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斯大林

［英］西蒙·蒙蒂菲奥里——著

徐展雄——译

YOUNG

STALIN

SIMON

SEBAG

MONTEFIORE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年斯大林／（英）西蒙·蒙蒂菲奥里著；徐展雄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2

ISBN 978-7-5139-1076-7

Ⅰ．①青…　Ⅱ．①西…②徐…　Ⅱ．①斯大林（Stalin，Joseph Vissarionovich 1879-1953）—传记　Ⅳ．①A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17612号

YOUNG STALIN by SIMON SEBAG MONTEFIORE

Copyright：©2007 BY SIMON SEBAG MONTEFIOR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eorgina Capel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Inc．，Labuan，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17 Shanghai Insight Media Co．，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6-9091

青年斯大林

QINGNIAN SIDALIN

［英］西蒙·蒙蒂菲奥里　著　徐展雄　译

出版人　　许久文

出品人　　陈垦

出品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市巨鹿路417号705室（200020）

责任编辑　王颂

装帧设计　王瞻远

责任印制　王磊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融科望京中心B座601室（100102）

（010）59419778　59417747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9.75

字　　数　398千

书　　号　ISBN 978-7-5139-1076-7

定　　价　78.00元

版权专有，未经本社许可，不得翻印。

目录

INTRODUCTION 序

PROLOGUE 序曲 攻袭银行

PART ONE 第一部分

1 凯可的奇迹：索索

2 疯狂贝索

3 拳击、摔跤和唱诗

4 一场哥里的绞刑

5 诗人与神父

6 “眼神灼人的年轻人”

7 宿舍之战：索索对决“污点”神父

8 气象员：党派和王子

9 斯大林转入“地下”：秘密活动

10 “我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打工！”——巴统的纵火、屠杀和逮捕

PART TWO 第二部分

11 囚犯

12 冻坏了的格鲁吉亚人：西伯利亚放逐之旅

13 布尔什维克的情人

14 1905年：山地之王

15 1905年：士兵、乞丐和裁缝

16 1905年：山鹰——斯大林与列宁的会面

17 穿灰衣的人：婚姻、骚乱（和瑞典）

18 劫海船与做父亲

19 斯大林在伦敦

20 卡莫疯了

21 卡托的悲剧：斯大林的追悔莫及

22 “黑色之城”的大佬：财阀、保护费和海盗

23 跳蚤比赛、清除叛徒与逼疯——监狱游戏

24 “大河雄鸡”和贵妇

25 “牛奶工”：斯大林是沙皇间谍吗？

PART THREE 第三部分

26 两位失落的未婚妻和一位怀孕的村妇

27 中央委员会和“万人迷”女学生

28 “不要忘记那个名字，敬畏它！”

29 “逃亡大师”：卡莫的最终一跃和最后的银行攻袭

30 和神秘的瓦伦蒂娜一起旅行

31 1913年的维也纳：神奇的格鲁吉亚人、奥地利艺术家和老朽的帝王

32 秘密警察的舞会：伪装者的出卖

PART FOUR 第四部分

33 “亲爱的，我很绝望！”

34 1914年：北极圈的情事

35 猎人

36 西伯利亚的鲁滨孙

37 斯大林的鹿拉雪橇和西伯利亚之子

PART FIVE 第五部分

38 1917年春：为难的领袖

39 1917年夏：大街上的水兵

40 1917年秋：索索和娜迪亚

41 1917年冬：倒计时

42 光辉的1917年10月

43 权力：斯大林走上前台

EPILOGUE 尾声

老去的“暴君”——回忆往事

STALIN’S NAMES，NICKNAMES，BYLINES AND ALIASES 斯大林的曾用名、昵称、笔名和化名

LIST OF CHARACTERS 人物表

NOTE 备注

ACKNOWLEDGEMENTS 致谢

INTRODUCTION

序

“所有年轻人都是一样的，”斯大林说，“那么，为什么还要写……青年斯大林呢？”然而，他错了：无论在人生的哪个阶段，他都是如此与众不同。他的青春富有戏剧性，他是个爱冒险的、异于常人的年轻小伙。年迈时，他曾被请求忆叙年轻时那些扑朔迷离的事件，可当时的他却改了主意。他谨慎地说：“将来，每个人都会了解那些秘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揭开了他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讲述了他是如何最终成为新生的苏联政府中列宁的关键助手的。我想，他对自身秘密的判断是正确的：时至今日，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可以被披露了。

关于青年斯大林的著作少之又少（相比之下，有关青年希特勒的则有很多），这是因为史料的缺乏。然而，这并非事实。最新公开的档案，特别是那些容易被人忽视的格鲁吉亚的档案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青年斯大林：他不但是个革命家、诗人、见习牧师，还是个丈夫和多情的爱人，曾有过多段罗曼史。

青年斯大林的面目或许并不那么清晰，但和列宁与托洛茨基的青年时代一样精彩，甚至比他们的更加跌宕起伏。正是那段岁月，使他成为了之后接手至高权力的斯大林，并得以应对权力所带来的辉煌和悲剧。那段岁月成就了他，也毁了他。

早在参加革命之前，斯大林便已颇有成就，并早已做出超出我们想象的事情。他曾参加过多种形式的武装剥夺、袭击行动。恰恰是这些事情吸引了列宁对他的瞩目，列宁着力把他往这个方向培养，而在苏联的政治丛林中，他的这些技能被证明具有极高的价值。然而，青年斯大林绝非仅是如此：他也是个杰出的政治组织者，他曾负责并执行过渗入沙皇特工系统的一系列行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在“大清洗”时的毁灭反而造就了他们作为伟大政治家的名声，可斯大林和他们不同，斯大林并不惧怕用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不过，斯大林之所以能成为列宁的左膀右臂，并不全然是因为他是个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的人。他是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富有远见的政治家，还是个充满活力的编辑和记者，他从来不惧怕冒犯列宁这位长辈。他的成功至少部分是因为他是个罕见的结合体：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在神学院中），却又能执行街头武装行动；他既是“知识分子”，又是冷酷的人。在1917年革命胶着之时，斯大林成为了列宁最得力的手下。这几乎是种必然。

为了完成此书，我花了将近10年时间走访了9个国家和23个城市或地区。其中包括圣彼得堡、巴库、沃洛格达、西伯利亚、柏林、斯德哥尔摩、伦敦、巴黎、坦佩雷、赫尔辛基、克拉科夫、维也纳以及美国加州的斯坦福，但我把主要的精力花在了莫斯科、第比利斯和巴统新近公开的档案中。

《青年斯大林》是本自成一体的书。它所记叙的是成为权势人物之前的斯大林——1917年11月正式进入苏俄政府工作前的斯大林，而我的上一本书《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庭院》（Stalin：The Court of the Red Tsar）则讲述了他的后半生，自他掌权为始，以他于1953年3月去世为终。这两本书想描写的不但是这个人、这位政治家，也包括他所身处的环境。斯大林是20世纪最神秘，也最令人着迷的伟人，我希望这两本书能展现这位终极政治家的成长历程和早熟，也希望读者能通过它们一窥其貌。残酷的成长环境是如何让斯大林成为了杰出的政治家？这个出生于1878年的皮鞋匠的儿子，这个在1898年心怀理想的神学院学生，这个在1907年执行剥夺行动的年轻人，这个1914年的西伯利亚流放者，到底是如何最终成为20世纪30年代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1945年柏林的征服者的？

我的这两部作品并不奢望能涵盖斯大林生命中的所有方面——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军事的、国际关系的，以及私人的——早已有人出色地完成了这方面的研究。罗伯特·康奎斯特的《斯大林：民族破坏者》（Stalin：Breaker of Nations）是这方面的权威著作，康奎斯特是斯大林传记的奠基人。最近，罗伯特·瑟维斯又写了《斯大林传记》（Stalin：A Biography）。他们涉及的面要比我广泛得多，我也不可能超越他们。

我的这两部作品着力描写的是斯大林私密的政治与个人生活，兼顾到那个创造苏联并统治苏联直至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小团体。对此，我并没有遗憾。对于我们而言，同样对于布尔什维克党而言，意识形态是团结或决裂的基础，但是，新公开的档案显示，在列宁和斯大林执政期间，寡头政治中的个人与同志关系恰恰是其政治的精髓。

从各方面来看，斯大林漫长的青年时期的确扑朔迷离。他在1917年前的人生鲜为人知，而他也刻意营造了这种神秘性。那时的他是地下革命“黑色工作”的执行者。究其本质而言，这些工作必然是隐秘的、暴力形式的、不可或缺的——当然也是被当局禁止的。

掌权之后的斯大林为了能继承列宁的位子，必须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合法”的英雄形象。但他恰恰不具备这方面的基础，因为他干尽他所谓的政治中的“脏活”：他无法向外人讲述那段过往，因为这对于一位伟大的国家首领而言匪气太重，或者因为这对于一位苏俄领袖而言显得过于像格鲁吉亚人。为此，他对自身形象进行了全方位的重塑，他创造了一个“斯大林”，掩盖了真相。反讽的是，这一自我重塑的运动太过于荒诞了，以至于引起了某些人——甚至是局外人——的抗议，从而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反斯大林阴谋论。对于他的政治对手而言，也对于我们这些后世的历史学家——特别是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没有接触过他在高加索地区的经历，而那里却正是斯大林成长的地方——而言，作出以下判断是极为容易的：他的形象是全然虚构的，他根本就是个无所作为的投机分子。个人崇拜会篡改史实，而全盘否定亦是如此，它正是建筑在这些阴谋论之上的。

在所有这些阴谋论中，以下这则分外别有用心：斯大林是沙皇秘密警察的双重间谍吗？这位独裁者曾有两名最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尼古拉·叶若夫和拉夫连季·贝利亚。两人害怕斯大林会除掉他们——而在此之后，斯大林也的确这么做了——于是，他们曾在暗地里搜找过能证实此传言为真的证据。可惜的是，虽然他们的背后是强大的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也无法找到任何确凿的证据。

还有另一则更加深入人心的传言：几乎每个历史学家都曾引用过托洛茨基和苏哈诺夫的话，前者曾说斯大林只是个“平庸的”乡下人，后者则说在1917年时，斯大林只不过是个“不显眼的愣头青”。大多数历史学家都选择相信了托洛茨基。在他们看来，斯大林这个“平庸者”在1905年和1917年的关键时刻都缺乏表现，用罗伯特·斯鲁塞的话来说，他就是“错过革命的人”。

然而，如果斯大林真是个“平庸者”的话，他又怎么可能从列宁、布哈林以及托洛茨基这些杰出的政治家中脱颖而出，夺取最高权力，并游刃有余地一手大搞工业化、镇压反抗的农民，一手又进行“大清洗”运动呢？如果斯大林真是个“愣头青”的话，他又怎么可能成为极具效率的世界领袖？不要忘了，这个人不但让整个苏联工业化了，而且其光芒甚至超越了丘吉尔和罗斯福，是他组织了列宁格勒战役并战胜了希特勒。我们怎么可能想象一个在1917年前还如此平庸的人会成为改变20世纪历史的伟人呢？斯大林到底是如何成为斯大林的？

事实上，斯大林从始至终都是斯大林。无论是他的政敌还是友人都必须承认，斯大林从其童年时期开始便与众不同。托洛茨基的论断具有偏见，且毫无根据，而我们却以此作为结论。真实的斯大林根本不是如此。托洛茨基的话与其说描述了一个青年斯大林，还不如说显示了他本人的虚荣、势利和缺乏政治技巧。所以，本书的首要任务便是还原斯大林掌权的真实历史过程，既不要受斯大林造神神话的影响，也不要受反斯大林阴谋论的干扰。

历史学家喜欢写历史伟人早期生涯的传记。温斯顿·丘吉尔回忆过他的青年时代，而有关方面的传记有很多。其他很多历史伟人也一样，比如说两位罗斯福总统。青年希特勒的传记甚至成了图书的一大类别，虽然它们中没有一本可以和伊恩·克肖的《希特勒（1889—1936）：傲慢》（Hitler：1889-1936 Hubris）的第一卷相提并论。

虽然关于斯大林的著作成千上万，可是，西方作者所著的涉及他1917年之前生涯的传记只有两本：其一是罗伯特·特克的《作为革命家的斯大林》（Stalin as Revolutionary），它深度剖析了斯大林的政治生涯及其内心，但它写作于新档案公布之前；另一本是爱德华·伊利斯·史密斯的传记（1967年），这本书深受“冷战”影响，充斥着反斯大林阴谋论，并声称“斯大林是沙皇的特工”。在苏联，有关方面的著作则更多，但大多数停留在了八卦窥私的层面。当然，其中也不乏佳作。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谁在斯大林背后》（Kto stoyal za spinoi Sta-lina）资料详尽，颇为出色。我的这本书受惠于上述三者。

苏联时期的斯大林曾发起过许多令人费解的行动，比如说，他对农民阶级的强硬态度，他对保密工作的重视和妄想狂症，“大清洗”中以莫须有的罪名大开杀戒，将党的利益置于家庭和生命之上，由于希特勒1941年突袭成功而对苏联间谍的怀疑——所有这些都可以追溯到他的地下革命生涯，他所参加过的对秘密警察组织奥克瑞纳（Okhrana）的行动，以及他作为高加索人所秉持的价值观和为人风格。当然，具有这些经历和价值观的并非仅有斯大林一人。

早在1917年，斯大林便已认识了日后成为苏联政治精英和其幕僚的大多数人。在苏联建立的过程中，高加索人——以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和邵武勉为代表——以其对武装斗争的嗜好和宗族主义作出过特别的贡献，其重要性丝毫不逊于拉脱维亚人、波兰人、犹太人，甚至俄国人。日后，这些人成为了“委员会”的核心，成为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心脏，而当斯大林试图清洗知识分子、犹太人、移民，以及聪慧过人、对斯大林形成威胁的托洛茨基时，他们团结在了斯大林的周围。他们对内战的残酷习以为常，因为他们和斯大林成长于同一个街头，经历了地下武装斗争、宗族冲突和种族灭绝的洗礼。他们信仰暴力斗争。不过，我并不想以心理分析的方式解读斯大林，因为这种解读缺乏证据支持，且过于简化。我希望读者了解，斯大林的童年并不仅仅是悲惨的，而苏联也不仅仅建筑在马克思主义之上。

不过，斯大林其人性格的成型尤为重要，因为他的执政带有很多个人色彩。更有甚者，列宁和斯大林日后打造的苏联体制，早在革命之前的那个小团体中便有了雏形。事实上，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我们就必须意识到，无论是在第比利斯小旅馆的密室中创建地下小团体时，还是在克里姆林宫执掌全世界最庞大的帝国时，这些布尔什维克党人所运用的，皆是同一种隐秘的政治手段。

历经“大清洗”的苏联社会分崩离析，缺少强大的市民组织。它仍被一小簇自我美化的小集团统治着，而他们的统治仍将延续下去。

在1917年，斯大林认识列宁已12年之久，他和其他很多关键性人物更是相识了长达20多年。所以，本书并不仅仅是斯大林个人的传记，还是他们那帮人的编年史和苏联的史前史。我所描绘的是一只生活于地下的幼虫，且让我们看看它是如何静静地破茧，从而变成一只长着钢铁翅膀的蝴蝶的吧。

PROLOGUE

序曲

攻袭银行

1907年6月26日，星期三，上午10点半。一个穿着皮靴和骑马裤、蓄着时髦八字须的骑兵队长来到了闷热的第比利斯中央广场。他挥舞着巨大的锡卡西昂军刀，在马背上和两位穿着考究、打着折叠遮阳伞的漂亮的格鲁吉亚女孩打情骂俏——而此时此刻，她们的裙子里藏着两把毛瑟枪。

广场的街角上有好几个看上去放荡不羁的青年小伙，他们穿着亮色的宽松衬衣和肥大的水手裤，他们的怀里都揣着左轮手枪和手榴弹。广场上有家声名狼藉的酒吧，名为“迪利普丘利酒馆”。此时，一群全副武装的革命者已经占领了这座酒馆的酒窖，他们正兴高采烈地邀请过客进来和他们共饮一杯。而他们所有人其实都在等待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引爆第一个炸弹。那一年，约瑟夫29岁。之后，他将以“斯大林”之名为全世界所熟知。

除了这些革命者之外，很少有人知晓他们要于今日执行一个武装行动，从而引起“关注”，可斯大林业已为此准备了好几个月。有个名为弗拉基米尔·列宁的人大致了解他们的行动。他是布尔什维克党[1]的领袖，当时却藏身于远在北方芬兰卡勒比的一幢别墅中。几天之前，列宁在柏林和伦敦私密会见了斯大林，同意执行这起武装行动。虽然就在不久之前，社会民主工党刚刚禁止了所有形式的“剥夺”——这是他们对攻袭银行等革命武装行动的委婉说法。然而，斯大林总是小心谨慎地执行每次剥夺行动、抢劫和暗杀，这让他成为了“布尔什维克中心的主要资助者”。

最终，那天所发生的事件将登上世界各大新闻媒体的头条，动摇第比利斯的统治基础，并进一步让业已分化的社会民主工党陷入内斗的危机：那一天成就了斯大林，也几乎败毁了斯大林——那是他人生中的分水岭。

在埃里温广场，20个革命者——他们是斯大林所领导的“组织”的核心人物——已经各就各位。他们的哨兵正观望着果洛文斯基·普罗斯佩克特大道——这条优美的主干道正位于总督宫殿恢宏的白色意大利式建筑之前。他们正等待着马车嘀嘀答答的马蹄声和随之而来的哥萨克骑兵队。骑兵队的首领就是那个挥舞锡卡西昂军刀的年轻人。他勒马腾跃，而后跳了下来，开始在这条时尚的大马路上漫步。

这条大道的每个街角都有哥萨克士兵或警察：当权者已经听闻了风声。自从那年1月以来，流言便满天飞。沙皇秘密警察“奥克瑞纳”的告密者、间谍以及他的宪骑兵都曾多次汇报，革命者和犯罪分子都在秘密策划行动。在这个地下活动的早期时代，我们很难分清匪徒和革命者，也很难辨别虚张声势和真实行动。可是，用今日情报专家的话来说，有关革命者试图引起“关注”的“谣言”已经流传长达几个月之久。

在那个闷热得令人发晕的早晨，我们依然很难想象充满东方色彩的第比利斯（旧称为“第弗利斯”，格鲁吉亚共和国的首都）与圣彼得堡——沙皇俄国的首都，在第比利斯1600公里之外——同属于一个国家。它建于姆他兹明达（Mtatsminda）圣山之畔，古旧的街道延伸至山坡的陡峭处，而在此之上的则是造型奇特的别墅，每家每户都有装点着生长多年的葡萄藤的阳台。那里的人们还未用上自来水和电。第比利斯还是个大农村，那里的每个人都彼此相识。

第比利斯的费雷林斯卡亚大道是上流阶级住宅区。它离中央广场仅一步之遥，紧挨着军队总部。斯大林的妻子正住在那里。这位名为卡托·斯瓦尼泽的漂亮格鲁吉亚女人是个裁缝，她刚刚为斯大林生下了一个名为雅科夫的儿子。他们互相爱慕：虽然斯大林脾气暴躁，但他对卡托的爱毋庸置疑，而卡托也崇拜斯大林，愿与之分享他对革命的狂热。此时此刻，卡托正抱着儿子坐在阳台上沐浴着阳光，她不知道——正如第比利斯也不知道——她的丈夫即将为她带来巨大的震惊。

这座小城是高加索——黑海和里海之间荒芜的、遍布群山峻岭的沙皇领地——的首都。这里民风彪悍，时有动荡。相较之下，果洛文斯基·普罗斯佩克特大道简直就是农村里的香榭丽舍大街。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剧院、摩尔式风格的歌剧院、大饭店、格鲁吉亚王子的宫殿和亚美尼亚石油大亨的豪宅在这条街上一字排开，可是，一旦走过军队总部，埃里温广场则打开了另一扇门：那一头尽是亚洲风情的小房子。

穿着异域风格服饰的小摊贩叫卖着辛辣的格鲁吉亚豆子和一种名为“khachapuri”的芝士蛋糕。亚美尼亚人和波斯人集市里充斥着运水工、小摊贩、扒手和搬运工。这里的街巷更像是黎凡特的露天市场，而非属于一座欧洲城市。骆驼和驴子迈入旅店，它们满载着波斯和中亚的丝绸、香料以及从格鲁吉亚乡下运来的水果和葡萄酒囊。旅店年轻的服务生和跑堂为客人提供食宿，帮他们卸下货物，为骆驼卸下套具——有空的时候，他们会朝广场望上一眼。我们从现今公开的格鲁吉亚档案中了解到，斯大林和《雾都孤儿》里的费金一样，会发动这些正值青春期的、对革命充满向往的旅店服务生，让他们帮他作侦查和通风报信。与此同时，在其中一家旅店晦暗的密室里，组织者正在向革命者做动员工作，他们最后一次演练了计划的整个流程。那一天早晨，斯大林也在这个密室之中。

那两位手执折叠遮阳伞、身藏左轮手枪的漂亮女孩名为帕西亚·戈尔多瓦和安妮塔·苏拉科维利泽。她们“有一头棕色的秀发，身材苗条，大大的黑眼睛很讨年轻人喜欢”。她们迈着轻快的步伐穿过广场，来到军队总部的门外。她们开始和俄国军官、身穿蓝色制服的宪骑兵以及罗圈腿的哥萨克人调情。

直至今日，第比利斯依然是一座悠闲的城市。那里有很多露天的酒馆，行人经常会停下脚步在酒馆喝上一杯。格鲁吉亚人爱炫耀、容易激动，很像意大利人。格鲁吉亚人和其他高加索人穿着传统的乔卡——齐膝的长大衣，对襟开，上面装饰有子弹状的扣子——大声歌唱着，大摇大摆地走在街道上。戴着黑色头纱的格鲁吉亚女人和穿着欧洲时髦服饰的俄国军官的妻子走进普希金花园的大门，和波斯人、亚美尼亚人、车臣人、阿伯卡茨人，以及穿戴着异域风情帽子和服饰的山区犹太人一起购买冰糕和柠檬果子露。

小流氓们打量着人群，伺机下手。穿着白色法衣的见习牧师在大胡子、穿着大袍的老师的带领下走了过来。白色廊柱的神学院就在街道的对面。9年前，斯大林也曾在那里学习过，他差点就取得了牧师的资格。这座城市鲜有斯拉夫或俄国色彩，东西方交融的高加索图景在这里野蛮地生长。而这片土地，便是孕育斯大林的地方。

安妮塔和帕西亚确定了一下时间，继而分头朝广场的两边走去。在宫殿大道上臭名昭著的迪利普丘利酒馆中，受骗的客人——王子们、皮条客们、告密者们和小偷们——早已喝起了格鲁吉亚葡萄酒和亚美尼亚白兰地。这里离萨姆巴托夫王子用金钱所堆积出来的宫殿并不远。

就在这个时候，大卫·塞基拉什维利——他也是革命者，认识斯大林以及其他几个人——来到离酒馆不远处的一家商店，造访商店的主人、他的朋友。一个名叫巴楚亚·库布里亚什维利的家伙在酒馆门口认出了他，兴高采烈地邀请他进来，立刻为他端上一把椅子，并根据格鲁吉亚的传统给了他一杯红酒。大卫喝完酒急着想走，可是巴楚亚却“极其礼貌地”邀请他再待一会儿，“品尝更多的小吃和美酒”。大卫意识到，“他们只让人进来，却不会让人出去。门口有持枪的人把守着”。

帕西亚·戈尔多瓦这位身材苗条、褐色头发的美女正在广场一头盯梢。她发现一群护卫队正骑马向她而来。于是，她跑过街角，来到普希金公园，冲着正在门口等候的斯特普科·因茨基尔韦利挥舞手中的报纸。

“开始行动！”斯特普科低声说道。

紧接着，斯特普科向守在迪利普丘利酒馆门口的安妮塔·苏拉科维利泽点了点头。安妮塔回头示意酒吧里的其他人。守在门口的枪手也召唤他们。塞基拉什维利看到，酒馆里的那些人“一收到信号”便放下酒杯，拿出手枪，冲了出去，在广场上四散开来——这些穿着肥大裤子的年轻人身材消瘦，已经好几个星期没吃过什么东西了。他们大都是穷苦人，有些人则是王子——在格鲁吉亚的省份里有很多住在破陋城堡中的贫困王子。要说他们目前的行为非常冒险，他们这么做却也不是为了钱：他们是在响应列宁、党以及他们在第比利斯的领袖斯大林的号召。

“我们每个人的职责在事先都早已分配完毕。”亚历山德拉·达拉赫韦利泽说。她是参与行动的另一位女孩，是安妮塔的朋友。虽然她才19岁，但已经参加过好几次剥夺行动了。

革命者们朝各自负责的广场警察冲了过去——这些警察被戏称为“gorodovoi”，即“街头的法老”。两位枪手击中了市政厅之外的哥萨克骑兵；剩余的人则朝韦利亚米诺夫街的街角和亚美尼亚集市冲了过去，那里离国家银行不远。在还未出版的回忆录中，亚历山德拉·达拉赫韦利泽回忆了她和两位枪手守卫一个街角的经历。

此时，之前还若无其事地假装看报纸的巴楚亚·库布里亚什维利看到了远方被马蹄扬起的尘埃。他们来了！巴楚亚收起报纸，准备就绪……

那位之前挥舞着军刀、在广场上闲庭信步的骑兵队长警告行人们赶快逃离，但没人听他的话。于是，他再次跳上那匹良驹。他当然不是什么军官，他是格鲁吉亚帅气剑客和非法之徒的完美化身，是骑士和匪徒的完美结合体。他叫卡莫，年仅25岁的他是“组织”的领导。正如斯大林所言，他是“异装的大师”，无论是富裕的王子，还是洗衣工，他都能演得惟妙惟肖。他的行动有些僵硬，而他那只半瞎的眼睛则不断地眨巴和转动着——就在几个星期前，他自己制造的炸弹击中了他的脸部。他还没完全恢复过来。

卡莫被斯大林“完全征服”了，并由此信仰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共同成长于哥里——离第比利斯72公里远的小镇，那里的人民崇尚武力。他是个抢过银行、越过狱，却也头脑简单、容易轻信的人，对武装斗争十分在行。他的面容“毫无光泽”，眼睛无神，却有一副平静得吓人的神情。他对斯大林忠心耿耿，时常对他说：“让我为你杀了他吧！”天底下没有他不敢干的事，也没有会让他害怕的事。

斯大林冷漠却有魅力。在他的一生中，他的这种特质会为他吸引很多敢于挑战沙皇统治的人。这位他自儿时便认识的卡莫和这些革命者便是最初的一群。“那些年轻人毫无私心地跟随斯大林……他们对他的崇拜让他得以施行铁的纪律。”卡莫经常造访斯大林的家。他挥舞的那把军刀正是卡托父亲的，他说他“要扮演一个哥萨克军官”。即便是列宁——这位成长于贵族家庭，对人吹毛求疵的律师——也被蛮勇的卡莫吸引，称他为“高加索好汉”。晚年的斯大林曾回忆道：“卡莫真是个奇人。”

“队长”卡莫掉转马头，朝大道的另一头奔去。他和正朝他迎面而来的护卫队擦身而过，可他却全然不顾。在此之前，他吹嘘道，一旦枪战开始，整个行动“将在3分钟内结束”。

哥萨克骑兵队驱马来到埃里温广场。两骑骑兵打头阵，两骑殿后，还有一骑守在两辆马车边上。第一辆马车里坐着两个穿着礼服的人，他们是国家银行的出纳库尔久莫夫和会计戈洛夫尼亚。马车上还有两个手持来福枪的士兵。第二辆马车里则坐满了警察和士兵。马蹄声在广场上回响。他们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便能穿过广场，拐弯来到索罗拉基街。新建的国家银行正在那条街上，门口的狮子雕塑和神像象征着俄国资本主义的权威。[2]

巴楚亚把报纸往下放，给出了信号。接着，他扔掉报纸，拿出了枪。同伴们纷纷拿出了他们所谓的“苹果”——那是些强力手榴弹，是由安妮塔和亚历山德拉偷运进第比利斯的。在此之前，他们把手榴弹藏在了一个大沙发里。

枪手和女孩们拉掉引信，冲着马车扔出了4颗手榴弹。刹那间，手榴弹在马车底下爆炸，震耳欲聋，冲击力极强。马匹和马车里的人都被炸得血肉横飞，手榴弹的碎片和血浆一起四溅开来。革命者们拔出毛瑟枪和勃朗宁枪，冲着广场上的哥萨克骑兵和警察射击。后者毫无提防，不是被击中倒地，便是赶紧窜逃，寻找掩体。被引爆的手榴弹多达十几颗。目击者称它们来自四面八方，甚至有从屋顶扔下来的——据说，当时的第一颗炸弹是由斯大林本人从萨姆巴托夫王子宫殿的屋顶扔下的。

银行的马车停了下来。行人们尖叫着四处逃散，寻找掩护。有些人以为发生了地震：难道是圣山将倾吗？“没有人能判断巨响是由大炮还是炸弹造成的，”在此之后，格鲁吉亚当地的《箭报》（Isari）报道称，“巨响造成了全面的恐慌……整座城市的人们都开始逃亡。马车和货车急转掉头，赶紧离去……”大楼上的烟囱都倒了下来。从事发中心到总督宫殿的所有玻璃窗都被震碎了。

当时，卡托·斯瓦尼泽正在自家的阳台上和家人一起照料斯大林的孩子。“突然间，我们听到了爆炸声。”她的姐姐萨什克回忆道，“我们被吓坏了，赶紧躲进屋里。”她们看到窗外升起了黄色的烟雾，人群陷入了恐慌，到处都是被炸死的马匹和被炸伤的人。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拉着马车的一匹马抽搐了一下，又活了过来。正当革命者们冲向马车试图夺取装在后面的钱袋时，这匹马冲出混乱，朝着山下的士兵集市（Soldiers Bazaar）奔了过去。它带着的钱是斯大林答应列宁要夺来用以革命的。

在接下来的整整一个世纪中，斯大林在此次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长期受到质疑，却也无法得到证实。不过，现在，莫斯科和第比利斯新近公开的档案明确地告诉我们，他就是整起事件的主谋，早在几个月之前，他便开始招募行动的“内应”。格鲁吉亚的档案中有一份他妻子的姐姐萨什克·斯瓦尼泽留下的回忆录，据其记叙，斯大林曾公开承认自己是行动的指挥。[3]银行攻袭事件发生一个世纪后，真相终于被揭露了。

斯大林对“政治的脏活”颇为享受，他喜欢在革命的“阴谋剧”中扮演关键性角色。在他成为苏联的领袖之后，他曾隐晦甚至感怀地提起过那些“哥萨克和匪徒”——Kazaki i razboyniki，俄语中的“警察与强盗”——的游戏，可他从来没谈起过细节，因为这将损害他作为国家元首的形象。

1907年的斯大林是个瘦小而又神秘的年轻人，有很多化名。他经常穿红缎子的衬衣、灰色的外套，戴着标志性的黑色软呢帽。有些时候，他会穿格鲁吉亚传统的乔卡，还会戴上白色的高加索头巾，让它花哨地垂在肩上。他总是在搬家和逃亡，所以他有很多沙皇贵族穿的制服。他会用它们乔装打扮。他甚至会为了逃跑乔装成女人。

他很受女性欢迎。他会唱格鲁吉亚的民谣，会大声朗读诗歌。虽然他颇有魅力且富有幽默感，但他依然是个阴郁的人，带着格鲁吉亚北方人奇怪的冷酷感。他那“灼人的”眼睛会在表示友好的时候变得迷人可爱，却也会在愤怒时变成黄色。他还没有蓄上后来在他执政时期标志性的胡须和向后梳起的头发——这时的他有时以一脸大胡子和长发示人，头发是褐色的，并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变成黑色。他满脸雀斑和痘子，走起路来很快却有点跛。他总是别扭地举着左臂，那是他在儿时受伤落下的病根。

他不知疲倦，满脑子的主意和想法。他很好学，同时也是天生的老师。他爱好小说和诗歌，但他对文学的喜爱却永远不及他对指挥和领导、消灭敌人和报复小人的欲望那么强烈。他很有耐心，冷静而又谦逊，可又会在突然之间变得自负、固执而又敏感，一不小心，他那根狠毒的雷管就会被点燃。

他从小浸淫在崇尚尊严和忠诚的格鲁吉亚文化中，他是个勇敢的现实主义者、爱挖苦人的犬儒主义者和冷酷无情的武装革命者：正是他一手策划了银行攻袭，正是他缔造了“组织”这一武装团体，而他则像黑手党首领一般在暗处指挥着“组织”。他故意让自己显得像农民一样粗俗，这使得他的同志们对他敬而远之，但他也不会向任何恃才傲物的对手显露自己敏感的一面。

他幸福地娶了卡托，却无情地选择了居无定所的生活。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让他超越常人的道德观和责任感，不受爱的羁绊。可是，当他对他人的狂妄自大说三道四时，他却对自己对权力的渴望毫无意识。他珍惜自己内心深处的秘密。当他敲响朋友家的大门而他的朋友问门外是谁时，他会用一种半带自嘲的狂妄口吻说：“穿灰衣服的人。”

他是历史上最早的职业革命家之一。“地下”是他天然的庇护所，他以猫一般的优雅，带着他的破坏性秘密地穿梭于其中。“穿灰衣服的人”是个天生的极端主义者和阴谋策划者，而他同样也是一个真正的信仰者，“他自青年时期便是个积极的马克思主义者”。这起发生在高加索的街头武装行动是他暴力的狂欢，而他对暴力狂欢的喜好会渐渐膨胀，最终融入到苏联怪诞的政治文化中。

“斯大林开启了一个持械剥夺的时代。”约瑟夫·达夫里舍维——这次攻袭银行的主谋之一，斯大林家乡的伙伴——说道。我们曾经以为，斯大林会组织行动，却不会亲自参与。他或许没有亲身参与1907年的事件，然而，可以明确的是，经常带着毛瑟枪的他与其他几起剥夺事件的关系更加密切。

他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引起关注的机会。而他也知道，攻袭银行要想成功，“内应”不可或缺。具体到1907年的事件，他确实招募了两个“内应”。其一是个银行职员，斯大林富有耐心地感召了他。而后，他偶遇了一个同学，那人恰好为银行邮局工作。斯大林对其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说服，最终此人透露，有一笔巨资——可能多达100万卢布——将于1907年6月13日抵达第比利斯。

在此之后，这位关键性的“内应”说，自己之所以愿意协助这次影响巨大的剥夺事件，只是因为他欣赏斯大林在诗歌方面的天赋。也只有在格鲁吉亚这种地方，作为诗人的斯大林才能成就实施武装剥夺的斯大林。

马拖着马车和钱袋冲过广场。有些革命者慌了，可三位枪手立刻行动了起来。巴楚亚·库布里亚什维利一马当先冲向马匹。他不顾生命危险地把另一个“苹果”扔到马肚子下面。手榴弹瞬间爆炸，马的内脏横飞四溅，它的腿也被炸飞了。巴楚亚本人也被炸到天上，然后一头砸在马车上，晕了过去。

马车倾倒，终于停了下来。巴楚亚不能动弹了，但达提科·加布鲁阿什维利赶紧跳上马车，提起钱袋，摇摇摆摆地在浓雾中向韦利亚米诺夫街跑去。可是，他们早已陷入了混乱。达提科不可能提着那么多钞票跑那么远，他必须把钱袋交给别人——可是，他能交给谁呢？

烟雾渐渐消散开来。广场犹如刚刚经历了一场小型战役，尖叫声和枪声依然不绝于耳，马车倾倒在地，尸体散落在四周，血渐渐弥漫开来。没死的哥萨克人和士兵们跑了出来，捡起地上的武器。支援部队正在赶过来的路上。巴楚亚·库布里亚什维利回忆道：“所有同志都出色地执行了任务——除了3个胆小的逃跑了。”然而，此时此刻，达提科却发现自己孤立无援。他停下了脚步，刹那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行动的成败命悬一线。

那么，斯大林真的在萨姆巴托夫王子宫殿的屋顶上扔下了第一颗炸弹吗？有另一种说法。P．A．甫连科是斯大林欣赏的作家，据他说，斯大林亲自袭击了马车，并被一块炸弹碎片所伤。不过，这不太可能是真的。斯大林习惯出于安全考虑和所有人“保持距离”，而他也总是把自己看得很特殊。

据格鲁吉亚的档案记载，在20世纪20年代，卡莫曾在一次醉酒后声称斯大林根本没有参与行动，而只是旁观过。这一说法被另一个源自于警察的消息所印证，虽然这一消息源本身是否可靠值得商榷。据此消息源说，斯大林是在果洛文斯基·普罗斯佩克特大道“一幢宅邸的院子里，抽着烟观望了整场血腥杀戮”。而那幢“宅邸”的的确确是萨姆巴托夫王子宫殿。那条大道上的牛奶吧[4]、酒馆、修鞋铺、理发店、裁缝店里全都是奥克瑞纳的告密者。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斯大林，这位擅长突然遁匿的幕后指挥早在枪声响起前便已经离开了。事实上，据最可靠的消息称，他那天早上便已在火车站现身。

他完全可以从容地在火车站里通过搬运工和乞丐遥控埃里温广场的情况。如果这些充满民间智慧的无产者带来了坏消息，他可以立马跳上火车，消失不见。

就在行动危在旦夕之时，卡莫“队长”一手策马架着四轮马车，一手举着毛瑟枪冲入了广场。他对行动的失败倍感愤怒，“真像一个骑兵队长”一样咒骂着。他疯狂地驾着四轮马车转圈，以一己之力扭转了广场上的局势。然后，他策马向达提科冲了过去。他俯下身来，在一位女枪手的帮助下提起了钱袋，把它们扔进四轮马车里。他迅速掉转方向，沿着大道从总督宫殿前路过。而此时，总督宫殿前已经聚集了大量士兵，哥萨克骑兵们纷纷上马，增援的命令已经下达。

卡莫看到一辆警局的四轮马车正朝他冲过来。驾车的正是警局副局长A．G．巴拉甘斯基。“钱在我这儿。快去广场。”卡莫对他喊道。巴拉甘斯基毫不怀疑，径自向广场奔去。第二天，巴拉甘斯基才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大错。他自杀了。

卡莫来到维托拉亚·冈查纳亚大道，把马车驶入一栋房子后的工匠铺的院子。这栋房子的主人是个名为芭芭拉·“贝比”·博乔里泽的老妇人。斯大林和贝比的儿子米哈相识，曾在这里留宿过好几个夜晚。他正是在这里策划了整起行动。当地警察对这个地址相当熟悉，可是，实施行动的同伴们至少贿赂了一个宪兵官。这位名为祖博夫的队长后来因受贿而被起诉——他甚至帮革命者把钱藏了起来。精疲力竭的卡莫把钱袋交了出来，脱下制服，赶紧往大汗淋漓的脑袋上浇了一桶水。

