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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胡耀邦组织真理标准大讨论(1)

- 回顾胡耀邦组织真理标准大讨论(2)

- 回顾胡耀邦组织真理标准大讨论(3)

- 党内高层一次真正民主的会议(1)

- 党内高层一次真正民主的会议(2)

- 党内高层一次真正民主的会议(3)

- “皇甫平”文章(1)

- “皇甫平”文章(2)

- “皇甫平”文章(3)

-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1)

-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2)

-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3)

-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4)

-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5)

-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6)

-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7)

-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8)

-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9)

-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10)

- 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1)

- 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2)

- 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3)

- 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4)

- 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5)

- 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6)

- 年广九与“傻子瓜子”的两次沉浮(1)

- 年广九与“傻子瓜子”的两次沉浮(2)

- 年广九与“傻子瓜子”的两次沉浮(3)

- 年广九与“傻子瓜子”的两次沉浮(4)

- 年广九与“傻子瓜子”的两次沉浮(5)

- 年广九与“傻子瓜子”的两次沉浮(6)

-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1)

-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2)

-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3)

-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4)

-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5)

-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6)

- 袁庚谈政治体制改革试点体会(1)

- 袁庚谈政治体制改革试点体会(2)

- 袁庚谈政治体制改革试点体会(3)

- 袁庚谈政治体制改革试点体会(4)

- 袁庚谈政治体制改革试点体会(5)

回顾胡耀邦组织真理标准大讨论(1)

1977—1982年，我先后任中央党校校刊编辑室副主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在胡耀邦同志领导下，分管《理论动态》的工作，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情况比较熟悉。下面就我在理研室和《理论动态》工作中所接触到的一些情况作一些简要的回顾。

邓小平打破 “两个凡是”禁锢，胡耀邦站在思想解放最前列

早在1977年4月，邓小平就针对“两个凡是”，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点燃了思想解放运动的火炬。后来他又多次表明反对“两个凡是”的立场和态度。1978年5月，当胡耀邦和《理论动态》开展真理标准讨论面临着巨大压力时，邓小平鲜明而坚决地表示对这一讨论的支持，说《理论动态》是好班子，读了一些书，不要搞散了。他说他原来没有注意这篇文章，后来听说有不同意见就看了一下，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正是小平同志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抓住全党全国最紧迫的决定性环节，作出了战略决断。而耀邦同志则是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站在思想解放运动最前列的冲锋陷阵的勇士。

胡耀邦是在“文革”结束之后，走上党校领导岗位的(中共中央党校1977年3月复校，3月3日中央政治局决定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他以大无畏的政治胆略和理论勇气抓了几件可以称之为真理标准讨论的序幕的大事:

第一，把学风建设放在首位。1977年6月4日，耀邦同志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我注意的是，三五年把科学态度搞好。这个搞不好，我们党还可能走弯路。”这里所讲的科学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正是站在这样的高度来抓党校的复校工作的。

第二，在耀邦同志的支持和领导下，中央党校首先揭开康生问题的盖子。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内，康生在中央党校扶植的领导班子还在台上，上面还有人保，要揭发康生，也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的。当中央党校一些同志给康生贴小字报时，耀邦说:“既不提倡，也不禁止。校内外同志都可以看。”通过在校学员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播到全国，形成势不可当之势。后来中央党校揭批查办公室整理了群众揭发的康生材料，直接报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导致三中全会揭露康生问题，由中央纪委立案调查处理。

第三，耀邦同志领导下的中央党校率先吹起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号角。在校内揭、批、查的基础上，耀邦亲自领导着手平反党校的冤假错案，首先是为被康生、陈伯达等人打成“反动组织”涉及几百人的一个群众组织平了反，进而为50年代被错划成“右派分子”的99名学员和工作人员平了反。这两件事在全国起了示范和带头作用。1977年10月7日，在粉碎“四人帮”一周年时，《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杨逢春、叶扬、陈中的署名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此文是耀邦同志亲自策划指导，根据他的谈话精神写成初稿，前后修改达17次（《人民日报》的同志也参加了修改)才定稿。

第四，耀邦同志倡议并亲自指导创办中央党校内部理论刊物 《理论动态》，并把它作为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重要阵地。《理论动态》于1977年7月15日创刊，发行主要对象是地级领导干部，后来扩大到基层。《理论动态》创刊后，由于注意抓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敢于破除迷信，说真话，受到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的热烈欢迎，老同志反应尤为强烈，发行量剧增。很多重要文章，先后被中央各报以“特约评论员”“本报评论员”“社论”名义转载，新华社转发全国，成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号角。

第五，在中央党校教学中，耀邦同志最早提出哲学课与党史课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1977年11月的哲学课程批评了过去10年来以个人迷信取消实践检验，用权力标准代替实践标准的做法;1977年9月22日，耀邦同志听取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党建教研室汇报时就明确提出，党史要着重讨论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一些问题，“最好能写出个稿子，当文章发表也可以”。后来他布置成立一个组(吴江任组长，缪楚黄、周逸任副组长)，提议先搞出个方案来。对编写提出两项要求:一是完整地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1978年1月中旬，小组根据耀邦提出的指导思想和设计的框架写出初稿，明确提出:“应当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是非的唯一标准，对‘文化大革命’应采取一分为二的分析态度”(当时对“文化大革命”还是持肯定态度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才改变了对“文革”的看法)。胡耀邦12月26日对这个提要作了批示:“拿给大家讨论去，议论纷纷，有好处。”之后，编写组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对这个提纲又作了充实和修改，在吴江主持下邀请部分学员代表座谈征求意见。1978年4月中旬，中央党校校委决定把写成的二稿，在“党的学说”的10天课程中发给学员阅读、讨论。这样不仅使学员初步掌握了真理标准，推动了他们的思想解放，而且通过他们，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积极的广泛的影响。

回顾胡耀邦组织真理标准大讨论(2)

第六，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之前，耀邦同志就组织了两篇明确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文章。第一篇是邵华泽所写的《文风和认识路线》，《理论动态》第31期(1977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1978年1月9日转载。这是在拨乱反正中明确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并联系实际加以阐述的最早的一篇文章，所以胡耀邦非常重视，并给予肯定的评价。他对我说:“这篇文章写得好，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把文风问题提到认识论的高度，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粉碎‘四人帮’后，需要拨乱反正的问题很多，就是要把认识路线、思想路线、真理标准问题作为突破口，这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还可组织一系列的文章。”第二篇文章是孙长江(时为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研究组组长)所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初标题是《实践是检验路线是非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后划掉“路线是非和”几个字）。此文是较早(1978年初)系统、全面地从理论上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文章，立足点也比较高。1978年4月孙长江应邀去《光明日报》参加对胡福明的文章修改时，就是以这篇文章为基础，与胡福明的文章“捏”在一起的。

所有这些都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前奏，它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起了示范和带头作用。

胡耀邦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直接组织者 、推动者

耀邦同志对《实》文的定稿和发表起了决定作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用实践标准来检验一切是他一贯的思想。他不仅提出来，而且党校复校后在教学中，在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中都积极地加以贯彻。他为思想解放运动做了大量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工作，以真理标准问题为突破口，组织写了一系列文章。所以他批准《实》文的发表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他对理研室两次排印的《实》文送审清样，不仅迅速批准，而且5月6日还专门召开动态组会议(冯文彬、陈维仁和我参加)，再次对文稿作了认真的推敲，他说:“一定要严格把关，万无一失。”表现了对这件事严肃的高度负责精神。

耀邦同志一贯重视理论界、新闻界协同行动(重要文章用特约评论员名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新华社发通稿)的方法，并指定我多做这方面的协调、组织、沟通工作，强调这是值得提倡的好方法。《理论动态》中很多重要文章都是采用这种方法，这就大大地扩大了文章的影响和作用。以新华社为例，从1978年以来，差不多半个月就开一次“理论动态”与“新华社国内部”的碰头会 (由我与王聚武或吴振坤及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杜导正参加，后来由副主任李峰参加)，互通情报，议论选题。这一不成文的制度，在我在职时就坚持了5年，碰头达百次以上。我们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以及中央编译局、国家科委、中组部研究室等也经常保持着这样的联系。有的由耀邦同志主持开会，共同参加，共同商定选题。文章写成后，又共同参与修改，搜集反映。这种平等协商、集思广益的方法是耀邦同志历来提倡的群众路线的方法，也是推动思想解放运动向纵深发展的方法，所以得到耀邦同志充分的肯定。

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它不止是一篇文章，而是一系列的文章。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在耀邦同志的直接指导下，按照总体设计，“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打歼灭战”。

《实》文发表后，耀邦同志一时处境艰难，已不可能实现他组织第二篇重点文章的设想，更不能在《人民日报》上继续以“特约评论员”发表文章。他采取曲折方法处理。在吴江同志把他所写(孙长江协助)《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原则》的文章，同时送给《解放军报》和耀邦时，他不仅同意文章的观点，而且派他的秘书梁金泉送罗瑞卿同志，他说:“有办法了，去找罗大将，罗大将说要发，在那里发，分量就很不一样了，罗大将在党内威望高，影响大，理论上强，现在我们这个(刊物)不行了。”(沈宝祥访梁金泉记录，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81年9月25日，耀邦同志同文艺界领导人座谈时曾谈到这件事，他说:“第一篇文章作了很多修改，第二篇文章是党校同志写的，我没有参加，由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定稿，罗就此稿至少和我通了6次电话。”耀邦同志说他没有参加，实际上却参加了，此文的发表是他和罗瑞卿同志共同商量过的。《原则》一文的发表是针对所谓“砍旗”的指责的一次正面回答，这也是耀邦同志在罗大将的支持下所进行的一次“曲折”斗争的胜利。《原则》一文《解放军报》以本报评论员文章名义发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也在同一天刊登，新华社发了通稿，反应强烈，起到“重型炮弹”的作用。另一篇文章是《“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韩树英撰写)，《理论动态》第73期(1978年7月15日)发表，《光明日报》7月23日转载。这篇文章触及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一个最敏感的问题: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发表后反应强烈，认为是《实》文的姊妹篇，有不少因为说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人也得到平反。这篇文章耀邦同志从初稿到定稿都倾注了不少精力，题目也改动过3次。第三篇文章是王聚武撰写的《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理论动态》第84期(1978年9月10日）发表，《人民日报》于9月25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刊登，《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于9月26日全文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许多地方报纸也相继转载。这篇文章主要是把真理标准的讨论扩展到实际工作领域，强调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它不仅关系到哲学战线，而且关系到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这篇文章从选题的酝酿到撰写、讨论、定稿先后经历了一个多月。耀邦与理论动态组先后作过3次谈话，对初稿、二稿都作了修改和写了批语，9月4日对初稿的批语是：“总的说很不错，改了一点，还要加一段，长点没有关系。”定稿后，排出清样送审，又写了批语:“改了一点，我认为是近一个月来最好的一篇，请再斟酌一下。”这篇文章的题目也有3次变动，耀邦同志最初出的题目是“一切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经过讨论最后才确定用《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回顾胡耀邦组织真理标准大讨论(3)

另外，根据耀邦同志的把真理标准的讨论扩展到各条战线的设想，《理论动态》还组织了一系列党风和党建、民主和法制、市场经济与经济建设、科技文教、生产力标准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等理论探讨和指导思想及拨乱反正的系列文章。例如《理论动态》第160期(1979年9月30日)发表的《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的目的》(吴振坤撰写)就是在耀邦同志直接指导下完成的，在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后引起广泛重视，舆论界认为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继续和深化，并由此引发了在全国范围内的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以后，耀邦同志强调《理论动态》必须在办刊指导思想上适应这一转变。他说:“《理论动态》如何更好地前进?这要从分析形势说起，三中全会前，理论思想界的任务主要是拨乱反正，破的多，这是对的，现在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还要搞。今后主要任务是什么呢?4个字:‘扬帆远征’。重点转移，夺取四化建设的胜利，帆扬起来，还有拨乱反正的任务;但侧重点是研究新问题，思想界、理论界、新闻出版界要在扬帆远征中走在前面。”(1979年5月3日与《理论动态》组的谈话)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表示:“这个讨论还没有完，还要深入，因为我们不少同志的思想方法不对头。”他根据12月13日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所作的重要讲话指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 “越来越重要”。耀邦同志在给《理论动态》的一张字条上写道:“‘新题目’思想路线:1每个干部都要有个正确的思想路线 (参考邓副主席讲话)，2怎样把真理标准讨论引向深入?3脱离群众和思想僵化。阶级斗争。请多想几个题分开写。”《理论动态》在1978年12月15日以后发表的系列文章如《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第103期)、《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第104期)、《伟大的实践指引我们夺取现代化建设的胜利》(第105期)、《实践标准和科学预见》（第119期)、《分清两条思想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132期)，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撰写的。

以上情况说明，耀邦同志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作出了其他人不能比拟的重要贡献。

原载《炎黄春秋》1998年第8期

党内高层一次真正民主的会议(1)

党内高层一次真正民主的会议——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上杨西光、王惠德和我的三次联合发言◎ 于光远

今年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20周年。这是一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解放思想的大讨论。这次讨论，使这个年底召开的以农业为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转为对建国以来重大历史问题进行反思的会议，并为稍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这两次会议为我国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平反大量冤假错案，实行全面的改革开放，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好局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举行的那次中央工作会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个会为三中全会作了充分的准备，召开三中全会的决定就是在这个会上作出的，因而这个会与三中全会是连在一起的。邓小平在这个会的闭幕式上所作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也成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因此，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活动，一定要把这个会包括在内。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和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王惠德分在一个小组，我们3人曾在一起有过3次联合发言。现在，他们两人都已先后作古，我对他们十分怀念，这篇文章也算对这两位老朋友一个缅怀的纪念吧！

这次工作会议规模很大，参加会议的人有200多，规格也很高，十一大当选的政治局委员全部到会，现在常说的“三副两高”中的党员和军委常委、各省自治区市党委、各大军区第一把手，以及中央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的第一把手也都到会。200多与会者中，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占2/3，占十一大当选者40%多，另外还有70多与会者不是中央委员，其中有十一大开会时还没有彻底平反的老中委，如习仲勋、宋任穷这样的老同志，还有曾涛、胡绩伟、杨西光、王惠德等比较年轻的同志。这次会议的特点是思想解放，充分发扬民主，既不限制发言时间和次数，又不限制发言范围。会议从1978年11月10日开到12月15日，一共开了36天。会议的内容大大突破了原先提出的讨论农业问题的范围，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继续平反老同志冤假错案的问题，中央机关的人事问题，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这次工作会议闭幕后，休息3天，从12月18日到22日又开了5天会，即十一届三中全会。

杨西光和我一同分在西北组。这个组的召集人是胡耀邦、汪锋和霍士廉。组员除我和杨西光外，还有王惠德和江一真。

在这次会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我和杨西光、王惠德一起有过三次联合发言。第一次发言是在11月13日，由我主讲，内容是就天安门事件，讲充分发扬民主的必要性。我们在发言中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就一定要谈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有相应的改变。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列宁说，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在这里，有一个观点应该在党内明确，那就是我们党在成了执政党之后，仍然应该站在人民群众之中，领导人民群众去争取民主。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不等于争取民主的任务完成。正好相反，在我们国家中还有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而且，今天我们的国家政权，还是列宁指出的那种‘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人民的民主权利经常受到这种或那种侵犯，因此，争取民主的斗争仍旧应该继续下去，而且民主不应该是恩赐的。恩赐的‘民主’是不牢靠的，只有人民自己起来争取到的民主，才是巩固的。而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只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

“从领导群众争取民主这样的革命立场出发，党应该对天安门事件明确表态，指出它是伟大的革命事件。在‘四人帮’即将动手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关键时刻，广大群众奋不顾身地起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完全应该得到我们党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执政的共产党，一方面站到群众之中，继续领导群众进行争取民主的斗争，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夺取了的政权，去保障人民的民主，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配合群众自身争取民主的斗争，并把这两方面的斗争结合起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运用国家政权来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做的一件大事。这样我们就要加强社会主义的司法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不过应该指出，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是民主，法律如果不是在人民群众斗争中产生，不是经过民主程序来制定，它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充分重视和充分信任。如果法律不是在民主的基础上制定出来，不充分反映民主，它就未见得能够真正实施，并且很容易受到破坏。”

党内高层一次真正民主的会议(2)

在我们作这个联合发言前的11月12日，陈云同志在东北小组的发言中，就讲到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他说：“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又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一次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看到简报上陈云同志的发言后，我们三人就在一起研究，决定作一个联合发言，目的有两个，一是响应陈云同志，二是就这个事件谈我党充分发扬民主的意义。王惠德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的言论作过系统的研究，那句‘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的话，是他背出来的。杨西光和我认为，列宁这句话是个一般真理，并且特别符合我国的实际。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把这个发言要讲的内容定下来了。当然，这个发言不只上面所讲的内容，其中我们还引用了社科院法制研究组对《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由中央政法小组起草法律文章的批评，还讲了必须改变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办法和对康生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杨西光的消息很多，在准备这次联合发言时，他讲了不少的情况，使得我们这个发言生动而具体。

第二次联合发言，王惠德没有参加，只有杨西光和我，发言的时间是在11月26日。这时，新华社关于“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的消息已经发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全国报纸已经发表。我和杨西光想通过这件事来批判“两个凡是”，宣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同时，我们感到，批判“两个凡是”，不能不对粉碎“四人帮”后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同志提出批评。他当时是党的副主席之一，是这个会议的领导，这时还没有人点到他的名。我和同组的江一真交换了意见，决定点名批评汪东兴。

江一真在26日上午发言。他讲道，他与汪东兴从长征到延安就在一起工作过，总的印象是好的，希望他多听听别人的批评意见。接着，江一真批评汪东兴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并举了卫生界发生的一些事例。下午我和杨西光就作了个联合发言。这次联合发言由杨西光主讲，中间我插了一些话。在这个发言中我们说:“最近几个月，广大群众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作了舆论上的准备。在广大群众的积极努力下，最近一个时期这个问题又取得较大进展。比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广大群众用童怀周的名义，坚持不懈地宣传天安门诗文和革命行动;有些工人同志编出话剧《于无声处》；许多在天安门事件中受到迫害的英雄们报告了自己的斗争经历和遭遇等。我们的宣传战线，包括报纸和《中国青年》杂志，在这方面也作了积极的配合。但是，正当广大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的时候，却有人在那里横加责难。我们想在这里举一件事，这就是所传张耀祠同志 (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负责人，中央委员)11月3日在信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们手头有一封《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是中央编译局几个同志写的，信中引用了张在讲话中讲到天安门事件的一段:“有人说，天安门事件要翻案。天安门事件有坏人，不然为什么要火烧汽车，冲大会堂呢?‘四人帮’迫害群众悼念周总理，但也有坏人乘机捣乱。华主席讲过，中央有规定，这件事不要再提了，但有人要写文章，给天安门事件翻案，要立碑，说是革命行动，这是什么话!”从这段话看，意图是很明显的，就是对群众的舆论，进行阻挠。

