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善与恶的取舍原则(1)

- 善与恶的取舍原则(2)

- 诸葛亮的失误

- 皇帝梦背后的人性与理性(1)

- 皇帝梦背后的人性与理性(2)

- 愚公移山的经济学(1)

- 愚公移山的经济学(2)

-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 毛泽东为什么要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1)

- 毛泽东为什么要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2)

- 婚姻的稳定点在哪里？(1)

- 婚姻的稳定点在哪里？(2)

- 我所经历的两种编辑体制(1)

- 我所经历的两种编辑体制(2)

- 你要最美的还是完美的？(1)

- 你要最美的还是完美的？(2)

- 成本与收益不是简单的公式

- 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

- 幸福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

- 幸福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1)

-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 做人难的经济学根源

- 猴子的感受与前景理论

- 为什么不让我说话？

- 为什么不让我说话？(2)

- 穷汉对富婆是否更忠心？(1)

- 穷汉对富婆是否更忠心？(2)

- 穷困、富困及精神困(1)

- 穷困、富困及精神困(2)

- 塑造你个人的稀缺性

- 怪兽诊断法

- 哪些行业需要高薪来养？（1）

- 哪些行业需要高薪来养？（2）

善与恶的取舍原则(1)

进进出出，捎带买点东西，日子久了，我和小区门口几个商店的老板就熟了，偶尔身上忘记带钱，买点小东西，比如一盒烟之类的，他们会赊账给我。老板们为什么会赊账给我？也许你会说是人熟，但我觉得，人熟并不是主要原因，而是因为钱数很少，我不会欠他们。为几块小钱赖账让人小看，一般人都不会去做，不值得。如果数额很大，他们还会不会赊给我？

有人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他在某个城市找了三个人，给他代理销售一批货物，并约定销售完后结账。第一次，他分别给了三人价值一万元的货物，一个月后他前去结账，三人都销售完了货物，他顺利拿到了货款。接着他又分别给三人留下价值10万元的货物。两个月后他来结账，有两个人卖完了货物，并顺利给他结清了货款，另外一个人却找不到了。他又给两人分别留下50万元的货物，半年后他来结账，有一个人给他顺利结清了货款，但另外一个人却不知去向了。

这个实验说明，人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讲道德，人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会道德起来。也就是说，人在做善事和恶事的时候，会进行一番选择和取舍，其选择和取舍的标准，就是看划不划算。用经济学的话说，就是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当做善事的收益比做恶事大时，人们会选择行善，而当人们做善事的收益小于做恶事时，人们可能会选择行恶。只是具体到每一个人来说，到底是行善还是行恶，在于个人心中的底线。

经济学家从经济的视角研究过犯罪问题。罪犯为什么会去犯罪，也无非是为了以较低的成本获取较大的收益，罪犯在犯罪之前，大概更多想到的是通过抢劫、贪污、诈骗等手段在短时间内会获得很大收益，而不是事情败露后会付出巨大成本，即便想到了，也会觉得这种可能性极小而继续铤而走险。如果罪犯在犯罪前就想到他绝对会被抓住，要受牢狱之灾，他就不会去犯罪。或者他也想到了绝对会被抓住，但是抓住后的惩罚要远远小于犯罪所获得的收益，他仍然会选择犯罪。这也正是那些诸如扒手、票贩子、制假证者等屡屡被打击又屡打不改的原因。

英国经济学家蒂姆·哈福德在其畅销书《卧底经济学》中分析了毒品交易者和黑手党的行为取舍，毒品交易者之所以敢对他们的客户实施敲诈，是因为确信对方不太可能去报警，而像黑手党这样庞大的黑社会集团很少实施暴力而涉足合法生意，则是因为合法生意比实施暴力获得财富更有利于在安全中谋生。在我们常人眼中，一提黑社会就想到打砸抢，其实那

些真正已成气候的黑社会组织，也往往是以正面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有的甚至是救世主模样，也会向灾区募捐，他们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实施暴力，他们获取财富的主要方式是通过贿赂等手段掌控政府官员，垄断某些行业，做着看似正经的生意。

一个人对善恶的取舍，有底线问题，也有选择问题，即其会在哪些事情上行善，又会在哪些事情上行恶。我有一个文化界的朋友，他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用时尚的话说就是愤青，总是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对当下物欲横流、道德滑坡的现实既担忧又不满。每次与他在一起，针砭时弊都是必不可少的话题。他不仅敢说，而且敢作敢当，比如他就不畏领导，领导多占了一套房子，别人都睁只眼闭只眼，他却站出来，内部开会让领导下不来台，还向上级举报。对待周围的人，他诚恳大方，富有同情心，他经济虽不宽裕，却多次送钱送物给路边的乞丐，在各种募捐活动中，也是捐款最多。这样的人也许只有在艺术作品中才能看到，而现实中他也把艺术中的完美形象作为自己理想的人格追求，我对他非常崇敬。

善与恶的取舍原则(2)

但偶尔的一件小事，改变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一次他家的水管漏水，叫水工来修，那是一根安装不久的新管子，漏水处明显有老鼠咬过的痕迹，但他却和水工争执了很长时间，坚持认为是水管质量问题，水工无奈，也就睁只眼闭只眼，换了新管子。我不解，水工走后便说，水管明明是老鼠咬的，你为什么要说是质量问题？没想到他笑笑说，如果是老鼠咬的，换管子的钱就是咱掏；如果是质量问题，就是物业上更换。我恍然大悟，一向道德至上的文友也并不完全道德，而是道德的视角与我们常人有异，也许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个文化人，就让自己奉行文化精神，以获得精神收益的最大化，而在水管事件中，却在自觉或不自觉中表现出人性中的恶来。

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多次制造事端，挑起军阀混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还曾残酷杀害李大钊等著名爱国进步人士，但却在一次日本人的酒会上，表现出一种机智幽默的爱国正气。当时日本人知道张作霖没文化，想出他的丑，请他赏字。他抓过笔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张作霖手黑”，日本人大笑。随从忙凑近他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他一瞪眼睛骂道：“妈了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会心而笑，日本人则目瞪口呆。

我们常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套用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地去行善，也不会无缘无故地要作恶。行善还是作恶，在什么情况下会行善，又在什么情况下会作恶，都有着一定的规律可循。而探寻这种规律，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人性，有意识地引导和弘扬人性之善，避免人性之恶的出现和膨胀，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一份和谐和美好。

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和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理性的人”不同。理性人的主观意愿是最大限度地为自己谋福利，但能不能谋到却是另一回事。而现实中的“理性”则可以作为“理智”来理解，我们通常说的“不理性”实际上是“不理智”。

诸葛亮的失误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运筹帷幄，足智多谋，为刘备建立蜀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在街亭之战中，却因用人不当，致使街亭失守，陷蜀兵于极不利的局面。在选派镇守街亭的人选时，诸葛亮也有些担心马谡可能不会完成任务，但却在马谡立功心切的恳请下，委任马谡为先锋。为了消除顾虑，他又派做事稳健、实战经验丰富的王平做副将。可自以为熟读兵书的马谡哪里肯听王平的规劝？他放弃城池，执意在街亭旁边的一座小山上安营扎寨，结果被魏将张郃团团围住，切断了水源。时间一长，蜀军连饭也做不成，乱了起来。张郃看准时机，发起总攻，蜀军兵士纷纷逃散，马谡要禁也禁不了，最后，只好自己杀出重围逃跑。

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连料事如神的诸葛亮在马谡立功心切的恳求下，也有感情用事的时候。其实，不仅是诸葛亮，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完全的理性人。是不是经济学上的理性人错了，曾经统治了经济学圣坛达两百年之久的斯密说得不对？

其实，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和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理性的人”不同。经济学中的“理性人”指的是参加经济活动的人，其主观意愿是最大限度地为自己谋福利。而现实中的“理性”则可以作为“理智”来理解，我们通常说的“不理性”实际上是“不理智”。

对于理性人的不理性，经济学家的说法是“理性有限”。有人曾做过这样一个测试：有两杯哈根达斯冰激凌A和B， A有7盎司，装在5盎司的杯子里面，看上去快要溢出来了。B是8盎司，装在10盎司的杯子里，看上去还没装满。你愿意买哪一份冰激凌呢？

谁都知道8盎司的冰激凌比7盎司的多，但实验结果表明，大多数人反而愿意为分量少的冰激凌付钱。因为他们在选择时，并没有认真比较大杯和小杯里的冰激凌到底哪个多哪个少，他们只是凭直观感觉，看到小杯里的比大杯里的满，就认为小杯里的比大杯里的多，从而愿意为小杯子里的冰激凌付钱。不知大家注意没注意过小吃摊上的碟子，都是很浅的那种，有的中间还略微凸起，这些都是为了让你的眼睛高兴，看着冒尖的一碟凉皮，其实并没有多少。

还有一个关于餐具的测试：一家商店正在清仓大甩卖，有一套餐具，有8个菜碟、8个汤碗和8个点心碟，共24件，每件都完好无损。同时有另一套餐具，共40件，其中有24件和前面那套的种类大小完全相同，也完好无损，除此之外还有8个杯子、8个茶托，其中2个杯子和7个茶托都已经破损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愿意为第一套餐具支付33美元，却只愿意为第二套餐具支付24美元。虽然第二套餐具比第一套多出了6个好的杯子和1个好的茶托，但人们愿意支付的钱却反而少了。

数量的多少，如果不仔细比较是很难发现的，但整套餐具是完好无缺还是已经破损，却很容易判断。一套餐具的件数再多，但即使只有一件破损的，人们就会认为整套餐具都是次品，理应价廉；而件数再少，但却全部完好，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合格品，当然应当高价。人们这种心理常常被商家利用。比如一套好好的家具，只是不小心蹭掉块漆、掉了个原装把手，就只能作为处理品卖了，但聪明的商家并不那么做，而是把价格抬高，然后打折，结果仍能以原来的价格卖出。

以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是理性人的理性选择，但由于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人对事物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也是有限的，所以一种看似理性的行为往往就变为非理性了。

诸葛亮误用马谡镇守街亭，实际上就是理性有限的一个明证。

同样一件事情，不同的人为了获取自身最大的收益，都会采取不同的方式，也就是说每个人的理性程度都是有差别的。

皇帝梦背后的人性与理性(1)

易中天在《品三国》中讲了个《一错再错》的故事。东汉末年，朝纲混乱，民不聊生，东汉政权岌岌可危。当时的皇帝年幼软弱，没有能力治理国家。于是在如何对待皇帝的问题上，群雄都使出了浑身解数。其实关注皇帝，与其说是关心国家利益，倒不如说是出于自己的私心，为了私利。

先是董卓废掉少帝刘辩，理由是刘辩愚昧懦弱，陈留王刘协则有圣主素质。而董卓换皇帝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自己能够专权，因为当时刘辩年幼，刘辩的母亲何太后垂帘听政，董卓以为废掉了刘辩，就等于废掉了掌握实权的何太后；刘协是他自己立的，当然就会听他的，既然皇帝都听他的了，那么天下就顺理成章听命于他了。但董卓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么一闹，很快就成了“人民的公敌”，弄得“天下共讨之，天下共诛之”。

董卓失败后，袁绍接着打皇帝的主意。袁绍想，年幼的皇帝被董卓控制在手里，形同虚设，便打算另立一个皇帝，候选人是幽州牧刘虞。袁绍觉得，如果在国难当头另立一个朝廷，统领全国，那这个朝廷首脑就理应是他。如果国家振兴，他就会流芳百世。袁绍的如意算盘虽然打得精彩，但他的候选人刘虞首先就不听他的，还痛斥袁绍“不思尽忠王室”而“造反谋逆”。袁绍讨了个没趣，只得忍住。

袁绍在想另立皇帝的时候，曾找他的弟弟袁术商量，但袁术却想，有本事为什么不自己当皇帝？因为袁术看到，大汉王朝行将朽木，姓刘的已日薄西山，必须由他人取而代之，而最合适的人选就是他自己。他们袁家在大汉王朝是“四世三公”，袁绍虽然是兄长，却是他父亲的小老婆生的，他自己才是袁家正宗。另外他手里有一块传国玉玺，既然皇上的印鉴都在自己手上了，他也就按捺不住，自立为帝。袁术的结果自然是众叛亲离。苦撑几年后，终于在四面楚歌中羞愧难当，吐血而死。

从经济学理性人的角度来看，皇帝在当时的中国是至高无上的，代表上天来统治黎民，掌握天下所有财富和生杀予夺的大权，真可谓是利益最大化了。而当时皇帝年幼，需要大臣辅佐（其实是掌控），谁能够辅佐（掌控）皇帝，谁就掌控了天下。从这一点上来说，每个人的理性都是一样的，都想掌控皇帝，甚至做皇帝，以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但是怎么掌控，能不能亲自当，每个人采取的方法就都不一样了，即每个人的理性程度都不一样。董卓采取的是“废立”，袁绍是“另立”，袁术是“自立”。 而曹操却对皇帝恭敬有加，他主张国家统一，将汉献帝迎到自己的根据地许县，客客气气地供奉起来，一方面获得了皇帝的好感，另一方面也取得了天下的信任，让人们都觉得其他人在打皇帝主意的时候，曹操却在为朝廷效忠。

在当时，皇帝是“一国之本”，绝对不能动摇，在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显然是谁动皇帝，谁就是奸臣。所以如何对待皇帝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马虎不得。董卓、袁绍、袁术都看到了掌控皇帝后的收益，却没有看到随之而来的后果，即将要付出的成本。由于四个人采取的方法都不一样，四个人得到的结果也完全不同。董卓说换就换，迎来“天下共讨之”；袁绍知道忍一忍，他多活了几年；袁术直接称帝，他的下场最惨；曹操尽管是用皇帝的旗号，以国家的名义号令天下，征讨四方，但却发展了自己的实力，最后成为逐鹿群雄中的最大赢家。

所以同样一件事情，不同的人为了获取自身最大的收益，会采取不同的方式，也就是说每个人的理性程度都是有差别的。我们家乡有个人叫郭富，在当地算是数一数二的人物。有一次，一辆卡车从他家门前经过，撞死了他家的猪。按一般人的做法，不说加倍索赔，起码也要求照价赔偿，但郭富却只字不提赔偿之事，还把司机请到家里好生招待了一番。司机一个劲要给他赔偿，他怎么也不让，说谁还能没有个闪失，只要人没出事，就比什么都好。司机非常感动，从此与郭富成为莫逆之交，给郭富在生意上帮了不少忙。而郭富也落了个好名声，在家乡的威望越来越高。在撞猪事件上，主人要求司机赔偿不能不说是一种理性，而在郭富的眼里，则可能成为一种非理性，他自己的做法才算得上理性。

常有年轻气盛的朋友，在单位受了一点委屈，就想不开、闹情绪，甚至辞职跳槽。这虽然是一种个性，却不是十分理性。闹情绪、跳槽的确可以在当时为难一下老板，但在满足了自己面子的同时，损失却更大。跳槽虽然是一种重新选择，但也意味着前功尽弃，从头开始。看看周围那些受不了一点委屈的人，工作永远是从试用期开始，薪水总是很低。