斯大林策划的令人震惊的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伦敦《每日镜报》做了题为“炸毁一切：革命者在大庭广众下进行毁灭性袭击”的报道。报道称：“今天的袭击发生在城市中央人满为患的广场。他们至少接二连三地扔了10个炸弹。爆炸造成了很多伤亡……”《泰晤士报》报道的标题为“第比利斯炸弹袭击”。巴黎《时代报》的标题则更加简洁：“灾难！”。

第比利斯也陷入了骚乱。高加索总督沃龙佐夫—达什科夫是个温和的人，这次却公开谴责“恐怖分子的厚颜无耻”。“政府和军队都已经行动起来，”《箭报》称，“警察和巡逻队展开了全城搜查。很多人被捕……”与此同时，圣彼得堡也勃然大怒了。沙皇下令必须找到钱袋和“抢劫者”。一个特别侦探小组成立了，他们正前往第比利斯调查。道路被封锁，埃里温广场被包围了起来，哥萨克骑兵和宪兵队逮捕了嫌疑犯。每个告密者和双重间谍都被问话，他们也都把自己所了解的全盘托出，可没一个人知道真正的“抢劫者”到底是谁。

银行的马车里留下了2万卢布。有个幸存的马车夫抱着侥幸心理偷了9500卢布，后来被抓了起来。警察对他严刑拷打，但他对以斯大林和卡莫为首的“组织”一无所知。一个胡言乱语的女人自首了，她说自己就是银行抢劫犯，却被证明只是疯了而已。

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参加了这次行动——目击者称他们看到了差不多50个人从屋顶上，甚至从圣山上扔炸弹。没人目击卡莫带走钱袋。奥克瑞纳得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说这是国家监守自盗，有人说这是波兰的社会主义者干的，有人说是罗斯托夫的无政府主义者，还有亚美尼亚的达什纳克会抑或社会主义革命者。

没有一个人被逮捕。即便是库布里亚什维利也及时地清醒了过来，成功逃亡了。在混乱不堪的局面中，行动者四散而逃，混入了人群。其中还有一位叫埃利索·洛米纳泽的。当时，他负责和亚历山德拉一起看守一处街角。事成之后，他溜进了一个教师协会，偷了一件教师制服，然后穿上制服大摇大摆地回到广场，好好欣赏了一番自己的杰作。“每个人都活了下来。”亚历山德拉·达拉赫韦利泽在她1959年的回忆录中说。可惜的是，那个时候，她是这群注定悲剧的行动者中唯一还活着的人。

广场上的伤者多达50人。3个哥萨克骑兵、银行职员和一些无辜的路人被炸得粉碎。出于审查原因，报纸并没有如实报道死亡人数，可据奥克瑞纳统计，大约40人在这次袭击中丧生了。附近的商店里建起了急救站。24位重伤者被送往医院。一个小时之后，路人们看到一辆如幽灵般的马车载着尸体和尸体碎片驶离果洛文斯基·普罗斯佩克特大道。它像是一辆刚从屠宰场开出来的、运载内脏杂碎的车。

国家银行不确定到底损失了25万卢布还是34.1万卢布，准确的数字抑或在两者之间——无论如何，这是一笔大数目，等同于今日的1700万英镑（或3400万美元），而它在当时的真实购买力则要更高。

博乔里泽和他的妻子马洛——另一位参与攻袭银行的女性——把钱缝进了床垫。苗条的帕西亚·戈尔多瓦用枪指挥搬运工和一些听从斯大林的乞丐把床垫运过库拉河，藏到另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这些床垫被铺在了第比利斯气象台台长的睡椅上。斯大林在离开神学院之后曾在气象台工作过。这是他在加入地下革命运动前的最后一份工作，事实上也是他于1917年加入列宁的苏俄政府前的最后一份活儿。事后，台长承认自己从来不知道他的头底下竟然垫着那么多钱。

很多消息源皆称是斯大林本人把钱藏在了气象台。虽然这听上去又像是一个神话，却不是没有道理：斯大林经常亲自押送剥夺来的钱财，持着枪，骑着马，越过山头，把这些从银行或其他地方剥夺来的钱运到安全的地方。

着实令人称奇的是，那天晚上，斯大林安全地回到了家，他甚至向卡托和家人兴奋地说他的手下们成功了。那个时候，钱早已安全地躺在气象台台长的床垫里，并将于不久后到达列宁的手里。没人怀疑斯大林，甚至连卡莫也是安全的。他们的战利品将被偷运出国，其中的一些甚至会在里昂信贷银行洗白。俄国会联手其他十几个国家追查这些卢布和行动者，可他们从始至终一无所获。

据说，就在攻袭行动的几天之后，斯大林自觉安然无事，便在河岸的酒馆里优哉游哉地喝起了酒。平静的日子并没有延续多久，突然有一天，他告诉妻子，他们将举家迁往巴库——这座因石油而出名的城市位于高加索的另一边。

第比利斯《新时代报》（Novoye Vremya）说：“鬼才知道这起胆大包天的抢劫行动到底是怎么成功执行的。”斯大林策划了完美的行动。

然而，第比利斯银行攻袭行动远远称不上完美。参与行动的成员像是饮下了毒酒，只待毒性发作之日。在此之后，斯大林再也没有在第比利斯或格鲁吉亚生活过。卡莫的命运则更加令人称奇。对钱币——它们中的有一些是有标记的——的追查无疾而终，但这并不意味着斯大林和此事再无瓜葛。事实上，行动的成功对他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它引起了全球性的关注，成为了对手攻击列宁和斯大林的有力武器。

行动没有为执行者本人带来任何好处。列宁和他的同志竭力争取着这些剥夺来的钱财。然而，在接下来的3年里，他的对手组织了3次党内调查，希图把他摧毁。斯大林——这个格鲁吉亚的行动指挥官——因公然破坏党的纪律，执行流血袭击而被第比利斯委员会开除党籍。多年之后，当他想要继承列宁，成为苏联首领和马克思主义当仁不让的代言人时，这段经历成为了最大的污点。它变得如此敏感，以至于在1918年，斯大林曾组织过一次声势浩大的掩饰行动。故事的真相被渐渐掩埋了。[5]虽然斯大林曾参与多种形式的剥夺行动的经历一直在俄国流传，并被国外的批评家津津乐道，但有关方面的真相直到21世纪才得以披露。

两天之后，斯大林带着他的妻子和孩子从第比利斯消失了——但这不是他最后一次行动。他的面前是一片未被征服的新世界——巴库，全世界最伟大的石油之城；圣彼得堡，俄国的首都；当然，还有广袤无垠的俄国。斯大林，这个成长于这座动荡城市的暴力街头的男孩，终于正式踏上了俄国的舞台。他再也没有回头过。

然而，他个人的悲剧也由此开启了。最终，这位极端的自我主义者将成为至高无上的政治家。为了实现他的个人野心和乌托邦梦想，他将不惜一切代价，抓住所有机会，克服所有困难，打倒所有拦路者。

[1]　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于1898年）分化为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和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党。他们互相斗争，直至1912年孟什维克党被逐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2]　在这个与其称为城市不如说是乡村的地方，不同地点之间的距离其实是很近的。神学院、斯大林的家、总督宫殿和银行距离攻袭银行的地点都仅有两分钟的步行路程。埃里温广场（之后被命名为“贝利亚广场”，后来则是“列宁广场”，目前是“自由广场”）仍保存着大多数当时的建筑，迪利普丘利酒馆（现今已没有王子或革命者光顾了）、神学院（如今是个博物馆）、市政厅、高加索军事总部、国家银行和总督宫殿（在此之后，斯大林的母亲曾在这里长期生活）都完好无损。不过，商队旅馆、普希金公园、阿德尔汉诺夫皮鞋批发商店（斯大林曾在这里工作过），以及集市都已经不见了。

[3]　斯大林不会对斯瓦尼泽家族的诚实感恩。他们做了30年的家人。萨什克——于1934年留下这段回忆录的人——于1936年因癌症去世了，不然的话，她也会遭受和她姐姐玛丽科、哥哥阿廖沙及其妻子同样的悲剧。本书中的引言是出版界首次采用萨什克·斯瓦尼泽的回忆录。某些参与这次银行攻袭的人，比如卡莫、巴楚亚·库布里亚什维利和亚历山德拉·达拉赫韦利泽都留下过回忆录，这些回忆录不是没有出版就是没有完成。本书中的引言也是出版界首次使用他们的回忆录。

[4]　当时流行的咖啡馆。

[5]　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还未成为领袖，却已费尽心机地掩饰他在剥夺行动中扮演的角色。1923—1924年间，他的主要助手科捷·钦察泽——当时他已经走向了斯大林的对立面——在一家格鲁吉亚小型期刊中发表回忆录。1927年，该书再版，但书中涉及斯大林参与暗杀和剥夺行动的段落全被删除了。20世纪30年代，在贝利亚的管制下，斯大林的洗白仍在继续。今日，这本书已经很难找到了。

PART ONE　第一部分

清晨

玫瑰花蕾已然绽放

触碰着紫罗兰花

百合花从梦中醒来

在微风中点头含笑

云雀在云中翱翔

叽叽喳喳地唱着歌

而欢乐的夜莺

则在低声吟唱——

“亲爱的土地，鲜花盛开吧

让格鲁吉亚的乡村充满欢乐

年轻的格鲁吉亚人，努力学习吧

为你的祖国带来喜悦。”

——索塞罗（约瑟夫·斯大林）

1　凯可的奇迹：索索

1872年3月17日，一位英俊的、风度翩翩的格鲁吉亚小伙维萨里昂·“贝索”·朱加什维利娶了一位满脸雀斑、长着红棕色头发的美丽姑娘叶卡捷琳娜·“凯可”·格拉泽。那一年，朱加什维利22岁，而格拉泽则是17岁的妙龄。他们结婚的地点是格鲁吉亚哥里小镇的乌斯宾斯基教堂。

一位媒人造访凯可的家，把鞋匠贝索介绍给她：他是巴拉莫夫小型作坊里受人尊敬的匠人，而且长得很英俊。在其新近才被发现的回忆录[1]里，凯可回忆道：“贝索在我的朋友中很受欢迎，她们都梦想嫁给他。我的朋友们嫉妒极了。贝索的确是个令人心仪的新郎，他是个真正的格鲁吉亚骑士，他的胡须很漂亮，并且总是穿得很体面——他拥有城里人的教养。”而凯可也明白，自己和贝索完全是般配的一对：“在我的女伴中，我是最漂亮的，也是最多人追求的。”的确，她“身材苗条，一头栗色长发，还有一双大眼睛”，“着实是个美女”。

两人遵循传统，在日落之后举行婚礼。一位历史学家曾说，格鲁吉亚的社会生活“和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一样充满仪式感”。这场婚礼让哥里这座狂野的小镇陷入了狂欢。据凯可回忆，婚礼“非常豪华”。男嘉宾们都是真正的格鲁吉亚骑士。他们穿着华丽的黑色乔卡，“背宽腰窄”，他们“很高兴，和女孩们打情骂俏，也很大方得体”。贝索有两个伴郎。其中主要的那位叫雅科夫·“科巴”·叶格纳塔什维利。他是摔跤冠军，也是富有的商人。用凯可的话来说，这个当地的英雄“在我们建立家庭的过程中提供了很多帮助”。

在前往凯可家接新娘之前，新郎和他的朋友在他自个儿家中干了好几杯酒。他们接起凯可，让这两位花团锦簇的新人坐上彩色的婚庆马车。马车上的铃铛发出悦耳的声音，彩带随风飘扬，他们一起来到教堂。唱诗班站在教堂的表演席上；男人和女人分别站在观众席的两边，笼罩在朦胧的烛光中。歌手们开始唱起了高昂而又优美的格鲁吉亚民谣，为他们伴奏的则是一把苏耐尔——格鲁吉亚的管乐器。

新娘在伴娘的伴随下步入现场。她们步伐谨慎，小心翼翼地避免踩到拖裙——那是厄运的兆头。亚美尼亚人哈哈诺夫神父主持了仪式，卡斯拉泽神父向他们颁发证书，他们的朋友克里斯多夫·恰尔克维阿尼神父唱起了歌。他的歌声动人，雅科夫·叶格纳塔什维利“大方地给了他十块钱小费”——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仪式结束之后，贝索的朋友们载歌载舞地在大街上游行。他们吹着都都克——双簧风鸣长笛——来到萨普拉晚宴的地点。这种格鲁吉亚传统晚宴都会由一位塔玛拉主持，他们是风趣、机智的宴会主持人。

所有仪式和歌唱都运用了独特的格鲁吉亚语，而非俄语——格鲁吉亚于不久之前才并入罗曼诺夫沙皇帝国。在过去的千年里，这片土地一直被巴格拉季昂王族的子孙统治着。它被西方人称为“Georgia”，被俄国人称为“Gruzia”。这里盛产信仰基督教的、英勇的骑士，长期以来抵御着蒙古鞑靼人、帖木儿王朝、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对它的觊觎和侵蚀。12世纪的塔玛拉女王统治是其最辉煌的时期。鲁斯塔维里的史诗《虎皮武士》（The Knight in the Panther Skin）记载了这段历史，千年不衰。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这个王国分裂成了几个封建公国，它们之间争端不断。保罗沙皇和亚历山大一世沙皇相继于1801年和1810年吞并这些公国。在经历了30年的战争之后，1859年，沙米尔伊玛和他车臣的战士向沙俄投降，俄国人终于征服高加索。1878年，阿扎尔——格鲁吉亚最后一片独立地区——也被吞并了。然而，吞并无法击毁格鲁吉亚人对独立的渴望。即便是那些在圣彼得堡和第比利斯总督宫殿为沙皇服务的格鲁吉亚贵族，也一心向往着独立。凯可一家遵循格鲁吉亚的婚姻传统，并以此为豪，也就不足为怪了。

凯可回忆说，贝索“看上去是个顾家的好男人……他信仰上帝，经常去教堂”。男女双方的父母都是当地王子的农奴——而这些王子则是在19世纪60年代被开明的亚历山大二世解放的。贝索的祖父扎扎是吉里——位于哥里北部——的奥塞梯人[2]。和自己的祖孙斯大林一样，扎扎是个叛逆者：1804年，他加入了叶利兹巴尔·叶里斯塔维王子反抗俄国的起义军。在此之后，他和其他“受洗的奥塞梯人”在迪迪里洛——第比利斯15公里之外的小镇——安顿了下来，并成为了巴杜尔·马恰别利王子的农奴。扎扎的儿子瓦诺负责照料王子的葡萄园，并生了两个儿子：乔治被土匪杀害了，而贝索则成为了鞋匠。他最初是在第比利斯的G．G．阿德尔汉诺夫鞋厂工作，后来，亚美尼亚人约瑟夫·巴拉莫夫点名让他回到哥里，为那些俄国军人做靴子。就是在那里，贝索遇到了那个“穿着整洁、一头栗色头发、一双大眼睛的漂亮女孩”。

凯可一家也刚来哥里不久。她的父亲名为格卢哈·格拉泽，是当地望族阿米拉科瓦里王子的农奴。他最早先是个陶工，后来成了亚美尼亚富人扎哈尔·甘巴罗夫的园艺工。甘巴罗夫在哥里郊区拥有大片漂亮的花园。凯可的父亲死得早，她是由母亲带大的。她还记得自己搬到热闹的哥里时的激动：“整个旅程愉快极了！哥里人仿佛天天在过节，整座城市人山人海。阅兵队伍令我们眼花缭乱，音乐不绝于耳。萨扎多利（一种由4样打击乐器和管乐器组成的乐队）吹奏着都都克，每个人都在高声歌唱。”

她年轻的丈夫皮肤黝黑，长得高高瘦瘦，有一对黑色的眉毛和一簇胡子。他喜欢穿锡卡西昂大衣，皮带扣得很紧，帽子斜扣在脑袋上，宽大的裤子系束在高筒靴内。他“与众不同，有点古怪和阴郁”，但也“聪明而又自傲”。他会四国语言（格鲁吉亚语、俄语、土耳其语和亚美尼亚语），并能背诵《虎皮武士》。

朱加什维利一家生活富足。哥里的很多穷人都住在泥浆筑成的破屋子里，可贝索的制鞋技艺精湛，找他做鞋的络绎不绝，他的妻子大可不必担心生活困顿。凯可说：“我们家真是太幸福美满了。”

在朋友——特别是叶格纳塔什维利，他为贝索购买了“工具”——的资助下，贝索“离开巴拉莫夫，开了自己的作坊”。不久之后，凯可便怀孕了。“很多夫妻都羡慕我们。”的确，她嫁给了小镇明星贝索，她的同龄人怎能不嫉妒呢。“即便在我们结婚之后，也还有人对我们指手画脚。”有趣的是，凯可十分强调以下这则流言：据说，贝索本来是要娶别人的。此事是否为真无从确认，但“毒舌”之后还声称，他们刚结婚不久之后，伴郎叶格纳塔什维利、恰尔克维阿尼神父、戴米安·达夫里舍维警官，以及很多名流和贵族都开始觉得这桩婚姻不妥。

结婚9个月之后，1875年2月14日，“儿子的出生给我们带来了快乐。雅科夫·叶格纳塔什维利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叶格纳塔什维利成为了孩子的教父，“贝索为孩子举行了盛大的洗礼仪式。贝索高兴坏了”。但是，两个月之后，这个名为米哈伊尔的男婴去世了。“我们的快乐变成了悲伤。贝索痛苦不已，开始酗酒。”凯可于1876年12月24日诞下名为乔治的另一个男婴。叶格纳塔什维利依然是教父，可孩子依然因麻疹于1877年6月19日死于襁褓之中。

“我们的幸福彻底被粉碎了。”贝索绝望不已，责怪“吉里的天神”——他家乡神庙中所供奉的天神——对他不公。为了能让孩子活下来，他们曾向天神祈祷过。凯可的母亲梅兰妮娅开始造访算命的。贝索还在酗酒。圣乔治的神像被搬进了家里。他们登上耸立在小镇一边的哥里瓦里山，来到那片古老森林中的教堂，在那里祈祷。凯可第三次怀孕了。她许愿，如果这个孩子能活下来，她一定会前往吉里还愿，感谢上帝让圣乔治显灵。1878年12月6日，她诞下了第三个男孩。[3]

“我们立马让他受洗，以免他还未受洗便夭折。”他们当时的农舍很局促，只有一层楼和两个房间，里面只有茶具、床、矮沙发、桌子和一盏煤油灯。一个行李箱就能装下他们所有的物品。旋转楼梯通往阴暗的地窖，地窖被分成了三个空间，一个用以放置贝索的工具，一个放着凯可的针织工具，另一个则用来生火。凯可把婴儿床搁在了这个房间里。他们的食物很简单，具有典型的格鲁吉亚特色：豆子、茄子和面包。他们难得吃上肉。

12月17日，男孩受洗，取名为“约瑟夫”，昵称“索索”——他就是日后的斯大林。他母亲回忆说，索索“很虚弱、瘦小。如果身上有虱子，他一定会去抓它”。他左脚第二个和第三个脚趾是连在一起的。

贝索决定这一次不请他们家的资助人叶格纳塔什维利当教父。他说：“雅科夫的手气不好，总是带来霉运。”可是，即便叶格纳塔什维利没有参加受洗仪式，斯大林和他的母亲也总是叫他“雅科夫教父”。

凯可的母亲提醒贝索，如果孩子活了下来，他们应该前往吉里的教堂还愿。“只要孩子能活下来，”贝索回答，“我会背着他，双膝跪地爬到吉里去！”可他一直都没有这么做，直到索索得了风寒。他被吓坏了。他们前往吉里，“一路历经艰难，在教堂献祭了一只羔羊，并做了感恩祈祷”。然而，吉里的神父们正在做一场驱魔仪式，他们把一个小女孩悬在峭壁上，试图驱散她体内的邪灵。凯可的孩子“吓坏了，尖叫了起来”，即便是在回哥里的途中，他还在“梦中战栗和说梦话”——不过，无论如何，他活了下来，成为了母亲的心头肉。

“凯可的奶汁不够”，所以，她的孩子是由齐卡塔特里什维利（索索正式的教父）和叶格纳塔什维利的妻子的奶汁养育大的。“刚开始时，他不吃我母亲的奶。”亚历山大·齐卡塔特里什维利回忆，“但渐渐地，他习惯了，只要他蒙住自己的眼睛，看不见我的母亲。”而据加丽娜·朱加什维利说，和叶格纳塔什维利家的孩子们分享同一个奶头的经历让“索索和他们成为了亲兄弟”。

索索很早就开始学说话。他喜欢鲜花和音乐。特别是当凯可的兄弟吉奥和桑德拉吹起都都克时，他都会手舞足蹈。格鲁吉亚人喜欢唱歌，而斯大林也特别喜欢唱那些摄人心魄的格鲁吉亚民谣。[4]成年后的他对童年的最初记忆便是听见“格鲁吉亚人在前往市场的路上大声歌唱”。

贝索的生意越做越大，他收了学徒，还有多达10人的雇工。学徒中有一位名为达托·加斯塔什维利，他喜欢索索，曾经照看过他。据达托回忆，贝索“住得比我们同一行业的任何人都好。他们家总是有黄油吃”。在此之后，家境富足却成为了斯大林这位无产阶级英雄为人诟病的污点。“我不是工人的孩子，”他承认道，“我的父亲开了一家鞋匠作坊，他雇用学徒，是个剥削者。我的家境并不差。”正是在此期间，凯可结识了玛利亚·特尔—彼得罗相和阿尔沙克·特尔—彼得罗相。特尔—彼得罗相家是富裕的亚美尼亚人，他们以贩卖军火为生。而他家的儿子西蒙正是日后那位著名的攻袭银行的卡莫。

凯可深爱这个孩子，“就算我已经老了，我仍记得他刚刚学步时的样子，那一幕深深铭刻在我内心”。她和她母亲利用他对鲜花的喜爱教他学步：凯可拿起一朵甘菊，索索便会跑过去接住它。有一次，她带着索索去参加婚礼。索索看到了新娘头饰上的鲜花，于是把它摘了下来。凯可命令他把花放下，可他的教父叶格纳塔什维利则高兴地“亲吻了男孩，摸着他的头说：‘你现在就知道怎样偷新娘了，天知道你长大后会偷什么。’”。

索索活了下来，他的母亲满怀感激。她回忆说：“我们太幸福了，我们总是在笑！”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母亲让索索变得特别：据弗洛伊德说，母亲对孩子的溺爱会让他自觉是个征服者。“索塞罗”——这是母亲对他的昵称——从小就是一个超级敏感而又十分自信的孩子。

可是，虽然贝索的生意顺风顺水，却也埋下了不祥的种子：他的顾客经常以葡萄酒抵账。葡萄酒是格鲁吉亚的特产，人们经常用它来替代钱币。令他的酗酒倾向更加严重的是，他把鞋铺开在了一个酒馆旁，而作为朋友的酒馆老板经常热情地招呼他来喝一杯。贝索交了一个名为波卡的酒友。此人是个被流放的政治犯，很有可能是和民意党（People's Will）有关联的民粹主义者和激进分子。当时，这个组织曾多次策划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因此，斯大林从小就受了革命的熏陶。“我儿子和他交上了朋友，”凯可回忆，“波卡还给他买了一只金丝雀。”可惜的是，这个俄国人是个衣不蔽体的大酒鬼。有一个冬天，他醉死在了下雪的街道上。

贝索“无法停止酗酒。一个好男人被毁了”，凯可说。酗酒也破坏了他的生意，“他的手无法自控地颤抖，他不能缝鞋子了。他的学徒只好接手”。

波卡的死并没有让贝索感到后怕，他又找了一个酒搭子：恰尔克维阿尼神父。格鲁吉亚有很多神父，但这些上帝的子民享受着世俗所能提供的愉悦。每当教堂仪式结束，这些神父都会来到哥里的酒馆，一直喝到酩酊大醉。斯大林老年时曾回忆道：“恰尔克维阿尼神父一结束神职工作就会上门来找爸爸，两人会立马去酒馆。”[5]他们会一直喝到大醉，然后依靠着彼此，摇摇晃晃地“唱着走调的歌”回家。

“贝索，你真是个好小伙，也是个好鞋匠。”神父拖腔拉调地说。

“你是个神父，你真是个好神父，我爱你！”贝索喘着大气回答。两个醉汉会抱在一起。凯可曾请求恰尔克维阿尼神父不要带贝索一起去喝酒。她和她母亲也恳求过贝索把酒给戒了。叶格纳塔什维利也站在凯可这一边。可是，贝索依旧故我——这或许是因为他已经听到了小镇里的流言蜚语。

或许，散布这些流言的和凯可提到的“毒舌”是同一帮人。据约瑟夫·达夫里舍维——哥里警察局长的儿子——回忆，有关索索“亲生父亲到底是谁的流言一直在坊间流传，有人说是科巴·叶格纳塔什维利……或者是我的父亲戴米安·达夫里舍维”。而贝索又是个“醋意十足”的人。这些流言无疑让贝索越陷越深，在酒精中不能自拔。

1883年，贝索渐渐变得“易怒而又冷漠”。他经常醉酒打架，甚至被人取了个“疯狂贝索”的绰号。

随着成年后的索索的权力和威望越来越大，有关他亲生父亲的谣言越来越不可靠。在斯大林成为苏联领袖之后，有人说他的父亲是中亚的探险家尼科莱·普尔热瓦尔斯基——他长得和成年斯大林很像，也曾路过哥里。甚至还有人说他的亲生父亲是后来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据传，亚历山大三世曾造访过第比利斯，而在当时，凯可正好在他所居住的行宫里做女佣。不过，只要我们稍稍考据便能看穿这些荒唐的流言：探险家本人是个同性恋，当凯可差不多怀上斯大林时，他也不在格鲁吉亚；而凯可和沙皇并不是同一时间出现在第比利斯的。

把这些荒唐说法搁置一边，那么，到底谁才是斯大林真正的父亲呢？叶格纳塔什维利长期照顾这家人，他也经常安慰凯可，并资助她的儿子读书。他有自己的家室，也有孩子。他很富裕，名下有好几家酒馆，是个成功的酒商——在这个酒满为患的国家，酒商的成功来之不易。他身材魁梧，蓄着八字胡，是这个崇尚打斗的小镇里的摔跤冠军。凯可自己曾说过，叶格纳塔什维利“在我们建立家庭的过程中提供了很多帮助”。这句话不幸地给人留下了口实，她可能在隐晦地表达什么。难道这句话应该从其字面的意思理解？这不太可能。那么，她到底想说些什么？

警察局长达夫里舍维曾在凯可说服贝索戒酒时帮助过凯可。他是索索生父的另一“人选”。“就我所知，索索是达夫里舍维的亲生儿子，”小镇的市长、达夫里舍维的朋友侏罗利做证，“哥里的所有人都知道他和索索漂亮的母亲有过一段。”

斯大林本人曾说过，他的父亲其实是个神父。于是，第三个“人选”浮出水面：恰尔克维阿尼神父。叶格纳塔什维利、达夫里舍维和恰尔克维阿尼都有自己的家室，可是，在格鲁吉亚男性至上的文化传统里，他们和他们的意大利同好一样，对情人的存在习以为常。哥里的神父们就以好色、堕落出名。这三位在当地都是显赫人物，而他们也乐于在一位漂亮妻子陷入危机时伸出援助之手。

至于凯可本人，她在一生之中的变化很大。我们很难想象这个在20世纪30年代戴着修女般黑色头巾的老妇人正是19世纪80年代风华正茂的美女。她的虔诚毋庸置疑，但宗教信仰并没有阻止她去享受肉体的欢愉。她当然以“最漂亮的，也是最多人追求的”为傲，也有证据表明，她其实比她看上去更加世俗。年老时的凯可曾鼓励妮娜·贝利亚——斯大林在高加索的代言人拉夫连季·贝利亚的妻子——和情夫偷情，甚至还肆无忌惮地向她传授经验：“我年轻时是个清洁工，当我在别人家里遇到帅气的小伙时，我从来都不浪费机会。”贝利亚一家为凯可的风流留下了佐证，不过，凯可本人的回忆录也并非绝口不提她本人对粗俗恶作剧的钟爱。她回忆道，当索索还在蹒跚学步时，曾有一次，在他们家的花园里，她母亲用鲜花吸引索索，正当索索向鲜花奔过去时，她愉快地扯开衣襟，袒露出她的乳房。结果，索索立刻忘记了鲜花，转头朝乳房跑了过来。当凯可发现酩酊大醉的俄国流放政治犯波卡正在偷看他们，她反而大声笑了出来，然后“扣上了衣服”。

斯大林并不避讳这些谣言，反而是以一种隐晦，甚至夸大其词的方式让它滋长。晚年时，他曾和格鲁吉亚的门徒姆格拉泽聊过自己的出身，而此次聊天给姆格拉泽留下了“他是叶格纳塔什维利的私生子”，而非贝索亲生的印象。在1934年的一次宴会上，斯大林曾开诚布公地说“我的父亲是个神父”。不过，就实际情况而言，由于贝索这个父亲角色的缺失，三位可能的生父都承担了抚养他长大的责任：他和恰尔克维阿尼的孩子共同成长，他受到达夫里舍维的庇护，他在哥里的一半时光是和叶格纳塔什维利一家共同度过的——所以他对待他们像对待亲生父亲一样也不足为奇。有关“斯大林的亲生父亲是神父”的传言还有一个根据：教堂学校只接受神职人员的后代，所以他母亲谎称他是神父的儿子以使其顺利入学。

斯大林对“疯狂贝索”的态度很暧昧：他唾弃他，但又同情他，有时甚至以他为傲。两人也并非绝无幸福时光。贝索喜欢给索索讲格鲁吉亚英勇义士的故事，他们会“和富人斗争，偷王子的钱财散给农民们”。成为领袖之后，斯大林曾多次在斗酒的场合向赫鲁晓夫以及其他巨头吹嘘，自己之所以千杯不醉，那完全是因为继承了父亲的优良基因。索索还是个婴儿的时候，贝索便用手指蘸酒喂给他喝。后来，斯大林也用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这引起了他的妻子娜迪亚的不满。他曾写过一篇令人动容的故事，故事中那个没有姓名的鞋匠曾经拥有一个小作坊，却最终被资本主义无情摧毁了。他如此写道：“他的梦想之翼被折断了。”他也曾向别人吹嘘“我的父亲一天就能做两双鞋”，而在他成为领袖之后，他甚至以鞋匠自称。后来，他把“贝索什维利”——意为“贝索的儿子”——作为自己的化名，而他在哥里的最亲昵的朋友则直接叫他“贝索”。

当把所有证据综合在一起来判断后，我们所能得出的最有可能的结论依然是：虽然贝索这个醉汉声称索索是个“杂种”，但索索的确是贝索亲生的。已婚女子被要求遵守妇道，但是，年轻貌美的凯可婚姻破裂，成为一个半寡妇，她继而变成了叶格纳塔什维利的情人，这也不是那么离经叛道。叶格纳塔什维利在她的回忆录里出现的次数和她丈夫一样多，而她喜欢叶格纳塔什维利显然超过贝索。她说，他很体贴，总是帮助她，这使她有些“难堪”。叶格纳塔什维利家族中的有些人说斯大林和他们有“血缘关系”。不过，还是叶格纳塔什维利的孙子古拉姆·拉迪什维利的表述最恰如其分：“我们无从知晓他是否是斯大林的父亲，但我们可以明确地说，这个商人扮演了男孩的替代父亲的角色。”

这些有关“斯大林是私生子”的谣言，和强调“斯大林是奥塞梯人”的说法一样，都企图毁坏这位领袖的伟岸形象。他于20世纪20年代征服了格鲁吉亚，并镇压了那里的反抗，在此之后便长期遭到格鲁吉亚人的憎恨。出身贫寒的伟人经常会被传言乃他人所生。可在有些时候，他们的确是其登记在案的父亲所生。

“他年轻的时候长得很像他父亲。”索索的同学大卫·帕皮塔什维利曾做证说。亚历山大·齐卡塔特里什维利说，随着他渐渐成长，“他长得越来越像他父亲，而当他蓄起胡子后，他们两人简直一模一样”。

索索5岁时，疯狂贝索便因酗酒患上了妄想症，还爱动粗。凯可说：“情况一天天地变差了。”

[1]　这份回忆录一直存放在格鲁吉亚共产党的档案库里，70年来没人发现过它。它没有在斯大林的造神神话中被用到。斯大林貌似没有读过它，甚至不了解它的存在，否则，它就应该在斯大林设于莫斯科的档案库里。他不希望外界了解他母亲对他的看法。1935年，凯可接受了一家苏联媒体的采访，其影响犹如今日的Hello！杂志，结果，斯大林对政治局大发雷霆：“我请你们禁止任何混在我们新闻机构中的庸俗的乌合之众发表对我母亲的‘采访’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粗鲁的访谈。我请你们饶了我，让我免受这些恶棍不辨真假的造谣的玷污！”凯可一直是个有自己想法的女人，她对自己儿子的权势也不屑一顾。她肯定违背了斯大林的旨意，在1935年8月23日至27日之间——她临死之前——秘密记下了这些回忆。

[2]　奥塞梯人生活在格鲁吉亚北部边境山区，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信仰基督教。有些奥塞梯人业已被同化了，可大多数人仍保持独立：1991—1993年间，南部的奥塞梯人和格鲁吉亚打了一仗，且至今维持自治。当斯大林的父亲因行将就木而在医院登记时，他仍然被登记成了奥塞梯人。斯大林的对手，包括托洛茨基和诗人曼德尔施塔姆，都据此攻击过他。曼德尔施塔姆还专门写过一首诗，称斯大林为“奥塞梯”。在格鲁吉亚人看来，奥塞梯人野蛮而又粗俗，他们在19世纪早期并不信仰基督教。当然，“朱加什维利”这个姓氏带有奥塞梯色彩：用格鲁吉亚语来说，它的意思就是“朱加的儿子”。斯大林的母亲说，贝索曾告诉过她这个姓氏的由来：“Djuga”是格鲁吉亚语中“djogi”的变体，意为“牧群”，他们的祖先是牧人，是被奥塞梯的掠夺者赶出吉里的。这个姓氏的真实起源已经无法追溯，因为在斯大林出生的时候，“朱加什维利”业已完全格鲁吉亚化了。斯大林本人曾有过这么一段文字：“奥塞梯人到底做错了什么……格鲁吉亚非要侵略他们？”

[3]　斯大林后来篡改了他的人生：他公开的生日是1879年12月21日，比真实生日晚了一年。年轻时的他对此并不遮掩，直到他在1920年被一家瑞典报纸采访。1925年，他让自己的秘书托夫图哈把1879年这一天正式记录在案。他这样做有很多原因，包括他重塑自我形象的欲望。最有可能的是，他想避免被征兵。他出生的那个小屋至今仍在哥里的斯大林大道上，它位于大教堂式的斯大林博物馆旁边。现如今，它的四周都是希腊式的神殿。那是在20世纪30年代由拉夫连季·贝利亚——斯大林在高加索地区的代言人，之后成为秘密警察头目——一手打造的。朱加什维利一家并没有在那里生活多久。

[4]　成为领袖之后的斯大林钟情于园艺。他喜欢种柠檬和西红柿，但他最喜欢的是玫瑰和含羞草。他最爱唱的格鲁吉亚民谣则是《黑燕子伴我高飞》和《苏丽珂》。

[5]　这些格鲁吉亚酒馆“装潢破烂，环境肮脏，只提供（加奶酪的）面包、茶、葡萄酒，至多还有鸡蛋和鸡肉”。德国旅游书出版人卡尔·巴伊德克说：“那些想在这里吃到肉的人只能买下整只羊（4～5卢布）或一只乳猪（2～3卢布）。”

2　疯狂贝索

面对醉酒的贝索，索索害怕极了。“我的索索是个敏感的孩子，”凯可回忆道，“每当他听到门外传来他父亲吧啦吧啦的歌声，他便会立刻跑到我怀里，问我他能否去邻居家待着，直至他父亲入睡。”

疯狂贝索甚至为了能喝上一口酒把自己的皮带给卖了——多年之后，斯大林曾解释说：“格鲁吉亚人只有在陷入绝境时才会卖皮带。”凯可越来越恨贝索，便也越来越溺爱索索：“我总是用羊毛围巾把他包起来，让他不至于受寒。他也很爱我。当他看到他那醉醺醺的父亲时，他的眼里总会满是泪水，他的嘴唇变成紫色，他紧紧搂住我，乞求我把他藏起来。”

贝索对凯可和索索都很粗暴。儿子是格鲁吉亚男人的骄傲，然而，当“索索是杂种”的谣言满天飞时，这个儿子却成了贝索最大的耻辱。有一次，贝索狠狠地把斯大林扔在了地上，以至于在之后的好几天里，他的尿里都带着血。“这个男孩遭受了没有缘由的毒打，可正是这一遭遇让他变得和他父亲一样冷酷无情。”斯大林的同学约瑟夫·伊利马什维利在其回忆录中说。青年达夫里舍维也记得，凯可“用母爱保护他，不让他遭受任何苦难”，而贝索则“把他当作一条狗，毫无缘由地打他”。

当索索害怕地藏起来时，贝索会吼叫着四处找他。“凯可的小杂种在哪儿？藏在床底下吗？”凯可会竭尽全力阻止他。有一次，索索跑到了达夫里舍维家，他的脸上全是血，他哭着喊道：“救命啊！快来！他要杀了我妈妈！”这位警察赶紧跑到朱加什维利家，他发现贝索快要把凯可掐死了。

贝索的暴行无疑对4岁的索索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凯可记得索索很早就已经学会顽强地抵抗他的父亲。他是在自己家中学会使用暴力的。有一次，为了保护凯可，他朝贝索扔出了一把刀。索索从小就好斗，爱闹事，他是如此难以控制，以至于即便是溺爱他的凯可也必须采用体罚的手段来管教他。

“那些没有朝她丈夫挥出去的拳头施加在了她儿子身上。”一个认识他们家的犹太女人说。据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回忆：“她经常抽他。”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回去看行将就木的凯可，他问她为什么要打他。“这对你没有害处。”她回答道。然而，真的如此吗？心理学家相信，暴力会伤害儿童，它当然不是表达怜爱的方式。很多儿童都有过被酗酒的父亲虐待的经历，在他们成年之后，他们会重复父亲的命运：酗酒，对孩子和妻子施以暴力。但是，这不意味着他们人人都会成为残酷的人。[1]进而言之，施加在童年斯大林身上的家庭暴力或许对他的人格产生了影响，但这不是他所接触到的唯一的暴力。

他们家很快就变卖了斯大林出生的那所房子，变成了流浪者。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他们换了9个不同的住所，在压抑的出租房里聊以度日。斯大林的童年显然并不安稳。凯可带着孩子搬到了她兄弟家，但贝索答应她，自己会改变，并把她接回来。可是，贝索“无法戒酒”，而凯可则搬进了神父恰尔克维阿尼家。