杨西光接着代表他和我两人说:“说到天安门事件，我们还可以说一件事情。今年6月25日，汪副主席找宣传口的同志讲了一次话，其中有这么一段:香港报纸登周总理的展览，有那张劝总理休息的大字报。第一次刊登的大字报有康老、谢富治，这次民族画报刊登时没有了。香港报纸把这两张大字报都登出来，说康生是和‘四人帮’站在一起的。这对党的团结有影响，这个关没有把好。中宣部写了材料给中央。中国人也是这样，也有人在挑。在政协会上，《人民日报》的余焕椿6月8日对天安门事件讲了一大篇话，认为这个案没有彻底翻过来。明明是毛主席说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他们这样讲不是反毛主席反谁?这个问题还要登简报。这本来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你要翻，翻谁呀?余焕椿说，《人民日报》在运动中揭露出大量的事实，说明‘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中捣了很多鬼，这是对的。可是余焕椿说，当时毛主席和政治局都受了‘四人帮’的骗，那就不对了嘛!有毛主席的批示在，这能翻案吗?余焕椿说，今年4月天安门事件两周年时，《人民日报》编了一个天安门诗选的专页，领导又不让登。那是攻击华主席的，怎么能登?余焕椿还说，天安门这个事一定要解决，否则人民不平。他是《人民日报》记者，是个党员，不像非党员那样不了解情况，党员能这样说吗？”

杨西光在讲了汪东兴这段话后说:“不让人讲话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应该像这次会议那样解决好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问题。”接着，杨西光讲，“除我之外，参加这次会议的张平化、朱穆之、黄镇、曾涛、胡绩伟、熊复、张香山等同志都在场。我提出这段话的意思，也是希望汪东兴同志总结一下对这些问题的经验。”杨西光和我的联合发言中还说了张耀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段话:“现在有人写文章，有问题，很严重，有些文章是指向毛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有人不同意发表，有人不同意这时发表。但有的人说好得很，有人用毛主席的话批毛主席，有的不仅是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有的逼省委常委表态。这股风很大，要顶住是不容易的。”张耀祠向张平化说：“你是宣传部长，你要掌握方向。有人说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起来就不一样了。”

杨西光接着说:“张耀祠同志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副主任，并不主管宣传工作，信访会议也不是讨论宣传工作的会议，为什么用这样的口气讲话？”他特别指出:“张耀祠讲话中说‘有人说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起来就不一样了’的话，是什么意思?指的是谁?我们觉得这些话对安定团结是很不利的。”

党内高层一次真正民主的会议(3)

我们这个联合发言的分量是很重的。杨西光对这些事情很熟悉，讲起来如数家珍。我们这次发言全凭事实讲话，我们表示，如我们的讲话与事实有出入，希望到会的人包括汪东兴、张耀祠出来补充与更正。

当然，这个联合发言很长，我也不能全引了。在发言中，我们还批评了《红旗》杂志的熊复，讲了彭德怀的问题，拥护中央要中组部彻底审查康生的问题，等等。

在12月14日，王惠德、杨西光和我又作了第三次联合发言。这个发言是在听了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后作的。这次由王惠德主讲。在发言中，我们除了对这次会议的成功表示祝贺外，着重讲了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事情。我们说：

“华国锋同志在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讨论问题上，承担责任，为大家实事求是地进行自我批评树立了榜样。我们党的主席勇于自我批评，意义十分重大。这对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发扬党内民主，对解放思想，开动机器，都将产生很好的影响。应当说，这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一个标志。”

“我们完全同意邓小平同志讲到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实际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这不再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在这个发言中，我们对汪东兴的书面发言表示了态度，我们引用了宋时轮在中南组的发言，表示同意当中所列举的汪东兴的错误，并且说:“在阻挠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上，汪东兴同志不仅负有领导责任的问题，而且是有思想路线的错误。”他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是否定的。上次我们曾经讲过他在6月15日中央直属宣传单位负责人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内容，他曾经针对那篇文章讲过这样的话:“党性不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也是在那次会议上，汪东兴同志还讲过，报纸上报道邓小平同志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难道华主席、叶主席的话就不精辟吗?同时，汪东兴还对今年以来各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特别反感，他说:“还有一些特约评论员，写的东西不好。特约是谁呀?不知道。听说有的是社科院的，有的是党校的，有的是组织部的，这些特约评论员的文章有问题。”

概括起来，我们的联合发言最后指出:“事实表明，汪东兴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就他目前的觉悟来说，要求他把这些问题讲清楚，看来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实在担心，汪东兴同志的这种态度，对党中央核心领导的统一意志是有损害的。我们建议中央敦促汪东兴同志作进一步的深刻检查。”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杨西光除了同我(两次是同我和王惠德联合)有上述三次联合发言外，还同王惠德有一次联合发言。这四次联合发言，每次都讲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胡耀邦立下了第一功，党校《理论动态》孙长江等同志、南京胡福明是第二功，杨西光也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但是，我看到最近出版的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书刊，对中央工作会议上杨西光的组织活动没有提到，故而在这里把他和我们的联合发言提供出来，一则为了纪念这个人，二则为了供研究者参考。

原载《炎黄春秋》1998年第7期

“皇甫平”文章(1)

“皇甫平”文章的背景与论争◎周瑞金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新闻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舆论先导作用，这是20年来贯穿我国新闻工作的一根鲜明的红线。

从三个重大历史关头上看舆论先导

新闻工作，是时代的晴雨表，社会的风向标。它总是灵敏地反映着人心所向和时代发展趋势。20年前，“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在邓小平、胡耀邦同志的领导和支持下，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新华社为代表的新闻媒体，发动和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具有深远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理论准备。这场大讨论和邓小平同志在三中全会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讲话，成为开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宣言书。

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面临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又一个重大历史关头。当时，广大干部群众都在深刻思考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对不对?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要不要继续深化、扩大?面对这种困惑，邓小平同志在1990年底和1991年初作了两次重要讲话，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讲话中阐述了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的精神，上海《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半月谈》，根据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的讲话精神，发表评论文章，倡导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90年代改革开放的新思路。由此引起一场改革开放“姓社姓资”的论争。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在党的十四大上，全党统一认识，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强调抓住机遇，加快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谈话，成为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历史新阶段的又一个思想解放的宣言书。

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前，我们党又面临着新的、可以说是新时期第三个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在年初去世，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考验摆在党和人民的面前。与此同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处在攻坚阶段，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各种深层次矛盾需要妥善解决，新的思想理论疑惑需要加以澄清。江泽民总书记在这年5月29日到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作出了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新的科学论断和重大决策，成为一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宣言书。又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北京一些新闻媒体闻风而动，根据江泽民同志“五&#8226;二九讲话”精神，兴起新一轮思想解放的舆论宣传，为十五大召开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综观20年来我们党面临的三个重大历史关头，我们的新闻媒体都是敏锐地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紧紧地同党中央保持思想上政治上高度一致，发挥了改革开放舆论先导的作用。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国广大新闻工作者甘冒风险和压力，作出了应有的重要贡献。

“皇甫平”文章的背景与论争

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在上海《解放日报》社工作，时任报社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主持报社的社务、党务和评论、理论、经济宣传等一部分编务工作。我亲身经历第二个重大的历史关头的舆论宣传全过程。因此，本文将着重回顾这一段新闻工作的体会，从一个侧面反映上海新闻工作者是如何为推动改革开放而发挥舆论先导作用的。

面对国际国内的政治风波，在一段时间，我们的宣传工作存在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对立起来，有的甚至偏离了经济工作这个中心。同时，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在滑坡，国有企业的改革遇到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1990年底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同志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要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他特别强调:“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江泽民总书记根据邓小平同志讲话精神，在七中全会开幕式上重申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政策，提出要大胆利用一些外资进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改造。强调“即使冒点风险，也一定要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

“皇甫平”文章(2)

1991年初，邓小平同志按习惯来上海过春节。1月28日到2月28日，他在上海视察了好几家企业，仔细倾听了开发开放浦东的汇报，并就改革开放问题作了许多重要指示。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他又一次阐明“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邓小平同志恳切“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鼓励上海干部群众“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

凭自己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政治敏感，我觉得邓小平同志的两次谈话很有针对性，他是有意识地就全国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问题作一番新的鼓动的。他两次强调市场与计划不是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志，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这正是“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的核心，是深化改革的新思路和主要方向。这不仅对上海工作，而且对全国都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同志不是说“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吗?当时我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负责人，深感有责任遵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加大改革开放的宣传力度。于是，我主动邀集两位同志一起讨论撰写四篇署名为“皇甫平”的文章，阐述邓小平同志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最新思想。第一篇题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放在“辛未羊年”春节(1991年2月15日)刊登，鲜明地提出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交替点上，要增强改革开放的历史责任感，强调“1991年是改革年”，“何以解忧，唯有改革”，“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第二篇题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3月2日刊登)，强调“解放思想要进入新境界，改革开放要开拓新思路，经济建设要开创新局面”，特别提出“不能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两者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再次强调“要防止陷入新的思想僵滞”。第三篇题为《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3月22日刊登)，明确提出对改革开放中的新探索，不能“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而坐失良机”，要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第四篇题为《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4月12日刊登)，强调改革开放需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干部的选拔任用一定要是人民群众公认的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做出实绩的人。

《解放日报》这四篇署名评论当时读者称为“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不少人来信来电询问文章作者“皇甫平”是谁，并说读了文章很受启发，有助于解放思想，打开思路。一些干部来信赞扬文章以加大改革开放分量为主旋律，“说到我们心里去了”。一些经济专家学者反映，文章对市场与计划关系的论述是“及时雨”，有助于推动理论研究，加强我国改革开放的形象。全国不少省、自治区、直辖市驻上海办事处接到本省、区、市领导的指示，要求收集“皇甫平”全部文章，并向报社了解发表背景。一些外国驻沪的领事馆和记者也纷纷来电话询问文章背景，要求采访作者。

与此同时，国内也有一些人利用座谈会和少数报刊对“皇甫平”文章进行责难和批判。他们虚设论敌，无限上纲地指责什么“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它是“精英们为了暗渡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妄图改变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是“改革过程中的阶级斗争”。有人公然责问:“对于那种不许问姓社姓资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更有甚者，有人公然认为“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商品经济是瓦解公有制的根源”，甚至说什么“80年代改革开放造成新的阶级分化，新的剥削制度和新的社会生产关系，为社会主义造成前所未有的深刻危险”。有的文章还鼓吹揪党内走资派，说什么“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党内确实出现了极少数力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要警惕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他们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有的人明目张胆借批“庸俗生产力论”和“经济实用主义”，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邓小平同志。

我们在撰写文章时，是有一定冒风险思想准备的。但我绝对没有预料到，几篇署名评论会招致如此火力凶猛的“大批判”，拿大帽子吓人到如此程度!我们本想进行批驳，但上海市委领导出于维护大局，指示我们淡化处理，不搞争论。这样我们便顾全大局，不予置理，相信大多数干部群众会明辨是非，服膺真理。

“皇甫平”文章(3)

大音稀声扫阴霾

针对这种情况，江泽民同志在199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讲了一大段关于改革开放的话，而且把邓小平同志关于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进行了阐述。1991年9月1日夜，他又下令将第二天刊出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关于在改革开放中一定要问姓社姓资”的句子删去。接着，江泽民同志又在9月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尖锐批评了一家大报对他在纪念鲁迅大会上的讲话作了断章取义，片面强调反和平演变的错误编排。这些都表明了江泽民总书记对那些喜欢拿大帽子吓人，好作抽象争论的人的鲜明态度。

我们根据江泽民同志讲话精神，继续宣传邓小平同志的思想。例如苏联八月变局后一个星期，我们发表《论干部的精神状态》评论，明确提出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决不分散我们的注意力，阐述只有改革开放才是我们的唯一出路。10月间，我执笔撰写了《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长篇文章，着重论述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只有把生产力搞上去，才能在和平演变的挑战中巍然不动。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苏联的衰变和解体的深层教训作一个鲜明阐述，同时，也回答了当时有人把我国矛盾归结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与妄图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的矛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要求搞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矛盾”的错误论调。接着，在12月间，我们又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两论《改革要有胆识》的评论，批评那种反对冒改革中的风险，认为坚持改革开放会被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的错误观点。

真是难忘的1991年！这一年由“皇甫平”文章引发的“姓社姓资”的争论，实质上是要不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论争，是要不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的交锋，归根到底是要不要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斗争。

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尽管已经从一线退了下来，又已88岁高龄，仍以一个老党员老公民的历史责任感，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不辞劳苦，视察南方，发表发聋振聩的重要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地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他尖锐指出“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阐述了社会主义本质和判断是非标准的“三个有利于”原则。他要求抓住时机，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注意培养人，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等等。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曾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具有多么巨大的震撼力量，是我们大家都亲身经历和感受到的。

舆论:改革开放的先导

又一个大年(壬申)初一(1992年2月4日)，《解放日报》又一次在头版显著地位率先发表了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的署名评论，这是全国新闻媒体中最早宣传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接着，中央和全国报纸纷纷发表自己的言论宣传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3月下旬新华社向全国转发《深圳特区报》发表的《东方风来满眼春》通讯，栩栩如生地传播了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的活动和谈话。一个宣传、贯彻邓小平南方谈话，加快改革开放的生气蓬勃的舆论环境，就此在中华大地蔚然形成。《解放日报》也以极大的热情，连续发表署名评论，深入阐述南方谈话精神。4月发表《论走向市场》，系统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在计划和市场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概念。6月初发表《论加速发展》，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抓住时机，发展经济，过几年上一个新台阶的崭新经济思想，并对加速发展如何避免经济过热作了分析。接着，又发表《论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就“姓社姓资”问题提出的根本标准，系统回答了1991年有些人就“姓社姓资”问题提出的责难。7月初，我们又发表《论“换脑筋”》一文，阐述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必然要求人们在行为规范、生活方式、精神状态、价值观念、是非标准等方面“换脑筋”，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

回顾从辛未羊年到壬申猴年这一年的宣传报道，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邓小平南方谈话像灯塔一样廓清了迷雾，扫除了阴霾，集中体现了党心民心军心之所向，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它使人们从“凡事要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激起亿万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极大积极性，变成无穷无尽的物质力量。“皇甫平”文章，也因此获得了解放。曾被当做靶子围攻批判近?年的“皇甫平”，1992年6月在全国好新闻的评奖活动中获得了一等奖。

这表明，在当代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发展市场经济是大势所趋，加快发展经济是众望所归，进一步解放思想是必由之路。顺应这个历史潮流，新闻媒体一定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开拓，不断创新，在宣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前驱的作用。

原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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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1)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戴煌

编者按：作为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拨乱反正重要历史发展时期的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最重要的功勋之一，是在全党同志，特别是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同志全力支持下，坚决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胡耀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6周年了，今年11月20日是他诞辰80周年的日子，我们特发表此文，以表深切的怀念。

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胡耀邦

一、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粉碎“四人帮”后第六天，即1976年10月12日，叶剑英老帅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去北京东城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的家里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十分高兴地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功勋!”

胡耀邦接着说：“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

谈完正事，耀邦问叶选宁：“你能见到华主席吗?”

叶选宁说：“我可以想办法见到华主席。”

“如果你能够见到他，请你把‘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这句话转告给他。”

但是自从请叶选宁捎去那几句话之后，耀邦不但久久未得华国锋同志的回音，而与“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停止批邓、清理冤案、生产狠狠抓的核心要求相对立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却出台了。按照“两个凡是”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错误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要“每隔七八年来一次”；

天安门广场的“四&#8226;五”运动仍然是“反革命事件”；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决定照旧有效；

新中国成立后涉及千百万人命运的冤假错案，统统都不能平反昭雪。

所有这一切，都被当时的华国锋同志归结为“抓纲治国”四个大字!这个“纲”，就是“阶级斗争为纲”。抓着这个“纲”去治国，就是说在继续狠抓“阶级斗争”的前提下，去治理我们这个几乎被推向崩溃边缘的国家……

这等于给“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战略主张猛泼了一瓢冰水!

对此，陈云同志说：从粉碎“四人帮”到第二年3月，仍然“大有杀气”。邓小平同志更直截了当地对人说：“两个凡是”不科学。胡耀邦同志说：这哪是人心为上，而是乱箭穿心嘛！

1977年3月底，党中央下了一道命令：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当他踏进颐和园北中央党校校园的时候，他仍在为如何针对“两个凡是”寻觅一个精确的突破口苦苦思索着。

5月24日，邓小平同胡耀邦、王震谈话时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邓小平阐述道，我们不能把毛泽东针对某个问题的讲话套用到另一个问题上，或把他关于某个地方的指示套用到另一个地方!世界上没有绝对正确的东西。

小平同志的谈话，使耀邦找到了冲破“两个凡是”的突破口。

一天下午，耀邦同志把党校文史教研室从事古文研究的中年知识分子杨逢春，请到自己办公兼宿舍的那座两层的灰砖小楼，对他说：

“我想让你写个东西，你敢不敢、怕不怕？”

“怕倒不怕，不过究竟写啥?”杨逢春说。

“是有关干部工作的文章。”

“可惜我对干部工作情况不甚了解。”

“这不成问题，我可以给你介绍情况；如有困难，还可以找两位同志帮助你。”

“那好，我尽力而为。”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2)

此后耀邦抽空与杨逢春、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的叶杨、陈中以及《人民日报》的几位同志聊了整整两个半天，讲了全国政治形势和落实干部政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耀邦说：这20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二是没有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少数坏人从中搬弄是非，诬陷好人。这是我们党执政后遇到的一次长时期的危机。粉碎了“四人帮”，本来有了彻底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的极有利的条件，以全面恢复党的“八大”确立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很可惜，没有迅速利用这个好转机，现在，党内很多同志都急于要求利用这个好转机，但是要取得根本好转，还需要一个过程。对这样一个过程，既不能操之过急，必须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但也不能松松垮垮，得抓紧。

他回忆起在延安担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时的生活景象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党集中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国民党固然比不上，任何民主党派也比不上。所以常常能转危为安，最终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但从1957年开始的20多年来，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所以，耀邦说：现在要真正地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大量的被迫害的干部解救出来，才能把压在各阶层人民心头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才能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气勃勃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要真正中兴我们的党和国家，非此莫属!