皇帝梦背后的人性与理性(2)

在现实生活中，也不乏一些慈善家，他们常常主动帮助那些身陷困境中的人渡过难关，如接济身边生活困难的人脱离困境，帮助失学儿童重返校园，给贫困地区和灾区的人们以物质援助，向社会公益事业慷慨解囊。这种做法在有些人眼里也许是一种不理性，但在他们的眼里，却是一种高境界的理性。他们的付出，也许终生都不会得到受助者的回报，但却从另一方面增加了他们做人的道德砝码，即提高了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和声誉，而这种威望和声誉，却恰恰是一种无形的财富，用金钱难以买到。

现代经济学对人的研究，正是建立在“利己是人的本性”这一假设的基础之上。不同的理性程度，决定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做事方式，也决定了不同的人的成就大小。也正是由于理性有别，我们的社会才这样错综复杂，我们的世界也才这样丰富多彩。

当我们认为某种社会行为缺乏理性的时候，通常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背后隐藏的约束条件。如果将这些约束条件考虑在内，许多非理性的行为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愚公移山的经济学(1)

愚公移山的故事在我国流传很广，愚公精神也曾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但经济学家梁小民先生却在一篇经济学随笔《愚公不能移山》中说：虽然愚公移山的精神值得学习，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移山并不是一种好做法。因为挖山是有成本的，且不说为了挖山所需要的镐、筐等需要花多少钱，仅就愚公一家几代不从事任何有酬劳动，放弃的收入－－机会成本该有多少啊！搬走了山，仅仅方便了出行，又有多大收益呢？

梁先生做这样分析的目的是要告诫人们，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进行成本与收益的计算。仔细想想，确如梁先生所说，移山不是一种明智的做法。因为要解决出行的问题，还可以有其他办法，诸如修路、把家搬到平原等。

但愚公还是坚决移山。如果用修路、搬家等办法，成本固然要比移山低得多，恐怕愚公一家仍是消受不起，而且影响也远不如移山大。而移山的成本虽然大，但取得的收益更大。事实上最后的结果是，愚公的行为感染了越来越多的人，人们都来给他帮忙，后来连玉皇大帝也感动了，就派了两位天神，在一夜之间把那两座大山搬走了。

我觉得这个故事的精彩之处就在结尾，而且故事的精髓也不在于愚公的精神，而在于愚公的智慧。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都清楚移山的难度，愚公当然不会不知道，面对智叟的规劝，愚公说了要让子子孙孙移山的话，足以流露出移山在愚公眼里的难度。所以我们不妨认为愚公自己移山是假，而要获得玉帝的支持才是真。虽然现实中没有玉帝，但我们却总能以一种精神感动别人，感动社会，从而获得帮助，即所谓的“自助者天助”。愚公自助，所以得到了天助。这里的天，可作外部、社会来讲。用现在的话来讲，愚公的行为其实是一种作秀，但愚公的秀作得很好。

有个小男孩，每当别人拿一枚1角的硬币和一枚5分的硬币让他选择时，他总是选择5分的硬币，大家都笑他是傻瓜。有一位老人觉得小男孩太可怜了，就对他说：“让我告诉你，虽然1角的硬币看起来比5分的硬币要小些，但它的价值是5分硬币的两倍，你应该拿1角的硬币。”但小男孩却说：“假若我拿的是l角的硬币，下一次他们就不会拿钱来让我选了。”小男孩如果不对老人说，有谁会知道他的真实想法呢？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认为，有些看似落后的非理性的行为，其实都隐藏着很大的理性，如落后地区的农民不愿意引进高产的作物，而坚持种植传统的低产作物，不是因为他们无知，而是因为传统作物抵御灾害的能力更强，这样的选择可以降低风险。

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也说，当我们认为某种社会行为缺乏理性的时候，通常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背后隐藏的约束条件。如果将这些约束条件考虑在内，许多非理性的行为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这里的约束不仅仅是现实条件的限制，而且也有背后收益的谋算。

对于当时的愚公来说，根据自己的实力，无论是修路或搬家，也许都行不通，或者成本更大，而且还不会引人注意，所以通过移山造成轰动效应，寻求玉帝的帮助才是最好的方案。对于小男孩来说，爱钱是天性，但他没有其他途径获取，装傻也许就成为更好的选择。还有上一节《皇帝梦背后的人性与理性》中的郭富，那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那年头，开大卡车的是一个掌握着一定社会资源的非等闲之辈，要与其结交并不容易，而撞猪事件正好给郭富提供了机会，郭富的眼睛里不是赔一头猪两头猪的问题，而是要交一个朋友的问题。

愚公移山的经济学(2)

近些年，一度发生民工通过跳楼讨要工资的事件，其实民工并不是为要工资而不要命，其主要是通过跳楼行为而唤起社会对拖欠工资的关注，因为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无论自己出面还是通过法律途径，都难以行通。著名作家洪峰因单位扣发工资而上街乞讨，轰动全国。按照常理，著名作家上街乞讨，谁能丢得起这个人？况且他并不是到了没饭吃的地步。可他不但做了，而且做得声势浩大，脖子上挂着大牌子，写着中国作家洪峰，因何原因上街乞讨。在舆论的压力下，他的工资很快得到了解决。本来单位是想刁难他，没想到他因此而名声更大，单位反倒成了众矢之的。相对于掌握权力的行政领导来说，作家也是弱势群体，文人遇见官，和秀才遇见兵一样，有理也说不清。

现实生活中大凡有大成之人，都是不仅能看到自身条件的约束，也能看到事件背后的利益，他们把自身条件与背后利益处理得恰到好处。理性人的理性行为，不仅是由自身的约束条件决定的，也是由他的眼光决定的。现实中总有人去做一些看似有悖常理的事情，但一旦别人看出了其中的玄机，他已经赚得盆盈钵满了。

“囚徒困境”反映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对每个人而言都是理性的选择，能得到最优的结果，但对于整个集体来说却是非理性的，最终导致对集体中每个人都不利的结果。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国外有一个故事：一天，一个富翁在家中被杀，财物被盗。警方在破案的过程中，抓到两个嫌疑犯汤姆和彼得，并从他们的住处搜出被害人家中丢失的财物。可他们矢口否认曾杀过人，辩称只是偷了点儿东西而已，于是警方将两人隔离审讯。警察分别对他们说，你们的偷盗罪已证据确凿，可以判你们每人1年刑期。但是，我可以和你做个交易：如果你单独坦白杀人的罪行，我只判你3个月的监禁，但你的同伙要被判10年刑；如果你拒不坦白，而被同伙检举，那么你将被判10年刑，他只判3个月的监禁。如果你们两人都坦白交代，那么，你们都要被判5年刑。

汤姆和彼得怎么办呢？坦白还是抵赖？显然最好的策略是两人都抵赖，结果是大家都只被判1年刑。但是两人处于隔离状态，他们无法串供。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出发，汤姆和彼得都会进行这样一个决策过程：假如我招了，他也招了，我们都坐5年牢。我招了，他不招，我就只坐3个月，而他会坐10年牢；他招了，我不招，我就会坐10年牢。所以不管他招不招，对我来说都是招了划算。由于两个人都会动这样的脑筋，最终两人都选择了招供，结果都被判5年刑。而原本对两人都有利的策略(抵赖)和结局 (被判1年刑)则不会出现。

我的家乡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有两个人分别叫黑蛋和白蛋，他们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要共同去装一车粪，然后送到田里。黑蛋去的时候带了一把炭锨（家乡人做饭时往灶膛里加炭用的，锨头不到巴掌大小），他想，反正天很黑，别人看不见，就装作很卖力的样子，每往车上撂一锨粪，嘴里就发出“嗨吆”的声音，还把炭锨在车厢上“咣”的磕一下。黑蛋听到白蛋也很卖力，嘴里使劲的同时，车厢也发出很响的声音。黑蛋暗自高兴，并在心里暗骂白蛋傻瓜。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黑蛋想可能满了吧，他就用手去摸车厢，可是还差很远。黑蛋很奇怪，可他心虚，没有说什么，继续假装很卖力地往车上装粪。后来黑蛋又摸了几次，车厢总不见满。不久传来了鸡叫声，东方渐渐泛起了鱼肚白，黑蛋模模糊糊地发现白蛋手里拿的竟是一根棍子。

中国人重感性，所以故事还是故事；外国人重理性，他们将故事升华成了理论，这就是经济学博弈论中著名的“囚徒困境”。这种困境反

映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对每个人而言都是理性的选择，能得到最优的结果，但对于整个集体来说却是非理性的，最终导致对集体中每个人都不利的结果。人们把这种结果叫做“非合作博弈均衡”，它是美国经济学家纳什提出的，又被称为“纳什均衡”。非合作均衡实际上是陷入僵局的一种均衡，在这种均衡里，双方都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每个人想到的都首先是自己的利益，进行的都是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决策，但最后的结果，不仅没有使自己获利，而且还损害了对方的利益，最后大家共同损失。

前些年，我国彩电市场上，为了各自利益的最大化，每一个厂家都像囚徒那样进行了一番选择：如果我降价，我可以赢得更大的市场；如果我不降价，别人降价了，别人就会占领更大的市场，因此不论别人怎样，对于自己来说，降价都是最优选择。当每一个厂家都这样选择的时候，彩电市场一时狼烟四起，打起了一轮又一轮的价格战。最后大家都没有获利，反而遭受到重大损失。

有两个朋友李红和赵辉，合伙做苹果生意。两人分了工，李红在北方苹果基地扎庄收购，赵辉负责在南方市场销售。开始两人合作得非常顺利，可到苹果旺季时，许多外地客商直接来到苹果基地，就有客商找李红为其代收，对于李红来说，这样可以背着赵辉多赚一些钱，李红就答应了。而南方的销售行情也分外见好，在那里的赵辉也思量起来，如果自己背着李红在其他苹果基地再设一个收购点，不就可以多赚一笔吗？两个人都有了这样的想法，而且很快都实施起来，结果李红为了客商，给赵辉就供不上货；而为了赵辉，又给客商供不上货，非常被动。而赵辉在南方，有限的资金要供应两个点，加上精力有限，结果顾此失彼，焦头烂额。

现在有些企业，为了利润最大化，降低员工待遇，而员工为了获得高薪和自身发展，频频跳槽，结果企业和员工双方都遭受损失。

所以成功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大家合作的结果。在囚徒困境里，两个囚徒由于隔离而无法合作，但在现实生活中，企业与企业之间，人与人之间却可以通过沟通、交流、协商而达成合作。比如同类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彼此之间就由相互拆台变成了相互合作，规模扩大了，行动统一了，力量也就更加强大，最终实现双赢的结局。企业和员工之间也可以共同协商，寻求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劳资模式。朋友之间，为了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如果能够从扩大合作规模、改进合作方式、提高效率入手，最终也会对各自都有利。

至此，我想到了一句广告词：“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毛泽东为什么要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1)

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确定革命的对象、动力、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基础。分析指出：大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中产阶级必定分化，小资产阶级、广大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并由此制定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样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依靠这条总路线，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与其说这种分析是政治分析，倒不如说是经济分析。因为革命也是要进行成本与收益的分析的，工人阶级包括现代工业无产阶级、都市的苦力工人、农村无产阶级和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他们苦大仇深，现有的社会体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收益，所以他们的革命性最强。他们除了苦力外一无所有，革起命来没有成本（财产）损失，革命成功，却会得到收益（共产主义有活同干有饭同吃，从此不再受剥削），所以他们革命的态度最坚决、最前沿，最终会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而小资产阶级包括自耕农、小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这些人自己虽有很少却还可以维持生活的土地或财产，但他们对现实不满，所以有革命的欲望；但革起命来就有一定的成本损失，所以这个人群对革命的态度没有无产阶级坚决。中产阶级则处于社会的中层，有着数量不小的财产和其他既得利益，一旦发生革命，他们必然要计算自己的利害得失，如果革命对他们有利，他们就会倒向革命的一边，反之则会依附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以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反对革命。

也许当年毛泽东并没有想到用经济学进行分析，但他的分析却符合经济学道理。经济学家假设人都是理性人，理性人必然会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进行决策与行事。再崇高的革命，再神圣的事业，事先都离不开成本与收益这种看似世俗的分析。红尘浮世，人情冷暖，人

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看能够获得多少收益，这种收益包括物质收益，也包括精神和感情收益。如果成本大而收益小，任何说起来美妙的事，人们都不愿意去做。

上海社会科学研究院进行的“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大调查显示，学历越低的人越希望生活在“生活水平一般，没有贫富差别”的社会中。相反，学历越高的人对“激烈竞争，规则公平”的社会的期望越高。因为学历低的人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成本高而收益低，而学历高的人因为有很强的竞争资本，在竞争中有可能获得较高的收益，所以希望竞争。目前我国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各个利益集团的意见都不一致，观点也不一样，其实都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上，进行成本与收益的分析。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公众号：古德猫宁李

- 电子书搜索下载

- 书单分享

- 书友学习交流

网站：沉金书屋 https://www.chenjin5.com

- 电子书搜索下载

- 电子书打包资源分享

- 学习资源分享

毛泽东为什么要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2)

1925年12月， 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重要的革命文献。这是中国

在成本与收益的支配下，有些看似神圣的事情，如果短期看不到收益，也会在人们眼里变得不值。我国曾出现过多次“读书无用论”，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张铁生交白卷成为时代的英雄；改革开放初期，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教书的不如卖书的；2007年初，接连有媒体报道，“读书无用论”在中国重新抬头，因为上大学的成本太大而收益太小，目前一个家庭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十几万到几十万，而大学毕业后工资与农民工相差无几，而且就业不如农民工容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国人眼里似乎已成为一个遥远的神话。

也许大家都见过这样的情形：当你向别人借钱时，你越是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越是难以借到钱；有些人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反而借钱很容易。他说我现在只是一时之需，救个急，等缓过来了，立马还你，干干脆脆，别人就会很放心地把钱借给他；或者他说现在正做一件什么事，

故意把这件事的收益夸大一些，然后对方也乐意借钱给他。一般来说，人们决定是否借钱给你，并不取决于你的困难程度，而是取决于对你能否按时还钱的预期。如果你一开口就让人感到一副活不下去的样子，那么你借钱十有八九要失败。因为他感到借钱给你，很可能会是刘备借荆州，一借不还。也正是因此，重病在身的人看病借钱难，而做生意的人借钱相对容易，银行有很多贷款项目，大到企业运作，小到小本生意，但没有一项是关于治病救人的。