凯可发现小索索正在悄然变化：“他变得很内向，经常独处，不再喜欢出门和其他孩子一起玩儿。他说他想读书。我想把他送去学校，可贝索不答应。”贝索想让斯大林学做鞋。1884年，贝索刚想把手艺传给索索，索索却病倒了。

那一年，天花肆虐了整个哥里地区。凯可“听见每个家里都传来哭声”。她最敬爱的庇护者雅科夫·叶格纳塔什维利“在一天之内失去了三个珍爱的孩子。这个可怜的人儿悲痛欲绝，几近疯狂”。叶格纳塔什维利的另外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活了下来。现在，凯可和“雅科夫教父”又有了丧子之痛这一共通点。凯可精心照料着得了天花的索索。第三天的时候，索索发起了高烧。青年斯大林继承了他母亲的雀斑和红褐色的头发，现在，他的脸上和手上又留下了天花的印迹。因此，他得到了“乔普拉”（意为“长痘疮者”“疤面”）这一绰号，而这一绰号也是他后来在奥克瑞纳中的代号。但他终究还是活了下来。母亲欣喜若狂，可她的命运却就此急转直下——贝索离她而去了。

“照顾好孩子。”贝索留下一句话便不负责任地离开了。斯大林回忆说，贝索甚至要求凯可做洗衣工，并把赚来的钱给他。“有多少个夜晚，我都以泪洗面！”凯可回忆，“我不敢当着孩子的面哭，因为我怕会影响到他。‘斯大林’会抱住我，害怕地盯着我的脸说：‘妈妈，不要哭，不然我也要哭了。’所以，我控制住自己，笑着吻他。然后，他就会问我要书看。”

虽然凯可失去了经济来源，她还是决定把索索送去读书——索索是他父母两个家族中的第一个读书人。凯可“总是希望他能成为主教，因为曾经有个主教造访过第比利斯”，她“当时对他充满崇敬之情，盼望能多看他几眼”。每当贝索酩酊大醉地回来找她时，他总会反对她的计划：“你想让索索读书，除非先把我给杀了！”他们开始吵架。凯可说：“只有孩子的哭声才能让我们停下来。”

贝索对酒精的依赖无疑让他更加病态地被嫉妒心折磨。可是，有关他妻子无视其作为格鲁吉亚男人的尊严并公然出轨的谣言无疑加速了他的崩溃。凯可的困境自然众人皆知：叶格纳塔什维利、恰尔克维阿尼神父和达夫里舍维警长都以各自的方式帮助了她。即便是达托——贝索鞋匠作坊里的好心学徒——也曾照料过斯大林。“二战”时期，达托曾遇到过斯大林，并和他回忆了这段往事。有一次在大街上，一个俄国人辱骂瘦小的索索是“蝗虫”。达托打了那个俄国人，并因此被逮捕了。可法官一笑了之，而这个家的庇护者叶格纳塔什维利因此“请俄国人吃了一顿大餐”。

凯可的生活分崩离析。贝索的生意越来越差，即便是达托也不得不离开，成立了自己的作坊。[2]“我10岁的时候，”1938年斯大林回忆道，“我父亲失去了所有，变成了无产阶级。他总是说自己走了背运。”不过，他又开玩笑说：“他变成了无产阶级，于是，他的背运反而成了我的好运！不过，当我还是10岁的时候，我可还没意识到这一点！”

达夫里舍维聘用凯可来作女佣。她还成了叶格纳塔什维利一家的洗衣工，她总是待在他们家里，索索也经常在他们家吃饭。据凯可回忆，叶格纳塔什维利和他的妻子玛利亚姆都很爱索索，玛利亚姆会给他们很多吃的。或许凯可和叶格纳塔什维利之前并没有发生过什么，可现在，两人的关系则被坐实了。“我们家之所以能活下来，完全是因为他，”凯可说，“他有自己的家庭，却总是帮助我……说实话，我觉得很不安。”

恰尔克维阿尼神父支持她让索索接受教育。恰尔克维阿尼年长的孩子们正在教幼子们学俄语，凯可请求神父让他们捎带上索索。她感觉到，索索是个聪明的孩子。有一次，恰尔克维阿尼的小女儿无法回答她兄长提出的问题，可斯大林却回答出来了。日后，斯大林曾吹嘘说，自己学会读写的速度比那些年长于他的孩子还要快，以至于不久之后他便开始负责教那些比他大的孩子。“索索读书这事必须严格保密，”恰尔克维阿尼的儿子科捷回忆，“因为贝索叔叔一天比一天凶，他总是威胁我们说：‘不要毁了我的儿子，否则我跟你们没完！’他会扯着索索的耳朵，把他拉到鞋铺。可是，一旦父亲离去，索索便会跑回来加入我们，关上门学习起来。”同时，达夫里舍维也让索索和他的儿子一起学习。

凯可年轻貌美，贝索疯狂暴力，难怪所有人都想帮助凯可。她想让索索成为主教，所以索索得去读教会学校。可学校只接收神父的孩子，她必须蒙混过关。据说，恰尔克维阿尼神父做证说索索的父亲是个助祭，这才让索索得以入学。但这条轶事不见于任何档案记载。我们无从知晓，他是否曾在学校领导耳边暗示过自己或其他有罪的神父才是索索的生父。是否是因为这件事才让斯大林声称自己的父亲是个神父呢？

索索参加了入学考试。考试科目有祈祷文、阅读、算术和俄文。他的成绩优异，学校直接让他去读了二年级。凯可“欣喜若狂”，可是，已经失去工作能力的贝索却“愤怒无比”。

疯狂的贝索砸碎了叶格纳塔什维利酒馆的窗户。凯可跑去向达夫里舍维求救，结果，贝索公然在大街上用鞋匠的工具攻击这位警长。反讽的是，对于侏罗利市长而言，这件事却成为了“警长是索索生父”的证据。然而，达夫里舍维并没有逮捕疯狂贝索。据他儿子说，他只受了点轻伤，而他的确和“十分漂亮的”凯可有暧昧关系，他总是“十分关爱索索”。达夫里舍维只是命令贝索离开哥里。于是，贝索在第比利斯的阿德尔汉诺夫鞋厂找到了一份活儿——那里正是他开始的地方。贝索会时常想念索索，他会寄钱给凯可，请求她原谅。凯可同意过几回，但两人再也无法和好如初。

斯大林的父亲因斯大林失去了作为一个格鲁吉亚骑士，甚至是作为男人的尊严。在崇尚荣耀的格鲁吉亚，这几乎等同于被判了死刑。“他变成了半人半鬼。”凯可说。他也变得自暴自弃。他从凯可和索索的生命中消失了，却从来不曾远离。

库利亚娜夫姐妹刚在哥里开了一家妇女服装店，凯可在她们的工作室找了一份正经工作。她在那里工作了17年。她开始自己赚钱养家，试图“确保孩子幼小的内心不被悲痛所伤”——“我会给他一切”。

她希望他会成为一位格鲁吉亚骑士，而在此之后，斯大林从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她的梦想——他成为了工人阶级的骑士。他曾给晚年时的她写过一封信。信中写道：“一个坚强的男子必须时刻无所畏惧。”他觉得自己更像凯可，而非贝索。斯大林“爱她”，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说：“虽然她经常狠狠地打他，他依然爱她，喜欢讲关于她的事。父亲爱我，他告诉我这是因为我长得像他母亲。”然而，他开始渐渐和凯可疏远了。

贝利亚的儿子声称，斯大林“不爱他母亲”，还有些人——主要是格鲁吉亚人——说他骂她是“妓女”。不过，这些都是企图把斯大林妖魔化的敌对谣言。心理学家说凯可“结合了圣女和妓女的特性”，这可能给斯大林造成了困惑，并让他在此后对性感女性产生疑心。

他对凯可世俗的那一面感到震惊吗？他接受那些保护凯可的男人吗？成年后的他的确变得过分谨慎多疑，但很多人成年后都会发生这种变化。我们所能确定的只是，他成长于一个严格的、虚伪的、尚武的文化环境——可是，作为一个年轻的革命者，他在性事方面却是相当随意的，甚至是无所顾忌的。

据伊利马什维利——他和索索及凯可都相熟，是一个颇有见地的证人——说，索索“只愿为一个人献身，那就是他的母亲”。然而，他们之间的隔阂却越来越大。其原因很有可能是凯可无所不言，并且说起话来带有嘲讽色彩。贝利亚的儿子曾说起她“从不犹豫对任何事情发表意见”，以及她希图控制斯大林的欲望。她对他的爱，正如他对自己儿女和朋友的爱，是令人窒息的。母亲和儿子过于相像正是问题的根源。

不过，斯大林也以自己的方式体认了母亲灼热的爱。在“二战”期间，他曾和朱可夫元帅聊起过她。他笑着聊起凯可对自己的溺爱，说她直到他6岁之前，都不曾让他在眼前离开过半步。

1888年晚些时候，10岁的索索兴高采烈地入学哥里教会学校[3]。这所学校位于新建的火车站边上，是一栋漂亮的两层楼红砖建筑。虽然凯可的生活十分艰辛，她依然竭尽全力确保索索不被那些富裕的神父之子瞧不起。相反，在全校150位学生中，索索的穿着是最考究的。

因此，即便是在几十年后，那些学生们依然记得斯大林第一天入学时的样子。“在众多同学里，我看到了一个陌生男孩。他穿着长及膝盖的阿卡路奇（格鲁吉亚人的正式外套）和崭新的高筒靴，系着宽大、紧实的皮腰带，头戴尖顶帽，上了漆的帽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后来成为索索朋友的瓦诺·克茨霍韦利回忆道，“他又瘦又矮，穿着紧身裤和靴子，上身是一件打褶的衬衫和一条围巾。”他还背着一只“红色印花棉布书包”。瓦诺着实吃了一惊：“整个班里，甚至整个学校里都没人穿得像他那样。同学们都好奇地围在了他身边。”这个家境最贫寒的孩子却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成为了哥里的小明星。那么，到底是谁为这身漂亮衣服买了单呢？神父、酒馆老板和警察肯定给了份子钱。

斯大林虽然穿得漂亮，但惨痛的童年让他显得格外强硬。“我们都害怕他，避免和他接触。”伊利马什维利说，“但我们对他很感兴趣。”因为他身上有种独特的“成年人的味道”，而他又总是“特别热情”。他的确是个奇怪的孩子，当他高兴时，“他会以最古怪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他会打响指，大声喧哗，单腿跳来跳去！”[4]无论是吹捧斯大林的文字，还是诋毁他的论述，所有涉及其童年的回忆录都一致同意，即便是在10岁的时候，斯大林已然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了。

就在这一时期，或许是当他刚刚开始读书时，他又险些丧命黄泉。“那天早上，我送他去上学时他还好好的，”凯可回忆道，“可是，那天下午，等他们把他送回家时，他已经不省人事了。”他在大街上被马车撞了个正着。男孩们喜欢玩“捉小鸡”，他们会在马车奔驰而过时一把抓住它的车轴。或许斯大林正是因此受的伤。可怜的母亲再次“害怕得快要疯掉了”，不过，医生免费治愈了他——或许是叶格纳塔什维利偷偷付了钱。在斯大林的回忆里，凯可甚至还请来了一个江湖郎中，此人在平日里是个理发师。

他已然是个与众不同的孩子了：他的脚趾相连，脸上有痘疮，还被传言是个杂种。而这次和死神擦身而过的经历让他变得越发古怪，也越发多疑而又内向。事故对他的左臂造成了永久性的创伤，这意味着他再也不可能成为理想中的格鲁吉亚斗士了——据他自己说，他再也无法正常跳舞，不过，他依然可以打架。[5]另一方面，残疾也让他免于“一战”的征兵，他不会死在战壕里了。但凯可所担心的却是这位未来主教的前途。她问他：“儿子，当你成为主教后，你的手怎么能握住圣杯呢？”

“别担心，妈妈！”索索回答，“我的手臂在我成为神父前就会痊愈，到了那时候，我连整个教堂都举得起来！”

哥里完全是一片处于沙皇统治之外的法外之地，“捉小鸡”根本不是男孩在街头会遭遇的唯一危险。于是，优等生斯大林过上了双面人生——他是唱诗班的歌手，也是街头孩子王；他是穿着考究的、母亲的乖宝宝，也是淘气鬼。

恰尔克维阿尼神父的儿子科捷回忆说：“每一天，不是有人把他给打了，让他哭着跑回了家，就是他把别人给打了。”哥里就是这样一座暴力之城。

[1]　斯大林不会对妻子或孩子动粗，但他依然是个“具有毁灭性”的丈夫和父亲。他的两任妻子都早逝，他至少得负部分责任。他没有与自己的非婚生孩子相认，不理自己的儿子雅科夫长达15年，之后又恐吓他。他的第二任妻子给他生了两个孩子，次子瓦西里和女儿斯维特兰娜。他过度提拔了瓦西里，结果反而导致他的毁灭。他有时会打瓦西里耳光，然而，其结果便是，他的儿子变成了一个无法无天、不可控制的小独裁者。瓦西里成了无可救药的酗酒者，这或许是继承了贝索的基因。斯大林倒是很爱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但那也仅仅局限于斯维特兰娜小时候。他曾经打过她一巴掌，那是因为当时还未成年的她和一个40岁的已婚男子偷情。如想了解斯大林的第二次婚姻及其后代的命运，请参见本人的《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庭院》。

[2]　50年之后，当斯大林于1940年让叶格纳塔什维利的后代邀请达托前来莫斯科团聚时，他依然是个鞋匠。参见本书尾声。

[3]　这个学校至今仍存在，并于2006年进行了翻修。在赫鲁晓夫于1956年去斯大林化之前，学校门口还树立着一块碑，其上铭文为“伟大的斯大林于1888年9月至1894年7月在此教会学校学习”。

[4]　这是彼得·卡帕纳泽对斯大林的回忆。卡帕纳泽是他在这时期的密友，在此之后，两人也一直维持着朋友关系。20世纪30年代，卡帕纳泽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其中对斯大林充满溢美之词，不过，上述这段回忆却在正式出版的版本中被删去了——笔者是在该书原稿中找到这段文字的。

[5]　关于左臂残疾到底是怎样造成的有很多说法：被雪橇撞了，先天残疾，童年时因病感染，和人摔跤受伤，在基亚拉因一个女人和别人起了争执，被马车撞伤，被父亲打残——所有这些（除了先天残疾）都缘于斯大林本人。残疾的缘由说不清道不明可能是因为斯大林遭受过两次创伤：其一是目前所叙的这次，发生在斯大林刚入学时（据凯可的说法），或在斯大林6岁时（根据之后的健康报告），它所造成的伤害可能没那么严重，但其影响直至斯大林成年后才显现；另一次则发生在不久之后，那次的伤比这次严重得多，斯大林不得不前往第比利斯接受治疗——事故造成了腿部残疾。凯可写回忆录时已80岁了，她貌似把两起事故混淆了。

3　拳击、摔跤和唱诗

现在，小斯大林终于得以逃离凯可的掌控，在哥里——这座充斥着酒精、祈祷和斗殴事件的自由、暴力之城——的大街上度过他的闲暇时光。

索索当然不想待在这个又黑又穷的家里。据他家的熟人、斯大林的唱歌教师西蒙·果戈兹利泽回忆，“凯可日复一日地坐在她那快要散架的缝纫机旁”，而他们家中除了“两把木质沙发、几把凳子、一盏台灯和一张放满了课本的桌子”之外，一无所有。这个小小的家“总是很整洁”，但斯大林睡的仅仅是一张木板床。“随着他越长越高，他母亲便会再加一块木板让床变得更长”。现在，索索已经学会抗拒自己的母亲了。“你不知道，他到底有多淘气而又令人骄傲！”她抱怨道。

他是个典型的哥里人。在格鲁吉亚，哥里人以自吹自擂和好斗尚武出名。当时的哥里仍保留着一种“别致而又野蛮的风俗”：当两个无赖在大街上起了冲突时，没有人应该去阻止他们，而他们的斗殴也不应该有任何限制。在这座城市里，酒精、祈祷和恶斗是水乳交融的，喝醉了酒的神父经常充当一场斗殴的裁判。哥里的酒吧简直就是暴力和犯罪的大熔炉。

这种野蛮风俗源自于中世纪。当时的格鲁吉亚深陷于战争，打架作为一种军事训练而被推崇。而现在，俄国和格鲁吉亚当局则想禁止这种伤人伤己的运动。虽然俄国在这里安扎了士兵，警察局长达夫里舍维和他的手下却抱有不合作的态度：没人能够整治哥里这片无法无天之地。在这种环境下，年轻人会在打斗中被奔跑的马匹或马车撞到也不足为奇了。以心理分析为依据的历史学家会说斯大林的人格深受其酗酒的父亲的影响，而哥里的街头暴力文化也同样对他影响深远。

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曾造访过哥里。他如此写道：哥里“风光别致，民风古朴。那里的天气湿热难耐，湍急的库拉河咆哮而过，不远的山上有依山而建的建筑，远处的高加索山上，冰雪长年不化”。

哥里角塔状的黄砖城堡应该是由塔玛拉女王于12世纪建造的。后来，她的帝国分崩离析，哥里由此变成格鲁吉亚一个行省的首都。[1]它离中亚仅有一步之遥。前往第比利斯的骆驼商队会经过这里。可是，随着1871年通往黑海的火车通行，这座曾经令人引以为傲的城市没落了。它变得混乱不堪，死气沉沉，彪悍的民风长期无法根除。哥里只有一条大街（沙皇大道，现改名为“斯大林大道”）和一个广场。牛群在蜿蜒的小巷里漫步，明沟式的排水管让巷子长期被污水所淹没。孩子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玩耍。它有7000人口，其中一半是像朱加什维利这样的格鲁吉亚人，另一半则是卡莫家那样的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人大多数为商人。这里只有18个犹太人。更为重要的是，哥里被分成了两个街区，这是因为这座城市有两支拳赛队伍：分别是俄人区队和城堡区队。

拳赛、摔跤锦标赛和校园学生群架是哥里的三大传统打斗项目。每当节日来临，比如说圣诞节或者是大斋节前的狂欢节，两支队伍都会组织盛大的游行。异装癖或演员们会坐在骆驼和驴子上扮演“狂欢节之王”，他们会在穿着花里胡哨的乐队和歌手的簇拥下，来到哥里的大街上。在庆祝1634年格鲁吉亚战胜波斯的基诺巴狂欢节上，一个演员会扮演格鲁吉亚沙皇，而另一个则会扮演波斯国王——人们会朝他扔水果，然后把他扔进水里。

每个家庭里的男人——从男孩到长者——都会参加游行。他们会喝酒、唱歌直至深夜，那个时候，狂欢节的高潮终于来临了。这是一项被称为“krivi”的“自由拳击”运动，是“有规则的大规模的一对一”：首先，年仅3岁的儿童会和他的同龄人摔跤，接着是比他们稍年长的男孩，然后是青少年，最后，成年人也加入了这场“不可思议的战斗”。整个城市完全失控了，其后续效应会一直延续到第二天——在学校里，不同班级之间也打了起来。商店经常遭到打劫。

哥里人最喜爱的比赛是摔跤锦标赛。其选手争夺冠军的过程有点像《圣经》中巨人歌利亚的故事。这项赛事的规则倒是挺公平的。锦标赛会在特制的拳击场里举行，比赛过程中还有一支唢呐乐队助兴。富有的王子——比如说地主阿米拉科瓦里王子——和商人，甚至是村民，都有自己的摔跤冠军。在当地，摔跤冠军很受尊重，人们都敬称他们为“帕拉瓦尼”（palavani）。斯大林的教父叶格纳塔什维利一家三兄弟都得过冠军。不过，帕拉瓦尼叶格纳塔什维利已经老了，而且成了富人，他养了自己的摔跤冠军。斯大林一直以其教父在摔跤场上的成就为傲。晚年时的他曾经吹嘘道：

叶格纳塔什维利一家三兄弟都是名扬卡特里的摔跤手，不过，三人之中最强壮的还属雅科夫。

阿米拉科瓦里王子有个保镖，是个身材高大的车臣人。他参加了哥里摔跤比赛，并打败了所有人。于是，哥里人找到了雅科夫·叶格纳塔什维利。雅科夫说：“让他先和季卡打；如果他打赢了季卡，再让他和我哥哥西蒙打；如果他连西蒙都赢了，那就让我来对付他。”可是，车臣巨人连季卡这一关都没过。

有一次，正值哥里宗教节日时期，一帮匪徒戴着羊皮帽子、怀里揣着匕首，大摇大摆地来到了这里。

他们来到叶格纳塔什维利的酒馆，却又想吃霸王餐。斯大林回忆说，他们这些孩子着实吃惊地看着季卡·叶格纳塔什维利“一拳击倒了其中一个，又从另一个人身上拔出匕首，用它的刀柄击倒了那人。第三个匪徒只好乖乖买了单”。

学校的顽童经常在哥里大教堂大道上斗殴，教会学校的男孩们也会加入。学校对斗殴明文禁止，参与者会遭到监禁甚至开除的处罚，“但索索依然乐此不彼”。而他的数学和地理老师伊卢里泽则会在一边激动地观战，高喊着：“上啊！上啊！干得漂亮！”有的时候，他自己也会被斗殴殃及，血溅街头，不过他全然不顾。

“小斯大林在拳击和摔跤方面颇有成绩。”达夫里舍维回忆道。[2]有一次，他的唱歌老师看到他组织摔跤比赛，却伤到了自己那条本已十分脆弱的手臂。“那本来是一场摔跤比赛，但渐渐变成了实打实的斗殴，”老师回忆道，“他们互不相让，互相伤害。”索索的手臂肿了起来，他无法再遵守规则了。

他的朋友伊利马什维利曾和他在操场上交过手。这次比赛被宣布为平局，但就当伊利马什维利转头离去时，索索突然冲了过去，把他扔进了草丛。索索不怕挑战比他更为强壮的对手。当他被那些对手打得落花流水时，凯可总会跑去警长那里求救：“天哪，他们要把我儿子杀了。”无论斯大林的搏斗技巧如何，他无疑是当时哥里穿着最为整洁的街头拳击手。“有时，他母亲会给他戴上宽大的白领子，可是，一旦她转头离开，他便会把领子摘下来，藏进口袋里。”

一对一摔跤无法消耗男孩们所有的精力。他们把真正的精力投入到了团伙斗殴中。“我们家乡的孩子会据其所居住的街道或地区加入不同的团伙，这些团伙永远处于敌对状态。”不过，这些团伙也是大熔炉。“哥里的孩子们在街头接受不分宗教信仰、民族和家境的集体教育。”像斯大林这样的穷小子会和著名将军的儿子阿米拉科瓦里王子一起在街上玩耍，后者甚至想教斯大林游泳。孩子们全副武装，身上满是刀子、弓箭和弹弓。他们过着自由的，甚至是狂野的生活：在河里游泳，唱他们最爱的歌，在阿米拉科瓦里王子的果园里偷苹果，恶作剧地把农家洗劫一空。有一次，斯大林甚至在王子的果园里放了一把火。

“索索淘气极了，”比他年轻的朋友乔治·伊利沙贝达什维利回忆道，“他总是在街上跑来跑去。他喜欢他的弹弓和自制的弓箭。有一次，一个牧人正在赶牛群回家，索索突然跳了出来，用弹弓击中了一头牛的额头。那头牛惊慌地奔走了，牧人想去追索索，却发现他已经消失了，影儿都没有。”[3]“他会像一条鲶鱼一样从我手里溜走，”他的另一个同学写道，“我根本没法抓住他。”有一次，索索竟然用炸弹引爆了一家商店。“他母亲经常听到有人骂他。”

索索喜欢带领他的团伙爬上哥里瓦里山——山上有座“高耸的黄墙城堡”——陡峭的山坡，在山上唱歌、打架、讨论宗教和欣赏风景。“他喜欢大自然。”优利斯特斯西岩城——洞穴之城——仅在10公里之外。这里的山坡陡峭，刚开始时，斯大林没能爬上山顶。可是，据伊利马什维利说，他锲而不舍，有一天终于登顶了。

他对其他团伙的孩子很残忍，却会保护自己的手下。在学会游泳之后（由于左臂残疾，他从来不是一个游泳健将），他曾把一个不会游泳的小孩子推下库拉河。这个孩子差点溺水而亡，后来向斯大林提出抗议。“好吧，”斯大林回答说，“可是，如果你遇到危险，你就必须学会游泳。”有一次，他的同伙被另一个团伙袭击了，他“用石头砸他们，直至他们撤退”。还有一次，索索看到一个朋友挨了打，他对朋友吼道：“为什么你只会像头呆驴一样站在那里？你应该反击！”然后，他击退了那个对手。

据年轻的约瑟夫·达夫里舍维说，斯大林经常挑衅“比他年长，也比他壮的”男孩。他已经会争风吃醋了。他手脚不灵便，跳不好格鲁吉亚人的勒库里舞，所以他会把跳得最优雅的那位绊倒。

早在那个时候，他已经表现出对权力的欲望。“索索有其所属的团伙，但他又经常背叛自己的团伙领袖，参加敌对的团伙。”其团伙领袖说斯大林“破坏了我的权威，并试图颠覆我的领导”。在伊利马什维利看来，这是因为“所有年长或更为强壮的人都喜欢掌控别人，这会让他想起自己的父亲：他对那些高于自己的人总是怀有报复之心”。在他逃脱母亲的掌控之后，斯大林便决心要做一个领袖——即便那时他还小。

父亲对他的殴打和自责、母亲对他的溺爱，以及他本人的聪慧和傲慢——所有这些都使他深信，自己永远是对的，且必须被服从。而他的自信的确颇有感染力，为他赢得了拥趸。其中一位拥趸是他母亲亚美尼亚族朋友的儿子，此人名为西蒙·“申克”·特尔—彼得罗相，也就是之后的卡莫。卡莫家境富裕。他的父亲是个军火商，刚从亚历山大二世对希瓦和布哈拉汗国的战役中大发横财。当他得知自己的儿子成了索索的跟屁虫时，他愤怒地问自己的女儿：“这个身无分文的、没出息的斯大林到底有啥好的？难道哥里就没有体面点的小伙了吗？”哥里貌似的确没啥体面的男孩。

“只要你听从他的指挥，他就会对你很友好。”伊利马什维利说。有一次，科捷·恰尔克维阿尼偷吃圣餐面包被一个男孩举报了，斯大林对这个男孩采取了幼稚的报复行动——这令人不禁联想到他在未来所执行的“大清洗”。他“诅咒他，骂他是个叛徒、间谍，把他逐出团伙，然后又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索索真是个一心向着朋友的人”。

斯大林对大好山川抱有激情，也经常以此赋诗。可是，他对人类却缺乏同情。警长的儿子说，这“像极了他的母亲”。他总是冷静、谨慎，可是，“当他愤怒时，他会变得残忍，满口脏话，把事做绝”。他所顾忌的没有别人那么多，他所牵挂的也比别人来得少，于是，他变成了一个天然的极端主义者。

学生的街头斗殴是合法的。这不单是因为他们的父亲会参与每年一度的狂欢拳击赛，也不只是因为哥里人会就摔跤比赛下赌注，还因为这些男孩们是在扮演那些在附近山区中抵抗俄国人的格鲁吉亚绿林好汉。在哥里人看来，他们都是英雄。那时，沙俄帝国对他们的迫害已经蔓延到了学校。

亚历山大二世是个温和的人，他对格鲁吉亚的政策相当开明，可是，他被谋杀了。继任的亚历山大三世则很冷血，他倒行逆施，治国理念更为保守。最终，大多数格鲁吉亚人都团结在一起，反抗沙俄。沙皇决定，所有格鲁吉亚孩子都得学习俄语[4]——这就是斯大林在恰尔克维阿尼家学俄语的原因。

当他于1890年9月入学时，他和当时的大多数学生一样憎恨新沙皇的政策。他们甚至不被允许用格鲁吉亚语来对话。伊利马什维利回忆：“（由于都说不好俄语）我们只好在这个‘儿童监狱’里闭口不言。我们爱我们的祖国，也爱我们的母语……他们认为我们格鲁吉亚人低人一等，因此向我们强制灌输俄国文化。”如果有学生在课堂上说格鲁吉亚语，他“会被罚站，举一整个上午木板，或者被关进漆黑一片的监禁室，没有东西吃，也没有水喝，直到那天深夜”。

俄语教师是穿着俄国制服——系有金色纽扣的紧身上衣和尖顶帽——的学究，这些残酷无情的人[5]对格鲁吉亚语充满蔑视。不过，有一位教师倒是备受学生爱戴。唱歌老师西蒙·果戈兹利泽是个好心肠的花花公子，他总是穿戴着最时髦的服饰：鞋罩、尖角的领子和胸花。女学生们都暗恋他，甚至为他写歌。他最喜欢的唱诗班歌手就是斯大林。他对斯大林的关爱是全方位的。“仅仅用了两年时间，他便学会了唱歌，并开始给指挥帮忙。我们唱的歌里有很多独唱的部分，而索索总是独唱的第一人选……”这位浪漫的老师记得，索索不但有“优美甜蜜的嗓音”，而且“表演出色”。人们经常请斯大林去婚礼上唱歌，“当他放声歌唱时，所有人都会静静地聆听。他们会说‘朱加什维利家这个孩子的嗓音实在太令人吃惊了’”。每当斯大林“穿着白长袍走上讲坛用他那优美的男高音歌唱时，所有人都会很开心”。

在其入学后的最初几年，虔诚的斯大林基本上没错过一次弥撒。“他不但参加了仪式，也总是提醒我们它们的重要性。”他的同学A．切利泽回忆。另一个同学苏利阿什维利记得，斯大林和另外两个男孩“穿着白长袍，双膝跪地，仰望天际，用天使般的嗓音歌唱晚祷，其他的男孩则仿佛已被歌声迷倒，陷入到了一种非现世的喜悦之中”。他是“教堂中读赞美诗最优美的一位。其余孩子只有在接受过索索的指导后才能朗读”。老师们对他颇为感激，因此送了他一本《诗篇》，上有题词“献给约瑟夫·朱加什维利……为了你所取得的出色进步和良好行为，以及你优美的歌声和朗诵”。

索索在绘画和表演方面也颇具天赋。他对表演的爱好持之以恒。他曾参加过一次根据莎士比亚戏剧改编的滑稽戏表演。“索索的表情让场下的观众哄堂大笑！”那个时候的他也开始写诗了——他不是给他的朋友写信，而是写诗。[6]

与此同时，他也是班级里成绩最好的学生。“他很聪明，”他的唱歌老师说，“我不曾记得他考过低于5S（相当于A）的分数。”索索“会在闲暇时间读书”。他“经常把书夹在腰带里面”，他也喜欢帮助差生学习。“他从来没逃过课，也没迟到过，他的目标永远是第一名。”他的同学彼得·阿丹什维利说。而斯大林对这位同学的建议则是：“天天向上，切忌懒惰，不然你会成为人生的失败者。”

即便是那些对格鲁吉亚抱有偏见的教师也对斯大林的表现刮目相看。学校督察布特尔斯基经常会提前结束社交生活回家备课，因为“如果他不好好准备（明日的课程）的话，那个叫朱加什维利的肯定会将他一军”。[7]斯大林对同学是如此严格，以至于每当他做值日生时，他会记下所有迟到或偷懒的人。于是，其他同学给他取了个绰号：“宪兵”。

不过，这位备受老师喜爱的优等生绝非唯唯诺诺之辈。有一次，学校组织远游，有个学生竟然背着督察布特尔斯基淌过了溪流。斯大林嘲讽他道：“你难道是头驴吗？就算他是上帝，我也不会背他，何况他只是一个督察。”还有一次，敬爱的果戈兹利泽试图说服他唱一首他不喜欢的歌，结果他那一整天都没有出现过。

拉夫罗夫——此人是学生们最为憎恨的老师，他禁止一切和格鲁吉亚有关的事情——提拔斯大林做他的“助手”。但很快，拉夫罗夫便后悔了。拉夫罗夫逼迫“助手”斯大林向他告密到底谁还在说格鲁吉亚语，这引起了斯大林强烈的逆反心理。他和几个18岁左右的胆大孩子联合起来，把这位教师骗到了一个没人的教室里，并威胁要杀了他。在此之后，拉夫罗夫就蔫了不少。

在四年级快要结束的时候，斯大林觉得唱诗班应该拍一张合影留作纪念。唱歌老师听到斯大林“分配任务——他让一个男孩集资，另一个男孩预约摄影师。等到万事就绪，所有人都集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看到（斯大林）捧着一大束鲜花到来，他命令男孩们把鲜花小心地插在纽扣眼上，以待摄影师拍照”。

然而，索索的学生生涯并非一帆风顺。有一次，疯狂贝索酩酊大醉地出现了，把他带走，命令他学习做鞋子。凯可向她的庇护者们求救：“我向全世界求救，我的兄弟、教父叶格纳塔什维利，还有老师……”终于，贝索“把儿子还给了她”。但是，贝索依然经常“闯进学校，醉醺醺地把索索带走”。于是，索索只好穿上凯可兄弟的衣服，偷偷溜进学校。当贝索找上门来时，“所有人都会帮他躲起来，告诉愤怒的贝索，索索没有来上课”。

和政治家斯大林一样，学生斯大林也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伊利马什维利总结道：“索索·朱加什维利是最优秀的学生，可也是最淘气的学生。”少年斯大林业已战胜了很多厄运。然而，就当他开始在校园里茁壮成长时，命运又扼住了他的喉咙，企图将他毁灭。

[1]　因此，哥里四周都是像马克兰斯基·巴格拉季昂王子和阿米拉科瓦里大公这样的贵族的庄园。格鲁吉亚有很多贵族——他们大约占总人口的6%——但他们都很穷，因此相互联系较为紧密，不像俄国贵族那样自主和独立。高加索总督米克哈尔·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亚历山大二世的兄弟——在附近的博尔若米有一幢哥特式的利卡尼宫，直至俄国革命之前，这些罗曼诺夫贵族都会在这里消暑。在斯大林成为最高领导人之后，他对回归故乡哥里鲜有兴趣。不过，在苏俄内战后的第一个假日，他和他当时年轻的、身怀六甲的妻子娜迪亚·阿利卢耶娃回到过利卡尼宫。值得一提的是，1951年，随着健康情况的恶化，他曾最后一次回到过格鲁吉亚。那一次，他也住在了利卡尼宫。这个宫殿的确相当漂亮，但是，对于斯大林而言，它的象征意义可能更为重要——它象征着一个当地穷孩子的成功。目前，利卡尼宫是格鲁吉亚总统的夏日别墅。

[2]　多年之后，即便斯大林已经老去，他依然对自己的摔跤水平颇为自豪。“二战”之后，他遇见了铁托元帅。当时的铁托又年轻又帅气，让斯大林自觉老弱。突然，他把铁托举了起来，夸口道：“我还有的是力气。”铁托着实吃了一惊，不明白斯大林为何要这么做。不过，这是斯大林最后一次展现他在哥里学会的摔跤技巧。

[3]　这些故事是由乔治·伊利沙贝达什维利和他的侄子桑德罗忆叙的。在他们的回忆里，斯大林是个可怕的小混混，他不但打架闹事，还会干扰甚至破坏那些工人阶级的生活。我是在档案库里找到这些回忆录的，当然，它们没有被出版过，也没有在任何有关斯大林的传记中出现过。

[4]　这条明令让斯大林从小就对沙俄有抗拒之心，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却为他日后执政苏联奠定了基础。他的俄语虽然从始至终都带有强烈的格鲁吉亚口音，但对于帝国首脑而言，已经及格了。

[5]　学校督察布特尔斯基便很典型。他身材矮胖，留着一簇红胡子，对学生们吹毛求疵。当他听到有人说格鲁吉亚语时，他会大喊：“别说那种语言！”

[6]　斯大林绝对是政治家中的出色演员。那些熟悉他的巨头经常觉得他是在演戏：赫鲁晓夫说他是“戴着假面的”人；卡冈诺维奇说斯大林至少有四五副不同的面孔；米高扬和莫洛托夫都曾多次觉得斯大林是在做戏。他对绘画的兴趣则没有像对表演那样持久。在此之后，他经常会在开长会的时候在笔记本上画狼群。那是这一爱好得以保留的唯一迹象。

[7]　在他的一生里，斯大林对下属与对自身一样严厉。他要求他们时刻做好准备。他在20世纪30年代时的左右臂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曾说，每次他准备和斯大林开会时，就像一个准备功课的学生。笔者在档案里找到了一份斯大林于20世纪30年代亲手写给塞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当时，他俩都是苏联最具权势的人物——的便条：“塞尔戈，明日召开有关银行改革的大会。你准备好了吗？你必须做好准备。”在“二战”期间，他会把任何没有准备好的人摧毁。

4　一场哥里的绞刑

1890年1月6日，主显节过后不久，在唱歌老师果戈兹利泽的带领下，唱诗班走出教堂，前去为驻扎哥里的俄国部队唱赞美诗。就在这个时候——果戈兹利泽回忆道——“没人看到一辆失控的马车”径直冲入了人群。其时，12岁的斯大林正在过马路。“马车撞在了他身上，一根杆子击中了他的面部，他倒在地上，（轮子）碾过了他的双腿。人群聚拢在他周围，他已经失去意识，我们赶紧把他抬走了。”马车夫被逮捕了，后来被判入狱一个月。凯可再一次看到她儿子血污满面地回到了家。他醒了过来，安慰绝望的母亲道：“不要担心，妈妈。我没事，我不会死的。”

可事实上，他受了重伤。他被送去首都第比利斯，并因此辍学长达几个月。他的腿由此落下了残疾。多年之后在神学院里，他曾抱怨过“隐隐作痛的双腿”。而即便双腿不再痛了，他也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了。他总是一瘸一拐的，这又为他赢得了另一个绰号。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个绰号“长痘疮者”（“乔普拉”），现在，人们叫他“跛腿者”（“格扎”）。他比以前更渴望展现自己的力量，而对困难的克服令他信心倍增。

这起事故也带来了贝索的报复——凯可不得不通知他儿子受伤了，而鞋匠也来到第比利斯的医院看望索索。可是，贝索依然试图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在这个不听话的家庭之上。索索刚刚恢复，贝索便绑架了他，并给他在自己的单位阿德尔汉诺夫鞋厂报了名，让他去做学徒。

“你想让我儿子成为主教？除非我死了，不然他就不可能接受教育！”贝索对凯可大吼，“我是个鞋匠，所以我儿子也会成为一个鞋匠。”

阿德尔汉诺夫鞋厂有80个强壮的苦力工人。贝索和他的儿子与他们一起没日没夜地工作着，却只能领到低廉的工资。他们的工作环境相当恶劣：被水淹了的地窖、悬在头顶上的晦暗的煤气灯，还有令人作呕的制革的味道。即便是沙俄当局，也为阿德尔汉诺夫鞋厂这座阴暗的四方形工厂里的童工担心。索索和父亲一起住在阿弗拉巴尔的工人阶级社区，从那里到工厂步行即可。每天，索索都会在上班的路上经过一座桥，米特凯城堡监狱就在附近。上班的时候，索索得把鞋子从工厂运到离埃里温广场不远的仓库。讽刺的是，虽然此后斯大林将其一生都献给了无产阶级，但除却在他父亲位于哥里的作坊短期工作过外，在鞋厂的这段时间是他唯一的工人经历。如果贝索成功把儿子改造了的话，这个世界上将不会有斯大林，因为他将是一个文盲。斯大林之所以会取得最大的政治成功，是因为他把街头暴力和古典教育不可思议地融合在了一起。