可是，耀邦一转语气说，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同志并不这样看。他们以种种借口轻视甚至阻挠这项工作。因此我们应当从理论上阐明这项工作的正义性与必要性。你们可以组成一个班子，搞出一个写作方案来，文章的题目可以叫做《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写作过程中如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不必让秘书安排时间。

有人问：“文章可以写多长？”

耀邦说：“《人民日报》的一个版面有多大，文章的块头就多大。”

“多长时间拿出来?”

“在力求准确完善的前提下，当然快一点好。因为被迫害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都在眼巴巴地望着哩!”

得到耀邦如此明确的指点，文章的写作进展相当快。耀邦首肯了杨逢春、叶杨、陈中的写作提纲后，不到一个星期，就拿到了初稿，并字斟句酌地作了很多修改。《人民日报》的同志后来也参与了修改，前前后后共修改了17次才定稿。

定了稿，耀邦却让先放着，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发表。1977年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艰难复出后的邓小平提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对“两个凡是”的一个重大突破。耀邦仍认为发表文章的时机未到。他说，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积极筹备中，应该期待原来强调“两个凡是”的同志，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能够接受党心为上、民心为上的观念而改变原来的态度，和全党多数同志一起，化解人们心目中纵横绵亘于中国大地的特大冰山。

但是，在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华国锋同志所作的政治报告，尽管也说了“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说“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却只字不提“平反冤假错案”。在这个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头等重要的问题上，使人们很失望。这时，耀邦感到，发表那篇文章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到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一周年，《人民日报》以整整一个版的篇幅予以全文刊登。广大读者看出了这篇文章的精髓所在。

文章说：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特别重要的就是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因为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被“四人帮”们摧残破坏殆尽。他们大搞法西斯专政，对革命干部进行诬蔑、造谣、栽赃、陷害，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在干部问题上的一整套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谬论和种种倒行逆施，流毒甚广，危害极大。但是，至今有些同志，特别是有些做干部工作的同志，由于受“四人帮”流毒的影响，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前面，工作很不得力，致使一部分有路线觉悟、有工作能力的干部还没有分配工作，许多受审查的干部还没有做出正确的结论，一些混进干部队伍的坏人还没有处理。这些都说明，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仍然是一项严峻的战斗任务。一切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都应该积极地站到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最前列，坚决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绝不能采取庸俗的自由主义态度。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3)

此文一出，石破天惊!一个月之内，《人民日报》就收到一万多封信件和电报，文章作者两个月收到的来信、来电可装两麻袋。这些信电对文章表示百分之百的支持与拥护。有的说：“深受感动，说出了千百万干部的心里话”；有的说：“温暖了许多同志的心”；有人则“希望继续大造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舆论，推动各有关单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有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在长篇电报上说： “我们全家人冤沉海底已有多年，全家老少边听广播边流泪。认为这下一家子人可以盼到大天亮了……”

然而，要使每一个冤沉海底多年的家庭都能很快盼来这“大天亮”远非易事。在这篇文章广为传播后，一些省市和中央的一些部门对落实干部政策仍然在“顶牛”，尤以一向都是“审干”、“定案”核心的组织人事部门为最。有的组织部干部打长途电话责问《人民日报》：“这篇文章是哪里来的?有没有中央文件作依据?如果你们不根据中央原有的文件精神办事，这么多案子咋平反?这只能搞乱局势，制造新的不稳定!”有些地方和部门的党委和组织人事干部也说：“这事很难办”，缘由是：“前任首长批的，现任无权过问”；“好不容易定了的案，现在不能翻烙饼”；“揭批‘四人帮’、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重，顾不上再搞这档子事”……说得最软和的，也是“问题太复杂，只能慢慢来”。

怎么办?

《人民日报》的一些同志和文章作者又一次在耀邦家里碰了头。耀邦说：“这不奇怪。自从我们的党诞生以来，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些正确与谬误的重大斗争。有时恰恰是谬误的一方占了上风，这风还刮得很猛烈，简直是台风十二级。但只要正确的一方沉着应战，坚持不懈地努力，最后总会取得胜利。现在我们也正处在与一股新的‘十二级台风’相抗衡的关键时刻。我们既然已经坚定有力地跨出了第一步，就决不后退，并努力扩大已经打开的突破口。”

接着耀邦用苏东坡的一句名言鼓励在座的同志：“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他希望这些同志“都有当仁不让、坚忍不拔之志”。

那么在党的“十一大”刚刚结束后的这股“十二级台风”究竟风源起于何处?人们的目光所及，最明显的风源就是当时由郭玉峰把持的中共中央组织部。

二、为了平反冤假错案，胡耀邦说：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郭玉峰，原为部队的一名军政委，曾被康生赞为解放军几十位军政委中“最优秀的”。“文革”后不久，他被派到中央组织部和中监委“支左”，接着就肩负起全权掌管中组部的重任。在他的把持下，现在中组部对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持消极、抵触态度。这里的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常常把来访的党员、老干部拒于千里之外。许多老干部说它像一座“官衙门”。

粉碎“四人帮”后，“文革”中被打倒的原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到中组部上访，想诉说诉说林彪、“四人帮”对他的诬陷迫害，要求落实政策，给份工作。不料郭玉峰竟叫人把舒同挡在大门外。

本来，舒同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有很多老战友和老部下，但经过十年动乱，音讯隔绝，他不知这些同志情况怎样，不便贸然拜访，只得摸到万寿路的中组部招待所暂住，等打听出有熟人可投时即离开。郭玉峰闻报，又让招待所的人把舒同的手提包扔出门外。这些奉命办事的人对舒同恶狠狠地说：“郭部长指示：你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

此刻在北京，在中央各机关，尚有6000多名干部被继续“挂”着。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原对外文委副主任陈忠经这样的老同志，竟被人统称为“社会糟粕”而没人敢用，只得在家待着。

在外地，被“押解”在外省市的许多老干部纷纷给中组部写信，要求早日“天大亮”，有人愤怒地责问郭玉峰：“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再这样拖个没完没了，难道要把我们拖到下棺材吗?!”

这些，郭玉峰充耳不闻。

那么，对原来就是中组部和中监委的陈野苹、袁任远、张策、张志杰、杨士杰等一批老同志呢?都一样，也不给他们落实政策。粉碎了“四人帮”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在天天扫院子，连办公大楼都不准迈进一步。

中组部靠边站的老同志为了党的命运，也为了个人的尊严，纷纷奋起抗争，被迫使用了那时通常使用、他们此刻也不得不使用的大字报。一霎时，西单商场北邻的这个大院就糊满了大字报。许多大字报认为，这些年，中央组织部在郭玉峰的把持下，才真正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阎王殿”。这个“阎王殿”的特色是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完全背离了党的优良传统。还有些大字报厉声斥责这位中组部领导，继续糟蹋坑害党的干部就?对人民的犯罪!老同志们强烈要求立即给他们妥善安排工作。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4)

郭玉峰听说院子里贴了为数众多的大字报，不免大吃一惊。立刻叫一些还能接受其颐指气使的人，“赶快撕”。可是，他在前面叫人撕，老干部又在后面跟着贴。老干部党支部书记杨士杰，把被撕下来的大字报，一捆一捆地送到了当时还在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还有人把大字报送给了胡耀邦。

耀邦翻阅了这些大字报，急得在屋内来回疾步走，并连连轻声自语：“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谁下油锅!”

他让人打了几个电话，请来了《人民日报》和中央党校的几位同志到自己家里商量：如何冲破落实干部政策的层层阻力?下一步怎么办?耀邦说：看来第一篇文章是打响了，凡是受冤挨苦的人都欢欣鼓舞。但要切实解决他们的问题，仍然关山险阻。这就需要我们下决心，一关一关地闯过去。但丁在他的《神曲》中说过：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的说法是：“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下一步，我们既要选登各地干部群众强烈要求落实干部政策的来信，还要组织文章谴责郭玉峰们的极“左”作为，同时发表由点到面的落实政策的消息，逐步打开平反冤假错案的局面。

他与大家几经研究，确定第二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文章应着重挑明，一些主管组织工作的同志和某些组织部门，对落实干部政策犹豫不决，患得患失，能拖则拖，能推则推，严重妨碍了这项重要工作的开展。

耀邦动情地说：革命战争年代，干部到了党的组织部门，就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感到十分亲切温暖。但是这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破坏，一些组织部门在“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控制下，干了不少坏事，把党的组织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完全破坏了。我们要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彻底批判这种反常状况，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重新发扬光大，把党的组织部门建设成真正的“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

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用通栏大标题，发表了这篇署名“本报评论员”的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同时在第二版，也在《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的总标题下，发表了从众多来信中精选出来的5封读者来信。接着，《人民日报》连续刊发了一些地方已经落实干部政策的报道。

这时，中组部的同志对郭玉峰的斗争声势越来越大。《人民日报》又把中组部老同志们的一批新的大字报，整理成一篇《情况汇编》，题目叫《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以报社党委的名义送给了叶剑英和当时负责中央宣传部的耿飚同志。

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老一辈领导同志的积极干预下，1977年12月初，中央决定，郭玉峰调离中组部。经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竭力举荐，胡耀邦接任中组部的第一把手。由此，中共中央组织部才终于重新焕发出昔日之光彩。

三、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的“一句话、两个要求和一个大动作”

胡耀邦于1977年12月15日到中组部后，立即与全体同志见面。中央组织部不少同志向笔者回忆说，耀邦这次见面给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一句话、两个要求和一个大动作。

那句话是“积案如山，步履维艰”。

耀邦说：“这山究竟有多高?光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间的重大案件，诸如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问题、内蒙古‘内人党’问题、东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新疆马明方等同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杀头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等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谁也说不清。‘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还有建国前囿于历史环境和条件而形成的一些冤假错案，一直推到当年苏区的冤案，等等，这叫‘积案如山’!”耀邦说：对于建国后和“文革”中每一项冤假错案的清理和落实被冤屈同志的政策，固然是党的组织部门责无旁贷的首要任务，而对于建国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不管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或战争环境的影响，还是受康生等人的阻挠破坏而没有解决或解决得不彻底的，我们组织部门也要把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当做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是，阻力是很大的。郭玉峰这样的极左人物，还是不少的。我们每向前迈一步，其难其苦都如攀登喜马拉雅山，所以说“步履维艰”!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5)

耀邦说：不管如何“维艰”，我们也要有“会当凌绝顶”的决心。为此，他向大家提出了这样两个要求：

一、要求大家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把党的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一扫这些年来“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官衙恶习，使每一位来访的党员、干部，不论党龄长短、资历深浅、职务高低，都能感到一视同仁的亲切温暖，无话不可谈、无事不可求，把“四人帮”们的那股习习阴风一扫而光。二、“今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散会后，他立即采取一个大动作：把中组部所有还在“靠边站”的老同志——杨士杰、张策、章蕴、曾志、蹇先任、陈野苹、何载等几十位部局级老干部，一一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谈心，他请这些老同志帮他分挑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重担。

谈完话，他立即给这些老同志分配了工作，并成立了阵容庞大的干审局，这个局有1位局长和6位副局长，其首要任务就是落实干部政策。不久，曾被错划为“右派”的何载就接任了这个局的局长……

如此放手大胆、雷厉风行，是中组部很多同志始料未及的。此后，中组部的同志坚决贯彻落实耀邦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精神，对推动平反的进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四、胡耀邦身体力行，中组部重新成为“党员之家”

中组部的同志们认真贯彻耀邦在见面会上所提的要求，为蒙受不白之冤的同志的平反尽职尽责，而耀邦也身体力行，夜以继日地工作。从此，“党员之家”的美名重新大振。

1978年1月，胡耀邦到中组部安排工作就绪后的第一个月，每天就有几百人到中组部上访，全月来信达6麻袋。

在这许多来信中，有一封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205位干部的联名信反映，对外文委已被撤销，原属1000多名干部中的800多人已被分插到有关各部，只有他们这205位一直“没人要”，特向“党员之家”、“干部之家”求助。信末署名有副部级干部5人，司局级干部14人，处科级干部86人，精通多国语言文字的科级以下干部100人，其中包括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革命战争年代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陈忠经等同志。

耀邦看了信愤愤地说：“这简直是瞎胡闹!对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这样的老同志，怎么都诬称他们为‘社会糟粕’呢?怎能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之类的不由自主的客观存在，就剥夺他们继续为党工作的权利呢?‘文革’十年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磨难，难道还不够重吗?”他随即指派中组部干部组负责人与国务院政工组取得联系，共同组成了一个工作组，由干部组的成员带队，前往调查研究。

工作组兵分数路，跑东城走西城，一一看望了这批著名的老同志，分别召开了七八次座谈会，请所有长期受压抑、遭冤苦的同志畅所欲言。这205位同志都深受感动。他们表示：没想到给中组部的信发出不久，中组部就派人了解下情，“党员之家”的传统终于又回来了。

工作组前后忙了十余日，写出的关于这些同志为何久久不能安排工作的《情况简报》，耀邦阅后批下这几行字：

①这个材料很值得一看；

②请工作组顺从大家的心愿，一抓到底，限定时间，做完该单位全部同志的工作分配和妥善处理；

③立即考虑其他单位也推行“领导上第一线、一抓到底、干净利落全部解决问题”的办法。

依照这个批示，中组部把临时的干部分配组充实改称为干部分配办公室，不但迅速解决了对外文委205位同志的工作安排问题，还统一领导了对中央各部委“靠边站”的6000多位干部的工作分配。

消息迅速传遍中央各机关、北京各高等学校。中央民族学院(即现在的中央民族大学)讲师郑仲兵，听说中央组织部果真成了“党员之家”，立即给中组部打电话，明言要找胡耀邦。接话的人回答：“耀邦同志现在已外出办事，由上访干部接谈组负责人陈野苹同志接谈行不行?”郑仲兵说了声“行”，就与陈野苹在电话中谈了起来。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6)

郑仲兵说：“‘文革’之初，谢富治主管的公安部大肆推行《公安六条》，滥杀无辜，我私下表示过不满，并说过谢富治、江青、中央文革与林彪也有摩擦等，结果就被打成‘诋毁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遭到了长时间的折磨，两次被关进监狱，后来在干校土牢中又被关了4年，差点送了命。现在粉碎了‘四人帮’，虽然获得了人身自由，但这段冤情一直无人予以昭雪，能不能请耀邦同志在百忙中过问一下。”

“好的，”陈野苹说，“我一定向耀邦同志汇报，请你放心。”

不久，胡耀邦就亲自过问了这件事，他想亲自找郑仲兵谈话，后因有急事改请中组部宣教局局长代他接待郑仲兵。这位局长对郑仲兵说：“耀邦同志说：‘一、这些年你蒙受了不白之冤，向你表示慰问；二、你的问题很快就会圆满解决；三、请你写一份有关谢富治问题的材料，耀邦同志等着要……’”

后来，郑仲兵与中组部同志接谈后不久，公安部就给郑仲兵做出了平反结论，恢复了名誉。

一天，著名老报人恽逸群，到北京申诉他的延绵26年的沉冤。

这是一位1926年7月北伐战争刚开始时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1932年奉党的指派进入新闻界，先后担任过《立报》主笔和《译报》、《导报》总编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相继担任过《新华日报》华中版总编辑和社长、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华中新闻学校校长、山东《大众日报》总编辑。上海解放后，出任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和社长兼华东新闻学校校长、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等职，并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协会前身——青年记者协会的创始人之一。

1952年3月，恽逸群因两条“罪行”被开除党籍。一是1950年，他曾给上级党委写信反映其地主姐姐被人打伤的情况，并请求允许其姐入院治疗；二是，他将《解放日报》的一笔公款借给一位友人开办小煤窑。他被开除党籍后，1955年，发生了潘汉年冤案，他又因曾两次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从事过地下情报工作，而于同年5月10日被秘密逮捕。公安机关对他侦查审讯了一年半。查明他与潘汉年纯属正常的工作关系，但仍把他继续关押了9年。在这10年半中，他一直被孤囚一室。同年11月下旬，最高人民法院判他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1965年12月8日，他被“假释”离京，并严嘱“不得对任何人透露被捕经过及判决书的内容”，然后被安排到江苏省阜宁县中学图书馆管理图书，每月只给生活费37元。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他又被“群众专政”，关进了“牛棚”，成年累月地挨批、陪斗、挂牌示众，并从事冲刷厕所等力所不能的重体力劳动，终于积劳成疾得了严重的哮喘症。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不久，71岁的恽逸群支撑着孱弱多病之躯，几乎是讨乞要饭地赴京申冤，但无人闻问。

1978年夏天，他风闻中央组织部又成了“党员之家”，立刻到中组部上访。胡耀邦与他亲切长谈，热情慰勉，表示一定要为他的冤案彻底平反昭雪，并介绍他去见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申请撤销那“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的原判和恢复名誉。当年8月，中组部根据恽逸群本人“先工作”的迫切要求，把他安排到南京的中央第二档案馆临时干点工作，每月生活费暂定120元，其他待遇、职务等彻底平反后解决。

1980年4月，最高法院与公安部先后撤销1965年原判，宣告恽逸群无罪。

1982年10月，中共上海市纪委筹备组做出了复查结论，并经中纪委批准，撤销1952年给恽逸群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恢复其党籍。

1984年4月13日，又经公安部复查，认为1980年对恽逸群宣告无罪的平反不够彻底，遵照《中共中央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精神，重新为他做了结论：“恽逸群同志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在潘汉年等同志领导下，在上海、香港等地从事党的情报工作期间，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对革命事业有一定的贡献。1955年，恽逸群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审查处理，蒙冤20余年，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恽逸群到南京中央第二档案馆临时工作后不久，于1978年12月10日因旧病骤发而去世，虽然，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晚了一大步，但在胡耀邦与他长谈之后，他就预感他的一切冤情总会得到彻底洗雪，所以，在享年73岁临终时，他是瞑目与世长辞的。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7)

秦川，又一位老报人，也曾踏入耀邦家门槛，向耀邦诉说了自己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坎坷遭遇。

“大跃进”时，他已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当了七八年的宣传处长，听到各地对“大跃进”颇多非议。他去江苏、福建、江西、四川、陕西等地深入调查，觉得浮夸风和对自然环境的毁坏等情况确实非同小可。回到北京汇报调查所得，他说，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就曾告诫全党，主观主义能导致亡党亡国亡头；那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主观主义也照样能够导致社会主义的失败。他说，在全国，现在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不会失败。但在个别地区，这种失败不但是可能的，而且眼下已经成了现实……

他的这番议论很快传到了康生耳里，康生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失败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一道令下，秦川被定为“右倾分子”，撤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皖北东部山区来安县半塔集劳动。1962年1月，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各地纷纷为彭老总等人之外的“右倾分子”平反，中宣部的领导，要秦川谈谈如何通过“劳动锻炼”改变了“社会主义失败论”。但秦川直截了当而又十分简要地回答：“我不但分毫没改，而且觉得这种失败已是铁的事实，因为饿死了许多老百姓就是严酷而有力的证明！”由于不认错，部里没有安排他的工作，要他自找门路。秦川找了当时任中央工交政治部主任的老熟人谷牧，谷牧让他担任了工交政治部宣传部长。耳目遍布的康生得到了“小报告”，即刻驱车到谷牧家大吵大闹：“你怎么能用这种人!嗯！”

谷牧只好让秦川去太原汾河西岸的山西化肥厂搞“四清”。搞了一年半，谷牧奉调去主管国家建设委员会，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接任工交政治部主任，才把秦川一并带回北京。“文革”风起，秦川遭到了更甚的打击迫害。“四人帮”垮了台，他还一直被挂着。

秦川恼怒地向耀邦陈述冤情，耀邦边听边插话说：“康生在党内的历史，几乎尽是耍阴谋诡计的历史，不知有多少好同志被坑在他的魔掌中!”

