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建国史系列

（套装全3册）

约瑟夫·J.埃利斯 著

宣栋彪 等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缔造共和：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1783—1789

杰斐逊传：美国的斯芬克斯

美国创世记：建国历程的胜利与悲剧，1775—1803

缔造共和

——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1783—1789

[美] 约瑟夫·J.埃利斯 著

宣栋彪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序幕 合众为一

第一章 《邦联条例》与愿景

第二章 财政危机

第三章 领土争执

第四章 华盛顿再度出山

第五章 麦迪逊时刻

第六章 大辩论

第七章 尾声

附录一 联盟和永久同盟条款 1777年

附录二 美利坚联邦宪法 1787年

附录三 权利法案 1789年

致谢

注释

纪念保琳·梅尔（Paulin e Maier)

序幕

合众为一

我是在聆听28位中学生在他们的同学和自豪的家长面前背诵《葛底斯堡演讲》（Gettysburg Address）时萌生了写作此书的想法的。我的儿子斯科特（Scott）当时正在位于佛蒙特的普特尼（Putney）的格林伍德学校（Greenwood School）教授科学，他邀请我为一年一度的演讲比赛担任评委。我不记得具体的时间了，但在不厌其烦地努力听清林肯说了些什么的过程中，我突然发现，林肯的这篇著名演讲的第一句话就犯了一个历史性错误。

林肯是这样开场的：“87年前，我们的国父们在这块大陆上创造了一个新的国家。”但事实并非如此。1776年，为了赢得战争，13个北美殖民地联合起来宣布要脱离英国而成为独立的13个邦，战争结束就各行其是。它们在1781年创建的基于《邦联条例》（Articlesof Confederation）的政府并非、也从未想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府。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它的确只是这些自视为迷你国家的拥有主权的邦之间的一项“和平协议”，为了共同的安全，它们自愿走到一起，组成一个本地版的国家联盟（League of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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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开始思考这些句子，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在赢得独立之后不可能出现一个团结的美利坚国家这种事物。个中原因就如杰斐逊（Jefferson）笔下的那些真理一样不证自明。殖民地已经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向英国政府表达自己强烈的不满，它们否认英国议会对它们的征税权，认定这项权力应归属各殖民地的立法机构，后者以一种更直接和更亲近的方式代表它们的选民，这是远方的英国议会中的成员无法做到的。1776年7月2日通过的宣告独立的决议明确表明，这些前殖民地并非作为一个整体，而是作为“自由和独立的各邦”脱离大英帝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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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政治上而言，与这些争论共存的，是一个以邦为基础的框架。

距离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大部分美国人在30英里（约48公里）的地理半径范围内出生、生活和死去。一封信从波士顿送到费城需要3个星期的时间，因而他们的政治视野和忠诚度也受到限制——显然，当时并不存在广播、手机或者互联网这样的事物，可以解决距离的问题。因此，理想的政治单位是城镇或者是县，在那里，因为代表们就是你的邻居，所以你相信他们会捍卫你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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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人们认定任何遥远的全国性政府都将意味着一个本地版的英国议会，它与美国公民的利益和经验离得太远，不值得信任。对这种遥远的政治权力来源的不信任已经成为独立运动中一股核心的意识形态推动力。对类似于来自伦敦和白厅的那种权力，人们常常持有一种近乎疯狂的敌意，他们将其描绘成天生专断、傲慢和腐败的。因此，创建一个全国性政府是美国革命者最不可能考虑的事，这种遥远的政治权力的来源包含了所有暴政的可能性，而爱国的美国人相信，这正是他们要反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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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的林肯有理由朝着一种国家主义的方向改变美国历史的轨迹，当时的他正代表联邦发动一场内战，他宣称，联邦先于各个邦而存在。尽管我们可能希望自己能够原谅林肯，毕竟这是他宣称拥有结束奴隶制的政治权威的唯一方法，但这确实是对历史事实的一种根本性扭曲。

真相是，建立一个国家从来就不是独立战争的一个目标，建立一个独立的美利坚民族国家所需要的一切政治制度都是对革命意识形态最由衷的信念的彻底玷污。1776年之前，将这些殖民地团结在一起的唯一动力就是它们在大英帝国内的成员身份。1776年之后，这股动力则变为脱离这个帝国的共同目标。一旦赢得战争，这股纽带就被斩断，各个邦也就开始按照自己本邦的航线行驶。任何一位身处那段战后时期的有历史知识的预言者，都可以有把握地预测到，北美必然会成为西半球版的欧洲，一个由互相对抗的政治阵营和国家所构成的互相争夺霸权地位的群体。这至少是美国历史的一个清晰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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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一些事情碰巧”改变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显然还不够。林肯版的这个故事的美妙之处在于，尽管隐而不露，但它预设一种国家精神已经内嵌在这一政治方程式之中，因此，1787年到1788年的这场我们可以称其为“二次革命”的运动是1776年第一次革命的自然结果。但是，就我们已经提到的政治、意识形态和人口因素而言，从《独立宣言》到宪法的转变并不能被描述为一个自然的过程。恰恰相反，它表现出由拥有主权的邦组成的邦联朝着一个全国性的共和政体（确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共和国）发展的过程中在方向和规模上的一个戏剧性的变化。

我们如何解释在美国政治史的引力场中所发生的这样一次巨变呢？公众对大英帝国政策的自下而上的反抗可以很好地解释18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历史，但它无法解释80年代的历史。当时可没有出现什么暴民，要求建立一个拥有全权的美利坚国家。事实正好相反：在18世纪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动力是离心的而非向心的，意思是说，绝大部分公民对建立一个美利坚民族国家并没有兴趣；的确，他们认为全国性政府的观念不但与他们自己的本地生活毫不相干，而且还会勾起对他们刚刚战胜的英国这只怪兽的可怕记忆。当时并没有发生以建立一个全国性政府为诉求的民众暴动，因为这一事物并非民心所向。

显而易见的另一种解释则是自上而下的。在所有的民主文化中，这类解释都会令人感到不快，因为它们亵渎了一种神圣的信念——至少从长时段来看，民众中的大多数能够就历史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做出最好的选择。不论这种信念在整个美国历史中可能多么正确——这一说法也值得商榷——它还是不能解释18世纪80年代的历史。而80年代的历史可能正是一小群无视民意的著名领导者如何将美国的故事引向一个新方向的最明显和最有意义的例子。

在这个问题的争论上，存在着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先例。在20世纪上半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和他的门徒——主要是梅里尔·詹森（Merrill Jensen）——创立了一个被称为“进步主义学派”（Progressive School）的思想派别，主导了我们对革命时代的理解。他们的作品并未过时，特别是其中建国之父们的行动主要由经济利益驱动的观点，他们的故事线索中有永远相关联的两个特点：第一，不应该将建国之父们视作拥有超自然智慧的半人半神；第二，从《邦联条例》到宪法的转变是由一群政治精英策划的，他们通过合作——说“勾结”似乎太恶意了，但这就是进步主义学派的意思——以一个宣称代表了全体美国人民的联邦政府取代了一个以邦为基础的邦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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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这之外的任何一个方面，本书的叙事都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进步主义学派解释的方向。我的感觉是，这一建国精英群体中大多数著名的领导者，更多的是受到政治利益而不是经济利益的驱动，他们主要是为了扩展美国革命的意义，以便它在更大的范围（也就是国家的层面）发挥作用。在我看来，大的冲突并不存在于“专制”和“民主”——不管那些让人捉摸不透的范畴可能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之间，而是在“国家主义者”（nationalists）与“邦联主义者”（confederationists）之间，我用这两个简称来指代那些相信美国革命的原则可以在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上蓬勃发展的人，以及那些不相信这种说法的人。最后，我的这个版本的故事并不认为这一小群人的成功合作是对美国革命核心信念的背叛，恰恰相反，他们出色地挽救了这一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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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是，四伟人让从邦联到国家的转变成为现实。他们是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约翰·杰伊（John Jay）和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如果他们是这个故事里的明星，那么配角就包括了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古弗尼尔·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与前一位并没有亲缘关系）和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读者可以也应该做出你们自己的决断，但我认为，这个四人团体诊断出了《邦联条例》下的系统性功能障碍，操纵了政治进程以强行要求召开制宪会议，并一起合作制定了费城会议上的议事日程，在邦的宪法审议会议中多多少少成功地进行了组织辩论的尝试，之后还起草了“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作为一份确保各邦遵守宪法安排的保险单。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应该是美国历史上政治领袖最富创新和最有意义的行动。

我提出了非常不一样的看法，我认为我所定义的所有这四位政治合作者都是毋庸置疑的真正的革命者。（进步主义历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总是有点奇怪，他们指控这些人劫持了美国革命，但他们又是打败英国的英雄。）如果说在当时的紧要关头，首要的问题是赢得独立后美国革命应该往哪里走的话，那么他们没有抓住关于这一“使命”的近乎神秘的含义也就没什么好指责的了。由于华盛顿集所有近乎神圣的期望于一身，他对建立一个国家的议程的认可，就为他们大胆以及略显非法的计划提供了关键的合法的掩饰。这四位在大陆军或者大陆会议（以及之后的邦联议会）任职的经历也帮了他们的忙，这就意味着，相比大多数的同代人，他们在更高的平台上经历了独立战争。就如汉密尔顿所言，在大多数美国人的忠诚和视野还局限于本地或本邦的界线之内时，他们却已经习惯了“用大陆思维来思考”。“美国革命”这一术语的确暗示了，在当时大众中间其实并不存在的一种国家精神。

理解“美国革命”这一术语的可能的最好方式，是认识到它其实描述了一个双层的政治过程。第一个层次的美国革命为他们赢得了独立。这仅仅（或者可能并不仅仅）是一场殖民地的叛乱，它也在之前的殖民地和现在的邦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系列的迷你共和国，但革命一直都不是以任何国家政治为目标而进行的。

第二个层次的美国革命修改了当时各邦的共和主义架构，以便创立一个全国性的共和政体。用一种可能过于简洁的方式来说就是，一直要到美国革命变得更加具有广泛的美国性时，它才成为一场羽翼丰满的革命。或者用更加简洁的话来说，美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关于反抗政治权力的，而第二阶段则是关于控制政治权力的。用更实在的说法来说就是，一直要到1787年至1788年的第二次美国革命时期，美利坚合众国才成为现代世界里自由国家的主要榜样。

一些进展中的图书编辑项目使得我们可以比以前更完整地重现建国一代（包括本书中的四伟人）的思想、疑惑、恐惧和忧虑。在20世纪下半叶里，最知名的建国者都是大型多卷本文集关注的焦点，杰伊似乎是一个例外，这些文集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每一位有历史记载的政治精英的最完整的记录。最近出版的大陆会议和邦联议会代表们的通信集，为那个被称为《邦联条例》的脆弱框架所造成的固有混乱局面提供了同样详尽的解释。我们似乎可以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清楚地看到，到1787年，邦联已经处在解体的边缘。各邦的宪法审议会议上所有辩论的完整记录正在有条不紊地编纂中，且即将完成，这为我们认识由于各个邦各自不同的特殊性而让人难以理解的宪法批准过程提供了一手的文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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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于这一极度丰富的一手证据之中，我更加意识到，第二次美国革命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发生的，在可以用我们的方式对其加以评估之前，我们必须以它自己的方式来重现它。实际上，我们必须准备好以人类学的方式对时间而非空间展开一次研究。18世纪晚期的北美居民无法接触很多我们现代的价值观，也就是说，他们生活在一个被我们永远遗落了的前现代的世界之中。那是一个前民主（pre-democratic）、前达尔文（pre-Darwin）、前弗洛伊德（pre-Freud）、前爱因斯坦（pre-Einstein）、前凯恩斯（pre-Keynes）和前小马丁·路德·金（pre-Martin Luther King，Jr.）的世界。那个世界有其独特的思维方式，用他们的建议或者智慧来回应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很危险的。（例如，乔治·华盛顿会怎么看待我们入侵和占领伊拉克？）这么做就如同徒劳地想要栽活切花一样。但反过来，同样也存在着解释上的问题。当我们透过我们自己的价值观镜片来观察和评价建国一代的时候，我们是带着成见的，并且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的，就好比用斯波克博士（Dr. Benjamin Spock）
[1]

的标准来评价萨摩亚（Samoa）土著抚养孩子的方式一样。

有两个特别突出的危险区，在这里，现代人的成见最容易把我们引入歧途。第一个就是我们深信不疑的信念，即民主是政治上衡量所有负责任政府的金科玉律。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政治确定性，就近来说，我们认为种族平等在道德上优于其他任何有关种族的观点。建国一代不会理解或者相信这两种现代假设中的任何一种。

在19世纪30年代之前，“民主”这个术语一直是带贬义的。它意味着暴民统治，意味着煽动者对多数人意见的操控，意味着与“公众”的长期利益相抵触的代表了假想的“人民”短视的政治举措。在18世纪80年代，“民主”意味着拒绝为减少战争中的联邦债务而缴税，意味着倾向于有利于债务人而非债权人的通货膨胀政策，意味着非法没收保王党人的不动产，意味着拒绝接受任何将本地利益置于更大的全国性目标之下的政治权威。

没错，第一次美国革命肯定了平等主义的假说，培育了民主的精神，并最终摧毁了殖民地时代北美的等级制。但民主的价值观花了50年的时间才取得支配地位，而第二次美国革命在时间上要先于这一发展。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19世纪30年代所描绘的民主社会，在18世纪80年代还处在孕育之中。革命一代常用的一个词是“共和”，而不是“民主”，因此，我们期望看到的，应该是经由杰斐逊称之为“天然贵族”深思熟虑的层层控制之后，在一个过滤掉了“人民的”癫狂和摇摆的多层次的政治架构内，他们是如何寻找一种驾驭大众舆论的原始能量的。这一过滤的过程正是宪法的要旨所在，这也使得这份开创性的文件不那么反民主，倒可以说它是一份前民主时代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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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和奴隶制在解释上带来的挑战更让人望而却步。我们无法否认，奴隶制被构筑进了美国的地基之中，就如同它被构筑进了波托马克河（Potomac）以南所有邦的经济之中一样。那些倾向于低调处理这一尴尬现实的历史学家，因此就隐匿了这一建国者被迫做出的最为重要和最为悲剧性的抉择。尽管大多数有名的建国者以及本书中的所有人物都清楚地认识到，奴隶制是与美国革命的价值观相抵触的，但他们仍然有意识地将道德目标置于政治目标之下，为了换取一个国家的建立而许可了奴隶制的继续存在和扩张。这个决定意味着，这一悲剧也被构筑进了美国的地基之中，我们唯一能问的问题是，这是一个希腊式的悲剧（必然的和无法避免的），还是一个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本来可以有其他的选择，但建国者们头脑和心灵之中的种族偏见导致了他们做了这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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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建国时代的那个被遗落的世界，相比我们所处的世界，更具有鲜明的种族主义色彩。建国者们确实非常伟大，他们能够构想出一个全国性的共和政体，以及一个坚持政教分离的政治框架，这两者都是史无前例的社会实验，而且成功了。但不论是他们还是绝大多数美国白人，都无法想象这样一个双重种族的社会。[在这个问题上，就连哈里耶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这样坚定的奴隶制的反对者，也没能想到这一点，她在《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
）一书后的附录中描绘了她的计划：将所有获得自由的奴隶送回非洲。]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美国的种族融合是一个20世纪中叶的概念，没有一位建国者（即使有也很少）能够理解这一概念。将我们在种族上的目标加到他们身上，在政治上是正确的，但在历史学上是不负责任的。

就建国者们所处理的那些可能的变量而言，他们所创建的共和国出色地承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它存在的时间的确比他们中任何一个人所预想的都要长。回到林肯时代，回到我们开始的地方。当时所有的欧洲政论家都在问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一个构想如此缜密、如此理想化的国家能长久吗？”在两个多世纪以后，答案已经非常了然。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这一切都是如何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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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儿科医生、儿童心理学家和儿童教育学家。——译者注

第一章

《邦联条例》与愿景

我确信，除非大会以更果决的方式发声，除非它被若干个邦授予和战争伟大目标相符的权力……不然我们的事业就会失败……我看到由一个头逐渐变成了十三个。

——华盛顿致约瑟夫·琼斯

（George Washington to Joseph Jones），1780年5月31日

1781年3月1日，距离大陆会议签署《邦联条例》已经过去了三年半的时间，随着最后一个邦马里兰批准《邦联条例》，这份文件正式得到通过。之所以拖这么久，尚未结束的战争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一个原因，它不可避免地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但具体的原因是，直到所有拥有广阔西部土地的邦——以弗吉尼亚为最典型——同意将自己的西部土地让与大陆会议后，像马里兰这样少地的邦才同意批准《邦联条例》。大陆会议主席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宣布一个新的政治实体就此诞生，它被称为“邦联议会”（Confederation Congress），它“在13个联合起来的邦之间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联盟”。为纪念这一时刻，13门大炮在俯瞰费城港的小山上鸣响，约翰·保罗·琼斯号（John Paul Jones
）驱逐舰也以13声炮响作为回应。当晚，“在邦议会大厦燃放了盛大的烟火，港口中所有船只都被装饰一新，灯火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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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是在美国人为新宣告成立的联盟而庆祝的同时，伦敦的一位小册子作者约书亚·塔克（Josiah Tucker）却预言，任何新生的美利坚民族国家的愿景都将被证明是一个幻想，它们不过是“浪漫主义作家所构想的最随随便便、最空中楼阁的观念之一”。塔克代表了所有将“合众国”（United States）这一术语视作一种可笑的矛盾修辞法的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政论家。考虑到气候的多样性、相互竞争的地区利益以及长期以来的政治分歧，诚如塔克所言，难以想象美国人可以“在任何一种类型的政府形式之下联合成为一个紧密的帝国”。在1776年的那个夏天让他们站到一起的，是脱离大英帝国的共同愿望。如果他们的努力失败了——到1781年春天，这一问题仍旧悬而未决——美国人就将重新恢复自己英国臣民的身份。如果成功了，他们就将解体成一锅由本地、邦和地区性政治实体所组成的政治乱炖，并很有可能以相互间的争斗而告终。“他们的命运似乎是，”塔克预言，“直到世界末日也无法联合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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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观察当时新批准的这份为炮声和灯火所欢呼的文件，我们会发现，塔克对新生的美利坚民族国家的怀疑并不是没有理由的。《邦联条例》并非也无意成为一个全国性政府的政治框架。《邦联条例》的意图的确不是为了建立任何形式的政府。从它的名称中我们就可以看出，《邦联条例》所创建的是一个由13个自己本身就拥有主权的邦组成的邦联，就如《邦联条例》的第三条所言：“为了共同防御、保障自由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和总体的福祉，而组成一个坚固的友好联盟。”它与其说是一部宪法，不如说是一份主权国家间的外交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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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的条款是第二条：“各邦保留其主权、自由和独立，以及任何未经本邦联议会明确授予合众国的权力、管辖权和权利。”那些权力、管辖权和权利其实很少，主要就是为了解决邦与邦之间的边界争端，统一度量衡，发行统一的货币（尽管合众国并不禁止各邦发行自己的货币），并在由各邦税收所构成的储备的基础上创建“一个共同国库”，用以支付战争开支。对于各邦是否有缴纳税收的法律义务的问题，则没有明确的规定。第八条授权各邦议会在“邦联议会所议定的期限内”征税。在三年的时间里，绝大多数邦都没有缴纳自己的税收份额来支持大陆军，征税权的最终归属成为一个让人困惑的遗留问题。《邦联条例》中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解决方案，因此实际上这一权力是归属各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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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从其他两个方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邦联条例》所创建的政治架构并不是被设计出来用以发挥全国性政府的功能的。第一，各邦宪法已经创立了共和制政府的恰当样板，它们中绝大多数遵循了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在《关于政府的思考》（Thoughts on Government
，1776）一书中提出的指导意见。亚当斯政治处方的要件是：一个两院制的立法机构、一位选举或委任产生的邦长以及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一个早期版本的分权原则后来被纳入了联邦宪法。而《邦联条例》的架构则是一个一院制的立法机构和一个委任的但无实权的总统，这完全丢弃了各邦在如何构建一个恰当的平衡的共和制政府的问题上积累起来的所有政治智慧，事实上这也并非《邦联条例》的意图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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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邦联议会无法宣称自己是一个代议机构。第五条简洁明了地规定：“邦联议会在决定合众国事务时，各邦均持有一票的投票权。”这就意味着，在实际当中，最小的罗得岛享有与弗吉尼亚相同的政治权力。一邦一票的原则代表了大陆会议在1774年成立时延续下来的一项惯例，这比针对邦宪法的辩论要早，也比比例代表制原则在邦议会中成为一项被广为接受的、关键性的和宪法性的特征要早。通过否决比例代表制，《邦联条例》的设计者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即他们并不想在赢得战争后让邦联议会充当一个全国性政府的角色。在我们自己当今所处的时代中与之最相似的事物，就是欧盟（European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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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情的发展并非总是如人们所预想的那样。在战争的前15个月里[从1775年4月列克星敦（Lexington）和康科德（Concord）爆发冲突，到1776年7月《独立宣言》的发表]，大陆会议扮演了临时性全国性政府的角色，它以一个全权的联邦政府的方式，控制着军事战略、外交和经济政策。诚然，那是一个令人头疼的时代，政治和军事上危机突显，迫使大会代表采取紧急权力，而当时的政治环境也被爱国主义所浸淫，提出异议会被视作叛国。在这一关键时刻，所有政治上的反对意见都被置于“伟大事业”之伞的遮蔽之下。我们有理由相信，战时同盟是某种更大范围和更永久性事物的前兆。费城的医生和革命牛虻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大声疾呼：“现在，我们是一个新的国家……互相依赖——而不是相互间绝对独立的各个邦。”至少在某些人看来，这场美国独立战争也是一场建立美利坚国家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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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拉什的国家愿景被证明不过是头脑一时发热而已。直到1776年7月2日正式宣布独立（两天后向全世界宣布），维持一个统一战线的诉求还是非常强烈的。7月底8月初，当代表们以全体会议的形式对新近创建的合众国新政府的角色和架构展开辩论时，统一战线出现了裂隙。那场辩论被证明是未来焦点问题的预演，它将那些一直持续到下个世纪的困扰美国实验的潜在的地区间的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暴露了出来。

辩论的焦点是一份由12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在6月份（就是否独立进行投票之前）所起草的文件，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他是大陆会议中温和派的领袖。这份被称为《迪金森草案》（Dickinson Draft）的文件是一份让人难以捉摸的文本，几代历史学家都对它束手无策。原因在于，这个大委员会在观念上对于新生的美利坚共和国应该是何种样子存在着根本分歧，而迪金森试图将这些互相冲突的信念综合在一起。《迪金森草案》确实是革命时期最具启示意义的文件之一，尽管它缺乏知识上的条理性，但这恰恰是它的意义所在。因为迪金森想要实现的，是两派之间的政治妥协：一派想要一个以邦为基础的邦联，另一派则想要一个拥有高于邦的列举权力的联邦政府。换句话说，詹姆斯·麦迪逊和他的联邦党人同僚们在1787年夏天所实现的目标，正是迪金森在1776年夏天所要尝试的，只不过迪金森失败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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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找不到任何有关当时辩论的官方记录，因为没有一份被保存下来。幸运的是，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对7月22日至8月20日的会议做了大量记录。这意味着，这些会议是在英国对长岛（Long Island）的入侵已经迫在眉睫的时刻举行的。尽管有这一分散人们注意力的事件存在，但在紧要关头，政治问题仍吸引了大多数知名代表的注意力，其中就包括约翰·亚当斯和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迪金森本人并没有参加会议，他前往新泽西去指挥自己的民兵团了，以防范英国人对纽约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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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中暴露出三个根本性的分歧：一是北方邦与南方邦就奴隶制而产生的地区性分歧；二是大邦与小邦就代表权的分歧；三则是支持由主权邦结成的邦联的人与呼吁建立一个更为团结的全国性同盟的人之间的争论——这一分歧更具有广泛性。在第二和第三个分歧之间存在相当大的重叠，因为支持一邦一票原则，也就暗示了拒绝接受一个全国性的共和政体。

在当时，直接讨论奴隶制这一问题是很危险的；对于这一话题，确实存在一种心照不宣的沉默，这种沉默基于一种广泛的共识，即认为相比其他所有话题，这个话题有可能会摧毁围绕独立而建立起来的政治共识。但是，奴隶制深深植根于南方邦的经济之中，想要将其一举移除是非常困难的。但在针对《迪金森草案》第十二条所进行的辩论中，这个问题还是被提了出来，尽管是以拐弯抹角的方式，该条建议：“战争的开支和公众的福利应由一个‘共同的国库’来支付，而这个国库的资金应由若干殖民地按照其居民人数按比例缴纳，不论居民年龄、性别和地位，印第安人除外。”紧接着就带出了一个问题：怎么计算“居民”人数？这个问题很快又变成针对奴隶的争论：他们是人还是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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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南方邦的代表坚持认为奴隶是财产，就像马和羊一样，因此不应被计为“居民”。富兰克林以一个尖刻的笑话与这种说法针锋相对，他评论说：上一次看到奴隶时，我发现他们表现得和羊并不一样——“羊可从来不会造反。”南卡罗来纳代表团并不觉得这个笑话好笑，接着，他们发出了一个终极威胁：如果北方邦在这个问题上一味坚持的话，“邦联就解散吧”。

作为对这一南方分离主义运动威胁的回应，来自马里兰的塞缪尔·切斯（Samuel Chase）敦促所有代表冷静下来，随后，他提议在“居民”前加上“白种人”这一限定，以安抚他的南方兄弟。然而，以亚当斯为首的北方邦代表强烈反对这一修改意见，他们指责南卡罗来纳企图推卸属于他们的资助战争的税收份额。在一次彻底分化的投票中，切斯的修正案遭到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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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眼光放远，再观察之后80多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这次辩论被证明是具有预见性的。这是由奴隶制所引起的一个难以驾驭的难题第一次在公开的记录中出现。1861年，南卡罗来纳又一次做出了像1776年夏天那样退出邦联的威胁。很快，北方邦和南方邦的代表都认识到有必要避开“居民”的问题，他们修改了《迪金森草案》，规定对各个邦依据“各邦土地的价值按比例”课税，由此回避了奴隶制的问题，但在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课税标准被证明是各邦议会难以量化和操作的。

如果说对奴隶制的辩论产生了巨大的长期的影响，那么，对代表制的辩论则引发了更棘手的问题，它确定了下一个十年政治安排的面貌。在这个问题上，争论更多的不是地区间的，而是大小邦之间的。《迪金森草案》第十八条提议继续保留一邦一票的原则。来自马萨诸塞、弗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的代表认为这一原则荒谬至极，肯定会招致混乱和无穷无尽的口角，小邦所拥有的不成比例的政治权力与经济现实是不符的。“那让小的殖民地提供同样的钱和人，”富兰克林争辩道，他暂时忘了殖民地现在已经是主权邦了，“这样他们才能有平等的投票权。”亚当斯接着说：代表制唯一合理的基础就是人口，因为任何一个稳定的共和制政府都需要反映其公民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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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和亚当斯所设想的，都是一个比单纯的邦联更为强大和更为团结的新政府。这一愿景的最为热心的倡议者就是拉什，他设想了一个美国人作为“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的图景，人们不再是弗吉尼亚人或是罗得岛人，他还设想“合众国”一词应该是单数而不是复数。因此，对代表制的辩论引发了国家主义者和邦联主义者之间的第一次深刻的分裂。

来自小邦的代表发现，拉什的建国愿景简直就是一个政治噩梦，它不过是将英国议会的专制权力换成了一个本地的版本而已，而后者仍旧是一只海中怪兽。来自康涅狄格的罗杰·谢尔曼（RogerSherman）作为小邦代表的领袖警告道，他的选民永远不会将他们的自由拱手让给与他价值观相悖的政府。他发誓说，康涅狄格将热切拥抱这一“事业”，但一旦赢得战争，他的祖国就又变成了康涅狄格，任何超越他所在邦的边界的忠诚，都是不符合当地利益的，也是与他的选民的地区倾向相背离的。这就是“我们的行动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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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坦诚的表达方式。大小邦之间就代表制所进行的争论之下，潜藏着一个更加根本性的分歧——距离和规模。绝大多数美国人生老病死都是在本地。他们所认识的代议制政府就应该是那种可以面对面接触的事物。所以，那些有关政治结构的形而上——或者说形而下——的问题残留下来一个难以突破的心理上的现实，也给大多数普通美国人的政治想象加上了地理限制。殖民地居民在1765年到1775年之间向英国当局提出的政治抗议助长了建立小型国家的观点，他们谴责英国议会权力是不合法的，因为它与本地的和邦的利益相距太远，相互割裂。距离越远，在实际中就越不可信任。就如谢尔曼恰当地指出的那样，一邦的地理边界就是他们的行动边界。10年之后，对难以监督的政府的这一理解，成为反联邦党人反对宪法的主要依据，毫无疑问，这也是大多数美国公民的观点。

对邦的模糊不清的西部边界的争论可以作为国家主义者和邦联主义者之间辩论的一个附录。比如弗吉尼亚宣称自己的西部边界是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甚至有点荒唐地宣称自己的西部边界是太平洋。在大陆会议中有一种共识，认为这些对西部边界夸张的划定是以殖民地宪章为基础的，在起草这些宪章时，还没有人知道北美大陆究竟有多大。[一幅地图将阿勒格尼山脉（Alleghenies）画在距离太平洋不到100英里（约160公里）的地方。]一个邦加入邦联的条件之一就是同意出让其西部的土地，但这种让予应以何种方式进行以及邦是否有权决定自己的边界，还是没有说清楚。这一安排疏远了那些“少地”的邦，它们担心像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和纽约这样的大邦一旦加入邦联，就会变得更加庞大。为了向来自马里兰的同僚保证老自治领（Old Dominion）
[1]

的行动将是负责任的，托马斯·杰斐逊坚称：“没有一个弗吉尼亚人意欲扩张至南部海洋。”——很显然南部海洋指的是太平洋。但除了弗吉尼亚人，没有人相信这种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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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这些有关主权、奴隶制和国家规模的宏大的政治和宪法问题将确定新生的美利坚共和国下一个百年的历史之后，我们就能体会到，认为这些问题可以在1776年夏天的几周时间里通过真正的努力得以解决的想法看起来是多么不现实。40年之后，在自己行将就木时，亚当斯回忆，代表们如果能就任何一个问题达成一致，那简直就是一个“大写的奇迹”：

诸殖民地是在迥异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它们有众多种类的宗教信仰，由如此之多的民族所构成，他们的习俗、举止、习惯千差万别，他们之间的交往极少，他们彼此之间的了解也相当欠缺，要想将他们团结在相同的理论原则和相同的行动体系之下，无疑是一项困难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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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是他在最严峻的时刻的感受。亚当斯特别苦恼地发现，伴随着对美国独立几乎一致的共识而来的，是在一个独立的美利坚共和国应该如何构建这一问题上几乎彻底地意见不合。“在这块（即便只是初次垦殖的）地球上有史以来最公正的自由之地上，”他哀叹道，“我们播种着无知、腐败和不公的种子。”认识到除了独立之外，人们对于作为一个美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究竟是否存在美国人这样一种生物并没有一种共识，这是一件很让人痛苦的事情。对亚当斯而言更为痛苦的，是见证这一显而易见的失败在“第一个由人民在没有国王和教士恶毒干涉的情况下行使自己的权力建立的政府形式”下发生。诚然，当时存在着“伟大事业”这种东西，但这一观念的伟大潜力并没有传递给“合众国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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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迪金森草案》的辩论既有启发性，但同时又没有定论。说它有启发性，是因为它揭示出联邦权力在有力的实施中将会遇到的严格限制；说它没有定论，是因为所有争议性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不得不被延宕。在接下来的8月底和9月初，大陆军在长岛和曼哈顿吃了一系列致命的败仗，危在旦夕，大陆会议的代表无暇继续关注这些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如果大陆军被击溃，一个独立的美国的未来就让人担忧了，那么对美国政府未来形式的争论就将毫无意义。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也就是从1776年秋天到1777年秋天，由于一些不言而喻的因素，战争再一次成为大陆会议关注的首要问题。除了乔治·华盛顿在特伦敦（Trenton）和普林斯顿（Princeton）取得的漂亮的胜利之外，整个战场被威廉·豪（William Howe）将军和英国军队所统治，英军在布兰迪维因（Brandywine）和日耳曼敦（Germantown）的胜利导致了费城的陷落，大陆军（亚当斯形容大陆军“就像一群鸽子一样”）被迫退至宾夕法尼亚的约克（York）。在维持大陆军的生存和赢得战争这一紧迫的任务面前，对《迪金森草案》的修改工作不得不退居其次。

但是，尽管有这些相当重大的干扰因素存在，对《迪金森草案》的修改工作还是迅速地进行着。所有的改动都削弱了一个中央政府所期望的权力。举例来说，《迪金森草案》的第十九条曾经包含可能被解读为赋予邦联议会外交权的语言，但现在被删除了。《迪金森草案》赋予邦联议会解决西部土地边界问题的最高权威，现在也被表述得模糊不清。《迪金森草案》中原本就模棱两可的有关邦与邦联的主权之争，现在通过南卡罗来纳的托马斯·伯克（ThomasBurke）提出的一项修正案得到了澄清：“各邦保留其主权、自由、独立以及各项未经邦联在其召集期内明确授予合众国的权力、管辖权和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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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77年11月递交给各邦批准的《邦联条例》最终版本的草案中，所有期望在战后成立一个美利坚民族国家的语言都被删除了。可以肯定的是，《迪金森草案》经过了大量修改，但始终是倾向于以邦为基础的邦联的。而且毫无疑问，绝大多数美国人并未将独立战争视作一次建立美利坚民族国家的运动，他们没有想那么多。因此，《邦联条例》草案的最终版本不过是确认了这一信念并将其制度化了而已。

在《邦联条例》被送交各邦时，随文件一起送达的信件督促各邦，把批准《邦联条例》看作一项战争措施，而不是什么关于美国未来建立同盟的承诺。信中警告，《邦联条例》如不能通过，就会向英国政府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我们很软弱。这会迫使美国“告别独立、自由和安全”。但即便是很快批准了《邦联条例》的邦也提交了近百条的修正案，其中大多数是以保护本地和邦的利益免受邦联侵害为目的。大陆会议对此选择了直接无视，但这些修正案传递出另一个信号：随着冲突的终结，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中，任何可能存在的建立一个全国性同盟的借口都已经彻底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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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是军队的问题，这是与大陆会议并存的另一个具有建立全国性政府意味的制度性安排。随着战争的进行，同样的一股将政治权力从大陆会议移交给各邦的离心力将民众对大陆军的支持摧毁。两百多年以后，当绘画、电影和历史让我们回想起普通大众为赢得美国独立而忍受糟糕的生活条件时（大多数的画面和文字是非常准确的），我们很难想象那个时候大多数美国平民对大陆军居然是轻蔑和无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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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有两个巨大的互相重叠的反讽，它们合在一起，呈现出了美国革命的一个中心悖论。也就是说，大陆会议和大陆军这两个使独立战争的胜利成为可能的机构所代表的强大的政治和军事权力，是和自称是美国革命基础的共和主义原则相悖的。从逻辑上来说就是，对任何显见和集中化的政治权力在意识形态和情感上的敌意，致使建立美利坚民族国家的任务从一开始就与美国革命的目标不相符。

军事上的问题缘起于1776年秋，美国人在长岛和曼哈顿的失利，促成了华盛顿及其将领以及来自大陆会议的一个代表团之间的一次会议。毫无疑问，新成立的大陆军无法与英国陆军和海军所组成的联军相匹敌。华盛顿坚持认为，平民代表们也同意，必须建立一种“新的建制”，其中包括一支比现在的1.5万人的部队多3倍的美国陆军，并将服役期限延长至3年或者最好是“整个非常时期”。考虑到美国人口的总体规模，华盛顿认为，自己所要求的仅仅是能够征用的人口当中的一小部分，也就是说，能够服兵役的美国男性的数量是战胜英国军队所需要的士兵数量的好几倍。华盛顿和他的将领们相信，如果有这样一支庞大的富有献身精神的军队，他们就可以在一年之内结束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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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10月，大陆会议同意了所有要求。但当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主席将部队的配额递送至各邦议会时，后者将其看作对自己的请求，没有一个邦遵照行事。军事上需要什么是很清楚的，但比它更清楚的是它在政治上的不可能性。毕竟各邦需要保护自己的人民，而这一任务最好是由本邦的民兵来执行，付给民兵的薪水常常比大陆军中的士兵要高。至于创建一支服务于“整个非常时期”的全大陆的部队，听上去就像是创建一支英国模式的“常备军”，而这正是美国革命希望摧毁的。一些不够格的人——契约奴隶、新移民、被解放的奴隶和失业的工匠——最终组成了大陆军的核心力量。这批“军人”（华盛顿这么称呼他们）中绝大多数只服役一年，就像即来即走的临时工一样，是一支业余部队。

华盛顿从前线发回的报告变成了一长串的哀叹：抱怨缺少食物、衣服、鞋子和弹药；他警告道，一年的服役期将军队每一年的生存都置于危险的境地；他主张建立一支由有经验的部队组成的更大的军队，可以展开进攻，而不是纯粹防守。但没有明说的残酷现实是，绝大多数美国人乐于看到大陆军岌岌可危的状态，因为一支以英国为模板的强大的职业化军队是和它本该为之战斗的价值观相冲突的。它只需要强大到足够打赢战争就行，或者更准确地说，只要不输就行，不能让它强大到威胁到了这场战争最终的共和主义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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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0年年初，华盛顿继续声讨现状，他声称，大陆军缺乏民众支持是大陆会议无法将其意志施加给各邦的直接结果。“我确信，”他警告道，“除非大会以更果决的方式发声，除非它被若干个邦授予和战争伟大目标相符的权力……不然我们的事业就会失败……我看到由一个头逐渐变成了十三个。”对于一个由拥有主权的各邦所组成的邦联（就像这个名称的定义一样）缺乏赢得战争所必需的团结的事实，华盛顿一再克制：“一言以蔽之，我们不是在一个委员会的影响和指导下行动，而是十三个，其中每一个都是受到其本地观念和政治的驱使。”其结果就是：“我们已经变成了一个多头的怪物，一个异质体，永远不会也不能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尽管华盛顿显然将个人的荣誉寄托于美国的最终独立，但他希望人们记住：“如果我们对邦政府施加恰当的影响力的行动以失败告终，我相信，这个责任要算在本应承担这一责任的人头上，面对大会，面对我的国家，面对全世界，我都问心无愧。”如果一个强大的大陆会议和大陆军在事实上与美国革命所基于的原则相抵触，那么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我们是无法打赢战争的，所有这些原则也将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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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华盛顿个人偏向于在大陆会议中达成政治上的统一，但在1777年，他开始撰写一系列的“致各邦的公开信”。很显然，管钱的权力现在掌握在各邦手里，如果他想要游说大陆会议同意批准他更长的服役期以及用于部队给养的资金，他就应该将注意力放到各邦的邦长和议会上去。这么做也印证了旷日持久的矛盾所造成的不断离心的政治现实。大陆军的生存现在有赖于说服13个各自又分割成诸多县和城镇的邦采取一致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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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华盛顿对维持自己的中心地位都存在疑虑（他确实有疑虑）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任何人都会对谁才是美国革命的主心骨存有疑问了。甚至早在宣布独立之前，华盛顿就是反抗英国统治的主要象征了。

他看上去就像是这种人。传记作家对他的身高看法不一。[芒特弗农（Mount Vernon）的游客指南上称华盛顿身高为6英尺2英寸（约1.88米），但人们在他死后丈量他的棺材，登记的他的身高为6英尺3.5英寸（约1.92米）]但大家都同意，他比同时代的普通男性要高出一头，在体重刚刚超过200磅（约91公斤）的人里面绝对是个高个子，同时他也被誉为弗吉尼亚最好的骑手。年轻时，他就因为在法国——印第安人战争（French and Indian War）中的1755年莫农加希拉（Monongahela）屠杀中突围而声名鹊起，当时，英军在爱德华·布拉道克（Edward Braddock）将军的率领下于今日的匹兹堡（Pittsburgh）城外遭遇伏击，尽管外套和帽子上都留下了弹孔，两匹马也在伏击中被打死，华盛顿还是活了下来，并向人们诉说当时发生的故事。之后，凭借在军事上的声望，华盛顿娶了弗吉尼亚最富有的孀妇玛莎·克斯提斯（Martha Custis），将自己带进弗吉尼亚东部贵族圈的上层。

他能识文断字，但学识并不渊博。亚当斯毕业于哈佛大学，杰斐逊毕业于威廉和玛丽学院，但华盛顿参与过战争，这就意味着在他威严的外貌之下，他的不甚出众的教育经历反而变成了一种与前者相匹配的更为闪光的品质。对于英国议会对美国殖民地的有限权力的宪法性争论，华盛顿并不精通，在这些问题上，他经常听从身边的乔治·梅森（George Mason）的意见。他与大英帝国之间的关系更加个人化，更加感性，他和伦敦的卡里家族的公司（Cary &Company）有生意上的往来，他认为后者所提供的服务收费过高，自己深受其害。对华盛顿而言，体现大英帝国专横嘴脸的不是议会，而是罗伯特·卡里和他的伦敦商人团体，是他们的牟利行为把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阶级逼上了破产的绝路。当意识到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大洋彼岸的英国债权人手中的时候，华盛顿高傲的个性显然无法接受这一现实。华盛顿相信，他们在这场大规模的帝国骗局中操纵着利率。

因此，他对英国当局的敌意有一个个人化的视角。当他理解并认同有关美国权利的政治争论的时候，这些争论对他而言是抽象的。他的不平更多是来自经济上的感受，有时甚至是情绪化的。对于大陆会议中的温和派向乔治三世（George III）提出可怜的恳求以期望后者发慷慨之心，华盛顿也是感到厌恶的，在他看来，这是弱者恭顺的认罪行为，是和他自己的优越感不相符的自暴自弃的策略。

作为一个不能容忍蠢人的人，华盛顿以专制的方式勤勉地经营自己位于芒特弗农的种植园，常常提防着监工中间的懒惰行为；他可不是那种你希望碰到的主人。他曾想在英国军队中申请一个职位，但被拒绝——设想一下，如果当时英国人接纳了他，美国历史进程将会是怎样？但他认为这次遭拒不是因为自己的能力问题，而正是英国人的愚蠢表现。不论从身体还是心理上来看，他都是一个令人敬畏的角色，在43岁时，他达到了自己权力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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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5年5月，当他离开自己心爱的芒特弗农前去参加大陆会议时，他不可能知道自己将会被任命为大陆军的总司令（或者他已经知道，否则他为何要身着自己的军装呢？他是唯一这么做的代表）。但他清楚地知道的是，与大不列颠之间十年之久的根本性冲突将会演变为一场战争；的确，战争早在一个月前就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打响了。当大陆会议中的大多数代表仍努力为危机寻求政治上的解决方案时，华盛顿就在骨子里知道，这样的解决方案是不可能的。他下令给自己的管家，一旦英国舰队沿波托马克河而上来芒特弗农纵火，就将他的书籍和妻子玛莎（后者可能不包括在这条命令当中）转移走。华盛顿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自己是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献身于美国独立事业的，这比杰斐逊写下“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我们神圣的荣耀”这句被后世所纪念的爱国宣言还要早一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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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以一种我们现代人的头脑很难完全理解的方式驱动着他的每一种想法和感受。1775年6月16日，当他被任命为不久之后成立的大陆军的总司令时，他发表了一次演讲，提出两个想法：第一，他认为自己不能胜任这一职务；第二，他将无偿地提供服务。同样，他在写给自己妻子的一位兄弟的信中也讲到了这些：

现在，我从惊涛骇浪的大洋起航，可能找不到一个风平浪静的港湾……这是一项我希望避开的荣誉……我只能回答三件事：一是对我们事业的正义性的坚定信念；二是密切关注它的执行；三是最严格地恪守它。如果这些不能为我的能力和经验提供舞台，那么我们的事业将会遭遇困难，很有可能我个人的角色也会受损，因为声誉主要的支持来源于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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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后的两个场合，他也表现出了同样的不情愿姿态——当他同意担任大陆会议主席以及当他接受对自己的总统任命时。这种姿态暗示了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野心，他一直坚持，上任的召唤并非源于自己的灵魂。做出领导美国军队的决定让他感到异常痛苦，因为他知道，英国陆军和海军加在一起所组成的，是这个星球上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美国赢得胜利的前景也不是很好。毫无疑问，华盛顿毫不怀疑美国人的这一事业在道德上的崇高性，但他在内心深处是一位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他意识到，对一项事业的价值的强烈信念，并不意味着它能最终取胜。他是在将自己的生命和（对他而言在心理上更为重要的）荣誉系在一条开往未知和波涛汹涌之海的船上。

因此，从一开始华盛顿所面临的这场战争就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赌博。他在一开始就宣布，大陆军是隶属于大陆会议所组成的文官机构的。华盛顿没有经过什么思索，几乎是再自然不过地做出了这一决定。只有当一个人意识到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和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当初从没想过要做出这样一种决定时，他才能意识到这一决定的伟大之处。

在战略上，战争该如何展开也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驯服自己富有攻击性的本能，纽约战役几乎证明了它是个致命的负担。最终，他意识到采用一种防御性的战略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即便他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抗拒这种做法。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战略眼光的独到之处，在于他认识到自己不必赢得战争，需要赢得战争的是英国人。只要不输，就是赢，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必须保持大陆军作为美国独立的制度性体现的完整性。在1776年的纽约溃败后，维持大陆军的生存成为他的中心任务，这比在战场上战胜英国军队还要重要，他在这方面常常居于下风。（的确，没有哪位成功的美国将领像他那样输掉过如此多场战斗。）他最伟大的天赋在于应变能力而不是智力，而这恰好是美国独立这一事业所需要的心智品质。

他的全部精力和野心（二者均无法估量）都放在了打赢或者说不输掉战争上，因此，他的举止风度变成了一种相信最终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到来的个人标志。而在邦联议会内部和之后的各邦议会内部，以及之后的下属的县和城镇政府中，对美国一旦独立后将意味着什么确实存在着一种不和谐的声音。你越往下面走，越能倾听到民意，你听到的这种声音就越加不同和不和谐。这些声音之间唯一能够达成一致的是，无论美国革命意味着什么，华盛顿都是它的一个缩影。就像对他的致敬词所说的，他是那个“将所有人的心团结在一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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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华盛顿从未在他所做出的由文官控制军队的承诺上动摇过，但他从不忌惮向最高的上级们提出不同意见，他向他们发表演说，陈述《邦联条例》所创建的邦联的不足之处。他从他的制高点上观察到了邦联议会那可怜的力量，这一制高点当然是非常独特的，不然他也不会一直要求后者提供财政上的支持，而后者又一直无力提供。对话的走向让人失望，这一结果太可想而知了，以至于华盛顿把进行中的对话比作一个流传甚久的笑话：“军队一如既往地付不起军饷；大部分士兵没有衣服穿，如果有人斗胆问他们（指邦联议会）的观点是什么，他们的回答就是，军队已经习惯了压力和困境，习惯了在没钱的情况下生存，再让他们养成别的什么习惯，将是不明智的和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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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把通函作为和自己所讲的笑话一样的表达自己观点的载体。甚至早在约克镇（Yorktown）大捷之前，华盛顿就在思考战后的世界了。他主要还是担心，那个阻碍了向军队提供支持的结构性问题——邦联的中央权力被设计成是虚弱的——将在独立后产生可怕的和灾难性的后果。在给邦联议会主席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我的观点是，如果邦联议会的权力得不到加强，不能胜任所有的“整体目标”，那么我们付出的鲜血、遭受的损失和感受到的忧虑，就都付诸东流了；这支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已经过于虚弱的部队，将很快分崩离析；到时候，无政府和混乱必将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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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华盛顿希望新独立的合众国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其中心的政治价值是共识而不是强制。但是，他希望这个共和国成为一个紧密团结的整体，而不是一个由主权邦所组成的邦联。在他作为总司令的能力范围内，他可以证明，邦联的模式差点让我们输掉了战争。如果仍坚持现在这种形式，华盛顿相信，我们将失去和平。

1783年6月，他坐下来写作他的最后一封致各邦的通函。尽管他是一个行胜于言的人，但这次他全景式地分析了刚刚结束的独立战争为何也可以被称作“美国革命”，以及它的革命力量的团结为什么需要一个能够控制这些力量的全国性政府。这是他所撰写的最为重要的政治宣言。

在他颇具眼光的评估之中，新到来的美利坚共和国受益于两种特别的运气，也就是时间和空间所发挥的功能。在时间上，合众国的成立正值一个“人类权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更好的理解和更清晰的定义”的时代。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创造了“启蒙”这一术语来描述西方历史上的这一章，尽管没有实用性的词语，但华盛顿还是清楚地抓住了中心思想，即美国革命的发生恰逢其时。这一切发生在人类对于社会和政府的宝贵知识取代了中世纪——那个“无知和迷信的晦暗的年代”——的假设的时候，因此也为美国人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依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彻底的使个人自由和幸福最大化的政治原则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实际上，欧洲思想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已经为新的政治架构勾画了蓝图，现在美国可以直接拿来加以实践。“在这个阶段，”他吟诵道，“合众国将以一个民族国家的形式存在，如果它的公民不能获得完全的自由和幸福，那完全是他们自己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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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预言的问题在于，它对一个有能力实现全面的政治团结的民族国家的存在做出了过于明显的暗示。由主权邦所组成的邦联，即《邦联条例》在当时所设计的同盟，不足以胜任这一任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华盛顿含蓄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即只有当仍占据支配地位的本地、邦和地区性同盟服从于更广泛的目标时，美国革命的潜能才能得到充分发挥。考虑到当时人们坚固的信念——这是一种强有力的驱动力，而不仅仅是一种观念——从定义上来说，任何远离人民的全国性政府都是一股充满敌意的力量，一个美利坚民族国家仍然是个乌托邦，只有极少数的人会当真。

华盛顿就是那极少数中的一个，他宏大的视野所及，是整个大陆，后人称之为“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

作为这个世界上土壤和气候最为多样、物产丰饶和生活便利的广阔大陆的唯一的主人，在姗姗来迟的和平之下，他们拥有着绝对的自由和独立。从这一时期开始，他们将被视作这最为光鲜的舞台上的演出者，这似乎是上帝为了展示人类的伟大和幸福而特意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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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说的“姗姗来迟的和平”，指的是刚刚签订的《巴黎条约》（Treaty of Paris，1783），条约的签订正式结束了战争，也不出所料地将合众国的西部边界定在了密西西比河。美国人不仅从大英帝国那里赢得了独立，还得到了一个他们自己的帝国。

没有人清楚这片广阔的土地上究竟有什么，绵延的广袤的森林和充满敌意的印第安人部落将这块土地分割开来。印第安人还不知道，《巴黎条约》的寥寥数笔就让他们失去了生活了几个世纪的土地。华盛顿在他年轻时探索和考察了这片内陆的东部边缘，作为在法国——印第安战争中服役的奖励，华盛顿获得了当时被称为“俄亥俄地”（Ohio Country）的将近3万英亩（约120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其他几位包括托马斯·杰斐逊在内的弗吉尼亚人一样，他也痴迷于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波托马克河是进入阿巴拉契亚山脉（Appalachian）另一边以获取其无穷物产的最好路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亚历山德里安（Alexandria）
[2]

就注定将成为北美最大的港口。

一般而言，在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Turner）把西部的扩张当作美国历史的中心主题的一个多世纪之前，华盛顿就已经意识到，从剩余土地已不多之地出发，占领西部并定居下来，为了后代人这将被提上美国的议程。当被问及他是否希望进行一次周游欧洲各国首都——巴黎、伦敦、罗马、维也纳——旅行时，他委婉地拒绝了，他表示，自己更乐意游历底特律、新奥尔良和佛罗里达。欧洲已成为过去，美国西部才是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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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华盛顿看来，可以通过西部辽远的地平线让地方和邦认识到当前邦联的狭隘，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对话的性质。可以确定的是，从战争开始到结束，他都是一个拥有全权的邦联政府的坚定的拥护者；他也坚信，如果不能建立一个这样的政府，那么战争取得的成果就会大打折扣，冲突将会延长，人们将遭受不必要的痛苦。他坚信，《邦联条例》将使战后的美国陷入无政府状态，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他的这项美国独立的遗产也注定会变成一个地区性主权国家间混乱的集合体，在虎视眈眈的欧洲大国的掠夺计划之下脆弱不堪，对此他毫不讳言。

但现在，几乎是意外获得的西部帝国为所有的邦创造了一种共享的集体利益。纵观整个战争时期，虽然各邦的联合在独立这一共同目标下得以维系，但这只是暂时性的。一旦这个目标得以实现，在《邦联条例》所建立的松散的联合下，邦政府就会淡定地各行其是。华盛顿看到开发西部取代战争已成为新的共同纽带。如何处理这一巨大的财产，毫无疑问是下一代美国政治领袖们所面对的中心问题，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人们放眼全国而不是局限于地方来思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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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的新国家愿景与众不同，这个国家团结在一个对一项共同财产的收益进行分配的契约之下，事实是，这项财产包含了地球上最为肥沃的土地和一些开发程度较低的自然资源。他预言道，无限制的地理上的要求将压倒狭隘的意识形态上的要求。尽管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很少有美国政治家同意他的看法，大多数缺乏眼光的美国农民也不愿意将眼光放到围着自己土地的木头栅栏之外。

他们活在当下，只要这种权力与刚刚被他们击退的英国统治者的那种帝国权力有任何的相似之处，革命后的这个当下就会给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力施加严格的限制。《邦联条例》中基于邦的政治架构，准确地表现了当时的这种狭隘的信念。

华盛顿的愿景是关乎未来而不是关乎当下的。如何才能走到这一步，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这需要替换掉与这一任务不相匹配的政治架构，对于大多数美国人的想象力而言，这无疑是一场地震。

[1]
指弗吉尼亚殖民地所包含的地区，包括如今的西弗吉尼亚州、肯塔基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伊州全部和一部分的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译者注

[2]
弗吉尼亚东北部的港口。——译者注

第二章

财政危机

你肯定会受到恶毒的评论家和讨厌的作者的谴责，他们会在你正在为他们服务时羞辱你，他们会用数不清的小册子伤害你的人格，因此，他们就像那些肮脏的小臭虫一样，只会在黑暗中攻击我们，在我们为他们的生存而流血流汗的时候，他们却让我们不得安宁，骚扰并中伤我们。

——本杰明·富兰克林致罗伯特·莫里斯

（Benjamin Franklin to Robert Morris），1781年7月26日

如果有人期待新近通过的《邦联条例》体系能够作为一个有活力的美国政府而发挥功能的话，那么，在它存在的第一年中，这个期待就被证明只是一种幻觉。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如何让代表们出席会议。

第一届邦联议会规定，至少有九个邦、每邦两位代表出席，才能达到开会的法定人数。但在1781年春夏的多次会议上，一项正式的决定都没有做出，原因是有五个邦甚至更多邦的代表团不是一起缺席，就是部分缺席。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邦议会，它们在遴选代表时常常动作迟缓；还有部分原因是，那些票数领先的候选人拒绝承担这项工作，而更愿意在邦的层面上履行他们的公共职责。来自新泽西的约翰·威瑟斯普（John Witherspoon）成为这种糟糕境况最频繁和最直接的批评者，由于往昔的同事们没有出席，他只能等待，无所事事。但是，出席率的问题准确地反映了最知名的美国领袖们在政治选择上的轻重缓急。事实上，对本地的和邦的问题的考量超过了对国家利益的考量这种说法是具有误导性的，因为在大多数人的头脑中，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国家利益这种东西。
1

这种系统性障碍的第二个源头在于对外政策的协调上。所有的问题都要被摆到至多只能算是一种拙劣安排的邦联议会面前，加剧了混乱，因为邦的代表在不停地变换。举个例子，当亚瑟·李（Arthur Lee）加入弗吉尼亚代表团时，就对本杰明·富兰克林与法国宫廷的关系心存芥蒂——亚瑟·李很快就开始怀疑每一个人，特别是非弗吉尼亚人。这种怀疑让弗吉尼亚在几乎每一个对外政策议题上都无法达成一致，等于让这个最大的邦变成了哑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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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1年春末，一个消息传到费城：法国、俄国和奥地利牵头组织了一次大型的欧洲国家间会议，据称有意停止战争，并在双方军力部署现状的基础上达成一项和平协议。外交官们援引了庄严的“占领地保有原则”（uti possidetis
）——翻译过来大意就是：“你现在占有的地方归你所有。”在当时，这就意味着英国人可以宣称拥有纽约、弗吉尼亚以及卡罗来纳和佐治亚，毕竟英国在这些地方的地面上还部署有2.5万人的部队。这一典型的帝国主义式的欧洲计划没有达成任何结果，由于隔着大西洋，我们也不应该在通讯的问题上指责邦联议会，但当时的政治现实是，除了在巴黎参与和平谈判的人以外——至少在官方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受命于邦联议会的——在对外政策的对话中并没有哪个美国人拥有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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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早出现的第三个问题，是如何解决已经发酵了若干年的西部土地争端。尽管在阿勒格尼山脉以西拥有土地的各邦都被要求将其让给邦联议会，以作为加入邦联的条件，但是，许多多地的邦——其中以弗吉尼亚为最甚——坚持自己有权确定它们所让予的土地的界线，以及有权废止土地公司在所谓的领地内与印第安人签署的所有条约。争论的问题是，邦或者邦联议会是否拥有解决争端的最终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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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威瑟斯普是最终权威归邦联议会的最有力的支持者。他通过观察得知，1763年，英国通过赢得法国——印第安战争，获得了从阿勒格尼山脉到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广大土地。之后，合众国又在战争中击败英国，将这块土地收入囊中：“这次争端（独立战争）是因13个邦团结一致的行动而起，也是因为这个展开的。正是因为它们是联合行动而不是孤军作战，才导致了英国统治的瓦解，继而使原本是英国王室所主张和行使的权利转移到了我们全体人而不是任何一个单一的邦的名下。”这就意味着，西部的土地是《邦联条例》所创立的各邦联盟实际拥有的一块全国性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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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主张在几乎每个人看来都是合乎逻辑和法律的，但弗吉尼亚人除外，后者已经习惯性地认为，旧领地是属于自己这个帝国的，俄亥俄河谷和肯塔基则是“大弗吉尼亚”的延伸。甚至在弗吉尼亚代表团中任职最久的詹姆斯·麦迪逊，也认为自己有义务捍卫弗吉尼亚对肯塔基的占领，尽管他反对弗吉尼亚议会收回之前让予的土地。（有意思的是，他写信给他的新朋友托马斯·杰斐逊，表示弗吉尼亚应该尽早放下在肯塔基问题上的固执己见，因为他推测，“现在的联盟不太可能熬过这场战争”。）尽管西部的土地将最终被证明是一项为各邦创造集体利益的宝贵财富，但刚刚开始的关于这些土地如何管理的争论带来了相反的效果，暴露了土地大邦和土地小邦之间的裂痕，也暴露出它们之间缺乏一种共同的历史，即以主权邦的而非全国性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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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蒙特很难说是西部领地的一部分，但针对它申请成为一个邦的问题的争论成了邦联议会在1781年一整年里的中心议题。三个邦——纽约、新罕布什尔和马萨诸塞——都宣称最初的“新罕布什尔授地”中的一部分土地为自己所管辖，这造成了邦与邦之间发生口角，而邦联议会又无法加以解决。与此同时，来自南卡罗来纳的皮尔斯·巴特勒（Pierce Butler）将佛蒙特申请成为邦看作新英格兰各邦的一场权力游戏，用以增强它们在邦联议会中的影响力，是“北方利益集团”对抗“南方利益集团”用心险恶的一招棋……“将会使地区间的平衡遭到严重破坏”。如果说邦联议会有意成为让所有邦都在其中解决有关它们共同利益问题的一个政治平台的话，那么佛蒙特问题似乎是有意被设计出来，以暴露它们互相之间的嫉妒和疑心的。在议会召开的整个时期，佛蒙特申请成为邦的问题被这些邦和地区之间的敌意绑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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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怎么团结的各邦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比其他所有问题加在一起都更为不祥的问题，是其不断膨胀的债务。在大陆会议时期，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印钞机，也就是大陆会议大规模印刷出来的作为美元的被称为“大陆币”的纸币。它也发行了所谓的债券，也就是付给商人和农民用以交换大陆军所需的食物和衣物的本票。简单地说，除了法国的贷款，大陆会议的整个财政都是建立在一个庞大的骗局之上的，放到今天，我们会称其为“庞氏骗局”（Ponzi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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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东西能支撑大陆币和债券的价值，被称为征用款的每年由各邦缴纳的钱，已经变成了一种可笑的乞讨，邦议会自己还有债务要偿还，它们对此根本不予理会。举例来说，1781年，大陆会议要求各邦支付总共300万美元，但仅仅收到39138美元。在大陆会议内部有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想强制征收征用款，就如同想把宗教强加给邪恶之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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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无法强制各邦缴纳每年的税收（强制的行为会让人联想到英国议会那个成为万恶之源的臭名昭著的《印花税法》），1780年，大陆会议提议，把进口税作为收入的另一个来源。这项进口税对所有的进口货物征收5%的税——这实际上是一项间接税，或者可能是另一种名目的税。但美国革命的幽灵再一次笼罩在了这次谈判上面，进口税是1767年《汤森税法》（Townshend Acts）的国内翻版，在当时，殖民地居民将其视为未经他们同意而加诸他们头上的一个自作聪明的方法，而对其加以反对。出于一些明显的原因，进口税成为一项颇具争议性的事物，当《邦联条例》生效时，也没有就进口税进行任何的投票。《邦联条例》包含了一项禁止邦联议会募集资金的条款，要想通过征收进口税的提案，就需要一项具有宪法修正案效力的法律，这也就意味着必须得到所有邦的一致同意，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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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怎么样，政府所面临的财政危机的全面影响在《邦联条例》通过之前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至少在新的邦联议会代表们的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意识到大陆币与其美元面值的兑换率已经跌到500：1（也就意味着基本上一文不值）时的那种发自内心的震惊。同时，他们也继承了3000万到4000万美元的邦联债务，而且由于要支付利息，这笔债务还在不停地膨胀。邦联议会主席塞缪尔·亨廷顿在1781年5月向各邦发去了一封通函，提醒他们“我们的北方军队正在挨饿”，除非各邦支付全额的征用款，否则邦联议会就无法筹集到资金来为他们纾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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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只是天方夜谭。它所带来的不可思议和到现在为止难以言说的结果就是，所有那些对美德以及“伟大事业”的热烈而由衷的独白，正在美国破产的残酷现实面前蒸发。由于美国政府的破产以及无法提出任何针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他们完全有可能输掉这场独立战争。

没有任何结构性的方案可以解决财政问题——的确，《邦联条例》中那种以邦为基础的架构是问题的核心所在——个人的领导是唯一可能的答案。也就是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委之以必要的权威，信任他平衡预算和拯救“伟大事业”及大陆军于分崩离析的决断。只有一个人能够胜任这一令人绝望的任务，此人恰恰是美国最富有的人。他是一个彻底拥有金融背景的人，也就是说，在独立运动中他是一个后来者，但他被公认为是一位天才，能够读懂账本，理解市场，并赢得他的债权人的信任。由于所有这些出众的才能，他得到了一个绰号叫“金融专家”。他也精明地意识到，拯救美国财政于无法偿付的困境，是一项没有人愿意接手的出力不讨好的工作，但这种不情愿反倒使人们对他越来越有兴趣。他的名字叫作罗伯特·莫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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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几个原因，莫里斯不想接手这份工作。接到邀请后不久，他在日记中写道：“积极地履行我的职责，必然会置我于沮丧和狡诈之人的怒气之下，置我于嫉妒和恶毒之人的毁谤和贬抑之下。”他可能想起了早年在大陆会议秘密委员会工作的经历，在这个委员会中，他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一起策划了一系列与法国供应商之间的为大陆军提供武器、食物和装备的秘密谈判。由于法国在当时仍旧是中立国，所有这些交易或明或暗地将莫里斯置于以公费自肥的指责之下（这些指责最后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从各个方面来看——身体上、经济上，以及在费城的社会关系上——他都是一个大人物，因此也引起了报章的注意，文章质疑他用公共开支牟利，质疑他是否具备一位商人的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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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富兰克林了解第一手的消息，他知道所有这些指责都是子虚乌有的。事实上，在战争早期，莫里斯用他自己的信用来获得贷款，解救大陆军于饥饿境地，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损失可能比所得还要多。富兰克林从巴黎写信给莫里斯，敦促他承担起指导美国财政政策的重任。他自始至终都清楚，不管莫里斯做得多好，都将受到批评和中伤：“你肯定会受到恶毒的评论家和讨厌的作者的谴责，他们会在你正在为他们服务时羞辱你，他们会用数不清的小册子伤害你的人格，因此，他们就像那些肮脏的小臭虫一样，只会在黑暗中攻击我们，在我们为他们的生存而流血流汗的时候，他们却让我们不得安宁，骚扰并中伤我们。”简而言之，没有任何良善的行动能够免受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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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豫了四个月后，1781年5月，莫里斯接受了财政总监一职。“在所有我的朋友、熟人和同胞的压力之下，”他解释道，“以及考虑到更为重大的‘必要性’，改变我们货币体系的‘绝对的必要性’，我选择屈服并扛起这一重任。”他知道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因为他很清楚地意识到重塑公共信用需要做些什么，同样，他也清楚地知道，与《邦联条例》中以邦为基础的政治架构硬碰硬需要做些什么。大多数邦联议会的代表最初是欢迎莫里斯这位救世主的，并授予他拯救他们于财政深渊的史无前例的大权。莫里斯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大多数代表和大多数美国人还没有做好跟着他走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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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富兰克林的传记类似，莫里斯传记的开篇也是这样的：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来到了费城，他一无所有，除了头脑中的智慧和身上的衣服。20年后，他成了这个城市中最杰出的公民之一——在莫里斯的例子中，则是最富有的公民之一。在霍雷肖·阿尔杰从白手起家到腰缠万贯的美国神话出现前一个世纪，莫里斯已经完美诠释了这一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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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和富兰克林不同，莫里斯是一位移民，1732年，他出生于利物浦，是一位商人和一个名叫伊丽莎白·莫菲特（Elizabeth Murphet）的女人的儿子，他的母亲在把他带到这个世界后不久就失踪了。此后不久，他的父亲移民到了马里兰的东部沿海地区，成了一位烟草商人。1747年，他把自己的儿子接到身边，但养育孩子的责任显然让他感到厌烦，或者与他的商业雄心相冲突，因此13岁的莫里斯被送到费城，成了查尔斯·韦林（Charles Willing）名下的船运公司的一名学徒。8年后的1757年，21岁的稚嫩的莫里斯成为韦林-莫里斯公司的全权合伙人，这家公司是当时费城规模最大、获利最丰的商业公司。

这件事情是怎么突然发生的，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既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对书本也没表现出任何兴趣的年轻的莫里斯，显然对市场运作的方式有着一种敏锐的本能。举个例子，当韦林不参与公司管理时，莫里斯了解到，欧洲的一场干旱为面粉带来了商机，他自作主张，将宾夕法尼亚东部所有能买到的小麦都买了下来，当这些面粉被卖到巴黎和马德里时，他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在他的精明打理之下，公司船运队的规模扩大了两倍，并在欧洲所有国家的首都和整个西印度群岛设立了代办处，莫里斯自己也变得十分富有。

他在18世纪60年代的费城是一个相当有名的人物：高个子，略高于6英尺（约1.83米），有着凯尔特人（Celtic）的肤色和淡蓝色的眼睛。1763年，他在性行为上的随性为他带来了一个私生女，莫里斯在经济上一直支持到她结婚为止。他从未忘记自己贫穷的出身。漫步码头，他总能叫出大多数工人的名字，他的大部分工作是他在城中酒馆拿着酒杯完成的，酒保和侍者恭迎他的大驾光临，并往往能因此得到一大笔的小费。1769年，他娶了来自马里兰的家世显赫的玛丽·怀特（Mary White），他还在城外为他的家庭建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宅子，取名“群山别墅”，并生育了七个孩子。

莫里斯支持针对《印花税法》的抗议活动，但和华盛顿一样，他对政治理论也不感冒。尽管自己的生意受到影响，但莫里斯还是支持禁止进口的协定，将其视作比宪法上的协定更有效的一种抗议方式。1775年接受大陆会议任命时，莫里斯是站在由约翰·迪金森领衔的温和派这边的，在他看来，温和派“将在与我们正当权利相符的条件的基础上争取和解”。到1776年的春天，随着和解无望，他很不情愿地接受了美国独立的必然性。他没有出席同年7月2日就是否独立所进行的投票，他的解释是，战争将被证明对双方都是毁灭性的，但在8月2日，他在《独立宣言》上签了字，他可能是大陆会议中最不情愿的签署者。

之后，他就将自己全部的以及在欧洲和西印度群岛无人能及的关系网用于为大陆军采购武器和装备上。有人批评他将自己私人的账户与公家的生意合二为一，从战争中牟利。尴尬的真相却是，正是莫里斯在国际市场上如同金本位般的信用，增强了美国政府的购买力。战争期间，他的公司的大多数收益来自他的私掠船在大西洋和加勒比海上对英国货物的劫持，莫里斯将这种行为视作爱国主义和利润合二为一的绝佳例子。

当接受收拾美国财政烂摊子的任务时，他47岁。在差不多的时间，查尔斯·威尔逊·皮尔（Charles Willson Peale）为他画了一幅肖像画，画中的他怡然自得，身着中世纪的服饰，有着后退的发际线和发福的身体。除了巨额的财富以外，他还将两种信念带到手上的这项任务中：第一，他坚信，利益是比爱国主义及其知识分子同谋以及美德更有效的驱动力；第二，如何回答每个人都在问的问题——一旦战争结束，什么东西能够让各邦团结在一起？华盛顿相信答案是西部的土地，而莫里斯则相信是债务。

他还带来了一种有关货币的思维方式，但当时人们还不知道怎么称呼它（“资本主义”这个术语要到1850年才出现）。这种新出现的心态中的关键概念就是“信用”（credit），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credere
，意思是“相信”。信用不仅指你所拥有的货币，也指别人相信你在未来的支付能力。一位经济学家将“信用”描述为“头脑中的货币”（money of the mind），他所专注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的心理维度。比如说，当莫里斯与他马德里或者金斯敦（Kingston，牙买加首都）的主顾做生意的时候，他手头很少会有现金用来支付货款，但是他仍旧可以把生意做成，因为他的主顾相信，当他的船队将货物运到欧洲或西印度群岛其他地方时，他会最终兑现他的承诺。

信用增加了流通中的货币量，因此也为一个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创造出了更大的生产潜力，但与此同时，一旦预测被证明只是幻想、信用崩溃、市场的调节以萧条的方式呈现，那么，这个系统在地区性的“泡沫”面前也会变得更加脆弱。但莫里斯能够避免这种厄运，他熟练地平衡开销和收入，并将韦林-莫里斯公司变成一个事实上的银行，它拥有现金储备，可以在发生不可避免的货物损失的情况下继续运作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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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位金融专家执掌美国经济时，所有这一切都派上了大用场。莫里斯的思维方式对大陆会议上大多数南方代表来说还是一个未知的领域，特别是弗吉尼亚人，他们仍将土地而不是货币视作衡量财富的最终手段，操控资产负债表上的数字，对他们而言就像一种邪恶的魔法，和他们的英国和苏格兰债权人所采用的让他们走向破产的计算方法神奇地类似。

在公共领域，莫里斯的主要任务是重建合众国政府的信用。（事实上，“重建”一词并不准确，因为手头上并不存在什么可以用来重建的东西。）他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主要是大陆军糟糕的状况。但在他看来，他的主要任务是为作为一个整体的邦联（就好像它是一个统一的金融实体一样）建立信用。他最初的想法是以个人的方式来实现目标，即用自己的信誉来拯救共和国。“感谢上帝，让我在战争的风暴里保住了我的个人信用，它已成为这个国家在之前所失去的信用的替代物，”他在给弗吉尼亚邦长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正在尽力将我的个人信用转移给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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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使命之中也包含着一个隐晦但又非常国家主义的动机，即让市场（也就是欧洲的银行家和政府）相信，合众国完全有能力承担自己的国内外债务，成为全球经济中一个可靠的存在。对一个公开质疑过独立战争的明智的人而言，从不情愿的爱国主义者变成狂热的国家主义者，是一次显著的转变。通过比任何人都早地预测到市场的走向，他解决了自己的生计，并获得了巨额的财富。他也将自己在市场判断上的自信心带到了政治领域，在这里，没有什么问题能比美国的命运更加重要的了。他已经习惯了生意上的孤注一掷，而且几乎总是能赢。他也将这种自信带到了自己作为美国革命不可预见的未来的监护人的新角色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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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国的金融专家，莫里斯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宣布建立合众国银行。由于大多数美国人并不知道银行是什么，莫里斯在《宾夕法尼亚汇报》（The Pennsylvania Packet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进行解释。他把这一银行——他审慎地将银行总资本定为40万美元，再以每股400美元的价格认筹——描绘成解决国家偿付能力问题的第一步：“我想将它[银行]变成美国信用的主要支柱，为合众国的利益而吸收个人手上的货币，因此也通过个人利益的纽带将那些个人和这一集体事业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莫里斯没有明说的是，他所监管的是一个全国性经济体，而银行则是这一财政现实的一项制度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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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向各邦寄去一系列的通函，他在其中提醒各邦的邦长，每年的征用款是一项强制性的义务，而不是一项慈善施舍。“人民对缴税的抱怨，”他评论道，“对我而言并非什么新鲜的东西，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这种抱怨和税收一样古老，而且会一直存在下去。”突然之间，对财政政策的决定性的掌控力量出现了，宣告了债务不断增长和拒不服从已成惯例的日子到头了。“是时候把我们从恶名中解脱出来了，是时候挽救和重建我们的公共信用了，”他在演说中说道，“只有在坚实的国库收入的基础上才能做到这一点……快乐还是痛苦，取决于我们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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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他也竭尽全力促成等同于一项全国性税收的进口税的通过，不论从实质上还是象征的意义上来说，这都是对合众国生存能力的一项检验。他提醒各邦的邦长，所有的欧洲银行家都在关注对进口税的投票，如果不能通过，他们就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不值得对我们抱有信心，我们的合众国不过是一条沙子做的绳索，人们已经对邦联议会感到疲倦，各个邦也决心拒绝它的权威。”有关进口税的法案必须经过全体代表的一致同意才能通过，因此，这显然是政治上的一个巨大挑战，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所有的邦都必须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因为进口税是偿付它们共同债务的一种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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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任之前，莫里斯就已宣布，自己关注的是美国经济长期的健康发展，因此，他不会将资金用于支付军队的开支。不管这一决定在财政上是多么明智，事实很快就证明，它在政治上甚至是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纳撒尼尔·格林（Nathanael Greene）在南卡罗来纳领导着千余人的部队，他在来信中描述了自己的士兵如何饿死和没有衣服穿的景象。

华盛顿提醒莫里斯，一场有如神意的完美风暴正在降临：法国舰队已经从西印度群岛起航驶向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而康华里（Cornwallis）将军率领的7700人的英国军队正驻扎在约克镇半岛上。现在正是围困和俘虏大陆上数量最大的英国军队的好时机，但华盛顿缺乏将大陆军和宝贵的法国盟军从纽约调到弗吉尼亚所需的资金。莫里斯用个人支票为格林的部队提供粮食和衣物，并承担了华盛顿在约克镇战役中的开销，他相信，从法国出发于下个月抵达波士顿的白银将弥补自己的支出。这是他作为美国最优秀的商人所实施和完善的权宜之策，现在，他将通过这种方式来确保美国人在一场被证明是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斗中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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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莫里斯已经让自己成为美国政府中最有权势的人物，成为仅次于华盛顿的第二号国家领袖。1781年8月，在他签下支票为约克镇战役提供资金的同时，他起草了一个全面的金融计划，他把自己对美国经济怎样才能由破产变为有偿付能力的思考整合到了这个计划当中。计划包括了国家银行、进口税、土地税、人头税以及对威士忌的消费税，再加上邦联议会所承担的国家债务。这是为一个彻底的全国性经济所绘制的一张金融蓝图，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10年后提出的计划几乎一模一样。莫里斯正处在自己权力的巅峰，他自己也感受到了。“我只要签个字，就能为了公共的需要得到任何我想得到的东西。”他吹嘘道。本杰明·拉什也同意这种看法，他称莫里斯为“我们这个半球的一颗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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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情况并不能持久。莫里斯凭借一己之力，试图在一个各邦拥有主权的政治基础上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经济架构。亚瑟·李将莫里斯的金融改革视作乔治三世的再临，亚瑟·李凭借直觉可以察觉到政治气氛中任何干扰他对共和主义纯洁性敏锐感觉的扰动。“这么多部门集于他之手，这么多重要的人事任免由他掌握，他对税收官员的绝对控制，再加上他的财富和手段，”亚瑟·李抱怨道，“对这个国家的自由构成了最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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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瑟·李有着报私仇的强烈渴望，现在他把目标从富兰克林转移到了莫里斯身上，他在邦联议会上质疑莫里斯不受限制的权力，最后，他在《自由人杂志》（Freeman’s Journal
）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来攻击莫里斯。他反诘道：“总而言之，先生，难道每年规定上缴的800万和这中间产生的利润和影响，以及身边那些应声虫随时的奉承和谄媚……还不足以满足你的虚荣、骄傲和贪婪吗？”尽管莫里斯已经将相当一部分自己的钱拿来资助军队，亚瑟·李还是指责他以公谋私，不管这种指责多么具有误导性，笼罩在莫里斯个人名誉上的阴影从未彻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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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莫里斯为通过进口税法案而进行的不断努力似乎就要成功时——所需的13个邦中的11个邦已经批准了这项法案，罗得岛代表团中的一个变故使事情陷入了僵局。大卫·豪威尔（DavidHowell）成为代表团的新成员，他曾是罗得岛学院（后来的布朗大学）的一位数学教师，他和亚瑟·李一样对莫里斯充满敌意，并对自己“纯粹的辉格党的”政治信念抱持着宗教般的热情。豪威尔承认，他之所以反对进口税，部分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主要是担心它所提出的税收将会不成比例地落到像罗得岛这样的濒海邦的头上。但更为险恶的是，进口税将会侵犯《邦联条例》中的一条神圣的核心的革命原则，也就是各邦的主权。进口税将邦变成了“邦联的一个个省份，并会倾向于建立一个贵族制或君主制的政府”。的确，邦联议会在豪威尔看来，就是“一个外国政府”，进口税法案就是升级版的《汤森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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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得岛有着悠久的独立传统，有时候甚至游走在脱离邦联的边缘。1782年11月，在豪威尔的领导下，邦议会一致投票否决了进口税法案。莫里斯深感震惊，坚称自己的行动是符合《邦联条例》第八条的规定的，后者授权邦联议会从各邦筹集资金并由此建立一个“共同国库”来支付战争所需。他派遣了一个三人代表团向罗得岛议会说明这一点，但在代表团抵达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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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消息传来，弗吉尼亚改变了主意，撤销了之前对进口税法案的批准。尽管幕后一直有亚瑟·李的身影，但我们还是无法从历史记录中得知这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进口税的流产标志着莫里斯作为财政总监的风光日子的结束。尽管他坚持不懈地向各邦发去通函，但征收到的资金仍旧只占到所需要的一小部分。“对于收到道歉而不是钱，我已经习惯了，”他向一位邦长解释道，“对此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如果对困难的抱怨能当作现金来用，那我早已不需要抱怨了。但它并不是现金。”但更为糟糕的是，作为对自己在约克镇的溃败的回应，英国海军决定封锁大西洋沿岸，禁止美国船只出海，在这个过程中，莫里斯的船队遭受巨大损失，莫里斯个人的财富也受损严重。“我在海上的东西全都没了，”他在向一位朋友请求贷款时这样解释，在言语中他还用了点莫里斯式的小聪明，“我不会提及损失的数额，以免让人觉得我有夸耀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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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之间还未签署终止战争的协定，在邦联议会和华盛顿那个关键的头脑中都有一个坚定的共识，即认为还需要一场战役，才能一劳永逸地击溃英国人。但在乡村地区，对这场已经结束了的战争的支持度明显地下降了。对莫里斯的财政政策的支持度也跟着下降，因为全国团结起来的动力一直以来就是为独立而进行的战争，而不是任何更广泛意义上的集体利益。在一封秘密信中，莫里斯甚至承认自己私底下希望战争不要结束：“如果让我像一位爱国者那样说话，我会告诉你战争有必要继续下去，直到我们的邦联变得更加团结，直到把支持这种团结当作一项义务的意识在所有美国公民那里得到更普遍的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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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来，这也许是一种奇怪的观点。但当时之人广为接纳的信念是，美国的团结的首要动机是赢得战争，一旦政治的方程式上没有了这个动机，同盟就变成了一个由剩下的邦所组成的松散的邦联。前述观点不过是这一信念的自然推论。邦联在战争结束后的命运如何，没有人知道。弗吉尼亚代表团最年轻的成员——以小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Jr.）自称的詹姆斯·麦迪逊——相信前景不容乐观。他警告说：“如果在这场对外战争结束前不妥善处理好这些庞杂的行动，那么我们不难看到，它们必将成为国内纷争的诸多可怕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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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这位害羞到几乎有点不自然的邦联议会中第二年轻的代表，成了莫里斯最忠实和最有用的支持者之一。在某些方面，他仍旧是一个忠诚的弗吉尼亚人——比如说，他反对合众国银行，因为弗吉尼亚把所有银行都看得很神秘，你把钱送进去，你的钱就消失了。但麦迪逊心思缜密，他喜欢像一位谨慎的学者一样，或者（一旦当他下定决心，就会）像一位律师为自己的辩护人辩护一样，消化和吸收证据以及经验。1782年，他的观点还在形成中，他正朝着他的最终角色——仅次于华盛顿的弗吉尼亚知名的国家主义者——逐渐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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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人，他的观点已经成型，时年27岁的他是邦联议会中最年轻的代表，也是莫里斯最忠实的支持者，他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莫里斯被任命为财政总监的消息宣布不久，汉密尔顿就主动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从信中可以看到，这是一份典型的汉密尔顿式的文件：内容和风格中洋溢着自信，用事实和数字来凸显美国经济的糟糕状态，并全面地勾勒出了一项恰当的财政政策来解决这一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家资本为300万美元的国家银行，对所有邦每年共计2000万美元的强制征税，以及一项对进口货物所征的关税，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应该足够在30年内为军队提供支持，并偿还国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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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之前从未在这么年轻的人身上见到过如此丰富的金融智慧，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也是为什么莫里斯视其为智慧的原因——汉密尔顿的财政构想和他自己的完全一致。尽管莫里斯已经年长得可以做汉密尔顿的父亲，但他还是立刻发现这是一个宝贵的资源，并将其纳入自己麾下，这种模式也完美地契合了早已在汉密尔顿年轻生命里占据主导地位的那个主题。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莫里斯邀请汉密尔顿担任纽约的税收官，这是一项费力不讨好而且让人绝望的工作，汉密尔顿对此感到非常沮丧。莫里斯安抚汉密尔顿，他的解释是，汉密尔顿所进行的是一项不能完成的任务，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在规避税收方面早已轻车熟路了的邦：“有几个邦以及它们的众多政府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吹嘘某些所谓的至高无上的观点，它们一开始只是一种假设，渐渐就变成了一种信念，然后变为不可撼动的一种信仰；这种错觉现在还被黑暗包围着。”莫里斯建议汉密尔顿从中吸取经验，在保持对更广泛的公共利益的构想的同时，做好每一天与“那些眼界狭隘、只能自私地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的粗鄙的灵魂”打交道的工作。事实证明，这是必然要上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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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莫里斯一样，汉密尔顿也是移民，尽管他的身世更为贫穷和模糊不清。我们只知道，他出生在加勒比地区的圣基茨岛（St.Kitts），是一个拥有法国血统的名为蕾切尔·福赛特·莱文（RachelFaucette Lavien）的女人的私生子。历史学家对汉密尔顿的出生日期以及生父是谁莫衷一是。汉密尔顿声称自己出生于1757年，但几种偶得的证据则指向1755年。他还声称一位名叫詹姆斯·汉密尔顿（James Hamilton）的倒霉的苏格兰商人是自己的生父，但有理由相信，圣克罗伊（St. Croix）一位名为托马斯·史蒂文（ThomasSteven）的富商——也就是他的养父——才是他真正的父亲。汉密尔顿度过了苦难的幼年，他的周围都是破产苦闷之人。1768年年末，他的母亲患上了神秘的热病，汉密尔顿很快也被传染。母子俩一起躺在床上，接受在当时被认为是医学的野蛮的放血治疗法和大量泻剂的治疗，直至母亲躺在她自己的血污、呕吐物和尿液中死去。任何对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在一个他们从未亲见的地方所度过的可怕的童年的猜测，都将有损于他的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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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凭借十足的聪慧、无穷的野心以及一系列视他为奇才的有钱有势的恩主的提携，将自己从热带的晦暗中拯救了出来。他在为圣克罗伊的贝克曼与克鲁格船运公司（Beekman and Cruger）工作时初露头角，他的雇主惊叹于他对账本的娴熟操作，以及作为一个年仅13岁的雇员超凡的能力。在他留存至今的第一封信中，他的野心已经表露出来，在信的结尾处他写道：“我希望发生一场战争。”他的恩主是休·诺克斯（Hugh Knox），一位有着苏格兰血统的旅美的长老会牧师，是他发现了这个年轻人身上特殊的品质。在汉密尔顿为刚过境的飓风所写的一篇极富戏剧性的报道中，公众第一次看到了这种品质，当地人都在津津乐道他那优美的文字。其他圣克罗伊的商人则资助他前往波士顿，一旦摆脱了自己的加勒比出身，汉密尔顿就再也没回过头。这个被称为“神奇小子”的人踏上了这块充满机遇的土地。他和这片土地真是太般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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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原定计划，汉密尔顿本该进入新泽西学院（今天的普林斯顿大学）学习，但与校长约翰·威瑟斯普的会面进展得并不顺利，原因是汉密尔顿坚持希望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完成学位，最好能在一年里就拿到学位，威瑟斯普拒绝了这个荒谬的要求。国王学院（King’sCollege，今天的哥伦比亚大学）接纳了他，这是一个命中注定般的决定，纽约有一个新生的商业精英群体，有活跃的政治气候，人员数量大致相当的辉格党（Whigs）和托利党（Tories）对美国在大英帝国中的适当位置各自秉持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观点，这一切都将为汉密尔顿的教育带来助益。当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场景：汉密尔顿将托利党的国王学院院长迈尔斯·库珀（Myles Cooper）从一群暴民中解救出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场景，因为汉密尔顿已经公开对美国独立的事业表示了支持。

1774年7月，在纽约中心广场对一大群人所做的即兴演讲中，汉密尔顿公开了自己的政治信仰，他表达了对波士顿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抵制英货以及备战的支持。紧接着在第二年，他发表了两篇文章：《为大陆会议之措施辩护》（A Full Vindication
）和《驳一位农民》（The Farmer Refuted
），两篇散文都是汉密尔顿标志性风格的精彩呈现。近乎傲慢的自信和凌厉的进攻，将在某一天使他成为美国最令人畏惧的辩论家；他能够控制和敏锐地传递大量的信息；他能敏锐地发觉历史发展的方向，在这个例子里，他预言了与英国的战争即将到来，他甚至预见到美国人将以非传统的策略打赢战争，并最终让英国人丧失斗志。没有人会相信，这一切都出自一个刚从西印度群岛来的19岁的大学生之口。

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对这个年轻人外貌的描述也开始出现在历史记录中：他是一个5英尺7英寸（约1.70米）的小伙，有着浅色的皮肤、褐色的头发、明亮的深蓝色的或紫色的眼睛。评论家倾向于关注他的沉着冷静，他能将平静和活力结合起来，他能够极度专注于一个文本或写作一篇文章以至于无视房间里的其他人，他常常边来回踱步边喃喃自语，仿佛魂游象外。

他的标志性特征是，能够通过在对话中控制语速和内容来迷惑每一个人，他的表达让人惊叹，但与此同时又不过于炫耀，因此也不会给人矫揉造作的感觉。他不但受男性的欢迎，也受女性的青睐，也就是说，他既可以主导一场男性间与政治有关的讨论，又可以移步另一个房间，颇为轻佻地对女士们的裙子或珠宝首饰评头论足。男人们觉得他可敬可亲，极具说服力，女人们则发现他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所有这些当时的记录都体现出这个男子出身显贵，但事实上，当时的汉密尔顿不过是一个出身成谜的身无分文的移民而已，除了他自己，也没有任何的资源。我们能得出的唯一的结论就是，汉密尔顿自己就是一座巨大的宝藏，是那种只有在美国才有可能存在的以能力为基础的天然贵族的典型代表。相比革命一代中的任何一位著名人物，汉密尔顿都显然是一个后来居上者。

这个毛头小子对战争的到来翘首以盼，战争到来时他已经是一个年轻的男人了。1776年3月，他加入大陆军，担任一个炮兵连的上尉。炮兵司令亨利·诺克斯（Henry Knox）很快就发现了这位麾下最出色的军官。在灾难性的纽约战役中，当身边的部队溃散时，汉密尔顿率领的连仍旧纪律严明。[在朝曼哈顿仓皇撤退时，汉密尔顿与他的国王学院校友，也是将来在威霍肯平原（Weehawken）决斗的对手艾伦·伯尔（Aaron Burr）一起侥幸逃离了死亡或被俘的命运。] 1777年3月，熟悉的汉密尔顿模式再一次上演，华盛顿将他提拔为自己的副官，授予他中校军衔。当时的他才20岁，也可能是22岁，这取决于用哪一个版本的生日来计算他的年龄。

对汉密尔顿而言，这是一个幸运但又尴尬的晋升。突然之间，他就被安排进了权力中枢，为华盛顿起草军令，参与将领之间的会议和华盛顿的办公室“家庭”内部的晚间对话，商讨军事战略和对策。我们无法确知，但大量的证据表明，可能正是在这一时期，汉密尔顿对维系着大陆军生存的大陆会议的能力表现出明显的藐视。在战争最后的四年中——大陆军在这四年中的遭遇有如坐过山车一样，好几次差点儿全军覆没——汉密尔顿得出结论，一个奠基于邦之上的邦联，是不足以领导战争的，更不足以维持战后的和平。

但汉密尔顿也对副官一职十分不满，在华盛顿巨大的影子之下，他被迫收起自己天生的傲慢，屈居从属的地位。1779年年初，汉密尔顿开始纠缠着华盛顿，希望给予自己独立的指挥权，让自己在战场上领兵打仗。有一股强大的心理冲动在其间发挥着作用，汉密尔顿对战争抱有一种骑士式的观点，他认为战争是对自己男子汉气概的一种具有仪式性的考验。他需要置自己于危险的境地，以便向世界和他自己证明他的价值。在两年的时间里，华盛顿都拒绝了这些请求，在他看来这是错误的，他认为，汉密尔顿是他的下属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人才，他追求个人荣誉的志愿需要服从于战争中更大的目标。

汉密尔顿与莫里斯之间的通信开始于1781年4月，当时他正向部队申请休假，迎娶了纽约最知名的家族之一的族长菲利普·斯凯勒（Philip Schuyler）的女儿伊丽莎白·斯凯勒（Elizabeth Schuyler）。事实上，汉密尔顿被这一特权圈子所接纳，不仅是对他不断上升的声誉的检验，也是对更为开明的美国社会的一次检验。这样一种婚姻在英国或者欧洲是难以想象的。部队向约克镇行进时，汉密尔顿收到重返军队的命令，华盛顿也终于很不情愿地同意授予他战场上的指挥权。10月14日晚间，汉密尔顿率领冲锋队穿越坑坑洼洼的地形，攻下一块布防严密的英军阵地。汉密尔顿冲锋在前，翻过胸墙，和一位英军军官展开了刺刀对剑的较量，并将后者制伏。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10分钟之内。汉密尔顿最终收获了他的荣誉，报纸又对这个故事添油加醋，把汉密尔顿塑造成了约克镇的英雄。这个年轻的移民让自己成了美国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从与伊丽莎白·斯凯勒完婚，到完成约克镇战役中戏剧般的英雄行为，其间汉密尔顿仍在匆忙中完成了六篇文章的写作，描绘了战后美国应该走向哪里，他使用了典型的汉密尔顿式的假设，因为在当时，战争的结果如何还不得而知。他在文章的标题中就表明了自己的中心思想——文章的标题是“大陆主义者”（The Continentalist
）。

汉密尔顿承认：“当战争开始时，与我们的观念相适应的是狭隘的殖民地范围，而非独立国家
的政府那种更开阔的领域。”汉密尔顿看到，有太多的美国人从美国革命中学到了错误的东西，也就是排斥建立任何与他们所反抗的英国政府哪怕只存有一点点类似的政治制度。出于对暴政的过分恐惧，他们把这个国家带向了相反的方向，现在它正处在无政府主义的边缘。对政治权力的这种恐惧本身也相当泛滥：“我们可以将许多严重危害了我们的共同事业的致命错误追溯到这种恐惧上面。”汉密尔顿在这里提到了对大陆军支持的不力，他认为这“使战争延长了好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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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能清楚地看到这些错误，就像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所制造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一样。汉密尔顿写道，除非这些错误得到纠正，否则它们就将纠缠着这个年幼的共和国，使它成为“由一些褊狭的邦所组成的徒有其表的一个同盟，它们互相作对，互相嫉妒，刚愎自用，没有任何明确的方向，内部间摇摆不定，喜怒无常，而从整个国家来看，又是那么弱小，无足轻重”。最大的错误在于，将主权赋予各个邦而不是一个有权掌控经济（包括征税、管制商业和对一个大陆帝国不可避免的扩张进行管理）的联邦政府。汉密尔顿写道：“美国人应该以大陆主义的方式来思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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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当下在《邦联条例》中包含的问题，显然需要得到纠正，而这项工作应该由“那些秉持着造就一群伟大而有活力的人民所必需的开明观点的人来完成”——换句话说，也就是由像他这样的人来完成。但除了这些必要的具体的政治上的改革，还需要破除一个巨大的幻觉，这一幻觉是独立运动的又一个不幸的副产品，即相信政治权力本质上是邪恶的，且最终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高尚的公民将自觉地为集体的利益而做出自我牺牲，因此一切形式的政治强制手段都将被证明是多余的。汉密尔顿用他全部的政治能量来反对被他视为从美国革命的爱国主义华丽辞藻中产生的最具诱惑性的错觉：

我们可能会乐此不疲地宣扬共和国中公正无私的必要性，并对此坚信不疑……我们还可能会让我们自己像斯巴达人那样去生活，把财产和妻子都充公，使用铁制硬币，留着长长的胡子，或者喝着黑乎乎的肉汤；想从希腊和罗马那种简单的时代里寻找榜样，就如同想从霍屯督人（Hottentots）和拉普兰人（Laplanders）那里寻找榜样一样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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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选为邦联议会代表前一年开始，汉密尔顿就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有关建立一个真正的全国性政府以替代《邦联条例》的思想，并建立起为这项改变正名所需的基本的论战框架。当麦迪逊还在朝着一个国家主义者的方向迈进时，汉密尔顿已然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了。这部分原因在于他在战争中的经历，他每天都能感受到以邦为基础的邦联的缺陷，部队总是周期性地挨饿，也没有鞋子穿。还有部分原因在于他作为一个新移民，并没有对一个特定的邦有一种长期的忠诚，他并不需要克服什么对本地或本区的忠诚问题。（而麦迪逊则面临这一问题。）另一部分原因则跟汉密尔顿特殊的个性有关，他厌恶措施的不彻底，认为它们与自己性格中富有侵略性的内核势同水火。不管是向英国人的阵地发起冲锋，还是争论美国革命的全部意义，他都要走在前头，不然在心理上他就无法接受。

但1782年7月在邦联议会中任职后，他很快就认识到，这种孤注一掷的胆量也带来了问题。抵达邦联议会后，他递交了一份议案，宣称“这些邦正处在危险之中”。主要的问题是不断攀升的债务，尽管金融专家莫里斯做了大无畏的努力，但现在这个政府显然还是无法重建自己的公共信用。汉密尔顿的决案总结道，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召开一个立宪会议“对邦联进行修补”。邦联议会的代表未经辩论便迅速将这一议案提交至一个委员会，而后者又非常快速地将其埋在了一堆文件当中，再也无人问津。事实证明，政治斗争与战场上的冲锋不同，一位领袖可能会与他的选民之间拉开很长的一段距离。这个问题将在未来的10年中困扰着汉密尔顿，他的观点过于超前，以至于人们对此常常将信将疑，或者干脆选择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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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后看，我们可以说约克镇战役是这场战争中的高潮，但在当时，几乎没有哪位政治家或军事领袖认识到这一点。华盛顿非常坦率地表示，必须全力支持大陆军，以迎接英军的新一轮进攻。“只要英国还能征募到男子或者筹集到资金，英王就不会终止战争。”华盛顿警告道。英国政府中所有官员都相信，“一旦承认美国独立，大英帝国的太阳就将西沉”。因此，在约克镇战役结束后的一整年时间里，大陆军的士兵每天都在纽约的纽堡（Newburgh）外的哈得孙河（Hudson）沿岸的大本营进行演习，等待巅峰对决的到来——而事实上这场战斗已经打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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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积蓄已久的怨气在军队中不断发酵。1783年1月，以亚历山大·麦克杜格尔（Alexander McDugall）为首的一个军官代表团向邦联议会递交了一封请愿书，要求后者支付拖欠了一年多的薪水，要求邦联议会保证承诺的按薪水的一半支付的终身养老金将会兑现，并要求到位更多的口粮和衣物。麦克杜格尔的请愿书由13位将军联名签署，它向我们描绘出了大陆军的窘境——食不果腹，衣衫褴褛，还要担忧一旦战争结束，自己就被解散，并像乞丐一样被送回老家。最后，麦克杜格尔警告道：“士兵们因为拿不到薪水而产生的不安情绪非常强烈，也非常危险；任何对他们耐性的进一步试探都将带来致命的后果。”邦联议会必须明白，除非平息他们的怨气，不然军队就会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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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便发生了所谓的“纽堡阴谋”（Newburgh Conspiracy），这一事件包含了一部经典的悬疑小说所应该包含的所有要素，而且比小说更加悬念迭生。因为一些不言而喻的原因，多个幕后的对话都没有在历史上留下记录。我们尽力还原出来的事件梗概，大概是这样的：军队威胁叛变，以此向邦联议会施压，迫使其兑现当初承诺的薪水和养老金；汉密尔顿和莫里斯决定利用这次危机为修改《邦联条例》寻求支持，以保证关税法案的通过，并进行更强有力的税收征集；与此同时，以霍雷肖·盖茨（Horatio Gates）——华盛顿的一大眼中钉——为首的一支军队中的派系不仅准备发出叛变的威胁，而且还准备将其付诸实践。然而，对于我们来说，“纽堡阴谋”中赋予这个故事诱惑力的层叠的阴谋和不为人知的诡计已经盖过了它本身的意义。这一插曲也如同夜空中的一声爆炸，暴露了战争结束后美国建国的所有计划中存在的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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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军队的不满来推动金融改革的主意可能来自莫里斯的助手和最好的朋友，古弗尼尔·莫里斯（两人没有亲缘关系），他身材高大，装着假腿，非常善于讲故事，他的聪明和女人缘为他赢得了声誉，也使他成为莫里斯与汉密尔顿的好朋友。一旦计划敲定，主力选手就换成了汉密尔顿，当时他正在邦联议会中任职，与军中许多将领，特别是华盛顿本人，有着无人可比的私人关系。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将军队发出的威胁最大化，同时又能控制这一威胁所释放出的爆炸性的能量。汉密尔顿向华盛顿解释，这一次他又将扮演责无旁贷的角色：

军中盛行的观点似乎是……如果他们一旦放下武器，他们就将失去维持正义的手段。悲哀的是，我们的处境为他们的怀疑提供了太多的土壤……军队的这份既温和又强硬的声明可能会对那些被忧虑而不是判断力影响的脆弱头脑产生作用……但困难之处在于，如何让这支不满和痛苦的军队保持克制……对此阁下您必须做点什么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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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在汉密尔顿看来，华盛顿能够胜任这一使命。在华盛顿身边工作了四年，汉密尔顿相信：“他的道德、他的爱国和他的坚韧使得他不会对任何不名誉或不忠诚的计划妥协，用不了多久，他就会为此舍生取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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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为人极为正直，因此不可能有人会怀疑他与莫里斯和汉密尔顿的计划有勾连。他察觉到，“这中间有些事情非常可疑”。随后，当汉密尔顿的计划的轮廓变得清晰起来后，华盛顿告诉他的这位前任副官，把士兵“当作筹措大陆军军饷的傀儡”是不合适的，最后他严厉地斥责汉密尔顿：“不要利用军队，这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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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作为对汉密尔顿最初的恳求的回应，他在两个最根本的问题上表示了同意：第一，军队的待遇应该得到提高：“军队中盛行着这样一种情绪，认为对之前所服兵役的补偿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终止。”第二，《邦联条例》下的政府必须做出调整：“我的观点很清楚，如果邦联议会的权力得不到加强，不能胜任所有的整体目标，那么我们付出的鲜血、遭受的损失和饱受的忧虑，就都付之东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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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完美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他取消了之前由忠于霍雷肖·盖茨的激进派所要求召开的军官会议，他们意图就一项反叛的提案进行投票，拒绝在宣布和平后放下武器，或者如果战争继续，拒绝作战。1783年3月16日，华盛顿召集了自己的会议，所有500名军官都出席了这次在一个名为坦普尔（Temple）的大礼堂举行的会议，聆听被华盛顿自己视作声明中最重要的一次演讲。以下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段落：

我是我们这个国家伟大事业的第一批参与者中的一员。我从未离开过你们……我与你们同甘共苦，见证了你们的遭遇，我早已感受到并确信你们身上的美德。我自认为我对军队的要求是与军队自身的要求分不开的……战争进展到这个阶段，我也不认为我个人的利益背离了军队的利益。以我们的共同国家的名义，就如同你们珍视自己的神圣荣誉那样——如果你们尊重这支军队和美国的民族性格——我恳请你们把你们最强烈的荣誉感展现出来，那个企图以任何借口推翻我们国家的自由，并居心叵测地试图打开我们国内纷争的水闸，将我们这个冉冉升起的帝国淹没于鲜血之中的人，请把你们对他的最强烈的憎恶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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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讲完后，听众在寒冷之中沉默了几秒钟，暂时不知道该对这番话做何反应。之后，华盛顿从他的背心中拿出他新配的眼镜，说：“先生们，请允许我戴上我的眼镜，为了服务于这个国家，不但我的头发白了，我的眼睛也快看不见。”几位军官开始呜咽，接着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接着掌声雷动，最后全体听众都站起来喝彩。这一刻，军事政变的所有可能性都烟消云散了。

纵观美国历史，华盛顿的这次演讲意义重大，它防止了美国革命继续朝着之前和之后的革命运动所秉持的道路走下去，防止了共和理念演变为军事独裁。也就是说，华盛顿没有像他之前的尤利乌斯·恺撒和奥利弗·克伦威尔以及之后的拿破仑那样做。但在这一严峻的时刻，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是，军队避免了成为扩大邦联议会权力的阴谋中的一颗棋子。“纽堡阴谋”的失败意味着，它所引发的修改《邦联条例》的希望，无论多么微茫，也都丧失殆尽了。

亨利·诺克斯试图提出一种乐观的论调，他提出了一项简约的方案。他说：“既然当前的宪法[《邦联条例》]有如此多的缺陷，为什么诸位先生不一起向人民呼吁，告诉他们真相呢？也就是说，让我们召开一个由所有邦参与的大会，制定一部更好的宪法。”听到这一建议，在费城的战场上关注着国家政治前景的汉密尔顿肯定会挤出一丝茫然的微笑。他已经确信，即便将当前的邦联团结起来也将被证明是“一项艰难的工作，用力学上的概念来说，这些邦之间的离心力要比向心力强得多——分离的种子要比联合的种子多得多”。他告诉华盛顿改革的前景黯淡：“恐怕我们所争夺的，只是一片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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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希望大家明白，在为军队争取正当权益上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也希望大家明白，自己的观点很明确，那就是，只有对《邦联条例》进行大刀阔斧的修改，才能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在合众国内，没有人能比我更深刻地意识到对当前的邦联实施一项改革的必要性，”他解释道，“它的缺陷，以及邦联议会扩大自身权力的要求，可以归因于战争的延期和军队当前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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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难堪的现实是，随着停止战争的临时条约在1783年4月签订，大陆军成为没有必要的一种存在，人们希望它越快解散越好。最终，邦联议会投票决定，向所有军官支付五年的全额薪水，以替代之前每年按年薪的一半支付的终身薪水。但这项决定不过是张美丽的空头支票，因为邦联根本没有钱来支付他们的薪水。但即便是这样一个毫无意义的承诺也招来了广泛的批评，特别是在新英格兰地区，报纸的社论将返乡的军官描绘成鱼肉大众的、嘴角沾着鲜血的兀鹫。至少站在我们今天的角度看，1783年春天大陆军的解散是美国历史上最让人痛心的时刻之一，那些全程参与并赢得了战争的人，在没有获得报酬的情况下被遣散，得到的只有一纸无法兑现的养老金，以及对他们的付出的一点点不情愿的肯定。华盛顿只能黯然落泪：“他们……像一群乞丐一样被就地解散，穷困潦倒，看不到希望……每一个有荣誉感和良知的人都会被逼入对绝望的极度恐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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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无法容忍这种不义的行为。他同意支付所有军队成员三个月的薪水，但由于邦联没钱支付这份开支，在任内的最后几天中，莫里斯忙于在办公室里开出个人支票，它们被称为“莫里斯券”，总计约合今天的75万美元。此举几乎让他破产，但有力地回应了对他以公谋私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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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已经宣布了自己卸任的决定，他宣布：“我永远不会做一位‘不公正的部长’。”他显然是在暗指军队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莫里斯一直以来也掌管着自始至终无法正常运作的财政政策。“我们的债务在增加，但偿还债务的前景在不断变得黯淡，”他挖苦道，“这不是我所理解的诚信。”在主管财政的整个任期内，莫里斯一直接受一个前提，即事实上，合众国是被独立战争中所产生的共同债务捆绑在一起的，因此各邦都有义务支持一项全国性的财政政策。但现在大家已经很清楚，几乎没有美国人认可这一前提。“我希望我的继任者的运气能比我好，”莫里斯在卸任时向华盛顿解释，“希望正义的行动能为我们光荣的革命加冕，否则，人类最伟大的荣耀也不过是一堆虚幻的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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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为了突出不断增强的这种分裂感，当临时条约被送到邦联议会批准时，出席的代表没有达到法定的人数要求，也没有人知道，究竟谁有权作为大会的官方代表来签署这项协议。1783年6月，继这一糊涂的做法之后，又一件颇具戏剧性的事件发生了。当时，300名来自兰卡斯特（Lancaster）和费城兵营的士兵不但拒绝解除武装，而且一路行军朝着邦联议会会场所在的宾夕法尼亚议会大厦而来，他们不满意“莫里斯券”，要求得到自己被拖欠的薪水。他们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当他们包围邦议会大厦时，当地居民还向他们发放免费的酒水。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们透过窗户注视着屋子里的代表，向他们骂脏话，并将火枪对准抗议他们的示威行动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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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言行粗俗，但这支部队从头至尾没有使用暴力，最终，他们在聚集过来的群众的欢呼声中返回兵营。对于成为威胁目标，汉密尔顿感到极端愤怒——在他高标准的荣誉准则看来，这些士兵对他的男子汉气概提出了挑战。他向时任宾夕法尼亚行政委员会主席的约翰·迪金森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愤怒地质问迪金森为何没有派出宾夕法尼亚的民兵驱散这支叛变的部队。迪金森的解释是，民兵倒是很希望参与兵变。这种说法可能没什么错，但汉密尔顿对此并不满意，他起草了一项由大会全体成员签署的决议，指出，宾夕法尼亚政府无法为代表们提供安全保障，意味着美国政府应该迁到新泽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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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决定开启了邦联议会迁址的漫长旅程，先是到普林斯顿，接着到特伦敦，然后到安纳波利斯（Annapolis），最终到达纽约，如同一个四处巡游的旅人，从一个寄宿处搬到另一个寄宿处，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属于他的家。这一临时性机构落得这般地步，汉密尔顿悲痛不已，特别是那些欧洲大国，在它们看来，年幼的美利坚共和国很可能会死在摇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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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1783年的仲夏，汉密尔顿自己也不再抱有幻想。“不管是在邦联议会内部还是外部，人们都没有采取措施来巩固我们的国家系统。”他向纳撒尼尔·格林解释道，“没有人愿意把时间浪费在担任公职上……经验告诉我们，在我们放弃并建立一个更好的制度之前，我们当前的制度只是一个乌托邦。”汉密尔顿不是那种会把时间浪费在高尚但徒劳的事业上的人，他相信自己和莫里斯一样，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美国还没有准备好走上他们所希望的那条道路。他打算回到纽约，回到他挚爱的妻子伊丽莎白和他们幼小的儿子身边，在那里，他可以“开始创造自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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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尔巴尼（Albany）城外汉密尔顿一家安顿下来后，他回想起他对美国人的看法，不管他自己、莫里斯和华盛顿怎样试图去说服他们，他们似乎已经下定决心拒绝组建一个国家：

我们为独立的伟大事业欢欣鼓舞，但想要收获它的果实，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们的前景不容乐观。每一天都证明了当前这个邦联的无能，但随着共同威胁的消失，我们不但没有推进，反而从采取措施弥补它的不足之处这个问题上退却下来。各邦回到讨好自己民众的道路上来，这也激发了对邦联议会权力的警惕，但邦联议会并没有什么权力，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由于想获得权力，邦联议会在战争期间无法调动这个国家的资源，而我们在当时经历了所有因为信用的破产和破坏所带来的恶果。我希望，等偏见和愚昧自行灭亡后，我们可能会拥抱理性并改正我们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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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讨厌“民主”这个词，原因之一是他意识到大多数美国公民根本不理解他在说些什么。

[1]
罗得岛首府。——译者注

第三章

领土争执

这座议会大厦像梵蒂冈那样充斥着阴谋，但又如一座寄宿学校一般毫无秘密可言。

——约翰·杰伊致拉法耶特

（John Jay to Lafayette），1779年1月3日

历史学家们有一种共识，认为尽管《巴黎条约》处于美国外交编年史的早期，却是最伟大的一次胜利。它有两大成就：一是承认了美国的独立；二是承认了对位于北美大陆东部——加拿大以南、佛罗里达以北——占整个大陆面积三分之一的土地的占领。如果说独立是重中之重的目的的话，那么西部领土则是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的一项战利品，因为它让合众国立刻在领土面积上超过了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并且还拥有了难以想象的丰富的自然资源。
1

在巴黎，为最终条约谈判的代表们所举办的一次庆祝晚宴上，一位法国代表向“壮大起来的美国”致祝酒词。而今天的美国真的成了他口中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英国谈判代表团也附和法国代表，接着他们眨了眨眼，接话道：“而且他们将使用英语，他们每一个人都将使用英语。”所有与会者都同意，美国人赢得了一场压倒性的胜利，他们获得了一块比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加在一起还要大的土地。当出生于美国、深得乔治三世喜爱的画家本杰明·韦斯特（Benjamin West）受命为谈判代表们创作一幅绘画时，整个英国代表团都拒绝出席，他们害怕后人把自己当作将不列颠的北美帝国输给勃兴的美利坚帝国的失败者。
2

取得这一重大成就，最大的功臣当属约翰·杰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杰伊的影响力造就了这一机遇和环境。托马斯·杰斐逊以妻子刚刚去世为由拒绝了在美国谈判代表团中任职的邀请。而他的接替人，来自南卡罗来纳的亨利·劳伦斯（Henry Laurens），又在海上被逮捕，关进了伦敦塔。约翰·亚当斯则在莱顿（Leyden）、海牙（Hague）和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之间奔走，试图从以吝啬出名的荷兰银行家那里获得一笔贷款，因此只剩下杰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两人来对付杰伊所谓的这场“遭遇战”。而一次痛风发作又迫使富兰克林将大多数的秘密外交任务交到了杰伊手上。

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在1782年8月3日举行，杰伊与西班牙公使阿兰达（Aranda）伯爵举行了会谈。从外交上来说，与阿兰达进行协商是有必要的，因为法国与西班牙之间有条约在先。不仅如此，美国谈判代表也从邦联议会那里得到严格的命令：“在没有得到他们[法国人]承认和许可之前，不能在和平或停战的谈判中采取任何行动。”当杰伊与阿兰达低头注视一幅北美地图时，阿兰达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从今天的伊利湖（Lake Erie）开始，向南穿过俄亥俄中部到达佛罗里达半岛，靠近今天的塔拉哈西（Tallahassee）
[1]

。阿兰达宣称，所有这条线以东的土地都归合众国所有，以西的所有土地则归属于西班牙。杰伊没必要再画一条线，他将手指指向了密西西比河。
3

得知杰伊的行动后，富兰克林气得从病床上爬了起来，他宣称，毋庸置疑，美国的长期利益要求他们绕开邦联议会给他们的指令——他把自己的陶土烟斗扔进壁炉里以示强调——并绕开法国单独与英国谈判达成一项协议，但富兰克林还是对杰伊提出抗议，但杰伊仍坚持己见。不过当前没有什么比实现美利坚共和国的大陆帝国天命更紧要的了。此后，杰伊开始率领美国谈判团与英国代表团进行谈判，并把承认美国独立以及将密西西比河作为美国西部边界作为谈判的两个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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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亚当斯从荷兰回到法国时，杰伊已经起草好条约的第一稿。在与杰伊会谈了几个小时后，亚当斯写道，他对杰伊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出奇地认同。“没有什么能够比我们在原则和观点上的完全一致更强烈地震撼我或者本能地影响到我了。”亚当斯在日记中写道。对于杰伊不顾邦联议会的指令绕开法国的决定最感欣慰的当属亚当斯。“违背这些可耻的命令是光荣的，”亚当斯声称，“我们的后代也会同意我的观点。”亚当斯并不是一个天生谦逊的人，但他庄严地承认，在《巴黎条约》的谈判中，杰伊“比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都要重要，他一个人就几乎相当于我们所有人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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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莫里斯与汉密尔顿，杰伊不需要从穷困潦倒的默默无闻状态跃升至舞台的中心。他家境优越，父亲彼得·杰伊（Peter Jay）是纽约一位富裕商人，母亲玛丽·范·科特兰（Mary Van Cortlandt）则是纽约城里荷兰贵族的一员。杰伊在长岛湾岸边的拉伊城（Rye）中一座豪华住宅里长大，在书香和关爱中享受着幸福童年。哥哥詹姆斯（James）被送到爱丁堡（Edinburgh）学医（后来成了一个惹是生非的无赖），杰伊则进入国王学院学习。在那里，他结交了罗伯特·利文斯顿（Robert Livingston），也就是他未来的妻子——以美貌闻名的萨拉·利文斯顿（Sarah Livingston）——的兄长。毕业后，杰伊决定选择法律作为自己的事业，并加入了一个由朝气蓬勃的年轻纽约人组成的圈子，而这个圈子注定将为美国独立的问题而存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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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60年代时，杰伊支持美国抗议英国议会向自己征税，尽管他并不喜欢针对《印花税法》的暴民示威行动，将其视为对既定的社会秩序的一种不安分的威胁，而他自己正是这种秩序中的一分子。作为大陆会议的代表，他与温和派站在一起，一方面认同美国遭受了不公正待遇，另一方面则寻求和解。“这是一场不正常的争执。”他最迟在1776年1月就发现，“只有上帝才知道，为什么大英帝国要用压迫我们的不公正行动使自己分崩离析。”到1776年4月，在清楚地得知乔治三世决心动用军队并以入侵纽约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后，杰伊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原来的立场。和富兰克林一样，杰伊也是独立事业的后来者，但一旦做出决定，他的热情就比任何人都要来得强烈。

他成为纽约临时政府的领袖之一，他起草决议，使纽约成为最后一块签署《独立宣言》的北美殖民地。1776年秋天，英国军队占领纽约，杰伊被迫将自己的家转移到菲什基尔（Fishkill）。在这危急关头——英国巡逻队和效忠于英国的托利党团体在乡村地区四处游荡——他的通信却展现出超然于世的平静，而他自己也将因此而收获名声。“我待在波基普西（Poughkeepsie）一间闷热狭小的屋子里，”他在给萨拉的信中写道，“我难以入睡，臭虫和跳蚤把睡眠之神从我的枕头边赶走了，于是我坐下来，给我亲爱的妻子写点什么。”他相信自己不会被捕或者被杀害，就像他相信英国军队在纽约的胜利只是暂时的而美国独立必将实现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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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7年年初，他几乎凭借一己之力起草了纽约宪法，这部宪法赋予执掌行政权的一方的权力比其他所有殖民地的宪法都要大。他解释道，英国军队踏上纽约的土地，这要求我们的政府能够对任何突然的军事威胁做出果断和快速的反应。但杰伊也表现出了自己作为一个保守的革命派的本色，他既支持美国独立，又支持建立某些政治架构，在将其确立为法律之前，通过若干层严密的制度安排，对民意进行过滤。他是少见的持有这种混合观点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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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8年，杰伊被选为大陆会议代表，又几乎在同一时间被选为大会主席。这种事情不断在杰伊身上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同侪们将其视为一个有原则的人，甚至那些不同意他的原则的人都能够信任他。他有着正直的为人和一以贯之的亲和力，没有人会讨厌他。他缺乏华盛顿的庄严、汉密尔顿的魅力和麦迪逊的智力，但他在他的对话和文章中所表现出的中肯，显示出他深沉的学养和知识储备。他永远表现得泰然自若，永远是风暴中心那个平静的风眼，当争议出现时，他似乎总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加明晰和深刻地考虑问题，因此，他的观点具有某种讲求实际的品质，异议在它面前都显得失礼。

1778年，他被委派到大陆会议，为纽约所提出的拒绝佛蒙特申请成为邦的声明进行辩护。但经过思考，杰伊认定纽约在这件事上心胸狭隘，接纳佛蒙特能够更好地为邦联更大的利益服务。尽管受到来自纽约邦议会的压力，杰伊还是没有打算动摇自己的信念，他坚信整体的利益大于部分，这是他第一次明确表达出支持一个统一的国家的倾向。虽然杰伊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佛蒙特问题还是成了大陆会议僵局的受害者。杰伊毫不掩饰自己对此的鄙夷：“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遭到‘有意的捣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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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陆会议中担任了10个月的主席，杰伊确信，在邦联的形式之下，任何一致的全国性政策都不可能得到实施。“这座议会大厦像梵蒂冈那样充斥着阴谋，”他向拉法耶特抱怨，“但又如一座寄宿学校一般毫无秘密可言。”甚至早在汉密尔顿公开发表自己对《邦联条例》之下的政府的批评之前，杰伊就已经基于自己在大陆会议中的工作经验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旦战争结束，以邦为基础的邦联是无法驾驭美国革命的巨大能量的。在他看来，只有两种行动方案是可行的：继续留在当前的道路上，眼睁睁看着“我们的尊严、力量和幸福受损”；或者创建一个有足够能力管理向前发展的美利坚国家的政府。在杰伊看来，后者才是正确的选择，所有大会中狭隘的争吵——佛蒙特地位、弗吉尼亚的土地特权、进口税对不同邦的不同影响，甚至是联邦债务的偿付——只会分散注意力，或者也有可能象征着更深层次的病灶。“我希望车轮能够正常地转动起来，”杰伊的意思是希望这个选择能够得到正视，而不是被巧妙地避开，“因为我相信，美国拥有足够的智慧和美德，来防止它的光明前景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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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伊也是最早认识到美国的未来与阿勒格尼山脉和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广大土地有着斩不断的联系的人之一。在担任大陆会议主席期间，他就在非正式场合告诉西班牙公使胡安·德·米拉雷斯（Juan de Miralles），在他看来，西班牙只是一个败絮其内的欧洲国家，随着美国定居者横扫北美大陆的浪潮，西班牙注定会在人口上被美国人彻底击败。至于密西西比河，任何有关西班牙控制密西西比河的讨论都是多余的。杰伊宣称：“几乎任何一个美国人都相信，这条河流是万能的上帝为上游的人出海所创造的一条高速通道。”和谈期间在密西西比河边界问题上的不妥协，源于他长期以来坚信，西部领土对于美国的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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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9年，也就是华盛顿宣布他的美利坚大陆帝国愿景的四年之前，杰伊就已经在展望：“现在鲜为人知或未被发现的广大的荒野，等待着人们去开垦，在亿万年的时间里，那些大湖大河的水在黑暗里默默流向海洋，它们等待着工厂的喧嚣，它们应该服务于商业，辉煌的别墅、镀金的屋顶和开阔的城市应该在水边拔地而起。”就像莫里斯押宝市场的发展方向，创立自己的事业并获得财富一样，杰伊也因为预言了美国历史的未来发展方向而为自己赢得了声誉，和华盛顿一样，他也敏锐地认识到应该剑指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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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杰伊为自己赢得外交上的声誉的地方是欧洲，但他和华盛顿一样，相信通过《巴黎条约》所获的土地比和欧洲打交道要重要得多。在可预见的未来，主要的任务是做好对北美大陆上向西的扩张活动的管理。这一任务的执行需要邦联成员摈弃自己地方主义的狭隘观点，将自己团结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即建立一个有着如西部地平线一般无限广大前景的新兴国家。

这就是1784年7月杰伊和萨拉返回纽约时的心理状态。在巴黎取得胜利的光芒依旧耀眼，因此在他抵达纽约五天后，邦联议会便要求他担任外交秘书一职。代表们是否意识到自己所邀请的是一位有着坚定信念和一贯自行其是的纯粹的国家主义者，是值得怀疑的。另一方面，杰伊是否认识到自己被邀请进入的是一座政治云堤，也令人怀疑。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大多数被选举出来在邦联议会中任职的候选人都拒绝（或者说无法）上任，有14次，因为出席的代表未达到法定人数，邦联议会无法达成任何决议。比观点的冲突更令人沮丧的是普遍的冷漠，这使得争论本身成了一种不可能的事情。甚至在批准最终版本的《巴黎条约》和接受华盛顿在安纳波利斯所提出的极具象征意义的辞去总司令一职的辞呈时，邦联议会也未能达到法定的人数要求。

代表们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上希望杰伊做的，和他们在财政政策上希望罗伯特·莫里斯做的是一样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莫里斯的大胆措施最终成了自己原本希望纠正的政治地方主义的受害者。但有理由相信，杰伊这次不会遭受同样的命运，虽然各邦在税收上能够而且也确实保留了各自的主权，但在只能用一个声音说话的对外政策上，他们无法振振有词地宣称自己有同样的控制权。（阿比盖尔·亚当斯在从伦敦寄来的信中写道，自己不无讽刺地发现，英国的外交官热衷于嘲笑她的丈夫，就因为他代表了一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所谓政府。）杰伊接受的任务正是将美国在对外政策上的莫衷一是转变为众口一词。

要接受杰伊所提出的所有条件，既是对他的声望也是对代表们的承受度的一次考验。他要求可以任命自己的工作人员，并以作为一个整体的邦联的代表的身份发声，更为大胆的一个要求是邦联议会必须从现在的特伦敦迁至纽约，以便自己履行对家庭的义务。现在，随着莫里斯的辞职，杰伊成了邦联议会中最有权势的人。

所有有关拓展西部领土的考量都被推迟了，一直要等到弗吉尼亚同意放弃对俄亥俄的土地所宣称的权利。邦联议会从未同意弗吉尼亚所坚持的所有条件，其中主要是有关废止印第安人部落与土地投机者之间签订的所有条约这一项。迫于其他邦要求打破僵局以便从土地出售中获得收益的压力，弗吉尼亚于1784年2月不情愿地做出了慷慨之举。一位代表说：“公允之人说，我们获得的土地面积达50万平方英里（约130万平方公里），还有一些熟知这片领土的人认为，这块土地的价值足够我们偿还我们的公共债务。”来自罗得岛的大卫·豪威尔曾是进口税最直言不讳的反对者，现在他通过计算得出，如果以每英亩一美元的价格售出3.2亿英亩（约20亿亩）的土地，国债的偿还将变得轻而易举，不需要再依靠关税，对此他感到非常满意。对如何处置西部领土的最初思考，关注的并非它的无限的边界，而是它作为解决美国债务危机的一个临时方案所拥有的同样无限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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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后的对话中，出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声音，相比从中获得的收益，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土地的价值，认为这才是指引美国向西部扩张的动力。在宣布放弃对俄亥俄河西北部土地的权利时，弗吉尼亚代表团提出了如下原则：“我们放弃的这块领地应当被单列出来，组建成一个个领土范围在100到150平方英里之间的邦……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各邦必须是奉行共和主义的邦，并应被接纳为邦联成员，享有与其他邦相同的主权、自由和独立。”说这些话的人是托马斯·杰斐逊。有理由认为，这些是除了他在《独立宣言》中的名句之外最具历史意义的句子了，正是它们确定了接下来一个世纪中美国在整个北美大陆的扩张的政治和法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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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在这一形势有利的时刻出现仅仅是出于偶然，一系列的偶然。前文已经提到，他本应该作为美国谈判代表团的一员出现在巴黎，但他以最近妻子难产去世为由拒绝出使。当自己恢复过来后，他很不情愿地接受了出航大西洋以加入正在进行中的和平谈判的任务，但他发现，英国海军对美国港口的封锁变得更为严密，自己很有可能在公海上被逮捕。（没错，这样的事情在后来作为杰斐逊替代者被送往巴黎的亨利·劳伦斯身上发生了。）尽管杰斐逊更喜欢留在自己的蒙蒂塞洛（Monticello）庄园里，但弗吉尼亚代表团还是认定，像他这样才智出众的人不应该从公共生活中淡出，因此将他选为邦联议会的代表之一。1783年11月就任时，杰斐逊正好指导了弗吉尼亚在邦联议会中的放弃土地案，之后又被任命为规划西部土地开发和管理的委员会的主席。1784年，《土地法令》出台，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份彻彻底底的杰斐逊式的文件。

鼓励人口迁移是没有必要的，翻越阿勒格尼山脉的定居者已经有汇成洪流之势，挑战在于如何依照共和主义的原则对其加以疏导。对杰斐逊来说，这意味着向西的扩张应当有益于那些定居者而非投机者；也意味着每一块新的领土的人口一旦达到2万人，就应该有权决定自己希望建立何种共和制政府；这之后，当人口达到最小邦的规模时，就可以申请加入邦联。在不断扩张的美利坚共和国之中，将不存在永久的殖民地。如果你决定带着你的家庭向西部迁移，你将会知道，事先已经存在一个计划，可以保证你和你的后代作为平等的公民被整合到合众国之中。

杰斐逊设想，美国革命的核心原则将在穿越大陆的稳步进军中获胜，为了强调这一假设，杰斐逊坚持认为应当否决世袭的头衔和特权，而奴隶制则将在1800年之前被终止。尽管这只是一种推论，但是，如果有关奴隶制的这一条款得到邦联议会的通过的话，整个美国的历史都将被改写，但这一条款最终以一票之差遭到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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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勾勒了14个未来的邦的边界，希望借此将这一想象中的计划在地理上呈现出来。几代历史学家都乐于嘲笑杰斐逊对早期东北部山脉和河流的几何形勾画，他们也更乐于嘲笑他为这些邦所起的名字，比如西尔韦尼亚（Sylvania）、美特罗布塔尼亚（Metropotania）、切洛诺斯（Cherronerus）、波利不达米亚（Polypotamia）等等。这么做其实并不公允，因为杰斐逊只是尝试为这一土地计划提供一个草案，而且，当向西的扩张越过密西西比河后，领地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按照几何形状来划分的。他所建议的这些名字看上去可能很愚蠢，但杰斐逊的意愿是将古典的词汇与本土的词汇结合在一起，虽然最后没有被采纳，但体现出了他的深思熟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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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杰斐逊偶然的出现从两个方面不断地为1784年的《土地法令》提供了帮助。首先，他将自己无可指摘的革命品质带到了这一任务当中，并坚持在终于作为美利坚共和国地基的原则的框架内解决西部土地的安置问题。再者，尽管最西只到过蓝岭山脉（Blue Ridge）山脚下的自然桥，但杰斐逊拥有当时最好的北美地图收藏。当自称是地理学家的托马斯·哈钦斯（Thomas Hutchins）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将俄亥俄河谷描述为一块面积达百万平方英里的辽阔土地时，杰斐逊纠正了他的错误。杰斐逊知道，俄亥俄河谷的确非常广大，但也只有哈钦斯所描绘的面积的四分之一而已。哈钦斯很快便就自己的错误表示了道歉。说到地图，杰斐逊是密西西比河以东地区毫无争议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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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某一方面来说，杰斐逊认为，相比如何确定这些新的邦的轮廓，更重要的是如何解决在这些新邦定居的问题。在他最初的设想当中，并没有论及联邦政府在管理向西部的移民中应该扮演的角色，他认为随着一个个的个人和家庭翻越山脉，找到自己喜欢的土地，然后打下木桩，移民活动会自然和自由——这也是杰斐逊所秉持的两大价值观——地展开。一开始，他甚至认为这些土地应该免费使用。但邦联议会内部的对话，特别是在弗吉尼亚代表团内部的对话，使杰斐逊相信，这种自由放任的方式将带来自己所未曾预见到的诸多问题。

恰恰是华盛顿最先发出了警告。华盛顿宣称：“要应付一个由土地中介、投机者、垄断者甚或分散的定居者所控制的广大国家，在我看来，是与我们真正的利益所指向的智慧和政策不相符的。”一项不受管制的“扩散”政策必将在前线引发与印第安人的战争，对土地专有权的法律上的争论已经在肯塔基引发了暴力行为，也可能会有一些定居者迁移到西边更远的位置，放弃他们的美国公民身份，建立起独立的邦，或者从西班牙或英国这样的国家那里寻求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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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多数人所偏好的，是被称为“密集”或“渐进的占领”的一种方式，也就是对向西部的移民进行更为有序的监管，保证人口更为密集的定居点更加稳健和有步骤地向整个大陆挺进。但总是有一些人自行其是——华盛顿常常将其描述为“土匪”。他们不遵守规则，并准备在印第安人那里碰碰运气。但是，人口的向西流动应该以一种集中流动的形式呈现，而不是任其肆意横流。

要想彻底实现“渐进的占领”，就需要1785年的《土地法令》。（当时杰斐逊正在巴黎，像他自己描述的一样，他去巴黎并不是为了取代富兰克林，没有人可以取代富兰克林，但杰斐逊接替富兰克林成了美国驻法国的公使。）新的《土地法令》将西部领土划分为一个个面积为36平方英里的城镇，并对其加以测量，以每英亩不低于一美元的价格出售，随后使移民定居下来，测量员随即进入下一块土地开展工作。人们预计，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大多数定居者将来自新英格兰地区，他们将从以岩石为主要地貌特征的地区迁移到俄亥俄河谷更为富饶和肥沃的土地上，因此，这些城镇就好比是新英格兰的一个个社区以雄健的步伐对荒野的进军。

通过控制向西移民的人流并保证其密度，并在测量员进入之前与当地部落提前签订条约，1785年《土地法令》把和印第安人发生战争的风险降到了最低。美国人在斯坦威克斯堡（Fort Stanwix）与六族同盟（Six Nations）签订条约，在霍普维尔（Hopewell）与切洛基人（Cherokees）签订条约，在麦肯托什堡（Fort McIntosh）与俄亥俄部落签订条约，在这些条约中，美国谈判者援引《巴黎条约》，单方面宣称对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土地拥有所有权，这就使得这些原住民沦为应完全听命于前者的“被征服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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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征服理论有着欧洲版帝国主义的显著特征，它令人尴尬地表明，本应用以主导向西部扩张的共和主义原则并不适用于美洲原住民。尽管大家心知肚明，将印第安人从密西西比河以东地区赶走是不可避免的，但如何将其赶走则是一个问题，这意味着直接的强制性驱赶需要被某种双方都同意的方式所取代。

曾在大陆军中担任将领的菲利普·斯凯勒在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与六族同盟打交道的经验（他后来又成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岳父），在如何对待美洲原住民的问题上，他提出了一种不同于“被征服民族”的另一种思考方式。“当我们的定居者接近他们的土地时，”斯凯勒解释道，“当他们被迫生活在文明人的周边时，就如所有野蛮人曾经经历的那样，由于缺乏游戏经验，他们[印第安人]必定会不断退却，放弃他们的土地，直到其数量减少到无足轻重……”在实际中，人口的增长将会取代军队完成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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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冲突将导致美洲原住民社会在与白人文明的接触中解体，斯凯勒为这种文化冲突带来的影响不仅是文化上的，也是生物学上的。先期的欧洲殖民者带来了疾病，其中主要是美洲原住民从未接触过的天花和斑疹，这导致他们在流行病面前毫无抵抗力，在一些情况下，感染者的死亡率达到90%，甚至更高。18世纪真正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是病毒，而在与先期的白人定居者的接触中，美洲原住民人口的减少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对这些生物武器缺乏抵抗力。斯凯勒一厢情愿所认定的文明的进军实际上是一项缓慢的种族灭绝政策，在这一进军当中，白人定居者使用微生物大炮为自己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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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上的和生物学上的向西扩张都导致了相同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印第安人从密西西比河以东撤离——并且是以一种避免公开使用任何违背美国共和主义原则的帝国主义假定的方式。西进故事中不甚光彩的部分也就被轻而易举地模糊掉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的焦点集中在白人是如何从中受益，而不是印第安人是如何遭受苦难的。

1784年和1785年的《土地法令》将西部的领土定义为一项神圣的托管物，它需要一个准备将所承诺的无穷无尽的奖赏送进合众国保险箱的联邦政府对其进行管理。由此，对向西的扩张的管理也就成为一种国内版的对外政策，要求做出统一的回应，以同一个声音说话。但不幸的是，邦联议会从创立之初起就从未考虑过以这种方式发挥功能，战争的结束也已经消除了它开展政治合作的首要动机。对领地进行管理的要求是否将取代战争而成为一项集体责任，前景还不明朗。

邦联议会代表们的通信是当时政治压力的精准的晴雨表，没有什么可以取代战争成为一股团结的力量。代表们不出席会议以及无法达到开会的法定人数并不仅仅是妨碍了会议作用的发挥和它的团结；它更显著地体现了对任何全国性计划的普遍冷淡，这可能是对人们的冷漠最好的诠释。当代表们为永久性首都的两个选址——一个是在特拉华河（Delaware）沿岸（可能是特伦敦），另一个是在波托马克河沿岸——而争执不下时，《自由人杂志》的一位编辑提议，不如建造一个“车轮上的帝国首都”，好让它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之间来回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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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开美国前往巴黎之前，杰斐逊接受了一位到访的荷兰贵族的采访，后者询问了他对当前美国政府的看法。在比较了邦联议会与处于1775年至1776年关键时期的大陆会议后，杰斐逊看到了邦联议会的急剧衰落。“整体而言，邦联议会的成员已经不再是品德高尚或是卓越之人，”杰斐逊抱怨道，“在正式的场合，邦联议会并不被尊重；对它的权力的恐惧确实存在，尽管它没有什么权力可言。”弗吉尼亚邦邦长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也同意这种观点，他发现邦联议会的生存“似乎岌岌可危”。和杰斐逊一样，哈里森也追忆往昔岁月，“当时，全世界的眼光都注视着我们，我们令所有人惊奇和羡慕”，而现在，“我们失去尊重的速度比我们赢得的要快得多”，而欧洲国家“就像秃鹫等待享用我们的尸体一样”对我们虎视眈眈。“让谴责降临在那些应该被谴责的人头上吧，”一位代表在致华盛顿的信中这样写道，“让我们谴责那些抓着本邦观点、利益和偏见不放而反对任何一项有益于公共利益措施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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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不断收到这样以气馁的语气写成的消息。“我们没有政治可言，除了那些稀奇古怪的关于自身和本地利益的原则，”华盛顿的前炮兵指挥官亨利·诺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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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道，“这与我们在今天应该前进的方向背道而驰，这么做不仅不能树立一个伟大国家的尊严，也不能增强它的实力。”出于私人和公共两方面的原因，华盛顿最担心的就是邦联议会一直以来在监督将西部领地整合进邦联的行动中的无能，在华盛顿看来，这是一项决定着邦联这一事物能否继续存在下去的伟大计划。在视察了自己位于西部的一块土地——一块位于今天俄亥俄、宾夕法尼亚和西弗吉尼亚边境超过3万英亩的土地——返回后，他向世人宣布，自己的财产的命运和美国共和制政府的未来被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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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宣称，这是政治上的一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伟大战役，我们将走上两条路中的哪一条，取决于我们对向西部的扩张如何管理。“西部的定居者好似墙头草，”华盛顿警告说，“哪怕是被一根羽毛碰一下都会倒向一边。”华盛顿担心，如果不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美利坚民族国家，那么西部的领土就会沦为欧洲大国的藏身之所，或者自己就建立起独立的国家。华盛顿极为担忧的是北美将成为另一个欧洲，成为主权国家的一个集合体，而不是一个团结的完整国家。所有的证据似乎都支持这样一个结论：“合众国”一词正在成为一个荒诞不经的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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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部领地问题表现得极为乐观的，是一个由吟游者和诗人组成的小团体，他们几乎是自然而然地倾向于一种更加充满幻想的远景，轻而易举地从向西部扩张所具有的凌乱的特征中跳脱出来。大卫·汉弗莱斯（David Humphreys）看到的是一个天空永远明亮的如天堂一般的地方：

让我们前往那个气候更加宜人之地，

前往那个充满欢乐的内陆之所；

所有的一切都为我们所有，让我们并肩而起，

追寻更明亮的平原和更醉人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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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弗伦诺（Phillip Freneau）的愿景则更为实际，他强调的是这些未开发土地的商业潜力：

不需要再做无用的证明，

也不用再在森林里漫无目的地游荡……

命运为你指明了新的终点，

商业将新的货物为你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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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阐释中，最振奋人心的那个可能来自大卫·豪威尔。作为罗得岛的代表之一，豪威尔公开表达过将西部土地视为邦联收入来源之一的观点。但作为共和主义价值观所扮演的近乎神圣的角色的真正信徒，他对西部的观点带有一种精神气质，在路易斯安那购买案中，杰斐逊也将向这种精神气质敞开怀抱：

西部世界向我们展开了一幅美妙的图景。依我所见，作为一项全国性的储备，它可以帮我们偿还债务。作为未来人口和力量的源泉，它是我们独立的保障。由于大部分居民将是土地的耕作者，在他们看来，共和主义就是这块土地的保卫者。即便东海岸或者说大西洋沿岸各州变得人口稠密、富裕、奢侈并准备将他们的自由拱手交到暴君手中后，共和主义在西部也不会式微——众山诸神将会保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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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只有当这两大地区保持政治上的联系时，西部对东部的这种政治救赎才有可能发生。悲观的预言家对此疑虑重重，他们看到的是一系列独立的共和国，更加糟糕的可能，是成为一个个对主权垂涎三尺的专制国家，就像13个最初的邦垂涎他们自己的主权那样。说到底，谁会指望西部的领土加入到一个处在解体边缘的联盟中来呢？

悲观者和乐观者都只是在做猜测，但邦联议会越来越无法发挥功能的特征似乎将争论引向了乐观者一边，因为一个巨型的美利坚国家的诞生呼唤一个当时还不存在的全国性政府。华盛顿将其视为一次意志的失败，是对美国革命意图的根本性误解，而且可能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所错失的最大一次良机。1785年，随着邦联议会中出现的针对所谓“密西西比河问题”的派系分裂，华盛顿噩梦中的情节变得更为黑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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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美大陆上，密西西比河的重要性相当于将尼罗河、亚马孙河与多瑙河全部加在一起。尽管美国定居者的前锋仍旧距离密西西比河东岸超过500英里，而且1785年的《土地法令》也规定，向西部的扩张将只会以大规模的密集的方式进行，这也就意味着定居者直到下个世纪初才会抵达密西西比河。出于显而易见的地理上的以及更为显而易见的神秘主义的原因，不论是作为一个目的地还是美国命运的未来的焦点，密西西比河仍旧是一个若隐若现的庞然大物。所有有关美国作为一个大陆帝国的兴起的讨论，都以密西西比河为讨论的焦点。

在对密西西比河的了解上，杰伊拥有毋庸置疑的权威。因此，当他在1784年12月担任对外事务秘书时，他不会有理由在有关这条将塑造美国扩张的大河的问题上摇摆。杰伊毕竟是巴黎和谈中最主要的发言人，以密西西比河为美国领土的西部边界以及美国在密西西比河上的航行权是他的谈判底线。此外，他还在美国驻西班牙公使任上度过了沮丧的两年时光，在这期间，他得出结论，这个曾经伟大的西班牙帝国正在持续地且不可抗拒地衰落下去，因此，尽管马德里的廷臣们惺惺作态，但由西班牙来控制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广大地区仍是最为理想的选择。实际上，西班牙就好像一只占据了鹰巢的牛鹂，等待着美国这只鹰的归来，后者以源源不断的定居者所组成的迁移浪潮的形式到来，将取代西班牙成为北美大陆上的主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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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任期一开始，杰伊就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在美国对外政策上拥有绝对的权力，就像莫里斯认为自己在财政政策上拥有绝对权力一样。而在这一假设的背后潜藏着一个更大的推论，即他事实上的国务卿的角色将推动美利坚邦联以不可阻挡之势向美利坚国家演变。“我们的邦联政府无力实现它的目标，”他向亚当斯抱怨，“它无力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也无法让我们的领导者们在如何扩张和引导这个国家的问题上承担起合作的职责。”杰伊相信，当前邦联中各自为政的现状无异于自杀：“它除了会分散我们的资源外，还会在每个方面都削弱联盟。”在杰伊看来，自己的角色就是通过实施一项一致的美国对外政策，来唤醒对一个真正的合众国的单一性观念的支持，以此来防止这种厄运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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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邦联议会的批评者希望实施某些特定的改革，主要就是授予它强制征税的权力，以及在对外的和邦际贸易上的同等权力。但是，杰伊并不仅仅希望修改《邦联条例》，他希望能将其替换掉：

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看到合众国接纳并赏识一个伟大国家的角色，它的领土之所以被分成不同的邦，只是为了更便利地进行统治，以及更方便和及时地主持正义。这就好比我们的邦为了类似的目的而被划分成一个个县和镇一样。在这个目标实现之前，将我们绑在一起的这条锁链在大部分反对力量和外部压力之下将会脆弱不堪，我们将尴尬地看着它一天天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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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伊的假定是，西班牙在北美的势力注定将走到尽头，而当前的邦联也只是通往一个真正的美利坚国家的道路上的一个站点。到处都充满了让人心醉神迷的预言，历史将证明这些预言的正确性，但在当时，这些预言仍让人感到非常茫然。

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痛苦地显现出来，杰伊给所有邦长写信，要求各邦将所有有关对外政策的通信转发给自己，以便自己加强对外交政策的把控。但几乎没有哪位邦长做出回应，更没有任何一人遵照执行，不仅如此，也没有任何一个邦联议会代表觉得这种行为有何不妥。“先生，我有理由认为，”他向时任主席的理查德·亨利·李（Richard Henry Lee）抱怨道，“我对外交事务秘书这个职务的职责和权力的认识，似乎与邦联议会所认为的不一样。”
33

当杰伊反对英国军队在大湖区的加拿大边界以南的堡垒驻扎时，这一清晰——同时又令人沮丧——的洞见得到了强化，英国人的这一行动显然是对《巴黎条约》的侵犯。但英国人以美国人违反《巴黎条约》第四条的规定为自己的行动辩护，该条款规定，美国必须偿还所有战前欠英国债权人的债务，也就是将近400万英镑，其中超过一半的债务是由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欠下的。英国也抗议美国人对《巴黎条约》第六条的侵犯，该条约禁止对那些在战争期间没有武装起来站在英国一边的美国保王党人实施惩罚措施。实际上，这支预计到了邦联即将崩溃的徘徊于边境的英国部队，只有在美国人履行自己的条约义务时，才会选择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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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比杰伊更清楚《巴黎条约》的条款，因此他也认识到，英国人的行动是有法律依据的，他命令当时的美国驻伦敦公使亚当斯，在自己整顿好美国自己的秩序之前，不要在英国驻军问题上向英国施压。在一封呈送给邦联议会的冗长的报告中，杰伊主张，所有条约都是国法，是宪法的至高条款的先驱，这意味着各邦都有遵守《巴黎条约》的条款的法定义务。因此，弗吉尼亚人必须偿还他们之前的债务，纽约人必须停止没收保王党人的不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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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联议会中的大多数代表都对杰伊的建议表示支持，但他们没有权力迫使邦议会遵照执行。因此英国军队继续留在美国的土地上，弗吉尼亚也找到了不偿还所欠英国债权人债务的方法，纽约则继续没收保王党人的不动产。杰伊曾预测，对外政策将迫使邦联承担起一项集体责任，而后者将使联盟得以巩固。然而，杰伊基于这一假设所提出的每一项提案都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另一方面，杰伊所有的国家主义信念，在遭遇到需要各邦间达成共识才能解决的争议性问题时，也统统瓦解。就如杰伊简明扼要地向亚当斯表述的那样：“我相信，我们的后代在阅读有关我们近四年的历史的时候，会深感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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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杰伊最后的一次失败与密西西比河这条将所有有关美国命运的梦想卷入自己波浪之中的河流有关。新任西班牙大使迭戈·马里亚·德·加尔多基（Diego María de Gardoqui）抵达后，于1785年6月开启了关于密西西比河问题的辩论，加尔多基宣称，密西西比河南段的航运西班牙将不向美国开放。很快，人们就清楚地看到，在美国西扩的命运问题上存在着互相冲突的想法，并呈现出明显的地区性差异，不是东部与西部的冲突，而是北部与南部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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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联议会已向杰伊下达严厉的指示，美国在密西西比河上的航行权是不容谈判的。早在三年前的巴黎，杰伊自己的立场就是如此，但是，政治背景在加尔多基做出声明后发生了改变。杰伊向邦联议会解释，合众国还没有做好与西班牙交战的准备，至少当前还没有。“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率的政府、资金以及在国内外的公共信用，战争对我们而言就是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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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某种协商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更可取了。事实上，杰伊已经在私下里与加尔多基进行了几个星期的谈判。（西班牙官员在得知杰伊对其妻子的喜爱是出了名的之后，尝试给萨拉送礼，其中包括了一匹价值不菲的马，但杰伊将礼物悉数归还。）谈判期间，杰伊的行动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的，即在有限的时间里交出对密西西比河的控制权并不是什么大的让步：“因为航行权在‘当前’并不重要，而且可能在未来25年以内也不会太重要，所以在我们还不‘想要’的时候，在使用它的问题上做出让步也不是什么太大的牺牲。”而且，当美国移民潮抵达密西西比河河谷时，西班牙对航行权的控制自然就会瓦解，就如同密西西比河以东的美洲原住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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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暂时放弃航行权的回报，杰伊也从加尔多基那里获得了一项重大的让步：从西班牙那里获得了对除烟草以外的所有美国商品的“优惠国”待遇。在巴黎时，杰伊悖逆对自己的指令而行事，取得了惊人的成功。现在，他又故伎重施——与西班牙达成协议，既避免了战争，又扩大了美国的贸易。在谈判行将结束时，杰伊才意识到，这么做还将带来另外一个好处。实际上，通过暂时关闭美国通往密西西比河的大门，拟定的条约将阻止定居者越过1785年《土地法令》所描绘的界线不断向西冒险，这么一来也有助于确保“以密集的方式占领土地”这一方针的贯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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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6年夏，杰伊将拟定的条约呈送给邦联议会，后者的反应体现了不同地区间的彻底分裂。从与西班牙的新商业协议中受益最大的北方邦，全心全意支持并赞扬杰伊的外交才干。而没得到什么好处的南方邦，则看到了西部土地的价值因为西班牙控制密西西比河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而急剧缩水的噩梦场景。在一次长时间的演讲中，来自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平克尼（Charles Pinckney）称，他预见到了西部定居者投入西班牙的怀抱，并割断自己与合众国的联系。按照平尼克的说法，即便只是短时间内交出对密西西比河的控制权，也会将美国对整个西部的控制置于危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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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其实相当牵强，特别是考虑到西班牙日益衰落的力量。但仅仅提及密西西比河，都会触碰到大多数南方代表的痛处，在他们看来，杰伊在处理密西西比河问题上采取的实用主义的方法，是对美国作为大陆东部三分之一土地的主人这一独一无二的角色的毫无原则的背弃。说到独一无二的角色，杰伊在私下里且完全在秘密的情况开展谈判的做法，几乎让人怀疑这是北方的一个阴谋。弗吉尼亚代表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最初是支持条约的，但之后他就在政治立场上发生了转变，他认为杰伊参与了一个阴谋，将美国对西部的政策朝着一个为北方取得统治地位而牺牲南方利益的方向转变。“这是我所知道的最重大的交易之一，”门罗在给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的信中写道，“一个公使明目张胆地违背对自己的指示所指向的目标而进行谈判，并通过一长串的密谋和行动诱使[北方]各邦的代表同意自己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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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些重大的问题失去了它们的重要性并且当政治温度降下来时，回顾阴谋论，常常能看出它的荒谬。为了理解南方在反对杰伊所拟定的条约上的非理性的热情，我们需要重现以下这些被遗忘的事实：第一，弗吉尼亚人已经习惯视自己为俄亥俄地区的所有者，因此也对任何以北方而不是南方的声音所表达的向西扩张政策深感不满；第二，任何有关密西西比河问题的讨论都会带来一种类似电磁场的东西，有关美国未来的不同愿景悬浮在其中，就像悬浮在西部地平线上的海市蜃楼；第三，杰伊先前开展外交工作的地点在马德里和巴黎，因此得以绕开邦联议会，获得相当大的独立性——这是一种源于距离的审慎。这种做法在海外一帆风顺，但回到国内就引发了不满。更糟糕的是，他还在正式的场合提醒所有南方邦注意，根据条约，它们有义务偿还欠英国债权人的债务，根据门罗的估计，其中弗吉尼亚名下的债务就有280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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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后，有关密西西比河的问题也没有得到答复。所有七个北方邦都投票通过了杰伊与西班牙的条约。所有五个南方邦则投票将其否决。（特拉华代表团由于没有到达法定人数而没有投票。）之后，在弗吉尼亚和南卡罗来纳的牵头下，南方各邦抛出了《邦联条例》中要求所有条约都必须由至少九个邦的批准才能生效的条款。平克尼写信给杰伊，警告他：“如果您继续如此行事，我们将视您的行事权力是不适当的和违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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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伊礼貌地予以了回击，他感谢邦联议会的代表在显然是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还这样深思熟虑。之后，杰伊拜访了加尔多基，告知他条约没有得到通过，但他可以在私下里向西班牙国王保证，在可预见的将来，合众国不会对西班牙对密西西比河的航行控制权发起挑战。美国人将不得不丧失在与西班牙的扩大贸易中的收益，但战争不会发生。

华盛顿在芒特弗农注视着所有这一切，他对这个不确定的结果感到非常满意。凭借自己对历史发展方向超乎寻常的感觉，他发现，人口将最终战胜外交。在费城的代表们不过就是在那些将由分布在阿勒格尼山脉的几千个家庭解决的问题上吹毛求疵而已：“一旦西部土地上的白人人口足够多，就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他们使用密西西比河。如果将这个问题搁置起来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话，我们又何必过早地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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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华盛顿的战略评估表示同意的同时，在处理围绕在密西西比河问题上的地区政治中获得的经验又加深了杰伊对邦联议会命运所感到的沮丧，在他看来，现在的邦联议会就是一个各州展示他们相互嫉妒的政治舞台，几乎就是一个试验狭隘主义和地方主义能否胜利的场所。要说有一些东西在杰伊的内心深处崩塌了，是不准确的；以杰伊的性情，他是不会失去沉着冷静的。但确实有一些东西动摇了他的信念，他原本相信上帝为美国制订好了计划，只要耐心等待上帝的力量将其联合在一起，当前的各邦所组成的邦联就必将团结成为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

在这种阴郁的情绪中，杰伊向华盛顿吐露了心声：“事情似乎走向了危机，走向了革命，走向了一些我无法预见或猜测到的东西。我甚至比战争时期还感到不安和担忧。我们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尽管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和时间还成问题，但我坚信我们最终将取得胜利，因为我相信，正义掌握在我们这一边。但如今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将要并且正在犯错，我也因此预见到了邪恶和灾难的到来。”杰伊现在相信，建立一个国家是一项比赢得独立更为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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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乐观时，杰伊也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随着时间的流逝，《邦联条例》之下的政府的缺点将暴露无遗，因此，它们将从内部得到不断的修改，不需依靠突然的干预。如今，他得出结论，《邦联条例》的整个结构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它自始至终就缺乏自我修正的能力。他将自己的这一诊断告诉了亚当斯这位自己在巴黎的前同事，他知道亚当斯会同意自己的看法：

我很久之前就认为，现在也一天天越来越相信，我们的联邦政府的架构在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将立法、司法和行政大权委诸同一个群体，并且这个群体的成员每天都在变化，这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在我看来，主权的这三大分支应当被永远分开，分配给不同部门，以相互制衡。这些都是您早已熟知的主题，您的知识也足以让您预见到我想要说些什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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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伊参考的是亚当斯的《关于政府的思考》（1776）一书，这本书所提出的基本框架在之后也被纳入多个邦的宪法当中，现在，杰伊建议应该在联邦政府的层面建立相同的三权分立的框架。考虑到当前邦联议会中的政治背景，指望从内部实施根本性改革是不可能的；的确，任何建立一个更有力的联邦政府的建议都会被邦以及希望取而代之的地区性投票集团所否决。

因此，从逻辑上来说，一项全面和彻底的改革就变得有必要了，而且，这一运动的领导力量必须来自当前已经陷入僵局的邦联议会之外。在另一封信中，杰伊表达了与华盛顿相同的战略思考，他总结道：“计划还不成熟；如果计划能够得到充分协商并付诸实践，我强烈地希望它符合您为自己所画出的人生轨迹，并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和独一无二的场合，在我们的建言建策之下，给您的国家带来利益。我之所以这样建议，只是为了供您参考。”杰伊用外交方式向华盛顿发出了警告：潜藏的危机可能需要他再次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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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可以肯定，在纽约城里的走廊上和酒馆里，充斥着没有记录在案的有关修改《邦联条例》的讨论。由于我们是站在今天往前看，我们可以说，就是在这一时刻，取代而不仅仅是修改《邦联条例》斗争的第一缕曙光赢得了美国这位独一无二的人物的青睐。

华盛顿个人完全同意杰伊对问题的分析，但他并不同意杰伊提出的解决方案。“我与您感同身受，”华盛顿写道，“在我们的全国性政府中存在着问题，需要加以改正，如果要我说的话，是亟须加以改正……不过，我担心人们并没有误入歧途到无法回头的地步。”在最近的战争中，他的主要任务是决定何时向英军发动进攻，以及何时推迟进攻，以占据更好的地形或聚集更具优势的军力。但在这个问题上，华盛顿建议，推迟进攻可能是明智的选择，因为当前召集的修改或取代《邦联条例》的会议很有可能将带来一场尴尬的失利，并有可能让我们的事业遭遇倒退。简而言之，尽管情况糟糕，但在它们变好之前，它们必须先变得更糟才行。至于自己在杰伊所设想的政治斗争中的角色问题，华盛顿神秘地保持了沉默。与此同时，事情也继续在朝更糟糕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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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天的佛罗里达首府所在地。——译者注

[2]
他后来担任了美国的战争部长。——译者注

第四章

华盛顿再度出山

我已死而无憾。

——华盛顿致拉法耶特

（George Washington to Lafayette），1784年12月8日

收到杰伊的建议后不久，华盛顿就在致拉法耶特的一封信中总结了自己对政治形势的感受。“许多人都在谈论召开一次全体大会，以便修改或修正联邦政府的缺陷。但是，在一些人将此视为明智之举的同时，也有人对此表示担忧，在他们看来，条件还没有成熟到开展这样一次行动。”但华盛顿没有提及的棘手事实是，大多数邦的立法机构反对任何政治改革行动，不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行动能够成功，而是因为他们害怕行动可能会取得成功。任何在联邦层面注入强有力的权力的行动，都与他们所理解的革命原则相违背，在他们看来，邦联议会的弱点恰恰是它最吸引人的地方。与此同时，在邦联议会的大厅和各邦立法机构的走廊之外，普通美国人继续着自己的生活，战争的结束让他们感到如释重负，对超越了他们所在的城镇或县的边界的政治辩论，他们乐于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
1

尽管如此，华盛顿对《邦联条例》未来的改革者所面临的困境的描述还是相当准确的。对《邦联条例》的失望和条例本身一样由来已久，华盛顿谈到的不过是最新的一段而已。

我们已经看到，历史所记载的第一个改革的建议是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1781年7月提出的，当时他还是邦联议会代表的一员。几周后，在等待法定人数的代表抵达普林斯顿的过程中，汉密尔顿决定起草一项决议，呼吁召开一次会议修改《邦联条例》。与之前不同，就好比骑兵想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突出重围一样，这是一次政治上的突围，在这种情境下，即便只是评估其中的危险，也会被视为懦夫的行为。

汉密尔顿列举的《邦联条例》中的缺点是以它的基本缺陷开始的：各邦所组成的，与其说是一个政府，不如说是一个连统治权都没有的国家联盟。（你必须使用复数而不是单数来描述《邦联条例》，这一事实也为我们认识更深层次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语法上的线索。）行政权和司法权需要得到强化；立法机构应该被赋予征税的权力，而不仅仅是向各邦提出资金上的要求；而在外交政策方面，特别是订立条约的权力，必须由联邦来掌控，免受各邦的干扰；最后，重要立法必须由至少九个邦投票通过的要求，是造成僵局的根源所在，必须将这一数字相应地减少。

因此，在一开始，汉密尔顿就已经为四年后的宪法绘制了一幅一般性蓝图。但在当时的背景下，汉密尔顿版的政治领导方案太过领先于公众和政治舆论，邦联议会甚至都没有就这个方案进行辩论。汉密尔顿在他的草案结尾处随手写道：“原本应该将提案提交给位于普林斯顿的邦联议会，但因为缺乏支持，我只能选择放弃。”
2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邦联议会中出现了若干个呼吁召开大会修改《邦联条例》的提案，其中一个由麦迪逊提出，强调联邦控制商业的重要性，另一个由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平克尼因受到在密西西比河问题上地区间存在分歧的刺激而提出。这些提案中没有一个像汉密尔顿的提案那样具体或全面，但所有提案都遭遇了相同的命运。这是一个18世纪版本的《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
）：奄奄一息的邦联议会需要一个自己之外的独立的主体来改革自己，但在改革完成之前，这一行动又无法得到邦联议会内部的支持。
3

突破终于在1786年1月到来，邦联议会批准在安纳波利斯召开一次会议，商讨如何管理邦际贸易。在汉密尔顿的改革版本看来，这算不上是一项全面的改革举措，它仅仅是通过建立联邦对邦际贸易的控制权，渐进地改善现状——而各邦当时正在大打关税仗。麦迪逊将其视为一次小规模的政治改革试验。他写信给门罗称：“如果成功的话，那么其他的问题就可以在公众的关注下自己重复这一过程，而且公众也已经为更大规模的补救措施做好了心理准备。”之后，麦迪逊补充道：“总的来说，我并不赞同仅仅采取敷衍了事和不全面的措施。但严格地说，如果我们走得太远，可能会危及全部。”
4

实际上，由于之前所有针对《邦联条例》的更为全面的改革方案都不幸失败，一个仅仅专注于商业改革的更为克制的方案有可能值得一试。“老实说，”麦迪逊向杰斐逊坦白道，“如果它[安纳波利斯会议]没能达成任何成果，我想我可能会陷入绝望的境地，我担心，这将使英国以及全世界都确信，我们不值得他们尊敬，在商业上，他们也不需要将我们看成是一个单一的国家。”
5

麦迪逊最担心的事情在安纳波利斯会上发生了。他与汉密尔顿都被任命为会议代表，但只有五个邦（弗吉尼亚、纽约、宾夕法尼亚、特拉华和新泽西）出席了会议。代表们能做的就是不断地开会和休会。“在提出的建议已经如此不完整和充满缺陷的情况下，”汉密尔顿解释说，“你的同人们还是认为，认真履行自己的使命不是件明智的事情。”
6

很明显，在当前的语境之下，即便只是温和的政治改革的尝试也是不可能的。邦议会是任何向自己的主权提出挑战的联邦政府的坚定的反对者，而被称为“人民”的那个不成熟的群体，对所有要求他们越出自己的本地轨道思考问题的政治计划都漠不关心。

在这让人气馁的时刻，汉密尔顿凭借近乎荒谬的巨大勇气站了出来。在安纳波利斯的代表们解散之前，他们聚在一起，进行最后一次讨论，根据汉密尔顿的记述，他们最终得出结论：“合众国所处的环境[是]脆弱和危险的，需要邦联的所有成员发挥它们的作用。”汉密尔顿沉吟道，大家普遍感到邦联正处在解体的边缘，有必要实行改革，“以建立一个有足够能力处理联盟紧急状况的联邦政府”。为了提出并解决这些突出的问题，汉密尔顿宣称，安纳波利斯的代表们一致支持召集“一个未来的大会”，后者将拥有处理最突出问题的广泛权力，这一大会定于1787年5月的第二个周日在费城召开。
7

这是汉密尔顿坦率的领导风格所表现出的最绚烂的形式。被召集起来处理商业上的改革这一温和的问题的会议以失败告终，甚至都没能吸引足够多的代表来参加会议，而现在，汉密尔顿却在如此严酷的条件下宣布，将召开另一个会议，并一次性解决所有影响到邦联的问题。这就好像一个刚刚被一个中量级选手击倒的职业拳击手，宣布自己将挑战重量级世界冠军一样。考虑到之前对《邦联条例》进行全面修改的所有尝试均被彻底的冷漠所扼杀，没有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会相信汉密尔顿的建议能取得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成功。

1786年秋天，随着政治气氛上的一个明显的转变，这一振聋发聩的决定也变得有些模糊起来。事情的起因是马萨诸塞西部农民的一次造反行动，他们抗议邦议会为了偿还战争中的债务而剥夺自己的抵押赎回权并增税的行动。这次行动被冠以“谢斯叛乱”（Shays’Rebellion）之名，其名称来源于领导人之一的丹尼尔·谢斯（DanielShays），我们最好不要像一些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将它理解为民粹主义运动的先驱，而应该把它当作美国革命的尾声。举个例子来说，谢斯是参加过邦克山（Bunker Hill）和萨拉托加（Saratoga）战役的老兵，在他看来，马萨诸塞议会征收的税收就是英国议会的第二次征税而已。大约有2000位农民响应这次叛乱，并在一场注定要失败的占领位于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的邦联兵工厂的尝试中达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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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很快被本杰明·林肯（Benjamin Lincoln）指挥下的马萨诸塞民兵团镇压，之后，邦议会赦免了大多数起义的领导者，甚至还满足了他们所提出的许多要求。如（安全地隐居在巴黎的）杰斐逊的著名论断所言，谢斯叛乱不过是不值一提的“一次小小的叛乱”而已。

但媒体最初的报道很大程度上夸大了叛乱队伍的规模及其政治诉求的范围。邦联议会中的流言制造者说，叛乱队伍有2万到3万之众（而事实上不过2000人），他们还计划从马萨诸塞分离出去，甚至想进攻波士顿。麦迪逊和其他几位代表相信，这次叛乱受到英国在加拿大的代理人的唆使，其目的是想将马萨诸塞西部和佛蒙特重新夺回去。“有理由相信，叛乱得到了英国势力的秘密鼓动”，麦迪逊认为，这次事件“又一次证明了对我们的政府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它将治愈我们这个联合体任何部位的疾病”。然后，他又补充道：“对宪法做修改的尝试已经被放上了台面。”他指的就是拟于1787年5月在费城召开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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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麦迪逊对谢斯叛乱的疯狂反应多么具有误导性，它显然是真实的。也就是说，他确实相信，这一小小的事件实际上是对美利坚共和国生存的一次巨大威胁。在这个问题上，华盛顿与麦迪逊一样，换了是在以前，他的冷漠和平静对这种过火的反应是有习惯性的免疫力的：

公开发表的对这次发生在东部邦的动乱的报道，既让人感到心痛，又让人感到愤怒。这正是大西洋对岸我们的敌人所希望看到的；这可能也证明了另外一件事，另外一件更让人惋惜和更难以解释的事；人类是不适合自己统治自己的。当我看着乌云遮挡了洒在我的祖国大地上最明亮的晨光时，我的苦闷难以用语言表达……因为很难想象，这么多人民会被笼罩在黑暗之中，或是短视到看不见穿越了自我陶醉和愚蠢的迷雾的远处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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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过激反应的最好的解释是，麦迪逊和华盛顿一直在发出警告，邦联已经长时间处在崩溃的边缘，无论出现什么危机，他们都将坚定地执行这一决议。除了这两位对谢斯叛乱的真诚的误解之外，邦联议会中一些代表的通信也体现出一种更强硬的动机，他们敦促，谢斯叛乱引发的政治动乱“必须被作为未来丰盛的果实生长的根基”。大多数《邦联条例》修改的支持者仍旧相信所谓的“熟果”的比喻，建议耐心等待，直到上帝在一个合适的时间让它瓜熟蒂落。在谢斯叛乱爆发前期，这个时间似乎越来越紧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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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倾向于让天启的场景自己降临的人担心的是出现“无政府主义”状态，他们担心邦联的彻底崩溃将导致邦与邦之间的内战，以及渴望以传统的欧洲帝国主义的模式瓜分北美大陆的欧洲大国——主要是英国和西班牙——的凶猛入侵。更现实一些的场景，是邦联解体为两个或三个地区性的联盟，制造一个美国版的欧洲。新英格兰地区将变成斯堪的纳维亚，中部各邦将成为西欧，而波托马克河以南的各邦就好比地中海诸国。新英格兰的媒体将这些预言的可能性加以夸大，指出建立一个单一国家的尝试必定会以失败告终，地区性差异的存在不可能产生政治上的共识。唯一的选择是五个新英格兰邦的联合，“让大陆上其他邦去追求它们自己愚蠢和支离破碎的计划吧”。当时人普遍认为，维持一个类似单一国家的尝试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人们的忠诚仍旧只是本地性的，至多也只是区域性的，一旦对抗英国的共同事业从政治的方程式上被移走，没有哪个政府能够让人信服地代表这些多样化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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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伊已经提醒华盛顿，当危机迫使他们在政治解体和建立一个新国家之间做出选择时，自己将在其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麦迪逊也坚信，谢斯叛乱造成了这种危机，在他的解释中，这次起义象征着潜藏的无政府主义状态，或是当前的邦联解体为一系列更小的主权国家的可能性。汉密尔顿则大胆地单方面建议在1787年5月召开会议，对《邦联条例》进行大范围的修改。所有这些都是单独发生的，没有勾结，也没有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他们都持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相信美国革命的承诺正在遭到背叛。然而这种信念是存在争议的，因为对任何集中政府权力的行动的反抗，都可以宣称自己是美国革命的中心动力所在。在1786年最后几个月中，他们之所以能团结在一起，是因为他们都认识到，有一个人拥有将或然变成必然的能力。如果想要让修改——能取代就更好——《邦联条例》的尝试摆脱无处不在的狭隘主义和故作冷淡的态度，就必须由那位克服了重重困难赢得了独立战争的人来领导。由此，讨好乔治·华盛顿的行动开始了。

邦联议会通过决议，授权邦议会任命代表参加在费城召开的会议，实际上同意了汉密尔顿在安纳波利斯会议上的提议，这也标志着上述行动的开始。

大多数邦的政府认为现状完全可以接受，任何在联邦层面扩权的行动不仅是危险的，而且也是没有必要的，但在邦联议会内部，代表们逐渐感觉到，为了确保邦联的生存，修改《邦联条例》可能是有必要的。在代表们相互间的通信中，提到了加强对商业的控制，在税收上授予邦联更大的权限——尽管这很困难——以及一些在对外政策上用一个声音说话的机制，这也是杰伊反复提到的。好比水到渠成，代表们似乎认识到有些事情势在必行，他们接受了汉密尔顿的提议，决定召开一次大会来修改《邦联条例》，他们认为，温和的修改可以作为定义未来的可能性的参数。

由于没有达到法定的开会人数，对这一提案的投票推迟了两个月，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在提案仍被搁置的时候，麦迪逊在1786年11月8日写信给华盛顿，告诉他即将有大事要发生：

我们无法再怀疑危机是否已经到来，善良的美国人必须在这个庄严的问题上做出抉择，他们是否将收获独立以及他们用共同的鲜血巩固起来的联盟所孕育的果实？是否将向怯懦的嫉妒和偏见或者局部和暂时的利益屈服？是否将拒绝革命对他们的护佑，帮助他们的敌人取得最终的胜利？他们必须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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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勾勒问题的方式非常巧妙，它认为即将在费城召开的大会从本质上来说，将最终决定华盛顿的战争遗产能否被保留下来。这还不是全部。麦迪逊还宣称，自己通过可靠的消息来源得知，弗吉尼亚邦议会对这次会议态度非常认真，作为最大的邦，它将任命一个由七人组成的代表团参会，而领衔者正是华盛顿。在前一年的春天，华盛顿已经回绝了杰伊早期的对自己的试探，他也认为问题很严重，但他坚定地拒绝放弃自己作为美国的辛辛那图斯（Cincinnatus）
[1]

的角色，而是选择永久性退休，待在他所挚爱的芒特弗农。“在愉快地帮助这艘船驶入港口之后，”华盛顿向杰伊解释说，“并在之后被恰如其分地解除职务之后，我不会再一次走入这一片苦海。”弗吉尼亚邦议会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华盛顿本人也坦陈对自己受到任命颇感荣耀。但是这出戏的剧本早已由先人们写好。辛辛那图斯永远不可能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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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瞥一眼华盛顿在战后的通信就可以发现，他退隐的意愿要比留在政治舞台上的意愿强得多。在他的信中不断出现这样一个短语——“随着生命的河流而下。”如果用比喻的方式说，他意识到自己生命沙漏中的沙子已经快要漏完了。他很清楚，没有哪一位华盛顿家的男性能活到60岁，所以自己也时日不多了。在接受完拉法耶特（华盛顿将其视为自己的养子）的漫长的访问后，他动容地并且几乎是悲恸地强调，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再相见了：

我回忆我的年轻岁月，我发现它们早已溜走，不会再回来了，我正在从我爬了52年的山坡上下来——尽管我生下来身体健壮，但我的家族没有人是长寿的——并且可能很快就会被埋葬在我的先辈们那阴暗的庄园里——这些东西使阴影变得更加黑暗，也给这幅画面蒙上了阴影……但我不会抱怨什么——我已经死而无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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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看来，这些有关死亡的暗示与其说是自己忧郁情绪的表达，不如说是对自己时日不多的现实的清醒认识。当他得知纳撒尼尔·格林于1786年在萨凡纳城（Savannah）外死于中暑时，他为自己失去了战争中最得力的副官而悲痛不已，同时，他也为一个时代的逝去而感到悲伤，他自己则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人中的一个渐渐老去的幸存者。在华盛顿看来，自己人生的故事已经翻到了最后一章，自己能做的，就是“在画家们勾勒我的面部轮廓的时候”保持好姿势。留给华盛顿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或者至少他自己是这么坚信的，任何诱惑他重返公共生活的尝试，都有违他心底最深处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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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华盛顿不愿与麦迪逊过多谈论的自己个人的考虑，华盛顿是一年前在芒特弗农的一次有关如何改善波托马克河上航行路线的会议上才见到并赏识麦迪逊的。华盛顿没有主动为自己卸下包袱，因为这需要个人做出告白，而他认为这么做是不恰当的，华盛顿选择了避开必将到来的冲突。辛辛那提协会（Society of theCincinnati）
[2]

定于1787年5月初在费城组织一次会面，而华盛顿早已告知这个尽管充满争议但令人尊敬的组织的成员，自己将无法参会。“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无法在预定的时间和地点参加会议，”他向麦迪逊解释道，“我没有任何要冒犯这个团体中任何一位让人尊重且功勋卓著的人——也就是美国陆军的前任军官们——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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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称自己理解华盛顿所处的尴尬境地，但又恳请他不要拒绝弗吉尼亚邦议会对他的任命，这样一来，“当聚集在一起的乌云变得如此黑暗和可怕，以至于遮蔽了对我们国家的生存和安全的思考时，在您同意承担起这份责任后，至少还有一扇门为您打开着”。他对辛辛那提协会的忠诚是可以理解的，麦迪逊解释道，但华盛顿需要在这种忠诚和共和国的生存之间做出权衡。虽然没有明说，但所有人都清楚，华盛顿的加入将一项棘手的任务变得突然严肃起来。有华盛顿的参与，费城将不会重现安纳波利斯的尴尬。不仅如此，如果与会代表们决定不仅仅是修改《邦联条例》而是用一个新的政府彻底取而代之的话，华盛顿的存在将为大范围的改革提供不可估量的合法性外衣，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这么做其实违反了邦联议会在之后不久将颁布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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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年1月，杰伊再一次设法引诱华盛顿出山，在一封长信中，他主张只有全方位的改革才能挽救邦联。“给予邦联议会未来更多的权力能解决问题吗？”他煞有介事地问道，“对此我是非常怀疑的。”《邦联条例》所构筑的政府结构存在先天不足，几乎设计出来就是如此。的确，在一些时候我们需要小心谨慎地行事，但不是现在。和1776年一样，现在是领袖们站出来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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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信息契合了华盛顿在几个季度里听到的爱国主义论调。“从晦暗的前景中，仍射出来一束希望之光，”来自里士满（Richmond）的埃德蒙·伦道夫（Edmund Randolph）写道，“那些开启、执行并完成革命的人可以拯救美国于水火。”麦迪逊也插进来，补充道：“将您的名字写在被任命者名单的前头，可以体现出弗吉尼亚的诚意。”即便他最终决定将自己的名字从名单上撤下来，但只要他在当前允许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上面，就能造就无法衡量的政治优势，从根本上确保有足够数量的人参加5月的会议。与此同时，在幕后，麦迪逊四处散布华盛顿同意出山的消息，而同时，他又在私下里与人协商，一旦华盛顿退出，希望能够任命本杰明·富兰克林为大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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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看来，自己不会退出，因为自己从来就没有进来过。在未经自己同意的情况下，他的名字被列入了弗吉尼亚代表团的名单里，他在公开场合开诚布公地表示过，自己永远不会再涉足公共事务。一直到1787年的春天，华盛顿都在用辛辛那图斯的角色来为自己辩护。他向伦道夫解释道，如果自己现身费城，“将被视为对我在我生命中一个有趣的时刻在公开场合以庄严的方式所做的声明的背离，我曾声明将不再涉足政治。这一声明不仅记录在邦联议会的档案中，我相信，它也被几乎所有当时出版的报纸和杂志记录在案”。这一神圣的誓言完美地契合了他的个人偏好，这的确也是他个人的真切愿望。“我希望看到在我平静地退出并随着生命的河流一同流逝的同时，这个国家是快乐的”，这是“我在灵魂深处许下的愿望，即便是在极乐世界中，也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愿望的实现让我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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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多层次的一系列办法给自己辩护，但华盛顿还是无力抵御来自杰伊和麦迪逊的请求，因为他也曾（至少是在私下里）明确地提出过和他们相同的政治议程。实际上，华盛顿自己也承认，“在合众国之内，没有人比我自己更深刻地认识到改革当前邦联的必要性”。在大多数争议性的问题上，华盛顿都保持了谨慎和沉默，但涉及战后的政府这一问题，他的批评是毫不留情的。“总而言之，”他声称，“在我看来，邦联没有什么存在感，邦联议会也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机构。”在战争期间，大陆会议仅仅是维持了大陆军的基本生存，并一如既往地拒绝拨款和扩军的要求。华盛顿看到，战争结束后，邦联议会继承了大陆会议这一不光彩的传统，刻意地保持着冷漠和低效。“我们要么是一个团结的民族，要么就不是。”他注意到，“如果是前者，那么就让我们不论如何都以一个国家行事……如果不是，我们就不要再可笑地假装自己是，并以这个名义行事了。”在1786年到1787年冬天的政治环境中的确存在一些让人感到讽刺的地方，华盛顿对杰伊和麦迪逊请自己出山主持大计的尝试一直是拒绝的，但对这一事业他比任何其他人都要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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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完全清楚问题的本质是什么：《邦联条例》必须由一个有权代表全体美国人民的联邦政府取而代之，而不仅仅是对其做一些修改。事实上，他比任何一个国家主义者都要国家主义，他在为美国革命的胜利而奋斗的过程中投入得比任何人都要多，在战争的过程中，他已经总结出，要想取得胜利，就需要一个有能力管理各邦的团结的全国性政府。

问题的关键在于，现在还不是将他巨大的声望投入这一事业的时候。至少在他看来，它很有可能会重蹈安纳波利斯的覆辙。他向自己的前炮兵指挥官亨利·诺克斯征求意见，他用军事决策的方式提出了这一问题：我们是应该冒险一战，还是等战略条件得到改善后再行动？诺克斯和华盛顿在战争中做出的这类决定不可胜数，诺克斯主张，在这个问题上，政治形势仍不很明朗，这个赌注太大了。在诺克斯看来，参加费城会议的邦代表团有可能分化成三个派系：一是保守派，他们不希望做出任何改变；二是温和派，他们仅仅希望对《邦联条例》稍做修改；三是激进派，他们希望发生一场大的转变，创立一个有力的全国性政府。除非激进派有取胜的可能，否则华盛顿就不应该介入这次斗争，更别说斗争的结果现在还无法预测。因此，最好的做法就是拒绝所有参加会议的建议。诺克斯的分析打动了华盛顿，让他回想起诺克斯在往日的作战决策中体现出的那种审慎和智慧。1787年3月，华盛顿告诉诺克斯：“我可以很有信心地告诉您，就当前而言，参加会议并非我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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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个结论很明显只是试探性的，但在大卫·汉弗莱斯的一份长篇备忘录中得到了强化。和诺克斯一样，汉弗莱斯也是曾侍奉在华盛顿左右的一位退伍副官，他毕业于耶鲁大学，是一位有雄心壮志的诗人，也是华盛顿喜欢招入自己帐下的那种聪明的年轻人。汉弗莱斯于不久前抵达芒特弗农，担任华盛顿的私人秘书。他视自己为华盛顿名誉的守护者，他准备了一长串的理由来解释为何参加费城会议是个大错。

旧的争论被摆上了桌面：辛辛那提协会将于同一时间在费城举行会议，如果华盛顿参加费城会议，协会将会感到自己遭到了背叛；而华盛顿也将违背自己不再重返公共生活的庄重誓言，与辛辛那图斯的榜样背道而驰。之后，汉弗莱斯对诺克斯的评估表示同意，认为政治的大语境还不明朗，他更进一步预测，对任何新的政治框架的共识是不可能实现的，只会让华盛顿的存在变成一个天大的笑话（“您的观点和雄辩将被视作‘如空气般无足轻重’。”），这一重大的失败将给他的光辉遗产抹黑。之后，汉弗莱斯还将新的要素添加到了这个政治方程式当中：即便奇迹发生，大会取得胜利，华盛顿也几乎肯定会被邀请担任新政府的首脑，这样一来，他就将再一次登上公共舞台以及陷入纷纷扰扰的国内政治当中，永久性地结束他在芒特弗农田园牧歌般美丽的退休生活，作为一个远离政治纷争的英雄人物保持至今的完美的声誉，极有可能遭到玷污。在汉弗莱斯的计算里，对华盛顿来说，参加费城会议不仅得不到任何收获，而且还会损失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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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对汉弗莱斯的备忘录的反应如何，没有留下文字记录——他们都待在芒特弗农，免去了通信的必要。但有间接的证据表明，尽管倾向于继续退隐不出，但华盛顿的立场在摇摆，他为自己不能出席在费城举行的会议寻找个人理由。他给诺克斯写信解释说，自己的手臂因为风湿打了绷带，出行不便。除此以外，他的弟弟也刚去世不久，“他是我成年后最亲的朋友”。他的母亲玛丽·伯尔·华盛顿（Mary Ball Washington）也因乳腺癌不日将在弗雷德里克斯堡（Fredericksburg）离世，尽管两人多年未见，但现在也没有理由留下她一人孤独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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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这些家庭上的考虑仅仅是对麦迪逊的巨大说服力所做的负隅顽抗而已，麦迪逊不断向华盛顿发来有关各个邦代表团的最新消息。根据麦迪逊的计算，这次将会有足够多的代表出席在费城举行的会议，不会再重复安纳波利斯会议的尴尬；只有罗得岛不会派代表参加。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大部分改革的反对者选择抵制这次会议，参加会议的只剩下了温和派和激进派的改革倡导者。如果说是否值得为注定要失败的政治竞争赌上自己的名誉，是华盛顿考虑最多的事情，那么麦迪逊对代表人数的分析表明，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小。只要华盛顿出山，即便不能确保对《邦联条例》进行彻底修改，至少也能增加实现的可能性。

诺克斯虽然没有像麦迪逊那样掌握每个邦的参会人员数量，但在得知会议出席率将远远高出自己的期待后，他也在3月中旬更改了自己给华盛顿的建议。和汉弗莱斯一样，诺克斯在早些时候就表示过，华盛顿的名誉太过珍贵，不应该在如此成问题的事情上冒险，因此必须慎之又慎。然而，现在他改变了对这一风险的看法。“如果您倡议的是一个有活力和明智的体系，”诺克斯向华盛顿预言，“不论是从现在还是从未来来看，都有助于提升您的名望，并且使您‘国父’的共和主义光荣称号倍加荣耀。”这么一算的话，如果华盛顿拒绝参加在费城举行的会议，就会给自己造成巨大的损失，如果会议成功，就将创立一个他长期以来所倡导的全国性政府。有关华盛顿的遗产问题是把双刃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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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对各邦代表团的调研改变了华盛顿对胜败的看法，诺克斯对他的遗产的损益所做的新的计算也让华盛顿下定决心。尽管华盛顿对“违背之前的公开承诺再次出现在公共舞台上”仍有所保留，但到3月底，他已经决定参加弗吉尼亚赴费城的代表团。他向麦迪逊征询意见，并从后者那里得到最终的承诺——这次会议不会是个“敷衍了事的会议，而会从头到脚检讨《邦联条例》的缺陷，不论代表们同意与否，都将提供彻底的解决方案”。目标必须是替换掉《邦联条例》，而不是仅仅对它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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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取得了这样一次胜利，汉密尔顿和诺克斯很快就会与杰伊和麦迪逊一起，组建一个非正式的顾问委员会，向华盛顿提供政治理论方面的指导。在大问题上，华盛顿的认识是很明确的——新政府需要足以为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立法的更大的权力。但它的政治架构从未引起华盛顿的足够关注。由于他将被选为大会主席几成定局，所以他现在需要接受有关共和制政府基本概念的教育。杰伊和麦迪逊都是老练的政治思想家，他们都迫不及待地向华盛顿提供通往他们共同目的地的知识地图。在这一方面，华盛顿已经习惯了在听取别人意见之后做出决策，在无数次的作战会议中，都是由年轻的军官向他这位总司令提出方案，最后由他定夺。整个4月他都在忙着从杰伊和麦迪逊寄给自己的信上做摘记。

杰伊相信，大会上的核心争论将在那些希望修改《邦联条例》的和希望取代《邦联条例》的人之间展开。在这个问题上，华盛顿不需要被告知应该站在哪一边，长期以来，他就宣称自己是个激进派而不是一个改革派。在杰伊看来，新政府最好采用大多数邦政府所采用的三权分立的模式作为自己的框架：即把权力分成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支。行政权将引发最强烈的反对，批评家们会宣称，任何强大的行政权的行使都是君主制的做法。争论将异常激烈，因为“1776年精神”将给强有力的行政权打上乔治三世再临的烙印，但这是一场必须打赢的战斗。

为了确保联邦主权高于邦，杰伊相信，全国性政府应当享有否决所有邦法律的权力，就像英国国王对殖民地的立法有否决权一样，这将被证明是另一个极富争议但又不容妥协的重要原则。有关主权的棘手问题——到底是该由邦掌握，还是由联邦政府掌握——是需要得到明确解决的中心问题。如果联邦的否决权被证明是不可能的，那么还有另一个选择，即对其做一种巧妙的技术性处理，也就是宣称主权在“人民”，这是种多少有点含糊其词的说法，但也可以将新宪法朝着一个全国性宪法的方向上进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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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预计，国会——后来实行了两院制——中的代表将会成为一个引起巨大争议的重大问题。议席的分配是根据邦还是根据人口？最后的胜利有赖于对《邦联条例》中以邦为基础的体系的否定，只有一个精确反映整体的人口分布的国会才能宣称自己是一个全国性政府。和杰伊一样，麦迪逊也希望联邦拥有对邦的法律的否决权，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这将是一场硬仗，此役不胜则满盘皆输。

在主权问题上，麦迪逊提出了一个更为迂回并最终被证明更为巧妙的解决方案，也就是放弃认为主权必须是单一且不可分割的信念：“我在寻找一些折中的方案，可能将立刻解决这个问题，既支持全国性政府的最高权力，在需要地方发挥从属作用时，又不会取消地方政府的权力。”麦迪逊不是争论主权的最终归属问题，而是提出并不存在所谓的主权归属问题。从纯粹的修辞学上来说，杰伊所提出的“人民”一词发挥了效用，但在实践层面上，事实证明，模糊了联邦和邦之间的权力界限的主权共享的模式可能是更好的选择。麦迪逊正在发明的是被后人称为“联邦主义”的东西，在这一框架下，主权是邦政府与联邦政府之间在一个个案例的基础上不断协商的结果。麦迪逊的构想的天才之处，就在于以一个全国性的格局取代了以邦为基础的《邦联条例》体系，但又为对地方、邦和地区的忠诚留下了空间，让它们继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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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在这个问题上其实采取了“让步”的立场，这是在至关重要的主权问题上的妥协。他原本信心满满地准备在1787年春天与华盛顿分享这一想法，但在费城会议期间又积极地反对这么做。他再一次抱有这种想法，是在1787年至1788年的批准宪法期间，制宪会议的代表否决了他坚持主权问题必须得到明确落实的更为激进的做法。结果这成了联邦主义的一项典型原则，这也可能是麦迪逊对美国政治思想的主要贡献。有意思的是，这种观念的种子其实从一开始就存在了。

1787年春，当华盛顿还是大家争取的对象的时候，麦迪逊已经在扮演主要行动者的角色。尽管杰伊也开始引诱华盛顿出山，但麦迪逊已经先他一步，通过对各邦代表的分析评估，向华盛顿表明费城会议胜利的前景是光明的，并将其争取到自己这边。不仅如此，他也展现出在实践政治的真实世界和更为纯粹的政治理论世界两者之间轻松游走的思想灵活性。

麦迪逊仍然是邦联议会中第二届弗吉尼亚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在费城会议即将召开之际，他也占据了操控政治战略的绝佳位置，使成功的可能性最大化。事实证明，不论是在知识上还是在情感上，他都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尽管在36岁的年纪他仍在所有信件最后署名“小詹姆斯·麦迪逊”，但不论是在邦还是国家的层面上，他都已经是一个政治行动上的老手，他也早已因为计数的本事、强大的自信、发掘同人的能耐，以及由自己作为幕后推手而让他人享受政治胜利的果实而名声大噪。

在经验和性格上，他都已经做好了在美国历史上最有利的时刻扮演领导角色的准备。从后往前看，我们可以看到，麦迪逊将要迈入他担任公职的55年中收获最多、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麦迪逊在政治上日益伟岸的形象和他的外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小杰米·麦迪逊”是个身高5英尺4英寸（约1.62米）、体重120磅（约54公斤）的小个子年轻人，而且还体弱多病。出身于与蓝岭山脉脚下一个拥有大种植园的弗吉尼亚望族，度过了优渥的童年时光，1769年被送入新泽西学院（也就是之后的普林斯顿大学）。同学形容他很聪明但非常害羞，在事业上，最好的选择可能是当一名教员或者图书馆员。由于体弱多病，麦迪逊自己也十分悲观地预测，不管自己追求何种事业都不会长久。但结果他比他所有同道以及大多数同龄人都要活得长久，在自己行将就木时，他评论道：“我不应该忘了，我的寿命可能已经远超人们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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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阶级的大多数成员一样，麦迪逊也很早就支持美国独立。尽管他在弗吉尼亚民兵团中短暂任过职，但把麦迪逊看作一位军人的想法是很荒谬的。他得心应手的场合是政治舞台而不是军事战场。他有着与汉密尔顿迥异的领导风格，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在弗吉尼亚议会中取得的经验的产物，即把建立共识放在比鲁莽地带头冲锋更优先的位置。

与他人合作也非常符合麦迪逊根深蒂固的沉默性格。举例而言，1776年春，当他和乔治·梅森一起在一个为弗吉尼亚新宪法起草《权利宣言》的委员会中任职时，麦迪逊扩展了梅森在宗教自由上的语汇，使其超越宗教宽容，坚持“所有人都享有完全的和自由的信仰宗教的权利”的信念。但麦迪逊表现得非常低调，把功劳都让给作为长者以及弗吉尼亚的政治理论学习者中的佼佼者梅森。八年后，当杰斐逊在弗吉尼亚议会中起草有关宗教自由的一项法案时，也是麦迪逊为他引路，制定这一里程碑式的法律的全部功劳都记在了杰斐逊名下，后者甚至将这件事刻在自己的墓碑之上，作为自己最值得骄傲的成就之一。

麦迪逊最具标志性的才能，是他在做准备工作上的过人之处。当他在邦长委员会（1778—1779）以及之后再一次在弗吉尼亚邦议会（1779—1780）任职时，几乎没有缺席过任何一次会议，不仅如此，他的手头似乎总是掌握着比其他任何一个人更多的事实材料。在弗吉尼亚王朝
[3]

风光无限的雄辩者中，总是难以看到他的身影，他也完全没有咄咄逼人的架势，但他是公认的心平气和的论战专家，而这些争论经常被证明是具有决定性的。他看上去是那么与人为善，甚至是温和的，除非是一个好战的愚蠢之人，否则不可能有人会将自己愤怒的枪口对准他。实际上，他的风格就是没有任何风格。这导致的结果就是，一个麦迪逊式的争论完全没有情绪上的矫饰，而只有纯粹的思想的力量，并且常常以数不清的证据作为基础。就如一位评论家后来所说：“我从未看到过，‘在这么小的事情当中有这么丰富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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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确定麦迪逊是在哪个时期成为彻底的国家主义者的，更不用说是在哪个时刻了。他不像华盛顿和汉密尔顿有在大陆军中任职的经历，正是这种经历为他们对邦联框架的厌恶提供了政治和心理上的基础。他也不像杰伊有在海外任职的经历，因此也没有杰伊那种在海外代表（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所谓的合众国政府的工作经历。

麦迪逊在弗吉尼亚出生和成长，他从来没有像华盛顿那样彻底摆脱自己的弗吉尼亚人身份。比如说，在支持罗伯特·莫里斯建立公共信用的大部分计划的同时，他又反对莫里斯建立合众国银行的建议。和大多数弗吉尼亚人一样，他也将银行视为“纸人们”通过操纵数字把弗吉尼亚种植园主阶级逼得破产的场所。在思考财富问题时，他又一次表现出弗吉尼亚人的特质——以土地而非货币来衡量财富的多少。他之所以支持财政改革，是出于以负责任的方式偿还战时债务的考虑，而不是（像莫里斯和汉密尔顿所考虑的那样）为一个真正的全国性经济体打下地基。他在气质上与汉密尔顿正好相反，相比勇敢大胆，他更倾向于小心谨慎，他还习惯于从政治的而不是经济的角度思考问题，这也是他异于汉密尔顿的地方。也正是他对作为一个政治架构的《邦联条例》内在功能障碍的亲身经历，将他变成了激进改革的倡导者。

麦迪逊放弃对邦联模式的幻想的过程是渐进的，这种想法发端于他担任弗吉尼亚议员期间，而后在任职于邦联议会时得以强化。1783年，两个同时发生的事件似乎让他确信，任何主权邦之间的自愿联合，在本质上都是不可行的，注定要以解体告终。第一件事是纽堡危机，在他看来，这次危机以戏剧性的方式展现了大陆军受到的糟糕待遇，让人蒙羞，还差点儿引起兵变，凭借华盛顿苦心干预，才避免了一场灾难的发生。第二件事就是进口税没有得到批准通过，罗得岛认定，进口税的意义被夸大了，因而阻断了这项作为国库收入重要来源的税收在本邦被通过。“如果它[指进口税]的意义遭到否定，”麦迪逊评论道，“又想不出其他办法来替代它，我会认为，这可悲地证明了，狭隘的和地方的观念战胜了开明的政策和互相间的让步，而后者正是我们未来的安宁和当前的名誉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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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麦迪逊在那一时刻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国家主义者有点夸大其词了。他身上的弗吉尼亚基因根深蒂固而且从未真正消失过。但从那一刻起，他已经断定，当前在《邦联条例》之下所做出的安排显然亟须改革，尽管他还不确定应该以何种方式、在何时发生：“因而问题是，弥补[《邦联条例》的]缺陷的实验将以哪种模式、在什么时候开始。就我现在所掌握的知识而言，还无法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在他转变的这个阶段，也就是1783年年末到1784年年初，麦迪逊似乎相信，《邦联条例》需要得到修改，而不是被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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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三年中，他的转变继续朝着更为激进的方向迅速发展。汉密尔顿、杰伊和华盛顿在更早的时候以更迅捷的方式得出了这个结论。而麦迪逊则是以更渐进和更不情愿的方式才抵达了同一个目的地，他并非自然而然地就接纳了一个全国性的视角。

尽管显然是一种后见之明，但对于麦迪逊来说，认识到以邦为基础的邦联因为各邦各自的经济计划的不同而无法管制邦际贸易，就仿佛是天启一般。麦迪逊现在意识到：“它们不能再各自行使这一权力了，就如它们无法各自承担作战，或者各自订立条约一样。”但要实现经济领域的合作似乎不太可能，这对于“那些习惯性地认为本邦利益与邦联利益不相干的人来说似乎不是什么愉快的选择”。邦联模式的伟大之处在于它灵活的适应性，可以将多层次的和多元化的利益都聚拢到一个屋檐下。而现在所暴露出来的致命弱点，则是它内在凝聚力的缺失。它的核心无法支撑这个体系，因为核心根本就不存在。原因在于对地方、邦以及（就算是）地区的忠诚都要强于任何更大范围的统一国家的观念。麦迪逊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是发自肺腑的，因为截至那时，他仍把自己看作一个弗吉尼亚人，而不是一个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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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华盛顿意欲强调由于邦联无法作为一个团结一致的集体发挥作用而导致美国错失良机的时候，麦迪逊强调的却是一旦邦联从内部瓦解将带来的可怕后果。“是否有可能以及是否值得[维持]各邦所组成的联盟？不管用什么方法，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迅速解决。”他在致门罗的信中这样写道，“那些对维持这一联盟漠不关心的人，最好准备迎接它灭亡的后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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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冷漠的幽灵仍萦绕在邦联议会的大厅中，1787年1月和2月，仍无法凑齐开会的法定人数。麦迪逊仍旧习惯性地记录着代表们的一举一动，但他突然停了下来，紧接着在日志上写道：“没什么值得记的。”

在将华盛顿争取到同一战线的过程中，麦迪逊曾许诺，即将在费城召开的会议将不会满足于一些暂时性的方案，其实是在含蓄地向华盛顿保证，《邦联条例》将被替换而不仅仅是被修改。反过来，这也意味着将由一个全新的政治框架来取代当前的邦联。如同一名勤奋的学生备战期末考试一样，麦迪逊将不可思议的精力都放在了为一个真正的全国性政府设计政治架构上，这将成为日后费城会议的议事日程。他作为邦联议会代表的身份已经不再重要。现在，所有一切都将取决于费城会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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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反过来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最不可或缺的人物是否出场。在经过了最后一刻的深思熟虑之后，华盛顿在5月初离开芒特弗农。他的出现，以及他甘冒名誉受损的风险拯救美国革命于危亡的意愿，都说明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性。至于“治疗方法”，那就是麦迪逊要操心的事情了。除了麦迪逊之外，在这个星球上很难再找到一个像他这样能将政治上的卓见、心理上的激情和头脑中的智慧合而为一的人。这将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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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罗马政治家，在罗马面临入侵时临危受命担任独裁官，退敌后毅然辞去职务返回农庄务农。——译者注

[2]
成立于1783年，是一个主要由美国革命期间在大陆军中任职的军官组成的爱国社团，名字来源于古罗马政治家辛辛那图斯。——译者注

[3]
在美国建国后的36年间，除了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亚当斯担任了4年总统之外，美国总统一直由弗吉尼亚人担任。这段历史时期通常被称为“弗吉尼亚王朝时代”。——译者注

第五章

麦迪逊时刻

毫不夸张地说，恐怕你会认为这一计划根本无法实现，也不值得一试。

——詹姆斯·麦迪逊致埃德蒙·伦道夫

（James Madison to Edmund Randolph），1787年4月8日

麦迪逊的头脑中有两套体系：在复杂的政治语境下，他可以发挥出极大的灵活性；然后又可以跳出争论，上升到更高的政治理论层面。第二种才能为他赢得了美国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的美誉。1787年春天，他的这两套体系都在全速运转，但策略的一面还是战胜了理论的一面，也就是说，相比哲学家，麦迪逊更像一位律师，为自己受理的案件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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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件案子中，他的当事人是一个拥有大权的联邦政府，它对合众国公民实施直接统治，而不是通过各个邦实施间接的统治。而他的对手，则是《邦联条例》所体现的以邦为基础的邦联，作为一个必须被取代而不仅仅是改革的效率低下的机构，邦联必须接受公开的质询。不同于一位超然的哲学家，麦迪逊所下的结论都是有政治上的先决性的。当他筛选堆积如山的证据时，并不是在寻找什么真理，而是在为即将来临的就这个案件所进行的费城辩论做准备。将主权明确地从邦的层面转移到国家层面，是他唯一能接受的裁定。

在当时，许多观察家都认为这个目标近乎荒谬般地不现实，如果能实现，无异于中彩票头奖。但作为华盛顿出面的条件，麦迪逊已经向他做出许诺：激进变革之外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劳。1787年4月，他再次向华盛顿保证，自己记得当初的誓言。“激进变革的尝试即便不能成功，”他承诺，“但至少也能为它的发起者们正名。”简而言之，在崇高的事业中失败，也好过在只能将不可避免的政治解体延后一阵子的束手束脚的努力中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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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给埃德蒙·伦道夫的一封长信中，麦迪逊强调了自己促成激进变革的决心。悠久的家族世系使伦道夫轻易地跻身于弗吉尼亚东海岸上层贵族梯队，作为当时的弗吉尼亚邦邦长以及该邦参加费城会议的代表团成员之一，伦道夫表示，自己相信，对条例的温和改革是能够期待的最好的结果。但麦迪逊并不认同。“事实上，我的改革观念对旧的邦联的冲击极大，”他解释道，“并且会带来系统性的变化，我不会接受任何的权宜之计。”麦迪逊将前往费城，准备为实施根本性的改革做辩护，此役对他而言“必须成功，否则留在费城就毫无意义可言”。
3

但之后，在麦迪逊不容让步的计划之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裂痕。当邦联主权高于邦的主权这一重要原则被接纳后，麦迪逊才准备好向胜利靠近，并同意向他称之为“地方当局”的邦政府做出一些“让步”，“只要它们能以从属者的身份发挥作用”，就可以继续保留一部分主权。当时的麦迪逊还不知道，自己所描述的这一核心的政治上的妥协将塑造宪法那被有意模糊的框架。
4

麦迪逊向伦道夫解释，有两种原则自己将誓死捍卫，因为它们对于有活力的全国性政府的生存至关重要。一是在两大立法机构中均实行基于人口数量的比例代表制度，因为除此以外，也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允许国会去代表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人民。二是行政机构对所有邦的法律的否决权，“就像时至今日英国国王拥有的那种权力一样”。这一条受到诸多质疑，让人想起殖民地居民所反抗的乔治三世的那种专断权力。但麦迪逊相信，只有行政否决权能够确保联邦政府的地位在邦之上。

“毫不夸张地说，恐怕你会认为这一计划根本无法实现，也不值得一试。”麦迪逊向伦道夫坦言。但另一方面，他又自以为他的激进目标可能并不像它们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毫无胜算。比如说，在国会两院均实行比例代表制的问题上，麦迪逊是这样猜测的：“北方邦会因为当前的人口优势而喜欢比例代表制，而南方邦则会因为‘可预见’的未来的人口优势，也喜欢这种安排。”当然，这只是他的猜测而已，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奴隶制的问题，南方邦的人口相比北方邦显得更少了。然而，麦迪逊所传达出来的正是当时一个普遍的错误观念。不管他的想法是不是具有误导性，这种想法还是展现了他在战术层面上的思考。
5

对参会的各邦代表团持续的分析也支持了麦迪逊那审慎的自信。和杰伊与诺克斯一样，麦迪逊经过分析，也将代表分成了三类：第一类希望将《邦联条例》加以取代，第二类希望对《邦联条例》做出修改，第三类则是希望维持现状。麦迪逊发现，最后一类代表选择了抵制会议。唯一的例外是纽约代表团，汉密尔顿设法使杰伊当选为代表，尽管杰伊是纽约最知名的政治家，但是邦长乔治·克林顿（George Clinton）在纽约北部的支持者还是阻挠了杰伊当选。这意味着汉密尔顿这位终极国家主义者，将无法战胜代表团中其他两位反对修改或取代《邦联条例》的代表。但除了纽约，其他邦似乎都呈现出激进派和温和派平分秋色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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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如何收集到如此有价值的信息仍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开的谜。很显然，他不可能使用我们现代的技术与分布于各邦的关系网进行沟通。他的通信向我们展示了他对每个邦代表团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但没有向我们展示得出这些结论的证据。在整个过程中，他都待在纽约，在由于无法凑齐开会的法定人数而无法做事的垂死的邦联议会中工作。麦迪逊很有可能就是利用了这段时间，向他的同事们询问了他们各自所在邦的政治动向，显然，这种对话从未在历史上留下记录。

这就是在凭票数做出决定的传统制度下的暗箱操作，大多数弗吉尼亚绅士是不会喜欢这种做法的，甚至还会因此感到有点不悦。但麦迪逊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这也是他自己擅长的领域。他就像一个算牌的扑克玩家一样，算计着怎么能在费城打好自己手上的这副牌。根据他的计算，实施激进变革措施与不实施的概率似乎持平，这比大多数观察家的结论都要乐观。

麦迪逊的头脑中负责理论的系统开始开足马力运转，是在1787年4月。就在不久之前，杰斐逊送给他几大箱子书，里面是些英格兰、苏格兰和法国作家的作品，这是一个代表了最新的欧洲知识成果——在思想上被后来人称作“启蒙”——的“文献集”。那些致力于推翻比尔德对宪法的解释的历史学家抓住这个机会，指出在制宪会议前夕，麦迪逊并没有在研究自己的财务文件，以便评估正在逼近的费城会议上做出的安排将在经济上对自己的投资造成何种影响，而是在阅读伏尔泰（Voltaire）和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作品，提炼自己关于邦联制历史命运以及早先建立一个全国性共和政体的努力所面临的挑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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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的真实性毋庸置疑，也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但我们也有必要注意到，这件事又一次表明，在麦迪逊的头脑中，政治的一面要胜过哲学的一面。也就是说，他阅读的目的就是为反驳邦联主义者可能提出的责难性问题做准备，以及为建立一个大共和国的论点寻找辩词。他在阅读时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并据此选择材料。最终，三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领域引起了他的特别关注。

第一，麦迪逊对邦联制历史的研究。第一眼看麦迪逊的文章《有关古代和现代邦联制的笔记》（“Notes on Ancient and Modern Confederacies”）给人的感觉，就是对希腊、意大利、荷兰和德国的邦联制在欧洲历史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的一个单调乏味和学究式的回顾。所有的故事都相似得让人感到沉闷，里面讲的是（在很多情况下是为了对付共同敌人而组成的）政治联盟如何维持了短暂的稳定，但最终陷入内战和无政府状态并最终被人遗忘的故事。然而，这种相似得让人感到沉闷的模式正是麦迪逊的主要观点。美国人在《邦联条例》中所创建的这种邦联，和这些历史上的邦联一样，只是一种暂时性的政治形态，由于缺乏高于各邦自己狭隘利益的、占据支配地位的主权来源，它注定要走向自我毁灭。大多数的邦联都沦为更小的政治单位，并互相为敌，走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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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有着悠久历史的模式在当前美国的语境之下暗示了什么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即将在费城召开的会议为避免邦联制这种已成定势的命运提供了一个契机，只要将主权从邦转移到联邦，就可以改变这种命运。麦迪逊打算用这个对欧洲邦联的历史多少有些晦涩的研究作为自己一开始的论点，希望给邦联制框架的辩护者一个下马威，在一场手头所掌握的证据使自己在战术上占据绝对优势的辩论中置对方于守势。

第二，麦迪逊对第一项研究逻辑上的延续。他为《邦联条例》下政治上的失利建立了一个目录，名为《合众国政治体系之恶》（“Vicesof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以展示在过去折磨着欧洲的邦联的固有缺陷今天也正在感染着我们的邦联。《合众国政治体系之恶》就像一位检察官对《邦联条例》之下的政府可行性提出指控的一份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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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失败的列举足足有13页之多：各邦没有履行自己在战争期间的缴税义务，没有兑现在战后向退伍军人发放养老金的承诺；它们也拒绝在诸如道路和运河等内部建设上进行合作，甚至相互之间设置贸易关税；它们与众多印第安部落单独签订条约，将原住民的土地偷来，使本地的土地投机者挣得盆满钵满，侵犯了邦联的权限；它们违反了《巴黎条约》，拒绝偿还战前所欠英国债权人的债务，拒绝停止对战争中并未武装起来代表英国王室的保王党人的迫害；它们执迷于当地的和本邦的利益，妨碍在对外政策上做出一致的行动，制定了一大堆县的和邦的法律，使得任何一个统一的司法体系的建立成为不可能。加在一起，邦联议会的种种失败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任何以邦为基础的邦联都是一种存在固有缺陷的政治安排，没有能力彻底兑现美国革命的承诺。代表们来到费城试图为《邦联条例》体系下的邦联的政治记录做辩护，却被麦迪逊雪崩般袭来的丰富论据所驳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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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基于对各邦代表团的分析，麦迪逊意识到，会议的中心争论将在邦联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之间展开。他也预料到，邦联主义者的兵工厂中的主要武器，将会是伟大的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
，1748）中所表达的那个主张：共和制政府只有在较小的地理范围内才能发挥作用，比如像希腊的城邦和瑞士的邦，它们的代表和选民之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美国革命期间，这一主张就已成为不证自明的真理，殖民地居民坚持认为，只有他们自己的殖民地议会才能理解他们的利益是什么，国家议会距离自己太过遥远，和自己也缺乏联系，不能代表自己。麦迪逊知道自己必须就这个论点做出回应。在有关共和国规模的争论上最强烈的一种暗示是，任何全国性政府在本质上都与作为美国革命根基的政治原则以及（更进一步而言的）代表制度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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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对于那些反对任何种类的全国性政府的人而言，有关国家规模的争论是其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因此，麦迪逊知道，自己必须做好反驳这种观点的准备，以卸下反对者最有力的武器之一。麦迪逊相信，强力的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他打算在两条阵线上发起攻击。

第一轮攻击针对的是小共和国——比如战争中成立的邦政府——天生就比大共和国优越的假设。就如麦迪逊所读到的，历史的记录已经反驳了这一假设。整个战争期间，邦政府无法提供足够的军队，也不能履行自己的财政义务，因此导致冲突被延长了好几年，在若干次危险的时刻，甚至连最终的胜利都受到了威胁。（我们几乎能看到华盛顿在背后点头称许了。）实际上，国家规模上的小也助长了思维方式上的狭隘，事实证明，后者对独立事业而言几乎是致命的。

接着，又一份长长的有关邦层面上的失利的目录出炉，它表明，之前所描述的邦联议会的缺陷，很大程度上是邦内部普遍的狭隘主义和地方主义的结果。受到极力吹捧的被选代表与选民之间的紧密联系，被证明存在非常糟糕的不利的一面：为了迎合选民，代表们会告诉他们可以不缴税，可以在承诺给美洲原住民的土地上定居，可以不顾法律上的禁令没收保王党人的不动产，他们还为接受高度通货膨胀的货币正名，因为这就允许债务人用几乎一文不值的钱来偿还欠债权人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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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麦迪逊对邦政府所做的关键的评估之中，存在着清晰可辨的反民主的精神气质。他相信，政治上的民粹主义将产生危害和平的有毒的化学物质，并煽动起享有特权的民众，以损害长期的公共利益为代价来满足短期的利益。如果是在50年之后，这样的态度会被视为让人难以接受的精英主义。但在当时，麦迪逊感受不到有为自己的批评道歉的必要，这不是通过在理论上表达对多数人意志的反感来让自己获得信任，而是通过对战时及战后民选的邦政府的批判性评估来赢得说服力。他怀有18世纪的那种感觉，认为不受控制的民主与一个共和国政治上的健康是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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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们的直觉相反，麦迪逊的第二轮攻击与第一轮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他主张，大共和国其实比小共和国更加稳定，在政治上也比后者更可靠。他的主张的核心在于，一个更大的共和国打破本地范围的限制，增加了派系数量，在政治上引起了一种新的化学反应，创造出一种属于它自己的新的规则。他在《合众国政治体系之恶》一文中写道，一个大共和国产生了“更多样化的利益、追求和激情，它们之间互相制约……因此，一个广大的共和国可以改善小共和国的管理”。这也意味着，邦联主义者最核心的恐惧—— 一个统一的全国性政府将倾向于暴政——是具有误导性的，因为在大共和国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互动将被证明可以造就互相制约，因此一个高压的联邦政府是没有存在的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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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这种异想天开的思想灵感从何而来？政治科学家将麦迪逊的主张——之后在《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
）的第10篇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阐释——看作现代政治学多元主义的先驱之一，对这一问题的探寻吸引了学术界相当大的关注。麦迪逊从杰斐逊那里得到的“文献集”中包括了大卫·休谟所撰写的历史，其中一些包含了这一思想的雏形。麦迪逊也阅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亚当·斯密在经济上主张：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具有自我管制的特点。麦迪逊可能将这个主张运用到了政治领域。麦迪逊在弗吉尼亚为宗教自由所做的斗争中也主张：宗教教派的净增长使得宗教宽容在政治上变得可取，因为没有哪一种信仰可以取得统治地位。所有这些思想上的影响都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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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们都假定麦迪逊是一位对探索政治思想的前沿最感兴趣的哲学家。但其实，在1787年春，他的表现更像是一名复杂的政治狂热分子，将手中可观的资源都动员起来，捍卫建立一个真正的全国性政府的前景。他知道自己需要直面孟德斯鸠对大共和国的责难，邦联主义者毫无疑问会在费城会议上将其作为自己的中心论点。因此，他在当年春天所做的研究是非常有选择性的。他没有为现代政治科学添砖加瓦的欲望。他的首要目标就是赢得这场为新宪法所进行的辩论。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应该因为麦迪逊战术上的动机，而模糊了他对居于支配地位的关于共和制政府局限的假设发起的勇敢挑战。孟德斯鸠对大共和国的批评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争论。两千年的欧洲历史中，没有一个像合众国这样的范围和规模的共和国可以长久存在。在控诉英国议会和乔治三世时，美国的爱国者们的政治观点对任何与自己选民疏远的政治权力都提出了非难。所以麦迪逊是在含蓄地主张，美国革命的意义必须得到修正。他没有明说，因为这种声明将疏远那些还沐浴在革命之火余晖下的代表们。然而，这是他的论点不可避免的推动力。一旦你把视野从本地和邦扩展到国家，就必须对政治代表的定义做出修改。

麦迪逊认为，“1776年精神”在为美国独立正名上达到了它的目的，但现在，这种精神已经不再符合这个时代的要求，以它的标准来看，所有建立有活力的政治权力的计划在本质上都是暴政。有必要来一个二次建国，用“1787年精神”取代“1776年精神”，建立一个有能力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的全国性的政治框架，并将其制度化，同时又不会威胁到第一次建国中来之不易的自由。麦迪逊意识到，自己是在请求自己的美国同胞放弃自己以本地和邦为基础的偏向，将自己视为一个更大的国家的公民，并改变将政府当成一股异己力量的观念。联邦政府必须成为“我们”而不是“他们”。我们有理由把这种转变称为“第二次美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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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为准备费城会议所进行的思考和阅读的第三个领域更难以归类。它不是为了预测和迎战邦联主义者提出的争论，更多是一个关于语言和词汇的问题：在一个大共和国里，如何讨论代表制原则。

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先例可循。毫无疑问，邦政府就是一些迷你的共和国，但它们在有限的范围内，保持了代表和选民之间的亲密感，这在一个民族国家式的共和国里显然是不适用的。当前的邦联也不是共和制政府的榜样，它从未想要成为一个代表制政府，甚至都不想成为一个政府。

而且，麦迪逊也不相信，对这一问题的正统回答是站得住脚的。当美利坚拒斥了乔治三世的权威，故事就开始这样发展：主权从一个宣称权威来自上帝的君主国那里转移到了一个宣称其权威来自“人民”的立法机构。政治权力不是自上而下来自天国，而是自下而上来自公民。独立战争之所以成为一场革命，正是由于这一根本性的变化。

但战后的经历毫无疑问已经向人们表明，对于“人民”的浪漫描述不过是捏造出来的幻象，它就像国王的神圣权力一样遥不可及。在邦和联邦两个层面的工作经验让麦迪逊相信，“人民”不是什么仁慈和团结的集体，而是一个郁积着热情和善变的派别和利益集团的集合体，他们忠于自己狭隘的视角，对党派分子的煽动缺乏抵抗力。那么，问题就在于如何调停对人民主权的教条式的信念和民主的极端不稳定与固有的狂热个性两者之间的关系。对这个问题最简洁的表述可能是这样的：如何建立一个以人民主权原则为基础的共和国，同时又能控制民主制不可避免的过度放纵，还能很好地服务于长远的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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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的回答只有两个字：“过滤”。他可能是从大卫·休谟的《关于一个完美共和国的想法》（Idea of a Perfect Commonwealth
，1754）一文中获得这一灵感的。在这篇非典型的乌托邦式的文章中，休谟从无到有构想了一个理想的共和国的构建方式：普通选民将选出本地的代表，再由这些代表选出上一级的代表，以此类推；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提纯，最顶层的领导者得以与最初的选民隔离开来，自主地制定可能并不受后者欢迎的决策。在这一过滤系统之下的共和国，有一个民主的地基，又有一个等级制的上层建筑，使被麦迪逊描述为“最纯洁和最高贵的人”，而不是受欢迎的政治家，得以担当公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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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邦的宪法中已经包含了类似的过滤思想。上一级的议会由下一级的议会选出，在一些情况下，政府首脑也由上一级议会选出。甚至连杰斐逊这个建国一代中最具民主倾向的成员，也含蓄地接受了这一过滤原则，他承认“由人民自己做出的选择，在智慧上并不总是非常出众，他们最初的想法往往是粗糙的和异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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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对不受约束（或未经过滤）的民主制的反感更多是来自实践层面，而不是理论层面。战争期间以及战争结束之后建立的邦政府，是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与突破本地局限所建立的民主制最接近的试验。他毫不怀疑，这些包括弗吉尼亚在内的政治试验是失败的，清楚地展示了煽动家是如何轻而易举地操纵公共舆论以及狭隘的偏见的，因此也不可能考虑到更大的公共利益。

对大共和国固有的优点的主张代表了麦迪逊的解决方案：通过扩大政治活动的范围，带入人口和地理两个要素。他的有关过滤的主张也代表了他达成类似目标的尝试——驯服所谓的“人民”这种半神圣的事物的原始力量，同时也对它那不可避免的放纵加以控制和改善。因此，一个得到恰当安排的大共和制政府既有了民主的地基，又有了精英统治作为基础设施，这就好比既有了做蛋糕的人，同时也有了吃蛋糕的人。

这就是制宪会议前夕麦迪逊的主要目标、关键思想和核心信念。我们很难想象，一位律师可以像麦迪逊那样为了指控一个被告（在这里就是濒死的《邦联条例》），以及为当事人（在这里就是一个拥有完全主权的合众国政府）辩护做如此充分的准备。

糟糕的天气笼罩着东海岸，特别是在新英格兰，许多代表不能按时抵达。但未雨绸缪和极度守时的麦迪逊还是在会议召开一周多之前（5月3日）抵达了费城。弗吉尼亚七人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接下来的两周中陆续抵达，当他们等待法定数量的代表到会时，最重要的人物华盛顿也于5月13日抵达费城。留给这些弗吉尼亚人在城市酒馆和印第安女王酒馆边吃边喝边秘密商量的时间只有八天了。麦迪逊抓住这个机会游说自己的弗吉尼亚同事，他们中的一些人，像乔治·梅森和埃德蒙·伦道夫，还需要进行一番游说，以确保在支持激进而非温和的计划的问题上组成统一战线。

出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有关这些对话的记录没有被保存下来。但是我们知道，根据华盛顿之前发表的评论，他是强力支持麦迪逊的激进战略的；的确，他勉强决定参会，正是由于麦迪逊向他保证不会存在折中的方案，因为没有必要，如果是这样，他也没有必要出现。基于他们在接下来几个月中所发表的评论，我们也知道，梅森和伦道夫对于任何全权的联邦政府都是持严肃的保留意见的，这也将弗吉尼亚的卓越地位置于危险的境地。尽管我们只能猜测，但弗吉尼亚代表团可能最终还是同意了麦迪逊的激进战略，原因可能并不是麦迪逊的辩论技巧高超，而是因为华盛顿以是否采纳这一方案作为自己是否继续出席费城会议的条件。如果没有华盛顿，整个计划几乎肯定会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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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议召开前的这些小聚会中，两名来自宾夕法尼亚代表团的成员——古弗尼尔·莫里斯和詹姆斯·威尔逊——站到了弗吉尼亚代表团这边。这两位都是坚定的国家主义者，注定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扮演关键的角色。莫里斯经常起身发言，时不时固定一下自己的木腿，他的发言比其他任何代表都要多，不仅如此，他对这份文件最终的遣词造句所发挥的影响力也比其他任何一个人都要大。威尔逊是一个戴着眼镜的前苏格兰人，拿的是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学位。他既有麦迪逊式的对问题的掌控能力，又有麦迪逊所缺乏的外表仪态上的威严。除去迟到的汉密尔顿，所有支持以一个全权的联邦政府取代《邦联条例》下的邦联政府的重要人物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聚在一起，计划如何为会议制订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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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行动的成果是，诞生了包括15个要点在内的《弗吉尼亚方案》。该方案建议，在邦宪法的基础上创立一个三权分立的政府，包括一个行政机构、一个两院制的立法机构和一个司法机构。与《邦联条例》不同，《弗吉尼亚方案》提议的政府的初衷和意图是作为一个代表美国公民而不是邦的政府发挥作用。在最重中之重的代表制问题上，麦迪逊得到了所有他想要的结果，两个立法机构的代表席位都将根据人口多少来分配。在极富争议的对邦的立法的行政否决权问题上，他也得到了大部分自己想要的结果。借鉴杰伊在纽约邦宪法中的语言，《弗吉尼亚方案》赋予一个包括联邦法官在内的行政委员会对邦的立法的否决权。但在关键的原则问题上，该方案没有做出妥协：主权必须从邦转交给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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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所有为现状辩护的人而言，《弗吉尼亚方案》代表了第二次政变。在他们看来，召集制宪会议这一行动本身就是第一次政变，它代表了一小撮有组织的危言耸听者劫持了正在进行中的有关《邦联条例》的辩论，这些政变者还想方设法拉拢了华盛顿，希望借此为这一令人生疑的事业增加合法性。现在，《弗吉尼亚方案》把一个全国性议程作为即将到来的辩论的基础，其实是绑架了大会。在争论中站在温和派一边的人中，没有人能够提出其他如此清晰的选项，因此，《弗吉尼亚方案》就在默认的情况下主导了会议。5月30日，这一战术上的胜利成为定论，大多数代表都同意了由古弗尼尔·莫里斯提出的一项方案：“建立一个全国性政府……一个拥有最高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全国性政府。”讨论将围绕全国性的议程展开已成必然，华盛顿也如众人所期待的那样，在罗伯特·莫里斯所做的一个形式性的任命后——这也是莫里斯在这次会议上唯一的一次公开发言——走上前台主持会议。对麦迪逊而言，已经万事俱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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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大多数代表就《弗吉尼亚方案》的核心条款进行投票的行为，本身就是另一场政变。因为只有7个邦进行了投票——新英格兰地区的邦都还没有抵达；根据之后发生的在一些代表团缺席的情况下就进行投票的投票模式推断，如果所有代表都出席会议，莫里斯的方案很有可能不会赢得多数票。在出席会议的问题上，整个夏天从未出现55位代表全部出席的情况。就我们的感觉而言，这几乎无疑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秘密会议。当意识到制宪会议是由对这一事业忠诚度不一的人所组成的一个善变而短暂的机构时，它的信誉受到了损伤。在这个纷乱的语境下，国家主义者因为麦迪逊，组织显得更为严密，而且对于结果也更为执着——虽然这不可能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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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国家主义者来说，无论是更优秀的组织，还是更坚定的信念，都不能确保胜利。会议召开的第二天，大会就会议程序问题通过一项动议：《邦联条例》中神圣的一邦一票原则将继续适用于这次会议。这项动议既没人欢呼也没人反对。这是一项重大的决定，这意味着只有6万居民的特拉华邦在政治地位上是和拥有75万居民的弗吉尼亚邦平等的。结果就是，小邦——这取决于你如何计数——对大邦占有大致二比一的优势，它们可以阻止任何全国性的提案。