“所有学生都想念索索，”唱歌老师说，“可是，最思念他的还是凯可。”这位可敬而又美丽的母亲再一次行动起来，找到了她的同盟。她和学校的老师、恰尔克维阿尼神父以及叶格纳塔什维利一起赶到第比利斯，他们所有人都试图说服贝索放过索索。这件事情甚至传到了格鲁吉亚东正教大主教的耳朵里，主教愿意为索索提供一个第比利斯的教堂唱诗班职位。凯可的心意已决。贝索出离愤怒。他们问起索索本人的意见。他说，他想回哥里的教会学校学习。于是，神父们把孩子还给了凯可。贝索发誓不会再给这个家庭一分钱，并且再也不会理他们了。

凯可说：“时光荏苒，我再也没见到过贝索，我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令我高兴的是，即便是没有他，我也把这个家养活了。”不过，贝索还会再次归来。他会最后一次试图毁坏斯大林的生命——直至彻底消失。

回到学校后的斯大林依然是（用他母亲骄傲的话来说）“优等生”。没有贝索的资助，凯可很难付清学费。她比以前更加辛勤地工作，把身边认识的人的活儿都揽了下来，接着又去找新的。她开始为瓦西里·别利亚耶夫——为人正派的学校董事会主席——做清洁工和洗衣工，得到一个月10卢布的工资。叶格纳塔什维利和达夫里舍维作出的贡献更多。在别利亚耶夫主席、凯可的庇护者，以及敬爱的唱歌老师的推动下，学校不但让索索重新入学，还给他颁发了3卢布30戈比的奖学金。

事故造成的创伤、贝索对他的绑架，以及工厂严酷的生存环境已经让索索身心俱疲。回到哥里后不久，他就得了严重的肺炎。他的唱歌老师说，他母亲“又一次几乎要失去他，可他还是挺了过来”。这次，学校把奖学金翻了个倍，给了索索7卢布。总是以索索为傲的凯可回忆说，即便是在他因病发着烧的时候，他还会发着呓语：“妈妈，让我回学校，不然的话，伊卢里泽老师会给我低分的……”

那一整年里，斯大林历经了一场又一场的危难。终于，他恢复了，重新活力四射地回到了学校。不过，他也变得更加叛逆了。“他几乎每天都会受罚。”伊利马什维利——他俩是唱诗班三人组的成员——回忆说。索索组织了一场针对遭人憎恨的督察布特尔斯基的抗议行动，而此次行动几乎演变成一起暴动——“这是索索组织的第一场革命。”

由于经济拮据，索索的母亲不得不搬进苏贝尔纳亚街上的一个烂屋子。据伊利马什维利回忆，这座房子“又老又旧，还很脏”，它的屋顶漏风漏雨。“房间里的灯光永远暗淡。屋里散发着霉味，混杂着雨水、潮湿衣物和厨房的味道，没人能逃脱。”不过，斯大林可以。他终于有更多理由和他的团伙一起在街头和哥里瓦里山上厮混了。

他依然是唱诗班里最优秀的歌手，但也开始关注穷人的困境并质疑自己的信仰。他和三位神父的孩子成为了密友。他们是拉多·克茨霍韦利和瓦诺·克茨霍韦利（两人会对他的未来造成至关重要的影响），以及和斯大林一样跛腿的米哈伊尔·达维塔什维利[1]。在此后不久，克茨霍韦利一家中的哥哥拉多进入了第比利斯神学院。他告诉索索，他曾在那里指导了一场起义，而他因此被开除了。这些新朋友和他们带来的书为斯大林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不过，他依然梦想成为神父，帮助穷人。然而，他终于第一次接触到了政治。在拉多·克茨霍韦利富有魅力的号召下，索索宣称要成为一个改变穷人境遇的本地官员。

他读了很多书。如果发现同学手里有他想读的书，他就会把它偷走带回家。13岁那年，拉多·克茨霍韦利把索索带到了哥里的一家小书店里。他花了5戈比办了一张借书卡，然后借了一本书。那本书很有可能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他被它吸引了，彻夜长读，忘记了睡觉。

“是时候睡觉了，”凯可说，“快睡——马上就要天亮了。”

“妈妈，我太爱这本书了，我必须把它读完……”随着斯大林读的书越来越多，他的信仰渐渐动摇了。

有一天，索索和他的朋友们——包括格里沙·格鲁吉泽——躺在草坪上聊天。他们聊起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不公平。索索突然说出了一段话，这让他的朋友们着实吃了一惊。他说：“上帝是不公平的，他甚至根本不存在。我们都被骗了。如果上帝真的存在，他肯定会让这个世界更加公平。”

“索索！你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格里沙惊呼道。

“我借你看本书，你就知道了。”索索把《物种起源》递给了格里沙。

索索对谋求公正的渴望、对绿林英雄的崇拜，以及重新燃起的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融合在了一起。他喜欢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拉斐尔·叶里斯塔维的诗，并能背诵他的杰作《克黑苏的祖国》。“那首诗棒极了。”晚年的斯大林曾说。学生们开始自己学写浪漫主义的诗歌。他们会围绕在斯大林的周围，热烈地讨论着各种被禁忌的理念和作品。

就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坠入了爱河。对于这个年龄段的男孩而言，爱情的降临很正常，可是，他的官方传记从来没有提及过此事。他爱上的是恰尔克维阿尼神父的女儿——他们家住的房子正是从恰尔克维阿尼神父那里租的。“他是在拉丁语初级班里爱上恰尔克维阿尼家的姑娘的，”乔治·伊利沙贝达什维利回忆说，“他把这件事告诉我，并嘲笑自己已经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当她上俄语课时，“我经常假装路过，并加入到课堂中去。”50年后，斯大林回忆道，“有一次，她回答不上问题，我帮助了她……”我们无从知晓恰尔克维阿尼家的姑娘是否也爱斯大林，但可以确定的是，两人在他们儿时便已很亲密。据女孩的哥哥科捷说：“他和我妹妹争洋娃娃玩。他把她弄哭了，但是，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和好了，像一对真正的朋友那样坐在一起看书……”

1892年2月13日是斯大林终生难忘的一天。在教会学校老师的带领下，学生们前去参观“19世纪晚期哥里最引人注目的场合”。老师们希望这个恐怖的场景会让“男孩们心怀敬畏和恐惧”——这是一场绞刑。

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冬日。山脚下的库拉河畔，三座绞刑架树立了起来。很多哥里人前来围观，其中穿着制服的教会学生格外显眼。然而，等到他们真的见证这一幕时，他们都被“吓坏了”。

被行刑者先前偷了一头牛，继而又在被追捕的过程中杀了一名警察。可是，男孩们了解到，三个死囚只是“被地主压榨的农民，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于是逃进了森林”，以小偷小盗为生。他们只会偷当地地主的东西，还会帮助其他农民。斯大林和彼得·卡帕纳泽都不明白，既然神父们都以十诫教诲他们“汝不能杀戮”，这些人又为何要惨遭绞刑。他们看到一个神父拿着巨大的十字架站在绞刑架边，他们更加错愕了。

男孩们都颇为吃惊。“索索·朱加什维利和我，以及其他四个学生爬上了一棵树，从那里远眺令人恐怖的场景。”格里高利·拉兹马泽回忆道。（不过，警长达夫里舍维禁止他儿子参加。）人群中还有另一个观众，此人将在之后成为斯大林的朋友并被斯大林提拔，那便是马克西姆·高尔基。当时，高尔基还只是一个记者，之后却成为了苏俄最为著名的作家。

哥里人同情这三位勇敢的高加索好汉——他们中两人是奥塞梯人，另一个则是伊美利田人。沙俄当局为了展示自己对当地的统治而对他们处以极刑，可年轻的达夫里舍维则称他们为“神圣的烈士”。人群开始不安起来，两队俄国士兵把广场牢牢围住。鼓点敲响。“穿着制服的官员们在绞刑架周围滞留不去，”高尔基在他的文章中写道，“他们神情严肃、阴沉，对人们充满敌意。”他们有理由感到紧张。

三个戴着脚镣的死囚走上绞刑架。其中一个和另外两位分开了——他被赦免了。神父为两位即将接受绞刑的死囚祈祷：其一接受了，另一位则拒绝接受。两人都想喝口水，抽上一支烟。桑德罗·库布卢里沉默不语，而塔托·亚奥什维利——英俊而又强壮的“匪帮领袖”——冲着观众大笑，甚至无畏地和他们开起了玩笑。高尔基写道，他靠在“绞刑架的栏杆上，和那些来看行刑的人们聊起了天”。人群向穿着一身红衣的蒙面绞刑吏丢石头，而后者则把死囚送上高脚凳，收紧了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绳索。桑德罗捏了捏自己的胡子，自己调整了一下套索。时间终于到了。

绞刑吏踢掉了高脚凳。正如很多在沙皇当局镇压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一样，对绞刑的执行颇为拙劣：桑德罗的绳索断掉了。围观的人都倒抽了一口气。红衣绞刑吏再次把他送上高脚凳，把一条新绳索套在他脖子上。终于，他死了。对塔托的行刑也进行得颇不顺利。

村民和学生们四散而去。斯大林和他的同学讨论，这些被执行死刑的人，他们的灵魂到底何去何从呢？他们会进地狱吗？斯大林安慰同学们道：“不会的。他们已经被处以极刑了，如果他们再遭惩罚，那将是不公平的。”男孩们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后世的传记作者经常描写这场绞刑，说它刺激了斯大林，让他日后成为了一个“杀人犯”。可是，我们所能知的仅仅是，包括斯大林在内的男孩们同情这些格鲁吉亚法外之徒，也憎恨压迫他们的俄国人。如果一定要下结论的话，与其说目睹绞刑让斯大林成为了一个“杀人犯”，还不如说让他成为了一个叛逆者。

终于，索索是时候要离开哥里了——他很快就要从教会学校毕业。黎明时分，凯可经常会坐在他的床头，充满爱意地端详这个还在睡梦中的聪明的孩子。“我的索索长大了。”她说。但他们依然有很多时间在一起相处。“我们几乎没有分开过。他总是在我身边。即便当他生病时，他也会在我身边读书。他唯一会离开我的娱乐活动是沿着河去爬哥里瓦里山。”

然而，凯可意识到，如果想让索索实现她的梦想，必须放他离开。“我们俩相依为命，可是，他对知识的渴求要求他离开我。”的确，斯大林从始至终都是个好学的人。[2]在完成教会学校的学业后，他的目标便只剩下一个，那便是帝国南方的第比利斯神学院。1893年7月，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他的所有老师——特别是西蒙·果戈兹利泽——都向神学院推荐了他，可他还是遭遇了一个难题。

“有一天，索索哭着回到了家”，找到了他母亲。

“儿子，你怎么了？”凯可问。

索索解释说，第比利斯神学院发生的抗议行动及其所导致的学院暂停招生——部分是由索索激进的朋友拉多·克茨霍韦利所引发的——意味着“那个夏天，学院不再招收非牧师之子的学生，而他则将因此虚度一年”。

“我安慰了他，”凯可说，“然后立刻穿好衣服出门。”凯可戴上了她最漂亮的头巾，前去请求索索的老师和庇护者们给予帮助。唱歌老师愿意收索索为徒，让他就读师范学校。可是，凯可一心想让索索读最好的学校，也执意让他成为神父，这便意味着索索非神学院不去了。

凯可带着索索来到第比利斯。刚上路时，索索很兴奋。可是，当他们坐上火车，踏上前往第比利斯的72公里的旅程时，他却突然哭了。

“妈妈，”索索哭着说，“当我们到了那里后，如果爸爸找到了我，又逼我学做鞋呢？我想读书啊。让我做鞋匠还不如让我去死。”

“我吻了吻他，”凯可回忆道，“为他拭去了泪水。”

“没有人能阻止你去读书，”她安慰他说，“也没有人能把你从我身边抢走。”

虽然母子两人都“害怕贝索出现”，索索还是被第比利斯这座“川流不息的大城市”给吸引了。“我们没有见到贝索。”凯可说。

无所畏惧的凯可租了一所房子，然后找到了她身居首都的亲戚——此人路子很广，而他的房东是个比他还要路子粗的神父，并且还有一位颇有人脉关系的妻子。

“求求你帮帮这个女人，”亲戚对神父的妻子说，“你能积累的善缘会比建造一座教堂还要多。”神父的妻子联系了其他能和神学院说得上话的教士。终于，斯大林得以参加入学考试。所有这些都是他母亲的功劳，因为她知道“他会令她骄傲”。斯大林当然会令她“骄傲”，可是，神学院对非神父之子收取的学费却贵达1年140卢布——凯可根本不可能赚到那么多钱。在凯可的动员下，达夫里舍维说服著名的贵族巴洛托夫公主资助索索读书。在凯可的多方奔走下，索索争取到了一笔奖学金，并且作为半寄宿生被接受了。不过，他依然要付一笔可观的学费——每年40卢布，还要买一件法衣。凯可并不在意，这位“全世界最高兴的”母亲回到哥里，开始做缝纫工赚钱。叶格纳塔什维利和达夫里舍维也承担了索索的部分学费。

“一个月之后，”凯可说，“我看到索索穿着神学院的学生制服，我高兴得哭了，也很悲伤……”1894年8月15日左右，索索正式入读神学院寄宿学校，在高加索首都，这座更加狂野的城市定居了下来。

这位男孩到底经历了多少才走到了这一天啊。他的脚趾相连，他受伤残疾，他得天花差点死去，他被父亲毒打并抛弃，他虽然被母亲爱护却也没少挨她的巴掌，他被人说成是杂种，一次又一次地经历事故和疾病折磨……

这无疑是斯大林人生中最为重要的时刻之一。如果他没法就读神学院，如果他母亲不是那么执着，那么，这个鞋匠的儿子就不可能接受出色的古典教育（虽然这些教育也令其窒息），而他也无法为成为列宁的继任者而做好准备。

“他写信告诉我，很快，他就将让我脱离贫困。”那是她亲爱的儿子第一次给她写信，而在他们的生命中，这位尽孝道的儿子一直保持着给母亲写信的习惯。“当我收到他的信时，我会把它们紧紧抱在怀里，和它们一起睡，亲吻它们。”

“学校里的每个人都祝贺我，”凯可说，“只有西蒙·果戈兹利泽不高兴。‘学校看上去空荡荡的，’他说，‘现在谁来唱诗呢？’”[3]

[1]　曾帮助过斯大林的教师不只有唱歌老师一位。达维塔什维利的叔叔扎哈里是出色的俄国文学教师。多年之后，凯可曾写道：“我至今仍记得您对我的儿子索索有多关心。他老是对我说，正是您让他爱上了学习，也让他的俄语如此出色！”

[2]　即便是到了古稀之年，抑或是征服柏林的时候，斯大林仍然十分好学。“瞧瞧我，”他曾于1950年说，“我已经老了，可我依然在学习。”他的书里写满了笔记和旁注。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斯大林是个“粗暴的农民”，可他实际上却是一个相当勤奋的自学者——而他的对手，比如说托洛茨基，却忽视了这一点。

[3]　斯大林从未忘记他的唱歌老师。在他被流放或者进行地下革命时，他写给母亲的信里总是会提到向西蒙·果戈兹利泽问好。凯可会替斯大林向果戈兹利泽问好，不过，她不让他读信中和他无关的那些部分。“你能看提到你的那部分，”她说，“但你不能看其余部分，也不能知道我儿子现在在哪里。”

5　诗人与神父

当这位16岁的哥里男孩来到神学院，他发现，他已经不可能像以前那样自由自在地在街头打架或爬哥里瓦里山了。相反，他几乎是被监禁了起来。这个他所就读的机构，与其说是所宗教学院，还不如说是所令人压抑的19世纪英国公立学校：集体宿舍、欺负人的男孩、愈演愈盛的鸡奸行为、假惺惺且残忍的教师以及监禁室——所有这些听上去都像是高加索版本的《汤姆求学记》（Tom Brown’s Schooldays）。

斯大林是和其余几个哥里同学一起来到这里的，其中包括约瑟夫·伊利马什维利和彼得·卡帕纳泽。这些乡下来的孩子虽然不像索索那么穷，却发现自己身处“傲慢的富家公子之中”。[1]伊利马什维利说，他们“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因为神学院是“格鲁吉亚知识生活的源头，它历史悠久，又处在这个几近完美的文明的中心”。

索索和其他600位见习神父住在四层楼高的神学院里。那是一栋新古典主义建筑，四周是恢宏的白色柱子。他住在顶楼，宿舍里有二三十张床。神学院另外三层则分别是教堂、教室和食堂。每一天，他们都按铃声行事。索索7点起床，穿上法衣后前去教堂做祷告。然后，他会喝上一杯茶，再去上课。值日生会诵读另一篇祷文。他们会上课，直至下午2点。他会在3点吃午饭，接着是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铃声会在5点再次响起，在那之后，他就不能再出校门了。在做完晚祷之后，他于晚上8点吃晚饭。他会学习、祷告，直至10点，接着便是熄灯时间。每当周末，祷告做起来没完没了，他们“会站在一个地方长达三四小时，腿都麻了也不能动，修道士们会不知疲倦地盯紧他们”。不过，下午3—5点之间，他们被允许出门。

这个帝国的神学院“以其野蛮的习俗、中世纪式的教育方式和武斗争胜而著名”。托洛茨基说，“所有被《圣经》禁止的恶行都会在这张神圣的温床上滋生”。而斯大林所入读的这家神学院更是臭名昭著，被人戏称为“石墙麻袋”。“这里毫无生气，”有个学生说，“死气沉沉——我们觉得被关进了监狱。”

当斯大林来到这里时，这儿的23位教师正接受着三位一体式的领导：院长塞拉菲姆、副院长吉尔摩根，还有最遭人憎恨的德米特里神父——三人中唯一的格鲁吉亚人，出身贵族，生来便继承了大卫·阿伯西兹王子的爵位。阿伯西兹王子不久之后便被提拔为督察。用斯大林的话来说，这位肥胖、黝黑的学究是“上帝虔诚的仆人、沙皇的侍从”。

修道士们决定让这些以格鲁吉亚身份为傲的男孩去格鲁吉亚化。学生们被禁止阅读格鲁吉亚文学作品，也不准阅读普希金之后的俄国作家，包括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作品。两位督察“无时无刻不监视着”孩子们，所有体罚和低分都会记录在案。很快，被开除——被戏称为“豺狼的票根”——成为了荣耀的象征。

阿伯西兹神父有一群学生中的告密者。在大多数时间里，他都会在神学院里偷偷摸摸地观察或者对宿舍发起突然袭击。他会抓住那些看禁书、自渎和说脏话的学生。斯大林擅长给人取绰号。不久之后，他就给这位邪恶的神父取了一个：“污点”。不过，此人虽然貌似恐怖，却教条得有点滑稽可笑。

斯大林从他的精神导师拉多那里了解过神学院所有著名的叛乱事件。1885年，院长因说“格鲁吉亚语是狗才说的语言”而被一位学生暴打。第二年，这位院长被谋杀了，凶器则是一把格鲁吉亚长剑——即便是最为凶暴的英国公立学校校长，也不会遭到如此厄运。

在接下来的时代里，如果说神学院取得了什么成就的话，那便是为俄国培养了几个最坚决的革命者。同为神学院学生的斯大林的同志菲利普·马哈拉泽说：“没有一个世俗学校像第比利斯神学院这样产出了那么多无神论者。”这座“石墙麻袋”变成了革命家的寄宿学校。

据一位同学回忆，刚入学时的斯大林“冷静而又谨慎，谦卑而又腼腆”。另一位同学则说，这位曾经趾高气扬的哥里团伙领袖变得“阴郁而又避世，他不再喜欢儿时的那些游戏了”。沉默寡言的青年索索正观察着这个时代的剧变——也正在成为一位诗人——不过，他依然努力学习着。他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一年级，成绩位列全年级第八名。在1894至1895学年，他在格鲁吉亚语及唱歌课上取得了5S（A），而他的经文课也同样是4分和5分这样的高分。他是个模范学生，在遵规守纪方面也取得了“优异的5分”。

索索的境遇“可怜”，他不得不经常“乞求”院长在学费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2]。斯大林找了一份唱诗班的兼职以赚取更多的零花钱（他记得是5卢布）。他是“唱诗班方阵右边的首席男高音”，并经常参加歌剧院的演出。

凯可随索索来到第比利斯，待了几星期帮他安顿。她在神学院做缝纫工和餐厅服务员——这当然使斯大林很难堪，也许也造成了他刚入学时的沉默寡言。等到索索安稳下来后，凯可回到了哥里。从此之后，斯大林再也没有回过哥里。他母亲还会活40年。在这40年里，斯大林会定期给她写信（特别是当她缺衣少钱时）。然而，两人却越来越疏离了。斯大林继承了母亲的坚毅和伶牙俐齿，却最终发现难以承受她的爱。他再也不会回到她的身边了。

一直潜伏在第比利斯的贝索找到了索索。他发现索索是个钱袋子，可以为他对酒精的依赖买单。他找到了神学院院长，要求让儿子回到自己身边：“让他走吧，因为我需要他来照顾我！”斯大林虽然想减轻“贝索以及和他一样的人的苦难”，却依然对贝索“无动于衷”。最终，贝索放弃了索索。

据斯大林回忆：“有一次，守夜人告诉我我父亲在门外等我。”斯大林跑到楼下，发现父亲就站在那里。“他连声招呼都没打，便径直说道：‘年轻人，你已经把你父亲完全忘了，是吗？好吧，我得去另一个城市工作了。’”

“可我没有钱帮你。”斯大林回答说。

“闭嘴！”贝索大吼道，“你至少得给我3卢布。不要像你妈那样吝啬！”

“不要大吼大叫！”索索说，“这里是我的寄宿学校。如果你不离开，我会让守夜人请你离开。”

据斯大林回忆，他的“威胁起了作用”，“父亲咕哝着溜回到了大街上”。

每当假日来临，索索就会回哥里看望他亲爱的母亲。凯可回忆道：“虽然他已经开始长胡子了，但依然像个5岁的孩子一般偎依在我身边。”不过，他的大多数假日时光都是在茨罗米度过的。那里有他富裕的跛脚朋友米哈·达维塔什维利。斯大林回到神学院，升入二年级。他的成绩变得更加“优异”了，名列全年级第五。他开始创作诗歌。

这一学期结束的时候，索索带着他写的诗来到了著名的《伊比利亚报》办公室。在那里，他得到了伊利亚·恰夫恰瓦泽王子的接见。恰夫恰瓦泽是格鲁吉亚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相信理想中的格鲁吉亚应该是个由开明贵族统治的农业社会。

王子颇为欣赏索索的诗作，把他引荐给自己的编辑。最终，斯大林发表了五首诗——相当不错的成绩。伊利亚·恰夫恰瓦泽王子称斯大林为“眼神灼人的年轻人”。早在他以革命者身份在格鲁吉亚出名之前，他作为诗人的名声已经在那片土地上传开了。

[1]　神学院学生主要是没落的贵族子弟和神父的儿子。他们不是最富有的人，但当然比斯大林的境遇好得多。哥里警长的儿子达夫里舍维以及其他家境好些的学生——比如斯大林未来的同志加米涅夫——入读了第比利斯大学预科男校。而有钱的叶格纳塔什维利则把他的儿子瓦索和萨沙送到了莫斯科的一家预科学校。在斯大林掌权的那些年，神学院门口有一块碑，其上题字为：伟大的斯大林——布尔什维克党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于1894年9月1日至1899年5月29日在这所前神学院生活及学习，并指导了第比利斯的地下工人运动。

[2]　斯大林曾写信给院长：“第比利斯神学院二年级生约瑟夫·朱加什维利致尊敬的塞拉菲姆院长：尊敬的院长，您想必对我可怜的母亲有所了解。她以一己之力供我读书，而我的父亲则已经长达3年未向我们家提供一分一毫。这是他惩罚我违抗他意愿而继续读书的方式……这便是我第二次向尊敬的院长寻求帮助的原因。我乞求您帮助我，给予我全额奖学金的待遇。约瑟夫·朱加什维利，1895年8月25日。”

6　“眼神灼人的年轻人”

在格鲁吉亚人自己看来，这片土地虽然长期遭到压迫，却盛产骑士和诗人。斯大林以“索塞罗”这一笔名发表在《伊比利亚报》上的诗歌被广泛地传阅，且成为了经典之作。它们被收录到了格鲁吉亚各种“最佳诗歌集”中。早在人们听到“斯大林”这个名字前，“索塞罗”便已在格鲁吉亚声名鹊起。《母语》是一本于1912—1960年多次再版的儿童诗歌合集。其1916年的版本收录了斯大林最早期的诗歌《清晨》。在其接下来的版本中，这首诗得到了保留，有时被署名为“斯大林”，有时则不是，直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才被拿下。

随着年岁增长，斯大林的男高音也几近专业歌手水平。在其一生中，从政并非唯一选择。事实上，斯大林完全可以选择成为歌唱家或诗人。唐纳德·雷菲尔德教授曾将斯大林的诗歌译成英文。他说：“我们会为斯大林从诗人转而成为革命家感到可惜，其理由并非纯粹是政治性的。”斯大林用浪漫主义笔触所描写的风景或许并没有太多创意，但其诗歌真正的优美纯粹之处却在于它们的韵律感和语言本身的魅力。

《清晨》的韵律完美无缺，但真正让这首诗出类拔萃的是斯大林对波斯、拜占庭和格鲁吉亚意象的混搭式运用。他在这方面颇为敏感，且很早便显露出了天赋。雷菲尔德说：“也难怪格鲁吉亚文学界和政治界的巨擘伊利亚·恰夫恰瓦泽会刊发这一首及其余四首诗了。”

索塞罗的第二首诗名为“致月亮”。这首癫狂的诗更将斯大林的天赋展现得淋漓尽致。它描写了一个神圣的冰川世界，而其中暴力而又忧郁的主人公被悲剧性地放逐，于是，他被圣洁的月光吸引了。

在第三首诗中，斯大林“对比了人类的暴力和鸟儿、音乐及歌手的自然与温柔”。

第四首诗透露了斯大林的心声。它描写了一个不被祖国尊敬的先知，一个被人民放逐的诗人。年仅17岁的斯大林已经构想了一个“偏执狂般”的世界，在其中，“伟大的先知只会被阴谋暗杀”。雷菲尔德说：“如果说斯大林的诗中有‘暗藏信条’，那便是这首无疑了。”

斯大林发表的第五首诗和《清晨》一样是最受推崇的。他把这首诗献给了格鲁吉亚人钟爱的诗人[1]拉斐尔·叶里斯塔维王子。正是这首诗吸引了斯大林银行攻袭行动中的银行“内应”，让此人主动向他提供了内幕线索。这首优秀的诗被收录进1899年庆祝叶里斯塔维王子大寿的合集之中。诗中所描写的圣人是个一手执竖琴一手执镰刀的英雄。

他的最后一首诗发表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周刊《耕耘》（Kvali）上。斯大林令人动容地描绘了一个老去的英雄，他“做梦梦到向子孙讲述他的过往”。斯大林或许是在想象老年时的自己。在他的理想中，他会坐在黑海边的阳台上，和自己的子孙分享他过往的传奇经历。

斯大林早期的诗歌显示了他对文学、权力的痴迷和具有毁灭性的创造力。同时，我们还能从中读出他对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和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这样的天才诗人的崇敬和嫉妒。正如曼德尔施塔姆在其著名的讽刺斯大林的诗作中所说的那样，这位“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和“农民屠戮者”对文学的影响是“负面”的，其“魔爪像蠕虫一样短悍滑腻”。然而，遗憾的是，人们只看到了斯大林残酷的那一面，只以为他是个庸俗而没有教养的人；可事实上，斯大林受过系统的古典教育，且具有渊博的知识。斯大林从来没有放弃过他对诗歌的关心。曼德尔施塔姆至少说对了一点：“在俄国，诗的价值至高无上，人们甚至会为它而死。”

斯大林这位前浪漫主义诗人厌恶并摧毁了现代主义诗派，不过，他却大力支持他心目中的浪漫主义，即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能背诵涅克拉索夫和普希金的诗，他阅读歌德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他甚至会朗诵瓦尔特·惠特曼的诗。每当聊起他儿时的格鲁吉亚诗人时，他总是滔滔不绝。他甚至还帮忙把鲁斯塔维里的《虎皮武士》翻译成俄文。在亲自翻译了几个小节后，他谦虚地问同僚：“我的翻译还过得去吗？”

斯大林尊敬艺术家。他清洗的那些文人大多阿谀奉承，而非真正的天才诗人。当曼德尔施塔姆被捕时，他下达的命令是“把他关起来，但不要伤害他”。他保住了大多数艺术天才的性命，比如说肖斯塔科维奇、布尔加科夫和爱森斯坦。他有时会给他们打电话，鼓励他们，有时也诋毁他们，让他们身陷囹圄。在曼德尔施塔姆被捕后，斯大林曾在克里姆林宫突然打电话问帕斯捷尔纳克：“他是个天才，是吗？”曼德尔施塔姆之所以以悲剧收场，不仅是因为他自杀式地写了一首嘲笑斯大林的诗——这可是这位领袖年轻时最钟爱的艺术形式——也是因为帕斯捷尔纳克没有向斯大林申明他的同事的的确确是个天才。曼德尔施塔姆没有被判死刑，却也没有被保护起来，斯大林让他在古拉格自生自灭。可是，斯大林的确保护了帕斯捷尔纳克：“不要去打扰这位与世无争的诗人。”

这位17岁时的神学院诗人从来没公开承认自己写过诗，但是，他曾对一位朋友说道：“我对写诗失去了兴趣，因为它会耗尽我所有的精力和很多耐心——那时的我就像瞬息万变的水银。”而现在，革命和密谋的水银已经朝第比利斯的年轻人倾泻而来，很快，它就涌入了神学院。

站在“石墙麻袋”的白色阶梯上，索索能看到埃里温广场附近忙碌而又危险的波斯集市和亚美尼亚集市。这是一片“由狭窄巷道构成的交错纵横的网络”，“开着铁匠和武器铺子；面包店里巨大的黏土烤箱里正烤着大块的面包……鞋匠展示着花哨的便鞋……酒铺里，商人们把酒装在羊皮袋或牛皮袋里”。[2]果洛文斯基大道会令人产生身处巴黎的错觉，可其他街道则更像是“利马或孟买”。

巴伊德克记叙道：

这里的街道又陡又窄，两辆马车无法并行通过；大多数房屋都有阳台，它们鳞次栉比地依山而建，远看仿佛是一个个阶梯。白天热闹非凡，街上满是各色牵着动物的人们……格鲁吉亚蔬果小贩头顶木质托盘，波斯人穿着长袖衫、戴着黑色皮毛帽，他们的头发和指甲常常被染成红色；鞑靼的毛拉戴着绿色和白色的头巾；山区人则穿着漂亮的乔卡、戴着皮毛帽子……伊斯兰女性戴着面纱……马匹驮着革制水袋和穿着盔甲的骑士。

这座城市以温泉（及浴场）出名。它依圣山而建，位于库拉河畔，圆形塔尖的格鲁吉亚教堂和梅特希监狱——被伊利马什维利戏称为“第比利斯的巴士底监狱”——阴郁的塔楼耸立在城市上空。如今，沿圣山的鹅卵石小巷往上走，我们可以看到白色大理石的教堂（凯可正和诗人们、王子们一起在此安息）散发着夺目而又圣洁的光芒。

第比利斯有16万人口——其中30%是俄国人，30%是亚美尼亚人，26%是格鲁吉亚人，另外还有少许犹太人、波斯人和鞑靼人。该市有6份亚美尼亚语报纸，5份俄语报纸和4份格鲁吉亚语报纸。它的工人阶级主要集中在火车站和小作坊里；亚美尼亚生意人、格鲁吉亚王子和俄国贵族与将军——以沙皇的总督为首——是富裕的上层阶级。城市里的搬水工来自于西部的拉夏（Racha），石匠是希腊人，裁缝是犹太人，浴场老板则是波斯人。它好似“不同种族和不同牲畜的大熔炉，羊皮帽和光头、毡帽和尖顶帽在此共存……马、骡子、骆驼和狗共生不悖……火热的空气中洋溢着叫喊声、敲打声、大笑声、咒骂声、推搡声和歌唱声……”

格鲁吉亚民族主义和国际马克思主义早已在这座散布着剧院、酒馆、旅舍、集市和妓院的帝国大都市生根发芽，并渐渐渗入到了与世隔绝的神学院内。

索索和一个叫赛义德·杰夫达里阿尼的男孩“因身体状况差”搬出了集体宿舍，搬进了小房间。杰夫达里阿尼比索索年长，他早已是神学院一个地下小圈子的成员，他们会偷偷阅读被禁的社会主义文学作品。“我建议他加入，”杰夫达里阿尼说，“他很高兴，并同意了。”紧随其后，斯大林也邀请他在哥里的朋友伊利马什维利和达维塔什维利加入了这个圈子。

刚开始时，他们读的并非是具有煽动性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而仅仅是被神学院禁止，其实却无关紧要的书。他们成立了一个叫作“廉价图书馆”的读书会，继而从一家书店借书看。而书店的老板曾是一位民粹主义者。“您还记得这家小书店吗？”在此之后，书店老板伊梅达什维利曾写信给伟大的斯大林，“您还记得我们在那里思考和低语着讨论过多少问题吗？虽然当时的我们都找不到问题的答案。”斯大林正是在那里看到了维克多·雨果的作品。其中，《九三年》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小说中的革命牧师西穆尔登[3]成为了斯大林的偶像之一。可是，神学院却禁止学生阅读雨果的著作。

晚间时分，“污点”总会在走廊里巡视，检查灯是否都熄灭了，学生们是否在偷偷读书或自渎。然而，一旦他离开，男孩们便会点燃蜡烛，挑灯夜读。索索读起书来更是没日没夜。他经常“看入了迷，连觉都顾不上睡，他看上去总是昏昏沉沉的，像是快要生病一样”。于是，“当他开始咳嗽时”，伊利马什维利“赶紧夺过了他手里的书，把蜡烛给吹灭了”。

终于，吉尔摩根神父发现斯大林正在读雨果的《九三年》。他下令“把他在监禁室里关一段时间，以示惩罚”。可是，斯大林屡教不改，另一个巡察的神父发现他还在读雨果的作品。“朱加什维利加入了‘廉价图书馆’。今日，我没收了他读的雨果的《海上劳工》。我早就因他读雨果的《九三年》而警告过他。签名：助理稽查V．穆拉霍夫斯基。”

那个时候，激进的年轻人都读尼古拉·涅克拉索夫的诗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斯大林受这两位俄国作家的影响更为深远。《怎么办？》的主人公，具有钢铁般意志却无情的拉赫梅托夫成了斯大林的革命偶像。斯大林开始将自己视为和拉赫梅托夫一样的“特殊人”。

不久，斯大林又被发现在“学校楼梯上”读禁书，神学院“受院长之令，对其处以长时间监禁和严厉惩戒”。他爱上了左拉，他最喜欢的法国小说是《萌芽》。他博览群书，其中不但有翻译过来的席勒、莫泊桑、巴尔扎克的作品，萨克雷的《名利场》，还有希腊原文的柏拉图著作和俄国与法国历史书——他还毫不吝啬地和其他同学分享这些书。在俄国作家中，他喜欢果戈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和契诃夫，他熟读他们的著作，并能“默诵”。他也爱托尔斯泰，“但对他的虔诚颇感无奈”。在此之后，他甚至曾在托尔斯泰那些大段的关于救赎和拯救的辨析文字旁写下“哈哈哈！”。他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一本关于假以革命之名的阴谋和背叛的杰作——并在上面做了大量笔记。这些书都是被藏在神学院学生的法衣里偷运进学院的。后来，斯大林曾开玩笑说，他曾为了革命从书店里“征用”——其实是偷——过这些书。

雨果并非唯一一位改变了斯大林一生的作家，另一位小说家甚至改变了他的名字。亚历山大·卡兹贝吉的禁书《弑父》的主角是一个经典的高加索绿林人物，而他的名字则叫“科巴”。伊利马什维利说：“让我和索索着迷的是那些赞美格鲁吉亚自由战争的文学作品。”在《弑父》这部小说里，科巴抵抗俄国人，为他的妻子和祖国牺牲了一切，然后遭到了凶残的报复。

“科巴成了索索的上帝，并赋予了他人生的意义。”伊利马什维利说，“他希望自己能成为科巴。于是，他开始叫自己‘科巴’，并坚持让我们也这么叫他。当我们叫他‘科巴’时，他的脸上每每洋溢着自豪和愉悦。”对于斯大林而言，这是个极富含义的名字——高加索山区人民的复仇、绿林人物的残酷无情、对忠诚和背叛的迷恋、为更大的理想牺牲自我和家庭。特别是，他早先便已爱上这个名字：他的“教父”叶格纳塔什维利也叫“科巴”——“雅科夫”的简称。“科巴”成为了这位革命者最钟爱的绰号和代码。不过，他最亲密的朋友依然叫他“索索”。

索索早已在报纸上发表了多首诗歌，可是，就在1896年，他17岁那一年的秋天，他开始对神学和诗歌丧失了兴趣。那一年，他从五年级升到了六年级。

已到熄灯时分。男孩们一边警觉地提防着可怕的“污点”，一边热烈地低声讨论着有关存在的大问题。70多岁时，斯大林曾笑着回忆过这段往事。他说自己在一年级时便已经是个无神论者了。而其他同学，比如说虔诚的西蒙·纳特罗什维利则不同意他的观点。可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辨之后，纳特罗什维利“找到了我，并承认自己错了”。斯大林原以为纳特罗什维利接受了无神论，他很高兴，直到后者如此说道：“如果上帝是存在的，那么，地狱也肯定存在了。地狱之火将永不熄灭。可是，是谁为这永远燃烧的地狱之火提供木材？那些木材必须是燃烧不尽的，可世上哪有燃烧不尽的木材呀！”斯大林回忆道：“我大笑了起来。我本以为西蒙是通过哲学思辨得出了这个结论，可是，他之所以成为了无神论者，只是因为他觉得地狱里的木材不够！”

原本，索索只是同情下层阶级，可渐渐地，他变得越来越进步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舅舅——凯可的哥哥桑德拉被警察杀死了。斯大林从来没提及过此事，但它应该对他的心态造成了影响。

“像瞬息万变的水银”的斯大林很快将目光从法国小说家转移到了马克思：男孩们花了5戈比借了两星期的《资本论》。为了能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他开始自学德语和英语。他还有一本《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从此之后，斯大林从未停止过学习外语，特别是德语和英语。[4]

