诗人太守办的第一件公事，竟是停止举行正在轰轰烈烈筹备中的万花会。

当时，洛阳牡丹，扬州芍药，名冠天下。每年春，洛阳举行花会，万人空巷，赏花作乐，这风气传到东南来，扬州也跟着以芍药为主，作万花会，一次用花十余万枝，既使花圃凋残，而胥吏缘此为奸，借这名义剥削老百姓，苏轼说“以一笑乐，为穷民之害”，不该再办，毅然禁止。虽然他心里也知道这是大杀风景的事情。 7

苏轼沿途访见地方官吏催缴民欠的凶暴，与农民多年灾歉之后，无力归偿，流离道路的悲惨，心里一直不平。这件事情，他在杭州时，朝廷曾因灾殄诏求直言，他即应诏论列四事，其中即有宽免民欠一项。不料事为执政所格，初则诿称未见此状；经苏轼别录再奏，朝廷准赐缗钱百万，籴米备赈；而发运使王觌又坚称米贵不籴，致使次年水灾，无粮可救。宽免民欠一项，也未曾实施。

这次亲历颍州、扬州，虽然麻麦如云，收成很好，但是淮东西诸郡，累岁灾伤，近者十年，远者十五六年了，一岁之熟，不过是百死小民的一线生机而已，并无能力归还陈年积欠；而监司高呼催收，“胥徒在门，枷棒在身”，人户求死不得，纷纷逃亡，尽成流民。这旧欠中十之六七，早经朝廷恩赦了，而官吏刻薄，照样催收，皆因可以从中渔利之故。国家收益无多，而老百姓却被逼得走投无路。因此，他上奏朝廷，乞降内诏“权住催理”，仍下诸路安抚钤辖司，类推讲求，与天下疲民一洗疮痏。

这奏状，迅速得到朝廷明诏：“淮南东、西、两浙路诸逋负，不问新旧，有无官本，并权住催理一年。”正是听从苏轼的请求而发。扬州得此讯时，苏轼时作《和渊明饮酒诗二十首》，因此，有“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的诗句，即系咏此。

苏轼一生有三大目标：一是艺术的创造冲动，二是善善恶恶的道德勇气，三是关心人类的苦难。这三者，构成他的生命热情。做地方长官，不仅可以避免小人的围攻，脱逃个人的祸患，最大的好处是亲民之官，至少有机会为老百姓做些事情，清弊除害，直接从水深火热中拯救人命。

譬如说，七月下旬，苏轼毅然上《论纲梢欠折利害并劾仓部金部发运转运官吏情罪状》，即是他在扬州兴利除弊的一大政事；士大夫中，也只有他这样刚直不屈的人，才有那种一举参劾内外大吏，取怨一身而不悔的勇气。

宋以开封为首都，而开封则是个四通八达的地方，无险可守，所以必须驻扎重兵于京师，以拱卫国家根本之地。兵需食粮，粮食都赖漕运。嘉祐以前，每年运输总额六百万石，欠折（短缺）不过百分之一。苏轼查得去岁全年载运量只有四百五十万石，而欠折总数却高到三十余万石，几达百分之八。苏轼不禁大叫：“运法之坏，一至于此！”

研究这弊端的由来，因为从前的发运司，听任纲运的船夫们搭载部分私货，征商（包税的人）不得留难，所以船上都很富厚，视官舟为家，自行弥补缺漏，货皆速达而欠折绝少。但自熙宁以后，执掌库藏、金宝、货物权衡、度量等事，隶属户部的金部官吏与转运使却要点检私载，因为从中可以“留难需索”，把纲运梢夫敲诈得穷困骨立；富商大贾既不肯冒险交漕船载货，船夫们只好专门偷盗官米。因此漕运欠折，年年增加，纲本漕法，两皆败坏。

苏轼到任不久，审判粮纲欠折人犯，徒流者不可胜数，那些人“衣粮罄于折会，船车尽于拆卖，质妻鬻子，饥瘦伶俜，聚为乞丐，散为盗贼。窃计京师及缘河诸郡，例皆如此”。苏轼认为，这是朝廷的大计，生民的大病，我辈岂可坐视不救？

火上加油的是户部执掌仓廪的仓部，不问情由，认定纲运欠折皆因仓司头子向纲梢要钱要物的缘故，遽然立一仓法，命令真、扬、楚、泗转般仓依该仓法行事，将各处斗子（仓库出纳）裁汰一半。命下之日，扬州转般仓的斗子四十人全部陈请归农；虽然暂时留住了，如此法必行，现任的斗子必致星散。这种倒果为因、因噎废食的办法，只使纲运更加紊乱而已。

苏轼状请朝廷撤销仓法，追问金部官吏不取圣旨、擅自立法、刻剥兵梢的罪行，并查发运转运司吏的责任和情弊。

苏轼续又听得泗州也和扬州一样，转般仓的斗子逃掉了十二人，他认为这仓法不废，听任各州斗子们纷纷逃散，则纲运前途不堪设想。八月一日续上《乞罢转般仓斗子仓法状》。

八月初五，苏轼又上《乞罢税务岁终赏格状》，他的观点非常有趣。

状言：“臣至淮南，体访得诸处税务，数年来刻虐日甚，商旅为之不行，其间课利虽已不亏，或已有增剩，而官吏刻虐，不为少衰。”认为这原因并不完全由于国家财用窘急，转运司督迫所致，显然是税务官吏希望年终奖金，借关市法来敛百姓，饱私囊；还有一个怪现象是盐酒税务监官，虽是卑职，但缙绅士人、公卿冑子，也未尝没有由此晋升的，现在他们却与专栏秤匠一处分钱。这位最重士人气节的老臣实在看不顺眼，不禁大喊：“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要求朝廷悯救风俗，全养士节，废除这个“税务岁终奖格”。

税务官以“超收”为功勋，官与役一处分钱，为现代人所习见的常事，但是宋代的苏轼却大为诧异。

三　广陵生活

将近半个世纪以前，欧阳文忠是从知扬州移守颍州的，所以他作颍州西湖诗说：“都将二十四桥月，换得西湖十顷秋。”苏轼则是先知颍州，后移扬州，序次虽有不同，而两地皆为欧阳旧治则一。

欧阳修在扬州筑平山堂，壮丽为淮南第一，高踞蜀冈，下临江南数百里，真、润、金陵三州，几乎隐约可见。环堂左右，老木参天，堂后有竹千余竿，粗大如椽，绿荫匝地，不复见有日色。 8  这年初夏，苏轼身体仍然不太好，谢毛正仲惠茶诗题说：“到官病倦，未尝会客。”诗言：“尔来又衰病，过午食辄噎。”则他不但容易倦怠，而且食欲不振。加以扬州的公使库钱与颍州一样少，扬州是东南一大都会，八路舟车，无不由此，使客杂沓，招待、馈赠、迎送的费用都很大，每年只有五千贯钱，实在不够用，很伤脑筋。

苏轼在扬州，也着意整顿寺院，将持戒不律的几个讲僧赶出庙去。石塔寺的戒长老为之不安，一日派遣侍者前来投牒，请求“解宅”，苏轼问来人：“长老将欲何往？”对曰：“欲归西湖旧庐。”苏轼命他先回去，另候指挥。

略作准备，亲自带了僚佐同往石塔寺。至则先命击鼓，大众聚观。苏轼看看人已到得差不多了，便从袖中摸出一纸预先拟好的疏文，叫晁补之高声朗诵。这篇疏文，虽然有点近乎游戏之作，但却是上乘的禅喜文字。苏轼的意思很明白，劣僧要逐，高僧要留：

大士未曾说法，谁作金毛之声？众生各自开堂，何关石塔之事？去无作相，住亦随缘。长老戒公，开不二门，施无尽藏，念西湖之久别，本是偶然，为东坡而少留，无不可者。一时作礼，重听白槌。渡口船回，依旧云山之色；秋来雨过，一新钟鼓之音。谨疏。 9

这段时期里，汴京城中，宫门内外，大伙儿都在大忙特忙，热闹非凡。

哲宗皇帝十岁登基以来，至今已是十八岁的青年。上年十月举行过初幸太学的大典，今年是应该大婚的适龄了。

太皇太后为皇帝选后，非常慎重，初选世家女百余人入宫，仔细观察拣择，太皇太后和皇太后都中意孟家那个女孩。孟女，雒州人，眉州防御使孟元的孙女，太皇太后亲自督教，令习女仪和宫中事务。到了本年（元祐七年，1092），面谕宰执：

“孟氏子能执妇礼，宜正位中宫。”

即命学士草制，又特别议定册后六礼。皇帝于四月十六日御文德殿，册封孟氏为后。太皇太后对皇帝郑重叮咛：

“得贤内助，非细事也。”

皇帝大婚，自有一套繁文缛节，吕大防、苏颂、苏辙等大臣都被派为六礼之使，依照仪注，一一进行。等到忙完了大婚典礼，六月，政府改组，左相吕大防和知枢密院事韩忠彦不动，余则以苏颂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苏辙为门下侍郎，范百禄为中书侍郎，梁焘和郑雍分别为尚书左右丞；只有王岩叟罢了官。

门下侍郎即是元丰改定官制前的参知政事，其官自秦汉以来，给事禁中，故称黄门，后改门下省。苏辙至此，已经官拜副相了。

皇帝既已大婚，继须筹办今年冬季亲行郊祀之礼，迈向亲政前的程序，一步一步做去。

八月中，诏下扬州，召苏轼还京为兵部尚书，兼差充南郊卤簿使。并且因有郊祀的差遣，所以屡诏催促，不得迁延。

苏轼匆匆办了交代，九月初离去扬州。

扈从青年皇帝第一次亲行郊祀大礼的差遣，是不能辞免的；然而苏轼对于还朝，心理上结成一团阴霾，有杯弓蛇影的恐惧。所以即在途中，就已上了《乞过郊礼仍除一郡状》。

这时候，使他有真正兴趣的是山间种树，使他感慨无穷的是触目河山，尽是劳生的行迹，不免回念平生的忧乐出处——苏轼到底已经是五十七岁的人了，心理上已渐步入老境。

最显著的不同，是他已经倦于行旅，对于奔走四方的游宦生涯，常常产生自怜的感伤。如赴扬州任，作《淮上早发》曰：

澹月倾云晓角哀，小风吹水碧鳞开。

此生定向江湖老，默数淮中十往来。 10

又如《送芝上人游庐山》诗，开头即说：“二年阅三州，我老不自惜。团团如磨牛，步步踏陈迹。……”皆是苏轼垂老的心情。赴京途中，于宿州、泗州间，邂逅徐州道士云龙山人张天骥，对于自己已似白头倦鸟，但却不得归休，不知道将来还要几渡淮河，发生无穷的忧戚。诗言：“二年三蹑过淮舟，款段还逢马少游。……孤松早偃元非病，倦鸟虽还岂是休。更欲河边几来往，只今霜雪已蒙头。”

只有路过都梁山，遇见杜舆秀才，杜秀才向他请教种植松树的方法时，苏轼这才精神陡旺，说道：

“我少年时，就很懂得种松之法，曾手植数万株，现在都已是梁柱之材了。”

不但教了杜秀才植松之法，而且还戏赠二诗，大言：“如今尺五城南杜，欲问东坡学种松。”

九月初九重阳，苏轼行抵南都，径登乐全堂，上距张方平的逝世已经八个多月了，他才有这躬亲奠祭灵帏的机会。

好友王巩，是张方平的女婿，自被安鼎从知宿州事的任上攻罢以来，一直就在南都闲住，意兴阑珊。这两个同经政治迫害的患难朋友，执手相见，未免百感交集。苏轼想起十五年前，即元丰元年的重阳节，在徐州与王巩为黄楼之会的旧事以及这十五年来的人事沧桑，感喟无穷，写了一首怀旧诗，题曰：

在彭城日，与定国为九日黄楼之会。今复以是日相遇于宋，凡十五年，忧乐出处，有不可胜言者。而定国学道有得，百念灰冷，而颜益壮。顾余衰病，心形俱瘁，感之作诗。

苏轼慨叹人世的荣华，本是南柯一梦，所不幸的是梦已该尽时，却还不能回头。所以诗说：“我观去来今，未始一念留。奔驰竟何得，而起无穷羞。”虽然为王巩抱屈：“王郎误涉世，屡献久不酬。……”但劝他说：人间的得失，实在非常虚浮，世事变乱无常，咸阳道上的英雄，也许是从前在你家养马的厮役，忽然拜将封侯，造起大宅第来了；负贩的买卖人，竟成了社会上第一流的人物；所以我辈中人，就不得不安于寂寞了。苏轼自嘲醉梦未醒，年力已经这样衰疲，却还在玩沐猴而冠的把戏；技穷的优伶，还要被强迫登台。此诗意境非常苍凉，不是对王巩这样的患难之交，苏轼也不敢倾吐这一份身世的沉哀。

四　初和陶诗

苏轼在颍州日，与欧阳叔弼闲谈，说到陶渊明隐居栗里柴桑间时，非常贫困，饭也不一定能够吃得饱。有个在附近做大官的朋友颜延年，常来与他对酌，知道他的家境，特意留钱二万相赠，他却不存一文，全部送去酒店，留待日后慢慢取酒。

又一日，苏轼偶读《唐书》，看到代宗朝的宰相元载，酷好积聚，贪得无厌；至大历十二年获罪赐死时，籍没他的家财，单是所藏胡椒一项，多达八百石之巨。胡椒只是一种用得极少的调味料，何用囤积那么多！人性的愚昧，有时简直不能理解。苏轼感慨之余，作了一首以元载与陶潜比论的长诗：

渊明求县令，本缘食不足。

束带向督邮，小屈未为辱。

翻然赋归去，岂不念穷独。

重以五斗米，折腰营口腹。

云何元相国，万钟不满欲。

胡椒铢两多，安用八百斛？

以此杀其身，何啻抵鹊玉。

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烛。

这是苏轼以陶渊明的廉介淡泊，印证人以宝贵的生命殉于物欲的可悲，致其衷诚的感叹。

渊明是个孤独而又贫困的隐士，他的诗作，不但生前无人重视，即使身后，自晋末至南朝，都还未曾受到应有的评价。如钟嵘《诗品》虽称其诗，但却将它列为“中品”。

陶诗受到普遍的重视，须至唐代开始。大诗人李白、杜甫对于陶渊明诗的风格，予以最早的揄扬；白居易特别重视渊明高洁的人品，寄以无限的敬慕；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都曾摹拟过陶诗，但他们只是欣赏他，没有研究他。

到了宋朝，陶渊明研究突然出现了高潮。据文献记载，赵宋一代，编刻陶集达十七种以上，论及陶渊明作品的诗话和笔记，有七十余种之多，此与宋朝文风崇尚平淡，当然有密切的关系；但苏轼以一代文宗的地位，晚年尽和陶诗的努力，对于这个研究风气的开创具有很大的影响。如苏轼《和归去来辞》，传至京师，大家争相和作，人言：“一夕之间，陶渊明满人目前矣。”即是一例。从此，后来文学天地，形成了历久不衰的陶诗研究热潮。

苏轼于诗，自视颇高，向不专主一家，也不特别欢喜哪一个人的诗作。但至步入中年，贬谪黄州后，开始偏爱陶诗起来，如言：“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则是非常恳挚的自白。

当时，一般印行的俗本陶集，妄改错简，甚不可靠，如“东坡题跋”一则云：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近见新开韩、柳集，多所刊定（？）失真者多矣。

因此他多方访求较好的版本，终于得到了江州东林寺印本，珍惜得不敢把它一口气读完，怕读完了便没得读了。故又一则题跋说：

余闻江州东林寺有陶渊明诗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遗余，字大纸厚，甚可喜也。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

然而，在此时期，苏轼虽然甚好陶诗，却仍以欣赏渊明文字的艺术和风格为主，尚未深入陶的思想境界，所以只有感性上的认同，谈不到理性上的肯定。如元丰五年三月与客饮酒，《书渊明饮酒诗后》说：

此渊明《饮酒》诗也。正饮酒中，不知何缘记得此许多事。

渊明《饮酒二十首》，是他后期诗作中最伟大的杰作。而苏轼当时的读后感，只有如此；但至作《和陶饮酒》诗时，所持态度，深浅便完全不同了，如后一则题跋云：

《饮酒》诗云：“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宝不过躯，躯化则宝亡矣。人言靖节不知道，吾不信也。

苏轼读陶渊明《归去来辞》，其中有一句“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的话，苏轼只觉得此翁非常好笑，由此联想到俗传书生入官库，见钱不识的笑话，怪其钱不在纸裹中，所以不识；马后宫人见大练，反而以为是异物；晋惠帝问饥民何不食肉糜，认为其理相同，盖嘲渊明不脱是个文人，未亲庄稼之故。他说：

……使瓶有储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于瓶中见粟也耶？……细思之，皆一理也。聊为好事者一笑。

后至元祐时期，苏轼在翰林院日，爱写陶诗“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句与人，到这时候他已知道渊明有过农田经验，并非是个瓶中见粟的诗人，所以说：

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余之世农，亦不能识此语之妙也。

读陶诗“秋菊有佳色”篇：“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则记其强烈的感应曰：

靖节以无事自适为得此生，则凡役于物者，非失此生耶！

苏轼读陶，必须到了这个年纪，才能跳出文字欣赏的范围，开始会得陶意，把握到了陶的精神，断言曰：“陶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

换句话说，渊明只是用诗的形式来表达他的人生观，表达他面对人生的理念，语语平淡，却尽是对人生经过透彻的观照后，出为知“道”之言，不能以寻常诗人之擒章绘句来比。

黄山谷跋渊明诗卷，点出读陶的重要关键：

血气方刚时，读此诗如嚼枯木；及绵历世事，如决定无所用智。

苏黄这一方面的解悟，是非常重要的。苏黄之后，才打开对陶渊明思想、人格、生活种种方面研究的热潮，其源自此。

陶渊明并不是饶有深度的哲学家，他只是用朴素的文字歌咏人、自然和人生，描画卑微的乡村生活，老老实实写出他自己强硬的性格。他的诗，皆以经验和感情做基础，而非基于思想。因此“他的作品意境，是哲学家的意境；而他的言语，却是平民的言语。所以他尽管作田家语，而处处有高远的意境；尽管作哲理诗，而不失为平民的诗人” 11  。

读陶者，若不了解他对社会现实的基本态度，若不明了他这一生的经历背景，从情感深处探索他精神生活的源头，便不能完全领略他的诗意；不能了解诗中之意，当然读来“如嚼枯木”了。

所以，人须阅历较深，且能咀嚼精勤，才能领会陶诗非但不“枯”，且不尽平淡。释惠洪《冷斋夜话》引述：“东坡尝曰：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

后来，又有“评陶柳诗”的一条题跋，以食物为喻，以为读陶柳诗，必须辨别中边，始得诗中真味：

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精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澹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边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别其中边者，百无一二也。

苏轼于元祐六年（1091），自杭州被召还朝，席不暇暖，即被宰相刘挚支使打手贾易，利用赵君锡，横加诬陷。苏轼看透了现实政治圈子里，除了权势利禄以外，别他无物，只怪自己一向屈于感情的牵缠，不够果断，不能依照自己所想望者率直做去，徒然遭受小人百般虐侮，对国家、对自己，都一无好处。幸从乌烟瘴气的汴京，逃到颍州来了，但这并非了局，块然一身，他将何处归宿呢？

在这个样子的心理压力之下，适又与作诗“颇有渊明风致” 12  的欧阳斐在一起，时常谈陶，遂使他豁然与渊明神会，觉得在个人出处上，陶的刚健精神，比他果决，深为心服。

渊明也是为了救穷，才求用于彭泽小县的，谁知一坐上官位，便发觉自己的脾气，绝对容忍不了这种痛苦。《归去来辞》前序里，说他弃官的原因道：“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渊明这“违己交病”四字，于此时此际的苏轼读来，必然有一挝一条痕的切肤之痛。

渊明在《饮酒》之十九里，复追述出仕的始末，有曰：“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一感觉到做官这事，伤害他的人格尊严与志意时，立刻拂衣而去。这种丝毫不肯牵就现实的果断精神，使强项的苏轼不得不说：“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云何得一适，亦有如生时。……”

渊明《乞食》诗：“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稍早时期，苏轼题跋此诗曰：“渊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谢主人，此大类丐者口颊也。哀哉！哀哉！非独余哀之，举世莫不哀之也。饥寒常在身前，声名常在身后，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穷也。”仅哀其穷，尚属皮相。

后来，他才体会到这是渊明个性中最可贵的一种独立不惧、旁若无人的率真精神。饥者受人一饭之惠，心里真有图报下世的感激，他就率直写出，不怕别人笑他。事实上，王维就笑过他，但苏轼现在却已完全领会。他说：

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一个率性而行的“真”人，不能见容于现实社会；一个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是非心，而又忍不住要说真话的人，尤其不适于参与现实政治。否则，遭逢祸患，几乎是理有固然、势所必至的命运。

渊明自述其性情：“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所以他只好退隐。苏轼认为他与渊明同病，尤其在遇事直言这一点上。渊明《饮酒》之九“清晨闻扣门”这首诗，说有个好心的田父，带了“壶浆”远来看他，劝他复出做官，稍为和光同尘一点，就可改善褴褛茅屋的穷困。渊明很感激这位父老的关怀，但是他天生的脾气和别人不大合得来，也不愿追随世俗，背弃自己，他虽邀请这位田父“且共欢此饮”，但却斩钉截铁地拒绝他的建议：“吾驾不可回。”

苏轼读此诗，深觉渊明刚直的性格，说话率直而不支吾的脾气，和他一样，题此诗跋语云：

此诗叔弼（欧阳斐之字）爱之，余亦爱之。余尝有云：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与渊明诗意，不谋而合。故并录之。

苏轼发现这位任情任性，胸怀坦荡的“硬汉”，是这个充满虚伪、巧取豪夺人间里，异代的知己。翌年，他从颍州转任扬州，就在扬州官阁里，陆续写《和陶饮酒二十首》。

苏轼尽和陶诗一百数十首，而其始作，则在此时。和诗与摹拟之作不同，拟陶者袭其貌似，文字技艺的游戏而已；和作则为以我自有之意，与古人作精神上异代同调的唱和，并不在乎文字上的像与不像。苏轼对于这一创作，也很自负，与弟书说：

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吾。

苏轼和陶巧于用意，本与渊明朴质的风格不同，两者实是不能比较的；而世之论东坡和陶诗者，议论纷纭，却尽在似与不似之间打滚，实在并不了解苏轼意不在与陶潜较量长短，更不肯邯郸学步，以摹拟为能。只有金朝的滹南遗老王若虚的一段话，说得最为中肯：

东坡和陶诗，或谓其终不近，或以为实过之，是皆非所当论也。渠亦因彼之意，以见吾意云耳，曷尝心竞而较其胜劣耶！故但观其眼目旨趣之何如则可矣。 13

苏轼在扬州始作《和陶饮酒二十首》，诗叙（序）寥寥八十九字，竟是最上乘的饮酒哲学，如曰：

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在扬州时，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槃礡，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因和渊明《饮酒》二十首，庶以仿佛其不可名者。示舍弟子由、晁无咎学士。

苏轼引陶潜为异代知己，自有其性情中共鸣之处。渊明自少是一个感情热烈、赋性豪迈，带着游侠儿气质的人，诗谓“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即使到了晚年，这种烈士襟怀也并不衰减。朱熹论陶：“诗健而意闲，隐者多是有个性、带负气之人。”虽是短短一言，却能直抉人性。苏轼虽非隐者，但在他的血管中却流着祖父仗义任侠的血液，独立刚强的个性并不输于渊明。自入中年以后，黄州和岭外，两次谪放，也真正经验了隐者的生活。所不同的是，渊明弃官早，患贫而不受辱；苏轼则为世情牵缠，备受现实政治的迫害与侮辱，现在方力求解脱之中，所以一心要于精神上师事渊明。

苏轼所生的时代，虽比陶潜之处身东晋乱世，要幸运得多；但士大夫阶级利禄奔竞、廉耻扫地的情形，几乎没有两样。因此，他特别钦佩在这种“道丧士失己”的时代里，只有陶渊明随遇而安、进退自如的生活方式，最能保持个人皎然的志慨、独立的精神。和诗曰：“……渊明独清真，谈笑得此生。身如受风竹，掩冉众叶惊。俯仰各有态，得酒诗自成。”

苏轼自知与渊明一样，天生不是做官的材料。一个热情而兼有豪气的人，只适宜于做诗人，做艺术家，袍笏登扬，终是不类。年轻时在杭州做通判，宋朝的庶民有拥立街头，聚观大官开锣喝道、威风过路的习俗。苏轼当时，未感骄傲，他只作诗自嘲：“市人拍手笑，状如失林獐。”不料错落红尘，一晃就是三十年，到现在快六十岁了，还在自欺：“我坐华堂上，不改麋鹿姿。”（《和陶饮酒之八》）只望早日摆脱吏事的纠缠，回到田里去做个老老实实的农夫。

苏轼很乐观地认为：“这日子已快近了。”现在虽然还在仕途，只是个迷迷糊糊的醉太守，坐在摇摇晃晃的轿子里赶路。酒力渐消，梦亦将残，前面的山已经无多，后骑的人不必赶我，我有我的去处，不挡你们的路。“我缘在东南，往寄白发余。遥知万松岭，下有三亩居。”苏轼当时的理想，是回到杭州万松岭去力田。

苏轼梦到坐在小学里，咿咿唔唔读《论语》，竟日忘记满头的白发。醒来觉得好笑，认为“人间本儿戏，颠倒略似兹”。颠倒的人生，产生丧失本真的悲剧。苏轼二十五岁时，服母丧终制，自蜀还京，途遇大雪，既寒且饿，身边只有一瓶冷酒，虽尚不能暖得身体，却可稍平雷鸣的饥肠。当年这种孤寒跋涉、求为世用的辛苦感受，及今已老，每逢醉酒，时常还要念到，觉得非常空虚。

少年时代，那么辛勤地苦读；学成之后，又那么忍寒挨饿，奔波道路。当初以为政治这东西，具有无比的力量，可以拯救人类的疾苦，铲除人间的不平。所以纵然吃足苦头，也抱着极大的信心，要将一腔热血，自己的理想，化作人类千年的福祉。不料官是做了，但所参与的现实政治却是那么丑恶，不但抱负成空，而且并不容他。这眉州的农家子弟做了官，恰如菜虫之化蝴蝶，添了两条翼翅，适足被网胶黏；又如雀入大水化为蛤，再也不能远走高飞，回不了老巢。这一切全是可哀的人生谬误。《和陶饮酒之四》曰：

蠢蠕食叶虫，仰空慕高飞。

一朝传两翅，乃得黏网悲。

啁啾同巢雀，沮泽疑可依。

赴水生两壳，遭闭何时归。

二虫竟谁是，一笑百念衰。

幸此未化间，有酒君莫违。

苏轼将自己的生平，比作暗浪汹涌里的一叶小舟，醉中夜发，到处充满危机与险巇，但是一觉天明，竟也平安度过千山万水了。过去的不必再说，未来的日子，却要好好安排一下。（《和陶饮酒之五·小舟真一叶》）

虚浮的人世，不过是华丽变幻的万花筒，而生命本身，亦是有限度的存在。活到六十岁，回首前尘，仍然今是昨非，而所剩的时间，却已非常有限了。只要认得“是身如虚空”，毁誉就都无从沾染。最理想的境界是庄子所说的：婴儿从大车上掉下来，不会受伤，因为他不知自有此身，没有恐惧，也就没有伤害。

苏轼认为醉中求乐，不免还有酒醒的时候，正如生命之有生必有灭；人的智、愚、贤、不肖，一样无助于生命的存续。所以，他拈出“不醉亦不醒，无痴亦无黠”的境界，才能返璞归真，完全自我。

苏轼于思想哲学，不宗一说，以实用为主。一方面本于庄子的齐物思想，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人的处境，便会发觉一切尘俗价值的虚无，而忘情荣辱；另一方面略参禅意，为人不论智、愚、贤、不肖，都逃不过有生必灭的命运，所以不必妄弄心机。

苏轼的《和陶饮酒二十首》，元祐七年写于扬州。陶渊明那种委时任运的精神，支持苏轼度过后来严重的危难。渊明是个轩昂硬汉，建立了“避世”生活的好榜样。

五　二次还朝

元祐七年（1092）九月，苏轼以兵部尚书兼侍读，再度还朝。将至都门，为门下侍郎的老弟苏辙已经奏请得旨，准备出省来迎，苏轼先寄以诗——《召还至都门先寄子由》：

老身倦马河堤永，踏尽黄榆绿槐影。

荒鸡号月未三更，客梦还家时一顷。

归老江湖无岁月，未填沟壑犹朝请。

黄门殿中奏事罢，诏许来迎先出省。

已飞青盖在河梁，定饷黄封兼赐茗。

远来无物可相赠，一味丰年说淮颍。

三十多年前，兄弟俩长途跋涉，初至京师，接连忙着举人试、进士试的那份热望，那份兴奋，如今早已消失净尽。几十年的仕历，只是一场春梦。最可哀的是病倦老马，重来汴河堤边，却还回不得家乡。即使梦里还乡，但梦境却又那么短促，那么遥远而且苍白。

苏轼和上次一样，仍然寄寓兴国院东堂，表示伺候过皇上郊祀典礼的差使后，纵使不能言辞，亦将坚决要求外放。另一方面，苏辙是当今执政的副相，他是外臣，必须远避嫌疑，不便住到他的东府官邸去。

十一月十二日，皇帝驾幸景灵宫，苏轼为卤簿使，导驾前行。他的朋友蒋之奇、钱勰都是从驾的官员。

景灵宫建于祥符五年，在汴京端礼街之东，供奉宋太祖以次历代帝后的御容。皇帝亲祀郊庙，先至景灵宫行礼，谓之“朝献”。十三日宿斋太庙，行礼毕，启驾往开封府城南熏门外的南郊坛去，这是宋朝祭天的斋宫。

帝驾将至青城，仪卫森严肃穆，南郊大礼五使——宰相为大礼使、学士为礼仪使和卤簿使、御使中丞为仪仗使、开封府为桥道顿递使——的乘车刚到景灵宫东棂星门外时，忽然有赭伞覆盖的犊车和青盖犊车十余辆，争道不避仪仗，冲突而来。

苏轼大惊，马上叫御营巡检使去挡在车前，喝问：“西来者是谁？敢尔乱行！”车上人答道：“皇后、某国太夫人和大长公主。”

所谓某国太夫人者，通称国婆婆，是皇帝的乳母。

苏轼要他们补个状来。

驾抵郊坛，礼毕，苏轼对担任仪仗使的御史中丞李之纯说：“中丞职当肃政，不可不闻。”意思是要他出面纠举。李端伯因为这是皇后，表示不敢。苏轼便道：“某自奏之！”

他就在当日当地（青城），出疏上奏皇帝。先引汉成帝郊祀，赵昭仪从在属车间，扬雄献赋谏诤的故事，申明自古妇女不当参与斋祠的原则，继言今日之事，则是：

……郊祀既成，乘舆还斋宫，改服通天冠，绛纱袍，教坊钧容作乐，还内。然后后妃之属中道迎谒，已非典礼。况当祀事未毕，而中宫掖庭得在勾陈豹尾之间乎！……臣愚，窃恐于观望有损，不敢不奏，乞赐约束。

皇帝看了，交给使者，那苏奏原疏驰送宣仁太后，明日中使传命，“申敕有司，严整仗卫”。

照往例，次日法驾回宫，皇后在朱雀门下迎接。这一天，宫中后妃也都未出宫门。 14

苏轼来京，沿途章奏不绝，初则请辞新命，但朝廷的指挥是“为已差充卤簿使，大礼日迫，不许迁延”。继在南都再奏：“乞候过南郊，依前除臣一郡。”而今，南郊祀典已过，苏轼便立即奏乞越州。

越州即是浙东绍兴一带，与杭州为邻郡，相隔一条钱塘江而已。苏轼还很乐观，以为太皇太后会接受他的请求，遇到前在杭州、助其开治西湖的苏坚（伯固），便和他说笑道：“伯固可以再来同开会稽（绍兴）的镜湖！”

不料朝廷告下，非但不允外放越州的请求，且是诏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的重任。

一身兼两学士职，在当时也是久未得见的“异数”。苏轼大出意外，惶恐力辞，札言：“闻命悸恐，不知所措。……岂徒内愧，必致人言。”然而，降诏依然不允。

苏轼在如此难以违拗的情势之下，逼不得已，只好收起这几年来无时无刻不在心中盘旋的乡心。一切退休生活的热望，恍如滚汤浇雪，霎时间消融得不见踪影。即此块然一身，绕室彷徨，不知如何自措起来。

从政以来，历经患难，数被污蔑，现在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了，怎还可以再住京师，受狂热猎官的后辈任意糟蹋。于此，不能不使他记起老师欧阳修来。他们师徒二人，在性格上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宋史》说“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又曰：“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及执政，士大夫有所干请，辄面谕可否。虽台谏官论事，亦必以是非诘之，以是怨诽益众。”以至于在议论如何追崇皇帝生父濮王这件事上，被台谏御史们结伙围剿，焦头烂额；后来又被小人勾结罪犯，诬告他与己所抚养的甥女不干不净，制造帷薄不修的谣言来中伤他，摧辱他。欧阳修痛心之余，未及引年，请告老致仕。

盛德如欧阳修尚且如此下场，苏轼焉能不怕政治上全不讲理的机阱，他如再稍恋栈，则前途的吉凶祸福不卜可知，放逐流离，还是细事。

朝廷不可留，外放不获准。苏轼再三思量，只剩下一条路可行，请求给予一个重难边郡的任务。

治边的主要任务在于边防军务，而宋朝的传统，重文轻武，《宋史·余玠传》说：

今世胄之彦，场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为粗人，斥之为哙伍。

所以，守边之吏，如用文人，也大抵都是政治上很不得意的人才去边郡。这条路，志在猎取功名富贵的人，是不屑一顾的。苏轼决心“人弃我取”，以避祸患。

何况，这些年来，边疆政治和边防军务，久被中朝忽视，两皆败坏不堪。苏轼认为，与其让宝贵的生命在如此混沌的政治社会里平白浪费，不如效力于需人做事的边疆，比较有点意义。

谈兵是苏轼的家学，轼辙兄弟，议兵议财，皆有特见。苏轼肯定自己能够做好这份工作。

这状子呈递上去后，朝廷仍然不肯接纳，而且诏令“断来章”，使他不能再说什么，只好硬着头皮，于十二月初到两学士守礼部尚书任上去了。

苏轼既已就任侍读学士，就以全副心力来继续担任辅弼圣学的工作。

依照中国的历史传统，君权是至高无上的。为防止绝对的君权发生权力泛滥的弊害，儒家只能从两个方向来约束它：一是抬出比君主更高的力量来作精神上的限制，这就是汉儒的“天”和宋儒的“理”；另一更具体的努力是用教育方式来把皇帝塑造于一定的理想模式中，即是“辅弼圣学”。这些努力虽然并不产生决定性的效果，但多少能够驯化权势，尤其对皇帝所施文化教育，所发挥的政治影响力，常常大于儒家在政治方面其他直接的成就。

基于此一认识，苏轼愿意倾力于此。

然而成长中的哲宗皇帝，相别虽仅四五年，面目却已完全不同。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正是对任何权威和成规心怀敌视的反抗时期。况自正位以来，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朝廷大臣都当他是个不足论事的孩子，实际政务非但没有让他插手，甚至并不向他关白；即使指事垂询，大臣也不具对，自司马光开始，就是如此。皇帝渐渐长大了，宣仁太皇太后曾在宫中问他说：“彼大臣奏事，乃胸间且谓何，奈无一语耶？”皇上说：“娘娘已处分，俾臣道何语。”后来蔡京传说：“皇上说，垂帘时期，朕只见臀背。” 15  内心蕴藏不平，已非一日，终于造成心理上一道敌视的壁垒，一副偏激的成见，不愿听取太皇太后所用大臣们的任何言语，他只冷冷地等待“亲政”那一天的到来。

苏轼是看他从小到大的近臣，从眼前这青年皇帝的态度上，不会感觉不到那种乖异的不合作的态度，不愿听言的淡漠的神情。他抱着甚深的忧虑。

但他认为，皇帝总还年轻，假以时日，他会慢慢成熟起来的，身为保傅的人，目前只有加倍努力来开导这个青年的基本观念，指引正确的趋向，其重要等于抢救未来的国运。

苏轼迩英进读，第一次就讲汉武帝和唐太宗的不同，说武帝厌闻汲黯的忠言，太宗思念虞世南的耿直，所以，贞观大治，而武帝之世，盗贼半天下云云。从这个讲题推想，也许正为矫治这位青年官家不肯接纳他人意见的反抗态度而发，亦未可知。

苏轼这次呈递的到任谢表，内容简直就是一封谏书。他向这位皇帝学生掬诚进言道：

……乃知为国安危之本，只在听言得失之间。陛下即位以来，学如不及。问道八年，寒暑不废。讲读之官，谈王而不谈霸，言义而不言利。八年之间，指陈至理，何啻千万。虽所论不同，然其要不出六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勤，四曰慎，五曰诚，六曰明。……此六者皆先王之陈述，老生之常谈，言无新奇，人所忽易。譬之饮膳，则为谷米羊豕，虽非异味而有益于人；譬之药石，则为蓍术参苓，虽无近效而有益于命。若陛下信受此言，如御饮膳，如服药石。则天人自应，福禄难量。而臣等所学先王之道，亦不为无补于世。若陛下听而不受，受而不信，信而不行，如闻春禽之声，秋虫之鸣，过耳而已。则臣等虽三尺之喙，日诵五车之书，反不如医卜执技之流，簿书奔走之吏，其为尸素，死有余诛。伏望陛下一览臣言，少留圣意，天下幸甚。

不幸这位皇上，现已不似从前那样听话，对于师保的进言，马耳东风，竟然毫不在意了。苏轼想尽诱导的办法，过了新年欢乐时期，正月二十六日重开讲筵时，他又从容向皇上说道：

人君为学，与臣庶不同。臣等幼时，父兄强迫读书，起初很苦，渐能自知好学，摸得一点趣向出来。要经历很久时间，才能培养出对读书发生“中心乐之”的爱好。必须有乐好之意，才能自求进步。古人所谓知之者不知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即是此意。陛下上圣，固然与中等资质的人不一样，然欲进学，亦须从好乐中悟入。

停顿一下，苏轼续言道：

陛下之学，不在求名，不求人知，也不必为章句科举作计。但是要能周知天下章疏，观察臣下的人品、文章，辨析事理，此乃万几之政，非有学问，无所折衷尽理。

这次，皇上听他讲得很有道理，有颇以为然的样子，苏轼就非常高兴。退后，对宰辅们讲述经过，很兴奋地说：“皇上天性好学，某将自汉至唐，择其君臣大节、政事之要，编为一书，以备进读。” 16

当时，皇帝所读的教材，原是林希编的《五朝宝训》，也许范围太狭窄，也许教训口吻太多，容易使青年人发生厌倦的感觉；若以前代正史进读，则又嫌太庞杂，其中有很多不足上烦圣览的史事，所以苏轼有了这个主意。

于是他和读讲官顾临、赵彦若共同就汉唐正史内可以进读的事迹，写了一个节本，于八年八月间编写成书，送由尚书省进呈，核定开讲。

就讲读的内容而论，苏轼认为教育皇帝“圣学”的方针，应与普通人不同，一般的政治理论——治国经邦的大道理，固然需要知道，但用人行政和听言之法，这种实用的统治技术，对于一个即将亲政的君主，更是重要。

凡事讲求实用的苏轼，根据这个理念，想起一个人来，那就是唐德宗时代的宰相陆贽，以及他的著作《陆宣公奏议》。

《陆宣公奏议》，在浩瀚如海的著作林中，算不上是一部学术性的经典之作，但却流传于广大的士人手中，是一部从仕前必读的书。此书，曾被少年时期的苏轼所热烈喜爱，他不仅喜欢陆贽行文，气势蓬勃，更深切佩服的是陆宣公那种平实尽理的政治见解，切实可行的治道和方法。苏轼当年，反复熟读，一唱三叹。这本书，对苏轼的文章气谊都有影响，甚至对他的政治人格的形成——那份竭尽谏言的忠诚，也有极大的作用。

《唐书·陆贽传》：贽自被德宗召为翰林学士，以其“秉性忠荩，既居近密，感人主重知，思有以效报。故政或有缺，巨细必陈，由是顾待益厚”。这岂不就是苏轼主要的行谊吗？又说：“贽初入翰林，特承德宗异顾，歌诗戏狎，朝夕陪游。及出居难阻之中，虽有宰臣，而谋猷参决，多出于贽，故当时目为内相。”

陆贽得君之专如此，但最后还是不免于凶终隙末者，毛病就是出在“极言尽谏，巨细不遗”。一方面使绝对权力的人主听得多了，由厌倦渐生拂逆的恶感；一方面造成奸人裴延龄、卢杞辈谗慝的机会。俗言：“伴君如伴虎。”一旦触怒了他，陆贽几乎不能保全首领，虽经同僚救助，卒被贬谪忠州别驾，死于谪所。

回想《陆宣公奏议》里面，许许多多恳切的言论，几乎尽是苏轼今日想对这位青年皇帝倾诉的意见。但他没有那么多机会，可以尽情陈说。陆贽奏议中指陈德宗的短处，未始不是哲宗所已有或可能发生的缺点。然而哲宗尚未亲政，苏轼没有事实依据，不能乱说。于是，他想：假使皇上能够先把这本书熟读深思，则不啻借了陆贽的文字，传达他自己一片忠心的讽谏，希望哲宗能从此书获得解悟，建立起辨别邪正的观念、听言纳谏的态度。苏轼自己深受陆贽思想的影响，相信它也有同样的力量，对哲宗皇帝具有潜移默化的功效。

因此，他续于八年五月七日，会同吕希哲、吴安诗、丰稷、赵彦若、范祖禹、顾临等侍读官，上了《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

札中一段说陆贽遇非其君的话，非常尖锐。德宗的离心离德，老臣的一腔愤懑，都从字里行间，跳跃而出。

那段话是这样的：

……但其不幸，仕不遇时。德宗以苛刻为能，而贽谏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德宗好用兵，而贽则以消兵为先；德宗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至于用人听言之法，治边驭将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数，可谓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肓。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臣等欲取其奏议，稍加校正，缮写进呈。愿陛下置之座隅，如见贽面；反复熟读，如与贽言。必能发圣性之高明，成治功于岁月。

苏轼进呈《陆宣公奏议》一书的动机，明言是“心欲言而口不逮”。显然是哲宗皇帝的反抗心理，与太皇太后任用的旧臣间，已经筑起了一座隔阂的高墙，任何一个元祐大臣，在他心理上都发生排斥，苏轼也不例外。

挽救不了的时代错误，岂仅是元祐诸臣共同的不幸！

六　再被围攻

时光过得真快，忽尔新春，又进入了元祐朝的第八个新年。

苏轼离开家乡，初履汴京之地时，才逾弱冠，恍惚之间，则已五十八岁，垂垂老矣。于此三四十年间，他在这十丈红尘的京城里，度过好多次繁华而又热闹的新年，但以今年是他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次京华新岁，惜乎也是最后一次。

宣仁太皇太后自垂帘听政以来，经历七八年间的努力，幸得边疆平靖无事，国内安和，政府给人民以休息生复的机会，使原已凋敝的民生，疮痍满目的边境，都逐渐恢复了生气。

更幸运的是元祐七年，江南各地丰收，像这样大有的年成，已经十几年没有见过了。苏轼这次还朝，《至都门先寄子由》诗即曰：“远来无物可相赠，一味丰年说淮颍。”宋朝定都于汴，而财用的根本则在江淮；江淮丰熟，即是国家经济最大的收获，人人都要额手称庆的。

唐宋时代，京城新年，最热闹的高潮是上元观灯。从十四至十六日，开放禁区三天，自天子以至庶人，及时行乐，共庆升平，据《宋史·礼志》：

唐以后，正月望后，开坊市门，燃灯，宋因之。上元前后各一日，大内正门结彩为山楼，天子先幸寺观行香，遂御（宣德）楼，或御东华门及东西角楼，饮从臣，四夷、蕃客各依本国歌舞，列于楼下。……后增至十七、十八夜。 17

《东京梦华录》：

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内前绞缚山棚，游人集御街两廊下，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

又曰：

诸幕次中，家伎竞奏新声，与山棚露台上下，乐声鼎沸。……华灯宝炬，月色花光，霏雾融融，动烛远近。

又曰：

元宵，宣德楼上垂黄彩帘，中为御座，两垛楼各挂灯球一枚，方圆丈余，内燃椽烛。

这山棚里面的景色，据《梦粱录》，是这样的：

汴京大内前缚山棚，对宣德楼，悉以彩结山沓，上皆画群仙故事，左右以彩结文殊、普贤跨狮子白象，各手指内五道出水（是谓水灯）。其水用辘轳绞上灯棚高处，以木柜盛贮，逐时放下如瀑布状。又以草缚成龙，用青幕遮草上，密置灯烛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之状。上御宣德楼观灯，令百姓同乐。

这年灯夕，苏轼以近臣陪侍皇上在宣德楼上观灯，作《上元侍饮楼上三首呈同列》，记述他所参与的安和康乐时代的欢欣和鼓舞：

澹月疏星绕建章，仙风吹下御炉香。

侍臣鹄立通明殿，一朵红云捧玉皇。

薄雪初消野未耕，卖薪买酒看升平。

吾君勤俭倡优拙，自是丰年有笑声。

老病行穿万马群，九衢人散月纷纷。

归来一盏残灯在，犹有传柑遗细君。

其时，高丽使者在京，求购宋刊的一部大型类书《册府元龟》和历代史，馆伴中书舍人陈轩移牒国子监印造，国子监知有不便，申禀都省下礼部看详，礼部尚书的苏轼立即表示反对。

他说，高丽入贡，目的在贪图厚赐，而且名为通好，实则替北辽做间谍，画山川险要的地图，窥测虚实。此番又欲求书，这些书必将流入北辽，是使敌人周知我国的地理险要，危害边防甚大。

关于北辽利用宋人印刷书物的情形，苏轼几次三番提过警告。前三年，苏辙使辽归来，进《论北朝事宜札子》（《栾城集》）亦言：

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朝无所不有。臣等初至燕京，副留守邢希古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辛传语臣辙云：令兄内翰《眉山集》，已在此多时，内翰何不印行文集……其中章疏策令，言朝廷得失，若令尽得流付北界，上则泄漏机密，下则取笑夷狄。

苏轼未因他的文集流传外邦而沾沾自喜，而政府也确已定了“禁出文书”的法律。苏轼现在坚持朝廷必须遵守法律。当时法律规定，河北榷场（宋与辽、金、西夏接境处之互易市场）禁出文书，其法甚严，目的即在防范契丹（辽），现如给书高丽，则与给书契丹无异。“若高丽可与，即榷场之法亦可废。”然而，执政们举《国朝会要》说：淳化、祥符年间，已曾赐过，现在再许收买，并不妨事。

会要者，不过是历朝的政事记录，仅备检阅之用，它不是法。若说援例，苏轼说：“这不是有例无例的问题，例亦不能推翻法律。”

不论苏轼争得如何声嘶力竭，执政官眼明手快，议论未定，书已发给高丽使臣，出国去矣。苏轼只有嘿然。

上年（元祐七年，1092）九月，朝廷曾经下诏说：等郊礼完毕，将集官详议祠皇地祇事。

关于南北郊祀，即分祀天地或天地合祭的问题。依三代礼法，冬至祀天于南郊，夏至祀地于北郊，原是分别举行的。自王莽于元始年间，改为天地合祭以来，历代相因，从无变革。

宋元丰间，神宗下诏要恢复北郊的祀典，未及实现，现在旧事重提，众议遂起。许将、顾临、范纯礼、王钦臣、孔武仲等一班儒臣，各持一说，聚讼纷纭起来。 18

即如苏氏兄弟，在这天地之祭分合一议上，意见亦有不同。苏辙是主张行周礼的“冬至祀天于圜丘，夏至祀地于方泽”；而苏轼则根据《诗经·周颂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他认为这是经有明文，合祭天地的证据。事事尊重实际的苏轼，认为祀典应由天子躬亲主持，而天子日理万机，不宜于一年之中两举大礼，太过费时费力。所以，为了上符典则，下合时宜起见，应天地合祭。于是，上《圜丘合祭六议札子》，旁征博引，都三千言，请求朝廷，将原札付群臣看详。

不料朝廷下令众官集议，苏轼认为“集议”这个方法，辩白不出一个真正的是非和结论来的，再上《请诘难圜丘六议札子》。

苏轼所提“诘难”的方法，要反对者来公开诘难他的六议，倘如他失败了，即从众议。基于“真理愈辩愈明”的道理，是议论一件国之大事的认真态度。避免各说各话，莫衷一是，最后不是依从说话者的政治地位，俯首推让；即是混沌一片，草草决议，都非追求真理之道。

最后，虽然并未举行“诘难”的论辩，而诏从天地合祭之议，苏轼终于获得了胜利。

在此热烈议礼之时，朝中另生一股暗流，秘密酝酿成熟，于同年三月间，爆发出来。由御史董敦逸出面，连续四状攻击苏轼；御史黄庆基连续三状弹劾苏轼。大帽子是“洛党稍衰，川党复盛”，指苏轼援引四川人和他的亲戚入朝为官，培养个人权势。对付苏轼，除了摭拾一些琐碎无根的事故外，大体上沿袭熙宁、元丰间李定、舒亶这辈人的谗言和元祐以来朱光庭、赵挺之、贾易之流的诽谤，以为诬陷之具而已。

所述琐碎之事，如妄用颍州官钱；失入尹真配罪；在杭州时法外刺配颜章、颜益，以反对赐书高丽为违旨等皆是。其他两大支柱，则是援引党与和指斥先朝。

援引党与，系指王巩、林豫、张耒、晁补之、秦观等，都是苏轼所推荐入朝为官的，指责因此“奔竞之士，趋走其门如市”；苏轼荐吕陶为起居舍人是因为吕陶与轼交厚之故；苏轼推荐宗室赵令畤，则因轼在颍州时，与令畤往还甚密，“每赴赵令畤筵会，则坐于堂上，入于卧内，惟两分而已，其家妇女，列侍左右，士论极以为丑”；文勋以篆字游于苏轼之门，辙遂荐为福建路转运判官；夔州路转运使冯如晦，因是川人，遂除馆职；夔州路转运判官程之邵，是轼、辙的表弟，所以除为都大提举茶事的肥缺。

关于指斥先朝，谤诋先帝者，则都是从苏轼当中书舍人日所作制诰中，断章取义，罗织成言。如行李之纯诰词，说以厉王之乱比拟先帝之政，行苏颂诰词以武帝之暴，比拟先政，行刘谊诰内，有“安知有今日之报”语，认为“此语尤不忍闻”，指贬吕惠卿诰，谓“实诋先帝”等等。

苏轼宜兴买田，被曹姓业主诈赖，拒不交产，一拖八年，反被指为“强买姓曹人抵当田产”，指其“秽污之迹，未敢上渎圣聪”。凡此肆无忌惮、颠倒黑白的话，也只有在是非不明、凡事不愿追根究底的政治社会里，才敢那么胡言乱语的。黄庆基综论苏轼，言辞凶悍，他说：“苏轼天资凶险，不顾义理，言伪而辩，行僻而坚。故名足以惑众，智足以饰非。所谓小人之雄，而君子之贼者也。”

董敦逸和黄庆基两人，自三至五月的两个月时间里，连上七个这个样子的弹章。五月十二日，宰臣奏对延和殿，三省联名进呈。

左相吕大防奏曰：“窃观先帝圣意，本欲富国强兵，以鞭挞西夷；而一时群臣，将顺太过，所以事或失当”；等到太皇太后和皇帝临御，顺着老百姓的需要，随事补救，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譬如本朝真宗皇帝即位，宽免老百姓的逋欠，以厚民财；仁宗皇帝即位，罢修宫观，休息民力，都是因时施宜，用以弥补前朝的缺失，从来没有听闻当时的士大夫说过这是谤毁先帝的。只有元祐以来的言事官，才这么用来中伤士人，兼欲动摇朝政，意极不善。

苏辙跟着面奏：

臣兄轼所撰吕惠卿诰，其中说及先帝的是“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以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岂是谤毁先帝的话？臣闻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只是来不及改变。元祐更化，不过追述先帝美意而已。

这段话触及元祐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即从前有过的“以母改子”的议论。因此，太皇太后凛然言道：“先帝追悔往事，至于泣下。”吕大防接口对曰：“先帝一时过举，非其本意者，固多如此。”太皇太后回顾一旁侍坐的哲宗皇帝说：“此事官家宜深知！” 19

于是，决定罢董敦逸为荆湖北路判官，罢黄庆基为福建路判官。

发表之后，御史中丞李之纯认为董黄二人，诬陷忠良，责降太轻。因此董敦逸改知临江军，黄庆基改知南康军。

苏轼闻讯以后，十九日上札自辩，他说：为中书舍人日所行告词，都是原降词头，所述罪状，不是私意所可增减，如吕惠卿责词中的“躁轻矫诬”，系根据神宗的御批。说到永乐之祸，曰：“兴言及此，流涕何追。”是神宗闻败垂泪，朝臣共见的事实。苏轼明白指出，这种罗织附会的讦告风气，萌于朱光庭，盛于赵挺之，而极于贾易，黄庆基不过宗师此辈而已。

至于滥用颍州官钱，已经尚书省勘会；强买宜兴田地，一切经过，均循法律程序论断；申尚书省牒本路施行，户部可以取案复验；颍州失入尹真死罪一事，是提刑蒋之翰妄举，已经刑部定夺，可以覆按等等。

但是，太皇太后吩咐苏辙道：“近来众人正相捃拾，叫苏轼且须省事。”

在此三至五月间，苏轼横遭董、黄二人七章围攻，求去不得的苦痛期中，因王巩的介绍，认识了道士姚丹元。

元祐初，苏轼弟兄曾被道士乔仝所骗，但这次到京师来的姚丹元，本领却比乔仝要好得多。第一，他能作得一手好诗，谓是李白的仙作。苏轼传世书法中，有《李太白仙诗》一幅，即系传自姚丹元者。诗共两首，当时酒酣放浪，神游八表，恍然已与太白游于仙境，笔参造化，独出神韵，为苏书的名迹之一。其次，此人天资聪慧，本是京师富人王家的儿子，因为行为放荡，被父亲赶出了家门，才在建隆观拜师，做了道士。数年之间，遍读道藏，重要的经典都能背诵，对于方术丹药，尤其熟悉。加以学问有点根柢，口才又好，其时苏轼方在绝端的精神苦闷之中，病急求神，穷极问卜，原是人情之常，使苏轼又很轻易地信从了他，与他唱和起来。

其实，苏轼又上了一次当，这位丹元子后来改名王绎，崇宁间做了医官，出入蔡京门下，神仙道术云何哉，只是个标准的江湖骗徒而已。 20

一场风暴过去以后，苏轼赶忙上章，再度请求外放越州（浙江绍兴一带），满以为太皇太后这回一定会准予所请的了，因此抱着热烈的期望。这时候，兴国寺浴室院的慧汶和尚来乞诗，遂用前韵，续作三首：

乞郡三章字半斜，庙堂传笑眼昏花。

上人问我迟留意，待赐头纲八饼茶。

梦绕吴山却月廊，白梅卢橘觉犹香。

会稽且作须臾意，从此归田策最良。

东南此去几时归，倦鸟孤飞岂有期。

断送一生消底物，三年光景六篇诗。

苏轼写下这三首小诗，不禁为一阵空虚的感觉所袭击。最近这三年来，两召还朝，他做了什么？除了做靶子挨打以外，一点成就也没有，只留得兴国浴室先后所写小诗各三首而已，这徒然的政治生活，这虚妄的人生。

七　丧偶

一场政治风波，虽然暂告平息，而在苏轼多灾多难的生命历程中，另一沉重的打击，却又俄然袭来，那是谁都承受不了的老年丧偶的悲恸。

他的继室同安郡君王氏二十七娘，于元祐八年（1093）八月初一病逝京师，得年四十六岁。

王夫人名闰之，字季章，生于庆历八年戊子（1048），比她丈夫小十二岁，出生于眉州青神县的农家，王介（君锡）的幼女。《祭王君锡丈人文》说：“某始婚姻，公之犹子。允有令德，夭阏莫遂。惟公幼女，嗣执罍篚。”据此推断，闰之夫人原是苏轼亡妻王弗夫人的堂妹，苏轼丁父忧扶柩回籍，居乡守制，熙宁元年七月除服后，就续娶了这位继室。当时，新娘还只二十一岁。

闰之夫人嫁后一两个月，就跟从丈夫离开了家乡，从此随他宦游四方，从来没能安居一地。何况政治生涯，升沉无定，她也必须跟着过惊涛骇浪里的日子。她只谨守着农家妇女朴实勤劳的传统，以最坚强的毅力，为丈夫支撑门户。

嫁后第三年，生了苏轼的次子苏迨。不料这孩子，生来就患着小儿麻痹那样的毛病，养到四岁，还不会走路，不断地求医问药，并无应效。夫妻俩急得没有办法，只好将他舍于天竺佛寺，祈求佛法的保佑，后又请来道士李若之为他布气，但是身体还是很弱，生出各种各样的病来。十几年间，这做母亲的为医护这个病儿，受尽了折磨。

接着则是苏轼发生了“御史台狱”那一场滔天大祸，这是婚后的第十二年。她很坚强地面对任何灾难，拖着一家数十口，从湖州投奔在南都的夫弟。苏轼幸未杀身，却已是破家的噩运。

随后又跟着苏轼度过黄州五年贫困的贬谪生涯，她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不使丈夫感到有何生活上的短缺。苏轼虽然颇能安贫，但也需要得力内助，即如《后赤壁赋》所说：“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似松江之鲈，顾安所得酒乎？’归而谋诸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这妇人，即是闰之夫人。

苏轼在黄州垦辟东坡，闰之夫人出身农家，有实际操作经验，她的帮助，一定不少。如能医牛病，苏轼更是津津乐道。

她便是这么一个能干又体贴的主妇。

也许因为教育程度有差距，婚姻初期，苏轼对她的感情似乎有点淡漠，不如对前妻那么敬爱兼至；然而，真金不经锻炼，不见光彩，真感情须从患难中培养出来，因此，苏轼在黄州时，便兴高采烈地说过：“子还可责同元亮（陶潜），妻却差贤胜敬通（冯衍）。”

时入元祐，苏轼上膺太皇太后的知遇，政治地位扶摇直上，“出为方面，入为侍从”。可以说是非常显达的了。而闰之夫人勤俭治家，不改常度，最难能可贵的是对人朴实诚恳，一点不见骄矜自喜的颜色。长子苏迈是苏轼前妻所生，后娘本不易做，但是苏轼亲撰祭文中说：

妇职既修，母仪甚敦。三子如一，爱出于天。从我南行，菽水欣然。汤沐两郡，喜不见颜。

她的夫弟苏辙有《祭亡嫂王氏文》，对于她那农家朴实的本性，更是赞仰备至，如言黄州起复以后，亲眼看见这位嫂子处富贵的生活态度：

……赐环而来，岁未及期。飞集西垣（轼官中书舍人），遂入北扉（官翰林学士）。贫富戚忻，观者尽惊。嫂居其间，不改色声。冠服肴蔬，率从其先。性固有之，非学而然。

汴梁城中，富骄穷谄的读书人多如过江之鲫，闰之夫人虽然缺乏书物的教养，但就凭借这份天赋，使同样流着农民血液的苏轼，对她生出人品上的敬爱，得到精神上统一的愉快和夫妇协同的幸福。尤其近几年来，苏轼邯郸梦醒，深切感到驰骋名场，声华过眼，心里只有一片空虚，正在努力寻取如何走下这座政治台阶，以便偕同老妻平安归去，收回失落已久的乡园旧梦时，不料造物弄人，却又夺去了这个忧患余生里的老伴，恢复田园生活唯一的助手，使他好似突然被孤立于空空洞洞的原野里，回顾苍茫，无言泪下。原想做回一个眉县的老农，但现在这个孤独的农人，如从田间踽踽归家，再也没有人在家门口等他了；日间在田地上劳作，再也没有人给他送饭了。他在祭文里，沉痛自誓：

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须，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干。旅殡国门，我实少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

闰之夫人虽然不曾读过多少书，然而做了二十几年的诗人之妇，气质大有变化。殁前一年正月在颍州，堂前梅花盛开，月色澄明，她看苏轼闲着无聊，便劝他邀他的朋友来花下饮酒。

她便是那么一个以丈夫的喜爱为自己的快乐的妇人，与苏轼之“己无病而好合药，不善饮而好酿酒”出于同一心肠。

闰之夫人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苏轼曾在她过生日时，取《金光明经》的故事，买鱼放生为寿，并作《蝶恋花》词一阙：

泛泛东风初破五。江柳微黄，万万千千缕。佳气郁葱来绣户，当年江上生奇女。

一盏寿觞谁与举？三个明珠，膝上王文度。放尽穷鳞看圉圉，天公为下曼陀雨。

词中所说“三个明珠”，是指迈、迨、过三个儿子，闰之夫人二十五岁上生了苏过，以后就不再有生养了。苏过非常孝顺父母，后来侍父南迁，一直以远离暂厝京师的母柩为恨。免丧前，他在惠州亲自书写《金光明经》四卷，手自装潢，送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中，为亡母祈求冥福。

闰之夫人临终这天晚上，对她的儿子们留下遗言，将她仅有的一点私蓄，要请个有名的画师绘制佛像，供奉丛林，受十方礼拜。后来就由苏轼的好友、当代人物画的第一高手李龙眠（公麟）画了释迦文佛及十大弟子像，供奉京师。苏轼亲撰《释迦文佛颂》。