反过来，这也意味着，任何以《弗吉尼亚方案》为模板的大胆的全国性议题都将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麦迪逊和他的国家主义者同僚希望取代的以邦为基础的原则，仍旧是这次会议运作的模式。对在两个立法机构中实行比例代表制显然持反对立场的小邦手中握有能够否决这一方案的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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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议召开不久，国家主义者和邦联主义者之间达成某种让步或妥协就变得不可避免。在麦迪逊的领导下，激进派控制了议事日程。但在一邦一票的政策之下，小邦也握有大权，因此，激进计划的支持者为了取得胜利，将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这也导致了在历史记录中，联邦主权与邦主权之间的突出问题无法得到解决，而是被轻描淡写地做了模糊处理。拥有后见之明的我们几乎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但当时的代表们无法获得这种后见之明，所以他们花了整个夏天就他们各自的信仰互相争辩，他们相信，他们的主张，而不是辩论本身的固有结构，将决定结果。事实上，有关可能性的参数早就预设好了。

最终，会议在开始时又通过了另外两项有关会议程序的决议，事实证明，它们将对费城会议以及后代看待这段历史的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第一项决议是，必须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会场中的任何发言都不得被印刷或出版，在离开会议之前也不得与外人交流”。记者和观察家将不被允许参加会议，卫兵将在门口把守，此外，也禁止代表在公共场合或通信中讨论会上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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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限制措施的本意是为了确保保密性，以此促进代表们在辩论中更加自由地交换意见。根据之后代表们所做的证词，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确实是这么做的。但从此以后，制宪会议在阴谋、腐败和诡计多端的指控面前变得百口莫辩。在任何现代的语境之下，对任何一个在重大问题上肩负着重大使命的集会施加如此严苛的限制，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阴谋论的幻影一直萦绕着有关制宪会议的历史写作。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费城会议上的代表们所取得的成功，是建立在违背所有我们今天对于透明性和多元化的信念之上的，这也是他们的成功永远无法在我们的时代被复制的一个原因。

第二项决议仅仅是象征性的，但在这里，“仅仅”一词并不说明什么问题。会议召开的地点定在由红砖砌成的宾夕法尼亚议会大厦的东厅。今天的游客常常惊讶于该厅面积之小，温莎式的座椅呈弧形排列，面对着华盛顿所坐的如同王座一般的高背椅子，高高的窗户配以绿色的窗帘，小桌子被涂成绿色。这里更像一间研讨室，而不是一个大会场，但它创造出一种隐秘的氛围，正好完美契合了保密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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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这个房间也是讨论和签署《独立宣言》的场所。在当时，没有人就这一巧合背后的内涵发表评论，但这一暗示其实非常明显。反对以任何新的政治框架取代或实质性修改《邦联条例》的人相信，这么做将否定美国革命的核心价值观。选择同一座城市，同一座建筑，甚至同一个房间，而这里正是那些价值观首次被发掘和宣布的地方，代表们是在借此声明——不论他们知道与否——不管结果如何，这都将是“1776年精神”的延续，而不是对它的拒斥。这一会议也因此成为这个未曾结束的故事一个新的篇章——不是与过去的断裂，而是对它的意义的完整表达。我们似乎看到，华盛顿坐在那把高背木椅子上对这个故事情节点头称许。

不论是从经济上还是意识形态上来说，想把一整套动机都加到费城代表们身上的所有努力都遭到了质疑。这么做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个点，即大多数代表是作为各自邦的代表来参加会议的，因此，没有一种单一的解释范畴可以包容他们纷繁复杂的看问题的视角。我们要记住并发现，在当时大多数民众的意识当中，并不存在对美国人身份的集体认同感。即便是麦迪逊、华盛顿和汉密尔顿这样公然亮明身份的国家主义者也意识到，他们的主张是建立一个将各邦合并为一个联合体的政治框架，然后让一种真正的全国性的忠诚感在其中慢慢孕育、壮大。实际上，他们希望建立的全国性政府将为形成中的国家提供一个政治架构，由此促进和加速这一“形成”过程，就像为一个新生儿准备的保温箱一样。

出席制宪会议的55位代表看上去像一个集体，他们都出奇地年轻——平均年龄44周岁。但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也出奇地高。其中29人拥有大学学历，29人学过法律。他们的教育背景比他们的财富更令人瞩目，他们更像是一群知识精英而不是经济精英。35人在大陆军中担任过军官职务，42人曾任职于大陆会议或邦联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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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政治标志，意味着代表中绝大部分人都对在战时和战后作为临时政府的《邦联条例》体系的不足之处有切身体会。大陆军老兵更是痛陈《邦联条例》之下的以邦为基础的机构将他们的牺牲置于被遗忘的境地。不论你是任职于大陆会议还是大陆军，你都更有可能理解当前在《邦联条例》之下的这种安排是如何不起作用。

在接下来的从5月25日到9月17日的15周时间里，不断变换人员的来自12个邦的代表们在全体会议、指定的委员会以及城市酒馆的非正式集会上会面。在华盛顿下榻的罗伯特·莫里斯的位于市场街和第六街的府邸中，代表们进行了重要的对话，但没有留下记录。在早些时候，会议做出了一项重要的有关程序的决议，大多数的辩论都以全体委员会的形式进行，使得类似研讨会的气氛得到加强，代表们可以试着提出主张，也可以在听取不同的意见之后改变主意，在正式的投票中也不需要登记自己的名字。

事实证明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政治集会，大批的历史学家、政治科学家和宪法学者被这一时刻所吸引，组成了一支几乎让胆小者望而却步的庞大的学术研究队伍。以19世纪末的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为集大成者的早期历史学家，倾向于给会议的过程披上一层精神的迷雾。在他们笔下，代表们都受到了“神圣的指引”，而宪法自身则是“使宇宙统一并赋予事件以秩序和关联的神圣力量”的产物。考虑到大多数新的国家都将自己的起源置于天上的全知全能者的神秘面纱之下，做出这种强调超自然力的解释可能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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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的进步主义解释传统轻而易举地揭露出，这种神秘主义的和使徒传式的描写，不过是爱国主义的谬论而已，这一解释传统的能量很大程度上正来源于此。进步主义者所提出的解释视角可能可以被描述为准马克思主义的谬论，但它的优势在于，它至少去除了围绕在制宪会议上的神秘主义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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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视角要求我们将这次会议当作一次世俗的而不是超自然的事件，同时也要意识到，任何对建国者们的行为进行单纯的甚至是原始的经济上的理解，完全忽略了他们的政治动机，以及他们所理解的当时更大的意识形态问题。如果你回到制宪会议前夕最为重要的国家主义者的通信上去，你会非常清楚地发现，麦迪逊、华盛顿、汉密尔顿和杰伊，以及古弗尼尔·莫里斯和詹姆斯·威尔逊，都将注意力放在比他们自己的账本更大的事情之上。

这件事情就是合众国的未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共和国，它将成为一个脱颖而出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摇摇欲坠、处在解体中的邦联。在六年的时间里，《邦联条例》之下主权邦之间这种宽松的安排宣称体现了美国革命的核心原则，这些原则与一个有权为它的全体公民制定国内外政策的全国性政府是不相容的。而国家主义者则主张，美国独立不过是一项政治进程的开端而已，如果想要实现它的全部潜力，现在就必须使这一进程继续下去。没有人比华盛顿更热切地相信，创建一个拥有主权的全国性政府的失败，就是对他所为之奋斗的一切的否认。在当时，没有什么比美国革命到底意味着什么或曾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更加急迫地需要得到回答，大多数主要的国家主义者也是这么想的。

在宴会上，代表们对问题的思考被两个幽灵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所萦绕。第一个是君主制，它是一种始终存在的恶，是每个人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是一个罪孽深重的妖怪，不管是国家主义者还是邦联主义者，都害怕它再次在美国出现，即便只是以最虚弱的形式。因此，任何对行政权力的大胆行使，都将被迫在君主制再临的谴责中不停地做着无望的反抗。麦迪逊的对邦立法的行政否决权一提出，就在会议上遭到否决，因为它看上去几乎就是为了重现乔治三世以专断和反复无常的方式行使他假想权力的恐怖画面。自从美国革命按理永久性地结束了对君主制的这种拙劣的仿效后，所有对行政权力的讨论都会被笼罩在将其怀疑为君主制的一种阴影之下，就好比共和国堡垒中的一个特洛伊木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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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上，针对行政权的辩论比其他任何议题占用的时间和精力都要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代表们对给行政分支多少权力无法达成共识；行政权是只由一个人掌握，还是由一个代表了北方、中部和南方邦的三人团体掌握；他（因为不可能是女性）的任期是多久；选举和弹劾该如何进行。《弗吉尼亚方案》省略了所有的细节问题，只是说“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行政权力，并由全国性的立法机构选举产生，任期为__年”。如果接受这一模糊的提案的形式，那么合众国政府将建立的就是一种议会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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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并非如此。恰恰相反，在后来的考虑当中，代表们创造了一种持续令外国观察家感到困惑的奇怪的东西，即所谓的选举人团制度（Electoral College）。在整个夏天，想要追随所谓的有关行政权力的争论的潮流是一项本质上不可能的任务，因为潮流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一些飘忽不定的波浪而已。一些代表显然希望行政权力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象征，并表示，总统的头衔就暗示了，他的职责仅仅就是主持一下工作而已。
[1]

直到6月18日，事情才最终变得明朗起来。在这一天，汉密尔顿起身进行了长达六个小时的演讲，他的最出色的传记作者称这次演讲“精彩绝伦，勇敢大胆，甚至完全疯狂”。在演讲中，汉密尔顿使用了一个可怕的词语——终身任职的“一位民选君主”。在余下的职业生涯中，这次演讲被用作指控汉密尔顿从一开始就有支持君主制的可怕倾向的证据。尽管会议的中心目标是在国家主义者和邦联主义者之间达成一个明智的和解这一事实变得越来越清楚，但汉密尔顿六个小时的长篇大论表明了他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游戏规则。
33

宴会上的另一个幽灵是奴隶制，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无处不在但不能被提及的问题。林肯在随后所宣布的在建国文件中避免使用“奴隶制”一词的决定也准确地表明，这一“独特的制度”是与作为美国革命的基础的价值观不相符的。因此，大多数代表都意识到，公开提及这一令人不快的问题，久而久之，都将被证明是令人尴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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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观点真是再正确不过了，但在1787年的夏天，更明显和更紧迫的事实是，奴隶制深深植根于波托马克河以南所有邦的经济之中，任何对这一现实提出质疑的政治方案都没有获得通过的前景。和大邦小邦之间的冲突非常类似，从一开始，地区之间的分裂就是这次会议的一个结构性问题，如果宪法想要获得通过和批准，那么做出一些政治妥协将是不可避免的。麦迪逊自己相信，奴隶制是冲突最基本的来源。“各邦不是因为它们面积大小的不同而分裂为不同的利益集团，”他在后来回忆道，“而主要是因为保留还是废除奴隶制的问题……分歧不在大邦和小邦之间，而在北方邦和南方邦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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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性的一项妥协是同意避免对这一引起分裂的话题的直接讨论，并在这一禁忌话题被迫摆上台面时，避免使用类似“那一种财产”这样的委婉说法。暗示了对奴隶制的支持的决定当中，最为明显的是下面这两个：首先是各邦在众议院的议席数量的分配上，将一个奴隶按五分之三个人来算；其次是允许继续进行20年的奴隶贸易，这是对最南边的邦，特别是南卡罗来纳，做出的一个让步。在我们看来，这些决定是可怕的，但如果没有它们，那么宪法几乎肯定将不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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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双方也有真诚的情感的闪现，它们也暴露出两个集团之间分歧的深度。来自马里兰的鲁瑟·马丁（Luther Martin）就谴责奴隶制是“有罪的令人作呕的一项交易，与革命的原则不符，也有损美国人的品格”。古弗尼尔·莫里斯宣称，奴隶制是“一个诅咒”，是过时的“封建主义的遗物”，它在实际中将拖延南方的经济发展，它也将是“拟议的宪法中最具有贵族制色彩的一个特征”。在支持奴隶制的一边，最简洁的表述来自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科茨沃斯·平克尼（Charles Cotesworth Pinkney）：“没有奴隶，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就无法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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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声明准确地表现了一种广泛的共识，即一方面，它是美国政体上的一个恶性肿瘤，但另一方面，它的病灶如此之深，除非将病人杀死，否则就无法将其去除。这里的“病人”正是新建立起来的美利坚国家。结果，最突出的一条证据就是大家都对此保持了沉默，没有人提出任何谴责奴隶制和坚持将其送上灭亡之路的条款。也没有人提议宪法应该包含明确为奴隶制在美国社会中的永久性地位进行辩解或袒护或辩护的语言。

宪法语言中的委婉和迂回，准确地反映了代表们模棱两可和互相矛盾的心态。要说有什么东西可以毁掉整个建国事业的话，这就是，对此代表们心知肚明。在他们看来，是否具有领导能力，就意味着能否避开而不是面对奴隶制问题中的道德暗示。这究竟是道德领导的失败，还是对政治上的可能性的现实认知？这个问题可以永远辩论下去。

通过将奴隶制从一个道德问题转变为一个政治问题，代表们使妥协变得更容易被大家所接受，但这一成就的获得也是有代价的。7月9日，来自特拉华的约翰·迪金森在他的笔记中对奴隶制所提出的道德问题被轻易搪塞过去表达了失望之情：“将统治自由人的‘权利’明目张胆地建立在剥夺奴隶权利之上，世界上其他的人对这一新的道德准则会怎么说……省略‘奴隶制’这个词的做法将被视为是对我们所引以为耻的一项原则的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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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0年后的废奴主义者的视角来看，这一有意识地掩盖奴隶制问题的决定，是一种道德上的牵强附会，它让宪法变成了“一份死亡契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和迪金森一样，有几位代表都有这种道德上的考虑。但他们还是选择了将创建一个包括南方邦在内的全国性政府这一政治上的考虑放在优先的位置。举例来说，汉密尔顿是位于纽约的奴隶解放协会（Manumission Society）的创始人之一，但他从未站出来表达自己反奴隶制的主张，因为他知道这么做的政治后果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道德的纯洁将以美利坚国家的夭折为代价。如果不能建立这个国家，所有的道德上的考量都将无从谈起，因为执行这些行动的政治框架将不会存在。那些对宪法持新废奴主义式的批评立场的历史学家应该认识到这一问题在当时是多么棘手。

在更深层次的心理层面上，为了避开这个问题而在宪法中使用的迂回的手段准确地抓住了许多南方代表在作为奴隶主的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习以为常的一种否决机制，即一种为了模糊对他们的生计和生活方式的道德暗示而形成的说话甚至是思维方式。25位代表拥有奴隶，其中包括乔治·梅森，他在甘思通庄园（Gunston Hall）掌管着300名奴隶，他从未赋予他们自由，但在费城会议上毫不妥协地发表了若干对奴隶制热情洋溢的批评。

乔治·华盛顿是在三名奴隶的陪同下抵达费城的，其中包括他的贴身男仆比利·李（Billy Lee），在整个会议期间他都站在主人的座椅后面，随时听候差遣。你会好奇，对于针对奴隶制的胶着的辩论，比利·李是怎么想的。或者说，华盛顿会不会对比利·李的想法感到好奇。在第二个问题上，答案可能是，华盛顿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即便他想到了，这也是他在谈话或写日记的最后才会想到的问题。会议上对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非正式的沉默政策，显然是在大家都认识到它所具有的爆炸性影响后做出的一项政治决策，然而沉默和有意识的选择性失明对大多数南方的奴隶主而言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这是他们学到的生活方式。

会议的高潮出现在7月中旬。到那时为止，麦迪逊已经放弃了联邦对邦法的否决权的希望，小邦也显然有足够的选票阻挠他的另一项无商量余地的原则，即在两大立法机构中都实行比例代表制。由于麦迪逊和他所领导的国家主义者集团拒绝在这一核心原则上让步，会议陷入了停滞。一种令人沮丧和沉郁的情绪开始侵入，眼下的僵局似乎暗示了费城会议将重蹈安纳波利斯会议的覆辙，即成为一次彻底的和可怜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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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察觉到了正在萌生的悲观情绪，在一封写给汉密尔顿（他于6月30日离开费城，参加纽约的奴隶解放协会的会议）的信中，华盛顿坦陈，对于用自己的声望来冒这场前途未卜的险，自己是存疑的：“对于在会议的进程中看到我所赞成的议题，我是几乎不抱任何希望的，因此我也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有紧迫感。”富兰克林同样察觉到现在是非常关键的时刻，他向代表们建议，在议事之前，邀请一位牧师读一段祈祷文。这种话从美国最知名的自然神论者口中说出来，似乎有点奇怪，但它确实发生了。传说汉密尔顿站起身来反对这一建议，他说他“看不到有借助外援的需要”。但这一聪明的反击是后人捏造出来的，因为汉密尔顿当时并不在费城。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会议已经处在解散的边缘，除非设计出一些妥协的方案来解决新的国会两院中的代表构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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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性的投票在7月16日举行。麦迪逊和古弗尼尔·莫里斯各自表达了热切的恳求，希望在国会两院中实行比例代表制，莫里斯还略为夸张地预言，如果新政府不能精确地代表它的全体公民的意志，内战将会爆发。国家主义者注定要输掉这场辩论，因为会议上的投票遵循的是他们希望以新宪法取而代之的《邦联条例》之下的以邦为基础的模式。所谓的“大妥协”（也被称为“康涅狄格妥协”，因为它的主要支持者来自康涅狄格）是一个典型的折中的解决方案，根据这一妥协案，众议院将实行比例代表制，而参议院则实行邦代表制，每个邦在参议院中有两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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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和华盛顿都将这次妥协解释为一次致命的失利，因为邦享有主权的原则得到了认可，而不是被彻底否决。在写给身在巴黎的杰斐逊的密信中，麦迪逊也表达了自己对结果的失望，他的建立一个全权的全国性政府的希望彻底破灭了。“我斗胆认为，”他悲哀地表示，“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不但不能有效地回应这个国家的目标所提出的要求，也不能防止在各地激起对邦政府反感的小骚乱的发生。”新的政治框架一部分是全国性的，一部分是联邦性的，因此，极为重要的主权问题在本质上仍旧是模糊不清的。他没能兑现自己对华盛顿的承诺——只有一个激进的和完全全国性的解决方案才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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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要略微更有血性一些。在写给他挚爱的拉法耶特的一封信中，他认为拟议的宪法的这种混合性特征本质上是有歧义的，这种歧义几乎带来了互相矛盾的解释：“现在，它就像一个由一些人抚养长大又被另一些人欺负的幸运儿。舆论会怎么看，这一方案能被接纳吗？这不是我能够决定的，我也不应该说任何支持或反对的话。”然而，考虑到会上观点的多元性，华盛顿还是相信，“这可能是当前情况下能够取得的最好的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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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乐观的眼光看，一个牢固的美利坚国家很大程度上还处在形成的过程之中，费城会议上的代表建立的被有意模糊处理的政治架构，不仅反映了会议上存在的不同的投票阵营，也反映了美利坚民族主义还处在胚胎期。大多数公民还没有做好迎接一个全权的联邦政府的准备。在费城的代表们给他们的，是通往应许之地的路上的一个中转站。

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回顾酝酿制宪会议的政治斗争的进程，可以发现，一小群对美利坚建国的潜能毫不妥协的信仰者——华盛顿、麦迪逊、汉密尔顿和杰伊——为会议的召开制订了战略。之后，作为领导者的麦迪逊用《弗吉尼亚方案》为会议制订了议程，并将其他诸如古弗尼尔·莫里斯和威尔逊这样的国家主义者拉入自己的阵营。

不过在1787年夏天的费城，麦迪逊和他的国家主义者同人们失去了对辩论的控制。他们的国家主义目标总是超前于民众的观念。他们被迫上了一节政治课，这是任何真正的代议制政府中领导者的必修课：也就是说，领导力在一些时候意味着放慢脚步，等待后面的人追赶上来。（汉密尔顿则视之为懦夫所为。）更何况，代议制本身在当时还是新生事物，一小群思想相近的精英能够而且也的确强行开启了一次政治辩论，如果不是因为他们，这场辩论很可能不会发生。但是，一旦这场辩论转移到包括不持有与他们相同的激进假设的人在内的更大的舞台，领袖的定义就发生了变化。妥协，这个旧时的敌人，成了新的朋友。

即便只是一个联合的国家，也比一个单纯的邦联要强。在宪法所创建的框架下，联邦主权与邦主权谁从属于谁的问题仍旧模糊不清，但这也因此为持续的争论提供了政治舞台，允许其在适当的时间里得到逐渐澄清，尽管这个问题从未彻底得到解决；但即便如此，也比《邦联条例》的框架要强。

我们习惯性承认麦迪逊是“宪法之父”，他也确实有足够的理由配得上这一称号。他是宪法制定中的主要角色，他用他的《弗吉尼亚方案》为制宪会议制订了议事日程，在幕后的战略会议上，他向他的国家主义者同人施展着自己的麦迪逊式魔法。但从会议的结果看，麦迪逊极有可能会认为这样的赞誉不但过了头，而且还让人费解。说到底，在所有主要的战斗中，他都输了。而且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当他将他最具原创性的有关大共和国政治的运行法则的思想展开来的时候，大多数代表并不理解他到底在说什么。

除此以外，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古弗尼尔·莫里斯应该与麦迪逊分享这一头衔。他是唯一一个比麦迪逊发言还要频繁的代表，他自负、浮夸的风格，不惧向他的政敌发动猛烈的攻击，他也是建立一个国家的愿景最强有力的拥护者。不仅如此，他还发表了一些针对奴隶制的最雄辩的长篇演讲，而在这个话题上，麦迪逊在大多数时间里是默不作声的。

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宪法显然是由许多人协同合作的结果，但它的作者实际上是莫里斯。9月中旬，汉密尔顿和麦迪逊都与莫里斯一起在文风和编排委员会（Committee on Style and Arrangement）
[2]

中工作，但之后麦迪逊证实，是莫里斯为这一文件的最终稿“画上了句号”，麦迪逊还补充说：“这一任务的进展证明，我们已经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了。”
44

莫里斯接过由细节委员会（Committee on Detail）
[3]

所准备的早期稿件，将繁文缛节的23个条款压缩成7个，使得宪法的最终稿相比之前的版本更加清晰和便于理解。莫里斯的宪法并不像杰斐逊的《独立宣言》那般优美，后者阐述的是一些根本性的原则，而不是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的政治架构，因此就占据了修辞上的优势。但莫里斯的语言将宪法从让人苦恼的内容细节中升华出来，以一种更精妙的格式呈现在人们面前。

最后，莫里斯以一种经久不衰的方式对前一稿的序言做了修改。细节委员会的版本是这样写的：“我们新罕布什尔邦、马萨诸塞邦、罗得岛邦……人民。”（按照大西洋沿岸自北向南列举出各个邦。）莫里斯独自做出决定，将其改为“我们联邦人民”。这不仅仅是文体上的一个变化，因为（至少是在口头上）他提出了一个清楚的假定，而文件的剩余部分讲的就是实现这一假定的手段。也就是说，新创立的政府直接通过全体美国公民而不是间接通过各邦来运作。就像杰斐逊偷偷将大量的自由主义训令放入《独立宣言》中一样，莫里斯也偷偷将一项全国性的计划放入了宪法的序言之中。回顾过去，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意义最为重大的一次编辑行动，它与麦迪逊在会议一开始提出的一项全国性计划的大胆决策在政治上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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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必须提到的是，会议上最年长和最体弱的代表本杰明·富兰克林，以精准的定位和朴素的智慧探查到了当时的普遍情绪。富兰克林已经81岁高龄，同时还患有肾结石和痛风，但他确实是极少数出席了全部会议的代表之一，他坐在一顶精致的轿子里，由来自当地监狱的四名壮实的囚犯抬着进入会场。辩论期间，他的大多数评论都需要由他的宾夕法尼亚同事詹姆斯·威尔逊念出来，这些评论常常不着边际，或者在政治上显得非常古怪。比如说，他仍旧痴迷于宾夕法尼亚邦宪法中一院制议会的模式，他也认定，所有联邦层面的政府工作人员都不应该有薪水。但他的声望仅次于华盛顿，这就意味着其他代表会迎合他的建议，从来不会对他的判断提出质疑，并允许他的提案有尊严地静静地死去，而不是用投票否决的方式。代表们之间有一种默契，即认为他是这个房间里最有智慧的人。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富兰克林没有辜负他的声望，发表了重要讲话，并照例由威尔逊转达。他的讲话兼具优雅的实用主义和政治上的重要意义：

我承认，当下我并不完全认可这部宪法，但是，先生，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永远都不会认可它。我已经活了这么久，我有过许多次这样的经历，由于有了更好的信息或更周全的考虑，我被迫在重要的主题上改变主意，我曾经认为自己是对的，但发现并非如此。因此，随着我的年纪越来越大，我也越来越怀疑自己的判断，越来越尊重别人的判断……

基于这些感触，先生们，我同意这部宪法，也接受它所有的缺陷——如果有的话；因为我认为，一个总领性的政府对我们而言是必要的……我也怀疑我们所召开的任何其他会议是否能够制定一部更好的宪法……我惊奇地发现，先生，这一体系是如此接近于完美；我也相信它会令我们的敌人感到惊讶，他们信心十足地等着听到我们的委员会像巴别塔的建造者们一样莫衷一是，等着听到我们的各邦走向分裂，只是为了互相残杀而坐到一起。因此，先生们，我同意这部宪法，因为我不指望能有比这更好的结果了，而且我也不敢说它就不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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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多世纪之后，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部宪法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也完全没有辜负富兰克林对自己的近乎溺爱式的期许。几乎是一些不可避免的原因，在很长的时间里，这份文件身上总缠绕着一股迷雾，人们用诸如“奇迹”之类的词语来描绘它的诞生。但在当时，出席费城会议的代表中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这部宪法头上的神圣光环。很久以后，一些代表回忆称，是“上帝的手”完成了这项工作。但汉密尔顿、麦迪逊和华盛顿在离开费城时想到的都是自己失败了，没能将一个邦联变成一个真正的国家。

富兰克林那感人的叹息提醒他们，完美从来就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他们为政府所设计的框架就是建立在人是不完美的假设之上的。但在现实主义的语境下，他们已经做到了最好。他们没能解决联邦主权与邦主权之间的问题，甚至都不敢直面奴隶制问题中的道德暗示，但这些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们失败了，而是说在当时的背景下，这些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宪法为争论的继续进行创造了一个框架。就当时来说，这是历史能够容忍的极限了，甚至已经超过了富兰克林凭自己的聪明老练所预期的范围。

[1]
总统的英文“president”，动词形式为“preside”，即主持的意思。——译者注

[2]
制宪会议所成立的对宪法文字和体例进行改写并确定终稿的委员会。——译者注

[3]
制宪会议所成立的对截至当前包括《弗吉尼亚方案》在内的有关宪法文本的讨论细节进行梳理的委员会。——译者注

第六章

大辩论

应对这场危机的那些易逝的场景和简短的表演终将泯灭，这一作品[《联邦党人文集》]会值得后人去注意，[因为它]明确了我们探索永恒和经典的政府形式的崇高实验背后所潜藏的原则。

——乔治·华盛顿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George Washington to Alexander Hamilton），1788年8月28日

到1787年秋天为止，从由主权邦所组成的邦联转变为一个全国性的共和政体的行动是由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和华盛顿组成的四人组鼓动和控制的。在那一年的夏天，这份领导人名单得到了扩充，广义地说，它包括了在宪法上签字的所有39位代表。也有若干位代表在影响最终文本的成形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其中主要就是乔治·梅森和埃德蒙·伦道夫，他们对宪法持保留意见，因此也没有在最后签字，其他对结果影响最大的签字者是古弗尼尔·莫里斯和詹姆斯·威尔逊，在建国的故事中，他们可以被视为重要的支持者。但是，被称为合众国的由各邦组成的这个星宿在未来的身份究竟是什么？直到1787年9月，这场辩论的控制权还是掌握在一批政治精英——不管是从广义上还是狭义上来定义——手中，他们强行开启了有关美国革命意义的对话，如果没有他们，这一切将不会发生。

从1787年秋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788年的夏天，在这段时间里，这个未完待续的故事翻开了一个新的篇章。麦迪逊本人在这之后宣称，这是所有章节中最为重要的一个：

不管对这个塑造了我们的宪法的团体如何尊敬，在拓展宪法的过程中……这一团体的意见也不能被视为一种神谕。当他们拿出这个工具时，它仅仅是一份有关一项计划的草稿，不过是一纸空文，人民的声音通过几个邦的会议才使它有了生命力和正当性。因此，如果我们想要探寻这一工具的含义，我们就不能在提出它的全体会议中去找，而要从各邦自己对宪法的审批会议中去找。
1

从根本上来说，麦迪逊肯定是正确的。当绝大多数美国的政治领袖对放纵的民主所拥有的优点持严重的怀疑态度时，他们都认识到，所有从前的美利坚共和国肯定都是建立在民众的基础之上的。在几个重要的时刻，主要的领导人站到了一边，让“人民”来做决定。（尴尬的是，麦迪逊公开表示不相信有所谓的“人民”这个东西存在。）但在这一时刻普通公民掌控了辩论，他们选出参加宪法批准会议的代表，宪法草案经历了一场全民公投。
2

这种令人鼓舞的民主时刻在1776年的夏天也曾经出现过一次。当时，为了回应大陆会议提出的要求各邦将其殖民地章程修改为邦宪法的决议，这些殖民地议会将这一要求转发至自己管辖范围内的所有县。这在事实上已经是遍及大西洋沿岸所有城镇、乡村和小村落的一次对独立的全民公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第一次也是最明显的一次民众的独立宣言，因为这次全民公投的结果压倒性地支持从大英帝国中脱离出来。
3

1787年秋天的政治环境要求再来一次这样的民主时刻，利害攸关的核心问题被摆到了全体公民面前，由他们来决定是批准还是否决。1776年的问题是独立，1787年到1788年的问题是建国。可能是因为这个过程持续了八个月之久，也可能是因为美国选民在建国问题上比在独立问题上更为分化，所以在从缅因到佐治亚的宪法审批会议上、城镇集会中以及各家的客厅里，争论都非常活跃，甚至是激烈的。无须过多怀疑，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政治辩论，因为没有什么比建立一个有活力的美利坚民族国家这个问题更亟待解决了。
4

而且，绝大多数美国民众对1787年夏天费城举行的秘密会议完全是一无所知，因此宪法的公布就成了一件非常具有戏剧性和令人痛苦的事件，民众对此并没有做好准备。现在他们要卷入之前他们被排除在外的一场对话之中。有谁会想到，一小群人所提出的不仅仅是修改《邦联条例》之下的当前的政治安排，而是将其彻底推翻。

但是，在这一民主篇章当中，我们需要注意，和1776年的情况一样，其实选择的范围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当时表决的是《独立宣言》，而现在表决的则是新近起草的宪法。大部分美国公民很可能更倾向于对《邦联条例》加以修改，但当时并没有这个选项。他们只能在固守濒临死亡的《邦联条例》和接受宪法当前的形式之间做出选择。这实际上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决定。

因此，尽管故事中的这一民主篇章表现出的结局的开放性和参与者的广泛性，但有关可能性的参数早已由费城的那一小群骄子们设定好了，甚至在那之前就由更小范围的一群在幕后促成制宪会议的国家主义者设定好了。在这一民主进程中出现的这些杂音，将不得不把自己归入两个已经预设好的范畴里面：邦联或是国家。可以肯定，“人民”肯定有很多话要说，但他们在投票中只有是和否两个选项。

有关各邦宪法审批会议的多样化的历史有一个共同点，也就是，反对批准宪法的人试图创造一种中间地带，拒绝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这一战略在11月底的时候首次变得清晰起来，当时，弗吉尼亚议会正向本邦的宪法审批会议起草命令。被寄予领导反对力量厚望的帕特里克·亨利主张，应敦促代表们“接受、否决或修正拟议的宪法”。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激烈的辩论，宪法的拥护者坚持要把“修正”一词拿掉，并获得成功。尽管眼下在针对宪法批准的辩论中有许多显然是重大的政治议题，但决定最终结果的，还是如何对付持不同立场的邦这个策略性的问题。国家主义者在策略上的主要目标就是拒绝承认对宪法的批评，不给在审批会议上提出对宪法修正的任何可能。只要仍旧只有《邦联条例》和宪法两个选项，国家主义者就有很大的胜算。
5

另外，甚至在宪法审批的辩论开始之前，国家主义者们就握有了其他三种优势：第一，按照要求，邦联议会将宪法草案转发给各个邦政府，虽然有一些争执，但这个决定最后是由全体一致通过的。许多观察家对这次全体一致的投票做了错误的阐释，他们认为这是对宪法本身的支持，而不是对审批宪法这一过程的支持。“出现全体一致，这将产生一系列影响。”在得知邦联议会真正的意图正在受到误解后，华盛顿对麦迪逊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躲在帘子后面往里面窥视，再加上大众常常凭借外表来做出判断，因此在这件事情上出现全体一致的意见，意义重大。”
6

第二，当邦联议会接受宪法的第七条后，批准宪法的可能性又增加了，根据第七条的规定，只要有九个邦批准，新宪法就将生效。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是一项不合法的修正案，因为按照《邦联条例》所确定的程序规则，任何修正案都必须得到全体成员邦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在费城的代表中，大多数早已看到邦联议会中的僵局，特别是罗得岛在进口税问题上的固执己见，因此他们意识到，如果要全部邦一致通过才能批准宪法，无异于政治上的自杀，罗得岛已经宣布自己将抵制这一审批程序，它在更早的时候也抵制了制宪会议。他们自作主张，决定只要有九个邦的同意，就足够达成一项共识，他们很有可能是借鉴了《邦联条例》中所有重要的立法必须由九个邦的同意才能生效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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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票制度有一个潜藏的同时又很明显的优势，麦迪逊这位之前的政治特工最先发现了这一点。“普遍认为，至少会有九个邦支持这一计划，”他预测道，“进而那些迟迟未做决定的邦将面临一个难题：要么自己主动做出转变，要么以不光彩的方式最终加入进来。”各邦的宪法审批会议召开的先后顺序也只会增强这一势头。弗吉尼亚和纽约是最大的几个邦中的两个，它们内部反对宪法的势力最为强大，但这两个邦在审批会议召开的时间上是靠后的。因此，批准宪法的政治压力会集中在1788年的春天以及初夏，反对宪法的通过是不是一项失败的事业，到时候也就能见分晓了。麦迪逊相信，一旦有九个邦批准了宪法，那么所有相关的政治争论就都变得无关紧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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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辩论开始之前，宪法的拥护者还赢得了语言表达上的优势，他们给自己冠以“联邦党人”的头衔，而把“反联邦党人”这一软弱的标签留给了他们的反对者。对被冠以“什么的反对者”的一方而言，这一命名既不准确，也完全不公平。其实两边都是真正的联邦主义者，两者只是对联邦政府和邦政府如何分配权力存在分歧。（更准确地讲，双方各自的标签应该是“国家主义者”和“邦联主义者”。）在辩论前的一系列短兵相接中，不论是在投票上还是在语言上，优势都倾向于宪法支持者这一边。此外，在90种美国的报纸和杂志中，只有12种为反对批准宪法的一方留出了和支持者一样的版面空间，这也帮了支持者的忙。新闻界显然是支持国家主义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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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反对者”从一开始就处于政治上的守势。就像麦迪逊不断提及的那样，他们的事业在未来将面临负担，因为他们对于用什么来取代宪法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怎样才能平息他们的不满？是对《邦联条例》更为温和的改革，还是为拟议的宪法添加修正案，或者召开第二次制宪会议？他们只是在自己反对什么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至于自己支持什么，他们莫衷一是。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反对者”这一术语是准确的。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反对批准宪法的一方也拥有巨大的意识形态上的优势，即宪法中所提议建立的政府，是违背1776年时所确定的美国革命的原则的。考虑到一个民族国家式的美利坚共和国的大小或规模，代表的定义将做出相应的改变。举例来说，众议院中的一名代表如何才能真正了解他的3万名选民的需求和利益是什么？弗吉尼亚人会因为新英格兰地区的投票者决定对他们征税，他们就得同意缴税吗？在一个距离有着重要意义的年代，一个遥远的联邦政府如何可能了解边境上农民们的想法和感受？

因此，如果要通过这部宪法，就需要对美国革命的意义进行政治学和心理学上的重新解读。所有美国殖民地居民在1776年反对英国国会和英王时提出的论点，都同样适用于1787年宪法中所创立的这个政府，只有一项是例外：殖民地居民在英国议会中并没有代表，但在依据宪法所建立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中，他们是有自己的代表的。但事实果真如此吗？这就要看你如何定义代表了。考虑到大多数美国人的本地倾向，宪法建议建立的，是一个超越他们有限视野的陌生的新世界。

因此，反对批准宪法的人是在为美国革命最初的动力代言。不管怎样，就宪法审批的过程准确反映美国公民的意愿而言，反对者们应该占据着明显的政治优势。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因为辩论的框架掌握在一小群国家主义者手中，在大多数邦的宪法审批会议上，他们的代表都占据了多数。结果就是，在辩论展开的前夕，势头掌握在国家主义者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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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占据着政治上和策略上的优势，但对于这一结果，没有哪一位创立了宪法的这一政治进程的鼓动者是感到满意的。和麦迪逊一样，华盛顿也倾向于一个更为清晰的联邦主权高于邦主权的框架，但在见证了费城辩论之后，他也意识到，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妥协是不可避免的。“我完全相信，在普遍的观点多元化的情况下，”他向本杰明·哈里森解释说，“这是当下我们能够取得的最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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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的有意识的冷漠的姿态仅仅是一个姿态。（这种明显的超然态度表现在华盛顿身上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此很难判断他是在演戏还是真的只是表现他的本色。）在1787年的整个秋天，他显然是在表演，他的私人通信中的绝大部分是和汉密尔顿、麦迪逊、诺克斯和拉法耶特之间讨论宪法的批准，尤其在弗吉尼亚和纽约这些关键邦，反对派中可能包括一些有权势的人物。他和麦迪逊一样，都对乔治·梅森的叛变感到失望，麦迪逊对此感到很诧异，而华盛顿则认为不可原谅。梅森曾是他们亲密的邻人和长期以来的伙伴，但现在，所有芒特弗农和甘思通庄园之间的通信都停止了。在离开费城之前，华盛顿购买了一本《堂吉诃德》（Don Quixote
）的英译本，对于一个不愿去和风车作战的人而言，这个选择有点奇怪，这本小说可能更适合梅森，现在的他将自己变成了审批宪法进程中的堂吉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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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华盛顿对宪法的评论——他“完全相信这是当下能够取得的最好的结果，摆在我们面前的，要么是批准宪法，要么就是分裂”这句话——被他经常向其咨询农业问题的记者查尔斯·卡特（Charles Carter）泄露给新闻界后，华盛顿被惹恼了。他斥责卡特言行有失检点，并宣称自己已经完成了在制宪会议上的最后使命，现在的他希望回到辛辛那图斯的路子上来。虽然华盛顿表现得极为真诚，但他显然不是一个对此漠不关心的旁观者，因为没有什么比他的革命遗产的意义更加要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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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华盛顿，汉密尔顿倾向于直接介入，他早已在纽约发动了攻势。在制宪会议的最后一天，他便恳求纽约邦的代表，希望他们能一致投票通过宪法。“就我所知，没有谁的思想比汉密尔顿的更超然于计划本身了，”麦迪逊在笔记中写道，“但[汉密尔顿问道]是不是有可能一方面在无政府和动乱之间小心行事，另一方面期待好事发生呢？”汉密尔顿意识到，他所偏爱的赋予总统和参议院不受限的地位的更加有活力的全权的联邦政府，已经超越了当时政治上的可能性。邦与联邦之间的主权界线悬而不决的模糊性，被宪法奉为圭臬，对此汉密尔顿曾是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但在政治现实面前，他也改变了立场，变成现状热情的辩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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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刊登于《纽约广告人日报》（The New York Daily Advertiser
）的一系列文章中，汉密尔顿将火力对准了乔治·克林顿，后者是纽约最有权势的政治家，遍布纽约邦北部的政治关系网使他几乎完全控制了宪法审批会议代表的选举。在一系列激烈的论战中，汉密尔顿指责克林顿把维持自己在纽约的权力置于更大范围的美利坚国家利益之上。“对于如此位高权重的人而言，”他指责道，“这种行为意味着相比于‘公共利益’他更关心‘自己的权力’。”在汉密尔顿笔下，克林顿维护自己的政治辖区的欲望导致他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即认为“当前的邦联就等于联邦”。汉密尔顿很清楚，纽约的规模和在商业上的优势将使它在新成立的美利坚共和国中扮演主要的角色。但克林顿和他的随从们坚定地执行着一个植根于当地的和邦的利益的更为狭隘的计划。汉密尔顿哀叹，未来在向我们招手，但克林顿执意要生活在过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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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是个好斗的人。但即便是他，也对来自克林顿忠诚门徒的人身攻击性的回应感到震惊。几篇署名为“观察员”的报纸文章称汉密尔顿为“汤姆·狗屎”（Tom Shit），一个混血的杂种，还把华盛顿称为他的“圣洁的老爸”。这完全都是捏造的，但这些将在汉密尔顿生命余下的时间里以及将来一直盘旋在他的名誉之上，阴魂不散。一些人批评指责他是一个傲慢的吹牛大王，完全依靠和华盛顿的合作才获得了声誉，后者最后发现他是一个自负的骗子，才解除了他的副官职务。这是故意的扭曲——华盛顿对汉密尔顿的信任几乎是无限的，他之所以解除汉密尔顿的这一职务，也是后者为了担任约克镇作战指挥自己提出的。“他们说我是借助您上位的，也是您将我从副官团中解职的。”汉密尔顿不无哀怨地写信给华盛顿，“我承认这确实伤害了我的感情，如果有人相信了这种说法，就需要对它做出反驳。”

华盛顿立即给汉密尔顿回信，汉密尔顿又立即将信展示给纽约的新闻界：“因此，我公开宣称，所有这些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这应该足以击溃对汉密尔顿的公然影射，但克林顿掌控下的纽约邦内的大多数报纸编辑都拒绝刊登这封信。在宪法审批的辩论期间，纽约无疑将成为一个肮脏的政治竞技场，克林顿一方强大的政治机器使之成为批准宪法最大的挑战者。争论在这里已无关紧要，因为克林顿的支持者占有二比一的人数优势，他们感到没有必要听对方在说什么，也没有必要做出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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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密尔顿的生命中没有准备接受失败这一说法，他依然相信，一旦九个邦批准了宪法，不管纽约多么不情愿，它都将被拉下水。在一篇类似日记的题为“对新宪法的猜想”（“Conjec tures Aboutthe New Constitution”）的文章中，他总结了自己的思想。他猜测纽约有可能会批准宪法，因为除此之外的选择就只有内战，或者解体为若干个区域性的邦联。汉密尔顿的思想进程是内在的、本能的、未来主义的，也就是说，它是建立在对历史走向的实际分析之上的，并且将它与普遍的潮流相结合。在这个问题上，这意味着批准宪法是在意料之中的，华盛顿当选第一任总统也是必然的。但这之后的图景就变得模糊起来，根据汉密尔顿的推测，大邦将被瓦解，所有邦都将变成没有任何政治权力的行政区。如果事情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那么一场内战可能会因为不同地区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分歧而爆发。他的政治本能非常大胆且具有预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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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杰伊被选为费城会议的代表的行动受到克林顿党徒的阻挠，他并没有经历费城辩论会上让人神经紧绷的紧张氛围，因此他在自己位于纽约的寓所中审视着会议的结果。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倒霉的邦联议会的对外政策提供一个一致的声音，这个议会正处在崩溃的边缘，与此同时等待着对自己的判决。在一封写给约翰·亚当斯的信中，杰伊近乎神秘地相信，就如同独立战争的结果已经提前注定一样，即将到来的辩论的结果也已经注定。他表示，一旦你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耐心地走完通往最终目的地的崎岖之路，并优雅地面对那些围攻你的被误导的反对势力了。

公众的大部分头脑都被由制宪会议所提出的建立联邦政府的计划占据……而且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似乎都倾向于接受这一计划。就我而言，我认为这一计划比我们当时所提出的要好，因此，在这轮辩论中，我们也将成为受益者，而且我们有理由期待，人民的经验和理性将改正这个计划中可能被证明是不恰当的地方。作为协调和妥协的产物，这项契约是不可能和任何一派的期望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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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汉密尔顿、麦迪逊以及华盛顿一样，杰伊也倾向于更强力地伸张联邦主权，但这在政治上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随它去了。但和喜欢揪着细节不放的麦迪逊不同，杰伊更倾向于关注结果的大致轮廓，也就是将合众国从一个孱弱的由主权邦组成的邦联变成一个统一而有活力的联邦政府，而后者的权力范围将在未来得到确定。反对者所提出的一个统一的全国性政府具有暴政倾向的指控，也最好是在就事论事的基础上以实用主义的方式来应对，最后的结果很可能证明这些指控不过是偏执的错觉而已。

杰伊知道，自己有可能被选为纽约邦的宪法审批会议的代表，最终，他获得的选票比其他任何候选人都要多。作为一个不对事物抱有幻想的人，他也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由于克林顿主导着纽约的政治，国家主义者有可能在纽约邦的审批会议上被压制，并且在投票上处于劣势。但他对于宪法的批准过程持有一种全景式的视角。“我倾向于认为宪法将在本邦获得通过，”他在给华盛顿的信中这样写道，“特别是考虑到我们东边的邻居将普遍通过宪法。”换句话说，宪法能否在纽约邦获得通过，将取决于其他邦的结果，一旦有九个邦通过了宪法，就将给纽约邦加入联邦施加不可抗拒的压力。他的想法是基于宪法将不可避免地得到通过这一假设的，然后，他又策划了宪法在纽约邦获得通过的过程。事实证明，他在这两个方面都判断正确，在迎接胜利上，没有人比杰伊更加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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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直在远处观望的杰伊不同，麦迪逊整个夏天都是在费城的无尽的辩论中度过的，当他回到邦联议会时，感到精疲力尽和失望。麦迪逊也不同于汉密尔顿，汉密尔顿尽管对这一结果持保留意见，但立刻就调整了过来，切换到为宪法的通过摇旗呐喊的模式当中，而麦迪逊则是处在暂时性的麻痹之中，为宪法不能永久性地解决主权问题而自责。在给杰斐逊的密信中他是这样写的：曾经有创立一个全权的全国性政府的机会，但现在它又溜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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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对麦迪逊所传递的信息多多少少感到有些迷惑，部分原因是他比杰伊更远离费城的那些辩论，也有部分原因是他没有麦迪逊那种强有力的全国性计划。他向麦迪逊坦言，他认为联邦对邦法的否决权过分得没有必要，“这就好比为了修补一个小洞而把整件衣服都盖起来一样”。杰斐逊常常习惯性地听取自己的年轻门生们的政治建议，因此，要回答如果他出席了费城会议，他会站在哪一边，我们会发现这是个很有趣但也很难回答的问题。在这一政治方程式上，他的最深的信念显然是放在邦联这一边的。麦迪逊是杰斐逊最值得信赖的政治信徒，但就当下而言，他们并没有完全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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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努力重新恢复自己在政治上的平衡的同时，麦迪逊写信给杰斐逊在巴黎的秘书威廉·肖特（William Short），询问他欧洲专家如何看待新的宪法：

我急切地想知道欧洲睿智的政治家们是如何评论这一新的美国政策的。然而，除非他们以后的批评比他们之前的批评能提供一个对我们的现状更为彻底的认识，不然现在我所知道的这些是不足以满足我的好奇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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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很清楚，大多数欧洲的观察家——少部分法国观察家除外——期望并想看到美国建立大共和国的实验失败。在这一时刻，他又一次忧心忡忡，他担心由于自己没能赢得在费城的这场重要战斗，他们的这些期望将会成真。他独自住在纽约城里的单身寓所里，等待着垂死的邦联议会再次聚集起法定的开会人数。此时的他生活在不安之中。

直到听到报纸上的“大辩论”已经开始、各邦正在为各自的宪法审批会议选举代表的新闻，麦迪逊才从糟糕的心情中解脱出来。“中部和北部邦的报纸发行量暴增。”麦迪逊向埃德蒙·伦道夫这样汇报，他还补充说，主要的批评似乎是说宪法欠缺一份权利法案。（对于为什么会没有权利法案，你可以创造许多精妙的理由，麦迪逊就是这么做的，但真正的原因其实是在费城的代表在经过了一个夏天密集的辩论之后，已经精疲力竭，到9月份的时候，他们想的只是尽早回家。）麦迪逊又回到类似律师的模式，就像他在制宪会议之前为反驳来自反对一方的论点做准备一样。现在，他需要把对这份文件的真正的保留意见压制住并封藏起来，以免它们扰乱他的这桩案子，并危及最后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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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后，麦迪逊相信，决定最终判决的将不是争论，而是邦的宪法审批会议的组成。在这些会议上，代表们将根据自己的利益进行投票，任何一方的滔滔雄辩都不会改变他们的初衷。因此，他又一次扮演起幕后政治家的角色，开始一个邦接着一个邦地分析投票中可能出现的情况。这又是被弗吉尼亚人视为对自己尊严的冒犯的一种揪着细节不放的政治，但麦迪逊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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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英格兰，我们有非常强有力的推定证据。”麦迪逊总结道。这意味着，根据他的预测，除了罗得岛，所有新英格兰地区的邦都将批准宪法。对于罗得岛，他的评论是：“他们的愚蠢和不诚实还没有走到尽头。”来自宾夕法尼亚的报告也暗示了胜利的果实不会在这里溜走，就像他最初期待的那样，支持宪法的一派将在这里大获全胜。新泽西和特拉华也可以确保获胜。此外，如果弗吉尼亚在这个问题上踟蹰不前，就有可能将马里兰和北卡罗来纳拉入自己的阵营。如若不然，马里兰应该也会批准宪法。在麦迪逊看来，弗吉尼亚似乎也可能会批准宪法，但由于有亨利、梅森以及（可能还有）伦道夫的反对，这一前景并不明朗。就纽约而言，由于克林顿对邦北部的县的控制，要批准宪法将非常困难。考虑到弗吉尼亚和纽约不容忽视的政治上的重要性，应采取的战略是，在这两个邦召开宪法审批会议之前，要达成让九个邦批准宪法的目标。这样一来，它们的代表所面对的就是一个既成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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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根据麦迪逊的计算，“现在的情况对新宪法有利”。审批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势头对“支持者”有利，对“反对者”不利，随着较早召开会议的邦批准宪法，压力将会越来越大，那些最成问题的邦最终也将幸运地搭上批准宪法的末班车。而且，批准宪法的支持者是团结在一起的，“而反对者则各有各的反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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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麦迪逊执迷于对代表们进行麦迪逊式的分析时，他阅读了多个邦的报纸文章和社论，他的思考进程，或者可能是他对宪法批准进程的思考，开始发生了改变。他逐渐意识到，如果自己在费城会议上取得了自己想要的结果，那么宪法批准的前景可能会极度渺茫。他给杰斐逊写了一封长信，这是一封相当特别的信。他在信中对制宪会议的成就做了截至当时最为全面和清晰的阐释，他把宪法所创造的这一混血产物视作一部分是邦联，一部分又是一个国家。不论情愿与否，代表们“划出了一条界线，赋予全国性政府为整体目标而需要的每项权力，又把每一项可能对各邦最有利的权力留给了各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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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没有人知道这条界线到底在哪里，或者“整体目标”到底是什么意思。尽管麦迪逊还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来发展这一形成中的思想的全部含义，但它的轮廓已经于1787年10月在写给杰斐逊的信中被清楚地勾勒出来。其中最关键的洞见可能可以被称为模糊之美。现在，麦迪逊意识到，他在会议期间力主清楚无误地解决主权问题是误入歧途。现在，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制宪会议和宪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就是接受了这一让人感到不便的真理——不论是在制宪会议上，还是在这个国家里，对主权问题的共识并不存在。因此，尽管源于必然而非选择，他们创立一种有意模糊了主权问题的政治框架。

在过去的50多年时间里，大多数历史学家和宪法学者都同意，麦迪逊在制宪会议之前做的准备工作富有创造性，让人印象深刻，这项工作实际上也为那个夏天在费城的辩论设定好了议事日程。几乎没有人意识到，麦迪逊在制宪会议后的思考构成了第二个富有创造性的时刻，具有和第一次相同甚至更大的历史意义。因为他创造了一种政治视角，既对至关重要的宪法批准过程产生了短期影响，又对如何理解作为新的但其实又不新的美利坚共和国的一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文件的宪法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从短期来看，这意味着支持批准宪法的人所捍卫的，不是一个新的和彻底统一的全国性政府的蓝图，而是通往这一目的地的一个集联邦和邦联于一体的中转站的蓝图。制宪会议上就主权的归属问题所达成的众多妥协，准确地反映了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民众的深刻分歧。尽管《邦联条例》之下的以邦为基础的体系被证明无效是人们强烈的共识，但对凌驾于大多数美国人所生活的熟悉的本地、邦以及地区的利益之上的全国性政府在政治上的威胁的恐惧也同样强烈。现在麦迪逊意识到，宪法所创立的联邦架构既将美利坚共和国推向一个统一的国家，又为对本地和邦的忠诚保留了空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以美国渐进演化为模式的第二次美国革命，它允许美国公民逐渐去适应其中的国家主义内涵。

从长期来看，宪法中包含的多重模糊性使它成为一份本质上“活的”文件，这可能是麦迪逊最具创造力的一种洞见。它被设计出来，不是为了给主权问题提供清晰的答案（或者界定行政权或司法权的范围），而是为了给这些有争议的问题提供一个政治舞台，使它们可以以审慎的方式继续下去。宪法的意图不在于解决争论，而在于将争论本身变成解决问题的手段。“原旨主义”（originalism）
[1]

或者说“原旨”的信徒如果明辨是非，会认定这种洞见是不具有攻击性的，因为它将宪法变成一个展开永远没有定论的政治对话的基石。这一对话就像历史本身一样，永远没有尽头。麦迪逊的“原旨”就是要使所有“原旨”在未来永远可以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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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按照时间顺序，简单地总结了所有13个邦的宪法审批过程。

一眼看上去，这张列表体现出批准宪法得到了广泛的民众支持。参与者甚众，包括了来自所有邦的1648位代表。最后，没有一个邦拒绝批准宪法，有7个邦以绝对优势的多数票批准了宪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辩论导致投票支持美国建国的一方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这非常类似于1776年夏天美国人以压倒性的优势投票支持美国独立。

但再仔细观察，这个轻易所下的结论就站不住脚了。在马萨诸塞、弗吉尼亚和纽约这三个最大的邦中，票数非常接近。纽约、北卡罗来纳和罗得岛这三个邦因为已有九个邦批准了宪法才很不情愿地作为后来者加入进来，其实在这三个邦中，绝大多数人是反对批准宪法的。有六个邦坚持要增加修正案，这反映出它们对辩论中开出的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盘否定的条件非常不满。支持批准宪法的一方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就是坚持认定所有的修正案都只是建议而已，是否批准宪法与是否批准修正案并没有直接关系。（麦迪逊在整个宪法审批过程中坚持的压倒一切的目标就是守住这一条底线。）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中的勉强多数代表，纽约、北卡罗来纳和罗得岛中的绝大多数代表，则倾向于认为他们的修正案是附加了条件的，直到第二次审批会议将修正案纳入宪法，他们才同意批准宪法。

因此，说宪法的批准清晰地表达了1787年到1788年美国人们的意愿完全是误导性的。宪法的通过真正代表的是一个更优秀的组织的胜利，一种更聪明的领导，一个从一开始就设计好的严格限制选择可能性的政治过程（要么同意要么反对），以及一个涉及面很广（九个邦）的胜利的结果。尽管从一开始就掌握着优势，但支持宪法的一派也只是侥幸获胜。如果在弗吉尼亚的宪法审批会议上少六张支持票，就很有可能带来一波强烈的浪潮，将弗吉尼亚、纽约、北卡罗来纳和罗得岛冲出联邦。尽管已经有九个邦批准了宪法，意味着宪法在法律上已经被采纳，但还是很难想象，一个美利坚国家能够在地理上分裂的情况下生存下去。

这张表格也模糊了一个事实，即各邦关于是否应该批准宪法的辩论的驱动力，是对本地的和邦的问题的考量，而不是对邦联或国家这种更大的问题的思考。在这场大辩论中，本应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很小的主题，因为大多数代表并不知道如何站在整个国家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他们也没有这种经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相比之前的费城会议的参与者，他们其实更加代表了美国民众。最终的结果是一个有12块场地的马戏团——罗得岛仍旧没有加入——各邦变成了相互分隔的舞台，舞台上挤满了为当地选民表演的演出者。

举例来说，在马萨诸塞，投票结果比麦迪逊或者华盛顿预料得要来得接近，一部分原因是，来自缅因地区的代表相信，批准宪法将危及他们即将进行的建立邦的行动；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来自西部城镇和县的农民——其中一部分之前还是谢斯的支持者——倾向于使用由本邦自己发行的大规模通货膨胀的货币来偿还他们的债务，也本能地抗拒任何来自波士顿的政治主张。之所以能以微弱的优势取胜，是因为约翰·汉考克提出的一项程序，这项程序后来又被其他五个邦效仿，即代表们先就是否批准宪法进行投票，然后再就提议增加的修正案投票表决。此举让那些心存疑虑的代表在仍旧可以表达他们基于邦的保留意见的同时同意批准宪法。最终，6个邦提交了一共124条修正案，其中大多数是为了给联邦权力施加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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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所有邦内部都有分歧，但在大邦中，纽约是内部分歧最大的一个。邦长乔治·克林顿作为全邦最受欢迎的政治家，坚定地反对批准宪法，来自邦北部的县的支持力量确保了他们成为会议上的绝对多数。纽约有着繁荣的经济，一部分原因是邦对进口商品征税并独占这笔税收，一部分原因是它所实施的违反《巴黎条约》的取消对保王党人不动产的赎回权的政策。因此，批准宪法将摧毁克林顿的权力，并限制纽约的两大收入来源。尽管杰伊和汉密尔顿都在纽约的宪法审批会议上雄辩滔滔，但克林顿的追随者们还是对他们的主张无动于衷。

又一次，我们应该注意的最为突出的一个点是，在宪法审批会议上对美利坚国家身份的辩论的驱动力，是对本地和邦的关切，它们极度多元化，极度狭隘，完全忽视当时重要的更大问题。（不过我们将会看到，弗吉尼亚多少是个例外。）只有保琳·梅尔一位现代历史学家愿意并有能力把握这12个独立故事的细枝末节。事实上，12个故事相互独立的事实本身就是最具启发意义的故事，它揭示出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大多数美国人还不能作为一个团结的集体来开展一次全国性的对话。对于反对批准宪法的人来说，他们能看到的最远的东西，就是他们本地的和邦的界线，代议制政府的任何有意义的版本都应该达到这个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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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策动了制宪会议、将华盛顿招募进这项任务当中并在费城会议中纳入了全国性的议事日程的人，现在又开始在尝试策动宪法批准过程中担当起领导角色。在1787年11月到1788年3月间，汉密尔顿（51篇）、麦迪逊（29篇）和杰伊（5篇）以“普布利乌斯”（Publius）
[2]

作为共同的笔名发表了85篇文章，取名《联邦党人文集》。这是汉密尔顿构想出来的一个计划，是他将杰伊和麦迪逊招募进来的。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联邦党人文集》成了一个标志性的文本，是对一个全国性的共和政体可行性的伟大思考的经典表述。

但从几个方面来说，这一荣誉不但没有根据，还具有误导性。事实上，《联邦党人文集》可能是即兴创作的新闻稿的绝佳样板，它们是在时间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写成的，根本没有仔细思考的时间。麦迪逊后来宣称，直到排版时自己还在修改文章。而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如此高产（几乎让人怀疑这些文章是不是他自己一人完成的）的汉密尔顿，则是在往来纽约和奥尔巴尼的单桅船上，把便条纸垫在木箱子上开始这一系列的写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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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倾向于把《联邦党人文集》看作制宪者“原旨”的重要陈述，但从历史上看，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普布利乌斯只代表了有关宪法批准的辩论中的一方——当然是胜利的一方——的视角，但这是一种完全不公正的视角。最后，《联邦党人文集》的目标读者并不是后代人，而是当时范围很有限的一群人。就像麦迪逊在之后所解释的那样，普布利乌斯的目的是为了“推动纽约邦通过新的宪法，因为后者在纽约遭到了强烈反对，如果能够顺利通过，意义将非常重大”。对这些文章在纽约传播的学术研究表明，它们的影响力其实非常有限。相比对辩论本身产生的影响，《联邦党人文集》对后来我们对这场辩论的认知的影响可能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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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么多的理由，但《联邦党人文集》仍旧是美国人的一部杰作——主要是汉密尔顿的杰作，它是对大共和国的可行性的一种经典表述。华盛顿不同寻常地预见到了这种结果。1788年8月，当汉密尔顿将两卷本的《联邦党人文集》呈送给华盛顿时，华盛顿提出了以下观点：

我把印刷出来的关于最近这一热门问题的每一篇文章都仔仔细细阅读了，我认为这是你们这个三人组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应对这场危机的那些易逝的场景和简短的表演终将泯灭，这一作品会值得后人去注意，[因为它]明确了我们探索永恒和经典的政府形式的崇高实验背后所潜藏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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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代人倾向于认同华盛顿的预测，尽管这一预言花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才被证明是正确的。到20世纪，麦迪逊撰写的《联邦党人文集》中的第10篇被称为美国历史上被分析最多的一份政治文献。在论证一个大共和国的可行性的问题上，这篇文章非常具有说服力，以至于你会怀疑，为什么孟德斯鸠的相反的主张竟然会被认真对待。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节选自《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的一段文字，在任何一部论述美国政府起源的现代教科书中，这都是绕不开的一篇文章：

但是，政府自己如果不是对人性最大的反映，那它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的话，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在构建一个由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使政府首先能够控制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自我控制。毫无疑问，对人民的依赖就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经验告诉人类，辅助性的预防措施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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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政治科学当中，“辅助性的预防措施”这句话可能需要一个长学期的课才能分析清楚。麦迪逊试图以简要的方式对民主和共和进行区分，这么做暗示了宪法之所以提出这种政府架构，是为了通过层层的精心安排对民意加以过滤，把美利坚共和国的长期利益提取出来。

我们今天如何阅读普布利乌斯已经不重要了，但从历史学的目的来看，我们有必要认识到，就如华盛顿所言，这是关于宪法批准的辩论中一种特别的声音。反对的一方并没有做类似的工作，也不存在所谓的“反联邦党人文集”。更相关和更具启发意义的事实是，几乎所有反对批准宪法的人都是基于邦的视角来写作的，宪法审批会议中的大多数代表也是基于本邦的理由来投票的，那些投票支持批准宪法的人，也是如此。只有普布利乌斯站在全国性的角度发声。

在“反对者”这一边，一位化名为“哨兵”的作者是一个例外。他的本名叫作塞缪尔·布莱恩（Samuel Bryan），是费城一位不知名的作家。哨兵对普布利乌斯的一个核心假设发起了攻击。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篇中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假设，即当前的政府将要解体为一系列的地区性邦联，对此，哨兵是这样回应的：“这个令人讨厌的怪物似乎是从普布利乌斯错乱的脑子里冒出来的，这位听风就是雨的纽约作家花了大把的力气堆砌起大把大把毫无意义的句子，为了推行自己的信念，他将一大堆错置的词语机械地组合在一起……这位作者把大多数时间都用在对付自己所创造的这些怪物上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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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是哨兵，也是从一个宾夕法尼亚人的视角提出批评的。在他的理解中，他所在的邦的大多数公民非常满意当前在《邦联条例》之下的安排。但这些批评没有对汉密尔顿关于不断增加的联邦债务以及邦联议会的濒死状态的主张做出回应，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哨兵认为，大多数宾夕法尼亚人不在乎这些事情。普布利乌斯坚称，中心问题的解决需要一种超越邦和本地心态的全国性视野，因此他也是在假设，制宪会议创造了一个新的政治语境，本地的和邦的观点在其中处于从属的地位。因此，新宪法就像一艘新国家之船，准备将大多数美国人载往一个对他们的身份有着更加宽泛定义的地方，不论他们愿意与否。

到1788年4月，事实已经很清楚，弗吉尼亚将成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邦。除了它自身的重要性以及它对自身重要性的敏锐感觉之外，现在，弗吉尼亚的最终决定具有了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当新罕布什尔和北卡罗来纳两个邦决定延迟召开宪法审批会议，马里兰威胁说要加入它们以等待弗吉尼亚做出决定时，早先批准宪法的势头停滞了。在批准宪法的进程中有了一个双向的维度。如果弗吉尼亚不批准宪法，政治势头将戏剧性地转向反对批准宪法的一方。

尽管华盛顿曾立誓在制宪会议结束后保持克制——不会积极参与辩论——但可能是在麦迪逊的催促下，他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在写给自己的马里兰朋友们的信中，他敦促他们应及时投票，而不是延期。“你们的会议的中止……将是对宪法的拒斥。”他警告道。因为这么做将增强弗吉尼亚邦内部已经即将占据多数的反对力量。任何由华盛顿提出的这类要求，都无异于一项命令，在一周不到的时间内，马里兰就投票批准了宪法（63：11）。这意味着政治压力转到了弗吉尼亚这边，它将成为第九个批准宪法的邦。问题在于，在弗吉尼亚内部，双方的政治精英势均力敌，两边都敏锐地感觉到自己有义务领导这次会议，但他们各自的方向又与对方完全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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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于6月中旬在里士满召开的弗吉尼亚宪法审批会议的代表选出后不久，麦迪逊就开启了自己投票计数的模式。麦迪逊最初信心满满，向杰斐逊和华盛顿报告称“支持者”轻松地占据了其中的多数，但之后，他逐渐变得小心谨慎起来。邦北部的代表都是坚定的“支持者”，但来自沿海县的欠下英国人巨额债务的种植园主阶级希望逃避偿还这些债务，因此是坚定的“反对者”，后者还包括来自西部县和肯塔基地区的代表，他们构成了双方间的力量平衡。双方间的力量将非常相近。麦迪逊立刻给肯塔基的朋友不断写信提醒他们，加入联邦将是解决在密西西比河上的航行权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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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何看待弗吉尼亚的投票模式上，约翰·马歇尔提出了另一种非本地化的方式。约翰·马歇尔是华盛顿忠实的门徒，一位战争英雄，也是未来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马歇尔相信，绝大多数的弗吉尼亚人是反对批准宪法的，“但他们把自己最信任的本地领袖选为代表，而这些代表却有可能支持批准宪法”。根据他的判断，在这个老自治领中，大多数人还是会追随更见多识广和更值得信任的这批人。毕竟这还是一个前民主主义的世界，人们不需要为这种精英主义的分析感到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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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对弗吉尼亚邦投票结果的预测中，谁都没有想到，帕特里克·亨利会成为最后的王牌。他既是这个邦里最受欢迎的政治家，又是那个年代最著名的演说家。对于费城会议，亨利曾采取了抵制的立场，麦迪逊用相当讽刺的语气对华盛顿说：“他这么做是为了让自己在另一个舞台上不至于束手束脚，只要他施展自己的才能，就可以决定[弗吉尼亚]会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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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若干个场合，麦迪逊都是亨利雄辩的发言中的攻击对象，所以麦迪逊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亨利自身就充满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他既是舞台上的表演者，又是讲坛上的布道者。他能够在没有提示的情况下连续讲几个小时，虽然经常跑题，但他总能如施魔法一般抓住听众。如果说争论将给弗吉尼亚的宪法审批会议带来变化的话（确实带来了变化），那么是亨利给“反对者们”带来了一个优势。

亨利和杰斐逊与麦迪逊组成的联盟之间也有嫌隙。这可以追溯到1781年，当时亨利领导了弹劾作为邦长的杰斐逊的行动，为了避免被入侵的英国军队俘虏，杰斐逊轻率而鲁莽地从自己的职位上撤退下来。亨利也利用自己的政治支持者阻挠杰斐逊的宗教自由的提案，麦迪逊则在邦议会中为该提案辩护。就像杰斐逊对麦迪逊说的那样，似乎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亨利，“除非真诚地祈祷他立刻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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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吉尼亚的宪法审批会议注定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重大的辩论会之一。弗吉尼亚新闻界也感觉到了它的历史意义，他们雇用了速记员记录所有发言者的发言，弗吉尼亚会议因此也成为所有的宪法审批会议中保存记录最完整的会议。两派之间势力均衡，特别是当邦长埃德蒙·伦道夫加入“支持者”一方，而本邦最受人尊敬的宪法思想家之一的乔治·梅森成为“反对者”公开的支持者和战略制定者的时候，这种均衡变得更加牢固。

但每个人都知道，里士满辩论中的两位巨人将是亨利和麦迪逊。将麦迪逊描述为“巨人”有点奇怪，因为他身材矮小，站着说话时声音也很小，说话的方式像一位不停地从自己的帽子里拿出提示字条的呆板的教授，完全不像亨利，可以脱离稿子，滔滔不绝。

然而外表具有欺骗性。麦迪逊已经习惯于成为会议中准备最充分的发言者，他是那种会让人感到沮丧的对手，不管怎样，他似乎总是比你更能理解你的主张当中的暗示。和亨利不同，他出席了在费城举行的所有辩论，并对这些辩论做了最详尽的记录。他也以普布利乌斯的名义草拟了《联邦党人文集》中的29篇文章，这也为他的思想镀上了最后一层光芒。事实上，这是伟大的演说家和伟大的思想家之间的一场势均力敌的竞争。就像马歇尔再恰当不过地表述的那样：“毫无疑问，亨利先生拥有最强大的说服力，[但]麦迪逊先生则有着最强大的信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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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要感谢亨利的精彩表演，以及他对普布利乌斯中心假设的本能般的攻击欲望，弗吉尼亚的宪法审批会议上的辩论达到了绝无仅有的高度：它将大多数代表关心的本地问题推到一边，专注于利益攸关的更大的全国性议题。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学者们对普布利乌斯在纽约之外的影响力是持怀疑态度的。在弗吉尼亚，普布利乌斯虽然是一个焦点，但主要是作为所有“反对者”的反对意见的靶子。

在6月5日发表的初次演说中，亨利向普布利乌斯的所有核心前提一通齐射。首先，亨利宣称，制宪会议本就是一次违反宪法的集会，代表们通过替代而不是修改《邦联条例》的方式，僭越了自己的使命。在这个问题上，他显然有历史事实作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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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随着《邦联条例》即将失效，美国正处在无政府状态的边缘，并有可能解体为若干个地区性邦联，亨利对这一杞人忧天的推断提出质疑。就亨利所见，大多数弗吉尼亚人显然都生活在平静之中。邦联议会从来就不应该发挥一个政府所应具有的功能，亨利评论道，它只是各邦共同的政治议事日程的清算场所，而且它在完成这一有限的任务上表现得相当不错：“它带领我们挨过了漫长而危险的战争。它让我们在那场和一个强大国家的惨烈冲突中赢得了胜利。它为我们带来了一块比任何一个欧洲君主国领土面积都大的领地。对于这样一个强大而又严谨的政府，我们怎么能控诉它低能而无活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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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站在弗吉尼亚的立场上看到的一种修正主义的美国历史，麦迪逊马上对这种说法予以回击，称它是那种住在另一个星球上的某些人才会做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评论。难道亨利没有注意到，在整个战争期间，各邦——包括弗吉尼亚——都没有履行自己提供属于自己份额的资金和兵员的义务？让各邦自愿交钱就是一个笑话，它留给这个国家7000万美元无法偿还的债务，导致美国的信用在欧洲银行家看来一文不值。所有欧洲政府都把“合众国”看作一个可笑的讽刺，因为每个邦都有自己的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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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麦迪逊将他所熟悉的有关德国、瑞士与荷兰等邦联的系统性弱点的主张展开：“这些邦联的历史难道不正像我们从自己的经历中吸取的教训吗？”紧接着，他继续回答他自己提出的设问：“一个以依赖13个拥有独立主权的邦作为自己生存方式的国家，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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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不是亨利所熟悉的主张，也不是在他唯一关心的弗吉尼亚邦的范围内常常能听到的主张。亨利是忠实的邦联主义者，他相信，弗吉尼亚仍将是邦联中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国家，如果加入一个更大的联盟，对于他自己的政治权力和他理解中的大多数弗吉尼亚人而言，都是弊大于利的。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亨利和麦迪逊之间的对话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他们对于美国未来的观点在本质上就是不同的。亨利——麦迪逊之争的好处就在于将这一根本性的分歧彻底地展露出来。

亨利并不相信存在着所谓的“我们联邦人民”，存在的只有弗吉尼亚人、宾夕法尼亚人、新英格兰人或者南卡罗来纳人。在关于这个问题的历史事实上，他又是对的。他雄辩而充满激情地为他的神圣的信念代言，即美国革命带给合众国的，是一个亲近人民的有人情味的共和制政府。任何使代表远离人民和缺乏人情味的更大的邦的联盟，都是与大多数弗吉尼亚人的政治经验以及“1776年精神”的核心原则相抵触的。又一次，事实站在了他的一边。

回望过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亨利是为过去代言，而麦迪逊则是为未来代言。但亨利值得我们去充分注意，因为他将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一次美国革命的这件事表述得如此清晰。“既然他们说的是‘我们各邦’……那它就是一个邦联……但是，阁下，现在问题落到了这个可怜的小东西头上，我们美利坚各邦的表述变成了‘我们人民’。”亨利说的是对的。这是那个核心的问题所在。

在一句极具启发性的悄悄话中，亨利提出了以下这个问题：“假设在新政府中，每一位来自弗吉尼亚的代表都反对一项征税的法案，但法案最终还是获得了通过。所以，对你的征税不是经过你本人的同意，而是经过和你没有什么关系的人民的同意。”在亨利的政治宇宙中，非弗吉尼亚人不是自己的公民伙伴，而是外国人，他们的利益是不符合老自治领的价值观的。任何试图将所有邦联合起来的完全意义上的全国性政府，都是一个国内版的英国国会，而这正是美国人付出如此多鲜血和财产努力想要摆脱的那种专断的、不代表人民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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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批评宪法中的“统一”这个口号，这是一个有着意识形态上的和近乎妄想的含义的术语。它让人联想到一个吞噬着公民自由的政治怪物，一只欲壑难填的暴虐的巨兽，它一旦出现，就没有谁可以控制或制止它。（现代茶党的成员也是这一政治遗产的继承者，他们对任何联邦层面的强大的政府权力有着根深蒂固的敌意。）“你将这个国家的公民变成了美洲的一个统一的帝国的臣民，”亨利警告道，“当我检视这些特征时，阁下，它们对我而言是如此可怕。在其他的缺陷当中，它又存在着一个糟糕的倾向；它倾向于君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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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某些意义上来说，在对宪法的这个批评上，历史站在了亨利这边。但1787年至1788年的政治语境和1776年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当年的美国殖民地居民在英国国会中没有代表。毫无疑问，他们将不得不改变对代表权的构成的定义，但聚集在费城的代表并不认为扩展了美国革命的意义就应该否定自己。很不幸，亨利作为一个反对者为自己树立的对手，正是全美国把这一主张表述得最清晰的那个人。

如果假设一个更理想的历史情境，麦迪逊可以攻击亨利的“我们联邦人民”并不存在这一主张的中心前提。麦迪逊可以说：“我看到过未来，这种说法是成立的”——事实上，我们是单一的民族，在一个共同的政府下，我们迟早能够发现我们的集体利益。（顺便提一下，这也是华盛顿的观点。）但相比一位政治预言家，麦迪逊更像一位政治实践家，他需要赢得里士满的投票，并将弗吉尼亚推上领头人的位置。出于这个原因，麦迪逊选择了从亨利的侧翼发动进攻。亨利曾提出，宪法创造了一个肆意践踏邦权的统一的联邦政府。麦迪逊认为亨利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费城会议上创立的政治架构规定的是联邦政府和邦共享主权。

“这种方式是前所未有的，”麦迪逊评论道，“它可以站得住脚。从某些方面来说，它是一个有着联邦性质的政府；从其他方面来说，它又具有统一的性质。”这句话的意思是，宪法既赋予全国性政府巨大的权力，又把这之外的权力留给各邦保留。“我们人民”这一短语指的并不是“组成了一个伟大实体的人民——而是组成了13个单独的邦的这些人民”。参议院代表了邦，它的成员将由邦议会选举产生。总统由邦所选出的选举人选出。所有宪法修正案都需要绝对多数的邦的同意才能获得批准。在麦迪逊看来，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让步。参议院的代表制，从一个方面来说，承认亨利提出的民族精神当下还不存在的说法是正确的；从另一方面来说，通过将宪法描述成某种邦的主权和国家主权在其中继续共有的框架，它也巧妙地将最终的裁定推迟到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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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在里士满代表主权共有的立场所提出的所有主张，都代表了对他在费城清清楚楚提出的主权应归属联邦的声明的否定。但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而有着敏锐政治嗅觉的麦迪逊也随之做出了改变。如果为了让宪法在弗吉尼亚通过而放弃一些自己最珍视的信念，他会毫不犹豫地这么做。

一旦“统一”的妖怪被拔去了尖牙，亨利就意识到，自己唯一的希望就是提出大量的修正案，迫使召开第二次宪法审批会议，希望到那时，结果将是修改而不是取代《邦联条例》。但来自西部县和肯塔基的支持的减少意味着他无法获得足够的选票。

6月29日，亨利他发表自己最后的演说时，提出了40条新的宪法修正案，他的发言被一声巨雷打断，似乎天神也倾向于批准宪法。最终的投票结果虽然很接近，但还是有了定论（89：79）。被打败的“反对者”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希望召开第二次宪法审批会议，投票向最终的裁定发起挑战。但亨利拒绝向他认为注定是失败的这一事业提供支持。他已经尽了全力，他说，他们也都尽力了，尽管他们的确代表了弗吉尼亚的政治利益，但他们还是输了。到目前为止，“他们最好的选择就是回家”。不管结果是好是坏，这部宪法已经注定要变成这块土地上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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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的决定把纽约变成了这个故事的尾声，考虑到纽约的大小和商业上的重要性，这种想法似乎既尴尬又不敬，但事实又确实如此。事实上，新罕布什尔出乎意料地以巨大的热情批准了宪法，使弗吉尼亚成为第十个批准宪法的邦。现在，宪法的批准已成定局，政治局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留给纽约的是一个相当尴尬的选项。它可以选择作为一个变节的邦和罗得岛站到一起，也可以选择单打独斗，这么做既让人尊敬又无异于自杀，或者尽管很不情愿，但它也可以选择加入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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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吉尼亚的最终决定变得明朗起来之前，尽管寡不敌众，但杰伊和汉密尔顿已经为宪法能获得批准而倾尽全力。杰伊撰写了一篇文章，在纽约新闻界广为流传，事实上，它比普布利乌斯更全面地论述了当下最紧要的问题是什么，语言甚至比普布利乌斯更平易近人和煽情。在杰伊看来，现在是一个新的革命时刻，1788年，美国人应该像1776年那样再次站到一起。不利的一面在于，如果他们没能做到这一点，那么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就像如果当年在战争中被英国打败一样。杰伊也为自己在反对者当中赢得了追随者，在波基普西，他的圆滑老练的风格令他不可能招致任何人的讨厌。（“阁下，请再向我解释一下您的立场，因为我太希望和您站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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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们可能期待的那样，汉密尔顿在一种更富侵略性的模式中表现得很机智，对那些不符合自己主张的政治争论毫不妥协，就像杰斐逊在后来所说的那样，他是“自己的主人”。至少从实践上来说，汉密尔顿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在里士满和波基普西之间安置了一连串的骑手，以便将弗吉尼亚的裁定告知纽约。考虑到纽约的宪法审批会议上的人数，杰伊和汉密尔顿是不可能在辩论中获胜的。他们的首要政治任务就是拖延投票时间，直到弗吉尼亚投票确立一种既成事实。他们成功完成了这一任务，纽约也以极小的优势批准了宪法（30：27），这其实是违背它的意愿的。

再次阅读杰伊在纽约辩论期间的通信，就会发现他有着超乎寻常的自信，即尽管困难重重，但对获胜从未产生过怀疑。他显然相信自己写给纽约公民的那些东西，相信和独立战争一样，在宪法审批的进程中也有上帝的力量在发挥作用。考虑到历史在纽约展现出的超乎寻常的偶然性，杰伊非凡的平静如果不是获得了某种神启般的超人领悟，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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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纽约的裁决被证明这是个关于宪法审批的故事的尾声，那么克林顿分子由于输掉了一场原本明显占优势的战斗而失信于人，则成为尾声中的尾声。纽约所批准的宪法包含了一系列建议增设的修正案和一项声明：“因为对必要的修正案将被采纳有十足的信心”，我们才批准了宪法。麦迪逊立刻拒绝了纽约提出的条件，他认为这些条件构成了“有条件的批准，不足以使纽约成为新的联邦成员，因此它也不应被这一计划所接纳”。麦迪逊的观点是，邦可以提出修正案，但不能以修正案被采纳与否为条件来决定是否批准宪法。纽约所做的是将修正案和条件合二为一。麦迪逊写信给汉密尔顿，敦促他告知纽约的代表们，宪法必须“作为一个整体被永久性地”采纳，“不论附加什么样的条件都必定会有损于宪法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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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的多少有些不良的居心在邦长克林顿发给所有邦的通函中暴露无遗。他主张，如果六个邦所提出的多个修正案没有得到新政府的立即执行，就有必要召开第二次审批会议。这其中也隐含了如果纽约提出的修正案被无视，那么它就以退出联邦相威胁。自始至终都作为挑衅者的汉密尔顿也发出了自己不那么隐晦的威胁：如果纽约邦退出联邦，那么纽约城就退出纽约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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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和麦迪逊都将纽约的通函视为破坏宪法批准的最后一次尝试。华盛顿认为这封通函将拥有“一种阴险的倾向……它可能会被不满之人当作标杆”。他对麦迪逊说：“在已经看得到港口的情况下遭遇海难，真是不幸中的不幸。”麦迪逊同意华盛顿的说法，他把纽约的通函描述成一种“有着最致命的倾向的负隅顽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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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多少有些奇怪，但杰伊也签署了这封通函，甚至在起草时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他都以我行我素著称，他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和他对密西西比河问题的处理非常相像。他得出的结论是，暂时性的退出不会造成伤害，特别是当你知道你的事业将最终取胜时。“我想我们接纳这种做法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他告诉华盛顿，“特别是，如果新政府能通过自己的行动将自己托付给人民的话，我自认为不会有什么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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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伊显然相信，纽约在政治上被触怒了，这是对自己在宪法批准过程中被挤到一边这一不能接受的事实做出的虚张声势的回应。他们没有为修正案规定最后的采纳时间，因此杰伊认为，克林顿分子们显然是在虚张声势。对付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迎合他们，小心翼翼地照顾他们的存在感，然后在保持他们荣誉无损的情况下将他们整合到联邦之中。

麦迪逊有理由视自己为这部关于宪法批准的交响乐的总指挥，尽管他在1788年的8月和9月都在担心，纽约的这个让人沮丧的开局可能将这部宪法批准之曲变成一堆刺耳的噪声，但事件的发展证明杰伊才是正确的。纽约并没有变成一个放大版的罗得岛的欲望。

宪法的批准一得到确保，华盛顿就试着去解释，一个建立全国性政府的政治运动——这在两年前是不可能的——何以能够成功克服困难然后取得成功。“多重的环境……似乎互相作用在一起，带来了一个愉快的解决方案。”他把谢斯叛乱视为一场近乎灾难的事件，是它促使人们召集制宪会议。华盛顿注意到，“正是制宪会议把我们的国家引向永恒的幸福。”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认为这一任务中的无助以及反对者的力量“产生了一些新的能力，如果没有反对者的力量，后者可能不会表现出来；这些新的能力又开拓了有关政府的科学的新领域[即《联邦党人文集》]，对人的权利展开了充分和公允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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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期间，华盛顿将一系列事件都归结为上帝的旨意。他亲身感受到，被他称为“伟大事业”的美国独立经历了多次危急时刻，在一切似乎都将一败涂地之时，神意——命运或者纯粹的运气，你想怎么称呼它都可以——降临，挽救这一事业于万一。现在，他又用神意来解释宪法的批准。在他看来，在这两件事当中，美国似乎都是命运之子。

但一个更世俗化的解释会把重点放在被历史学家称为“人的能动性”——这种说法显得有些笨拙——所扮演的角色上。在华盛顿对历史发展的理解中，一切都由神掌控。可能神确实掌控着历史。但在这个地球上，而不是在天堂里，四个人凭借一系列的政治决策和行动创造了历史，从后果来看，他们是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但是，他们的使命还没有完全达成。

[1]
一种从宪法制定者的意图和宪法条文本身出发来理解宪法的宪法解释方法。——译者注

[2]
公元前6世纪的罗马政治家，Publius Valerius Publicola的简称，他是推翻罗马君主制并建立共和制的领袖之一。——译者注

第七章

尾声

您会允许我这么说，对于[这个政府的]首次行动而言，您的参与将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在建立坚实基础的一开始就失去最具影响力的人物，那么引入这一体系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致乔治·华盛顿

（Alexander Hamilton to George Washington），1788年8月13日

在这个故事的最后阶段，所有工作都是为了确保新的联邦政府由那些致力于使大共和制政府的实验获得成功的聪明人士来管理，汉密尔顿是这项工作的领导者。在南方的弗吉尼亚，帕特里克·亨利已经着手为自己在里士满的失利复仇，他向邦议会施压，要求他们将反对批准宪法的人选为参议员，麦迪逊因此未能当选，但亨利无法阻止麦迪逊当选众议员。在北方的纽约，乔治·克林顿的战略也如出一辙，他希望把纽约代表团打造成新的联邦堡垒中的特洛伊木马，与此同时，催促召开自己在通函中所描述的第二次会议，显然是为了扭转最近在宪法批准进程中达成的裁定。
1

汉密尔顿又一次将大部分火力对准了纽约，他发起了一场反对克林顿成为参议员候选人和选举人团成员的运动。他还以“H. R. ”为笔名，在《纽约广告人日报》上发表了14篇文章，攻击克林顿的品质、蓄意阻挠会议进程的政治动机以及他腐败的金权体系。不用过多怀疑，汉密尔顿的确是美国最娴熟的政治辩论家，他把自己作为普布利乌斯时所展现的惊人能量也带到了手头的这项任务当中。他相信，宪法不过是写在羊皮纸上的一堆词语而已，只是勾勒了一种新的美利坚共和国的框架。如果这些词语和这个框架不是由那些致力于使其成功的代表而是由那些企图破坏其生存的人来贯彻实施，那么过去两年的努力都将白费。
2

有一个人绝对无可取代。华盛顿是美国唯一有能力跳脱出本地、邦和地区间割裂的人，他是每个美国人都认同的集美国革命全部的表现于一身的“独一无二的人物”。和其他每个人一样，汉密尔顿也假定华盛顿将成为合众国首位总统，一部分参加制宪会议和各邦宪法审批会议的代表之所以投票赞成宪法，首要的原因也是他们假定新的联邦政府将由华盛顿来领导。

但在美国，有一个人不认同这种假设，这个人恰恰就是华盛顿本人。从1788年春天批准宪法的前景变得明朗起来开始，华盛顿就认为有必要告知那些关切之人，自己将永远隐居在芒特弗农的松树和无花果树下，不会有离开的欲望或意图。“我非常享受退休的状态，”他解释道，“我发现务农的感觉非常好，在这么大的年纪被拉入公共生活当中，是得不偿失的。”
3

对于退休后享受田园生活的西塞罗式的雄辩感言，是弗吉尼亚种植园主阶级熟悉的一个重复的主题。但华盛顿并不只是在这一修辞传统中做出一个姿态。“我的眼睛就是人心最伟大的探究者，”他坚称，“除了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在自己的农场上谦卑而快乐地生活和死去，我没有别的期望。”
4

但汉密尔顿感到有必要告诉自己原来的指挥官，不管他知道与否，他其实没有别的选择：

阁下，我想当然地认为您已经做出决断，在新政府的问题上应顺应毫无疑问是您的国家里众人的呼声。您会允许我这么说，对于[这个政府的]首次行动而言，您的参与将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在建立坚实基础的一开始就失去最具影响力的人物，那么引入这一体系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5

实际上，当华盛顿在费城重返公众场合之后，他就致力于使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共和政体的试验获得成功。现在，在领导启动这项试验上，他已经没法脱身。

华盛顿感谢他旧日的副官向他提出如此“有男子汉气概的建议”，但他也承认，自己对此感到深深的绝望，自己被“一种阴郁”笼罩。他也希望汉密尔顿知道，接受总统一职“将是我生命中经历过的场合中最令我感到胆怯和不情愿的”。
6

汉密尔顿太了解华盛顿了，知道他不是谦虚，所以汉密尔顿提出了另一种意图唤起华盛顿的历史抱负的主张。如果新的联邦政府失败的话，汉密尔顿如此评论道：“他的设计者就将背负上给政府招致了一场革命的骂名……这是得不偿失的。人们会说，他们推翻了一个乌托邦，但又建立起了一个新乌托邦。”汉密尔顿警告说，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么华盛顿在历史上的地位就将受到折损，这一结果“对您而言这将是对您必然和应该珍视的名誉的更大的损害”。但最后汉密尔顿总结道，华盛顿的所有苦恼都是毫无必要的，因为“将您再次带入公众视野的这场危机没有给您留下选择的余地，您只能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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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历史上，没有哪位总统会比华盛顿更不想当总统的了。不过，就像汉密尔顿向他说明的那样，没有一个美国人能像他那样，在提升这一新兴国家的成功前景上发挥如此关键的作用。就像华盛顿旧日的骑兵指挥官亨利·李所说的那样：“不但在您看来这是一种牺牲，在任何一个人看来这么做都是不公平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您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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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试图找到一条逃避的路径，他宣布，任何宣布他为候选人的行为都将被视作他野心的明显表露，在他的政治领域中，这是一种不名誉的行为，意味着自己从本质上就不能胜任这一职务。他喜欢引用关于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寓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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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盛顿来说，这无异于孤注一掷地想要躲开必然将发生的事，但这么做到头来也是徒劳，因为对他没有必要站出来竞选或宣布自己为候选人。但是也没有举行初选或提名大会。各个邦的选举人都可以自由选举他们希望的人。获胜者即为总统。华盛顿能够避免当选的唯一办法，是一旦当选就拒绝任职。不过汉密尔顿已经告诉了他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华盛顿确实向诺克斯吐露过自己内心的想法：“在我向政府首脑的位置走近时，我感到自己就像一名罪犯在走向刑场。”不过他将以压倒性的票数当选总统，这基本上也是可以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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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基本可以确定，对汉密尔顿来说还不够。在汉密尔顿看来，如果美国的试验想要获得成功，那么华盛顿的当选就是绝对必要的。汉密尔顿的脑海中开始浮现出噩梦中的场景，他描述道：“宪法的缺陷将可能使那个有望成为副总统的人在实际中成为总统。”这种担忧是极端牵强的，事实也证明这完全只是他的错觉。但这体现了汉密尔顿对保证华盛顿当选的执迷程度，在这件事上，他不打算冒任何风险。因此他转移到幕后操纵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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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当时还不存在政治民调，但大家都同意，约翰·亚当斯很有可能获得第二多的选票，并担任副总统，他可能将在新英格兰地区和大多数北方邦内得到一致支持。汉密尔顿游说自己在特拉华、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的友人，把给约翰·亚当斯的选票投给更加次要的候选人，以防止亚当斯意外当选为总统。汉密尔顿宣称自己完全没有和亚当斯过不去的意思，甚至欢迎他当选为首任副总统。但亚当斯毕竟不是华盛顿——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取代华盛顿，即便亚当斯超过华盛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也不能冒这个风险。

最终的结果和预期的一样。对选举人票进行计票发现，全部69名选举人都把票投给了华盛顿，他成为大家一致的选择。亚当斯最终获得34张选举人票，位列第二，如果没有汉密尔顿从中作梗，他获得的选票可能会多5张或10张。

汉密尔顿相信从邦联到国家的转变就是一个固有的腐败的阴谋，这是没有必要的。不论是华盛顿、麦迪逊还是杰伊，都不会同意他的做法。如果华盛顿知道汉密尔顿在自己的总统任上抹上了这样一个不名誉的污点，必定会暴怒。但在当时，汉密尔顿丝毫不会在意这种恶意的指控。他唯一关心的，就是当美国这艘国家之船启航时，华盛顿成为它的掌舵人。

为了确保胜利的前景能够达成，还需要在制度的方程式上加上最后一个要素。在关于宪法批准的辩论的整个过程中，人们清楚地发现，制宪会议的代表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这一文件的最终草案里遗漏了一份权利法案。前文已经提到，这一失误并非代表们有意为之：在一个夏天的高强度工作后，代表们基本上已经精疲力竭了，只想回家。

在有关宪法批准的辩论中，麦迪逊和詹姆斯·威尔逊都从政治上详细地阐述了为什么缺少一份权利法案是合理的。他们坚持认为，这样一份法案从本质上来说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宪法只赋予了新的联邦政府列举的权力，没有必要再明确表示保障个人权利（接受陪审团审判、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它们已经包含在邦的宪法当中。麦迪逊又提出了一个多少有些牵强附会的主张，认为加上这样一份权利法案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这份清单是否足够全面和完整。

但就如各邦的宪法审批会议中的辩论所展现出来的那样，许多心不甘情不愿的代表对这一主张并不买账。那些反对批准宪法的代表提出的主要理由是，一份权利法案将为他们的私人生活和更亲近自己的本地的和本邦的政府免受联邦的入侵提供一个明确的隔离空间。在6个邦提出的124条不同的修正案中，绝大多数的关注点都在对联邦权力的恐惧上，而一份权利法案将在很大程度上缓和这种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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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汉密尔顿在确保华盛顿当选首任总统上担当了领导的角色，那么麦迪逊则在纠正自己和其他在费城的代表所犯的没有提供一份权利法案的错误上担当了领导的角色。他的动机几乎都是政治上的。我们倾向于将权利法案视作上帝传给摩西的“十诫”的世俗版本，并倾向于将其首字母大写
[1]

，而麦迪逊则将其视作对抗宪法反对者的武器，比如力主召开第二次宪法审批会议的亨利和克林顿，在麦迪逊看来，这么做显然就是为了撤销所有他和他的合作者们所取得的成就。
13

如果第一届联邦议会通过了一项权利法案，能够解决那些反对批准宪法的人提出的合理关切，那么就没有必要再召开第二次审批会议。1789年1月，麦迪逊宣布转变自己的立场。“在这一时刻，不论人们喜欢哪种观点，”他写道，“宪法的确立所导致的情况的变化，显然使我和我那些宪法之友们一样，完全并一致赞成对它的这种修改，不管这会让它自身更加完善，还是让它更加糟糕，至少对那些不喜欢它的人而言，是变得更好的。”修改宪法的合适的场所是联邦议会，而不是第二次宪法审批会议，他发誓要领导这次行动：“这就是我真诚的观点，我也希望，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即将在3月召开的联邦议会可以担负起这一有益的工作。”对宪法的修改将在第一届联邦议会中完成，新的联邦政府实际上将因此扩权，而召开第二次宪法审批会议的鼓吹者背后的计划，则是要破坏这种权力。麦迪逊的首要目标就是要说服那些宪法的公开反对者，并向那些曾建议采纳全部修正案的不情愿的宪法批准者展现自己的诚信，以便把他们赶进杰伊之前所构想的羊圈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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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之所以转变自己的立场，其动机完全是政治上的，他对于一项权利法案在宪法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思考，在知识上是很复杂的。他与《邦联条例》之下的邦政府打交道的经历告诉他，个人自由和少数群体的权利的主要威胁来自下面，而不是上面——也就是说来自民众中的大多数，而不是来自政府。他也不认为一项权利法案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防止这种权利被滥用。这使得他和他在巴黎的导师之间产生了矛盾，后者在法国的经历使其得出了与麦迪逊相反的结论。杰斐逊和麦迪逊在1788年年末到1789年年初之间的通信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日后权利法案的迥异的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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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两年里，麦迪逊完全沉浸在起草宪法和监督对宪法的审批的政治运动当中。而在另一边，杰斐逊则住在大洋彼岸的巴黎，尽管麦迪逊不停地将各邦批准宪法的进程告知杰斐逊，但他还是没有察觉到麦迪逊想要掌控的，是一种极为紧张的政治气氛。

这有助于解释杰斐逊会在1788年2月批准宪法的前景仍不明朗时提出一个如此奇怪的建议：“我真诚地希望前面的九个会议能够接受[宪法]，而后面的四个拒绝。前者将确保宪法获得通过，而后者则将迫使前者提供一份权利声明，以完善同盟。这么一来，它的主要缺陷就得到了弥补，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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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能通过想象来感受麦迪逊读到这些话时的惊恐，以为它们的危险性接近于召开第二次宪法审批会议。在麦迪逊看来，后者在政治上等同于想要在修改宪法的伪装之下杀死宪法的一颗毒药。杰斐逊显然认为，权利法案的确是这一文件的致命缺陷，尽管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但为了将这一份他称之为“权利宣言”的文件添加到宪法中，他还是愿意冒宪法得不到通过的风险。

杰斐逊之所以对权利法案如此着迷，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原因，一个很具体，另一个则更一般性，也体现出他的思维方式。从具体的原因上来说，当下的他正与拉法耶特以及其他法国革命者进行会谈，后者希望为新的法国宪法起草一份权利宣言。他们都将这份宣言视作对法国革命必须遵循的原则的绝对必要的声明。杰斐逊对这一计划十分投入，因为至少在他看来，这一计划的目标是将自己撰写的《独立宣言》中的价值观带到法国的革命当中去。因此，寻找语言来定义基本的人权，正是杰斐逊头脑中所想的。

从更一般性的层面来说，在这个问题上，杰斐逊思考宪法甚至是政府本身的思考方式，和麦迪逊或同时代其他任何一位著名的美国政治家都不一样。就宪法来说，他把宪法看作一种作为过渡性安排的暂时的政治框架，应该每隔20年就对其加以修改或者替换，以反映新的一代的利益和价值观。就政府而言，他希望政府小而弱，越弱小越好，甚至弱小到看不见。他发现，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最大的麻烦就是他们生来偏好“一个[他们]能够感知到的政府”。他的头脑和心灵所希望看到的，是一个人们不会感知到政府存在的世界，是一个政府近乎消失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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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麦迪逊和他的国家主义者同人们致力于创立的宪法中最值得称道的充满活力的品质，正是被杰斐逊鄙视和谴责的。一项权利法案对杰斐逊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的基本功能就是定义什么是政府“不能”做的，由此为个人权利免遭国王、宫廷、议会和法官的监视和限制创造了一个政治空间。这就是杰斐逊的理想，其实也是他的乌托邦愿景，它和麦迪逊的以利益为驱动的政治宇宙之间的差异，就如同白天与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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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坦言，他和自己导师的观点似乎大相径庭：“我从不认为省略[一项权利法案]是一种材料上的缺陷，除了其他人想要这样一份法案外，我也想不出其他任何理由……我没有把它看作很重要的一件事。”麦迪逊又更进一步，把所有的权利法案都描述成“羊皮纸做成的栅栏”，它们很容易就会被“每个邦里占统治地位的多数人”无视和破坏。以弗吉尼亚为例，麦迪逊宣称，“每当违逆民意的潮流出现时”，《权利宣言》“就会受到侵犯”。

在麦迪逊看来，杰斐逊的问题在于他认为对个人权利的首要威胁来自政府。如果在欧洲，这么说可能是正确的，“但在我们的政府中，真正的权力掌握在这个共同体的大多数人手中”。因此，真正的威胁“来自政府变成了仅仅是大多数选民操纵的工具”。麦迪逊最后总结道，一项权利法案，“不管它在纸面上被如何强调，只要它违背了公众决定的意思，它就不会得到遵守”。他并没有预见到最高法院作为宪法或权利法案的最终仲裁者将扮演活跃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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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不太可能理解麦迪逊的意思，因为从麦迪逊的视角来看，对人民权利的最大威胁可能就来自民意本身的观点是不可想象的。杰斐逊从未接受麦迪逊的主张，他仍旧坚守着自己的核心信念：“说到权利法案，我还是认为应该加上。”麦迪逊宣称任何权利法案都不可能解决所有可能的权利滥用，对此杰斐逊的回应是：“半条面包总比没有面包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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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到1789年1月，麦迪逊得出了和杰斐逊一样的结论，尽管理由不同。在麦迪逊竞选联邦众议员席位时，他显然就已经下定决心要领导这场确立权利法案的运动。这场竞选并非易事，因为亨利已经说服杰斐逊的另一位追随者、有时候也是麦迪逊之友的詹姆斯·门罗与麦迪逊展开竞争，并重新划定了麦迪逊所在的选区——后来，这种做法被称为“格里蝾螈”（gerrymandering）
[2]

，使优势偏向门罗这边。

但这并没有起什么作用，麦迪逊以1308票对972票轻松获胜，但在竞选的过程中，他之前的选民也向他施压，要求他支持弗吉尼亚的宪法审批会议上提出的宪法修正案。麦迪逊无路可退。他对外宣布，如果自己当选，就将推动修正案的批准通过。“这是我的真诚的愿望，”现在他发誓称，“应该对宪法进行修改，在新宪法之下召开的第一届联邦会议应该准备好提出最令人满意的保护所有基本权利的条款，特别是全面的宗教信仰自由、出版自由、接受陪审团审判、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免遭搜查等权利，并将它们提交给联邦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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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写在纸面上的权利清单的效力，其实麦迪逊还是不像杰斐逊那样有信心。麦迪逊相信，对个人权利最好的保护方式，已经包含在宪法所创立的政治框架当中。但是他知道，现在继续往前走的政治上的原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清楚：他的弗吉尼亚选民想要修正案；一项权利法案可以破坏具有颠覆性的召开第二次宪法审批会议的运动；六个邦中不情愿的宪法批准者能够知道自己在倾听他们的意见。就像他对杰斐逊说的，这项安抚行动将“消除对这一体系的反对势力，或者至少可以通过使受蒙蔽的反对者脱离他们狡猾的领导者，来破坏这股力量”。简而言之，他并没有把通过一项权利法案的运动视作一瞥永恒真理的一次机遇，而是把它作为宪法批准进程的最后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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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麦迪逊兑现自己承诺的绝佳时机。他被普遍认为是众议院中的“第一人”。他在制宪会议中扮演的中心角色、他对《联邦党人文集》的贡献，以及他在弗吉尼亚宪法审批会议中的突出地位，都使他第一次成为毋庸置疑的国家级人物。在就任后不久，华盛顿就邀请他起草一封致联邦议会的信，表达自己与议员们紧密合作的愿望。而联邦议会的成员并不知道麦迪逊参与起草了这封信，他们也邀请他起草给华盛顿的回信。所以这封信是麦迪逊写给麦迪逊的。他成了新政府中第二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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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89年3月初，也就是华盛顿宣誓就任仅仅五天后，麦迪逊就宣布，自己希望在这个月稍后的时间里为宪法增加修正案。之后他就开始了麦迪逊式的忙碌工作，仔细研究《弗吉尼亚权利宣言》和各邦提出的所有修正案。称麦迪逊为“宪法之父”是很有道理的，但考虑到费城会议上其他人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们也可以说“宪法之父”主要应该是古弗尼尔·莫里斯。但称麦迪逊为“权利法案之父”，这是毫无问题的。他以一己之力起草了第一稿，并引导众议院通过这一草案，当参议院将众议院提交的17条修正案减少到12条时，他又和参议院的领袖们进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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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对通过一项权利法案近乎痴迷地执着，也引来一些议员的评论，他们指责麦迪逊对自己如果不能及时采取行动就会引发第二次宪法审批会议的担心是错误的。来自马萨诸塞的众议员西奥多·塞奇威克（Theodore Sedgwick）相信，麦迪逊“时常被帕特里克·亨利的幽灵所纠缠”。现在已经是宾夕法尼亚联邦参议员的罗伯特·莫里斯则认为麦迪逊“在弗吉尼亚太担惊受怕了，以至于从那时候起，他连做梦都能梦到修正案”。他们说的都有道理。就像杰伊曾经预测的一样，召开第二次审批会议的运动已经开始式微。但就像汉密尔顿选择务必确保华盛顿当选一样，麦迪逊也感到很有必要在亨利和克林顿的门徒们有能力动员起力量之前通过一项权利法案。他几乎肯定是夸大了这一威胁，但考虑到他为抵达政治上的应许之地所走过的艰辛，他应该是没有心情去冒任何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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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春末，麦迪逊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在修正案的条款上，并试着确定应该将它们放到宪法文本的哪个位置。他显然相信，把它们放到宪法中间比把它们加到末尾更能强化文本主体，而不是仅仅把它们钉在后面当作一个尾巴。“将修改的内容整合到宪法本身当中显得既简洁又得体，”他解释道，“因而应当将它们编排到它们本应归属的部分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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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众议院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的过程中，康涅狄格众议员罗杰·谢尔曼提醒众人注意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么做是在没有费城制宪者们授权或知晓的情况下对他们所签署的这一文件加以修改。实际上，这会给人一种幻觉，即修正案是在制宪会议上就起草好了的。（到现在为止，麦迪逊显然是这么希望的。）谢尔曼主张，更恰当的方式是把修正案作为对原始宪法的原初文本的一个独立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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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很快便意识到自己无法反驳这一主张，他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让步。但这么做也免去了他思考如何将一系列公民权利和对联邦权力的限制加入宪法原始文本中去的棘手任务。结果，权利法案也获得了作为宪法后记的独立地位，准确地反映了宪法审批会议中众多代表关切的问题。在很长的时间里，这一单独的安排使权利法案获得了属于自己的标志性地位，它把由《独立宣言》首次提出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法律化，成为对政府无权干涉的权利的经典声明，它是美国版的《大宪章》。无怪乎杰斐逊认为它比宪法本身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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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希望重现联邦议会对这项后来成为权利法案的文件的辩论过程中麦迪逊的心理状态——我们或许可以称其为麦迪逊的“原旨”——那么我们最好研究一下他在6月8日向众议院所做的开幕演讲，他在演讲中展示了自己在春天的几个月里所做的大量编辑工作中所取得的成果。一些众议员拒绝考虑在当前对宪法进行修改。就如佐治亚众议员詹姆斯·杰克逊所说的那样，宪法就像“一艘尚未准备启航出海的船……它还需要进行一系列试验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或者说它可能还存在非常明显的缺陷”。现在就胡乱摆弄这一文本还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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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议会现在还有更紧迫的问题需要解决。它需要建立一个联邦税收系统，需要将宪法中异想天开的想法变成一个切实可行的司法系统，需要创建一个行政部门并确定其权限——简单地说，就是建立政府，并让它运转起来。按照麦迪逊的建议，如果众议院以全体委员会的方式就他所提出的权利法案进行辩论，那么它就不可能把注意力放到其他重要的问题上去。

在策略上，麦迪逊最终选择了采取温和的立场，他放弃了由全体委员会审批的建议，同意将自己提出的修正案送交一个特别委员会审议，这样众议员就可以同时处理自己的其他事务。但他坚持认为权利法案必须被作为优先和重点对待的对象。对于原因，他也明确予以了说明：

尽管合众国13个邦中的11个已经批准了这一政府体系，但仍有许多我们的选民对此心存不满，这对在座的诸位来说不是什么秘密；他们中很多人的智慧、爱国精神和对自由的渴望都令人尊敬……这样的人在我们的人民中间有很多……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满足他们的愿望，并伸张宪法所保护的伟大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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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也意识到，仍有北卡罗来纳和罗得岛两个邦没有批准宪法，现在理应由新成立的联邦政府来说服它们，也就是像他所说的，“将他们投入新的联盟的怀抱”。简而言之，新的政府必须设立和运作起来，因此必须走完这一未竟事业的最后一步，这也将在事实上完成宪法的审批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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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一些能够理解的原因，麦迪逊在1789年夏天的首要政治动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逐渐被人遗忘，因此我们只记住了被载入今天的权利法案的修正案（见本书附录三）。麦迪逊最初所列的修正案正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包含了一整套标准的权利，其中大多数已经被许多邦的宪法所承认，主要包括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免遭搜查和逮捕的权利、在合理期限内接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以及未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力由各邦保留这一明确的前提假设。麦迪逊将其中若干权利与修正案捆绑在一起，形成了9条修正案草案。众议员则把他起草的一些段落拆开，组成了17条修正案，之后参议院又将其减少到12条，在提交给各邦批准的过程中又进一步减少到1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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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我们想真正抓住麦迪逊在这一创造性的关键时刻的原旨，我们可以关注他的草案第一稿中的四个特点。

可能我们注意到的第一点，就是提出建议的所有邦都提出的一个修改意见不见了。有六个邦敦促回到当初《邦联条例》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之下，联邦的税收要求将被视为一种自愿行为，而不是对各邦的强制性要求。每一个邦都提出了不同方案：各邦和联邦政府可以就相互间的分歧进行协商，但核心观点是，在基本的税收问题上，至少应该向邦主权做出让步。在《邦联条例》之下，导致财政混乱的主要原因就是无法为联邦预算和联邦债务筹得资金，因此麦迪逊相信，这一修正案将直击同盟的命门。他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法就是不予理会。尽管这是六个邦提出的一致建议，但在麦迪逊的笔下消失了。

第二，麦迪逊在完全相反的方向上提出了一项自己的修正案，没有一个邦提出过这样的修正案：“各邦不得侵犯宗教信仰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在刑事案件中接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在制宪会议上，他尝试制定一项授权联邦否决邦的立法的条款，但以失败告终。现在，假借为邦层面上的关于人权的共识确立一个全联邦的标准，麦迪逊又一次尝试把相同的原则偷偷带入自己的权利法案。最高法院花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才认可了麦迪逊对联邦管辖权的这种提议。就像麦迪逊向杰斐逊所预言的那样，更多的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发生在邦的层面而不是联邦的层面上，历史也证明他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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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像费城会议的代表否决了这一提案的早期版本一样，参议院也以同样的理由删除了麦迪逊所提出的这一修正案。对于这样明显地将联邦权力置于邦权力之上的计划，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对于该修正案遭到否决，麦迪逊深表遗憾，他说，自己把它看作“整个列表中最有价值的修正案”。但不管怎样，在联邦议会两院中的大多数议员显然都认为这一修正案走得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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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与前面的两点不是完全没有关系。麦迪逊对宪法中的一部分内容提出了批评，该内容宣称：“众议员的比例不应超过每三万人选一人……美国人民感到众议员的数量应该增加。”麦迪逊所指的是几个邦就这个问题提出的修正案，这些修正案都植根于这样一种观念：宪法所规定的新的代表制缺乏《邦联条例》之下邦层面上的那种代表与选民之间的亲密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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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尝试传达几个邦的代表在宪法审批会议上表达的真诚的关切，即联邦议员议席划分的地理范围应该缩小，众议员的数量应该增加，这样的政府才是他们理解的真正的代议制政府。但就如麦迪逊显然明显意识到的那样，这个问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因为任何有着如这些批评所希望的那样多代表的联邦立法机构，只会变得异常笨重，随着人口的增长，冗员的情况也只会更加严重。必须改变的不是代表占选民的比例，而是选民对代表制的看法。问题在于规模。一旦你将定位从本地和本邦转移到全国，对政府本身的态度也需要改变。但这个建议并没有收到什么成效。事实上，这个建议不可能收到什么成效。但这一问题表明，想要从邦联转变为一个国家，最明显和最实际的方法就是彻底改变对一个美利坚共和国的政治架构方式的思考方式。

最后，在麦迪逊提出的第四条修正案的标题下，他写下了这样的句子：“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应受到干涉；一支装备和管理良好的民兵是对一个自由国家安全的最好保障；一个出于宗教上的顾虑不便携带武器的人，也必须服兵役。”在参议院做出了一些修改后，这一修正案成为权利法案的第二修正案，在今天，它的含义所引起的争议比1789年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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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这么做，是为了回应五个邦所提出的修正案，它们呼吁禁止建立一支常备军，因为历史证明，后者是对共和主义价值观的永久性威胁。很明显，在麦迪逊所草拟的修正案中，他的意图是为了向那些疑虑重重的人保证，合众国的国防将依赖于各邦的民兵而不是一支职业化的联邦军队。在麦迪逊的理论中，携带武器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是从民兵役中衍生出来的一种权利。最高法院最近做出的判决[ 2008年的海勒诉哥伦比亚特区案（Heller v.District of Columbia
）]却认为携带武器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近乎不受限制的权利，这显然与麦迪逊的原意是不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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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议院辩论期间，主要来自南部邦的一些代表指责麦迪逊对邦的宪法审批会议上提出的修正案“择优录用”，以便最小化而不是最大化地对联邦权力进行限制。南卡罗来纳的阿达努斯·伯克（Aedanus Burke）把麦迪逊提出的修正案比作当时的一种名叫“乳酒冻”的流行甜点，它“充满泡沫，里面都是空气，它的存在只是为了装饰盘子”。沉醉于隐喻的灵光闪现的伯克也把麦迪逊提出的修正案比作“掷向鲸的一个桶”，这是水手为了将鲸的注意力从攻击自己的船只上分散开而采取的一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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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来自南卡罗来纳的托马斯·都铎·塔克（Thomas TudorTucker）想知道，为什么麦迪逊没有在第一次征询期间采纳所有提出修正案的邦所提出的所有联邦税收都应为自愿的修正案。大多数批评似乎说的是，麦迪逊提出的修正案并没有准确地反映他们的选民对联邦政府扩大的权力最深层的关切，相反，它们只是对邦权被削弱这一事实做出一种缓和姿态。而事实上，这正是麦迪逊的意图所在，即向反对者做出尽可能少的让步，确保为新政府赢得尽可能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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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麦迪逊在起草和捍卫权利法案时的最初意图，既不是宪法上的，也不是哲学上的。他完全没有想到他所写的东西现在被奉为对美国核心政治价值观近乎神圣的表达。就如他在一些场合向杰斐逊解释的那样，他认为宪法确实不需要一项权利法案。

被麦迪逊称为“讨厌的修正案问题”主要是为了通过特定方式定义对联邦权力的宪法性限制，赢得那些心存不满或心有不甘的美国人的支持。对这个问题他一直有着清晰的认识：“我们希望公民同胞中那些心存不满的人能够接受他们所反对的新政府，并且用的是最可能被那些批准了宪法的当前形式的人所接纳的方式。众议员提出的修正案有两方面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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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位政治哲学家，而是把自己当作一位政治战略家，试着确保由他、汉密尔顿、杰伊和华盛顿在三年前克服重重困难所启动的大胆的计划取得成果。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和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毫无疑问，权利法案已经被抬高到美国人想象中的崇高地位。但在它自己的时代和麦迪逊的脑海中，它不过是一个包括调整美国革命的意义以使其适用于整个国家这一漂亮一役在内的一个关键收尾罢了。

我们有理由在1789年的夏天结束这个故事。到那时为止，宪法已经获得通过，华盛顿已经确保将成为首任总统，权利法案也即将获得通过，一个真正的全国性政府的框架已经部署就位。也就是在几年前，没有人能够预测到这一结果或导致这一结果的一系列事件。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现在，美国革命不仅仅意味着独立，还意味着建国。尽管大多数美国民众既不反对也不赞同这一显著的转型，但建国所必需的制度现在已经建立起来，美国的公民也开始在为其而建造的一个全国性的房子中成长起来。要想让他们住在里面感到舒适，并让他们以自己满意的方式安放好政治家具，至少需要一代人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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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个重大的例外，所有推动这一运动朝着建立一个国家的方向发展的人，都参与了未来十年中执行这一愿景并将其制度化的行动。华盛顿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是他将美国总统变成一个集选举产生的君主所具有的象征性权威和控制国内外政策的首相所具有的实质性角色于一身的职位。没有人可以像华盛顿这样，做得这么天衣无缝，做得这么成功，尽管在两个任期内他都希望自己能回芒特弗农。

汉密尔顿成为首任财政部长。华盛顿最初任命的是罗伯特·莫里斯，但后者因为要在参议院任职而拒绝了就任。汉密尔顿推行了一套全面的财政计划，他的计划几乎就是建立在莫里斯担任财政总监时尝试推行的计划之上的，即建立一个国家银行，由联邦偿还所有邦欠下的债务，回收国债和重塑美国在国际上的信用的一项长期计划。可能是担任首任财政部长的缘故，汉密尔顿被普遍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财政部长。1804年，当他在威霍肯平原上与艾伦·伯尔对视时，他在联邦党内的领导地位就像这个党一样，正处在衰落的过程中。

华盛顿非常尊敬杰伊，只要杰伊愿意，可以向他提供新政府的任何职位。杰伊更倾向于出任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因此他拒绝了出任首任国务卿的机会——该职位之后由杰斐逊担任。但杰伊的主要贡献在外交政策上，在一项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里程碑式的条约中，他与英国谈判达成一项协议，避免了双方间的战争。之后，他又继续担任纽约邦邦长，他在这一职务上的主要成就，就是使奴隶制在这个开始自称帝国邦的邦内走上了被废除的道路。

麦迪逊是个例外。在华盛顿总统任期的最初几个月里，麦迪逊在议会里仍然是总统的心腹和联络人。但出于从一开始就困扰历史学家的一些原因，到1791年，麦迪逊转变了自己的立场，和杰斐逊一起领导反对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以及联邦党的整个内政外交政策。一个终极国家主义愿景的支持者现在变成了弗吉尼亚式的同盟观念的支持者。这种转变在麦迪逊的《弗吉尼亚决议》（1789）中达到顶峰。他在其中从邦权出发阐释了宪法，提出的主张基本上和帕特里克·亨利在弗吉尼亚的宪法审批会议上提出并遭到自己反对的观点相同，这些主张成为1861年南方邦联的立场。

这是美国政治史上最惊心动魄的转向之一。要解释这种转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注意到，当杰斐逊从法国回来后，麦迪逊选择了将自己全部的强大理论力量运用到他的导师和英雄的政治议程当中。这无疑是原因中的一部分，但很难说这就是全部的原因。麦迪逊突然意识到，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将商业的北方置于农业的南方以及他对自己的弗吉尼亚选民的忠诚之上，我们需要探究这个问题。但这说的是另一个麦迪逊，以及像他们说的，是另一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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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后见之明回顾这个故事就能看到，一些在开始时不可见的或模糊的特征在最后显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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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华盛顿的价值不可估量，如果没有他，制宪会议永远不可能取得成功，但华盛顿的价值不仅仅局限于此。他在1783年撰写的通函中对美国前景所做的评估，最清楚不过地提出了建立一个全国性政府作为驾驭美国几近无限的潜力的基本前提的主张。尽管杰伊和汉密尔顿在较早前也瞥见这一构想的轮廓，但华盛顿在推动建立一个有能力控制美国革命所释放出的能量的联邦政府中扮演了重要的实质性而非象征性的角色，一方面因为他的愿景被证明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也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传递自己的主张时拥有像他那样的公信力。由于他在为独立和美国建国赢得胜利中扮演的中心角色，他堪称建国之父中的第一人。

第二，四位最忠实的国家主义者身上的领袖标签可谓实至名归，因为他们再次扮演了几年前赢得美国独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这两个事件中，作为在当时前景并不明朗的事业的代表者，他们都做好了孤注一掷的准备。1781年，他们拿自己的名誉和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作为赌注。他们也习惯了赢得这样的赌注，在两个事件中，深信自己看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这也支撑起了他们的信心。的确，他们都把建国当作有关美国命运的同一个更大的故事的第二个章节，这个故事剧本的作者，则是华盛顿和杰伊笔下的神意。建国者被当作拥有心智上的超自然力的近乎神一般的存在，这种圣徒传式的描述已经不再有说服力。尽管如此，这四位处在这个故事中心的行为不羁的国家主义者都相信，虽然自己不是神，但神站在自己这边。

第三，这几位凡人在扩展美国革命的定义上所取得的成果，从这一术语的另一个也是更受到时间限制的意义上而言，其实也是历史的受益者。现代批评家对建国者及其所做的宪法上的安排的批评，常常是从我们今天的视角出发的，并且是用一种它所许可的政治正确的姿态。我们越是认识到建国者生活在一个我们无法理解的前现代世界，我们在追寻历史正确时就越不会用现代的术语去加以评判。

更具体地说，建国者身处一个西方文明从后贵族主义向前民主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一方面来说，这意味着政治在美国向整个有才智的男性阶层开放——女性参与公共事务在当时还是件难以想象的事。如果是在欧洲，这群人将仍旧挣扎在暗处，因为他们缺乏正当的血统和承袭下来的财富。汉密尔顿就是这种平等精神的最好例子，而华盛顿在英国陆军中是永远不可能升到少校以上军衔的。现代主义倾向于把当时的平等主义假定和今天的对立起来，之后得出建国一代都是彻彻底底的精英的结论，这么做存在着深刻的历史缺陷。建国一代没有遵照他们自己时代的政治和社会标准来做判断，他们也因此成为美国社会的受益者，美国社会可以为有潜力的聪明人提供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的机会。

另一方面，在历史进程中的前民主阶段，对于普通人拥有不普通的智慧或被称为“人民”的神秘集体的优秀美德这个民主神话，前民主世界里的政治领袖仍全然不知。对任何假定大多数美国公民都能合乎道德地行事或将自己的个人利益置于更大范围的公共利益之下的民主视角，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提出了最直白的批评。这不仅仅是推论得出的结论，而是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分别在大陆军和邦联议会中任职时学到的深刻教训。两人都相信，任何建立在纯粹的民主假定之上的政府都将被建立在诱惑性的幻觉之上，这已经在战争期间以及之后《邦联条例》之下的各邦政府那里得到了证实。

因此，说他们最大化了这一短暂的历史可能性，可能是描述他们成就的最好方式。他们对自己政治精英的角色没有感到不舒服或尴尬，部分是因为他们的领导角色是建立在他们靠自己而不是承袭的血统所赢得的革命资历之上的。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对不受限制的民主的怀疑有什么不对，因为这些怀疑植根于他们作为士兵和政治家的最近经历，而且还没有可以置他们于守势的民主神话的出现。

他们跨坐在一个濒死的贵族世界和一个新兴的民主世界之间，希望将两者整合成一个优雅的共和国，但这在理论上是一种尴尬的姿态。他们所创造并馈赠给我们的宪法是这种双模式的时刻和心态的必然产物。这个故事中出现的大多数人如果知道加上了修正案的这部宪法仍沿用到两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肯定会感到惊讶。它之所以能够延续这么久，不是因为它包含了建国者们所发现的如同在他们头上跳动的火舌般的永恒真理，而是因为它成功地将自己所处时代的两种有时间局限的真理合二为一。也就是说，任何合法的政府都必须以民意为基础，但我们不能相信大多数民众都能做出负责任的行动，这是一个极为古老的悖论。

是他们的谦逊而非傲慢发挥了持久的作用。他们也知道自己无法解答所有的问题，任何一位自认能解答所有问题的政治精英，就像法国启蒙思想家和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所最终发现的那样，必定会发现自己正站在历史的故纸堆上日渐衰老。他们的天才之处，在于他们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政治挑战果断地做出了回应，即必须用国家来取代邦联，也在于他们提供了一个足够宽泛的相当大范围的政治平台，未来的后代可以在其中做出自己的决定。他们就像智慧的父母一样，允许自己的孩子——也就是我们——在他们所设计的广阔的共和主义框架内最大限度地利用好我们的当下。这正是林肯1863年在葛底斯堡借他们之名所做的事情。

最后必须说一说杰斐逊。尽管1787年的夏天，他很幸运地隐居巴黎，没有在制定宪法上扮演任何角色，但直到死他都相信，联邦拥有在国内政策上的权威是背叛而不是拯救了美国革命。杰斐逊还幸运地活到了19世纪30年代，因此也无数次被问及他如何看待他那光辉的一代人所锻造出来的东西。他恰好又是那个时代最抒情的散文大家，因此他的颂词值得我们注意：

一些人用道貌岸然的虔敬来看待宪法，将其视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约柜。他们将其归因为之前时代非人类所能及的智慧，认为它不需要修改。我熟知那个时代；我属于那个时代，也工作在那个时代。它确实应该得到这个国家的尊重……但我也知道，法律和制度必须和人类的大脑一起发展。随着后者更加发达和进步，随着新发现的获得，随着新的真理的发现……制度也必须前进，并且跟上时代的步伐。我们可能可以要求文明社会继续处在他们的野蛮祖先的统治之下，但这和要求一个成年人仍旧穿着小时候的衣服没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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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为所有最著名的革命一代的成员发声，督促后人不要把他们的政治处方当作圣经。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事实是，他们所认同的为数不多的原旨之一，就是反对提出任何有关“原旨”的司法原则。的确，他们都希望被铭记，但他们不希望成为不朽。

[1]
即写作“Bill of Rights”。——译者注

[2]
“格里蝾螈”意指为了让自己阵营里的人赢得选举而对选区进行不公正划分的行为。1812年，为了让自己同党的候选人赢得联邦众议员席位，马萨诸塞邦邦长格里对原有选区重新划分，使其有利于本党而不利于竞争对手，因划分后的选区图酷似蝾螈（salamander），媒体将格里的姓（Gerry）和这个词结合，创造了一个新词gerrymander，对这种行为加以讽刺。——译者注

附录一

联盟和永久同盟条款

1777年

译者按：该文件即为《邦联条例》。以下翻译参照了《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尹宣译，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615—623页。本附录（即尹宣译本）与本书前文中的不同之处为：前文译为“邦联”（Confederation）的，尹文译作“联盟”；前文译为“合众国”（United States）的，尹文译为“联邦”。附录二、附录三同此理。特此说明。

我等签字的各邦代表向本文件所有相关人士致以敬意。

我等美利坚联邦的代表，于我主一千七百七十七年——美利坚独立的翌年，于召集的联盟议会中，同意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湾、罗得岛和普罗维登斯种植地、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邦之间的一些联盟和永久同盟条款，亦即《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湾、罗得岛和普罗维登斯种植地、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邦之间的联盟和永久同盟条款》。

第一条

本联盟的方式为“美利坚联邦”。

第二条

各邦保留自己的主权、自由和独立，每项权力、管辖范围和权利，联盟议会召开期间通过这项结盟明确授予联邦者除外。

第三条

上述各邦就此分别加入一个牢固的、彼此友好的同盟，以增强各邦的国防，保障各邦公民的权利，促进各邦互相的和共同的福利，彼此约束，互相支援，共同对付以宗教、主权、贸易或其他任何借口对联邦或其中一邦提出的威胁或攻击。

第四条

第一款
为保障和维系各邦之间的友谊和交往，除乞丐、流氓和逃犯外，各邦自由居民有权享受其他各邦自由公民的一切特权和豁免权；各邦人民可以自由进出其他任何邦，享受一切贸易与通商特权，所课税金、所受限制与所在邦居民一视同仁，但不得限制财产所有者将输入该邦之财产转移到自己所居住的邦去；任何邦不得对联邦的财产和其他邦的财产征税或加以限制。

第二款
在一邦犯有叛国罪、重罪、次重罪，或被质控犯有上述罪行者若逃往其他邦，应原邦行政长官或行政部门的要求，应将其引渡至原邦。

第三款
各邦彼此之间，对其他邦法院和地方法官的档案、法案、司法程序应予以充分信任与尊重。

第五条

第一款
为便于安排联邦的共同利益，各邦按本邦议会认为适当的方式，逐年派出代表，于每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举行联邦议会，各邦保留在年内召回部分或全部代表，并委派其他代表顶替的权力。

第二款
每邦派往联盟议会的代表，不得少于两人，不得多于七人；任何人在六年中不得担任代表超过三年，任何担任代表的人，不得在联邦担任由本人领取或其他人代领薪水、津贴和报酬的职务。

第三款
每邦需在邦际会议中保留代表。

第四款
在决定联邦事务时，每邦各有一票表决权。

第五款
代表在联盟议会中的言论自由和辩论自由不受干涉，在联盟议会以外的任何地方，任何法庭不得对其盘问，叛国罪、重罪或妨碍治安罪例外；代表在前往开会和返回住处途中，不受逮捕和拘禁。

第六条

第一款
未经联盟议会召开期间的联邦同意，任何邦不得派遣或接见任何大使，不得与任何国王、君主或国家举行会议，签订协议，结成同盟，缔结条约；在联邦或任何一邦内担任受薪受托职务的人，不得从任何国王、君主或外国那里接受任何礼物、报酬、职务或头衔；联邦和任何一邦不得授予贵族头衔。

第二款
未经联盟议会召开期间的联邦同意，任何两邦或多邦之间不得缔约、结盟、同盟，不得具体规定这类缔约结盟的目的和持续时间。

第三款
联盟议会已向法国和西班牙朝廷提出缔结条约，并将以此为据努力于其他国王、君主或国家缔结条约，为此，任何一邦不得征收进口税或关税，以免影响联盟议会上述之努力。

第四款
任何邦不得在和平时期保留战舰，除非联盟议会召开期间的联邦认为该邦之战舰数量是保护该邦或其贸易所必需的；任何邦在和平时期不得保持任何武装部队，除非联盟议会召开期间的联邦判断该邦所保留的要塞和警卫人员数量是保护该邦所必需的；但每邦应随时保留一支管理良好、遵守纪律、武器装备足够的民兵，公共武库保存一定数量的野战炮、帐篷、数量适当的武器弹药、营房器材，随时听候调用。

第五款
没有得到联盟议会召开期间的联邦同意，任何邦不得开战，除非该邦受到敌人的实际入侵，或得到情报，表明某个印第安人部族已决定侵入该邦，危险迫在眉睫，不容迟缓，来不及等待联盟议会召开期间的联邦决定；在联盟议会召开期间的联邦决定宣战之前，任何邦不得向任何船只和战舰发布命令，不得颁发海上缉拿外国船只许可证和报复敌国的拘捕证，只能与联盟议会召开期间的联邦已经与之宣战的王国、国家及其臣民作战，并遵守联盟议会召开期间制定的规则，除非该邦受到海盗的大肆入侵，在此情况下，可以派战舰出击，作战时间以危险存在为限，直到联盟议会召开期间的联邦另有决定为止。

第七条

任何邦为共同国防而招募的陆军，所有上校和上校以下军官，由招募这些军队的各邦议会任命，或按各邦所定办法任命，军官出现空缺时，由原来任命该军官的邦任命继任者。

第八条

一切战争费用，一切为建立共同国防和提供普遍福利而出现的其他费用，以及联盟议会召开期间的联邦同意支付的费用，均从公共财库中支取，财库来源由各邦按其全部土地价值分摊，包括授予和测量后分给任何个人的土地，联盟议会召开期间的联邦将定期制定办法，任命人员，对土地、房屋和改良增值做出估价。各邦缴纳自己应承担的份额，可由各邦议会制定税则，征收税金，时间应在联盟议会召开期间的联邦同意的时间范围内。

第九条

第一款
联盟议会召开期间的联邦独享决定战争与和平的全权，第六条所述情况例外，独享派出和接受大使、缔结条约和加入盟约的全权，但所缔结的商业条约不得限制各邦的立法权力，按向本邦居民征税的办法，向外国人征收进口税和关税，不得禁止各邦出口和进口任何货物和商品，不得禁止各邦制定各种情形下的规则，全权决定陆上或水上的俘获物是否合法，全权制定规则规定陆军和海军在为联邦服役时所获战利品如何瓜分或分配，全权在和平时期颁发海上缉拿外国船只许可证和对敌国的拘捕证，全权设立法庭审理公海上的海盗罪和重罪案件，全权设立法庭接受和审理一切有关俘获物的最后上诉，但议会议员均不得被任命为上述法庭之法官。

第二款
两邦或多邦之间，因领土、管辖范围和其他任何事务，目前存在或将来出现的争议和分歧，应在联盟议会开会期间，由联邦对上诉做出最后决定，具体办法如下。一邦立法当局、行政当局或其他合法代理人与另一邦发生争执时，应向联盟议会提出诉求，陈述问题所在，并申请举行听证会；联盟议会应将诉求交给与之发生争执的另一邦的议会或行政当局，指定一个日期，让双方合法代理人出庭，双方代理人一致同意后，指定仲裁人或法官组成法庭，审理上述案件，并做出裁决。若双方代理人无法取得一致，由联盟议会从联邦内每邦提名三人编列名单，由双方当事人交替从三人中剔除一人，由提出诉求的一方先剔除，直到剩下十三人；从这十三人中，再由联盟议会通过抽签提取不少于七人，不多于九人；这样提取出来的人或其中任意五人，担任仲裁人或法官，听取争议，并做出最后裁决；裁决由参与审理的法官的多数意见决定。若一方玩忽职守，不在指定日期出庭，又不说明联盟议会认为充分的缺席理由，或者虽出庭但拒绝剔除名单，则由联盟议会从每邦提名三人，由联盟议会秘书代表缺席一方或拒绝剔除名单的一方剔除；按上述方式组成的法庭所做的判断和裁决具终审和决定性质。任何一方，若拒不承认此种法庭的权威，或拒不出庭提出申诉，或不对理由做出辩护，此种法庭仍将开庭并将做出裁决，裁决具终审和结案性质。判断、裁决和程序记录均提交联盟议会，为当事人安全计，存入公告档案。每名仲裁人在入席开始裁决之前，需宣读誓词，由裁决该案所在邦最高法院法官之一主持，誓词为：“仔细认真听取问题所在，尽自己最佳判断能力，不偏不倚，不图报答，做出裁决。”此外，不得为联邦的利益而剥夺任何一邦的领土。

第三款
一切土地私有权的争端，因两邦或多邦均认为这些土地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颁发了不同的地契而引起，或因这些邦颁发地契之后，又对管辖范围做了调整而引起，这些地契或其中的一种声称按照原有管辖范围拥有原始地契，这类争端均由一方向联盟议会召开期间的联邦提出诉求，尽量按上述处理各邦之间管辖范围的领土争议的方法，做出最后裁决。

第四款
联盟议会召开期间的联邦拥有单独和排他的权利和权力，根据联邦的授权，或根据各邦的授权，规范各邦铸造货币的成色和币值，在联盟内统一度量衡，规范与不属于任何邦成员的印第安人的贸易和各邦事务，但不得侵犯和违反各邦在其限度以内的立法权，建立和管理联邦全境内邦与邦之间的邮局，从联邦全境内的邮件提取邮费，支付邮局的开销；任命为联邦服役的全体陆海军军官，团级军官除外；授予全体为联邦服役的军官军衔，制定管理陆海军条例，并指挥作战。

第五款
联盟议会召开前的联邦有权指定一个委员会，在联盟议会全体休会期间履行职责，取名“邦际委员会”，由每邦的一名代表组成；有权任命其他委员会和文职官员，按联邦的指示处理联邦的日常事务；任命其中一人主持，但在任何三年任期内，任何人不得主持工作超过一年；保证为联邦服役的民兵筹集必需的款项，为公共支出拨款和提供给养；以联邦的信用筹措贷款，发行货币，每半年将贷款和发行所得向各邦呈交账目；建立和装备一支海军；协商陆军人数；按各邦白人居民人数，向各邦分配兵员名额；此项兵员分配，具有约束性，由各邦议会任命团级军官，招募兵员，按士兵规格提供服装、武器、装备，把按此规格配备服装、武器武装的军官和士兵，在联盟议会召开期间的联邦协商的时间内，开拔到指定地点；但若联盟议会召开期间，联邦审时度势，认为有的邦不需要招募兵员，或招募的兵员可低于其配额，而其他邦招募的兵员需高于其配额，仍应按配额招募这些超额兵员，配备军官、服装、武器、装备，除非该邦议会认为无法提供如此数量的兵员，在此情况下，各邦议会认为超征兵员为安全所需，则由各邦配备军官、服装、武器、装备，并在联盟议会召开期间的联邦协商的时间内，开拔到指定地点。

第六款
除非九个邦一致同意，联盟议会召开期间，联邦议会不得从事战争，不得在和平时期颁发海上缉拿外国船只许可证和报复敌国拘捕证，不得缔结盟约，不得铸造钱币并规定其价值，不得为联邦或其中任何一邦的防务和福利而筹款拨款，不得发行债券，或以联邦的信用举债，不得拨款，不得在建造和购买的战舰数目、招募的陆海军人数方面达成协议，不得委任陆海军总司令；除非在联盟议会召开期间由联邦中的多数邦通过表决做出决议，除决定逐日休会外，不得对其他任何问题做出决定。

第七款
联盟议会有权在一年内的任何时间休会，有权在联邦内的任何地点举行，一年内休会的时间不得长于六个月，并按月公布联盟议会的议事记录，但联盟议会认为需要保密的有关缔约、结盟、军事行动的部分，不在此列；各邦代表在每个问题上所投的赞成票或反对票，只要有一名代表要求，即须记录在案；一个邦的代表们，或其中任何一人若提出要求，即应给予一份上述记录之复写件，以便提交各邦议会，但上述保密内容除外。

第十条

联盟议会休会期间，授权邦际委员会或任何九个邦，执行联盟议会召开期间的联邦的权力，取得九个邦的同意，要不时地考虑必需的授权；但是，未经联盟议会召开期间的联邦内九个邦的同意，不得授权上述委员会执行联盟条款规定的任何权力。

第十一条

若加拿大申请加入联盟，加入联邦采取的各项措施，应予批准，并授予联邦的一切好处；但是，除非九个邦一致批准，不得授予其他殖民地同等待遇。

第十二条

联邦成立之前，为建立目前的联邦，由联盟议会授权或由联盟议会签订合同而发行的一切债券、所借之款项以及欠的债务，均视为联邦债务，由联邦负责偿还，谨在此以公共信用庄严地做出担保。

第十三条

每一个邦对这项结盟提交给它的所有问题将受到联盟议会召开期间的联邦所做的各项决定的约束。各邦应严格遵守联盟条款，不得违反，联盟将永世长存；从今以后，除非取得联邦大会同意，并在事后得到每个邦议会的确认，任何时间不得做任何修改。

我等得到世界最高主宰之欢悦，得到我们各自代表的邦议会的诚心，批准和授权我们在代表大会上承认上述联盟条款和永久同盟。上帝见证：我等在下面签字的代表，根据授予我们的权力，在此聚会，谨代表各自的选民并以他们的名义，在此全权批准和确证联盟条款中的每条每款和永久同盟，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所有事务；我们进而以各邦选民之名义庄严盟誓，他们将受联盟议会召开期间的联邦所做各项决定的约束，包括这项盟约所提交给他们的所有问题。我们在此会议上举手为证。

本条款于我主一千七百七十八年——美利坚独立第三年七月九日在宾夕法尼亚之费城完成。

新罕布什尔

约西亚·巴特列特

小约翰·文特沃思 1778. 8. 8

罗得岛和普罗维登斯种植地

威廉·埃勒瑞

亨利·马昌德

约翰·科林斯

纽约

约瑟夫·杜安

弗朗西斯·刘易斯

威廉·杜尔

古弗尼尔·莫里斯

宾夕法尼亚

罗伯特·莫里斯

丹尼尔·罗伯狄欧

约翰·贝雅德·史密斯

威廉·克林根

约瑟夫·里德 1778. 7. 22

马里兰

约翰·汉森1781. 3. 1

丹尼尔·卡勒尔

北卡罗来纳

约翰·宾1778. 7. 21

科恩·哈涅特

约翰·威廉斯

佐治亚

约翰·瓦尔顿1778. 7. 24

爱德华·特尔菲尔

爱德华·郎沃斯

马萨诸塞湾

约翰·汉考克

塞缪尔·亚当斯

埃尔布里奇·格里

弗朗西斯·达纳

詹姆斯·罗维尔

塞缪尔·霍尔顿

康涅狄格

罗杰·谢尔曼

塞缪尔·亨廷顿

奥利弗·沃尔科特

蒂度斯·霍斯默

安德鲁·亚当斯

新泽西1778. 11. 26

约翰·威瑟斯普

纳撒尼尔·斯库德

特拉华

托马斯·麦克基恩1779. 2. 22

约翰·迪金森1779.5. 5

尼古拉斯·凡·戴克

弗吉尼亚

理查德·亨利·李

约翰·巴尼斯特

托马斯·亚当斯

约翰·哈维

弗朗西斯·莱托夫·李

南卡罗来纳

亨利·劳伦斯

威廉·亨利·德雷顿

约翰·马修斯

理查德·哈特森

托马斯·海伍德

附录二

美利坚联邦宪法

1787年

译者按：以下翻译参照《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尹宣译，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625—636页。

我们联邦人民，为建立一个更加完美的联盟，树立正义，保障内部安宁，建立共同防御，促进全民福利，保证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的自由和幸福，特此为美利坚联邦制定和确立这部宪法。

第一条

第一款
本宪法所授予的所有立法权，都属于联邦议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

第二款
联邦众议院由各邦人民每两年选举产生的众议员组成；各邦选举人应具备选举本邦议会中人数最多一院议员的选举人所需具备的资格。

年龄未满二十五岁、成为联邦公民不足七年、当选时不在本邦定居者，不得担任众议员。

[众议员席位和直接税金额，在加入联盟的各邦之间按人口比例分配；各邦人口总数为自由人人数之和，包括按契约服劳役一定年限的人，但不算未被征税的印第安人，再加上所有其他人口的五分之三。]
[1]

联邦议会第一次开会后三年内实行人口清点，此后每十年普查一次，其办法由联邦议会立法制定。每三万人中选出的众议员不得超过一名，但每邦至少应产生一名众议员；统计人口以前，新罕布什尔有权选出众议员三名，马萨诸塞八名，罗得岛和普罗维登斯种植地一名，康涅狄格五名，纽约六名，新泽西四名，宾夕法尼亚八名，特拉华一名，马里兰六名，弗吉尼亚十名，北卡罗来纳五名，南卡罗来纳五名，佐治亚三名。

任何邦的联邦众议员缺额时，由该邦行政当局下令选举，补齐缺额。

联邦众议院选出本院议长和其他官员；众议院独享发起弹劾之权。

第三款
联邦参议院由每邦两名参议员组成，[由各邦议会选出，]任期六年，每名参议员各有一票表决权。

第一批参议员选出聚齐后，立刻分成人数尽量相等的三组。第一组参议员的席位在第二年届满时空出，第二组议员的席位在第四年届满时空出，第三组议员的席位在第六年届满时空出，以便此后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若参议员因辞职或其他原因出缺发生在邦议会休会期间，由该邦行政长官任命临时参议员代理，到邦议会下次开会选出新议员止。]

年龄未满三十岁、成为联邦公民不足九年、当选时不在本邦定居者，不得担任参议员。

联邦副总统为参议院议长，但没有表决权，除非赞成票和反对票票数相等。

参议院选出本院其他官员和一名临时议长，以备副总统缺席或副总统行使总统职权。

参议院独享审讯所有弹劾案的权力。为审讯弹劾案而开庭时，参议员须宣誓。联邦总统受审时，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主持；未经出席议员三分之二同意，不得定罪。

对弹劾案的裁决不得超过罢免职务、取消担任或享受联邦荣誉职务、受托职务、受薪职务的资格；但是，对确证有罪者仍可依法起诉、审讯、裁决、处罚。

第四款
选举联邦参议员和众议员的时间、地点、办法，由各邦议会预先规定；联邦议会可随时通过立法制定和更改这些规定，选举议员的地点除外。

联邦议会每年至少开会一次，从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开始，除非联邦议会立法另定时间。

第五款
参众两院分别审查本院议员的选举过程、结果和当选资格；各院议员过半数即构成议事的法定人数；不足法定人数时，得逐日休会，各院可规定督促缺席议员到会的办法和处罚规则。

各院制定本院议事规则，处罚议员不守规则的行为，经三分之二议员同意可将本院议员开除。

各院应有议事记录，定期公布，他们判断需要保密的记录除外；经出席议员五分之一的要求，应将全体议员对任何问题所投的赞成或反对票记录在案。

联邦议会开会期间，未经另一院同意，一院中途休会不得超过三天；不得在各院会堂以外的地方开会。

第六款
议员领取服务报酬，由立法保障，由国库支付。议员享有以下特权：议会开会期间和往返途中，除因叛国、重罪、妨碍治安外，不受逮捕；议员在议会上的发言和辩论，在议会外不受盘诘。

议员不得担任任期内新设立的职位或在其任期内支取因新职位而增添的薪俸；联邦官员在任期内不得担任国会议员。

第七款
一切筹集岁入的提案由众议院发起，与对其他提案一样，参议院可以修正案的方式提出建议或表示同意。

每项通过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提案，在正式成为立法之前，需呈交联邦总统；若总统同意，应签署使其成为立法，若不同意，应写出书面反对理由，连同提案一起退还提出该案的一院，该院应将总统的反对理由全文记录在案，开会再议，若该院三分之二议员再次通过，则将该提案连同总统的反对理由提交给另一院以同样方式再议，若另一院三分之二议员再次通过，该案即成立法。再议时，各院均采取点票方式决定，逐一问明每名议员赞成还是反对，各院应分别把赞成和反对的议员姓名记录在案。总统收到提案后十日内（星期日除外），若不将提案退还，则视同总统已经签署，该案成为立法。唯有联邦议会休会因而总统无法退还提案时例外，该提案不能成为立法。

每项需要参议员、众议院一致通过的命令、决议、表决（有关休会问题者除外），须呈交联邦总统，与处理提案的方法一样，受同样规则限制，总统批准后方可生效，总统不批准，需参众两院依照对于通过法案所规定的各种规则和限制进行复议，各以三分之二议员再次通过，方能生效。

第八款
联邦议会有权制定和征收税金、关税、进口税、营业税，用于偿还国债，并为联邦提供共同防御和全民福利；但在联邦范围内，关税、进口税、营业税的征收应整齐划一；

用联邦的信用借钱；

制定对外贸易、邦际贸易、与印第安人贸易的规则；

制定联邦内统一的归化条例和破产法；

铸造钱币，调节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的币值，统一度量衡；

制定规则，处罚伪造联邦证券和货币的行为；

设立邮政，修筑邮路；

促进科学和实用技艺的进步，保障作者对作品、发明家对发明在有限时间内的排他权利；

设立最高法院以下的各级法院；

界定和处罚公海上的海盗罪和重罪以及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宣战，颁发海上缉拿敌船许可证和报复敌国的拘捕证，制定陆海战俘获物处理条例；

招募陆军，提供给养，但对这项用途的拨款不得超过两年；

建立和维持一支海军；

制定陆军和海军的统辖和管理条例；

制定规则，征召民兵，执行联邦法律，镇压叛乱，击退入侵；

制定规则，组织、武装并以纪律约束民兵，统辖民兵应招为联邦服役的部分，把任命军官和按照联邦议会制定的纪律训练民兵的权力留给各邦；

设立一个特区，由某些邦割让、联邦议会接受，作为联邦政府所在地（面积不超过十平方英里），联邦议会在特区内享有一切事务的排他立法权；经所在邦议会同意，联邦议会向各邦购买若干土地，建立要塞、武库、兵工厂、造船厂及其他必要设施，享有对这些地点的排他立法权；

为行使上述所有权力，行使宪法授予联邦政府、授予各部门及其他官员的权力，制定必要和适当的法律。

第九款
联邦议会不得在1808年以前立法禁止任何一邦现有并认为适当承认的人口迁徙和入境人口，但对入境的人口可征收税金或关税，每人征税不得超过十美元。

不得中止申请人身保护令的特权，发生叛乱或入侵、公共安全需要时例外。

不得通过任何剥夺公权的法案或追溯既往的法律。

[不得征收人头税和其他直接税，如前所述，只能按人口普查结果向各邦摊派。]

不得对任何一邦的出口物品课税。

制定贸易和征税规则，不得在各邦口岸之间厚此薄彼，不得要求从一个邦的港口始发或驶到该港停靠的船只，到另一个邦的港口始发或停靠，办理出关入关、清仓、纳税手续。

未经立法拨款，不得从国库支钱；一切公款往来，应有常规的收支说明和往来账目，并定期公布。

联邦不得授予贵族爵位，任何联邦受薪受托官员，未经联邦议会同意，不得接受任何国王、王子或外国的任何礼物、俸禄、官职、爵位。

第十款
任何一邦不得缔结条约、加入同盟或彼此结盟；不得颁发海上缉拿外国船只许可证和报复敌国的拘捕证；不得铸造钱币；不得发行信用券；不得使用金币银币以外的方式偿债；不得通过剥夺公权的法案、追溯既往的法律、损害合同义务的立法；不得授予任何贵族爵位。

未经联邦议会同意，任何一邦不得对进出口货物征收进口税或关税，为执行该邦检查法所绝对必需的税金除外；但任何一邦对进出口货物所征的关税或进口税，其净收入应上缴联邦国库使用；所有这类检查法，应受联邦议会检查和控制。

未经联邦议会同意，任何一邦不得设立船舶吨位税，不得在和平时期维持军队和战舰，不得和其他邦或外国缔结协定或盟约；不得从事战争，除非遇到实际入侵，或危险迫在眉睫，不容迟缓。

第二条

第一款
行政权赋予美利坚联邦总统。总统任期四年，总统与同样任期的副总统的选举办法如下：

每邦按本邦议会所定办法产生若干选举人，人数等于该邦按宪法有资格分得的联邦参议员和联邦众议员人数之和；但联邦议员和联邦受托受薪官员不得担任选举人。

[选举人在本邦集会，投票选举两人，其中至少一人不是本邦居民。选举人制作一份所有被选举人名单，并注明每个人所得票数；他们还得签名做证明，并密封送至联邦议会所在地，交给参议院院长。参议院院长当着参议员和众议员的面开启名单，然后点票。得选举人票最多且超过指定选举人半数者即当选为总统；若得票过半数者不止一人且得票相等，众议院应立即书面投票从中选出一人为总统；若无人得票过半数，众议院应立即投票，从得票最多的五人中选出一人为总统。众议员选举总统时，按邦计票，每邦议员合投一票；选举总统时，全国三分之二的邦各有一名或几名众议员出席，人数超过全体众议员半数，才能构成法定选举人数。在上述各种情况下，选出总统后，剩下的人中得选举人票最多者为副总统。若剩下的人中仍有两人或多人得票相等，参议院按上述办法从中选出副总统。]

联邦议会决定各邦产生选举人的时间和选举人集合投票的日期，投票日期在联邦内应为同一天。

非本土出生的人，本宪法批准时不是联邦公民的人，没有资格担任总统；年龄不满三十五岁、在联邦居住不足十四年者，没有资格担任总统。

[若总统被罢免、去世、辞职或失去行使总统职权的能力时，应将总统职权移交给副总统；联邦议会应立法宣布，若总统和副总统都被罢免或去世、辞职、失去行使职权的能力时，宣布将由联邦的哪位官员代理，直到他们恢复能力，或选出新总统为止。]

总统在规定时间领取服务报酬，任期内报酬不增不减，任期内总统不得从联邦或其中任何一邦领取其他报酬。

总统就职前须宣读以下誓词或保证：“我谨在此庄严宣誓（或保证），我将忠实履行联邦总统职责，尽自己的最佳判断和能力，保持、保护、捍卫联邦宪法。”

第二款
总统为联邦陆军、海军总司令，并应召成为联邦服役的各邦民兵的统帅；总统可要求各部门首长就所负责任内的事务写出书面意见；总统有权颁布缓刑和赦免反对联邦的行为，弹劾案除外。

总统咨询参议院并取得出席议员三分之二的同意，才有权缔结条约；总统有权提名大使、其他公使、领事、最高法院法官和宪法未做规定、将由联邦议会立法设立的所有其他联邦官员，经参议院同意后，方可任命；联邦议会可将他们认为合适的下级官员任命权，通过立法授予总统本人、法院、各部门首长。

总统有权委任人员以填补参议院休会期间出现的空缺职务，任期到联邦议会下次会议结束为止。

第三款
总统定期向联邦议会提交联邦咨文，向议会推荐他认为必要和可行的措施，供议会讨论；在非常情况下，总统可召集两院或其中任何一院开会，若两院对休会时间意见不一，总统可在自己认为适当的时间宣布休会；总统应接见大使和其他公使；总统负责联邦的各项立法得到切实的贯彻；总统给全体联邦军官授衔。

第四款
联邦总统、副总统以及其他全体文官，如因叛国、贪污、其他重罪或次重罪被弹劾并确认有罪，应予罢免。

第三条

第一款
联邦的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和联邦议会因时设立的下级法院。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法官行为端正应继续任职，在规定时间领取服务报酬，在职期间的报酬不减。

第二款
司法权的适用范围，延伸到宪法、联邦立法、已经缔结和将要缔结的条约引起的一系列案件，包括普通案件和衡平法的案件；涉及大使、其他公使、领事的所有案件；所有海事案件；以联邦为当事一方的诉讼；两邦或多邦之间的诉讼；一邦与另一邦公民之间的诉讼；不同邦公民之间的诉讼；同一邦公民因持不同邦颁发的地契而引起的土地纠纷；一邦或其公民与外国政府、外国公民或外国臣民之间的诉讼。

对涉及大使、其他公使和领事的案件，以一邦为当事一方的案件，最高法院具有初审权。对上述所有其他案件，最高法院具有对上述案件的审理权，包括法律和事实两方面，但联邦议会可通过立法制定例外条例和审理规章。

所有犯罪，除弹劾案外，均由陪审团审讯；审讯应在犯罪发生的邦进行；若不发生在任何一邦，由联邦议会按法律指定审讯地点。

第三款
对联邦的叛国罪，只限于对联邦发动战争、叛投联邦的敌人、给敌人提供援助和方便。除非在公共法庭上，有两名证人证明他公然叛国的行为，或本人认罪，不得判处任何人叛国罪。

联邦议会有权宣布对叛国罪的处罚，但是，若因叛国罪而被剥夺公权应只限定在被剥夺者本人在世之时，其后人之继承权不受影响，也不得没收其财产。

第四条

第一款
各邦应充分尊重和信任其他邦的立法、档案、司法裁决。联邦议会应立法制定通用规则来规定各邦如何证明上述文件和使其生效的办法。

第二款
每邦公民享有其他各邦公民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和豁免权。

被任何一邦指控叛国、重罪和其他罪行者，若逃离法网，而在另一邦被捕获，应他所逃离的邦的行政当局要求，应予引渡，送交对该罪行享有司法权的邦。

[在一邦按该邦法律服役者，若逃往另一邦，不得按另一邦的法律和规则而解除劳役，应原主要求，将其送还依法享有其劳役的一方。]

第三款
联邦议会可接纳新邦加入联邦，但未经原邦议会和联邦议会同意，不得在任何一邦的管辖范围内组建或创立新邦，两邦、多邦或其他组成部分不得并为新邦。

联邦议会有权分配属于联邦的领土和其他产权，制定必要的规则；但是，宪法中任何条文不得做有损于联邦或任何一邦之权利的解释。

第四款
联邦向联邦内的每一个邦保证建立一个共和政体，保护任何一邦不受侵犯，应邦议会或邦行政长官（当邦议会无法开会时）的申请，平定内乱。

第五条

每逢两院三分之二议员认为必要，或三分之二的邦议会提出申请，要求对宪法提出修正案，联邦议会即应召开修宪会议，以便提出修正案；在这种情况下，若得到四分之三的邦议会批准，或四分之三的邦民意大会批准，所提修正案的内容和目的，即构成本宪法的有效部分，以上两种批准办法，由联邦议会选择采取哪一种；但是，1808年以前，任何修正案不得以任何方式影响本宪法第一条第九款第一项和第四项；未经一邦同意，不得剥夺该邦在参议院中的平等表决权。

第六条

本宪法通过前欠下的债务和所签订之条约，在宪法通过后与在联盟条约下同样有效，由联邦承担。

宪法、为实现宪法而制定的联邦立法、根据联邦授权已经缔结和将要缔结的条约，皆为联邦最高法律；各邦宪法和立法若与联邦最高法律抵触，各邦法官应受最高法律约束。

联邦和各邦议会议员、联邦和各邦的全体行政官员和司法官员，应受到支持本宪法的誓言或保证的约束；但绝不能以宗教信仰来考察担任联邦官职或接受公共信托的资格要求。

第七条

本宪法经九个邦的民意代表大会批准后，即在各批准本宪法的邦生效。

这部宪法于美利坚联邦独立后第十二年，我主第一千七百八十七年九月十七日，由出席各邦一致同意完成。我们谨在此签名作证。

会议主席及弗吉尼亚代表

乔治·华盛顿

新罕布什尔

约翰·朗东

尼古拉斯·吉尔曼

马萨诸塞

纳撒尼尔·戈汉姆

鲁弗斯·金

康涅狄格

威廉·塞缪尔·约翰逊

罗杰·谢尔曼

纽约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新泽西

威廉·利文斯顿

大卫·布瑞利

威廉·帕特森

乔纳森·戴顿

宾夕法尼亚

本杰明·富兰克林

托马斯·米弗林

罗伯特·莫里斯

乔治·克莱默

托马斯·费茨西蒙斯

贾姆斯·英格索尔

詹姆斯·威尔逊

古弗尼尔·莫里斯

特拉华

乔治·里德

小刚宁·贝德福德

约翰·迪金森

理查德·巴塞特

雅各布·布鲁姆

马里兰

詹姆斯·麦克亨利

圣托马斯·杰尼弗的丹尼尔

丹尼尔·卡罗尔

弗吉尼亚

约翰·布莱尔

小詹姆斯·麦迪逊

北卡罗来纳

威廉·布朗特

理查德·多布斯·斯佩特

休·威廉森

南卡罗来纳

约翰·拉特里奇

查尔斯·科茨沃斯·平克尼

查尔斯·平克尼

皮尔斯·巴特勒

佐治亚

威廉·费尤

亚伯拉罕·鲍德温

见证人

威廉·杰克逊秘书

[1]
方括号中的内容是经过之后的修正案修改的。下同。——译者注

附录三

权利法案

权利法案：修正案第一条至第十条

1789年9月25日由联邦议会通过

1789年12月14日获批准

译者按：以下翻译参照《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尹宣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640—641页。

修正案第一条
联邦议会不得立法建立宗教，不得立法禁止宗教活动自由；不得立法剥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不得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向政府请愿、表达不满、要求申冤的权利。

修正案第二条
一支规范的民兵，是确保自由邦之安全所必需。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

修正案第三条
未经房主同意，军人在和平时期不得进驻民宅，战时进驻需按法律所定办法。

修正案第四条
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财产权利受到保护，不受侵犯，不得无理搜查或扣押；签发搜捕证，要先宣誓或保证有正当理由，具体说明要搜查地点、需扣押的人或物。

修正案第五条
未经大陪审团在场和起诉，不得拘押和讯问任何可判死刑、即使不判死刑也会导致身败名裂的罪行，除非战时或公务危急时，对现役陆军、海军和民兵可以例外；不得因同一罪行使任何人的生活或肢体两次受困；在刑事案件中，不得迫使任何人作证控告自己，没有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未经公平补偿，不得将私人财产充作公用。

修正案第六条
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享有以下权利：在犯罪发生的邦或地区，由中立的陪审团尽快进行公开审讯，应通知被告他被指控的性质和事由；被告有权与指控他的证人对质；应有必备程序使被告获得有利于他的证人，获得为他辩护的律师协助。邦与地区的司法范围，由联邦议会立法划分。

修正案第七条
在共同法诉讼中，若索赔价值超过二十美元，即应保留案件由陪审团审讯的权利，陪审团审过的事实，在联邦的任何法庭上，不得以不同于普通法的规则重审。

修正案第八条
不得要求过量的保释金额；不得课以过量的罚款；不得采取酷刑或异常的惩罚。

修正案第九条
宪法列举的若干明确权利，不得被解释为否认或藐视人民所保留的其他权利。

修正案第十条
宪法未授予联邦的权力，也未禁止给予各邦的权力，保留给各邦，或保留给人民。

致谢

当我在某个年纪回望往昔，我发现，自己是在一些恩师的帮助下走上了这一条路。我曾受教于四位历史学家，他们是埃德蒙·摩根（Edmund Morgan）、C.凡·伍德沃德（C. Vann Woodward）、艾尔汀·莫里森（Elting Morison）和威廉·麦克菲利（William McFeely）。

除此之外，六位同事通读了本书稿，并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即便有些时候我还是会固执己见，但这些建议是我无法忽视的：刚从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退休的罗伯特·达尔泽尔（Robert Dalzell），他的叙事能力总是让人无可挑剔；同样来自威廉姆斯学院的苏珊·邓恩（Susan Dunn），她在百忙中向我表示祝贺，同时又以极大的善意，委婉地向我提出了批评；来自科罗拉多学院（Colorado College）的大卫·亨德里克森（David Hendrickson）与我分享了他那无人能及的对二手资料的知识；我之前的学生，最近刚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的麦克·内夫（Michael Neff），他对于一些概括是否合理眼光犀利；另一位我之前的学生，现在正在剑桥大学学习历史的切尔西·米恰塔（Chelsea Michata），他在附录上为我提供了帮助，还帮我查询了“政变”在词典中的不同含义；前《华盛顿观察家报》（Washington Examiner
）的编辑斯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他拥有敏锐的文字感，神奇地帮我解决了在内容和风格之间做权衡这一棘手问题。

我受益于许多编辑中的和尚未出版的有关最著名的美国建国者的大型文献项目。如果没有乔治·华盛顿、詹姆斯·麦迪逊、托马斯·杰斐逊、罗伯特·莫里斯和约翰·杰伊的文集的编辑付出的艰辛劳动，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我要特别感谢杰伊文集编辑项目中的詹妮弗·施坦因肖恩（Jennifer Steinshorne），是她让我获取了尚未出版的数字材料。

我在诺夫（Knopf）出版社的编辑丹·弗兰克（Dan Frank）不愧为伟大的阿什·格林（Ash Green）的合格接班人。他从一开始就向我提出深刻的问题，以此督促我，之后又以他的聪慧和热情，使我的手稿获得出版社的认可。

我的文学经纪人艾克·威廉姆斯（Ike Williams）比我更早地领会了本书的核心主张，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接听我打给他的电话，在他位于波士顿的通讯站里，他还不停地告知我有关红袜队、爱国者队和凯尔特人队的所有交易传闻。

我的多年的助手琳达·切斯基·费尔南德斯（Linda CheskyFernandes）不停帮我弥补我运用科技能力的不足，每天一开始，她都会问我：“您需要什么？”我的回答经常是：“您的无条件的关爱。”

当然还有我的妻子埃伦·威尔金斯·埃利斯（Ellen WilkinsEllis），她用她常常如钢木兰般锐利的密西西比口音提醒我，是时候从18世纪回来一下了。

尽管还不至于用羽管笔，但大部分书稿是在我位于阿默斯特的书房中手写完成的。我的研究助手还包括两条拉布拉多犬、一条上了年纪但依旧精力充沛的杰克罗素犬，以及一只总在桌子上我的成堆的文件中走来走去的恼人的猫。

不论是出于职业的还是私人的原因，我都要向保琳·梅尔致意，她在我撰写本书的终稿时去世。在前一个方面，保琳的最后一本书奠定了她在1787—1788年宪法审议过程研究中的权威地位，如果没有这本书的指引，我可能无法理清各邦的宪法辩论的头绪。从后一个方面来说，保琳也是一位精力充沛、对知识充满热情的朋友，也是我30年的同事，她从不惮于向我表达自己的想法。她劝告我，历史是一场永无止境的争论，而她也是自己这一理念的践行者。即便是现在，我还能听到她从天堂里冲着我喊：“乔，你确定这个题目合适吗？”

约瑟夫·J.埃利斯

于马萨诸塞阿默斯特

2015年5月12日

注释

缩写

以下的文末注释代表了我在对建国时代的阐释中为引用最具影响力的一手和二手材料所做的尝试。在我之前，几代美国历史学家已在这条道路上漫步许久，留下了至少是值得肯定的学术遗产。这里是一些开创性的研究，但因为一些原因从未出现在文末的注释中：

Akkil Reed Amar,America’s Constitution: A Biography
(New York, 2005); Herman Belz et al., eds.,To Form a More Perfect Union: The Critical Ideas of the Constitution
(Charlottesville,Va., 1992); Robert Dahl,How Democratic Is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New Haven, Conn.,2003); Jackson Turner Main,The Antifederalists: Critics of the Constitution
(Chapel Hill, N.C.,1961); Forrest McDonald,We the People: The Economic Origins of the Constitution
(Chicago,1958), andE Pluribus Unum: The 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1776–1790
(Boston,1965); Clinton Rossiter,1787: The Grand Convention
(New York, 1966); David Stewart,The Summer of 1787
(New York, 2007); Carl Van Doren,The Great Rehearsal
(New York,1948); Gordon Wood,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Chapel Hill, N.C., 1969), andRevolutionary Characters: What Made the Founders Different
(New York, 2006).

因为种种原因，我没有引用这些文本，但毫无疑问，我对这个时代的思考受到了它们的影响。

书名

AP Robert J. Taylor et al., eds., The Papers of John Adams, 12 vols. to date (Cambridge, Mass.,1983– ) 《约翰·亚当斯文集》

DA Lyman H. Butterfeld et al., eds., The Diary and Autobiography of John Adams (Cambridge, Mass., 1966) 《 约翰·亚当斯日记和自传》

DHRC Merrill Jensen, John P. Kaminski, and Gaspar J. Saladino, eds., DocumentaryHistory of the Ratific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26 vols. to date (Madison, Wis., 1976– ) 《档案中的〈宪法〉审批史》

FP Barbara Oberg et al., eds., 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 27 vols. to date (NewHaven, Conn., 1959– ) 《本杰明·富兰克林文集》

GP Richard K. Showman, ed., The Papers of General Nathaniel Greene, 7 vols. to date(Chapel Hill, N.C., 1976– ) 《纳撒尼尔·格林将军文集》

HP Harold C. Syrett and Jacob E. Cooke, eds., The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 26vols.(New York, 1961–79)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文集》

JCC W. C. Ford et al., eds., Journals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24 vols.(Washington,D.C., 1904–37) 《大陆会议日志》

JER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共和国早期期刊》

JP Elizabeth M. Nuxoll et al., eds. The Selected Papers of John Jay, 3 vols. to date(Charlottesville, Va., 2010– ) 《约翰·杰伊文选》

LDC Paul H. Smith et al., eds., Letters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 1774–1789, 29 vols.(Washington, D.C., 1976–2000) 《邦联议会代表书信集》

MP William T. Hutchinson et al., eds., The Papers of James Madison, 20 vols. to date(Chicago and Charlottesville, Va., 1962– ) 《詹姆斯·麦迪逊文集》

PMHB The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宾夕法尼亚历史与传记杂志》

PRM E. James Ferguson et al., eds., The Papers of Robert Morris, 9 vols.(Pittsburgh,1973–99) 《罗伯特·莫里斯文集》

PWCS W. W. Abbott and Dorothy Twohig, eds., 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Confederation Series (Charlottesville, Va., 1992–97) 《 乔治·华盛顿文集：邦联时期》

PWR W. W. Abbott, Dorothy Twohig, and Philander D. Chase, eds., The Papers ofGeorge Washington: Revolutionary War Series, 20 vols. to date (Charlottesville, Va.,1985– ) 《乔治·华盛顿文集：革命战争时期》

RL James Morton Smith, ed.,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Thomas Jefferson and James Madison, 1776–1826, 3 vols.(New York, 1995) 《书信中的共和国：托马斯·杰斐逊与詹姆斯·麦迪逊之间的通信》

TJP Julian Boyd et al., eds.,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30 vols. todate (Princeton, N.J., 1950– ) 《托马斯·杰斐逊文集》

VMHB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 弗吉尼亚历史与传记杂志》

WMQ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rd series 《 威廉和玛丽季刊》（第三辑）

Works Charles Francis Adams, ed., The Works of John Adams, 10 vols.(Boston, 1950–60)《 约翰·亚当斯作品集》

WW James C. Fitzpatrick, ed., Writings of George Washington, 39 vols.(Washington,D.C., 1931–39) 《乔治·华盛顿文集》

人名

AA 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

AH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

GW 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

JA 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

JJ 约翰·杰伊（John Jay）

JM 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

RM 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

TJ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

前言 合众为一

1.
David C. Hendrickson,Peace Pact: The Lost World of the American Founding
(Lawrence,Kan., 2003).

2.
Edmund S. Morgan,The Birth of the Republic, 1763–89
(Chicago, 1956) 对18世纪70年代的重大宪法问题做了开创性的研究。Pauline Maier,American Scripture: Making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New York, 1997) 是关于这个主题的一部教科书式的作品。

3.
James D. Drake,The Nation’s Nature: How Continental Assumptions Gave Rise to the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harlottesville, Va., 2011) 对建国时期空间和距离所扮演的角色做了精彩的思考。

4.
Bernard Bailyn,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1967) 对1775年战争爆发前的十年中，形塑了美国人对英国政策反应中的阴谋论和有时候非理性的心态做了开创性研究。

5.
这一论点的证据会在接下来的第一到第三章中给出。并非所有历史学家都同意这一观点。Richard Morris,The Forging of the Union, 1781–1789
(New York, 1987) 声称发现了1776年甚至更早之前的处于发端中的民族精神。Jack Rakove,The Beginnings
of National Politics: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Baltimore,1979) 的书名尽管是大陆会议的历史，但本书对1775—1776年那令人陶醉的几年之后的国家主义心态的幸存进行了更为仔细的案例研究。要了解关于宪法为欠缺民族认同的美利坚人创造了一个国家主义的框架的观点，参见John M. Murrin, “‘A RoofWithout Walls’: The Dilemma of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 in Richard Beeman,Stephen Botein, and Edward C. Carter, eds.,Beyond Confederation: Origins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Chapel Hill, N.C., 1987), 333–48。

6.
Merrill Jensen,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Social-Constitutional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40); Merrill Jensen,The New Nation: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Confederation
(New York, 1950). 想了解对进步主义学派的细致分析，参见Richard Hofstadter,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NewYork, 1968) 。进步主义学派内部还是有细致的学科划分的，可参见Woody Holton,Unruly American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nstitution
(New York, 2007)。

7.
类似的观点，参见Max M. Edling,A Revolution in Favor of Government: The U.S.Constitu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State
(Oxford, 2003)。

8.
多卷本的建国者文献的汇编的全部出处，列在注释开头的书名缩写中。

9.
Gordon S. Wood,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92)，革命带来的平等主义，破坏了流行于殖民地时代的等级制观念，并因此创造了一种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所描述的民主文化，伍德对这一个问题做了最有力的研究。我的意图并非反驳，而是要修正伍德的观点。伍德所描述的民主化进程从18世纪80年代才开始，因而大多数重要的建国者的心态仍旧停留在前民主时代，他们对普通人的智慧和接纳多数人的统治是持怀疑态度的。他们所起草的宪法也准确地反映了他们既想释放民主的能量，又希望能控制它，防止其陷入不可避免的被滥用的想法。

10.
两项针对奴隶制与宪法的最新研究，为这两种阐释提供了很好的例子：GeorgeWilliam Van Cleve,A Slaveholders’ Union: Slavery, Politics and the Constitution in the Early Republic
(Chicago, 2010) 倾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David Waldstreicher,Slavery’s Constitution: From Revolution to Ratification
(New York, 2009) 则对建国者们未能做出这一道德抉择而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第一章 《邦联条例》与愿景

1.
Thomas Rodney, diary, 1 March 1781,LDC
17:3.

2.
Josiah Tucker,Cai Bono
(London, 1781), 11–12. 亦见David C. Hendrickson,Peace Pact:
The Lost World of the American Founding (Lawrence, Kan., 2003), 11–12.

3.
我在此处的解释受Hendrickson,Peace Pact
的影响很大，见Appendix A, p. 221。

4.
Ibid. 对于《 邦联条例》 之下的政府的最重要的两部著作是Jack Rakove,The Beginnings
of National Politics: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Baltimore,1979) 和Merrill Jensen,The New Natio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Confederation
(New York, 1950)。在它们的书名中就表明了与《 邦联条例》 所创造的正好相反的东西。两本书都提供了他者所没有的珍贵信息。但两本书都坚信，一种民族主义的精神从振奋人心的1775年至1776年这个时期之后就存在了——Jensen对此十分肯定，Rakove则更委婉些，而我认为这是有误导性的。到1776年秋天为止，具有主导地位的是邦和本地的优先性，也是它们决定条例的以邦为基础的架构。尽管书名是另一层意思，但Rakove似乎理解这一点；Jensen则没有。

5.
亚当斯为邦政府开出的药方，见AP
4:65–73。我在早年对《 关于政府的思考》 的影响的解释，见American Creation: Triumphs and Tragedies at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New York, 2007), 46–49。我的观点是，关于何为可行的、平衡的、恰当的政府形式，有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模板，为大多数邦所遵循。《 邦联条例》 包含了这一准则，而它的失败表明，条例从未想要获得政府一样的功能，因为一个真正的全国性政府在当时还是不可想象的。

6.
Appendix A, pp. 223–24.

7.
Rakove,Beginnings of National Politics,
63–86是对革命之火仍熊熊燃烧的战争最早阶段最好的研究成果。拉什的话，转引自DA
2:247。

8.
《迪金森草案》，见LDC
4:233–50。Merrill Jensen,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AnInterpretation
(Madison, Wis., 1941), 126–39倾向于强调这一文件的国家主义特点。Hendrickson,Peace Pact
, 127–37则强调其中的邦联主义要素。

9.
DA
2:245–46;JP
1:320–23.

10.
LDC
4:338–39.

11.
JCC
5:425–31, 546–56;FP
22:536–38，编者按中描绘了富兰克林在辩论中的角色。

12.
LDC
4:242;DA
2:245;FP
22:538.

13.
DA
2:249;JP
1:323–27.

14.
DA
2:241–43, 249–50;JP
1:462–65.

15.
JA to Hezekiah Niles, 13 February 1818,Works
10:283.

16.
JA to Joseph Hawley, 25 August 1776,LDC
5:60–62.

17.
伯克的“评论”见LDC
3:419–21, 433–77。对于伯克的修正案的意义和影响，存在着激烈的学术争论；Hendrickson,Peace Pact,
343–44做了出色的综述。那些在《 迪金森草案》 中发现了潜藏的国家主义维度的历史学家，认为伯克在要求对邦的主权做出清晰说明上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但Hendrickson并不认为《 迪金森草案》 在一开始就那么国家主义了，因此在他看来，伯克的修正案不过是对当时对邦联模式的广泛共识做了澄清而已。我倾向于同意Hendrickson的观点。

18.
关于战争急迫的表现，见LDC
7:251–58, 98, 254, 348。

19.
关于大陆军的关键但又可怕的角色，见Charles Royster,A Revolutionary People atWar: The Continental Army and the American Character
(Chapel Hill, N.C., 1979);Robert K. Wright,The Continental Army
(Washington, D.C., 1983)。

20.
关于委员会建立88个营的建议，见GP
1:307的编者按；关于大会投票通过这一建议，见JCC
5:810–11, 842–44；关于美国的人口潜力，见John Hancock to GW, 9 October 1776,PWR
6:515–16。

21.
华盛顿对于大陆军缺乏支持的持续不断的一系列抱怨的例子，可参考以下材料：GW to Board of War, 11 November 1778,WW
13:244–46; GW to Benjamin Harrison,18–30 December 1778,WW
13:463–68; GW to Committee of Conference, 13 January 1779,WW
14:3–12。

22.
GW to Joseph Jones, 31 May 1780,WW
18:453; GW to Fielding Lewis, 6 July 1780,WW
19:131. 同一主题，亦见WW
17:425–28; 18:207–11; 21:213–16, 318–21。

23.
关于最初向各邦政府呼吁的努力，见Circular Letter to the States, 26 August 1779,WW
16:173–74。

24.
对人物的这一素描主要基于我为传记His Excellency: George Washington
(New York,2004) 所做的研究。对华盛顿的学术性研究没有做出像这样简洁的概括，但我认为有四本书具有开创性：Ron Chernow,Washington: A Life
(New York, 2010); Marcus Cunliffe,George Washington: Man and Monument
(Boston, 1958); Peter Henriques,Realistic Visionary: A Portrait of George Washington
(Charlottesville, Va., 2006); DonHiggenbotham, ed.,George Washington Reconsidered
(Charlottesville, Va., 2001)。

25.
关于他对他的芒特弗农的管家的指示，见Ellis,His Excellency
。

26.
GW to Burwell Bassett, 19 June 1775,PWR
1:19–20.

27.
关于华盛顿作为统一象征的潜力，见Barry Schwartz,George Washington: The Making of a Symbol
(New York, 1987)。

28.
GW to John Armstrong, 10 January 1783,WW
26:26–27.

29.
GW to Benjamin Harrison, 4 March 1783,WW
26:184–85.

30.
Circular Letter to the States, 8 June 1783,WW
26:483–88.

31.
WW
26:492–96.

32.
Ellis,His Excellency,
151–57.

33.
我对这一主题的思考一开始受到了W. W. Abbot的文章“George Washington, the West,and the Union,” in Higgenbotham,George Washington Reconsidered,
198–211的影响。

第二章 财政危机

1.
John Witherspoon to Richard Henry Lee, 19 May 1781,LDC
17:250，关于代表法定出席人数的问题，亦见Roger Sherman to Jonathan Trumbull, Jr., 15 September 1781,LDC
18:48。

2.
关于李作为一个阻碍者的角色，参见Charles Thomson’s Notes of Delegates, 8 August 1782,LDC
19:41–42。Thomas Fleming,The Perils of Peace: America’s Struggle for Survival After Yorktown
(New York, 2007), 50–54中对李的形象做了出色的勾勒。

3.
Samuel Huntington to The States, 1 June 1781,LDC
17:283–85;LDC
17:319–21 and 18:72–79.

4.
James Madison’s Observations, 1 May 1782,LDC
18:481–82.

5.
Charles Thomson’s Notes of Debates, 27 August 1782,LDC
19:98.

6.
JM to TJ, 15 November 1781,LDC
18:205–6. 关于邦联议会中大量的关于土地所有权的辩论，见JCC
19:99–100, 208–13, 253–64; 20:502, 526, 534; 21:781–84, 1032。关于弗吉尼亚代表团的声明，亦见JCC
21:124–25。

7.
巴特勒的话，转引自LDC
18:462–63。有关佛蒙特的辩论，见 JCC
22:191–94。

8.
关于通货膨胀问题，见E. James Ferguson,The Power of the Purse: A History of AmericanPublic Finance
(Chapel Hill, N.C., 1961), 109–20。邦联议会一开始将兑换比例定为40：1，但这一兑换率不断缩水，直到变为500：1。

9.
Charles Thomson to RM, 29 June 1781,LDC
17:362; Samuel Osgood to Samuel Holton,14 May 1782,LDC
18:511–12.

10.
JCC
19:311, 421–27.

11.
Samuel Huntington to Certain States, 14 May 1781,LDC
17:235. 1781年春夏，代表之间的通信中充斥着对高涨的债务和缩水的货币的抱怨。

12.
过了很久，现代传记作者才重新发现莫里斯在18世纪80年代的地位，如CharlesRappleye,Robert Morris: Financier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2010)。在导言中，作者提及我对建国者们的研究成果，他注意到，我的研究没有给予莫里斯应有的地位。尽管事出有因，我还是承认了我的不足。Clarence L. VerSteeg,Robert Morris:Revolutionary Financier
(New York, 1972) 仍是一本很有用的书。

13.
Diary, 8 February 1781,PRM
1:8. 关于传言的莫里斯的私掠活动，见Rappleye,Morris
的前面几章。

14.
Benjamin Franklin to RM, 26 July 1781,PRM
1:5.

15.
RM to Philip Schuyler, 29 May 1781,PRM
1:92–93.

16.
这一人物勾画是根据Rappleye,Morris
以及我对MP
的阅读而做出的。

17.
关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信用观念，见James Grant,Money of the Mind
(New York,1992)。亦见Thomas K. McCraw,The Founders and Finance: How Hamilton, Gallatin and Other Immigrants Forged a New Economy
(Cambridge, Mass., 2012), 56–73。

18.
RM to Benjamin Harrison, 15 January 1782,PRM
4:32.

19.
JCC
22:1186–87;PRM
1:83.

20.
RM to Benjamin Franklin, 13 July 1781,PRM
1:283.

21.
RM to Jonathan Trumbull, Jr., 31 July 1782,PRM
6:133; RM to Governors, 19 October 1781,PRM
3:83.

22.
RM to Governors, 27 July 1781,PRM
1:396.

23.
RM and Richard Peters to GW, 13 August 1781,PRM
2:50–55; Diary, 21 August 1781,PRM
2:73–81; GW to RM, 6 September 1781,PRM
2:205. 关于使约克镇战役的胜利成为可能的意外的环境，见Richard M. Ketchum,Victory at Yorktown: The Campaign That Won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2004), 1–28。

24.
Report on the Public Credit, 29 July 1781,PRM
6:36–84;JCC
22:429–47; RM to Gouverneur Morris, 3 April 1782,PRM
4:510.

25.
Arthur Lee to Samuel Adams, 6 August 1782,LDC
19:25–26.

26.
李以Lucius为化名所作的文章，发表在Freeman’s Journal
in March 1783，见于PRM
7:502–6, 559, 595, 685–89。

27.
Rappleye,Morris,
319–26; David Howell to William Greene, 30 July 1782,LDC
18:678–84; David Howell to RM, 31 July–2 August 1782,LDC
18:691–92.

28.
RM to Daniel Jennifer, 11 June 1782,PRM
5:379; Rappleye,Morris
, 300.

29.
RM to Matthew Ridley, 9 September 1782,PRM
6:552.

30.
JM to Edmund Pendleton, 7 February 1782,LDC
18:327.

31.
这一概括是基于我对1782年8月至1783年3月他作为弗吉尼亚代表参加邦联议会这时期的 MP
的阅读得出的。随着有关麦迪逊的故事的进展，更多信息将呈现出来。对麦迪逊的最好的人物素描，见Stanley Elkins and Eric McKitrick,The Age of
Federalism: The Early Republic, 1788–1800
(New York, 1993), 79–92。

32.
AH to RM, 30 April 1781,HP
2:604–35.

33.
RM to AH, 26 May 1781,HP
2:645–46; RM to AH, 28 August 1782,HP
3:152–56;RM to AH,HP
3:166.

34.
人物的这一勾勒根据的是Ron Chernow权威性的Alexander Hamilton
(New York,2004) 前面的章节，以及 HP
的前三卷。

35.
转引自AH to Edward Stevens, 11 November 1769,HP
1:4。

36.
HP
2:649–52.

37.
HP
2:669–74.

38.
HP
3:103.

39.
Resolution Calling for a Convention of the States to Revise and Amend 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20 July 1782,HP
3:110–13. 汉密尔顿的提案的命运，见JCC
23:476;24:285; 25:523。

40.
GW to James McHenry, 12 September 1782,WW
25:151.

41.
HP
3:243–45. 有关与麦克杜格尔的会面的编者按语，见PRM
7:248–50;JCC
24:291–93。

42.
对此的标准解释来自Richard H. Kohn,Eagle and Sword: The Beginning of a Military Establishment in America
(New York, 1975), 17–39；亦见Kohn, “The Inside History of the Newburgh Conspiracy: America and the Coup d’État,”WMQ
27 (1970):187–220。Rappleye,Morris,
331–38令人信服地证明，罗伯特不是主要的煽动者，古弗尼尔·莫里斯才是。

43.
AH to GW, 13 February 1783,HP
3:254.

44.
Remarks on the Revenue and the Situation of the Army, 20 February 1783,HP
3:264.

45.
GW to AH, 11 March 1783,HP
3:286–87; GW to AH, 4 April 1783,HP
3:315–16.

46.
GW to AH, 4 March 1783,HP
3:277–79.

47.
To the Offcers of the Army, 15 March 1783,WW
26:222–23.

48.
Henry Knox to Gouverneur Morris, 21 February 1783,PRM
7:448; AH to GW, 17 March 1783,HP
3:292; AH to GW, 24 March 1783,HP
3:304–5.

49.
GW to AH, 31 March 1783,HP
3:310.

50.
Charles Royster,A Revolutionary People at War: The Continental Army and the American
Character (Chapel Hill, N.C., 1979), 341–51重现了这一辛酸的时刻，亦见Fleming, Perilsof Peace, 298–322。转引自GW to Theodore Bland, 4 April 1783, WW 26:285。

51.
RM to AH et al., 14 April 1783,HP
3:323–24.

52.
RM to President of Congress, 24 January 1783,PRM
7:368; RM to Horatio Gates, 28 January 1783,PRM
7:378.

53.
Kenneth Bowling, “New Light on the Philadelphia Mutiny of 1783,”PMHB
101 (1977):419–35. 亦见Fleming,Perils of Peace,
290–91。

54.
Report on Conference with the Supreme Council of Pennsylvania, 20 June 1783,HP
3:399–400; Resolutions on Measures to Be Taken in Consequence of the Pennsylvania Mutiny,HP
3:401–2.

55.
AH to JM, 29 June 1783,HP
3:408–9.

56.
AH to Nathanael Greene, 10 June 1783,HP
3:376.

57.
AH to JJ, 25 July 1783,HP
3:416–17.

第三章 领土争执

1.
Samuel Flagg Bemis,The Diplomac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Bloomington, Ind.,1957), 212–13宣称：“美国外交编年史中最大的胜利是在一开始的时候由富兰克林、杰伊和亚当斯所创造的。”

2.
法国和英国谈判代表之间的交流，见Walter Stahr,John Jay
(New York, 2006), 171。尽管杰伊对美国建国的贡献不能说不被重视，但我还是强烈地感到，他的意义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正开始着手进行的将其文集公开出版的工作，极有可能将其推入建国者的第一梯队当中。Stahr写作的可靠的传记是朝着这一方向前进的第一步。

3.
Aranda Notes,JP
2:270–72. 亦见Richard Morris,The Peacemakers: The Great Powers
in the Search for American Independence (New York, 1965), 309–10。

4.
JJ to Robert Livingston, 17 November 1782,LDC
6:11–49.

5.
DA
3:37–38, 81, 85; JA to James Lloyd, 6 February 1815,Works
10–115.

6.
这一勾勒是基于我对JP,
volumes 1–3; Stahr,John Jay,
1–212和Richard Morris,SevenWho Shaped Our Destiny: The Founding Fathers as Revolutionaries
(New York, 1973),150–88的阅读得出的。

7.
JJ to Sarah Jay, 21 and 29 July 1776,JP
1:305–7. 在英国人占领纽约期间，杰伊组织了一个间谍网，用以揭发隐藏着的保王党，并拦截英国的情报。中央情报局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间会议室，并称他为“美国最早的反间谍领导人”。

8.
Willi Paul Adams,The First State Constitution: Republican Ideology and the Making of the State Constitut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Era
(Lan tham, Md., 2001), 1–24.

9.
JJ to Egbert Benson, 26 August 1782,JP
2:326.

10.
JJ to Lafayette, 3 January 1779,LDC
11:409; JJ to AH, 28 September 1783,HP
3:459–60.

11.
JJ to Samuel Huntington, 6 November 1780,LDC
4:133–39.

12.
JCC
15:1052–53.

13.
William Ellery to Francis Dana, 3 December 1783,LDC
21:177; David Howell to William Greene, 5 February 1784,LDC
21:341.

14.
Deed of the Virginia Cession, 1 March 1784,TJP
6:578.

15.
Plan for Government of the Western Territory, 3 February–23 April 1784,TJP
6:580–616;JCC
26:118–20, 246–47, 255–60, 274–79.

16.
TJP 6:604. 亦见Dumas Malone, Jefferson the Virginian (Boston, 1948), 412–14; Thomas Perkins Abernethy, Western Land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harlottesville, Va.,1937), 274–310，此书虽成书很早，但仍有很大的价值。

17.
TJ to Thomas Hutchins, 24 January 1784,LDC
21:305–6.

18.
GW to James Duane, 7 September 1783,LDC
21:101–4. 关于1784年的《 土地法令》 见Merrill Jensen,The New Natio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Confederation
(New York, 1950), 350–59; Peter Onuf,Statehood and Union: A History of the
Northwest Ordinance
(Bloomington, Ind., 1992), 4–5。关于不加管制的移民所导致的混乱后果，亦见Virginia Delegates to Benjamin Harrison, 1 November 1783,LDC
21:128–29。

19.
关于这些条约，见Wilcomb Washburn, ed.,The American Indian and the United States:A Documentary History,
4 vols.(New York, 1973), 4:2267–77。Reginald Horseman,Expansion and American Indian Policy, 1783–1812
(East Lansing, Mich., 1967) 是一部典范式作品。David K. Richter的两部书重现了美国原住民对美国政策的观察视角：Facing East from Indian Country: A Native History of Early America
(Cambridge, Mass.,2001);Before the Revolution: America’s Ancient Pasts
(Cambridge, Mass., 2011)。

20.
Philip Schuyler to President of Congress, 29 July 1781,JCC
13:601–7.

21.
Elizabeth Fenn,Pox Americana: The Great Smallpox Epidemic of 1775–82
(New York,2001).

22.
转引自editorial note, TJ to Francis Hopkinson,LDC
21:363。

23.
杰斐逊的话，转引自 LDC
21:494; Benjamin Harrison to GW, 8 January 1784,PWCS
1:22–23; Jacob Read to GW, 13 August 1784,LDC
21:768。

24.
Henry Knox to GW, 23 November 1784,PWCS
2:144.

25.
GW to Benjamin Harrison, 10 October 1784,PWCS
2:92.

26.
American Museum
(February 1787), 1:160.

27.
Ibid., 238.

28.
David Howell to Jonathan Arnold, 21 February 1784,LDC
21:381.

29.
关于华盛顿对邦联议会会错误处理向西扩张的担忧，见GW to Richard Henry Lee,15 March 1785,PWCS
2:437–40。

30.
关于杰伊对西班牙在北美大陆的力量的不客气的评论，见Don Juan Miralles to José de Galvez, 28 December 1778,LDC
11:381–83。

31.
JJ to JA, 14 October 1785,JP
4.Jay Papers
的编辑慨允我使用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中准备用于出版而尚未出版的通信，因此对第四卷的引用没有标注页码。

32.
JJ to John Lovell, 10 May 1785,JP
4.

33.
Circular to the Governors or Presidents of the States, 29 January 1785, ibid.; JJ to Richard Henry Lee, 23 January 1785,JP
4.

34.
关于杰伊在债务和保王党人问题上的立场，见Report to Congress, 13 September 1786。

35.
Report on State Laws, 13 October 1786,JP
4; JJ to JA, 1 May 1786,JP
4; JJ to GW,27 June 1786, –PWCF
4:13032; Charles F. Hobson, “The Recovery of British Debts in the Federal Court of Virginia,”VMHB
94 (1984): 176–79.

36.
JJ to JA, 1 November 1786,JP
4.

37.
Gardoqui: Notes of a Conference with John Jay, 4 February 1786,JP
4.

38.
关于给杰伊的指示，见JCC
29:657–58; Report to Congress, 3 August 1786,JP
4。

39.
关于在外交上拒绝给莎拉·杰伊的礼物，见JJ to Diego de Gardoqui, 4 October 1785,JP
4; Report to Congress, 3 August 1786,JP
4; JJ to Richard Henry Lee, 15 August 1786,JP
4。

40.
JJ to Diego de Gardoqui, 10 May 1786; Gardoqui to JJ, 25 May 1786,JP
4.

41.
Charles Pinckney, Speech in Congress, 10 August 1786,JP
4. 法国代表Louis Guillama Otto对辩论做了相当完整的记录，见Otto to Vergennes, 10 September 1786,JP
4。

42.
关于杰伊要求在加尔多基会谈时绝对保密的问题，见JJ to John Hancock, 29 May 1786,JP
4。门罗的阴谋论，见James Monroe to Patrick Henry, 12 August 1786,JP
4。

43.
关于门罗对弗吉尼亚债务的估计，见James Monroe to Benjamin Harrison, 26 March 1784,LDC
21:460–61。

44.
Proceeding in Congress, 31 August 1786,JP
4; Charles Pinckney to JJ, 1–3 September 1786,JP
4.

45.
GW to Henry Lee, Jr., 18 June 1786,PWCS
4:117–18.

46.
JJ to GW, 27 June 1786,JP
4.

47.
JJ to JA, 18 August 1786,JP
4.

48.
JJ to GW, 16 March 1786,JP
4.

49.
GW to JJ, 18 March 1786,JP
4.

第四章 华盛顿再度出山

1.
GW to Lafayette, 10 May 1786,PWCS
4:42.

2.
Unsubmitted Resolution Calling for a Convention, July 1783,HP
3:420–26.

3.
John Francis Mercer to JM, 26 November 1784,MP
8:152–53; William Grayston to JM,28 May 1786,MP
9:61–66.

4.
JM to James Monroe, 19 March 1786,MP
8:505.

5.
JM to TJ, 12 August 1786,MP
9:96; JM to TJ, 12 August 1786,MP
8:502–3. 亦见JM to James Monroe, 14 March 1786,MP
8:497–98。

6.
Address at the Annapolis convention, 14 September 1786,HP
3:687.

7.
Ibid., 689.

8.
Leonard R. Richards,Shays’ Rebelli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s’ Final Battle
(Philadelphia,2002).

9.
JM to George Muter, 7 January 1787,MP
9:230–31.

10.
GW to Henry Lee, 31 October 1786,PWCS
4:318. 亦见华盛顿收到的关于谢斯叛乱的多个报告，这些报告都有夸大之嫌，PWCS
4:240–41, 281–82, 297, 300–1, 417–18, 460–62。

11.
Samuel Higginson to Henry Knox, 12 November 1786,LDC
9:155.

12.
JM to Edmund Randolph, 25 February 1787,MP
9:299; Notes on Debates, 21 February 1787,LDC
9:291–92;Boston Independent Chronicle,
15 February 1787.

13.
JM to GW, 8 November 1786,MP
9:166–67.

14.
GW to JJ, 15 August 1786,PWCS
4:213.

15.
GW to Lafayette, 8 December 1784,PWCS
2:175–76.

16.
转引自GW to Francis Hopkinson, 16 May 1785,PWCS
2:561–62。关于衰老过程的其他评论，见PWCS
3:50; 4:39–40, 150。

17.
GW to JM, 18 November 1786,PWCS
5:382–83.

18.
JM to GW, 7 December 1786, 24 December 1786,MP
9:199–200, 224–25.

19.
JJ to GW, 7 January 1787,JP
4.

20.
Edmund Randolph to GW, 6 December 1786,PWCS
4:445; JM to Edmund Randolph,15 April 1787,MP
9:378.

21.
GW to Edmund Randolph, 9 April 1787,PWCS
5:135–36; GW to Henry Knox, 25 February 1787,PWCS
5:52–53.

22.
GW to AH, 3 March 1783,PWCS
1:276–77; GW to James Warren, 7 October 1785,PWCS
3:299; GW to JM, 30 November 1785,PWCS
3:420.

23.
GW to Henry Knox, 5 December 1784, 28 February 1785,PW
2:170–72, 400; Henry Knox to GW, 14 January 1787,PWCS
5:518–GW to Henry Knox, 8 March 1787,PWCS
6:74–75.

24.
David Humphreys to GW, 20 January 1787,PWCS
4:526–30; Da Humphreys to GW,24 March 1787,PWCS
5:102–4.

25.
GW to Henry Knox, 27 April 1787,PWCS
5:157–59.

26.
Henry Knox to GW, 19 March 1787,PWCS
5:95–98.

27.
JM to GW, 18 March 1787, and GW to JM, 28 March 1787,PW
5:94–95, 114–17.

28.
JJ to GW, 7 January 1787,PWCS
4:502–4.

29.
JM to GW, 16 April 1787,PWCS
5:144–50. 亦见Notes on the Setiments of Government of John Jay, Henry Knox，以及James Madison, April 1787,PWCS
5: 163–66。

30.
这一人物素描是基于我对MP
的阅读做出的。在众多传记中，我发现以下这些是最有帮助的：Jack N. Rakove,James Madiso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Glenview, Ill., 1990) 对生平故事的描写最为简洁明了；Richard Brookhiser,James
Madison
(New York, 2011) 对麦迪逊作为一位职业政治家做了最出色的研究；LanceBanning,The Sacred Fire of Liberty: James Madiso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Ithaca, N.Y., 1995) 将他视为一位重要的政治思想家；James Morton Smith,ed.,The Republic of Letter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James Madison and Thomas Jefferson, 1776–1826,
3 vols.(New York, 1995) 的每一个部分开头的介绍文章放在一起，构成了一部相当优秀的传记；最后，Drew McCoy的 The Last of the Fathers:James Madison and the Republic Legacy
(Cambridge, U.K., 1989) 可能是所有传记中最杰出的一部。转引自McCoy,Last of the Fathers
, xiii。

31.
这一段主要是借用我早年在Founding Brothers: The Revolutionary Generation
(NewYork, 2000), 53–54中对麦迪逊的描写。

32.
JM to Edmund Randolph, 11 March 1783,MP
6:327.

33.
JM to Richard Henry Lee, 25 December 1784,MP
8:201.

34.
JM to James Monroe, 7 August 1785,MP
8:333–36.

35.
JM to James Monroe, 9 April 1786, –MP
9:2526.

36.
Notes on Debates, 19 February–26 April 1787,MP
1:275–76.

37.
GW to TJ, 30 May 1787,PWCS
5:208.

第五章 麦迪逊时刻

1.
我对麦迪逊思考方式的解释受Marvin Meyers, ed.,The Mind of the Founder: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ames Madison
(Hanover, N.H., and London, 1981)，Richard Brookhiser,James
Madison
(New York, 2011) 和Drew R. McCoy,The Last of the Fathers: James Madison and the Republican Legacy
(Cambridge, U.K., 1989) 的影响最大。

2.
JM to GW, 16 April 1787,MP
9:383.

3.
JM to Edmund Randolph, 8 April 1787,MP
9:368.

4.
Ibid., 370. See also JM to TJ, 15 March 1787,MP
9:317–22.

5.
JM to Edmund Randolph,MP
9:369, 371.

6.
关于麦迪逊对各邦代表的调查，见JM to Edmund Randolph, 11 March 1787,MP
9:307–8;JM to GW, 18 March 1787,MP
9:314–17。关于汉密尔顿为扩大纽约代表团所做的徒劳的尝试，见“Remarks on a Motion that Five Delegates be Appointed to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16 April 1787,HP
4:148。

7.
比如，可参见Aouglass Adair对彼尔德的批评，见Trevor Colbourn, ed.,Fame and
the Founding Fathers: Essays by Douglass Adair (New York, 1974), 3–26。

8.
“Notes on Ancient and Modern Confederacies,” April–June, 1786,MP
9:3–24.

9.
“Vices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MP
9:345–58.

10.
Ibid., 354–55. 亦见David C. Hendrickson,Peace Pact: The Lost World of the AmericanFounding
(Lawrence, Kan., 2003), 211–19。

11.
对革命一代而言代表制意味着什么的问题，见Edmund S. Morgan的两部书：TheStamp Act Crisis
(Chapel Hill, N.C., 1953) ，以及Inventing the People: The Rise of Popular Sovereignty in England and America
(New York, 1988)。

12.
“Vices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MP
9:357–58.

13.
在麦迪逊对容易失控的民主制的怀疑态度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典型的18世纪晚期的思想家。在革命时期发现民主的根源是有可能的，Gordon Wood就在他的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92) 中对这个问题做了相当细致的研究。但我认为，建国者们所处的，仍是一个明显前民主主义时代的世界，麦迪逊对18世纪80年代的邦政府的分析，显然也是这些前民主主义时代价值观的表达。

14.
MP
9:357–59.

15.
对该主题的学术成果非常丰富，对此最出色的综述是Larry D. Kramer, “Madison’s Audience,”Harvard Law Review
112 ( January 1999): 611–99。亦见Douglass Adair’s seminal essay “‘That Politics May be Reduced to a Science’: David Hume, James Madison, and the Tenth Federalist,” in Colbourn,Fame and the Founding Fathers,
107–23。

16.
进步主义学派的历史学家把对宪法的批准视为精英群体对美国革命内在的民主要求的背叛。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制宪会议召开的几个月之前，麦迪逊相信，自己将试图拯救美国革命，但不是站在民主的立场上，而是基于对这个政府本身的深恶痛绝。他的关于大共和国的新颖论点是这一拯救行动的关键所在，因为他宣称，地理和人口可以消除对一个强大政府的需求。

17.
麦迪逊对美国社会是一个由不同利益集团和派别纠缠在一起的集合体的多元主义的观点的摸索，见“Vices”，但对这一思想最为清晰和完整的表达，则在大会后他写给杰斐逊的一封信当中，见JM to TJ, 24 October 1787,MP
10:212–13。

18.
David Hume,Idea of a Perfect Commonwealth
(London, 1754), 7–20. 麦迪逊的话以及对“过滤”的注释，见F. H. Buckley,The Once and Future King: The Rise of Crown Government in America
(New York, 2014), 18–20。

19.
TJ to Edmund Pendleton, 26 August 1776,JP
1:506–7.

20.
Editorial note on “James Madison at the Federal Convention,” 27 May–17 September 1787,MP
10:3–10.

21.
麦迪逊版本的对大会前对话的总结，见JM to TJ, 6 June 1787,MP
10:29–30。

22.
“Virginia Plan,” 29 May 1787,MP
10:15–17.

23.
Gaillard Hunt and James Brown Scott, eds.,The Debates in the General Convention...Reported by James Madison
(New York, 1920), 27–31. 以下简写为 Debates
。

24.
我的版本的大会辩论是基于麦迪逊在Debates
中的笔记，以及作为二手史料的五部由杰出的历史学家写作的书：Max Farrand,The Framing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Haven, Conn., 1913) 是一部很老但让人心生敬意的作品；Catherine Drinker Bowen,Miracle at Philadelphia
(Boston, 1966) 缺少注释但最具叙事神韵；Jack N. Rakove,Original Meanings: Politics and Ideas in the Making of the Constitution
(New York, 1996) 不太像一部叙事作品，更像一部一流的组织严密的分析作品；Carol Berkin,A Brilliant
Solution: Inventing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New York, 2003) 写作眼光犀利，也最为简洁；Richard Beeman,Plain, Honest Men: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NewYork, 2009) 是一部杰出的学术性综述作品，但在可读性上，也可以与Bowen的Miracle
并驾齐驱。

25.
Debates,
18–21. Buckley,Once and Future King,
13–14引起了我对一邦一票的决定产生的影响的关注，尽管我做了比他更多的工作。

26.
Debates,
21.

27.
2014年夏天，我花了两天时间多次参观独立厅，并就游客对此的印象与他们交流。他们的回应中有三个共同的特点：这是一个神圣的地方；这里比他们想象的要小得多；这里热得让人受不了。

28.
Beeman,Plain, Honest Men,
56–58. 对所有代表的勾勒，亦见Berkin,Brilliant Solution,
211–61.

29.
George Bancroft,History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 vols.(New York, 1882), 2:284.

30.
Richard Hofstadter,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New York, 1968), 15–20.

31.
关于对君主制的巨大恐慌，见Hendrickson,Peace Pact,
40–47。托马斯·潘恩的《 尝试》 和托马斯·杰斐逊的《 独立宣言》 定义了革命一代的反君主制议程。

32.
“Virginia Plan,” 29 May 1787,MP
10:17; Buckley,Once and Future King,
8–9.

33.
汉密尔顿在6月18日的演讲，见HP
4:181–95。关于大会上针对行政权的叫人沮丧和迷惑的辩论，见Bowen,Miracle at Philadelphia,
40–54; Beeman,Plain, Honest Men,
107–22; Berkin,Brilliant Solution,
116–48; Ron Chernow,Alexander Hamilton
(New York, 2004), 231。

34.
林肯1860年2月27日在库珀联盟学院（Cooper Union）的演讲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就如他出于政治上的理由发现了在1776年初露端倪的美利坚民族主义一样，对他而言，相信建国者们同意自己的奴隶制必须也将被终结的观点，也显得非常重要。

35.
麦迪逊的话，转引自Max Farrand, ed.,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
4vols.(New Haven, Conn., 1937), 1:486–87。关于奴隶制在会议上扮演的角色，见Paul Finkelman,Slavery and the Founders: Race and Liberty in the Age of Jefferson
(London,1996), 1–30; and my effort inFounding Brothers: The Revolutionary Generation
(New York,2000), 81–119。新版本的新废奴主义（neoabolisionist）对建国者的谴责，见David Waldstreicher,Slavery’s Constitution: From Revolution to Ratification
(New York, 2009)。

36.
Beeman,Plain, Honest Men,
176–85和Rakove,Original Meanings,
73–74, 92–93，对“五分之三”条款做了出色的研究。重要的是意识到，它的意图并非对奴隶作为人的价值比较小的道德声明，而是关于如何将他们算作一部分人和一部分财产的一次政治上的妥协，其目的是为了解决众议员和选举人团中的代表问题。这一安排使得南方在总统选举上获得了政治上的优势，这也是杰斐逊在获得1800年总统大选险胜后被称为“黑人选出来的总统”的原因。

37.
Farrand,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1:605; 2:221–23, 364–66; Ellis,Founding
Brothers,
91–93.

38.
迪金森的观察记录在他在会议上所做的笔记当中，但从未发表。转引自James H.Hutson,Supplement to Max Farrand’s
“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
” (New Haven, Conn., 1987), 158。

39.
Beeman,Plain, Honest Men,
146–62为这一漫长的时间做了最好的综述。

40.
GW to AH, 10 July 1787,PWCS
5:257.

41.
Beeman,Plain, Honest Men,
188–97.

42.
JM to TJ, 6 September 1787,MP
10:163–66.

43.
GW to Lafayette, 18 September 1787,PWCS
5:334. 类似的观点，见GW to Henry Knox, 19 August 1787,PWCS
5:297。

44.
和Richard Brookhiser在 Gentleman Revolutionary: Gouverneur Morris, the Rake Who Wrote the Constitution
(New York, 2003), 78–93类似，Buckley的 Once and Future King,
32–45也对莫里斯做了个案研究。

45.
JM to Jared Sparks, 8 April 1831, in Farrand,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3:499. 关于莫里斯所做的改动的最完整的讨论，见Brookhiser,Gentleman Revolutionary,
90–93。

46.
富兰克林的演讲，见Edmund S. Morgan, ed.,Not Your Usual Founding Father: Selected Readings from Benjamin Franklin
(New Haven, Conn., 2006), 286–87。

第六章 大辩论

1.
JM in Congress, 6 April 1796,MP
16:295–96.

2.
对审批过程的权威性学术研究当属Pauline Maier,Ratification: The People Debate theConstitution, 1787–88
(New York, 2010) 。各个邦的审批会议的文件出版于DHRC
，这是一部近乎完整的大型编辑项目。

3.
对1776年春夏的关于独立的全民投票的最完整的研究，是Pauline Maier,American
Scripture: Making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New York, 1997), 217–34。我的American Creation: Triumphs and Tragedies at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New York,2007), 49–51提供了一个更简约的版本。

4.
我意识到这是一种很宽泛的说法，但唯一严肃的其他选项，就只有1858年林肯和道格拉斯之间的辩论了，并且，如果关于是否通过宪法的辩论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的话，他们之间的辩论就永远不可能发生。

5.
对弗吉尼亚议会的决议的描述，见GW to JM, 5 November 1787,MP
10:242–43。

6.
GW to JM, 10 October 1787,MP
10:189.

7.
Maier,Ratification,
25–49.

8.
JM to Edmund Pendleton, 28 October 1787,MP
10:223–24.

9.
Maier,Ratification,
74–75; Jeffrey L. Pasley, “The Tyranny of Printers
”: Newspaper
Politics in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Charlottesville, Va., 2001), 33–43.

10.
一位参与了宾夕法尼亚的宪法审批会议的代表Robert Whitehill声称，在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县中，只有二十分之一的居民阅读了宪法。DHRC
2:65–72.

11.
GW to Lafayette, 18 September 1787; GW to Benjamin Harrison, 24 September 1787,PWCS
5:334, 339.

12.
见以下信件，PWCS
5:297, 365–66, 366–68, 368–69; 6:95–97; JM to GW, 18 October 1787,MP
10:196–97。

13.
GW to Charles Carter, 7 December 1787,PWCS
5:492.

14.
Remarks on Signing the Constitution, 17 September 1787,HP
4:253.

15.
To theDaily Advertiser,
20 July 1787,HP
4:229–32.

16.
AH to GW, 11–15 October 1787; GW to AH, 18 October 1787,HP
4:280–81, 284–85;Ron Chernow,Alexander Hamilton
(New York, 2004), 245.

17.
“Conjectures About the New Constitution,” 17–30 September 1787,HP
4:275–76.

18.
JJ to JA, 16 October 1787,JP
3.

19.
JJ to GW, 3 February 1787,JP
3.

20.
JM to TJ, 6 September 1787,MP
10:163–64.

21.
TJ to JM, 20 June 1878,MP
10:64.

22.
JM to William Short, 24 October 1787,MP
10:220–22.

23.
JM to Edmund Randolph, 21 October 1787,MP
10:199–200.

24.
对一个个邦的完整的评估，见JM to Ambrose Madison, 8 November 1787,MP
10:243–44。

25.
JM to Archibald Stuart, 30 October 1787,MP
10:232.

26.
MJ to Ambrose Madison, 30 September 1787,MP
10:179–80.

27.
JM to TJ, 24 October 1785,MP
10:208.

28.
麦迪逊是一位博学的思想家，涉及他生涯中的这一时期，有三部书极具开创性：Marvin Meyers,The Mind of the Founder: Sources of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ames Madison
(Hanover, N.H., 1981); Lance Banning,The Sacred Fire of Liberty: James Madison and the Founding Federal Republic
(Ithaca, N.Y., 1995); Drew R. McCoy,The Last of the Fathers: James Madison and the Republican Legacy
(Cambridge, U.K., 1989)。我在这里的解释倾向于背离主流：他的那些最优秀的传记作家首先将他看作一位政治哲学家；而我将他看作一位政治战略家，他的思想是从特定的语境中产生的，常常是为了回应那些他希望驳斥的主张—— 在这里就是那些他不曾预料到的政治形势。他最出众的天赋是他的思想的灵活性，而非一致性。

29.
Maier,Ratification,
155–211；汉考克对修正案的建议性演说，见Bernard Bailyn,ed.,The Debate on the Constitution
, 2 vols.(New York, 1993), 1:941–42。对拟议的修正案最出色的讨论，见Saul Cornell,The Other Founders: Anti-Federalism and the Dissenting Tradition in America, 1788–1828
(Chapel Hill, N.C., 1999), 30–31。我同意Cornell的各邦会议一共提出了124条修正案的估计。事实上，当时有超过200条的修正案，但很多是重复的。

30.
我对反联邦党人—— 再次强调，这个术语是不恰当的—— 的阐释和Cecelia Kenyon的里程碑式的文章“Men of Little Faith: The Anti-Federalists on the Nature of RepresentativeGovernment,”WMQ
12 ( January 1953): 3–43是相同的；James H. Hutson的文章“Country, Court, and Constitution: Antifederalism and the Historians,”WMQ
35 (October 1981), 337–68某种程度上就是同一种阐释的升级版本。亦见Herbert J. Storing,What
the Anti-Federalists Were For
(Chicago, 1981)。反联邦党人的主要驱动力不是民主，而是一种反政府的精神，这种精神在战前反对英国政策上被证明是有效的。这是一种固有的反对者的意识形态，它内含着自由至上主义的推论，即不信任任何形式的政府权力。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它自始至终就与全国性的共和政体水火不容。尽管它最终发现1861年至1865年的邦联政府最符合自己的要求，但它仍倾向于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21世纪兴起的茶党运动就是反联邦党人心态的一种现代回响。对《 联邦党人文集》 极度细致的评估，见Bernard Bailyn, “The Federalist Papers,” inTo Begin the World Anew: The Genius and Ambiguities of the American Founders
(New York, 2003), 100–125。

31.
Chernow,Hamilton,
247; Elizabeth Fleet, ed., “Madison’s Detached Memoranda,”WMQ
3 (1946), 563.

32.
Editorial note,MP
10:259–60; Editorial note,HP
4:287–301; Elaine Crane, “Publius in the Provinces: Where Was the Federalist Reprinted Outside New York City?,”WMQ
21 (1964), 589–92; Larry D. Kramer, “Madison’s Audience,”Harvard Law Review
112 ( January 1999), 611–99. 两卷本的公开发行的联邦党人文集很快就影响到了弗吉尼亚和纽约的辩论，但讽刺的是，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它成了宪法反对者的众矢之的。

33.
GW to AH, 28 August 1788,PWCS
6:480–81.

34.
MP
10:263–70, 477.

35.
Warren Hope, ed.,The Letters of Centinel
(Ardmore, Pa., 1998), 69–70.

36.
GW to Thomas Johnson, 20 April 1788, and GW to James McHenry, 27 April 1788,PWCS
6:217–18, 235–36. 华盛顿总结道，就在南卡罗来纳批准宪法后不久，马里兰对宪法的批准“使得采纳宪法成为一桩确定的事情，这是一种道德上的确定性…… 除了那些铤而走险的人，所有人在跳进否决宪法所带来的黑暗后果之前都会三思”。当弗吉尼亚的宪法审批会议在里士满召开时，华盛顿自信地说：“弗吉尼亚将成为联邦庙堂的第九根支柱。”GW to JM, 8 June 1788, and GW to Jonathan Trumbull, Jr., 12 June 1788,PWCS
6:321, 325.

37.
JM to GW, 13 and 18 June 1788,PWCS
6:329, 339.

38.
马歇尔的话转引自Jean Edward Smith,John Marshall: Definer of a Nation
(New York,1996), 118。

39.
JM to GW, 18 March 1786,PWCS
5:94–95. 亨利作为演说家的相关信息，见Henry Mayer,Son of Thunder: Patrick Henry and the American Republic
(New York, 1986)。

40.
TJ to JM, 8 December 1784,RL
1:353–54.

41.
Smith,John Marshall,
123.

42.
DHRC
9:952–53.

43.
DHRC
9:959–61.

44.
DHRC
9:1028–31.

45.
DHRC
9:995–96.

46.
DHRC
9:951.

47.
DHRC
9:959.

48.
DHRC
9:995–96.

49.
DHRC
9:1506–15. 麦迪逊预测，亨利会用尽其权势所及范围内的任何方法来阻碍联邦政府的运作，后者称弗吉尼亚代表团“在他当政时期将自取灭亡”。亨利最早的行动之一就是阻止麦迪逊当选为联邦参议员。

50.
关于纽约的宪法审议会议上的纠缠和转折的最好的综述，见Maier,Ratification,
345–400。亦见Linda Grant DePauw,The Eleventh Pillar: New York State and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Ithaca, N.Y., 1966)。邦长克林顿和他的追随者拒绝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弗吉尼亚批准了宪法导致对纽约而言，不存在任何有实际意义的选择。但新的宪法将生效，就如《 纽约汇报》 的一篇社论所言：“那些当初投票反对新宪法的人也把自己从新的联邦中投了出去。”New York Packet,
15 July 1788.

51.
“An Address to the People of New York on the Subject of the Constitution,” 12 April 1788,JP
3. 关于杰伊在辩论中的圆滑和老练的风格，见Maier,Ratification,
399。

52.
Editorial Note, Jay at the New York Ratifying Convention,JP
3.

53.
JM to GW, 21 July 1788,PWCS
6:392–93; JM to AH, 20 July 1788,HP
5:184–85.

54.
通函见 DHRC
23:236。

55.
GW to JM, 23 September 1788,MP
11:262; GW to JM, 11 August 1788,PWCS
6:437–39.

56.
JJ to GW, 21 September 1788,PWCS
6:527–28.

57.
GW to Willliam Tudor, 22 August 1788, and GW to John Armstrong, 25 April 1788,PWCS
465, 226.

第七章 尾声

1.
关于后宪法审议时期弗吉尼亚和纽约的反对者的行动的最好综述，见Pauline Maier,Ratification: The People Debate the Constitution, 1787–88
(New York, 2010), 421–32。关于麦迪逊对亨利和克林顿在政治上的剧烈反应的评估，见JM to GW, 17 August,24 August 1788,PWCS
6:454–55, 468–71。

2.
AH to JM, 23 November 1788, AH to Samuel Jones, 21 January 1789, AH to Pierre Van Cortlandt, 16 February 1789; AH to the Electors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7 April 1789, HP 5:235–36, 244–46, 254–55, 317–29. H.R. 发表在《 广告人日报》 上的信，见HP 5:262–331。

3.
GW to John Armstrong, 25 April 1788,PWCS
6:224.

4.
GW to Charles Pettit, 16 August 1788,PWCS
6:448.

5.
AH to GW, 13 August 1788,PWCS
6:444.

6.
GW to AH, 3 October 1788,HP
5:223.

7.
AH to GW, 30 September 1788,HP
5:221–22.

8.
Henry Lee to GW, 13 September 1788,PWCS
6:510–12.

9.
GW to Lafayette, 28 April 1788,PWCS
6:245.

10.
GW to Henry Knox, 1 April 1789,PWR
2:20.

11.
AH to James Wilson, 25 January 1789,HP
5:247–49.

12.
我对麦迪逊在这一有利的时刻的心态和动机的阐释，主要是基于MP
。有帮助的二手资料包括：Richard Labinski,James Madison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 Bill of Rights
(Oxfordand New York, 2006); Jack N. Rakove, “James Madison and the Bill of Rights: A BroaderContext,”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22 (1992): 667–77; Kenneth Bowling, “‘A Barrel to the Whale’: The Founding Fathers and the Adoption of the Bill of Rights,”JER
8 (1988):223–51。Maier,Ratification,
443–68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综述。

13.
这封通函可以在 RL
1:548–49上方便地读到。

14.
JM to Thomas Mann Randolph, 13 January 1789,MP
11:416. 亦见JM to Tench Coxe,24 June 1789,MP
12:257。

15.
RL
1:590–611是介绍杰斐逊和麦迪逊在1788—1789年通信的一篇编者按，由James Morton Smith撰写。在我的判断中，Smith对危急关头的这些问题的处理，为所有试图重现麦迪逊在起草权利法案时的“原旨”的学者设定了一个标准。如果把Smith在这部三卷本的文集中的所有导言集中起来作为一部单独的书出版，那么这将是一部新的麦迪逊传记。

16.
TJ to JM, 6 February 1788,RL
1:529–30.

17.
TJ to Francis Hopkinson, 13 March 1789,JP
12:557–58. 杰斐逊为法国起草的《 权利宪章》，见JP
15:167–68。关于杰斐逊激进的主权的代际性思想，见Herbert E. Sloan,Principle and Interest: 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Problem of Debt
(New York, 1995)，不要被标题所迷惑，这部书对杰斐逊思想中的乌托邦式的张力做了典雅的分析。

18.
我在American Creation: Triumphs and Tragedies at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NewYork, 2007), 100–105中用了更长的篇幅对杰斐逊思想的乌托邦维度做了讨论。

19.
JM to TJ, 17 October 1788,RL
1:564.

20.
TJ to JM, 18 November 1788, 15 March 1789,RL
1:567, 587.

21.
JM to George Eve, 2 January 1789,MP
11:404–5.

22.
JM to TJ, 29 March 1789,RL
1:609.

23.
Address to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by the President, 5 May 1789,MP
12:132–34;Address of the President to Congress, 30 April 1789,MP
12:121–24.