不久之后，斯大林和伊利马什维利便会趁夜色偷偷溜出神学院，参加铁路工人的集会。这些秘密集会是在圣山下的破烂小屋里举行的。终于，革命的星星之火被点燃了，而它再也没有熄灭过。

斯大林已经对杰夫达里阿尼的读书会失去了兴趣。虽然读书会上的讨论具有教育意义，但他更想付诸实践，让这个小圈子参与革命行动。杰夫达里阿尼不同意他的观点，于是，斯大林开始公开反对他，并开始组织自己的小圈子。

两人之间的友谊并没有因此而破裂。斯大林还在杰夫达里阿尼的家度过了1896年的圣诞节。纵观其一生，斯大林总是擅长于“糊弄人”，也从来不羞于利用别人对他的好意。他之所以没有和杰夫达里阿尼决裂，也许是为了能让自己在假日里有个地方住。他们在前往杰夫达里阿尼家的途中去了哥里。杰夫达里阿尼发现凯可住在“小屋”里，床上都是虱子。

“儿子，对不起，我们家没有佐餐酒，这是我的错。”吃晚饭时，凯可说。

“这也是我的错。”斯大林说。

“虱子让你没睡好吧？”凯可问杰夫达里阿尼。

“我根本没注意到虱子。”杰夫达里阿尼机智地回答。

“才怪呢，”斯大林对他可怜的母亲说，“他一整晚都在挠腿。”凯可发现索索“试图避开她，尽量闭口不说话”。

等到斯大林于1897年回到神学院后，他终于和杰夫达里阿尼决裂了。“那些重大的、伤害友情的矛盾……通常是由科巴引起的。”伊利马什维利站在了杰夫达里阿尼一边，“科巴觉得自己就是领袖，还不接受任何批评。我们分裂成了两个派别——一个围绕在科巴周围，一个则反对他。”在斯大林接下来的生活中，这种情况将不断出现。他找到了一个更具革命思想的精神导师，那便是哥里的拉多·克茨霍韦利。在此之前，拉多被第比利斯神学院和基辅神学院分别开除，并被逮捕入狱。现在，他出狱了，并和斯大林再次接上了头。他成为了索索最崇拜的人。

索索的精神导师把这位年轻的朋友引荐给了斯里毕斯特洛·“席尔瓦”·吉布拉泽。这位长着一双灼热黑眼睛的革命积极分子早已是个传奇人物，正是他在此之前殴打了神学院的院长。1892年，吉布拉泽和名为诺伊·佐达尼亚的优雅贵族联合其他人创办了一个格鲁吉亚社会主义党“第三集团”（Mesame Dasi）。现在，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在第比利斯聚集了起来。他们掌控了《耕耘》报，并向工人们宣传革命知识。吉布拉泽把索索带到了瓦诺·斯图鲁阿的公寓。后者回忆道：“吉布拉泽带来了一个陌生的年轻人。”

立功心切的斯大林在《耕耘》编辑部——这份报纸刚刚发表过他的诗——造访了这帮人的领袖诺伊·佐达尼亚。佐达尼亚刚流放回来。这个身材高大的人有一张“英俊、高贵的脸，蓄着一簇黑胡子……举手投足满是贵族味道”。可是，斯大林受挫了，佐达尼亚安慰他让他进一步学习。“让我再想想。”一意孤行的年轻人回答道。现在，他又树了一个敌人。他写了一封信批评佐达尼亚和《耕耘》报。当《耕耘》报拒绝发表这封信时，斯大林开始辱骂该报编辑部，说他们“终日无所事事，一点像样的意见都没有！”。

与此同时，拉多也对佐达尼亚的温和态度倍感失望。他把斯大林引荐进了工人阶级小团体——这些团体刚开始在第比利斯的小作坊里滋生，主要由俄国人组成。他们会在日耳曼人墓地一家磨坊边上的小房子里秘密集会。那里离第比利斯兵工厂也不远。斯大林提议他们在圣山上租个房子。“我们每星期集会两次。我们会在晚餐前偷偷溜出去，然后在点名前回来。这所房子的租金是5卢布，是我们用父母给的零花钱租下的。”斯大林“用格鲁吉亚语记下会议的讨论事宜”，并带回神学院，向他的拥趸传播。

他已经完成了从叛逆学生到革命者的蜕变，并首次引起了秘密警察的注意。有一次，马克思主义活动家谢尔盖·阿利卢耶夫——一个老练的铁路工人，也是斯大林未来的岳父——遭到了逮捕。宪兵队长拉夫罗夫审问他：“你认识格鲁吉亚籍的神学院学生吗？”

这位浪漫主义诗人终于变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这个信仰奉献了一生，且从来没有动摇过。然而，他真的相信马克思主义吗？

还是让他自己来解释吧。在斯大林看来，马克思主义信仰意味着“历史决定了革命的工人阶级将解放全人类，为全人类带来幸福”，但是，在人类达到“真正的社会主义”之前，他们必须历经巨大的“磨难、苦痛和变革”。这一历史进程的关键之处是“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指导劳动阶级解放，而劳动阶级的解放则是个人自由的催化剂”。

据斯大林说，这一信仰“并非只是社会主义理论，它是一套完整的世界观和哲学体系”，就像是被科学证明的宗教，而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年轻革命者们相信它，实践它。托洛茨基则说：“我感觉自己只是巨大链条中小小的一环。”不过，和斯大林一样，托洛茨基也相信“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取得胜利”。流血、死亡和冲突都是必要的，用斯大林自己的话来说，“如潮般涌动的血流”见证了“旨在结束压迫的斗争”。

但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有一个不同之处：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他从来都为格鲁吉亚人及其文化感到自豪。对于高加索地区的那些小民族而言，具有国际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是很难被接受的。这些民族长期受到压迫，所以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取得独立。因此，斯大林所秉持的马克思主义几乎“失去了国际主义的色彩”，而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和格鲁吉亚民族主义的结合体”。

现在，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养分的索索开始转变了。他对神父们不再友好，甚至粗暴。不过，他还未像他的前辈或后辈那样公开反对他们。在此之后，他的官方传记总是夸大其词地描写这位革命家的早熟，但事实上，他并不是他那一代人中第一个站出来的。到目前为止，他依然是个进步的学生。他刚刚把自己的脚趾伸入到了革命这股洪流之中。

[1]　斯大林钟爱格鲁吉亚的诗歌：他喜欢叶里斯塔维；他说恰夫恰瓦泽“不但是个伟大的作家，还在格鲁吉亚的独立运动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对阿卡基·采列捷利的评价也极高：“我这一代人都能背诵采列捷利的诗……他的诗情感充沛，富有韵律，他不愧被人誉为格鲁吉亚的夜莺。”不过，掌权之后的斯大林也经常用政治的眼光看待这些诗歌和诗人。他说采列捷利写的诗“虽然很美，但其意识形态是幼稚而又狭隘的”。斯大林并非唯一一位未来的诗人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就在同一时期，列夫·布隆施泰因——也就是未来的托洛茨基——以及他的同龄人也开始在他们位于敖德萨的学校里写诗了。托洛茨基的文笔远比斯大林好，但两人的诗却不相仲伯。在后来的“大清洗”中，任何曾向王子献过诗的人都会遭到惩罚。1949年，正值斯大林70岁生日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贝利亚秘密组织了全苏联最好的诗歌翻译家——包括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和阿尔谢尼·塔尔科夫斯基——把这些诗翻译成俄文。他们没有被告知诗歌的作者，但其中一位译者觉得“这些作品能得斯大林文学奖的第一名”。当然，他们或许早已猜到这些诗的作者。就在他们翻译的过程中，斯大林亲自下令，终止了他们的翻译工程。

[2]　巴伊德克说：“建议游客，特别是即将前往派对的贵妇，乘坐马车光顾这里，并且不要滞留太久……徒步旅行的人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最好不要独自旅行或随身携带太多现金（关于携带左轮手枪，参见前文）。强烈建议时刻注意人身及财产安全，当地人有小偷小盗的习惯。”巴伊德克甚至建议游人争取一封总督或当地王子的介绍信，用以“解决出现的问题——只有地位崇高的人才能成功解决问题”。或许，还得加上之前所提到的左轮手枪。

[3]　雨果笔下的西穆尔登“从来没哭过……（他）为人冷漠，无法接近。他追求公正，却也是个糟糕的人。对于一个臭名昭著却又崇高的革命神父而言，世间并无折中之道。西穆尔登是个崇高的人……他衣不蔽体，拒人于千里之外……他活得很纯粹，却也十分悲观”。

[4]　这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会手抄马克思的著作，并将手抄本与他人分享。有一次，斯大林在哥里的朋友科特·哈哈纳什维利带来了几本马克思的作品，斯大林把它们借走了，却又拒绝归还：“你为什么还需要它们？我已经把它们传阅给好多人了，他们都从中获益良多。”他还偷了一本德语教材。不过，他的英语和德语从未达到流利的水平——即便到了20世纪30年代早期，他还向他的第二任妻子娜迪亚要了一本英语教材，以便在假日时自学。

7　宿舍之战：索索对决“污点”神父

1897年早些时间，斯大林和“污点”之间的战争正式拉开了帷幕。据神学院的日志记载，他因读禁书被抓了多达13次，并接受了9次警告。

伊利马什维利回忆，“突然之间，阿伯西兹督察”开始突袭他们的床脚柜，甚至翻查他们的洗衣篮。“污点”阿伯西兹陷入了疯狂，他一定要把斯大林读禁书的证据找到。男孩们会在做祷告时假装读《圣经》。他们把《圣经》摊开在桌面上，其实是在读偷偷放在膝盖上的马克思或俄国马克思主义巨擘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斯大林和伊利马什维利会把禁书藏在院子里的柴火堆中，他们甚至会坐在那里读书。阿伯西兹一直等待着这一刻，然后突然窜出来逮住他们。不过，他们还是眼疾手快，及时把书扔进了柴火堆。“我们立刻被关进了监禁室，直到天黑才被放出来。我们没有吃的，但饥饿让我们变得更加叛逆。于是，我们开始大力地捶击监禁室的门，修道士拿我们没办法，只好把吃的送了过来。”

每当假日来临，斯大林就前往乔治·伊利沙贝达什维利——他比斯大林年轻，是一个神父的儿子——的家（而非去看望自己的母亲）。神父请斯大林做兼职教师，教乔治准备神学院的入学考试。斯大林是个天生的老师，但他更希望把乔治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两人乘坐马车来到乔治的家乡，屁股底下全垫着禁书。他们会在乡野间玩耍，嘲笑当地的农民。据说，斯大林“模仿起农民来惟妙惟肖”。有一次，两人造访了一座古老的教堂。斯大林竟然怂恿他的学生推倒一座古旧的神像，把它砸碎，并在上面尿尿。

“不再怕上帝了吧？”斯大林问。“这是好事！”

斯大林的学生没有通过入学考试。伊利沙贝达什维利对斯大林很是愤怒。不过，乔治又考了一次，并终于通过了——在此之后，他成为了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党中的手下。

回到神学院之后的斯大林依然麻烦不断。学院日志记载，他对神父们很粗鲁，见面“不鞠躬”，因此“被关监禁5小时”。他拒绝剪头发，让它疯狂地生长。“污点”警告了他，但他一意孤行。他会在祷告时大笑和聊天，提前离开晚祷，在唱赞美诗时迟到，在做弥撒时突然离席。他肯定在监禁室里度过了不少时光。1898年12月，他20岁了。他不能再住在寄宿学校，而且比同学们都要年长一岁（他因受伤休过学）。他在学校的表现越来越不积极也就不足为奇了。

他在学校里越来越像个陌路人。神学院同学之间有固定的礼仪规范，见面时，他们得像兄弟一般亲吻彼此三次。可是，把杰夫达里阿尼当作假想敌并转信马克思主义的斯大林却对这种假惺惺的举止产生了厌恶。“这种拥抱太虚伪了。我可不是一个伪君子。”他公然拒绝拥抱。对虚伪的叛离者的强烈敌意也贯穿了他的一生。

当时，无神论者勒南的《基督的一生》（Life of Christ）颇为流行，斯大林也以拥有此书而自豪。学校对此书展开了疯狂的搜查，那位身为王子的督察不断翻找斯大林的床头柜，却一无所获。有一个男孩聪明地把书藏在了院长本人的枕头下。斯大林回忆，他们经常被集合在一起，等到他们回到宿舍时，发现床脚柜都被清查了一遍。

索索对学习失去了兴趣。五年级刚开始的时候，他的成绩仅仅排到了全班23位学生中的倒数第三，有些他本来得5S的课程，现在只得了3S。他给院长塞拉菲姆写信，说自己成绩下降是因为身体有恙，但他仍然得参加补考。

与此同时，“污点”“看得更紧了”，并在学生中培养了一批告密者。可斯大林越来越无所顾忌了。有一次，告密者向阿伯西兹举报斯大林和他的同伙正在读一本手抄的打油诗集。阿伯西兹偷偷溜了进去，聆听了一会儿，突然冲了过去，把手抄本抢走了。斯大林试图把它抢回来。神父和年轻人陷入了混战。最终，“污点”赢了。他把斯大林等人押送回自己的公寓，“强迫这些被玷污的灵魂在他们反动的手抄本上浇上”煤油，付之一炬。

最终，阿伯西兹把矛头对准了斯大林。“早上9点，督察发现一群学生在餐厅里聚拢在朱加什维利周围，而后者则在给他们读什么。督察赶到朱加什维利面前，而后者则企图把书藏起来。他抵抗了一阵，才把书交了出来。那是一些禁书。签名：D．阿伯西兹。”

斯大林的母亲听到“他变成了一个叛逆孩子的传闻”，她雷厉风行，立刻穿上最好的衣服，踏上火车赶往第比利斯。然而，人生中头一遭，斯大林对母亲生气了。“他大吼道，这不关我的事。我说：‘孩子，你是我的独子，但恕我问一句——你怎么可能打败沙皇尼古拉二世呢？你难道不能让那些有兄弟姐妹的人去干这事吗？’”索索拥抱凯可，安慰她，告诉她他不是一个叛逆分子。“这是他撒的第一个谎。”凯可伤心地回忆道。

凯可并非唯一担惊受怕的家长。在此期间，斯大林很有可能瞒着她见过他那位悲惨的父亲。[1]斯大林在母亲的堂妹安娜·格拉泽的陪同下看望过贝索，而贝索喜欢送他可爱的手工缝纫靴。安娜回忆道：“值得一提的是，索索从小就喜欢穿靴子。”在此之后，长筒靴及军装成为了他最为人所知的形象，而他也通过此举默默地向他的父亲以及他亲手做的皮靴致以敬意。

或许，随着自身的成长，斯大林对贝索不再感到害怕了。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则又令他对贝索多了份谅解。据科捷·恰尔克维阿尼回忆：“当时正在一家缝纫店从事着卑微工作的贝索想要对他的儿子付出双倍的爱，无时无刻不聊着有关他的事。索索和我经常去看他。他不再骂索索。”不过，他的确犯过嘀咕：“我听说他想造反，好像他要颠覆尼古拉二世的统治！”

“污点”和斯大林之间的战争愈演愈烈。学院日志记载，斯大林公开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不参加祈祷，在课堂上公然喧哗，在吃茶点时迟到，还拒绝在修道士面前脱帽。他又受到了11次警告。

随着男孩们对督察的敬畏日渐淡薄，他们之间的对决也变得越来越荒诞。有一次，索索正和自己的朋友在埃里温广场上的普希金花园聊天，一个同学突然跑了过来，通知索索阿伯西兹神父又在突袭检查他的床脚柜。他们赶回神学院，正好撞上这位督察打开斯大林的柜子，发现了里面的禁书。阿伯西兹没收了书，带着战利品走上楼梯。这时候，斯大林的手下瓦索·凯尔巴克阿尼突然冲了过去，一头撞在了阿伯西兹身上，以至于他手里的书差点掉在了地上。可是，“污点”顽强地反抗着。男孩们都冲了上来，把书从他手里抢回来。斯大林本人也冲了上来，夺走了书，然后立刻溜之大吉。这一次，斯大林被禁不准出神学院一步，而凯尔巴克阿尼则被开除了。然而，反讽的是，索索的成绩提升了，他大多数科目得了代表着“优异”的4S，逻辑课则得了5。他从始至终都对历史课抱有兴趣。事实上，索索很喜欢历史课老师尼古拉·马哈塔泽，他是索索在神学院里唯一尊敬的教师。日后，斯大林也不惜代价拯救过马哈塔泽。[2]

与此同时，“污点”失去了对斯大林的控制，却依然不依不饶，穷追不舍。他们的关系快要崩裂了。有一次，这位督察又发现斯大林在读禁书。他跳了出来，夺走了他的书。令其他同学称奇的是，斯大林竟然把书从“污点”手里夺了回来，并继续读了起来。阿伯西兹震惊了，他大吼道：“你难道不知道我是谁吗？”

斯大林揉了揉眼睛，回答道：“我就知道你是个‘污点’。”他终于越过了界。

“污点”肯定朝思暮想着把这个大逆不道的见习牧师除掉。当时又正值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4月7日，斯大林因没有问候一位教师而得到了最后一次处罚。两天之后，神学院开始放假了，而斯大林再也没有回去过。1899年5月，学院日志记载：“因没有出席考试……被开除。”但是，和斯大林一生中的大多数事件一样，这件事并非那么简单。

“我是因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被开除的。”在此之后，斯大林曾吹嘘道。但“污点”对他的调查和指控可不仅仅是在教堂里嬉闹，甚至也不是在城中召开秘密的马克思主义集会。

那些比斯大林有更多零花钱的男孩会在圣山上租房子，他们会在这里举行读书会。然而，这些格鲁吉亚年轻小伙也正值情窦初开的年纪，所以，除了读书会外，他们还会在这里办派对，邀请女孩光临，并在一起喝酒。和英国公共学校的校长一样，神父们，特别是“污点”督察，对学生的管辖也不仅限于学校之内。他们会在大街上巡逻，把那些前去戏院、酒店和妓院的学生逮个正着。

休假时的斯大林是个喝酒和泡妞的高手。在休假时，他或许在哥里闯了什么更大的祸。他还爱恰尔克维阿尼家的那个女孩吗？他从来没有忘记过她，甚至在年逾古稀时也曾聊起过她。不过，多年之后，他也曾记得哥里的另一个女孩，她的名字叫丽莎·阿科波娃。事实上，他曾于1926年寻找过她——这暗示着两人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那一次，丽莎给他回了封信。信中写道：“我发誓，您对我们的关心让我无比开心……无论顺境逆境，我都是您不离不弃的朋友……如果您没有忘记的话……您美丽的邻居丽莎会永远守护着您。”就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的地位而言，丽莎敢给他这么写信实在胆大。不过，1938年，斯大林又收到了一封信，那封信的内容比丽莎这封更加离经叛道。

一个女人写信给斯大林，声称自己的侄女普拉斯科维亚·米哈伊洛夫斯卡娅——昵称“帕莎”——是斯大林于1899年生的女儿。“如果您还记得您的青年时期，您就不会忘记。您当然也不会忘记黑色小眼珠的帕莎。”信中还写道，斯大林的母亲试图寻找这个孩子，而后者也记得有凯可这位奶奶。帕莎的母亲告诉她，她的父亲“致力于拯救国家，并因此被流放了”。帕莎长成了一个“高大而又苗条的格鲁吉亚美人”，她是个打字员，已经结婚，但她母亲和丈夫都去世了，留下她孤身一人。她是在1930年左右于莫斯科失踪的。

这封信或许是针对政治家的恐吓信，但以下事实同样不能被忽略：斯大林——他没有整理个人档案的习惯——要求属下把这封信归档了。信中提及他母亲的那一段或许是真事，因为格鲁吉亚青年的风流韵事时有发生，要是索索真的撞到了这种事，深爱他的凯可肯定会帮忙。进而言之，那时正值“大清洗”的高潮期，只有讲真话的人——或找死的疯子——才敢给斯大林写这样一封信。如果斯大林情史简单，我们当然可以对这封信置之不理。但事实上，斯大林从来都不缺女朋友。我们无从考据信里提及的帕莎是否真有其人，但就写信人对她的描述和写信的时间而言，这封信应该是可信的。

如果阿伯西兹找到了这方面的证据，或凯可害怕神学院会发现斯大林的风流韵事，那么，她在其退学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便能理解了。1899年的复活节期间，索索都是在哥里的家中度过的。据说，他得了慢性肺炎。或许，他是真的病了。“我把他从学校带了回来，”凯可坚称，“但他并不想离开。”可是，她肯定很失望。

索索想必夸大了他被开除的细节，为这件事披上了辉煌的色彩。他并不是因为革命被开除的，而在此之后，他依然和神学院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有些传记作家说，他是因为缺席考试而被开除的，但如果他真生病了的话，缺席考试是可以被原谅的。事实上，教会不但通融让他做了寄宿生，还奖给了他5年共达480卢布的奖学金；他们甚至为他网开一面，允许他补考，并给他提供了一个教职。

事实上，说斯大林因缺席考试而被开除仅仅是阿伯西兹神父干掉这个麻烦分子的温和手段。1910年，斯大林曾对拷问他的宪兵说：“我没有于1899年毕业是因为，我被出乎意料地告知，为了继续学业，我得再付25卢布……我没有付，所以被开除了。”“污点”狡猾地提高了学费，斯大林没有付，他离开了。阿韦尔·叶努基泽——差不多于同一时期认识了斯大林的前神学院学生——的表述最为准确：“他逃离了神学院。”不过，对斯大林的开除充满争议。

斯大林曾告诉自己哥里的朋友达夫里舍维说，他是在被告发后才被开除的，他说这对他造成了“打击”。在他被开除之后，又有20位学生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开除。索索的对头曾声称，索索背叛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同僚，把他们的名字告知了院长。据传，在此之后，斯大林曾在狱中坦白过，但他说那是为了让他们变成真正的革命者。的确，这帮人之后真的成了他的追随者。斯大林当然擅长于诡辩和背叛，可是，如果这件事广为人知，他还有可能被吸收进马克思主义的地下革命组织吗？即便是托洛茨基，也觉得这种说法太荒诞了。更有可能的是，这是他对这一指责讥讽式的回答。不过，这条流言依然有发酵的那一天：斯大林曾被怀疑是奥克瑞纳的间谍。无论如何，每一年，神学院都会开除很多学生。

索索，这位博览群书、自学成才的革命者，依然“征用”了从神学院图书馆里借来的书。1900年秋，神学院试图找到他，想罚他共计33卢布的逾期未还款，可那个时候，他已经转入了“地下”。神学院再也找不到他了。教会从来没有得到赔偿，而“污点”再也没有收回那些书。[3]

斯大林不是一个合格的神父，但在寄宿学校的这几年给予了他很好的古典教育，并让他获益终生。反讽的是，“污点”不但逼迫斯大林成为了一个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者，还让他学会了控制他人的技巧——用斯大林自己的话来说，那便是“监控、安插间谍、侵入他人内心、干扰他人情感”——而他将在此后执政苏联的过程中使用并升级这些技巧。

斯大林一生都痴迷于神父一职。后来，当遇见神学院的同学或神父之子时，他经常会小心地敲打他们：“神父的职责在于教育人们理解人性。”而他也总是会运用具有煽动性的宗教式的语言。1929年，当他终于成为领袖时，他写道：“我出生于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养育了我，并让我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一员。”

斯大林在神学院的经历为他披上了一层神秘的纱衣，让外国人对他刮目相看。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秘书记载，在1943年于德黑兰会议见面后，罗斯福彻底地被斯大林迷倒了，他“对于斯大林原本要成为神父这一点十分着迷”。

虽然斯大林成为了一位无神论者，他却没有彻底遗忘上帝的教诲。温斯顿·丘吉尔曾发表过反布尔什维克的演讲，而当两人于“二战”期间会晤时，他却原谅了丘吉尔：“那些都是往事了，而往事只属于上帝。”他对美国大使埃弗雷尔·哈里森说：“只有上帝才能原谅。”他曾经的伙伴，比如卡帕纳泽，成为了神父，可他依然和他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以他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经常聚会，而他们会在大醉酩酊后唱起赞美诗。他曾半开玩笑地把东正教和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只有圣人才是完美的。上帝创造了穷人，他应该受到谴责。”然而，无论他说得多么好听，他的行为却是更强有力的证明：他无情地压制教会，清洗和流放了很多神父——直到1943年，他才恢复了主教的职位，而那只是因为时值“二战”期间，他想以此举争取旧时爱国主义者的心。[4]

那么，他到底视上帝为何物呢？一封信或许道出了他的心声。“二战”结束之后，他曾把一些鱼当礼物送给他的门徒阿列克谢·柯西金（此人是勃烈日涅夫执政时期的苏联总理），并附上了一份手写的信：“柯西金同志，这是上帝送给你的礼物！而我则是上帝意志的执行者！J．斯大林。”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位改变了人类历史轨迹的前第比利斯神学院学生真的把自己视为了上帝的代言人。

富兰克林·罗斯福曾数次聊到他对斯大林的困惑：“（在神学院求学的经历）让他有所改变吗？他的天性中依然有与我们共通的对普罗大众的怜悯，这莫非就是这段经历对他的影响？”也许，正是“神职”的这段经历教会了斯大林“一个信教绅士所具备的处事方式”。

现在，这位最反对基督教的绅士彻底抛弃了基督教。即便是像佐达尼亚这样温和而又高贵的社会主义者也觉得他和拉多太出格了。索索对这帮人提出了抱怨：“他们对工人进行了教育，却没有把他们培养成革命者。”他在朋友面前指责佐达尼亚，并告诉他们，他发现了一个天才的革命者的作品。那个人叫“图灵”，是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的化名之一。日后，乌里扬诺夫将变成列宁。

晚年的斯大林曾说：“如果没有列宁，我将一辈子都待在神学院，唱一辈子的赞美诗。”可历史终究把两人联系在了一起。他总是和革命同道们聊起这位身处远方的革命人士。他说，他将把一生都奉献给马克思主义革命，并宣告：“我会不惜一切代价见到他！”可是，在他和列宁见面之前，他还有更为紧迫的问题亟需处理。凯可因他离开神学院“对他生气”，他只好在哥里外的金芭莱丽花园躲了几天。他的朋友会给他带吃的。他回到了第比利斯，但很快就和支持佐达尼亚的同宿舍好友们决裂了。他搬了出去。他已经和神学院的朋友闹翻了，现在又和同宿舍好友针锋相对。他树敌无数，现在又轮到了第比利斯比他年长的革命者。无论这位粗鲁而又傲慢的男孩身处何方，麻烦总是如影随形。

[1]　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断定，1890年之后，斯大林基本没见过贝索。但是，很多档案资料以及坎戴德·恰尔克维阿尼的回忆录都显示，在此之后，他一直都和酗酒的父亲保持着联系。

[2]　1931年9月，被关在第比利斯梅特希监狱里的历史老师给他曾经的学生——当时的苏联领袖——写了一封信。于是，斯大林给高加索的政治领导人贝利亚写信：“73岁的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马哈塔泽被关进了梅特希监狱……我从神学院时期便认识他，我认为他不可能对苏联政权造成什么伤害。我请你释放了这位老人，并将结果告知我。”

[3]　乔治·古尔德杰夫——《与伟人际会》的作者，这位通灵者具有极大争议，有人视他为骗子，有人则视他为精神导师——说，斯大林和他是神学院时期的同学，斯大林甚至还住在他位于第比利斯的家。可是，身为亚美尼亚人的古尔德杰夫是个妄想狂：他出生于1866年，比斯大林年长12岁，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曾在神学院读过书。斯大林当时是寄宿生，不太可能住在别人家。古尔德杰夫还说，他当时有个叫“尼杰拉泽王子”的朋友，而“尼杰拉泽”是斯大林在巴库时期的化名。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古尔德杰夫的话是真的。斯大林执政时期曾迫害过通灵者，尤其是“古尔德杰夫们”，他们经常遭到枪杀。

[4]　1943年9月4日，被流放的俄罗斯大牧首谢尔盖和两位大主教被召入克里姆林宫，并于当晚和斯大林展开了一场奇怪的对话。斯大林说，他想恢复大牧首制、教会和神学院。谢尔盖认为恢复神学院为时尚早。斯大林则回答道：“恢复神学院更好一些。”可是，他又假惺惺地问道：“你为什么没有教会骨干了呢？他们都去哪儿了呢？”谢尔盖富有策略地开玩笑道：“他们之所以不见了，是因为虽然我们把他们的其中一位培养成了神父，但他却成为了苏联的领袖。”那一晚，斯大林一直在回忆自己的神学院生涯，谈话一直进行到了午夜3点。“尊敬的大人，”他以这句话和主教道晚安，“目前来说，我只能为你做这些。”

8　气象员：党派和王子

索索需要一份活计和一个家。他成了气象员。虽然听上去难以置信，但是，作为一个年轻的革命者，第比利斯气象站员工的身份是对他绝佳的掩护。在此之前，他在哥里的朋友、拉多的弟弟瓦诺·克茨霍韦利已经是气象站的员工了。1899年10月，斯大林住进了他位于观象台下方的宿舍。[1]当时他只是“实习气象员”。他一星期只上三天班。值日班的时候，他会在上午6点30分至晚上10点之间每隔一小时记录一次气温和气压，而他的月薪则有20卢布。他的夜班则是晚上8点30分至早上8点30分。然后，他就开始放假了。他会把休息日都用在革命工作上。1899年晚些时候，在索索的热情支持下，拉多开始组织罢工运动。这是格鲁吉亚最初的几次大规模工人运动之一。

新年那一天，在拉多的指挥下，有轨电车——它们归当地的比利时人所有——的工人进行了罢工，整个城市都陷入了瘫痪。秘密警察正在暗中监视拉多和他那帮具有革命倾向的气象员。1900年伊始，警察便冲进了气象站，逮捕了斯大林，把他送往梅特希监狱。这是斯大林首次遭逮捕。逮捕他的官方理由是，贝索没有付清他在家乡迪迪里洛的税单——虽然这听上去更像是宪兵对斯大林的警告。

斯大林没有钱，不过，他那些富裕的朋友（以达维塔什维利为首）一起集资帮他付清了税单。这件事当然不会增进父子之间的感情，不过，贝索的确去气象站看望过索索好几次。

当凯可听说贝索又开始和她的儿子接触，这位雷厉风行的母亲立刻赶到第比利斯，前去“拯救”她儿子。她坚持要住在索索的房里。

在被释放，而试图介入自己生活的母亲也回了老家之后，斯大林又展开了动员全城工人阶级的活动：这一次，他点燃的是铁路工人的热情。他一直都待在火车站的仓库里，“那是一栋长条形的石头建筑，上面有大大的格子窗，敲击声震耳欲聋，火车冒着烟轰鸣着进站”。最初，他的同志们让他负责两个铁路工人秘密团体——所谓的“小团体”。据斯大林回忆，当时的他“完全是个菜鸟，一个毫无经验的初学者”。

斯大林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他的行头恰如其分，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一个革命者，特别是来自于乡下的革命者，大抵就长成这样”：胡子、不修边幅的长发、黑色绸缎的俄式上衣，以及一条红色领带。他甚至故意让自己显得很不整洁。据伊利马什维利回忆，“他永远都穿着那身脏兮兮的上衣和一双早已失去光泽的靴子”。

索索不知疲倦地教育着他所负责的小团体，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我们为何贫穷？”他的问题直戳这一小帮工人的痛处，“我们为何被剥夺了权利？我们又怎样才能改变命运？”而他本人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则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工人们非常信服这位年轻的“布道者”——很多革命者都是神学家和从虔诚农民转化而来的工人，这并非是巧合。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给索索取了个外号，叫作“神父”。“这是一次神圣的斗争。”第比利斯的革命者米哈伊尔·加里宁说。而同一时期，正在另一城市做革命启蒙工作的托洛茨基则回忆说，很多工人都认为革命组织像“早期的基督教会”，他们却被教育必须成为无神论者。

“时至今日，‘委员会’一词已失去了它的魅力，可在当年，‘委员会’和‘党’这样的字眼……对于年轻人而言，就像是美妙的音乐。”托洛茨基说，“那时候，18～30岁左右的年轻人风云际会。每个人都知道等待着自己的是监狱和流放，可他们无所畏惧，并以抵抗为荣。”

现如今，对革命事业坚信不移的索索终于迎来了第一次成功。

1900年5月1日，索索组织了一场地下集会。此次集会影响深远，而索索巨细无遗的安全防范颇具他日后的行事作风。5月1日是“社会主义的圣诞节”。当时，秘密警察正在追捕拉多，而后者则逃往了巴库——里海边的石油城市。拉多的缺席正好为斯大林提供了领导的机会。

集会前夜，与会者都收到了会议指导和行动暗号。当晚，500位工人和活动家来到了第比利斯城外的山区，挥舞着灯笼的放哨者进一步把新的暗号和路径告诉他们。他们在集会中唱起了《马赛曲》。和其他演讲者一样，索索站在了岩石上，发表了他的首次大型演讲，他鼓动工人们展开罢工运动，而佐达尼亚和“第三集团”则反对他的主张。

索索这一方取得了胜利。铁路工人以及贝索工作的阿德尔汉诺夫鞋厂展开了罢工。

“你为什么来这儿？”贝索看到索索，愤怒地问道。

“为了向这些同志致以敬意。”索索回答。

“为什么你就不能学门手艺呢？”这是父子之间记录在案的最后一次见面。贝索最终还是失业了，他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浪汉、社会的残渣，永远沉沦到了酗酒、贫苦和绝望之中。

秘密警察终于知道了“索索·朱加什维利”这个名字。他们的报告称，索索、比他年长好多且认识列宁本人的维克多·库尔纳托夫斯基，以及业已成为传奇的殴打神学院院长的席尔瓦·吉布拉泽就是该次罢工的领导者。斯大林终于在历史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迹。

虽然秘密警察无处不在，第比利斯仍然宁静。这里的生活充满田园色彩，每当夜晚来临，马路边的咖啡馆总是热闹非凡。革命者们几乎过着一种学生时代的生活。谢尔盖·阿利卢耶夫——出色的电工和马克思主义活动家，曾在第比利斯火车站和斯大林携手工作——的女儿安娜回忆道：“晚上的时候，他们会大声争吵，一起阅读，并不知疲倦地讨论，而在此期间，他们还会弹着吉他唱歌。”在第比利斯，消息总是会不胫而走，通过“阳台电报”，从这个葡萄藤缠绕的阳台传到另一个阳台。

虽然斯大林的革命事业才刚开始，他已经学会把他的同志们分成英雄、追随者和对手了。他先是找到了一位新导师。亚历山大·“萨沙”·楚卢基泽王子是拉多的朋友。这位“高大英俊的年轻人”总是穿着讲究的西装。拉多和楚卢基泽出身的社会阶层高于斯大林：拉多是神父的儿子；而“红色王子”的父亲则是格鲁吉亚最富有的贵族，他母亲奥林皮娅达·舍瓦什泽的家族则是阿布哈兹的统治者。[2]在此之后，斯大林曾赞扬过拉多和萨沙王子“令人称奇的杰出智慧”。当时的斯大林并不嫉妒他们，因为他们早已过世了。在斯大林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人才称得上是英雄，那便是他自己。在他蔑视众生而又极度自负的一生中，他自认为拉多、萨沙王子和列宁仅仅接近过他所取得的成就，却不能和他同日而语。他说，他是他们的“弟子”。

那些被神学院开除的进步学生成为了斯大林最初的追随者：1901年，神学院又开除了40名学生。其中包括在神像上撒尿的伊利沙贝达什维利（斯大林的前学生）和他的朋友亚历山大·“阿廖沙”·斯瓦尼泽。后者在索罗拉基大道上租了一间房，那里正处埃里温广场附近。斯大林会给这个小团体上课，并给他们开书单——其中的书多达300本。“他不仅仅是在读书，”伊利沙贝达什维利说，“他是在把它们吃下去。”阿廖沙·斯瓦尼泽和贵族阶层关系不错，还有三个漂亮的妹妹。后来，斯大林成了他的妹夫，两人直到“大清洗”时期才分道扬镳。不过，此时的斯大林还未认识他的妹妹们。

斯大林的另一位追随者则是刚从哥里来到第比利斯的西蒙·特尔—彼得罗相。这位年仅19岁的年轻人是个疯狂的人，并将于不久之后以“卡莫”之名被人熟知。和斯大林一样，他也是在斗殴、偷果子和“最喜欢的运动——拳击”中度过童年的。“为了能学到些什么”，他住进了斯瓦尼泽的家，不过，当时的他还梦想成为一位军官。他那暴君般的父亲不同意他和斯大林在一起，说斯大林是个“一无是处的穷小子”。可是，据特尔—彼得罗相回忆，他“父亲于1901年破产了”，并由此失去了对他的控制。他说：“斯大林是我的导师。他教我文学，还借我书看……我很喜欢左拉的《萌芽》！”斯大林“像磁石一般吸引他”。

但是，作为导师的斯大林却没有太多耐心。特尔—彼得罗相在学习俄语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斯大林便命令他的另外一位追随者瓦尔登安去教他。“索索在一边躺着看书，我则在教卡莫俄文语法，”瓦尔登安回忆说，“但是卡莫不够聪明，他总是把‘卡姆’（‘对谁’的意思）说成‘卡莫’。”斯大林不耐烦了，愤怒地站起身来。他嘲笑卡莫道：“这个字读‘卡姆’，不是‘卡莫’！记住它吧，bicho（男孩）！”在此之后，乐于给手下取绰号的索索就给特尔—彼得罗相取了个“卡莫”的绰号，特尔—彼得罗相将之沿用了一生。虽然卡莫学习语言不在行，他对马克思主义却颇为痴迷，并被斯大林本人“迷住了”。“从现在开始，你得读更多的书！”斯大林教导他说，“你可能会成为一位军官，但是你最好还是放弃，从事另外的事情……”斯大林就像弗兰肯斯坦博士一般，一步步把卡莫塑造成了他的忠诚的手下。

“从一开始，索索就是个天才的地下活动家，是他教会了我们用地下活动达到目的。”瓦尔登安说，“我迷恋他谈吐的方式，迷恋他的笑声，迷恋他的行为举止。我发现自己不禁会去模仿他，所以，我的朋友就叫我‘索索的留声机’。”

然而，索索从来不是个无忧无虑的格鲁吉亚小伙。即便在那个时候，“他已是个特别与众不同且神秘的人”。当时刚刚认识他的年轻社会主义者大卫·塞基拉什维利说，斯大林“走在第比利斯的大街上，他身材消瘦，脸上全是痘疮，穿着相当随意，手里捧着一大包书”。

斯大林参加了一次由阿廖沙·斯瓦尼泽组织的疯狂派对。当客人们喝了很多用西瓜汁和白兰地调制的鸡尾酒而酩酊大醉时，索索却坐在阳台的沙发上读书，还做着笔记。于是，他们开始寻找他：“他在哪儿呢？”