现实中也有看似不考虑成本与收益的人。据报载，印度有一个叫乌拿达的人，年少时和邻村有钱人家的女儿定了亲，但新婚后这位新娘希望他与娘家人一起住。这不就是让自己入赘吗？乌拿达感到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就发誓要娶100位太太来羞辱他的妻子。于是他那时就开始迎亲，到他80岁时已迎娶了90个妻子，生了29个孩子。由于他太热衷于迎亲活动，每一段婚姻都不长久，目前只有一个太太、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与他一起生活。为了完成自己的夙愿，他还在准备迎娶活动，而且已有3个美国女人、3个日本女人、2个匈牙利女人和一个德国女人排队想要嫁给他。为什么有这么多女人要嫁给一个糟老头子呢？因为乌拿达每娶一个女人，都要给她很大一块地。为了迎娶100个女人，他把祖上留下的家业快要折腾光了。

如果能够换一种角度来看，这种人其实不是不考虑成本与收益，而是考虑成本与收益的角度不同。这种人更看重的是面子的收益，一开始就夸出了海口，如果最后不履行，面子上如何过得去？这位仁兄至死都没有后悔，是因为他有的是土地，有的是家产，换了我们凡人，纵使拥有100个太太的滋味有多么美妙，但你有那么多的成本去玩吗？

男女双方地位、能力和魅力的变化，随时都有可能让双方成本与收益的比较角度及比较值发生变化，从而给婚姻带来危机。只有当双方都感到自身从对方身上获得的收益大于付出的成本时，婚姻才可能稳定，而当双方都感到自己离不开对方时，婚姻便绝对稳定。

婚姻的稳定点在哪里？(1)

我有两个朋友。第一个是小老板，算不上很有钱，但比起我们工薪阶层来说，钞票却要多很多倍。他和妻子感情不和，前一段时间离婚了。大家都从方方面面规劝过，但没有效果，他还是毅然决然地离了。离婚后，孩子归他抚养，他一次性给了对方20万元作为补偿。

第二个朋友，也和妻子感情不和，并且不和的程度要远远超过第一个朋友。但他混得不好，没有固定职业，主要靠打零工、做小生意维持生活，妻子在家养两个孩子。这夫妻俩原本是自由恋爱，结婚前后曾如胶似漆过一段时间，只是后来丈夫一直没有发达起来，妻子的态度便一天不如一天，两口子的矛盾不断升级，直至离婚。离婚后两人各自抚养一个孩子。但离婚后不到一年，两人又破镜重圆。婚姻期间两人生活拮据，都把责任归咎于对方，希望离婚后重建新生活，但离异后情况却更糟。男人既要东奔西跑挣钱糊口，又要照料孩子，顾头不顾尾，焦头烂额。说起重建家庭，一个赚不来钱又带孩子的男人，哪个女人会看上？女人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倒是找了一个男人，但那个男人没有本事而且更懒，还对孩子不好。重续前弦后，两人仍时有争吵，却都不再做离婚打算。

两个朋友，同样都是感情不和，却是两种不同的婚姻结局。影响婚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经济因素。第一个朋友离婚时的毅然决然，没有人能够阻止，主要原因就是他有钱，离婚后照样吃香的喝辣的，上门提亲的络绎不绝，亲自投怀送抱者更多。他的妻子最后终于同意离婚，也是因为有了一大笔钱来做今后生活的后盾，即使不工作，做个平常人省吃俭用也能花费几十年。20万元在当地算得上一个小富婆，条件不错的男人她也有资格挑肥拣瘦。而第二个朋友，则是由缺钱导致离婚，又由缺钱不得不复婚，再由缺钱不敢再谈离婚。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婚姻也是讲成本与收益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将经济学的研究从经济学殿堂拓展到人文社科领域。一些似乎与经济学毫不相关的问题，如结婚、生育、子女抚养、家庭结构、社会教育、抢劫犯罪，甚至是歧视行为和利他主义等，都被贝克尔纳入经济分析的范畴，我们日常生活中任何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得到合理的解释，为此贝克尔摘取了199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在贝克尔的研究中，他用大量笔墨进行了婚姻家庭的经济学分析。

在经济学家的眼里，男女结合是维持人生存最合理、最经济的方式：一是分工互补，男主外赚钱养家，女主内操持家务，共同创造双方赖以生存的物质财富；二是男女结合使各自的性伙伴得以稳定，双方用很低的成本就能获得性满足；三是生儿育女为自己养老，免除后顾之忧；四是彼此进行思想感情交流，相互沟通、理解、抚慰、鼓励，消除孤独。这很符合规模经济的要求，分工合作提高了劳动效率，共同生活降低了生活成本。显然，男女双方的结合是经过一番成本与收益的比较的，原始的家庭就这样形成了。虽然原始人不懂得经济学，但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是人的本性使然。

所以，一桩婚姻要稳固，对于男女任何一方来说，其获得的收益都要大于付出的成本，起码也要相当。无论其中哪一方付出的成本大而得到的收益小，都会给婚姻造成不稳定的因素。就像武大郎和潘金莲，潘金莲是顶级美女，而武大郎不但长相差，而且没本事，这桩婚姻对于武大郎来说，当然是收益大于成本，但对潘金莲来说，却绝对是成本大于收益，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这就为后来的裂变埋下了祸根。所以，人们从古到今讲门当户对，讲般配，虽然世俗，却有必要。

婚姻的稳定点在哪里？(2)

回到第一个朋友，男人在外奔波，女人在家寂寞，都觉得自己委屈，矛盾由此而生。两人争争吵吵，相互猜疑，谁也不让谁，仿佛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用说，双方都觉得是成本大于收益，离婚是必然的选择。离婚后男人可以再去找属于自己的温存，女人可以再去找属于自己的充实。而那第二个朋友，由于经济拮据，双方也是争争吵吵，也是生活在一种水深火热之中，但离婚为什么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呢？是因为离婚的成本大于收益，离婚后两人都无法幸福地生活。不同的是，第一个朋友考虑成本与收益的角度是感情、精神层次，而第二个朋友考虑的则是生存层次，虽然现有的婚姻不理想，但还可以维持。

现实中有一种现象，官员、夫人和情妇往往能够和平共处，而大款、艺术家与夫人、情妇之间却往往乌烟瘴气。官员、大款和艺术家包养情妇的现象比比皆是，但官员的离婚率似乎要比大款和艺术家低得多。这也是由于成本和收益在起作用。

在人们的观念里，官员是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是公众的带头人和楷模，公众对官员的期望和制度对官员的约束比大款和艺术家也要大得多。一个官员如果被发现生活作风有缺陷，就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甚至可以毁掉其仕途，我国有不少贪官就是因为包养情妇而落马的，美国的克林顿也曾因染上绯闻而使其总统宝座一度岌岌可危。官员在外有情人，是道德败坏，大款却顶多被认为是好色之徒。而艺术家有情人，则被认为是风流、浪漫。

不同的道德规范和制度要求，会使这几种人及其夫人、情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并选择。一个人步入仕途的艰难，是众所周知的。虽然官员头上有诸多约束，但官员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他就有可能在外找情人。而一旦有了情人，其夫人会介意吗？当然会。但出于成本与收益的考虑，夫人也是敢怒不敢言，更不敢去揪情人的辫子，骂对方是狐狸精之类来解恨。这样做了，男人会身败名裂，自己依附的大树也就会倒。而默许，反正大家都不说破，自己该有的荣誉、尊重和利益一样都不会少。所以官员、妻子和情人之间一般都能和平共处。

大款就不同了，官员遇上桃色事件要丢官，大款染上绯闻却照样可以赚大钱，所以其夫人尽可以去追踪丈夫，与情妇骂街，甚至到办公室闹个底朝天。在男女关系中，最游刃有余的要算艺术家了，今天有绯闻，明天又有艳遇，不仅不会影响其艺术生命，而且能增加自己的曝光率，提高自己的声名和身价，弄得好的，还会演绎出一段悲欢离合、荡气回肠、催人泪下的爱恨情仇来，让世人神往、咀嚼、咏唱。

有人说，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其中的潜台词其实就是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大到利益团体的分分合合，小到人际关系的明争暗斗，其实质都始于成本与收益的算计。神圣的爱情殿堂，也摆脱不了这个窠臼，神前立誓与天地跪拜，并不能成为天下有情人白头偕老的保障。男女双方地位、能力和魅力的变化，随时都有可能让双方成本与收益的比较角度及比较值发生变化，从而给婚姻带来危机。只有当双方都感到自身从对方身上获得的收益大于付出的成本时，婚姻才可能稳定，而当双方都感到自己离不开对方时，婚姻便绝对稳定。

经济发展程度愈高的社会，专业化的程度也愈高，而且两者互为因果。专业化，是以工作上的专业表现得到报酬和奖励。因此，产品愈好，而不单是人际关系愈好，赚的钱愈多。人们会花心思气力在自己的专业上，而不必着力去经营人际关系的网络。

我所经历的两种编辑体制(1)

在文化圈混了几年，虽没混出什么名堂，但也有了些熟人关系，有的甚至是著名作家、名刊名社的编辑。于是就有人找我，把我像名人那样尊重，奉上他们的文章、书稿，求我给他们穿针引线。在他们眼里，似乎是只要一经我介绍，他们的文章就立刻会发表，书稿立刻会出版。其实我哪有这样的本领？如果真有，不要说获什么文学大奖，至少我也著作等身了。能把别人的文章推出去，怎么就不能把自己积压的手稿变成铅字？

几年前做一流行期刊的主编时，有朋友给了我一篇稿子，让我很是难堪。那个刊物走市场，我们完全按照读者口味编排文章。一篇稿子，即使主编也不完全拥有最终的发稿权。先是编辑选稿，然后主任、主编审阅，最后所有编辑开统稿会，针对每一篇稿子，每一个人都要发表意见，要大部分人都认为好才能过关。当然主编的话分量更重一些，只要主编说好的稿子，一般都没人反对。但主编也不敢独断专行，因为出刊后有读者评刊，主编力挺的稿子，如果读者看好，当然主编脸上有光，若被读者评为差稿，你的主编还怎么当？如果主编随大流，闹民主，到时刊物不被读者认可，也是主编的责任，老板让你当主编，就是你眼力高于编辑，你反倒和编辑持平，是不是该下课了？所以主编是一个极其难堪的角色。而那个朋友的稿件，和刊物风格相去甚远，但朋友说稿子是一个官员的儿子的，当时那官员正给他办调动，而官员的儿子沉迷写作却总不成功，他就吹嘘说他的朋友我任一刊物主编，可以帮忙。这个忙，我非帮不可，最后只好将文章几乎是重写了一遍。

几年做编辑的摸爬滚打，我深深感到，在市场经济下，你发表文章、出书几乎没有办法靠关系、走后门。有很多作者投稿时，把简历写得天花乱坠，但那些身份和头衔都不起实质作用。编辑部不论对方是谁，最终都要以稿件说话。按照刊物的定位，即便是贾平凹的稿子，也没有办法安插进去（当然老贾也不可能给我们投稿）。老板吃的是读者的饭，编辑吃的是读者的饭，无疑作者吃的也是读者的饭。我对“消费者是上帝”这句话有了刻骨铭心的体会。我常常在论坛上看到有人发牢骚说编辑上的都是熟人稿，我对这类评论人的认识深表遗憾。当然熟人确有熟人的好处，熟人的稿件编辑可能会先看，可能会退稿，并说明不用的理由，这些都是熟人作者能够获得的额外好处，但也仅此而已。

在这样的编辑体制下，作者就是“老大”，尤其是那些名作者一个比一个牛。我们这些做编辑的经常给人家写信问候，联络感情，甚至把人家的生日都打听出来了，不忘到时道声祝福。尽管这样，人家还对我们的恭敬约稿推三拖四，全国这样的杂志不光我们一家啊！当然也有作者对我们老师长老师短的，甜言蜜语，但那都是新手，不了解行规，似乎编辑都是腐败分子，会被他的糖衣炮弹俘获。

后来到了某文化机关，办一份纯文学杂志，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机关的杂志不是根据市场办，而是根据主编的喜好办。主编的喜好是什么，编辑就编什么样的稿件。加上文学市场的不景气，主编的理念也往往难以贯彻，杂志就变成了杂货铺。一是熟人的稿件，反正大家都在这个圈子里混了多年，不看僧面看佛面，那些文学老前辈贡献的余热总不能没有地方发挥吧？二是致富了的文学爱好者以及附庸风雅者，反正杂志需要这些人的赞助和扶持，文章不管好坏也就给发了。而那些钟情文学却又在贫困线上挣扎者，我们只能谢绝并讲明原委，给以精神鼓励，文化人毕竟不是商人，纵使买卖不成，情义还是要讲的。

在这样的体制下，编辑就是爷。因此作者们，不管是有钱的还是有权的，没钱的还是没权的，都很巴结编辑，连文学前辈们也对我等后生热情恭敬有加。编辑被作者请吃请喝是常有的事，大家也都睁只眼闭只眼，习以为常了。反正单靠一个人的力量，对文学的境地也改变不到哪儿去。虽然大家在一起时，都对文学的前途忧心忡忡，都谈论日渐缺失的文学精神，但到了吃饭时间，空空的肚皮还是需要物质食粮去填的，文学精神便禁不住抛到脑后了。

两种不同的编辑体制，造就了作者对待写作的两种态度。这两种态度里其实都暗含着作者对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和取舍，如果好稿子给他带来的收益大，他就在写作上下工夫；如果关系给他带来的收益大，他就会注重和编辑拉关系。难怪，那些有专业特长的人都很牛气，而那些腹中空空者却八面玲珑。

我所经历的两种编辑体制(2)

我们正处在社会的转型中，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同其他所有的职业一样，写作也走向专业化，作者靠好文章好书稿吃饭是必然趋势，固守在象牙塔中的机关杂志只是在苟延残喘。市场经济的特点，以专业交换为特征；而传统社会则以人情关系为纽带。在市场经济下，人们之间不再以人情为交换，而是靠专业赚钱，然后再换取生存所需。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人情味逐渐蜕变。在现代社会里，大家的压力主要来自专业化的压力，而不是人际关系的压力。在公司里，主要是靠专业能力出成绩，而不只是靠讨好老板。

这个问题也进入了经济学家的视野。台湾著名经济学家熊秉元到大陆讲学期间，曾设计一份问卷，征询两岸三地的学子，在实际生活里，如何处理某些情境，诸如：亲友生病，必须住院，找病床需不需要通过人际关系？开车违反交通规则，被开罚单，是否可以通过关系取消罚单？如果到银行申请房屋贷款，需不需要托人帮忙？大学入学，请人帮忙是否有用？

在不同的社会里，通常以不同方式来面对和处理这些问题。越有“人情味”的社会，很可能就以人情为工具，周旋因应。最后得出结论，在海峡两岸及香港地区之间，香港的国民收入最高，台湾次之，大陆殿后，面对各种问题时，在大陆最可能动用各种关系，在台湾比较少，而在香港最少。

熊先生指出，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经济发展程度愈高的社会，专业化的程度也愈高，而且两者互为因果。专业化，是以工作上的专业表现得到报酬和奖励。因此，产品越好，而不单是人际关系越好，赚的钱越多。人们会花心思气力在自己的专业上，而不必着力去经营人际关系的网络。当专业化程度提升，人际网络上的重要性就会下降，这是经济活动的副产品。我所经历的两种编辑体制，正好是对经济学家研究结果的佐证。