24.
The scale of Madison’s editorial effort can only be appreciated by recovering all 124 amendments proposed by the state ratifying conventions. 麦迪逊的编辑工作的规模让人佩服，他找出了邦宪法审议会议提出的所有124条修正案。这些修正案见EdwardDumbauld’sThe Bill of Rights and What It Means Today
(Norman, Okla., 1957), 160–65。

25.
Helen E. Veit et al., eds.,Creating the Bill of Rights: A Documentary Record from the First Federal Congress
(Baltimore, 1991), 263, 278.

26.
Amendments to the Constitution, 13 August 1789,MP
12:333.

27.
JM to Alexander White, 24 August 1789,MP
12:352–53; Maier,Ratification
, 453.

28.
对权利法案的这一经典观点，见Robert Rutland,The Birth of the Bill of Rights
(ChapelHill, N.C., 1955)。

29.
Veit,Creating the Bill of Rights,
64.

30.
Amendments to the Constitution, 8 June 1789,MP
12:196–97.

31.
MP
12:198–99.

32.
MP
12:200–203.

33.
MP
12:208.

34.
Amendments to the Constitution, 17 August 1789, ibid., 344. 亦见Patrick T. Conley and John P. Kaminski, eds.,The Bill of Rights and the States
(Madison, Wis., 1992)。

35.
MP
12:207. 亦见Rosemary Zagarri,The Politics of Size: Represent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776–1850
(Ithaca, N.Y., 1987)。

36.
MP
12:201.

37.
我们今天正在持续着的关于携带武器的权利的辩论，显然是一个极度分化的议题，人们呼喊、跺脚甚至以死亡相威胁。我的观点是，对于那些“原旨”教义的公正的信徒而言，麦迪逊在1789年的意图毫无疑问是十分清晰的，即携带武器的权利是从把民兵作为国防支柱的需要当中衍生出来的。为了避免得出这样的结论，AntoninScalia大法官为Heller
一案中写下了多数派意见，这是一个典型的以博学为伪装而耍的合乎法律的花招。麦迪逊如果知道了，会从自己坟墓里爬起来。关于第二条修正案的历史，见Michael Waldman,The Second Amendment: A Biography
(New York,2014)，以及Saul Cornell and Nathan Kokushanich, eds.,The Second Amendment on
Trial: Critical Essays on District of Columbia v. Heller
(Amherst, Mass., 2013)。

38.
Veit,Creating the Bill of Rights,
175.

39.
Ibid., 199.

40.
JM to Richard Peters, 19 August 1789,MP
12:346–48.

41.
一些历史学家将美国的民族主义的诞生定位在19世纪的20年代，见Curtis Nettles,The Emergence of a National Economy, 1775–1815
(New York, 1962); Steven Watts,The Republic Reform: War and the Making of Liberal America, 1790–1820
(Baltimore,1987); David Waldstreicher,In the Midst of Perpetual Fetes: The Making of American Nationalism, 1776–1820
(Chapel Hill, N.C., 1997)，这部书强调公共仪式在创造民族精神上所扮演的角色。

42.
在American Creation,
87–126我对“麦迪逊问题”—— 我们可以这么称呼它—— 进行了更完整的处理。不同的观点，见Gordon S. Wood, “Is There a Madison Problem?”inRevolutionary Characters: What Made the Founders Different
(New York, 2006),141–72。关于麦迪逊转到邦权立场之后的悲剧性后果，见Susan Dunn,Dominion of
Memories: Jefferson, Madison, and the Decline of Virginia
(New York, 2007)。

43.
以下是我自己的想法。但研究建国时代的三位最优秀的历史学家常常以并非他们本意所在的方式影响了我的解释的直觉，他们是：Bernard Bailyn,To Begin the World
Anew: The Genius and Ambiguities of the American Founders
(New York, 2003); EdmundS. Morgan,Inventing the People: The Rise of Popular Sovereignty in England and America
(New York, 1998); Gordon S. Wood,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92)。

44.
TJ to Samuel Kercheval, 12 July 1816, 从Merrill D. Peterson, ed.,The Portable Thomas
Jefferson
(New York, 1975), 558–59可以非常方便地读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缔造共和：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1783—1789/（美）约瑟夫·J. 埃利斯著；宣栋彪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1

书名原文：The Quartet: Orchestrating 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 1783-1789

ISBN 978–7–5086–8128–3

I. ① 缔… II. ① 约… ② 宣… III. ① 美国－历史－1783—1789 Ⅳ. ①K71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9453号

缔造共和：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1783—1789

著者：[ 美] 约瑟夫·J. 埃利斯

译者：宣栋彪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电子书排版：萌芽图文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citicpu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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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传

——美国的斯芬克斯

[美] 约瑟夫·J.埃利斯 著

杨彬 卢晶 译

中信出版社

纪念埃德蒙·S.摩根（Edmund S. Morgan）

目录

前言与致谢

序幕 杰斐逊热：美国，1992—1993

第一章 费城：1775—1776

第二章 巴黎: 1784—1789

第三章 蒙蒂塞洛：1794—1797

第四章 华盛顿特区：1801—1804

第五章 蒙蒂塞洛: 1816—1826

尾声 幻想的未来

附录 关于萨莉·海明斯丑闻

注释

前言与致谢

Preface and Acknowledgments

任何一位雄心勃勃的杰斐逊传记作者，意识到关于杰斐逊（Jefferson）的书籍已是频频付梓，图书馆里比比皆是，最好还是要回忆一下那个弗吉尼亚（Virginian）年轻人在1776年写下的举世闻名的文字。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不应该“由于微不足道和暂时的原因”而另外再写一本关于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书。事实上，“为了慎重起见”以及“出于对人类舆论的尊重”，出版关于那个来自蒙蒂塞洛（Monticello）的男人的新书，都必须发布正式的宣言来解释非要费心思这样做的原因。

我写这本书的起因可以追溯到30年前。那时我刚进入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的研究生院，研究美国的早期历史。要想掌握美国革命的那段历史，就不可能绕过杰斐逊，因为他的一生跟那个时代的重大事件都有交集。而且他的思想观点，或者至少是那些让他成为雄辩的时代代言人的思想观点，阐明了新兴的美利坚共和国（American republic）故事的核心主题。此外，和杰斐逊一样，我也是一个地道的弗吉尼亚人，同样也毕业于威廉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我甚至像杰斐逊一样，有着红棕色的头发，而且我也学会了用神秘的沉默作为面具来掩盖内心深处的不安。很自然，置身于曾经的新英格兰（New England）清教主义（Puritanism）和联邦主义（Federalism）的发源地，我能深切体会到当年杰斐逊对严苛的苦行生活和新英格兰的寒冷气候疑虑重重。

我的研究生导师埃德蒙·S.摩根（Edmund S. Morgan）在他办公室墙上挂了一幅巨大的杰斐逊的画像，是著名的伦勃朗·皮尔（Rembrandt Peale）1800年的作品。画像中的杰斐逊静静地注视着我们的研讨会，透出超自然的权威，让我感到有一种莫名的心安。我告诉自己，杰斐逊跟我志趣相投，身处这个陌生地方，我们是盟友。在这里，一个人的南方口音似乎与他志趣专笃相关。年轻时代对杰斐逊的这份迷恋最终随着我的南方口音一起减弱了，虽然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已经接近模糊的边缘，不再清晰可辨了。然而，就像年轻人的爱情，它成了我情感世界里始终挥之不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并不是说我真的非常了解杰斐逊的生活和思想。我对杰斐逊的关注更多的是出于个人层面，而非学术层面的考虑。只有一次，在思考论文题目的时候，我想到要研究杰斐逊。我记得，当时是C.范恩·伍德沃德（C. Vann Woodward）提醒我要考虑其中的风险。他也是南方人，同样也是刚来到纽黑文（New Haven），但他并非初出茅庐，而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他建议道，一个人不要轻易尝试传记，除非他已经经历了世间百态。杰斐逊是一个变幻莫测、让人捉摸不透的人。任何一位年轻的历史学家毅然出发去追寻杰斐逊，就像在惨烈悲壮的战争故事里，一个机敏的年轻人被派去完成一个毫无胜算的任务。这个忠告听起来的确十分有道理。在接下来的25年里，我没有对杰斐逊做过任何严肃的学术研究。

作为一位大学教师，我在课堂上布置了有关杰斐逊的一些书让学生阅读。我还做过一些学术讲座，讨论《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以及杰斐逊对奴隶制的矛盾立场。但是直到我开始研究一本关于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的书时，我才真正深入地探究了杰斐逊的一些书信。重新关注杰斐逊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弗吉尼亚人又一次回到家乡，却是取道昆西（Quincy），才到达了蒙蒂塞洛，这显得不可思议，但情况的确如此。

亚当斯和杰斐逊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这段情谊是两人在反对英帝国统治的共同事业中建立的，且两人根植于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不同的地域文化。所以，亚当斯对杰斐逊的情感不单单是钦佩，甚至是喜爱。他们之间的友谊持续了50年之久，在晚年时，两人的书信交流成为佳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些书信是代表革命一代才智的巅峰之作。但是，亚当斯同时也极度不赞同杰斐逊对美国革命（American Revolution）的看法。事实上，他认为杰斐逊所有的政治愿景都建立在一些极具诱惑力的幻想之上。我读的资料越多，越感到亚当斯是对的。平生第一次，我开始用批判和反讽的眼光来审视杰斐逊。

我为《文明》（Civilization
）杂志创刊号写了一篇文章，讨论杰斐逊在当代美国文化中具有争议性的地位，在此过程中，我下定决心，要花时间写一本研究杰斐逊的书。如果对亚当斯的研究给了我一个新的视角，我给《文明》杂志写的那篇文章让我对杰斐逊作为美国偶像的特殊意义产生了新的理解。一个人可以花上几年的时间来研究亚当斯，并且享受这种孤独的状态。但是，研究杰斐逊则如同走进一个拥挤的房间，里面总是充斥着不绝于耳的交谈，而且这持续的嗡嗡嘤嘤的嘈杂声表明，所讨论的更多是生死攸关的紧急大事，而不仅仅是历史问题的答案。杰斐逊就是个电磁场，极具吸引力。他代表着美国当代文化中最宝贵、最具争议的价值观。他是那些虽已离世却仍为人津津乐道的白人男性中的一员。

这些不断深入的思考不仅仅是我要写一本有关杰斐逊的书的原因，同时也对这本书的内容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关于杰斐逊的大量文献都明显带有夸张的特点，似乎一个人必须在作品开头宣布自己的立场，支持或者反对让-安托万·乌东（Jean-Antoine Houdon）的大理石半身像或者伦勃朗·皮尔的肖像画所塑造的神一般的杰斐逊。这种过分夸大的风格实际上再现了杰斐逊在世时社会舆论两极化和高度政治化的风气。那时候，你要么支持他，要么反对他；要么喜爱他，要么讨厌他。没错，大多数传记作家选择站在所记述的人物一边。但是，就杰斐逊而言，对他的评价界限泾渭分明，需要做出明确的选择，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看上去不可能在崇拜和唾弃之间选择一条较为体面的路径。

但那确实是我在下文中尝试要探索的路径。做这一尝试，是受到约翰·亚当斯例子的启发，相信对杰斐逊的喜爱或批评并不是完全相互排斥的；这一尝试是源于一种假设，生活在人世间的活生生的人无法承受笼罩在杰斐逊头上的神圣光环。我的内心深处坚信，年轻时候的迷恋一定会随着时间而消逝，对于神圣人物全面而成熟的评价注定会让那些最狂热的崇拜者有几分失望。美国历史的精华和糟粕在杰斐逊这里错综复杂地纠缠到了一起。任何人若局限于这种道德平衡中的一个方面，将注定错失历史故事的重要部分。

我所做的探讨是有选择性的——一位本书的早期读者甚至称之为电影式的呈现——不过还是坚持采用了传统的时间顺序。再写一部全面记录杰斐逊生平和他那个时代的多卷本的著作显然是没有必要的。我的目的是捕捉杰斐逊生命中重要的时刻，放大他在这些时刻中的思想和行动，关注在这些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展现出来的价值观和信念，自始至终为读者所见到的场景提供充足的背景知识，从而可以对杰斐逊的一生有一个大致清晰的认识。这种叙述方法要求所有的选择必须沿着主线进行，即便有所波动。我会同意一些人提出的批评，他们断定杰斐逊担任国务卿的重要时期或者他第二次担任总统时烦闷的经历需要更多的笔墨。我唯一能做的辩解是引用大量已经存在的学术资料，并重申我的观点，杰斐逊的故事需要在两个极端之间保持平衡。我也承认有自我保护的意愿，即避免许多先前作者的命运：跌入杰斐逊主义的深渊。

毕竟，我们的首要目的是了解杰斐逊的性格、那些充满活力的行为准则，渗透到了他政治生活和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让他成为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正如我所发现的，他内心当中的信念和忧虑确实存在一个核心。尽管他一直让人难以捉摸，而且又十分擅长掩盖自己的踪迹，但是杰斐逊的价值观仍然有其根本原则，正是这一根本原则决定了他的政治愿景，他将其成功地投射到他自己的世界中，对我们当今的世界仍然有着显著的影响。而且，我也发现，从1775年第一次登上国家的政治舞台，一直到1826年7月4日逝世，杰斐逊一直忠诚地坚守着他那些核心的信念。可以确信的是，杰斐逊确实有着备受争议的矛盾性格。但他心理上的灵活性、自我安慰和逃避的本领，是他自我保护的工具，以避免他过于激进和极度浪漫的内心世界与现实产生激烈的碰撞。正如我要在第一章中说明的，后来的几代人，包括我们这一代人，确实发现杰斐逊主义包含着多层意思，自然就会导致各种不同的解读。但是杰斐逊自己很清楚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他对自己的信念矢志不渝。

我尝试去做的是在18世纪晚期的历史背景中，找回杰斐逊以及他所要表达的意义，二者紧密相连。为此目的，书中使用的语言契合了杰斐逊对普通美国人才智的信仰。这意味着学术话语中一些专门性的语言表达已经被转换成了日常、平实的词句。一些术语比如“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辉格党”（Whig）、“自由主义者”（liberal）和“政党”（political party）等有其特殊的意义，没有假定这些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尽管我确实希望我的学者朋友们能读读这本书，甚至能够发现书中的解读颇有新意，而不可避免的错误少之又少。但是，我真正设想的读者是一大批对托马斯·杰斐逊真正有浓厚兴趣的普通人。

我在学术研究上所欠下的人情债让我联想到杰斐逊最后的日子里所面临的财务窘境，我只能用感激之情加以偿还。所有杰斐逊的研究者都会对已故的杜马·马隆（Dumas Malone）和梅里尔·D.彼得森（Merrill D. Peterson）感激不尽。他们不懈努力，讲述了杰斐逊和他那个时代的故事，因为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所以跟我的讲述不尽相同，得出的结论也有差异。但是他们为传记作品树立了标杆，为评价其他人的作品提供了参照。已故的朱利安·P.博伊德（Julian P. Boyd）和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托马斯·杰斐逊文集》（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项目的后任编辑们在整理原始资料方面一直延续了同样的高标准，使得我们讲述的故事有据可依。最后，托马斯·杰斐逊纪念基金会（Thomas Jefferson Memorial Foundation）的优秀员工们在我数次访问蒙蒂塞洛期间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我要特别感谢基金会主任丹尼尔·P.乔丹（Daniel P. Jordan）和国际杰斐逊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Jefferson Studies）主任道格拉斯·威尔逊（Douglas Wilson）。他们不仅安排我去肯伍德（Kenwood）出席一些公开活动，分享自己的工作进展，而且为我提供了最大限度的礼遇和支持，即便我并没有得到上帝的眷顾，可以像他们一样深刻了解杰斐逊。

感谢霍华德·亚当斯（Howard Adams）、乔安·弗里曼（Joann Freeman）、安·卢卡斯（Ann Lucas）、波林·迈尔（Pauline Maier）、露西亚·斯坦顿（Lucia Stanton）和玛丽·乔·索尔特（Mary Jo Salter），他们审阅过单个章节的初稿或者一些长篇段落的手稿。感谢凯瑟琳·阿尔果（Catherine Allgor）、安德鲁·伯斯坦（Andrew Burstein）、埃里克·麦特里克（Eric McKitrick）、皮特·欧努夫（Peter Onuf）、史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和道格拉斯·威尔森（Douglas Wilson），本书大部分或者说几乎整本书的初稿都从他们的批评中获益良多。按照惯例，需在此说明，上述提到的这些同事，没有人应该为我解读中存在的偏见负责。对托马斯·杰斐逊进行客观的评价一直是个存在巨大争议的问题，我获得的意见和建议准确地反映了有关他的精神遗产的巨大分歧。

特别要感谢《文明》杂志的编辑史蒂芬·史密斯，他曾在该杂志上发表了我早期的一些观点和研究内容。本书的“序幕”部分最早在《文明》杂志1994年11—12月那一期上发表过；我对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的探讨发表在1995年6—7月那一期；1996年11—12月那一期上发表了我对杰斐逊和奴隶制的阐释。

我的经纪人格里·麦考利（Gerry McCauley）时常给我安慰，邀我共进午餐。科诺普夫（Knopf）出版社的编辑阿斯贝尔·格林（Ashbel Green）和他的助手珍妮弗·伯恩斯坦（Jennifer Bernstein）在本书的写作及出版过程中对我一直彬彬有礼，体贴宽容。

整篇书稿都是手写而成，海伦·坎尼（Helen Canney）将手稿转录到电脑磁盘上。她辨认我潦草笔迹的能力已炉火纯青。我的三个孩子——彼得（Peter）、斯科特（Scott）和亚历山大（Alexander），创作了一系列关于坠入杰斐逊主义深渊的笑话。我的妻子埃伦（Ellen）是我每一章草稿完成后的第一位读者，总能够提出一些文体方面的修改建议，那都是不可忽略的好建议。

本书开头的献词是为感谢那位历史学家，他的人格魅力和学术修养都彰显着我写作中想要极力模仿、努力表达的崇高意义。

本书于1998年4月由文迪奇（Vintage）出版社出版，在科诺普夫出版社出版精装本时我悄悄地做了一些修订。这些都是细心的读者发现的小错误，虽然作者和编辑们已竭尽全力去避免这种尴尬了。

但是现在，文迪奇的版本需要做进一步的修订，因为尤金·福斯特（Eugene Foster）博士发表了一项DNA的研究成果，明显改变了长期以来关于杰斐逊与萨莉·海明斯（Sally Hemings）关系的争论。一般来说，新证据很少能够对一个由来已久、被反复研究的历史争议问题产生太多影响。但是福斯特的研究做到了。

这个新的证据引发的重大修改是无法做到悄无声息的。我做了四处重要的修改：第一处，在讨论杰斐逊对当代的影响时加上了福斯特的研究成果（序幕，第36—39页）；第二处，修改了对1802年该丑闻第一次曝光时的描述（第四章，第288—293页）；第三处，在描述杰斐逊生命最后时刻的部分加上了一段话，论述杰斐逊与海明斯的关系（第五章，第384页）；第四处，在记述这一有争论的历史发展过程时插入了对福斯特研究成果的讨论（附录，第406—407页）。

对于海明斯问题，我改变了观点；但对于杰斐逊，我的看法依旧。在这个修订版中，他比以前更能够称得上是美国的斯芬克斯，性格更加复杂多变且难以捉摸，对自己内心的纠结和矛盾更加泰然处之。

约瑟夫·J.埃利斯

马萨诸塞州艾姆赫斯特市（Amherst）

1998年11月

序幕

杰斐逊热：美国，1992—1993

Prologue

Jeffersonian Surge: America, 1992–1993

倘若杰斐逊错了，那美国必错无疑。

倘若美国走对了，则杰斐逊功不可没。

——詹姆斯·帕顿（James Parton，1874）

你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一个五分硬币，就能看到他目光炯炯，凝望前方。我的信奉自由主义的朋友们强调说，他一直在向左看。你若到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在他设计创建的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的校园里就能看他的全身雕像。再往山上走几英里，便可寻访他的蒙蒂塞洛故居，斯人已去，气韵犹存。1993年，沿詹姆斯河（James River）顺流而下，可到达威廉斯堡（Williamsburg），这条路他年轻时曾走过多次。在威廉玛丽学院的校园里也有一座他的全身雕像，他大学毕业于此，雕像是他创建弗吉尼亚大学不久前赠送给这所学校的礼物。我的信奉保守主义的朋友们说，他正面朝右看。旁边是女生宿舍楼，莘莘学子步履匆匆。离开泰德沃特地区（Tidewater）向北，你会经过当年内战（Civil War）的战场——冷港（Cold Harbor）、切斯劳维尔（Chancellorsville）、弗雷德里克斯堡（Fredricksburg），刀光剑影中的南北两方士兵都坚信自己是在为他留下的精神遗产而战。你从弗吉尼亚跨过波托马克河（Potomac River），来到哥伦比亚特区（District of Columbia），在潮汐湖（Tidal Basin）湖畔他的纪念堂里可以找到他。他直视前方，激情满怀。环绕四周的大理石墙壁上有数张饰板，上面镌刻着他为追求人类自由而写下的激动人心的名句。如果你了解他与美国西部的传奇往事，可以在拉什莫尔山（Mount Rushmore）看到他最庞大、最逼真的头像。

不过以上这些都仅仅是复制品。1993年11月，一个“转世”的托马斯·杰斐逊许诺要公开亮相，地点有些不同寻常，是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镇（Worcester）上一座红砖建造的教堂里。在这样一个新英格兰的寒冷夜晚，一位名叫克莱·詹金森（Clay Jenkinson）的演员前来演绎杰斐逊，演得栩栩如生，让他真切地出现在生活于20世纪末的人们面前。我感觉可能会有四五十位热情的人冒着严寒赶来。这毕竟是个带有一定学术色彩的活动，旨在重温杰斐逊，既没有过多的新闻炒作，也非什么爱国庆典。结果竟有400多名新英格兰居民涌入教堂。尽管本地人长期以来对南方人，特别是弗吉尼亚人，心存偏见（约翰·亚当斯曾说过：“在弗吉尼亚，所有的鹅都是天鹅。”），“杰斐逊”的亮相还是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活动开始前，美国古文物学会（American Antiquarian Society）安排了晚宴。看样子所有的社区负责人，包括学校的校长、当地保险公司和计算机公司的老板和马萨诸塞州立法机构的一个小型代表团都悉数到场。另外，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和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的代表也从华盛顿（Washington）飞过来。出席活动的还有两个电影制作组。来自佛罗伦萨电影公司（Florentine Films）的卡米拉·罗克韦尔（Camilla Rockwell）告诉我，因拍摄《南北战争》（Civil War
）而闻名遐迩的肯·伯恩斯（Ken Burns）正准备拍一部关于杰斐逊的电视纪录片。来自杰斐逊遗产基金会的巴德·利兹（Bud Leeds）和奇普·斯托克斯（Chip Stokes）不久前刚刚宣布要发起筹款活动，准备为杰斐逊拍摄一部大成本的商业片。[从利兹和斯托克斯那里，我了解到，以杰斐逊在巴黎为主题的另外一部电影已经开始筹划，由尼克·诺尔蒂（Nick Nolte）饰演主角。]

正是在这个宴会上，我脑子里第一次产生了写这本书的想法，最初就是想弄明白一个问题：到底该如何评价杰斐逊？诚然，1993年正值杰斐逊250周年诞辰，所以他在这段时间广受关注是在意料之中的。但美国历史上还有没有其他重要人物能够像他一样激发起当代人的兴趣呢？在我看来，也许有两个人可以与之比肩，他们都在首都的国家广场（National Mall）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国家广场相当于美国的奥林匹斯山（Mount Olympus）。“美国之父”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与世界各地的开国元勋相比，他的纪念碑是最大的，高高耸立，使得美国其他名人的纪念性建筑都相形见绌。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在潮汐湖有比杰斐逊纪念堂还大的纪念堂。每当民意调查评选最伟大的美国总统时，林肯总会拔得头筹。

但华盛顿通常会输给杰斐逊。华盛顿似乎离我们太遥远，且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华盛顿纪念碑的壁上没有刻字。他像德尔斐神谕，很少开口讲话；他又像《旧约》中的耶和华，永远不会像今晚杰斐逊这样来到现实世界。林肯是一位更强大的竞争者，像杰斐逊一样，平易近人，也说过很多振聋发聩的名言。普通民众对《独立宣言》和《葛底斯堡演说》（Gettysburg Address）几乎一样熟悉。但林肯让人感觉更加忧郁和沉重。他是位殉道者，他的力量具有一种悲剧色彩。杰斐逊的形象更生动，更乐观向上，鼓舞人心。人们对林肯更多的是崇敬，而对杰斐逊更多的则是热爱。

这些是我走在路上想到的。我们穿过街道，来到那间教堂，詹金森要在此重新塑造一个杰斐逊。他身着18世纪的服装，站在圣坛的台阶上，开始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地讲起在威廉玛丽学院度过的学生时代、对美国革命的看法、对法国葡萄酒和法国思想的钟爱、作为政治领袖和总统的成就与烦恼、对建筑和教育的痴迷、在晚年与约翰·亚当斯充满伤感的通信，以及对美国终会成为全世界民主楷模的坚定信念。

詹金森显然对他所扮演的杰斐逊有所了解。作为一位谙熟学术文献的历史学家，我知道稍有失误就有可能让人远离真相，一知半解恰能谬以千里。而詹金森却是信心满满。他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经过精心包装的关于美国历史的讲座，很巧妙地融入了关于杰斐逊的当代学术研究成果。

有两件事他没做，也让我印象颇深。他并没有模仿南方或弗吉尼亚口音说话。他显然意识到，没有人真正清楚杰斐逊是怎么说话的，或者听起来有什么特点，口音是否更偏南方话还是英式英语，或者是二者的奇特组合。所以，詹金森讲的是标准的美式英语。他也没有假装是在18世纪，他演绎的杰斐逊真真切切地生活在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时代。不能批评他有“现代性原罪”之嫌，因为他并没有宣称忘记了这样的事实：我们生活在当下，历史已经远去。

事实上，大多数观众的问题是关于时政的：关于医保问题你会如何做，杰斐逊先生？你如何评价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你有何政治智慧来解决波黑的危局？你是否派美军参加海湾战争？还有几个问题穿插其中，主要是关于美国历史以及杰斐逊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为什么你没再婚？在《独立宣言》中你说的“追求幸福”指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还拥有自己的奴隶？

最后这个问题相当尖锐，詹金森的回答小心谨慎。他说，奴隶制是对道德的扭曲，这一制度明显违背美国革命所崇尚的价值观。他曾竭力说服他的同胞结束奴隶贸易，并逐渐废除奴隶制，但以失败告终。对待他自己的奴隶，他态度仁慈，视为同伴。讲到最后，他自己也提出一个问题：你还期望我做过些什么？这时候如果有人顺势再提出问题，一定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但并没有人这么做。观众们到此是来表达对偶像的敬意的，并非想要见证激烈的争论。如果杰斐逊是美国的蒙娜丽莎，人们只是前来欣赏他那迷人的微笑。

虽然看得出大家都怀着明显的恭敬之情，我还是感到惊讶，因为没有人问过“萨莉问题”。从我做大学老师的经验来看，大多数学生最起码能知道杰斐逊做过两件事：一是起草了《独立宣言》，二是曾被指控与蒙蒂塞洛黑白混血的奴隶萨莉·海明斯有不正当关系。这则丑闻在杰斐逊1892年担任总统时首次浮出水面，此后一直影响着他的声誉，就像个铁罐子在历史的时空里叮当作响。后来我知道，詹金森对“萨莉问题”有个统一的回答，说这事是从詹姆斯·卡伦德（James Callender）嘴里传出来的，他因求职失败，心怀愤懑，而且惯于散布流言（事实的确如此）。杰斐逊本人有一回否认了这一指控，但其他场合拒绝对此做出评论（也与事实相符）。我在伍斯特见到詹金森之后，过了几个月，他出现在白宫，参加了一个盛大的杰斐逊的纪念活动，成为座上宾。他说要是杰斐逊在，一定会终止“白水事件”（Whitewater）的调查，因为这“绝不关任何人的事儿”。此话颇得克林顿幕僚们的欢心。

詹金森在11月的那天晚上的精彩演出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但更令我久久难以忘怀的是那些观众。在新英格兰腹地（这是亚当斯的故乡），杰斐逊是人们最喜爱的建国之父，永远的美国英雄。他们对杰斐逊有着无条件的热爱，这种情况就像杰斐逊本人的性格一样神秘难解。如同壮丽的日落或者女人的美丽容颜，静静地展示在眼前。每一个疑惑之处都让杰斐逊更加吸引人。不仅如此，他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不同背景的普通美国人可以聚在一起，共同解开这些谜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们一直在这么做。1826年杰斐逊去世不久之后，对他的评价和精神遗产的继承就成为辨别各种政治派别的标准。南方分裂主义者指出他对各州权利的重视；北方废奴主义者援引他的《独立宣言》中反对奴隶制的言论；镀金时代（Gilded Age）所谓的“强盗贵族”（Robber Barons）附和他对联邦政府权力扩张的警告；自由派（Liberal）改革者和激进的民粹主义者（Populist）提及他对腐败商人的严厉批评，赞赏他对土地高于一切的认同。在斯科普斯审判（Scopes trial）中，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和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都确信，杰斐逊支持他们关于进化论各自所持的立场。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和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都声称，杰斐逊教导了他们如何应对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中出现的问题。评论家们认为杰斐逊平息了各种思想意识的纷争与混乱。杰斐逊精神遗产年代史主编梅里尔·彼得森（Merrill Peterson）给他了一个称呼，叫作“多变之人”，可以算作一个令人满意的经典评价。他是美国“伟大的凡人”（America’s Every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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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New Deal）之前，争论一直持续不断。美国历史发展的主要故事情节其实是以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为主角展开的。是他们所代表的民主（或自由主义）与贵族政治（或保守主义）两种势力之间的激烈竞争。虽然这个提法有夸张的政治肥皂剧之嫌，但也有其优点，即可以把纷繁复杂的美国史简化为一种易于理解的程式：大众与精英的对立、西部与东部的对立、农业地主与工业资本家的对立、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对立。在美国的政治对话中，杰斐逊只站在一边，自然经常是优势的一方，代表“大多数”向“少数人”喊话。

需要重申，这个版本的美国史带有部分小说的色彩，其情节是早就设计好的，所有类别的划分都是围绕杰斐逊来安排的，显然是存在偏见的。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当富兰克林·罗斯福运用了汉密尔顿的办法（即政府干预）来实现杰斐逊的目标（即经济平等）的时候，这种划分就难以为继了。新政之后，大多数历史学家完全放弃了对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区分，大多数政治家不再向往不受政府影响的杰斐逊式乌托邦。已没有严谨的学者还会相信杰斐逊对极简的联邦政府的理想能够与城市化、工业化的美国社会合拍。一直以来，自由主义者与业已形成的精英阶层在英勇斗争，旧类别划分的瓦解意味着杰斐逊作为自由主义阵营象征性领袖的身份已经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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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所发生的事为杰斐逊树立了新的形象，为我在伍斯特教堂的所见所闻做了铺垫。自由主义依然是美国政坛两大力量之一，杰斐逊不再继续为自由主义发声，而是站到了更高的层面，超越了所有政治冲突及政党之争。传记作家彼得森写道：“杰斐逊执政理念的蜕变预示着他最终将走上神坛。”杰斐逊进入美国政治神殿的时间可以精确地定格在这一天：1943年4月13日，杰斐逊纪念堂在潮汐湖畔落成，富兰克林·罗斯福主持落成典礼。罗斯福在演讲中宣告：“今天，就在为自由奋战之时，我们把这样的一座圣坛奉献给自由。”此时，杰斐逊是美国人心中的圣人，就像罗斯福说的那样，是人们心中“自由的使者”。最后，他引用镌刻在杰斐逊纪念堂内壁上的话作为结语：“我已经在上帝的圣坛前许下誓言，永远反对笼罩在人类心灵之上的任何形式的暴政。”杰斐逊不再仅仅是美国政治传统的重要参与者，而是成了不可或缺的主角。他的光辉照耀着美国的政治舞台，就好像盘旋在座无虚席的橄榄球场上空的飞艇，悬挂着标语，为参赛的两支队伍助威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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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回想起伍斯特那座教堂中的演出时，我越发觉得那时的观众很典型地代表了来自底层的杰斐逊思想的拥护者。研究杰斐逊的学者或传记作家们很少注意到这一现象，因为这与杰斐逊在历史上到底是怎样的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这里起作用的心理过程，至少从表面上看，像是混合了盲目的英雄崇拜和政治原教旨主义。但我发现许多美国人都怀有一种期待和假设，认为杰斐逊身上有无穷的力量，超出了任何事实的记载。美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杰斐逊研究者可以花上数十年来对其做出最权威、最细致的研究。目前确实已经有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他们其中一部分研究的确十分精确。他们无须费力就可以塑造出杰斐逊广受关注的形象。这就是杰斐逊的魔力，但这种魔力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如果我们想找到答案，潮汐湖畔的圣坛是探寻真相的必访之处。根据国家公园服务处（National Park Service）的数据，每年约有上百万游客怀着崇敬之情造访杰斐逊纪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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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3月的一天，我来到此地，数百名游客沿着大理石台阶拾级而上，然后继续花上几分钟，瞻仰庄严的杰斐逊铜像，并拍照留念。游客们大都会在墙上题刻杰斐逊名言的嵌板前驻足观看，经常情不自禁地轻声读出上面的文字。第一块嵌板较其他几块更具吸引力。这上面刻的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最广为人知的一句话：“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事实上，这段话并非杰斐逊1776年6月写下的原始版本。这段话是大陆会议（Continental Congress）修改之后的，而早先的版本更加清晰地表达了杰斐逊的美好愿景：“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神圣且无可争辩的：人人生而平等，生而独立；由此他们获得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维护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美国信念中最核心的主张。正是因为杰斐逊写下了这些话，才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为后世所景仰。那么这些话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是如何具有魔力的呢？

仅仅提及这个问题似乎就已经有背叛与亵渎之嫌了，因为不言而喻的真理并不是用来分析的。这也就是“不言而喻”的含义所在。但当这些话褪下爱国主义的光环时，就字面意义而言，这里包含着两条意义深远的声明：显性声明是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独立个体，生来自由，人人平等。这是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隐性声明是所有违背这种自然规律、对个体自由加以限制的行为都是对个体自由的侵犯，都违背了上帝的意愿。每个拥有这种自由的人都将与他的同胞们和谐相处，无须外在的约束，从而享受最极致的幸福。

这是过于理想化的想法，一如那些过于美好以至于无法令人相信的好消息。老实说，这会导致无政府状态的出现。如果确有某国政府试图根据这些原则来管理国家，那么这个政府必定去日无多。当然，这些话原本也并不是要提供可行的政治蓝图。杰斐逊没有深刻渊博的政治思想，但非常善于阐释，富有远见。杰斐逊的远见卓识在于他提出我们内心深处对个体自由的渴望事实上是可以实现的。杰斐逊在阐释上的天才之处在于他从十分抽象的层面表达了人民不可调和的强烈诉求，而掩饰了他们不相容的看法。杰斐逊通过这些鼓舞人心的话语来捍卫“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从其本质上来说是不会受到学界怀疑的。他给普通美国民众提供了一个机会，聚集在一起，诵读这些具有魔力的字句。杰斐逊的魔力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是因为我们愿见杰斐逊的思想远离世俗凡物，不受现实生活的羁绊。

所以，美国民众可以聚集在伍斯特教堂或杰斐逊纪念堂，带着对杰斐逊的崇敬，探讨以下议题：堕胎是母亲的个人选择，还是未出生的孩子同样拥有生命权？享有医疗保健和清洁的环境是美国人生来应有的，还是联邦政府通过征税推行医疗政策及环境政策违反了公民自主权？是女性、黑人的公民权不容剥夺，还是平权运动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性？杰斐逊在今天仍然如此受人欢迎，其中主要原因是他为人们提供了一处圣地，不一定是所有人认可的基础，更多的是超越政治纷争的一方净土，美国人民得以聚集于此，至少是在这个时刻，人们会齐声高唱，不掺杂不和谐的音符。

我多年的专业是从事历史研究，不久前决定把杰斐逊作为下一个研究课题。对于这个话题，我感到尴尬和不安，脑海里尽是不祥的预感。杰斐逊不同于其他大多数的历史人物。那些人已经告别人世，被人遗忘，只有历史学家才会去评说。他们大概只能存在于人们早已漠不关心的尘封的记忆中。杰斐逊虽已故去，却又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之中。或者说，是杰斐逊神话让他得以重生。对杰斐逊的回忆引发了许多美国人的关注。杰斐逊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的斯芬克斯，是一块神秘的、难解的试金石，用来检验美国文化中各种备受推崇的信念和富有争议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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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像一位病理学家正在准备做尸体解剖，却发现手术台上的那个“人”仍有呼吸。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伟大的凡人”。在过去的五年里，我一直在写一本关于约翰·亚当斯的生平及其思想的书，然而只有我的学术界的几位朋友问过我在做些什么。当知道此事后，也都会补充几个问题，以此来表明亚当斯对他们的生活或多或少产生过影响。[而我的学术界之外的朋友最常见的反应是，他们知道亚当斯的模样，因为他们爱喝的啤酒瓶上印有他的头像。其实他们搞错了，头像是约翰·亚当斯的堂兄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的。]而现在撰写有关杰斐逊的书，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仿佛进入了一个电磁场，引发很多的邻居、朋友的共振，不论他们从事何种职业，商人、秘书、记者，还是门卫，都对杰斐逊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隆冬时节，我的取暖炉坏了，维修工前来修理时在我书房里看到厚厚一摞关于杰斐逊的书。在地下室我用手电筒帮他打着光，他躺在地上，更换蒸汽泵破损的零件。他跟我谈到批评家是如何污蔑杰斐逊不信神的，足足讲了一个小时。这位修理工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曾在某本书里读到过杰斐逊对《圣经》有着浓厚的兴趣。“不，先生，杰斐逊是个好人，他是基督徒。”修理工希望我能在书里给杰斐逊正名。

一位邻居在当地一所高中当老师，当得知我在做杰斐逊的研究时，许诺送我一本书，说这本书在他给学生们讲授杰斐逊的思想精髓时非常有用。不久我就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有三本《革命之歌》（Revolution Song
），是由一位叫作吉姆·斯特鲁普（Jim Strupp）的人攒的，并非他所写。他编这本书的目的是想“让年轻人从当代的视角来理解托马斯·杰斐逊的观点、信念以及激进的思想”。在书的封面上，有这样的宣传语：“现今，在我们的国家，民主政治已经全面瓦解。民主在世界各地兴起，但也正在被悄然破坏。”《革命之歌》的这种急迫的口气让人想起报纸上整页的广告，亚洲的领袖们或自封的先知们宣扬他们避免世界末日到来的12步计划。事实上，《革命之歌》的宣传模式更具有煽动性：“这部小书旨在展现那些专制领袖的著作之外，还有民主之书。”书的内容是关于杰斐逊思想的简明扼要的问答。全世界范围内追求人类至上精神的斗争从未停歇。杰斐逊一直是灵感的源泉，激励着人们前进。他是上帝的选民希望的灯塔，从蒙蒂塞洛他自己建在山顶的庄园，一直向外散发着光芒。这当然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但又一次证明杰斐逊所留下的遗产在普罗大众当中是多么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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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收到赠送的《革命之歌》不久，我又收到一位杰斐逊研究者的邮件，是我的好朋友玛丽·乔·索尔特（Mary Jo Salter）从巴黎寄来的。她写的诗歌在美国也颇受欢迎。她的丈夫布莱德·赖特霍伊泽（Brad Leithauser）是一位作家，他俩当时在巴黎休假一年。玛丽仍在为《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
）杂志工作，是位诗歌编辑，正在编辑一组新诗。诗集中篇幅最长的一首的主题就与备受关注的杰斐逊有关。玛丽解释说：“关于杰斐逊，98%的史实及92%的史学家们的解读，都不会出现在我的诗中。”尽管如此，她还是想知道我是否可以在历史方面提供一些帮助，因为她觉得“如果把重要的事实弄错了，而这些错误恰恰是可以避免的，那就无异于犯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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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玛丽作为一名诗人的声望和鉴赏力来看，她显然不是出于政治原因才写杰斐逊的，至少不是寻常意义上的“政治原因”。她没有针对意识形态的咄咄言辞，也未高唱爱国主义的赞歌。如果认为诗人跟政治宣传员被置于同一个文化圈子里，都从蒙蒂塞洛开始挖掘杰斐逊的成长轨迹，这也讲不通。因此我问她：为什么要写杰斐逊？

这个问题促成了我们接下来几个月的信件往来，信中我们交换了许多观点。杰斐逊吸引诗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毕生都在跟语言打交道。历史上不少赫赫有名的诗人都以他为主题写过诗。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罗伯特·潘·沃伦（Robert Penn Warren）等都写过与他相关的作品。但更重要的原因，玛丽解释说，是“诗人们总是对形象感兴趣”。就杰斐逊而言，两件事让她感受到诗意的存在：第一件是杰斐逊于1826年7月4日辞世，是在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整整50周年之时，同时约翰·亚当斯也是在这一天去世的。第二件事则是更加离奇的巧合。1776年7月4日那天，杰斐逊买了一支温度计，他记录的当日最高气温是76华氏度（约24摄氏度）。她解释说，这些事都具有“明显的视觉冲击力”，激发了诗人的想象力。这类史实通常需要诗人在创作中通过想象去臆造。无论是某种技能还是命运的安排，杰斐逊的一生给诗人们提供了无穷的资源和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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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最终写出了一首长达30页的诗，题目是“托马斯·杰斐逊的手”（“The Hand of Thomas Jefferson”）。诗中写道，这双手撰写了《独立宣言》，这双手在他与玛丽亚·科斯韦（Maria Cosway）在巴黎缠绵悱恻的那段时间里受过伤，这双手在他晚年时给亚当斯写过哀戚婉转的信，这双手经历了岁月的涤荡，拉近了我们跟他的距离。当我问玛丽杰斐逊身上的哪些特质吸引了她时，玛丽回答说，是他那种“可以探知的神秘感”。杰斐逊有许多的形象或者“自我”，它们彼此不说话，但能够也确实向我们吐露心声。这与彼得森所说的“多变”的杰斐逊并不完全相同，他的意思是杰斐逊像是一个文艺复兴时代无所不能的、全面的人。玛丽诗中的杰斐逊更像是一个后现代的人，有一系列互不相干的身份，用现代的眼光看，这似乎有些不太协调，只能在我们的想象中建立关联，而想象恰是诗人的栖居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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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确定哪里是那些左派历史学家的用武之地，他们不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而是义不容辞，皓首穷经，来挖掘现有的证据。目睹玛丽做研究时，我禁不住感到疑惑，要从杰斐逊众所周知的沉默寡言中了解他神秘的个性特征，或许并非一定要到小说或者诗歌的想象中去寻找答案。那是否意味着每位研究杰斐逊的历史学家都需要诗人独有的语言创新自由？我发现这样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对于普通民众对杰斐逊发自内心的无条件的热爱，任何历史争论或证据都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试图追寻历史上的杰斐逊，就像追寻历史中的耶稣，从根本上来说完全是徒劳无功的。没有人能比梅里尔·彼得森，当今最为资深的杰斐逊传记作家，更能感受这样的困惑了。研究杰斐逊30多年，“最终，杰斐逊对于我来说仍然是高深莫测的一个人”，他把这称为“痛苦的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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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要是想花时间思考如何去弄清楚杰斐逊，肯定会为众人所不屑，因为他们对杰斐逊笃信不疑。从1993年4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2月的“托马斯·杰斐逊蒙蒂塞洛生活展”（The Worlds of Thomas Jefferson at Monticello）吸引了60多万杰斐逊的粉丝前来参观。蒙蒂塞洛艺术馆馆长苏珊·斯坦（Susan Stein）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杰斐逊的后人为还清庞大的债务不得不拍卖家产，蒙蒂塞洛的家具自1827年开始纷纷流落各地。她尽全力收集了其中的大部分。现在基本上重现了当年杰斐逊在蒙蒂塞洛生活时的情形，宅内的陈设一如昨日。如果庄园里的房间可以真实地反映出杰斐逊人格的多面性，那么杰斐逊应该是个追求奢华又不拘小节的人。杰斐逊挑选物品要是有什么准则的话，大概就是凭着性子，买些价高物美的东西了：乌东的半身雕塑，紧挨着的是印第安风格的头饰，红木桌子上摆满了白瓷餐具和银质烛台，肖像画、印刷品和锦缎帷幔挂满了墙，还有一面镀了金边的穿衣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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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我们一生当中获得的最为珍视的东西重新摆放在一起，或许每个人的人生看起来都是充满偶然和无序的。然而，不论以哪种标准来看，拥挤的蒙蒂塞洛都像是一个奖杯展示柜，而其主人是美国最为放纵任性且不拘一格的收藏家之一。一个人如何能够拥有这样一屋子的珍宝，却还要坚持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主张的朴素主义，过着农民般清苦的生活？这个展览表明杰斐逊曾生活在一个堆满了珍宝的博物馆里，让人很容易想到19世纪的强盗贵族的生活，充盈的财富完全可以满足对财富的所有欲望。展品包括当年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时使用的一张便携式书桌，这张书桌是从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租借来的，是这次展览中最为重要的物品。从这张书桌上我们不难发现，杰斐逊对“共和制的朴素”（republican simplicity）偏爱有加。这张书桌自1880年起就存放在了史密森学会中，从那时起至今，仅仅在富兰克林·罗斯福1943年为杰斐逊纪念馆揭幕时向外租借过一次。史密森学会将这张桌子视为美国历史上最为神圣的文物之一，因此在向蒙蒂塞洛租借的那一个月的时间里，全天24小时都设有警卫。大家争相前来参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看一眼这张书桌。展览举办的这一年中，只有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的故居吸引了比蒙蒂塞洛更多的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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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应该有个说法或者名称，所以我开始把它称作“杰斐逊热”（Jeffersonian Surge）。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和约翰·亚当斯的250周年诞辰都没有引起如此的关注。林肯的150周年诞辰也没有引起这般强烈的反应。杰斐逊热并不是由职业的历史学家发起和主导的。杰斐逊在学术界声名斐然的同时在社会公共领域同样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无论是出版商（1993年共出版了17本书名里含有“杰斐逊”的新书）、电影制品人、导演[佛罗伦萨电影公司（Florentine Films）正在摄制相关电影，詹姆斯·伊沃里（James Ivory）和伊斯梅尔·莫尔昌特（Ismail Merchant）已在巴黎投入拍摄]、博物馆馆长，还是基金会主席，都拿杰斐逊大做文章。相较于其他历史人物的私人物品，杰斐逊的私产受到更广泛、更深入、更全面的关注。这就像在7月4日的烟花表演时没有看到普普通通的烟花、花炮，却目睹了一次中等规模的原子弹冲击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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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的风向与此不同。并不是学者们忽视了杰斐逊，或者仅将他视为次级重要的历史人物。聚焦于杰斐逊或研究杰斐逊一生中某一方面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呈现成倍的增长。仅罗列杰斐逊的研究成果就需要两大卷的篇幅，其中大部分文献都是20世纪最后25年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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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一个学术项目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托马斯·杰斐逊论要》（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以约两年一卷的速度面世（截至1993年，已出版25卷）。以目前的进度来看，也许现在的成年人都看不到全部的研究成果了。

现在的问题是，大家并非对他不感兴趣，而是对他的人格魅力和人生成就缺乏共识。民众对他爱意不减，在学术界却遇到一些麻烦。事实上，在一些学术领域，对他的评价甚是刻薄。在美国历史上，杰斐逊曾一度象征着正确的事情，但已成为许多错误的代名词。

你可以带着后见之明，回到20世纪60年代看看，那时观点开始发生变化。1963年，伦纳德·利维（Leonard Levy）的著作《杰斐逊和民主自由——论黑暗面》（Jefferson and Civil Liberties: The Darker Side
）出版。一如其名，伦纳德在书中写道，他发现杰斐逊在为弱势群体的权益和自由发声时并非那么鼓舞人心。他对于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说辞与其实际行动不符。1968年，温思罗普·乔丹（Winthrop Jordan）的《白人眼中的黑人》（White over Black
）出版，掀起了一阵更大的反杰斐逊浪潮。这本书回顾了美国早期的种族关系，进行了十分权威的评价。本书中较长的篇幅涉及了杰斐逊。虽说没有对杰斐逊进行严厉的指责，乔丹在书中指出，种族主义萌芽于美国历史的早期，杰斐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唤醒了深埋于白人人性中的种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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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杰斐逊与萨莉·海明斯间的不正当关系的质疑，乔丹持不可知论的态度，并不认同关于萨莉的传闻。他笔下的杰斐逊对于黑人有着深厚的情感，如性欲般的原始冲动，植根于他的潜意识之中。其他学术著作纷纷开始讨论类似的主题，但在对杰斐逊的评价中是否应该把种族、奴隶制作为核心问题来讨论，《白人眼中的黑人》一书设定了争论的标准。当把这一问题作为评价杰斐逊人格特征的重要尺度时，他在学术界的名声倏然而衰也就不足为奇了。

让我们再次带着后见之明往回看，另一个让杰斐逊在学术界风光不再的原因是埃里克·麦特里克1970年发表了一篇论文，评论了杜马·马隆和梅里尔·彼得森刚出版的杰斐逊的传记。麦特里克略带冒犯地提出，对杰斐逊充满崇拜、庆贺其丰功伟绩的做法是否应该缓行。他问道：“我们是否还应该考虑到杰斐逊性格中还有些特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算不上英雄行为？”这不仅仅指他对奴隶制的公开支持。身为弗吉尼亚州州长，他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未能组织民兵开展有效斗争，而是在气势汹汹的英国部队来临之前，丢弃蒙蒂塞洛骑马逃窜，这件事是否是英雄行为？1807年的《禁运法案》（American Embargo）又是如何失败的？杰斐逊坚持经济制裁会把美国从战争之中解救出来，全然不顾种种现象表明这种制裁的唯一作用就是摧毁美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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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来自夏洛茨维尔的人来说，这些问题哪怕没有什么明显恶意也会让人很不舒服了。杜马·马隆是杰斐逊研究界一位资深前辈，多年在弗吉尼亚大学工作，穷其一生只为完成他极具权威性的六卷本传记《杰斐逊与他的时代》（Jefferson and His Time
）。这是美国学界完全出于学术热忱而撰写的巨著之一。相比而言，梅里尔·彼得森对杰斐逊的看法更加宽容一些。麦特里克称，夏洛茨维尔诸位的观点是“来自杰斐逊阵营的意见”，已经变得越发没有解释力了。

麦特里克呼吁学术界要重新审视杰斐逊，在夏洛茨维尔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回应，这一点十分出人意料。1992年10月，托马斯·杰斐逊纪念馆组织召开了一次为期6天的会议，以“杰斐逊的遗产”作为主题，以示敬意。会议期间人们展开广泛的思想交流，一名记者称之为“一场面向公众开放的智慧沙龙”。会议结束后，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出版了一本论文集，包含15篇论文。此外，公共电视频道播出了记录会议主要内容的录像，时长一小时。里士满（Richmond）当地的报纸和《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
）都刊登了一系列的新闻报道。虽然做宣传时称这是学术界对杰斐逊生日庆祝的聚会（来年4月将迎来杰斐逊250周年诞辰），本次会议却摆出一副公开审判的架势，杰斐逊被赋予了被告的角色。

控方的主要观点来自历史学家保罗·芬克曼（Paul Finkelman），当时执教于弗吉尼亚理工大学（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主要的指控是针对杰斐逊的虚伪。芬克曼指出：“因为杰斐逊是《独立宣言》的作者，对他在奴隶制问题上的立场做出考评时，要考虑的不是他是否优于同时代最恶劣的势力，而是他是否领导了最优秀的那部分人。”答案显而易见：“杰斐逊考评不合格。”芬克曼认为，杰斐逊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种族主义者，在杰斐逊眼里，黑人与白人根本不可能相互平等地一起生活。并且，在废除奴隶交易或者限制奴隶制向南部之外地区蔓延的问题上，杰斐逊并没有表现出十分真诚的态度，他对于如何逐步实现解放奴隶的思考亦是如此。他所钟爱的蒙蒂塞洛和他的奢靡生活都是奴隶们辛苦劳作换来的。芬克曼认为，给杰斐逊冠以“自由之父”的盛名是一种误导，说得严重些，甚至让人生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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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芬克曼提出了最核心的指控，那么罗伯特·库利（Robert Cooley）就是支持指控最重要的证人。库利岁至中年，是一名黑人，自称是杰斐逊与萨莉·海明斯的嫡系后代。库利在问答提问环节时从观众席中站了出来，向世人宣称杰斐逊与萨莉·海明斯之间的关系不容辩驳，因为自己就是这段关系活生生的证据。无论学术界的专家对于此事的研究结论如何，俄亥俄州及伊利诺伊州的几代非洲裔美国人都知道，他们都有杰斐逊的血统。学者们争论来争论去，总是声称没有充分的证据或档案可兹证明。但缺乏证据是很正常的。库利解释道：“那会儿的我们哪会写字，我们是奴隶啊。”而杰斐逊的白人后代也许在他去世后迅速销毁了能证明这段关系的所有文字资料。库利强调黑人社会更重视口耳相传的历史，而不像学术界非要看到白纸黑字的文档。他口中的历史或许没有实在证据，但很显然更加具有政治影响力。库利坐下的时候，观众席上掌声四起，响彻会堂。前去报道大会的《华盛顿邮报》记者记录下了这个场面：“杰斐逊的支持者们陷入了被动。对于人们心中的偶像这是十分艰难、尴尬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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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无论是芬克曼小题大做的指控，还是库利戏剧化的个人证言，都不能准确地反映整个会议。但各新闻媒体更愿意报道这些内容，因为这些是会上最有意思、最有争议的插曲。对于现阶段学术界对于杰斐逊的看法，比较公正的评价来自彼得·欧努夫（Peter Onuf），他继梅里尔·彼得森之后，任弗吉尼亚大学托马斯·杰斐逊纪念基金讲座教授，同时也是此次夏洛茨维尔大会的主要组织者。1993年10月，欧努夫在本领域的顶级学术期刊《威廉玛丽季刊》（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学者眼中的杰斐逊”（“The Scholars’Jefferson”）。文中指出，杰斐逊的个人形象的确有所降低，但也只有一小部分历史学家愿意全然信服芬克曼，把杰斐逊这个曾是美国最了不起的英雄看作一个十恶不赦的恶棍。学者们并非有意要把杰斐逊纪念堂夷为平地，或者凿掉他在拉什莫尔山上的雕像。另一方面，大众文化的主流仍然是对神话般的杰斐逊充满近乎盲目的热爱，让杰斐逊的研究者们也为之癫狂。同时，以马隆、彼得森为代表的对杰斐逊恭敬虔诚的传统在学术界无疑已经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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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何理解学术界目前矛盾的状况，欧努夫提出了两种看似有道理的途径。首先，发轫于美国的杰斐逊起主导作用的民主主义革命现今已经扩展到将人类的各种平等权包括在内，尤其是种族平等和性别平等，这是杰斐逊当年无法表达赞成甚至不曾想象过的。因此，许多受现代思想影响的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热衷于从美国历史中寻找那些具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及崇尚父权思想的人进行批判。他们将这些人视为反面教材，以当前的社会标准对这些人进行考量，以证明过去是个多么糟糕的社会。因为有众多的美国民众对杰斐逊关注有加，他自然就成了批判者最合适的靶子。杰斐逊是如火如荼的文化战争中各方竞相争夺的战利品。如果历史可以提供可靠的前进方向，那么那些怒目而视的批评家在这场战争中胜算不大。但是学术界的批评意见会逐渐影响大众文化，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将注意力放在杰斐逊是一个白人奴隶主、种族主义者上面，这种看法将会摧毁杰斐逊的英雄形象。也就是说，学术界对杰斐逊的评价有可能引导社会公众对他的看法。

其次，欧努夫认为，杰斐逊的复杂心理被过分渲染，人们为之好奇，而现在挫折感正逐渐取代好奇心。那个深深吸引了诗人和“多变杰斐逊”拥趸的著名悖论，开始呈现出完全的矛盾。欧努夫认为杰斐逊在学术界的形象已经逐渐演变为“一头自欺欺人的怪兽”。他善于措辞，却显得过于夸饰，将陈词滥调包装成富有政治智慧的文字，如欧努夫所说：“现今如同贬值的钱币在我们的民主文化中流通。”杰斐逊的多重性格看起来并不像一个文艺复兴之士的多才多艺，而更像是一个骗子狡猾的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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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伍德（Gordon Wood）发表了总结性的意见。伍德一直被认为是研究美国革命时期历史的最知名的历史学家，他应邀对此次夏洛茨维尔会议的论文集撰写评论。伍德指出，杰斐逊身上必然存在性格缺陷，杰斐逊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此，而在于人们对他不切实际的期望。伍德提醒说：“我们美国人在塑造偶像、创造权威上犯了个极大的错误……我们考量任何人时都不应脱离其所在的时代和处境。”没有任何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能够成为一名让所有人都满意的英雄，因为人性的弱点总会遮掩其神圣的光芒。伍德写道：“我们将杰斐逊摆上所有真实的历史人物都难以企及的神坛，却忘了他只是一个18世纪的奴隶主，也有自己的时代局限性。这种失误最终使我们自己陷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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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伍德是对的。事实上，这才是杰斐逊问题纷纷扰扰的争论中我们愿意听到的冷静的理性的评价。但也很清楚的是，这产生不了多少变化。是的，如果每一个美国人都可以从小说人物中任意选择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或恶人），那么我们的生活会轻松一些，因为这些英雄（或恶人）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但我们不会这么做，也不能这么做。如果我们摒弃对于英雄的渴望，那么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美好。但事实是，在历史记载中没有任何人做到了这一点，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当代美国人会有例外。而且，学者们自然而然地在过去与现在之间设立了一道关卡，以防止历史与现实的随意联通。这种做法有其优点，可以阻止受意识形态驱使的评论家们从历史中拎出英雄或恶人来迎合他们的政治意图，同时也存在缺陷，会使历史与生活相疏离，毫无生气，变成历史学家的自留地。

不管怎么说，杰斐逊精灵早已从历史的魔瓶中逃脱，没有谁能再将它装回去。杰斐逊从历史中走来，走进当代生活，各种相关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即使在杰斐逊250周年诞辰庆典过后，热度依然不减。《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报道了纽约律师协会（New York City Bar Association）组织的一次模拟审判，首席法官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主持庭审。这次庭审对杰斐逊提出了三项指控：杰斐逊破坏了联邦司法的独立性；杰斐逊生活腐化，如路易十四（Louis XIV）般奢侈无度（蒙蒂塞洛中的展示品就是证据）；他常常违背《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尽管控方拥有大量确凿的证据，杰斐逊最终仍被判定无罪。庭审结束时，控辩双方的律师把酒言欢，为杰斐逊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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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在弗吉尼亚北部，人们反对在美国内战战场周边的历史遗迹区域建设迪士尼主题公园，呼声日益高涨。巴赫曼·巴特莫哲里兹（Bahman Batmaughelidj）来自伊朗，是一位富有的房地产商，参与了抗议活动。报上称呼他为“巴特曼”（Batman）
[2]

，恰好是在伍斯特教堂那晚我见过的一位伊朗慈善家。他了解到迪士尼公司是莫尔昌特和伊沃里拍的电影《杰斐逊在巴黎》（Jefferson in Paris
）的制片商和主要发行商。电影主要讲述了杰斐逊与萨莉·海明斯之间的暧昧关系。他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决定发挥自己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来反对修建迪士尼主题公园的计划，因为电影将萨莉绯闻旧事重提，迪士尼公司难辞其咎。巴特曼警告说：“美国人没有意识到杰斐逊及其思想对于其他国家的人民有多么重要，它鼓舞着人们去实现希望和梦想。这部电影会破坏人们美好的情感。全世界的人都会把萨莉事件看成杰斐逊不容回避的事实。这当然是个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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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嚣再起，1998年

萨莉·海明斯事件中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实是，杰斐逊是否与萨莉有不正当关系，双方各自都有一定的证据，这些证据让这场辩论得以继续，却又不足以证明到底哪一方是正确的。这件事算得上杰斐逊最受人关注的问题了，如果有人宣称自己知道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一定是人们大模大样地自我欺骗或者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在蒙蒂塞洛时，我曾两次在展会的员工及导游面前讲演，提到我们可以从杰斐逊的遗骨中提取基因资料，然后与海明斯的后代进行基因比对。这在我看来是解开谜团的唯一办法。蒙蒂塞洛的人们聚精会神地听着，同意我对形势的分析，但他们听到将要亵渎杰斐逊遗骨时，连连摇头，十分惊恐。除此之外，有人辩称或许遗骨中已经没有足够的机体残留供我们提取到基因片段来进行可靠的科学检测了。

当时我并不清楚，现代科学日新月异，已经发展出新的技术，可以不从杰斐逊本人身上提取基因片段就能够进行基因比对。因为杰斐逊家族中的男性可以直接继承Y染色体上的基因，现在有许多尖端实验室可以测定Y染色体上的基因标记，因此我们无须开棺提取。弗吉尼亚大学退休的病理学家尤金·福斯特博士带领的一支科研团队从一名在世的杰斐逊后代身上取得了含有杰斐逊Y染色体基因的血液样本，同时也从海明斯几位后代身上取得了血液样本。检测结果发表在久负盛名的科学杂志《自然》（Nature
）上，并在1998年万圣节那天向媒体公开。结果表明杰斐逊与萨莉最小的孩子埃斯顿·海明斯（Eston Hemings）的基因相匹配。样本的配对成功完全是出于偶然的概率不到千分之一。这就构成了确凿的证据，表明杰斐逊跟萨莉至少生育过一个孩子，结合先前的间接证据，可知两人很可能存在长期的性关系。如果托马斯与萨莉的故事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出肥皂剧，那么现在终于接近尾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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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欧努夫五年前就对此做过总结，这次内情的披露事实上使学界进一步扩大并加深了关键性共识。我们都知道，杰斐逊生活在美国充满矛盾冲突的历史时期，性格复杂，难以捉摸，因为他提出了现代史上最为鼓舞人心的平等主义思想，而他家中却拥有200名奴隶。现在我们又知道，杰斐逊曾宣称种族通婚的前景极为可怕，并将其视为难以终结奴隶制的重要原因，而自己却又与一名女奴生了好几个孩子。在基因比对结果出来之前，人们也许会认为杰斐逊的生活充满矛盾。现在我们可以确定，他的生活充满谎言。

各大报纸、杂志、电视台都将此事作为头条新闻进行报道。各种专栏评论铺天盖地，唇枪舌剑。因为我是《自然》杂志上那篇DNA研究论文的合著者之一，也曾正式公开反对针对克林顿婚外情的弹劾听证会，《纽约时报》的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指责我故意在这一时机发表该项研究成果，意图弱化对克林顿的法律诉讼，或许是因为我的研究可表明总统与年轻女子保持不正当关系有传统可循。不少黑人学者和记者借此机会发问，为什么包括鄙人在内的多数白人历史学家没有对这一史实进行修正？海明斯家族的口耳相传保留下来的历史叙述对杰斐逊和萨莉的性关系言之凿凿，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潜台词就是种族主义仍然存在，对于美国南方黑人和白人存在秘密的性关系这段历史，大家都在保护杰斐逊，帮他撇清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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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是学界对杰斐逊至高无上地位的批判，还是记者们将他作为文化论战中的双刃剑，公众普遍对此并不关心。这就好比在股票市场，一则影响投资的内幕消息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而美国民众却不为所动，泰然处之。这反而证明了我之前的想法，即福恩·布罗迪（Fawn Brodie）对于萨莉和杰斐逊故事的解读早已深入人心。当被问及如何看待新披露的真相时，来杰斐逊纪念堂和蒙蒂塞洛的游客的回应十分淡漠，都说早就知道了。（回想起来，拒绝接受事实的只有杰斐逊的白人后代和大部分历史学家。）从脱口秀节目中听众的热线电话也能发现，人们对此事多是正面的解读。此时，杰斐逊走下神坛，彻底展示了其作为“人”的一面，在我们这个更加自由和宽松的时代，“伟大的凡人”这样的称呼让他变得更加有血有肉。一直以来，杰斐逊最令人反感的一点便是他深信黑人天生低等，无法与白人和平共处。然而这如今也发生了极大变化，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对他的评价。无论杰斐逊在公开场合说过什么或写了什么，他本人是实实在在跟黑人一起生活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杰斐逊一直是一位倡导文化多元的英雄，只是我们久未留意。

这些众多的解读让我更加明白，杰斐逊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吸引力、最复杂难懂的偶像人物。比起美国万神殿中的其他贤达，杰斐逊身上更多地体现了我们愿意相信的意愿。无论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上的杰斐逊是怎样的人，1743年至1826年曾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那个神话般的杰斐逊都将永生，并不断迸发出新的活力。杰斐逊纪念堂永久地伫立在潮汐湖畔，蒙蒂塞洛府邸得到完美的修缮，拉什莫尔山上的雕像岿然永存。我们越了解杰斐逊的真相，便越会感到心安。

在本书里，杰斐逊是一个不完美的人。他博学多才，却又过分天真；敏锐地洞察他人，却又常常自欺欺人；倾其一生只为制定至高准则，却又行事放纵，言行不一。本书是对杰斐逊真实的描述，不掩饰，不遮丑。当我在里士满为观众介绍初稿时，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站出来指责我对杰斐逊不敬。她厉声说道：“老弟，你也就是一只在伟大的托马斯·杰斐逊雕像上咕咕叫的鸽子。”我能为自己辩护的是，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要谈的，正是伟大的杰斐逊，却不是一尊雕像。

[1]
希腊神话中的斯芬克斯会拦下旅行者，问他们谜语。答不上来的人会被吃掉，只有智慧之人才能通过。——译者注

[2]
与他的名字读音相近，跟蝙蝠侠同名。——译者注

第一章

费城：1775—1776

Chapter One

Philadelphia: 1775–1776

与1793年或者1800年相比，评价1776年的杰斐逊是怎样的一个人会更加有把握。

——杜马·马隆（Dumas Malone，1948）

对于托马斯·杰斐逊伟大的登场没有权威的详细记载。1775年6月20日，托马斯·杰斐逊乘坐一辆装饰豪华的四轮马车到达费城，4匹大马和3名奴隶随行。从威廉斯堡出发，大约有300英里（约500公里）的路程，足足走了10天。一方面是因为沿途都是穷乡僻壤，道路标识不清。有两回，他被迫雇了位向导帮着找路。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和安纳波利斯（Annapolis）耽搁了些时日，是为了给他的随从购买所需的衣物。他作为弗吉尼亚州刚当选的、最年轻的代表参加大陆会议，当然要保持弗吉尼亚的贵族风范。费城当地的报纸不久前把他描述为“南方的傲慢强人”，口气里既有羡慕又有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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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把3名黑奴杰西（Jesse）、朱庇特（Jupiter）和理查德（Richard）从上到下打扮了一番，让他们身着正装，看上去就是弗吉尼亚的贵族。还给杰西准备了一根马鞭，让他骑着马在最前面带路。理查德跟着主人坐在马车里。朱庇特和另外两匹马跟在后面。从杰斐逊在威廉玛丽学院度过的学生时代起，朱庇特就一直是他的贴身仆人和伙伴。（朱庇特在杰斐逊早期的个人发展过程中一直陪伴着他。1800年，就在杰斐逊当上总统的前夕，朱庇特因为喝了巫医开的一剂药在蒙蒂塞洛的奴隶住地去世。）这个举止优雅的扈从对他们在费城的生活没有留下记载，但杰斐逊的性格以及职业生涯中的一些强烈的反差已经很容易看出来了。恰在一年之后，这个人就将以一个贵族奴隶主的身份参与到国家事务中去，起草美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最有名、最雄辩的人权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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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杰斐逊的了解主要来自后来的回忆录。关于他的记忆都被《独立宣言》的光环所笼罩。一些回忆起来的逸事也被重新编排，以便同其个人及政治事件的节点相吻合。而且，还有一个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那就是杰斐逊研究专家们所称的沙德维尔大火（Shadwell fire），这场大火把杰斐逊1770年的私人文书全部毁掉，使得要回顾他青年时代的努力变成了猜测。因为早期的证据相当匮乏，而1776年后各种可信的资料纷至沓来，所以从晚年的杰斐逊身上去寻找年轻时代那个革命者的影子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例如，年轻的杰斐逊相貌如何？那个32岁的弗吉尼亚州的代表长得是什么样子？一致的观点是他很高大，6英尺2英寸（约188厘米），或许还要再高1/4英寸（约0.6厘米）。除此之外，他的形象就变得模糊了。从杰斐逊做总统直到他退休这段时间，蒙蒂塞洛的事务由管家埃德蒙·培根（Edmund Bacon）打理。培根回忆说：“他的皮肤洁净光滑，大体上是这样的。”但其他的一些报道，以及后来的大多数画像，把他描绘成一个红脸且长满雀斑的人，既非面容枯槁，也非容光焕发。不同的人会有不一样的感觉。目前仅有的年轻杰斐逊的画像是1776年由皮埃尔·迪西默蒂埃（Pierre du Simitière）画的一幅钢笔画，面部臃肿，眼神茫然。不过有理由怀疑那幅画画的就根本不是杰斐逊。大部分老年杰斐逊的画像都是突出他清瘦的面庞。培根说，他“没有一点多余的肉”，目光炯炯有神。关于他眼睛的颜色也说法不一。基本上，后来的记载都是说他有一双清澈的蓝眼睛，而在早期的描述以及大多数他的画像里，他的眼睛却是淡褐色或者绿色的。或许在不同的光线下色彩会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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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经的一名奴隶叫伊扎克（Isaac），总是强调他挺直的腰板。“杰斐逊先生是你见过的最高大挺拔的人，”他回忆说，“城里没有一个人能像他一样昂首挺胸地走路。”培根也是这么认为，说杰斐逊“像枪筒一般笔直”。但是其他人，主要是他的敌人，说他身体松垮，手腕儿、胳膊和脚脖儿都颤颤巍巍的。这些描述上的差别可能由于不同的姿势造成的。站立的时候，他肩阔腰圆，会向每个见到的人鞠躬行礼。两腿站立，双臂交叉在胸前，保留自己的私人空间，警惕外来的侵扰。当他坐着的时候，则是另一副姿态，仿佛陷进了椅子里头。两边髋部高低不一，肩膀松垮下垂，躯体弯成几节，看上去像折叠刀，又像手风琴。

他有两个与众不同之处，一是他的头发，二是他的歌喉。人们对他眼睛的颜色存在分歧，而对他头发的颜色更容易获得一致意见。头发是金黄色的或者黄棕色的。有个别人说他的头发是灰色的，因为岁月的增长，红色会变得不那么明显。他天生头发浓密，年龄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影响，他很少刻意梳理或者饰以假发。他坐着的时候常常把头发束在脑后，显得蓬松凌乱，一副随意不拘的样子。

他无时无刻不在歌唱，不管是走路还是骑马，有时候甚至读书的时候也唱。伊扎克回忆说：“你只要在户外看见他的时候，一准儿是在唱歌。”培根证实：“当他不说话的时候，嘴里几乎总是哼着小调儿，或低声对自己唱歌。”很显然，走到哪儿唱到哪儿是长期养成的习惯。如果我们不是那么较真，就可以想象出这样一番景象：1775年一辆由高头大马拉着的四轮马车从弗吉尼亚州前往费城，几名奴隶侍奉在左右，一个高个的青年男子，金黄色的头发，清瘦的身材，神态略带羞涩，正悠闲地坐在车里哼唱，怡然自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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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杰斐逊

关于他早年生活的一些事实，至少是作为传记必须有的一些基本情况，倒是不像他的外貌那样模糊难辨。杰斐逊于1743年出生于弗吉尼亚州阿尔伯马尔县（Albemarle County）的沙德维尔，那里地处蓝脊山脉（Blue Ridge Mountains）的山脚下。根据他的家族传说，他才3岁左右的时候，就“被交给一名奴隶，这名奴隶把他放在一个软垫上，驮在马背上，从沙德维尔一路来到塔卡霍（Tuckahoe）”。也许这早早就预示了他的人生将从费城开始。他的父亲彼得·杰斐逊（Peter Jefferson）是名相当成功的农场主。他身强力壮，善于户外探险，也是一名西部土地的测量员，在当地小有名气。彼得于1757年去世，身后留下200头猪、70头牛、25匹马、60名奴隶、6个女儿、2个儿子和他的遗孀珍妮·伦道夫·杰斐逊（Jane Randolph Jefferson）。

关于珍妮我们所知不多（还是沙德维尔大火的原因），只知道她出身于弗吉尼亚的名门望族。这或许能够解释杰斐逊跟母亲关系比较紧张的原因，特别是父亲死后，他作为长子，总是想尽办法摆脱母亲的监护。但对于这一点，仅仅是猜测而已，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证据。杰斐逊在寄宿学校里跟当地的老师学习了一段时间的拉丁语后，于1760年去了威廉玛丽学院。在那里，他的勤奋好学在同学中间相当出名，有时一天要花15个小时读书，3个小时练习小提琴，剩下的6个小时才是吃饭和睡觉。他是个非常严谨认真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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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2年杰斐逊毕业以后来到威廉斯堡，在乔治·威思（George Wythe）的指导下学习法律，仍然保持高度的自律。在此之后，经过长达5年的见习期，他开始作为律师独立执业，主要为西部地区小型农场的农场主代言，处理一些土地所有权方面的纠纷。尽管没有对法律提出过挑战，也没有办过震惊四座的案件，他在威廉斯堡法律界还是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作为律师他总能准备充分，尽职尽责，虽不善言辞，但谙熟法律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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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8年他做了两个重要的决定：首先，在从父亲那里继承的那块土地上建造自己的房子，那个地方位于山顶，有867英尺（约264米）高。其次，要报名竞选弗吉尼亚州下议院议员。第一个决定反映了他毕生的一个愿望，即远离喧嚣，拥有自己的独立世界。他为自己将来的家最早选定的名字是“隐逸居”（The Hermitage），后来变成了蒙蒂塞洛，他自己精心设计建造的住宅，伫立于山顶，是他一生的杰作。第二个决定显示出了他的政治抱负，当时他已经在弗吉尼亚边远地区小有名气，在泰德沃特地区也是相当有影响的农场主。他于1769年当选议员，随后很快成为泰德沃特两位显贵的门徒：一位是佩顿·伦道夫（Peyton Randolph），杰斐逊的舅舅，也是法律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另一位是埃德蒙·彭德尔顿（Edmund Pendleton），精明强干，伶牙俐齿，常做农场主贵族们的辩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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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2年元旦，他迎娶了玛莎·威尔士·斯凯尔顿（Martha Wales Skelton），完成了他渴望成为“家长”的自我形象塑造。玛莎是个风姿绰约、充满魅力的年轻寡妇，她的嫁妆比他持有的土地和奴隶的总价值的两倍还要多。婚姻似乎给他带来了安稳的生活。在18世纪70年代早期之前，他记录自己读书和生活的各种笔记和札记看起来都像是由不同的人所写。字迹、书写形式及空格都差别明显，风格迥异。结婚以后，这种无意识的实验就停止了。他的写作变得明晰、朴实，直到老年时期。这在《独立宣言》的初稿中就能看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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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他的政治身份仍然模糊，未能成为中心人物。他在弗吉尼亚州议会下议院的初次亮相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作为威廉斯堡一名学法律的青年学生，他站在下议院的大厅里聆听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即席演讲，亨利正在猛烈抨击1765年的《印花税法》（Stamp Act）。杰斐逊那时候仅仅是一名倾听者和观察者，不习惯于抛头露面。他的神情有些羞涩、紧张，举止局促不安，时常会被误认为是傲慢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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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进入议会下议院，他就反对一切形式的来自英国议会的税收，并且支持不进口协议，以示对英国的贸易法规的不满和抗议。大多数的议员以及整个泰德沃特地区的领导层都持有相同的观点。（1771年他的激进的政治理想与家庭需要产生了矛盾。结婚前夕，他从伦敦订购了一架昂贵的钢琴，作为送给新娘玛莎的礼物。钢琴是上等桃花心木做的，没用低劣的胶合板，非常敦实。即使这样做违反了不进口协议，他还是订购了，并称他会一直留存到禁运取消。三年后，同样的事情发生了，这次是为蒙蒂塞洛订购框格窗。）在很多同时期的政治人物眼里，他总是犹豫不决，沉默寡言。就像宴会上的外国人，在人群中穿梭，礼节性地频频点头，却看不出他们到底会不会讲本地话。他不喜欢争论，对于政治事务中的琐细与喧嚣有着根深蒂固的反感，曾不止一次地对他的朋友们说，在众目睽睽之下作秀的生活根本不适合他。就在政治生涯开始起步时，他似乎是已经准备要退出江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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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以后他将在大陆会议举足轻重，成为改变美国革命历史进程的人物，能被选中前往费城着实是件幸运的事。1774年杰斐逊并没有当选弗吉尼亚州的代表去参加第一届大陆会议。那时他还没有显赫的身份和足够的影响力，能够跟乔治·华盛顿、帕特里克·亨利、埃德蒙·彭德尔顿和佩顿·伦道夫这样的人物平起平坐。1775年，因为伦道夫有可能因为要回弗吉尼亚承担领导革命的重要使命，去费城的机会就会放弃，所以杰斐逊就被选中了，代替伦道夫的位置。伦道夫对杰斐逊如同父亲一般，在政治上多有提携。公平说来，这要感谢弗吉尼亚的不少政治领袖，但毫无疑问，他的当选主要还是因为他跟伦道夫的血缘关系及亲密交往。如果说1775年6月杰斐逊到费城去标志着他从此走上参与国家大事的道路，那他算是走了捷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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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党原则

这种沉默寡言、置身事外的做派会招致批评，但恰恰是因为这一点，其他殖民地的代表才了解了杰斐逊。“我还没有跟他打过交道，”杰斐逊到达的第二天，塞缪尔·沃德（Samuel Ward）写道，“他看起来意气风发，的确是他去年夏天写的那本小册子中提到的好人。”与此类似，约翰·亚当斯回忆说，杰斐逊到大陆会议时，大家都晓得“他文笔极佳，曾经为下议院写过一系列有号召力的文章，是有名的笔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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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评价的依据主要是杰斐逊在一年前无意中出版的一本小册子。1774年他主动请缨，为参加大陆会议的弗吉尼亚州代表团起草一系列的训令。因为不愿意在弗吉尼亚州议会公开辩论，他就写成了文字。但他的朋友找了威廉斯堡的一家出版社把手稿出版了，随后在出版商和报纸编辑中传播，整个殖民地都读到了那本题为“英属美利坚权利综述”（A Summary View of the Rights of British America
）的小册子。小册子的目标读者是弗吉尼亚的立法者们，但他们并未采纳他的建议，而是授意代表团对英国采取温和的态度。杰斐逊的观点是相当激进的，这为他在弗吉尼亚以外赢得了政治声誉。事实上，如果《英属美利坚权利综述》里的这些观点被人接受的话，足可以让杰斐逊成为美国革命运动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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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属美利坚权利综述》的风格简明清晰，富有感染力，已经强烈地预示了后来《独立宣言》中的一些思想。（例如：“单个的暴虐行为可以归因于一天的偶然的念头，但是一连串的压迫行为从开始后就一直继续下去，即使换了几茬儿政府也没有任何改观。很显然，这是有计划地、处心积虑地把我们降到奴隶的地位。”）大多数读者都注意到里面他关于宪法的观点，即英国议会没有任何权力凌驾于殖民地之上。后来，杰斐逊称，这是他的主要贡献。虽然自从1765年《印花税法》危机以来，殖民地人民所写的抗议文章中都隐含着这样的观点，殖民地的地位问题与其他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已经显得越发突出。诚然，未经同意，议会无权对殖民地征税，但它没有规范贸易的权力吗？是，它有权这样做，但规范贸易的目的不能是增加税收。可是，又如何来衡量究竟是何种目的呢？还有议会的其他执法行为，比如在殖民地的城市里派驻军队、管理波士顿（Boston）的港口，这些又算什么呢？这些喋喋不休的争论让宪法问题变得纠缠不清。议会能不能只做其中的一些事情，而放弃另一些权力？如果是这样，那又如何判定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呢？杰斐逊拨云见日，一语中的，在《英属美利坚权利综述》中表达了核心的诉求：“英国议会无权对我们行使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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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册子出版的时机也非常微妙。其他一些殖民地的持不同政见者，比如马萨诸塞州的约翰·亚当斯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詹姆斯·威尔逊，也认为英国议会无权干涉殖民地的事务。如前所述，这是自1765年开始整个殖民地开展反抗运动的必然结果。但杰斐逊坚持以宪法为基础，因为这成为唯一合理的能够借此来反对英国殖民政策的利器。他把这一思想写进了小册子，语言既有法律文书的精准和注重事实，又有政治说教的机敏和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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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属美利坚权利综述》另外两条显著的特点当时并未获得太多关注，但在随后几个月大陆会议内部辩论时则显现得淋漓尽致。第一条是杰斐逊对乔治三世（George III）及英国君主制的态度。大家对《英属美利坚权利综述》的主要印象是其对英国议会权威的否定，因为这是当时各个殖民地立法者急需面对的宪法方面的问题。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杰斐逊已经更进一步，把靶子对准了英国王室。事实上，这是当时主张美国独立的唯一障碍。换句话说，在《独立宣言》中占三分之二篇幅的对英国国王的控诉此时已经在《英属美利坚权利综述》中萌芽。

在《英属美利坚权利综述》中杰斐逊对英国王室义正词严地陈述了事实，而不是哀怨地哭诉。对待乔治三世的态度有时是不敬，有时则是斥责。国王不是什么天生的统治者，而仅仅是“依据法律任命，作为人民的官员，有明确的职权范围，在人们建立的政府里协助工作，因而受到人们的监督”。抱怨英国议会对美洲采取的错误政策，或者怪罪“国王手下那些邪恶的大臣们”，是当时普遍接受的途径，甚至连激进派也持相同观点。而杰斐逊却把英国国王视为侵害殖民地人民权利的共犯。他斥责乔治三世对殖民地人民的漠视：允许解散殖民地的议会，拒绝倾听权益受到侵害的人们的请愿，拖延土地改革的进程。他也指控国王本人所做的彻头彻尾的违法行为：派驻军队到殖民地城市里镇压合法的抗议示威；禁止殖民地人民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的正常的移民活动。他甚至指控乔治三世为使得奴隶制永久存留而多次阻挠殖民地要结束黑奴贸易所做的努力。这一条写进了后来《独立宣言》的初稿，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事实上，我们重新审视《英属美利坚权利综述》，就大概可以看出，在后来《独立宣言》中对乔治三世诉状书的大致内容已经包括在内了，这时距杰斐逊起草更为人所熟知的《独立宣言》整整两年，杰斐逊还没有进入大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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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属美利坚权利综述》在当时还有一个不易为人觉察的特点，对于揭示杰斐逊初入政坛时的思想更加重要。这就是他对英国历史详尽且带有传奇色彩的阐释。在对英王滥用职权的长篇累牍的指控中，杰斐逊插入了一个很长的段落，在该段文字中他把权力滥用的源头追溯到了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时期。英国政府跟殖民地的问题源头不是1765年的《印花税法》危机，问题真正源于1066年，诺曼人在黑斯廷斯战役（Battle of Hastings）中一举击败撒克逊人。这就能从根源上解释了为什么杰斐逊称“所有的土地最早都归英王所有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从诺曼征服以后开始的英国历史一直处于封建王朝时期，偏离常轨，近年来王室在殖民地倒行逆施，导致民愤四起，怨声载道。杰斐逊怀抱自己的“虚拟原则”，声称要找寻诺曼征服之前英国的撒克逊时代。在那之前，在德意志的丛林里，一群人自由和谐地生活在一起，没有君王和领主统治他们，在自己所拥有的土地上劳作，万事皆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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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代的解读需要追溯到“很久以前”，杰斐逊的这一特点，也就是以后被称作的“辉格党的历史观”，值得做深度的探究，这为了解杰斐逊深层的思想提供了线索。在青年时期阅读的几本书中，他充分知晓了辉格党历史的发展脉络。这些书主要有保罗·德·拉宾（Paul de Rapin）的多卷本《英格兰史》（History of England
）和约翰·达尔林普尔爵士（Sir John Dalrymple）的《英国封建所有制的历史》（History of Feudal Property in Great Britain
）。他还读了塔西佗（Tacitus）所写的《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
）的译本，这本书是辉格党历史学家的主要思想源泉，因为它描写了遭到封建王权污染之前的撒克逊代表制政府。杰斐逊青年时代阅读了大量关于辉格党历史的经典著作，无疑这些著作深刻影响了他在1776年之前的一些政治观点。这也是他一再提及“古代的辉格党原则”孕育了美国独立运动的价值观的原因之一。但辉格党历史的魅力并非仅仅体现在修辞及逻辑的力量上。这些历史传说之所以具有影响力恰恰是因为这与他所思考的事情十分契合。在那段久远的历史中，一切都是天然而质朴的，人们和谐地生活在一起，没有强制性的法律，也没有颐指气使的统治者，这种带有浪漫色彩的历史传说描绘了他想象中的美好图景，迎合了根植于他个性中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不是辉格党历史引发了他的浪漫期待，而是把他头脑早已想象出的图景用语言表达出来了。

在费城的最初几个月里，杰斐逊主要的精力并没有放在深入探索辉格党原则上，而是和各地的代表分享这些原则对现实的启示。讨论的关键词是“移居”，得出的核心观点是美利坚完全体现了撒克逊价值观。1775年的整个秋天和冬天，杰斐逊对理查德·哈克卢伊特（Richard Hakluyt）的《发现美洲的航行》（Voyages
）一书做了深入的研究。目的是想证明这样一种说法，即从英国来到美国的最早的移民是自费前来的，“没有得到英国的财物支持和借助英国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他认为他们与英国已经彻底划清了界限。如果属实，这个对历史的修正最具革命性的成果，因为这表明，从英国独立出来并非他和其他大陆会议的代表们所思考的未来图景，而是真真切切发生在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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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居的说法毫无历史根据。（杰斐逊一生都坚持这种看法，近乎固执，虽然他也承认说：“除了威思先生，我从来没有找到同意我观点的人。”威思曾是他在威廉玛丽学院上学时的法学老师。）约翰·亚当斯刚刚出版他对殖民地历史的调查，书的名字叫作“新英格兰人”（Novanglus
）。他在书中追溯了美利坚要从英国王室及议会的权威中脱离进而争取独立的起源。亚当斯没有讨论流传于传说中的撒克逊历史，他发现殖民地与英国的关系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各种先例相互矛盾，司法管辖权富有争议性。这应该是更加真实的情况。英国与殖民地的历史可以说是剪不断，理还乱，在殖民地时代王室和议会权力之间的关系几经变迁。不同的殖民地成立时，政策会随之做出重大的改变。英国政府方面逐渐意识到他们需要监管着整个帝国。杰斐逊的移居理论显然过于简单了，无异于拿儿歌童谣来跟詹姆斯的小说相提并论。当然这也是他的说法吸引人的部分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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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提出大胆的设想并信奉这一充满诱惑力的理论并不是有意进行政治宣传。杰斐逊对自己所写的深信不疑。诚然，为了更伟大的事业，他可以有意识地对历史资料进行演绎和加工。比如，杰斐逊对乔治三世在奴隶贸易方面的声讨可以解释成是一种聪明的策略，显示出其敏捷的思维。心智正常的人是不会相信的，但它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曲解，从而达到其政治目的。他在《英属美利坚权利综述》中对波士顿倾茶事件的文饰也是同一种情况。在杰斐逊的笔下，一帮忠诚的波士顿人冒着被逮捕和起诉的危险，销毁了一船的禁运品。塞缪尔·亚当斯，大陆会议的主角之一，也是波士顿倾茶事件的主要组织者，肯定是会心一笑。因为他知道，这些所谓的“忠诚的波士顿人”事实上是一群流氓和破坏分子，为了不被认出，他们伪装成了印第安人。他们获得了波士顿商人的暗中支持，这些商人中有许多人已在走私中大发横财。塞缪尔·亚当斯意识到，倾茶事件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革命戏剧。杰斐逊把它描述为一场依据“茶党”（Tea Party）的规矩自发实施的爱国运动。或许这又是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杰斐逊才如此评价，正如倾茶事件本身一样，是精心策划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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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撒克逊传说跟移居理论则是另一回事。它们不是对事实的精巧的曲解，而完全都是编造的。杰斐逊显然认为它们是真实可信的。它们明显的特征是非现实的，近乎童话的。历史上总是有很多睿智且伟大的人，他们的伟大之处恰是具有坚定的信念，尽管所相信的事情最后被证明是一连串的幻想。但是杰斐逊的幻想是富有情感的，具有孩子般天真的特质，让人不得不相信。对理想化的、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充满向往，同时又能够回避现实，对揭示其虚幻特征的事实视而不见，这是杰斐逊思想和个性的突出特点。看来有必要探究一下个中缘由。

这要从杰斐逊的性格深处去寻找解释，远非传统的历史学方法和经典的文献资料能够说得清的。我们依稀可以窥察出的是他隐居避世的行为方式和鲜明的心理特质。青年杰斐逊早已显示出极端内敛的气质。杰斐逊为何要从那个充满了冲突与胁迫的喧嚣世界退隐，蒙蒂塞洛提供了最生动的诠释。这座完美的帕拉第奥式建筑是他的天堂，是他享受天伦之乐的理想之地。他往往用明显带有夸张意味的语言表达自己厌倦了世俗的混乱无序，渴望一个平静安全的避风港。“人的脾气和性格各有不同，对有的人来说，争论能带来愉快的感受，”他在1775年写给约翰·伦道夫的信中说道，“但对我而言，这是仅次于我最讨厌的事情了。”他更愿意“从公共舞台上全身而退，随即放下一切尘世的欲望，对于世界发生了什么也不去理会，期盼回到家乡，安静平和地度过余生”。杰斐逊毕生都在花费精力建造和重修蒙蒂塞洛，有种强烈的愿望，要把它建成一个完美的宫殿，实现“建筑机巧的探秘之旅”。敏锐的杰斐逊研究者已经得出结论，认为杰斐逊乐此不疲地“搭搭建建，拆拆弄弄”，最适宜理解成一种“为成人世界改编的儿童游戏”。杰斐逊自己亲自设计和参与建造这座位于山顶之上的宅邸，以及希望在此享受安静隐逸生活的愿望，都显示出一种尽情释放出来的多愁善感，通常只有青少年才会有如此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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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年青时代的私人信函留存下来的数量十分有限，从信的内容也能看出类似的少年的浪漫情怀。从威廉玛丽学院毕业不久，年满20岁的杰斐逊在给他最好的朋友约翰·佩奇（John Page）的信中写道：“我十分肯定地相信，佩奇，不久我将离开人世，我厌倦了生活，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理由让我会有如此的想法。就在我写信的这一刻，我几乎感觉不到我仍存在于世上。别了，亲爱的佩奇。”几个月后，他告诉佩奇，这种生无可恋的感觉源于他内心的羞愧。因为他发现自己迷恋上了丽贝卡·伯韦尔（Rebecca Burwell），一个妖艳的风情万种的女人，她在威廉斯堡尽人皆知。在雷利酒店的阿波罗厅（Apollo Room of Raleigh Tavern），杰斐逊邀请丽贝卡一同跳舞，想要鼓起勇气向丽贝卡求爱，但忘了预先构思好的台词，竟然张口结舌，不知所云，因而并未获得丽贝卡的好感。“想象中的我应该是衣着光鲜，风度翩翩，谈吐不凡，至少表现得让她感觉得体和舒服，”他解释说，“但是结果竟如此糟糕，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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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片段正反映了杰斐逊少年时代自我意识萌生的痛苦与迷茫。（尽管事实上，在饱受与丽贝卡·伯韦尔恋情折磨的时候，他已经20岁了。）然而，在另一种意义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情感非常脆弱的年轻人，习惯于在内心深处把自己想象得充满魅力，但世俗的现实与他的幻想产生了剧烈的碰撞。而面对失望的时候，他不是改变自己的期望，而是倾向于将美好的希冀埋藏在内心深处，同时认为理想与现实的脱节是整个世界的问题，而并非个人所能解决。

杰斐逊对于撒克逊历史的传说有着奇特的心结，这是杰斐逊早期特有心态的体现。这代表着他发现了，更确切地说，创造了一个田园牧歌般的时光和去处，他一直坚信万事皆应遵循这一法则。这种美好愿景容不得半点折扣，否则就是对个人原则的违背。回到诺曼人到来之前那个久远的英格兰，封建主义的腐败还未蔓延，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能够将个人的独立和社会的和谐、个体的自由和法律的约束、工作的需要和玩乐的热望很好地结合起来。穷其一生，杰斐逊的心头都萦绕着他对这种理想社会的渴望，寄托在平和自然的田园生活、印第安人的游牧部落、整齐的花园、本地的社区组织[他后来称之为“选区共和国”（ward-republics）]，或者寄托在尚未堕落的新一代人身上。就他个人而论，坐在大陆会议代表们当中的年轻的杰斐逊早已经开始在蒙蒂塞洛建造他心中的美丽世界。从服务社会大众的层面来看，他正激情满怀，准备与英国政府抗争。他发现，英国政府已经对这个在大英帝国版图最西边的土地上建立完美社会的可能性造成了威胁。姑且不论杰斐逊对英国与北美的危机的看法是否成熟和理智，即使有什么不足，由义愤和正义感促成的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勇气已经可以让他获得足够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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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字来演讲

杰斐逊这样的优势大陆会议的同事们并没有立刻看出来。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杰斐逊注定会在1776年的费城成为最著名的人物而被载入史册。1775年夏天，他因为写过《英属美利坚权利综述》而获得一定的声望，他是弗吉尼亚州代表团成员，也使他的意见颇有分量。但是，没有人会预测到一年之后他会做出如此大的贡献，从而名垂青史。当时的弗吉尼亚州代表团名人齐集，杰斐逊的角色无足轻重。而且他也缺少大陆会议所看重的那些素质。他最明显的缺点就是不善于在公众面前讲话，而这恰恰是那时最受推崇的。

这自然是最重要的本事，因为大陆会议被认为是演说家的舞台。约翰·亚当斯早一年来到费城，一心想知道谁将成为美国的西塞罗或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希望命运让他同时扮演这两个角色）。他的日记传达出一种贯穿整场会议的意识：每当有人站起来慷慨陈词，就会处于同僚的审视之下，被视作这个锋芒毕露的口才竞技的一名参赛者。亚当斯评价说，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爱德华·拉特里奇（Edward Rutledge）“讲话风格活泼但缺乏深刻”，而且鼻音过重，让人不舒服。宾夕法尼亚州的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则被认为“过于能说……口才极佳，但无深度”。康涅狄格州的罗杰·谢尔曼（Roger Sherman）显得十足笨拙，“他手上的动作极度夸张，难看得出奇。通常情况下，他笔直地站着，双手放在身前……但当他挥动手臂时，动作与优雅相去甚远，连画家贺加斯（Hogarth）都无法描绘出他那种粗鄙。那是典型的僵硬，十足的笨拙。像个一年级或者二年级的大学生一样不知所措”。杰斐逊来到费城的时候，亚当斯已经开始大显身手，成为大陆会议上最有名的公共演说者之一。他咄咄逼人，言辞激烈地阐释需要独立的原因。他精力充沛，具有法律知识，又长于辩论，讲话风格既有斗牛犬般的伶俐，又有火山爆发一样的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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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弗吉尼亚州代表团能享有较高的地位，主要在于他们在辩论方面体现出来的优势。埃德蒙·彭德尔顿一头银发，口若悬河，谈吐高雅。杰斐逊后来描述他时说道：“他是我见过的辩论本事最大的人。”彭德尔顿演说的特点是冷静而沉稳，让听众为之着迷。他旁敲侧击，娓娓道来，总能不经意间将问题的核心引出来，并给予一个更加精彩的结论。就像在一场比赛中，并未显得多么用力，就能轻松优雅地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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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亨利·李（Richard Henry Lee）更容易激动，喜欢卖弄。如果把彭德尔顿的论说技巧比作和平占领，那么李则是主张全方位进攻。每当他站起来发言时，对手都露出不安与不快的表情，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观点一定被李疾风骤雨般的高谈阔论所淹没。李的表演看上去有点做作。他在演说时喜欢用丝巾把手包起来。他解释说是为了不把他难看的手示人。他的手是在一次打猎意外中不幸受伤的，断了几根手指头。也许是在决斗中失去的？李较之彭德尔顿，一个像炸弹，一个如手枪。但两人都以反应机敏而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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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吉尼亚最佳的演讲者无疑是帕特里克·亨利，在弗吉尼亚州代表团中，除了乔治·华盛顿之外，他获得了更多的来自公众的注意。亨利抨击《印花税法》的演说在殖民地广为流传，所以他的激情众人皆知。正如埃德蒙·伦道夫说过的：“他捍卫自由的精神令人感动，在西部地区无人能出其右。”如果说彭德尔顿是位优雅的贵族，李是位矫揉造作的演员，那么亨利则是位福音传道者，来到听众中间，发表一段段鼓舞人心的讲话，每讲到重要时刻，之前都会有长时间的停顿，大多数听众感觉就像终极审判前的沉默。

现存的所有杰斐逊对于亨利的评价都追溯到此后的晚些时候，他们之间的友情淡化了。（杰斐逊曾说过亨利“有一颗贪婪和腐朽的心”，说话总是“毫无逻辑和章法”。）但即使是杰斐逊的批评也恰恰暴露了他对亨利的钦佩，亨利总是能够用渊博的知识和有力的证据来感染、影响他的听众。1784年，他提醒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说，亨利反对弗吉尼亚的宪法改革，对此绝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他发表一次魔咒般的演说就能让数个星期的辛苦工作付之东流。没有办法解释他对别人的那种神秘的影响力，挥之不去，无从躲避。“我们能做的只是虔诚地祈祷他早日归天。”杰斐逊对麦迪逊哀叹道。当然，在大陆会议上，亨利的能言善辩仍是宝贵的资源，而非可怕的累赘。像杰斐逊一样，亨利来自弗吉尼亚西部边疆，得到了泰德沃特地区精英们的认可。与杰斐逊不同的是，他始终保留了一种源自自然的力量，就像杰斐逊钟爱有加的天然桥（Natural Bridge），藏在弗吉尼亚西部大山中，有鬼斧神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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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亨利相比，杰斐逊代表着与之截然相反的一种气质，是精致的具有自我约束力的学者的气质。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他在大陆会议从未主动发表过一次演讲。即使是在气氛更轻松的委员会上，他也是让其他人发言。约翰·亚当斯回忆说：“我跟他在大陆会议共事的整个时间里，从来没有听到他一次说话超过三句。”口气中既有钦佩，也有惊讶。没有人，包括对任何事情都不信任的亚当斯，怀疑过他作为激进派一员的资历。《英属美利坚权利综述》中对英国政府的谴责，显示出他对温和改良派的公开反对。但是在需要面对大众去陈述的时候，他就变得彻底无用了。而在幕后施加压力或者煽动、哄骗，他同样也不在行，而这是约翰·亚当斯的堂兄塞缪尔·亚当斯的特长。他显得过于怯懦和孤僻，很难轻松地在公共场合与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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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格和习惯上来看，杰斐逊感觉最舒服的地方是他的书斋，最自在的“讲台”是他的书桌。从他在威廉玛丽学院度过的大学时光到后来继续学习法律和做律师工作，杰斐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独自阅读并做笔记。他广泛阅读了库克或者普芬道夫对法律的卓见、弥尔顿（Milton）或者莎士比亚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思考，以及凯姆斯（Kames）或哈奇森（Hutcheson）对人类道德情感的检视，并摘抄了很多段落。他把这称作“摘录”。不过杰斐逊的摘抄是富有创造性的，经常是把一段话按照自己的口吻进行修改加工，或者更多的时候是将自己对于某一话题的想法写进笔记中。那时的他是一个非常喜欢把一切掌控在手中的年轻人。独自学习的习惯让他能够梳理出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思路，不受他人干扰，也不需要进行毫无准备的即席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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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栗树街（Chestnut Street）的住所安顿下来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对反抗英国的战争的代价进行一个独立的评估，不是要估算伤亡的人数，而是要看看会花费多少钱。他似乎相信一场全面的军事冲突不会持续太长时间。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道：“一场血腥的战斗或许可以完全彻底地决定我们未来的事业。”所以他对于战争成本的计算是以猜测战争将进行6个月为基础的。按照新的税收办法，他估计需要3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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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季的某个时候，他委托房东本杰明·伦道夫帮他设计一张书桌。伦道夫是他母亲那边的亲戚，同时也是名技术娴熟的木工。他还要求做一把坐上去比较舒服的温莎椅。这些东西最终成为被珍藏的遗物，因为它们与以后的《独立宣言》联系在一起，这些东西见证了杰斐逊的创新精神和表达能力。没过多久，他就把对战争损失的估算放在一边，开始拿起笔，做更为重要的事情，即用文字来说明为什么北美殖民地人民要首先拿起武器。

大陆会议的领导层选派他来起草一篇报告，最后标题是“关于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必要性的公告”（“Declaration of the Causes andNecessity for Taking up Arms”）。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这篇报告被认为是大陆会议的主要声明。先前的努力陷入困顿，在语言表述上存在分歧。之所以选择杰斐逊做这件事，是因为他文笔畅达，名声远扬。同时也反映了一种非常切合实际的认识，他可以通过写作贡献了不起的才智，而不是通过演说。

这项任务也让我们意识到一个尴尬且容易被忽略的事实，那就是虽然宣告美国独立的正式文件一年以后才出现，战争却早已经开始了。杰斐逊抵达费城的时候，列克星敦（Lexington）战役、康科德（Concord）和邦克山（Bunker Hill）战役已经打响，乔治·华盛顿已赶去指挥在波士顿外围的一支军队。虽然大陆会议中的温和派仍然抱有与英格兰和解的希望，到了1775年夏天，主动权已经转移到约翰·亚当斯和塞缪尔·亚当斯领导的激进派手里，他们认为独立不可避免。而英国政府的每一个举动带来的后果就是使得温和派在一点点地分化，激进派的预见日趋明朗。从一开始杰斐逊和弗吉尼亚州代表团就站在激进派这一方。他在这一时期的私人通信表明，和解的大门无疑已经关闭。例如，1775年6月，他写信给弗吉尼亚的亲戚，说道：“战争已经血淋淋地展示在眼前，没有和解的希望，唯一的途径就是拿起武器。”一个月后，他写信给约翰·伦道夫，说他不会同意英国提出的和解条款，他“要竭尽全力将整个英伦岛沉入海底”。在杰斐逊看来，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殖民地是否会宣布独立，而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宣布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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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背景很关键，因为这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杰斐逊，为他一年之后为革命事业起草檄文的文体风格奠定了基础。一方面，大陆会议的代表们正忙于组建一支军队，指导各个殖民地的立法者制定新的宪法，联络国外的盟友，密切关注战局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坚持自己的立场，希望避免与母国公开决裂，要宣誓对乔治三世保持永远的忠诚。这些不相容的政治姿态反映了大陆会议中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的分裂，因而需要用语言的技巧将双方撮合起来。尽管是写给英国政府的，但真正的听众是北美的人民或者至少是来自各殖民地的立法者。他们需要有一个理由，让自己相信原先无法想象的事情现在已经变得不可避免了。

单纯从宪法的层面上看，杰斐逊在《关于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必要性的公告》中的观点要比《英属美利坚权利综述》里表达得缓和了一些。杰斐逊没有否定英国议会在殖民地的法律权威，而是做了让步。“一些英国议会掌握的权力虽然与我们政府的宪法相违背，最终因我们情感上的原因而获得默许。”这无疑是对大陆会议中的温和派的退让，说明杰斐逊意识到需要协调与自己不同的观点。他也非常委婉地论及了移居的主题。“我们的祖先……离开故土，”他写道，“远涉重洋来到这里，寻找文明和宗教信仰自由的乐土。”但这里并没有借助撒克逊传说，也没有提及诺曼征服后人们传统上享有的权利受到了制约。杰斐逊收回锋芒，做了低调处理，以避免因为不确定的事情产生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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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在《关于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必要性的公告》中的主要贡献是提供了一个故事的主线，把殖民地人民描绘成无辜的受害者。早先对英国政策的批评者，例如约翰·亚当斯、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和丹尼尔·杜拉尼（Daniel Dulany），从法律上论证了在法国与印第安人战争（1763）结束之前英国议会插手殖民地事务是没有先例的。在英国，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曾将战争之前的时间称为“有益的被遗忘”的时代。杰斐逊对于英国与美利坚之间的冲突的论述进一步强化了英国政府政策的改变带来的巨大影响。在1763年以前，英帝国还是一片和谐与繁荣的景象，与杰斐逊描述的撒克逊森林中平和安静的生活别无二致，他希望美利坚能够成为那样的理想社会。接着，突然之间，“政府发现英国所有的敌人都被征服了，就开始萌生了邪恶的念头，也要征服它的朋友们”。杰斐逊根据道德二分法（dichotomy）的原则做了精巧的叙述，展现了他文字方面的天赋。帝国的“彼时与此时”成为故事的主题。故事演变成英国的暴政与殖民地的自由之间的冲突，实施阴谋诡计的英国官员和积极请愿的殖民地人民成为主角。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不可遏制，在马萨诸塞州的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托马斯·盖奇将军（General Thomas Gage）的“正规军”和“不明真相的居民”激烈交火。所有这些都表达着无辜受害者的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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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知道，杰斐逊对帝国这样的漫画般的描述，多大程度上出于自己的本意，多大程度上是语言表达效果的需要。来自纽约的代表威廉·利文斯顿（William Livingston）评论说，杰斐逊写作《关于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必要性的公告》的文风让他想起其他弗吉尼亚人的演讲风格：“过于吹毛求疵和突出雄辩之力，但高贵之气不足。他们似乎认为，需要不断地重述‘暴政’‘专制’‘血腥’等这些字眼，才能把大家团结起来……”或许杰斐逊这样写是试图将亨利等弗吉尼亚的同事们的演讲风格用文字表现出来。因为有了这样自觉加以修饰和夸张的传统，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不明真相的居民”这样的字眼是没有问题的，虽然很清楚的是，在英国军队到达时，当地人已经按照作战队形列队，严阵以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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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杰斐逊整体的叙述手法相比，对一些具体细节的夸张无须留意。殖民地人民是无辜的旁观者，遭受贪得无厌的英国政府的迫害。政治冲突一直就要求在道德上立场鲜明，非黑即白，没有模棱两可的意义和左右摇摆的忠诚。痛苦和混乱的现实与童话故事中的过去形成巨大的反差。更有力的说明是，导致革命的不是北美殖民地的人民，而是英国的官员，他们的腐败毫无收敛，与之相应的是殖民地人民一如既往的善良。

《关于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必要性的公告》过于修饰的文采需要仔细研究。一方面是因为它是《独立宣言》的前奏，另一方面该文的文字表达方式是杰斐逊及其同时代的人所熟悉的，而对于我们当代人来说则会显得陌生。文中重点强调了美利坚的美德和英国的腐败之间的巨大反差，这里蕴含的推论是邪恶的力量正在伦敦的政府机构里密谋要剥夺天真善良的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像撒克逊传说一样，这种思考和评论政治的方式深深植根于英国的辉格传统，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17世纪40年代英国内战时期的清教反对者。在18世纪，这种反抗传统得到一些英国人的支持，他们自称为“真正的辉格党”或者“乡村党”（Country Party）。他们包括亨利·圣约翰·博林布鲁克（Henry St. John Bolingbroke）、约翰·特伦查德（John Trenchard）与托马斯·戈登[ Thomas Gordon，笔名卡托（Cato）]和詹姆斯·伯格（James Burgh）。他们创造了一种语言表达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来对抗任意滥用权力的英国执政者，把他们称为“宫廷党”（Court Party）。他们表达了对政府动机的极度不信任，揭示了大众美德和官员腐败之间的巨大反差，语言极具特色。

杰斐逊的私人藏书中有不少博林布鲁克、卡托和伯格的作品。他以及他在大陆会议的同事们对英国辉格党人遣词造句的风格谙熟于心。在我们现代人听起来，他们的语气和对待政治权威的态度十分夸张，富有戏剧性。几乎所有表达政府权力的词语都具有耻辱之意。事实上，这很大程度上来自古老的辉格党的反抗传统。这种政治说理的方式为人所熟悉和接受，在十年前反抗英国课税时已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这种方式在辩论中显示了巨大的潜力，把殖民地人民和英国政府都面临的复杂的宪法问题简而化之。由于乔治三世和大臣们看起来决意要成为辉格党人笔下的恶棍，在1776年春天，这篇公告至少从表面上看是理由充分的，尽管它对于英国政府的政策制定者的动机表现出近乎偏执的态度。

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杰斐逊利用辉格党的辩论和阐释技巧完全是出于真诚之心的。他所撰写的《关于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必要性的公告》以及后来的《独立宣言》并不是自我标榜的好斗之词或者夸张的政治宣传。他所写的真切地反映了他对北美大陆将要发生的巨变的理解。一些大陆会议的代表认为这些文字利用一些夸大和歪曲的手法来动员殖民地的人民，让大家接受命运的安排。杰斐逊则认为这是对当时政治形势的本质最精确的概括。无论他是否从辉格党历史学家和乡村党的理论家那里获得了启发，形成了自己最初的政治思想，到1776年春天，他已经完全吸取了他们的论战风格，并将其核心观念融入自己的个性中，以支持他对权威的极端厌恶和在道德二分的层面思考问题的倾向。杰斐逊那时候是名典型的辉格党人，辉格党的价值观如此有吸引力，是因为这跟杰斐逊自己典型的性格特征能够完美地结合起来。

任何对他文笔的批评，他也表现得极度敏感。这导致了杰斐逊在大陆会议的第一次政治斗争，起因是约翰·迪金森质疑了杰斐逊起草的《关于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必要性的公告》中几个部分的语气和措辞。迪金森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代表，在大陆会议是公认的温和派的领袖。他曾被选入起草《关于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必要性的公告》的委员会，目的是保证两派人都能有代表参与其中。杰斐逊晚年的回忆录中记载了迪金森的反对意见，所以此事听起来是相当可信的。“按照要求，我准备了一份公告的草稿。它对于迪金森来说太难以接受了。他还对跟宗主国和解抱有希望，不愿意看到这些冒犯性的话语让那种希望变得渺茫。”

20世纪的一些文字考证工作证明，杰斐逊看似完全可信的回忆录是有问题的。迪金森建议修改，并不是给杰斐逊的文字泼冷水。事实上，迪金森给草稿加入了最为强硬也是被引用最多的一句话：“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是紧密团结的。我们的内部资源是充足的，如果需要，也能获得外部的帮助。”杰斐逊的不满多少有些夸张和矫情。迪金森的修改增添了平静务实的语气，中和了杰斐逊文字中的偏激和夸张。大多数情况下，杰斐逊不能容忍对他语言创作的任何篡改。他喜欢独自写作，按照自己的思路组织文字。在那个相互妥协让步的起草委员会里，所有的批评意见在他看来都是令人反感和有误导倾向的，是对文字的亵渎。他的文风纯洁，就像纯洁高尚的殖民地事业一样，不容许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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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会议打破僵局，批准了定稿，采纳了迪金森的大多数修改意见。尽管经过修改加工，它还是保留了杰斐逊的文风。一年以后，略加改动的文稿发表了，振聋发聩，世代传诵：“我们珍视正义和人类自由表达的权利，我们相信自己有责任尊重他人，让全世界知道我们事业的正义性。”跟《英属美利坚权利综述》一样，他撰写的《关于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必要性的公告》是以后的《独立宣言》的一次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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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5年夏末，整个格局已经形成。杰斐逊并未在公共辩论中充当什么角色，倒是被委任参加了好几个委员会，常常承担撰写报告的任务。例如，他被要求起草大陆会议对诺斯伯爵（Lord North）提议的决议，这是对英国政府虚情假意提出妥协的激烈回击。他曾被要求起草关于英国对待伊森·艾伦（Ethan Allen）的宣言，抗议对艾伦以谋反罪来加以审判。尽管他在公共场合保持沉默，在委员会的辩论中缄口不语，在写作技能受到批评时显得过分敏感，大陆会议中激进派的领导层仍把他视作一个坚定的、有价值的盟友。50年以后，约翰·亚当斯回忆起杰斐逊时说：“他在大陆会议中沉默寡言”，但“思维敏捷，说话直率、明晰，做事果断……很快获得了我的好感”。尽管仅仅比杰斐逊大8岁，亚当斯称他最初是把杰斐逊当作儿子一般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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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蒂塞洛对他一直保持着吸引力。的确，如果能有一条物理定律来描述杰斐逊的情感的话，那就是对于独处的吸引力和对公共事务的排斥。他厌恶在大陆会议上的辩论，无法忍受委员们的争吵，更愿意在自己的住所独自阅读和工作。他渴望远离这个“革命的战场”，归隐到自己在山顶的家园。1775年12月，他的确这么做了。从这个冬季到来年的春季，弗吉尼亚州州长邓莫尔伯爵（Lord Dunmore）宣布了戒严令，并邀请所有的奴隶以自由民的身份参与到反对农场主阶级的斗争中。此举激怒了泰德沃特地区的领导层。此时，费城的政治活动节奏加快，特别是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撰写的《常识》（Common Sense
）出版之后，更是如火如荼。杰斐逊则一直留在蒙蒂塞洛过着平静的生活。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玛莎身上。那时她身体状况欠佳，可能是怀孕的缘故。他是非常享受这种私密生活的，乐此不疲。他的酒窖里贮藏了上好的马德拉白葡萄酒（Madeira，1770年酿造），私人园林里饲养了不少鹿，马厩里还有一群良种的马驹。他非常享受这种宁静的生活，怡然自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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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情愿，他还是计划4月份回到费城，但是因为患上“神秘的疾病”，无法成行，耽搁了一个多月。他的病最后诊断为是一种偏头痛，这是记录中的第一次发作。头痛的问题一直折磨着他，每当面临巨大压力的时候，就会突然发作。1776年春天，他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两方面：首先，他在大陆会议上承担的责任与他自己想要在家中安静生活的意愿相抵触。其次，他的母亲在3月的最后一天去世了。因为长期跟他母亲疏远，所以她的死极有可能让他心情复杂，有愧疚，也有解脱。在任何场合他提及此事总是显得简短而冷淡。他写信给威廉·伦道夫说：“你可能还没有听说，我母亲去世了。这事儿发生在3月的最后一天，她发病不到一小时就离开了人世。我们觉得她是中风了。请转达我对伦道夫夫人及没见过面的表弟诚挚的问候……”除了在他的自传里稍稍提及，这是杰斐逊最后一次说到他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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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于5月14日返回费城。对即将发生的历史事件，他没有任何预感。他承认他对大陆会议上快速发展的形势一无所知，不仅如此，他还试图劝说在弗吉尼亚的朋友召唤他回去。弗吉尼亚立法机构的代表在威廉斯堡开会，准备起草州宪法。杰斐逊，像身在费城的其他代表一样，认为此刻最关键的政治活动是在各个州开展，而非在国家层面。他指出，为各州制定新的宪法“是目前辩论的主要议题”。他的意思是说州政府的建立是宣布美国独立最明确的途径，意味着政府要承担管理北美内部事务的责任。（约翰·亚当斯赞同这种观点，认为已是水到渠成。他整个春天都在为数个州设计示范性的宪法。）佩顿·伦道夫、埃德蒙·彭德尔顿和帕特里克·亨利都选择了留在弗吉尼亚，或监督弗吉尼亚的宪法的起草工作，或参加军事斗争，抗击邓莫尔领导的由曾经的奴隶和反对独立者组成的乌合之众。乔治·华盛顿在战场上指挥大陆军作战。费城已经变成革命大戏的配角，至少看起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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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杰斐逊属于费城，他要承担历史的重任。预料到潮湿闷热的夏天即将到来，他决定换个环境，到城郊寻个住处，以便能享受“自由流动的空气带来的益处”。5月23日，他把温莎椅和书桌搬进新居，这是座砖砌的三层小楼，就在市场街和第七街的交叉口。他的房子在二层。这把椅子、这张书桌以及整个住所将永远载入史册，成为神圣之物。因为他们要见证美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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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与背景

在接下来的六个星期，也就是在从1776年5月中旬到7月初，杰斐逊写下了给他带来盛名的文字，让他的名字在以后的两个世纪中与美国梦的美好愿景紧紧联系在一起。结果，这一话题成为众多历史学家的决斗场，空气中永远弥漫着芳香与硝烟。《独立宣言》的创作是美国历史上一件有近乎宗教意义的事件。在那一时刻，根据一些最浪漫的解释，孤独的杰斐逊看到永恒的真理在眼前闪过，从而获得了灵感，用文字把它刻写到美国人的灵魂之中。

在当时那样充满压力的情形下，杰斐逊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参与者都没有预见到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将会改变美国的历史。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另外，从1776年夏天费城的情况来看，撰写《独立宣言》并算不上是重要的事情。当务之急是制定各州宪法以及与法国或西班牙结盟。围绕《独立宣言》的光环尚未形成。对于当时创造历史的人来说并不知晓它给我们带来的历史意义。

而有一个人，约翰·亚当斯，意识到他是“创造新世界的见证者”，这在他的文字中有所记载。同年5月，他以预言的口吻写信给他亲爱的阿比盖尔（Abigail Adams）：“一些伟大的事件已经经历，更伟大的事业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一想到这些，我就兴奋不已，就像脚踩弹簧或脚下生出轮子。以前有过，将来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我的内心充满敬畏之情，难以言表。”两周后，他对阿比盖尔宣布，他已经开始制作他所有信件的副本，很显然是要准备留给子孙后代。但亚当斯并非典型的代表。他对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有着神经质般的敏感，这是众所周知的。他当时的评价主要是针对大陆会议采取行动，要求各州起草新宪法，并非指撰写《独立宣言》。在他看来，《独立宣言》只不过是事后的点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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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杰斐逊而言，他一直关注着在弗吉尼亚发生的一切。在5月底6月初的几个星期里，他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去，为家乡弗吉尼亚州起草三份不同的新宪法。显然是受到约翰·亚当斯的小册子《关于政府的思考》（Thoughts on Government
）的影响，杰斐逊强调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和两院制立法以及弱势的行政长官（被称为管理员，以表明其缺乏执政权力）。在这之前，杰斐逊写的每一份政治文件都是对英国政策某些方面的抗议声明。所以，有意思的是，他最初对于高效务实的政府的愿景是希望建立一个宪政结构，采纳旧殖民地政府的大致形式，例外的一点是削弱了行政长官的权威。这种思想显然是根植于殖民地人民对于地方长官声称拥有王室特权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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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探究杰斐逊更加明确的进步思想，就会发现这些特征。尽管他要求必须有一定的资产才能有资格成为选民，但同时也提出土地分配的政策，分给每一位居民50英亩地。他悄无声息地加入了一个激进的条款，允许全面的宗教信仰自由。他还敦促新宪法要由一个特别委员会批准，这个委员会应为此目的单独召集，而不是由现在的立法机构来做此事。约翰·亚当斯也曾提出过这一民主的观点，作为实践人民主权原则的一个具体方法。总而言之，杰斐逊为新的弗吉尼亚共和国指明的方向，既融合了传统的形式，也有选择性的改革举措，令人耳目一新。这就是当时的历史背景，提供了虽然不一定正统但也是正确的语境，借此来回答那个众所周知的问题：在写下《独立宣言》的前夕，杰斐逊究竟在想些什么？答案是不容置辩的。他并非像有些历史学家声称的那样在思考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自然权利理论或苏格兰常识哲学。他是在思考弗吉尼亚的新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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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思考的某一方面与他将要承担的重任有直接的关联。在弗吉尼亚州宪法的第一稿和第三稿的序言中，他写下了对乔治三世起诉的提议。我们可以在《英属美利坚权利综述》中看出一些端倪，而在《关于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必要性的公告》中则表露出更明显的控诉。不过在他撰写的宪法草稿中对英王的谴责包含在侵害殖民地人民权利的多条罪状中。正是在他定稿的前一个版本中历数了种种不满，最后成为《独立宣言》中最长的部分。

其中一个不平之事最为引人注目，一方面是因为它涉及的问题很快被证明是大陆会议在辩论《独立宣言》的措辞时最富争议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杰斐逊5月在弗吉尼亚州宪法中写的与6月份在《独立宣言》中写的不一样。这是《独立宣言》中的一段话，杰斐逊指责乔治三世煽动和延续奴隶贸易，从而意味着奴隶制是个邪恶的制度，是由腐败的君主强加给殖民地人民的。在先前所拟的弗吉尼亚州宪法草案中，他则指控乔治三世“促使黑人拿起武器反对我们；那些黑人采取了不人道的否决权，拒绝使用法律的手段”。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杰斐逊在将两个不兼容的概念混淆在一起：一个是把奴隶制归咎于英国国王，另一个则是谴责他解放奴隶（例如，邓莫尔伯爵的宣言）。这体现了他思想中对于奴隶制的深刻的矛盾，这一矛盾他从未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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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为何选择了杰斐逊来起草《独立宣言》——亦可以从还原当时的背景来获得答案。简单的回答就是选择他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过去他一直在大陆会议中充当撰稿人的角色。这是他的专长。细细说来，答案要从1776年6月大陆会议当时的情况中寻找。

同年5月15日，弗吉尼亚州代表团率先指示他们的代表提议支持美利坚从大英帝国彻底地独立出来。6月7日，理查德·亨利·李提出议案：“这些联合起来的殖民地有权利成为自由独立的共和国。”接下来就是一场争论，决定何时对李的提议进行表决。鉴于有一些代表团内部仍未达成一致意见，一些代表团没有获得本州立法机构的明确指示（比如纽约州），大陆会议决定将投票推迟到7月1日。与此同时，可以成立一个委员会，致力于实施李的提议。委员会里必然要包含弗吉尼亚的代表，杰斐逊最能够代表弗吉尼亚，原因有二：一是出色的文笔让他声名远扬；二是另一个可能的人选李撰写了会前的提议，需要作为主力为之进行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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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任命了五人委员会，随后各位委员被召集到一起。[除了亚当斯和杰斐逊，委员会里还有本杰明·富兰克林、罗伯特·利文斯顿（Robert Livingston）和罗杰·谢尔曼]委员会其他的代表授权亚当斯和杰斐逊负责起草工作。这里有人自然会问，为什么亚当斯不亲自执笔？随着《独立宣言》在人们的心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他的作者杰斐逊也因此得到万众敬仰，登上美国的神坛。亚当斯在随后的日子里无数次地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在亚当斯的自传中，他回忆了当时将此项任务委托给杰斐逊有好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他自己觉得在过去两年中作为激进派的领导者，在大陆会议中身份显赫，他写的草稿会招致更加严格的审视和批评。但是这种事后的回忆仅仅是想弱化一个更实质性的因素，那就是在当时，没有人把起草《独立宣言》当作一项主要的责任或荣誉。像李一样，亚当斯可能需要去率队参加议事厅的辩论。那里才是最关键的阵地。杰斐逊被指派去起草《独立宣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他合适的人选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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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一定要考虑的。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或意图，宣告独立的决定早已经做出了。托马斯·潘恩所著的《常识》于1776年1月份出版，其影响力如风暴般席卷各个殖民地，摧毁了对英国王室效忠的残余思想。到了5月份，大陆会议已经指示每个殖民地起草各自州的新宪法，明确显示出对政治独立的追求，亚当斯一直认为这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更重要的是，战争本身已经持续了一年时间。事实上，大陆会议大部分时间忙于制订战争计划和军事决策，因为英国舰队已经逼近纽约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海岸，奔赴加拿大的北美远征军遭遇惨败。再遭遇一次溃败，或者军事上再犯一次严重错误，美国的独立战争不等费城的代表们抽出时间宣布开始，就有可能早早结束了。当时的局面无法让人对前景充满信心，或者有机会去沉思冥想，显然也不是一个展示文采的好时候。

但是不管他们是否知道——他们的确没有可能知道——大陆会议的代表们为这一伟大的法律文书选择了完美的地点和正确的时机。在杰斐逊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再也没有经历过能唤起他这般创造力的更大的挑战。这项工作需要独立完成，远离公开辩论。它需要有一个高度，能把美国的独立与宏大的力量联系起来，能够超越当前的政治危机，将人们带到一个理想中的更加纯洁有序的世界。最后，要清晰地呈现真理与谬误、正确与错误、愿景与现实，不能有任何的折中或者彷徨。在当时的美国，从气质和经验上看，很难想象出有谁会跟杰斐逊一样能胜任这个工作。

杰斐逊花了几天的时间撰写了《独立宣言》（亚当斯后来回忆说他仅用了“一两天”时间就写完了），然后把草稿拿给亚当斯和富兰克林，后来他回忆说：“这两个人的鉴赏力和修改意见最值得信任，我希望能从他们那里受益。”他们提出了几个细小的改动之处（比如把“神圣的和不可辩驳的事实”改成“不言而喻的事实”）。随后，委员会于6月28日把文件提交给大陆会议。李的议案经过辩论获得通过（7月1日到2日）。之后，大陆会议开始审议《独立宣言》的文字表述，做了几处重要改动，删除了大约四分之一的篇幅。在辩论期间，杰斐逊坐在那里一言不发，面色凝重，在他看来任何一处提出的改动都是对他文字的亵渎。富兰克林坐在他旁边，想尽力平复一下他明显的不悦，便给他讲了个故事。一位帽子商人委托画匠绘制广告牌，画匠一直要求商人用精确的语言来描述，结果广告牌上只留下一顶帽子的图形。7月4日，大陆会议批准了修改过的版本，《独立宣言》被送到印刷厂排版印刷。杰斐逊后来回忆说，《独立宣言》是当天由会议代表签署的。但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不准确的。会议代表们大多是在8月2日在抄写在羊皮纸上的《独立宣言》上签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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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会议上争论最为激烈的、对杰斐逊《独立宣言》草稿修改最多的部分主要是对乔治三世的长篇控诉。而现代的读者对这部分却是最不关心。很久以后，杰斐逊坚持说，他并非致力于“原则或情感上的创新”，而是在寻求提供一个“表达美国人的想法”的机会，他的这番话可能就是指的这部分内容，旨在总结过去12年殖民地反对英国政策的斗争，通过语言技巧把所有的麻烦都归咎于英国国王。杰斐逊两年多来一直用文字历数这些愤怒和不满，先是《英属美利坚权利综述》，后有《关于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必要性的公告》，接着是他起草的弗吉尼亚州宪法。埃德蒙·彭德尔顿在看到《独立宣言》的正式版本后写道：“我曾觉得你已经说尽了对于乔治三世的不满，如果不重复自己的话，真不知道该如何来写《独立宣言》。但是发现你所表达的抱怨是相当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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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明显的一面之词，《独立宣言》中这部分内容作为精简版的英美近代史，已经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给美国革命时期历史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概要，以便从殖民地人民的视角来了解宪法危机。作为杰斐逊思想的反映，对于这个危机，《独立宣言》缺少了三个独特的属于杰斐逊的视角。杰斐逊给弗吉尼亚的朋友写信，抱怨说大陆会议上的批评者“把手稿弄得一团糟……”这是指他最为遗憾的三个主要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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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正如我们先前提及的，大陆会议删除了一长段话，这段话是指责乔治三世通过在北美建立奴隶制，发动了“侵犯人性的残酷战争”。杰斐逊还斥责英王阻挠殖民地为结束奴隶制而做的努力，而且“煽动那些人起来武装造反，为了换取被他剥夺的自由而杀害另一些同样被他夺去自由的人”。有几个复杂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观点值得关注。我们可以推测，大陆会议的代表们决定删除它纯粹出于困惑，因为在这段话里既有对奴隶制的隐性的道德谴责，又有对英国君主推行奴隶制同时又试图终止奴隶制的明确谴责。

在他对大陆会议辩论的记载中，杰斐逊指出，反对意见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几个来自南方的代表团，尤其是来自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代表团，对任何限制奴隶输入的措施都表示反对。他又说道：“我认为北方的同胞们在责难之下也变得趋于软弱。因为尽管他们自己很少有奴隶，但一直大批地给别人贩运奴隶。”很明显，杰斐逊的言外之意是他想采取一个有原则的立场，既反对奴隶制，也反对奴隶贸易，但大多数的代表并不准备跟他保持意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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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更加混乱。就奴隶贸易而言，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州议会下议院的经历让他了解到泰德沃特地区的不少奴隶主愿意终止奴隶输入，因为他们自己的种植园里已经有足够的人手了，再输入新的劳动力只会导致原有奴隶的利用价值降低。简单说来，在弗吉尼亚终止奴隶贸易与终结奴隶制根本就不能画等号。就奴隶制本身而论，杰斐逊的构想从辩论的角度看是有道理的，但从历史和理性的角度看则不是如此。他为跟他一样的奴隶主们开脱责任，不去共同努力建构一种新的体制。这是跟新独立的美国所崇尚的价值观相抵触的。奴隶制是封建主义的遗毒，自诺曼征服之后，是英国强加给爱好自由的殖民地人民的。当然，这完全是虚构的。不过这也是跟杰斐逊个人对道德二分法的坚持和认为美国的兴起与肮脏污秽无涉的浪漫观点完全一致的。奴隶制是一位邪恶的国王放进伊甸园的蛇。但这种描述传递出的道德信息更多的是同情，而并非解放黑奴。因为殖民地人民与奴隶制的建立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是英国野蛮政策的牺牲品，所以他们不能因这个制度的延续而受到谴责。这更像是鼓励与之撇清关系，而不是吹响终结奴隶制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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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正像在《关于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必要性的公告》中一样，杰斐逊又一次尝试加入他非常认可的移居理论，认为来到美洲大陆的第一批移民是自主的行为，自己筹集的资金，“没有得到英国的财物支持和借助英国的力量”。他对于这一原则的坚持源自他对撒克逊传统的笃信，这可以把秉持辉格主义的殖民地人民与坚持封建主义或专制主义的英国当权者划清界限。帝国关系纠缠不清的历史难以用这些政治范畴来考量，但杰斐逊觉得对历史进行修正（例如声称殖民地从未认可过王室或议会的权威）要比放弃他的道德二分法更容易。这一次，大陆会议的同事们还是认为他的观点过于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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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被删除的最后一处是杰斐逊初稿的结尾部分。这段话充满激情，极具煽动性，斥责“我们英国的同胞”派遣“与我们血缘相同的士兵以及苏格兰和外国雇佣军侵犯并且消灭我们”。此段接着说：“这些事实在我们已经痛苦的心头又刺上最后一刀，男子汉的英雄气概命令我们永远与这些无情无义的同胞断绝关系。我们必须竭力忘掉我们从前对他们的爱，像对待其他普通人一样对待他们，在战争中是敌人，在和平中是朋友；我们合在一起可能是一个自由和伟大的民族，但是双方之间伟大和自由的交往似乎有损于他们的尊严。既然他们要这样，那就这样吧。通往幸福与荣耀的道路同样对我们开放。我们将撇开他们独自走在这条路上……”这是十分巧妙而有力的语言表达，杰斐逊显然对自己的创造非常满意。所以直到他晚年时期，对这段话被删除仍旧耿耿于怀。“不少人胆小怕事，心中仍萦绕着一个念头，认为在英国还有值得与之保持友好关系的朋友。”他回忆道。由于这个原因，“宣言中那些谴责英国人的段落被删去了，唯恐会得罪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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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代读者而言，印象深刻的不是大陆会议删除这段的胆怯懦弱，而是杰斐逊在写作中表现出的强烈的感情色彩。至于移居理论，杰斐逊极力想要表达的是殖民地与大英帝国分离是殖民地人民被迫做出的选择，他们并非主动的革命者，而是被动的受害者。而这种分离更多的是情感方面的原因，而非政治使然。基于爱与信任的关系已经被侵害，作为被背叛的一方，殖民地人民正在勇敢前行，虽然因被拒绝而饱受伤害，但也做好了独自面对一个光明未来的准备。而本来他们是可以跟宗主国携手同行的。对于这种情感上的分离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会产生，杰斐逊做了高度理想化和完全情感化的阐释，要么和平相处，要么一刀两断，这与他年轻时与女性交往时表现出的浪漫和天真颇有关联。其他代表认为这样的措辞对于正式的文件来说是不恰当的，传递了太多的感性，而淡化了理性。

美国信念，美国梦

《独立宣言》最著名的一段话在大陆会议讨论时没有异议，仅做了一处细微改动。这段话成为历史上最常引用的表达人权的声明，也是证明革命正义性最有力的理由。这极有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段话：“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这是关于美国信念的声明，富有创造性，影响深远，是美国文化孕育的政治诗篇。19世纪的亚伯拉罕·林肯也知道如何使用话语来改变历史。他以其雄辩的口才称，杰斐逊是具有创新精神的美国智者，具有近乎神一般的见解。“对杰斐逊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为国家的独立，他一个人顶住压力进行奋斗，展示出过人的冷静、预见性和能力，用这份革命纲领表达了抽象的真理，以此彪炳史册，无论今日还是未来，这都将是警世箴言，成为暴政和压迫所难以僭越的阻碍。”美国追求自由的整个历史都浓缩在杰斐逊的文字中，这是一个寻求精神上的认同以终结奴隶制、赋予黑人和女性公民权利、为穷人提供正当的社会福利以及扩大个人自由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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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杰斐逊的《独立宣言》带来的意识形态上面的影响，没有任何一位此领域的研究者自称可以预测到全部甚至是大部分的后果。但大家试图弄清楚他写作时的真实想法，所以引发了各种的解读，就像“独立宣言”这几个字带来的政治运动一样多。杰斐逊本人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多次被他的敌人或者心怀妒忌的朋友指责有剽窃之嫌，以致他不得不做出了一个标准的答复。“既没有追求在原则或见解上的标新立异，也没有抄袭任何特定的或者已有的文字。”他解释道，他是“将当时各种观点进行概括协调以获得自己的见解。那些观点来自书信、印刷的文章或一些名家关于公共权利的重要书籍，诸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西塞罗、洛克、西德尼（Sidney）等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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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巧妙的模棱两可的解释，因为它一方面没有宣称是自己的独创，而另一方面则坚持说他没有依据任何具体的文本或资料来源。于是就有这样一幅图画浮现在人们头脑中：一个巫师独自坐在书桌前，把自己变成一个与神灵沟通的媒介，将世代积聚的智慧和“和谐的见解”汇集在一起。与这样的形象相类似，林肯把杰斐逊看作传神谕者或者先知，从众神那里获得神谕，然后传达给我们，传达给千秋万代。《独立宣言》关于自然权利的部分具有宗教教义的特征，几代的美国人在阅读中感受到无法抗拒的冲动，将杰斐逊写作的场景置于斑斑点点的阳光和阴云笼罩的迷雾之中。这似乎暗示了试图揭开神秘的面纱的尝试带有亵渎神灵和背叛国家的意味。

如果真的想要揭开这个面纱，就必须回到1776年的6月，还原在费城市场街与第七街交叉口的那间房子里的情形。即便我们相信杰斐逊的话，他的《独立宣言》中没有照搬特定书上的文字，他一定会把他自己写过的作品放在眼前，包括《英属美利坚权利综述》《关于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必要性的公告》以及弗吉尼亚州宪法的三个版本。这不是在指责他剽窃，除非有人想要论证一位作者可以剽窃他自己。这里是想说，事实上，《独立宣言》里的所有的思想以及很多具体的措辞，特别是对乔治三世的控诉，已经在他的那些早期的作品中出现了。

再来回顾一下当时的背景。大陆会议不断接到美军即将在纽约和加拿大战败的报告。一周有六天时间是在开全体会议，委员会每天晚上会碰头商议。杰斐逊常规的工作就是对以前写过的同样主题的文字进行加工润色。尽管暗示创作《独立宣言》的过程只是做了些剪刀加糨糊的工作看起来是大不敬的，不过认为杰斐逊在起草《独立宣言》时没把这些资料放在手边而不时参考的话，则是绝不可信的，也是有悖于常理的。

需要记住的重要一点是，此时他密切地关注着弗吉尼亚州议会的局势发展，弗吉尼亚的宪法正在制定当中。从5月底到6月初，通讯员在威廉斯堡和费城之间往返，把杰斐逊为本州拟写的新宪法送交议会，并给大陆会议汇报在弗吉尼亚州议会上的辩论情况。6月12日，弗吉尼亚州议会全体一致通过了乔治·梅森（George Mason）拟写的序言，序言包含下列文字：“所有人都是生来自由、独立和有若干内在的自然的权利……其中包括有获取和占有财产、追求和获得幸福与安全的手段，以享受生命和自由。”梅森的序言在威廉斯堡通过的当天，《宾夕法尼亚公报》（Pennsylvania Gazette
）就刊登了梅森的文章。杰斐逊具有相同思想的《独立宣言》的起草比这晚了一周，而且我们知道他认为在弗吉尼亚发生的事情比费城的事情更加重要，邮差带来的信息能够让他了解最新的进展，因此，不可否认梅森的语言对他写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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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解释了那个贴切的短语“对幸福的追求”是怎么得来的了，梅森自己或许是从众多的资料中获得的启发。但并不能解释清楚杰斐逊为何将“财产”一词删去，而这是洛克在《政府论·下篇》（Second Treatise on Government
）中提及的第三种常规权利。难怪此举饱受争议。这种选择是他个人所为。他或许意识到梅森的说法已经引起弗吉尼亚种植园主的反对。他们担心这样的表达暗示着对奴隶制的否定。他们坚持对文字做一点修改，通过增加一个限定语，把那些“已经进入正常的社会生活”的奴隶排除在外。这一切表明，杰斐逊可能意识到了他自己的自然权利哲学和根深蒂固的奴隶制之间的矛盾。去掉了对“财产”的任何形式的指称，他就将这一矛盾模糊化了。这就能够很容易回答那个有意思的问题，即为何这一论题在大陆会议上没有引发争议，而此前在弗吉尼亚州议会则是完全相反。或许关于奴隶贸易条款的争议也同样是为了弱化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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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或许可以回答是什么对杰斐逊的遣词造句和谋篇布局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不易获得答案的问题：是什么对他的政治思想产生了长期的影响？就算是他先前写过的文章和弗吉尼亚州宪法的草稿就铺在他的腿上和书桌上，那么这些文档中包含的思想又是来自哪里呢？假定我们确确实实知道杰斐逊在看什么，也知道他和大陆会议的其他代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要应对战争的进程，此刻加拿大和纽约的军队已经处于溃败的边缘。所以他没有多少时间另起炉灶，只能重复利用原有的文稿。他头脑中已经形成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呢？

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都是著名的学者曾经论辩过的，都在特定的著作中能够找到杰斐逊政治思想的来源。最早可以在约翰·洛克那里找到智慧的源头。在杰斐逊的一生中，有不少评论者试图对他的原创性提出质疑，指出关于自然权利的法则和正义革命的必然性的思想是直接来自洛克的《政府论·下篇》。例如，理查德·亨利·李就曾指出杰斐逊只不过是“抄袭了洛克的《政府论》”。从洛克的论证当中很自然地可以获得几个结论，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是杰斐逊的思想从根本上来说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尽管用“对幸福的追求”来代替“财产”主要是迎合美国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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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说法，也是近来的一种解读，是到苏格兰启蒙运动（Scottish Enlightenment）中，特别是到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的道德哲学中，去寻找杰斐逊的思想根源。这里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杰斐逊对于人生来平等的信仰主要来源于哈奇森关于“道德感”的学说。“道德感”是人类所具有的先天的能力，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够侵犯。而且，苏格兰学派的思想把杰斐逊与更加关注公众的或者说是集体主义的传统联系起来，这就与洛克的自由主义相左，因此与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特别是与市场经济中弱肉强食相关联的个人主义，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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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还有第三种说法，这是时间上更近、更有新意的说法，既吸引人又显怪诞。这种观点的前提假设是，杰斐逊撰写《独立宣言》的时候是打算用来高声朗读或者表演的。这种说法的根据是发现杰斐逊写的最后一稿上用一系列的引号来断句，目的是为朗读提供便利，从而增强戏剧化的效果。这一发现带来的结论是，杰斐逊受到了詹姆斯·伯格和托马斯·谢瑞登（Thomas Sheridan）等英国作家修辞学新著的影响，根据他们的观点，口头语言的表现力是通过调动观众无意识的情绪来实现的。按照这种说法，《独立宣言》所具有的神秘的力量来自杰斐逊从新修辞学中获取灵感，有意识地对语言进行了精心编排，通过语言的魅力淡化了所有的矛盾冲突（即奴隶制与人类平等权、个人主义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这种做法在当今美国的政治文化中仍然发挥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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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每一种阐释都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让我们了解杰斐逊坐在书桌前写下那些激动人心的文字时的所思所想。很显然，他熟悉洛克，但他最喜爱的洛克的作品不是《政府论》，而是《人类理解论》（Essay on Human Understanding
）。即便如此，《独立宣言》中一个重要的观点是，如果现政权的统治者对他的臣民表现出一贯的冷漠和蔑视，革命便是合情合理的。这是源自洛克的思想。杰斐逊可能借鉴了乔治·梅森的具体的文字表达，但二人都清楚他们复述了谁的观点。同样明确的是，杰斐逊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最突出的特征是道德意识，亦即人人平等。无论他的观念是受到哈奇森的或者其他苏格兰派成员著作的启发，还是源自他个人对人类行为的观察和思考，最终我们都无从知晓，也并非多么重要。

认为杰斐逊有意使得《独立宣言》更加易于朗读的说法更难以相信。至于那些不寻常的标点符号，一个简单的解释是，委员会在6月28日把《独立宣言》提交给大陆会议时，有可能要求他朗读全文，所以他加入了一些利于演讲的提示。他对自己的演说能力没有信心。他不善言辞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确实不知道《独立宣言》是他自己读的，还是大陆会议的秘书读的。）《独立宣言》感染了读者和听众的情绪，字里行间透露出的语气和节奏以一种神秘的方式获得了一致的赞同，尽管也有一些局部的矛盾和不衔接之处。意识到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值得深入思考。

然而，所有这些解释都有一个中心问题，就是认为杰斐逊思想的来源仅仅是书籍。的确，他在青年时代就如饥似渴地阅读，做了大量笔记。他在书房里阅读过的书籍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书单。因为我们对于他的阅读习惯非常熟悉，但对于他早期生活的其他方面知之甚少（还是因为沙德维尔那场大火），所以会不自觉地将他的思想与他阅读的书籍联系起来。一旦与洛克或者哈奇森联系在一起，大家就会很方便地谈论某些文本，就好像在谈论杰斐逊的思想一样。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学术传统，可以称之为学术版的“诗的破格”。这依赖于一个默认的假设，即一个人的想法很大程度上或者完全就是他的阅读经历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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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杰斐逊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怀疑的假设。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在《独立宣言》中关于自然权利的部分。好比打猎，我们被英国或者苏格兰作者的虚假气味误导，一路沿着其文学的印记追踪，最后却发现真正的猎物却正坐在我们对面。在他以往的作品中，年轻的杰斐逊展示出对理想社会美好愿景的渴望与痴迷。他发现，回望历史，就能看到理想社会“就在那里”：在撒克逊人居住的森林里，在诺曼征服前的英格兰，在法国人与印第安人战争之前的北美殖民地。（这里他先前的阅读很明显给他带来许多影响，尽管相关的书籍都是辉格党的历史以及激进辉格党人的一些著作，但这些都被杰斐逊充分吸收，书中的很多主题和观点都不着痕迹地融入了他的思想。）他关于美国独立的几个重要论据都是围绕一个中心思想，现实是不完美的，有着各种问题，而一旦消除腐败的源头，就能迎接一个美好和纯洁的未来。他本能地存在着道德二分的思想，对任何的事务或原因通常将其污秽与美好的不同侧面并置在一起，从中获得道德上的力量。虽然他的语言是多彩的，但深层的思想总是黑白分明的。

在《独立宣言》的自然权利部分杰斐逊提出的愿景显示出了他的想象力。愿景的具体形式无疑是借鉴了洛克的语言，洛克曾描述了政府建立前淳朴的社会形态是什么样的，而对这种理想社会的渴望来自杰斐逊自己的内心深处。这是一个年轻人对美好社会的憧憬，将个人的热望倾注其中，所有的行为都是出于自愿，而非来自外部的压力。在他的心中，独立与平等不相冲突，权威的意识不是外显的而是已经内化了。要研究杰斐逊所指定的理想社会本质上是个人主义的还是集体主义的，学者们的探究不会有确定的答案，因为在杰斐逊的乌托邦中是不需要做这样的选择的，二者会自然地协调一致。

虽然深受洛克的影响，杰斐逊的政治愿景比自由主义更加激进。其动力源自一个年轻人心存高远的目标，不愿与不完美的现实相妥协的浪漫情怀。欧洲的评论者在谈论美国政治时称，美国的期待过多，美国政治思想总的来说很单纯，容易鼓舞人心。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杰斐逊鼓励了充满朝气的希望和幻想，在《独立宣言》这个日后成为奠定美国政治基础的文件中直白地表露出来。美国梦就是放大了的杰斐逊的梦想。

逃离

刚刚起草完《独立宣言》，还没等大陆会议对此展开辩论，杰斐逊就表达了要逃离费城的强烈愿望。他在给埃德蒙·彭德尔顿的信中说：“很抱歉，我家中的事务让我认为非常有必要找另外的人来这里代替我。”他用委婉的方式解释说：“一直忙于在议会应付复杂的问题，使我很少有时间和精力来处理我的私人问题。”毫无疑问，这里说的“私人问题”与玛莎的身体状况有关。在六年里这是她第三次怀孕，那年夏天，她不幸流产了。他写信给理查德·亨利·李：“看在上帝的分上，看在国家的分上，也看在我自己的分上，我担负了一个神圣的责任，那就是回家。”倾力起草《独立宣言》，不参与关于其内容的争辩，特别是他在蒙蒂塞洛的世外桃源面临危机的时候选择离开，这都跟他的性格是完全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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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需要待在费城，以保证弗吉尼亚州代表团有足够多的代表，代表团有很多人更愿意去威廉斯堡参加宪法辩论。所以杰斐逊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整个夏天都没有离开。大陆会议就争取国外盟友、在《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规定下的政府形式等问题展开辩论，杰斐逊没有发表意见，但是他做了大量的笔记，记录了其他人的言论，保留了完整的历史资料。在当时的背景下，这些问题比通过《独立宣言》显得更加突出和重要。8月2日，全体代表都在羊皮纸上书写的《独立宣言》上签了名。具有讽刺意味的一点是，杰斐逊能够留下来在这个日后奠定他的声望的文书上签字，其实仅仅是因为他不得不出席，以便弗吉尼亚在大陆会议上代表的人数符合法定的人数。

对于杰斐逊自己来说，他并不愿意为大陆会议通过的那个版本的《独立宣言》负责。他给家乡的朋友们解释说，自己的版本被恶劣地对待了（他用的关键词是“毁坏”）。他拿出相当的精力把自己的原话誊抄了一份，大陆会议修改过的内容加在空白处，把那些被删除的文字保留下来。他需要把自己的语言与发表出来的全国传阅的版本区别开来，称大陆会议削弱了他传达的信息，目的是安抚那些仍想着与英国达成妥协的人。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修改他的草稿不是要做出让步，而是为了阐释得更加清楚。杰斐逊认为大陆会议背叛了他，在以后的岁月中一直怀有受伤害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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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弗吉尼亚的朋友们或许意识到他需要一些慰藉，以同情的口吻给他回信。埃德蒙·彭德尔顿解释道：“我也对你写的《独立宣言》的原稿心存感激。我发现你的那些同胞对待《独立宣言》就像对待去年夏天你写的宣言（即《关于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必要性的公告》）一样，把它修改得一团糟。他们那时对于和解尚抱有幻想，因而会妨碍他们了解显而易见的事实真相。但现在还有什么能够束缚他们的呢？”理查德·亨利·李也试图抚慰他的年轻朋友受到伤害的自尊心，说他同意杰斐逊的初稿要好很多，但最后说道：“材料本质上如此之好，怎么烹饪都不会破坏自由的人对佳肴的味觉。”杰斐逊对批评的过度敏感使他不能像李一样采取泰然处之的态度。他把自己的版本作为历史记录保留下来，以区别于最终的官方版本。对此他甚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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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敏感还不止于对《独立宣言》的撰写。7月，他听到一个在威廉斯堡很盛行的谣传，说他对独立的态度是不冷不热的。这绝对是一个错误的认识，可能是因为春天的时候，其他弗吉尼亚领导人在跟邓莫尔斗争，而他却隐居在蒙蒂塞洛。“离开自己的家乡300英里（约480公里），这是十分痛苦的。”他向老朋友威廉·弗莱明（William Fleming）发牢骚，“会暴露在各种阴险的伤害之下而没有自我保护的可能。”接着，在这个月的晚些时候，他听说在弗吉尼亚领导人当中流传一种说法，说他对于普通老百姓天生的智慧有着相当激进的看法。这可能是基于种植园主阶层对《独立宣言》中关于自然权利部分的重新解读。他写信给埃德蒙·彭德尔顿，试图平息这些谣言。彭德尔顿取代了刚刚去世的佩顿·伦道夫，成为泰德沃特地区精英的领袖人物。杰斐逊保证说：“美德及公益能保障国家的安全，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这些你常会听到的观点，我向你保证，都不是出自我口。”他提醒彭德尔顿说，他所写的弗吉尼亚州宪法没有一个版本是要求议会上院进行直选。“我观察到，人民自己的选择总体上很难反映其智慧”，而且“通常会显得粗野和意见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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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又有人指责他没有胆量参与战争，在对与英国结盟的印第安人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上趋于软弱。他写信给家乡的朋友们说，这也是诽谤。他赞成对印第安人开展全面的斗争：“要消灭这些恶人，没有比把战斗推进到他们的腹地更快捷的方式了。但我不会就此打住。只要他们中还有一个人在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 River）的这边，我就不会停止追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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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些言过其实，他本人并不如此好战，他的态度比说得更加温和。他觉得只有这样表态才能回应对他的批评。这些话远不是他的真实想法，而恰恰表现出他受到批评之后的过激反应。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珍惜荣誉的年轻人，虽不情愿但也自觉地留在费城履行自己的职责，尽管有急切的个人原因需要他返回家乡。听着大陆会议的代表们对他的文字进行质疑、修改以及删减，这对他来说实在是糟糕的经历。但是被远在弗吉尼亚的敌人造谣中伤，要么被指责对革命反应冷淡，要么又被说成极度狂热，这是无法容忍的。

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杰斐逊学会了默默忍受，在危机面前表现出一副心气平和、不为所动的样子。约翰·亚当斯不无羡慕地评论说，杰斐逊变得更加成熟了，每当他成为含沙射影的目标或者招来野心勃勃的政客不可避免的嫉妒时，他能够保持沉默，泰然自若。亚当斯感叹自己没有如此完美的技能，他称之为“缄默的智慧”。他承认自己积习难改，常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天真地希望把批评者淹没在岩浆里。但年轻的杰斐逊在这方面也并非完美。他最终学会戴上高深莫测的面具，对于维护他良好的公共形象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他的个性敏感，脸皮太薄，会把所有的批评都放在心上。命运选择了他，让他在后世普遍认为的美国历史上的最重要时刻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但对于一个生性温和、敏感脆弱的年轻人来说，创造历史的同时也让他牺牲了个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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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9月，杰斐逊的祈祷得到了回应，理查德·亨利·李从弗吉尼亚赶到费城来接替他。与他一年多以前到来时相比，他的离开没有那么隆重却更加迅速。这一次就朱庇特陪着他，如果着急赶路，杰斐逊还是会按照他的老习惯，亲自骑马驾车。他归心似箭，一心要回到蒙蒂塞洛，回到玛莎身边。一个月后，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代表大陆会议写信给他，要求他跟本杰明·富兰克林和西拉斯·迪恩（Silas Deane）一起作为美国代表团出使法国。杰斐逊回信表达了他的遗憾，解释说个人原因“迫使我请假，拒绝承担一项光荣的对美国的事业格外重要的任务”。他身心俱疲。他的自尊和脆弱的情感受到了伤害，他需要时间从创伤中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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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巴黎: 1784—1789

Chapter Two

Paris: 1784–1789

我对这个国家的人民十分喜爱。他们彻底摆脱了人内心的粗鄙。看上去你可以在他们当中平安度过一生，始终保持从容与淡定。

——杰斐逊致伊丽莎白·豪斯·特里斯特的信

（Jefferson to Eliza House Trist），1785年8月18日，巴黎

与这座欢乐之都的光鲜生活相比，我更喜欢蒙蒂塞洛的树林、旷野和逍遥，实在是太不开化了。

——杰斐逊致盖斯默男爵的信

（Jefferson to Baron Geismar），1785年9月6日，巴黎

杰斐逊1784年8月抵达巴黎，这时的他已不是9年前在费城那个刚进入人们视野的弗吉尼亚青年，年龄大了许多，也更加成熟了。他还是坐着一辆四轮马车，不同的是这次的马车是由蒙蒂塞洛的奴隶们手工制作的，比以前的更大，更结实。马车四周立着玻璃挡板以保护乘客。12岁的女儿玛莎（Martha）陪伴着他，玛莎随了她母亲的名字，但大家都叫她帕齐（Patsy）。帕齐高高的个子，四肢修长，有着跟父亲一样明亮的眼睛和瘦削的身材。跟他同行的还有詹姆斯·海明斯（James Hemings），是个19岁的黑白混血儿，替代了朱庇特，成为杰斐逊最看重的仆人。海明斯跟他一起来，还想要学习如何烹饪法国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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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一行从勒阿弗尔（Le Havre）到达巴黎用了一周的时间。他们沿塞纳河（Seine River）前行，穿过鲁昂（Rouen）。几百年前，圣女贞德（Joan of Arc）就是在这里被活活烧死在火刑柱上的。杰斐逊坦言：“我不怎么懂法语，常常不确定我和他们说的是不是一回事。”语言障碍还让他在几个车站被搬运工敲了竹杠。但巴黎的乡村此时刚进入收获的季节，美得无法形容，没有什么能破坏欣赏美景的心境。杰斐逊登上讷伊大桥（Pont de Neuilly）——他认为讷伊大桥是世界上最美的桥——穿过塞纳河，抵达香榭丽舍大街（Champs-Élysées）。此时的他作为美国驻法全权公使，掀开了职业生涯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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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杰斐逊的外表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因为在法国的5年时间里，他声名鹊起，所以有不少关于他的肖像画、雕刻作品和半身像。他面部皮肤紧致，总呈现出一种潮红色，让他看起来像刚运动完的样子。他的头发并非红色，有些偏棕黄，同先前一样厚实、浓密。杰斐逊将头发留至过耳，拢在脑后，垂过衣领。他的身材依然瘦削，但这时候他肌肉发达，更加壮实了。这一切得益于他每天4英里（约6公里）的行走和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其中包括每天早上用冷水泡脚。

总的来说，随着年岁的增长，他变得潇洒了。就像有些迟钝笨拙的年轻人，一旦上了岁数，看着就越来越顺眼了。岁月让他颀长的身材变得更加匀称，而且多了一些内在的优雅。与同时代的人相比，杰斐逊的身高非常突出。世人皆知杰斐逊的第一次正式亮相是和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一同出现在凡尔赛（Versailles）的法国宫廷上，他们三人的身材反差很大，让在座的人觉得十分滑稽，仿佛在眼前的是一个炮弹、一个茶壶和一个烛台，自称是“美国三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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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不仅仅锻造了他的身体，也锻造了他的灵魂，而身体的强壮也是杰斐逊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一个重要原因。许多美国人的生活被改变，被迫卷入独立战争当中，换来的却是难以磨灭的伤疤和伤痛。虽然杰斐逊从未带兵打过仗，也没在愤怒时开过一枪，但在战争期间和战争刚结束之后的个人经历中，有两件事给他造成了创伤，磨砺了他的灵魂，远超长途步行和冷水洗浴对肉体的磨炼。

杰斐逊曾在1779年到1781年任弗吉尼亚州州长，第一件事就发生在这个两年的任期内。此时，弗吉尼亚正处于战时紧急状态，经济、后勤、政治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最精明能干的政客也只会心生畏惧。杰斐逊本人喜欢安静的书斋生活，让他承担州长的重任，显得太不是时候了。纵使杰斐逊百般努力，弗吉尼亚的经济还是一片混乱，大陆军（Continental Army）在本州的征兵人数不足。杰斐逊批准弗吉尼亚最精锐的部队远征底特律（Detroit），但徒劳无功。很快，英国军队在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的率领下从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长驱直入，横扫弗吉尼亚，将首府里士满付之一炬。更糟的是，康华里将军（General Cornwallis）麾下一队骑兵部队突至夏洛茨维尔，差点在蒙蒂塞洛抓住杰斐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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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弗吉尼亚都在议论杰斐逊最后一刻骑马逃跑的可耻行为，这很不公平地暗示着他胆小怯懦，玩忽职守，让整个州陷于英军的铁蹄之下。弗吉尼亚州议会甚至通过决议，对他的行为展开调查。后来调查不了了之，最终的决议正式赦免了他的一切不当行为。虽然战争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控制，但杰斐逊作为领导人难辞其咎。失败的污点伴随了杰斐逊的一生，当他1796年和1800年两次竞选总统时，这些事总会再次发酵。杰斐逊意识到自己性格敏感，不能适应危机时期人们对领导人的苛刻要求。至于这段经历对其情感上的影响，杰斐逊向朋友吐露道：“这伤痛刺骨，一生难愈，只有进了坟墓方可了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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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事带来的伤痛还未平复，第二件接踵而至。毫无疑问，这也是他一生之中最痛苦的经历。1782年5月，杰斐逊的妻子玛莎第七次生育，生下了一个女儿，这是十年内他们得以存活的第三个孩子。他们给孩子取名露西·伊丽莎白（Lucy Elizabeth）。生产后，玛莎得了重病，奄奄一息。一次又一次怀孕让她的身体越来越吃不消，最终彻底毁掉了她。玛莎整个夏天都气若游丝，杰斐逊几乎整天守在床边。家族的传说描述了玛莎去世之前的情景，充满伤感，蒙蒂塞洛的奴隶们的回忆也强化了这样的说法。弥留之际，玛莎要求杰斐逊答应不再娶妻，据说是因为她不想让孩子们在继母的抚养下长大成人。杰斐逊果真鳏居一生，没有再娶。玛莎于1782年9月6日离开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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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六周里杰斐逊痛苦不堪，整夜哭泣，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杰斐逊过度悲伤的消息传出蒙蒂塞洛，朋友们禁不住担心他会不会因此而精神失常。埃德蒙·伦道夫写道：“我曾认为杰斐逊是美国最幸福的人之一，但难以想象他的悲伤会如此猛烈，难怪会有人说他一看到自己的孩子们就悲痛难忍，几近晕倒。”杰斐逊最终从自我封闭中走了出来，开始到附近的树林骑马散心。帕齐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后来，她称这是“充满悲伤的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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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同意去巴黎做外交官，是想努力摆脱悲伤，从蒙蒂塞洛和玛莎有关的回忆中逃离出来。但他的伤口从未完全愈合。杰斐逊小心翼翼地营造了一个完美的家庭乐园，上帝却偷潜至此，把乐园里最重要的部分夺去了。（杰斐逊似乎无意让她频繁怀孕，也没有意识到她的健康因流产和生育而受损。）我们并不清楚他是否真的像家族口传的那样对垂死的玛莎承诺不再娶妻。毫无疑问他所做的正如承诺的那样：他宁愿孤独，也不愿再次承受这种痛苦。

对于1784年夏末抵达巴黎时的杰斐逊，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了他当时的模样以及他的感受的话，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在想些什么？杰斐逊作为一名政治思想家，其名声多来自他对弗吉尼亚州议会和联邦国会法律方面的贡献。杰斐逊虽然起草了《独立宣言》，但还未被世人知晓，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荣耀和好处。1776年至1779年间，杰斐逊几乎凭一己之力对弗吉尼亚的法律法规做了全面的革新，他呼吁废除长子继承制和限定继承权，并将其视为英国封建主义最后的残余；推进刑法改革，对死刑的应用进行限制；扩大选举权的范围，让西部各县的自耕农同样享有选举权；加强弗吉尼亚的公立学校系统；更重要的是，消除圣公会（Anglican Church）对政府的影响，实行政教分离。

杰斐逊立法改革的举措太有远见，对于弗吉尼亚州议会的同僚们来说难以接受，除了废除长子继承制和限定继承权之外，他们还否决了其他所有的提议。事实上，长子继承制和限定继承权那时也近乎寿终正寝了。但杰斐逊的政治思想指向十分明确：消除影响个人主动性发挥的一切法律和政治障碍，从而为杰斐逊口中的“拥有美德和智慧的新阶层”创造机会。事实上，这是将《独立宣言》自然权利章节中早已清楚阐释的理想变为现实的一次尝试。毫无疑问，杰斐逊最为推崇的一些想法比公众的意见超前许多。与其说杰斐逊是位政治家，不如说他是一位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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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事在费城的邦联国会也发生过。1784年的冬春之交，杰斐逊一直致力于货币体系改革，最终成功推行美元和货币十进位制，废除英镑和先令。他同样致力于度量衡改革，试图用公制标准取代英制标准，但以失败告终。他撰写了《1784年法令》（Ordinance of 1784），订立了一些原则，根据这些原则，新加入联邦的州与原有的州享有同等权利。最后一项规定要求在所有新建州中，奴隶制度必须在1800年前全部被废除。但这项提议仅以一票之差未能通过。杰斐逊后来对此事评论道：“数十万未降生的生命的命运悬于一人之口，然而上帝在这可怕的时刻居然沉默不语。”这是杰斐逊所有提议中对于推翻奴隶制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但同时也是他反对奴隶制的最有力的一次尝试，此后杰斐逊对此变得谨慎小心，积极性逐渐减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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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4年春天，国会上下倦怠懒散，又聒噪不安，工作一度陷入停滞，杰斐逊对此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召集法定人数开会，批准旨在结束对英战争的和平条约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考虑到此后他对各种形式的统一的联邦权力都抱有敌意，因此，当他对“各州之间的小摩擦”仅仅表现出不耐烦时，似乎意味着他暂时认同了联邦权力在处理地区性纷争方面的修正作用。杰斐逊曾向朋友吐露他的看法，认为《邦联条例》给予联邦政府处理外交事务的权力，同时也给予了它隐性的管理贸易及商业的权力。（10年后，对默许权力理论的支持又长期不断地困扰着他。）他希望与欧洲国家缔结友好条约，签订商业协议，一方面是因为这可以带来不小的经济利益，但最主要的原因，如他所说：“条约缔结的那一刻，国会就具有了对各州商业的管辖权，而特定州的管辖权就会被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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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作为美国驻法全权公使来到巴黎的杰斐逊已不再是那个起草《独立宣言》的弗吉尼亚小伙子。此时的杰斐逊名气更大，外表更加俊朗，对自己的天赋和才能更加信心满满。作为一名立法者，杰斐逊如今更加成熟老练，但他仍然而且始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更加善于畅想未来，而不是引领人们去实现他的理想。作为一个不断完善的人，杰斐逊也更加成熟，不再像以前那样脆弱敏感，易受伤害。他十分精明地设置了层层的防御系统来保护自己的内心世界不受外界干扰。（这种心理状态对他做外交官大有裨益。）最后，杰斐逊心中有一个乌托邦式的美国社会，人们无拘无束，在摆脱了英国的腐朽和欧洲的封建主义的负担后，能够自由地追求幸福。同时他也将这种理想与现实相结合，认识到一个独立自主的美国需要一个像样的联邦政府，来协调和控制发展的进程。他没有放弃年轻时的激进主义思想，同时也成了一名坚定的国家主义者。

密友与海盗

杰斐逊花了很长时间才把自己和随行的人安顿妥当，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首先，他的健康出了问题。除了偏头痛时常发作之外，他身体一向很好。但他来到巴黎几周之后就患上了重感冒，折磨了他六个月之久。杰斐逊在给他远在弗吉尼亚的朋友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的信中写道：“这个冬天实在太糟糕了，大部分时间只能足不出户。让我多少感到有趣的大多是那些陌生人，但我不相信有人经历过比我还要难熬的冬天。空气极度潮湿，河流污染严重。过了三个星期，太阳（我万能的医生）出来了，带来了些许温暖，我感觉又重新活了过来。”即便后来杰斐逊对法国的人、葡萄酒以及当地建筑都偏爱有加，这里的气候却是另当别论。他甚至认为有一片几乎挥之不去的乌云笼罩在这片土地的上空，让人们看起来苍白虚弱，面无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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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语言不通也是个问题。杰斐逊的语言天赋一直为人称赞，他懂得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及意大利语。他甚至称，在来法国的船上，他靠着一本语法书，通过阅读《堂吉诃德》（Don Quixote
），自学了西班牙语。[多年以后，杰斐逊做了总统，曾在晚宴时再次提及这件事。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跟总统一起出席了晚宴，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录了这一说法，并补充道：“但杰斐逊先生有些言过其实。”]事实似乎是杰斐逊擅长学习外语，阅读没有问题，说和写就逊色得多了。即使在法国待了五年，他的法语口语也远没有达到可以顺畅交流的水平，而且他对自己的法语写作也没有信心，写作正式信函通常需要翻译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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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问题是到底住在哪儿。开始的几个月里，杰斐逊一直在多家宾馆之间轮流住宿，1784年10月，租下了泰特布小巷（Culde-sac Taitbout）的一幢别墅。但这幢别墅房间太少，也不方便，所以第二年他们就搬到了朗雅克旅店（Hôtel de Langeac），就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离现在的凯旋门（Arc de Triomphe）不远，当时是在巴黎的郊外。他租下了整栋楼，这是一栋既时尚又宽敞的三层小楼，最早是为一位法国贵族的情妇所建。这栋小楼成了他在巴黎的蒙蒂塞洛。有好几间会客厅、三间独立套房、几间马厩、一座花园和充足的男仆、女仆、厨师，还有一名马车夫和一名园丁。住所的确有些豪华奢侈，租金及家具的费用远远超过杰斐逊9000美元的年薪，但他希望在国外过得舒适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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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切都安顿停当后，杰斐逊建立起了由仆人、秘书、助手组成的一整套全面的生活保障体系，杰斐逊在弗吉尼亚种植园里享受到的身心的双重保护在这里也都能享受到。杰斐逊自己处于整个家庭的中心地位。[杰斐逊把帕齐送到一所女子修道院学习，即有名的庞特蒙皇家修道院（Abbaye Royale de Panthemont）。杰斐逊得到保证，说这所学校以对非信仰天主教的学生态度宽容而闻名，但他多少还是有些不大放心。帕齐只有偶尔几个周末才回家。]自我保护系统的内层保护圈由两个人负责：一是詹姆斯·海明斯，他不上烹饪课的时候就是杰斐逊的贴身仆人；二是非常能干的阿德里安·珀蒂（Adrien Petit），充当管家，负责日常事务和管理雇员。外层保护圈负责处理政治和外交事务，由他的两位秘书负责：32岁的大卫·汉弗莱斯（David Humphreys），一位来自康涅狄格州的诗人，战争期间曾做过乔治·华盛顿的幕僚，现在追随杰斐逊，是美国政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威廉·肖特（William Short），25岁的法律专业学生，毕业于威廉玛丽学院，是杰斐逊的姻亲和门徒，协助他处理各项政治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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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外圈的信息沟通和情感慰藉来自美国国内，事实上，弗吉尼亚以及费城的国会里有杰斐逊的许多支持者，詹姆斯·麦迪逊和詹姆斯·门罗定期给他汇报情况，经常使用密码信件来隐藏敏感的信息。作为一个整体，麦迪逊、门罗、肖特三人是弗吉尼亚年青一代政治新秀中的代表，他们将杰斐逊视为精神导师。他们的年龄比杰斐逊小，可以做他的弟弟，他也把他们当作儿子一般呵护栽培。杰斐逊与麦迪逊之间的信件交流开启了他们长达50年之久的合作关系，麦迪逊一直是杰斐逊忠诚的追随者，这也许在美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麦迪逊继杰斐逊之后成为总统，随后门罗接替麦迪逊任总统。因此，19世纪的前24年，总统大位一直由杰斐逊主义者占据。）杰斐逊将这三个来自弗吉尼亚的青年人都培养成了自己的门徒，他甚至想过有一天他们可以在蒙蒂塞洛与他比邻而居。1784年2月，他把这个梦想告诉了麦迪逊：“门罗正筹划在我家附近买一块地。肖特也会如此。在我们这个小圈子里你会学到更多的东西。有了这些伙伴，我就可以再次返回家中，安度余生，不用再去理会那些越来越难以忍受的纷扰。你考虑一下吧。这个计划能不能行得通就看你是不是有此打算了。”这些年轻的弗吉尼亚人是他的忠实护卫或者远房亲戚，显然早已将杰斐逊视为华盛顿当然的接班人，一步步成为弗吉尼亚州及整个国家的领袖。杰斐逊在法国第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为隐约出现的弗吉尼亚王朝建立通信网络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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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在巴黎安顿下来的第一年中有一个因素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就是他跟亚当斯一家的关系。当约翰·亚当斯得知杰斐逊被任命为驻法公使的消息时，他表示十分高兴。在给新英格兰的朋友的信中，亚当斯写道：“杰斐逊是个非常优秀的人。不会再有比他更好的人选了。”当国会中有代表担心杰斐逊过于理想主义时，亚当斯对此不以为意：“我亲爱的同人，在八九年前，面对艰巨的考验，尤其是起草《独立宣言》的过程中……我就认定杰斐逊像现在一样是个聪明、审慎的人，并且他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在杰斐逊抵达法国的同一个星期，亚当斯的妻子阿比盖尔带着女儿娜比也来与亚当斯和儿子约翰·昆西会合。亚当斯作为第一任美国驻英国大使被派往伦敦前的9个月里，他的位于欧特伊（Auteuil）的住处成了杰斐逊的第二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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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多年以后，在经历了政见分歧导致的友谊破裂之后，亚当斯仍然十分深情地怀念这段时光。例如，1824年，约翰·昆西·亚当斯当选美国总统，亚当斯提醒杰斐逊说：“我们的约翰”赢了。他解释道：“我叫他‘我们的约翰’，是因为你在泰特布小巷居住时把他视如己出。”亚当斯与杰斐逊之间这段特殊的友谊始于1776年的政治合作，而1784年至1785年间两人在法国的相处让他们的感情更为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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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比盖尔·亚当斯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杰斐逊在巴黎度过的第一个冬天十分漫长，疾病让他身体变得非常虚弱。春天来临，在阿比盖尔的精心照料下，杰斐逊的身体状况逐渐好转，常与亚当斯一家坐在他们的客厅里，谈论外交及国内事务中的各种逸事，交流各自的观点。阿比盖尔将外交政策方面的问题与家庭事务联系在一起，她既有作为母亲和妻子的传统美德，同时又思维敏捷，口才卓越，是她丈夫的得力助手。她或许是杰斐逊所熟悉的第一个能将二者结合得这么完美的女性。杰斐逊一直认为上帝或大自然并不会将这些独立的特质或特点放在同一个人身上。然而，阿比盖尔却两者兼具。她是有着自己的思想的另一个玛莎。不用说，这些下午的谈话并没有被记录下来。但是在亚当斯一家前往伦敦后，在他们轻松愉快的通信中还能看到那些天马行空的玩笑和戏谑之语。

开始时，杰斐逊跟阿比盖尔两人互相敬慕，彼此示好。阿比盖尔托杰斐逊买些神话人物的小雕像。杰斐逊答复说：“那些你提到过的人物，我只找到了三个，与你所说的尺寸相同。分别是密涅瓦（Minerva）、狄安娜（Diana）和阿波罗（Apollo）。我感觉应该再加上第四个，这不是你所选的。他们给我拿了个美丽的维纳斯，但我又觉得同时在桌上放两个，有些没品位。”还有，阿比盖尔托杰斐逊在巴黎的商店逛逛，帮她买些黑色饰带和晚礼服鞋，还在信的末尾表达了歉意：“抱歉用这么琐细的事情烦扰你”，像是“让赫拉克勒斯（Hercules）去摆弄纺纱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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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嘲讽英国国王和这个国家腐败堕落的笑话。杰斐逊讲述了“一个不大好懂的故事，说的是有人想要刺杀国王[即乔治三世]。地球上没有人比我更愿意祈祷让他好好活着了。他简直就是美国的弥赛亚（Messias）”。阿比盖尔评论说刊登在英国报纸上的故事全都是谎言：“这些报道都是假的——如果那个词适合淑女说的话，我会说完全是放屁，但我更愿意换个毫不逊色的词，那就是英国人的一派胡言。”杰斐逊问她，在他的职责范围内他能否做点什么，来让英国人举止更为得体。阿比盖尔告诉他说：“这里缺的是法国有价值的东西，比如敏锐的感知、善良的天性，以及政治智慧和乐善好施。”杰斐逊表示：“只要英国国王同意将这些东西输入英国，我乐意为国王陛下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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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点是关于杰斐逊作为家长所做的事情。亚当斯一家还在巴黎的时候，杰斐逊得到消息，他最年幼的孩子露西在弗吉尼亚死于百日咳。当年，她的出生导致了母亲玛莎的去世。杰斐逊心情悲痛，意志消沉，阿比盖尔安慰他，他慢慢平复了下来。为人父母的体验使得他们之间在情感上多有共鸣。当阿比盖尔的女儿娜比宣布她想嫁给父亲的私人助理史蒂芬·史密斯中校（Colonel Stephen Smith）时，阿比盖尔给杰斐逊提出了一个特别的安排：“杰斐逊先生，我在想能不能跟您做个交换。假设您把杰斐逊小姐[帕齐]送到我家，将来还给您一个男孩[她的孙子]。我这么考虑是为联邦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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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阿比盖尔的母性关怀大多都给了杰斐逊的二女儿玛丽亚（Maria），大家都叫她波莉（Polly）。杰斐逊将她留在了弗吉尼亚的亲戚那里，当时她只有4岁。在阿比盖尔的劝告下，杰斐逊决定冒着在大西洋上航行的危险，安排把她送到巴黎来，以便能跟家人团聚。波莉抵达英国时，阿比盖尔在伦敦的码头迎接她。阿比盖尔随即以亚当斯家族多年所秉持的诚实给杰斐逊汇报。

波莉本人十分讨人喜爱。阿比盖尔写道：“我从未见过一个孩子脸上有这么睿智的神情，相较于她所给予我的快乐，我为她提供的帮助简直微不足道。”但是杰斐逊需要面对自己身为父亲的失败：“我给她看了你的画像。她说她不认识你。你离开时她太小，又怎么会知道你是谁呢。”杰斐逊写信告知阿比盖尔，由于自己公务缠身，没办法穿过海峡来接波莉，所以派了管家珀蒂过来。阿比盖尔觉得应该坚持让杰斐逊思考一下波莉对这个安排的态度：“虽然波莉说她不记得你了，但我告诉她要爱你，亲近你，你一定会来接她的。今天早晨她告诉我说，她要离开弗吉尼亚的朋友们，漂洋过海来看你，她以为你会克服一切困难来这里等她，而不是派个她不认识的人[珀蒂]过来。我只是转述了她的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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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还嫌这不够，阿比盖尔还想大声质问：为什么一位父亲声称很爱自己的孩子，却又将她们送给天主教修女去照看？杰斐逊将帕齐送到庞特蒙修道院的决定一直让阿比盖尔十分不解。既然波莉最终与父亲团聚，“我希望她不会也在修道院里迷失掉自己美好的灵魂。我承认，我或许对修道院存有不少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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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斐逊十分欣赏亚当斯一家的诚实，他与亚当斯之间的深厚感情与此息息相关。亚当斯的直言不讳迫使杰斐逊不断认识到自己的理想与混乱惨淡的现实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而从杰斐逊的角度来说，他心思缜密，勤奋努力，是亚当斯很好的合作伙伴，共同为美国在欧洲的利益奔波。阿比盖尔称：“只有跟杰斐逊在一起，我才会感受到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总的来说，这两个男人截然不同却又相互吸引，这已是众所周知：一个来自新英格兰，身材粗壮，直率坦诚，情感外露，争强好斗；一个来自弗吉尼亚，身材清瘦，难以捉摸，外表冰冷，内心复杂。两人都觉得自己所缺失的性格特征在对方那里得到了体现。阿比盖尔在欧特伊创造了友好亲切的氛围，他们感到十分自在随意，能够彼此欣赏，取长补短，让自己更加“完善”，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强悍有力的外交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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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独立战争后，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决心，要为建议一个独立的美国奉献一切，也同样极度不信任英国对其前殖民地的政策。杰斐逊称他掌握了“一个绝对准确的规则，能够判断这个国家[英国]在什么场合要做什么事情”。规则十分简单，即：“想想他们应该做什么，然后就明白他们要做的事会与此完全相反……”他说，根据这个规则，他“从未被蒙骗过”。亚当斯对此表示完全同意。他对杰斐逊评论道：“如果英国人没有事先察觉到一件事的存在，英国人从此之后都会拒绝承认这件事的存在，哪怕他既看得到，也感觉得到。你知道，这几乎是英国人的定律了。”亚当斯相信英国输掉了跟美利坚的战争，就丢掉了其海外帝国的一大部分，这使得大多数英国人难以用公正的态度对待他们的这个前殖民地。亚当斯总结道：“他们看我们就像看塞米诺印第安人（Seminole Indians）一样，没什么区别。”有一件十分戏剧化甚至过于夸张的事情，让杰斐逊和亚当斯对英国人恨之入骨。1786年春天，杰斐逊去拜访在英国的亚当斯，这两个美国革命的前领导人一同去王宫觐见国王，乔治三世傲慢地扭过头，背对着他们。他们从未忘记两人并肩站在那里遭受奇耻大辱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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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英国有着同样的仇恨，对英王令人发指的傲慢有着同样的愤怒。除此之外，他们的友谊还建立在杰斐逊对亚当斯的敬重上。毕竟，亚当斯比杰斐逊年长，并且跟法国人、英国人打交道已经有五年的时间了。杰斐逊刚到法国的时候就对亚当斯格外尊重。“你觉得把随信附上的草案提交给伦敦和凡尔赛的宫廷怎么样？”杰斐逊问道，“我知道这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职责范围，也超出了国会的职责范围。但很显然这对国家有利，值得我冒险一试，如果你也持同样观点的话。”这个提议展望了各国人民相互的权利、完全自由的贸易和一个重构了的国际法体系。是的，亚当斯回应道，这是一个“美好的理想”，但不幸的是，这完全脱离了如今残酷的欧洲现实：“我的朋友，不能让我们自由主义的思想过度膨胀。如果我们不能获得相互给予的自由，那我们就必须采取彼此限制、排外、垄断和征收关税等措施。我们给出的条件十分公平，甚至远超公平。如果他们对此都拒绝，那么我们也不能上他们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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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美国采取何种政策应对令人头疼的北非海盗时，同样的情况再次出现。非洲北部几个沿海的伊斯兰国家长久以来不断抢夺途经地中海西部和大西洋东部的欧洲及美国的商船，将船员俘虏，而后要求各国政府交纳赎金。杰斐逊与亚当斯联名给国会的上司撰写了一份报告，描述了这些猖獗的恐怖袭击。海盗们嘴里咬着尖刀，跳上毫无抵抗能力的商船，肆意妄为。亚当斯和杰斐逊解释说，他们曾问来自的黎波里（Tripoli）的大使，海盗这些肆无忌惮的野蛮行为是有其理由的：“大使回答我们说，这是基于先知的律法，是写在他们的《古兰经》上的，凡是不承认他们权威的人都是有罪的，一旦发现这些人，他们有权利和义务向其发动战争，把所有的战俘变成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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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认为这种赤裸裸的敲诈勒索匪夷所思，超越了任何法律及正义认可的原则。开始时，杰斐逊建议美国不应交纳赎金，而应派遣一支海军前往地中海海域给这些为非作歹的海盗一点教训。后来，他对建议进行了补充，提出了完整的计划，借此美国可以组织一支国际特遣部队，被海盗劫掠的欧洲国家都参与其中。他向亚当斯说道：“这是公正与荣耀的事业。”或许长远来看，这一行动会降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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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也认为与北非海盗谈判是不可能的，如他所说：“在阿尔及尔（Algiers），贪婪与恐惧是唯一的动因……”但是杰斐逊的预算大大低估了实际支出，亚当斯评论道。在该区域维持一支海军部队每年至少需花费50万英镑。国会绝对不会批准这么大的一笔开支。并且美国也找不出一支可供派遣的海军部队。他告诉杰斐逊：“基于这些前提，我断定我们最明智的方案是跟北非海盗谈判，交纳必要的赎金，不要耽搁……”亚当斯坚持认为，杰斐逊的解决方案本身是十分英勇、可敬的，但时机尚不成熟。“国会永远不会，至少近几年不会有此决心。”他提醒杰斐逊，“同时，我们的贸易以及国家荣誉的损失无法用数字计算。我们根本不应该与其交战，除非我们下定决心要一战到底。”杰斐逊没有被说服，但他知道亚当斯的观点应该也是美国政府的基本态度。杰斐逊在写给在伦敦的亚当斯的信中说：“你促成的结果与我的努力相反，不过这无关紧要；对这一决定，我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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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约可以看出，杰斐逊此时对亚当斯所秉持的现实主义略有怨言，此后他的宏伟计划经常因杰斐逊式的理想主义而夭折。杰斐逊甚至尝试绕过亚当斯，通过第三方向国会提议派遣国际海军，但这一计划以失败告终，国会直接否决了该项提议。而亚当斯已经预见到了这样的结果。如果想要寻找导致两位密友最终分道扬镳的一些早期征兆，此时裂痕已经初露端倪。但杰斐逊一时的怨恨之意很快被他对亚当斯的真诚的敬仰所淹没。当杰斐逊意识到，亚当斯面临嘲讽、谩骂以及需要做出高风险的决定时，仍能意志坚定，处乱不惊，他对亚当斯的崇敬之情越加强烈。杰斐逊在写给阿比盖尔的信中说道：“这个人简直就是一块顽石，在风雨中岿然不动。”他接着承认，自己面对困境，应对能力不足，要依仗亚当斯，把他看作良师：“我不喜欢困难的事情，我喜欢安静，愿意尽我的职责，但容易被诽谤所激怒，并且动辄会在诽谤的压力下离开自己的职位。这些都是弱点，而理智和你的劝告会让亚当斯先生免除这些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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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上的徒劳

毫无疑问，还有第三位美国驻法大使比另外两位更出名。本杰明·富兰克林长期以来一直在国外代表着美国的利益，时间之长胜过任何外交官，他在法国的名声十分显赫。他是美国崇尚的自然单纯的价值观的化身。富兰克林与伏尔泰（Voltaire）在巴黎人民的见证下热情拥抱，在法国新闻界引起轰动。在有史以来最开明的世纪，这是为人类启蒙做出最大贡献的两位巨人的会面。杰斐逊本人将富兰克林视为革命一代中第二伟大的美国人，仅次于华盛顿。杰斐逊甚至评论说第二层次的美国革命英雄与富兰克林之间有着显著的差距。他将亚当斯归为第二层次，却谦虚地把自己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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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传言称，杰斐逊是被指定为富兰克林的接班人的。（富兰克林当时年近80岁，多次公开表达过他想立即回到美国去。）当杰斐逊抵达法国后不久就受到法国王室的接见。据说，法国外交大臣韦尔热纳（Vergennes）伯爵问杰斐逊是否是来替代富兰克林时，杰斐逊是这样回答的：“先生，没有人能替代富兰克林，我只是他的继任者而已。”至于亚当斯，他对富兰克林回国也并不感到难过。他们二人在与法国谈判过程中争吵不断，谈判最终签订了结束战争的《巴黎条约》（Treaty of Paris，1783年）
[1]

。亚当斯辩称，富兰克林把大部分工作都给了他，随意将美国的谈判机密透露给韦尔热纳，并且还经常与喜欢他的法国女士共度春宵，并将此视为他的主要外交责任。富兰克林则称亚当斯是那种神经质的北方佬，说他不尊重艰苦的工作，不明白在与法国上流社会的非正式会谈中获取的利益，尤其不懂得欣赏一位老人与那些迷人或曾经迷人的女士们的无害的交往，正是这些女士创造了巴黎文化的价值观。包括杰斐逊在内，没有人可以像富兰克林这样措辞精妙；他对亚当斯的评价在当时广为人知，在后代人那里也很出名，最终凝练成一句话：“他一直是个诚实的人，大多数情况下比较明智，但有时候在某些事上，又完全失去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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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三人作为外交团队曾共同工作过一段时间，杰斐逊居中协调两位资深同事的关系，充当了润滑剂的角色。而他们二人都觉得他可爱而且忠实。事实上，如果不担心自相矛盾的话，有理由认为在法国共事的9个月里，亚当斯、富兰克林、杰斐逊代表美国的利益，组成了最优秀的精英团队，在以后的外交史上都是无可比拟的。他们的主要问题并不是缺少智慧或技巧，而仅仅是没有什么工作需要他们去做。

该说的该做的都完成了以后，没有多少欧洲国家对与刚刚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签订友好和约和通商条约感兴趣。富兰克林对革命时代的各国情况了如指掌。1785年夏，富兰克林离开法国，预示着美国在欧洲事业的终结。[他回到费城，有了充足的时间参与制宪会议（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的讨论。]亚当斯抱怨道，他现在在巴黎或在伦敦都没什么事可做了。他花了大量时间编写了厚厚一套研究政治理论的书，共三卷，书名叫作“为合众国州宪法辩护”（A Defence
of 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尽管杰斐逊在法国期间全身心地投入了日常外交事务中，但囿于命运和美国国会给他安排的战略格局，他在任内难以获得任何重大的外交成就。

事实上，尽管各种无法解决的困难交织在一起，但最主要的麻烦还是在费城方面。简单来说，基于《邦联条例》组建起的邦联国会缺少足够的权威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实施监督。其中约翰·杰伊（John Jay）的信件十分具有代表性。约翰·杰伊负责外交事务，他分析了这个长期以来的僵局。杰伊在给杰斐逊的信中写道：“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多，有关外交政策的好几个报告至今仍在国会悬而未决。没有对长时间的中断提出理由充分的交涉……导致了耽搁和忽视，看上去不可避免，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当国会以耗资巨大为由否决了他关于组建一支海军部队来扫荡北非海盗的提议后，杰斐逊出离愤怒。他写信给门罗说：“这就是说财政部没钱。邦联如果不强硬些，财政部是不会有钱的。各州都是不见鞭子就不会往前跑。”但麦迪逊告诉他，通过税收法案的意愿几乎为零。财政部目前的收入只有不到40万美元，这些钱还不够偿还旧债的，更不用说承受新债了。麦迪逊承认，目前的情况令人担忧，这会“让全世界都认为我们不值得尊重，在商业往来上不把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对待”。未偿还法国的债务尤其让杰斐逊心烦意乱，因为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的法国老兵一直要求他偿还所欠薪金。但除了摇头以示安慰和不安之外，杰斐逊也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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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英国人的傲慢也十分棘手。大卫·哈特莱（David Hartley）是一名英国外交官，与同事相比，他对美国更加有好感。他在信中直截了当地告诉杰斐逊：“英国有句俗语，失败者有抱怨的权利，暴风雨过后，海浪还会再汹涌一阵子。”总之，英国在这场旷日持久而最终失败的战争中失去了半个帝国，对前殖民地提供经济援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1786年春，在伦敦拜访亚当斯期间，杰斐逊证实了这一普遍的态度：“我们对他们没做什么事情，非常确定的是他们不愿同我们有任何往来。国王不愿意改变这一做法，大臣们也不愿意……商人和普通人亦是如此。他们对我们的商业发展信心充足，但他们相信应该根据他们的主张享受到这一红利。”令人难过的是，英国的傲慢是有道理的。英国仍然控制着美国超过80%的对外贸易。英国人已经根据有利于自己的原则垄断了美国的对外贸易，他们何必跟美国谈判签署新的商业合约呢？更糟糕的是，英国人对代表美国谈判的外交官的权力存有疑问，喜欢提出一些令人尴尬的问题。他们用带有嘲讽的语气询问联邦政府是否真的对各州拥有统治权。同时，英国媒体持续渲染反美思潮，暗示这个前殖民地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尤其让杰斐逊哭笑不得的是，伦敦的报纸报道富兰克林返程时被阿尔及利亚海盗抓走了，还有的说在抵达费城时暴民向他投掷石块。）杰斐逊嘲讽地评论道，英国贵族在他们的私人聚会上表达的主流意见是认为美国准备请愿，重新加入英帝国。根本不必期待跟这个地方有任何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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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说，法国应该跟英国的态度不一样。杰斐逊最早也是这样认为的。毕竟法国是美国在欧洲的主要盟友，曾在独立战争期间提供了很多援助，并且长期以来与英国积怨深重。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认同杰斐逊关于开放市场、自由贸易等自由主义的信念。杰斐逊起草了许多长篇的备忘录，目的是想说服法国政府，如果法美两国签订了互惠协议，彼此免除关税和货物税，最终的结果将是法国获得了大量价格低廉的原材料，而美国则获得同样丰富的低价产品。而且，这一协定的主要受害者是他们共同的敌人——英国。但杰斐逊自由主义思想产生的美好愿景再一次与世俗的现实相冲突，这次打败他的是巴黎和凡尔赛的宫廷政治与法国省级政府根深蒂固的官僚体制。尽管杰斐逊开放市场的想法是合乎情理的诉求，他不得不承认“它就像我们面前的影子，看上去触手可及，却永远追赶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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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映这一问题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农民大众会（Farmers-General）对烟草行业的垄断。农民大众会是一个组织严密、背景深厚的农业团体，坚决支持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税费，以保护其国内市场，同时也能填鼓海关官员们的腰包。杰斐逊在给门罗的密码信中写道：“我们会全力以赴地消除农民大众会对我们烟草的垄断，但这与他们财务系统的运作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结果难以预料。”约翰·杰伊从费城写信来，对杰斐逊表示同情，信中回忆了他在法国供职期间曾听闻政府系统规矩繁多，腐败严重。“我听说过几乎每个有教养的人谈及此事无不痛恨责难，但看起来这是根深蒂固的，或许关系到王室甚至国王的利益，因此，这一体制的快速消亡或许只存在于人们的期望当中，难以近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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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当杰斐逊说服法国政府同意适度降低烟草税费的时候，农民大众会借助其背后的政治力量阻碍了这一计划的实施。杰斐逊对此抱怨道：“我无法答复那些代理人，他们告知我海关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官员并不认为要受到新规定的约束。”官僚主义在其中起到主导作用。杰斐逊在其驻法任期内连续写了许多详尽的长篇提案，批评现行体制的混乱与荒谬，详细描述了自由贸易政策给双方带来的优惠和利益。但就像用苏格拉底式的辩论在黑手党面前讨论正义一样，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杰斐逊五年的不懈努力只换回法国略微削减了对美国鲸脂的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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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在法国期间最大的外交成就是1787年春与亚当斯一起从荷兰银行家那里借来了40万美元。这笔借款十分重要，因为这笔借款让美国整合了欧洲的债务，从而为美国赎回阿尔及尔的被俘人员提供了资金来源，而且可以给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的法国老兵定期还款。杰斐逊对这笔交易非常满意，津津乐道，因为这给美国的欧洲债主展示了重视自身财政责任的姿态。但他也承认，他仅仅参与了谈判过程，主要事宜是亚当斯主导的。事实上，杰斐逊坦承，金融交易中那些复杂难懂的问题，比如浮动利率债券以及多重利息等，让他弄不明白，无所适从。在这些事情上，他更相信亚当斯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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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亚当斯准备离开伦敦回美国时，他将向荷兰贷款的事务交由杰斐逊处理，同时警告他说要小心“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贪得无厌”。当时，荷兰银行家曾威胁说要提高贷款利率，亚当斯对此十分担心，告诉杰斐逊说，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觉得美国驻法大使对融资协议中错综复杂的问题没有真正弄清楚。亚当斯在给杰斐逊的信中说：“我对你的处境报以同情，他们或许会催你还债，出言不逊，你所有的哲学思想都不足以帮助你来应付。”亚当斯建议说，只需要记住一件事：“阿姆斯特丹的这些人爱财如命，他们不会将威胁付诸行动的。”杰斐逊听取了他的建议，贷款的事没有重新谈判，美国在欧洲资本和市场上的信用得以提升。杰斐逊所有极具前瞻性的自由国际社会的愿景，包括开放市场及国际合作，因为欧洲不妥协让步的现实而搁浅。从历史的角度看，杰斐逊长期主张的美国外交政策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的观点在这个时候得以形成。同时，更加清楚的是，当与注重现实、意志坚强的同事在一起时，他与生俱来的理想主义表现得最为突出。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杰斐逊任期内最实质性的成果是同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们签订了精明的财务协议。他坦率地承认，他从未彻底理解这一协议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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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声音

当然，外交事务不仅仅是谈判和签约。富兰克林于1785年夏天离开法国返回美国，杰斐逊就成了在凡尔赛的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法国显然很愿意从这个最尊贵的美国居民身上了解融合了法国思想的美国精神。像富兰克林一样，杰斐逊受益于此。夏特吕侯爵（Marquis de Chastellux）出版了一本他在美国的游记，书中描述了杰斐逊的蒙蒂塞洛庄园的浪漫景色，杰斐逊被看作操着南方口音的小富兰克林，声望与日俱增。夏特吕侯爵写道：“这仿佛是杰斐逊从年轻时头脑中就有了如何规划庄园的想法，他要在高处建一栋房子，从这里他可以凝视宇宙。”而在美国，他的名声才刚刚传出弗吉尼亚。费城的美国哲学协会似乎证实了夏特吕侯爵的预测，并于1786年将杰斐逊选为自己的会员，耶鲁大学紧随其后，于同年授予他法学荣誉博士学位。前往巴黎的美国访客描述说，杰斐逊在凡尔赛的宫廷活动中镇定自若，洋溢着贵族气质，这进一步提升了他的名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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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在法国的声誉只是加强了他在美国已有的地位，而杰斐逊在巴黎崭露头角，成为人们心中伟大的美国人，他在欧洲的这一良好声誉传回了国内。他成了法美文化交流的首要渠道。法国人从未见过野生金银花及沼泽月桂树，因此需要将种子从弗吉尼亚送往法国去种植。对美国人来说，他们需要了解法国在空中飞行或者“热气球”这一新科学方面的实验，以及几次灾难性的失败，“在6000英尺（约1830米）高处热气球突然发生故障”，不幸的飞行员“从高空落下，摔得粉身碎骨”。同时，法国的广大读者难以获知来自美国的新闻，如杰斐逊所说：“我们倒不如住在月球上。”不过，他们从杰斐逊为《分类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Méthodique
）撰写的内容中获知了不少信息。他纠正了法国对美国独立战争描述的几个事实性的错误，并预言奴隶制这一罪恶的制度终将灭亡，虽然过程会比较缓慢，但奴隶的解放“会在不远的将来得以实现”。他还展望在未来40年里美国移民将遍及北美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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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安排法国最好的雕刻家让-安托万·乌东到芒特弗农（Mount Vernon）为乔治·华盛顿制作标准雕塑。他建议，事实上是要求里士满的弗吉尼亚州议会大厦暂停建设，他要送去一个建筑模型，让建筑师可以比照模型来建。这个模型是以法国南部尼姆市（Nîmes）的科里大厦（Maison Corrée）为原型的，他称其为“留存至今的最完美的古代建筑”。（当涉及建筑时，杰斐逊就毫不含糊了。）里士满的建筑工人需要拆掉已经建好的部分，用杰斐逊提供的设计模型重新建造：“它们简洁而庄严。此外，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它们并非那些异想天开、从未见过的虚幻概念，而是存留下来的古建筑最珍贵、最完美的模型。”弗吉尼亚州议会认可杰斐逊敏锐卓越的建筑眼光和坚决的态度，完全按照他的意见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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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有点滑稽的是，杰斐逊决定对当时法国著名的博物学家乔治·德·布丰（Georges de Buffon）的观点进行反驳。布丰认为北美的哺乳动物和植物在体型大小、健康状况及种类上都比不上欧洲的动植物。布丰的理论今天听起来十分可笑，但当时因为他被尊为法国最伟大的博物学家，所以其理论还是获得了认可。他的这一理论也暗示了他认为整个美洲的环境正处于毁灭性的恶化之中，如同一个专门研究腐败变质过程的实验室。杰斐逊发起了一场全面的运动，在美国搜集比欧洲任何动物都大的动物样本。杰斐逊委派了一支探险队，深入新罕布什尔州的怀特山（White Mountains），不计代价，去寻找“驼鹿、北美驯鹿、麋鹿等的皮毛、骨骼或角”。猎人们得到命令：“如果可能的话，保留动物的蹄，保留兽皮下的小腿骨和股骨以及角，这样我们只要把脖子和肚子的皮缝起来就能得知这种动物的真实体形和大小。”探险队制作出了杰斐逊想要的标本，但杰斐逊有些失望，因为它们不够大，尤其是驼鹿，他本想将其作为与布丰的欧洲鹿较量的王牌。

所以另外一支猎杀小队出发了，他们又杀死了一只驼鹿，尸体被运往巴黎，杰斐逊将其放在他住处的入门走廊上展示。这一次他还是有些沮丧，因为这只驼鹿只有7英尺（约2.13米）高，并且鹿毛不停地脱落。布丰本人身材矮小，只有不到5英尺（约1.52米）高。他被邀请来参观这只气味难闻、不怎么完美的战利品。但是他的结论是，这只驼鹿不能作为充分的证据让他修正贬低美国的理论。杰斐逊为法美两国增进相互了解做了不少事情，这是为数不多的一次失败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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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被尊为巴黎最著名的美国人，有些名不副实，他之所以在巴黎出名，主要是因为他常常把对法国各种事物的热爱挂在嘴边。他的法语口语一直比较糟糕，但还是可以原谅的，毕竟这位法国崇拜者除了这一点瑕疵之外没什么缺点。法国葡萄酒、法国美食、法国建筑，以及法国社会的迷人魅力，都给凡尔赛宫廷之上的这位美国大使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他有多热爱法国，就有多憎恶英国，这也有助于他在法国的事业。他使整个巴黎社会都知道，虽然他生于弗吉尼亚，但法国是他的第二故乡，法国人民即使不是他的血亲兄弟，也是他精神上的兄弟。“我对这个国家的人民十分喜爱。”杰斐逊写道，他常常这样表达对法国的热爱。他觉得法国人天生的礼貌和成熟可以让一个人“在他们当中平安度过一生，始终保持从容与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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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真挚的感情表达，是他性格里温文尔雅、包容天下的一面被欧洲文化之都的魅力所激发的真实写照，但同时也伴随着一种截然相反的评价。在给美国的朋友、同事写信，或给来欧洲游玩的美国游客提建议时，杰斐逊将法国甚至是整个欧洲描述为一个毫无希望的污水池，充满了贪婪、傲慢和凄惨的贫穷。事实上，杰斐逊把布丰关于美国固有的堕落和腐朽的偏见转移到了欧洲头上，他对欧洲的低劣、堕落做了程式化的评价。

这一观点看上去就是杰斐逊惯常坚持的二分法，在道德的两极之间做了切分。他写下了十分有代表性的一段话：“我们的政府[美国政府]与欧洲各国政府相比，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英国处于一种中间状态，或者说是一个“中间站”。乔治·威思1786年写信给杰斐逊，告诉他一个好消息，弗吉尼亚州议会最终通过了他关于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提案。在回信中，杰斐逊将美国可能发生的事与欧洲的不可救药做了对比：“如果欧洲所有的君主都下决心把他们臣民的思想从目前的愚昧和偏见中解放出来……即使一千年也无法达到我们民众目前所处的高度……如果有人认为国王、贵族或牧师是人民幸福的守护者，那就把他们送到这里来吧。”这成了他给美国朋友回信中常见的主题。他在给南卡罗来纳州的大卫·拉姆齐（David Ramsay）回信时说道：“如果我们的同胞们希望有国王的存在，那就拿给他们《伊索寓言》（Aesop
），让他们看看需要国王的青蛙。如果这无法改变他们的想法，就把他们送到欧洲去吧。”他给约翰·拉特里奇写信时说道：“欧洲人的政府是僵化的、压制自由的政府。”并以嘲讽的口吻补充说，“学习共和主义最好的学校是伦敦、凡尔赛、马德里、维也纳、柏林等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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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一份民间流传的题为“美国人在欧洲旅行的提示”（Hints
to Americans Travelling in Europe
）的小册子中批评了一些游客，认为他们过于沉溺于欧洲大城市的艺术和历史遗迹。最后他说道，这些“值得看一看，但不值得研究”，因为它们掩盖了遍及欧洲城市生活中真实且严重的社会腐败。他敦促即将踏上行程的年轻人，在欣赏壮观景色的同时也要小心可能遇到的诱惑和情色陷阱。[他的私人秘书威廉·肖特正与青春靓丽的拉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公爵（Duc de La Rochefoucauld-Liancourt）夫人处于热恋当中。]典型的青年游客“最容易被人类的激情所驱使，落入女人的诡计中，毁掉自己和他人的幸福；或乐于召妓，毁灭自己的健康……”他还提醒说，巴黎是一个巨大的风月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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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的心理活动要求对一切法国的东西表现出真诚和公开的热爱，尤其当杰斐逊同时又以同样真诚的态度谴责欧洲的堕落时，需要他内心深处神秘的协调机制，让这两种声音互不干扰。在信中，他可以向不同的读者传达不同的信息。就这一点而言，杰斐逊的《弗吉尼亚笔记》（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的出版带来了一些有意思的问题。因为不同于私人信件，公开读物无法控制目标读者，任何人都有可能读到这本书。《弗吉尼亚笔记》包括一部分旅游指南、一部分科学论文，还有一部分哲学思考。这本书写于1781年秋天，当时他刚刚结束倒霉的弗吉尼亚州州长的任期，还未经历妻子过世的悲痛。为了让法国人更好地了解美国，他同意了将书翻译成法文出版，但封面不标注他的名字，而且只发行200本。这是他在听闻未经授权的版本已经付梓之后决定这样做的。事实上，尽管杰斐逊尽力隐藏自己的身份，《弗吉尼亚笔记》一书的作者是美国驻法大使的消息在巴黎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这使他的声望与日俱增，逐渐成为美国在欧洲的最强音。阿比盖尔和约翰·亚当斯在去加来（Calais）的马车上读了这本书，他们当时正在赴伦敦任职的路上。“非常感谢你写了这本书，”亚当斯写道，“我们整天都在思考书中的内容。我现在无法对这本书做出太多评论，但我相信这本书一定会给它的作者和他的国家带来巨大的荣耀。书中论述奴隶制的篇章价值千金。这比那些哲学家动辄几卷的书效果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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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杰斐逊十分担忧他对奴隶制的看法会影响他在美国的声誉，尤其在弗吉尼亚的声誉。他向麦迪逊诉说道：“我担心有些话题可能会引起国会和[弗吉尼亚州]议会以及那些领导者的不满。我不想被淹没在他们的口水里……”麦迪逊在回信中很谨慎地给杰斐逊传递了较为乐观的信息，但他语焉不详，以防止两方邮局里那些刺探消息的人了解他们讨论的事情，那些人甚至会设法破解密码：“我找到了你那本书的副本，我自己认真地读了，也私下征求了一些有见地的朋友的意见。我们都认为你有对某些特定措施提出批评的自由，你的意见可能会惹怒一些人。但我们一致认为，这种考虑应该无法跟你的计划的实用性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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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杰斐逊个人认为奴隶制在道义上与美国独立战争的原则相矛盾，这一看法并不是令人担忧的原因。他对这一有争议的话题在弗吉尼亚州议会和邦联国会等几个场合已经表明过自己的立场。值得担忧的是他暗示弗吉尼亚和切萨皮克地区种植园主正以不可阻挡之势推进奴隶的解放。这是一厢情愿的美好想法对残酷的政治现实的否认。没错，他曾在《分类百科全书》讨论奴隶制的部分发表过相同的言论，但这些言论针对的是法国读者，是为了给具有潜在破坏力的话题增添一层乐观的色彩。

最令人担心的是他在《弗吉尼亚笔记》一书中的夸张论述，预言美国将爆发种族战争，同时会产生“永不停息的社会动乱，直至其中的一个种族灭绝”。事实上，杰斐逊似乎想说，如果种族战争爆发，上帝将站在黑人这边：“事实上，我为我的国家而战栗。我知道上帝是公正的，他的正义不会永远沉睡。要是仅仅考虑到人数、天性和生存手段，命运可能会发生剧变，奴隶主和奴隶可能会互换位置，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若有超自然的力量干预，将有可能成为现实！在这样的一场竞争中，全能的上帝不会偏袒我们。”杰斐逊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这些悲观的观点不会为读者所接受。法国读者将十分震惊，而弗吉尼亚读者将对此感到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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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奇的是，在杰斐逊收到的来信里，人们都对他的《弗吉尼亚笔记》中反对奴隶制的章节给以极大的支持。南卡罗来纳州的历史学家大卫·拉姆齐甚至指责他论述得还不够深刻。拉姆齐称：“几百年内，黑人的黑皮肤将不复存在。我觉得新泽西州的黑人现在已经比卡罗来纳州的黑人白了一些了。”所以无须种族冲突，我们可以期待所有的黑人被逐渐同化，他们可以真正地变成白人，由此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威廉玛丽学院的院长詹姆斯·麦迪逊主教（Reverend James Mad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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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同意这一观点，他说杰斐逊在《弗吉尼亚笔记》中的构想正在被经验所证明。詹姆斯·麦迪逊主教预测道，印第安人将最终融入美国社会。有报道称奥尔巴尼（Albany）附近的一个印第安人在几年内几乎变成了一个白种人。但并没有可信的报道称黑人的皮肤颜色有所改变。詹姆斯·麦迪逊主教伤感地说道：“这似乎预示着大自然已经完全剥夺了黑人改变肤色变成白人的机会。”詹姆斯·麦迪逊主教祝贺杰斐逊，因为他迫使他在弗吉尼亚的奴隶主伙伴们意识到，只有对奴隶制采取行动，他们的子孙才不会在种族灭绝战争中送命。虽然普遍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甚至在美国社会比较进步的团体中也有所体现，但拉姆齐和麦迪逊的评述中也显示杰斐逊对这一禁忌话题的处理方式并没有让他像最初担心的那样孤立无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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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对《弗吉尼亚笔记》所引发的读者的反应感到担忧，显示出强烈的不安，因为对他个人思想的那些评价是他无法策划或者掌控的。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弗吉尼亚笔记》是杰斐逊的第一本书，也是他的最后一本。最重要的是，这次的经历影响深远，一直影响着他对奴隶制问题的看法。从这时开始，杰斐逊惯常采取的立场就是强调等待的必要性，奴隶获得解放的道德要求需要被民众所接受。他没有成为长期斗争的拥护者，而是成了一名小心谨慎的外交官。1788年，他在给一位法国友人的信中说：“你要知道没有人比我更热切地希望不仅终止奴隶贸易，而且废除奴隶制。但是……我作为一名公仆来到这里，我所服务的民众还没有对此事提出反对意见，因此对我来说，避免过于公开地表露我的愿望是适宜的。如果我不在这里完成我的使命，在大洋彼岸就更没有能力实现了。”他逐渐形成了一种观点——这成为他中年以后对奴隶制问题公开表态时的中心思想，直到生命终结——认为这一问题应交由下一代美国政治家来解决。下一代的美国领袖是出生于独立战争年代的那些人，因此他们“是在自由理想的乳汁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杰斐逊称：“问题交给他们来解决。我十分渴望看到这个问题的命运得以改变。”这是具有多重战略优势的政治态度，其中最主要的优势在于这可以让他保持自己的道德准则，同时用丰富的智慧和注重实际的理性为他的不作为进行辩护。因此，他将这一难题尘封起来，以保持自己理想的纯洁和完好无损，直到将来有一天这个世界可以解决它时再重新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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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在自己的头脑里也构建了很多封闭的空间，来隔离一些不相容的思想，以免相互冲突。他善于保守自己的秘密，或许最形象的例子始于1786年8月。当时一位美国奴隶主前往法国，咨询法国法律是否禁止奴隶制，以及带到这里的奴隶能否主张人身自由。杰斐逊解释道：“关于你带来的黑人小伙子的问题，我已经问询过了，了解到如果他要主张自由，法国法律就会支持。干涉法律实施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也有一个办法可以逃避法律或者让事情超出法律的管辖。杰斐逊小心谨慎地评论道：“我知道有这样一件事，有人带了一个奴隶来，对此什么也没说，他的财产并未有任何损失。”如果对此问题避而不谈，“年轻的黑人小伙子可能意识不到他可以要求获得自由”。杰斐逊提到的这个例子几乎可以肯定涉及他自己的黑人仆人詹姆斯·海明斯。同样可以肯定，杰斐逊给人推荐这种不光彩的策略，没有任何内疚之情，这只是真实地反映了他平日里内心深处的隐秘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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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杰斐逊在驻法期间不仅获得了大量的外交经验，同时也收获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内心世界的圆滑”。或者说他一直具有的灵活机敏的心理特征在驻法这一时期变得显露无遗。从最表面的和出于善意的角度，这种内心深处的圆滑源自他真诚的愿望，希望不同的通信对象听到他们想听的话。杰斐逊始终认为坦率与礼貌不可同时存在，如果一定要选择其一，他一定会选择礼貌，以避免那些令人不快的冲突。这就是他说的“手柄要持光滑的那一端”要表达的意思。写信最能体现这种灵活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一方面是因为杰斐逊文字表达能力出类拔萃，另一方面是可以用针对不同的读者选择不同的措辞。杰斐逊告诫美国的年轻人腐朽堕落的巴黎有许多陷阱和诱惑，法国人读到这些的时候会感到十分不快，心底里把杰斐逊看作一个伪君子。但杰斐逊认为自己只是针对不同的读者调整要传达的信息，使自己的观点与通信对象的态度更加合拍。这并非欺骗，更多的则是出于礼貌。

说得更深入一些，这种想要避免冲突的无害的想法或许会有更负面的解读。亚当斯心直口快，情感和思想在单一的系统中运作，有共同的动力来源。与亚当斯不同，杰斐逊在内心深处创设了独立的表达思想的路径，各个路径互不干扰。因此，亚当斯在极端诚实的同时可能会极其危险。另一方面，诚实对杰斐逊来说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内心挣扎。当一个具有高度道德感的问题，例如奴隶制，让他相互矛盾的信念进一步强化时，他却显得十分放松和平静，对这种人格分裂毫不在意。

杰斐逊的批评者认为他言行虚伪，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某些情况下，他期望取悦不同的支持者，避免与同事产生冲突；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他则是想要获得内心的和谐，避免跟自己产生冲突。无论是对外的还是内心的圆滑都缘于他对尖锐分歧的极端厌恶，也缘于他从根本上相信，和谐宣告着真理的来临，这是自然之道。他更多的是自欺欺人，而非处心积虑地表达伪善。尽管如此，这种心理的灵活性有可能使得杰斐逊在走过蒙蒂塞洛桑树林旁的奴隶住所时还思考着人类的光明前景，却意识不到这两者之间的冲突。这多少有些尴尬。尽管这可以让他对外界的诸多嘲讽充耳不闻，也的确有明显的政治优势，杰斐逊在思考时不会犹豫不决，其思想也不会模棱两可。只有最单纯的人才会有这种不诚实。

伤感的旅程

杰斐逊给人最独特的印象之一是他对女性的态度。这在他驻法的几年里广为人知。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阿比盖尔·亚当斯对他在巴黎安顿下来帮助最大。阿比盖尔大概是杰斐逊见到的第一个能成为丈夫事业帮手的妻子，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能在交谈时很自然地从谈论父母的责任过渡到欧洲治国理政的话题。在关于如何承担一位父亲的责任问题上，阿比盖尔向杰斐逊提出了尖锐的建议。她对此感觉很自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她已然认识到女人属于家庭，而政治传统上是由男人来主导，这种差别是合乎情理的。实际上，阿比盖尔优雅地为杰斐逊展示了法国女人的生活全景，她们跨越性别的界限，不必担心受到任何处罚，这一点动摇了杰斐逊对于性别的传统观点。

我们可以在约翰·亚当斯多年以后的评论中了解到杰斐逊的经历。亚当斯回忆了他第一次跟巴黎沙龙里“博学的女士”接触的情形。“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意识，我比不上她们，”亚当斯以一向自谦的风格回忆道，“她们站在我旁边时，我几乎说不出话来……几乎没有哪一位女士屈尊让我发表意见。这真真切切地发生了，当发现自己的卑微时，我总是感到自惭形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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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指的是法国上流社会有名望的女性身上透出的明显的傲慢。杰斐逊比亚当斯更擅长与这些优雅的女士交往，并没感觉到有什么障碍。让他紧张的是派对之后发生的事。他向乔治·华盛顿解释道，妻子们和情妇们在政府决策上拥有非正式的巨大的影响力，这是法国社会最最让人不安的问题。“这个国家的惯例允许她们单独跟公职人员见面，给丈夫、家庭或者朋友制造桃色事件，这种引诱不会受到法律法规的约束……[没有几个美国人]能理解这种巨大的影响导致的疯狂的状况。幸好，性爱的欢愉在我们的国家尚未越过家庭的门槛。”尤其是当他给美国女性写信时，他喜欢把美国的美德与欧洲的堕落进行对比，称赞美国女性“将家庭幸福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这是十分明智的”。而法国女性“因参与政治而显得衰老不堪”。他总结道，这是“天使与亚马逊女战士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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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站在天使这边。他没有采纳阿比盖尔的意见，将两个女儿都送到了修道院学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样的，至少他认为，使她们不会受到巴黎社会盛衰的影响。他急于向朋友们解释，帕齐和波莉不受外部世界影响，也没有被灌输天主教教义的危险。他坚持说：“关于宗教问题的一个字也未曾跟她们说过……这里只是接受教育的地方。”庞特蒙修道院提供了适合女孩子们的教育，开设了绘画、舞蹈、音乐、礼仪、意大利语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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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帕齐总是想要取悦她的父亲，但她接连表明，无论是淑女课程还是修道院的高墙都未能如杰斐逊所愿让她与外界隔离。帕齐称，她的法语接近了母语水平，但她的英语能力严重下降，几乎不会说英语，写英语，甚至用英语思考了。接着她透露，即便是修女也无法阻止青春期的女孩们分享情欲故事。她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有位绅士因怀疑他的妻子不爱他而自杀了。他们结婚十年了。我觉得如果巴黎的每位丈夫都这么做，那巴黎就只剩寡妇了。”当帕齐宣布决定做一名修女时，这成了压倒杰斐逊的最后一根稻草。家族传说称，杰斐逊第二天就来到了庞特蒙修道院门外，没有对修女们和帕齐说一句话，就把帕齐接上了马车，送她回到了家里，其间一言不发。这件事发生在1789年4月，杰斐逊立即开始计划返回美国，其中部分原因是他想让自己的女儿们生活在一个更安全、更有家庭温暖的环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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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很容易瞥见杰斐逊与女儿们的互动，可以佐证他是一位有爱心、负责任的父亲。例如，一位来杰斐逊住所的客人描述了这样一幅温馨的家庭景象：帕齐在演奏大键琴，父亲在帮波莉给远在弗吉尼亚的朋友写信，宠爱之情洋溢在他的脸上。这也是杰斐逊一直向往的幸福景象。这可以使我们想象出有女性参与的家庭氛围，同时也能窥察杰斐逊内心最深处隐秘的美丽世界。从这点来说，他愿意把女孩子们送到一个更加单纯、远离纷争的环境里并不是要疏远她们，而是表明他对女性价值和美德的认可，在他心中的天堂里占据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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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有的表明杰斐逊与女儿们关系的证据大多来自书信。因为在法国的大部分时间里，杰斐逊都选择不跟他的女儿们住在一起，所以留存了很多书信。并且，信中传达的主要信息和保持不变的语气都显露出一位家长在刻意与孩子保持距离，我们或许可以称为若即若离的家长教育方式。例如，帕齐曾在1787年春天想陪同父亲一起前往法国南部。杰斐逊拒绝了这个要求，在回信中对她进行说教：“何时都不要想着虚度光阴。一个人如果没有失去过时间就不会抱怨时间不够。如果我们不断努力，我们所能取得的成就将令人惊叹。亲爱的，你会一直做得很好，我衷心地为你祈祷。”

他在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Aix-en-Provence）给帕齐写信，先是抱歉没有经常联系，而后又开始了说教模式：“没有一个勤勉的人曾有过歇斯底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悲观绝望，靠刚毅和智慧去克服每一个困难，这是美国人性格中的一部分……你让我给你写一些长信，亲爱的，我会这么做的，只要你不时拿出来读一读，按照上面说的去实践。”

一封写给波莉的早期信件中也有同样的训诫，希望她倍加努力，有一段尤为严苛的话似乎说他的爱取决于她是否能达到他的期望。杰斐逊教导道，你必须“学习演奏大键琴，画画，跳舞，读法文，说法语以及其他许多事情，以便更配得上朋友们对你的爱……你永远要记住，出门要戴上礼帽，因为不戴礼帽会使你丑陋，这样我们就不会那么爱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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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杰斐逊非常善于根据不同的读者变换他在信中的形象，但他在给自己的孩子传递爱意的时候缺少这种能力。这并不代表他是位不喜欢、不爱护自己孩子的父亲。他把家庭幸福视为个人幸福的终极来源，这种理想是真诚的。美好的理想栖息于他的想象空间当中，而孩子们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在现实生活中，在与有血有肉的女儿们日常的接触当中，他无法做到一直与她们保持亲密关系。

他与成熟女性的关系则与此完全不同。如果说杰斐逊一直把女性作为偶像崇拜，并将偶像安放在他精神家园中最珍视的房间里，他写给女士们的信中则充满显而易见的殷勤和打情骂俏般的亲密语气。如果说他写给女儿的信中充满了说教，语言呆板，看起来急迫且强硬，他写给同龄女性的信则十分个性化，笔触柔和，情感丰富，措辞讲究。

例如他曾与安杰莉卡·斯凯勒·丘奇（Angelica Schuyler Church）通信，丘奇是位有名的美女和颇有建树的艺术家，她的女儿与帕齐同在庞特蒙修道院学习。杰斐逊在给她的信中显得语气轻佻。丘奇在巴黎游玩过后，他说道：“等你再来的时候，我将专门去找或者想象你的缺点，我还想用一块纱巾遮盖你所有美好的品质，如果我能找到那么大一块纱巾的话。”他还想象了丘奇到蒙蒂塞洛拜访他的样子，他们花上整整一个下午，用欣赏的目光静静凝望着壮观宏伟的天然桥。他在给泰塞夫人（Madame de Tessé）通信时，表现出同样的痴迷。泰塞夫人是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e de Lafayette）的姑姑，她在沙维尔（Chaville）的住所有繁盛的花园，杰斐逊常来此散步。他在尼姆发出的信中是这样说的：“夫人，我在这里接连几个小时凝视着方形大厦，就像一个坠入爱河的男人注视着他的情人。周围一些织袜和纺织女工还以为我是个患了抑郁症的英国人，正打算用手枪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一个句号。这是我离开巴黎后第二次恋爱。”他说，他第一次恋爱是爱上了博若莱（Beaujolais）的一座狄安娜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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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他爱上狄安娜雕像之前还有一位真实存在的同样可爱的女士，名叫玛丽亚·科斯韦，是著名的微图画家理查德·科斯韦（Richard Cosway）之妻。（杰斐逊的几乎所有的女性朋友都是已婚或丧夫。）如果杰斐逊曾遇到过他的理想女性，那就一定是科斯韦女士了。同时代的人是这么描述她的：“她是英意混血，一头金发，举止优雅，多才多艺，尤其在音乐上造诣颇深。”留存下来的各种画像中，玛丽亚·科斯韦有一双深蓝色的眼睛，一头蓬松鬈曲的金发，浑身弥漫着一种既骄傲又娇弱的迷人气息。再加上她嘟起了嘴唇近乎傲慢的神情和柔和温婉的外国口音（她的母语是意大利语），这种魅力对男人是有巨大杀伤力的。杰斐逊也不能例外。他们在1786年8月初相识，是年轻的美国艺术家约翰·特朗布尔（John Trumbull）引荐的。特朗布尔正在创作一幅画，名为《独立宣言》，他接受杰斐逊的邀请，住在杰斐逊在巴黎的家中。没过几天，杰斐逊就已经彻底坠入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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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六周时间里，杰斐逊和科斯韦几乎天天在一起，逛过巴黎和周边地区的每一个花园，看遍了所有的特色建筑、雕像、画作或历史遗迹。在杰斐逊看来，一件艺术品产生的强烈美感与一个漂亮女人所激发出的热烈情感相得益彰。对艺术的鉴赏和对女性美的欣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他灵魂中的原始冲动——巴黎艺术和巴黎建筑之美与年轻漂亮的女人（科斯韦当时27岁）的魅力结合在一起，产生了爆炸性的效应，让杰斐逊为之深深迷醉。他不再关心自己外交工作上的琐事，常常派珀蒂为他的爽约致歉。