“索索在读书呢。”阿廖沙·斯瓦尼泽说。

“你在看啥书呢？”朋友们嘲笑索索道。

“拿破仑·波拿巴的回忆录。”索索回答，“他犯下的错太奇怪了，我把它们记了下来！”早已大醉的贵族们哄笑了起来。他们给这个痴书入迷的鞋匠之子取了个绰号叫“昆库拉”（意为“走路蹒跚者”），因为他走起路来永远风尘仆仆且一瘸一拐。可是，像斯大林、拉多和萨沙王子这样志向远大的革命者们可没有闲暇时光来喝鸡尾酒。

格鲁吉亚正“孕育着革命的种子”。据安娜·阿利卢耶娃回忆，这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只有到了深夜，才会和朋友们一起回到家。他们在桌边坐下，有人打开了一本书，大声地朗读了起来”。他们读的其实是同一样东西——列宁刚刚创办的《星火报》（Spark）。在其中，列宁憧憬了一个由少数军事精英领导的革命党。

这一全新的革命模式让斯大林这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激动不已。之前，他们是被大批工人所拥戴的业余革命家，可现在，他们决心成为职业革命家，领导地下党派大步前进。那时的索索虽然只有22岁，但他已经对斗争乐此不疲——无论是党内的还是党外的。他决定和佐达尼亚、吉布拉泽决裂，以个人意愿重塑第比利斯社会民主工党。“他的语言如刀剑般残忍。”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者拉兹登·阿尔申尼泽说，“他讲起话来有股一意孤行的味道，却也活力四射。他经常语出讥讽，当他讽刺某人时，那人就好比挨了一鞭子一样。”当他“暴怒”的聆听者抗议时，他则会“道歉，解释说这便是无产阶级的语言”。据他说，无产阶级“说话粗鲁，但总是能道出真理”。

在秘密警察和工人的眼里，这位前神学院学生是个“知识分子”。可是，在工党中的温和派看来，他则是个“浑水摸鱼的年轻同志”，“对第比利斯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层抱有强烈的敌意”。据达夫里舍维回忆，他们公开嘲笑索索“既傲慢又惹人厌”。吉布拉泽甚至抱怨道：“我们让他负责鼓动两个小团体，引导他们反对当局，没想到，他竟然鼓动他们来反对我们。”

斯大林、他的精神导师和追随者会在“库拉河畔芳香的相思树下”聚会，他们会喝“由小摊贩提供的廉价葡萄酒”。然而，斯大林领导的首次罢工的成功让秘密警察注意起他来。他们想要在1901年5月1日罢工再次爆发之前，把它扼杀在摇篮里。宪兵部队曾针对革命“领导人”斯大林做过一份报告，他们一开始便注意到了他在组织地下活动方面的才华：斯大林是“一位领导铁路工人的知识分子。据观察，他行事相当小心谨慎，走路时总是会注意自己的身后”。他很难被抓捕。

1901年3月21日至22日凌晨，秘密警察奥克瑞纳逮捕了革命领袖库尔纳托夫斯基和马哈拉泽。[3]他们把气象站包围了起来，守株待兔般地等着斯大林。斯大林坐着有轨电车回到气象站。突然，他透过车窗看到气象站边上有好几个表情冷漠的便衣警察——他们就像美国电影里的联邦调查局人员一样容易被辨识。他没有下车。等到秘密警察离开之后，他才回到了气象站，收拾东西赶紧离开。他再也不能住在那里了。

这次突袭改变了斯大林的命运。如果说在此之前，斯大林还有一丝过上普通人生活的幻想，从这一刻开始，所有这些幻想都灰飞烟灭了。他曾考虑做一位教师，靠课外辅导赚每小时10戈比的外快（虽然他通常只会把他的学生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从此之后，他只能依靠别人的接济过活，并指望着他的朋友、资助者和党为他解放全人类的革命活动提供资金。从那一刻起，他正式加入了托洛茨基所谓的“那个叫作‘地下革命活动’的危险游戏”——这是个危机四伏的地下世界，有着其特殊的习俗、严格的礼节规矩和无情的游戏规则。

索索进入了这个秘密世界，并随身带着他的劳动节罢工游行计划。

高加索总督戈利岑王子带着哥萨克士兵、骑兵、炮兵和步兵在第比利斯进行了一场军事演习。他们占领了这座城市的广场。1901年4月22日，星期日早上，大约3000名工人和革命者在士兵集市的门外聚集了起来。哥萨克士兵注意到事态不妙，不过，索索也已经做好了准备。谢尔盖·阿利卢耶夫注意到参加示威的人“穿的都不是当季衣服，而是厚实的大衣和加索式的羊皮帽”。他问他们为何这么穿，一位同志回答道：“这是索索的命令。”

“为什么？”

“我们将会是第一批挨哥萨克士兵抽的人。”

的确，哥萨克士兵在果洛文斯基大道的每个角落里等待着。中午时分，“枪声终于响起”，示威者们沿着果洛文斯基大道来到埃里温广场。他们和神学院学生们聚在一起，大家一起高唱《马赛曲》和《华沙曲》。哥萨克士兵骑着马向他们冲了过来，挥舞着军刀和足以致命的粗鞭。警察们也拔出了刀向他们冲来。这场“绝望的冲突”一直延续了45分钟，哥萨克士兵没有放过大街上任何一个超过三人的人群。写有“终结独裁”的红色条幅从一人手里传到另一人手里。14名工人受了重伤，15人被逮捕了。第比利斯宣布进入戒严状态。

这是斯大林第一次取得胜利。事后，温和的佐达尼亚遭到了逮捕，并入狱一年。他的《耕耘》报关门大吉。斯大林却逃往了哥里，在那里藏了几天。佐达尼亚对这位“年轻冒失者”的憎恨毋庸置疑，但是，斯大林才崭露头角呢。不久之后，他和他的同盟便开始主张“公开斗争”——即便付出“血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这些年轻的积极分子讨论着怎样才能成功暗杀第比利斯宪兵队的副队长拉夫罗夫上尉。不过，真正的战争却在铁路仓库里爆发了。铁路主管韦杰涅夫强烈反对斯大林所组织的罢工行动。

与此同时，斯大林遇到了另一位关键性的同盟。斯捷潘·邵武勉富有且受过高等教育，他是一个亚美尼亚商人的儿子。和高加索财阀相熟的邵武勉是本城石油大亨曼塔舍夫的孩子的教师。不久，他还娶了另一位石油富豪的女儿。

邵武勉“身材高大、结实，长着一张白皙的脸和一双淡蓝色的眼睛，十分英俊”。他为斯大林提供了解决韦杰涅夫的方案：当这位铁路主管坐在办公室里时，一支手枪透过办公室的窗户开火，直接击中了他的心脏。

没有人因此被逮捕。然而，这一枪却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据当时广为流传的、无政府主义者谢尔盖·涅恰耶夫的小册子《革命者教义问答》所说，在这个时代里，“所有温柔的亲情、友情、爱情、感恩，甚至是尊严，都必须……为唯一的对革命工作的激情让路”。这是一场被敌我双方都称为“秘密活动”的毫无道德标准——也许，“毫无规则可言”更恰如其分——的游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栩栩如生地描绘了这个“分崩离析的世界”。只有理解了“秘密活动”的本质，我们才能洞悉苏联本身：斯大林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世界。“秘密活动”成为了他治国之术的精髓，也牢牢地控制了他的脑海。

从那一刻开始，斯大林总会在腰间携带一支手枪。在对沙俄帝国的争夺战中，革命者与秘密警察展开了你死我活的地下斗争。[4]

[1]　气象台至今仍在，只不过，它和格鲁吉亚其他所有机构一样破烂不堪。斯大林的房间得以保存，里面还有几件据说是他的东西和一块破旧的牌匾：伟大的斯大林——布尔什维克党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于1899年12月28日至1901年3月21日在此第比利斯气象站生活与工作，并领导了抗议沙皇当局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

[2]　在俄国，从商的中产阶级没有政治权利，所以，他们经常会同情革命者。但是，格鲁吉亚的中产阶级也能依靠当地人对本地的热爱之心，以及他们具有贵族身份的家族。舍瓦什泽家族是圣彼得堡的谄媚者，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阿布哈兹和革命者发生联系。乔治·舍瓦什泽是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皇后（丹麦公主，亚历山大三世的遗孀，尼古拉二世的母亲）的大臣。俄国革命之后，直至20世纪30年代，舍瓦什泽家族中那些留在苏联的后人都受到了内斯特·拉科巴（当地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斯大林的部下）的庇护。

[3]　当时，格鲁吉亚最炙手可热的俄国革命者是维克多·库尔纳托夫斯基。此人身材高大，有点驼背，业已秃头。库尔纳托夫斯基和列宁一起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他甚至在苏黎世见过普列汉诺夫。很多最具声望的革命活动家并非高加索人，而是俄国人。在火车仓库里，谢尔盖·阿利卢耶夫得到了为人和善、蓄着姜黄色胡子的米哈伊尔·加里宁的协助。加里宁的祖辈是农民，当时的他就是个铁路工人。而斯大林正是在此时和他相遇的：在此之后，加里宁一直担任他的名义上的国家领导人。另一些社会民主工党领袖则是格鲁吉亚人。其中包括佐达尼亚、吉布拉泽、米哈·茨哈卡亚和菲利普·马哈拉泽——他们都是1892年“第三集团”的创始人。

[4]　参加地下革命工作也意味着斯大林免于1901年的征兵。当他于1913年被捕时，他告诉警察他是“因家庭原因免于1901年的征兵”。据达夫里舍维儿子的回忆录说，他的父亲、哥里的警长帮助斯大林伪造了档案，陈述了斯大林的家庭困境，并把他的年纪改到了1879年12月21日。直到1916年之前，斯大林再也未受征兵之苦。

9　斯大林转入“地下”：秘密活动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曾有一次，哥里神父之子科捷·恰尔克维阿尼在第比利斯的巷子里和一个马路清洁工争吵了起来。突然之间，科捷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道：“科捷，揍他。别害怕，他是宪兵养的狗杂种！”说这句话的正是索索。辨别叛贼或间谍仿佛是他与生俱来的能力。他可没有工夫停下脚步和你斗嘴，秘密警察正在追捕他呢。

说完这句话，“他便消失在了狭长蜿蜒的街道里”……在这场迷雾重重、互为镜像和阴影密布的游戏中，对阴谋的直觉是玩家的必要素质。游戏的对手们令人窒息地互相拥抱，他们被锁在这种亲密无间、绝望丛生，而又毫无道德可言的拥抱中，根本不得脱身。间谍、双重间谍，甚至是三重间谍游走于其中。他们给予同盟者以承诺，紧接着又背叛他们；他们变成了对手的同盟，却又背叛了对手。

在19世纪70年代，造反者大多是中产阶级的民粹派。他们认为农民才是革命的力量、未来的希望。一部分民粹派变成了“土地与自由社”这一恐怖主义团体，之后又演变成了民意党。他们相信，只有干掉亚历山大二世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

哲学家涅恰耶夫虽然才疏学浅，却成为了民意党的精神领袖。他那本离经叛道的《革命者教义问答》启迪了列宁和斯大林。他提议“把全世界的匪徒组织成一股隐形的破坏力量”，“用最残忍的方式”消灭警察。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也和涅恰耶夫殊路同归，幻想着“同彪悍的强盗界——俄国真正的、唯一的革命者——联合起来”。列宁从民意党那里学到了铁纪严规的组织结构、对上级的绝对忠诚和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而斯大林简直就是这三个条件的完美结合体。

受到猫抓老鼠式的恐怖主义行动威胁的亚历山大二世开始缔造一个现代化的保卫机构，其复杂性完全可以和恐怖组织相提并论。他把他父亲的“第三处”（Third Section）改造成了一个秘密警察机关，这便是公共安全与秩序保卫部，简称“奥克瑞纳”。然而，就在改编的过程中，民意党便已在这个部门里安插了自己的间谍。警察们大肆追捕“恐怖分子”，但已为时过晚。1881年，民意党终于达到了目的，在圣彼得堡的大街上刺杀了亚历山大二世。

继任亚历山大二世的亚历山大三世创造了一个双重体制，斯大林对其知根知底。奥克瑞纳得以保留，而著名的、半军事化的宪兵队也成为了“沙皇的耳目”。这两支队伍都穿白边的紧身蓝色制服和靴子，佩带军刀，并独立运行他们自己的情报机构。

奥克瑞纳的总部位于圣彼得堡莫伊卡宫边上的丰坦卡河16号。他们在其中巨细无遗地收集着“恐怖组织”的资料，以制作成如迷宫般错综复杂的图表、用颜色区别的档案。这个黑暗的机构执行宁可错杀一个不可放过一人的政策：在1882年之前，他们每年都要检查多达38万封的信件。[1]在当时的欧洲，奥克瑞纳被认为是沙皇独裁统治的邪恶帮凶。然而，就其运行能力而言，它根本达不到列宁的契卡（Cheka）的高度，更别提斯大林的内务部内卫部队（NKVD）了。奥克瑞纳会根据“犯案者罪行严重程度”的不同执行三种刑罚。其一是绞刑，他们很少使用绞刑。如果有人胆敢暗杀罗曼诺夫王朝的王族或大臣，他便会遭此极刑。不过，他们倒是用绞刑杀害过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人物：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这位试图推翻沙皇统治的年轻人正是列宁的哥哥，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列宁，让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第二种刑罚则是劳改（katorga），也较少被使用。最为寻常的惩罚便是“行政流放”，时间可长达5年之久。阴谋的大脑、莫斯科奥克瑞纳的头目祖巴托夫发展了一套全新的监控体系。他们会聘用侦探，但真正的侦查工具则是“外部间谍”——用革命者的话来说是“幽灵”，他们会跟踪像斯大林这样的危险人物。奥克瑞纳最具效果的策略则是培养他们的“内部间谍”，让他们深入革命阵营。“秘密警察对待内部间谍必须像对待和自己有婚外关系的情妇一般，”祖巴托夫解释道，“像无上至宝一样照料她。你的错误便是对她的侮辱……不要向任何人透露告密者的名字，即便那个人是你的上司。忘记他的名字，记住他的代号。”这场赌局的筹码太高了：一边的间谍就是另一边的叛贼，如果被发现，只会被处以死刑。

为了取得巨额的报酬，这些双重间谍不但会打入“革命组织的内部”，有时甚至会直接引导它们的工作。奥克瑞纳甚至成立了他们自己的革命团体和工会。他们的存在在革命者中引发了猜忌和恐慌，人人岌岌可危，心神不定。斯大林执政苏联时期的猜忌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见证了他们的成功。然而，阴谋对当权者和革命者而言有着同样的杀伤力。[2]

在这场针对“恐怖主义行动”的战争中，俄国的阴谋组织遍地丛生，开花结果：奥克瑞纳的对手中不但有社会民主工党、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达什纳克会、格鲁吉亚的社会主义联邦革命党，还有俄国最致命的恐怖分子——被称为社会革命党（SR）的民粹社会主义者。奥克瑞纳曾策反过社会革命党武装队——他们以执行自杀式炸弹袭击而出名——的头目埃瓦诺·阿泽夫。在1902—1905年间，阿泽夫从奥克瑞纳得到了丰厚的报酬。可是，在同一时期，他还暗杀过两位内务大臣和一个大公。双重间谍的危险性可见一斑。

虽然奥克瑞纳和宪兵队之间矛盾丛生，但他们也受官僚体制的约束，秘密警察对革命组织的压迫和渗透是异常小心而又成功的：他们是当时最优秀的情报人员。[3]事实上，列宁在创造契卡的过程中拷贝了奥克瑞纳的组织结构，他把“一小部分和秘密警察一样接受过严格训练并富有经验的专业人士”组织起来，这些人具有“臻于完美的地下工作技巧”。

斯大林便是个中代表，这个“崩裂离析的世界”是他天然的栖息地。而在高加索，这个游戏的意义更加难以捉摸。他的成长环境是培养恐怖主义黑帮分子的理想温室。格鲁吉亚人对家庭和友人的忠诚、他们的搏击技巧、为人的慷慨和复仇的技艺——斯大林早在哥里的街巷上便已习得了这一切。高加索的秘密警察比圣彼得堡的更加凶残，却也更易腐败。于是，斯大林成为了腐蚀他们、辨别他们的个中好手。

斯大林经常被奥克瑞纳的“幽灵”跟踪，而他也成为了愚弄他们的高手。有一次，当他再次于第比利斯的巷道里摆脱他们的追踪之后，他嘲笑道：“这些笨蛋，难道还需要我们来教他们怎样做好自己的工作吗？”虽然他并没有因策划劳动节罢工而遭逮捕，但还是数次遇险。有一次，当他正在一家非法经营的书店大声唱着格鲁吉亚歌曲时，一帮警察包围了书店。结果，他径直和“愚蠢的警察”擦肩而过，走了出去。另一次，他们正在开革命会议，警察突袭会议地点，但是，斯大林和他的朋友没有穿橡胶套鞋便跳到了窗外，在雨中大声笑着逃走了。

他经常改名——这一时期，他用的是“大卫”这一化名——并至少换过六次住所。当他住在他的朋友米哈·博乔里泽家时，警察曾突袭过这里（在此之后的第比利斯银行攻袭案中，卡莫便是把钱藏在了这里）。当时，斯大林急中生智，假装自己是个生病的租客，躺在床上用床单和绷带裹住了自己。警察搜查了整个房间，但是，因为逮捕令里并没有描述过一个病人，他们一无所获地回去请示自己的上司。而等到他们回去逮捕那个“病人”时，这位“病人”早已迅速“康复”并逃走了。

在逃亡和密会的间隙，斯大林写起了革命文章。他的文章充满宗教的浪漫主义色彩，像是一篇篇的启示录。那个时候，拉多和他的朋友阿韦尔·叶努基泽——这位一头棕发、为人温和的前神学院学生是个花花公子——创办了进步的《斗争报》（Brdzola），并通过巴库的一家地下印刷厂印刷发行。

警察的间谍也不是没有追踪到过斯大林的足迹：1901年10月27日至28日，他们发现“知识分子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在开会”，而开会的地点则是梅拉尼酒馆。

11月11日，第比利斯召开了一次地下革命党人大会，有多达24位马克思主义者参加，而斯大林则是该会的组织者之一。在会议上，革命党中的温和派指责他是个“造谣中伤者”。他们也都了解吉布拉泽对“惹人厌的”索索的指责，但他们不得不承认，索索是个活力充沛、能力极强的革命党人。斯大林业已跟随列宁的脚步，相信只有一小部分武装化的专业革命者才能带来最终的成功。于是，他提醒他的同僚，要警惕把普通工人阶级选进委员会的危险性，因为“选的很有可能就是警察安插的间谍”。最终，四个工人和四个知识分子构成了委员会。

他的很多反对者都要求革除他的党籍，之后甚至还要求把他赶出第比利斯。日后的历史学家都认为他的反对者赢得了这次斗争，但这纯属无稽之谈。幸运的是，那些消息更灵通的宪兵间谍所留下的报告为我们解密了当时的真实情况：索索不但没有落选，他还是委员会四位知识分子里的一位。然而，这或许是党内一石二鸟的妥协政策。虽然斯大林入选了委员会，首次获得了领导权，但是，随着秘密警察越追越紧，他被“营救”了（他的同志们把他从他那凶险的革命计划中解放了出来），并被派去执行“一个宣传任务”——他就这样被送出了第比利斯。

宪兵发现，刚刚入选了委员会、之前无所不在的斯大林并没有参加1901年11月25日的会议——就像T．S．艾略特笔下那只叫作麦卡维蒂的神秘的猫，他在刹那之间就消失不见了。

而事实上，他正在前往巴统的火车上。这座动荡的城市是沙俄帝国的石油港湾，而斯大林即将在那里掀起革命风暴。

[1]　当内务大臣普列韦于1904年被暗杀之后，他的警察司司长洛普欣在这位逝者的保险箱里发现了40封他自己的私人信件——内务大臣对警察司司长也不是百分百地放心。

[2]　19世纪80年代，圣彼得堡奥克瑞纳的G．P．苏戴奇斯上校把一个名为杰加耶夫的年轻民意党人培养成了间谍，并通过他成为了“俄国革命的主脑”。但他也因此付出了代价：为了保护这个双重间谍，他下令杀了好多人。1883年，杰加耶夫把上校骗去私会，结果把他给杀了。杰加耶夫就此消失不见。数年之后，他成为了美国中西部一家不知名大学的数学教授，并公布了自己的身份。而他的故事则被理查德·派普斯写成了《杰加耶夫事件》。这些间谍总是在玩死亡游戏。在我们这个时代，美国情报机构培养了一批阿富汗圣战者，用以对抗苏联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他们支持西岸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反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可是，这帮人却分别变成了基地组织和哈马斯。

[3]　奥克瑞纳无法忽视社会革命党暗杀者的足智多谋。飞机这一新兴交通工具的成功让暗杀者们意识到，它将是个不可多得的武器——从而也预示了在后来的我们的时代里，基地组织所策划的“九一一”事件。社会革命党的恐怖分子曾策划过用装满炸弹的双翼飞机撞毁冬宫，因此，奥克瑞纳在1909年下令检查所有飞机、驾驶员和飞机俱乐部的成员。奥克瑞纳于1909年便预见了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和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于21世纪都无法对付的恐怖行动，足见其在当时的出色。

10　“我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打工！”

——巴统的纵火、屠杀和逮捕

索索同志带着高昂的革命斗志来到了巴统。在他来到这座海滨城市3个月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炼油厂不明缘由地着火了。他领导了一场武装暴动，攻占了那座城市的监狱，哥萨克骑兵随后展开大屠杀。马克思主义宣传册在这座城市里漫天飞舞。告密者被谋杀，马匹被屠杀，工厂经理被暗杀。尽管身后有紧追不舍的秘密警察，索索依然没有放弃和老派格鲁吉亚革命者的斗争，并且和一个已婚女子产生了恋情。

一到巴统，索索便开始工作起来。他先是在土耳其集市的一个酒馆里会见了康斯坦丁·坎杰拉基——这位工人是个社会民主工党党员，之后成为了斯大林在巴统的得力干将。他命令坎杰拉基组织一系列地下会议。据当地工人、会议参与者波尔菲里·科里泽回忆，他们“听到门外传来敲门的暗号，打开门来”，只见“一个消瘦而又活力四射的年轻人”走了进来，他有一头长长的“黑色头发”。

“没人知道他叫什么。”多蒙特·瓦达奇科里亚曾在自家公寓中举行过一次会议，“他就是个年轻人，一个穿着黑衬衫、夏季长外套，戴着浅顶软呢帽的年轻人。”此时的斯大林已是杰出的地下工作者，也对自己识别叛徒的能力相当自信。瓦达奇科里亚回忆：“他命令我邀请7个工人来参加会议，却又让我把请来的工人一一让他过目。他站在窗边，而我则带着请来的工人，一一走过他面前的走道。斯大林对我说，不要邀请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他是个出色的地下工作者，对人性了如指掌。他只要望一眼，便能看穿他们。我告诉他，有个人想跟我们合作，那个人的名字叫卡尔斯亚。”

“此人是个‘幽灵’。”斯大林断定。而瓦达奇科里亚证实了斯大林的判断。“不久，哥萨克骑兵突袭我们的会议，我们看到那个人穿着警察制服。我们决定把他除掉，我们杀了他。”这是记载中斯大林首次因识别出某人是叛徒而开了杀戒，或许也是他第一次杀人。[1]无论如何，从此往后，斯大林都在“‘地下活动’这个危机四伏的游戏”中扮演着强硬角色。卡尔斯亚不会是最后一个被他除掉的间谍。但即便是在最早期的时候，他也没有亲自动过手，而是把他所谓的“脏活”交给了手下。

斯大林在这几次会议期间宣布，他将为巴统的革命事业带来全新的战斗精神。他要求与会的所有人：“回去你们的工厂，再招募4个人，并把会议的精神通知他们。”索索同志在集市上一个名为“阿里”的波斯人酒馆建立了总部，并经常昼伏夜出，忙碌于召见同僚和演讲。他先是和一位名为西莫维奇的犹太钟表匠住在一起，然后搬到了西尔维斯特·隆泽哈里亚家。隆泽哈里亚曾落草为寇，现在成了石油工人，而他的弟弟波尔菲里则成为了斯大林的保镖。

有一天，斯大林早早地起床，没留下任何信息便消失不见了。坎杰拉基过来找他，发现他不见了，便焦急地等着他，直到他终于平安归来。

“你猜我今天早上起了个大早去干嘛了？”斯大林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我在罗斯柴尔德的炼油厂仓库找到了一份活儿。他们每天会付我6阿巴兹（abaz，6阿巴兹相当于1卢布20戈比）。”罗斯柴尔德这个法国犹太人的商业帝国——这个家族象征着国际资本主义的权力、浮华和世界主义——当然不会因为招了斯大林这么一个工人而欢欣雀跃，但他们肯定想不到，他们所雇用的正是未来国际马克思主义的领袖。斯大林大声笑了起来，几乎唱起了歌：“我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打工！”

坎杰拉基开玩笑：“我希望从现在起，罗斯柴尔德家族会繁荣昌盛！”

斯大林没有回应他，但他们早已心有灵犀：他会不惜所有代价，让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繁荣昌盛成为过去时。

新年当晚，索索把最得力的30个手下召集起来。他们在隆泽哈里亚家举行派对。他们吃着奶酪和肉肠，喝着红酒——但索索禁止他们酗酒。那一晚以索索令人热血沸腾的演讲告终。他极富感染力地高喊：“我们不惧怕死亡！太阳就要升起来了。让我们用生命迎接胜利的到来！”

“如果我们死在了床上，那就是对我们自己的侮辱！”这位致祝酒辞者高喊道。工人们全都鼓掌叫好，他们全都被斯大林的战斗精神感染了。不过，并非所有人都附和了斯大林。由当地医院经理卡尔洛·奇赫伊泽和教师伊西多尔·拉米什维利领导的马克思主义温和派便没有接受他的主张。他们为工人们成立了一个星期天业余学校，斯大林对这项事业爱恨交加。刚开始时，“合法者”资助了斯大林，可他们之间的友谊不会长存。马上，斯大林就要“在巴统掀起革命风暴”。

巴统地处亚热带，是帝国在黑海边上的边陲重镇。统治这座城市的是帝国的金融石油大亨诺贝尔家族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即便是在20年后，当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来到这里时，他仍然说巴统是“加州淘金城市的俄国版本”。

1878年，沙皇在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战争中赢得了这座海盗横行的海滨城市。可是，随着巴库——位于高加索海峡的另一边——的石油开采日益繁荣，巴统不得不开始面对一个难题：如何把“黑金”从巴库运到西方。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诺贝尔家族建造了一条输油管。他们在巴统炼油，然后把它们装上停靠在海港边的油轮。突然之间，不但出口石油，也出口锰矿、甘草和茶叶的巴统成为了“欧洲的门户”，格鲁吉亚“唯一的现代城市”。

等到斯大林来到巴统时，那里已经有多达16000名工人了。他们中有波斯人、土耳其人、希腊人，也有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俄国人。大约有1000个工人在炼油厂工作。这家“里海和黑海石油公司”的老板便是爱德华·罗斯柴尔德男爵。工人中的大多数都还是孩子，他们的生存环境极为恶劣，房子离浓烟滚滚的炼油厂不远，街道上臭气熏天，到处都是污水坑。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死于伤寒。可是，巴统的百万富翁和外国公司总裁们——特别是英国人——却把这个原本闭塞的城市改造成了享乐之都。这里有一条海滨大道，旁边都是古巴风格的别墅。他们还开了好几家奢华的妓院、一座赌场、一个板球场和一个英国游艇俱乐部。

1902年1月4日，坎杰拉基“正在回家的路上，意外地目睹了一场火灾”。斯大林回到家后兴奋地对坎杰拉基说：“哥们儿，你的预言实现了！”聘用了斯大林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真的“繁荣昌盛”了起来。“我的仓库着火啦！”[2]

人们看见一团黑色的蘑菇云从港口升腾起来。工人们赶紧救火，把火扑灭了，他们会因此得到一笔奖金。罗斯柴尔德炼油厂的法国经理弗朗索瓦·热恩召见了工人代表团。斯大林也位列其中，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欧洲的商人。然而，有证据表明，从此往后，斯大林便和罗斯柴尔德炼油厂的管理层私下接触了——他就此和石油大亨建立了隐秘关系，这为他带来了丰厚的报酬。罗斯柴尔德家族当然明白这起火灾是有人故意纵火造成的，热恩拒绝给工人发奖金。而热恩的强硬态度刚好给了斯大林一个发动罢工的理由。

当权者试图阻止他；奥克瑞纳企图逮捕巴统新来的革命领袖；警察们骚扰罢工者；间谍监视着马克思主义者；罗斯柴尔德家族正在担心他们的石油是否还能顺利离港。可是，就在此时，斯大林离开了巴统，坐了11个小时的火车前往第比利斯。为了能让罢工事件扩大影响，他得找一台印刷机来制作传单。由于传单得用格鲁吉亚语和亚美尼亚语两种语言，委员会帮他联系到了苏伦·斯潘达良——这位亚美尼亚人很是富有，虽然他已经有了家室且生了孩子，但依然是个到处留情的花花公子。斯潘达良的父亲是个报纸编辑，斯大林就在那家报社印刷了他的亚美尼亚语传单。在此之后，斯潘达良成为了斯大林的密友。

当斯大林在卡莫的协助下带着印刷机回到巴统时，他发现巴统业已风起云涌。卡莫和坎杰拉基立刻让印刷机运作了起来。不久之后，这座石油之城的所有工人阶级都聆听到了斯大林的声音。

2月17日，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诺贝尔家族终于向工人们让步了。他们同意给工人涨30%的工资——无疑，年轻的革命者取得了胜利。虽然在第比利斯，拉夫罗夫上尉的宪兵队早已对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突袭和逮捕，而在之前仍然平静如水的巴统，宪兵队上尉乔治·亚克力则显然没有做好准备。他承认，他对“突然爆发的不安情绪”感到忧虑。于是，他增派人手，用以监视那个谜一样的“索索同志”。

斯大林不得不搬出隆泽哈里亚的家。他换了好几次住所，最终在巴斯卡纳的工人阶级社区留了下来。他住进了一间小屋，房东是22岁的娜塔莎·科尔蒂娃。科尔蒂娃是个大美女，她是农民的女儿，也是社会民主工党的同情者。她的丈夫失踪了。据巴统地区的民间轶闻、科尔蒂娃自己的回忆录和斯大林本人之后的求婚行为来判断，他很爱这个年轻女人——科尔蒂娃是和他发生恋情的第一个房东，此后，他还会“和很多女房东以及女同志发生恋情”。科尔蒂娃在其回忆录中说斯大林“很温柔”，对她“无微不至”。她的回忆甚至还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带来了一丝爱情的亮色：“他看着我，轻轻把我的头发从额头撩开，他吻了吻我。”[3]

虽然斯大林取得了成功，但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他们的代理人热恩和冯·斯泰恩决定对他展开报复。2月26日，他们开除了389名闹事的工人。这些工人继续罢工，并“派了个人去找索索同志”，可是，那个时候，他正好在第比利斯看望他的门徒斯瓦尼泽和卡莫。

第二天，索索赶回了巴统。他邀请他的追随者们来到隆泽哈里亚家开会。“他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并提议举行一次更大规模的罢工，从而使整个石油终端陷入瘫痪。他的助手波尔菲里·科里泽差点认不出他来：他把胡子和胡须都剃掉了。除了阿里波斯酒馆之外，斯大林还有另一个更为隐秘的总部，那便是苏克萨克墓地。他们会在午夜时分在那里集会，开展选举活动。有一次，警察突袭墓地，他赶紧藏进了一位女同志的宽大的裙子里。还有一次，当哥萨克士兵突然来到时，他给自己套上了一件连衣裙，然后拖着裙摆逃离了。

工人们对这位“知识分子”相当崇拜。他们称其为“神父”。他还会给他们开书单。“有一次，他给我们留了一本书。”科里泽回忆道，“‘这是果戈理的书。’斯大林对我们说，还对我们讲起了果戈理其人其事。”

那个时候，索索同志已经拥有了其固定的形象。他经常穿花哨的锡卡西昂棉毛大衣，戴着他标志性的黑色宽檐软呢帽，肩上披着白色的高加索头巾。很快，他就有了一批和他一样强硬的追随者。这些人被称为“索索主义者”，是最早期的斯大林主义者。奇赫伊泽和星期天业余学校的“合法者”请他过来接受组织的批评，但他拒绝前往。“他们只是坐在摇椅里空谈的战略家，他们害怕真正的政治斗争。”要求绝对领导权的索索这样嘲笑他们。第比利斯宪兵队的拉夫罗夫上尉说，“朱加什维利的我行我素分裂了革命阵营”，造成了“年长社会主义者和年轻社会主义者”之间的隔阂。罢工运动扩大化了。参加罢工的工人们受到了威胁，他们的马被屠杀了。但是，秘密警察的首要目标仍然是“神父”索索。哥萨克骑兵正在聚集起来。

斯马金将军——巴统所在的库塔伊西省的省长——冲进巴统，指挥镇压罢工运动。他对工人大声警告道：“回去工作，要不就送你们去西伯利亚！”3月7日夜晚，斯马金逮捕了斯大林的保镖波尔菲里·隆泽哈里亚和罢工运动的领袖。

第二天，在斯大林的指挥下，罢工者们在看押犯人的警署外示威抗议。他们的施压成功了。宪兵队紧张地把犯人送往一个临时监狱。省长答应接见罢工者。即便如此，索索还是不满意。当晚，他在指挥会议上提出突袭监狱的想法。瓦达奇科里亚却更倾向于妥协。“你根本不配做个革命者。”“神父”索索嘲笑他道。而索索主义者们则坚决地站在了索索这一边。第二天一早，斯大林亲自指挥了示威游行。接下来的一天，城里的大多数人都加入了游行队伍，他们向监狱进发。可是，一个叛徒泄露了他们的计划。哥萨克骑兵全部各就各位。在强硬的安塔泽上尉的指挥下，士兵们挡住了通往临时监狱的道路。他们举起刺刀，对准前来的示威者。人群在路障前停下脚步，犹豫不前。

“不要逃跑，否则他们会开枪。”斯大林警告他们道。

“索索提议我们唱歌，我们不懂革命歌曲，所以唱起了《阿里总督之歌》！”波尔菲里·科里泽回忆道。

“士兵是不敢开枪的。”斯大林对人群大喊道，“不要害怕。打倒他们，解救我们的同志。”人群冲向了监狱。

索索被一群“索索主义者”保护着。他们以坎杰拉基为首，大多是古里亚的农民工。此后，斯大林曾吹嘘说：“古里亚人是勇敢无畏的地下活动者。他们试图阻止我上前线，但我还是冲了上去。于是，他们在我周围形成了7个保卫圈，即便是那些受了伤的也不曾离去，士兵根本无法突破他们。”

正当人群向守卫监狱的士兵冲击时，关在里面的罢工者也制服了守卫。波尔菲里·隆泽哈里亚听到了门外传来的暴动的声音：“我们试图冲出去，大门被撞坏了，有些人逃了出去。”哥萨克骑兵策马赶到，冲入人群，可他们的来福枪被抢走了。群众向骑兵开枪，还朝他们扔石头。士兵们用枪托回击他们，可不得不渐渐撤退。安塔泽上尉被石头击中，他的手铐被子弹打穿。士兵们依然企图抵抗，朝空中开枪，可还是不得不后退。但这一次，他们站稳了脚跟。“我们再一次听到了斯大林的高喊，他让我们千万别散开，把工人们救出来。”示威者之一英杰拉比安回忆。人群继续向监狱发起冲击。

“然后我们听到了一个可怕的声音！”安塔泽上尉下令“开火！”。枪声此起彼伏，人们倒在了地上，所有人都大声尖叫着四下逃散。“这里简直是个地狱，空旷的广场上躺满了尸体。”士兵们冷眼看着“奄奄一息、依然在痛苦呻吟的人”。他们叫着“水”或“救命！”。“这时候，我想起了索索，”坎杰拉基说，“我们被分开了。我害怕极了，开始寻找他的尸体。”然而，波尔菲里的姐姐维拉·隆泽哈里亚却看见斯大林走来走去，观察着现场情况。正当她寻找她弟弟的尸体时，她打倒了一个士兵，不过士兵对她说：“这都是安塔泽上尉命令我们干的。”

索索带着“一个伤者”上了马车。“他把他带到了我们的公寓。”伊拉里翁·达拉赫韦利泽回忆道。“索索帮伤者绑上了绷带。”坎杰拉基的回忆如出一辙。娜塔莎·科尔蒂娃和其他女人把受伤的同志们扶上马车，送他们前往医院。总共有13人死亡，54人受伤。那一夜，他们在达拉赫韦利泽家集会，大家“很是焦虑不安”，可索索却高兴极了。

“今天，我们一下子进步了好几年！”斯大林对哈奇克·卡扎林说，其余的一切都不重要，“虽然我们失去了几位同志，但是我们取得了胜利。”和很多流血战役一样，在这里，以同志的牺牲换来革命目的的达成是值得的。“冲着我们挥来的皮鞭和刺刀反而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加速了使无关的旁观者参加革命的过程。”年轻的托洛茨基也对发生在巴统的大屠杀印象深刻：“它让整个国家都沸腾了起来。”

佐达尼亚和奇赫伊泽对“这个想要成为领袖的年轻人”十分不满，却又“缺乏对事态的准确认知……也不具备能被群众认同的粗俗语言”。他们相信，大屠杀其实是由当局一手策划的阴谋：那么，难道斯大林是个间谍？

在此之前，斯大林把印刷机藏在了一位名为德斯皮娜·萨巴托瓦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的家中。现在，他立刻赶往那里。“谢谢养育了这些儿子的母亲们！”他在针对大屠杀的文章中写道。第二天，整个巴统都见到了这份传单。然而，一个告密者把印刷机的所在地告诉了警察，于是，他们前来突击检查。好在德斯皮娜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我的孩子正在睡觉。”她冲着他们大吼。警察们一笑了之，他们既没有搜到印刷机，也没有抓到斯大林。而斯大林和当局斗争的方式也不只写文章这一种。据称，他下令暗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经理冯·斯泰恩。“我们指派（一位同志）执行暗杀”，斯大林的一位手下回忆，“当冯·斯泰恩的马车靠近时”，杀手举起左轮手枪朝他开枪，但没有击中。“冯·斯泰恩赶紧掉转车头逃走了，那天晚上他坐船离开了。”

对斯大林的缉捕仍在继续。而斯大林则已经把他那价值连城的印刷机搬到了另一个更为安全的地方。“他认为保持神秘至关重要，”科里泽说，“他经常会坐着马车突然出现，然后变装之后迅疾离去。”他是易装假扮的个中好手，经常会在突然之间和其他同志换衣服穿，而“他的长发上总是披着头巾”。