闰之夫人寿虽仅及中年，但她所生两个儿子都已长成，迨二十四岁，过亦二十二岁，且先后因荫得官，都做了承务郎。夫人临终时，除了长子苏迈在外当河间令不在身边外，其他的亲人都在病榻前送终，比她婆婆福气好多了。

灵柩暂厝京师城西惠济院里，不料一搁十年，直至苏轼殁后，徽宗崇宁元年（1102）闰六月，迈等扶丧葬父于郏城，才由苏辙先于四月间，告迁同安郡君闰之夫人的灵柩于郏城坟地附近的东南佛院，遵照苏轼的遗命，夫妇同穴合葬。

夫人新丧期内，苏轼已奉出帅定州的新命。在答眉州乡邻杨济甫书中，略道自己老境的凄怆：

衰年咎责，移殃家室。此月一日，以疾不起。痛悼之深，非老人所堪。奈何，奈何！又以受命出帅定武，累辞不获，须至勉强北行。家事廖落，怀抱可知。因见青神王十六秀才，亦为道此。会合何时，临书凄断。

书中所说“王十六秀才”，即王箴，字符直者，乃闰之夫人的胞弟，苏轼知杭州时，曾远道来访，住过他家“高斋”的髯舅。

苏轼既丧其妻，而年来热烈想望的归乡之计，眼看又已成空，顿觉此身飘飘荡荡，不知何所归着，兀自在心中默默沉吟自作《和陶饮酒二十首》中的一首诗：

去乡三十年，风雨荒旧宅。

惟存一束书，寄食无定迹。

…………

在闰之夫人逝后第十天的凌晨，苏轼将赴早朝。盥漱毕，看看时候尚早，依照他的习惯，在净榻上假寐片刻，不料却已回到了眉县纱縠行的老宅。在宅后蔬菜园里转了一圈，回头坐在南轩，看见几个庄客在搬运泥土，填塞小池。掘得的土中发现有两支芦菔根，庄客们很高兴地在大嚼。苏轼拿起笔来，想作一篇文章，写了几句：“坐于南轩，对修竹数百，野鸟数千。……”

陡然醒来，才知原来是梦，惘然想到，那南轩，就是父亲名之曰“来风”的那间厢房。 21

他已没有别的什么可想——这空虚的老人。

八　太后崩逝

苏轼丧偶未久，忽传太皇太后病了。

那时，外间流播一个非常荒谬的谣言，说太皇太后有意废帝，改立己子。太皇太后听到了，精神上大受刺激，不久就病倒了。

历史上，皇家传承之间，原是政客们翻云覆雨的好机会，蔡确辈不会轻易放过。神宗病重时，邢恕替蔡确划策，阴谋勾结太皇太后娘家侄子，内外合力拥立太皇太后亲生儿子歧王赵颢或嘉王赵頵，不料宣仁太皇太后立心公正，她说：“神宗自有子，子继父业，分所当然！”即时立了哲宗。

蔡确罢官遣外，邢恕代他散布谣言，说太皇太后本意，要立己子，全赖他们协力谏阻，所以对哲宗不无策立之功，意在讨好皇帝，图谋起复。事为梁焘上奏，太皇太后一气之下，将蔡确、邢恕都贬往岭外。

现在则是章惇辈再度掀起谣言，说皇帝已经成人，怎么还不让他亲政，是因为“祖孙不协，太后有意废帝”之故。

假使这班失意政客的离间阴谋成功，则宣仁太后担当天下之重，一生的苦心岂不尽付东流？

何况，哲宗早已不是孩子了，对于做这个有名无实的皇帝，心里充满了委屈和愤怒，若再经人挑拨，后果如何，不堪设想。

太皇太后寝疾之初，单独召见右相范纯仁，论曰：

“卿父仲淹，可谓忠臣。在明肃太后垂帘时，惟劝明肃尽母道；明肃上宾，惟劝仁宗尽子道。卿当似之。”

太皇太后的苦心，被奸小诬害，被皇帝误会；她相信纯仁能够为她见证。

纯仁泣对：“敢不尽忠。”

八月下旬，太皇太后病重，左相吕大防、右相范纯仁、御史中丞郑雍、枢密院韩忠彦、刘奉世入崇庆殿后阁，问太皇太后安，哲宗侍立榻前，太皇太后在病榻上说：“老身受神宗顾托，同官家御殿听断，公等试言：九年间曾施私恩与高氏否？”

大防对曰：“陛下以至公卿天下，何尝以私恩及外家。”

太皇太后说：“固然，只为至公，一儿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见。”说完这话，忍奈不住悲戚，哭出声来。

大防等太皇太后情绪略平，才说：“近闻圣体向安，乞稍宽圣虑，服药。”

太皇太后顾视哲宗，毅然道：“不然，正欲对官家说破。”停顿一下，接着道，“老身殁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

她回头对宰执们凄然说道：“老身病势有加，与公等必不相见；公等亦宜及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 22

大臣们聆谕悚然，只听太皇太后吩咐左右赐社饭 23  ，说：“明年社饭，要思量老身。”

每年春二月及秋八月，为春秋二社，家家过社节，煮社饭，祀土神。大臣问疾，时在八月，此社饭当指秋社。

至九月初二，太皇太后病危，左右相吕大防、范纯仁和知枢密院事韩忠彦再度请求入宫问安，诏许。三公至御榻前，但见榻前障以黄幔，哲宗黄袍幞头，立于榻左，三臣立于榻右。大防进前问安，太皇太后说：

“老婆待死也。累年保佑圣躬，粗究心力，区区之心，只欲不坠先烈，措世平泰，不知官家知之否？相公及天下知之否？”辞气积郁而微弱。

大防还来不及答对，皇帝的面色已很难看，叱道：

“大防等出！”

三公趋出，相顾曰：“吾等不知死所矣。” 24

明日，九月初三戊寅，太皇太后高氏崩于寿康殿，群臣上尊号曰“宣仁圣烈太皇太后”。明年二月葬永厚陵，以吕大防为山陵使。

山颓木坏，整个国家突然落入危疑震撼之中，大家都有国将大变的预感，谣诼纷纭，人心浮动。在位的朝臣们，心怀顾忌，抱着懔惧观望的态度，钳口结舌，不敢说一句话。

苏轼认为，一个负责的人，必须有勇气面对任何现实。眼前的局势，一股汹涌的逆流，即将排山倒海而来，而现在是最重要的关键时刻，如何还能缄默？要乘太皇太后新丧，对皇帝解说太皇太后对天下、对皇帝的恩德，希望哲宗能够觉悟，能够感动，才不会被小人的谗言所蛊惑，才不会被那批失意在外的政客乘机离间。万一他们重揽政权，则上承仁宗治道，所辛苦建立起来的元祐之治，就将全被破坏无余了。

辨别邪正，严君子小人之防，是旧党从司马光以来筑成的第一道政治高墙。现在最重要的事，莫如唤醒情绪很不稳定，但却即将拥有绝对权力的哲宗，不要轻启栅门，自坏长城，墙外月黑风高，一片黑流汹涌，随时会淹进汴京来的。

苏轼有意发难建言，盱衡全朝，只有范祖禹可以商量此事。他写好奏稿，持访祖禹。不料范祖禹已经写成《听政札子》，先取出来给苏轼看，这札子首言太皇太后的恩德，则曰：

陛下方揽庶政，延见群臣，四方之民，倾耳而听，拭目而视，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乱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长进退之际，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也。……陛下年始十岁，太皇太后内定大策，拥立陛下，储位遂定，陛下之有天下乃得之于太皇太后也。听政之初，诏令所下，百姓无不欢呼鼓舞。自古母后多私外家，惟太皇太后未尝有毫发假借族人。不唯族人而已，徐王、魏王皆亲子也，以朝之故，疏远隔绝。……临朝九年，未尝少自娱乐，焦劳刻苦，以念生民，所以如此，岂有他求哉！凡皆为赵氏社禝宗室宗庙，专心一意以保佑陛下也。

其次，揭破新党政客的阴谋，言曰：

恭惟太皇太后之政事，乃仁宗之政事也。九年之间，始终如一。然群小怨恨，亦为不少，必将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为言，以事离间，不可不察。……惟辨析是非，深拒邪说，有以奸言惑听者，付之刑典，痛惩一人，以警群慝，则帖然无事矣。此等既误先帝，又欲误陛下。天下之事，岂堪小人再破坏耶！

苏轼一面听，一面不断赞叹：“公文，真经世之作也。”

晁说之《晁氏客语》载：“纯夫元祐末，与东坡数上疏论事，尝约各草上一疏。东坡访纯夫求所作疏先观，读尽，遂书名于末云：‘某不敢复为疏矣。’纯夫再三求观，竟不肯出，云：‘无以易公者。’”东坡别有一首《和纯夫月研》诗：“上书挂名岂待我，独立自可当雷霆。”盖纪实也。

纯夫（一作淳甫），祖禹字。所说苏轼附名同奏的章疏，即是此状。

苏轼对范祖禹文字的倾倒，是大家都知道的。朱熹也说：“淳夫文字纯粹，下一个字便是合当一个字，东坡所以伏他。” 25

祖禹此奏，不但从颂述太皇太后的功德来感动哲宗，并且阐明太皇太后的心志，只是回复祖宗的旧政，措生民于安居乐业，为皇帝奠太平之基而已。其中一情一节，与太皇太后病榻上所说的话，丝丝入扣。哲宗若是心无所蔽，读了这个章疏，是应该有所感悟的。

不料皇帝亲政的第二天，就下旨召内侍刘瑷、乐士宣等十人复职，这十人中就有熙丰间神宗重用的内侍李宪、王中正二人的儿子在内。中书舍人吕希纯封还词头，拒不草诏。皇上说：“宫中缺人使令，且是有近例可援之事，为何封驳？”

左相吕大防奏曰：“虽有此，众论颇有未妥。”

苏辙对曰：“此事非为无例，盖为亲政之初，中外拭目，以观圣德；而所召乃先内侍，众心惊疑，必谓陛下私于近习，不可。”

哲宗不得已道：“除命且留俟祔庙取旨可也。”但是心里非常恚恨，怀疑是苏辙指使出来的。

侍讲丰稷也站出来讲话，便被出知颍州。

范祖禹请对殿上，引述古今史实，极论小人宦官不可用，吕惠卿、蔡确、章惇这班政客尤其用不得，用则覆国。又陈宦官李宪、王中正过去种种罪状，“上负先帝，下负万民”。现在李宪虽已身亡，而王中正、宋用臣犹在，“今召内臣十人，而宪、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则中正、用臣必将复用，臣所以敢极言之”。希望皇帝“守之以静，恭己以临之，虚心以处之。则群臣邪正，万事是非，皆了然于圣心矣”。

祖禹只是一个读书君子，立论纯从道义着眼；要预防新党谗慝，钻营起复，却忽略了哲宗不健全的仇恨心理。所以纵然沥血尽谏，却一点用处也没有。皇帝只是淡淡地敷衍了一句：“朕岂有意任用，止欲各与差遣尔。”将他打发掉了。

宣仁太皇太后大行前后，朝廷告下，苏轼罢礼部尚书任，以两学士充河北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出知定州军州事 26  。这也许是太皇太后为保全苏轼所预作的安排，也许是哲宗早已听从了新党分子的唆使，先把这位将成障碍的师傅差出，省得将来啰嗦。不过无论如何，际此政事大变前夕，能够脱身是非之场，对苏轼个人来说，总是好事。

苏轼奉告命后，遵例殿赞既毕，请求入朝面辞。

不料诏促速行，竟然不得入见。苏轼很不满意，只得留一书面的《朝辞赴定州论事状》，给皇帝尽最后的忠告。略曰：

陛下临御九年，除执政台谏外，未尝与群臣接。今听政之初，当以通下情、除壅蔽为急务。臣日侍帷幄，方当戍边，顾不得一见而行。况疏远小臣，欲求自通，难矣。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其实，然后应物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无悔。由此观之，陛下之有为，惟忧太早，不患稍迟，亦已明矣。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进此说。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庙之福，天下幸甚。

其中以自己不得入见为例，铮铮力谏道：“臣虽不肖，蒙陛下擢为河北西路安抚使，沿边重地，此为首冠。臣当悉心论奏，陛下亦当垂意听纳。祖宗之法，边帅当上殿面辞，而陛下独以本任阙官，迎接人众为词，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义也？使听政之初，将帅不得一面天颜而去，有识之士，皆谓陛下厌闻人言，意轻边事，其兆见于此矣。”

苏轼谏说哲宗，不要轻举妄动，殊不知这位被人冷落多年的皇帝，正抖擞精神，要一显与前不同的身手。他抱怨皇帝不让他有面辞的机会，殊不知皇帝心里，对于元祐旧臣一例厌恶，完全应验了宣仁太皇太后的预言：“官家要别用一番人了。”

苏轼将行，九月十四日往别苏辙于东府。时值深秋，冷雨萧瑟，气氛固然索寞，心情尤其沉重，他默默凝望着院子里淋在雨中的那一树梧桐，一个人发着愣。细数近三年来，每次看到这株梧桐树时，似乎都在雨中，不免有点神秘的感觉。所谓三年三见，那是指元祐六年自京出知颍州，七年自扬州召还，以及八年今日之出守定州。

政局变化的趋势，征兆已见。苏轼心里明白，他们的失败，几乎无可避免。心潮起伏，无限惶惑。默念着年纪已经那么老了，这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卸掉这副担子，全身还乡。今是东府主人的老弟，其实也不过是逆旅过客而已，他也居住不久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所迷惘的是不知茫茫前路，将走到哪里去。“对床夜雨”之约，恐怕终是一场梦，即使闯得过这一阵弥天的风浪，老兄弟俩还能像现在这样健朗吗？苏轼这样痴痴地想着、想着，不觉掀起了无限感慨，作《东府雨中别子由》诗：

庭下梧桐树，三年三见汝。

前年适汝阴，见汝鸣秋雨。

去年秋雨时，我自广陵归。

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

客去莫叹息，主人亦是客。

对床定悠悠，夜雨空萧瑟。

起折梧桐枝，赠汝千里行。

归来知健否？莫忘此时情。

苏轼将有远行，遣散京中家臣，却发生一件无心插柳的故事。

苏家用一小吏高俅，颇工笔札，本来打算送给曾布用的，曾以他家办文书的人已经多了，辞谢不受，苏轼便将他托付了驸马都尉王诜。

元符末年，王诜为枢密都承旨，其时，神宗第十子端王赵佶与诜甚为交好。一日，同在殿庐待班，邂逅间，率然对王诜说道：“今日偶忘带篦刀子出来。”王诜便从腰袋里取出一枚来借他用。

“这篦刀子样子很新。”端王说。

“新近创造两副，还有一副不曾用过。回头就当派人送到王府里去。”王诜答。

当晚，王诜就派高俅送去。高俅到了府里，恰值端王在花园里蹴鞠。高俅一边等待，一边看蹴鞠，好像十分内行的样子。端王注意到他，便叫他过来，问道：“你也会蹴鞠吗？”高俅说：“我会。”

于是，就叫他来对蹴，甚合王意，随即吩咐仆人说：“可往传语都尉，一则谢他赠我篦刀，二则连送篦刀来的这个人，我也留下了。”

由此，日见亲信。几个月后，哲宗疾殁，无子，向太后与诸大臣议立端王继承大宝，是为徽宗。徽宗对高俅宠眷更甚，不次迁拜，外官节度使而至使相，内历三衙者二十年，上至父兄，下逮子侄，莫不高官厚禄，富贵无比。 27  这却应了苏轼在南都作《九日次定国韵》诗所说：“轩裳陈道路，往往儿童收。封侯起大第，或是君家驺。似闻负贩人，中有第一流。……”生当淑世，知识分子进身不如厮役，落寞可悲。

高俅得意之秋，苏轼早已下世，然而他却富贵不忘旧主。苏家子弟入都，据说他给养问恤甚勤。有说徽宗后期对苏轼身后各种禁约的宽容，高俅与有力焉。可见小人有时也会做一两件小善之事。

九　守边定州

定州，即今河北省保定市的定州市。后魏初置，属中山郡；隋改博陵郡；唐仍定州之名；宋升为中山府。

五代后晋天福二年（937）石敬瑭臣服契丹，割燕云十六州，即今河北、山西北部一带地区。契丹得此未久，即建国曰辽。自此，定州这个地方，便成了与敌国接境的边防重镇。

宋真宗时，在定州筑造定州塔，实系瞭望敌人动静的瞭望台，所以俗称“料敌”。塔高十三层，最底层也有五丈高，广袤占地五亩，各层为六角形，每角塑有佛像，用以掩饰军用的目的。此塔，为定州现存的古迹之一。

苏轼于元祐八年（1093）十月二十三日到定州任，此来向朝廷奏辟了两个朋友同行：一是工诗的李之仪，保荐他来当签书判官厅公事，相当于现在的办公厅主任；一是同乡孙敏行，参赞幕僚业务。

李之仪，字端叔，原籍景城，后居当涂。苏轼与之仪的从兄李之纯（端伯）于元祐初同官京师，十分交好。苏轼在翰林日，值夜，读李之仪诗，题句有“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之仪受知于苏轼，大约始于此时。

之仪登进士第几三十年，才从苏轼于定州幕，可见他于仕途甚不得意，但却是个文采风流的诗人，又工于书牍，苏轼称之为“得发遣三昧”。他的短诗，绵丽清新，逸韵横流。如《赠人》（《与当涂歌者》）：

通中玉冷梦偏长，花影笼阶月浸凉。

挽断罗巾留不住，觉来犹有去时香。

情随榆荚不胜飘，心似杨花暖欲消。

拟借琼林大盈库，约君孤注赌妖娆。

定州是韩魏公（琦）的旧治，魏公与范文正公（仲淹）同负军事重责，躬亲指挥，却敌致果，史称“韩范”。苏氏兄弟初至京师，即韩魏公提携奖誉，知遇之感，终身不忘。所以，他下车伊始，即躬往祭告韩忠献公于阅古堂，祭文中很感慨地说：公网罗我时，“若获麟凤”，岂知无用于世！

苏轼在定州的公务生活，虽然那么繁重，但幸幕客李之仪、孙敏行既极得力，而定州的通判海陵人滕希靖（兴公）、温陵人曾仲锡又都相处得很好。所以，公余之暇，尚不寂寞，端叔《姑溪集题跋》有段回忆说：

中山控北虏，为天下重镇，选寄皆一时人物，轻裘缓带，折冲尊俎。元祐末，东坡老人自礼部尚书为定州安抚使，之仪以门生从辟……每辨色会于公厅，领所事，穷日力而罢。或夜，则以晓角动为期，方从容醉笑间，多令官伎随意歌于坐侧，各因其谱，即席赋咏。 28

工作似乎相当顺手，但是老年丧妻的痛苦，整顿军务的费力，也着实使他有无穷的感叹，如《与钱济明（世雄）书》说：

别后至今，遂不上问，想察其家私忧患也。老妻奄忽，今已半年，衰病岂复以此自缠。但晚景牢落，亦人情之不免，重烦慰谕，铭佩至意。……出守中山，谓有缓带之乐，而边政颓坏，不堪开眼，颇费锄治。近日逃军衰止，盗贼皆出疆矣。

老伴虽已去世，但是三房子媳和孙儿等，都随任同在，一家团叙。长子苏迈本来外任河间县令，但因河间县辖属河北西路，依法应该回避，辞官来定，所以也很热闹。

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准备过年，家家都要舂米做糕，苏家妇女也忙着做糕饼之类的点心。苏轼醉睡醒来，看到一种馏饭蒸气做饼的工具，叫“馏合刷瓶”，觉得很新鲜，特为拣选一具，寄与苏辙，附以小诗《寄馏合刷瓶与子由》：

老人心事日摧颓，宿火通红手自焙。

小甑短瓶良具足，稚儿娇女共燔煨。

寄君东阁闲蒸栗，知我空堂坐画灰。

约束家僮好收拾，故山梨枣待归来。

二月二十，是苏辙生日，再寄檀香木雕刻的观音像和新合印香银篆盘两项礼物，为卯君（辙乳名）寿。附诗，则曰：“尔来白发不可耘，问君何时返乡枌？”开口落笔，尽见一片归心。

溯自真宗澶渊议和，契丹不折一矢，年得岁币三十万，从此悉心经营内部，停止游牧民族式的对外侵略，自建国号，志不在小。宋亦因此暂弭北方的边患，乐于苟安，战垒不修，战兵不练。昔年范仲淹即曾说过：“昔之战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战事。人不知战，国不虑危。”已是很可怕的疏忽，降至苏轼这个时期，边疆军政的败坏，几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宋采佣兵制，兵分四种：一禁兵，为天子亲掌的卫兵，数量最多，轮戍四方，为宋之主要战力；次为厢兵，为诸州之镇兵，然因缺乏教练，类多给役而已；三曰乡兵，选自户籍，或土民应募而来，就地训练，保乡卫土；四曰蕃兵，籍属塞下内属诸部落，团结以为藩篱之兵。

禁军为国防的主要战力，苏轼到定州后考察所见，不但疲堕不可复用，并且为避免刺激契丹之故，甚至也不能公开训练，竟成了极大的累赘。苏轼说：

……窃谓沿边禁军，终不可用，何也？骄惰既久，胆力耗疲，虽近戍短使，辄与妻孥泣别；披甲持兵，行数十里，即便喘汗。臣若严加训练，昼夜勤习驰骤坐作，使耐辛苦，则此声先驰，北虏疑畏，或致生事。……

禁军既不堪用，则守边重任，不得不仍仰赖于沿边的土人，是由来已久的事实。苏辙于熙宁二年（1069）上皇帝书中，即已剀切陈述：“今世之强兵，莫如沿边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内郡之禁旅。……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当禁军三人；禁军一人，其廪给足以赡土兵三人。”（《栾城集》）

所以，苏轼到任后，特别注意“弓箭社”这个本地乡兵的武力组织。

弓箭社人户，都是当地的乡民，自幼与强虏为邻，熟悉地方动静，自力保卫身家骨肉，祖宗坟墓，日夜巡逻探问不息。因此，地方衙门的巡检县尉，皆依弓箭社人为耳目，为臂肘。他们娴熟武艺，起居不释弓马，出入守望，常带器械。不但平日保境安良需要他们；遇有寇警，人自为战，契丹人也很怕他们。

仁宗朝，庞籍守定州，因俗立法，将他们组织为弓箭社，置社长、社副加以统率，定赏罚条款，奏得旨准，遇有缓急需人的时候，便用他们自为守卫，甚是得用。

但至熙宁年间，王安石行保甲法，便将弓箭手编进保甲里去，弓箭社这个地方组织也同时被废了。从此这批弓箭手就都化为农民，照保甲法的规定，秋收事毕，官方集训一月，名为“冬教”，保甲人户必须远出到政府指定地点去受训，不但食用路费，官方津贴每不够用，而两丁抽一，按户勒充，甚受干扰。最糟的是从前吃过弓箭手亏的盗贼辈，乘他们受训远出的机会，便向他们的家属报复，破家仇杀之事，经常发生。迫不得已，他们只好重新私自恢复弓箭社的组织，形成官虽废而民自存的状况。但是，弓箭手既已编入保甲，就不得不兼顾保甲规定的公事，所以一身二役，疲于奔走。

苏轼说：本路所辖战兵，只有二万五千九百余人，分屯八个州军，倘有警急，不足守御，何况又大都是堕落弛废的老兵，根本打不来仗；至于保甲，本是农民，每年集训短短一个月，并无用处。

基上理由，他建议朝廷，恢复弓箭社的建制，估计可增民兵三万人，豁免他们保甲的任务和两税折变科配的负担，同时规定奖励条款，“时加拊循，以为边备”。

十一月十一日上《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近年来，辽国内部，经常发生动乱，小国叛变，破军杀将，饥民落草为盗，打家劫舍，辽不能制，势将窜入内地，延及我境。苏轼顾虑若派官吏带兵捕盗，则“贼未必获，而居民先受其扰”。捕盗的官兵，对人民的侵害，居常甚于盗贼，所以唯有赶快恢复弓箭社这个人民自卫武力的组织，才能拦截横行辽境的盗贼。

因此，连上第二疏，希望早获朝旨，准照施行。

但这时候，朝廷内外，乱成一片，宋的政治，又将发生一场剧烈的变动，谁还注意这些边远问题！

这是苏轼到定州任后，第一个擘划。两上章疏，但其结果如所意料：“奏上，皆不报。”

苏轼又着手整顿败坏到“不堪开眼”的军队风纪。

负定州军务实际统率责任的，是副总管王光祖，因是老将，倚老卖老，一向骄横。武卫军里面，公开吃空额，公然克扣粮饷，弄得兵丁食不果腹，妻子冻馁。于是强者逃亡，聚为盗贼；弱者游惰成习，以欺凌百姓为事，根本谈不上教练和风纪。

军人盗用公物、公帑的，长官不敢查；军区城寨里的军眷人户，公然斫伐禁山，犁为田地，再放租给老百姓，政府不敢问；城里还有一百多家柜坊（赌场），公开招贴，兜揽军民赌博。

因为军人公然饮博，所以禁军的官校还有另一个生财之道，就是放高利贷。

如此严重的糜烂，由来已久。前任知军州的长官，因为王光祖是老将，不敢过问。但是苏轼认为既做了马步军都总管，便决然要管，查到贪污情节重大者，立即判令充军远恶地区。有个云翼指挥使孙贵，到营不过四个月，前后触犯敛财、掠夺之罪，竟达十一次之多，得赃九十八贯余文。苏轼立断逮送司理院（法院），枷项根勘（彻查）。

于是，敛掠顿绝，饮博亦止。

那些军校们在这新定帅的铁腕下，栗栗不能自安，于是有人出面来举发他的长官贪赃。苏轼说：“这种事，我自己会查办。假使准了你的告发，军队的纪律就乱了。”立即将他决配，浮动的军心渐次安定。

苏轼在定州不欲骤行峻治，只是因事行法，无所贷舍，军民自此稍知有朝廷法令，逃军和盗贼都渐渐稀少了。

军队积弊重重，犯法的人固然要严办，而那些被剥削的小兵，也必须受到照顾。苏轼派李之仪、孙敏行遍往诸营点检，但见他们的营房年久失修，早已大段损坏，不庇风雨。兵士们没有办法，只有窃占民地，自盖小屋居住。这些屋子，不但椽柱腐烂，大半无瓦，其狭小则除一床一灶之外，简直转动不得身体。宋朝准许军人携带家眷随营居住，而诸营军号中，妻子冻馁者，则十有五六。

苏轼在《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中说：“臣既目睹偷弊，理合葺治犯法之人，即须恤其有无，同其苦乐。岂可身居大厦，而使士卒终年处于偷地破屋之中，上漏下湿，不安其家。”因此，差了将官李巽、钱春卿、刘世、孙将带领工匠，遍往各营逐一检查应修之处，估计工料费用确数，请求朝廷支赐空名度牒一百七十一道，以便委由本司召人出卖，得款买建材，烧造砖瓦，雇工修盖。

军重风纪，而纪律基于阶级之分。定武军礼久废，已经到了不识上下的地步。平时没有纪律，一遇动乱，立刻都成了穿制服的强盗。苏轼决定于元祐九年春，举行检阅。

大检阅礼，一切查考旧典，遵照礼制进行。苏轼是河北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常服坐帐中，将吏戎服奔走执事，严肃而又隆重。

不料那位一向骄横惯了的副总管王光祖，自以为他是老将，不愿屈居人下，卖起俏来，称病不出。苏轼不能听任他一个人来破坏整个军纪，立刻叫书吏来，要出奏朝廷，专案弹劾。王光祖到底怕了，震恐而出。于是，阅兵大礼顺利进行，圆满完成，没有一人敢于怠慢。

定州人说：“自从韩忠献公去任后，不见此礼，直至今日。”重见代表朝廷的威仪。

苏轼于治军外，在那“民以食为天”的时代里，做地方官，必须注意老百姓的食粮。在他到任以前，河北各路，都曾有过灾荒。定州一路，因为雨水太多，为害庄稼，收成不到一半。苏轼预料春夏之交，地方上一定缺粮。宋朝的法律，规定地方官有权“倚阁散贷”，到时发放贷款便可了事。但是苏轼认为“愚民每有借贷，不肯及时还纳，既烦鞭挞追呼，不免失陷官物”，留下许多后患。他不愿这么做，宁愿上《乞减价籴常平米赈济状》，以低价出籴常平米数万石来压平粮价，奉旨准办。续又访见民间仍有部分穷苦的佃农，虽有廉价官米，还是无钱去买，而仓中陈米，却因存储过久，即将腐烂。所以他又上章请求朝廷，将现在仓存陈米二万余石，交由上户保借，转贷佃农，等丰熟年岁，可以收回新米入官。

苏轼在定州这段时间，中枢政变这一股强烈的气流，弥漫六合，使任何人都能感到闪电已亮，轰雷即至。朝廷内外，阴霾密布，气压低得使人喘不过气。

失意多年的新政派，包围了青年皇帝，个个摩拳擦掌，只待重登政坛；元祐旧臣，只能泣血谏宣仁太皇太后的苦心孤诣，希望意气用事的皇帝，万一能够感悟。

这场政治上的败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已难望挽救。从来历史上的变革，被变革这一方面的政治人物，必须承受任何残酷的后果。苏轼只能默然，坐待命运支配。

大家都心绪惶惶，相与反复谈论，希望出现一个奇迹，“天佑皇宋”，苏轼对之仪道：

“自今以后，要如现在这样大家同在一起的日子，恐怕很难期望的了。不如与你们尽情游戏于文词翰墨之间，以寓其乐的好。”

于是，他和之仪、敏行、滕希靖、曾仲锡，五人朝夕酬唱不倦，如《立春日小集戏李端叔》诗道：

白发已十载，青春无一堪。

不惊新岁换，聊与故人谈。

…………

衰坏久枯槁，习气尚馋贪。

他们谈河朔的熊白，四川的花红肉、青韮和腊酒等美食，最后他还要求端叔讲讲他所爱悦的营伎董九。

十　再遭谪逐

宣仁太皇太后驾崩寿康殿，十八岁的哲宗皇帝忽然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君权，而且怀抱着激烈的报复心理，急欲彻底变革元祐的故常，显示他的独立精神，但是不知如何措手。

吕大防为山陵使，主持宣仁太皇太后的陵寝工程。甫出国门，一向依附他的礼部侍郎杨畏便首揭叛旗，公开创言“绍述”，具万言书密奏：

神宗更定法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之道。

皇帝立即召见，垂询熙丰旧臣中，谁可召用？并且坦白表示：“朕皆不能尽知。”杨畏开上一张名单，上列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润甫、王安中、李清臣等人的行谊，各加品题。并且在皇帝面前，竭力褒扬王安石学术之美，乞召章惇为相。见虑不足的皇帝全盘接受了。

杨畏这人，出身寒微，幼孤好学，且有孝亲的美名，但在官场上的表现，却是小人之尤。最初，受知于王安石和吕惠卿，力赞新法；司马光在洛阳，见将起复，他又奔走于这位元老之门，面进谄言；光薨，他就打死老虎，说他坏话；元祐期间，归附吕大防攻击刘挚，后又背叛大防；始附苏辙攻击范纯仁，后又背弃苏辙，反复成性。所以他有个绰号，叫“杨三变”。

政局发生变动，是一切失意政客的重要机会，无不万头攒动，力求表现。邓润甫首先向皇上开陈：“武王能广文王之声，成王能嗣文武之道”，皆是子承父志，所以能成伟大的帝业。皇帝默喻于心。至元祐九年（1094）二月，右相范纯仁乞辞执政，皇帝即以中旨除户部尚书李清臣为中书侍郎；兵部尚书邓润甫为尚书右丞。

李清臣，字邦直，魏人。博学有盛名，韩忠献公（琦）很赏识他，以其兄之女妻之；欧阳修称赏他的文章，比之苏轼，声望藉甚。曾从韩绛使陕，还朝为国史编修官，同修起居注，知制诰，追随元丰年间当权的王玨、蔡确，得拜吏部尚书，擢尚书左丞。元祐初，就因他染有王、蔡的政治色彩，被外放出守三郡。

苏轼知密州时，清臣以京东提刑行部至密，他们饮酒唱和，相叙为乐。苏作《答李邦直》诗，有“放怀语不择，抚掌笑脱颐”的交情。不料今日，第一个向苏轼开刀的，就是此公。

吕大防、刘挚主张调停政策时，三省奏除李清臣为吏部尚书，被范祖禹、姚勔反对掉了，直到太皇太后已经病在床上，清臣才补上了户部尚书，还京途中，又除中书侍郎。他与邓润甫二人，久不得志，际此变局，又蒙皇上亲擢高位，所以甘为戎首，创言“绍述”，显然是逢迎皇上的意思，而且说话带着非常强烈的煽动性，目的在于激怒皇帝。果然，青年皇帝上了圈套，他们的胆子也就愈来愈大了。

三月，策试进士于集英殿，李清臣发策题，曰：

今复词赋之选，而士不知劝；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说杂，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赐土以柔远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夫可则因，否则革，惟当之为贵，圣人亦何有心焉。

这道策题，简直把元祐朝重要的国策，全面否定了。考试结果，录取了九百七十五人及第出身。当时的考官，一时改不过观念来，所取进士，仍然以拥护现行政策者为多；但至杨畏覆试，却全部翻了案，以主熙丰新法者置前列。当时，社会缺乏大众传播媒介，但无人不注意科场的动向。经此御试策题的宣扬，以及录取标准的实际表现，大家知道未来国家政策的趋势，“绍述”之论，不胫而走。

杨畏和侍御史来之邵合力攻罢吕大防，空出了这个最动人的相位，使李清臣的欲望像火上加油一样，烈焰熊熊地燃烧了起来。

但从中书侍郎要跳上宰相的位置，中间却还碍着一个门下侍郎的苏辙。所以，有一天，李清臣在殿上公开攻击：

“苏辙兄弟改变先帝法度。”

其时，苏辙同在朝列中，不得不反诘：

“陛下即位，兄轼方起自谪籍，臣亦被召。清臣时为左丞，今日反谓臣兄弟变先帝之法，是欺也。”

清臣语塞。

李清臣肆无忌惮，竟以诋毁国策的话做御试进士的策题，荒谬达于极点；不过小人之敢于如此，自然有其背景。苏辙明知皇帝心病很深，已经很容易地中了小人的蛊惑，朝局的翻覆在旦夕之间。只为仰体太皇太后的苦心孤诣，缔造元祐之治的前辈们的心血流注，在这九年间，他以一个秘书省校书郎洊升到副相的地位，因此不能不以最大的道德勇气，宁冒杀身的凶险，奋起上奏：

伏以御试策题，历诋近岁行事，有欲复熙宁、元丰故事之意。臣料陛下必无此心，必有人妄意陛下牵于父子之恩，不复深究是非，远虑安危，故劝陛下复行此事。此小人之爱君，取快于一时，非忠臣之爱君，以安社稷为悦者也。

这篇奏文，劈头说破政治变革的症结在于小人的媒孽。接着阐述神宗在位近二十年中有利无害的“睿算”，元祐以来，上下奉行，未尝改变的事实。续言熙丰间也有措置失当的地方，这是任何一个朝代都有的事情，“父作之于前，子救之于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他举汉武帝讨伐四夷，大兴宫室，使财政破产，赋税繁重，民不堪命，幸赖昭帝委任霍光整理财税，汉室乃定；光武显宗察察为明，迷信谶语，天下恐惧，章帝接位，代以宽仁之政，后世称焉，这是历史上以子改父的事实。继言本朝的故事：真宗迷信天书，章献后藏书梓宫，以泯其迹，仁宗嗣位，绝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继大位，为了本生父濮王尊称的问题，盈廷议论，纷纭不休，闹了几年，神宗即位，再也不谈此事。苏辙遂下结论说：

……夫以汉昭章之贤，与吾仁宗、神宗之圣，岂其薄于孝敬而轻事变易也哉，盖有不可不以庙社为重故也。是以子孙既获孝敬之实，而父祖不失圣明之称。臣愿陛下反复臣言，慎勿轻事改易，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岁不用之人，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词，则大事去矣。

奏入，皇帝看了，怒道：“安得以汉武比先帝！”李清臣和邓润甫又从中挑拨，皇帝心里更是不悦。

苏辙等得没有消息，再上札子，请求面论。札言：

圣意谓先帝旧政，有不合更改，固当宣谕臣等，令商议措置。今自宰臣以下，未尝略闻此言，而忽因策问宣露密旨。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为，子弟皆不与知，而与行路谋之，可乎？

皇帝看了这份札子，更加愤怒。次日殿上面论，即先降谕诘责曰：“人臣言事，并无所害。但卿昨日以札子奏谓机事，不可宣于外，请秘而不出，今日乃对众陈之。且引汉武帝以上比先帝，引喻甚失当。”

哲宗亲政后，临朝的态度威重严肃，睥睨朝士，说话非常激烈，使群臣不敢仰视，无不凛惧。苏辙不知道这个引喻会有问题，所以坦然答奏：

“汉武帝，明主也。”

“卿所奏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立盐铁、榷酤、均输之法，实则止谓武帝穷兵黩武，末年下哀痛之诏，岂是明主！”

皇帝说这段话时，声色俱厉，苏辙被皇上严厉责斥得只好下殿待罪，众莫敢救。

右仆射范纯仁从容向帝解释道：

“武帝雄才大略，史无贬辞；辙以比先帝，非谤也。陛下亲政之初，进退大臣当以礼，不可如呵斥奴仆。”

邓润甫越次进曰：“先帝法度，为司马光、苏辙坏尽。”

纯仁说：“不然，法本无弊，弊则当改。”

帝曰：“人谓秦皇汉武。”

纯仁对曰：“辙所论，事与时也，非人也。”

皇帝的火气被范纯仁这番话略略化解，天颜稍霁。

苏辙平日与范纯仁不合，至此，乃大为感服。纯仁退下殿来，苏辙举笏长揖，谢曰：“公，佛地位人也。”

归家，亟亟具奏，乞赐屏退。

诏以苏辙为端明殿学士，知汝州。中书舍人吴安诗草制，中有“文学风节，天下所闻”“原诚终是爱君，薄责尚期改过”的话，皇帝看了，非常生气，手批道：

苏辙引用汉武帝故事，比拟先帝，事体失当。所进入词语，不着事实。朕进退大臣，非率易也，盖义不得已，可止以本官知汝州。仍别撰词进入。

吴安诗便因这篇诰词，被侍御史虞策、殿中御史来之邵、监察御史郭知章等指摘为“重轻止徇于私情，褒贬不归于公议”，罢起居郎。

三月，以曾布为翰林学士承旨。他是因为反对司马光修改役法而出知太原府的，现在迁官江宁府，过京，留拜承旨。四月，以张商英为右正言。他于元祐初为开封推官，首先反对变废新法，后来曾写信与苏轼，要为他往乌寺做“呵佛骂祖”的打手者，即是此人。这次还朝，夙愿得偿，他便奏请朝廷“检索元祐一朝前后章牍，付臣等看详签揭以上”，蓄意要将元祐九年来的当政人物一网打尽。

四月十二日诏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1094），于是天下晓然，明白新皇帝决然要绍述神宗时代的新政了。

以人治为骨干的政治体制里，国家政策变更，必须从调整人事、汰旧换新入手，以司马光开创“元祐更化”之治，也是一样。不过，绍圣朝的政变，于人事更迭之外，另又挟着报复仇恨心理，皇帝要报复被太皇太后压制，被大臣漠视的仇恨；卷土重来的新政派官僚们，则要报复这多年来被排挤在外，投闲置散的怨愤。

仇恨与政治权力一旦相结合，则其将发展为种种非理性的恐怖行为，几乎可以认定为未来的必然。苏轼对于京朝近事洞若观火，新冒出头来的李清臣、邓润甫、杨畏、虞策、张商英以至传闻将登相位的章惇，都是他多年来的旧识，岂有不明白他们将要施展的手段？苏辙既罢，他将是第二个枪靶，也同样是无可逋逃的命运。

因为是无可逋逃的命运，所以他很沉着镇静，不愿把有限的时日，虚靡于无用的忧虑，他更日以继夜地与定州几个交好的同僚饮酒、作诗、听歌、言笑，欣赏蜜渍荔枝的美味和中山松醪的香醇。

形势比人强，势有所至，事乃必然。

诏告天下，改元“绍圣”不久，四月下旬，御史虞策就上言弹劾苏轼，说他从前所作诰诏文字，语涉讥讪，望朝廷给他一个清算。殿中侍御史来之邵疏曰：“轼凡所作文字，讥斥先朝，援古况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怨愤之私。”他举述行“吕惠卿制词”中的“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有蠧国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行“吕大防麻制”中的“民亦劳止，愿闻休息之期”；撰“司马光神道碑”中的“其退居于洛，如屈原之在陂泽”等为例，综结起来说：“凡此之类，播在人口者非一，当原其所犯，明正典刑。”

这种攻讦毫不新鲜，经历熙宁、元丰、元祐三朝，十余年间，沈括、何正臣、舒亶、李定、李宜之、朱光庭、傅尧俞、王岩叟、杨康国、赵挺之、王觌、贾易、赵君锡、安鼎、董敦逸、黄庆基那么多人，寻瑕摘疵的结果，都只能在文字里断章取义，曲解诬解，一脉相承地指为“讪谤君上”“讥议先朝”而已。虞策、来之邵更是低能，他两人所劾责的，竟是董敦逸、黄庆基、贾易曾经说过，且经朝议断为诬妄的旧说，现再重新搬弄，诚如上年（元祐八年）五月苏轼自辩札中所说：

臣自少年从仕以来，以刚褊疾恶，尽言孤立为累朝人主所知。然以此见疾群小，其来久矣。自熙宁、元丰间为李定、舒亶辈所谗，及元祐以来，朱光庭、赵挺之、贾易之流，皆以诽谤诬臣。前后相传，专用此术。……

所谓“专用此术”，从另一方面足以证见苏轼虽在语言文字上受尽挑剔，吃足苦头，但其立身行事，光明正大，实在无懈可击，否则那么众多的耳目，寻瑕摘疵，何以都只能在咬文嚼字上做工夫？实在苦于没有材料也。

苏轼在中书舍人和翰林学士任上多年，撰作内外制，当年日以继夜，忙迫异常，档案中的存稿很多。在这么庞大的存稿中，要找影响附会的数据，应该甚易，但是虞、来等人却还只得拣别人说过的来说。可见黄州以后的苏轼，到底与少壮时期不同，语言文字上谨慎多了。

然而，政治这东西，讲求的是现实作用，有时候是并不讲理的。

当时的右相范纯仁，因皇帝每以中旨发表大臣的任命，侍从台谏的任用，也不经过宰相进拟，显已侵害了相权，违背典制。早于二月间任命李清臣、邓润甫时，他即向哲宗谏言道：

“陛下亲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观，天下治乱，实本于此。舜举皋陶，汤举伊尹，不仁者远。纵未能如古人，亦须极天下之选。”

帝不纳。纯仁辞相，帝又不许。

攻击苏轼，自虞策、来之邵发难后，张商英也插了一手，訾议苏轼论合祭天地为非是。继则全台御史由赵挺之领头，会劾苏轼草麻有“民亦劳止”语，以为诽谤先帝。

挺之曾被苏轼骂过“聚敛小人、学行无取”，因这一层私怨，这回甫从秘阁校理升任御史，他就约同全体台谏官会劾苏轼。于是，议谪苏轼知英州。只有范纯仁谏曰：

“熙宁法度，皆吕惠卿附会王安石建议，不副先帝爱民求治之意。至垂帘之际，始用言者。持行贬窜，今已八年矣。言者多当时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纳忠。今日乃有是奏，岂非观望耶？”

纯仁的诘斥非常尖锐，直揭小人因势利乘的丑态。奈何皇帝不听。

来之邵又说，高士敦任官成都时，有不法之事。又论苏辙谪放太近。范纯仁诘问道：

“高士敦如有犯法的事，来之邵当时为成都路监司，应该立即按发。苏辙与政多年，之邵已做御史，何不早加纠正？到现在才有此二奏，其情可知。”

皇帝心中，怀有强烈的成见，凡是不合他的成见的话，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范纯仁奋不顾身的谏诤，和小人对抗，亦丝毫无补于事。

至绍圣元年（1094）闰四月初三日，朝廷告下定州，苏轼坐前掌制命，语涉讥讪，落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仍然降到黄州起复时的原官——以左朝奉郎责知英州军州事。

苏轼作《进上谢表》，语极感怆，如曰：

……臣草芥贱儒，岷峨冷族，袭先人之素业，借一第以窃名。幼岁勤劳，实学圣人之大道；终身穷薄，常为天下之罪人。……恩深报蔑，每忧天地之难欺；福眇祸多，是亦古今之罕有。

说到诏诰文字，他只笼统地申明一个原则，别无一字自辩：

……凡一时黜陟进退之众，皆两宫威祸赏福之公。既在代言，敢思逃责。……固当昭陈功罚，直喻正邪。岂臣愚敢有私心？盖王言不可匿旨。

对于被谪英州，他的话，于非常恳切中透着十分洒脱，真是绝少得见的文字。如言：

罪虽骇于听闻，怒终归于宽宥。不独再生于东市，犹令尸禄于南州。累岁宠荣，固已太过。此时窜责，诚所宜然。

瘴海炎陬，去若清凉之地；苍颜素发，谁怜衰暮之年。……

一个人，面临身家性命倾危的祸患，甚少有人能不失态。即如韩文公贬潮州，谢表曰“怀痛穷天，死不闭目。伏维天地父母，哀而怜之”；白乐天谪江州，与元稹诗又是何等凄酸。苏轼都不那样，他只坦然道：“瘴海炎陬，去若清凉之地。”也不再辩白一言，把一切罪过揽在自己肩上，一担挑回，这种临难不苟免的精神，竟与宗教上的殉道者一样伟大。

时势如此，没有人能挡得了这一股滔天的逆流。苏轼已将一片用世的热肠，勇决放下，而今而后，天悠地阔，何处不可去得。他已看透人生，不再希冀什么。

1  欧阳修《六一词·木兰花令》：“西湖南北烟波阔，风里丝簧声韵咽。舞余裙带绿双垂，酒入香腮红一抹。　　杯深不觉琉璃滑，贪看六幺花十八。明朝车马各东西，惆怅画桥风与月。”

2  新堤指西湖苏公堤，旧井为杭州六井；参寥、六一均西湖智果寺及孤山泉名。

3  〔宋〕赵令畤：《侯鲭录》。

4  〔宋〕张邦基：《墨庄漫录》。

5  〔宋〕苏轼：《东坡题跋》。

6  〔宋〕赵令畤：《侯鲭录》。

7  《东坡志林》“以乐害民”条。又《次韵林子中春日新堤书事见寄》诗：“……羡君湖上斋摇碧，笑我花时甑有尘。为报年来杀风景，连江梦雨不知春。”即咏此事。

8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9  〔宋〕释惠洪：《冷斋夜话》。

10  苏轼回溯平生往来十渡淮河，应是：一、熙宁四年辛亥赴杭州签判任；二、熙宁七年甲寅移守密州；三、元丰二年己未四月自徐州经南都赴湖州任；四、元丰二年己未八月远赴台狱；五、元丰七年甲子乞常至南都；六、元丰八年乙丑四月自南都归常；七、元丰八年九月赴登州任；八、元祐四年己巳出帅杭州；九、元祐六年辛未召还京师；十、元祐七年壬申三月自颍赴扬州任（治平三年丙午载丧归蜀，自淮溯江，不在其数）。

11  胡适：《白话文学史》。

12  诗目：“新渡寺席上，次赵景贶、陈履常韵，送欧阳叔弼。比来诸君唱和，叔弼但袖手旁睨而已，临别忽出一篇，颇有渊明风致，坐皆惊叹。”叔弼，欧阳斐字，时以礼部员外郎被召还京。

13  〔金〕王若虚：《滹南诗话》。

14  〔宋〕李廌：《师友谈记》。

15  〔宋〕蔡绦：《铁围山丛谈》。

16  〔宋〕李廌：《师友谈记》。

17  太平兴国中，钱吴越王来朝京师，值上元节，献金钱百万，乞更买灯两夜。后遂沿为五夜灯。

18  〔宋〕岳珂：《愧郯录》。

19  〔宋〕王称：《东都事略》。

20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21  〔宋〕苏轼：《东坡志林》。

22  〔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23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八月秋社，各以社糕、社酒相赍送。贵戚宫院以猪、羊肉、腰子、奶房、肚、肺、鸭饼、瓜酱之属切作棋子片样，滋味调和，铺于饭上，谓之社饭。……春社、重九、重午亦如此。”

24  范公称《过庭录》记入宫问疾三人，为吕汲公（大防）、范忠宣及枢密安厚卿（焘）。查安于元祐四年已因母丧去位，五年三月以韩忠彦任同知枢密院事。据以改正。

25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

26  苏轼定州之命，王宗稷《年谱》定为是年八月，翁方纲《苏诗补注》引《实录》则为“元祐八年九月，礼部苏公以侍读学士知定州”。任命如在八月，可能为宣仁太皇太后所作之安排；如在九月，宣仁已崩，则必出于帝意。

27  〔宋〕王明清：《挥麈后录》。

28  李端叔题跋续言：“东坡在中山宴集间，有歌戚氏调者，坐客言调美而词不典，以请于公。公方观《山海经》，即叙其事为题，使伎再歌之，随其声填写。歌竟篇就，才点定五六字而已。”《老学庵笔记》云：“东坡先生在中山，作戚氏乐府词最得意。幕客李端叔跋三百四十余字，叙述甚备，欲刻石传后，为定武盛事。会谪去不果，今乃不载集中，至有立论排诋，以为非公作者，识真之难如此哉。”此词今见毛氏汲古阁本、疆村朱氏重编元延祐本《东坡乐府》。

第十二章　惠州流人

一　远谪南荒

宋制，谪官奉到诰命之后，必须立即离任，不待交代，不得逗留，被押解的使臣催督同行。苏轼于绍圣元年（1094）闰四月初三奉到新命：

“依前左朝奉郎、责知英州（今广东英德）军州事。”

即日进上谢表，辞告文宣王庙（孔庙），火急治装，率领全家眷口，星夜启程就道了。

然而，侍御史虞策复言苏轼罪重责轻，再诏：“降官为左承议郎。”按官制：朝奉郎为正七品，承议郎为从七品。在苏轼看来，都是一样。

苏轼一家，沿着太行山前进。时在梅雨季节，天色阴沉，心情更是沉重。到了距定州西南百里的赵州临城道中时，天气突转晴朗，使苏轼“西望太行，草木可数；冈峦北走，崖谷秀杰”，甚是高兴。因他回想去年冬季赴定州任时，取道于此，却逢连日风埃阴晦，未尝了了得见太行；而今远戍岭外，终于看到此山北走的雄姿。中国人有崇拜山岳的传统，因为高山与“天”最为接近。当此晦黯的行程，得见高山岳岳，想到韩愈当年，遇大赦由郴州赴江陵府任法曹参军，路过衡山，有《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诗说：“我来正逢秋雨节，阴气晦昧无清风。潜心默祷若有应，岂非正直能感通。须臾净扫众峰出，仰见突兀撑青空。”来定州时，风云晦暗，象征此行的不吉，正已应验。现在远赴谪所，则天气已经晴朗，岂非不久可赦还的吉兆？与韩愈的经验一样，苏轼仰望丽日晴空的太行山脉，精神为之一振，便对儿子们欣然说道：“吾南迁，其速返乎！这是韩退之衡山的吉兆。”

继至相州南四十里的汤阴县，旅途饥疲，遂在道旁摊肆里打尖。大家停下车来，喝了豌豆大麦粥。

苏轼要儿子们注意，苏家环境，今不如昔了，现在黄尘蔽天、赤地千里的路上，能够得到“青斑照匕箸，脆响鸣牙龈”的新鲜豌豆吃，已很不易，人须勇于忘怀昨日的“玉食”，则今晨的一盂麦粥，未始不是无上的享受。

途中作诗寄定武同僚，则曰：

人事千头及万头，得时何喜失时忧。

只知紫绶三公贵，不觉黄粱一梦游。

适见恩纶临定武，忽遭分职赴英州。

南行若到江干侧，休宿浔阳旧酒楼。

御史刘拯，落井下石，再言：“苏轼敢以私愤行于诏诰中，厚诬丑诋，不臣甚矣。”指的仍是那篇吕惠卿责降诏。于是，朝廷再加重惩处：

“合叙复日不得与叙，仍知英州。”

十余日间，三改谪命，朝局之乱，可以想见。哲宗虽有召章惇为相之意，而李清臣还想抢前一步得手，所以竭力表现变革，恢复熙丰的旧法，除命各路常平使者等等，异常忙碌。

闰四月的天气已很炎热，乘着牲口走这么漫长的道路，如何得了。苏轼自忖：“犯三伏之毒暑，陆走炎荒四千余里”，则必将死于道途。十四日到达滑州，乃状奏朝廷，请求皇帝顾念八年经筵之旧，准赐坐船前往。

十八日至汴京附近的陈留，苏氏眉州乡邻杨济甫派他的儿子杨明（子微）遄程赶来相送。这位晚辈，自言懂得“术数”，他看苏轼绝对不会死于岭外。苏轼听了很高兴，说：“若是应验了你今天这句话，一定为你写《道德经》一部，以当酬谢。”

雍丘县令米芾派专使来迎，苏轼答书说：

辱简，承存慰至厚，哀感不已。平生不知家事，老境乃有此苦。蒙仁者矜愍垂诲，奈何，奈何。入夜目昏，不谨。

从此信中可以看出苏轼在元祐一朝八年间，虽然官至殿阁学士，封疆大吏，但却并无积蓄，依然两袖清风，面对流亡，就不免捉襟见肘起来。

苏辙罢门下侍郎，出知汝州军州事，早于上（四）月二十一日到任。苏轼自陈留绕道临汝，往别其弟。

苏辙的经济情况，原来很穷，所谓“债务山积”者是也。但自元祐以来，久官京师，宋朝的俸禄制度，京官比外任官优厚，久居一地，消耗也少，不比苏轼，常年南北奔走，一点俸给，全都在道路上花光了。

苏辙分俸七千，交给苏迈，决定由他带领一大半眷口，住到宜兴去。可以靠那里的一点田产生活，也免苏轼后顾之忧。 1

兄弟相聚不过三四天，前途阴雾重重，混沌一片，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匆匆别去，回到陈留，幸已得旨准许舟行，他们一家就在那儿登船续发。

哲宗既已决心绍复熙丰新政，首即起用章惇为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翰林学士范祖禹力谏“章惇不可用”，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陕州。右相范纯仁承宣仁太皇太后病榻上谆谆嘱托，竭力奋斗，但也无法挽救这个变局，只得坚决求去，乃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颍昌府。两范先后罢去，元祐大臣，几已尽矣。

闰四月二十二日，章惇抵京莅职，马上援引他的同党蔡卞、林希、来之邵、张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等入朝，分据要津，把持言路，个个弹冠相庆。

帝又召蔡京为户部尚书。京，字元长，仙游人。他是蔡卞的哥哥，而卞又是王安石的女婿。蔡京于元丰末年曾知开封府事，司马光复差役法，阖朝反对，但他固执己见，令限五日之内办好，大家又认为期限太促，绝无可能。唯独开封府如期报办，司马丞相大为欣赏。这次还朝，适逢章相又欲变复役法，置司讲议，久而不决。蔡京便与章惇说：“取熙宁成法施行之耳，何以讲为？”雇役遂定，似此毫无原则、一味逢迎的小人，奸伪可知；而北宋后期，却将国家命运托付到这帮人的手上，实在可悲。

苏轼行至南都，南都已经喧传朝中群魔乱舞，一股仇恨的烈焰，像火山爆发一样，烧遍了汴京。章惇、蔡卞领头，热烈策划如何向元祐诸臣一个一个地报复，不论已经死亡的，或已贬谪在外的，都要一网打尽。这一伙人凶焰高涨，肆无忌惮，甚至在殿陛上狂言怒詈，叫嚣成市。

苏轼的谪命，已经三改。现在章七得势了，对于这位英雄人物的性情，轼最了解。惇有为恶务彻的毒辣、睚眦必报的狠劲，祸患恐怕不止于此，更大的严谴，亦在意中，所以寄定州同僚孙敏行（子发）书说：

某旦夕离南都，如闻言者尚纷纷。英州之命，未保无改也。凡百委顺而已，幸勿深虑。

五月抵边，行至汴上，晚辈晁以道（说之）置酒饯行，酒酣，情绪激越难制，非一发泄不可，素不善歌的苏轼遂引吭自歌古《阳关》一阙。这，岂同平常的筵边唱曲，直是长歌当哭而已！

元人陈秀明《东坡诗话录》引苏轼手记一则：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余十八年前中秋夜，与子由观月彭城，作此诗，以《阳关》歌之。今复此夜，宿于赣上，方迁岭表，独歌此曲，聊复书之，以识一时之事，殊未觉有今日之悲，悬知有他日之喜也。 2

这最后两句勉强自慰的话，实在比痛苦还要感伤。

苏轼这一路行来，沿途多遇故旧。如至韦城，遇吴安诗的外甥欧阳思仲，为感激安诗因撰苏辙告词而落职，特在客邸书《松醪赋》一幅，托欧阳转致；渡黄河，见杨济甫之子杨明；过雍丘，晤米芾和马梦得；至汴上，与晁说之饮别，遇任伯雨同舟共载；抵山阳，徐积（仲车）来慰问；至九江，与杭州同僚苏坚（伯固）相晤，其时伯固将赴湖南澧阳，所以作《归朝欢》一曲赠他；至虔州，与俞括入崇庆院观宝轮藏等等，真可以说是交游天下，故旧满路了。无奈再此前行，一过大庾岭，将被投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炎荒之地，孤独的恐惧，化作他无限凄凉的高歌。

门人张耒，向在京师为著作郎兼史院检讨，在馆八年，苜蓿自甘，后擢起居舍人，现在正以直龙图阁知润州事。苏轼到扬州，张耒受官法限制，不能迎谒老师，特地挑选了两名兵士——王告和顾成，随从南行，沿途照料，一直护送到惠州。苏轼很得力于这两人，与文潜书有：

来兵王告者，极忠厚，方某流离道路时，告奉事无少懈。顾成亦极小心，可念。

六月初七，阻风于金陵。初九，儿子们为遵亡母的遗言，再度恭奉阿弥陀佛像于金陵清凉寺，作水陆道场，祈求先灵冥福。佛事毕，苏迈一房眷口，先赴宜兴，部署一切。

金陵崇因禅院长老宗袭，新造一尊观世音菩萨像，妙相庄严，苏轼也往瞻拜，就在观音前许下一个心愿：“吾如北归，必将再过此地，当为大士作颂。”

续向当涂进发，际此流金铄石的溽暑时节，船上闷热不堪。苏轼忽然记起杭州中和堂的东南颊，“下瞰海门，洞视万里”。即使是三伏天，也常有萧然的清凉。而他现在所要去的前途则是炎荒的广南，这就使他作诗怀念“独有人间万里风”的杭州中和堂来了。

距当涂六十五里的慈湖夹，船被大风所阻，停了下来。这条水路，全是韩愈当年贬谪潮州时所走过的路径，韩诗中记述的地方情景，目前一点没有改变。苏轼闷在船舱中，也写下《慈湖夹阻风五首》，首先即说“我行都是退之诗，真有人家水半扉。……”，一申他那“异代同命”的寂寞之感。

这五首诗，看似平常记行写景之作，其实尽是苏轼此日虽身在苦难中，仍不失英迈自许的气概之作，如：“暴雨过云聊一快，未妨明月却当空”——政治的暴风雨可以摧残我于一时，而我本明月，无妨志节皎然于人世；“且并水村欹侧过，人间何处不巉岩”——世路艰难，何独岭外，只要小心应付，未尝不可逃过；“弱缆能争万里风”——六十老翁，万里行役，何惧之有。

人生的际遇，常有山穷水尽、绝处逢生的奇迹。五诗中的第二首，即是写此秘密的心愿：

此生归路愈茫然，无数青山水拍天。

犹有小船来卖饼，喜闻墟落在山前。

一个人被命运投弃于水天无际的荒江上，不知如何才能突破迷茫，找到出路。彷徨中，突然看到有卖饼的小船过来，知道村落就在山前，不能没有蓦然回到人间的喜悦。这短短二十八字，写出苏轼被蒙在命运的黑雾里，危疑震撼中，寻求一线生机的渴望。

苏轼躺在船头，卧看落月，船夫在叫：“风转向了！”于是他们就可以开船，继续上路了。

人生经历患难愈多，精神境界便自不同。如此次途中，与好友参寥书，苏轼但言：

某垂老再被严谴，皆愚自取，无足言者。事皆已往，譬之坠甑，无可追计。从来奉养陋薄，廪入虽微，亦可供粗粝；又子由分俸七千，迈将家大半，就食宜兴，既不失所外，何复挂心，实翛然此行也。已达江上，耳目清快，幸不深念。知识中有忧我者，以是语之。

英州南北物皆有，某一饱之外，亦无所须。承问所干，感惧而已。

“所干”，宋人的口语，意为“需要什么帮忙”。

另一方面，章惇、蔡卞执政的朝中，却是恨火方盛，力谋报复。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廷了；安石的女婿蔡卞已奉命将《神宗实录》重写，以张商英为谏官，正在准备大肆罗织。五月，元丰间与蔡确、章惇、邢恕互相交结，人称四凶之一的黄履，又被召回朝来，开复了御史中丞的原职。章惇用这凶手的目的，就是为了报复仇怨，所以元祐旧臣，便无一得免了。