秦川要求给份工作，耀邦说：“没问题”，并留他共进晚餐。不久，经中央批准，秦川被分配到《人民日报》担任副总编辑。

那时候，不但中组部大门前的上访者人来人往，就是耀邦住宅前也常常聚着一群上访的人。耀邦早对住宅守门人员打了招呼：“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

一天大清早，武汉钢铁研究院党委书记朱鸿翔来到耀邦家门前。他向守门人员说明了来意就直奔后院，到卧室找到耀邦。尽管耀邦为修改文章，到凌晨2点才睡觉，他还是倾听了朱鸿翔的诉说。

原来，朱鸿翔的妻子周甦原是湖北省委组织部的干部处处长，“文革”中遭到“四人帮”余党的残酷迫害，被活活打死，一直没有人为她平反昭雪。耀邦动情地说：“我一定要为周甦同志彻底平反!”

这时已早晨7点钟了。家里人招呼耀邦快吃早饭好上班。耀邦匆匆刷牙洗脸，带着朱鸿翔来到小餐室。餐室里已有几位上访人员。耀邦请他们一一在长条餐桌的两边坐下，自己坐在一头边喝粥边说：“时间紧，只能这样和大家说说话了，请同志们原谅!”他接着向朱鸿翔继续说：“我们一定会为周甦同志彻底平反。但现在冤假错案积累如山，请你给我们一点时间。你看给我们3个月的时间行不行？如果过了3个月，周甦同志的冤案仍未平反，你不妨再来找我，你看怎样?”

朱鸿翔连连应声说：“好好好。”耀邦才转向另一位上访者，等他放下早饭碗，6位上访人都已谈了话。他与他们在住宅门前一一握手，才登车去中组部。

不到3个月，周甦冤案就被彻底平反了。朱鸿翔及其家人对耀邦家的这一幕终生难忘。

又一个上午，一位年逾花甲的女同志扶着一位双目几近失明、拄着拐杖的老大爷，来到中组部大门内传达室。他们只给胡耀邦留下一封信，没说几句话，就转身离去。

他们就是原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档案局和中央档案馆负责人曾三及其老伴沈义，此时曾三已72岁。

1924年就在家乡湖南益阳县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的曾三，1931年着手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无线电通讯事业，先后担任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电台政委兼台长和红军通信学校政委，为第二、三、四、五次反“围剿”和两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各部队的通信联络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曾三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秘书局局长、中办副主任及新中国第一任中共档案局局长和中央档案馆馆长，先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党的“八大”代表，为全党和全国档案事业的开拓和发展起了核心领导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曾三以“里通外国”、“盗窃扩散中央机密档案”、“推行修正主义档案工作路线”等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残酷迫害。尽管曾三本人自幼就有一目色盲和白内障，另一目因多年从事通信报务和秘书档案工作而视力很弱，而且眼底出血长期不愈，但他也同其他人一样，和老伴沈义一起被押往江西进贤县农村“五七”干校种地割草。

全国档案资料工作先进经验交流会，1959年6月3日在北京开幕。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在大会上讲话。（新华社稿）沈义也是一位老革命。1928年她16岁，就在广东海陆丰根据地闹革命，“文革”前已担任国家档案局党委书记。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8)

1973年，曾三双目越发模糊，实在没法再干任何体力劳动，经中央办公厅批准回北京治病。老两口住政协礼堂东侧丰盛胡同原中央直属机关小招待所的一小间房，自己买菜烧饭，挤车去医院，苦度残年。

粉碎了“四人帮”，曾三被恢复了正部级待遇。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房管处给这两位老同志在复兴门外三里河南沙沟部长楼大院分了一套房，但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政治部的人却横竖不给住。

万不得已，老两口只得上访中组部，给日夜操劳的耀邦同志留下一封信，恳请耀邦在可能顾及的情况下，帮他们解决这个大难题。

耀邦正在楼上开会。看罢这封信忙问：“曾三、沈义同志呢?”送信上楼的同志说：“走了，放下信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耀邦叹了一口气，为没能和几年不见的两位老同志当面长谈而深感惋惜。他当即停下正在进行的会议，相当激动地向与会的同志宣读了这封信，然后说：“现在硬是有这么一些人，不把许多老同志整个死，也要把他们整脱一层皮，处处事事都刁难至极!”

他在信上写了几行字，请人即刻送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汪东兴也批了几个字，曾三老两口才搬进了一座部长楼的三层楼。但此刻曾三的视力只有01，上下三层楼，有一回两次踩空，险些摔断骨头。他们要求调整到没有危险的一层楼，结果顺利实现了。

类似曾三、沈义老两口在中组部传达室放下信转身就走的举动，早有多起。这加深了胡耀邦积思已久的考虑：许多迭经磨难的老同志的心都被整碎了，加上他们又一向谦逊自爱，对许多个人的困难和要求都是一忍再忍，轻易不愿麻烦别人，实在忍无可忍，也仅仅寄封信、送封信而已。

由此耀邦想到：一定还有许多老同志把好多应该一吐为快的话硬憋在肚子里，应该主动找他们谈谈。这时，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就住着一批尚未“解放”的老同志：周扬、丁玲、林铁、王从吾、金明等等。

耀邦请来《人民日报》的同志，问可否去万寿路招待所找这批老同志聊聊。报社的同志欣然从命。第二天，他们以《人民日报》的名义去看望这批老同志。

在交谈中，周扬对《人民日报》刚刚发表的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十分赞赏。这篇文章说：“党的组织部门是‘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而不是整人的机器”。周扬说，许多年来，很少见到党报上发表这种令人感到很亲切、很振奋人心的文章了。他向报社的同志说了许多积郁已久的心里话。

但是，有些同志却不大愿意敞开心扉，问他们有何意见、要求或困难，他们好像都嗫嗫嚅嚅，诚惶诚恐。

耀邦听了汇报，感叹不已。他对《人民日报》和中组部政研室的一些同志说：“许多老同志被整怕了，被整得心碎了。应该关怀爱护他们，鼓励他们重新振作起来。”“平反冤假错案，帮他们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只是‘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一方面的工作，而更重要的工作是鼓励他们放下包袱，为党的中兴肩负起历史性重任!”

接着，他与这些同志共同研究，决定再写一篇题为《老干部的光荣责任》的文章，激励所有为革命事业作过艰苦斗争和奉献的老同志，都要挺起腰杆放眼未来，在这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新时期，勇于承担历史重任并搞好传帮带，把党的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群众路线、民主作风、谦虚谨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传给品质优良的中青年干部，快马加鞭地中兴我们的伟大事业。1978年2月19日，发表了这篇长达万言的文章，在全国引起了重大反响。

五、为“右派”平反的两次会议：

烟台会议山重水复，民族饭店会议柳暗花明在为“文革”中遭迫害的干部落实政策的同时，耀邦也在考虑如何为“右派”平反的问题。早在1977年到中组部工作的前一个月，他在指导有关同志撰写落实干部政策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时，就建议执笔者加了这样一段话：“需要特别指出：对那些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对象，应当真正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出力效劳、将功赎罪的机会。”这就为“右派”的平反委婉地埋下了伏笔。

1977年12月，胡耀邦调到中组部没几天，他就问中央组织部过去管“右派摘帽”工作的同志，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这些同志立刻明白，耀邦要狠抓这个大案的平反工作了。

1978年春天，专为解决“右派”这个大难题的会议将在山东烟台举行。会议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配合，研究如何妥善处理“右派”的遗留问题。

按当时掌握的资料统计，全国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人已先后有5批摘去“右派”帽子，尚有10多万人必须全部摘掉帽子，并连同过去已经摘去帽子的都应给予妥善安置。

耀邦预计，由于世人不会很快摆脱“左”的束缚，这次会议很可能发生激烈争论。他特地委派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和另一位干部陈文炜出席会议。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9)

不出耀邦所料，烟台会议上果然发生了原则性分歧。“右派”摘帽5人小组主要负责人认为，在妥善安置方面不再歧视他们但不搞甄别平反，只对极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作为个别人的问题予以实事求是地改正。中组部的杨士杰、陈文炜等人表示不以为然。在闭幕总结会上，杨士杰特地就“右派”的改正与安置问题讲了话。他说：反“右派”运动已经载入史册。今天我们对待“右派”的改正与安置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说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改正，而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多少改多少。他引用耀邦刚进中组部对他讲的一句话：“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杨士杰说，同时也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上的疏漏，使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得不到理所应当的解决。他还特别强调，当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同志，许多都是学有所长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不但是我们党的财富，更是全社会的财富。对他们改正和摘帽后的安置，不能单纯地只就其生活问题就地安置，而应当通过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与会的许多人当时还没有觉悟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们还习惯于“句句是真理”，因而杨士杰的发言立刻炸了锅，连采访会议的记者也意见分歧，相持不下。会议最后仍以牵头的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名义，向中央拟了一个《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由中共中央作为1978年的11号文件，转发全国遵照执行。

但杨士杰和公安部部长凌云等人对这个《报告》表示“保留意见”。回到北京后，许多同志认为烟台会议没有真正地解决问题，必须向中央反映会议真实情况。大家建议，由陈文炜以会议参与者身份写出一书面反映。陈文炜写好后，送请杨士杰过目，杨士杰签了名，立即派人送到会议主要牵头人的统战部。统战部有关人一再询问杨士杰：这是个人意见，还是中组部的意见？

为慎重起见，陈文炜、杨士杰专门向耀邦作了汇报，耀邦看了陈文炜书面反映的副本当即表示：“我完全赞成!”事后，他又让中组部政策研究室的同志以中组部的名义，直接给中央写了个报告，并把1957年10月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找出来一道附上去，再请中央定夺。

报告送上去迟迟未得回音。耀邦隔三差五就让杨士杰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打电话问一问。断断续续地催问了3个月，终于催来了回音：还是烟台会议的五大部再次开会，研究“右派”改正问题。

这次会议在北京的民族饭店举行，当五大部的人马在那儿聚拢时，竟又发生了一场舌战：坚持“单纯摘帽论”的同志说：过去的是是非非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再一一清账了；今天只要统统摘帽子，当做自己人看待，就够可以的了。也有的人说，如果几十万右派都“改”过来，全党不就乱了套了吗?还有的主张不管怎样，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总得留下一些“样板”，不能都改了。

针对这种议论，杨士杰拿着一些正式文件材料，理直气壮地在会上说：“党的历史上也曾经为一些冤假错案平过反、纠过正，都是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促进了事业的发展，还未听说过‘乱了套’……”

杨士杰的这一席话，最后得到了“五人小组”成员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公安部部长赵苍璧、中宣部部长张平化、民政部部长程子华等人的认同。他们一致表示：赞成杨士杰的意见。杨士杰高兴得立即给中组部打电话：“解决了，解决了!”

于是，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的名义，拟出了《贯彻中央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中共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以当年55号文件向全党转发这个方案。

这个方案，与5个月前转发的烟台会议方案相比，有了明显的不同：它不但对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在安置使用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同时作出了“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的明确规定，而且特别增加了“关于改正问题”的一段话：“对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

消息传出，全国人心为之大振。紧接着在耀邦同志的直接统筹建议下，新华社发布了《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人民日报》配发了《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的社论。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10)

未几，以“右派”改正为中心议题，《人民日报》发表了《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与气魄》的评论员文章；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公安部错划右派全部改正》的消息，随之中央党校和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错划“右派”被全部纠正的消息，纷纷见诸报端。《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特别强调：“中央党校、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的改正工作所以进展较快，是由于他们对这项工作有认识，有较强的党性和政策观点，对那些负屈20多年的同志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但有些地区的有关部门，面对这项重要工作，犹犹豫豫，摇摇晃晃，至今不敢切实抓起来。这样的精神状态同当前的大好形势是不适应的。要办的事情很多，一定要珍惜每一个人力、每一分时间，尽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这项工作做好，从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事业上去。”

无疑，这不啻于快马加鞭，全国迅即形成一股股改正“右派”的强旋风。被改正的“右派”很快就突破了50万大关。后来，我由于工作之便而得知，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达552877人，占1957年国家干部总人数的58％。这场大解放，是粉碎“四人帮”后我党以实事求是精神解决一系列问题的一个大胜利。

胡耀邦是位有名的“红小鬼”，他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功劳。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指导支持下，为拨乱反正，为党的事业的中兴，作出了不朽的重大贡献。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第一线的一个重要成员，为实现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为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同其他同志一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千百万因为胡耀邦参与领导的“大抢救”而得到第二次“解放”的人，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全党和全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历史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

原载《炎黄春秋》1995年第11期

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1)

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　陈敏

最早提出“私营经济”

陈敏（以下称陈）：我想了解一下你25年来的理论探险、思想探险的历程，可以称做郑炎潮历险记，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是讲讲你作为广东理论界的改革先锋之一，与广东理论界其他改革先驱如卓炯等以及与广东政坛的改革先驱比如任仲夷先生等的互动。第三个层面是把你和你的师友们的理论历险、思想探险与广东改革开放25年的历史联系起来考察，把你们的个人命运和广东25年的命运联系起来考察。

郑炎潮（以下称郑）：那我就谈一下。关于这些问题，我手头有一些资料，这些资料很陈旧，但应该还有价值（手持已发黄的1982年研究生毕业论文，封面题目是《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及其发展》）。这是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是我最早和最有代表性的论文之一，是今天要谈的我的第一份历史资料。这是论文原稿，写成时间是1982年。当时我的导师是黄家驹教授和丁家树教授，但我精神上的导师主要是著名经济学家卓炯教授，当时他在广东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兼任华南师范大学经济学研究生的授课和指导导师。现在看来，这份论文的学术价值我认为有两点：其一，在我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经济”概念；其二，提出“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理论是经济改革的基础理论，它决定着经济改革的方向、目标、内容，关系到我国在这次改革中能否探索出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我国应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

（手持另一份资料，封面题目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篇文章是我在小平南行之前写的，小平南行是1992年春，我这篇文章是1991年11月结的稿。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小平南行之前学术界已有探讨，并留下了一些文稿，但开始没人敢发表。小平南行后，就马上发表了，我这篇是在广东《学术研究》杂志1992年第一期发表的。

苦难出学者

陈：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学术生涯吗？

郑：我是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的，毕业后分在陕西一个汽车大修厂工作。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制度，1979年我考入华南师范学院读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

陈：这是你的幸运，你的学术生涯从广东开始，从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开始。

郑：是的。正因为身在广东，而我国改革开放广东先行一步，所以我可以把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广东省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进行超前性的理论研究。

我1979年进校，1980年确定论文题目，1981年开始写。写之前已允许个体经济发展并且很多个体户雇工人数已大大超过政策规定（当时只准许雇工8个），已经有了特区（深圳特区是1980年年底挂的牌）。广东的个体经济、中外合作经济、外资企业和私营经济最早发展，为什么呢？一方面因为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方面因为广东是侨乡，百分之七八十的港澳同胞和华侨是从广东出去的，国门刚打开，港澳同胞和华侨就回乡投资或支持亲人发展个体经济或中外合作经济等。所以我的理论不是个人空想出来的，是先有这些社会实践作研究素材，我才能够写出我的毕业论文。为什么我的毕业论文产生在广东，而不是产生在别的地方呢？因为当时内地没有这些社会条件。

陈：你是理工科出身，为什么会转向社会科学研究？你的这种理论兴趣跟你的个人生活有什么关系吗？

郑：我的人生转向、我的理论兴趣跟我的个人经历是分不开的。我的老家是著名的侨乡之一广东恩平，大学时代，每次放假回家总要听到很多偷渡香港或国外的故事，总有一些乡亲突然就再也见不到了，甚至有一些乡亲因为偷渡淹死在海里，这对我刺激很大。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选择在中国生存发展，而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偷渡境外？为什么我的同胞苦难深重，而报纸上却始终莺歌燕舞？我不能不思考，中国到底怎么啦？中国的路到底该怎么走？

我以前是学理工科的，读大学以前，我没有任何社会理想，我是农民的儿子，父母都是文盲，苦了一辈子。我考大学的目的，就是离开农村，吃商品粮。进大学后正好碰上“文革”，“文革”给我们带来灾难和伤害，同时也激发我们反思和追求。我发现我不适合搞理工科，下决心改行。这里也有一个故事。大学时代，我曾经是重点批判对象。我本来“根红苗正”，和当时的所有红色青年一样盲目崇拜。后来我为什么从崇拜转到怀疑？家乡的苦难教育了我，“文革”的苦难教育了我。为什么跑那么多人又死那么多人？为什么停工停产？为什么搞武斗？为什么搞残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些问题从自然科学和理工科教科书中是找不出答案的，于是我相信只有研究社会科学，才能找到救国救民的道路。那时我先读马恩列斯毛传记，后来又读华盛顿、拿破仑等名人的传记，渐渐得到一个启发，就是要树立伟大的志向，干一番事业，这就渐渐改变了我原来那种淳朴的、原始的、中国式的所谓个人理想。开始从一个听话的孩子，变成一个怀疑者、一个“问题”青年了。

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2)

陈：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

郑：我1966年迷信般地崇拜，1967年还崇拜，1968年开始怀疑甚至是“叛逆”，反对“文革”，怀疑林彪，认为毛泽东思想也可以一分为二。1969年就开始寻找自己独立的思想。我的一帮同学，都有这个经历。

陈：不是你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

郑：对，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都很不幸，有的被打成反革命，有的被捕坐牢，有的被流放到新疆或西藏。我是比较轻的，没抓我，只是作为系里的重点批判对象，大会小会批，并隔离起来，两个同学看守，从吃饭到睡觉到上厕所都跟着我，搞了半年。那时我还不到20岁。