1786年9月18日，杰斐逊狂热的冒险达到顶峰。当时杰斐逊兴致勃勃，春心荡漾，在跳越一个大水坑或喷泉时摔断了右手腕——对于他究竟跳越了什么存在不同的说法。这个事故是在哪儿发生的，科斯韦有没有跟他在一起，都无人知晓。杰斐逊透露这件事的内情是一个月后。“右手受伤的故事说来话长，只能用左手来讲述了。”他在写给威廉·斯蒂芬斯·史密斯（William Stephens Smith）的信中说道，“这是众多愚蠢的事情之一，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次受伤使得杰斐逊几周都行动不便，并为他与科斯韦的浪漫故事画上了句号。他用左手写信给她：“实在是太遗憾了，我必须放弃你迷人的陪伴，而是需要一位外科医生。”但给杰斐逊治疗的两位法国医生医术不精，他的手腕在后来的日子里一直给他带来困扰。并且，没等到他们下一次约会，科斯韦和她的丈夫就离开巴黎返回伦敦了。他确实前去为她送行了，他说直到科斯韦在视野中消失才转身离开，感觉“生不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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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6年那个秋天，杰斐逊与科斯韦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永远无法准确知晓。历史学家、传记作家，甚至电影导演，都不断在这段感情中徘徊，以寻找恋爱细节。最终他们对两人的“爱情存在与否”这一问题得出了不同答案。毋庸置疑的是，杰斐逊几个月里都处于一段浪漫的关系之中，他借用了《少年维特之烦恼》（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
）中年轻恋人回忆时所说的话：“生活一天天地过，我对接下来的24小时毫无计划。”他向另一位女性朋友坦承道：“我对意外之事毫无准备。我曾想过一辈子躺在港湾里，而我被抛进大海，眼前是一个未知的生活。”事实上，科斯韦事件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这让人对他是否跟一位迷人的已婚女士有过性关系产生疑问，而是因为它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看到杰斐逊敏感的灵魂以及他赋予触动他灵魂的女性的浪漫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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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最表白真情的一封信是1786年10月写给科斯韦的。当时他还处于热恋当中不能自拔，受伤的手腕还未恢复，他受伤的内心亦是如此。这封信长达12页，共有4000多字。杰斐逊在这封信上付出的心力完全不逊于《独立宣言》。各时代的学者一直没有停息对这封著名书信的解读。这封信采取了经典的或许有些刻意的形式：“头与心之间的对话”。尽管这封信里正式表明的意图是向科斯韦描述杰斐逊内心的痛苦挣扎、理性与情感之间的激烈斗争，这仍是一封情书，因此，“心”的力量是占据上风的。“心”所说的话最坚决，也最动听。（例如，“要是他们[哲学家]能感受到心灵的强烈震颤所带来的巨大欢乐，他们就会用生命中所有平淡无味的思考来交换这种快乐……”）杰斐逊甚至用美国独立战争为例来支持“心”的论点，声称独立战争的胜利是“以满腔热情与财富和人数的对比”，因为这场战争的胜利是所有理性的估算都没有预测到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心”是这场辩论的绝对赢家。虽然科斯韦的离开留给他无尽的痛苦，但他们一起度过的时光如此美妙，痛苦也是值得的。而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是杰斐逊的“头”和谐地安排了这个对话的论据和言辞。跟科斯韦的交往释放出炽热的情感，写这封信让他强烈的情绪平复了下来。他将信的副本保留下来，将这封记录真情实感的信留给后人。从长远来看，还是“头”获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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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日后与科斯韦的通信表明激情渐渐褪去，或者说不可避免地冷却下来。这也见证了杰斐逊试图把对一个真实的女性显而易见的情感转移到一个想象的空间，在这里，完美的爱情更容易获得，也不会受到伤害。1786年12月，杰斐逊手腕伤势未愈，又经受着离别之痛，他突然想起了自己儿时曾经读过的一个故事，有一顶神奇的帽子，谁戴在头上谁就能飞到他想去的任何地方。他写道：“我希望我可以跟你一起飞走，而不是独自一人。如果我不能在现实中跟你在一起，我愿意在想象中与你同行。”他说他梦见两人在弗吉尼亚，一同游览天然桥：“我应该在那里与你相会，跟你一起欣赏壮观的美景。我宁愿生活在欺骗中，也不愿看不到希望。这真是太甜蜜了！这可以让我顺利地跨过生活中的艰难险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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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斯韦的早期信件中，她能够用自己的浪漫想象回应杰斐逊。她在1787年2月写道：“等你老了的时候，你愿意让人给你画像吗？你孤独、忧伤地坐在美丽的蒙蒂塞洛，一个女人的影子递给你的不是缪斯（Muses）女神手里象征智慧的魔杖，而是一支变了形的手杖[可能是他的手腕有伤的缘故]，丑陋，破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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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1787年夏天，杰斐逊的信写得越来越少。科斯韦重新恢复了任性、易怒的形象，抱怨杰斐逊对她关注太少，威胁说，如果杰斐逊来信的数量比她写的少，就停止写信。她跟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散文大师之一的杰斐逊陷入了一场文字战争。他解释说，他长时间没有消息是因为去了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在那里他“瞥见了极乐世界”，并且意识到，“我生来便注定失去我爱的一切”。但这并不是指科斯韦，至少从表面上看不是；他指的是意大利建筑和他没有去成的罗马。科斯韦回复道：“你长时间不来信是不可原谅的。”除此之外，科斯韦说，她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们之间的战争竟让我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达……我想继续写下去，却又无话可说，所以寄了一张空白的信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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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杰斐逊的回信更是增加了科斯韦的烦躁和沮丧：“我并不认为我离开巴黎这段时间拖欠了该写的信件。在情感方面，我确信是你欠我许多。旅途中我常常想要给你写信，但有时身体疲倦，有时注意力无法集中，因而未能提笔。”到这时，她已经成为他的一段美好回忆，可以在私密的想象中唤起和品味。“在海德堡（Heidelberg）时，我也为你许了愿。事实上，我拉着你的手穿过整座花园……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时，我坐下来想要给你写信。但在斯特拉斯堡我的灵魂中空无一物，只有隆起的鼻子……从那时起，只要我给你写信，都会出现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书里的鼻子……”这里杰斐逊所说的话出自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Tristram Shandy
），书中描述了一个拉长的鼻子，这是一个十分明显、极具挑逗的性暗示。但这一暗示科斯韦没有明白，她已经习惯于欧洲各国的男人对她趋之若鹜，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正如詹姆斯·鲍斯韦尔（James Boswell）说的那样，她对待男人就如同对待一条狗。]然而，现在是她求而不得了。这个尤物终于遇到了与她相匹敌的人。她被激怒了：“我终于收到了你的来信，无论我是否愤怒……我都要告诉你，我丝毫不欠你什么……你怎么可能一直拉着我的手？想起我，有那么多话要说却找不到一个字可写？却提到什么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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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斯韦重回巴黎时，这对曾经的恋人每次会面都极为简短，而且都是在公开的社交聚会中。在杰斐逊返回美国的途中，在英国逗留了十天，等待合适的船，但最终没有在起航前去与科斯韦会面。科斯韦也回应说她得了重感冒，无法前去送他。在科斯韦最后的一些书信中，其中有一封她承认在两人的文字较量中她失败了，信中充满着对自己的失望之情：“我总是想和你聊得更久一些。但每当我读你的来信时，信中字字句句都写得那么好，有千千万万美好的事情，要回复如此美妙的信对我来说是难以企及的。如果我的笔能如实表达我的情绪和感情，我一定能写下许多事情。但是我的信在你看来一定是伤心的涂鸦而已。”而在杰斐逊这边，他明确地说句再见，意味着他从炽热的迷恋以及后来争吵般的调情中逐渐冷静了下来，现在变成了一种感觉更为舒适的友情。那些难以掌控的激情从此被长久地置于他灵魂深处，成为一段十分珍视的且不为人知晓的秘密。“再见，我亲爱的朋友，”他写道，“愿我们的感情永不改变，如果我们百年之后还有人记得，希望这是我们历史中最长的一章，记录下其中的纯真、温暖和坚守。”杰斐逊一贯小心谨慎，这使得我们无从知晓他与科斯韦之间是否发生过或多或少的性关系。从两人长期以来洋洋洒洒的通信交往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杰斐逊更愿意与他的爱人相遇在纯洁的精神世界，而非床笫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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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的建议

他在法国的任期到一半时，巴黎对杰斐逊而言有了更多的意义：这里是欧洲的外交中心，杰斐逊所代表的年轻的美国在政治和经济实力上充其量只能处于边缘地位；这里是充满魅力的旧世界文明以及城市腐败的缩影；这里还是最适合恋爱的地方。巴黎也是观察西方历史中两大重要政治事件的最佳地点。远离祖国，很自然地给了杰斐逊超然的视角来看待美国关于起草、修正新宪法的讨论。虽然身在万里之外，詹姆斯·麦迪逊给他提供了准确的信息，因此他可以直面这些政治观点，即使这些想法违背了他所秉持的意识观念。临近任期结束时，杰斐逊有了一个特殊的机会，目睹了法国大革命的到来，在与大革命的坚定支持者和最终受害者的交流中，找到了他激进的政治愿景的完整内涵。杰斐逊不仅高屋建瓴地观察到美国的发展，他还近距离亲眼见证了法国的社会动荡。总之，他塑造了持久的杰斐逊信念，认为人类同其政府的关系是极其脆弱的。

他与麦迪逊和门罗不间断地通信使他了解到费城邦联国会固有的弱点招致了越来越多的不满。杰斐逊对麦迪逊说：“欧洲的政治态势说明，在对外事务方面，我们应作为一个国家，坚定地团结在一起，这是绝对有必要的。”并且，他补充道，“在对内事务方面，各州应该各行其是。”他想让弗吉尼亚和费城的人知道，他支持修改《邦联条例》，将联邦的权限扩大到对外贸易和外交政策，但他更希望把国内的事务，包括税收在内，交由各州来管理。他在给麦迪逊的信中说道：“对于外交事务，我们团结成一个国家，但在国内事务上，可以有所区别，这是中央政府与州政府合理分权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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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6年，麦迪逊已经在思考对联邦政府结构做出重大的调整。杰斐逊送去两箱书，无意之中为这种想法提供了支持。这些书包括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一系列著作。麦迪逊如获至宝，深入研究，为制宪会议做准备。[历史学家道格拉斯·阿代尔（Douglass Adair）称，麦迪逊对休谟作品的大量阅读或许是美国历史上最富有成效的、意义非凡的学术探究。]但麦迪逊最初并没有将他对美国政府更具批判性的评价告知杰斐逊。他们的政治联盟的作用方式是，麦迪逊及门罗向杰斐逊告知国会辩论的信息，而杰斐逊则指明前进的方向。例如，当门罗汇报说有人在国会上提议将首都从费城迁往纽约时，杰斐逊让他与麦迪逊一起阻止这一提议，因为弗吉尼亚的利益要求首都建在波托马克河附近。杰斐逊告诉门罗：“很明显，如果有足够数量的西部州加入，他们将把它迁到乔治城（George town，即现在的华盛顿特区）。但同时，留在这里符合我们的意愿，而且也不用再提出迁都任何其他地方的新要求。”因为麦迪逊习惯性地表现出对杰斐逊意见的尊重，杰斐逊并没有意识到麦迪逊实际上想进行彻头彻尾的改革，直到制宪会议完成这项工作。在这次至关重要的行动中，他们的角色发生了反转，麦迪逊处于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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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杰斐逊从别处得到信息，马萨诸塞州西部有个叫丹尼尔·谢斯（Daniel Shays）的美国独立战争老兵率众反叛，反对波士顿强制实行的新税法。从整体形势上判断，谢斯叛乱（Shays’s Rebellion）只是小事一桩，但全国上下的显要人物都将其看作早期无政府主义的预兆，因而吹响了寻求一个更加强有力的联邦政府的号角。约翰·杰伊从费城写信说：“先生，总之，我们现在处境非常不妙。改革是必需的，但是应该怎么改，实际怎么改，改成什么样子，什么时候改，才是最麻烦的问题。”远在伦敦的阿比盖尔·亚当斯描绘了一幅末日降临的景象。她告知杰斐逊：“那些无知、无惧的亡命之徒没有良知，毫无原则，他们带领着一群受了蒙骗的群众按他们自己的规则行事，以社会的不公平为借口，其实不公只是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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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看，很明显，无论是谢斯们对暴政的恐惧，还是杰伊、阿比盖尔·亚当斯等旁观者对美国社会几近解体的恐慌，都是一种近乎偏执的过度反应。杰斐逊对整个事件的反应发人深省，因为他对公众对政府的反抗表达了冷静而有见地的支持，同时他还给出了非常著名的评价。“我希望他们[谢斯和他的手下]可以获得原谅。”他对阿比盖尔说，“反抗政府的精神在某些情况下是十分有价值的，我希望这一精神永不磨灭……我有时会喜欢叛逆。它就像大气中的一场风暴。”两个月之前，杰斐逊在给耶鲁大学校长埃兹拉·斯泰尔斯（Ezra Stiles）写信时第一次提出了类似的想法。他在信中写道：“如果人民群众有时能够以暴动甚至是一点流血牺牲为代价来获得幸福，那么这是值得追求的。”过了一个月，他在写给麦迪逊的信中几乎重复了写给阿比盖尔的话。几个月后，即1787年11月，在写给威廉·斯蒂芬斯·史密斯的信中，杰斐逊说出了他最为大胆的构想，他认为谢斯叛乱实际上是美国政治出了问题的表现。“在一两个世纪里失去几条生命有什么关系呢？”他评论道，“自由之树必须经常用爱国志士和暴君的血来浇灌。血是自由的天然肥料。”除此之外，一些所谓的政客希望通过谢斯叛乱来证明一个高压政府存在的必然性，杰斐逊警告说，此举是“在母鸡院子里放一只鸢来维持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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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十分激进的观点，从字面上来说——或者，把这些话当真——杰斐逊可以算作革命时代所有优秀政治领导人中极左的一个。他的言辞透露出，他内心最深处并非赞同维护政治稳定，而是正好相反。考虑到杰斐逊在评价谢斯叛乱引起的恐慌时所支持的观点会导致激进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的后果，人们总想去弱化这些言论，将这些言论视为夸张之词，或者是因为他对人们谴责谢斯叛乱的过度反应心生厌恶而产生的一时的过激想法。这种厌恶因杰斐逊远离美国、身居巴黎的安全之地而显得可以理解。

但有理由相信，杰斐逊所说的就是他的本意。事实上，他看待政府的整个思维方式与那个时代其他任何杰出的美国领导人都不一样。1787年1月，麦迪逊正在研究休谟、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经典篇章，为春天举行的制宪会议做准备，杰斐逊写信给他，与他分享自己关于何种政治模式适合美国社会的思考。当麦迪逊正为政治体系建设的一些问题发愁时——如何协调联邦权和州权，如何设立机构以平衡各个利益集团，避免目前政府在《邦联条例》制约下陷入的僵局——杰斐逊想得更深远，试图找到任何及所有政治架构建设共同拥有的基础。当麦迪逊在为安排政府的三个分支的权力而努力时，杰斐逊想到了人赖以治理自身的三种社会模式。

首先是欧洲社会，政府借助武力进行统治，通常采用君主制的形式，杰斐逊将其称为“狼群管理羊群”。然后是美国社会，程度再降低一点，也包括英国社会，政府对全体人民负责，“民众享有很大程度上的自由和幸福”。最后是印第安人的社会，自行管理，没有正式的政府。其约束方式是保持小种群社会，内部所有成员笃信共同价值观。如果一定要选择一个的话，杰斐逊更偏向于印第安人的社会，同时他也承认这一社会模式“与人口众多的情况是不相容的”。杰斐逊在给爱德华·卡林顿（Edward Carrington）写信时重述了这一观点。卡林顿是一位较为保守的弗吉尼亚种植园主和政客。“我相信，”他解释道，“这些无政府的社会（像印第安人的社会）里，人们享有极高程度的幸福，比欧洲社会政府管辖下的民众都要幸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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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杰斐逊的理想并不是某种和谐的共和政府。他所希望的是每一位公民都能彻底地将其社会责任内化于心，以致麦迪逊所设想的政治架构变得多余。尽管他已经准备承认自己的理想需要向现实妥协——对于美国众多的人口和广袤的土地来说，自我管理之外还是需要某种形式的政府来代为行使权力——但他心存不甘，不情不愿。对宪政制度详细复杂的思辨让麦迪逊和制宪会议上的其他政治思想家沉迷其中，但并没有激发出杰斐逊的思想火花。更加激励他思想的是个人拥有充分自由的乌托邦世界，拒绝一切外来的束缚，将一切形式的外在的政府权力视为不可避免的灾祸。

因此，1787年夏，他听到费城传来的关于美国新宪法的消息，一开始表现得极为反感。麦迪逊曾提前告知了他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暗示美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在任何情况下对地方立法都拥有否决权”。但杰斐逊反对这一提议，并且对彻底改革当前的政府的决定提出质疑，尽管这个政府并不完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对好几个[州]的立法机构所通过的法案可以进行否决，”他对麦迪逊说，“乍一看，我不喜欢这个建议。这个提议在本质上失败了，这就好比我们为了修补一个小洞而把整件衣服都盖住。”他向亚当斯表达了同样的担忧，称：“新宪法的精华原本可以就用三四条新条款概括一下，作为旧宪法的补充。旧宪法很好，庄严而又严谨，应当像宗教遗迹那样好好保存起来。”爱德华·卡林顿也向他解释，这是一个全新的联邦政府，而不是针对《邦联条例》的小改动。卡林顿在6月时写道：“现在的这些想法都远非你在这里的时候常听到的那些了。从现实角度来看，这些想法是本事最强的人讨论出来的，可能你尚未对此有所预期。”杰斐逊待在巴黎而不是费城有一个好处，这样他就有充足的时间调整自己，适应这些政治观点。这些观点与他自己的完全相反，若是他在费城，一定会提出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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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在跟欧洲人通信中掩饰了对费城风起云涌的担心，而是选择他一贯扮演的美国捍卫者的角色。“我们的联邦制宪会议可能要一直开到10月份，”他给一位法国朋友写信时说，“到时我们就能确定他们的修正案是明智的，因为这是美国最顶尖的人组成的代表大会。让我们高兴的是，当我们发现宪法存在缺陷，已经不足以保障我国人民的幸福时，我们能够以哲学家一样的冷静聚集起来，让宪法得以修正。而地球上的其他国家则需要诉诸武力……”与此同时，麦迪逊因未能详细地汇报正在进行的商讨，向他表达歉意。麦迪逊在7月时写道：“我仍为我不能公开他们的任何会议记录而感到羞愧。一旦获得许可，我将尽力弥补先前的沉默……让您完全满意。其间的每一件事我都做了详细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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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言而有信。在1787年10月24日的长信中，他给杰斐逊介绍了制宪会议上的广泛讨论，并且对处于危急关头的宪法问题给予了切中肯綮的评价。他描述了代表们“划出了一条界线，给予联邦政府管辖一般性事务的权力，给予各州的权力则是考虑这些权力由州政府执行更为有益”。这一规划使联邦权力与各州权力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但很显然，联邦权力在扩大，能够管辖国内事务，杰斐逊对此坚决反对。麦迪逊继续分析道，不同政府分支机构及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故意把管辖权搞得十分复杂，模糊不清。“部分人主张简单民主或一个纯粹共和国，由多数人掌控，在有限的范围内运作。”他评论道，“他们假设或推测的方案都是子虚乌有的。”麦迪逊所说的“子虚乌有”事实上就是杰斐逊对政府看法的本质特征。杰斐逊在给麦迪逊的回信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我承认我不赞成一个太过强有力的政府，”他坦承道，“这样的政府压迫性太强……毕竟，我的原则是大多数人的意愿应该始终获得尊重。”麦迪逊没有回信解释，至少他看到，宪法就是被设计用来颠覆大多数人原则的，所依据的假设是在美国给个人自由带来最大威胁的便是迁就大多数人。杰斐逊理应无法理解那样的论据，因为对他来说，把多数的民众看作危险的因素或者以积极的态度看待政府的权力，这都是不可能的。麦迪逊全力主张的社会平衡与杰斐逊对个人自由的追求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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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分歧，但不会是最后一个。杰斐逊与麦迪逊之间的特殊关系显示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制衡的原则。尽管对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尤其是联邦政府有权征税，持有高度的保留意见，杰斐逊还是决定听从他最为忠实的助手的建议，支持批准新宪法。开始时，杰斐逊宣布自己保持中立，他告诉卡林顿说：“有许多好的地方……但仍有一两处对我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后来，他做出改变，跟麦迪逊就一些特定信息进行了商讨。对于授权新的联邦政府为各州制定法律的所有具体规定，杰斐逊决定保持沉默，让麦迪逊做他的代言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批准宪法的程序在各州分别展开，杰斐逊表达了一种负责任的批判态度：他对新宪法表示认可，尽管他希望对总统的任期有一个明确的限制，并且应该对个人自由有明文界定，联邦政府不得侵犯个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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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亚当斯也同意后一观点，许多州议会的支持新宪法的代表也对此表示赞同。杰斐逊担心行政权力会遭到滥用，因此他写信给华盛顿，向他说明，自己是对将来华盛顿离任后的情形表示担忧。华盛顿无疑将会当选第一任总统。欧洲之行更加深了这一忧虑。他在给华盛顿的信中说：“在来欧洲之前，我坚决反对君主制，在见识过他们[国王]的本来面目后，我的反对增加了一万倍……我甚至可以保证，欧洲的任何一位国王凭其才能或品德在美国所有的教区都无法被选为教区代表。”他向亚当斯更为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说道：“总统看起来就像波兰国王的蹩脚翻版。”杰斐逊倾向于对总统任期的限制——他赞成每个任期四年——没有使他免除受到一些善意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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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消息传回美国，称杰斐逊对新宪法的支持极为勉强，甚至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支持。费城的弗朗西斯·霍普金森（Francis Hopkinson）写道：“顺便提一句，传言说你是坚决的反联邦主义者，跟独立战争时期的托利党（Tory Party）人没什么两样，这种说法是哪里来的我不清楚，但我不相信，我已经完全拒绝了对你的诬陷。”在弗吉尼亚针对新宪法进行辩论时，反对派的首领帕特里克·亨利和乔治·梅森称，他们共同的朋友向他们保证，杰斐逊也反对凌驾于各州权力之上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然而，麦迪逊站出来反驳了这一说法，并且“擅自表达了您的一些支持宪法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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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参加新宪法的辩论会，他究竟会说些什么话，我们不可能知道。麦迪逊或许是美国政坛上最善于操纵议会的人，他在弗吉尼亚州议会高举杰斐逊主义的大旗，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在1788年的整个夏天和秋天，杰斐逊的个人观点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开始时他支持新宪法，直到新宪法在九个州获得批准。随即他又持反对的立场，要求对宪法进行修正及接受权利法案。然后他又做出妥协，支持通过新宪法，但条件是新政府成立之后要保证增加权利法案。当卡林顿寄给杰斐逊一本刚出版的《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
）后，杰斐逊向撰稿人之一的麦迪逊表达了赞赏，称这是“有史以来对政府原则最优秀的诠释”，并且承认“它纠正了我的不少观点”。在写给麦迪逊的早期信件中，他承认在总统任期限制这个特定问题上，“我愿意承认我的错误……”但霍普金森问道他是否是一个坚定的联邦主义者，意思是他是否支持宪法时，他给了模棱两可的回答。这个答案因其结尾抒情般的表达而不显得那么自相矛盾：“我不是一个联邦主义者，因为我从未让自己的见解受到任何党派的信条的支配……这样一种癖好最不可能使得一个自由和有道德的人变得堕落。如果必须加入一个政党才能进入天堂，那么我宁愿不去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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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是无意当中表达出来的看法，但反映了杰斐逊对新宪法及所有具体的宪法方案的根本态度。他认为这些都是对政治权力过分的技术配置，没有表达他自己的政治信条。他的政治信条超越“联邦主义”“反联邦主义”之类的划分，存在于更加单纯的领地，在这里政党、宪法的区分，甚至政府的形式，都变得毫无意义。他一生中对1787—1788年宪法问题的观点都似是而非，含糊不清。他在写给霍普金森的信中说，大多数欧洲国家的问题都在于他们长久以来更倾向于一个“有存在感的政府，具有活力的政府。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国家永远不需要一个有存在感的政府”。麦迪逊和大多数联邦主义者都认为，美国的新宪法的魅力恰好在于杰斐逊所斥责的活力。对杰斐逊来说，他全身心地渴望一个不需要政府的世界。1788年美国的大范围宪法讨论中，有一点最能体现他政治信念的是坚决主张权利法案，超越了麦迪逊构想的复杂体系。这也是杰斐逊一直强调的。

又一代人，又一场革命

制宪会议代表齐聚费城，几乎与此同时，法国国王路易十六（Louis XVI）召集的“显贵会议”（Assembly of Notables）在凡尔赛宫召开。后见之明的优势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这次会议是因当时让法国政府处于破产边缘的财政危机而召开的，但成为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流血冲突的开始，颠覆了法国的社会结构，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历史的进程。但无论是杰斐逊还是其他任何人当时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目睹法国大革命的开始。也不曾想到，原本他们有确切把握的“偶尔的小反抗”会在1789年剧变之后产生如此不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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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的直觉反应是显贵会议是制宪会议的低级版本，又一次表明了他长期所持有的观点，美国的环境有内在的优越性，而欧洲政治日渐堕落。他在与亚当斯一家交流时常常以此为笑料，费城代表被称为“神人”，或当代的西塞罗，而凡尔赛宫聚集的法国贵族们却像表演喜剧的小丑，他们发表长篇独白，却与他们要解决的政治问题没有什么联系。（拉法耶特，杰斐逊最亲密的法国朋友，也是显贵会议的代表之一，也表达了戏谑之意，说他曾琢磨同僚们是不是应该被叫作“不贵”。）1787年夏天，杰斐逊向门罗抱怨道，门罗关于制宪会议的描述洋溢着兴奋之情，而“我没有什么好消息可以告诉你，只有老朽昏聩的国家里那些愚蠢行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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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早期对于国王举止的刻画与对欧洲腐败的认知如出一辙。杰斐逊在写给杰伊的信中说：“国王无可称道。”“他打半天猎，喝半天酒，只会在拿给他的文件上签名。”他写给亚当斯和麦迪逊的机密信件中同样勾画出了一副王室荒淫无度的形象，整日花天酒地，缺乏任何形式的政治领导能力，而在性生活混乱方面则是甘当表率。他非常自信地认为凡尔赛会议不会取得任何重要的成果。贵族们对着醉醺醺的国王夸夸其谈，更像一出政治肥皂剧，而非关于国家大事的严肃讨论。因此杰斐逊按照计划前往法国南部旅行，并没有留在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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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欧洲堕落的主题一直没有在他的思想和书信中消失，到了1787年夏天，杰斐逊开始意识到法国正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他早期信件中的轻率的语气逐渐减少，他对欧洲令人绝望的腐败所持的批判和傲慢的态度成了小音符，而此时的主旋律变成以恭敬和谨慎乐观的态度目睹历史的重大转折。他写信给杰伊汇报情况，杰伊仍全面掌控着美国的外交政策，他在信中强调了法国正在持续不断地取得进步：各省代表大会已经组织完成；臭名昭著的强制劳役，即强迫农民无偿地为封建领主劳动，已经被废除；某种形式的议会制政体看上去是大势所趋，尽管国王的权力仍然比英国宪政模式下国王的权力要大。他给杰伊的信中写道，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改革“加在一起，让这个国家的状况得到了巨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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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恭敬的批评转换到谨慎的乐观，反映出他不断增强的信念，那就是美国革命爆发出来的“自由的风潮”正吹向欧洲，而法国是欧洲第一个经历自由洗礼的国家。作为创造美国革命运动的当事人之一，他感到非常幸运和自豪，能够见证自由的思想来到法国，他希望这股自由之风最终席卷整个欧洲。如果说制定宪法的细节工作没有使杰斐逊全身心地投入，对更加包罗万象的政治趋势和真理问题的思考却让他费尽心力。

所有这些解释了他为何对革命中的法国正在发生的政治戏剧抱有极为乐观的态度——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他是过度乐观了。“所以我认为这个国家有可能在未来的两到三年内颁布一部相当自由的宪法，”他在1788年给门罗的信中说道，“无须为此流一滴血。”亚当斯担心三级会议（Estates-General）中不同的派系很难相互妥协，杰斐逊向他保证：“它[法国]的内部事务无须流血便可安排妥当。”因为温和派已经在新的国家立法机构中掌权。“我认为，每件让人忧虑的事情最后都能获得一个好的结果。”他告诉华盛顿，法国人民“已经被我们的革命唤醒了，他们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摆脱了偏见，他们的革命火焰正在蔓延，他们不会再继续堕落”。法国在他看来就像欧洲版的美国，需要经过一番斗争才能迎来新宪法。像美国一样——谢斯叛乱的声音还在回响，已经面临了暴力的威胁，“但到目前为止，没有失去一条生命”。同样与美国相似的是，深思熟虑的领导者“都加入了撰写权利法案的计划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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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晚年，大概当他在1821年整理他的书信，准备撰写自传时，杰斐逊对18世纪80年代末期丝毫未减的乐观主义感到多少有些尴尬。因为在那时，他就知道显贵会议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找到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因此需要召开三级会议，而三级会议无法用贵族和资产阶级都能接受的方式解决政治危机，从而引起了巴黎的暴乱、全国范围内的“面包暴乱”、大屠杀事件、雅各宾专政，最终拿破仑上台，实行独裁统治。杰斐逊晚年曾不止一次地加工过他的书信，在中间插入更为谨慎的话语，以让后人相信，他对法国的热爱并没有让他对那场前所未有的动乱发生的可能性视而不见。他在1787年的一封信中添上了这样一段话：“如果他们寻求突破人们的既定习惯，他们可能会失去全部，无限推迟实现最终目标的时间。”然而那些未修改的通信并没有显示出他预感到了社会动乱的来临，相反，他坚定地相信法国的政治领袖将设法应对，摆脱困境，正如他们在美国的同行所经历过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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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公使任内最后两年，大革命前的法国发生了许多历史性的事件，很难总结出他多变的政治态度，大概仅仅能确定他预测法国将从动荡中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尽管他早期曾将法国国王描述成一个酒鬼，对法国民众的需求和疾苦漠不关心，但到了1788年夏天，他开始将路易十六视为一位开明的统治者，急切期待发挥领导作用，以促成贵族与平民阶层之间的政治联盟。（最后，就像乔治三世一样，命中注定路易十六在正确的时间做了错误的事情，被杰斐逊称作“触发革命的机器”。）但他内心最期望的是恢复政治稳定，由其好友拉法耶特领导的温和、开明的贵族管控，他们被称作爱国者或者爱国党（Patriot Party）。虽然他明白并承认情况有本质的区别，杰斐逊似乎把法国的爱国者等同于美国的联邦党人。他们“非常了解这个滥用权力的政府，在其控制下生活，迫切希望对其进行改革”，愿意为“一部可以保障人们高度自由的宪法”奉献一切。拉法耶特扮演了法国的麦迪逊的角色，他协调各派系之间的妥协，由此在统一的政治框架下加强革命的力量，以争取历史环境所允许的最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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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认识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并不理想。杰斐逊曾在1789年5月和6月参加了三级会议，见识了在辩论中表现出来的法国社会根深蒂固的阶级分化。同时，封建残余的势力依然强大，虽然在美国已全然消失，但在凡尔赛宫，盛装的贵族和宫廷的欢庆游行都是危险和显而易见的封建遗毒。鉴于这些根深蒂固的障碍不利于按照美国的道路全面进行革命，杰斐逊向其爱国党的朋友们建议，可以学习英国的宪政模式，同时用美国的一大特征作为补充，即建议保留法国君主，但大幅度削减其权力，设立两院制立法机构，上院的席位留给神职人员和贵族，另外，主张立法保证人民的基本自由权不受他人侵犯，包括国王、贵族，甚至是民选的立法者，这是美国的经验。杰斐逊一如既往地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起草《权利宪章》（Charter of Rights）上，这份文书要求废除有钱人特权和贵族免税政策，要求文官统治高于军事管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更高程度的新闻自由。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美国，杰斐逊最钟爱的论题不是政府权力的精妙使用，而是如何设置一个区域让政府权力没有用武之地。1789年6月，他将自己的草稿拿给拉法耶特，拉法耶特7月时呈交给了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这份草稿成了《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的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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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杰斐逊相信，社会崩溃和暴力革命的危险已经得以避免。他给杰伊写信说：“巨大的危机已经解除，没什么有趣的事情分享了，近来一直频繁地打扰你，以后不会了。”三级会议没有接受他的观点，为神职人员和贵族阶级成立专门的议会，但许多特权阶层参与到平民阶层中来，使新成立的国民议会成为一个代表机构，显得多少有些臃肿。尽管如此，按他在1789年7月11日向托马斯·潘恩说的，法国大革命在效用上已经结束了。“国民议会（他们根据其职能起的名字）……现在已经完全地、无争议地掌管了最高统治权。行政部门和贵族已经臣服。法国民众、广大神职人员以及军队都站在他们这边。他们战胜了旧政府，现在开始重建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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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巴黎出现了一系列骚乱和暴力冲突，数不清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书、小说和电影中都对此有所记载：袭击海关大楼，向皇家骑兵投掷石块并演变成大屠杀，攻陷巴士底狱（Bastille）并斩首或肢解守卫的士兵。经历了五天不间断的暴动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后，杰斐逊向杰伊描述了路易十六回到首都的情景。路易十六由拉法耶特陪同，看到的是“约6万名形形色色的市民，挥舞着从巴士底狱缴获的步枪，还有……手枪、剑、矛、修枝钩刀、长柄镰刀等”，他们大喊：“国家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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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想要创造一幅景象，目的是让杰斐逊不再那么相信民众运动内在的仁慈善良，或者动摇他面对民众反抗时的冷静自持，这就是最好的例子了。因此，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一开始他对频繁、野蛮的暴乱行动深感震惊，但他从未质疑过自己的信念，仍然相信民众运动在本质上是正确的，其进步的原则终将获得胜利。在写给杰伊和麦迪逊的信中，他把1789年7月的大屠杀描述成一次不幸但短暂的意外事件，不会对持久和平的政治前景产生任何影响。他似乎是将这场暴乱看作国王或其大臣错误决定造成的，即增加城市中的军队导致的后果，而不能因此证明存在根深蒂固、不可调和的阶级仇恨。事实上，到8月上旬，杰斐逊相信风暴（谢斯叛乱的影响）已经过去，未来清晰可见，一片光明：“这里一片宁静，我认为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事了。丰收就在眼前，面包唾手可得，我们没什么可害怕的。国民议会明智、稳健、温和。他们会建立起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同时清除其诸多重要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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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英勇无畏、轻松惬意的情绪下，杰斐逊于1789年9月6日坐下来写了一封信，后世认为这是他所有书信中最著名的一封。杰斐逊对麦迪逊说道：“我们在这里讨论社会的基本原则，在反思的过程中我想到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新鲜，即：“一代人是否有权利约束下一代人？”杰斐逊称，这个问题在欧洲和美国都没有人充分思考过。他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毫不含糊，这种口气他通常用于像《独立宣言》那样的文件中。“我要阐述的观点是以此为根据的，”他宣布，“我相信这是不证自明的：地球在用益权上属于活着的人。”

杰斐逊的这个观点到底意味着什么，成了一段时间内历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从这封信本身来看，杰斐逊似乎旨在主张某种世代权利。正如他对麦迪逊所说：“我们似乎没有觉察到，自然法则之下，一代人与另一代人的关系就像一个独立国家与另一个国家那样。”他根据布丰的人口统计表进行了精确的计算，表明一代人的平均存在时间约为19年。因此，根据“地球只属于活着的人”这一原则，所有的个人债务和国家债务，所有的法律，甚至所有的宪法，都应在19年这个期限之后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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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一直是杰斐逊思想的温和的批判者，他称赞杰斐逊的“有趣的思考”，接着驳斥了他的世代权利的想法。麦迪逊认为这基本算不上是一个主张，而是一种危险的幻想。在呈现其论据时，杰斐逊让麦迪逊想象一下“一代人在同一天出生，同一天成年，同一天死亡”。由此可以看出，杰斐逊醉心于魔力，而非政治哲学。麦迪逊的评论不是那么委婉，因为完全符合杰斐逊界定的“一代人”并不存在，并且永远不会存在。整整一代人不会像分离的个体一样来到这个世界。相反，他们来到这个世界和告别这个世界都有一张无缝的网连在一起，也有一张类似的网将上一代人跟这一代人紧紧连接。这些连接不仅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文明社会得以延续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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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没有直说，但是他的反应表明杰斐逊的这封信无意中否定了他和联邦党同僚们过去两年中所做出的努力。因为杰斐逊的观点（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称其为幻想）攻击了新宪法意图确保的稳定性和长期的合法性。认为所有的法律、契约责任和来之不易的宪法判例都要每19年或20年失效一次，这将导致无政府主义的混乱。杰斐逊世代权利的观点似乎是附和了他先前想要看到的“不时发生的反抗”的评论，这对麦迪逊来说是一个完全不负责任、十分危险、自我放纵的思考，这跟法国政治思想家们常用的抽象推理如出一辙，这种思维方式给他们带来了净做白日梦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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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往常一样，杰斐逊听从了麦迪逊的意见。他从未将世代权利论作为一个严肃的立法建议提出来，他克制自己，再也没向麦迪逊提过此事。但无论这个想法引发了什么实际问题，无论这个观点是否足以成为立法改革的依据，他都一直坚持这个观点，此后在谈话或书信中反复提及。如果这个观点的核心，像麦迪逊说的那样，与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不相容，那么它至少与杰斐逊头脑中的规则相符。事实上，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没有一句，无论是杰斐逊说过的话还是关于杰斐逊的话，清晰、深入地分析过杰斐逊对这个世界运行规则的想法。“地球只属于活着的人”这一观点是杰斐逊政治想象力多元化的一个代表，这种想象将他无法摆脱的重要观点和核心信念整合到一起。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杰斐逊是何时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又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可以从杰斐逊写给麦迪逊的早期信件中找到线索。1785年时，杰斐逊在信中描绘的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周边的法国乡村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告诉麦迪逊说，他遇到了一个衣衫褴褛的农妇，让他“陷入了一连串的沉思，财富分配不均导致数不尽的苦难，我已经在这个国家看到了许多例子，同样的例子在欧洲各国都将看到”。这些沉思让他得出一个结论：“土地是人们共同的资源，让人们耕种并以此为生。为了鼓励人们辛勤劳动，我们容许土地被占有，同时就必须给被排除在土地之外的人提供其他工作。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失业者就应当享受耕种土地的基本权利。”杰斐逊之所以能想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对困扰欧洲农民阶级的难以摆脱的贫穷有新的认识。同时，他也看到他们绝望的处境与“耕种土地的基本权利”极不相符。导致这一切的元凶似乎是长久以来的不平等和世代累积的贫穷，以及欧洲的历史遗毒——简言之，就是封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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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的另一部分出现在杰斐逊与拉法耶特1789年1月到7月间的通信中。书信本身语焉不详，晦涩难懂，但通信的主题是关于起草《人权宣言》，让双方认真思考拉法耶特所称的“后代人的权利”，拉法耶特7月份呈交给国民议会的《人权宣言》草案中使用了这个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词是为了保证随后的宪法改革而提出的，无论改革的形式是宪法修正案还是美国新加入的州所倡导的类似的规约。更进一步地说，语言背后的思想表明有必要期待后代能够根据其自身最大的利益来做出独立的评判。毕竟，当代法国政治危机是由财政问题引起的，这就要求现在的这一代人去承担前辈积累下来的债务。换句话说，在法国政治环境中，对先人留给当代人的负担一直存在着高度的敏感，尤其是债务问题，另外还有神职人员和贵族享有的特权等。杰斐逊和拉法耶特似乎一直在不断探索建立成熟的宪法机制，让后代无须承担前一代人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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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想法最后一次出现是在1789年8月和9月初，后来就变成了给麦迪逊的信中那个版本。8月26日，应拉法耶特的要求，杰斐逊邀请爱国党的8位主要成员共进工作晚餐。他们聚在一起讨论即将在国民议会上进行的表决，是关于国王是否有权否决立法机构的法案。这是一次广泛的讨论，杰斐逊称其“重要性足以与古人最伟大的对话比肩，比如色诺芬（Xenophon）、柏拉图（Plato）、西塞罗传下来的那些对话”。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世代权利问题在这次聚会上被提及。这次聚会很自然地说明了在革命时期的巴黎，新的思想就是以这种非正式的、最终无从查证的方式传播的。托马斯·潘恩和孔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没有出席晚宴，他们二人都是爱国党人，都曾针对世代权利问题提出过自己的观点。孔多塞是法国杰出的数学家，同时也是一个直言不讳的共和主义者，他所赞成的世代权利的思想同杰斐逊的惊人地相似，也包括人口数据表，对于一代人的寿命也采取了相同的算法。不仅如此，孔多塞还是理查德·杰姆（Richard Gem）医生的朋友，同时也是他的病人。杰姆医生在9月的第一周曾治疗过杰斐逊反复发作的偏头痛。我们知道杰姆和杰斐逊曾讨论过后代人权利的问题。杰姆曾交给杰斐逊一份书面材料，阐明了这个原则：“文明社会的一代人无权决定下一代人的命运，这是不容辩驳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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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卷入关于他的思想是否原创及有多重要这种无休止的争论中，更为明智的做法似乎是绕开这些无解的问题，做出我们的推论：杰斐逊关于这一代人对未来一代人的责任的想法是在革命时期的法国形成的；他对于这一问题的构想或许受到了当时法国政府所面临的困境的影响；世代权利的概念在法国的沙龙文化中已经隐约被意识到，正如《独立宣言》中自然权利部分所表达的核心思想在1776年夏季开始为人所知。然后问题就变成了：为何杰斐逊在1789年明确地说出这一想法，并把它提升到一个新发现的、不证自明的真理这样的高度？

有两个不同但又有部分重叠的原因：首先，这时的杰斐逊更加深刻地意识到，继承下来的债务对公众以及个人都有潜在的巨大的破坏力。美国未偿还的债务使得杰斐逊担任驻法大使时最为努力的付出大打折扣，同时妨碍了他积极主动地与欧洲各国谈判协商的外交活动。革命时期的法国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就是因大量国家债务引起的财政危机造成的。并且，他的个人财务问题——住宿、衣服、家具、马匹、马车这些他称之为“装备”的开销——远远超出了他的薪水，迫使他不得不与费城的主管进行让他尴尬的交涉，说明其他的生活成本与大使薪俸之间的缺口。

但他在巴黎积欠的债务只是冰山一角。18世纪80年代晚期，他开始意识到他继承岳父的家产时所继承的债务一直在增长，可能永远无力偿还。他第一次意识到，即使他拥有数千英亩的土地和200多名奴隶，但他所欠下的债务如此之大，可能到死也还不清。这种恐惧几乎要和债务一样沉重了。1787年他写信给蒙蒂塞洛的监工说：“我的内心不停地遭受着折磨，直到将来我一个先令都不欠的时候为止。我真的已经感受不到生活的任何意义了。”实际上，他从思想上和心理上都认识到了债务问题对国家和个人造成的影响，因此，他希望能有办法降低这种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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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世代权利的信念是杰斐逊乌托邦式激进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麦迪逊认为该观点的整体计划非常不切实际，完全无法实施，这个评价的确是对的。但这并不得要领。每一代人都要白手起家，从前一代人遗留下来的债务、法律、法定义务和规章制度中解脱出来，这样的图景让杰斐逊可以编织他美好的梦想，即建立一个新世界，在这里，人人独立自主，不受任何羁绊，真诚与天真还没有被污染。这便是封建制度之前撒克逊人的世界，是印第安部落尚无政治之时的世界，是边境上自耕农独立自主的世界，是一场正义的反抗改善了环境之后的世界。这是一个完全依靠自觉和自律的世界，不知压迫为何物，无须政府来管理。即便转瞬即逝——历史的车轮会不可避免地滚滚向前——田园牧歌的和谐得以维系的那个时刻短暂而光彩。因此这里是安放与玛丽亚·科斯韦浪漫记忆（并非科斯韦本人）的最佳场所，同时也保留下他们二人最为亲密时科斯韦所象征的女性的魅力。“地球只属于活着的人”的信念，简单来说，是杰斐逊为维护其最为珍视的梦想而做的又一次搏击，这个梦想是建立一个不受制度和法律污染的社会；努力去除体制与法律的束缚，以使历史的流毒可以被不断地清除，以迎接他所信仰的质朴与纯真的自然秩序。

回家

从1788年冬天到1789年春天，杰斐逊都在盼望着返回美国。华盛顿当选第一任总统早已在每个人的预料之中，在华盛顿成为总统之前，杰斐逊的名字也在坊间热议，他被期待成为新政府的一员。5月时，麦迪逊报告了这些流言，并称“最杰出的那些人”（其中可能包括华盛顿本人）把他叫到一旁，问他在新政府里担任职务是否符合美国驻法大使的心意。麦迪逊用密码写道：“不知道你心里是如何想的，我不敢对此发表意见。”杰斐逊直到8月才收到麦迪逊的来信，但他立即清楚地表明了态度：“你是问我是否愿意到大洋彼岸接受任命吗？你知道我隐退之后的情形，一步步从一个提名到另一个提名，直到现在。我的目标是回到我上次隐退的状态。”他的答案，简单来说，就是不接受。他的确想要回到弗吉尼亚，将帕齐和波莉带回家乡安全的环境中，并且他想好好处理一下蒙蒂塞洛里的个人事务。但在家几个月后，他希望回到巴黎继续工作——在这一点上，我们无须怀疑他的真诚——然后便从公共服务的职位上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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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他在法国写的最后几封信对正在发生的法国政治危机的描述相互矛盾。一方面，他重申了他的乐观心态。“这个国家整体上恢复了平静，”他解释道，“国民议会正在制定宪法，一切进展顺利。对他们来说，制定出一部人人都认为非常完美的宪法很难，但他们会制定出一部非常优秀的宪法，自由权和财产权会比在英国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我想他们会为此忙碌两到三个月。”杰斐逊还发现了国民议会中有一个派系心怀恶意，“持有十分危险的观点”。不过他们很容易被挫败，因为“这个国家的民众如此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他们似乎不允许有人找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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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他在部分回信中措辞更为谨慎。在给南卡罗来纳州的大卫·拉姆齐的信中他写道：“这个国家的危机还没有解除。对面包的需求是否会引发骚乱？如果骚乱发生，后果难以预测，因为其他事件会随之一起发酵。”他在写给杰伊的信中语气既乐观又谨慎。他希望爱国党掌控国民议会，从而对极端主义者有所节制，带领法国走向君主立宪制，实现社会稳定。但还有一些不令人愉快的情况。如果“面包暴乱”在巴黎爆发，或者财政危机进一步恶化，或者国王惊慌失措，设法逃离凡尔赛宫，这将“预示着在巴黎会发生针对贵族的大屠杀”。杰伊是杰斐逊的直接领导，负责美国的外交事务。这是杰斐逊在两面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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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1789年9月28日启程返回蒙蒂塞洛，耗时长久，且路途艰辛。糟糕的天气将他困在勒阿弗尔两个星期，在这期间，一位同行者注意到他，描述了这样一个温馨迷人的场景：帕齐和波莉陪伴在父亲身边，大声朗读，杰斐逊则教给波莉复杂单词的读法。他们在等待天气转好，然后会有船来，先取道英国，最后前往美国。此时，他收到了三封信，都是重要的信息：玛丽亚·科斯韦跟他道别，她说她得了重感冒，无法在英国见他最后一面；威廉·肖特从巴黎来信称，“面包暴乱”已经爆发，一支由5000名女性组成的暴民队伍正开赴凡尔赛宫；乔治·华盛顿写信来，请他担任美国的第一任国务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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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和英国为结束美国独立战争于1783年9月3日签订的和平条约，英国正式承认美国为自由、自主和独立的国家，放弃对美国的统治和领土主权的一切要求。——译者注

[2]
与杰斐逊的政治伙伴詹姆斯·麦迪逊不是一人。——译者注

第三章

蒙蒂塞洛：1794—1797

Chapter Three

Monticello: 1794–1797

他在蒙蒂塞洛给自己建造了世外桃源般的庄园。政治生活的烦扰对他是持续不断的折磨，人身攻击让他非常郁闷……他从各种粗鄙和聒噪中退缩，像女人般渴望安慰和同情。

——亨利·亚当斯:

《托马斯·杰斐逊执政时期的美国历史（1889—1891）》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Administrations of Thomas Jefferson,1889—1891
）

从1793年到1797年，我一直待在家里，除了到访的客人，很少见到其他人。到最后，感觉到这样的状态给我的心灵带来了不利影响……我深刻感受到了远离世界的后果，觉得那导致了一种厌恶社交、愤世嫉俗的精神状态，对于无法调适自己的人来说是一种惩罚。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难以忘怀的教训。

——杰斐逊致玛丽亚·杰斐逊·埃普斯的信

（Jefferson to Maria Jefferson Eppes），1802年3月3日

蒙蒂塞洛一直是杰斐逊向往的归宿之地，不过事与愿违，他先是投身北美的革命浪潮，后来作为外交使节前往巴黎，然后在华盛顿政府里担任国务卿。但到了1794年1月，他终于确信自己的政治生涯结束了。他宣告说：“我已经奉献了自己生命中18年的宝贵时光，希望在余下的日子里能做一些更加有意义的事情。”事实上，已经51岁的他认为自己最好的时光已经结束，生命已经过去一多半了。一年多来，他一直恳请华盛顿让他不再承担政治责任，以便归隐乡村，安度余生。“每一天我都深信，无论是我的才华、心态还是年龄都不再适合从事公共事务。”
1

18世纪的美国领导人在政治生涯结束后通常会退隐田园，这是一种熟悉的甚至程式化的选择。弗吉尼亚王朝时代
[1]

一直如此。以西塞罗和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为代表的晚年隐居的先例，还有维吉尔（Virgil）在《农事诗》（Georgics
）里对田园生活的赞美，都已深入人心。宣布从纷纷扰扰的政治生活中退出，回归自然宁静的乡村生活是不足为奇的，以致像西塞罗一般富有雄心壮志的约翰·亚当斯，曾经对别人口中的美好的农村持有根深蒂固的怀疑态度，也开始动摇了。他在给阿比盖尔的信中说道：“看起来让自己变得伟大的方式就是退休。政治植物能在阴影下生长起来，真是令人感到惊奇。”亚当斯并非专门针对杰斐逊，但其他的联邦党人评论家在费城放出口风，称即将离任的国务卿只是回家治疗内心的伤痛，积攒能量，以便对总统之位发起冲击，却偏偏装腔作势，要退休做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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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杰斐逊并非故作姿态。他私下对言语谨慎的麦迪逊吐露心迹，态度一反常态地坦诚。他曾经觉得“年少时候有一些政治野心”，但这些内心的渴望“早已渐渐消失，看淡了功名利禄，身后更不需要什么虚名”。他对安杰莉卡·丘奇说，他目前最想要的就是“从可憎的政治职业中解放出来，投入我家人的怀抱，乐于农事，以书为伴”。在此之前，蒙蒂塞洛一直像海市蜃楼一般就在眼前，却无法触及。现在，他突然间回到这里了。“有房子等着我来建造，有土地等着我去耕种”，而且“我要守护那些替我劳作的人的幸福”，这样的说法显示出他的强烈的责任心。

1794年1月12日，他的一名黑人仆人前来迎接他，这次来的是罗伯特·海明斯（Robert Hemings），不是朱庇特。他尽职尽责地候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带来两匹精神抖擞的马。他二人骑上马，向蓝岭山脚下家的方向奔去。“我的生活范围现在就固定在蒙蒂塞洛和里士满之间了。”杰斐逊两周后宣布。在山顶之上的家中安定下来，他告知亚当斯，乡村的生活节奏已经开启了：“我过上了农民的生活，一些信件除非万不得已就不及时回复了。”他自称已经“彻底告别了报纸和政治”，并高兴地发现自己“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各种乡村事务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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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他决意要退休的一个最明显的原因是年龄问题。生命跨越半个世纪了，他感觉自己的身体不会一直保持健康，不可能奢望再活50年。《圣经》中说人的寿命是70年，据此，他还有10年多一点的时间。他不会料到，跟他的父亲和母亲不同，他将挑战命运的安排，活到80岁以上。他健壮的体格开始出现了问题，症状是关节酸胀，逐渐发展成严重的风湿病。1794年夏天，他在床上整整躺了两个星期。次年，他说道：“我开始感觉到年龄的影响。”他还称这是身体发出的信号，“这让我相信，生命开始衰退，变得乏味，我无法与之对抗”。微红的金发尽管开始出现灰白色，依旧很浓密。一张长脸，有些清瘦，仍然显示出经常户外运动的人所独有的神采，只是饱经风霜，眼角有了皱纹。身体修长而健硕，肌肉紧绷，还是保持着笔挺的身姿，只是腕关节和膝关节时感不适，会在天气潮湿或寒冷时突然加剧。总而言之，他还是比实际年龄看起来年轻许多。他依然能稳稳地骑在高头大马上；仍然可以在黎明时分起床，接连几天，每天工作16小时，不需要小憩或专门的休息时间；在他的身上，仍然可以看出一个年轻国家蓬勃发展的美好前景。但对于个人的前景，他从骨子里相信，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想把有限的时间花在追求个人的幸福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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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本身就足以成为杰斐逊淡出公共生活的动力，让他与罗伯特·海明斯策马疾驰，从弗雷德里克斯堡一路奔向夏洛茨维尔，然后回到在山顶上的家。正如他自己承认的，他做出这种选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行使政治权力或参与政治管理所必需的无休止的辩论从未让他感到快乐。亚当斯把争论看作对话的理想形式，富兰克林因为其资历和智慧，可以在内部政治斗争中左右逢源，华盛顿处于美国版的奥林匹斯山之巅，其权威不可动摇。与他们不同，杰斐逊对批评非常敏感，感觉自己是众矢之的。冲突的观点和激烈的争论对于他都是刺耳的聒噪，是对他内心向往的自然与和谐的否定和批驳。从某种意义上说，1794年他从政治生活中隐退，使人们认识到，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一直没有被赋予合适他的角色。这种认识其实是早就应该有的。

但无论这种理论上说来长期形成的原因有多么充分，历史上还是选择了让他加倍承受这种政治折磨。18世纪90年代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充满敌意和纷争的时期之一。从1790年任职国务卿，直到1794年离开费城，杰斐逊都是持续上演的政治大戏的主角。这场政治大戏冲突不断，近乎疯癫，比他政治生涯中经历的任何波折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华盛顿政府中所遭受的精神创伤从来没有痊愈。他实施自己的政治抨击，更确切地说，授意别人代表他来表达批评意见。这让他成为反对政府的代表性人物，虽然他的职责是为政府效力。时代是改变了他还是成就了他，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但毫无疑问，他具有明显党派倾向性的政治话语让他在全国知名。如果我们要了解这个中年男子的内心，明白他为何如此渴望回到蒙蒂塞洛与世隔离，就需要知道更多的情况，即他逃离的那个政治舞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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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和政党

杰斐逊担任国务卿时恰逢美国政治史上最充满未知的时代。正是因为这个新成立的国家政府是全新的，每一个重大决定都会成为一个范例，对内对外政策的每一项倡议都将被作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原则。新宪法的显著特征是其特意设计的模糊性，对联邦管辖权与州的管辖权之间的关系，对联邦政府的各个分支的权力重叠，都没有明晰的界分。简言之，宪法没有解决革命一代中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而是建立了一个新的、更稳定的环境，使得这些政治分歧可以拿来在其中公开进行辩论。

杰斐逊和辩论的其他主要参与者都明白，没有什么比弄清楚美国革命的真正含义更加紧迫。18世纪80年代后期，杰斐逊一直在法国任职。当90年代为了界定联邦政府的权力而展开论战时，他参与了辩论，他的革命信念远比大多数同事更加坚定。不少人已经得出结论，认为革命需要在国家层面上各政治力量达成妥协，而杰斐逊在思想意识上和心理上都没有做过如此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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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代最新鲜、最不可预见的社会发展就是政党的出现。并不是说当代的政党及其筹集资金、选择候选人和开展竞选活动等政党运作形式是在18世纪90年代全面形成的。（标准的政党以及与这个名称相关的附属概念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不过，我们可以认为政党的“诞生”是源自杰斐逊担任国务卿时期，他在政党的创立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问题是“党”和它所代表的含义还没有获得广泛的尊重。一个“党”，根据对这一名称的通常理解，仅仅就是一个“派别”，意思是一个有组织的少数人群体，通过不正当的、腐败的手段来达到削弱公众意愿的根本目的。把一个人称作一个政党的成员，等于指控他一贯地自私自利，甚至是彻底地背叛。现代意义上合法的、有组织的、反对民选政府的在野党在当时是不存在的。事实上，它肯定会让革命时代的大多数人感觉这是自相矛盾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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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给杰斐逊带来巨大的智力上和情感上的挑战，因为他跟麦迪逊一起，在1790年和1794年之间建立了共和党的雏形，从而创造了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有组织的政党，与当时的联邦党人抗衡。重复一遍，并没有任何规则来约束他们的行为，也没有不含褒贬意义的词语来对此加以评论。在联邦党人的眼里，杰斐逊和麦迪逊是背叛者，特别是杰斐逊，他是政府内阁的一员，却反对政府。这有助于解释他在那些年里受到的来自新闻界的谩骂和恶毒的人身攻击。没有现成的语言或思想能够对他的行为做出不带感情色彩的评价。

维持这种有组织的但非官方的反对，需要对自己的政治远见充满信心，清楚美国革命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也要求另一种素质，杰斐逊在法国时已经锻炼出来了，即可以称之为对矛盾的宽容，其他人可能会觉得这是欺诈或虚伪的表现。那个时代，政党还是面目可憎的事物，作为名义上的党魁，杰斐逊不得不在很多场合下伪装或者隐瞒身份。能够这样做，得益于他机敏的心理素质、对不同的意见和各色人物的灵活应对，以及他在内心深处自我的调适能力。

最后，在18世纪90年代初，杰斐逊和麦迪逊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以至于有时难以将两人的思想彻底分开。约翰·昆西·亚当斯的说法很恰当：“这两个强大的头脑彼此相互影响是一种现象，像物理世界中磁铁的无形而神秘的运动，将来的历史学家有智慧能够把我们国家历史中一些不易解释的问题搞清楚。”注重保密的习惯和杰斐逊在法国时跟麦迪逊用密码信件保持联络的经验在18世纪90年代派上了大用场。当时，他们联手反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并开始准备建立一个反对党。如果把麦迪逊当作杰斐逊的下属或者认为他在杰斐逊非常反感的政治斗争中心甘情愿地充当代言人，这对富有智慧和领导能力的麦迪逊来说是不公平的。事实上，从1790年到1792年，在与汉密尔顿斗争的早期阶段，特别是反对汉密尔顿的融资计划和建立国家银行的提议，麦迪逊是斗争的实际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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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总的来看，一些联邦党人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他们认为在崛起的反对党——共和党中，麦迪逊扮演的是“将军”的角色，而杰斐逊充当的则是“大元帅”。杰斐逊心理更为成熟，在整个团队中年龄最长，资历最高。他在战略上精心策划，麦迪逊则是在战术上正确实施。杰斐逊可以重点关注某一个政治问题最宏观的解决方案，因为麦迪逊会默默地把复杂具体的细节处理好。（如果上帝存在于细节当中，那么，麦迪逊总会在那里恭候上帝大驾光临。）这种安排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才华横溢、能言善辩的发言人在幕前进攻，而杰斐逊就可以留在幕后运筹帷幄，超然于争斗。

但也有一些不太明显的缺点：这会让人相信对杰斐逊的那些指责，说他是狡诈的操纵者，胆小怯懦，不敢直面真相。虽然他的辩护者可以而且也确实为他做了开脱，称他众所周知的对私人生活的渴望是因为生性羞怯或者过于矜持谨慎，“他勇敢的气魄如利剑，只是被藏在礼貌的剑鞘中了”。甚至连最欣赏他的传记作家杜马·马隆也不得不承认，在18世纪90年代党派之争中，杰斐逊经常在“礼貌和欺骗”的模糊界限上摇摆不定。更加尖刻的评论者认为，从他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开始，给人的印象变得神秘莫测，成为美国的斯芬克斯，获得了并不那么令人钦佩的名声。“他并不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写道，“无论是对他的朋友还是他的敌人。所以，他在公共生活中有不少时候是口是心非……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能够感受得到。”大多数对杰斐逊难以捉摸的个性不友好的评价缘于18世纪90年代过热的政治气候，尽管那时麦迪逊做出巨大的努力，保护他不受批评。事实上，部分原因是麦迪逊所做的事情引发了大家的疑问：杰斐逊干什么去了？他的性格变得颇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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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争议的还有他出任国务卿时优先考虑的事情以及制定的政策。杰斐逊退休之后，紧接着，詹姆斯·门罗给他写了一封安慰信，鼓励他的老师：“尽管你已经经历了重要的甚至是动荡的时期，你不仅对自己感到满意，你的同胞都给予你高度的认可，但是其中也有沉默，当然还有你的敌人言不由衷的赞美。”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或许带有一点偏袒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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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帮助开启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发展方向，对整个19世纪美国的利益都颇有裨益。他跟其他重要人物，尤其是华盛顿、亚当斯和汉密尔顿等，有着相同的根本认识，即年轻的共和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内部和国内的事务，稳定刚刚创建的政治体制，巩固对北美大陆的控制。这意味着不惜任何代价远离欧洲的冲突，为新兴的美国争取时间和空间，大力发展刚刚起步的国家经济。尽管对于如何贯彻这些外交政策的原则存在党派纷争，更不必说，面对英国或者法国的威胁，美国如何保持中立，大家对此意见不一，但这些原则本身在整个政府的高层已经达成共识。杰斐逊经常被言之凿凿地指责，说他在情感上亲近法国，与他声称坚持的美国中立思想相违背。但法国公使皮埃尔·阿迪（Pierre Adet）关于杰斐逊对法国深切的好感提出了最有见地的评价。“杰斐逊先生喜欢我们，”阿迪写道，“因为他憎恨英国……但说不定明天就会改变对我们的看法，如果明天英国不再激起他的恐惧……杰斐逊，嘿，是个美国人，正因为如此，他就不可能是我们真诚的朋友。美国人天生就是欧洲人的敌人。”这是个精明准确的判断，为杰斐逊作为国务卿的总体目标做了很恰切的注解，那就是通过谈判竭力维护美国的利益，同时避免盲目支持某一方而导致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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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阿迪对于杰斐逊憎恶英国的评价显然也是正确的。事实上，杰斐逊对所有英国的东西都表现出显而易见的憎恶（也许除了他们的花园），这影响了他作为国务卿的整体成就，有好几次差点将英美两国的关系推向危险的边缘。例如，在1790年的努特卡湾危机（Nootka Sound crisis）中，英国与西班牙在今天的温哥华（Vancouver）附近爆发争端，有可能将整个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区卷入战争。对于英国对该地区的图谋，杰斐逊采取了强硬好战的立场，险些引发与英国的战争，直到危机很快化解。乔治·哈蒙德（George Hammond）是专职解决《巴黎条约》条款长期存在的分歧的英国公使，杰斐逊在与他谈判时，表现得特别木然和倔强，在其他场合对他来说很自然的外交礼仪此时荡然无存。1793年，在对美国贸易政策的详尽报告中，他指出美国是中立国，建议对英国征收报复性关税，而这无疑是经济上的自杀之举。报告是基于对美国经济实力的信心，而对英国的情况仅是出于想象。很显然，只要一提及英国，压抑在他内心的仇恨就如同开闸的洪水喷涌而出，要保持委婉和冷静几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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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对他的仇恨的深层原因做出一些猜测。值得提醒的是，例如，他的革命生涯就是以起草反对乔治三世的控诉书开始的，他在宣言中对英国人民一并进行了谴责。批判如此刻薄，以至于大陆会议的同事们认为应该弱化对英王的谴责，并且完全删除了对英国人民的斥责。（别人眼中合情合理的宣传，在他看来是不折不扣的、不言自明的真理。）当乔治三世在英国宫廷之上转身背对杰斐逊和亚当斯时，难道不就已经印证了相互之间的憎恶了吗？在那之前，康华里的士兵烧了他的庄稼，掳走了他的牲畜，一些带不走的牲畜都被残忍地割喉杀死。他在巴黎的几年中，接触过英国新闻界的傲慢自大，他们似乎无法接受这一令其难堪的事实，美国殖民地实际上已经赢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

但英国人的妄想在杰斐逊看来是一个明显的威胁，因为英国企图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来阻碍甚至逆转美国革命运动带来的巨大革命潮流。那些仍然驻扎在美国西部边疆的英国军队不正表明他们的险恶目的和英国人普遍存在的幻想吗？他们希望有一天会把这个前殖民地重新征服。英国制定的商业政策与杰斐逊呼吁的自由贸易背道而驰，对其在世界市场上的霸权地位自鸣得意，这难道不是赤裸裸地宣告要对原先的美利坚重新殖民吗？最后，最糟糕的一点跟个人生活息息相关。他以及一大批的弗吉尼亚农场主不都是在英格兰或者苏格兰债主那里债台高筑吗？这些债权人整日催缴债务和利息，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托马斯·杰斐逊为美国革命的肇始和胜利做了那么多事情，还须对英国权威卑躬屈膝？这是一个令人恼怒的想法，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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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将他仇视英国的个人原因和社会原因或者他的心理状态同他的思想动机彻底分开，厘清关系，这样的尝试都是徒劳无益、令人沮丧的。或许最恰当的说法是，对于英国这一话题，他的理智和他的情感都认为不值得为之辩论。在外交政策方面，历史最终证明他是错的，因为英美联盟以及英国舰队的保护在整个19世纪都对美国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使这个新兴国家一步步壮大起来。他推测英国已经到了走下坡路的历史时期，这与普遍对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价值判断大相径庭。但他本能地意识到英国和美国之间仍然有未竟的事业，这一点是很精明的，1812年战争证实了这一观点。而他担心英国仍在考虑要重新攫取曾经失去的美利坚，他的这种恐惧，夸张一点说，是颇有道理的。我们现在觉得这并不太可信，仅仅是因为我们知道它的确没有发生而已。

类似的，他对法国的感情也掺杂了个人原因和公共利益的考虑，这常常使得他声称的美国中立并不是那么纯粹，带有对法国的偏爱。杰斐逊所说的“公平中立”，指的是美国的外交政策，承认法国作为美国在欧洲的盟友在美国革命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和1778年《法美同盟条约》中规定的长久的义务。他成功地说服了华盛顿，指出美国是与法国这个国家而非任何特定的政府或个人签订的条约。因此，1793年路易十六被处决，随后革命党人为了夺取法国大革命的权力，进行了血腥屠杀，这些都不能作为放弃与法国联盟的理由。当时虽然饱受争议，遭到汉密尔顿和所谓的“上层联邦党人”（High Federalists）的强烈反对，现在回想一下，杰斐逊的判断是有道理的。但他对法国公使埃德蒙·热内（Edmond Genêt）同对英国公使乔治·哈蒙德的态度完全相反，表现出几乎无穷尽的耐心和无限的宽容，容忍热内对美国内政指手画脚，以及他显而易见的妄自尊大，以为自己的权力凌驾于美国总统之上。即使杰斐逊最终决定在1793年8月与热内绝交，也是出于明显的政治动机及对国内形势的研判。“我发现有必要抛弃这条失事的船，”他告诉麦迪逊，“它会把所有依附于它的人沉入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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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热内令人绝望的傲慢行为也未能破坏杰斐逊对法国根深蒂固的好感，这种好感的基础不仅仅是他对法国美食和巴黎建筑的钟爱。这种好感在他对法国大革命中针对雅各宾派的疯狂报复和恐怖活动的支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你信中的语气有时让我感到痛苦。”他告诉威廉·肖特。肖特从巴黎写信回来，向他描述了巴黎暴徒们的滥杀无辜和社会秩序的全面崩溃。杰斐逊发表了说教式的议论，说在历史前进的道路上，人们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代价。“在整个地球上，自由是必须依靠竞争的，有哪一个能不流血牺牲而获胜的呢？我对为这一事业而献身的人们感到悲伤和痛苦，但如果他们失败了，我会看到半个地球都会变得荒芜。即使每一个国家仅有一个亚当和一个夏娃留下，能够自由自在，这要比现在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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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极端的说法可能被称作革命的现实主义，这让人在头脑中禁不住要跟20世纪为革命献身的极端主义相比较。这暴露了杰斐逊的性格中冷酷的一面，似乎跟他的气质完全不相称，且固执己见。但他对法国大革命中的暴行显示出来的漫不经心的态度，与对历史发展走向既清高又全神贯注的心态密不可分。

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关于历史发展的脉络自从他在巴黎生活的时候就一直存在。在他的想象中，美国革命仅仅是全世界范围内斗争的第一枪，革命注定将席卷世界。他在信中以惯常的口吻告诉朋友说：“我虔诚地相信，自由的车轮正在快速地向前滚动，终将遍及世界各地。”美国从英国独立出来，只是最初的政治风潮，更广阔、更彻底的革命将自然地随之而来，尽管不是一帆风顺，会遭到激烈的反抗，但封建主义和君主制的最后残余还是被无情地摧毁，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最能体现杰斐逊见解本质的书是托马斯·潘恩的《人的权利》（The Rights of Man
，1791），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已经明确地表达出来了。《人的权利》指出：“1776年精神”跟“1789年精神”同样都表达了对自由的渴望，酣畅淋漓的语言引起巨大的轰动。在杰斐逊看来，与共同的目的相比，美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最大的不同是一些不重要的偶发事件。在这一点上，亚当斯认为杰斐逊要么是一无所知，要么是暂时发疯。同样，他认为如果把全世界革命的胜利看作一个宏大的故事，法国大革命中的滥用暴力和失控的局面只是令人扼腕、转瞬即逝的一个章节。美国外交政策所有的具体决定都需要参照这一广阔的、世界性的样式。实际上，这意味着，杰斐逊采用了惯常的做法，将错综复杂的外交政策用简单的道德二分法来处理了。这样的话，英国就扮演了反革命的恶棍角色，而法国则是一个革命的英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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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对于国内形势的判断很明显与对国际问题的看法类似。跟华盛顿的内阁经过了一年意气相投的政治合作后，杰斐逊开始阐明自己对美国政治的看法，语气中也带有道德说教，充斥着界限明确的恶棍和英雄的划分。促成这一变化的直接原因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个原因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汉密尔顿担任财政部长，推行强硬的政策；二是汉密尔顿个性中有强烈的、令人难以容忍的皇权意识。杰斐逊和汉密尔顿已经迅速成为华盛顿内阁的主导性人物。（约翰·亚当斯在大家的眼中也是重量级的人物，被挤在一旁，因为他在参议院行使副总统的职责，让他意识到他担任了“人类有史以来发明的或者说能想象出来的最微不足道的职位”。他以后的继任者对这一职位也有喋喋不休的抱怨。）杰斐逊和汉密尔顿在1790年6月一起参与了所谓的“餐桌交易”（the dinner table bargain）——麦迪逊也在场，实际上他是主要的谈判人——以达成妥协，让汉密尔顿在国会获得足够多的票数可以通过他的提案，提案是要让联邦政府承担所有未支付的国债。这一政策违背了弗吉尼亚州的利益，弗吉尼亚早就还清了大部分债务。作为回报，汉密尔顿支持十年之后将国家的首都选定在波托马克河畔。这两位内阁首脑在餐桌上的讨价还价让两个党派最后一次达成共识。杰斐逊很快就承认他被汉密尔顿“愚弄”了，成为“他实施其计划的工具，那时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在我政治生涯中所有犯过的错误当中，这一次导致了我最深切的懊悔”。此后两人同在政府工作的这个时期内，龃龉不断，在华盛顿面前彼此告状，争取支持，为了他们各自珍视的美利坚共和国的核心利益而明争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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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冲突的深层原因是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二人各自的个性特点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汉密尔顿就是上帝把他创造出来专门反对杰斐逊所有价值观的人。举止潇洒，言语直接，汉密尔顿拥有军事领导人独有的自信，习惯于发号施令，颐指气使。这种外露的行使权力的风格恰恰是杰斐逊最无法容忍的。汉密尔顿在独立战争时期是华盛顿手下的军官，战功卓著。或许他喜欢显示权威、乐于炫耀的举止源自这段经历（这种英雄般的体验是杰斐逊不具备的）。这一风格让人想起帕特里克·亨利的演讲，杰斐逊也十分不以为然，认为他过于卖弄和夸饰。跟亨利一样，汉密尔顿也是出身贫苦的神童，约翰·亚当斯后来称他是“苏格兰小贩的小杂种”。他对成功和荣耀的急切渴望与真正的弗吉尼亚贵族所推崇的低调举止大不相符。更糟糕的是，作为一个对手，汉密尔顿的行动能力强，文笔也相当好。杰斐逊回忆起自己跟汉密尔顿在内阁会议上的冲突，如同受难一般。他提醒在报纸上撰文对汉密尔顿展开人身攻击的麦迪逊，称汉密尔顿“自己就能顶得上千军万马”。汉密尔顿博闻强记，心思缜密，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写出洋洋洒洒的政治评论，头脑活跃，精力充沛，不像杰斐逊那样沉稳安静。汉密尔顿往往从显著的、现实的问题开始考虑——如何攻击英国的立场、批准宪法或发展国家经济——然后再思考能够提供解决方案的总体原则。杰斐逊思考的方向恰恰与之相反，是从原则性的理想到特定的情境或问题。这就是说，当现实无法达到他的期望时，杰斐逊会显得失望；汉密尔顿的失望则是在他提出的务实的建议被别人认为毫无原则的时候。在他的敌人眼中，杰斐逊是美国版的憨第德（Candide）
[2]

；汉密尔顿则被敌人看作美国版的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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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相互之间的敌意和人身攻击从1792年开始都有据可查，当时汉密尔顿和他的追随者用好几个假名[比如卡图卢斯（Catullus）和斯科瑞奇（Scourge）]写作，在报纸上攻击杰斐逊的亲法倾向、他在宪法问题上左右摇摆的态度以及他难以捉摸的个性特征。汉密尔顿写道：“在坚不可摧的沉默和神秘下，包裹着谨慎和羞怯，他[杰斐逊]不显露自己的憎恶，在温暖舒适的避难所里，坐在转椅上，参与了所有的政治密谋和欺骗……他通过《国民公报》（National
Gazette
）散播有害的思想。”最后提到的是菲利普·弗伦诺（Philip Freneau）编辑出版的一份报纸，经常发表反对汉密尔顿和政府的文章。杰斐逊雇用菲利普在国务院做翻译，薪水可以补贴他的编辑工作。汉密尔顿一直声称这种安排违反了杰斐逊所知的“无利益冲突原则”。与此同时，汉密尔顿持续抨击所谓的反对党的大元帅，在此过程中，对杰斐逊的事业及性格在公众面前展开了最尖刻的不留情面的攻击。“如果有好奇之人想要找寻一些证据，证明他的各种能力，一定会找到很多的谈资。作为一位政治家，他在法国担任美国公使时囿于各种政治教条，不知所措，他提出的理论原则只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作为一名斗士，他在蒙蒂塞洛极尽剥削压榨之能事；作为一位哲学家，他发现黑人比白人低劣，肾脏泌尿更多，身上有难闻的气味；作为一位数学家，他设计了转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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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弗伦诺之外，杰斐逊的主要支持者都是来自弗吉尼亚：永远忠诚的麦迪逊和门罗，再加上年轻的国会议员威廉·布兰奇·贾尔斯（William Branch Giles）。杰斐逊怂恿贾尔斯对汉密尔顿作为财政部长在财务方面的违规展开正式调查，虽然只有莫须有的罪名。杰斐逊本人从未参与公众辩论，总是愿意通过代理人来表达意见。他总能够很巧妙地隐匿身份，掩盖行迹，以致他是贾尔斯调查的幕后指使200年之后才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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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这两个思想意识不同、个性气质互不相容的内阁成员之间存在个人恩怨。更深一层看，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代表着根本性的意识形态分歧。1792年，杰斐逊把联邦党人的领导层视为“君主主义者”（monarchists）、“托利党人”（tories）、“反共和主义者”（anti-republicans），称呼汉密尔顿财政政策的支持者为“独裁主义者”（monocrats）、“投机者”（stock-jobbers）和“债券人”（paper men）。在杰斐逊心中勾勒出一个故事，故事的情节是要倒转美国革命的事业，反派人物是一些邪恶的阴谋家，背后由恶魔般的财政部长所操纵。他在给华盛顿的信中写道：“这个人的所作所为，从历史肯屈尊对他垂青那时起，就是一连串破坏这个国家自由的阴谋诡计。这个国家……给了他数不清的荣誉。”仇恨之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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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杰斐逊这一段动荡不定的职业生涯和共和国早期的政治史的历史学家，试图寻找一种方式对现代人听起来过于沉迷甚至是近乎偏执的事情进行合理的解释。他们认为这是辉格党思想的一次新的应用。杰斐逊曾在18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成功地将其作为武器，与英国政府进行斗争。对这种解释有很多可说的，其中的一个优点是可以把他早先对英国政治的腐败所持的执着看法同他对汉密尔顿同样执着的仇恨联系起来。他仇视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以及汉密尔顿设想的激进的政府。杰斐逊认为1776年他就已经绞杀的这一政治怪兽，现在又在汉密尔顿头脑中如幽灵一般再现了。杰斐逊18世纪90年代夸张的言语修辞方式，一方面反映出乡村党对美国革命的恐惧，同时，也可以弱化他在对汉密尔顿的政治讨伐中明显的极端主义倾向。因为如果有人要质疑杰斐逊在90年代是否头脑清醒，那不就等于恶意诽谤在美国历史上爱国主义最为强烈的时期他对乔治三世同样咄咄逼人的言辞抨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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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不是——我们必须清楚并强调这一点——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或有着偏执倾向的人。研究辉格党思想的学者们提醒我们，他在90年代的政治思想具有阴险诡秘的特征，这是当时政治文化的共同特征，而同样狂躁的心态可以在整个领导集团的私人信件中找到大把的证据，包括亚当斯、麦迪逊和汉密尔顿。（只有华盛顿似乎不受影响，但那时候他的威望如日中天，没有什么能对他产生影响。）整个革命一代的先驱们被认为是在美国历史上所有政治领导人中最具智慧的。除非有人准备质疑这一群体的精神状况，否则单单对杰斐逊个人进行评价是具有欺骗性的，也是不公平的。研究革命时代的著名学者也提醒我们，阴谋论是主流的及边缘的人物用来思考和谈论政治事件时非常普遍的方式，同时也为解释复杂的社会变化提供了一个世俗的方式，这比以前诉诸命运、天意或上帝的旨意是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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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来，杰斐逊对联邦党人特别是汉密尔顿等人的所作所为过于简单的和高度说教的评价值得做深入的思考，如果仅凭乡村党人的解释是无法对杰斐逊的真实想法做出公正的理解的。因为他一开始就对在这个世界上个人的自由程度抱有更单纯、更强烈的理想主义的观念，尤其是当君主的及教会的权力被击溃时，杰斐逊期望看到政府权力公开透明地运行，他的这种愿望比革命一代任何人的都要敏感和强烈。这也许是最好的解释。因为在他的政治想象中，主色调是黑色和白色，没有模糊的色彩，没有过度色，政治权力的压迫一旦对他乌托邦式的目标产生现实的威胁，他的忧虑就无处安放。汉密尔顿的计划是建立一个积极主动的联邦政府，政府有权塑造市场，规划财政和政治发展路径，从特征上看当然没有体现君主制的思想，而是可以看作20世纪罗斯福新政价值观的前身，并非旨在复兴中世纪国王和宫廷的权威。但在杰斐逊看来，这些差别没有多大的意义。任何形式的积极的政府权力都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它凌驾于个人之上，侵犯了他主张的个人自主的浪漫理想。的确，乔治三世的法令和议会的税收政策在18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曾引发了同样的恐惧。但是汉密尔顿并不只是勾起了对英国压迫的痛苦回忆，他直接威胁了杰斐逊所渴望获得的世界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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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杰斐逊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乡村党领导人的身份，使其带有独特的杰斐逊特色。乡村党中的“乡村”这个词与其原义是不同的，原因很明显，“乡村”对于他和英格兰村庄里的居民是具有不同含义的。当他被要求描述两个党的社会构成时，他所列举的“反共和党人”包括以前的保皇党人和托利党人、跟英国做买卖的美国商人、股票投机商、银行官员、联邦政府雇员和政府职位的求职者，这是具有普遍心理特征的一类人——“内心焦虑，性情倦怠，死气沉沉。”而“共和党人”的名单要短得多，但是包含了绝大多数的美国选民。它的成员既有“美国各地的土地拥有者的群体”，也有“不拥有土地但辛勤劳动的群体，不论是从事农耕还是艺术工作”。杰斐逊估计，两党相比，“后者与前者在数量上大概是500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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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民主共和党（Democratic-Republican Party）的民主特色已经显现出来，杰斐逊的名字最终将与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传统的辉格党构想中，乡村党是由土地拥有者精英组成的反对宫廷党的政策的群体。这两个相互竞争的精英群体对争取公众的最大利益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策略。但杰斐逊把自己看作带领大多数人与少数精英进行政治斗争的领导者。这是18世纪后期看待政治的一个新视角，诚然，它借鉴了与辉格党长期相关联的阴谋论的传统观念。例如，汉密尔顿政策的这些“反共和”的支持者，虽然只是少数人，但“形势看上去让他们觉得力量强大，人数众多”。杰斐逊认为，他们的主要优势在于“他们都居住在城市里，在一起生活，能够作为一个整体在任何时候采取行动”，而他的支持者“分散在全国各地，相互之间的联络方式很少”。（换句话说，乡村党面临的主要劣势，是他们住在乡下。）但是，杰斐逊构想的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新特点归根到底是人数对比的问题。他认为自己是潜在的大多数美国人的代言人，如果他们能够被调动起来，将获得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成为“1776年精神”的真正继承者。18世纪90年代，他谈论到他们时不再称呼“公众”（the public），而是使用了更加民主的字眼“人民”（the people）。这些都是具有预言性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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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与债务

杰斐逊在蒙蒂塞洛退隐的第一年没写多少信。发出去的信件传递了一个信息，这位前国务卿已成功地摆脱了政治的炼狱，经过艰辛的旅程，回归到期待已久的天堂般的田园生活。他写信给华盛顿，不是把他作为总统而是作为一个同乡的农民，回顾两人都熟悉的一个生产粪肥的方法，“一品脱的粪肥可以施一英亩地”，并说如果有哪位天才发明家能使其成为便携式的，他准备大量购买。他写信给在巴黎担任美国公使的詹姆斯·门罗，对他不常写信表示歉意。把长时间没有动静归咎于“经常发作的拖延症，因为现在的环境不需要在特定的时间完成特定的事情”。当他听说他的巴黎的老情人玛丽亚·科斯韦已经离开了她的丈夫，抛弃了她年幼的孩子，到意大利修道院过上了与世隔绝的生活，他写信给她，满怀着旧时的感伤：“我很遗憾，距离将我们分开，我决不相信，我们不会再见面，除非当时间和距离都不是什么问题的时候你能来见我。”但她不该把自己隐藏在与世隔绝的房间里，那里“无法感受到温暖的阳光、和煦的微风……”他自己则选择了相反的生活方式，把时间都花在户外活动上，像一个“真正的农民，测量土地，耕种田地，帮助收拾干草垛，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无不在为将来做准备”。他信心满满地对朋友说，他的平静生活就像满地的鲜花，已经生根发芽，现在正在他的灵魂深处灿然绽放。这是杰斐逊一生的家庭梦想，现在人到中年，在环境适宜的农村，“就像上古时期的族长生活在儿孙们中间，耕种我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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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鸟语花香的田园景致，特别是温馨的家庭生活，在18世纪90年代中期至少是暂时地展现在杰斐逊面前了。帕齐，杰斐逊叫她玛莎，已经长大成人，从法国回来后不久，便于1790年嫁给了小托马斯·曼·伦道夫（Thomas Mann Randolph, Jr.）。她在巴黎学习的时候还是个小女孩，杰斐逊曾非常担心，生怕她的婚姻会出问题，“以后找一个傻瓜为夫”，但小伦道夫让这些担心变得多余了。小伦道夫是有着最优秀血统的弗吉尼亚绅士，在爱丁堡（Edinburgh）受过教育，一直以自己的岳父为榜样。像杰斐逊一样，他身材高大，肌肉发达，黑色的头发，黝黑的皮肤。他是一位出色的骑手，在弗吉尼亚是为数不多的能跟杰斐逊媲美的人之一。作为一个年轻人，他风流倜傥，潇洒迷人，有着伦道夫家族其他男性成员一样的怪异举止，比如当他的马跨越障碍时，他只是很淡然地行了个礼。到1795年的时候，他跟玛莎已经给杰斐逊生了2个外孙子。后来又先后生了9个孩子。除了沿詹姆斯河在里士满下游的瓦里纳（Varina）拥有大片土地，1792年伦道夫购买了埃奇希尔（Edgehill）1500英亩（约9100亩）的地产，离蒙蒂塞洛只有2英里（约3.2公里），因此他和玛莎可以经常去看望杰斐逊，整个夏天都住在蒙蒂塞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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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6年6月，一名法国贵族德·拉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公爵（Duc de La Rochefoucauld-Liancourt）来访，他是从正在进行的屠杀中逃出的贵族难民之一。他描述了杰斐逊在田地里监督小麦收割的情形，伦道夫就在他身边。他评论道：“从杰斐逊对他的感情看”，伦道夫“似乎是他的儿子，而不是他的女婿”。拉罗什富科-利昂库尔接着描述了住在蒙蒂塞洛的杰斐逊的其他家庭成员。以前的那个波莉，现在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足以让阿尔伯马尔县的所有单身汉为之倾倒。现在可以用正式的名字来称呼她了。“玛丽亚小姐一直同她的父亲住在一起。但是，她已经17岁了，而且长得美丽端庄。毫无疑问，她会发现除了做个好女儿，还有更美好的事情等待着她。”一年后，玛丽亚应验了这个预言，与约翰·威利斯·埃普斯（John Wayles Eppes）订婚了。杰斐逊觉得“如果我能有从全世界给她选择伴侣的自由”，埃普斯正是他想给貌美的女儿选择的年轻人，杰斐逊向玛莎解释说，玛丽亚即将成婚，这让他长期酝酿的和谐家庭计划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我看着大家围坐在火炉边，没有谁会破坏和睦，给别人带来任何的不快或妒忌。没有失控的激情，没有危险的偏见，那些可能影响我们后代的命运和幸福的因素都不存在。我们可以放心，他们的这种状况还能延续到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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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杰斐逊的很多美好的、发自心底的愿景一样，这个结果看起来是过于美好了。尽管杰斐逊把蒙蒂塞洛800英亩（约4860亩）的土地作为礼物送给了玛丽亚，目的是想让她离得近一些，而玛丽亚更愿意住在艾平顿（Eppington）丈夫的家中。像她的母亲一样，1804年，她因难产而早早去世。同时，在杰斐逊以一家之主的身份住进来之后，托马斯·曼·伦道夫患上了神秘的神经性疾病。无论是到气候凉爽的新英格兰去旅游，还是几次去弗吉尼亚泡温泉，都无法给这病带来想象中的疗效。杰斐逊很困惑，不知到底是什么在折磨着自己心爱的女婿。在随后的几年里，伦道夫染上酗酒的毛病。谣言开始流传，说年轻的伦道夫遗传了其家族多年来一直存在的怪异的性格特征，他的敌人称之为完全的精神错乱。到了1802年，他承认，作为杰斐逊家族的一员，感觉自惭形秽，“就像一个很另类的东西来到整齐划一的体系中，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他把自己比作一只“傻鸟”，在一群天鹅中间从未有过轻松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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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杰斐逊的家庭理想中唯一执着的就是玛莎。玛莎全身心地、无私地爱着她的父亲和她的孩子。她自己也是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玛莎从来没有提及过她丈夫日益严重的情感问题。1798年，她承认，对丈夫的爱从来没有真正取代“最早最好的天性”，即对她父亲的感情。这种女儿对父亲极端的爱恋是否跟托马斯·曼·伦道夫陷入绝望并最终穷困潦倒有什么关联，这并不清楚。很清楚的是，尽管杰斐逊退休以后享受了很多田园牧歌般的欢乐时光，但他期望在蒙蒂塞洛拥有的持久的家庭幸福被家庭内部情感的冲突所干扰，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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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怎样的心理冲突都在慢慢侵蚀他的梦想，杰斐逊意识到了这一点，只是通过保持沉默来应对。当玛丽亚提到一个远房亲戚因为长期酗酒导致生活困顿时，杰斐逊劝她不要讨论这个话题。“如果事情是不重要的，何必纠正他呢？”他反问道，“如果是重要的，就先让它过去吧……有那么多的人因为无视这些谨慎的规矩而变得不幸福。”这种明智的健忘对于维持虚幻的理想也有十分重要的优点。按照杰斐逊家族的行为规范，一个人不仅对外人保守秘密，自己也将秘密埋在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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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他的家庭理想一样，杰斐逊的农业理想是完全真诚的。他如实地表达了愿意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但不得不置身于革命之后的弗吉尼亚混乱与世俗的农村生活中，个人的喜好与外部环境的限制之间的碰撞不可避免，最终导致悲剧性的结局。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论及人权的经典语句，是对美国散文历史的杰出贡献。知名度仅次于那段话的是下面《弗吉尼亚笔记》中的一段：“在土地上劳动的人们是上帝的选民，如果他曾有过选民的话，上帝有意让这样的选民的胸怀成为特别贮蔵他那丰富而纯真的道德的地方。这里才是上帝保持神圣之火旺盛燃烧的中心，否则这个神圣之火就会从地球上消失。”有一位当代的学者，同时也是位农民，评论道，这是对农业的巨大赞美，此后农业再也没有获得过如此的殊荣。事实上，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美国的农业发展史是一部记载着冲突的历史，是遵循杰斐逊理念的耕作者神话般的地位和反复无常的天气及同样反复无常的市场导致的严酷现实之间的冲突。这个长篇的而又经常自相矛盾的故事，其实是源自杰斐逊本人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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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交织在一起，如层层海浪扑向杰斐逊，但最基本的事实是，他不是一名独立的自耕农，而是一位负债累累的弗吉尼亚种植园主。从国务卿的任上退休时，他欠了布里斯托尔（Bristol）的英国债主约4.5万英镑，还欠一家格拉斯哥（Glasgow）的商号2000英镑。债务大部分是在18世纪70年代产生的，他继承了岳父约翰·威利斯（John Wayles）的家产及相应的债务。但他所称的“债务的束缚”因为众多因素变得更加复杂。战时的通货膨胀使得他为还债而做出的努力付之东流；1784年至1794年间，他不在蒙蒂塞洛的那段时间，他的土地的生产力不断下降；还有他天生不具备量入为出的本事，生活中少不了书籍、精美的家具、昂贵的葡萄酒或保证优雅生活的其他必需品。在法国担任公使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越来越意识到，收入跟支出之间的差距在加大。事实上，这种意识让他困惑不安，债务的利息越滚越多，增长的速度比他偿还本金的速度还快。当他在1794年辞去公职的时候，他早已奏响了熟悉的西塞罗音符，表达了对田园简约生活的渴望。他告知华盛顿，他的隐退是为了偿还债务，拯救他的家园，他的土地“被监工们搞垮了，其衰败的程度让我难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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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严重的财务困境如果用当今的算法来计算，显然不是那么精确。但保守地估计，会有几十万美元的缺口。不过这种情况对于革命之后的弗吉尼亚种植园主阶层来说相当普遍。1790年，弗吉尼亚的居民共欠英格兰和苏格兰债主230万英镑。弗吉尼亚当地最显赫的家庭在英国商人记录的欠债超过3万英镑的名单上，也都赫然在列。杰斐逊深刻地意识到，如此庞大的债务折磨着他的朋友和邻居。有一次他甚至给一名来自法国的崇拜者解释说，弗吉尼亚的农场主的债务是“由父亲传给儿子，这样代代相传的，最后使得种植园主不得不成为伦敦商人的附属财产”。他对二女儿也说过几乎同样的话：“弗吉尼亚的庄园总体的亏损状况令持有种植园的人几乎不可能有办法避免破产。而这种情况将会持续下去，除非在工作方式上发生一些变化。与此同时，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免除贫困，只有把事情提前一年计划好，并大力克制自己，直到最后能够获得利润。如果债务一旦需要由农民来承担，那是无法支付的，只能卖掉田产。”想想放纵挥霍的消费习惯和他心爱的蒙蒂塞洛的最终命运，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说法。但在18世纪90年代中叶，他既不能预见未来，也看不出这里面的讽刺意味。他所能做的，或者至少努力尝试去做的事情，就是让他的土地带来更多的收成，以便清偿债务。在那个时候，农业就意味着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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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土地资产相当丰厚，但仅仅看似如此。杰斐逊拥有近1.1万英亩（约6.7万亩）的土地，大致平均分成两块，一块是在阿尔伯马尔县蒙蒂塞洛庄园的周边，另外一块是在90英里（约145公里）之外的西部，集中在贝德福德县（Bedford County）。剩下的还有沿詹姆斯河往东南方向到古奇兰县（Goochland County）和坎伯兰县（Cumberland County）的一片土地，他把这片地卖掉了，部分原因是为了还清债务，再则是为了整合资产。尽管卖掉了这片土地，杰斐逊仍然是该州最大的地主之一。他感觉难以接受自己的债务状况带来的影响，其中一个原因是，像旧时的弗吉尼亚贵族一样，他是以土地而不是以金钱或流动资本来计算财富的。对于杰斐逊，土地是一个人价值的最好体现。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在这方面我是最强悍的。”尽管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债主们在他的生活中如影随形，挥之不去，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土地的人，因而是一个富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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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由他接手管理土地的种植，他期望土地能够帮他摆脱这些债主。他的计划是明确的。他将放弃烟草，而选择小麦作为主要的农作物。在《弗吉尼亚笔记》中，他把烟草种植描述为“导致无限苦难的耕作”，一方面是因为，烟草作为一种有害的作物，除了供养人的坏习惯之外，没有任何益处；另一方面是因为烟草会破坏土壤。因为他的土地，如他所说，“还没有恢复过来，懒散的烟草种植让土地变得贫瘠”，他要坚持采用作物轮作的七步长期计划，以便可以让土壤恢复其原来的肥力。1794年的整个春天和夏天，杰斐逊一直在致力于他的七步轮作计划的具体实施，把原先倾注在美国的内政或外交上的精力全部都用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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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理论层面，他的计划有很多可取之处，值得推广。杰斐逊大多受关注的深刻思想都具有一些理论高度。小麦成为弗吉尼亚开明的农场主所选择的农作物（华盛顿曾在这方面带过头），因为它对土壤的损伤小，在市场上比烟草更有优势，主要的一点是人们需要吃饭胜过需要抽烟。还有就是，英国和法国之间正在进行的战争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占领欧洲的食品市场。他的七步轮作计划的精细程度意味着需要很长的时间，至少七年之后，他的田地才能适合大规模种植小麦，但似乎这是正确的方向，值得为之付出代价。这一计划更加证明了，杰斐逊认为自己在这期间是会留在蒙蒂塞洛的。他在做长远的规划。

此计划开始是成功的，但后来在各方面都没有实现。导致该计划失败的众多原因中，也许罪魁祸首是烦扰所有农民的问题：恶劣的天气和坏运气。干旱和早来的霜冻让杰斐逊的小麦产量连续三年遭到重创。谷物通过驳船运往下游的时候被暴雨浇透。后来，可怕的小麦瘿蝇不时飞到田地里来，吃掉了好不容易存活下来的庄稼。杰斐逊在《农事书》（Farm Book
）中记录了各个季节中遭遇的变幻莫测的天气和他最完美的计划遇到的障碍。只要读过此书的人无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无论他是多么幸运，而作为一个农民，他真的是非常不走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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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的种植园不能很好地种植经济作物，无法带来可观的利润，除了运气不好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基本的原因：首先，他根本没有足够多的用来耕种的土地。当1.1万英亩的种植园的情形在头脑中出现的时候，人们自然而然地会联想到这样的一幅图景：在南北战争前的南方，广袤的田野上到处可见大型的农业工厂和半军事化管理的成群的奴隶劳工。但杰斐逊的土地，事实上，18世纪大多数弗吉尼亚的种植园，看上去并不是那个样子，也没有那样的功能。杰斐逊拥有的并不是一望无际的一大片土地，而是七个独立和完全不同的农场：蒙蒂塞洛、沙德维尔、塔夫顿（Tufton）和乐高（Lego），在阿尔伯马尔县；白杨林（Poplar Forest）、贝尔溪（Bear Creek）和托玛豪克（Tomahawk），在贝德福德县。此外，在他所拥有的全部土地中，只有约1000英亩是可以耕种的。其余的全是森林。实际上，杰斐逊并没有监管一个统一的常规意义上的种植园，而只是一系列中等规模的农场。如果算在一起，这些分散的种植园有能力出产足够的玉米、燕麦、土豆、黑麦、豌豆、大麦和亚麻，实现自给自足，并且在好的年景中，能有些许盈利。事实上，这也正是他们一年又一年在尽力做的事情。但是，适宜种植的面积过小，农场的组织结构过于分散，使得它们无法带来更多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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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杰斐逊所拥有的土地缺乏肥料及保证经济作物丰收的相应的肥沃程度。即使天气尚好，运气也佳，仍旧需要时间克服地理条件带来的困难。杰斐逊倾向于把土壤贫瘠归咎于烟草种植对土质的负面影响，以及他在法国与费城期间监工对土地的疏于管理。这的确是事实，但他没有承认更为基本的一个事实，他的种植园是在山脉的东坡。从审美和视觉的角度看，这是个绝佳的位置，从蒙蒂塞洛往东一直到泰德沃特地区，景色无与伦比。尽管从这里往下看去，就是一些弗吉尼亚最富饶的土地。这个高度观赏景色十分宜人，但也导致了土壤不适宜耕种。（他要是能有20世纪的肥料和农业技术，情况也许会有所不同。现在生活在该地区的农民以饲养牲畜为生。）因此，尽管杰斐逊愿意相信，他的土地已被过度消耗，这意味着，通过细致的轮作制度来给土地适当的呵护，可以重新获得肥力。但一个不太让人接受的事实是，土壤缺乏基本的营养物质，而这对于繁荣种植园经济是至关重要的。例如，蒙蒂塞洛周围的土地是以黏土为主，非常适合做砖头。人们对这座宅邸与众不同的深红色的外观称羡不已的同时，也看到了杰斐逊注定不能成为一个成功农民的又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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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杰斐逊从未完全掌握破解经济困境的方法，但他很敏锐地意识到，需要增加收入来渡过难关，直到他的土地恢复生产力。所以他很早就决定在蒙蒂塞洛建一个制钉厂。在1795年春天给一位法国友人的信中，他描述了自己的想法：“阔别家乡十年后回来，我发现我的农场如此混乱不堪……对我来说有必要去寻找其他的一些资源……我最后决定，开办一个制钉厂，这不大需要或者根本不需要资金。我现在雇用了十几个小男孩，从10岁到16岁不等。我自己监管他们工作的所有环节，从中获取利润，以维持我的生活。直到我把农场改造好，让土地创造收益。”他开玩笑说，他的新职业是制造商和工厂领班，“这个制钉的新行当对住在乡下的我而言，就像是欧洲的贵族又多了一个头衔或者海军少尉又有了一项新任务。”不过，他亲自监督生产，非常认真，给做工的十几岁的黑人奴隶们定下了严格的作息制度。

除星期天之外，每天早晨天刚亮，他就走到制钉厂，为每名工人称量制钉用的铁棒。黄昏时，他又回来，称一下每人做出的钉子，然后计算最高效和最低效的工人所浪费的铁的数量。艾萨克·杰斐逊（Isaac Jefferson）回忆说，他的主人给所有的工人都明确地说过，制钉是他最看重的事情，将给最佳的制钉工人特殊的奖励。“他每星期给制钉厂的孩子们一磅肉……给那些表现最好的工人一套红色或蓝色的工作服。这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杰斐逊甚至把制钉厂加进了他田园牧歌般美好生活的图景当中。1794年的秋天，他写道：“我沉浸在耕作和制钉当中，纷扰的政治生活已经完全从我的脑海中清除出去了。”他还忙于制钉厂的买卖方面的业务，要求费城的铁棒供应商降低价格，并关注铁的价格的上涨，跟踪自己的产品在当地商店的零售情况，担心“英国的钉子充斥本地市场，目的是挤垮我的工厂”。（因为那些钉子是英国的，所以他就看成冲着自己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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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制钉非常有意义。事实上，对于他要让种植园盈利所做的努力而言，制钉厂是一个成功的经历，好的时候一年能够赚大约1000美元。但从杰斐逊为乡村的美好生活大唱赞歌的背景看，这是一个巨大的不协调。对此持嘲讽态度的历史学家，如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有机会大做文章了，思考在蒙蒂塞洛山顶上这么一个小厂对于杰斐逊的农业乌托邦有何象征性的意义，也许会得出结论认为，这是美国独创的“田园中的机器”。或者具有狄更斯气质的小说家可能把杰斐逊的制钉厂与伦敦的恶魔般的磨坊相提并论，那都是些血汗工厂，工人从早忙到晚，苦不堪言。应该指出，杰斐逊本人并没有感到具有讽刺和矛盾意味，他觉得没有必要为把工业带到蒙蒂塞洛而道歉。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曾经想到过，他每天巡视制钉厂时看到的炽热的熔炉和在锤子与铁砧组成的生产线上汗流浃背的黑人男孩，恰恰是工业世界的一种预兆，而他本人却虔诚地希望美国能够避免工业化的侵蚀，或者至少让大工业尽可能延迟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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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更现实的层面，杰斐逊对制钉厂的细致入微的管理表明了他作为蒙蒂塞洛的主人迫切需要全力以赴。曾经的奴隶麦迪逊·海明斯（Madison Hemings）和原来的监工埃德蒙·培根，在他们的晚年都曾回忆说，杰斐逊对“农业生产兴趣不大，关心不多……他的精力都放在机械上面，对于机器的运转他总是怀有极大的兴趣”。除了1794年到1795年他隐退的第一年看上去是个例外，他总的生活规律是很少待在田地里，更愿意把耕作的事情交给监工，只在收获时节才亲自过问。他根本没花时间犁过地，几乎从未看过别人从事日常的农业生产活动。最令他着迷、吸引他全部注意力的是一些需要机械技术和手工技能的新项目，他可以参与设计和监管整个操作过程。制钉厂是第一个这样的项目，随后又制造了一个新的打谷机，还计划建一个面粉厂，并在里瓦纳河（Rivanna River）上开挖一条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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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大的项目还是蒙蒂塞洛本身。事实上，1789年他从法国回来，就已经在考虑对他的宅邸进行彻底翻修。跟他计划建制钉厂不同，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翻修蒙蒂塞洛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但是考虑到要给个人的生活空间创造优雅和舒适的环境，杰斐逊多年的习惯就是完全忽略成本，任性而为，对他的住所甚至是临时居住的宾馆都要做耗资巨大的建筑结构上的调整。他对蒙蒂塞洛更宏大的计划是两个理想主义的冲动促成的，第一原理牢牢地抓住了他的想象力：首先，他需要更多的空间，要比原来的房子大两倍，以适应他儿孙绕膝、共处一室的家庭梦想；其次，蒙蒂塞洛的翻修要体现帕拉第奥风格的新古典主义的原则，他在欧洲旅行时亲自研究过了。这两种渴望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空间的扩展必须受制于帕拉第奥式建筑原则对于对称性和比例的严格要求，以获得美感。新的结构不能只是像货车车厢一样延展，但也不能竖直向上扩建，因为帕拉第奥式建筑必须看上去是一层，上面最好覆有一个圆顶。这实际上意味着原来的房子需要几乎完全被拆毁，并从地下室开始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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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4年他回家之后就开始制砖，但那一整年及第二年，杰斐逊的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农田和制钉厂上。1794年10月，杰斐逊在给乔治·威思的信中说：“我现在生活在一个砖窑里，别无他物，这就是我房子目前的状态。”看起来一些建筑工作必须马上开始。但一年半以后，即1796年3月，他告诉威廉·布兰奇·贾尔斯：“刚开始拆我的房子。”接着补充说，“如果你打算夏天的时候来拜访我们，别因此改变主意。”并开玩笑说，贾尔斯可以留宿在未建好的露天的房间里。同年5月，一位爱尔兰游客经过此处，描述道：蒙蒂塞洛“处于未完成的状态，但如果按照预先制订的计划继续建造，这将是美国最优雅的私人住所之一”。两个法国人到访，让我们了解到此时在山顶的真实生活状况，他们的记述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像其他杰斐逊的仰慕者一样，德·拉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公爵对眼前的杂乱视而不见，并描述了美好的前景：“欧洲的旅行给他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样式，他已经将它们融入自己的设计当中了；他的新计划已经是非常先进了，将在明年年底前完成……”（完成宅邸的建造，他总共花了12年，或者说是26年，这要看怎么算“完成”了。）弗朗索瓦·德·沃尔内（François de Volney），法国大革命的另一个难民，想要前来参观，收到了杰斐逊热情的邀请信。信中也直率地提醒，迎接他的会是这样一番景象：“现场的嘈杂、混乱会让人感到不适，得有坚定的信念和耐心方可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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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杰斐逊所拥有的资产中，似乎很清楚的是，蒙蒂塞洛是一个拥挤的施工现场，满地的碎砖头、没有屋顶的房间、成堆的木材。如果某些说法真实可信，应该有一百多名工人在忙忙碌碌地辛勤劳作。18世纪90年代，杰斐逊做出了这个不理性的决定，即重新设计并重建蒙蒂塞洛，而真正受益的则是20世纪前来参观的数百万计的游客，尽管他们可能误认为杰斐逊当年居住的房子跟眼前看到的这个一模一样。蒙蒂塞洛在杰斐逊的一生当中都处于不断地维修和扩建的状态。就我们讨论的而言，1794年至1797年的蒙蒂塞洛一部分是废墟，一部分是框架，完整的宅邸仍然仅是一个梦想。把杰斐逊的产业想象成小说《飘》（Gone with the Wind
）中的塔拉庄园（Tara）一样的综合性的农场是不准确的，设想杰斐逊在田地里扶犁或者花大量时间去监督别人在地里干活也具有欺骗性。同样，认为他居住在根据自己独特的品位修建的家中，富丽堂皇，摆满了他心爱的古玩珍品，这也是一种误解。在这个阶段，蒙蒂塞洛是个大工地，绝非豪宅。这也是他的最大的、最着迷的项目，为此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也给他一种动力和成就感。他对农民所具有的美德的赞美无疑是真诚的，但事实是，农活让他感到很无趣。到乡村享受归隐的生活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亲自犁地，而是在土地上建造新的、有用的东西。

奴隶制

无论是在田间地头或在制钉厂，还是在蒙蒂塞洛的工地上，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由奴隶完成的。杰斐逊几个种植园的奴隶人口总数不太确定，在200名上下浮动，分布在阿尔伯马尔县和贝德福德县，二者的比例大约是3比2。1784年和1794年之间，为了加强对自己土地的管理，减轻债务，杰斐逊以出售或直接作为礼物赠予的方式处置了161名奴隶。到1796年，他所有种植园的奴隶由于自然增长，已经达到167人，这个数字在随后几年里逐步增加。在阿尔伯马尔县种植园，比较准确的估计是，杰斐逊在退隐的三年中跟约100名奴隶生活在一起。另一方面，无法准确猜测杰斐逊对于实际上已经构成蒙蒂塞洛绝大多数人口的奴隶是什么想法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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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杰斐逊在他担任国务卿的几年中经常性地回到蒙蒂塞洛，他在巴黎以及之前在费城和威廉斯堡所担负的职责意味着，在1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是一个不在家的奴隶主。在此期间，他对奴隶制度的看法同他所拥有的奴隶人口的数量一样，处于波动变化当中，有时是义正词严地谴责奴隶制与共和主义的价值观不相容，而当迫于压力要拿出实实在在的措施来终结奴隶制时，他又总能立刻找到理由予以拖延。当然，这种“应该是什么”和“这个世界允许做什么”之间的差距构成了杰斐逊对待几乎所有政治话题的矛盾心态。但奴隶制问题暴露出比任何其他问题都更明显的差距，这也暴露了他在才智上的笨拙。一方面，他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做法，而另一方面，他又无法放弃，只能面对这个道德的鸿沟，采取骑墙的态度。即使在纯理论的层面，他对于作为牵扯到公共政策问题的奴隶制的思考也是充满矛盾的，掺杂着个人利益的考虑。1794年他回到蒙蒂塞洛，显然要长期生活在“那些为我的幸福劳作的人”中间，这使得理论问题变成了显而易见的、日常的人际交往，因此更加剧了他的矛盾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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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18世纪90年代中期杰斐逊对奴隶制有一个明确的公开的立场的话，那就是，奴隶制这个问题应该被允许从政治的战场上优雅地退出，正如他退隐到蒙蒂塞洛一样。这代表着他立场的明显转变。年轻时，在弗吉尼亚州议会和大陆会议上，他发挥了积极的领导作用，敦促将奴隶制问题列入议程。他最著名的表述都是在运用语言技巧：在《独立宣言》中他把奴隶贸易和建立奴隶制本身归咎于乔治三世；在《弗吉尼亚笔记》中他谴责奴隶制，说它是毫无道德、注定要被废除的制度。他提出最切合实际的建议是在18世纪80年代早期，曾设想了一个逐渐取消奴隶制的计划。终止奴隶贸易，在西部地区禁止奴隶制，设定一个具体的日期，他建议到1800年，在那之后，所有新出生的奴隶子女都将获得解放。再说一遍，直到他政治生涯的这个阶段，他还是属于革命先锋的一员，坚持认为奴隶制与美利坚共和国建国的原则是不相容的。在他年纪尚轻的这个时期，指责他拥有奴隶是虚伪的表现，或者痛斥他未能在美国最敏感的政治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都是不公平的。对他来说更加公平的是赞扬他为开展反对奴隶制的改革而做出的努力，虽然大多最后变得徒劳无功，同时也应赞叹他作为弗吉尼亚种植园主阶级的一员能够产生这种自由主义的信念。

追溯他为何保持长期沉默的源头自然是无法获得确切的日期，但看起来杰斐逊在18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对奴隶制态度的转变是从他担任法国公使期间发生的。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正是在这期间，他给法国听众讲述，在他的家乡弗吉尼亚，奴隶制行将就木，这些故事充斥着盲目的乐观。他本人则是扮演了身在巴黎的反对美国奴隶制急先锋的角色。但同时，他开始在美国关于奴隶制的争论中退避三舍，放弃了所有发挥领导作用的机会。“我早就放弃了尽早废除奴隶制的期望。”他在1805年写道，接着重申了他认为奴隶制存在于共和制的美国是反常的。但他仍然坚持固有的看法，认为目前政治力量的制衡阻止了任何有意义的改革，所以，人们需要面对现实，等待将来有一天民意达成共识。这是更加被动和宿命论的立场，这一立场他一直保持到老年。这是1785年以后关于几个不同方面的思考最终融合的结果。这实际上是一个比早先更加理智和心理上更为复杂的观点。因为这是他1794年在蒙蒂塞洛萌生的看法，它的缘起值得我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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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杰斐逊从反对奴隶制的先锋队中撤出是紧随其《弗吉尼亚笔记》一书出版之后发生的。虽然这本书并不是要写给美国读者看的，但书中对奴隶制的高调的谴责使他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尤其是在弗吉尼亚奴隶主阶层内部引起震动，他因此也成为一小部分南方进步的种植园主期望的领导人，他们倡导对奴隶进行渐进式的解放。这种抛头露面的公众角色有悖于他爱好独处、不愿被打扰的个性。对公开论战根深蒂固的厌恶让他从心里夸大了《弗吉尼亚笔记》可能招致的人身攻击。但他的疑虑和恐惧是合情合理的还是凭空想象出来的都不那么重要。在受到情感上的打击之后，他的个性气质根本无法让他冲在废奴运动的最前沿。

第二，他在《弗吉尼亚笔记》中提出的论点产生了更为悲观的影响，让他第一次认识到，对于那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他没有一个可行的答案。那个问题就是：一旦奴隶获得自由将会发生什么？对于这种比较现实的问题，杰斐逊表现出极大的聪明才智来回避，在其他重大政治问题上亦是如此。事实上，他的政治思想总的来说最有魅力的特点之一就是有一种自我安慰的信念，将来问题总会得到解决的。然而，这种有意回避的策略在奴隶制问题上行不通。1789年有一个短暂的时期，他似乎在考虑一个大胆的，或者说有点离奇的方案，获得解放的黑奴可以跟移民而来的德国农民在50英亩的农场上“融合”，这两个群体都能够学习恰当的工作习惯。但即使是这样一个临时性的建议，也只会暴露出奴隶获得解放后的世界是多么复杂棘手。杰斐逊试图去设想未来的样子。他有一个基本的信念，他自己从未质疑过，那就是美国的白人和黑人不能和睦共处。他已经在《弗吉尼亚笔记》中解释了原因：“白人根深蒂固的偏见；黑人关于他们所受伤害的无数记忆；新的挑衅行为；大自然所创造的真正的差异以及其他许许多多情况会使我们分裂成许多派别，制造动乱，这些动乱除非一个或另一个种族灭绝，恐怕永远不会停止。”这就是个例子，导致了极为重要的结果，杰斐逊无法相信美国革命所释放出的自由的力量不能清除掉“过去的痼疾”。黑人和白人天生就是不一样的，虽然他很谨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仅仅是一种推测而已”，非洲人的后裔在心智上比不上白人，任何解放奴隶的政策允许种族之间通婚，对于解放了的奴隶来说是刑事上的不公，是违反“自然界已经做出的真正区分”的生物学闹剧。不可避免的结论就是，奴隶制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但种族隔离在道德上是正确的。除非能够找到现实的解决方案，能够处理获得自由的奴隶的问题，急切地要解放奴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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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法国供职的后期，杰斐逊更加强烈地意识到他自己的财务状况是多么依赖奴隶的货币价值和劳动力。随着他的债务越积越多，有三种筹集大量资金的方式来安抚他的债主：他可以卖掉土地，比如他非常不情愿地处理掉了坎伯兰县和古奇兰县的土地；他可以直接卖掉奴隶；他可以向邻近的种植园出租或租借奴隶。他对于选择后两种方式表示非常内疚，认为这是背叛了他做家长的责任，黑奴也是他的大家庭的成员。他给出了一些具体的指示，曾经跟他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奴隶不会被出售或出租，除非他们自己愿意。他不喜欢卖掉自己的奴隶或暂时将对他们的控制权转交给别人，他觉得这样的安排可以算作“我唯一的救赎”。总之，一旦他对个人的经济困境进行全面的衡量，就会用新的不讨人喜欢的眼光去看待解放奴隶这个更宏大的问题。现在他无法对这一问题采取开明的态度；而且，在他一生当中急切需要摆脱由债务引发的困境，这种情况并未得到改观，而是变得更加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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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影响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他对奴隶制持有矛盾和痛苦的立场，一方面在理论上对这一制度进行明确的谴责，而当有具体的解放奴隶的方案提出来时，他又会公然地进行拖延。德·拉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公爵在1796年6月访问蒙蒂塞洛时，很准确地概括了杰斐逊在奴隶制问题上立场的本质特征和总体倾向：“慷慨和开明的杰斐逊先生不得不展示出一种让这些黑人获得解放的愿望。但他看到解放他们还存在许多困难，需要等待时机，他补充了很多的条件，以使其更加可行，结果让这一愿望更加遥遥无期。他一直保留《弗吉尼亚笔记》中提出的观点，例如，弗吉尼亚的黑人只能一次性获得解放，并且所有的黑人都要迁移到远方去。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观点，如果没有其他原因的话，是因为他认为如果不加阻止，黑人与白人通婚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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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他对奴隶制的立场鲜明，具有进步思想，值得称道；成年时的他对奴隶制的立场则会因为自私自利、明哲保身而招致怀疑，对其品格是否正直也要打上问号。但现代的道德判断因为有后见之明，所以变得相当容易，可以安坐在高处指指点点。无论他以蒙蒂塞洛主人的身份做了什么不恰当的事，我们都需要去寻找杰斐逊自己是如何想的，不应该用这样的判断代替对他的评价。所有开明的评论者都看清了一条无法回避的道路，而历史顽固地拒绝了沿着这条道路前行。杰斐逊觉得自己跟奴隶们一样，也是受害者，而且程度更甚。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跟他所负责照管的黑人奴隶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共同经历历史发展的停滞时期，双方一起等待更宏大的人类解放潮流的到来，在此期间，唯一要经受考验的就是自然法则。在这个漫长的被延展的过渡时期，他的主要责任是像一个管家一样照顾那些暂时托付给他的人，在《农事书》中被描述为“我的家人”。他把他的奴隶看作自己收养的孩子，直至为他们在遥远的地方找到永久的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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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种具有利己特征的家长式作风在我们看来有一些咄咄逼人且带有欺骗色彩，但对杰斐逊的奴隶以及杰斐逊自己都是有利的。他多次回到蒙蒂塞洛，每次都会受到山上众多黑人奴隶的热烈欢迎，引发大家举行庆祝活动。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归来意味着奴隶们暂时不用被监工管束，取而代之的是杰斐逊更仁慈和更慷慨的管理。他住在这里意味着奴隶们不会受到以前那么多的鞭打，食品和衣物的分发更加及时公平，工作日程安排更加公正开明。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记载过杰斐逊亲自鞭打过奴隶或下令对奴隶实施体罚的事例。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作为最后的手段，他命令监工可以使用皮鞭。但他的总体原则是卖掉那些麻烦制造者，有效地把不服从管理的孩子从他的大家庭里驱逐出去。在违背奴隶自己意愿的情况下把他们卖掉，对他来讲是很不情愿做的事情。因债主催债，1792年他被迫卖掉11名奴隶。他下令从更偏远的贝德福德种植园里挑选，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交易。他承认“不喜欢我的名字出现在财产出售的公告里”。另一方面，他尽量尊重主动要求被出售的奴隶的意愿，通常是因为他们想跟自己的家人团圆。例如，1792年，他批准把玛丽·海明斯（Mary Hemings）卖给当地的一位商人托马斯·贝尔（Thomas Bell）。他还刻意避免提及这样一个事实，托马斯·贝尔是一个白人男子，是玛丽的最小的两个孩子的父亲。这桩“根据她的个人意愿”的买卖可以让他们作为有事实婚姻的夫妻生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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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内心建构了强大的防线，不断维持他作为一家之主的自我形象。他把一些不合乎常理的事情抛在脑后（如玛丽·海明斯与托马斯·贝尔的关系），或者把它尘封在自己的记忆中，切断与敏感的外部世界的沟通，将一些顽固的想法置于内心深处，不予提及。正如他能够正视法国革命中在巴黎发生的暴行，把那看作为了人类自由而短暂发生的放肆行为。他可以把菲利普·弗伦诺划到自己的阵营，把他视为党派斗争中的坚定支持者，不承认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甚至不承认自己和麦迪逊一起策划反对党的政治策略。杰斐逊具有灵活的心理，总能化解一些尴尬的想法，包括每天都出现在眼前的奴隶问题。他是那种心理素质很强的人，他甚至可以宣誓，证明他的奴隶们作为他的大家庭成员比身处任何其他境地都更加心满意足，生活幸福。如果那时候就有测谎技术的话，他也完全能够通过测试。像安坐在指挥部的将军，他给在田地里的监工们传达了明确的信息，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不能传回到山上来。

一方面是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一方面也有他自己设计的原因，杰斐逊庄园里黑人劳动力的组织管理强化了这种防护性的心态。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回想一下，首先，他的耕地分布范围广，一半在贝德福德，到那里骑马也需要走上几天。直到他最后一次退休期间在白杨林建了第二幢房子，杰斐逊很少去那些偏远的庄园。再想一想，除了1794年至1795年暂时的热情，除非收获季节，他很少勇于尝试去蒙蒂塞洛或沙德维尔的田地里，而是把管理日常农耕的任务都交给了监工。虽然他在《农事书》里详细记录了他的奴隶人口总数，包括他们的姓名和年龄，他直接接触这些耕田的奴隶的时候是很有限的。他对奴隶进行劳动分工的笼统的标记法也说明了这一点：“孩子到10岁才能担任护工。10岁到16岁，男孩做钉子，女孩纺纱。16岁下地干活或者学一门手艺。”“下地干活”所包含的隐晦意义，准确地表明了杰斐逊与在田里劳作的大多数成年奴隶的个人联系。除了名字记录在书中，几乎完全没有关于他们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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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杰斐逊真的能够见到他们，通常是他们在几个建筑项目的工地上干活或者在制钉厂当学徒的时候。他与奴隶面对面地接触大都是在跟农业无关的场合——制钉厂、锯木厂、宅邸周围的施工现场等——他在那里监督他们做技术性的和半技术性的工作。即使让人联想到单调乏味的流水线和狄更斯笔下的苦差事的制钉厂，在他看来，也是给奴隶男孩子们提供做学徒的经验，能帮他们掌握一门有用的手艺。杰斐逊对在蒙蒂塞洛推出这么多的机械和建筑项目，本身有强烈的兴趣，原因有可能是这些事情能够充分发挥他个人的能量，同时也让他创造一个更愉快的机会来跟他的奴隶交流，而不仅仅把他们作为自己的财产。

最后，所有在家工作的奴隶以及大多数住在山顶上桑树林旁的奴隶都是来自两个奴隶家庭的成员，他们从杰斐逊与玛莎结婚时就跟着杰斐逊了。他们在蒙蒂塞洛的奴隶等级中享有比较多的特权，能够获得更大份额的食品和衣物、更大范围的活动空间，甚至有时可以酌情选择工作或者拒绝分派的任务。大乔治（Great George）和他的妻子乌苏拉（Ursula），被称为“国王乔治”（是在取笑乔治三世）和“女王乌苏拉”，均是名义上的奴隶，对整个家庭实施着有效的控制和管理。[当杰斐逊让托马斯·曼·伦道夫吩咐小乔治（Little George），即大乔治和乌苏拉的儿子，承担一个特定的任务时，伦道夫说：“我可以肯定，乔治是不会服从我的。”]其他规模大一点的奴隶家庭都是海明斯家族，由女家长贝蒂·海明斯（Betty Hemings）带领着。贝蒂是1773年杰斐逊从他的岳父约翰·威利斯那里继承来的，一起来的还有她的12个孩子中的10个。海明斯家族享有一定的特权，因为他们是混血儿，这在蒙蒂塞洛奴隶群体中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贝蒂的几个孩子，也许多达6个，都极有可能是她与约翰·威利斯所生的。他们是杰斐逊的“大家庭”的一部分，“大家庭”这里是字面意思，不是比喻。他最终解放的所有奴隶都是海明斯家族的，包括1794年获得自由的罗伯特和1796年获得自由的詹姆斯。如果有什么东西让蒙蒂塞洛的其他奴隶印象深刻，那就是海明斯家族半独立的状态及其跟杰斐逊家族的血缘关系，大多数来访者往往很容易就注意到他们的肤色。拉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在1796年有这样的记录：“在弗吉尼亚，混血的黑人比在加利福尼亚和佐治亚多；我曾经见过，尤其是在杰斐逊先生那里，无论是从肤色还是容貌上，都看不出其原有的血统；但他们的母亲是奴隶，他们因此具有同样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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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海明斯家族的成员在蒙蒂塞洛的奴隶当中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来山顶的大多数访客或观光者看到的杰斐逊的奴隶肤色不太黑，也很少见到他们受压迫的现象，虽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监工埃德蒙·培根回忆说：“跟在其他的种植园所见不同，宅邸周围是没有黑人和附属建筑的。”所以这种设计和安排也掩盖了对奴隶们全部生活的真实体验。总之，因为有了这样设计的奴隶社区，杰斐逊能够经常地跟这些非洲裔美国人相互交流，并没有把他们作为完全意义上的奴隶来对待，他们甚至看上去也不像纯正血统的非洲人，因为事实上他们的确不是。在日常接触和互动交流过程中，他不把自己当作奴隶主，而是家长式的雇主和监护人，这种意识不断地得到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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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如果奴隶制是一个注定要灭亡的制度，其存在的唯一现实理由是维护种族隔离，直到在将来某一个不确定的时间实现奴隶的解放，那么在杰斐逊周围有足够多的证据表明，这项任务正在走向惨败。混种生育子女在蒙蒂塞洛显然很兴盛，远远超过了麦田的收成。贝蒂·海明斯的几个孙子孙女看上去几乎就是白人了，肤色的证据表明约翰·威利斯开创的事业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杰斐逊曾声称，对种族混合十分反感，现在周围随处可见的例子让他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所看到的加强了他对种族融合的深深的恐惧，虽然他一贯保持沉默的行为准则让他规定在公开场合不允许谈及此事。尽管他有非凡的能力回避此事，我们也可以肯定，他一定反复思量过这个话题，即使他从来没有在正式的记录中谈论过。他保持沉默的本事正好证明了蒙蒂塞洛作为一个真实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而不是想象中的理想之地。如果文学典故能够提供一个最佳的描述方式，我们需要摒弃维吉尔的田园颂歌，而开始考虑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小说。

麦迪逊的小步舞

詹姆斯·麦迪逊或许跟那个时代的其他人一样了解杰斐逊，或者说更加了解他。从杰斐逊到蒙蒂塞洛隐居一开始，他就意识到在能够预料到的将来，有两个关于杰斐逊的事实并存。首先，麦迪逊的政治导师和合作伙伴认为自己从公共生活中隐退是最终的归宿，他内心的平静取决于维持那个他永远告别了政治的错觉。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杰斐逊政治上的伤口愈合了，他会发现很难继续置身事外，尤其是当两人并肩合作的事业出现了危机的时候。于是，当麦迪逊在1794年10月前去参加国会的秋季会议时，这个人们口中的“将军”写信给公认的“大元帅”，表示他将“永远愉快地接受您的命令，并在有必要时给您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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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基本上是恢复了他们在巴黎多年的老关系。麦迪逊给杰斐逊定期汇报费城的政治斗争，杰斐逊远离斗争的中心，可以以平静的心情聆听，并深思熟虑后给出答复，这种方式是他习惯和喜欢的。隐退的第一年，杰斐逊对政治新闻几乎是漠不关心。麦迪逊对各州共和党候选人的前景做了详细的汇报，但并没有得到杰斐逊从蒙蒂塞洛发回的积极反馈。他告知麦迪逊他不再关注这些事情了，并已经停止订阅报纸，以免受到各种报道的骚扰。当麦迪逊送来一些外交信函，并咨询美国如何采取恰当的外交政策时，杰斐逊表示不感兴趣。“你替我回答吧，你怎么高兴就怎么说。如果问题是关于我的作物轮作的，我一定亲自回答，也许会是长篇大论，但肯定是有趣的。”或者当首席检察官埃德蒙·伦道夫写信来，询问他是否愿意率领美国代表团去与西班牙谈判时，杰斐逊断然拒绝：“任何情况，我亲爱的先生，都再也不能吸引我参与公共事务。我认为自己离开费城的时候态度是相当坚决的，而自从那以后，每天甚至每刻都在增强我顽固的想法。”不管他在费城的朋友们私下里是怎么想的，更不用说他的敌人做何公开的议论，他已经彻底退出政治舞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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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坚定不移的立场在1794年到1795年的冬季开始出现第一个微小的裂缝。前一年夏天，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四县兴起的叛乱促使华盛顿召集了他的民兵。叛乱者抗议对威士忌征收消费税。此税是1791年汉密尔顿倡导征收的，用以支付国家债务。西部农民认为这项税收不公平，因为它不成比例地落在他们出口最多的产品威士忌上。号称7000人的威士忌叛军进军匹兹堡（Pittsburgh），在边疆地区开展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一个更大规模的联邦军队，将近1.3万人，没有使用太多暴力手段，很快就将叛乱平定了。杰斐逊个人觉得，整个事件就是谢斯叛乱的又一次重演，当时是普通美国农民表达了普遍的不满情绪，是正常而无害的，结果促使政府兴师动众，采取了远远超过形势需要的军事镇压。他认为政府对此事反应过度，尽管麦迪逊提议要进行谴责，他还是克制自己在1794年的整个秋季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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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他吸引到辩论中来的是威士忌叛乱发生后华盛顿在国会的一场演讲，谴责“某些自发组织的社团”，作为具有颠覆企图的组织，煽动不满情绪，藐视合法政府的权威。华盛顿对所谓的“民主共和”社团的攻击促使麦迪逊发出警告，打破了他朋友所处的蒙蒂塞洛乡村的恬淡宁静。麦迪逊说，华盛顿的演讲“是对我们的宪法及共和主义最神圣原则的攻击”，无疑是经过汉密尔顿巧妙策划的，目的是将共和党人对联邦党人政府的批评跟威士忌和叛乱联系起来。麦迪逊嗅到了杰斐逊以前常告诫要防范的阴谋的味道，在政府的行政部门隐藏的“君主主义者”正意图颠覆“人民”已获得的自由。当务之急是杰斐逊要从他的隐居之处挺身而出，加入战斗：“如果美国的人民堕落到看不见……他们自由的堡垒目前正遭受总统的威胁，他们需要更加贤能的领导者来拯救他们免于承担不幸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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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实际上已经改变了主意，但他还没有采取行动。麦迪逊对什么是迫在眉睫的判断显然是正确的。“对民主社团的谴责，”杰斐逊表示同意，“是令人惊讶的胆大包天的行为之一，这种行为我们从一些独裁者那里见到过多次。”华盛顿显然变成了汉密尔顿政治野心的道具；总统的演讲让他想起“ 《伊索寓言》和《大拇指汤姆》（Tom Thumb
）
[4]

中的一些片段”，很明显，演讲稿不是总统自己写的。但随后出现了，至少对麦迪逊而言，一个突然的、意想不到的逆转：

坚持下去，我亲爱的朋友……在那些跟我交谈过的人们心中，我看没有比害怕你隐退更痛苦的感情了；你一定不能这么做，除非获得一个更光荣、更能发挥作用的职位。我会很高兴看到你担任那一职务……但是双重的微妙因素使我保持了沉默。我似乎应该说，即使给我一个宇宙帝国，我也不会放弃隐退，那么我怎么能有理由希望我非常关心其幸福（也就是你的幸福）的人为了我的安全在前线作战呢？

这是优雅地间接拒绝了让他结束退隐的邀请，同时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希望麦迪逊能够承担起领导共和主义事业的重任，并准备好竞选总统职位。从费城传来的消息虽然让他深感振奋，他希望麦迪逊明白，不管愿不愿意，火炬已经传到了麦迪逊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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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杰斐逊所说的是他真实意愿的表达，关于民主共和社团的争论又引发了老话题。1795年上半年他在所写的信件中，在对小麦作物和天气状况进行冗长而乏味的描述里会不时地插入对时政的针砭。他在给威廉·布兰奇·贾尔斯的信中说道：使用联邦军队“来维持我们公民集会的自由”已经暗示了联邦政府朝向专制的决定性转变，“比我预期的早了整整一个世纪”。甚至是华盛顿现在也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他先前没有受到直接批评，因为可能是汉密尔顿操纵了他说的话和做出的决定：华盛顿让汉密尔顿之流“以他的名义做了不少好事，但仍不足以抵消他们所制造的祸害”。但是，再重复一遍，这些政治评论源于比较温和的哲学的沉思，此时杰斐逊沉浸在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当中，心满意足。给麦迪逊的信的内容或许很好地体现出杰斐逊此时复杂的心态。要求看看以前他担任国务卿时跟埃德蒙·热内的信件，随后又要求得到关于作物轮作的最新的小册子；先是在烟草的休耕地里种植野豌豆对土壤的有效恢复的长篇大论，之后又是弗吉尼亚州选举众议员的新闻。在杰斐逊个性的潜意识层面，那位安度退休生活的农民哲学家正在与那位虽不情愿但时刻做好准备的共和党领袖进行激烈的交锋。但他更愿意将这种冲突掩盖起来，甚至自己也看不见，要是能一直维持这种主导意向就更好了，即他仍然不受政治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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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找到一个精确的时刻，表明杰斐逊的政治兴趣开始战胜内心的挣扎，那么就应该是1795年圣诞节后的那一天了。那天，他给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Benjamin Franklin Bache）邮寄了8美元，要订阅贝奇的《曙光报》（Aurora
），这是一份共和党人的重要报纸。虽然还没有准备好参与公开辩论，他已经有所行动，承认他愿意关注事态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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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杰斐逊继续他的政治生涯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并不是某一时刻的转变。在1795年年底和1796年年初的书信中，杰斐逊对政治的评论节奏开始加快，也是在这个时候，蒙蒂塞洛的拆迁工作全速展开，这表明他是完全有能力同时兼顾未来的不同生活方式的，并没有感到相互之间的矛盾。这时候，传来关于汉密尔顿的新闻：他宣布了从内阁辞职的决定，国会对于他任上的经济违规行为迅速展开调查。任何涉及曝光汉密尔顿问题的消息都会引起杰斐逊的注意。他实在是憎恶这个人。调查似乎支持了杰斐逊三年前所做的努力，他很隐蔽地对汉密尔顿进行调查，试图抓住他做假账的把柄。“我根本不知道美国的财政状况是什么样的，”他在给麦迪逊的信中写道，“从一开始，汉密尔顿的目的就是将其置于完全无法认识清楚的境地。我甚至说过，他自己根本也不了解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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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精于算计，小心谨慎地管理着自己的财务，却似乎从来没有真正产生过效益，他反倒对汉密尔顿混乱的财政状况进行批评，这极具讽刺意味。这些评价让我们关注另一个可能影响杰斐逊考虑重返公共舞台的因素，这一次引发我们更深入的思考，不仅对他有意识地审查账目感到迷惑，同时让我们对于人类动机中非理性的选择更加难以理解。

杰斐逊对汉密尔顿信心满满的预算产生了本能的怀疑，继而又有了更严重的怀疑，汉密尔顿的真正意图是要增加国家债务，以便寻找借口，扩大联邦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权，包括征税权、操纵信贷利率、参照英国的模式建立现代的单一民族国家所必需的各种制度。（在这一点上，他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债务于是乎就成了汉密尔顿整个方案可能实现的关键所在。所以，如果杰斐逊重新进入政坛，他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减少或者取消公共债务。但公共债务对他的困扰跟他处理个人债务时的漫不经心密切相关。个人习惯与公共政策之间的这种耐人寻味的脱节如何在杰斐逊的性格当中体现的，难以准确把握，其中存在着自相矛盾。在个人层面，杰斐逊精细的账目记录很可能加强了他虚假的自信，觉得他自己的债务问题是可以掌控的。（显然不是这样，而且重建蒙蒂塞洛的决定说明他以后也难以处理好债务问题。）做出一个结束退休生活、重返政治舞台的决定已经迫在眉睫，这是逃避他个人的负债带来的棘手问题的一种方式；处理不了私人的问题，他要去公共领域一显身手。无论二者有什么样的相互影响，似乎可以公平地说，债务问题在两方面一直困扰着他：一是他对汉密尔顿的仇恨不断被自己的心魔所强化，他自己也说不清楚那是什么样的情绪；二是在考虑重回公共生活的过程中经历了复杂的思想斗争，掺杂了个人情感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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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不难发现，有一件事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即《杰伊条约》（Jay Treaty）的通过。这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对行政部门是否具有管理外交事务权力的宪法问题以及杰斐逊恢复其共和党领导地位的时机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虽然杰斐逊始终声称他打算永久隐退，而且是自己的真实想法，他实际上已经倾向于回归到费城的政治斗争中了，关于《杰伊条约》的斗争让他坚定了信念，彻底终结了他将自己伪装成美国政坛上西塞罗式人物的想法。《杰伊条约》的通过是联邦党人的一次重大胜利，但杰斐逊比任何人都明白，这一次胜利之后，他的敌人永远不会再有同样的机会了。这件事为他最后成功竞选总统做好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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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以追溯到1795年的最初几个月。麦迪逊给蒙蒂塞洛的报告称约翰·杰伊曾与英国谈判拟定的条约具体条款仍然保密，但掌握内幕信息的联邦党人已经说出“不要表现出胜利的姿态”之类的话，从而“可以推断，谈判比我们预期的要糟糕得多……”过早做出判断是不合适的，他提醒道，“但我怀疑杰伊要让我们跟英国媾和，不会两手空空地回来的。他急切的表现已经暴露了他的意图”。在事件的早期阶段，杰斐逊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关注。他给麦迪逊的回信中并未提及《杰伊条约》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而更愿意讨论一个有些奇怪的提议，即将日内瓦学院搬到弗吉尼亚，并请求把一封信转交给有可能去蒙蒂塞洛给他的新墙作画的壁画家，还畅谈野豌豆可以作为理想的轮种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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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5年夏天参议院召开特别会议，要对条约进行投票表决，条约的内容随即泄露出去，麦迪逊对条约条款的担忧似乎非常有道理。不久，消息蔓延开来，如麦迪逊所言：“以电的速度迅速传播到合众国的每个地方。”起初，公众的反应几乎是完全反对该条约。约翰·杰伊后来称，美国的整个东海岸，每天晚上燃烧他肖像的火光照亮了夜空。大众民意附和共和党的指责，认为杰伊背叛美国的荣誉和利益，仅换回了英国的一丁点优惠。在纽约一个抗议该条约的集会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试图发表演说进行辩解时，被人群投掷的石块击中头部，仓皇离开。当地的民兵以嘲弄的方式向杰伊和联邦党的参议员鲁弗斯·金（Rufus King）祝酒：“祝愿为束缚美国之鹰而建造的笼子最终只会捕到杰伊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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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最初的反应既有愤怒也有劝勉。他又开始发号施令了。麦迪逊必须挑战汉密尔顿，汉密尔顿已经通过媒体四处煽风点火，发表了不少支持条约的社论。“汉密尔顿是反对共和党的派别的首领。即使没有太多追随者，他自己就顶得上千军万马。他们已经走进了峡谷，很有可能葬身于此，但是如果共和党人掉以轻心，会让他有充裕的时间施展才能……我们没有多少好办法来对抗他。事实上，当他走到阵前时，除了你没人能跟他匹敌。”蒙蒂塞洛很快就开始充当共和党人开展反对条约运动的总部。1795年10月，麦迪逊又来到山顶，这次待的时间比以前更久，为的是谋划在弗吉尼亚州议会反对条约的策略，为当年晚些时候在联邦国会辩论进行预演。他把自己写的《制宪会议辩论记录》（“Notes on the Debates at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的手稿留给了杰斐逊，这表明一个明确的信号，杰斐逊需要钻研具有争议的宪法问题，以便在国会关于是否批准条约的辩论中形成共和党的核心立场。曾经被称作“伟大的合作”又重新恢复，并以其惯常的模式展开。整个秋天，信件源源不断地开始从蒙蒂塞洛发出，将共和党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条约，认为《杰伊条约》“的的确确是英国跟美国亲英派的盟约，对抗美国议会和美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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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如果神能够想出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名词，用以激起杰斐逊内心深处的恐惧和由来已久的仇恨，没有比《杰伊条约》更恰当的了。《杰伊条约》承认了英国商业和海军的优越地位这一事实，从而使美国的中立性带有了浓厚的亲英色彩，正好与杰斐逊倡导的本质上亲法的“公平中立”相对立。它否定了杰斐逊任国务卿时制定的对英国进口的货物征收关税的政策，同时保留英国对美国征收进口关税的权利。最后，它承诺美国要向英国偿还革命前未结清的债务，其中大部分是弗吉尼亚的农场主所欠的。在杰斐逊看来，其唯一积极的一点是英国遵守1783年的承诺，撤出驻扎在西部边疆的英军。但即使做出这样的让步也只是表明英国愿意执行《巴黎条约》早就提出的要求而已。更重要的是，《杰伊条约》的主要支持者是美国港口城市的商人和银行家。而且，同样要谴责的是它的主要倡导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杰斐逊认为，《杰伊条约》实际上是对《独立宣言》、法美同盟、横扫欧洲的革命运动以及他作为美国政治家历尽艰难提出的所有政治原则的否定。

后世的历史学家们带有后见之明的优势，与杰斐逊的观点不尽相同。更为客观公允的一个共识是，《杰伊条约》是比较务实的一个谈判结果，避免了与英国开战，因为在那个时候，美国并没有准备好要打这一仗。杰斐逊从骨子里相信，英美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杰伊条约》将这个冲突延迟到了1812年，那时，美国在经济上变得更加强大，政治上也更为稳定。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它将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发展与英国的无敌舰队捆绑在一起，在整个19世纪为美国充当保护伞，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它将赌注押在英国而不是法国身上，预测英国将成为欧洲未来的霸主。因此，它否定了杰斐逊先前的推断，即认为英国是天生的反革命力量，正走在历史发展的下坡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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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历史性的见解杰斐逊都不具备，他被一场持续的争论所困扰，将他最珍视的政治信念置于危险之中，让他追求的远离尘嚣的田园生活看起来变成了旧时代的遗迹。麦迪逊已经想方设法提醒了他，命运已经为他安排好了一切：“你应该准备好去聆听真理，为了真理，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改变的。”大致翻译一下，这里的意思是，杰斐逊，而不是麦迪逊，是共和党人一致同意接替华盛顿成为总统的人选。既然《杰伊条约》给了共和党一个很好的话题去揭穿联邦党人，既然担任了两届总统的华盛顿退休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杰斐逊重入政坛必然会产生重大影响。在给法国的门罗写的密码信中，麦迪逊解释说：“共和党人想要将杰斐逊推向前台，他们知道只有杰斐逊出马，才会有成功的希望。”到1796年早春，不论他自己是否知道，杰斐逊已经成了共和党的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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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意味着杰斐逊正式宣布了自己的总统候选人资格；在那时候，没有自尊心的政治家会这么做。这意味着，他只是忘记了公开发表声明，宣布退出竞选。由于杰斐逊不会让人通过他对候选人资格的看法来获知他的真实态度，即使这在整个共和党内部及多家报纸上被热议，他也没有理由宣布他的退出。麦迪逊明白，这是一个精心的设计，杰斐逊可以进退自如。因此，他明白——这是他们能够默契合作的关键——要想让杰斐逊愿意重返政坛，需要将那个永远不会发生的故事编下去。虽然麦迪逊在蒙彼利埃（Montpelier）度过了1796年的整个夏天和初秋季节，那里离杰斐逊只有几英里远，他选择不去蒙蒂塞洛拜访他的导师，生怕会招惹一些是非，让杰斐逊改变主意。“我还没有去看杰斐逊，”他在密码信中给门罗写道，“觉得最好不给他机会抗议我把他拖入这场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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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心理上的小步舞有一个优势，可以让杰斐逊在不知不觉中跳着轻快的舞步回到公共生活当中。不利的一面是，因为他还没有意识到，他的言论不仅仅代表一个普通市民的意见，他没有觉得应该对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人负责，或者认为有必要在他的信件里做自我保护。1796年4月他写给意大利的朋友菲利普·梅泽（Philip Mazzei）的信带来了最糟糕的影响，这实际上结束了他与华盛顿的融洽关系。信的内容第二年在美国的报纸上被披露出来：“要是我对你说出这些改信异端邪说的变节者的名字，你准会大吃一惊。他们曾经是战场上的大力士参孙（Samsons）和议会里的贤人所罗门（Solomons），但是他们的头被英国这个娼妓剃光了……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是清醒过来，把他们趁我们在辛勤劳动后第一次入睡时捆在我们身上的小人国的绳索挣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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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那个时候大家都会设想参孙就是指的乔治·华盛顿，被剃光头发是暗讽他支持《杰伊条约》，杰斐逊在信中这样说既非常不公允，也极端不明智。同他一贯的做法一样，他声称该信的原始版本是发表在意大利报纸上的，美国报纸刊登的版本由于糟糕的翻译而使得他的原意被歪曲。但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他的观点并没有在翻译过程中被窜改，而且这也不是偶然出现的情形，一些近代的传记作家如是说。这就是他当时看待政治对手的真实态度，的确把他们看作美国独立事业的变节者、异教徒和叛徒。道德二分法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颜色非黑即白。在他的精神宇宙中，只要是诚实、有原则的人，不可能对《杰伊条约》这一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有另外的见解；两个相互抵触的论调，不可能都是真理。

他还对《杰伊条约》的争论中引发的宪法问题发表过一些不严谨的评论，如果谨慎小心一些的话是完全可以避免的。1795年的秋天，麦迪逊将他写的《制宪会议辩论记录》借给杰斐逊，因为在那时，很显然共和党阻止《杰伊条约》通过的策略依赖于把问题抛给众议院，在众议院，共和党拥有多数席位。这就要求对宪法要有机敏的解释，因为签订条约的权力在总统和参议院那里。（事实上，仔细研究一下麦迪逊的《制宪会议辩论记录》就能够发现，对于行政权力对外交政策的干涉，麦迪逊本人是制宪会议上最坚定的反对者之一。）对于这个困境，杰斐逊大胆的、直截了当的解决方法是宣布“我们宪法的真正意见”是允许在众议院选出的代表跟总统和参议院具有同等的批准条约的权力。因为他认为众议院是政府最民主的分支机构，最能代表民意。“众议员跟总统和参议员同样具有自由的选择权，以国家的利益为要旨，依据他们手中的权力决定条款是否合法。”事实上，杰斐逊声称，拒绝众议院发挥作用等于是将美国人民的权利转移到“任何诸如印第安人、阿尔及利亚海盗或其他部族首领那里”。他甚至竟然告诉门罗，他觉得完全可以将批准所有条约的主要责任交给众议院，“废止行政部门签订条约的权力，除非是和平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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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认真想一想的话，这些都是很激进的方案，将会把美国的外交政策同国内政治局势搅和在一起，每逢具有争议性的问题都会引发政治动荡。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麦迪逊更精确、更细致的有关宪法的意见认为，众议院可以阻止《杰伊条约》的通过，因为其中一些条款需要资金来保证实施，而众议院正是负责有关金钱的法案审批的机构。这已经成为共和党人统一的正式立场。麦迪逊更细致的论证没有对行政权力进行正面攻击，但仍然达到了预期的目标，让在众议院占大多数的共和党人把《杰伊条约》控制在手中。杰斐逊更极端的立场反映了他对一般的宪法问题漫不经心的态度。麦迪逊对宪法有深刻的理解，认为它将各种原则和权力巧妙地组合在一起，对后世产生永久的影响。与麦迪逊不同，杰斐逊倾向于将宪法看作仅仅是实用的对政治制度达成的共识，不应该对后代产生约束，或阻止民意这个所有的政治力量的重要来源对政府施加影响。1796年春天，关于《杰伊条约》的争论达到顶峰，他发表的随意性的评论并不是他一贯的风格，他习惯上把宪法问题交给麦迪逊去应付。正是因为他觉得并非一定要让麦迪逊对他的观点做出筛选，他所说的更加准确地反映了他的更强烈的意愿，放弃宪法问题的争执，以达到他心中更高的目标，即要打垮与英国勾结的反革命联盟。打破宪法问题上微妙的平衡，或者创下危险的先例，在这个时候对他来说都不算是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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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在众议院的辩论中代表共和党担当重任，这是他们作为反对党第一次参与核心会议。当人数占优势的共和党遭遇失败后，他羞愧难当。约翰·亚当斯指出：“麦迪逊先生看上去焦虑得要命。面色苍白，形容枯槁，憔悴不堪。”1796年4月下旬产生了最后的投票结果。麦迪逊把联邦党人的险胜归结为是“银行、英国商人、保险公司主导的都市阶层的阴谋”。事实上，摇摆票都来自西部的代表，他们的选民已决定支持《杰伊条约》，因为英军从边境地区撤离，就有可能将密西西比河流域开发为定居地。麦迪逊告知杰斐逊，“贵族思想、亲英主义和重商主义的运作和影响”联合起来“对共和事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现在的局面已是满目疮痍……”这场灾难是如此彻底，如此出乎意料，麦迪逊沮丧地对杰斐逊解释道：“能安慰我的是……此事的结果让我看清了将来要何去何从。”他心力交瘁，做好了退休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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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从蒙蒂塞洛来看这次灾难性事件，有旁观者清的优势，他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更具政治敏锐性的评价。他告诉在法国的门罗，联邦党人胜利的主要原因是华盛顿的巨大威望，“他一人对公众的影响力胜过所有的人”，他对《杰伊条约》的支持到最后使得结局无法改变。杰斐逊的结论是精明而具有预见性的：

亲英派最终通过他们的条约，到目前为止，战胜了共和主义事业。然而，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代价高昂的胜利……而且毫无疑问，在杰伊获得提名去签约的那一刻，如果有别人能替代他们，他们一定会兴奋不已。他们看到，除了总统美德的巨大影响力可以支持他们，其他没有任何优势，等到总统卸任的那一刻，如果他的继任者是一个独裁主义者，一定会被共和思想所压倒……在此期间，唯一需要的是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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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比麦迪逊更愿意相信，联邦党人获得的任何成功都是腐败和共谋的结果。毕竟，如果绝大多数公民都反对一项特定的政策，它不可能一直赢得胜利，唯一符合逻辑的解释就是阴谋。杰斐逊在《杰伊条约》辩论之后清楚地看到一点，而麦迪逊因为密切参与其中而未能注意到，那就是由条约引发的问题已被一种新的政治模式所解决，在这种模式中，双方都承认，成功取决于大众舆论。华盛顿坚不可摧的地位让联邦党人在这次特定的竞争中获得决定性的优势。但是，一旦政党之间的竞争由这些概念所定义，即一旦共和主义具备了更加民主的特征，联邦党人就在劫难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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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失败者

1796年9月，坚定的联邦党拥护者费舍尔·埃姆斯（Fisher Ames）指出，华盛顿的告别演说是“一个信号，如同发令枪响，政党之间的竞争从此开始”。事实上，共和党已经筹划了好几个月了。推举杰斐逊作为总统候选人一年前就已成定局。早在1796年5月，麦迪逊就曾向门罗通报，总统选举很可能会在两个势均力敌的人之间展开，“一边是杰斐逊，而另一边自然会是亚当斯”。两人都没有打算组织竞选活动。早期的民主政治刚刚出现，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一位严肃的政治家直接向选民讨要选票被认为是出卖自己的诚信，是非常不得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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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犹豫和徘徊的贵族举止很符合杰斐逊的心情，这种状态允许他整个夏天都隐居在蒙蒂塞洛，从未公开关注过麦迪逊以他的名义搞的竞选运动，甚至私下里能够继续装出要将退休生活进行到底的样子。麦迪逊是这种心理游戏的合谋者，从来没有跟杰斐逊通信汇报过即将到来的选举，直到它结束。即使是这样，当他终于在1796年12月给杰斐逊写信时，他在政治报告中刻意地避免提及杰斐逊是总统候选人。“平克尼将会在被认为是主要竞争对手的两个人中间插上一脚，这并非不可能。”他指出，汉密尔顿正在努力推举第三位候选人，南卡罗来纳州的托马斯·平克尼（Thomas Pinckney），可能会取代亚当斯作为联邦党人的选择。“耍这样的把戏主要原因是亚当斯对银行和金融界怀有敌意，”麦迪逊接着说，“他们担心他过于固执任性，不适合作为幕后阴谋的傀儡。”换句话说，亚当斯不是汉密尔顿的忠实追随者。事实是亚当斯几乎跟杰斐逊一样不喜欢汉密尔顿。当了解这个平克尼阴谋后，亚当斯更加讨厌汉密尔顿。所以，下一任总统要么是杰斐逊，要么是一个共和党可以接受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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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对自己的候选人身份的首次认可是在给麦迪逊回信的时候。杰斐逊虽然没有假装非常意外，但表达了自己的态度，称他一直认为麦迪逊是最优秀的人选。“我的第一个心愿是，你应该获得提名来管理政府。你婉拒了这一责任，我希望这个选择可以是任何一个人，而非我自己。我急切地希望我的名字会出现在第二或者第三位。这些对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上一个职位让我待在家里整整一年，另一个职位（副总统）可以使我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待在家里。”杰斐逊随后让麦迪逊放出话去，如果选举最后是平局，他希望让大家知道，亚当斯应当被宣布为胜出者。“自从我们进入政治生活，他就一直比我资历老。”杰斐逊很谦虚地说道，这种情况“应该更倾向于他”，最后还加上一句，称自己“对承担这一重任没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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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14个州的选举投票已经有了结果，杰斐逊仍公开表示自己不情愿参选以及对亚当斯政治威望的敬重。甚至在计票开始之前，他写信给他当年在费城和巴黎共事的老同事，“对那些以前发生过的图谋将二人分开的不愉快的小事”表示遗憾，否认对竞选有强烈的意愿。“我没有控制别人的野心，”他倾诉道，“这是一个痛苦而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很显然，他在密切关注关于选举计票的新闻报道，因为他是首先预测亚当斯将会以三张选举人票（71对68）的优势获胜的人之一，而最后结果与之完全一致。但是，他希望制止所有的说他不愿意屈居亚当斯之下的流言蜚语：“我年纪比他小，在国会中比他资历浅，在外交界也比他资历浅，在文官政府里官职也比他低。”此外，亚当斯“也许是能够防止汉密尔顿上台的唯一可靠的保障”。副总统是一个“平静而无害的职位”，实际上可以让杰斐逊处于半隐退的状态。他对将来的生活做好了打算：“冬天的时候，每晚研读哲学著作；夏天的时候，去过乡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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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达出对参加竞选的不情愿以及对亚当斯的格外尊重，这的确是他的真实感受，这是他性格的一个方面。此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即出于对政治局势更加现实的评估。他重申了自己在政治上的清白，称：“在我的生命中我从未与别人在这个话题上交换过意见，直到我发现自己被提名为候选人，与亚当斯先生竞争。”他还详细地叙述了冬天打算做的事情。“副总统的职位是光荣而舒适的，”他解释说，“而总统职位则是一种辉煌的痛苦。”主要的问题是难以摆脱乔治·华盛顿光辉巨大的影子。他对麦迪逊提出了一个怪异的见解，使用了一反常态的比喻：“在泡沫即将破灭的时候总统卸任了，把包袱甩给别人，他是幸运的。然而，他的离开意味着困难的时刻已经到来，你会看到，这样困难将归因于新政府。他会有以前一样的好运气，从别人的成就中收获荣耀，而把自己的错误让别人去承担。”总之，无论是谁接替华盛顿，都几乎注定要失败，“他以足够的声望坐上那个位置，但没有其他人能带着同样的声望全身而退”。共和党人输掉选举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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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忙于预判亚当斯总统任期内可能采取的政策，而对于亚当斯本人，强烈的虚荣心和对政治权力的迷恋也不会让他保持政治上的客观冷静，二人都没有能力对形势有如此清楚的认识。值得称赞的是，杰斐逊的第一反应是写信给亚当斯，与这位来自昆西的老朋友分享自己的这一看法。他把自己当作一个崇尚西塞罗式的简朴生活的退休农民。正如他对亚当斯说的，他住在一个偏僻的乡村，“对正在发生的事知之甚少，政治小册子没看过，报纸也看得很少，而且看得越少生活得越好”。虽然有些不真诚，但是亚当斯理解杰斐逊做出的这一姿态，近年来二人一直保持着对对方有些虚情假意的客气。杰斐逊祝贺亚当斯竞选获胜，并信誓旦旦地说：“我从未有片刻时间期望会有不同的结果。”祝贺之后，杰斐逊也提醒他将要面临的疾风骤雨。首先，“你来自纽约的头号朋友阴险狡猾”，汉密尔顿是个口是心非的两面派，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他“可能会对你失望”，并会“在幕后图谋不轨”，操纵内阁里他的门徒。更概括地说，党派之争肯定会危害国家的外交和内政：“因为自从你签署《巴黎条约》以来，我们的天空从未如此阴云密布。”他最后提到早先的时候那些“我们曾为独立事业而一起战斗”的美好日子，并含混地承诺，将重续旧时的合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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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没有直接把信寄给亚当斯，而是先给了麦迪逊，是为了确保信的内容妥帖恰当。麦迪逊劝他不要寄送这封信，提出了六大理由说明信中的态度可能会被曲解。最后也是最具有政治意义的一个原因是：“考虑到亚当斯先生的执政路线可能会迫使共和党人的反对，以及我们所采取的立场的不确定性，如果你给他写信，基于你个人的周到和你们之间的友谊而表达出赞美和信任，这可能会引起一些不适。”换句话说，杰斐逊对亚当斯的感情众所周知，令人钦佩，但这不应该成为阻碍共和党事业的原因。如果杰斐逊对于将撼动亚当斯总统地位的政治地震判断正确的话，最好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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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立刻认识到这是非常中肯的政治意见，但为之付出了代价。杰斐逊与亚当斯的情感纽带是显而易见的。“亚当斯先生跟我从革命一开始就是亲密的朋友。”他对麦迪逊解释说，尽管在18世纪90年代因为一系列的问题而分道扬镳，这些分歧“并没有影响我对于他那颗正直的心的认可。我希望他能知道这一点……”更重要的是，亚当斯不属于汉密尔顿那一伙死硬派的联邦党人。他其实是反对汉密尔顿的银行和融资计划的，对于《杰伊条约》的态度也不很积极。此外，杰斐逊知道亚当斯跟他一样不信任英国。（问题是，亚当斯更加不信任法国。）总之，亚当斯并不符合杰斐逊和麦迪逊头脑中联邦党人的刻板印象。事实上，亚当斯当选总统后第一个本能的反应是问麦迪逊是否愿意率领美国外交代表团前往法国，杰斐逊是否会考虑到内阁中任职，而不是在参议院浪费自己的才华。很显然，这清楚地表达了两党执政的姿态，目的是让共和党在新一届政府里总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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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决定与亚当斯保持距离，从个人情感上说是很痛苦的，在政治上，则具有重大的影响。在政治层面上，人们可以推测由亚当斯和杰斐逊合作带领的两党政府的前景，至少可以有机会与华盛顿留下的巨大影响相抗衡。但是，这样的推测是徒劳的，没有任何意义，不单是因为杰斐逊的决定，还因为亚当斯不明智地选择了让联邦党人留在他的内阁里，他们像反对麦迪逊一样，反对杰斐逊活跃在新政府里。他们威胁说如果那样的话，就要集体辞职。

在个人层面，杰斐逊不得不在对老朋友长期的忠诚和自己对共和党事业承担的责任之间做出选择。他在心理上没有准备好把自己当作一个党的领袖，但事实上，他又一次担负了这个职责。他的记忆被带到1797年3月的费城，他们在华盛顿家中共进晚餐，气氛融洽。饭后，他和亚当斯一起沿市场街走回家，亚当斯告诉他，他的联邦党同伴已经否决了关于两党的倡议，认为那是荒谬的。杰斐逊后来回忆说，两位老朋友回家的方向不同，“他继续沿市场街往前走，我要走第五大道，然后我们分手了。从那以后，就这个话题他再也没有跟我说过一个字，也没有咨询过我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亚当斯也一样，当不得不做出选择的时候，他更重视党的利益而不是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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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的是，他们二人都未从全面的角度看待自己的决定。亚当斯认为自己是美国的“爱国之君”，是道德的最高裁判官，代表公众的利益，反对所有派系之争，即使这意味着与自己的联邦党同事断绝关系，事实上他的确这么做了。而杰斐逊则把自己当成流亡政府的首领，再次摆在一个不协调的位置上，为他所反对的政府服务。在就职典礼上，他开玩笑说自己对议会的程序已经记不清楚了，意思很明显，是说他在费城的时间将要在监督参议院辩论中度过，这是一项无伤大雅的工作。三个星期之后，即3月20日，他已经回到蒙蒂塞洛，等待不可避免的灾难降临到联邦党人头上，过不了多久，美国革命的全部希望就会交到它真正的主人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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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美国建国后的36年间，除了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亚当斯担任了4年总统外，美国总统一直由弗吉尼亚人担任。这段历史时期通常被称为“弗吉尼亚王朝时代”。——译者注

[2]
伏尔泰小说《老实人》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3]
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以主张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著称于世。——译者注

[4]
英国民间故事中只有拇指大的主人公。——译者注

第四章

华盛顿特区：1801—1804

Chapter Four

Washington, D.C.: 1801–1804

我们都是共和主义者——我们都是联邦主义者。

——托马斯·杰斐逊就职演说

（Thomas Jefferson Inaugural Address），1801年3月4日

我不会进行任何报复，只会坚定不移地追求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在实质与形式上稳步建立共和主义原则，让封建主义坠入无底深渊，永无翻身之际。

——杰斐逊致利瓦伊·林肯的信

（Jefferson to Levi Lincoln），1802年10月25日

据说，杰斐逊是骑马前往就职典礼的，独自一人，不带侍从，态度谦恭，举止得体。1801年3月4日正午前，杰斐逊沿着布满灰尘的宾夕法尼亚大道前行。这幅景象后人如果画一幅画的话，名字或许可以叫作“杰斐逊先生抵达华盛顿”。关于具体情形的记录，依据的是一位英国游客的虚构，未必真实。“他身着布衣，骑马前往国会大厦，没有保镖，随行人员中连仆人也没有。他独自下马，然后将马的缰绳系在栅栏上。”根据该故事的描述，他来到参议院的会议厅，以谦恭低调的语气发表了就职演说。据在场的玛格丽特·拜雅·史密斯（Margaret Bayard Smith）形容，他的声音“几乎跟女性的嗓音一样柔和”。事实上，他说话声音很小，观众席上几乎没人听得清他说了些什么。宣誓就职以后，杰斐逊悄无声息地迅速离开了，独自骑马回到了康拉德和麦康公寓的居所。他坐在了餐桌旁离壁炉最远的位置——他习惯坐在那里——看上去跟普普通通的美国人一样，同朋友们分食面包，一起进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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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传奇般的描述中，凸显个性、民主平等的气息扑面而来。19世纪初期的美国，民主之风越发显现，杰斐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接任了美国总统，说他受益于当时民主政治的环境也是合情合理的。杰斐逊自己也无意中强化了这一种解读。几年之后，杰斐逊将他的当选称为“1800年革命”，并进一步解释说：“1776年革命改变了政府的形式，这次革命改变了我们执政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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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杰斐逊真正要表达什么意思，无论同时代的大多数人如何看待杰斐逊的当选，都难以同虚幻的民主文化相契合。但充满民主气息的传说与历史上更为准确的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展示这种差异最好的方式或许首先应该对发生在1801年3月4日的真实事件进行客观的描述。

真实的场景中并没有马。从康拉德和麦康公寓到国会山的距离很短，只有几百码，所以他是走着去的。但他不是一个人踽踽独行。在他前面是一队来自邻近的亚历山德里亚（Alexandria）的民兵军官，手持利剑，齐步前进，后面跟着来自哥伦比亚特区（District of Columbia）的典礼官代表团。杰斐逊身后是达官贵人组成的一支规模不大的队伍，由一名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和两名即将离任的内阁成员率领。他们的出现意在显示亚当斯政权的顺利过渡。显然，亚当斯本人没有到场。那天凌晨4点钟，他就乘坐马车出了城。

围观的人们几乎一致认为，这样相对简朴的“小型游行队伍”是要表达他的政治意图。大部分的政治评论家强调了杰斐逊就职典礼朴实无华，随员不多，与华盛顿、亚当斯就职时动用马车、场面喧闹形成了对比。不过，当时推崇的口号是“共和主义的”（republican），而非“民主主义的”（democratic）。没有人会把杰斐逊当选总统看作平民时代的到来。唯一愿意将杰斐逊视为“民主主义者”的是一些顽固的联邦党人，他们把这个词儿当作一个轻蔑的称谓（例如“危险的民主主义者”）。1800年之前，无论是公开讲话还是私人信件往来，杰斐逊本人都很少使用“民主主义”（democracy）一词，也并未在当选总统后立即开始付诸实施。在就职典礼几周前，在写给玛丽亚的信中，杰斐逊采用惯常的风格对正在发生的事进行了解读：“事实上，我真诚地希望看到我们的政府能够再次实施共和主义原则，看到我们的政府能够坚定地走上那条我终生为之奋斗的道路。”杰斐逊以恢复“纯粹共和主义”（pure republicanism）为己任。他所说的“纯粹共和主义”指的是在美国革命的血雨腥风中所诞生的政治原则，这些政治原则1776年以后被联邦党人（即“亲英分子”“君主主义者”）所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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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杰斐逊自己还是他的支持者们，都认为杰斐逊当选总统与其说是代表着平民的胜利，不如说是重拾革命时代的艰苦和质朴。杰斐逊衣着简朴，向国会山行进的小型游行队伍低调而不张扬，这种刻意的安排可以看作对“1776年精神”回归的一个宣誓。在杰斐逊看来，伟大的历史进步几乎总是要经历尘埃涤荡，将社会从过去积累的流弊中解放出来，使得以前曾受到阻碍的自然之力得以自由地奔向未来。杰斐逊通往就职典礼的步伐所代表的是纯真与质朴，而非平等与个性至上。这是一种简洁明了的方式，表达了去繁就简、恢复自然的主张。

共和主义之城

如果这是杰斐逊及其同时代的人理解的“纯粹共和主义”，那么他们的这一意图完美地融入了新首都的大环境中。1801年的华盛顿特区是开展改革运动、反对繁文缛节的绝佳场所。大臣要员在走廊里讨论规划，阴谋家在大门紧锁的宫殿中密谋，这都是不可能想象到的图景，因为这里没有宫廷，没有殿堂，事实上，连建筑都没有几栋。议员们在未完工的国会大厦的走廊里召开会议，不时会被不足一百码之外的枪声打扰，猎人们正在捕杀鹌鹑和野火鸡。华盛顿是共和主义的城市样板，而尴尬之处在于，它根本算不上是座城市。宾夕法尼亚大道坑坑洼洼，常有树桩在路旁凸起（或许这也是杰斐逊为什么没有乘马车前往就职典礼的另一个原因）。一些游客停下来，询问美国的新首都在何处，而他们却被告知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新首都的中心。毫无疑问，杰斐逊是第一位在此定居的总统，相信城市是政治肌体的伤痛，华盛顿特区对大多数人来说更像是乡村，没有城市风情，它像是人人都看得到的一个创口，血液渗进波托马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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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一直对“餐桌交易”感到后悔，讨价还价的结果是将首都选在南部的波托马克河沿岸。不过，要说杰斐逊最后悔的决定，应该是汉密尔顿通过狡猾的诡计，哄骗他同意联邦政府接管各州的债务，而不是将首都设在切萨皮克沼泽旁边。选择这块糟糕的沼泽地作为首都，华盛顿本人做了关键性的决定。他选择了一块天然洼地，呈浅碟形，热气和潮气极易在此汇聚，难以扩散，是蚊子的绝佳繁育之地。周围的山峰说高不高，但恰好阻碍了空气流动；说矮不矮，又刚好挡住了远处的风景。华盛顿同时也采纳了一些别人向他提出的城市规划，扩大了城市的边界。所以，这座城市并不是一开始就从人口密集的中心地带向四面扩展，而仅仅是顶着华盛顿的名字，空旷无人，人们慢慢地才迁移至此。当时欧洲及国内的游客一来到美国的首都总是会感觉诧异，因为这座城市的管理者发布了各种地图及印刷品，详尽地展示了华盛顿街道、建筑的预期布局，却未说明实现这一愿景尚需几十年的时间。华盛顿临终时对首都建设的评价精准得不可思议，一如他对每个重要事件的看法那样。他预测，“大约一百年之后”，国家的首都将在这片空旷之地发展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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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使得华盛顿特区成为典型的杰斐逊主义的城市——这座城市充满无所畏惧的力量，虽然有人认为这是异想天开，它孕育着对国家繁荣的希望和信心，就像一个生命之旅刚刚启程的年轻人，为自己的梦想家园绘制了一份蓝图，然后自信地等待着美好前景的到来。对于总统官邸和国会大厦唐突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外国游客毫无意外地记录了他们的不满。这两座楼是1801年仅有的公共建筑，矗立在一片沼泽地中间。有一段漫画式的描述，足以说明当时的情形：“冬天的时候，街上泥泞不堪，而夏天则是尘土飞扬。这里没有满眼的高楼大厦，只有玉米地、平原、干涸的运河和脏乱的沼泽地。青蛙在此交媾，叫声尖锐而响亮，似乎它们觉得无须遮遮掩掩。”大雁溪（Goose Creek），后来改名为台伯河（Tiber River）
[1]

，是常被人调侃和戏谑的对象。一位年轻的爱尔兰诗人托马斯·摩尔（Thomas Moore）用诗歌对此表达了嘲讽，甚至对杰斐逊本人也毫不客气：

这座著名的城市，在幻象中出现

广场设在沼泽里，方尖碑立在树林边

有远见的预言家们

用未建的神殿与未出世的英雄来装点

即使只有丛林跟杰斐逊在眼前

宽广的街道和贤达的圣人们已不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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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这首顺口溜按照诗歌的标准存在多少缺点，它确实让人们注意到了华盛顿乡村遍布的现实与盲目乐观的预期存在明显的脱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预期却奇迹般地转化为现实，这座“伪都市”在颠覆一切君主与专制统治的政治地震中处于中心位置。而在当时，这个不同寻常的悖论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简单的矛盾。国会大厦尚未完工，让尴尬之处变得更为直观。杰斐逊在他低调的小型游行途中看到的是一片建筑工地。大厦的主体还没有盖起来，设计用来支撑大厦正面的柱子平躺在草地上。众议院开会的北翼建筑现在仍然是一个空架子，屋顶还未完全搭建好，议员们将其称为“烤炉”。杰斐逊选择在参议院大厅宣誓就任总统，主要因为这是唯一可用的公共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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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城市与建筑的象征意义仅仅能够帮助我们复原杰斐逊就职典礼的最初意义。一旦我们来到参议院的会议厅，对“就职典礼”这个词的多重意义便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会议厅里座无虚席，楼座也挤满了人。据说观众有1000余人。如果我们能够确定，他们来此并不是为了听闻杰斐逊的民主主义，而是为了重见“纯粹的共和主义”，那么这个概念到底代表什么，其实并不清楚。杰斐逊来到参议院议员席最下面的小舞台上，看着眼前的一切，隐隐感觉到兴奋与紧张。迎接他的是副总统艾伦·伯尔（Aaron Burr）和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伯尔已经在那天早晨早些时候宣誓就职，马歇尔则是要主持杰斐逊的宣誓仪式。

有伯尔出现的场合总是会让人觉得存在着阴谋。在同代人看来，他是革命一代中最善变、最难以捉摸的一个。约翰·亚当斯认为，伯尔是唯一能够取代汉密尔顿、有望成为美国版拿破仑的人。他有汉密尔顿的冲劲和智慧，又有汉密尔顿及所有竞争者都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即对任何有碍于他攫取权力的道德准则或政治规则，他都会不屑一顾。汉密尔顿于1800年12月写道：“对于伯尔，最偏袒他的朋友也不会为他的个人品格辩护。”接着补充道，“伯尔先生是整个美国最不配获得总统职位的人。”汉密尔顿似乎是把伯尔当作对实现自己政治目标更为致命的威胁，而伯尔看样子也把汉密尔顿视作唯一敢于对他的自命不凡发起挑战的政界人物。他们各自性情中的相同点使他们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假若能够回到当初，便很容易预测到三年之后，两个对手在威霍肯（Weehawken）的平原上持枪面对，伯尔丝毫未受到荣誉准则的束缚，冷酷地射出一颗子弹，击中了汉密尔顿的脊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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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一个并非信奉杰斐逊主义的人会站在参议院的会议厅，以副总统的身份来迎接他呢？简单的回答就是伯尔对杰斐逊的当选至关重要。1800年的总统大选中，杰斐逊再次与亚当斯交锋。尽管共和党的代表在竞争国会与政府部门职位时获得了彻底的胜利，亚当斯在票数上遥遥领先于其他的联邦党候选人。除了纽约州之外，亚当斯在各州所获得的选票都达到或超过了他在1796年大选中所获得的选票。他在那年的大选中稍稍领先，险胜当选。但这次纽约州在杰斐逊的胜利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帮助杰斐逊以微弱优势赢得大选。而说服纽约州的选民转向杰斐逊阵营的就是颇有手段的艾伦·伯尔，他做出的重要贡献为他换来跟杰斐逊旗鼓相当的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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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在大选中获胜后的几周时间里，发生了一件极为重要的政治事件。由于选举制度本身的问题，人们在投票时是不区分总统与副总统的[后来由《美国宪法第十二条修正案》（Twelfth Amendment）得以解决]，因此人们沮丧地发现，杰斐逊与伯尔所得票数相同。这使得选举需交由众议院处理。众议院中的联邦党人不断阻挠，在经过6天36次投票后，杰斐逊才获得所需的票数，最终胜出。尽管选民们都认为本次美国大选总统之位属于杰斐逊，但伯尔没有表示出任何心悦诚服之意。（顺从这样的利他行为绝不是伯尔的风格。）所以，这个在众议院会议厅迎接杰斐逊的人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政治野心家，就在几周前还在与联邦党人密谋，骗取杰斐逊的总统之位，这一位置他觊觎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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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来说说约翰·马歇尔。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马歇尔都应该是杰斐逊的门徒。马歇尔是弗吉尼亚人，与伦道夫家族沾亲带故，甚至论起来算是杰斐逊的远房表亲。他与麦迪逊和门罗是同代人，而麦迪逊和门罗将弗吉尼亚优秀的年轻人团结在一起，加入了杰斐逊的政治阵营。《杰伊条约》签订后，马歇尔成为联邦党中身份显赫的人物。杰斐逊对他十分不屑，认为他“懒散无礼……极为虚伪”。这是杰斐逊式的评价，将马歇尔划为叛徒，背叛了弗吉尼亚人心中的共和主义。1797年，马歇尔的天赋引起了亚当斯的注意。马歇尔被委以重任，作为美国代表团的一员前往法国，后来又任职国务卿。最后，在总统任期的最后几周，已成为跛脚鸭总统的亚当斯任命马歇尔为美国的首席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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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与马歇尔互相憎恶的状况可以追溯至1801年，二人的嫌隙此后变得更为公开。马歇尔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制造了许多麻烦，跟伯尔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马歇尔在杰斐逊面前总是竭力掩盖自己的真实情感，表达意见时故意装出一副大公无私的样子，似乎自己总是别无选择，被迫跟杰斐逊唱反调。汉密尔顿对伯尔的憎恶源自他意识到自己跟伯尔一样，都是野心勃勃，做事高调，喜欢发号施令。同样，杰斐逊对马歇尔的不信任日渐加剧，也是因为二人都偏好委婉、间接的方式，这种处事风格或许受到弗吉尼亚绅士礼貌准则的影响。如果说汉密尔顿是用长剑来攻击，那么马歇尔则更喜欢短匕。

另一方面，马歇尔正直笃实，思维方式与杰斐逊有根本的差别。杰斐逊倾向于把所有的经验区分为对与错两大范畴。马歇尔不追求把一切搞得清清楚楚，处事灵活，很像麦迪逊，有着律师一样敏捷的思维，打破了杰斐逊非此即彼的二分观念，把事情考虑得更为具体、周全。杰斐逊后来称，马歇尔在“扭曲事实”（twistifications）方面是个天才，意思是他常常提出一些复杂论调，看上去与杰斐逊的观点相符，而接着却是峰回路转，变成了截然相反的立场。正如汉密尔顿精通账目与复杂的财务数据，马歇尔擅长推理和论证，这对杰斐逊来说就像是恶魔巫师的邪恶法术。此外，汉密尔顿还工于心计，表面上极力维护别人的事业，实则是在大搞破坏。例如，就在杰斐逊就职典礼几个星期之前，他承认对杰斐逊的当选持有“难以忍受的异议”，坚信杰斐逊的政治偏见让他“根本……不适合担任国家最高行政长官一职，纵容这些偏见会对国家造成深度和永久的伤害”。但除了这些保留意见外，他希望人们知道一些联邦党人对当选总统的批评是不公正的。如果杰斐逊派可以分为“投机的理论家和彻底的恐怖分子”，在马歇尔看来，杰斐逊本人不是后者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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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忽略个人层面，考虑更多政治因素的话，这个在拥挤的参议院会议厅里主持杰斐逊宣誓就职的人尤其令人讨厌，因为他站在这里，是“午夜法官”（midnight judges）的典型代表。这个词儿并不是杰斐逊最先发明的，但他迅速使用了这一称呼来指称那些亚当斯在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小时任命的法官。这个称呼本身有一些误导性，因为它勾画出了这样一幅景象：亚当斯在总统府度过了最后一夜，挑灯夜战，用尽他政治上的恶毒之心，愤怒地签下了任命状，随后便在第二天一大早坐上马车出了城。事实上，亚当斯对于司法系统内的任命，包括任命马歇尔为首席大法官，在几个星期以前就公布了。那是1801年2月《司法条例》（Judiciary Act）通过后不久实施的。的确，包括马歇尔在内所有的任命都是1800年大选结果揭晓以后进行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采取了一次凸显党派的行动，目的是用联邦党的法官对即将上任的共和党总统进行施压。亚当斯可以说，他所做的这些事，华盛顿在卸任前最后一周也曾做过。但是不同于之前的是，杰斐逊大选获胜终结了现任的联邦党人的统治，而亚当斯接任总统只是联邦党人政权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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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马歇尔的任命并无任期。这是一个终身制的职位，除非马歇尔有“叛国行为”，或者犯有“重罪与轻罪”而遭到弹劾。这使他成了安插在杰斐逊总统任内的一个无法移除的“特洛伊木马”（Trojan horse）。作为联邦党的司法长官，显然不会受制于行政干预或公众舆论。马歇尔并非不知道他自己独特而显著的身份和拥有几乎无穷尽的可以利用来制造麻烦的机会——他将其视为自己的责任。就职典礼当天，就在他进入国会大厦之前，他给一位联邦党的同僚写信，表明自己的决心。他解释道：“司法无论何时都极为重要，而此时更是让我激动不已。我将在赋予我的新岗位上竭尽全力，不让我的朋友们失望。”杰斐逊当然不会知道这封信，但他非常清楚，马歇尔会利用自己的特权不断地制造事端，他需要保持戒备。在就职典礼的前一天，杰斐逊预料到马歇尔可能会迟到以破坏整个活动的平静，因此他送了张便条给马歇尔，提醒他在12点整准时出席。马歇尔回信，让当选总统放心，并称自己一贯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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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伯尔、马歇尔、杰斐逊三人之间有着怎样相互的厌恶与不信任，都可以仅仅看作私人恩怨或冲突。从更高一点的政治层面来看，参议院会议厅里的紧张气氛来自相互关联的两方面因素：第一，杰斐逊的上位及共和党的掌权是史无前例的，因为自联邦政府1789年成立以来，政府权力一直由联邦党人掌控。第二，杰斐逊18世纪90年代主导性的政治观点几乎完全是消极的，因为他领导人们反对联邦党人所倡导的联邦权力，反对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府，认为这违背了美国革命最初的目标。这两点综合起来，不免让人产生严重的疑问，那就是即将上任的新总统曾经威胁要取缔的这个联邦政府能否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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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一个方面的问题，答案似乎比较明确，令人欣慰，从就职典礼本身就能反映出来。玛格丽特·拜雅·史密斯是出席就职典礼的观众之一，她是《国民通讯员报》（National Intelligencer
）编辑的妻子，该报是支持杰斐逊的。她简明扼要地评论道：“执政权力的变更在每个年代的每个政府中间都会引发混乱、罪恶和流血，而在这个幸福的国家，任何分裂、混乱都没有发生。”虽然就职典礼显示了略带刻意的朴素和共和主义的象征意义，但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这真真切切地发生了。如何实现政权的和平过渡自古以来一直是困扰欧洲各国政府的问题，不论政府的规模、形式和状况如何。这一问题延续至今，一些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深受其苦。而在美国，这却以非常平和的方式实现了。毫无疑问，失败的联邦党人十分难过。但他们必须尊重选民的选择。2月份，在众议院漫长的辩论和投票中，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共和党人托马斯·麦基恩（Thomas McKean）威胁说，如果联邦党人试图偷窃杰斐逊的胜利成果，他将调集一支2万人的民兵武装。另一位宾夕法尼亚人休·亨利·布拉肯里奇（Hugh Henry Brackenridge）曾建议杰斐逊夺取政权，组建自己的政府，无须等待众议院说服伯尔化解僵局。几位弗吉尼亚人因预料到联邦党人会施展阴谋诡计，曾提议召开新的制宪会议，重组联邦政府。然而这些担忧并没有引起重视，事后证明，这些预感也只是杞人忧天。尽管这并不是杰斐逊所称的“1800年革命”的真正意义，他当选总统最具革命性的特征则是其平淡无奇。换句话说，最重要的事情恰恰是没有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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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方面的问题是关于杰斐逊作为总统主要考量的政治议题，这些困难重重。没人确切地知道杰斐逊口中的“纯粹共和主义”为何物，人们猜想或许是要限制联邦政府的规模和权力范围。一个弗吉尼亚的联邦党人写道：“杰斐逊先生精心计划好了，要推翻一切政治大厦。如果有人担心杰斐逊将亲力亲为，把国家这座大厦拆成碎片的话，他们不会感到失望的……”他警告道：“四年之内，连政治的基础都会被彻底摧毁。”“政治基础”的所指暗示了联邦党人的主要恐慌，他们担心杰斐逊意欲否定1788年的宪法方案。毕竟，他现在已经成为一名政党领袖，而该政党的中心诉求一直是反对联邦政府管理任何的国内事务。杰斐逊所赞赏的“旧日辉格党原则”具有强烈的反抗特征。在英国作为反对国王和宫廷专权的传统逐步发展起来，而在美国则成为反对英王及议会对殖民地实施暴政的思想基础。显然，杰斐逊及其共和党的同事们认为18世纪90年代联邦党人所实行的政策，尤其是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是对“纯粹共和主义”的背叛。考虑到杰斐逊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反抗逻辑，他反对宪法赋予国家政府过多的权力，不只是存在可能性，而几乎是必然发生的事。这意味着当我们将时钟倒拨，经过18世纪90年代，回到80年代，那时候《邦联条例》下的国家政府的权力虚弱。事实上，考虑到杰斐逊对政治威胁的厌恶由来已久，并且一直延续着具有反抗精神的传统，即认为一切政府权力本质上都具有专制、腐败的特征，很难明白他是如何划清合法实施政治权力与压迫、侵犯个人自由之间的界限的。联邦党人问道，如果杰斐逊作为总统的主要目标是废除依据美国宪法所设立的联邦机构，那他又怎么能够宣誓维持、保护、捍卫美国宪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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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职典礼的几个月前，杰斐逊似乎已经将问题的答案透露给了共和党的支持者们，他并非想要撤销联邦政府，而只想缩减它的规模。他告诉吉迪恩·格兰杰（Gideon Granger）：“我国宪法的根本原则在于各州对内保持独立，对外团结一致。”这一说法与他在18世纪80年代所持的观点十分相似，当时宪法还在草拟当中，麦迪逊还未说服他支持批准宪法。1798年时他的观点也是如此，他与麦迪逊联手撰写《肯塔基决议案》及《弗吉尼亚决议案》，以阻止《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案》（Alien and Sedition Acts）的实施，那是他副总统任期内的一部重要法案。杰斐逊比麦迪逊更为激进，他认为各州有权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抵制联邦法律，甚至把联邦政府干涉各州内部事务与外国政府的干涉相提并论。1801年10月，他对外宣布，支持一项在弗吉尼亚广为传播的提案，是由约翰·泰勒（John Taylor）和埃德蒙·彭德尔顿提议的。提案要求总统任期为一届，弱化总统的行政权力，缩短参议员的任期，联邦法官可以通过国会投票罢免，以及通过宪法限制联邦政府攫取权力。无论是将这些暗示解读为“削弱”还是“废除”，这都使人们相信联邦党人所散播的谣言，即杰斐逊意欲摧毁当前中央政府的根基，使美国像欧洲一样分裂成几个单一民族国家，比如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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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存在一个共识，即认为杰斐逊的当选意味着联邦政府的权力将会被急剧削弱，那么唯一的疑问就是削弱到什么程度，唯一的政治分歧是共和党人将喜不自胜，而联邦党人则将恐慌不安，其中一个不同的声音正是来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汉密尔顿承认“要做他的辩护者对我来说已经太晚了”，并且汉密尔顿本人“根本无意为之”。接着，他用讽刺挖苦的语气为杰斐逊的政治理念说了句话：“我承认他的政治理念狂热花哨，他对自己的民主思想太过较真，他一直对先前政府的核心举措充满敌意，狡猾奸诈，一意孤行，为取得成功会不择手段，不顾真理。他是个卑鄙的伪君子。”抛开杰斐逊身上的这些个人缺陷，但事实上也多少是因为这些原因，汉密尔顿认为杰斐逊“很有可能像我了解的那些人一样妥协……即便最初反对，但或许这种品性的人最后会成为体制的维护者，因为体制一旦建立，要想推翻它，会给他带来危险”。像其他人一样，汉密尔顿承认，他也只是这样猜测。但他并不相信杰斐逊愿意顶着这种压力去解散联邦政府。汉密尔顿总结道：“我认为，从杰斐逊先生的性格来看，有理由期待他会顺势妥协，而不是让体制陷入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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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弥漫在参议院大厅中的个人思想波动以及更大范围的政治猜测。此刻，杰斐逊面向观众，开始了他的就职演说。在对演说的传奇般的记述中有一点毋庸置疑——他声音轻柔，几乎听不清，第一排之后的观众几乎听不到他说了什么——但他对讲稿下了相当大的功夫，投入的精力与当年的《独立宣言》不相上下。这一次，所有的字句都是出自他的手笔，不需要指手画脚的委员会和多管闲事的会议代表对文字进行修改加工。而且，杰斐逊在演说那天之前已经及时完成了演讲稿的最后修订，交给了印刷厂和《国民通讯员报》。所以，有部分观众手里拿到了样稿，即使杰斐逊声音微弱，也能听得明白。他们所听到的，或者说是所读到的，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三篇就职演说之一，也是除神圣的《独立宣言》之外杰斐逊创作的最精巧、最雄辩的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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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就职演说

与其他大多数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有所不同，杰斐逊在1801年3月4日的就职演说在多个层面上都意义重大，美国历史上众多的重要宣言都是如此。就最高层面，也是最专业的层面而言，他的演说里有好几个段落措辞精彩，耐人寻味，能够为后人所铭记。这一层面也是最能够展示杰斐逊文风的层面，他的语言有着诗一般的优雅且妥帖。如果我们对一位新任总统的期待是从他雄辩的声明中看到无穷的智慧和适度谦虚的话，没人比杰斐逊做得更好的了：

我能够预料得到，一个不完美的人，当他卸任时，极难有幸获得他就任时拥有的那种声望和厚爱……由于判断不当，我难免会经常犯错误。当我做得对的时候，也常会被一些人认为是错的，因为他们的立场无法让他们纵观全局。我请求你们宽恕我犯的错误，那绝对不会是有意的，我还请求你们支持我纠正其他人所犯的错误，他们只要纵观全局，就不会对一些事妄加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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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想寻求关于言论自由原则的经典阐释，美国政坛上也从未有人比杰斐逊讲得更加简洁明了：“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想要解散这个联邦，或改变它的共和体制，那就无须打扰他们，让他们作为安全的界石，用以表明只要让理性能够自由地与之斗争，即使错误的观点也是可以容忍的。”如果要从数个同样极具说服力的段落中找一个来说明美国国内与国际政治目标的话，这里有一个非常准确的表述：“公正平等地对待一切人，不论地位、宗教或政治信仰如何；与所有国家保持和平、通商和真挚的友谊，但不与任何国家结成纠缠不清的同盟。”是杰斐逊而非华盛顿创造了“纠缠不清的同盟”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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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那些最常被引用的话充满诗意，表达了超越时空的真理，在后世广为流传。但事实上，只有在1801年美国政治的大环境中才能正确全面地理解这些话的意义。除了《独立宣言》中关于自然权利的章节，这可能是杰斐逊写下的最为著名的政治声明：“但是并不是每一种意见分歧都是原则分歧。我们曾用不同的名称去称呼秉持相同原则的兄弟。我们都是共和主义者（republicans）——我们都是联邦主义者（federalists）。”几乎所有的新闻记者和好奇的评论者都关注这段话，因为这些话似乎表明，杰斐逊清楚而庄重地表达了他的妥协与克制的态度。这代表着18世纪90年代激烈的党派之争在杰斐逊担任总统期间不会再出现，即将掌权的共和党人不会因诸如《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案》等过去的罪行对联邦党人复仇。最重要的是，杰斐逊所谓的“纯粹共和主义”并不代表与联邦党人的彻底决裂，也不代表从根本上否认宪法所规定的政府结构。联邦党人松了一口气，汉密尔顿为他们代言，称这篇声明“坦诚地化解了过去的误会，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新总统保证不会进行危险的改革，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会沿着他前任的脚步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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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汉密尔顿和其他评论员所理解的并不完全是杰斐逊的本意。一方面，的确存在文字解读的问题。杰斐逊的讲稿先是在《国民通讯员报》上刊登，随后在全国各地的报纸上发表，那个关键段落是这样写的：“我们都是共和党人（Republicans）——我们都是联邦党人（Federalists）。”在印刷版的演讲稿中，关键词的首字母是大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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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谦和有礼地指出，两大政党有着相近的目标。但在杰斐逊当天演讲使用的手写稿中，关键词并没有大写。因此杰斐逊所指的并不是两党的共同基础，而是美国公民的共同愿景，最为理想的是一个共和形式的政府和各州之间通过联邦建立亲密关系。因为原本就很难找到能有多少人对这样的评论持有异议，杰斐逊的这番话更像是政治套话，而并非思想上的妥协。如果认为杰斐逊公开撤回了他先前的表述，即把党派斗争描述为光明力量与黑暗力量的道德之争，事实上，这种印象是完全错误的。

演说词中有几个段落暗含了杰斐逊心中真实的“纯粹共和主义”，但大多数评论员因被表面上显示出来的克制与和解惊呆了，未能留意这些信息。约翰·马歇尔大概离演说台很近，得以听清杰斐逊的演讲。典礼结束后，他径直回到家，记下了他的感想：“我主持了总统的宣誓……它[就职演说]直接有力地反驳了让他赢得大选的激烈的党派纷争之说；它反映出杰斐逊政治理论的重要特征。”马歇尔是对的，尽管他并没有具体说明“政治理论”的意思是什么。但这并不能说是大法官的错。杰斐逊的天才之处在于他能够非常概括地描绘美国政治的愿景，而忽略具体之处；他的语言表达炉火纯青，让人不得不仰视和钦佩，而对涉及的细节并不完全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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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在就职演说中列举美国民众所享有的天然的优势时有这样一段话：“自然环境和大洋把我们同地球上四分之一的地区上的毁灭性浩劫隔开”，并且美国人民有幸拥有“一片上帝垂爱的国土，其地域足以容纳子孙万代”。接着，杰斐逊在总结这些有利条件时指出，“还需要一样东西”：“一个明智和节俭的政府，来防止人们互相伤害，让他们自由地辛勤劳动，改善生活，而不应从劳动人民口中夺取面包。这便是一个好政府的要旨，是使我们幸福臻于圆满所必不可少的。”这是杰斐逊关于极简主义政府理论（minimalist theory of government）最为清晰的一次阐述。联邦党人紧张不安，想知道杰斐逊在行政权、司法系统的地位、联邦法律与各州法律司法权限等问题上的明确态度，杰斐逊给出的答案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所有的分歧。政府的概念本身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杰斐逊坚守辉格党传统，认为一切政治力量都存在固有的腐败，同时他坚持个人自治的理想，认为所有外在权力的实施，非经双方同意或者本人自愿，都可视为对个人意志的侵犯。这是个由来已久、神圣庄严的政治传统，也是杰斐逊一直以来所秉持的信念，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呈现出一个新的形式，因为这意味着杰斐逊宣告他身为总统的主要责任是把未来将要领导的政府变得更为弱小和无形。表面上来看，这似乎让他陷入了一个十分怪异反常的境地，如同任命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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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领导天主教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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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政府的积极作用可能会产生的问题杰斐逊本人并不是没有意识到。他在演说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试图给出一个粗略的回答：

当然，我知道有些诚实的人担心共和主义的政府不是强大的政府，担心这个政府目前还不够强有力。但是当这个举世瞩目的政府正处于实验成功的高潮之际，一个诚实的爱国者仅仅因为理论上或想象中的疑惧就担心这个政府，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希望所在，不能自立，因而放弃这个迄今一直使我们保持自由和安全的政府吗？我相信不会的。相反，我相信这个政府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政府。我相信这是唯一的一个政府，每个人一经法律召唤，就会飞奔到法律的旗帜下，来对付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如同对待自己的个人关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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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杰斐逊就职演说中意义最为丰富、最引人思考的一段。这段话承认，至少是暗示出，他的当选让很多人解读为联邦政府将会瓦解，国家联盟终将解散。但杰斐逊随后否认了这一观点，宣称他的批评者被“理论上或想象中的疑惧”所操纵。事实上，这恰恰正是针对他的控诉，也就是说，人们指责他是一位太过单纯的空想家，没有实际理解国家的稳定有赖于他（他似乎是说，并不是批评他的联邦党人）声称要解散的强有力的联邦政府。杰斐逊在某种程度上变身为国家政府的捍卫者，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希望所在”——这一说法由亚伯拉罕·林肯在他的第一次就职演说中借用，并改作“最后、最大的希望所在”——并将其批评者视为没有共和主义信仰的怀疑论者。

但是真正具有创造性的转变是，杰斐逊认为，一个国家活力的真正来源，也是唯一来源，不是政府本身而是政府所依赖的广泛的民意。同样，这是暗含的意思，并未直接表达出来。联邦党人视作基石的传统观点是，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必须体现其权威性，关注国家政策的制定。若没有这样的政府来领导，那么美利坚共和国将分裂成不同的派系和利益团体，并最终形成地域上的分裂。简单来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就没有团结的美国。然而，杰斐逊的观念看起来与联邦党人的直觉全然相反，他认为政府的权力减弱了，国家的活力就会增强。联邦党人认为政府本身应自律、稳定、平衡，但杰斐逊心理上并不愿接受这种传统的关切，而是推崇自由的理想。他的字里行间表达出，让政府变得强有力是美国社会内在和谐的信念，不需要任何政府机制去维护国家的稳定。

在就职演说发表后的几个星期内，杰斐逊特别重视了一件事，即写信给当年《独立宣言》的签署者和“见证了创造历史的时刻”的大陆会议的其他同僚，与他们分享他的喜悦，他在演讲中宣称的“纯粹共和主义”正是他们所有人在1776年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的再现。无论他就职演说的语言中蕴含着什么样的新颖的、具有思想变革性的观点，杰斐逊十分确信，他的观点再现了当年的革命者共同信奉的“古老、神圣的真理”，那是美国独立赖以实现的基础。他向费城的老革命者本杰明·拉什解释道：“这些想法都是我自己的，绝非一时之念。”拉什表示认同，觉得杰斐逊的就职演说以精致的语言表达了他们在昔日光荣岁月中为之奋斗的价值观。在共和国奠基的时刻发生的具有魔力和神秘力量的事情，是对政治纯洁性的一次原初体验，革命的参与者们经历了一次集体顿悟。杰斐逊的第一反应是要告知革命年代的幸存者和有共同经历的人——而外人和年轻一代的人是不会理解这一感受的——真正的“1776年精神”又回来了。至少，罪人被驱离出庙堂，而圣人再次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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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强调节简、朴素，在就职仪式和他精简联邦政府的方案中都体现了这一点，代表着他的核心信念，重拾美国革命的真正意义，坚持他的当选所代表的价值观。就像他对“不时的抗争”或“扫除”每一代人积累的历史债务钟爱有加，杰斐逊将自己登上权力高峰视作拿到了净化美国政府糟粕的授权书，这些糟粕在25年前政府机构诞生之日积累至今。联邦党人阵营的批评家，甚至部分保守的共和党的支持者，公开表达担忧，不知道杰斐逊的改革将会走向何方（是否包括取消国家银行？联邦司法部？或者海军？），而杰斐逊自己并没有做出如此细致的考虑。他对于总统未来的工作计划，同他就职演说中使用的富有诗意的语言一样，宏观而笼统，并未涉及细节。他对革命时代“兄弟连”的另一成员约翰·迪金森解释道，美国政府就像是一艘刚刚驶过惊涛骇浪的船：“我们应保证它回到共和主义的正确航道，它才能展现美丽的身姿和其建造者精湛的技巧。”总之，一旦这个国家被带到正确的道路上，各种力量，如同自然界中的风、浪，就会大有作为，将美国带到想要去的地方。对杰斐逊来说，细节不是重点；仰望星空，方能看到上帝的指引。如果有人再次与国家的大船保持一致，那么关于行政权力或者联邦司法的分歧和争论就都变得无关紧要，并从人们的视野中逐渐消失。那些不断提出各种棘手问题的人不经意间承认了他们没有纯粹共和主义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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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总统

无论人们希望上帝在何处出现，在杰斐逊开始总统任期的时候，上帝之光无疑是照耀在他身上的。事实证明，亚当斯为后来者做好了绝佳的铺垫。他性情暴躁，执政风格太过随性，与奥林匹亚山上神一般的华盛顿完全相反，因此亚当斯并不怎么受人喜爱，也降低了人们对他的继任者的期望。而且，亚当斯任期内最不得人心、最一意孤行的举动，即派大使前往巴黎与法国方面谈判以结束“短暂冲突”（quasi war）一事，后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新和平条约的签订来得太晚，对1800年大选中亚当斯的选情未起到什么作用，但在杰斐逊上任前及时结束了美法的“短暂冲突”。美国不仅与欧洲列强握手言和，并且法英两国同意签订停战协议，两国此前为争夺对欧洲控制权长期处于敌对状态。杰斐逊迎来了自美国宣布独立后最为稳定、最为和平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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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国内，蒙上天眷顾，形势也是一片大好。为人诟病的《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案》曾使联邦党人借机以叛国罪的罪名处决了一些最直言不讳的共和党人。这激发了公众在1800年国会选举中对共和党代表的支持，联邦党人自食其果。随着杰斐逊上任，新国会得以组建，共和党人在众议院占据了三分之二的席位，在参议院中的席位略少，但也占到决定性的大多数。并且，产生《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案》的法律在杰斐逊继任总统后几个月时失效，因此在这件事上他不用付出任何努力，只需等待。锦上添花的是，美法之间的和平使得美国与西印度群岛之间的贸易得以恢复；在欧洲暂时和平的环境下，美国贸易全面扩张至整个欧洲；农耕经济发展至新高度，生产力不断提高；杰斐逊所期待的“小政府”——追求他所称的“平静的、无须关注的事业”——开始初现端倪，无为而治看起来是非常明智的举动。面临如此好的历史形势，谁还愿意做出过多的改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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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就是，即便是最无形、最不受干扰的联邦政府也需要行政领导，如果不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至少是为了实施共和主义的简朴原则。杰斐逊再次成为亚当斯政府的获益者，但这一次是用活生生的例子证明不能步其后尘。“我希望将一大批人才召集到政府中来，给他们提供各种职位，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为他们赢得声誉。”杰斐逊解释道。他接着补充说，他下定决心“不会让任何人成为次要角色”。亚当斯在初任总统时不清楚他能有多少自由决定权，只得把华盛顿的内阁留为己用。结果证明这是亚当斯总统任期内最灾难性的决定，也是他政治生涯中屡遭挫折的主要原因。因为内阁成员更加忠于汉密尔顿，也更怀念华盛顿，他自己变成了杰斐逊口中的“次要角色”。（杰斐逊后来回忆道，亚当斯因其内阁不受控制，深感挫败，因而叫停内阁会议，对阁僚们提出的意见大爆粗口，在内阁会议室里来回踱步，捶胸顿足，“将假发摔在地上，又狠狠踩上一脚”。）杰斐逊选择内阁成员的标准主要有两条：一是要有真才实学，二是对杰斐逊式共和主义理念绝对忠诚。从这一点上看，杰斐逊极为精明，同时也很幸运。事实证明，杰斐逊的内阁是美国总统史上最出色、最稳定的行政智囊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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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突出、最具价值的两位成员分别是詹姆斯·麦迪逊与艾伯特·加勒廷（Albert Gallatin）。麦迪逊担任国务卿，这早在人们的预料之中。他是杰斐逊一生当中的副手和门徒，是弗吉尼亚王朝的一员，经过了18世纪90年代的党派斗争的历练，也是杰斐逊心中最为机敏的学生。加勒廷出生在瑞士，后来移民到美国，定居宾夕法尼亚。他文笔出众，精于计算，迅速在共和党内崭露头角。加勒廷个子不高，头顶渐秃，鹰钩鼻子。他虽面目寻常，说话带有日内瓦（Geneva）口音，但在共和党的新生代领导人当中，其才能却是首屈一指。加勒廷当时只有40岁，是美国少数能与汉密尔顿在财政政策辩论中针锋相对、收放自如、不落下风的人。因为杰斐逊在外交事务上经验丰富，这也意味着——无意冒犯麦迪逊的出色才能——他可以、也常常愿意扮演国务卿这一角色，而加勒廷担任财政部长一职，是内阁中最有价值、最具战略意义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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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成员，如果不是“次要角色”的话，是一些不太知名的人物。利瓦伊·林肯（Levi Lincoln）是一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受人尊敬的律师，担任首席检察官。亨利·迪尔伯恩（Henry Dearborn）来自马萨诸塞州的缅因地区，任陆军部长一职。林肯是一名来自新英格兰地区的杰斐逊主义的追随者，他们二人在联邦主义大本营里保持住了共和主义理想，从而证明了他们对共和党的忠诚。这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加勒廷评论道：“他们都参与过1776年革命，是旗帜鲜明的共和党人。”吉迪恩·格兰杰同样如此。格兰杰时任美国邮政部长，不是内阁的正式成员，但他主要负责任免官员。格兰杰出身最为独特，是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共和党人。在康涅狄格州有传言说，在耶鲁大学取得学位是进入政坛和登上布道讲坛并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而且宣誓永远反对蒙蒂塞洛的异教徒在耶鲁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是不可或缺的程序。在其他候选人纷纷游说未果之后，海军部长的最终人选落在了巴尔的摩（Baltimore）著名律师罗伯特·史密斯（Robert Smith）身上。杰斐逊开玩笑道，他“必须为海军部长登广告”，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这一职位的主要工作就是削减处于初建阶段的海军舰队，以实现杰斐逊倡导的简朴目标。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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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研究杰斐逊执政能力的学者认为，他的领导风格借鉴了前任两位总统，从华盛顿那里学到了积极的经验，从亚当斯那里领会到一些负面的教训。确实，杰斐逊将这两个具有显著特点且风格迥异的执政模式当作参照。亚当斯模式（生闷气的家长）相较于华盛顿模式（军队总司令，身边围绕着众多参谋）在个人魅力及管理效率上都稍逊一筹。在某种意义上，杰斐逊对行政部门的设置是在华盛顿方案的基础上进行的改进。所有事务必须先经相应的部门领导处理。每个工作日，各位部长需对各自领域内的决定或重大事务进行书面总结，上报杰斐逊。如果有可能，杰斐逊就在当日以书面形式回应，并可以在他下午1点钟骑马之前单独面谈。与华盛顿不同，杰斐逊不喜欢安排内阁全体成员参加的常规会议，仅仅在难以做出决定或者危急迫近的时候召开全体会议。正如杰斐逊所说，这种安排让总统成为“轮毂”，国家的事务在轮辋处完成，各部门作为辐条传输指令，但全部由轮子的中心来监管。这个系统将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对全局的掌控，而同时又无须参与到具体的琐事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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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的先例的确对杰斐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更正确的理解是杰斐逊的执政风格是本人的经验与个性的体现。毕竟，杰斐逊就职演说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体现了共和主义精神，摒弃了宫廷的华丽浮夸与王室的矫揉造作，而这恰恰是华盛顿模式的特色。华盛顿根据自己作为大陆军司令的个人经验建立的军事体系对杰斐逊来说显得过于专制，与杰斐逊的性情不符。杰斐逊更喜欢间接地表达权威，努力创造一种达成共识的情境，让所有做出的决定至少表面看起来都是自愿的。成年之后，杰斐逊一直以各种方式实践着他更为间接含蓄的领导理念。这是那个优雅、神秘美国人在巴黎的外交策略。这是那个真诚地鄙视政党政治、不求显赫、务实高效的政党领袖的领导风格。这是设计了蒙蒂塞洛以便淡化奴隶制问题的种植园主的家长式作风。这是在看上去感情纯粹、和谐友爱的大家庭里仁慈的族长管理家务的风格。这是声称其主要责任是打造一个不突出、不强势的联邦政府的当选总统的共和主义执政风格。所有这些情境中的共同元素是杰斐逊力图掩盖别人以及他自己行使权力的痕迹。

比如，他自己对内阁会议的描述多是强调融洽的氛围；常常借用一些描写家庭聚会的感性词句。1811年时，他回忆道：“内阁成员之间从来没有任何不愉快的想法，说过任何不开心的话。我们有时候会持有不同意见，但几乎最后都能达成共识……”杰斐逊的内阁会议一片和谐是完全真实的，这很大程度上在于杰斐逊所选择的人都认同他的观点。但他为减少冲突也做了许多的协调。杰斐逊尽可能减少召开内阁全体会议的一个原因也是想要避免争论。杰斐逊解释道：“分头磋商和讨论能够防止因意见不一致引发的冲突。”在一次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杰斐逊让麦迪逊在幕后操作，让他的同事们知道，今后不能容忍再有这种不得体的行为。“不知你是否愿意尝试用含蓄的方式告知这些先生们，时常单独进行协商是大有裨益的？应当告知加勒廷先生，我们注意到最近一次协商中有两位同事开始表现出不满；对其他人，可以给予一些重要的建议，体现出协商的好处。”扯着嗓子的内阁辩论在杰斐逊看来是不文明的。他希望部长们私下解决意见不合的问题，而不要把内阁会议变成一个充满争吵的地方。如果说民主之风鼓励思想开放、势均力敌的政治辩论，那么杰斐逊所倡导的平静的共和社会则与之不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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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他希望让联邦政府的运作按部就班，不事张扬，完全是学院式的。组建内阁之后不久，他每周都会在总统官邸举办三场晚宴，受邀的是国会议员和夫人们、行政部门的代表以及外国驻华盛顿的外交官。一些对杰斐逊总统最为生动形象的描写就来自参加这些亲密社交活动（12至20人）的客人们的回忆录。英国驻美代办爱德华·桑顿（Edward Thornton）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杰斐逊不遗余力、近乎夸张地“向人们灌输他对于共和主义简朴举止的偏爱，以及他不愿意承认他跟人民大众有任何不同之处”。玛格丽特·拜雅·史密斯将杰斐逊自然朴素、毫不装腔作势的社交风格看作真正谦恭的表现。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夫人路易莎·凯瑟琳·亚当斯（Louisa Catherine Adams）则将其视为贵族想要假装平凡的拙劣举动。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事情发生在1803年，当时新任英国驻美公使安东尼·梅里（Anthony Merry）对他和夫人在杰斐逊主持的总统宴会上度过的尴尬的夜晚颇为不满。亨利·亚当斯在其著名的《美国历史》（History
）一书中幸灾乐祸地讲述了这段故事，梅里夫人极度矫揉造作，期待着受到恭敬有加的礼遇，却十分滑稽地碰上了杰斐逊“杂乱无序”的礼节，在她眼里就是一群野蛮人在混乱不堪地争抢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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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对杰斐逊社交风度截然相反的描述，从另一方面反映出杰斐逊自觉的共和主义风格在旁人看来因不同的政治活动而表现得高深莫测，难以捉摸。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宴会有其潜在的意图。这些宴会对于杰斐逊来说是重大的社交责任，在国会开会的几个月尤为如此。杰斐逊在其总统任期内一直如此，因为宴会有助于建立个人联系，联络感情，或许可以有益于解决政治分歧。如果人们坐下来一起吃顿饭，都要遵守习惯性的礼仪，也许第二天就不大可能会在国会的议事厅里声嘶力竭地争吵。但总统宴会背后让人称道的政治意图恰恰因为其强烈的动机而降低了效果。早先的时候，杰斐逊规定在餐桌上不许谈论政治，这使许多国会议员感到不可思议。他曾一度试图同时让联邦党和共和党的客人参加宴会，不久便放弃了这一尝试，以避免他们情绪波动，发生激烈争执，也不想听到他们揶揄他的法国美酒及对法政策。后来就严格按照党派归属发出邀请。除了在内阁会议上，在其他场合杰斐逊也努力地营造出了宴会上的和谐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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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会的另外一个作用值得注意。因为按照现代社会的情况来推测，认为在那时人们也很容易通过图像、声音即时地了解当选的政府官员，那就难以知晓真实的情形了。简单说来，宴会是人们接近杰斐逊总统的主要机会。（这就是为什么现有的那么多对杰斐逊外貌的描述都是出于宴会客人之手。）除了每天在树林里和具有农村风貌的华盛顿的跑马道上骑马，杰斐逊从不公开露面。这与前任总统的表现大相径庭，因为无论是华盛顿还是亚当斯都定期进行公开演讲，至少每年一次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讲。杰斐逊没有延续以演讲的方式发布年度咨文的传统，他认为一份书面的咨文效果更好。这样一来就摒弃了模仿欧洲王室的做派——前呼后拥地游行到国会山的场面，国会议员也不再需要像朝臣一样被动地聆听他的讲话。杰斐逊认为，奉行共和主义的总统不应当引人注目。他想建立一个高度自觉的有别于帝制的总统管理模式。据我们所知，杰斐逊任总统的八年间仅做过两次公开讲话，就是他的两次就职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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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所领导的行政部门处理事务几乎全部通过书面形式进行。事实上，要是我们的头脑中浮现出一个与历史相符的杰斐逊总统的形象，那不会是骑马或徒步前往国会山发表就职演讲，而是他每天10小时坐在书桌前的画面。他通常黎明前醒来，大概5点钟的时候，开始一个人伏案工作至9点，此后内阁官员和国会议员才可来访。下午早些时候杰斐逊会去骑骑马，3点半的正餐之前准时回来。下午6点到7点之间，杰斐逊回到书桌前，直到晚上10点上床休息。像他对一位朋友说的那样：“为了健康考虑，养成了习惯，从不晚上出门。”除了8月、9月华盛顿天气太过潮湿和炎热，杰斐逊会回到蒙蒂塞洛之外，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书桌前度过的。担任总统的第一年，他收到来信1881封，不包括跟内阁成员的内部通信，发出677封亲笔回信。这种隐遁一般的生活习惯使他几乎没有在公众面前出现过。看起来他甚至决心去除任何担任总统时的书面记录，坚持将他所有的公开信件归档到其他的行政部门，“从而我将不会给总统职位的记录添一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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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都是统一的。一个极简主义政府需要一个践行极简主义的总统。为适应共和主义模式，政治权力不能大张旗鼓地行使，需要不引人注意，让人感觉不到也看不到权力的影子。这样看来，杰斐逊众所周知的不善演讲的缺点就变得无关紧要，或者也许让人觉得缺乏男子汉的气概。杰斐逊的文字能力比同时代的任何一位政治家都更胜一筹，总统职务真正需要做的工作对他来说是得心应手。并且杰斐逊喜欢安静独立的工作环境，不需要即兴演讲的能力，几乎全部事务就是思考，制定公共政策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文字表达的问题。

确实，对杰斐逊自觉主动去专制化的执政风格最恰当的形容是，他是一位文字总统，做决策的艺术与撰写、修订文本的艺术十分相似。内阁中的政策辩论采取的是书面的形式，对文本的选词造句进行编辑加工。例如，当杰斐逊给国会准备第一份年度咨文时，要求所有部长提交一份备忘录，提出他们认为需要写进咨文的内容。杰斐逊根据他们提供的书面建议写出了初稿，然后将初稿发给他们，征求修改意见。他要求麦迪逊特别注意语言形式：“请对我附上的文本进行修改，不仅看内容，还要注意措辞。在不削弱意义表达的情况下，应着重关注语法的严谨性，以迎合新英格兰的那些追求语言纯正的人。但如果有个别语法疏忽，使得思想表达更为精炼，或者一个词儿就能代替一句话的时候，那么我对恪守语法规则不以为然。”

加勒廷比其他内阁成员提出了更多的修改意见，他常常将修改版写得比杰斐逊的原版长出一倍，并且加入挑剔严苛的评论，或许如果拿到内阁全体会议上这种意见难以为人接受，容易引发争论，但在私人信件中用文字表达出来就变得十分顺耳了。“说到文章风格，”他在1802年写道，“我不是一位好的裁判，但我不喜欢在第一段表达对上帝的感恩之情时太过吝啬；并且，感觉在下面一段中列举我们获得的福祉时，对印第安人说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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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文字的过度依赖带来一些出乎意料的效果。一方面，这使杰斐逊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低调、在公众视野中出现最少的总统。另一方面，却留下了许多书面纸质记录，与其他总统相比，历史学家更容易、更直观地获得关于杰斐逊在任时决策过程的信息，直到后来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执政时期开始采用电子档案以及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白宫录音带事件甚嚣尘上，情况才有所不同。并且由于杰斐逊的年度咨文经过修改润色，注重内容，同时也因为他驾驭语言的能力除林肯之外后世的总统无人能及，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杰斐逊心中“纯粹共和主义”精准、可信的定义，是结合事实的阐释，并非限于理论。

债务、联邦党人、印第安人

首先，“纯粹共和主义”意味着要消除国家债务。杰斐逊、伯尔的得票相同，交由众议院解决，在等待结果的伤神烦心的日子里，几位联邦党人试图诱导杰斐逊做出承诺，他将以偿还联邦债务为己任，这样一来就意味着杰斐逊主张的共和主义与解决财政问题的责任是不相称的。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这样的担忧是毫无必要的。杰斐逊后来向加勒廷解释道：“我认为我们国家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偿清国家债务……”他还补充道，如果无法去除债务负担，就会使美国前途堪忧，走上“英国负债、腐败、堕落的老路，最终引发革命”。偿还国家债务对杰斐逊来说无疑是挽救美国的重大问题，“对我们政府的命运至关重要”。他告知加勒廷，这是他作为总统要解决的头等大事，美国历史上不会再有“另外的总统与财政部长把其他一切事务都放在次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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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并不是夸张。1801年，美国仍有1.12亿美元的国债，其中大部分来自汉密尔顿承担各州债务的计划所累积的。（杰斐逊一直将这一决定看作政治版的美国原罪，自己也牵扯其中，因而不停地为此补赎。）在杰斐逊的指导下，加勒廷提出了一个每年700万美元、16年内还清债务的计划。联邦政府的年收入主要来自关税和售卖公有土地，约有900万美元，这样每年只能剩余200万美元多一点来支付整个政府的花费，而这正是杰斐逊期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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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杰斐逊和汉密尔顿都将美国债务看作国家政策的基石。对汉密尔顿而言，国债是国家之福，它使得征税、设立银行、制定联邦财政政策变得非常必要，因而增强了国家政府的权力。对杰斐逊来说，这是国家之灾，它召唤出恶魔的形象，跟欧洲君主制紧密相关，尤其是英国政府所代表的自上而下的全方位的腐败。然而，也可以说是因祸得福，因为这使他的政府的使命更为明确和自律。正如我们上面提到的，辉格党思想的根本推动力是对抗性的，它需要一种“眼前的、明确的威胁”来使能量得以汇集。国债让杰斐逊有了必不可少的斗争对象。加勒廷消除国债的计划需要联邦政府裁员，缩小陆军规模，大规模削减海军。从这个层面来看，国债是天赐良机，因为这样就能够通过预算的手段推动简朴之风，精简政府规模。它以一种非常务实可行的方式，规定了总统如何运用行政职责来限制政府的权力。

债务看起来如此之少，却还令杰斐逊头疼不已，在今天的美国，我们很难理解，或者感觉完全难以理解。1801年华盛顿的联邦政府雇员共有130人，当时的国债远远低于我们现在数万亿美元的国债每小时需要支付的利息。另外，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长期总结的经验和智慧告诉我们，我们不能直接用理解个人债务或家庭债务的方式去理解国家的债务，把国债当作纯粹的负担，想要尽快偿清，越快越好。后见之明也显示，即便对于那些心里反对汉密尔顿想要建立整合的、扩张的商业共和国的人来说，杰斐逊继承而来的国家债务也应当看作对美国未来发展的合理投资，如果你同意这种看法的话，它是一次审慎的借贷，而并非拿未来经济增长作为抵押。从现今的观点来看，杰斐逊纠结于国债有些单纯和愚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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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即使在当时也是如此。杰斐逊固执地全身心投入偿还债务的工作有些过于极端。他的几位政治态度温和的共和党同僚以及许多联邦党人都认为，他以债务为驱动力的财政政策是过于紧缩的政策。亚当斯在昆西隐居，慢慢平复政治给他带来的伤痛，准备着在自传中清算跟政敌的宿怨。他十分担心削减海军力量所带来的后果，认为将来有一天或许会证明这是一个十分短视的决定。（1812年战争证明他是对的。）但杰斐逊对于债务问题的态度必须从他自身的角度来理解。这意味着要认识到这种不容置疑的坚定信念有其深刻的思想和心理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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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古老的辉格党原则”，公共债务毫无疑问是政府腐败的动力所在。它给杰斐逊拉响了警报，点燃了导火索，触发了他思想意识中巨大的能量。当亲英分子、君主主义者和狡猾的银行家在一起密谋破坏国家的影像在眼前闪过时，这种能量就彻底爆发了。这确实是一种带有政治阴谋的心理；但将债务与腐败和极端仇视英国的心理联系在一起是错误的。但在美国革命中，它被神圣化了，成为共和信念的核心信条。杰斐逊全盘接受，虔诚地赞同这一观点。