侍御史虞策再度发难，章惇、蔡卞等幕后支持，重议对苏轼的处分，以为罪大责轻，应该再降。最后的决定是：“苏轼，落左承议郎，责授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其间，还有一个故事。

章惇初登相位，即慨叹道：“元祐初，司马光作相，用苏轼掌制，所以能鼓动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

有人推荐林希（子中），但他现任礼部侍郎，名位高于中书舍人。章惇立刻保证给予同省执政的地位，他就俯首听调了。自此，凡元祐名臣的贬黜制文，都出于林希的手笔。 3

林希与苏轼为进士同年，素相厚善。元祐初，苏轼被擢起居舍人，曾推林希自代，因此得除记注官。后来又为杭州交代的前后任，平日诗筒书问，往来不绝。当苏轼进翰林院日，林希撰启致贺，有曰：“父子以文章名世，盖渊云司马之才；兄弟以方正决科，迈晁董公孙之学。”褒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现在为利禄所诱，执笔草苏轼谪降惠州的告词，则丑诋不遗余力，如言：

……朕初即位，政出权臣。引轼兄弟，以为己助。自谓得计，罔有悛心。忘国大恩，敢肆怨诽。若讥朕过失，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诬诋圣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义。在于行路，犹不戴天；顾视士民，复何面目？以至交通阉寺，矜诧幸恩；市井不为，缙绅共耻。尚屈彝典，止从降黜。

今言者谓其指斥宗庙，罪大罚轻。国有常刑，朕非可赦。宥尔万死，窜之远方。虽轼辩足以饰非，言足以惑众。自绝君亲，又将奚憝？保尔余息，毋重后愆。可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苏轼一行，抵达当涂县时，责授建昌军司马的告词才刚下来。在苏轼看来，一切都是任人摆布的情势，无所谓轻重好坏；英州（广东英德）、惠州（广东惠州），皆在广南，都是大庾岭外，心里毫无计较。只是万里投荒，他没有理由要拖累儿辈，事实上也无法挈带全家同去，所以坚决主张，他要独自一人前往贬所。

他的儿媳们绝对不肯让这六十老翁，在无人照顾之下，独行万里，到那完全陌生的炎荒去生活，大家环绕着他涕泣求行。最后决定，他只带幼子苏过一人同去，叫次子苏迨带领二、三两房眷口到宜兴去，跟大哥苏迈同居。是年，苏过二十三岁，已有侍父远行的能力了。

六月二十五日，苏轼在当涂旅次，亲书六篇自作的赋，赠别次子。本集《书六赋后》云：

予中子迨，本相从英州。舟行已至姑熟，而予道贬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不可复以家行，独与少子过往，而使迨以家归阳羡，从长子迈居。迨好学，知为楚词，有世外奇志，故书此六赋，以赠其行。绍圣元年六月二十五日。

苏轼一向保持朴素的家风，在京师时，家伎不过数人。这与当时士大夫们邸宅里檀歌不息、美女如云的豪侈风气比起来，真是十分寒碜。且自外放颍、扬以来，本来准备退休，已先陆续遣去数人。到这时候，还留在家里的，不过寥寥二三人而已。

姬妾，原是富贵荣华的附件，没有与家主共患难、同死生的义务，何况此去是南蛮瘴毒之地。所以，苏轼要“开阁放伎”，各替她们安排一个去处。

唯有朝云，她坚决不肯在这患难之中，离弃家主于不顾，尤其是王夫人已经过世了，这孤独的老翁，岂能没有一个妇人照顾他的起居饮食？所以，她热情而又果敢地表示，一定要随侍苏轼南行。

这种风义，这份热情，使苏轼大为感动。后在惠州，读《白乐天集》，想到乐天那么热爱樱桃小口的樊素，但最后，樊素还是离开了老病的乐天，远走高飞。遂作《朝云诗》一章，记其感念之情。诗前有引，曰：

世谓乐天有鬻骆马，放杨柳枝词，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梦得有诗云：“春尽絮飞留不住，随风好去落谁家。”乐天亦云：“病与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则是樊素竟去也。

予家有数妾，四五年相继辞去，独朝云者随予南迁。因读《乐天集》，戏作此诗。朝云，姓王氏，钱唐人，尝有子曰幹儿，未期而夭云。

关于白乐天的放伎卖马，是这样的：

乐天于唐大和三年（829）五十八岁时归洛阳，即纳樊素为家伎，侍乐天者凡十年。至开成四年（839）十月，老年的乐天，得了风痹症，体弱目眩，左足不支。陈寅恪论其事曰：“既然生理的不可能有伎乐，患了风痹，当然遣伎。”类推，足力不支，当然卖马。

不料樊素临别依依，辞曰：“素侍主十年，凡三千有六百日……”不忍遽去，卖骆马则曰：“五年花下醉骑行，临卖回头嘶一声。项藉顾骓犹解叹，乐天别骆岂无情。”就因这骆马回嘶，樊素陈辞，使乐天终于不忍割舍，作《不能忘情吟》二百五十五言，两俱留之。

但是明年三月作《春尽日宴罢感事独吟》曰：“病与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则樊素毕竟还是去了。

而朝云则随侍苏轼万里投荒，同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生活，使苏轼对这个红粉知己，不得不心许她与结发夫妻无异。希望将来能够同向三山仙去。诗曰：

不似杨枝别乐天，却如通德伴伶玄。

阿奴络秀不同老，天女维摩总解禅。

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因缘。

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

从当涂分手，苏迨等人遂去宜兴，苏轼与儿子过、朝云并二老婢，主仆五人，径向江州（江西）进发。 4

传说苏轼侍妾，除朝云外，还有一个碧桃，也于此时亲自从南康送至江西都昌县安顿。苏轼还为她留题一诗：“鄱阳湖上都昌县，灯火楼台一万家。水隔南山人不渡，东风吹老碧桃花。”原诗石刻在县治内，《都昌县志》亦载其事。 5

二　过岭

苏轼舟过庐山之下，远望群山，峰峦间乱云腾涌，天色阴霾。独立船头，仰望山岳是何等伟大，人则非常渺小，情不自禁地对着庐山也自默祷起来。时未及午，浮云尽散，天色豁然晴朗，迎面众峰凛然，倚天无数青壁。于是，这多难的老人，脸上便自绽出一丝微笑。

时序进入八月，某夜，船泊分风岭，已经是三更天了，岩边忽然人声鼎沸，许多官差明火执仗，要上苏家船来。

原来本路发运使已知朝廷新颁的后命，对于这个已被“严谴”的罪官，小题大做，连夜派了五百人来拦截，要收回官方供给的坐船。

苏轼不得不低声下气地跟来人商量：“乞准连夜赶往星江，只要靠着埠头，即可自行雇船，随将官船缴还。”幸得来人许诺，但是苏轼并无把握能够半夜之内赶到星子，迫得望空向顺济王（龙神）默祷曰：

轼达旦至星江，出陆至豫章，则吾事济矣。不然，复见使至，则当露寝埔溆矣。 6

不久，江风掠耳而起，篙师亟亟升帆，船帆吃饱了风，就很快开行了。抵南昌吴城驿，再祷于顺济王庙（每个沿江码头，皆有此庙），留题于望湖亭上。

苏轼此时，流离道路，身受着无比刻薄的政治迫害。然而，他作望湖亭诗，却曰：

八月渡重湖，萧条万象疏。

秋风片帆急，暮蔼一山孤。

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

岷峨家万里，投老得归无？

中国的文人，一朝失意，不是高蹈林泉，吟风弄月，便是醇酒妇人，佯狂玩世。而苏轼不然，他自认是尘凡中的一个普通人，虽然环境逼得他只想隐遁求全，但却并不真能忘怀大地上的芸芸众生，也不能掩熄他自己生命中的光热。即使他所一生服务的政治，变得那么颠倒错乱，而此时此际又身受着刻毒的欺凌，但血管里流着的志士热血，并不真能冷却。到他吟出“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时，任何人都能体会到苏轼生命的灰烬里，依然埋着不熄的火种。

到了豫章（南昌），苏轼自己雇了船，继续舟行，然而前途等着他的，是长达三百里的赣石之险。

自赣州府城之北，章、贡二水汇合处开始，一直到万安县界，这条三百里长的水路，不但江流湍急，而且水面下怪石列布，木船碰上巨石，立刻船沉人溺。这许多水底嶙峋，人称“赣石”。赣石形成一十八个险滩，其中以黄公滩为最险。苏轼身在丛险中，朝廷告下：

“苏轼落建昌军司马，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这篇告词，即是前举林希的手笔。苏轼读后，但说：“林大亦能作文章耶！”其时，行程适过赣石最险恶的黄公滩，乃作《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诗——苏轼故意将“黄公滩”写作“惶恐滩”，以纪此一时的心境：

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

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

长风送客添帆腹，积雨浮舟减石鳞。

便合与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

进入虔州地界，游了郁孤台、光孝寺的廉泉、尘外亭和天竺寺。苏过也步和父亲的韵脚，作了《题郁孤台》诗（《斜川集》）。

苏轼十二岁那年，老泉从虔州漫游归家，给他讲过：虔州近城山中天竺寺里，有白乐天手书真迹的一首诗，笔势奇逸，墨迹如新。这首诗曰：“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清下界闻。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就诗而论，不是一首好诗，辘轳体的文字游戏而已。因为这是一个乡居童子，静听远归的老父，说故事一样讲给他听的旅途见闻，其中蕴蓄着无限温暖的亲情，所以印象非常深刻。四十七年后，这从前的童子，今已五十九的高龄，又是身在负罪被谪的境遇中，也到了虔州的天竺寺，不免去重寻白乐天这个旧存手迹，不料诗已亡失，现在只有石刻在了。牵动心事的苏轼，为之感涕不已，他的哀伤是“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 7  。

苏轼身遭迫害，顿有无地自容的困窒。于是，道家离世的神秘思想，便很自然地吸引了他。八月二十三日，与王岩翁同谒虔州祥符宫，他以非常的虔敬，瞻拜了冲妙先生李思聪所制的观妙法像，自言：“以忧患之余，皈命真寂。自惟尘缘深重，恐此志不遂，敢以签卜。”求得一签云：

平生常无患，见善其何乐。

执心既坚固，见善勤修学。

苏轼再拜受教，决心从此学道，诚惶诚恳地说：“敢有废坠，真圣殛之！”

绍圣元年（1094）九月，遂度大庾岭。

岭在江西省大余县南，广东南雄市北。唐张九龄开山径，植梅岭上。宋时立关于此，名曰梅关。地居赣粤交界之处，以五岭分隔中原文明与南国炎荒。在那个时代，人们对岭外地方还很陌生，众皆认是蛮荒瘴恶之地。

宋不杀大臣，大臣负罪，以贬谪岭外为最重的惩罚。元祐前期，蔡确在安州作《车盖亭诗》，谤讪太皇太后，元老文彦博主张要贬蔡确于岭外，范纯仁听到这消息，便向宰相吕大防劝说道：“我朝自乾兴以来，无人被责过岭，此路早生荆棘已近七十年。现在如从我们手上，重加开启，将来政局发生变化，恐怕自己也就不免了。”大防闻言，遂生警惕，不敢作此主张。

不料哲宗亲政，政局果然大变，而第一个被贬岭外的，却是从未执行过实际政务，而且是当今皇上自少至长、一向敬爱的师傅。政治这东西，真是不可思议，像风一样，是一种权力所化生的气势，毫无理性可言，气势所至，便成为不可抗拒的力量，苏轼便是被此一气势所冲决到岭外来的第一人。

但是，人生亦无非一场大梦。

死生祸福，非人所为，人亦执着不得。苏轼今日行于大庾岭上，孑然一身，宠辱两忘，决心要把自己过往的身世，一齐抛弃在岭北，要把五十九年身心所受的污染，于此一念之间，洗濯清净，然后以此清净之身，投到那个叫作惠州的陌生地方，去安身立命。

苏轼的学养，使他的眼界不致如一般人那么狭窄，那么局限一隅而患得患失。现实社会逼得他走投无路时，他的精神生活活跃起来，就另有一个神秘的想象世界收容了他。

将这想象世界形象化的，就是道家海上三神山（瀛洲、方壶和蓬莱）的理想环境。在那一片充满和平，没有名争利夺的自然生活里，餐霞服气，炼丹修养，倘与神仙同化，便得长生不老。此一神秘的向往，帮他超脱坎坷的世网，助他回归虚静的自然生活，使他对所热爱的生命，不致陷于完全绝望。

苏轼往大庾岭途中，就是凭借这种向往，使他的心灵境界，骤然从平凡人世的悲惨现实中，一跳登上了想象世界永恒的边缘。

苏轼认为放逐海滨，适足成全他刬落一切过去，勘断诸般尘缘，“阴学长生”的心愿。即此梦境，使他想起李太白流夜郎赠韦太守诗中，有一联句子：“仙人拊我顶，结发受长生。”这十个字，个个闪烁着璀璨的光芒。作《过大庾岭》诗，就很大胆地全部借了过来。诗成，题于岭巅龙泉钟上：

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

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

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

仙人拊我顶，结发受长生。

在岭路上，苏轼偶于林麓间，遇见两个道人。他们看到苏轼，便退回茅屋里去，深入不出。轼很诧异，对押送他的使臣说：“此中有异人，可同访之。”进了屋子，这两个道人都在，气度潇洒，问使臣道：

“此何人？”

“苏学士。”

“得非子瞻乎？”道人说。

“学士始以文章得，终以文章失。”使臣说。

两道人相视而笑，说：“文章岂解能荣辱，富贵从来有盛衰。”

苏轼默忖：“何处山林间无有道之士乎！” 8

过了大庾岭，遂从南雄下始兴，到韶州，过月华寺而至曹溪，一路游山玩水，南国风光，一新耳目。

曹溪南华山南华寺，是六祖慧能的道场，原名宝林寺，宋太平兴国三年重建，改名南华。苏轼至寺，礼拜大鉴塔，塔藏六祖真身。为题“宝林”两个大字，作寺额，现在犹存。

《南华寺》诗说：“……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抠衣礼真相，感动泪雨霰。……”一种忘失本来面目、误落人间的悲哀油然而生。

然后，过英州，游碧落洞，下浈阳峡，遇到他那学道的朋友潮阳吴复古（子野）于舟中。复古见面，对于得失祸福之事，一字不提，但劝苏轼道：“邯郸之梦，犹足以破除虚妄而归真。何况阁下今日，已经目睹而身经了，亦可以稍信矣。” 9

至清远峡，游峡山寺，观瀑布。至清远县，遇见一位当地的秀才，大谈惠州风物之美，苏轼甚为高兴，作诗曰：

到处聚观香案吏，此邦宜著玉堂仙。

江云漠漠桂花湿，梅雨翛翛荔子然。

闻道黄柑常抵鹊，不容朱橘更论钱。

恰从神武来宏景，便向罗浮觅稚川。

他在广州，游了白云山上的蒲涧寺、滴水岩等名胜后，便与宝积寺、延祥寺的两位长老，冲虚观的道士，当地的巡检史珏同游罗浮。罗浮是岭南第一名山，也是有名的道教胜地。中国道教中，葛洪的灵宝教派即以罗浮山为法坛。罗浮海拔一千二百余米，白云隐现，风雨凄迷，山势峻拔，宛如浮于海上，故神话传说特多，十分吸引苏轼惶惶惑惑的心情。他们先至东莞县属的石泷镇，换乘小船溯溪十五里至泊头墟；上岸，改坐轿子走十五里至罗浮山；憩于延祥寺，由寺寻宝盖峰，攀登峭崖之上；入宝积寺，饮梁朝景泰禅师的卓锡泉，作《品水记》。翌日，游长寿观；再到冲虚观参观了葛洪丹灶的遗迹和朱真人的朝斗坛，坛北有洞曰朱明，这是道书中所说全国三十六洞天的蓬莱第七洞天，尊称为“朱明耀真之天”。苏轼去看，榛莽封道，进不去。山泉从洞中流出来，铿铿如鸣琴，水底满生菖蒲于石上。苏轼又往访道士邓守安、李道元，两人都不在；还宿宝积寺中阁，夜大风，适遇山烧，景色壮美，焰中爆裂有声，叹为奇观。

苏轼此行，游踪所至，皆有诗；从行的幼子苏过也几乎篇篇都有步韵之作，才华初露，头角峥嵘。做父亲的老怀欢慰，不言可喻，而最使他欣赏的是这小儿子，年纪那么轻，却也信起道家的养生法来，每天半夜里起来打坐；又学作赋，笔力甚健，所以苏轼《游罗浮山》诗说：

…………

小儿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黄庭。

近者戏作凌云赋，笔势仿佛离骚经。

负书从我盍归去，群仙正草新宫铭。

…………

绍圣元年（1094）十月初二，他们一行，间关万里，到达了惠州贬所。

三　初到惠州

提举杭州洞霄宫的章惇，既相天下，接替了吕大防的地位，他这一帮人物，便竞先报怨，其中以张商英的表现最为凶悍。初被召为右正言，立即上疏言：

元祐诸臣，一切所为，无非翦除陛下羽翼于内，击逐股肱于外，天下之势，岌岌殆矣。今天日清明，诛赏未正，乞下禁省，检索前后章牍，付臣等看详，签揭以上。

商英是个热衷利禄的小人，但也颇有才干。元祐以来，极不得意，他要报复，遂定下了“一网打尽”的毒计。倘如照他疏述办理，就档存章牍来寻资料，则在当时尽废新法的国策之下，一切语言文字，皆是有凭有据的罪证，元祐臣工，还有谁能逃过这天罗地网？

哲宗朝绍述之祸的惨烈，从张商英言，“类编元祐群臣章疏及更改事条”一节，是肆毒缙绅、衣冠涂炭的一大始机。

五月间，章惇又把出名的凶手黄履引进朝来。秋七月，台谏官们便交章论司马光等变更先朝之法，为叛道逆理。竟然主张掘司马光、吕公著的坟墓，断棺暴尸。幸而哲宗将此问于许将，将对曰“此非盛德事”，才未实现，改为追夺赠谥，将墓上所立的神道碑，统统扑毁。

其时，朝中还留着一个铁面无私、刚正敢言的监察御史常安民，是他首先揭发蔡京之奸，又说：“今大臣为绍述之说，皆借此名以报复私怨。”指斥道：“张商英求官于吕公著，谀佞无耻，近乃乞毁司马光、吕公著神道碑；周秩为博士，亲定光谥为文正，近乃乞斫棺鞭尸。陛下察此辈之言，出于公论乎？”章疏前后至数十百上，皆不报。

新政派人人弹冠相庆，唯有资格最老的吕惠卿顶不得意，盖因他在政治舞台上演惯了戏，做工太好，一旦被人揭穿，便变得一文不值了。冬十月，诏以吕惠卿知大名府时，常安民进言于帝曰：“北都重镇，而除惠卿？惠卿赋性深险，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将过阙，必言先帝而泣，感动陛下，希望留京矣。”皇上很注意他这句话，决定试试看。吕惠卿至京，请面对，见了哲宗，一说到先皇帝时，果然伏地大哭。皇上厌恶极了，正色不答，惠卿之计不售。

常安民再论章惇颛国植党，乞收主柄，而抑其权。终被论为“党于苏轼兄弟”，出为滁州监酒税。

章惇党既已整肃死人，当然不会放过活口。虞策再攻苏辙以汉武帝比先朝，止守近郡，罪大责轻，请远谪以惩其咎。哲宗说：“已谪矣，可止也。”但右正言上官均又并攻吕大防和苏辙，说他二人“擅权欺君，窃弄威福，朋邪诬罔，同恶相济”，列举六大罪状，同时牵入李之纯和现在一力投靠的杨畏、虞策、来之邵等，说他们以前都是大防、苏辙的党羽，现在皆应同时清算。

于是，苏辙被特降为左朝议大夫知袁州。

这篇谪词，也出于林希的手笔，开头就说：“太中大夫知汝州苏辙，父子兄弟，挟机权变诈之学，惊愚惑众。……”

苏辙读到时，双手捧着告词，哭了。他说：“某兄弟固无足言，先人何罪耶！” 10

这篇告词中，说到宣仁太皇太后之任用苏辙，则曰：“垂帘之初，老奸擅国，置在言路，使诋先朝。”林希代皇上撰文，竟使孙儿大骂祖母为“老奸”，陷哲宗于忤逆不道。利令智昏，连他自己想想也良心不安，据说某日，草制罢，掷笔于地曰：“坏了名节矣！” 11

言官有言，三省同议，认为吕大防、刘挚、苏辙三人，所受处分，不过落职降官，黜知小郡，实在“罪重谪轻，情法相违”，请求更加详酌；而监察御史周秩则说：“挚与辙讥斥先朝，不减于轼，大防又用轼之所谋所言，而得罪轻于苏轼，天下必以为非。”章惇等又编了一张黑名单，列文彦博以次三十人，拟全部窜逐岭外。李清臣为反对章惇，所以进言：“更先帝法度，不能无过，然皆累朝先臣，若从惇言，必大骇物听。”皇上乃下诏曰：“大臣朋党，司马光以下各以轻重议罚，其布告天下。”这张黑名单中的元祐大臣，才得暂时幸免远谪，改为：

降授知随州的吕大防行秘书监，分司南京，郢州居住；降授知黄州的刘挚，试光禄卿，分司南京，蕲州居住；降授知袁州的苏辙，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在苏轼到达惠州之前，辙已回到元丰年间曾监酒税的江西高安去了。

章惇与苏轼之间，为何有这样的深仇大恨，文献无征，不甚明白。

哲宗绍述熙丰新政的这个时代，刚一揭幕，那些见风转舵的言官们，放下在京朝的执政大臣不论，第一个拿来开刀的，即是远在定州的苏轼，这情形甚不可解，有人解释为：其时哲宗已有召章惇为相之意，朝中做官的，都想拿打垮苏轼来作晋见新相的见面礼。果然如此，则章惇对苏轼“欲得之而甘心”的毒念，在当时的官僚社会里，必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了。

苏轼被责知英州为闰四月初三，后二十余日，章惇才到京任职。他一登上相位，果有重议苏轼讪谤罪责之论，续有责授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的后命，则章惇对苏轼的恶意，果是事实。

苏轼与章惇交识甚早，同游仙游潭时，苏轼不敢走两谷间的独木桥，章惇平步而过，毫不畏惧。苏轼说笑道：“子厚他日必能杀人。”

元祐初，同在京师，又一类似的故事：

章子厚与苏子瞻少为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而卧，适子瞻自外来，摩其腹以问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谋反的家事。” 12

当时戏言，殊不知章惇今日，所要谋反的，所要杀的，却是苏轼。

有人说熙宁八年（1075），章惇知湖州，苏作《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诗，有“方丈仙人”一联，使章惇疑在讥嘲他的出身，因此结怨。

这话有个故事的背景：章惇的父亲章俞，少年时，行为很不检点，与他早寡的岳母杨氏私通，生了章惇。原想将这私生儿溺毙算了，幸得杨氏之母不忍，劝她留了一手，用一大盒，将这新生儿缄封在内，送与章俞。

章俞推算这孩子的五行（八字）很好，断定将来可以光大门楣，所以雇用乳母，将他养大了。后来登第做官，与苏轼相交，苏作《送章七出守湖州》诗，首联：“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章惇疑心是在嘲笑他这不大体面的出身，因此怀恨在心。至绍圣开元，得相天下，遂逼令苏轼渡海，意在报复云云。 13  此说流传甚广，人云亦云，其实不确。

章惇出知湖州后五年，苏轼因诗狱一案，被谪黄州。那时候，忧谗畏讥，非至亲知交，不敢以文字与人，独与章子厚书，坦述自己和弟辙经济窘迫的情况，娓娓详道黄州的生活；可见他们之间的交情依然深切。宰相王珪在神宗面前谗害苏轼，章惇代抱不平，苏轼贻书有“子厚平居遗我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救恤之”的话，两人交谊何尝有所芥蒂？

元祐初，章惇知枢密院事，与司马光时时发生摩擦，司马不堪虐侮，幸赖苏轼居中调护和疏通，才得稍解。

这许多事实，皆足证明章惇于元祐元年春出知汶州，退出中枢政府之前，与苏轼的交谊还是非常完满的，并无嫌怨。可是，章惇这次离京以后，惇轼之间，确也再无往来形迹。

当然，元祐时期，苏章二人的政治立场不同，内外有别，使他们疏远了，这是非常自然的情势，不足以发生深仇大恨。所以，章惇相天下，首欲除掉并不在朝的苏轼，后又千方百计，非欲置之死地不可，恐怕私怨的成分不大，而是政治夺权的情势下，严重的猜疑所造成的祸患。

问题的症结，恐怕还是在于苏轼与哲宗的关系。

哲宗皇帝生性仁厚，少时有“不践蝼蚁”的美德，所以绝对不是一个毫无人性的帝王，只因年少识浅，感情冲动，心理不太正常，便被小人利用而已。

哲宗的仁厚，从下面的事例可以看得出来。苏辙当廷顶撞，皇帝已经盛怒；但于出知汝州，侍御史虞策以为罪重责轻，乞加远戍时，哲宗便说：“已谪矣，可止也。”吕大防既谪安州，他的哥哥大忠自泾原入朝，哲宗还问：“大防安否？”而且说：“执政欲迁诸岭南，朕独令处安陆（湖北），为朕寄声问之。大防朴直，为人所卖，二三年可复见也。”

可见这青年皇帝，还算是个非常念旧的人。

哲宗之与苏轼，关系更不平常，自他十岁登位以来，苏轼即是侍从的近臣；经筵讲读，师生之间，相处融洽，又与程颐说书不同。翰林学士，职司天子的侍从兼顾问，天子任何行动，翰林学士皆预坐，几乎时时不离左右；至为翰林承旨，更独承天子的密旨，论君臣关系之近密，更无逾于此职者。任何人都会想到，哲宗对这旧臣，不会永远弃置的。即如苏轼已经出知杭州，宫中有派使者赴杭之便，哲宗还悄悄地亲自缄封一包茶叶，密赐苏轼。

更可察知皇上对苏轼的感情，与一般臣工不同。

皇上对于苏轼这种潜在而又深厚的感情，植根于少年时期的信赖心，可以被强烈的报复冲动所迷乱，蒙混于一时，使苏轼在那一阵政治风暴的锐势上，做了第一号牺牲品；但风波总有平静的一日，皇上一旦醒悟，说不定哪一天忽又念及这“八年经筵之旧”的师傅，谁能保证他不使出无上的君权，径以中旨给予召还呢？宋代的相权有限，到那时候，章惇无论怎么蛮横，也没有办法了。何况，自欧阳、司马谢世以后，苏轼名满天下，人望鼎鼎，绝非章惇可及，万一哲宗付以政柄，则章惇辈好不容易攫到的政权，岂不天摇地动，大势去矣！

基于这个理由，为了他们整个集团的利益，章惇未到之前，要想投靠他的人，已先对准苏轼，开了第一刀；而章惇上台之后，觉得这一号大敌，单是流放岭外、不得叙复等平常措施，还不足以杜绝后患，因此发展出后来种种非欲置之死地不可的毒计，皆是政治夺权的狠毒，并非个人私怨。

苏轼被谪的惠州，唐时叫循州，南汉时改名祯州，宋时才称惠州。州治即今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距广州三百里，位于东江之南岸。清时惠州辖属归善、博罗、长宁、永安、海丰、陆丰、龙川、河源、和平等九县及连平州。

惠阳城南有座飞鹅岭，所以又称“鹅城”。山明水秀，风景绝佳，可惜当时尚未开发，还是化外偏鄙之地。忽然来了苏轼这样一个鼎鼎大名的人物，不由得整个社会轰动起来。入境的外乡人少，极易受到注意和被辨认。所以，苏轼随便到哪里走动大家都知道他是谁，对他都很礼貌，一点没有异乡人隔阂的感觉。苏轼很是高兴，写《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

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

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

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

岭南万户皆春色（岭南万户酒），会有幽人客寓公。

苏轼初到，地方当局为表示礼遇，特别招待他在合江楼暂住。这合江楼在三司行衙中，是三司按临所居的宾馆，地居龙川江与西江合流之处，朱楼临槛，即是大江。苏轼住在楼上，远眺海山葱茏，云水浩渺，不禁有仙境不远之想。他说：“……江风初凉睡正美，楼上啼鸦呼我起。我今身世两相违，西流白日东流水。楼中老人日清新，天上岂有痴仙人。三山咫尺不归去，一杯付与罗浮春。”

过岭以来，沿途地方官多来求见，如罗阳推官程天侔（全父）途中晋谒，自此订交，苏轼后来再贬海南，得他甚多照顾。惠州太守詹范，字器之，建安人，与已故的黄州太守徐大受（君猷）是非常交好的朋友，因此与苏轼一见投契。他也时时携酒来访，相与共饮，与当时黄州的情形一样。李安正出守苍梧，绕道来访，竟为居留十日。程乡县令侯晋叔及归善主簿谭汲来，陪他同游县西八十里的大云寺，松下野饮，设松黄汤 14  ，轼有词记游：

罗袜空飞洛浦尘，锦袍不见谪仙人。携壶藉草亦天真。

玉粉轻黄千岁药，雪花浮动万家春。醉归江路野梅新。

苏轼对这侯晋叔印象很好，认为颇有文采气节，实为佳士；所以后来将与程之才联络的重要任务，交给他办。

合江楼是三司行馆，只能暂时招待，不是谪官可以久居之地。月之十八日，苏轼数口便搬到嘉祐寺去住了。

合江楼在惠州府，为水西；嘉祐寺在归善县城内，为水东。县城沿江而筑，一面跨山，寺亦造在山边，山上有松风亭，与寺甚近。苏轼甚爱寺居的幽深窈窕，觉得不比合江楼坏。

岭南气候温和，十月下旬，松风亭下的梅花就已盛开了。苏轼想起当年贬谪黄州，路过麻城县春风岭上看梅的旧事，觉得梅花每与流落的生涯相纠结，不禁感慨万千，作诗曰：“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岂知流落复相见，蛮风蜑雨愁黄昏。……”又作：“罗浮山下梅花村，玉雪为骨冰为魂。纷纷初疑月挂树，耿耿独与参横昏。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鹤栖荒园。天香国艳肯相顾，知我酒熟诗清温。……”

虽然同样是在天涯流落中看到梅开，但在去黄州途中的春风岭上，细雨梅花，不免还有穷途失路的悲哀，而现在这栖园病鹤，他的心情却已非常平和。“酒醒梦觉起绕树，妙意有在终无言。”又曰：“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蕊黏空樽。”苏轼的修养境界，便自完全不同了。

苏轼心境的平和，由于他已完全看透了人生。到惠州后数月，答参寥书，有极善譬喻的自述：

……某到贬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细说。大略只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却在一个小村院子，折足铛中，罨糙米饭吃，便过一生也得。其余，瘴疠病人，北方何尝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气？但苦无医药。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参寥闻此一笑，当不复忧我也。……

岭南地热，春来特早，一过了年，就已百花齐放。大地上缀满了缤纷的彩色。苏轼寓居嘉祐寺，也和在黄州一样，日常以各处闲逛为消遣。绍圣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他和几个朋友“野步”走到嘉祐僧舍东南，见有一个本地人家，院子里杂花盛开，色香浓郁，苏轼禁不住扣门求观。

出来应门的林姓老媪，白发青裙，青年守寡，独居已经三十年。苏轼感叹之余，写下一首色彩非常浓艳的名诗：

缥蒂缃枝出绛房，绿阴青子送春忙。

涓涓泣露紫含笑，焰焰烧空红佛桑。

落日孤烟知客恨，短篱破屋为谁香。

主人白发青裙袂，子美诗中黄四娘。

最奇的是兄弟同在如此严重的患难中，他写寄苏辙的万里家书，却只传授在惠州啃羊脊骨的美味，好像一个向来寒素的老饕，道其一饮一啄的喜悦。书言：

惠州市井寥落，然犹日杀一羊。不敢与仕者争，买时嘱屠者，买其脊骨，骨间亦有微肉，热煮漉出（不乘热出，则抱水不干），渍酒中，点薄盐，炙微焦，食之。终日抉剔，得铢两于肯綮之间，意甚喜之，如食蟹螯，率数日辄一食，甚觉有补。子由三年食堂庖，所食刍豢，没齿而不得骨，岂复知此味乎？戏书此纸遗之。虽戏书，实可施用也。然此说行，则众狗不悦矣！

苏轼竭力挣扎，就是要挣脱这三十多年来的邯郸大梦。但是梦虽醒矣，却发现自己已被政治迫害所捆缚，茫茫来日，不知将有怎样的命运来到，仍然不免有心如“挂钩之鱼”那样的痛苦与焦灼。一天，他从嘉祐寺徒步上山往松风亭，山径陡峭，足力不济，坐在路隅休息时，忽然得了彻底的解悟。作《记游松风亭》短文曰：

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

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

四　借刀杀人之计

宋不杀大臣，是太祖高皇帝手定的家训，没有人敢于违背，“违则不祥”。苏轼既被窜逐岭外，几乎已是最重的惩治了，若不另有新的布置，甚难再度给予致命的一击。

唯有熟悉苏家家事的章惇，才能想到利用程之才与他有先世宿怨这个过节，设下借刀杀人的毒计。

程之才，字正辅，苏母成国太夫人的胞侄，也是苏轼亡姊八娘的夫婿。苏程两家本是“亲上加亲”的至戚，不料八娘嫁过去后，不得舅姑欢心，不得志而死，似乎不是善终。老苏痛失爱女，愤恨之极，作《苏氏族谱亭记》，对程家大肆毒骂，不但从此断绝与岳家来往，并且告诫子孙，不认这门亲戚，即使成国太夫人逝世，也不通讣吊。横亘在这两代间的怨隙，自仁宗皇祐五年（1053）至今哲宗绍圣二年（1095），已经四十二载，可以说是非常根深蒂固的了。

章惇知道苏程两家有这一段宿怨，所以特别起用程之才做广南这一路的提刑。提刑，即是世俗所谓巡按大臣，代表朝廷，巡察地方，有发奸摘伏、整肃官吏的大权；而且程之才本人也是个非常精干、敢作敢为的健吏，用他来对付一个流落在岭南的罪官苏轼，尽可以杀人不见一滴鲜血。

提刑驻节韶州，苏轼路过该地未久，程之才就跟着到任了。绍圣二年正月，新任提刑按临广州之后，他是必定要到惠州来的。与程家绝交时，苏轼还只十八岁，现在，他不知道要怎样与这位名分上既是表兄，又是姊丈的宪使见面。这是桩非常难处的事情，并不一定为了内中隐伏有什么杀机，苏轼甚为踌躇。

苏轼再三思量，这种事，除了挺身出来，面对现实，没有其他办法。程之才还在广州，苏轼就托与他同游大云寺的程乡县令侯晋叔，先为致意，探探之才的反应。

侯晋叔来回话：程之才示结非常关切，于是苏轼第一次写了给他的短柬：

近闻使旆少留番禺，方欲上问候，长官来，伏承传诲，意旨甚厚，感怍深矣。比日履兹新春，起居佳胜，知车骑不久东按，倘获一见，慰幸可量。未间，伏冀以时自重。

接着，接到苏辙来信说，在湖口见到程之才的儿子和媳妇，知道之才对他们不但没有恶意，而且颇为关怀。于是苏轼觉得轻松一点，继又写了第二封信，约他觌面晤谈：

窜逐海上，诸况可知，闻老兄来，颇有佳思。昔人以三十年为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从四十二年矣。念此令人凄断，不知兄果能为弟一来否？然亦有少拜闻，某获谴至重，自到此旬日，便杜门自屏，虽本郡守亦不往拜其辱，良以近臣得罪，省躬念咎，不得不尔。

老兄到此，恐亦不敢出迎。若以骨肉之爱，不责末礼而屈临之，余生之幸，非所敢望也。其余区区，殆非纸墨所能尽，惟千万照悉而已。

…………

程之才寄来回信，说他对于两家陈旧的嫌隙，一向耿耿于怀，苦无机会沟通，表示甚深的遗憾。于是，苏轼复书，就说：

承谕，感念至泣下。老弟亦不免如此，蕴结之怀，非一见终不能解也。

苏程之间多年的隔阂，就是这样轻轻突破的，至于后来怎样演变，只好等到见面以后，听其自然发展了。

苏迈在宜兴，苦念南行的老父，大岭隔绝，音讯难通，一家人忧愁不堪。苏轼有个世交晚辈钱世雄（济明），服官吴中。苏迈来与世雄商量，世雄遂将此事与苏州定慧院的长老守钦说起，该院净人卓契顺慨然愿意担当这个差使，对苏迈道：

“你何必那么忧愁，惠州不在天上，只要走，总走得到的。我为你带家书去探问。”

于是，他就从苏州徒步出发，涉江度岭，晓行露宿地来了。途中也曾生过病，但仍不顾一切，晓行露宿，黧面茧足地走到了惠州。时在绍圣二年（1095）三月初二。

苏轼对这古道热肠的僧徒，当然非常感激，看他那么朴拙的样子，便和他开玩笑道：“带什么土物来？”契顺无可奈何，摊展空空两手。轼曰：“可惜许数千里，空手来！”

契顺装作挑副担子的模样，然后就不好意思地避过一边。这一副老实人的憨态使苏轼更是欢喜。 15

苏轼并不认识定慧院的守钦长老，但钦老能诗，寄来《拟寒山十颂》致意，苏轼写了和诗八首，原已交与契顺嘱他带回去的，临行，想想不太妥当，又取回来烧了。果然，守钦后来与参寥同样被陷还俗，如还有与南迁的苏轼诗文往返的话，恐怕麻烦更大。

佛印和尚听到卓契顺南行的消息，也托他顺便捎了信来。佛印此函，气概不凡，不愧是苏轼的知己朋友，也只有像他这样一个声气广通的政治和尚，才能“一语破的”，说出“权臣忌子瞻为宰相”这样的话。书言：

子瞻中大科，登金门，上玉堂，远于寂寞之滨，权臣忌子瞻为宰相耳。人生一世间，如白驹之过隙，二三十年功名富贵，转盼成空。何不一笔钩断，寻取自家本来面目。万劫常住，永无堕落。纵未得到如来地，亦可以骖驾鸾鹤，翱翔三岛为不死人，何乃胶柱守株，待入恶趣。

昔有问师佛法在甚么处，师云：在行住坐卧处，着衣吃饭处，痾尿剌溺处，没理没会处，死活不得处。子瞻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到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聪明，要做甚么？

三世诸佛，只是一个有血性的汉子。子瞻若能脚下承当，把三二十年富贵功名，贱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 16

这是佛印与苏轼最后一次往来，绍圣四年（1097），他就离开了凡尘。

卓契顺在惠州住了半个多月，明白了苏家人生活平善，取得了复信，就要回去了。苏轼问他：“你要些什么？”

“契顺便因无所求才来惠州。如有所求，当上京都去了。”顺答。

苏轼为要表示一点心意，苦苦追问，契顺才说：

“从前有个蔡明远，不过是鄱阳一个军校而已。颜鲁公绝粮江淮间，明远背了米去接济。鲁公感激他的热心，写了一张字送他，使天下人到现在还知道世上曾经有过一个蔡明远。

“今日，契顺虽然无米与公，然而区区万里行劳，倘然可以援明远为例，也能得公数字之赠吗？”

苏轼欣然伸纸和墨，为他写了一幅渊明《归去来辞》 17  。

岭北的故人，得到了消息，纷纷派遣专人到惠州来探问。诗僧参寥既先派人前来问讯，陈慥续有函至，表示要亲自到惠州来看他，苏轼连忙复信劝止，说：“季常安心家居，勿轻出入，老劣不烦远虑，决须幅巾草履相从于林下也。亦莫遣人来，彼此须髯如戟，莫作儿女态也。”

后六客中的曹辅（子方）先派人送天门冬煎（草药）来给他御瘴；二年二月赴提点广西刑狱任，绕道惠州来陪他住了几天。吴子野的儿子芘仲，从潮阳送了许多食物来，苏轼将广州买的数斤檀香，分了一半回赠，他说买这些檀香，原是预备定居之后，杜门烧香静坐所用。

虔州鹤田处士王原（子直）来，陪他同寓嘉祐寺两个多月，同游几处附近名胜。故黄州太守徐大受的弟弟大正（得之）也专人前来问候，惠州太守詹范，与大受、大正兄弟亲厚，特地招呼他格外照顾这流亡中的老人。

苏轼一生，热爱朋友，所以即使身陷这等景况，生活还不寂寞。

传闻程之才将于三月初到达惠州，苏轼叫儿子过作代表，往迎江上。之才抵惠之翌日，就到嘉祐寺来看他，馈遗甚厚。

他们两人，本是眉县同乡，两代姻亲，所以原是情同手足的朋友，交识彼此成长的环境，互相了解少年时代的梦想，熟识两家三代以内的亲长和平辈的兄弟姊妹……这些关系，在年轻闯荡江湖的时候，并不觉得重要，但时至今日，两人都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奔走过东西南北的行脚，眼见无数人事沧桑的变幻，身经世路不断的坎坷和患难，青春作别，白首重逢，一旦执手于离乡万里的岭南，谁能不为这一片骨肉亲情所激动，感到彼此血肉相连的关切。

所以这中表兄弟二人，在嘉祐寺里对坐下来，就情不自禁地诉说阔别以来的各家情况。久违的乡情，变迁的亲故，在甚多唏嘘嗟叹之间，心理上的隔阂逐渐消融，迷茫的宿嫌，早如隔世，消失得无影无踪。苏轼诗说：“世间谁似老兄弟，笃爱不复相疵瑕。”章惇辈的阴谋，完全落了空。

之才讲起他的曾祖父程仁霸，仗义欲平一件盗案的冤狱，因果报应的故事，求苏轼作记。轼以陶潜曾作外祖父孟嘉传为例，撰书《外曾祖程公逸事》。

翌日，苏轼亲往三司行衙，回拜程之才，会于合江楼。之才知道苏轼初来时，曾寓此处，便嘱咐有司，待他去后，请苏轼仍然还居此楼。所以，之才离去后的三月十九日，苏轼从嘉祐寺又回到合江楼来住了。

知惠州事的詹范，也是一个诗写得很好、文人气质很重而不大会做官的人，对于苏轼的敬礼和亲切，不减当年黄州太守徐大受。苏轼谪居黄州时，每年重九，君猷一定置酒名胜处，邀请这位失意的谪官同度佳节，现在惠州的詹器之亦然如此。

绍圣二年（1095）上元夜，詹太守带了厨子和酒菜到嘉祐寺来，陪他过节。苏轼饮酒薄醉，回想即此最近三年的上元之夜，他个人的景况也年复不同，白云苍狗，世事无常，不禁有无限的感慨。作《上元夜》诗曰：

前年侍玉辇，端门万枝灯。

璧月挂罘罳，珠星缀觚棱。

去年中山府（定州），老病亦宵兴。

牙旂穿夜市，铁马响春冰。

今年江海上，云房寄山僧。

亦复举膏火，松间见层层。

散策桄榔林，林疏月鬅鬙。

使君置酒罢，箫鼓转松陵。

狂生来索酒，一举辄数升。

浩歌出门去，我亦归瞢腾。

诗中穿插一个疯狂的贾道士前来闯席乞酒，隐用李太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意思，可见苏轼此时，看似低头认命，而胸中一股浩荡的豪气依然未死。

二月十九日，苏轼携白酒鲈鱼，报访詹范，采槐叶的新穿滤汁，和面作饼，称“槐叶冷淘”，诗曰：“青浮卵碗槐芽饼，红点冰盘藿叶鱼。醉饱高眠真事业，此生有味在三余。”三余者，用董遇“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月之余”，意思指闲暇无事之时。

苏轼好动，尤其喜欢游山玩水，到了岭南，他便遍游惠州州境范围内所有的名山古刹，如在惠州东北二十里的白水山佛迹岩，他曾一游再游。不仅为了欣赏它那悬注百余丈的大瀑布，爱好沐浴的苏轼，更欢喜此山特有的温泉。初到惠州不久，他即带了苏过同去，作白水山游记：

绍圣元年十月十二日，与幼子过游白水佛迹院，浴于汤池，热甚，其源殆可熟物。循山而东，少北，有悬水百仞。山八九折，折处辄为潭，深者缒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溅雷怒，可喜可畏！水涯有巨人迹数十，所谓佛迹也。

暮归倒行，观山烧，壮甚。俯仰度数谷，至江，山月出，击汰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复与过饮酒，食余甘煮菜 18  ，顾影颓然，不复甚寐。

较近一点的，则去丰湖上的栖禅寺和罗浮道院，徜徉终日，乐以忘归。丰湖在惠州城西，原名西湖，后因湖上出产甚丰，又名丰湖。苏轼常在那里玩。他历知杭州、颍州，都有一个西湖，现在惠州也有西湖，所以秦观诗说：“先生所至有西湖。”

苏轼的游伴也不少，除去当地的长官如惠守詹范、博罗县令林抃（天和）、推官柯常等外，则是虔州处士王原、赖仙芝、和尚昙颖、行全、道士何宗一……儿子苏过经常侍行，都有诗作，取悦老父。

绍圣开元，朝廷认为元祐时期所修《神宗实录》，多有诋诬，诏由蔡卞主持重修。蔡卞以王安石《日录》作底本，彻底翻案，完全改写。元年十二月，书成，进呈御览，然后追议当初的纂修官，认为他们都有诋诬之罪。

首先责问黄庭坚，指他所书“铁爪治河，有同儿戏”事，对曰：“庭坚时官北都，尝亲见之，真儿戏耳！”凡有所问，都直辞以对，闻者壮之。结果是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范祖禹曾力言“章惇不可用”。章惇恨之切骨，也借了这个案子，连贬武安军节度副使、昭州别驾，安置永州，后迁贺州，最后徙化州而死。赵彦若贬澧州。晁补之也牵涉此案，并坐修造之事，贬官监蕲州酒税。

吕大防当时为相，例兼监修实录之职，事实上挂名而已，今亦因此加罪，诏徙安州居住。

这些消息，都是张耒派了士兵王告再度来惠州时相告的。其时，秦观因坐党籍，已经出判杭州。所谓苏门四学士中，未遭贬谪的，只剩张耒一人，现在润州任上；但至绍圣二年十一月因坐苏轼党，降职宣州；不久，再遭贬谪为监黄州酒税官了。

苏轼以土产桄榔杖一枚，回赠张耒。对于他带来的消息，既不沮丧，也无怨言。但说唐朝曲江张九龄为相，主张放臣不宜与善地。刘禹锡作诗追恨，苏轼认为不必如禹锡那样认真。又称赞文潜真如孔融一样，是个重视朋友风义的男子汉。诗题是“桄榔杖寄张文潜一首，时初闻黄鲁直迁黔南、范淳夫九疑也”。

睡起风清酒在亡，身随残梦两茫茫。

江边曳杖桄榔瘦，林下寻苗荜拨香。

独步倘逢勾漏令（葛洪），远来莫恨曲江张（张九龄）。

遥知鲁国（孔融）真男子，独忆平生盛孝章。

五　劳己以“为人”

古时读书人，用世的途径非常狭窄，一旦遭逢患难，不得已须过退隐生活时，大多只能照顾自己，不再留心世事了。上焉者，葺治庭园，吟风弄月，作一身安适之谋；下焉者，征歌选色，恣意口腹，尽量发泄肉体官能的享乐。唯有苏轼不然，虽已年近花甲，而且被放于蛮荒的岭外，但他依然精神饱满，按捺不住“为人”的一腔热情。

虽然他没有很多钱，可以大规模做帮助别人的事，也没有权势，可以影响别人来做社会福利工作；但他还是随时找机会，做他能够做的施予之事，从施予中获得满足，汲取快乐。

苏轼步行江边郊野，发现到处都有野死者的枯骨，一任日晒雨淋，无人掩埋，为之恻然，便找机会与惠守詹范商议，筹募适当的经费，使收拾枯骨，造为丛冢。

这项收埋暴骨的工作，后经程之才大力推动，由罗秘校者专司其事后，范围就做得大了，苏轼也自捐出钱来，提倡这件善举。与罗秘校书，有云：“……掩骼之事，知甚留意，旦夕再遣冯、何二士去回禀，亦有少钱在二士处，此不覙缕。”不但出钱，还作《惠州祭枯骨文》：

尔等暴骨于野，莫知何年，非兵则民，皆吾赤子。恭惟朝廷法令，有掩骼之文；监司举行，无吝财之意。是用一新此宅，永安厥居。所恨犬豕伤残，蝼蚁穿穴。但为丛冢，罕致全躯。幸杂居而靡争，义同兄弟；或解脱而无恋，超生人天。

绍圣元年（1094）八月，苏轼到岭南来的途中，舟泊江西太和县，遇到当地一位退休官吏曾安止，拿出一本所撰《禾谱》稿来向他请教。苏轼看后，认为此书未谱农器，是其一大缺失，因为生产工具的进步，其重要性实不下于育种。

苏轼说，从前在武昌时，看农夫播秧，都骑一种“秧马”。这秧马是木做的，用榆枣木做马腹，利其滑润；用楸桐木做马背，因其质轻。其形制则腹如小舟，首尾高昂，背如覆瓦，以便两髀紧夹，雀跃泥中。用蒿草将秧缚在马首，随走随打，日行千畦，较诸伛偻插播，工作的劳逸，就完全不同了。

为要加强传布这种进步的农器，苏轼作《秧马歌》，详述形制、操作及其效用，希望别处都能仿制使用。那时代，地方官负有劝农的职责，所以苏轼将《秧马歌》遍寄与所熟识的守令，可惜“罕有从者”。只有博罗县令林抃（天和）躬率田者制作试验，再经改良，更加合用，使本来“腰如箜篌首啄鸡”的插秧工作，变得“耸踊滑汰如凫鹥”，轻松地在畦东畦西行走了。

惠州的农民都用秧马了，苏轼认为浙中稻米，几半天下，遇到将去江浙的人，他便口讲指划地教他，希望能够传与吴人。

程之才公毕离惠，苏轼追饯于博罗香积寺。寺下有道溪水，水势很大，苏轼认为如筑一座周围百步大小的水塘，置水闸，利用这注水力作碓磨，使转两轮而举四杵，可以帮助寺僧砻米。他将这意见向在座的林抃说了，林令也就认真地去做，苏轼很是高兴。

惠州自水东（归善县）至水西（惠阳），中隔东江，行人如织，一向用简陋的竹浮桥通行，但是江流峻急，竹桥甚易冲坏。苏轼认为如用罗浮道士邓守安的建议，改用船桥，就可一劳永逸。其方法是以四十舟联为二十舫（两船相并为舫），铁锁石碇，随水涨落，以渡行人。

苏轼发动有力者如程之才、漕使傅才元和惠守詹范等协力筹措经费，自己没有很多钱，连朝服用的犀带也捐了出来，邀邓道士来惠州同住，经办此事。一两月间，即已竣工，名之曰“东新桥”。

州西丰湖上，原有长桥，屡作屡坏。栖禅寺僧希闻大力改造，筑进两岸，造飞楼九间，全用石盐木构筑，坚如铁石。苏轼热烈赞襄，但他无力捐献，只好远向苏辙的夫人史夫人劝募，史夫人把从前内宫所赐的金钱数千都捐出来了。

两桥落成之日，当地的老百姓欢欣鼓舞，苏轼《两桥诗》说：“一桥何足云，欢传满东西。”又曰：“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人民对生活建设的热烈反应，盛况空前。

苏轼来惠州途中，曾游广州白云山麓的蒲涧寺，非常欣赏有名的蒲涧水，诗言：“不用山僧导我前，自寻云外出山泉。千章古木临无地，百尺飞涛泻漏天。……”对此甘冷异于常流的泉水，印象十分深刻。

至绍圣三年（1096）冬，罗浮道士邓守安又为苏轼说起一件广州人民饮水的大事。其时章楶（质夫）已罢知广州，接任者王古（敏仲），是故相王旦的文孙，王素的侄子，与知友王巩是从兄弟行，以江淮发运使进宝文阁待制，知广州。苏轼与王家两代知交，他就将这福利广州市民的供水计划，建议敏仲来做。书言：

罗浮山道士邓守安，字道立，山野拙讷，然道行过人，广惠间敬爱之，好为勤身济物之事。尝与某言，广州一城人，好饮盐苦水，春夏疾疫时，所损多矣。惟官员及有力者得饮刘王山井水，贫下何由得？惟蒲涧山有滴水岩，水所从来高，可引入城，盖二十里以下耳。若于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续处，以麻缠漆涂之，随地高下，直入城中。又为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为小石槽，以便汲者。不过用大竹万余竿，及二十里间用葵茅苫盖，大约不过费数百千可成。然须于循州置少良田，令岁可得租课五七千者。每岁买大筋竹万竿，作筏下广州，以备不住抽换。又须于广州城中，置少房钱，可以日掠二百，以备抽换之费。……

王古果然是个勇于为民做事的好官，接纳苏轼的建议，立刻着手进行。经他实地勘测度量，竹管从蒲涧出山，循平地直达广州东郭，长仅十里。所以只要大竹五千竿就够铺设了，照前函预算还可减少一半。

引蒲涧水的竹管装起来了，苏轼高兴之极。但是那么长的一条暴露地上的水管，难免发生通塞的问题。苏轼再函敏仲，提出他的办法：

闻遂作管引蒲涧水，甚善。每竿上须钻一小眼，如绿豆大，以小竹针窒之，以验通塞。道远日久，无不塞之理。若无以验之，则一竿之塞，辄累百竿矣。仍愿公擘划少钱，令岁入五千余竿竹，不住抽换，永不废也。

惠州新建海会禅院，法堂甚为宏壮，苏轼已助了三十缗钱。院旁有一山陂，从寺右弯弯曲曲地绕前面山麓，长达一里；左边原来筑有长堤，与丰湖为界，潴为鱼塘，每到年终，封闭塘口，就可竭泽取鱼。苏轼打算将这鱼塘买下来，然后鸠工牢筑下塘，永不开口，塘水涨溢，湖鱼就可自由出入丰湖了，所活鳞介，岁有数万。他为这个放生池，几乎是倾囊以赴，本地也有几个人出钱相助，还是不够，只好写信向程之才和老弟苏辙化缘，不久，如愿作成。

这海会禅院，今名永福寺。放生湖仍在，惠人刻磨穹碑立于道旁，大书“宋苏文忠放生湖”。

苏轼在惠州，只是个垮台的罪官，贫穷的异乡人，应该自顾不暇。他却倾出满怀热情，凡是有益于人的事，只要力所能做，无不立刻伸出手来，尽力而为。在惠州这几年，着实做了不少利人济物之事，但他还对朋友慨叹道：“老人没用处！”（《致程正辅书》）

苏轼日常生活中，有两项经年不倦的癖好：一是合药，二是酿酒。

苏轼之好弄医药，由来已久。仁宗朝，朝廷编行《惠民济众方》，启发了他的兴趣。在黄州，结交了医学造诣很深的聋医庞安常，曾经认真下过研究的功夫。在杭州任上时，适因灾后流行时疫，他创设病坊，合药（圣散子）施众，活人无算。这时候，他热心道家的学术，又进一步研读孙思邈的《千金方》，颇有心得。

中医与西医不同，凭借经验为主，现代人称为经验医学。苏轼非常热心于收集验方，同时推五行运行之理，研究治病用药的基本。如《与庞安常书》一则，可以作他们之间研究讨论的例子。

端居静念，思五脏皆止一，而肾独有二，盖万物之所终始，生之所出，死之所入，故也。《太玄》：罔、直、蒙、酋、冥。罔为冬，直为春，蒙为夏，酋为秋，冥复为冬，则此理也。人之四肢九窍，凡两者，皆水属也。两肾、两足、两外肾、两手、两目、两鼻，皆水之升降出入也。手足外肾，旧说固与肾相表里；而鼻与目，皆古未之言也，岂亦有之，而仆观书少，不见耶？

……古人作明目方，皆先养肾水，而以心火暖之，以脾固之。脾气盛，则水不下泄；心气下，则水上行，水不下泄而上行，目安得不明哉！孙思邈用磁石为主，而以朱砂、神曲佐之，岂此理也夫？安常博极群书，而善穷物理，当为仆思之，是否？一报。

苏轼论肝，则曰：“凡人，夜则血归于肝，肝为宿血之脏。过三更不睡，则朝旦面色黄燥，意思荒浪，良以血不得归故也。”（《与徐十二书》）论脾，则曰：“脾能母养余藏，故养生家谓之黄婆。司马子微著《天隐子》，独教人存黄气，入泥丸，能致长生。……脾胃固宁，百疾不生。”（《与孙运勾书》）

因为汉医是经验医药，缺乏实证性的理论根据，所以它的内容就不免糅杂。如上列苏轼所论的证例，显然受着非常浓厚的道家学说的影响。道家的研究，目的以养生为主，从养生的方法研究出治安方剂。

苏轼出方用药，反复叮咛，非常仔细，与道书之时涉玄秘者不同。如循守周彦质（文之），患足疾，苏轼有书介绍方药，则曰：

累日欲上谒，竟未暇。辱教，承足疾未平，不胜驰系。足疾惟葳灵仙、牛膝二味为末，蜜丸，空心服，必效之药也。

但葳灵仙难得真者，俗医所用，多藁本之细者尔。其验以味极苦，而色紫黑，如胡黄连状，且脆而不韧，折之，有细尘起，向明示之，断处有黑白晕，俗谓之有鸲鹆眼。此数者备，然后为真，服之有奇验。肿痛拘挛皆可已，久乃有走及奔马之效。二物当等分，或视脏气虚实，酌饮牛膝，酒及热水皆可下，独忌茶耳，犯之，不复有效。若常服此，即每岁收欀皂荚芽之极嫩者，如造草茶法，贮之，以代茗饮。此效屡尝目击，知君疾苦，故详以奉白。

落后的惠州，生活上最严重的缺乏，是病无医药；而且又因风土之恶，瘴毒是普遍的地方病。所以，苏轼到达惠州后不久，立即搜购药材，合药施舍，如与南华寺重辩长老书说：“到此已来施药。”遇有惠州买不到的药材，他便远向广州托购，一次买黑豆做豉，就要三石，可见瘴疾流行之广，而他所施舍的范围也真不小。与王敏仲（古）书：

治瘴止用姜、葱、豉三物，浓煮呷，无不效者。而土人不做豉；又此州无黑豆。闻五羊颇有，乞为致三石，得做豉散饮疾者，不罪，不罪。

不但如此，苏轼后在白鹤峰上造了住宅，便在屋后小圃，自己种植药草，有安神开心的人参、明目乌发的枸杞、清火的甘菊、解毒御瘴的薏苡，以及有返老还童之效的地黄，配以阿胶、崖蜜、山姜，合溶为饧。虽然都是老人常用的保健药物，总也不是单为个人所需，就要种植这么多。 19

苏轼在惠州，忙着营义冢、修桥梁、施药等等，件件都要花钱，到后来不得不为自己起造一个住宅时，他仅有一点微薄的积蓄，也就完全用空了。囊空如洗，人不堪忧，他却认为从此一身轻安了。

习医施药，皆是出于利人济世的天性，这且不说，而苏轼另有一项长久的嗜好，则为酿酒。如在黄州自酿蜜酒，在定州做中山松醪。虽然酿造的技术，似乎并不十分高明，但他却做得兴头十足，每做一个品目的酒，题诗作赋，颇自吹诩。

岭南多瘴疠，应当常常饮酒，用以御瘴。何况该地不比中原，尚无禁酒的法条，可以自由酿造。据苏轼自己说，他遇到一个隐者，传授桂酒方，用桂花酿造成酒，盎然玉色，香味超然，认为这是“仙方”，非人间之物。酿成试饮，不禁欣然言道：“酒，天禄也……吾得此，岂非天哉！”

据他说，他将此方刻石藏于罗浮铁桥下，以待后之“忘世求道者”再来发现。作《桂酒颂》，又作《新酿桂酒》诗，则又不免感叹：“烂煮葵羹斟桂醑，风流可惜在蛮村。”

但据叶梦得说，他问过苏迈、苏过，这桂酒到底如何？答曰：“亦只一试而止，大抵气味似屠苏酒。”两人说到这个，亦自抚掌大笑。 20

罗浮道士邓守安又传他一个“真一酒”方，用白面、糯米、清水各三分之一酿造。苏轼说：“酒味绝似王驸马家的碧玉香。”又说：“真一色味，颇类予在黄州所酿蜜酒。”材料如此贫薄，真一恐怕也就不会真是美酒，只是代表主人淡泊的享用而已。倒是集存《记授真一酒法》这篇短文，则是真美：

予在白鹤峰新居，邓道士忽叩门。时已三鼓，月色如霜，有衣桄榔叶，手携斗酒，丰神英发如吕洞宾者，曰：“子尝真一酒乎？”就坐，各饮数杯，击节高歌。合江楼下，风振水涌，大鱼皆出。袖出一书授予，乃真一法及修养九事，末云：“九霞仙人李靖书。”既别，恍然。

苏轼好酒而不善饮，自言：“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然而他喜欢看别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他胸中浩浩焉，落落焉，酣适甚于其客。因此他每个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广、惠、循、梅五太守，又常常送酒给他，所以他“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

苏轼这样勤于求药，忙于酿酒，有人问他道：“子无病而多蓄药，不饮而多酿酒，劳己以为人，何苦？”

苏轼大笑道：“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困于酒，吾为之酣适。实在只是为我自己！” 21

六　服食养生

绍圣二年（1095）九月，朝廷大享明堂，大赦天下。消息传到惠州，苏轼不免心动。写信托程之才探听详情：

今日伏读赦书，有责降官量移指挥。自惟无状，恐可该此恩命，庶几复得生见岭北江山矣。

又书云：

赦后，痴望量移稍北，不知可望否？兄闻众议如何？有所闻，批示也。

这种赦令，是国家的常制，庆典之后，不得不下。但是据有政权者又怎肯赦及已被流放的政敌，自坏长城，所以随有章惇的特奏。十一月间，惠州已闻后诏：“元祐臣僚独不赦，终身不徙。”遂再与程之才书云：