陈：也就是群众专政。

郑：对，群众专政、同学专政。毕业时，我的鉴定是这样写的：“犯过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政治错误，不能重用。”然后把我送到部队农场锻炼，再分配到工厂从事技术工作。一直到报考研究生前3个月的1979年3月，西安交通大学平反“错案”，才通知我的工作单位将我的原鉴定撤销。

我为什么要研究社会科学？因为现实让我困惑，我的思想挨批判而无法找到答案。我用业余时间看了很多书，试图从书中找到答案，主要看马列经典。刚好机会也来了，1978年恢复高考，我下决心考研究生，转向研究社会科学。为了考研究生，我白天上班搞技术，利用晚上和业余时间把马克思写的3本《资本论》、3本《剩余价值理论》从头到尾通读了两遍，几乎每一页都有圈点或批注。我对马克思经济理论较熟，功底就是那时打下的。1979年，我考上了经济学研究生，实现了从事社会科学的愿望。

绝处逢生的一次会见

陈：还是回到开始的话题，从你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讲起吧。

郑：读研究生是我实现人生理想的起点。选定《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及其发展》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的题目。关于这篇论文还有几个故事。

我的毕业论文在全国最早提出“私营经济”这个概念。当时我在广东作了大量调研，根据这些调研我断定，个体经济蓬勃发展的趋势已经是不可阻挡。但当时有一个政策，个体经济可以搞，不过必须有一个量的限制，比如雇工不能超过8个。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了。经过研究，我发现马克思的这个说法与广东改革开放实际不符。照搬马克思这个说法，对发展经济、对改革开放只会起束缚作用。我认为需要一个新概念来定义和规范超过雇工8人的个体经济，叫什么呢？我当然不同意叫资本主义，就自己定义了一个概念，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但这个概念很敏感，政策不允许，又不符合马克思经典理论。论文答辩前夕，导师告诉我，关于私营经济那一章必须放弃，不放弃，你的答辩肯定不能过关。当时我很痛苦，到底是放弃自己长期研究和创新的理念，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计后果呢？我自己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学校也没法解决，最后还是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们都知道，任仲夷书记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他1980年到广东，来之后遇到了难题，因为政策规定个体经济雇工不能超过8个，但广东的个体户相当多，雇工十几个，二十几个，甚至几百个都有。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他也很苦恼，当时就要广东社科界研究。那时我没参加有关会议，我还只是一个研究生嘛。但我听到了这个消息，很高兴，我正好研究这个题目啊。于是我从毕业论文中抽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那一章的打印稿，没有作任何修改，用信件单独寄给任书记。我的研究生论文9万多字，这一章大概近万字。

陈：是用平信还是挂号信寄？

郑：平信。信封写上“广东省委任仲夷书记收”，贴了一张8分钱的邮票，就寄出去了。

陈：你为什么要选择直接寄送给任书记呢？

郑：为什么我要直接寄给任书记？因为当时我的印象中有这么一件事，听说中国社科院比我早一届的两个学经济的研究生来广东调研，任书记亲自接见他们。这让我很意外也很感动，我想，堂堂省委第一书记，原来这么平易近人，连研究生调研也接见，那我为什么不试探一下，看看我的论文能否引起书记重视。

当时对这事，我是既抱希望又不抱希望。抱希望是因为我认为，要是任书记能看到我的文章，那么它应该有参考价值，对解决广东的现实问题应该有作用。不抱希望是因为任书记肯定忙，一封平头老百姓的普通信件，他未必能看到。

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3)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不到一个星期，任书记的电话就打过来了。不是直接打给我本人，是打到我们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处办公室的。任书记说找郑炎潮，办公室主任说小郑不在，有事我们转告吧。任书记说不行，这事没法转告，一定要和小郑本人谈谈。任书记留了一个电话号码给主任，要我晚上跟他联系。

我当天晚上就直接与任书记电话联系。电话拨通，我问你是任书记吧？他说是啊。我说我是郑炎潮，你打电话找我啊？他说，是啊，我打电话找你找不到啊。我说什么事啊？他说，你的论文，我收到了，我看了之后，觉得非常好，我想约你谈谈这个事，你有没有时间来？我说可以啊，我也想请教你啊。他说明天来吧，怎么样？我接你过来。我说，不用接，我自己坐车就行了，我知道你在省委。他说，你不用自己来，我派车接你。他好像很为难，说是他请我的怎么能让我自己去。但我不想来一辆省委的专车到学校接我，我不想惊动大家，想低调一些。于是我坚持自己去，说不用劳烦你。任书记只好同意了，并告诉我下午3时在省委办公楼三楼他的办公室等我。

按约好的时间，第二天下午2点半快3点钟的时候，我赶到省委，跟门卫说任书记约我来的，门卫就把我放进去了。我直接就到了任书记的办公室。

陈：他的办公室没有别的人？没有秘书把关？

郑：没有别的人，我直接就找到他了。他要我先说说论文的基本观点，我就把论文主题结合调研资料和一些具体案例，作了一个简单的陈述。然后任书记讲话，他的大意是说，现在对个体经济，只能扶持不能压制，但要扶持个体经济，首先就要给个体经济正名，如果个体经济头上始终悬着一把“资本主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个体经济还怎么扶持？还怎么发展？到底超过雇工8人的个体经济该叫什么？他们也没想好，也还没有制订新的政策和办法。他说，刚好这个时候看到你的论文，你的论文非常好，为我们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我们正在苦恼着啊，个体经济超过了马克思的“8个规定”，我们不好坐视；但如果我们管错了，又会压制新生力量，给我们的经济带来损失。你这个“私营经济”的概念提得好，它不属于传统的公有经济范畴，但又不是资本主义的，按你的说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构成，并且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辅助和补充”，它不但没有损害社会主义反而发展了社会主义，那么它当然是有益的，当然不能够约束它，它该怎样发展就怎样发展。所以你的论文非常好，我支持你。并且我们还要围绕着你的这些观点，制定一个政策，给它取个正式的名字，就叫做“私营经济”怎么样？让它发展，让它壮大。

最后，任书记鼓励我继续研究。他非常理解搞社会科学的难处。用他的原话就是，“在中国搞学问不容易”，“有风险”。当时我的论文还没有答辩，但导师已经提醒我有麻烦。我没给任书记讲这事，但任书记好像知道似的。他说：“你搞这个有风险，你已经超出了马克思的书本，人家说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说你反马克思你就成了反马克思。”我说，我没有反啊，我说马克思也主张解放生产力，列宁还有“新经济政策”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借鉴呢？他说，你这个比较好，但真做学问，终究是有风险的。不过你不要怕，时代在进步，你要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选准自己的研究方向，选准了方向就要坚持下去，坚持自己的追求，坚持自己的学术品格，不要为任何非学术的评价所动。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在广东，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两位，一个是我的精神导师卓炯，再一个就是任仲夷。转眼20多年过去，两位恩师一个已经故去，一个还在世但已是风烛残年。真是岁月无情。但无论岁月怎样无情，两位前辈的人格和精神会激励我一辈子从事学术研究。

陈：任书记跟你的谈话持续了多少时间？

郑：任书记跟我谈话，开始时不到下午3点，谈到下午5点。后来他说，小郑我要处理个事，你再和我们政策研究室的雷宇同志谈一谈，我就失陪了。雷宇是从辽宁跟他来的，他从辽宁来广东别的什么人都没带，就带了个雷宇，安排在政策研究室当主任。他把雷宇介绍过来，我跟雷又谈了将近一个小时。

陈：那么在他接见之后，你的毕业论文就很顺利地通过了，没什么阻力？

郑：对。本来有麻烦，但任书记接见之后，导师对我的看法改变了，并且有些领导放了一个风，说我们学校培养了一个很好的研究生。我的毕业论文因此顺利通过。

陈：一次接见改变了你的毕业论文的命运，也改变了你一生的命运。

郑：是的，如果没有任书记的接见，毕业论文通不过，那我就不能毕业，就没有人敢要我了。当然也有出路，但肯定没有学术上的出路，我的研究生涯也许就此终结了。

陈：后来还同任书记有联系吗？

郑：有，后来我们还会面过两次，一次是1988年，一次是2000年2月。

陈：都谈些什么内容呢？

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4)

郑：1988年，我听说他身体不太好，去看望过一次，问候性地说些保重之类的话就走了。2000年2月，由原广州市市长杨资元安排我和任书记在广东大厦谈了一个多小时。我们俩人回顾了“私营经济”从不允许存在，到概念提出和转为政策扶持，到现在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短短20多年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们感到非常欣慰。

三大群体推动广东改革

郑：刚才谈的是决策者，现在回到学术界，谈谈卓炯。卓老是广东理论界先驱，是我们广东理论界80年代的一面旗帜，也是全国的旗帜之一。他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商品经济，80年代初提出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我国突破计划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当时卓老是我的授课老师，主讲《资本论》，开专题讲座。

陈：当时他带几个研究生？像不像现在有些导师动不动就带十几个、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研究生？

郑：没有的事。那时我们经济学专业总共才6个研究生。我的论文也得到卓老的指导，所以说卓老是我经济学研究的启蒙老师之一。我跟卓老感情很深，研究生毕业我分到广东省社科院，就是他把我要去的，在他的主管和指导下进行研究。当时可以留校，或者去政府部门和大企业，但我还是选择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其实在学术上我跟卓老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卓老对我影响最大的还不是学术，而是人格。他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人格和学者品格影响我。做学问，最重要的就是人格。

照我的看法，广东改革开放的推动者，大致有三个群体：一是以任仲夷、习仲勋、袁庚、梁湘为代表的政治家，他们有思想，敢创新，负责任；二是以卓炯为代表的一批理论工作者，他们大胆探索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探索多元经济成分、探索对外开放理论，使广东理论界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处于超前地位，不断有新理论为改革开放先行作决策参考；第三是企业家，个体企业家、私营企业家和外资企业家，各种非主流企业家、非公有制企业家及国有企业家，他们改革探索，不断创新，为广东理论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社会实践的活水。三大群体联手推动广东改革开放，广东才有今天，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基本评价。

坚持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动摇

陈：刚才主要谈了“私营经济”理论引出的风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两个概念也是你较早提出和一直坚持的，这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

郑：我为什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因为当时出现一个问题，中国改革目标究竟是坚持计划经济为主还是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之路，我很困惑。当时广东的实际情况是，价格慢慢放开后，一半以上价格由市场调节，形成了市场价格为主的新格局，而我们在理论上宣传上，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就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状到底如何评估？改革的路到底该怎么走？改革之初我们“摸着石头过河”，这可以理解，因为我们走的是前人没有走过的改革开放之路，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陈：和红军长征一样。同样是绝境突围，同样是最初时没有明确目标，走到哪儿算哪儿。

郑：是这样的。改革之初只能这么办。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在改革之初是没有理论准备的改革，是没有预先设计的改革，是没有整体方案的改革，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碰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但到了80年代中期，问题就严重了，广东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新格局：个体私营经济大发展，港澳台资和外资大量涌进，分配理论突破，价格放开等，现实与传统理论相冲突，我们必须确定改革的方向、目标和对改革进行总体设计。

因此，大概从1986年开始，广东理论界就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概念，并公开发起对“市场体系”的系列研究。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了解广东市场发展的情况和广东人的困惑，察觉到了市场经济问题，提出研究改革目标和市场经济问题。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并不清楚这个来头。省有关部门提出进行广东省综合改革试验方案研究，指定4个人，每人牵头设计一个。我是中青年学者的代表，我牵头设计的那个方案现在还在，方案明确提出广东要搞的是“市场经济”。1988年初，广东省经济学会、广州市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广东社科院、广东省商业经济学会、广东省经济发展中心、中山大学、华南师大等联合发起，召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双月研讨会”第一次会议，我提交了一篇关于改革目标是市场经济的文章，反响较大。那次研讨会结束之后，主办单位委托广州市研究中心主任王利文、我和广州市研究中心的张向荣3人，按大会研讨的精神写份高水平的研究报告，后来被媒体称做“3人团勇闯市场经济‘雷区’”。

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5)

王利文把我们安排在白云山制药厂招待所，与外界隔离了5天，写成《广州、广东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报告》。报告完成后，王利文到北京，将报告送给了当时的国务院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家马洪，马洪又交给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等，吴敬琏作了热情洋溢的评论，马洪便通过有关人员把我们的报告和吴敬琏等人的评论一起送给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领导人非常关注，在报告上批示：“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和探讨的理论问题。”等于是充分肯定了我们的报告。随后，报告又在《红旗》杂志《内部文稿》1988年4月发表。至此，在市场经济理论这个问题上，广东理论界以广东市场转型的社会实践为主，结合国外经验，在全国理论界率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改革的目标。这当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广东整个理论群体的贡献，广东理论群体的这个突破最终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

但在1989年之后，“鸟笼经济”的主张盛行一时，市场经济理论则遭到严厉打压。所谓“鸟笼经济”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在当时环境下，广东省一些机构也组织“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研讨会”，请我参加，我拒绝参加。1991年11月，广东社科界召开“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理论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我参加了。我提交的论文旗帜鲜明，标题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用新的思维去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用新的思路去创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场就有朋友担心地说，你这文章是不是太厉害了！

陈：你1987年就主张并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我们接受这个概念是1993年也就是党的十四大之后。

郑：1992年小平南行，讲过“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经济”，这是原话。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在此之前确实很少有人讲和一直坚持。1991年我在“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理论研讨会”上提出这个概念，但研讨会不敢安排我作大会发言。《学术研究》杂志跟我很熟，我问与会编辑：能不能登一下？那位编辑直摇头，说这文章谁敢发。但他们的一位副主编会后看到我的文章，有点心动，说可以考虑吧。正在考虑，刚好1992年春小平南行，他们听到风声，壮了胆，就把文章登出来了。

文章发表不久，小平南行的消息公开报道宣传了，接着，十四届三中全会把中国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写进了全会决定。我们广东理论群体10多年的苦斗至此总算有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

经济改革的核心是产权

陈：也就是说你们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完满的结局。

郑：是结果，不能说是结局。因为纵然确立了市场经济理论，但我的困惑并没有解决。我讲的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这和通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完全一样。我主张的市场经济体系是以解决产权问题为基础，即以公私融合所有制和民族产业为基础，而不是以传统的公有制为基础；传统的“公有制”只能是传统的计划经济的产权基础，不可能构成现代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以传统的公有制与现代的市场架构嫁接，这是很多人理解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在我看来，这大错特错。传统的公有制跟现代市场经济根本无法兼容，现代市场经济需要自己独有的产权结构。因此，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重组产权。也就是说，当务之急是重构市场经济基础；只有在重构市场经济基础的前提下，才谈得上树立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进而也才谈得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然，就现在的情况来说，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基础目标还没有达到；基础目标没有解决，框架、体系问题不可能解决。也就不能说确立改革目标的任务已经完成。我们理论工作者的思想探险之旅，远没有结束，我们还需要继续探索下去。

陈：我注意到你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题目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问题。

郑：是的。在20多年前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中，我已经意识到产权和所有制问题的重要性。这篇论文明确讲道（拿着研究生论文指着说）：“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基础”；“经济改革是生产关系的变革，而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既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又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彻底的经济改革，必须以彻底的理论为指导，不仅仅要解决计划与市场、集权与分权、行政管理与经济管理关系及物质利益分配等重大理论问题，而且必须首先解决并自始至终要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理论问题。”20多年前形成这样的理念，我从未放弃，今天则更加强烈。

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6)

现在我就可以讲讲我的另一篇论文《中国产权改革论纲——理论创新与总体构思》（手持论文原稿），这篇文章是我1993年春写的。广东的改革实践表明，多种经济成分大发展，私营经济大发展，股份制经济大发展，中外合作经济大发展，人民拥有的财产大量增加，产权交易比如房产交易等已经存在，证券市场、金融市场都已经存在，产权市场已经形成，社会实践走得很快，理论不能回避，理论要迎头赶上实践。一定要确定产权改革这个目标，解决产权基础，刚巧也是跟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相呼应和延续吧，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改革的首要和根本的问题，在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后，这个问题就显得尤其突出了。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后，广东省经济学会会长曾牧野教授、王利文和我等人又发起，联合广东8个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在南海市西樵山召开“市场经济与产权改革研讨会”，大家推荐我为大会秘书长。我撰写了《中国产权改革论纲——理论创新与总体构思》并出席大会。

陈：你谈到的这个产权问题实在太重要，能否对你这方面的主张作更深入的说明？

郑：我的论文提出：“用市场经济新体制全面取代计划经济体制，最根本的是要彻底清除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基础——旧产权制度，创建市场经济借以建立的基础——新产权制度。”“改革的根本是重构新产权制度。”“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产权制度全面取代计划经济的旧产权制度，逐步建立一个以公民（个人）产权为基础，以多元化公有产权为主体，以私有产权为辅助的公产与私产长期并存、相互依赖、相互促进、互补长短、平等竞争、协调发展的公私混合产权结构；在产权多元化、分散化、社会化基础上，使产权运行、配置、管理市场化、法律化；形成各种产权自由联合的开放性、国际化的产权新制度。”基本想法就是：以公民为产权主体，混合产权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体架构，如果不是以真正的人民产权制度为基础，你叫什么完整的市场经济？而我这里的“人民”，当然不能是抽象的人民，而必须是实在的人民，具体的人民。实在的人民、具体的人民拥有实在的、具体的财产权利，经济上的人民主权才可能实现。有了经济上的人民主权，才谈得上其他领域的人民主权。我这篇文章的要点在《南方日报》发表了，大概发了2000字左右。当时就引起了不同反响，有的支持，有的则指斥为“私有化纲领”。我主张的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少数人的私有化，我主张的是广大公民拥有自己财产的民有化，我主张的民有化实际上就是保护公民财产权。公民财产权神圣不可剥夺，这是现代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有些人把我的民有化放在资本主义私有化的筐子里，又把理论问题政治化。我在理论上的每次超前、创新，都是在对广东改革开放、中国改革开放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潜心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是在我觉得已经到了非解决这些要害问题不可的时候，但几乎每次超前、创新，开始我都要受到不公正的评价，过一段时间又证明我的理论是正确的，就这么一个“否定——承认——又否定——再承认”规律。真是在中国做人难，做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更难。但我现在一点不后悔，在中国进行理论研究和创新，必须作好付出代价的充分思想准备，而我在中国改革的转型期，尽了一个学者的责任和良知。

从1000年的沧海桑田中提炼我们的人生智慧

陈：关于你以后的人生，大概是怎样规划的？

郑：我有一个很宏大的规划。现在我已经57岁，我的生命不多了，充其量有20年的学术生涯，因此我必须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的东西搞出来。从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到这个《论纲》，是我公开发表文章的一个“休止”，我不想再在报纸上发表没用的文章、应景文章，我要把中国放在人类历史的长河和世界的大舞台中，从西方、东方不同的道路，从西方、东方的兴衰成败，反思中国的命运，探索中国的未来之路，建立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