那一晚，斯大林先是把印刷机带上马车，把它藏在了墓地里，然后，他又把它搬到了一个破屋中。那里是哈希米·斯莫尔巴——一个年老的阿布哈兹草寇——的家。这个破屋位于马赫穆迪亚，距巴统7公里，但又正好处在守备部队驻扎要塞炮火的下方（因此反而不会引起怀疑）。已经金盆洗手的草寇很高兴能把印刷机藏在他家里，因为他的朋友隆泽哈里亚告诉他，这个玩意儿能印假卢布。等到事成之后，斯莫尔巴还能参与分成。斯莫尔巴的儿子哈姆迪留下了一份回忆录，但官方传记从来没有提及过它。据他回忆，斯大林是在那天半夜到达的。他一来就把4个很重的箱子搬进了屋，运到了地窖，打开它们并组装了起来。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排字工人。他们都化装成了戴黑纱的穆斯林女子。斯大林夜以继日地工作，让建筑工在斯莫尔巴家边上又造了一栋房子，用以安放嗡嗡直响的印刷机。

“这是什么声音？”一个建筑工问道。

“有头牛，牛角里生了虫子，难受地叫呢。”斯莫尔巴回答道。

索索几乎已经搬到了斯莫尔巴家住。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屋主开始敲诈这位年轻的格鲁吉亚革命者。

“你的印刷机已经开工好几天了，”斯莫尔巴说，“你什么时候才会用印出来的钱？”

索索把一张传单递给了斯莫尔巴。

“这又是什么？”好奇的斯莫尔巴大叫道。

“我们要推翻沙皇、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诺贝尔家族。”斯大林回答道。可斯莫尔巴根本就不懂。

每天早上，他都会把传单藏在农民的果篮里，然后让斯莫尔巴把果篮运上马车。两人会驱车来到巴统，和隆泽哈里亚接头，然后运着果篮在工厂四周逗留，到处分发传单。如果有人想买水果，斯莫尔巴就会故意报个难以接受的高价，或者谎称水果已经被其他人预订了。有一次，印刷机坏了。斯大林对坎杰拉基说：“我们去狩猎吧。”他们来到当地的印刷店，挑好了合适的零件，斯大林接着下令道：“熊已经被击倒了，我们开始剥皮吧。”然后他派手下把零件都偷了回来，帮他送到了总部——集市中的阿里波斯酒馆。有一次，小哈姆迪正在把印刷机零件送去斯大林在的地方，突然，一群哥萨克骑兵奔驰而过。他赶紧把袋子扔进了一户人家里，自己跳进了水沟。事后，斯大林亲自帮这个男孩擦干了身子，并表扬他勇气可嘉。

不久之后，斯莫尔巴的整个村子都对他家边上那幢新房子产生了好奇，他们经常看到戴黑纱的穆斯林女子在那里出入，可她们个个都长得很结实。于是，索索召集了12位信得过的农民，让他们把自己的任务传达给村民们。哈姆迪·斯莫尔巴回忆说：“从此之后，村民们都对这幢房子倍感敬意。”

“索索，你是个好人。”斯莫尔巴一边抽着烟斗一边说，“只可惜你不是个穆斯林。如果你变成穆斯林，你肯定能娶7个漂亮的处女。你难道不想成为穆斯林吗？”

“我当然想！”索索笑着说。[4]

他们于3月12日埋葬了在罢工运动中死去的工人。这又为斯大林提供了另一个抗议的机会。7000个壮汉受到了斯大林亲手写就并印刷的宣言的感召。游行队伍的四面都被哥萨克骑兵包围了。他们被禁止唱歌。索索同志沉默地指挥了整场葬礼。宪兵队禁止任何人发表演讲。正当人群离去时，哥萨克骑兵嘲讽地对他们唱起了《死亡征途》。

秘密警察已经了解到，斯大林正是巴统一系列罢工示威活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这个组织“在约瑟夫·朱加什维利于1901年秋天到来之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亚克力上尉向库塔伊西宪兵队队长汇报道：“我确定在3月9日的‘暴乱’中看到过约瑟夫·朱加什维利……所有证据都证明，他是‘暴乱’的主导者。”他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斯大林抓住。

4月5日，德斯皮娜·萨巴托瓦警告斯大林，他已经被告发了。斯大林两次转移会议地点，并最终在达拉赫韦利泽家和同志们聚首。忽然，德斯皮娜冲了进来，通知斯大林宪兵队就在外面；或者，用当晚指挥行动的警官的话来说：“昨日午夜，有情报称有人在组织曼塔舍夫炼油厂的工人集会，于是，我下令包围了那里……”

“神父”索索向屋后的窗户跑了过去。可惜为时已晚。蓝色制服的宪兵已经把整座屋子都包围了起来。这一次，他终于逃不掉了。[5]

[1]　这些回忆录的日期相当重要。在写于1936年的回忆录中，瓦达奇科里亚暗示，是斯大林下令除掉了卡尔斯亚，这在当年只能显示瓦达奇科里亚的政治天真；要知道，一年之后，“大清洗”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如果有人胆敢在那时或此后写这样的东西，后果肯定是不堪设想的。为了塑造斯大林的伟岸形象，他的官方传记中也有他怀疑警察密探并证明其无比正确的故事，但那仅仅是“怀疑”，而不是“除掉”。这个间谍被除掉的说法仅见于原始档案，本书的记述是对此事件的首次披露。

[2]　坎杰拉基的这段回忆写作于“大清洗”发生之前的1935年。他在其中强烈暗示是斯大林在罗斯柴尔德炼油厂纵了火。那些斯大林传记作家引用了坎杰拉基的记叙，却删除了所有暗示伟大领袖曾纵火、下令暗杀、攻袭银行和到处留情的言语。本书的引用是坎杰拉基的原始记录首次被披露。历史学家经常会把他和另一位坎杰拉基搞错。后者名为大卫·坎杰拉基。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曾指派他作为秘密大使和希特勒谈判，那时离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还有3年之久。斯大林于1937年处死了大卫·坎杰拉基。他肯定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巴统的康斯坦丁·坎杰拉基（昵称“科沙”）。在此之后，康斯坦丁·坎杰拉基成为了孟什维克党人，并于1918—1921年间担任独立的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的财政大臣。

[3]　这段回忆无疑会让斯大林勃然大怒——20世纪30年代，那些更具政治敏锐性的回忆录作家都把此类个人化的细节删除了。娜塔莎·科尔蒂娃的回忆录分为两册，一册写于1934年，另一册写于1937年。毋庸置疑，这段关于接吻的细节只在第一册中出现过，因为那是在“大清洗”之前。

[4]　巴统的罢工示威事件和斯莫尔巴的故事成为了斯大林传奇的起点。当阿布哈兹的共产党领导人、斯大林最钟爱的追随者之一内斯特·拉科巴于1934年写作《斯大林与哈希米》时，他进一步加强了自从1929年便开始塑造的斯大林神话。斯大林的秘书伊万·托夫图哈觉得这本书有问题，于是给其时斯大林的副手拉扎尔·卡冈诺维奇写信说：“有关哈希米的文字已阅……需修改及重写……怎么办？要不要把它给扔了？”然而，他们没有扔了这本书。它得到了出版，拉科巴由此受到了斯大林的青睐。不过，好景不长。一年之后，贝利亚写了一本更夸大其词的书《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史》，很快就把拉科巴那本给比了下去。据贝利亚的儿子说，斯大林本人修改了该书手稿，“划去了很多名字，并用自己的名字替代”。1937年，大部头的《巴统1902年罢工示威事件始末》得以出版。贝利亚立刻行动起来，摧毁自己的对手拉科巴。他先是给他下毒，接着杀了他。他还亲手折磨了他的妻子和孩子。若想了解完整的故事，读者可以参阅《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庭院》。哈希米·斯莫尔巴于1916年搬出了他当时的那个屋子，并把印刷机埋在了花园里。他于1922年去世，享年81岁。斯大林70多岁的时候还笑着提起过他。他知道拉科巴的书被普遍认为是宣传工具。毕竟，书中声称斯大林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人，这样的人一两个世纪才会出现一个”。然而，斯大林却坚称说“这本书里所说的都是真的——那些事真的发生过”。

[5]　1939年初，莫斯科艺术剧院委派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当时，这位天才作家正处于失业的状态——写一部有关巴统时期青年斯大林的浪漫主义戏剧，用以庆祝这位领袖于是年12月的60大寿。此次委派肯定得到了斯大林的首肯。斯大林欣赏布尔加科夫——和契诃夫一样，这位作家之前从医——他尤其喜欢布尔加科夫的小说《白卫军》。由《白卫军》改编而成的《图尔宾一家的命运》是斯大林最喜爱的戏剧，他看过多达15遍。然而，斯大林对待布尔加科夫的方式和他对帕斯捷尔纳克与肖斯塔科维奇一样。他喜欢和这些文人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他一边亲自给布尔加科夫打电话，告诉他他接到了活儿，一边又再一次收紧对他的监控。和帕斯捷尔纳克一样，布尔加科夫对斯大林这位无所不知的迫害者颇感兴趣，他从1936年开始便已经在构想这出戏剧了，虽然他也知道“这对他来说很危险”。布尔加科夫根据《巴统1902年罢工示威事件始末》和对当事人的采访写了这部戏剧。他于1939年6月完成了第一稿，并将其命名为“神父”——即工人们对斯大林的昵称。然后，他又把它改名为“巴统事件”，最后简称为“巴统”。这部浪漫主义戏剧没有涉及斯大林的恋情，但依然暗示了斯大林和娜塔莎·科尔蒂娃的关系。在剧中，主人公的伴侣名为娜塔莎，这个角色显然是科尔蒂娃和隆泽哈里亚姐姐的结合体。掌管苏联文化的机构喜欢这部戏，并审查通过了它。那年8月，布尔加科夫说自己想采访当事人并想读读档案，于是和妻子艾琳娜一起踏上了前往巴统的火车。可是，斯大林不想让自己作为国家领袖的形象（当时，他刚要和希特勒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被任何有可能在档案中被找到的资料毁坏（而本书则使用了其中的很多部分），于是，他拍电报让布尔加科夫赶紧回来：“无须再前往。回到莫斯科。”布尔加科夫病倒了。斯大林读了他写的剧本。他来到艺术剧院，告诉导演《巴统》是部好剧，但不应该被搬上舞台。（据传）他说：“所有年轻人都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还要写一部关于青年斯大林的戏剧呢？”对布尔加科夫而言，这部作品差强人意。而这位作家也在他于1940年去世前完成了反对斯大林的杰作：《大师和玛格丽特》。

PART TWO　第二部分

致月亮

不知疲倦地攀爬吧

切勿低下你的头颅

拨开云雾

上帝是伟大的

对地球亮出温柔的笑容

它正在你脚下延展

对冰川唱起歌谣

它和天际相连

此事无须证明：一旦

被压迫者被击倒在地

他便会奋发登上山顶

希望之火永不熄灭

所以，可爱的月亮，用光辉

照亮云雾

让你的光芒

在蓝色天穹舞蹈

但我将脱掉马甲

对月亮亮出我的胸膛

我展开双臂，在地球

恭迎月光的降临

——索塞罗（约瑟夫·斯大林）

11　囚犯

斯大林被关进了巴统监狱。很快，心高气傲的他便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被囚禁的经历对他影响深远。在此之后，他曾说：“监狱让我明白，孤独并没有那么可怕。”然而，事实上，被囚禁的他却很少有独处一室的时候。

和他一起被关起来的人——无论是在此后的流放中背叛了他的，还是那些在官方传记中赞美了他的——都一致同意，狱中的斯大林就像一座冷漠的斯芬克斯：“肮脏的脸上满是痘疮，胡子野蛮地生长着，长发向后梳起。”他们对“他绝对的冷静”最为吃惊。他“从来不会开口大笑，只会冷冷地面带笑意”，而他也“无法和任何人合作……他总是一个人。他永远很平静”。不过，刚开始时，他却犯了一个错。

1902年4月6日，宪兵队长亚克力对他展开了第一次审讯。他拒绝承认巴统大屠杀发生时他就在当地。他说，其时，他正在哥里和母亲在一起。两天后，他命令一个犯人往监狱院子里扔了两张纸条——囚犯的朋友和家属会在那里为他们送吃的和传口信。可是，守卫截获了斯大林亲手写的信件。第一张上写着：“通知教师约瑟夫·伊利马什维利，索索·朱加什维利已被捕，请他告知索索母亲，如果宪兵问她‘你儿子是什么时候离开哥里的？’，请她务必回答‘他整个夏天和冬天都在哥里，直到3月15日才离开’。”

另一张纸条则是命令他之前的学生伊利沙贝达什维利前往巴统领导他的组织。亚克力上尉早已和第比利斯的秘密警察通过气，后者告诉他斯大林肯定是第比利斯委员会的领导者之一。现在，他又通知了哥里的同僚，后者向他汇报有两个人刚从巴统来到哥里，并和凯可、凯可的哥哥乔治·格拉泽（斯大林的舅舅），以及伊利马什维利取得了联系。他们所有人都被逮捕，并遭到审讯。对凯可而言，这显然是黑暗的一天。

从巴统来的人是来通知斯大林的母亲的，而斯大林扔纸条被截获把伊利沙贝达什维利也卷了进去。那个时候，伊利沙贝达什维利正和卡莫、斯瓦尼泽一起住在第比利斯。宪兵队先是逮捕了卡莫，后者犹犹豫豫地把他们带到了索罗拉吉浴室。他们在那里逮捕了一丝不挂的伊利沙贝达什维利。他先是被带去见了“著名的拉夫罗夫上尉”，接着又被转交给了亚克力上尉。当伊利沙贝达什维利被送入巴统监狱时，斯大林快步从他身边经过，对他低语道：“你不认识我。”

“我知道。”伊利沙贝达什维利说，“大家都向你问好。”

第二天，伊利沙贝达什维利接受了亚克力上尉的审讯。

“你认识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吗？”

“不认识。”

“胡说！他说他认识你！”

“他肯定疯了。”

“疯了？”上尉笑着说，“这么一个人才怎么会疯呢？之前，巴统也出现过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并没有惹事。可这个朱加什维利把巴统搞得翻天覆地。”

当伊利沙贝达什维利路过斯大林的囚室时，他透过栏杆望见“愤怒的索索正打骂着他的室友。第二天，他得知，他们在索索的囚室安插了一个密探”。伊利沙贝达什维利被释放了——然而，不久之后，在斯大林的命令下，他又回到巴统，代斯大林指挥那些“索索主义者”。

凯可也响应了斯大林的召唤。5月18日，她离开了哥里，直到6月16日才回来。她前去巴统监狱探了两次监。在从第比利斯转乘的路上，她又遇见了疯狂贝索。他依然酩酊大醉，脾气暴躁。

“停住脚步，不然我就杀了你！”贝索对凯可吼道。他依然对自己叛逆的儿子十分不满：“他想颠覆整个世界。如果你没有把他送去读书，他就会老老实实做个手艺人——可现在他被关在牢里。我要亲手杀了他——他简直是我的耻辱！”人群听见吵闹声便涌了上来。凯可借机逃走了。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丈夫。

叛逆的索索完全摧毁了凯可对他的期许。虽然表达方式有所不同，但凯可和贝索一样，对他们的孩子深感忧虑。她向当局申请把斯大林释放，也许也帮他的同志们传过口信。斯大林年逾古稀时依然自负，他曾聊起凯可所受的痛苦：“她开心吗？得了吧！她儿子都被抓了，她还开心个啥？[1]我们可没有时间好好对待我们的母亲。这就是做母亲的命！”

斯大林很快就成为了巴统监狱的头目。他控制自己的朋友，恐吓知识分子，收买了守卫，还和囚犯们成为了朋友。

沙俄帝国的监狱是个有其自身规矩的隐秘社会，但斯大林一如既往地无视那些让他觉得不适的礼节。托洛茨基说，监狱“和这个国家一样，融合了野蛮行径和家长制”。监狱对待犯人的态度也时有变化：有时，政治犯会被关进一个被戏称为“教堂”的大牢，而他们则会选举“长老”（Elders）。

革命者遵从骑士规矩。每当有同志到来或离开，整个监狱都会唱起《马赛曲》，还会有人挥舞红色的旗帜。革命者、自重的知识分子和自傲的改革者都不屑和犯罪分子交往。“但我更喜欢他们（犯罪分子），”斯大林说，“因为政治犯中有太多叛徒。”他也憎恨知识分子畏首畏尾地喋喋不休。他必须除掉“内鬼”。

当政治犯被关在独立的囚室中时，他们会通过低效却又简单的敲击声密码来交流——这被称为“监狱字母”。谢尔盖·阿利卢耶夫被关在第比利斯梅特希监狱里，他是通过火炉管道上的敲击声了解到斯大林的情况的：“坏消息！索索被逮捕了！”他们还有另一种简陋的、被称为“监狱电报”的交流方式：把包裹挂在绳子上，送到囚室窗外不断摇荡，让它挂在另一根坠有石头的绳子上。

当犯人们在院子里放风时，监狱对他们的管理是相当松懈的，所有小道消息都会在这里流转。索索总是知道谁快要被关进来了，也知道犯人们最近守不守规矩。就像是在监狱里远程操控的黑手党，他很快就改良了与外界的联络方式。“他一直在监狱里操控着外部的局势。”[2]

当局允许被看押的革命者在狱中学习，并因此铸下了大错，因为这些革命人士都是孜孜不倦的自学者。不过，没有人比斯大林更加用功。他的狱友回忆说：“他整天都在读书和写作……他在狱中的每一天都有严格的计划：每天都起得很早，在做完早操之后学习德语，阅读经济学书籍。他从来不休息，还喜欢给他的同志们推荐书看……”另一个狱友回忆说，斯大林把“监狱变成了大学”。他说，这是他的“第二学堂”。

监狱的守卫对他们很宽容，这可能是因为革命者是比他们社会阶层更高的“绅士”，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收了贿赂或对革命抱有同情。斯大林的一个朋友被关进了他旁边的囚室，并和他讨论起了《共产党宣言》。“我们看不到彼此，”斯大林回忆道，“但我对他大声朗读，他可以听见。有一次，我正在朗读的时候听见门外传来脚步声，我停了下来。突然，我听见守卫说：‘请不要停下。同志，请继续。’”

有一篇文章肯定通过“监狱电报”得到了广泛的传阅：1902年3月，那个化名为“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者发表了著名文章《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列宁在文中提出了坚定革命者的“先锋队”——这一想法立刻造成了社会民主工党的分化。“给我们一个革命者的组织，”列宁承诺道，“我们就会颠覆整个俄国。”[3]

亚克力上尉围捕了巴统的索索主义者，包括斯大林年轻的女房东和女朋友娜塔莎·科尔蒂娃。当她刚被带到监狱的院子里时，一个陌生的犯人突然走上前来，对她说：“索索同志让你去看他。”

娜塔莎十分警惕，生怕此人是个奸细，于是回答道：“我不认识索索同志。”

然而，当她被关进牢里之后，斯大林在她的窗前现身了。“同志，你不觉得孤单吗？”他大声地问道。她意识到，无论是在狱中还是狱外，斗争仍都掌握在索索的手中。“犯人们都喜欢他，因为他会照顾他们。”他当然把娜塔莎给照顾好了。有一次，她去他的囚室里看望他，结果，一个狱警发现了情况，挥着刀柄把她赶了出去。斯大林要求开除这个狱警。他的勇气不但为他赢得了狱友的人心，还让他得到了当权者的尊重：他的要求竟然被满足了。崇拜他的不仅仅只有索索主义者，有一个狱友便承认道，虽然斯大林在此之后变成了“一头野兽”，但他曾经是个“令人愉悦而又勇气可嘉的狱友”。

第比利斯的检察官决定，指证斯大林为“巴统暴乱指挥者”的证据不足。这也许是因为目击者害怕出庭做证。斯大林躲过了一劫，却还是被关在大牢里，因为拉夫罗夫上尉在调查另一起案件——他在第比利斯革命党委员会中所扮演的角色。8月29日，宪兵队正式向斯大林和他所在委员会中的其他老同志提出起诉。不过，官僚体系运作得十分缓慢。

他生病了，说自己的胸口疼。这是他的陈年旧疾了。有时，他会说是自己的心脏有问题；有时，他则说自己的肺部有阴影。10月的时候，索索说服狱医让他和他的手下坎杰拉基去医院。他甚至不顾革命阵营的规矩，向总督戈利岑本人提出了三次请求：

我日渐严重的咳嗽和我那位可怜的老母亲（她的丈夫早在12年前便离开了她，而我是她唯一的支柱）的境遇令我不得不向您提出第二次申请。请允许我在警察的监控下出监一次。我请求您同意我的请愿并给我答复。

J．朱加什维利

1902年11月23日

他虽然病倒了，却依然是个“麻烦制造者”。1903年4月17日，当格鲁吉亚教会大主教前来看望他们这些“犯了罪的子民”时，这位前神学院学生领导了一场抗议来为大主教接风。结果，他被关进了监禁室。这虽然不是斯大林所组织的第一次抗议活动，但其结果便是斯大林被送去了格鲁吉亚西部的库塔伊西监狱，那里的管理更加严格。

两天后，正当犯人们被召集等待转移的时候，斯大林发现娜塔莎也在列。狱吏想要给他戴上手铐。

“我们又不是贼，为什么要戴手铐！”斯大林怒斥道。于是，狱吏乖乖地放下了手铐。这个故事显现了斯大林的权威在犯人和狱警身上都发生了作用——沙俄帝国的警察颇为温顺，这在之后斯大林所缔造的苏联秘密警察看来，是难以想象的。点过名后，犯人们徒步穿越巴统，前往火车站。可斯大林又得到了特殊待遇。娜塔莎引以为傲地回忆说，他要求用一辆马车来驮他的行李，并要求“为这个女人准备一辆四轮马车”。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对监狱这个小社会了如指掌的斯大林竟然又得逞了。[4]斯大林的女人得到了最优渥的待遇：娜塔莎是坐着四轮马车来到火车站的。

当他们的火车在库塔伊西附近停靠后，斯大林又拦住了所有人的去路。他说：“让娜塔莎走在最前面，让我们所有人都见识见识这个女人的勇气，她是不会怕这几条狗的！”

在库塔伊西监狱，狱吏们试图规范犯人的行为举止。政治犯们被分了开来，然而，没过多久，斯大林就找到了彼此联络的方式，并开始计划一场反击。当斯大林通过“监狱电报”了解到娜塔莎·科尔蒂娃被关进了监禁室并说“我崩溃了，我哭了起来”时，他给她送去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的雌鹰啊，你又为何哭泣？难道监狱就把你打败了吗？”

斯大林在监狱的院子里认识了一个名为格里戈尔·乌拉塔泽的革命党温和派人士。乌拉塔泽憎恨斯大林，却欣赏他“平静如水的脾气”：“在半年里，我从来没见他哭过，或者生气、发怒——他永远如此沉稳、镇静，即便是笑的时候，他的笑仿佛经过精确的计算，和他那一刻的心情相符……我们经常在院子里聊天。”但是，与众不同的是，斯大林“以一种奇怪的、短促的步伐走路……所有人都知道他有多么傲慢”，但他也“完全不为所动”。

斯大林对盲目自大的知识分子并无好感，他喜欢工人阶级出身的革命者，因为这些人不会引起他的自卑情结。他在这些人面前充当着老师的角色——“神父”。索索“组织大家一起看报纸、图书和杂志，他还会给犯人们上课”。与此同时，他依然在挑衅比巴统更为恶劣的库塔伊西当局。这个地区的市长拒绝了他的要求。于是，7月28日，索索一声令下，犯人们展开了一场颇具声势的示威抗议。他们敲击着囚室的铁门，整个城市都听到了从监狱里传来的吵闹声。市长召集部队包围整个监狱，但他还是让步并同意了索索的要求——所有政治犯都被关进了一个大囚室。虽然斯大林取得了胜利，但市长对他实施了报复：他们被看押在了监狱中最阴森的一座地牢里。

当时，有些犯人即将被送往西伯利亚流放，斯大林提议大家一起拍张合影。斯大林很喜欢拍合影，掌权之后亦是如此。他会指导别人站位，并总是把自己安排在最钟爱的位置——顶排的中间：“我也是个革命小兵，所以我就站在中间吧。”这就是斯大林：长头发，大胡子，自命为领导者。

终于，他的同志们要开始流放之旅了，“索索同志站在院子里挥舞着红色的旗帜……大家唱起了《马赛曲》”。

秘密警察竟然忘记了斯大林还在他们的监狱里。第比利斯的宪兵和奥克瑞纳都以为“乔普拉早就被释放了”。拉夫罗夫上尉再次以为他又回到了巴统，“在特别监护下”指挥着工人运动。很明显，那些“幽灵”搞错人了。巴统的警察都紧张了起来，直到莎贝尔斯基中尉通知所有人，失踪了的疤面“朱加什维利已经关在牢里一整年了（目前在库塔伊西）”。

沙俄帝国的司法官僚体系终于运作了起来。斯大林的案子从当地市长手里转到了圣彼得堡的司法和内务部。斯大林被判流放到东西伯利亚3年。[5]1903年7月7日，司法大臣把他的量刑建议提交给了沙皇，而后者在上面盖下了皇家印章。尼古拉二世是个拘谨而又务实的独裁者，他十分勤奋，几乎会阅读放在他案头的每份文件。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位末代沙皇错过了扼杀未来“红色沙皇”的机会。

可是，警察们又找不到斯大林了。第比利斯总督以为他被关押在梅特希监狱，但监狱却回答说他们那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一个人。于是，第比利斯警长宣布：“朱加什维利身在何处目前成谜。”警察向宪兵队求助，后者则说斯大林已经被转移到了巴统监狱。警察们本以为总算可以安心了——可惜他们都说错了，斯大林还被关在库塔伊西监狱呢。为了找到斯大林，警察们花了整整一个半月的时间，其间的混乱为那些阴谋论者的癫狂想象推波助澜。难道宪兵队或奥克瑞纳把他藏了起来，不让对方找到吗？他会不会真的是个双重间谍呢？我们无法找到这方面的证据。如果犯人失踪的情况只在斯大林一个人身上发生，那么，他或许的确可疑。可是，这种混乱情况时有发生。在频繁的地下活动和迟缓臃肿的官僚体系这两个互相交织的世界中，混乱和阴谋几乎是一对孪生兄弟。

当斯大林还在监狱中等候发落时，他听到了一个坏消息。1903年8月17日，索索的英雄拉多·克茨霍韦利（在此之前，他于巴统被捕，并被关在了梅特希监狱）在囚室窗口大喊“独裁者下台！”，结果，一个守卫开了枪，子弹射穿了克茨霍韦利的心脏。这样的悲剧随时可能发生在斯大林自己身上。他从来没有忘记过拉多。

10月8日，斯大林终于了解到他将被流放。他的第一站是回到巴统。他又组织了一次合影。当他离开监狱时，他的同志们挥舞着旗帜唱起了《马赛曲》。

“我被流放了，”斯大林写信给刚刚被释放的娜塔莎·科尔蒂娃，“在监狱附近等我。”她筹集了10卢布和一点食物，想让他在这漫长寒冷的冬日之旅中能好受一些。斯大林离开的时候只穿着一件薄薄的格鲁吉亚乔卡和一双靴子，甚至没有戴手套。他在巴统港登上监狱的蒸汽船，即将前往他此行的第一站——新罗西斯克和罗斯托夫。他看到娜塔莎伫立在码头“和他告别”。

于是，这位被美酒和歌声养育大的格鲁吉亚人踏上了人生的另一段旅程。那个遥远的地方被冰雪覆盖，人迹罕至。那里，就是西伯利亚。

[1]　“我开心？”1935年，凯可被问到作为斯大林的母亲是否开心时，她讽刺地说，“你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开心呢？全世界都因为我儿子和我们的国家而感到开心。所以说，作为他的母亲，我应该怎么觉得呢？”

[2]　斯大林很快就改良了他和外界隐秘的通信方式。有一个可怜的巴统工人专为监狱送木材。有人找到他，告诉他有人会帮他运木材，而他则必须按指示行事。他把木材送到监狱，放在院子里。那天下午3点整，狱警把斯大林放了出来，后者给了木材工人一封急信，让他带回巴统。

[3]　如果说斯大林梦想自己成为一个信仰坚定、纪律严格的团体中的一员，那么，列宁则将这一梦想具体化了。他颇有见地指出：“我们的党不是哲学家的学校”，而是“一个斗争的党。到目前为止，它看上去还像是个其乐融融的家长制大家庭。现在，我们必须把它改造成一个堡垒——它的大门只为有价值的人打开”，其余的方式都是“最背道离经的亵渎”。

[4]　在成为苏联的领袖后，斯大林表示过对沙俄警察系统过于宽待犯人的不屑，并下定决心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监狱就像是养老院一样，”1937年“大清洗”正值最高潮时，他曾写道，“犯人们不但可以社交，给彼此写信，还能收到包裹！”

[5]　因为对恐怖分子和革命党人的逮捕往往秘密进行而又缺乏证据，沙俄帝国的当权者意识到，不能用陪审团或法官为他们判刑：当地的宪兵队长会把量刑提议交给当地的首长，首长又会把量刑提议交给特别委员会——由司法和内务部5位人员组成——定夺。内务大臣会确定量刑，最后由沙皇签署。对斯大林的量刑也遵循了这一流程。1881—1904年间，大概有11879人遭到了和斯大林同等的流放刑罚，而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在差不多同样长的时段中，遭到流放的人数却多达2800万，其中的数百万人再也没有回来过。沙皇统治时期也会对犯人执行死刑，而西部省区信仰天主教的波兰人和犹太人，比信仰东正教的俄国人或格鲁吉亚人更容易遭受这一极刑。

12　冻坏了的格鲁吉亚人：西伯利亚放逐之旅

前往西伯利亚的旅途比流放这一刑罚更为致命。斯大林经历了其间的所有恐怖和危险境遇。他一站又一站地缓慢向东方前行，旅途中不断有其他犯人加入他的团队。据他本人说，在流放的过程中，他的脚上时常戴着铁球镣铐。他曾颇为感怀地回忆道：“再也没有比卸掉镣铐后伸一伸脚更加舒服的事情了。”

当他来到顿河河畔的罗斯托夫时，身上早已没有钱了。于是，他给巴统的朋友拍了一份电报，问他们要钱。坎杰拉基把钱汇了过去。还没离开多远，他又犯起了牙疼，还因此去看了一位助理医师。“等我给你敷上药，你的牙就再也不会疼了！”医师对他说。“他亲自给我的蛀牙敷上了药。”斯大林回忆道，“这药里含有砷，但他根本没有告诉我应该把它拿出来。那颗蛀牙倒是不疼了，可是，另外好几颗牙齿却因此全掉了下来。他至少说对了一件事——那些牙齿再也不会疼了！”斯大林一生中被好几种痼疾长期折磨着，牙疼就是其中之一。

犯人们离文明越来越远。他们渐渐感受到了西伯利亚的极端环境以及当地的疾病和暴力。有一个犯人就在西伯利亚某地“快要因伤口糜烂而亡”了。70多岁时，斯大林曾回忆说：“可最近的医院都在1000公里之外。我们请来了一位助理医师，他说必须给这位犯人截肢。他往那人腿上浇了一点酒，让众人把他按住，然后就开始了手术。我不敢看，于是躲进了营地。可是，那个人的腿是在没有被麻醉的情况下被切除的，你不可能听不到他的吼叫声。直到今天，我依然对他的吼叫声记忆犹新！”他还在途中遇到了一帮古里亚农民工，他们正是因他在巴统所领导的示威行动而被逮捕和流放的。索索看着这些全身颤抖的格鲁吉亚人，不禁有些自责——要知道，在斯大林的一生中，他鲜有对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责的时刻。可是，他们依然大方地原谅了他。

对于政治犯来说，刑事犯是真正的天敌。据斯大林的得力干将，也曾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的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说，虽然刑事犯们通常“尊敬政治犯所倡导的斗争”，但他们也会找政治犯的麻烦。斯大林曾对他的一个继子说：“在流放途中，我遇到了一个变态的保险箱窃贼。他十分高大，足足有两米高。我只是就我的烟袋和他交流了几句，一点恶意也没有……结果，他却和我打了起来。这个白痴把我打倒在地，还打碎了我的几根肋骨。没有人过来帮我。”斯大林被打晕了过去。但这次遭遇也给斯大林上了一节政治课。他总结道：“等我醒来时，我意识到，作为政治家，必须永远有联盟。”

斯大林先是来到了西伯利亚的一个省会城市伊尔库茨克，然后向西前往一个区域中心城市巴拉宾斯克——离它最近的火车站也在80公里之外。从这里开始，他们只有依靠运货马车或徒步前进。西伯利亚天寒地冻，可斯大林穿得出奇地少：他还穿着那件白色的、带子弹纽扣的格鲁吉亚乔卡。在巴拉宾斯克，他遇到了7个流放犯。他住进了一个名为亚布拉姆·古辛斯基的犹太流放者的家，想要逃避被流放到更远的地方。但他还是被遣送到了新乌达。当地警察记录：“11月26日，于7月9日受皇帝陛下之令被流放的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已经抵达，并被警察监控。”

新乌达是斯大林流放的终点。那里离巴拉宾斯克75公里，最近的火车站在130公里之外，离莫斯科或第比利斯更是千万里之遥。这座小镇被分成了两部分：穷人们住在沼泽海岬的陋屋里；而相对好一些的街区则拥有几家商店、一个教堂，以及一座木制的堡垒——它用来恐吓当地信萨满教的布里亚特蒙古人。新乌达的生活索然无味，人们除了读书、争执、酗酒、私通及继续酗酒之外，无事可做——无论是对于当地人来说，还是对于流放者而言，这些是他们消磨时光的唯一方式。这个村子里竟然有5个酒馆。

索索就这样消磨着他的流放时光，但他日渐无法忍受和他一起遭到流放的那些人。新乌达还有3个流放者，他们都是犹太知识分子，不是工联派（犹太社会主义党的追随者）就是社会民主工党。在高加索时期，斯大林很少遇到犹太人。不过，在此之后，他身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犹太人越来越多，他们都是为了反抗沙皇的迫害和歧视而改信马克思主义的。

斯大林选择住在新乌达的贫民区，他住进了“一幢只有两间房、看上去都快要倒塌的农舍，它的主人叫玛莎·利特温采夫”。其中一间房是食物储藏室，而另一间则是由木屏风隔断的卧室，一家人都睡在火炉边上。斯大林则在屏风另一边的食物储藏室的板桌上睡觉，“他会在利特温采夫一家人都睡着之后点上油灯读书”。

流放西伯利亚被认为是沙皇独裁统治中最严厉的刑罚。被流放的过程无聊而又令人绝望。然而，一旦在那些被世人遗忘的村落安身下来后，流放者——通常是世袭贵族的知识分子——还是会受到优待。和古拉格集中营比起来，这种因触犯皇权而遭流放的处罚更像是一次沉闷的阅读旅行。流放者甚至会收到沙皇发给他们的零花钱——像列宁这样的贵族能拿到12卢布，莫洛托夫这样的学校毕业生能拿到10卢布，而斯大林这样的农民则是8卢布。他们会用这些钱买衣服、食物，付房租。不过，要是家里给他们寄来太多的钱，沙皇就会停止给他们发放补贴。

家境富裕的革命者能坐着火车一等座到流放地。列宁拥有私产，他在流放的过程中花的全是自己的钱。对于这位贵族而言，流放就像是度过了一次怪诞的风光之旅。托洛茨基也在流放的过程中得到了他那位富有的农场主父亲的资助。他曾夸大其词地说，西伯利亚是“对敏感神经的考验”，而流放者可以像“奥林匹斯山上的神”一样快乐地生活。列宁这样的有钱人和斯大林这样的穷人的流放经历的确存在着本质的差别。[1]

流放者的行为是受严格约束的。每个流放地都会选举成立一个委员会，一旦有人违规就会受到委员会的处罚。他们必须分享书籍。如果一个流放者去世了，剩下的人可以分了他的书。他们不得与犯罪分子打交道。在结束流放离开之前，他们可以接受其他流放者的礼物，也要给为他们提供住宿的房东留下纪念品。他们会分工干家务，轮流收信件。收到信时他们十分高兴。“在流放时，每当收到朋友写给我的信时，别提我有多高兴了。”叶努基泽掌权时回忆道。

然而，在荒凉的帝国东方，规矩是很难被一以贯之的，流放者经常对异性难以抗拒。“爱情就像迭戈·里维拉画作中的棕榈树一样，即便被巨石压迫，也要义无反顾地向太阳生长，”托洛茨基夸张地说，“流放过程中开始出现一对对情人。”当果尔达·戈布曼遭流放时，她和叶努基泽——这位格鲁吉亚人之后成为了斯大林的左右手之一——相好，并怀上了他的孩子（在此之后，她嫁给了斯大林的上尉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在这些人掌权并进入政治局后，他们依然会想起当初的这些情事。斯大林本人就对流放者列茨涅夫的丑闻印象深刻，后者睡了当地检察官的漂亮妻子，并因此被流放到了北极圈。莫洛托夫也曾回忆过两个流放者抢一个情妇的故事——最后，他们中的一个被杀死了，另一个则如愿以偿地得到了那女孩。

流放者得从当地农民那里租房。他们住进了拥挤而又吵闹的小房子，孩子的哭喊声此起彼伏，根本没有私人空间可言。之后和斯大林一同流放的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说：“（流放中）最糟糕的事就是没法和房东分开住。”但是，这么多人住在一起又容易让流放者和房东彼此吸引。当地人和流放者发生恋情是被禁止的，但这一规矩根本无法得以执行：当地的女孩对这些外来的、受过教育且富有的流放者毫无抵抗力——更别提他们通常还睡在一个房间里了。

革命者通常脾气暴躁，但他们在流放期间的争斗也独具当时的特色。“男人们根本不会掩饰自己的龌龊，所谓‘得体’早已被抛在了九霄云外。”流放者过着放肆的生活，而斯大林不仅与女孩接触，还让她们怀上了自己的孩子，还会不断地找人麻烦，惹出各种是非争端来。在来到流放地不久后，他便开始坏规矩了。

他离开了那几个被流放的犹太人，但很快找到了新朋友：他结识了几个罪犯，和他们一起串起了酒吧。“他们中有好几个吃苦耐劳的好人，而政治犯中却有太多叛徒。”20世纪40年代，斯大林曾在一次晚宴上对赫鲁晓夫和其他政治局成员说，“我大多数时间就和罪犯们待在一起。我们会在镇里的沙龙前停下脚步，看看我们中是否还有人有那么一两卢布。我们举起钱，朝窗里晃了晃，然后喝光每一个戈比。我们轮流做东，今天我请，明天别人请。”在势利的中产阶级革命者看来，和罪犯交朋友完全是种侮辱。据斯大林回忆：“有一次，他们组织了一场内部审判，对我和罪犯饮酒的行为进行了判决。”而这仅仅是斯大林的同志们对这位不合群的革命者展开的其中一场审判而已。