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中甚安之，未说妙理达观。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忧。

又与广西曹子方书云：

近报有永不叙复指挥，正坐稳处，亦且任运也。譬如惠州秀才不第，亦须吃糙米饭过一生也。某惟少子随侍，余皆在宜兴，见今全是一行脚僧，但吃些酒食耳。

后来，“不赦”发生了一个例外。那是韩维，原谪均州，他的儿子以他的父亲于执政日与司马光议论不合为理由，请求免行，朝廷准了。王巩认为苏轼所坐撰吕惠卿责词等，元祐间皆有辩雪底案，现在应可再行“申理”，来书劝苏轼一试。苏轼复信说：“所云作书自辩者，亦未敢便尔。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绍圣二年仲秋，广惠间飓风成灾，公私房屋倒塌者二千余间，大树都连根拔起，乾明寺于四百年前从天竺国移植过来的菩提树也吹倒了。这是生长中原内陆的人所从未经验过的天变。惊惶稍定，轼命苏过作《飓风赋》，苏过描写风势最盛时，则曰：“……排户破牖，殒瓦擗屋。礌击巨石，揉拔乔木。势翻渤澥，响振坤轴。疑屏翳之赫怒，执阳侯而将戮。鼓千尺之清澜，翻百仞之陵谷。吞泥沙于一卷，落崩崖于再触。列万马而并骛，溃千车而争逐。……予亦为之股栗毛耸，索气侧足。夜拊榻而九徙，昼命龟而三卜。盖三日而后息也。”

苏轼称赞稚子“笔势仿佛离骚经”，确非过誉。

飓风灾后，又发大水。合江楼下，有茅棚破屋七八间，横斜砌下，大水一来，居民奔避不暇。苏轼“题合江楼”一条说：“岂无寸土可迁，而乃眷眷不去，常为人眼中沙乎！”看似指说败屋居民的狼狈，其实是人情势利，在别人屋檐下的寓客，住不安稳的苦语。

这年秋天，苏轼痔疮旧疾，忽又发作，痛苦不堪。惠州既无医药，苏轼只好用控制饮食的方法来抵抗疾患，所作《药诵》说：

……吾始得罪迁岭表，不自意全。既逾年，无后命，知不死矣。既旧苦痔，至是大作，呻吟几百日，地无医药，有亦不效。道士教吾去滋味，绝薰血，以清净胜之。痔有虫，馆于吾后，滋味薰血，既以自养，亦以养虫。自今日以往，旦夕食淡面四两，犹复念食，则以胡麻茯苓麨足之。饮食之外，不啖一物。主人枯槁，则客自弃去。尚恐习性易流，故取中散真人之言，对病为药，使人诵之。……

改变饮食习惯，是一项非常痛苦的功夫。苏轼为抵制这二十年来发作时的旧疾，下定决心，禁制得非常彻底。不但断酒肉，断盐酪酱菜，凡有滋味的食物皆所禁断；又断粳米饭，每日只吃没盐没酱的淡面一味。真个饿不过时，才吃些胡麻茯苓麨，填填肚子，又行“少气术”作为辅助。这样做了一两个月，病势稍退。

但至十一月间，与黄鲁直、程之才书中，仍说数日来又苦痔病，百药不瘳，再断肉菜五味，又做小乘的静坐功夫，希望日戒一日，能够消退这个缠绵的病痛。

苏轼一向对于带有神秘色彩的事事物物，饶有兴趣，年轻时就已向往道家的神仙之说，以后每逢遭遇灾祸，心里便产生突破世网的强烈欲望，则神仙世界对他的诱惑，也就乘时再起。

修仙必须炼丹，丹有内丹、外丹之分，《抱朴子·内篇·对俗》引《仙经》说：“服丹守一，与天相毕，还精胎息，延寿无极。”即是指此二者，前两句指服食，后两句指呼吸——模仿胎儿在母腹内的呼吸方法。

内丹是修炼自己身体内丹田所蓄的元气，调摄阴阳二气的消长盈缩，就是呼吸吐纳之术。苏轼谪黄州之初，与苏辙相会陈州，夜闻子由脐腹间隆隆如雷声者，即是他在床上行气，苏轼很羡慕他这功夫，认为定能“先我得道”。

外丹即是烧炼丹药，服食之用。炼丹术，始见于东汉魏伯阳所著之《参同契》，言曰：

河上姹女，灵而最神。得火则飞，不见埃尘。将欲制之，黄芽为根。

“姹女”是指流动而晶亮的水银（汞），“黄芽”则是硫磺、丹砂。这两者的化合物，其成分就是硫化汞（HgS）。魏伯阳的研究，已经掌握了汞和丹砂的化学性，开炼丹的先河。魏伯阳后百余年，而有葛洪，洪以毕生之力，实验丹药，成为我国科学史上的炼丹大师。

葛洪，出生于三国时代的吴国。吴被晋朝灭亡后，他即离开故乡（江苏句容），去都城洛阳，欲寻异书，不料碰上“八王之乱”，归乡路断，他只好跟着朋友，远走广州。

苏州南海县令鲍玄，是个有名的炼丹家。葛洪自少热爱神仙导养之术，就投拜在鲍玄门下，研究炼丹，以后虽也做过若干年的小官，到五十岁时，听说交趾地方所产的丹砂最好，便向朝廷求为距离交趾最近的勾漏（广西容州）县令。行至广州，看到罗浮山，爱其地幽静，他就弃勾漏县令不做，在山中闭门修炼，终于罗浮。

葛洪留下一部伟大的著作——《抱朴子》，《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其中第四卷《金丹》，第十一卷《仙药》，第十六卷《黄白》，就是分别讲述炼丹、合药和炼金的专论。

《金丹》篇中说：“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意即红色的丹砂，经过烧炼，就能得到银色的汞（水银）；再用黄色的硫磺烧炼，它又还原为丹砂。此在李白诗中，被称为“还丹”，所谓“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迭道初成。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者是也。

丹砂这种化学反应事实，在今日看来，只是非常普通的常识；但是古人对于任何不能理解、不明了的东西，都抱着神秘的态度，认是神物。当目睹这种物质变化如此神奇，目眩心惊之余，就认它即是秦皇汉武以来，求之不得的长生不死的仙药。

唐朝尊奉道教，几同国教，炼丹术就托道教以自重。上自太宗，下迄僖宗，以及当时的公卿名士无一不和道士往还，求丹服食。宰林李泌、刘晏、卢钧，诗人李白、贺知章、白居易，武将安禄山、高骈、董昌等都热衷此道，流风余韵，至宋未衰。

唐开元年间编纂的《道藏》，所收有关炼丹的著作，至少有一百种以上。苏轼服官凤翔时，曾于终南山太平宫溪堂读过此书。后来谪居黄州，眉山道士陆惟忠又传授他“内外丹指略”，苏轼试过烧炼，所以王巩贬往宾州，苏轼写信托他访求当地名产的丹砂，书曰：

丹砂若果可致，惟便寄下。吾药奇甚，聊以为闲中诡异之观，决不敢服也。

苏轼当时搞过这个玩意，虽自言“决不敢服”，但有人认为他在黄州患赤眼，患疮疖，此愈彼发，很可能就是服用了性分非常燥烈的丹药之故。

元祐期间，苏轼职事繁忙，无暇顾及炼养。这次被贬岭南，万念俱灰，在虔州谒祥符宫时，便已决心从此专心学道，作《书白乐天庐山草堂事》，即曰：

白乐天作庐山草堂，盖亦烧丹也。欲成，而炉鼎败。明日，忠州刺史除书到，乃知世间、出世间事不两立也。仆有此志久矣，而终无成者，亦以世间事未败故也。今日真败矣。《书》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信而有征。绍圣元年十月二十二日。

苏轼一到惠州，在嘉祐寺落了脚，即作《思无邪丹赞》，等于是一篇决心炼丹求仙的誓愿文：

饮食之精，草木之华。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我丹伊何，铅汞丹砂。客主相守，如巢养鸦。培以戊己，耕以赤蛇；化以丙丁，灌以河车。乃根乃株，乃实乃华。尽炼于日，赫然丹霞；夜浴于月，皓然素葩。金丹自成，曰思无邪。……

炼丹所需要的药材和工具，如松脂、硫磺和铁炉，惠州买不到，他还写信托程之才在广州订购。

以后，他即开始烧炼，同时研究龙虎铅汞之说，作《续养生论》，作《辨道歌》等，谈的都是炼丹服养的理论和方法。

南来后，苏轼不但烧炼外服的丹药，更说有一海上道人传授他“以神守气”的吐纳方法，自己写成歌诀，以示道友吴复古：

但向起时作，还于作处收。

蛟龙莫放睡，雷雨直须休。

要会无穷火，尝观不尽油。

夜深人散后，惟有一灯留。

辞在可解、不可解间，不过可以证明他在认真练习吐纳导引的功夫。

这一阵服食求神仙的狂热，恐怕所得的结果，就是痔疮的痛苦。后来，他的道友吴复古（子野）偕陆道士惟忠到惠州来看他时，他们同好相聚，住在一起，饮酒谈道，炼丹打坐，非常热闹。这些世外的朋友，若以凡俗的眼光来看，都是“怪客”。吴子野形容枯槁，既不吃饭（绝粒），也不睡觉，苏过作诗戏之曰：

从来非佛亦非仙，直以虚心谢世缘。

饥火尽时无内热，睡蛇死后得安眠。

饥肠自饱无非药，定性难摇始是禅。

麦饭葱羹俱不设，馆君清坐不论年。

陆道士则得了“瘦疾”，瘦得形销骨立，只剩了一副架子，所谓“骨见衣表”者，似是现代医学上的“肌肉萎缩症”。陆道士精研内外丹，自以为决不死，但苏轼在黄州时就曾告诉过他：“子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仙，其寒亦足以死。”至今他自己也说：“吾真坐寒而死矣。”苏轼许与黑石，待他死后，为他志墓，很诚恳地相信他们都是有道之士。

苏轼居惠，仍然无日无客，客至，则必置酒，所以他家酒的消费很大。虽然，岭南五州的太守都经常送酒给他，还是不够请客，所以非常计较。章楶（质夫）做广州守时，每月派人送酒六壶来给他，有一次，“书至而酒不达”，大约是途中不慎被打破了，吏不敢报。苏轼与章楶是唱和杨花词的老朋友，遂戏作小诗问之，用“青州从事”一典代酒，风趣非凡，成为酒故事中的名作：

白衣送酒舞渊明，急扫风轩洗破觥。

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

空烦左手持新蟹，漫绕东篱嗅落英。

南海使君今北海，定分百榼饷春耕。

各州朋友所送的酒，不够饷客，还须自酿桂酒、罗浮春、真一等等名目的酒来应付宾客。循守周彦质送来栗子和米，复书说：“惠米五石，可得醇酒三十斗。日饮一胜，并旧有者，已足年计。既免东篱之叹，又无北海之忧，感怍可知也。”然而孔北海（融）的“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苏轼今日做来，实非易事。不久，存酒喝完了，想要取米酿酒，哪知米瓮也空了，苏轼只好取笔作《和陶渊明岁暮和张常侍》诗，但言：“米尽初不知，但怪饥鼠迁。二子（吴子野与陆道士）真我客，不醉亦陶然。”聊自解嘲。

苏轼喜欢肉食，但在惠州似乎很不易得，所以要和屠贾打商量，买官宦人家不要的羊脊骨来啃。平常则以蔬菜为主，而菜亦自种。有《撷菜》诗，诗叙曰：“吾借王参军地种菜，不及半亩，而吾与过子终年饱菜。夜半饮醉，无以解酒，辄撷菜煮之。味含土膏，气饱风露，虽梁肉不能及也。人生须底物而更贪耶？乃作四句。”

秋来霜露满东园，芦菔生儿芥有孙。

我与何曾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

自种半畦蔬菜，却是一家主要副食，苏轼非常在意，半夜听到雨声，他便高兴：“我的菜甲要更长大了。”天一亮，就赶往菜圃去察看，果然“芥蓝如菌蕈，脆美牙颊响。白菘类羔豚，冒土出蹯掌”，遂打算亲自下厨，小灶自烹。

惠州独多薯芋，苏轼与吴复古夜谈，肚子饿了，复古为他煨了两枚芋头，香浓味美，苏轼吃得很高兴，为作《煨芋帖》。一日，与成都和尚法舟夜谈，饥甚，家人煮鸡肠菜羹，也吃得连声称美。

语云：“饥者易为食。”一个胃口好的人，吃什么都一样津津有味。如前诗所说晋朝的何曾，日食万钱，还叹无处下箸，实在可悲。

苏轼与朋友相聚，做江南人称作盘游饭的便餐来吃。这种饭，就如现在的十锦烩饭；不过将鱼肉佐料都埋在饭底，所以乡下土话，称作“撅（掘）得窖子”。罗浮昙颖长老则名之为“骨董羹”，大家吃得高兴，陆道士随口做了一联对子：

投醪骨董羹锅里，撅窖盘游饭碗中。

苏轼拍掌大笑。

南国特产的果物，因为交通困难，为中原所罕见。苏轼南来后，至第二年四月，才得初食荔枝，作诗自注，认为“荔枝厚味高格两绝，果中无比，食物中惟江鳐柱、河豚鱼近之耳”。这话粗看，似不可解，黄山谷说有人问苏，杜工部似何人？苏说似司马迁。因为诗人中，无人可比杜，如史中无人可比司马。荔枝似江鳐柱、河豚鱼，亦是此理。 22  按荔枝产于四川、福建和广南三地，闽蜀之产，都须六、七月间方才成熟；而四月可食的荔枝，则是广南火山所产早熟的一种，肉薄、核大、味酸，并非隽品，但是苏轼已经吃得美极，自言：“余在南中五年，每食荔枝，几与饭相半。”甚至作诗说：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枇杷）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南人嗜食槟榔，俗以此物敬客，苏轼推辞不得，也曾尝食，作诗说：“中虚畏泄气，始嚼或半吐。吸津得微甘，着齿随亦苦。面目太严冷，滋味绝媚妩。”认为此物虽然利于御瘴，但只可当作药物，日啖一粒以上，败胃肠，泄元气。

《与程正辅同游白水山》诗说：“……荔枝莫信闽人夸。恣倾白蜜收五棱，……”据翁方纲注，五棱即杨桃，此果四面起脊，用刀断切，片片皆有五角，故名。渍以白蜜而食，能辟瘴毒。

学道有一难事，即须绝欲。苏轼自至岭南，虽有朝云随侍，他却坚守清净独睡的禁制。与张耒书，有曰：

某清净独居，一年有半尔，已有所觉，此理易晓无疑也。然绝欲，天下之难事也，殆似断肉。今使人一生食菜，必不肯，且断肉百日，似易听也。百日之后，复展百日，以及期年，几忘肉矣。但且立期展限，决有成也。已验之方，思以奉传，想识此意。

绍圣二年（1095）端午前一日，苏轼作《𣨼人娇》词，安慰朝云：

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碍。朱唇箸点，更髻鬟生彩。这些个，千生万生只在。

好事心肠，着人情态。闲窗下、敛云凝黛。明朝端午，待学纫兰为佩。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

毗舍离城中长老，名维摩诘，意为“净名”，他只是个居士，并未出家，亦有妻子，但虔诚奉持佛门清净律行，断绝五欲，超然无染。这便是苏轼所说的“维摩境界”。

维摩诘以一丈之室，能容三万二千狮子座。室中有一天女，每闻说法，便现身以天花散诸菩萨弟子身上，纷纷坠落，只有落在大弟子身上的天花，着体不堕。天女说：“结习未尽，故花着身；结习尽者，花不着身。”

苏轼很有自信，不怕天女考验，所以他说：“空方丈、散花何碍。”

与朝云如此言，苏轼绝欲是真。

七　朝云之死

流寓惠州的破碎苏家，在那“瘴疠所侵，蛮蜑所侮”的恶劣环境中，朝云毅然担起了主妇的责任：六十老翁的饮食起居，赖她照顾；不断的宾客，要她招呼；拮据的经济情况，赖她张罗和调配。她从十二岁踏进当时杭州通判的府邸，二十年来，看尽了苏家的盛衰和荣辱。她是在苏家长大的孩子，也分担他们所有的悲欢离合。

亲生的遯儿夭觞了，精神上，她的人生已经死了一半。跟着主公从伤心的金陵城漂泊到泗上时，她得到一个短暂的机会，拜在比丘尼义冲座下，开始学佛，以佛学宽宏明澈的开譬，救治她心理上的创伤。

苏家的抚养，主公的爱怜，使她坚强地认为她是苏家的成员之一，不论有没有名分地位，凡有任何灾难和不幸，她都甘心接受，勇敢地争着来分担。

跟着主公长途跋涉，到了惠州，眼看着倔强的主公，虽然从不流露颓丧，然而今非昔比的家境、祸患不止的战栗，一一落在她聪明的眼里，在在都使她发生“不忍”的感伤。一向是活泼好事、心胸开朗的朝云，慢慢地变得多愁善感起来。

到惠州来的第二年秋天，户外落叶萧萧，景色凄迷。苏轼与朝云闲坐一处，觉得心里沉闷，便命置酒，央她唱一阕“花褪残红”的歌词。

朝云站起来，亮一亮喉咙，却一个字的声音也唱不出来，愣在那里。苏轼过来问她是怎么了，她却低下头来，泪落如雨。

苏轼百般抚慰，问她何事。久久，朝云低声答道：

“奴所不能歌者，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那两句。”

苏轼佯作大笑，说：“我正悲秋，怎么你却伤起春来了呢？”

苏轼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事后追忆，这是朝云死亡的先识。从此以后，苏轼不再听唱这支曲子。 23

绍圣三年（1096）春，朝云生日，苏轼特地邀请几家熟人来为她作会称庆，亲自作“王氏生日致语口号”。这种文字，本多用于宫廷大宴，至少也须官式筵宴时才用例上，惠州生活中，不可能有这样大的场面，苏轼所以作此，只是用来表达他对朝云的一份爱意。口号中说：“海上三年，喜花枝之未老。”又说：“天容水色聊同夜，发泽肤光自鉴人。”朝云虽然历尽风霜，依然美丽。

平常日子里，老坡有朋友相与热闹，小坡有课业可作，只有朝云，孤零零的一个人，非常寂寞。她没有好好念过书，本来不大识字，自从开始学佛，为要念经就勤奋自修，几年下来，不但文理清通，且亦粗识佛学的大意了。自来惠州，她又学习写字，苏轼因为朝云在定州时，与李之仪（端叔）的夫人非常交好，所以写信给端叔时，也特别提到“朝云别后学书，颇有楷法”之语。

念经和临池，是她在惠州排忧遣闷的两件大事。

就像老天要增重苏轼的惩罚，便将不幸降到纤弱的朝云身上来了。

绍圣三年六月下旬，在那个落后地区的酷热天气里，朝云不幸染上了时疫。当时的疫势，传染得很厉害，惠州又缺医少药，以致毫无挽救。到七月初五，瘟疫遽然夺走了她三十四岁盛年的生命。朝云弥留之际，神智清明，口诵《金刚经》“六如偈”：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朝云声息逐渐低微，缓缓而绝。

苏轼老泪纵横，只觉得她前生对他一定有所亏欠，今世已经还得太多，不能再结后生缘了。

依照朝云的遗言，八月初三，将她葬于丰湖栖禅寺东南，湖滨山坡上的松林中。墓地山顶上有大圣塔；巍然矗立在蓝天白云间，墓为坡垄屏蔽，林大翳密，山风吹来，塔上铃语与松吟相应和，令人凄然欲绝。

苏轼为她刻铭祔冢：

东坡先生侍妾曰朝云，字子霞，姓王氏，钱塘人。敏而好义，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绍圣三年七月壬辰卒于惠州，年三十四。八月庚申，葬之丰湖之上，栖禅山寺之东南。生子遯，未期而夭。盖常从比丘尼义冲学佛法，亦粗识大意。且死，诵《金刚经》四句偈以绝，铭曰：

浮屠是瞻，伽蓝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归。

栖禅寺僧筑亭覆墓，榜曰“六如亭”。

营葬毕事，苏轼收拾悲伤，作《悼朝云》诗：

苗而不秀岂其天，不使童乌与我玄。

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惟有小乘禅。

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

归卧竹根无远近，夜灯勤礼塔中仙。

朝云葬后三日，夜间忽大风雨，翌日传闻栖禅寺东南，发现有巨人脚印五个。 24  初九，苏轼带了苏过亲往察看。当晚，在寺设供，做佛事追荐，苏轼亲作《荐朝云疏》：

千佛之后，二圣为尊，号曰楼至如来，又曰狮子吼佛。以薄伽梵力，为执金刚身，护化诸方，大济群品。……今兹别院，实在丰湖，像设具严，威灵如在。

轼以罪责，迁于炎荒。有侍妾王朝云，一生辛勤，万里随从，遭时之疫，遘病而亡。念其忍死之言，欲托栖禅之下。……而既葬三日，风雨之余，灵迹五踪，道路皆见。是知佛慈之广大，不择众生之细微。敢荐丹诚，躬修法会。

伏愿山中一草一木，皆被佛光。今夜少香少花，遍周法界。湖山安吉，坟墓永坚。接引亡魂，早生净土。不论幽显，凡在见闻。俱证无上之菩提，永脱三界之火宅。

死者已矣，只有剩下来的活人，随时随地，触目生悲，人间地下，皆是难堪。

朝云死后两个月，节序到了重九，苏轼自往将营新居于此的白鹤峰上，聊应重阳登高的行事，但如惠州这样的蛮貊之邦，一切都不是中原的佳节景象。菊花还没有开，从山上远眺，满眼是一大片的黄茅草，风吹作浪。与邻家喝酒，蜑酒，又酸又甜，简直不是味道，佐酒菜只有蛙蛇，实在难以下咽。今年真是“恶岁”，这孤独的老人心里念念不忘朝云，但也不敢到丰湖墓地去。《丙子重九二首》说：

…………

今年吁恶岁，僵仆如乱麻。

此会我虽健，狂风卷朝霞。

使我如霜月，孤光挂天涯。

西湖不欲往，暮树号寒鸦。

苏轼作《江月》五首，认为惠州的丰湖甚像从涌金门看出去的杭州西湖。湖上有栖禅寺、罗浮道院、逍遥堂、海会院、泗州塔等，皆是苏轼日常遗闷行游之处，但是现在朝云下葬于此，暮树寒鸦，令人凄断，反而使这孤独的老人，不敢去了。

南天十月，岭上梅开，苏轼悼念朝云不已，作《西江月》词：

玉骨那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么凤。

素面常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响亮在耳边的朝云轻朗的笑声，忽然寂灭了；暖在心上的朝云的温情，忽然冰冷了。屋前屋后，处处摇晃着朝云的“着人情态”，但如定睛细看，却是一片空洞，什么都没有。老人独自欣赏阶前的长春花（金盏草），觉得它也就是朝云的化身，拈笔作《和陶和胡西曹示顾贼曹》诗，说在咏花，实是悼云：

长春如稚女，飘摇倚轻飔。

卯酒晕玉颊，红绡卷生衣。

低颜香自敛，含睇意颇微。

宁当娣黄菊，未肯姒戎葵。

谁言此弱质，阅岁观盛衰。

頩然疑薄怒，沃盥未可挥。

瘴雨吹蛮风，凋零岂容迟。

老人不解饮，短句余清悲。

现在陪侍苏轼，与共处忧患之地的亲人，只剩了少子苏过一人，虽然不免伶仃和寂寞，幸得这年轻人非常能干，而且孝顺。苏轼致徐大正书中说：“儿子过颇了事。”与张耒书，也说到他“甚有干蛊之才，举业亦少（稍）进，侍其父亦然，恐欲知之解忧耳”。

朝云殁后，苏轼的起居饮食，没人照顾了，“独过侍之，凡生理、昼夜、寒暑所须者，一身百为，不知其难” 25  。

苏轼三子中，老大苏迈，是个忠厚、笃实、洁身自守的人。赵德麟是苏家的常客，他说：“东坡长子，豪迈虽不及其父，而学问语言，亦胜他人子。”少时作诗，有“叶随流水归何处，牛载寒鸦过别村”句，苏轼看到，笑道：“此村长官诗。”后来也真以县令而终。 26  次子苏迨，诗赋都写得很好，赢得老父不断的赞赏，但他自幼体弱多病，家里人也不责望他什么，现与大哥同居宜兴。

苏过的才气、个性和嗜好，最与老父相像。大家认为“翰墨文章，能世其家。士大夫以小坡目之”。这就是说，在文学、艺术和人品各方面，真能继承苏轼的，即此少子。

南来途中，父子相偕游山玩水，所至之处，无不有诗，而且常常互相唱和，虽是父子，一样有声应求之乐，一样得到精神上共鸣的愉悦。

四十年前，三苏出蜀途中，大苏小苏各逞才华，连章歌咏，以娱老父。一趟两个多月的旅程，集合父子三人所写的诗，竟可成集——《南行集》。少年时期，那一番下笔如挟风雷的豪情，及今回顾，已很迷茫，如今竟在自己儿子身上重见这少日才华。人生的得失荣辱，本来都是过眼烟云，而有子如此，心里便不能不充盈着无限的满足和快乐。

这年轻人，有非常蓬勃的气概，充满肯定自己才能的信心，他要按照自己的期望，来做满足自己的表现，发挥生命的美丽。除此以外，物质上的困苦，世俗的荣辱，他毫不在意，卓然独立于风风雨雨之中，非常像他父亲。苏轼默察儿子这一份超然物外的精神，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作王巩书，便说：

某到此八月，独与幼子三庖（过乳名）者来，凡百不失所。某既缘此弃绝世故，身心俱安，小儿亦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子也，呵呵！

“非此父不生此子”，天下有几个做父亲的人，能得此乐。

苏过天性纯孝，其母于上年（元祐八年）八月初一卒于京师，殡于城西惠济院，不待免丧，突遭家难，就匆匆随侍父亲到惠州来了。虽然身在数千里外的惠州，常以远离亡母的殡宫为恨，计算母丧周年的日子近了，他便恭书《金光明经》四卷，手自装订，送存虔州崇庆院的新经藏中，祈求亡母早生天界。

绍圣二年（1095）十二月十九日，苏轼六十初度，流寓生涯，无可称庆，作诗志感，苏过和韵作《次大人生日》诗，他只恭维老父学道的理想，不及其他，真是聪明人的善颂善祷：

…………

直言便触天子嗔，万里远谪南海滨。

朝夕导引存吾神，……月道或肯来相宾。

区区功名安足云，幸此不为世俗醺。

丹砂傥结道力纯，泠然御风归峨岷。（《斜川集》）

诸子中，能传承苏轼画学的，也只有苏过。晁以道说，苏过在书画方面的造诣，“亦克尚似其先人”。邓椿《画继》说苏过“善作怪石丛筱，咄咄逼似乃翁”。苏轼在海南，题过所画枯木竹石诗曰：“老可（文与可）能为竹写真，小坡今与竹传神。”苏轼对于文与可的画竹，衷诚倾服，所以这一联诗句内涵的褒美，实在无以复加。

苏过在惠州，画“偃松屏”，苏轼为作“赞叙”。全篇的意思，不在题画，而在鼓舞儿子那种刚介轶俗的精神。读这篇画赞，才能明白这父子二人性情交孚的和谐：

余为中山守，始食北岳松膏，为天下冠。其木理坚密，瘠而不瘁，信植物之英烈也。谪居罗浮山下，地暖多松，而不识霜雪，如高才胜人生绮纨家，与孤臣孽子有间矣。士践忧患，安知非福。

幼子过从我南来，画寒松偃盖为护首小屏，为之赞曰：

燕南赵北，大茂之麓。天僵雪峰，地裂冰谷。凛然孤青，不能无生。生此伟奇，北方之精。苍皮玉骨，硗硗齾齾。方春不知，冱寒秀发。孺子介刚，从我炎荒。霜中之英，以洗我瘴。 27

八　惠州和陶

一个出身农家，长于西南小城，自少浸淫在诗书、美术和大自然怀抱里的青年，一自误入仕途，便跌落在样样与自己性情相违的现实中，三十余年，无法自拔。这三十余年中，看尽了人间的不平、官场的丑陋、士大夫们的寡廉鲜耻、权力斗争场里的诈伪变幻，总算熬到暮年，应该全身退出这走错了一生的道路时，不料还要再度遭逢生死边缘的祸患，被贬过岭。

任何一个人，到此悲惨境地，都不免感慨平生。精神生活越丰富，内心的冲突也越激烈。苏轼今日，既已被忌于权力世界，为现实政治所不容，天涯流落，茫茫无所归着，则此未死的余年，总须有个寄托。崇信道术，是宋朝知识社会普遍的风气，而罗浮又是丹鼎派法坛之所在。于此，神仙世界里的各种幻想，就在他眼前闪烁出瑰丽的光芒。

然而，神仙世界终究只是传说范围里的幻想，海上三神仙，总只存在于烟云缥缈之间，丹药吃多了要送命，则如何建立一个足以抵抗苦难、重归自然的实际生活，毋宁是苏轼目前更为急切的要求。于是，他回过头来，要找陶潜为师。

渊明出身于天师道世家，与道教也深有渊源，但他并不相信神仙之说，诗言“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即是此意。他另辟蹊径，另外构思出一个现实世界里的理想国来，将这构想非常完整而具体写出的，就是《桃花源记》和诗。

陶渊明认为人与万物，同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所以能够用一片平等心来领悟自然的本态，享受自然的和谐，使人、我、物三者混成一体，遂能徜徉自得，上观四时的运行，俯览花木的荣落，以回归自然的精神打破时间的界限；现象虽然因时而有不同，但生命的本质却并无差异，人与万物同是天地间的无限生机，人与自然合一，精神里便再也没有任何冲突。

苏轼自己说，南来以后，只有《抱朴子》的神仙思想和陶渊明回归自然的精神，支持他在苦难中兀立不倒。他作《和陶读〈山海经〉》诗中，引葛洪和陶潜为追求理想世界的同志，并且认为自己和葛、陶二人可以合绘一幅“三士图”，以为学道虽然晚于葛洪一步，而作诗却未必不如渊明。

陶渊明并不生来就是一个脱离现实的隐士，少壮时代，曾经崇拜田畴、荆轲那类人物，是个“抚剑行游”的游侠儿，即因志不得伸，非常果断地立即归去。他之回归自然，一半出于性情，一半也是人生挫折所产生的反射。

渊明晚年，气概不衰，仍然是个不为时移、不为势屈的倔强老人。苏轼认为渊明这种性情，颇有与自己近似之处。

经历挫折，而皈依自然，渊明诗《归田园居六首》，最能表达那份与自然同乐的精神。兹举其第一首为例：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些诗篇，给予苏轼非常强烈的共鸣，因此下定决心，尽和陶诗。

那是绍圣二年（1095）三月初四日，苏轼往游白水山佛迹岩，洗温泉浴，在悬瀑之下晾发。傍晚，浩歌而归，不觉到了荔枝浦上，“晚日葱昽，竹阴萧然”，荔枝树上结实累累，个个都有芡实那么大了。荔园的主人，是个年已八十五岁的老叟，对苏轼说：“等到荔枝成熟可食时，希望你能携酒来游。”

苏轼回到家来，躺在床上休息。听儿子过在朗诵陶渊明的《归田园居六首》，不禁顿生感触。不说别的，即如第一首中那两句：“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又：“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岂非都是苏轼今日口所欲言的言语，心所向往的生活？渊明所描画的村居，随处皆是，随时可得，这才是今日苏轼唯一安稳的出处。因此即从床上跃起，下了决心，要于扬州和陶《饮酒》之后，续作《和陶归田园居》，然后“要当尽和其诗乃已”！

这个决心，不比等闲，尽陶渊明一生所作的诗歌，一一步韵和唱，虽然陶诗卷帙不多，但也不能不算是个天大的心愿了。

以诗人生活而言，渊明所写的田园之乐，已经那么动人，而陶潜另一美丽的想象——混合传闻的事实，所构想的理想社会——桃花源，则更令人向往。

桃花源，那是一个男耕女织，各尽其力，各取所需，没有待完的税课，没有政府管束的平等社会；男女老幼都过着自然的生活，不用劳心，没有争夺的自由乐土。这个样子的社会，对于一个不容于现实世界，彷徨失路的人，实是太大的诱惑。

桃花源真实的地方何在？这些“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居民，到底是从哪里、从何时来的？桃花源里的人是否都已成了神仙？这许多问题，历来的文人，穿凿附会，争论不休。

苏轼认为世传桃花源事，多过其实。渊明所记，但言桃花源居民的祖先，为避秦乱逃到了这个地方，渔人所见，是其子孙，并非成仙不死的秦人。文中有“杀鸡作食”的话，苏轼说：“岂有仙人而杀生者？”《和桃花源诗叙》说：

……旧说南阳有菊水，水甘而芳，民居三十余家，饮其水皆寿，或至百二三十岁。蜀青城山老人村……多枸杞，根如龙蛇，饮其水，故寿。近岁道稍通，渐能致五味，而寿益衰，桃源盖此比也欤？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则已化为争夺之场久矣。尝意天壤之间，若此者甚众，不独桃源。

陈寅恪作《桃花源记旁证》 28  ，主要是考证它纪实部分的所生地和年代，认为真实的桃花源，地在北方的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的武陵；真实的桃花源居民的祖先，所避的不是秦始皇，而是苻坚的“秦”。苏轼认为世间类乎桃花源的地方很多，不必定是仙人之居。陈寅恪非常推重，认为“古今论桃花源者，以苏氏之言，最有通识”。

其实苏轼认为桃花源人间多有，作举南阳和青城两个实例，以及他曾梦见的仇池，皆实有其地；而且其地的居民，过着宁静自然的生活，也都健康长寿。他之所以要如此肯定这一点，目的是强调他一定能够得到避世的桃源，用乐观的精神来安慰自己心里的空虚和彷徨。

渊明与子俨等疏里说：“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苏轼认为渊明这句老实话，与他同病。

陶和苏都是深沐儒家教养，个人道德严正，责任心极重的人。陶作《荣木篇自序》说：“总角闻道，白首无成。”《咏贫士》诗说：“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像这类话，苏集中也俯拾皆是。苏轼南迁途中，还说：“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反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两个都是“志士不忘在沟壑”的人物。

皈依自然，目的是在争取精神生活的自由；要过自由的精神生活，必须彻底放弃物质欲望，才能不为外物所役，就不为别人做奴隶。虽然渊明一生，从来没有脱离过饥寒贫乏的日子，但他“忧道不忧贫”，活得很快乐。苏轼出处虽与渊明不同，“仕至从官，出长八州”，但他向不重视金钱，到手辄尽，所以到祸患来时，安家费用还须弟弟接济，自己所带一点薄蓄，到了惠州，却因提倡做社会公益事业，几乎全部花进去了，写信给南华长老说：“书生薄福，难蓄此物。”所以不如花了，反而觉得身心轻安——观察一个人对金钱的态度，最能正确反映这个人的品格。苏轼在惠州一年后，衣食渐窘，《和陶贫士七首》中，论陶之穷，却曰：“俗子不自悼，顾忧斯人饥。堂堂谁有此，千驷良可悲。”说自己的景况，则曰：“遥怜退朝人，糕酒出大官。岂知江海上，落英亦可餐。”真是，世上岂有堂堂男子汉而向贫穷低头者。

渊明有张破琴，弦坏了，也不修配，作诗说：“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苏轼赞道：“谁谓渊明贫，尚有一素琴。心闲手自适，寄此无穷音。”

人须如此淡泊，才能随遇而安，进入回归自然的生活。苏轼《和陶归田园之一》曰：

环州多白水，际海皆苍山。

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

…………

我饱一饭足，薇蕨补食前。

门生馈薪米，救我厨无烟。

斗酒与只鸡，酣歌饯华颠。

禽鱼岂知道，我适物自闲。

…………

人要能够不向物质低头，则贫乏不足困人，祸福皆无缘而至，人便可从世网中解脱出来了。又如：

教我同光尘，月固不胜烛。

霜飙散氛祲，廓然似朝旭。

人须不肯苟同于人，才有独立不屈、完整的人格气象，这一点他和陶潜没有两样。

唯有在评论历史人事上，陶与苏的观念，便不大相同了。此因两人训练不同，出处相异：陶只是个纯粹的田园中人；而苏不然，无论怎样，他总是一个曾经参与过现实政治的人，凡事看得较远较大，论史的见解，就不一样了。如渊明咏荆轲，逞其爱好豪侠的性情，通篇都是赞叹，结语说：“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而苏轼则认为秦始皇积恶如山，杀父囚母，不容于天，一定会自取灭亡的；燕太子不能忍耐，将国运轻托有勇无谋的狂生，认为“荆轲不足说，田子老可惊。燕赵多奇士，惜哉亦虚名”。

苏轼在惠州两年间，作和陶诗几达百首。关心他的黄庭坚，虽然远在黔南，听到这个消息，作偈子说：

子瞻谪海南，时宰欲杀之。

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

渊明千载人，子瞻百世士。

出处固不同，风味亦相似。 29

绍圣四年（1097）冬，苏轼已谪海南，特自检点从扬州《和陶饮酒二十首》起，连同惠州和作，共得一百零九首，编集全稿，寄与在雷州的苏辙，要他作一篇集“引”（序），附书说：

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吾。

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遗后之君子，其为我志之。

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黾勉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苏轼此书，已将他细和陶诗的本末因缘，说得明明白白，所以苏辙撰“引”，将全部原文引入。

苏辙接到这部稿本，当即于同年十二月十九日（恰巧是苏轼六十二岁的生日）于海康城南之东斋客寓，写了《子瞻和陶渊明诗引》：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独与幼子过负担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啖薯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平生无所嗜好，以图史为园囿，文章为鼓吹，至是，亦皆罢去。犹独喜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是时，辙亦迁海康，书来告曰：（前揭原书全文）……

引用苏轼原函之下，苏辙本来写的是：“嗟夫渊明，隐居以求志，咏歌以忘老，诚古之达者，而才实拙。若夫子瞻，仕至从官，出长八州，事业见于当世，其刚信矣，而岂渊明之拙者。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古之君子，其取于人则然。”苏辙所写的这段话，殊与苏轼的意思不合。苏辙不深了解渊明，所以会说他“才拙”。其实，渊明之拙，正是古今来学陶者所不能至的天分与机趣。至于文中再提到“仕至从官，出长八州”，正是乃兄今日极不愿说之事。所以苏轼提起笔来，将他改了。 30  续曰：

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于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虽然，子瞻之仕，其出入进退，犹可考也。后之君子，其必有以处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区区之迹，盖未足以论士也。

此下，仍接苏辙原作：

辙少而无师，子瞻既冠而学成，先君命辙师焉。子瞻尝称辙诗有古人之风，自以为不若也。然自斥居东坡，其学日进，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诗比于李太白、杜子美有余，遂与渊明比。辙虽驰骤从之，而常出其后。其和渊明，辙继之者亦一二焉。

绍圣丁丑（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海康城南东斋引。

苏轼和陶这个工作，并不到此为止。自绍圣四年（1097）至元符三年（1100），四年之间，不断续写，真正做到“尽和其诗乃已”。

九　白鹤峰新居

苏轼流寓惠州，上无盖顶之茅，下无立锥之地，幸叼程之才的面子，再度迁入合江楼，但楼在三司行衙内，决非外人所能久居。

绍圣三年（1096）正月，程之才将被朝廷召还，则合江楼就寄住不下去了；何况苏迈方在活动指派粤中的差遣，假使事情成功，儿孙皆至，合江楼也住不够。自朝廷公开诏告“元祐臣僚，一律不赦”以来，苏轼已经断了北归的希望，决心就在惠州落籍，又岂可不弄个房子，以蔽风雨。所以，致程之才书说：

兄去此后，恐寓行衙，亦非久安之计，意欲结茅水东山，但未有佳处，当徐择尔。令长子迈来此指射差遣，因挈小儿子一房来，次子迨且令设法赴举也。

二月间，苏轼找到了归善县城东面的白鹤峰上一块数亩大的空地，面临东江，景色甚美，就将它买下来了。

白鹤峰紧靠江滨，沿江筑城，就利用此山深入水中的石脚及山壁峭拔之地，筑为城址。当筑城时取用山土，刨平了一段峰顶，苏轼买的就是这方空地。故老传闻该地旧有白鹤观，现在已废。

白鹤峰头，只此一方平地，四面山势陡下，山上只有一两户人家，房子都低于该地。地形左右稍广，而前后则较狭隘。

苏轼按地形，打算造屋两进；前面小屋三间，作为门房，中间隔个庭院，可以种植花木；第二进为堂三间，拟题为“德有邻堂”；宅地左侧较为宽阔，拟造居室、庖厨、厕所等；在此后面，造为书室，拟题名为“思无邪斋”；周以廊庑，共计为屋二十间。

建造图样粗定，就托人到河源去找木匠作头王皋来，估计斫木陶瓦的数量，仍叫一个姓蒋的工头在河源购买木料。当时在惠州，要找木匠，似乎也不甚易，因为苏轼有一封给博罗县令林抃（天和）的信说：“丰陆数木匠，请假暂归，多日不至，敢烦指挥与押送来，为幸。”木匠弃工不顾，居然要劳动县太爷拘送，其难可知。

后来，他又派苏过到河源去，亲访县令冯祖仁，督促蒋亲 31  斫木，忙了一个多月。

其时，与南华重辩书说：“行馆僧舍，皆非久居地，已置圃筑室，为苟完之计。方斫木陶瓦，其成，当在冬中也。”

六月间，苏迈已经得授韶州的仁化县令，即将挈家南来。其时，苏轼从前在湖州时的僚友陈师锡，又派遣专差前来探望，复书中述说他的近况道：

……轼谪居粗遣，长子已授仁化令，今挈家来矣。已买地结茅，为终焉之计。独未甃墓耳，行亦当作。杜门绝念，犹治少饮食，欲于适口。近又丧一庖婢，乃悟此事，亦有定分，遂不复择，脱粟连毛，遇辄尽之尔。……

苏轼是绍圣元年（1094）十月初二到惠州的，被招待暂寓合江楼，住了六天，就搬到嘉祐寺去了。在嘉祐寺住到二年的三月十九，因程之才的好意，复迁于合江楼，住了一年零一个月。至三年四月二十日，他们又不得不再搬回嘉祐寺去住，与重辩书说：“不欲久留，占行衙，法不得久居。”这是一个原因，次则苏轼既欲水东造屋，每日要去监工，中隔大江，其时船桥尚未造好，往来甚为不便，所以程之才去后两个月，他就搬回嘉祐寺。这样搬来搬去，不得定居，竟如水上的飘蓬一样，只望白鹤峰的新居早日落成，则可“庶几其少安乎”！作《迁居》诗曰：

前年家水东，回首夕阳丽。

去年家水西，湿面春雨细。

东西两无择，缘尽我辄逝。

今年复东徙，旧馆聊一憩。

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

长江在北户，雪浪舞吾砌。

青山满墙头，䰀鬌几云髻。

虽惭抱朴子，金鼎陋蝉蜕。

犹贤柳柳州，庙俎荐丹荔。

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

念念自成劫，尘尘各有际。

下观生物息，相吹等蚊蚋。

此诗眼界澄明，意境超脱，实则于虚无中透着悲怆。

佛说念念成劫。时光过得那么快，俯仰之间，就过完一辈子。人也不过是这个世界中的万物之一，物虽各有分际，但人如超越世界万有之上，下观生物之以息相吹，则人在这个世界里呼吸，与春天田野中移动的气流（野马）、大地上飞扬的尘埃、蚊蚋之生息于世，还不都是一样。 32

造屋的工程，进行得还算顺利，将近过年时候，已经计算得出完工的日子。新居之西，有两家近邻：一家是林姓的老媪，以酿酒为业；一家是老秀才翟逢亨，很有一点学问。苏轼有天晚上，走过翟家门口，就进去拜访了他。作诗二首，其一云：

林行婆家初闭户，翟夫子舍尚留关。

连娟缺月黄昏后，缥缈新居紫翠间。

系闷岂无罗带水，割愁还有剑铓山。

中原北望无归日，邻火村舂自往还。

山上没有水源，饮水须到江边汲取，甚是不便。苏轼决定在新居里凿井一口，约这两家邻居，可来共享此井。新居的庭院需要种点花木，写信向程天侔要，书曰：

白鹤峰新居成，从天侔求数色果木，太大则难活，太小则老人不能待，当酌中者。又须土碪稍大，不伤根者。柑、橘、柚、荔枝、杨梅、枇杷、松、柏、含笑、栀子，谩写此数品，不必皆有。仍告书，记其东西 33  。

绍圣三年的下半年间，苏轼在惠州的几个好朋友，纷纷都要走了，如惠州守詹范罢任（方子容来代），章楶也罢了广州任（王古来代），还有循州太守周彦质，在那两年，与苏轼书问无虚日，忽又罢归，依依不舍，特来惠州相伴半个月才走。初是朝云新丧，还赖朋友之乐，聊得排遣；不料一倏时又风流云散，这孤独而又倔强的老人，心情不免落寞，《和陶时运四首》之一说：

我视此邦，如洙如沂。

邦人劝我，老矣安归。

自我幽独，倚门或挥。

岂无亲友，云散莫追。

苏轼《和陶贫士七首》诗引说：“余迁惠州一年，衣食渐窘，重九伊迩，樽俎萧然，乃和渊明《贫士》七篇，以寄许下、高安、宜兴诸子侄，并令过同作。” 34  其实这时候，虽说贫穷，还不算真到捉襟见肘的地步，作《和陶乞食诗》时，还说：“幸有余薪米，养此老不才。”但到白鹤新居将要完工，他那一点微薄的积蓄，却已真个用光，到了囊空如洗的地步了。苏轼用钱，向来撒泼，起先一副热心，做慈善事业，毫不顾虑自己。如《寄罗浮重辩书》说：

近日营一居止，苟完而已。……久忝侍从，囊中薄有余赀，深恐书生薄福，难蓄此物。到此已来，收葬暴骨，助修两桥，施药造屋，务散此物，以消尘障。今则索然，仅存朝暮，渐觉此身轻安矣。

时间过得快，钱花得更快，一旦生活问题逼来时，苏轼只得动脑筋到他那宁远军节度副使的俸料，欲将政府发给的折支券请领实物，然后变卖。责官俸料，本来不多，经过衙门克扣，市场折价，大概只能换到三成的钱，而且申请了十八个月，还拿不到手。苏轼没办法，写信托广守王古帮忙，书言：“某为起宅子，用六七百千，囊为一空，旦夕之忧也。有一折支券，在市舶许节推处托勘请。自前年五月请，不得，至今云：未有折支物。此在漕司一指挥尔，告为一言于志康也。”志康，孙勰字，是苏轼老友孙介夫之子，也是他省试的门生。

苏轼的经济情况，非到实在窘迫万分时，他不会在意这点责官俸料的折支券。然而到他在意时，却领不到货，变不了钱。

得到消息，苏迈已带了自己和小弟过的家眷，到了虔州，预备从虔州换乘小船，由龙南江到方口出陆，至循州溯流而来惠州，苏轼派过前往虔州迎接。

至是（绍圣四年二月，1097），白鹤峰新居，指日可以落成了。这座山居，虽然限于经济能力，不能算是很好的建筑，但其一砖一瓦，一花一木，都是苏轼自己设计经营的，也着实不同凡俗。

从白鹤峰下，历级而上，门下有亲种的两株柑橘，此时花犹盛开，屋内所种古荔，绿叶铺满墙头。穿过前庑三间平房，则是一大院落，花木交错，清芬扑鼻。径升石阶，就是“德有邻堂”，这是正厅，它的特点是特别宽阔和高敞，所以惠州新守方子容参观过后，作诗赞美说：“遥瞻广厦惊凡目，自是中台运巧心。”

左边是一组列的居室，绕以竹篱，以分内外，篱间杂栽花草，颇饶幽趣。右侧为“思无邪斋”，是苏轼的书房。书房的一头，开一大窗，则江山数百里间的景色，朝云夕霭，水光岚翠，都纷纷延入屋中，成为与书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书斋后面，有道后门，开门就是两家贴邻——酿酒的林行婆和老秀才翟逢亨家。

绍圣四年二月十四日，老人先自嘉祐寺迁入白鹤峰新居，等待子媳孙儿的到来。陶渊明《时运》诗：“斯晨斯夕，言息其庐。”老人环顾新居，觉得此言似乎为他今日所发，心里很高兴：“长子迈与余别三年矣，挈携诸孙，万里远至，老朽忧患之余，不能无欣然。”拈笔和陶《时运》四首，录一：

旦朝丁丁，谁款我庐。子孙远至，笑语纷如。

翦䰂垂髫，覆此匏壶。三年一梦，乃复见余。

闰二月初，苏迈、苏过带领两房家小，到了惠州。苏迈的大儿子箪（楚老），已是二十岁的青年了；次子符（仲虎），就是苏轼所谓“梦中时见作诗孙”的孙儿，已十七八岁；还有过的夫人和长子籥都一起来了。白鹤峰上，笑语盈室，一倏时热闹非凡。患难虽然未尽，而家人得以重聚，竟然觉得过往三年，真如一梦。老人久已想望的“明年更有味，怀抱带诸孙”的情味，忽然实现，怎不大为欢畅！

只是苏迈本来已授仁化令，现在却发生了变故。因为仁化辖属韶州，而韶州与惠州为邻，现行朝廷新制，责官的亲属，不得在责地的邻邑做官，苏迈尚未到任，即已罢去。苏轼与博罗县令林抃（天和）书曰：

示谕幼累已到，诚流寓中一喜事。然老稚纷纷，口众食贫，向之孤寂，未必不佳也，可以一笑。

又稍后致王古（敏仲）书，则曰：

自幼累到后，诸孙患病，纷纷少暇，不若向时之阒然也。小儿授仁化，又碍新制不得赴，盖惠、韶亦邻州也。食口艰多，不知所为计。……

因为“罪在不赦”，所以悉索敝赋，在白鹤峰头营造一间风雨茅庐，儿媳孙子都来了，一时平添几多食口，纵使手头非常拮据，不知为计，但是想到一室春温、笑语充盈的生活，对于孤独的老人来说，精神上的欢快，几将是无可比拟的收获。

这屋子从上年（绍圣三年）三月买地、设计构造起算，到本年三月迁入居住，足足费了一年时间，才告落成。其间苏过亲往河源督工斫木（那个时代，似乎还没有木行这个专业，买木料须往林坂现斫），而苏轼则日日上山，监工筑造，一砖一瓦，一花一木，尽是辛苦。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窝巢，老人在新居前后徘徊观瞻，心里非常高兴，三月二十九日，作诗记事道：

南岭过云开紫翠，北江飞雨送凄凉。

酒醒梦回春尽日，闭门隐几坐烧香。

门外橘花犹的皪，墙头荔子已斓斑。

树暗草深人静处，卷帘欹枕卧看山。

作过这诗后数日，苏轼被流放海南的大灾祸，就晴天霹雳似的突然爆发了。

他在这倾囊营造的白鹤峰新居里，住了不过两个月，就须仓皇地抛撇，除出梦中，不再重见。

陶渊明别无所嗜，就是欢喜喝点酒，他做彭泽令，令公田全都种秫，他说：“吾常得醉于酒，足矣。”他的夫人认为人总不能光喝酒，不吃饭，坚决反对。于是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渊明在《自叙》一文中说：“公田之秫，足以为酒，故便求之，犹望一稔而逝。”不料他这县官从仲秋做到冬天，在官只有八十天，即自辞去。洪迈在其《容斋随笔》里，代他抱屈：“所谓秫秔，未尝颗粒到口。”苏轼起造白鹤峰新居，与陶渊明的种秫一样，也只住了两个多月。

苏轼是个怀乡病很重的人，从十年前起，“乡思”在他所作的诗文书简中，随时流露；但至身陷儋耳之日，他已不敢再存这样奢侈的愿望，只盼有一日能够重返白鹤新居，已是脱水火而登衽席的天惠。他在海南，就曾梦归白鹤山居，醒后，作《和陶还旧居诗》，但就只这么一点卑微的愿望，也达不到：

痿人常念起，夫我岂忘归。

不敢梦故山，恐兴坟墓悲。

生世本暂寓，此身念念非。

鹅城（惠州）亦何有，偶拾鹤毳遗。

穷鱼守故沼，聚沫犹相依。

大儿当门户，时节供丁推。

梦与邻翁言，悯默怜我衰。

往来付造物，未用相招麾。

十　又贬海外

哲宗赵煦，并不是个颟顸的人主，吃亏的只是年纪太轻。因为年轻，意气用事。多年来，心里抱怨宣仁太皇太后没有看重他皇帝这个地位，更痛恨元祐一朝所有宣仁起用的宰执大臣，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一旦亲政，反元祐的绍述政策，就是从这个“意气用事”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

年纪太轻的第二个毛病是经验不足，见虑未定，缺乏成熟的理知能力来识别忠奸邪正，辨释治道之宜，只好听凭感情驱使，被小人所煽惑愚弄而不自知。吕大防、范纯仁等之贬窜岭外，出于左司谏张商英的一份肆无忌惮的奏言，奏文中竟说：“愿陛下无忘元祐时，章惇无忘汝州时，安焘无忘许昌时，李清臣、曾布无忘河阳时。”以皇帝与先朝放臣等量齐观，一例仇恨，以邦国大事为报仇复恨之具，真是成何体统！但是，年轻的皇帝竟然被他这番话激怒起来，发生一连串的远谪重惩。

哲宗在私德上，不是完全没有缺点，缺点在于好色。当他还只十四岁时，外间谣传，宫中在物色乳媪。禁中能够生子的男人，除他之外，没有别人，所以范祖禹上疏皇帝，力劝修身进德，一面又疏请太后，注意保护上躬。刘安世疏言，更为强硬：“尚未纳后，浸近女宠，此声流播，实损圣德。”当时，宣仁太皇太后当朝虽说“并无其事”，而事后知是皇帝宠幸的刘婕妤所为。

宋太祖定下的制度，大权集于君主，所以小人一定要挟持得住皇帝，才能潜移政权，为所欲为。章惇等先要煽动青年皇帝的怒火，然后才能将元祐群臣一网打尽。挟持皇帝这项工作，必须宫内宫外勾结进行，所以章惇、邢恕、董敦逸等人先与宦官郝随及刘友端勾结，由太监郝、刘牵线，与帝所宠爱的刘婕妤搭上关系，内外一体，将这少不更事的皇帝紧紧抓在手里。第一步放逐工作，做成功了，现在只差“斩草除根”，犹待努力。

不但如此，史言章惇竟还导帝出宫微行。所谓微行者，引导皇帝出游，尝试民间的声色游乐。果然如此，则眷恋京师名伎李师师的其弟徽宗，也不过步武乃兄后尘。所异者，李师师艳名较盛而已。

刘婕妤之勾结章惇，是为了想当皇后，但顾忌朝议沮格；而章惇则需要禁中这个有力的帮手，包围皇帝。而且，凡是小人，心计必深，皇后孟氏是宣仁太后选择调教的人，万一将来她有预政之时，则元祐未必不复。譬如刈草，宫中隐伏着这株元祐的根，也必须同时拔除。

哲宗婚前，先已嬖幸刘婕妤。婚后，专宠如故。

宣仁太皇太后在时，有一次，刘婕妤随着孟后往朝景灵宫，礼毕就坐。嫔御皆应立侍，刘氏恃宠而骄，自以为与众不同，独自背立帘下。后阁中的陈迎儿呵责她，她亦不顾。宫人皆属中宫管辖，后宫中人对她非常不满。

这年冬至节，朝太后于隆祐宫，后用朱髹金饰的座椅，刘婕妤也要。侍从人员察知其意，就搬了一张相同的座椅给她。后宫中人心怀不平，有人假作传呼：“皇太后出！”皇后起立，婕妤亦起，她们便偷偷从后面将她的座椅搬开。等了一会儿，不见太后，刘婕妤回坐下去，便摔倒地上了。她向皇帝哭诉，并说以后再也不参加朝参了。内侍郝随安慰她道：“不必为此戚戚于心，愿为大家早生一子，这个座位就该当婕妤有了。”

刘婕妤处心积虑，必欲扳倒孟后。机会终于来了。

孟后之女福庆公主患病，后姊懂得医道，从前皇后有病，她尝出入宫掖，亲理汤药，但是这次，公主服药无效，她就带了道家治病符水进了宫。皇后大惊道：“姊莫非不知宫中禁严，与外间不同吗？”即令左右赶快收藏。等皇帝来时，照实禀明。哲宗说：“这也是人之常情。”

有了皇帝这句话，孟后才敢当着皇帝面前，烧这道符。

然而，宫中就沸沸扬扬传开来，说是历史上宫闱魇魅之乱开端了。

不久，皇后的养母、听宣夫人燕氏，尼姑法端，为后祷祠。有人检举其事，诏令内押班梁从政等就皇城司侦讯。侦讯中，逮捕宦官宫妾三十人，用各式各样的刑逼供，不但肢体毁折，甚至有舌头被割掉的。在这个样子的情形下，无求不得，这案子当然成立了。

但是，内臣鞫狱，恐怕遭人批评，所以又命御史董敦逸覆按。罪人过庭下，皆已气息奄奄，没有一人还能开口说话。敦逸把了笔，实在写不下去，郝随等就在旁以言语胁迫他。敦逸畏祸，照他们的意思上了奏牍。

于是，诏废皇后为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出居瑶华宫，时在绍圣三年（1096）九月。

章惇、蔡卞趁这个机会，向皇帝建言：宣仁太后曾有“废立之议”。指是范祖禹、刘安世为禁中觅乳媪事争言而起。皇帝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便告诉章惇说：

元祐初，朕每晚只在宣仁寝处前阁中寝，宫嫔在左右者凡二十人，皆年长者。一日，觉十人非寻常所用者。移时，又十人至。十人还，复易十人去。其去而还者，皆色惨沮，若尝泣涕者。朕甚骇，不敢问。……后乃知因刘安世章疏，宣仁诘之。 35

章惇辈的报复手段，固然毒辣，而根源还是在于哲宗之引虎狼为腹心。

废后前一个月（绍圣三年八月），清算谏觅乳媪那节旧事，范祖禹、刘安世二人遂坐“构造诬谤罪”，范被责授昭州别驾、贺州安置，刘被英州安置。章惇的用意一在报复，一在杀鸡儆猴，钳制天下之口，使废后大事可以顺利成功。

废后一年后，封刘婕妤为贤妃。

自从这件大事成功之后，章惇有专宠的刘妃为内应，他的政治地位已经巩固，报复的凶焰也就狂燎天下了。

四五个月后，三省同奏：“司马光等倡为奸谋，诋毁先帝，变更法度，罪恶至深。当时凶党，虽已死及告老，亦宜薄示惩责。”于是，司马光和吕公著追贬节度副使，再追贬为朱崖军司户、昌化军司户；夺赵瞻、傅尧俞赠谥；追还韩维、孙固、范伯禄、胡宗愈等遗表恩。

吕大防的哥哥自泾原入朝，帝问大防安否，嘱他代为致意，并说：“二三年可复见也。”不料这位老兄，竟将如此重要的密论泄露给章惇听了。章惇大惊，就非将这班元祐重臣逼往岭外不可，否则，夜长梦多，后患不堪设想。

于是，侍御史来之邵说：“司马光典刑未正，幸有刘挚尚存，是老天留给陛下来杀的。”三省同奏：“吕大防等为臣不忠，罪与司马光等不异。顷朝廷虽尝惩责，而罚不称愆，生死异罪，无以垂示万世。”因此，就有绍圣四年（1097）二月的一批谪命：贬吕大防为舒州团练使、循州安置；刘挚，鼎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苏辙，化州别驾、雷州安置；梁焘，雷州别驾、化州安置；范纯仁，安武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

此外刘奉世、韩维以次，三十七人，均遭谴谪。秦观亦在案内，以谒告及写佛书为罪，从监处州酒税官，削秩，徙郴州，后又编管横州。

吕大防年迈，本已有病，扶疾上路，行至虔州的信丰，不支而死。事闻于帝，皇帝问：“大防何事赴虔？”可见像如此流窜前任首相的大事，章惇也竟敢只手遮天，矫诏擅行，则其他还有什么不能做的。

范纯仁此时，已经两目失明，闻命，怡然就道。每次听到他家子弟抱怨章惇时，一定怒言制止。途中，舟覆于江，纯仁衣履尽湿。他回头对诸子说道：“此岂章惇所为！”其人之气度如此。

四年三月间，在惠州的苏轼已经听到苏辙被贬过岭的消息，不过传闻的谪地是西容州；又听说这次同遭严谴的，还有许多人。苏轼不知其详，恐怕自己若又不得安居惠州，如何得了。当即派人驰函广州太守王古，托再确实查看文报。书云：

……又见自五羊（广州）来者，录得近报，舍弟复贬西容州，诸公皆有命。本州亦报近贬黜者，料皆是实也。闻之忧恐不已，必得其详，敢乞尽以示下，不知某犹得久安此乎否？可密录示，得作打叠擘划也。

忧患之来，想皆前定，犹欲早知，少免狼狈。非公风义，岂敢控告，不罪，不罪！人回，乞数字。

苏轼的忧恐，并非无因，盖元祐大臣中，章惇最忌三人：苏轼的声望和与皇帝近密的关系，范祖禹的学问气节，刘安世的刚强敢言。非置之死地，总觉夜不安枕。这次再度掀起斩草除根的大浪潮，怎么会轻易放过他们呢？