回到写作这行当，余华、韩寒靠的不是他老子是作协主席，而是自己的专业效应。余华是一个职业作家，做得很专业，而韩寒则是另一类的职业作家，做得仍很专业。现在火起来的形形色色的作家，都是以专业起家的，不管他们的作品是好还是坏，是高雅还是庸俗，是艺术还是垃圾（这些都因为论者的立场不一样，标准不一样，结论也不一样），却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其在市场中能够流行起来，无疑在市场定位上都做到了专业。

经济的市场化，是社会的进步；文学的市场化，是文学的福音。目前中国文学远离诺奖，有人把原因归结为市场化，说是市场经济让文学走向了媚俗。其实我觉得中国文学远离诺奖，主要原因恰恰是中国文学的市场化程度还不够。在市场经济下，市场机制能够催生物质精品，同样也能够造就精神精品。当作者通过作品在市场中获得的收益大于作者在单位争名夺利，或者做其他事情的收益时，有才能的作家就会从各种纷扰中走出来，以写作为职业，倾注全力写出好的作品。

我们都知道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而用来满足欲望的资源却是有限的。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凡事都难以两全，一定是有所得必有所失。为了得到一样东西，必定要失去另一样东西，经济学上把失去的东西叫做为得到的东西所付出的机会成本。

你要最美的还是完美的？(1)

不少经济学家在谈到经济学上的选择问题时，都引用过“布利丹驴子”的故事。说是布利丹有一头驴子，它在同时面对两捆干草的时候，始终不知道该吃哪一捆好，最后竟然给饿死了。

故事里的驴子是愚蠢的，成为人们嘲讽的对象，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人往往比驴子聪明不到哪儿去。比如美丽的女人难出嫁，已成为大家公认的一种现象。在爱情面前，一个是大款却文化程度不高，一个满腹经纶却很穷酸，所以美女也像那个驴子选择干草一样，犹豫不决。好不容易碰到一个才华横溢又腰缠万贯的，该满意了吧，谁知她却又担心这样优秀的男人在外边被别的女人宠，自己要吃亏。就这样比较来比较去，直至无情的岁月催得她人老珠黄，美丽不再，竟随便找一个匆匆嫁掉。

无论对于驴子还是人，选择都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为什么艰难呢？因为选择要付出机会成本。我们都知道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而用来满足欲望的资源却是有限的。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凡事都难以两全，一定是有所得必有所失。为了得到一样东西，必定要失去另一样东西，经济学上把失去的东西叫做“为得到的东西所付出的机会成本”。

就像那个布利丹的驴子，面对两捆干草，它选择其中的任何一捆，都要以放弃另一捆作为机会成本，所以它在选择时就变得艰难起来。而美女也一样，嫁了大款能享受荣华富贵却怕精神难得慰藉，嫁了满腹经纶者有精神食粮却怕生活清贫，嫁了有才又有财的男人又害怕寂寞，而现实的限制，她只能嫁一个男人，所以她选择其中的任何一个，都要以放弃另外一个或几个作为机会成本，她的选择便变得同驴子一样艰难。

驴子在两捆干草之间进行选择，是关系到驴子的生死；美女在几个小伙子之间进行选择，是关系到自己的终身幸福，这些事都轻视不得，也随意不得。他们面临的选择越重要，其付出的机会成本就越高昂。所以对驴子和美女来说，付出任何一次机会成本都是痛苦的，于是驴子便在无法选择中饿死了，而美女也在犹豫不决中芳华渐逝。

为了走出选择困境，理性对我们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经济学家眼里，人都是理性人，由于现实资源的有限性，对欲望只能是最大限度的满足，并不能够完全满足。所以人在对欲望作出选择时，总是要考虑到自身的习性、偏好、意志等情况，并由此作出比较。

比如有100万元，是要投资电子行业，还是要做水果生意？投资电子行业，就要以放弃水果生意作为机会成本；而投资水果生意，也要以放弃电子行业作为机会成本。到底做什么，我们可以通过数理计算，比较两个行业的利润大小，同时也要考虑到你对两个行业的熟悉程度。虽然电子行业是高利润，但你在这方面一窍不通，那么最好还是选择水果生意。这样你看似放弃了电子行业的巨大利润，实际上却避免了电子行业的投资风险，而能从你所熟悉的水果生意中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

对于驴子和美女的选择，虽然难以用经济学的数理方法进行推算，但我们完全可以用经济学的原理来进行权衡。商人的欲望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所以商人会围绕如何用有限的资源赚更多的钱而进行选择。驴子的欲望是求生，所以它吃掉其中任何一捆干草而以放弃另一捆干草作为机会成本，都是值得的。而美女的欲望是最大限度地让自己幸福，她到底该把哪个男人作为机会成本付出，可以根据自己的幸福观而定：如果她物质至上，大款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如果她精神至上，与满腹经纶的男人结合可能会更幸福；如果她是一个开放的女人，那么也完全可以嫁给才财双全的男人，不去计较他在外面是否有外遇。这样虽不能两全，却仍能达到幸福的最大化，而不至于耽误终身

你要最美的还是完美的？(2)

，嫁一个各方面都很平庸的男人。所以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能够从现实出发，对选择虽然不能做到完美，却可以做到最美。

我们常常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面临着诸多选择。比如学生时代选择科目，学理科还是学文科；高考报志愿，是报本省的还是报外地的；大学毕业是考研还是参加工作；走上社会选择职业，是从政当官还是下海经商……在诸多的选择中，有诱惑也有缺憾，就是没有一种能够完全满足我们的欲望，而每一个人的社会背景、生存环境、能力水平、兴趣爱好都各不相同，我们只能从客观实际出发，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如果是这也想，那也想，或者是这也不能，那也不能，抑或在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外进行选择，其结果就会像布利丹驴子一样。

然而现实生活中这种“驴子式”的人还真不少。“美女择婿”就不用再说了，不少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还要靠家人养活。有不少人从现行教育体制找原因，说现在大学校园所教授的知识大部分都是过时的，并且对学生只是注重知识的灌输，而不注重能力的培养，所以培养出来的人都是高分低能，找不到工作是理所当然的事。

这样的分析看似有道理，实则不然，因为大学主要是教人学知识的，而不是教人如何工作的，一个人的工作能力是不可能在学校获得的。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其主要原因不是学校没有教给他们工作能力，而是在选择上出了问题。

他们在选择工作时，觉得自己好歹也是一名大学生，就很挑剔，既要在大城市，又要高薪，职位还要比较高，最好与恋人也能在一起。而在大城市，那些热门职业，名牌公司，耀眼的岗位，哪里不是人才济济？刚毕业的学生，没有工作经验，没有实际操作能力，要找这样的工作是何等的艰难！如果能够放下架子，选择最平凡的工作，或者到需要大量人才的落后地区去，也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最好从小事做起，从底层做起，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能力也一定会比没有知识的人提高得快。前些年有北大的学生卖猪肉，当时社会上为其选择的值与不值和该与不该而闹得沸沸扬扬，如今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卖肉的已办起了很有影响的肉联加工企业，而且还出了书《屠夫看世界》，再次成为吸引人们眼球的焦点。我想今天就是有跨国集团来请他去做CEO，他也未必就愿意去。如果大事做不来，小事又看不上，年轻时的天之骄子则定会在岁月的流逝中一事无成……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为选择要付出机会成本时，往往比做其他事而付出物质成本时更慎重。东西没了可以再去买，钱没了可以再去挣，而机会一旦失去了却很难再得到。尤其是有些机会，对于一个人来说一生往往只有一次，所以选择时就更令人耗费心力。

驴子的命运为人提供了前车之鉴，我们在为任何一件事情做出选择的时候，都不可能做到完美，在自己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只要力争做到最美，我们获得的幸福也就最大化了。

人们常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说的就是经济学上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是人们的一种理想，而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等，才是现实世界的真相。

成本与收益不是简单的公式

有一个“鸡蛋致富”原理被许多人津津乐道。大意是，如果你手里有一枚鸡蛋，你就会变成一名富翁。其原理是：一枚鸡蛋可以孵出一只鸡，鸡再生蛋，蛋又生鸡，你就成为一个养鸡专业户，继续扩大则可以办养鸡厂，进而发展成一个禽业集团。从理论上讲，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现实却是真正能够从一枚鸡蛋做到一个禽业集团的人少之又少，更有不少人在付出一枚鸡蛋之后，连一只鸡都没有得到。

家乡有一对在外流浪的夫妻，好几年了有家不敢归。因为开煤窑开烂了，欠了别人几十万元的债。家乡的土地被一条丰饶的煤带缠绕，只要有能力把井口打开，就像从地底下往上刨钱一样，怎么会烂包呢？按说这对夫妻也是乡里的能人，刚刚改革开放，当别人都沉浸在土地承包到户的喜悦中时，他们却将自己的土地转包给了别人，双双到县城做生意。先是在街头生个炉子卖烧饼，不久就租了一间门面房开了个小饭馆，几年后小饭馆又变成了大餐厅。当家乡的煤带被发现，一个接一个的煤窑开起来，夫妻俩也终于抵御不住小煤窑日进斗金的诱惑，便关了餐厅的门，拿着多年的积蓄，又四处借贷，凑足了一笔钱开煤窑了。可井口刚刚打开不久，收税的来了，环保的来了，工商的来了，安检的来了，一辈子都和普通人打交道的夫妻俩，哪里见过这种阵势？他们疲于应付，很快搞得焦头烂额。不久井下又发生塌方，一个工人被石头砸断了腿，家属来到煤窑闹事，提出巨额赔偿。夫妻俩终于支撑不下去了，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撂下煤窑，带着儿女，远走他乡。

在我们普通人眼里，那些开煤窑的大都是又黑又恶的主，心狠、手辣、见利忘义等不光彩的词都可以给他们用上。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们又都是强干的主儿，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内质，不是所有人都具备的。他们上下通吃，八面玲珑，黑道白道一并走，把各方面的关系搞得顺顺当当。比如上边来了检查的，他们可以把那些人安排到酒店里，弄几个美女伺候，换了那对夫妻就绝对做不来这种事。不要说井下伤了人，就是死几个人，那些煤窑老板也脸不变心不跳，还像做买卖似的和死者家人讨价还价。卖烧饼，开饭店，只要精明、勤劳、和气就行了，但开煤窑不行。

在我们周围，有些人在打工的时候，是一个好员工，但由于发财梦迫切或者与老板发生分歧，就自己单干，却失败得一塌糊涂。所以并不是具有不服输的精神和不安分的梦想就能使一个人成功。没有当老板的素质，最好还是安心打工；做个员工，虽然不会像老板那样风光阔绰，但至少会衣食无忧。时间久了若再能混个主管，或者更高一级，也足以令人艳羡。

那么是不是做自己最适合的，做自己的能力能够承受的，就能保证自己在成本付出后一定能得到收益呢？其实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比如同样一本定价10元的书，城里的孩子很快就可以到书店去购买，而乡下的孩子却需要进城，坐大半天的车花几十元的车费才能买到。虽然两者获得的收益相同，但是由于生存的环境不同，花费的成本却大不一样。同样都是长期生活在城市里，如果你的户口在这个城市，你就可以轻松地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居住地的学校上学，但如果你是乡下人，只是在城市里打工，要让孩子去你居住地的学校上学，就需要付出高昂的借读费，而且还要找熟人，托关系。两者都是为了得到相同的收益，但却要付出不一样的成本，这是由于出身环境的不同造成的。

这样的现象在现实中并非个例，而是相当普遍，我们可以信手拈来：都是为了扩大再生产，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贷款政策上就不一样，国有企业很容易从银行贷到巨额款项，而民营企业在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后，贷到的款项却大打折扣。一个山村教师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呕心沥血，月工资才几百元（有些极度贫困地区还不到百元，甚至还有把自己低微的工资拿出来给上不起学的孩子垫学费的），而一个垄断企业的电力抄表员，工作轻松却年薪10万。

人们常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说的就是经济学上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但这只是人们的一种理想，而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等，才是现实世界的真相。真正决定成本与收益的，不仅是个人的素质，还有个人生存的环境和社会因素，有诸如家庭出身等小环境，也有诸如生活所在地等大环境，更有政策限制或倾斜等软环境。

就像上述那对夫妻能卖烧饼，开饭馆，却不能开煤窑。而且你看那些做大生意的，哪一个没有来头？而那些白手起家的草根英雄，也是以超常的智慧和努力，为自己争取到一定的背景支撑后，才取得大成的。环境因素的影响，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比如乡下人让孩子在城里上学，是为让孩子和城里孩子有同样的起点，民营企业挂靠在政府部门，是为取得更多的政策扶持，乡镇企业把总部迁到大都市，是为了让企业有一个更高的竞争平台。

成功与收益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公式，付出一枚鸡蛋，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收获一个禽业集团；用同样多的钱去投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赢家。一枚鸡蛋，不同的人获得的蛋和鸡的多少都不会一样，有的人怕连最初的一只鸡都孵不出来。所以一枚鸡蛋变成一个富翁，也只是理论上的计算，为你提供一种思路而已。你若想要成功，不仅要苦练内功，更要给自己营造环境，只有内因与外因完美结合，才能保证你成本与收益的真正对等，否则，你付出的成本越大，得到的收益反而会越少。

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

从道德的视角看，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这种行为是可耻的。但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会是什么情况呢？

经济学上有一个关于幸福的公式：

幸福=效用/欲望

效用是人消费某一种物品时得到的满足程度，欲望则是人对某一种物品的强烈需要。人获得的效用大而自身的欲望小，人幸福的程度就高，反之则低。比如金钱能给人带来效用，每个人都有强烈的发财欲望，当一个人赚到了钱后，就会有一种幸福感。假如两个人的财富欲望水平相等，都是10万元，那么实际赚了5万元的人就比实际赚了2万元的人幸福。但是如果实际赚5万元的人的欲望是100万，实际赚2万元的人的欲望是20万，那么赚了2万元的人虽比赚了5万元的人穷，却比赚5万元的人幸福。如果欲望超过了效用，幸福感就会消失。

一个人幸福不幸福，不仅取决于个体获得的效用满足自身欲望的大小，还取决于和他人的比较。既比较效用，也比较欲望。通过比较，既得的效用和初始的欲望就会发生变化。比如你初始的欲望是想将草房盖成瓦房，按说当你将草房换成瓦房时，应该感到幸福，但这时你却发现邻居正在盖楼房，于是刚刚涌起的幸福感便随之消失。你或许会想，若盖起比邻居更高的楼房，你才会幸福。

老板把你叫到办公室，给你发了价值不菲的红包，并且对你说，这是给你一个人的，因为这段时间你的工作成绩突出，并且再三叮嘱：千万不要对别人说啊。拿着沉甸甸的红包，一种成就感和幸福感油然而生。可是后来你却发现，老板不仅给其他人也发了红包，而且有些人的红包比你的还大，于是你很快陷入一种失落和痛苦中。