我在广东改革开放前沿的经历是25年，我的研究，始终以社会实践为前提、以社会需要为前提。所以不能说我是什么天才，只能说我生而有幸，生活在中国转型期这个大历史时代，生活在广东这样的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使我的大脑时刻受到现实的强烈撞击，使我时刻不满现状，时刻探索，进行超前研究。从私人所有到全面公有，再从全面公有到公私混合所有，从公有经济的兴衰到私有经济的兴盛，再到公私混合经济的新选择，这样的沧海桑田，人类在西方可能花了上千年、数千年的时间，而在中国只用了半个多世纪。人生苦短，但我们的人生并不短，我们在一生中经历了人类上千年、数千年的沧海桑田，这是我们这代中国学者最大的幸运。能不能抓住这个机遇和幸运，从人类千年沧桑中提炼出真经、真知，从而建立我们的知识谱系、思想谱系，改变我们中国人的生存环境，这是我们人生成败的关键，我将毕生为之求索。

陈：谢谢！

原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7期

年广九与“傻子瓜子”的两次沉浮(1)

年广九与“傻子瓜子”的两次沉浮◎邱健

前10多年，安徽出现了名闻全国，远销港、澳和北美地区的“傻子瓜子”，一时风靡全国。“傻子”也就成了改革初期人们交口议论的新闻人物。“傻子”年广九前后两次沉浮，却又神奇地与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关怀分不开。年广九每当与人津津乐道回味他的发家史时，总是从心底发出肺腑之言:“邓主席是我的恩人，是他指引我走向发家致富的光明大道！”

市场经济的冲浪儿

位于芜湖市大戏院40号的大杂院，是“傻子”年广九的老屋，也是“傻子瓜子”最初的大本营。1984年笔者去芜湖首次访问他，去那儿参观他的“旧战场”。在那零乱的大杂院里，他指着一个旮旯告诉我，他过去就在这里炒瓜子，院门被好心的房主时时插着，“打办”的人一敲门，他就从院角的平台上翻到邻院，一溜烟地跑掉了。他很诙谐得意地对我说:“这还是我从电影《地道战》中学来的游击战术呢。”

年广九大半生命运多舛。他最早是做水果生意的，60年代受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冲击，水果摊多次被查抄。后来又搞长途贩运，又被没收了自行车和现款，还以投机倒把罪被判有期徒刑一年。获释后，谋生无路，只好重操旧业，偷炒瓜子，提篮小卖，怕被“打办”干部逮住，便每天换一个地方，和工商人员“捉迷藏”，度过了多少凄惶岁月。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不少人都原以为小商贩对政治是麻木的，眼里只装着钱。其实他们在长期的求生中锻炼出高度的敏感和迅疾的反应力。他们一只眼盯着市场行情的起落升降，一只眼注视着改革的细微变化。他们本小利薄，经不起折腾，懂得每项政策都关系着他们的身家性命。当年广九开始重炒瓜子时，芜湖瓜子行业还一片萧条，国营商业出售的瓜子又苦又咸，其他一些小贩偷偷摸摸地炒的瓜子也都质量平平，基本上无技术可言，但是南方人喜欢吃瓜子，年广九这个生意老手，以他殊于一般小贩的眼力，看到这桩生意的远景，他琢磨如果真的要靠炒瓜子为生，就非得炒出个与众不同的品位来。

他尝遍了芜湖名家瓜子后，又背上挎包钻进“东方红”江轮的大通舱，溯江而上奔南昌、武汉，顺水下苏州、上海，了解各地瓜子行情，将各地瓜子都买上一包。回到家中，他把瓜子摊了一桌，手把一杯清水，轮换品尝各种瓜子的滋味儿，每品完一种就漱口再品。年广九终于悟出窍门来了:要想瓜子炒得好吃还又好嗑，一是配料，二是火候。于是他就边炒边摸索，每炒完一种，便揣上几包上街，悄悄拦住过往行人求他们帮助嗑嗑这瓜子的口味和生熟程度如何?满意不满意?

就这样，年广九博采众议，反复改进，大锅小炒，精制配料，逐渐形成了风味独特的“傻子瓜子”:甜中带辣，咸里透鲜，融南北口味于一体，一嗑三瓣。终于把“傻子瓜子”卖出了名气，撒向全国各地。1984年，“傻子瓜子”日产18万斤，雇工103人，远销全国20多个省市和香港市场。1985年4月，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副领事访问安徽，特意要求安排在芜湖参观“傻子瓜子”工厂，其后英国《金融时报》，美国VOA电台等相继在海外为“傻子瓜子”扬名。

“傻子”的头脑和生意经

全国许多报刊都相继刊登过“傻子瓜子”的报道，可寄来的文章，“傻子”从来一篇不看，也没法看，因为他是地道的文盲，一天学也没上过，总共会写5个汉字:“年广九”、“同乙(意)”，“意”字不会写，只好写成“甲乙丙丁”的“乙”，不过不识字也难不倒他，目睹不行靠耳闻，他可以从收音机、电视机中感知中央精神，可以靠秘书处理文牍协议。别瞧他不识字，他头脑中装的东西一套一套的。新奇的见解层出不穷。他说:“在中国做生意光有经济头脑不行，还必须有政治头脑，要长两个心眼。”他还说:“现在中国瓜子市场才开发了一半，没有一个真正的瓜子市场。台湾只有10来个瓜子厂，可面对全世界销售。台湾商人有眼光，他们在江苏淮阴县与农民订约，种了5万亩瓜田生产瓜子，赚了很多钱，我们还在睡大觉，思想没开放，经济头脑赶不上，中央精神就落实不了。”

年广九虽是大老粗出身，目不识丁，但他做生意却鬼灵鬼精。人们问他怎样才能当一个合格的经营家时，他一本正经地说:“我年轻时在瓜果摊当过学徒，跟在老板后头跑，看着他们怎么说话，办事，长见识，这些都懂了，才能正式上岗位。”

年广九也曾短期在饭馆、油行、布行等行业干过，对炒货行业的一招一式，他更是内行。他做生意是凭他的直觉和经验来处事的，思路十分敏捷。有一年当他听到大西北生产瓜子的地区遭灾的消息时，他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立即派人去抢购原料，因为他尝过货源枯竭的苦头，没有了货源，也就没有了他的“傻子瓜子”。

年广九与“傻子瓜子”的两次沉浮(2)

1984年，江西吉安食品厂厂长4次来芜湖，与炒货行业商议联合办厂，均未有结果。年广九得知后，直接到当地考察了一次，当下即拍板定案。江西吉安县地处山区，交通不便，经济不发达，别人认为是劣势，但他却看到有发展的潜力。他常有一句口语：“越是困难越能见胜利。”他说这些地方交通不发达，外边的商品运进去很困难，但越是买不到的东西，就越好卖，这是潜力很大的市场。人们都佩服他有长远的商业眼光。

一个“傻子”带动一座“瓜子城”

1978年末，那个事关中国大命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全国的新闻媒体都在寻找能够体现时代特征的典型，“傻子”年广九炒瓜子致富、他的传奇经历以及年广九的独特个性，令许多新闻界同行趋之若鹜。笔者也曾在1984年专程去“瓜子城”——芜湖市进行了专访，后于1985年在《新观察》杂志上发表了《年广九和他的傻子瓜子》的长篇通讯，当即由《读者文摘》转载。由于媒体的介入，年广九在公众面前的形象也开始越加透明起来。

芜湖这座瓜子城的崛起，缘于“傻子”年广九的带动。有不少芜湖人从事炒瓜子是步了年广九的后尘的，年广九在前面探路，他们只是他的尾随者和合作者。曾经有过“米市”这个光荣称号的芜湖市，在年广九和他的“傻子瓜子”的带动下，才再一次辉煌了起来。

从1981年秋天起，沉寂了多年的芜湖瓜子行业骤然复兴。4年中，瓜子市场异军突起，名牌林立，涌现出一群声名显赫的瓜子大王，出现了57家瓜子公司、工厂、商店，其中38家是个体户。据当时芜湖工商局个体科科长介绍:这38家是领取了专营瓜子营业执照的，至于大量的兼营瓜子的个体户，就无法精确统计了。市场上有20家亮出了牌号:“神农”、“春光”、“康健”、“龙凤”、“玉兔”、“双虎”……到1985年，芜湖终于形成以“傻子”、“迎春”、“胡大”、“友谊”四大瓜子公司为支柱，而以“傻子”和“迎春”为两大巨头的“瓜子城”。

这些瓜子厂家都没要国家一分钱投资，而是自筹资金，不断扩大生产。1981年全市瓜子产量不到100万斤，到1984年就猛增到3240万斤(其中不包括与外地联营加工的1500万斤)，创造了5600多万元的产值，当年上缴国家税利达500多万元，其产值居全市第三位，而创造这笔产值的从业人员还不足1000人。

邓小平与“傻子瓜子”

奇怪的是，当芜湖瓜子之路被年广九闯出来之后，给年广九带来的不是荣誉和赞词，不是更多受益者的感激，相反，更多的是责难。

“傻子心太黑了，为了自己挣钱，不惜血本降价挤垮别人。”这是指年广九在1981年那次为保存自己实力，实行削价销售的竞争措施。

有人说:“那小子家里到处是钱，连褥子底下铺的都是钱。”

有的还说：“他还雇了不少长工呢!他从小就贩这倒那，心术不正，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好几回了，到现在还死不悔改呢。”

这个把自己也当成“傻子”的年广九，对这些话充耳不闻，别人越讲得凶，他就干得越欢，似乎是在赌气。一次，他对来访的记者诉出了自己心中的委曲:“我是挣了不少钱，可我为炒瓜子受过的那些苦谁知道?在芜湖，也不是我一个人富了，我的好多徒弟都跟我富了，是国家的政策让我们致富的，难道都没看见?”年广九在芜湖瓜子业的处境，虽然有些孤立，他的脾气也越来越坏，但他对炒瓜子这个行业的劲头并未受到太大的打击。

“傻子瓜子”顺利打入上海和华东市场，起势之猛使年广九本人也始料未及。1982年下半年，小小的“傻子瓜子”，在上海人的家庭中已可与糖果、蜜饯、巧克力分庭抗礼了，据说上海糖果的滞销和许多人爱吃“傻子瓜子”有一定关系。1982年春节，上海竟吃掉了10万多公斤瓜子。上海人为了能买到“傻子瓜子”，不得不在商店门前排起长龙，有时长龙竟达四五百米。出售“傻子瓜子”的商店不得不挂出“限量购买，每位一斤”之类的告示。

年广九与“傻子瓜子”的两次沉浮(3)

然而，年广九的“傻子瓜子”工厂毕竟还是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厂，面对大上海这个中国第一大市场，供求链条被日渐绷紧，告急消息频频传到芜湖总部，订货单如雪片般从各地飞到芜湖，求购的电报也接二连三地传来。如果说商家有货卖不出去是一大苦恼，但货源不足，供不应求，也是一种莫大的无奈。1983年3月，无计可施的年广九买了芜湖“迎春”瓜子10万斤，分别装进“傻子瓜子”的包装袋运到上海救急。莽撞独断的年广九只想先应付订货单，并从中捞到一个差价。他却没想到，这一着弄巧成拙的招数，却给他带来了灾难。

精明的上海人很快就识破了其中的猫腻，立刻对这种假冒“傻子”品牌瓜子口诛笔伐。《解放日报》《新民晚报》都刊登了批评消息，上海市工商局也立即立案，查清年广九以伪充真，并在销售伪“傻子瓜子”过程中偷漏税款43万元的错误。消息传出后，《人民日报》也给以极大的关注，在一版显要位置将此事向全国披露，并加了评论，对“傻子瓜子”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评。

也正是这批冒牌的“傻子瓜子”，成了年广九一连串败走麦城的伏笔。年广九从此陷入了他人生的低谷，年广九和“傻子瓜子”的声誉在芜湖也一落千丈，在全国各地人们对“傻子瓜子”也逐渐淡漠了。

就在这偷税风波尚未平息之时，前往安徽视察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到了芜湖。当车队经过年广九的瓜子摊前，市委书记向总书记指向窗外说:“这个就是‘傻子’的摊位，他的工厂雇了30多工人炒瓜子，群众有些反映。”

总书记胡耀邦在去芜湖之前，安徽省委也有人向他提过这个问题，他说:“三十几个人嘛，不要动他，先看一看。”市委书记又试探着说:“年广九偷税的问题，群众反映也很大。”总书记回过头来答道:“偷税当然不行!”

1983年12月，国务院有关领导在听取工商局汇报时，年广九偷税的事再一次被提出来。有人对年广九目前经营的规模很担心，问是不是要限制他发展。姚依林副总理答道:“现在全国个体户600万，还不到1000万，我们是不主张限制的。现在个体户比1949年少多了……‘傻子’偷漏税不对，但他把瓜子炒起来了。以前有不少人炒，‘文化大革命’搞光了。有‘傻子瓜子’不是坏事，是拾遗补阙。再看一看吧……”

年广九没有去埋怨别人，他知道自己走错了这步棋，受到批评和经济处罚也是应该的。这时他想到了党，想到了组织。1984年3月，他请人代笔给当时的省委书记黄璜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黄书记:我‘傻子’年广九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体户，我是吃安徽粮、喝安徽水长大的。虽然几经波折，但我坚信党是伟大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尤其是我每次从外地回到安徽，看到‘振兴中华，建设安徽’几个大字时，我就无比激动。这些年来，我以销售瓜子赢利的钱为芜湖捐款3万元，为安徽灾区捐款2万元，为敬老院捐款1万元，其余全部存入银行。我挣的钱是人民的，等我死后全部交给国家……”

年广九与“傻子瓜子”的两次沉浮(4)

一周后，黄璜书记给他的复信全文刊登在《光明日报》的一版显要位置上。信中肯定了他近年来对社会所作的贡献，也批评了他在“傻子瓜子”经营中所犯的一些错误，并且十分诚恳地希望他能继续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奋力拼搏，不气馁，不消沉，为社会多作贡献。

转眼到了中秋，被芜湖人称为“傻子”的年广九怎么也未想到，他炒瓜子的事不仅被捅到了北京，而且还惊动了日理万机的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

10月2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邓小平专门提到了这件事:“……还有的事，用不着急于去解决。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啊!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多少人，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它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消息传到年广九耳朵里，他乐不可支，如沐春风。3年来，他天天都像是走在一条钢丝绳上。他心想你们不是要上告我吗，现在邓主席说我没有伤害社会主义。

“傻子”年广九非但没因雇工和逃税的事重进班房，反而又一次成了一夜之间蜚声全国的新闻人物，这是年广九本人和要整他的人都没有想到的。年广九“傻子瓜子”的事，作为党在历史新时期的一项改革政策的体现，其意义是深远的。

年广九苦苦思索之后，决定申请搞联营，为的是要进一步扩大经营。1985年4月，年广九个人与芜湖市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芜湖县清水镇工业公司3家开始挂牌联营。年广九提供“傻子瓜子”商标，连同他个人的技术入股，那两家负责提供资金，由年广九出任总经理。

“傻子”东山再起

不论今天的年广九如何富有，他毕竟是一步步由穷困潦倒中走过来的，他深知穷人盼富的那种急切心情。为了尽快让刚成立的“傻子瓜子”公司上马并尽早见到效益，年广九苦思冥想增效新招。正巧，当时中国市场上兴起一股有奖销售热，为数不少的百货公司和商店，抛出大把大把的彩票、奖券，奖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其名目繁多为建国以来所少见。年广九也赶着这股浪潮，决定将每斤瓜子提价一角钱，在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大张旗鼓地展开有奖销售，并提出很大的赌注:150万张奖券里设奖10等，一等奖1名，奖小卧车一辆，二等奖2名，各得摩托车一辆……

有奖销售刚红红火火地开了头，第一天芜湖就销售了31万公斤，在此后的两周内，全国各地共销售230万公斤。于是，不少人开始议论说:“傻子”真行，不论干什么都能碰上好运气。

令人遗憾的是，这只是昙花一现的短命辉煌。鉴于当时不少人借着“有奖销售热”的机会，以次充好，以伪乱真，搞乱了市场，上面突然来了一道禁令，禁止一切单位搞有奖销售。这道禁令造成年广九的公司瓜子大量积压，资金无法回笼，损失63万元，对注册资金不足30万元的公司来讲，等于两次倾家荡产!