四年闰二月甲辰，章惇重提旧说，以为苏轼、范祖禹、刘安世虽谪岭南，责尚未足，于是有再贬之命：范祖禹徙宾州，刘安世徙高州，苏轼则被摈海外，责授琼州别驾，移昌化军安置。

劾疏初经皇帝批交执政议贬，当论及刘安世时，传有这么一个故事：

绍圣初，逐元祐党人，禁中疏出，当责人姓名及广南州郡，以水土美恶系罪之轻重而贬窜焉。执政聚议，至刘安世器之时，蒋之奇颖叔云：“刘某平昔人推命极好。”章惇子厚以笔于昭州上点之云：“刘某命好，且去昭州，试命一回。” 36

苏轼之再贬儋耳，据传祸起于他《纵笔》一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传至京师，被章惇看到，惊曰：“苏某尚尔快活耶！” 37

其实，章惇要将这三个眼中钉拔去，蓄意在胸，有没有这《纵笔》一诗，有没有蒋之奇这一句话都是一样。这两个故事，同样形容章惇对前任大臣性命攸关的处置，却出以这样的态度，虽不能尽信，却十足表现他的轻佻、跋扈，和以国事为儿戏的荒唐而已。

四月十七日，诰命颁到惠州。惠守方子容以非常沉重的心情，亲将诰命送交苏轼，并且说出一个故事来。

“吾妻沈氏，向来礼拜普光王菩萨（僧伽）。有一夜，梦见僧伽来告别，沈氏问菩萨将到何处去，答云：要伴苏轼同行，后七十二日有命。算到现在恰巧是七十二日，岂非凡事都已前定，不必忧恨。”

苏轼坦然答道：

“世事，哪一样不是早有定命的，不必待梦而知。然而我是何等人，竟劳和尚辱与同行，莫非前世与有宿缘吗？” 38

僧伽，唐朝的高僧，葱岭以北的何国人。龙朔初年，来西凉府，次历江淮，后在泗州建刹，屡着神异，尝现十一面观音形，人益信重，唐中宗褒其寺曰“普光王”。苏轼从前每进淮泗，必致敬于普照王塔，诗文偈说，备载集中。现在危难中，是否真是这位屡显神异的菩萨，要呵护他渡海呢？

苏轼目前的燃眉之急，是身上的钱不够用，一路上要盘缠，到得海南要食住开销。急切之间，如何筹措？谪官有点折支薄俸，已经三年，屡经申请，分文领不到手，迫不得已，只好再函广守王古帮忙。书曰：

某忧患不周，向者竭囊起一小宅子，今者起揭，并无一物，狼狈前去，惟待折支变卖得二百余千，不知已请得未？告公一言，傅同年必蒙相哀也。如已请得，即告令许节推或监仓郑殿直，皆可为干卖，缘某过治下，亦不敢久留也。

猥末干冒，恃仁者恕其途穷尔。死罪，死罪！

苏轼久请不得的三年折支（实物配给券），市场变卖估计只得二百余千，这还是“省钱”，十足计算，止有百五十余千，然而他被逼得要说“必蒙相哀”“恕其途穷”的话，此与陶潜乞食，感激之下，居然说要“冥报相贻”，其情类同。非亲至其境，不能像王维那样妄加菲薄。

奉告命后越一日，即四月十九日，苏轼留家属在惠州，带了苏过动身走了。到博罗县，县令林抃来送，此时他才知道王古被劾“妄赈饥民”，降调袁州，叹惋不已。

到了广州，与王古作别，一谢便走，不敢久留，恐怕于他不利。王古邀约与半道中再见一面，苏轼认为不必。

长子迈带着三个孙子箪、符、籥，都送到广州的江边。海南是怎么一个地方，苏轼在惠州已经住了将近三年，不会不知道，认为此行再无生还的机会，先一天，已将后事详细交代了苏迈，心想一到海南，要先买好一口棺木，殊不知海南并无棺木一物，人死，舁榇行葬。所以有人说，苏轼过海舟中，带有空棺一具。 39

苏轼与迈等在广州诀别，子孙齐集江边痛哭。他留下一封给王古的信，以代面别，此时能说的话，皆已尽于此函了：

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庶几延陵季子赢博之义，父既可施之子，子独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家，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

所云途中邂逅，意谓不如其已，所欲言者，岂有过此者乎！故覙缕此纸，以代面别。

自此，发新会，过新州。五月，溯江而上，到得梧州。听说苏辙去雷，目下还在藤州，相距不过二百五十里，苏轼立即以诗代柬，派急足送去，要他在藤州稍待，自己赶路前往。

苏辙得讯，即从藤州折向梧州的路上，迎候乃兄。兄弟执手相见，诚如《栾城诗》说：“今年各南迁，百事付诸子。谁言瘴雾中，乃有相逢喜！”

这两兄弟自元祐八年九月东府一别，距今又将四年未见，哥哥看弟弟白须红颊，确如梧州江边最近见过苏辙的人先时所告，身体健朗，气色很好，心里更是高兴。 40

时当应该进餐的时候，道旁恰有一处卖汤饼的摊贩，兄弟买饼共食。这种摊子上做的饼，粗恶得简直不能进口，苏辙置箸而叹，苏轼却已把他那一份大口吃完了，慢慢地问弟弟道：

“九三郎，你还要咀嚼吗？”大笑而起。 41

这是苏轼吃粗粝食物的法门。弟弟看哥哥胃口还是那么好，心里也安慰不少。不错，苏轼虽已花甲之年，胃纳一直很好，对于粗劣的食物，能够不辨滋味，囫囵吞下肚子。苏轼从前用这不辨滋味的方法来对付黄州的劣酒。所以，秦观后来听人传说这个故事，便说：“此先生饮酒但饮湿法也。”

自五月十一日到藤州，兄弟同行，同卧起于水程山驿间者二十余日。自藤州到苏辙谪地，本不需要走那么许多日子，但因雷州是大郡，耳目众多，苏轼不便久留，兄弟俩恋恋不舍，只得尽量拖延路上的程期。

苏辙一家人中，只有史夫人和幼子苏远一房相随，远妻乃黄师是（寔）之女，章惇还是她的舅公。其余长、次（迟、适）两房，因他家有点田产在颍川，所以就住在那里，因田为食，与苏轼次子（苏迨）住在宜兴，情形一样。轼留长子苏迈及长、三两房媳妇带着六个孙子住在白鹤峰新居，随同过海的只有苏过一人。所以，《和陶止酒诗》说：“萧然两别驾，各携一稚子。子室有孟光，我室惟法喜。相逢山谷间，一月同卧起。”

六月初五，兄弟同至雷州。雷守张逢、海康令陈谔带同本州官吏衙前迎接，招待他们在监司行衙暂住，次日又设筵款待。

这次旅途劳顿，苏轼的痔疾又发作了，但是朝命所迫，不敢逗留，在雷州只住了四天，初八就又启程。自雷至琼，途程四百里，苏辙亲自送别于海滨，张逢也派了专差相送。

自徐闻至递角场，候风待渡，南望连山，杳杳一发。海上波涛汹涌，“舣舟将济，眩慄丧魄”，祷于伏波祠。

苏轼此时，心地空明，只有一念未安，即是故乡的祖宗坟墓。兄弟俩于熙宁元年出蜀时，将祖坟和些许田宅，托由堂兄子安和邻居杨济甫代为经纪照管，至今四十年，还不能回乡。子安已经死了。是夜，挥涕作书，告别济甫：

某兄弟不善处世，皆遭远窜。坟墓单外，念之感涕。惟济甫以久要之契，始终留意。死生不忘厚德。

今日到海岸，地名递角场，明日风顺即过矣。回望乡国，真在天末。留书为别。

这一夜，苏轼在床上病痔呻吟，苏辙也彻夜不寐，就在床上背诵渊明《止酒》诗，劝老兄务须戒酒。苏轼年来，为痔所苦，也决心接受，作《和陶止酒》，以当赠别。

绍圣四年（1097）六月十一日，与弟海滨诀别，凄然渡海。不料自此一别，这一对历史上著名友爱的兄弟，就再无机会见面，真成永诀了。

1  本集《与参寥书》云：“子由分俸七千，迈将家大半，就食宜兴，既不失所外，何复挂心，实翛然此行也。”

2  〔元〕陈秀明：《东坡诗话录》。

3  〔宋〕周煇：《清波杂志》。

4  本集《与陈慥（季常）书》：“自当涂闻命，便遣骨肉还阳羡，独与幼子过及老云并二老婢共吾过岭。”

5  清人叶廷琯《鸥波余话》、王文诰撰《苏集编注》均记其事。

6  〔宋〕释德洪：《石门题跋》。

7  本集《书白乐天诗跋》云：“唐韬光禅师自钱塘天竺来住此山，乐天守苏日，以此诗寄之。庆历中，先君游此山，犹见乐天真迹。后四十七年，轼南迁过虔，徒见石刻而已。绍圣元年八月十七日。”

8  〔宋〕周煇：《清波杂志》。

9  本集：《与吴秀才书》。

10  〔宋〕王楙：《野老记闻》。

11  〔宋〕王称：《东都事略》。

12  佚名：《道山清话》。

13  〔宋〕王明清：《挥麈余话》。

14  松黄汤，据《本草图经》：松花上黄粉，名松黄，山人及时拂取，作汤点之。

15  〔宋〕苏轼：《东坡志林》。

16  〔宋〕钱世昭：《钱氏私志》。

17  本集：《书归去来辞》。

18  周去非《岭外代答》：“南方余甘子，风味过于橄榄，多贩入北州，方实时零落藉地，如槐子榆荚，土人干以合汤，意味极佳。……”

19  诗：《小圃五咏》。

20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21  本集：《书东皋子传后》。

22  〔宋〕吴可：《藏海诗话》。

23  〔宋〕佚名：《林下诗谈》。

24  苏轼父子游惠州东北二十里的白水山，山有佛迹岩、佛迹院，瀑布水涯有巨人足迹数十，即所谓佛迹也。朝云葬后，风雨之夜，传亦出现巨人足印五枚，想是同一地方神话。

25  《宋史·苏轼传》。

26  〔宋〕赵令畤：《侯鲭录》。

27  〔宋〕王明清：《挥麈后录》。

28  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清华学报》，1936）

29  〔宋〕释惠洪：《冷斋夜话》。

30  费衮《梁溪漫志》云：“东坡既和渊明诗，以寄颍滨，使为之引，颍滨属稿寄坡。……此文今人皆以为颍滨所作，而不知东坡有所笔削也。宣和间，六槐堂蔡康祖得此稿于颍滨第三子远，因录以示人，始有知者。”

31  此宋人称谓，如今杭州人称管坟人为“坟亲”，即其遗习。

32  《庄子·逍遥游》：“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33  移树之法，必须依照其原方向移植，则阴晴向背不变，易于存活，故书云：“记其东西。”

34  轼子迈、迨在宜兴，辙子迟、适在许下，皆依田产为活。苏辙自己及子远则在江西高安谪籍。

35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36  〔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又陆游《老学庵笔记》：“绍圣中，贬元祐党人，苏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刘莘老新州，皆戏取其字之偏旁也，时相之忍忮如此。”其实，此乃事后巧作附会之说，不可据信。

37  〔宋〕曾季狸：《艇斋诗话》。季狸为南丰曾巩之弟曾宰之曾孙，所述应较可信。又宋版苏集引《旧注》《舆地广记》均载其事。

38  本集：《记与僧伽同行》。又王巩《随手杂录》同记其事，谓是广东转运使萧士京之妻所梦，萧亲语于巩。当以东坡自记为准。

39  周煇《清波杂志》：“……一日出郊，见横木于地上，有穴，覆以板，泥封甚固。叩从者不肯言，再三诘之，方言前政某殁于此属，无周身之具，用此殡殓。或叩有巨木，何无板？答以素无锯匠。”又《南海录》：“南人送死者，无棺椁之具。稻熟时理米，凿大木若小舟，以为臼，土人名舂塘，死者多殓于舂塘中以葬。士夫落南，不幸而死，曾不得六尺之棺以殓手足形骸，诚重不幸也。”俱可参看。

40  苏轼《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诗：“江边父老能说子，白须红颊如君长。”

41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引吕周辅言。

第十三章　海外东坡

一　海南风土

琼崖，即今海南，为我国两大岛屿之一（其一即为台湾）。隶属中国版图的历史甚早，汉武帝时已置珠崖、儋耳二郡；宋为广南西路，置琼、崖、儋、万安四州，分据岛之四隅。黎母山脉据岛之中央，五指山为其中心。黎人环山而居，内为生黎，外为熟黎。山极高，洞极深，生黎之巢，人迹罕至，当时尚是化外之地。

四州分东西两路：东路自琼州向南为万安，再南而至崖州；西路自琼州至南为儋州，昌化军治所在。苏轼的行程是由琼州府治西行而至澄迈，自澄迈而至儋州，为程二百十里，都是陆路，诗记途径为“四州环一岛，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都是纪实之语。

苏轼于六月十一日自雷州徐闻县渡海，登岸的地点为今海南的北部大港——海口市，当时的琼州府治。从徐闻对渡，隔海相距四百里，趁北风一日一夜可达。琼州北望，与苏辙所居广东南端的雷州半岛，遥遥相对，所以轼诗有“莫当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句。

经历一场与琼州海峡风涛搏斗的艰苦行程，人在舟中，苏轼喻之为如从高山下堕深谷，风浪之大，令人震骇。登岸后，琼州通判黄宣义来谒，苏轼即将邮递之事，郑重面托宣义代为收转。与郑靖老书：

迈书附琼州海舶或来人之便，封题与琼州倅黄宣义，托转达，幸甚。见说琼州，不论时节，有人船之便。

苏轼今后，将求生于此蛮荒绝境中。骨肉亲故的联系，生活必需的补给，端赖“人船之便”为交通，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部署。

海南的地势，西南尽为高原山岳地带，只能陆行。苏轼雇乘轿子前往，至澄迈，寄宿于当地士人赵梦得家，休息数日，再往昌化。

肩舆穿行于山谷间，轿子摇摇晃晃地前进，他就坐在轿中打瞌睡。睡梦中，得“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句。忽然一阵凉风，吹来山中常有的急雨，却把他吹醒了，于是就有“四州环一岛”，初至海南所写的那第一首诗。

人在高山上行，苏轼下意识地常常向北瞭望，希望能见中原的一线。谁知视界所极，只是一片茫茫的海水，方知已是山穷水尽之地，不免凄然伤感。诗续曰：“……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庄子·秋水》篇说：“北海若曰：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中国（中原）在宇宙里，也不过是太仓之一粟；则渺小的个人，还有什么归不归的烦恼？

流落天涯的老人，以此知识精神的力量，突破眼前的悲哀——“茫茫太仓中，一米谁雌雄？幽怀忽破散，咏啸来天风。”

继作《次前韵寄子由》诗，则又不免身世之悲，如曰：“我少即多难，邅回一生中。百年不易满，寸寸弯强弓。老矣复何言，荣辱今两空。泥洹尚一路，所向余皆穷。……”苏轼遭际至此，而年力就衰，悲欢皆尽，只觉得全身彻骨的疲倦。所以李太白说：“百年苦易满。”而他却说：“百年不易满。”晚年生命中，不意还有这么一段坎坷的窄路，但是他认为若能跳出现实世界观念的局限，能以“不归为归”，倒也未必没有天人相胜的出路——勉强保持着他那苍凉的乐观。

七月初二，到了昌化军贬所。昌化，古儋耳城，唐改昌化郡；宋熙宁六年，废为昌化军，治宜伦县。这是一个“非人所居”，中原人士所谓十去九不还的绝地。《儋县志》说：“盖地极炎热，而海风甚寒。山中多雨多雾，林木阴翳。燥湿之气不能远蒸而为云，停而为水，莫不有毒。”又曰：“风之寒者，侵入肌窍；气之浊者，吸入口鼻；水之毒者，灌于胸腹肺腑。其不死者几希矣。”所以苏轼进上谢表说：

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生无还朝，死有余责。……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

登岸之初，作简谢雷守张逢派人送他渡海。到昌化后，再致书言：

海南风气与治下略相似，至于食物人烟，萧条之甚，去海康远矣。到后杜门默坐，喧寂一致。蒙差人津送，极得力，感感！

经此长途跋涉，苏轼病了好一阵子，故又一书说：

某到此数卧病，今幸少间。久逃空谷，日就灰槁而已。

这都是初到贬所时的情境。

在昌化这个地方，苏轼没有一个熟识的人，只好租借数椽官屋，聊蔽风雨。因为居处破败敝陋，所以也曾梦归惠州的白鹤山居，作了《和陶还旧居》诗，在这陌生地方，过着杜门默坐的日子。诚如《夜梦》诗题所说：“至儋州十余日矣，淡然无一事。学道未至，静极生愁。”愁闷的日子里，只好常常做梦。身入这种景况，苏轼精神上唯一的依傍，只有在雷州的弟弟，可怜地隔海相望那一片茫茫的海水，此外就是倾杯独饮。他本有一套珍藏的酒器，因谪海南，已经全部卖了钱，以供衣食，只剩下一只工制美妙的荷叶杯，留以自娱。现在他就用这仅存的荷叶杯，自斟自酌，作《和陶连雨独饮》诗，两首录一：

平生我与尔（酒），举意辄相然。

岂止磁石针，虽合犹有间。

此外一子由，出处同蹁跹。

晚景最可惜，分飞海南天。

纠缠不吾欺，宁此忧患先。

顾引一杯酒，谁谓无往还。

寄语海北人，今日为何年？

醉里有独觉，梦中无杂言。

海南的气候，夏季酷热，而且湿度很高，几乎使最能随遇而安的苏轼也不能忍耐。如与程全父推官书云：“此间海气蒸溽不可言，引领素秋，以日为岁。”暑热可想。又如《书海南风土》云：

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尤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吾当湛然无思，寓此觉于物表。使折胶之寒，无所施其冽；流金之暑，无所措其毒。百余岁何足道哉！彼愚老人初不知此，如蚕鼠生于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温，一吸之凉，相续无有间断，虽长生可也。庄子曰：“天之穿之，日夜无降，人则顾塞其窦。”岂不然哉！

九月二十七日，秋霖不止，顾视帏帐间有蝼蚁，帐已腐烂，感叹不已，信手书此。时戊寅（元符元年）岁也。

苏轼的精力，永远不衰，虽是花甲老翁了，入市籴米，还会觉得“不缘耕樵得，饱食殊少味”。心里还想申请一块荒地来躬自耕种，总须自食其力，才免内心的愧恧。然而，海南的民俗，恰正相反。当地有一种树木，可以分别产出八种不同的香料，他们就以此为生，懒得不想耕田，因此，到处都是荒地，而食粮不足。缺乏米粮，他们就以薯芋杂粮，煮粥取饱。苏轼觉得这些海南人真是愚昧可哀，以一片精诚，作了《和陶劝农六首》，将诗寄与其弟。《栾城后集》辙作《次韵诗叙》，说到雷州半岛的情形，也和南海一样。他说：“予居海康，农亦甚惰，其耕者多闽人也。然其民甘于鱼鳅虾蟹，故蔬果不毓；冬温不雪，衣被吉贝，故艺麻而不绩，生蚕而不织；罗纨布帛，仰于四方之负贩；工习于鄙朴，故用器不作；医夺于巫鬼，故方术不治。予居之半年，凡羁旅之所急求皆不获。”然而，海南远摒海外，货运不便，雷州还可仰给四方的供应，而海南却只好“百物皆无”了。

在海南百物皆无的情形下，幸赖在惠州服官的旧友郑嘉会（靖老）和程天侔父子由海舶接济酒米药物，传递家书，所以苏轼在给他们的函件中，诉述较详。如：

黎蜒杂居，无复人理。资养所急，求辄无有。（《答程天侔书》）

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惟有一幸，无甚瘴也。（《答程儒书》）

纸茗佳惠，感怍，感怍！丈丈惠药米酱姜盐糖等，皆已拜赐矣。（《答程天侔书》）

海南没有医药，而人不能无病，病则相信杀牛可以愈疾，这是海南的风俗。惜生的苏轼，看得满怀悲悯，为之惄焉不安，写了一篇柳宗元的《牛赋》，加上长跋，交给琼州僧人道赟，希望借他的手代为传布，能够稍稍改变这种风俗。跋言：

岭外俗皆恬杀牛，而海南为甚。客自高化载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风不顺，渴饥相倚以死者无数。牛登舟，皆哀鸣出涕。既至海南，耕者与屠者常相半。

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富者至杀十数牛。死者不复云，幸而不死，即归德于巫，以巫为医，以牛为药。间有饮药者，巫辄云：“神怒，病不可复治。”亲戚皆为却药禁医，不得入门，人牛皆死而后已。

地产沉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黎人得牛，皆以祭鬼，无脱者。中国人以沉水香供佛，燎牛求福，此皆烧牛肉也，何福之能得？

哀哉！余莫能救，故书柳子厚《牛赋》，以遗琼州僧道赟，使以晓喻其乡人之有知者，庶几其少衰乎！

海南还有一个特殊的风俗，即男人在家，终日游手好闲，一切外出体力劳作的事都由妇人承担，包括上山打柴、凿地汲盐井在内。苏轼又写了一幅杜甫的诗，希望能劝儋人改俗——这也不过是书生行其心之所安的作为而已，效果是很微茫的。

元祐臣僚，几乎无人不遭谪逐，而远窜海外的，却只苏轼一人。人莫不自负有才，莫不好名，而才名相累，竟是如此苛酷，此所以苏轼对于《庄子·山木》篇“材与不材”之说，怀着甚深的感慨。

二　食芋饮水

苏轼在昌化，无一熟人，而且语言不通，与土著也无由交识，入市则百物皆无，南方长夏之日，独居敝陋的官屋中，过着“杜门默坐，日就灰槁”的生活，即使闷不死人，也会被逼得发疯。然而，人生的美妙，在于常会绝处逢生。苏轼到昌化将两个月后，昌化军使易人，新任的张中来了。一到，他即前来叩门请见苏老前辈，并且带了雷守张逢的信来。

张中，开封人，熙宁初年的进士，曾在明州（浙江宁波）做过象山县尉之类的地方官，浮沉小吏，仕途甚不得意，现在又被派到这人人视为畏途的南蛮荒岛上来，料不到却与苏轼这样的人物相遇。

张中对这老人，执礼甚恭，与苏过则成了莫逆的朋友，因为两人都欢喜下棋，下棋上了瘾。苏家租住官屋，又在州廨的东邻，走动非常近便，所以张中几乎无日不来，来即与过一枰相对，兴味盎然。苏轼接受老弟“不要读书”的劝告，本来萧然清坐，澹无一事，于是也就整日坐在枰边，看他们对弈。

其实，这看棋的老人，并不懂棋，倒是因此想起了从前独游庐山白鹤观，观中人阖门昼寝，只听得棋声起落于古松流水之间。这种境界，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觉得这玩意儿非常可爱，有意想学，然而始终没有机会。现在，这隅坐一旁，不会下棋而竟日观棋不厌的老人，却悟出了千古不灭的棋道哲学——“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作《观棋》诗：

五老峰前，白鹤遗址。长松荫庭，风日清美。

我时独游，不逢一士。谁欤棋者，户外屦二。

不闻人声，时闻落子。纹枰坐对，谁究此味。

空钩意钓，岂在鲂鲤。小儿近道，剥啄信指。

胜固然欣，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

是年十月立冬之后，岛上风雨无虚日，苏轼租住的官屋，本已敝陋不堪，风吹雨打更是处处漏水，常常一夜三迁，东躲西避。这在平常人一定会心生怨愤，但是苏轼读陶《怨诗示庞邓》，认为渊明懂得欢快时应留余乐，忧戚处不妨颓然的道理，一点也不觉得难堪。他自认与渊明一样，天生的禀赋偏奇，本来不会享受，从前住华屋，卧重裀，并不安适；现在一夕三迁，却睡得很好。《和陶怨诗》说：“我昔堕轩冕，毫厘真市廛。困来卧重裀，忧愧自不眠。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迁。风雨睡不知，黄叶满枕前。”苏轼虽然不怨，张中却不能不顾，就假借整修伦江驿以就房店的名义，派兵将屋修补。此事，后来成了张中的罪状。

苏轼日常生活中，非常欢喜理发和沐浴。他的保健方法中，晨起梳发百栉，即是重要的一款。在海南，有《谪居三适》诗，就是旦起理发、午窗坐睡和夜卧濯足三项。沐浴却发生了问题，因为海南没有澡盆这样器物，所以只好用道家的办法，于夜卧时，以两手揩摩身体，名曰“干浴”（见《云笈七签》）。苏轼于《次韵子由浴罢》诗中，还很幽默地以老鸡倦马的土浴为比，如曰：“时令具薪水，漫欲濯腰腹。陶匠不可求，盆斛何由足。老鸡卧粪土，振羽双瞑目。倦马𩨍风沙，奋鬣一喷玉。垢净各殊性，快惬聊自沃。”

“六十无肉不饱”，何况苏轼向来喜欢肉食。他在惠州，还有羊脊骨可买，啃得津津有味，但到昌化，就“至难得肉食”了。听说苏辙到海康后，体重骤减，作《闻子由瘦》诗，说到当地土人吃老鼠、蝙蝠、蜜唧（蜜渍鼠胎）、蝍蛆（蜈蚣），令人不寒而栗。诗言：

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

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薰鼠烧蝙蝠。

旧闻蜜唧尝呕吐，稍近虾蟆缘习俗。

十年京国厌肥羜，日日烝花压红玉。

从来此腹负将军，今者固宜安脱粟。

人言天下无正味，蝍蛆未遽贤麋鹿。

…………

接下去，苏轼还和老弟开玩笑道，照这样子没有肉吃，帽宽带落地消瘦下去，到有一天能回家乡去时，兄弟俩一定会变成两个清瘦的仙人，可以骑在黄鹄身上飞还故乡了——“海康别驾复何为，帽宽带落惊僮仆。相看会作两臞仙，还乡定可骑黄鹄。”

不但没有肉吃，海岛上只有海鱼，而苏轼怕腥，“病怯腥咸不买鱼”，无肉无鱼，所以不能免于“尔来心腹一时虚”。老弟又劝他节省精神，不要读书，然而终日清坐，总也不是办法，他只好“从今免被孙郎笑，绛帕蒙头读道书”了。

海南当然无酒，虽然海北还有几个朋友，如张逢、程氏父子、周彦质等随时寄与佳酿，但那是不能常有的赠与，日常要喝，只可自酿。他在当地认识的潮州人王介石、泉州航商许珏，送他一点“酒膏”，苏轼感激万分，作《酒子赋》曰：“怜二子，自节口。饷滑甘，辅衰朽。先生醉，二子舞，归瀹其糟饮其友。”

苏轼一向喜欢自己酿酒，但在昌化，这兴趣也消失了，主要是他之所以好此，原是为了“酿酒以饷客”，现在连客也没有了，还酿什么酒。直到元符二年过年前，才酿了一次天门冬酒。新年酒熟，且漉且尝，本无酒量的老人，不知不觉间喝得醺醺大醉，拥鼻微吟起来：

自拨床头一瓮云，幽人先已醉浓芬。

天门冬熟新年喜，曲米春香并舍闻。

…………

海南不但无肉无鱼，甚至米面亦待海北舶运而来，每遇天气变化，海运阻隔，立即断市，所以苏轼父子，只好入境同俗，食芋饮水。这种食芋饮水的生活，苏轼却自谓：“衣食之奉，视苏子卿（武）啖毡食鼠为大靡丽。” 1  居常煮菜为食，作《菜羹赋》，叙曰：

东坡先生卜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称家之有无。水陆之味，贫不能致，煮蔓菁、芦菔、苦荠而食之。其法不用酰酱，而有自然之味，盖易得而可常享。

赋辞中说“无刍豢以适口，荷邻蔬之见分”，也是事实。《冷斋夜话》作者说：“余游儋耳，及见黎民表为予言：东坡无日不相从乞园蔬。”别时写与一诗，还跋曰：“临行写此诗以折菜钱。” 2

菜羹吃厌了，苏过想出新办法来，用山芋做羹，冠以美名曰“玉糁羹”。老父吃了，拍案叫绝道：“色香味皆绝，天上酥酏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诗曰：

莫将南海金齑脍，轻比东坡玉糁羹。

我想，读者决不会被此老骗过，只是山芋一项材料，即使易牙复生，也做不出什么美食来的，只是其中有儿子奉事的一片孝心，才是人间的至味。

苏轼在海南所遭遇的困苦，还不止此。

元符二年（1099）四月，岛上大旱成灾，米价暴涨，眼看将有绝粮之忧。苏轼束手无策，想到道家的辟谷法中，有一种简单易行的龟息法，就是模仿龟的呼吸，每日凌晨，引吭东望，吞吸初日的阳光，与口水一同咽下，据说非但可以不饥，还能身轻力壮。他写下这个方法，决心与儿子一同练习，准备抵抗饥饿。

饮食是人的基本欲望，这欲望不能满足时，很自然地常会怀想过去的享用。苏轼饱食芋蔬之余，作《老饕赋》，赋中历数美食，如言：“……尝项上之一脔，嚼霜前之两螯，烂樱珠之煎蜜，滃杏酪之蒸羔。蛤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带糟。盖聚物之夭美，以养吾之老饕。……”从这些叙述，苏轼之精于食道，虽称为美食家也，当之无愧，而他现在只是“画饼充饥”。

食物之美，不一定与贵贱关联。他与一洺州人谈“吃”，对于盐水渍蚕蛹那种平民化的小食，也说“余久居南荒，每念此味”而不可得。（《五君子说》）

张中来后，经他介绍，苏轼才认识了几个土著朋友，才有几家熟人，可以串串门子，歇歇脚。

一是住在县城东南的黎子云，他家居临大池，水木幽茂，惜乎太穷，房屋已甚破败。坐中几个人创议，大家捐点钱来修造一下，平常就可来此聚会。深苦寂寞的苏轼，自然赞成，也捐了钱，名之曰“载酒堂”。

还有一个是住在城南的老秀才——符林，苏轼称之为“儋人之安贫守静者”。绍圣五年上巳节，海南风俗于是日上坟，苏轼携酒往访符家，符家的子弟都出去了，只有老符在看家，他们两人便倾壶痛饮起来，一直喝到醉了。苏轼作诗，非常感慨：

老鸦衔肉纸飞灰，万里家山安在哉！

苍耳林中太白过，鹿门山下德公回。

管宁投老终归去，王式当年本不来。

记取城南上巳日，木棉花落刺桐开。

当地的熟人，逐渐多起来了，苏轼也逐渐恢复了城乡各处随意漫游的老习惯。他可以跑进一座寺院，清坐终日，“闲看树转午，坐到钟鸣昏”，目的是要“敛收平生心，耿耿聊自温”（诗：《入寺》）。游城北谢氏废园，则又兴起“谢家堂前燕，对语悲宿昔”的兴废存亡之感。

苏轼在城乡随处乱跑，像这种落后地区，除出城中有一两条大街外，他处都无一定的道路，所以他常常会迷路，甚至回不得家，则以牛矢、牛栏等，来做认路的指标。黎人家的儿童，没有玩具，口吹葱叶为戏。他也认识了当地如春梦婆这样可爱的人物——苏轼曾负一大瓢，行歌田间，遇一老妇，年已七十，对轼言道：“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轼认为她说得很对，乡人从此就叫这老媪为春梦婆。 3

苏轼在漫步中，作《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此诗最富儋耳风光，也是他与土著交往情趣的写实：

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

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

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

符老风情奈老何，朱颜减尽鬓丝多。

投梭每困东邻女，换扇惟逢春梦婆。

三　房屋风波

苏轼等过岭诸人的祸患，似乎还未“到此止步”。

继公开谪责之后，章惇辈“必欲置之死地”的魔掌，就偷偷伸出来了。

绍圣五年二月，章惇、蔡京议派吕升卿、董必察访岭南。这升卿是吕惠卿之弟，他家兄弟与苏氏昆仲有刻骨深仇，一旦落入其手，岂有生理？董必本为荆湖南路常平，在衡州按查孔平仲，连毙三命，更是著名的刽子手。章惇起用吕、董二人按察两广，意欲尽杀流人，则已显而易见。

幸而曾布天良未泯，一日，朝罢独留，对皇上进言道：

“闻遣升卿辈按问，岂免锻炼？况升卿兄弟与轼、辙乃切骨仇雠，轼、辙闻其来，岂得不震恐？万一望风引决（自杀），岂不有伤仁政？升卿凶焰，天下所畏，又济之以董必，必在湖南按孔平仲殊不当，今仍选为察访，众论所不平。”

又左司谏陈次升也于奏事毕，进前言曰：“元祐臣僚，今乃欲杀之耶？”皇上答曰：“并无杀人的意思。”次升才续奏道：“升卿乃惠卿弟，今使指于元祐臣僚迁谪之地，理无全者。”

于是，哲宗对章惇等谕曰：“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

吕升卿广南东路察访之命，遂此罢行，而董必则由东路改使西路。北宋将全国分十五路行政区域，广南西路辖属雷、琼、儋、崖四州。董必使西路，其将为祸轼、辙则已无可避免。

随后，中书舍人蹇序辰上疏说：“司马光等从前所为，变乱典刑，改废法度，讪黩宗庙，睥睨两宫等罪恶，着于当时的章疏案牍，散在各个有司衙署。今若不加汇辑，日久必难查考。请全部检讨奸臣们的所言所行，选官类编，人为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后世，俾昭大戒。”于是，就命蹇序辰、徐铎负责编辑，元祐群臣的施行文书，章疏书牍，自元丰八年四月至元祐九年四月十二日止十年间的旧案，纤屑不遗，皆被搜集，汇为一百四十三帙。由是按图索骥，前朝缙绅之士几乎没有一人得能脱祸了。

四月，蔡京等上宝玺，名曰“天授传国受命宝”。五月，御殿受玺，行朝会，减罪囚，紫宸殿大宴群臣，朝堂里一片洋洋喜气。诏告天下，自绍圣五年六月戊寅朔起，改元为元符元年。

元符元年（1098）七月，再诏范祖禹徙化州（即今广东化州市），刘安世徙梅州（即今广东梅州市），苏辙徙循州（东江上游、惠州之东北）——这是董必到岭南来按问的结果。

祖禹于同年十月十日死于贬所，年仅五十八岁。元祐后期，苏轼在朝中志同道合的同官，只有祖禹一人，今在儋州闻其讣告，不觉号恸痛哭，给祖禹的长子范冲（元长）函道：“闻讣恸绝，天之丧予，一至于是，生意尽矣。”又曰：“流离僵仆，九死之余，又闻淳夫先公倾逝，痛毒之深，不可云论。”

祖禹、安世等本人遭难之外，诸子并皆勒停（免官），永不收叙。所以，苏轼后又长函范冲，劝他“先公已矣，惟望昆仲（次子范温，为秦观之婿）自立，不坠门户。……与先公相照，谁复如某者，此非苟相劝勉而已，切深体此意”。

范冲求苏轼为父作传，轼沉痛作答曰：“所论传，初不待君言，心许吾亡友久矣。平生不作负心事，未死要不食言。然今则不可，九死之余，忧患百端，想蒙矜察。”又暗示道：“海外粗闻新政，有识感涕。”范冲此请，本欠老成，在这个样子的黑暗时期，要苏轼为祖禹作传，祸随笔起，怎能着手！

章惇必欲致范、刘于死地，叫蔡京设法除此二人。安世到了梅州贬所，蔡京就派人跟着南下杀刘。陈衍劝说使者不如胁逼安世自裁的好，安世却不为所动。蔡京又特意觅了一个当地的土豪，将他擢为转运判官，命往杀刘。判官受命疾驰，梅守又派人来劝安世自己作个了断。判官将至，刘家阖门号泣，安世却饮食起居如平时，不愧是个铮铮铁汉。不料是夜，这个土豪忽然急病呕血而死，安世因此获免。真是“命好”！

苏辙在雷州，因为政令不许占住官屋，所以张逢帮他租借太庙斋郎吴国鉴的宅子居住。不到半年，便被段讽检举，说他“强夺民居”。绍圣五年三月，董必到了雷州，按察此事，要追民究治，幸而苏辙拿得出租赁契约，才没话说。董必就奏劾雷守张逢于苏氏兄弟到时，同本州官吏至门首迎接，招待轼、辙在监司行衙安泊，次日送酒筵去接风，后来又帮苏辙租屋，每月一两次地送酒馔到辙处管待，差役七人供事等等；海康县令陈谔差杂役工匠为苏辙租住的宅子大事装修，又勒令附近居民拆除篱脚，开阔小巷，通行人马，以便回避苏辙所居门巷等等。

结果是诏移苏辙循州安置，雷守张逢被勒停（免职），海康令陈谔特冲替（改调）。本路提刑梁子美与苏辙是儿女亲家，不申明回避与其余监司以失察的罪名，各罚铜三十斤。

果然，雷州按察事告一段落，董必立即要遣官过海，查治昌化军使张中修伦江驿事。从这件案子，当然就可以把苏轼牵扯出来。用土豪做转运判官谋杀刘安世的手段，已有先例，人人要为苏轼捏一把冷汗。

董必的魔掌将及苏轼，幸而出现了一个救星。据说董必的随员中，有一潭州人彭子民，甚得董必亲信。当董必要派人过海，彻治张中案时，彭对董流着眼泪劝道：“人人家都有子孙！” 4

董必醒悟过来，只派一个小使臣过海。章惇的政府有流人不许占住官屋的命令，所以小使臣就根据这道行政命令，将苏轼父子逐出官舍，尚无其他诛求。

被逐出屋后，父子二人无地可居，偃息于城南南污池侧，桄榔林下者数日。东坡偃息桄榔林中，则曰：“尚有此身，付与造物，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 5  其超然自得，了无愠色如此。

后来，就在那儿买了一块空地，自己造屋。

朋友中特别是黎子云和符林两家子弟十余人，都来帮他运甓畚土；王介石更出全力相助。《与郑靖老书》说：“起屋一行，介石躬其劳辱，甚于家隶，然无丝发之求也。”

军使张中来观，也卷起袖子来帮做畚锸的工作。次月（五月），坐落城南的一栋简单的住屋就造好了。五间平房，一个龟头。苏轼名之曰“桄榔庵”，摘叶书铭，以记其处。

《与郑靖老书》述造屋事曰：

初赁官屋数间居之，既不可住，又不欲与官员相交涉。近买地起屋五间、一龟头，在南污池之侧，茂木之下，亦萧然可以杜门面壁少休也。但劳费窘迫耳。

又《与程儒（天侔子）书》云：

赖十数学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也。

搬进新屋去后，家用器物皆无，邻里黎、符两家都从自己家中用的分点出来送给他们。苏轼《和陶和刘柴桑》诗说：

万劫互起灭，百年一踟躇。

漂流四十年，今乃言卜居。

且喜天壤间，一席亦吾庐。

…………

苏轼这一席之庐，据他与程秀才书简说：

新居在军城南，极湫隘，粗有竹树，烟雨濛晦，真蜑坞獠洞也。

新居墙之东北，有一树老楮，枝叶旺长，遮挡眼界。苏轼有意将它伐去，细思“孤根信微陋，生理有倚伏”（诗：《宥老楮》），终于不忍砍此大自然中的同一生物。

住定后，又雇了三个蓬头的当地人，整治出一个菜园来，自己种些韮菜、黄菘；西边掘个粪坑，储积水肥；东边开个水源，用以浇菜。苏轼说：“人间无正味，美好出艰难。”亲手种出来的东西，总是好吃的。不过，自种蔬菜，眼看它慢慢长大起来，“未忍便烹煮，绕观日百回”，又舍不得割来吃了。（《和陶西田获旱稻》及《和陶下潠田舍获》诗）

七月，苏轼才知道老弟再徙循州的消息。循距惠州七百里，荒僻寥落，言语不通，饮食无有，而且从惠州到龙川的那条水路非常狭隘，艰涩难行。这条路，苏迈、苏过都曾走过，所以苏轼立刻设法通知苏迈，令苏辙一家路过惠州时，挽留他家眷口就在白鹤山庄住下，一切有迈可以照顾。

苏辙于六月间自海康启程，冒大暑水陆行数百里，困惫不堪，就接受老兄的安排，将家眷留在惠州，独携幼子苏远，葛衫布被，乘一叶小舟，秋八月到了循州贬所，住于龙川城东之圣寿僧舍。

也许由于新来乍到，找不到信使之便，直到九月十五，苏轼还得不到老弟一点讯息，心里忧虑不堪，只好端策问卦，用揲蓍古法，卜得“遇涣之内”：三爻初六变为中孚，兑上巽下，信发于中，谓之中孚；中孚之九二变为益，震下巽上，损上益下，故谓之益；益之六三变为家人，离下巽上，正一家而天下定。中孚有至诚之意；益卦虽是风雷动象，示播迁不宁，但有增足之益；家人卦有天伦安和之意。苏轼取文辞为断，自信对于此卦，研考精详，决不会错，心里大为安定。 6

但是，朝中大局如此，兄弟两人，各困一隅，杀机四伏，皆是听凭宰割的命运，岂是经历一场播迁就能安然无事的？苏轼“粗闻新政”，不能不心如挂钩之鱼，惶恐不安。九月底，往游天庆观，谒拜北极真圣，祈神指示余生的吉凶祸福，求了一支签，签词曰：

道以信为合，法以智为先。

三者不相离，寿命已得延。

苏轼细绎签词的意思，“悚然若有所得” 7  。

苏轼这时候的惶恐，并非无端而至。因为蹇序辰等编纂的有关元祐朝臣的章奏文书，经过搜集和悬赏征求，甚少遗漏，共成一百四十三帙；形式上呈经皇帝过目后，他们正在一篇一篇地审阅，凡是涉及更改熙丰法制或文字可以罗织者，立即加以惩处，因此得罪的人，已有数千之多。

在此十年间，以文章报国的二苏，汇集的专卷一定最厚，随便抽出一篇来，任意加点解释，就可叫他们死有余辜。苏轼能不忧心忡忡？

到了元符二年（1099）九月，这个政治报复的血腥运动，更成立了专职机构——诉理局，有计划、有组织地大肆诛求罗织起来。事由安惇进言：

陛下未亲政时，奸臣置诉理所。凡得罪熙丰之间者，咸为除雪。归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按，看详从初加罪之意，得依断施行。

这是很明显地要尽复十年前熙宁、元丰年间的旧案，包括已经赦免或昭雪的在内。蔡卞劝章惇专设这个诉理局，搜索检查一切旧档，命蹇序辰、安惇看详。因此，重新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士大夫虽远在千里，也被官司会同逮捕、严刑侦讯，竟有很多人因清算而受钉足、剥皮、拔舌之苦。

政治这东西，一朝变成个人权力时，就没有不被滥用，亦几乎没有不血腥满地的。实际政治像头十分饥饿的怪兽，永远要吃掉其他任何东西，无休无止。

在此黑暗时代，民有二蔡（蔡卞、蔡京）二惇（章惇、安惇）之谣。二蔡二惇固然罪可通天，但是哲宗惑于女宠，将权力授于豺虎，而昏愦不省，终是不可原谅的。

在这一次再起的大风波中，原已编管横州的秦观，再徙雷州。少游凄怆作诗曰：“南土四时都热，愁人日夜俱长。安得此身如石，一时忘了家乡。” 8  语极酸楚。张耒和晁补之都坐降为监当官。

吕升卿按察广南的任命，虽被曾布等拦住了，不能直接施毒于二苏。但是他的弟弟温卿，为浙江运使，便专捡与苏轼亲厚的人来下手，以泄私愤。先起钱世雄（济明）狱，又举发廖明略事，二人皆被废斥。后来有个僧人，与参寥有点嫌隙，举发参寥冒名使用度牒，其实他本名昙潜，是苏轼替他改名道潜。经查，果与度牒不符，径即判令还俗，编管兖州。 9

此事发生之前，参寥原本打算带了他的徒弟颖沙弥度岭过海，到昌化来看望苏轼的。苏轼得书，连忙复书劝阻，书中言渡海当时的危险，是他来时亲身的经验。如云：

……转海相访，一段奇事。但闻海舶遇风，如在高山上坠深谷中，非愚无知与至人，皆不可处。胥靡遗生，恐吾辈不可学。若是至人无一事，冒此险做甚么？千万勿萌此意。颍师喜于得预乘桴之游，所谓无所取裁者，其言切不可听。相知之深，不可不尽道其实尔。自揣余生，必须相见，但记此言也。

在千年前交通困难的情况下，要从浙江杭州到海南岛来探望一个落难的朋友，这种风义，简直难以想象。苏过也深为感动，作诗附寄曰：“……道人航海曾何劳，久将身世轻鸿毛。只恐西湖六桥月，无人主此诗与骚。”（《斜川集》）

此函发后，参寥已经被迫还俗，编管兖州，当然也不能来了。钱世雄本来代为照顾苏轼宜兴的家属，被祸前，还寄“异士太清中丹”来给苏轼服用，现在，却都失去音讯了。

上年董必纠举昌化军使张中，派兵以修缮伦江驿就房店为名，实与别驾苏轼居住一案。元符二年二月，朝廷处分下来，张中被“冲替”（免职、另候任用），权知广南西路都钤辖程节、户部员外郎谭棪、提点广南路刑狱梁子美皆坐失察罪，各遭降级处分。

张中将去，轼作《和陶与殷晋安别》赠其行。人在孤苦中，同伴骤别，不比寻常，真有摧肝裂胆之痛，苏轼此诗，也非常凄怆。如曰：

孤生知永弃，末路嗟长勤。

久安儋耳陋，日与雕题亲。

海国此奇士，官居我东邻。

卯酒无虚日，夜棋有达晨。

小瓮多自酿，一瓢时见分。

仍将对床梦，伴我五更春。

暂聚水上萍，忽散风中云。

恐无再见日，笑谈来生因。

空吟清诗送，不救归装贫。

初送张中诗，虽记往来事迹，但仍透着无比的凄凉。

谁知张中这个性情中人，不忍抛撇苏轼父子，从三月初挨到是年十二月，一直逗留了十个月，迟迟其行。到此真已迫得非走不可时，才来辞行。这天他就在苏家坐了一个通宵，所以苏轼再送张中诗《和陶王抚军座送客》，反而安慰这个行者：“汝去莫相怜，我生本无依。”“莫作往来相，而生爱见悲。”张中坐到天亮，苏轼别绪依依地说：“悬知冬夜长，恨不晨光迟。”

《和陶答庞参军三送张中》诗，则是老人一片慈心的诤言。张中少学兵法，甚好谈兵，才智非不如人，功名却无缘分。苏轼认为徒然愤懑，无补于事，该趁年富力强之日，果断去边疆治兵，学以致用的好。

张中此去，不久即以病死传闻。苏轼初送诗中，有“恐无再见日”的话，真个一语成谶。

四　读书著作

海南“百物皆无”的生活环境，是任何人都不能忍受的；而精神食粮——书物的匮乏，对一个读书人所造成的威胁，像失落灵魂一样的痛苦，就不是平常人所能想象的了。

苏轼当日仓皇渡海，当然不会携带书物，住定以后，就为无书可读而非常烦恼。第一次由张中陪同往访黎子云时，见到他家有《柳宗元集》数册，正如久渴之人得见一瓯清泉那样急切，立即借了回来，终日玩诵。曾季狸说：“前人论诗，初不知有韦苏州、柳子厚。……至东坡而后发此秘。”许彦周说：“东坡在海外，盛称柳柳州诗。黎子云家有柳文，日久玩味，虽东坡观书亦须着意研穷，方见用心处耶！” 10  正因没有他书分散注意，终日玩诵，得与作者神会，始生欢喜。故陆游说：“东坡在岭海间，最喜读柳子厚、陶渊明二集，谓之南迁二友。” 11  其故在此。

后得在惠州服官的老朋友郑嘉会（靖老）来书，说有书千余卷，将托舶运装到海南来借他，苏轼原本有意用著述来排遣忧患，因为没有参考书，就什么也不能作，正如陶渊明《赠羊长史》诗所说：“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得知千载事，上赖古人书。”所以就和此诗，以谢郑君。

…………

结发事文史，俯仰六十逾。

老马不耐放，长鸣思服舆。

故知根尘在，未免病药俱。

…………

郑嘉会借书，先后两次，都是托由广州道士何德顺经手船寄的。船本不多，书又笨重，所以寄运甚费时日，真是无可奈何之事。

苏轼没处可跑，常往黎子云家去玩。一日碰到天下大雨，借了一顶斗笠，一双木屐，穿戴起来回去。后来有人画了一幅“东坡笠屐图”，他自己作赞曰：“人所笑也，犬所吠也，笑亦怪也。” 12  就是用柳宗元的句法。

海南人惯以椰子壳作冠，从苏轼父子看来，却很新鲜，父子二人都作了《椰子冠》诗。然而苏轼不能忘情于元祐前期，他所创制的筒高檐短帽，士大夫争相仿制的“子瞻样”，慨然曰：“更着短檐高屋帽，东坡何事不违时。”

诗人心灵中，充盈着许多热烈的感情，被现实生活激发起来的思想和感觉，血液里面膨胀的欲望和情绪，错综变幻，构成诗人一串串的梦。将这些梦，用语言文字编织出来，就是诗。诗中，蕴蓄着诗人真诚的生命。

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是他归向自然生活的梦，几乎全部用意象来唤起读者的情感。诗中表现一波一波的意象，尽是他朴素的梦想。这个梦画出隐逸生活的情景，使所有困于尘俗的读者为之神往。

苏轼是一个流落天涯而又失去自由的人，更是只好以一个梦想来编织他的精神世界，作他无可奈何的归宿——“以无何有之乡为家”，则虽身羁海外，亦未尝不归，这就是苏轼今日“以不归为归”的哲学。

绍圣五年二月，苏轼作《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首揭其由，这是一个“梦”——“归去来兮，吾方南迁安得归？……怀西南之归路，梦良是而觉非。”梦里确是归乡，醒来却空无其事。他所梦想的归乡，不写舟车之劳：“我归甚易，匪驰匪奔。俯仰还家，下车阖门。”这个倦于尘劳世患的老人，只能在梦中满足他归乡的欲望。也只有梦还，则不论海南汉北（蜀）距离多么遥远，往来都很方便。续曰：

归去来兮，请终老于斯游。我先人之敝庐，复舍此而焉求？均海南与汉北，挈往来而无忧。……方饥须粮，已济无舟。忽人牛之皆丧，但乔木与高丘。警六用之无成，自一根之返流。望故家而求息，曷中道之三休。已矣乎！吾生有命归有时，我初无行亦无留。……

此文写成后，寄与弟辙，要他同作。这时候，苏辙方从雷州再迁循州，一时无暇及此，就将它搁下来了。直到轼已故后，苏辙整理家中旧书，才又捡出这篇遗稿，乃泣而和之。 13  又据晁说之（以道）说：“建中靖国年间，东坡所和《归去来兮辞》，方才传至京师，他的门下宾客中，有好几个人跟着和作，都自以为‘得意’。陶渊明于一日间纷然满人目前了。”参寥也忽然拿了一篇和作来给晁以道看，约他同赋，以道婉谢曰：

“童子无居住，先生无并行。我与吾师共推东坡一人于渊明间可也。”

参寥领悟，索回和作，纳入袈裟袖第中，用杭州土话说道：

“罪过公，悔不先与公话。” 14

和《归去来兮辞》后，苏轼意犹未尽，又把陶的原作拆散，写成《归去来集字十首》。

自到海南后，苏轼对于道家神仙之说，已经远无初到惠州那时的狂热；而这晋代田园诗人，却恍然如在身畔，行起坐卧，似同一室，他和我们一样，两只脚踏在这痛苦的大地上，和我们共同享有从这大地上生出来的悲欢和苦乐。

不过，陶苏二人经验不同，天分有别。渊明意主澹逸，诗语“微至”已足；东坡豪迈，故多豁达之辞。所以轼虽和陶，而意境不同；苏轼学不到渊明的澹逸，但他也自有其恢诡陆奇的达人本色，各有不同的精神面貌。

正如我们眼前有这样两个人：一个是三家村中的恂恂宿儒，神闲气静，眉目清澄，语言全从平凡的情理出发，令人觉得可亲；一是做过大事、经历风涛的豪士，眉宇轩昂，英气内敛，辞锋犀利而坦率，令人觉得豁达。前者是陶潜，后者便是苏轼。

渊明的人生哲学，寓于“形、影、神”三诗之内，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恬淡主义者，他的生活理想，但求平淡安适。

他认为人有生死，与草木之有荣枯一样，死亡既是不可避免，则有生之日，便该从容享受酒与感官的快乐。

形是身，影如名，形影不能分离，故“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既然人有必然要死的命运，形影皆空，所以人生应该听任“神”之自然，“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不必刻意惜生，徒然陷形神于无助的痛苦之中。

苏轼则好以浪漫的神秘知觉来体验人生。他认为大千世界中，一切形象变化，弹指顷事，微不足道。唯有物我心灵间的妙悟，超脱形象之外，始入永恒。

他认为形与影相因而成，随物而化。形如火上之烟，火尽，烟即消失。人之形体，不但要因时间的摧残而老衰，甚至一念前后，已失其故，所以不足依托。

影如镜中之像，镜子坏了，而影仍不灭，因它“无心但因物”，万变而不竭。

道家的仙境，释氏的佛国，都很渺茫。本想跟从陶翁，避到酒乡去住，无奈醉有醒时，依然难逃人生劫数。

回顾平生，真同儿戏，被人指目毁誉，了无意义，不如弄起一把火来（弄火，佛语），好的坏的一起烧了，从此肩上没有负担，“神”就自然超脱。

陶、苏二人，对人生的基本观念，歧异在此。

苏轼初至海南，即将自扬州和陶《饮酒》起至绍圣四年丁丑十二月止，所作和诗一百零九首，检寄苏辙，要他作“叙”，意欲单独别为一集。后在海南，续有和作，至元符三年四月，闻赦命后，写成最后一首《和陶始经曲阿》诗止，共得一百二十四首，辑成《和陶别集》。

《和陶归去来兮辞》与《归去来集字十首》不在前数之内。因为前者不是诗，后者不是和作，只能算是附录。

苏过作《志隐》一篇，自跋云：“……遂赋《志隐》一篇，效昔人解嘲、宾戏之类，将以混得丧，忘羁旅。非特以自广，且以为老人之娱。”全文甚长，姑引片段，聊见一斑：

大块之间，有生同之。喜怒哀乐，巨细不遗。蚁蜂之君臣，蛮触之雄雌。以我观之，物何足疑？彭聃以寒暑为朝暮，蟪蛄以春秋为期颐。孰寿孰夭？孰欣孰悲？

况吾与子，好恶性习，一致同归。寓此世间，美恶几希。乃欲夸三晋而陋百粤，弃远俗而鄙岛夷。窃为子不取也。子知鱼之安于水也，而鱼何择夫河汉之与江湖；知兽之安于薮也，而兽何择于云梦之与孟诸。松柏之后凋，萑苇之易枯，乃物性之自然，岂土地之能殊乎？……

这篇文章之整个风格，特别是气势与雄辩这一特色，将它置于《东坡集》中，恐怕谁也无法分辨。尤其全文立意，脱胎于庄子齐物哲学而成其旷达，简直就是苏轼人格之再现。难怪老人读了，不禁大喜道：“吾可以安于岛夷矣！”

苏轼有意跟着自写一篇《广志隐》，更深一层来讨论穷通得丧之理；但对儿子，却劝他作《孔子弟子别传》。儿子还年轻，应该接受儒家的正统思想，求为世用，而不该走老庄这条路子。这也是天下做父亲的人，同样的苦心。

父子二人，在桄榔庵里，以努力写作排遣孤寂。余下时间，他又勉励儿子抄书。那个时代，雕版印刷术虽已出现，但是书籍的流布还不太广，求书仍不甚易，读书士子还是习惯于手抄经史，因为抄书不但可以免费得书，还能帮助记诵，练习书法。

到海南后，苏过先抄了一部《唐书》，再又借了一部《汉书》来抄。苏轼《与程（儒）秀才书》云：

儿子到此，抄得《唐书》一部。又借得《前汉》欲抄。若了此二书，便是穷儿暴富也。呵呵！老拙亦欲为此，而目昏心疲，不能自苦，故乐以此告壮者尔。

元符二年（1099）五月间，惠州友人郑嘉会舶寄的书籍已经运到，父子二人就忙着将书编排整齐，列诸座隅，作书报谢说：“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诸史满前，甚有与语者也。借书，则日与小儿编排整齐之，以须异日归之左右也。……”

有了必要的书籍，苏轼就开始整理黄州所作《易传》的未完稿，又续撰《书传》。《和陶杂诗之九》自述传经之志，有曰：

余龄难把玩，妙解寄笔端。

常恐抱永叹，不及丘明迁。

亲友复劝我，放心饯华颠。

虚名非我有，至味知谁餐。

思我无所思，安能观诸缘。

已矣复何叹，旧说易两篇。

《书传》十三卷，收入《四库全书》时，提要曰：

轼究心经史之学，明于事势，又长于议论，于治乱兴亡，披抉明畅，较他经独为擅长。……洛闽诸儒，以程子之故，与苏氏如水火，惟于此书有取焉，则其书可知矣。

学问，毕竟是天下的公器，即使门户森严的那些理学之徒，对于轼撰《书传》，亦不得不有所取。但当日这花甲老人，苟生蛮邦，栖身于桄榔庵里，过着食芋饮水的日子，皓首穷经，虽说是做着传世之盛业，实在也还是人不能堪的忧患之书。

苏轼谪黄州时，撰《论语说》五卷，现又继续编成《易传》九卷，至元符三年五月又完成了《书传》十三卷，遂并作题语说：

孔壁汲冢，竹简科斗，皆漆书也，终于蠹坏。景钟石鼓益坚，古人为不朽计亦至矣。然其妙意所以不坠者，特以人传人耳。大哉人乎，《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吾作易、书传、论语说，亦粗备矣。呜呼，又何以多为？

苏轼于此三稿，心力所寄，也很自负。如北归时，与苏伯固书云：

某凡百如昨，但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如来书所论：其他何足道？三复诲语，钦诵不已。

这三部书的现存印本，《易传》九卷（一名《毗陵易传》），《四库》入经部易类二，据明焦竑旧刊本著录，另有明乌程闵齐伋朱墨板套印本、《津逮秘书》第二集、《学津讨原》第一集各刊本。

《书传》十三卷，《四库》入经部书类一，另有明乌程闵氏刊朱墨套印本、《学津讨原》第二集本、明万历二十五年毕氏刊《两苏经解》本，为二十卷；又吴兴凌氏刊朱墨套印本，亦二十卷。

最不幸的是《论语说》五卷（《文献通考》作十卷），于清人修《四库全书》时，已经不见传本。绍圣间，场屋中流行的是王安石及其子王雱口义的《论语解》。南宋中叶后流行朱子注，也许这是苏轼原著湮没失传的一个原因。幸有苏辙的《颍滨论语拾遗》传世，据其自序，苏轼的意见，虽然并不与他完全相合，但《拾遗》书中取轼说者亦十有二三，聊可豹窥一斑。今有《指海》本、《说郛》本。

苏辙作《子瞻墓志》时说：“……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则苏轼尚有论《中庸》之作。又《栾城遗言》云：“东坡遗文，流传海内，《中庸》上、中、下篇……今后集不载此三论，诚为阙典。”但现在通行的明成化刊本《苏文忠公全集续集》辑有此作，或是苏辙当时所见刊本不全耳。

苏过与叶少蕴言，其父在海外，曾经计划撰《志林》一书，预定一百篇，但只写了十二篇，蒙赦放还，未能成书。 15  散篇今亦辑入全集。至于有称《东坡志林》的单行本，则是后人杂取本集短记、题跋之类的编本，并非原定的著作。

元符二、三年间，苏轼尚在儋州，刘沔编集苏轼诗文二十卷，寄到海南来请他亲自校订。沔是苏轼同年的后人，有此心意，苏轼非常欢喜，作书报之曰：

都曹刘君足下：蒙示书教，及编录拙诗文二十卷。轼平生以语言文字见知于世，亦以此取疾于人，得失相补，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弃笔砚，为喑默人，而习气宿业，未能尽去，亦谓随手云散鸟没矣。不知足下默随其后，掇拾编缀，清无遗者。览之惭汗，可为多言之戒。

然世之蓄轼诗文者多矣，率真伪相半。今足下所示二十卷，无一篇伪者，又少谬误。及所示书词，清婉雅奥，有作者风气。知足下致力于斯文久矣。

轼穷困本坐文字，盖愿刳形去智而不可得者。然幼子过，文益奇。在海外孤寂无聊，过时出一篇见娱，则为数日喜，寝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贝，未易鄙弃也。见足下词学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龙图公之有后也。故勉作报书，匆匆，不宣。

苏轼即使自知因语言文字之故而蹭蹬一生，受尽折磨，但他仍视文学如生命，在此书简中，情见于辞。

五　家人朋友

苏轼南迁，远窜惠州，后又渡海而去“非人所居”的昌化，都由稚子苏过随侍。朝云逝世后，老人生理昼夜寒暑一切生活上的需要和杂务，都由苏过一人担承，从不嫌烦嫌难，这已非常难得。他还要常常陪着老父出游，游必有诗，则过也必有和作，意在取娱老人。所以轼作《和陶游斜川》诗中，曾经非常得意地说道：“过子诗似翁，我唱而辄酬。未知陶彭泽，颇有此乐否？”

绍圣五年（1098）戊寅岁的上元，军使张中约了苏过到他家去度节，老人独自看家，静观蜥蝎盘在月照的窗上，风吹帏幔，似能听到虫子被震动落地的声音。靠在床上，不觉睡去，梦见了故世已经五年的亡妻同安君。醒后，凄然有感，作诗曰：“……灯花结尽吾犹梦，香篆消时汝欲归。搔首凄凉十年事，传柑归遗满朝衣。”