欲望膨胀，是人不幸福的根源。而欲望的膨胀，来源于和他人的比较。也许有人说，不要有那么多的欲望，不就行了吗？现在也流行一句话，“做最好的自己”，意思是不要事事和别人相比。但这忽略了一个问题，人毕竟是社会人，在现实世界中，任何人都不可能孑然独行，人要生存，要发展，就要融入社会群体，要和社会同步，除非他是荒岛上的鲁滨孙。

比如，过去人们不用电话照样可以生活，但现在如果没有电话，你和别人沟通的范围就会受限，所以没有电话的人就想拥有一部自己的电话。在过去，没有车照样可以出行，但现在，你不得不挤公共汽车，不得不为买火车票而焦头烂额，买不起私家车，最不济也得有一辆自行车。至于孩子上学，若在过去，不上学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现在你不仅仅满足于他有学上，还会尽最大的努力，让孩子上更好的学校，目的是为他获得更好的社会通行证和更强的生存能力。社会的发展，让我们的欲望不断增长，也让内心充满焦虑。

现在社会整体发展了，即使最穷的人，也比古代一般的富人生活优越。有人曾做过比较，说现在一般家庭都用上抽水马桶了，而无人匹敌的古罗马帝国国王当时只能蹲石板砌成的茅坑。尽管如此，现代人还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有经济学家说，每个人都是改革的受益者，言外之意，就是叫大家不要不满足。

其实不满于现状是人之常情，而知足常乐仅仅是人性的一个侧面。但无论社会怎样发展，都不可能齐头并进。有一个著名的“二八定律”，说一个社会，有20%的人，位于社会这座巨大的金字塔的顶端；有80%的人，则一层一层为他们垫底。而人们幸福的标准，却始终是和自己的上一层相比较。

难以爬上金字塔顶端的人，只能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而自慰。比上，我们会感到痛苦；比下，我们会感到幸福。而我们下面的人，则因和我们比上而痛苦。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而一个人的痛苦，则屈居在他人的幸福之下。

所以“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就成为人生的常态，人类总是在追求幸福却总是难以达到幸福的彼岸，不知这是人类的幸运还是人类的悲哀。

当我们在尽情享受好不容易得来的一种幸福的时候，其实这种幸福带给我们的边际效用正在逐渐递减。当这种幸福从我们身上逐渐消失时，我们就会将追求另外一种人生目标或人生状态认为是一种幸福。

幸福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

王飞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偏僻的山区乡政府工作。他知道自己没有什么社会背景，只能靠不断努力来改变命运，所以工作格外卖力。两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县长下乡，看中了这个充满朝气的年轻人，王飞很快成了县长的秘书。王飞没有想到命运之神会这么快光顾自己，他工作更加努力了，把县长安排的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

可成功的喜悦没持续多久，烦恼就来了。县长秘书虽然听起来是个很风光的职位，实际却是前途难卜。按照以往的惯例，秘书为县长服务几年后，县长会给秘书安排一个不错的职位，如乡镇副职，或县直属局副职，但也有因种种原因而安排不了的。因为政界竞争激烈，明里暗里都有，如果安排不了，就会让秘书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这样他的压力比在乡下时更大了。

两年后，县长荣升到市里任职。王飞的努力县长也看在眼里，经过一番周折，县长把他安排到市政府一个机关。从县到市是一次质的跨越，他沉浸到无尽的幸福之中。刚到市里，住房紧张，连单身宿舍都没有，他就住在办公楼拐角的一个仓库中，只能容一张床。条件虽然简陋了点，可这是在市里啊，县城还是农村边缘地带，现在他是彻底地跳龙门了。可是久而久之，烦恼又来了，同一办公室的同事都有各种补贴，可他没有。他感到自己只是名义上的城里人，实际却很受歧视。更令他头疼的是，妻子儿子还在县城，他每周搭长途汽车往返，无论从精力上还是经济上他都受不了。每次回家，短暂离别后的相聚不再是甜蜜，取而代之的是疲惫和烦恼。不要说妻子，就是他自己也开始抱怨，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头？

经过一番努力，他的工作终于得到了机关领导的认可，领导决定给他解决住房问题。领导先让他把妻子的工作调到市里，这样才符合分房条件。他四处奔走，终于把妻子的工作调到市里一个对口单位，儿子的户口也顺理成章地落到了市里。他终于在这个城市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每天下班，一家人都能够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全家沉浸在一片幸福之中。王飞感到，这下他可以轻松下来，好好地享受人生了。

可这种好日子并没过多久，一种新的困扰又涌上他的心头，看着身边人一个一个升迁成为正科、副处，他又不得不为得到这些行政级别而饱受煎熬。科员当久了还得不到升迁，就会被别人看不起，尤其是他被调到市机关后，过去的亲朋好友都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如果长期原地踏步，他就觉得无法面对他们。为了升迁，他不得不再次努力。

经济学上有一个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效用是指一个人消费某种物品时得到的满足程度。边际效用指的是一个人多次消费同一单位某种物品所增加的满足程度。当一个人连续消费同一种物品时，其边际效用是递减的。随着你消费的同一种物品数量的增加，你的满足程度，即边际效用不是递增而是递减的。以吃肉为例，假定你吃第一盘肉的效用为10，吃两盘肉的效用为15，即第二盘肉的边际效用就为5，再继续吃，边际效用就成了0，甚至感到发腻、恶心呕吐，边际效用就成了负的。边际效用递减是有科学依据的，一个人在消费某种物品时得到的效用（即满足），从生理学的角度看是外部刺激引起的兴奋，当同一种刺激反复进行时（比如连续吃肉），其兴奋程度会越来越低，直至麻木甚至抵抗、排斥。

幸福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1)

人之所以那么执著地追求幸福，就是因为幸福能给人带来效用，即生理上和精神上的满足。如果把幸福也当做一种可以消费的物品，幸福仍然逃不脱边际效用递减的厄运。当我们在尽情享受好不容易得来的一种幸福时，其实这种幸福带给我们的边际效用正在递减。当这种幸福感逐渐消失时，我们就会追求另外一种人生目标或人生状态，然后获得新的幸福。

在过去物质短缺的年代，整个社会都把经济的发展作为幸福的归宿。但是这些年的幸福感理论研究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增加。据两位瑞士学者研究报告，从1946年到1991年，美国人均收入从11 000美元增加到27 000美元（以1996年美元价值为准），然而，这种物质财富的增加却伴随着平均幸福水平的降低。如果以3分为满分，那么，1946年的幸福水平为24，1991年反而降到了22。

其实这不是经济发展没有给人们带来幸福感，而是这种幸福感的边际效用递减了。2006年北京市统计局公布了北京市和谐社会指数监测报告，报告显示，10个远郊区、县市民的幸福感超过城市中心区市民。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在对经济发展的追求中，市中心的经济发展比郊县快，经济发展对市中心居民带来幸福的边际效用已经递减了，而郊县居民却才刚刚感受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幸福。

幸福的边际效用递减，决定了幸福的时刻不能长久。边际效用递减是客观规律，我们无法改变，但我们作为万物之灵却可以不断调整和提高我们的人生目标，并在不断追求新的目标的过程中，感受到新的幸福。经济发展带给现代人幸福的边际效用虽然递减了，但是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目标，如把环保、健康等作为幸福追求的新目标。

有位伟人说过“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这正是防止人生幸福边际效用递减的良方。

效用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同一种事物给人带来的效用，在贫穷和富贵时是不同的，得志时和失意时也不一样。正所谓人们常说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有个女孩对我讲过她的一段伤心恋爱史。她大学毕业那年，班里一个男孩疯狂地追求她，可她觉得他们并不合适，就拒绝了那个男孩。毕业后各奔东西，但令女孩没有想到的是，男孩不远千里，来到她所在的城市。无论她怎样拒绝，男孩都不肯离开她，最后竟然跪在地上发誓，说他对她是如何真心，一辈子都会好好待她。女孩终于被男孩的言辞打动，和他恋爱了。后来男孩去了另外一个城市工作。几个月后的一天，男孩忽然回到女孩身边，可女孩没有想到，男孩带给她的不是相聚的惊喜，而是专程回来和她分手的消息。短短几个月，男孩在那个城市爱上另外一个女孩，男孩说，他现在才发现她真的不适合他，他现在已经找到了他的至爱。

女孩悲痛欲绝，将男孩的移情别恋归结为两个字－－虚伪！在同情女孩遭遇的同时，我们许多人也许都会这样看待这个男孩。其实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男孩的行为并不能简单地用虚伪一以概之。

在经济学家的眼里，爱情也和其他事物一样，能给人带来效用。效用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同一种事物给不同的人带来的效用是不同的，给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带来的效用也不相同，贫穷时和富贵时不同，得志时和失意时也不一样。正如人们常说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比如人在饥饿的时候，食物给人带来的效用很大；而在酒足饭饱之后，食物对人来说便不会再有效用，甚至还有可能带来负效用。清初学者周容讲过一个芋老人的故事，同样的一碗芋头汤，一个书生在落魄时，吃起来美味无比，以至于当了宰相后仍时常回味。可是当他让人找来当年给他做芋头汤的老人，做了芋头汤后，他却再也吃不出当年的味道了。

另外，效用具有很强的替代性。当没有更好的替代品的时候，某种物品能给人带来很大的效用，而一旦有了其他替代品，其效用就会被替代品的效用所替代。在过去，冬天炉火会给人带来很大效用，但当暖气出现后，它给人带来的效用就比炉火大，在可能的情况下，人们显然会选择暖气而不选择炉火。在那个女孩的故事里，开始女孩能给男孩带来很大效用，但当男孩到了另一个城市后，第二个女孩比她给男孩带来的效用更大，如第二个女孩更漂亮，或者更有社会背景，等等。这时男孩的感情发生变化就是必然的了。所以这个男孩并不是虚伪的，他对女孩疯狂追求的感情是真实的，而如今的执意决绝也是真实的，只是他感到女孩对他的效用发生了变化而已。

对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追求是人的本性，只要在自身和环境许可的情况下，人总是追求更好的事物。这一点在人们对待爱情婚姻的态度上仍很强烈，许多人在自己的境遇发生改变时，或成为大款，或职位升迁，或成为名流之后，便对自己的原配挑三剔四，直至离异，与其他更有容貌、更有学养、更有钱财的异性结合。

在物质方面，一个人追求能给自己带来更大效用的物品，可以激励他努力工作，比如你想将自行车换成小轿车，你就得多多赚钱。但在爱情婚姻上，一个人若追求能给自己带来更大效用的异性，却会伤及他人效用的满足。于是人类社会在长期的演进中，形成了各种各样成文的或不成文的道德要求和制度规范，来约束规范人的行为。在传统的婚姻观念中，男女之间的结合与离异有着很多的道德约束和法律限制，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结合要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拜天拜地等复杂的程序和仪式，一旦结合就不能轻易抛弃。在这样的制度下，一个人在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同时，也要为他人负责，不能随意去爱，也不能随意背叛。如果有谁违反，谁就会受到谴责和惩罚。陈世美在皇榜高中后抛弃结发妻子秦香莲，就被公正不阿的包拯推向了铡刀之下。

但现代人认为这是对人性的扼杀，所以现代社会主张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在现代婚姻观念下，男女之间可以一见钟情，也可以因一点鸡毛蒜皮而分手；看上了可以疯狂地追求，厌烦了也可以像玩具一样扔掉。这种自由虽然张扬了人性，却也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婚外恋，一夜情，离婚率剧增，家庭不再稳定，孩子不能健康成长。现代人在享受爱情的自由甘霖时，也不得不面对这种自由带来的伤害。在这种意义上反观传统的婚姻制度，虽然严苛，却也对传统家庭的稳定起到了保障作用。

在自由与约束中，如何让爱情给人带来幸福而不是痛苦，是摆在现代人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

人常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这杆秤就是效用标准。做人之难，就是因为我们总是以自己的效用标准来为人处世而不是依照他人的标准。

做人难的经济学根源

我国古代北方敕勒族名将斛律金善于骑射，对儿孙们的射箭技术要求也很严格。他的大儿子叫斛律光，小儿子叫斛律羡。这兄弟俩每次出猎回来，斛律金都要查看他们收获的猎物。大儿子的猎物通常没有小儿子多，但大儿子却每次都得到父亲的夸奖，而小儿子却总是受到严厉斥责。别人问斛律金原因，他说：“大儿子的箭都射在猎物的背上，而小儿子却是随便射箭，数量虽然多，技艺却比他哥哥差多了。”依照常情，会以为打到的猎物越多就越能得到褒奖，可斛律金是一位将军而不是猎人，让他们兄弟俩打猎其实是练习射箭而不是获取猎物。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当天，万科集团总部于第一时间向灾区捐款人民币200万元，可随之引来的不是赞誉而是责难，不少人认为这与年销售额1000亿元的万科形象不相称，有人还在网上发帖列出捐款超过1000万元的企业名单，呼吁万科多捐点。

王石很快对人们的责难作出回应，他说：“对捐出的款项超过1000万元的企业，我当然表示敬佩。但作为董事长，我认为万科捐出的200万元是合适的。这不仅是董事会授权的最大单项捐款数额，即使授权大过这个金额，我仍认为200万元是个适当的数额。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等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成为负担。万科对集团内部慈善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

王石不回应还好，一回应倒引起更多网友不满，质疑、嘲讽、谩骂遍布各大网络论坛，王石的博客点击率也扶摇直上，各大媒体更是纷纷披挂上阵，以致发展成为轰动一时的“捐款门”事件，让王石陷入了无比狼狈的境地，后来终于顶不住舆论压力，进行公开道歉，万科公司也随即提出捐助1亿元重建灾区的方案。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会感到自己在某件事情上尽了全力，却仍是得不到亲人、朋友、同事、上级等的理解和认同。为什么在自己看来已经做得很好了，却仍不能令别人满意呢？这涉及经济学上的效用问题。

效用是一种事物对人带来的满足程度，如水可以解渴，衣服可以御寒，这是水和衣服给人带来的效用。

但是效用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同样的东西给不同的人带来的效用是不同的，同样一件衣服，让有些人穿上很满足，可让另外的人穿上却会被认为是不够档次。同样的人做的同样的事情，给有的人能带来很大的效用，可是在有些人眼里却算不了什么，甚至会认为你做得很不够，因为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效用标准。射击目标精确给斛律金带来的效用很大，而猎物给他带来的效用却很低，所以他要打小儿子的板子。王石感到自己已经很尽力了，一是在自己的授权范围内，二是救灾是一个常态，天天掏钱，这还了得？但他没有料到这次地震灾害是如此之大，给国人带来的心灵震动是如此强烈，所以200万元的效用很难满足国人的心理预期。如果是一次小地震，捐多捐少，又有多少人会去在乎呢？

有时，你觉得你对某个人并不怎么样，但他却对你非常感激，也是因为效用标准不同的缘故。你觉得你并没有对他做什么，仅仅是一句话，只是举手投足间提供的便利，但他却感到你对他带来的效用已经很大了。