从精神层面来看，债务在杰斐逊心中引发了另一种连锁反应。他不仅看到大批的弗吉尼亚种植园主因为借贷纷纷破产，他自己也有切身的体会，知道拆了东墙补西墙打发债主是何种滋味，甚至还经历了被债主追债的痛苦。当然，在杰斐逊的私人生活中，我们知道大额债务的压力并没有影响到他大手大脚的消费习惯。（杰斐逊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仅葡萄酒账单就接近1万美元，蒙蒂塞洛看似无休止的翻新工作贯穿他的总统任期，频率不断增加，耗资巨大。）或许最合理的解释是不断接触奴隶制问题看上去让杰斐逊对个人的自由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所以他私人生活放纵的习惯使他更加崇尚节俭的政府。在这两种情形中，杰斐逊面对公众事务的热情都是直接源自个人生活的失败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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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在私人生活中是个负债累累的种植园主，他详尽精细的个人经济复苏计划从未取得效果，其财产也从未增加。然而，作为总统，历史的潮流（还有加勒廷卓越的管理能力）成就了他。美国的出口迅猛增长，大大增加了联邦政府的收入，增幅甚至超过了加勒廷的预期，因而可以加快清偿债务。预算紧缩的主要反对意见来自参议院中的联邦党人，他们警告说，削减军队开支会使美国陷入危险境地。但共和党人占有多数席位，在投票中轻易地战胜了持有异议的联邦党人。欧洲和平的局面得到延续，使得杰斐逊缩减海军的赌博式决定看起来十分有先见之明。1801年12月，在他第一次向国会汇报的年度咨文中，杰斐逊非常有信心地建议取消所有的国内税收。他对此做出了经典的共和主义分析：“这些合乎情理的原则并不能证明可以向我们勤劳的同胞征税是为了战争积聚财富，这个战争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而且要不是受那些财富的诱惑也许根本不会发生。”陆军和海军部队并不能制止战争，他们常常导致战争。同时，取消国内税收会使联邦政府在民意、税收等最为敏感的领域更少地受到关注。到他第一任总统任期结束时，杰斐逊就能提出这样一个反问：“哪位农民、哪位技师、哪位雇工曾见过美国收税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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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预算缩减都是为了债务减免而努力，如一个轰鸣的引擎，持续地损耗着在杰斐逊看来过于臃肿的联邦官僚机构。杰斐逊在给女婿的信中满腔热情地写道：“我们不断排查，废止了许多无用的部门，悄悄砍掉了许多岗位……”他告知仍在巴黎的威廉·肖特，他和麦迪逊正在认真考虑，要废除所有外交条约，关闭美国驻欧洲各国的大使馆。（这一想法最终被放弃了。）加勒廷劝说杰斐逊，国家银行职员和海关的征税员应该留下，他们有助于削减债务；用现代的术语说，他们是“低成本、高效益”。杰斐逊不情愿地同意了。杰斐逊抱怨道：“强化那些我认为完全有害的政策让我羞愧万分。”但加勒廷或许是对的，“我们永远无法完全摆脱他的[汉密尔顿的]财政体系”。即便如此，信守承诺就一定要简化财务记录，裁掉最顽固守旧的会计和政府雇员，“使事物回归到最单纯和智慧的系统中，以便重新进行组织和管理”。这是共和主义政府的核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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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在预算方面进行斗争的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到他的头上，需要充分利用他的个人资源，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然而，相对普通的人事任免工作却让杰斐逊从总统任期之初就不胜其烦。在这一问题上，他比任何人写的信件都多，表达了更多相互矛盾的观点。在他想要进行“大清扫”（sweep）时，曾发表过言辞最为粗鲁的声明。因为政府部门目前有不少联邦党人任职，无法产生空缺的职位。“因死亡而空出的职位极少，辞职的则几乎没有。”“大清扫”指的是大规模地把联邦党人清理出政府部门，为忠诚的共和党人留出职位。在其他场合，他态度更为缓和，采取了安抚的策略，声明他会保留联邦党人担任的大部分职位，只有空缺出现时才会换人。有时他会发布更为和善的信息，暗示普通的联邦党人可以获得任命，只有那些顽固的联邦党领袖应该被驱逐出去。“他们无药可救，我选择放弃。”他在给霍雷肖·盖茨（Horatio Gates）的信中写道，“如果我们可以发现真正的行为准则，可以借此安抚一部分善良的联邦党人，公平对待那些长久以来被我们排除在外的人，我希望忘却联邦主义者与共和主义者的称呼，或者将二者统一起来。”这听起来像是对就职演说中所称的“我们都是共和主义者——我们都是联邦主义者”最为宽容仁慈的解读。几个月里，他一直在这几个不同的立场之间摇摆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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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大选获胜，政治环境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人事任免的窘境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发生的。他是第一位当选总统的反对党领袖，也是公认的第一位要面对“私利”问题的政党领袖，因为此时联邦政府的中低层职位仍然被上届政府的官员占据着。在其后的年月里，在总统大选中获胜就意味着根据政党派别对官员进行大规模的更换，这成了一个惯例，也是容易被理解的一种做法，并没有严重违背原则和道德。人事任免只是政治权力的副产品。但获胜的共和党掌握了政权，对其自身的德行十分自信，声称这表明免除政治干预的那些原则得以恢复。如亨利·亚当斯所说：“这种事情再不会发生，因为只有一个新生的国家才会在政治上毫无经验。”十年间，杰斐逊一直拒绝承认共和党是一个政治党派，而现在他开始成为一个政党领袖，着实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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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这一窘境本身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由此揭示出杰斐逊心中有怎样的道德原则。整个18世纪90年代期间，杰斐逊都认为联邦党人是秘密维护君主制和隐藏在暗处的托利党的邪恶力量，他们窃取了美国革命的胜利果实，将政府带到了不可逆转的腐败边缘。这种言辞激烈的论断与事实完全不符。只有极少数的联邦党人是彻底的君主主义者。事实上，如果真要想找这种人的话，最符合条件的当属伯尔，他是共和党人，而且是杰斐逊的副总统。让联邦党和共和党割裂的深层原因并非道德问题，而是宪法和战略方面的问题：联邦党人认为一个更为稳固的联邦政府，应将权力集中到行政、司法部门；美国最为坚定的欧洲盟友和榜样是英国。共和党人希望的是一个规模更小、权力更少的联邦政府，众议院在其中发挥着最主要的作用，而法国才是美国在欧洲的主要朋友。这些差异绝非偶然——它们植根于关于在共和政府中如何合理分配政治权力的各种并存的观念之中——它们没有真正演变为一种道德使命，杰斐逊希望借此来调动政治能量。对杰斐逊来说，要认真对待他就职演说的读者们所理解的他的想法，即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的差异是明显可以调和的，那意味着须承认他在18世纪90年代发动的道德讨伐是错误的。

但1801年夏天，杰斐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既有联邦党人，也有联邦主义者。前者是难以回头的君主主义者，“无可救药的独裁主义者”和“旧派别的亡命徒”。他称，“对他们不抱任何希望，只有永远的仇恨”，如果这种恨意将要停止，“我会对我自己充满怀疑”。后者则是受了误导的追随者，他们偏爱强力的政府，但在内心深处，他们是共和主义者，因此“有资格得到人民的信任”。这种简单区分的好处在于，它使杰斐逊保留了他的道德评判，把他的憎恶更集中地针对顽固的联邦党人的残余，尤其是他们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势力。同时，在其他地方采取安抚的姿态，鼓励联邦党人大规模倒戈，加入到共和党的阵营。例如，在康涅狄格州，他认为大多数公民仍然受到联邦党人恶意的蛊惑而不明就里：“他们根深蒂固的习惯排斥新的信息，他们看起来还是刚刚与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圣徒们脱离时的老样子。”他相信，他们愿意“追随自由的帆船，只需有拖绳的牵引”。因此康涅狄格州需要进行一次“大清扫”，将联邦党人逐出政府部门。任命一个联邦党人，“就好像任命一个无神论者担任神职”。马萨诸塞州的情况稍好一点，但杰斐逊仍然希望“像印第安人说的那样，他们也正在把眼中的灰尘清理干净”，以便最终“共和主义一定会全面兴盛，君主主义的残余终将变成最底层的渣滓”。然而，这时的马萨诸塞州也需要一次“彻底的大清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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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的联邦党人对杰斐逊的道德区分并不领情，他们将新英格兰地区大规模罢免行为看作杰斐逊对其就职演说中所做承诺的违背。《纽约晚邮报》（New York Evening Post
）编辑写道：“事实是杰斐逊及其支持者在当前的体制中像猎捕野兽一般对待联邦党人，假装坚持光明正大的原则或者有着什么冠冕堂皇的借口，这是十分荒谬可笑的。”真实情况是，借口对于共和党人的确非常重要；他们并不想把自己当作典型的政客，以出卖原则来攫取政府部分的职位和权力。对杰斐逊本人来说，纷繁复杂的人事任免暴露出他的思维能够在平行的两条轨道上前进：一边是怀恨在心，冷酷无情；一边是随和迁就，宽厚仁慈。这完全取决于一个人处在杰斐逊道德世界中的哪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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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免事件还显示出杰斐逊对当时政治自由中最为重要的多元意识还十分陌生。多元思潮提倡尊重本质上各不相同的价值观，将正直界定为不同观点之间文明而激烈的对话。他秉持的是更加传统、更加普世主义的观点：真理只有一个，而不是多个。他对一些小的分歧会极其耐心且态度灵活，但一旦确认你的观点迥然不同，超越界限，就会导致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解救了大部分联邦党人的并不是他的慈悲慷慨之心，而是他热切的希望，认为他们非常有可能被转化为共和党人。

这是典型的杰斐逊式的观念。这导致了对他相互矛盾的评价，一方面是一个平和冷静、优雅有礼的人，另一方面又时常会对敌人爆发出强烈的愤怒和敌意。从私人的层面上来说，这使他谦和的风度多了一些可怕的锋芒，尤其对那些将他的沉默寡言看作冷漠、在他最为重视的一些问题上犯错的人来说，更具威胁。在一些半公开的层面，如内阁会议、总统办公室内的一对一的交谈等，让人感到他内心有一块隐藏的秘密领地，永远不会为世人所见，且伴随着可怕的力量，如果无意中暴露出来，将毫不留情，赶尽杀绝。这强化了他的权威。从公众层面来看，新英格兰的联邦党人引发了强烈的道德抨击，像乔治三世和汉密尔顿的支持者们曾经经历过的那样。但在杰斐逊任期内，最夸张地体现杰斐逊风格的是他对待美国原住民的态度，而这也严重影响了国内政策和随后的美国历史。

人们一直认为，杰斐逊对待美国印第安人的态度与对待奴隶制的态度一样都显得十分自相矛盾。一方面，他在《弗吉尼亚笔记》中用一整章赞颂了美国原住民的本土文化，回忆了部落首领们令人敬佩的演讲技巧，建议认真研究印第安人所说的各种语言或方言，甚至将印第安人与黑人相对比，认为他们在心理、身体素质上更具优势，能够融入美国的白人社会当中。做总统期间，他接待来访的印第安人代表团时表现得亲切得体，表达出明显的尊敬之意。他在多个场合特别强调，北美的印第安人是一个高贵的民族，他们是历史的无辜受害者。“他们天生才能出众，具有人所具有的一切权利，他们热爱自由和平。”他慷慨激昂地指出，“他们身处这个国家，没有别的愿望，只希望不受打扰……印第安人受到时代大潮的裹挟，茫然无措。”从杰斐逊对印第安人的众多描述中，人们会感受到他对印第安人由衷的赞美，同时夹杂着对他们民族命运悲剧的深切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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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杰斐逊在总统任内坚持的基本策略是将大部分印第安人驱逐到密西西比河以西。在研究该问题的著名学者看来，美国印第安文化“灭绝的种子”是杰斐逊时期播下的。在1803年写给俄亥俄地方长官的一封信中，杰斐逊表达了他关于印第安人大规模迁移的基本想法：

这样，我们的定居地会逐渐约束并靠近印第安人的领地，他们要么跟我们融合，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要么搬到密西西比河以外的地方去。第一个选择无疑是终结了他们自己所习惯的生活，但从整体的进程来看，非常有必要培养他们对我们的感情。至于他们的恐惧，我们认为，因为我们力量强大，他们非常弱小，实力悬殊，他们应该能够明白，我们非但没有摧毁他们，并且出于纯粹的人道主义，向他们敞开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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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不同寻常的话表达了好几层意义：对历史的发展方向充满信心，成竹在胸；带有诡异复杂的情绪，既有慈悲，又显无情；语气中包含推测，又近乎专断。在杰斐逊看来，印第安人像联邦党人一样，都是需要关注的问题。他们是一个注定要被毁灭的民族。他们的厄运并不是杰斐逊带来的，但杰斐逊在他们走向毁灭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此，他并无愧疚和疑虑。正像普通的联邦党人应当认识到，他们要想在政坛继续生存就必须接受共和主义的核心信条（是由共和党界定的），印第安人也应当认识到他们的文化要得以存继，需要放弃其游牧的社会生活方式——这种生活需要太多的土地——接受农耕生活，并最终接受英语，逐渐同化到美国白人社会当中。总之，印第安人只有放弃自己的身份，印第安文化才能延续下来；联邦党人只有不再做联邦党的一员，才能够在政治生活中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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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拒绝同化的印第安人就像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的负隅顽抗的联邦党领袖一样，或被消灭，或被驱逐了。如同对待新英格兰的联邦党思想意识的追随者，杰斐逊对固执地坚持部落传统、极力主张“对祖先的传统保持虔诚”的印第安人领袖绝不留情。杰斐逊认为现在将印第安人驱逐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空地上只是权宜之计，因为白人移民迟早会挤满这片土地，到时候还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到底如何是好，虽有困惑，杰斐逊并未感到忧心忡忡。时任弗吉尼亚州州长的詹姆斯·门罗写信给杰斐逊，提出是否可以为获得自由的奴隶在西部建立一个保护区。杰斐逊对这一意见表示反对，因为这对印第安人和黑人来说并不是件好事：“不去展望未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人口快速增长，遍及整个北美，即便不包括南美大陆的话，我们作为同一个民族，说着同样的语言，受到相似的体制、法律的制约；是让其破坏、玷污我们的纯洁性，还是跟他们混杂在一起，难以找到满意的答案。”一个多元的美国政治生态，允许有人对美国革命的意义持不同的意见，这对于杰斐逊是难以想象的。他也无法想象一个文化多元化的美国社会，其间印第安人与白人可以和谐共存，同时保留着自己的印第安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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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魔力

杰斐逊的宪法思维在对内对外的政策上也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实际上，“宪法思维”的说法恐怕多少会引起一些误解，因为杰斐逊的思想偏爱更为宽泛的道德范畴，超越传统的宪法上的区分。依照杰斐逊独特的行为方式，他认为众议院主要负责国内政策，行政部门有同等分量的权力，处理外交事务，但是似乎他在《杰伊条约》争论中表达了有些含糊的声明，给予了众议院否决外交条约的权力。不管怎样，至少可以这么说，杰斐逊并不认为总统在对外事务上应像对待美国民众那样低调或者隐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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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杰斐逊就职两个月之后，北非海岸的巴巴利海盗（Barbary pirate）就让这一观点面临考验。此时，的黎波里的帕夏（pa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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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美国宣战。（帕夏得知他从美国获得的进贡比不上阿尔及尔所得到的，恼羞成怒。）对杰斐逊来说，这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他在巴黎时曾与亚当斯争论，指出给穆斯林海盗行贿是十分可耻的，但他失败了。现在作为总统，他有权力实施自己一直以来强调要采取军事行动的主张。他向麦迪逊说道：“我坚决反对这些赏钱、贡品，无法容忍这种屈辱。我知道除了一支军队之外，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日益猖獗的海盗……”十分幸运，也十分讽刺的是，亚当斯担任总统期间，不顾杰斐逊及共和党人的反对，坚持建立美国的海军，这意味着杰斐逊就已经有了一整队护卫舰可以派往地中海。这种讽刺意味也只有亚当斯能够深刻体会。内阁批准后——只有加勒廷不同意，他负责预算的工作，因为考虑到开销过大，对此表示反对——杰斐逊派遣了一支海军中队前往北非海岸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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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总统任期当中，美国在地中海地区卷入了一场小型的海上战争，但结果并未达到杰斐逊的预期。杰斐逊重启了原先的计划，要建立一个国际特遣部队，由欧洲和美国的军舰组成，维护该地区的安全——或许这就是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前身——但这一计划从未得以兑现。然而至少从其象征意义来看，与巴巴利海盗持续不断的冲突成为美国第一场“光辉的小战斗”，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了多个爱国联盟。1804年时，爱国主义气氛达到高潮。此时，美国海军军官史蒂芬·迪凯特（Stephen Decatur）无所顾忌地驾船驶入的黎波里海湾（Bay of Tripoli），解救被俘船只费城号上的战俘，然后在肉搏战中杀死了凶手，为其牺牲的弟兄们报了仇。[最为权威的评论来自英国海军部的纳尔逊男爵（Lord Nelson），他称这是“那个时代最英勇、最无畏的举动”。]迪凯特的壮举在诗歌和戏剧作品中被人称颂，并被视为是北非版的邦克山战役。他成了美国19世纪的第一位军事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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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政府从这次民族主义热潮中获益良多，但他谨慎地提醒各方，地中海的海军行动只是一次小插曲，不会影响到他大规模缩减海军舰队的计划。从宏观角度来看，杰斐逊外交政策的核心在于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战争。消除债务、保持共和主义简朴是第一要务。从这一层面来看，抗击巴巴利海盗的行动是很成功的：这是一次无风险的小规模的军事行动，展示了美国的实力，表明了杰斐逊作为总统不妥协的决心，还以极小的代价塑造了一位供人膜拜的英雄。如果你愿意这么想的话，这是一场理想的小型军事斗争，符合杰斐逊的极简执政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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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说到美国西部，则完全跟微小扯不上关系了，一切都变得宏大壮阔，完全不亚于杰斐逊对西部未来的辉煌构想，他认为西部将对美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只有非凡的总统才配得上甚至更为非凡的好运气，二者兼备，促成了路易斯安那购买案（Louisiana Purchase）。1803年（仍然是7月4日），消息传到华盛顿，法国已同意以1500万美元出售路易斯安那，美国的领土一夜之间扩大了一倍。就算与从印第安人手中低价收购曼哈顿这样的传奇购买案相比，以每英亩3美分的价格收购半个大陆，是更为划算的交易。毫无疑问这是杰斐逊总统任期内最为辉煌的成就，除了1861年的亚伯拉罕·林肯、20世纪30年代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及1945年的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的贡献之外，这是整个美国历史中最重要的行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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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以来，人们都普遍认为这次交易纯粹是撞了大运。一位历史学家写道：“可以说是拿破仑将这块土地扔到了利文斯顿、门罗、麦迪逊、杰斐逊的手中，无论拿下并拥有这块土地带来了怎样的赞誉，这些赞誉将平均分给每个人——仅此而已。”这种说法沿袭了当时联邦党人的观点。《纽约晚邮报》的编辑写道：“这完全是在无法预见、出乎意料的情况下的意外结果，而非是因为美国政府采取了什么高明或强有力的措施。”更为公正的评价是，杰斐逊的确更加幸运一些，但同时也比当时的其他人更有先见之明。他对美国西部的神秘直觉让他在实施自己的政治原则时比处理其他公共事务都更为灵活。事实证明，要获取大片的土地，需有一个帝王式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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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杰斐逊本人从未到过谢南多厄河谷（Shenandoah Valley）以西的地方，但杰斐逊一直以来都认为密西西比河流域及以远地区是美国的领土。18世纪80年代时，有传闻称，约翰·杰伊正在私下酝酿将美国在密西西比河流域的航行权交给西班牙，杰斐逊和麦迪逊都对此表示出极大的愤怒。他们始终把密西西比河描述为美国的大动脉，“哈得孙河、特拉华河（Delaware River）、波托马克河，以及所有通向大西洋的能够航行的河流，汇集到一条长河”。1790年努特卡湾危机中，时任国务卿的杰斐逊极为激进，曾准备冒险发动战争，以防止英国或法国把西班牙作为欧洲利益的代表安插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从那以后，杰斐逊就一直认为，西班牙控制北美广阔的西部地区只是一时占据此处，美国人会等待时机，最终将横扫整个大陆，势不可挡。在欧洲诸强中，西班牙长期以来被看作“欧洲病夫”，像鲁弗斯·金说过的：“由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占据这一大片土地是最合适不过的。”1802年有传闻传到华盛顿，西班牙放弃了他们在北美的权力，其中包括极其重要的对密西西比河的控制权，将其转交给拿破仑和法国。杰斐逊立即意识到法国在战略角色上发生了重要的转换，它不仅威胁到了美国的安全，而且阻挡了美国领土向西扩张。杰斐逊没有让麦迪逊过多参与此事，自己积极地采取了外交上的主动，消除这个欧洲强国对美洲大陆的侵扰，在他看来法国的介入是不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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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给新任美国驻法公使罗伯特·利文斯顿下达指令，直言不讳。他为暂时取代国务卿来行使权力表示抱歉，但解释说他“个人无法克制要重提此事，对我的内心造成的影响无比深刻”。将路易斯安那地区卖给法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它将“彻底颠覆美国所有的政治关系，美国政治进程将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他相信这是自美国革命以来对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最大挑战：他向利文斯顿说道：“地球上只有一块地方的占有者是我们的天然宿敌。”那个美国国家利益的焦点是密西西比河的入海口新奥尔良（New Orleans）。无论过去跟法国有着怎样的交情，也无论杰斐逊本人如何看好美法联盟，法国占领新奥尔良的那一刻就意味着这两个国家成了死敌。杰斐逊总结时预言道：“从那一刻起，我们必须与英国及其海军站到一起。”即使杰斐逊一直以来对英国有着深切仇恨，他还是立即将法国对密西西比河的占领比作一次强烈的地震，让世界所有的地质板块组合成新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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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利文斯顿能力超群，但他唯一的劣势是并非出身于弗吉尼亚。杰斐逊希望派往巴黎的使者是他能够绝对信任的人。所以，他最终任命自己的门徒、时任弗吉尼亚州州长的詹姆斯·门罗出任特使，前往法国。“环境已然如此，任命不可拒绝。”杰斐逊言辞夸张，因为“这次任务将决定这个国家未来的命运”。杰斐逊给门罗的指令授权他买下新奥尔良和密西西比河流域尽量多的土地——法国从西班牙接手的土地边界并不清晰——最高可出价1000万美元。即便是还债这个最重要的国内目标也让位于恢复对土地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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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03年的冬天到第二年春天，门罗的使命仍然悬而未决，此时杰斐逊对潜在危机的处理显得熟练而精明。在他的安排下，法国的老朋友杜邦·德·内穆尔（du Pont de Nemours）获得了一些信息，了解到美国迫切的愿望，并适时地传递给了凡尔赛宫。仍然掌控新奥尔良的西班牙官员突然关闭与美国间的通商口岸，杰斐逊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需要发动一次单方面的军事行动，以夺取新奥尔良与佛罗里达，从而用对西班牙和法国的战争取代了外交努力。汉密尔顿公开支持采取军事行动，以伯里克利般的口吻写道：“在现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力量就是智慧。”尽管国会授权总统募集了8万名志愿兵投入战斗，但杰斐逊仍然保持冷静。即使仍在进行的巴黎谈判破裂——当然谈判尚未破裂——直接发动战争是十分愚蠢而且毫无必要的。美国在时间和人口上都具有优势，采取耐心的政策是十分正确的，“直到我们在密西西比河地区有了足够的人口，他们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不需要从大西洋沿岸向1500英里（约2400公里）或者2000英里（约3200公里）之外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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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这次又有了好运气，尽管从某些程度上来说具有讽刺意味。1802年英法战争再次爆发，促使拿破仑决定不仅仅出售新奥尔良，而且还包括整个密西西比河河谷以及现代美国中西部的大片土地。利文斯顿大使早先曾抱怨说，与法国谈判简直是不可能的：“这里没有人民，没有立法机构，也没有顾问。一个人就掌管一切。他很少征求意见，也从来不听从别人主动提出的建议。”当然，这就是拿破仑“要么拥有一切，要么一无所有”做事风格的典型特征。但一旦拿破仑决定减少在美损失，出售土地，以补贴其欧洲军队的开支，同样的行事风格恰好有利于杰斐逊。拿破仑以极其微弱的收益卖掉了他在北美的全部领地。期初，联邦党人贬低杰斐逊在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中的功劳，强调拿破仑的决定只是一时冲动，与杰斐逊的外交策略无关，而是由于欧洲环境的改变以及拿破仑捉摸不透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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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层的原因是圣多明各[Santo Domingo，即今天的多米尼加共和国（Dominican Republic）和海地（Haiti）]发生了奴隶暴动，并且由蚊子传播的病毒导致疟疾肆虐，路易斯安那就成了天赐的礼物。让拿破仑决定放弃在北美建立法兰西领地的梦想的直接原因是，他派妹夫夏尔·勒克莱尔（Charles Leclerc）率领2.5万人的远征军前往圣多明各，镇压由黑人图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领导的奴隶起义，结果遭遇惨败。杰斐逊认为，表现出美国支持法国打击图桑建立的政府或许会赢得拿破仑的好感。他告知法国政府：“为你们的士兵和舰队提供给养和保障，让图桑他们最终饿死，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了。”碰巧的是，美国的援助尚未到达，勒克莱尔的军队就在与起义奴隶的激烈战斗中惨败，多数人丧命，剩下的因感染蚊子传播的疟疾而死。法国远征部队原计划在镇压圣多明各黑人起义后前往新奥尔良，但最终几乎全军覆没。这是拿破仑决定在西半球减少损失的直接原因。在这层意义上，杰斐逊不仅仅是极度幸运，并且他还应感谢他曾反对的历史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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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曾想要在新奥尔良建立一座纪念碑以纪念路易斯安那购买案，那么杰斐逊一定是核心形象，但他的旁边应该是图桑和他黑人战友的半身像，或许还应向那些致命的蚊子致敬。最意味深长的话出自法国外交大臣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之口，此人难以捉摸，出了名的不择手段。他对利文斯顿说道：“我无法给出建议，你们已经为自己完成了一笔极好的交易，并且我相信你们会最大限度地利用它。”塔列朗指的是因法国所占路易斯安那的边界不清晰而导致争议，但他的这番话精确地描述了杰斐逊在购买案后的执政风格。杰斐逊多次违背他曾经最为珍视的政治原则，以保证体面的实惠所能获得的最大面积的土地，他让自己暂时地变成了那种他曾告诫提防的君主般的行政长官。他后来解释道：“承担重要责任的人在巨大机会面前冒险是义不容辞的，”他接着补充说，“因为拘泥于成文的法律而失去国土才是违背法律意义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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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边界问题而言，杰斐逊先发制人，甚至那时他还不清楚拿破仑出售的是整个路易斯安那还是其中的一部分。他委任私人秘书梅里韦瑟·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精心挑选“10到12个人”，组成一支考察队，去探索密西西比河地区，寻找可能存在的直接通往太平洋的水道。因为刘易斯考察途经的大部分地区还处于法国和西班牙的管辖之下，杰斐逊从国会获得批准，将其伪装成一次科学探索，或“追寻文学之旅”，并且不会去密西西比河流域更往西的地方。他告诉刘易斯，这一官方的解释“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完全可以掩盖真实的目的地”。购买路易斯安那的消息传来，这时刘易斯和克拉克等人离开华盛顿开始了探险。所以，从一开始，他们便知道自己是一支秘密的侦察队，去探寻美国最新领土的西部边界以及更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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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刘易斯开始在广阔的未经探查的密西西比河流域展开探索时，杰斐逊将其注意力转向了墨西哥湾沿岸。早在1803年夏天，杰斐逊在蒙蒂塞洛时就开始研究老地图，确定出法国控制的路易斯安那的东南边界是佩尔迪多河（Perdido River），临近今天的彭萨科拉（Pensacola）。他自己对这一成果很满意。他随后对地图的详细研究也有令人满意的收获，了解到西南边界是格兰德河（Rio Grande）。这意味着美国获得了现今的佛罗里达以西、沿墨西哥湾海岸贯穿今天的得克萨斯州的全部领土。这种解读一定程度上扩展了条约规定的界线，法国并未提出反对。像塔列朗暗示的那样，法国正准备彻底退出美国事务，没有一个法国人知道佩尔迪多河或格兰德河源自哈得孙河还是波托马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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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西班牙对美国的索求似乎不太友善，他们坚持无论是墨西哥湾沿岸（西佛罗里达）还是新奥尔良西南部的任何土地都不在购买范围内。杰斐逊让门罗离开巴黎前往马德里，做适度的努力，从西班牙手中买下西佛罗里达。杰斐逊评论道：“我们从未期待能与西班牙达成任何慷慨或公正的协议”，但事情出现了转机，因为“无论西班牙观点如何，在我们实现目标的路上都没有任何障碍”。总之，西班牙只是西班牙，应该看作美国的临时伙伴，“如果它陷入战争状态，我们一方面给予强力的支持，一方面提出我们的报价，到时候，我们自然将能够获得佛罗里达”。只是又经过了15年，加上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的军事冒险，这最终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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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无论其边界在哪里，新获得的这一片广阔的土地给宪法带来了难题。虽然麦迪逊和加勒廷试图说服杰斐逊做其他的选择，杰斐逊仍然认为联邦的扩大需要一个宪法修正案：杰斐逊承认：“宪法没有相关的条款是针对关于我们拥有额外土地的……”“为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行政部门采取了宪法规定之外的行动。”杰斐逊对肯塔基州参议员约翰·布雷肯里奇（John Breckinridge）解释道，他陷入了一个监护人的尴尬处境，面对着一个史无前例的投资机会，他决定在没有获得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他说，事实上“我觉得为了你们而冒险是我的职责”。但他现在受到道德责任的压力，要求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同时又积极推动批准该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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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803年10月，当国会召开特别会议时，杰斐逊改变了想法。巴黎寄来的报告中表示，一向冲动的拿破仑正在重新考虑；同时，西班牙威胁将质疑整个协议，理由是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路易斯安那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杰斐逊担心任何拖延都将导致购买案出现差错，因此决定“对我在宪法方面遇到的困难越少提及越好，国会此时所需要做的就是保持沉默”。如果他的选择是在严格坚持他对行政权力的解释和失去半个大陆二者之间做出的话，他选择了更为实际的道路，一直在表达他的希望：“当一些错误的阐释会产生不良后果时，为了我们国家的美好前景，要及时加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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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宪法问题变得更加窘迫。国会中占绝对多数的共和党人批准了购买路易斯安那的交易，像一位参议员说的那样：“比批准琐细的印第安人协议还要快。”随后，授权立法获得通过，授予了总统近乎独裁的权力，以决定在路易斯安那地区建立临时政府。约翰·昆西·亚当斯是为数不多的反对这一立法的参议员，他评论说，杰斐逊将获得“隐性的权力……比华盛顿、亚当斯政府时期总统获取的隐性权力加起来还要大”。乔治三世的宿敌现在拥有更多的强权来控制路易斯安那地区的人民，独断专行之甚超过了曾经控制美国殖民地的任何一位英国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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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杰斐逊选择使用行政权力，试图建立一个明显的非共和主义的地区政府。杰斐逊将他拟定的宪法提纲连同一封信，一起寄给了参议员布雷肯里奇，并让他发誓保守秘密。他警告道：“你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写了这个”，并在制作副本后“立即销毁原稿”。杰斐逊解释道：“我提出这个特殊要求，因为你知道联邦党人会用血齿獠牙攻击源自我的一切观点或原则，他们穷凶极恶，一定会抓住机会大肆污蔑，恶语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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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担忧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提议成立的管理这片领土的临时政府中，州长由总统任命，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民选的顾问团或议会，杰斐逊将其称为“贵族议会”。这种根据宪法安排的政治结构，人们或许能够想象它是约翰·亚当斯的偏爱，亚当斯更习惯于将权力交给贵族，喜欢各种浮夸的头衔。他有可能会认为，在路易斯安那占大多数的法国人一定喜欢熟悉的政治体制，能够引起他们对旧制度的美好回忆。但这种联邦党人偏爱的政治结构正是杰斐逊抨击的对象，因为它剥夺了公民的选举权，并且像麦迪逊私下里承认的那样：“这个地区的人们就暂时没有以共和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权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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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议院对杰斐逊的提案进行辩论时，约翰·昆西·亚当斯对这种极具讽刺意味的情形心知肚明，十分清楚共和党人会无条件地支持杰斐逊的任何想法。他只能试图增加一个条款，以保护路易斯安那居民的权益，规定在未获得他们同意的情况下不能向他们征税。第二年，路易斯安那地区三位代表组成的代表团来到华盛顿，抗议当地人民的权利受到侵犯，实际状况如同生活在殖民地。他们反问道：“难道大西洋沿岸的政治公理传到密西西比河流域就出问题了吗？”杰斐逊没有与代表团接触，也没有参加针对抗议的任何讨论。在他的私人信件中，杰斐逊解释道：“我们[在路易斯安那]的新公民仍像个孩子般没有自治的能力，其中一些人无法让[共和主义]原则得到片刻的延缓。”他承诺，延缓只是暂时的，直到他确定政治斗争的热度慢慢降温，不会再有产生暴动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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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借着后见之明的优势，我们可以发现，杰斐逊对路易斯安那地区所做的充满争议的决定可以看作明智之举，大多数决定的确如此。绕开宪法问题的决定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从现实的角度出发，针对宪法修正案的讨论引出了一连串棘手的问题——包括奴隶制、奴隶交易、印第安人领土、西班牙人的土地索求以及一系列其他管辖权问题——这一切加剧了整个购买案的风险。对西班牙的软弱实力与美国人口目标进行了较为现实的评估之后，采取强硬和傲慢的态度对待西班牙提出的有关领土边界，特别是西佛罗里达的声明，就自然而然了。甚至决定在路易斯安那设立专制、暴虐的临时政府，以促进早期同化过程的做法也不应完全受到苛责，因为这个地区地域广阔，法国移民的后裔存在多个种族，管理起来相当困难，所以在开始阶段实施严酷的政策是情有可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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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问题不是杰斐逊对路易斯安那执行的政策的对与错，而是他如何贯彻实施这些决定，它们在很多方面都违背了杰斐逊长久以来坚持的限制行政权的信念和近乎神圣的共和主义原则。对于这一问题的两个更为传统的答案并不可靠：首先，杰斐逊刚当上总统时并没有被权力的欲望冲昏头脑，在广泛的其他涉及政策的领域，杰斐逊对于行政权力表现得极为自律，并且总是对国会尊重有加；其次，杰斐逊并非突然间发觉他政治哲学中的实用主义倾向，因为像债务问题以及后来的禁运，他都坚定地坚持了自己的原则，尽管大量证据表明这些做法都是与现实相悖的。简单归为实用主义的说法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他单单在这件事而不是其他事情上把“纯粹共和主义”抛在一边。

答案似乎是，在他的思想观念里，西部是个十分特别甚至近乎神秘的地方。历史不经意间为他提供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机会，将强大的欧洲列强（西班牙并不包括在内）彻底赶离美国的西部边境。这激发了他强烈的想象力，最终挣脱了他传统的共和主义观点的束缚。与革命一代的其他重要人物相比，杰斐逊更加深信不疑，西部就是美国的未来。为后代保留西部的大量土地，意味着向那片未开发的地区大规模的迁居可以延续几代人，保持国家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就像不把西班牙放在眼里一样，这次也没有把印第安人考虑进去。）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后来将之称为“安全阀”，对杰斐逊来说，更像是一个推动美国前进的自动运转的引擎。在西部，他期望能够实现他憧憬的田园牧歌般的生活，从而尽可能地避免欧洲社会人满为患、政治难题频频出现的状况。杰斐逊对西部的美好愿望就如同当今乐观主义者对待科技的态度，认为其可以无限地自我更新，永远地带来收益。这是美国的秘密武器，在共和主义的探索中，国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江河日下。这是美国保持青春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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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任何有关美国西部命运的问题都显得格外重要，其他的政治理念可以为之让步。杰斐逊非常有远见地意识到了西部对于美国的重要意义，这使得他对外部的质疑毫不在意。质疑来自联邦党人，甚至一部分共和党的同僚也持有相同的观点，认为国家没有能力融合广袤的路易斯安那。毕竟，在1763年法国与印第安人战争之后，这一大片地区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直接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问题，最终导致了美国革命和大英帝国在北美统治的瓦解。东部人，尤其是新英格兰的联邦党人，担心他们的影响力会随着西部各州进入联邦而日渐衰落。他们最主要的恐慌是害怕美利坚合众国扩张之后就会像欧洲那样，按地域分裂成几块。杰斐逊对这些担心的反应近乎不屑：“无论我们是存在于一个联邦之内，还是组成大西洋联盟和密西西比联盟，我认为这对两地人民的福祉来说并不重要。西部联盟与东部联盟一样，都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子孙后代，我认为自己将来仍是这个国家的一员，就像现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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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说法，因为它透露出杰斐逊对维护国家联盟形式的极度漠然，而这将是下一个50年中主要的政治问题。杰斐逊并不担心西部能否融入美国，因为他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一过程，将其视作更大规模的变革的一部分。在他看来，这个过程并不是美国将西部纳入联邦，西部的融入也促使这个国家旧貌换新颜，成为一个不断变化、更具活力的美国。不考虑现实，从精神层面上来看，杰斐逊是一个西部人。梅里韦瑟·刘易斯的探险将开启一个广阔无垠的新天地，一个令人兴奋的未知世界，杰斐逊为之深深迷醉。大多数西部人都可能成为忠诚的共和主义者，这也让他十分欣慰。

丑闻

如果西部是未来的希望之地，在那里，日益壮大的美国展现出蓬勃的创造力，如甘泉般自由奔涌；那么新英格兰代表着过去，在杰斐逊眼里，联邦主义无奈接受自己被历史抛弃的命运，自饮苦水，自食其果。不幸的是，杰斐逊才智卓越，深谋远虑，却忽视了新英格兰清教主义的巨大能量，他对“无可救药”的联邦主义宣战，要拼个你死我活，这使他疏离了一部分精英人才，他们是这个国家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群中最优秀的人。杰斐逊爱憎分明，善于论辩，在联邦党人的报纸和讲坛上几乎找不到对手。联邦主义作为一个政治运动气数已尽，从而加剧了其拥护者的绝望之情。后来，杰斐逊跟亚当斯重归于好，恢复了通信，他们不断提及的一个玩笑是，他们二人汇集各自在担任总统时受到的恶意批评，看看谁的数量更多。这是个充满戏谑之意的竞赛，杰斐逊是当之无愧的赢家。美国早期的历史中，他所遭受的对其性格的攻击无人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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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非没有先例的。1800年总统竞选期间，亚当斯经历了若干次对其性格的侮辱事件，其中最主要的攻击来自汉密尔顿，他出版了一份详细的控告书，指责总统脾气火爆。指控的主要内容是说亚当斯精神错乱，很有可能在狂暴症发作时毁灭新生的美国。甚至被奉为神明的华盛顿也曾在他的第二任期内遭受恶评，他被指责老朽无用，而且过分偏袒汉密尔顿，这源自一个毫无根据但十分耸人听闻的谣传，说汉密尔顿是他的私生子。汉密尔顿也被指控有各种行为不端的表现，其中最具有丑闻性质的是说他与一名已婚女性有染，并遭到了该女性丈夫的敲诈。他要求汉密尔顿给予其政治上的好处，否则会把此事公开。汉密尔顿一直做事莽撞，不计后果。他在报纸上发表声明，承认了对他不忠的指控，为此感到抱歉，但即使他的个人生活十分失败，他身为政府官员的公众品德从未打过折扣。他试图在个人生活与社会品德之间划出界线，而报纸编辑与政治评论员则拒绝认可这一界限。杰斐逊接任总统时，公众人物的个人生活很明显被媒体当作可攻击的目标。杰斐逊曾在18世纪90年代的党派战争中躲在幕后，雇用枪手对他人的品行进行抹黑，因此他十分清楚，自己也将受到同样的对待。提到联邦党人时，杰斐逊评论说：“他们说我们借谣言让他们失去了权力，因此他们公开声称将会以牙还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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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党人的舆论攻击立即打响，最开始时他们更倾向于破坏声誉而非毁灭性的中伤，他们揶揄的对象包括杰斐逊与众不同的文风，称其偏爱崇高意义的措辞，喜欢频繁使用头韵。一位联邦党人模仿《独立宣言》写道：“究其本性，人类就是一个庞大的巨爪地懒（megalonyx），从哲学上看，生而为行走、掠夺、繁殖、腐烂。”1801年《弗吉尼亚笔记》有五个新版本面世，大概是出版商看到杰斐逊接任总统是一大卖点，想要从中大捞一笔。这就给了联邦党人的报纸编辑们广泛的素材，可以大肆展开抨击。因为一些原因，他们揪住杰斐逊关于猛犸象的观点不放。杰斐逊曾称体大毛长的史前野兽猛犸象仍然生活在未开发的美国西部，这是杰斐逊感兴趣的前达尔文观点之一，因为他支持了杰斐逊对布丰观点的反驳，即美国环境可以孕育出大型动物。联邦党人学者认为杰斐逊的“猛犸象理论”十分可笑，嘲讽了一遍又一遍，这也成了嘲笑杰斐逊自认为是一名科学家的主要观点。杰斐逊的支持者们以同样的嘲讽方式进行了反击，他们为杰斐逊准备了一份重达1235磅的“猛犸象奶酪”，用作原料的牛奶来自900头奶牛，“没有一头奶牛信仰联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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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杰斐逊品性真正严厉的攻击始于宗教方面。在《弗吉尼亚笔记》中，杰斐逊提出宗教信仰自由的主张，并在最后对他自己开明的思想做了聪明的评论：“如果我的邻居告诉我，世界上有20位神或者没有神，都不会对我造成任何伤害。这既不会拿走我的钱，也不能伤到我的腿。”在新英格兰的联邦党神职人员看来，这句话证据确凿，证明杰斐逊是一名异教徒、一名无神论者。新英格兰的报纸社论都表达了同一个主题，即这个世界上基督徒最多的国家现在正在被一个否定基督教核心教义的人领导着。这一指控看起来对杰斐逊个人并未造成伤害，但他意识到这对他的党派产生了不良的政治影响，因此他写了一篇短文，赞颂耶稣作为道德楷模所做出的功绩。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参考了英国自然神论者约瑟夫·普利斯特里（Joseph Priestley）的文章，该文比较了耶稣与苏格拉底（Socrates），把他们看作人文主义价值观的最佳体现。杰斐逊将他的文章透露给了共和党的友人，以示反击“那些根本不了解我的思想的人给我扣上反基督教的帽子”。确实，他对本杰明·拉什解释说，他反对的是“基督教的堕落和腐败”，而非“耶稣本人的规诫和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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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区分和解释对于联邦党人的批评家来说毫无用处，他们寻求的是舆论攻击的弹药，而不是真理。杰斐逊提供了远超过他们希望的弹药。就在就职典礼两周后，潘恩在九死一生后决定从法国返回美国，杰斐逊让托马斯·潘恩搭乘了一艘政府的船只。美国媒体从巴黎的报纸上看到了杰斐逊写给潘恩的信，潘恩或许为了表达受到杰斐逊邀请的荣耀，将此信公开。杰斐逊在给潘恩的信中写道：“我希望，你会发现我们又找回了曾经的激情。你一直不懈奋斗，这是你的光荣，激励着所有活着的人。你将继续你有益的工作，收获国家对你的感激和奖赏，这是我真诚的祈祷。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和热情的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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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杰斐逊看来，托马斯·潘恩是名副其实的美国英雄，他是推动美国革命的“兄弟连”中公认的一员，并且将“1776年精神”带到法国，这种精神在那里产生了超出预期的副作用，虽然是这样，但可以确信的是，最初的革命精神一定会在未来重现。对杰斐逊来说，不幸的是，潘恩在美国的名誉并没有随着时间而增长。当潘恩抵达巴尔的摩时，当地报纸契合了这种敌意，嘲讽地评论道：“我们可敬的总统认为派一艘护卫舰去接这个恶心的卑鄙小人是个好主意。”潘恩在社交场合以受难者的身份出现，却嗜酒如命，虽然事实如此，但他的主要罪过在于写下了《理性的时代》（The Age of
Reason
）一书，公开强烈地反对基督教，一如当年的《常识》强烈地批判君主制。因为与潘恩的公开接触，杰斐逊受到了联邦党人媒体铺天盖地的猛烈攻击，称他是一个“十足的异教徒”，“一个亵渎基督教美德的人”，“一个本世纪最邪恶、最堕落、最可憎之人的同伴”。一位编辑说道，所有虔诚信仰基督教的美国人现在需要做出决定，是选择“放弃他们的救世主，还是选择总统”，这些言辞攻击冷酷无情，论战程度之强，在这个年轻国家的早期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像亨利·亚当斯说的那样，假如杰斐逊决定祝贺拿破仑在法国攫取权力，实施专制，“他认同潘恩的举动就不会在新英格兰的卡尔文主义者心中激起如此的厌恶之情”。实际上，这是杰斐逊最美好的时光之一，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潘恩的恶名，但他始终支持潘恩，甚至邀请潘恩到总统官邸住宿、进餐长达数周。联邦党的编辑们对此大做文章，写道：“两个托马斯”手挽着手一起散步，据说是在彼此交流见解，以找寻宣扬无神论的最佳方法，或者讨论他们过去玷污基督教圣洁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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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党报纸《组合报》（Port Folio
）的一位编辑写道：“使总统感到幸福的人明显增多，除了对黑美人萨莉的宠爱，虔诚的托马斯·潘恩先生的到来也是个好兆头。”这里说的“黑美人萨莉”，不经意间涉及对杰斐逊的最耸人听闻的指控，说他在私生活方面（在那个时代主要指在种族之间）不检点。全国几乎所有联邦党的报纸都提及了这件事，最早出现在1802年9月的《里士满纪事报》（Richmond Recorder
）上。报道是这么说的：“世人皆知，那个人们十分尊敬的男人，在过去许多年中，一直与他自己的一名奴隶保持着情人关系。她的名字叫萨莉……她的大儿子叫托马斯。尽管是黑人，但据说他与总统本人的相貌有惊人的相似。”几个月当中，联邦党的报纸所刊发的社论并未透露传言是否真实，但随后接连爆出了这一轰动性传闻的各种演绎，有些甚至编成了歌谣：

那些美丽的少女

无论身在草原、大山还是谷地

没人比她更有魅力

她是蒙蒂塞洛的萨莉

社论中把她称作“黝黑的萨莉”“黑萨尔”“非洲维纳斯”“褐色美人”。波士顿的报纸非常好奇，想要知道59岁的总统为何要向一个比他年轻这么多的女人（萨莉31岁或是32岁）求欢？答案就在她典型的非洲特征中：

撅起的厚厚嘴唇！楚楚动人！

激情来到，热烈亲吻！

嘴巴大过半张脸，

实在难舍难分。

类似的报道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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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答案是当时的政治评论员的梦想，因为在各州的大选中共和党节节胜利，联邦党则日渐绝望，这给了他们一次机会，虽然这一丑闻不是什么大事，但足可以具备很强的杀伤力，能够超越党派或政见的分歧，直击杰斐逊品性的中心问题。从那时起，获知真相便成了评论员们的梦想，因为这个指控一直到最近都没有被完全证实或者证伪，持不同意见的双方都掌握足够的证据，能够轻易反驳对方的观点。（本书末尾的附录“关于萨莉·海明斯丑闻”简明地概括总结了各种证据。）当这一指控最初浮出水面时，约翰·亚当斯做出了精明的反应。当时亚当斯仍然处在反对杰斐逊的阶段，因此他的评价并非受到之前二人友谊的影响。亚当斯自己也曾遭遇过同样恶毒的指控，因此他发表声明，对杰斐逊表示同情。另一方面，这些指控是“黑人奴隶制这个人类品德中的邪恶蔓延所导致的自然的、几乎不可避免的结果”。杰斐逊受到了这个顽疾的传染，并非没有嫌疑，因为“在弗吉尼亚，没有一位种植园主无须猜想在他的奴隶当中有几个自己的孩子”，亚当斯评论道。指控杰斐逊与奴隶存在不正当性关系，给他带来“人格上的污点”也并非全然不可信。这包含了一个有关道德的真理，因为这暴露出所有的奴隶主，包括杰斐逊在内，生活中伴随着的固有的邪恶无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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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话亚当斯并未公开说出来，但他一定是这样想的，那就是这些指控对杰斐逊来说无疑是罪有应得，自食其果。因为此事最早是源自一个曾经为共和党卖力、到处散布丑闻的人，此人名叫詹姆斯·卡伦德，之前曾在杰斐逊的支持和授意下抹黑对手，当然也包括亚当斯在内，用的是同样不顾真相、厚颜无耻的方式。卡伦德曾在1797年将汉密尔顿的婚外情丑闻披露于世，第二年，他在一本叫作《我们的前景》（The Prospect Before Us
）的小册子中污蔑亚当斯是“来自布伦特里（Braintree）
[5]

的堕落、专制的暴君”。杰斐逊对《我们的前景》表示赞赏，并提供经济支持。但卡伦德的唯一保持不变的天分就是背叛，当杰斐逊拒绝用里士满邮政局局长的职位作为对他工作的奖赏时，卡伦德立刻背叛了杰斐逊。根据一名联邦党人的说法，但未必真实，卡伦德曾在总统官邸外徘徊了几天，希望得到总统的私人接见。当他看到杰斐逊出现在二楼的窗户旁时，他扯着嗓子叫喊道：“先生，你知道，是我到处撒谎，才让你坐上总统宝座的，我也会说出实话，把你拉下来，休想堵住我的嘴。”杰斐逊痛斥了卡伦德，说他是“一个满嘴谎言的共和主义的叛徒”。杰斐逊让时任弗吉尼亚州州长的门罗发表声明，否认杰斐逊与卡伦德交往过，或者为他提供过资金支持，与他之前诋毁亚当斯的行为没有半点关系。不过卡伦德曾留下了杰斐逊的信件，他立即将其作为罪证交给了联邦党的报纸。杰斐逊在给卡伦德的信中提及了《我们的前景》：“谢谢你附上的校样，这些肯定能产生最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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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卡伦德打交道时所表现出来的口是心非、表里不一完全符合杰斐逊的性格。这是弗伦诺诽谤和梅泽闹剧的再次重现，杰斐逊曾否认自己在幕后参与了那些政治欺骗，当真相揭露时，他的确感到震惊。现在，他写给卡伦德的言辞欠周全的信件被公之于众，他的谎言被揭穿，这的确是糟糕的结果。而且，这一谎言使卡伦德对杰斐逊私下与萨莉·海明斯保持不正当关系的指控更具有可信度。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使卡伦德的指控让杰斐逊难以施展欺骗和否认的本领。那就是，这些指控基本都是真实的。我们无法确定杰斐逊与萨莉·海明斯保持关系时的情感状况，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二人的恋情由来已久，最有可能始于在巴黎的最后那两年。他们之间也极有可能是两相情愿的，至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任何主人与奴隶之间的不平等交往都可以看作你情我愿的。很显然，它满足了杰斐逊的生理需要，这一点他无法也不愿否认，因为在被卡伦德曝光后这段关系依然维持了多年。

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是秘密的，是一个不公开的秘密。在杰斐逊的私人信件中找不到有关这段感情的任何证据。（杰斐逊极善于掩藏痕迹，因此直到近两个世纪后，现代科学先进的基因检测技术才证明了他是萨莉孩子的父亲。）并且，在蒙蒂塞洛的内部世界中，杰斐逊把宁静自由的、田园牧歌般的家庭生活视作天堂一般，表达出由衷的喜爱。那自然应该有一个实体上以及心理上错综复杂、远离尘嚣的空间。

在杰斐逊与萨莉·海明斯保持关系的整个时期，杰斐逊的大女儿玛莎·杰斐逊·伦道夫就住在蒙蒂塞洛，跟萨莉的一大群孩子生活在一起。就算我们极尽人类一切否认之能事，她又怎么会不知道这段关系呢？但玛莎一直到死都坚持卡伦德的指控并非事实，捍卫了父亲的荣誉，并在说服别人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在不断说服她自己。而杰斐逊本人也尽职地在《农事书》里奴隶的名单中记录了萨莉孩子们的名字，他们长大后，也一样作为奴隶对待，就像他们与杰斐逊之间毫无关系，的确，就像是生育他们和拥有他们的是不同的人。

从公众层面上来看，卡伦德的指控并未导致惨痛的后果，但给杰斐逊名誉带来的伤疤永远难以抹去，新英格兰的联邦党人竭尽全力让这一指控反复出现在媒体上，甚至于将杰斐逊的品性问题列入马萨诸塞州议会的正式议程。这件事给杰斐逊在后代心目中的形象留下的挥之不去的耻辱烙印，远大于给杰斐逊的总统身份带来的政治冲击。共和党的出版物努力控制负面影响，杰斐逊对此完全保持沉默，使人们对这件事的讨论难以继续，并且最重要的是，共和主义接连取得了很多成果——逐步消除债务，减免税收，经济正在平稳发展，以和平手段获得了半个大陆——负面消息也就随即被湮没了。在萨莉丑闻最为喧嚣的时候，约翰·昆西·亚当斯认为，联邦党不得不诉诸散布丑闻的手段，因为他们的政治计划“彻底地、无法挽回地被公众遗弃和拒绝了”。他评论道，无论杰斐逊的支持者们多么惊恐忧虑，都会很快过去。亚当斯写道：“他们没有什么站得住脚的证据，本想掀起巨浪，却只是过眼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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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成了杰斐逊公开的态度。他认为，联邦党媒体的疯狂举动表明联邦党人陷入了彻底的绝望，其事业会永远地从美国政治中沉沦下去。这只是联邦党人在走向没落时的最后挣扎。

但这次经历严重影响了杰斐逊对美国媒体的态度。他在就职演说中激动人心的话语——“那就无须打扰他们，让他们作为安全的界石，用以表明只要让理性能够自由地与之斗争，即使是错误的观点也是可以容忍的。”——暗示了媒体具有完全的自由权利，不可侵犯，能够自我调整。他现在对此不太确定了。“我们报纸大多只刊登心怀不满的人的讽刺言论。”杰斐逊在1803年总结道。他称作是“对新闻自由的滥用”，产生了一种下作丑陋的政治文化，这种文化“以前从未被任何文明国家所知晓和容忍”。事实上，杰斐逊说得很有道理，他担任总统期间正逢美国报纸数量急剧增长，同时，从18世纪90年代开始，从未有官方或非官方的行为规范来规定哪些内容可以刊登，哪些内容不宜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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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想使新闻媒体具有充分的自由，但他也认为一个自由的媒体应对真理抱有几分尊重。成倍增加的报纸都坚持为所欲为的态度和吵吵嚷嚷的风格，这让杰斐逊改变观点，认为媒体自由的原则正在因自由的过度使用而遭受损害。他向宾夕法尼亚的托马斯·麦基恩解释道：“这是十分危险的状态，媒体应该尽可能地重现其可信度。”他从未想过像《惩治叛乱法》那样冷酷无情的事情。反而，他暗示几个共和党人做州长的州把打击的目标对准善于造谣诽谤的最反动的几位联邦党编辑。“我已经想了很久了，”他告诉麦基恩，“起诉最反动的那些人会对重塑媒体的可信度带来全面的影响。这并不是一般的起诉，因为那样看起来更像是迫害[即联邦党人借《惩治叛乱法》所采取的行为]，而是经过选择的手段。”宾夕法尼亚州州长麦基恩和纽约州州长德·威特·克林顿（De Witt Clinton）把建议当作了命令，派出他们自己的律师来对付最顽固的联邦党编辑。在杰斐逊看来，他不是在违反原则，而是在拯救这一原则，使其免于被滥用，不会自我毁灭。但很显然，相比他早期倡导的无限制的言论自由，至少后退了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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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布罗陀

在他的心中那条同样的分界线，将联邦党人划分为可争取的和“无可救药”的两类，将印第安人分为善良的和邪恶的，也将负责任的记者同可恶的说谎者分开。只要不跨越界线，他会表现出发自内心的宽容与友善。然而对界线另一边的人则是毫不同情，因为涉及道德的重大问题不容商量，难以妥协。在这个强大的道德框架下，有一群人始终处于杰斐逊的分界线的远端，实际上明确地代表着制度化的罪恶，他们仍在竭力反抗杰斐逊希望恢复的“纯粹共和主义”。他们就是联邦法院的法官们，尤其是亚当斯任期将尽，在“跛脚鸭”时期匆忙任命的“午夜法官”。杰斐逊任命利瓦伊·林肯为司法部部长不久以后，他对林肯说道：“去除司法界的累赘是广泛而迫切的需要。”他在弗吉尼亚的弟子威廉·布兰奇·贾尔斯在1800年共和党大获全胜时被选为参议员，他提醒杰斐逊道：“只要那个坚固的堡垒还在敌人手中，革命就尚未结束。”由于杰斐逊的思维需要具体明确的敌人才能释放其能量和活力，我们可以认为亚当斯的司法遗产间接地帮助了杰斐逊。但如果联邦的司法机构很容易成为攻击的靶子，来调动杰斐逊的全部火力，那么，像《国民通讯员报》编辑所说的，联邦主义的“直布罗陀”（Gibraltar）
[6]

则拦在共和主义大潮的中央，坚不可摧。杰斐逊在第一任期中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把这个联邦党人的堡垒包围起来，让他最忠诚的战士如贾尔斯等人冲锋陷阵，但从未击溃过其坚固的防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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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厌恶“午夜法官”，厌恶的是这次政治任命，而他对联邦司法部门更全面的敌意来自他对这个机构的反感，对这二者做出区分是十分重要的。1804年，杰斐逊试图修复与约翰·亚当斯及阿比盖尔·亚当斯之间的友谊，但未成功。在这个过程中，他曾对阿比盖尔解释说：“亚当斯先生的那个举动”的确让他非常烦恼，感到这是对他“个人的恶意”。杰斐逊指的便是亚当斯任命联邦党人担任联邦法院的要职。杰斐逊说道：“他们是我最顽固的政敌，根本不可能期待同他们有真诚的合作……普遍而公正的做法似乎应该是让继任者自己选择帮手，自由行使权力。”毫无疑问，其中最过分的是将约翰·马歇尔任命为首席法官。这个任命尤其令人憎恶，原因有好几个：第一，这一职位是终身制；第二，这是在整个国家司法系统顶端安插了一个联邦党人；第三，马歇尔因本人特立独行，是个比汉密尔顿还难对付的对手。马歇尔是极其罕见之人，他是个联邦党人，却有着杰斐逊式的行事风格。杰斐逊觉得，在幕后操纵的政治斗争中，他很难占到马歇尔的便宜。他坦承：“在与马歇尔交谈时，我从不对任何事情表示认可。十分确定的是，只要你接受某一种观点，无论这与他想要获得的结论有多么不相关，你都没有机会更改了。他的诡辩如此神奇，因此你千万不能做出任何肯定的答复，否则你将被迫同意他的结论。这也是为何他要是问我现在是不是白天，我会回答：‘先生，我不知道，我无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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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马歇尔个人的憎恶以及对亚当斯的任命让他处于被动，内心极度不满之外，杰斐逊对整个联邦的司法体系的敌意更是让他备受折磨，痛苦不堪。杰斐逊难以在这一问题上恢复理智，部分原因在于这与宪法的逻辑和法律范畴不相符，这些范畴是宪法学者们费尽辛苦意欲呈现出来的。例如，联邦司法与各州司法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者司法审查这个备受争议的问题，除了作为有关美国革命真正意义的大戏中的小插曲，并没有引起他过多的关注。而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最初的美国革命根本没有预见到国家司法体系的建立。有时，杰斐逊似乎相信，要遵循最初的“1776年精神”，联邦法院应该完全被废除，将司法权力留给各州。但这些想法并没有在特定的法律辩论中提出来，而更多强调的是“清扫”美国革命以来积累起来的制度性残余。

同样，杰斐逊在关于宪法权威的终极问题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使人信服的观点。在他思想激进时，他似乎相信所有根本性的宪法问题都应通过全民公决来解决，因为人民主权论认为只有普通大众才能对宪法问题做出裁决。毫无疑问，这是难以负担的工作，如果不是完全不现实的话。不过，这是从同样一种充满活力的愿景中获得的启发，即支持把每一代人的所有法律都加以“清除”。在杰斐逊呈交给国会的第一份年度咨文中提出了一个更为折中的观点，认为联邦政府的每个部门都是自主的，因此有权自行解读宪法。加勒廷和麦迪逊认为这一观点具有内在的矛盾，劝说杰斐逊删掉了这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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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地说，杰斐逊在与联邦司法部门特别是与最高法院的斗争中并非孤立无援，但未获得成功。司法机构仍然作为国家政府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最高法院是否充当宪法含义的最终仲裁者，在制宪会议上也没有达成共识。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78篇中对司法审查原则做出了最为明确的阐述和辩护，但1788年对宪法问题的辩论把这些充满争议的问题模糊化，没有提供准确的答案，应该是一种富有智慧的处理方式。从这一层面来说，杰斐逊的矛盾观念准确地反映出当时人们在宪法问题上普遍存在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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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杰斐逊愿意在更高的层面上看问题，细节和技术问题都消失在视野中，而更多的道德考量得以清晰呈现。从这一角度来看，他把联邦司法系统及其最顶层的最高法院视作灾难之源。如果西部对杰斐逊来说是国土扩张和国家自由的动力引擎，不断激发着美利坚共和国的活力，那么联邦司法部门就是权力集中、整合的引擎，将一个生机勃勃的新生国家卷入令人窒息的阴沟。所有的重要职位都被联邦党人填满了，这是极为糟糕的。联邦司法部门所代表的反革命主义倾向与杰斐逊理解的“纯粹共和主义”理念完全不相符。在这一点上，杰斐逊的观点与众不同，并且十分激进。亚当斯、麦迪逊都认为有必要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以达到司法的平衡。在他们看来，联邦法官终身制受到民意的影响最小，这是个重要的优势，这种需求可以帮助平衡由民众直接选举政府部门带来的过度民主。然而，杰斐逊认为没有建立这种平衡机制的必要性。对他来说，美国革命的意义在于释放权力，而非限制权力。与杰斐逊不共戴天的敌人构成了“联邦主义的直布罗陀”，除此之外，国家的司法机构是一个永久的刹车，阻碍着美国革命滚滚向前的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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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司法展开的战斗由三次小规模的冲突构成：第一次发生在1802年冬天，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利用人数多的优势，废除了《1801年司法条例》（Judiciary Act of 1801）。杰斐逊曾在第一个年度咨文中就对《1801年司法条例》提出了强烈抨击。他宣告：“合众国的司法制度，特别是最近建立的那一部分，当然需要提交国会加以研讨。”他特别指出了《1801年司法条例》，该条例是针对共和党人的攻击，原因有几个：这是一个具有党派偏见的举措，由“跛脚鸭”国会（the lame-duck Congress）在2月份通过，当时联邦党人正心急火燎地赶在杰斐逊上任前加强对司法系统的控制；该条例建立了一个由16名新法官组成的独立巡回法庭，实际上是在最高法院与地区法院之间建立了一级新的联邦司法机构；亚当斯“午夜任命”的大部分法官占据了巡回法庭的职位。尽管杰斐逊在幕后非常活跃，调动共和党人的力量，他特意与激烈的国会辩论保持一定距离，试图以最平和的方式表达对巡回法庭的反对，称没有那么多案件需要再设置新的一级联邦法官。他没有提出关于司法体系的充满争议的宪法及意识形态问题，而是选择从共和主义的简朴来进行论证。因为共和党人在国会中占大多数，胜利是在预料之中的。加勒廷早已准备好了1802年的预算报告，是在假定巡回法庭被取消的情况下做出概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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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摩擦发生在1803年，地点是在不友善的最高法院，马歇尔运用其影响力和聪明才智，以惯常的灵活的方式让杰斐逊尝到失败的苦涩滋味。具体争议的事件无疑是无足轻重的：任命威廉·马伯里（William Marbury）为哥伦比亚特区的治安法官，这是一个级别很低的职位。但马歇尔所做的决定毫无疑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在司法审查以及最高法院拥有解释宪法的权力方面开创了里程碑式的先例。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 v. Madison
）
[7]

中的著名言论较为折中，既没有纠缠细枝末节，也没有过度坚持原则。这给了马歇尔一个机会，教训一下杰斐逊，因为杰斐逊拒绝任命马伯里违反了法律。对当时所有关心此事的人来说，传递的信息是明确的：共和党废除了巡回法庭，他们对联邦司法机构的攻击颇有成效，但最高法院不受其制约。联邦党人的直布罗陀堡垒可以做出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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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的判决显示出其在法律方面的天才，杰斐逊称之为“诡辩”，后来又称作马歇尔的“歪曲”，因为这位首席大法官对呈交最高法院的议题进行了重新阐述，这样他就可以在敲打了一下杰斐逊之后驳回了马伯里的申述，同时对国会通过的《1789年司法条例》是否合乎宪法做出裁定。如果他要是按照议题提交的顺序进行处理，那就没有必要去解决更为宽泛的问题了。马歇尔判决的政治智慧在于它起到了双重的效果：他通过否定最高法院对此案的管辖权实际上增强了最高法院的权力，而且一方面对总统摆出一副屈尊俯就的样子，一方面又做出了有利于总统的判决。这正是精明的马歇尔在不露声色中以高超的手腕将此事做了圆满的处理。这件事也显示，马歇尔就像杰斐逊一样，在联邦司法机构的地位问题上更愿意避免直接的对抗，因为他通过示弱的方式隐藏了他对司法审查的坚持，同时裁定杰斐逊不需要委任马伯里，尽管这样做是违法的。马歇尔驶出了自己的堡垒，最后又悄悄地返回了直布罗陀堡垒，毫发无损。

第三次冲突发生在杰斐逊第一次任期快要结束时，国会的共和党人在总统的唆使下试图弹劾法官塞缪尔·蔡斯（Samuel Chase），但最终失败。蔡斯是继马歇尔之后在最高法院中最有影响的联邦党人，他一头白发，身材高大，喜欢以耶和华的姿态对待那些不幸进入他法庭的杰斐逊主义者。蔡斯招致许多尖锐的批评，因为他坚决支持《惩治叛乱法》，尤其还因他的过激行为，即在詹姆斯·卡伦德当初反对联邦党时将其送入了里士满的监牢。（对杰斐逊本人来说也很有讽刺意味。）如果说马歇尔是暗中破坏和游击作战的好手，那么蔡斯则更喜欢率领骑兵正面冲击。1803年5月，杰斐逊读了蔡斯对巴尔的摩一个陪审团令人激愤的指控后，写信给众议院的一位共和党领袖，说道：“难道这种针对我们宪法原则极具煽动性的公然攻击……不会受到任何惩处？公众会期望你对此采取必要措施。我提出了这些问题以供你参考。至于我自己，我认为还是不参与为好。”这相当于给国会中他的共和党同僚一个命令，要对蔡斯发起弹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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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也坦率地承认，弹劾只是一个笨拙的手段而已，必须要有“叛国、贿赂或其他重罪和轻罪”的证据。虽然共和党人试图披上合法的外衣，参议院中在审理过程中仍有明显的党派倾向，一些观察员认为，这是共和党版本的《惩治叛乱法》。杰斐逊密切关注着这次弹劾的进程，他记录下对每条罪状投票的情况，但从未公开表态。蔡斯最终被宣告无罪，所有指控的罪名都不成立。为蔡斯辩护的联邦党人的优势在于宪法对于罢免法官的要求十分有限；他们可以振振有词地把蔡斯描述成一个政治斗争的靶子和牺牲品，并且他们抓住这一机会向杰斐逊强调，司法独立的原则是1776年革命的战斗口号，同时也是杰斐逊所称的“神圣真理”之一，他曾因乔治三世违背这些真理而大加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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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美国历史进程中，数位总统都曾试图与最高法院抗衡，但都带着跟杰斐逊相同的挫败感而离开。后来这些对司法部门的挑战都是在最高法院已经获得近乎神圣的地位之后出现的。最高法院作为美国的政治机构仿佛是直接接受上帝的旨意，而无须关切选民的意见。联邦法院被公开神圣化了，尤其是最高法院，俨然是在政府各部门之上，拥有绝对权威。在此之前，杰斐逊就早已发起了反对司法机构的运动。事实上，像杰斐逊说的那样，他之所以发动反对运动是因为他确信“独立于国家意志之外是粗俗无礼的，至少在共和主义政府中是如此……”对我们来说是亵渎神圣的势力在当时正在美国政治神坛中争取其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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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杰斐逊来说，激发他神圣愿景的虔诚的力量源泉仍然是美国革命中的“纯粹共和主义”。在这个愿景中，联邦司法没有什么突出的地位，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地位。杰斐逊自始至终坚持认为，马歇尔及其最高法院的同伙是邪恶的秘密团体，是由“坑道工兵和地雷工兵”组成的乌合之众，居心险恶，密谋从内部破坏共和主义事业。但如果他的思想观念清晰、坚定的话，他不愿对联邦司法机构发动无休止的战争恰是这场冲突中的最典型特征。或许从某些程度上来看，他承认一个国家政府需要某种国家法律体系，也认识到一些温和的共和党人把宪法和1787—1788年批准宪法的争论看作1776年革命精神必然产生的神圣结果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真是如此的话，他从未在公开场合或私下里承认过这一妥协。（或许麦迪逊无形的影响力在某件事情上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或许汉密尔顿终究是对的：杰斐逊对冲突的厌恶决定了实行谨慎政策仅仅是个人原因，尽管他在道德层面十分肯定，联邦司法机构是“纯粹共和主义”的一大污点。又或许是因为他相信共和主义对于行政机构存在天然的限制，即总统不能像君主一样行事，所以他无法采取更为果断的行动。人们对此难以给出正确答案，甚至无法确定杰斐逊是否知道正确答案，如果真的有一个正确答案的话。毕竟，基于这样的情形中，亨利·亚当斯对杰斐逊难以捉摸的品性做出了相当有吸引力的描述。“除杰斐逊外几乎所有的美国政客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亚当斯评论道，“寥寥几笔就能把美国早期所有总统的形象用粗线条勾勒出来，只有这一个例外……杰斐逊只能用笔尖一笔一画地画，画像是否逼真取决于能否画出变幻、飘忽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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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与损失

在担任总统的前一年，杰斐逊以“服务备忘录”（Memorandum
of Services
）为题，写下了非同寻常的私人笔记。“我有时会问自己，我在此生活的国家是否比以前更加美好了？”他自我反思道，“我已经尽到自己的责任，帮助完成以下事情，但这些事情也可以由别人来做，其中有一些或许比我做得要好。”接着，他列出了一张不同寻常的清单，列出了他在公共事业方面的成就，把清理里瓦纳河的淤泥跟撰写《独立宣言》列在一起，把从法国进口橄榄树跟竭力终结奴隶交易相提并论。在杰斐逊第一个总统任期结束时，更新这一清单的话，一定会增加相当可观的成绩。在总统任上做到的事情当中，其中有两件让他最为满意：一是购买了路易斯安那，二是大幅度减少了国家债务。尽管联邦主义在部分新英格兰地区仍有一定的影响，但联邦党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政党已经气数已尽。除了不时地在海上打击北非海盗的小规模军事行动外，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睦相处。政府干涉私人生活的一些举动令人反感，最具代表性的收税官被取消，同样被裁减的还有巡回法庭法官、大部分陆军和海军军官、大批的公务员和几个顽抗的印第安部落。当然，杰斐逊不会知道，在美国历史上总统在任期内顺利实现既定目标的最为成功的例子有两三个，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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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个人层面，联邦党人对他品性的攻击给他带来不少精神上的痛苦。对此他回应称，正是“联邦党人毫无根据的诽谤”让他决定继续竞选第二个任期。他向埃尔布里奇·格里（Elbridge Gerry）说道，他一直认为自己将在四年后退休，但联邦党在媒体上发动的无休止的诽谤，尽管毫无意义，还是需要将其彻底打压下去。他说道：“他们迫使我下决心连任。如果我能让国家再继续平稳地前进四年，我尘世的目标就得以实现了，然后我有了自由的机会去拥抱我的家庭，我的农场，我的书籍。”这三者是他屡屡提及，也最为渴望的。如果他选择继续竞选，他的连任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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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他决定连任，一些事情也不复从前了。毫无疑问，总统肩上的担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重。联邦党人对其个人荣誉的攻击造成永远难以完全愈合的伤痛。他已经61岁了，身体虽说还十分强壮，但周期性发作的腹泻给他带来不少麻烦，侵蚀着他的体力和精力。然而，1804年4月，他遭受到最为沉痛的打击，玛丽亚因难产离开了人世，跟她母亲当年的情形非常相似。他在给一生的挚友约翰·佩奇的信中写道：“对于别人来说或许只是很小的损失，但我失去了我所拥有的一半。”他觉得，他的未来“与形影相吊的生活之间只连着一条细细的线”，这条线就是玛莎，她成了最后一个能完成杰斐逊最初家庭梦想的人，杰斐逊现在认为这个梦想“令人恐惧地凋萎了”。玛丽亚过世后，杰斐逊跟从前大不一样了，变得悲观、绝望，而历史在世界舞台上为他准备好了一系列不幸，他的第二个任期注定让他荣耀不再，跌落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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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华盛顿的国会山是比照罗马的卡比托利欧山（Capitoline Hill）命名的。台伯河的名称亦是取自罗马的台伯河。——译者注

[2]
首字母大写指的是共和党人和联邦党人，首字母小写则是指共和主义者和联邦主义者。——译者注

[3]
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倡导者，终结了罗马天主教会对西欧的封建神权统治。——译者注

[4]
旧时奥斯曼帝国和北非高级文武官的称号。——译者注

[5]
布伦特里位于马萨诸塞州，亚当斯出生于此。——译者注

[6]
直布罗陀是欧洲伊比利亚半岛南端的城市和港口，位于伊比利亚半岛南端沿地中海沿岸的狭窄半岛上，濒临直布罗陀海峡，扼地中海和大西洋通道的咽喉，是大西洋同地中海的交通要道。——译者注

[7]
亚当斯在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天突击签发了42名法官的委任状。但由于过于匆忙，有几件委任状未能及时送出。杰斐逊上任后便命令他的国务卿麦迪逊扣发了这些尚未发出的委任状。马伯里就是被扣发委任状的人之一。为此，马伯里对新任国务卿麦迪逊提起诉讼，请求联邦最高法院向麦迪逊发出执行命令，发给委任状。——译者注

第五章

蒙蒂塞洛: 1816—1826

Chapter Five

Monticello: 1816–1826

我喜欢未来的梦想甚于过去的历史。

——杰斐逊致约翰·亚当斯的信

（Jefferson to John Adams），1816年8月1日

遗憾的是，在我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我还是这样认为，1776年那一代人所做出的牺牲……将被他们后代的不理智和不值得的激情付诸东流，唯可安慰的是我不会活到为它哭泣的那一天。

——杰斐逊致约翰·霍姆斯的信

（Jefferson to John Holmes），1820年4月22日

在杰斐逊生命中的最后10年，大多数日子里，来访者每天过午能看到这位前总统骑着他心爱的马，马的名字叫作“雄鹰”，在蒙蒂塞洛周围的田野和树林里转上两三个小时。岁月已经不可避免地对他日渐衰老的身体产生了影响，他已不再是那个身强力壮、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了，关节和血管都慢慢开始出现问题。从椅子上站起来或到花园里走走，他都会感到行动困难，但是一旦他骑在马背上，所有的疼痛不适就都消失了。（1809年，当他65岁的时候，终于退休回家了。他从华盛顿一路骑马，没有人协助，最后的8个小时是在强劲的暴风雪中跋涉前行的。）“雄鹰”跟随他多年，已经变成了“老鹰”。家里人担心，他每天下午独自骑马外出，人和马都存在风险。但杰斐逊不理会这样的担忧和提醒，并解释说，虽然他上了年纪，腿脚不灵便了，但坐在马鞍上会立刻精神抖擞，还像一个年轻人。即使1822年他在蒙蒂塞洛后面的台阶上跌倒，摔伤了胳膊，他仍坚持每天骑马。他让人把“老鹰”带至露台旁边，它温顺而耐心地靠在露台斜坡上，他可以借助门廊的高度，跨到马上，用未受伤的手臂在马鞍上调整好姿势，挺直腰板，一副天生骑手的姿态。然后，以优雅的贵族风范疾驰而去，去赴命运的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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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他最后10年中的体貌特征和日常生活比其他任何时期都更加了解。他毕竟是美国开国元勋中的重要一员，自然注定要在历史书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所以，来访者有一种特殊的动力，记录下对这位蒙蒂塞洛圣人的印象，以示后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衰老不可避免地折磨着杰斐逊，一天天地侵蚀着他的身体。杰斐逊先前对此不以为意，慢慢地也开始面对现实，意识到了自己的衰老和身体上的反应。他一生从不信任医生，他说，每当他看到三名医生在一起，“总要抬头看看附近有没有一只秃鹰”。但他也承认，就像他对亚当斯说的：“我们自身的这部机器已经运行了七八十年了，我们得预料到它会自然磨损，这儿一个枢轴，那儿一个轮子，现在是个齿轮，下一个就是弹簧，总是要出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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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他的头发到底是红色的还是金色的，这个争论许久的问题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根据他的家人和朋友的共同描述，颜色已完全变成灰白色了。他还把头发剪短，去掉了脑后的发髻，一方面是因为这样更容易打理，另一方面是因为蓄长发已经开始显得过时了。在外面散步或骑马的时候，他常常戴着一个大而圆的宽边帽来遮阳，避免面部被阳光灼伤。尽管有这样的防护，他的面部皮肤还是变得斑斑点点，因暴露在外而常常蜕皮；皮肤下面的毛细血管很容易破裂，使得脸上出现了不规则的色斑；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他都属于脸皮薄的人。反复发作的腹泻和肠道疾病侵蚀了他的体力——正是这个并不严重的疾病最后夺去了他的生命——所以，他走路的时候，常常需要使用手杖。他忠实的黑人仆人伯韦尔，朱庇特和詹姆斯·海明斯的继任者，一直陪伴在他左右，他下午骑马的时候除外。尽管拄着拐杖，他仍然保持着笔直的姿态，虽然有几位访客注意到，他的头部和颈部有点向前倾，好像他总是在顶风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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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客人跟他一起四处走走时，他们往往感到惊讶，他说话时思维活跃，充满激情，语速很快，会滔滔不绝地说上一通，时长时短，还不时地耸耸肩膀，并用他的大手和长胳膊做着各种手势。一位巡回书商显然期待能看到杰斐逊更庄重从容和坚忍恬淡的神态，他描述道：“不像一位哲学家，更像一位游击队员。”杰斐逊喜爱非正式的着装，这也让一些访客始料未及。他喜欢穿颜色鲜艳的（通常是红色）背心，外面是灰色的马甲和宽松的裤子，或是穿着灯芯绒的裤子，裤脚通常塞进马靴里。换句话说，他穿衣服根本不像一位曾经的政治家或雄心勃勃的国家偶像，更像是位工作中的弗吉尼亚种植园主。尽管拄着拐杖，皮肤上有些老年斑，满不在乎的举止与人们心中期待见到的圣人形象有所出入，几乎所有见到他的人都会提到他相对年轻的外表。他80岁了，看上去也就是60岁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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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饮食和日常养生还是老习惯。他很少吃牛羊肉，喜欢蔬菜、禽类、贝类，因为消化系统不好，不能经常吃鱼。早餐喝咖啡和茶，晚餐喝麦芽酒和苹果酒。尽管不喝烈性酒，他每天还是会喝上三四杯红酒。一年到头，不分季节，他都是在太阳升起的时候起床。通常一天有五到八个小时的睡眠，睡眠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头一天晚上睡觉的时间，或者取决于他跟客人们在家里交谈到多晚或者晚上读书的兴趣是否浓厚。每天早晨他坚持用冷水泡脚，每天上午的时间大都花在写信和园艺上面，下午骑马，然后陪家人和客人吃饭，聊天，一直到天黑。他的听力依然很好，除了如他自己所说的“几个声音交叉在一起”的时候，意思是在共进晚餐时，他不是总能听得清别人说的话。他的视力非常好，看远处没有问题，但看书的时候需要戴眼镜，尤其是在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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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印象深刻的场景，就像舞台上的戏剧表演，已经在他的孙辈们的回忆中流传下来。对他每天在田野或森林里骑“老鹰”转悠的描述，让人联想到那充满魅力的田园诗般的时光。退休在家的日子里，他充分享受乡村的宁静与家庭的温馨，这是他一生的追求。在他的花园里，常见的景象是这样的：刚吃过早饭，杰斐逊就跟他的园丁沃姆利（Wormley）一起工作了。沃姆利摆弄铁锹和锄头，杰斐逊则用测量线将一排排的花卉和蔬菜对齐，或用修枝剪剪掉多余的花蕾和枝叶。晚饭后在露台上又是另外一番景象：杰斐逊组织孙子们在房子周围赛跑，放一块白手帕作为起跑点，最后，他会给年纪小的、跑得慢的孩子一些水果，就像他们是胜利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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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件小事成了持续不断的烦扰，打破了山顶之上他家庭生活的宁静。起因都是杰斐逊的特殊身份，他是1776年那一代仍然健在的人之一。首先，嘉宾、游客和自称是杰斐逊的崇拜者源源不断地来到蒙蒂塞洛，让这里一年中至少有8个月都成了旅店。“我不需要告诉你他住在哪里，”1815年时一位访客称，“因为你很清楚他的这座山已经变成了麦加（Mecca）圣地。”国会议员、外国政要、处理印第安人事务的官员、退休的陆军和海军军官、新教的传教士、巡回书商、雄心勃勃的弗吉尼亚政客，所有人都感到应该到蒙蒂塞洛来朝圣。一旦来了，很多人会把杰斐逊的热情好客当作让他们住上几天的私人邀请。玛莎的女儿艾伦（Ellen）回忆说，她的母亲有时不得不款待50位在此过夜的客人。有时仅在此路过的陌生人似乎相信蒙蒂塞洛是一座国家神庙，他们可以当作庇护所。他们经常透过窗户窥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用晚宴，径直走进前厅，剥落几块砖或木板作为纪念品，甚至混进被邀请的客人中间一道用茶、饮酒，跟杰斐逊本人交谈寒暄，搞得他有时也不知道是在跟客人还是跟一个闯入者聊天。1816年，由于这种源源不断的游客越来越多，人满为患，杰斐逊不得不一年当中有三四次得躲到距蒙蒂塞洛大约90英里（约145公里）之外的贝德福德县的庄园去。他监督指导了白杨林别墅最后的装饰，把这里作为另一个家，与蒙蒂塞洛相比，面积较小，但更具有建筑特色（白杨林别墅的外观是一个完美的八角形），每当蒙蒂塞洛人满为患的时候，这里就成了他个人的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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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写信成为一个巨大而又耗时的负担。杰斐逊退休在家每年能收到1000多封信。1820年他特别留意，做了一个准确的记录，一共清点了1267封独立信件，大多数来信人他都不认识，很多信请求他对一些历史问题做详细的回答。他每天早晨花三四个小时写回信，经常晚上睡觉前再坐到书桌前写信。“这是生活吗？”他在信中问亚当斯，然后自问自答，称自己是“拉磨的驴，一圈一圈地看不到尽头，直到生命终结”。亚当斯对杰斐逊所称的“书信劳役”表示同情，他调侃道，他没有杰斐逊的问题，因为他早有先见之明，让自己变得不受欢迎。此外，亚当斯解释说，他基本上不给想法古怪的人和心怀好意的陌生人回信，所以他可以省下精力来跟重要的人通信，其中就包括杰斐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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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亚当斯的幽默在杰斐逊这里并没有起作用，他感觉给每一个人亲自回信是自己无法放弃的责任。麦迪逊曾经建议他准备一封用套话写的信，“一个标准的回复，家人可以代为表达谢意”，但他没有听从这个意见。尤其是他手腕和手指的关节炎随着年龄增长而更加严重之后，他抱怨说：“写作这个苦差事一直折磨着我，让我陷入痛苦，变得脾气暴躁。”就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他哀叹道，要把自己从书桌前拯救出来，只能依靠“那些没有权力对我提出要求的人，最终会考虑到我的年龄和健康状况，而做出审慎的决定，但迄今为止，这仍然是个虚幻的希望”。事情本不该如此。不管是到蒙蒂塞洛来的放肆的朝圣者还是全国数不清的给他写信的人，都难以做到尊重他的隐私，不去打扰他。作为一个活着的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已成为公共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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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声称，他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随时在蒙蒂塞洛迎接那位神秘的朋友。对死亡的预期并没有使他紧张不安，他更担心的是他称作的“昏聩的老年”。20多年来他多次告诉朋友们，他的身体状况非常好，以致他有时担心会活得太久。最害怕的是年老了变得不能自理，头脑糊涂，亚当斯称之为“垂死挣扎”。几乎同样令人担忧的是他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无法再有行动上的自由和个人的独立。（他每天都要骑“老鹰”出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象征着他还保持着独立的精神。）最后，还有属于杰斐逊自己独特的想法，他认为一个人不能超越他所属的时代，在道义上有义务作为铺路石，为下一代人清出一条道路。1820年，在给老情人玛丽亚·科斯韦的信中，他说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将怀着善意迎接它。朋友们都相继辞世，我们的能力也一个接一个地丧失了，为什么还要像在荒凉的野外，树干孤零零地留在草木中间，而它从前的同伴都已经不复存在。”他感觉自己活过了属于他的时代，这种感觉与日俱增。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曾说过，回首自己的人生“就像在审视战场，所有的人都死了！只有我们留了下来，面对一代新人，我们不认识他们，他们对我们也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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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难忘的景象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1824年，拉法耶特最后一次访问美国，自然安排了一次与蒙蒂塞洛圣人的会面。120名骑兵护送，200多名旁观者陪着拉法耶特一同上山，见证这两位曾经的好友再次见面。麦迪逊对这位将军的描述是这样的：“身体健康，精神头儿十足，只是块头儿变大了，有一些变化让我快认不出来了。”（拉法耶特曾在瑞士地牢里度过了几年，因为在法国大革命中支持温和派，而被激进派限制了自由。在被释放时体重增加了很多。）同时，拉法耶特这样描述杰斐逊：“虚弱无力，尽显老态”，但“他的头脑和内心仍旧充满着活力”。这两位垂垂老矣的革命先驱步履蹒跚地走向对方，在人群前紧紧拥抱。目睹这一时刻的人们称，他们看到已经过去的那个时代中的两个灵魂，为了当下一代人的利益最后一次现身。人们热切地希望杰斐逊成为一个历史偶像，突然发现他还活着，这似乎是一件尴尬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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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即1825年，发生了具有高度象征意义又很可怕的一件事。杰斐逊同意制作“活人面部取模塑像”，通过一种特殊的技术，绘制他的肖像，准确再现他的面部轮廓和形状，而非采用艺术演绎的形式。这样的塑像能够让子孙后代看到美国英雄最为真实的形象。美国雕塑家约翰·亨利·布劳尔（John Henri Browere）把一种神秘的石膏状的物质一层层地倾倒在杰斐逊的头上，但这东西干燥硬化的速度超过了预期，让他感觉相当不舒服，布劳尔只好紧急应变，如杰斐逊所述的那样，“随意用木槌和凿子将它敲碎”，一阵接一阵剧烈的敲击，“即便是榆木疙瘩都能感觉得到……”这次糟糕的体验让杰斐逊决心“永远告别半身雕像，甚至不再让人画像”。除了说明大家普遍把杰斐逊认作美国辉煌过去的一个活着的象征之外，布劳尔事件不经意间显示出，任何人想要留下杰斐逊最为真实的肖像的愿望变得无法实现了。布劳尔的石膏模只是把“面部取模”的碎片重新拼接而成的。像他本人的性格一样，连他的脸似乎都拒绝对其进行真实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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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地还原杰斐逊生活中的一些场景——骑乘心爱的“老鹰”、迎接拉法耶特、忍受布劳尔的雕塑技术——仅仅让我们在杰斐逊最具有家庭权威的时期对他有一个粗略的了解。这些场景以美好的方式近距离展现了杰斐逊最后10年的生活，虽然这并不是他生活的全部。尽管有陆续不断的访客的骚扰，衰老也持续折磨着他，他比生命中的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享受这样一种机会，可以自由、全面地思考他能给后世留下的东西。最后一个场景，虽然也只是短暂的一瞬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显示出他心目中持久的关切，让我们有了一个最好的视角，来了解杰斐逊最后10年中的思想变化。

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清晨，仿佛是天意的精心安排，正好是1826年的7月4日，《独立宣言》发表50周年纪念日。他前一天晚上已陷入昏迷，醒来后问围在床边的医生和家人：“今天是4号吗？”大家包括他自己都清楚，他已经病入膏肓。连续好几天，访客和家人过来表示问候，注意到他仍然保持着独立的精神；他坚持在夜里只留下他信任的伯韦尔在房间陪着他睡觉，白天时，他还坚持自己驱赶苍蝇。家人祈祷他能够熬到4日，终于得到回应，尽管他在最后几个小时里大多数时间处于无意识的状态。他稍稍挪动身子，小声咕哝了一句，医生和家人都无法理解，直到伯韦尔明白了主人的意图，走上去帮他调整了一下枕头。他最后的请求，实际上是由一名奴隶来回应的，正如在他最初的记忆中，至少传说如此，他小时候被一名奴隶带着骑枕头玩。他最后处于半昏迷的状态，喃喃自语，似乎是关于他的梦想。他又回到18世纪70年代，给安全委员会提供指导，论述坚决反对英国暴政的必要性。他于7月4日午后离开了人世，魂归美国革命早年的动荡岁月。这一时刻充满了悲伤，又带有强烈的预示性。因为美国革命的意义也是他退休在家的最后10年里一直痴迷思索的问题——他个人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以及革命对于子孙后代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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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与佳音

对某事的痴迷是无须催促的，但就杰斐逊而言，他对往事的回顾是在约翰·亚当斯的催促之下，甚至是近乎疯狂的坚持之下开始的。这两位革命元老之间恢复通信，现在回想起来，几乎是必然的。亚当斯曾极具说服力地指出：“你和我应该在死去之前相互解释清楚。”在很多年中，二人的复合看上去完全不可能，虽然现在看起来是必然的，甚至是伤感的。杰斐逊在1800年总统大选中险胜，亚当斯只得退休回到昆西。在那里生活了大约12年。卑躬屈膝，郁郁寡欢，喜怒无常，几乎无法抑制心中的愤恨，然后忍不住以亚当斯独有的风格向他的政敌们发难，杰斐逊首当其冲。“杰斐逊先生应该反思自己。”杰斐逊从总统位置上退下时，亚当斯不情愿地做了一番评论，“我不知道，退休后他如何摆脱悔恨和自责。他必须知道，因为他自己的错误或无知，他离开的那个政府比当初建立的那个有了非常大的倒退。不过，我希望他的望远镜和数学仪器能给他带来退休后的幸福。”亚当斯表达了对杰斐逊强烈的愤怒，但紧接着又试图对此加以否认。“我对他没有宿怨深仇，”他对本杰明·拉什解释道，“虽然他用地位和金钱为手段网罗了一帮恶棍与我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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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最后一点是影射共和党在亚当斯当政时发起的政治宣传攻势，主要是詹姆斯·卡伦德所写的小册子《我们的前景》对他进行无中生有的指控，实际上是杰斐逊收买和指使的。书中把亚当斯描述成一个自命不凡的（符合事实）、极端不公正的（对事实的严重曲解）、隐藏的君主主义者（与事实基本不符），是联邦党人腐败的工具（完全不符合事实）。杰斐逊曾在1804年做出努力，想与昆西的圣人恢复联络，试图通过他妻子阿比盖尔间接建立联系。但他在信中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对亚当斯匆忙任命“午夜法官”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二是宣称对卡伦德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阿比盖尔回信的口气像一头母狮，捍卫她的骄傲。她解释说，杰斐逊曾经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剩余的亲情“仍驻留在心中，即使失去尊严也未改变”。但她不再尊重和信任一个如此虚伪和自欺的人，她说自己相信因果报应。“你欣赏并善待的蛇[即卡伦德]狠狠咬了你赋予其恩惠的手。”这里指的是卡伦德对萨莉·海明斯的指控。“朋友施加的伤痛是出于忠诚。”她刻薄地评论道，随后明确说明没有必要再继续通信了。（亚当斯本人并没有看到过这些信，直到几个月以后阿比盖尔拿给他看时，他才知道。他在空白处写下一句话：“此时此地，我没有什么可以评论的。”）在此后的8年间，昆西和蒙蒂塞洛之间再没有任何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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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亚当斯在此期间专注于舔舐自己的政治伤口，杰斐逊正在遭受一系列新的政治伤痛。在杰斐逊任职总统的后期亚当斯对其做了苛刻的评价，比惯常对杰斐逊的负面评论言辞更为激烈。杰斐逊第一个任期里顺风顺水的事情到了他的第二个任期好像突然失去控制，汇成了一大堆的灾难。事实证明，他执政后期失败的根本原因跟早期的成功都是源自同一问题，即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冲突。这两个长期的竞争对手之间短暂的和平使得美国的商业在1800年到1803年间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因此，杰斐逊就能够在加勒廷的大力协助下，进行卓有成效的政治改革，偿清债务，同时削减税收。1803年，英法之间重燃战火，拿破仑决定低价出售路易斯安那地区，以减轻在北美的损失，杰斐逊和他的政府成了直接的受益者。但是1803年欧洲大陆全面战争再次上演，大西洋和加勒比海（Caribbean）的海上封锁使美国经济发展的势头急转直下。而且，由于杰斐逊致力于财政紧缩政策，美国初建的海军军舰不得不停进船坞，出海则会遭到致命打击。所以，美国的商船时常在公海被英国或法国的护卫舰围堵，杰斐逊进行斡旋的战略空间相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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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应对这些挑战的方式就是于1807年签署了《禁运法案》（Embargo Act），这基本上封闭了美国所有的对外贸易港口。关于禁运的想法最早源自麦迪逊，他说服了杰斐逊，称禁止美国的出口，英国和法国的国内市场最终会令其改变政策。这总归是一个幻想，但这十分符合杰斐逊更加强调道德判断的理念，意欲断绝与欧洲腐败的交战国之间的所有联系。其结果是一个十足的灾难，几乎毁掉了美国经济，对英国和法国的政策与经济都没有明显的影响。而要求联邦政府行使强制权力来执行禁运，这与杰斐逊的有限政府原则是相冲突的。更糟糕的是，就在国际危机不断加剧之时，杰斐逊不得不应付同样有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的国内危机。艾伦·伯尔，他的前任副总统，被发现正在密谋一个惊人的野心勃勃的计划，想要把美国西南部的主要地区分离出去，成立一个独立的单一民族国家，自立为仁爱之君。即使到今天，伯尔这一荒诞离奇的目的也是令人费解的。伯尔被捕及最终面对审判给杰斐逊制造了更多麻烦。他强烈地希望伯尔被判叛国罪，以致他愿意违背宪法的基本原则来达到这一目标。但他又一次发现此路不通，设置障碍的是联邦党人的头目，一贯呼风唤雨的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马歇尔裁定伯尔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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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说来，杰斐逊的第一个任期成就辉煌，而第二个任期则步履维艰。当《禁运法案》被国会批准之后，他宣布了自己的决定，要效法华盛顿，在1807年12月两届任期结束后选择退休。从那时起，一年多来，所有关键的决定他都听麦迪逊和加勒廷的，使得美国的政策产生摇摆，而此时，禁运困难重重，正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有一些风言风语，甚至在共和党内部也有一些声音，认为彼拉多（Pontius Pi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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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面对不讨好的工作，准备洗手不干了。一些联邦党人因此取笑杰斐逊，说这与他革命时期在担任弗吉尼亚州州长的最后几天为躲避英国士兵的追捕而仓皇出逃如出一辙。总统的职责让他心力交瘁。在麦迪逊就职的前一天，他评论道：“我即将摆脱权力的束缚，如同一个卸掉枷锁的囚犯，从来没有感觉过如此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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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结束几乎未曾中断的40余年的政治生涯时抱有这样的心态，多少显得有些尴尬和虚伪。正如他自己在第一次就职演说中预测的，没有一个人在离开总统办公室时能够获得他当初上任时那样高的声誉。因为有后见之明，现在不难看出，他在第二个任期内失败的根源在于拿破仑战争，这是不受他以及任何人的控制的。他早先做总统时的运气已经用光了。然而，后期黯淡的表现给他的整个总统任期蒙上了阴影。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他选择不把担任公职的这段历史刻在自己的墓碑上。杰斐逊任期结束的那一天，远在昆西的亚当斯给本杰明·拉什写信，称他对这个令人失望的结局心知肚明。亚当斯写道，但至少他自己下台的时候是因为选举失利，干脆利落。如果有人想给杰斐逊在总统任期结束时表达祝福，将很难找到合适的表达。“在昨晚12点，杰斐逊气数已尽，麦迪逊美梦成真了。”亚当斯给拉什开玩笑道，“请你小睡一下，在梦中想象我对杰斐逊和他的政府的教导和启迪，好吗？”最妥帖的回答当然是：“只有后人可以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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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和杰斐逊都很注重后人的评判，所以当我们读二人在暮年时期的文采斐然的通信时，或许首先应该想到，他们的信是写给对方的，也是有意识地写给我们后人看的。拉什多年来一直督促亚当斯打破昆西和蒙蒂塞洛之间的沉默，拉什说，他一直怀有的梦想是两位德高望重的元老恢复其早年的亲密关系。用拉什精辟难忘的比喻来说，那时候，两人是“美国革命的南北两极”。起初，亚当斯告诉拉什，这样的梦想对他来说就是噩梦。杰斐逊是一个神秘的“影子人”，其个性“像大江大河，静谧深邃，望不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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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坚冰在昆西逐渐地融化。亚当斯心里“对那位绅士没有怨恨或敌意”，“如果我收到他的信”一定会回复。这意味着杰斐逊不得不先写第一封信。亚当斯对此事充满戏谑之意，称他要把昆西的家改名叫“蒙蒂微洛”（Montezillo），杰斐逊豪宅的缩小版。他说自己心中充满疑惑，想大声问问拉什，最早是什么原因导致杰斐逊跟他分道扬镳的。最后，他的结论是：“杰斐逊跟我只在发型上产生了分歧。”他喜欢直发，而杰斐逊偏爱鬈发。抑或相反？亚当斯显然在和解之路上慢慢向前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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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1812年1月，他做出了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举动，写了一个简短而热情的便条，申辩说自始至终没有重大的或者历史性的机会能够促成二人的和解。“我一直把杰斐逊当成孩子看待，”他开玩笑道，“我大胆地说，在政治策略方面，我是他的导师，他整个政治生涯中表现出的良好而稳定的举止都是我教授的。”一个人怎么能对自己的弟子有怨言呢？亚当斯暗示，他们之间的分歧被他们共同的敌人，尤其是汉密尔顿，任意夸大和歪曲了。友谊能够很容易地恢复，因为友谊从未真正失去。“这就好比一名水手，在25年分别之后遇到当年情同手足的水手兄弟，”亚当斯打趣说，“走上前跟他搭讪，这些年过得咋样，杰克？”所有这些半真半假的玩笑和善意而理性的解释帮助亚当斯回避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主动伸出了手，以期弥补他们之间巨大的个人及政治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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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14年中，他们互相写了158封信，创造了许多历史学家公认的美国历史上所有著名政治家之间的通信之最。现代读者从这些信件中能够体会到的是伤感的语气，显露在外的宁静与安详，是柏拉图笔下的“哲人王”在美国的两个化身。两人对所有永恒的主题都深思熟虑，并进行深入的交流，常常像两名早慧的小学生，一定要比试个高下，看看谁更雄辩。“我的性格是乐观向上的，”杰斐逊在1816年写道，“我满怀希望驾着我的小船，在船头掌舵，将恐惧留在船尾。”亚当斯以同样的方式回应：“我很欣赏你的领航技能，想和你一起航行，无论是在你的船上还是在我这艘和你并驾齐驱的船上。让希望的旗帜在船头猎猎飘扬，恐惧的小妖精在船尾悄无声息。”另外，两人都表达了对西塞罗式生活的向往。“但老年人的喋喋不休会将我引向何处？”杰斐逊反问道，“引向政治吗？我已经彻底离开……我已经放弃了读报，而是读塔西佗（Tacitus）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牛顿（Newton）和欧几里得（Euclid）。我觉得自己更加快乐了。”亚当斯在答复中显示了自己的文学功力：“在生活中这段低迷的时期，我读过修昔底德和塔西佗，他们的写作风格优雅、深刻、迷人，让我不免产生了厌倦。”他开玩笑地接着说：“我的‘有学问的絮叨’足以回应你的‘老年人的喋喋不休’。”然后他模仿杰斐逊的文风总结了自己的观点：“无论一位脾气暴躁的元老说些什么，我从来没有一天可以说我没有感觉到快乐，或者我感觉到的更多是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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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给对方写信，都怀着相似的热情和兴致，同时都谨慎机敏地选择了一些比较安全的话题：衰老的过程、美女与基督教的腐败、在总统任期内给他们带来麻烦的离奇甚至疯狂的人物（亚当斯称，在他担任总统时，每当有自称先知的人要求他接见时，他就让他们事先创造一些奇迹，从而避免这些浪费时间的会面）、值得重读的书、一种美洲土著语言的惊人的发展变化。杰斐逊非常坦率地指出，应当让诸如“belittle”（贬低）和“neologism”（新词）这样的新词语进入语言。“词典只不过是通过使用而变得合法化的词语的仓库。”他评论道，日常会话“是新词语获得详尽阐述的工作坊”。亚当斯表示完全同意，认为他们应该再度联手，反对英国暴政，这一次是批驳英国对语言的专横控制。“我们不再受约翰逊的词典的束缚，”亚当斯指出，“正如不再受……英国教会法的约束一样。”

亚当斯承认，对词语的研究是杰斐逊的专长。（他经常告诉朋友们，他之所以让年轻的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这是重要原因之一。）亚当斯在1821年写道：“我们很快会被标记成‘消失了的世界的荣耀’（Sic transit Gloriola）。”1776年那一代人目前还活着的越来越少了，对此杰斐逊表示同意，接着指出，西塞罗本人曾使用过“Gloriola”一词，意思是“些许的荣耀”，能够用它来恰如其分地描述他跟亚当斯以及同时代人的功绩。“因为你是最年轻的，体力充沛，心思活跃。”亚当斯预言，杰斐逊将会成为革命一代最后一个留在世上的人。就像夜晚一家人当中最后一个睡觉的人，杰斐逊有责任把壁炉里的火熄掉，“并把燃烧过的灰烬从煤炭里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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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革命先驱以通信的形式进行的经典对话在1823年促成了情感的深化。在刚退休的几年中，亚当斯写了好几封信，谴责杰斐逊表里不一，口是心非，批评他执政期间的政策。其中有几封未经他允许在1823年被刊登在报纸上了，亚当斯非常尴尬，担心这会破坏他们刚刚重新恢复的友谊。但杰斐逊对这一情况的处理显得十分有气量。“请相信，我亲爱的先生，”他写道，“现在，任何在年龄、价值和智慧的枕头上撒上蒺藜，在已有近半个世纪友情的朋友之间播种莠草的行为，对我都不会产生丝毫的影响。恳求你不要让心境受到毒害其平静的邪恶企图所打扰，请求您把它扔在一边……”亚当斯大喜过望，执意要把杰斐逊的信在早餐桌上大声地读给他的家人听。这是“有史以来最完美的信……我期望能收到这样一封信，而我手中这封信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在回信中的末尾是典型的亚当斯风格的犀利言辞：“易怒和焦躁的政客们……不值得一提，更不必放在心上……向您致以最真诚、最热烈的敬意。”然后署名是“J. A.，时年89岁，仍然太胖，难以活得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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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即使两个人都考虑后人的评价而故作姿态，有一幅经典的画像还是非常真实的。画像把亚当斯和杰斐逊描绘为重归于好的先贤，两人以美国开国元勋的独特身份倾心交谈，然后穿越时空，向我们讲述那段不平凡的岁月。（在美国历史上所有卸任的总统中，至少我们很难找到有人能在文笔和思想上与之媲美，在这一点上我们有理由讥讽和嘲笑。）而另一幅画则包含了更多的事实，对于了解杰斐逊最后几年的心态尤为重要。在这幅画中，杰斐逊笔直地站着，身体挺拔，两臂习惯性地交叉在胸前，亚当斯则是在他面前轻快地来回踱步，以他惯常的风格在滔滔不绝地说着，还不时停下来，抓住杰斐逊的衣服翻领，表达他有争议的和充满活力的观点。在两位元老之间还有很多未竟之事。亚当斯认为他们不应该还没有相互解释就撒手归西，他决心认真对待此事，显然也付诸了实施。亚当斯也许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人，能以咄咄逼人之势挑战杰斐逊最为珍视的关于美国革命真正意义的信念。

杰斐逊愿意把对亚当斯的感情一分为二。一方面，对亚当斯无比欣赏，认为他是一个智慧而勇敢的人，有着完美无缺的品格，是推动美国革命的“兄弟连”之一；另一方面，对亚当斯所代表的政治思想持有异议。正如他对拉什所说的，他一直高度评价亚当斯的品格，“唯一的例外是他的政治观点”。但是，鉴于亚当斯的政治观点和个性特征是紧密联系的，这就有点像是说，一个人总是忠实地聆听教皇的教诲，当教皇论及信仰和道德问题时例外。此外，亚当斯对于杰斐逊有一种心理优势，表现在他的年龄更大，而且在他们共同从事的事业中他总是能领先一步：在18世纪70年代的大陆会议以及80年代的欧洲，他的职位均高于杰斐逊，90年代他先于杰斐逊做了副总统，然后是总统。虽然亚当斯把杰斐逊称作其年轻的弟子是在开玩笑，但至少这个笑谈是有事实基础的。因此，杰斐逊对亚当斯恭敬有加，正如他的门徒麦迪逊、门罗、加勒廷对他言听计从一样。此外，其他联邦党人的领导者，主要是汉密尔顿和马歇尔，是纯粹的敌人。在杰斐逊的心里有一条道德红线，将光明的力量和黑暗的力量区分开来，这些人自然处于最黑暗的那一端。亚当斯似乎是在光明和黑暗的分界点上摇摆，事实上，他否认有这样一条线存在。很难把他完全归属于杰斐逊所划定的任何类别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亚当斯有着近乎疯狂的奔放热烈的写作风格，与他讲话信口开河的特点形成完美的对应。他说话时，从一个想法会莫名其妙地快速跳跃到另一个想法；使用谨慎和婉转的语言和避免敏感话题的交际策略，对于他来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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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二人对《独立宣言》的回忆是他们争执不下的焦点，同时也可以看出他们如何通过讲述革命故事来提高各自的声誉。当《独立宣言》于1776年首次发表，并向世界发布时，只有大陆会议的与会代表知道杰斐逊是主要撰稿人。到了18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杰斐逊在巴黎，《独立宣言》的文字和哪一个人之间有什么联系还没有受到公众的关注。不过，在随后的几年里，因为7月4日成为庆祝国家独立的纪念日，杰斐逊与《独立宣言》的关联得到明确的认可，《独立宣言》被戴上神圣的光环，他也随之声名鹊起。1817年的春天，麦迪逊作为总统的最后一次公开活动是挑选由约翰·特朗布尔创作的四幅画挂在国会大厦的圆形大厅，大厦在1812年战争期间被英军烧毁，正在修复之中。选择的第一幅画描绘的是杰斐逊将《独立宣言》的初稿交给大陆会议主席，亚当斯及起草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处在画面的背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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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对这一场景的象征意义颇有微词，我们能够体会到亚当斯那颗愤愤不平的心。例如，1819年，一份文件在北卡罗来纳州梅克伦堡县（Mecklenburg County）浮出水面，称是写于1775年3月，在《独立宣言》公布一年多之前，其中的文字与这个神圣文本的语言有着惊人的相似。言外之意很明确：如果该文件属实，这份《梅克伦堡决议》（Mecklenburg Resolves）给杰斐逊所声称的独创性蒙上了一层阴影。亚当斯幸灾乐祸地问杰斐逊，他是否知道这个惊人的发现。杰斐逊立即做出回应，意思是《梅克伦堡决议》几乎可以肯定是伪造的，并且他以前从未在任何场合见到过。虽然亚当斯回信给杰斐逊说，他愿意相信杰斐逊的话，但他对其他朋友所说的正好与此相反。“如果《梅克伦堡决议》和杰斐逊先生的《独立宣言》不是一个源自另一个的话，我会立刻相信一打的绣球花在我眼前开放是纯属巧合的事儿。”这是他的风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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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总的来说，亚当斯并不愿意质疑杰斐逊创作《独立宣言》的真实性，也不否认起草过程以及《独立宣言》本身的重要性。亚当斯自己的说法先是出现在他的自传中，随后又在给询问此事的人回信中进行了说明。他说，起草委员会任命他跟杰斐逊二人成立分委员会，由他做主席。然后，他把动笔写作的差事交给了杰斐逊。当杰斐逊听到这一说法时，立即意识到亚当斯试图窃取写作这些充满魅力的文字的一部分功劳和荣誉（突出自己在特朗布尔画作中的地位，如果你愿意这样想的话）。他很快进行了礼貌但坚定的反驳：“亚当斯先生的记忆让他犯了一个毋庸置疑的错误。在他88岁的时候，国家独立47年之后，这实在不是美妙的事情。我80岁，也算有点优势，不应该斗胆依据我的记忆去纠正他的说法，也不需要用我当时现场所记的笔记去证明。”杰斐逊的自传里记载了他当时的笔记，表明他和亚当斯在起草过程开始之前确实一起商讨过，但那时的商讨“被错记成了分委员会的行为”。在创作《独立宣言》的时候，并没有任何合作关系，甚至也没有什么分委员会。杰斐逊想尽办法否认《独立宣言》在原创性方面有任何虚假和伪装。正如麦迪逊简明扼要地指出的，杰斐逊的目的是“坚称不是去发现真理，而是要把它们作为革命行动的基础”。杰斐逊坚持说，在付诸行动的时候，他是独自奋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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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一下，历史上这种耍手段的事情看上去是微不足道的，但生动地说明了两人都完全认识到了《独立宣言》重要的象征性意义，甚至一生中都未改变，因而，两人在美国万神殿中的地位有赖于他们对《独立宣言》创作的参与程度。这一事实比其他任何事情都让亚当斯感到愤怒和不满。“还有什么能像杰斐逊撰写《独立宣言》一样充满戏剧性，情节跌宕突变呢？”他问拉什。他很坦率地告诉杰斐逊，《独立宣言》的重要意义是被过分高估了；它只不过“像孩子玩的弹子游戏或图钉……只是衣服和装饰品，而不是身体、灵魂和实质”。他称，大陆会议的代表们认为《独立宣言》的语言不过是较有说服力的政治宣传而已。这仅仅是“正戏中穿插表演的小节目”，而后代人却把它看成一件大事。结果，“杰斐逊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舞台效果……以及全部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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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美国革命的真实故事是什么呢？两人一致认为，那可能会与他们一起进入坟墓，永远不会出现在历史书中。亚当斯指出，一些毫无根据的说法经过大肆传播，已经窜改了真实的情况，不少记录和回忆录虚构了革命领袖在走廊里或者秘密会议上所说的话。对此，他和杰斐逊可以证明。杰斐逊表示同意，认为只有“表面上的事实”才会被写进历史书，而“活生生的历史应该永远不会为人所知”。但是，在亚当斯讲述的真实故事中，革命到达高潮的时刻不是1776年7月4日，决定性的文件也不是《独立宣言》。当时，已经是战火熊熊，硝烟四起了。大陆会议大多数代表都把《独立宣言》当作一个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所做的形式上的认可；其主要的实际价值，除了用抒情的语言把一个既成事实加以公布之外，便是为了争取与法国组成战时联盟，所有的革命领袖都认识到与法国结盟在那时是最为紧迫的问题。杰斐逊的《独立宣言》就像暴风雨中的惊雷，发出了巨大的声响，但在此之前，闪电已经划破了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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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亚当斯来说，革命的高潮是在1776年5月15日，大陆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各州制定新的宪法，而这项决议正是亚当斯提出来的。在亚当斯看来，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行动，原因有三：第一，这个决议要求各州成立单独的、独立的政府；第二，该决议规定，每个州都要召开一个代表会议，制定自己的宪法，以便体现人民主权原则，即“人民是一切权力的来源”的神圣理念；第三，这意味着美国革命是对新形式的政治制度的一个负责的积极的承诺，而不仅仅是一个不负责的消极的脱离英国统治的主张。这是亚当斯版本最突出的一点。在亚当斯眼中，只有少数人，或许只有杰斐逊一个人，真正认为《独立宣言》中有关自然权利部分的论述是一次全新的、彻底的突破，跟先前积累的政治智慧毫无关联。而另一方面，在杰斐逊看来，如果亚当斯是对的，美国革命就根本不是一次真正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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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巨大的分歧显示出亚当斯与杰斐逊在通信中潜在的紧张关系。他们并没有完全开诚布公地自由交流意见，因为两人谁都不愿意给今后的和解设置障碍。两人通过书信进行的对话中充斥的外交辞令，实际上让这两位美国革命的元老实现亚当斯的诺言，即在临死之前充分交流的想法，变得不可能。事实上，如果杰斐逊坚持自己的方式，那些敏感的话题将会被完全避免，部分原因是他厌恶冲突，而亚当斯对此却津津乐道，还有部分原因是他对亚当斯的感情比澄清任何政治分歧更加重要。这样一来，他们的通信就像那些高级别的外交声明，政策研究专家需要研读其心照不宣的沉默和耐人寻味的意义。对话的核心互动往往遵循这样一个情节模式：杰斐逊会在不经意间提出一个有争议的话题，立即触发了亚当斯的一轮言辞激烈的评述，瞬间会凸显他们意识形态上的差异；然后交流又会回到田园诗般的模式。

其实这样的情节是由“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个术语引发的。这是刚出现的新词之一，两人都认为应该努力争取让这个词进入英语的词汇系统。杰斐逊在1816年首次使用了这个词，是借鉴了法国哲学家德斯蒂·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的著作，特拉西提出的这个概念在法国广为人知。“这是什么意思？”亚当斯问道，“我很喜欢这个词，是基于‘对我们无法理解的任何事情充满喜悦’这一普遍原则。这是‘白痴’（idiotism）的意思吗？是关于心智不健全的科学吗？或者是关于精神失常的科学吗？”亚当斯罗列了许多荒唐可笑的定义，同时嘲弄地建议，因为这明显是那些杰斐逊想要“走私”到美国语言中的法语单词之一，所以应有义务缴纳关税。但在这滑稽可笑的掩饰之下，亚当斯把一个非常严肃的观点“走私”到他自己跟杰斐逊的对话中，即杰斐逊政治思想的风格“要归功于‘意识形态’这个词的发明”，因为杰斐逊抱有一系列有趣的理想，如相信人的完善和社会平等，错误地认为这些理想存在于他的脑袋里，因而就能在现实世界中得以实现。这是法国人思考政治的方式，一个先验的、隐形乌托邦的思维习惯。亚当斯回忆说，他和杰斐逊在革命前的巴黎，跟拉法耶特、杜尔哥（Turgot）和孔多塞谈话时就碰到过这个词。这是一种理性传统，亚当斯将其描述为“愚蠢的学派”，认为这种思想系统地将可以想象出来的东西跟实际的、合理的东西混为一谈。他认为，杰斐逊自己怀有美好的梦想，同时谴责那些批评他天真幼稚的人，把他们作为阻碍最终实现目标的敌人，而事实是，他们只是批评了他梦想中不切实际的特点。亚当斯本质上是在指责杰斐逊的这一做法。这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对理想主义者的经典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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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激烈的冲突发生在1816年，杰斐逊试图表达一个显然无害的观点，即一个人不应该沉溺于悲伤之中。他反问道：“悲伤对人类经济生活有什么用呢？对公益事业有何好处呢？……”亚当斯情绪激动，发表了一系列慷慨激昂的演说来阐释“悲伤的用处”，在这一主题上，他自称是美国最顶尖的专家之一。悲伤，在他看来，是一个重要的人类情感，能够“加深理解，慰藉心灵”。悲伤之于人类的成就好比棘刺之于玫瑰。难道杰斐逊从未留意过所有历史伟人的画像或雕像，他们都是眉头紧锁，面带忧伤？杰斐逊打出白旗，表示妥协：“对于悲伤的用处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你已穷尽了这个主题。”但亚当斯才刚刚开始。除了各种“悲伤的用处”，还有更多“悲伤的滥用”，包括汉密尔顿滥用华盛顿的声望，以获得对他银行方案的支持。这一点，杰斐逊自然是赞同的。悲伤，原来竟是一个复杂多面、丰富绚丽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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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试图反击亚当斯的狂轰滥炸，提出一个精明的论据，既然悲伤的用处与滥用似乎数量相当，那么或许它们可以相互抵消，因而讨论这个主题就变得多余了。亚当斯当然不可能同意了。研究人类的情感是政治家最大的责任，亚当斯称：“我们的激情……拥有如此多的形而上学的精巧，如此多的不可抗拒的雄辩，它们一步步潜入理智和良心，把二者都转化为它们的同伴……”亚当斯承认，杰斐逊对人类理性终将战胜偏见和迷信的坚定信念是一个令人钦佩的希望。但就他本人而言，而且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显示，“看起来人的理性和人的良知，尽管我相信它们的存在，是远远比不上人的激情、人的想象和人的热忱的”。这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的经典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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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他们整个的通信过程中，有一个对政治原则最持久、最直接的讨论。杰斐逊偶然地提及这个话题，在他看来，是用熟悉和惯常的语句表达了对政党的看法。

当下对美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政党那时已经存在了。是人民的力量还是贵族的力量起主导作用，这个问题让古希腊和古罗马城邦一直处于动荡之中；现在，暴君不能钳制大家的思想和话语，人们对这些问题可以各执己见。对我来说，自从政府成立以来到现在，就一直存在着……党派差异……每个人都需要选择他是站在多数人一边，还是支持少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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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很快意识到，他已经滑进了最危险的政治领域。在杰斐逊的理念中，政治发展史就是仁慈的大多数与专制残暴的精英特权阶层之间的道德冲突。相应的，亚当斯和联邦党人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充当少数特权阶层自甘堕落的维护者，挑战美国大多数人的意志。显然，这样的说法亚当斯难以接受，感到十分不快。

亚当斯这个争强好斗的昆西圣人预感到这是一个布满地雷的禁区，需要格外小心。他的第一反应是寻找一个安全的庇护所。“的确如此。”他在给杰斐逊的回信中写道。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的区别跟“亚里士多德一样古老”，这也是为什么他说政治不像其他科学，“与三千年或者四千年前相比，并没有得到更好的理解和更好的实践”的一个原因。如果杰斐逊的意思是美国革命让这个年轻的国家实现洛克的人民主权原则，即所有的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那么他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这里，亚当斯开始引爆埋藏在他们友谊之下的炸药，仁慈的大多数和恶毒的精英这种简单的二分法更适宜看作夸饰的说法，而不能作为对政治现实的描述。危险可能来自几个方向，既可能来自大多数人，也可能来自少数人。“我的政治信条中最根本的一条，”亚当斯轻蔑地宣布，“是说专制主义或没有限制的权力或绝对权力与议会中的大多数、贵族律师、寡头政治集团以及皇帝具有相同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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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交流可能产生的影响对于他们的友谊太具威胁性，因为两人很难在信中继续这样的讨论，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亚当斯将对话引向一个附属的问题——贵族的特点。他回忆说，当他们一起在巴黎时，杰斐逊曾敦促他写一写这方面的内容。亚当斯说他“从那以后就一直写这个主题”，唯一的问题是：“我总是那么不走运，没有人能够理解我的话。”亚当斯的核心立场是精英们一直是而且始终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为什么呢？因为“心智和身体的不平等是全能的上帝在创造人本性时就确定的，没有什么技术或政策能够让它们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亚当斯继续对社会平等的错觉发表长篇大论，言辞激烈，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从来不认为用推理和诡辩术证明《亚他拿修信经》（Athanasian Creed
）
[2]

或化质说（Transubstan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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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比努力证明人类自然平等（Natural Equality of Mankind）更加荒谬和粗俗。”这样，亚当斯就侵犯了杰斐逊最珍视的领地，本质上是将杰斐逊的人类平等的理想看作充满诱惑的错觉和谬见，这种错觉把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即“意识形态”）同混乱不堪、缺乏吸引力的社会现实混为一谈，是非常有害的。实际上，他指责杰斐逊净说美国人想听到的话，而给他留下更为艰巨的任务，就是告诉他们需要知道的残酷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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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认识到，两人的书信联络已经涉及他跟亚当斯观点迥异的话题之一。他承认：“我们都老了，经过长期探究和反思形成的观点很难改变了。”尽管如此，他试图做出两个旨在保留面子的区分，以避免两人的交流陷入僵局。首先，他指出，亚当斯关于贵族权力的观点在欧洲是合适的，那里的封建特权、家庭关系和更有限的经济机会创造了维持阶级差别的条件。而在美国，废除了长子继承权和限定继承权，广袤的大陆有待开发，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来耕种土地”，因此这里不会出现长久的精英群体。其次，杰斐逊在道德和才能的基础上，区分了天然的贵族和伪贵族，后者“是基于财富和出身的，既无美德亦无才能”。他认为，亚当斯对贵族的责难，真的是对伪贵族发出的警告，杰斐逊表示同意，认为伪贵族是“在政府中有恶意的一部分人，应采取措施防止其占据上风”。有了完善的法律和美国广袤的土地，有理由相信“等级、出身和俗丽的贵族阶层最终将变得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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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对此不以为然。“你对天然贵族和伪贵族的区分，”他坚持道，“在我看来是站不住脚的。”人们或许能在理论上区分财富和才能，或想象出一个二者无须相互依存的理想世界（还是“意识形态”），但在现实世界中，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杰斐逊的理论分析是无法解释清楚的。亚当斯对于杰斐逊的无阶级的美国社会的愿景也持批评态度。“没有什么故事能比这更有趣。”他斥责道，美国开放的环境只会导致更大规模的贫富差异和财富积累的不平等，除非政府介入，把财富进行重新分配。除非有人相信，人的本性在从欧洲到美洲的移民过程中产生了变化，“少数人”所拥有的不相称的权力也会困扰美国的政治生活。杰斐逊社会平等的理想，简言之，是一个幻觉，如果假装这是现实并保持这样的幻觉，那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这又成了一个经典的观点交锋，的确是在他们的通信中最直白的政治辩论，尽管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标签对此加以概括。（用“自由与保守的对立”也不能完全准确地表达。）也许我们可以称之为浪漫的乐观主义者和开明的悲观主义者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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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拉什曾提到亚当斯和杰斐逊是“美国革命的南北两极”时，他可能只是单纯地从地理位置上来说的。但是，新英格兰的亚当斯跟弗吉尼亚的杰斐逊之间的对话显示，拉什的比喻有更广泛的影响。透过田园牧歌的浪漫和略显造作的客套寒暄，美国的这两位圣贤、年长的革命者表达并交流了各自的观点，他们对于美国革命作为一个政治运动究竟意味着什么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在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杰斐逊曾认为“1776年精神”和“纯粹共和主义”原则明确清晰地表达了与过去的彻底决裂，与对个人自由强加不必要限制的所有传统的政治组织形式的决裂。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联邦党人是叛徒，背叛了这些不言而喻的原则，转而支持建立一个高压的联邦政府，恢复的那些行政机制恰恰是革命当初要去除的。亚当斯作为美国革命的推动者和领导者，其功绩不可否认。他坚称这个版本的故事与他记忆中的不符，事实上他的意思是说杰斐逊的理解强调与过去的彻底决裂，充满反政府的意识。

从象征意义和心理层面上看，杰斐逊与亚当斯14年的通信交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杰斐逊发现不可能不去理会他性情暴躁的老同事。尽管他厌恶冲突，他允许亚当斯把他拖入一个全面的争论，而这等于竖立了一座文学的纪念碑，以纪念他们所热爱的革命，革命是一个复杂的事件，具有多重意义。众所周知，他们观点迥异，却又是相互吸引。或者，如果把美国革命比作一首国歌，他们两人就是国歌的歌词和曲调。白手起家的新英格兰农民和鞋匠坚持认为无论是个人自由还是社会平等都不是革命一代的目标，而来自弗吉尼亚的继承了大片种植园和奴隶的贵族却坚持二者都是奋斗目标。这的确充满讽刺意味。杰斐逊开始有了创建弗吉尼亚大学的想法，要把它作为职业生涯的顶峰和他精神遗产的纪念碑。与此同时，在不经意间，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跟亚当斯持续的书信辩论为美国革命竖立了最高的一座文学纪念碑，显示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激情碰撞。

杰斐逊给亚当斯写完最后一封信之后便一病不起。他在信中问道，他的孙子，与他同名，叫托马斯·杰斐逊·伦道夫[Thomas Jefferson Randolph，或者叫“杰菲”（Jeffy）]，是否可以在波士顿停留期间去拜访昆西的圣人。“像其他年轻人一样，”杰斐逊解释说，“他希望能在晚年的冬夜，给身边的人讲述在那个英雄时代他听到的和学到的东西……特别是他有幸见到的阿尔戈英雄们（Argona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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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辉煌业绩。”像神话中的诸神定格成经典的姿势，杰斐逊和亚当斯已经成为年青一代心中活着的雕像。他们的通信传诸后世的是二人共同为之奋斗的美国革命所体现出的活力和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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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如果他们的通信有点像一幅摆好姿势的画像，也不会是关于美国革命的静物画，因为亚当斯是无法安稳地坐着或者闭口不言的。需要指出的是，两人多年以来一直在摆出各种姿势，塑造自己的形象。像革命一代的所有主要成员一样，亚当斯和杰斐逊很早就意识到自己开国元勋的身份，将会在历史书中占据重要的位置。（的确，亚当斯早已开始制作1776年写的所有信件的副本，杰斐逊从1782年以后一直保留着他大部分的信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曾经说过，一个新兴帝国的政治领导人的表现同人们实际期待的一样好，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仅有两例：一是恺撒·奥古斯都（Caesar Augustus，即屋大维）统治下的罗马，第二个就是美国的革命时代。虽然历史学家已经提供了多种解释，以说明美利坚共和国刚刚建立的时候领导层非凡的表现——的确不同寻常——他们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感受到后人所寄予的厚望，因而提高了做任何事情的标准和期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都参与了他们的成就，因为我们是他们所做的一切的最终评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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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杰斐逊一直把后人的评判这件事放在心上，大约在1816年，他对历史将会如何评价他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这个明显的转变很显然是年龄的缘故。无论他想对将来的历史记录做什么样的修改和补充，都无法等待太久了，因为他在世上的时间不多了。跟亚当斯的通信迫使他与一个可爱的对手互动交流，可能也促使了他回顾自己走过的历程。另外，1816年，他被卷入关于帕特里克·亨利传记的辩论。传记是威廉·沃特（William Wirt）所写，受到广泛的关注。关于亨利夸张、做作的风格源自何处，沃特曾咨询过杰斐逊。“你给予他们的光环已经足够了，与他们自己可能要求的一样多。”杰斐逊告诉沃特，以外交辞令般委婉的方式表达了他长期一直持有的观点，即亨利是被大大地高估了。杰斐逊仅提出一处需要修改的地方，是在沃特描述亨利读书的一段话里。“在这一段里，他潜心地研究和学习，”杰斐逊小心翼翼地评论道，跟“与本书后面对他懒散形象的塑造”不一致。作为对他鄙视亨利这一明显的事实的补救措施，杰斐逊默许别人在出版的书中引用他的一句话，大意是亨利在18世纪60年代鼓动大家反对英国的政策，值得称赞。杰斐逊说：“亨利先生自然是推动革命之球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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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明显无害的言论引起了几个新英格兰人的强烈不满，包括时刻处于戒备状态的亚当斯。他把颂扬亨利对美国独立所做的贡献解读为一个狡猾的阴谋，目的是使弗吉尼亚而不是马萨诸塞成为革命的真正战场。杰斐逊对新英格兰如此猛烈的反击表示惊讶。他最不愿意去声援亨利，鼓吹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关于谁是第一个的争论愚不可及，就像是问“谁发现了万有引力”。但辩论没完没了——亚当斯受到了启发，提出马萨诸塞州的詹姆斯·奥蒂斯（James Otis）应该排在亨利之前，在“美国革命第一人”的竞争中居于首位——直到最后杰斐逊做出了让步。他“从未想过要攫取马萨诸塞的名誉。马萨诸塞在初期的抗争中敏锐果敢，不屈不挠”。他甚至愿意把“国家独立的摇篮”这一称号让给马萨诸塞。不过他觉得有必要补充一点，对于革命的原则，“我们中有些人认为，马萨诸塞偏离了方向”，尽管“我们对它的回归仍旧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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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宁愿避免针对一些具体事件或人物的琐细的争论，当辩论的主题是《独立宣言》时除外；若是涉及《独立宣言》，他时刻准备捍卫自己的版本，避免被人窃取。他把它视为取之不尽的历史宝藏。把更宏大的故事传给后人，讲述美国革命的意义，这是他主要关心的事情。1817年麦迪逊从总统位置上退了下来，杰斐逊希望他的政治斗争中的老搭档能倾注精力，编写一部杰斐逊眼中的美国历史。他敦促麦迪逊，“好好利用你的退休时光，做一件我们都希望看到它取得成功的事情……”他许诺将提供他所有的私人信件和笔记，“完全供你支配”。在18世纪90年代的党派斗争中，杰斐逊让麦迪逊冲锋在前；考虑到他的声望以及个性特征，杰斐逊自己处于幕后，远离喧嚣。但是这一次，麦迪逊以自己健康状况欠佳和极度疲劳为理由，拒绝了他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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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杰斐逊看来，这几乎完全将话语权交到了敌人手中。众所周知，汉密尔顿的儿子已经在给他的父亲写传记了。杰斐逊警告说，这肯定进一步加深“最狂热的联邦主义者的积怨”。而还有一个智慧的宝藏储存在昆西，与杰斐逊无关。“亚当斯的文章和他的传记，”杰斐逊担忧地说道，“将传给他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他文笔犀利……他心存偏见，对我们不利。”原先的道德二分法再一次占据了杰斐逊的想象：辉格党与托利党；共和党人与联邦党人；“纯粹共和主义”与腐败堕落的江湖骗子。虽然赢得了人生当中所有的重大斗争，杰斐逊担心他和他的政治弟子们去世之后，在争取子孙后代的这一决定性战争中将遭遇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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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主要的叛徒已经让历史记录充满了谎言，在杰斐逊看来，美国独立战争的真实故事已经被窜改得面目全非了。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杰斐逊的死对头，诡计多端的约翰·马歇尔，他担任首席大法官时，在1804年到1807年之间出版了一部五卷本的乔治·华盛顿的传记。亚当斯与马歇尔同为联邦党人，本来应该赞赏马歇尔对历史的阐释，而他却把这一庞大的工作描述成“一座陵墓，有着100平方英尺（约9平方米）的地基，200英尺（约61米）高”，并预言它会“跟华盛顿慈善协会那样持久”；换句话说，它会由于冗长乏味的文字而湮没无闻。但杰斐逊相信，马歇尔写的华盛顿传是以华盛顿本人的信件为依据的，再加上马歇尔在司法界享有正派严谨的声望，将很有可能成为描述那个时代的官方历史。杰斐逊认为，马歇尔讲述的故事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谎言。最让人反感的第五卷是这样总结的：

大陆被分成两大政党，其中一个政党期望美利坚成为一个国家，并且不断地努力争取赋予联邦首脑足够的权力，以维护整个联邦。另一个政党依附于州政权，对国会的所有权力都充满妒忌，十分勉强地同意采取措施授权首脑在任何方面都可以独自行动，不必与其他成员商量。心胸宽广、思想开明的人……通常会加入前一个政党。

马歇尔关于宪法的主张认为，18世纪90年代的政治联盟是1787年至1788年的宪法法案的不同观点相互冲突的产物。但对于杰斐逊来说，核心的分歧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不是宪法思想上的。18世纪70年代是开创性的10年，确立了真正的信仰，而到了90年代，信仰遭到背叛。正如他所说，真正的分歧不是联邦与州之间关系问题上的分歧，而是“君主制倾向与共和制倾向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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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不情愿地把自己的退休生活耗费在反击马歇尔所述的历史上，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杰斐逊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一任务。1818年，他决定把任国务卿期间的一些私人信件、笔记和备忘录编辑一下，装订成三大卷，等他去世以后出版，留下一个档案线索，以期后世的历史学家能够正本清源，不致被马歇尔大肆宣扬的谎言引入歧途。杰斐逊文献的当代编辑建议，我们把这些文件叫作“杰斐逊文集”（Jeffersoniana），而不用早先的编辑使用的“闲话录”（Anas），这是个拉丁文中的词，意为逸事、闲谈、流言的合集。不管我们叫它什么名字，那些编辑过的笔记，杰斐逊在1818年回忆说，大多是“写在从口袋里随手掏出来的破纸片上的……因此常常是经过揉搓、皱皱巴巴的，随意涂抹，字迹潦草”。他故意保持原样，令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历史的真实记录；这些都是在走廊上及密室里从事的内幕讨论和私密谈话，正是在这些场合才会做出真正的决定，产生真正的论点，行使真正的权力。杰斐逊的目的很明确，是要表明马歇尔对华盛顿政府的记述仅仅是一个官方版本，它从未透过表面的政治现象去挖掘更加纷繁复杂的真理。杰斐逊在档案文件中植入了他亲手制作的“炸弹”，计划在他死后引爆，以揭露马歇尔所述的历史实质上是联邦党人的无稽之谈。他的“闲话录”或“杰斐逊文集”可以被理解为20世纪诸如《五角大楼文件》（The
Pentagon Papers
）等真相曝光事件的早期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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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所讲的故事富有戏剧性，充满耸人听闻的情节，由一系列的阴谋诡计所推动，阴谋家、同谋者、腐败的纵容者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希望后人把这作为他对美国革命历史的最终阐释。他自己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天真的美国人的角色，因为长期在法国生活，回来一切都不一样了。在1790年回到纽约时，他发现自己一直珍视的共和主义原则实际上已经被大多数华盛顿政府的官员所抛弃。他回来后不久参加的几乎所有的晚宴上，谈话的主题都指向了君主制，君主制的恢复如何成为保证政治稳定的唯一希望，以及如何说服华盛顿接受黄袍加身。当杰斐逊试图强调要沿着1776年革命设计的轨迹，建设一个没有国王的共和制政府时，他称“几乎找不到……一个共同拥护这一主张的人……只有国会的一些老议员恰好在场”。原先的“兄弟连”已经被隐秘的保皇党团伙所取代。汉密尔顿是铁杆君主主义者，事实上，他“不仅是一个君主主义者，而且拥护以腐败为根基的君主制度”。即便是亚当斯，1776年革命的老兵“已经被崇尚君主制的联邦党人所掌控”，他们利用他臭名昭著的虚荣心和政治野心，推举他做“掩护性候选人”（stalking horse），实为汉密尔顿团伙开路。这一切都证据确凿，包括各种逸事、私人谈话的传闻，还有可信的闲聊。据一位内阁成员说，他亲耳听到汉密尔顿和他的亲信在品波尔多葡萄酒和抽雪茄的时候嘀嘀咕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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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对历史的阴谋论解读称，华盛顿本人对其中的政治阴谋并不知情，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因为华盛顿是联邦党人当之无愧的领袖，而且内阁其他所有成员意欲将其推上国王宝座，行加冕大礼。杰斐逊的应对办法是暗示华盛顿对发生在他身边的事情并未留意。他从未对华盛顿过度崇敬和阿谀奉承过。“他的头脑是伟大的，充满力量，”杰斐逊评论道，“但不属于最杰出的那一类人。”他的口才“并不超常”，在很多公共场合“当他被要求即兴发表见解时，显得十分局促，讷口少言，面带尴尬”。实际上，他是一个实干型的人，并没有太多深刻的思想。这使他很容易被阴险狡诈、诡计多端的汉密尔顿这样的阴谋家所蒙蔽。杰斐逊论及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详细叙述了跟华盛顿的多次私人会晤。在这些交谈中，华盛顿与杰斐逊的看法完全一致，认为有必要建立“纯粹的共和制”。即使在那些臭名昭著的总统招待会上，传言华盛顿的举止俨然像美国的国王，这也是具有误导性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华盛顿的私人秘书曾告诉总检察长，后者又告诉了麦迪逊，麦迪逊再传话给杰斐逊，说华盛顿鄙视这些把他弄得像国王一般的场合。不论马歇尔冠冕堂皇、添油加醋的传记是如何说的，华盛顿内心深处的观点是与杰斐逊完全一致的。这是一个相当特别的发现，是修正主义的历史中一段令人吃惊的片段。但关于华盛顿这位美国最伟大的英雄，最基本的事实是他真心诚意地赞同共和党人的观点，并没有受到联邦党人的蛊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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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认为杰斐逊是试图把华盛顿从联邦党人那里争取过来，甚至让华盛顿成为杰斐逊主义者，委婉说来，这在美国政治史上是令人生疑的。不管怎样，杰斐逊认识到，在书写历史的争夺中，正如在18世纪90年代的政治斗争中一样，谁能让华盛顿站在自己这一边，谁就具有决定性的优势。这是完全正确的判断。不幸的是，杰斐逊的目的并未实现，早先的编辑并没有把他曾在1818年编辑过的文稿以他期望的形式出版。“闲话录”或者“杰斐逊文集”本想是作为一枚政治炸弹，在他去世后引爆，结果证明却是一枚哑弹。历史学家一直不知道如何进行归类，对此如何评价，甚至不知道如何称呼它。在最新的学术研究中，最恰当的评价是将其视为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共和国刚诞生时“政治八卦”是如何影响思想路线的，也能够说明18世纪90年代形成的史无前例但依然脆弱的政治体制如何让各方政治势力的心态都与阴谋紧密关联。如今，当我们意识到革命后美国的政治世界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前途未卜、跌宕起伏时，当时形成的相互猜疑和钩心斗角的局面也就不那么难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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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杰斐逊回顾旧日为寻求美国革命的精神而进行的政党斗争，更多地展示了他的心路历程，而非政治斗争本身。即使在他晚年的时候，人们可能会认为，怀旧情结和经历的情感波折应该已经使他变得心境平和，但他仍然是一名忠诚的政治斗士。即使亚当斯毫无遮掩地极力规劝他放弃把所有的人简单地分成“我们”（us）与“他们”（them），他却比以往更加坚韧不拔地坚持简单的道德二分法。他的政治想象最基本的颜色只有两种，非黑即白。在杰斐逊的头脑中，美国革命的故事从1776年开始一直是一出具有道德说教意味的传奇剧。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他也想做出一些妥协和让步，但无论什么样的变通或调整，仍然是在他所认为的道德框架内进行的，这一点不容商量。

事实上，他的确做出了几个这样的调整，他生命中最后10年所写的文字中带有越发强烈的回顾和反思的特征。1821年，他花了半年时间来写他的自传，从他出生一直写到1790年，传记中对一些秘史的描述大概就来源于平日的笔记。（他在书中回避了所有与他担任总统有关的事情。）自传专门是为了重述两个熟悉的故事而写，他希望这两个故事能流传后世。第一个是关于《独立宣言》的起草和随后在大陆会议为此展开的辩论。他一直想阐明自己是这一重要文件的作者，并且把未经大陆会议修改过的原始版本公之于众。事实上，在自传中他对原稿文字进行了辩解。因为天性羞怯，当时他未能在大陆会议上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还坚持认为，所有的与会代表是7月4日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这与其他人的说法和记忆不一致。显然，确定这一历史日期的准确性对于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今后人们要在这一天庆祝国家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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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故事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到来。在此，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反驳联邦党批评者的指控。批评者反反复复地指责他支持了法国启蒙运动者所倡导的激进的乌托邦主义，正是那些人给法国带来了血雨腥风。至少他与那些人同流合污，使得美好的日子演变成灾难和杀戮。在对关键的几个月的描述中，杰斐逊强调，拉法耶特领导的法国贵族阶层态度温和，尽职尽责。他认为，若不是路易·卡佩（Louis Capet）的怯懦和优柔寡断，法国大革命本会是一场不流血的和平过渡。国王没有顺历史的发展方向前行，而是开了历史的倒车，很大程度上是受他妻子的影响。“我曾经相信，”杰斐逊写道，“如果没有王后，就不会有任何的革命。”整个悲剧的发生并不是因为长期积聚的力量失去控制，而是一个女人不合时宜的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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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的篇幅有限，一些没有涵盖的内容他都写在书信中，信件数量庞大，写信已日渐成为一种负担。他尽力做了三处重要的修正，希望人们能够记住他的解读。第一个修正是对农耕生活的赞颂，最初是在《弗吉尼亚笔记》中论及，后来屡次被人引用。他提出了新的看法，并允许报纸引用他对此事的评论。他指出，在写作《弗吉尼亚笔记》的时候，他曾敦促美国人去耕种土地，回避任何形式的制造业。但从那以后，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现在必须把制造业者和耕种者同等对待。”他承认并对小规模的家庭生产或家庭工业表示支持。对于美国经济这一适度的转变，任何反对的人都是与现实脱节，“要么让我们依赖外国[英国]，要么让我们以兽皮为衣，像野兽一样生活在兽穴或山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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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他并不想在这一点上让人产生误解，美国还是应该维持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模式。家庭制造业是可以存在的，但大型工厂应该被排斥。最重要的是，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像英国一样成为完全商业化和工业化的社会，在这种模式下，经济由商人、银行家和企业家主导和把持。“我们应把他们从我们的领土上赶出去，”他警告说，“就像我们要远离传染病人一样。”他甚至建议，如果美国的一个地区彻底商业化了，其余的农业区域应该分离出来，为的是不受其腐败产生的影响。他承认，他对一个农业社会的坚持“可能是一位老人的梦想，不然实现这些梦想的时机就可能一去不复返了”。但认同他所珍视的价值观的政治家都应该有一个目标，即尽可能多地保留美国的农业特征。如果这意味着能做的只能是对不可避免的趋势尽量拖延，那就这样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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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重要的修正是澄清他的宗教信仰。在他担任总统期间，联邦党人的报纸和新英格兰的神职人员曾在这一问题上恶毒地攻击过他，理由是他与托马斯·潘恩交往甚密，并且一直坚持政教分离的立场，因此他很可能是一个无神论者，当然就不是基督徒了。1816年，他宣布写完了“一本小书”，即《拿撒勒人耶稣的道德和生命》（The Morals and Life of Jesus of Nazareth
）一书的提纲。类似的一个计划始于1802年，当时对他的宗教信仰的攻击变得愈演愈烈，杰斐逊准备写一本小册子，把耶稣描述成道德楷模，旨在“证明我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也就是说，是耶稣教义的弟子……”他真正的意思是，他欣赏耶稣生命中体现出的道德价值，但更要将“真正属于耶稣的道德观从覆盖其上的垃圾中剥离出来”，正如要将“钻石从粪堆里挑出来一样”。在他看来，原始基督教类似于美国革命的本真意义：一个极为质朴的信念随后因其制度化而变得堕落。关于基督教的教派，就是“阿塔纳修（Athanasius）形而上学的抽象、卡尔文疯癫的胡言乱语，与柏拉图模糊的梦想混合在一起，充满了荒谬和不可知性”，几乎不可能重新获得其“原始的质朴和纯洁”。他特别尖刻地批评了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安杜弗学院（Andover College），称其为“专制主义的神学院”。如果他足够细致和严谨，他应该把自己描述为一个自然神论信仰者，欣赏耶稣的伦理教义，把耶稣作为一个人看待，而不是上帝的儿子。（用今天的术语说，他是一个世俗的人道主义者。）但是，他坚决维护自己准基督徒的身份，或者说公开承认对这一身份的接受。宗教信仰问题是对于他在美国历史主流中突出地位的最为尖锐的挑战之一，他的做法弱化了这种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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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修正，杰斐逊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对往事的回顾可以让他从一个更长远的角度看待自己的政绩，因此可以用新的词语来进行评价。例如，对18世纪90年代的秘密历史的梳理，要求他重新审视和重申他对革命的理解，即让美国获得自由的解放运动，不仅是从英国的暴政下获得解放，而且是免遭一切形式的政治压迫。这一运动被联邦党人在18世纪90年代中断甚至颠覆，随后才在1800年被共和党人挽救，并获得新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头脑中一直有这样的故事情节，只是在晚年，他看得更加清晰，清晰得可以给它的高潮部分取一个名字。1819年，他第一次使用了“1800年革命”来形容他的当选，称这是“我们政府的一次原则上的革命，而1776年是形式上的革命”。为坐上总统大位设定一个全新的描述性的标签，并没有真正改变长久以来他对此事的重视，而是令其更加难忘，为他阐释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方便的门把手。后世的历史学家也确实抓住了这个把手，从而含蓄地赞同了杰斐逊对整个革命时代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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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创造一个新词语与产生一个新想法还不是一回事。从1816年开始，在杰斐逊的往来信函中有一条明显的线索，表明他正在对“1776年原则”进行新的思考。此外，跟亚当斯的通信可能进一步促进他的思考。因为亚当斯曾做过一个常被引用的评论，说“共和”是那些模糊的词语之一，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杰斐逊最熟悉的构想是源自他的道德二分法的政治思想，将“共和制”和“君主制”并列，但仅此而已，没有明确说明“共和”除了消除王室特权和君权神授推定的权力之外还意味着什么。事实上，杰斐逊的构想中最诱人的特征之一就是对共和制政府将会走向何方这一问题保持缄默。（亚当斯就这个主题撰写了厚厚的四大卷，麦迪逊对于此事同样非常关注，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也许杰斐逊的思维习惯最令人难以琢磨的一面是其含蓄的假定，即人们不必担心甚至无须谈论这样复杂的问题，消除了君主制和封建主义的外在形式，自然会出现一个新的政治秩序。这个新秩序的最恰当的名字一直是“共和”。

1816年，他开始发现语言表述存在不足。“事实上，政治思维的空间中已经充斥着君主制的滥用，”他说，“导致我们想象一切非君主的东西都是共和。”但随后发生的事件表明，“我们还没有领悟核心的原则，即‘政府体现并执行人民的意志，才能称之为共和’”。他对约翰·泰勒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说法稍有不同。泰勒是他的弗吉尼亚同乡，对农业社会的态度更为热切。“政府应一直由公民直接掌控，与之背离越远，政府中的共和主义的成分就越少。”在回应亚当斯所声称的“共和可能意味着任何或者一切东西”时，杰斐逊告诉泰勒，真正的要旨是“政府或多或少是共和的，因为它们或多或少是由人民选举产生并控制的”。无论从他所谓的“人民的欺骗”衍生出何种罪恶，跟“他们的代理人的利己主义”产生的威胁相比，危险或者伤害要小得多。在1776年发起革命时，他跟同伴们并未完全意识到这些。政治运动产生的影响不断发酵，现在才逐渐形成了清晰的表达。这时，杰斐逊第一次提出了这个新的政治观点，最终将他的名字与之联系在一起，永远地为后人所熟知。他一直称作的“纯粹共和主义”其实是“民主”，他在“1800年革命”中实际所做的就是在联邦党人背叛美国革命之后重新恢复革命的民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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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如杰斐逊所称，美国革命的民主含义一直存在着，一旦他开始觉得找到恰当的术语，例如，把所有的美国人描述为“尊重宪法的尽职尽责的民主主义者”，这个词的使用需要对其潜在的重要性做出更加充分的解释，同时，他对政府的旧有态度也获得了新的意义。至此，有一点已经明确，公民个人的自愿同意是最基本的原则和政治权力的来源。杰斐逊对联邦政府各分支部门的不信任主要是由这个原则决定的：民众满意度最低的是联邦法院，他对之也最为痛恨；接下来是参议院，紧随其后的是总统，然后是众议院；各州立法机构更贴近民意；各县的代表更胜一筹，城镇（他称作选区，ward）的官员直接面对最基本的权力来源，即具有神圣意味的“人民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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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对地方政府的理想化构想，作为民主经验的缩影，可能与此时他为弗吉尼亚设计的全州范围的教育计划相关联（不久以后有更多内容）。根据该计划，每个县被分成10到12个选区，他希望在每个选区建立由州政府支持的初级学校。这种设在选区的政府贴近基层，亲近民众，使得杰斐逊能够看到民主的实质。而其他著名的美国政治思想家，尤其是亚当斯和麦迪逊，已经感到当地政治的亲密关系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行。国家事务需要不同的、更加复杂的政治原则和行政机制，以便能够有效运转，或者说正常运转。但杰斐逊并没有用这种传统的方式来思考政治。在他看来，民主对于政治的重要性就像经济离不开农业、人体必须保持健康一样。它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越多越好。他发现选区可以被看作最基本的民主单位或者“纯粹和基础的共和政体”，从而提出自己的想法，我们可以称之为“民主传播理论”：把选区合并起来，就凝汇成一个民主的州；当各州相互联系，就组成了一个国家，“将整体上实现真正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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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在1816年后的信件中，他对民主的描绘寄托于过于美好的想象。一方面，在城镇或选区中有个体的选民，登记投票，表达个人的偏好。另一方面，还有一个非个人、抽象的群体叫作“人民”。当迫于压力，需要对“人民”的形象更加清晰地刻画时，他做了一番解释，说明哪些人不在这个画面中。婴儿和儿童自然被排除在外，女性亦是如此，她们“不能在公众聚会中跟男性混在一起”。奴隶也不在此列，所依据的原则是“在人民议会上，没有意愿的人不能行使权力”。他眼中看到的“人民”仅仅包括“合格的公民”。关于是否需要拥有财产才能成为公民的问题，他缄口不言，直到晚年。然而，1824年，为了回应要求修改弗吉尼亚州宪法的呼声，他转向支持废除必须有财产才能投票的规定，指出这剥夺了那些原本将去服兵役的人的选举权。他最终对“人民”的社会组成做出界定，即包括所有成年白人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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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紧迫压力时，杰斐逊更愿意对这一概念做模糊的处理。纠结于谁应该投票的具体问题，就忽略了更为重要的一点，即由于美国革命，政府运作的原则已经由压制变成了协同，政治势力如果希望获得合法的权力，必须获得广大公民的接受和认可。他试图澄清“人民”或“人民的意志”这个有些缥缈和神秘的概念，但并未取得多少进展。也许这意味着，他非常明白，如果民主要成为一种政治信仰，本质上它需要保持一种神秘感。他甚至反对组织独立的利益集团代表部分民意，对联邦政府施加影响，我们现在称之为说客。他把这些团体视为“危险的机器”，仅仅是“华盛顿的小圈子”，他们“毫无用处，自以为是，极端危险”，应该对其“皱眉蹙额，不以为然”。民意的这种肆意蔓延和不成熟的特征似乎是其主要的益处之一，无法被窜改、预谋和分析。即便是“民主”这个词，虽然在他晚年的文字中更为频繁地出现，却从未在他的政治词汇中占据一个稳定而突出的位置。这个词，对他而言，保留了18世纪暴民统治或无政府状态的内涵，这是他明显不赞同的；这个词传达给年青一代，特别是西部地区的人们一个信息，普通公民有权利担任政府公职，对此，他也觉得无法接受。无论如何区分和界定，这是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一种思想意识。在对过往的回顾中，他让这种思想焕发了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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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和扩散

近代对历史的修正有一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原因有二：一是其具有长期的引人注目的历史影响；二是杰斐逊的缘故，这一话题又引发了人们重新思考的热情。这个话题当然就是奴隶制。杰斐逊在他的职业生涯早期一直是公开反对奴隶制的，但后来只是做一些犹豫不决、似是而非的评论。他认为奴隶制问题对于历史的书写以及他自己在美国万神殿中的地位是绝对重要的。应当让子孙后代知晓，对于奴隶制他有着强烈的道德上的厌恶，坚信奴隶制跟共和制所倡导的原则格格不入。因此，他有意在自传的显著位置写下了他对奴隶制旗帜鲜明的谴责：“在命运之书里，没有什么比这些人应该获得自由写得更为确切了。事实上，我为我的国家而激动，因为我知道上帝是公正的，他的正义不会永远沉睡。要是仅仅考虑到人数、天性和生存手段，命运可能会发生剧变，奴隶主和奴隶可能会互换位置，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在这样的一场竞争中，全能的上帝不会偏袒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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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宣告发出了清晰而明确的信号，无须怀疑他对于美国最为反常的现象的终极看法。当亚伯拉罕·林肯最终决定解放奴隶时，他重提杰斐逊，把他作为自己的道德灯塔，甚至在他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借用了杰斐逊自传中使用的语言。

撇开道德宣告不谈，从杰斐逊留下的长篇文字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奴隶制问题上采取了拖延和否认的态度。几位北方的朋友不断督促他采取行动，他们仅从道德良知出发，没有任何包袱，不像他作为一位奴隶主，被现实的和个人经济上的困难所困扰。也有一些南方的朋友希望他发挥道德引导的作用，推进在弗吉尼亚逐渐取消奴隶制。尽管如此，杰斐逊坚决拒绝为此发声。“我无比小心地避免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行动或者表达观点。”他在给一个贵格会教徒请愿者回信时写道。这一回答已经成了他的程式化的回应。“如果将来有机会，我能够做出干预并起决定性作用的时候，”他解释说，“我自然会清楚我的职责，也会尽力去做。”在此期间发表任何公开声明“只会降低自己的影响力，连微小的事情也无法推行了。”但是，采取果断行动的有利时机一直若即若离。1817年，他从北方的崇拜者那里收到一个逐步解放奴隶的计划，他宏观上赞成和支持这一想法（“具体的细节应该能很容易筹划”），随后又表达了失望之情，认为美国年青一代的政治家一直没能够找出落实具体细节的方法，而“我曾经对他们抱有乐观的希望”。他不再相信奴隶制的终结为期不远了。自然，他绝不会活着看到它的实现：“因此，我就把它交给时间吧。”沉默便成了他在公开场合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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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打破了他的沉默，将他的名声径直置于全国人民的关注之下，他原本想不惜一切代价来回避这一问题，那就是关于密苏里州奴隶制的争论。争论开始于1819年，来自纽约的国会议员小詹姆斯·塔尔梅奇（James Tallmadge, Jr.）提出一个承认密苏里加入联邦的法案的修正案。法案规定在新加入的州禁止奴隶制。在与亚当斯通信时，杰斐逊首次对这个所谓的密苏里问题做出回应，显示出冷静和确信。他表示，希望这一问题“像风暴中的浪涛被行进的大船甩在后面”。但随着国内对密苏里问题辩论的升级，杰斐逊失去了信心和政治上的平衡。他开始形容这次危机是“对我们的联邦造成威胁最大的一次”，是“自从革命战争最灰暗的日子以来”对美利坚共和国的安危产生的最严重的影响。他担任总统时的一位老同事于1820年访问蒙蒂塞洛，描述说他正被密苏里问题困扰，在散步时会做出比较夸张的手势，担心内战迫在眉睫，从而将导致种族冲突和“灭绝我们土地上非洲人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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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国会议员约翰·霍姆斯的信中，他使用了最为生动形象的语言，特别是新奇的隐喻，被载入史册。杰斐逊解释说，不久之前，他还一直满足于不看报纸的生活，并认为自己是“我们帆船上的一位乘客，船已经离岸不远了”。但密苏里问题“像夜晚的火警铃，将我惊醒，使我充满恐惧”。他声称地球上没有任何人比他更想要终结奴隶制，在美国各地消除奴隶制“我会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如果能够实现奴隶的普遍解放和将他们移居国外……”但是，对奴隶主进行补偿和重新安置获得解放的奴隶的可行性计划尚未设想出来。所以，“既然如此，我们抓住了狼的耳朵，我们既不能制伏他，放它走又不安全”。这是一个不堪忍受和难以解决的困境。“正义在天平的一端，自我保护则在另一端。”在给霍姆斯信的结尾，他写下了自己对美国最悲观、最宿命的评论，“遗憾的是，在我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我还是这样认为，1776年那一代人所做出的牺牲……将被他们后代的不理智和不值得的激情付诸东流，唯可安慰的是我不会活到为它哭泣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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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突如其来的愤怒和绝望的洪流之后或者说之下到底隐藏着什么呢？毕竟，密苏里问题并不是前所未有的，它只是将西部地区奴隶制问题在一个新的地区提了出来。杰斐逊在18世纪80年代曾遇到过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清晰而响亮的否定回答。自从他在总统任上取得了最辉煌的政绩，买下了路易斯安那，并把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纳入美国的版图，这一问题就一直潜伏在政治阴影中，挥之不去。更重要的是，禁止奴隶制蔓延到西部地区的想法可能更容易被看作美国革命理想的实现，而不是对其的否定。事实上，这是杰斐逊早期愿景的实现，他希望在共和国的辽阔疆域之上，农民过着独立自由的生活，不受奴隶制问题的困扰。奴隶制是对“1776年原则”的挑战。实际上，亚当斯用了类似的词语解读了密苏里问题。他告诉几位朋友，奴隶制的蔓延违反了这个国家缔造者们的本意。他认为，目前的危机是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应采取坚定的立场，维护道德，反对“规模过大导致的邪恶”，以免过度增长，难以控制，将美利坚共和国推向危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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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没有用这种口气给杰斐逊写信。这是又一个敏感的话题，让他们脆弱的友谊面临危机。杰斐逊在南方的一些追随者辩解说，核心问题是宪法造成的，联邦政府在这方面缺乏立法权。亚当斯听说后，坚持认为核心问题是道德层面的，与宪法无涉。他对这个机会津津乐道，提醒他的南方朋友们，杰斐逊在1803年创下了违宪先例。“购买路易斯安那是违反宪法或不属于宪法范畴的，我从未有过怀疑，但我认为，如果南方的先生们认为那是合乎宪法的，就不应该认为国会限制奴隶制在该地区的蔓延是违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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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的确非常担心他在1803年收购路易斯安那的时候创下了违宪先例。这样看来，他的担忧的确是有必要的。1819年至1820年，整个国会围绕密苏里问题的辩论演变成关于联邦权与州权的辩论，这本质上是宪法上的冲突，杰斐逊长期反对联邦权力的立场是清楚明确的，购买路易斯安那的问题成为一个例外，又一次困扰着他。国会涉及宪法的辩论仅仅是为了掩盖更深层次的道德和意识形态问题，那是更具风险的话题。同样，杰斐逊对自己为塔尔梅奇修正案（Tallmadge amendment）创下的违宪先例感到遗憾，也只是流于表面，没有触及他绝望的内心。对于他来说，跟对于亚当斯一样，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有关道德和历史的，是美国革命那一代人的最初的理想，沉重而痛楚地体现在他们身上。对于他来说，跟对于国会的议员们一样，奴隶制是不愿提及的话题。在1819年至1820年他所写的很多关于密苏里问题的书信中，以及在同一时间的国会辩论中，“奴隶制”一词很少出现，但它如同人们常说的宴会上的幽灵，主导了国会内部的秘密磋商，在杰斐逊的头脑中挥之不去。这迫使他对这一难以启齿的话题表明自己最初以及最终的意图。他知道，他所说的话不会让后人满意。

亚当斯对密苏里危机发表了自己的评论，他确信这一定能送到蒙蒂塞洛。从中我们对杰斐逊的绝望会有更深层的了解。“半个世纪以来，奴隶制一直就像乌云一样笼罩在这个国家上空。”亚当斯写道，“或许我可以说，我已经看见黑人组成的军队在空中来回行军，全副武装，盔甲闪亮。这一现象把我吓坏了，之前我一直不停地对南方的先生们说起，我无法理解这样的情形。我必须把它留给你来解决。我赞成不强制实施任何措施来反对你的判断。”这里，亚当斯将大家心照不宣的想法明确地表达了出来，他认为，这种默契已经塑造了革命一代的行为，他们对奴隶制问题所导致的潜在的政治动荡有统一的认识，即北方人会将这一棘手的问题交给南方人来解决，南方人显然面临更多的风险。这也许是本杰明·拉什把亚当斯和杰斐逊比喻为“美国革命的南北两极”所隐含的更具吸引力的意义。从这个角度看，关于密苏里问题的辩论最令杰斐逊愤懑的是它真切地存在着。因为辩论违背了团体达成的共识，打破了亚当斯这个典型的新英格兰爱国者所一直遵守的“保持沉默的誓言”。在这个意义上，关于奴隶制问题美国革命留下的遗产不是对解放黑奴的信念，而是使之尽量拖延的共同想法。同时，还有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实施渐进解放奴隶的政策时，北方人不会妨碍南方人在此过程中的领导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在密苏里问题上杰斐逊痛恨北方扮演领导者的原因，声称：“他们[北方人]浪费了对奴隶制的苦难进行声讨的机会，仿佛我们都是奴隶制的支持者。”由亚当斯和杰斐逊的友谊所象征的团体联盟正在被年青一代的北方政治家所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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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们之间的通信保持一定的客套，不会说得那么直白，亚当斯也许已经提醒了杰斐逊，他们的默契取决于为终结奴隶制而做出的努力。事实上，密苏里问题的辩论确实在弗吉尼亚促成了一些积极的行动，其中杰斐逊的女婿小托马斯·曼·伦道夫提出了一个渐进式的解放黑奴的方案，还附有假设的计划，意欲将获得自由的奴隶移居到非洲或者圣多明各。密苏里危机似乎刺激了杰斐逊本人，使得他更加积极地去支持这些方案。对早先不予考虑的一些细枝末节进行更加深入具体的思考。1824年，他完成了此前一直为之努力的一项工作，对人口和经济数据做了详尽的分析，估算出需要9亿美元来解放奴隶，并将150万名美国的奴隶在25年的时间内安置在海外。他承认，成本过高，令人望而却步，“不可能再一次考虑这个问题”。而且，更糟糕的是，就在实施这些计划的时间里，150万名奴隶在数量上就会增加一倍，而且当安排获得自由的奴隶去非洲或西印度群岛时，他们一定会说：“我们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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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越是考虑这个问题，越是会意识到，光思考不会带来任何实际意义。仅渐进式的解放政策看似可行，但是奴隶人口增长的规模让任何渐进式政策难以兑现，因为人口增长的速度将会远远高于奴隶获得解放的速度。没有人，当然杰斐逊也不例外，愿意公开表达或者正视这一情况。但无论出现了什么样的机会，原本可以逐渐地、和平地结束奴隶制，这些机会都终结了。尤其是如果人们相信解放的黑奴不能被允许留在美国，那么黑奴的解放就更为渺茫，杰斐逊本人也持相同的观点。如果出现了一个非正式的默契，认为奴隶制是南方人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不需要北方的干预，到1820年，已经非常清楚，拖延和回避，也就是杰斐逊对此问题所持的基本信念，已经使得任何南方主导的解决方案变得几无可能。杰斐逊怅然若失的评论显示出，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的希望已经十分渺茫。“从事件的进展来看，在我有生之年完成是不切实际的。”他承认，“我把最终完成这项工作的使命交给下一代人。”或者，与之类似的说法是：“关于解放奴隶的问题，我已经不再想它了。因为这不是我这辈子的工作。”在革命一代的领导层都心照不宣地对此表示沉默的背景下，他所留给后世的精神遗产正在消失，他这样说无疑是承认失败。属于革命一代的南方开明人士唯杰斐逊马首是瞻，他们没有能够信守承诺。密苏里危机让这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避免其负面影响变得更加困难，杰斐逊也无力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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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个层面上，密苏里的争论让杰斐逊在1803年购得的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成为焦点话题，土地面积的增加原本是令人舒心和宽心的事情，却带来了不间断的争论。在杰斐逊长期的想象中，日趋恶化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可以到西部去寻找答案。但密苏里问题似乎逆转了杰斐逊期待的进程，这让西部成为新的冲突的决斗场，产生了矛盾和敌意，然后回流到华盛顿，加剧了旧的政治分歧和派系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西部曾一度是美国活力的源泉，密苏里问题作为美利坚共和国策划出的最致命的话题现在已经将这一清泉污染了。

杰斐逊对西部所具有的治疗社会顽疾的能力有一种近乎神秘的信仰。他对密苏里问题最终采取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是取决于他拒绝放弃这一信仰。事实上，他认为，跨密西西比河地区的广袤土地会化解奴隶制的棘手问题，有助于最终结束奴隶制。他把他的答案称作“扩散”（diffusion），这种看法认为允许奴隶制蔓延到西部地区能够导致其逐渐消亡。正如他所说的：“把奴隶扩散到更广阔的空间里，把负担分摊给更多的教区助理，可以让他们[奴隶]个人感到更加幸福，相应地能够促进奴隶解放的顺利实施。”在给前任美国战争部长亨利·迪尔伯恩的信中，杰斐逊暗示，他正在进一步充实麦迪逊曾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中首次提出的论点。“我仍然相信，向西部扩展能保证我们的联盟持久存在，”他解释说，“因为通过否定地方派系的影响，可能会动摇一个更小的团体。”尽管他语焉不详，含糊其词，需要我们从中获取灵感来即兴猜测，以完全理解他的想法，他似乎想要说，通过扩大奴隶制存在的地域范围，人们可以使赞成或反对它延续下去的派别成倍增加，从而避免造成北方和南方之间明显的对立，那样有可能导致内战。如果这是他“扩散”和“把负担分摊给更多的教区助理”想要表达的意思，这是一种计划，旨在赢得西部人的支持，给南方分散的奴隶主寻求新的同伴，以推行渐进式解放奴隶的政策。他的思想在政治层面上是模糊的。他在想象中看到的图景更加清晰：奴隶制度将会蔓延到西部，在那片广阔空旷的土地上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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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听说他的老朋友同麦迪逊和门罗一样，主张允许奴隶制蔓延，以此减轻其负面影响，并最终将其终结，他表示十分惊讶。他接二连三地给他的儿子约翰·昆西和儿媳路易莎·凯瑟琳·亚当斯写信，宣称弗吉尼亚王朝已经集体丧失了理智。在亚当斯眼里，奴隶制就是癌症。他觉得让癌症扩散到全国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其破坏性的想法实在是离谱。他还坚持认为，“扩散”这一新的学说违背了革命一代的初衷，或者至少有悖于包括杰斐逊在内的革命领导层的初衷，他们致力于逐步取消奴隶制。那时所有的人都认为，要结束奴隶制，就需要将其局限在南方。棉花作为一种利润丰厚的经济作物开始大面积种植，与此同时，奴隶制扩散到了南部新成立的各州，这已经暴露了这一策略的弱点，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说过奴隶制的这种扩散有助于最终将它废除。正好相反，奴隶制的扩散让解放奴隶的前景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遥远。杰斐逊认为，北方坚持在西部地区废除奴隶制违反了开国的一代人达成的共识，但亚当斯指责杰斐逊不接受长期以来默认的设想，即结束奴隶制意味着将其限制在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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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关于美国革命真正意义的辩论，从未有明确的答案，因为它又一次成为一个极易引起争执的话题，这两位革命元老难以达成一致，而亚当斯拥有更多的历史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事实上，密苏里问题给杰斐逊带来巨大的挫败感，他忙乱而牵强地努力做出回答，不放弃他反对奴隶制的理由，这一切都源于他被矛盾的心理所纠缠，这种矛盾是他自己的拖延和拒绝的态度造成的。奴隶制是一个长久存在的悖论，他一直与之为伴，游刃有余。密苏里问题将它变成一个不可否认的矛盾。他一直都生活在谎言中。

意识到这一点是难以让人接受的，同样无法容忍的是发现北方的政治家占领了道德的高地，而这通常是杰斐逊的领地。他们居高临下，投下长长的影子，遮蔽了杰斐逊的思想遗产。鉴于这种无法容忍的局面，杰斐逊再次俯下身来，诉诸他政治想象中最有力的方式，也就是一如既往的道德观和二分法。对密苏里争论思考得越多，他就越能说服自己，争论的真正议题与奴隶制关联甚微。这仅仅是一个借口，是由邪恶的力量实施狡猾的手段操纵的，这个邪恶的力量从共和国初创时期开始就一直暗中搞破坏。他们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代表，18世纪70年代是托利党，90年代是君主主义者或独裁主义者，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是铁杆联邦党人。他们都是同样的腐败路线的推动者。“密苏里问题仅仅是一个政党的把戏，”他对查尔斯·平克尼（Charles Pinckney）解释道，“当攫取权力的阴谋被击败，联邦党人的领导者已经改变航向，试图转移视线。”虽然屡次被击败，联邦党人腐朽的残余势力故伎重演，“利用人民善良的情感”，意图重新获得政治权力，把散布反对奴隶制的信息作为新伎俩来巩固对权力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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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consolidation）是杰斐逊很愿意使用的新名词——其他的弗吉尼亚人也在用这个词——给那些同谋者隐蔽的目标贴上标签。从某种意义上说，支持整合的人就是原先的君主主义者稍稍改头换面而来的。或者他们是革命时代在乔治三世身边的侍臣和心腹，现又重新登场。说到底，他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以强制的手段为他们自己积聚政治权力，不受公众的制约，不承担公共责任。他们把奴隶制作为借口，就像当年汉密尔顿主义者用债务来证明他们阴谋的合理性。无论这种可怕的解释有多么不足，这是对密苏里问题调动起来的政治力量的准确描述，这是杰斐逊对所有复杂的政治冲突屡试不爽的回应，即将牵涉其中的各种力量分成正义与邪恶两大阵营。简化和夸张是惯常使用的方式，总能让他从容应对。乔治三世并没有真的打算把北美殖民地人民变成奴隶，而是要加强对遥远辽阔的殖民地的控制。汉密尔顿和亚当斯两个人都不是真正的君主主义者，而是更为强力、更充满活力的联邦政府的支持者。而且，他给敌人一个新标签——“整合主义者”，事实上，这个标签更加准确地描述了他心目中的政治邪恶的本质，这一直令他痛苦、忧虑。这种邪恶被组织、聚集在一起，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对民意的胁迫和影响作用。而另一方面，“扩散”准确地传达出所有真正合法的政治权力的核心特征，正如在他的政治想象中所构想的：它是不需要组织的，无声地、缓慢地、涓涓细流般地实现既定的目标；它是自然而然的，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

在杰斐逊看来，1820年的危机是他进行的1776年以及1800年持续斗争的翻版，那两次都取得了胜利。“现在的政党在从前就已经存在了，”他在1822年写给拉法耶特的信中说，只是敌人现在已经意识到“在这个国家，君主制是注定要失败的，他们重新纠集在一起，选择另外的形式，就是一个整合的政府”。第二天，他在写给加勒廷的信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把他对整合的阴谋的定义进一步扩大，包括了授权政府控制道路和运河的提案，即所有的“内部改进”。在杰斐逊的内阁供职期间，加勒廷实际上就已经撰写了第一份对全国道路和运河的体系的研究报告。大多数共和党人早已接受了这一原则，即联邦政府负责州际的交通网络，把各个地理区域合并在一起，并把沿海与内陆的各州连接起来。现在杰斐逊告知加勒廷，所谓的“内部改进”是整合论者阴谋的另一种形式。“虽然这还没有公开宣布（就像君主主义的思想，你知道，从来没有人公开提出过），它一定是存在的，”他向加勒廷保证，“并且这是国会辩论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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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廷对于杰斐逊的阴谋论持有何种观点没有留存在历史记录中。杰斐逊超乎寻常的愿景更加开阔和包容，现在已经超出了密苏里奴隶制的问题，包括了整个国家内部改进的方案，使人们难以了解他对整合的道德讨伐，因为在他本人看来，那是美国革命的故事里另外的一章了。先辈的话语在耳畔回响，联邦主义的幽灵在眼前晃动，形成了巨大的幻觉。更糟的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是，他获得了极大的声望，他的名字代表着南方最为保守的政治文化，同时意味着对奴隶制的辩护和对州权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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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语言变得更加歇斯底里，带有毁灭性。限制奴隶制扩散的决定只是一个借口，为的是裁定在整个美国奴隶制皆为非法，“在这种情况下，波托马克河和俄亥俄河以南所有的白人必须撤离他们所在的州，而最幸运的是那些率先这样做的人”。这跟18世纪60年代英国议会采取的做法是一样的，授权对殖民地人民征税恰是全面实施专制暴政的开始。他和革命一代的同事们看穿了这个诡计，但他们的后继者“没有了1776年的原则或情感”，现在被完全欺骗去支持“一个单一的贵族掌权的政府，后台是金融机构和财阀欺压与统治的贫苦无助的奴隶和自耕农”。这是老辉格党的话语风格，但现在被利用来维护弗吉尼亚最保守的政治利益。他表达了热切的希望，他自己不一定等活着看到它的实现，但他最后指出，如果“在联邦分裂与屈服于没有权力限制的政府”之间做出选择，“不能有任何犹豫”，脱离联邦比整合更好。这是一个可悲又可怜的局面，特别是它似乎让人们听到熟悉的1776年和1800年革命的强音，而事实上，他却将自己的政治遗产与破坏这个他曾帮助创建的共和国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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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叛者

杰斐逊最忠实的崇拜者，包括他那个时代的以及后来的很多人，一直极力为他寻找借口，强调有很多事是情有可原的。对于他几乎陷入病态的心理，有一种说法认为，除了密苏里危机之外，同一时期发生的1819年恐慌是更为显著的因素。恐慌使得整个弗吉尼亚州的土地价格和价值大幅下跌。杰斐逊的财务问题和长期积累的债务迫使他在1815年卖掉了自己大量的藏书（接近7000本），售价低廉，只卖了23950美元。而始于1819年的经济衰退可能足以让他还清债务的渺茫希望化为泡影。最为沉重的打击不期而至。他替威尔逊·卡里·尼古拉斯（Wilson Cary Nicholas）签了一份2万美元的借款单，尼古拉斯是他的一位富裕的老朋友，也是他的姻亲。经济恐慌让尼古拉斯的大片土地的价值一落千丈，迫使他拖欠借款，因此杰斐逊不得不替他每年支付1200美元的利息。杰斐逊马上意识到这一不幸的事情，他称这是对他的“致命一击”。只能通过杰斐逊的独一无二的方式来挽救他彻底的绝望。“为你担保任何数额的款项，”他写信给尼古拉斯说，“对我来说都是无法预测的灾难，让我无路可走。”1819年后，他的财务状况惨淡不堪，了无希望。所以有人认为，自那以后，他所有政论性的文字都应该被视作一个心情郁闷的老头混乱的无心之作，他意识到他的破产会让子孙后代失去蒙蒂塞洛。他主要的家庭遗产将是他的债务。按照上述那种观点，他财务方面的不幸导致了他沮丧无助，忧心忡忡，最后几年发出的政治声明都蒙上了阴郁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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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选择自我孤立，这也给他的生活带来了负面的影响。“现在除了里奇的报纸之外，我几乎不读报。”他在1819年写给纳撒尼尔·梅肯（Nathaniel Macon）的信中说，“我对了解两三千年前的事情比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更感兴趣。”托马斯·里奇（Thomas Ritchie）是《里士满探索者报》（Richmond Enquirer
）的编辑，该报观点激进，强烈拥护州权。梅肯是另一名坚定的老共和党人，他认为密苏里危机是一个阴谋，意在终结南方的奴隶制。除了亚当斯，几乎所有跟杰斐逊定期通信的人都是弗吉尼亚的老乡，例如梅肯、威廉·布兰奇·贾尔斯、约翰·泰勒。约翰·泰勒不厌其烦地为土地的价值辩护，在整个国家范围内捍卫州权。在弗吉尼亚之外，杰斐逊关于宪法问题的主要信息是来自威廉·约翰逊，一位来自南卡罗来纳州最高法院的法官。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公开强力支持联邦权力凌驾于各州权力之上。约翰逊曾不时地提出反对，力度虽不是很大，也给他赢得了一些名声。总的来说，杰斐逊了解时政的渠道主要来自党内和州内。难怪他自己的看法被类似的偏见所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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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麦迪逊为杰斐逊做了辩解，这曾被广为引用。杰斐逊要求他的老学生“处理我的后事”。对于这样一个心酸凄美的请求，忠心耿耿的麦迪逊不辱使命。19世纪30年代，当南部分裂分子试图将杰斐逊作为他们阵营的一员时，他挺身而出。麦迪逊称自己比任何活着的人都更了解杰斐逊，没有人会质疑他的说法。他明确表达了自己的信念，“对杰斐逊先生的指控”，即声称分裂分子和十足的州权拥护者是沿袭了他的思想，“完全可以被充分地驳斥”。麦迪逊评论说：“也应该理解，跟其他有天才的人一样，杰斐逊有个习惯，常会图一时痛快，表达一些激烈的言辞。”他晚年说过的一些话，脱离了环境，就不应该据此把杰斐逊的历史遗产与南方最反动的势力联系起来。麦迪逊作为杰斐逊最亲密的朋友，同为弗吉尼亚人，有无可挑剔的资历作为南方利益的捍卫者，他强调不能从表面上看待杰斐逊，把杰斐逊看作分裂主义的支持者。他的这种观点是合情合理、令人信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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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为其辩护而做出的努力和有益的解释，都是真实可信的，尤其是麦迪逊提醒道，杰斐逊所说的一些非常极端的话不应该孤立地拿出来代表他最终的思想。但把他晚年的政治声明视作反常行为而不予理会也是行不通的。无论他的财务困境如何影响他的情绪，直到他去世前的几个月，他找到了摆脱负债造成的负面影响的办法，就是使用他一生当中屡试不爽的否定和逃避的方式。跟他长期通信的人表现出的狭隘的党派特征并非命运的意外安排。他们是弗吉尼亚的代言人，把美国视为“放大版的弗吉尼亚”。杰斐逊选择跟他们交流政治观点，因为他们与他有共同的看法，即农业社会的厄运正在逼近，同奴隶制千丝万缕联系在一起的生活方式即将终结。麦迪逊辩称，杰斐逊的思想表达本质上采用了修辞的方式，不应该从字面上解读。即使他的辩护具有说服力，还是可能会受到挑战，因为杰斐逊政治话语的修辞力量是其魅力的重要特征，也是他的思想遗产能够流传的最重要的因素。总之，杰斐逊对美国革命意义的最终想法，以及这对于新兴的美国政府的意义是极端的，但并不是异常或过度歪曲的。它们是他长期以来所表达的观点的强化和浓缩。

或许在杰斐逊的同时代的人中间，只有麦迪逊明白这一切。（亚当斯一直在试图理解，但他坚持相信，政治权力需要制约和平衡，这妨碍了他了解杰斐逊伟大思想的源泉。）麦迪逊对杰斐逊的辩护事实上多少有些不够坦诚，因为杰斐逊生命中最后五年，麦迪逊跟自己的导师的私人信件和谈话给他提供了特别的便利，能够最终表达杰斐逊的政治智慧，而那就非常容易让南方分裂主义者有机可乘。但麦迪逊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与其说杰斐逊是一位政治思想家，不如说他是一位政治预言家。在这个终极意义上来说，他的思想排斥任何的单一派别或利益集团，包括方兴未艾的南方分裂势力。事实上，它排斥所有关于政治可能性的传统假设。

麦迪逊认同杰斐逊对整合的不祥预感和恐惧。像杰斐逊一样，他被奴隶制问题的不利影响所困扰。他也反对“密苏里妥协案”（Missouri Compromise）对奴隶制度所强加的种种限制，在扩散的幻想中寻求安慰，也有同样虚幻的信念，认为渐进式的奴隶解放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可行的。此外，他在总统任期的最后实施了一系列的举措，其中之一就是否决内部改进法案，理由是那样做会赋予联邦政府违宪的权力。在所有这些重要的方面，他和杰斐逊都达成了共识，使得麦迪逊真诚地同情他老迈的导师，对杰斐逊1820年以后所经受的思想上的困扰惺惺相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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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一个问题麦迪逊更愿意保持谨慎的沉默，那就是杰斐逊对制宪会议产生的成果颇有微词。杰斐逊诘问道：“是不是能够这样认为，尽管普遍存在对联邦政府的不满，宪法通过后，各州就要交出在自己领地上维持社会秩序、强化道德责任、制止违法犯罪的权力？”杰斐逊长期以来思考的方案是简单直接的：“我相信，各州能够很好地管理我们的内部事务，联邦政府负责对外事务。”或者，正如他形象地描述的：“联邦，说实话，就是我们的外交政府……”麦迪逊选择用隐讳委婉的方式回应这样的主张。他评论道：“宪法的‘戈尔迪死结’（Gordian K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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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在于联邦权力和州权力之间的冲突问题……”虽然麦迪逊本人想模糊国家主权问题以及他与杰斐逊存在分歧的程度，他的妻子多利（Dolley）在丈夫去世后整理了他的文集，在最后附上的一篇小文里，多利坦率地说道：“托马斯·杰斐逊不是在等待宪法的制定，他从麦迪逊先生那里得知制宪会议上发生的所有事情以及宪法制定者的动机和意图。麦迪逊的观点让他对宪法有所了解。很多人把麦迪逊作为宪法之父，几乎一致认为他真正决定了宪法的方向。”当讨论到宪法问题时，简言之，杰斐逊常常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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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杰斐逊对最高法院的粗鲁的谴责，二人的分歧达到顶峰，这在逻辑上和法律上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杰斐逊看来，马歇尔的最高法院是整合思想的代表，高居联邦政府之上，如同联邦庇护所，马歇尔颐指气使地实施他的司法判决，就像充满恶意的佛。“最令我恐惧的对象是联邦，”杰斐逊在1821年写道，“那是个庞然大物，就像一直起作用的地心引力，用无声的脚步不声不响地向前走，一步一步地踏在地上，保持它的收益，阴险地将地方政府吞噬，以此供养自己。”他常常把最高法院形象地描绘成“坑道工兵和矿工组成的隐秘的队伍，在地下不间断地工作，破坏我们联邦共和国的地基”。最令他懊恼的是马歇尔本人，此人似乎拥有影响同僚法官的神通。杰斐逊鄙夷地指出：“一位狡猾的主审法官，通过自己的推理让法律在他头脑中变得复杂，他在秘密会议中表达一个观点，好像没有任何异议，获得了懒惰且怯懦的同僚的默许。”最起码，杰斐逊呼吁，马歇尔暗地里实施的专制主义应该受到质疑，应要求最高法院的每位法官提交“司法意见”，从而可以使法院内部的不同意见暴露出来。马歇尔最希望看到所谓神圣的一致意见，这一幻想就有可能被戳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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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同意杰斐逊的观点，认为马歇尔的影响力过于强大，应该逐一了解最高法院所有法官的意见。当讨论到西部地区的奴隶制问题或者联邦对内部改进的控制时，只要首席大法官当道，人们就难以预期对联邦政府的侵蚀会有什么底线。但杰斐逊走得更远，干脆否认最高法院在宪法问题上具有决定权。“最终的仲裁者，”他坚持说，“是人民的联盟，由各州制宪会议的代表组成，由国会或三分之二的州召集。”换句话说，杰斐逊不认可司法审查的原则，并认为对修改宪法做出规定是决定所有宪法问题的唯一恰当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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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善于处理与他终身的同事和朋友的关系，试图避免公开与其唱反调，他首先声明杰斐逊偏爱的做事方式相当复杂而低效，接着表示马歇尔的决定确实足以考验一个人的耐心。不过接下来才是令人震惊的核心观点：“但是不能因为信任被滥用而否认它的存在。”麦迪逊接受而且一直都在接受司法审查的原则。如果存在“1776年精神”，对此杰斐逊可以振振有词，现身说法，那么也就有“1787年精神”，对此麦迪逊可以同样从自己的亲身感受来证明其真实性。麦迪逊告诉他的朋友，宪法制定者的明确意图是使最高法院成为联邦与各州权限的最终仲裁者，如麦迪逊所说，在“马歇尔麾下的人马与地方官员率领的势力的较量中提供最终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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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相当令人震惊的事实，这两个弗吉尼亚人曾经一起如此紧密地合作，这么多年一直和谐相处，他们观点上根本性的分歧以前从未浮出水面。尽管麦迪逊对他的老朋友一直保持温和、恭敬的语气，杰斐逊不可能忽略麦迪逊的真实思想，一年以后，在另一个场合下分歧显现了出来。杰斐逊曾撰写了一份议案的草稿，题目是“弗吉尼亚州庄严宣告与抗议”（“The Solemn Declaration and Protest of the Commonwealth of Virginia”），文中他试图开创一个立场，允许他的家乡反对联邦关于内部改进的立法。他指出处理内部事务应为“各州保留的权力之一，这种权力从来没有被放弃，本州也永远不会主动放弃……”他否认有威胁联邦的愿望，也不会冒险“立刻分裂”，接着宣称：“这样的分裂是可能降临在他们身上最大的灾难之一。”他威胁将采取他曾否认了的行动：毫无疑问，破坏联邦将导致巨大的灾难，“但不是最大”的灾难，“把无限的权力交给联邦政府是一个更大的灾难”。他把提案的草案送给麦迪逊，附有一张便条，写道：“不能不听取你的意见或者没有你的支持就斗胆提出这么重要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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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一周之内写来了回信。“你想早点知道我的回答，”他评论道，“我就急就了一个，就这一话题的一些看法还非常不成熟。”回信写得很长，其观点的实质是杰斐逊的提案草稿“极为反常，难以实施”。国会已经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为内部改进提供资金的法案。法案可能被推翻的唯一理由是最高法院认为它违宪，考虑到马歇尔的态度，这种情况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杰斐逊认为这一途径无论如何都是非法的。虽然人们认为内部改进仅仅是一个借口，借此掩盖整合的罪恶，但不管怎样，弗吉尼亚州必须遵守法律。要提出异议，就不免让人担心，各州对他们反感的法律可以不去遵守。那就会导致内战和最终的无政府状态，而这正是制定宪法意在避免的风险。麦迪逊非常谨慎地敦促此事，而杰斐逊并不愿意与此事有任何瓜葛。麦迪逊就宪法问题提出意见时，杰斐逊总是一个倾听者。“我已全部读完，并完全赞同和接受其中的观点，”他给麦迪逊回信说，“因此我的提案就算了吧……”几年后，在“拒行联邦法危机”（Nullification Crisis）中，麦迪逊为杰斐逊的思想进行辩护，反对将其称为极端的州权主义者。杰斐逊撤回提案的决定让麦迪逊的应对变得更加容易，他温和的具有欺骗性的辩护听起来更加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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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次跟麦迪逊最后的交流及最终达成的合作包含了很多信息，杰斐逊正受到刚兴起的南方分离论者的利用，借此可以与之划清界限。多年以来，亚当斯曾屡次告诉杰斐逊，杰斐逊理解的美国革命的实际意义是怪异的，不负责任的。现在，麦迪逊告诉他，他没有看到1787—1788年宪法问题取得的重要成就，即授予联邦政府足够的自主权，以确保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法律体系，所有的州和个人都有义务遵守。亚当斯和麦迪逊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告诉杰斐逊，革命一代最杰出的成就一直是清楚地认识到美利坚共和国获得自由解放的同时也需要忍受一些限制，因为它的缔造者与政治权力达成了妥协，认为美国革命的能量在于能够控制，实际上是整合由争取独立的斗争所释放出的能量。

但事实证明，杰斐逊从来没有这么认为过。他认为自己代表了最初的奔放无羁的革命热情，没有受到对1776年革命隐讳看法的污染（在这个问题上，他与亚当斯背道而驰），也没有在1787—1788年间与政治权力达成明确的妥协（在这个问题上，他与麦迪逊意见不一）。事实上，他的两位老朋友认为施加限制是很现实的，旨在确保共和制度探索中的稳定性，而他觉得这样做是对美国革命真正意义的背叛，革命不是控制个人的能量，而是将它们释放出来。即使像亚当斯和麦迪逊这样如此亲密的合作者都可能会认为他的理想过于诱人，而显得不可靠，这种对已确立的权威的反感不切实际，将会导致危险，人们需要克服。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杰斐逊所表达的观点远非离经叛道的胡言乱语，而是重新强调了他一直所坚持的富有远见的原则。所有与政治力量的妥协都是与恶魔的契约。追求政治整合的所有努力都是叛国行为。

在这个意义上，至少麦迪逊是正确的，他坚信恩师一定会否认南方州权主义者对他政治遗产的表述。他长久的思想遗产是对任何形式的政府权力的强烈质疑和其独特的政治言论，将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描述为问题重重，难以调和。对麦迪逊唯一不友善的评论，至少是在历史记录中仅有的一次，是在他临终前最后几个小时，当时，他时而清醒时而意识模糊。“不过啊！”他脱口而出，“他一生当中在遇到激烈的反对时从来没有奋起反抗过。”虽然这对于他最忠实的朋友来说不是完全公平，这一说法反映出杰斐逊对所有政治和解的不屑，认为那是对原则的背叛。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他依然是一个反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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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梦

杰斐逊生命的最后几年，虽然遇到越来越多的不如意，但最幸福的时光无疑是在私人场合：在花园里侍弄花草，在马背上度过午后闲暇，傍晚时分与孙辈们在蒙蒂塞洛后面的草坪上嬉戏玩耍。对公共事务日渐疏远，沮丧的情绪不断蔓延。但其中也有一个亮点，在夏洛茨维尔几英里远，一个建筑项目初具规模，在晴好的日子里，从山顶他的住处就能够隐约地看到，杰斐逊称其是自己的“学术村”。这就是今天的弗吉尼亚大学。在1976年建国200周年庆祝活动中，美国建筑师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称赞其是“过去200年中美国建筑史上最值得骄傲的成就”。它成了杰斐逊1817年退休后倾力打造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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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年，他给麦迪逊写了一封短信，语气中略带责备，因为麦迪逊错过了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这个委员会负责规划当时被称作“中央学院”（Central College）的弗吉尼亚大学。而麦迪逊依然被总统事务缠身，正试图从中摆脱出来。“我猜测你还得留在华盛顿，无法前来……这里的情况以后会向你说明，我们相信，所有监事参加的一次全体会议，至少是第一次，将要设定本州普通教育体系中一个伟大的目标。相应的，我已经敦促科罗拉多考虑这一话题。我想，门罗[接替麦迪逊，成为现任总统]将保证会出席，我希望我们也能见到你。”为了避免麦迪逊误解，杰斐逊重申了他对麦迪逊缺席的气恼，并期望下一届会议将是“所有委员参加的全体会议”，这件事说明，杰斐逊全身心投入他新的教育和建筑事业上了。他从来没有想过，离任和继任的两位美国总统或许会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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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全身心扑在这个项目上，倾注了年轻时花在重修蒙蒂塞洛上面的同样的热情。事实上，人们可以把弗吉尼亚大学带来的建筑设计和施工方面的挑战理解成一个适宜的渠道，让他使不完的精力有用武之地。他以前是把同样的精力用在建造山顶上的住宅，现在已经接近完工。弗吉尼亚大学是一个能让他继续忙碌的完美的建筑项目。不过，这也需要更多的精力，因为要说服弗吉尼亚州立法机构提供资金，招聘师资，建造图书馆，设计课程，实际上是根据他自己的想象和偏好来塑造一个美国大学的典范。一旦麦迪逊开始参加监事会，他就立刻认识到，这项事业恰能体现杰斐逊的个性特征。监事会的所有成员都明白，他们承担这一职责是要接受杰斐逊的领导，都显示出“对他的判断力和经验……发自内心的尊重和顺从”。他们只是来参与其中，帮助他实现梦想，很明显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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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早就心怀兴办教育的梦想。先是在任弗吉尼亚州州长时，然后是在他的《弗吉尼亚笔记》中，他曾提议建立全州的公立教育体系，目的是想改变弗吉尼亚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的现状，将教育提升到能跟新英格兰诸州旗鼓相当的水平。做总统时，他曾采纳乔治·华盛顿最钟爱的方案，要建一所全国性的大学，或许可以建在首都。但这并未实现。在他的支持下在纽约州的西点（West Point）建立的西点军校并不完全符合他的想法。从总统职位上退下来不久，他一直念念不忘的想法获得了更具体的形式，他要对弗吉尼亚的教育进行总体的规划。参照新英格兰地区的城镇，每个县将分为一系列的“镇”或“选区”。每个选区使用公共税收作为资金支持一所小学，使得弗吉尼亚州配备约1200所本地学校，负责教授基本读写。然后，每个县将设立一个学院或中学，从选区学校毕业的优秀学生可以在这里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以及基础科学，家境贫穷的学生可靠公费接受教育。该计划的重点是建立一所州立大学，各县学校最好的毕业生接受美国能够提供的最好的教育，同样，学业优秀的贫困学生可以获得税收支持的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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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案纯粹是杰斐逊式的理想：在构想上很权威，在意图上令人钦佩，在实践上却行不通。弗吉尼亚州立法机构拒绝为这一综合计划提供必要的资金，但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于1818年在罗克菲什峡谷（Rockfish Gap）开会，对在何处创建州立大学做出建议。杰斐逊把他本人及麦迪逊都安排进了委员会，主导了审议过程。杰斐逊亲自撰写了委员会的报告，主张将州立大学建在夏洛茨维尔。同往常一样，麦迪逊协助文字编辑的工作，他指出杰斐逊使用“苦行僧般的”这个词儿来形容他理想的大学氛围，生动形象，“并不会让人心生愤懑”。他还提到“从国外聘请教授可能会引发一些偏见……”杰斐逊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弗吉尼亚正决定在教育体系的最顶端放置一块压顶石，而教育的地基并没有建立，尽管如此，他对创建大学的热情胜过了他的迟疑。他期待着与麦迪逊最后一次合作的美好前景，发动另一场运动来启迪民智，开阔他们的眼界，引导他们去追寻真理。例如，在州委员会上，杰斐逊给麦迪逊解释说，“有一群满怀疑虑、摇摆不定的人”，所以在他的书面报告中，“我因此添加了几个重要观点，来论述教育的益处……希望这些能与他们心中的节奏相符，说服他们改变主意，同意我们的意见”。这就像又回到以前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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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往日的、熟悉的杰斐逊模式也呈现出来，就像戏剧中的角色再次回到舞台上，进行最后一出返场加演。既有对细节一丝不苟的精神，又有宏大而清晰的愿景来引导他，但从未完全能够成功实现，细节和愿景无疑会使得费用超支。杰斐逊考察了位于夏洛茨维尔的校园选址，甚至亲自为地基打桩。圆形大厅是建筑的核心，为此，他选择了罗马的万神殿（Pantheon of Rome）作为参照模型，将其设计成兼具图书馆和天文馆两个功能，在穹顶的内部还有可移动的行星和恒星，由设计精巧的、隐形的滑轮组和小机件来控制。（外面根本看不到是如何进行控制的。）他每天工作4个小时，一连数月，为他图书馆里6860册图书编目，这些书他估计价值24076美元。这些精确的数字传递出虚假的安全感，好像尽在掌控之中，但现实的财务状况一直在使之弱化，即使杰斐逊精打细算也难以为继。1820年，弗吉尼亚州的立法机构认为其有责任支付总成本，所以授权监事会借款6万美元。但建造圆形大厅比杰斐逊预期的耗资更大，于是他把预算上调到162364美元，同样是具有误导性的精确。次年，面对立法机构对圆形大厅建筑成本的严厉批评，他预测19.5万美元将能负担所有的费用。当然，这些钱肯定不够用。但那时候，建造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杰斐逊宏伟的建筑设想已经变得隐约可见。整个事业势头正猛，除了愚蠢的挥霍者，任何人都不会在此时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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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招聘再次暴露了他对欧洲的矛盾态度，他心中的欧洲既是一个政治罪恶的巢穴，又是所有学问的摇篮。他坚持认为，只有欧洲学者才能提供真正一流的大学所需要的高级知识体系。所以他说服不情愿的监事会派遣弗朗西斯·吉尔默（Francis Gilmer），一位聪明年轻的弗吉尼亚州律师，去英国、法国和德国招聘教师。当亚当斯得知他的老朋友去欧洲四处搜寻学者，便取笑他这种不爱国的行为，开玩笑地提醒杰斐逊，他自己曾经对欧洲做过粗鲁的评价，把那里称为知识的沼泽，弥漫着政治传染病。但杰斐逊坚持追求最好的师资，直到吉尔默报告称，没有一位杰出的欧洲学者愿意到美国荒野中一个未建好的校园里工作。对这个意想不到的波折，他尽力做出乐观的姿态：“我认为他[吉尔默]若带不回一位教授将彻底摧毁大学的每一个希望……因此，我想他最好能竭尽全力请到顶尖的教授。他们比我们国家里次一级的学者更胜一筹，因为那些人的水平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他带回来的学者的学问大家不清楚，会很自然地被认为代表着我们期待的高水平。”总之，只好抛弃追求纯粹卓越的想法，取而代之的至少是表面的光鲜。可怜的吉尔默最终于1824年年底返回美国，他的健康因在欧洲的奔波而受到损害。好在有5位年纪颇轻的外国学者同意不久之后会过来。亚当斯幸灾乐祸地建议杰斐逊，说这些外国人中至少应该让一个人讲授“人类所获得的知识的局限性……虽然我想，你对设置任何限制的正当性表示怀疑……无论是在人的智慧还是美德方面”。杰斐逊选择对此不予回应。至少，他终于有了所需要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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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强烈支持无约束的思索和探究的自由，坚信这种自由将带来众多益处，所有人都认为那是不言自明的绝对真理。杰斐逊常常是把对思想自由的限制跟教会的教义和规矩联系起来。弗吉尼亚大学最鲜明的特点之一是它否认与宗教的任何隶属关系——当时美国几乎所有主要的大学都定位为特定宗教派别的神学院——而杰斐逊竟然离经叛道，完全禁止教授神学。其他一些美国大学的董事会通常是由神职人员主导，对什么知识可以教或什么书可以读强行加以限制。杰斐逊对这种做法非常敏感。他毫不妥协地坚持认为，他的大学不会屈服于这样的审查制度。

他说到做到。但他对宗教信条的敏感反应并没有带到政治事务当中。他对麦迪逊解释说：“有一个领域，我认为我们最有发言权”，这个研究领域非常重要，“让我们觉得有责任制订原则，来教授给学生们”。这个领域就是政府研究，董事会有责任保护年轻的心灵不受“彻头彻尾的联邦主义者和整合主义者”的叛国思想的侵害。杰斐逊接着准备了一份清单，列出了讲授与法律和政府相关内容的课堂上使用的标准文本。清单包括《独立宣言》《联邦党人文集》《1799年弗吉尼亚决议案》（Virginia Resolutions of 1799），以及乔治·华盛顿的就职和告别演说。尽管对于是否收录《联邦党人文集》中的一些文章杰斐逊掂量再三，这份清单还是显示了他的意图，就是确保年青一代按照弗吉尼亚对美国革命的阐释来接受共和主义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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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再一次纠正了他判断的失误，让他回到自己坚持的首要原则上。麦迪逊评论说，就像有宗教教义一样，政治也有其信条，杰斐逊不会像牧师或教皇一样强行推广其政治价值观，即使是在不经意间。另外，“难以找到符合标准的书籍，既具有导向性，又不会被干扰”。例如，对于《独立宣言》，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读法（这是麦迪逊最有力、最犀利的委婉说法之一）。杰斐逊选择《1799年弗吉尼亚决议案》尽管有讨好它的作者麦迪逊的意思，但留下了“犹豫的空间”，因为里面“有不少狭隘的带有地方主义的观点”。（麦迪逊已经感觉到早先对州权的辩护存在危险，希望保护杰斐逊和他自己，以免成为好战的南方势力的代言人。）总而言之，麦迪逊的结论是，提供必读书目的这一想法也许是错误的。“我在您的草稿上对关键的篇章做了一些修改，供您参考，”他谨慎地指出，“主要目的是弱化其强制性。”像往常一样，麦迪逊小心翼翼地表达了观点，而杰斐逊也听取了他的意见：“我完全同意你对我的决议的修正。”在杰斐逊的大学里不会有对政治信仰的考查，尽管他曾有此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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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杰斐逊把弗吉尼亚大学办成美国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的愿景和他逐步加强的派系思维之间还存在未解决的矛盾。最初的设想是把它建成美国的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美国的天然贵族在此接受教育，培养领导国家的责任感。但随着杰斐逊对北方“整合主义者的阴谋”越来越反感，大学慢慢变得更加具有地方色彩。当大楼在夏洛茨维尔拔地而起时，他对建成一个全国性大学的态度却不再乐观，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狭隘和更具戒备性的心理，把他的学校作为南方的堡垒，弗吉尼亚的年轻人能够寻求一个安静之所，摆脱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那种令人生厌的环境，那里是产生“狂热分子和托利党”的温床。这又一次展示出，他秉持的爱国主义最终就是把美国视作“放大版的弗吉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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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大学有两个鲜明的特色契合了杰斐逊的个人风格：第一，在美国其他大学中起着制约作用的大多数传统规则和课程要求都被完全放弃。大一新生、大二学生及高年级学生都无例外。杰斐逊也希望“让每一个人自由地选择课程，拒绝不想学的东西”。不要求具体的课程或学习计划。这是一个完全自主选择的制度，真正排斥了规定性的体系。也没有任何单独的行政机构。学校是由教师与学生合作管理，由监事会监督运营。杰斐逊坚持认为他的大学应遵循“自治”的原则，这意味着学监、教务长甚至校长都是不必要的。威廉·沃特是位著名的传记作家，因著有帕特里克·亨利的传记而闻名。当有机会吸引他来做第一位教授法律的教授时，杰斐逊很是兴奋，直到他得知沃特同意前来任教是以要求被任命为校长为条件的。他阻止了这个任命，理由是他的大学并不需要一位行政管理者。（遵照他的愿望，弗吉尼亚大学在1904年之前一直都没有校长。）总之，杰斐逊“学术村”的内部建筑跟其外观一样，都颇具原创性，其设计原则不是古典主义，也非帕拉第奥式，而是去除权威，打破常规。他的大学的内部结构不需要飞拱来支撑和稳定。所有一切有意义的原则都是内化的和无形的。这是杰斐逊理想的缩影，他的理想是一个没有政府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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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大学的规划第二个独特的个人风格是通过建筑在学校中营造家庭般亲密和谐的氛围。一方面，校园规划旨在复制田园诗般的新英格兰乡村风情，围绕着一块公共用地或草坪建造相互独立而位置邻近的住宅。该方案既突出了独立性，又能够保证邻居们可以每天面对面交流。几乎可以肯定，这样的安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一直把选区作为弗吉尼亚政治和教育的基本单位，地方会议和学校浸润在勃勃生机当中，而只有参与者在各种场合下相互熟悉，互相信任，才能产生无尽的能量，是一种不被注意的、自然而然的力量。他以选区为单位的教育规划被立法机构以耗资巨大为由否决，此外，这一设想的主要缺陷是弗吉尼亚与新英格兰的人口分布不同，这里的人们居住分散，而不是聚居在城镇中。然而，乡村环境中人际交往透出的亲密和纯真深深吸引着杰斐逊，是他现在称作的“民主精神”的来源，或是印第安人部落文化中政治纯洁的再现。无论弗吉尼亚的人口分布问题是怎样的，他的“学术村”将带来自己的人口。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复制的是哥特式的城堡和吊桥，而美国大学常采用的规划是一个独立的大楼，看上去像座堡垒或监狱。与此不同，杰斐逊的学校将重建新英格兰乡村自治的亲密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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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教授和学生住的地方相隔不远，教授住所的两侧沿着石柱廊便是学生宿舍。这样做的意图是要营造像家庭一样的环境，教授是学生的准父母或监护人。如果“学术村”代表了田园的生活，是和谐社会的本质体现，那么家庭就是乡村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里大家充分了解，互相关爱，每个人都可以潜移默化地将纪律内化于心，获得完善。三边的石柱廊设计体现了杰斐逊年轻时代的理想，他深深怀念威廉玛丽学院的威廉·斯莫尔（William Small）和乔治·威思，那时候老师扮演着导师、朋友、监护人的角色。柱廊的目的是拉近教师和学生在位置和心理上的距离，从而使学生能够得益于这种人际关系，如同家庭生活一般，情感深厚，富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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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诠释了杰斐逊最深刻、最诚挚的信念，这一切还都停留在理论上。更严酷的现实生活给了他猛烈一击。1825年9月，14名醉酒的学生发生骚乱，打破了柱廊的窗户，并威胁要对两名教师进行人身攻击。与“荣誉准则”背道而驰，没有一名学生愿意承认自己的罪过或指证他的同伙。针对这一事件，监事会于10月份召开了一个特别会议，由82岁的杰斐逊主持。这一场面真的不一般。耄耋之年的一代元老左右坐的是麦迪逊和门罗——三人都是弗吉尼亚王朝的精英，也都曾做过总统——他们坐在刚刚建成的圆形大厅的一张大桌子旁边。其中的一名叫作亨利·塔特怀勒（Henry Tutwiler）的学生描述了事件的经过。杰斐逊站起身，向学生发表讲话。他首先声明，这是他一生中经历的最痛苦的事件之一，但并未表现得过于情绪化。接着，他坐了下来，说他愿意让更有能力的人来说出他想表达的意思。他自己的世界正在坍塌，他即将离开这个世界。即使他自认为在夏洛茨维尔创造了具有完美的自由、纯粹的民主和亲密的情感的理想世界，也不能与他的期望相符。似乎命中注定，他的结局是一个失望的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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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

最后的几个月一直弥漫着悲伤和凄凉，其间杰斐逊做出最后一次努力，挽救一部分财产留给后代。这也最后一次展示了杰斐逊桀骜不驯、独一无二的行事风格。纵使他有强大的回避现实的能力，债台高筑的状况也对他提出了挑战，而死亡正在逐步逼近，打碎了他常驻心中的错觉，他总是以为事情的转机能在不经意间出现。“要在弗吉尼亚保留一份财产，其所有者必须有足够的技能和精力。”他对门罗倾诉道。门罗的财务前景也十分黯淡。但“我从来没有理财的技能，我也没有精力多加关注，当我真正反省这些情况时，有些纳闷，我恐怕是花了60年才沦落到今天的地步”。他大约欠下了10万美元的债务。用现代的价值计算，可达数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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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一个希望是发行彩票，不过在弗吉尼亚这是违法的，因此需要立法机构发布一个声明，予以认可。如果他能够得到许可，且彩票能够成功发行的话，他就有机会卖掉其财产的一部分，并保留蒙蒂塞洛，另外还会有足够的土地一起维持他的后代和部分奴隶的生活。1826年2月，他起草了一份长篇的申请书，回顾了彩票在弗吉尼亚的早期历史，描述了他长期为了本州和国家所做的贡献。写这些的时候对于他来说应该是极度痛苦的。对于一个如杰斐逊一样骄傲和珍视个人荣誉的人来说，也只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会有这种孤注一掷的行为。而立法机构竟然拒绝了他的申请，这种忘恩负义的态度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这更加令他感到尴尬。他向同样处于破产境地的女婿坦诚道：“我信心满满地把宝押在彩票上，却是大大高估了自己的价值，认识到这一点，让我羞愧难当。随着这个希望的破灭，我看到我平静的内心产生了汹涌的波澜，让我在剩下的日子里不得安宁。你诚恳地鼓励我保持昂扬的精神，但是疾病、虚弱、年龄和令人尴尬的事务时时困扰着我，所以很难做到。至于我自己，我不应该为财富所累，但我一想到给家人留下的沉重负担就感到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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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几个星期后，杰斐逊的许多朋友和崇拜者成功游说了立法机构，改变了其决定。批准发行彩票给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注入了最后一丝希望。（这个希望被证明也是不切实际的，但杰斐逊不肯面对现实。）他在3月时写下了遗嘱，希望能够把蒙蒂塞洛从他的债权人那里抢救出来，他的一些土地留给继承人。预料到拍卖者将接管他很多的奴隶，即使不是大多数的话，他选择解放海明斯家族的五位成员：伯韦尔，他的贴身仆人，在他死后可立即获得自由；约翰·海明斯（John Hemings）和乔·福塞特（Joe Fossett）一年之后获得自由；麦迪逊·海明斯和埃斯顿·海明斯，萨莉的两个儿子，跟着约翰·海明斯做学徒，等他们年满21岁即获得自由。遗嘱并没有解放或提及萨莉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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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受到彩票会把他从彻底毁灭中拯救出来这一虚假希望的鼓舞，6月下旬，就在疾病让他无法下床之前，他做出最后一次逞强的事情。首都华盛顿策划独立日庆祝活动的官员邀请他在7月4日参加纪念《独立宣言》发布五十周年的庆典。杰斐逊已经不可能离开山顶了，但他答应写一份书面的声明。他预感到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公开发言，所以他调动了所有的能量修改、润色他的发言稿，注重每一个细节，所花费的精力同他撰写《独立宣言》的草稿和第一次就职典礼演讲稿无甚差别。首先他表示自己不能亲自前往华盛顿与“杰出人物群体中幸存的少数人”相见，十分遗憾。“当年在那一天，这些人与我们一道在屈服和抗争之间做出勇敢而大胆的选择。”然后他提炼出自己对那些杰出人物丰功伟绩的最终评价：

但愿对全世界来说，我相信这将是一个信号（有地方早一些，有地方晚一点，但终将遍及全球），激发人们冲破苦行僧般的愚昧与迷信套在身上的枷锁，不必束缚自己，去争取自治带来的幸福与安全。所有的目光都聚焦于或者已经开始关注人的权利。科学之光已经照耀大地，让每一个人都能看清显而易见的真理，那就是人民大众不是生下来就背负着马鞍，少数得宠的人也不是由于上帝的恩惠生下来就穿着皮靴，套着马刺，堂而皇之地骑在他们背上。这对别人来说是希望的根本。对我们来说，要让每年的这一天帮助我们回忆这些权利，并坚持不懈地忠于这些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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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典型的杰斐逊风格：美国革命令人振奋的前景开创了全世界与过去根深蒂固的偏见进行斗争的新篇章；热情奔放的语言让人心怀憧憬，备受鼓舞，抬起头来，仰望天空，感受文字带来的震撼。正如他的《独立宣言》，其核心思想不是原创的，目的也并不在此。半个世纪以来，杰斐逊一直坚持把革命看作一场解放运动，一次对旧世界的背离。同《独立宣言》相似的另外一点，文体风格的妥帖也是借鉴而来的，是借自理查德·朗博尔德（Richard Rumbold）上校1685年在绞刑架上的著名演说，他被以叛国罪绞死。朗博尔德，这位性格刚烈的清教徒战士，在慷慨赴死之前创造了“背负马鞍”和“少数得宠的人，穿着皮靴，套着马刺，堂而皇之地骑在他们背上”这些语句。杰斐逊手里有几本英国历史书，都记载了朗博尔德的演讲。或许他读过的某些语句深深地印在脑海里，在写作时不经意间浮现出来。或者这个借用是有意而为之，因为像朗博尔德一样，他的大限将至，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喜欢的言辞表达当作自己的创作。无论真相如何，不管他对于家人及心爱的蒙蒂塞洛未来的命运如何忧虑，杰斐逊奏响了最后的胜利音符，将乐观的信息传递给后代。关于美国革命的核心意义和永久价值，他没有任何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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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再也无法出席另一个仪式，半年后，1827年1月15日，蒙蒂塞洛的财产和奴隶被公开拍卖。虽然他对于活得太长心存恐惧被证明是有道理的，他恰恰在1826年7月4日这一天告别人世，不必目睹最后的悲剧。他所有的家当，包括“130名有价值的黑奴”被出售给出价最高的人。所有的美国人都在热议亚当斯和杰斐逊在1776年两人伟大的合作五十周年纪念日那天同时去世，而在弗吉尼亚却有一些怨恨的说法，称在这个伟大的弗吉尼亚人激动人心的离世之时，亚当斯之死横生枝节，甚至认为，关于亚当斯死亡日期的报道是“扬基佬的鬼把戏”。但这是真实的。亚当斯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托马斯·杰斐逊还活着。”从长远来看这亦是正确的预言。杰斐逊是幸运的，死后能流芳百世，死时了无牵挂。在他去世半年后的1月里寒冷的一天，他的女儿和孙辈们只能看着蒙蒂塞洛被瓜分和破坏。他的孙子杰菲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悲惨的场景，他把这比作“古时候被占领的村庄，全部人都被卖作奴隶”。拍卖会持续了5天，当一切结束之后，其收入仅能偿还杰斐逊巨额债务的一部分，他的后代继承了这些债务。杰斐逊曾发誓要像慈父一样来关爱保护的奴隶们被出售给出价最高的买主。他的一生总是伴随着承诺。而他的永恒的精神遗产成为对美利坚民族许下的承诺的最强音。但在他的生活中，有一些承诺他无法兑现。我们不知道这些年来他给萨莉做出了什么样的承诺。我们确切地知道，她不是他在遗嘱中声明要解放的奴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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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钉死耶稣的古代罗马犹太总督。——译者注

[2]
西方基督教会四大正统信仰告白之一。——译者注

[3]
按照天主教的传统观点，做弥撒时酒和饼就转变为了耶稣的血和肉。——译者注

[4]
希腊神话中在伊阿宋率领下远征夺取金羊毛的50位希腊英雄。——译者注

[5]
戈尔迪是古希腊神话传说中小亚细亚弗里吉亚的国王，他在给他带来好运的一辆牛车车轭上打了个分辨不出头尾的复杂的结，并把它放在宙斯的神庙里。神谕说能解开此结的人将能统治亚细亚。这就是被人们广为传说的“戈尔迪死结”。几个世纪之后亚历山大远征波斯，当有人告诉他这个“戈尔迪死结”及其预言时，他挥剑将此多年无人能解的死结劈成两半，“戈尔迪死结”也就被破解了。——译者注

尾声

幻想的未来

Epilogue

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

杰斐逊真正的遗产是对遗产的否定。

——乔伊斯·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1993年

杰斐逊的想法同样具有这种幸福感，而且这种幸福感可能有点过多了。这些想法来得过于容易，太过寄托于美好的愿望和人性之善的理想，却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个世界残酷的现实。

——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1944年

那么，从历史的角度看，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杰斐逊遗产？托马斯·杰斐逊的宣言宣告美国独立两个世纪之后，如果他的一生当中体现出来的价值仍然显得至关重要，具有现实意义，那么这些价值到底是什么？半个世纪之前，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曾用大家最熟悉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时至今日，再问一下我们自己：“托马斯·杰斐逊的政治哲学思想如今还有什么用？”这似乎十分适当，甚至及时。
1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问题可能会让杰斐逊自己以及大多数专业的历史学家感到怪异。杰斐逊当然希望被人们铭记于心，但是他对历史遗产没有多少耐心，因为他常常认为历史遗产是过去强加给当下的负担。乔伊斯·阿普尔比，当代最敏锐的杰斐逊崇拜者之一，这样写道：“杰斐逊真正的遗产是对遗产的否定。”如果杰斐逊可以奇迹般地在我们眼前现身，那么他完全有可能义正词严地宣告，对杰斐逊的关注与研究都是在浪费时间。他有可能会说，当代的美国人需要从祖先和前辈的痼疾中解放出来，探寻自己的命运和未来。事实上，只有这样做，我们才有可能继续坚持杰斐逊的核心理念。
2

这一点，大多数的历史学家可能会各持己见。在他们看来，回望历史就像身处异国他乡，身处一个有独特习俗和语言的地方。任何试图将杰斐逊脱离开他自己的时代和地域环境的努力都是徒劳和错误的，因为正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才造就了那样的杰斐逊。让杰斐逊离开自己的环境，把他带到当下，就像尝试种植剪下来的花朵一样。的确，这意味着需要放弃纠缠过去跟现在的关系，以保护过去的纯洁性。但是，大多数历史学家宁愿冒复古主义的风险，也不愿犯现代主义的罪行。

然而，无论是好还是坏，杰斐逊早已冲破了历史学家在现在和过去之间设下的藩篱。在我们中间对他的评价不尽相同，有人认为他是一位英雄，也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恶棍。对杰斐逊遗产各抒己见的评价已成为当代美国文化的一个永久特征。毫无疑问，比尔·克林顿精心计划前往蒙蒂塞洛朝圣，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发表振奋人心的评价，“从托马斯·杰斐逊的生命中摘下一朵花，永远戴在我们的灵魂上”，都表达了同样清晰的意图，那就是利用这样一个偶像来为他们各自的政治目标服务。亚伯拉罕·林肯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很早之前就熟练地运用这一策略，他们自己现在也成了偶像级的人物。（事实上，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罗斯福支持修建杰斐逊纪念堂，主要目的是为民主党提供一个可以与林肯纪念堂相制衡的神圣之地，因为共和党声称林肯纪念堂是他们的圣地。）这种公开借用、极力推崇的神话般的杰斐逊形象与历史上的杰斐逊之间的关联微乎其微。那个杰斐逊很可能舒舒服服地待在档案馆里，由警惕且不事张扬的学者们照看着。
3

一些显赫的公众人物大肆引用杰斐逊，不会为自己的无知感到恐惧和尴尬。而在网上每时每刻也都在上演着同样肤浅的对话。约翰·亚当斯临终时说出最具预言性的话——“托马斯·杰斐逊还活着。”——那时，他没有办法知道今天的网络空间。但是现在，在“美国在线”（America Online）的网站上有关杰斐逊的“谈论”[比如杰斐逊和萨莉、杰斐逊和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蒙蒂塞洛的食谱、杰斐逊和上帝]比其他任何历史人物的都多。1996年2月，托马斯·杰斐逊纪念基金会加入了这些闲聊，发布了一个看似明智的观点。“特此荣幸公告，蒙蒂塞洛已经上网了。”该基金会宣布，大家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在19世纪初期杰斐逊生活中典型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以及其他的话题。
4

在某些意义上，网络空间是讨论杰斐逊的绝佳环境，一个超凡缥缈的地方，在网络空间里，形象和印象可以随意变换，不需要为了一致性做出掩饰。同样，个人电脑是塑造杰斐逊的绝佳工具，它可以让普通人靠这个便携式的机器私下交流彼此研究的心得。一个转世到现今的杰斐逊一定会把这个东西看作他便携式书桌的仿制品。所有的这些只是强化了一种认识，那就是仅仅把对杰斐逊的回忆和遗产的探讨限制在学术领域早就注定失败的结局。

再回到卡尔·贝克尔的那个老问题上——“现在还存留的到底是什么？”——这真的是一个大多数学者都避而不谈的话题。贝克尔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含蓄地暗示出，任何标榜忠实于历史的答案都必须首先承认，杰斐逊遗产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不复存在了；从1826年到现在，它们已经寿终正寝，自然地消失了。或许，想象那个过程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们想象成沙滩上一连串的沙堡。这些沙堡离海岸线的距离各不相同，但都在时间的大潮前不堪一击。

第一次大潮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内战摧毁了奴隶制，也摧毁了南方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以及主权在州的信念。1865年之后，杰斐逊把美国称作“放大版的弗吉尼亚”的说法已经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销声匿迹。另外，他对于各州和联邦政府之间的合理分权的信念，如果没有被完全清除，也永远陷入被动，处于守势。

第二次浪潮，实际上是一连串的浪潮，在1890年到1920年之间到来。1890年，美国人口普查显示美国历史的边疆开拓阶段已告一段落。[三年后，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发表了一篇极具影响力的文章《美国历史上边疆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宣布：“边疆开拓成为过去，美国历史的第一阶段随之结束。”]接着，1920年的人口普查报告显示，大多数美国居民住在城市而非乡村，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在这两次人口普查之间，美国接收了大量的欧洲移民和亚洲移民，这就永久地改变了美国人口先前多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后裔的状况。综合来看，这些人口统计上的变化使杰斐逊对土地和农村的向往变成了怀旧的回忆，对西部复兴的信念变成带有民主精神的虚构，对盎格鲁-撒克逊人后裔统治地位的假定变成了种族衰落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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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政的实施，20世纪30年代迎来了第三次浪潮。事后看来，事实上从20世纪初期，我们就能够看见它来临的迹象。那时候，城镇化、工业化、人口密集度的增加和企业权力对经济影响的飞速增长，使得当时的社会迫切需要一个更加集权的中央政府来调节市场的不平衡，并规范工业经济混乱无序的发展势头。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在其所著的《美国生活的前途》（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
，1909）中早就预言了这些政治变革，并且表达了支持的态度，但是直到罗斯福新政时期这些变革才真正得以实现。罗斯福给杰斐逊贴上“新政民主党人”（New Deal Democrat）的标签，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具创造力的政治盗用行为，因为新政期间，联邦政府的权力不断扩大，意味着杰斐逊所反对的“整合”最终战胜了“扩散”。新政的实施实际上敲响了杰斐逊极简主义政府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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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到1965年之间掀起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浪潮。20世纪40年代末，冷战开始时，美国利用了本质上是杰斐逊主义的道德观来动员民意，对抗苏联。但是，1950年，《国家安全备忘录第68号文件》（National Security Memorandum 68）颁布以后，美国致力于建立一支大规模的军事力量来应对冷战，恰恰包括了杰斐逊所憎恶和拒绝的那种常备军（还有海军和空军）。与此同时，最高法院对“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的判决以及随后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民权立法，使美国社会白人与黑人和平共处的理想有了制度保障，杰斐逊所信奉的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隔离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了。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提出“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构想，以及建立常规的军队，致力于建设福利国家，给予黑人和女性完整的公民权利，这在杰斐逊的思想体系中代表着典型的政治腐败。另外还有反对种族和性别歧视，而杰斐逊认为种族和性别差异是不变的自然法则。
7

说到“不变的自然法则”，就要提及一系列完全不同的浪潮，是与政治世界相对的科学世界的变革之风吹动的浪潮。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发现，它们彻底粉碎了杰斐逊对世界基本原则的原始假设。他所信奉的原则制约着整个自然界以及他称作的“头与心”即理智与情感之间的关系。杰斐逊的整个精神宇宙发生了巨变，现代科学已经动摇了他认为理所当然的“不变的法则”，任何把过去和现在直接联系起来的做法一定是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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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应该十分清楚的是，长久以来，历史学家对杰斐逊进行跨越时代的解读时都显得过于沉寂，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谨小慎微，而是基于一个更为全面的视角来审视他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之间天翻地覆的变化。再想一下海滩上的沙堡的画面，不光是连续变化的浪潮冲走了杰斐逊的核心信念，同时也是因为整个海岸线已经改变了形状。人口和态度的关键性改变使美国在1890年到1920年之间出现了“后杰斐逊主义”（post-Jeffersonian）。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现在留存下来仍然具有影响力的杰斐逊思想中，很容易辨别的一点就是对这些改变带来的政治启示一如既往地不情愿接受，在一些情况下甚至是彻底的拒绝。

在20世纪晚期，怀念杰斐逊主义、支持其强力观点的主要是共和党的保守派。20世纪60年代，保守主义运动兴起，代表人物是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到80年代罗纳德·里根时期在全国取得胜利，达到高潮。在90年代，纽特·金里奇提出了“与美国的合约”（Contract with America）的法案。保守主义运动开展了反对联邦政府权力渗透的斗争，正如杰斐逊当年所进行的一系列反抗斗争，包括反对18世纪70年代英国议会的整合企图、90年代的汉密尔顿金融计划以及19世纪20年代联邦政府阻止奴隶制扩散的举措。不仅仅是共和党人渴望将权力从联邦政府转移到州政府手中，这一点附和了杰斐逊的政治偏好，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是响应了他对政府权力本身具有的强烈敌意。事实上，从1989年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政府就取代了苏联，成了我们自己国内的“邪恶帝国”（Evil Em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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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纯粹的杰斐逊主义，表现在其对远离基层民众的中央集权的政府具有天然的厌恶，而且不去理会联邦层面的政治机构一开始产生时是否有正当的理由。就像杰斐逊总统在1800年刚刚上任时一样，现代保守派以清除黄金时期以来累积的政治残渣为己任。对杰斐逊而言，时间需要回溯到1776年。对现代保守派来说，实现目标的预定日期更为模糊：1963年（“伟大社会”前夕）、1932年（“新政”前夕），甚至是1890年 [“进步运动”（Progressivism）前夕]。根据保守派思想的内在逻辑，很明显，在后杰斐逊时代的美国——即在过去的100多年里——建立起来的联邦体系既危险也不必要。有人可能会说，这主要是一个修辞性的立场，不会有人真的考虑要消除社会保障总署或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实际上，如果每四年一次争夺联邦政府权力的竞选对联邦政府开支的增长和华盛顿官僚主义规模的增大有影响的话，那影响力也是微乎其微的。无论如何，杰斐逊反政府理念的修辞技巧不能被低估，不能认为那仅仅影响了政治话语的特征而已。和当今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单一民族国家不同，在美国，政府权力所代表的意义是遭人诟病的。这是杰斐逊修辞技巧所遗留下来的力量，使得政府处于被动局面。杰斐逊思想中这种强有力的观念在共和党的保守派当中仍然很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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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根深蒂固甚至重新恢复活力的反政府理念具有两面性，因为用带有独特杰斐逊风格的话语方式提出公共政策方面的问题意味着，对于当代美国社会最让人困扰、最有争议的一些问题，如堕胎、毒品、贫穷和犯罪，杰斐逊的思想遗产难以提供答案。关于这些社会问题的争论就是关于政府如何发挥应有作用的争论，而在杰斐逊看来，政府就不应该起什么作用。正如卡尔·贝克尔所说的，杰斐逊坚信：“因为本质上政治权力是危险的，所以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弱化政治权力。”

在那种反政府的背景下，杰斐逊最持久的思想遗产就是宗教信仰自由原则，即宗教权力和国家政府的权力完全分离开来。如果他知道20世纪后半期最高法院是这个否定性原则最主要的辩护者，那他一定非常不开心，因为在政府机构里面他最讨厌的就是最高法院。无论如何，政府无权干涉个人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的原则是杰斐逊思想的一个特定表现，从18世纪晚期保持到20世纪晚期，没有任何显著的变化。
11

他另外的一些思想遗产就没有那么具体了，只能在一些更加脱离现实的领域进行讨论，缺少学术的积累，更加容易把陈词滥调误认为新思想。在这种状况下隐藏着不少危险，可以从其中的两个实例中吸取教训，帮助我们以后避免同样无意义的命运。第一，有一批貌似聪明的评论员，追随贡纳尔·默达尔（Gunnar Myrdal）在《美国的困境》（An American Dilemma
，1943）一书中的观点，他们认为，杰斐逊所称的美国信条，首先在《独立宣言》的自然权利那部分被提出来，其核心观点构成了美国不同的种族和民族可以和谐共处的共同的思想基础。杰斐逊最生动有力的文字以及它们明确表达的自由和平等的观念，成了团结美国多个民族的思想黏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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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一个抽象的概念可以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功能不仅是荒谬可笑的，而且把杰斐逊作为种族平等或者当代多民族共存的理想的拥护者，这是与我们所知的历史上真实的杰斐逊完全不符的。跟其他几位同时代的革命领导人一样，他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至上的坚定信仰者。此外，他还特地明确指出种族之间的差异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养成的。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选择在林肯纪念堂的台阶上发表“我有一个梦想”（I Have a Dream）的演讲是对的，因为正是林肯对杰斐逊最初的自然权利思想进行了扩展和修改，将黑人的权利包含在内。尽管把杰斐逊看作奴隶制的敌人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他实际生活中的表现则违背了他自己思想的内在逻辑，所以把他描述成种族融合的支持者实在是对他的生活和思想的曲解。

第二，杰斐逊已成为一些总统和政府官员恰当的历史资源，他们渴望表达出一种积极乐观的论调，来显示美国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优越性以及他们最终获得胜利的必然性。杰斐逊的一系列语录的确可以收集起来用于支持这种极度乐观的爱国主义。例如，冷战的爆发就受到这种极端道德说教和杰斐逊二元论思想的影响。想象一下，杰斐逊会把1989年苏联的解体描述成由美国和法国革命引发的全球斗争的高潮，长期的思想斗争注定会让基于民意和个人意志的代议制政府和市场经济取代依赖高度集中和计划经济的政权，这种想象既合乎情理，也尊重历史。

另一方面，将杰斐逊对国际斗争结果的乐观主义态度当作上天眷顾、神灵保佑，认为他把美国未来想象成不朽的“山巅之城”（City on the Hill），这是引人误解，最终大错特错的。正如罗纳德·里根所说，杰斐逊不相信“在美国永远是早晨”。特别是在他生命的尽头，他对自己参与建立的这个国家能否长期存在很没有信心。虽然杰斐逊展望了美国广阔无垠的前景，在革命一代中独树一帜，他也告诉和他一起建立国家的同事们一个现实的认识，那就是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不可能万古长存。

麦迪逊在1829年写道，他预言美利坚共和国将会持续另一个100年，而在大萧条爆发之初再看这样的判断，它似乎具有神秘的先见之明。亚当斯在相信世界末日即将到来和美国还能存在一个半世纪的更为乐观的预测之间摇摆不定。即使能够超越特定的历史背景是杰斐逊思想的一个最具吸引力的特点，但他还是与革命一代的其他人一样，认为所有崛起的国家最终都会衰落，美国政治上的成功其实是得益于良好的社会、经济及人口条件，尤其是西部广阔的土地，但这片土地最终都会消耗殆尽。德鲁·麦科伊（Drew McCoy）也曾简洁明了地指出，杰斐逊希望通过扩展空间来实施他的实验，以延缓时间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灾难。[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的“新边疆”（New Frontier）政策表现出同杰斐逊一样扩展空间的强烈愿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1890年至1920年之间，这些有利条件逐渐消失了，因此20世纪美国整个的政治环境都会让杰斐逊感到可怕，国家呈现出衰退的迹象，正在走上他认为的英帝国腐败堕落的老路。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要想象杰斐逊站在柏林墙之上，带领大家为柏林墙的拆除而欢呼的景象，我们必须同样认识到，20世纪末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胜利与他想的完全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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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所有在脱离现实的领域追寻杰斐逊永久思想遗产的评论家最终都发现，其精华在于《独立宣言》中的自然权利部分以及宣言极力颂扬的个人自由的理想之中。20世纪初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苦苦追寻“杰斐逊精神”（The Spirit ofJefferson），发现它存在于“个人追求自由机会的权利”之中。20世纪末期，乔伊斯·阿普尔比也做了同样的探寻，他也认为杰斐逊“以自然名义限定由我们来继承的最持久的遗产就是对人类自由的特殊理解”。在这期间，无数的演说家、政治家和学者都表达了类似的论调，是他们爱国主义赞歌的重要内容。在对抗外来敌人，如德国、日本和苏联时；或者在应对相互矛盾的目标，如工会权力和企业权力、福利立法和难以解决的贫穷、死刑和死亡的权力等的国内斗争中，杰斐逊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有用的资源。杰斐逊的言论很自然地可以起到化解矛盾、调和冲突的作用。到底哪些是杰斐逊的真知灼见，哪些是一些陈词滥调，这变成了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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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杰斐逊所理解的个人自由的概念比现代的观念更为狭隘。他的看法本质上是消极的：自由需要摆脱教会或国家政府的侵犯。这和他的反政府理念是统一的，因此他的认识跟我们当代人对个人权利的信念是不相容的，不论是体面的生活水平、舒服的退休生活，还是周到的医疗保障，所有这一切都依赖于政府的支持，而他却对政府介入极度排斥。他要的自由就是不被打扰，这与20世纪主张的隐私权有更多的相似之处，而不是咄咄逼人地要求更多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关于美国人应该如何去运用个人自由，他确实对积极的方法知之甚少。19世纪攫取财富、20世纪追求史无前例的高消费，肯定会让他对自己的同胞感到失望。

因为所有这些原因，在当代把杰斐逊奉为“个人自由的使徒”，必然是具有欺骗性而且困难重重的。虽然从杰斐逊的时代到现在，杰斐逊理念在内容上有几次大幅的改变，但其中没有改变的、仍旧保存下来的、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思想遗产是促成对个人自由进行思考的模式。在革命一代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中，杰斐逊首先提出个人主权不可侵犯的设想，接着尝试为政府职能制订方案，充其量是让政府保护个人的权利，往坏处说，就是尽可能地减少政府或国家权力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亚当斯和麦迪逊，甚至更大程度上包括汉密尔顿，都是首先把社会设想成一个集体单位，包含在政府里面，而政府的目标应该是在更广阔的社会公共秩序中使个人获得最大化的自由。杰斐逊并不担心社会公共秩序，他坚信从封建压迫的残余中解放出来的个人能够自由地互动，创造出一种自然和谐的利益关系，由无形的或隐藏的行为准则所引导，就像亚当·斯密（Adam Smith）论述的自由市场。但是这一信念，正如亚当斯在他们晚年的通信中试图告诉他的，始终是一个幻想。但它的确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幻想，在19世纪美国经济刚刚在喧闹中“起飞”的那段时间被证明十分有效，那时候疆域扩展，经济增长，表面上混乱不堪，但产生了自身的动态秩序。直到19世纪晚期，随着美国边疆开拓的终止，镀金时代（Gilded Age）巨大的经济不平衡开始显现，它才完全暴露出虚幻的本质。

但是那个时候，杰斐逊把个人自由作为自己信念的基石和所有政治争论中具有优先地位的起点已经根深蒂固了。在一些巨大的机会（即购买路易斯安那）和重大的危机（1807年的《禁运法案》）面前，杰斐逊自己准备暂时放弃这一原则。而20世纪的美国人因为受到大萧条的打击、第二次世界大战及随后冷战的威胁，只愿意采取更注重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但在威胁退去之后，个人主权仍然是影响深远的信念，是所有主流政治思想的意识形态的基础。它继续以各种方式对政治对话进行限制，使得所有公共性方案和追求群体权利的提议，如平权法案，无法顺利实施。罗伯特·威布（Robert Wiebe）在其全面评述美国民主文化的著作中最后总结说：尽管杰斐逊“自制”的理想在概念上是矛盾的，但它则是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坚持的信仰：“当代有不少是针对个人主义的批评，把它作为美国民主的祸根，这在根本上是与历史相悖的。让美国人通过踏踏实实地融入基层社区，在集体生活中失去自我，来实现对民主的促进，这是徒劳无益的。美国从来就没有缺少个人主义成分的民主，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将来会有这样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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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好还是坏，用杰斐逊的话说，美国政治话语就是一场关于主权个体的对话，个体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勉强地为更大的社会目标而妥协。

最后，杰斐逊创造了一种特别的领导风格，这种领导风格适应了美国政治文化的特殊需要。两个世纪之后，他的这种领导风格仍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种风格是以从容应对矛盾的能力为基础的。如果你开始确信政府不过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魔鬼，那么有效的政治领导就必须是间接的、不具有威胁性的。它必须掩盖其运作，不暴露在公共视野之内，看起来要比实际状况更加温和、无害。高效的政府必须履行其职责，这些职责需要强制和规范那些犹豫不决的人和怯懦的人。如果这个国家建立时所崇尚的理想（即个人自由、机会平等和人民主权）与政府的职责也存在内在的脱节，那么高效的领导者，特别是行政机关的领导者，必须具备善意欺骗的能力。如果政治文化宣称要从民意中获得权威，因为每个时代中有争议的话题自然会让民意产生分歧，那么领导者必须至少看起来愿意倾听和采纳意见，政治生存的诀窍就是需要使用高超的语言技巧，让不同选区的人们听到他们想听的言论。

20世纪晚期，美国在企业界和军界的确允许更加直接、更加高调和简洁的领导方式。但是在政治领域，权力仍然受到严格的制约，必须采用更为隐秘的方式实现其目标。电视越发增强了操纵的空间，即时的、更加精确的投票方式越发加大了公众意见的影响力。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政府的规模迅猛增长，与此同时，杰斐逊式对政府的敌意在社会文化最隐蔽的角落里滋生、膨胀。这就使得这一悖论更加受到重视，即政治候选人竭力提高自身的吸引力，却要像1800年的杰斐逊一样，对他们参加竞选、将要领导的联邦政府表达鄙视和不满。

在对政府存有疑虑的政治文化中，杰斐逊并不是有意识地追求这种风格，也并没有刻意改变自己的个性去迎合大众对领袖的要求。他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这种风格。他对公共生活表达的态度完全是真诚的。如果他转世到我们这个时代，被邀请去参加政治竞选，那么他肯定会拒绝，而更愿意选择蒙蒂塞洛平静的生活。但是就他的气质和性格而言，他思维机敏，能够弹性地对待真理，做出多种解释；具有娴熟的语言技能，提出的政策能让不同的听众都乐意倾听；善于迂回游移，逃避现实，是忠实的理想主义者；对自己卓有成效行使的权力有着真诚的厌恶之情。这些至今仍然都是很有价值的政治才能。随着美国选民数量变得更多，体系更加庞大，杰斐逊的远见卓识蕴含的崇高与质朴越发显示出重要的政治影响力。如果我们能说服他参选，那么他仍然将会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国家领袖候选人。

附录

关于萨莉·海明斯丑闻

Appendix

A Note on the Sally Hemings Scandal

当代的记者和社会评论家经常提到20世纪最后30多年政府公职的候选人，他们的私人生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特别是性生活方面更甚。迅猛增长的脱口秀和通俗小报对这种花边新闻的报道随处可见，极大调动了大众对这些丑闻的好奇心。大家想了解富豪和名流性生活的原始冲动显然跟原始的性冲动一样恒久不变。我们知道有几位总统曾经出过轨，例如肯尼迪、克林顿，再往前还有哈定（Harding）和富兰克林·罗斯福。而很久之前，杰斐逊和萨莉之间就有故事。事实上，托马斯·杰斐逊和萨莉·海明斯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乎可以算得上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部电视连续剧了。

这段故事的来龙去脉自然地分成了清晰可辨的三个阶段，即便这种划分不是那么精确。第一阶段是19世纪早期，那时詹姆斯·卡伦德发表了最初的指控，随后联邦党人的报纸把它传遍了全国。所有历史学家都同意，卡伦德的动机是恶语诽谤，图谋报复。他可能是在里士满坐牢的时候，听到了有关蒙蒂塞洛白人跟黑人通婚混种的传言——那些事在弗吉尼亚流传了好几年了——他并没有因为把流言当作事实来宣扬感到内疚。尽管他的指控很明显有个人原因和政治动机，但仍然从三个不同的方面显示出其具有一定的可信度：第一，1797年卡伦德准确地揭露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玛丽亚·雷诺兹的通奸行为；虽然他十分不负责任，言辞淫秽，哗众取宠，但他只不过是夸大事实，并非睁眼说瞎话。第二，萨莉·海明斯生的孩子中，确实有一些一看就知道其父亲必定是白人，而这些孩子中又有几个长得很像杰斐逊。第三，卡伦德曾准确地指控过杰斐逊的另一段往事，1786年，年轻的杰斐逊正值单身，主动向已婚女士伊丽莎白·沃克示爱。1805年，杰斐逊承认了这一年轻时的莽撞行为，并向伊丽莎白的丈夫约翰·沃克公开道歉，但他声明那是唯一一个“有事实依据的针对我的指控”。无论如何，对于沃克事件指控的正确性让萨莉的故事有了一些可信度。

故事的下一章发生在19世纪中期的那几十年间，其间出现了两条新证据，每一条本身都十分具有说服力，但将二者放在一起，就相互冲突了。1873年，麦迪逊·海明斯，萨莉的倒数第二个孩子（生于1805年），在接受《派克县共和报》[Pike County
(Ohio
)Republican
]采访时称，他的妈妈已经证实了，托马斯·杰斐逊就是他的爸爸，事实上，是她所有孩子的爸爸。伊斯雷尔·杰斐逊（Israel Jefferson），曾是蒙蒂塞洛的奴隶，也证实了这一说法。那时，他也住在俄亥俄，是麦迪逊·海明斯多年的好友。第二年，即1874年，詹姆斯·帕顿出版了《托马斯·杰斐逊的生活》（Life of
Thomas Jefferson
）一书，讲述了另外一个在杰斐逊和伦道夫家庭内部长期流传的故事——那就是，杰斐逊的侄子彼得·卡尔（Peter Carr）是萨莉所有或者大多数孩子的父亲，而且当玛莎·杰斐逊质问他时，他也承认确是如此。因此，萨莉的孩子长得像杰斐逊是因为他们之间有血缘关系，但这种关系是通过卡尔建立的，与杰斐逊本人无关。蒙蒂塞洛存在异族杂合的说法得到了埃德蒙·培根的进一步证实。他曾是蒙蒂塞洛的管家。他在1862年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曾多次亲眼看到另一个男人在“许多个清晨”时分离开萨莉的住处。因此，公众面前就出现了两个版本的萨莉故事，一个是基于海明斯家族的口耳相传，另一个来自杰斐逊-伦道夫家族白人后代的口头叙述。

故事的第三章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那时有关杰斐逊的学术研究开始兴起，特别是朱利安·博伊德领导的庞大的出版项目和杜马·马隆出版的具有权威性的六卷本传记，引发了新的证据，并且掀起一场新的激烈辩论。不过最具有戏剧性的插曲发生在1974年，福恩·布罗迪出版了《托马斯·杰斐逊——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Thomas Jefferson: An Intimate History
），一本风靡全国的畅销书。书中支持异族杂合，甚至宣称杰斐逊和萨莉·海明斯彼此相爱，但是实际上这条新的证据是来自马隆的研究。尽管马隆做了有力的论证，得出结论说，萨莉的故事是卡伦德杜撰的，如此而已。但是他的研究显示，萨莉每个孩子出生前9个月的时候，杰斐逊都在蒙蒂塞洛。因为他经常住在费城或华盛顿，又因为他不在蒙蒂塞洛的时候萨莉从未怀过孕，所以她怀孕的时间与他是孩子父亲的可能性完全吻合。1993年，托马斯·杰斐逊纪念基金会的研究者发现了一个“遗漏的”女儿，她生于1799年，出生后不久就死掉了。这个女儿的降生和杰斐逊在蒙蒂塞洛居住的时间也正好吻合。布罗迪的书在学术界引发了激烈的辩论，随后与之相关的传记、小说、电影和通俗杂志铺天盖地，数量激增。而事实上，马隆对萨莉怀孕时间的梳理，构成了最明显的新证据，支持了对二人存在性关系的指控。

这一事件到底会走向何方呢？除非托马斯·杰斐逊纪念基金会的理事们决定挖掘遗骸，然后对杰斐逊和那些宣称是他后代的人做DNA检测，不然这件事就会变成一个谜。两种不同观点的支持者都会随意猜测，而且也肯定会乐于做出各自的猜测。在学术界，特别是在从事杰斐逊研究的专家中，似乎已经达成了一致，那就是这个故事几乎可以肯定不是真的。普通民众则是持有更加含糊暧昧的观点，特别是在黑人群体中，这个故事好像已经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了。如果这场辩论的任何一方准备通过民事诉讼来申请损害赔偿，要求使用在数量上占优势的证据作为标准，那么很难想象如何为两方原告找到公正的陪审团。杰斐逊最热情、坚定的支持者仍然生活在所谓的弗吉尼亚绅士精神的影响之下（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弗吉尼亚绅士会做的事），而这种精神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越发显得守旧和天真，不合时宜。同时，那些一心觉得这个故事是真实的人，不论他们赞同的是卡伦德的原始版本，即一个关于色欲和强奸的故事，还是布罗迪后来的演绎，即美国历史上第一对异族通婚的夫妇的爱情悲剧，他们也都优先考虑种族、政治和性的问题，而不是重视证据本身。仅仅根据目前我们知道的情况，我们永远无法获知真相。

不过，此一时，彼一时。在本书的初版中，我猜想，杰斐逊跟海明斯有染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并且针对一些间接的证据提供了合理的解读（例如，杰斐逊写给女性的信中的语气、他的敌人怀疑这一指控的原因）来支持我的揣测。不论我的解释有多么合理，结果证明是大错特错了。

1998年11月5日，《自然》杂志发表了杰斐逊的Y染色体和海明斯的几个后裔的Y染色体之间的对比结果，结果显示杰斐逊和埃斯顿·海明斯之间确实存在联系。与卡尔家族的Y染色体之间的比对显示阴性的结果，杰斐逊和萨莉的第一个孩子托马斯·伍德森（Thomas Woodson）的Y染色体之间的比对也是阴性。事实上，杰斐逊的白人后代提供的解释已经不足为信了；海明斯的后代提供的解释则还有一定的真实性。

但是与埃斯顿染色体的匹配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证据，因为几乎不可能相信，卡伦德指控他在蒙蒂塞洛发生了一夜情，6年之后，64岁的杰斐逊跟萨莉·海明斯有了一个孩子。在1790年和1808年之间，萨莉一共生了7个孩子。杰斐逊到底是不是所有孩子的父亲，或许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与埃斯顿染色体匹配的结果将举证责任转移，如果推测杰斐逊是每个孩子的父亲，需要逐一证实。杰斐逊和海明斯之间存在长期性关系的可能性恐怕永远无法得到完全的证实，但是现在已经“排除了合理怀疑”。

1998年11月

注释

缩写

AHR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Boyd
Julian P. Boyd et al., eds.,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25 vols. to date (Princeton,1950- )

Cappon
Lester G. Cappon, ed.,The Adams-Jefferson Letters: 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omas Jefferson and Abigail and John Adams, 2 vols. (Chapel Hill, 1959)

Domestic Life
Sarah N. Randolph,The Domestic Life of Thomas Jefferson (Charlottesville,1978). Originally published 1871

Family Letters
Edwin Morris Betts and James A. Bear, eds.,The Family Letters of Thomas Jefferson (Columbia, 1966)

Farm Book Edwin Morris Betts, ed.
,Thomas Jefferson’s Farm Book, with Commentary and Relevant Extracts from Other Writings (Princeton, 1953)

Ford Paul Leicester Ford, ed.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10 vols. (New York,1892–99)

History Henry Adam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uring the Administrations of Thomas Jefferson, 2 vols. (New York, 1986). Library of America edition. Originally published 1889–91

JAH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JER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JSH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L&B
Andrew A. Lipscomb and Albert Ellery Bergh, eds.,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20 vols. (Washington, D. C., 1905)

LC
Library of Congress

Malone Dumas Malone
,Jefferson and His Time, 6 vols. (Boston, 1948–81)

Randall Henry S. Randall
,The Life of Thomas Jefferson, 3 vols. (New York, 1958)

Smith James Morton Smith, ed.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omas Jefferson and James Madison 1776–1826, 3 vols. (New York, 1995)

VMHB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WMQ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d. Ser.