这次的损失确实不能怪年广九经营无能，而是风雨无常。由于“傻子瓜子公司”元气大伤，也使芜湖瓜子行业出现了无可抗拒的整体滑坡。

年广九与“傻子瓜子”的两次沉浮(5)

2008年10月12日，年广九在安徽芜湖的专卖店里照看生意。

屋漏偏逢连夜雨，“傻子”接受了这次教训后，决定将他的个体小船驶进无风的港湾，他再次重新与芜湖市新芜区联营，又建成一家集体性质瓜子厂，仍由他出任总经理。新芜区原只是想用“傻子”的招牌，而生产由区里管，年广九仍像办个体瓜子厂时的小业主一样，一切由自己说了算。区里派来的几位副经理看不惯他在工作上的独断专行，便向检察院举报他有经济问题。终于在1989年9月的一天，年广九被关进看守所受审，罪名是贪污和挪用公款，很快全国许多报纸又纷纷披露。后经调查，他在经济上并无问题，只是查到他再婚超生和婚外恋的私人生活问题。结果，中级法院以流氓罪判处年广九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执行。几个月过去了，终于等到了市检察院的正式起诉书，当法院开庭调查时，尽管“傻子”律师、辩护人条条按法，事事在理，为年广九辩护，他自己也激愤陈词，竭力辩解，但仍然摆脱不了“有罪”判决。

“傻子”身陷囹圄后，市民愤愤不平，大家认为“傻子”的错误只是私生活上的问题，何况并不完全是“傻子”的错，就连一位法官在庭外也直言不讳地说:“傻子有什么罪？！”更有人呼吁:“傻子是个体户的带头雁，是芜湖瓜子城的元勋，不应判他太重。”

年广九的两个儿子，都是炒瓜子的能手，在“傻子”关押期间，他们小心经营，竭力稳住“傻子瓜子”的生产流水线，同时又为父亲蒙冤四处奔走。一次偶然机会，有人献策:“何不写封信给邓大人，只有‘通天’才好解决问题呀!”于是几经周折，终于把信递到邓小平手里。1992年元月，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特别提到芜湖“傻子瓜子”的经营之道。毋庸赘言，年广九很快就获得司法部门的无罪释放。

“傻子”出狱后第一天的头一桩事，就是给邓小平寄去一公斤“傻子瓜子”，请他品尝。一公斤瓜子的礼物太轻，但包含的年广九寸草报春的深情是极感人的。年广九是个大老粗，长期过着肩挑手提的小商贩生活，若不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的政策，给中国的经济建设设计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光大道，“傻子”是不会富起来，更不会辉煌起来的。年广九经营“傻子瓜子”10多年间，解决了400多人就业，为国家上缴税金1000多万元，为个体户争得了荣誉。这个功劳是不可没的。年广九出狱一个月，就给市领导写了封信，准备筹办瓜子股份有限公司，沿着邓小平指引的道路更坚决地走下去。

小“傻”更比老“傻”强

年广九共有3个儿子，老大老二都会做生意。大儿子年全宝，今年40岁，在中山路开了家全宝炒货店。二儿子年强当上了“傻子瓜子”公司总厂厂长，举着老“傻子”年广九的旗帜开拓前进。

年强今年36岁，个头不高，遮耳的长发下有一张青春饱满的脸膛，穿着做工讲究的西服，烟瘾很大，曾是一家无线电厂的采购员。后来才跟父亲学做生意。21岁时远征新疆，搞起“阿凡提”瓜子，人们说他聪敏过人。一次我去芜湖采访他父亲，在铁山宾馆见到他一面，询问其父为什么自称“傻子”，他幽默地说:“在英语里，傻子这个词有另一重含义，即最傻的就是最聪明的。”

后来，我终于从芜湖新闻界的同行处获知，年强比起目不识丁的老“傻子”，运用他有文化的优势，在经营中又上了一个台阶。一是他会运用知识产权为自己服务，目前“傻子瓜子”总厂在芜湖仅有3个分厂，主要靠商标和技术同外地加工厂搞联营，从收益中提取一定费用;二是在农村开辟了有一定规模的瓜子种植基地，保证原料充足，实行原料、加工、销售一条龙;三是针对现代人讲究营养保健的需求，从《本草纲目》等大量典籍中检索瓜子的营养价值，提高产品质量的科学性。

笔者也问过老“傻子”年广九，两个儿子哪个会做生意?他说：“老大全宝稳，像霍元甲，讲义气;老二比较滑，像龙海生，一肚子精点子，生意做得灵活，他的密探多，还收买我公司的人给他送情报呢。”

1984年全世界的广告费用达1500亿美元，这一年，芜湖各瓜子厂家的广告费也突破40万元，其中65%出自瓜子个体户。他们跳出小商贩的褊狭，聪明地学会借助报刊、广播、电视的传播媒介，树立自己的产品形象，给顾客提供消费指南。而年全宝、年强的广告，比他的瓜子前辈更气派、更富有社会新闻性。

年广九与“傻子瓜子”的两次沉浮(6)

1986年10月，小“傻子”年强在芜湖举办了“傻子杯”足球赛，人们问他举办足球赛的动机是什么?他说有三条:第一，他本人喜爱足球，在学校时是个蛮不错的左边锋;第二，芜湖人喜爱看足球，他要为家乡人做点好事;第三，中国足球太落后，他想推动一下足球运动的发展。还有一点他没有说，但人们都心里明白:这是芜湖商业广告史上规模最大，别有意义的一次广告战，它潜藏着巨大的价值力量。使人感到吃惊的是，这个在中国体育史上罕见的由一个个体户发起的足球邀请赛主人，时年仅21岁，看上去还像一个孩子。年强在经营上比他父亲更精明，更富有冒险性。他重视知识与信息，这是比他父亲更高明之处。他还聘有一批政治、经济、法律方面的顾问，有一个比他父亲广泛得多的社交网。他生性敏捷，触觉锐利，双眼似乎总在不断捕捉战机。他走进芜湖群众艺术馆，一眼就从舞厅辉映的影灯和旋转的舞姿中，盯住了茶座的食品专柜。正巧，群众艺术馆舞厅要成立“月季花”乐队，缺少添置乐器的资金，找他给以赞助。他张口就给3000元。3000元在十几年前不算是个小数，但附带一个条件:舞厅茶座要为他代销瓜子。

1987年，一位年仅20岁的芜湖师范学院音乐系女生曹云敏，被推荐到年强家教他孩子钢琴。那时年强刚与前妻离婚，一个人既要经营瓜子，又要照顾孩子，实在是难以兼顾。曹云敏的到来，不仅给年强这位个体户家中带来悠扬的琴声，也给他带来慰藉和欢悦。1990年曹云敏大学毕业时，他俩已倾心相爱，当年12月份就举行了婚礼。

这位女大学生曹云敏，婚后对过着金丝鸟般的生活很不习惯，总想在经商上帮年强一些忙，可开始年强不愿意她出头露面。曹云敏经营“傻子瓜子”是在有意无意中开始的。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提出了“安徽有个傻子”，使在狱中被无辜关了近3年的年广九得以获释，也使中国这个“第一商贩”名声大振，“傻子瓜子”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兴旺。在这种情况下，曹云敏眼见自己丈夫又管生产销售，又要外出采购原料，一人实在忙不过来，便主动帮他处理一些小业务。她很投入，也很细心，凡事经她手都井井有条。她待人诚恳热情，尤其是她有比较好的文化修养，秀美的形象，赢得顾客的好评，许多商家都乐意和她谈生意，瓜子销量也因此而不断提高。年强对此颇为吃惊，未曾料到她的经商才能丝毫不逊于她的歌唱专业。

1996年，浙江电视台投巨资来芜湖拍摄电视连续片《傻子沉浮录》，刚刚接手业务的曹云敏敏锐地感到，这又是一个推动“傻子瓜子”发展的极好时机。她说服年强把门市部迁到繁华、租金昂贵的中山路1号，雄踞闹市中心广场，扼守商业街大门。凡来逛街的人都得首先经过她的店面。这一招确实很厉害，生意兴隆得可与公公年广九的店媲美。做了一辈子生意的年广九不得不佩服:“我家这个会唱歌的儿媳妇比二子还精啊!”

曹云敏的精明不仅仅在此，她的思想开放，没有“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传统意识。她充分发挥自己拥有的文化艺术的优势，精心包装宣扬“傻子瓜子”，树立鲜明的企业形象。她从营业员服装到包装袋、宣传单都进行精心设计，还别出心裁地将“傻子”二字的第一个拼音字母巧妙地组成一个“年”字，作为商品信誉和企业形象的标志，既醒目又美观，实在是独具匠心。她的设计水平，连一些专业人员也自叹弗如。她最满意的是拎包上的广告语:“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原载《炎黄春秋》2000年第4期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1)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　吴敏

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党的领导是邓小平抓住的主要矛盾

早在20多年前，被誉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就设计了一幅科学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这个蓝图蕴涵在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之中，是邓小平理论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著作主要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等光辉文献。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曾被党中央称做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纲领”和“指导性文件”。

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基本框架，主要体现在以下九个方面：

其一，改革一提出的时候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而且，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同政治体制改革相互依赖、相互配合、相辅相成，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其二，政治体制改革是全面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主要是党和国家的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其三，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有三条，一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三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让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参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

其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一个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绝不允许有任何动摇。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其五，权力过分集中是传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和“总病根”，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国家和人民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所谓权力过分集中，就是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书记，什么事情都由书记拍板，党的集体领导制和民主集中制形同虚设。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

其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是传统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政治体制改革要把党政分开放在第一位，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这是一个关键。我们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干预太多倒会削弱党的领导。政治体制改革要致力于改善党的领导，党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其七，搞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要依靠加强法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确保党风和社会风气实现根本好转。党风和社会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形成贪污、盗窃和贿赂横行的世界。

其八，肃清思想政治方面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个任务重点在于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在制度上作一系列切实的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2)

其九，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要坚持既坚决、又审慎的方针，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但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步子要加快。可以设想，在党的十三大之后，大约用1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任务。

可以看出，邓小平设计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蓝图，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为指引，以新中国成立以后30年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为借鉴，立足于中国现阶段的客观实际，注重革除传统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重要地位、总体目标、基本方针、关键任务、思想保障、战略步骤等各方面都作了较系统较深刻的阐述。在邓小平看来，政治体制改革要以民主政治体制根本取代权力过分集中的传统政治体制，这是一场矛头直指传统政治体制“总病根”的攻坚战，要把党政分开放在第一位，通过着重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党的领导。只有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政治体制改革的其他问题才能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

反对“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是邓小平长期坚持的重要思想

在邓小平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里，之所以要将党政分开放在第一位，要紧紧抓住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党的领导这个主要矛盾，这同他长期坚持的反对“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的思想密切相关。

早在1941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主办的《党的生活》上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着重阐述共产党领导抗日民主政权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方式，以清除国民党“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观念在共产党内的影响。邓小平很重视这篇文章，将其收为1994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排序第二的重要著作。在这篇著作中，邓小平着重提出和阐述的观点主要是：

第一，共产党要发展政权中的民主斗争。既然有各革命阶级的代表参加到政权中来，“必然在政权中反映出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政治立场、不同党派阶级的民主政治的斗争”。“我们共产党是不怕民主政治斗争的，因为我党的主张是正确的，只有那种不相信党的主张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只有那种投机分子、官僚腐化分子、贪污分子，才惧怕民主政治斗争，惧怕把党的面貌放在群众面前”。

第二，共产党的领导根植于群众的拥护。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优势从何而来？“基本的是从民主政治斗争去取得，即是说，主要从依靠于我党主张的正确，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信赖的政治声望中去取得”。“民主政治斗争可以使党的主张更加接近群众，可以使群众从自己的政治经验中更加信仰我党。所以，只有民主政治斗争，才能使我党取得真正的优势”。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3)

第三，“以党治国”是国民党的恶劣传统。“假如说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则反映到党内的是，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某些同志的‘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

第四，把党的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一些人“误解了党的优势，以为党员包办就是绝对优势，不了解真正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把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过去我们有些高唱优势的同志，认为共产党员占多数了，天下是我们的了，因而可以为所欲为了，于是许多过“左”的错误由此而生，中间分子对我不满，进步分子非常不安，群众对党的舆论也不好。除了阿Q主义者，谁能说党已经有了优势！”

第五，党权高于一切是最大的蠢笨。一些人“误解了党的优势，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结果群众认为政府是不中用的，一切要决定于共产党。于是要钱的是共产党，要粮的是共产党，政府一切法令都是共产党的法令，政府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的错误，政府没有威信，党也脱离了群众。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

第六，民主政治的好处就是能使党受到群众的监督。“关起门来决定复杂的政策问题，必然发生错误”，“必然脱离群众”。“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于它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问题决定问题；它能够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测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它能够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而清洗出党。”

第七，党对政权的责任是指导和监督。“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要实现监督的责任”。“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这是与‘以党治国’完全相反的政策。”

第八，党组织没有超越政权的权力。党组织在同级政权机关的派出机构“没有超越政权的权力，没有单独下命令下指示的权力，它的一切决议，只有经过政府通过才生效力”。“不可经常地以党的名义提出意见”，“只有大的事件大的问题，才用党的名义提出主张”。“各种重要问题都要经过政府正式会议讨论。”

第九，要加强对党员和群众的民主教育。“随着民主政治的开展，民主教育比任何时候还要迫切。”“在我们各项工作中，哪一件事里面都有民主问题。我党要善于在一切工作中，一切运动中，大大发扬大众的民主主义作风，与一切不民主的现象作斗争。”“我们要在民主政治斗争中，保证党对政权的领导，我们更要在民主政治斗争中，使党成为群众的党！”

邓小平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的这篇重要著作，明确地回答了共产党依靠什么获得领导地位，共产党怎样对自己建立的政权实行领导，为什么要清除“以党治国”观念在党内的影响等一系列基础性、关键性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的历史文献中居于重要地位，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设计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4)

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勇敢地承担起来的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

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对实践邓小平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作了全面部署。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在我党领导下，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进展迅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实行党政分开、改善党的领导方面，一是致力于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转变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方式，逐步理顺党组织与国家政权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二是致力于明确中央、地方、基层在实行党政分开实践中应该分别采取的不同方式，先从中央和地方做起，随后再逐步向基层扩展；三是致力于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构，撤销各级党委中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专职常委，撤销党委机关中与政府机构重叠对口的部门，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不再处理法纪和政纪案件，企事业单位党组织逐步改由所在地方党委领导。这一系列的改革举措，是对党和国家原有权力结构的重大调整，触及相当一些党的领导机关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切身利益，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由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坚决支持，这些改革举措的实施在总体上是比较顺利、比较平稳的。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举世震惊的政治风波；紧接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又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骤然陷入危机。面对这一连串猝不及防的国内国际重大政治事件，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再按照邓小平设计的蓝图和党的十三大的部署继续下去，而是将这个蓝图和部署基本上搁置起来了。从1989年下半年至今18年来的实际情况看，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进展状况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89年下半年至1992年2月之前。在这个阶段里，注重强调的是“反和平演变”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政治体制改革不仅不提了，还撤销了党的十三大按照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所采取的许多重要举措。邓小平在1989年5月曾经旗帜鲜明、态度坚定地强调：“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但是，从1989年下半年至1992年2月之间两年半的实际情况来看，对十三大的政治报告几乎是整体上被改动了。

第二个阶段，从1992年2月至1997年9月之前。在这个阶段里，由于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的发表，前两年多“左”的思潮甚嚣尘上、改革开放基本上陷于停顿的状况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但是，当时在肯定和强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尽力开辟经济体制改革新局面的同时，不仅大大弱化和降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地位，而且避开了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主体性诉求，只将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以及法制建设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当然，在这个阶段里，也进行了以政企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为原则的党政机构改革，建立了国家公务员制度，这也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范畴。但是，由于没有触及传统政治体制的“总病根”，仅仅是在技术性层面上整改，所以，这些改革的局限性非常明显，实际效果乏善可陈。从实践效果来看，1993年的党政机构改革，基本上以失败告终，不仅政企分开远未实现，还很快就出现了机构越减越繁、人员越减越多的尴尬局面；1993年施行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于不科学的、官本位色彩很浓的职位分类基础之上，难以割断同传统干部人事制度的内在联系，《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及其配套规章所规定的多项制度在相当程度上没有得到真正实施。

第三个阶段，从1997年9月直到现在。在这个阶段里，虽然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并提了，虽然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定要高举”的“伟大旗帜”了，也提出了“依法治国”、“尊重和保障人权”、“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等一系列正确的思想理念，最近几年来在实践中又实行了一些确有成效的“亲民”政策，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关注和保护，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指导和实践部署中，多是一般性、原则性地提出要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要求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只是对农村基层群众自治采取了一些确有成效的促进措施，而对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所要着重解决的主要矛盾，即通过实行党政分开、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党的领导的内容，则仍然没有足够的重视。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5)

毛泽东认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否则，“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显著特点，就是紧紧抓住了通过实行党政分开、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党的领导这个主要矛盾。自1989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对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学习不够，重视不够，没有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着力去抓主要矛盾，往往是在一些次要矛盾上绕来绕去地“打转转”，这必然导致在政治体制改革实践中“只抓芝麻，不捡西瓜”，很难从传统政治体制里挣脱出来。比如，1998年以后的几年里，在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中普遍实行“竞选”的势头很好，但最近几年，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势头明显地减缓了，甚至还出现了严重倒退趋向。再比如，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意味着，我们国家的一切权力均由人民选举产生并对人民负责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人民代表大会在各种国家政权机关中具有最高的权威和地位。我们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无疑要坚持这个目标和方向，使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成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将人民代表大会应该行使而实际上没有行使的权力收归人民代表大会，确保人民代表大会对其他国家政权机关的组织、领导和监督。但是，自1992年以后的15年来，尽管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而由选民选举、监督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制度和机制并没有多少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对于其他国家政权机关的组织、领导和监督职能并没有真正行使起来，人民代表大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仪式性、程序性的组织形式，远未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权力机关。而且，现在一些地方又有了明确的规定，不允许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职能部门的领导干部进行评议了，不允许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进行个案监督了。这是一种倒退行为，何以谈得上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呢？这两个实例充分表明，在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基本上不被重视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实践不仅不可能有根本性、实质性的进展，已经推行了的改革还很容易重新退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

18年来，我们为什么没有很好地看重邓小平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呢？一方面，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交替之际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客观上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推进需要审慎；另一方面，按照邓小平设计的蓝图启动根本性、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难免要面临很复杂的局面，要付出一定的政治代价，而我们对此还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这大约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长期不重视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一直不对传统政治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发起进攻，致使其危害愈演愈烈，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十几年来，腐败现象蔓延的趋势愈益显著，因分配不公而形成的贫富悬殊愈益扩大，医疗、住房、教育这新的“三座大山”愈益沉重地压在了广大老百姓的头上。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不重视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而导致的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以及由此造成的权力制约机制的缺失，民主化、科学化决策机制的缺失。这种状况，实在是不应该继续存在下去了。而且，把根本性、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越是往后拖延，将要面临的局面势必更复杂，将要付出的代价势必更沉重，甚至有可能发生难以预料、难以克服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此种令人堪忧的结果，任何稍有良知的炎黄子孙都是极不愿意看到的。只有浴火的凤凰才能获得新生，在根本性、实质性政治体制改革的熊熊烈火面前，有着悠久革命传统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必然要赴汤蹈火，勇往直前，是绝不应该有任何犹豫、彷徨和怯懦的。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6)

有的同志说，自1989年下半年之后，邓小平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这表明他已经放弃了原来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这个说法不能成立。众所周知，邓小平在1989年退休以后态度很明确，他决心不再过问中央的工作了，要让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独立地承担起工作责任来。他明确表示：“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再则，在国内外相继发生重大政治事件的特殊情况下，对原来部署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践进程作些调整，暂时不再对传统政治体制的“总病根”发动攻击，在一段时间里把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放缓一些，这是合理、必要和明智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党和国家的中枢神经系统动大手术，具有很大的风险性，不能不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但是，策略性的调整决不等于战略性的动摇。在1989年下半年之后，邓小平并没有放弃他原来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1989年9月，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在10年改革开放中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不会改变。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告诫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他这里所说的改革，当然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1993年经邓小平“逐篇审定”之后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完整地收入了他设计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多篇论著，这更清楚地表明了邓小平在1989年下半年之后仍然紧紧抓住实行党政分开、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党的领导这个主要矛盾，从根本上、实质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主体思路和坚定态度。

现在，邓小平逝世已经10年有余了，根据时代发展的新特点和人民利益的新要求，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邓小平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坚定不移地将这个蓝图付诸实施，以尽快改变10多年来因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而导致了诸多突出社会问题和弊端的不正常状态，这是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勇敢地承担起来的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也是对邓小平在天之灵的最好慰藉。

文中引邓小平言论均引自《邓小平文选》第一、三卷及《邓小平年谱》下册

原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7期

袁庚谈政治体制改革试点体会(1)

袁庚谈政治体制改革试点体会◎　关山

袁庚，原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深圳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电视连续剧《激情年代》主角欧阳鹏的原型，改革开放中敢闯敢冒的风云人物。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到蛇口视察，对袁庚的改革给予充分的肯定。近期，笔者多次拜访袁庚，就中国的改革走向问题向他请教。86岁的袁老头脑清醒，谈锋甚健，不时有独特深刻的见解。现将蛇口工业区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文明建设有关谈话内容整理如下：

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

关：我印象中，人们对你在蛇口搞的政治体制改革争议很大，你当初为什么冒那么大的风险搞政治体制上的改革?