人常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这杆秤就是效用标准。做人之难，就是因为我们总是以自己的效用标准来为人处世而不是依照他人的标准。以自己的标准来对待他人，要么是驴唇不对马嘴，有时对上了，也难免不是高就是低，要刚好符合，很难。而人的欲望总是比现实高，这是人性使然，所以他人想从你身上获得效用的期望值也往往很高，你难以满足对方效用需求的情况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古人说“人心叵测”，世界上最难琢磨的是人心，而最难满足的也是人心，经验证明，我们往往很难把握别人需求的效用标准，也很难满足别人需求的效用标准。所以我们与其追求事事要让他人满意，倒不如坚持自己的做人原则，毕竟把握自己要比把握别人容易。当你的做人原则渐渐被他人接受后，他就会按照你的原则来衡量你对他所做的，这时，你在人际关系中就会占据主动权了。只是当你占据了主动权后，该调整自己的时候还得调整，否则也会像王石那样陷入尴尬被动的局面。

未来世界是不确定的，充满了种种变数，许多条件和因素的变化是难以预知的，所以人在面对未来的行为决策中，往往是非理性的，更主要的是靠心理感受。

猴子的感受与前景理论

我国古代有一个“朝三暮四”的故事，说是有一个养猴子的人，为了节约食物，有一天他对群猴宣布了一条规定：从明天开始，每天早上只给每只猴子三个果子，晚上四个。没想到他话音刚落，猴子们就一拥而上，对他发泄不满。在这危急关头，养猴人急中生智，重新宣布说，从明天开始，每天早上分给每只猴子四个果子，晚上三个。结果猴子们皆大欢喜。

读完这个故事，大家也许会为猴子的愚蠢而发笑，但是别笑得太早，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们人并不比猴子聪明。有一个公司，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对立情绪很强，主要缘于薪水。老板觉得，他给员工的薪水在这个行业中可以说是最高了，可员工却怨声载道。老板心里很委屈，向一个管理专家求助。专家通过研究发现，问题出在薪水的发放方式上。老板给手下员工的工资，的确在同类行业中最高，但实际上员工很少有人能够拿到全额工资的，因为员工每违反一次制度，就要扣除相应的数额，比如迟到一次扣10元，旷工一天扣50元，工作中出现一次差错扣50元……总之是工资听起来多，实际领到的少。于是这位专家换了一种方式，实行底薪加奖金制，底薪是一定的，然后是每做好一项工作获得相应的奖励，上不封顶。于是员工积极性大大提高，虽然员工最后实际拿到的工资和原来相当，但是员工和老板的关系融洽了。

每天吃的是同样多的粮食，但是猴子就喜欢“朝四暮三”。不管是工资发放的方式如何，员工就喜欢自己的工资一点点增加而不是一点点减少。为什么得到的都是同样多的收益，人们的反应却大相径庭？20世纪六、七十年代，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将心理学引入了经济学的研究。其中有两个著名的实验：

实验1：假定一家公司面临两个投资决策，投资方案A肯定盈利200万，投资方案B有50%的可能性盈利300万，50%的可能盈利100万。这时如果公司将盈利目标定为100万，那么方案A看起来好像多赚了100万，而B则是要么刚好达到目标，要么多盈利200万。A和B看起来都是获得，但这时员工大多都不愿去冒险，倾向于选择方案A；反之，如果公司将盈利目标定为300万，那么方案A就像是少赚了100万，而B要么刚好达到目标，要么少赚200万，这时候两个方案都是损失，所以员工大都愿意冒险试一试，选择B。

实验2：假设你得了一种病，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会突然死亡，现在有一种药吃了以后可以把死亡的可能性降到零，你愿意花多少钱来买这种药呢？请你再设想一下，假定你身体很健康，而有医药公司想找一些人测试他们研制的一种新药，这种药服用后会使你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突然死亡，你会要求医药公司花多少钱来补偿呢？在实验中，很多人说愿意花几百块钱来买药，但是即使医药公司花几万元钱，却不愿参加试药。

以上的实验说明：1.大多数人在面临获得的时候是风险规避的，比如在实验1第一个投资决策中，多数人选择方案A；2.大多数人在面临损失的时候是风险偏爱的，比如在实验1第二个投资决策中，多数人选择方案B；3.人们对损失比对获得更敏感，损失的痛苦要远远大于获得的快乐，如在实验2中，得病后治好病是一种相对不敏感的获得，而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增加死亡的概率对人来说却是难以接受的损失。

这就是丹尼尔·卡尼曼著名的研究成果－－前景理论，他将心理学的前沿研究成果引入经济学研究中，展示了人在不确定情况下进行判断和决策的过程。所谓不确定情况，是指未来的情况，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前景理论，研究的就是人们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是如何决策的，是会冒险还是规避风险，在什么情况下愿意冒险，在什么情况下会规避风险。

故事中的猴子之所以喜欢“朝四暮三”而不喜欢“朝三暮四”，就是因为规避风险的心理在作怪。因为对于猴子来说，早上吃四个果子是一种获得，而留到晚上再吃则有风险，谁知道晚上还能不能吃到呢，还是先吃了再说。而那个公司的员工，之所以对两种工资方式表现迥异，则是对损失比对获得更敏感。对于员工来说，从自己应得的薪水中扣钱，是一种损失，而在底薪的基础上一点点增加，则是一种获得。自然工资被扣要怨声载道，增加工资则风平浪静。

事实上，损失和获得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于一定的参照点而言的，所以只要改变人们在评价事物时所使用的参照点，就可以改变人们对风险的态度。如养猴人对待猴子，改变了发放果子多少的时间，就改变了猴子的态度；在那个公司中，管理专家改变了工资的基数，就改变了员工的心态；而在实验1中，老板也完全可以通过改变盈利目标来改变员工对待风险的态度。

除了上面的例子，前景理论还有很多应用，如怎样公布好消息和坏消息。你有一项好消息，以何种方式公布才能使其产生最积极的效?呢？而如果要公布的是一项坏消息，又该如何做才能尽量减少其不利影响呢？根据前景理论，有人给出了四个原则：

1.如果你有几个好的消息要发布，应该把它们分开发布。比如假定今天老板奖励了你1000元钱，而且同一天你在一家百货商店抽奖的时候还抽中了1000元，那么你应该把这两个好消息分两次告诉你妻子，这样的话她会开心两次。根据前景理论，分别经历两次获得所带来的高兴程度之和，要大于把两个获得加起来所带来的总的高兴程度。

2.如果你有几个坏消息，应该把它们一起公布。比方说如果你今天钱包里的1000元钱丢了，还不小心把你妻子的1000元钱的手机弄坏了，那么你应该把这两个坏消息一起告诉她。因为根据前景理论，两个损失结合起来所带来的痛苦要小于分别经历这两次损失所带来的痛苦之和。

3.如果你有一个大大的好消息和一个小小的坏消息，应该把这两个消息一起告诉别人。这样的话，坏消息带来的痛苦会被好消息带来的快乐所冲淡，负面效应也就小得多。

4.如果你有一个大大的坏消息和一个小小的好消息，应该分别公布这两个消息。这样的话，好消息带来的快乐不至于被坏消息带来的痛苦所淹没，人们还是可以享受好消息带来的快乐。

传统的经济学认为人是靠理性决策的，理性决策是通过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如何在既定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获得利益，而忽略了人的心理感受。但未来世界是不确定的，充满了种种变数，许多条件和因素的变化是难以预知的，所以人在面对未来的行为决策中，往往是非理性的，更主要的是靠心理感受。而前景理论的研究正是建立在人的心理感受基础之上的。丹尼尔·卡尼曼的前景理论，开创了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为此他获得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看来统治了经济学界上百年的亚当·斯密的理性人假说，真的要成为一个假说了。

为什么不让我说话？

当传销刚刚兴起的时候，我听过一次传销课。发展人脉、层层晋级、实现自我、善意的谎言……那一系列全新的财富理念，对于身陷贫困和求财若渴的人来说，真是久旱逢甘霖。主讲人在台上声情并茂，听讲者在台下鼓掌欢呼，身处其中，不由你不陷入那种令人热血沸腾的财富幻觉，想尽快加入到他们的传销大军中去。我被那种热烈的气氛深深感染了。

传销到底属于什么性质？是否合法？天上是否真的会掉馅饼？是不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自己就可以坐享其成？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时没多想什么，也没说什么，其实并不是不想说，而是不能说。人家将整个课堂组织得井然有序，严密如织，根本就没有你说话的机会。虽然安排了听众发言的时间，但当你担忧、怀疑、求证之类的话刚一出口，很快就被巧妙地引导到人家的思维上去了。

儿子三岁时，要上幼儿园，我找了好几家，那些接待人员仿佛经过统一培训，言谈如出一辙。我每踏入一个幼儿园，遇到的都是一挺机关枪，介绍自己的幼儿园是如何好，教育理念是如何能够促进孩子心智的发展，如何能够帮助孩子形成好习惯，如何能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我本来对教育孩子有一些自己的感受，想和他们交流交流，但每次都是话一出口，就被他们打断并引导。虽然他们也偶尔问及我有什么疑问，但等我刚一说出孩子的优点或缺点时，他们立刻就说出自己的教育观点和应对策略。难道他们都是幼儿教育专家，不屑于听我一个普通家长的感受？

前几天，我去幼儿园接孩子回家，路边有几个身着职业装的俊男靓女散发传单，一个小姐也塞给我一张。我接了传单就想离开，但小姐却挡住去路介绍起自己来。我是一个面软的人，不像有些人充耳不闻，目不斜视，径自往前走。我边走边婉言拒绝，不想越婉拒却让自己陷得越深，那小姐喋喋不休，步步紧逼，我自己也越来越没了说话机会。等儿子明白原来是英语兴趣班后，就跳着闹着说自己可爱学英语了，事已至此，只好交两元钱定了一张试听票。

到了试听那天，儿子早早就张罗。走下公共汽车，早有工作人员恭候在站牌下，热情地问是不是听课。一听说是，即刻抚摸着孩子的头，说着令他高兴的话。从站牌到听课大厦，有两个十字路口，每个路口都有人接待指引，给人感觉就像自己是皇上驾到，受到了格外的礼遇。进入大厦，孩子与家长分离，他们给孩子现场上课，给家长则做教育讲座。50分钟的讲座，主持人在台上滔滔不绝，慷慨激昂，讲述他们培训机构的优势，创业历程的辉煌，办学理念的先进，中途偶尔让家长发言，但都是几个引导性的问题，并没有让家长畅所欲言，辩论就更谈不上。这边主持人演讲刚完，那边孩子们就在一片异常热烈的“Go-Go-Go-”的音乐声和呼喊声中来到家长们面前。在老师们的带领下，孩子们现学现卖，一番精彩的英语表演，赢得了家长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这边孩子们的表演刚一结束，那边就趁热打铁，主持人宣布收费标准，现场报名赠送一个大布娃娃，工作人员将可爱的布娃娃在空中晃来晃去，惹得孩子们心里痒痒。并且前6名学费优惠20%！耳朵里主持人的余音未散，收费人员已准备好收银事宜，正襟危坐，摊开发票。只见几个家长簇拥向前（不知是托儿还是真的家长），忽然间现场满是黑压压的工作人员（他们身着黑色工作服），几乎每个家长面前就有一个，怂恿家长报名。有的则鼓动孩子，因势利导。报与不报，也算一件大事，却不容家长们考虑一下。尽管我对本次试听非常满意，但还是想回家后和老婆商量，权衡之后再做决定，但却禁不住他们轮番轰炸，最主要的是儿子看到已有小朋友拿到可爱的布娃娃，就跳将起来，哭闹着非报不可。然后就有人上前指责我，说孩子这么好学，你还有什么话可说？似乎我若不报，就成了阻碍孩子前进的绊脚石。我的头脑一片空白，不由自主地交了300元定金。

历经这诸多事件，他们为什么不让我说话？我想起了经济学上的资源与配置问题。其实一场交易就是一场资源配置的过程。卖方和买方能不能完成这场配置，关键在于是否占据资源配置的主动权。如果买方多而卖方少，则卖方掌握着主动权，你不买拉倒。但现在是买方时代，同一个买方，会有多个卖方提供同一种产品或服务，因而买方具有更多的选择性。卖方要促使买方购买自己的产品或服务，保证交易成

为什么不让我说话？(2)

功，就必须掌握这场资源配置的主动权。所以卖方就尽量不给买方说话的机会，步步紧逼，企图从思想上控制买方，将买方的其他选择抑制在萌芽状态。如果买方要想再做选择，卖方便会说市场上就他们质优价廉，你转一圈之后还会再回来。总之，只要你进了他们的店，他们就想办法不让你空着手出来。有些商家在搞各种优惠活动时，会在海报上作出各种让人动心的承诺，而最后一条却往往是“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用话语诱惑你，煽动你，阻止你，恫吓你直至控制你，是掌握资源配置主动权的一种方式，基本上很管用。这不仅是商家惯用的手法，在很多场合，我们也会自觉不自觉地使用。比如有些家长对孩子，如果孩子有想法，家长会说，没有你说话的份，赤裸裸地剥夺了孩子的话语权，让孩子任由他支配。人们常用名人、专家的话，目的也是不让对方再反驳，专家都这样说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那些口才好、说话具有煽动性的人，容易迷惑别人，让别人跟着他走。人常说，三句好话当钱使，也是说话语的重要性。

话语，可以上升到文化的高度，现在流行的企业文化，其实质是变相剥夺员工的话语权，用企业的文化熏陶员工，让员工的思想和行为契合企业的模式。员工被同化后，企业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进行人力资源配置。历史上，统治阶级也曾用剥夺人们的话语权来统治人民，比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就是不让人说话的典型。

我们常常说的沉默是金，其实是有条件的。在市场的刀山火海中，对方咄咄逼人，容不得你三思而后行，你的沉默多半要被人家的叫嚣所征服，这时你的沉默就是别人的金。有些高明的商家有时也沉默，但沉默在他们眼里仍是一种策略，他们看似在倾听你说话，其实是在你的话语中寻找破绽，然后反击，目的仍是掌握这场交易的主动权。

有钱的男人对爱情难忠贞，因为他找一个女人的花费相对于他的整个财富来说，微乎其微。而一个穷小子娶媳妇，则要全家动员，亲朋相助，相对成本高昂，要有非分之想，除非日后发迹。富婆的选择，对于那位雇员来说，绝对是天上掉下的大馅饼，他几乎没有付出什么成本，所以他不会珍惜。

穷汉对富婆是否更忠心？(1)

偶然读到一则故事，说一个女人从做小生意摆地摊起家，终于做成一个公司的老板。事业有成后，她想成家。因为生意忙，无暇谈情说爱，她很理性地环顾四周熟人，有三个男人似乎可供选择。一个当年对自己有过意思，这两年事业兴旺，但她想现在他可能会中意比自己更年轻的女性；另一个混得和自己差不多，对她不错，但身边女朋友多，而且对所有的女朋友都不错；第三个是她的雇工，没钱没业，对自己倒是很忠心，眼下有一家店铺就让他管着。权衡再三，她选择了第三位，恋爱，结婚。婚后她确实享受到了幸福，但却是短暂的，因为那雇工和店里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好上了，双双不辞而别。