在下面的注释中，我尽量采取惯常的方式标注，以符合学术引用的通行规则。杰斐逊在这一方面展示出的挑战令人望而却步。一是因为他本人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资料；二是其后他的故事吸引了大量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二手文献非常丰富；三是因为杰斐逊一生几乎经历了美国革命时代在政治、社会、文化、知识等领域的所有重要进展，每一个领域都产生了相当多的学术资料。简单来说，如果要对所有资料来源进行详述，那就能写成一本书，篇幅会跟现在的这本一样长。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主意，而且也有卖弄学识之嫌。我标注了正文中引用的原始文献，也列出了二手文献以及对我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些书目。就杰斐逊研究来说，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是没有一个凡人能够阅读完所有的文献，也没有一个理智的读者想对所有参考过的资料做详尽无遗的了解。为尽可能地弥补我的疏漏，我在各注释条目的下方对所引文献做了解释性的说明，从而使尾注多少带有一点书目论述的风格。

序幕 杰斐逊热：美国，1992—1993

1
. Merrill Peterson,The Jefferson Image in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1960),395-420.

2
. Ibid., 375-76.

3
. Ibid., 377-78.

4
. 参观杰斐逊纪念堂的游客量，由国家公园服务中心提供。

5
. Jim Strupp, ed.,Revolution Song: Thomas Jefferson’s Legacy (Summit, N. J., 1992).

6
. Mary Jo Salter to Joseph Ellis, February 5, 1993,作者的个人通信。

7
. Mary Jo Salter to Joseph Ellis, May 5, May 10, May 12, 1993.

8
. Mary Jo Salter,Sunday Skaters (New York, 1994), 79-93.

9
. Merrill Peterson,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New Nation: A Biography (New York,1970), viii.

10
. Susan R. Stein,The Worlds of Thomas Jefferson (New York, 1993).

11
. 对展览的评述，参见Garry Wills,“The Aesthete,”New York Review Books (August 12, 1993), 6-10。

12
. Douglas L. Wilson,“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Character Issue,” Atlantic Monthly,CCLXX (November 1992), 62-64.

13
. Frank Shuffleton,Thomas Jefferson: A Comprehensive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Writings About Him,1826–1980 (New York, 1983)以及同一作者所著的Thomas Jefferson, 1981–1990: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New York, 1990)。

14
. Leonard Levy,Jefferson and Civil Liberties: The Darker Side (Cambridge, 1963);Winthrop Jordan,White over Black: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the Negro, 1550–1812(Chapel Hill, 1968).

15
. Eric McKitrick,“The View from Jefferson’s Camp,”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December 17, 1970), 35-38.

16
. Paul Finkelman,“Jefferson and Slavery: ‘Treason Against the Hopes of the World,’”in Peter S. Onuf, ed.,Jeffersonian Legacies (Charlottesville, 1993), 181-221.

17
. Scot A. French and Edward L. Ayers,“The Strange Career of Thomas Jefferson,” in Onuf, ed.,Jeffersonian Legacies, 449-50;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7, 1992, D-1, D-4.

18
. Peter S. Onuf,“The Scholars’Jefferson,” WMQ, L (October 1993), 673-75.

19
. Ibid., 671-99.

20
. Gordon Wood,“Jefferson at Hom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y 13, 1993), 6-9.

21
. New York Times, June 24, 1994, B-1, 3.

22
. Washington Post, April 13, 1994, E-1.

23
. E. A. Foster et al.,“Jefferson Fathered Slave’s Last Child,”Nature, November 5,1998, 27-28; see also Eric S. Lander and Joseph J. Ellis,“DNA Analysis: Founding Father,” ibid., 13.

24
. 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 November 9, 1998, 58-69，本文对DNA检测的经过及公众对此事的看法有详细的论述。此处我对公众反应的总结是基于我在曼荷莲女子文理学院（Mount Holyoke）的学生们对参观杰斐逊纪念堂和蒙蒂塞洛的游客进行的采访，另外还包括对《自然》杂志的报道发表一周后多个电视谈话节目的全面的综述。

第一章 费城：1775—1776

1
. Boyd, I, 169;Randall, I, 112;Malone, I, 202-03.关于“南方的傲慢强人”的引用出自 Rivington’s Gazette, February 9, 1775。

2
. 关于朱庇特，参见Farm Book, 17;Garden Book, 269;Family Letters, 182-83。

3
. 对杰斐逊大致外貌的回忆，参见Isaac and Bacon in James A. Bear, ed.,Jefferson at Monticello (Charlottesville, 1967), 4, 11, 83. 钢笔画出自du Simitière之手，翻印在Silvio A. Bedini,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Desk: Relic of Revolution (Washington, D.C., 1981)一书的首页。大多数的权威专家质疑这幅画的真实性，认为是他人所作。

4
. 关于杰斐逊其挺直的身姿和“无尽的歌声”，参见Bear, ed.,Jefferson at Monticello,13, 18, 72-73。其他第一手的生动描述，参见Margaret Bayard Smith,The First Forty Years Washington Society, ed. Gail lard Hunt (New York, 1906), 69; Richard Beale Davis,ed.,Jeffersonian America (San Marino, 1954), 10-12; E. S. Maclay, ed.,Journal William Maclay, 1789-91 (New York, 1891), 113。多幅肖像作品收录在Fiske Kimball,The Life Portraits of Jefferson and Their Replicas (Philadelphia, 1944)及Alfred L. Bush,The Life Portraits of Thomas Jefferson (Charlottesville, 1987)。对于杰斐逊外貌最具体的间接描述，参见Malone, I, 48, and Garry Wills,Inventing America: Jefferson'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New York, 1978), 14-15。还可参考在蒙蒂塞洛的托马斯·杰斐逊纪念基金会研究部所展示的“杰斐逊的外貌”的相关文档。Peterson,Jefferson Image,244-45，对杰斐逊外貌特点的争论做了很好的总结。

5
. 这段对他的早期生活的概括总结参考了杰斐逊的几部广受推崇的传记。对这段生活描述最详尽的是Marie Kimball,Jefferson: The Road to Glory, 1743–1776 (New York, 1943);Malone, I, 3-112; Willard Sterne Randall,Thomas Jefferson: A Life (New York, 1993), 1-31，最后这一本对杰斐逊对待母亲的态度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猜测，也仅是凭空臆测。他被一个奴隶驮在马背上带到塔卡霍的故事，摘引自Randall, I, 11。关于沙德维尔大火，参见John Dos Yassos,The Head and Heart of Thomas Jefferson (Garden City, 1954),159。

6
. Frank L. Dewey,Thomas Jefferson, Lawyer (Charlottesville, 1986).

7
. 决定建造蒙蒂塞洛的居所和早期为之付出的努力，参见Jack McLaughlin,Jefferson and Monticello: Biography of a Builder (New York, 1988), 146-76; 亦可参见Malone, I,143-52。做出进入弗吉尼亚州议会的政治决定，参见Malone, I, 128-42。对弗吉尼亚州议会的政治环境的简要概括，参见Jack P. Greene,“Foundations of Power in the Virginia House of Burgesses, 1720-1776,”WMQ, X (1959), 485-506。关于富有的弗吉尼亚种植园主们在1765—1776年间几乎一致反对英国政府的原因，现在已经不仅仅单纯从经济方面进行解释了（即对英国债权人负债累累）。泰德沃特地区的精英们对其背后的政治心理进行了分析，论证最为透彻的是T. H. Breen,Tobacco Culture:The Mentality of the Great Tidewater Planters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 (Princeton, 1985)。相关问题的最佳评述，参见Herbert Sloan and Peter Onuf,“Politics, Culture and the Revolution in Virginia: A Review of Recent Work,” VMHB, XCI (1983), 258-84。

8
. Malone, I, 153-65;Boyd, I, 86-88. Douglas L. Wilson,“Thomas Jefferson’s Early Notebooks,” WMQ, XLII (1985), 433-52.

9
. Ford, I, 6,杰斐逊在其自传中回忆了聆听亨利演讲的往事。

10
. 关于购买钢琴的事情，参见Jefferson to Thomas Adams, June 1, 1771,Boyd, I, 71-72；关于订购框格窗的事情，参见Jefferson to Archibald Cary and Benjamin Harrison,December 9, 1774, ibid., I, 154-56。

11
. 此处的综述参考了Malone, I, 182-96的阐释。

12
. 沃德和亚当斯的话，参见Boyd, I, 675-76，这一部分是Boyd对《英属美利坚权利综述》的注释。

13
. 对《英属美利坚权利综述》最好的分析，参见 H. Trevor Colbourn,The Lamp of Experience: Whig History and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hapel Hill, 1965), 158-64。最近的一个评论，参见 Stephen A. Conrad,“Putting Rights Talk in Its Place: The Summary View Revisited,” Onuf, ed., Jeffersonian Legacies, 254-80。文中详述了大量二手文献。《英属美利坚权利综述》的初稿，参见Boyd, I, 121-34。

14
. 引言，参见Boyd, I, 125。

15
. 杰斐逊对议会权力发表看法的宪法基础，参见Anthony Lewis,“Jefferson’sSummary View as a Chart of Political Union,” WMQ, V (1948), 34-51。

16
. Boyd, I, 129-31.

17
. Ibid., I, 121-23.

18
. 关于“移居”问题，参见Colbourn,Lamp of Experience, 158-64; Wills,Inventing, 84-89对此也有深入讨论。杰斐逊想要“证明”最早的移民没有借助任何力量的文稿，参见Boyd, I, 277-85。

19
. 杰斐逊在自传中的回忆，参见Ford, I, 10。

20
. 对这一事件的权威描述，参见Benjamin W. Labaree,The Boston Tea Party (New York,1964)。Wills,Inventing, 27-28把杰斐逊在《英属美利坚权利综述》中的版本与真实历史相对比，饶有趣味。

21
. 引言出自Jefferson to John Randolph, August 25, 1775,Boyd, I, 241；杰斐逊在建造蒙蒂塞洛上表现出的孩子般的举止，参见McLaughlin,Monticello, 373-74。

22
. 杰斐逊期望获得丽贝卡的好感，参见Jefferson to John Page, December 25, 1762以及January 20, 1763,Boyd, I, 38;杰斐逊被拒绝后感到心灰意冷，参见Jefferson to John Page, October 7, 1763,Boyd, I, 11-12。有关其青涩生硬的文风，参见Boyd, I，80-81。对杰斐逊敏感情绪的最佳评论可阅读一本新著Andrew Burstein,The Inner Jefferson: Portrait or a Grieving Optimist (Charlottesville, 1995)。

23
. 在Richard K. Matthews,The Radical Politics of Thomas Jefferson: A Revisionist View(Lawrence, 1984)中可以看到对这些倾向的发人思考的评述。

24
. Lyman Butterfield, ed.,The Diary and Autobiography of John Adams (4 vols.,Cambridge, 1961), II, 121, 173, 182.在Joseph Ellis,Passionate Sage: The Character and Legacy of John Adams (New York, 1993)中更为详细地介绍了我对亚当斯性格的看法。

25
. 关于彭德尔顿，参见David John Mays,Edmund Pendleton, 1721–1803 (2 vols., Cambridge,1952)。

26
. 对理查德·亨利·李的最佳描述，参见Edmund Randolph,History of Virginia, ed.Arthur Shaffer (Charlottesville, 1970)。还可参见Wills,Inventing, 3-4。

27
. William Henry Wirt,Patrick Henry: Life,Correspondence and Speeches (3 vols., New York, 1891)最为详细地叙述了亨利的一生及其职业生涯。近期的最佳的研究，参见Richard R. Beeman,Patrick Henry: A Biography (New York, 1974)。伦道夫和杰斐逊的话在Beeman,Patrick Henry, 192, 133中也有引用。

28
. Butterfield, ed.,Diary and Autobiography, III, 335.

29
. 杰斐逊做笔记摘录的习惯在Douglas L. Wilson, ed.,Jefferson’s Commonplace Book(Princeton, 1989)中有专门的论述和具体的例证。

30
. 对战争成本的计算，参见Boyd, I, 182-84；杰斐逊对战争时间不会太长的预言，参见John Randolph, November 29, 1775以及Boyd, I, 269。

31
. 对1775年夏天大陆会议中尴尬局面的精妙分析，参见 Wills,Inventing, 48。所引用的杰斐逊的话源自Jefferson to Francis Eppes, June 26, 1775以及Jefferson to John Randolph, August 25, 1775,Boyd, I, 174-75, 242。当今对大陆会议的权威性研究是Jack N. Rakove,The Beginnings of National Politics: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New York, 1979)。

32
. Boyd, I, 199-92.引用出自杰斐逊的手稿，而非大陆会议采用的版本。

33
. 完整手稿，参见同上， I, 199-204。Jordan,White over Black, 476-77最早评述了杰斐逊对道德二分法的偏好。

34
. 利文斯顿的评论在Boyd, I, 189中引用。

35
. Boyd, I, 187-92有一段很长的注释，包含上述引用的资料。

36
. 《关于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必要性的公告》的最终版本，参见同上，I, 213-19。

37
. 参见同上，I, 225-30, 276-77。所引亚当斯的话，参见John Adams to Timothy Pickering,April 11, 1822, Charles Francis Adams, ed.,The Works of John Adams, Secon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10 vols., 1850-56), II, 513。

38
. 杰斐逊在蒙蒂塞洛的活动，参见Malone, I, 215-216。弗吉尼亚当时的大环境，参见Thad W. Tate,“The Coming of the Revolution in Virginia: Britain’s Challenge to Virginia’s Ruling Class, 1763-1776,”WMQ, XIX (1962), 323-343。

39
. 对他母亲的评论，参见 Jefferson to William Randolph, May-June, 1776,Boyd, I, 409。

40
. Jefferson to Thomas Nelson, May 16, 1776,ibid., I, 292.

41
. Jefferson, I, 216-217; Bedini,Declaration Independence Desk, 4-5.杰斐逊最终在1825年将书桌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了外孙女艾伦·伦道夫·科莱奇，并认为：“它所负载的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高……就像教堂中圣徒的遗物一样。”

42
. John Adams to Abigail Adams, March 17, 1776, Lyman Butterfield, ed.,Adams Family Correspondence (3 vols., Cambridge, 1963), I, 410; John Adams to Abigail Adams,June 2, 1776,ibid., II, 3.

43
. 杰斐逊撰写的弗吉尼亚州宪法的三份手稿都收录在了Boyd, I, 329-65。

44
. 杰斐逊第三稿即终稿中最具进步性的特点，参见同上，I, 362-363。

45
. Boyd, I, 357.

46
. Boyd, I, 312-314论及了杰斐逊对大陆会议辩论的记录。其中的说法存在多处有争议之处，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为何选择杰斐逊而不是李。有关这一争议的最详尽的分析，参见Randall, I, 145-62。Malone, I, 217-219中杜马·马隆的总结表达了公正的观点。李6月7日的提议收录于Boyd, I, 298-299。

47
. Butterfield, ed.,Diary andAutobiography, III, 335-337，此处有亚当斯经典的记述，将事实与其个人目的混在一起，意在让后代知晓此事是他负责，而非杰斐逊。亚当斯坚持称《独立宣言》对大陆会议中讨论的重要事项来说仅仅是个精美的装饰而已，详细讨论，参见Ellis,Passionate Sage, 64-65, 99-100。

48
. 对《独立宣言》前后几份不同的草稿的两个权威研究分别是：Julian Boyd,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The Evolution of the Text (Princeton, 1945)和John H. Hazelton,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New York, 1906)。此外，Pauline Maier的Sacred Scriptures: Making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New York, 1997)即将出版,毫无疑问将会成为一本新的经典之作。作者十分慷慨地让我阅读了书稿，在我修改本书的最后阶段提供了许多帮助。亚当斯的回忆，参见Butterfield, ed.,Diary and Autobiography, III, 336。Boyd试图让人们相信，签署《独立宣言》有可能像杰斐逊所说是在7月4日，但学术界的共识是杰斐逊记错了时间，参见Papers, I, 306-07。有关签字仪式的多个谜团的评述，参见Charles Warren,“Fourth of July Myths,”WMQ, II (1945), 242-48。

49
. 杰斐逊的回忆，参见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August 30, 1823,Smith, III, 223;Edmund Pendleton to Jefferson, July 22, 1776,Papers, 471。

50
. Jefferson to Richard Henry Lee, July 8, 1776,Boyd, I, 455-56. Boyd关于大陆会议对《独立宣言》的修改做了广为认可的解释，收录于Boyd, I, 413-17一段很长的编者按中。但Boyd的叙述有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看上去格外拖沓。我认为Wills,Inventing, 306-317的解释更加精炼。

51
. Boyd, I, 314-15, 426.

52
. Wills,Inventing, 72-73对杰斐逊撰写的弗吉尼亚州宪法原稿与《独立宣言》做了很好的对比分析，并对英国媒体对此的抱怨做出了回应。许多英国报纸都特别提到了鼓吹自由的奴隶主们所面临的道德困境。

53
. Boyd, I, 426.

54
. Ibid., I, 426-27;Ford, I, 21.

55
. Boyd, I, 423; Dumas Malone,Jefferson, I, 224-25做了满怀崇敬、简洁明了的解读。林肯的话出自1859年，在Wills,Inventing, xxi引用过。

56
. Jefferson to Richard Henry Lee, May 8, 1825,Ford, XVI, 118.

57
. 梅森在弗吉尼亚州议会上所扮演的角色，参见Boyd, I, 335。

58
. 有关学界对“追求幸福”这一表述的争论，参见Wills,Inventing, 240-241。关于梅森的措辞及其对弗吉尼亚奴隶制的启示，参见Beeman,Patrick Henry, 100-02。

59
. 对于自由主义最经典的解释，参见Carl Becker,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New York, 1922)。

60
. 有关共和主义或集体主义的具有深远影响的阐释，参见Wills,Inventing。Ronald Hamowy,“Jefferson and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A Critique of Garry Wills’s Inventing America... ,”WMQ, XXXVI (1979), 503-523中对Wills的观点提出了合理的批评，同时回顾了Becker与Wills争论的证据及其启示。

61
. Jay Fliegelman,Declaring Independence: Jefferson, Natural Language, and the Culture of Performance (Stanford, 1993).学术界对Fliegelman的新颖论点给予热烈的回应，参见Peter Onuf,“The Scholars’Jefferson,”WMQ, L (1993), 683-84。

62
. 杰斐逊1771年的读书清单，参见Boyd, I, 78-81。

63
. Jefferson to Edmund Pendleton, June 30, 1776; Jefferson to Francis Eppes, July 15,1776; Jefferson to Richard Henry Lee, July 29, 1776,Boyd, I, 408, 458-59, 477.

64
. 他后来表达了对大陆会议的失望之情，把自己撰写的版本与正式版本一同复制出来，参见Ford, I, 21-28。

65
. Edmund Pendleton to Jefferson, August 10, 1776; Richard Henry Lee to Jefferson, July 21, 1776; John Page to Jefferson, July 20, 1776,Boyd, I, 488-89, 471, 470.

66
. Jefferson to William Fleming, July 1, 1776; Jefferson to Edmund Pendleton, August 26, 1776,ibid., I, 411-12, 503-07.

67
. Jefferson to John Page, August 5, 1776,ibid., I, 485-86.

68
. 亚当斯对沉默在政治生活中的效用的评论，参见Butterfield, ed.,Diary and Autobiography,III, 336。这是研究晚年亚当斯的一个热门话题。杰斐逊与富兰克林、华盛顿并称“沉默三圣人”，参见John Adams to John Quincy Adams, July 15, 1813,The Microfilm Edition of the Adams Papers (608 reels, Boston, 1954-1959), Reel 95。

69
. Jefferson to John Hancock, October 11, 1776,Boyd, I, 524.

第二章 巴黎: 1784—1789

1
. Marie Kimball,Jefferson: The Scene Europe, 1784-1789 (New York, 1950), 5-9,生动地描述了杰斐逊抵达巴黎的情景，并且完整地概括了杰斐逊在巴黎的几年时光。亦可参见Malone, II, 3-6。Howard Adams即将出版的新书有望成为介绍杰斐逊巴黎生活的权威著作。作者十分慷慨地让我阅读了手稿。

2
. Jefferson to William Templeton Franklin, August 18, 1784,Boyd, VII, 400. Howard C.Rice,Thomas Jefferson’s Paris (Princeton, 1976)详细描述了杰斐逊抵达时巴黎这座城市的风貌。

3
. Kimball,Scene of Europe, 17-18.

4
. Malone, I, 301-69对杰斐逊担任州长的几年中的生活做了最佳的描述，字里行间显示出的语气就像辩护律师在为被告进行辩护。

5
. Jefferson to James Monroe, May 20, 1782,Boyd, VI, 184-86.

6
. 杰斐逊在妻子临终前答应不再娶妻的描述最早出现在George Tucker,The Life of Thomas Jefferson (2 vols., Philadelphia, 1837), I, 158。

7
. Edmund Randolph to James Madison, September 20, 1782,Boyd, VI, 199;Family Letters,63.

8
. 关于杰斐逊在弗吉尼亚进行的改革最深入的论述，参见Malone, I, 261-273; Peterson, New Nation, 79-107; John E. Selby, The Revolution in Virginia (Williamsburg, 1988),14-99。

9
. Jefferson to Jean Nicholas Démeunier, June 1786,Boyd, X, 63.杰斐逊在国会的工作的总体评论，参见Malone, I, 373-423; Peterson,New Nation, 241-96。

10
. 杰斐逊关于联邦政府处理外交事务权力的看法，参见Boyd, VII, 463-70的长段注释; Jefferson to James Monroe, June 17, 1785,ibid., VIII, 230-231。

11
. Jefferson to James Monroe, March 18, 1785,Boyd, VIII, 43.

12
. 约翰·昆西·亚当斯的评论源自其所著Memoirs，指的是1804年一次午宴上的对话。Boyd, VII, 383中也有引用。

13
. Howard C. Rice,L’Hotel de Langeac, Jefferson’s Paris Residence (Charlottesville,1947)；杰斐逊在巴黎期间居住的几个地方的地图，参见Boyd, VII, 453；关于生活开销，参见同上，VIII, 485-488。对此比较恰当的综述，参见 Kimball,Scene of Europe, 110-13。

14
. 对他的侍从最简洁明了的介绍，参见Kimball,Scene of Europe, 11-15。对肖特的任命，参见Jefferson to William Short, September 24, 1785,Boyd, VIII, 547。关于汉弗莱斯，参见Francis L. Humphreys,Life and Times David Humphreys (2 vols., New York,1917), I, 2-9。关于帕齐在庞特蒙修道院的生活，参见Jefferson to John Lowell, December 18, 1784,Boyd, VII, 576-77。

15
. 引言出自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December 8, 1784,Boyd, VII, 558-559。关于建立的“情报中心”，最有具代表性的例子包括James Madison to Jefferson, September 7, 1784以及Jefferson to William Short, April 2, 1785,Boyd, VII, 416-17; VIII, 6-8。杰斐逊与麦迪逊的友情，参见Adrienne Koch,Jefferson and Madison: The Great Collaboration (New York, 1950)。亦可参见Smith, I, 1-36引言部分。

16
. 亚当斯对杰斐逊的评论在Boyd, VII, 382-383引用过。亦可参见Cappon, I, xxxixxl.的编者按。

17
. John Adams to Jefferson, January 22, 1825,Cappon, II, 606.

18
. Jefferson to Abigail Adams, September 25, 1785, and Abigail Adams to Jefferson,February 11, 1786,ibid., I, 69-70, 119-20.近期有关阿比盖尔的事业与性格最好的研究成果是Edith B. Gelles,Portia:The World Abigail Adams (Bloomington, 1992)。

19
. Jefferson to Abigail Adams, August 9, 1786; Abigail Adams to Jefferson, October 19,1785, November 24, 1785, October 7, 1785; Jefferson to Abigail Adams, October 11,1785, July 9, 1786,Cappon, I, 148-49, 84, 79-80, 84-85, 141.

20
. Elizabeth Wayles Eppes to Jefferson, October 13, 1784; Jefferson to Francis Eppes,February 5, 1785,Boyd, VII, 441, 635; Abigail Adams to Jefferson, July 23, 1786,Cappon, I, 146.

21
. Abigail Adams to Jefferson, June 26, 1787, July 10, 1787; Jefferson to Abigail Adams,July 1, 1787, July 16, 1787; Abigail Adams to Jefferson, July 6, 1787,Cappon, I,178-79, 183-85, 188.

22
. Abigail Adams to Jefferson, September 10, 1787,ibid., I, 197.

23
. Abigail Adams to Jefferson, June 6, 1785,ibid., I, 28.把亚当斯与杰斐逊视为“古怪的一对”，参见Ellis,Passionate Sage, 113-142。

24
. Jefferson to William Stephens Smith, June 28, 1785,Boyd, VIII, 249; John Adams to Jefferson, March 1, 1787,Cappon, I, 175-176.尽管亚当斯与杰斐逊二人各自的自传中都申明了乔治三世明显的无礼态度，但他们在圣詹姆斯宫里到底遭遇了什么是一些争议的焦点，参见Charles R. Ritcheson,“The Fragile Memory: Thomas Jefferson at the Court of George III,”Eighteenth Century Life, VI (1981), 116。

25
. Jefferson to John Adams, July 28, 1785; John Adams to Jefferson, September 4, 1785,Cappon, I, 46, 61.

26
. Jefferson and John Adams to American Commissioners, March 28, 1786,Boyd, IX,357-59.

27
. 参见“Jefferson’s Proposed Concert of Powers Against the Barbary Pirates,”的注释部分，Boyd, X, 560-66。

28
. John Adams to Jefferson, November 4, 1785, June 6, 1786, July 3, 1786, July 11, 1786,July 31, 1786; Jefferson to John Adams, July 11, 1786,Cappon, I, 89, 133-34, 139,146, 142-43.

29
. Commissioners of the Treasury to Jefferson, May 9, 1786,Boyd, IX, 479-81; Jefferson to Abigail Adams, September 25, 1785,Cappon, I, 70.

30
. Claude Ann Lopez,Mon Cher Papa: Franklin and the Ladies of Paris (New Haven,1990)。杰斐逊将富兰克林视作与华盛顿同等重要的人，其他人居于“第二层次”，参见Jefferson to William Carmichael, August 12, 1788,Boyd, XIII, 502。

31
. 杰斐逊对韦尔热纳的介绍，参见Boyd的注释，Boyd, VIII, 157-58；富兰克林对亚当斯的评价稍加改动，在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July 29, 1789中引用，同上，XV, 316。

32
. John Jay to Jefferson, August 18, 1786; Jefferson to James Monroe, August 11, 1786;James Madison to Jefferson, March 18, 1786,ibid., X, 271-72, 223-25; IX, 334.

33
. David Hartley to Jefferson, October 5, 1785;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April 25,1786; Jefferson to Benjamin Franklin, October 5, 1785,ibid., VIII, 587; IX, 433-34.

34
. 杰斐逊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参见Jefferson to Vergennes, November 20, 1785以及December 20, 1785,ibid., IX, 51, 112。亦可参见Jefferson to Louis Guillaume Otto,May 7, 1786,ibid., IX, 470-71。引言出自Jefferson to John Bonfield, December 18,1787,ibid., XII, 434。

35
.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December 20, 1784; John Jay to Jefferson, June 16, 1786,ibid., VII, 563; IX, 650-51.

36
. Jefferson to Calonne, January 7, 1787; Jefferson to John Jay, January 9, 1787;“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Whale Industry,”1788,ibid., XI, 25, 30; XIV, 217-72.

37
. 最新的关于所欠荷兰人债务的研究成果，参见 John Ferling,“John Adams, Diplomat,”WMQ, LI (1994), 227-52。亦可参见Jefferson to John Adams, March 2, 1788,Boyd, XII,637-38; Jefferson to John Adams, December 12, 1787,Cappon, I, 216。

38
. Jefferson to John Adams, February 6, 1788; John Adams to Jefferson, February 12,1788,Cappon, I, 224-25.

39
. Boyd, VII, 585-86节选了夏特吕侯爵的《美国之旅》的部分内容，并有一段关于夏特吕侯爵的注释，他曾是驻扎在约克城的法国军队的一名军官。杰斐逊成为美国哲学学会会员，参见Benjamin Franklin to Jefferson, October 8, 1786,同上, X, 437,获得耶鲁大学荣誉学位，位参见Ezra Stiles to Jefferson, September 14, 1786,ibid., X, 385-86。杰斐逊在宫廷中的一幅画像，参见Thomas Shippen的信件，同上，XII, 502-04。

40
. Jefferson to Antonio Giannini, February 5, 1786; Jefferson to James Monroe, June 17, 1785; Jefferson to Francis Hopkinson, September 25, 1785, and January 13, 1785;Jefferson to G. K. Hogendorp, August 25, 1786,ibid., IX, 252-55; VIII, 233, 550-51;VII, 602; X, 297-99.他对Jean Nicolas Démeunier’sEncyclopédie的编辑修改，同上,X, 3-63。类似的对François Soulés,Historie (1785)的修改，同上， X, 364-65。

41
. 关于里士满议会大厦的信件数量很多，难以列举完全，参见Jefferson to Madison,September 1, 1785; Jefferson to William Buchanan and James Hay, January 26, 1786。引言出自Jefferson to James Currie, January 28, 1786,ibid., VIII, 534-35; IX, 220-23,240。

42
. 杰斐逊看上去有些滑稽的探求（关于驼鹿的事情除外），可以参见Jefferson to John Sullivan, January 7, 1786; Jefferson to Archibald Cary, January 7, 1786; Jefferson to John Sullivan, October 5, 1787, January 26, 1787, April 16, 1787; Jefferson to William Stephens Smith, September 28, 1787,ibid., IX, 158, 160; XI, 68, 295-97; XII, 192-93,208-09。

43
. Jefferson to Eliza House Trist, August 18, 1785,ibid., VIII, 404.

44
. Jefferson to Joseph Jones, August 14, 1787; Jefferson to George Wythe, August 13,1786; Jefferson to David Ramsay, August 4, 1787; Jefferson to John Rutledge, August 6, 1787,ibid., XII, 34; X, 244; XI, 687, 701.

45
. “Hints to Americans Travelling in Europe,” June 19, 1788; Jefferson to John Bannister,October 15, 1785; Jefferson to Thomas Mann Randolph, July 6, 1787,ibid., XIII,264-77; VIII, 636-37; XI, 556-59.

46
. William H. Peden, ed.,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Chapel Hill, 1954)是介绍《弗吉尼亚笔记》的最经典、阅读最多的书，书中的引言部分介绍了《弗吉尼亚笔记》出版的周折。另外论述《弗吉尼亚笔记》最好的二手文献包括Fawn M. Brodie,Thomas Jefferson: An Intimate History (New York, 1974), 150-61以及Jordan,White over Black, 238-85, 481-96. John Adams to Jefferson, May 22, 1785,Cappon, I, 21。

47
.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May 11, 1785; James Madison to Jefferson, November 15, 1785,Boyd, VIII, 147-48; IX, 38-39.

48
. Peden, ed.,Notes, 138, 163.有关杰斐逊对待奴隶制问题的文献数量丰富，第三章、第四章会更为详尽地阐述这个问题。目前，以下三本书中有一些基本的评述，足以了解相关信息：Jordan,White over Black; Robert McColley,Slavery and Jeffersonian Virginia(Urbana, 1964)以及John Chester Miller,The Wolf by the Ears: Thomas Jefferson and Slavery (New York, 1977)。

49
. David Ramsay to Jefferson, May 3, 1786; Reverend James Madison to Jefferson,December 28, 1786,Boyd, IX, 441; X, 138.杰斐逊收到的讨论《弗吉尼亚笔记》的信件中，朋友们对他在奴隶制问题上的态度表示支持，赞赏他对奴隶制度直截了当的谴责。“这是社会的毒瘤，必须清除，”费城的查尔斯·汤姆森写道，“它是我们性格上的污渍，必须抹去。如果借助宗教、理智、哲学无法完成这一目标，我确信将来会有一天要通过流血才能实现。”Charles Thomson to Jefferson, November 2,1785, ibid., IX, 9-10.

50
. Jefferson to Brissot de Warville, February 11, 1788; Jefferson to Richard Price, August 7, 1785,ibid., XII, 577-78; VIII, 356-57. William Freehling,The Road to Disunion:Secessionists at Bay, 1776-1854 (New York, 1990), 122-131.对杰斐逊拖延的态度做出了很好的评述。

51
. Jefferson to Paul Bentalou, August 25, 1786,Boyd, X, 296.杰斐逊最终在1796年时给予了詹姆斯·海明斯自由。

52
. John Adams to Francis Vanderkemp, April 8, 1815,The Microfilm Edition of the Adams Papers (608 reels, Boston, 1954-59), Reel 122.

53
. Jefferson to George Washington, December 4, 1788; Jefferson to Anne Willing Bingham, May 11, 1788,Boyd, XIV, 330; XIII, 151-52.

54
. Jefferson to Mary Jefferson Bolling, July 23, 1787; also Jefferson to James Maury,December 24, 1786,ibid., XI, 612; X, 628.

55
. Martha Jefferson to Jefferson, May 27, 1787; Martha Jefferson to Jefferson, March 8,1787; Martha Jefferson to Jefferson, April 9, 1787,ibid., XI, 203-04, 380-81, 282.杰斐逊把帕齐从庞特蒙修道院接走的故事，参见Randall, I, 538-39。

56
. 杰斐逊理想中的家庭生活，参见Jan Lewis,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Family and Values in Jefferson’s Virginia (New York, 1983)。

57
. Jefferson to Martha Jefferson, May 5, 1787; Jefferson to Martha Jefferson, March 28,1787; Jefferson to Mary Jefferson, September 20, 1785,Boyd, XI, 348-49, 250-51;VIII, 532-33.

58
. Jefferson to Angelica Schuyler Church, February 17, 1788; Jefferson to Madame de Tessé, March 20, 1787,ibid., XII, 600-01; XI, 226.

59
. Helen D. Bullock,My Head and My Heart: A Little Chronicle of Thomas Jefferson and Maria Cosway (New York, 1945)仍是对二人的情愫讲述最为详细的一本书。Brodie，Intimate History, 109-215，虽然过于煽情，对此也做了全面的演绎。

60
. Jefferson to William Stephens Smith, October 20, 1786,Boyd, X, 478-79; Lyman Butterfield and Howard C. Rice,“Jefferson’s Earliest Note to Maria Cosway and Some New Facts and Conjectures on His Broken Wrist,” WMQ, II (1948), 26-33.Jefferson to Maria Cosway [October 5, 1786],Boyd, X, 431-32.

61
. Jefferson to Elizabeth House Trist, December 15, 1786,Boyd, X, 600.

62
. Jefferson to Maria Cosway, October 12, 1786,ibid., X, 443-55.

63
. Jefferson to Maria Cosway, December 24, 1786,ibid., X, 627-28.

64
. Maria Cosway to Jefferson, February 15, 1787,ibid., XI, 148-51.

65
. Jefferson to Maria Cosway, July 1, 1787; Maria Cosway to Jefferson, March 7, 1788,ibid., XI, 519-20; XII, 645.

66
. Jefferson to Maria Cosway, April 24, 1788; Maria Cosway to Jefferson, April 29, 1788,ibid., XIII, 103-04, 114-16.

67
. Maria Cosway to Jefferson, August 19, 1789; Jefferson to Maria Cosway, May 21,1789,ibid., XV, 351, 142-43.这些仅是杰斐逊与科斯韦频繁通信的一小部分，但考虑到字数限制已然极为详尽。

68
.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February 8, 1786;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December 16, 1786,ibid., IX, 264; X, 603.

69
. Douglass Adair,“‘That Politics May Be Reduced to a Science’: David Hume, James Madison and the Tenth Federalist,” in Trevor Colbourn, ed.,Fame and the Founding Fathers (New York, 1974), 3-26；杰斐逊送书的故事，参见James Madison to Jefferson,January 22, 1786,Boyd, IX, 194。引言出自Jefferson to James Monroe, June 17, 1785,同上， VIII, 227-28。Lance Banning,The Sacred Fire of Liberty: James Madiso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Madison, 1995)和Richard K. Matthews,If Men Were Angels: James Madison and the Heartless Empire of Reason (Lawrence, 1995)是两本较新的关于麦迪逊政治思想的著作，对他的政治遗产提出了不同的解读。

70
. John Jay to Jefferson, October 27, 1786,Boyd, X, 488-89; Abigail Adams to Jefferson,January 29, 1787,Cappon, I, 168-69.关于谢斯叛乱，参见David P. Szatmary,Shays’s Rebellion: The Making of an Agrarian Insurrection (Amherst, 1980)以及Robert Gross,ed.,In Debt to Shays: The Bicentennial of an Agrarian Rebellion (Charlottesville,1993)。

71
. Jefferson to Abigail Adams, February 22, 1787,Cappon, I, 173; Jefferson to Ezra Stiles, December 24, 1786;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January 30, 1787; Jefferson to William Stephens Smith, November 13, 1787,Boyd, X, 629; XI, 92-93; XII, 356-57.

72
.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January 30, 1787; Jefferson to Edward Carrington,January 16, 1787,Boyd, XI, 92-93, 48-50.

73
. James Madison to Jefferson, March 19, 1787;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June 20,1787; Edward Carrington to Jefferson, June 9, 1787,ibid., XI, 219-20, 480, 407-11.Jefferson to John Adams, November 13, 1787,Cappon, I, 212.

74
. Jefferson to C. W. F. Dumas, September 10, 1787; James Madison to Jefferson, July 18, 1787,Boyd, XII, 113; XI, 600.

75
. James Madison to Jefferson, October 24, 1787;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December 20, 1787,ibid., XII, 270-86, 438-43.

76
. Jefferson to Edward Carrington, December 21, 1787,ibid., XII, 446.

77
. Jefferson to George Washington, May 2, 1788,ibid., XIII, 128.

78
. Francis Hopkinson to Jefferson, December 1, 1788; James Madison to Jefferson, July 24, 1788,ibid., XIV, 324; XIII, 412.

79
. Jefferson to William Stephens Smith, February 2, 1788; Jefferson to John Brown, May 28, 1788; Edward Carrington to Jefferson, May 14, 1788;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November 18, 1787;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July 31, 1788; Jefferson to Francis Hopkinson, March 13, 1789,ibid., XII, 557-58; XIII, 212-13, 157; XIV, 188; XIII,443; XIV, 650.

80
. 对于法国大革命的二手文献难以做出简明的总结。其中比较经典的概括性描述，参见George Lefebvre,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rinceton, 1947)以及R. R. Palmer,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 and America, 1760–1800 (2 vols., Princeton, 1959–64)。Simon Schama,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New York, 1988)是最近的一本书，对其中的暴力性和灾难性着墨较多。

81
. Jefferson to Lafayette, February 28, 1787; Jefferson to James Monroe, August 5, 1787,Boyd, XI, 186, 687-88; Jefferson to John Adams, December 10, 1787,Cappon, I, 214.

82
. Jefferson to John Jay, October 8, 1787;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August 2, 1787,Boyd, XII, 218; XI, 664.

83
. Jefferson to John Jay, June 21, 1787,ibid., XI, 489-90.

84
. Jefferson to James Monroe, August 9, 1788; Jefferson to George Washington,November 4, 1788;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November 18, 1788; Jefferson to Francis Hopkinson, December 21, 1788,ibid., XIII, 489; XIV, 330, 188-89, 369-70;Jefferson to John Adams, August 2, 1788,Cappon, I, 230.

85
. Jefferson to Madame de Tessé, March 20, 1787,Boyd, XI, 228.在他的注释中，Boyd根据信纸的水印，推断这段话是在1809年到1826年之间添上去的。表达杰斐逊坚定信念的文字，参见Jefferson to John Jay, November 19, 1788;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January 12, 1789,ibid., XIV, 211-17, 436-40。

86
. 杰斐逊对于爱国党的推崇，参见Jefferson to John Jay, May 9, 1789; Jefferson to Richard Price, January 8, 1789,ibid., XV, 110-13; XIV, 420-24。杰斐逊对拉法耶特侯爵的信任，参见Jefferson to Lafayette, May 6, 1789,ibid., XV, 97-98。有关拉法耶特侯爵在法国大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见于Louis Gottschalk,Lafayette Between the French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83–89 (Chicago, 1950)以及 Louis Gottschalk和Margaret Maddox,Lafayette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Chicago, 1969)。

87
. Jefferson to John Jay, May 23, 1788; Jefferson to David Ramsay, May 7, 1788; Jefferson to Ralph Izard, July 17, 1788; Jefferson to John Jay, June 17, 1789; Jefferson to TomPaine, May 19, 1789,Boyd, XIII, 188-97, 140, 373; XV, 188-91, 136-37.杰斐逊撰写的《权利宪章》的草稿，见于同上, XV，167-68，拉菲耶特的版本，见于230-33。

88
. Jefferson to John Jay, June 29, 1789; Jefferson to Tom Paine, July 11, 1789,ibid., XV,221-23, 268.

89
. Jefferson to John Jay, July 19, 1789;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July 22, 1789,ibid.,XV, 284-91, 299-301.

90
. Jefferson to Edward Bancroft, August 5, 1789,ibid., XV, 333.

91
.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September 6, 1789,ibid., XV，392-98.对杰斐逊信中提出的问题有不少前期的研究工作，Herbert E. Sloan,Principle and Interest: 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Problem of Debt (New York, 1995)做了总结和归纳。本书是真正具有开拓性的研究之一，为每个时代的人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92
. James Madison to Jefferson, February 4, 1790,Boyd, XVI, 131-34.

93
. Drew R. McCoy,The Last of the Fathers: James Madison and the Republican Legacy(Cambridge, 1989), 45-61; Sloan,Principle and Interest, 140.

94
.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October 28, 1785,Boyd, VIII, 682.

95
. Gottschalk and Maddox,Lafayette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72-99; Sloan,Principle and Interest, 63-67.

96
. Thomas Paine to Jefferson（没有具体日期）， Boyd, XIII, 4-8; Boyd对8月26日在杰斐逊住处的讨论的注释，参见同上, XV, 354-55,他对世代权利问题所做的注释，参见384-91。理查德·杰姆的观点，参见同上, XV, 391-92. 。

97
. Jefferson to Nicholas Lewis, July 29, 1787,ibid., XI, 639-42.更多的杰斐逊对自己债务的忧虑，参见Jefferson to Nicholas Lewis, December 19, 1786; Jefferson to Nicholas Lewis, September 17, 1787;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May 25, 1788; Jefferson toNicholas Lewis, July 11, 1788,ibid., X, 614-16; XII, 134-36, 201-03, 339-44。Sloan,Principle and Interest的中心论点是杰斐逊的个人债务是他的主要动力。

98
. James Madison to Jefferson, May 27, 1789;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August 28,1789,Boyd, XV, 153-54, 369.

99
. Jefferson to Lucy Ludwell Paradise, September 10, 1789; Jefferson to Richard Price,September 13, 1789,ibid., XV, 412, 425.

100
. Jefferson to David Ramsay, September 18, 1789; Jefferson to John Jay, September 19,1789,ibid., XV, 450, 454-61.

101
. William Short to Jefferson, October 8, 1789; Maria Cosway to Jefferson, October 8, 1789;George Washington to Jefferson, October 13, 1789,ibid., XV, 510-12, 513, 519-20.

第三章 蒙蒂塞洛：1794—1797

1
. Jefferson to Enoch Edwards, December 30, 1793,Ford, VI, 495; Jefferson to George Washington, July 31, 1793, Domestic Life, 218.

2
. John Adams to Abigail Adams, January 14, 1797，引自Smith, II, 895，事实上亚当斯在这里指的是麦迪逊的退休。有关传统及隐居田园思想的影响，参见Douglass Adair,“Fame and the Founding Fathers,” in Colbourn, ed.,Fame and the Founding Fathers,3-26。

3
.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April 27, 1795,Smith, II, 897-98; Jefferson to Angelica Church, November 27, 1793,Ford, VI, 455; Jefferson to Horatio Gates, February 3, 1794, quoted inMalone, III, 168; Jefferson to John Adams, April 25, 1794,Cappon, I, 254.

4
. 艾萨克·杰斐逊对于杰斐逊风湿病的回忆，参见Jefferson at Monticello, 19; Jeffersonto Edmund Randolph, September 7, 1794,Domestic Life, 231。“年龄的影响”的引文出自同上, 233。

5
.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June 9, 1793,Smith, II, 781。对于18世纪90年代疯狂的政治状况有大量相关的二手文献。Malone, II, 281-488, 3-166对杰斐逊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十分详细的讨论。另外参见Dumas Malone,Thomas Jefferson as a Political Leader(Westport, 1979)，马隆在该书中总结了他的阐释和解读，并指出：“杰斐逊年轻时，我曾与他一起度过了亲密的时光，而现在我发现他几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有关18世纪90年代杰斐逊的思想意识最经典的研究成果是Lance Banning,The Jeffersonian Persuasion: Evolution of a Party Ideology(Ithaca, 1978)。对于这一时期思想交锋的最好的概括是Richard Buel, Jr.,Securing the Revolution: Ideology in American Politics, 1789-1815(Ithaca, 1972)。有两篇重要的文章很有启发：Marshall Smelser,“The Federalist Period as an Age of Passion,” American Quarterly, X (1958), 391-419以及John R. Howe, Jr.,“Republican Thought and the Political Violence of the 1790s,” American Quarterly, XIX (1967), 147-65。对这段政治历史最权威的评述是Stanley Elkins和Eric McKitrick,The Age of Federalism: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1788–1800 (New York, 1993)。

6
. 学术界有关这场思想纷争的文献数量很多，且一直保持着关注。可以先从Banning， Jeffersonian Persuasion开始读起，然后是Joyce O. Appleby, Capitalism and a New Social Order: The Republican Vision of the 1790s (New York, 1984)及其文集Liberalism andRepublicanism in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Cambridge, 1992)中的相关文章。这时候，人们会逐渐认识到“共和主义”犹如一个电磁场，已经吸引了学界的注意。Gordon Wood, 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Revolution (New York, 1992)对这方面的研究趋势做了最为全面的总结。Banning和Appleby各自的文章“Jeffersonian Ideology Revisited: Liberal and Classical Ideas in the New American Republic”及“Republicanism in Old and New Context,”WMQ, XLIII (1986), 3-34很好地评述了那场持续不断的争论。详细的总结，参见Elkins和McKitrick, Age of Federalism, 3-29。当前学界针对杰斐逊的研究在该话题上并未获得一致的结论，Onuf做了很好的概括总结，参见“The Scholar’s Jefferson,”WMQ, L(1993), 675-84。

7
. 有关政党出现的文献也是不易梳理、概括。以下三本书出版时间较久，但仍有其价值：Charles Beard, Economic Origins of Jeffersonian Democracy (New York, 1915),Joseph Charles,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 (New York, 1961)以及Noble Cunningham, Jr.,The Jeffersonian Republicans:The Formation of Party Organization,1789-1801 (Chapel Hill, 1957)。近年来的一些研究关注“政党”概念的兴起，参见 Richard Hofstadter,The Idea of a Party System:The Rise of Legitimate Oppos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780-1840 (Berkeley, 1969); Buel, Securing the Revolution and Elkins以及McKitrick, Age of Federalism。

8
. 最为经典的版本，参见Koch，Jefferson and Madison。杰斐逊与麦迪逊通信集的新版本由James Morton Smith主编，本书在每个阶段的通信前有一篇引言，对二人的关系做出了最新的诠释。如果把这些信件按章节来读，能够获得最为全面的了解。它们完全可以分成单卷本出版。约翰·昆西·亚当斯的话出自Smith, I, 1-2。

9
. Malone, II, 370, III, 109; Adams, ed.,The Works of John Adams, I, 616.

10
. James Monroe to Jefferson, March 3, 1794,在Malone, III, 162-63中引用。

11
. Pierre Adet to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December 31, 1796,Smith, II, 942。对杰斐逊担任国务卿时期生活的经典评述，参见Malone, II, 256-88, III, 3-166。近期出版的Elkins和McKitrick,Age of Federalism, 209-56提出了新的见解。Robert W.Tucker和David C. Hendrickson,Empire of Liberty: The Statecraft of Thomas Jefferson (New York, 1990)对杰斐逊的外交政策及思想做了很好的概括。

12
. 这是高度精简的评述，主要参考了Elkins and McKitrick,Age of Federalism, 209-56以及Charles R. Ritcheson,Aftermath of Revolution: British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1783–95 (Dallas, 1969)。亦可参见Walter La Feber,“Jeffers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载于Onuf, ed.,Jeffersonian Legacies, 370-91。

13
. 杰斐逊个人债务与其仇英心理之间的关系，参见Sloan,Principle and Interest, 86-124。

14
.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August 11, 1793,Smith, II, 803. On Genêt’s disastrous career in America, see Harry Ammon,The Genêt Mission (New York, 1973).

15
. Jefferson to William Short, January 3, 1793,Ford, VI, 153-57.

16
. Jefferson to Trench Coxe, June 1, 1795,Ford, VII, 22.有关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经典对比分析，参见Palmer,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潘恩在法国的经历，参见John Keane,Tom Paine:A Political Life (Boston, 1995), 267-452。《人的权利》最佳及最新的版本，参见Eric Foner, ed.,Paine: Collected Writings (2 vols., New York, 1995)。

17
. John Adams to Abigail Adams, December 19, 1793, Adams, ed.,Works, I, 460;Jefferson to George Washington, September 9, 1792,Boyd, XXIV, 352。“餐桌交易”，参见Norman Risjord,Chesapeake Politics, 1781–1800 (New York, 1978)以及Norman Risjord “The Compromise of 1790: New Evidence on the Dinner Table Bargain,”WMQ, XXXIII (1976), 309-14。

18
. 亚当斯起的绰号出自John Adams to Francis Vanderkemp, January 25, 1806,The Microfilm Edition of the Adams Papers, Reel 118。对汉密尔顿的简单描述对于全面了解这个人没有多少帮助。写得最好的汉密尔顿的传记是John C. Miller,Alexander Hamilton:Portrait in Paradox (New York, 1959)以及Gerald Stourz,Alexander Hamilton and the Idea of Republican Government (Stanford, 1970)。亦可参见Clinton Rossiter,Alexander Hamilton and the Constitution (New York, 1964)的第一章，能够看到对于他性格的不同观点。Elkins和McKitrick,Age of Federalism, 90-131也是描述汉密尔顿其人及其思想的一本好书。

19
. 关于汉密尔顿对杰斐逊品性的攻击，参见Harold Syrett, ed.,The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 (26 vols., New York, 197-492), XXI, 432, 504。

20
. 关于杰斐逊在促成贾尔斯决议中所扮演角色存在不少的讨论，Eugene R. Sheridan,“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Giles Resolutions,” WMQ, XLIV (1992), 589-608通过严密的调查和探究，提出了新的观点。

21
. Jefferson to George Washington, September 9, 1792,Boyd, XXIV, 358-59.

22
. 对“乡村党”较为权威的解读，参见Banning,Jeffersonian Persuasion。相似的论点亦可参见David N. Mayer,The Constitutional Thought of Thomas Jefferson (Charlottesville,1994)。

23
. 关于这一话题的权威著作是Richard Hofstadter,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1965)。关于革命时代阴谋论的真实性，参见Gordon S. Wood,“Conspiracy and the Paranoid Style: Causality and Decei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WMQ, XXXIX (1982), 401-41。

24
. Matthews,The Radical Politics of Thomas Jefferson对杰斐逊是一个彻底的乌托邦主义者做出了最清晰的解释。虽然没有完全从作者的角度出发，我还是准备认同他的立场，Matthews似乎对乌托邦主义极为推崇，而我认为这本身是虚幻和不真实的。如果说我认识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杰斐逊多重的角色与多变的思想意识，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中，他看起来是带有传统辉格党风格的共和党人（即18世纪90年代的党派战争），而在其他时候则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即像托马斯·潘恩一般的法国革命的捍卫者），在另外的场合还像一个激进分子（即他对世代问题所持的观点以及对任何外部权威的敌意）。最后这个角色与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的激进主义更为契合，而并未同任何马克思主义传统有相似之处。他反政府的理念也可以很容易地跟巴里·戈德华特和罗纳德·里根的保守主义交织在一起。其核心信念，在我看来，就是个人自主。

25
. Notes on Professor Eberling’s letter of July 30, 1795,Ford, VII, 44-49.

26
. “人民”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一种创新，或者是一种虚构，参见 Edmund S. Morgan,Inventing the People: The Rise Popular Sovereignty in England and America (New York,1988)。

27
. Jefferson to George Washington, May 14, 1794,Ford, VI, 509-10; Jefferson to James Monroe, May 26, 1795,Ford, VII, 15-22; Jefferson to Maria Cosway, September 8, 1795, quoted in Bullock,My Head and My Heart, 142-43; Jefferson to Edward Rutledge, November 30, 1795,Ford, VII, 39-40。

28
. Jefferson to François de Barbé-Marbois, December 5, 1783,Boyd, VI, 373-74;伦道夫的性格特点，参见William H. Gaines, Jr.,Thomas Mann Randolph: Jefferson’s Son-in-Law(Baton Rouge, 1966)。蒙蒂塞洛的家庭生活，参见Donald Jackson,A Year at Monticello(Golden, 1989)以及 Lewis,The Pursuit of Happiness，亦可参见Lewis,“‘The Blessings of Domestic Society’: Thomas Jefferson’s Famil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Onuf, ed.,Jeffersonian Legacies, 109-46。

29
. 拉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公爵的话出自Merrill D. Peterson,Visitors to Monticello(Charlottesville, 1989), 29; Jefferson to Martha Jefferson Randolph, June 8, 1797,Domestic Life, 245。

30
. Gaines,Thomas Mann Randolph, 4648; Jefferson to James Monroe, May 26,1795,Ford, VII, 2021，这里提到伦道夫“实际上十分虚弱……更加沮丧的是他所在意的事情与这里的一切都不再有什么关系”。更多详情，参见Robert P. Sutton,“Nostalgia, Pessimism, and Malaise: The Doomed Aristocrat in LateJeffersonian Virginia,”VMHB, LXXVI (1968), 41-55。William R. Taylor,Cavalier and Yankee: The Old South and the American National Character (New York, 1961),67-94以伦道夫的口气，以虚拟的形式对弗吉尼亚贵族的腐朽堕落做出了回应。

31
. Martha Jefferson Randolph to Jefferson, July 1, 1798,Family Letters, 166.尽管我无法接受福恩·布罗迪的核心观点，她对玛莎的研究较为全面地展示了玛莎婚后父女二人的关系。可重点参见Brodie,Intimate History, 287-300。玛莎仍在等待有一位传记作家能把她视为杰斐逊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而不仅仅是萨莉·海明斯的一个注脚。

32
. Jefferson to Maria Jefferson Eppes, January 7, 1798,Domestic Life, 246-48.人们可以发现，在几次涉及情感的家庭内部冲突中，同样是这种内心的机制在起作用。杰斐逊更愿意将这些事情隐藏在内心深处，比如1793年伦道夫家族卷入杀婴案，曾引起轩然大波，以及1806年昔日的导师乔治·威思被人毒杀，还有一个不常提及的丑闻是威思家中白黑混血的女管家是他的情妇，并为他生下了两个孩子。

33
. Peden, ed.,Notes, 164-65.这位农民学者指的是道格拉斯·威尔森，目前是蒙蒂塞洛杰斐逊国际研究中心的主任。关于此事的详细回顾，参见Joyce Appleby,“The‘Agrarian Myth’in the Early Republic,”Liberalism and Republicanism, 253-76。

34
. 近期有关杰斐逊债务问题最为简洁明了也最为人接受的分析，参见Malone, III,528-30。但从经济、心理两方面对杰斐逊债务问题进行分析的最新的权威性解读，参见Sloan,Principle and Interest,特别是13-49。Jefferson to George Washington, [April]1794,Domestic Life, 229-30。最近的对革命时代弗吉尼亚种植园主进行研究的著作是Bruce A. Ragsdale,A Planters’s Republic: The Search for Economic Independence in Revolutionary Virginia (Madison, 1994)。

35
. Answers to [Jean] Démeunier’s Additional Queries, [January-February 1786],Boyd, X,27; Jefferson to Mary Jefferson Eppes, January 7, 1798,Domestic Life, 247-48.关于革命之后弗吉尼亚的经济问题，参见Risjord,Chesapeake Politics, 96-116; Breen,Tobacco Culture, 84-123; Sloan,Principle and Interest, 86-124; Lorena S. Walsh,“Slave Life,Slave Society, and Tobacco Production in the Tidewater Chesapeake, 1620-1820,”载于Ira Berlin和Philip D. Morgan, eds.,Cultivation and Culture: Labor and the Shaping of Slave Life in the Americas (Charlottesville, 1993)。

36
. Farm Book, viiix, 201-02, 325-36.蒙蒂塞洛的托马斯·杰斐逊纪念基金会研究部为1990—1991年冬天来此参加的游客准备了一包资料，命名为“我的家庭、农场和书籍”，其中有很多内容是关于杰斐逊的土地以及杰斐逊在1794—1797年间为改善土地种植所做的努力。

37
. Farm Book, 257-310; Jefferson to Francis Willis, July 15, 1796,ibid., 255-57.

38
. 同上，310-11, 316-17，介绍了轮作计划带来的恼人的问题及具体做法。拉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公爵对这一窘境的评价，参见Peterson,Visitors to Monticello, 24-26。 Malone, III, 198-206对天气给作物带来的影响做了详细的总结。

39
. Farm Book, 335-36, 227-28, 238-39.

40
. 有关弗吉尼亚土壤问题的经典分析，参见Avery O. Craven,Soil Exhaustion as a Factor in the Agricultural History of Virginia and Maryland, 1606-1860 (Urbana, 1925)。亦可参见Jack Temple Kirby,“Virginia’s Environmental History: A Prospectus,”VMHB, IC (1991),464-67。

41
. Jefferson to Jean Démeunier, April 29, 1795,Ford, VII, 14; Jefferson to James Lyle,July 10, 1795,Farm Book, 430; Jefferson to Henry Remsen, October 30, 1794,ibid.,428.亦可参见Jefferson to Archibauld Stuart, January 3, 1796,Ford, VII, 49-51以及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March 6, 1796,Smith, II, 923。艾萨克·杰斐逊的回忆，参见Bear, ed., Jefferson at Monticello, 23。

42
. 据我所知，只有一本书论及了杰斐逊的制钉厂所显示出的象征意义，参见McLaughlin,Jefferson and Monticello, 110-11。

43
. “Reminiscences of Madison Hemings,”载于Brodie,Intimate History, 474; Edmund Bacon,载于Bear, ed.,Jefferson at Monticello, 71-82。他对其他机械及建筑项目的兴趣，参见Farm Book, 72-73, 341-46, 363-64。

44
. 关于建造蒙蒂塞洛的逸事，最好的一本书是McLaughlin,Jefferson and Monticello。有关内部装修设计的逸事，Susan R. Stein,The Worlds Thomas Jefferson at Monticello (New York, 1993)是最佳选择。Elizabeth Langhorne,Monticello: A Family Story (Chapel Hill,1987)详尽地概括了一家人在此处的生活。

45
. Jefferson to George Wythe, October, 1794,引自McLaughlin,Jefferson and Monticello,258；对所需砖块的大致数量，参见Jefferson to Steven Willis, November 12, 1792,Farm Book, 173。Jefferson to William Giles, March 19, 1796,Ford, VII, 67; Peterson,Visitors to Monticello, 18-19, 21-22; Jefferson to Count Constantin François de Volney,April 10, 1796,引自McLaughlin,Jefferson at Monticello, 259-60。

46
. Lucia Stanton,“‘Those Who Labor for My Happiness’: Thomas Jefferson and His Slaves,” Onuf, ed.,Jeffersonian Legacies, 147-80更新了先前有关蒙蒂塞洛奴隶数量的研究，大量参考了蒙蒂塞洛杰斐逊纪念基金会研究部不断取得的研究成果。

47
. 在关于杰斐逊的文集中，对杰斐逊与奴隶制的关系问题的论述比其他任何话题都多。而且，在这方面学术界并未形成统一的意见。对杰斐逊的支持和辩解，参见Douglas L. Wilson,“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Character Issue,” Atlantic Monthly, CCLXX (1992)，61-78。对杰斐逊最持久的反对意见来自Paul Finkelman,“Jefferson and Slavery:‘Treason Against the Hopes of the World，’” Onuf, ed.，Jeffersonian Legacies, 181-221。对此话题权威的调查，参见Miller,The Wolf by the Ears。在心理层面的深入探析，参见Jordan,White over Black, 429-81。McColley,Slavery and Jeffersonian Virginia很好地揭示了当时弗吉尼亚的环境。全面探讨杰斐逊后期处理奴隶制问题为何一再拖延的文献是Freehling,The Road to Disunion, 122-57。这仅仅触及了众所周知的表面原因。我在此想要表达的观点是如果我们做以下两件事，我们将会更加深刻地理解这一富有争议的话题：首先，应该把奴隶制问题看作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将杰斐逊在奴隶制问题上的立场同他本人是位奴隶主这一尴尬的身份联系起来。其次，要认识到他的思想发生了一个转变，大概是在1783年至1794年之间，他的态度逐渐变得消极和拖延。

48
. Jefferson to William A. Burwell, January 28, 1805,Farm Book, 20.杰斐逊与奴隶制之间的关系有几点是出乎意料、具有讽刺意味的，其中一点并没有引起历史学家们的注意，那就是轧棉机。杰斐逊对奴隶制度在美国终将灭亡深信不疑，反复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因为他相信驱使奴隶劳作的体系一定会走向衰落。而轧棉机的发明成为奴隶制经济焕发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尤其在最南部地区更是如此，这也使杰斐逊的预言落空。杰斐逊担任美国国务卿期间，其职责之一是审批专利，其中便包括伊莱·惠特尼轧棉机专利的申请，参见Jefferson to Eli Whitney, November 16, 1793,Ford, VI, 448。

49
. 杰斐逊关于奴隶问题成熟的观点在写给爱德华·卡勒斯的信中表达得最为充分。卡勒斯是杰斐逊眼中年轻一代领导者的代表人物，参见Jefferson to Edward Coles,August 25, 1814,Farm Book, 37-39。关于引入德国农民以“中和”黑人的短暂计划，参见Jefferson to Edward Bancroft, January 26, [1789],Boyd, XIV, 492-94。

50
. 在写给蒙蒂塞洛监工尼古拉斯·刘易斯的几封信中，杰斐逊与他讨论了出售奴隶或对外出租劳力，以应付越来越多的债务，参见December 19, 1786,Boyd, X, 61416;July 29, 1787,ibid., XI, 639-42; July 11, 1788,ibid., XIII, 339-44; Sloan,Principle and Interest, 22-23。从中可以看出，18世纪80年代成了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从这时开始，债务成了杰斐逊思考的主要问题。

51
. Stanton,“Thomas Jefferson and His Slaves,”174.这些对杰斐逊在奴隶制问题上立场的中肯评价无疑是拉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公爵访问蒙蒂塞洛的回忆录中最重要的话，但有意思的是，这些话没有出现在当代学者的论著当中，直到Stanton查阅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缩微胶片，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52
. Farm Book, 18.

53
. Domestic Life, 152-53描述了杰斐逊1789年回到蒙蒂塞洛的场景。奴隶们把马放开，将马车抬到山上，他们围在归来的主人身边，高兴地又哭又笑。Jefferson to Bowling Clarke, September 21, 1792,Farm Book, 13; Jefferson to Nicholas Lewis, April 12, 1792, ibid., 12. 如何对待逃跑的奴隶，参见Jefferson to Reuben Perry, April 16, 1812, ibid.,34-35；关于保护奴隶家庭的观点，参见Jefferson to Randolph Lewis, April 23, 1807,ibid.,26。上述几方面都在“Thomas Jefferson and His Slaves,”158-59有详细叙述。

54
. Farm Book, 7.

55
. Thomas Mann Randolph to Jefferson, April 22, 1798,ibid., 436.海明斯的家谱参见Bear, ed.,Jefferson at Monticello，第24页之后的插页。罗伯特及詹姆斯·海明斯得以解放的条款，参见Farm Book, 15-16。拉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公爵的话引自Peterson,Visitors to Monticello, 30。

56
. Judith P. Justus,Down from the Mountain: The Oral History of the Hemings Family(Perrysburg, Ohio, 1990)收集了有关海明斯家族多个分支的证明资料，虽然并非全部可信。托马斯·杰斐逊纪念基金会研究部目前正在从事一个重要的工作，即采访海明斯家族后代，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将自己看作杰斐逊与萨莉·海明斯的后代。

57
. James Madison to Jefferson, October 5, 1794,Smith, II, 857.

58
. James Madison to Jefferson, November 16, 1794;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December 28, 1794,Smith, II, 859-60, 866-68; Jefferson to Edmund Randolph,September 7, 1794,Ford, VI, 512.

59
. 对于威士忌叛乱的最近的研究成果是Thomas P. Slaughter,The Whiskey Rebellion(New York, 1986)。年代久远一点但仍有价值的一本书是Leland D. Baldwin,Whiskey Rebels: The Story a Frontier Uprising (Pittsburgh, 1939)。联邦党人要求动用大规模兵力进行镇压，参见Richard H. Kohn,“The Washington Administration’s Decision to Crush the Whiskey Rebellion,” JAH, LIX (1972)，567-74。

60
. James Madison to Jefferson, November 30, 1794, and December 21, 1794,Smith, II,861-62, 865-66.亦可参见Philip S. Foner, ed.,The Democratic-Republican Societies,1790–1800: A Documentary Sourcebook (Westport, 1976)。

61
. Jefferson to Madison, December 28, 1794,Smith, II, 866-68.亦可参见Jefferson to William Branch Giles, December 17, 1794,Ford, VI, 515-16。

62
.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February 5, 1795, February 23, 1795, March 5, 1795,Smith,II, 871-75.亦可参见Jefferson to James Monroe, May 26, 1795,Ford, VII, 16-17。

63
. 关于订阅《曙光报》的决定，参见Jackson,A Year at Monticello, 104。

64
.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March 6, 1796,Smith, II, 922.

65
. 或许我对心理历史方面的研究不怎么信服，这里需要对持怀疑观点的读者说几句离题的话。大多数弗洛伊德主义者、新弗洛伊德主义者或者埃里克森理论的支持者对于人类动机的解释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他们采用的方法论与历史学家及传记学家们惯用的强调证据的传统不符。他们假定人的潜意识里深藏一种路径，通常是源自童年生活的经历，能够“解释”成年后的行为模式，但我们对此无法提取，除非参照一开始设定的理论。成年人的行为认可或肯定这个理论，然后就成了“事实”的模样，依此循环往复，从而得出令人匪夷所思的结论。Fawn Brodie在Intimate History中、Erik Erikson在Dimensions of a New Identity: The 1973 Jefferson Lectures in the Humanities (New York, 1974)中均采用了这种方法。这里我无意对这些丰富的、逻辑上并无破绽的研究文献进行彻底深入的讨论，我无法接受这种循环论证论，只是想要指出这种研究传统的核心缺陷，即它是基于纯粹假设的理论模型“创造”出自己的证据。即便如此，任何称职的历史学家或传记作者都有责任费一些心思来对一个决定做出解释，或者在没有掌握所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这里对于杰斐逊为何对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深恶痛绝的解释并没有依据任何特定的心理学理论。只是试图在杰斐逊的个人债务问题与其对增加国家债务的公开态度之间建立联系。因为个人生活中的杰斐逊与公众场合中的杰斐逊是同一个人，这一联系的建立靠的是常识而非任何理论。这是一种尝试，是要将杰斐逊心中想要分离的两个身份联系起来。这一联系的可信度是基于杰斐逊债务问题的大量证据，可参见Herbert Sloan，Principle and Interest。

66
. 关于《杰伊条约》的两本权威的著作是Samuel Flagg Bemis,Jay’s Treaty: A Study in Commerce and Diplomacy (New Haven, 1962)以及Jerald A. Combs,The Jay Treaty:Political Background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Berkeley, 1970)。

67
. James Madison to Jefferson, February 15, 1795;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February 23, 1795;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March 5, 1795,Smith, II, 872-74.

68
. James Madison to Jefferson, June 14, 1795,ibid., 879-80.有关汉密尔顿及充满嘲讽的祝酒词，参见同上，882-85。

69
.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September 21, 1795, November 26, 1795, James Madison to Jefferson, December 13, 1795,ibid., 897-98, 900-01, 903-04;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November 30, 1795,ibid., 888-89.

70
. 上述引用主要是Bemis和Combs研究的结论以及近期Elkins和Mc Kitrick在Age of Federalism, 375-450中表达的观点。杰斐逊坚定不移地相信英国已经江河日下，给他拿一本Linda Colley的Brintons: Forging the Nation,1707-1837 (New Haven,1992)读一读将会是十分有趣的事情。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各个阶层的英国人对正在崛起的英国表现得相当忠诚。

71
. James Madison to Jefferson, March 23, 1795,Smith, II, 875-76; James Madison to James Monroe, February 26, 1796,ibid., 940.

72
. Ibid., 940-41.

73
. Jefferson to Philip Mazzei, April 24, 1796,Ford, VII, 72-76.臭名昭著的《写给梅泽的信》由佛罗伦萨的一份意大利报纸公开发布，然后被诺亚·韦伯斯特编辑的拥护联邦党人的《女神报》译成了英语，于1797年5月14日发表。华盛顿从这时起停止了与杰斐逊的通信来往。Malone, III, 267-68, 302-07为杰斐逊拒绝承认信是出自他本人之手的行为进行了辩解，却是徒劳无益的。

74
. Jefferson to William Branch Giles, December 31, 1795; Jefferson to James Monroe,March 21, 1796,Ford, VII, 41-42, 67-68;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March 27,1796,Smith, II, 928.

75
. 在1796年春天写给杰斐逊的多封信件中，麦迪逊对他在宪法问题上采取的策略做出了解释，特别是James Madison to Jefferson, March 6, 1796以及 March 13, 1796,Smith, II, 925-26。

76
. John Adams to Abigail Adams, April 28, 1796,ibid., 894; James Madison to Jefferson,May 1, 1796, April 18, 1796, April 23, 1796, May 22, 1796,ibid., 933-34, 936-38.促成西部地区转变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与西班牙签订了《平克尼条约》。该条约保证了美国在密西西比河的自由航行权，并且根据《杰伊条约》英国从该地区撤军，为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及其更远地区的扩张清除了障碍，参见Samuel Flagg Bemls,Pinckney’s Treaty: America’s Advantage from Europe’s Distresses (rev. ed., New Haven, 1960)。

77
. Jefferson to James Monroe, June 12, 1796, and July 10, 1796,Ford, VII, 80, 89.

78
. Elkins和McKitrick,Age of Federalism, 431, 451-88详细讨论了更加民主的政治特征以及对联邦党人的意义。

79
. Fisher Ames to Oliver Wolcott, September 16, 1796,引自Smith, II, 940; James Madison to James Monroe, May 14, 1796,ibid.

80
. James Madison to Jefferson, December 5, 1796,ibid., II, 948.亚当斯在那时与汉密尔顿政治观点的碰撞，参见Stephen G. Kurtz,The Presidency of John Adams:The Collapse of Federalism,1795-1800 (Philadelphia, 1957), 96-113。亦可参见Manning Dauer,The Adams Federalists (Baltimore, 1953)。

81
.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December 17, 1796,Smith, II, 949-50.

82
. Jefferson to John Adams, December 28, 1796,Cappon, I, 262-63; Jefferson to Archibauld Stuart, January 4, 1797,Ford, VII, 102-03;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January 1, 1797,Smith, II, 952-55; Jefferson to John Langdon, January 22, 1797,Ford,VII, 111-12; Jefferson to Benjamin Rush, January 22, 1797,ibid., VII, 114。

83
. Jefferson to Elbridge Gerry, May 13, 1797, Jefferson to Edward Rutledge, December 27, 1796,Ford, VII, 119-20, 93-95;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January 8, 1797,Smith, II, 955.

84
. Jefferson to John Adams, December 28, 1796, enclosure with letter of January 1, 1797,Smith, II, 954-55.

85
. James Madison to Jefferson, January 15, 1797,ibid., II, 956-58.

86
.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January 30, 1797,ibid., 962-63.

87
. Jefferson’s recollection in“The Anas,”Ford, I, 273.亚当斯对他们的分歧有着同样的伤感，虽然他更愿意认为杰斐逊和内阁中他的联邦党同僚都是受到了党派之见的误导和刺激，参见Charles Francis Adams, ed.,Works, IX, 285。

88
. Malone, III, 296-301.

第四章 华盛顿特区：1801—1804

1
. 对此传奇般的描述，参见Domestic Life, 275-76。

2
. Jefferson to Spencer Roane, September 6, 1819,L&B, XV, 212.

3
. 我试图准确还原就职典礼当天的情景，参考了许多论著，特别是Smith,The First Forty Years of Washington Society, History, I, 126-48; Noble Cunningham, Jr., The Process Government Under Jefferson (Princeton, 1978)。引言出自Jefferson to Maria Jefferson Eppes, February 15, 1801,Domestic Life, 274-75。关于革命主题的主要的二手文献是Daniel Sisson,The American Revolution of1800 (New York, 1974)。

4
. Constance McLaughlin Green,Washington: A History of the Capital, 1800–1850 (Princeton, 1962), I, 3-20; James Sterling Young,The Washington Community,1800–1828 (New York, 1966). Martin Smelser,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1801–1815 (New York, 1968), 2-5对此做了很好的概括总结。

5
. Bob Arnbeck,Through a Fiery Trial: Building Washington, 1790–1800 (Lanham, 1991); Charles Janson,The Stranger in America (London, 1807)。John W. Reps,Washington on View: The Nation’s Capital Since 1790 (Chapel Hill, 1991), 50-85收集了很多游客的记叙及早期的地图。

6
. Smith,Forty Years, 10-13; George Waterston,The L...Family at Washington, or A Winter in the Metropolis (Washington, 1822), 21-22; Reps, Washington on View, 51.

7
. 例如，History, I, 135对国会大厦做了描述。

8
. 关于对伯尔的学术研究的文献综述，参见J. C. A. Stagg,“The Enigma of Aaron Burr,”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XII (1984), 378-82。广为熟知的伯尔传记是Nathan Schachner,Aaron Burr: A Biography (New York, 1937)以及Milton Lomastz,Aaron Burr (2 vols., New York, 1979-83)。Gore Vidal’sBurr (New York, 1973)尽管本书不像历史一般可靠，但虚构的内容尽显博学，充满智慧。

9
. Sisson,Revolution of 1800, 13-58基于二手资料对大选做了全面的描述。

10
. 众议院的投票，参见Morton Borden,The Federalism of James A. Bayard (New York,1955), 73-95。

11
. 当代并没有关于马歇尔特别优秀的传记。Leonard Baker,John Marshall: A Life in Law (New York, 1974)不甚理想。最好的传记还是Albert J. Beveridge,Life of John Marshall (4 vols., Boston, 1916-19)。

12
. “扭曲事实”一说源自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May 25, 1810,Smith, III, 1632。John Marshall to Alexander Hamilton, January 1, 1800, Charles F. Hobson, ed.,The Papers of John Marshall (7 vols., Chapel Hill, 1974 ), VI, 46-47。

13
. 午夜法官的故事及亚当斯对于政治环境的看法，参见Ellis,Passionate Sage, 19-26。

14
. John Marshall to Charles Cotesworth Pinckney, March 4, 1801; Jefferson to John Marshall, March 4, 1801; Marshall to Jefferson, March 4, 1801, Hobson, ed.,Marshall Papers, VI, 88-89.

15
. Sisson,Revolution of 1800, 41-58; Elkins and McKitrick,Age of Federalism, 726-42.

16
. Smith,Forty Years, 25-26; Jefferson to James Monroe, February 18, 1801,Ford, VII,490-91;Malone, IV, 10-14.

17
. 我对杰斐逊1800年政治思想的解读参考了过去30年间发表的大量的关于共和主义的文献。对于“反抗精神”的简明总结，参见Banning, Jeffersonian Persuasion,273-302。有关联邦党人对杰斐逊的忧虑，参见Elkins和McKitrick, Age of Federalism,746-50。引言出自Charles Lee to Leven Powell, February 11, 1802, 转引自Cunningham,Jeffersonian Republicans, 316。

18
. Jefferson to Gideon Granger, August 13, 1800, LC;亦可参见Jefferson to Thomas Lomax,February 25, 1801,Ford, VII, 500。对于杰斐逊就任总统时的所思所想，基于二手文献的经典描述是History, I, 145-47。

19
. Alexander Hamilton to James A. Bayard, January 16, 1801, Harold Syrett, ed.,The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 (27 vols., New York, 1961–81), XXV, 319-20.

20
. 就职演说演讲稿在Ford, VIII, 16中重印，不甚清晰。感谢安德鲁·博斯坦为我提供了国会图书馆中收藏的杰斐逊手稿最终版的复印件。

21
. Ford, VIII, 5.

22
. Ibid., 3, 4.

23
. 可以将国会图书馆中的手写版本与《国民通讯员报》在1801年3月4日刊登的印刷版本做一比较。“An Address to the Electors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March 21,1801, Syrett, ed.,Hamilton Papers, XXV, 365。亦可参见Elkins和 McKitrick，Age of Federalism, 750-54关于妥协话题的论述。

24
. John Marshall to Charles Cotesworth Pinckney, March 4, 1801, Hobson, ed.,Marshall Papers, VI, 89.

25
. Ford, VIII, 4.

26
. Ibid., 3.

27
. Jefferson to John Dickinson, March 6, 1801; Jefferson to Nathaniel Niles, March 22,1801; Jefferson to Benjamin Rush, March 24, 1801; Jefferson to Samuel Adams, March 29, 1801,Ford, VIII, 7-8, 24-25, 35-37, 38-40.

28
. Jefferson to John Dickinson, March 6, 1801,Ford, VIII, 7.

29
. 对于杰斐逊就任总统前夕国内外形势的经典分析，参见History, I, 51-25。

30
. 对学界观点简洁的概括总结，参见Smelser,Democratic Republic, 20-44。杰斐逊对于大好形势的态度，参见Jefferson to Joseph Priestley, March 21, 1801; Jefferson to George Logan, March 21, 1801,Ford, VII, 21-23。“平静的、无须关注的事业”的评论出自Jefferson to Thomas Cooper, November 29, 1802,ibid., VIII, 178。

31
. Jefferson to Gideon Granger, October 31, 1801,LC.亚当斯大发脾气的举动，参见Jefferson to William Short, June 12, 1807,Ford, X, 414-15。对杰斐逊的内阁的高度评价，参见John Quincy Adams to Abigail Adams, November 1804,Microfilm Edition Adams Papers, Reel 437。

32
. Cunningham,Process of Government, 14-15.麦迪逊所扮演的角色，参见Koch,Jefferson and Madison, 212-59, 近期的研究，参见Smith, II, 1164-68。加勒廷的作用还有待现代的传记作家来关注。有关他的行政才能，参见Jay C. Henlein,“Albert Gallatin: A Pioneer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WMQ, VII (1950), 64-94以及Leonard D. White, The Jeffersonians: A Study in Administrative History, 1801–1829 (New York, 1951), 71-74。

33
. 再次重申，许多政治历史学家已经关注了这个问题，但无人可超越History, I,148-68的论述。

34
. 杰斐逊对于其执政风格的介绍，参见“Circular to the Heads of Departments,” November 6, 1801,Smith, II, 1201-02,亦可参见Ford, VIII, 99-101。有当代的评论认为杰斐逊在内阁会议上充当了调解人，参见Robert M. Johnstone, Jr.,Jefferson and the Presidency:Leadership in the Young Republic (Ithaca, 1978), 80-113。

35
. Jefferson to Destutt de Tracy, January 26, 1811, and Jefferson to Joel Barlow, January 24, 1810,Ford, X, 184; IX, 269. Cunningham,Process of Government, 60-71; Jefferson to Madison, April 9, 1804,Smith, II, 1304.

36
. Smith,Forty Years, 28, 34-35, 46-47, 80; Louisa Catherine Adams, November 1803,Microfilm Edition of Adams Papers, Reel 269; William Plumer,Memorandum of Proceedings in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1803–1807, ed. E. S. Brown (New York, 1923),455.关于梅里事件，参见“Rules of Etiquette” [November ? 1803],Ford, VIII, 276-77;Jefferson to James Monroe, January 8, 1804,ibid., 290-91; Jefferson to William Short,January 23, 1804,LC; History, I, 546-67。

37
. Cunningham,Process of Government, 42-43; Johnstone,Jefferson Presidency, 33-34.

38
. Cunningham,Process of Government, 25-26.亦可参见Jeffrey K. Tules,The Rhetorical Presidency (Princeton, 1987), 70-71。

39
. Jefferson to Thomas Mann Randolph, November 16, 1801,LC; Jefferson to William Thornton, February 14, 1802,LC;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December 29, 1801,Smith, II, 1211-12. Cunningham,Process of Government, 35-41.

40
. Jefferson to Madison, November 12, 1801,Smith, II, 1203; Albert Gallatin to Jefferson,November 21, 1802,转引自Cunningham,Process of Government, 82。

41
. Jefferson to Albert Gallatin, October 11, 1809,Ford, IX, 264;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December 29, 1801,Smith, II, 1212-13.

42
. 债务问题最为清晰、简明的总结，参见Norman Risjord,Thomas Jefferson (Madison,1994), 130-34。亦可参见History, II, 158-63以及Albert Gallatin to Jefferson, November 16, 1801,Ford, VIII, 109-17。

43
. Cunningham,Process of Government, Appendix I, 325-26列出了从1801年到1808年间所有政府雇员的名字。

44
. 亚当斯对缩减海军规模、美英可能开战的担忧，参见Ellis,Passionate Sage, 106-12。

45
. Sloan,Principle and Interest, 197-201.

46
. First Annual Message, December 8, 1801,Ford, VIII, 108-25.最后一句引言出自Second Inaugural Address, March 4, 1805,ibid., 343。

47
. Jefferson to Thomas Mann Randolph, June 18, 1801,LC; Jefferson to William Short,October 3, 1801,Ford, VIII, 97-99; Jefferson to Gallatin, April 1, 1802,ibid., 139-41;Jefferson to du Pont de Nemours, January 18, 1802,ibid., 127.

48
. Jefferson to Dr. Benjamin Smith Barton, February 14, 1801; Jefferson to James Monroe, March 7, 1801; Jefferson to Horatio Gates, March 8, 1801; Jefferson to Elias Shipman, July 12, 1801,Ford, VII, 489-90; VIII, 810, 1112; IX, 270-74.关于人事任命问题最全面的论述，参见Cunningham,Jeffersonian Republicans, 30-70。最一针见血的分析，参见Carl Prince,“The Passing of the Aristocracy: Jefferson’s Removal of the Federalists, 1801-1805,”JAH, LVII (1970), 563-75。

49
. History, I, 201。这当然是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尴尬境地，亚当斯认为它需要特别加以应对。

50
. Jefferson to William Branch Giles, March 23, 1801; Jefferson to Levi Lincoln, July 11,1801; Jefferson to John Dickinson, July 23, 1801; Jefferson to Thomas McKean, July 24, 1801; Jefferson to Joel Barlow, May 3, 1802; Jefferson to Elbridge Gerry, August 28, 1802,Ford, VIII, 25-26, 67, 75-77, 79-80, 149-50, 170.

51
. New York Evening Post, June 29, 1802,转引自 Malone, IV, 83-84。

52
. 杰斐逊最著名的对印第安人高尚品格的赞美是在《弗吉尼亚笔记》里，参见Peden, Notes, 159-60。关于杰斐逊对于该种族的心态最全面的分析，参见Jordan, White over Black, 429-81。引言出自Second Inaugural Address, March 4, 1804, Ford, VIII, 344-45。杰斐逊总统第一任期内对印第安人的友善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的是Jefferson to Benjamin Hawkins, February 18, 1803, 同上, 213-14。

53
. Jefferson to Governor William Henry Harrison, February 27, 1803,L&B, X, 368-73.

54
. 参见杰斐逊对1802年1月7日对印第安代表团的欢迎致辞，同上，391-400。亦可参见Jefferson to Henry Dearborn, December 29, 1802,LC。杰斐逊在这封信中指出，迫使印第安人承担债务的政策是合理的，因为此举必然会使他们更快地搬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方去。关于整个问题的重要研究成果是Bernard W. Sheehan,Seeds of Extinction: Jeffersonian Philanthropy and the American Indian (Chapel Hill, 1973)。

55
. Second Inaugural Address, March 4, 1805,Ford, VIII, 345; Jefferson to James Monroe,November 24, 1801,ibid., 103-06.

56
. 关于杰斐逊外交政策最为翔实的著作是Robert W. Tucker and David C. Hendrickson,Empire of Liberty: The Statecraft of Thomas Jefferson (New York, 1990)。最好的简要评述是Walter La Faber,“Jefferson and a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Onuf, ed., Jeffersonian Legacies, 370-91。

57
.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August 28, 1801, July 30, 1802, August 23, 1802,Smith,II, 1193, 1231-32, 1239; Jefferson to Wilson Carey Nicholas, June 11, 1801,Ford, X,264-65。杰斐逊对北非巴巴利海盗所持的观点，参见Reginald C. Stuart,The HalfWay Pacifist: Thomas Jefferson's View of Wa (Toronto, 1978), 35-51。关于地中海地区海战的历史，参见William M. Fowler, Jr.,Jack Tars and Commodores: The American Navy, 1783-1815 (Boston, 1984), 82-105。

58
. Robert J. Allison,The Crescent Obscur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uslim World,1776-1815 (New York, 1995), 187-206很好地分析了公众对迪凯特历险的看法。

59
. 最后决定建造小型炮舰而非昂贵的护卫舰是杰斐逊迫于预算的限制而采取的对策，参见Spencer C. Tucker,The Jeffersonian Gunboat Navy (Columbia, 1993)。

60
. 最具权威性的论述，参见Alexander DeConde,The Affair of Louisiana (New York,1976)。近期的、比较简明的学术研究成果是Reginald Horsman,“The Dimensions of an ‘Empire for Liberty’: Expansionism and Republicanism, 1775-1825,” JER, IX(1985), 1-20；以及John M. Belolavek,“Politics, Principle, and Pragmatism in the Early Republic: 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Quest for American Empire,” Diplomatic History,XV (1991), 599-606。

61
. 提及拿破仑“抛弃该省”的决定的历史学家是Edward Channing，转引自Malone,IV, 285,也有引自New York Evening Post的内容。甚至像Margaret Bayard Smith这样忠诚的支持者也认为杰斐逊“费力很少，或者几乎没有费力”，参见Smith,Forty Years, 40。

62
. James Madison to Robert R. Livingston, May 1, 1802,转引自Malone, IV, 258;杰斐逊仅仅是利用西班牙掩人耳目，最终目的是占据整个地区，参见Jefferson to William C. Clarborne, July 13, 1801,Ford, VIII, 71-72;鲁弗斯·金的话出自Rufus King to James Madison, June 1, 1801，转引自Malone, IV, 249。Smith, II, 1254-57记叙了这些令人兴奋的时刻以及杰斐逊与麦迪逊的默契合作，文笔十分精妙。

63
. Jefferson to Robert R. Livingston, April 18, 1802,Ford, VIII, 143-47.法国方面相应的外交政策，参见George Dangerfield,Chancellor Robert Livingston New York, 1746-1813(New York, i960), 309-94。

64
. Jefferson to James Monroe, January 13, 1803,Ford, VIII, 190-92;亦可参见Jefferson to James Monroe, January 10, 1803,ibid., 188。

65
. Jefferson to du Pont de Nemours, February 1, 1803,Ford, VIII, 204;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February 22, 1803,Smith, II, 1262;汉密尔顿的话出自Malone, IV,277-78; Jefferson to John Bacon, April 30, 1803,Ford, VIII, 228-29。

66
. 利文斯顿的话出自Malone, IV, 258。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August 18, 1803, Smith, II, 1279讨论了拿破仑难以捉摸的性格。

67
. Jefferson to L. A. Pichon, July 1802,LC.美国对于圣多明各起义的态度，参见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November 22, 1801,Smith, II, 1204以及Jefferson to James Monroe,June 2, 1802,Ford, VIII, 152-54。关于杰斐逊对图桑的态度，学术界最好的论述是Douglas R. Egerton,Gabriel’s Rebellion: The Virginia Slave Conspiracies of 1800 and 1802(Chapel Hill, 1993), 45-48, 160-61, 168-72。

68
. 塔列朗的话出自Malone, IV, 306; Jefferson to John Colvin, September 20, 1810,Ford,X, 146。

69
. Jefferson to Meriwether Lewis, April 27, 1803, and July 15, 1803,Ford, VIII, 193-97,199-200; Confidential Message on Expedition to the Pacific, January 18, 1803,ibid., 202.

70
. 杰斐逊一定程度上对地图边界做了扩大化的解读，参见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August 24, 1803,Smith, II, 1282。这是杰斐逊与麦迪逊合作的结果，通常被历史学家所忽视，因为此时杰斐逊为躲避华盛顿的高温和潮湿已回到蒙蒂塞洛，只好跟麦迪逊通信联络。

71
. Jefferson to James Monroe, January 8, 1804,Ford, VIII, 289; Jefferson to JohnBreckinridge, August 12, 1803,ibid., 243; Jefferson to William Dunbar, September 21,1803,ibid., 256. See also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July 17, 1803, September 12,1803, September 14, 1803,Smith, II, 1272-73, 1285-86.

72
. Draft of an amendment to the Constitution, [July, 1803],Ford, VIII, 241-49; Jefferson to Albert Gallatin, January 1803,ibid., 242; Jefferson to John Breckinridge, August 12,1803,ibid., 244; Jefferson to John Dickinson, August 9, 1803,ibid., 262.

73
. Jefferson to Levi Lincoln, August 30, 1803,ibid., 246; Jefferson to Thomas Paine,August 18, 1803,ibid., 245; Jefferson to Wilson Cary Nicholas, September 7, 1803,ibid., 247-48.

74
. 参议员是William Plumer，引自Plumer,Memorandum of Proceedings, 13-14。约翰·昆西·亚当斯的话引自Malone, IV, 331-32。

75
. Jefferson to John Breckinridge, November 24, 1803,Ford, VIII, 279-81.

76
. James Madison to Robert R. Livingston, January 31, 1804,引自Malone, IV, 353。

77
. 杰斐逊对自己的态度感到焦虑不安，主要是因为这给联邦党批评家创造了机会，参见Jefferson to De Witt Clinton, December 2, 1803以及Jefferson to James Monroe,January 8, 1804,Ford, VIII, 282-83, 287-88。关于抗议，参见Malone, IV, 359-60。

78
. 杰斐逊坚持认为延缓实行共和主义原则只是暂时的，参见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August 7, 1804,Smith, II, 1332。

79
. 杰斐逊认为美利坚共和国未来的发展只有通过领土扩张才能延续，对此最佳的讨论，参见Drew R. McCoy,The Elusive Republic: Political Economy in Jeffersonian America (New York, 1980)。

80
. Jefferson to Joseph Priestley, January 29, 1804,Ford, VIII, 295.

81
. 关于联邦党人对杰斐逊主义者价值观的批评，比较权威研究是Linda Kerber,Federalists in Dissent: Imagery and Ideology in Jeffersonian America (Ithaca, 1970)。政治方面的问题，参见David Hackett Fischer,The Revolu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 The Federalist Party in the Era of Jeffersonian Democracy (New York, 1965)。

82
. 汉密尔顿中伤亚当斯的小册子收录于Syrett, ed.,Hamilton Papers, XXV, 186-209。针对汉密尔顿的指控及他本人的回应，参见同上, XXI, 238-85。针对华盛顿的指控收录于John C. Fitzpatrick, The George Washington Scandals (Alexandria, 1929)。Jefferson to Robert R. Livingston, October 10, 1802, Ford, VIII, 174-75。

83
. Henry Adams, ed.,Documents Relating to New England Federalism (Boston, 1877),230-32, 321-22.杰斐逊对猛犸象所代表意义的痴迷，参见Kerber,Federalists in Dissent,69-70。猛犸象奶酪，参见Malone, IV, 106-07。

84
. Peden, ed.,Notes, 159; “Syllabus of an Estimate of the Merit of the Doctrines of Jesus, Compared with Those of Others,”随信寄给了Rush, April 21, 1803,Ford, VIII,223-28。最近的关于杰斐逊宗教观点的全面讨论，参见Edwin S. Gaustad,Sworn on the Altar of God: A Religious Biography of Thomas Jefferson (Grand Rapids, 1995)。

85
. Jefferson to Tom Paine, March 18, 1801,Ford, VIII, 19.

86
. 众多攻击潘恩和杰斐逊的报纸，可参见Keane,Tom Paine, 455-75;亦可参见Malone, IV, 192-200。亚当斯的话引自History, II, 215-16。杰斐逊对潘恩的忠诚可以在Jefferson to Tom Paine, January 13, 1803中非常清晰地体现出来。约翰·亚当斯在昆西一直保持着警惕，他愿意原谅潘恩的无神论观点，但不能认同其政治观点。亚当斯将潘恩描述为“猪跟狗的杂种，公猪和母狼的后代……”参见John Adams to Benjamin Waterhouse, October 29, 1805, Worthington C. Yord, ed.,Statesman and Friend: Correspondence of John Adams and Benjamin Waterhouse, 1784-1822 (Boston,1927), 31。

87
. 很多新闻报道的选录可以从下面三条文献中获得：Douglass Adair,“The Jefferson Scandals,”载于Colbourn, ed.Fame and the Founding Fathers; Virginius Dabney,The Jefferson Scandals: A Rebuttal (New York, 1981)以及Brodie,Intimate History,339-75。一位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研究生Robert McDonald给我提供了不少新闻报道的节录，都是由卡伦德最早的爆料引发的报道和评论，更加全面。

88
. 对于萨莉·海明斯事件，最有见地也相对公正的评论，参见Jordan,White over Black,461-69。亚当斯的反应，参见John Adams to Colonel Ward, January 8, 1810,Microfilm Edition Adams Papers, Reel 118。

89
. 卡伦德的职业生涯，参见Michael Durey,With the Hammer of Truth: James Thomas Callender and America’s Early National Heroes (Charlottesville, 1990)。杰斐逊尽力掩盖过去与卡伦德的交易，参见Jefferson to James Monroe, May 26, 1801, 以及July 15, 1802, Ford, VIII, 57-58, 164-68。考虑到亨利·亚当斯对杰斐逊的品性极为了解，他对卡伦德指控的总结值得特别关注。亚当斯认为杰斐逊在卡伦德勾结一事上撒谎罪有应得，但对于性指控则是清白的，参见History, II, 219-23。

90
. John Quincy Adams to Rufus King, October 8, 1802,引自Malone, IV, 139。

91
. Jefferson to Governor William Henry Harrison, February 5, 1803,L&B, X, 356-57。19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报纸数量急速增长，参见Fischer,Revolu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appendix III。

92
. Jefferson to Tom Paine, March 19, 1803,Ford, VIII, 216-19.马隆将这些起诉看作“暂时性的反常举动”，参见Malone, IV, 235。与之相反的观点则极力主张这些都是典型性的事件，参见Leonard Levy,Jefferson and Civil Liberties: The Darker Side(Cambridge, 1963)。

93
. Jefferson to Levi Lincoln, August 26, 1801,L&B, X, 276; Richard Branch Giles toJefferson, June 1, 1801,LC. 关于该问题最权威的学术成果是Richard E. Ellis,The Jeffersonian Crisis: Courts and Politics in the Young Republic (New York, 1971)。

94
. Jefferson to Abigail Adams, June 13, 1804,Cappon, I, 270.有关马歇尔的逸事，参见Charles Warren,The Supreme Court in United States History (3 vols., Boston,1923), I, 179-81。杰斐逊与马歇尔之间的关系，参见Julian Boyd,“The Chasm That Separated Thomas Jefferson and John Marshall,”载于Gottfried Dietze, ed.,Essays on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 (Englewood Cliffs, 1964), 3-20。

95
. Jefferson to Spencer Roane, September 6, 1819,L&B, XV, 135-36.信中杰斐逊回忆了1801年时麦迪逊和加勒廷给他的劝告。

96
. Ellis,Jeffersonian Crisis, 3-16对于美国革命之后司法方面的混乱局面做了清晰的总结。有关司法审查更新和更为详尽的论述是J. M. Sosin,The Aristocracy of the Long Robe: The Origins Judicial Review in America (New York, 1989)。

97
. 这里关于杰斐逊对待司法审查态度的解读颠覆了传统的观点。Richard Ellis的 Jeffersonian Crisis最能代表传统的观点，把杰斐逊看作一个温和的共和党人，试图让贾尔斯等激进主义者保持克制。我认为，杰斐逊对于联邦法院的看法与对国家银行的看法类似，对联邦法官的品性以及联邦法院这一机构本身的特征都怀有深深的厌恶之情。

98
. Kathryn Turner,“Federalist Policy and the Judiciary Act of 1801,” WMQ, XXII (1965),9-14; Ellis,Jeffersonian Crisis, 36-52; First Annual Message, December 8, 1801,Ford,VIII, 123.据说，杰斐逊在为国会准备的报告中称巡回法庭没有必要存在，因为需要审理的案件数量很少，而联邦党人指出这篇报告错误百出，着实是一件尴尬之事。

99
. Hobson, ed.,Marshall Papers, VI, 160-83介绍了这一观点本身，并在编者按中很好地总结了学界对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所做的各种讨论。专注宪法的律师更多地倾向于将这一事件置于司法审查的背景下讨论，Malone, IV, 135-56的分析则是强调了马歇尔所做决定的历史背景。亦可参见Ellis,Jeffersonian Crisis, 53-68。最近的史学评论，参见Robert L. Clinton, Marbury v. Madison and Judicial Review(Lawrence, 1989)。

100
. Jefferson to J. H. Nicholson, May 13, 1803,L&B, X, 390.对弹劾蔡斯的描述参见Ellis,Jeffersonian Crisis, 76-82以及Malone, IV, 464-80。

101
. 对于针对蔡斯的五项不同指控参议员们投票的情况及票数，杰斐逊都做了亲笔记录，参见Jefferson Papers, February 1805,LC。对共和党反对蔡斯的运动提出最强有力批评的是由约翰·昆西·亚当斯，他提出，指控是一个政治事件，不加掩饰，毫无原则可言，参见Charles Francis Adams, ed.,Memoirs of John Quincy Adams (12 vols., Philadelphia, 1874), I, 318-23。

102
. Jefferson to Thomas Ritchie, December 25, 1820,Ford, X, 170-71.

103
. Jefferson to Spencer Roane, September 6, 1819,L&B, XV, 135-36;History, I, 188.

104
. Services of Jefferson, [1800?],Ford, VII, 475-77. Lucia Stanton提示我注意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杰斐逊手稿中的“贡献备忘录”一词。Ford中的标题“杰斐逊的贡献”明显是做了改编。

105
. Jefferson to Elbridge Gerry, March 3, 1804,Ford, VIII, 297-98.

106
. 玛丽亚的过世以及给他带来的深刻影响，参见Jefferson to John Page, June 25,1804,Domestic Life, 302-04。亦可参见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April 23, 1804,Smith, II, 1323。在1804年选举中，杰斐逊与乔治·克林顿得到了162张选举人票，而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与鲁弗斯·金仅得到了14票。杰斐逊轻松赢得各州支持，只有康涅狄格州与特拉华州以及马里兰州的两位选举人除外。

第五章 蒙蒂塞洛：1816—1826

1
. “老鹰”的故事和杰斐逊在秋季忍受的各种伤痛，参见Domestic Life, 381-83。Malone,VI是极具权威性的传记中的最后一卷，描述了这些年杰斐逊的生活。但Malone整整六卷的杰作中充满了对杰斐逊的崇敬和喜爱，所以这就给杰斐逊后期生活故事的真实性带来一定的问题。我认为就这一段时光，Peterson,New Nation, 922-1099的记载更为可信。杰斐逊后期意志消沉的问题，参见 Gordon Wood,“The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of Thomas Jefferson,” Onuf, ed.,Jeffersonian Legacies, 410-15。

2
. 杰斐逊对自己身体状况的概述，参见Jefferson to Benjamin Waterhouse, January 8,1825,Ford, X, 335-36。杰斐逊对医生的评价，参见Domestic Life, 394-95。Jefferson to John Adams, July 5, 1814,Cappon, II, 430。

3
. Domestic Life,331, 337;在写给詹姆斯·麦迪逊的多封信件中，杰斐逊接连描述了自己的外貌变化及身体状况，参见Smith, III, 1795, 1807, 1815, 1822, 1824, 1841,1852；亦可参见Jefferson to Frances Wright, August 7, 1825, Jefferson to William Gordon,January 1, 1826, Jefferson to Thomas Jefferson Randolph, February 8, 1826, Ford, X,344, 358, 374-75。

4
. Peterson, ed.,Visitors to Monticello, 95-99, 104-06.

5
. 杰斐逊的饮食、养生之道、视力情况，参见Jefferson to Dr. Vine Utley, March 21,1819,Domestic Life, 370-72。关于消化问题的唠叨，亦可参见Jefferson to Benjamin Rush, February 28, 1803,Ford, VIII, 220。

6
. 玛格丽特·拜雅·史密斯回忆了杰斐逊陪孙子们玩游戏的场景，参见Domestic Life,341-43, 346, 361; Peterson, ed.,Visitors to Monticello, 53-54。

7
. George Ticknor把蒙蒂塞洛称为“麦加圣地”，参见Peterson, ed.,Visitors to Monticello,73。关于参观者及访客的数量，参见 Domestic Life, 401-02。

8
. Jefferson to John Adams, June 27, 1822, John Adams to Jefferson, July 12, 1822, Cappon, II, 581-82.

9
.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May 3, 1826, James Madison to Jefferson, May 6, 1826, Smith, III, 1970-71.

10
. Jefferson to John Adams, June 1, 1822, John Adams to Jefferson, June 11, 1822,Cappon, II,578-79; Jefferson to Maria Cosway, December 27, 1820,Domestic Life, 374; Jefferson to Francis Vanderkemp, January 11, 1825,Ford, X, 336-38.

11
. Domestic Life, 390-91; J. Bennett Nolan, ed., Lafayette in America: Day by Day(Baltimore, 1934), 257. 对拉法耶特的来访的描述及麦迪逊对拉法耶特的评价，参见Smith, III, 1889。

12
.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October 18, 1825,Smith, III, 1942.亦可参见Alfred L.Bush,The Life Portraits of Thomas Jefferson (Charlottesville, 1987), 95。

13
. 亨利·李对临终前的杰斐逊的评论，参见Peterson, ed.,Visitors to Monticello, 109。Domestic Life, 422-32。

14
. John Adams to Thomas Jefferson, July 15, 1813,Cappon, II, 358; John Adams to Benjamin Rush, April 18, 1808, John A. Schutz and Douglass Adair, eds.,The Spur of Fame:Dialogues of John Adams and Benjamin Rush,1805–1813 (San Marino, 1966), 107-08.

15
. Jefferson to Abigail Adams, June 13 and July 22, 1804, Abigail Adams to Jefferson,July 1 and August 18, 1804,Cappon, I, 268-74.约翰·亚当斯1804年11月19日的附加评论，参见同上， 282。

16
. 这里的简要总结参考了许多专业性的研究成果，有关杰斐逊第二个任期的两份文献值得关注：Henry Adams,History, I, 603-1232;Malone, V,标题为Jefferson the President: Second Term,1805-1809。

17
. 有关该时期禁运及英美外交政策的权威论述，参见Bradford Perkins,Prologue to War: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rkeley, 1961)。我的解读借鉴了Tucker与Hendrickson合著的Empire of Liberty的思路。对杰斐逊在1807年选择战争还是和平的想法所做简明概括，参见Reginald C. Stuart,“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Function of War: Policy or Principle,” Canadian Journal History, XI (1976), 160-71。最近的学术性评价，参见Walter La Feber,“Jefferson and a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Onuf, ed.,Jeffersonian Legacies, 382-86。讲述得最为全面，并且十分翔实的当属Henry Adams,History, I,103-148，从未被超越。

18
. 杰斐逊退休时的政治环境，参见History, I, 1239-52。Smith, III, 1551-54也做了简明的概括。Jefferson to Pierre Samuel du Pont de Nemours, March 2, 1809,L&B, XII,259-60.

19
. John Adams to Benjamin Rush, March 4, 1809,Microfilm Edition of Adams Papers,Reel 118.

20
. Benjamin Rush to John Adams, February 17, 1812, Schutz and Adair, eds.,Spur of Fame, 211; John Adams to Benjamin Rush, August 31, 1809, and July 12, 1812,载于Alexander Biddle, ed.,Old Family Letters... (Philadelphia, 1892), 246, 297-98。亦可参见Lyman H. Butterfield,“The Dream of Benjamin Rush: The Reconciliation of John Adams and Thomas Jefferson,” Yale Review, 40 (1950–51), 297-319。

21
. John Adams to Benjamin Rush, August 31 and December 21, 1809, July 3 and February 10, 1812, Biddle, ed.,Old Family Letters, 246, 249, 297, 313.

22
. John Adams to Jefferson, January 1, 1812,Cappon, II, 290. Donald Stewart and George Clark,“Misanthrope or Humanitarian?”“水手兄弟”的说法，参见John Adams in Retirement,”New England Quarterly, XXVIII (1955), 216-36。我也曾在Passionate Sage, 113-42用了一章的篇幅论述亚当斯与杰斐逊之间的通信。

23
. Jefferson to John Adams, January 21, 1812, John Adams to Jefferson, February 3,1812, Jefferson to John Adams, April 8, 1816, John Adams to Jefferson, May 3, 1816,Cappon, II, 291-92, 295, 467, 471.

24
. John Adams to Benjamin Rush, February 10, 1812,Microfilm Edition of Adams Paper,Reel 118; Jefferson to John Adams, August 15, 1820, and September 12, 1821, John Adams to Jefferson, September 24, 1821,Cappon, II, 566-67, 574, 576.

25
. 亚当斯担忧会造成麻烦的信里把将杰斐逊称作天生的骗子，指责他当总统“只会制造灾难”，参见John Adams to William Cunningham, January 16, 1804,Microfilm Edition of Adams Papers, Reel 118. Jefferson to John Adams, October 12, 1823, John Adams to Jefferson, November 10, 1823, Cappon, II, 599-601, 601-02。

26
. Jefferson to Benjamin Rush, December 5, 1811,Ford, IX, 300；杰斐逊对亚当斯的评价，参见Ellis,Passionate Sage, 143-45。

27
. Philip F. Detweiler,“The Changing Reputation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The First Fifty Years,” WMQ, XIX (1962), 551-73.我同样要感谢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研究生Robert S. McDonald给我分享了他论文初稿中的一章，主要论述了杰斐逊作为《独立宣言》撰稿人的身份并不为人知晓。麦迪逊与约翰·特朗布尔商讨圆形大厅画作的情况，参见Smith, III, 1774-75。

28
. John Adams to Jefferson, June 22, 1819, Jefferson to John Adams, July 9, 1819,John Adams to Jefferson, July 21, 1819,Cappon, II, 542-46. John Adams to Francis Vanderkemp, August 21, 1819,Microfilm Edition of Adams Papers, Reel 124.

29
. 亚当斯自传中的叙述，参见L. Butterfield, ed.,Diary and Autobiography, III, 335-38。杰斐逊自传中的叙述，参见Ford, I, 30-38。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August 30, 1823,Smith, III, 1875-76; James Madison to Jefferson, September 6, 1823,ibid.,1877-78。John Adams to Benjamin Rush, September 30, 1805, and June 21, 1811,Microfilm Edition of Adams Papers, Reel 118; John Adams to Jefferson, November 12, 1813,Cappon, II, 39293.

30
. John Adams to Benjamin Rush, September 30, 1805, and June 21, 1811,Microfilm Edition of Adams Papers, Reel 118; John Adams to Jefferson, November 12, 1813,Cappon, II, 392-93.

31
. John Adams to Jefferson, July 30, 1815, Jefferson to John Adams, August 10-11, 1815,Cappon, II, 451-53.

32
. Butterfield, ed.,Diary and Autobiography, III, 335-36.

33
. John Adams to Jefferson, July 13, 1813, and December 16, 1816,Cappon, II, 355-56,500-01.

34
. John Adams to Jefferson, May 6, 1816,ibid., 472。Jefferson to John Adams, August 1, 1816, and October 14, 1816,ibid., 483, 490; John Adams to Jefferson, February 2,1816,ibid., 461.

35
. Jefferson to John Adams, August 1, 1816, and October 14, 1816,ibid., 483, 490; John Adams to Jefferson, February 2, 1816,ibid., 461。Jefferson to John Adams, June 27,1813,ibid., 335.

36
. Jefferson to John Adams, June 27, 1813,ibid., 335。

37
. John Adams to Jefferson, July 9, 1813, and November 13, 1813, ibid., 351, 456.

38
. John Adams to Jefferson, July 9, 1813, August [14], 1813, December 19, 1813,ibid.,351, 365, 409。Jefferson to John Adams, October 28, 1813,ibid., 38792.

39
. Jefferson to John Adams, October 28, 1813,ibid., 387-92. John Adams to Jefferson,September 2, 1813, September 15, 1813, November 15, 1813,ibid., 371, 376, 400.

40
. John Adams to Jefferson, September 2, 1813, September 15, 1813, November 15,1813,ibid., 371, 376, 400。Jefferson to John Adams, March 25, 1826,ibid., 613-14.

41
. Jefferson to John Adams, March 25, 1826,ibid., 613-14.

42
. 怀特海所说以及后代人对革命一代的评判所带来的影响在Adair,“Fame and the Founding Fathers,” Colbourn, ed.,Fame and the Founding Fathers, 3-26中有简明的评论。

43
. Jefferson to William Wirt, September 4, 1816, Jefferson to Benjamin Waterhouse,March 3, 1818,Ford, X, 59-60, 102-04.

44
. Jefferson to Benjamin Waterhouse, January 31, 1819, Jefferson to Samuel Adams Wells,May 12, 1819,ibid., 124, 129.

45
.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June 22, 1817,Smith, III, 1786.当马歇尔的传记刚面世时，杰斐逊曾试图让Joel Barlow写文章予以驳斥，参见Jefferson to Joel Barlow,May 3, 1802,Ford, VIII, 148-51。

46
. Jefferson to William Johnson, March 4, 1823,Ford, X, 246-49.

47
. John Adams to Jefferson, July [3], 1813, Cappon, II, 349; John Marshall,The Life of George Washington (5 vols., Philadelphia, 1804-07), V, 33; Franklin B. Sawvel, ed.,The Complete Anas of Thomas Jefferson (New York, 1903), 43.

48
. Boyd, XXV, 33-38的编者按对这些显得离奇资料做了注释，不管我们如何命名这些资料。注释是Charles Cullen所写，也提及了此处引用的杰斐逊的这段话。

49
. 最容易读到的“闲话录”，参见Ford, I, 154-339。我们现在知道，杰斐逊并没有打算收录1792年之后的材料，先前很多他的文集都违背了这一初衷，收录了他开始做总统以及整个总统任期内的文字。鉴于这一事实，并为了方便起见，我选择了Ford所编“闲话录”的版本，从中引述。ibid., 156, 165, 166-67.

50
. 对华盛顿的评价，参见Jefferson to Dr. Walter Jones, January 2, 1814,Domestic Life, 356-57。杰斐逊与华盛顿之间的对话是“闲话录”的主要内容，参见Ford, I,168-278。在编辑整理了这些材料之后，杰斐逊也在多封信中重述过这些故事，特别参见Jefferson to Martin Van Buren, June 29, 1824以及Jefferson to William Short,January 8, 1825,Ford, X, 305-16, 328-35。

51
. Joanne B. Freeman,“Slander, Poison, Whispers, and Fame: Jefferson’s ‘Anas’and Political Gossip in the Early Republic,” JER, XV (1995), 25-59.

52
. 杰斐逊在自传中对撰写《独立宣言》及大陆会议辩论的记叙，参见Ford, I, 20-47。

53
. 对正在来临的法国大革命的评述，参见同上，118-47。对王后责备的引言出自同上，140。

54
. Jefferson to Benjamin Austin, January 9, 1816以及February 9, 1816,Ford, X, 7-11.

55
. Jefferson to William H. Crawford, June 20, 1816,ibid., 36.关于杰斐逊对这一问题的思想变化，最详细的讨论，参见McCoy,The Elusive Republic, 34-57。

56
. O. I. A. Roche, ed.,The Jefferson Bible: The Life and Morals of Jesus of Nazareth(New York, 1964).早期的版本“Syllabus of an Estimate of the Merit of the Doctrines of Jesus, Compared with Those of Others”，参见Ford, VIII, 223-28。引言出自杰斐逊关于此问题的多封信件：Jefferson to Charles Thomson, January 9, 1816, Jefferson to Horatio Gates Spafford, January 10, 1816, Jefferson to William Short, October 31, 1819, Jefferson to Benjamin Waterhouse, June 26, 1822, Jefferson to John Davis,January 18, 1824,Ford, X, 5-7, 12-15, 144, 219-20, 287-88.

57
. Jefferson to Judge Spencer Roane, September 6, 1819,ibid., 140-43.对这一时代，或者说整个美国历史的经典的杰斐逊的主义阐释，参见Vernon L. Parrington,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 (3 vols., New York, 1927-30)。

58
. Jefferson to Samuel Kercheval, July 12, 1816, Jefferson to John Taylor, May 28, 1816,Ford, X, 37-39, 27-31.

59
. Jefferson to Samuel Kercheval, July 12, 1816; September 5, 1816,ibid., 40-43, 45-46.这时候他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在其他的信件中也曾提及，特别参见Jefferson to du Pont de Nemours, April 24, 1816以及Jefferson to Francis W. Gilmer, June 7, 1816，同上，22-25, 31-33。最近的对美国革命的修正性的阐释，参见Wood,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作者认为独立运动中有初现的民主意味，但当时的革命一代中大多数人并未领会到这一点，在随后的50年间慢慢地释放，直到杰克逊时代才完全显现出来。一方面，杰斐逊是这一观点的完美例证，他个人1816—1819年间的修正主义观点支持了Wood的阐释。另一方面，正如Wood本人常指出的，杰斐逊只是对掌握了一部分民主文化内在蕴含的意义，但对以安德鲁·杰克逊为代表的、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所描绘的民主世界永远无法适应。

60
. Jefferson to Samuel Kercheval, September 5, 1816,Ford, X, 45-46.

61
. Jefferson to John Hambden Pleasants, April 19, 1824,ibid., 302-04.

62
.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February 25, 1822,Smith, III, 1837-38.

63
. Ford, I, 77.

64
. Jefferson to George Logan, May 11, 1805, Jefferson to Dr. Thomas Humphreys, February 8,1817,Ford, IX, 141, X, 76-77。同样，可参见Jefferson to Fanny Wright, August 7, 1825以及Jefferson to William Short, January 18, 1826,ibid., 343-45, 361-62。对杰斐逊的迟疑和拖延的倾向所做的最好的分析，参见Freehling,Road to Disunion, 122-31, 152-57。

65
. Jefferson to John Adams, December 10, 1819,Cappon, II, 548-49; Jefferson to Hugh Nelson, February 7, 1820, and March 12, 1820,Ford, X, 156-57; Peterson, ed.,Visitors to Monticello, 90-91.我对彼得·欧努夫致以真挚的感谢，他为我提供了其长篇论文“托马斯·杰斐逊、密西西比和‘自由王国’”（“Thomas Jefferson, Missouri and the‘Empire of Liberty’”）的初稿，该论文从崭新的视角探究了杰斐逊对奴隶制问题的矛盾看法，是近年来关于这一问题的巅峰之作。

66
. Jefferson to John Holmes, April 22, 1820,Ford, X, 157-58.关于这一重要信件的深入分析，参见Miller,Wolf by the Ears, 221-52;Malone, VI, 328-44以及Donald E. Fehrenbacher,“The Missouri Controversy and the Sources of Southern Separatism,”Southern Review, XIV(1978), 653-67。

67
. 关于亚当斯的观点，参见John Adams to Robert Walsh, January 19, 1820以及 John Adams to Joshua Cushman, March 16, 1820,Microfilm Edition of Adams Paper, Reel 124。

68
. John Adams to Louisa Catherine Adams, January 29, 1820以及John Adams to William Tudor, November 20, 1819,ibid.

69
. John Adams to Jefferson, February 3, 1821,Cappon, II, 571; Jefferson to Charles Pinckney, September 30, 1820,Ford, X, 162-63.

70
. Jefferson to David Bailey Warden, December 26, 1820以及Jefferson to Jared Sparks,February 4, 1824,Ford, 173, 289-93.

71
. Jefferson to Fanny Wright, August 7, 1825; Jefferson to William Short, January 18,1826,ibid., 343-45, 361-62.

72
. Jefferson to Albert Gallatin, December 26, 1820; Jefferson to Henry Dearborn, August 17, 1821,ibid., 175-78, 191-92.

73
. John Adams to Louisa Catherine Adams, January 29, 1820, John Adams to John Quincy Adams, December 23, 1819,Microfilm Edition of Adams Paper, Reel 124.革命一代意欲如何处理奴隶制这一重要问题，参见Gary Nash,Race and Revolution (Madison,1990)。

74
. Jefferson to Charles Pinckney, September 30, 1820,Ford, X, 161-62.

75
. Jefferson to Marquis de Lafayette, October 28, 1822, ibid., 233; Jefferson to Albert Gallatin, October 29, 1822, ibid., 235-36.

76
. 杰斐逊对国内事务过于激烈的回应，特别是对国家内部革新的轻蔑，参见Joseph H. Harrison, Jr.,“Sic et Non: Thomas Jefferson and Internal Improvements,” JER, VII(1987), 335-49; John Lauritz Larson,“Jefferson’s Union and the Problems of Internal Improvements,” Onuf, ed.,Jeffersonian Legacies, 340-69; Robert Shalhope,“Thomas Jefferson’s Republicanism and Antebellum Southern Thought,” JSH, XLII (1976),529-56。

77
. Jefferson to Albert Gallatin, December 26, 1820,Ford, X, 177; Jefferson to Marquis de Lafayette, November 4, 1823,ibid.,279-83; Jefferson to William Branch Giles,December 26, 1825,ibid., 355-56.

78
. 关于这一恐慌忧虑最充分的描述，参见George Dangerfield,The Awakening of American Nationalism, 1815-1828 (New York, 1965), 108-41。这是杰斐逊的后人对他心态的一种间接辩护，参见 Domestic Life, 405-11。更为明显的观点，参见 Peterson,New Nation,991-94。“致命一击”之说出自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February 17, 1826,Smith,III, 1966。

79
. Jefferson to Nathaniel Bacon, January 12, 1819,Ford, X, 121-22.泰勒的土地哲学，参见Robert Shalhope,John Taylor Caroline: Pastoral Republican (Columbia, 1980)。约翰逊的司法生涯，参见Donald G. Morgan,Justice William Johnson, the First Dissenter:The Career and Constitutional Philosophy a Jeffersonian Judge(Columbia, 1954)。

80
.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February 17, 1826,Smith, III, 1967; James Madison to Nicholas P. Trist, May 29, 1832,ibid., 1993.关于这一阶段杰斐逊与麦迪逊之间的友情最好的评述，参见McCoy,Last of the Fathers, 39-83。对于更早时期的评述，亦可参见Koch,Jefferson and Madison, 283-90。

81
. 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分析，参见McCoy,Last of the Fathers, 9-170。

82
. Jefferson to William Johnson, June 12, 1823,Smith, III, 1865; Jefferson to Robert J.Garnett, February 14, 1824,Ford, X, 295; James Madison to Jefferson, June 27, 1823,Smith, III, 1870-75；多利·麦迪逊的引言为1836年，出自同上，1850。

83
. Jefferson to Judge Spencer Roane, March 9, 1821,Ford, X, 189; Jefferson to Thomas Ritchie, December 25, 1820,ibid., 169-71.他在自传中再次提及了“坑道工兵和矿工”，参见同上，I, 113;亦可参见Jefferson to Nathaniel Bacon, August 19, 1821及Jefferson to William Johnson, October 27, 1822,ibid., X, 192-93, 222-26。

84
. Jefferson to William Johnson, June 12, 1823, Smith, III, 1866.

85
. James Madison to Jefferson, June 27, 1823,ibid., 1868-70.

86
. 杰斐逊提案的原稿，参见同上，1944-46，麦迪逊的观点引自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December 24, 1825, 1943。

87
. James Madison to Jefferson, December 28, 1825,ibid., 1948-51.麦迪逊在写给托马斯·里奇的信中讨论了同一问题，麦迪逊将其作为附件，附在寄给杰斐逊的信中，免得他的反对意见太过直接。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January 2, 1826,ibid., 1961-62。

88
. 引自托马斯·杰斐逊·伦道夫对杰斐逊生命最后时刻的记叙，参见Domestic Life,427。

89
. 难以对关于杰斐逊创建弗吉尼亚大学的二手文献做出十分精确和简明的概括。对杰斐逊兴办教育的权威研究，参见Roy J. Honeywell,The Educational Work of Thomas Jefferson (New York, 1964)。最近的修正性的论述是Harold Hellenbrand,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Education and Politics in the Thought Thomas Jefferson (Newark, 1990)。由于这是杰斐逊生命中饱受煎熬的最后时日里最吸引人的方面，杜马·马隆在书中着重描写了这一阶段，参见Malone, VI，232-425。因为麦迪逊是杰斐逊事业上的亲密伙伴，Smith中的描述提供了重要的线索。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Journal,LXV (1976)，91.

90
.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April 13, 1817,Smith, III, 1784-85.

91
. Ibid., 1796.

92
. 对此的简明评述，参见Hellenbrand,Unfinished Revolution, 68-140。

93
. Smith, III, 1776-94;Malone, VI, 240-44; James Madison to Jefferson, January 1, 1818,Smith, III, 1801;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June 28, 1818,ibid., 1804-05.

94
. 由弗吉尼亚州立法机构带来的困难，参见Dumas Malone,The Public Life of Thomas Cooper, 1783–1839 (New Haven, 1922), 234-46，亦可参见Smith, III, 1817-18.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September 24, 1824,ibid., 1902; Jefferson to Joseph C. Cabell,November 28, 1820,Ford, X, 165-68;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September 30, 1821,Smith, III, 1833。

95
. Richard Beale Davis,Francis Walker Gilmer: Life and Learning in Jefferson’s Virginia(Richmond, 1939);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October 6, 1824, and December 10,1824,Smith, III, 1903, 1910-11; John Adams to Jefferson, February 21, 1820, and January 22, 1825,Cappon, II, 561, 607.

96
.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February 1, 1825,Smith, III, 1923-34.

97
. James Madison to Jefferson, February 8, 1825,ibid., 1026.

98
. Peterson,New Nation, 980-82对这一发展态势做了精辟和直率的评论。

99
.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and Board of Visitors, April 3-4, 1826,Smith, III, 1968-69.

100
. Hellenbrand,Unfinished Revolution, 143-46对这一问题的观点颇有见地，但杰斐逊的核心政治理念所蕴含的启示在Matthews,Radical Politics, 15-16, 81-89中讨论得最为全面、深入。这同样也是Hannah Arendt,On Revolution(New York, 1963)217-85对杰斐逊的评价重点，将他视作一个十足的激进的政治思想家。在我看来，对杰斐逊政治思想的这一重要方面，Matthews和Arendt的观点是对的。但我认为他直到后期才真正意识到选区是他理想中的社会单位（虽然是从萌芽状态开始），这只是浪漫的想象，并不是一个成熟清晰的政治理念。

101
. 关于弗吉尼亚大学空间布局最简明的描述，参见Hellenbrand,Unfinished Revolutio,146-50。从杰斐逊的性格深处来看，这种设计体现出他对家人及亲友之间感情的重视，想要将其内化于生活当中。Burstein,Inner Jefferson对杰斐逊性格中情感丰富的核心特征做了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和评述。

102
. Malone, VI, 463-68对此事的态度更为乐观。塔特怀勒的话引自Smith, III, 1920。

103
. Jefferson to James Monroe, March 8, 1826,Ford, X, 383.债务问题，参见Malone,VI, 505-07。Sloan,Principle and Interest, 221-37对财务状况与他思想意识之间的关系做了精辟的论述。

104
. Jefferson’s “Thoughts on Lotteries,” February 1826,Ford, X, 362-72; Jefferson to Thomas Jefferson Randolph, February 8, 1826,ibid., 374-75.

105
. 杰斐逊的遗嘱，参见同上，392-96；不切实际的希望，参见Jefferson to George Loyall, February 22, 1826,ibid., 379-80。

106
. Jefferson to Roger C. Weightman, June 24, 1826,ibid., 390-92.包含多处增删修改痕迹的手稿，参见Ellis,Passionate Sage, 207。

107
. Douglass Adair,“Rumbold’s Dying Speech, 1685, and Jefferson’s Last Words on Democracy, 1826,”载于Colbourn, ed.,Fame and the Founding Fathers, 192-202。

108
. 从多处零散的记录中将拍卖场景进行了还原，参见Lucia Stanton,“‘Those Who Labor for My Happiness: Thomas Jefferson and His Slaves,” Onuf, ed.,Jeffersonian Legacies, 147-48。把亚当斯去世的报道称作“扬基佬的鬼把戏”引自Domestic Life, 421。

尾声 幻想的未来

1
. Carl Becker,“What Is Still Living i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homas Jefferson?”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LXXXVII (1944), 201-10.

2
. Joyce Appleby,“Jefferson and His Complex Legacy,” Onuf, ed., Jeffersonian Image, 2.

3
. Ibid.,1; Peterson, Jefferson Image, 420-32.

4
. 托马斯·杰斐逊纪念基金会在http: //www. monticello. org网站上公布了访问密码。

5
. 引言出自Frederick Jackson,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Tucson, 1986), 37-38，作者的经典论文收录于此书。Michael Lind,The Next American Nation: The New Nationalism and the Fourth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95), 1796对其所称的“盎格鲁-美利坚”做了精彩的重新评价，其中杰斐逊扮演了美国最早的种族主义者的角色。

6
. Herbert D. Croly,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New York, 1909)或许这是由实习记者撰写的有关美国政治的最有影响力的一本书。

7
. Robert H. Wiebe,Self-Rule: A Cultural History of American Democracy (Chicago,1995), 1812-46将这些事件置于美国文化史的广阔视野中进行考察，是最近的、最为全面的述评。

8
. 对杰斐逊“过时”的经典评述是Daniel J. Boorstin,The Lost World of Thomas Jefferson (New York, 1948)。

9
. Dan Balz and Ronald Brownstein,Storming the Gates: Political Protest and the Republican Revival(Boston, 1996).

10
. 美国政治历史中的反政府理念一直发挥着作用，早先对此的深入评论，参见Samuel P. Huntington,American Politics: 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 (Cambridge, 1981),13-30。在Self-Rule的结论部分247-66，Robert Wiebe倡导“游击政治”，以恢复在美国民主史上被遗忘了一个世纪的杰斐逊精神。这是纯粹的怀旧情结，但当像Weibe这样声名显赫的历史学家推崇时，就显示出杰斐逊思想的永恒魅力。

11
. 可参见Isaac Kramnick and Laurence Moore,The Godless Constitution: The Case Against Religious Correctness (NewYork, 1996)。

12
. Gunnar Myrdal,An American Dilemma (New York, 1943)是研究种族问题的开创性著作，种族问题是当代美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该书在研究种族自身之外，更多地关注了种族问题的文化及历史起源。

13
. 革命一代普遍认为社会的“衰老”不可避免，参见McCoy,Last of the Fathers, 39-84,1712-16以及Ellis,Passionate Sage, 237-40。

14
. 威尔逊的话出自Peterson,Jefferson Image, 343-44。阿普尔比的话出自“Jefferson and His Complex Legacy,” Onuf, ed.,Jeffersonian Legacies, 3。

15
. Wiebe,Self-Rule, 26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杰斐逊传：美国的斯芬克斯/（美）约瑟夫·J. 埃利斯著；杨彬, 卢晶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1

书名原文：American Sphinx: The Character Thomas Jefferson

ISBN 978–7–5086–8110–8

I.① 杰… II.① 约… ② 杨… ③ 卢… III.① 杰斐逊（Jefferson, Thomas 1743-1826）－传记 Ⅳ.①K837.12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3457号

杰斐逊传：美国的斯芬克斯

著者：[美]约瑟夫·J.埃利斯

译者：杨彬 卢晶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电子书排版：萌芽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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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创世记

——建国历程的胜利与悲剧，1775—1803

[美] 约瑟夫·J.埃利斯 著

汪蘅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前言

序言 建国回顾

第一章 肇始之年

第二章 凛冬的考验

第三章 立宪论辩

第四章 与原住民的约定

第五章 反对党之谋

第六章 购地

后记

注释

致谢

前言

引发了我的思考并促成这本书的，是读者的一个问题。当时我正在为《奠基者：独立战争那一代》一书巡回签售，并做演讲，正好赶上总统选举和统计选票的争议。旅行的每一站都会被问及关于选举人团的问题。拜托，建国领袖们怎么发明了这么奇怪的制度？其他可预见的问题则更为哀怨。为什么我们得在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之间选择，200年前的选民就能在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和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之间选择？

开始的时候，我还是以标准的审慎学院风格回答第二个问题的。我解释说，拿过去和现在比，本质上不公平。那些“创世时在场”的美国政治家，率先出场，具有压倒性优势，享有怀旧光环和偶像地位，后人难以企及。而一旦你对1800年那场选举有所了解，知道那是美国历史上最肮脏、最有争议的选举之一，就不太会再把亚当斯和杰斐逊奉为政治圣徒，也不会将建国的年代视为质朴的政治乐园。

虽然这些话从历史角度是对的，但对大部分听众来说则完全不能令人满意，他们似乎决心要将建国一代当作金本位，目前的政治领袖相对而言则是劣币。最终我决定迎合他们的偏见，讲了一段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
[1]

的相关评论。如果你全景式地回顾所有美国总统，亚当斯开玩笑说，你就不得不认为，达尔文（Darwin）的进化论正好弄反了。

作为修辞技巧，我的回应获得了满堂彩。我抖了个包袱结束了询问，也排除了继续对话的可能。但从学理上来说，我的答案只是个小聪明，除了肯定建国一代在美国历史发端时的优越地位，并没有提供任何说法来解释他们的创造性成就。我也尽力警告大家不要将他们看成半人半神，但我的回复还是将建国时代神化了，仿佛那是很久以前，亚当、夏娃堕落之前就存在的朦胧乡。

那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却没有回答，甚至没有问出来：如果你相信18世纪最后25年经受住了时间考验，是美国历史上最具政治创造力的篇章，但又宣布拒绝用神意介入来解释这一创造性时刻，那么除了狗屎运之外，还能怎么解释美国建国这一成就？简单地说，美国建国是怎么发生的？

本书中我尝试回答这个问题。起初我认为答案应该是多方位的，对政治创造力的单一定义不足以说明问题，而圣经般的宏大定义，也就是将其视为无中生有的创造，则完全不妥。我采用的方法和《奠基者：独立战争那一代》中类似，假设叙事是历史分析的最高形式，那么通过聚焦某些重大时刻，来讲述其中的故事，我就最有机会遭遇并捕获我的猎物。

后来我发现，我讲述的有些故事既是关于成功的，也是关于失败的，因为当时建国者们面临的某些问题本身无法解决，有的问题又没有唤起他们的创造性能量。同时也存在讽刺的一面：有些问题处理得令人钦佩，但同时也关闭了解决其他问题的通道。例如，建国者们通过限制联邦政府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挡住了独裁的威胁，但这么做的同时，结束奴隶制或者公正对待印第安人也变得不可能。

因此，这个故事讲述了胜利，也讲述了悲剧，实际上是关于它们不可分割的共生。写完这本书，我还是相信，在那样的历史时刻聚集了这些政治天才，今后确实难以逾越。亨利·亚当斯的俏皮话虽然幸灾乐祸，也并非全无道理。同时我也感受到一种历经磨炼后的欣喜，不时地希望国父们确实是半神，能行神迹。然后我忽然警醒并认识到，如果他们完美无缺，就没什么可以教给我们的了。然而他们可以。

[1]
亨利·亚当斯（1838—1918），美国历史学家、小说家，亚当斯家族成员，美国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孙子，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重孙。他死后出版的《亨利·亚当斯的教育》是20世纪英语文学经典著作。（本书页下注均为译者所加。）

序言

建国回顾

18世纪最后25年里，大不列颠的一个外省殖民地建立了一套观念和制度，并逐渐使之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蓝图。这地方原本只是西方文明的边缘哨所。在之后两个世纪中，人们用“民主”或“自由主义”来命名这些观念和制度，虽然美国建国的那代人不会理解这些标签，上述观念和制度却取代了19世纪欧洲的君主王朝，并在20世纪战胜了德国、日本的极权专制主义。

开始讲故事之前，我们需要了解更宏大历史的轮廓和内容，关乎基于主权在民原则的代议制政府的胜利、由自由公民推动的市场经济、独立于任何官方宗教的世俗国家，以及认定公民平等的法治。一些当时看起来有悖常理而又无法实现的事，逐渐成为全世界认可的成功国家方案。这一方案的替代物，除了朝鲜和古巴仅存的那种共产主义，就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了。但原教旨主义本质上是中世纪的价值观，正在同现代性进行着一场少有胜算的斗争。而政治现代性最初的持久形式首先出现于革命年代的美利坚。
1

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作为最卓越的革命家，首先对这一伟业做出了全面解释。有意思的是，他强调的不是人的行动或决策，而是人力无法控制的历史大势的偶然结合。根据华盛顿1783年的阐述，在整个事件尚未完全展开之前，美国革命已经拥有两个极大优势：时间优势——或者时机——以及空间优势。

“我们的帝国并非建基于无知和怀疑的阴暗时代，”他写道，“我们建国的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好、更清楚地理解和定义人类权利。”之前的200年里，英格兰、苏格兰和法国的思想家已经积累了真正的政治知识宝藏，动摇了关于政府、社会乃至人性本身的中世纪世界观。美国人民是这些智慧结晶的受益者。这些成果那时还不叫启蒙主义，其根源虽然在欧洲，如今却命定在美国才获得完全的实施。实际上，历史向美国革命者传授了一幅全新的政治建设蓝图，无须发现或发明，只需要实施。“在这幸运的时期，”华盛顿叹道，“美利坚合众国作为一个国家而出现，如果其国民不能获得完全的自由和幸福，责任全在他们自己。”

第二个天意般的优势是空间。大西洋将掠夺性的欧洲国家隔开，不过华盛顿说的并不是这个空间，尽管在其他场合他也认为这是无价的资产。他指的是北美大陆几乎无限的资源：“美国公民，置身于令人艳羡的条件中，作为一整片广袤大陆的唯一的地主和所有者，拥有世上各种土壤和气候，丰富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条件，刚刚签订了令人满意的和约
[1]

，承认他们拥有绝对的自由和独立；从这时起，他们就是最引人注目的剧场上的演员，似乎为上天所有意指派，以展示人类的伟大和幸福。”
2

这是令人神往的预言，尤其当时的西部边界是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而非太平洋，也没有人真的知道那儿有什么自然资源等着开发和培育。关键在于他洞察到，美利坚合众国建国之时，既有启蒙主义的丰富的知识遗产，也有物质和经济资产。它必然会犯错，但也经得起犯错，因为这片大陆的无穷潜力会解救并挽回错误；在环境受限的欧洲，这种错误却足以致命。（例如，出售西部土地会增加联邦收入，足以在可见的未来无须征税。）共和国的价值观与任何贵族政治的遗产天然对立，但美国建国之时，被赋予了有史以来新兴国家中最巨大的财富。

华盛顿也承认，美国政治成功的历史前提，无论先天条件如何丰厚，这些成就也取决于人们能否干练地利用历史和地理优势。革命者拿到的牌再好，也必须打得灵活。一旦失误，所有优势都将崩溃，化为耻辱与失败。这也是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80年后在葛底斯堡（Gettysburg）表达的意见，他说，没有人敢肯定，如果没有富有想象力的领导，“一个孕育于自由并献身于人人平等原则的国家能否长久存在”
3

。

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
[2]

是华盛顿的杰出同侪，他却警告说，哪怕只是稍微转移焦点，从强调美国成就的历史条件转为强调卓越人物的决定性作用，都会带来巨大风险，扭曲事实。约翰·亚当斯卸任后回到昆西市（Quincy）。
[3]

当他回首亲历的历史时，将自己的记忆与新近出现的历史记载相比较，便觉察到19世纪的头十年中已经开始出现这种焦点转移。在和老友兼革命战友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的通信中他警告说，重视大人物、强调历史学家所谓的“决定权”的作用，是完全错误的。通信恰如其人，直言不讳而且特别有趣，甚至还描述了各自的梦境。
4

拉什则言简意赅地表明：“我依然认为，‘伟人’是个谎言，而且，一种迷信令我们相信世人所谓的‘伟人’，另一种迷信令我们相信女巫和巫师，两种迷信相差无几。”亚当斯完全同意：“那种发明了封圣、红衣主教、教皇和整个等级体系的制度是堕落的，为纪念华盛顿而举办的活动和葬礼也同样堕落。”亚当斯和华盛顿相识25年，一直并肩工作，他能证明华盛顿阁下本人也会反对将“去芒特弗农（Mount Vernon）
[4]

的旅程变成新的麦加或耶路撒冷的朝圣之旅”。为了表达自己的谦逊——这不是亚当斯的本色举动——他也反对将自己神圣化：“现在很流行称我为‘可敬的’。这让我想起可敬者比德（the venerable Bede）
[5]

……或者可敬者萨佛纳罗拉（the venerable Savannarola）
[6]

……别叫我‘神圣的亚当斯’‘国家之父’‘美利坚的缔造者’，或者‘美利坚帝国的缔造者’。这些头衔不属于任何个人，只属于全体美国人民。”
5

亚当斯认为，对革命领袖的神化正在将真实的美国革命转化为夸张的戏剧传奇。“在欧洲，人们通常认为现代史是最为虚假的。”亚当斯写道，“我要加一句，现代史最为虚假……美国现代史除外。”亚当斯认为，真实的历史是关于机会、偶然性、意外的结果，以及那些经常在灾祸临头时临场发挥的政治领袖。手握缰绳、决定方向的是事件，而不是人，所有的开国领袖都是有缺陷的凡人，不是奥林匹亚山上下来的神。“历史那时候就缝缝补补，斑斑点点，”他写道，“现在如此，过去如此，以后仍将如此，那是个没有穷尽的世界。”
6

有一次，一位青年想恭维亚当斯属于真正英雄的一代，亚当斯觉得有义务纠正他。“我不应反对你对父辈的尊崇，尊敬那些负责公共事务方向的人。”他谨慎地说，“但是告诉你一个大秘密，就我所能判断的不同年代的优点而言，我没理由认为我们这一代比你们更好。”到19世纪50年代，亚当斯的孙子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
[7]

在编辑完祖父的文稿后，特意强调的也是这一点：“我们已经开始忘记，以前的爱国者和我们一样，都是普通人……我们几乎无法克制地在想象中赋予他们巨人般的比例和超人品质，而没有想到，这样也剥夺了他们品格的一致和德行的优点。”
7

约翰·亚当斯对神话般的美国创世故事特别敏感，因为他担心在这个半神半人担纲的故事里，自己无法获得主演地位。平心而论这至少是部分原因。他批判性地评价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颇具破坏性地公开指责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
[8]

和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
[9]

，都表露出对自己历史地位的紧张不安，念念不忘。老年时他变身为单人落锤
[10]

，目标是砸毁美国神殿中的所有雕像；想必他认为，如果自己明显不恭，不够完美，做不了美国偶像，那也不允许其他雕像完好无损。
8

无论动机如何，亚当斯的预言成真了。他的担心成了事实，美国建国史已经变成一场关于美国建国者的讨论，他们被神化，成为大写的国父。亚当斯担心自己的名声被华盛顿、富兰克林和杰斐逊所掩盖，如今看来，他也很有预见性。现在讨论美国建国时，正确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这是如何发生的？”，而是“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这两个问题继续被一片电磁场包裹着，特别离谱的说法和同样夸张的反对意见甚嚣尘上，似乎比美国历史上其他领域都突出，或许美国内战除外。进入这片场地之前，比较审慎的做法是停下来，了解历史方位，并提出一个问题。猛一看这只是个事实性问题：具体而言，建国一代究竟达成了什么？他们何以获得如此高的偶像地位？简而言之，这些吵闹所为何来？尽量客观地说，我自己的答案是：他们的地位来自五个核心成就。

第一，革命一代赢得了现代的第一场殖民地独立战争，克服重重困难，击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和海军。华盛顿乐于将美国的胜利称为“赫然的神迹”，这个说法暗示某种超自然力量的介入，站在美国这边。我们将会看到，法国人比神更重要，带来胜利的是战略决策，奇迹则是不必要的。不过华盛顿的说法还是正确地捕捉到了这一成就的特质，一种不可能的特质：在战争初期，绝大多数见多识广的观察家都认为美国不可能获胜。他还认识到，那些优秀的革命领袖已经准备孤注一掷，面对全赢或全输的冒险。
9

第二，他们建立了第一个以国家为单位的共和政体。在那之前，人们认为基于公意原则的共和制政府只能在小范围内实现，例如希腊的城邦或瑞士的州，因为共和制政府固有的弱点令它无法做出决断或管理分布广泛的人口。现在他们证明这个看法是错误的。这个过程也永远改变了“治人”的意义，并使胁迫式政权处于永远的守势。

第三，他们创建了第一个完全世俗的国家。在美国革命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任何政治共同体的人民皆由共同价值观联系在一起，价值观的基础则是共同的宗教信仰，而宗教信仰也是事实上的意识形态的黏合剂，有了它，各种意义上的共同体方能成立。开国领袖们则坚持政教完全分离，成功推翻了这一长期存在的假设。

第四，自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以来公认的传统智慧主张，政治主权必须存在于一个共同认定的领域，主权从定义上是单一的，不可分割的。他们拒绝了这一旧识。美国宪法公然挑战这个预设，开创了多重且相互叠加的权威来源，联邦和州之间司法权界线的模糊成为一种优势而非缺陷。主权概念本身变得问题重重，而其名义上的受托人，“人民”，则处于难以捉摸、不断变化的位置。

第五，他们创立的政党成为制度化渠道，为持续的辩论服务。后来，异议不再是卖国行为，而成为不断辩论中的合法声音。虽然英国的政党启发了美国政党体系的产生，虽然建国者自己也难以欣然接受“合法反对”（legitimate opposition）原则，但他们创造的这个框架还是将持续辩论这一机制变成了现代自由主义国家的特征。

还有一个随上述成就而来的胜利值得一提，虽然还不能单独算作一个成就：他们能够调和两种互相竞争、彼此对立的政治冲动。历史上其实有两个建国的时刻，第一个在1776年，宣布美国独立（American independence），第二个在1787—1788年，宣布美国建国（American nationhood）。《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是第一个时刻的开创性文件，宪法是第二个时刻的开创性文件。前者非常激进，将主权确立在个体之中，将政府描述为与此抵触的力量，反抗政府则是自然的行为。后者是一个保守的文件，将主权确立于“人民”这个集体当中，将政府定位为自由的重要保护者而非敌人，认为社会平衡比个人自由更具价值。同样一批政治精英，横跨两种情况，是极为罕见的。换句话说，同一批人既发动了革命，又去稳固革命成果，是不太常见的。

这些可观的成就随着时间的流逝更为灿烂，当我们看到非洲、亚洲和中东的许多国家在努力重现这些成就时遇到的极端困难，感受尤其深。然而，在受惠于革命一代光芒照耀的同时，我们也要觉察到，他们的两个最显眼的失败也投下阴影。问过“他们做到了什么？”，还要问“他们没能做到的是什么？”。

奴隶制无疑是最黑暗的阴影。他们没能结束奴隶制，也没能采取逐步解放的计划令其消亡。几乎所有最杰出的建国者都认识到，奴隶制违背了美国革命声称代表的一切原则，令人难堪。几乎每一位研究过这一问题的美国历史学家都相信，奴隶制的持续存在和最终扩散，导致内战不可避免。革命年代，任何奴隶解放政策都未必有效，这一点上总有足够空间去容纳争议，但奴隶制仍是开国元勋遗产上抹不去的污点，他们大多数人也预见到了。

差不多同样黑暗的另一个阴影，是未能公正慷慨地安置印第安人。和奴隶问题一样，能够怎样安置印第安人，仍值得探讨（后面有个故事讲到人们试过一个方案并发现其不足）。但建国领袖基本都承认，北美原住民的土地要求完全合法，新生的共和国则对他们良心有愧。这个问题和奴隶制一样，要么没能完全激发出建国者们的创造力，要么本质上无解。
10

无可否认，上述概要太过简洁，不过如果它基本正确，那么至少在某个层面上，建国的故事是关于不朽功业的。英国哲学家、散文作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11]

说，西方文明史上仅有两例，新兴国家政治领袖的表现能够满足任何人的合理期望。他很可能是对的。第一个例子是恺撒·奥古斯都（Caesar Augustus）
[12]

，第二个例子就是美国革命一代。美国历史学家萨缪尔·艾略特·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
[13]

也认为，建国者们的政治创造性空前绝后，或近乎如此。虽然他也提及，英国内战期间产生的政治理念是唯一可相提并论的。无论国与国之间如何比较，18世纪晚期都是美国历史上最具政治创造力的时代，毋庸置疑。
11

然而这辉煌同时也是重大悲剧。建国后，波托马克河（Potomac）
[14]

以南地区奴隶制毫发未损，并如癌症般从那片受到保护的基地蔓延到西南领土。1776年到1860年间，奴隶人口数量增加了8倍，问题已不可能和平解决。18世纪晚期，密西西比河以东印第安人灭绝的种子无疑也已播撒出去。

综上所述，辉煌与悲剧构成了史诗般历史叙事的要素，否定了所有道德定论；恩典与罪恶、伟大与失败、才华与盲目共存，故事线植根其中。胸怀大志的历史学家或小说家也不能奢求更多。但是一直以来，故事却不是这样讲的。相反，我们得从两种过分简化的建国叙事中选一个，其中一个讲述神一般存在的建国领袖，他们有幸窥到永恒真理，就像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Emerson）
[15]

说的：“面对面见到上帝。”另一种叙事则由一群恶棍出演，他们一起构成了美国历史上“已故白人男性最为卓越的代表”
[16]

（the deadest, whitest males）。
12

亨利·亚当斯把这样的阐释综合征形容为“孩子气”，其实更精确的说法应该是“青春期”，正如青少年对父母的看法，极不稳定。在少年眼里，父母在一眨眼间就能从无所不知的先知变为令人厌烦的白痴。过去200年间，建国者们的名誉也与此类似，在让人头晕的两极间振荡，要么偶像化，要么丑化。对他们盲目的拔高和天真的贬低其实是互补的漫画，是同一幅失真图画的正面和反面，定期翻转，就像一个孩子受感情辖制，在无条件的爱和俄狄浦斯式
[17]

的恨之间波动。

这个夸张的模式现在大致还是和以前一样，但过去40年中，大多数史学专家已经基本上放弃了建国和建国者，转而将学术注意力集中在那些不善表达的、边缘的、被剥夺产业的美国人身上——女性，奴隶，印第安人。这个转向的根源在于他们深信主流政治领域已经研究过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转向恰好碰上了全面编辑出版杰出建国领袖论著的趋势，这些著作共同构建了有史以来最完整的相关文献，记载着政治精英的不懈努力。

目前学术圈里最为显赫的分析范畴是种族、阶级和性别，其主流叙事则习惯性地将国父们称为（或诬蔑为）种族主义者、阶级歧视者、性别歧视者。这更像罪犯相册，而非伟人群像。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中，简而言之，俄狄浦斯式的青春期阐释正当其道，因而才会有人一本正经地辩称，美国革命是彻头彻尾的灾难，建国本身则完全失败。因为，正如某位历史学家说的，革命“没能解放奴隶，没能赋予女性完全的政治平等，没能给印第安人公民权，没能创造一个所有人平等竞争的经济环境”
13

。

不管学术圈如何刻意忽视国父或纡尊降贵地唾骂他们，大众却几乎不受影响。因为学术辩论是内部事务，其文章著作语言艰涩，没有专门知识的人既接触不到，也常常看不懂。不管什么理由，有些历史学家努力发掘普通美国人在过去的经历，却选择放弃现在的普通读者，只和同行交流。学术圈主动放弃的同时，主要建国者的相关文献资料却空前丰富，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道巨大的鸿沟，一边是我们对混乱而荣耀的建国历程的了解，一边是最富学识的美国人对这一历史的认识。但是大约从20年前开始，这道鸿沟开始缩窄。一批非专业历史学家出身的作者搜集了大量建国年代的通信和文献新资料，一窝蜂地出书，大部分是传记，并意外成为畅销书，在出版界造成轰动。这些书，有的是关于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及乔治·华盛顿的，有的记载了《独立宣言》的起草，华盛顿如何在1776年圣诞夜渡过特拉华河（Delaware），还有些书则将建国者描述为自觉的“兄弟连”。这些书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商业和评论上的成功。

这一浪潮的来源我们不需要关心。学术界显然严重忽视了这群读者，他们希望读到严肃的历史，讲述我们如何起源。重点在于，建国者和建国的这段历史又重返舞台，而且声势浩大，成为严肃的公共话题。大家对我们的起源一直有兴趣，只是不太显露，现在问题再次抬头：“那是如何发生的？”最重要的是，上面提及的那个电磁场正在消失。举个典型的例子，最近对建国者的研究热潮中已经在强调伟大与缺陷并存、深刻的智识与个人的浅薄并存，以及偶然性和纯粹意外的作用，而不再只提天意眷顾。至少建国的历史开始成为成年人的话题，而非只有英雄或恶棍的青少年闹剧。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现在抵达了一个现实主义的平台，这正是200年前约翰·亚当斯对我们的期望。
14

大多数研究美国革命的专业历史学家还是选择完全避开主流政治，去研究那些不善表达、更加边缘化的团体，这一选择在我看来十分奇特，类似于带着曲棍球棒出现在芬威棒球场（FenwayPark）
[18]

上。不过还是有学者试着回答“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并且十分平实，超越了常见的夸张表达。这些尝试并不互斥，正相反，这些叠加的努力想要解释建国时代创造力的爆发，让我们不再被含糊暗示所迷惑，以为那时存在什么神秘的事物。

道格拉斯·阿戴尔（Douglass Adair）
[19]

的研究是近来这些研究里最早的，他注意到“对名誉的渴求”是一条显而易见的线索，贯穿了所有建国领袖的信件。他们理解的名誉不只是生前被人认可，名誉是永恒的。它意味着一直活在尚未出生的后世的记忆中。阿戴尔认为，后人的评判是他们唯一在意的选举结果，赢得这些选票、获得世俗永生的唯一方式是依照一种古典法则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将个人雄心和庞大野心与新生国家的长期利益联系在一起。唯有当美利坚合众国成功延续，城市、各州和山川才会以其名字命名。（例如华盛顿决定留遗嘱解放自家的黑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认识到，如果不这么做，其声名将永远受损。）他们总是表现出自己最好的行为状态，知道我们会在看他们，这个想法让人觉得挺亲切，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伟大我们也与有荣焉。

阿戴尔的说法解释了为什么那些收藏建国领袖文件的图书馆都塞得要爆开了。他们不由自主，一丝不苟，要保存每一张纸片。华盛顿甚至要求（并且也得到了）一个秘书组来誊录战争期间他从大陆会议（Continental Congress）
[20]

收到的信函，尽管当时他们甚至无力保障其军队吃饱穿暖。后人的评判牵挂在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年老以后他们多半都会回头掩饰年轻时犯下的愚蠢错误，并将其从记录中剔除。比如杰斐逊曾自信地说过法国大革命将是不流血的胜利，后来他将这个说法删掉了。到了最后阶段尤其如此，摆好姿势以期后世几乎是本能的行为，因为这是他们大多数人唯一能确信的来世。（亚当斯到了后来变得格外有趣而不恭，他宣称不太确信是否有来生，但“如果揭晓或者证明并没有什么未来，我对男女老幼、每个人的建议是……来一口鸦片”。）阿戴尔并没有试图全面解释建国时创造力的爆发，但他确实解释了为什么建国领袖们在我们看来这么偶像般地超凡脱俗。
15

戈登·伍德（Gordon Wood）
[21]

对建国成就的独特面貌提供了完全不同的阐释。他的意见呼应了最初华盛顿的说法：时机是关键。我们之前提到过，华盛顿说到当时由启蒙运动产生的政治理念，在欧洲只是抽象理论，美国则如同实验室，将这些理论转化为活生生的观念。伍德同意这一解释，但将其大幅扩展，认为美国革命的年代确是特殊的时刻，为政治领导力和创造力提供的机遇空前绝后：之前不可能有，之后也不可能再实现。

伍德还注意到，那个年代同时处于后贵族时代和前民主时代。前一个条件意味着美国向全体有才华的男性开放——女性作为公共角色那时还难以想象——在欧洲这些人只会在默默无闻中隐没，因为没有合宜的血统。例如，华盛顿如果在英国军队里，绝无可能升到上校军衔以上。亚当斯很可能不过是一名乡村律师。汉密尔顿，身为私生子，永远没有机会展示其天赋才能。可以肯定，在革命的美国，仍然存在一个明显的社会阶层，但也有前所未见的从底层向上的机会（反之亦然）。革命危机降临，吸引了此前报国无门的有识之士，使他们的才干免于被埋没。

伍德强调说，这段历史前民主的一面则将建国者们视为一群自觉的、坦然的政治精英，也就是杰斐逊说的“天然的贵族”，完全不认同自己是民主主义者。他们全都认为竞选公职相当于正式承认自己不配获此职务，承认自己并非政治家，而是煽动家。在他们看来，虽然民意也不是全不重要，但也反复无常，不可信赖，短视且容易操纵。他们最根本的忠诚不是向着“人民”，而是“公众”，也就是全体公民的长期利益，而他们，建国者，则是被选来为此奉献的。

因此，建国一代所处的时空，恰好在后贵族时代，各种能人志士得以施展才华，又没有平等主义社会那种对精英优越感的束缚和抑制。建国者们生活在两种世界当中，不完全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却能最大化利用两者的优势。一定程度上，他们是美国最早而且是唯一的“迷惘的一代”（Lost Generation）
[22]

。伍德也反复强调，他们不可再现。像马克·吐温（Mark Twain）
[23]

抵达圣地
[24]

时宣布的那样：“耶稣来过这里。他不会再来。”
16

第三种解释来自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
[25]

，他的说法违反直觉但又令人释然：建国者们的先见来自他们的地方主义。在核心问题上，贝林比其他人看得明白，这么一个蛮荒之地，三五百万农夫、技工、乡绅挤在大英帝国遥远的边缘地带，远离伦敦和巴黎这样的学术和文化中心，却产生了彻底改变现代政治图景的思想家和观念，这是怎么做到的？

至少在我看来，他的答案是：少就是多。事实上，美国的政治对话更为广泛，其原因在于它没有被僵化的传统、陈旧的机制和拘束的社会习见压倒。位处偏远地带而不在世界中心，确有一种文化上的羞耻，正如英国人形容他们美国表亲的说法：笨拙的土包子，离野蛮原始人只差一步。（杰斐逊骄傲而狡狯地戴着他的浣熊皮帽子待在巴黎，对这一羞耻欣然接受，将其视为荣誉勋章。）但按照杰斐逊很喜欢的说法：有教养的大都市满是“来自过去的死亡之手”。远离都市让革命一代能够更自在地挑战那些老旧的、人们习以为常的道理，发明自己的一套，不怕侵犯早已确立的权力和权威，因为事实上美国并没有这些东西。
17

最后，而且不那么笨拙地说，建国领袖的成就有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在意识形态甚至性情气质上的多样性。虽然乔治·华盛顿资格最老，在革命领袖中位居首列，但我们提到国父们都用复数是有原因的。美国建国是一个集体事业，参与者众多，大家对美国革命的意义看法迥异。亚当斯和杰斐逊临死还在争论他们到底建立了什么、是如何做到的。和法国、俄国革命不同，和20世纪其他数十场第三世界革命也不同的是，美国革命从来没有堕落为一种一言堂的专制主义——比如拿破仑、斯大林等——这样的专制已经变成革命的唯一面孔。美国建国，不论过去和现在，都呈现出一幅群像。

政治上和人格上的多样性产生了一种动态化学反应，每当重大危机出现，各种信念间的竞争就照例出现，从而加强了创造力。每个重大决定——批准宪法，创建国家银行，回应法国大革命，《杰伊条约》（Jay Treaty）
[26]

——都在对革命原则看法各异的建国者当中激起令人振奋的争论。这不仅催动了思想的发酵，还以相同的人事原则再现了宪法规定的权力制衡思想。
18

以上四种阐释尽管侧重不同，但都推动我们超越了那个声名狼藉、其中只有英雄和恶棍的电磁场。关于国父的研究竞赛产生了不少新的成果，其中最好的那些研究工作与上述几种阐释一起，讨论了美国建国作为重大政治成就的渊源和起因，为明显更为成熟的探讨做出了贡献。在下面的故事中，我会努力继续这一探讨，并加以延伸，将悲剧性的部分也包括进来。

这些故事并非独家，也不会事无巨细地叙述建国年代纪事。此处把这一年代定义为独立战争（War for Independence，1775年）
[27]

和路易斯安那购地（Lousiana Purchase，1803年）
[28]

之间那28年。这个剧团出演固定剧目，根据卡萨布兰卡原则（Casablanca Principle）推出演员，也就是说，我凑齐了那些常备嫌疑犯
[29]

，一些故事里他们是主角，另外一些故事里只是明星友情露面。如果必须选出四位国父以位居榜首，那么按照姓氏字母顺序，他们是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
[30]

和乔治·华盛顿。虽然每个故事都独立成篇，叙述特定的重大时刻，讲述创造性成就或失败，但总体来看则体现了一些重复出现的主题。

第一，亚当斯坚持认为那些影响了建国历程的重大政治决策通常都是临场发挥。他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尽管有些选择是深思熟虑后的成果，但大部分创造性的选择都是对于无法控制、快速发展的事态的务实反应，或是对经典文本的仓促改编，以适应变化的情境。事实上，这些建国者一边前进一边创造，如果有任何历史解释强调他们那超凡的从容或者罕见的先见之明，以为他们能预见事情的结果，则是从根本上歪曲史实。

第二，华盛顿说空间是美国的无价资产，他也是对的。虽然这一资产是天然的地理优势，国父们也没什么贡献，但意识到这一优势，就为建国时代最具创造性的几个历史时刻提供了契机。美国舞台之广阔前所未有，和更严整的欧洲版图相比尤其如此，而建国者们在应对这一独特条件时做出了最具原创性的政治贡献。

第三，就创造性而言，对节奏的把握几乎和对空间的把握一样令人赞叹。建国者选择了一种渐进的、而非革命性的政治和社会变化的方式，他们更愿意延迟展开美国革命的全部前景，而不是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冒内乱的风险。虽然许多现代的评论家很难承认这一点，但这种延迟确是一种深刻的洞察力，并非道德上的失败，其根源在于实事求是地评估长期社会变革的最佳发生方式。但这一原则有一个例外，就是将奴隶制从政治议程上拿掉，认为它会自然消亡，后来证明这是一个巨大的失误。

第四，当涉及种族时，建国者们却未能像处理时间和空间那样成功，不管怎样有新意的想法都无法解决种族问题。最终，建国者从心理上已经想象不出白人和自由的非洲裔美国人能怎样和平共处于同一个民族国家。（印第安人的情况则不同。）在没有任何历史先例做引导的情况下，他们能够想象一个世俗国家和大范围的共和政体，但无法想象一个有两个种族的社会。这样一来，无论何时，只要种族问题进入建国的话语，悲剧就占了上风。

单是列出这几条主题就产生了一种暗示：一套有序排列的结论将在接下来的故事当中自然产生，不同的故事可以轻易梳理出一些概括性结论，就像蒸腾出来的真理之云飘浮于地面之上。然而故事不是这样进行的，我们也不应该以这种方式去接近历史真相（如果它存在的话）。我们不能浮在地面之上，我们需要潜入混乱的时刻，倾听一小群已经逝去很久的人如何在他们大展宏图的那个时代挣扎着领悟历史的潮流。这是1775年春，独立战争刚刚开始，但是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

[1]
1783年9月3日，英美签署《巴黎条约》，英国承认美国独立。

[2]
约翰·亚当斯（1735—1826），美国国父，《独立宣言》起草人和签署人之一，曾任美国第一任副总统，之后接替华盛顿，成为美国第二任总统。

[3]
约翰·亚当斯在1800年总统大选中败给托马斯·杰斐逊，卸任后返回位于马萨诸塞州昆西市的老宅，在此度过余生。

[4]
芒特弗农位于弗吉尼亚州北部，是乔治·华盛顿的故居庄园。

[5]
可敬者比德（672/673—735），英国僧侣、历史学者，主要著作《英吉利教会史》为他赢得“英国历史之父”的名声。“可敬者”是罗马教会封圣的一个头衔，用以表扬具有英雄般美德的信仰者。

[6]
可敬者萨佛纳罗拉（1452—1498），多明我会修士，反对教会腐败和世俗享乐，宗教观点十分严厉。去世前几年间，担任佛罗伦萨世俗和精神领袖，反对文艺复兴，毁灭了许多文艺复兴艺术品，1497年被教皇开除教籍，1498年被绞死。

[7]
此处为老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1807—1886），美国历史编辑、政治家、外交家，约翰·昆西·亚当斯的次子，约翰·亚当斯的孙子。

[8]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5—1804），美国国父，宪法起草人之一，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出生于西印度群岛，死于决斗。

[9]
托马斯·潘恩（1737—1809），英裔美国思想家、作家、革命家，美国革命期间他撰写的小册子《常识》极大地鼓舞了北美的独立运动，被认为是美国开国元勋之一。

[10]
落锤，又称破坏球，一种带链大铁球，用以拆除建筑物。此处意为亚当斯单枪匹马挑战美国国父们被神化的超然地位。

[11]
怀特海（1861—1947），英国数学家、哲学家，过程哲学创始人，在数学、哲学、教育领域有较大影响。

[12]
恺撒·奥古斯都（公元前63—公元41），即屋大维，尤里乌斯·恺撒的侄孙，罗马帝国第一位皇帝。

[13]
塞缪尔·莫里森（1887—1976），美国历史学家、海军少将，以研究海事史著称。获得过两次普利策奖，曾被授予总统自由勋章。

[14]
美国东部主要河流之一，美国首都华盛顿在该河的东北岸，林肯纪念堂、越战纪念碑等都在河湾附近。

[15]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1803—1882），美国思想家、文学家、诗人，超验主义的领袖人物。

[16]
已故白人男性（dead white males/men），后现代研究以蔑视口吻用这个说法来指代那些通常是历史研究和西方文化研究主要对象的欧洲白人男性，认为此类研究偏见太深。也用以否认以伟人创造历史为核心理论的历史研究。此处作者引用此语，以嘲讽口吻描述文中第二种叙事的支持者对美国国父的不满。

[17]
俄狄浦斯是希腊神话中底比斯国王之子，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父娶母，知道真相后刺瞎双目，自我放逐。参见索福克勒斯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后由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借用，以“俄狄浦斯情结”为名，分析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心理。

[18]
芬威球场建于1912年，是美国历史上最悠久的棒球场，位于波士顿芬威肯莫尔区，是波士顿红袜队主场，该队是美国棒球联盟元老级球队之一，拥有众多狂热球迷。

[19]
道格拉斯·阿戴尔（1912—1968），美国历史学家，研究思想史。在其最著名的论文《名誉与建国领袖》中他提出对名誉的追求是一种驱动力，可以用来解释建国领袖们的行为。

[20]
大陆会议，也称大陆议会，是北美殖民地在1774年至1789年间组成的联合议会，是美国国会的前身。大陆会议与美国革命息息相关，起到了重大作用。

[21]
戈登·伍德（1933年生），美国历史学家，布朗大学荣休教授。1993年以《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一书获普利策奖，2010年获得美国国家人文奖章。

[22]
这里指建国者们的政治理念没有明确的归属。“迷惘的一代”，又称“迷失的一代”，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西方青年，他们无法找到信仰和事业的归属感，对世界和自己的前途感到迷惘。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在他1926年出版的小说《太阳照常升起》中描述了这样的人物，以“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为小说题词，并成为其代言人。根据海明威的说法，最早这样形容他们的是作家格特鲁德·斯坦因（1874—1946）。这一代中包括许多作家、艺术家，如美国作家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1896—1940）、亨利·米勒（1891—1980）等。

[23]
马克·吐温（1835—1910），美国作家、幽默大师，代表作有《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汤姆·索亚历险记》《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等。

[24]
此处圣地指耶路撒冷，马克·吐温1867年访问以色列。

[25]
伯纳德·拜林（1922年生），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历史学家，研究早期美国历史和美国大革命史。

[26]
《杰伊条约》，1794年英美签订的通商航海条约，以美国代表约翰·杰伊命名。条约确认了英国在北美大陆航行和贸易的优势地位，损害了美国的部分利益，但缓和了英美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的紧张关系，使美国避免在独立之后不久再度陷入战争。约翰·杰伊（1745—1829），美国国父、外交家、首位首席大法官，《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之一，签署过几个重要外交协议，包括《巴黎条约》。

[27]
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这场战争实现了美国国家的独立。

[28]
1803年美国以1500万美元从法国购买超过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远不止如今的路易斯安那州，所购面积与当时美国的面积大体相当。

[29]
此处以玩笑口吻指代几位重要的开国元勋。

[30]
詹姆斯·麦迪逊（1751—1836），美国第四任总统（1809—1817年在任），制宪会议的主要人物，《联邦党人文集》的主要作者，对美国宪法制度有卓越贡献。

第一章

肇始之年

如果历史学上许可把一年的定义延伸一下，那么从1775年4月列克星敦（Lexington）
[1]

和康科德（Concord）
[2]

的枪声到1776年7月通过《独立宣言》，这中间的15个月就能无可争议地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为重要也最为奇怪的年份。说它重要，是因为美国独立的基本理念以及建立独立的美国共和政体的政治议程在此刻首次变得毫不隐晦。说它奇怪，是因为虽然人们在死去，城镇烧成白地，女人被强奸，间谍和叛国者被抓捕并执行死刑，北美联合殖民地（TheUnited Colonies of North America）的官方姿态却还是保持着对英国王室不渝的忠诚。
1

北美殖民地居民这一年是活在谎言和幻觉中，还是在精心策划着最终的政治答案，这是个好问题。但是1776年6月当托马斯·杰斐逊开始起草《独立宣言》时，其中有一句话特别意味深长，可作为对过去一年的准确描述。“若真要审慎地来说，沿袭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于无关紧要的和一时的原因而撤换的。过去的一切经验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尚能忍受，人类还是情愿忍受，而不会为了争取权利而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形式。”杰斐逊抒情地描述了一个非凡功绩：让爆炸以慢动作发生。

毕竟，一般来说，审慎并不会被列为革命美德。从表面来看，“谨慎的革命”这个想法本身似乎就是矛盾的。标准的革命故事多半都会讲述一群绝望的人，性情冲动，怀着乌托邦的理想，特别确信历史正走向何方，无法遏制地要赶快实现目标。实际上，在革命的路上踌躇犹豫一般被认为是反革命的。

如果这就是标准革命故事的要求，那么关于美国革命就顺理成章能得到下面两个结论中的一个：要么这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而只是（也可能不只是）一场殖民地独立战争，是现代世界的第一场殖民地独立战争，但并不是社会秩序的根本转变，世界也没有因此而永远改变；要么这是一场奇怪的革命，并不符合寻常的标准模式，因为这场革命中大多数领袖都确信，变革的步子必须慢下来，最激进的革命承诺必须延迟实现。结果就是另一个矛盾或者是一种悖论：一场渐进的革命。

简而言之，伴随着脱离大英帝国的决定而来的，是为襁褓中的美利坚合众国准备的一份货真价实的革命日程表。但是最优秀的领袖，尤其是约翰·亚当斯，坚持推迟革命议程，在有些情况下还把计划延迟到遥远的将来。不要像左翼史学家推论的那样，认为这样的渐进策略是道德和政治上的失败，并相信这一推论不言自明；我的意见正好相反。我的判断是，让美国革命以慢动作进行，是深思熟虑的决定，是政治才能的创造性发挥，美国因此避免了血腥而混乱的灾祸，而在其后发生的法国革命就未能躲过这一劫数。

所以，在这不可思议的年头，伴随着政治上的隐忍开始了一场全面战争。一个同样不可思议的模式也开始显现，它确立了独特而审慎的框架，美国革命得以在其中推进。大陆会议的重要人物约翰·亚当斯和大陆军总司令乔治·华盛顿是这非凡故事的主角。托马斯·潘恩非常适合更为常规的革命模式，但在这里他只是例外而非规范，只是暂时不可或缺，但终被丢弃。在这个有利的时刻，亚当斯和华盛顿的领导体现出重大的创造性，保证了美国革命——以现代话语说——以谨慎的速度推进（“with alldeliberate speed”）
[3]

。

后见之明

30年后，约翰·亚当斯已经退休，当他回首自己在第二次大陆会议
[4]

的经历时，有两件往事从记忆中浮现出来：第一件事要公开承认略为尴尬，不过既然亚当斯相信真相总是应该压倒谦逊（尤其是虚假的谦逊），他便在会议记录里留下了自己的标记：“整个1775年秋冬和1776年春天，我夜以继日、毫不间断地参加了所有的会议和委员会协商，”他回忆道，“毫无疑问，我比其他任何人做的工作都多。”
2

第二件事却使得第一件事无法证实。亚当斯坚持认为，在那些决定命运的时刻，不可能记录下真实的历史，因为大多数重要的谈话都发生“在场外”，即在当地的小旅店和咖啡馆里。更重要的是，官方的会议记录都有种误导人的虚假连贯性，会议上一直存在的混乱局面却被隐藏了起来，虽然所有代表都感受到了这种混乱，包括亚当斯本人。关于这些协商，任何连贯的叙事都必然矫饰了参与者的真实感受：他们正在一出不知结局的历史剧中临场发挥，没有剧本。
3

此处，亚当斯的观点不仅严肃，或许还很深刻：回顾历史，也就是以事后之明看历史，不可避免地要比当事人经历的更为顺畅、齐整。但既然回头看历史是历史学家唯一能利用的解释方法，我们也只得冒险一试，以亚当斯及其他代表不具备的透视眼，为那场帝国危机厘清政治语境。代表们在1775年春夏遭遇了这场危机，却并不像我们这样知道历史何去何从。

为何存在帝国危机？因为当时英国军队已经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击杀了95名美国爱国者。亚当斯不确定这场杀戮会否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声枪响。大英帝国的结构改变之后，北美殖民地的地位究竟如何，已经争论了12年，现在，亚当斯确信这一问题因此再次升级。他对这一争论的看法非常鲜明。腐败的英国政府已经专断地决定向其忠诚的北美子民增税，并加强政治上的控制，这实际上是其阴谋的一部分，要让剥夺殖民地居民成为英国人传统权利的一部分。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屠杀表明，英国政府有意识、有计划地要将忠诚的子民变为可悲的奴隶，这一事件就是计划的高潮，合乎逻辑，不可避免。
4

后见之明可以创作出一个更具大局观和讽刺意味的帝国故事。1763年，在法国——印第安人战争（French and Indian War）
[5]

中获得辉煌胜利之后，大英帝国意识到自己已成为新的世界霸主，拥有北美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广阔领土。在此之前，英国对其13个沿海殖民地
[6]

的统治不太上心，派遣的总督基本上受制于本地立法机构，由地方去行使征税的权力。名义上由《航海法案》（Navigation Acts）
[7]

要求的贸易规则也执行得漫不经心。但是现在，北美殖民地要彻底强制改造，之前是偶然获得的疆土，现在大英帝国要将之纳入严格管理。政策改变的起因，除了北美殖民地疆域广阔以外，还有英国突然意识到，这一大片疆土的管理仅仅依靠白厅
[8]

的几位秘书和职员是不够的。在亚当斯看来，这是邪恶的阴谋。对北美殖民地的奴役，对大英帝国来说则是合乎其威名的合理计划。
5

紧接着是十年的议会立法——《糖税法》（Sugar Act）
[9]

、《印花税法》（Stamp Act）
[10]

、《汤森税法》（Townshend Acts）
[11]

和《强制法案》（Coercive Acts）——都意在将殖民地纳入帝国体系，具体手段则是先将其置于英国议会权力之下，因为议会代表所有地域的英国公民的集体利益。殖民地居民当然反对这一说法，亚当斯带头抗辩，认为美利坚的利益不由英国议会代表，而是由殖民地立法机构代表，只有这个机构能够合理地为美利坚的利益讲话，因为只有殖民地立法机构的代表们是通过适当方式选出来负责这一事宜的。
6

即将发生的改变世界的事件我们已然了解。似乎很奇怪，这么一个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运动，竟然由如此微小、仅仅是宪法意义上的意见分歧引起。在长达七年半的美国独立战争中，伤亡的美国人多得不成比例，超过日后除了美国内战以外的任何冲突；英国则失去了除加拿大以外的全部北美殖民地。回头再看时，未能合理解决争议的核心障碍在于，英国人认定帝国主权独一无二，不可分割。他们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但杰斐逊即将对“公正的世界”大声宣布的那些真理，也同样不言自明。
[12]

对乔治三世（George III）
[13]

及其首相诺思勋爵（Lord North）
[14]

而言，主权不可分的道理类似于政治中的力学公理，是政治理论中名副其实的牛顿原理，即统治权只能有一个来源。如果不这么认为，就相当于说有多个上帝，而不是一个。

只要他们抛弃这一设想，这场帝国危机有个现成可行的解决方案就摆在面前。确实，第一次大陆会议在1774年已经提过一次，第二次大陆会议从1775年到1776年7月间又反复提过好几次：解决方案就是共享主权，北美殖民地依然是大英帝国的忠诚子民，但保留对自己内部事务的控制。这一创造性解决方案的一个翻版，联邦制，后来成了1787年到1788年间美国宪法共识的基础。一个世纪以后，同样的原则成为英联邦的组织特征。我们的后见之明也以两个互相重叠的结论收尾：第一，美国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第二，1775年到1776年英国政府的想象力缺失导致了也许是英国治国之道上最严重的错误。
7

1775年夏

第二次大陆会议于1775年5月10日在费城召开。前一年已经开过第一次大陆会议。“大陆”这个词来自第一次集会时的主要目标，即成立一个大陆协会，监督各殖民地对禁止进口协定的执行，目的是向英国商人施压，并通过他们向英国政府施压。“美利坚”一词更为明确，但仍然带着一丝污名的含义，伦敦人仍然用这个词来形容生活在伟大帝国之边缘的下层乡巴佬。“美利坚”还意味着一种国家身份和变革计划，但大多数殖民地居民即使有将其公开宣布的机会，也尚未准备好付诸实施。
8

注定要左右这些会议并最终获得“独立之巨人”称号的那个人，看起来和这个角色不太相称。约翰·亚当斯，39岁，差不多秃了头，缺了好几颗牙，而且胖得都没腰了。虽然亚当斯在之前的会议中赢得了杰出演说家的名声，但他的日记和信件则显示出其人时而虚荣时而缺乏信心，总是拿自己和同事比较，以便增强自信。例如来自南卡罗来纳的爱德华·拉特利奇（Edward Rutledge）
[15]

，“活泼但不深刻”。宾夕法尼亚的本杰明·拉什
[16]

，后来成为其终生挚友，当初却被形容为“像笨拙的大二大三学生”。亚当斯似乎把这个会议看作戏台，而非立法机构，他和其他代表在其中是要试演以获得狄摩西尼（Demosthenes）
[17]

或者西塞罗（Cicero）
[18]

的角色。“我想这会成为政治先知的学校，美国政治家的摇篮，”他写信给当时最亲近的朋友詹姆斯·沃伦（James Warren）
[19]

说。他最大的抱负就是成为其中一员。
9

亚当斯有许多优势：他那几乎令人不快的直率，哈佛大学的学位和对历史的精研，以及他了不起的妻子阿比盖尔（AbigailAdams）。她无条件地爱他，但如果他开始自我膨胀，她也会直接点醒他。（例如：“收起虚荣心！”）但他最主要的优势，是对这出政治剧注定将在何处结束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即将离开费城之前，他写信给阿比盖尔，表达了对“穆迪主义”的鄙薄，这是以一位新英格兰来的怪异教士萨缪尔·穆迪（Samuel Moody）的名字命名的观念。穆迪主义的精髓是：“如果人们不知道该做什么，就不该去做他们不知道的事。”亚当斯喜欢这一串他称为“神谕般叮当作响的词儿”。他觉得费城的大多数代表都认可这句话，他们相信必须不计代价地避免与大英帝国完全决裂。但他不这么认为，他相信决裂已经发生。
10

亚当斯抵达费城参加第二次大陆会议的时候，已经是几位公认的激进分子之一，也就是说他和另外几位代表已经准备考虑让美国彻底独立。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流血事件发生之后，虽然大陆会议中的温和派还维持着力量的平衡，但他的激进姿态看起来已经不那么极端。亚当斯认为，温和派的计划尽管有大多数人支持，却注定失败。“我们将认识到恶疾已入膏肓，而且扩散太深，”他预言道，“除非完全切除，否则无药可医。”他对阿比盖尔说，温和派是在“等待一个永远不会来的救世主”。
11

但亚当斯的下一句话就谨慎得多，他实际上已勾勒出一个双管齐下的策略，这一策略在之后一年中明确了第二次大陆会议的议程。会议应该同时沿两个平行路径推进：“一手执剑，另一手握橄榄枝——开始做好战争准备，同时采取安抚手段。”亚当斯从来没有认真相信安抚手段能有任何用处。（这也是为何他多年以后被问及谁对美国独立贡献最大时，他将此荣誉让给了乔治三世。）在1775年的几个不同场合，他失去了耐性，失策而粗鲁地向会议中的温和派联盟开火，让自己麻烦不断。约翰·迪金森（JohnDickinson）是宾夕法尼亚来的声名卓著的温和派，亚当斯称其为“身怀巨富和无谓的才华，名声吹嘘得过于刺耳，为我们整个活动投下愚蠢的阴影”。这个评价传到媒体上，迪金森以及很多温和派人士不再理亚当斯了。
12

不过他一贯的姿态是耐心。“我们必须向国王请愿，精心提出谈判及和解方案。这个谈判我怕得要死。但必须提出来。”他害怕政治上的和解努力，因为虽然妥协是难以实现的幻想，但他担心这么做会给英国政府提供绝佳的机会，让他们抓住此提议中表现出来的妥协可能，就此分裂大陆会议中的激进派联盟和温和派联盟，将他们彻底分为两个阵营。（好在乔治三世及其首相都没怎么认真考虑这一明显的策略，直到为时已晚。）虽然亚当斯会周期性地向迪金森这样的温和派发难，但他还是欢迎双轨策略的，因为这样可以让激进的独立意识在政治的葡萄藤上成熟。“很多情况下我们必须忍受人们走自己的路。”不清楚他说的是大陆会议里的温和派还是更大范围内美利坚乡村的选民。但他相信，观念必须逐步发展，直到他的同侪和同胞都以自己的速度和方式认识到，最初显得不可能的事其实不可避免。
13

与此同时，会议里的激进派和温和派仍能并肩工作，承认对方的互补作用。温和派不断重申提出妥协，建议立即停止敌对行为，承认英国王室对殖民地的权力，但不承认英国议会的权力。第二次大陆会议的文字记录和现在出版的代表信函中却到处可见对战争的准备：设置仓库，储备做火药的硝石以及毛瑟枪和加农炮用的铅弹；计划入侵加拿大；任命自己人乔治·华盛顿负责指挥波士顿以外的新英格兰地区民兵组织；向国际贸易开放美利坚港口，公然违背《航海法案》；计划创建美利坚海军——亚当斯是主要倡导者和计划的设计师——并以英国海军严厉而有效的行为规范为范本确立规章。
14

然而正如亚当斯预料的那样，决定事态方向的不是请愿，而是偶发事件。1775年6月18日，阿比盖尔讲述了第一场战斗：“星期六凌晨三点左右，战斗在邦克山（Bunker’ s Hill）
[20]

的战壕上打响，现在还没结束，已经是星期天下午三点了……有多少人倒下，我们不知道。加农炮一直轰响，令人痛苦，我们吃不下，睡不着……有更多消息我会再写信。”她提到，亚当斯家族的医生约瑟夫·沃伦（Joseph Warren）的死亡引人关注，他“为国家战斗，光荣倒下”。伤亡数字统计逐渐汇总到费城和伦敦。硝烟散去，英国人获得的是近乎毁灭的胜利，超过1000名英国士兵伤亡，而参战部队一共不到2500人。在伦敦，乔治三世的批评者们着实忙活了一天，他们指出，再有几场这样的胜利，英军就覆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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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克山战役并没有促使乔治三世和诺思勋爵重新考虑他们的政策，反而强化了他们的决心，定要打垮美国的叛乱。他们立即着手向苏格兰和德国盟友问询，打算征召2万人的雇佣军作为英国远征军的补充，而远征军将于次年春夏入侵北美。就他本人来说，亚当斯认为邦克山战役是一个明明白白的证据：英军并不像之前号称的如利维坦（levia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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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不可战胜。几个月以后，他收到关于一个叫詹姆斯·德鲁（James Drew）的英国军官的消息，再次坚定了决心。在战役的第二天，德鲁走过战场，命令手下立即处死受伤的美国人。德鲁挖开约瑟夫·沃伦的浅坟，朝尸体上啐了一口，砍下头颅。这种无谓的残暴只是让亚当斯更加确认早已知道的事情：没有回头路，已经过线，不能折返。然而亚当斯并没有就邦克山战役向会议代表们激情演讲。这一回，他闭上了嘴。事实比语言有说服力，而事实全都向着他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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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地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6月中旬亚当斯给阿比盖尔写信，“会议已经选择了谦逊有德、和善可亲而又慷慨勇敢的华盛顿将军阁下，作为美利坚军队的司令，他将尽快赶赴波士顿的军营。”以任何标准来看，新任命的总司令确实是高尚而勇敢的，但是坦诚的观察家很少会以“谦逊”或“和善”来形容他。至于宣称现在有一支“美利坚军队”让他来指挥
[22]

，后来发现这实在言过其实，怕人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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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亚当斯在回忆录里记下这一时刻，又放大了早先的不精确记述，声称代表们还严肃考虑了其他几位候选人，但他本人竭力为华盛顿说项，方才确保他被选中。事实却很简单，只有华盛顿一人拥有这一职责必需的关键条件：他是法国——印第安人战争时最出色的美利坚战斗英雄；他是弗吉尼亚人，要确保弗吉尼亚在马萨诸塞发生的冲突上和他们同心同德，这一点很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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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是参会代表，因此是代表们的同事——顺便提一句，他也是代表中唯一穿军装的。选择华盛顿是注定的。亚当斯老年时很爱讲一个故事，抓住了这一事实的精髓：只要美国政治家聚在一起选人，华盛顿都会当选，因为，亚当斯开玩笑说，华盛顿身高超过1.9米，他总是比房间里所有人都高出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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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格上来说，看上去华盛顿和亚当斯正好相反。亚当斯容易激动，总是处于火山喷发的边缘，时刻准备着要用词语的熔岩淹没对手。华盛顿则超乎寻常地镇静，几乎是过分自制，习惯了能够仅仅以自己的在场就控制住任何场合，当那些不太安心的人喋喋不休时，他以倾听来领导众人。亚当斯无所不读，学识无可挑剔，终生都在学习政治和历史，华盛顿的正规教育则停止在小学水平，他关于世界及其运作方式的基本信念并非来自阅读，而主要来自作为年轻士兵在弗吉尼亚前线的经验。（实际生活中，亚当斯去了哈佛而华盛顿去了战场。）如果说亚当斯将自己的雄心和情感都写在脸上，华盛顿同样有巨大的雄心，但将之深埋心底，不让人看到，更不许人触碰。在日记里，亚当斯总是在跟自己对话，记下自己的疑虑、冲动和自负，甚至梦境。华盛顿的内省则是看不见的，因此也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要么他没有内省，要么他认为表达内心情感是一种无谓的自我放纵。他的日记条目全是关于天气的。当他写下风往哪里吹，他不是在用比喻的手法。

另一方面，华盛顿和亚当斯一样，对英国人自诩的优越感嗤之以鼻。英国军队曾拒绝任命华盛顿为军官，这件事对他来说并不能证明自己低人一等，倒是说明了英国人的愚蠢。在这个意义上，两人都很自信，并且都自力更生，白手起家；两人都深深地憎恶任何将自己仅仅当作臣民的帝国体系。最后，和亚当斯一样，华盛顿来参加第二次大陆会议时也同样确信，帝国危机能够和平解决的机会已经遥不可及。所以尽管个性不同，在这一重大时刻的严峻考验中，在政治上他们的精神血脉相连，比公众意见领先好几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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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亚当斯，华盛顿对英国军队带来的威胁有更现实的理解：这是世界上装备最精良、最职业化的军队。当华盛顿离开费城前往波士顿时，他给自己的连襟伯韦尔·巴塞特（Burwell Bassett）写信说他可能正在开始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征程：“我正踏入暴风雨中的海洋，从那里，也许无法找到友好的港湾……我只能应承三件事：坚信我们的事业之公正，集中精力以实现目标，以及最为严格的正直。如果这些不能弥补能力和经验的不足，我们的事业将蒙受损失，我的人格也会随之进一步受损，因为名誉主要来自成功。”与他即将遭遇的英国军官团的精英们相比，华盛顿是个地道的外行，从来没有在战役中指挥过超过一个团的人马。在离开费城的路上，他买了几本关于军事组织和战术的书，期望能够速成一下他的军队指挥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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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华盛顿抵达波士顿郊外，邦克山硝烟散尽，美利坚和英国军队之间军事对抗的形态已经像是一场紧盯对方看谁先动手的马拉松对视。美军完全由新英格兰民兵组成，虽然很快就有几支神枪手队伍
[24]

从弗吉尼亚、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驰援。美军占据着一道8英里长的弧形胸墙和战壕，环绕波士顿城区。城里则是7000英军常规军——华盛顿错误地以为他们总数超过11000人——由托马斯·盖奇（Thomas Gage）
[25]

指挥，后来很快就被威廉·豪（William Ho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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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这是典型的僵持阵势。英军无意重复邦克山的灾难，美军也缺乏战术经验和能力发动有效进攻。如几个月后华盛顿所说：“把他们（他的队伍）放在防护墙后面——一道齐胸高的石墙……他们可以表现得很好……但是他们不会大胆冲锋攻向一个工事……或者没有防护地站在平地上。”因此，波士顿战役变成围困波士顿。一名观察者写道：“看起来双方的主要工作都是通过小型望远镜打量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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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很快显明的事实是，华盛顿指挥的与其说是一支军队，不如说是一群起义分子。宣布存在一支整装的美利坚军队是一回事——华盛顿一到波士顿就这么宣布了：“大陆会议已经召集几个殖民地的所有军队，他们已经或者将会奋起支持和保卫美利坚的自由，自由就是他们服役的目标及回报。现在他们是北美联合省军队（Troops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of North America），希望各殖民地搁置分歧，共同御敌。”但是，将这一宣言从希望变为事实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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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的农民、工匠、工人已经为了这个事业联合起来，展现出光荣的爱国主义，这是一种最原始层次的爱国主义，根植于一种顽强且极具独立意识的精神之中。究其核心，不管谁强迫他们必须做什么，都会遭到这一精神的憎恨和抵抗。但同样是这个精神，也会在军事纪律面前退缩，认为遵守军事纪律正是对自己为之斗争的价值观的违背。华盛顿说自己的新英格兰士兵“特别肮脏讨厌”，“从公开出来的行为来看，在任何方面都不是你以为的那种军队”。军官发出的命令，他们觉得完全可以无视，这些军官是自己选举出来的，因此士兵们认为他们并不高人一等，只是选出来的代表罢了。离开自己的岗位，回家几个礼拜，对他们来说并不是脱逃或者开小差，反而清楚体现了自己正在保卫的那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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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从司令部发出的几条命令十分好笑，其中一条要求士兵们不要随意拿毛瑟枪朝空中放枪，另一条要求官兵不要随地大小便。还有这条：“将军无意阻拦大家洗澡……但是明确禁止任何人在坎布里奇的大桥上或者附近洗澡。那座桥上有行人来往，其中还有附近的时髦女士们，但根据观察，且有人投诉，很多人在桥上裸身乱跑，不顾任何体面和庄重，倒好像要拿羞耻当光荣似的。”华盛顿这才刚刚开始窥见一个悖论，在以后他指挥大陆军的7年当中，这个悖论一直困扰着他：这支军队的成功事实上依赖于慢慢灌输一套纪律，而这套纪律看起来正好和美国革命所代表的价值观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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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长期存在但并未解决，只能以巧妙手段加以克服。当它同迫在眉睫的困难相比，就不那么重要了。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英军已经通过反复试错确定了一系列手册和规章，提供了下列问题的程式化答案：军官如何选拔？军饷怎样才合理？谁负责发放食品、慰劳品和衣物？厨房和茅房安置在何处？医疗负责人听谁指派？在1775年夏天，这些问题，以及一连串类似的组织性问题都急需解决。华盛顿作为芒特弗农主人的经验令他熟知如何处理大量细节，但现在需要从头开始组建一支军队，这任务令人望而生畏，而他之前也无从准备。他坦陈：“我时常想，如果我只是扛着毛瑟枪参军，而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担任总指挥，我会高兴得多；或者如果我能达到后代子孙的标准和自己良心的期望，并返回偏僻乡村，住在印第安人的棚屋里，我也会高兴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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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的挫折感也显示出围困波士顿的真实境况。令华盛顿沮丧的不仅是他们未能困住英军常规军，英军最终从海陆撤往哈利法克斯（Halifax）以期择日再战；更令人消沉的是，创建大陆军的工作毫无规范可言。往南在费城，亚当斯正尽责地进行一场革命性的对话。往北在波士顿，华盛顿正在进行真实的实验，以上述对话的含义指导一支公民士兵队伍。

时人有一个核心信仰，认为美利坚志愿者组成的军队为了衷心拥护的原则而战，就能轻易打败为钱打仗的英国职业军人。革命的意识形态支持这个想法，邦克山战役表现出来的英勇看起来也证明了这一点。来自华盛顿司令部的命令频繁地表达出这一珍贵信念，其形式通常是恳求大家将其化为现实。“我们的人在任何方面都强于英国军队，他们为了一天两三便士而打仗，我们是为了生命、自由、财产和国家而战。我们为何不能在实际中也强过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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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华盛顿很快就明白，这一珍贵信念其实是个颇具诱惑力的幻觉。后来他发现，自愿原则就像日出时转瞬即逝的光晕或者浪漫关系开始时的欣喜，确实不可思议，但亦不能持续。华盛顿发现，大多数公民士兵队伍起初的热情在几个星期后就消退了，因此“我们发现，当大家对自己的职责感到有点厌倦、又开始想家的时候，就没办法再留住他们”。登记入伍的人在秋冬就都被征召了，因此华盛顿好几次发出命令，请求士兵们留在营地，保卫“光荣的使命”，但是成编制的士兵撤离营地回家，尽管他们也对这一使命表示敬意。华盛顿不得不以毫无经验的新志愿兵替代他们。“历史书上没有一句话能解释我们这种情况，”他写道，“在敌人的毛瑟枪射程内坚守岗位6个月……同时解散一支军队又征召另一支，还是在英军20多个团的射程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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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宣战的战争即将全面宣战，成为持久的冲突，这一切预兆都很不利。但在华盛顿看来这几乎是必然的。在这样的对决中，华盛顿相信，英军拥有坚定而忠诚的职业军人，相对于美国志愿兵，他们明显有优势。“指望未经训练的生手和富有经验的老兵一样表现良好，”他警告说，“这期待的是从未发生过、也不会发生的事。”我们不知道华盛顿这么说是否带有讽刺意味。但围困波士顿的经验迫使他相信，为了赢得一场为自由而打的战争，必须强制美利坚人去战斗，而具备有效战斗力的模范军队恰恰就是英国军队。总之，要打败一支常规军，唯一的办法就是创立自己的常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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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上述紧急情况虽然让华盛顿得出有违革命精神的结论，但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更为符合革命原则的无意后果。在种族和社会阶层方面，大陆军人手短缺产生的压力也迫使华盛顿做出一些决定，从今日的视角回头看，就能发现其革命意义。

第一个决定关于非洲裔美国人。相当多获释奴隶和仍然身为奴隶的黑人加入新英格兰民兵，参加了邦克山战役，之后充实到围困波士顿的胸墙工事中。没有人觉得应当质疑他们，直到南方的步枪手抵达营地，才提出疑问为什么要和黑人并肩作战。这些抱怨一路传到了总部，华盛顿将问题提交给军事会议，会议由所有的将官组成。判决很清楚：“一致同意拒绝所有奴隶，多数同意拒绝所有黑人入伍。”一个月后，这个问题又出现在新征兵标准的讨论中：“黑人、不能服兵役的男孩以及无法承受战役劳累的老人，不被征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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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12月，情况变得很清楚，即将离开军队的民兵太多，大陆军将严重缺人。华盛顿即使没有改变心意，也改变了决定。“有人向我报告，之前曾经参军打仗的获释奴隶对于被拒入伍十分不满。必须意识到他们有可能谋求加入英国军队——我已越权决定，不再执行有关他们的决议，”他给约翰·汉考克（JohnHanc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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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信说，“而且已经批准征召他们入伍。”汉考克当时担任大陆会议主席。华盛顿又说：“如果议会不同意这一决定，我将收回成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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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考克忙于处理雪崩般袭来的文件，根本没有回复华盛顿。因此，以这种拐弯抹角、不太情愿的方式，华盛顿不经意间决定了大陆军将包括各个种族。黑人士兵并没有被隔离为单独的团队。虽然战争后期有几个完全由黑人组成的部队加入军队，但大多数黑人和白人并肩作战。整个战争期间，黑人构成了战斗力量的6%到12%。这一事实背后隐含着一个无声而又震撼的社会理念，远远领先于当时的一般观念。要等到朝鲜战争，美国军队才再次在种族上融合得这么彻底。

征兵在阶层方面也发生了类似的运动，同样并非因为自愿，而是出于必要。这回令人困窘的问题是：什么人能担任将军？英国军队里的答案是由贵族血统和多年战场经验决定。事实上在华盛顿曾任命的将军中，就有两位——查尔斯·李（Charles Lee）和霍雷肖·盖茨（Horatio Gates）——是前英国军官；虽然在英军中不是将官，但他们的军事经验也超过华盛顿本人。但他任命的另外两位将领，战争越是持续就越是光芒四射：亨利·诺克斯（HenryKnox）和纳撒尼尔·格林（Nathanael Greene）。

诺克斯是个发福的波士顿书商，很像现在人们心目中的圣诞老人。格林则是罗得岛一位严格的贵格教徒，曾自愿作为列兵在本地民兵部队服役，直到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流血冲突。两人之前都没有什么军事经验，不过都认真学习过军事史。如果说他们俩谁能担任英军军官，这都会是非常荒谬的想法，更遑论担任将官了。但是在后来的7年中，两人都显示出天赋的领导才能，诺克斯是作为华盛顿的炮兵司令，格林则在卡罗来纳战役（Carolina campaign）
[28]

中表现得最为耀眼，屡次战胜战功卓著的英国将领查尔斯·康华里勋爵（Lord Charles Cornwallis）
[29]