至元符三年（1100）庚辰的上元节，记起前年此日，独自看家，梦见王夫人的事，不觉一晃又已两年。想到过子从他南迁之初，还只二十三岁，遂尔抛撇妻儿，跟到南荒来，一切家务杂事，靠他一个人操作，这且不说，年轻夫妇如此茫茫无期的隔绝，苏轼虽喜子媳笃孝，却不能没有愧歉。于是作《追和戊寅岁上元》诗，缀以自跋曰：

戊寅上元，余寓儋耳，过子夜出，余独守舍，作违字韵诗。今庚辰上元，已再期矣。家在惠州白鹤峰下，过子不眷妇子，从余来此。其妇亦笃孝。怅然感之，故和前篇，有石建、姜庞之句。又复悼怀同安君，末章故复有牛衣之句，悲君亡而喜余存也。书以示过，看余面，勿复感怀。

破家，本是政治流窜必有的副产品，而忠与孝，皆是人被陷入悲剧才能彰著的性行，俗语所谓“家贫出孝子，板荡识忠臣”者，即是此意。但是，苏过也非无所得，《宋史》说：“其叔（辙）每称过孝，以训宗族。且言：‘吾兄远居海上，惟成就此儿能文。’”只是叔党（过字）“丁年而往，二毛而归”，所付的代价，委实浩大。

苏辙家生了第四个孙子斗老，这是难得的一个喜讯。苏轼高兴得连忙写首诗去贺他。诗中有“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句，成为中国人千年来口头常说的俗谚。又说“不须富文章，端解耗楮竹”，“早谋二顷田，莫待八州督”，则深深表现出他对文学生活的空虚，政治事业的厌恶。

苏过从海船上接到大哥寄来的书信和酒，报之以诗，从弟苏远遂有和作，都粲然可观。苏辙写信来与老哥自相庆幸，轼赋诗寄诸子侄，篇首自况曰：“我似老牛鞭不动，雨滑泥深四蹄重。汝如黄犊走却来，海阔山高百程送。……”这是任何一个老人生命中最大的快慰。“六子晨耕箪瓢出，众妇夜绩灯火共。……但令文字还照世，粪土腐余安足梦。”年龄使人从绚烂归于平淡，苏轼对子弟们的期望，只是非常朴素的耕读传家的统续。

自章惇执政以来，凡是与二苏较为亲近的人，不论其为朋友、宾从或门人，几乎无一不遭祸殃。在这样血腥满地的政治风暴中，为了避嫌远祸，士大夫朋友们绝对不敢再与二苏通问讯，甚至从前日夕相从的门生故吏，也断了音息。流人的孤立和寂寞，都是无可逃避的命运。

《致侄孙元老书》，自述海外生活情况曰：

……老人住海外如昨，但近年多病瘦瘁，不复如往日，不知余年复得相见否？循、惠不得书久矣。旅况牢落，不言可知。又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又泉、广海舶不至，药物酱酢等皆无，厄穷至此，委命而已。老人与过子相对，如两苦行僧尔。

《与程全父（天侔）书》说他生活的寂寞曰：

……流转海外，如逃空谷。既无与晤语者，又书籍举无有。惟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策（册）。常置左右，目为二友。……某与小儿亦粗遣，困穷日甚，亲友皆疏绝矣。公独收恤如旧，此古人所难也。

苏轼渡海后，亲如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等，或其本人也在祸害播迁之中，或则惊惶于政治迫害的刀锋边缘，所以都无法与这位流亡中的老师通音问。老人非常怀念他们，《和陶拟古》诗曰：“主人枕书卧，梦我平生友。忽闻剥啄声，惊散一杯酒。”周彦质介绍一个叫郑清叟的士人从惠州渡海来见苏轼，复书云：“李公弼承许远访，何幸如之。海州穷独，见人即喜，况君佳士乎！”老人情怀孤独，“见人即喜”四字，披沥无余了。

也有风义卓荦、不避艰危的朋友，决心渡海来访。如诗僧参寥要来，被苏轼发书劝止，而他本人随亦遭难，未能成行。

眉州同乡杨济甫要叫他儿子杨明代他来看望苏轼，轼与书云：“某与尊公济甫半生阔别，彼此鬓须雪白，而相见无期，言之凄断。尊公乃令阁下万里远来海外访其生死。此乃古人难事，闻之感叹不已。” 16  再三劝阻。

妻舅王箴（元直）认为苏轼得意时，大家都去看他，现在落入难中，如何可以不去。所以奋不顾身，从眉山浮江而下，要来儋州。行至中途，听到苏轼内迁的喜讯而止。 17

杜舆决心卖掉家里一切，要带妻儿到海南来与苏轼作伴，也因苏轼内迁而未实现。 18

而第一个跨海来访者，则是四海为家的吴复古。

这位子野先生，是苏轼的道友。上年春日，他们还在惠州同游丰湖逍遥堂，玩到日将落时，兴犹未尽，再往西山叩罗浮道院，到得那里，时已二鼓，两人便同宿西堂，对床夜话。及今追想，为时不过年余，却已遥远得似是隔世之事。盖因人经酷虐的变乱，遂觉以前种种，一时皆已死去。如今面对故人，追想去年今日的欢笑，都成了梦影：

往岁追欢地，寒窗梦不成。

笑谈惊半夜，风雨暗长檠。

鸡唱山椒晓，钟鸣霜外声。

只今那复见，仿佛似三生。

苏轼谪黄州时，曾为东坡雪堂寓客的巢谷（原名穀，后改谷），自从黄州一别，就回故乡眉山去了。二苏重入政坛，官高爵显，巢谷从不问讯。十年后，大苏流窜海南，小苏贬谪龙川，年逾七旬的巢谷，却发奋要从眉山徒步万里，分访苏氏兄弟。别人以为他不过说说疯话而已，哪知巢谷是认真的。元符二年正月，他竟徒步来到梅州。

苏轼接到巢谷从梅州寄来的信，长叹道：“此非今世之人所能，是古人才有的行谊！”

执手相见，不禁对泣。巢谷年纪那么老了，瘦瘠多病，但他还执意要过海去见苏轼。苏辙劝他道：

“你的意思是好，然而从此地到儋州，有数千里路，还要渡海，不是老年人可以做的事。”

“我自知还不会马上就死，公不必留我。”谷答。

苏辙劝阻再三，不听；看他囊中，所剩已无多钱。苏辙也正在闹穷，勉强凑了一点给他，他就动身了。

巢谷坐船行至新会，所带的行装却被一个“蛮隶”窃逃了。后来听到这个家伙已在新州被捕，巢谷赶去，想要追回失物。舟车劳顿，心里又急，不幸就在新州旅次病死。当地无一亲友，由官方草草收殓。 19

直至元符三年（1100）八月，苏轼自廉移永，才知道巢谷途中病亡的事故。朋友之义，死生之痛，不禁大恸。知道他有一个儿子——巢蒙在眉州，立即写信托杨济甫给他路费，叫他到新州来迎丧归葬，预备等他到了永州，再资助他扶榇回乡。

巢蒙未到前，旅殡需人照管，苏轼又致函提举广东常平的孙鼛（叔静）云：

……闻某谪海南，徒步万里，来相劳问，至新州病亡。官为藁殡，录其遗物于官库。元修有子蒙在里中，某已使人呼蒙来迎丧，颇助其路费，仍约过永而南，当更资之，但未到耳。旅殡无人照管，或毁坏暴露，愿公悯其不幸，因巡检至其所，特为一言于彼守令，得稍修治其殡，常戒主者保护之，以须其子之至，则恩及存亡耳。死罪，死罪。

苏轼居昌化，虽甚孤寂，幸在生性随和，经过相当时间后，和土著中几个读书的老者交上了朋友，如黎子云兄弟、符林、吴翁等均是。他们也常聚饮，诗言：“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欢同。”客逢佳节，也还有人来邀他出门去散散步，如元符二年的正月十五之夜，月色澄明，有几个老书生就来邀他一起出去步月，一直玩到三更天才回来。本集有“上元夜游”一则记事，比诸黄州所作《承天寺夜游》那篇小品，毫无逊色。记曰：

己卯上元，余在儋州，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西城，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沽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

昌化不比黄州、惠州，黄州还有江边可玩，惠州还有丰湖可去。在昌化，他只能逗逗路边玩耍的儿童；独自站在溪边三叉路口，看看路上的行人；已经半个月没有醉饱过，想到明天，人家要祭灶了，也许会有人送点祭余的剩菜来……作《纵笔》三首：

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

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

父老争看乌角巾，应缘曾现宰官身。

溪边古路三叉口，独立斜阳数过人。

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

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膰吾。

后来，他又收了一两个学生，一是本地琼山人姜唐佐，每日都来问学，连续有半年光景，时复陪伴老人夜谈，喝建茶，啖菜饭。老人致书说：“夜话，甚慰孤寂。”然而为时未久，唐佐又要回琼州去了，前来辞行，苏轼写《柳宗元饮酒》《读书》二诗赠与，跋云：“……子归，吾无以自遣，独此二事，日相与往还耳。”

江阴士人葛延之，热心求师问道，从江阴担簦万里，绝海求见，苏轼留他在昌化住了一个月。延之请教作文的方法，苏轼说：

儋州虽数百家之聚，而州人之所须，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钱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

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 20

延之拜领其教，有豁然贯通之得，亲制龟冠以献，苏轼接受了，还作一小诗相赠。元符二年（1099）间，次子苏迨寄来家书说，京师盛传苏轼已在海外得道，乘一小舟入海，一去不返。元符三年的清明前后，有个从广州来的人传说：广州太守何述也说苏轼已在昌化失踪，只余一领道服在，盖已“上宾”。这类谣言，从前在黄州时，也曾发生过，现在同样的谣言又起，苏轼记曰：

……吾平生遭口语无数，盖生时与韩退之相似。吾命宫在斗牛间，而退之身宫亦在焉。故其诗曰：“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且曰：“无善名以闻，无恶声以扬。”今谤吾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虚语尔。

六　采药与造墨

唐朝的陆宣公贽，遭人谗忌，被贬忠州别驾，至即杜门谢客，亦不著书，盖因出来与人交往，语言文字，都足招谤。而忠州瘴疠甚重，所以他就关起门来，抄集验方五十卷，以遣时日。 21

苏轼被贬琼州别驾，也师法陆宣公，手书药方不倦。不过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是海南根本没有医药。眼看当地无知的土著，杀牛治病而枉送性命，心生悲悯。所以不但收录验方，更自往田间寻觅药草；寻觅不得者，远求海北的朋友替他舶寄药物。如散见于书简集中的道士何德顺寄柴胡等药，谢程天侔父子寄药，函罗秘校求苍术橘皮，甚至远函毗陵求寄药物等。如言：

……彼中有粗药治病者，为致少许。此间如苍术橘皮之类，皆不可得，为相度致数品。不罪，不罪。

……彼土出药否？有易致者，不拘名物，为寄少许。间或有粗药以授病者，入口如神，盖未尝识耳。

苏轼殷殷为此，而所求者又“不拘名物”，其不为自用，而以医药援救未尝识药之人，已甚明白。

苏轼不但收录药方，且行游郊野，随时留意野草闲花之可以入药者，采撷尝试，又一一作记，几已成为他的嗜好之一。如这次从藤州到儋州来的途中，一路上野花夹道，见有如芍药而小的一种野花，鲜红可爱，扑蔌丛生，土人叫它“倒黏子花”。

待他到了儋州，这花都已结子，色紫含乳，味殊甘美。中有细核，嚼起来瑟瑟有声，其味苦涩。

儿童吃了这种果实，使大便秘结，所以当地人夏秋间患泻痢者，食此花之叶可愈。

苏轼时病肠滑泻泄，百药不瘥，取倒黏子嫩叶，酒蒸辗末为丸，日吞百余粒，二腑平复，知为奇药，名之曰“海漆” 22  。

杜甫诗有《除䕭草》篇。䕭草长有毛芒，触之如被蜂趸，然能治风痛。世传天麻煎方，用天麻、乌头、地榆、玄参各五两，一般认为是春日服用最好。但照苏轼研考，以为此方本因四时不同而加减用量：春天肝旺多风，天麻加倍；夏日伏阴，增加乌头；秋常泻痢，故倍地榆；冬伏阳，重用玄参。乌头舂捣万数，就不再有毒，“依此常服，不独去病，乃保真延年，与仲景八味丸齐驱矣”。

医博张君传他一个服绢方。此方本来用以御寒，但亦可充服食。遇最冷时，服此可当稻草席。苏轼说，世人但言着衣吃饭，今乃“吃衣着饭”，真是“神仙上药”。

《王焘集·外台秘要》有《代茶饮子》一首，格韵高绝。苏轼依法治服，认为确有利膈和中之效。

苏轼性好服食长生之道。《三国志·华陀传》有“漆叶青黏散”这一个方子，法用漆叶屑一升、青黏屑十四两调制。华佗的弟子樊阿依方服用，寿达百余岁。漆叶到处都有，青黏是什么药草，苏轼问来问去，无人知道。有一天，他在昌化军中，借到了嘉祐补注本的《本草》来读，始知青黏就是萎蕤，大为高兴，立即写信驰告老弟，要与他一同依方服食。

论苍术曰：黄州山中，产苍术甚多，到地头去买，每斤数钱而已。然而，这是长生药，人多因其价贱，不复贵重，甚至用来熏蚊子，实在可惜。

熟地黄、玄参、当归、羌活各等分，可以合成一剂。《列仙传》说：有个叫山图的人，入山采药，折伤了脚，仙人教他服用此方，不但愈伤，久服竟能渡世。苏轼曾以此说请问名医康师孟，康大为惊异，因为这四味药，医家固常使用，但是没有专用这四物的，遂名之曰四神丹。洛阳公卿士庶服食者甚多，百疾皆愈。性中和，可常服，药效为补虚、益血、治风气。

苍耳，即《诗经》中的卷耳，是种很贱的药草，不论寒暑燥湿，随地滋生；无论合制生熟丸散，无适不可，久食，使人骨髓充实，肌肤如玉，是一种最易得到的长生药，也可用来治疗风痹、瘫疟和疮痒。苏轼作记，篇末曰：“海南无药，惟此药生舍下，迁客之幸也。”

苏轼好论医药，始于研究服食养生。中国的医药，本亦借炼丹而昌明，如葛洪就写过《金匮药方》《肘后要急方》两本医药书。故周必大《东坡乌头帖跋》云：“仇仙（东坡）慕葛稚川（洪）、陶隐居（弘景）、孙思邈之为人，欲以救人得道，故常留意名方。”可谓知言。但是道家服食之方，甚多无稽的玄说，现在读来，每每可发一笑，如记井华水，即是一例：

时雨降，多置器广庭中，所得甘滑不可名，以泼茶煮药，皆美而有益，正尔食之不辍，可以长生。其次，井泉甘冷者，皆良药也。

乾以九二化坤之六二为坎，故天一为水。吾闻之道士，人能服井华，其效与石硫磺、钟乳等，非其人亦能发背脑为疽，盖尝观之。

又分、至日（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取井水，储之有方。后七日，辄生物如云母状，道士谓水中金，可养炼为丹。此至浅近，独不能为况，所谓玄者乎！

在此蛮荒孤立的生活中，父子二人赖以排忧遣闷者，只有抄书、写作一途，所以纸墨笔砚十分重要。海南当然没有上等文具，何况苏轼自奉甚俭，百不讲究，但偏好饮食和佳纸旧墨。海南一年多来，所用纸墨全赖岭南的朋友接济，但亦有时而竭。没有纸笔，父子二人莫非竟在那斗室中终日枯坐不成？苏轼为此非常烦恼，作《书付过》云：

砚细而不退墨，纸滑而字易燥，皆尤物也。吾平生无所嗜好，独好佳笔墨。既得罪谪海南，凡养生具十无八九，佳纸墨行且尽，至用此等，将何以娱？为之慨然。付子过。

元符二年（1099）四月间，有墨工金华潘衡到儋州来谒，苏轼大喜。海南独多松树，“松多故煤富，煤富故有择也”。就地取材，以之造墨，岂不甚佳？于是两人忙着搭棚起灶，砍松烧火。

初时收得烟煤虽然很多，但是成墨却不甚精。苏轼教他改造墨灶，用“远突宽灶法”，即烟囱的位置放远，灶肚扩大，虽然烟煤的收获，几乎减半，但是煤质却非常精良了。

为防墨工盗用名义，苏轼择其精者，上镌“海南松煤”“东坡法墨”印文，以防假冒。苏轼造墨成功，非常兴奋，《书潘衡墨》曰：“此墨出灰池中，未五日而色已如此。日久胶定，当不减李廷珪、张遇也。” 23

有人说：苏轼海南墨，每笏用金花胭脂数饼，所以墨色艳发，胜用丹砂。其实，这个时期，苏轼贫无一物，哪里来那么许多金花胭脂，总是好事人故神其说而已。

这样做了半年，到是年岁暮时，十二月廿二日之夜，墨灶忽然失火，几乎要延烧到住屋了，急忙灌救，未酿大祸，捡点成品，得佳墨大小五百丸，入漆者几百丸，苏轼是非常满足的了。他说：“足以了一世之用，还可以送送人，但不知道要送给谁。”

从此停止造墨，将潘衡荐与南华寺的长老，为造寺墨。剩下松明一车，留以照夜，集有《夜烧松明火》诗。 24

宣和间，潘衡在江西一带卖墨，说他曾为东坡造墨海上，得其秘传，因此生意大盛。后到杭州时，声闻益噪，墨价数倍于前，而士庶争购。 25

七　别海南

元符二年，岁又将尽，苏轼无聊益甚，夜间做了一个梦。梦中登惠州之合江楼，月色如水，韩魏公（琦）跨鹤来，对他说：“奉命管领天上重要曹事，故来相报，你不久就可以回中原去了。” 26

醒来想想，意气用事的皇帝春秋正盛，坚持“独元祐臣僚不赦”的权臣依然在位，实在不能相信会有这种奇迹发生，然而心里又不愿不信。

某日清晨，他对苏过道：“我曾告诉过你，我决不为海外人。近日胸中感觉有一种将还中州的气象。”说毕，洗砚，索纸笔，焚香端坐，续言道：“我写平生所作八赋卜之，果如吾言，当不脱漏一字。”

写毕，自读一过，大喜道：“吾归无疑矣！” 27

果然，一跨出新年，大局发生剧变，奇迹出现了。

元符三年（1100）庚辰正月初九，哲宗皇帝崩逝，年只二十五岁。上年九月，刘妃生子茂，遂得正位中宫，被立为后。但这皇子生后两三月间即告夭觞。越年，帝崩。

皇太后向氏对宰臣哭道：“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嗣，事须先定。”

“论礼与法，当立母弟简王似。”章惇抗声道。

“老身无子，诸王都是神宗的庶子，莫难如此分别。”

“论长，则申王佖当立。”章惇再说。

“申王眼睛有毛病，依次应立端王佶。”太后说。

“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章惇言犹未毕，曾布叱道：“章惇未曾与臣商议。如皇太后圣谕，甚为得当。”

蔡卞、许将跟着说：“合依圣旨。”

太后又曰：“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

章惇默不作声。于是论定，即召端王入宫，即位于柩前。群臣请向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太后以帝已年长辞，帝拜泣坚请，太后才答应。端王，哲宗之弟，神宗第十一子，是即徽宗。

二月底、三月初，海南始得皇帝崩逝的消息，苏轼遵制成服，因是罪官，不敢作挽词。

吴复古在广州，听到朝廷叙复元祐臣僚，苏氏兄弟有内迁的消息，又听到司马温公赠太尉，曾布将为右相等等马路新闻，他非常兴奋，即刻再度过海，来报这个喜讯。

宦海升沉，人间富贵，在一个饱经忧患的人看来，毫无真实的意义。只是那些为了巩固权位、无所不为的人，今将安往？苏轼不禁产生一股怜悯之情，作《次韵子由赠吴子野先生二绝句》之一，即云：

江令苍苔围故宅，谢家语燕集华堂。

先生笑说江南事，只有青山绕建康。

苏轼的希望非常卑微，只望能回到惠州白鹤峰去住，于愿已足。他作《和陶始经曲阿》诗：“北郊有大赉，南冠解囚拘。眷言罗浮下，白鹤返故庐。”

秦观自横州谪徙雷州，至本年三四月间始到，开始和老师通问。这时候，他先得到苏轼内迁廉州的消息，立即专差送信来报告。苏轼答书略云：

前所闻，果的否？若信然，得文字后，亦须得半月乃行。自此径乘蜑船至徐闻出路，不知犹及一见否？……

文潜、无咎（张耒、晁补之）得消耗否？鲁直云宣义监鄂酒。廉州若得安居，取小子（苏过）一房来，终焉可也。生如暂寓，亦何所择。果行，冲冒慎重。

徽宗即位，大赦天下。封章惇为申国公，以韩忠彦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李清臣为门下侍郎，黄履尚书右丞，蒋之奇同知枢密院事。一面则诏求直言，登进邹浩、陈瓘、任伯雨、龚夬、张廷坚、陈祐为台谏官。其次是决定叙复元祐臣僚：范纯仁、刘奉世、吕希纯、吴安诗、韩川等，并任分司；吕希哲希绩兄弟、吕陶等并给宫观；苏轼徙廉州，苏辙徙岳州，刘安世徙衡州；王古、杨畏、晁补之、张耒等并与知州；黄庭坚、贾易等并与监当官的差遣。秦观奉命放还，准备径还衡州，所以苏轼给他信中有“果行，冲冒慎重”的叮咛，不幸他后来竟以跋涉长途，中暑死于道路。

章惇虽仍在位，但已丧失了权势，如他的内应刘后，虽仍被尊为元符皇后，但已毫无作用，而内侍郝随、刘友端等皆被逐出宫外。

徽宗初即位，确也锐意图治，虚心纳谏，延用忠鲠之士，史家认为颇有一点庆历之治的气象，想不到后来却坏在曾布、蔡京手上。

元符三年（1100）四月丁巳（二十一日）诏范纯仁等复宫观，苏轼等徙内郡。五月，告下儋州，苏轼以琼州别驾、廉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轼进上谢表，有惊魂复苏、喜出望外之意。如言：

使命远临，初闻丧胆。诏词温厚，亟返惊魂。拜望阙庭，喜溢颜面。否极泰遇，虽物理之常然；昔弃今收，岂罪余之敢望。……

苏辙告授濠州团练副使、岳州居住，即自浈阳峡上溯韶州，度岭，由章贡出九江而赴武昌。苏轼赴廉，兄弟二人，不得越境相会。本来可能是一个最后见面的机会，格于法令，终未能得。

消息传布，邻里来集，向他道贺。经营海舶的许珏首愿载他们从石排渡海。苏轼预算二十五六日间方可登船，沿海岸行一日至石排，渡海亦须一日，但要候风色顺利，才能过渡。苏轼致函秦观，约在徐闻相见，同时托徐闻县令吴君为雇夫役二十人在递角场相候，搬取行李。

苏轼将向姜唐佐借的《烟萝子》《吴志》《会要》等书，作书附还，郑嘉会船运所借诸书，因为他已去官，所以只好海运寄与苏迈，要他访查郑某现在的下落，妥慎归纳。

谪居海南三年，饮咸食腥，陵暴飓雾，苏轼认为如今幸得生还，皆叨山川之神的保佑，所以作《峻灵王庙碑》，西向而辞。

范祖禹殁于化州贬所，其子请求归葬，朝廷未许。苏轼对于这个平生知己流落异乡的殡宫，念念不忘，一再函唁他的儿子，一再痛悼。此次赴廉，又不敢违法越境往吊，最为遗憾。与其子冲（元长）书言：

海外粗闻近事，南来诸人，恐有北辕之渐。而吾友翰林公，独隔幽显，言之痛裂忘生。矧昆仲纯笃之性，感恸摧割，如何可言。奈何，奈何！……惟昆仲深自爱，得归，亦勿亟遽，俟秋稍凉而行为佳。

其深欲一见左右，赴合浦，不惜数舍之迂，但再三思虑，不敢耳。……热甚，万万节哀自重。谨启。

六月，将离昌化，向符、黎诸家辞行。见到黎民表时，为他写了一首别诗：

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

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轼居与黎家甚近，所以黎民表曾说：“东坡几乎没有一天不来我家，向我讨取园栽的蔬菜。”此来辞行，民表置酒款待，苏轼于诗后缀以跋语曰：

“新酿甚佳，求一具理。临行写此，以折菜钱。” 28

许珏船出航未归，苏轼不及等待，决定仍由琼山出海。当离昌化时，当地土著朋友，皆有馈遗，一概谢辞不受。十数父老携带酒馔，沿途送别，执手涕泣言道：

“此回与内翰相别后，不知甚时再得相见。” 29

苏轼与过及吴复古同行，先抵澄迈。所畜一条土狗名曰“乌嘴”者，非常勇猛，途经长桥，它泅水过河，路人惊喜聚观。过赵梦得家，宿澄迈驿，题通潮阁诗二首。稍后，有人见该地望海亭柱间，有擘窠大字一联：“贪看白鹭横秋浦，不觉青林没晚潮。”即是诗中之语。

赴琼山，学生姜唐佐来见，约与同餐，又再亲访其家。《冷斋夜话》的作者释惠洪后来往游海南，特访姜唐佐，唐佐不在，只见到他的老母。她笑迎这位远来的和尚，请他吃槟榔。惠洪问：“老夫人也曾见过苏公吗？”老夫人说：“认识。这位老先生真好吟诗，尝策杖而来，自己坐到西边那张木凳上，问道：‘秀才哪里去了？’我说：‘到村里去，还未回来。’座边恰有一张包灯心纸，老先生就用手撕开，写满了字，交给我说：‘秀才回来，给他看。’这张纸，现在还在。”惠洪要来看，醉墨欹斜，写的是“张睢阳生犹骂贼，嚼齿空龈；颜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 30  。

六月二十日登舟，是夜渡海。

苏轼将三年间，这一番海上来去的感慨，写成一诗：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此诗寄意，平和深远，意为不论怎样的狂风暴雨，总有还晴的时候，云散了，月亮也就重现光明，天和海，本身就是清澄不含渣滓的。虽然在南荒濒临死境，但不如此，也就失此海外奇游的机会。

二十一日登递角场，作《伏波庙祀事碑铭》。徐闻县令代雇的夫役已在岸边等候，苏轼很顺利地到了徐闻，与秦观和观的好友海康令欧阳元老相会。

范冲在雷州等了很久，不及相见，赶回化州去办理扶榇还籍的大事，留书重申为其父撰传之请；但是，范冲实在糊涂，不曾留下任何资料，使苏轼无从着笔，只好托少游与他联络，议其详录。不料这样一个转折，就此失掉了机会。

苏轼在海南，要将所借的书归还郑嘉会，但已不知他的行踪，见到雷守张君俞，始知郑被中央派员刁难，已经罢官，现在到广西去了。

在雷州逗留了四五天，师弟二人谈了个痛快。秦观心里并不稳定，深怕前途还有变化，将行，取出一篇写好的《自挽词》来，请老师看。苏轼认为秦观今已齐死生，了物我，戏作此语，所以并不为怪，手抚其背道：“我常忧少游未尽此理，今复何言！我也自己写就一篇志墓文，将付从者，不使过子知晓。”就那样相与啸咏而别，根本不知此会是永诀。 31

但是，苏门四学士中，也只秦观能见上一面。黄庭坚徙戎州时，已起复为监鄂州税，不赴，往游苏轼的故乡眉山去了；张耒先已起复为黄州判官，时方移知衮州；晁补之本在监信州酒税，现已召还，迁官吏部郎中兼国史院编修：这几个人都散在四方，不能与老师再见一面。

从雷州海康去廉州（合浦）陆行七百余里，连日大雨，桥梁崩坏，大水一望无际。苏轼投宿于兴廉村净行院，作《雨夜宿净行院》诗：“芒鞋不踏利名场，一叶轻舟寄渺茫。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翌日，自净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听说自此以西，都在涨水，看不见桥，也找不到船。他听别人劝说，改坐蜑船沿海前行，即是白石。舟小浪大，颠簸不堪，这一晚是六月月杪，阴暗无月，小舟碇泊在大海中，天水相连，星河满天，苏轼夜不成睡，起坐回顾，不禁叹息道：

“我何以屡遭险难，幸已平安渡海，到得徐闻，现在却又要厄穷于此！”

苏过在旁边鼾睡，叫他也不醒。苏轼把所撰《易》《书》《论语》稿，带在身边，此书世无他本，手抚原稿，叹道：

“天若不要使此书从此丧亡，吾辈必济！” 32

果然，七月初四那天，平安到了廉州合浦。廉守张仲修招待在官廨暂住。诗人梅尧臣（圣俞）的门生，现任石康县令的欧阳辟叩门求见。欧阳辟，字晦夫，桂林人。

晦夫检出梅师所赠诗卷来给苏轼看，求他题跋。中有“我家无梧桐，安可久留凤。凤栖在桂林，乌哺不得共”等语，触动苏轼早年的回忆。这位宛陵先生，是老苏的朋友，他为苏洵作《老翁泉》诗，中亦有曰：“岁月不知老，家有雏凤凰。百鸟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同样以凤凰来比拟轼、辙兄弟的杰出。

现在，梅圣俞死已四十年，欧阳晦夫也已六十六了，比苏轼还大一岁，须鬓皆已皓白，而处境之穷，两人也大略相似。苏轼不禁与他执手大笑道：

“圣俞之所谓凤凰者，大概都是你我这样的人。天下人都说圣俞以诗而穷，我们两人则比圣俞还要穷，可不大笑吗？” 33

汴京城中，陆续发布新政，充盈着一片祥和之气。

陈瓘（莹中）首先上书论国是。徽宗命取《编类臣僚章疏》那一百数十帙的陷人之具进宫，一把火全部焚烧掉。元符二年（1099）以前民欠的官债，完全蠲免。

四月，皇长子生，大赦天下。五月，韩忠彦建言：“元祐臣僚，生者即蒙恩赦，死者亦宜甄复。”于是，诏复文彦博、王珪、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韩维、梁焘、赵瞻、王岩叟、范祖禹、钱勰、顾临、孔文仲、孙觉、朱光庭等三十三人，凡生前官爵致仕，或遗表恩泽，一律追还其旧。

在这次大赦中，苏氏兄弟均蒙恩泽。苏辙先已内迁岳州，由江西九行抵武昌时，途中奉到诰授太中大夫、提举凤翔府上清太平宫，外州军任便居住的诏命。既蒙“任便居住”，他就折回许昌，回家去了。

苏轼于七月初四到廉州合浦，八月二十四日奉到诏告，迁舒州团练副使、量移永州。永州在湖南长沙附近，苏辙如在岳州，本尚邻近，而现在他已回到许昌去了，兄弟两人的距离就又扯远了。

先前，苏轼已令次子迨到岭南来相聚，计算程期，他也将到惠州。苏轼就又通知迈，率领全家人到梧州相会，然后同赴永州。

答郑靖老（嘉会）书中，述其计划行程甚详：

……别来百罹，不可胜言，置之不足道也。……某留此过中秋，或至月末乃行。至北流，作竹筏下水，历容、藤至梧。与迈约，令搬家至梧相会。中子迨亦至惠矣，却雇舟溯贺江而上，水陆数节，方至永。

至八月二十九日，苏轼偕儿子过离开廉州。

1  魏了翁《鹤山题跋》：“子常阅苏公帖，自谓衣食之奉，视苏子卿啖毡食鼠为大靡丽。以予居靖言之，视文忠公之靡丽，又加一等，诗曰：‘君子于役，苟无饥渴。’吾侪勉诸。魏了翁书于泸州官舍。”

2  〔宋〕释惠洪：《冷斋夜话》。

3  〔宋〕赵令畤：《侯鲭录》。

4  〔宋〕王巩：《甲申杂记》。

5  《答程秀才（天侔）书》。

6  本集：《书筮》。

7  本集：《书北极灵签》。

8  〔宋〕释惠洪：《冷斋夜话》。

9  〔宋〕张邦基：《墨庄漫录》。

10  〔宋〕曾季狸：《艇斋诗话》。又许顗《彦周诗话》。

11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

12  〔宋〕张端义：《贵耳集》。

13  〔宋〕苏辙：《栾城集·和子瞻归去来兮辞叙》。

14  洪迈《容斋随笔》引晁以道语。

15  〔宋〕邵博：《闻见后录》。

16  本集：《与杨子微书》。

17  〔宋〕苏过：《斜川集·王箴元直墓碑》。

18  〔宋〕李之仪：《姑溪题跋》。

19  〔宋〕苏辙：《栾城集·巢谷传》。

20  〔宋〕洪迈：《容斋四笔》。

21  〔宋〕费衮：《梁溪漫志》。

22  本集：《海漆录》。

23  本集：《书潘衡墨》。

24  本集：《记海南墨》。

25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26  本集：《梦登合江楼记》。

27  〔宋〕朱弁：《曲洧旧闻》。

28  〔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又张邦基《墨庄漫录》，以此诗为留别黎子云秀才者，不知孰是。但邦基亲见此帖，记言：“宣和中，余在京相蓝（？），见南州一士人携此帖来，粗厚楮纸，行书，涂抹一二字，类颜鲁公祭侄文，甚奇伟也。具理，南荒人瓶罂。”

29  《遁斋闲览》云：“东坡自海南还，过润州。州牧，故人也，出郊迓之，因问海南风土人情如何？东坡曰‘风土极善，人情不恶，某初离昌化时，有十数父老皆携酒馔直至舟次相送’云云。”但轼与欧阳晦夫书，却其馈赆，有曰：“仁人之馈，固当捧领。但以离海南，儋人争致赡遗，受之则若饕餮然，所以一路皆不受。”是乃苏轼一生清节之表见于细事者。

30  〔宋〕释惠洪：《冷斋夜话》。

31  本集：《书秦少游挽词后》。又何薳《春渚纪闻》。

32  〔宋〕傅藻：《东坡纪年录·记渡合浦》。

33  本集：《书梅圣俞赠欧阳辟诗》。

第十四章　北归

一　秦观之丧

徽宗即位之初，向太后权同听政，起用韩琦的儿子韩忠彦为门下侍郎，不久，即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龚夬为殿中侍御史，陈瓘、邹浩、任伯雨、张廷坚等忠鲠之士为谏官，大多为忠彦所引进。其时，徽宗也能虚心纳谏，收录忠旧，使朝局面目丕然大变，史言：一时有复返清明之望。

龚夬、任伯雨首先揭发蔡卞、章惇的罪恶，大略以为“昔日丁谓当国，号为恣睢，然不过陷一寇准而已。及惇，则故老、元辅、侍从、台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谓贤者，一日之间，布满岭海，自有宋以来，未之闻也。当是时，惇之威势，震于海内，此陛下所亲见。盖其立造不根之语，文致悖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惧，莫能自保。俾忠臣义士，朽骨衔冤于地下，子孙禁锢于炎荒。海内之人，愤闷而不敢言，皆以归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者”。

台谏陈师锡、陈次升、陈瓘、张廷坚并言：“章惇轻率不思，蔡卞寡言而富心机。凡惇所为，皆是卞所发动。所以蔡卞之罪，浮于章惇。”于是，出蔡卞以秘书少监，分司池州。

九月，章惇罢相。十月，陈瓘再论惇于绍圣中置“看详元祐诉理局”，凡于先朝言语不顺者，加以钉足、剥皮、斩颈、拔舌之刑，惨刻如此，罪重责轻。惇遂被贬为武昌节度使，居潭州。

陈瓘，字莹中，进士甲科出身，初因蔡卞之荐为太学博士，迁校书郎。徽宗即位，除右正言。瓘一任言官，即论蔡卞倡言继述、轻欺先帝，章惇怀异不忠等罪，丝毫不予假借。有人对他说：“蔡卞为君举主。”他说：“彼则举尔所知，此则为仁由己。”这种公而忘私的刚强性格，表现在后来攻击蔡京时，终于被逐出外。

苏轼与陈瓘亦是旧识，南迁之初，途中相遇，曾为他写过一段“为陈莹中跋欧阳永叔帖”的题字。

任伯雨于数月之间，八上章疏，论章惇之奸，指责他久窃朝柄，“迷国罔上，毒流缙绅”，乘先帝大故，图逞异志。并且说：“章惇这种奸邪，不但国人皆曰可杀；即使蛮貊之邦，也莫不以为可杀；甚至辽主也认为南朝错用此人，何为罚只止于行遣？”

台谏陈瓘、陈次升从而和之，卒贬章惇为雷州司户参军，“菑人者，人恒菑之”，他也不免流窜南荒了。

伯雨为谏官，半年之间，上章疏一百零八件，时人号为“戆草”。大臣畏其多言，将他调为权给事中，关照他稍安缄默，但是伯雨不听，抗论愈力。到曾布为相，有意调和元祐、绍圣两朝不同的人事。伯雨认为自古未有君子小人杂然并进可以政治者，竭力反对。后来又将参劾曾布，消息外泄，被调为度支员外郎。

伯雨，字德翁，眉山人，任遵圣（孜）的儿子。苏任两家是两代的通家之好，苏轼昔年见他时，还是被父亲抱负着的孩子。诗谓“见之龆龀中，已有食牛量”者，即是此人。苏轼南迁途中，在泗州遇任伯雨要求搭他的船同行一程，直到金陵始别，两人在一舟中共作息者达一月之久。

世界有时候很狭小。章惇挟恃权势，打击苏轼，不留余地；不料苏轼南行途中，无意间碰上的陈瓘、任伯雨这两个泛泛的朋友，恰是后来揪翻这个“一朝巨奸”的猛将。

苏轼于八月二十九日离开廉州合浦，至九月初六到广西郁林（即今桂林） 1  。初七日忽得秦观急病死于藤州的噩耗，但还不甚的确。行至白州，看到容县县令的侄子陆斋郎，才比较详细。

少游本在雷州，自蒙放还，不顾酷热天气，冒暑攒程，行至广西容县，逗留了好多天，饮酒赋诗，一如平日。容守还拨了两个士兵帮他搬运行李，同去衡州。时正铄石流金的酷热时候，冒暑奔波，终于在路上中了暑，病困藤州旅次，至八月十二日，死于江亭上。藤守徐畴料理他的后事，一面派人急报他的亲戚范冲兄弟。范在梧州，闻讯匆匆赶至。这是回来的两名士兵报告陆守的话，范冲兄弟到后如何，就不知道了。

其时，苏轼与欧阳晦夫书说：“闻少游噩耗，两日为之食不下咽。然来卒说得灭裂，未足全信。”

初十，苏轼赶到容南，打听到范冲兄弟早已经过此地，两人都患着瘴痢，亟亟前行。苏轼一面派人追上去，函约他们到苍梧来一见，自己又不分昼夜地赶往藤州。

不料到得藤州，范冲兄弟已经载了秦观的灵柩于半个月前走了。范祖禹次子范温是秦观的女婿，所以为他载丧还乡。

藤守徐畴，是苏轼通判杭州时的仁知县令，握手道故。由徐守口中详知秦观在藤，伤暑困卧数日，大家都不以为是重症。八月十二日在华光亭（一作光化亭），还与宾客谈他梦中所得的词句，要侍者取水来饮。送到时，他两眼盯着那碗水，看了一看，含笑而逝。

苏轼恸哭道：“少游不幸死道路，世岂复有斯人乎！”

秦观于元祐初，因苏轼推荐，就试贤良方正科，得除太学博士，入馆阁编修国史。苏轼在朝被人疑忌，因此，凡是与轼亲厚的人，悉遭攻讦。秦观当然不免，从此仕途颠踬，屡遭排斥。绍圣初，被贬监处州酒税，部使者仰承上级风旨，不肯放过他，但又抓不着什么短处，终以谒告写佛书为罪，谪徙郴州（湖南桂阳县）。

少游是个多情种子，落拓的宦途，飘泊的生涯，哀伤的恋情，不断折磨着他，使他变为一个伤心厌世的词人；到被谪官郴州时，心情更苦，词境就更凄怆，如《踏莎行·郴州旅舍》：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苏轼深为此词感动，尤爱后阕末尾两句，将它写在扇子上，缀以悼辞：“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高山流水之悲，千载而下，令人腹痛。” 2

少游卒年五十二岁。有朱氏《强村丛书》本《淮海长短句》三卷，毛氏《宋六十家词》有选集《淮海词》一卷。

九月十七日，苏轼到了梧州，则两范已去，而迈、迨二子也还来不及赶到。本来计划从贺江前往永州，适逢秋旱，江水涸竭，没有船，只好改从广州度大庾岭北还。《与范元长（冲）书》云：

永州人来，辱书。比谓至梧州追及，又将相从溯贺江。已而水干无舟，遂作番禺之行。与公隔绝，不得一拜先公（祖禹）及少游之灵，为大恨也。同贬先逝者十人，圣政日新，惟逝者不可及。如先公及少游，真为异代之宝也。徒有仆辈何用，言之痛陨何及？……

二十四日过康州，游三洲岩。将至广州，苏过作诗寄大哥、二哥，有曰：“忆昔与伯别，秦淮汇秋潦。相望一叶舟，目断飞鸿杳。仲兄阳羡来，万里逾烟峤。未温白鹤席，已饯罗浮晓。江边空忍泪，我亦肝肠绕。崎岖七年中，云海同浩渺。……”

苏迈率诸孙已在惠州住了四年。迨在宜兴，因为自己多病，学医颇有心得，这回奔来惠州，又扑了一个空。苏轼实在疲倦极了，今后只望一家团聚，任何地方都好，只要不再离散。他说：从此不必如柳宗元那样，教氓獠读诗书；也不必像他那样，登山涉水地作《永州八记》，诗曰：

……亦莫事登陟，溪山有何好。安居与我游，闭户净洒扫。

二　广州·英州

九月之杪，苏轼行抵广州。

岭南三监司——转运使兼代广州经略使程怀立、提刑使王进叔、提举广东常平孙鼛都出来款待。

广州三司中，只有孙鼛与苏轼是旧好。孙字叔静，杭州人，十五岁即入太学读书，老苏先生很赏识他；而他的两个儿子，一娶晁补之女，一娶黄庭坚女。叔静是个淡于名利的君子，党事发生的时候，家人都怕会遭连累，但他毫不在意。年轻时，与蔡京相熟，认为此人德薄志大，假使得意，将贻天下之忧。这次，蔡京还朝时，与鼛相遇于途，对他说：“我若被用，愿来助我。”叔静说：“公能以正论辅人主，节俭以先百吏，而绝口不言兵，就不必鼛来帮忙了。”蔡京默然。孙叔静是怎样一个人，由此可见。

苏轼奔波道途，又为秦观之丧感伤，疲劳积郁，一到广州，就病倒了。程怀立送药来，服后发汗，不可以吹风，只好睡在旅邸休息。与孙鼛秉烛夜饮，和诗曰：“秉烛真如梦，倾杯不敢余。天涯老兄弟，怀抱几时摅。”

幸而迈、迨二人带了孙子和女眷们都到了广州来会，一家人东分西散，几已七年，至今方得团聚。苏迨说起参寥、守钦被迫还俗，编管衮州，及钱世雄、廖正一被废黜事，苏轼慨然道：“小人只能坏他的衣服，至于其不可坏者，遭逢困厄愈大，当愈有胜境。”

因此，作书慰钱世雄（济明），并悼念守钦法师曰：

得来书，乃知廖明略复官、参寥落发，张嘉父春秋博士，皆一时庆幸。独吾济明尚未，何也？想必在旦夕。因见参寥复服，恨定慧（寺）钦老早化。然彼视世梦幻，安以复服为？儿子迨道其化于寿州时甚奇特，想必闻其详，乃知小人能害其衣服耳，至于其不可坏者，乃当缘厄而愈胜。旧有诗八首，已写付卓契顺。临发，乃取而燔之，盖亦知其必厄于此等也。今录呈济明，可为写于旧居，亦挂剑徐君之墓也。……契顺又不知安在矣？吾济明刻舟求剑，皆可笑也。

又书慰廖明略（正一）曰：

远去左右，俯仰十年，相与更此百罹，非复人事，置之，勿污笔墨可也。所幸平安，复见天日。彼数子者，何辜独先朝露，吾侪皆可庆，宁复戚戚于既往哉？公议皎然，荣辱竟安在？某余梦幻去来，何啻蚊虻之过目前也。

矧公才学过人远甚。虽欲忘世，而世不我忘。晚节功名，直恐不免耳。

老朽欲屏归田里，犹或得见。蜂趸之微，寻已变灭，终不足道。区区爱仰，念有以广公之意者，初欲启事上答，冗迫不能就，惟深亮之！

病好了，孙鼛送烧羊来。复书曰：“烧羊珍惠，下逮童孺。”看着孙儿们大啖羊肉，津津有味，老人心里真有说不尽的高兴。

程怀立是地主，出面邀请苏轼宴会于广州城西北之净慧寺，三监司皆到。

净慧寺是广州一大名胜。寺中有九级浮屠，八棱飞檐，高二十七丈。萧梁大同三年（537）敕建，本名宝庄严寺，后改净慧禅寺，俗称花塔寺。端拱元年（988）开始重建，寺中供奉六祖慧能铜像；殿前有六棵大榕树，饭后，苏轼憩于六榕之荫，徇寺僧之请，为题“六榕”二字，后有“眉山轼题并书”一款，制成匾榜，悬诸寺门，从此大家都称之为“六榕寺”，净慧这个原名，反而完全湮没，几乎无人知道了。

广州是南海的一大都会，又是当时海舶胡贾通商丛集的码头，不但富饶，而且奢靡。三司衙门，常有宴会，席间，各出所藏书画文物来共同观赏，研讨鉴别，苏轼更是逃不了徇人要求题诗写跋，现在集中尚存《跋王进叔所藏画五首》《韦偃牧马图》诗、《王太尉峡中诗刻跋》《唐咸通湖州刺史牒跋》《石延年诗笔跋》《书进叔所藏琴》等篇，皆是应酬文字。

在许多次的宴会中，苏轼最欢喜的是孙鼛招待他在邸宅中的那一回。一日之中，享受了心爱的四物，书赠曰：“今日于叔静处饮官法酒，烹团茶，烧衙香，用诸葛笔，皆北归喜事。”享用之余，方从海外蛮荒归来的人，不免会想起在那边饮无酒、食无肉、写字无纸笔的日子，不胜感慨，所以《书孙叔静诸葛笔》云：

久在海外，旧所赍笔皆腐败。至用鸡毛笔，拒手狞劣，如魏元忠所谓骑穷相驴，脚摇镫者。今日忽于孙叔静处用诸葛笔，惊叹此笔乃尔蕴藉耶！

苏轼在广州得一新识，推官谢举廉，字民师，新淦人，虽在政府任官，因其博学，工词章，远近从之问学者尝数百人，他也乐于教人，在家置席讲学。苏轼来了，他带了所撰书及旧作，不经他人介绍，遮道来谒。

读过他的作品，苏轼大为称赏，对他说道：

“你的文章，如上等紫磨黄金，须还你十七贯五百！” 3

就留他下来，谈论终日不倦。

离开广州至清远峡，有《答谢举廉》一函，畅论文章。略曰：

……为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书中大骂扬雄的《太玄经》和《法言》，说他故意用艰深的文词掩饰他的浅薄，正是“雕虫篆刻之末技”！此言实是苏轼文论的画龙点睛之语。

在广州时，得郑嘉会自粤西来书，他也是遭逢挫折、无意仕途的人，所以来问苏轼将来的归止，有意相从，同隐于溪山之间。苏轼的愿望，最好是回四川老家，否则，他行遍天下，最感亲切的地方是杭州。如言：

……本意专欲归蜀，不知能遂此计否？蜀若不归，即以杭州为佳。朱邑有言：“子孙奉祀我，不如桐乡之民。”不肖亦云然。

苏轼在广州逗留了一个多月，十一月上旬继续雇舟前行。孙鼛带了儿子坐一小船追来，又与之同舟共进，在大风巨浪中送至城西四十余里的金利山，于崇福寺饯别后才回去。苏轼深感这老兄弟拳拳的爱意，作书称谢不置。

舟抵清远峡，几个新旧交识如吴复古、广州天庆观的何道士、罗浮宝积寺的昙颍和尚、惠州的海会禅师等人，都从广州一路追来，祖饯于清远峡的广庆寺。

万万料想不到，吴复古忽然害起病来。他是个终年在外奔走，以道路为家的人，又行绝粒不睡的修功，身体本就非常虚弱，一病遂此不起，问以后事，但笑不言。

苏轼本来预定的行程是从广州径度大庾岭，至吉安登陆，赴湖南长沙转往永州。（见本集《与李端叔书》）月之十五，将发浈阳峡，孙鼛、谢举廉各派专差送来最近的报导：“已见圣旨，苏轼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在外州军，任便居住。”

苏轼最高兴的，就是不必远赴湖南，他对道路跋涉，实在怕了，一身疲倦，亟需休息。于是再改行计，《复孙叔静书》云：

亟辱专使教墨，玉局之除，已有训词，似不妄也。得免湖外之行，余生厚幸。至英，当求人至永请告敕，遂度岭过赣，归阳羡（宜兴）或归颍昌（许昌），老兄弟相守过此生矣。

英州（广东英德）城小，江水贯于市内，旧时架木作桥，用不了几年就坏了，郡守何智甫发起造座石桥，一劳永逸。桥成之日，恰巧苏轼到此，何守亲自来求碑文。苏轼为作四言诗一篇，所谓“天壤之间，水居其多。人之往来，如鹈在河”者是也。

苏轼作好诗，而且用大字写了，但并不送去，等何守来再请时，便说：

“轼未到过此桥，难以想象落笔。”

何即请他同往一观。轼说：

“使君是地主，应先升车。”

何谢不敢，于是并轿而行。到了桥上，苏轼说：

“正堪作诗，今晚交件。”

至夜，派人送去。苏轼之所以有此一番张罗，盖因所写诗中有“我来与公，同载而出。欢呼填道，抱其马足”这几句话，所以一定要与何守同走一趟，印证此语不虚。这种一语不苟的精神，竟是史家风范，不是平常诗人所能有的。 4

在英州没住几日，韶州通判李公寅、曲江令陈公密都已派遣专使来迎。新任广州太守朱服（行中）来到英州，看苏轼旅中缺少夫役，就分遣一部分自用的仆役，又派节级梁立、林总率领这些人，送苏轼上路。

于是，苏轼就非常安稳地离别了英州。

三　韶州

元符三年（1100）十二月初七，途经蒙里，惠州河源县令冯祖仁来迎，时方在籍守制，可以陪他同行赴韶。韶州太守狄咸、通判李公寅、曲江县令陈公密延入行馆，设宴款接。

腊八节那天夜里，苏轼梦见老朋友苏坚，手上捧了一具“乳香婴儿”来给他看。醒来一想，从前赴惠州时，曾在九江与伯固邂逅，先亦有梦，这次梦见的乳香婴儿，是“南华赐物”，莫非与伯固又将于南华相会吗？

次日，果得苏坚来书，说在南华寺等他，已经好几天了。心灵真有感应，所以形之于梦，苏轼为之感叹不已，先寄一诗：

扁舟震泽定何时，满眼庐山觉又非。

春草池塘惠连梦，上林鸿雁子卿归。

水香知是曹溪口，眼净同看古佛衣。

不向南华结香火，此生何处是真依。

抵韶州后，即与李公寅、冯祖仁同往曹溪，在南华寺里与苏坚、南华的住持明辩法师共会于谈妙斋中。

与苏坚邂逅于九江，算来已经七年，这七年的折磨，使苏轼今日与当时的心情有了显著的不同。这次寄诗苏坚，用《维摩经》中“远尘离垢，得法眼净”的“法眼”观察人间，则凡世一切尘垢都沾染不上，人不必为这电光泡影之身而烦恼。

在南华寺里，作《追和沈辽〈赠南华〉诗》，亦是此意。如言：

善哉彼上人（指明辩），了知明镜台。

欢然不我厌，肯致远公杯。

莞尔无心云，胡为出岫来。

一堂安寂灭，卒岁扃苍苔。

人生本来充满痛苦，但能我本无心，则所有人世的痛苦，皆如身上浮尘，毵毵自落。此意得自六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韶州这三位地方当局，惟李公寅是苏轼旧识。

公寅，字亮工，是画家李公麟的胞弟。李家三个兄弟（伯时、元中和亮工），人称“龙眠三李”。公麟以画名，亮工则以文词见重于人。

苏轼做开封府推官的时候，李父为赤县令，甚好道术和炼丹，常与苏轼谈论内外丹事，甚至把绝对秘不示人的宝贝——自己炼成的丹药也拿给苏轼来看。这已是三十年前的旧事，如今李父固然早已下世，而眼前这个少子也有白发了，所以《次韵韶倅李通直二首》中，有“曾陪令尹苍髯古，又见郎君白发新” 5  的话。

公寅盛称他的家乡——龙舒（安徽舒城）风土之美，苏轼一度被他说动，所以与人书中，有这么一段话：“住计龙舒为多。……闻（龙舒）有一官庄可买，已托人问之。若遂，则一生足食杜门矣。”

曲江县令陈公密邀宴于其自宅，出侍儿素娘歌《紫玉箫曲》侑酒，老人醉眼看花，为赋《鹧鸪天》词：

笑捻红牙亸翠翘，扬州十里最妖娆。夜来绮席亲曾见，撮得精神滴滴娇。

娇后眼，舞时腰，刘郎几度欲魂销。明朝酒醒知何处，肠断云间紫玉箫。

据旧注：苏轼写此词时，写毕前阕最后一个“娇”字，误笔在“娇”字下点了两点，应该抹去。但他略一考虑，便将错就错，下接后阕首句为“娇后眼”，天衣无缝。这份捷才，苏轼至老不衰。

苏轼虽然经过这么长时期身心双重的摧残，他的健康情况，除出在惠州曾为痔疾所苦外，一直保养得很好。在海南采服倒黏子花（海漆），久患的肠疾，似已痊愈很久了。

在广州，致书李之仪说：“某年六十五矣，体力毛发正与年相称，或得复与公相见，亦未可知也。……端叔亦老矣，迨言：‘须发已皓然，然颜极丹且渥。’仆亦正如此。”可见一切都还正常。

但是，这次行旅，却大大损害了他的健康。自六月渡海，至今岁暮，已经整整半年，皆在船唇马背上度过，身经暑热的蒸郁，途程中不免辛苦，加以一路来酒食酬酢不绝，吃了太多油腻食物，消化不良。积此几个因素，所以从韶州到南雄这段路上，他就害起泻痢病来。到底已是六五老翁，自言“到韶累日，疲于人事”。何况这河鱼之疾，又是很伤元气的毛病，体力骤感不支。时已急景凋年，不便行旅，只得留在南雄度岁，顺便调养。

明年，朝廷以元祐、绍圣均有偏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折两用中，所以改元为“建中靖国”。建中靖国之元年正月初四，苏轼一家即又匆匆离开南雄，改从陆行，度大庾岭北归。

将至岭下，肩舆的竹杠折断了，苏轼向附近龙光寺的和尚讨两支竹竿做轿杠。当时，州郡正在延请南华的首座珪法师来做此山长老，但尚未到。寺僧送来两竿巨竹，并且邀请苏轼来寺共饭。 6

苏轼就写了一个偈子留与珪师，要做将来《珪酿语录》中的第一问：

斫得龙光竹两竿，持归岭北万人看。

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

苏轼深知这西江十八滩之险，来时曾为改名“惶恐滩”者即是此处。此是旅程中最险之处，苏轼仍须经由此江转往皖浙，心怀忐忑，所以希望于竹中带去那一滴曹溪水，能在西江十八滩上，化起一片大水，让他们安然渡过。

到大庾岭上一家村店中小憩，有一老翁出来问从仆道：

“官是谁？”

“苏尚书。”

“是苏子瞻吗？”

“是的。”

老翁上前向苏轼打个揖道：“我听说有人千方百计地陷害您，而今北归了，真是天佑善人。”

苏轼笑而谢之，题诗店壁曰：

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

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7

这首诗的下联，看是苏轼自幸之辞，实不尽然。岭南七年，他以无比的勇气与忍耐，堂堂闯过生死之关。苏轼今能肯定自己斗赢了这场人生的逆境。

华南地热，时方早春，而岭上梅花却都已结子了。苏轼作《赠岭上梅》诗，豪气依然不减当年：

梅花开尽百花开，过尽行人君不来。

不趁青梅尝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

初五日，上了岭巅，重游山崖缺口处的龙泉寺。七年前南迁之初，过岭时题诗此寺钟上，如今手自重摩，无限感慨。

如今时局大变，自韩忠彦、曾布二相得政后，元祐旧人，很多重被征召，即使不用于中枢，也能出为州郡的首长；只有苏氏兄弟，声望崇隆，但到目前为止，却仍仅领宫祠的闲禄；所以士大夫们以为二苏不会长此闲废，再度出山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如苏轼在英州会晤郑侠，郑赠诗便以霖雨苍生的传说来期望苏轼，吓得他连忙辩白：“孤云倦鸟空来往，自要闲飞不作霖。”

如黄庭坚本在黔州，后移戎州，徽宗立，起复为监鄂州税。他蒙赦当时有诗十首，其一即曰：“阳城论事盖当世，陆贽草诏倾诸公。翰林若要真学士，唤取儋州秃鬓翁。” 8  也认为变革后的新政府，不该闲过这样一个人物。这几乎是士林公论。

朝廷中也不是没有人作此建议。如张廷坚（才叔）为谏官，也曾疏请召用苏轼、苏辙。不料徽宗的观念里，中了元祐时代流行诬词的毒，认为苏轼是元祐党争中一派的领导，怀疑廷坚此请，系受了朋党中人的利用，所以诘责道：“你是受了什么人的指使，作此建议？”因此，累贬通判陈州。

其实，苏轼自己在大庾岭上，《次龙泉钟上前韵诗》说：“……下岭独徐行，艰险未敢忘。遥知叔孙子，已致鲁诸生。”汉朝叔孙通奉命制朝仪，尽征鲁国诸生三十余人，其中只有两人不肯应召。苏轼这一生中，又受够了政治迫害，今已老矣，宁愿做个被叔孙通骂为不知时变的鄙儒，只望能够从此平平安安，独自走他轻松的下坡路，再也不敢重作冯妇了。

又有《过岭二首》，实是苏轼的人生这部大书中，南迁一章的结论。自言平生从不曾为安危祸福作过退步的计算。祸到临头，他自己一个人挺，不怨天，不尤人。

韩愈谪放潮州，但是潮州人为他立庙崇祀至今，所以祸患并不一定非福。现在有个成都玉局观提举的名义，希望能有一天乘兴，出剑关去，作一次玉局之游，他也就非常满足了。

岭南岭北，往返七年，实在是非常不堪的行役。但是苏轼今日回想，迁谪海外不过是一场噩梦；如梦一样去了，像喝醉了酒，朦朦胧胧地又回来了，濯足兴波，征衣雾湿，即使惊起一群山鸡，也不过使半岩花雨，纷纷自落而已。诗曰：

暂着南冠不到头，却随北雁与归休。

平生不作兔三窟，今古何殊貉一丘。

当日无人送临贺，至今有庙祀潮州。

剑关西望七千里，乘兴真为玉局游。

七年来往我何堪，又试曹溪一勺甘。

梦里似曾迁海外，醉中不觉到江南。

波生濯足鸣空涧，雾绕征衣滴翠岚。

谁遣山鸡忽惊起，半岩花雨落毵毵。

四　虔州

建中靖国元年（1101）元宵节前两三天，苏轼一家人都到了虔州。

果然赣江水涸，不能通航。苏轼只得寄家于虔县的水南，等待江涨。

虔守霍汉英（子侔）、监郡许朝奉（名不详）邀宴于郁孤台。和诗中有“扬雄未有宅，王粲且登楼。老景无多日，归心梦几州”这几句话，正是苏轼此时最大的心事。

他拖带着三房子媳孙儿，飘泊道途，已经七八个月了。幸而不必远征湖南，但还不知去何处做归止。是风土美好的安徽舒州，还是“缘在东南”的常州或杭州，还是到河南许昌去与老弟同居，一直都还不能决定。

筹思再三，还是常州最便，因为有点田产在那地方，可以就田而活。又听自虔守霍汉英说，常州东门外有一裴家的宅子要卖，便写信托钱世雄派人去探问产价。书言：

已到虔州，二月十日间方离此。此行决往常州居住，不知郡中有屋可僦可典买者否？如无可居，即欲往舒州、真州皆可。如闻常州东门外有裴氏宅出卖（虔守霍子侔大夫言），告公令一干事人问。倘若果可居，为问其值几何？度力所及，即径往议之。俟至金陵，当别遣人咨禀也。

苏轼寓居水南，长日无事，每天都携带一个药囊到郡城或山寮野市去，遇有病人，他就赠药，并开药方，教他如何调治。走过寺庙道观，也必进去玩玩。好事者和僧道之流，预先探听他行游之所，就在该地设案，案上堆置佳纸和笔墨，每张纸尾写上姓名，自己则拱立以待。苏轼进来了，看到那个案子，笑笑，不问一句话，就抓起笔来随意挥洒，将写好的纸，随手付与求者。看看剩下的纸，如还有很多，一时写不完，就笑语大家道：

“天色晚了，纸还写不尽，哪个要写斋名或佛偈的，请即告我。”

到他归去时，人人都已有了满足的收获，欢跃而散。 9

苏轼很喜欢沐浴，海南苦无浴器，至以鸡和马自比，现在则可痛快淋漓地浴于寺观了（宋代浴室为寺院专业）。他常去赣城东南的慈云寺洗澡。慈云长老明鉴，长得非常魁梧，很像世传画像中的慈恩菩萨，但丛林中人都推崇他是一个很有道行的和尚。苏轼作《戏赠虔州慈云寺鉴老》诗，则是泗州浴诗外的又一章：