这虽然是爱情问题，但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视角来考量。爱情的过程其实就是一场资源配置的过程。在进行资源配置时，不是将资源对象选定就万事大吉了，还要注意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可保证性。在现实世界中，保证资源配置能够顺利进行，除了资源自身的因素，主要是制度安排，如社会中的各种法律、规章、条例等。企业招聘，不是将员工招来就完事了，还要采取一定措施，采用一定方法，保证员工顺利投入工作，让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在婚姻市场中，最重要的一项制度安排是《婚姻法》。该法对男女婚配及家庭组合都进行了一系列详尽的规范和约束，但它仅是现代社会婚姻的大纲，保证每个人有结婚离婚的自由。所以《婚姻法》是为理顺现代婚姻的关系而制定，却不能保障婚姻的长治久安。

在每一对男女婚配中，没有人想半途而废，大家都向往白头偕老，也都想方设法保证自己的爱情能够天长地久。女老板处心积虑，最终选定一名雇员做自己的老公，考虑的也是保证婚姻的稳定性，只是她那种保证性实在经不起岁月的考验。贫穷本身就有很强的可变性，今天贫穷，明天就可能富有，以可变之事来保证易变之情，如何能保得住？在恋爱期间，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雇工都处于劣势，因而会仰仗富婆。他的贫穷或许能够成为他对富婆忠贞的理由，但穷汉一旦与富婆完婚后，形势就变了。婚后，富婆的钱也就成了穷汉的钱，两个人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如果富婆硬要抬高自己，而穷汉又死爱面子，这势必要伤害穷汉的自尊心，就会让两人的感情出现裂痕。

既然贫穷不能成为婚姻的保证，那如何才能让婚姻稳定长久呢？在现实婚姻中，也不乏有人做出一系列制度安排。比如夫妻协定，双方约定要互尊互爱，彼此忠诚等；也有一方实行霸王条款的，给对方做出种种限制，不许对方和其他异性接触，并暗地跟踪，掌握行踪等等。香港有一部电视剧《老婆大人》，女主人公和男主人公签署了一份婚姻协议，对男人做了种种规范与安排。但这也没能保证她婚姻的稳定，反倒惹出许多闹剧，并一度使婚姻处于裂变境地。

现代社会主张个性的独立，尤其是婚姻中的男女双方，不能限制对方的身心自由。如果以限制身心自由来求得婚姻的稳定，即便稳定了，也是扭曲的，更是不幸福的。婚姻是一种特殊的资源配置，僵硬的强制性的制度安排，显然难以保证其长久性。那么如何稳定婚姻呢？从经济学的角度，给这位苦命的女人建议如下：

首先，资源保证。要使资源配置能够顺利进行，首先要保证选定的资源对象的质量。比如给机器配马达，如果马达本身就是个次品，就不能保证机器的正常运转。在婚姻配置中，我们首先要看对方的人品。因为人品是爱情资源的核心，是一个人行为的指南。而一个人的人品是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形成的，一旦形成，就有了相对稳定的处世原则和标准。一个忠诚感强的人，一般都不会见异思迁，这样就降低了婚姻的风险。而一个花心的人，随时都有可能变心。如果你选定的对象本来别有用心，对你好只是一场劫财的预谋，那么爱情的保证就更是无从谈起了。

穷汉对富婆是否更忠心？(2)

其二，成本保证。一个人为一种事物付出的成本越大，他对这种事物就越珍惜，爱情也一样。一夜情为什么不稳定？就是成本太低。两人一见钟情，就开房上床，天亮后各奔东西。国外经济学家用订婚戒指来阐释成本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在经济不发达的年代里，男人要为心爱的女人送一枚戒指，要倾其多年的心血，所以他一般不会随意给一个女人送戒指，一旦相送就会努力做到忠贞不移。成本也分绝对成本和相对成本，同样付出一万元是绝对成本，但分别对穷人和富人来说就成了相对成本。有钱的男人对爱情难忠贞，因为他找一个女人的花费相对于他的整个财富来说，微乎其微。而一个穷小子娶媳妇，则要全家动员，亲朋相助，相对成本高昂，要有非分之想，除非日后发迹。富婆的选择，对于那位雇员来说，绝对是天上掉下的大馅饼，他几乎没有付出什么成本，所以他不会珍惜。

其三，个性保证。前面我们说过，爱情是一场特殊的资源配置，其特殊性就体现在人这种资源的可变性极强。不像物质资源之间的配置，比如机器和马达，只要相互匹配，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人却总是处在变化中，如男人的事业会蒸蒸日上，女人的容颜会一天天衰老。遇到高兴的事会兴高采烈，遇到不顺的事会垂头丧气，遇到每一种变化，男女双方该如何应对，这考验着每一个男人和女人的做事方式和处世艺术，也考验着每一个男人和女人的胸怀、志趣等个性魅力。可以说，婚姻双方的每一个人的每一个言行，都会影响到对方的心情和取舍，都会成为爱情过程中的黏合剂或隔膜因素。所以要保证婚姻的长久，每一个人都要从自身做起，不断增加自己的个性魅力，制造爱情的黏合剂，避免爱情的隔膜因素。

其四，世俗保证。爱情再神圣也有世俗的一面，人性毕竟是有弱点的，富婆当初以男人的贫穷作为自己爱情的保证，所以她应当想办法让男人继续“穷”下去，在不伤及男人自尊心的适度情况下，控制财权，可能也是不错的办法。但是如何把世俗和品位融合起来运用自如，就要看你的个人能力了。人常说做人是一门艺术，其玄妙也许就在于此。

过去由于道德、观念的约束，男女越轨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情，而且越轨者也要为此付出相当高的代价。这种婚姻观念的束缚，虽然扼杀了许多有情人的幸福，但也使婚姻家庭相对稳定。现代社会人性的解放，个性的独立，观念的改变，虽然让人们获得了爱情的自由，但也给婚姻家庭增加了不稳定因素，甚至会造成孩子幼小心灵的创伤。所以如何享受爱情，稳定婚姻，造福后代，也成为现代人必须应对的严峻课题。

不论是追求物质财富，还是追求精神享受，都是人的正常欲望，但是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或是精神追求的加深，一个人自身的能力和承受力也要随之提高。比尔·盖茨资产近千亿，但人家将这巨额的财富支配得游刃有余，个人充实，也造福社会，相反有人一下子中了500万彩票，却让自己陷入到焦头烂额、危机四伏的境地。

穷困、富困及精神困(1)

穷困，我们并不难理解。穷是物质匮乏，困是困扰、窘境。一个人如果缺吃少穿，就会被困扰。尤其在现代社会，虽然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没有物质保障，我们就会陷入生存窘境，即为穷所困。

但即使钱多了，也仍然会陷入困扰，处境窘迫。古代印度有一个故事，讲一个和尚住在一座庙里，以化缘为生，虽然清贫，但过得自在。后来庙里香火旺盛，和尚很快积攒了许多钱财。有钱之后，和尚便疑神疑鬼，总担心钱被人偷走，凡是来找他的人，他总觉得人家是冲他的钱而来，从此和尚的生活由安贫乐道而陷入痛苦不堪。

于丹教授在其《庄子心得》中也讲了一个故事，说一个人经过一番打拼，终于成为有钱人，他将自己的妻子儿女送往国外，自己却孤身一人留在国内。人问其故，没想到他的回答让所有人感到意外，他说，只有这样，才能让妻儿有一种安全感。

据报载，江浙一带的有钱商人，将钱不存银行，而是兑成黄金白银藏于地窖之中，而且家中设置固若金汤，出门带保镖。与其说这是一种做派，倒不如说是一种对生命极度缺乏安全感的担忧。网上流传一个女孩手捧大把钞票炫富，上海一个小伙焚烧钞票，他们的钱很多，但他们却不知道该怎样花，受到的仍是钱多的困扰。

穷人和富人都面临吃饭吃什么的困境，但穷人面临的是没有东西可供选择，而富人却是可选择的太多，不知到底该吃什么才好。金钱让人从一种困境陷入到另一种困境，就是为富所困，即富困，尽管钱很多，但生活却并不幸福，或空虚，或焦虑，或痛苦，或为钱而钩心斗角。

也许有人说，钱多了不幸福的人，是没有精神追求。但是岂不知，过度追求精神境界的人，其生活未必就幸福，亦会为精神所困。尼采可谓是精神圣徒，毕生为了追求超人哲学，实现心中的崇高理想，毅然舍弃了一切，像个苦行僧一样，忍饥挨饿，苦思冥想，由于长期不被人理解，最后竟疯掉了。尽管尼采为后世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对后世的哲学、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其作为个体人的人生来说，却很难用成功和幸福来评说。

著名作家路遥，对文学具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为了完成巨著《平凡的世界》，呕心沥血6年，“早晨从中午开始”，完全过着与常人不同的生活，虽然为当代文学树立了一座丰碑，但他个人的人生却是巨大的不幸，妻子与他离婚，他也因积劳成疾，留下爱女，英年早逝。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家、诗人、学者时有自杀，三毛、海子、顾城、戈麦、余地、于虹……他们不是没有精神世界，而是精神世界过于丰富，超越了常人，以致为精神所困。他们为了某种精神的追求，甚至毁灭自己。以上都是名人，我们普通人，为了一种精神的寄托和追求而弄垮自己的，也时有发生：有人为情所困，做出傻事；有人为追星，迷失了自己；有人痴迷文学，不顾谋生……

穷困、富困及精神困(2)

从经济学的角度，我们可以把一个个体的人看做一种资源，一个人的一生其实就是把自身和其他资源进行配置的过程。资源配置的最高境界不是追求与其匹配的资源的多寡，而是寻求各种资源之间的平衡与匹配。一台小机器，就不能用大功率的马达，大马达不仅成本高，而且会毁坏小机器，因为小机器负荷不了。所以平衡不仅能节约成本，也是正常运行的需要。人也一样，对一种资源的过度追求，就会造成与自身配置的不平衡。

一个人对物质的消费是有限的，对精神的消费也是有限的。不论是追求物质享受，还是追求精神财富，都是人的正常欲望，但是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或是精神追求的加深，一个人自身的能力和承受力也要随之提高。比尔·盖茨资产近千亿，但人家将这巨额的财富支配得游刃有余，个人充实，也造福社会。相反有人一下子中了500万彩票，却让自己陷入焦头烂额、危机四伏的境地。这就是自身的能力和承受力与财富不匹配。同样是爱国，鲁迅主张“拿来主义”，朱自清却宁肯饿死也不吃美国救济粮，虽然这不是无谓的牺牲。三毛为情所困而自尽，琼瑶却走出情困，重新找到自己的幸福。

一个人不管是追求物质，还是追求精神，其初衷都是追求幸福，让自己活得有价值，有意义。虽然每个人的幸福观都不一样，但没有人愿意为痛苦而活。一个人终其一生，需要物质大厦的支撑，也需要精神雨露的沐浴，缺乏任何一种，都是残缺的人生。所以一个人在追求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的过程中，不仅要使自身分别与物质和精神相匹配，也要寻求物质资源与精神资源两者间的平衡；过度地追求物质，会抑制精神的升华，为物欲湮灭，过度地追求精神，则会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苦行僧。

在对待人生的态度上，我不得不佩服鲁迅。鲁迅是一个文化巨匠，但鲁迅却并不清高。鲁迅把钱看得很重，到了一般人都不能理解的地步。鲁迅有个学生在部队当官，不想干了，写信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回信说，饭碗可以跟理想分开，人不能不吃饭，因此不能不做事，在中国做事将日难一日，因此只得混混。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时，每月薪俸300大洋，当时小学教师是25块大洋，北京市民的最低生活标准是两三块大洋。后来鲁迅被当时的教育部部长章士钊免职，为了保住这个铁饭碗，他曾同章打过官司。后来到了上海，一时失去经济来源，领导教育部的蔡元培每月给他干薪300块大洋，他也接受了。有人不理解鲁迅的做法，说你怎么拿国民党的钱，还要骂国民党。鲁迅说，钱是要拿的，骂也是要骂的。所以鲁迅虽然看重钱，却并没有为钱所困，并没有被钱奴役。鲁迅是一个精神斗士，但他没有被精神羁绊。他反侵略、反独裁反得很激烈，但他主张韧的战斗，避免无谓的牺牲。可以说，鲁迅的人生无疑是成功的，他事业上的成就无人企及，他的个人生活，如果抛却战乱等不安定因素，也可以说是幸福美满的。在鲁迅的生活智慧里，物质、精神及生命个体，上升到一种辩证统一的哲学高度，有了物质保障，精神才能独立，有了精神独立，生命才有光华。

其实看看我们周围，那些成功人士无不在事业、爱情、金钱、生活及自身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一个成功人士的标准，也应该是创造生活并享受生活。一个人生活的幸福，价值的实现，受物质财富的影响，也受精神境界的制约，可以说，人是在个体生命的张扬、物质财富的创造和精神境界的追求的互动作用中，达到一种完整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人生境界的升华。

在一个社会的分配体系中，决定一个人的人生价值的，是其个人才能和综合素养的稀缺性，而不是他的重要性。清洁工对于现代人来说非常重要，但清洁工的工资也许是现代社会中最低的，因为清洁工不是稀缺的人才资源。

塑造你个人的稀缺性

据说有一个球队，在一次国际性的比赛中夺得桂冠，得到一笔不菲的奖金。但是围绕奖金的分配，却发生了很大的争执。几个主力队员觉得他们应该得到大部分奖金，因为成绩主要是他们取得的。其他队员也不甘示弱，说红花还要绿叶扶，没有他们的配合，主力队员再厉害，也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而教练也觉得不公平，说没有他的指导和训练，能有今天的成绩吗？接着保健医生也赶来了，说健康是运动的本钱，没有他对运动员的身体保健，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他特别将这次国际赛事上，一名主力队员的脚扭伤了，眼看就要退场，最后还是因为他救治及时，那位队员才得以重新上场的事到处宣扬。其实最有意见的还是厨师，他说，其实你们都不重要，人是铁，饭是钢，要是没有我，一个个连饭都吃不上，还说什么比赛？

这似乎是一个笑话，但也是现实生活的一个缩影。我们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在一个团队中，人人都觉得自己的力量最重要，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应该分得最多的蛋糕。那么蛋糕到底应该怎么分配才合理？这就涉及经济学上的资源配置问题。奖金是一种资源，而各种人力也是一种资源，到底谁该分到较多奖金，取决于那类人才的稀缺程度。也就是说，在一个团体中，一个人分得蛋糕的多少，不是取决于他的重要性，而是他的稀缺性。比如水是生命之源，再也没有比水对人类更重要的了，但水却没有金子昂贵，因为自然界中水很容易得到，而金子却不容易得到，属于稀缺性资源。