。如果华盛顿没有在战争的第一年将他们从队伍中选拔出来，他们潜藏的才能很可能一直无人赏识。华盛顿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根本没有看到更合格的人选。诺克斯和格林的事业成为精彩案例，证明美国革命在创造人才方面起到了有力作用。革命提供了一个发挥天分的出口，这个出口在当时任何欧洲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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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另有一项成就锁定在围困波士顿之时，因为太过悄无声息又无迹可寻，当时无人觉察，之后也极少有人注意。这就是文官掌控军队的常规化。华盛顿是关键人物。他就那么简简单单、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服务于大陆会议的，而大陆军一旦名字定下来，也就成为费城会议代表们下属的军事机构。从一开始华盛顿就听从大陆会议的意见，从军饷问题到军力的分配，甚至最终的战略决定。“我并不乐于扩大自己的权力，”他解释说，“如果大陆会议说就走这么远，不要更远，我会承诺只要我继续为他们服务，就不会违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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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会议则一贯支持华盛顿的决定，避免了可能的冲突。10月，一个由本杰明·富兰克林带领的大陆会议三人代表团北上波士顿，与总司令协商所有重大问题，并批准了他的所有重要提议。至于自己这边，华盛顿则一直支持官方说法，称藏在波士顿的英国常规军是“内阁军”，这么说是为了表示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正式来说根本就没有开始，因为据说国王完全不知道已经打起来了。有了华盛顿的护佑，会议中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的论辩过招得以快速进行。直到1776年4月，围困结束后，华盛顿才很实在地表达了自己的不耐烦，承认“我认为做内阁军的特别区分没什么用”。不过我们会看到，那时大多数会议代表已经就这个问题达成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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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华盛顿对文官掌握军队的原则性说明直到战争结束后才被明讲出来，那时他已经将剑交给国会议长，骑马归隐，仿佛美国的辛辛那图斯（Cincinn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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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从一开始就坚信这一点。这是典型的华盛顿：如此简单，如此不可或缺，如此坚定，又如此关键。

一路过来，华盛顿对大陆会议明显的遵从含蓄地背书了这一心照不宣的事实：大陆会议已经担起了临时政府的角色，获得了权力，代表作为整体的美国人民说话。会议从未正式公开宣称这一权力，如果这样做，必然会引起正在成形的各州政府的反抗呼声。它只是在国家危机以及一个政治危机（它是否存在尚有争议）来临时应运而生，负责协调美国人对危机的响应的机构。尽管大陆会议的权能未经明确界定，其缘起只是为了应对危机，现在国家的团结已经有了两个可见的形象——大陆会议和大陆军——虽然国家尚未宣布独立。

创世大爆炸

大陆会议的双轨战略——一边发动战争，一边寻求与英国和解——直接反映了会议里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的分裂。还有第三条道路、第三种视角，从来没有在会议中反映出来，但是在围困波士顿的9个月中一直“在室外”发酵。很难给这个刚冒头的群体命名，因为“激进派”一词已经被公开支持独立的一派占用，而“激进的革命者”听起来就像是语言上的二次强调，未免重复。不管怎么称呼这一新的政治阵营，在其支持者看来，关于英国议会专断权力的争论不仅是为脱离大英帝国廓清理由，这些争论也是一种号召，要推翻北美社会里各种形式的专制权力，不管其源头为何。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窥见了美国革命的革命锋芒。

拿奴隶制这一明显反常的事物做例子。1775年6月，亚当斯收到一封未署名的信，写信人是居住在弗吉尼亚弗雷德里克堡（Fredericksburg）的一位居民，他提出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美利坚正在为自己的自由进行光荣的斗争，但同时奴役着一批可怜人，是否与斗争精神不符？这些人一边被绝望推动着，一边被最炫目的希望鼓舞着，将会奋起对抗现在的主人，成为其最顽强的敌人。”几个月后，他收到另一封信，署名“人类”，提出了相同的问题，虽然文辞较为粗陋，但更为痛切：“这些黑奴，这些非洲人，对我们做了什么，必须把他们从家乡抓走，来为我们服务直到死去？……上帝禁止这事继续下去……我听说，指挥军队的那位绅士[即华盛顿]自己就有700名奴隶。”事实上当时华盛顿拥有100余名奴隶，不过这点出入完全无损于写信人所提问题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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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再提一下女性的权利问题。在这一点上亚当斯不需要依赖不请自来的匿名信件。他亲爱的妻子阿比盖尔就在1776年春天的一系列信件中教导了他一番。虽然是打趣的语气，但戏谑中自有不容忽视的严肃目的：“还有，顺便说一句，我想你们需要制定一些新法律，我希望你们记住女士们，对她们更为慷慨有利，超过你们祖先的作为。不要把无限的权力放到丈夫们手中。记住，如有机会，任何人都会变成暴君。如果并未对女士提供特别的关注和照顾，如果法律并不代表我们，也不传达我们的声音，我们就会决心挣脱法律的束缚，挑起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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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试图反击，假装不信，指出女人才是家里真正的暴君，他才不想在终结了乔治三世这个暴君之后迎来“裙钗的专制”。但阿比盖尔一定要把话说完。她又写了一封信，结束了这段鸿雁往来，坚定地重申了自己的主要观点：正是那些她丈夫用来为美国独立正名的原则，对独立的美利坚共和国中的女性地位也有深远的影响。“然而你得记住，”她总结道，“专断的权力和大多数坚硬的东西一样[容易打破]……虽然你们有睿智的法律和箴言，但我们拥有的力量，不仅能解放自己，还能制伏我们的主人，无须暴力就能将你们天然的合法权威抛到你们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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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人民的同意”（the consent of the people）这个说法突然变得令人不安，开始展现出惊人广泛的含义。在大陆会议代表最喜欢的费城酒吧——古城酒吧（City Tav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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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每晚都进行着亚当斯所谓的不会进入史书的交谈。费城的工匠、技工和劳动阶层明显影响了这些非官方的探讨；这些之前被排除在外的团体，自1774年之后开始发挥重要作用。酒馆中的讨论也反映了这些作用。他们曾负责组织委员会，以强制执行反进口协议，而且实际上他们也主导着这座城市的政治。《宾夕法尼亚晚邮报》（Pennsylvania Evening Po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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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篇社论描述了正在进行的讨论的风向：

技工和农民不是占了美利坚人的99%吗？如果这些人因其职业而被排除在外，不许参与选择规章制度或者政府形式，那干脆承认英国议会的管辖权岂非更好？他们倒都是绅士们组成的。难道本城一半资产不都是由穿皮围裙的人拥有吗？另外那一半资产的主人，他们的父亲或祖父不也穿过皮围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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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布里奇·盖里（Elbridge Gerry）向亚当斯传达了更多这样的精神。盖里来自马萨诸塞，是亚当斯的老友。他把自己最近同詹姆斯·苏利文（James Sullivan）的通信转给了亚当斯。苏利文也是新英格兰人，坚定支持独立，他似乎体验到一种激进的顿悟。苏利文写道：

法律与政府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上。每一位社会成员都应根据其权利照比例给出自己的意见。每一位社会成员都有权利表达对社会法律的同意，否则不必遵守这些法律。即使是对共和原则一无所知的人也不能被剥夺这一权利……如果一个人被隔绝在社会权利之外，他为何要同意这个社会的法规？恐怕只有熟知封建体系的律师才能解答。

苏利文的主要观点是：马萨诸塞应该废除对投票权的一切财产资格要求。但是亚当斯向他指出，其观点的深层含义摧毁了公民权之间的所有区别。“事情将失去控制。女性会要求投票权。12岁到21岁之间的男孩会觉得自己的权利没有得到足够关注，然后每一个人，连身无分文的人都会要求和别人一样拥有平等的发言权，能对所有国家事务置喙。”确实，紧随着这一逻辑结论，苏利文打开的潘多拉魔盒将产生不受限制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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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后见之明这一兼备利弊的视角来观察这段历史，可以得到一个预见性的结论。并不夸张地说，从1775年夏天到1776春天之间，美国历史下一个百年的全部自由主义议程已经初露端倪。确实，如果有人希望再证明点什么，将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包括进去，那么两个世纪后的政治改革的预告片已经上演。但至少，奴隶制的终结、承认女性的公民权、将投票权扩大到贫困及无资产人群，这是美国革命体现的原则的必然后果，现在，它们已经摆在政治家的桌面上。

最为热情地拥抱这一影响深远的议程的是托马斯·潘恩。他没有华盛顿那么高，也没有亚当斯那么矮，相比这两位，他更不像能成为革命主角的人。他1774年抵达费城时已经37岁，唯一的资产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封推荐信，说他是个“有才的小伙子”。只能回顾性地猜测一下，富兰克林在这个不算年轻的人身上发现了什么才能。之前，潘恩在英国刘易斯镇（Lewes）和伦敦谋生，有过一场失败的婚姻，好几次开店做女式紧身衣又屡次关张，而且他从来只会疏远有权有势的人。在这令人失望的生涯背后，潘恩具有两项值得富兰克林称赞的才能，而且将在美国的土地上发展得风生水起。首先，他非常有社会正义感，他自己在伦敦的城市工人阶级中目睹并经历过的不公平遭遇是这正义感的来源。其次，他具有非凡的写作能力，能以简单而又振聋发聩的语言表达其政治理念。很快，他的另一个才华也显露出来：对时机的精准把握。他将自己的才华带到这里，此处的政治环境已经就绪，准备倾听他独特的声音和消息。他成了美国广阔未来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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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1月，潘恩发表了《常识》（Common Sense
），一跃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这本小书也许是美国新闻史上最为顺时的篇章。之前大多数革命小册子都侧重剖析法理纠葛，质疑英国议会对殖民地宣称的可疑主权，用的是律师们熟知的语言。《常识》则恰如其名，用的是普通人的惯用语。一方面，亚当斯在《新英格兰人》（Novanglus
，1774）一书中为美利坚对内部事务的合法主权做了辩护，表现出锋芒毕露的博学；另一方面，潘恩则紧扣一个论点，说一座岛屿不能统治一块大陆。他不再蹑手蹑脚围着敏感的王权问题转，也不将乔治三世塑造为某种遥远的慈父形象，正急于消除自己内阁大臣的误导和歪曲
[33]

。潘恩不为这种幻觉背书。他直接正面攻击乔治三世及君主制本身。

潘恩问道：但凡头脑正常的人，谁还相信国王有独特的渠道聆听上帝的旨意？没有。英国君主制的真实历史充满了腐败、玩忽职守罪以及制度化的傲慢，一个丑恶的故事。至于说乔治三世还关心着其美利坚的子民，这完全是小孩的童话故事，一个自作多情的梦，所有负责任的公民都该从中苏醒过来。仁慈善良的国王是个太过美好的神话，不可能是真的，而现实中国王恶毒的态度则是真实无比，不可能美好。

除了激动人心的写作风格，《常识》轰动一时的影响——3个月内卖了15万本——还因为时机合适。这本书出现时，正好赶上大西洋那边传来乔治三世10月在议会发表演讲的内容：宣布殖民地处于叛乱状态，任何外交的解决方式已不可能，国王要求议会授权派遣庞大的远征军，一举扫平北美的叛乱。不管皇帝是没穿衣服
[34]

，还是裹在武士的盔甲里，潘恩的观点获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因为其论正当其时。
40

讽刺的是，刚开始人们以为亚当斯是所有这些论调的作者。《常识》并未署名，而亚当斯已经名声在外，被认为是大陆会议里最出色的评论家。“我和小婴儿一样无辜，”亚当斯告诉朋友们，“我达不到他的风格的那种力量和简练，也没有他那优美的简洁和直入人心的感染力。”然后他又意味深长地告诫说：《常识》的作者起到了宝贵的作用，嘲讽了大陆会议温和派无用的策略，但他也是个危险的思想家，“更会破坏，而非建立”。
41

亚当斯谈论的，可能是潘恩建议的取代英国议会和国王权威的美国政府。这个建议设想了一个一院制的全国大会，由各州选举出的代表组成，有不少于390名代表，每年开一次会通过需要的法案，以五分之三多数赞成为通过。潘恩在《常识》中没有用过“民主”这个词，可能因为他意识到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个词有负面的含义，差不多等于暴民的统治，但是他给美国政治未来开的药方还是明显倾向民主。虽然潘恩也同样克制，没有在《常识》里提过奴隶制，想必是因为不愿意疏远波托马克河以南的读者，但是在其他场合，他有记录在案的言论认为废奴应当是美国独立为共和国之后要处理的首要事务之一。因此，虽然亚当斯对《常识》的担忧被认为是出于嫉妒：潘恩一跃成为鼓吹独立事业的激进派最引人注目的代言人，而亚当斯一向将这一事业视为自己的禁脔。同样，虽然无论怎么解释亚当斯在类似场合的表现，都无法掩盖他强烈而高傲的不安全感。但现实也清楚地显示，他那高度敏感的政治触角已经正确地捕捉到，一种新的革命意识出现在激进派阵营里。
42

《常识》中最清楚的线索出现在末尾。“美国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全人类的事业，”潘恩写道，“我们有这样的权力重新创造世界。新世界的诞生就在眼前。”潘恩之后的事无疑已经证明，这些言辞预告了潘恩关于美国革命更为成熟的观点，他将美国革命看作第一声枪响，开启了全世界政治体制的剧烈变化。虽然潘恩出身工人阶级，并因此成为倾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崇拜的偶像，但他的革命性思维来源于18世纪，早于任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学说。潘恩是启蒙主义的产物。

和狄德罗（Diderot）、伏尔泰（Voltaire）等法国哲学家一样，潘恩也相信一个真正实现了平等和公平的社会将很自然地出现，只要人们用最后一个牧师的肠子将最后一个国王绞死。黑暗时代里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独裁机构一旦被推翻，藏在人性中的自我治理的潜力就会自然流露，创建完美和谐的社会，而只需要最少的监督。（19世纪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思想也反映了这种设想。）也可以把潘恩的政治理念解释为他个人经历的投射：他作为新移民到了美国，发现费城是个相对更为开放的社会，自己的才华不再受到旧世界那些障碍的束缚。

无论起源为何，亚当斯准确感知到，潘恩最深层的政治信仰是完全的空想，极乐的乌托邦，完全相信自然和历史法则在自己这边，对任何要求谨慎的论点全然不屑；一旦革命的能量释放，在目前的情况下，一旦美国宣布放弃同英国君主制的联系，唯一要做的就是原地观望，看着革命自己实现自己。当然，亚当斯认为革命需要谨慎掌控。从亚当斯的观点来看，潘恩是美国独立事业不可或缺的联盟力量。但是他的乌托邦信仰加上手中的笔，一旦美国宣布独立，他也会成为最危险的人。
43

1776之春

“依据从国外不断传来的消息判断，”亚当斯在1776年2月写道，“我们越来越肯定，欧洲王室和顽固派即将组成某种联盟，来打压人性。”这里说的是英国内阁正在同几个日耳曼公国协商，准备签订条约为英国提供入侵北美的雇佣军。《禁令法案》（Prohibitory Act）
[35]

的消息也同时抵达了大陆会议，国王已经宣布殖民地人民不再受他保护，斥之为非法叛逆，并没收其在英国的所有财产。
44

就算亚当斯亲自为乔治三世出谋划策，也没法更好地表现出温和派的和解希望是怎样一个彻头彻尾的幻想。事实上，温和派的议程表在《禁令法案》发布之后已经基本停止了，因为乔治三世没等他的美利坚子民宣布独立于其权威，反而自己先替他们宣布独立了。讽刺的是，这一先发制人的行动给亚当斯带来新的两难局面，因为它加速了他一直在努力制订的政治日程。当然，在过去一年中他非常辛苦地在大陆会议内部推进这一日程，反对温和派，恳求大家宣布美国独立，接受这一不可避免的结局。现在这一结局突然降临，就在代表们眼前，亚当斯不但没有欢欣鼓舞，反而开始忧虑局势会发展得太快，超过他或者任何人的控制。在他看来，乔治三世的突然行动导致了两个层面的问题。

首先，在广大的土地上，在会议走廊之外，人民是否准备为独立而投票尚不明确。潘恩的《常识》中那些魔法般的语句对民意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亚当斯把这一过程称为“催熟”。这一过程正在快速发展。“城镇和乡村的普通人，正在缓慢而稳定地朝着大革命行进，我们对此期待已久，”他写信给詹姆斯·沃伦，“但是要强迫着加快他们的行动则会引起不满和骚动。”那时候自然没有现在的投票调查专家去衡量民意，但是亚当斯本能地觉得，在一些关键地区，例如纽约和费城，还有大批群体对此感到勉强。
45

其次，也完全不清楚该采取怎样的治理形式，以便在正式宣布独立后代替被抛弃的那一套。大陆会议作为临时全国政府已经运行了将近一年。各州混杂的临时立法机构和法外委员会也在殖民地和地方层面获得紧急时期的权力。但是这些临时凑起来的组织该怎么转化为合法的永久机构？在几个月之前，阿比盖尔就以自己的坦诚风格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脱离英国，将建立怎样的法律体系？我们要如何被治理方能保持自由，不受政府或权威限制？没有成文的普通法管理的政府能否支持自由？谁来构建这些法律？谁赋予它们效力和能力？确实，你们[在大陆会议]的决议，迄今为止都有法律效力，但能持续吗？”
46

潘恩觉得此类问题很多余，因为他相信它们差不多能自动消解。但是对亚当斯来说，它们引出了身处革命局势中的政治家面对的核心问题。在亚当斯的政治世界里，革命不仅仅是从丧失信誉的权威中获得解放的行动；它把权威从腐败政权手中转移到更为开明的继任者那里，如果可能，这一过程要以尽可能少的创痛和尽可能多的连续性完成。“我一直认为，这一事业最困难和危险的部分，”他对另一位女性知己莫西·奥蒂斯·沃伦（Mercy Otis Warren）
[36]

解释说，“在于克服困难、谋划方法，让殖民地不知不觉地平稳过渡，通过和平而人心所向的交接，从旧政府到新政府……发生骚乱的危险是存在的，希望规模不要太大。”他是最为罕见的那类人，保守的革命家。
47

目前看来，所有人都在加速这场革命对话，尤其是乔治三世，而亚当斯也无力令其延迟。因此，他在1776年3月选择转移到另一条战线。好几个月内，不断有代表非正式地寻求他的建议，听取他对于他们各自所在州的宪法之未来形式的看法。如果宣布独立，这些宪法显然需要大的改动，甚至完全被新宪法替代。3月，纽约、北卡罗来纳和宾夕法尼亚的代表团则更为正式地接近他，遵从他关于政府治理的学问和权威。在写了几封提供指导意见的信件之后，亚当斯决定刊登一份单独文件，任何殖民地，或者说所有殖民地都可参考。他给这份文件起了个谦逊的名字：《关于政府的思考》（Thoughts on Government
），并于4月22日刊登在《宾夕法尼亚讯息》（Pennsylvania Packet
）上。
48

之后亚当斯将《关于政府的思考》（以下简称为《思考》）形容为“鄙陋之语”“简陋之作”，是“匆匆写就”的。这是典型的亚当斯式的假谦虚。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思考》信息量极大。亚当斯认为，有些原则对于决定独立后的美利坚共和国（所有人都默认美国将会是共和国）的形态起到核心作用，他在文中对这些原则做出了到目前为止最为清晰的阐释。尽管他姿态谦逊，后来又哀叹自己写得不够好，但亚当斯还是承认自己生正逢时，也就是他说的，“出生在这个时代，古代的立法者都会希望有此机会”。几乎可以肯定，他在向阿比盖尔提出一个自白式的问题时，所指的就是《思考》：

摩西不是说过：“我是什么人，竟能在这伟大的民族中进出？”
[37]

当我想到已经发生的伟大事件，以及正在进行的更伟大的事件，而我竟有可能碰到了几根命运之弦、转动了几个小小的命运之轮，我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已经或者将会改变历史的命运，我就感到一阵溢于言表的敬畏。
49

亚当斯建议的宪法蓝图中有三个政府分支，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司法独立以及两院制的立法机构是最重要的特点。因为这些特点最终被神圣化为1787年联邦宪法的先驱，人们几乎会不可抗拒地透过1787年的视角来看待《思考》，认为它敏锐地预言了一些塑造全国政府最终结构的核心原则。对于这种评价所称道的前瞻性，亚当斯肯定乐于把它看成对自己先见之明的认可，但是这种评价也会扭曲《思考》的历史意义，因为它并非凭空而来，而是产生于其所处的时刻，即1776年春天。

更为明显的现实是，亚当斯的构想是给共和制的州政府、而不是全国政府的。他也很小心，没说每个殖民地都应该完全采纳《思考》的建议。相反，他鼓励各州立法者按各自的实际经验需求调整他提议的原则。新英格兰想坚持每年重新选举所有公职，同殖民地宪章保持一致，而大多数南方州则很可能抵制这一做法，因为它太过平民化，又不是南方州惯常的做法。亚当斯想让新的各州制度看起来像是对旧殖民地政府的调整，而不是硬塞进来的创新。考虑到美国独立带来的创伤，他强调需要保持同过去政治实践的延续性。而且他公开承认，不同的殖民地应该建立不同版本的共和制政府。1776年春，人们启动了宏大的实验，各殖民地就是多样化的实验室，人们完全应该期待有不一样的结果涌现。实际上，关于共和政体的形式，美国才刚刚开始一场伟大的对话，这对话几乎必然会延续好几年，也许好几十年，所以一开始就指望人们对问题的答案整齐划一或者意见一致，未免天真。

在其漫长的事业生涯中，亚当斯会对这场延续不断的对话屡次做出贡献，而在对话初始，其贡献在于亚当斯坚决反对一个将会盘旋在人们脑海中数十年的想法，尤其是当对话开始带有法国口音之后
[38]

。这个想法来自下述假设：一旦国王不再是主权来源，就需要另外一个同样的主权权威来替代他。“人民”也就变成了共和制中代替神启君主的存在，而且和君主一样无所不知。从上述假设又得出一个设想：共和制政府的要义是个单一的立法机构或者代表大会，民选的代表们将替自己的新统治者“人民”说话。

亚当斯在《思考》中描述过的共和政体框架和潘恩的计划相反，其重要特征在于，一旦你从君主政体过渡到共和政体，你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完全现代的世界，没有绝对权力，主权有着多元而非单一的来源。亚当斯指出，把“人民”当作一个无所不知的实体的信念，就像对神启君王的信仰一样，都是虚妄。建立两院制立法机构是亚当斯政治思想的核心，终其一生他不断重申这一观点，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一制度为不同群体的“人民”创造了两个竞争的舞台。被人问及时，亚当斯也总是同意共和政体的基础是主权在民原则，但是任何政府中这一主权的政治表达都必须是复数而不是单一的，因为“人民”有多样化的利益，而且时常相互冲突。后见之明也让我们得以在《思考》中探察到真正现代性的观念，也就是复合或者共享的主权这一概念。虽然亚当斯坚定地相信应该让美国革命缓慢发生，以缓冲突变带来的震动，但是他的政治思想的这个特色却反映了同旧式智慧的根本决裂，后者令人不安地暗示着政治主权的单一性。
50

到了1776年5月，亚当斯已经清楚知道该如何有序地朝着独立前进。“首先各殖民地应该在所有政府部门中承担起政府权力，”他解释说，“然后它们应该彼此联合形成邦联，并界定国家议会的权力。下一步是努力同某个外国达成联盟。这些都完成后，就可以公开宣布（独立）。”后面的三个月中，事态的发展打乱了这一有序的方案，不过这方案本身很能体现亚当斯革命思维保守的一面。正式与英国分离必须是最后一步，在此之前，各州和全国政府必须就位，能够负责地处理决裂后必然会有的动荡。后来发现，亚当斯的计划中只有部分如他所愿地完成了，那就是新的州政府成立。
51

5月10日，大陆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建议各殖民地起草新宪法，以替代现存的英国治理宪章。5月15日，亚当斯提出一项他起草的决议案，意在充当议会建议的前言。这篇前言值得全文引用，因为它事实上就是一篇独立宣言，在激烈的讨论后才得以通过。很明显，所有代表都意识到，一旦通过，抛出的骰子就再也无法收回：

鉴于英王陛下，以及英国上议院及下议院，通过最近的议会法案已将北美殖民地居民排除在其王权保护之外；鉴于殖民地请求纠正不公的申诉以及同不列颠的和解提议未获回复，亦无望得到回复；鉴于整个王国的力量，加上外国雇佣军的支援，都调动起来以毁灭这些殖民地的良善人民；鉴于在理智和良知上，今日殖民地人民再宣誓支持任何英国王权下的政府，已不合情理；亦有必要完全阻止上述王权政府行使任何主权，一切权力将由殖民地人民授权行使，以维持内部和平及公序良俗，并保卫其生命、自由和财产，抵抗敌人的恶意侵略和残酷蹂躏。

特此决议：由于迄今为止尚未建立能够应对此紧急情况的政府，建议联合的殖民地的各议会及代表大会，依照民选代表的意见，建立此种政府，以最有助于本地选举人及全体美利坚人之幸福及安全为宜。

然后亚当斯回头就跟朋友说，这些词句“是美国做出的最重要的决议”。50年后，他临终时仍坚持认为是他起草了真正的美国独立宣言，而不是托马斯·杰斐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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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的一个附带后果是促进了在各殖民地遍地开花的各级公共会议——殖民地、郡县、城镇、乡村召开会议讨论了大陆会议议案，并进行表决。对亚当斯而言，这是终极的革命时刻，能够确认独立的果实是否已在广大人民中成熟，足以采摘。某种意义上，亚当斯最害怕的就是这一时刻，担心发现自己领导的是一场应者寥寥的游行。虽然内心知道自己是对的，但他也很明白，永远不能相信民意会知道何为对错。同时他内心也了解，在这一戏剧性时刻，必须相信民意，因为这是对整个共和制实验的真正考验。乔治三世以君主制的方式做出了重大抉择，执意推行自己的政策，以强力镇压美国的叛乱，而不靠外交手段解决，尽管整个英国反对的声音很大，尤其在伦敦。现在美国这边需要以共和主义的方式做出对等的决定，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一个真诚的共和制信徒在这种情况下所能做的——哪怕是亚当斯这样对“人民”的无所不知表示质疑的人——就是屏住呼吸，等待普通公民发言。

这就像一场大选，虽然最初几周的反馈已足够显示最终的结果，但事件还是要持续几个月。尽管有纽约和宾夕法尼亚的拖延和不情愿，但“草根们”——按我们现在的说法——压倒性地支持独立，时常还引用亚当斯5月15日决议里的语句来为自己的决定辩护：很遗憾，但也很坚决。独立的果实基本上是宣布自己已经可以采摘。差不多同样重要的是，各州、郡县和地方的宣言告示都倾向于把美国独立的政治议程中的争议暂且搁置，优先解决更为急迫的全国联合的需求。一些本质上就具有分裂性的问题，比如奴隶制、投票资格、女性权利，都推迟到了未来，以免这些问题干扰脱离大英帝国这一主题，将其复杂化。亚当斯的战略实际上也完全被证实是正确的。共和政体探讨的革命含义被抑制——这是那条不叫的狗——让位于更紧迫的需求，也就是团结在“使命”（“TheCause”）周围。现在几乎人人都用这个词了。
53

重要的尾声

1776年5月，决议如暴风雨中的闪电，闪现之后随即消失。6周之后，雷声才在《独立宣言》中响起。与此同时，关键性的事件沿着三条轨道快速发展：第一，在农村进行的公投继续显示民众授权支持独立；第二，一支超过100艘船和32000兵力的英国远征军已起航穿越大西洋，意图将美利坚反叛消灭在萌芽状态；第三，华盛顿衣衫褴褛的队伍也从波士顿开出，前往纽约，共计12000名业余士兵。不管怎样，华盛顿还是指望他们在远为出色、富有经验的英国军队面前能够撑住。

到1776年夏初，所有关键的政治和军事问题都解决了，在此之前已经拖延搁置了一年有余。美国革命的结局自然还未见分晓。革命要经历长达7年的惨烈战斗，大陆军几乎解体，屡次在英国正规军和为人不齿的日耳曼雇佣军手中受辱，华盛顿坐过山车般经历了从希望到绝望又重回希望的历程。这之后英国人才最终认定，所有这些血腥勾当是可怕的错误，本来能够避免，而且应该提前避免。但英国人醒悟得太晚了，已经无法挽回地失去了其北美帝国。这一痛苦经历的教训很深刻，成为东山再起的大英帝国在下一个世纪的统治基础，并令其成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帝国。不过就像他们说的，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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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结尾，至少是亚当斯年老时爱说的那个版本，总是带着有迹可循的自利语气以及明显的嫉妒的气味。在亚当斯的版本中，《独立宣言》的起草只是一种装饰性的马后炮。真正的宣言已经在5月发布，当时大陆会议在他的决议案的领导下，已经命令各州起草新宪法。亚当斯辩解说，大陆会议里所有人都认为7月份的正式宣言只是礼节性的终点，或者你也可以称之为一个尾声；在故事主线中，他才一直是核心人物。

但是，亚当斯抱怨说，另一条故事线却不知怎么进了史书，在这个故事里，《独立宣言》作为关键事件被呈现，托马斯·杰斐逊则成为主角。“杰斐逊撰写《独立宣言》这件事，难道不是古往今来最有成效的抢戏事件吗？”亚当斯难以置信地问。《宣言》仅仅是“一个穿插的小节目……杰斐逊却偷走了所有的戏剧效果和随之而来的所有荣光”。
55

我们要不要相信亚当斯明显为自己辩护的说法？以下才是事实原貌。6月7日，弗吉尼亚的理查德·亨利·李（Richard HenryLee）
[39]

提出一个决议案，认为“这些联合殖民地都是——而且按照法律应该是——自由且独立的邦”。会议决定推迟表决李的决议案至7月1日，考虑到有几个代表团依法必须与其选举人协商，之后方能投票同意独立。与此同时，大陆会议指派了一个五人委员会，由亚当斯、杰斐逊、本杰明·富兰克林、罗伯特·利文斯顿（Robert Livingston）
[40]

和罗杰·谢尔曼（Roger Sherman）
[41]

组成，负责起草一份文件，贯彻李的提议案，因此，一旦决议通过，大陆会议就能直接向全世界宣布这一决定。

作为这个委员会的非正式主席，亚当斯首先请富兰克林起草文件，但他谢绝了，理由是痛风发作得很厉害，而且一辈子都很讨厌自己写的东西被什么委员会修改。当时，亚当斯刚刚就任新成立的战争及军备委员会主席，在英军入侵纽约的阴影下，他认为领导这个委员会是目前的首要职责。因此他将起草的任务分派给了杰斐逊，后者迅速写就了草稿——亚当斯后来声称他只用了“一两天”就完成了。委员会在杰斐逊的草稿上做了几处小的修改，于6月28日将文件提交给全体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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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事实和亚当斯的说法一致。后世赋予《独立宣言》的重要性在大陆会议绝大多数代表中并不存在，他们更关注不断迫近的军事和战略事宜。从历史事实来说，亚当斯坚持说重要决定已经做出，也是对的，无论是大陆会议里还是在广阔土地上的城镇和村庄。杰斐逊写下其著名词句之前几周，独立是早已预知的结论，主要的斗争场所已经从费城转移到纽约。在那里，关于殖民地权利的那些精心措辞的争论都将在战场上经受最终的考验。

不过有一条不符合亚当斯的解释习惯的证据，却颇具讽刺意味地由他本人提供。7月2日，辩论结束两天后，大陆会议通过了李的决议案。第二天，亚当斯给阿比盖尔写下如下字句：

昨天，辩论已经有了结果，这是美利坚人辩论过的问题中最重大的一个，以前从来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事情需要决定，以后也不会有。会议全票通过了一个决议案，“这些联合殖民地都是——而且按照法律应该是——自由且独立的邦……”1776年7月2日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划时代的日子。我相信，后人会将这个日子作为每年的重要节日加以庆祝……应该隆重庆祝，有盛大游行，表演和游戏、运动比赛、礼炮和篝火以及绚丽灯光，从大陆的这一头直到另一头，从现在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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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独立纪念日，亚当斯一切都说对了，甚至具体到燃放烟火，每一件事都对了，除了日期。确实，他认为李的提案通过是一件比宣言通过更重大的事。但是当时他自己的言辞也流露出一种兴奋之情，认可了正式投票通过独立仍然是个重大事件，尽管已在预料之中。如果只是一个尾声，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尾声
[42]

。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宣言本身的措辞。就李的提案投票之后，会议立刻开始审议杰斐逊的草稿。代表们以全体会议的阵势用了两天时间编辑稿件，修改或删除的部分占全文的百分之二十。他们觉得杰斐逊有点啰唆，有时语言太花哨或感伤，他们还坚持删除了任何提及奴隶贸易或奴隶制的地方，即使杰斐逊将其完全怪罪到乔治三世头上。他们最关注的是文件的后三分之二，其中列出了很长的针对国王的控诉。之所以最关心这段，是因为宣言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为独立正名，必须有一份不容置疑的控诉书来表明乔治三世背叛了他们的信任。过去15年中，不同的殖民地经历了不同的帝国压迫，每个代表团都想在文中反映出自己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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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象任何现代的立法机构会这么重视而又细致地做编辑工作，也无法想象他们还做得这么好。虽然杰斐逊去世前还是认为代表们“损毁”了他的稿子，但学者们则以压倒性的意见认为他们极大地改进了草稿。所有这些好像都进一步侵蚀了亚当斯版本的历史。代表们对于宣言的内容和语言表现出明显的兴趣，似乎说明他们可不只是将它看作马后炮。

最后还有一点，在当时没有人注意到，自那以后却吸引了所有的注意力。代表们几乎没怎么改动宣言的开头部分，后面就是那一长串对国王的申诉。下面这些句子，如我们所知，当时没怎么引发评论：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
[43]

很显然，当时所有代表都将这段话看作纯粹的修辞和装饰，只是为了引入更为重大的话题，但这55个单词却越来越具有丰富含义，成为美国信条的开创性表达。杰斐逊写下这些词句时，已悄悄地将未来的革命植入了建国文件；他随意而无心埋下的种子，生长为不断扩大的个人权益要求，最终结束了奴隶制、实现了妇女的投票权、支持了各少数群体的公民权利。在遣词造句方面，林肯可与杰斐逊并肩。1858年，林肯极为深切地表达了这层意思：“一切荣耀归于杰斐逊——在一个民族为国家独立而斗争的巨大压力下，他竟有此冷静、远见及能力在一份革命文件中引入这样一个抽象的真理，适用于所有人和所有时代，将被铭记，今日乃至将来，对于任何暴政和压迫的抬头，这都是一声怒斥、一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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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一遍，当时没人注意这段话。也没证据表明杰斐逊本人意识到自己写下了关于美国未来意义重大的句子，一点也没有。然而，林肯是对的。它们就在那儿，美国历史的魔咒，埋在故纸堆里，蛰伏着，直到后代领悟其含义。老实说，这个领悟的过程一直延续到21世纪。乍一看，我们对这55个单词的重视程度略显夸张，这不过是大陆会议里一个年轻的弗吉尼亚代表独自写出来的几句话，他正好有文字天赋，而其他那些忙得不可开交的代表则匆匆通过了这一文件，他们忧虑的都是眼前的挑战，无心去关注杰斐逊的词句在未来的意义。不过在这个情境中，我们也可以颇具信心地说，这些字句注定要成为美国历史上，或者现代史上，最有力、最重大的话语。它们成为所有自由主义改革的政治源头，水逐渐渗出、遍及全美国，并最终流过世界上很多土地。
60

这一年人们情急之下写出了大量的急就章。在一年结束时，创造出了所有急就章中最出色的一个，抵达了创造性的巅峰时刻。在这个意义上，在通往独立的一年征程中，亚当斯在每一阶段都是对的，但这最后一章，他却错了。因为1776年7月4日公之于众的《独立宣言》的草稿，明确了独立战争将不止于独立和战争本身。就算只是在隐藏的、不为人察觉的意义上，这场战争也足以被称为美国革命。

[1]
列克星敦，马萨诸塞州一个小镇，1775年4月19日在此打响独立战争第一枪。

[2]
康科德，新罕布什尔州州府，临近马萨诸塞州，1775年4月19日，康科德战役在此发生。

[3]
“以谨慎的速度前进”（“with all deliberate speed”）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即黑人解放运动时代）一桩备受争议的涉及种族问题案件的判决书中的文字。因为事件中的法院判决表示，“以谨慎的速度推进”教育的去隔离化，而没有说明具体的落实时间，从而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4]
第二次大陆会议于1775年5月10日在费城召开，本届议会宣布了《独立宣言》，宣布美国脱离英国而独立。

[5]
即七年战争（1754—1763）在北美洲的部分，也简称为“法印战争”。战斗发生在法国与英国之间，不同的印第安部落加入了不同阵营，而北美殖民地人和英国军队协同作战。七年战争是欧洲列强为争夺殖民地和海上霸权的对抗，有上百万人因此丧生，主要冲突发生在1756年到1763年间。英国在战争中获得极大利益，得到了法国和西班牙在北美及印度的大片殖民地和贸易控制权。法国——印第安人战争促使英国改变了对北美殖民地的政策。

[6]
英属北美殖民地，1607年到1775年之间英国在北美建立的殖民地，东起大西洋沿岸、西至阿巴拉契亚山脉的狭长地带，包括弗吉尼亚、马萨诸塞、康涅狄格、罗得岛、纽约、新泽西、特拉华、新罕布什尔、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佐治亚。这些殖民地从属于英国但相对独立自治，由英王特许赋予政治自治权，但不占据议会席位。

[7]
1651年英国议会通过的保护英国本土海上贸易的法案，1849年废除。此法案是近代英国航海体系的基础，但由于规定了限制殖民地贸易的条款，遭到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反抗。

[8]
英国政府中枢所在地，位于伦敦西敏寺，英国政府代名词。

[9]
1764年由英国议会通过，在北美殖民地实施，加强了从殖民地收取糖浆关税的执行力度，并将相关的税率减半。

[10]
《印花税法》是1765年英国议会出台的向北美殖民地直接征收印花税的法案。根据该法，北美的任何印刷品都要缴税。此法激怒了北美人民。1766年该法取消。这个法案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之一。

[11]
1767年起由英国财政大臣查尔斯·汤森提出的一系列增加北美殖民地税收的法案。这一系列法案遭到殖民地的强烈反抗，并引致英军于1768年占领波士顿，最终导致波士顿惨案。

[12]
此处的“真理”指的是由杰斐逊负责起草的《独立宣言》中的理念。

[13]
乔治三世（1738—1820），英国国王，七年战争中击败法国，但其后失去了大片北美殖民地。历史学家对他的评价观点不一。

[14]
弗雷德里克·诺思勋爵（1732—1792），英国首相（1770—1782年在任），在任期间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战败，失去美国殖民地。

[15]
爱德华·拉特利奇（1749—1800），美国政治家、《独立宣言》最年轻的签署者。1798年当选南卡罗来纳州长。

[16]
本杰明·拉什（1746—1813），美国国父、医生、政治家，《独立宣言》签署者，强烈反对奴隶制。

[17]
狄摩西尼（前384—前322），古希腊伟大的政治家、雄辩家，曾以统帅身份领导雅典人反对马其顿王国。

[18]
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前101—前43），罗马共和国晚期政治家、雄辩家、哲学家，被认为是古罗马最好的作家和演说家之一，其作品文学成就很高，为拉丁语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曾担任罗马共和国执政官，后被马克·安东尼杀害。他对欧洲政治哲学影响较大。

[19]
詹姆斯·沃伦（1726—1808），美国革命期间担任马萨诸塞州议会主席、大陆军军需长，莫西·奥蒂斯·沃伦的丈夫。

[20]
邦克山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北方，是独立战争的战场。邦克山战役是独立战争最早的流血战斗，英军和美国爱国者于1775年6月17日在此交战，英军获得惨胜，损失了千余名士兵，美国方面则有400多人伤亡。

[21]
利维坦，传说中的海上怪兽。被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用来比喻强大、不可挑战的国家权力。

[22]
交给华盛顿的“大陆军”在人数、装备和士气上都和人们对所谓“军队”的期待相去甚远。

[23]
新英格兰，即美国的东北部各州，在物质和心理上同以弗吉尼亚为代表的南方各州自古存在一定的隔阂。新英格兰工商业发达，而南方州以农业为重，早期对奴隶制依赖严重。美国历史上很多冲突都源于这种南北差异。本书将多次提到这一主题。

[24]
神枪手（sharpshooters）是介于常规步枪手和狙击手之间的兵种，由具有一定战斗经验的士兵充任，常用于侦查和奇袭。

[25]
托马斯·盖奇（1719—1787），英国陆军将领，美国独立战争初期担任北美英军总司令及马萨诸塞湾省总督。

[26]
威廉·豪（1729—1814），英国军官及政治家，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曾任北美总司令。

[27]
约翰·汉考克（1737—1793），美国革命家、政治家，富商出身，1775—1777年担任大陆会议主席，是《独立宣言》的第一位签署者。马萨诸塞州第一位州长（1780—1785）。

[28]
独立战争后期美军转入反攻时的战役。

[29]
查尔斯·康华里（1738—1805），英国军人、政治家，担任过印度总督，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担任北美英军副总司令（1778—1781）。1781年英军在约克镇围城战役大败后，康华里勋爵决定率领8000余名部下投降，标志英方在独立战争中大势已去。但康华里勋爵回国后声望并未受损，国王和政府依然对其保持信任并委以重任。他被任命为印度总督、爱尔兰总督，并因在印度总督任上的功绩而晋升为侯爵。后于第二次出任印度总督期间因病客死当地，埋葬在印度，其墓地可眺望恒河。

[30]
辛辛那图斯（公元前519—前430），古罗马共和国时期的英雄，其事迹在古罗马广为传颂。公元前458年时任执政官的米努基乌斯所统率的罗马军队遭到意大利埃奎人的包围，退隐务农的辛辛那图斯临危受命担任罗马独裁官，以保卫罗马。退敌16天后，他辞职返回农庄。

[31]
位于费城老城区的一家酒吧，建于1773年。

[32]
1775年在费城创办，每周出三刊，该报第一个刊发了《独立宣言》。

[33]
在美国独立前，美利坚人在讨论英国对北美的暴政时有一种习惯的措辞，把暴政归罪于英国政府，而国王（即乔治三世）本身是明智、仁慈的，只因为受到了大臣的蒙蔽，才对于英国政府对北美的暴政不管不问。这一幻想在接下来的一两年中很快破灭。

[34]
意即国王像《皇帝的新装》中的皇帝那样被臣下蒙蔽。

[35]
英国针对美国1775年骚乱制定的报复性法案，意在打击殖民地经济。

[36]
莫西·奥蒂斯·沃伦（1728—1814），美国革命期间的政治作者和宣传家，作为女性，其成就在当时极为罕见。詹姆斯·沃伦的妻子。

[37]
引自《出埃及记》3:11。亚当斯此处并未引用圣经原文，原文是：“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去呢？”

[38]
指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后。法国革命思维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人民”取代君主成为绝对权威的来源。历史表明，这一观念让法国雅各宾派得以用“代表人民”的名义垄断政权，并施行恐怖独裁统治。回到本书，此后的一段作者认为，亚当斯反对这一观点，认为主权的来源是多元的，“人民”并不是单一、全知、全能的绝对权威。

[39]
理查德·亨利·李（1732—1794），美国政治家，两届大陆会议代表。

[40]
罗伯特·利文斯顿（1746—1813），美国政治家，起草美国《独立宣言》的五人团之一，并在购买路易斯安那中起到重要作用。

[41]
罗杰·谢尔曼（1721—1793），美国政治家，唯一一位签署了美国四个最重要文件（《大陆盟约》《独立宣言》《邦联条例》以及《美国宪法》）的建国元勋。

[42]
在英语中，与“尾声”（epilogue）一词对应的是“结局”（conclusion），后者指一切问题拨云见日、得到回答的时刻，而“尾声”大概指一切事情的定局早已注定，只是有了收尾和交代。对于亚当斯来说，《独立宣言》的通过只是整个独立进程的“尾声”。

[43]
《独立宣言》开头部分的一段话。此段译文基于郭圣铭翻译的《独立宣言》中文译文。

第二章

凛冬的考验

回首1783年的胜利时刻，恰恰是乔治·华盛顿本人评论说，美国在独立战争中的胜利违背了一切逻辑，很可能让未来的历史学家完全无力解释。

如果史学家足够顽强，要记载这场竞赛中在力量不等的情况下（美国这边）获得的优势，还要描述赢得优势时的恶劣境况，后代子孙很可能会认为这纯属虚构；因为没有人会相信，英国这样的强国，在此地花了8年时间，其征服计划竟会受阻于少得多的一群人，这些人还经常半饥半饱，总是衣衫褴褛，没有报酬，人性能够忍受的每一种困苦他们都经历过了。
1

华盛顿认为独立战争的胜利是一桩极不可能实现、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其想法的根源在于将独立战争看成是两支军队之间的竞赛。从这一角度看，确实令人难以置信。英军无疑是世界上最训练有素的战斗力量。1759年在魁北克亚伯拉罕平原（Plainsof Abraham）上，法国人惊恐地发现了这一点，1815年在滑铁卢（Waterloo）他们将再次确认。确实，19世纪大英帝国的太阳永不落下，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陆军与海军联合起来的所向披靡。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战场上的持续而惨烈的战争耗尽了他们，在此之前英军一直是世界顶级的军事力量。大英帝国称霸的一个半世纪里，他们在北美的失败则是一个例外，一种近乎奇迹的天缘巧合，华盛顿差不多也是这么宣称的。

大多数历史学家不允许用超自然来解释历史，这样解释也缺乏说服力。如果认为这场战争主要或者完全是两军之间的竞争，这想法显然有问题。从逻辑上来说，尤其1778年有了法国陆军及海军支持之后，大陆军对于美国的胜利而言就是一个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必然另有一些关键成分加入化学反应中，它们抵消且最终侵蚀了全能的英国利维坦的职业优势。

最近美国在伊拉克的经历以及早先在东南亚的经历，让我们能够体会伦敦和白厅的英国决策者面临的战略困境，而且比之前更能感同身受，这应有助于确定等式中缺失的变量。1775年在英国上院，卡姆登伯爵（Earl of Camden）最早表达了这一战略困境，他对乔治三世和诺思勋爵采取武力手段解决美国反叛表示质疑，并提出了警告，颇具先见之明：“要征服1800英里宽的广阔大陆，制服300万紧密团结在激进派自由和正义原则之上的民众，这不是能轻易参与的事情……很显然，先生们，无论你们如何装备军队、花费钱财，都不足以令美国屈服。这目标太过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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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姆登伯爵形容美国殖民地居民“紧密团结”在美国革命原则左右，这是不正确的。中部殖民地和卡罗来纳仍有可观的区域忠于国王。更重要的是，美国民众中有相当大的比例，很可能是大多数人，都希望过自己的日子，不必操心要对哪边宣誓效忠。但这位好意的伯爵正确地认识到了，美国战场之广阔令任何想控制住局势的占领军，都会遇到难以化解的困难。

赢得战役很重要，但并非决定性因素。终极战场是广阔而难以捉摸的乡村民意，效忠的消长取决于是英国还是美国部队在本地的长期存在。英军数量有限，他们要控制的地理空间近乎无限，英军面临的困难在卡姆登伯爵看来无法逾越。当他们在美国辽阔的土地上四面出击，试图找到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反叛战略核心时，其自负的战斗威力终将消散。

从战争之初，就有两种相互竞争的方案，二者都能得到近乎肯定的结论，但彼此矛盾。一方面，如果独立战争变成军队之间的常规竞赛，像法印战争那样，美国人就别指望能赢。另一方面，如果战争变成美国民心的持久战，英国人就几乎必输。也许更准确的说法是英国人将被迫承认，胜利的代价，无论军队还是费用，都超出他们预备投入的限度。

战争的转折点发生在1777年到1778年，第二种方案替代了第一种。这一决定性战略转折发生在费城西北20英里处的福吉谷（Valley Forge），一个本来默默无闻的村落，之后却被推上神坛，成为美国的客西马尼园（Gethsemane）
[1]

。而华盛顿，美国的基督，在鲜血染红的雪地中下跪祈祷，哀求上帝救赎。福吉谷的真实故事比神话模式更具戏剧性，也更少戏剧性。那个冬天，大陆军的存亡危在旦夕，但福吉谷的真实情况远不止受难与幸存。独立战争的本质从此刻改变，从军队之间的冲突变为对乡村的争夺。从一场美国人不可能获胜的战争变成了他们不太会输掉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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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吉谷里并未发生载入史册的上帝显灵——华盛顿跪在积雪中祷告的画面来自编造——但人们逐渐地、不情愿地从中学到了教训，并改变了大陆军今后的战略。与华盛顿本人的直觉相反，关键的领悟在于：空间和时间都在美国人这边，唯一会输掉战争的方式就是奋力去赢得战争。

故事主角是华盛顿，纳撒尼尔·格林是重要配角。年纪尚轻的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
[2]

则是明星偶尔露脸，并首次窥见为何独立战争的政治目标和军事战略都需要改变，从邦联共和国变为合并的民族国家。在各种意义上，福吉谷的冬天都成为战争的决定性时刻，同时也是决定美国革命意义的时刻。

过冬场面

福吉谷被视为在雪中坚忍幸存的典型象征，考虑到这种萦绕不去的历史迷雾，最好是从朴素事实出发，了解尚未被后世情绪污染的当时当地第一手证人证言。

福吉谷是宾夕法尼亚东南部的一个村庄，有大约2000英亩山林，偶有空地，环绕着农庄和偏远的房屋。这里每平方英里有50位居民，是宾夕法尼亚人口较为繁盛的农业区，远远算不上无人荒野。既非无人居住，也非荒原，土壤肥沃，出产小麦、谷物和牲口，在宾夕法尼亚及更远的市场出售，产量比北美任何相同规模的地区都多。实际上，华盛顿选择福吉谷作为冬季营地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里粮食储备丰富，他希望获得这些粮食的是自己的军队，而不是躲在附近费城的英军。军队在福吉谷遭受的“饥荒时期”端端正正发生在大西洋沿岸最为富庶、物产最丰富的农业地区中心，这是最具讽刺意味的。
4

那么驻扎在福吉谷木屋里的大陆军普通部队情况如何？华盛顿称他们为“队伍”。我们最精确的估计是大约有12000名士兵。但所有对军力的记录都类似电影里的快照。由于有人开小差或者服役期满，以及新士兵报到，大陆军是个不断变动的集合，半是旋转门一般的兵员更替，半是折叠门一般的兵力消长。到福吉谷的时候，部队核心的老兵不再是邦克山战役和围困波士顿时典型的自耕农，而是契约劳工、从爱尔兰或苏格兰来的新移民、获释奴隶、新英格兰的无地子弟以及费城的技工。他们代表了美国社会最穷困的阶层，在这里打仗，因为他们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前景。更有代表性的、拥有财产的市民阶层已经聚集到各州民兵中，其责任更为明确，纪律也不那么严格。在福吉谷，普通士兵如此忍耐而沉默地承受着，一个原因可能在于当时的艰苦环境不过是重复了他们之前在社会最底层的艰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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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为这些人都聚集在福吉谷的村落里，也是错误的。大陆军的总部确实在那儿，但军队则部署在一个广阔的弧形区域，从特拉华北部往上穿过福吉谷，然后绕到新泽西南部。这个新月形的分布形成更为安全的防御边界，在乡村觅食的空间也更大，而且，一旦威廉·豪将军出于某些令人不解的缘故决定放弃费城舒适的总部，发动冬季攻势，大陆军也能有更多逃往内陆的路线。大陆军意味着一个不断变动的集合，福吉谷则意味着一个分布广泛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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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史实可以说搅乱了福吉谷的神话图景，但是几乎所有第一手材料都证实了福吉谷的大陆军在冬季开始时的绝望状态。军队的一名外科医生阿尔比金斯·沃尔多（Albigence Waldo）描述了一位名叫威尔（Will）的士兵抵达营地时的情况。他没穿鞋，马裤破烂，衣衫褴褛，头发凌乱，全是虱子，满身创痛。由于缺衣少食，他疲惫不堪，不断哀叹：“我不行了。我就要死了。”最权威的莫过于华盛顿本人，他确认了“雪中血迹”这一场景：“看到这些人衣不蔽体，没有毯子可卧于其上，没有鞋，可从脚下的血迹追踪其行军路线，差不多也同样没有食物。穿过冰雪行军……表现出的忍耐和服从，以我看来，几乎无可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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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证据则强化了第一手的传闻证据。医院记录显示，12000人的军队，平均只有3000到4000人能胜任职责。大约2000人因为缺少衣服鞋子而不能上岗，3500人“带病出勤”，意味着他们困在小屋里，但太过虚弱无法战斗，2500人“因病缺勤”，也就是说在住院。本杰明·拉什当时负责所有的医院，他警告华盛顿说这些医院都成了诸如痢疾、斑疹伤寒、天花这些传染病的实验室。“这些人在这个季节来到医院，实在是最大的灾难，”拉什说，“我肯定那些在我们手下死去的人大多死于在医院感染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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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抵达福吉谷一周后就写信给新的大陆会议主席亨利·劳伦斯（Henry Laurens），描述了军队中普遍存在的悲惨状况，“只有亲见方能相信”，而且“我也无力解决或防止”。他的信以不祥的警告结束，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夸大其词、耸人听闻：“我现在确定无疑，除非突然发生重大变化……否则这支军队将不可避免地沦入以下三种状况之一：饿死，解散，或者解体。”

在福吉谷时，约翰·马歇尔是丹尼尔·摩根（Daniel Morgan）的弗吉尼亚精英步兵部队的下级军官，在其不朽的华盛顿传记中，他坚定支持华盛顿向劳伦斯表达的悲观论断。马歇尔认为：“这封信所做的陈述，并非夸张。”在数据和逸事证据之外，官方记录里还有一些对绝望状况的简短记载，例如当时禁止军队在搬进木屋时割开帐篷，尽管他们是用割下来的碎帆布当鞋子来裹住赤脚。看起来足够清楚，大陆军确实处于崩溃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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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的直接原因在于军需总部及其执行部门的军粮供应系统突然崩溃。托马斯·米福林（Thomas Mifflin）是费城一位著名贵格派教徒，具备一定能力和更大的野心，差不多有两年时间，他担任军需总长，干练地管理着一批临时凑集的军需供应员，他对随着政府大订单而来的不可避免的贿赂和腐败至少还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是1777年秋天，米福林突然辞职，接替者无法胜任，整个供应系统崩溃，管理混乱，投机倒把泛滥。平心而论，在对罪责完全失察的同时，大陆币
[3]

疯狂贬值，购买力急剧下降，许多美国农民认为这种货币基本没有价值。最终结果就是衣物和粮草渠道停止流动，继而完全干涸，正好这时候大陆军抵达了福吉谷。

华盛顿最初的反应是因为挫败而勃然大怒。他写给玩忽职守的军需供应员的信里出现了骂人话（例如“该死”）。他的助手试图正面解释这种言语上的无礼。“阁下极少用这种语言，”他们向一位供应员解释，“你可以想象他这么说话时该有多生气。”华盛顿对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是任命了他最信任也最能干的军官纳撒尼尔·格林担任军需总长。格林的军衔和身份是战地指挥官，他最初拒绝了这一任命，但华盛顿的决定也反映了他最新的觉悟：供应问题成了对军队存亡最严重的威胁，比豪将军的军队威胁更甚。但在格林施展他的魔法之前，空空的商店和弹药库意味着开始下雪的时候，食品、衣物、毯子和鞋都无法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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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8年2月或许是最糟的月份，物资短缺迫使整个驻军仅靠半份定额口粮生存，来访者说士兵们喊着：“饥荒！饥荒！”精确数字无法计算，最合理的猜测是，疾病、营养不良和整个寒冬无法保暖这几种情况共造成大约2000人死亡。讽刺的是，尽管英军的供应链长达2000多英里，横穿大西洋，费城的英军却舒舒服服地在相对健康和从容的环境中度过了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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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肌肉

供应问题虽然导致了灾难性的直接后果，但完全可以解决。（格林也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但困扰大陆军的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战争已经打到第三年，比最初任何人预计的都要长。正如格林对华盛顿说的：“每个人都指望能够简短快速地解决这不愉快的争端，每个人都完全乐于做出必要的牺牲以达成恰当的和解。”但现在，三次激烈的战役之后，看不到结束的可能，爱国的玫瑰花凋落了：“人们开始冷静思考，比较战地的环境和家里的条件——家人的情况和自己的前景变得重要起来……每个军官都说他愿意承担一些共同责任，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大家都能看到那种绝望的前景，只有极少数人有决心投身到如此无望的情况中。”

实际上大陆军本身建基于对“使命”的自愿牺牲原则，从来就没有打算打一场漫长的消耗战。最初期待的是短跑，现在变成了马拉松。这种竞赛里，到了春天，临时草棚里仅存的一些有献身精神的爱国者，也将逐渐被英军优越的资源吓走。如果格林理解得对，人们心里开始浮现出两个常见的想法：首先，一群有道德的志愿者无法打败一支职业军队；其次，持久战中，时间在英国这边，而不在美国这边。这两个设想塑造了美国人关于战争方式的思维。“这几乎是欧洲政治中的铁律”，格林写道，在一场漫长的战争中，“谁钱包鼓谁就获胜”，这场竞争中，“钱就是战争的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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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结论可不能鼓舞那些在棚屋中瑟瑟发抖、忍饥挨饿的士兵。但格林的战略评估正是华盛顿要求的坦率评价，实际上他已经命令兵营里所有将官都提出看法。他们的书面意见将帮助华盛顿了解情况，而他正准备同大陆会议的公民代表团（又被称为营地委员会）召开一个关键会议。会议于1778年1月在福吉谷召开。华盛顿综合了他们一致的悲观看法，起草了给营地委员会的报告（事实上华盛顿将起草任务指派给了一位少年老成的随军参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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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审慎的过程本身至少值得一提，因为很难想象任何欧洲军队的司令官会这么充分地咨询其高级将领，还得到如此坦诚的回应，尤其当司令官收到的全是坏消息时。另一方面，压倒性的一致意见也确保了华盛顿及早判断，也就是说，目前这种结构的大陆军正在解体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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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华盛顿递交给营地委员会的报告里传递了一种新的精神，违背了此前全部军事努力的核心原则，这些原则萦绕在美国革命代表的共和精神的光晕中。华盛顿尽力解释说，这为人珍视的原则其实是感情用事的幻觉：

人们可以如其所愿的那样思考——他们可以谈到爱国主义——他们可以从古代故事中找到几个在爱国主义影响下创立伟业的例子；但是，不论谁认为这足够作为一场漫长而血腥的战争的基础，最终都将发现自己被欺骗了。我们必须以自然赋予人们的热情以及那些原则作为指引……我不是说要将爱国主义完全排除在外。我了解它的存在，也知道它在目前的斗争中起到很大作用。但我仍会冒昧断言，一场巨大而持久的战争不可能只靠这一原则就获得足够支持……有一段时间它可以仅靠自身的力量推动人们行动——并忍耐许多艰苦——去迎接困难；但这不能持久，除非有利益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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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组织结构的建议，要造就一个“新模范”军队：合并不满员的编制，提高骑兵地位，规范擢升标准。但是还有两个重要提议是其他所有改革的基础：第一，所有参军直至战争结束的军官都会获得终生半薪津贴，如果永久残疾或死亡，其妻儿将获得赔偿；第二，各州实行强制配额，实际上是征兵，以确保大陆军的战斗力完全充实，达到4万余人军力。华盛顿明白，这两个要求（即创建职业常备军、以胁迫替代自愿原则）违背了美国革命代表的那些原则，但这是赢得战争的唯一办法。失败将使得所有共和原则都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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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地委员会计划将这一特别自相矛盾的信息带回大陆会议，预计那边的反应会或是不敢相信，或是惊得无言以对。与此同时，营地上出现了一个角色，单枪匹马解决了华盛顿的一个军事难题。此人是前普鲁士军官，自称冯·施托伊本男爵（Baron von Steuben）。这头衔完全是假造的，施托伊本还自称和腓特烈大帝（Frederickthe Great）很亲近，并拥有将军军衔，这都是编造的。（他从未超过上尉军衔。）这么看，施托伊本很像其他那些欧洲军官，他们不断出现在福吉谷，顶着夸大的履历和同样膨胀的自我，要求得到高级军衔，很快暴露自己只是令人不堪其扰的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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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后来发现，施托伊本不一样。尽管是个骗子，他却证明自己是个可爱的人物，一名极为称职的军官，对于阅兵场上训练士兵自有一套。他在2月下旬抵达，不久，每天早晨都能看到他操着生疏的英语喊口令，夹杂着骂人的德语，将士兵们从纵行调动为横排，使士兵的行动越来越熟练、精确。他先是对着一个排的士兵喊口令，接着是一个连，然后是整个团。几周之内，他在阅兵场的身影成了营地所有来访者的必看景观，施托伊本本人则成了自封的军事编排大师。

然而施托伊本的每日表演并不只是打破军营无聊的娱乐节目。现代士兵认为列队操练是累人的例行公事，和战斗力没什么直接联系，只是用来打发时间。他们这么想固然有道理。但在18世纪的战场上，训练有素的编队战术部署在战术调整为侧翼攻击、密集火力进攻或者战略撤退时，对保持行伍严整常起到关键作用。更不可思议的是，在施托伊本来之前，大陆军一直没有统一的行军和调动标准。（不同的单位有自己的战术规则，如同他们有自己的制服。）最近在布兰迪万（Brandywine）和日耳曼敦（Germantown）的两场战斗中，尽管美军士气高昂，枪法精良，令几位英国军官印象深刻，但他们在烟雾和混乱中缺乏训练有素的编队调动，这对战斗结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如果大陆军还想在传统战场上应对英军的威力，他们就很需要学习施托伊本教授的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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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格林是华盛顿对军队供给问题的答案，施托伊本成了华盛顿对纪律问题的答案。华盛顿任命他为总督军，直到部队从福吉谷拔营离开。大陆军变动不居的特点和不断变化的构成，也就是旋转门问题，则不存在这么简单的解决方案。光荣的阶段已经过去，战争还在继续，这一问题也因此更加尖锐。只有魔法师能解决这个问题，一挥魔杖，就可以在民众中再创爱国精神——现在人们已经带着怀旧情绪称其为“76精神”了。但福吉谷并没有出现这样的人，因此从华盛顿的角度，依然执着于传统看法，认为这是一场他的军队和豪的军队之间面对面的交手，前景和福吉谷的天气一样黯淡。

心绪不宁

福吉谷营地的社会结构是完美的金字塔结构，建立于经典的亚里士多德范畴上：一个人，少数人，多数人。这一个人自然是华盛顿，他在艾萨克·波茨农庄（Issac Potts farmhouse）的住处成了军事行动司令部，每天他从这里骑马出去巡视部队，其方式和他在芒特弗农庄园巡视奴隶和田地差不多。普通士兵是多数人，他们聚集在棚屋里，整体而言，以极大的耐心忍受着可悲的境遇。有时候，当总司令骑马经过时，他们还哼唱名为“战争和华盛顿”（War andWashington）的爱国小调。军官们则是少数人，至少他们在官方记录里反映出的行为举止比较奇怪，足以吸引我们的注意。

军官集团里有两个互相覆盖的行为模式很引人注目。其一，记录显示他们极其在意军衔，包括对职级高低的细微分辨，时常需要军事法庭来解决。士兵们默默忍受痛苦时，军官们似乎一直在为他们在军队等级中的相对地位这类鸡毛蒜皮的事争吵，有时候，如亚当斯形容的，简直像猿猴抢坚果。其二，围着营火发生的小型争论（例如，在布兰迪万，你有没有足够迅速地把部队带上来？应该先喂谁的马？）很快升级为基本的荣誉问题，时常需要仲裁，否则会进一步升级为个人之间的挑战甚至决斗。普通士兵在寒冷中瑟瑟发抖、尽力忍耐，他们的军官似乎对一种关于各自名誉的幼稚竞争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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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脆弱而强烈的自我意识可以归因于压力，但更可信的解释是福吉谷的军官们已经自认为土生土长的美国贵族。前瞻一下战后年代，辛辛那提兄弟会（Society of the Cincinnati）
[4]

的种子彼时已经播下，根源在于他们相信军官是精英“兄弟连”。当人们对“使命”的忠诚似乎已经失落、1775—1776年的理想主义在人群中消散，他们依然保持着忠诚。

在英国军队里，一个人因为是贵族才能成为军官。在大陆军里，一个人因为是军官便能成为贵族。贵族地位并非根据明确的血统或者手中的财富决定，而取决于对功绩品德的衡量，可以谈判。军官团体中持续的争吵，对“耻辱”和“侮辱”的过分在意，都表现出人们对自己社会等级的不确定非常敏感。美国军官显然将自己看成是美国的精英政治阶层。但是在新的美国语境中，一旦离开欧洲的准则，被迫发明自己的标准时，功绩总是有商量余地，容易引起争议。

有事后眼光的优势，人们还能发现，在福吉谷的军官团体中出现了关于美国革命政治目标的新观念。往前看到18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联邦党（Federalist Party）的领袖们——包括华盛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约翰·马歇尔——共同经历过福吉谷的冬天，在危急的境况中内化了一种明显的感受，即要赢得战争、守护和平，必须有个全权（fully empowered）中央政府，这个共识也并非偶然。

大陆会议在战争的第一年实际上发挥了中央政府的职能，但是在1776年夏天交出了授权。更准确地说，是被各州夺去了权力。各州变成了美利坚邦联的主权单位，而不是美利坚国家的次级参与者。到1777年，华盛顿已经开始起草年度《给各州的公告》（Circular to the States），他在福吉谷的通信有许多是写给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弗吉尼亚州、康涅狄格州和纽约州的州长的，每封信都认可，各州才拥有对人事和财政等关键事宜的最终发言权，而非大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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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意识形态上意义非凡。各州立法机构能够合理地表明，导致殖民地脱离大英帝国的法理危机否认英国议会的权威，赞成殖民地民选议会，那么殖民地议会也同样不愿意自己隶属于费城的一个国内版本的英国议会。然而，这一政治设置在意识形态上固然正确，在财政和军事上却是噩梦，权威从一个中心扩散到13个自治的权力来源，给统一的计划或政策过程造成巨大阻碍。就像战场勘察时没带望远镜，倒带了个万花筒。

结果就是，在福吉谷第一次种下了真正的国家主义愿景的种子。战争依然是为了美国独立，没问题，但如果独立之后没有出现统一的民族国家，拥有为各州制定国内外政策的权力，那么战争期间的所有牺牲都将化为乌有，因为初生的美利坚共和国极有可能变成各州和地区主权的集合。至少这种国家主义观念的萌芽已开始在军官团体中扎根。他们认为大陆军才是唯一幸存的国家机构、代表所有美国人民，而不是以州为中心的大陆议会。19世纪前三分之一时间里，约翰·马歇尔对美国革命真正的国家主义阐释所提出的倡导最为清晰、最具影响，在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期间，他处于有利的高位，发挥了自己的影响。他富有生机的观点就是在福吉谷产生的。正是在这里，以州为基础的邦联的内在不足第一次具体显现，独立与建国的联系首次进入了政治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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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傲而没有安全感的军官团体心绪不稳，现存的记录还显示了另一种类似的心神不宁：总司令本人之前牢不可破的地位遭到了挑战。1777年的军事行动中，尽管在布兰迪万和日耳曼敦的战斗很英勇，但华盛顿未能阻止豪的军队占领美国首都费城。美国赢得的唯一的一场军事胜利发生在10月，在萨拉托加（Saratoga），霍雷肖·盖茨击败了约翰·伯戈因将军（General John Burgoyne）的7000人军队并迫使后者投降。获胜的部分原因在于人数众多的新英格兰民兵召集起来，包围并压制了伯戈因的队伍，令其无路可逃。华盛顿的失败和盖茨的成功形成对比，从大陆会议及以外的一些地方传出谣言，声称盖茨会代替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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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图谋计划不周，没什么结果，只是公布了一些伪造的信件，意在揭露华盛顿其实是英国间谍，从战争一开始就准备出卖同胞赚钱[两年后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的情况与此类似]，只不过没有机会。主要阴谋家的身份——托马斯·米福林、本杰明·拉什以及之前不为人知的外国军官托马斯·康威（Thomas Conway）——很快就暴露了。华盛顿这边，他在公众面前保持了平静，向媒体做了如下无畏的陈述：“无论何时公众对我的服务不满，或者找到更合乎期待的人选，我将不再掌舵，回归私人生活，如同疲倦的朝圣者安全抵达圣地那样心满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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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小插曲的结局，大多数历史学家也合理地认为华盛顿的总司令地位从未真正受到威胁，因此这一话题只需快速掠过，便可继续讨论更为紧要的事。但是在福吉谷营地，故事的结论却不甚明了。整个冬天，要替换华盛顿的阴谋启动了谣言发动机，在军官中产生了一股持续的浪潮支持华盛顿，那些未能对其领导地位表达出足够忠诚度的人还遇到了几起决斗挑战。福吉谷的大陆军军官牢牢认定自己的优越品行，并以同样的方式紧密团结在他们唯一且不可替代的总司令身边。“我希望您能和我一样明白，”拉法耶特（Lafayette）
[5]

写道，“您和这块大陆上其他人之间的区别……如果美国失去了您，没有人能够让军队和革命撑过6个月。”
24

更长远地看，这个试图替换华盛顿的阴谋，时运不济，却启动了一个打不破的规律。在华盛顿今后的公众生活里，任何起来正面反对他的人都很快拿到了通往湮没无名的单程车票。在更为狭小的福吉谷营地范围内，华盛顿是唯一的“大人物”，只有他能够指挥大陆军并让士兵和军官们全心信赖，他的地位稳固成为美国革命另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类似“使命”本身，不容再质疑。

转入乡村

至少表面看来，有两个关于福吉谷的确凿事实相互矛盾。一方面，12月和1月持续的粮食短缺到了2月变成了全面饥荒。好几个军官评论当时可悲的状况，说军队同时面临饥饿和开小差，马匹因缺乏草料而死去，腐败的尸体发出恶臭。另一方面，军队的弧形部署正好穿过全国最肥沃高产的农业区。古弗尼尔·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是营地委员会代表，其评论最为精炼：“一支美国军队，位于美国的中心地带，即将因为没饭吃而解散。”确实，大陆军正在挨饿，但他们却恰好在美国最为富庶的农业产区正中央。这怎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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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短的答案是，当地大部分农民情愿把粮食卖给费城的英军。“我可以向阁下保证，”一位巡逻的军官解释说，“足够维持8000到1万人的面粉正每天运往费城……斯库基尔河（Schuylkill）这边，不到一天就有相当数量的粮食通过不同道路进入那个地方。”一支名副其实的车队载着粮食和牲口从乡下赶往城市，去给英军送吃的，赶大车的往往是女人、孩子，这样在被美国巡逻兵拦下时能尽量降低被逮捕的风险。“更让人恼恨的是，我知道您的军队粮食短缺，非常困难，”新泽西州长威廉·利文斯顿（William Livingston）写道，“而我相信部分原因是农民贪得无厌，情愿看着我们被无尽的痛苦吞没，也不愿意把收成卖个合理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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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至少在农民看来，价格是主要问题，因为大陆军用“收据”买东西，收据跟大幅贬值的大陆币挂钩，几乎毫无价值。而英国人用英镑付账，这种货币可靠得多。他们把粮食卖给英军，并非出于政治立场，而是全然理性的经济计算，其基础是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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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使这么解释，也还是简化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福吉谷附近乡村站在哪一边？因为上述解释暗示大部分民众认同爱国使命，只是因为要养家糊口才被迫将爱国之情放在一边。真实的社会和政治现实却混乱得多。如果绘制一个周边郡县地图，支持英军的地区涂成红色，支持美军的地区涂成蓝色，结果就是一幅随机的红蓝色块，但多数区域则需要涂成紫色，因为当地人立场模糊：贵格派受信仰约束，保持中立；温和的爱国者或者保王派则两边摇摆，立场取决于本地军事平衡的变化；很大一部分人则并不关心，只希望战事能换个地方，自己可以继续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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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时政治情况有两个极流行的设想，在之后的历史书中也颇有回响。第一个设想认为绝大部分美国公民都支持独立战争。1775到1776年间很可能是这样的，但1777到1778年就不再如此。第二个想法认为，辉格派和托利派，或者说爱国者和保王派，已经是截然分开、稳固不变的政治阵营。但上述地图揭示出，这两个设想完全不足以成立。情况从来不是如此，而且战争越是延续，这两个阵营越是流动、变化；人口越多，越是无法齐整地归类到任何一个阵营中。实际上，中部几个州的站队情况日益混乱，这是持久战导致的，福吉谷周边农村地区就以小见大地反映了这一情况，而倾向的冲突在这些州制造了极大混乱。

福吉谷的饥荒越严重，本地居民遭受的混乱和灾难也越深重。军队面临饥饿，华盛顿觉得有必要实行“大规模征收”，他派出格林带领一支近千人的分遣队去强行收购，也就是说，没收本地区剩余的所有牲口、马匹和谷物。一向足智多谋的格林发誓完成任务，尽管他看着一家家农户因为士兵拿走自己的所有东西而悲痛欲绝，心里不是滋味。格林报告说，这场景令人心碎，但搜到的东西也少得惊人，因为从费城来的英国征收队已经把村里搜刮一空。“我们带走了所有可用的马和牛、猪和羊，”他解释说，“但乡下被搜刮太甚，东西所剩无几。”那些没有卖给英国人的谷物和牲口，大部分农民都会尽量藏在附近的沼泽，供自己度过寒冬。几乎得不到关于这些食物的可靠信息，因为，格林说，“这里的辉格派害怕提供关于托利派的消息，担心我们走后他们会被抓到费城投入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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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地区的战争已经变成两军之间一系列争夺粮草的战斗，本地居民深陷其中。一位自称支持美国独立事业的农民这样形容不停变动的地面军队情况导致的恶性循环：“我们无法安全地待在屋里或者自由出入。我们也没法耕地、种植、播种、收割或者采集。我们迅速陷入贫困与窘迫，然后投奔敌人。”对忠于国王的农民来说，一旦大陆军来到本地，他们也遭到同样的命运。那些声称中立、试图避免指责的人很快发现根本不可能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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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居民无法预测这两支巡回打劫的队伍何时到来，因而陷入窘境。华盛顿则困在两条同样不相容的道路之中：没收食物、防止士兵饿死，同时显然会疏远美国革命意在保护的人民；或者坚持革命原则，眼睁睁看着军队解体。选择并不困难，虽然华盛顿坚持所有充公的谷物必须以收据支付，保持了良知。收据虽然毫无价值，但提供了道德上的慰藉。至于驱车去费城送粮的妇孺，不应伤害他们，但其马匹和车辆应该充公。被确认为非法交易主谋的男人则应逮捕并公开绞死，以示立场。一支巡逻队在费城外面巡视，队伍的指挥官请求向所有运送食物进城的男人开火并将尸体留在路上，警示那些有类似意向的人，华盛顿也并没有驳回这个要求。他划出的底线达不到我们现在说的“安抚”。为了不让豪的部队染指费城周围10英里半径区域内的农场，有人提议强行将所有居民搬迁至更远的地点，华盛顿拒绝了这一提议，认为这解决办法比它要解决的问题更恶劣，“减少整个地区的人口这种恐怖……让人无法采取这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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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伤的场面和困难的抉择表明战争的战略变局出现了新的重大进展。在福吉谷附近农村，情况第一次变得很清楚，美国革命依然是、而且一直是为了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但现在也是一场争夺美国人民民心的战争。这两场竞赛紧密相连。

到现在为止，华盛顿一直将这场战争看作两支军队之间的常规较量。他集中全部精力维持战斗力，希望能够在战场上与英军抗衡，并最终将其击败。虽然他从未完全放弃一贯的信念，福吉谷周边争夺粮草的战斗却迫使他面对新冲突的非常规一面。格林警告过他，“最鼓的钱包”通常会赢得持久战，从这个观点看，就像会计账簿上数字相加那么明显，英国最终会获得胜利，这几乎和数学结果一样确定。但是现在，乡村变幻的政治化学改变了方程的条件，新的变量不是钱，而是忠诚。最鼓的钱包也无法击败最顽强的抵抗。

一个新词进入了华盛顿的军事词汇表：“把握农村”（cover thecountry），这说明他意识到大陆军和当地民兵部队可以用作某种巡回的管制力量，控制农村地区，这是个关键的新任务，在许多方面比战场上同英军的攻防更为重要。对华盛顿来说这是新的思维方式，并不容易接受，因为他是为荣誉上战场，如同接到决斗的召唤。这个想法也不是像闪电或者顿悟那样突然降临到他脑海。（从性情上来说，华盛顿就做不到顿悟，而且不太相信其他人的顿悟。）但当福吉谷的雪开始融化，他逐渐领会了一种防御战略，控制农村将和赢得战斗同样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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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之祭

18世纪的战争有个让人捉摸不透的古老习俗，一种默契：冬天不打仗。1777到1778年冬季，大陆军正在经历大规模兵员更替，十分脆弱，如果豪选择无视这一习俗，他几乎肯定能摧毁大陆军（前一年冬天在莫里斯敦的营地也是同样情况）。但是，虽然现代战争的无情特质已经教会了我们，发动决定性的冬季攻势是极为明显的选择，豪却从未如此想过。出于同样原因，任何一方的正规军也从未想过，当敌人准备开火的时候他们应该在战场上卧倒。那个年代人们的思维更接近中世纪骑马比武的骑士世界，而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更具杀伤力的现代战场。不过美国革命时期美国人的战斗伤亡大多发生在短兵相接的残酷肉搏战中，在刺刀尖上，以最为恐怖而凄惨的方式死去。在那可怖的时刻并没有什么文明守则，但是有未曾言明且不可打破的交战规则，军队的指挥官作为绅士接受了这些规则，其中一条就是冬季无战争。

不过这也意味着春季的到来预示着要准备下一场战役。华盛顿开始为此做准备的时候，他的主要问题是要了解自己能指挥多少队伍。冬季里有大约200名军官辞职。服役期满、开小差、削弱战斗力的伤病和阵亡已将兵员减至不足5000—确切数字无从计算——因此所有的计划都依赖于下一场战役时报到的新兵数量。3月下旬，华盛顿向亨利·劳伦斯和大陆会议评估说：“在这危急时刻，我们的情况非常危险，我十分苦恼。我确信，在新的安排就绪、军队组织得当之前，我们就得仓皇应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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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来说，这一困境并不新鲜。大陆军折叠门似的兵力收缩和扩张已经和战斗季的到来一样，变成了另一项春之祭。之前的那个冬天，在莫里斯敦营地，军力跌到福吉谷的最低点以下。但是华盛顿给营地委员会并通过他们给大陆会议的主要意见在于，这种年度起伏不可持续。到了某个节点，队伍若无法重新征召满员，大陆军就会直接消失。华盛顿警告过，福吉谷很可能已经达到了这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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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月间，新兵们又开始慢慢汇入营地，很明显，这个季节不会发生什么特别的好事情。华盛顿在给营地委员会的报告中展望过非常强劲的兵力增幅——军队整体超过4万人，但现在这种情况显然完全不会发生。弗吉尼亚的新兵源由于必须进行强制天花防疫接种而来晚了，当他们补充进来、抵达营地后，新组成的军队大约有12000人。实际上，从福吉谷开出的军队规模和进入福吉谷时一样，虽然很多位置已经换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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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将开向何方？这也是华盛顿在4月份向手下所有将官提出的问题，先前华盛顿也是像这样征求军官们的意见，以便给营地委员会起草报告。在华盛顿看来，有三个战略选择：攻击豪在费城的军队；袭击纽约的英国驻军，占领纽约这个臭名昭著的保王党大本营；或者采取守势，打据点争夺战，除非极具优势，尽量避免与英军直接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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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将官都在几天内给了回复，留下了书面记录，可以清楚窥见在这商讨一年之计的时刻，大陆军将领们的战略思考。大多数军官还是以传统意义上的两军对峙模式思考这场战争。多数倾向于两种进攻策略之一，一位好斗的军官斯特灵勋爵（Lord Stirling）甚至提议同时袭击费城和纽约。大家一致认为，大陆军需要给豪以致命打击，以盖茨在萨拉托加击败伯戈因那种方式。在他们看来这是荣誉问题，也是唯一能赢得战争的方式。

回头看，他们的建议有两个层次：第一，他们还是认为战争拖得越久，英国的优势越大，认为时间在英国人这边；第二，根据他们的计算，他们发动的攻势想要获胜，需要的兵力在25000人到35000人之间，但大陆军目前还不到这个数的一半。而防御性战略看起来很不光彩，几乎是懦夫行为。还有一位名叫威廉·麦克斯韦尔（William Maxwell）的军官指出，华盛顿的第三种选择在他看来讲不通，“除非我们是故意要以拖延战术打败敌人，把战争拖到英国人无力承受，但我认为这不是我们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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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位军官不同意主流意见。施托伊本模棱两可，倾向于袭击纽约或者费城，但是也担心这一战略会将大陆军置于险境。“以美国现在的局势看，”他解释说，“我不能投票同意赌上国家命运来一次全面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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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工程军官安托万——让——路易·杜波达伊（Antoine-JeanLouis Duportail）最直言不讳地支持全面防御战略。他认为进攻等于自杀，鼓吹这一战略的人不够成熟，满脑子关于荣誉的浪漫想法，对明显的战略现实视而不见——也就是说，需要赢得战争的是英国人，不是美国人。杜波达伊做了最为清楚且具前瞻性的分析，认为随着时间流逝，美国将有越来越大的优势；抛弃这一优势、转而寻求向更胜一筹的英军发动决定性战役十分愚蠢。他指出，关键的战略问题根本还没有提出。所有预期的行动，无论在哪里，其判断标准都是在打败时有没有逃跑路线。在这个意义上，唯一重要的战略是一种有退路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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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的建议最具想象力和预见性，部分原因是他去年冬天一直在福吉谷勘察农村地区，再加上他熟谙罗马帝国军事史，因而更能敏锐感知任何占领军的内在困境，无论其军事力量有多强大。“敌人要征服这个国家，唯一的机会，”格林评论说，“是占领重要城市，打击贸易，毁掉店铺，败坏一部分社会成员，让他们协助自己制服其他人。”过去两年里，英军已经显示出完成大部分初始目标的能力，他们目前占领了纽约和费城，清楚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后面的目标需要他们巩固其征服成果，让人们相信并接受英国人永远保有最高权威，这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需要持续部署军队，超过了大英帝国的能力。格林的结论是：“敌人受累于一个很大的困境：要继续征服北美，同时要保卫征服的成果。”他正确地预言说，英国人会发动南方攻势，目标是南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希望在该地区的军事胜利能够向大部分南方人证明，抵抗是无用的，并借此打垮叛军的精神。格林的分析中，两军主要的斗争在于要赢得农村地区普通公民的民心，这才是左右冲突结局的决定性战场。他认为，华盛顿提出的纽约还是费城的问题，应该在更大的战略框架中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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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是写一个故事，讲述华盛顿如何明辨摆到眼前的明智观点，那会很有趣。在他后来的军事和政治生涯中，这样的故事会真的发生。但在现在的事例中，他仔细看过了所有将官的书面建议，认为他无法做出决定。他的反馈写在《关于作战计划的思考，1778年》（Thoughts Upon a Plan of Operation for Campaign，1778）中，简单概括了几种不同意见，并没有显示倾向于谁。其实和大部分高级军官一样，他似乎比较倾向于进攻战略。他所有的本能都指向这个方向。把他拦住的不是他认可施托伊本、杜波达伊或者格林的战略洞见，而是更为现实的认识：他没有足够的兵力对费城或纽约发动进攻。从天性上说他并非优柔寡断之人，但这种情况下他选择“等待事件的进展”，也就是间接地采纳了防御策略，至少眼下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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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与对策

华盛顿忧心沉思的时候，那些他等待的事件抵达福吉谷，比新兵到得更快。主要事件是人们期盼已久的，但仍然振奋：消息传来，法国已经和美国签订联盟条约。这相当于一场国际地震，震动了欧洲所有首都，伦敦首当其冲。诺思勋爵的内阁发现，在与其最令人畏惧的欧洲对手斗争的全球大背景下，有必要重新评估对北美的军事投入。华盛顿于5月5日向军队宣布了这一绝妙的消息，第二天施托伊本就安排了一场盛大的阅兵式，整个大陆军都参加了，演示了上下沿线连续奔跑射击，13门加农炮齐射，召集起来的所有部队精神振奋，大喊“万岁”。营地中央架起一张巨大的桌子，所有军官都受邀和司令官坐在一起，品尝“大量的肥肉、烈酒和其他酒类”。庆祝的情绪很适合宣布福吉谷冬天的终结，人们期盼着法国军队赶来施以援手，就像大西洋那边来的骑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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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条从国外传来的具有战略影响力的消息含义更为复杂。4月下旬，华盛顿得知英国内阁也许由于预见到美国和法国的关系，提出了新的和解条件，指派了和平委员会前来谈判，以结束争端。老实说，提出的条件并不新鲜，基本上和两年前大陆会议提出的条件一模一样。英国议会将同意不向殖民地收税，承认每个殖民地议会收税的权力，殖民地居民则宣誓向国王效忠，在调整之后的大英帝国框架内依然是经济伙伴关系。

在英国人看来，这一想法的时机已经到来，但在华盛顿看来，它的时机来过，但已经过去了。这一和平提议在他看来是英国的又一个阴谋，“是从最邪恶最卑劣的理念上生出来的，意在毒害人们的思想”。他认为英国人真正的目的是割裂美国人民，美国人“对眼前的战争已经普遍厌倦”，因此不太能抵御住任何看起来明智、能够结束痛苦的政治妥协。但现在要妥协已经太迟了。已经流了太多血，“痛苦如此巨大，损失不可计数，这些都不能忘记”。现在英国人准备给美国一切，除了独立，但正如华盛顿向劳伦斯说的：“只有独立……才能行。”劳伦斯同意这一点，他认为英国的新提议恰恰默认了自己的军队已经陷入没完没了的战争，而对手是一个“无法制服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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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和劳伦斯都不知道的是，大约正在此时，诺思勋爵内阁的另一条消息正在路上，要传给费城的豪将军。威廉爵士（豪将军）几乎在每个战场上都战胜了华盛顿，但还没有找到赢得战争的方法。因此他在伦敦的权贵那里失宠了，正要被召回英国。他的继任者是亨利·克林顿（Henry Clinton），后者将接到战争大臣、英国战略总设计者乔治·杰曼（George Germain）的新指令。这些指令反映了伦敦方面思维的重大变化，因为他们预见到法美联盟，以及——更主要的是——这一战争泥潭越来越费钱而公众支持日益减少。考虑到这些新进展，“战争方式必须改变，要有别于以前一直执行的计划”。克林顿应该“放弃主动进攻内陆叛军的想法”。具体而言，他应该撤离费城，巩固纽约的主力军，放弃任何一战而胜、击垮大陆军的尝试。同时，很大一部分英军兵力要部署到卡罗来纳，预计该地区强烈的保王情绪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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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战略决策更是符合帝国的风格，由顶层而下的方式做出，相比之下华盛顿的方式较为混乱但更有共识。克林顿自行其是的自由也十分有限——在此事上豪也是一样——而华盛顿在有关大陆军调配的所有问题上都享有近乎独断的权力。尽管风格严重不同，尽管华盛顿做出了等着瞧的决定，但如今双方都决心至少在可见的未来，在波托马克河以北采取守势。这一方案会导致战争更为持久，对决的双方都将重心让位于更为隐晦的竞争：民心和民意。

就这样，当华盛顿在1778年6月18日带领大陆军开出福吉谷，独立战争的一章结束了，开始了新的一章。更关键的是，大陆军从死亡边缘幸存下来，继续战斗，因此这之后神话般的描绘——客西马尼园，沙漠中的基督，冬季的匮乏——也包含了不少真理。实实在在是死里逃生。如果军队未能幸存，美国独立的故事将戛然而止，不得不再等待差不多一个世纪才能再现，变成一个逐渐演变的版本，沿着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独立的剧情发展，不再是革命传奇。反抗的战略中心并非一地，而是大陆军本身。大陆军开出福吉谷，人数和进入的时候大致相当，华盛顿等于是在宣布，美国革命的精神依然存在且完好。

不过福吉谷的转折性还另有原因。后面三年，大陆军只打了一场大的战役。那是在蒙茅斯郡府（Monmouth Court House），大陆军从福吉谷撤走后不久，克林顿的军队正开往纽约，美军计划骚扰其后卫部队，但意外升级为一场完全的传统战役。除此之外，从宾夕法尼亚东部往北到康涅狄格西部这条走廊没有发生过传统的攻防战役，而以前的主要战斗都发生在这个关键地带。在这里，争端的性质从赢得战役转移到控制农村。

华盛顿领会了这些情况变化的含义，不过只是部分领会。他思维中的传统倾向还是占着上风，他一直在等待法国陆军和海军的到来，那时候他就可以打垮纽约的英军，一战决胜，结束战争。（他最终实现了愿望，虽然不是在纽约，而是在约克镇。）实话说，长久以来他一直避免大规模战斗，唯一的原因是缺乏足够兵力。如果他向大陆会议要求的所有条件都能得到满足，如果大陆军兵力加倍，而且有装备良好的老兵部队持续作为战斗核心，华盛顿的行动定将不同，而且将更为强势。然而这从未发生。

相反，他被迫让大陆军保持守势。这么做的同时，他也表明自己的确理解了在福吉谷时开始显现出来的新战略条件。就这一点来说，关键的证据是他对大陆军的调动。三年里，他沿着一条很长的弧形部署军队，从费城开始，北上穿过新泽西，包围纽约，进入哈德孙高地（Hudson Highlands），然后南下进入康涅狄格西部的山区农村地带。这是对福吉谷小型兵力部署的放大，在遭遇强大英军部队时留有逃往西部的通道，更重要的是，保证了对农村地区的控制，大部分平民人口居住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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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当英国于1780年采取了南方战略，派遣查尔斯·康华里率领主力军前往卡罗来纳，华盛顿也拒绝在战略上后退一步（他再次派出他的单人智囊团格林来解决问题，由他带着小支“飞行军”骚扰康华里，格林也一如既往地出色执行了任务）。华盛顿遏制住了自己想要击败英军的本能冲动，意识到关键的战场在别处，在心理领域，普通美国人在那里权衡自己的利益和效忠对象。通过控制这一领域，他能保证在战争的关键战役中获胜。约克镇因此变成神的礼物，满足了华盛顿最大的念想，但福吉谷才是转折性时刻，他在这里首次窥见的战略现实使得约克镇大捷在某种意义上必然发生。

[1]
位于耶路撒冷以东，靠近橄榄山，是耶稣经常默想与祷告之地，他受难前夜在此向上帝祷告。

[2]
约翰·马歇尔（1755—1835），美国政治家、法学家，1801—1835年担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期间对美国的司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3]
大陆会议发行的美国通用货币。由于没有价值的支撑，大陆币在发行后迅速贬值，为联邦带来财政和信用上的危机。

[4]
辛辛那提兄弟会成立于1783年，该社团的建立是为了保持参加过独立战争的大陆军军官的情谊。“辛辛那提”来自罗马将军辛辛那图斯，以向乔治·华盛顿致敬。该社现在依然存在，许多声名显赫的人物，包括好几任美国总统都是其成员。美国辛辛那提市的名称即根据这个团体而来。

[5]
拉法耶特（1757—1834），吉尔贝·杜·莫提耶，拉法耶特侯爵，法国政治家、贵族，青年时志愿参加美国革命，在大陆军担任军官，是华盛顿等人的密友。1789年担任法国国民军总司令，参与法国大革命。被称为“两个世界的英雄”。

第三章

立宪论辩

1783年，独立战争正式结束，华盛顿写下了最后一篇《给各州的公告》，行文抒情，异于平常风格；确实，这封信里包含了华盛顿写过的最具诗意的段落。他传达的信息也同样鼓舞人心——事实上是一篇对美国刚获得的胜利的意义的阐述，高瞻远瞩。华盛顿写道：

美国公民，置身于令人艳羡的条件中，作为一整片广袤大陆唯一的所有者和尊贵者，拥有世上各种土壤和气候，丰富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条件，刚刚签订令人满意的和约
[1]

，承认他们拥有绝对的自由和独立；从这时起，他们就是最引人注目的剧场上的演员，似乎为上天有意指派，以展示人类的伟大和幸福。
1

简而言之，美国的胜利不仅意味着从大英帝国独立，还意味着美利坚帝国的开创，替代英国成为这块大陆的主宰。在华盛顿看来，美国革命是法印战争的延续，意在控制北美密西西比河以东区域。1763年的《巴黎和约》（Peace of Paris）令法国退出角逐，1783年的《巴黎条约》（Treaty of Paris）则驱逐了英国。现在除了一些印第安部落，无人能够在密西西比河以东抗衡美国的势力。

拉法耶特建议进行一场环欧首都大旅行，作为胜利庆祝的游行，华盛顿反过来建议一场环美“新帝国”旅行，从底特律出发，沿密西西比河南下至新奥尔良，然后掉头穿过现在的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前往萨凡纳（Savannah）。这是激动人心的帝国眼光，约半个世纪后将会获得“命定扩张说”（“manifest destiny”）的名号。“我们面前的道路如此明显，”华盛顿写道，“如果错过，则比无知更糟。”
2

有人不同意。华盛顿《给各州的公告》针对的是各州政府，这也含蓄地承认了州政府才是初生的美利坚共和国政治力量真正的主权来源，而非邦联国会[也就是在《邦联条例》（Articles ofConfederation）
[2]

下成立的政府]。与此同时在费城，《巴黎条约》数周无法通过，因为许多代表无心参会，导致会议法定人数不足。根据《邦联条例》建立的政府并非一个具有帝国主张的强大民族国家，其实根本算不上真正的政府，倒更像是一个外交会议，拥有主权的各州认为自己是自治的国家（nation），只是以这个会议来协调互相关系，协调一种国内版外交政策。这个政府之所以是弱势的，缺乏足够权威来管理一个迅速成长的帝国，都是出于有意的设计。

美利坚合众国后来的历史证明了华盛顿的帝国眼光，这个国家在19世纪巩固了自己在北美大陆的力量，并在20世纪上升为世界主要经济和军事力量，但是必须记住，“合众国”（“United States”，联合的州）在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复数而非单数名词，更像是现在的欧盟而非现代版的罗马帝国。民众的忠心主要限制在地方，然后汇聚为以州为基础的忠诚，接着偶尔扩大到地区之间的密切往来和共同利益。（就在杰斐逊坐下来写《独立宣言》之前，他就哀叹自己流落费城，远离“我的祖国”的怀抱，他所指的是弗吉尼亚。）1776年，无论著名人士还是普通民众，美国殖民地居民的主流意见都认为他们聚在一起是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击败英国这个利维坦，但这个联合体只是出于需要暂时存在，与其说是永结同心，倒不如说是一场强迫的友谊。将各殖民地维系在一起的唯一因素在于他们都是大英帝国的成员。将各州维系在一起——也仅仅是勉强维系在一起——的唯一因素在于他们共同反对大英帝国的权威。现在仗打赢了，各州便分道扬镳。

如果华盛顿是对的，迅速成长中的美利坚帝国需要一个全权中央政府来管理帝国必然迎来的横跨大陆的扩张。但这样一个全国性政府违背了美国革命代表的最令人珍惜的政治信念。从华盛顿的角度看，邦联国会只不过“略好于空洞的声音”，或者是“无关紧要的机构”，注定会“遭到欧洲人的嘲笑”。但从绝大多数美国公民的角度看，《邦联条例》本身的弱点却是共和原则的闪光范例，因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就复制了他们刚刚反抗过的那个遥远的独裁政治力量。
3

这两个政治阵营间的巨大鸿沟无法逾越，其差异的根本在于对美国革命真正含义的理解不同。华盛顿和大陆军大多数军官是最为坦率的国家主义者（nationalists），但战争结束时他们是绝对的少数派。坚定的邦联主义者（confederationists）明显是大多数，而且拥有不可估量的意识形态优势，他们知道，一个强大的美利坚民族国家违背了由“76精神”代表的神圣化的政治原则。

我们要讲的故事就是关于鸿沟如何逾越，少数坚定的国家主义者如何重新定义“76精神”，将其变为“87精神”。当然，这是老生常谈了，我们即将穿过的地面布满了之前历史学家的尸体，他们很可能无意之中给出了路标。不幸的是，他们不同的故事版本往往要么让他们同国家主义者结盟，认为宪法是美国革命的顶点，要么同邦联主义者结盟，认为宪法是种背叛。其结果就是这个历史对话陷入最初的参与者在18世纪80年代就建立的政治框架中，基本上一再重复双方的党派辩词，重复又重复，或者试图达成折中的妥协，但仍落入最初的模式中。
4

我在其他地方说过，在这一辩论中站队就像在美国革命的词与曲中二选一。双方都自认掌握正当的历史事实。双方都怀有严肃的信念，认为只有自己表达出了美国革命最深切的脉动。这一棘手的事实应当作为两党政治的起点，以便做出真正客观的努力，去理解赢得独立之后美国革命那混乱而变动的意义。
5

我们关注的时段，1786年到1788年这两年，堪称整个美国政治史上最具创造力的时刻。故事的高潮不是1787年夏天的制宪会议，而是1788年夏天弗吉尼亚州的宪法批准会
[3]

，双方争执的条款得到最为充分的辩论。故事的主角詹姆斯·麦迪逊，一个极为羞怯的小个子弗吉尼亚人，作为美国最深刻的政治思想家在这戏剧性时刻脱颖而出。配角也群星闪烁，有乔治·华盛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乔治·梅森（George Mason）
[4]

，以及，也许最苦涩的配角，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
[5]

。讽刺的是，这些角色里没有人全心认同1787年提出、1788年通过的宪法方案，这只是痛苦妥协和精彩的临场发挥的产物，不是关于政治理论的纯粹持久的论证。

最后胜出的论点，是一个全新的、前所未有的联邦主义版本，来自混乱的政治程序本身而非任何一个思想家的头脑。基本上，获胜的论点有悖逻辑，有违整个欧洲政治传统积累的智慧，因为它使得论辩本身成了问题的答案，它创造了一个框架，框架中联邦和州政府之间持续谈判，争夺主权，从而使得宪法和历史一样，成为没有终结的论辩。

美式欧洲

到了1786年，仅仅在乔治·华盛顿对美利坚帝国崛起做出全景式预言三年后，他已经确信，他深爱的美利坚共和国不仅没有迈入伟大的境界，反倒处于无政府状态的边缘。许多信件从芒特弗农涌出，警告说在《邦联条例》框架下设立的政府已经证明自己是“一盘散沙”，以前只是无法胜任，现在眼看要全盘解体：“如果我们的政治原则不改变，我们用了7年时间、付出了许多血汗和财富才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必然倒塌。我们正在迅速滑向无政府状态和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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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新生共和国无法实现其远大理想，这种恐惧几乎无法承受：“我们迎来朝阳，史无前例地顺意——眼下的日子却前所未有地阴云密布……13个主权互相拉扯，绑架联邦政府，很快会全盘皆输。”解决办法很明了，但无法实现，至少在目前的框架内做不到。华盛顿对约翰·杰伊（John Jay）哀叹：“必须想办法确立一种能够强有力地渗透到整个联邦的权力，就像不同的州政府主权强力渗透到本州一样，否则我认为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不会存在很久。”很快，有责任感的政治家就需要做出重大抉择：“我们要么是团结的国民，要么不是。如果是，那么让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怀着各方面的共同关切而行动，我们有国家目标要促进，有国家性格要弘扬——如果不是，那我们就别再上演闹剧、假装团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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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就在于此。因为绝大多数美国人将邦联国会看作某种遥远的、事不关己的事物，他们本地政府和州政府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政治主权来源。华盛顿更宽泛的国家主义视野是美利坚人中的例外，而非典型。他的想法来自长期的战争熔炼，战时大陆会议就无法强制各州，而各州拒绝提供稳定的人力和钱粮，几乎让美国错失其光荣的胜利。或者至少前任总司令是这样想的，对他来说，美国独立已经变成美国国家观念形成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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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战后的悲叹也就是重申自己在战时对缺乏一个全权中央政府的抱怨。那时是为了赢得战争，现在是要延续和平，也包括为了在下个世纪合并整个大陆。普通民众大部分不这么想，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殖民地的政治论点反对英国议会的权威，主张把主权置于各州，反对任何美国版本的议会，将其视为同英国议会一样的存在，将威胁到人民在战争中获得的自由；第二，普通美国人心中并不存在一种积极的民族精神，无法在英国军队离开后继续维持团结。这样一来，《邦联条例》下虚弱的联邦政府准确反映了为美国革命辩护的那种意识形态，以及大多数美国公民的心态和体验。在他们看来，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心怀帝国主张，这种宏大视野距离他们的日常生活太过遥远。

其后果就是人们普遍对邦联国会的明显不称职无动于衷。各州宪法的产生伴随着大量辩论，大多数州宪法最后都采取了亚当斯在《关于政府的思考》中提出的模式：民选政府，两院制议会，司法独立。在《邦联条例》基础上建立政府时却没有得到能与之相提并论的讨论，因为在设计和批准政府时，战争还在激烈进行中，也因为人们本来无意让它成为一个国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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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邦联国会将所在地从费城迁到普林斯顿（Princeton），又挪到安纳波利斯（Annapolis），再转到特伦顿（Trenton），然后到纽约，也没人反对这种暂时性的表现。其实这种暂时性反倒比较令人欣慰。同样，另一件惨淡的事是不断增长的国家负债，总额粗略估计有1.5亿美元，虽然没人知道确切数字。毕竟联邦税或关税让人想起20年前英国议会的勾当，这当然是所有麻烦的源头。最后，许多代表拒绝出席邦联国会会议，或者即使出席，也在自己的事务结束后马上离开，这只是进一步确认了任何千里之外的中央政权短暂飘忽的地位。有人批评这种不可靠的安排内在的弱点，但他们没能明白，这弱点是大多数美国人乐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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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批评者理解这一窘迫的现实，詹姆斯·麦迪逊即是其中一位。“保留各州联合是否可能和值得，”他在1786年提出警告，“必须以某种方式快速决定。那些对保留政府漠不关心的人会期盼政府消亡。”麦迪逊和当时大多数对邦联提出批评的人一样，用“无政府状态”来形容不作为的后果，这个词意味着彻底混乱，暴力遍布，可能发生州之间的内战，而几个欧洲强国可能趁机利用这种政治上的混乱插手干涉，以实现自己帝国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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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邦联条例》崩溃，最可能的后果不是无政府状态，而是美国解体为两三个分离的邦联——因为历史在18世纪80年代结束时突然转向，所以我们无法确认。但麦迪逊本人承认，欧洲和美国的传言都预测，《条例》迫在眉睫的失效很可能导致“各州分化为两个或三个邦联”。《波士顿独立新闻》一篇文章预想了一个地区性联邦，由五个新英格兰的州组成，“让大陆的其他部分去实现他们各自的弱智计划好了”。最可能的图景是三分天下的地区联盟，美国将变得像欧洲。新英格兰如同斯堪的纳维亚，大西洋中部各州像西欧，波托马克河以南各州好比地中海诸国。这种三位一体的新美国能怎样度过今后的几十年，人们只能猜想，无法确知它是否会变成通往内战或外国侵略的中转站，或者变成几个稳定的独立共和国，和平共处，繁荣发展。总之，万一《条例》解体，最可能的转变不是完全的无政府状态，而是分离的几个邦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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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的结论和华盛顿一样，认为要完全实现美国革命的愿景，只能通过稳定而完全统一的民族国家。但他达到这个结论的路径很不同。他身体虚弱，无法在大陆军或弗吉尼亚民兵中服役，因此他从未体会过华盛顿在战争期间要服务于13个不同的主人的挫败感，也没有在福吉谷眼看着人们饿死。麦迪逊的挫败感是在政坛形成的，具体而言是在弗吉尼亚州立法机构和邦联国会里，他在此观察到令人困惑的事实，利益集团和政治派别阴谋阻碍基本的立法，以大众为名义掩盖自己狭隘的党派谋划。在弗吉尼亚州，这些阴谋诡计有各种形式：危言耸听，夸大英国圣公会教士的危害，试图阻拦杰斐逊的宗教自由提案；提议建立纸币体系，意在欺骗债权人，允许以疯狂贬值的货币抵偿债务；公职候选人不负责任地承诺就职后会取消所有税收。邦联国会中的体现则包括故意长期缺席，完全无视攀升的国家债务，罗得岛州（Rhode Island）对一切财政法案一心蓄意阻挠，用派系图谋扭曲有关外交政策的合乎逻辑的对话。麦迪逊实际上是遭遇了美国粗野的民主政治文化的早期表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出格或欺骗的行为，最后再加上这么一个在任何意义上都算不上真正的政府的联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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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6年8月，麦迪逊告知当时担任美国驻巴黎公使的托马斯·杰斐逊，邦联国会代表团中最近流传着一个提案，建议召开一个“全权会议”修正《邦联条例》，但如何修正则并未明确。“虽然我的意愿是同意这么一个会议，”麦迪逊向杰斐逊说明，“但在目前危机下，我对于最后结果非常绝望，依我看结果无非是商业改革。老实说，甚至对这个问题我也几乎感到无望。”麦迪逊提到的是国家主义者小圈子内的主流观点，大家认为，普通民众并没有他们那种紧迫感，时机未成熟时发起的重大改革几乎肯定会失败，而成为它寻求解决的困境的牺牲品。或者更糟，此时召开会议极有可能投票彻底解散邦联，让位给欧洲模式的地区邦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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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6年秋天，四个事件的集中发展让麦迪逊相信，无论时机是否成熟，再拖下去会冒更大风险，不如赌一把。第一件事涉及在密西西比河上的航行权，此事促发了一场政治危机，从去年春天起一直在发酵。约翰·杰伊负责邦联国会中的外交政策，提议美国放弃25年或30年的密西西比河航行权，以换取同西班牙的一个慷慨的商业协议。所有东北部的州都投票赞同这一提议，这是因为它们能从扩大对西班牙贸易中获益最多。

但杰伊的提案在整个弗吉尼亚州和西部边疆定居点敲响了警钟，在当地，整个密西西比问题都和西进扩张的前景相关。杰伊的提议让人疑心东北部阴谋出卖西部利益以换取东部的好处。麦迪逊认为杰伊的提案“令人警醒，证明暂时和局部的利益超越了公正而广泛的准则……而只有后者才能实现联邦持续繁荣。”到目前为止，邦联国会尚能有所成效地处理的一个重要事宜是几个州对于西部土地主张的竞争，主要因为索要土地的最大的几个州，尤其是弗吉尼亚州，将仲裁权转让给了国会。但是现在，杰伊提议的协议可能会破坏这一共识，即西部土地是国家财富，有益于所有人，麦迪逊形容为“自然赠予美国的丰厚礼物……通过新近的革命而获得”。

相反，西部土地的开发变成了党派问题，不同群体为了主导地位而竞争，麦迪逊认为这是“对公正的公然违背，直接违反联邦政府成立的初衷，是对联邦体系的背离，让人担忧”。对于公认的美利坚邦联的和平共处，危机也是个不祥之兆，因为它表明，万一各州自行其是，各方的西部土地之争可能引发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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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影响麦迪逊思考岌岌可危的联邦现状的事件，是马萨诸塞州西部的农民暴动，抗议波士顿的州立法机构新的课税和止赎权。麦迪逊最早接到的报告大大夸大了暴动的范围和规模[最后暴动以首领丹尼尔·谢斯（Daniel Shays）的名字被命名为“谢斯起义”]。这些报告称，农民组成12000人的大军，其中许多是民兵部队和大陆军的退伍军人，准备夺取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的军火库，然后宛如无情的潮水，持续东来，积蓄势头，吸引支持者，试图推翻波士顿政府，同时喊着反对马萨诸塞州长的口号，气氛好比反抗乔治三世。

事实上，只有1200名叛乱者。在本杰明·林肯（BenjaminLincoln）的率领下，4000名马萨诸塞州民兵在斯普林菲尔德轻易将其击溃。他们被四处搜捕，逃得无影无踪。之后马萨诸塞州政府第一时间放宽了引发这场暴动的限制性法条。麦迪逊将这个插曲视作即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的先兆，在并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宣称有英国特务煽动了暴动，而且同样毫无根据地声称邦联国会未能派遣联邦军队协助马萨诸塞的民兵，这代表了国家意愿的失败，危及美利坚共和国的存亡。但无论如何误导，麦迪逊有其严肃的信念，因为他真诚地相信，“76精神”，即对任何强制的政府权威的本能反抗，已经同任何可行的国家联合不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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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件事是温和改良的不幸破产。弗吉尼亚州立法机构支持在安纳波利斯召开各州代表大会，以清除长期以来阻碍州与州之间贸易的障碍。但只有五个州出席了1786年9月的大会，包括麦迪逊在内的所有代表都十分尴尬，就像一群没有教堂会众的牧师。历史往往十分讽刺，安纳波利斯会议的失败让麦迪逊得出了结论：既然对《邦联条例》的温和改革努力在政治上不可能，采取更激进的解决办法也不必担心失去什么。如果安纳波利斯会议成功了，麦迪逊很可能会坚持逐步修改《条例》。既然失败了，他反而大胆放手一搏，支持了同样心怀不满的纽约州代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一份提案，而此人注定成为他最伟大的合作者和最可畏的对手。汉密尔顿敦促第二年春天在费城再召开一个会议，解决那些导致邦联各种乱象的根本问题。这就像染血的拳击手被一阵猛击后蹒跚站起，决心在最后一轮一拳制胜，击倒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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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件也是最后一件事不那么复杂，实际上只和一个人有关。但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乔治·华盛顿，全美国只有他能仅靠自己的声望就将一场失败的事业转化为切实可行的事情。

1786年10月，麦迪逊到芒特弗农拜访华盛顿，待了三天。他们很快发现了利益共同点，在之后几个月中，这些共同之处将施展魔法般的力量。麦迪逊发现华盛顿完全同意他对邦联可悲现状的判断，其近在眼前的崩溃可能毁灭他曾经拼搏追求的一切。华盛顿则发现这位弗吉尼亚老乡，虽然年轻得可以做自己的儿子，却拥有出色的政治直觉和超出其年龄的实际知识。华盛顿刚开始并没有想到，他会被游说，最终被说动，再作冯妇，返回舞台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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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证春季的这个会议不再出现安纳波利斯会议那样可笑的局面，唯一的办法就是选出声名卓著的州代表，其名誉即能保证对《条例》的改革会被严肃对待。在这个遴选过程中，华盛顿是终极奖品。1786年11月，麦迪逊告知华盛顿，弗吉尼亚州立法会已经一致投票将他的名字列在本州7名参会代表名单之首。这消息让华盛顿吃了一惊，因为他并没有认可这一任命，事实上他跟麦迪逊说得很清楚，他是不可能参会的。毕竟，在卸任总司令职务时，他已经很实在地向美国人民承诺再也不会重返公共生活领域。他是美国的辛辛那图斯，将永远隐居在芒特弗农的葡萄藤和无花果树下。而且他已经谢绝了参加辛辛那提社年会的邀请，年会也将于同样时间在费城举行。最后，费城会议到底能否获得比夭折的安纳波利斯会议更大的成功，完全不清楚，而他辉煌的生涯到了这个阶段，华盛顿已不太习惯拿名誉冒险，参与前途未卜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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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针对华盛顿的一连串拒绝，打了一场政治上的游击战。当然只有华盛顿自己对这事有最后发言权，但与此同时，为了更重大的事由，如果他允许将自己的名字留在弗吉尼亚代表团名单上，也是极有助益的，这样保证能激发其他州的著名人士挺身而出，“有您的名字在任命状的前头”将会有助于“表达弗吉尼亚对此事的认真态度”。同时，华盛顿的沉默也保留了这种可能性：“至少一道门还敞开着，您今后还可能同意；万一头顶的阴云变得黑暗而险恶，压倒了一切思虑，我们依然会顾及国家的生存或安全。”即将离任的弗吉尼亚州长埃德蒙·伦道夫（Edmund Randolph）也加入了麦迪逊精明的游说阵营，他提醒华盛顿，他再次成为美国最不可或缺的人物。“阴郁的前景还留有一线希望，”他写信给华盛顿，“那些发动了革命而且坚持下去获得胜利的人依然能够拯救美国迫在眉睫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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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在整整四个月中备受折磨，一直试图溜走，但麦迪逊在他们10月的会谈中已经牢牢勾住了他。当时华盛顿已认可自己和麦迪逊一样，相信美国的共和主义实验已走到悬崖边缘；民众中广泛的漠不关心，不应阻拦有责任感的政治家尝试最后一刻的绝望救援。麦迪逊绝不会让他忘记这一根本性的判断，逃避让华盛顿除了承认自己不再是有责任感的政治家以外无路可走。这显然很荒谬。还有个同样明显的事情也不言而喻：华盛顿的个人遗产也岌岌可危。

令他饱受煎熬的思量终于在1787年3月结束，华盛顿同意出面。他立即给麦迪逊写信宣布，既然他承诺支持这件事，就没理由只提出折中之策，只为即将崩塌的邦联结构问题贴膏药。当他开始思考即将召开的会议，华盛顿坚信会议议程“不应采纳权宜之策，而应将宪法的缺陷探测到底，提出激进的解决之道，无论人们是否赞成”。《邦联条例》不需要修订，而应由全权的全国性政府替代。这个政府拥有清晰的授权，能够在外交、内政各方面都能迫使各州服从。事实证明，麦迪逊也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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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的思想

虽然麦迪逊当时无法预知未来，但1787年春天，他做好了准备，要启动其30年政治生涯最有创造力的阶段，这30年间，他位于或接近国家政治的震中，成为时代的巨人之一，而且不缺乏旗鼓相当的对手。一个身高1米62、体重59公斤的人如何成为一位美国巨人，显然这是关于智力而非力量的故事。由于麦迪逊超乎寻常的羞涩，故事更为复杂。在大多数社交场合，他都会悄然挪到屋角；他声音很小，以至于速记员们会哀叹，听不清他在演讲或者辩论中说些什么。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班同学（1771级）都惊叹于他大脑的力量，但都担忧这力量在能够吸引注意之前就会消散，因为它被包在如此病弱的躯体中，恐怕都无法达到盛年。结果他于1836年去世，比班上谁都活得长，挥舞着“最后一位国父”的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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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显然在这年轻人身上发现了特别之处，后者密切关注《条例》彻底改革这一重要问题，但他还有一种本能，愿意用自己可观的才能为别人做事，而不为自己邀功。麦迪逊似乎没有个人目的，因为他似乎没有个性。或者，也许这是因为他如此不可思议的安宁而自得其乐，似乎从未想过个人荣辱。

不论原因为何，在弗吉尼亚王朝自我膨胀、炫技而雄辩的风格中，麦迪逊由于自觉地不引人注意而突出。他的风格其实就是没有风格。结果，他在辩论中的发言总是不带修辞虚饰或党派锋芒，只有纯思辨的赤裸力量。如同其人，这些发言只关乎心智而非实物。

然而，作为这样一个明显长于思辨的人，他在处理喧嚣的实际政治时也十分干练，令人惊叹——实际的政治操作起来，归根到底就是挽起袖子数人头。华盛顿当然能够证实他的第一种技巧，因为他自己本来在同伦道夫州长和麦迪逊激烈地讨价还价，拒绝重新步入公共生活，却忽然发现自己——这是怎么发生的？——完全投入，开始领导前往费城的弗吉尼亚代表团。在后一方面，麦迪逊创建了一个关系网络，遍布各州，提供即将参会的当选代表的基本信息。

他管理的网络显示，费城会议不会重复安纳波利斯的惨败。大部分代表都决心大幅修改《邦联条例》。倾向于维持现状的人绝大部分都抵制了代表的遴选过程。麦迪逊做的这些政治上的功课让他得出一个惊人结论：至少有机会一搏，拯救脆弱的美利坚共和国免于解体。华盛顿参加此事给这一赌博以合法性。关于潜在代表的消息则增加了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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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年3月到5月，麦迪逊启动了一个双管齐下的计划，为夏天在费城的辩论做准备。这是典型的麦迪逊式行动，他习惯性地以此弥补他作为演讲家的不足：他总是辩论中准备最充分的那个，手边总是有更多的相关信息，令对手懊恼，而且不知怎么的，比你自己更理解你论点的逻辑内涵。一个动向朝外看，弄清每个州代表团的主流观点，这一努力完全切实可行，能够确认大多数代表在改革邦联的问题上预备走多远。另一个动向朝内看自己的信念，这是完全内省的努力，辅之以大量阅读历史和政治理论的书籍，这是最近杰斐逊从巴黎寄给他的“文学货物”。

埃德蒙·伦道夫从里士满写信来，告知他弗吉尼亚选民最多能接受对条款的温和修订，主要是提高邦联国会增加收入和规范贸易的能力。任何更为积极的改革都会和基本民意抵触，几乎肯定会输。杰斐逊从巴黎写信来，同意上述意见，虽然理由不同。杰斐逊认为，现存政府就像一幅布料，需要修补而非抛弃。需要修补的窟窿涉及对外交事务的联邦主权，但内政应由各州完全掌握。另一边则站着极端国家主义者的小团体，以华盛顿为核心组成可信赖的政治顾问团，包括亨利·诺克斯、约翰·杰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们都认为《条例》已无可救药，必须完全替换。麦迪逊越想，也越相信只有彻底改革才行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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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伦道夫承认，自己支持的孤注一掷战略看起来“也许太夸张，完全无法实现，不值一试”。但他已确信，“除非联邦以共和主义原则有效组织起来”，否则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最终解体，“帝国分解为敌对的地区性邦联”。他观察着政治语境，得到的结论是半截子措施还不如什么都不做，因为这样只会延长痛苦，从而延迟适时的决定，直到无望的结局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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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在他看来，真正有效的答案轮廓已足够清晰：不应采取一院制的立法机构代表各州，而应由两院制的立法机构，按人口比例分配各州的代表名额。行政部门的权力应该在外交政策上有更大的权限。无论会议最后达成何种文件，都应由特别召集的州代表大会批准，而不是交给州立法机构批准，这样才能表明会议决议是人民的意愿，而不是州之间的协议。最后是决定性的一点，新建的联邦政府应该拥有否决权，针对一切州立法，“以及所有法案”。

麦迪逊明白这最后一条提议及其语言是会煽起怒火的，因为它和当初英国议会在1766年的《公告令》（Declaratory Act）中用来为自己对殖民地大会的主权辩护的措辞完全呼应。在此意义上，麦迪逊认为更具活力的联邦政府需要拥有对各州同样的主权权能，也就是20年前被反叛的各州斥为专制的那种权力。他坚持联邦的否决权，这让他比其他极端国家主义者更进了半步，杰伊、诺克斯和汉密尔顿等人只是全都同意主权必须从州政府转移到国家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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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麦迪逊在1787年3月就已经得出了这些激进的结论，他整个春天的紧张阅读和思考与其说是漫无目的的学识跋涉，不如说是集中精力为一个预定结论收集证据。虽然他有学者的风度和气质，但也有律师为客户辩护的心态，此处他的客户就是全权的美利坚民族国家。他将自己的任务视作党派运动，他要放大支持自己的论据，并准备反驳对方的证据。有历史学家将麦迪逊对制宪会议的准备形容为出类拔萃的哲学探索，探究共和政府最深刻的复杂性，这是错误地解释了麦迪逊的思想。麦迪逊支持的判决事先已经明了，现在他的思想正开足马力，去寻找论据。

例如，他的《古代与现代邦联论》（“Notes on Ancient and Modern Confederacies”）并不是超然地评价希腊、意大利、日耳曼和荷兰的邦联的曲折历史，而是集中精力说明所有这些邦联都是天然虚弱的政治联盟，建立的初衷往往是要抵抗一个共同敌人，最终都会因为各方拒绝向一个中央主体交出主权而解体。麦迪逊观察到，同样的事情反复发生，都出于同样的原因。几乎像是数学定理。邦联本质上是过渡性的政治结构，最终要么解体，这是通常的结局，要么走向团结，这是罕见但显然更值得支持的目的地。因此，历史提供的政治教训并非暧昧不明。各州联合组成的邦联共和国要么走到一起成为一个国家，要么遭受欧洲先驱那样的悲伤命运，内战、无政府状态以及政治上的湮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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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撰写的《美国政治体系的罪恶》（“Vices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罪恶》）也是如此，读起来像是一位无情的、不顾一切要获得判决的特别检察官针对邦联国会而撰写的起诉状。对《条例》的反对很容易成立，因为主权在州这个主要信念使得所有的联邦立法机构仅仅是顾问性质，所有州之间的合作完全出于自愿，这一致命弱点麦迪逊已经通过欧洲历史的细节一丝不苟地表明了。但他要收集一部完整的失败案例集作为参考，在即将到来的费城辩论中能够方便取用。

因此他列了冗长的政治恶行名单，也可以看作杰斐逊在1776年对乔治三世的冗长控诉的更新版本：各州在战争中未能履行纳税义务，战后资助退伍兵津贴的承诺也未能实现；它们拒绝合作国内建设事务，例如修建道路和运河，还阻拦其他人促进州际贸易；它们与不同的印第安部落单独签署条约，侵犯联邦主权；它们拒绝遵守《巴黎条约》的要求，拒绝偿还英国债权人的债务（这个问题上弗吉尼亚州是主要罪犯）；它们建立了一系列令人困惑的州法，使得任何统一的司法体系无法实现。诸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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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表末尾，麦迪逊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论点。到目前为止，他的恶行目录强调了各州未能实现其联邦义务。但现在，焦点转到了它们在州内未能为公众利益着想。本地的民意煽动者，自称护民官，学会了“提出各种复杂论辩，舌灿莲花以获取支持”。他心里想的可能是帕特里克·亨利最近鼓动弗吉尼亚神职人员反对杰斐逊的宗教自由提案。然而他更重要的论点出自对州政府战后行为的彻底分析。我们之前看到了，早先在《对政府的思考》中，约翰·亚当斯告诫人们警惕一种诱人的幻象，不要相信存在稳定的、同质的“人民”，以为能用一院制的立法机构代表人民。当时他已经领悟了这个观点。但是在亚当斯的设计中，两院制立法能解决问题是因为他依然在古典的少数和多数范畴中思考，认为两院制立法机构能够妥善安置他们的不同利益。

麦迪逊把理论往前发展了一步，将少数派和多数派分解为互相竞争的派系和利益集团的集合，都打着“人民”的神圣旗号来为自己的利益正言。他尤其反感多数人残酷碾压少数人的权利，虽然他并非在认真考虑保护穷人和无资产人群的民权，而是在考虑如何保护债权人的权利不受纸币阴谋的伤害，这个阴谋允许用几乎毫无价值的货币支付债务。他的主要观点是，战后各州政府的经验清楚表明了简单或单一民意的愚蠢，以及在号称代表民意的说法与公众的长久利益之间存在的明显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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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麦迪逊的理论又往前跨了一步，大多数历史学家和宪法学者都认为这是他对现代政治科学最卓著的贡献。传统上认为，共和国在小的地理范围内运转得最好，选举出来的代表能够保持与选民利益接近，孟德斯鸠（Montesquieu）对这一观点的解说最为著名。实际上，这一主流想法在美国革命前关于英国税收的辩论中塑造了反抗议会权力的思想，这也是为什么对钱袋子的控制授予了殖民地大会以及后来的州议会。但是麦迪逊在《罪恶》中用了许多篇幅说明，接近选民并不保证州议员的政治行为必然负责。恰恰相反：正如麦迪逊分析的，压倒性的证据显示出一个明显的规律，州层面的政治行为反映出严重的不负责任，纷乱刺耳的杂音，名副其实的本地利益万花筒，缺乏任何集体凝聚力。

如此一来，麦迪逊扭转了传统的逻辑。小型共和国，例如州，相比大型共和国其实更容易发生派系争吵和宗派分歧。大型共和国因为事业规模变大，“也大大增加了竞争派别的数量，而它们彼此辖制。……所以面积广阔的共和国能改善小型共和国的管理”。这不只是说一个全权的全国政府很可能会吸引更好的政治家，更能抵抗本地压力，虽然麦迪逊相信的确如此。最根本的认识与常识相反：一个扩展的美利坚共和国使得空间变成了资产，而非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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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观念的萌芽，麦迪逊将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Federalist 10
）中更完整地阐述，而20世纪的政治学家会将这一观点看作对政治多元化构想最早的系统阐述。其结果就是足足一个军团的学者从此都锁定这个时刻来确定麦迪逊灵感的来源。杰斐逊从巴黎发来的“文学货物”包括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历史著作，其中包含了这一观点的萌芽，麦迪逊可能吸收了。另一个可能的来源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
，1776），其中斯密对市场协同平衡的分析麦迪逊肯定十分熟悉，这提供了上述观点的经济学版本，而麦迪逊可能又反过来用到政治领域。麦迪逊还领导弗吉尼亚州制定宗教自由法令，这也让他得以了解美国殖民地独特的宗教史，不同教派和宗派的繁盛本身最终引向了宗教宽容原则，因为没有哪个教派或者教义能够一家独大。也许这也触发了麦迪逊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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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更平淡、也与当时律师式的思考更相符的解释是，麦迪逊意识到，关于共和国大小的争论是那些支持《条例》和现状的人的主心骨。反对激进改革的人肯定会在费城冲他嚷嚷这些。因此他需要准备好反驳，事实上他的智力军火库需要一件新武器来反驳他们在这些易受攻击的议题上的发难。简单地说，不论大共和国更稳定的观点来自哪里，他都牢牢抓住了，因为他一直在寻找它，知道自己需要它。我们会看到，这一观点的新颖之处在于基本上颠覆了革命意识形态的核心认识，同时也限制了它自身在制宪会议和关键的批准大会上的影响。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到目前为止领先于时代的想法，没有人能完全领会其原创性。但是1787年春天，当这观点真生发出来时，它就有力地占据了麦迪逊的头脑，也许是对这样一个观点的迫切需要让他的头脑准备好去抓住它。

87精神

麦迪逊于1787年5月5日抵达费城时，已经清晰地了解自己面对的政治挑战，也同样了解真正的全国政府需要采用的合适形式。在第一个问题上，他对各州代表团的大范围调查显示，温和派希望改革《条例》，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激进派认为《条例》已无法补救，希望完全更换，双方几乎势均力敌。整体来说，聚集在费城的代表只反映了当时国内广泛民意的一个方面；激烈反对《条例》做任何改变的人，选择抵制这次大会；而觉得这整个政治改革同自己日常生活无关的人可能占大多数，他们则完全没注意到费城这个不相干的闭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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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一个问题——新政府的恰当形式——麦迪逊也没有疑问。确实，还有一些非常具体、甚至是技术性的问题有待解决。但麦迪逊知道，对于这些政治上的争斗，他比任何人都更有准备。（如果如俗语所说“上帝在细节里”，那么上帝一到，麦迪逊已经等候多时了。）真正的全国性美利坚共和制的大致轮廓才是最重要的，而麦迪逊在脑海里已经清晰地看到了。

第一，新政府要受益于起草各州宪法时积累的智慧，恰当的政治方案规定了三个分离的机构——行政、司法和立法——每个机构的权力界定清晰，管辖范围重叠。第二，立法机构应为两院制，最关键的是这两院应根据人口按比例向各州分配代表名额，这样才能将代表权的核心从州转移到全体公民手里。第三点，也是麦迪逊认为是他最有争议但是也最不可让步的提议，所有的州法必须由联邦层面批准，这样一来，主权归属才毫无疑义。第四，新宪法必须由州特别会议批准，而不是州立法机构。特别会议代表只为这一个任务而来，如此则发出明确信号：这是全体人民的创造，而非各州之间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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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麦迪逊在夏天的会议上讲话超过200次，但在会议正式开始之前，他已经做出了对制宪会议最重要的贡献。因为直到5月下旬会议才有足够的法定出席人数，麦迪逊有了两周时间游说弗吉尼亚代表。华盛顿不怎么需要游说，实际上他已经从麦迪逊那里榨出了一个承诺，无论冒怎样的政治风险，也至少要提出“激进的方案”。“全国性政府的情形（如果还能被称为政府的话），已经动摇到基础了，”华盛顿一到费城就评论道，“一言以蔽之，已经走到头了，除非很快采取行动改善，否则无政府状态和混乱将无可避免地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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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州的其他代表，主要是埃德蒙·伦道夫和乔治·梅森，更倾向于要“半块面包”，而不是冒全盘皆输的风险。不过到5月中旬，在弗吉尼亚代表团几次没有记录的会议里，麦迪逊和华盛顿支持的极端国家主义的提案胜出，成为整个代表团起始的谈判立场的基础。其结果就是15条《弗吉尼亚方案》（Virginia Plan），包括了麦迪逊所有的主要提案，除了联邦对州的否决权，因为伦道夫和梅森坚持用更含糊的语言软化这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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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人数足够时，制宪会议于5月29日正式召开，麦迪逊会前做的所有功课都在《弗吉尼亚方案》中收获了立竿见影的成果，这个文件将激进改革确立为最初议程，决定了辩论的框架。而温和派那边，没有谁有同样清晰、可供选择的方案，因此《弗吉尼亚方案》的极端国家主义议程就自动占据了场地。为现状辩护的人认为会议本身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变，至少也是合法性可疑的聚会，现在，伤害之上又加了侮辱。因为在他们看来，要求召开制宪会议就是一小撮有组织的危言耸听的少数派对关于《条例》的政治辩论的劫持，现在会议本身也被代表中的少数派激进分子俘获。

从麦迪逊的角度看，事情的进展十分完美。激进派议程已经稳坐马鞍，正要冲向胜利。乔治·华盛顿被选为会议主席，主持所有协商——这是最后的王牌，以抵抗所有质疑会议合法性的人。不能奢望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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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的大部分时间里，代表们都在架构新的国会。根据《弗吉尼亚方案》，国会应该采用两院制，两院议员根据人口比例分配。6月6日，麦迪逊首次提出他的“扩展的共和国”理论，作为他论辩的一部分，以支持直接选举众议员。考虑到这个观念的原创性，即更大规模的共和国证明比小型共和国更加稳定、更少强制，这一观点提出后遇到代表们沉默以待，确实有些奇怪。（也许是这个观点太过新颖，大家都不怎么理解。）无论如何，温和派代表起初对于《弗吉尼亚方案》的激进提议没有准备，措手不及，到了6月中旬也缓过劲来，拿出了自己的方案，方案以主要倡导者威廉·佩特森（William Paterson）的家乡新泽西为名，称为“新泽西方案”（NewJersey Plan），主要观点是提议仅仅对《邦联条例》做出修正，并坚持各州在国会中每州一票的代表权。现在麻烦了，事关重大的核心议题——主权在州或在联邦——被放到了国会代表权这个极其重要的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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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后来称之为“大妥协”（“The Great Compromise”）的政治议案，为会议余下的日程确定了内容，也为从此以后宪法意义的暧昧不明定下基调。“大妥协”按人口比例分配众议员名额，按州分配参议员名额，基本上是宣布了州的主权与联邦主权之争这一理论问题在政治上无解，除非采取各让一步的对策，而两个阵营都对此不满。唯一可行的方案是让主权问题继续保持模糊。

麦迪逊和华盛顿都认为这一妥协是灾难性的失败。华盛顿认为，他从退休状态重返舞台为之鼓与呼的国家大计如今敲响了丧钟。他对自己“在这件事中起到的任何作用”深表遗憾。麦迪逊是十分顽强的政治斗士，不肯放弃，但他也被迫承认，他的激进民族国家形式远远不止于松散的邦联，但当时情况下，这在政治上不可能实现。人们依然只限于对本地和以州为基础的区域表示忠诚，无法无视或抛弃这一事实。这个十分现实的结论有可靠证据，并通过三次不同的关于联邦否决权的投票体现出来，每一次版本都略有不同，但都以决定性多数而失败。这些投票失败后，麦迪逊的激进改革也就基本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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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也许有点不敬，但8月和9月初，会议关于立法和行政机构余下的辩论确实是冗余的尾声。代表们都很累，天气又热，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的鸿沟显然无法逾越。麦迪逊将所有能量都投入到这些辩论中，决心挽救一些联邦权力的碎片。但是描述司法机构的语言有意模糊、开放，所创建的最高法院除了不是“最高”，什么都可能。关于行政机构的更广泛的辩论中出现了一些让人沮丧的时刻，代表们没完没了地争论该如何选举和弹劾总统，同时刻意避免清楚地规定总统到底应该做些什么。

在文件的最终草案完成以前，麦迪逊就用密码给杰斐逊写了一封信，以防任何刺探的眼睛读到他悲观的评价。麦迪逊认为自己在重要战役中失败了，也就是他在关于联邦对所有州立法有否决权的论辩、在立法机构的两院中实行按人口分配代表额的论辩中失败了。州主权的原则被限定，但是没有被消灭，而他认为应该如此。“我冒失地提出了一个观点，”他告诉杰斐逊，“但即使方案被采纳，也无法有效实现国家的目标或者防止在各州当地的损害，这些损害已经激起了对州政府的厌恶。”主权问题并没能如他所愿的那样被正视，并以国家主义方式解决，反而被各种手腕应付过去，有意使它暧昧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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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比麦迪逊略为乐观一点。在一封给他挚爱的拉法耶特的信中，他似乎说过宪法最终草案给他的印象是一个本质上模棱两可的文件，几乎引发了互相矛盾的阐释：“它现在是命运之子，被一些人培养鼓励，被另一些人推来搡去。大众的意见或者接受度如何，不由我决定，我也不应说什么支持或反对的话。”但是考虑到制宪会议中意见的多样性，很可能“这是目前能得到的最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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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以后，1787年10月，麦迪逊给杰斐逊写了一封值得关注的长信，对会议的成败做了深思熟虑的反思。夏季会议期间，所有参会代表都被要求宣誓保密。因此这封信是麦迪逊第一次有机会向杰斐逊通报他关于会议的看法。由于杰斐逊历来都认为《条例》只需要改良，而且考虑到麦迪逊试图用全权的国家政府替代《条例》的努力刚刚失败，这封长信撰写得既是外交文件，也有教育意味，是写给自己前政治导师的一封温和而坚定的信件，中心内容是告诉他，危机比身处巴黎的任何人能够想象的都要深重。

另一方面，会议上有个共识令人印象深刻，即必须维持联合。麦迪逊写道，没有人“赞成将帝国分裂为两三个邦联”。最坏的可能性没有发生。同样令人鼓舞的是，在众议院采取按比例分配议员名额的决定也是一个根本性改变，“表明接受政府的改变，政府不能以州为基础运作，组成政府的个体应该不受各州干扰”。这是重大进步。最终结果是“划出一条分界线，让全国政府拥有所有必要权力以达成其一般性目的，让州政府拥有对他们最有利的所有权力”。麦迪逊没有说的是，代表们无法就这条线划在哪里达成一致，返回各自所在州时对宪法的权力制衡究竟落在哪里给出了极为不同的阐释。

麦迪逊解释说：假如代表们愿意接受他的提议，同意让联邦政府拥有对州立法的否决权，这一含糊不清的局面就能解决。但是他的提议被拒绝，导致新政府头上悬着一个巨大的问号，“因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全体对于部分的制约，我们的系统就会招致政府中的政府这一弊端”，换句话说，也就是几乎被刻意模糊的关键的主权问题。另一个解决办法是将权威赋予联邦司法机构，“将各州限制在合适范围内，并提供否定其法律的空间”。但是宪法提案里对司法权的解释极端模糊，完全不足以完成这一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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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解释说，在各州和联邦主权悬而未决的争议下潜伏着一个非常基本的观念冲突：究竟谁是“人民”。麦迪逊几乎确定杰斐逊本人需要在这一点上受点教育，所以他的分析带着一种近乎训导的口吻：

那些为简单民主或者纯粹共和辩护的人，被多数人的概念所驱动，在狭窄的范围内行动，设定了一种其实是虚假的情况。其推理的观念基础在于他们以为所有人都有完全一样的利益，在任何方面都有相同的情感……可我们知道，没有哪个社会是由如此面貌相同的公民组成的，也不可能实现……在所有文明社会中，差异多种多样，不可避免……有穷人和富人，债权人和债务人，有地产利益、金融利益、商业利益和制造业利益。这些阶层也可根据不同的贸易情况和制造的不同产品而继续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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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接着展开阐释他反直觉的意见。扩大政府执政的范围和人口规模是对这一社会毒性唯一有效的解毒剂。“在一个大的社会里，”麦迪逊论证，“人们分为数目众多的利益集团和派别，这样更不容易产生共同感受……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这个堕落的暴政信条，在某些条件下，是共和国能实现以公平原则治理的唯一原则。”与传统智慧相反，共和制政府为了避免其普遍的弱点，“不能在小范围内，而是必须在扩大的范围内执政”。在给杰斐逊的信件中，麦迪逊对其共和国规模和大小的新观念给出了迄今为止最清晰全面的阐释。因此有理由相信，杰斐逊比费城会议的代表们更能轻易把握住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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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麦迪逊的主要论点在于：新宪法虽然对无力的《邦联条例》做了重大改进，因此值得杰斐逊支持，但同时也有致命缺陷，因为没能解决主权问题。麦迪逊还在舔伤口，尚未从会议上的多重失败中恢复，因此他对会议辩论和文件的精彩注释反映出了自己仍然强烈的失望情绪。

不过其后几个月，当他一边关注着其他州批准宪法的辩论，一边为弗吉尼亚州的重要辩论做准备时，他的想法开始变化。他最初看作宪法致命弱点的特质逐渐成为其最大的优点。

批准宪法的辩论

制宪会议结束后的10个月中，美国历史上最为影响深远、后果重大的政治辩论席卷联邦各州。当辩论接近尾声时，华盛顿将这充分与开放的辩论描述为另一个“活生生的奇迹”，堪与战胜英国军队相提并论。“我们目前展示出新奇而惊人的景观，一个民族的所有人，平静而审慎地考虑何种政府形式对于他们的幸福最为有益，并以始料不及的一致性做出决定，赞成一种他们认为是精心设计的制度，来达成目的。”实际上，最终的结论谈不上一致，直到最后，形势才稍有明晰，而最为关键的三个州——马萨诸塞州、弗吉尼亚州和纽约州——正反方的投票极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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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宪会议是闭门会议，仅限于温和派和激进派两派之间，双方都认为现存政府需要改变，与此不同的是批准宪法的会议向公众开放，媒体参与报道。（弗吉尼亚州甚至准备了速记员，将辩论全部记录为文字。）最重要的是，双方对于《条例》是修订还是保留这一基本问题都持不同意见。这也是为什么到了晚年，麦迪逊说任何关于宪法创建者“原始意向”的判断基础都必须是批准会议的辩论，而不是制宪会议的辩论。

现代学者已经证明，那些主要或完全从经济角度来解释辩论分歧的说法都不可信。混乱中的真相是各州乃至州内各郡的投票模式都多得令人发疯，这也使得任何单一阐释无法立足，不管是经济的还是其他的。贴在双方身上的标签也没什么逻辑可言，因为双方都自视为联邦主义者，意思是他们都支持邦联共和国（a confederatedrepublic），但是对邦联中州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相对权力有分歧。费城会议上弗吉尼亚代表团占据了政治上的主动，支持批准宪法的人也以同样方式率先自称联邦党人，占据了修辞和宣传的上风。这使得反对批准宪法的人位置尴尬，不得不接受“反联邦党人”（antifederalists）全然负面的内涵。在各州辩论开始前联邦党人已经赢了初赛。

新命名的联邦党人还有两个额外的战略优势。首先，反对派缺乏任何能替代宪法的文件，除了《邦联条例》。虽然大多数反联邦党人可能也更愿意接受温和修订的条款，但这一选择并不存在。麦迪逊一开始就确信：“宪法提案肯定会引出一个问题：邦联是否应继续存在，而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如他说的：“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有些代表觉得宪法太过于国家主义，《邦联条例》又如此不足，令人绝望，他们无处可去。这一决定不容讨价还价。联邦党人可以合理地将之描述为这么一个选择：不联合，就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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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弗吉尼亚州和纽约州的会议定在批准程序的尾声召开，这意味着政治压力会聚集起来压在这几个最为关键而问题丛生的州头上，它们要么批准宪法，要么冒被孤立的风险，因为批准宪法需要的最少9个州那时都已投过票了。麦迪逊说：“人们普遍相信，有至少9个州会接受这个计划，接下来，拖延至今的问题必须简化为一个两难抉择——要么自己转移过来，要么进来，但没有任何功劳。”总的来说，误导人的标签、有限的正反选择，以及政治日程都有利于联邦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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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反联邦党人也有自己的优势，他们声称自己是为真正的“76精神”说话，这说法还是很有力的。反联邦党人的说辞扎根于革命意识形态中，认为任何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都是英国政府的国内版本，而他们看来这个英国政府自己是一直拒绝的。如果联邦党人口诛笔伐的是“无政府”，那么反联邦党人的就是“整合”（consolidation），意思是不道德的政治力量以秘密会议集合起来（比如制宪会议本身），朝臣和政客在其中密谋欺骗普通美国人，要夺取其自由和每日劳作的正当所得。“整合”一词唤起一个政治巨兽的幽灵，被奉为神圣的独立战争为美国争得的权利，都有被这个巨兽吞噬的危险。一位历史学家称反联邦党人为“无信仰之人”，但反联邦党人的反对理由恰恰拥抱这一标签，视为荣誉勋章，他们对任何以代表人民之名、行远离人民之实的政府，表现出不无道理的不信任。这些最为热忱的人辩论说，整合政府最糟的地方在于，一旦就位，其专断权力的无情延伸将无法阻止，其腐败倾向不可避免，它对于专制的胃口也就难以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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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联邦党人也有修辞优势，他们代表了大多数民众的倾向。虽然无法确知，但看来如果举行公投，很可能否决宪法提案。例如在弗吉尼亚州，坚定的联邦党人约翰·马歇尔承认大多数人反对批准宪法，但是批准会议本身的分裂又势均力敌，因为选民选择了最有名望的州领袖和本地领袖，不管他们对宪法是何态度。反联邦党人因此可以颇为可信地宣称他们为大多数“人民”说话。当然麦迪逊说，不存在“人民”这么一种生物，单纯的多数人往往当局者迷。但是反联邦党人能够反驳说——他们也确实这么反驳了——他们是在保护普通美国人，以免少数失掉了真正共和主义信仰的精英从他们手里接管美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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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党人文集》的主要目标是与上述说法抗辩，并给出合乎逻辑的反驳，证明宪法不是对美国革命原则的背叛，而是一种解救。1787年11月到1788年3月间，麦迪逊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普布利乌斯”（Publius）为笔名，写了85篇文章，病中的约翰·杰伊也贡献了其中数篇。当汉密尔顿向自己的前任总司令呈上所有文章的装订本，华盛顿宣布，这书一出即是政治经典之作。“随这场危机而生的暂时的境况和倏忽的功绩都将消失，”他预言道，“这著作将得到后世的注意。”后世看起来肯定了华盛顿的判断，20世纪的历史学家和宪法学者已经使《联邦党人文集》成为解释创建者们最初意向的关键资料来源，以及有史以来对美国的共和制政府实验所做的最深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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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的先见是对的。我们对《联邦党人文集》的半神圣感情多少妨碍了我们准确理解本书在批准辩论如火如荼时起到的作用。第一，对于共和制政府的大量思考是匆匆写就，完全没有多少时间深思熟虑。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并非宁静安详的政治哲学家，他们的行事风格更像火急火燎的记者赶着截稿期出报纸，或者四面楚歌的律师为重要客户准备案情摘要。第二，作为“制宪者原意”的化身，《联邦党人文集》只代表了论辩中的一方，这是围绕批准宪法而公开声明的党派之争，并不假装超脱。第三，有理由相信，《联邦党人文集》对现代的宪法讨论影响更大，超过了对当时产生这份文件的18世纪辩论的影响。在纽约之外，本书发行量有限；除了少数例外，这本书的语言对普通读者来说难以理解；它最大的影响是在联邦党人代表中间激发出支持之情，而他们本来也是决心要批准宪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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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汉密尔顿和麦迪逊都是迫于当时政治上的紧急情况，才在整理自己关于宪法的论点时，拿宪法的模糊性立论，而在费城会议上他们本来强力反对这个观念。我们看到，麦迪逊支持的是联邦政府明白无误的主权，希望在国家层面、而不是州层面解决主权问题。汉密尔顿则是更彻底的国家主义者，巴不得各州整个消失了才好。他们都认为费城达成的模糊决议是可怕的失败，最重要的主权问题并未解决。当初他们谴责宪法的暧昧性，认为是其致命弱点，但现在他们认为这种暧昧是宪法的核心力量。

麦迪逊的转变并非出于学理上的信念——他仍然支持有主权的民族国家——但现在他认识到，如果他赢了费城的辩论，制定一部宪法，规定了拥有清晰主权的中央政府，那现在这部宪法根本没有机会获得批准。面对自己不乐见的民意证据，政治家必须调整，麦迪逊就是这样一位政治家，他转变了立场。现在他转而尽力倡导自己曾在费城反对的观点，即宪法将一种独特的共享主权（shared sovereignty）的形式制度化。

他一步步艰难地达到这一结论。他最早的普布利乌斯论文写于1787年11月和12月，文章重申了他在费城的论点：邦联这种政府形式在本质上就不稳定。他对欧洲历史上几乎所有邦联的冗长梳理为这一结论提供了支持。然后才是关于扩展的共和国更稳定的原创性观点，最早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中公之于众。这两种论点都符合他强烈的国家主义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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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88年1月开始，他的说法开始转变，这很可能是出于对反联邦党人的回应。后者有力地指出，宪法创造了一个集中的联邦政府。麦迪逊现在坚持说没有这回事，宪法只赋予中央政府那些明确列举的权力，用来保全各州联合体。其他权力都在各州。州政府将一直拥有支配力，这确证了反联邦党人描述的那种鬼怪般的政府纯属捏造，而联邦政府的三权分立有清晰的界定，这也进一步保证在国家层面不会有完全的整合。

反联邦党人似乎相信主权只能存在于一处，这其实就是英国人坚持议会主权时下错的一步棋
[6]

（而且很容易忘记的是，麦迪逊本人就在制宪会议上坚持这一观点）。不过新政府的政治架构否定了老旧正统的单一主权说，创造了独特的权力分散。不管把这种新版本的联邦主义叫什么，它显然不是整合。在针对反联邦党人发动的一场近乎诘问的辩论中，麦迪逊发现了暧昧之美，或者是变动主权（shifting sovereignties）之美。虽然麦迪逊被驱向这种新论点是出于实际需要，不是自主选择，他还是半推半就达成了一种认同，其创造性堪比他对扩展的共和国的反直觉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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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788年春天，情况已经清楚，大战的决定性战役将在弗吉尼亚州打响。麦迪逊曾经希望在6月弗吉尼亚州开会之前，那个魔法数字——9个州——就已经批准了宪法。但是新罕布什尔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决定推迟投票，大概是在等弗吉尼亚州和纽约州来指引方向。罗得岛则保持了其自行其是的风格，选择抵制所有批准程序，和它之前抵制制宪会议一样。这样一来，弗吉尼亚州的联邦党人就失去了就既成事实进行辩论的绝佳优势。

4月，麦迪逊抛弃了他作为普布利乌斯的理论化角色——《联邦党人文集》已经完工——返回到更为实际的角色中，不屈不挠点算票数，努力让代表人数达到里士满会议的要求。最初的一阵乐观情绪中，杰斐逊和华盛顿都认为联邦党人明显占大多数，但麦迪逊变得更为谨慎。他认为力量对比会极为接近，州北部的代表坚定支持批准宪法，弗吉尼亚东部各县坚定反对，平衡的力量属于西部代表以及当时还属于弗吉尼亚州的肯塔基地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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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未知因素会打破任何理性计算的结果：帕特里克·亨利。当初他拒绝加入弗吉尼亚代表团去费城开会，还很不吉利地说：“我闻到了老鼠味儿。”麦迪逊带点儿挖苦地跟华盛顿说，亨利缺席费城会议，是“出于这种考虑，希望在另一个场合里自己的行动可以不受束缚，其全能力量将左右（弗吉尼亚）会议的命运”。华盛顿知道亨利倾向于反对批准，因为亨利表达过自己很遗憾，站在他“最为尊崇”的那个人的对立面。华盛顿除外，亨利不仅是弗吉尼亚州最受拥戴的人物，也是美国最有名、最可怕的演说家，因为在宣布独立之前十年就以雷霆般的演说向乔治三世发难而被永远供奉在美国万神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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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曾在诸多场合被亨利驳斥，最痛苦的是在杰斐逊的宗教自由提案上，麦迪逊为之辩护，亨利则阻止提案通过长达数年。亨利催眠般的用词能力让杰斐逊尤其不堪其扰，觉得这是一种粗糙的、诉诸感情的方式，不应击败自己抒情的、诉诸理性的文字。然而这种方式经常获胜。杰斐逊向麦迪逊解释，亨利的雄辩是难以理解、无法预测的自然力，类似飓风，遭遇时唯一能做的就是“虔诚祈祷他赶快平息掉”。然而不仅祈祷没应验，现在亨利还蓄势待发，准备施展魔法，作为领军人物在辩论中反对批准宪法，决定其命运。相比林肯——道格拉斯（Lincoln-Douglas）关于奴隶制的辩论
[7]

，或者达罗——布莱恩（Darrow-Bryan）关于进化论的辩论
[8]

，亨利与麦迪逊在1788年6月的辩论可称作美国历史上后果更为深远的一场辩论。
55

尽管麦迪逊个子矮小，这却是个性与风格迥然不同的两个巨人间的对决。亨利充满生气、激昂热烈、脱稿讲话，兼具舞台演员和神坛上的传福音牧师的姿态。麦迪逊说话平静，声音低到速记员会抱怨有些字听不清。他一手拿着帽子，里头是笔记，他像发表学术讲演的教授一样需要查看笔记。不过，他的论辩因此朴实无华、不加矫饰，反而因其质朴而更令人难忘。约翰·马歇尔这样说：“亨利先生无疑拥有卓越的说服力量”，但是，“麦迪逊先生则最能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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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月5日的初次演讲中，亨利炮火齐发，攻击联邦党人批准宪法的各种前提。第一，认为美国处于无政府的边缘，《条例》即将失效，这危言耸听的想法是哪来的？就亨利所知，弗吉尼亚州经济发展顺遂，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明显很平静。这几乎就是杰斐逊著名的“追求幸福”的完美例证。至于说在《条例》框架下政府不足以完成任务，则完全有悖于所有证据：“邦联……带领我们度过了漫长危险的战争。在这场与强国的血腥冲突中它让我们获胜。它为我们获得了比任何欧洲王朝都更为广阔的领土。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应该被指控为弱智和无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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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费城代表有什么莫名的权威，可以在提到“我们人民”时具有正当性？这一看来无害的表达完全暴露了新宪法真正的激进本质，它将跳过各州，宣布直接对公民施政。“他们有没有说过‘我们，各州’？他们有没有提议州之间的协议？如果有，这就是邦联。而实际上是另一回事，非常清楚，这是个整合政府。先生，现在问题就在于这件小事——‘我们，人民’这个说法，而不是美利坚诸邦（States of America）。”现在完全清楚了，美国爱国者牺牲了如此多的性命和钱财才逃脱英国掌控，而现在他们要求弗吉尼亚人同意再精确复制一个利维坦。想想吧，例如税收这个头等重要的事。“假设弗吉尼亚所有代表都反对一部征税的法律。但是又有什么用呢？所以……你被征税了，但你自己并未同意，倒是那些跟你无关的人同意了。”这无疑是76年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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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考虑到那些危言耸听的辩解和明显激进的建议，是怎样秘而不宣的计划在引导费城那些偷偷摸摸的会议？难道还不清楚？大英帝国成了我们的新模范，我们现在宣布想成为强大的民族国家，还有自己的帝国主张？

不管方式如何，我们必须是伟大的、非凡的帝国；我们必须有一支军队，还有海军，还有其他东西。当美国精神还年轻时，美国的语言也不同。自由，先生，是主要目标……你要这个国家的公民同意成为伟大的、统一的美利坚帝国的臣民……当我审视这些，先生，它们非常让人害怕。在其他畸形之外，它有一种可怕的斜视；它朝着君主制斜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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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至于弗吉尼亚州的审议只是无关紧要的尾声，故事结局早已预知，亨利对此表示反对。“据说有八个州已经接受了这一计划”，最终的批准几乎已成定局。但如果这样，亨利反问：“我们为何还要聚在这里？这岂不是在侮辱联合体里最强大的州？”亨利总结说：“即使十二个半州都已接受，尽管世界误入歧途，我以男子汉的坚定宣布，我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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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两天里，麦迪逊做了两个长篇讲演，基本上是逐条反驳亨利的发言。在会议期间，双方都有多位代表发言——埃德蒙·伦道夫和约翰·马歇尔是联邦党人发言人中最著名的，反联邦党人那边则是乔治·梅森——但是双方无可争议的领军人物则是麦迪逊和亨利。因此，当麦迪逊上台讲话时，他深刻认识到，兼具实力和声望的亨利是自己的主要目标和关注对象，是自己过去两年中逐步发展、精心调整演练过的论点的理想标靶。在这个至为紧要的戏剧性地点，他细致的准备工作得到了回报。

麦迪逊认为亨利对于《条例》框架内政府的金光闪闪描述不可信，像另一个星球的人说的话。战争期间，各州未能批准税收，也没能足额征兵，战后，邦联国会和州立法会继续采用不负责任的财政规程。欧洲所有的市场和银行家都认为美国政府完全没有信誉。麦迪逊再次展开阐释他关于之前所有邦联系统性弱点的看法，讲述了他对阿哈伊亚同盟（Achaean League）
[9]

、日耳曼体系、瑞士和荷兰邦联的研究，然后反问道：“这些邦联的历史和我们自己的经验教训难道不是一致的吗？”接着他回答了自己的问题，结论很明显：“一个政府想靠着13个主权独立的州存活，这从理论上说文理不通，从实践上看完全无效。”批评《条例》的并非危言耸听之人，而是熟知历史的现实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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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认为宪法创造了整合政府，基本消解了州权，支持全能的联邦政府，麦迪逊接下来驳斥这一条。如果亨利仔细研读过宪法，麦迪逊说，他的恐惧很快就会消散，因为他会发现，这个创造极为独特：“这是前所未有的方式……是独立自持的。某些方面，这是一种联邦性质的政府；其他方面，是一种整合性质的政府。”这种混种生物令亨利华丽的指控落空，因为“我们，人民”并不是指“组成一个大的团体的人们——而是组成13个分离主权的人们”。显然需要提醒亨利先生，各州在新秩序下依然具有持久的重要性。参议院代表各州，由州立法会选出。各州任命选举人，由他们选出总统。所有后续的宪法修正案必须由各州通过。因此宪法提案“性质复杂”，麦迪逊总结说，“我相信，人们会发现这种复杂性排除了完全整合以及简单邦联的各种坏处”。至于8个州已经通过提案，与其认为这是从政治上对弗吉尼亚州唐突施压，令其服从，不妨看作美国同胞智慧的体现，我们应该从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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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提出的主权既是共享的，也是分离的，这个论点的天才之处在于，把制宪会议上达成的全然务实但政治上令人痛苦的妥协提升到新颖的政治发现的高度：政府并非为了提供答案，而是提供框架，在其中持续辩论重要议题。和他的扩展的共和国理念一样，麦迪逊关于论辩效力的论点调转了传统观念的方向。

确实，好几位著名的联邦党人，包括《联邦党人文集》中的汉密尔顿、麦迪逊，以及宾夕法尼亚批准会议上的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都认为宪法实际上是将终极权力定位于一处：也就是“人民”这神圣化的集体，虽然有记录显示麦迪逊私下里认为不存在这么一种实体。但是，在实际层面上，宪法却创造了一个框架，其中，州主权和联邦主权的对立是一种持续的谈判，并在具体事例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得以解决。这份文件中，按照麦迪逊现在的理解，内嵌了关于论辩本身政治效力的论点。主权的刻意模糊不仅不是致命弱点，反倒是持久的优势。在此意义上，亨利及其反联邦党人同伴正受邀跳上这更为现代、更宽敞而且令人振奋的政治列车，继续辩论。而旅程本身即是它的真正终点。

这就是最终定论，长期来看也是宪法真正天才之处。不过，在弗吉尼亚会议上，还不清楚这个论点——或任何论点——是否造成了决定性的区别。毕竟大多数代表抵达里士满时已经知道该怎么投票了。在弗吉尼亚州，和其他州的批准会议一样，特别本地化、非常具体的关切往往战胜理论讨论。例如弗吉尼亚东部各县代表最关心的是一旦批准，就将要求他们遵守《巴黎条约》的条款，偿还英国债权人的未清债务。西部和肯塔基的代表则根据自己对新授权的联邦政府在密西西比问题和西进扩张步伐上的立场预期来投票。埃德蒙·伦道夫转到联邦党人阵营中可能影响了一些代表——当时他虽然参加了制宪会议，但拒绝在宪法决议上签字。然而麦迪逊论辩的美妙及其力量来源在于，一直持续的各种利益冲突变成了操作性原则，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弗吉尼亚会议上冲突的利益体现了麦迪逊的新理论。

亨利感觉到了失败，他把会议后面几天变成了有关必须增加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
[10]

的辩论，意在更清晰地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将大部分国内事务留给州政府。麦迪逊认为亨利这一努力是一种战略手段，试图迷惑尚未决定的代表。他的回应是接受推荐的修正案，但不接受给批准增加约束条件。会议接近尾声时，辩论的脉络集中在绝境中孤注一掷的政治花招上，忽略麦迪逊的全局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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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的最终发言在6月29日，他提了40个宪法修正案，但是被雷霆般的抗议制止了，代表们说，就算是神仙也不愿再听更多的拖延最终投票的辩论了。最终投票很接近，但决定了结果（89—79）。事后反联邦党人召开骨干会议，考虑起草文件挑战上述结果，亨利立刻拒绝了。他已尽力，他说，他们所有人都已尽力。但他们输了，那么现在“最好回家”。尽管有诸多缺陷，宪法仍注定成为国法。
64

亨利为州主权的辩护并未完全消弭。之后10年中，最有力地辩护亨利立场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麦迪逊本人，这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富深意的讽刺之事。甚至后来，在亨利逝去很久以后，美利坚邦联国（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
[11]

采纳了他的辩护，作为其退出联盟的核心理论基础。这论辩的最终解决并未发生在政治场合，而是在内战战场上，麦迪逊的两个精巧的观点——关于扩展的共和国的稳定性和持久辩论的制度化平台——在美国历史上最为血腥的战争中化为了无数死伤。

为这个故事写定论不合适，既然麦迪逊对新宪法最深刻的见地就在于它把辩论程序奉为圭臬，过程中根本不该有什么定论。不过，既然华盛顿在许多不同场合证明自己可以超越规则，那么此处他有资格下一个定论。

弗吉尼亚会议投票确保批准通过后，华盛顿在一种少见的哲学情绪中，评论说历史以奇怪的方式运作。“多重情况……共同作用，带来愉快的结局”，他沉吟说，以谢斯起义为例，虽然近乎一场灾难，却促使了费城会议的召开，然后“将我们带往永久的国家幸福”。几个月以前，当成败尚难预料时，他从同样有讽刺意味的角度，讲出了另一番看法。华盛顿认为反联邦党人论点的力量会误导众人，不过能派上用处。处于反对地位的观点激发了“换种情况可能不会发挥出来的能力，并给政府管理带来了新的了解，给人类的权利带来充分而公正的探讨”。没有人比麦迪逊更能理解这其中全部的讽刺意味了。
65

[1]
1783年9月3日，英美签署《巴黎条约》，英国承认美国独立。

[2]
美国宣布独立后，大陆会议起草了《邦联和永久同盟条例》，简称《邦联条例》，是北美13个州共同承认并遵守的美国第一部宪法性质的文件，并于1777年通过，但1781年才被13个州全部批准。1789年被美国宪法所取代。本书中也进一步简称为《条例》。

[3]
美国的联邦宪法由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通过后，需要各州特别召开宪法的批准会议，以辩论决定该州是否接受新宪法。不接受宪法，就意味着退出美利坚合众国。

[4]
乔治·梅森（1725—1792），美国政治家，被誉为“美国权利法案之父”。也是1787年制宪会议上三位拒绝签署宪法的代表之一。

[5]
帕特里克·亨利（1736—1799），美国政治家。在1788年弗吉尼亚州针对是否批准宪法召开的大会上，帕特里克·亨利领导着反对接受宪法的反联邦主义派，最终被麦迪逊等人战胜。帕特里克·亨利两次担任弗吉尼亚州长，1775年曾在里士满发表著名的“不自由、毋宁死”演说。

[6]
在美国独立战争发生前的10年中，美国殖民者和英国官员之间曾发生过一场持久的辩论。英国人在论证英国议会对北美殖民地征税的合理性时说，英国议会是帝国内部唯一的主权权威，而殖民地人对于主权的诉求是荒谬的，因为主权只可能存在于一处，也就是英国议会。从主权不可分的信念，人们得出结论：英国议会的至高权威与殖民地自主无法共存。这令北美殖民地倒向了独立。

[7]
史蒂文·道格拉斯（1813—1861），美国政治家、演说家，1846年当选伊利诺伊州参议员，鼓吹西扩，并于1854年领头通过新的法案《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打破了保持蓄奴州与自由州平衡的密苏里妥协案（具体见本书第六章），允许新成立的州自行决定是否实行奴隶制。林肯认为不应让奴隶制蔓延到现存蓄奴州之外。1858年，两人争夺伊利诺伊州参议员位置，林肯提出进行公开辩论，辩论涉及各种议题，关于奴隶制的辩论最引人注目，许多人前往观看。当时林肯还默默无闻，而道格拉斯已是民主党的风云人物。这次辩论在美国历史上影响极大。在参议员竞选中林肯获得了更多的公众投票，但由于选区分布和选举制度问题，他未能赢得参议员席位。本次辩论使林肯成为共和党的领袖人物以及1860年总统候选人。

[8]
克莱伦斯·达罗（1857—1938）和威廉·J.布莱恩（1860—1925）之间的法庭辩论。达罗是美国最著名的律师之一，重要的民权活动家、不可知论者；布莱恩是美国政治家、演说家，三次总统候选人，虔诚的基督徒。此次辩论发生在1925年的斯科普斯案中。1925年，田纳西州通过率了《巴特勒法案》（Butler Act），禁止公立学校教师教授有悖于上帝造物论的人类起源学说。美国教师约翰·托马斯·斯科普斯（John Thomas Scopes）受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资助，以身试法，在课堂教授进化论，遭到政府起诉。由于进化论的观点，因此此次审判又被称为“猴子审判”。审判中辩方律师达罗请法庭让原告律师布莱恩出庭作证，并借此机会驳倒了布莱恩。法庭最后判决斯科普斯有罪并罚款100美元。此次审判是美国第一次在国家广播公司播放的诉讼，影响很大，引起了公众对宗教与科学关系的热烈讨论。1967年此法案被田纳西议会撤销。

[9]
公元前280年前后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北部和中部的12个城邦组成的联盟，也叫Achaean Confederacy, 这些城邦自认有共同身份，其中几个城邦在更早的古典时代甚至已经组成了联邦但后来破裂。联盟中各城邦享受联盟联合的力量但各自保持独立，主要任务是为联盟军提供一定数额的战士，同时根据规模大小按比例派代表参加联盟会议，成员不仅共同抵御外敌，在法律、货币和度量衡上也一致。联盟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导致周边国家与其关系紧张，尤其是斯巴达和科林斯（哥林多）。感受到斯巴达威胁后，联盟选择与马其顿联盟，并在罗马进入本地区后的第一次马其顿战争后依然站在马其顿这边，在马其顿战败后，与罗马结盟。但罗马最终在公元前146年的阿哈伊亚战争（Achaean War）中击败阿哈伊亚同盟，同盟延续到3世纪，但已没有什么大的影响。这个同盟是希腊城邦对联邦主义的一次尝试，对后来的联邦制国家有所启发。

[10]
即美国联邦宪法的第一至十条宪法修正案。

[11]
美国内战时南方各州退出联盟，建立了美利坚邦联国。

第四章

与原住民的约定

表面看来，大不列颠失去了其北美帝国大部分土地，是美国独立战争最大的输家。但它从惨败中反弹，成为之后一个半世纪中主宰世界的强国。在大英帝国这段历史实现之前，其帝国势力在全球的表现已十分成功，为罗马极盛以来所仅见。在此意义上，美国革命仅仅是令人失望的第一幕，接着便是大英帝国无与伦比的上升。

美国原住民却没有第二幕。在阿巴拉契亚山脉（Appalachians）与密西西比河之间居住着约10万印第安人，1783年美国的胜利对他们而言是彻底的灾难，历史却未提供任何解救之道，除非被迫迁移到密西西比河以西领土也能看成是某种解救。英国的失败触发了殖民者西进的潮流，他们认为“追求幸福”就是拥有自己的土地。大批人口无情地涌入印第安领地，不可遏止。如果回头看，美国革命后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印第安人只是在尽力抗衡，而最终问题只是人数上寡不敌众，悲剧的结局似乎难以避免。
1

但是，事后之明其实模糊了当时各方看到的选项。在印第安人这边，大多数部落首领从未想过，有人在巴黎大笔一挥，几百年来由自己控制的土地便被夺走。美国入侵者取代了英国入侵者，但似乎没理由相信这一变动会让未来和过去有何重大不同。易洛魁人联盟（Iroquois Confederation）是个例外，也是个重要的例外。他们也称“六族联盟”（Six Nations），由于同英国建立了同盟，导致他们在战争期间付出了沉重代价，这场灾难也让他们得以窥见东部势力不可阻挡的蔓延。更靠西边的部落正好相反，在俄亥俄河谷（Ohio Valley）以南，包括现在的田纳西州、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的广阔区域里，白人之间的争战显得十分遥远，与自己的生活无关。肖尼族（Shawnee）酋长将印第安土地称为“我们的小岛”，在隐隐逼近的美国入侵人马抵达之前，大部分印第安首领都以为“小岛”十分安全，牢不可破。之前的经验让他们不可能视自己为可悲的牺牲品。
2

同时在美国这边，宪法已经通过，新的全国政府成立，政府领袖也表明决心，几乎要不计代价避免迁移印第安人（Indianremoval）。《邦联条例》的印第安人政策中，联邦和各州权限混杂，缺乏一致，义正词严掩盖下的是赤裸裸没收财产的现实。现在，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首次获得授权，要对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印第安人执行全国一致的政策。这意味着政策的控制权放在了三个人手里：总统乔治·华盛顿、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以及战争部长亨利·诺克斯。三人都同意两个基本原则。第一，印第安政策是外交政策的分支，或者如诺克斯所言：“独立的印第安部落应被视为外族（foreign nations），而非任何州的子民。”这一立场认可了联邦政府对州的权威以及行政部门制定政策的权力。第二，印第安部落被视为主权国家，其合法权利必须尊重。诺克斯的表达依然最为简洁：“印第安人是这片土地权利的先住民……剥夺他们……是对自然法则的极大破坏，违反分配正义，而这是国家的荣光所在。”
3

简而言之，在我们看来悲剧显然不可避免，起初双方却不这样看。华盛顿甚至宣布说，真正公平的印第安政策是他要优先完成的事务之一，如不能实现则将损害其个人名誉，并“玷污国家”。美国历史上没有谁比华盛顿更习惯于凡事称心了，尤其是当他把个人声望押上去的时候。北美印第安人的命运却是个例外，在这件事情上，他本人的努力也不足以抗衡连他都无法控制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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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是个关于失败的故事。革命一代未能结束奴隶制，甚至没能将奴隶制放在通往终结的道路上；其次就是没能与印第安人达成公平和解，这是他们最大的失败。他们也明白这一点。之前的危机都激发了足够创造力来回应严峻挑战，这次的任务他们却应对乏力。也许问题无解。然而，约束革命的激进冲动、击败世界最强军事力量、从13个主权中锻造联邦，当时看来同样无解。通过运用想象力，倾力投入，务实调整，再加上纯粹的运气，他们获得了胜利。这次却不行。

为什么？这问题本身就很吸引人，而故事中的白人主角——华盛顿、杰斐逊和诺克斯——都相信解决方案很清楚，至少理论上如此。这就更有趣了。但故事真正的明星是一位克里克族（Creek）混血酋长，魅力超凡的亚历山大·麦吉利夫雷（Alexander McGillivray），他一个人成了整个困局答案的化身。至少回顾起来，指定麦吉利夫雷作为问题的唯一答案是个孤注一掷的行为，但他并不应为此负责。作为当时最有才华的印第安政治家，麦吉利夫雷却缺乏能扭转悲剧的力量，华盛顿最终发现，自己也缺乏这样的力量。这力量并不在政治领袖手里，甚至也不在政府手上。最终的力量在白人定居者当中，他们如溪流般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汇入印第安领地，这无情的潮流将一切条约、承诺、良好意愿和道德考量都冲到历史河岸的尽头。因此这也是个讽刺的故事，美国人民的胜利却对最早的美国人造成了不可避免的美国悲剧。最终，人口战胜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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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式共和国

印第安人没有出席《巴黎条约》谈判。一方面，完全可以理解，既然印第安部落不是英、法、美这样的民族国家，很难想象哪个部落或部落联盟有资格在谈判桌占据一席。另一方面，条约将北美密西西比河以东的控制权从英国人手里转移给美国人，这大片土地从大西洋延伸至密西西比河，从大湖区（the Great Lakes）直到墨西哥湾（Gulf of Mexico）。这广阔土地的四分之三依然是印第安领地，居住着大约30个部落，他们久已习惯将这片土地看成来自伟大神灵（the Great Spirit）的馈赠，从未想过凡人能拥有这土地，更不会想到，区区人类在羊皮纸上签个字，就转移了土地的控制权，这些人还远隔重洋，从未在这土地上狩猎或行走。

其实，巴黎的外交家也没想过要邀请印第安代表来参加谈判。整个殖民地期间，所有欧洲国家都认为，靠着在伦敦、巴黎和马德里做出的决定，就可自行分割整个西半球，这些决定则以这之前的探险为基础，后来由君主的声明赋予合法性。例如，法国对整个密西西比河谷主权声明的基础只是因为拉萨尔（La Salle）
[1]

在17世纪曾沿河南下。（他们后来沿着河岸埋下铅盘，以标记其声明的范围。）英国人对俄亥俄领地及周边的主权声明基础则是1606年的《弗吉尼亚宪章》（Virginia Charter）。宪章没有划定殖民地西部疆界，很方便让律师去决定，合适的边界究竟是密西西比河还是太平洋。

这种欧洲中心式的傲慢唯有其无知可相匹敌。大多数欧洲外交官分不清阿巴拉契亚山脉和落基山脉（Rockies），或者密西西比河与波托马克河。但抛开傲慢与无知，帝国的这种专横定义却拥有无法估量的优势，所有欧洲国家政府和宫廷都认可这种公认的交易方式。这正是帝国的意义所在。无论是否意识到，新生的美利坚共和国签署了《巴黎条约》，就等于宣布自己到来，成为帝国家庭最年轻的成员，英法的继承者，对加拿大以南、佛罗里达以北地区所有人拥有主权。

这种新的帝国地位也首次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并从此不断困扰美国外交政策。简而言之，共和国怎能成为帝国？具体而言，在《独立宣言》原则上建立的政府不能容忍大英帝国政策的专断和强制，但现在却要像当初英国人对待自己那样蛮横对待美国原住民？更明显的是，美国革命自称代表共和主义价值观，那么现在如何对待印第安人，岂非正是对这些价值观的决定性考验？

最初，从1783年到1786年，邦联国会及其指派前往与几个印第安部落谈判的官员都情愿不去注意这个矛盾。他们在斯坦威克斯堡（Fort Stanwix）、麦金托什堡（Fort McIntosh）和霍普韦尔（Hopewell）分别与六族联盟、俄亥俄部落（Ohio tribes）以及切罗基人（Cherokees）签订条约，全都是明目张胆的帝国主义行为。美国的谈判代表说印第安人是“被征服的民族”，政府居然还肯征求他们的意见，理应感激。“你们搞错了，以为……你们成了独立自由的国家，”一个谈判代表解释说，“还能自己提出条件。不是这样的。你们已被征服。”
6

在美国人看来，《巴黎条约》之后，就不存在什么印第安领地了，从大西洋到密西西比河都已征服，属于美国。俄亥俄部落的酋长们表示愿意就俄亥俄河以南有关领土进行谈判，美国谈判代表纠正了他们：“我们通过征服占领土地；我们前来给予而非接受。”他们的建议不容讨价还价。印第安人要么让出部分部落领土，要么面临与美国的战争并必然灭亡。
7

但美国这种毫不含糊的强权宣示一开始就令一些观察家感到震惊，认为太过明显蛮横。这种征服理论不仅让美国看起来就是又一个欧洲模式的帝国，还几乎肯定会在边境引发一系列印第安战争，损耗大量钱财和人命。（事实将证明，俄亥俄部落比任何人最初想象的都更难对付。）菲利普·斯凯勒（Philip Schuyler）
[2]

首先提出了其他办法。他是大陆军将领，纽约州的著名地主，战争期间和六族联盟打交道，经验丰富。

斯凯勒的提议设想了更为间接、和缓的美利坚帝国主义。华盛顿立即支持将他的提议作为优先策略。他建议小规模蚕食，分步骤扩张，由美国定居点作为前锋，而不要试图一口吞下大陆东部领土。“我们的定居点接近他们的领地，”斯凯勒解释道，“他们（印第安人）由于猎物匮乏，必丢弃土地，退得更远，如此萎缩，直至近乎湮灭。所有野蛮人都是这般结局……一旦他们被迫与文明人比邻而居。”结局一样——最终印第安人将迁离密西西比河以东——但方法不那么暴力和赤裸，因为人口流动将替代军队完成任务。斯凯勒的计划里，每个阶段美国人都等得起，也宽厚得起，同时心里完全清楚，每一份条约都只是暂时中止无情的西进运动。从共和观点看，这一战略的巨大优势在于，用一致同意的假象代替直截了当的胁迫，可以称之为蒙着面纱的帝国主义，或不带专横锋芒的帝国主义。这种种族灭绝的形式成本更低，更好接受，而且能与共和主义原则共存，尽管同时印第安人的灭亡也随之而来，令人不安。
8

也有少数不同意见。本杰明·霍金斯（Benjamin Hawkins）
[3]

是印第安事务特派官员（Indian commissioner），后来的北卡罗来纳参议员。他评论说，美国印第安政策的设计者要是死后想上天堂，在天堂之门可能要交代清楚一些事，而且不得不好好解释其对原住民的行为。霍金斯心里记着一位切罗基族长的话，一种痛切的证据；族长内心激动，有力地指出白人定居者正在系统地侵犯《霍普韦尔条约》（Treaty of Hopewell）确定的边界线，他认为这条边界线只是一系列后续侵吞的第一步，白人从未想要永久确定边界，而是有意识地要让切罗基部族慢慢消亡：

在上一个条约里……我们向白人兄弟让出了我们能够匀出的所有土地，仅剩很少一块用来养活女人孩子，我们希望你们不要再让任何人不经我们同意从我们这里夺走更多土地。我们不是飞鸟，也不是鱼；我们不能在空中飞，也不能在水底活，因而我们希望能施与我们怜悯。我们和你们一样由同样的手造出，有同样的外形。
9

邦联国会内部对印第安政策的方向并无异议，都同意有步骤迁移。但谁来负责却含混不明。国会在1786年8月颁布了一条法令，授予自己“唯一及专有的权力……规范与印第安人之间的贸易、处理双方事务，各州无权参与”。这看来够清楚。国会还批准了一项国会法令，成立了南北印第安事务部，分管俄亥俄河南北领土，并向战争部长汇报。这是个凶兆，表明仅靠外交可能不足以解决问题。不过在同一法令里，邦联国会也明确了自己的管辖权，宣布联邦权力只有当“各州在自身范围内的立法权未被侵犯或违背”时才成立。这种行文似乎是认可了纽约州、北卡和佐治亚正分别同印第安部落谈判的条约，同时也造成了宪法上的混乱，无法确认到底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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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年的《西北条例》（Northwest Ordinance）发出了另一含混信息。一方面，法令确立了在俄亥俄河与密西西比河之间建立领地以及即将建州的条件。这一里程碑式的立法给出了明确信息：东北地区任何印第安人都被看作暂时的存在，这与政府同俄亥俄部落签订的条约所规定的义务抵牾。另一方面，法令却令人宽慰地承诺，美国对于印第安人的政策将总是根据最纯粹的共和原则执行：

对于印第安人将总是采取最为良善的好意，绝不会不经同意便取走其土地和财产；永不侵犯或打扰其财产、权利和自由，除非由议会批准进行公正合法的战争；将持续制定以公正和仁慈为基础的法律，阻止向其施行不公。

这种冠冕堂皇的修辞到底意在误导印第安人还是抚慰其美国立法者的良心，或是两者的微妙结合，则无从得知。然而，考虑到正在进行的无情的迁移政策，很难不认为这套对公平的承诺只是一件共和主义的袍子，罩在帝国主义的内核上。
11

1789年夏

乔治·华盛顿就任总统几个月后，就收到新任战争部长亨利·诺克斯的一封重要来信。诺克斯指出，有必要澄清有关印第安政策的联邦权力，将其从《邦联条例》下盛行的管辖权混乱中解救出来。诺克斯建议，为清楚起见，最佳方式是坚决主张“独立的印第安部落应被视为外国，而非任何州的子民”。虽然刚得到批准的宪法几乎没有提到印第安人或者印第安政策，不过有一句话（第一条，第八款）授权国会“规定合众国与外国、各州间及与印第安种族间之贸易”
[4]

。措辞提供了充分空间让联邦声明自己对各州的主权。而坚持将所有印第安部落视为外国，就将所有与之签订的条约都纳入国家行政部门的权力范围，由行政部门“根据或征得参议院之意见并取得其同意”（第二条，第二款）
[5]

后缔结条约。宪法墨迹未干，诺克斯就开始了一项先驱性的尝试，要阐释宪法文字的意义。这样的努力现在仍在继续且快速发展。在眼下的案例中，目标是让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牢牢掌握对印第安政策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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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克斯的努力才刚刚开始。一旦行政部门掌握了管辖权，诺克斯又说，印第安政策之前的执行前提几乎需要全盘审查。征服理论认定，密西西比河以东所有印第安人只是“未订租约的房客”。诺克斯认为这严重违背了他和华盛顿在战争中为之奋斗的共和原则。他评论道：“如果通过一项法律声明，认可印第安部落拥有对所有土地的权利……从而使他们不会被剥夺此项权利，而能够享受合众国授权或批准的公平善意的购买，如此则会给新政府增添荣耀。”现在，原则性问题面临考验，印第安人的命运以及共和实验本身的命运都会受到长远的影响。华盛顿作为革命遗产的主要象征和守护人需要认识到，在这重大时刻，他如何处理这一关键事务，将很大程度上影响自己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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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如果“并不以我们的拓殖模式去毁灭一部分人类”，即通过人口战略迫使印第安人迁移，“而是坚持克服一切困难，最终将自己的耕作知识及艺术传授给本地土著人”，后代子孙会怎么说？或者，如果我们坚持目前的政策，也就是保证“在很短时间内，密西西比河这边关于印第安人的概念将只能在史书里寻找”，后代子孙又会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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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克斯其实是在建议完全调转美国的印第安政策，认为真正的共和国不能以欧洲帝国的方式行事。不仅征服理论违背了共和原则，以人口流动实现驱逐的战略也不过是间接的帝国主义，是一种更缓和、更容易接受的迁移。诺克斯在挑战迁移政策本身的合法性和道德性，挑战美国印第安政策的基本假设，不管它是如何形成的。其含义令人震惊。考虑到迄今为止还没有政府官员敢于哪怕只是提及其他可能，这就尤显激进。确实，仅仅几个月之前，同俄亥俄部落谈判《哈默堡条约》（Treaty of Fort Harmer）的官员得到的国会指示是：“抓住任何机会，在西至密西西比河的范围内完全剥夺第安人的权利。”诺克斯认为，美利坚合众国针对美国原住民的现行政策直接推翻了美国革命所体现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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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克斯是如何得到这令人不安的结论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他在1789年春末夏初审阅了所有依据《邦联条例》同印第安部落谈判的条约，认为联邦同各州间管辖权冲突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是管辖权问题之外，之前的三年中，诺克斯事实上是在《邦联条例》框架内承担着战争部长的工作，因此他处于所有印第安事务通信的风洞中心。他在这个职位上读到了许多印第安酋长极为悲哀的请求，他们是被迫接受美国政策的一方。诺克斯也因此了解到，几乎所有条约一经签署即遭各州政府及白人定居者违背。更令人痛苦的是，州政府本来就完全无意遵守对部落的诸多承诺。都是有意的、欺骗性的歪曲（谎言！），本意是同印第安部族建立起暂时的边界，直至边界不断后退至密西西比河。诺克斯明白，他是一场彻底虚伪的大型骗局的同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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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往回追溯，才能看到诺克斯忧虑不安的更深层原因。起初他是默默无闻的波士顿书商，华盛顿提拔了他，或者更宽泛地说，独立战争的紧急情况提拔了他。尽管他毫无军事经验，却在1776年围困波士顿时被指派负责大陆军炮兵部队。其后8年里，诺克斯一直伴随华盛顿左右，和格林一起成为他最信任的助手。这是诺克斯一生中决定性的阶段，他在最本质的意义上经历了斗争与危机，内化了危急关头的革命原则，并从内心相信他和军官团的同伴最为明确地体现了这些原则。
17

由于他的战时经验，诺克斯的革命资历完美无瑕，他也因此坚信，有此资历，他就成为革命遗产的坚定守护人。身为“兄弟连”（band of brothers）
[6]

发起人之一，他还感到，当遗产遭到背叛，出于荣誉他必须公开提出批评。在诺克斯看来，抛弃上述责任，适应现在这种对美国印第安人的扭曲做法，即是背叛革命，也有违自己的正直。虽然他看起来不太像这种人物——他身材肥胖，坐骑会因为他太沉而站不稳。他是跌跌撞撞而非大摇大摆地来到他在美国历史上的位置的。然而诺克斯准备好要担任美国革命良心的角色。8年的战斗情谊也令他具备了这种影响力，能够让华盛顿本人也听到使命的召唤，担起同样的角色。

提到战时经验，诺克斯也出了名的会给出极为现实的建议。整个独立战争期间，他一直在计算，如果与英军遭遇，战役可能的成本和收益。他建议转变美国的印第安政策，其中也有一脉相承的更为实际的理由。他预计，直接没收土地将在整个西部边境上下激起印第安人战争，合众国每年至少要因此花费1500万美元。考虑到从邦联国会继承的国债规模，这笔开销让人望而却步。诺克斯清楚表明：道德考量最重要，“不公将会玷污国家的品格，远超任何金钱上的考虑”。但在这件事上理想和利益重叠了。整个1789年夏天，诺克斯都在游说华盛顿，将美国印第安政策的改革作为任总统期间的重点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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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经济的，或者华盛顿本人声望的命运，诺克斯的哪一种说法最为有力很难确定。不过很清楚的是，诺克斯成功吸引了华盛顿的注意，说服他重新思考早先在印第安政策上的立场，重新思考迁移是否真的不可避免且很有必要。这已然是重大成就，因为华盛顿同时还在一门心思考虑内阁人选，明确被宪法刻意模糊的总统权力，委托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制定财政政策，指导通过权利法案——总之是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启动大规模的共和制政府实验。在这嘈杂的政治和宪法事务包围中，让华盛顿认为印第安政策值得他亲自过问，证明了诺克斯的影响力，也证明华盛顿认识到，眼下这件急务至关重要，不能委托予旁人。

诺克斯和华盛顿反复考虑，在1789年夏末为合众国新的印第安政策定下雏形。严格说来，一旦印第安部落定义为外国，印第安政策就应纳入外交事务，由国务卿负责。虽然托马斯·杰斐逊已获任命担任此职，但他还在从巴黎返回的路上。另外，大女儿出嫁在即，家务事也让他推迟计划，要明年春天才能抵达首都纽约。不过诺克斯在过去三年中实际上一直在做国务卿的工作，手头就有所有必要的材料。他也是美国政策根本变化的主要倡导者，杰斐逊的缺席并无影响，实际上可能还有助于此事，因为要让杰斐逊跟上进度还要花费时间。

平等双方之间的条约将取代征服理论内在预设的不平等，“谈判原则符合合众国的国家公平和尊严”。帝国主义交易的胁迫方式将被一致同意所取代，这是共和主义的方式。所有条约的条款都对双方永久生效，联邦政府的权力和荣誉将保证其实施。强烈反对以人口优势迫使印第安人迁移，如有必要，印第安部族边境将驻防美国军队，阻挡白人迁徙，并驱逐任何逃脱监管的人。条约还包含一条条款，给印第安人部落提供农耕工具和指导，以便他们逐步从狩猎采集过渡到农耕经济，同时也让印第安文化从野蛮向文明进化，减少印第安人生存所需要的领地面积。

诺克斯和华盛顿预想，新政策将在密西西比河以东形成一系列印第安飞地或家园，联邦法律将保护其政治和地理上的完整。白人定居者的潮流则需要绕过这些印第安飞地，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留下几个印第安人领地，在下个世纪中，这些领地最终将作为新建的州被同化。这个前景中，美利坚帝国的西进扩张与美国原住民的保存齐头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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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能实现吗？只有试试看才知道，唯一的问题是挑选哪个部落或者部落联盟作为理想的试验田。诺克斯实际上已经做出决定。1789年7月，他开始向华盛顿发送大量关于克里克部族（CreekNation）的报告，他们的狩猎地从佐治亚西部延伸到佛罗里达北部，穿过现在的亚拉巴马州抵达密西西比东部。克里克族相当于南方的易洛魁人，对毗邻部落有相当大的影响，包括北部的切罗基人、南部和西部的契卡索人（Chickasaws）和乔克托人（Choctaws），因此，和克里克人立约对整个南部印第安事务有着更广泛的影响。另外，克里克人已经走上农业经济之路，这也是他们和邻近部落被称为“文明部落”的一个原因。其经济已经依赖于从彭萨科拉（Pensacola）的英国经销商和新奥尔良的西班牙经销商那里获取供给（工具、衣物、毯子和武器）。如果合众国能取代英国和西班牙成为他们的主要贸易伙伴，政治上的忠诚也会随之而来。最后，克里克族有一位名叫亚历山大·麦吉利夫雷的酋长地位突出，对整个克里克部落会议拥有近乎独裁的权威。俄亥俄部落里，权力在几位武士酋长中分配；克里克人与此不同，他们有一位众人认可的领袖，他代表整个克里克部族，能够牢靠地强制推行条约。总之，如果美国的印第安政策试验需要一个实验室，克里克人看起来提供了最佳的成功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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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8月下旬，诺克斯已说服华盛顿向克里克人发出外交动议，提出了一份建立在新方法基础上的示范条约。由于这是批准宪法以来第一份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华盛顿不得不首次解释宪法上的“征得参议院之意见并取得其同意”的规定。华盛顿认为这要求他亲自征求参议院意见，因此他安排8月22日在参议院举行会议，由诺克斯陪同。

结果半是惨败半是闹剧。本次会议将为以后起示范作用，因此参议院在会议前一天花了大半天时间辩论会议礼仪，包括总统应在何处就座，入场时大家是否要鼓掌。第二天，华盛顿提出要派委员会和克里克人商谈条款，意在“将他们牢牢地同合众国联系在一起”，而且要终止南部边境不时发生的暴力。华盛顿将大部分暴力行为怪罪在佐治亚人、而非克里克人身上，声称之前的条约建立起的边界“被边境上目无法纪的白人完全破坏了”。不过不管是谁的罪责，现在是时候同南部部落达成新的公正的安置条件了，和克里克人的条约草案将启动这一重要的外交程序。如果参议员们有任何具体的问题，战争部长诺克斯将很乐意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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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剧开始了。几位参议员说他们无法给出建议及认同，除非能看到所有相关文件。诺克斯的解释确实很准确，但不太够；他们需要自己看。其他议员则说，考虑到需要审查文件，也许最佳方式是指派委员会处置此事。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廉·麦克莱（WilliamMaclay）议员后来说华盛顿明显变得烦躁，可以听见他咕哝：“这阻碍了我来这里的所有目的。”一旦参议员们意识到冒犯了总统，就不愿说话了，导致了好些尴尬的沉默。华盛顿最终起身，示意诺克斯跟上，带着“不满的神态”大步走出参议院，并低声发誓再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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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他就打破了誓言。这一次，他给参议院带来了三个事先写在纸上的问题。没有辩论。由于上次会议的别扭，参议员们自然感觉尴尬，同意指派特别委员会同克里克人谈判。华盛顿感谢了参议院，快步走出，再没回来过。而且从那一刻起直到现在，“征得参议院之意见并取得其同意”就不再意味着需要总统亲自征询。

诺克斯起草了给委员们的指示，催促他们“通过公平而宽宏的政策体系安抚他们（即克里克人）并将其同联邦利益相连”。如果发现之前的条约有任何缺陷，都需要重新谈判，为过去的误解做出赔偿。他们应承诺将克里克部族“纳入美利坚合众国保护之下”，包括设立一系列军事据点，保障新的边境不受白人侵犯。最后，委员会应该同亚历山大·麦吉利夫雷建立信任的纽带，他“名声在外，能力超群，对克里克部族和部分切罗基人有无穷的影响力”。赢得麦吉利夫雷是当务之急，为了让他“和合众国亲密相连”，允许委员会向他授予美国军队军衔，宣誓效忠之后将发给相应的薪酬。这蒙着薄薄面纱的贿赂应该有用，他们想。他们一点儿也没想到自己要打交道的是一位南部边境的塔列朗（Talley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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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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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吉利夫雷的变数

委员会由本杰明·林肯带领。他是华盛顿在革命战争期间最喜爱的将领之一。委员会要以诺克斯模式为基础，向麦吉利夫雷提供能掀开印第安——美利坚关系新篇章的机会。林肯由大卫·汉弗莱斯（David Humphreys）陪同，后者耶鲁大学毕业，担任过华盛顿的随从参谋，有志成为美国的一位大诗人，在欧洲当过外交官，对自己的优秀无比自信。诺克斯往委员会里堆了许多有声望的人士，都是他和华盛顿的相识。谈判定在9月下旬举行，目标是给美国的印第安政策开拓全新方向，地点是名为岩港（Rock Landing）的边境据点，位于现在佐治亚州的中心，奥吉奇河（Ogeechee River）和奥康尼河（Oconee River）间的争议地带。麦吉利夫雷凡事不留纰漏，由900名克里克战士及酋长陪同抵达。

关于麦吉利夫雷的样貌，流传下来的说法有两点共识：他肤色很浅，外貌普通。肤色来自混血遗传。他父亲是殷实的苏格兰移民，独立战争期间支持英国，结果和其他保王派一起被没收资产，之后返回苏格兰老家，再没回来。他的母亲有一半法国血统，一半克里克血统，因此麦吉利夫雷只算四分之一印第安人。不过由于克里克族是母系社会，他母亲又出自克里克的显赫家族，因此所有克里克人都将麦吉利夫雷看作纯正的克里克部族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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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体格方面，他诸病缠身，有偏头痛和严重风湿，一发作就好几周无法正常生活。他还有其他自作自受的疾病，包括长期酗酒和梅毒，严重到指甲脱落。麦吉利夫雷和其他大多数印第安酋长不同，其声望并不依赖于在战斗中表现勇猛。他自己也承认，他不算出色的战士，第一次参加战斗就躲在灌木丛后头，等天黑才爬出来，割下一名美国士兵尸体的头皮。

他作为克里克领袖的本事来自智力而非武力。父亲送他去查尔斯顿接受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古典教育，他能流利地讲英语、西班牙语和克里克语，熟读英国史和欧洲史。《巴黎条约》签署后，多数印第安酋长在面对美国代表用征服理论辩解他们的巧取豪夺时，仅仅能报以困惑和怀疑的反应。麦吉利夫雷却宣称征服理论违背了国际法：

我们最为严正地抗议美国国会可能会依据英国国王和美利坚之间的上述和约而对我们的土地、定居点和狩猎场提出的何权利诉求或索取；我们宣布我们不是条约任何一方，众所周知，所有美洲人、每个通晓或熟悉美洲事务的人都了解，上述条约放弃的土地，我们的领土，大不列颠国王从未通过购买或征服拥有过。

简单讲，不管英国人还是美国人，谁也没有征服过克里克人，因此整个征服的说法只是赤裸裸盗窃行为的托词，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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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吉利夫雷对上克里克（Upper Creek）和下克里克（LowerCreek）的控制以及对邻近的切罗基人、契卡索人和乔克托人的影响，根源都在于他通晓英文和西班牙文。英国及西班牙商人向所有南部部落供应工具、衣物、武器和各种便利设施，和他们谈判时他极富技巧。殖民者与不同部落交易所需的执照都需要他批准，他还从中收费。麦吉利夫雷也是彭萨科拉主要贸易点的共同拥有者，每年赚取丰厚利润，并靠着这些钱以印第安风格的南部贵族方式积累财富。他在小塔拉西（Little Tallassee）有一座原木宅邸，五六十名奴隶，几百匹马和牲口，此地靠近现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Montegomery）。他还在莫比尔（Mobile）拥有一处小一点的庄园，安置着他的另外一个妻子和家庭。

他与所有的传统印象迥然不同：半印第安人，半白人；既保卫克里克人权利，也是南方奴隶主；既是政治家，也是腐败的权力掮客。他就像冷战时期的第三世界独裁者，熟练挑拨几个大国以保持自身的地位及本民族独立，同时自己也大获好处。他是这一形象的早期美国版本。麦吉利夫雷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认为白人定居者在自己东部边界修建定居点的潮流是对自己的最大威胁。同时也因为佐治亚没收了他父亲的产业，在各种身份中，他首先坚定地反美。

所以麦吉利夫雷参加岩港的会议时极其勉强。在他看来，克里克部族及其联盟是本地区权力的平衡者。他能一声令下即刻召集5000多名战士，这些人马击败佐治亚民兵的任何进攻都绰绰有余。而微不足道的美国军队正在跟俄亥俄部落缠斗，脱不开身。只要西班牙人的供应能如常送到自己的战士手里，克里克部族就坚不可摧。而且他也不相信美国人的话。他同六部族和俄亥俄部落的联系让他充分意识到，同美国人签订的所有建立安全边界的条约基本上立刻就被违背。他自己同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州政府打交道的经验也进一步加强了他的怀疑态度。“美国人的言谈和回应都很友好，这是真的，”他评论说，“他们一边好言好语、朋友兄弟喊得好听，一边剥夺我们的自然权利，夺走了属于我们祖先的遗产，那是开天辟地以来就从祖先手里传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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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的是，说服他参加美国会议的是新奥尔良的西班牙总督埃斯特班·米罗（Esteban Miró）。米罗显然不希望麦吉利夫雷同美国人签条约，但他也担心如果麦吉利夫雷不肯参加谈判，会引发南部边境上的全面战争。麦吉利夫雷相信克里克人会赢得这么一场战争，但米罗没那么有信心，害怕美国的胜利会导致西班牙失去整个佛罗里达，而当时的佛罗里达包括整个墨西哥湾沿岸。麦吉利夫雷承担不起疏远西班牙同盟的后果，所以他同意去岩港。所以谈判从一开始双方就各怀心事。美国的委员会相信自己正在开启印第安事务的新时代，要建立密西西比河以东印第安人同白人共存的先例。麦吉利夫雷则认为自己正在走过场，安抚美国谈判人员，假装容易被摆布，延迟不可避免的对抗。

美国这方的谈判主要由汉弗莱斯主持，他对麦吉利夫雷的第一印象比较复杂：“他的表情谈不上宽容或开放，但又显示出足够的善解人意。简单说，他看起来有美国人的明智、苏格兰人的精明和印第安人的狡猾……他影响力之大也许和我们之前想的一样。”同时，麦吉利夫雷对汉弗莱斯的第一印象则完全负面。他称汉弗莱斯为“小狗狗”，“对自己的政治知识夸夸其谈”，不通世故，自以为是的语气和居高临下的派头几乎令人无法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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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弗莱斯提出的条约条款也是个问题。从他的角度看，给克里克人的条件是美国向所有印第安部落提出的条件中最慷慨的，保证了几乎所有部落土地，承诺联邦政府保护他们不受白人侵犯。但从麦吉利夫雷的角度看，条约草案需要克里克人让出奥吉奇河和奥康尼河之间的土地，有几百个白人家庭已定居在此。汉弗莱斯指出，有争议的土地已经在之前的一个条约中让给了佐治亚，麦吉利夫雷回复说，他从没同意放弃任何克里克人土地，也绝不会同意。是佐治亚人找到了一些无权签署条约的“印第安流浪汉”，因此条约显然不合法。至于美国承诺保护自己，克里克部族并没有要求保护，完全能够照顾好自己，也无意成为美国殖民地。之前美国失信于六部落和俄亥俄部落，想到这无可否认的不良记录，他为什么要相信美国的承诺？

汉弗莱斯对后续事情的记录突出了麦吉利夫雷大量饮用威士忌后被点燃的固执。“他喝得忘乎所以”，汉弗莱斯报告说，虽然他也注意到麦吉利夫雷“好像还保持着记忆和理智，我从未在任何同样醉酒的人身上见过”。麦吉利夫雷的说法则骄傲于自己毫不妥协。“讨好、野心和恐吓的手段都徒然耗尽。至少我告诉他，以上帝的名义，我才不会勉强吞下这么个条约……所以我固守目标，继续。”“继续”的意思是麦吉利夫雷集合了他那900名战士，骑马离开了岩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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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弗莱斯写给华盛顿的报告中评论说，本来指望麦吉利夫雷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现在却变成了主要的麻烦。“我认为，毫无疑问，在场所有人都相信，”汉弗莱斯断言说，“如果和平无望，责任都在麦吉利夫雷身上……这真令人发愁，有时候整个部族不得不毁于一个人的罪过。”汉弗莱斯推断，麦吉利夫雷毫无诚意谈判，他的全部目的在于获得美国让步，并以此获取其西班牙朋友更好的条件。事后证明汉弗莱斯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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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吉利夫雷离开岩港时趾高气扬。他捍卫了克里克人民的荣誉，不受美国政府潜在的胁迫，他们竟敢派个毛头小子来吓唬克里克部族的领袖。现在他可以在部落会议营火边讲述多么精彩的故事，来描述美国人的绝望和虚弱啊。骑马回家的路上，他遇到一群佐治亚定居者请求他允许他们在克里克领地上开拓出自己的一片殖民地，并受他保护。麦吉利夫雷说：

虽然我不是驱魔人，但我能随意操控他们。他们极其无知而粗鲁；我说的每句话他们都如奉纶音。他们以为我会新建一个州，有1500个家庭已经准备请愿要成为我的子民。我耍弄他们，以此消遣，直到我们离开。

如果他们真的想在克里克土地上安顿下来，他将命令战士们驱赶他们，如遭拒绝，就会杀死他们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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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克斯告知华盛顿，他们想重铸印第安政策，虽已尽力，却遭到惨败：“我们不胜羞愧地告知您，双方未能达成条约，已各自离开。所提条约……未能获得麦吉利夫雷先生赞同。”华盛顿在新英格兰旅行了一个月，刚刚返回，积压了许多紧急公务，包括任命新成立的联邦司法系统的官员，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初步讨论国债规模和美国财政政策的框架，还有不断袭来的大批求职信，有许多老兵想得到照顾。但他将这些重要事务推到一边，专注处理克里克人问题相关信件和文件。美国印第安政策前途堪忧，危在旦夕。北部边境上眼看要和俄亥俄部落公开交火。现在南部边境也面临崩溃。这个问题必须由他亲自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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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这只是诺克斯出于明显的道德驱动而提出的事由，要保持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印第安文化，但现在转化为由经济考虑驱动的战略难题。麦吉利夫雷能调配多少战士？打败他需要多少联邦军队、战争花费几何？南方所有部落在麦吉利夫雷领导下组建联盟的可能性为何？以及，在最坏情况下，北方和南方部落有多大可能组成麦吉利夫雷领导的泛印第安联盟，就像18世纪60年代伟大的泛印第安联盟领袖庞蒂亚克（Pontiac）所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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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克斯的答案并不令人鼓舞。和南部部落打一场全面战争至少要花费1500万美元，这是估计到麦吉利夫雷能召集到5000名战士，如果切罗基人、契卡索和乔克托人都加入战役，人数还会更多。假如俄亥俄部落形成有组织抵抗，需要军事反击，合众国将不得不两线作战，人力和财力的消耗将不可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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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和诺克斯进行过无数这样的对话，在各种情况下评估对抗英军的军事行动的前景，总是在战略风险和大陆军的有限资源之间权衡。从这种极为考验人的经历中，两人都学会了以完全现实主义的风格一起思考。可以说，他们最终赢得了战争，靠的是审慎决定该在何时回避有风险的战斗。

当他们把这同样的成本效益计算方法用到一触即发的南方边境的分析上，结论极其清晰。正如麦吉利夫雷从一开始就知道的，与克里克人卷入军事行动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说不通。只有外交解决才合理。这就意味着必须安抚麦吉利夫雷，不是因为合乎道德，而是出于战略必要。

同时，在克里克领地，麦吉利夫雷还在回味他对“小狗狗汉弗莱斯”的羞辱，同时通知自己在圣奥古斯汀（St. Augustine）和新奥尔良的西班牙联系人，已做好准备在他们的支持下击退一切美国侵略。除了能够指望南部毗邻部落的协助，过去两年间，他和北方部落也培养起了外交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华盛顿对泛印第安联盟的忧虑并非牵强。讽刺的是，1787年夏天，当各州代表团在费城开会要建立“更完美的联邦”时，大湖区以南的印第安部落，包括易洛魁人、休伦人（Hurons）、莫霍克人（Mohawks）、怀安多特人（Wyandots）、奥奈达人（Oneidas）和肖尼人也在同克里克人和切罗基人开会，要创建印第安联盟，这相当于美洲原住民的制宪会议。

美国人的谈判立场一直是外交上的“铁拳藏在天鹅绒手套里”。也就是说要么接受条件，要么承担后果。麦吉利夫雷却对这种隐藏的威胁免疫，因为他相信自己的铁拳胜过美国人，他也有足够证据支持自己的立场。美国人自以为不可战胜，其实只是虚张声势，并非真实。美国人需要他，超过他需要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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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战略局势出现了新因素，麦吉利夫雷和华盛顿——诺克斯二人组都为此感到忧虑。1790年1月，佐治亚议会宣布将一块2400万英亩的土地出售给三个私有公司，整体称为亚祖公司（Yazoo Companies），它们宣布对一片广阔的区域拥有控制权，包括了如今的田纳西州、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也就是说包括整个克里克领地。这一交易的法律依据是原始的《佐治亚宪章》，其中将当时的佐治亚殖民地西部边界定在密西西比河。这一夸张的声明对佐治亚议会的大多数议员来说完全成立，他们在这个投机项目里持有股份，因此这项交易从一开始就是彻头彻尾的腐败行径和厚颜无耻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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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诺克斯和华盛顿的角度看，亚祖项目公然宣扬州主权，这违背了联邦政府控制印第安事务的原则，也违反了印第安政策是美国外交政策分支这一主流设想。如果允许它的存在，那么同克里克部族的任何条约都会失效。在麦吉利夫雷看来，亚祖公司将带来数量庞大的新一批白人定居者进入克里克族领土，这一人口优势比常规的军事入侵要可怕得多。他自信能击败美国军队，但没完没了的定居者浪潮却会给南方边境带来无穷尽的战争，甚至麦吉利夫雷也不肯定自己能赢。

麦吉利夫雷不择手段的名声当之无愧，某些时候他确实不介意和人达成交易，中饱私囊。因此佐治亚的亚祖公司股东组成代表团试图贿赂他，承诺从这笔有利可图的生意里分股份给他，换取他的合作。但是，只有当不择手段能为克里克部落整体利益服务时，麦吉利夫雷才会这么做。他拒绝了贿赂，认为这一举动进一步证明了自己在南部边疆的地位，他才是能左右形势的人。当他听说几个匿名的佐治亚议员在行贿未遂后约定要暗杀他，他对自己显而易见的重要性就更满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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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祖公司这个新问题改变了政治氛围。在亚祖公司出现之前，麦吉利夫雷几乎肯定会拒绝诺克斯和华盛顿提出的任何重启谈判的条件，因为他确信，有西班牙人慷慨供应物资，克里克人及其印第安联盟掌控着本地区的力量平衡。但是现在，如果重启谈判，他就能和联邦政府签订条约，重申联邦政府对印第安政策的控制权，就此切断佐治亚州对领土主权的荒唐要求。这个关键问题上，他的想法与诺克斯——华盛顿的想法不谋而合。

不过，在共同点之外，麦吉利夫雷也不抱幻想。“华盛顿要和我签订这么宽容的条款，还这么急切，”麦吉利夫雷评论说，“我相信，并不是出于公平和人道的原则。”美国人已经被北部边境的战争牵制了太多力量，缺乏足够人力和钱财在南部再打一场战役。这一点上他们的威胁只是虚张声势，他完全可以应付。但是如果他谈好条约，让联邦政府和克里克人协同一致对付佐治亚人，那么亚祖公司的威胁可能就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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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邀约由前大陆军军官马里努斯·威利特（Marinus Willet）
[8]

亲手递交。诺克斯和华盛顿决定清理一切障碍。所有事务，包括奥吉奇河和奥康尼河之间有争议的土地，都摊开在谈判桌上。更重要的是，麦吉利夫雷不用再和汉弗莱斯这样的低级人员打交道。这一次，两位伟大领袖华盛顿和麦吉利夫雷将在峰会上聚首。麦吉利夫雷和下属克里克酋长组成的代表团获邀前往美国首都纽约，进行长期访问，以最传统的印第安部落篝火会议形式，面对面达成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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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吉利夫雷觉得，威利特比汉弗莱斯坦诚，才华出众，颇可以成为优秀的克里克战士。虽然麦吉利夫雷对一切形式的奉承免疫，而且并不喜欢漫长旅途的辛劳，尤其考虑到他体力堪虞。但这一提议他无法拒绝。“在纽约签订条约，由华盛顿和麦吉利夫雷签名认可，”他注意到其中体现的相互平等的地位，明显感到自豪，“这将是长期和平的保证，会受到美国人的长远尊重。”1790年5月，他开始为700英里的远征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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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

场面颇为壮观。麦吉利夫雷与其美国陪同者马里努斯·威利特同乘一辆马车，27名克里克酋长骑马跟随，头戴隆重羽冠，身着印第安裙服，鲜艳夺目，前往白人的首都。佐治亚州和卡罗来纳沿途，目击群众十分震惊，表示从没见过这么多武士怀着全然和平的目的列队前进。在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和弗雷德里克堡都必须停留，本地显要设宴招待，反复向“克里克人的华盛顿”敬酒。费城的招待更是一场盛事。队伍抵达纽约郊区时，点燃了无数和睦烟斗
[9]

，举起了无数杯中酒，外交谈判看起来倒成了事后才想起来的礼节。欢呼的人群预示着南部边境新的和平年代的开始。

从新泽西坐轮渡去曼哈顿时，麦吉利夫雷及其陪同受到了欧洲皇室般的欢迎。一份纽约的报纸称自从华盛顿就职以来还没见过这种场面。港口泊船鸣放礼炮，坦慕尼协会（St. Tammany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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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官员在码头迎接他们，头戴印第安式羽冠表达友谊。接着，游行队伍经过联邦大厅，所有议员出来欢呼，克里克酋长们放声高歌，翻译说是在歌颂兄弟情谊。欢庆的队列随即进入诺克斯家里，他邀请麦吉利夫雷停留纽约期间在自家暂住，而麦吉利夫雷宣布将侄子留在诺克斯家教育和成长，象征着两个家庭的联谊。然后行至总统官邸，华盛顿给予正式欢迎。最后到了古城酒吧，庆祝方才结束，开始了丰盛的宴请和更多的祝酒，全程伴随着克里克族歌声和高呼，这场面混合了印第安人和白人的礼仪，富有异域情调。我们可称之为重要的多元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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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媒体一致认为，从来没有欧洲外交官受到过这种皇室般的欢迎。诺克斯和华盛顿认为这是完全合理的，因为相对于同欧洲强国巩固外交关系，赢得麦吉利夫雷在战略上更为关键。避免南部边境的昂贵战争显然是最优先的，同时，开启美国印第安政策的全新方向也使得这个场合尤为重要。同克里克人签订条约，由联邦政府保障，承认他们对密西西比河以东大片土地的权利，将为以后与东部部落的所有谈判树立典范。表面文章也要做。因为麦吉利夫雷同英国及西班牙盟友广泛通信，肯定会受后者影响，认为美利坚共和国的政治实验很成问题，注定会像之前所有共和国一样解体。虽然他对克里克力量优势的信心主要是军事方面的：他的战士将多过派来与之对抗的美国军队，并会击败他们——但同时他也有政治上的信心。也就是说，他相信美利坚共和国是转瞬即逝的脆弱的联合，很可能非常短命。在他看来，有数百年历史的克里克族必能比新建的美利坚国家要长久。在国家的首都展示政治和军事力量是诺克斯和华盛顿早就计划好的，为了向麦吉利夫雷表明，这一共和制的实验不会像其欧洲先驱那样短命，而是会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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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克代表团在纽约待了将近一个月。白天多半都在进行外交谈判，晚上则由礼仪性的庆祝活动占据，不过晚上的饮宴有助于建立起互信的精神，利于白天的会议。有些证据能说明问题，麦吉利夫雷晚上的交际经常让他第二天宿醉未消，不过这种间歇性的不适也可能是长期带病的结果。

礼仪活动的一个高潮是观看约翰·特朗布尔（John Trumbull）新绘制的华盛顿肖像，他是美国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而且有意画一幅克里克酋长群像，他说酋长们天生的高贵堪与古典绘画中的古罗马元老院议员相媲美。但是在观看华盛顿的肖像时，克里克人惊呼起来，表示难以置信，因为他们从没见过一幅画能在平面上表现出立体感。他们说特朗布尔在使“法术”，拒绝给他当模特，以免被他的魔咒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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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的谈判没有留下记录。原因很简单：没有做记录。不过我们的确知道，主要由诺克斯负责同麦吉利夫雷的谈判，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最近抵达纽约，也加入进来。他把自己对印第安人历史和语言的长期兴趣也带到了现场。后来担任总统时，杰斐逊将会监督开展印第安人逐渐迁移的进程，这一过程在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总统签署的《印第安人迁移法案》（IndianRemoval Act，1830）
[11]

中达到顶点。不过在他生涯早期这个阶段，杰斐逊牢牢地与诺克斯——华盛顿联盟站在一起，要保存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印第安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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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作为国务卿最早的行动之一是起草一份备忘录，称亚祖公司所有声明皆为非法，因为佐治亚州加入联邦时已将其所有西部领土转让给联邦政府。在诺克斯的要求下，他还起草了另一份法律意见，称克里克人和所有印第安部落皆应被视为外国。也就意味着由总统签署、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批准的所有条约条款，包括所有贸易条款，都立即成为国家法律，不受各州或私人公司法律上的质疑。虽然之后杰斐逊转变了在后一个问题上的立场，遗憾自己赞同了这么不受约束的行政权力，但在此时，杰斐逊相信自己作为国务卿的最高任务是支持总统的政策，因此他收集证据，支持同克里克族的新模范条约，就像律师专注服务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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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跟立法权不那么相关、但是更深层的意义上，在美国原住民政策形成过程的这个决定性时刻，情势中暗含的道德议题由杰斐逊做了最充分的说明。在同时代的美国人中，他为印第安文化写下的辩护最令人信服。在他的《弗吉尼亚笔记》（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中，杰斐逊用了整整一章说明“土著人”（Aborigines）问题，为弗吉尼亚印第安部落在塑造老自治领（theOld Dominion）
[12]

历史中的影响力正名。更切中要害的是，他全面地为印第安人的智力、勇气和品格辩护，反对著名法国科学家布丰伯爵（Count Buffon）
[13]

对印第安人的贬低。后者认为美国印第安人在生理和智力上都是劣等野蛮人，不配与欧洲白人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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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礼貌而坚定地辩称，布丰，欧洲最声名卓著的博物学家，并不了解自己评说的对象。在个人观察和周详研究的基础上，杰斐逊驳斥了布丰的每一条指控，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印第安人的口才、勇敢和深刻的荣誉感。一切都指向这个结论：美洲原住民“和欧洲智人（Homo sapiens Europaeus）的构造，无论身体还是大脑，都一模一样”。不管印第安人和白人之间存在何种差异，都源于印第安文化所处的原始条件的作用。（杰斐逊还认为，至少在某些方面，印第安文化还要优越些：看一下情愿作为印第安人度过一生的白人俘虏的数目，就不难知道。）短期看，这意味着但凡受过教育的美国人或欧洲人，都无法良心清白地说印第安人是野蛮人并以此为借口驱散和迁移他们。长期看，这意味着最终北美印第安人和盎格鲁——萨克森人的同化有利于双方。但对于非洲裔美国人，杰斐逊就无法接受同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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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克斯和华盛顿可能也同意杰斐逊关于印第安文化品格的基本信念，但他俩从未像杰斐逊这样清楚而公开地表达对该问题的看法。因此，外交团队中杰斐逊的加入，为1790年7月底至8月初这一系列未做记录的对话增加了更为显明的道德基础，没有他就无法做到。出于不同原因，三个人得到了同样的结论：美国的印第安政策正朝着不公和悲剧命运发展，眼下同麦吉利夫雷和克里克人的谈判是一个机会，能扭转上述的命运。后代子孙最终将根据他们在这一决定性时刻的作为来判决他们。

麦吉利夫雷毫不关心后代子孙怎么看。他唯一的目的是保护克里克族，使其不受东边白人人口剧增带来的伤害。他的当务之急是通过获得联邦的支持，阻挡亚祖公司，抵御佐治亚州的扩张计划。看来他已经从诺克斯那里榨出了个人承诺，美国政府会如他所愿，因为麦吉利夫雷后来提到，谈判的主要成就是“签署了亚祖公司的死刑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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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谈判立场上的核心提议是联邦承诺最终实现在边境驻军，维持重新划定的克里克疆域的边界安全。但麦吉利夫雷决不允许克里克人的命运依赖于信任任何个人或政府的承诺。他认为自己在玩一个四方外交游戏，既利用合众国政府对抗佐治亚州政府，也利用美国人对付西班牙人。他给美国人的任何保证都是暂时的、有条件的。万一美利坚共和国倒台，保证也就失效，他认为这很快就会发生，尽管美国人显然在展示其政治持久性，妄图以此打动他。或者，如果西班牙给他更好的条件，他也可以同美国人一刀两断。亦或不管哪种情况先发生，他都可以随势而动。《纽约条约》（Treatyof New York）于1790年8月7日以15比4的票数在参议院通过。佐治亚的两名议员都投了否决票，一名佐治亚议员詹姆斯·杰克逊（James Jackson）抱怨说，条约将300万英亩佐治亚土地让给了“一个野蛮的克里克人”，大概就是麦吉利夫雷，他还“得到了特别安抚，满载而归”。
48

条约的序言宣布，本条约意在创造“我们南部边境的和平和繁荣”，将“克里克族及临近部落与合众国的利益”相连。实际上，合众国将取代西班牙成为克里克族的主要盟友和贸易伙伴，后者现在“处于美利坚合众国保护之下，不受别国保护”。麦吉利夫雷想将克里克部落东部边界设在奥吉奇河，但实际定在大约30英里以西的奥康尼河，因为争议领土上已有太多白人家庭定居，迁移他们将极为困难。西部边界有意模糊，允许麦吉利夫雷宣称边境是在密西西比河，而美国人可以说并未延伸到那么远。合理估计，新的印第安受保护领地包括现在的佐治亚州西部、田纳西州东部、佛罗里达州北部、亚拉巴马州全境以及密西西比州东部。以任何标准看这都是巨大的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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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条款谨慎表明，克里克家园将逐渐缩小。“将逐步引导克里克族更加文明，”条约写道，“成为牧民和农民，而非继续狩猎。合众国将时时无偿为上述部族提供有用的家畜和农具。”这些看似无害的字句隐含的深意，麦吉利夫雷肯定明白。克里克人已经在从事一些耕作，现在被催促着完全过渡到农耕经济，相比采集狩猎经济，所需土地要少得多。没有说出来的是，后续条约将减少目前克里克广大疆土的面积。究竟减多少也待定。
50

确定的土地面积巨大，至少现在如此，美国政府也对克里克人做了同样巨大的承诺：“合众国向克里克部落庄严保证，其在合众国境内所有土地的西部和南部边疆如前条款所示。”不管目前克里克部落边境如何模糊，不管将来如何缩小，联邦政府已经发誓保护克里克部落免受州政府和白人定居者的侵害。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诺克斯认为这对其整个飞地战略在道德上至关重要，在经济上也比一系列持续的边疆印第安战争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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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两项秘密条款没有体现在条约中，但在参议院投票前议员们沟通过了。首先，合众国同意与克里克新盟友建立贸易伙伴关系，从每年6万美元价值的货物开始。麦吉利夫雷坚持要缓两年再开始执行这一政策，可能是为了理清细节，也可能是要用这段时间来试探他能否从西班牙人那里获得更优的条件。其次，授予麦吉利夫雷美军准将军衔，年俸1200美元。克里克其他酋长的薪酬少一些。这明显是贿赂，要取代麦吉利夫雷从西班牙人那里收到的年度津贴。这种利用太过粗鄙，不能写到条约里，麦吉利夫雷却明说了，他认为给好处费是此类谈判的常规做法，如果他的心意不能得到美国人的回报，他会感到被冒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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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仪式于8月13日在联邦大厅（Federal Hall）举行，国会成员全体出席。麦吉利夫雷也穿上了合乎新军衔的红襟蓝军装。其他克里克酋长穿着最为鲜艳的民族服饰，进屋时呼喊尖叫，据一个报纸记者说很像战斗时的呐喊，让人害怕。条约被高声朗读出来，有人为克里克人即时翻译。华盛顿发表了庄严的讲话，宣布《纽约条约》将有利于双方两个伟大的民族。麦吉利夫雷也报以善意，感谢纽约人民慷慨好客，感谢华盛顿赠送的珠子和烟草。所有酋长同华盛顿以印第安风格握手：一手握住自己另一手的手肘，然后另一手抓住别人的手肘，几个人围成一圈。克里克人随即列队，合唱了最后一首歌。翻译说，这歌唱的是永久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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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与事后思考

克里克合唱余音未散，持久和平的前景就已黯淡。人口问题无法控制。佐治亚州边疆地区的定居者持续涌入，穿过新设立的克里克边境，数以千计，带着兴高采烈的无知，对某个遥远政府画在地图上的任何地理界线完全无视。每前进一步，都有佐治亚州议会的鼓舞。后者将定居者看成控制南部边境的亚祖战役的排头兵。诺克斯派出一支联邦部队小分队去警戒边境，然而这相当于拿一篮海绵阻挡洪水。华盛顿立刻看出了战略困局。“除非我们能控制住我方边境的混乱局面和越轨行为，”他说，“否则指望同印第安人的和平，或者期待他们能比我们更好地管理民众，都是徒劳。”在华盛顿看来，罪魁祸首是白人定居者及其幕后推手，这令他极为生气：“一群无法无天的恶棍，毫无原则……破坏最为庄严的条约，还逃避了他们完全应受的惩罚。”华盛顿最后的结论是：“除非有一座中国的长城，否则无法阻拦土地投机商，无法停止定居者对印第安土地的侵害。”他将失败的责任揽下，认为自己在《纽约条约》上的签名是合众国政府的郑重承诺，也是自己的荣誉誓言。如今均已破灭，毫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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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吉利夫雷考虑的不是承诺和荣誉，而是利益和权力。1791年，一旦确认美国人的侵入规模巨大，他认为是时候再次调转阵营了，这一次是从美国人转回西班牙人。考虑到他之前刚刚背叛了西班牙盟友选了美国，西班牙人对他的可靠性表示怀疑。麦吉利夫雷则不承认有过背叛，争辩说《纽约条约》从来没有让克里克人同美国人站在一起——这是露骨的谎言，西班牙人完全意识到了，然而他们也别无选择。没有人能代替麦吉利夫雷，只有他能够作为部族领袖动员印第安人抵抗美国人。因此他们欢迎他回来，假装他从未离开，甚至提高了补贴，每年给他2000美元，超过了美国人的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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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2年7月，麦吉利夫雷去了一趟新奥尔良，同西班牙人谈新条约，完成了双方的对话。没有纽约谈判时那种盛大场面——没有大游行，没有丰盛的晚餐，没有好意的祝酒，没有克里克人合唱——只有麦吉利夫雷和新任西班牙总督之间的私人会谈，麦吉利夫雷发誓“我从来无意同美国人和睦相处”。然后，他有点自相矛盾地表达了深深的遗憾，竟然愿意“多少依靠一个明知其决心要与所有印第安部落为敌的国家，抵抗他们义不容辞”。《新奥尔良条约》（Treaty of New Orleans）重申了克里克和西班牙的联盟，共同承诺将所有美国入侵者驱赶出克里克部落。麦吉利夫雷还提出希望俄亥俄的印第安部落能加入西班牙——克里克联盟，实现人们一直翘首期盼的泛印第安联盟。“我有理由认为，”他告诉西班牙总督，“明年春天，北方印第安部落的代表团就该来到这里，增强南方部落力量，为共同事业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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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纽约条约》通过不足两年，它代表的一切希望与和平前景已化为乌有。白人定居者继续无情地西进，如无尽的水流，使得想长久保存克里克家园的所有计划都成了笑谈。麦吉利夫雷回到西班牙人身边，从他们那里获得武器的供应，在南部边境全线重启血战。新的印第安政策本打算在密西西比河以东保持印第安部落的土地，这再也无法实现，曾经的机遇已永远失去。