居士无尘堪洗沐，道人有句借宣扬。

窗间但见蝇钻纸，门外惟闻佛放光。

遍界难藏真薄相，一丝不挂且逢场。

却须重说圆通偈，千眼熏笼是法王。

苏轼新从南华来，头脑里充满了机智的禅门言语。在虔州写诗，就很自然地借用禅语来表达他自己的心意，如《虔州景德寺荣师湛然堂》《次韵阳行先》《乞数珠赠南禅湜老》等先后四首均是。后世的诗论家认为苏轼这些禅语诗不是纯诗，为苏集中一大疵病，固然不错；但如前举那首“戏作”，自称道人，明言借句，苏轼也并不以禅门中人自居，却很欣赏禅门超脱的了悟。静观窗前来去飞动的苍蝇，冲着透明的窗纸，磕头碰脑，只想钻到明亮的窗外去，不知中间却还隔着一重障碍。冷眼观照尘世里多少徒然的人生，岂不就是钻纸的飞蝇？苏轼不得不致其无限的悯怜。

研究阴阳五行生克之理的术数，盛行于唐宋。唐朝的李虚中是星命学的始祖。至宋朝，陈希夷创紫微斗数，徐居易创子平术，邵康节创河洛理数（即铁板神数）。这些人胸罗星斗，明彻内外，所谓吉凶趋避，实意则在劝人“盈者知所足，进者知所止”，使人行所当行，止所当止，不失“易”的本旨，不能纯以迷信目之。

虔州有个术士谢晋臣，算命很有名，苏轼也去访他。苏轼一向以为自己的生辰八字与韩愈相似，韩是身宫落在斗牛间，苏是命宫宿直于此。吉凶晦吝，到底有何分别，要托他从头到尾逐年细算一番。赠以一诗：

属国新从海外归，君平且莫下帘帷。

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

死后人传戒定慧，生时宿直斗牛箕。

凭君为算行年看，便数生时到死时。

苏轼生于宋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卯时，干支是丙子、辛丑、癸亥、乙卯，照命理推论：“时落卯时，命宫磨蝎，主所至多被谤诬。”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说：“丙子（年）癸亥（月），水向东流，故才汗漫而澄清；子卯相刑，晚年多难。”

辑《苏诗编注集成》，而深谙命理的王文诰说：“日主癸，乘北垣；年月丙辛，真化。秉天地正气，不纳浊流，此性刚多忤也。至于文章经济，皆摅泄于乙卯之时。”

依五行论命，生克化合，有一定的界说，不能随便解释的，则人之秉性、品格、才能与祸福，莫非竟是生来即已命定？真是不可思议。

苏轼北归，有人问他迁谪中艰苦如何？苏轼说，这是骨相招来的灾难。少年初到京师时，有个看相的人说：“一双学士眼，半个配军头。他日文章虽当名世，但有迁徙不测之祸。”苏轼眼形秀挺，炯炯有光，即使在画像中也还看得出来；“配军头”者，犯人被断“配”而隶军籍。审诸东坡一生的命运，术者所言不虚。 10

上了年纪的人，都好怀旧，关念故人的后辈，但于这些年轻一代人的身上，则又不免产生生死存亡的悲戚。

老苏生前，曾游虔州，所以苏轼到此，就很留心探访他父亲交往的遗迹。久知此地有个钟斐（子翼），博学笃行，为江南之秀，对老苏甚是敬重，现在当已下世。但却访得他的三个儿子，见面时“相持而泣”，为作《钟子翼哀词》。

与画家宋子房（汉杰）重遇于赣州。谈起四十年前，苏轼初仕凤翔，而他的父亲宋选正做凤翔太守，对他非常照顾，苏轼感念于心，则曰：

……话及畴昔，良复慨然，三十余年矣，如隔晨耳。而前人凋丧略尽，仆亦仅能生还。人世一大梦，俯仰百变，无足怪者。……（《与宋汉杰书》）

故人孙立节（介夫）之子，远道来谒，为作《刚说》。世人都说“刚者易折”，苏轼说：“折不折，是天命。作此说者，只是患得患失之徒。”生气依然凛凛如昔。

在南华寺，苏坚因为他的儿子生病，所以先走。现在来信说，苏庠（养直）的病已经好了，并且把他的新作寄给苏轼看。苏轼见过养直，印象很深，读了他这篇“属玉双飞水满塘，菰蒲深处浴鸳鸯。白蘋满棹归来晚，秋着芦花一岸霜。……”的诗，大喜道：“若将此篇置于《太白集》中，谁复疑其不是？不知是乃吾宗养直所作之《清江曲》。”苏轼固好奖掖后进，时复不免过誉；但于苏庠，竟是慧眼特识，养直后来果为南宋的一大名士——隐逸诗人后湖居士。

当苏轼到虔未久，即建中靖国元年之正月十四日，先已手书还政的向太后，忽崩于慈政殿。她是宋代三贤后之一，惜乎得年只有五十六岁。向太后之崩逝，使左相韩忠彦突然失却支持，右相曾布乘此开始跋扈起来，不像以前那样恭顺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随后就发生曾布专政，绍述之说重炽的变局。

在章惇绝对报复的政策下，被流窜南荒诸人中，处分最重的，一是苏轼，一是刘安世（器之）。

刘安世三贬而至英州，章惇、蔡京又起同文馆狱，再徙梅州，几已遍历宋代甲令所载每一远恶州郡，而且两次阴谋刺杀，都未成功。至刘贵妃被立为后，章惇、蔡卞又提出宫内向外间寻觅乳媪那重旧案，诏令孙鼛将刘安世收囚在槛车里，命他亲自押赴京师。行未数驿，哲宗崩，徽宗即位，赦至而还。

这两个命不该绝的同难者，放还也在最后。所以，此时遂能相遇到虔州。

苏、刘二人，政治上不是同道，私人关系上也算不得是朋友。元祐初曾在中书省共事，但是两人处事态度不同，苏轼很不喜欢他，骂他“把上”（乡下佬）。

然而，时过境迁，现在他们同是北归的异乡人，虔州邂逅，便成了很好的旅伴。

同时，原任虔守的霍汉英，奉调赴太和听命，江公著（晦叔）来代。公著与苏轼在杭州同官时，以好茶出名，器之酒量甚豪，但自南迁，为避瘴毒，就全家戒酒。因此，轼作《次韵江晦叔兼呈器之》诗，一联是“归来又见颠茶陆，多病仍逢止酒陶”。

寒食节，与器之同游南塔寺寂照堂。器之甚好谈禅，但不喜欢游山。山中新笋出土，苏轼想上山吃笋，怕他不肯同去，骗说邀他同参玉版和尚。器之听说有禅可参，欣然从行。到了光孝寺的廉泉，先坐下来烧笋共食。

器之觉得笋味鲜美，便问：“此何名？”苏轼答曰：“名玉版。此老僧善说法，要令人得禅悦之味。”

器之这才恍然大悟，被苏轼骗了。苏轼大为高兴。全用禅语作诗曰：

丛林真百丈，法嗣有横枝。

不怕石头路，来参玉版师。

聊凭柏树子，与问箨龙儿。

瓦砾犹能说，此君那不知。 11

三月中旬，始闻章惇被贬雷州司户参军的消息，苏轼为之惊叹累日。他怕被人误会，自然不能直接往慰他的家属，虽然惇子章援还是他的门生。想到黄箨的母亲是章惇的胞姊，所以立刻写寄《与黄师是书》：

子厚得雷，闻之惊叹弥日。海康地虽远，无瘴疠，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稳。望以此开譬太夫人也。

章惇到了雷州，第一件事，立刻要找个住处，但却遭到报应，当地百姓说：

“从前苏（轼）公到这儿来，租住民屋，章丞相几乎破了我们的家。现在概不租售。” 12

苏轼于正月元宵节前到虔州，寄寓水南，等候赣江涨水通航。本地雇不到船，又只好访人到外县市去找。二月抵边，与苏坚书说：“某留虔州已四十日，虽得舟，犹在赣外，劳费百端。又到此长少卧病，幸而皆愈。仆卒死者六人，可骇。”他的“河鱼之疾”，没再说起，大约经过休息、治疗，已经好了。

继续等了快一个月，外雇的船才到。苏轼一家人便于三月二十四、二十五日间，与刘器之同发虔州，他们在此羁留已七十余日。

苏轼将离虔州，有《次韵江晦叔二首》之作，其一云：

钟鼓江南岸，归来梦自惊。

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

雨已倾盆落，诗仍翻水成。

二江争送客，木杪看桥横。

苏轼历劫归来，最大的庆幸，是他平生一片刚直的孤忠，而今大白于世，一切诬蔑和猜忌的浮云已经吹散，则天上一轮孤月，也当为人所共见了。

称此诗“语意高妙”者很多，究竟只能看到有限的“文学的东坡”。王应麟经术湛深，是个学者，所以能跳出辞章之外，看得苏轼自明心志的大处，将“历史的苏轼”，举与司马光并论。《困学纪闻》曰：

“更无柳絮随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见司马公之心。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见东坡公之心。”

又云：

“坡公晚年，所造深矣。”

开船当天夜间，江水大涨，赣石三百里之险，一夕尽没。第二天，就到了庐陵。谢举廉来见，苏轼高兴地对他道：“舟行江涨，遂不知有赣石，此吾龙光诗谶也。”

盖指“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 13  句。

此行与刘器之并船前进，甚不寂寞。苏轼佩服器之历劫不磨、临危不乱的精神力量，称之“铁人”；器之则对人道：“浮华豪习尽去，非昔日子瞻矣。” 14

五　归程何处是

建中靖国元年（1101）四月，苏轼过豫章（江西南昌），停舟吴城山下，祷于顺济王庙。南昌太守叶祖洽问曰：

“世传端明已归道山，今尚尔游戏人间耶！”

苏轼答曰：“途中见章子厚（惇），我就回头了。” 15

孔平仲传来苏辙家书，邀他全家到许昌去同居，彼此有个照顾。但是苏轼总觉得老弟的境况已经非常困乏，自己这偌大家口，不便再去增加他的负担，所以踌躇不决。安徽舒州，不尽理想，他已决定放弃，今后只在常州、许昌两地中，择一定居。

九江天庆观道士胡洞微来南昌相迎，又再度邂逅刘安世，于是三人结伴同上庐山。重游栖贤寺、三峡桥，再至开先寺漱玉亭。苏轼前次来游，时在元丰七年（1084）四月，至今建中靖国元年的四月，相距已经整整十七年了，作《与胡道师帖》，感叹不已：

再过庐阜，俯仰十九年。陵谷草木，皆失故态。栖贤、开先之胜，殆亡其半。幻景虚妄，理固当尔。独山中道友，契好如昔。道在世外，良非虚语。

道师又不远数百里负笈相从。秉烛相对，恍如梦寐。秋声宿云，了然在吾目中。

游罢下山，往访世交刘羲仲（壮舆）于是是堂。

刘氏是有宋一代的史学世家。祖父刘涣，字凝之，苏轼为撰《屯田哀辞》者。刚介不能谐俗，很早退休，结庐隐居山下者，达三十年。父刘恕，字道原，博通群史，著作等身。叔父刘格，字道纯。苏轼上次从黄州来游，是他陪同上山的，现在似乎都已不在了。

羲仲谨守家学，其父道原也是参与司马光同编《资治通鉴》的人。苏轼见到他，就想起十八年前在金陵时，王荆公建议他来重修《三国志》，他即推荐刘恕（道原）来做，现在便对刘恕的儿子羲仲重提旧事道：

“《三国志注》中，好事甚多，你父亲（道原）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辞。”羲仲说：“端明曷不为之？”苏轼说：“某虽工于语言，修史却不是当行家。……某老矣，今以付壮舆。” 16

然而刘家三世清贫，无人供养薪水，必然无法独力完成这一巨大的工作。

舟中苦热，苏轼夜间贪了凉，晨起头痛畏风，只好在舟中为羲仲写他祖父刘涣的墓表，读羲仲自编的文集。

随胡道士同至九江，看他十八年前托胡代养的慈湖菖蒲，然后就再前行。十六日过湖口，念念不忘湖口李正臣家的壶中九华石，特地往访，则已被别人捷足先得以去，非常怅惜，作诗有“尤物已随清梦断，真形犹在画图中”。

舟发皖江，途经舒州，苏轼因已不再考虑居此，所以也未停留。但闻热衷官禄，不惜变节投靠章惇的林希，已经死于舒州任上。苏轼觉得这样做人，真是何苦，后来与老弟函中，顺便提及此事道：

……林子中病伤寒，十余日便卒。所得几何？遗臭无穷。哀哉！哀哉！ 17

到达当涂，诗友郭祥正来迎。苏轼在惠州时，祥正看到一幅轼作《雪雀图》，寄诗来说：“平生才力信瑰奇，今在穷荒岂易归。正似雪林枝上画，羽翰虽好不能飞。”后来听到苏轼北归的喜讯，又用前韵寄诗曰：“秋霜春雨不同时，万里今从海外归。已出网罗毛羽在，却寻云迹帖天飞。”苏轼答诗两首，但说海北天南，一样是“归”，而今只自后悔从前不肯“卑飞”，否则便无种种烦恼。二诗今录其一：

早知臭腐即神奇，海北天南总是归。

九万里风安税驾？云鹏今悔不卑飞。

五月初一日到金陵。苏轼南迁之初，曾来崇因禅院礼拜长老宗袭所造观世音像，当时曾许心愿：“吾北归，当复过此，必为作颂。”

所以，这次还至金陵，独在崇因院礼拜还愿，作《观音颂》。

得钱世雄来书，说已代他借到常州顾塘桥孙氏的房屋，复书称谢曰：“示谕孙君宅子，甚感其厚意，且为多谢上元令侄，行见之矣。裴家宅子果何如？”照这信上看，苏轼还在问起裴家宅，可见仍想在常买屋，作久居之计。 18

同时，与黄寔书，说明他之不去许昌与苏辙同住的原因如次：

行计屡改。近者，幼累舟中皆伏暑，自悯一年在道路矣，不堪复入汴出陆。又闻子由亦窘用，不忍更以三百指诿之，已决意旦夕渡江，过毗陵矣。荷忧爱至深，故及之。子由一书，正为报此事，乞早与达之。

尘埃风叶满室，随扫随有，然不可废扫，以为贤于不扫也。若知本无一物，又何加焉。有诗录呈：“帘卷窗穿户不扃，隙尘风叶任纵横。幽人睡足谁呼觉？欹枕床前有月明。”一笑，一笑！某再拜。 19

苏轼所录此诗，彻底透露他北归之日的心境。

人生孤露，尘埃风叶之扰，谁都不能避免。居其室时，固然不能不扫，但如一枕黑甜，目无尘叶，岂不最为清净？充分表现一个老人的衰倦。

许昌，是京畿的邻邑，尘埃蔽天，不容安睡，苏轼原不敢去。但是，苏辙不肯，一再托王原、孔平仲、李之仪等人来劝。苏轼终于不忍违拂弟弟这番情意，硬了头皮，答应下来。

于是，预定行程自淮泗上溯汴河，至陈留登岸，陆行至许。

次子苏迨的妻儿还在宜兴，所以先命迈、迨二人去那里把他们接到仪真来会合。苏轼手头甚为拮据，宜兴尚有点田产，也须去变点现钱出来使用。

其时，作书与李之仪云：“得子由书，已决归许下矣。但须至少留仪真，令儿子往宜兴刮刷变转，往还须月余，约至许下，已七月矣。”

亲戚程之元（德孺）时任浙西路漕司，苏轼托他派一只坐船在常州等迈，等到时乘来，并且托他买杭州程奕笔一百支，越州纸二千幅。

船须挽纤而行，挽工甚不易找，又函托任淮南路监司的黄寔，代雇四舟所需，每舟五人的挽纤夫役。

皖江途中，曾接门生廖正一专差来书，复曰：

远去左右，俯仰十年，相与更此百罹。所幸平安，复见天日。彼数子者何故独先朝露。吾侪皆可庆幸，宁复戚戚于既往哉。……

廖正一被吕温卿陷害，至今尚在废黯中，札尾又再殿以慰语曰：“为民除秽，以至虿尾。吴越户知之，此非特儿子能言也。”

门生李廌来书，答曰：

某自恨不以一身塞罪，坐累朋友。如方叔飘然一布衣，亦几不免；纯父（范祖禹）、少游（秦观）又安所获罪于天。遂断弃其命，言之何益，付之清议而已。

苏轼先已与程之元、钱世雄约于金山会晤，所以，趁这段时间，前往金山一行。

程、钱也都遵约到了，相与同登妙高台。

金山寺中，原先留有李公麟所绘苏轼画像，此时自题一诗于上：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20

苏轼原来只等人船到齐，就搬挈全家往河南许昌，去与弟辙同住，几已可以实现四十年前怀远驿“风雨对床”的旧梦了，不料汴京朝局，忽又大变，仅有一点微末的想望，顿时又被砸得粉碎。

韩忠彦为相，与曾布交恶，向太后崩，忠彦失了靠山，曾布就开始活跃起来了。

曾布为山陵使，就在陵上秘密授意御史中丞赵挺之，要他发动绍述之说，排击元祐臣僚，挺之当然大大卖力。曾布乘时引进许多帮手，安置在辅佐、侍从、台谏的地位上，羽翼将成，先除障碍，若干忠鲠之士，如言官任伯雨、江公望、陈祐等反对绍述和邪正杂进政策的人，次第皆遭罢黜。忠彦虽为首相，而实权暗自潜移，数月之后，就会变成“曾布专政”的局面。

春夏之间，正是绍述之说初兴，朝廷内外，一片纷争扰攘、动荡不宁的时候。苏轼在金山听到这个变局的消息，顿生警惕。因为曾布是个什么角色，苏轼与他相知甚久，心里非常清楚，何况又济之以赵挺之的奸诈。韩忠彦，典型的贵族子弟，做事没有魄力，也不会运用权术，绝对不是曾布这帮人的对手。在苏轼敏锐的观察力中，政局未来的走势，他洞若观火。

天下任何地方皆可去得，总不能投身到火场的邻屋去。苏轼立刻悬崖勒马，打消前往许昌的计划，托黄寔转交《与子由书》云：

子由弟：得黄师是遣人赍来二月二十二日书，喜知近日安胜。兄在真州，与一家亦健。行计南北，凡几变矣。遭值如此，可叹可笑！

兄近已决计从弟之言，同居颍昌，行有日矣。适值程德孺过金山，往会之，并一二亲故皆在坐，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事皆可信，人所报，大抵相忌，安排攻击者众。北行渐近，决不静耳。）

今已决计居常州，借得一孙家宅，极佳。浙人相喜，决不失所也。更留真十数日，便渡江往常。逾年行役，且此休息。

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乎！亦不知天果于兄弟终不相聚乎？士君子作事，但于省力处行。此行不遂相聚，非本意，为省力避害也。

候到定叠一两月，遣迈去注官，迨去搬家，过则不离左右也。

葬地，弟请一面果决。八郎妇可用，吾无不可用也。更破十缗买地，何如？留作葬事，千万莫徇俗也。

林子中病伤寒，十余日便卒。所获几何？遗臭无穷。哀哉！哀哉！

兄万一有稍起之命，便具所苦疾状，力辞之。与迨、过闭户治田，养性而已！

千万勿相念，保爱、保爱。今托师是致此书。

书中所言“大抵相忌，安排攻击者众”。传闻确非虚语，如董敦逸再为御史，复欲弹劾苏轼兄弟，幸经常安民制止，而安民自己，后被敦逸指为“主元祐党”，谪监盐酒务。

关于八郎妇葬地事。八郎乃苏远，其嫡配为黄寔之女，病殁。苏辙有田地于汝州郏城县，拟在其地辟为苏家墓园，先葬远妇于此，来信征求兄长的意见。苏轼并不重视身后葬地这类俗事，一言遂决。所以，他后来也葬于郏城。

六　染疾

既至仪真，泊船于东海亭下，苏轼一家人即以舟为家。

时为五月下旬，江南气候已经非常炎热。白昼骄阳当顶，仅赖一片竹制船篷，如何遮挡得住强烈的日晒。入夜，水面上的暑气蒸发出来，熏蒸郁闷，挟带潮湿，比白天还要热得难耐，所以轼与人书中说：“一家长幼，多因中暑而卧病。”

仪真白沙有一东园，广约百亩，流水横于园前，园内有荷池亭台、画舫堂屋等建置，花树密茂，水木清华，为公家营建的一大胜处。苏轼白天就经常去东园逃避舟舱中的酷热。

六月初一日，在仪真办西山书院的米芾，得到苏轼已至的消息，立刻赶到东园来求见。苏轼喜故人之至，头戴白㲲小冠，风度飘飘如仙，出来延见。

轼已绝口不谈时事，只说些在罗浮曾见赤猿这类“海外奇谈”。芾作挽诗所谓“方瞳正碧貌如圭，六月相逢万里归。口不谈时经噩梦，心已怀蜀俟秋衣”者是。翌日，又与米芾同去西山，到他的西山书院游览。芾将自己珍藏的《太宗草圣帖》、晋《谢安帖》两帙，交给苏轼，求为作跋。

真州太守傅质邀同程之元设宴为苏饯行。宴罢，与之元同归，函招米芾也来参加舟中夜话。之元举赠纹银二百两，说是与之才、之邵兄弟三人所同馈，聊助资斧，苏轼不受。等他去后，作书寄弟说：“程德孺言弟出银二百星相借。兄度手下，尚未须如此，已辞之矣。德孺兄弟意极佳，感他！感他！数日热甚，舟中挥汗写此。……”

时已进入六月盛暑，酷热不堪，苏轼原在仪真置有几间市屋，备以收租糊口，现在缺钱使用，要想变卖，逗留于此，即是为的这事。

舟中热不能耐，入夜蒸郁更甚，苏轼无法成眠，每夜都坐在露天里过，以为“海外久无此热，殆不能堪。柳子厚所谓意象非中国人也”（《与米元章书》中语）。

苏轼不但通宵露坐，而且为要解热，喝了太多的冷饮。像这样暑热袭于体外，冷饮侵入体内，加以夜不得眠，形神交瘁，如何能久？六月初三的午夜，他就突然猛泻起来，一直泻到天亮，疲惫不堪。喝了一碗黄蓍煮粥，才觉得稍稍好过一些。

米芾约于明日餐聚，同时送来四枚古印，请他鉴赏，苏轼躺在枕上赏玩甚久，复请稍缓餐叙的日子，待他病愈或于下场雨后举行最好。

就在这天，忽然瘴毒大作，继又猛泻不止。米芾亲来望病，苏轼还在枕上作书与他道：

岭海八年，亲友旷绝，亦未尝关念。但念吾元章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时见之，以洗我积岁瘴毒耶！

今真见之矣，余无足言者。

这时候，迈、迨二人，已去宜兴，身边仍是只有幼子过在，日夜扶持照看，寸步不离。

自此，胸膈作胀，饮食不进，通夜不能成眠，只好端坐榻上喂蚊子。《与米元章书》：“某食则胀，不食则羸甚。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饱蚊子耳。不知今夕如何度？……”

次日，午睡方起，听说米芾冒着大热天到东园送麦门冬饮子去，心里很感动，记以一诗：

一枕清风值万钱，无人肯买北窗眠。

开心暖胃门冬饮，知是东坡手自煎。

这样折腾了两天，人便困乏不堪，病倒在床上了。

这条河水，污浊不流，大太阳整日熏蒸，舱中空气恶浊，毒热难当。苏轼叫船家将船撑过通济亭，泊于闸门外，希望能稍清快。米芾托写两帖题跋，一时无法下笔，而这两本帖子，米芾宝爱得性命以之。苏轼怕有失误，派人先送还与他，附书曰：“某两日病不能动，口亦不欲言，但困卧耳。承示太宗草圣及谢（安）帖，皆不敢于病中草草题跋，谨且驰纳，俟少愈也。河水污浊不流，熏蒸益病。今日当迁过通济亭泊。虽不当远去左右，且就活水快风，一洗病滞。稍健，当奉谈笑也。”

又这样过了两天，病情一点也没有轻减。苏轼为书嘱弟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墓志）。”

苏辙接读此函，哭道：“小子忍铭吾兄！”

过子侍于病榻前，读米芾所作《宝月观赋》给他听，诵声琅琅。苏轼听未及半，从榻上一跃而起，作书与元章说：

两日来，疾有增无减。虽迁闸外，风气稍清。但虚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也。

儿子于何处得《宝月观赋》，琅然诵之。老夫卧听之，未半，跃然而起。恨二十年相从，知元章不尽，若此赋，当过古人，不论今世也。天下岂常如我愦愦耶！公不久当自有大名，不劳我辈说也。

苏轼得病至此，几已一周，身体已甚衰弱，但一听得后辈的好文字，就兴奋得要从病床上跳起来，力疾作书赞誉，许以“自有大名，不劳我辈说”。这种精神，无愧为欧阳文忠的门生，得之于欧阳的提挈，加倍还诸再一代的后学。

至六月十一日，病苦略减，勉强可以扶杖而行，心情也就较为开朗。米芾受地方政府推荐，即将计偕晋京，特来辞行。告别时，苏轼坚欲从床上起来，亲自送别于闸屋之下。

十二日从仪真出发，渡江过镇江，润州太守王承议来迎，谢未登岸。至京口，外甥柳闳来，念及堂妹小二娘与堂妹婿柳仲远的先后丧亡，不禁大恸。

小二娘是苏涣的幼女，与轼、辙是同祖的嫡堂兄妹，嫁润州柳瑾（子玉）之子仲远。子玉是苏轼为杭州签判时的忘年交，情谊甚厚。

小二娘病逝于绍圣二年四月，其时仲远在做定州签判，小二娘亦随夫在任。苏轼在惠州，接到仲远寄来的讣报，已是百日之后，苏轼为文遥祭，情辞十分凄切。如言：“宫傅（苏序）之孙，十有六人，契阔死生，四人仅存。”四人者，轼、辙兄弟，留在故乡的苏子安和嫁在外省的小二娘，四个亲骨肉，现在则又丧失其一，亲枝凋零，不胜哀悼，如祭文言：“万里海涯，百日讣闻。拊棺何在，梦泪濡茵。”

柳家世居润州，苏轼北还至此，仲远也已故世，夫妇之墓在此。苏轼坚欲支撑起来，亲自带了外甥柳闳及迈、迨二子，同到墓地吊奠，祭文有曰：“我归自南，宿草再易。哭堕其目，泉壤咫尺。”——这是最使老人痛苦的家族近亲凋落的悲哀，何况他自己又在病中。

归隐京口的前相苏颂（子容），已是八二高龄，适于是时逝世。

嘉祐年间，老苏在京师，与苏颂交好，两人认了本家，即所谓“宗盟”是也。苏轼在朝，熙宁初，从苏颂于文德殿下，他是三舍人之冠；元祐时期，奉职迩英阁前，颂又为五学士之首，都是同列中的前辈，颇受照拂。所以一听到苏颂的讣报，感念曩昔，伤悼万分。一面命过代自己前往吊唁，一面当作族中长辈之丧一样，召僧在寺追荐，还要自作功德疏，以表诚敬，但已写不终篇。

翌日，子容丞相的外孙李敒带了他的孙子前来谢吊，当时他们看到苏轼侧卧床上，面朝里床，呜噎涕泣，不能起身。 21

徽宗朝，改元“建中靖国”，不论曾布之类如何活动恢复绍述，但是韩忠彦尚在，表面上总还是“两用”的局面。所以苏轼还至江南，非常引人注目，而大江南北的老百姓，又都以当年期待司马光的舆情，希望朝廷能够用他为相。

这种舆情，化为传言，外间就盛行苏轼即将入相的传闻。真州太守傅质最先问起此事，苏轼诚惶诚恐地答道：

再辱手教，伏审酷热起居清胜。见谕，某何敢当，徐思之，当不尔，然非足下相期之远，某安得闻此言，感愧深矣。

体中微不佳，奉答草草。

这还在初起病时。其后，病日益重，而谣言的散布亦日益远。

章惇已经贬往雷州，他的儿子章援因要安顿家眷，不能随行，现在方从浙东来到京口。他也听到了苏轼即将入相的传闻，并且知道这位万里南归的座师，也在京口，只是内心愧恧，不敢求见。

章惇两个儿子——章援、章持，都是元祐初苏轼知贡举时所录取的门生。照当时礼俗，门生之于座师，衔一日之恩，便该终生敬礼不衰。无奈苏、章两家，政治立场发生歧异，而章援在京，为帮他父亲起复，日夕奔走于时相刘挚之门，与挚子刘斯立交往密切，故于师门，似乎早已断绝往来，至于今日。

章援深信苏轼在天下人热切想望之下，朝廷顺应舆情，定会拜相。他明白父亲过去种种作为，非常恐惧万一苏轼入相后，回手报复，如何得了。自己对这座师，敬礼久废，现在又将以何面貌，前往谒见？再三筹思，还是不敢造次，写呈了一封七八百字的长函，具录如次：

某惶恐再拜端明尚书台座：

某伏闻旌旆还自南越，扬舲江海，蹑屐岭峤，执事者良苦，数岁以来，艰险备至，殆昔人之所未尝，非天将降大任者，岂易堪此？窃维达人大观，俯仰陈迹，无复可言。不审即日尊体动止何似？

伏念某离远门墙，于今九年，一日三月，何可数计？传闻车马之音，当欢欣鼓舞，迎劳行色，以致其积年慕恋，引领举足，崎岖瞻望之诚。今乃不然，近缘老亲重被罪遣，忧深虑切，忘寝与食。始闻后命，方在浙东，即欲便道省觐，又顾幼稚须携挈，致之所居，今暂抵此，治任裹粮，旦暮远行，交亲往来，一切皆废。此则自侪于众人，宜其所以未获进见者。某于门下，岂敢用此为解？舍馆定，然后求见长者，是为有罪，况于不克见者乎！逡巡犹豫，事为老亲，固当审思耳。

迩来闻诸道路之言，士大夫日夜望尚书进陪国论，今也使某得见，岂得泊然无意哉！尚书固圣时之蓍龟，窃将就执事者，穆卜而听命焉。

南海之滨，下潦上雾，毒气熏蒸。执事者亲所经历，于今回想，必当可畏。况以益高之年，齿发尤衰，涉乎此境，岂不惴惴？但念老亲性疏豁，不护短，内省过咎，仰戴于上恩，庶有以自宽，节饮食，亲药物，粗可侥幸岁月。不然者，借使小有惉懘之情，悴于胸次，忧思郁结，易以伤气，加以瘴疠，则朝夕几殆，何可忍言？况复为淹久计哉！每虑及此，肝胆摧落。是以不胜犬马之情，子私其父，日夜觊幸。圣上慈仁，哀矜耆老，沛然发不世之恩诏，稍弛罪罟，尚得东归田里，保养垂年。此微贱之祷，悲伤涕泣，斯须颠沛，不能忘也。

傥问焉而执事者以为未然，使某也将何以为怀？诚不若勿卜而徒自然，庶几之为愈也。傥以为可凯也，固愚情所欲闻。然而旬数之间，尚书奉尺一，还朝廷，登廊庙，地亲责重，所忖度者幸而既中，又不若今日之不克见，可以远迹避嫌，杜谗慝之机，思患而预防之为善也。若乃思世故多端，纷纭轇轕，虽弥日信宿，未可尽剖，勃鞮，所谓君其知之矣，宁须多言！

独恨九年之间，学不益博，文不益进，以此负门下。然古人有闻之而不言，能之而不为，存之而不论者，窃尝留意焉，未若面得之也。请俟它日，仰叩绪余论，不胜拳拳之情，敢言之执事者，伏惟财幸。

暑溽异甚，伏望保护寝兴，万万珍重。不宣。

某惶恐再拜。 22

苏轼读完这封长信，一面回头对苏过赞道：“这文字，司马子长之流也！”心里则非常同情章家父子的遭遇，一点也不想章惇百计陷害的恶毒，也不在意章援对于师门的忽视，仍然认他们一个是多年的老友，一个是得意的门生，立即叫人铺纸磨墨，扶病起床，亲笔写复信道：

某顿首致平学士：

某自仪真得暑毒，困卧如昏醉中。到京口，自太守以下皆不能见，茫然不知致平在此，辱书乃渐醒悟。伏读来教，感叹不已。

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已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鱼所知也。建中靖国之意，可恃以安。

海康风土不甚恶，寒热皆适中，舶到时四方物多有，若昆仲先于闽客广舟中准备家常要用药百千去，自治之余，亦可及邻里乡党。又丞相知养内外丹久矣，所以未成者，正坐大用故也。今兹闲放，正宜成此，然可自内养丹，切不可服外物也。某在海外，曾作《续养生论》一首，甚愿写寄，病困未能，到毗陵定叠检获，当录呈也。所云穆卜，反复究绎，必是误听。纷纷见及已多矣，得安此行为幸。又见今病状，死生未可必，自半月来，日食米不半合，见食即先饱，今且归毗陵，聊自欺“此我里”，庶几且少休，不即死。

书至此困惫，放笔太息而已！

某顿首再拜致平学士阁下。六月十四日。

这封书信的亲笔真迹，至章惇的孙子章洽教授手上，还世袭珍藏着，时以出示宾客，又说此书纸背，苏还写一白术方，当然也是衷心介绍章惇服用的。其实这就非常好笑，章惇掌握政权时，非欲置苏轼于死地不可；而苏轼北还，见章惇谪雷，却劝他养丹储药以养生。同是圆颅方趾的人，用心之不同有如此。

七　逝世

六月十五日，苏轼坐船循运河航赴常州。这几日，体气已稍恢复，苏颂的外孙李敒从河岸看到他，头戴小冠，身披一件半臂（背心），坐在船舱里。运河两岸挤满了当地老百姓，希望一瞻这位大名士的风采，苏轼顾谓坐客道：“莫看杀轼否！” 23

船到奔牛埭，钱世雄等在那里迎接。苏轼独自卧在榻上，慢慢坐起身来，对世雄道：

“万里生还，不料要以后事托你了。只是我与子由，自从贬往海南，就不得再见一面。倘若从此永诀，此痛难堪，其余都无所谓。”

停了好一阵子，舒过一口气来后，续道：

“我前在海外，写得《易》《书》《论语》三部书稿，今天想要全部托付给你，希望不要拿给别人看。三十年后，会有知者。”

语毕，取出一只箧子，要打开来，却找不到钥匙。钱世雄说：“某现今才得机会随侍先生，不会马上就要谈到这个。” 24

船到常州，苏轼等就直接迁入顾塘桥的孙宅住了。

苏轼遂于这个月内，上表请老（退休），朝廷准以本官致仕。此时，参寥已经回到西湖智果院，派专人前来问安。苏轼作答书中提到请求致仕的原因，如言：

某病甚，几不相见，两日乃微有生意。

书中旨意，一一领，但不能多书历答也。

见知识中病甚垂死，因致仕而得活者，俗情不免效之，其他不恤也。

钱世雄每天都来，来则陪他在病榻边聊天，听他慨然追论往事，谈谈以往的人物，或则检出岭外几年间的诗文稿来给他看。苏轼说得高兴，时发一笑，世雄觉得他笑时“眉宇间秀爽之气，照映坐人” 25  。

七月盛暑，当地久旱不雨，苏轼命家人检出一幅黄筌画的龙，挂在中堂，他每夜亲自上香祷雨。这是他做州郡官时的习惯，现虽致仕家居，且在病中，亦不改关心大众生活的诚心。苏家旧藏的一些画件，多年未加整理，也趁此夏日，叫人拿出来，在阳光里晾曝，自己也还能出来略略检点。

亲友们任何馈赠，苏轼一概不收，只有钱世雄送的“和饮子”与“蒸作”（饮料与点心），都欣然接受了，但作谢片说：“切望止此而已。”

世雄如有一天未来，则派人去催请。来了，就以谈笑为乐。七月十二那天，精神更好一点，有起床来写写字的兴趣，就为世雄写了一幅惠州所作的《江月五首》。第二天，又为在惠州时寄世雄的《小字桂酒颂》写了题跋。

自从初五日起，至十三日这一周间，苏轼病况日见轻减，精神恢复不少；但至十四日病情忽然转剧，夜发高烧；十五日热毒大作，停服一切药物，只以参苓汤代茶。《与钱济明书》云：

某一夜发热，不可言。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迨晓乃止，困惫之甚。

细察疾状，专是热毒，根源不浅，当专用清凉药，已令用人参、茯苓、麦门冬三味煮浓汁，渴即少啜之，余药皆罢也。

庄生闻在宥天下，未闻治天下也。三物可谓在宥矣。如此而不愈，则天也，非吾过矣。

国人论医疗，有“不药为中医”之说。苏轼所用方法，就是停止服食“治”病的药物，只饮参苓汤——人参主安精神，定魂魄，开心益智；茯苓安神；麦门冬疏导心腹结气，暖胃——意在培养元气，以身体自己的抵抗力来“却”病。

病象显示，苏轼患的是痢疾，用这个“不药为中医”的办法来对付细菌性的传染病——阿米巴痢疾，将归失散，几乎是必然的命运。何况这一年来，全在长途跋涉中生活，历尽严寒酷暑、雨露风霜的摧残，体力本已十分亏损，真州再度中暑，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齿间出血之日，忽又气逆上冲，日夜只好倚坐床头，不能平卧。陆元光将自用的一块懒版送来供苏轼卧用。懒版即古之“交床”，纵横三尺，垫在背后，苏轼觉得舒服多了。

后来他就是靠在这块懒版上过世的。 26

钱世雄眼看这病几已无药可治，濒临绝望的情急中，弄来一服“神药”劝他服用。苏轼说：“神药理贯幽明，未可轻议。”但却不吃。

陈辅之来候病，儿子们不敢通报。苏轼听到了，叫他们赶快追上去请他回来，相与道故。

苏轼自知不起，十八日把三个儿子都叫到病榻边来，对他们说道：“吾生无恶，死必不坠（地狱）。”又曰：“至时，慎毋哭泣，让我坦然化去。”这和苏格拉底临命前所说“我要安静地离开人世，请忍耐、镇静”，完全是同样的口吻。

至二十一日，自觉稍有生气，命迨、过二子来扶他起床，试行数步。

二十三日，睡醒过来，看到径山寺长老维琳的名刺，知他冒暑远来探病，惊叹久之，备书邀他晚上来对榻卧谈：

某卧病五十日，日以增剧，已颓然待尽矣。两日始微有生意，亦未可必也。

适睡觉，忽见刺字，惊叹久之。暑毒如此，岂耆年者出山旅次时耶！不审比来眠食何似？某扶行不过数步，亦不能久坐，老师能相对卧谈少顷否？晚凉更一访。惫甚。

二十五日疾革，又手书与维琳道别：

某岭海万里不死，而归宿田里，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死生亦细故尔，无足道者。惟为佛为法为众生自重。

苏轼作此书时，虽已自知不起，但他心里非常平静，觉得一个人，怎么样个死法都无所谓，重要者是活着的时候，究竟是怎么个活法，此即庄子所说的“善吾生，所以善吾死也”。苏轼一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且已竭尽一切，善事其生，所以今日，他能坦然写道：“死生亦细故尔！”

维琳是苏轼帅杭州时，聘来主持径山寺的长老，至今已历十年。苏轼再贬海南的消息传到东南时，很多浙僧每日为他祈祷佛祖保佑，无恙早愈，维琳是其中之一。

二十六日，维琳来对苏轼说偈曰：

扁舟驾兰陵，目换旧风物。

君家有天人，雌雄维摩诘。

我口答文殊，千里来问疾。

若以偈相答，露柱皆笑出。 27

苏轼神志清明，口答一偈：

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 28  。

一日一千偈，电往那能诘？

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

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

维琳不懂“神咒”的典故，苏轼说话似已不甚利落，故索笔书曰：“昔鸠摩罗什病急，出西域神咒三番，令弟子诵以免难，不及事而终，后二日属纩。”这三十一字，是苏轼一生中的绝笔。 29

二十七日，病况更加恶化，上体热燥，下身寒冷，时有气息不支的现象。 30

二十八日，临危，听觉先失，然而神明丝毫不乱。维琳在他耳边大声道：

“端明勿忘西方。”

“西方不是没有，但个里着力不得。”苏轼回答。钱世雄在旁，也凑近耳畔大声道：

“至此更须着力。”

苏轼答曰：“着力即差。” 31

世雄还要再问：“端明平生学佛，此日如何？”

轼曰：“此语亦不受。” 32

迈趋前问后事，不答。

苏轼遂此湛然而逝。时为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

三子——迈、迨、过；六孙——大房的箪（楚老）、符（仲虎），二房的箕、筌、筹（其中一个乳名叫普儿，一个叫淮德），三房当时还只有一子，曰籥，都在寝前送终，承衾痛哭，遵礼盛敛。

明年，改元崇宁，闰六月二十日葬于汝州郏城县钓台乡上瑞里嵩阳之峨眉山，即今河南省之郏县。

苏家祖茔，原在眉县老泉山。关山阻隔，路途遥远，势已不能归葬。苏辙买田临汝，子孙安居许昌，几已不作他迁之想。所以生前兄弟计议已定，在郏城县自有地上辟设一个流寓在外的苏氏族墓，墓地有山，名曰峨眉，亦是巧合。所以苏辙迎柩文说：“地虽郏鄏，山曰峨嵋，天实命之，岂人也哉！”

苏轼继室同安郡君王氏的灵柩，自始即厝于京师道院，至今已历九年。此时，迈等先赴郏城营墓，然后回到常州奉丧；苏辙先期已将亡嫂的灵榇，自京师迁至墓地附近的精舍等待，然后夫妇合葬于此，也是遵照苏轼生前的遗意办理的。

苏辙遵遗命撰墓志铭。

苏轼最后的仕历是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谪后，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墓志说：“公自元祐以来，未尝以岁课乞迁，故官止于此。”勋上轻车都尉，封武功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

著作有《易传》九卷、《书传》十三卷、《论语说》五卷，《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

八　浩气不亡

苏轼生命中，天赋一腔迈往之气，一副热烈心肠，再经后天儒学者的严格训练，两者统合起来，成就为一个抱负非凡、才气纵横的知识分子。他那胸襟浩荡而正气凛然的人格，随时随地发出灼灼的光芒，照耀在人们的眼前。

人世从无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所以需要正直而勇敢的批评，带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

作为一个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必有勇气为天下先，担起这份艰危的职责。他们必须特立独行，不为世俗所蔽，不与现实妥协，勇于挞伐社会中现存的成见、迷信和一切腐旧的功利思想；更须奋不顾身，向已经建立起来的权威挑战。

所以，如无这种使命感，而且乐与世俗同化，追求物质或感官享受，心有畏惧的人，不能算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真正的知识分子，必具强烈的正义感和是非心，不向任何权势低头，只对自己的思想见解负责。要说的话，就痛痛快快说出来；要哭要笑，就大声哭笑。他们是观念的行动人物，所以从来不屑瞻顾，更不稍自掩饰锋芒。

然而，总是披着虚伪外衣的现实社会，怎能容忍如此认真的异端存在？尤其是最现实的政治社会，更不能听任一个异端的言论散布四方，动摇权势的架构。

苏轼一生，几与祸患相终始，其故即在于此。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文化大帝国，苏轼生在这个知识广被推重、文化达到巅峰的时代，故能以生长于西南偏鄙之地的一个草野青年，一入京朝，立即崭露头角；但是宋代的文化虽然灿烂，而士大夫所操持的现实政治却并不理想，使一个原想出山“求为世用”的“凤凰”，成了被人人厌恶的“乌鸦”。

苏轼从政以来，与实际政治的当权人物，几乎没有一个不曾发生过冲突。王安石、吕惠卿当权时，他是反对新法的尖兵；司马光做相，本是互相尊重的同道，但只为了差免役问题发生争论，几乎要遭排斥。不过王荆公和司马温公，都还是各有政治原则的伟大人物。及至刘挚为相时代，大家只为权势利禄自谋，他之发动台谏，围剿苏轼，只是怕他夺位而已。苏轼对此只有一片“破琴之梦”中的悲悯而已。

苏轼的伟大，在于他有与权力社会对立的勇气与决心，一则得之于知识力量的支持，二则出于“虽千万人，吾往矣！”那份天赋的豪气。这两种气质合起来，造成他“薄富贵，藐生死”的大丈夫气概。这气概，虽然使他拥有至高无上的精神财产，然而，自古以来，幸福和伟大，常不两得，自由与安全，亦无法两全，苏轼之必须成为悲剧人物，几乎是必然的命运，但他也和苏格拉底一样：“果是天意如此，我很乐意接受。”

苏轼在政治上的表现，是以“气”使“志”；而文学上的成就，也得力于善用其气，千年来的文学批评家，几乎公认此是苏轼的特质。苏轼自论作文，有曰：“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明白说是胸中自有一股蓬勃之气，能够役使笔力，尽情发泄，由此得到快意。又曰：“作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映生。”云之行，水之流，皆是气势之动，动止皆由于气。

苏轼逝后将七十年，宋孝宗赵眘好其文而追慕其人，赠太师，敕曰：“苏轼养其气以刚大。”御制《苏文忠公集》序并赞，解释“气”和“节”的关联，则曰：

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节。立天下之大节，非其气之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盖存之于身谓之气，见之于事谓之节。节也，气也，合而言之，道也。

《宋史·苏轼传》承其意，“论”曰：

……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

又王称《东都事略》总论曰：

受之于天，超出乎万物之表，而充塞乎天地之间者，气也。施之于事业，足以消沮金石；形之于文章，足以羽翼元化。惟轼为不可及矣。故置之朝廷之上而不为之喜，斥之岭海之外而不为之愠，迈往之气，折而不屈，此人中龙也。

凡此之论，皆言气之为用，而苏轼自论气之本体，认是形象之外，非力而致，超乎生死的一种永恒的力量。他说：

是气也，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韩文公庙碑》）

苏轼因为自信“生有自来，逝有所为”。所以面临天人生死之际，能说：“生无恶，死不坠。”又深信躯体虽亡，但“不待生而存”的这腔浩然之气永远不死，所以他在给维琳长老的信上说：“死生亦细故尔。”气不恃力而行，所以维琳劝他临终莫忘西方，钱世雄劝他“至此更须着力”，他便回答道：“着力即差。”

苏轼生平虽好佛学，但不过用以疏解一时的心理痛苦而已，临命却不苛求“外力”。钱世雄问他：“端明平生学佛，此日如何？”苏轼斩钉截铁地回答他道：“此语亦不受。”

维琳和钱世雄都不足以知苏轼。其实，他于病危中答维琳偈中，已笑鸠摩罗什妄想以西域神咒的法力来挽救生命之举为“浪出”，焉肯自于弥留之际，妄起“往生西方”之念，抛却儒学家的本分——刚大之气，至死不衰。

苏轼一生与谤毁、诬陷和迫害相纠结，在被侮辱与被压迫的苦难中，自寻种种纾解的方法，像搜寻治病的药方一样勤勉。庄子的齐物哲学给他的影响很大；佛学，特别是禅门的了悟，自喻为得常啖食的猪肉，对他也很受用；不论如何困苦，他都热爱生命，所以对于服食求神仙的玄说，也常寄以幻想；最后发现自己总是一个生于大地上的凡人，所以于歌咏爱情、友谊、佳肴、美酒，欣赏书画艺术之余，更以最大的热忱，尚友陶潜，要以回归自然，做他最后的归宿。

“人间何处不巉岩”，人生本就充满痛苦。苏轼文字中，充满种种超脱的譬喻，都是他纾解心理压迫的良药，因此使他成为烦恼时代里勇气和乐观的代表，使不幸的人学习他的豁达，度过心灵的黑暗时期；使幸福的人，对在苦难中奋斗的人，生出同情与敬佩。

苏轼是一个力求精神自由，富有性情的人，所以喜欢和朋友作毫无遮拦的谐谑，恣意说笑，但却绝对容忍不了庸俗，特别厌憎虚伪的做作。他是一个求痛快的人，假使不能怒骂，他就用“嘲讽”来发泄这种情绪。充满机智的嘲讽使旁人称快，却也使受者刻骨仇恨。然而，一千年来，同情他的多数人，从那些讽喻中，领略他的热情，欣赏他的正直。

每个时代，每一个人，都能从他这面大镜子里，发现自己怀有与他同样的感情，同样的理解，同样的诗情画意，只是我们说不出那些天生的好言语来。所以，他的若干诗句，文章中许多词组，流传在千年众口中，成了妇孺皆知、人人引用的俗谚或成语。

苏轼说话，喜欢用譬喻，甚至一篇文章开头，接连用七八个譬喻来帮助说明一个事实，使物我之间，物物之间，发生无穷的联系，产生无穷的想象。苏轼的文字，自言“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所以能随物赋形，从心所欲，说一件事，理直气壮，描写一个物，维妙维肖，用最简单最少的字眼，表达人间万象。

苏轼笔下，元气淋漓，不但波澜壮阔，而且瞬息万变，令人目不暇接，时而把人带到永恒的边缘，蓦地又回到平凡的人世。所以千年来的读者，惊呼：“东坡，其仙乎！”

古来诗人，被称为仙者，只有李白和苏轼二人。自贺知章称太白为“谪仙”后，“诗仙”几乎成了他的专衔，妇孺皆知。第二个被称仙的诗人，只有苏轼，曰“坡仙”，因他曾梦仇池，又曰“仇仙”。

现代学人叶嘉莹分析这两大诗仙的不同，以为李白是“仙而人者”，以其恣纵不羁的天才，生此庸懦鄙俗的人间，不为世容，原是命定的悲剧；东坡则是“人而仙者”，所以他和我们一样有做人的烦恼和痛苦，不过他有几分飘忽的仙气，得从超越凡俗的旷观中，获得解脱。 33

所以我们总觉得李白天马行空，如在天上；而东坡永远和我们一起生活在这大地上，同其悲欢，同其好恶，像个亲密的朋友。

九　子孙

轼有三子，迈、迨、过。

长子苏迈，字伯达，为嫡配通义君王氏所出。七岁丧母，二十岁父亲陷御史台狱，随往京师，奔走照顾。翌年，即侍父远谪黄州，同度患难者五年。至轼迁汝州，他才得出仕为德兴县尉，老父送他到湖口，同游石钟山而别。

元祐初，叔父苏辙为谏官，揭发吕惠卿兄弟奸状，惠卿幼弟温卿时知饶州，将欲罗织苏迈以为报复，辙先奏乞罢官，才得免祸。

后以雄州防御推官任河间令。苏轼出帅定州，宣抚河北，又因亲嫌而罢。

不久，苏轼被罪远谪岭外，迈从至金陵，奉父命挈带阖家大小移住宜兴。

苏迈怀念在惠州的老父，设法去注官粤南，得授仁化令，好不容易带了一家人到得惠州，不料时相章惇说惠州和韶州（仁化为韶州辖邑）是邻郡，应该回避，他就不能到任。未久，苏轼又被命过海，迈只得住在惠州白鹤峰上，为父随时购办酒米药物等项，托船航运海南，接济老父生活所需。

叔父苏辙谪雷州，途经惠州，也将家眷留在他那里，住在一起，有无相共。轼诗所谓“大儿牧众稚，四岁守孤峤”者，他就这样在惠州住了四年。

后来，随父从岭南万里回到常州，不幸老父一病不起。这时候，苏迈已是四十三岁的中年人了。

苏轼逝世后，诸子迁往许昌，与叔父苏辙比邻而居。

大观元年，苏迈起知嘉禾县，又四年罢归。

长子才华，虽然不及两弟，但也能诗，曾与老父联句破闷。《东坡志林》有一则云：

儿子迈幼尝作《林擒（苹果）》诗云：“熟颗无风时自脱，半腮迎日斗先红。”于等辈中，亦号有思致者。余已老，无他技，但亦时出新句也。尝作《酸枣》诗云：“叶随流水归何处，牛载寒鸦过别村。”此句亦可喜也。

而赵德麟则说，苏轼看到迈作“叶随”“牛载”这一联诗句时，笑道：“此村长官诗。”后来果以州县官以终。其实苏轼生前生后，皆在祸患之中，追害凶锋，并及子弟，虽如苏过所感叹的：“吾长兄年五十有三，不能俯仰于人，犹为州县吏。”（《斜川集》）但能善保其躬，已经很不容易了。

轼故后十八年，宋徽宗之宣和元年（1119），迈亦逝世，得年六十一岁，官止驾部员外郎。

次子苏迨，字仲豫，小字竺僧，为继室同安君王氏所出。生来身体非常羸弱，到四岁还不会走路，好似患着小儿麻痹那样的痼疾，百药罔效。当时苏轼在杭州做签书判官，与住持天竺的辩才法师交好，就将他皈依在这位法师名下，得他祈祷之力，才能开始走路。然而其他病痛，长年不断，后得道士李若之对坐播气，感觉腹中如得阳光暖照，四体皆温，自此以后才慢慢健康一点。

苏迨志尚奇逸，好为《楚辞》。元丰八年跟着父亲到登州去，途经淮口，作《遇风》诗，才华初露，使父亲大为惊喜、赞誉。这时候，他还只有十六岁。

元祐初，父亲为他求婚于欧阳修的孙女——欧阳斐之女。他因身体不好，一直就跟在父母身边。苏轼南迁，迨涕泣求与从行，父亲顾虑他体弱多病，不宜远赴南荒瘴恶之地，百计慰留，赠以手书六赋，劝他跟大哥回宜兴去住。

苏迨久病，自习医药。至元符三年，苏轼获赦将归，迨复往迎岭外，兄弟三人重聚，侍父遍游南粤诸名胜。

父亲故世后，苏迨敦守旧学，闭门读书者又十年。

苏轼常常自叹不善治生，不为己谋。苏轼生前，三房兄弟仅赖宜兴田产年收谷米七百斛为生。父死后，他们移家许昌，生事萧然，苏辙将他在浚都一座别业卖掉，得钱九千数百缗，全部给了他们，嘱勿轻用。 34

苏轼逝后不到一年，崇宁元年（1102）五月党祸复起，被列名为奸党者的子孙，不许官京师。苏轼是“待制以上官”这一类中的“首恶”，他的儿子就连做地方小吏的机会也没有了。因为这个缘故，迈至四十九岁，才得重作县令；苏迨到四十二岁才远赴武昌，做个管库官。情况非常明白，他们之所以垂老复出，并非乐于做官，只是救贫而已。《斜川集·送仲豫兄赴官武昌叙》说：

某生最后，不及见先君少时行事也。比成人，能区别，则先君历清华、典方面，既贵矣。然窃观其退居于家，藐然陋巷布衣、粝食寒士有所不能堪，而先君安焉。故能糠粃富贵，而不少贬于流俗。所谓季文子相三君，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殆类是矣。子孙虽不能仿佛其万一，然清介廉苦之风，抑有类焉。故吾长兄年五十有三，不能俯仰于人，犹为州县吏；仲兄少不乐仕进，亲戚强之，今四十有二，始为管库官，又飘然远游江湖千里之外，此其中必有遗世故而轻外物者矣。……

过，字叔党，与迨同母所生。三兄弟中，论性情才气，文章翰墨，以这少子得诸其父者为最多。苏轼观过所画《枯木竹石图》，以为“老可（文同）能为竹写真，小坡今与石传神”。从此他就以“小坡”出了名。

十九岁，以诗赋考中两浙路的举人，没能通过礼部试。元祐七年，苏轼做兵部尚书，叔党以荫为右承务郎。

不久，遭逢家难，侍父转辗于岭外惠州、海南各地，老父饭食服用，一应生活所需，都由他一个人承担下来，没有事情没做过。晁说之说：“翁板则儿筑之，翁樵则儿薪之，翁赋诗著书，则儿更端起拜之，为能须臾乐乎先生者也。”（晁撰《叔党墓志铭》）

苏轼旅踪所至，每有诗作，过必和唱，使这穷居潦倒的父亲，喜不胜言，要起渊明于地下，问他：“你有这样的快乐吗？” 35  他们在海南，不大有肉吃，每天食芋饮水，关门度日。叔党变化煮芋的方法，做了“玉糁羹”给父亲换换口味，苏轼以为天下酥酡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美。

初至海上，作《志隐》一篇，苏轼看了，拂髯欣慰道：“吾可以安于岛夷矣！”但命作《孔子弟子别传》，则父亲所期望于这个儿子的，依然是儒家的“济世利物”的使命。

苏过侍父南行之初，年才二十三岁，父子二人，相依为命，共度艰危万状的暗淡生活。他在海南寄诸兄弟诗说：“我似当时常校尉，掘鼠餐毡从属国。”次韵谢民师说：“饥人但觉粃糠美，忧患始知田舍乐。”等到老父蒙赦，随父北归，他已三十岁了，自谓：“丁年而往，二毛而归。”忍辱负惭，只余一把辛酸之泪了。

不料回到常州，更遭父丧。翌年，党祸又起，身为“元祐党人”首恶之子，续被“编管”，只得潜身许昌，在湖阴觅得一块水竹数亩之地，名曰“小斜川”，自号斜川居士，读书作画自遣。

苏过出仕，初监太原府税，后又做过颍昌府郾城县令。宣和中，党禁初弛，始得入京师，寓居景德寺僧房，在那儿发生了一段故事：

一日，苏过忽见快行家带一小轿同到寺来，传旨宣召，催促立刻登轿。虽然不明白是什么事，但也不敢不去。

进入轿中，眼前有物遮挡，上则无顶，另有一柄小凉伞罩着。两个轿夫抬着轿子，行走如飞。大约走了十多里路，到一长廊下停了轿，有内侍一人，自上而下，领他升一小殿中，帝已先坐座上，身披黄色褙子，头戴青玉冠，一大群宫女环侍左右，不知其数。他也不敢仰视，心里则知道这里已是“崇高莫大之居”。

时当六月盛暑，殿中积冰如山，喷香如烟雾，缭绕不散，冷得直叫人发抖。俯仰之间，举眼所见，都是不可名状的非凡景象。

苏过起居（行礼）毕，帝谕曰：

“听说卿家是苏轼之子，善画窠石，现有一面素壁，烦你一扫，没有别的事。”

过再拜承命。就这殿壁，略一相度，濡毫落笔。不久，画成了。皇帝起身纵目而观，叹赏再三，命宫人捧赐釂酒一钟，另有甚为丰渥的赏赍，苏过拜谢下殿。

仍然走那条长廊，登上小轿出来，也不知道走过哪些地方。回来后，还是如梦如痴，不甚明白。 36

如所传说的故事确为事实，则禁宫中怎么会知道苏轼有子能够绘画，而且知道此人现在京师，住在景德寺里。这中间必有一个说客，多半是徽宗嬖幸的司笔太监梁师成。

梁师成，黠慧能文，初时管领睿思殿文字外库，善于逢迎帝意，后来就掌管宫中重要的文书，迁至河东节度使。政和间，官至太尉，权倾一时。

师成自惭形秽，为要标榜身份，冒称他是苏轼的“出子”（外面情妇所生的儿子）。这是当时通行的骗术，童贯亦是。如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说，童贯欲自为韩魏公（琦）出子，屡向吏部侍郎韩粹彦示意，粹彦毅然拒绝道：“先公平昔无兹事。”后来王珪的第三子王仲嶷贪图富贵，自往揽承。童贯大喜，改称王禹玉的出子。《三朝北盟汇编》又说：“师成与轼诸子叙拜为兄弟行。”其实迈、迨皆在外地，所以他所能结交的只有时一至京的苏过。他向徽宗介绍苏过画壁，亦不过要证实他并未伪冒身份而已。

当时，天下禁读苏文，禁止收藏苏轼遗墨，其尺牍在人间者，也都被毁。据说梁师成曾向徽宗申诉：“先臣何罪，禁诵其文章，灭其尺牍。”于是，禁令开放，苏轼的遗文手迹，才稍得复出。梁师成权高位重，炙手可热，他要下交苏过，苏过逃不过这重网罗，不能显绝师成，许是事实。然而，洛学弟子们作《朱子语录》，却诬言师成自谓东坡遗腹子，待叔党如亲兄弟；又说“过以父事之”，指苏过做了梁师成的干儿子，简直是胡言乱语。

环境侮虐，面对乖谬，居常使人激变出佯狂玩世的态度，用谑浪大笑来代替内心的哭泣。晁撰《叔党墓志铭》说：

……或时一至京师，自得于醉醒而徜徉一世之外。所遇者与谈，靡不倾尽造次。大笑谑浪间，节概存焉。唯有知之者知之也。

这就是为苏过辩诬而言。事实上，苏过并未依靠梁师成做上大官。后来循资为真定通判，赴任时，途经河北镇阳道中，遇上一伙强盗，胁使相从。苏过说：

“你们知道世有苏内翰吗？我即其子，岂肯跟随你们这班人求活草间。”

他在贼巢中通宵痛饮。第二天去看他，则已经死了。时在宣和五年（1123）十二月，得年才五十二岁。

苏轼三子，共有十三个孙男。在他生时，只见过六个。长房长子箪（楚老），于祖父去世时，已经二十四岁；次子符（仲虎），年亦及冠；箕、筌、筹三个孙儿中，有乳名叫普儿和淮德的两个最幼。老人在扬州初和陶《饮酒》诗中，曾说：“普儿初学语，玉骨开天庭。淮老如鹤雏，破壳已长鸣。”他在海外，还是非常怀念这两个幼孙，《和陶郭主簿》诗说：“淮德入我梦，角羁未胜簪。孺子笑问我，君何念之深？”

籥是苏过的长子。过有七子，只有长子籥见过祖父，其余六子：籍、节、笈、筚、笛、箾，则皆于祖父身后才诞生的。

诸孙中唯长房所出的次孙苏符官最显达，建炎年间，由宣教郎补国子监，出知蜀州；绍兴中为秘书少监，擢太常少卿，历中书舍人、拜给事中。秦桧主和议，符与尹焞及台谏数人力言不可接受。后派赴金国为贺正旦使，察知兀术将分兵入寇，急忙归报朝廷，遂拜礼部尚书兼侍读，绍兴二十六年七月卒。