在一个球队中，主力队员所要求的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都很高，这种人才很少，人常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而一般的运动员却相对比较容易得到。显然主力队员是稀缺性资源，应该分得更多的奖金。尽管厨师也非常重要，关系到整个球队的吃饭问题，但他却不是稀缺人才，你不愿意干，可以很容易再找一个来，而一个出色的运动员，能随便找来吗？所以厨师分得的奖金应该较低。

按照稀缺性原则进行资源配置，看起来有失公平，却有利于提高效率。如果采用平均的办法，主力队员肯定不同意，更会影响他们的积极性，导致以后整个球队战斗力的下降，球队中每个人的利益都将不能保障。实践也已经证明，平均主义不可取。这也是现实生活中专业人才、特殊人才的报酬往往比普通人才高出很多的主要原因。

虽然我们常常说红花还要绿叶扶，正如说社会上的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一样，没有炊事员，就没有运动员，但运动员所获得的社会认可和回报远比炊事员要高，红花的可观赏性也远比绿叶要大。在一个社会的分配体系中，决定一个人的人生价值的，是其个人才能和综合素养的稀缺性，而不是他的重要性。清洁工对于现代社会来说非常重要，但清洁工的工资也许是现代社会中最低的，因为他不是稀缺的人才资源。

所以一个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首先要塑造自己的稀缺性。我们大概都有这样的体会，在学校，那些具有体育、绘画、歌唱等特长的学生，总是受到老师和同学的青睐。为什么？因为这样的学生少，如果全班人人都是体育健将，那就没什么稀罕的了。在企业，总是那些业务尖子受到青睐，他们提升很快，而且工资也高。在市场上，总是那些具有独特性的产品受到青睐，因为这样的产品稀缺。一种产品刚刚上市时，价格就高，而普及后，价格就低，这也是由于其稀缺程度所致。现代企业有一个口号，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就是创造自己产品的稀缺性。过去，大学生很少，所以大学生就很吃香，而如今大学生多了，大学生找工作就难了，工资也下降了。于是大家就都考研，而当硕士文凭渐渐变得不再稀缺时，考博便成为莘莘学子的选择。

在现代社会，稀缺就是竞争力。塑造个人的稀缺性，是改变个人命运的重要途径。一个人，总能找到自己的稀缺性。在做人的过程中，不盲目地模仿别人，做独特的自己，就是塑造自己的稀缺性：搞写作，要写别人没有写过的题材；搞艺术，要尝试别人没有使用过的艺术手法；做工作，要做到别人所不能企及的程度。社会中普普通通的人太多，一个人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专业，做到精湛、透彻和深入，就有可能成为社会领域和人际关系中的稀缺性资源。

人常说，物以稀为贵。其实人也一样，当你在世人眼里变得稀缺时，你的生命便会放射出独特而灿烂的光华。

在现实生活中，专业能力被绝大多数人看重，而专业外的能力却常常被忽视，这是很多人专业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的重要原因。

怪兽诊断法

儿子五岁多，眼睛老是眨个不停，看了几个医生，都说是患了角膜炎，但滴了几种眼药水却都不见好。不过我并不认为是医生不好，而是儿子不配合。因为看眼睛要翻看眼皮，我们又是哄劝，又是恐吓，软硬兼施，将他的头摁住，可医生刚将手凑上去翻开一点点，就被他挣脱。几次下来，孩子也越来越恐惧，如上刑场一般。我自己都躁躁的，就更不要说人家医生了。这样子可能连病情都诊断不准，更谈不上对症下药。再好的医生，病人不配合，怎么行？

我只好又去看医生。这次是一个老专家，很慈祥很和蔼的那种，我说明了儿子的病情，他就要翻看孩子的眼皮。小家伙已成了惊弓之鸟，老专家的手刚触到眼眶，孩子就触电般把头一甩，老专家的手也被甩到一边了。我急了，开始斥责孩子。没想到老专家摆了摆手，示意我别管。我不知所措，只好停下来。老专家说，这么厉害，害怕怪兽不？孩子即刻来了精神，响亮地说不怕，他可是个奥特曼迷呢。老专家又说，我这个仪器里有一个怪兽，儿子连忙将眼睛凑上去看。老专家说，不行，怪兽怕鬼脸，我们做个鬼脸，吓唬吓唬它！说着，老专家自己先做了个鬼脸，嘴里还“啊啊”地叫。儿子乐了，也学着老专家的样子，将两只小指塞进嘴里，两个食指翻出眼皮，我看到孩子翻开的眼睛，样子还真吓人。老专家又说，看仪器，近一点，再近一点，翻深一点，再深一点。儿子就把眼皮翻得老深，使劲往仪器里看。老专家边说话边在仪器的另一端仔细看孩子的眼睛。看到怪兽了吗？老专家乐呵呵地问。怎么看不见呀，孩子有点失望。你的鬼脸太吓人啦，怪兽吓得都不敢出现。孩子笑了，我们也笑了。

果然老专家做出的诊断结果和前面几个医生都不一样。他说孩子的眼睛并没有病，这可能是一种面部抽动症，是孩子受到压力太大或者惊吓所致，只要让孩子放松，就会自然消失。按照他的建议，没过多久，孩子的眼睛就恢复了正常。

老专家的怪兽诊断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想，孩子的眼病之所以久治不愈，并不是那些医生的医术不高，而是没有得到孩子的配合。可是这种轻松和谐的诊断方法，其他医生怎么就想不到呢？我深深感到，要做好一种工作，不光要靠精湛的专业能力，有时还要靠专业之外的能力。就像给小孩子看病，不仅需要精湛的医术，还需要让小孩配合的能力，这样医术才能运用。

这种如何将专业充分发挥的能力，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就是资源配置的能力。经济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研究资源配置，在资源具备的条件下，一场资源配置所获得的效率的高低和收益的大小，主要取决于配置者主体的能力。还拿看病来说，就是医生把自己的医术和病人的疾病相配置的过程。这位老专家能够将孩子的眼病诊断准确，而其他医生不能，并不是孩子的眼病是什么疑难杂症，而是其他医生没有能力使孩子配合，进而不能运用自己的医学知识进行诊断。

在现实生活中，专业能力为绝大多数人所看重，而专业之外的能力却常常被忽视，这是很多人专业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的重要原因。每个护士都会打针，但是每个护士打针的好坏却不一样。很多孩子都惧怕打针，一见白衣天使，就像见到白衣魔鬼。但是有的护士给孩子打针，却像给孩子施了魔法一样，孩子居然不哭，还打肿脸充胖子说不疼。这是打针之外的能力差异所造成的，所以一个护士要学会打针，只要学会打针技术就行，而要打好针，则还要具备打针技术之外的能力，比如病人心理学等。知识程度相当的教师，由于授课风格的差异，学生接受的效果也会完全不同。这是知识之外的能力差异所造成的，比如谈吐、人格魅力等，所以教师要教好书，不仅要有知识做后盾，还要进行自我人格塑造，提高综合素养。

在一个企业中，人力是一种资源，岗位也是一种资源，如何把人力和岗位这两种资源进行有效配置？这不仅是把合适的人用在合适的岗位上，还需要领导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和增强团队的凝聚力。这就要求一个企业的老总，除了懂得管理知识，还需要具备管理之外的诸多能力。同样的团队，同样的一套管理方案，不同的领导所管理出来的效率就有很大差异，这也是由领导的管理知识之外的能力所造成的。韩信在项羽帐前只能做一个无名小卒，而到刘邦麾下却成为一名叱咤风云的大将，这也是项羽和刘邦资源配置的能力的差异所致。

还有一种人，具备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却没有用武之地，一副怨天尤人、怀才不遇的样子，其实是他们没有为自己的才能寻找到合适岗位的能力（这种人大多孤傲，不知适时妥协，难与人相处等），也就是没有资源配置的能力，不能将自己的专业才能和社会岗位相配置。

在现实社会中，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专业才能只是一种可供配置的资源，而能够将这种资源进行有效配置的能力，才是真正的能力。每一种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只有与其他社会资源进行有效配置，才能发挥其作用，否则便一文不值，所以技能之外的能力，是一个人立足社会最关键的能力，也是一种高境界的能力。

教授说，如果我薪水能够达到多少多少，我就会坐下来安心做学问，作家说，如果我薪水达到多少多少，我就会坐下来安心创作……

哪些行业需要高薪来养？（1）

“高薪养廉”的说法我们听得多了，但除了高薪养廉外，你还听说过高薪养什么呢？近日在《经济学家茶座》上读了篇《高薪还能养什么》一文，才知道“高薪养教”的理论。文中的“教”指的是大学教授。教授的本职是做学问，而当今的教授却忙着赚钱。作者时常听到有教授说，如果我薪水能达到多少多少，我就会坐下来做学问，言外之意就是，现在的教授之所以坐不下来做学问，是因为薪水太低，所以需要高薪来养。当然作者并没有开宗明义地主张高薪养教，而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寻求教授的薪水如果达到多少，就会坐下来安心做学问，即探讨教授薪水与安心治学的平衡点。

算我孤陋寡闻，在看到以上高薪养教的理论后，打开搜索引擎，原来社会上早已有人提出“高薪养教”，只不过不是养教授，而是养中小学教师。因为一向作为清贫和奉献形象的教师也钻进了铜臭堆里，变着法儿赚取学生的钱财，如向学生摊派各种学习资料，开办各种形式的补习班，明示或暗示家长送礼，等等。教师为什么坚守不住师德？还不是因为教师的薪水太低，在别人都吃香喝辣的时候，为什么偏要让教师甘受清贫？

除了“高薪养教”，还有人提出“高薪养医”。面对千夫所指的药价虚高，医生开大处方，收受病人红包，普通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等医疗腐败现象，有政协委员提出“高薪养医”的提案。医生职业道德之所以滑落，也是医生待遇偏低，医生也是人，也要生活，偏低的工资、极低的处方费，很显然就是付出与收益不平等，如果不“堤内损失堤外补”，医生的心理能平衡吗？

看来，这诸多行业腐败，都是缘于待遇太低的缘故。为此我也想到了我从事的文化行业。这些年中国文学成就不大，其主要原因恐怕还是作家不“坐家”。那么作家干什么去了？忙着赚钱了。有的忙着赶场子，当顾问，捞红包；有的给时尚刊物写专栏，给报纸副刊写杂感；有的给电视剧编故事；有的摇身一变成为书法家，干脆改写文章为卖字了……凡此种种，远比写文章换稿酬来得快。作家虽然不创作了，但一个个却更忙了，有的更是把这几条赚钱的路径都走了，成为文坛上的“名家通吃”。我也时常听到有作家说，如果我收入能达到多少多少的时候，我就能够坐下来安心创作了。其言外之意也是作家的收入不够高，使作家不能安心创作，所以作家也需要高薪来养。

如果高薪养廉、养教、养医和养文的理论都成立，那么很多行业都需要高薪来养，因为“行行都有本难念的经”。能源企业动不动就给市场断油限气，是因为经营困难，如果国家能高薪养他们，他们或许就会给消费者提供廉价周到的服务。乳品企业往奶粉里添加三聚氰胺，是因为竞争激烈，如果国家也能把他们用高薪来养，他们也会心无旁垢，做出好奶，让祖国花朵健康成长。如此推论，也就不难理解有人提出的“高薪养贼”了，大凡贼入室行窃，拦路抢劫，皆是因为囊中空空，如果国家用高薪把他们养起来，他们也许会本分做人。

如果每个行业都需要高薪来养，这还了得？其实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一个行业和个人薪酬的高低是在长期的市场交换中形成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影响市场最基本的规律是供求关系，商品的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供不应求，价格就高；供过于求，价格就低。在市场经济中，人的专业知识和才能也成为一种资源，符合供求规律。某种资源价格的高低不在于其重要性，而在其稀缺性。

再也没有比阳光、空气和水对人更重要的了，但这些都不值钱，因为不稀缺；钻石对人来说并不重要，但价值高昂，因为稀缺。一个行业的薪水，是由该行业的进入者及从业者的多少决定的，一个行业的进入者多，行业竞争就大，会导致这个行业普遍利润减少，从业者的薪水也会减少。在同一个行业里，从业者人数的多少，又决定从业者竞争的大小：从业者少，竞争小，薪水会高；从业者多，竞争大，薪水则会少。国家政策也是行业薪水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比如垄断行业因为没有竞争，利润高，员工薪水自然也高，一个电力抄表员的年薪就10万，其中高层的薪水到底有多少，就只有天知道了。

哪些行业需要高薪来养？（2）

在公务员行业里，工资是由国家制定的，并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但这个制定，也不是凭空制定，而是参考综合其他行业、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结果。发达国家公务员的薪水很高，而发展中国家公务员的薪水偏低，这是由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公务员的薪水也并不是一刀切，而是和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比照。某些偏远小城市长的薪水就很低，不足以养活家人，必须从事第二职业，相当于我国农村的村长。而我国公务员的工资并不是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的，基本是一刀切，一个市长，不管你所辖的城市大小，经济好坏，只要级别一样，待遇就一样。

发达国家公务员的确高薪，廉洁的程度也很高，但并不是高薪来养的缘故，而是法制的结果。高薪并不能养廉，因为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如果说官员的薪水达到能够过上体面生活的程度就会廉洁，那么按照这种理论，官员贪污到能够过上体面生活的程度，也就会不再贪下去，而事实上很多贪官的贪污并没有止境。另外高薪的标准也无法确定，究竟薪水高到多少才算高薪，并没有一个客观标准。一个社会的文明，一个行业的自律，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工程，是经济、文化、法制等各种因素相互博弈的结果，而不是一高薪，就高尚。国人中那些动不动就宣扬“高薪养×”者，只是看到了人家高尚背后的高薪，却并没有看到人家高尚背后的法制等因素，或者说是看到了，却有意忽略了。

刺激消费，是国家对宏观经济的一种把握；而超前消费，则是商家为增加利润而对消费者炮制的理论支点。是想为自己的人生盖一座坚固的房子，少受风吹雨打，还是尽情享受眼前的风和日丽，不顾日后的风云变幻，是每个人都应该仔细思量的问题。

Table of Contents

善与恶的取舍原则(1)

善与恶的取舍原则(2)

诸葛亮的失误

皇帝梦背后的人性与理性(1)

皇帝梦背后的人性与理性(2)

愚公移山的经济学(1)

愚公移山的经济学(2)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毛泽东为什么要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1)

毛泽东为什么要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2)

婚姻的稳定点在哪里？(1)

婚姻的稳定点在哪里？(2)

我所经历的两种编辑体制(1)

我所经历的两种编辑体制(2)

你要最美的还是完美的？(1)

你要最美的还是完美的？(2)

成本与收益不是简单的公式

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

幸福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

幸福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1)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做人难的经济学根源

猴子的感受与前景理论

为什么不让我说话？

为什么不让我说话？(2)

穷汉对富婆是否更忠心？(1)

穷汉对富婆是否更忠心？(2)

穷困、富困及精神困(1)

穷困、富困及精神困(2)

塑造你个人的稀缺性

怪兽诊断法

哪些行业需要高薪来养？（1）

哪些行业需要高薪来养？（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