接下来发生的——如人们所说——都是历史了。泛印第安联盟再没有实现。同之前的美国政府一样，西班牙——克里克联盟也无力阻止白人以人口优势汹涌而至。麦吉利夫雷没有活到目睹故事终结。1793年2月17日，他死于各种疾病的并发症。在场的人说，他看起来像有50岁了，其实才34岁。伦敦《绅士杂志》（Gentlemen’s Magazine
）刊登了讣告，预言克里克部族再也不会有他这样的领袖。事实也正是如此。
57

之后50年，克里克的土地变为蓄奴者的土地，南方腹地的缘起之地，全国对种族问题最敏感的地区。但割裂是在白人和黑人之间，不是白人和红皮肤印第安人之间，因为克里克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部落，几乎完全消失了。在印第安迁移史的最后阶段，和更顽强的切罗基人不同，他们不再成为重要问题，因为他们已几乎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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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相关事务与美国社会的未来密切相关，以及如此悲剧的结局，人们几乎有不可遏制的冲动想知道，故事能否有不同的结局。但如果人们认定上文业已忠实讲述了故事的本质，那么答案只能是令人失望但无法改变的“不能”。

尤为突出的是，在这关键时刻双方都拥有如此优秀的领袖。诺克斯和华盛顿，还有杰斐逊相助，选择迎难而上，改变美国的原住民政策。他们这么做并不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正好相反，是因为革命的火焰依然在他们胸中燃烧，而且他们内心深处知道，迁移印第安人与自己珍视的共和原则不相容。他们接手的印第安政策，正无情地推动密西西比河以东印第安部落的灭绝。他们试图扭转趋势。各自的革命资历，让他们完全有信心认为，原则需要优先于民意。因为毫无疑问，如果白人民众公投，绝大多数都会支持迁移印第安人。他们付出了英雄主义的努力，失败了，但也很难想象他们还能怎么做，才会改变最终的结局。

在印第安人这边，也难以想象比麦吉利夫雷更能干、更精明的领袖。他因地制宜，尽可能灵活地打出了自己手上的牌。虽然从现实政治的意义而言，他不讲原则，但当克里克部族的命运面临危机，他是无法腐蚀的。他结合了纯粹的智谋、灵活的外交和十足的胆量，成为当时最有领导力的印第安首领。以后见之明回头看，要想避免悲剧，麦吉利夫雷依然是我们能选出的最佳印第安首领。然而他也失败了。

为什么这样卓越的领袖依然遭遇如此败局？部分原因在于纯粹的人口数字。美国白人人口每20年到25年就翻倍，同时，印第安人口差不多以同样的速度减少。18世纪最后10年，北美东岸人口爆炸并向外辐射，与之相竞争的印第安人口则完全在数字和空间上被压倒。对这种爆炸，想从政治上遏制或控制都没什么机会。

如果的确存在某些机会，那也依赖于新成立的联邦政府实施意愿的能力，令佐治亚州和南部边境蔓延的白人人口听从的威信。为了实现保护克里克人的承诺，合众国政府需要能够掌控克里克部族的东部边界，这是条长约500英里的弧形，从现在的田纳西州东部延伸到佛罗里达州的狭长地带。这就需要建立一连串的要塞，至少1万名联邦军队士兵永久把守，而当时整个国家军队仅仅是这个规模的十分之一略多。几乎在任何层面上——后勤、经济和政治上——要实现这一计划都毫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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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的是，华盛顿面对的难题和英国人当初在《1763年公告》（Proclamation of 1763）
[14]

后的遭遇一模一样，当时乔治三世宣布阿勒格尼山脉（Alleghenies）
[15]

以西的广阔土地为印第安保留地，不许美利坚殖民者进入。加倍讽刺的是，那时候华盛顿愤怒抗议英国的政策，并颇为满意地看到这项政策本质上无法实行。1790年，他发现自己处于乔治三世的位置，也将同样无能为力。

考虑到这一显而易见的历史先例，华盛顿和诺克斯何以认为他们就能成功？同样情况下，英国人有强大得多的力量，却失败了。为什么他们一开始没有认识到自己缺乏资源来实现条约规定的责任？他们怎么会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做的承诺无法实现？

部分原因在于诺克斯和华盛顿自认为是美国革命真正意义的守护者，杰斐逊也一样，虽然方式不同。他们确信无疑，北美大陆上印第安人与白人和平共处，是与革命原则一脉相承的，迁移印第安人违背了这原则。三个人都习惯了克服一切困难、冒极大风险去维护这些原则。杰斐逊抒情地表达过，他们在许多时候都自愿“冒着生命、财产和神圣荣誉的风险”，每一次都看到历史证明他们是对的。确实，不论何时华盛顿投身到前景不明的重大事业中，不论是为了击败英军，还是在制宪会议上支持国家主义者，他从未输过。只要革命的风向在他们这边，而他们当然是在努力改写印第安政策，因此也有理由相信，不管多难都能赢得所有的赌赛。只要头脑清醒，谁会跟华盛顿打赌？

但事实是革命的风向也已吹到他们对面去了。诺克斯和华盛顿的这件事务是由行政机构自上而下构思和计划的，除了参议院的批准投票，几乎没有咨询过国会意见，而投票本身也很别扭，甚至可笑。华盛顿可以说，因为印第安部落应该被当作外国对待，对印第安政策的立法权也就很正当地由行政机构受理。从华盛顿的角度来看，只要略为大胆地使用行政权力，就能将美国的印第安政策放到共和主义的轨道上。但是在国会内外的许多观察者眼里，这么惹眼地行使行政部门的权力，本身就违背了共和原则，让人闻到了明显的君主制的气味。仅仅提到这个词，就已经敲响了所有的革命警钟，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对君主权力横扫千军的指控也在脑海升起。刚刚萌芽的美利坚共和国，在其幼嫩生命的这个时刻，任何政策，如果完全依赖于严厉施行行政权力，在政治上都是不可持续的。

如果200年后遇到这个问题，总统会把佐治亚州的民兵收归联邦政府统辖，令其执行规定克里克边境的法案，而最高法院则会判决这些行为合乎宪法。华盛顿却没有这些选择，因为要让这些成为可能，得先有相应的政治机构和法律先例，而两者尚未诞生。没有这些，终极的权力就完全落在政府之外，到了那些普通美国人手里，他们要寻求更好的生活以及西部的一块土地。在此意义上，印第安人的迁移是不受约束的民主起作用时的必然结果。

[1]
勒内·罗贝尔·卡佛利耶·德·拉萨尔（1643—1687），法国探险家，1682年他从密歇根湖出发，至密西西比河，沿河而下至密西西比三角洲，并宣布这一流域为法国所有，并根据法王名字命名为路易斯安那。

[2]
菲利普·斯凯勒（1733—1804），大陆军将军，第一任纽约州参议员，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岳父。

[3]
本杰明·霍金斯（1754—1816），1796年由总统华盛顿任命总领俄亥俄河以南印第安事务。他和克里克人住在一起，对印第安人怀着深厚的感情。

[4]
宪法译文引自《联邦党人文集》第527页（商务印书馆，2015）。

[5]
宪法译文引自《联邦党人文集》第530页（商务印书馆，2015）。

[6]
即辛辛那提会。

[7]
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1754—1838），法国贵族，外交家，历经路易十六朝、法国大革命、拿破仑、路易十八和路易·菲利普时期，担任外交大臣等职务，善权谋，以机变深沉、不择手段闻名。塔列朗是本书第六章的重要人物。

[8]
马里努斯·威利特（1740—1830），美国军人，美国革命期间卓越的政治领袖。

[9]
北美印第安人表达和睦的烟斗。

[10]
坦慕尼协会，又称哥伦比亚团（The Columbian Order），1789年5月12日成立，最初是美国一个全国性的爱国慈善团体，专门维护民主机构，后来成为纽约一地的政治机构。1934年解散。

[11]
安德鲁·杰克逊（1767—1845），美国第7任总统，民族党创建人之一，其任内最重大、最有争议之事是批准了《印第安人迁移法案》，开启了印第安人西迁的血泪之路。

[12]
“老自治领”是殖民地时代弗吉尼亚的一个名称，后来成了弗吉尼亚州的一个非正式称谓。在殖民地时代和美国建国早期，“老自治领”涵盖了如今的弗吉尼亚州、西弗吉尼亚州、肯塔基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伊州以及部分的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

[13]
布丰伯爵（1707—1788），乔治——路易·勒克莱尔，法国博物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启蒙时代著名作家。布丰的思想影响了之后两代的博物学家，包括达尔文和拉马克。布丰曾主张，美洲土生的动植物和人在各种品质上都不如其欧洲同类。杰斐逊在任美国驻法公使时，曾在这一话题上与布丰展开辩论。

[14]
《1763年公告》又名《1763年皇家宣言》，由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发布于1763年10月7日，目的是通过监控西部边疆的土地收购、殖民和毛皮贸易以稳定与原住民部族的关系，并更有效管制其美洲领土。公告实质上禁止了美洲殖民者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地方购买土地或定居，但当时已经有相当数量的殖民者已经在这些地方拥有土地，此公告的发布令这些人相当不满，是导致美国独立战争的原因之一。

[15]
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一部分，位于美国东部。

第五章

反对党之谋

美国最优秀的政治领袖竭尽所能也未能创造公平的印第安政策。两党制的创建却成功了，尽管几乎所有国父都强烈抵制其存在。最敏锐的政党起源学者如是说：“国父们希望创建的不是宪法之下的党派政体，而是能抑制和控制党派的宪政。”说得很好。创建了美国第一个有组织反对党的那个人和其他人一样，对自己的创造给予了最精炼的谴责：“如果必须带着政党上天堂，我情愿不去，”杰斐逊说。
1

从现在的角度我们很容易理解，有组织政党后来逐渐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将民主文化的粗野的骚动能量引入有逻辑、有规矩的框架内。同样也能看出，两党制还有个弥足珍贵的贡献，它为抒发异见提供了安全规范的场合，相当于一个程序化、制度化的出口，供人辩论，代替了断头台或行刑墙。不过，如果我们能给在阴间的杰斐逊打电话，告诉他颇可以将两党制刻在墓碑上，与他的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并肩，作为自己最持久的遗产，他会觉得这是荒唐的玩笑。

乍一看，国父对政党的敌意颇为奇怪，因为整个18世纪晚期，党派之争能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个重要观念已经呼之欲出。1770年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1]

为此写了一篇论文，引发了不少争论，他认为，政党不仅是代议制政府的必然产物，在组织辩论上也起到有价值的作用，类似法庭审判的对抗制（adversarial system）
[2]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中描述了野心勃勃、自私自利的利益集团间不加限制的冲撞，尽管肮脏，这却是资本主义市场活力的秘诀。我们也已经看到，詹姆斯·麦迪逊部分借用了斯密的自由市场观点，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也说到，大范围的共和政体中的政治派别冲突有助于增进稳定，让国家的广阔面积成为优势而非缺陷。也可以说，制宪会议上达成的痛苦妥协，尤其是关于行政权力的范围、州和联邦立法权的模糊分界，都建立了一个本质上争辩不休的语境，使得政党的出现事实上成为必然。当然，后来发生事情也正是如此。
2

那么，国父们为何几乎一致抗拒这无可避免之事？而且，创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正常运转的两党制很可能是他们对现代政治思想最持久的贡献。为什么他们得被拖着前进，一路又踢又喊，而且，最有趣的是，还否认自己明显正在干的事？

问题的完整答案藏在下面的故事中。两个主角是詹姆斯·麦迪逊和托马斯·杰斐逊，不久之前被戏称为正在冒头的共和党的“大将军”和“大元帅”。主要配角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有角色中最炫目最有才气的一位，差点喧宾夺主，不过他的主要作用还是给麦迪逊和杰斐逊做固定靶子，以便他们从事政治上的等长运动
[3]

。次要配角属于两位最习惯于领衔主演的人物：乔治·华盛顿和约翰·亚当斯。他俩都未能充分领会党派争吵的意义，认为这些影响了他们各自任期的争吵不过是盖过了古典和谐之声的刺耳杂音。

华盛顿和亚当斯所代表的美国政治家认为“党派”或者“派别”是在致力于狭隘的、往往是一己之私的利益而牺牲公共利益，名头不甚光彩。（现在政治词汇中最接近的就是“游说者”。）榜样应该是爱国君主——这是第一代博林布鲁克子爵亨利·圣约翰（Henry St. John, Viscount Bolingbroke）
[4]

最先提出的，他是美国革命一代很尊崇的英国反对派思想家，因为他认为政治家的特征就在于公正客观的品行，能超越派别之争和被误导的民众浪潮之上，以国家的长期利益为行动目标，不顾当下的政治代价。不论亚当斯还是华盛顿，在心理上都不可能认为自己是政党领袖。诚然，华盛顿是所有世代的终极爱国君主。亚当斯则在1799年拒绝和法国全面开战
[5]

，导致1800年总统大选败北，但他对这一政治自杀相当乐意，至死都认为这是自己总统任期内最光彩的时刻。
3

现代的美国记者和政治家仍然赞颂这种根深蒂固的对投票、人气、党派之见的鄙视，这种态度也是建国者们能享有偶像般名望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贬值的政治货币的金标准。事实上华盛顿和亚当斯也是古典血脉的最后传人，杰斐逊则指出了通往现代之路。他是第一位公开宣布自己是政党领袖的总统，虽然他极不愿意承认。

一定意义上，这是个语言问题。那时没有中性词汇来谈论政党，就像当时讨论行政权力时无法不指涉国王与宫廷。虽然人们普遍理解，经济上的利益集团或者政治派别可以在市场或政坛发挥正面作用，但被看作一党领袖仍然是重大耻辱。可以承认利益冲突在政治生活中永远存在，但要自觉地、公开地接受党派支持者和党徒角色，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因为这看起来就是自认腐败和道德缺陷，这样的人自然没有资格担任国家公职。甚至为获得公职举办竞选活动也被看作是宣布自己不堪重用。

1788年宪法创建的政治框架或多或少让持续的政治对话变得不可避免，再考虑到围绕着有组织政党的污名，能够在这两个条件之间灵活避让就成了令人珍视的智慧。大致来说就是：你创建一个政党，同时真诚地宣称自己根本没有做这种事。后来证明，杰斐逊在这方面才华横溢。

在这个故事的某些节点，已经不可能确凿区分杰斐逊是真心在自我欺骗，还是彻底的心口不一。不过杰斐逊最忠心的传记作者承认，杰斐逊事业的这个阶段已经无法以通常意义上的真实和坦诚来解释，这个时期，杰斐逊“经常表现得与其个性不符”。为了尽量得体地解释他的各种扭曲，杰斐逊最能干的辩护者将这些现象归结于他发自肺腑想避免任何形式的冲突——“他大胆的思维，”杜马·马龙（Dumas Malone）就说，“包裹在礼貌的刀鞘里……这么一个人，如果没有偶尔跨越客气话与欺骗之间细细的界线，倒让人惊讶了。”
4

不那么忠心的传记作者则推测，在杰斐逊政治生涯的这个成型阶段，他心理上的灵活已经不是例外，而是常态。约翰·亚当斯的孙子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这么讲：“他[杰斐逊]表现得不如自己想象的那么热情，他并不总是准确表达对朋友和敌人的想法。因此，他的部分公共生活总是笼罩着口不对心的雾气，或者至少是言行失检，这通常是感觉到的，而非真切看到的。”
5

不过从我们的角度，这一历史时刻，对杰斐逊品行的褒贬无关紧要。首先，如果你认为发明两党制是一项重大成就——这点似乎无可争辩——你也承认那个年代的政治文化给这一发明的道路设置了巨大障碍，那么，任何头脑灵活的人想跳过这些障碍，都毫无例外要违背过去的原则，以求让未来的政治成为可能。

两党制有个基本内涵让大多数国父很难接受，也就是认识到不同版本的现实能够共存，且两者都能颇为可信地自称真实。政治和数学不同，没有仅靠智力和逻辑即可得到的公认答案，而是不同版本的真理持续对抗，永不完结。（实际上，此处合适的模型不是牛顿的宇宙而是达尔文的丛林。）只有很喜爱多样性的人，习惯于同自己的多面性格谈判的人，常常在自己内心捉迷藏的人，才在心理上准备好要在现代的党派政治世界中发挥作用。托马斯·杰斐逊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完美地符合这一描述。

亨利·亚当斯在其权威的《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时代的美国历史》（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omas Jefferson and James Madison
）一书中最为精细地捕捉到了杰斐逊一贯的不可捉摸：“几乎所有其他的美国政治家都可以一句话描述……粗粗几笔即可绘出最初几位总统的肖像，唯有一个例外……杰斐逊只能用细铅笔一笔笔描绘，是否完全相像则取决于画像半透明的阴影那变动不居的闪烁。”
6

航行与阴谋

故事开始于1791年5月，杰斐逊和麦迪逊沿哈德孙河（Hudson River）乘船而上，十分悠闲。杰斐逊形容这是一趟“植物学远足”，现存所有信件也支持这一单纯的描述。家信里提到了路上看到的杜鹃花、黑莓和美洲五针松。乔治湖（Lake George）很壮观，令人惊喜，尚普兰湖（Lake Champlain）则让人失望，而萨拉托加（Saratoga）
[6]

和泰孔德罗加（Ticonderoga）
[7]

的战场会说话，只要你知道如何倾听阵亡者的鬼魂。杰斐逊写信给女儿说，基本上，相比于弗吉尼亚春天的斑斓色彩，这个季节的新英格兰清淡而温暾。穿过佛蒙特州到康涅狄格河上游之后，这两位弗吉尼亚人在新英格兰西部顺流而下，像外国游客一样吸收各种景物、气味和声音。
7

但这探险之旅并没有看起来那样单纯。他们的植物学探险是认真的，不过在关于动植物的谈话间歇，两人得闲谈论政治。后来麦迪逊承认，他们讨论了小麦瘿蝇的可怕毁灭性，又谈到同样具有毁灭性的创建国家银行的法案。该法案刚在国会通过，已由总统签署。杰斐逊和麦迪逊都对“股票投机商”（stockjobbers）、“托利党人”（Tories）和“联邦党羽”（monocrats）——这是他们的原话——感到懊恼，银行法案通过，这些人获得了胜利。麦迪逊说，所有这些卑鄙小人“在联邦的污物里戏耍”，意思是银行的私人投资者决心要以公众利益为代价获取私人财富。这就像圣经描述的场景，圣殿被兑换银钱者（money changer）占据了
[8]

。
8

因此，航行时的谈话就不再围绕植物学了，而更多的是政治学谈话。他们的政治学十分夸张。如果你从表面上接受他们的措辞，那么美国革命最深刻的动力，真正的“76精神”，正在被北方银行家和股市投机者的阴谋所劫持。他们组成了“投机方阵”，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邪恶领导下前进。虽然这些人只代表了全体人民中极小的一部分，但已经恶意接管幼弱的美利坚共和国并准备加强控制，损害所有普通公民。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国家真正的命脉。这一联邦党的最终目的是损害共和政府，代之以君主国家，总统职务会变成世袭而非民选，“有钱人”（money-men）则成为美国新贵族。

他们警告说，考虑到阴谋不断升级，真正拥护共和原则的人需要组织一个反对派别，恢复纯正的共和信仰。第一步，需要一份报纸曝光联邦党人的阴谋，将阴魂不散的政治威胁告知公众。杰斐逊和麦迪逊选中了新泽西记者兼业余诗人菲利普·弗伦诺（PhilipFreneau），让他创建《国民公报》（National Gazette
）作为反对派——即后来的共和党——的官方媒体。杰斐逊保证向他支付一份国务院翻译的薪水，虽然其真正的工作是宣传“古老的辉格派信条”。弗伦诺将能接触到杰斐逊办公室经手的所有外国情报，以及“发表的一切公告和本部门其他公告”。
9

无疑，杰斐逊和麦迪逊是认真的。他们的私人通信也确认了两人真心认为联邦党人正在搞阴谋。无疑，杰斐逊和麦迪逊心智完全正常且极为理性。那么问题就来了：他们对联邦党人这种近乎偏执的看法如何成形的？这看法令《联邦党人文集》的主要作者否定了之前自己为有主权的联邦政府所做的一切辩护，还让身为华盛顿内阁成员的杰斐逊认为自己的最高任务是颠覆他据称效忠的政府，这是为什么？

以任何中立的标准看，杰斐逊和麦迪逊想象的这幅图景扭曲得可笑。他俩从未感受过战争的怒火，从未发过一枪，却暗示华盛顿和汉密尔顿这两位战争英雄竟是“托利党”？居然还一样抹黑约翰·亚当斯，公认的“擎起独立事业的巨人”？至于君主制野心，华盛顿已经表明自己对任何类似野心免疫，战争结束时他就拒绝了王冠，还尽力将总统职权限制在共和原则框架内。诚然，华盛顿在庆典场合颇具王者威仪，在首都骑马出行时宛如马背上的上帝，可他天生气派，不由自己。

最后，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代表了重建美国经济财政稳定的努力，银行的设立是最高的一环。之前国家经济被债务拖累，对财政问题无能为力。这一经济政策设计出色，意在说服国际市场造市者，（按现代的说法）美国并不是香蕉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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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几个投资者只是这一杰出的财政政策不相干的副产品。苍天在上，对财政负责怎么能看成是十足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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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相互重叠的问题有个明显的答案，杰斐逊和麦迪逊强加到联邦党人身上的阴谋论思路是18世纪60、70年代对乔治三世及英国议会看法的国内翻版。那时人们坚信，邪恶势力聚集在白厅的阴暗小径和伦敦烟雾缭绕的咖啡馆里，英国官员们正密谋奴役北美殖民者。这成了革命意识形态的中心内容。若对这一描述是否理智提出疑问，就可能被贴上托利党标签。一旦美国独立运动成功，这种意识形态的地位也就崇高起来。杰斐逊和麦迪逊只是动了由来已久的意识形态镜片，当初殖民者透过它观察英国的帝国政策，现在他们把它用到了联邦党人身上，看到美国的土地上也在进行同样险恶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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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焦点转移在两个方面产生了可信度问题，之前英国人是反派角色时并没有遇到过。第一，革命意识形态的力量依赖于距离。那些被认为在搞阴谋的英国人远隔重洋，面目模糊，很大程度上因其完全看不见，很容易成为阴谋论成见的目标。另一方面，传说中联邦党人阴谋里的恶棍都是杰斐逊和麦迪逊很近的熟人，曾经共事者（如麦迪逊和汉密尔顿在撰写《联邦党人文集》时那样）。这会让他们很难被妖魔化。

然而杰斐逊还是设法做到了。他到死都认为在所有内阁会议上都坐他身边的那位汉密尔顿“不仅拥护君主制，而且拥护腐败的君主制”，而他的旧友亚当斯则丧失了革命信仰，“已被君主主义的联邦党人拿下”。到了晚年，他还声称能回忆起在国务卿任上出席纽约的晚宴时，发现自己是唯一真正的共和主义者，身陷“泛滥的君主主义氛围”。似乎君主主义者和麦卡锡时代的“共产主义者”一样，无处不在。再说一遍，几乎可以肯定杰斐逊是真心这么想的。也几乎可以肯定，他所看到的很大程度是因为自己想象力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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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联邦党人变成升级版的英国阴谋家还面临更大的问题。美国宪法反对英国内阁和议会，其要旨在于美国殖民者在英国议会中没有代表，所有的税收或者限制性法律都未经同意就强加给他们。拿走这一核心论辩，阴谋论的指控就更难说得上可信。所有联邦党人阴谋家都是公民们根据宪法规则以恰当的程序选择、任命的官员，宪法还是麦迪逊花大力气塑造的。如此说来，联邦党人是非常奇怪的“政治阴谋小团体”——是大部分美国选民自由选择的民选政府。

想在国内应用革命意识形态，上述障碍构成了严重挑战。杰斐逊和麦迪逊倒有个优势，就是他们的弗吉尼亚基地，他们也用到了这一优势来克服障碍。这是安全的港湾，能推动阴谋论对话，也提供了支持自己的选民，后者已准备好去理解密码般的词汇而无须任何进一步的解释，例如“股票投机商”“有钱人”“联邦党羽”以及“财政党”（the fiscal party）。如果在纽约或者费城用这种词汇就可能会被误解，或者被怀疑有点儿疯。但是在弗吉尼亚州，这就是本地主流话语的一部分，用南方口音说出来就很有道理，因为这很方便地解释了烟草经济灾难性的衰落以及老自制领的庄园主阶层不断攀升的债务。后来亨利·亚当斯给这种情况贴了个标签：“弗吉尼亚代表美国”版本（Virginia-write-large）的美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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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党人在1788年宪法批准会议上险胜，之后弗吉尼亚州重组了本地政治力量，重组的一个典型征象和后果就是麦迪逊的转身。这一转变是对1790—1791年汉密尔顿财政计划的反应，计划内容主要是由联邦承担各州债务并建立国家银行。这些进展迫使弗吉尼亚州的种植园主阶层首次意识到，自己作为美国顶层政治精英的日子屈指可数，很快就会被纽约和新英格兰的商业和金融精英所替代。大多数阴谋论都有个明显倾向，将不受欢迎的变化背后的客观因素个人化。汉密尔顿及其银行界密友也就变成了弗吉尼亚经济衰退原因的化身，弗吉尼亚东部各县的种植园主感受最深，而他们正好是长期以来弗吉尼亚政治精英的核心。

这说法与老式革命意识形态融合得不错：汉密尔顿及其追随者诡异地让人想到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债主，他们用道德败坏的概念，比如复利率，榨干了弗吉尼亚种植者阶层的血。许多弗吉尼亚庄园的破产突如其来，这是会计戏法的结果，很多庄园主还骄傲于自己对此完全不懂。（杰斐逊和麦迪逊死去时还处于破产状态。）汉密尔顿为提高财政能力而制订的金融计划刺激了他们积聚已久的挫折感，令其变得更为强烈，因为汉密尔顿在说些什么，庄园主们事实上毫无概念。

最后，共和党意识形态菜谱里还有一个特别南方的成分，虽然没有明说。不管你认为奴隶制是房间中央那头众人心照不宣的大象，还是宴会上不散的幽灵，弗吉尼亚的政治交谈礼仪都禁止直接讨论该话题。杰斐逊和麦迪逊的通信体现了这一沉默礼仪。他们的通信就像宪法文本一样，在控诉联邦党人的行为时从不提及奴隶制，不是因为不值一提，而是因为这就像不予采信的证据，其爆炸性的内含能炸飞其整个立场。他们在奴隶制问题上一致沉默，呈现出一种罕见的情形，其中证据的缺乏正是最为重要的证据。也许这就是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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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的，杰斐逊——麦迪逊的合作毫无缝隙、心照不宣，是“一种类似物理世界里磁铁的运动现象，神秘而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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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未曾言明的是什么？多年后，著名的弗吉尼亚共和党人纳撒尼尔·梅肯（Nathaniel Mecon）说漏了嘴：“告诉我，国会能否建立银行、修路开河，他们是否不能解放合众国的所有奴隶。”银行是汉密尔顿财政计划最为形象的体现，也的确召唤出了北方商业精英令人恐惧的幽灵，吸血鬼般从农耕的南方吸血。汉密尔顿的计划也最充分地体现了联邦主权高于州权。不久之前麦迪逊还和汉密尔顿一样劲头十足，倡导这种未加稀释的纯然的国家主义精神。到了1791年，麦迪逊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已经改变，之前很多坚定的弗吉尼亚联邦党人也变了。转变的一个原因无声飘浮在对“银行家方阵”赤裸裸的妖魔化之外：他们幡然醒悟，一旦联邦政府掌握了国内政策，奴隶制将注定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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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0年春天发生了一件事，揭示了这让人担心的可能性。两份贵格派请愿书催促国会，如果美利坚共和国还算有自尊的国家，就应关注奴隶贸易及奴隶制持续存在的问题。其中一份有本杰明·富兰克林本人的签名。富兰克林的地位让人无法忽视或搁置这些请愿，就此产生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且完整记录的奴隶制辩论。麦迪逊领导了众议院辩论战，阻止联邦权力染指奴隶制，争辩说宪法明确禁止国会在20年内对奴隶贸易做任何立法限制，并已含蓄地将任何以及全部（any and all）有关奴隶制的立法权下放到州政府。麦迪逊还起草了确认对宪法的这一严格解读的委员会报告，语中松了一口气：“浪潮已安全通过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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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麦迪逊和身在美国的任何人一样，知道会有其他浪潮袭来，因为宪法在州和联邦立法权之间划的界限非常模糊，它在新生国家的成型期肯定会随着个案审理前后移动。这正是国家银行的创建与奴隶制问题交集的地方，令人警惕。1791年2月，关于银行的辩论持续了整个2月。包括杰斐逊和麦迪逊在内，反对的基础都是认为它违宪，认为国会只拥有明确规定的权力，而创建公司（也就是这个银行）不在其中，因此银行违反了第十修正案将所有未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力保留给各州的规定。但汉密尔顿却赢得了辩论。他引用了宪法的“必需与适当”条款（“necessary and proper” clause）（第一条，第八款），即宪法内部限定国会权力的条款。汉密尔顿几乎逐字引用了《联邦党人文集》第44篇的辩词，每个人都认为这篇是他写的：“不论在法理上还是在公理上，以下原理是再自明不过了：一旦给定了做一件事的一般权力，完成此事所需的每种特殊权力也就包括在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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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辩护不仅在当日获得胜利，还树立了宽泛的联邦权力先例，几乎有无限内涵和应用范围。当汉密尔顿的辩词在众议院大声朗读时，麦迪逊肯定感到尴尬，因为《联邦党人文集》第44篇的作者是他，不是汉密尔顿。他早年不受拘束的国家主义思想现在又被当面扔了回来。

让麦迪逊及其弗吉尼亚同乡感到害怕的不只是银行本身，虽然这是足够真实的起因。让人害怕的是联邦权力的开放式定义，国家银行即由此授权，这个定义实际上赋予了联邦政府一种流动的执行力，能将权力随意延伸，包括触及最为脆弱的奴隶制问题。共和党理解的政治形势前景中，尤其是弗吉尼亚的独特看法中，腐败的“有钱人”玩弄几张纸就大发其财，私下里还无礼地开自耕农的玩笑，那些被他们欺诈的人则对此一无所知。但杰斐逊和麦迪逊都不是真正的农民。（他们谁也没有干过一天的农活。）他们和他们代表的弗吉尼亚选民都是种植园主，而种植园经济总是不太牢靠地建立在奴隶制的劳动力基础上。

所以他们在联邦党阴谋家那里探听到的私语就很好理解了，因为那正反映了他们自己关于这个无法公开谈论的话题的窃窃私语。确实，在明显的经济和道德上的重要性之外，奴隶制还创造了有利于产生阴谋论思维的环境，这样的政治世界中，未曾言说的是至为重要的，隐秘性是成功的关键属性，猜疑完全合理，互信则是愚蠢的天真，一个人最深的动机则应深藏。在此意义上，共和党对联邦党人的看法在弗吉尼亚深受拥护，是因为他们将自己曾深切经历过的欺骗性事业投射在了敌人身上。

密谋发酵

要解释麦迪逊为何转到共和党阵营是个麻烦事，因为他的思想过程比较曲折，并不简单，另外，他从制宪会议和弗吉尼亚宪法批准会议时的极端国家主义领袖到后来的反对派领袖，对以前宣扬的一切都质疑其合法性，转变的戏剧性也动人心魄。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是杰斐逊的影响。据说，杰斐逊从法国一回来，麦迪逊就回归到他惯常的位置，又成了这位蒙蒂塞洛（Monticello）
[11]

导师的侍从。对这种从属的姿态，他在余下的30年中都感到十分自在，甚至包括自己担任总统期间，直到杰斐逊死去才结束。

这个解释符合麦迪逊个性特点，他总是本能地从舞台中央的耀眼处退缩，乐于担任重要的幕后任务而让他人得到夸赞，而且他发自肺腑地崇拜杰斐逊。但另一方面，这解释不仅太过于方便简单，从历史事实说，或者至少从时间顺序上也不对。因为麦迪逊的转变始于1790年冬春，在杰斐逊于纽约露面之前。

第二种解释同第一种并非全然矛盾，认为汉密尔顿的《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Report on Public Credit
，1790）确实让麦迪逊十分震惊，其中体现的联邦对财政政策的强力控制并非麦迪逊两年前想的那种国家主义精神。这个解释有一个必然的推论，在辩论贵格派反对奴隶制的请愿书时明显浮出水面：他感到有义务代表弗吉尼亚选民的利益，对他们来说，对他称为“那个财产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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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权是无法让步的。他不得不选择做弗吉尼亚人还是美国人；他的选民让他获得公职，他选择和他们站在一起。

第三种解释则显然猜测成分居多，认为麦迪逊已经完全将宪法设立的辩论框架内化为联邦主权与州权之间的持续对话。他也许比同时代任何人都更深刻地认识到，共和制实验的存亡依赖于联邦和州的支持者之间平衡对话。只有双方合法性近乎平等，对话才能持续且有成效。从这个角度看，汉密尔顿的提议已极大地破坏了政治平衡，可能威胁到这一尚未正式开始的对话，使之终结。麦迪逊的最高任务就是跳到政治跷跷板的另一头，恢复平衡并维持持续对话。（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在“拒行联邦法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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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再次转换立场，支持联邦。）如果这解释合理，那么他转投共和党就并非党派行为，而是能想象到的最有眼光的超党派决定。

不管麦迪逊动机为何，他成了共和党反对派的政治先锋。（杰斐逊是华盛顿政府国务卿，不方便担任任何公开角色。）1791年11月到1792年12月，麦迪逊为弗伦诺的《国民公报》写了18篇文章，实际上宣布了共和党的到来，成为联邦党人之外的另一派别选择。虽然美利坚共和国在头几年里做的几乎每件事情都是开创性的，但麦迪逊的这批匿名文章格外史无前例，因为他宣布了反对党的存在，这是美国政治图景的新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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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的一篇文章中，麦迪逊几乎阐明了两党制的现代原理。“每个政治社会中，党派都不可避免，”麦迪逊写道，“打败邪恶才是伟大的目标……通过一个党派制衡另一个……这即使不是理智的语言，也是共和主义的语言。”这很接近现代关于两个永久党派的观念，双方总是意见不一，常规性轮流执政和出局。但麦迪逊很快表明，他依然不能完全接受两个同样合法的党派为争取民众好感而对决的制度。他保持的这个距离非常关键。在他看来，依法选出的政府并不合法，他并不称之为联邦党人，而是“反共和党”（anti-republicans）。（“反共和党”的标签和辩论批准宪法时的“反联邦党人”一样，意在将敌人置于守势。）这一政治冲突并不是平等双方之间的冲撞，而是光明力量与黑暗势力之间的战争，共和党代表美国革命精神，联邦党人代表了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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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名为《党派状况说明》（“A Candid State of Parties”）的文章里，麦迪逊将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初现的斗争同少数人和多数人间的永恒冲突联系起来，在乔治王时代的英格兰是“宫廷对国家”，在美国革命时期是“托利党对辉格党”。至少在此处，麦迪逊暂时抛弃了他之前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里的说法，即大范围的美利坚共和国将产生各种派别，其互动将防止一分为二的分裂。现在他又将这种分裂鼓吹为永恒的政治模式。这种更简单的说法实际上是杰斐逊式的，而非麦迪逊式的，它的好处在于将联邦党人设置为爱国故事线里容易识别的恶棍角色，这故事人人会背，这也是“76精神”之歌的升级版，歌词来自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对自由反抗强权的鼓舞人心的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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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比其他人都明白，这套故事已经不符合18世纪80年代的情况，除非还有人想说反联邦党人是革命遗产的真正继承人，联邦党人则是其敌人。杰斐逊可能会接受这个结论，因为当时他身在巴黎，在制宪会议和批准辩论中都没起什么作用，麦迪逊则不同。他在1787到1788年之间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联邦党人角色，想让他承认反联邦党人是共和党的英勇前辈，相当于让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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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他最终的效忠对象是梵蒂冈。

他的解决办法有点勉强。他说，联邦党人里一直隐匿着少数“柜子里的君主主义者”和“秘密的托利党”，他们设法控制了联邦政府和几个州。这一政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有影响的人，特别是有钱人”掌握了不合比例的权力，还享有地理上的近便，因为“他们都住在城里”。而多数美国人是分散各处的农民，忙于种地，无暇顾及政治。

麦迪逊在一篇文章里称赞农耕生活的简朴，与城市银行家和投机者本质腐败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这显然又是一个杰斐逊式的主题。因此，毫无疑问，邪恶的少数派暂时从沉默的大多数手里夺取了政府。“共和党，也许可以用这名称，意识到联邦各处的大多数人……肯定在内心里同他们在一起”，麦迪逊总结道，共和党应该保持信心，联邦党人的权势只是暂时的偏离，“目前的情况将会逆转，政府将按照人民的主体认可的精神和形式来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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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内容作为历史事实非常可疑——不久前“人民的主体”几乎是欢呼着选择了华盛顿——但作为宣传则极为狡猾。因为南方种植园主同北方商业阶层之间存在真实的经济与政治利益冲突，麦迪逊将之转化为两种版本的美国革命意识形态的斗争，而修辞的优势属于共和党人。他就像有经验的律师换了客户，证明自己相当善于从联邦党人最机敏的辩护者转身成为联邦党人议程的最能干的起诉人。麦迪逊也在这个过程中勾画出了18世纪90年代剩余时间内的共和党纲领。

不论原因为何，如果麦迪逊想法变了，他的《联邦党人文集》前合作者没有变。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担任财政部长，很清楚“87精神”已经战胜了“76精神”，主权现在归联邦政府，他要为国家建立起连贯的财政政策，也要从“87精神”出发。

汉密尔顿只比小个子麦迪逊略高一点，但他展现出的风格与身高不符，他是个“小巨人”，任何场合都位于中心，此时麦迪逊早已挪到屋角暗处。他与低调的弗吉尼亚风格正相反：引人注目，直言不讳，才华横溢。他这样的人不仅需要赢得每场辩论，还必须证明你输了。在汉密尔顿看来，那些现在自称共和党的人，要么过去四年中一直在昏睡，要么集体精神失常，因为合法批准的宪法已经废除了《邦联条例》以州为基础的政府，支持全权的全国政府，对财政政策的掌握则是明确规定的联邦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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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从来不是愿意长期持守势的人。1792年，他发动了对共和党阵营的攻击，以笔名卡图卢斯（Catullus）给《合众国公报》（The Gazette of the United States
）写了一系列文章。共和党指控联邦党人阴谋破坏美国革命共和原则，汉密尔顿反驳说，共和党人才是真正的阴谋家，杰斐逊是最邪恶的那个。虽然麦迪逊是共和党的先锋，汉密尔顿却指出杰斐逊才是反对派的决策者和“合众国最会耍阴谋的人”，需要在报纸上公开揭露其幕后诡计。

按汉密尔顿的说法，对于从以各州为中心的《邦联条例》的戏剧性转变，杰斐逊保留看法，他最多算是温和支持宪法。他雇用菲利普·弗伦诺当国务院翻译就明显是个阴谋，是要向他号称为之服务的政府发起进攻，因此他集特洛伊木马和“美利坚共和国的喀提林（Cati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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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身。（大多数受过教育的美国人都视喀提林为阴险的密谋者，几乎毁了罗马共和国，其邪恶本质激发西塞罗发表了著名的反喀提林演说，提出德行是共和国政治家的典型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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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的结论固然完全是党派之见，但其论据确凿。杰斐逊对宪法的看法和他和弗伦诺一起做的事同汉密尔顿描述的差不多。被问到和弗伦诺的联系时，杰斐逊颇为站不住脚地称弗伦诺不是他的傀儡，可以自由写作。这不实的辩护词只差一点就是完全的谎言。

汉密尔顿揭露了杰斐逊在共和党密谋中的隐秘角色，激发了联邦党人对其品格的一系列攻击，他们有选择地从他之前的生涯中找证据说明他浅薄、不够正直：作为弗吉尼亚州长，在入侵的英军面前可耻地逃遁；作为驻法大使，未能看清法国大革命的血腥后果，坚持认为一切都会好，因为他顽固坚持“只适于乌托邦的理论原则”；作为《弗吉尼亚笔记》的作者，宣布“黑人比白人低劣，因为他们更加臭烘烘，肾脏泌尿更多”；作为数学家，他坐在特殊定制的转椅上，一边转圈，一边不断调整自己的数学原理，这成了体现杰斐逊特有的转换角度和摇摆不定的象征。总之在联邦党人的恶魔学研究中，他是一个堕入歧途的、两面派的、危险的空想家，其最高理想就是成为合众国总统，否则不会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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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从未回应这些指控，虽然他允许自己的代理人去回应，主要是弗伦诺、麦迪逊和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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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保持沉默，有个人原因也有政治原因。个人层面上，他憎恶公开争论，认为那是杂音，打扰他在头脑中听到的天籁和谐。政治层面上，只要他还在为华盛顿内阁服务，就很难公开参与对联邦党人的猛烈攻击而不承担严重后果。在弗伦诺的事情上保持沉默，同时允许其他人在报纸上否认，他就不必撒谎，而且在任何可以定罪的证据上两手干净。

但是关于杰斐逊自身，很难知道欺骗何时结束、自欺何时开始。在弗伦诺一次特别过分地攻击华盛顿之后，杰斐逊悲伤地写信给麦迪逊：“总统不太好……在报纸上公开攻击……让他非常受影响。我想他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更深地感受到这些。看到这些我真的很难过。”然而这样看似真诚感叹的人，也是资助弗伦诺让他制造这痛苦的人。他的思想似乎在两条分开的平行轨道上跑，从不交叉，因此他既难以坦诚，也难以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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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双轨风格让杰斐逊可以和麦迪逊一起，一个一个州精心策划共和党的选举胜利，麦迪逊手头总是有数据。同一天，他也能和华盛顿一起为波托马克河上设计建造新首都亲密合作。唯一能打破他心理平衡的话题只有汉密尔顿。有几次和华盛顿开会时，汉密尔顿的名字一出现，杰斐逊就爆发了。他脱口而出，汉密尔顿“满脑子针对国家自由的阴谋，这个国家不仅接受他，给了他面包，还将荣誉堆在他头上”。另一次发怒时，杰斐逊说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意图将现在的共和制政府变为君主制”。这是共和党的主流话语，弗吉尼亚庄园主的格言，但当着华盛顿的面说出来，使得他冷静估量了一下，汉密尔顿和自己都支持强有力的行政部门，但是不管汉密尔顿还是他政府里的任何人都不想恢复君主制，谁相信这样的胡说八道，谁就给人“证明自己发疯的证据”。杰斐逊再也没有向华盛顿吐露心声，并从那一刻起开始记录华盛顿不知不觉的衰老迹象，传播闲言碎语，说当初的伟人已经过了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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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华盛顿的窃窃私语是有战略意义的行动。任何对当代最伟大英雄的直接批评都可能反弹到自己身上，那么含沙射影说华盛顿未能察觉汉密尔顿的幕后阴谋，共和党人就能将火力集中到更易打击的目标上，主要是汉密尔顿及其银行家朋友。

银行确实是完美靶子，杰斐逊使用的语言诡异地预示了40年后安德鲁·杰克逊长篇大论的谩骂。他催促麦迪逊将银行描绘成令人害怕的“整合”的邪恶象征，穷凶极恶地集中专断权力碾压普通美国人的利益。杰斐逊已经有了结论：银行不只是违宪，还是事实上的卖国。“任何人，如果在属于本州自己的事务中认可外来立法机构，就是对本州的出卖，”他告诉麦迪逊。这是杰斐逊第一次明确表达这一想法，7年后在肯塔基决议案（Kentucky Re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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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进一步扩展了这个观点。也就是说，一切内部（domestic）立法的控制权属于各州，如果联邦立法遭到州的反对，则该州可将有关立法视为实际上的外国政府非法侵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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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立场相当极端，将联邦与州的立法权间变动不居的模糊界限推到极致，最死硬的反联邦党人最多也就希望这样了。也许杰斐逊感觉到这不是他应该推广的宪法立场，便督促麦迪逊保密。不久之后，这两位共和党领袖决定今后通信都用密码，采用杰斐逊在国外时他们初次采用的暗号。（1792年8月，麦迪逊遗憾地告知杰斐逊，他把密码说明忘在费城了，因此在蒙彼利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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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的杰斐逊来信都看不懂。）两人都对保密十分上心，以至于麦迪逊觉得有必要找人来誊录他给《国民公报》写的稿件，以免排版工人认出他的笔迹。如果他们相信——他们也确实这么认为——自己是在同联邦党人阴谋做斗争，对自己采取这种搞阴谋的手法，也认为是事出有因。毕竟他们一直觉得，要抵消对手的策略，自己的秘密策略完全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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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1月，弗吉尼亚议员威廉·贾尔斯（William Giles）要求调查汉密尔顿对公共资金的管理，共和党阵营反对汉密尔顿和银行的斗争达到高潮。贾尔斯是杰斐逊的忠实门徒，那时还在追求杰斐逊的小女儿。杰斐逊亲自起草了针对汉密尔顿的指控。如果真的有爱的劳作，就是这种事了。他们指控汉密尔顿造假账、挪移款项，掩藏分发给金融界好友的赃款，也就是那些臭名昭著的“股票投机商”和“联邦党羽”。指控的目的是逼迫汉密尔顿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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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想得挺美，结果却与此相反。国会在调查结束时恭贺汉密尔顿账目清白无瑕，为人正直可靠。杰斐逊唯一的慰藉是得知让自己最受折磨的人不得不花几周时间辛苦记录会计流程。此外，在杰斐逊心里，汉密尔顿的清白从未动摇他的信念，他依然认为联邦政府的整个财政政策是精心计划的欺诈。对此杰斐逊心中的如山铁证，是汉密尔顿那无人能懂的数字巫术，就算汉密尔顿本人也不可能理解。杰斐逊不仅不认为自己错怪了汉密尔顿及其财政政策，反而认定汉密尔顿是比他想象中更狡诈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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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亲眼所见的每件事都被大脑里的阴谋论思维过滤了，继而扭曲了认知以符合预设的结论。他的理念极为清晰明确，因此对于任何可能搅乱他认识纯洁性的证据都免疫。一定意义上，这种免疫使他成为理想的政党领袖，不只是因为他投身事业从不退缩，还因为事业本身超越了一切关于眼前利益的争吵，并不仅仅是为了选票和权力的党派之争。它是荣耀的圣战，将拯救共和原则，使之免于被联邦党人带入深渊。因此党派领袖是必不可少的角色，以完成更崇高的事业，实现美利坚的救赎。这是近乎信仰的理念。

对法关系

到现在为止，在回应联邦党人的国内政策时，尤其在回应汉密尔顿财政计划的过程中，共和党的纲领——杰斐逊和麦迪逊都开始用这个词——已经成形。在纲领最疯狂、最偏执的版本里，联邦党人被看作英国内阁二次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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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美国土地上，为假想中的美国君主制和世袭贵族制掩人耳目。在更清醒的版本中，共和党人也坚持要重新谈判1787—1788年确立的宪法，或者更严格地解释联邦立法权，以此使从前反联邦党人对中央集权的恐惧心理再度活跃。我们已经看到，在共和党纲领的两个版本下，都潜伏着“代表美国”式的集团利益，一种明显的恐惧，害怕商业的北方取代农业的南方成为主要权力操纵者，还有交织于其中的担忧，害怕对联邦政府国内政策立法权的认可危及奴隶制。

杰斐逊作为党派领袖的特殊才能在于，能真诚否认自己是这样一个党派产物，并且将共和党事业的小团体利益遮掩在1776年革命旋律所激发的更鼓舞人心的话语面具下。谋略何处结束，真诚何处开始，无从了解。在杰斐逊的头脑里，两者之间的界线就像宪法里联邦权力与州权的分界线那样暧昧多变。

1793年年初，共和党在外交政策战线开辟了新的攻击角度。直接促成此事多的是法国和大不列颠刚刚爆发的战争。美国4月份收到消息，华盛顿立即认识到其中的外交局势变化。他召集内阁讨论美国如何应对。内阁一致认为合众国不能卷入这场欧洲战争。考虑到紧跟而来的争议，注意到此时内阁的一致还是很有意思的。

问题在于，1778年的法美同盟为美国赢得独立战争胜利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金和人力。没有人比华盛顿更能理解法国为美国独立做出的重大贡献。但那时是那时，现在是现在，因此华盛顿作为纯粹的外交政策现实主义者，毫不迟疑地在1793年4月发布了《中立宣言》（Proclamation of Neutrality），断绝了同法国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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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一贯足智多谋，他迅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为华盛顿的决定辩护，笔名是帕齐菲库斯（Pacificus）。他的主要论点是《法美盟约》已是一纸空文，因为签署文件的路易十六（LouisXVI）最近遭受斩首之辱，已然身名俱灭。杰斐逊在内阁讨论时反对这个说法，认为《法美盟约》是国家之间、而非政府之间的条约。此说完全合理且十分成功，因此不可能直接否认法美同盟。

与此同时，杰斐逊也担忧汉密尔顿的文章会和往常一样施展魔法，散播偏见，说服人民反对同法国的联系。杰斐逊恳求麦迪逊答复他：“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亲爱的先生，拿起你的笔，挑出他最不经的邪说，在众人面前将他撕碎。再无别人既有能力、又愿意同他比试。”麦迪逊执行了任务，以笔名赫维迪乌斯（Helvidius）发表了系列文章，同时一直跟杰斐逊抱怨外交政策非他所长。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一个关于宪法的问题：除非华盛顿自认君主，否则他哪来的权力发布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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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0年华盛顿签发《纽约宣言》（Proclamation of New York）支持克里克人条约时，杰斐逊并未反对。不过这份宣言在共和党出现之前就有了。杰斐逊在本案中的牵强说法是宪法规定需要国会投票才能参战，那也需要国会投票才能不参战。虽然这说法在内阁讨论中失利，但仍然是共和党意识形态武器库中的一件趁手兵器，可以强化联邦党人怀有君主制倾向的说法。直到1793年，杰斐逊和麦迪逊都在寻找任何可以在外交政策战线上伤害联邦党人的武器。

很快杰斐逊明白过来，华盛顿决定在外交政策上采取中立，这提供了天赐良机，可以造成伤害。“英法之间的战争似乎产生了没有料到的效果，”他向门罗解释，“1776年的精神重燃了。”他的意思是美国的民意仍然坚定倾向法国，既因为他们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提供的无价帮助，也因为法国大革命最初是被看成“76精神”在欧陆的光荣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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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交角度看，华盛顿坚持美国中立是绝对正确的，事实上这是个里程碑式的宣言，成为此后一个多世纪内美国对欧政策的核心原则。但是从政治角度看，全国的民意肯定普遍倾向法国，美国中立与此意愿相违背。杰斐逊急于利用这个情绪为党派目标服务。

毫无疑问，杰斐逊是真正的法国迷，热爱法国的一切，从法式厨艺到巴黎的建筑再到革命政治。在最后这件事上他坚持最初的信念，认为法国的激进党派雅各宾派会负责任地行事。“我开始将他们看作整个国家真正的革命精神，并将带领国家前行，”他告诉麦迪逊。他写下这些句子时，雅各宾派正将他的许多法国朋友推上断头台。这也成了另一个透视杰斐逊内心世界的例子：不方便解释的证据不许进入他内心密室，那儿存着杰斐逊最深的理想。

他的前任秘书威廉·肖特（William Short）从巴黎给他写了几封信，描述了大量死刑，砍下的头颅滚落街头。杰斐逊告诉肖特他不要听这样的故事。他责备肖特：“你信中的语气已经给我造成了痛苦。为这一事业牺牲的一些烈士也令我深感伤心，但我情愿看到地球毁掉一半，也比看到事业失败强。哪怕每个国家只剩下亚当和夏娃，只要他们是自由的，也比现在强。”如果他的联邦党人仇敌里有人看到了这些，早就无数次地用这封信为证指控杰斐逊是美国最危险的人物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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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法国驻美大使埃德蒙——夏尔·热内（Edmond-CharlesGenet）于1793年5月抵达，给杰斐逊提供了机会，释放两种最强烈的情绪：对法国大革命的浪漫感情，以及现实的、实际是精心策划的欲望，要给联邦党人造成最大破坏。大使被称为“公民热内”，以显示其革命资历。刚开始时美国人密集举办亲法集会，频频祝酒欢迎他。这些都肯定了杰斐逊的估测：《中立宣言》没有反映出美国的民意，美国人同法国牢牢联系在一起，有些地方还相当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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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内是怎么在短短几个月内从外国名流变成不受待见的弃儿的，看起来近乎无法解释。最能被人接受的解释是他误读了自己最初受到的招待，做过头了，最终给自己的彻底毁灭打下了基础。我们所知道的是他发表了好几个出格的讲话，包括授权美国私掠船在公海俘虏英国船只，声称华盛顿的《中立宣言》破坏了与法国的兄弟情谊，所有热爱自由的美国公民都应该专门无视它。他似乎认为自己能比美国民选政府更可靠地替美国人民的利益说话。到了1793年8月，傲慢与无知彻底葬送了他。联邦党人政府要求法国政府召回他，杰斐逊也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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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看起来，热内毫无顾忌的行为可能至少部分源于他和杰斐逊的几次谈话。这些秘密谈话未留记录，不过后来热内的回忆足够清楚地表明，杰斐逊向他讲述了自己最基本的共和党理念：华盛顿受到了亲英的汉密尔顿的影响，但这阴谋小集团会很短命，因为美国大部分选民都十分拥护法国大革命；联邦党人是少数精英，暂时占领政府，只是因为华盛顿声望卓著方能把持权力，但相比于之前的伟大，现在的华盛顿是个苍白的复制品；因此，声明美国中立是由非法派别发出的歪曲的声明，未能表达美国人民的意愿。

杰斐逊是联邦党人政府的正式成员，考虑到这一点，他对热内说的话至少也严重破坏了政治信义。不过两年前汉密尔顿向英国大使乔治·哈蒙德（George Hammond）表达自己的偏见时，也是这种半叛国的风格。（共和制政府当时仍然是个新发明，游戏规则还不清楚。）杰斐逊私下告诉热内一些特别有党派偏向性的意见，而热内觉得可以随意在公共场合照此行事。他自作自受的败局也部分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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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杰斐逊身为共和党名义上的领袖，认为热内的行为把他自己从有力的武器变成了烫手的山芋。他用密码给麦迪逊写信：“我们[内阁]一致决定要求召回热内。如果共和党人不抛弃他，他将损害他们利益。”杰斐逊相信共和党必胜，也知道何时止损，他设法将意识形态观念和战术意识结合在一起。他写给麦迪逊的信里这样说：

我相信，共和党明确赞成中立是完全明智的，同时避免挑剔由谁宣布，宣布彻底抛弃G [热内]……这样，我们自己保持正确，就能将人民留在我们这边……只要还有望让他改过，我会坚持和他站在一起……如果最终发现此人完全无可救药，我看有必要弃船，否则只会带着上面所有人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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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针对联邦党人中立立场的运动适得其反。热内的极端言论转化了民意，现在大家转而支持《中立宣言》了。共和党人需要顺应这一政治风向，而不是做英勇而无谓的抵抗。杰斐逊给麦迪逊的信以下述附言结束：“总统急于知道你对《宣言》的看法。他问过我好几次了。我告诉他你正专心务农，写给我的信都是关于犁地和轮种这些事的。”事实上这段时间麦迪逊的信件大多数都是赫维迪乌斯的文章，那些文章批评中立政策，质疑华盛顿宣布中立的权力。还是不要拿这些不受欢迎的消息打扰总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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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总部

如果给这场政党战争记分，那么到1793年夏天，共和党输掉了所有的重大战役：汉密尔顿的计划，包括国家银行，已牢牢就位；华盛顿的《中立宣言》也成了公认的美国外交政策基础；热内的闹剧损害了共和党动员民意支持亲法中立的努力。几年后，杰斐逊回首这一时刻，都不愿意回想内阁会议如何迫使他（用他的话说）“每天坠入竞技场，像角斗士一样在每一场冲突中牺牲”。一连串的失利让杰斐逊尤其感觉挫败，因为这完全违背了他的信念，他还以为绝大多数美国公民——在某一时刻他认为比例已达500比1——都是坚定的共和党人。历史的风向本应顺着他，联邦党人的狂风却继续将国家的大船吹向大海更深处。在杰斐逊看来，这一对自然秩序的公然违背更坐实了联邦党人的阴谋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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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6月，他告知麦迪逊，这种旷日持久的政治内讧根本不适合他。他颇为优美地说道：“我的血液流动不再和世界的骚动合拍。”在找到合适的替代人选之前，他还愿继续担任国务卿，但他告诉几个好友，他的灵魂已经回到蒙蒂赛洛，从“讨厌的政治事务中解脱”，渴望停留在“我的家庭、农场和书籍的怀抱中”。蒙蒂赛洛一直是他首选的人生终点，其田园节奏合乎自己的脉动。“我牺牲了18个年富力强的年头做的事，远远不如另外一些事情令人愉悦，我希望在这些工作中度过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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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负高洁，退休回乡享受孤寂，是十分常见甚至公式化反复出现的台词，尤其在弗吉尼亚种植园主贵族中。西塞罗和辛辛那图斯的典范提供了剧本，而杰斐逊从政治喧嚣中有原则地退回蒙蒂赛洛田园的宁静，完美符合这个剧本。约翰·亚当斯好几次见证了这个退休规划，他倒不怀疑杰斐逊对这个西塞罗式角色的真诚，不过不论他是否确切知道，他总觉得杰斐逊只是回家躲起来舔伤口，最终将出来竞选总统。“真令人惊叹，”他写信给阿比盖尔，“政治的植物如何在阴影中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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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发生的事很快就显示出，亚当斯比杰斐逊自己更了解他的内心冲动。1794年大部分时间里，杰斐逊的信件展示出的是一个（按他自己话说）“完全专注于农业活动”的人，不想订报纸，醉心于计划农作物轮作而不是政治权力的轮转。他不肯承认，自己和麦迪逊一道仍然是共和党领袖，他与其说是退休，不如说是休假，这些亚当斯都敏锐地认识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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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杰斐逊和麦迪逊已经互换了角色，麦迪逊在短暂返回家乡蒙彼利埃后，再度进入众议院，从战术上控制党派斗争，而杰斐逊则离开战场，在蒙蒂赛洛建立共和党战略总部。后来也能看出来，这个安排更合适，麦迪逊更善于日复一日的明争暗斗，杰斐逊更善于从远处规划战略大局。至于谁负责，麦迪逊在1794年秋天的一封信中回答了这一疑问。“我将永远乐于接受您的指挥，”麦迪逊写道，“我依然会在需要做决定时给您写信。”联邦党人现在将麦迪逊看成共和党的“大将军”，视杰斐逊为“大元帅”，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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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在蒙蒂赛洛待了三年，后来看来，这段时间算是个插曲。这期间，作为反对派的共和党筋肉力量都有增长，主要手段是在各州发展候选人。同时，共和党作为联邦党人之外的另一种合法选择，独立发展、更为自信，对公开运作也更自在。杰斐逊置身决策中心之外也有好处，否则行事风格就不得不偷偷摸摸，很是尴尬。弗伦诺的《国民公报》也被主要的共和党报纸、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Benjamin Franklin Bache）
[20]

的《极光》（Aurora
）代替，这份报纸发行量更大，社论也具有更突出的党派风格，以至于有一次竟然指控华盛顿，说他将会步独立战争期间的本尼迪克特·阿诺德的后尘。

这段时间内，党派体系观念不断发展，获得人们勉强的接受。三次政治危机震动了联邦政府，原因无他，只是因为新生共和国的政治文化找不到更可取的途径给争议一个出口。虽然共和党再次输掉了每场辩论，但联邦党人也为每次的胜利付出了代价，令两派分裂的深层次问题也变得清楚多了。

第一次危机在1794年春天达到顶点。英国海军开始在公海扣押美国商船，作为对法国海上封锁的一部分。这给政府制造了两难，类似困局在1812年和1916年再度重演。也就是说，当欧洲发生战事，美国宣布外交中立，该如何同交战国保持商业关系而不被卷入欧洲的冲突？后来证明，这问题本身无解，联邦党人也默认了困境，除了空洞抗议英国政策，并没有提出有效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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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共和党认为自己有办法。麦迪逊主持制订计划，宣布对所有同英国和法国的贸易实施禁运。回头看，这代表了18世纪60、70年代禁止进口政策的新版本。向前看，这代表了1807年《禁运法案》（Embargo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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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早期版本。所有例子的核心思想都是利用美国的经济杠杆令欧洲强国屈服，主要是英国。汉密尔顿则尽力指出，计划的主要缺陷在于合众国缺乏足够的经济影响力使之生效。美国贸易量超过75%来自英国，但英国贸易仅有不足10%来自美国。财政部90%的收入来自关税，其中大部分来自从英国的进口。因此禁运很可能会让美国财政破产而只对英国经济造成极小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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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1794年避免了这一命运，因为麦迪逊的禁运法案未能在参议院通过。不过在辩论中，两个导致党派分裂的根本原因变得清楚了：第一，汉密尔顿亲英的中立立场的根源在于他认识到整个美国经济依赖于同英国维持贸易，他对任何威胁到这一联系的政治论辩都充耳不闻；第二，共和党亲法的中立立场的根源，则是对法国大革命原则从政治到意识形态的亲近，而麦迪逊对于这一倾向的灾难性经济影响同样充耳不闻。杰斐逊没有出席这场没结果的辩论，反而引人注目。他真心享受被禁运在蒙蒂赛洛，费城的政治炮火声对他来说只是遥远的回声。一次严重的风湿发作还让他不得不坐着独轮车，被两名亲信奴隶推到待收割的田里。这名共和党战士不只是退隐了，还暂时丧失了行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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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危机是所谓的威士忌暴乱（Whiskey Rebellion），暴乱到1794年夏末秋初才结束。麻烦的根源是国会同意对威士忌征消费税，以支付联邦政府由于承担了各州债务而遭受的财政危机。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农民将谷物酿成威士忌酒运往东部市场出售，承受税务负担最重。他们在国会的代表全体投票反对征税，但众议院仍然轻易地以多数优势通过了法案。这引发了一个敏感问题：如果一个地区的少数派在国家层面投票时票数不足被压倒，并且拒绝认可结果的合法性，挑战联邦政府的执法权，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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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者将自己描绘为新一代的自由之子，抗议同《印花税法》一样可耻的税法。他们还宣称和法国的雅各宾派有兄弟般的联系，甚至一次在匹兹堡城外集会时竖起一座断头台模型，警告说，任何来找他们麻烦的联邦部队领袖都将作为未来的贵族被行刑。反叛的思想温床是一系列自称民主——共和党社团的本地组织，他们全都宣称忠于共和党，也确实自视为再生的革命精神的军事先锋，共和党就自称代表这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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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命令镇压暴乱，并亲率12000名民兵从费城西进，展示了联邦的雄厚力量。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现任总统带兵打仗。大军尚未靠近，反叛已然垮台，战役基本没有流血，而且得到全国民众压倒性的支持。
[22]

华盛顿对国会做的报告得到雷霆般掌声，包括他提到那些“自创社团”，掩饰在爱国话语下，实际却在鼓吹卖国。

对共和党人来说，这件事重复了热内的灾难，只是范围更大。在麦迪逊看来，整个事件应该看作骇人听闻的军事压迫，让人想起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英国的恶行，反叛者扮演的是美国爱国者的角色。恰恰相反，另一种美国革命的故事占了上风，华盛顿及其民兵被看成大陆军二次降临，反叛者成了叛国的托利党人。和杰斐逊在热内事件中的做法一样，麦迪逊没有允许自己的共和信仰阻碍对共和党利益的彻底现实主义的计算，赶在共和党人被拽到水底之前离开了反叛这条沉船。

在蒙蒂赛洛，杰斐逊对宁静田园的沉醉让他得以平静看待这场失败，认为不过是中途的又一个小站，共和党的上升不可避免。“就快了，”他安慰麦迪逊，“我们即将抵达航行的正途。”同时，唯一能让他上心的是新的农作物轮作体系，和怡人的、“几乎是热带的冬天”，冰雪“还不足以冰镇一瓶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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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告诉麦迪逊，现在麦迪逊是共和党利益的指定领袖，他得接受这个事实。杰斐逊写下了“南方利益”，又划掉，把“南方”改成“共和党”，因为他绝不会拿精彩的蒙蒂赛洛去换费城的“精彩的痛苦”。“野心的小小刺激，我年轻时也尝过，”杰斐逊解释说，“但早已消散……已经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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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危机随着1795—1796年《杰伊条约》的辩论而来，比前两个加起来都大。这是美国外交政策史上里程碑式的决定，同样也是一个重要先例，澄清了行政部门和国会在批准条约时各自的角色。多数历史学家认为，长期来看这一决定极有眼光，确立了美国亲英的中立立场，正确预见了大英帝国的二次称霸，选择了盎格鲁——美利坚联盟的经济优势而非对法兰西的眷恋。

不过，当时的公众缺乏我们的后见之明，压倒性地反对《杰伊条约》。杰伊后来称，他可以靠自己的模拟像燃烧的火光，走完整个美国东海岸
[23]

。需要一些历史背景来理解这争议何以如此让人激动，它如何塑造了党派斗争的双方，其影响如何将杰斐逊从蒙蒂赛洛的避难所中请出，充当共和党的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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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短说，1794年下半年，华盛顿委任首席法官杰伊前去同英国谈条约。有三个目标。第一，避免战争爆发——英国扣押美国船只和船员，已经使战争隐隐逼近。第二，恢复与英国的贸易，这是美国经济的生命线和联邦政府主要的收入来源。第三，解决《巴黎条约》（1783）悬而未决的条款，包括英军从西北边境撤走，向英国债权人偿还大约200万英镑债务，多数债务人是弗吉尼亚庄园主。

1795年，杰伊带着一份条约返回，实现了所有目标，条件是美国持亲英的中立立场，实际承认英国的海上和经济霸权以重启贸易、避免战争，美国人承诺偿还未清债务，换取英国人从边境堡垒撤兵。（弗吉尼亚东部各县的庄园主认为这一妥协是种背叛，他们本想把整桩债务问题巧妙应付过去。）杰伊谈下的很可能已经是最优的条件了，后来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是个体面的交易，让美国免于战争，而且对美国经济产生了奇效。但最初，大多数公民认为条约是对英国强权懦弱的屈尊俯就，是在重整旗鼓的大英帝国内接受屈辱的新殖民地地位。

对本文目的而言，条约在外交上的错综复杂不如它引发的联邦党人对阵共和党人的政治辩论那么重要。在威士忌暴乱后遭受羞辱的共和党人正在寻找能获胜的议题，不受欢迎的《杰伊条约》看起来是理想的载体。甚至在杰伊获任命之前他们就嗅到了政治机遇，当时华盛顿本来在考虑选择汉密尔顿去谈判，共和党反对派最痛恨他，于是说服华盛顿选了杰伊。《极光》的一篇社论十分荒唐地暗示，选择杰伊是因为华盛顿希望首席法官出国，以阻止对自己的弹劾。

不过值得注意，在厚颜无耻的党派论辩之外，共和党这边，杰斐逊真诚相信美国在欧洲冲突里下错了注。“我确信他们（法国人）将大获全胜，”杰斐逊预言说，引用了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价值观，认为这不可战胜。历史证明他这回错了，后来杰斐逊修改了自己的通信，以向后代子孙隐瞒自己的误判，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中，他真的相信《杰伊条约》将合众国放在了历史的错误一边。他反对《杰伊条约》的动机比党派斗争更有原则，虽然在他心里不存在这么一条清晰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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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反对条约的论据却极具党派偏见。由于联邦党人在参议院有二比一的优势，杰斐逊发明了一个新奇的说法，说所有条约的最终决定权在众议院，因为众议院才是最具代表性的政府部门。当然，宪法从未这么说过，不过杰斐逊显然相信它应该这么说。他预言国会的“民众分支”
[24]

有权“替我们免除这么丢脸的法案，这并非别的，而是英国和本国亲英分子之间的联盟条约，违背合众国的立法机构和人民的意愿”。杰斐逊越想越觉得总统对外交政策的权力本质上是君主式的。而合适的药方，如他所说，是“完全取消[行政部门]缔结条约的权力，除了缔结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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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看待杰斐逊对宪法的具有高度想象力的解读，关于《杰伊条约》的激烈争议让他离开了退休模式。1795年12月，他订阅了共和党的主要报纸《极光》，以便跟上辩论发展，同时开始连珠炮一样给麦迪逊写信，指令他在媒体上回应汉密尔顿对条约的辩护。“大元帅”重掌兵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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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麦迪逊也得以重回他更舒适的位置，做战略家杰斐逊的谋士。杰斐逊颇具想象力的宪法阐释需要更严肃的调整，世上没有比麦迪逊更擅长干这个的人了。麦迪逊提出，杰斐逊真正想说的不是让众议院拥有缔结条约的全部权力，而是由众议院控制所有财政法案，可以阻止所有要求联邦财政支持的条约条款。这个方法更迂回，也更讲究，可以达到同样目的，成了共和党在1796年春天的战略。3月份，政党史上发生了一件里程碑式的事件，众议院的共和党成员首次召开党团会议（caucus），之前偷偷摸摸、不可告人之事现在成为正式的、公开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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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返回蒙蒂赛洛的共和党总部，全心投入，声称“自宣布独立以来，还没有在任何事情上看到公众脉搏的跳动如此充沛而一致”。与热内闹剧和威士忌暴乱不同，这场辩论共和党不能输，因为绝大部分美国人显然反对《杰伊条约》，同时共和党在众议院有足够票数扼杀它。但4月没有辜负它后来的名声，确是最残忍的月份
[25]

，至少对共和党是如此，尤其对在众议院负责辩论的麦迪逊而言。4月18日，他告知杰斐逊：“我们的多数优势被化解了。”投票将极为接近，因为“联邦党羽”“托利党人”“君主主义者”和“财政党”施展政治巫术，给“人民”下了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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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6年5月1日，麦迪逊写信给杰斐逊，通报可怕的消息，《杰伊条约》勉强超半数得到通过（51—48）。共和党人觉得无法理解，一直在辩论前线的麦迪逊也承认，“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我遇到的最让我担心和恼火的”。失败如此丢脸，麦迪逊像杰斐逊之前那样决心退出党派战争，寻求蒙彼利埃田园生活的慰藉。“一次危机，本应善加利用，加强共和党事业，”麦迪逊哀叹道，“却更削弱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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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距离政治战场更远，因而也更淡定，并在乌云上看到了银边。“亲英分子最终通过了条约，”他说，“目前他们盖过了共和主义的事业。然而为了这胜利他们也付出了不菲代价。”通过《杰伊条约》会让联邦党人处于劣势，原因很简单，大多数国民鄙视英国人。不管汉密尔顿和联邦党人用什么策略安排来为英美同盟辩解，不管从长期经济上看这一联盟如何有远见，同英国利维坦的任何条约都违背美国民意。

另外，在这件事上，联邦党人打败民意的原因已经足够清楚。全都因为一个人：“他们知道，能支持他们的只有总统在人民中的崇高地位，一旦他退休，其继任者如果是个联邦党，将会被共和意识压倒……与此同时，耐心。”真正的共和党人不应恐慌，而应等待，华盛顿即将退休，让自然力得以自由发挥，共和党人不再受他的巨大名望的阻碍。“同时，”杰斐逊建议，“共和主义必须倚桨歇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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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认为这是极好的意见。《杰伊条约》的苦战和失败让他疲惫不堪，这个意见就更具说服力，只要是建议他休息，他都会立刻觉得有理。不过在退隐蒙彼利埃之前，他觉得有责任向杰斐逊提一条自己的意见，私人意见，最好当面提出，或者“最好留到某个其他场合，也许在能自由交谈时”。但不管什么场合合适，“您应开始做准备”，他写信给杰斐逊，“去倾听必须接受的那个真理”。这个无法逃避的真理就是，不管他喜不喜欢，共和党人已经准备好要让他成为明年秋天总统大选时的本党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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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失败

整个1796年春天，共和党阵营内部显然有过多次交谈，都未记录下来。甚至早在前一年秋天，阿伦·布尔（Aaron Bu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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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曾到蒙蒂塞洛拜访杰斐逊，讨论下次总统大选时纽约州的选举人票数。尽管人们对两党竞争已习以为常，但现代两党制的制度化标志——政治初选、提名大会和精心策划的选战——都没出现。因此，杰斐逊的候选资格是如何确定的——“确定”这个词不太对，准确说来应该是“发生”——就和那些未被记录而又导致了这一结果的谈话一样，无法还原。

联邦党人这边选择亚当斯为候选人是早就定了的，他做副总统时已在一旁等了8年，有时还不怎么耐烦。根据麦迪逊的说法，共和党人选择杰斐逊也是预料之中，尽管他发誓要像西塞罗那样隐退。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共和党名义上的领袖，因此显然都无须投票。他的革命资历也无可指摘，这仍然是必要条件，亚当斯的资历同样闪闪发光。因此，到了1796年夏天，以这种非常即兴也颇为秘密的方式，所有的报纸都同意，接替无可取代的华盛顿的人不是亚当斯就是杰斐逊。

这种所谓不声张的政治有个好处，杰斐逊绝对不必对他人或者甚至对自己承认自己的候选身份。事实上，他所有的声明都重申自己对政治生活的明枪暗箭深为嫌恶。“我没有野心统治谁，”他宣布，“也没有热情享受风暴。”他身处杰斐逊式的自欺欺人中，否认对公职有任何兴趣，拒绝承认麦迪逊正在促成他的候选人资格，已经在点算各州选举人票数。

麦迪逊立即认出这种否认中的门道，决定在1796年夏天不再直接联系杰斐逊，以免哪次谈话针对政治现实与杰斐逊发生争执。“我一直没有见杰斐逊，”麦迪逊解释说，“我想最好不要给他机会向朋友抗议被迫置身竞争。”麦迪逊的精心和谨慎让杰斐逊得以完全真诚地宣称（例如“我以救赎的名义宣布”）他压根没注意选战正以他的名义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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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来这种行为十分怪异，然而在当时，这只是传统悠久的政治礼仪的小小延伸。在第一次总统选举时华盛顿也有过类似的拒绝。18世纪晚期，积极竞选公职的人会被认为不适合担任职务，因为自我推销被看作个人野心的表现，不符合公职所需要的素质。确实，在这一礼仪上，杰斐逊的清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甚至拒绝承认自己的候选人身份。（华盛顿拒绝谈论自己的候选人身份，但从未号称对此毫无觉察。）

虽然这种否认综合征部分是杰斐逊的多轨心理作祟，但也反映了当时对两党制党派特点的普遍不安，它同古典政治领袖品质完全抵触。在此意义上，1796年夏天杰斐逊心理上的灵活性就反映出更广泛的回避形式，因为政党政治一直顶着道德败坏的污名，在它得以繁荣的那种政治氛围内，没人承认自己的作为。

当杰斐逊专注于蒙蒂塞洛的排水渠和野豌豆
[27]

时，麦迪逊则同各州的共和党工作人员保持密切联系，主要关注关键州的情况，包括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计算潜在的选举人票。投票持续进行，结果开始汇总，麦迪逊用密码给杰斐逊写信，预计竞争势均力敌，亚当斯将以微弱优势获胜：“如果命运只给您一个副职，您必须像接受主要职位一样甘心接受。”（当时的选举制度并未预见会有政党出现，因此投票人投的是两位候选人，而不是投两位候选人的党派，第二名成为副总统。）麦迪逊显然担心杰斐逊可能会拒绝副总统职位，于是又发了一封密码信，请求他：“您可能会得到的那个职位，一定不能拒绝……您一定不要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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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的回复似乎表明，他的西塞罗式的姿态，对政治的淡漠，不只是一个假装的姿态。“我心里无法决定是愿意接受，还是不接受，”他向麦迪逊坦白自己对副总统职位的感受。不过如果出现平局，他要人们知道，亚当斯获胜是应该的：“我年纪比他轻，职务比他低，不论在国会中、在外交事务上，还是最近在政府里。”他以同样的风格给亚当斯写了一封信，承认亚当斯资历更深，更有资格当总统，并重申自己缺乏政治野心。“我没有统治的野心，”他解释说，“统治的职务令人痛苦而无人感恩。”他情愿不要任职，但如果不得不任职，副总统其实倒是他更愿意的，这样他就有更多时间可以回蒙蒂塞洛。同时，他会充实自己关于议会程序的知识，以便执行身为参议院临时议长无关紧要的任务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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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典型的杰斐逊式的声明，既诚恳，又令人误解。在对亚当斯大度而真诚的表达之下，杰斐逊还怀着精打细算过的判断，归根结底也是正确的判断：不管谁接替华盛顿，都面临着不可能的重担。华盛顿一贯好运，就像杰斐逊说的，“在泡泡即将破裂时离开，让他人承担后果”。亚当斯正式获胜时（选票72—69），杰斐逊表现得如释重负：“我很清楚，谁也别指望在离开这个办公室时能保持令他得以进入的那种名声……现在显然不是觊觎这一权柄之时。”考虑到必然会落到华盛顿继任者头上的一连串国内国际问题，最好还是让亚当斯和联邦党人来承受不可避免的政治后果的冲击。共和党人实际上输得很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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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有利的时刻，杰斐逊像老道的政党领袖一样思考，亚当斯虽然充分意识到了所谓“华盛顿的阴影”问题，却依然以两党制的方式思考问题。他试探性地声明，自己本能地想委任麦迪逊为美国驻法大使，这是兼顾两党的姿态。但麦迪逊认为这一态度并不诚恳，声称亚当斯肯定知道他会谢绝任命。最终这一职务落到另一位坚定的共和党人詹姆斯·门罗身上，他在巴黎的表现就像美国版的热内，亚当斯尽力保持中立，他却激起对这一努力的反对。

不过，最大的跨党派努力是面向杰斐逊的。亚当斯通过几位中间人传出消息，他希望给杰斐逊完全的内阁身份，外交政策上相应的话语权，以及更强的政治地位，仅次于共同担任总统（copresident）。亚当斯希望让共和党领袖进入决策层，以此终结党派战争，形成政治联盟，至少为了代替无可替代的华盛顿，有机会一搏。
65

杰斐逊的第一反应是有意和解的。他起草了一封颇有感触的信给亚当斯，回忆他们之前反抗英国独裁的战斗，重申他真诚的信念，认为亚当斯比自己更配得上总统职位。这就给亚当斯——杰斐逊联合执政留下了一道门。但在发出信件之前，他决定先咨询麦迪逊，后者建议过，杰斐逊和亚当斯的多年友谊不能优先于共和党的长期利益。“A先生当政期间，我们可能不得不从共和党阵营反对他，”麦迪逊写道，“您出于周到和友情，向他表达了高度赞赏和信任，但若他拿到信件，以后的事务可能会非常棘手。”
66

麦迪逊是在告诉杰斐逊，他不得不在自己对亚当斯的感情和对共和党纲领的忠诚之间选择。这对杰斐逊而言并不容易，他提醒麦迪逊“A先生和我从革命初期就是挚友”。即使他们在18世纪90年代的政党斗争中立场不同，杰斐逊也从未怀疑过亚当斯的品格。他还希望亚当斯明白，当亚当斯获得大选胜利，他是真心松了口气，“而且他从未妨碍我”。但他也同意麦迪逊的意见，给亚当斯送去这封信是政治错误。他终极的忠诚应该属于共和党的事业，这就必须反对亚当斯的所有政策，而且是从外部反对，不是试图从内部施加影响。
67

1796年大选很适合作为我们这个故事的终点——如果还算不上终结的开始，至少也是开始的终结。1791年杰斐逊和麦迪逊沿哈德孙河而上的“植物学远足”启动的过程，可以看成是孕育，1796年大选是反对党的诞生，这个党派有另外的政治议程，对美国革命意义看法不同，还拥有合格的总统候选人，并且坚信党派政治是美国共和实验不可避免甚至是必要的成分。亚当斯从没把握住这一点，他拒绝抛弃古典模式，这种抵抗高贵然而天真，对他的总统职务来说是自杀性的；而杰斐逊所见深远，他预言从此时起，“合众国总统只会是一个党派的领袖”。确实，党派模式已经确立。
68

最后，选择这一时刻结束故事还有个原因，显然别具一格却也尤为伤感。在亚当斯就任的前一天晚上，他和杰斐逊到总统官邸同华盛顿会合，然后两人一起沿市场街往前走。那时候杰斐逊已经明确表示不愿同亚当斯联合执政，并肩工作。亚当斯也得知，如果让杰斐逊参加内阁讨论，全部内阁成员都会威胁辞职。他们在市场街和第五街路口分手。此处距离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的公寓仅几个街区——那个亚当斯在大陆会议上为之奋力辩护的《独立宣言》。正如杰斐逊回忆的：“我们道别，从那以后，他对我再未发一言，也从未就任何政府措施向我咨询。”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69

注定要替代它的那个新时代使党派之争成为新规范，其形式是竞争的党派，而华盛顿和亚当斯的两党合作理想成了政治遗迹，虽然受到赞美和敬意，但只是怀旧，与时代无关。杰斐逊同华盛顿和亚当斯不同，他了解历史朝何处去，虽然连他也觉得难以承认自己其实是个政党领袖。他用来过滤经验的二元范畴依然和道德有很大关系——辉格党对托利党，善对恶，白对黑。在此框架内，联邦党人一直是邪恶帝国，他希望它“沉沦……至深渊并无法复活”。在此意义上，杰斐逊将政党政治带到了现代性的门口，自己却走不过那道门槛。
70

[1]
埃德蒙·伯克（1729—1797），爱尔兰政治理论家，曾在英国下议院担任辉格党议员。反对英王乔治三世和英国政府政策、支持美国革命。他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使他成为辉格党里的保守主义主要人物。被视为英美保守主义的奠基者。

[2]
对抗制是英美法系的诉讼制度。在对抗制下，假定被诉方无罪，起诉方律师须举证证明自己的观点，被诉方对起诉方的证据进行反驳，庭审中通过交叉盘问来认定证据，法官在认定事实和证据时处于次要地位，被诉方更没有自认其罪的义务。与此相对的是纠问制（inquisitorial system），这是大陆法系通常的诉讼形式，法官会主动参与事实与证据的认定，律师的作用明显小于对抗制的律师。

[3]
一种肌肉训练方式，施力抵抗阻力，肌肉纤维长度未变，可增加肌肉的张力而不改变肌肉的长度，可迅速增强肌肉。

[4]
亨利·圣约翰（1678—1751），第一代博林布鲁克子爵，英国政治家、政治思想家、托利党人。

[5]
约翰·亚当斯1797年到1801年担任总统，任期内一直受到美国与欧洲国家关系的困扰，尤其当英国和法国开战时。1795年的《杰伊条约》已经让国内亲法派和亲英派之间发生政治分裂，之后法国更是开始扣押与英国人做买卖的美国商船。但由于历来的亲法情绪，美国没有正面对抗，直到法国人要求美国支付大笔贿赂方才考虑谈判美国商船问题，民意开始扭转，呼吁全面战争。但亚当斯知道美国无法与当时的欧洲霸主法国抗衡，转而采取了侧面骚扰法国船只以阻挠其扣押本国商船的策略，1798年法美之间爆发了没有正式宣布的海战。同时，为了抵御法国可能的入侵，亚当斯和联邦主义者开始建立强大的军队和海军，引起了民众警惕，军费开支导致税收增加，引发了局部骚乱与不满；同时联邦党内部出现了严重分裂。1799年，亚当斯出人意料地派人向法国示好，拿破仑接受了和平邀约。1800年，之前签订的1788年《法美盟约》（Treaty of Alliance with France）被废除，美国摆脱了与外国的瓜葛，实现了华盛顿离任时的嘱托。

[6]
1777年美国在独立战争中首次大败英军的战场，位于纽约州。

[7]
位于纽约州。1775年美国在独立战争中于此地挫败英军，是战争中的首次胜利，虽然规模小，但意义重大。

[8]
见《约翰福音》2：14。

[9]
通常指单一经济国家，例如以香蕉、咖啡等作物为经济主体的国家，同时政府腐败、不民主，有强大外国势力介入。一般指历史上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的一些国家。

[10]
约翰·昆西·亚当斯（1767—1848），美国第6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儿子。

[11]
位于弗吉尼亚州，托马斯·杰斐逊的故居。

[12]
对奴隶制的委婉说法。

[13]
拒行联邦法危机（Nullification Crisis，1828—1833）发生在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任内，当时联邦向欧洲进口的一般性制品征高昂关税，使欧洲进口品价格高于北方生产的国产产品，并迫使南方人购买。南卡罗来纳州主张州政府有权撤销联邦的关税法案，引起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对峙，杰克逊总统宣布此举违宪，重申合众国乃是国家，各州无权脱离联邦。1833年危机解除。

[14]
马丁·路德（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家，批判天主教，创立新教路德宗，其翻译的德文版圣经影响深远。

[15]
喀提林（公元前108—前62），罗马的阴谋反叛者，计划刺杀执政官西塞罗但密谋泄露，后来在与罗马共和国军队的对阵中失败被杀。

[16]
詹姆斯·门罗（1758—1831），美国第五任总统，提出“门罗主义”。

[17]
弗吉尼亚和肯塔基决议案：两个州的议会为抗议联邦政府的《客籍法和镇压叛乱法》而通过的议案。《弗吉尼亚决议案》由麦迪逊起草，1798年12月24日州议会通过。《肯塔基决议案》由副总统杰斐逊起草，约翰·布雷肯里奇（John Breckenridge）提出，1798年11月16日州议会通过，拒绝接受联邦政府上述法令。

[18]
詹姆斯·麦迪逊的蒙彼利埃庄园，由众多黑奴历时多年修建而成。位于弗吉尼亚州。

[19]
一般用来指基督再次降临人间。

[20]
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1769—1798），美国报人、出版人，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外孙，支持杰斐逊的观点，创建报纸攻击联邦党人，对当时报纸的政治化影响很大。1798年黄热病爆发期间死去。

[21]
美国于1807年颁布的法案，意在使自己在英法贸易争霸战中保持中立，但美国经济因此受损，1809年取消。

[22]
平乱之后收税依然困难。1801年杰斐逊担任总统后取消了威士忌税。

[23]
群众制作丑化人物的模拟像。杰伊因《杰伊条约》引发了美国群众的愤恨，人们制作了无数他的模拟像并且点燃用来泄愤。

[24]
美国国会中以人口比例分配代表权的众议院也被称为“民众分支”。相对地，参议院也被称为“次要分支”。

[25]
引自T. S.艾略特长诗《荒原》（The Waste Land）第一节第一句“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

[26]
阿伦·布尔（1756—1836），美国政治家，独立战争期间任大陆军军官，战后从政，反对联邦党人。在托马斯·杰斐逊第一个任期内担任副总统。1804年7月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死于与布尔的决斗，布尔并未受审，但政治生涯从此完结。

[27]
一种休耕时种在田里防止土壤流失的作物，可以用作饲料。

[28]
根据美国宪法，副总统担任参议院议长，负责程序工作。

第六章

购地

路易斯安那购地的故事如密西西比河般有许多迂回曲折。重述这个故事最大的挑战，是要避免陷入死水般的外交琐事，如其中的办事人员那般没完没了地聊着的细节。但是，就像密西西比河最终流入墨西哥湾，购地的故事也不可避免地汇入美国作为大陆帝国受天意眷顾的意识中，杰斐逊带着无意的讽刺称之为“自由的帝国”。
1

亨利·亚当斯是有史以来最擅长讽喻历史的美国人，他也承认，说到底，路易斯安那购地案是堪与赢得独立和采纳宪法相提并论的重大成就。西部历史之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Jackson Turner）
[1]

也将此次购地称为国家叙事中的决定性事件。“在跨过密西西比河的决定性一步后，美国扩大了眼界，稳步前进，直到拥有太平洋。从这一事件开始，美国崛起并成为世界强国。”
2

至少表面看来，故事的这种胜利调子完全合理。合众国用1500万美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的2.6亿美元——就让国土面积翻倍，将现在的中西部纳入国土管理范围：从密西西比河到落基山脉，从加拿大边界到墨西哥湾。每英亩不到4美分。这是美国历史上最赚钱的地产交易，轻易击败以24美元买下曼哈顿的交易。这是地球上同等面积地块中最肥沃的一块，合众国将其购置下来时对此还并不知情。
[2]

购地使美国在19世纪实现粮食自足，在20世纪成为农业大国。
3

还不止这些。政治上，路易斯安那购地是美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行政决策，只有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1945年决定投原子弹可以相比。做此决策的托马斯·杰斐逊则确凿无疑地认为，行政权力的任何强力表现都是君主式行为，这更为此事增添了讽刺意味。战略上，购地案开启了美国国家安全的新篇章，一举除掉了英国和法国在北美的任何帝国野心。

西班牙成了阻碍美国扩张到太平洋的仅存欧洲强国，但西班牙算不上特别大的威胁，倒是个很省事的存在，它实际上是西海岸土地的托管公司，就等着美国在时机合适时将土地接管。虽然“命定扩张说”尚未提出，购地却让这个观念成了杰斐逊那些不言自明的真理之一。占据整块大陆的庞大美利坚帝国几乎必然出现。密西西比河在新奥尔良和墨西哥湾入海，购地的故事（至少那个胜利的版本）则终结于太平洋。
4

这么一部史诗配得上全明星国际大片。美国这边有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再度合作，施展魔法，这次是在外交战线。巴黎代表团由詹姆斯·门罗领衔，他可能是杰斐逊最忠实的门徒，还有最终负责达成协议的纽约富豪精英罗伯特·利文斯顿。法国则由大明星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本人担纲，当时他已经成为世界上最著名、最令人畏惧的人物，亨利·亚当斯称其为“弥尔顿的王座上的撒旦”
[3]

。助演阵容由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牵头，欧洲最有才华、最不择手段的外交家，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在他这样的人眼里都算天真。最后，配角还包括当时的伟大黑人领袖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 Ouverture）
[4]

，奴隶出身，圣多明各（Santo Domingo）
[5]

的“黑皮肤的斯巴达克斯”（black Spartacus），如果没有他，根本不会有这桩交易。
5

不幸的是，这个故事的很多版本都急于把功劳归于某一个人，想法过于简单。杰斐逊的传记作者大半都把他对外交手腕的掌控视为绝技，可以和《独立宣言》中鼓舞人心、深具魔力的句子相比。其他历史学家则声称拿破仑是主角，他颇为鲁莽地“把那个省扔给了”杰斐逊和美国谈判团，而他们“接住了，拿好了，然后自己平分——不管有什么功劳”。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从来不愿意承认杰斐逊能干的，他坚持说购地其实是个狗屎运的故事。“每一个稍具坦诚和思想的人，”汉密尔顿说，“都会乐于承认，购地纯粹是运气使然，一些无法预计、始料不及的条件同时发生，而非美国政府任何明智或有力的手段所致。”
6

汉密尔顿的评论固然完全出于党派立场，但他对杰斐逊的偏见也有益处，他提醒人们注意，外交平衡中的多种因素超越了任何个人的控制。在此意义上，路易斯安那购地就像一场完美风暴，其中欧洲的云、加勒比的风和北美的雨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汇合。杰斐逊的才能在于抓住时机，并且认识到购得一个帝国需要帝国式的总统。考虑到购地过程和平完成，也许说它是完美的风平浪静更准确，而杰斐逊最大的外交才华在于耐心站着，让历史自己在周围成形。

考虑到购地的历史叙述大多带着胜利的调子，再想到争着分配胜利荣誉的略为愚蠢的行为，那么，杰斐逊本人处心积虑地不想把这件事作为自己最骄傲的成就之一列在墓碑上，就不太寻常了。杰斐逊甚至不愿意把任职总统的事写上墓碑，而购地无疑是他担任总统期间的突出成就。我们会看到，他略去不提有几个原因，而谦逊并非其中一个。

也许最好这么说：这个故事有胜利的版本，也有悲剧的版本。其中一个版本是光荣前进，不可阻挡，直抵太平洋；另外一个则不祥地前进，同样不可阻挡，通往内战，直接原因是在杰斐逊殚精竭虑方才购得的这片领地上关于奴隶制的辩论。确实，悲剧是双重的，购买路易斯安那也给密西西比河以东所有当时还在的印第安人敲响了丧钟。未能阻止奴隶制、未能保留和保护北美土著人是建国一代遗产上的两个重大污点，购地则一举锁定败局，这可不是杰斐逊想要广为宣传的成就。

我们可以从公元前15000年讲起，当时冰川退去，形成密西西比河谷。不过既然我们是在做历史而不是地理，更合适的起点是1801年3月6日，杰斐逊就职总统，之前刚刚经历了美国历史上最有争议的大选之一。他的就职演说注定成为最好的就职演说之一，他描述了即将指导自己的原则，基本上是过去十年中塑造共和党议程的同样原则：“明智而节俭的政府……不会夺走劳作得来的面包”；减轻国家负债，途径是大幅削减联邦预算、将国内政策转到各州处理；实现无害、几乎隐形的行政部门，并且杰斐逊还决定归档总统与相关内阁成员之间的全部通信，以便消除总统的文件记录，这样一来，就使行政部门变得更不起眼。这是“古老的辉格原则”，“纯粹共和主义”的价值观，曾经被联邦党人背弃，而按亨利·亚当斯的形容，这是美国人“已经学会和其首领一起吟唱”的“怪异赞美诗”。这些都是杰斐逊宣称的可贵原则，而他即将违背其中的每一条。
7

杰斐逊的视野

杰斐逊从未到过谢南多厄河谷（Shenandoah Valley）自然桥（Natural Bridge）
[6]

以西，但他和包括华盛顿在内的多数弗吉尼亚人一样，敏锐感知到欧洲已是过去时，美国西部才是未来。蒙蒂塞洛的门廊朝西，就像芒特弗农的门廊朝向波托马克河。两人都错误地以为这条河是上帝安排的水道，流过阿勒格尼山脉，流向内陆，连通俄亥俄，然后汇入密西西比河谷。（其实密西西比河才是主干。麦迪逊说过：“哈德孙河、特拉华河、波托马克河，都是大西洋各州的通航河流，汇入同一条河流。”）早期的“波托马克热”证明是个幻象——上天并未从大西洋沿岸提供一条通航水道连往内陆——但是这个不便的事实并未阻止杰斐逊思维的西进，他的想法比华盛顿还要宏大。
8

就职总统几个月后，杰斐逊同当时的弗吉尼亚州长詹姆斯·门罗分享自己的蓝图。“不可能不去前瞻远景，”杰斐逊说，“我们的人口快速增长，将……覆盖整个美洲大陆北部——如果不是南部的话——会形成说同一种语言的民族，以类似的形式、由类似的法律来治理；这图景上一旦沾上污点或者杂物，我们就无法感到满意。”杰斐逊所说的“污点或杂物”并非指美洲原住民，因为只要他们放弃部落生活，接受务农所需要的更狭窄的生活空间，就能被同化。（如果他们拒绝，那就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必须承受悲剧后果。）预想中的污点是黑人，他们无法同化，必须用船运回非洲或者运到西印度群岛的什么地方。杰斐逊看来，在那里“自然似乎造就了这些岛屿，来容纳移居到这个半球的黑人”。似乎可以说，杰斐逊在购地之前对美国西部的观点大胆得惊人，肯定是帝国主义观点，而且彻底种族主义。
9

杰斐逊的这个观念依赖于两个关键的设想。他当选的时候，1800年的人口统计显示，总人口略超过500万，其中约50万人住在阿勒格尼山脉以西。杰斐逊推测西部人口将稳定增长，并逐渐地、不可阻挡地将边境朝着密西西比河及更远处推动。他和华盛顿不同，不相信这一定居者浪潮能够或者应该由联邦政府来管理。这类似一种自然力，有它自己的冲力。西部土地无须军队征服，而是要被定居者占据。在此意义上，人口将使得美国的命运有如天定。政府唯一的作用是不要挡路，允许浪潮向西翻滚。
10

第二个设想是：北美大陆唯一有明显存在感的欧洲强国是西班牙。从1800年西班牙帝国在西半球的地图看，西班牙的殖民帝国显得十分庞大，包括佛罗里达、墨西哥湾沿岸、密西西比河以西直至太平洋的所有土地，还包括墨西哥和南美的一大块。但是地图是有欺骗性的，因为西班牙是个掏空了的帝国，自从1588年被英国击毁无敌舰队后一直在走下坡路。

到1800年，马德里国库空虚，西班牙军队和海军徒有其表，不能再造成什么伤害，一度傲慢的外交使团也只会故作姿态了。“在欧洲国家里，由西班牙来拥有一个无足轻重的大帝国，最为合适，”一个美国外交官评论道。杰斐逊也同意。“我们认为由西班牙拥有我们的毗邻国家对我们最为有利，”他说，“换了任何其他国家，我们都会极为痛苦。”他唯一担心的就是西班牙帝国太弱，“在我们的人口足够从他们那里一块块获得”其美洲殖民地之前就抛弃了它们。西班牙就像抱窝的老母鸡，等着美国人到来，掏走它的蛋，把它解放出来。
11

杰斐逊就职仅三周后，收到来自国务卿麦迪逊的消息，扰乱了他关于北美大陆的计算。美国驻英国大使鲁弗斯·金（RufusKing）
[7]

报告了在伦敦流传的可靠传言，说西班牙签了一份秘密协议，将整整一半北美殖民地让给法国。如果消息为真，就改变了北美的整个战略局势，已在拿破仑麾下成为世界最强军事力量的国家代替了欧洲最虚弱的国家。有好几个月时间，杰斐逊监视着来自欧洲的报告，其中大多数都倾向于确认拿破仑完全打算在美洲重建法兰西帝国。“我愿意怀着希望，”杰斐逊叹息道，“只要还有人和我一起希望。”
12

到1803年春天，这些希望都成了夸张的情绪，因为将路易斯安那让给法国的秘密协议成了欧洲保守得最差劲的秘密。（塔列朗忠于职守，也忠于自己口是心非的名声，否认了所有传言，斥之为胡编乱造。）到了1803年4月，杰斐逊决定，是时候停止希望、采取行动了。

麦迪逊虽然能干，杰斐逊还是把他推到一边，自己给自己做起国务卿。“我忍不住不断回想此事，”他向美国驻巴黎大使罗伯特·利文斯顿解释说，“它给我印象太深了。”事实很简单，法国占领路易斯安那对于合众国来说是彻底的灾难，构成了革命战争以来美国命运的最大威胁。“这件事把美国所有政治关系全部翻转了，将开启我们政治道路的新时代……地球上有这么一个地方，其拥有者是我们天然和长期的敌人。这就是新奥尔良
[8]

。”西班牙对新奥尔良的控制并不具威胁，因为——西班牙是西班牙——即使冲突，美国对结果有十足的把握。但法国占领这地方就完全不同。“从此刻起，”杰斐逊写道，“我们必须同英国舰队和国家联姻。”
13

杰斐逊说出这番话不同寻常，他的全部生涯，包括担任驻法国大使、国务卿以及身为反对《杰伊条约》的共和党领袖，一直以来都愿意让法国而非英国做美国最可靠的欧洲盟友。但是他已经准备好，一旦法国变成北美大陆上危险的存在，对美国的人口命运造成巨大挑战，他就改变立场。

接下来杰斐逊做出了极为精明的评论。表面上看，考虑到军事和经济资源的巨大差异，同法国开战是自杀式的冒险。但这种军事评估没有现实意义，引人误解。“不管泛泛比较时法国比我们强多少，但要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说，它没法和我们比。”如果拿破仑要以武力在美洲建立法兰西帝国，他就会遭遇英国人在独立战争时遇到的同样困局，不得不在敌对的民众当中四处出击，而现在战场更为广阔。利文斯顿接到指示告知法国人，如果他们试图占领路易斯安那领地，就会遭到和英国人同样的命运，因为空间和人口都站在美国人这边。
14

以这种方式威胁拿破仑的那些欧洲国家通常都会被打败并被占领。但空间——大西洋和美国内陆的广阔无边——是无价的战略优势，欧洲国家无法比拟。（唯一的例外是俄国，十年后拿破仑会付出惨重代价才能发现这一点。）杰斐逊所采取的是后来被称为“后门外交”的手法，他请求著名法国贵族内穆尔的皮埃尔·萨米埃尔·杜邦（Pierre Samuel Du Pont de Nemours）
[9]

协助，将利文斯顿的讯息传回巴黎，然后又悄悄地在权力机构的走廊里散播那条传达给利文斯顿的咄咄逼人的信息。“如果法国出手占领新奥尔良，”杰斐逊告诉杜邦，“我们必同英国舰队和国家结盟。”虽然这听起来非常像最后通牒，但杰斐逊希望杜邦——以及最终拿破仑——明白，他认为同法国开战是最后手段。“你知道我有多珍视和平，”他解释说，“有多不愿意看到发生什么事使战争成为必要。”
15

杰斐逊在此事上十分严肃，因为战争即使是胜了，也会完全毁掉他削减债务和精简政府的国内计划。和大不列颠结盟会违背他一直以来宣扬的每一项外交政策的原则。（但他仍然认为英国就是全球暴政的中心。）确实，杰斐逊的战争威胁完全可能就是大胆的虚张声势。（我们无法知道，因为拿破仑从未宣战。）对双方而言，杰斐逊告诉杜邦和利文斯顿，更好的选择是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危机。合众国准备付600万美元购买新奥尔良和西佛罗里达（从现在的彭萨科拉到新奥尔良）。如果拿破仑接受报价，美国就会准备——尽管勉为其难——承认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整个路易斯安那领地为法国领土。

这是巨大的让步。虽然不能确定，但可能杰斐逊认为法国在路易斯安那的任何存在都是暂时的。一旦美国人口大潮抵达密西西比河，或者像杰斐逊说的，“一旦我们将这么一批人扎根在密西西比河，可以自由行事”，法国就站不住脚了，因为美国人会动员起压倒性的力量，“无须从1500英里或2000英里外的大西洋沿岸把军队开过来”。再一次，空间，或者更为具体地说是“住满人的”空间，是杰斐逊打算加以利用的独特而无法估量的战略优势。不过这都是未来才会发生的情况。现在，迫在眉睫的危机需要和平解决。解决方案就在“我们在巴黎的人”
[10]

罗伯特·利文斯顿手里。
16

拿破仑的视野

当利文斯顿向法国当局报上自己的资历时，有人问他是否来过欧洲。他回答说没有，据称拿破仑这么说：“你来到了一个非常腐败的世界。”杰斐逊自己在法五年，深知法国宫廷内幕，他担心利文斯顿会以无知的美国人形象迷失在法国沙龙的阴谋诡计和塔列朗深不可测的阴森密谋里。“想跟那些生下来就搞阴谋的人斗智，”杰斐逊担心，“任何美国人都必败无疑。”差不多有一年时间，想到美利坚合众国的全部未来就放在一个外交新手手里，杰斐逊和麦迪逊就坐立不安。此人经常用错密码，导致其机密信件没法看懂。最无解的是，他还不是弗吉尼亚人。
17

他们无须担心。利文斯顿的确不是欧式外交中那种心机深重之人，但他却有超凡的信心，和塔列朗谈话时保持自己的立场，塔列朗发现他不受谎言的影响。利文斯顿是那种不会落入陷阱的动物，因为他总是保持距离。他在生涯中显示了令人惊叹的才能，总能在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时现身：在《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上与杰斐逊共事，以纽约大法官身份为华盛顿主持宣誓就职，现在又代表合众国出现在此时此地，决定新生共和国不久之后的命运。他在哈德孙河上的豪宅“克莱蒙特”（Clermont）——罗伯特·富尔顿（RobertFulton）
[11]

以此命名第一艘汽船——使他的贵族门第如弗吉尼亚显要那般稳固。而他能够在纽约的小集团政治中生存下来，也让他有一种内在的政治灵活性。回顾起来，说到底，也想不出还有谁更适合，或者能更灵活地完成他的职责。
18

利文斯顿的第一项成果是确认传言为真，西班牙已经签署秘密协议，要将路易斯安那地区出让给法国，换取在意大利北部的几个公国，包括帕尔马（Parma）和托斯卡纳（Tuscany）。（更准确的用词是“归还”路易斯安那，既然法国曾经声明对路易斯安那的主权，甚至用法国国王的名字命名它。）塔列朗是这笔交易的决策者，他设想在北美重建法兰西帝国，可以把法国的债务人、罪犯和无家可归者运过来，很像后来大不列颠对澳大利亚的做法，同时也可以作为永久障碍，塔列朗称之为“铜墙铁壁”，阻挡美国扩张或者英国在美洲大陆重建霸权。最后，路易斯安那将成为利润丰厚的法属加勒比殖民地——主要是圣多明各和瓜德罗普（Guadeloupe）
[12]

——的粮仓或早餐篮。
19

这是高卢在西半球的光荣前景，在规模上合乎拿破仑的地位。但要实现这个前景，利文斯顿报告说，法国人实施计划必须像钟表一样准确无误。计划的第一个要素是协议要保密，但已经不可能。第二个要素要求派遣超过25000人规模的法国远征军去圣多明各，击溃由奴隶出身、具有超凡魅力的杜桑·卢维杜尔率领的奴隶起义，在岛上恢复奴隶制。然后，第三点，法国军队扬帆前往新奥尔良，派兵驻守，占据密西西比河西岸，在美国人还没来得及动员起来之前就给他们一个军事上的既成事实。受命带领远征军的是夏尔·勒克莱尔（Charles Leclerc），法国最优秀的军官之一，正好也是拿破仑的妹夫。勒克莱尔离开法国之前两个月，利文斯顿就把这一切用密码告知了麦迪逊和杰斐逊。
20

有人可能会想，听到这样的消息，杰斐逊会要求大幅增加美军人数并动员各州民兵。但他没有。事实上，他1803年的预算要求裁减军队规模。他打算来一场高风险赌博，押法国军队在圣多明各陷入困境、永远到不了新奥尔良。“他们想要杜桑向勒克莱尔投降，”他预测，“我猜事实会变成勒克莱尔向杜桑投降。”这赌注押得相当精准，但当时看起来像是地道的一厢情愿。
21

历史发生时总是乱糟糟。外交局势已很混乱，现在更为复杂，新奥尔良的一个中层官员宣布港口向所有美国船舶关闭。这令人震惊的消息于1803年1月传到华盛顿，爆发了对杰斐逊避免动武的抗议。宾夕法尼亚参议员詹姆斯·罗斯（James Ross）要求征召5000民兵，进军并拿下新奥尔良。甚至杰斐逊的共和党支持者也不甘落后，强烈要求召集8万士兵，“让他们随时准备进军”。汉密尔顿说有两个选择：“谈判并尽量购买，如果不行就打仗，或者立刻夺取佛罗里达和新奥尔良，然后谈判。”他相信后一选择显然更可取，不过需要干劲和决断，“而这个，唉，这个杰斐逊注定不会如此”。
22

杰斐逊依然认为战争是最后手段，希望圣多明各的法国军队到不了路易斯安那，并且确信马德里很快就会驳回向美国商界关闭新奥尔良港的决定。他拒绝行动。不过他确实有所让步，宣布决定派遣詹姆斯·门罗作为自己的特使前往巴黎，与利文斯顿会合。门罗是前驻法大使，将获授权在购买新奥尔良和佛罗里达的谈判时全权酌情行事。这也没让国会里的主战派满意，不过有人指控总统迄今对事件的回应相当于玩忽职守，这一派遣算是个回答。门罗在接受任命时表现出缄默，杰斐逊则果断命令他搭乘下一班船赴任。“情况如此，无法拒绝，”杰斐逊说道，“这一使命上担着共和国的未来命运。”如果门罗在巴黎没有进展，他应该渡过海峡前往伦敦，同大不列颠谈判结盟。这些内容应泄漏给法国媒体，以便加强他同塔列朗和拿破仑打交道时的外交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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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巴黎，利文斯顿自己也忙着走漏风声。他给中层外交官们发了一份备忘录，指出法国——西班牙秘密协议不存在的说法是荒唐谎言。他还透露，全欧洲的政府都知道法国谋划重建其北美帝国。接着利文斯顿质疑了法国计划的可行性，暗示说这将让美国投入英国的怀抱，在下一轮拿破仑战争中，路易斯安那是守不住的，它不仅不会是战略优势，反而会成为经济和军事上的麻烦。法国媒体报道了美国参议院的激烈辩论，这可能也是利文斯顿传开的消息，之后，利文斯顿漏出的消息强化了，辩论表明，如果认定法国将驻防新奥尔良，美国将报之以大规模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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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高等级的灵活外交手腕，但在当时却没什么用，因为，利文斯顿解释说，塔列朗顽固声称没有同西班牙的秘密协议，因此也没什么可谈判的。而且还有拿破仑的问题：“不存在什么人民，议会，顾问。一个人就是一切。他很少征求意见，主动提供的意见他从来不听。”所谓法兰西共和国的执政官其实是法兰西帝国的全能皇帝，一年后他便正式采用了皇帝头衔。除非他决定放弃恢复北美的法兰西帝国，否则所有外交基本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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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灾难

法国要重建在西半球的势力，整个计划都依赖于勒克莱尔恢复法国对圣多明各的控制，因此拿破仑保证勒克莱尔的远征享有巨大的军事优势——第一批军队有25000人，如有必要，接着还有第二批同等规模的军队。勒克莱尔接到的指示同样残忍、明确。军队一抵达，他就应宣布支持杜桑·卢维杜尔和黑人起义，后者已经夺取了本岛的控制权并宣布全岛已经在“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旗帜下获得解放。一旦安置稳当，让卢维杜尔确信勒克莱尔是自己的盟友，勒克莱尔应突然发难、消灭他们。牙买加将提供1000只寻血犬追踪每一个反叛的黑人，他们将被吊死、淹死、斩首、在炭火中活活烧死，或者为了达到绝佳戏剧效果，从后面向体内塞火药引爆。接着，曾经让所有这些野蛮行为合法化的臭名昭著的《黑人法令》（Code Noir）
[13]

将会恢复，所有黑人重新变为奴隶。这一相当血腥的任务完成后——拿破仑预计需要6周——勒克莱尔应将军队运往新奥尔良，在那里他的力量会很快得到有效增强，抵挡法兰西帝国在美洲遇到的一切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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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的第一部分基本按计划实现了。杜桑和起义军首领们未加反抗，允许勒克莱尔的部队登陆，虽然起义军阵营对于这种信任是否明智也意见不一。杜桑为信任勒克莱尔付出了终极的代价，他在一个原以为安全的会议上被抓捕，由船运到瑞士边境的地牢，一年内便死于饥饿和长期受冻。在离开圣多明各之前，杜桑警告勒克莱尔，他的被捕不会造成什么明显不同的结果，因为法国人完全不明白他们面临的是什么。

事件的发展证明了他的话。一旦圣多明各的黑人意识到拿破仑计划让他们重新沦为奴隶，勒克莱尔的任务就不可能完成了。这是个人数问题。黑人人口一共50万，三分之二出生于非洲，之前全部为奴。（另有3万黑白混血儿和3万白人。）这意味着勒克莱尔的军队即使在人数最多的4万人时期，也被黑人以超过十比一的比例压倒。当勒克莱尔看到数百名黑人囚犯情愿勒死自己也不愿重新为奴，他难以置信。妇女和儿童被火刑烧死前还在嘲笑刽子手。同时，黑人的报复行动加上黄热病和疟疾几乎彻底消灭了他的军队。在临死前最后一封给拿破仑的急件中，勒克莱尔毫不隐讳：“这个殖民地已经丢了，你再也拿不回来了……我的信会让你吃惊，但哪个将军能料到自己的军队会死掉五分之四？”这对法国军队是场灾难，他们一直往这个无底洞大量派兵，最终有超过6万人死伤。出于可见的原因，没有任何法国远征军抵达新奥尔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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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是典型的要么全赢要么全输的人物，他立刻认识到，圣多明各的溃败改变了一切。1803年4月，他指示塔列朗，出售全部路易斯安那领土。“我放弃路易斯安那，”他宣布，“不仅要转让新奥尔良，整块土地毫无保留转让。我了解我放弃了什么……我极为遗憾。但是顽固坚持重新夺回它是愚蠢的。”顾问们警告说他的决定可能为美利坚帝国崛起打下基础，拿破仑认为这警告看得太远。“在两三个世纪后美国人对欧洲来说会太过强大……但如此遥远的忧虑我无意顾及。”他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准备与大不列颠的战争，后者才是眼前的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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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就是著名的沐浴场景，拿破仑躺在洒了古龙水的浴缸里，这时他的两个兄弟进来，指责他出售整个路易斯安那的决定太冲动。他们坚持说，没有征求议会代表的意见，他无权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议会开始辩论时他们将站在反对派一边。“你们无须领导反对派，”拿破仑回答说，“因为我再说一遍，不会有辩论，原因是这件事……是我想出来的，是我谈判的，也应由我批准并执行，只能是我。明白吗？”重大决定已做出，现在的唯一问题最好让外交部门的会计处理，也就是能从美国人那儿榨出多少钱。拿破仑表示有5000万里弗尔（livres）
[14]

就会满意，也就是1250万美元。
29

利文斯顿是巴黎唯一能为合众国做出重大决定的美国人。门罗刚到法国，虽然有全权外交权力，但还要几天时间才能抵达巴黎，因此利文斯顿决定在拿破仑改主意之前自作主张。“我们遇到的问题远远超过授权的范围，”他给麦迪逊写信，但机会“不容错过”。虽然最终的价格肯定大大超过他能支配的数额，但利文斯顿认为出售西部土地带来的收益将不止弥补这个差价。他不得不越权行事，否则将坐失良机。门罗抵达巴黎的时候，利文斯顿已经替合众国做了主。余下的问题就是谈价了。1803年5月5日，双方同意以8000万法郎的价格收购全部路易斯安那领土，大约1500万美元。拿破仑得到的超过预期，而美国人得到了未曾预料的帝国。购地的消息于7月3日传到华盛顿，第二天的庆祝活动正好赶上美国独立日，进一步加强了盛行的天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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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面的实惠

在杰斐逊购买密西西比河以西广阔领土之前，甚至在他得知土地出售之前的几个月，他已决心要弄清楚那里究竟有什么，这体现出超乎寻常的预知力。1803年1月，国会通过一个无害的法案，同密西西比河上的印第安人建立贸易站。杰斐逊要求在法案里包括一个秘密条款，授权他派遣“一名情报官员，带领十到十二名精干人员”深入外太空似的北美内陆。这个行动就是后来很有名的刘易斯与克拉克远征（Lewis and Clark expedition）
[15]

，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探险行动，起初其实是合法性可疑的秘密情报行动，后来的名声则合乎情理。杰斐逊选了自己的私人秘书梅里韦瑟·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
[16]

负责此行，行动被描述为“文学和科学探索”（a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pursuit），以掩盖真正的目的。“你即将探索密西西比河消息已经对外公布”，杰斐逊向刘易斯解释说，“这满足了公众的好奇心，也充分掩盖了真正的目的地”，即太平洋。（这一西部探索类似杰斐逊的波托马克河梦想，他相信上天必已经准备好一条横穿大陆的河流，而刘易斯能发现它。）当杰斐逊宣布合众国已实际拥有刘易斯正在探索的土地时，刘易斯已经踏上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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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杰斐逊回蒙蒂塞洛住了两个月，他家图书馆里可靠的美国西部地图比首都的还多。弯腰拱背看地图时，他很快明白，确认所购土地的边界靠的不是地理测量，而是语言上的阐释。在巴黎，利文斯顿也在看地图，同塔列朗确认他刚刚购买的土地的边界。“我没法给你说明，”塔列朗说，“你们为自己找到了个体面的实惠，我想你们会充分利用它的。”
32

杰斐逊正要这么做。他对购地合同做出了很有创造力的解读，认为路易斯安那的西部边界是佩尔迪多河（Perdido River，邻近现在的彭萨科拉）
[17]

，因此美国也买下了西佛罗里达（现在的墨西哥湾沿岸）。后来，这一有想象力的解读使得亨利·亚当斯评论道，杰斐逊“最终被迫坚称西班牙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西佛罗里达退还法国，法国心无疑虑地将之卖给了美国，美国没付钱就买到了这块地，而法国和西班牙虽然是最初签订合同的双方，却都没法解释合同的含义”。一旦杰斐逊扩张的本能得到释放，就朝西南漫游到格兰德河（Rio Grande）
[18]

，发现购地合同包括现在的得克萨斯全境。
33

自然，西班牙人认为这些说法太过分。西班牙大使告诉麦迪逊，整个购地案都是非法的，因为拿破仑和塔列朗曾亲口承诺西班牙国王，永远不会将路易斯安那卖给其他国家。这无疑是真的，麦迪逊回复说，但关美国什么事。他可能还加了一句，相信拿破仑或者塔列朗的承诺在外交上等于相信奇迹。更深层次的现实是西班牙正面临窘境，如今，衰落的命运已经降临这个一度伟大的帝国，它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瓜分。

西佛罗里达的问题数月悬而未决，最终拖延数年，但是一开始杰斐逊就确定了，不必为了推动美国的主张冒险同西班牙开战，因为西班牙内在的弱点保证了——用杰斐逊的话说，“时机一到”——东西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最终都会像熟透的果子一样落在美国怀里。虽然现实比杰斐逊估计的耗时更久，但实际也差不多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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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证据表明杰斐逊像看地图一样专注地研究宪法，不过有大量证据表明，1803年夏天，宪法问题给他带来很大压力。整个18世纪90年代，他都贴个“君主主义者”的标签在联邦党人身上，坚持认为行政部门任何强有力的表现都违背了共和原则。现在，他刚完成的事是美国历任总统中最强势的行政行为，也许堪称美国历史上最大胆的行政权力的表现。如果有意购买一个帝国，就不得不成为帝王式的总统。

但对这样一个需要公开操弄权力的角色，杰斐逊很不适应，不管有多值得。“行政部门，”他哀叹道，“为了抓住这转瞬即逝的机会，极大促进国家利益，已经做了超出宪法规定范围的事。”他自比为守卫者，照看年轻的受监护人，即初生的美利坚共和国。“我想，为你而让自己冒险是我的职责”，他解释说，并将监护职责放在了自己的政治原则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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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能自圆其说的实用主义逻辑。之后200年内，很难找到哪怕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认为杰斐逊应为了宪法上的顾虑而放弃拿破仑给的这个机会。其实，麦迪逊和极为称职的财政部长阿尔伯特·加勒廷（Albert Gallatin）
[19]

都想说服杰斐逊，购地案符合总统职权内的协议签订权，也就是说，一旦参议院以三分之二票数通过购地提案，它就完全符合宪法。但杰斐逊认为，这种说法就是卑鄙的联邦党人那一套，汉密尔顿以此来为《杰伊条约》正名时，他和所有虔诚的共和主义者，包括麦迪逊，都坚定反对过。对杰斐逊来说，相比宪法上的顾虑还有更加紧要的考虑。受限的行政权力是整个共和主义（和共和党）体系的主旨，是他政治宗教的核心信条。无论其行政行为给后代子孙多大的恩典，也绕不开这个直白的事实：这违背了他的政治信条，实际上是项罪孽。

在这紧张的时刻，如果把杰斐逊拉到一旁，我们可以借助后见之明给他一点慰藉。首先，杰斐逊的政治信仰是作为反对党意识形态成型的。作为反对联邦党人的武器，它具备美国革命家在18世纪70年代用来使英国丧失权威的一切优势。一旦杰斐逊和共和党人掌权，这个武器就成了负资产，因为它实际上让联邦政府丧失了国内事务的权力，在国外政策上则成为国会的傀儡。杰斐逊厌恶面对这个事实，但是如果严格遵从共和党的政治价值观，共和党执政的全国政府就无法施政。

其次，如果朝前看而不是往回看，杰斐逊在路易斯安那购地时的困境预演了未来的好处，最著名的案例是亚伯拉罕·林肯在内战期间扩大行政权力，以及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
[20]

在大萧条时期的大胆举措。宪法将行政权力定义得如此模糊，一个好处在于它可以像手风琴一样伸缩，根据不同历史情况奏出相应的音乐。确实，如果无法将总统权力扩大至君主般的权力水平，就难以理解共和党政府何以能够有效应对任何真正的危机。在某种意义上，杰斐逊可以将自己看成是政治先锋，当历史需要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开发自己定位不清的职务权力的总统，但并非最后一个。

不管这些看法在当时会如何有效地安慰杰斐逊，很显然他无法真正获知它们。他在看各种相关地图期间，还专心投入起草了一个宪法修正案。在他看来，这个修正案或许有点不便，但对于协议本身却完全必要，他毕生反对不受约束的行政和联邦权力，要想防止路易斯安那购地案成为此种权力的先例，实际上这也是唯一的办法。他和麦迪逊来回修改草案——并在自己心里来回权衡，宪法修正案是否必须在购地协议投票之前获得批准，还是可以之后再说。加勒廷试图再次劝说他，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需要的程序极为烦琐耗时，所以没有修宪的必要。如果因此耽搁下来，整桩购地事宜都有风险。但杰斐逊十分坚定：“我想在由宪法修正案允许之前，先不要扩展联邦国土，这样比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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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人看来，杰斐逊递交的修正案终稿比较奇怪，因为它根本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法律或宪法条款。相反，它仅仅重申路易斯安那领土以及佛罗里达“无论何时以正当手段获得”，都可纳入国家版图。但在杰斐逊看来，坚持批准宪法修正案，可以通过批准程序来洗清购地案，因为这需要国会参众两院三分之二和各州议会四分之三同意方能通过。批准程序的第一部分需要国会两院绝对多数赞同，这就使得购地从行政行为变成行政和立法的联合行动。第二部分则认可了各州作为购地案同等交易伙伴的主权，也就保持了杰斐逊的宪法契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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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利文斯顿的急件传来，杰斐逊的完美计划就此泡汤。消息警告说，拿破仑正在重新考虑协议，美国方面的任何拖延都可能给他退出的机会。如果被迫在失去路易斯安那和抛弃宪法原则中选择，杰斐逊毫不迟疑。“我想，关于路易斯安那的宪法问题我们说得越少越好，”他致信麦迪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做的事得悄悄地做。”这就意味着要推动国会尽快通过协议，抛弃宪法修正案的想法，对自己关于宪法的保留意见保持沉默。“为了一丝不苟坚持成文法而失去我们的国家，”他后来说，“就是失去法律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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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准确地说，就意味着失去路易斯安那本身。杰斐逊对未来和“人民”的评判总是很乐观，他安慰自己说，“国民的良好判断会纠正可能产生恶之效果的结构之恶”，意思是他开创的宪法先例根本不会成为先例。后来证明，这一预言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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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院的批准是意料之中的。参议院在10月17日召开特别会议，最终的投票（21—7）只用了三天，如果程序没有要求任何协议都要分开三读，还能更快通过。新罕布什尔州的参议员威廉·普鲁默（William Plumer）
[21]

投的少数派的票，他有点尖刻地声称，这个协议遭受的批评比“最微不足道的印第安契约”
[22]

还少。无论如何，辩论是在拿破仑可能改主意的疑云下进行的。（远在巴黎的门罗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下令将价值200万美元的美国货物转给法国作为定金，使拿破仑更不可能撤出协议。）考虑到这么不同寻常的机会，能使国土翻倍，再斤斤计较细节就像在天堂门口同圣彼得还价，而上帝已经准你进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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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只是例行公事，辩论还是在两个意义上有所启示。第一，新英格兰的联邦党人反对这个协议，质疑其违宪，他们采取严格解释宪法的立场，同之前共和党人反对设立国家银行和《杰伊条约》时所持立场相同。共和党人为之辩护，则采取了更为宽泛的原则（即“必需与适当”条款），也就是联邦党人在前述争议中采取的原则。事实上双方交换了立场，这说明如何解释宪法与其说是原则问题，不如说是置身权力内外时不同位置的不同作用。杰斐逊其实同意联邦党人的看法，但一直忠实于自己保持沉默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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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变动不定的宪法原则之外，联邦党人的主要意见是这个巨大的奖品实在是太大了。新英格兰联邦主义的哲学王费希尔·埃姆斯（Fisher Ames）
[23]

形象地说，西部的广阔空间是真正的“大片荒地，无人的旷野，只有狼和游荡的印第安人”。试图占据这块土地“就像朝无垠的太空发出一颗彗星”。的确，新英格兰担忧的根源是害怕联邦西扩时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会缩小。但还有一层意思。他们怀疑合众国能否吸纳如此庞大的区域，而不至于让还很脆弱的共和国管理能力超出负荷，担心联邦在扩张的时候会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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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不屑地认为，这种忧虑是悲观气质的绝佳例子，黑暗的加尔文（Calvin）
[24]

教条养育的地区就会有这种想法。在他看来，领土广阔是美国的财富，不是负资产：“联合体越大，就越不会被地区倾向影响；从任何角度看，我们自己的兄弟和孩子定居在密西西比河对岸，不比让别家的陌生人占据那里更好吗？”为什么保持联邦就应是毋庸置疑的优先事宜？“我们是维持一个邦联（confederacy），还是形成大西洋邦联和密西西比邦联，我认为这对于东西两岸的幸福来说并不重要。西部邦联的人也同样是我们的孩子和后裔，和东部一样；我感觉自己能认同那个未来的国家，和认同现在这个国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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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说法令人震惊，这意味着杰斐逊并不担心合众国能否同化路易斯安那，因为他的理解更为动态，视之为共同转化的一部分。合众国不会直接将西部纳入联邦；相反，西部会将旧有各州纳入一个更新的美利坚国家。他写道：“如果在产生国家原则的那些地区内，这些原则堕落了，那么通过自由帝国的扩张，我们能倍增人员，提供新的资源加以修复。”对美国西部的这种思考方式相当鼓舞人心，差不多一个世纪后，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对美国历史上边疆的变革性作用做出了里程碑式的阐释，其论述核心便是上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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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1803年，杰斐逊的主要目标是解除联邦党人批评家的武装，质疑他们对路易斯安那令人沮丧的描绘，拒绝将其描述为某种重负和禁果的怪异混合。他坚持说，这是一片诱人的天空，无尽的世代将在其下不断重新理解自己的美国前景，这是地理上的不老泉
[25]

。

帝国共和国

购地之前，在杰斐逊对美国西扩的想法中，定居者浪潮会逐步而稳定地穿过大陆，在一两代人之间抵达密西西比河。然后继续向太平洋前进，遥远的西部将“住满人”，这一过程可能需要另外一个世纪的时间。渐进式图景的优势在于靠着人口发展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这个过程不需要政府管理，美国必然会占领这些土地，政府只需收获果实。一旦新领土人口达到必要规模，宪法规定国会可以接受他们作为新的州加入联邦，等同于现存各州。

购地改变了这些预想，小口啃变成大口吞。联邦政府突然面临巨大的管理问题，等不及遥远的人口浪潮到来。问题很吓人：怎么分割路易斯安那？谁已在此定居？新领地设置何种形式的政府？如何对待定居的印第安部落？最不祥的问题是：奴隶制应该允许还是禁止？协议的条款三提供了一些指导，这是利文斯顿和门罗起草的：“割让领土上的居民应被纳入合众国联邦，并尽快根据联邦宪法原则享有合众国公民的所有权利、利益和豁免权，同时应该维持和保护他们享有其自由、财产和所奉宗教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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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足够清楚，一个可能性已经被预先排除了：将路易斯安那当作美国殖民地，其居民是臣民而非公民。法国、西班牙和大不列颠可以有殖民地，美利坚共和国不行，共和国之定义不允许它拥有殖民地。反过来说，吞并路易斯安那也就创造出了美利坚帝国。事实也很清楚，这确实是极不寻常的帝国，史上未有先例。杰斐逊颇有诗意地解决了命名的问题，创造了新词“自由帝国”（empire ofliberty）。这在言辞上解决了一切，但政治上什么也没解决。

对于购地带来的所有这些棘手问题，国会的回应则不怎么有诗意。1803年11月通过了一项名为“启动立法”的法案，将路易斯安那领土的一切联邦政策责任赋予总统。如果杰斐逊困扰于购地这一行政行为的宪法含义，他应该对授予他行使的无限权力十分生气。约翰·昆西·亚当斯（他曾是唯一给购地投赞成票的新英格兰联邦党人）带领反对派——尽管他们很是虚弱——反对国会的这一行为，称之为责任的退位。他说，杰斐逊获得的专断权力超过了乔治三世曾经对美国殖民地拥有的权力。亚当斯在注定失败的事业中最显辩才，他非常享受这个机会，提出不管杰斐逊要为路易斯安那现在的居民做出什么决定，都必须明确：未经同意，不能向其征税。

杰斐逊决定自己给路易斯安那领地起草新宪法，他坦白自己“怀着更多胆量而非智慧”。他告诉肯塔基的约翰·布雷肯里奇
[26]

，这件事他希望保密，“因为你明白，任何观点或原则，只要知道是出自我这里，联邦党人都会以何等血腥的尖牙利齿发动攻击，他们会怀着何等黑暗的保守和险恶的人格，借此口出恶言”。杰斐逊要将作者身份保密绝对正确，因为他起草的宪法提出完全专制的政府，使路易斯安那成为事实上的美国殖民地。（联邦党人媒体会很乐于引用杰斐逊自己在《独立宣言》中的词句反击他。）甚至麦迪逊也承认，“这样一来，该地区人民会有段时间缺乏由共和主义理论支配的权力组织。”
46

路易斯安那的政府将包括总统指定的官员、州长和一个十三人委员会，杰斐逊建议称为“要人会议”（Assembly of Notables），为怀恋旧制度的法语居民提供亲切的氛围
[27]

。一年后，1804年11月，路易斯安那领地派出代表团来到华盛顿，抗议自己的殖民地地位以及在自己的政府里完全缺乏声音。“大西洋这边的政治公理移植到密西西比那边就有问题了吗？”他们反问。杰斐逊从未答复，事实上他甚至拒绝会见他们。他和朋友们坦白，情况比较难堪，但是不加粉饰的现实就是“我们的新同胞还无力自治，和孩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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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杰斐逊为何会这么想。在其他各种场合，他不断重申对普通美国人的信心，相比更富有、更有文化的人，他们能更明智地理解自己的政治利益。杰斐逊真诚相信普通公民的品格，认为所有政治体系以其内在的欺骗性专断地将普通人贬低。路易斯安那领地上有约5万名非印第安居民，主要住在新奥尔良及其周边，杰斐逊为什么认为他们尚未准备好成为公民？

一条明显线索能揭示他在此事上的思维方式：他在为路易斯安那起草的宪法修正案里塞进了一个词，事实上修订了协议的第三条。协议形容权利范围时的措辞是“割让领土上的居民”，杰斐逊改成了“白人居民”。奇怪的是，当时国会或媒体无人提及这一变动，因此杰斐逊不必被迫解释这个词。但看起来很像甚至很可能，居民人口的克里奥尔（Creole）
[28]

特色——好几代人在西班牙人、法国人、非洲人和北美印第安居民之间混血——不符合杰斐逊内心的美国定居者图景。新奥尔良更像是加勒比海（Caribbean）的延伸，而非大西洋沿岸的西部前哨，尤其是黑人和黑白混血人口，其中有些人还是富有且社会地位高的本地领袖，这些混血儿模糊了清晰的种族类别。杰斐逊更支持两极的种族区分：黑人和白人。新奥尔良混淆了他的认识范畴。另外，大多数居民——白人、黑人和混血儿——都说法语，这也不能帮人认清局面。
48

从一开始，杰斐逊的设想就是以阿肯色河（Arkansas River）
[29]

以北直到加拿大边境的广阔土地作为巨大的印第安保留地，至少在可见的未来不许白人定居。猛一看，这是要沿着十多年前诺克斯——华盛顿的意向，以开明的态度保护北美原住民文化。但杰斐逊想的主要不是在密西西比河一带建立印第安部落飞地。（在刘易斯和克拉克从探险之旅返回前，杰斐逊或者其他任何人都不太确定密西西比河那边印第安部落的规模和位置。）他其实是想用阿肯色河以北的土地安置俄亥俄河谷及以南地区的印第安部落，他们在滚滚而来的人口大潮中正岌岌可危。
49

后来的印第安人迁移，在购买路易斯安那之前也可以想到，但无法做严肃打算，理由很简单，没有地方重新安置东部的印第安部落。现在有了。在购地案尚未完结时，杰斐逊已经催促俄亥俄河谷和密西西比领地的地方长官及军队长官签署供应合同，要让印第安部落债务缠身，令其陷于贫困和绝望，加快其灭绝或迁移。“如有任何部落胆敢宣战”，他指示说，其行为就可当作理由，“拿下整个部落领土，将其赶过密西西比河，杀鸡儆猴，促进我们的最终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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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杰斐逊很少在肯定意义上用“整合”（consolidation）这个词。他习惯用这个说法来批判联邦党人治下联邦政府政治权力的集中。但在这件事情上，它指的是在密西西比河以东建立完全的白人优势，杰斐逊可以声称自己并没有导致这一必然结果，只是推动了它。

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印第安家园必须很大，因为最终它将不得不容纳所有的东部部落。杰斐逊更愿意用“印第安交换”这个说法，而不是“印第安迁移”
[30]

，他无视一切证据，号称东部部落“很乐于将这里的土地让给我们，换取那里的同等土地”。美国政府就可以将腾空了的印第安土地分块廉价出售，“在到期之前支付欠[法国]的全部合同款”。这简直好到不现实。购地使得印第安迁移成为可能，而印第安迁移可以产生收益，付清购地款。然而，从印第安人角度看，这太现实，不可能好。购买路易斯安那锁定了他们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命运。结论难以避免：杰斐逊的诗意措辞和他起草的路易斯安那宪法一样需要修正。他的确创造了一个“自由帝国”，白人专享的自由帝国。
51

因此，路易斯安那购地的胜利故事和悲剧故事从一开始就密不可分。也许更准确的说法是，在杰斐逊出名难以捉摸的大脑的深浅沟壑里，它们不分彼此地连在一起。深刻的部分确实深刻，令人难忘：战略上认识到美国在北美大陆的人口优势压过欧洲列强；同时认识到扩大的行政权力在遭遇国家危机时是潜藏的宪法武器，价值不可估量，尽管他一直对其君主式的含义抱有敌意；当外交世界的风云变幻中展露出千载难逢的机遇，杰斐逊亦有能力果断行动。

但在浅薄的一面，也能拉出长得让人沮丧的单子：杰斐逊只会将大陆上的种族混居看作一团污点，不能以任何其他方式看待此事；未能认识到购地展示的机遇，可以重提北美印第安人问题，避免迁移，而不是利用它加速迁移；不愿利用这难得的时机推动禁止奴隶制扩散到路易斯安那领地。的确，要提出奴隶制这个禁忌话题，需要极其出色的领袖才能，媲美杰斐逊和其他国父在1776年和1787年展示的那种才能。弗吉尼亚州对“那个财产种类”的缄默法则意味着私下对奴隶制的思考和谈话永远不会记录下来。尽管难以置信，但现存证据表明，杰斐逊从未想过此事。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是他最大的失败，这悲剧缭绕于胜利的故事中阴魂不散，并最终带回一场复仇。

密苏里的尾声

用后见之明写的历史，有时候也叫反事实历史，通常根本不是历史，大多数时候只是以俯视的眼光玩高人一等的游戏，是活人对死人耍政治把戏，而死人不在场，无法为自己辩护。至少表面上看，指责杰斐逊拒绝将路易斯安那废奴提上政治的议事日程，也许是犯了现代中心论的谬误，而且是错得最厉害的那种，将自己事后诸葛的明智强加到一位受限于时代的总统身上，我们无法预知全球变暖的后果，他也一样无法预知内战。

可惜，他能预知。杰斐逊长期的立场就是认为奴隶制与共和原则不相容，而美利坚国家就建立于这些原则之上，这个信念非常可靠，因为他曾写下最抒情、最难忘的句子，来表达这些价值观。在短暂担任邦联国会代表期间，他曾提出一个议案，仅以一票之差未得通过，议案禁止奴隶制扩散到所有领地，不仅是西北领地。他退休回到蒙蒂塞洛后，一再谴责奴隶制道德扭曲，违背美国革命代表的一切原则，并肩奋斗的国父们牺牲巨大才启动了共和实验，而奴隶制足以摧毁实验。简单说，关于奴隶制本身的恶，我们并没有将自己优越的现代观点，强加到一位对此未曾察觉或受时代和道德所限的前辈身上。杰斐逊和我们一样充分理解，甚至很可能比我们更了解，奴隶制不仅是错误的，并且将是整个革命一代遗产上抹不去的污点。
52

既然我们并未以自己的优越标准不公平地评判他，就显现出了两个问题。第一，路易斯安那购地提供了怎样的机会，能将美国的奴隶制带到消亡的路径上？第二，杰斐逊为何没能抓住这些机会？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大致清楚。路易斯安那购地提供了最后一个现实的机会让合众国实施逐步解放黑奴的政策。为此需要两个条件。第一，路易斯安那领地必须禁止奴隶制，加入联邦，必先废奴；第二，联邦政府出售西部土地必能获得巨大收益，要拿出一部分成立基金，补偿波托马克河以南、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奴隶主，只要他们按照议定日程解放黑奴。许多获释黑奴很可能会留下来做雇佣劳工，因此对底层黑人的剥削不会因此终结。但奴隶制会终结。只要结束奴隶制主要是经济问题，那么路易斯安那购地就提供了可行的解决办法。
53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更复杂。一部分答案在于联邦党人作为反对党并未给杰斐逊施加压力，没有要求将路易斯安那领地的奴隶制问题提出来。国会关于购地协议的辩论无疑只是走过场，其间也并未提及此事，之后又将关于路易斯安那的所有权限授予行政部门，导致无法再在联邦层面辩论此事。联邦党人媒体确实一直在种族问题上批判杰斐逊，反复利用他自己在《弗吉尼亚笔记》中关于黑人生理上低人一等的评论，对他和萨利·海明斯（Sally Hemings）之间公认存在的性关系说长道短
[31]

，还指控他是“黑奴总统”，因为五分之三条款（three-fifth clause）
[32]

让他得到了获胜必需的选举人票。然而联邦党人并没有将路易斯安那领地的奴隶制作为主要反对议题，反而选择密谋让东北各州退出现在大幅扩张的联邦，这一自杀性决定十分致命，使杰斐逊得以随意处置路易斯安那而不受惩罚，让联邦党人自我毁灭。
54

至于杰斐逊为何拒绝阻拦奴隶制蔓延到密西西比河以西领土，我们十分肯定他会怎么解释。因为这个问题在1819年最终浮上水面。密苏里在购地所得的领地中第一个申请作为一个州加入联邦，此时杰斐逊详尽地说明了他的立场。

这个问题后来称为密苏里问题（Missouri Question）
[33]

，触发的原因是批准密苏里加入联邦的法案有一条修正案，把禁止奴隶制作为获得州地位的条件。当然，这个问题并不新鲜；自购地以来它在政治阴影下潜伏已久。杰斐逊认为它应该继续留在阴影里，或者，用他的比喻，应该允许这个问题“像风暴中的波浪通过船底”一样过去。但随着国会辩论日益激烈，很明显这次的波浪有能力掀翻整条国家的大船，杰斐逊也就吐露了心声。他做总统期间的一位老同事后来去蒙蒂塞洛拜访他，形容杰斐逊念念不忘密苏里问题，在田里走来走去，手势夸张，警告说这个问题能引发内战，终结共和自治实验，最终引发“灭绝我们土地上的非裔的战争”。
55

杰斐逊给马萨诸塞州议员约翰·霍尔姆斯（John Holmes）写过一封信，这封信后来的名气是有理由的。信中他声称密苏里问题“就像夜里的火警惊醒了我，让我充满恐惧”。杰斐逊坚持说，地球上没有人比他更希望终结奴隶制了，在全美消除奴隶制，“我一秒钟都不会犹豫，如果可以解放全部黑奴并迁移国外”，意思是将自由的黑人迁回非洲或者加勒比海的什么地方。但在制订可行的计划补偿奴隶主、迁移黑人之前，提出奴隶制问题就是卖国行径。当时，“我们正骑虎难下，既控制不住它，也无法令它安然离开”。这是可悲的困境，至少在杰斐逊看来也同样无解，“天平的一边是公平，另一边是自保”。信的末尾，他写下了自己对美国最为悲观的评价：“很遗憾，我死去时会怀着这样的想法，1776一代无用的自我牺牲……将被子孙们愚蠢而无谓的喜怒之情浪掷，唯一的安慰是我活不到为此哭泣的那天了。”
56

杰斐逊的传记作者和研究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时常误读这封信，以为杰斐逊“夜里的火警”是奴隶制，其实是公开谈论奴隶制。我们试图回答杰斐逊为何没能禁止奴隶制扩张到路易斯安那领地，在这过程中看起来很清楚了，答案的一大部分在于杰斐逊认为这么做会激起类似密苏里问题这样的辩论，而这是毁灭性的辩论，可能导致内战。他希望把弗吉尼亚缄默法则推广到全国。

在此意义上，1803年杰斐逊未能在各领地奴隶制问题上起领导作用，就并不是疏忽失职的无心之过，而是有意的决定，是为了避免国家迈上那条他坚信会导致联邦解体的道路。50年后，亚伯拉罕·林肯因误解而引杰斐逊为榜样，很是讽刺。但林肯决定走向那条路，结果就是内战，正如杰斐逊预言的那样。

密苏里危机如夜里的火光，有助于照亮事实，而拼图还缺两块。我们已经看到，杰斐逊不认为他有合乎宪法的权力去购买路易斯安那，但又断定机会难得，不能仅仅为了宪法的细微差别而错过。但是和他担心的一样，购地案的确成了联邦主权超越领地权力的先例，在奴隶制问题上联邦帮州做决定。国会里的南方代表质疑联邦政府是否有权将意志强加给密苏里，反对派就引用了购地案作为先例。约翰·亚当斯早已在昆西颐养天年，颇能体会其中的讽刺意味。“我从未怀疑购买路易斯安那违宪，或者超出宪法规定，”他带着神秘的满足感评论道，“不过我想，那些当时认为购地符合宪法的南方绅士们，现在就不会认为限制奴隶制扩散合乎宪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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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敢问杰斐逊为什么要避免在路易斯安那领地禁止奴隶制，他会声称他没有宪法赋予的权力去这么做。但这就是密苏里危机暴露出来的伤口，他在购地时行使的权力正是他现在否认的。杰斐逊就像任何成功的政治领袖一样习惯两头占便宜，这点上其实他还超过大多数领袖。当人们指责他在宪法上不一致，他又以历史悠久的手法来躲避，指控密苏里辩论全然是联邦党人阴谋，是新英格兰人编出来的，他们根本不关心奴隶制或者奴隶，只想中伤他。

杰斐逊1820年写给阿尔伯特·加勒廷的一封信尤其泄露了实情，他在信里责骂联邦党人的阴谋，同时又坦白自己极度担心，怕他树立的宪法先例会建立起联邦政府对所有领地和各州奴隶制的控制权。“国会一旦超出宪法，独揽大权，去规范各州居民的状况，”他警告说，“大多数人也许很可能会接着宣称合众国内所有人都应该是自由的，这样一来，波托马克河和俄亥俄以南的白人肯定会撤离本州，那些首先搬离的人最为幸运。”
58

这段启示录般深刻的预言揭示了未曾明说的缘由，解释了杰斐逊何以认为联邦主权任何超越各州或领地主权的延伸是灾难性的，因为会最终导致解放黑奴，接着引发种族战争。在向别处遣送自由黑人的计划安排妥当之前，不能实行逐步解放黑奴的计划，包括不能禁止领地奴隶制，因为杰斐逊不相信黑人和白人能和平共处。1824年他做了最彻底的评估，估计迁走150万名奴隶需要花费9亿美元，正好是路易斯安那价格的60倍。这个数字太过惊人，杰斐逊自己也承认，一旦你毫不含糊直面这个数字，就再也不用去想解放黑奴的问题了。在他看来，美国的奴隶制问题没有政治解决的可能。尽管他词藻华丽地谴责奴隶制是卑劣的痼疾，但1803年他并没有走出来给予道德上的引领，终极原因在于杰斐逊认为这就像是无法动手术的癌症，政府想要移除它，只会导致病人的死亡。
59

关于密苏里的全国性辩论，尤其是它树立的联邦行为的宪法先例深深困扰着杰斐逊。他自己经常表明很想看到奴隶制终结，而辩论也揭示了其言论本质的虚伪，这让事情更混乱。也许这也最好地解释了他关于此事的最终说法，那是一个怪异的声明，说允许奴隶制扩散到各领地是消灭它的最佳方式。他管这个想法叫“扩散”（diffusion），说“在更大面积里扩散，会让他们[奴隶]个体更幸福，并一步步地促进其解放的实现”。亚当斯得知自己的旧友兼对手信奉扩散理论时，评论说杰斐逊暂时失去了理智，居然说服自己以为，让癌症扩散到全身能减轻其杀伤力。已经无法理性地解释杰斐逊对扩散理论的信仰了。除了说这是他绝望地粉饰自己的失败，或者是一种浪漫的希望：奴隶制会迁徙到西部，就那么消失在无垠的空间里。
60

这就是路易斯安那购地故事悲伤的、甚至可悲的结局，也解释了为什么杰斐逊从来不愿意将其刻在墓碑上。原来，有一些“不言自明”的黑暗真相，杰斐逊略去了，在《独立宣言》里未曾言及。其中一个就是黑人和白人永远不能和谐地共居一处。另一个是北美原住人的生活方式注定消亡。还有一个，奴隶制无解，任何想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都将导致血腥内战。这不是那些精心遣词、用来鼓舞人心的信念。在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中，悲剧吹了胜利的号角。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决定杰斐逊的政治想象力极限的不是空间而是种族。

[1]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1861—1932），活跃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历史学家，他提出的“边疆理论”，认为不断扩张的西部边疆塑造了美国的民主和美国的性格。

[2]
这块土地最终测定的面积约为214万平方公里。

[3]
约翰·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在其所著长诗《失乐园》里描述撒旦如何背弃上帝。

[4]
弗朗索瓦——多米尼克·杜桑·卢维杜尔（1743—1803），海地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出生黑奴家庭，后成为自由民并参加1791年奴隶起义。1801年统一海地岛，建立政权，颁布海地第一部宪法，并被选为总统。1802年被拿破仑派兵诱捕，1803年死于狱中。

[5]
多米尼加共和国首都，历史悠久，是西班牙在美洲最早的殖民地。

[6]
位于弗吉尼亚州西部。

[7]
鲁弗斯·金（1755—1827），美国政治家、外交家，参加过制宪会议并且是宪法签署人之一，是联邦党1816年的总统候选人。

[8]
新奥尔良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是墨西哥湾的港口城市，扼守着密西西比河的入海口。该城是如今的路易斯安那州的第一大城市。

[9]
皮埃尔·萨米埃尔·杜邦（1739—1817），法国作家、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法国大革命期间他和家人移居美国。他的一个儿子在1802年创建了杜邦公司。

[10]
萨克斯风演奏家德克斯特·戈登（Dexter Gordon）1963年出版了一张爵士乐专辑名为《我们在巴黎的人》（Our Man in Paris），是一张经典唱片。

[11]
罗伯特·富尔顿（1765—1815），美国工程师，被认为是汽船发明者。1807年他设计的“克莱蒙特号”在纽约港下水。

[12]
瓜德罗普是法国的海外省，位于加勒比海的小安的列斯群岛。法国海外省是法兰西共和国整体的一部分。

[13]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颁布的一个法令，允许奴隶主向奴隶施行各种残酷刑罚。

[14]
法国旧时货币单位。

[15]
刘易斯与克拉克远征，1804—1806年间美国国内首次横越大陆西抵太平洋沿岸的往返考察活动，由杰斐逊总统发起，领队为美国陆军的梅里韦瑟·刘易斯上尉和威廉·克拉克少尉（William Clark），远征弄清了美国西部地理和主要山川情况。

[16]
梅里韦瑟·刘易斯（1774—1809），美国探险家、军人，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带领探险队探索路易斯安那购地后的美国西部。

[17]
位于美国亚拉巴马州和佛罗里达州之间，为两州界河。

[18]
美国西南部的主要河流，源自科罗拉多，流入墨西哥湾，部分河道形成美国——墨西哥边境线。

[19]
阿尔伯特·加勒廷（1761—1849），瑞士裔美国人，出生于日内瓦，美国政治家、外交家、人类学家及语言学家，美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财政部长。提议并共同创建了纽约大学，创立之初担任首任校长。

[20]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1882—1945），常缩写为FDR，第32任美国总统，从1933年连任至1945年，是美国历史上唯一连任超过两届的总统。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推行新经济政策应对经济危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核心人物之一。

[21]
威廉·普鲁默（1759—1850），美国政治家，起初为联邦党人，但后来成为民主共和党人。曾任新罕布什尔州州长。

[22]
此处为嘲讽的反话。

[23]
费希尔·埃姆斯（1758—1808），美国政治家，重要的联邦党人领袖，极富口才。

[24]
约翰·加尔文（1509—1564），法国重要宗教改革家，加尔文教派（即新教重要派别改革宗）的创始人，主张“救赎预定”，认为人并非因义获救，即并非因正义或能力而获救赎，上帝的恩典是无条件的。加尔文的代表作是《基督教要义》。新英格兰地区移民主要是加尔文派信徒。

[25]
欧洲人到达美洲和加勒比早期，相信新大陆上存在着令人长生不老的泉水。传说有欧洲探险者曾深入北美陆地去寻找，其中最有名的探索者是西班牙航海家胡安·庞塞·德莱昂（Juan Ponce de León）。

[26]
约翰·布雷肯里奇（1760—1806），美国政治家，时任杰斐逊的司法部长。

[27]
“要人会议”的名称原先指法国国王偶尔召集的高层议政会议。

[28]
克里奥尔人一般指欧洲白种人在殖民地的后裔，在美国用来指路易斯安那购地之前拥有法属路易斯安那原住民血统的人。

[29]
密西西比河的主要支流之一，全长1469公里，流经科罗拉多州、堪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和阿肯色州。

[30]
中文翻译惯例用“迁移”一词指代“迁移法案”英文中对应的“removal”，这已经是略委婉的译法。其实，将“removal”译为“清除”（此例中为“印第安清除”）也不为过。

[31]
杰斐逊与自家混血女奴萨利·海明斯（1773—1835）之间的亲密关系是美国历史上的一桩公案，1998年历史学家还为此做过DNA测试。大部分历史学家认为杰斐逊与海明斯之间存在长期亲密关系，很可能是海明斯6个小孩的父亲。少数历史学家依然拒绝接受。杰斐逊后来解放了萨利·海明斯的全部子女，但未解放过其他家奴。作者在他的《杰斐逊传》一书中更详细地讲述了有关历史。

[32]
1787年制宪会议时南方和北方代表就奴隶达成的一项妥协，以决定在涉及纳税和国会代表分配时各州人口如何计算，因此黑人人口如何计算变得十分重要。最终双方同意黑人人口（或“其他人口”）按实际数目的五分之三计算选票票数。

[33]
该问题涉及密苏里妥协案（Missouri Compromise）。1820年国会就新加入联邦的密苏里州是否采取奴隶制而达成的协议。密苏里作为路易斯安那领地的一部分，人口达到标准后申请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但南方各州坚持该州应为蓄奴州。当时自由州和蓄奴州数目相等，双方在参议院席位也相等。最终国会授权密苏里宪法不禁止奴隶制，同时从马萨诸塞州辟出缅因州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维持双方平衡；另外规定北纬36°30′为自由州与蓄奴州的分界线。

后记

1775年到1803年，美国的建国历程延续了28年。在此期间，合众国宣布并赢得了独立，开始了一场至今仍未结束的社会面貌的渐进革命，发明并实施了独立发展的民族国家政治体系，关于如何在这个体系中更好地生活的对话也已制度化，真正的大陆帝国的前景变得可行。这些都是首开先河的巨大成就。

在悲剧的一面，奴隶制在波托马克河以南牢牢扎根并向西无情蔓延。密西西比河以东原住民生机勃勃的生存走上了灭绝之路。一方面，之前认为几无可能甚至绝无可能持续的美利坚共和国现在看来很可能延续。另一方面，关于奴隶制存亡的派别斗争看来不可避免。美国建国时影响深远的成就与持续的失败都已就位。

关于建国年代有个令人肃然起敬的解释，认为建国是“民主制”与“贵族制”之间的冲突。但如果前面讲述的故事基本正确，此种阐释就有致命缺陷，因为包括杰斐逊在内的所有国父都没有将民主作为美国革命的目标。整个建国年代，“民主”都是用来抹黑对手的贬义词，用于指控其煽动民众或蛊惑群众。活得足够长的国父——亚当斯、杰斐逊和麦迪逊——都见证了民主文化的早期表现，都感到茫然而失望，自己辛苦赢得的共和国竟然被不相干的力量腐蚀了。

建国的核心问题并非合众国应否成为民主国家，而是应否成为可行的民族国家。主要的观念差异并不是精英主义者与平等主义者之间的冲突——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都是精英主义者——而是主张联邦政府拥有完全主权的人，与急于保存各州对内部事务主权的人之间的冲突。杰斐逊1800年当选总统，后一种观点获得胜利，其中确有民主的内涵，主要表现为限制联邦政府对个体生活的权威。但这也消灭了政治解决奴隶制问题的所有机会。奴隶制是建国时最明显不民主的一面，解决奴隶制问题又正好需要强大的联邦权力，杰斐逊主义者却认为此种权力是对自己原则的背叛。另外，并非偶然，这也使道德地解决印第安人问题在政治上不可能。

整个建国年代都证明空间是美国最不可或缺的优势，认识到这一自然优势则为三个最具创造性的时刻提供了时机：华盛顿决定放弃传统军事对决而选择拖延战，使英国占领军获胜的条件无法实现；麦迪逊的反直觉观点认为大型共和国比小型共和国更稳定；杰斐逊意识到尽管拿破仑军事力量强大，法国军队也无法阻止美国人在路易斯安那领地定居，而吞并这片广阔的土地又能证实麦迪逊关于扩展共和国的观点的可行性。

刻意模糊的主权问题也同样有创造性，尽管这种创造性不在于人们的刻意决定，而在于对该问题无须决定的意识。联邦与州的主权之争是建国年代悬而未决的议题。如果当时想强加一个确定答案，很可能已将新生的美利坚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中。避免做决定，允许不同答案并存，建立政府的目的也悄然转移，从终极仲裁者成为持续的对话框架。贯穿18世纪90年代的党派争吵也显示，也许除了麦迪逊，其他国父都未能充分理解自己创造的现代论辩语境。

建国在最基本的意义上获得成功，美利坚共和国历经了最脆弱的发展阶段。克服重重困难后，西方文明史上最自由的民族国家在这个星球上最为广阔且资源丰厚的一块土地上牢牢建立起来。由于地理和年代上的好运，这片土地如同天赐。新兴的美利坚国家的政治形式更多是人力所造，和所有的人力创造一样必有缺陷，最显著的是普遍的种族偏见，以及未能预见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文化多元理念。

但其政治基础设计新颖，稳定而灵活，特别是一开始就审慎安排了不断扩展的、自由的权力安排，给未来留下余地，使亚伯拉罕·林肯和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得以加入国父行列。在此意义上，也许建国年代最有创意的行动是让时间和空间成为必不可少的同盟，就此将建国时刻延伸到未来，国祚绵长。

注释

缩写

AD Lyman H. Butterfield et al., eds., Diary and Autobiography of John Adams, 4 vols.(Cambridge, Mass., 1961).

AFC Lyman H. Butterfield et al., eds., Adams Family Correspondence (Cambridge, Mass.,1963–93).

AIUS Wilcomb E. Washburn, ed., The American Indi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Documen-tary History, 4 vols. (New York,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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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R John P. Kaminski and Gaspar J. Saladino, eds., 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Ratif-c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10 vols. (Madison, 198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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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C W. C. Ford et al., eds., Journals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24 vols. (Washington, D.C.,1904–37).

JMP James Morton Smith, ed.,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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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F Paul Leicester Ford, ed.,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10 vols. (New York, 189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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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RT W. W. Abbot, ed., 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 Retirement Series , 4 vols.(Charlottesville, 1998–99).

WMQ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 3rd series.

WW John C. Fitzpatrick, ed., Writings of George Washington , 39 vols. (Washington, D.C.,1931–39).

序言 建国回顾

1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1993）对于自由霸权秩序做了开创性阐释。

2
Circular to the States, 8 June 1783, WW
26:483–96.

3
还有一种方式思考建国一代面临的政治挑战，即分清大陆共和国的长期潜力和短期解体危险，前者让大多数欧洲观察家惊恐，后者在这同一批观察家看来则是很可能的。为了摆脱短期危机，实现长期潜力，人的决定（agency）至关重要。参见Joseph J. Ellis, Founding Brothers: The Revolutionary Generation
(New York, 2000), 3–19.

4
John A. Schutz and Douglass Adair, eds., The Spur of Fame: Dialogues of John Adams and Benjamin Rush, 1805–1813
(San Marino, Calif., 1966).

5
Benjamin Rush to John Adams, 13 July 1808, Adams to Benjamin Rush, 14March 1809,Schutz and Adair, The Spur of Fame,
111–12, 135; Adams to Benjamin Waterhouse, 16 August 1812, Worthington C. Ford, ed., Statesman and Friend: Correspondence of John Adams with Benjamin Waterhouse, 1784–1822
(Boston, 1927), 81.

6
Adams to George Alexander Otis, 2 July 1820, The Microfilm Edition of the Adams Ppers,
608 reels (Boston, 1954–59), reel 124; Adams to Benjamin Rush, 17 August 1812,Schutz and Adair, The Spur of Fame,
242.

7
Adams to Josiah Quincy, 9 February 1811，Charles Francis Adams, ed., The Works of John Adams, Secon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10 vols. (Boston, 1850–56), 9:630.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的评论出自他为第一卷所写的前言。

8
这一结论见于我的作品 Passionate Sage: The Character and Legacy of John Adams
(New York, 1991)。

9
“赫然的神迹”的说法来自Farewell Orders to the Arm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2 November 1783, WW
27:223.10.

10
Ellis, Founding Brothers,
81–119. 我自己在书中试着讨论了奴隶制问题的可行解决办法。在第四章中探讨了如何解决美国原住民困境。

11
怀特海的评论参见Perry Miller, Nature’s Nation
(Cambridge, Mass.,1967), 3–4. 莫里森的评价参见Wesley Frank Craven, The Legend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Ithaca, 1956), 7.

12
爱默生的评论实际出自其对下一代的恳求，请他们走自己的路。参见Edward WaldoEmerson, 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Ralph Waldo Emerson,
12 vols. (Boston and NewYork, 1903–5), 1:114.

13
Peter C. Mancall, Valley of Opportunity: Economic Culture Along the Upper Susquehanna, 1700–1800
(Ithaca, 1991), 232. 学术界对这些潮流的类似评价可见Gordon S.Wood, R evolutionary Characters: What Made the Founders Different
(New York, 2006),7–8, 这是我首次遭遇Mancall教授令人震惊的反历史的陈述。

14
过去10年中有11本关于建国或国父的书籍进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另有6本进了扩展书单。有人造出“国父时尚”这个词形容这一现象，意思是这只是一时的潮流或时髦。我认为远远不止于此，广大普通读者中有很深的根源，渴望了解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起源，而目前学术圈内的潮流没能回应他们。

15
Douglass Adair, “Fame and the Founding Fathers, ” 收于Trevor Colbourn, ed., Fame and the Founding Fathers: Essays by Douglass Adair
(New York, 1971), 3–26. 亚当斯的引语出自Adams to Francis Vanderkemp, 27 December 1816, Adams, Works,
10:235.

16
Wood, Revolutionary Characters,
3–28. 马克·吐温的原话出自 The Innocents Abroad,
重见于Justin Kaplan, Mr. Clemens and Mark Twain: A Biography
(New York, 1966),117.

17
Bernard Bailyn, To Begin the World Anew: The Genius and Ambiguities of the American Founders
(New York, 2003), 3–26.

18
参见Ellis, Founding Brothers,
3–19.

第一章 肇始之年

1
对这一奇怪年头的研究作品中，有三部作品对我而言是第一流的：Allen French, The First Year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Boston, 1934); Thomas Fleming, 1776: Year of Illusions
(New York, 1975); 以及最新的David McCullough, 1776
(New York, 2005).

2
AD
3:355.

3
参见John Adams to Benjamin Rush, 17 August 1812, John A. Schutz and DouglassAdair, eds., The Spur of Fame: Dialogues of John Adams and Benjamin Rush, 1805–1813
(San Marino, Calif., 1966). 我在著作中评价了亚当斯对所有直线叙述美国革命的态度：Founding Brothers: The Revolutionary Generation
(New York, 2000), 215–81. 关于亚当斯在大陆会议中的作用，此书对当时场景半虚构的叙述依然相当有想象力：Catherine Drinker Bowen, John Adam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Boston, 1950).

4
亚当斯近乎是革命心态的一个教科书式的例子，相关论述首见于Bernard Bailyn i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1967).

5
Lawrence H. Gipson是首位坚持从英国的角度观察美国革命的历史学家。他在 The Coming of the Revolution, 1763–1775
(New York, 1954) 一书中总结了自己多卷本的论述。类似帝国角度的最新阐释作品：Theodore Draper, A Struggle for Power: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96).

6
关于殖民地会议的角色的权威著作：Jack P. Greene, The Quest for Power: The Lower Houses of Assembly in the Southern Royal Colonies, 1689–1776
(Chapel Hill, 1963).

7
我此处的结论很刺眼，但我认为这无法避免。例如，参见Robert W. Tucker and David C. Hendrickson, The Fall of the First British Empire: Origins of the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Baltimore, 1982). 在英国方面，同样贬低性的著作参见Stanley Weintraub, Iron Tears: America’s Battle for Freedom, Britain’s Quagmire, 1775–1783
(NewYork, 2005).

8
大陆会议方面的权威著作是Jack N. Rakove, The Beginnings of National Politics: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New York, 1979). 我认为会议的官方记录杂乱无章且不成熟，无法得到有意义的观点，但已出版的代表信函提供了对会议讨论的片段性的了解。参见Paul H. Smith et al., eds., Letters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 1774–1789,
26 vols. (Washington, D.C., 1976–), 尤其是vols. 2, 3, 和4.

9
AD
2:121, 173; Adams to James Warren, 25 June 1774, AP
2:99.

10
Adams to Abigail Adams, 2 July 1774, AFC
1:121. 另外参见他对这封信的回忆， D
3:307.

11
Adams to Moses Gill, 10 June 1775, AP
3:21; Adams to Abigail Adams, 15 April 1776, AFC
1:383.

12
Adams to Moses Gill, 10 June 1775, AP
3:21; Adams to James Warren, 24 July 1775, AP
3:89.

13
Adams to James Warren, 6 July 1775, AP
3:43; Adams to Moses Gill, 10 June 1775, AP
3:21.

14
Rakove, The Beginnings of National Politics,
63–68. 关于创建海军参见 AP
3:147–56.

15
Abigail Adams to Adams, 18 June 1775, AFC
1:222. 关于邦克山战役的伤亡和伦敦的反应参见 PWR
1:71, 134–36, 183–84, 289–90.

16
Benjamin Hichborn to Adams, 25 November 1775, AP
3:323，亚当斯从信中得知沃伦的尸体遭到亵渎：AP
3:323.

17
Adams to Abigail Adams, 17 June 1775, AFC
1:224.

18
关于对华盛顿获任命的略微歪曲的回忆，参见 AD
3:336–40. 对这一时刻我做过篇幅更长的讨论，参见本人著作《华盛顿传》 His Excellency: George Washington
(NewYork, 2004), 68–70.

19
上面两段中归纳的观点代表了我为两位国父撰写传记后提炼的结论。

20
George Washington to Burwell Bassett, 19 June 1775, 华盛顿领导军队的军事资历，参见Ellis, His Excellency,
71–72.

21
华盛顿在波士顿遭遇的战术局面，参见通信：PWR
1:79–82, 134–36, 183–84. 引用部分出自Washington to Joseph Reed, 1 February 1776, PWR
3:237–38. 文中提及的“小型望远镜”出自著名保王党Peter Oliver, 引自McCullough, 1776
, 28.

22
General Orders, 4 July 1775, PWR
1:54.

23
Washington to Lund Washington, 20 August 1775， PWR
1:335–36. 对波士顿城外新英格兰民兵部队的有趣描述引自McCullough, 1776
, 29–33.

24
General Orders, 14 and 22 August 1775, PWR
1:219–20, 346–48.

25
Washington to Joseph Reed, 14 January 1776, 1776年1月14日， PWR
3:89.

26
General Orders, 3 January 1775, PWR
3:14.

27
Washington to Philip Schuyler, 27 January 1776, Washington to John Hancock, 4 January 1776, PWR
3:201–3, 19.

28
Washington to John Hancock, 9 February 1776, PWR
3:275.

29
Council of War, 8 October 1775, PWR
2:125; General Orders, 12 November 1775, PWR
2:354.

30
Washington to John Hancock, 31 December 1775, PWR
2:623.

31
关于诺克斯，参见North Callahan, Henry Knox: General Washington’s General
(NewYork, 1958). 关于格林，最近有一部精彩的传记作品，Terry Golway: Washington’s General: Nathanael Greene and the Triumph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2005).

32
Washington to Joseph Reed, 26 February–9 March 1776, PWR
3:372.

33
Council of War, 18 October 1775, Minutes of the Conference, 18–24 October 1775, PWR
2:183–84, 190–205; Washington to Joseph Reed, 1 April 1776, PWR
4:81.

34
Unknown to Adams, 9 June 1775, Humanity to Adams, 23 January 1776, AP
3:18–19,411.

35
Abigail Adams to Adams, 31 March 1776, AFC
1:369–70.

36
Adams to Abigail Adams, 14 April 1776, Abigail Adams to Adams, 7 May 1776, AFC
1:382, 402.

37
Pennsylvania Evening Post,
14 March 1776. 关于政治过程中酒馆的作用，参见PeterThompson, Rum Punch and Revolution: Taverngoing and Public Life in EighteenthCentury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1999), 145–80.

38
苏利文给埃尔布里奇·盖里的原信在 AP
4:212–13中重印。亚当斯的回应参见Adams to James Sullivan, 26 May 1776, AP
4:208–12.

39
潘恩的权威传记John Keane: Tom Paine: A Political Life
(Boston, 1995). 关于潘恩是革命议程的终极倡导者，参见Harvey J. Kaye, Thomas Paine and the Promise of America
(New York, 2005).

40
对《常识》最充分的阐述，包括其风格、信息和语境，参见Eric Foner: Tom Paine and Revolutionary America
(New York, 1976).

41
Adams to William Tudor, 12 April 1776, AP
4:118.

42
潘恩的废奴主义资历参见 Pennsylvania Packet,
16 September 1775.

43
Kaye, Thomas Paine and the Promise of America,
34–63, 极好地陈述了潘恩的民主资历及其意识形态的清晰性。此处的阐释并未对潘恩革命资历的纯洁性提出争议，但质疑了其革命议程的可行性和作为议程基础的设想的可靠性。

44
Adams to John Trumbull, 13 February 1776, AP
4:22. 关于大陆会议收到《禁令法案》，参见Rakove, The Beginnings of National Politics,
91–92.

45
Adams to James Warren, 22 April 1776, AP
4:135.

46
Abigail Adams to Adams, 27 November 1775, AFC
1:329–30.

47
Adams to Mercy Otis Warren, 16 April 1776, AP
4:124. 对临时委员会所起作用的最佳研究见Richard Alan Ryerson, The Revolution Is Now Begun: The Radical Committees of Philadelphia, 1765–1776
Philadelphia, 1978).

48
AP
4:65–73, 可见文本，以及关于亚当斯后来对《思考》的评论的编者按。

49
AP
4:93; Adams to Abigail Adams, 17 May 1776, AP
4:10.

50
Edmund S. Morgan, Inventing the People: The Rise of Popular Sovereignty in England and America
(New York, 1988). 这本书启发并影响了我对《思考》的这一阐释。

51
Adams to John Winthrop, 12 May 1776, AP
4:183–84.

52
AP
4:185; Adams to James Warren, 15 May 1776, AP
4:186.

53
Pauline Maier: American Scripture: Making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NewYork, 1997), 47–96, 217–34. 她的这部著作最近引发了对各州和地方宣言的关注。

54
关于这个主题，参见Niall Ferguson, Empire: 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British World Order and the Lessons for Global Power
(New York, 2002), 尤其是73–77.

55
参见我的 Passionate Sage: The Character and Legacy of John Adams
(New York, 1991),64. 该书对这一问题做了更长篇幅的注释，并有作为其基础的原始文献。

56
参见Maier, American Scripture,
99–105, 有对这一时刻的最佳综述。

57
Adams to Abigail Adams, 3 July 1776, AFC
2:30.

58
Maier, American Scripture,
97–153.

59
Maier, American Scripture,
97–153.

60
有的历史学家相信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他们肯定会认为此处的论点道德败坏。我唯一的辩护词是声称这些论点在史实上是正确的，如果不是政治上正确。我还认为，决定推迟革命意识形态更为平等的内涵，这确保了实现独立所必需的共识。最后，我更支持审慎的革命家，例如亚当斯和华盛顿，而非浪漫主义的革命家，比如潘恩。部分原因是性情使然，部分是出于对20世纪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灾难性后果的反思。另，参见Gary B. Nash, The Unknown American Revolution: The Unruly Birth of Democracy and the Struggle to Create America
(New York, 2005). 这部著作巧妙展现了最新另类视角。我在此处提出的视角与下面这本书尤为相容：Gordon S.Wood, 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92).

第二章 凛冬的考验

1
George Washington to Nathanael Greene, 6 February 1783, WW
26:104.

2
引自John Keegan, Fields of Battle: The Wars for North America
(New York, 1996), 154, 该书经典地阐述了18世纪后期北美两场战争中，空间及控制空间的决定性作用。

3
福吉谷研究的最新权威著作：Wayne Bodle, The Valley Forge Winter: Civilians and Soldiers in War
(University Park, Pa., 2003).

4
福吉谷研究的最新权威著作：Wayne Bodle, The Valley Forge Winter: Civilians and Soldiers in War
(University Park, Pa., 2003)，1–29.

5
关于福吉谷大陆军下层军士特征，参见Robert K. Wright,“ ‘Nor Is Their Standing Army to Be Despised’: The Emergence of the Continental Army as a Military Institution,” in Ronald Hoffman and Peter J. Albert, eds., Arms and Independence: The Military Character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harlottesville, 1984). 另见Charles Royster, A Revolutionary People at War: The Continental Army and American Character, 1775–1783
(Chapel Hill, 1979), 190–254, 373–78, 及Robert K. Wright, The Continental Army
(Washington, D.C., 1983), 112–42.

6
Bodle, The Valley Forge Winter,
15–29. 另见Edward G. Lengel, General George Washington: A Military Life
(New York, 2005), 234–45, 关于华盛顿面临的福吉谷战略局势，本书对相关研究做了最新综述。

7
Albigence Waldo, “Diary of Albigence Waldo of the Connecticut Line,”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21 (1897), 306; Washington to John Bannister, 20 April 1778, PWR
14:577–78.

8
Editorial note, PWR
14:377; Benjamin Rush to Washington, 26 December 1777, PWR
13:7–8.

9
Washington to Henry Laurens, 23 December 1777, PWR
12:683; John Marshall, The Life of George Washington,
2 vols. (Philadelphia, 1843), 1:213–43; General Orders, 4 January 1778, PWR
13:137–38.

10
Editorial note, PWR
13:30. 正式任命格林为军需总长的命令见General Orders, 24 March 1778, PWR
14:285–86.

11
死亡总数无法精确计算。我的估测遵循了Lengel, General George Washington,
270. 口粮减半参见General Orders, 8 February1778, PWR
13:473. 关于2月食品危机的编者按，见 PWR
13:516. 华盛顿对军营饥荒的描述见Washington to Patrick Henry, 19 February 1778, PWR
13:591–92. 军需总长米福林的继任者不称职，华盛顿为此感到沮丧，参见Washington to Henry Laurens, 1 January 1778, PWR
13:103–6.

12
Nathanael Greene to Washington, [?] January, 1778, PWR
13:424–25.

13
报告终稿参见 PWR
13:376–409. 从1月28日到3月12日，华盛顿每天与营地委员会在摩尔厅会面，此地在福吉谷以西约三英里。

14
所有将官给华盛顿的提议信函见 PWR
13:100–102, 132–36, 151–57, 524.

15
Washington to John Barrister, 21 April 1778, PWR
14:574, 这是对PPWR 13:377中原始信息更优美的表述。

16
关键提议参见 PWR
13:378–79. 华盛顿在大陆会议内部的要求遭到类似命运，参见Washington to Elbridge Gerry, 13 January 1778, PWR
13:220. 最后，会议批准给军官发放半薪7年，给整个战争期间服役的军人发放80美元津贴。虽然5月15日就投了票，发钱却得等各州同意，然而各州基本没有同意。因此会议的承诺实际无法兑现。华盛顿对立法拖延感到为难，参见Washington to Henry Laurens, 10 April 1778, PWR
14:459–64. 各州内部对这一草案的不满，参见Bartholomew Dandridge to Washington, 12 April 1778, PWR
14:484–86.

17
施托伊本的背景见Royster, A Revolutionary People at War,
213–54, 以及Wright, The Continental Army,
121–52.

18
关于施托伊本的训练流程与性格的通信，参见 PWR
12:567; PWR
13:187–88, 306,598; PWR
14:223–25. 大陆军内部制服多样，参见PWR 13:306编者按。

19
军官团体对军衔的抱怨有很多案例，其中一个很说明问题的案例，参见 PWR
13:79–81, 314–15, 494–96, 602. 另见Royster, A Revolutionary People at War,
197–210, 这是第一部研究这个主题的学术著作。

20
Circular to the States, 29 December 1777, PWR
13:36–37. 缺乏有权制定政策的中央政府，华盛顿对此感到挫败，参见Washington to William Livingston, 22 February 1778,PWR 13:644, 以及Washington to Board of War, 3 January 1778, PWR 13:111–13.

21
华盛顿和军官团的这种国家主义情绪直到战争最后一年及战后才表现得最为充分。但最初的表现在福吉谷已见端倪，正是在这里首次遭遇了弱势的邦联在政治和财政上的不足，程度足以危及大陆军的命运。马歇尔在福吉谷的经历及后来作为卓越国家主义者的影响，参见Jean Edward Smith, John Marshall: Definer of a Nation
(NewYork, 1996), 70–86, 417–45.

22
“康威阴谋”这个标签比较让人误解。对此事最好的概述参见Royster, A Revolutionary People at War,
179–89, 以及 PWR
13:78–79编者按。

23
Washington to William Gordon, 23 January 1778, PWR
13:322–23.

24
引自Lafayette to Washington, 30 December 1777, PWR
13:68. 关于支持和反对华盛顿的传言竞赛，参见以下通信：PWR
13:40–41, 58, 83–84, 119, 120–22, 138–40,150–51, 160–63, 364–66, 545–46, 609–11, 654–55; PWR
14:123–28, 137.

25
引自古弗尼尔·莫里斯，参见Paul H. Smith et al., eds., Letters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 1774–1789,
26 vols. (Washington, D.C., 1976–), 9:117. 两位将官的类似评论参见 PWR
13:516.

26
William Stewart to Washington, 18 January 1778, PWR
13:276–77; William Livingston to Washington, 12 January 1778, PWR
13:208.

27
Lord Stirling to Washington, 26 December 1777, PWR
13:11, 信中描述了当地农民更青睐费城的英军市场。类似描述另见 PWR
13:351.

28
Bodle, The Valley Forge Winter,
15–29, 是关于地区效忠情况块状地图的优秀之作。

29
Nathanael Greene to Washington, 16 and 17 February 1778, PWR
13:557–58, 569.

30
编者按， PWR
14:438–40.

31
见通信， PWR
13:437, 492–93; PWR
14:226–28, 327. Washington to John Lacey, Jr., 31 March 1778, PWR
14:368.

32
较早使用“把握农村”的说法，参见Washington to Nathanael Greene, 31 March 1778, PWR
14:367–68. 第一位强调农村在赢得战争中的决定性影响的历史学家是John Shy。参见其著作 A People Numerous and Armed: Reflections on the Military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New York, 1976), 193–224, 以及“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onsidered as a Revolutionary War,” in Stephen Kurtz and James Hutson, eds., Essays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hapel Hill, 1973). 我所强调的观点要感谢Shy的启发，不过我的看法略有不同。Shy认为民兵是对抗英国控制的关键力量，但我的观点是华盛顿其实从未信任过民兵，他认为大陆军是农村地区的关键，民兵围绕他们召集起来。

33
Washington to Henry Laurens, 24 March 1778, PWR
14:292.

34
例子参见Washington to William Livingston, 25 March 1778, PWR
14:309, 他在信中描述了征兵不足的“致命政策”是“邪恶的天才”，最终将发出魔咒，毁掉大陆军。

35
华盛顿估计1778年5月大陆军总兵力有17000人，但包括了在哈德孙岛的盖茨军队以及罗得岛的驻军。参见General Orders, 2 May 1778, PWR
14:641–47.

36
Washington to the General Officers, 20 April 1778, PWR
14:567.

37
PWR
14:594–99, 603–4, 605–7, 610–11, 628–32, 633–34. 最后的引文中有麦克斯韦尔的话。

38
Steuben to Washington, 25 April 1778, PWR
14:636–39.

39
Antoine-Jean-Louis Duportail to Washington, 20 April 1778, PWR
14:559–67.

40
Nathanael Greene to Washington, 25 April 1778, PWR
14:621–28.

41
Washington’s “Thoughts Upon a Plan of Operation for Campaign, 1778,” 26–29 April 1778, PWR
14:641–47.

42
华盛顿对法国联盟消息的回应参见Washington to Henry Laurens, 20 April 1778, PWR
14:570–71. 福吉谷的庆祝参见 General George Washington,
269–70.

43
Washington to Henry Laurens, 18 April 1778, and Washington to John Bannister, 21 April 1778, PWR
14:547, 576; Henry Laurens to Washington, 24 April 1778, PWR
14:616.

44
这个故事英国方面的情况在如下新作中讲述得引人入胜，Stanley Weintraub, Iron Tears: America’s Battle for Freedom, Britain’s Quagmire, 1775–1783
(New York, 2005),109–56. 文内提到的杰曼的言论引自Lengel, General George Washington,
272.

45
Bodle, The Valley Forge Winter,
245–65, 本书首次关注福吉谷时期及后来的战略部署状况。

第三章 立宪论辩

1
Circular to the States, 8 June 1783, WW
26:483–96.

2
George Washington to Lafayette, 12 October 1783, WW
27:185–90; Washington to Edward Newenham, 10 June 1784, PWCF
1:438–40.

3
Washington to James Warren, 7 October 1785, PWCF
3:299.

4
Richard B. Morris, The Forging of the Union, 1781–1789
(New York, 1987), 该书有力地阐述了国家主义主张。Merrill Jensen, The New Nation: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Confederation, 1781–1789
(New York, 1950), 该书对邦联政府的辩护最为充分。围绕该主题的优秀学术论文集，参见Herman Belz, Ronald Hoffman, and Peter Albert, eds., To Form a More Perfect Union: The Critical Ideas of the Constitution
(Charlottesville, 1992). Gordon S. Woo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1776–1787 (Chapel Hill, 1969), 该书是风险中的意识形态议题的重要研究。近来宪法研究中最全面的著作：Akhil Reed Amar, America’s Constitution: A Biography (New York, 2005).

5
参见Joseph J. Ellis, Founding Brothers: The Revolutionary Generation
(New York,2000), 15–16.

6
Washington to James Madison, 5 November 1786, PWCF
4:331–32.

7
Washington to John Jay, 15 August 1786, PWCF
4:212–13; Washington to James Madison, 30 November 1785, PWCF
3:420.

8
华盛顿在战后的许多通信都指出了这一点。对此较为典型而全面的表述见Washington to Henry Knox, 5 December 1784, PWCF
2:170–72.

9
David C. Hendrickson, Peace Pact: The Lost World of the American Founding
(Lawrence,Kans., 2003), 本书将邦联国会视为主权国家的外交聚会，论述极具说服力。

10
对邦联国会由来已久的弱点最公正的总结还是这本书，Jack N. Rakove, The Beginnings of National Politics: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NewYork, 1979), 331–59.

11
Madison to James Monroe, 9 April 1786, MP
9:25–26.

12
Madison to Edmund Randolph, 25 February 1787, MP
9:299. 编者按参见 MP
9:291–92.

13
所有的麦迪逊传记都包含其政治生涯转变的这一关键阶段，但我认为下面这本最为简洁合理：Jack N. Rakove, James Madiso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Glenview, Ill., 1990), 19–43. 另见伍德《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Woo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471–73.

14
Madison to Thomas Jefferson, 12 August 1786, MP
9:96.

15
关于密西西比问题的通信，参见 MP
9:68–71, 181–84, 309–10, 389–90, 404–6.

16
麦迪逊关于谢斯起义的激烈评论参见 MP
9:230–31, 275–76, 314–17. 华盛顿的反应也同样夸张，例如Washington to Henry Lee, 31 October 1786, PWCF
4:318–19.

17
参见安纳波利斯会议编者按 MP
9:115–19.

18
麦迪逊访问芒特弗农是在1786年10月23日至25日。关于他们的对话内容，我的推测来源主要根据他们之后的通信。

19
相关通信参见 MP
9:115–56, 166–67, 170–71, 199–200, 224–25. 关于华盛顿如何试图从麦迪逊的圈套中溜走，参见 PWCF
4:445, 477–81; PWCF
5:7–9, 95–98.

20
Madison to Washington, 24 December 1786, MP
9:224–25, 所附编者按包含伦道夫给华盛顿的信。

21
Washington to James Madison, 31 March 1787, PWCF
5:116.

22
我对麦迪逊生涯中这段关键时期智识上进展的阐释来自对一手资料的阅读。但不可能不受著名前辈学者的影响，包括Rakove, James Madison,
以及伍德《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书中的相关内容。以下两本书也影响深远：Marvin Meyers, ed., The Mind of the Founder: Sources of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ames Madison
(Hanover, N.H.,1981), 以及Lance Banning, The Sacred Fire of Liberty: James Madiso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Ithaca, 1995). 下面这本书，Drew R. McCoy, The Last of the Fathers: James Madison and the Republican Legacy
(Cambridge, U.K., 1989), 主要讨论麦迪逊的退休生活，但在追述早年时依然显示了无与伦比的洞察力。另见Gary Rosen, American Compact: James Madison and the Problem of Founding
(New York,2003)。另外关于麦迪逊在大面上的一致性，参见Gordon S. Wood撰写的论文，见于其主编的 Revolutionary Characters: What Made the Founders Different
(New York,2006), 151–72.

23
关于他对几个州选出的代表的乐观估计参见Madison to Edmund Randolph, 8 April 1787, MP
9:368–71.

24
Thomas Jefferson to Madison, 20 June 1787, MP
10:64; Madison to Washington, 16 April 1787, MP
9:382–87.

25
Madison to Edmund Randolph, 8 April 1787, MP
9:370–71.

26
麦迪逊对这次会议政治日程最早、最充分的阐释参见Madison to Jefferson, 15 March 1787, MP
9:317–22.

27
“Notes on Ancient and Modern Confederacies,” April–June 1786, MP
9:3–24.

28
“Vices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 April–June 1787, MP
9:345–58.Woo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406, 及 Hendrickson, Peace Pact,
211–19, 这两本书对麦迪逊思想这一维度的讨论尤其好。

29
MP
9:353–54.

30
MP
9:356–57.

31
数不胜数的学术著作探讨了麦迪逊对共和政体面积和规模思考的来源，下文综合了这些研究，十分方便：Larry D. Kramer, “Madison’s Audience,” Harvard Law Review
112 ( January 1999), 611–99. Kramer也是第一位质疑麦迪逊的观点对其同时代人是否有影响的学者，这一怀疑我也有同感。

32
Editorial note on James Madison at the Federal Convention, 27 May–17 September 1878, MP
10:3–10. 以下三本书是关于制宪会议的可靠指南： Max Farrand, The Framing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Haven, 1913); Jack N. Rakove, Original Meanings: Politics and Ideas in the Making of the Constitution
(New York, 1996); CarolBerkin, A Brilliant Solution: Inventing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New York, 2002).

33
会议前夕麦迪逊政治议程的各种因素，这是我自己的综合，成形于之前的几个月，并记载在本章注释25—30中。

34
Washington to Jefferson, 30 May 1787, PWCF
5:208.

35
Virginia Plan, 29 May 1787, MP
10:15–17.

36
Madison to Jefferson, 6 June 1787, MP
10:29–30, 书中提到麦迪逊在会议开始时的乐观估计和他对会议结束前各种讨论的实质性报道，以保证遵守每名代表都宣誓保密的誓言。

37
MP
10:32–34重印了麦迪逊在6月6日所做的关于扩展的共和国的演讲；6月19日他对《新泽西方案》的回复参见 MP
10:55–63.

38
Washington to Alexander Hamilton, 10 July 1787, PWCF
5:2457.

39
Madison to Jefferson, 6 September 1787, MP
10:163–64.

40
Washington to Lafayette, 18 September 1787, PWCF
5:334; 另见Washington to Henry Knox, 19 August 1787, PWCF
5:297.

41
Madison to Jefferson, 24 October 1787, MP
10:205–20.

42
MP
10:212–13.

43
MP
10:214.

44
Washington to Edward Newenham, 29 August 1788, PWCF
6:488. 关于这场大规模论辩，最好的文献集见Bernard Bailyn, ed., The Debate on the Constitution,
2 vols. (New York, 1993). 关于宪法批准会议的最佳文献集见Michael A. Gillespie and Michael Lienesch, eds., Ratifying the Constitution
(Lawrence, Kans., 1989). 以下两本关于反联邦党人的著作尤其重要：Saul Cornell, The Other Founders: Anti-Federalism and the Dissenting Tradition in America, 1788–1828
(Chapel Hill, 1999), 及Herbert J. Storing, What the Anti-Federalists Were For
(Chicago, 1981).

45
Madison to Edmund Pendleton, 21 February 1788, MP
10:532–33.

46
Madison to Edmund Pendleton, 28 October 1787, MP
10:224.

47
Cecilia Kenyon, “Men of Little Faith: The Anti-Federalists on the Nature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WMQ
12 (January 1953), 3–43.

48
马歇尔认为反联邦党人在弗吉尼亚轻松享有多数民意支持，参见Jean Edward Smith, John Marshall: Definer of a Nation
(New York, 1996), 119.

49
Washington to Alexander Hamilton, 25 August 1788, PWCF
6:481. 参见编者按， MP
10: 259–63，侦探工作主要由道格拉斯·阿戴尔完成，确定了《联邦党人文集》各篇作者。

50
关于《联邦党人文集》在宪法批准会议上有限的传播和影响参见Kramer, “Madison’s Audience,” 664–65.

51
参见 MP
10:263–70, 284–90, 299–305, 305–9, 320–24, 377–82.

52
MP
10:423–28, 428–32, 438–44, 448–54.

53
麦迪逊有大量信件是关于每个州批准宪法的投票统计，相当准确。参见 MP
10:255–57, 289–90, 296–97, 310, 325–26, 346–47, 357–58, 376, 399, 411, 455, 464–65.

54
Madison to Washington, 18 March 1786, PWCF
5:94–95. 现代的权威亨利传是Henry Mayer, A Son of Thunder: Patrick Henry and the American Republic
(New York, 1986).

55
杰斐逊的引言见Joseph J. Ellis, American Sphinx: The Character of Thomas Jefferson
(New York, 1996), 38.

56
马歇尔的引言见Smith, John Marshall,
123. 关于弗吉尼亚会议和麦迪逊在其中的角色，参见编者按，Virginia Convention, 2–27 June 1788, MP
11:72–76.

57
DHR
9:952–53.

58
DHR
9:951, 960–61.

59
DHR
9:959.

60
DHR
9:951.

61
DHR
9:1028–81.

62
DHR
9:995–96.

63
亨利强调增加权利法案的需要，参见 DHR
9:1210, 1218, 1328–29, 1479–80, 亨利的反驳见 DHR
9:1507.

64
DHR
9:1506, 1512–15, 1534–37, 1560–62.

65
Washington to William Tudor, 18 August 1788, PWCF
6:465–66; Washington to John Armstrong, 25 April 1788, PWCF
6:224–25.

第四章 与原住民的约定

1
Bernard W. Sheehan, “Indian-White Relations in Early America: A Review Essay,” WMQ
26 (April 1969), 267–86. 另见Frederick E. Hoxie, Ronald Hoffman, and Peter J.Albert, eds., Native Americans and the Early Republic
(Charlottesville, 1999).

2
Daniel K. Richter, Facing East from Indian Country: A Native History of Early America
(Cambridge, Mass., 2001). 所引用的印第安人评论见编者按， PWP
10:190–94.

3
Henry Knox to George Washington, 15 June 1789, PWP
2:489–95.

4
Henry Knox to Washington, 4 January 1790, PWP
4:529–36.

5
两部标准著作：Francis P. Prucha, American Indian Policy in the Formative Years: The Indian Trade and Intercourse Acts, 1790–1834
(Cambridge, Mass., 1962), 及ReginaldHorsman, Expansion and American Indian Policy, 1783–1812
(East Lansing, Mich.,1967).

6
条约参见 AIUS
4:2267–77.

7
Horsman, Expansion and American Indian Policy,
22.

8
Philip Schuyler to President of Congress, 29 July 1783, JCC
3:601–7. 华盛顿支持斯凯勒的战略，参见Washington to James Duane, 7 September 1783, WW
27:133–40.

9
Benjamin Hawkins to Thomas Jefferson, 15 October 1786, JP
9:640–42. 切罗基族长所言参见Cherokee Chiefs to Washington, 19 May 1789, PWP
2:325–26.

10
AIUS
2:2140–43. 另见Prucha, American Indian Policy,
36–39.

11
AIUS
2:2144–50.

12
Henry Knox to Washington, 7 July 1789, PWP
3:134–38; Prucha, American Indian Policy,
41–42.

13
Henry Knox to Washington, 7 July 1789, PWP
3:138–40.

14
PWP
3:141.

15
Arthur St. Clair to Washington, 2 May 1789, PWP
2:198–200.

16
诺克斯对过往政策的审查及对其非法性的意见参见Henry Knox to Washington, 23 May 1789, PWP
2:488–95, for Knox’s.

17
尽管有些过时，但诺克斯的权威传记仍是这本：North Callahan, Henry Knox: General Washington’s General
(New York, 1958). 诺克斯值得一位现代作者为其撰写传记。

18
Henry Knox to Washington, 15 June 1789, PWP
2:494. 另见Horsman, Expansion and American Indian Policy,
53–65, 及Prucha, American Indian Policy,
44–46.

19
Henry Knox to Washington, 28 July 1789, PWP
3:337–38.

20
Henry Knox to Washington, 15 June 1789, PWP
2:494.

21
DHFC
2:31–36.

22
DHFC
9:128–32.

23
PWP
3:551–64.

24
John W. Caughey, McGillivray of the Creeks
(Norman, 1931), 3–57, 这篇是引言，后面是麦吉利夫雷的通信。

25
见通信，10 July 1785 in Caughey, McGillivray,
90–91.

26
Caughey, McGillivray,
61, 128, 294. 引用段落引自通信，10 July 1785, 见通信，10 July 1785 in Caughey, McGillivray,
，92.

27
David Humphreys to Washington, 26 September 1789, PWP
4:86–89; 麦吉利夫雷1789年10月8日信件，参见Caughey, McGillivray,
251–54.

28
PWP
4:86–89, note 3.

29
David Humphreys to Washington, 27 September 1789, PWP
4:91–95.

30
Letter of 12 October 1780 in Caughey, McGillivray,
255.

31
Henry Knox to Washington, 27 October 1789, PWP
4:248.

32
Washington’s Memoranda on Indian Affairs, December 1789, PWP
4:468–94.

33
Henry Knox to Washington, 15 February 1790, PWP
5:140–47.

34
麦吉利夫雷试图与北方部落建立联盟见于他1787年6月20日信件，参见Caughey, McGillivray,
153.

35
最近对亚祖公司主张的综合研究参见Richter, Facing East from Indian Country,
226–28.

36
参见letter of 8 May 1790 in Caughey, McGillivray,
259–62.

37
参见letter of 8 May 1790 in Caughey, McGillivray,
，263.

38
参见letter of 8 May 1790 in Caughey, McGillivray,
，256–58.

39
参见letter of 8 May 1790 in Caughey, McGillivray,
，261.

40
New York Daily Gazette,
3, 17, 19, 21, and 22 July 1790.

41
麦吉利夫雷对其克里克武士的信心，及其对美利坚共和国内在弱点的陈述，参见Caughey, McGillivray,
130–32, 172–74, 182.

42
特朗布尔绘制肖像的插曲参见 PWP
6:104, note 2.

43
这一主题最具穿透力的研究见Anthony F. C. Wallace, Jefferson and the Indians: The Tragic Fate of the First Americans
(Cambridge, Mass., 1999).

44
Opinion of Certain Georgia Land Grants, 3 May 1790, JP
17:288–91.

45
Merrill D. Peterson, ed., The Portable Thomas Jefferson
(New York, 1975), 23–232, 提供了最方便的《弗吉尼亚笔记》的版本。关于印第安人的讨论，Opinion of Certain Georgia Land Grants, 3 May 1790, JP
，93–103, 133–50.

46
Opinion of Certain Georgia Land Grants, 3 May 1790, JP
，96–99.

47
Caughey, McGillivray,
46. 另见1791年2月26日通信：Opinion of Certain Georgia Land Grants, 3 May 1790, JP
，288–89, 其中麦吉利夫雷重申了自己对亚祖公司威胁的关注。

48
Washington to United States Senate, 7 August 1790, PWP
6:213–14; 杰克逊的评论参见Caughey, McGillivray,
45.

49
AIUS
4:2206–88.

50
AIUS
4:2290.

51
AIUS
4:2288.

52
Washington to United States Senate, 4 August 1790, PWP
6:188–96.

53
National Advertiser
and Gazette of the United States,
14 August 1790. 另见 PWP
6:253–54, 及Caughey, McGillivray,
278–79.

54
Washington to Tobias Lear, 3 April 1791, 及Washington to Alexander Hamilton, 4 April 1791, PWP
8:49, 57–58. 关于“长城”，参见Washington o Secretary of State, 1 July 1796, WW
35:112.

55
见1790年8月11日、1790年9月6日和1790年10月16日信：Caughey, McGillivray,
273–77, 279–80, 285–86.

56
见1792年7月6日、1792年7月22日和1792年11月15日信：Caughey, McGillivray,
329–30, 332–37, 345.

57
Caughey, McGillivray,
345, 362.

58
Adam Rothman, Slave Country: American Expansi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Deep South
(Cambridge, Mass., 2005).

59
足够控制边境的部队人数估计，见 PWP
6:362–65, 668–70; PWP
8:200–225; PWP
9:37–41, 158–68.

第五章 反对党之谋

1
Thomas Jefferson to Francis Hopkinson, 13 March 1789, JP
14:650; Richard Hofstadter, The Idea of a Party System: The Rise of Legitimate Oppos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1780–1840
(Berkeley, 1970).

2
Hofstadter, The Idea of a Party System,
1–40. 另见W. N. Chambers and W. D. Burnham, eds.,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s: Stag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New York,1967). 关于革命年代的政党，见Joseph Charles,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
(New York, 1961); Noble Cunningham, Jr., The Jeffersonian Republicans: The Formation of Party Organization,1789–1801
(Chapel Hill, 1957); Stanley Elkins andEric McKitrick, The Age of Federalism: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1788–1800
(NewYork, 1993).

3
Bolingbroke’s The Idea of a Patriot King
(London, 1749)，1965年伦敦修订再版的版本更方便。

4
Dumas Malone, Thomas Jefferson as Political Leader
(Westport, Conn., 1963), 2; Dumas Malone, Jefferson and His Time,
6 vols. (Boston, 1948–81), 2:370.

5
Charles Francis Adams, ed., The Works of John Adams, Secon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10 vols. (Boston, 1850–56), 1:616.

6
Henry Adam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omas Jefferson,
2 vols. (New York, 1986; originally published 1888–91), 1:188.

7
James Morton Smith对此时的通信有出色的介绍，见 JMP
2:663–72.

8
James Madison to Jefferson, 1 May 1791, 10 July 1791, 21 July 1791, 24 July 1791, JMP
2:685, 695–96, 698–99. 对杰斐逊—— 麦迪逊合作关系的经典论述，见Adrienne Koch, Jefferson and Madison: The Great Collaboration
(New York, 1950). 我认为论述既精彩又误入歧途。

9
Jefferson to Madison, 21 July 1791, JMP
2:698.

10
对这一思维方式最好的概述见Richard Hofstadter, 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1965). 对共和党视角可信性最有说服力的学术解释见Gordon S. Wood, “Conspiracy and the Paranoid Style: Causality and Decei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MQ
39 ( July 1982), 401–41. 另见Lance Banning, The Jeffersonian Persuasion: Evolution of a Party Ideology
(Ithaca, 1978), 书中巧妙处理了本段提出的问题。

11
参见Banning, The Jeffersonian Persuasion,
本书忽视了美国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控诉与共和党对联邦党人政策的控诉之间的区别。

12
JPF
1:165; Jefferson to William Short, 8 January 1825, JPF
1:333.

13
Norman K. Risjord and Gordon DenBoer,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Virginia,1782–1800,”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0 (March 1974), 225–62. 关于弗吉尼亚经济衰退，参见著作：Susan Dunn, Dominion of Memories: Jefferson, Madison, and the Decline of Virginia
(New York, 2007).

14
JMP
1:2.

15
梅肯的话参见Peter S. Onuf, ed., Jeffersonian Legacies
(Charlottesville, 1993), 363, 引自一封1818年的信，信中反对联邦因奴隶制宪法先例控制内部发展。

16
本人著作中对这场国会辩论有更长篇幅的讨论，见《奠基者：独立战争那一代》 Founding Brothers: The Revolutionary Generation
(New York, 2000), 81–119.

17
关于银行的精彩编者按，参见 HP
7:236–56. 汉密尔顿对银行合乎宪法的意见，参见 HP
8:97–134. 关于此事的最佳间接论述描述了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第44篇造成的尴尬，参见Elkins and McKitrick, The Age of Federalism,
226–34.

18
麦迪逊发表于1791年11月到1792年12月间的文章重印，见 MP
14:117–22, 137–39, 170, 178–79, 191–92, 197–98, 201–2, 206–8, 217–18, 233–34, 244–46, 257–59,266–68, 274–75, 370–72, 426–27.

19
MP
14:197–98.

20
MP
14:370–72.

21
MP
14:371–72.

22
有好几部不错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传记，但都比不上这部：Ron Chernow的 Alexander Hamilton
(New York, 2004).Elkins and McKitrick, The Age of Federalism,
92–114，这是更简洁的汉密尔顿速写，无人能及。

23
“卡图卢斯”系列见 HP
12:379–85, 393–401, 498–506, 578–87. 从1792年9月延续到12月。

24
方便的反杰斐逊文献综述，见Malone, Jefferson and His Time,
3:470–73.

25
Jefferson to Madison, 9 June 1783, JMP
2:782.

26
Jefferson to Washington, 9 September 1782, JP
24:351–59; Jefferson to George Washington, 23 May 1792, JMP
2:728, note; Record of Conversation with President Washington, 6 August 1783, JMP
2:805–7.

27
Jefferson to Madison, 1 October 1792, JMP
2:740–44.

28
1793年夏天杰斐逊和麦迪逊信件往来，见 JMP
2:795–801.

29
《贾尔斯决议案》(Giles Resolutions) 由杰斐逊起草，参见 JMP
2:760–64. 200年后出色的侦探工作揭示了杰斐逊的作者身份，参见Eugene R. Sheridan, “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Giles Resolutions,” WMQ
49 (October 1992), 589–608.

30
Jefferson to Madison, 6 March 1796, JMP
2:922.

31
JMP
2:744–60很好地总结了面临风险的外交和内部事务。Elkins and McKitrick, The Age of Federalism,
366–84是权威的二手材料。

32
Jefferson to Madison, 7 July 1793, JMP
2:792; Madison to Jefferson, 2 September 1793, JMP
2:815–17. 汉密尔顿的“帕齐菲库斯” (Pacificus) 文章见 HP
15:145–228.

33
Jefferson to James Monroe, 5 May 1793, JMP
2:771–72.

34
Jefferson to Madison, 29 June 1792, JMP
2:735–36; Jefferson to William Short, 3 January 1793, JPF
6:153–57.

35
关于热内的标准论述见Harry Ammon, The Genet Mission
(New York, 1973). Elkins and McKitrick, The Age of Federalism,
330–65, 也讲了这个故事，一如既往的风趣和出色。

36
关于内阁决定召回热内，参见Jefferson to Madison, 3 August 1793, JMP
2:798.

37
热内给法国上级的通信中报告了杰斐逊的秘密保证，可以很方便地在本书中找到：Elkins and McKitrick, The Age of Federalism,
344–45, 相应的尾注中也有。

38
Jefferson to Madison, 3 August 1793, 11 August 1793, JMP
2:798, 802–5.

39
Postscript in Jefferson to Madison, 11 August 1793, JMP
2:805.

40
Jefferson to Madison, 22 January 1797, JMP
2:960.

41
Jefferson to Madison, 9 June 1793, JMP
2:780–81; Jefferson to Mrs. Church, 27 November 1793, JPF
6:455; Jefferson to Enoch Edwards, 30 December 1793, JPF
6:495.

42
亚当斯的评论（实际是后来提及麦迪逊退休时说的）见Joseph J. Ellis, American Sphinx: The Character of Thomas Jefferson
(New York, 1996), 119.

43
杰斐逊号称自己正以完全西塞罗式的模式生活，十分高兴不用看报纸，见Jeffersonto Adams, 25 April 1794, JPF
7:118,

44
Madison to Jefferson, 5 October 1794, JMP
2:857.

45
Madison to Jefferson, 12 and 14 March 1794, JMP
2:835–36, 其中麦迪逊有点儿幸灾乐祸地描述了联邦党人的困境，认为是共和党人的机会。

46
参见lkins and McKitrick, The Age of Federalism,
357–406, 此处非常精彩地描述了麦迪逊计划的理想主义倾向及其对经济现实的完全无视。

47
参见Ellis, American Sphinx,
120, 描述了1794年夏天杰斐逊风湿的发作。

48
最近的相关研究是Thomas P. Slaughter, The Whiskey Rebellion: Frontier Epilogue to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86). 但这部更老的著作依然最为可靠：LelandD. Baldwin, Whiskey Rebels: The Story of a Frontier Uprising
(Pittsburgh, 1939).

49
Philip S. Foner, ed., The Democratic-Republican Societies, 1790–1800
(Westport, Conn.,1976). Foner对威士忌暴乱采取了准马克思主义视角，我认为这不符合历史。

50
Madison to Jefferson, 21 December 1793, Jefferson to Madison, 28 December 1794, JMP
2:865–68.

51
Jefferson to Madison, 27 April 1795, JMP
2:877.

52
标准叙述参见Jerald Combs, The Jay Treaty: Political Battleground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Notes to Pages
(Berkeley, 1970) 。另见Elkins and McKitrick, The Age of Federalism,
406–50, 其中对外交上迂回曲折的叙述更见熟练。

53
Jefferson to Tench Coxe, 1 May 1794, JPF
6:507–8.

54
Jefferson to Edward Rutledge, 30 November 1793, JPF
7:40; Jefferson to James Monroe, 21 March 1796, JPF
7:67. 另见Jefferson to Madison, 21 March 1796, JPF
7:68.

55
Jefferson to Madison, 21 September 1795, JMP
2:897–98; 另见Jefferson to Monroe, 6 September 1795, JPF
7:27.

56
Madison to Jefferson, 13 March 1796, JMP
2:926. 第一次共和党党团会议的报告参见 JMP
2:892.

57
Jefferson to Monroe, 2March 1796, JPF
7:58–61; Madison to Jefferson, 18 April 1796, JMP
2:933–35.

58
Madison to Jefferson, 1May 1796, JMP
2:936–37; 另见Madison to Jefferson, 22 May 1796, JMP
2:938.

59
Jefferson to Monroe, 10 July 1796, JPF
7:89; Jefferson to Monroe, 12 June 1796, JPF
7:80.

60
Madison to Jefferson, 23 March 1795, JMP
2:875–76.

61
Jefferson to Edward Rutledge, 17 December 1796, JPF
7:98; Madison to Monroe, 29 September 1796, MP
16:404; Jefferson to Archibald Stuart, 4 January 1797, JPF
7:103.

62
Madison to Jefferson, 10 and 19 December 1796, JMP
2:949, 950–51.

63
Jefferson to Madison, 1 January 1797, JMP
2:952–55; Jefferson to Adams, 28 December 1796, JPF
7:96; Jefferson to Madison, 17 December 1796, JMP
2:949.

64
Jefferson to Madison, 8 January 1797, JMP
2:955; Jefferson to Edward Rutledge, 27 December 1796, JPF
7:93.

65
Jefferson to Madison, 22 January 1797, JMP
2:959–60, 初次考虑亚当斯的联合提议。

66
Jefferson to Madison, 28 December 1796; Madison to Jefferson, 15 January 1797, JMP
2:954–58.

67
Jefferson to Madison, 30 January 1797, JMP
2:962.

68
Merrill D. Peterson, ed., Visitors to Monticello
(Charlottesville, 1989), 31.

69
这段话是多年后杰斐逊的回忆，没有提及是他拒绝了亚当斯两党友好的提议。见 JPF
1:273.

70
Jefferson to Levi Lincoln, 25 October 1802, JPF
8:175–76.

第六章 购地

1
多年来的正史见Alexander DeConde, This Affair of Louisiana
(New York, 1976). 后来被这本书替代： It has been replaced by Jon Kukla, A Wilderness So Immense: The Louisiana Purchase and the Destiny of America
(New York, 2003), 这是目前最完整的记录，肯定也是写得最好的。另见Peter Onuf, Jefferson’s Empire: The Language of American Nationhood
(Charlottesville, 2000).

2
Henry Adam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omas Jefferson,
2 vols. (New York, 1986; originally published 1888–91), 1:227–392;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1920), 100.

3
1819年边界问题最终解决时，全部购地面积达到529,402,880英亩（2,142,417平方公里）。

4
Robert W. Tucker and David C. Hendrickson, Empire of Liberty: The Statecraft of Thomas Jefferson
(New York, 1990), 87–171, 这本书再现了亨利·亚当斯式的嘲讽智慧，又有全部现代理论装备，已成为杰斐逊外交政策方面的权威著作。

5
关于拿破仑的说法来自Adams, History,
1:227.

6
Edward Channing,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6 vols. (New York, 1905–25), 4:319;Douglass Adair, “Hamilton on the Louisiana Purchase,” WMQ
12 (April 1955), 273–74. 另见Kukla, A Wilderness So Immense,
290–91.

7
JPF
8:1–6; Adams, History,
122–23; Thomas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29 December 1801, JMP
2:1211–12.

8
Madison to Robert Livingston, 1 May 1802, JMP
3:1254–55.

9
Jefferson to James Monroe, 24 November 1801, JPF
8:105–6.

10
关于美国在1800年的人口情况，参见如下著名叙述：Adams, History,
1:5–14. 其声名恰如其分。

11
关于杰斐逊认为西班牙是占领北美的最完美的欧洲国家，参见Jefferson to ArchibaldStuart, 25–26 January 1786, JP
9:215–22, 及Jefferson to William C. Claiborne, 13 July 1801, JPF
8:71–72.

12
Rufus King to Madison, 29 March 1801, MP
(State) 1:55–56; Jefferson to Thomas Cooper, 29 November 1802, JPF
8:177.

13
Jefferson to Robert Livingston, 18 April 1802, JPF
8:143–47.

14
Jefferson to Robert Livingston, 18 April 1802, JPF
，8:146–47.

15
Jefferson to Pierre Samuel Du Pont de Nemours, 25 April 1802, Dumas Malone, ed.,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omas Jefferson and Pierre Samuel Du Pont de Nemours,1798–1817 (Boston, 1930), 46–48.

16
Jefferson to John Bacon, 30 April 1803, JPF
8:228–29.

17
拿破仑的评论参见George Dangerfield, Chancellor Robert R. Livingston of New York,1746–1813
(New York, 1960), 309–11; 杰斐逊担心利文斯顿太天真，见Jefferson to Madison, 19 March 1803, JMP
2:1265–66.

18
此处的描绘根据Dangerfield, Chancellor Robert R. Livingston;
the profiles in Adams, History,
1:76–77, 322–23; and Kukla, A Wilderness So Immense,
235–38.

19
塔列朗的言论引自Adams, History,
1:241.

20
Robert Livingston to Madison, 20 December 1802, MP
(State) 4:203–5.

21
Jefferson to Thomas McKean, 14 June 1802, 引自Adams, History,
1:279. 另见Jefferson to Robert Livingston, 18 March 1802, JPF
9:363–68. 削减预算的要求参见Second Annual Message, 15 December 1802, JPF
8:181–87.

22
Kukla, A Wilderness So Immense,
267; Adams, History,
1:291. 汉密尔顿的评论见 HP
26:83, 重印了汉密尔顿的社论，见Hamilton’ s editorial of 8 February1803 from the New York Evening Post.

23
Jefferson to James Monroe, 10 and 13 January 1803, JPF
8:188, 192. 另见Jefferson to Madison, 22 February 1803, JMP
2:1262.

24
利文斯顿备忘录文本，质疑法国拥有路易斯安那是否明智，见Robert Livingston toMadison, 18 March 1803, MP
(State) 4:431–32.

25
利文斯顿所言引自Joseph J. Ellis, American Sphinx: The Character of Thomas Jefferson
(New York, 1996), 207. 杰斐逊认可了利文斯顿对拿破仑的准确评估，见Jefferson to Madison, 18 August 1803, JMP
2:1279.

26
拿破仑给勒克莱尔的指示引自Kukla, A Wilderness So Immense,
221–22. 以下三本书详细记载了圣多明各的复杂局势：C. L. R. James, 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
(New York, 1963); Thomas O. Ott, The Haitian Revolution, 1789–1804
(Knoxville, Tenn., 1973); Carolyn E. Fick, The Making of Haiti: The Saint Domingue Revolution from Below
(Knoxville, Tenn., 1990). 最新作品参见Lester Langley, The Americas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50–1850
(New Haven,1996), 130–33.

27
Charles Leclerc to Napoleon, 6 and 9 August 1802. James, The Black Jacobins,
343–45中有引用。

28
François Barbé-Marbois, The History of Louisiana, Particularly of the Cession of the Colony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hiladelphia, 1830; reprint, Baton Rouge, 1977),274–76.

29
François Barbé-Marbois, The History of Louisiana, Particularly of the Cession of the Colony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hiladelphia, 1830; reprint, Baton Rouge, 1977)，263. 另见Adams, History,
1:328, and Kukla, A Wilderness So Immense,
252–54.

30
Robert Livingston to Madison, 17 April 1803, MP
(State) 4:524–26.

31
Confidential Message on Expedition to the Pacific, 18 January 1803, JPF
8:192–93;Jefferson to Meriwether Lewis, 27 April 1803, JPF
8:193–94; Jefferson to Meriwether Lewis, 15 July 1803, JPF
8:199–200.

32
引自 JMP
2:1291.

33
Adams, History,
1:350–51. 利文斯顿和门罗同意杰斐逊对于边界问题的扩展性阐释，尤其是西佛罗里达问题。参见Robert Livingston and James Monroe to Madison, 7 June 1803, MP
(State) 5:72–77.

34
Jefferson to John Breckenridge, 12 August 1803, JPF
8:243. 另见Jefferson to James Monroe, 17 July 1803, JMP
2:1272–73.

35
Draft of an Amendment to the Constitution, [July 1803], JPF
8:241–49; Jefferson to Albert Gallatin, 15 January 1803, JPF
8:242; Jefferson to John Breckenridge, 12 August 1803, JPF
8:244.

36
Jefferson to Albert Gallatin, 13 January 1803, Henry Adams, ed., The Writings of Albert Gallatin,
3 vols. (Philadelphia, 1879), 1:111–15.

37
Revised Draft of Jefferson’s Proposed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on Louisiana, 24 August 1803, JMP
2:1270–71.

38
Jefferson to Madison, 18 August 1803, JMP
2:1278; also, 另见同一天Jefferson to Thomas Paine, JPF
8:245. 最后的引文来自Jefferson to John Colvin, 20 September 1810, JPF
9:46.

39
Jefferson to Wilson Cary Nicholas, 7 September 1803, JPF
8:247–48.

40
普鲁默的评论见 JMP
2:1290–91.

41
考虑到亨利·亚当斯爱说反话，他仔细欣赏这种政治上的抢椅子游戏也就不奇怪了。参见Adams, History,
1:360–63.

42
埃姆斯的观点总结参见Kukla, A Wilderness So Immense,
292–94.

43
Second Inaugural, 5 March 1805, JPF
8:344; Jefferson to Joseph Priestley, 29 January 1805, JPF
8:295.

44
JMP
2:1287, 杰斐逊首次用到“自由帝国”这个词。

45
Kukla, A Wilderness So Immense,
350–53, 书里有条约全文，包括第三款。

46
Jefferson to John Breckenridge, 24 November 1803, JPF
8:279–81; Madison to Robert Livingston, 31 January 1804, MP
(State) 6:239.

47
Ellis, American Sphinx,
211; Jefferson to De Witt Clinton, 2 December 1803, JPF
8:232–83.

48
Revised Draft of Jefferson’ s Proposed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on Louisiana, 24 August 1803, JMP
2:1270.

49
Jefferson to Horatio Gates, 11 July 1803, JPF
8:251.

50
Jefferson to William Henry Harrison, 27 February 1803, and Jefferson to William C. C.Claiborne, 24 May 1803, 下书有引用：Christian B. Keller, “Philanthropy Betrayed:Thomas Jefferson, the Louisiana Purchase, and the Origins of Federal Indian Removal Policy,”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44 (2000), 39–58.

51
Jefferson to John Dickinson, 9 August 1803, JPF
8:262–63. 另见Jefferson to Horatio Gates, 11 July 1803, JPF
8:251. 杰斐逊总统任期内印第安政策的最佳描述：Anthony F. C. Wallace, Jefferson and the Indians: The Tragic Fate of the First Americans
(Cambridge, Mass., 1999), 206–75.

52
近年来，杰斐逊相关资料中研究最多的是杰斐逊和奴隶制问题。我本人对这一持续辩论的贡献以及对这一问题主要学术成果的参考见《杰斐逊传》 American Sphinx,
134–52. 关于杰斐逊、奴隶制和购地案，参见Roger G. Kennedy, Mr. Jefferson’s Lost Cause: Land, Farmers, Slavery, and the Louisiana Purchase
(New York, 2003).

53
此处提出的逐步解放的方案大纲于1790年春天在众议院辩论。我在书里讲述了这个故事：Founding Brothers: The Revolutionary Generation
(New York, 2000), 81–119. 我的观点是，购买路易斯安那领地展现出了独特的机会，能在棉花王国牢牢建立、奴隶人数增至数百万之前直面奴隶制问题。购地提供了资金来源，逐步解放黑奴在经济上也可行。

54
联邦党人对杰斐逊的人身攻击见Adams, History,
1:366–79；他们对购地的分离主义回应见Kukla, A Wilderness So Immense,
295–300.

55
Merrill D. Peterson, ed., Visitors to Monticello
(Charlottesville, 1989), 90–91. 类似情绪可参见Jefferson to Hugh Nelson, 7 February and 12 March 1820, JPF
10:156–57.

56
Jefferson to John Holmes, 22 April 1820, JPF
10:157–58. Donald E. Fehrenbacher, “The Missouri Controversy and the Sources of Southern Separation,” Southern Review
14(1978), 653–67, 在我看来，这依然是对杰斐逊考虑密苏里问题时思想状况的最明智的历史评论。

57
Adams to Louisa Catherine Adams, 29 January 1820. Ellis, American Sphinx,
266中有引用。

58
Jefferson to Albert Gallatin, 26 December 1820, JPF
10:175–78.

59
Jefferson to David Bailey Warden, 26 December 1820, JPF
10:173; Jefferson to Jared Sparks, 4 February 1824, JPF
10:289–93.

60
Jefferson to Albert Gallatin, 26 December 1820, 及Jefferson to Henry Dearborn, 7 August 1821, JPF
10:175–78, 191–92.

致谢

我极不善于管理研究助手，已经声名在外，因此早已放弃这种做法。本书所有研究工作都由我单独承担，只有一个例外。迪尔菲尔德中学早慧的高中学生赛勒斯·莫斯里为我对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国会辩论的解读做了复查。

多年来我习惯于将各章草稿发给专长相关领域的学术界朋友。因此，林肯中心的道格拉斯·威尔逊和曼荷莲女子学院的塔拉·费茨帕特里克读了第一章；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唐·希金博瑟姆读了第二章；斯坦福大学的杰克·拉可夫读了第三章；麻省理工学院的宝琳·迈耶读了第五章；我在曼荷莲学院的同事克里斯托夫·本菲读了第四章。以上读者中，没有谁完全赞同我对建国时刻的阐释，也没有谁应该对我不可避免的过失负责。我以前的学生卡琳·培勒对前几章提出了文体方面的建议。

我请三位久负盛名的学界同事阅读了全部手稿。埃德蒙·摩根（Edmund Morgan）是我在耶鲁时的导师，他的建议很有眼光，不负其业内最佳的名声。威廉姆斯学院的罗伯特·达尔赛尔（Robert Dalzell）给我打气，让我有勇气坚持己见。史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做过《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编辑，在其编辑部中享有最敏锐眼光的称号，这份荣誉这次也得以加强。我还请现在曼荷莲学院的学生佐伊·吉本斯读了终稿，她手写的五页评论反馈不容我忽视。

原稿是手写的，不是用羽毛笔，而是黑色中性笔，笔芯中等粗细。解码潦草笔迹的任务落在霍莉·夏拉克身上，她也是我前三本书的“帮凶”，兼任打字员和编辑。

经纪人艾克·威廉姆斯对艰难写出的每一章都给予了鼓励的话语。文思枯竭时，我们就聊波士顿红袜队
[1]

和新英格兰义士队
[2]

。我的编辑亚实别·格林，社会中坚，世上最伟大的形容词和标题专家，他的这一地位也得到了巩固。他的助手萨拉·谢比尔，能干、大度且特别称职，负责稿件走完出版流程，从未让我延期。我的妻子爱伦·威尔金斯·埃利斯对我晚餐时神游18世纪时的空洞目光颇为忍耐，对我每天朗读当日写作成果十分宽容。

第四章有个短得多的早期版本，最早见于拜伦·霍林海德编辑的论文集《我但愿我在那儿》（纽约，2006年）。

匆匆写作的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历史学家是亨利·亚当斯。他对杰斐逊和麦迪逊总统任期的不朽记述聚焦于略晚的年代，但他完美结合了优雅与讽刺，为我试图讲述的故事树立了典范。

本书献给我的小儿子，这位16岁少年声称能比父亲写得好，还说这是我早就欠他的。

约瑟夫·J.埃利斯

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

[1]
波士顿红袜队是一支棒球队。

[2]
新英格兰义士队是一支橄榄球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创世记 : 建国历程的胜利与悲剧，1775—1803 / (美) 约瑟夫·J. 埃利斯著 ; 汪蘅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2018.1

书名原文： American Creation: Triumphs and Tragedies at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ISBN 978-7-5086-8015-6

Ⅰ. ①美…Ⅱ . ①约…②汪…Ⅲ . ①美国－近代史－大事记－ 1775-1803 Ⅳ . ① K7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 第197056号

美国创世记：建国历程的胜利与悲剧，1775—1803

著者：［美］约瑟夫·J. 埃利斯

译者：汪蘅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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