过子籍与符同朝，绍兴中官荆湖南路提点刑狱。余无可考。

宋孝宗敬爱苏轼，为其集撰作叙赞，崇赠太师，特赠其曾孙苏峤为台谏官。玄孙植、朴等尝与陆放翁交游，屡见于其题跋。

名臣之后，以不假借门第，干进利禄为难，苏轼诸子能够坚守清介廉苦的家风，虽“小官恬然而往，进不希当世之用，退不谋三径之资”。士于出处之间，不为物累，才是难得。

至如苏符，立朝持论，反对权相秦桧的和议，出使间预察金国的阴谋，其忠爱国族的精神，就是表显了苏家传统的志节。

十　身后

苏轼自海外北归，还至仪真，听说故乡蟆颐山他家祖坟边的老翁泉，曾经一度枯竭，心里觉得很奇怪，写信去问数十年来代他照顾坟庄的杨济甫的儿子子微，书曰：

某与舍弟，流落天涯，坟墓免于樵牧者，尊公之赐也。承示谕，感愧不可言。闻井水尝竭而复溢，信否？现今如何？因见，细喻。

又有一个传说：“蜀有老彭山，东坡生则童，东坡死复青。” 37  传说这一年老彭山果然又长起草木来了。

这种传说的意思，是以老翁那股泉水，象征苏轼生命的源头。而老彭山杰秀之气，本来独钟苏轼一身，所以草木不生；现在泉水复溢、彭山复青，都是苏轼生命垂尽的兆头。

蜀中出了苏轼这样的一个人物，蜀人对他当然非常关切。苏轼刚向朝廷请准“致仕”，乡人父老，便纷纷表示希望他能还乡。没想到这时候，他的病势已很沉重，不久，逝世的噩耗，就接着来了。

苏轼逝世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浙西、淮南、京东、河北等，都是他曾经留下“甘棠遗爱”的地方，老百姓们哀悼这个肯替他们说话、能替他们做事的好官，奔走相告，嗟叹出涕。秦陇楚粤之间，只要是苏轼生前曾经到过的地方，大家觉得和他有那么一份渊源、一份情缘存在，同声痛惜。

文教界所受的冲击，当然更大。士人们邀约同道，私祭于家。如京师太学里的教授和学生，不顾政治干碍，数百人集合在慧林佛舍，举行饭僧之会。

京师内外的故交，纷纷祭悼。当时的士大夫以及苏轼的朋友和门生，撰述的纪念文字一定多得不可胜计。但因后来党祸复作，都不存稿，所以流传甚少，只有李廌在苏轼会葬的斋筵上，作致语曰：“……道大莫容，才高为累。惟才能之盖世，致忌嫉之深仇。久蹭蹬于禁林，遂飘零于瘴海。……皇天后土，知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为天下所传诵。此因苏轼逝世时，李方叔还是一介布衣，顾忌较少，所以敢于直抒这番“士林公论” 38  。

做官的人，便不那样自由了。张耒当时，在知颍州任上，闻讣，举哀成服，自己掏出俸钱来在荐福禅寺做了一场佛事，本来只是尽其门生的本分，致其师弟之哀而已，不料这也遭到台谏的议论，被贬房州别驾、黄州安置。 39

世以“苏黄”并称，但是黄庭坚本人，并不敢这样想。苏轼过世后，庭坚在宅内供奉他的画像，每日晨起，整肃衣冠，在遗像前上香恭揖。有人问道：“大家都以为你们二人，声名相上下耳，你以为如何？”庭坚惊惶起立道：“庭坚望能为东坡门下弟子，岂敢失尊卑之序！” 40

余如李昭玘、廖正一等人，皆因是苏门中人，终生废黜以卒。思想先驱者，生前要遭受现实社会的迫害，古今中外，几乎没有例外，而门下弟子也必须忍受池鱼之殃，则是政治的酷虐。

苏轼还没有下葬，党祸就发作了。

韩忠彦是个忠厚、懦弱的贵族子弟，实在不懂政治权术，大权旁落而不自觉，直到曾布布置完备，专政的局面已成，他才想起来与他抗衡，愤懑中更自放弃原则，认为：“尔主绍述，我觅一最善绍述者胜之。”一错再错，他把虎狼引进来了。

蔡京为开封府尹时，与宫廷内侍都有交情，后在杭州，又与宫廷供奉童贯勾搭上了，代他呈献珍奇古玩，天天在皇帝面前替他说好话。出入宫禁的道士徐知常又常在元符皇后刘氏前盛道蔡京的才干。由此，宫妾宦官，众口一词地称誉蔡京，生长深宫的皇帝，大都欢喜听信妾宦的话，所以蔡京尚未入京之前，徽宗就有意起用他作宰相了。

邓绾的儿子洵武在徽宗御前密陈道：“陛下是神宗之子，今相忠彦是韩琦之子。韩琦反对新法，现在忠彦就变更神宗之法。为人臣者尚能子承父志，我皇上反而不能绍述先帝，何其悖逆。”故崇宁元年五月，韩忠彦便罢相了，并以蔡京、赵挺之为尚书左右丞。同时，再经谏官彭汝霖发动，党祸复起。

曾布和蔡京，原有嫌怨。忠彦既去，蔡京便正面攻击曾布以爵禄私其亲戚。布愤辩失仪，亦罢。七月，蔡京就顺利地登上了相位。

崇宁元年（1102）九月，党祸终于在蔡京手上发生了。朝廷诏籍元祐奸党九十八人。宰执以文彦博为首恶，待制以上官以苏轼为首恶，苏辙名列宰臣之内，而苏门四学士黄、秦、张、晁都列名在“余官”条下。罚状谓之奸党，请皇帝御书，刻成石碑，树立在端礼门前。

二年二月，蔡京做了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已是大权在握的首相了。四月，诏毁东坡文集、传说、奏议、墨迹、书版、碑铭和崖志，同时并毁范祖禹的《唐鉴》，苏洵、苏辙、程颐、黄庭坚、秦观诸人的文集。

然而，书物是愈禁止愈流行的。读书人秘密传诵，称苏轼为“毗陵先生”而不敢名。朱弁《风月堂诗话》一则，可证其事：

崇宁、大观间，（东坡）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阳修）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者，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

政府的禁令，可以说是很严格的了，不但毁版绝印，甚至不准持有和携带。但是东坡文字，秘密中流传愈广，对它的崇拜也更热烈。费衮《梁溪漫志》有一则故事云：

宣和间，申禁东坡文字甚严，有士人窃携坡集出城，为阍者所获，执送有司，见集后有一诗云：“文星落处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穷。才力漫超生仲达，功名犹忌死姚崇。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内何曾识古风。平日万篇谁爱惜，六丁收拾上瑶宫。”京尹义其人，阴纵之。

崇宁三年（1104）六月，蔡京重籍奸党，将元符末年徽宗初政时期的臣僚和上书人加了进去，又将他所厌恶的及元祐大臣的子弟都一网打尽，所以人数增加到三百零九人之多。宰执群中改以司马光为首恶，待制以上官中，首恶仍是苏轼。御书勒碑，置文德殿门东壁。蔡京又自写一份，诏颁天下州军令刻石置于监司长吏厅堂，俾众共见，说是“永为万世臣子之戒”。其间，发生两则类似的故事，一见于《宋史》：

有长安石工安民，当镌字，辞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君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辞，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后世。”闻者愧之。

无独有偶，还有个九江碑工李仲宁。王明清《挥麈三录》云：

九江碑工李仲宁，黄（廷坚）太史题其居曰瑑玉坊。崇宁初，诏郡国刊元祐党籍姓名，太守呼仲宁，使劖之。仲宁曰：“小人家旧贫窭，因开苏内翰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守义之，曰：“贤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馈以酒肉而从其请。

政治权力，看似挟有雷霆万钧之势，神圣不可侵犯，其实，古往今来，邪恶的政权常在真正的民意之前，战栗颓败。蔡京可以挟天子以令天下郡县，遍立党籍碑，被以奸邪恶名，妄图传之“万世”，不料即使当时，人们的评价便已适得其反，魏了翁《鹤山题跋》云：

崇宁定元祐为奸党，元符上书人为邪等，以附元祐之末。且奸邪之名，人所甚恶；而子孙矜以为荣，作史者又以奸魁邪上为最荣。然则，谓随夷溷，谓跖蹻廉，千数百年间用事之臣，盖一辙也。

除出人们内心里一致的公意之外，还有天变。

崇宁五年（1106）正月，彗星出现于西方，尾长竟天，太白昼见。某夜，暴风雷雨大作，无巧不巧，单单将党籍碑打碎了。当风雷毁碑时，蔡京厉声道：“碑可毁，名不可灭！”但是，徽宗皇帝怕了，立即诏除朝堂外处的党禁石刻，下诏自咎，求直言，罢方田、岁贡、科敛、市易、香盐矾茶诸事。

二月，遂罢蔡京，畏天怒也。但所重用为右相的却是赵挺之。

政和改元，崇信道教的徽宗皇帝于宝箓宫内设醮祈禳，道士焚章伏地，历时甚久，才起来。皇上问是何故，答曰：“适才到了玉皇大帝殿上，恰逢奎星奏事，等他完事后，才得上达。”皇上问：“奎星何神？”答曰：“就是本朝的苏轼。”徽宗大惊，随即下诏追赠龙图阁待制，时在苏轼逝世后十年。

这是道士以神道设教的故技，谏诤皇帝的神话，徽宗也欢喜受骗。能够管束皇帝的，毕竟只有“天”。

靖康元年（1126）金兵围京师，移文开封府指名索取《东坡文集》、司马光《资治通鉴》诸书。大概因为金人都那么敬爱苏轼的著作，所以这一年又诏复翰林侍读学士的官衔。

宋高宗朝的建炎二年（1128），诏复苏轼为端明殿学士，尽还该得的恩数。绍兴元年（1131）特赠朝奉大夫，资政殿学士。绍兴九年（1139）诏赐汝州郏城县坟寺名为旌贤广惠寺。

宋孝宗说得上是苏轼的“异代知己”，他爱好苏轼的诗文，以一个日理万机的皇帝，却能挪出时间来精读苏轼卷帙不少的全部著作，已经难得；又甚敬重他的高风亮节，欣赏他的才华与迈往之气。乾道六年（1170）以知眉州的何耆仲之请，赐谥文忠。复又感念苏轼生平“经纶不究于生前”的寂寞，决然要“议论常公于身后”，再崇赠太师；九年（1173）复诏有司重刊《东坡全集》，御笔亲撰序赞，弁于集前，书赐轼之曾孙苏峤。这时候，距苏轼之逝，已经七十多年了。

理宗端平二年（1235）正月，诏议胡瑗等十人从祀孔子庙庭，苏轼位列张载、二程之上。这是“春秋俎豆”的大事，对于终身服膺儒学的苏轼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认定，并不等闲。

1  编者注：据《中国地名沿革对照表》，应为今广西玉林。

2  〔清〕张宗橚：《词林纪事》。

3  〔宋〕曾敏行：《独醒杂志》。

4  〔宋〕洪迈：《容斋三笔·何公桥诗》。又何薳《春渚纪闻》云：“先生翰墨之妙，既经崇宁、大观焚毁之余，人间所藏，盖一二数也。至宣和间，内府复加搜访，一纸定值万钱，而梁师成以三百千取吾族人《英州石桥铭》，谭稹以五万钱辍沈元弼‘月林堂’榜名三字。至于幽人释子所藏寸纸，皆为利诱，尽归诸贵近，及大卷轴输积天上。丙午年金人犯阙，输运而往，疑南州无一字之余也。”记中梁、谭二人，都是宋宫的大太监。

5  本集：《次韵韶倅李通直诗》自注。

6  〔宋〕曾敏行：《独醒杂志》。

7  〔宋〕曾敏行：《独醒杂志》。

8  〔宋〕赵令畤：《侯鲭录》。

9  〔宋〕何薳：《春渚纪闻》。

10  〔宋〕佚名：《瑞桂堂暇录》。

11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又释惠洪《冷斋夜话》。

12  〔明〕陈邦赡：《宋史纪事本末》。

13  〔宋〕曾敏行：《独醒杂志》。

14  〔宋〕邵博：《闻见后录》。

15  〔宋〕彭乘：《墨客挥犀》。

16  据徐度《却扫篇》。刘恕子羲仲，字壮舆，尝摘欧阳《五代史》之讹误为纠缪，以示东坡。东坡曰：“往岁欧阳公著此书初成，王荆公谓余曰：‘欧阳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非也。子盍为之乎？’余固辞不敢当。夫为史者，网罗数十百年之事，以成一书，其间岂能无小得失耶？余所以不敢当荆公之托，正畏如公之徒，缀拾其后耳。”

17  林希初因章惇许以执政，所以欣然投靠，甘心降级为中书舍人，撰拟制诰，丑诋正人，不留余地。曾布为枢密院，章惇使林希为副，命他做伺察的工作。林希怨惇不令他做同省的执政，渐为曾布所诱，终于背叛了章惇，遭到邢恕的攻击，出知扬州，徙舒州，在任上病死。

18  方岳《深雪偶谈》、费衮《梁溪漫志》均载有轼拟居家宜兴，学生邵民瞻代为购定一屋，已付值五百缗，是夜，与民瞻散步月下，闻老妇人哭其产，毁券赠其屋价事。按东坡北归至常州时，已为病困，不能更至宜兴，遑论与民瞻月下漫步，其事不确。

19  书中所录诗，据本集乃“绍圣间，人得此诗于沿流馆中，不知何人诗也”。沿流馆待考。

20  《金山志》。

21  〔宋〕邵博：《闻见后录》。

22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

23  〔宋〕邵博：《闻见后录》。

24  何薳《春渚纪闻》引钱济明《跋施纯叟藏苏公帖》。

25  何薳《春渚纪闻》引钱济明《跋施纯叟藏苏公帖》。

26  〔宋〕费衮：《梁溪漫志》。

27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

28  东坡生于景祐三年丙子，至是年辛巳卒，以日数计之，仅得二万三千四百余日。云三万日者，举成数也。

29  〔宋〕傅藻：《东坡纪年录》。属纩：人濒死时置绵于口鼻之上以为候。

30  〔宋〕苏辙：《栾城集·祭兄文》。

31  〔宋〕周煇：《清波杂志》。

32  〔宋〕释德洪：《石门题跋》。

33  叶嘉莹：《迦陵谈诗》。

34  〔宋〕苏籀：《栾城遗言》。

35  本集《和陶游斜川诗》：“过子诗似翁，我唱而辄酬。未知陶彭泽，颇有此乐不？”

36  〔宋〕王明清：《挥麈三录》。

37  〔宋〕张端义：《贵耳集》。

38  〔宋〕张端义：《贵耳集》。又见吕本中《紫微诗话》。

39  〔宋〕王称：《东都事略》。

40  〔宋〕邵博：《闻见后录》。

后　记

一

为苏东坡写传记，绝对不愁资料贫乏。东坡那支天生健笔，似乎随时都在不停地挥洒，学问既渊博，兴趣又那么广泛，所以著述之丰，虽经长时期“元祐党禁”的摧毁，传世之作，还真不少。如以文集而言，明成化吉安知府程宗刊《东坡全集》，源出苏门定本，其内容包括《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集》十五卷、《内制集》一卷、《外制集附乐语》三卷、《应诏集》十卷、《续集》十二卷，合为七集，总计有一百零一卷之多，而集外的书简、题跋、杂文短记之类，还不在内。

东坡自己的文字，当然是其传记之第一手好材料。不过，做文章的目的，总是以写给别人看的为多，大抵是对身外的事物，发表其一定范围内的主张或意见。其间不免受环境的拘牵，地位的限制，不能完全是作者的本来面目，与纯粹发挥个人性情、抒写内心情感的诗歌，就塑造人物形象的资料价值而言，其质地精纯的程度，文不如诗，显然可见。

东坡一生，历尽坎坷，常被命运摆布，在极不自由的境地里，独行于荆天棘地之中，胸臆间积郁着一腔难平之气，如生芒角，非吐不快，他就在这痛苦而又孤独的人生路上，习于写诗。综自青年时代，自蜀入汴开始，直至客死常州为止，四十余年，不断写下的诗篇，传今者二千四百余首。不论是当哭的长歌，还是欢愉的短唱，全是从他性情深处倾泻出来的真情实感，生命中自然流露的天真，在塑造人物形象这一工作上，此是血肉材料的无上宝库。我写东坡新传，取材于他的诗作者，十之七八，意即在此。

因为要运用苏诗做苏传的材料，便不能像平常讽诵一样，兴到吟哦，十分享受。此时，须从一字一句之间，推敲诗中蕴含的真意。我在着手之后，始觉此事，大不容易。

中国诗歌的传统，与西洋不同，抒情与叙事并重。东坡和杜甫一样，皆非纯粹的抒情诗人，而以写实为主。许多作品后面，常有特定的事实背景，或包涵独特的生活经验在内。若不明了他当时所处的环境和地位，不体察他所遭遇的经验事实，就无法真正懂他的诗意。

而东坡一生的遭遇，却又甚不平凡。达则金马玉堂为帝王的师傅，开府州郡为封疆的大吏；穷则为大庾岭外的南荒逐客，桄榔林中食芋饮水的流人。他见识过贵族门第里的骄奢淫乐，也体验过闾巷小民们的贫困和无助。很少有人的生活经验，像他一样复杂，以一身而贯彻天堂和地狱两个绝对的境界，所以要熟知他的经验，就成为非常不易的功夫。

不能熟知他的经历，就不能充分了解苏诗；不能充分了解苏诗，就无法触摸到东坡内心感情的脉搏。高文典论，常是披在外面的锦绣袍褂而已，不足尽以为据。

说到读苏诗之类，前人言者甚多，而以南宋人陆放翁，知之最审。

二

东坡逝世七十余年后的南宋淳熙二年（1175），陆放翁在成都安抚使衙门里做参议官。同年六月，朝廷派范成大来做四川制置使。这两位诗人聚合在一起，便常谈诗说艺，屡屡论及东坡。因为放翁是个闲官，富有时间，石湖居士就劝他研究苏诗，以遗后学。放翁逊谢不能，范不相信，放翁提出两联坡诗：“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旧巢痕。”又：“遥知叔孙子，已致鲁诸生。”问他该作何解，范答：

“东坡被窜黄州，自忖不复再被朝廷收用，所以说‘新扫旧巢痕’；建中初年，朝廷召复元祐旧臣，所以说‘已致鲁诸生’。想来不过如此。”

“这就是我之所以不敢从命的缘故了。”放翁慨然道，“从前朝廷以三馆养士，储备将相之才。到元丰年间实施新官制，把三馆一起撤销了。东坡旧时曾直史馆，但自谪为散官，史馆之职，削去已久。至此，连这个老窠也被废去了。所以说‘九重新扫旧巢痕’。东坡用事之严如此。”

至于“遥知叔孙子，已致鲁诸生”这两句诗，原是东坡从海外北归，再度过大庾岭时，所作次韵诗的最后一联。用的典故是叔孙通为汉高祖定朝仪，征鲁国诸生三十余人到中央政府来做事，当时有两个鲁生，拒不应召，还被叔孙通笑骂为“若真鄙儒，不知时变”。

东坡写此诗时，他两兄弟的情况，正如放翁所言：

“建中初年，韩（忠彦）、曾（布）二相得政，尽量收用元祐旧臣，即使无法在朝中位置，也都任为封疆大吏；唯有东坡兄弟，只领一份宫观祠禄的干俸，不被重用。……”东坡诗只从正面说“朝廷已经征召了鲁国诸生”，暗中却隐藏着“不能致者二人”，自嘲与子由该为“不知时变的鄙儒”。放翁感叹道：

“如这两句诗，意深语缓，若不明了当时情况，更不容易窥测。”

放翁随后又举了一个“白首沉下吏，绿衣有公言”的例子，认为若未读故老孙勰的诗跋，便不知绿衣所指何人，她又说了什么话，就无法看懂这两句诗语。所以放翁的结论是：

“……必皆能知此，然后无憾。”

石湖居士听了，也叹息道：“如此诚难矣！”

理解苏诗，在陆放翁、范石湖那个时代，确然如此；但后来以爱读苏诗者之众，从事批注苏诗的人，传有百家以上，若能仔细读注，困难未必不解。

注苏最早的本子，当以崇宁大观年间（1102—1107）赵次公等的《苏诗五注》为先，距东坡谢世还不过几年；次则南宋绍兴初年赵夔等的《苏诗十注》、王十朋的《苏诗百家注》等，皆其著者。

注本虽多，但是并不理想，所以范成大要劝放翁再事研究，放翁当时不敢担当这一工作。后来有吴兴施元之、施宿父子以两代数十年不断的努力，综核前人诸说，重新增编补订，成施注本，以繁征博引，诠解详备，称誉士林。这个规模大具的注本，刊版于南宋嘉泰二年（1202），放翁作序。前面那段与范成大对话的回忆，就见于放翁所作《施司谏注东坡诗序》。

这时候，政治上的元祐党禁，虽已解除，但治苏学还是忌讳。施宿因为出版此书，遭人非议，而被罢官，所以传本甚为稀少。

明人好选评而薄笺注，但他们的“选评”，事实上只是借东坡这块招牌，来发扬自己的文学主张而已。晚明公安派诸君子虽极推重东坡，但在研究上，却不甚有用。

清代学者才将施注本发掘出来，各以其专门知识来加以补充。如海宁查慎行撰《补注东坡编年诗》五十卷，以详于考证地理，为其特色；冯应榴编《苏文忠诗合注》五十卷，则精于考古。两书皆颇流行。

后来商丘宋荦（牧仲）得施注宋椠本于江南藏书家，他便动员门人邵长蘅、顾嗣立、李必恒和儿子宋至等为之删订编补，又大力搜求施本未收遗诗四百余首，为《苏诗续补遗》上下两卷。邵长蘅承担此一工作时，又发现放翁所说难处之外的另一重困难。

盖因东坡于书无所不读，经传子史之外，不论佛经、道藏、小说、杂记，到手皆读，因此，他的知识范围，无边无际，加以生活经验又那么丰富，见闻宽广，皆非常人所及。东坡自己固然富有统驭文字、驱策书卷的才气，可以不限题目，牛溲马勃，皆以入诗，取材可以不择精粗雅俗，嘻笑怒骂，街谈巷议，信手拈来，皆成佳咏。如沈德潜《说诗晬语》曰：“苏子瞻胸有洪炉，金银铅锡，皆归镕铸。”但是后世读者，学问识见，两不如他，而欲深切了解苏诗内容，时遇困难，依然不免。如邵长蘅作“注苏例言”十二条，其中一条便说——

诗家援据该博，使事奥衍。少陵之后，仅见东坡。盖其学富而才大，自经史四库，旁及山经地志、释典道藏、方言小说，以至嬉笑怒骂，里媪灶妇之常谈，一入诗中，遂成典故。故曰：注诗难，而注苏尤难。

所幸施氏父子合数十年精力所成的注本，“征引必著书名，诠诂不涉支离”，详赡疏通，学者都认为是自有苏注以来的第一善本；再加邵长蘅等的删补和整理，稍后复有乾隆名士翁方纲的《苏诗补注》八卷，考订尤称精详；至清嘉庆二十四年，王文诰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更是综合苏注之大成，附载《总案》四十五卷，在考核事迹这一方面，贡献更多。大家之诗，从来以热心注杜（甫）者为多，但亦不过数家，内容芜杂肤浅，不为识者所取；而苏诗注本，前有施氏父子的辛勤建树，后有清代学人不断地整补，这份丰富的前贤业绩，在研究东坡生平这个工作上帮助很大，这是必须要先加说明的第一点。

三

东坡事迹之第二个重要来源，是宋人笔记。

两宋之人，好写杂记短文，而且凡有著录，几乎是没有不道及东坡的。历史人物中，像他这样被人津津乐道，有那么丰富的记录传下来者，实在不多。这表示东坡立身行事、言论风采，都深深印入同时代人的心坎中，大家对他具有真诚的爱慕，对他抱有无限的同情。

但也有人说：此乃由于东坡主盟当时的文坛，凡是弄弄笔杆的，直接间接都曾沾过苏门雨露，所以如此。其实也不尽然，如欧阳修，岂不是开创一代文运的宗师，道德文章，无懈可击，但其身后，虽不如他自料那么凄凉，“三十年后，世上更不道着我也”，但宋人著录中说到他的，便满不如他这门生，那么风光热闹。

东坡为人，胸怀旷达，谈笑风生，使得所有亲炙过他的风采的人，毕生难忘这位光风霁月的长者，欢喜记述他的遗闻轶事。即使没有著录，好多年后，也要向自家子弟谈论当年旧事，珍视这份记忆。而这些晚辈又根据父兄的传述，笔之于书，虽然并不一定皆是“实录”，但除东坡自己的写作外，这类同时代人的记录资料，自然值得重视。

首先要注意的，应是苏门弟子的著作。他们有最多的机会，与老师朝夕从游，亲承言笑，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无人可比。而且传统上，门人弟子的记述，其价值亦常仅次于自作。此中，如黄庭坚、晁补之，就有很多题跋短文，记及师门。陈师道有《后山丛谈》，张耒有《明道杂志》，李廌有《师友谈记》，张舜民有《画墁录》等，皆其著者。不过《后山丛谈》这本书，有些记事却不真实，有人疑是后人羼入的传说，甚至怀疑它是托名的伪书，所以引用之前，仍须斟酌。

至于东坡朋友的著作，如王巩有《甲申杂记》《随手杂录》二集，孔文仲的弟弟平仲有《孔氏谈苑》，晁家兄弟中的晁说之有《晁氏客语》；曾为东坡僚友者，赵德麟有《侯鲭录》《宾退录》两书，李之仪有《姑溪集》等，他们都是曾与东坡同游共事的朋友，见闻真切，所记应皆可信。

东坡的世交后辈，将得自父兄的传述，作成著录者，亦复不少。如《春渚纪闻》的作者何薳，他是北宋名兵学家何去非的儿子，东坡非常欣赏去非的兵学，元祐间曾向朝廷奏荐其人，自是知交；作《避暑录话》《石林燕语》等书的叶梦得，是东坡进士同年叶温叟的侄孙；作《萍洲可谈》的朱彧，是东坡旧识朱行中（服）的儿子；作《冷斋夜话》的惠洪和尚，与黄山谷交好，所记以闻诸山谷者为多；刘延世的《孙公谈圃》，系孙君孚（升）的语录，君孚与东坡是元祐同朝的僚友；朱弁（少章）的《曲洧旧闻》，记事最为谨严，他是晁以道的侄婿；作《挥麈前后录》的王明清，他的母亲是曾布的孙女，故家旧闻，所记亦多可采；蔡京的儿子绦，有《铁围山丛谈》，传述东坡遗事，态度也还公正。

邵雍后人邵伯温、邵博父子作《闻见前后录》，一个主王（安石），一个主苏（轼），态度不同。伯温对荆公成见甚深，甚至冒苏洵名伪作《辨奸论》，冒张方平名伪作《苏洵墓表》，目的皆在攻讦王安石，为清人李绂所揭破，其作伪也如此，所以即使热烈誉苏，其言也不可随便相信了。

邵书中有广被流传的，说东坡自黄州过金陵见王安石，剧谈“大兵大狱”那一段故事，实在非常荒谬。就当时两人的地位情况言，一个是政治理想落空，韬晦金陵的隐者，一个是性命几被现实政治所吞噬，甫自谪所归来的罪官，绝口不谈政治，乃是情理之必然；何况王苏二人，以前政见相左，正因此时皆已退出了政治舞台，才有这次私人会晤，怎会一见面就放言高论时政起来，且被描写得戟指誓言，口沫横飞的腔调，又岂是同为历史上第一等人物的荆公与东坡的风度。然而这个故事，连正史本传里也采用进去了，《宋史》之为人诟病，绝非无故。

又如费衮的《梁溪漫志》，记述一个买屋焚券的故事，说东坡从海外北归，住在阳羡（宜兴），托邵民瞻代买一座住宅，尚未迁住进去之前，一夜，与邵月下散步，听得有一妇人在屋内恸哭，其声甚哀，问知即是所买宅子的旧主，在那里伤心，东坡心生不忍，就在这老妪面前，焚毁屋券，也不收回产价云云。

这个故事，写得甚美，惜非事实。东坡确然是个同情心浓厚，不辞“从井救人”的人；但他北归行程，舟至仪真，即已患病，止于常州，就遽尔谢世了，根本没有到得宜兴，又何来月下散步，对妪焚券之事？

凡人都有英雄崇拜的潜意识，喜欢为历史人物造作神话，表示欢喜赞叹，这不过为满足自己的情绪而已。虽是好话，亦不能尽信。另一方面，也有浇薄文人，捏造东坡违反伦常的畸恋故事，胡说东坡自少好赌，以诬枉古人，惊世骇俗，自高身价。这两种不健全的心理，都足以歪曲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东坡一生，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他自己从不在乎毁誉，毁誉亦不足以轻重东坡。不过我们从史论人，总须求真求实；而前人著录，真赝杂糅，甄别取舍之间，确也煞费心力。

披沙拣金，虽是辛苦，但在笔记资料中，确也偶有片言只事，恰如灵光一闪，有“风神尽见”之功，此在皇皇巨著中，每不易得，是中亦有佳趣。

四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纪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形；赋颂所以咏其美，不能备其象。图画之制，所以兼之也。”传记兼收图录，要以传主的画像为先。

东坡名满天下，生前死后，流传人间的画像，原不在少。

宋代民间风习，州郡长官稍有善政者，老百姓们就会在当地祠庙里，留像供奉，以表示他们的感激和怀念。东坡第二次在杭州时，竟然家家供像。《宋史》本传说：“轼二十年间，再莅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祝之。”至其身后，人们为崇敬他的忠节，欣赏他的文学，凡他住过的地方，尝游的名胜，几乎都有留像。据前人著录，单是杭州西湖一地——孤山竹阁、苏堤三贤堂、灵隐眉山祠、龙井方圆庵、葛岭智果院，都曾奉藏过苏像。

这些画像，有的且出自同时代画像名家苏州何充、南都程怀立传写的真迹。如镇江金山寺、江西双井所藏，更是画坛宗匠龙眠李公麟的大手笔，可惜经历几次改朝换代的战火，到了明朝，已荡然无存。我们现在所能见的原本画像，只有赵孟頫于其所书《赤壁赋》册子卷首，有一帧他所摹写的立像，旧藏南熏殿，为内府珍秘，幸免劫火，大家认为个是硕果仅存的东坡真像。

此像，东坡面貌略显清癯，气度却甚从容，眉宇间别有一番逼人的英气，虽非觌面传真，毕竟是画有所本的、一代高手的杰作。

王文诰根据旧摹本，用简单的木刻线条，将东坡面貌勾勒出来，作成特写，印在他所编撰的《苏诗编注集成》里，显然见出东坡两颊颧骨特别丰隆的这个特征。东坡在《传神记》里自述：人于灯影下见其颧颊，即知是他，不必定是目睛。又《表弟程德孺生日》诗中，也说：“长身自昔传甥舅，寿骨遥知是弟兄。”

德孺是苏母程太夫人的内侄，诗自注曰：“余与君皆寿骨贯耳，班列中多指余二人，不问而知其为中表也。”可见东坡这个得自母家遗传的生理特征十分显著，则此木刻面像，确然能传其真，十分珍贵。

此外，李公麟有一东坡坐像，《嵩阳帖》中，传此石刻。周必大《益公题跋》记黄山谷之言曰：

李伯时近作子瞻，按藤杖，坐盘石，极似其醉时意态。此纸妙天下，可乞伯时作一子瞻像，吾辈会聚时，开置席上，如见其人，亦一佳事。

元祐朝时，东坡与公麟同在京师，往来密熟，他有机会充分掌握东坡一动一静间的神情笑貌，所写之“真”，当然不同凡手；所可惜的，龙眠真迹，早已湮灭。所幸翁方纲据石刻摹出的这个复写本，却画得非常细腻，连右颊上几点黑痣，都清晰可数，使我们于千载之下，还得见东坡凝眉敛目的酒后情态，这也是非常难得的欣赏。

东坡是不大热心为自己留像的，如何充要求为他“写真”时，他说，唐明皇挂箭横弓的神武，孟东野耸肩苦吟的寒酸，而今“饥寒富贵两安在，空有遗像留人间”（《赠写真何充秀才诗》）。东坡认为人的形体，是终将随浮云以俱逝的“外物”，朽与不朽，不待留像而得。

诚然，人不能借“留像人间”而致不朽，但在后世的我们，诵其言，景其行，总会情不自禁地想望其风采与仪容。所以，真正不朽的人，还是需要留像的。

五

我开始写这本新传，时间还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头上几年。其间人事牵扯，时作时辍者好多次。直到1979年的冬天，才算写完最后一章。自己从头检阅一遍，深感学殖荒落，老而无成，居然要写像东坡这样一个博大精深的历史人物，颇似瞎子摸象，实在有点荒谬，未免愧汗，本来不敢出手示人。

不料翌年春天，我又忽然要有海外之行，而且此去家门，还不知何时能够回来，“远适异国，昔人所悲”。当时的心情，充满了茫然空虚的感觉，检点旧居,所幸环堵萧然，只有几册破书，别无长物，倒还没有什么麻烦。只是书架下面积此一叠千余页的原稿，偏觉处置为难：携带它飘洋过海，非但不便，而且毫无意义；寄存他人的地方，时日久长，怕又难免“用覆酱瓿”的命运。

设想至此，马上记起我写东坡在常润道中，初赏江南地方骀荡春光的这一段时，适值台北盛夏，挥汗如雨，我则伏案走笔，如从坡公同游罨画溪上，浑忘酷热，直至衣巾尽湿，而不改其乐。又有一次，狂风过境，窗外风声怒啸，一灯如豆，我则绕室徘徊，一心体味东坡渡海，“子孙恸哭于江边”的那幕惨剧。此情此景，都还如在眼前。于是我想，无论如何，这部稿子，总是真诚落笔，费了好几年心力的结果，不能轻自抛弃。

行前，偶然和朋友说起此一烦恼，即承吾友刘显叔兄和陈烈夫人为我热心介绍联经公司，惠予出版，使我顿觉两腋生风，无牵无挂地离开了台北。此时回想起来，也实在有点好笑，人都有自寻烦恼的毛病，譬如当年我不做这件写书的傻事，则也没有后来那段烦恼。若无刘兄伉俪慨然相助，则我现在还要为这份稿子牵肠挂肚，多不痛快。所以，我必须于此，对帮助我的朋友郑重志谢。

杭人李一冰自记于美国新泽西州

1981年4月

缥缈孤鸿影：父亲与《苏东坡新传》

父亲的《苏传》是一本忧患之书，一场冤狱使他的生命进入苏东坡的内心世界，《苏传》由是诞生。

入狱之初，父亲即嘱咐我送些书进去。“诗言志”，当然是送几本诗集。我把他桌上的《玉溪生诗》送进去。但是李商隐的诗并不适合他当时的生命情境。他要一部苏东坡诗。当时，只找到一部木刻影印的《施（元之）注苏诗》，我在书中夹了一张纸条，抄录了太史公《报任安书》中的名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他没有回应。

父亲对文字有特殊的敏感，文字可以疗伤止痛。我喜欢为他找书，送书。在那时候，书籍是生命，书籍可以使他自由。

未几，再要我送《东坡事类》。《事类》，清梁廷楠辑，共四册，艺文印书馆版。如此，他已经有五册书。狱方规定，受刑人最多只能有五本书，苏轼的研究便是从这五本书开始的。

大约一年左右，他在报上发表了《怕太太的故事》（1968），用陈季常（即方山子）“河东狮吼”的典故，说怕太太的人很多，为何独有季常背负惧内之名？为他抱不平。文章轻快幽默，似乎和他的处境不太相称。后来接着写了《苏东坡在黄州》一文，这是后来《苏传》中的第六章，即“黄州五年”的原型。

苏轼和陈慥重逢在黄州，此时，季常已经是一个从“园宅壮丽”到“环堵萧然”的隐士，而苏本人也是风烈事业归于梦幻的时候。父亲的《苏传》便是从这里开始写起。苏轼谪黄时四十四岁，父亲遭人诬陷也在四十二三岁，都是壮年折翼。而后二十年，有更多的苦难在等待他们：东坡远谪海外，而父亲终于入狱。他有一种神秘感，他们的命运如此相似。他甚至注意到苏轼的八字。

文章发表后他在狱中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感谢当时的典狱长周震欧先生的关爱，让他在图书馆工作，这样他读书可以不受限制了，有更多时间可作研究。我们还买到林语堂的 The gay genius（即现正风行的《苏东坡传》的英文原本）给他参考。他仔细读完此书，觉得林著不够严谨，不符史实的地方颇多。这本书没有触及苏轼内心深处，并说这本书是写给外国人看的。这个观点和后来张之淦教授的“质正”不谋而合。因为他读东坡的入手处不与人同，父亲有他自己心中的东坡。他的东坡要比这个大得多，是“成固欣然，败亦可喜”的东坡，是“瘴海炎陬，去若清凉之地”的东坡，是“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的东坡。

出狱之后，他带回家的是一本自编的《东坡年谱》，粗糙的纸张，用手装订的。他记住了二千多首苏诗的三分之二。他不得不替东坡作传了，在狱中四年，是和东坡共同生活的四年。他逐渐认识了苏东坡，他渐渐懂得什么是命运，他写东坡，寄托如此之深，好像自己已经栩栩然化为东坡了。

父亲没有师友，没有同事，没有学生，没有助手，甚至没有收入，所有的只是老伴无怨无悔的支持。他写《苏传》，是找到了一个比自己大千万倍的历史人物，告诉自己：这点冤屈不算什么。

1975年台北学生书局影印了王文诰的《苏诗编注集成》，因为要六百元，他三进三出书店才决心买了下来，他喜欢王文诰的创见，但是未免“胆子太大”，所以去取谨慎。2003年初我在北京的书店里发现了孔凡礼的《苏轼年谱》三大卷，不觉眼睛湿润，那时候一书难求，那里面有那么多材料是父亲当年要抄、要借才能看到的。

在写苏传的过程中，父亲还写过一篇短文《宋人与茶》（1975），因此和日本淡交杂志的楠田观山建立了文字交。楠田通汉学，又是书法家。二人雁便往来，父亲赠予自己的著作，楠田先生则写了一个条幅回赠，写的是东坡的句子：“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泉试新茶。”大概是父亲在信中流露出故国之思吧。父亲去世后我和他通过一次信，果然是书家手笔，还是以未能亲见父亲为憾。这一段文字因缘恐怕是父亲唯一的一次与人交流他的著作，而竟然是外国人。

父母在1980年赴美依子女生活。父亲在去世前两年（1989）问过我有没有听过关于《苏传》的批评，我直说没有。

我觉得父亲很寂寞。

直到张辉诚2015年12月发表在报上的《寻找李一冰》一文，我才知道这部书受到各方的肯定，但是这已是本书出版了三十二年之后，作者已经去世了二十四年。

贬谪黄州是东坡文学高峰的开始。于是，中国有了文学的东坡。父亲也是因为冤案的折磨，困心衡虑，因同情而理解，所以留下了《苏传》。一本好的传记作者和传主之间必定会有血肉相连的关系。清刘鹗在《老残游记》序文中说天下至性至情的文章都是一种“哭泣”：《离骚》是屈大夫的哭泣，《史记》则太史公之哭泣，《红楼梦》是曹雪芹的哭泣。如是，《苏传》便是父亲的哭泣。或许这是命运的定数，天降大任的道路必须如此酷烈。

李雍

2020年3月于纽约

附录　苏轼及宋大事年表

纪年

公元

年龄

苏轼纪事

宋朝大事

仁宗景祐三年丙子

1036

一岁

十二月十九日，苏轼生于眉州眉山县纱縠行私宅。

夏五月，诏戒群臣越职言事。

西夏攻回纥，又绝吐蕃与中国通路。

四年

丁丑

1037

二岁

夏四月，吕夷简、王曾罢，王随、陈尧佐为相。

宝元元年戊寅

1038

三岁

春正月朔，日食，诏求直言。

三月，王随、陈尧佐罢，张士逊、张得象相。

冬十月，戒百官朋党。

西夏李（赵）元昊称帝。

二年

己卯

1039

四岁

弟辙生，小名卯君。

夏六月，削元昊赐姓赐爵。

冬十一月，夏入寇保安军，狄青击败之。

康定元年庚辰

1040

五岁

夏正月，元昊寇延州。

命韩琦安抚陕西。

夏五月，吕夷简复相。

庆历元年辛巳

1041

六岁

春二月，夏寇渭州，任福战死于好水川，关右大震。

二年

壬午

1042

七岁

自七八岁知读书。

春正月，复榷盐法。

富弼出使契丹。九月加岁币，与契丹和议成。

夏元昊入寇镇戎军，大掠渭州。

三年

癸未

1043

八岁

始入小学，从道士张易简为师。塾中得见石守道《庆历圣德诗》，始有景慕时贤之意。

夏人请和。

秋八月，范仲淹参政，富弼为枢密副使。

四年

甲申

1044

九岁

春三月，诏天下州县立学，行科举新法。

宋夏议和，十二月册封元昊为夏国王。

五年

乙酉

1045

十岁

父洵宦游四方，母程夫人亲授经史。

由读《后汉书·范滂传》，慨然太息，轼侍侧曰：“某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轼始奋励有当世之志。

契丹与夏媾和。

罢科举新法。

黄庭坚生。

六年

丙戌

1046

十一岁

秋八月，以吴育为枢密副使，丁度参政。

七年

丁亥

1047

十二岁

祖父序逝世，父自江南奔丧归。

文彦博参政。

八年

戊子

1048

十三岁

文彦博为相。

赵元昊死，子谅祚立，继封为夏国王。

皇祐元年己丑

1049

十四岁

宋庠为相。

九月，广源州侬智高反，寇邕州。

二年

庚寅

1050

十五岁

秋八月，京东、淮浙饥。

三年

辛卯

1051

十六岁

三月，宋庠免，刘沅参政。

秋八月，庞籍为相。

四年

壬辰

1052

十七岁

始与刘仲达为友，往来眉山。

侬智高陷广州、昭州，狄青率军讨之。

五年

癸巳

1053

十八岁

春正月，狄青大败侬智高于邕州。

至和元年甲午

1054

十九岁

娶眉州青神县王方女王弗为妇。

八月，刘沅为相

二年

乙未

1055

二十岁

游成都，张方平知益州，一见待以国士。

夏四月，定差役衙前法。

文彦博、富弼为相。

嘉祐元年丙申

1056

二十一岁

从父偕弟，陆行入京，举进士试及第。

夏六月，黄河决口于六塔。

二年

丁酉

1057

二十二岁

应礼部试，以“刑赏忠厚之至论”得主考欧阳修之赏识，擢置第二。

试《春秋》对义，列第一。殿试中进士乙科。

弟辙亦同榜及第。

四月，丁母忧，奔丧

回蜀。

欧阳修知贡举，痛抑新体文。

程颢、张载、朱光庭、苏轼、苏辙同及第。

宋各州设置广惠仓。

三年

戊戌

1058

二十三岁

居乡守制。

夏六月，韩琦为相。

四年

己亥

1059

二十四岁

是年七月服除，十二月侍父偕弟自蜀舟行，出三峡，过鄂入京，父子舟中各有吟咏，合编为《南行集》。

五年

庚子

1060

二十五岁

授官河南府福昌县主簿，未赴。与弟辙同寓怀远驿，准备制科试。

夏五月，召王安石为三司度支判官。七月，欧阳修表上《新唐书》。浚二股河。

六年

辛丑

1061

二十六岁

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轼，应制科试，秘阁六论，对策，皆入三等。自宋以来，制策得入三等者，惟吴育与轼而已。

授官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十二月赴凤翔任。

春三月，起复富弼为相，弼固辞。

六月，以司马光知谏院；王安石知制诰；秋八月，曾公亮为相，欧阳修参政。

七年

壬寅

1062

二十七岁

在凤翔，督运南山木筏，赴辖属各县决囚。

秋八月，立宗实为太子，赐名曙。

八年

癸卯

1063

二十八岁

以覃恩转官大理寺丞。

作《思治论》。

春三月，仁宗崩。四月，太子曙即位，是为英宗，曹太后权同听政，立后高氏。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

1064

二十九岁

官于凤翔，磨勘转殿中丞。冬，任满还京。

夏五月，曹太后还政于帝。

加韩琦尚书右仆射。

二年

乙巳

1065

三十岁

判登闻鼓院。

英宗自藩邸即闻轼名，欲循唐代故例召入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以为不可骤用，召试秘阁二论，复入三等，得直史馆。

五月，王弗夫人卒于京师，殡于京郊。

夏四月，诏议崇奉生父濮王典礼，争论盈庭，司马光与欧阳修不合。

三年

丙午

1066

三十一岁

四月，父洵病逝京师，护丧回籍。

春正月，诏尊濮王为亲，立园庙。

契丹改国号为辽。

司马光始编《资治通鉴》。

十二月，立皇子顼为

太子。

四年

丁未

1067

三十二岁

居乡守制，葬父于眉州。

春正月，英宗崩，太子即位，是为神宗。

夏四月，以司马光为御史中丞。九月，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

神宗熙宁元年戊申

1068

三十三岁

居乡守制，七月服除。

冬，续娶王闰之夫人，乃前妻王弗夫人之堂妹。

夏四月，王安石越次入对。

二年

己酉

1069

三十四岁

二月还京，王安石执政，将行新法，恶轼议论异己，使监官告院。

春二月，富弼相，王安石参知政事，创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王安石与陈力之领其事。

四月，遣使视察农田、水利、赋役于天下。秋七月，行均输法、青苗法。

十一月，置诸路提学官。

三年

庚戌

1070

三十五岁

范镇应诏荐苏充谏官，不报。

三月，韩琦请罢青苗法，琦解职。

四月，贬吕公著，韩绛参政。九月，罢司马光，范镇致仕。

十二月，立保甲法。王安石、韩绛为相，行募役法。

四年

辛亥

1071

三十六岁

安石欲变科举，兴学校，诏两制三馆议，轼上书反对其论。帝召见，勖以“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荆公之党，闻而不悦，命权开封府推官。

上元，帝敕开封府减价买浙灯，轼疏请追还前命，从之。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建议皇帝以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乃为治之先。

安石赞神宗以独断专任，轼因试进士，借策题讽其事，安石大怒，使御史知杂事谢景温诬告苏轼挟货营利，穷治无所得，轼遂请求外放，调通判杭州。

二月，更定科举法，以经义策论取士。

四月，以司马光判西京留台，闭户编书，不问政事。

六月，欧阳修以病致仕。徙富弼官。

冬，立官试律令法。

五年

壬子

1072

三十七岁

在杭州通判任，监是年乡试。十月，运司差往湖州，相度堤岸工程。

政府实行市易、保马、

方田、均税等法。

八月，欧阳修卒。

十一月，章惇降梅山土族。

六年

癸丑

1073

三十八岁

在杭州通判任，运司差往润州，督察盐事。除夜野宿常州城外。

宋置律学。置两浙和籴仓。

秋，王韶取吐鲁蕃四城，章惇讨平南土族。

七年

甲寅

1074

三十九岁

在杭州通判任。

朝云始入苏家，年才十二。

杭州任期将满，轼以弟辙在济南，求为东州守，乃有移知密州（山东高密）之命。秋末离杭，十一月到任。

久旱，求直言，监门郑侠上《流民图》。

诏权罢新法，王安石求去，罢知江宁府。

韩绛相，吕惠卿参知政事。

秋七月，立手实法。

八年

乙卯

1075

四十岁

在密州任，有《上韩丞相论灾伤书》《论密州盐税书》。

春二月，王安石复相，推行户马法于河北。

安石上《三经新义》，朝命颁行天下。

冬十月，吕惠卿免职，罢手实法。

九年

丙辰

1076

四十一岁

在密州任，作《超然台记》《表忠观碑》。

罢密州，差知河中府，已而改知徐州。

十二月，离密，除夜留潍州度岁。

复广济河漕，疏浚汴河。

冬十月，王安石免，吴充、王珪为相。

十年

丁巳

1077

四十二岁

自密徙徐，与弟辙相会于澶濮之间，约同赴徐，留百余日。七月十七，黄河决口于澶州，八月二十一日徐州大水，轼戮力疏治，十月水退，城赖以全，朝廷明诏奖谕。

秋七月，黄河在澶州决口，北流断绝，河道南徙。

元丰元年戊午

1078

四十三岁

在徐州任。

朝廷赐钱米，征民夫改筑徐州外小城，创木岸四，筑楼于城之东门，垩以黄土，名曰“黄楼”，取以厌水。

秋九月，以吕公著、薛向同知枢密院事。

二年

己未

1079

四十四岁

三月，自徐移知湖州，四月二十九日到任。

被控以文字讪谤君上。七月二十八日，中使皇甫遵到湖追捕，逮京城，下御史台狱。

在狱一百三十余日，神宗轻其罪，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弟辙上书救赎，责授监筠州（江西高安）酒税。

夏五月，蔡确参知政事。

冬十月，太皇太后曹氏崩。

三年

庚申

1080

四十五岁

赴黄州谪所，兄弟约见于陈州，三日而别。

至岐亭，邂逅故人陈慥（季常），留住五日。

到黄州，初寓定惠寺，作《海棠》诗。五日，弟辙送其眷口来黄，遂迁居临皋亭，乃旧日之回车院也。

始撰《论语说》及

《易传》。

春正月，章淳参知政事。

六月，诏中书省详定官制。

四年

辛酉

1081

四十六岁

正月，往岐亭，访陈慥。

故人马正卿为请于郡，得旧营地，始辟东坡，为躬耕自给之计，自号“东坡居士”于此始。

三月，章惇免，张璪参知政事。九月，夏人幽其主秉常，宋诏李宪会五路大兵讨伐西夏。冬十一月，宋兵大败。

五年

壬戌

1082

四十七岁

寓居临皋亭，就东坡筑雪堂。七月，游赤鼻矶，作《赤壁赋》。十月，再游，有《后赤壁赋》。十二月十九生日，置酒赤鼻矶下，进士李委献《鹤南飞》新曲，酬以一诗。

春正月，贬败军诸将。

夏四月，以王珪、蔡确为相。

秋八月，徐禧城永乐，九月城陷，禧死难。

六年

癸亥

1083

四十八岁

居黄州。

七月二十七日，侍妾朝云生幼子遯，小名幹儿。

春二月，夏人入寇兰州。

富弼卒。文彦博致仕。

七年

甲子

1084

四十九岁

四月得量移汝州（河南临汝）之命，轼以雪堂交托黄州诗人潘邠老，沿江东下。至江州，和李白浔阳宫诗，有天涯流落之感；游庐山，有《题西林壁》绝句。

陆走高安，访弟辙。七月过金陵，谒王安石。幼子遯病亡金陵旅次。岁末到泗州（今江苏盱眙），上表乞于常州居住。

冬十二月，司马光上所编《资治通鉴》，凡十九年始成书。

八年

乙丑

1085

五十岁

二月，行抵南京（今河南商丘），奉准居常。

复官朝奉郎。八月，除知登州。十月，名为礼部员外郎，寻迁起居舍人，辞于宰相，不许。

春正月，帝有疾。三月，诏立煦为太子。帝崩，太子即位，是为哲宗，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

五月，朝廷诏求直言。

司马光为相，吕公著为尚书左丞，停罢保甲、方田、市易、保马等法。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

1086

五十一岁

正月，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殿，改赐银绯。寻迁中书舍人。与宰相司马光争役法，得罪于司马之门。

八月，除翰林学士知制诰。主馆职试。

春二月，司马光、吕公著为相，蔡确、章惇罢。范纯仁同知枢密事。

罢青苗、免役诸法。

四月，王安石卒，起用文彦博。

五月，韩维为相。秋七月，立十科举士法。

九月，司马光卒于位。

二年

丁卯

1087

五十二岁

命兼侍读，兄弟同侍迩英殿讲读。

春正月，禁科举用王氏经义及字说。夏四月，复制科。

朝臣分裂，洛、蜀、朔党之争始。

三年

戊辰

1088

五十三岁

权知礼部贡学、主省试。

在翰林院，锁宿禁中，召对便殿，宣仁太后温谕勖勉有加，君臣相对涕泣，命坐赐茶，撤御前金莲烛送归院。

充北使馆伴，乃知文章播于夷狄。

夏四月，以吕公著为司空同平章事。

吕大防、范纯仁为相。

冬闰十二月，范镇卒。

四年

己巳

1089

五十四岁

轼以勇于论事，陷入党争，为言官围攻，累章乞求外放。三月除龙图阁学士，知杭州。

七月三日到杭州任，筹粮防灾，创办病坊，活人无算。

弟辙出使契丹，作诗送行，有“单于若问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句。

春二月，吕公著卒。

夏四月，分经义、诗赋为两科取士。

五月，安置蔡确于新州。

五年

庚午

1090

五十五岁

在杭州任，治六井，开西湖，建南北长堤，人称“苏公堤”。

计划钱塘江水利工程。

高丽遣使者来通中国。

春二月，夏人来归永乐之俘，诏以米脂等四寨之地还之，夏人益骄。

秋八月，梁焘、刘安世、朱光庭皆罢，以苏辙为御史中丞。

六年

辛未

1091

五十六岁

三月，召为吏部尚书，以弟辙位在执政，乞避嫌，改翰林承旨，复侍迩英殿。

当局者不乐苏轼之至，使御史赵君锡等摭其扬州所作“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句，诬为喜闻先帝之丧，陷其大逆之罪。轼请补外以避之，除龙图阁学士，知颍州。冬，颍州久雪，民饥，力筹赈济。

春二月，刘挚为相，冬十一月罢。

七年

壬申

1092

五十七岁

在颍州任，与赵德麟同治西湖。二月，移知扬州。在扬州和陶渊明《饮酒》诗二十首。

九月，以兵部尚书召兼侍读。哲宗亲祀南郊，轼奉派为卤簿使，寻除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

四月，册立皇后孟氏。

六月，苏颂为相。韩忠彦知枢密院事。

八年

癸酉

1093

五十八岁

继室王闰之夫人于八月一日病逝京师。

朝局将变，轼乞补外。九月，以两学士出知定州。

秋七月，范纯仁相。

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十月，帝亲政。

十二月，复章惇、吕惠卿官。贬刘安世。

绍圣元年甲戌

1094

五十九岁

轼初以本官谪英州（广东英德），寻降一官；行至南康军，再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携幼子过与侍妾朝云跋涉度岭，十月三日到惠州，寓居嘉祐寺，“杜门烧香，深念五十九年之非”。

春二月，邓绾劝帝绍述。

帝以章惇为相，罢范纯仁，尽复王安石新法，元祐大臣均以变乱成法、讥毁先帝得罪。

秋七月，追夺司马光等人谥；贬吕大防等人官。

十二月，重修《神宗实录》成。

二年

乙亥

1095

六十岁

惠州野多暴骨，建议州守詹范醵资收葬，有《葬枯骨铭》。

三月，迁居合江楼。松江亭上赋梅花诗。

冬十月，赠蔡确太师。

十一月，贬范纯仁。

三年

丙子

1096

六十一岁

得归善县城后隙地数亩，营造白鹤峰新居。

七月，侍妾朝云以疫疾卒，葬于栖禅寺大圣塔前，作亭覆之，名曰“六如”。

秋九月，帝废孟后。

四年

丁丑

1097

六十二岁

二月，白鹤峰新居落成，长子迈注官韶州仁化县令，挈家来会。五月，忽有再贬海南之命，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遂留家于惠州，独与幼子过行。闻弟辙被谪雷州，尚在途中，遂倍道追往，得晤于藤州，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别，渡海。七月十三日到儋州，僦居官屋，复遭迫逐，乃于桄榔林中结茅屋三间，以庇风雨。

春二月，追贬旧党司马光、吕公著等官。流吕大防、刘挚、范纯仁等于岭南，吕大防道卒。

元符元年戊寅

1098

六十三岁

食芋饮水，著书为乐，续成《易传》九卷，作《书传》十三卷。

春三月，兴同文馆狱，锢刘挚、梁焘子孙于岭南。

以蔡京为翰林承旨，安惇为御史中丞。

冬十月，宋破夏兵，获其将，夏不复振。

二年

己卯

1099

六十四岁

琼州进士姜唐佐来儋耳，从轼问学。

尝负大瓢，行歌田亩间，途遇老妇，谓之曰：“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轼笑然之，人谓之曰“春梦婆”。

春三月，辽人为夏请和于宋。冬十一月，许夏人通好。

三年

庚辰

1100

六十五岁

轼以赦得量移廉州（合浦）安置，遂自昌化贬所赴廉州。

秋又自廉州移舒州节度副使，永州居住。未至，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任便居住。岁末，过大庾岭，寄弟诗有“七年来往我何堪”句。

春正月，帝崩，端王嗣位，是为徽宗，向太后权同听政，大赦天下。

韩忠彦相。复范纯仁等官。

九月，章惇免。十月，蔡京免，曾布为相。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

辛巳

1101

六十六岁

过赣北行，五月至真州（江苏仪征），瘴毒大作，泻痢卧病，渡江至常州，借住顾塘桥孙宅。六月，上表告老，以本官致仕。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

二月，贬章惇为雷州司户。

十一月，复召蔡京为翰林承旨，复蔡卞、邢恕等官。

崇宁元年壬午

1102

闰六月，葬于汝州郏城

县（河南郏县）钓台乡上瑞里。

复追贬司马光等四十四人官，诏籍元祐、元符党人。

夏五月，罢韩忠彦。七月，蔡京相。

九月，立党人碑于端

礼门。

元　赵孟頫　苏轼立像

宋　张方平　名茶帖

宋仁宗坐像

宋　欧阳修　灼艾帖

宋　苏轼　宝月帖

宋　王素　才德帖

宋　苏洵　道中帖

宋神宗坐像

宋　苏轼　治平帖

宋　苏轼　黄州寒食帖

宋　苏轼　前赤壁赋

宋英宗后坐像

宋　黄庭坚　致景道十七使君书

宋　米芾　蜀素帖

宋　文同　墨竹图

宋　苏轼　墨竹图

宋　苏轼　李太白仙诗

宋　苏轼　致赵梦得秘校尺牍

宋　苏轼　南轩梦语

宋　苏轼　与谢举廉书

明　朱耷　东坡朝云图

宋　苏迈　致主管学士

宋　苏过　赠远夫诗帖

宋　苏轼　书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东坡行迹图

宋代境域图

Table of Contents

寻找李一冰

第一章　食蓼少年

一　蜀道难

二　宋之平蜀

三　世系

四　双亲

五　少年

六　但愿一识张益州

七　登进士第

八　母丧

九　南行

十　老苏的一官难求

十一　制策之试

第二章　变法与党争

一　初仕凤翔

二　怀乡念弟

三　陈希亮

四　亡妻·丧父

五　荆公变法

六　党争的发端

七　新政暴风

八　上皇帝书

九　遭诬

十　惘惘出都

第三章　马入尘埃

一　湖畔孤鸿

二　湖寺寻僧

三　监试乡举

四　相度堤岸工程

五　富春山行

六　红裙白酒

七　常润道中

八　别西湖

九　密州利病

十　超然台与盖公堂

第四章　黄楼

一　作客东园

二　谏用兵书

三　徐州大水

四　秦七黄九

五　黄楼之会

六　诗僧参寥

七　文同

八　重游江南

第五章　乌台诗狱

一　始作俑者——沈括

二　被台谏围剿

三　追捕

四　勘问

五　审理

六　论救

七　定谳

第六章　黄州五年

一　出狱赴黄

二　初到黄州

三　孤立于风雨沙洲

四　朋友

五　东坡

六　书斋生活

七　饮食生活

八　黄泥坂和赤壁

九　临皋·东坡·雪堂

十　老农忧国

十一　神宗的救赎

十二　别黄州

第七章　飘泊江淮

一　庐山纪游

二　访弟·殇子

三　金陵谒荆公

四　求田问舍

五　南都来去

六　阳羡一梦

第八章　风雨京华

一　元祐更化

二　从调和到冲突

三　不到中书不是官

四　老成凋谢

五　学士院风波

六　经筵与驱程

七　元祐党争

八　一士谔谔

九　试院抡才

十　金莲烛

十一　乞郡避谤

第九章　书斋内外

一　一家融融

二　苏门六君子

三　王巩

四　画友

五　文字生涯

六　书法

七　绘画

八　书斋文物

九　宴游和谐谑

十　重结西湖缘

第十章　杭州去来

一　储粮防灾

二　吏治

三　治六井·开西湖

四　僚友

五　方外交

六　救灾和水利

七　奉召还朝

八　破琴之梦

九　竹寺题诗案

十　东府感旧

第十一章　颍州·扬州·定州

一　颍水之鱼

二　颍扬之治

三　广陵生活

四　初和陶诗

五　二次还朝

六　再被围攻

七　丧偶

八　太后崩逝

九　守边定州

十　再遭谪逐

第十二章　惠州流人

一　远谪南荒

二　过岭

三　初到惠州

四　借刀杀人之计

五　劳己以“为人”

六　服食养生

七　朝云之死

八　惠州和陶

九　白鹤峰新居

十　又贬海外

第十三章　海外东坡

一　海南风土

二　食芋饮水

三　房屋风波

四　读书著作

五　家人朋友

六　采药与造墨

七　别海南

第十四章　北归

一　秦观之丧

二　广州·英州

三　韶州

四　虔州

五　归程何处是

六　染疾

七　逝世

八　浩气不亡

九　子孙

十　身后

后　记

一

二

三

四

五

缥缈孤鸿影：父亲与《苏东坡新传》

附录　苏轼及宋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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