袁：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政治和经济、文化密不可分。经济的现代化必然要求政治的现代化。邓小平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在特区的实践中，我也深深地体会到，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成功。

目前，随着加入WTO，随着开发西部成为国策，特区在经济上已经享受不到多少优惠政策了，特区要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关键是要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下工夫。特区应该为全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示范。特区要大胆地学习国外政治文明，在民主和法治上大胆探索，为经济的进一步腾飞提供制度上的保证和支持。

胡耀邦说：搞民主选举好！很好！

关：你主政蛇口14年，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哪些重大举措？

袁：谈不上重大举措，只是进行了些探索，主要有三项：一是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打破干部终身制，让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变成现实；二是实行新闻监督，用舆论监督蛇口任何一级干部，制约权力，反腐倡廉；三是创造一个民主的氛围，一种让人说话做事免除恐惧的政治氛围。

关：当时你为什么要这样干？你是怎样想的？上面支持吗？

袁：比如民主选举吧，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经过胡耀邦总书记的同意，也得到当时许多中央领导的支持。

1983年2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蛇口工业区视察。在汇报工作时，我对耀邦同志说：我们的干部是不大怕群众的，只怕顶头上司，上司不喜欢就当不成官。就我这个小小的头头来说，我每次来蛇口，一上码头，前呼后拥的，下面的同志唯恐照顾不周。雨没下就把伞打开了。我真的那么值得他们崇拜吗？不是的。他们背后恨我当面也会点头微笑，因为是我决定他们的命运。反过来我不怕他，他动不了我半根毫毛，撤不了我的职。我只怕我的顶头上司国家交通部，只有他们才能撤我的职。官不怕民民怕官，人身依附在中国已成为一种习俗。所以，群众监督干部，群众有权选举和罢免干部，最为重要。我们这里想搞个改革试点，蛇口管委会由群众选举产生，每年投一次信任票，如果不信任票超过半数，管委会就得改选；个别委员的不信任票超过半数就得下台。这种公开的、直接的、由群众投票选举的领导班子，就会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就会真正去为群众做点好事。如果群众有权选举和监督干部，我相信可以改变一下干部的结构和干部的作风。

胡耀邦一边点头一边说：好！很好！

1983年4月，我们正式在工业区实行民主选举和罢免干部的试验，打破干部制度的“铁椅子”。为了使民主选举法制化，1985年4月，我们还出台了《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管委会组织暂行条例》和《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管委会选举暂行办法》。

关：在选举中是否有人落选？遇到过什么阻力吗？

袁庚谈政治体制改革试点体会(2)

袁：第一届民选的结果与组织部门的预选人选名单基本一致；在第二届管委会民选中第一届管委会7名成员有3人落选；我虽然得票名列榜首，但仍有93人未投我的票，占223%。绝大多数群众是支持民主选举的，但也有人因失去职务牢骚满腹。有一位高级干部带话给我：蛇口在民主的问题上千万要慎重，不要犯“自由化”的错误。我的考虑是蛇口在中国只是九牛一毛的小小区，人口不过几万，试验失败也无伤大雅。

关：有一种说法，中国有2亿文盲，广大人民文化水平低，民主意识淡薄，直选不适合中国国情，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袁：中国老百姓文化素质低，这确是事实。投票人也许讲不出什么是民主，但谁好谁坏，谁能办事，谁能代表他的利益，谁不代表他的利益，他心里是清楚的。比如选村长，平时大家都熟悉，朝见面晚见面，谁行谁不行每个人心中都有数，这并不需太高文化水平，这点判断力老百姓还是有的。解放前，群众的文化水平不比现在高吧！但共产党就在延安实行民主选举，识字的就写选票，不识字的就投豆子代替选票，效果非常之好。现在都21世纪了，群众的文化素质比以前高得多，60年前能办得到的事情现在还办不到吗？我们国家已出台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全国都实行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直接选举，这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巨大进步。虽然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是民主的大潮流。按这一思路搞下去，乡长、县长甚至市长迟早会让选民直选产生。

民主就是要创造一个让人免除恐惧的政治氛围

关：你刚才说的“创造一个让人免除恐惧的政治氛围”是什么意思？

袁：就是让人说话，让人敢说真话、说心里话，言论自由。在蛇口，我绝不允许以言治罪，只要不是号召推翻共产党政权，不是人身攻击，造谣惑众，一律不许有任何打击报复、穿小鞋。如果说要发表一点政治上的见解，经常都战战兢兢的话，那么很难设想会有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民主的精神不仅在于少数服从多数，更重要的还在于少数人的权利必须受到尊重。

关：能不能具体谈谈？

袁：你听说过1988年的“蛇口风波”吗？

关：听说过。当时我还在学校读书，团委还组织了讨论。好像是几个国内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权威到蛇口去演讲，与蛇口青年发生了争论，焦点就是怀着赚钱的目的去深圳找工作对不对？特区欢不欢迎淘金者的问题。

袁：事情本来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些青年人不同意那几个权威的说教。这是正常的。但权威们却给有关部门写了材料，整份材料充斥着陷人以罪的文风。我知道后明确表态：（一）要切实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绝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论治罪的事情。对那些被追问姓名并上了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二）权威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也应允许其他的观点存在。我们还是要提倡、坚持不论对内对外，不论是谁，不论什么流派，什么观点，只要不反党、不搞人身攻击，都可以在这里发表，在这里交流，在这里探讨。没想到后来，事情越闹越大，不但国内的《人民日报》《羊城晚报》《中国青年报》，连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新闻周刊》等报刊纷纷发表“蛇口风波”的消息和转载文章，几年之后，还有人说，这是“六四风波”的前奏。

新闻监督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既不姓“社”，也不姓“资”

关：你对新闻监督的作用怎么看？

袁：我认为新闻监督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既不姓“社”，也不姓“资”，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所以，我在蛇口放开了舆论，实行新闻自由，只要你遵守宪法，不号召推翻共产党政权，不是人身攻击，造谣惑众，不渲染色情暴力，你要登什么就登什么，由报社自己决定。我还特别对《蛇口通讯》的总编说：你们要充分发挥新闻监督的作用，要登批评文章，特别要登批评领导的文章。

关：《蛇口通讯》有否登批评你的文章？

袁：登啦。从第2期开始就登了好几篇指名道姓批评我的文章，开始时他们很慎重，登前三次送给我审批，我三次明确表态照发，并写了“以后不要送审”的批示。1985年2月28日刊登在《蛇口通讯》第2期的批评我的文章《向袁庚同志进一言》还获得了“全国好新闻评比特等奖”。由一个企业办的小报获得如此殊荣，在中国新闻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关：批评得对不对？你心里感觉怎样？

袁：总的讲批评是有根有据的，有的指责也许过分了点，我心里也有些不舒服，但我感到这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我无权干涉。

关：你如?评价现在的舆论监督？

袁庚谈政治体制改革试点体会(3)

袁：老实说，现在的舆论监督效能还未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往往局限于对普通百姓的监督，对一般公务员的监督，对低级别官员的监督。相比之下，对有职权者的监督，对高级别官员的监督，显得相当欠缺。舆论监督是监督和制约权力的锐利武器，威力是不小的，不少人“不怕上告，只怕见报”。在新闻自由的国家里，许多腐败案件往往首先是由传媒揭露的，从70年代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到前年克林顿“拉链门事件”、再到最近韩国金大中总统三个儿子贪污受贿案件，莫不如此。反观我们中国，有哪几个大案要案是率先由传媒曝光而查处的？我国的法制不健全，执法不严，坏人有许多空子可钻，逍遥法外，舆论的监督作用尤为重要。

关：但传媒是党的喉舌，要唱响主旋律，能允许唱反调？

袁：党报、党刊、电台、广播是党的喉舌，应当与党的政策保持高度的一致，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传媒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人民满意的，党一定满意；人民不满意的，党一定不满意。一张代表人民利益的报纸应当是秉笔直书的，一个为人民服务正直无私的党应当是无所畏惧的。一个政党、一个领导人，如果听不到批评意见，是很危险的。小平同志说得好：“革命政党最怕是听不见人民的声音，最怕是鸦雀无声。”过去蒋介石800万军队都打不垮我们，难道现在还怕别人骂几句？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关：在西方，记者被称之为“无冕之王”，如何保证媒体不滥用这种新闻监督权？

袁：靠法律、法治。新闻法是中国迫切需要的法律。据我所知，早在20年前就提出来了，但迟迟出不了台。实行新闻法后，由于法律具有确定性、稳定性，不像党政机关指示的随意性，新闻的自由度会有所提高。但这是在法律范围内的自由，只要严格依法、执法，就不会达到破坏性的程度，而使这种自由控制在建设性范围之内。

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民主和法治

关：刚才你谈到政治文明这个概念，我想请教政治文明的核心是什么？

袁：我认为政治文明有两个基本点：民主和法治。这是政治文明的核心，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密不可分，缺一不可。没有民主的法治就是专制，没有法治的民主就是无政府主义，都会把中国引向邪路。

关：目前中国的政治文明面对的严重问题是腐败问题，这是目前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袁：关键在于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官无监督，权无制约，必然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万古不易的真理。一个人、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一旦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而又缺少民主和监督，或迟或早都会走向腐败，把它的人民引向苦难的深渊。

关：为什么？

袁：从深层次来讲，这是人性之使然。毛主席曾写过一首词《读史》，开头就是“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也就是说人是从猿演变过来的，自然遗传有兽性，都有求生存、求发展的本能，因而都有自私贪婪的“恶性”。毛主席接着写道：“……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为了生存，人类往往是弱肉强食，互相残杀。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人们应该记忆犹新。你看，人连杀人都敢，腐败就更不在话下了。当然，人类也是不断进步的，经过千万年的进化，人在社会的文明教化下，受到社会的监督，受到行政的、法律的、道德的、舆论的约束，人“恶”的本性受到制约，不得不有所收敛，不能“随心所欲”了。如果不受任何的监督和约束，人的“恶性”就必然会显露、发展，人就必然会胡作非为，肆无忌惮。领导干部也是人，也存在着自私贪婪、好逸恶劳等人性的弱点，如果缺乏监督，人的恶性就会抬头、膨胀，就会利用权力搞腐败，就像抽鸦片烟一样，越抽越上瘾。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远的如刘青山、张子善，近的如陈希同、成克杰、胡长青等等，莫不如此。基督山伯爵报复仇人的方法还不够厉害，最厉害的办法是给他很大的权力而不去监督他，让他自己烂掉。

关：改革开放涌现了不少风云人物，如大邱庄的禹作敏、长江动力集团的于志安，他们都烂掉了。你也拥有很大的权力，为什么你不烂掉？

袁：我之所以没烂掉，关键是我充分认识到权力的危害性，常常警醒自己不要为所欲为。同时找到了约束自己权力的有效途径——民主选举、舆论监督。为了避免腐败、为了制约权力，舆论监督是一剂苦口良药。我认为在目前我国法制仍不够健全的情况下，这不失为行之有效的办法。即使是封建社会，这也是避免腐败的有效途径，盛唐之世与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不无关系。事实证明，我主政蛇口14年，整个蛇口工业区没有发生携款私逃、贪污受贿等案件。因为政治生态环境使然。

袁庚谈政治体制改革试点体会(4)

民主是中国长治久安的治国之本

关：你说民主是政治文明的核心，但不少人都担心“一民主，中国就会乱”，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袁：民主建设是系统工程，需要不断的完善和长期艰苦的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是个大国，经历过长期的社会动乱，因此，必须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进行民主建设。社会稳定的前提就是要法治，做到宪法至上，维护法律尊严，以法律规范一切政治、经济、社会行动，保护公民的权利，特别是要保护少数派的权利，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法治下搞民主是不会乱的，看看美国就知道了，前总统克林顿，闹了那么大的丑闻，他的对立面共和党对他攻击得那么厉害，美国的社会乱了吗？美国在这样众说纷纭的情况下，政局始终保证稳定。民主是中国长治久安的治国之本。早在1945年，在延安，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国家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问题，毛泽东肯定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这是真知灼见。

只有民主才能发展社会主义

关：纵观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取得成功，但在世纪末却蒙受重大挫折，共产党在苏联、东欧国家丢掉了政权，断送了社会主义。有人说，这是民主的结果。反思历史，你有何看法？

袁：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教训是沉重的，值得我们共产党人反复深入地思考。我认为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原因是复杂的，根本原因不是民主的结果，而是缺乏民主的结果。从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发生在封建专制的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里，在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发达，有些还停留在农业社会，封建主义、王权主义根深蒂固。虽然革命成功了，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专制主义文化仍未铲除。而且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依照苏联斯大林主义模式建立的，都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没有建立健全民主的国家机制。政治上缺乏民主，垄断了权力，导致了专制主义，讲人治不讲法治，丢失了民心；经济上缺乏民主，垄断经济，讲计划不讲市场，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文化上缺乏民主，垄断了舆论，文化失去了发展的动力。这样，整个社会就失去了活力，垮台是迟早的事情。小平同志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我认为，只有民主才能救社会主义。当然，民主急不得，行动要稳妥，苏联解体与民主化的急躁冒进有很大的关系。民主进程要与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相统一，这是长期艰巨漫长的历史过程，但方向要坚定，持之以恒，更不应无所作为，坐失良机。

“中国特色”不能泛化、庸俗化

关：开放改革，我们非常强调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如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的民主、中国特色的人权等等。你如何看待这些有中国特色的东西？

袁：改革要从实际出发，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我们不要把那些落后的腐朽的不合时宜的东西当做中国特色来固守。邓小平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旨在提醒中国人在接受西方先进文明的同时，必须保持自己文化中的优秀传统，不要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但“中国特色”不能泛化、庸俗化，凡是与国际常识不相符合的行为与思想，均贴上“中国特色”的标签，这是荒唐与丑陋的。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随着世界人类进步，我们不能永远“食古不化”。加入WTO，不但经济，就是政治、文化都应主动与国际接轨，与世界融合，否则中国就有可能被甩出全球竞争圈。因此，我们要站在全球化、现代化高度，用世界的眼光去审视我们的所作所为。中国特色应该是保持先进的东西。要扬弃那些落后的、腐朽的，不合时宜的，与人类文明潮流相违背的东西，与时俱进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

现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取长补短、兼容发展

关：在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袁：一个是“左”的习惯势力；一个是僵化的思想观念，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小平同志曾多次告诫我们要提防“左”，他说：“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僵化的思想观念、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危害也极大。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关：我听到一种说法。说反“左”已经10年了，现在要防止另一种倾向，防止右了。

袁庚谈政治体制改革试点体会(5)

袁：这正是“左”的表现。中国“左”的思想受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几十年了，可以说已经“溶化在血液中”，变成了我们政治的遗传因子。现在有些人“左”了还不知道自己“左”，这是最危险的。我曾对一些人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好好学习、借鉴西方的政治文明，就有人说我“右”了。其实，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都不是无产阶级的学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了多少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理论、概念。西方的政治经过几百年的进化发展，有不少科学合理的因素，如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都成为了人类共同的遗产。小平同志曾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而这些具有“左”倾顽症的人还把它们当成资本主义的专利品，视之为洪水猛兽。

关：为什么“左”的东西如此根深蒂固？

袁：这可能是受以往斗争哲学的思维与观念的影响。过去，我们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看做是水火不相容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种思维和观念对于当前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多极化的现实世界而言，明显是不合时宜的。实际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也有它互补、兼容的一面。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中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这段话内涵丰富，意味深长，很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必须突破凡“资”必反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确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现在可以和谐共存、兼容发展的新理念。

关：我好像看过一篇文章，是中国一个访问学者写的，说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学习了不少好的东西，如福利政策，消除贫困的社会保障制度，宏观调控的国家干预等等，说美国正溜向“社会主义”。

袁：美国是一个实用主义国家，“有用的就是真理”。虽然它口里说反对共产主义制度，但实质上只要它认为你的制度有合理的，它就照学照搬不误，不像我们“文革”时期提出的那样：“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就反对”，只会问姓“社”姓“资”，只会贴标签，而不好好去研究其本质。现在不仅美国，北欧、西欧的一些国家，如瑞典、芬兰、法国、英国等国家左派政党（如法国的社会党，英国的工党等）长期执政，吸取了不少社会主义的合理因素，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贫富悬殊、三大差别正在缩小，社会正在走向共同富裕，很有点像社会主义的样子，值得研究。

“与时俱进”的意义

关：最近两年，“与时俱进”这个词在中国家喻户晓，您怎样理解这句话？

袁：我认为，与时俱进的“时”，主要不是说中国过去的辉煌，而是现在世界的文明潮流。市场经济、民主、法治、人权、自由这些都是人类的文明，世界的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这次十六大报告中，我们党强调要“与时俱进”，并把能否做到这一点，提高到“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高度来认识，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我相信，在这种意识的指导下，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一定会取得长足的进步。我相信，中国汇入世界文明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原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4期

Table of Contents

回顾胡耀邦组织真理标准大讨论(1)

回顾胡耀邦组织真理标准大讨论(2)

回顾胡耀邦组织真理标准大讨论(3)

党内高层一次真正民主的会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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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高层一次真正民主的会议(3)

“皇甫平”文章(1)

“皇甫平”文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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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1)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2)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3)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4)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5)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6)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7)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8)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9)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10)

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1)

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2)

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3)

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4)

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5)

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6)

年广九与“傻子瓜子”的两次沉浮(1)

年广九与“傻子瓜子”的两次沉浮(2)

年广九与“傻子瓜子”的两次沉浮(3)

年广九与“傻子瓜子”的两次沉浮(4)

年广九与“傻子瓜子”的两次沉浮(5)

年广九与“傻子瓜子”的两次沉浮(6)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1)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2)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3)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4)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5)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6)

袁庚谈政治体制改革试点体会(1)

袁庚谈政治体制改革试点体会(2)

袁庚谈政治体制改革试点体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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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庚谈政治体制改革试点体会(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