然而，斯大林并没有失去和外界的联系，也没有在流放地长待。1903年12月，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列宁的信。“我是在1903年初识列宁的，”斯大林说，“我们俩并没有见面，而是通过信件取得了联系。他写给我的信并不长，但他在信中严厉而又无畏地批评了我们的党。”斯大林夸大其词了。列宁写给他的并非私人信件——当时，他还没听说过斯大林这个人——而只是一本小册子：“致负责组织工作的同志的信”。然而，这本册子对斯大林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封简洁的信增强了我对我党领袖列宁的信仰。”

在此之后，斯大林烧掉了这本册子。但是，很快，他就听闻了从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与伦敦举行——传来的消息。列宁和马尔托夫打败了他们的对手犹太工联派——工联派要求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少数民族独立运动结合在一起。可是，胜利的那一派很快又产生了分歧：列宁寻求小范围的职业革命家，而马尔托夫则想把革命推广到群众中去，让更多的工人参与革命。列宁分化了社会民主工党。他自称支持他的是党内的多数派（布尔什维克），而支持马尔托夫的则是少数派（孟什维克）。[2]

据斯大林本人说，他立刻给他跛脚的哥里朋友达维塔什维利写了一封信。后者在莱比锡，并和列宁有联系。但这只不过是斯大林的谎言。事实上，在那一年里，他根本没有写过任何信。但退一步说，那时的他的确是个列宁主义者了。托洛茨基说，是不是布尔什维克一眼就能看出来。据伊利马什维利说，斯大林“一看就是个布尔什维克”。1904年，很多人都强烈地感觉到，某些即将改变世界的事件马上就要发生了：革命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发展着。当尼古拉二世为了巩固其远东帝国而和日本展开了一场“必然取胜的小战役”时，他其实犯了个大错：突然之间，革命变得一触即发。斯大林再也无法安稳地待在新乌达了。

索索刚到新乌达没多久便开始策划逃离——很多革命者和被流放的人都有类似的经历。

“逃跑并不难。每个人都想逃跑。”托洛茨基说，“流放体制本来就漏洞百出。”

想逃跑的人首先得花钱买“靴子”——假文件。一个完整的逃离行程包中包括“靴子”、食物、衣服、火车票和贿赂金——总共需花费100卢布。阴谋论者天真地怀疑斯大林是从哪里筹到这笔钱的：难道是奥克瑞纳给这个“间谍”的？但事实上，这笔钱更有可能来自于叶格纳塔什维利和他在党内的同志们。那个时候，筹一笔钱逃跑这种事情司空见惯：1906—1909年间，在总数为32000名的流放者中，有多达18000名通过这一方式逃跑了。

在斯大林的造神运动中，他本人曾夸大过他被逮捕和逃亡的次数。然而，事实上，他被逮捕及逃亡的次数比他官方传记所提及的还要多。20世纪30年代，当他编辑传记《短途》时，他总共在8次逮捕、7次流放和6次逃亡上画了钩。而当他于1947年修订该传记时，他又用他那支蓝笔把次数减到了7次逮捕、6次流放和5次逃亡。他曾对人说：“我总共逃过5次。”令人称奇的是，斯大林要么是故作谦虚要么就是已经忘了。事实上，在斯大林的一生中，他总共有9次被逮捕、4次短期拘留和8次逃亡。

对斯大林与秘密警察的关系颇有研究的亚历山大·奥斯特罗夫斯基说：“只要我们对前革命时代的流放体制有足够的了解，我们就不会对斯大林经常能成功逃亡这一事实感到吃惊。”

1903年12月，在被列宁的小册子点燃之后，索索展开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逃亡之旅。他的女房东和她的孩子们给了他一点面包，让他在路上充饥。他曾向安娜·阿利卢耶娃回忆说：“刚开始时，我失败了，因为警长总是盯着我。严冬降临，我准备了御寒物品，终于踏上了旅程。我的脸快要被冻僵了！”斯大林经常对人讲述这段历史，而随着他的年龄越来越大，这段故事也变得越来越夸张。“我掉进了一条冰河，全身都湿透了，”他曾对苏联时期的秘密警察打手拉夫连季·贝利亚说，“寒冷彻骨。我敲了敲一家人的门，可没人开门。就在我觉得快要冻死的时候，几个穷人把我迎进了他们的棚屋。他们给我吃的，让我坐在火炉边上，还给我换了衣服，让我终于得以继续前行到下个村庄。”

他旅行了75公里，来到了巴拉宾斯克，住进了亚布拉姆·古辛斯基的家。

一个天寒地冻的夜晚，温度有-30℃，我们突然听见门外传来敲门声。

“谁？”

“开门，亚布拉姆。是我，索索。”

全身被冰霜覆盖的索索走了进来。他竟然在西伯利亚的冬季还衣着单薄：一件披风、一顶呢帽和一条花哨的高加索头巾。我的妻子和女儿都特别喜欢他的白色头巾，于是，斯大林同志竟以其高加索人特有的大方把它脱了下来，送给了她们。

他已经取得了继续逃亡的“必要证件”，但他却无法前行了。

“他的鼻子和耳朵都被冻伤了，”谢尔盖·阿利卢耶夫说，“他哪里都去不了了，只好回新乌达。”毋庸置疑，他在新乌达的朋友用热滚滚的炖肉温暖了他。但他依然执意离去，并开始准备第二次逃亡。

索索给凯可写了一封信。凯可“缝好了适合冬天穿的衣服，立马寄了过去。索索穿着它们逃跑了”。他搬进了米特罗凡·库古罗夫的家。1904年1月4日，库古罗夫赶着雪橇送斯大林出了新乌达。佩带着刺刀的斯大林欺骗库古罗夫说，他只是想去附近的扎尔科夫告警长的状。库古罗夫嗜酒成性，每到一个站头就问斯大林要伏特加。“那天的温度只有-40℃，”斯大林回忆道，“我用皮毛衣把自己给裹了起来。车夫却打开了他的衣襟，让寒风吹拂他几乎裸露的肚皮，貌似是酒精让他浑身发热。这些人真是好身板哪！”可是，当这个农民发现斯大林其实是想逃跑时，他停下了雪橇，拒绝继续前行。斯大林说：“就在这时候，我解开大衣，亮出了刺刀，命令他继续前进……农民叹了口气，只好让马再次奔跑了起来！”[3]

索索正式踏上逃亡之旅。由于东正教主显节即将到来，他希望这个节日会转移警察的视线。“流放者约瑟夫·朱加什维利逃跑了！立刻采取措施将其重新逮捕！”当地警察发电报说。他成功抵达泰雷特站，可能还去过伊尔库茨克，然后才经跨西伯利亚火车沿线返回。

即便是在节日期间，西伯利亚的火车站中也充斥着穿制服的宪兵和奥克瑞纳的线人——他们中的有些人是职业间谍，有些人则是专门告密逃亡者以赚取小费的业余间谍。但斯大林不仅伪造了很多流放者都有的“靴子”，还拿到了一张警察证。在遥远的西伯利亚（正如高加索），你可以买到任何证件，不过，警察证就另当别论了。斯大林曾吹嘘道，他在一个火车站内发现自己被一个“幽灵”盯梢了，于是他找到一个宪兵，向他出示了自己的警察证，接着又告诉后者说那个“幽灵”是个逃亡的流放者。警察抓住了“幽灵”，两人还在争执的时候，斯大林早已安然无恙地登上了前往高加索的火车。这个故事表现了青年斯大林生活的世界到底有多么晦暗不清。如果索索真是个间谍，他不太可能会向人提及这样一个故事。不过，也有可能这个故事本来就是他编造的。无论如何，它显然增加了这位“王牌阴谋者”的神秘性（和可疑性）。

10天之后，他终于回到了第比利斯。当他冲进朋友的公寓时，他们几乎认不出他来了——西伯利亚的流放让他消瘦了很多。

“你们这些胆小鬼，难道认不出我了吗！”他大笑着对他们说。他们拥抱他，还帮他租了一个房子。

斯大林回归的时间恰到好处。1904年1月，俄国陷入了战火。日本在远东的旅顺港袭击了俄国的舰队，沙皇和他的大臣们都认为尚未开化的日本“猴子”不可能击败文明的俄国人。然而，事实上，尼古拉二世的军队早已老化，他那由农民组成的军队装备着差强人意的武器，而他的指挥官们则任人唯亲。

斯大林的同居好友曾回忆道：“我记得那时的他正在读《法国革命史》。”他知道，战争和革命犹如两匹末世的野马，通常一同飞奔。

格鲁吉亚沸腾了。“格鲁吉亚人是个热衷于政治的民族，”斯大林曾说，“在我的记忆里，每个活着的格鲁吉亚人都会加入某个政党。”年轻的亚美尼亚人加入了达什纳克会，一些格鲁吉亚人加入了社会主义联邦革命党，更多的人则是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或社会主义革命党人——后者正在策划一起针对沙皇及其大臣的恐怖暗杀行动。当沙俄帝国深陷于战争而不能自拔时，国内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为了压制随时都可能发生的暴乱，奥克瑞纳开始逮捕革命党人。

好斗的索索回归了，并非每个同志都乐于见到他。他的政治对手开始设计如何把他铲除。斯大林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列宁打败了工联派，他所倡导的是一个国际主义的政党，沙俄帝国的每个阶层都能在这个政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即便是佐达尼亚也会将整个高加索地区的民族都包含在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念之中。然而，年轻的斯大林却依然怀有他写诗时的那种浪漫主义情愫，他一厢情愿地幻想着一个格鲁吉亚的社会民主工党。于是，他的政治对手指出，他的政治目标具有工联派倾向，而根本不是国际马克思主义。这个时候，斯大林开始将马克思的话改造，以适应其本人的政治目标。据大卫·塞基拉什维利说，他“总是以其独特的方式”引用马克思的理论。有一次，索索在会议上遭到了众人的抨击，可他却“毫不惊慌”，竟然说道：“马克思是个杂种。他应该照我说的那么写！”说完，他便冲了出去。

幸运的是，斯大林得到了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领袖米哈·茨哈卡亚的支持。茨哈卡亚是“第三集团”的创始人之一，现如今已经加入了列宁的“强硬派”阵营。茨哈卡亚蓄着一簇灰白的山羊胡，讲起话来掷地有声。斯大林尊敬这位活力四射的老革命家。多年之后，斯大林曾嘲讽过茨哈卡亚。在斯大林看来，所谓“感激，不过是狗的疾病”而已。

茨哈卡亚为斯大林请命，避免他被开除党籍，但他也建议斯大林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我不能这么相信你，”他教导斯大林道，“你还年轻，你还需要建立扎实的理念——不然的话，你会遇到问题。”

茨哈卡亚把他介绍给了一个名为达尼什·舍瓦尔丹的亚美尼亚知识分子，让后者教他“新文学”。多年之后，斯大林曾嘲讽地回忆道：“茨哈卡亚开始上课了，他先是讲到星球的诞生、物种的起源、蛋白质和细胞等等，直到3个小时后，他才刚刚讲到了奴隶社会。我们困得要命，不禁打起了哈欠……”

然而，斯大林本人所讲述的这段轶事没有提及一桩令他感到羞辱的事：茨哈卡亚命令他写了一篇文章《信仰》，让他宣布放弃自己与众不合的观念。这位亚美尼亚人审读了这篇文章，在感到满意之后又印了70份，分发给同志们看。[4]斯大林被原谅了，但茨哈卡亚说，他必须“休整”以迎接下一次将功补过的任务。

索索对依赖自己的朋友为生不以为意。卡莫和斯瓦尼泽的朋友、前神学院学生米哈伊尔·莫诺瑟利泽说：“每当他造访某人的家时，他都会表现得像是在自己家一样。如果他发现那家人有他喜欢的葡萄酒、水果和糖果，他便会非常自然地说：‘好吧，有人告诉我我被邀请前来品尝你们的葡萄酒和水果。’然后，他会打开橱柜，径自吃喝起来……”在他看来，他为革命吃了这么多苦，用不着感谢那些人为他的生活提供帮助。

他和他那位富有的朋友斯潘达良待在一起。通过后者的介绍，他进入了一个由列夫·罗森布鲁姆领导的小圈子。罗森布鲁姆便是后来的“加米涅夫”。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和他共同掌握了党内的领导权，但他还是死在了斯大林的手上。加米涅夫的父亲是个富裕的工程师，巴统和巴库之间的火车便是他设计的。因此，他也资助了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儿子。虽然加米涅夫的实际年龄要比斯大林小，但他看上去比斯大林成熟得多。他蓄着红胡子，有一双近视了的蓝眼睛，这让他看上去更像是个校长。他对斯大林很友好，还经常给他钱——直到他发现为时已晚，自己竟然培养了一个政敌。虽然加米涅夫是个布尔什维克，但他属于其中的“温和派”，也因此经常和斯大林这样的“强硬派”产生冲突。

“我经常和那些知识分子吵架。”卡莫回忆道，“有一次，加米涅夫不愿意去参加示威，我就和他吵了一架。”索索在加米涅夫家和一位老朋友再次相遇了：约瑟夫·达夫里舍维是加米涅夫和斯潘达良的同窗好友，三人一起就读了第比利斯果洛文斯基大道上最奢华的学校。

当时，达夫里舍维正和社会主义联邦革命党打得火热。他“很高兴在哥里一别后再次和索索相遇”。他们两人长得很像（甚至还被认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我们有聊不完的天。”达夫里舍维回忆道。可他也势利地说，斯大林“不认识第比利斯的任何人”。

达夫里舍维显然小看了斯大林。就在这一时期，斯大林业已结识了很多要在将来和他一起执掌苏联大权——至少和他生死相伴——的年轻革命者。有一次，谢尔盖·阿利卢耶夫从巴库带来了一台印刷机，把它送到了革命者最爱的贝比·博乔里泽的家。阿利卢耶夫写道：

我一回头，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年轻人走进了隔壁房间。

“他是我们的人。”贝比说。

“我是你们的人。”年轻人重复了贝比的话，把我请了进去。他坐在我边上，问道：“你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吗？”

虽然当时的索索比阿利卢耶夫年轻10岁，但这个目中无人的年轻人依然把自己放在了指挥者的位置上，命令阿利卢耶夫转移印刷机。他们已然成为革命事业中的同伴了。可现在，阿利卢耶夫把他请进了家，让他认识了他那位美丽而又多情的妻子。在此之后，斯大林曾抱怨说，阿利卢耶夫家的女人们“从来不会放过他”，总是“想和他上床”。

[1]　当列宁抵达他的流放地后，他先是批评了火车站站长占用了当地一位商人的图书馆，然后，他竟然把自己的妻子娜迪亚·克鲁普斯卡娅以及他的岳母叫了过来，让她们照料自己的生活。他甚至还请了一个女佣，让她打扫自己的房间。据克鲁普斯卡娅说，列宁一家会帮助“生活习惯相对整洁”的农民。列宁说，他的流放地简直就是“西伯利亚的意大利”，这片风景优美的土地为他的写作提供了很好的环境。克鲁普斯卡娅说：“大体而言，流放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流放体制会优待贵族、东正教的俄国人和格鲁吉亚人，而对犹太人和波兰人就没有同等的善意了。列宁和他的朋友尤里·马尔托夫是于同一时间因同一项罪名而被流放的。可是，身为俄国贵族的列宁对他平静的读书假日颇为享受，而同为社会民主工党领袖的犹太人马尔托夫却被流放到了图鲁汉斯克，在天寒地冻的北极圈里遭罪。

[2]　即便是在革命运动的早期，列宁和斯大林这两位遥相呼应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便反对“让工人阶级参加革命运动”。他们所信仰的，其实是“一种以工人阶级之名领导国家的寡头政治”。斯大林坚信，把工人选举入党的委员会会让党内充斥太多业余的革命家，也会带来更多的警察间谍。列宁主义者也对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渴求不抱有好感。大多数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工党人都认为必须让更多的工农参加革命，并把土地还给农民，所以他们变成了孟什维克。在佐达尼亚这样的政治鼓动者的领导下，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党变得越来越强大和受民众欢迎；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比俄国的孟什维克更强调武装斗争。直到1907年之前，吉布拉泽、诺伊·拉米什维利和斯大林一样主张剥夺和征用。然而，最终，布尔什维克以其纪律性和反对武力剥夺赢得了斗争。让事情更为复杂的是，两个派别之间的分歧并不那么明晰。比如说，布尔什维克中也有像加米涅夫这样的“温和派”，而孟什维克中也有“强硬派”。

[3]　1934年，曾经在斯大林逃亡途中给他面包的孩子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回信给他们，并送了一台收音留声机。1947年，靠领抚恤金勉强过活的库古罗夫写信给斯大林说：“苏联的最高元帅J．V．斯大林同志，很抱歉打扰您。您曾于1903年在我家住过。1904年，我曾带您去过扎尔科夫。我们在泰雷特站遇到了警察，我为您撒了谎，并把您送到了巴拉宾斯克。而我却因替您撒谎被监禁入狱，还挨了十鞭子。我请求您的帮助。”库古罗夫撒谎的可能性极低，可读到信后的斯大林却说自己不记得了，要求库古罗夫提供更多的细节。也许斯大林的确不太记得他那次逃亡时的细节，但更有可能的是，他是因为库古罗夫拒绝帮助他逃跑而在报复他。

[4]　《信仰》这篇文章是斯大林人生中最为重要的秘密之一。它严重地损害了斯大林作为列宁主义者的形象，让他看起来更像是在1918年缔造独立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党人，或1921—1922年间布尔什维克内的“右倾分子”。1925年，想要继承列宁席位的斯大林开始寻找并企图销毁这篇文章的复本。1934年，他两次联系了舍瓦尔丹（第一次是通过后者在国内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斯大林主义的追随者阿那斯塔斯·米高扬，第二次则是通过第比利斯大学的校长、斯大林在第比利斯时期的老相识马拉基亚·托罗舍利泽）。舍瓦尔丹把文件埋在了他的村子里。1937年“大清洗”期间，斯大林命令米高扬和贝利亚前往埃里温，处决300位亚美尼亚布尔什维克。米高扬唯独保住了其中一位，那就是舍瓦尔丹。不过，后者依然遭到了逮捕。他的家人销毁了文件。1941年10月24日，正值德军大举进攻之时，贝利亚枪决了舍瓦尔丹。但是，斯大林依然没有销毁所有的《信仰》复本。茨哈卡亚保留了一份。

13　布尔什维克的情人

阿利卢耶夫一家人会跟随斯大林从监禁、死亡和阴谋的恐怖世界飞升至权力的巅峰，而后再次跌落到监禁、死亡和阴谋的地狱。这一切都是拜斯大林所赐。

谢尔盖“和他的吉普赛先人一样，是个充满冒险精神的迷人男子。他经常和人斗殴。如果有人胆敢欺负工人，他肯定会揍他们”。他的妻子奥尔加的娘家姓氏为费多伦科。她“有一双灰绿色的眼睛和一头金发，是个真正的大美女”，也是个多情的人。据她的孙女斯维特兰娜说，奥尔加“经常坠入爱河”。

奥尔加的父母都是德国人，两人都很有事业心，对女儿也有很高的期望。谢尔盖·阿利卢耶夫是他们的租客。他的祖先是吉普赛人，世代为农奴。他从12岁便开始工作了。13岁那年，奥尔加原本是要嫁给当地的一位肉肠制作商的，可她却爱上了自家的租客。两人私奔了。她父亲拿着皮鞭把谢尔盖赶出家门，但为时已晚。谢尔盖和奥尔加参加了革命运动，还生了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

当时，阿利卢耶夫家的小女儿还是个幼儿，但他家的大女儿已经懂事了。她就是在这位多情的母亲身边长大的。他家总是会有年轻的革命者出没，而他们永远在变化之中——其中最受欢迎的是那些深色皮肤又显得神秘的年轻人，奥尔加就好这一口。格鲁吉亚人便是她的菜。“她和波兰人发生关系，然后是一个匈牙利人，接着是个保加利亚人，甚至还有土耳其人。”斯维特兰娜说，“她喜欢南部的男人，有时她还会嘲笑说‘俄国男人都是乡巴佬’。”

在众多情夫中，奥尔加·阿利卢耶娃最喜欢的是列宁忧郁的信使维克多·库尔纳托夫斯基（可当时此人被流放去了西伯利亚）和斯大林。据说，她儿子帕维尔·阿利卢耶夫曾说母亲“先是追了斯大林，然后才追了库尔纳托夫斯基”。据称，她的女儿娜迪亚也承认母亲和这两个男人都发生过关系。她的孙女斯维特兰娜把话写得更加直白：奥尔加“总是对斯大林很温柔”，但“孩子们日渐习惯了两人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总有结束的一天，家庭生活得以继续”。[1]

斯大林和奥尔加之间的情事很有可能是真的，而在当时，这种情况也司空见惯。

身处地下的革命党人虽然看起来颇为拘谨，实则在性方面相当开放。他们中的有些人早已结婚了，却也会因为共同从事火热的革命事业而产生感情，发生关系。

没和阿利卢耶夫一家在一起时，斯大林便是在指导卡莫和他那群年轻的“索索主义者”工作。他会在下达紧急命令时这么说：“现在，我来吐口痰——你得在这口痰干了之前回来汇报！”

很快，卡莫便在党内脱颖而出。他擅长执行命令、设置印刷机和偷运传单。他从来没写过一篇文章或发表过一次演讲，但已经成了某些方面的专家，并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其他年轻人。在他粗鲁、冒失（且未公开出版）的回忆录里，卡莫大量记叙了他和斯大林当时的情况。他说，为了在分发宣传单时不被发现，最好的藏身之处是妓院，“因为那里没有‘幽灵’”。他身上总是缺钱，因此他甚至当起了牛郎。他先是和一个医生的妻子发生了关系，她收留了他。“我总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女房东要如此悉心地照料我。然后，我就和她发生了关系。我恶心坏了——可是，我又没有其他隐秘的地方住，只好满足她的要求，还问她要钱。”

还有一个犹太护士也资助了他。卡莫和她也发生了关系。“在此之后，我就逃离了，我再也不想见到她！”他不是唯一一个靠女人生活的革命党人。有个传记作家（虽然此人没有明说消息来源，但他所得的信息一般颇为可靠）说：斯大林也曾和一个叫玛利亚·阿伦斯伯格的女人发生过关系。这个女人是第比利斯一个德国商人的妻子，她甚至还帮他从商人那边敲诈勒索过钱。

卡莫的铁哥们儿格里高利·奥尔忠尼启则昵称“塞尔戈”，是个虎落平阳的年轻贵族。塞尔戈本来是个男护士，生性好斗又多情，长得又相当英俊——这个格鲁吉亚人看上去更像是漫画中的角色，有一双大大的棕色眼睛，鼻梁很高，胡子十分浓密。

“来当我的助手吧！”卡莫催促塞尔戈道。

“那我到底是王子的助手还是洗衣女工的呢？”塞尔戈对卡莫开玩笑道。他这么说，是因为卡莫是易装方面的高手：他扮过头顶篮子的小商贩，也扮过穿着锡卡西昂棉毛交织呢制服的王子，甚至是穷学生。其中，他最得意的作品则是扮演提着一篮子衣物的洗衣女工。塞尔戈也结识了斯大林，这让他最终迈向了克里姆林宫的权力巅峰，也最终毁了他。

很快，斯大林、卡莫和塞尔戈这三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吸引了整个城市的注意。塞尔戈的堂妹米娜朵拉·托罗舍利泽[2]回忆，她曾在艺术协会剧院里见过三人，而当时剧院正在上演《哈姆雷特》。当哈姆雷特死去的父亲幽灵再现时，他们把成百上千的传单撒向了枝形吊灯，传单紧接着又被吹散到了那些贵族和资产阶级观众的膝上。然后，三人便溜之大吉。他们还来到国家剧院，把传单撒到了副总督的头上。

仍在争取党内同志原谅的索索回到了巴统。接待他的是孟什维克党人吉布拉泽和伊西多尔·拉米什维利。可他们对斯大林却颇为冷漠。

娜塔莎·科尔蒂娃回忆，有一天她听到敲门声。“谁？”她问道。

“我！索索！”

“索索，我亲爱的！我给你往伊尔库茨克写了一封信——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逃了！”

她把她的情人迎进了家门。他穿着军队制服，那是他经常使用的装扮。当时，罗曼诺夫王朝的军服业已普鲁士化，不同军阶有着不同的样貌，而很多革命者都喜欢穿这些花哨的军服以掩饰身份。娜塔莎告诉她的同志们索索回来了，“有些人很高兴，有些人则很不痛快”。孟什维克党人拉米什维利便命令娜塔莎拒绝接待索索。

“把他踢出门外，”他怒吼道，“否则的话我们就开除你。”

斯大林不想为难娜塔莎，便径自离开了。可拉米什维利却开始恶意散布谣言。他说，斯大林之所以逃亡，是因为他是个密探。穿着军装的斯大林前后搬了8次家。最终，他走投无路，只好又回到了娜塔莎那里。对斯大林忠心耿耿的娜塔莎筹集了一点钱，送斯大林回了第比利斯。

“索索，你要去哪里？如果你再次失败的话，我们又会怎样？”她问他。她记得斯大林抚摸着她的头发，吻了吻她，对她说：“不要害怕！”

一个铁路工人借了一身制服给他——据经常看到索索往来于第比利斯和巴统的火车售票员回忆，这身制服“包括一顶尖帽，还有铁路查票员穿的短上衣和手电筒”。可是，斯大林并没有忘记娜塔莎。在抵达第比利斯之后，他假借医生的身份给她发了份电报，邀请她前来。“娜塔莎妹妹，你当地的大夫太荒唐了。如果你病情恶化，请来这里，这里有更好的大夫。”

可她却说：“出于家庭原因，我不能前往。”难道是因为她的丈夫回来了？斯大林愤怒了。

当时，他正和菲利普·马哈拉泽——一个较他年长的布尔什维克，“第三集团”的创始人之一——忙于写稿和编辑一份地下的格鲁吉亚语报纸。这份名为“无产阶级斗争”的报纸是在第比利斯的工人街区的地下印刷印制的。4月，他又回了巴统一趟，却依然没受到什么款待。

在一次劳动节的海边庆典上，斯大林遇到了几个孟什维克党人。双方都喝了一点酒，争执变成了斗殴。斯大林被打了一顿。

他遇到了娜塔莎·科尔蒂娃，后者业已拒绝和他同居。“我冲上去想要拥抱他，”她回忆道，“可愤怒的索索却对我吼道：‘滚开！’。”[3]

索索在巴统被人打，还遭到了拒绝，回到第比利斯又会被宪兵盯梢，于是，他只好回到了哥里。他躲进了舅舅乔治·格拉泽的家，还见了凯可。据达夫里舍维回忆，当时哥里出现的传单上有署名为“彼得罗夫”的文章，而那正是斯大林的又一个化名。

7月底，茨哈卡亚把斯大林派往了格鲁吉亚西部——伊列梅季亚和明戈瑞利亚这两个地区，他想在那里成立伊列梅季亚和明戈瑞利亚委员会。斯大林先是取道库塔伊西，这座格鲁吉亚的区域中心城市有3万个“马车夫、警察、酒馆老板，以及皮肤苍白的官僚和无所事事的小贵族”。茨哈卡亚派给斯大林的这个任务至关重要，因为格鲁吉亚西部的农民——特别是古里亚的——比沙俄帝国其他区域的农民都要政治化。这片偏远的“山区，潮湿的山谷，种满玉米、葡萄和茶叶的山坡”已经在革命的浪潮中渐渐觉醒。斯大林得到了两个关键人物的支持：其一是红色贵族萨沙·楚卢基泽，其二则是他新认识的朋友，声音洪亮、能说会道的年轻演员布多·“枪管”·穆季瓦尼。此时，俄国迎来了一个最为诡异的时刻，而斯大林则在此时撞上了大运：日俄战争正在消耗帝国残余的生命。1904年7月，社会革命党把当局强硬派的内务大臣普列韦炸了个粉碎，取而代之的是毫无经验的贵族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王子。米尔斯基想要缓和一下国内的情绪，没有想到，抗议运动和暴动反而更加严重了。

格鲁吉亚西部的农村已经被点燃。农民们揭竿而起，向贵族发起攻击，夺回了土地，并把沙皇的警察赶了出去。斯大林频繁地在高加索地区来往。他曾十多次离开第比利斯，前往各地组织革命运动，还在库塔伊西集资，用这些钱来资助弗拉季高加索和新罗西斯克的运动。奥克瑞纳注意到斯大林回到了第比利斯，他们于10月记录：“逃亡的流放犯朱加什维利已经成为格鲁吉亚工人党的首领。”宪兵企图在第比利斯伏击他，但他收到了线报并成功逃跑了。有一次，他和布多·穆季瓦尼一起被逮捕，并被关进了第比利斯的奥塔查拉监狱。可两人再次脱逃。警察向他们开枪，布多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索索。

在格鲁吉亚西部执行任务时，斯大林会随身携带钓鱼竿和其他钓鱼装备。他被当地警察逮捕，却成功地说服后者，说自己只是个捕鱼人。9月和12月，他第一次坐火车来到了巴库——欣欣向荣的石油之城。12月的时候，在布尔什维克的传单的鼓动下，工人们组织了一场罢工。他们取得了胜利。

社会民主工党的两个派别渐行渐远。当布尔什维克集中精力发展革命先锋队时，孟什维克却精明地为造反的农民献上了他们真正想要的：土地。在库塔伊西的基地，狡猾的斯大林企图用诽谤、谎言和挑拨离间来攻击孟什维克。一个当地的孟什维克党人不得不向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而这封信一览无遗地表现了斯大林的性格特点和政治伎俩：

科巴同志（斯大林）告诉你，我们反对你，并想把你从委员会除名（孟什维克党人诺伊·科梅里克写道）。但我发誓，这纯属子虚乌有，科巴告诉你的一切都是恶意的谎言！是的，他污蔑了我们！我对此人的粗鲁感到担忧。我知道他是个小人，我也不期待他有此等“勇气”承认自己撒谎。然而，他会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他的最终目的——即他的野心——是让自己成为全国仰慕的伟人。可是……上帝并没有赋予他如此高尚的品德。所以，他不得不使用挑拨离间、谎言和其他“伎俩”。他是个肮脏的人，他玷污了我们神圣的使命！

斯大林声称，他有权力除掉任何他想从委员会除掉的人，虽然他本人也知道，这并非事实。科梅里克叫他“唐吉诃德·科巴”——然而，斯大林的“粗鲁”却为他赢来了胜利。[4]

斯大林对列宁在党内取得的胜利颇感兴奋。1904年9月，他给他哥里时期的密友、身在莱比锡的达夫里舍维写了两封信，盛赞列宁是“山鹰”，并攻击孟什维克，声称他的“委员会犹豫不决”，但他“说服了他们”。他说，普列汉诺夫“不是傻了，就是被恨意和敌意冲昏了头脑”，而佐达尼亚则是个“蠢蛋”。这个格鲁吉亚人虽然还是无名小卒，但已胆敢向国际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巨擘叫板了。他的信达到了目的：列宁第一次听到了斯大林的名字。“山鹰”表扬斯大林是他的“彪悍的科尔基斯人”[5]。

1904年新年的晚上，索索在第比利斯果洛文斯基大道上的贵族俱乐部召集了一小簇铁路工人。当时，自由主义倾向的贵族正在组织一场所谓的“宴会运动”，企图游说沙皇立宪。可布尔什维克对这种折衷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不甚满意。正当宴会的主席刚要发表演讲时，斯大林带着工人们冲了进来，并要求讲话。宴会运动派拒绝了他的要求。于是，斯大林大喊着“独裁下台”，并指挥工人们唱起了《马赛曲》和《华沙曲》。宴会被中断了。1月2日，沙皇在日俄战争中败下阵来，远东第一港旅顺港的军队向日军投降。1905年的序幕正式拉开了。

1月9日，星期天，当斯大林身在巴库时，具有革命者和警察间谍双重身份的加蓬神父带领着15万名工人，唱着赞美诗向圣彼得堡的冬宫前行，想要向沙皇提交一份谦逊而忠诚的请愿书。哥萨克骑兵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并朝天开了两枪以示警告，但工人们继续向前走去。士兵们对人群开枪，继而发生了暴乱。200名工人被杀，几百人受了伤。“再也没有上帝了，”加蓬神父低语道，“也再也没有沙皇。”

这个血腥的星期天震惊了整个帝国的人民。示威、种族屠杀、杀戮和革命运动如暴风雨席卷而来。罢工运动此起彼伏。农民们烧毁了宫殿和他们主人的图书馆，多达3000幢庄园被毁。军队也陷入了混乱。斯大林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沙皇的陆军正在缩减，沙皇的海军正在毁灭，而旅顺港的军队竟然可耻地投降了——独裁统治行将就木。”可是，沙皇还幻想着奇迹的发生。他下令执行了海军史上最不可思议的行动：他让他那早已千疮百孔的波罗的海舰队几乎绕了地球一圈，绕道非洲、印度、新加坡，来到远东和日本战斗。如果尼古拉二世的这次赌博赢了的话，这次战役将成为千古美谈。只可惜，他失败了。

沙皇革除了背运的内务大臣。新上任的内务大臣向他指出，作出政治让步或许势在必行。“可是，那样做的话，人们或许会觉得我是害怕革命爆发。”沙皇回应道。

“尊敬的殿下，革命已然发生。”在此之后，托洛茨基将1905年的革命称为“带妆彩排”。当时，革命变得真切可触，如火如荼地席卷整个帝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高加索地区的暴动。斯大林正是在这里习得了他将受用一生的革命手段。他终于可以在革命的风暴中大展拳脚了。

“高加索的工人们，报仇的时刻来临了！”他写道，“他们企望我们遗忘挥舞的皮鞭、呼啸而过的子弹和成百上千被杀戮的同志们，可是，这些英灵在我们耳边低语着：‘替我们报仇！’”

[1]　在斯大林娶了奥尔加的小女儿娜迪亚之后，他和奥尔加之间的“情事”又重新浮出水面。有传言说，斯大林其实是娜迪亚的父亲。两人都听闻过这一传闻，但事实上，当斯大林认识他们一家人时，娜迪亚已经3岁了。与此同时，在1904年，索索还在追求一个更为传统、家境优越的格鲁吉亚女孩。他向这位名为妮娜·古尔格尼泽的女孩求婚，可后者拒绝了他，并嫁给了一个不修边幅的律师。索索咒骂道：“你怎么可以嫁给那个邋遢的人！”1937年，这位律师被枪杀了。

[2]　米娜朵拉娘家姓氏为奥尔忠尼启则，她是一个孟什维克。她嫁给了布尔什维克党人马拉基亚·托罗舍利泽——后者也和斯大林走得很近。1918年，当孟什维克党宣布格鲁吉亚独立时，米娜朵拉是唯一一个在声明上签字的女性。1921年，在斯大林和塞尔戈重新征服了格鲁吉亚后，她和托罗舍利泽——当时第比利斯大学的校长——住在一起。而后者珍藏了一份《信仰》的复本。1937年，两人遭到逮捕。“大清洗”期间，身为孟什维克的米娜朵拉被释放了，而身为布尔什维克的托罗舍利泽却被处以枪决——此次事件充分显示了“大清洗”的荒诞和随意性。但是，话又说回来，这或许并非巧合：斯大林曾经喜欢过米娜朵拉。米娜朵拉写过回忆录，但没有发表。

[3]　在此之后，科尔蒂娃成为了一名党员，还成为了巴统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她的回忆录是用象形文字化的格鲁吉亚语写就的。虽然她是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回忆录，但她却敢于写下她是如何拒绝斯大林的以及他是如何发火的。本文是她的回忆录首次被披露。

[4]　1918—1921年间，诺伊·科梅里克担任独立的格鲁吉亚的土地资源部部长。1924年，他领导了孟什维克党人的叛乱，并由此被逮捕及枪决。他的这封信被宪兵没收了，接着散落在了档案库里。鉴于这封信如此直接地揭露了斯大林的政治伎俩和野心，它的消失不可思议。20世纪50年代晚期，贝利亚——当时，这位政治局的显贵正在负责苏联的原子弹试验——失势，害怕自己会被斯大林清洗。现今公开的资料显示，贝利亚从格鲁吉亚人那里听说了这封信的存在，想要收集对斯大林不利证据的他派了一个档案学家秘密寻找它。可是，贝利亚没有找到它。直到1989年之后，这封信才重新浮出水面。

[5]　科尔基斯——意为“金羊之地”——是格鲁吉亚的古称。因此，“科尔基斯人”就是“格鲁吉亚人”的意思。

14　1905年：山地之王

1905年以杀戮为始，也以杀戮为终。在这个革命的年份，青年斯大林初次尝到了指挥军队和权力的滋味，他投身到了武装斗争和剥夺行动之中。2月6日，正当他在巴库时，几个亚美尼亚人在市中心射杀了一个鞑靼人。阿塞拜疆鞑靼人展开了报复。这则新闻传播了开来。早已对亚美尼亚人的财富和成功眼红的当局并没有制止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鞑靼人，反而大开城门，让他们冲了进来。

这帮阿塞拜疆鞑靼人在五天内杀死了他们所见的每个亚美尼亚人。这种强烈的憎恨出自于双方宗教信仰的不同，也出自于对亚美尼亚人财富的嫉妒和领土争端。当时，犹太人大屠杀席卷了整个帝国，巴库也陷入到了混乱中，种族屠杀、烧杀抢夺、抢劫、枪杀和割喉暗杀屡见不鲜。可巴库总督纳卡希泽王子和他的警长却无所作为，放任自流。哥萨克骑兵把信东正教的亚美尼亚人交给了阿塞拜疆鞑靼人，还为后者提供了武器。一个亚美尼亚石油大亨在其豪华的府邸中被一个阿塞拜疆鞑靼人偷袭了。石油大亨用一把温彻斯特来福枪抵抗，直到射光了所有子弹，最终被大卸八块。不过，最终，更加富裕、武装更加先进的亚美尼亚人展开了反击，开始屠杀阿塞拜疆人。

“他们根本不知道为何要彼此屠杀。”市长说。“街上躺着成百上千的尸体，”巴库大屠杀的见证者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墓地里也躺满了尸体。尸体散发的臭味令人窒息。女人们疯狂地寻找着自己的孩子，而她们的丈夫则在搬运成堆的尸体。”至少有2000人死亡。

斯大林是这场大屠杀的见证者。他在巴库建立了一个布尔什维克战斗小分队，成员主要是穆斯林。他命令他们尽可能把这两个种族分开，与此同时又想尽一切办法窃取任何可以用的印刷设备，还通过收取保护费来为党提供资金支持。据斯大林的首位传记作家、巴库当地人艾萨德·贝伊[1]说，斯大林“找到（亚美尼亚人）家庭的头头，严肃地通知他，阿塞拜疆人很快就要杀到他们家来了”，“在亚美尼亚商人为布尔什维克捐赠了一笔资金后，斯大林把他们护送到了乡下”。

在此之后，索索赶回到了第比利斯。在那里，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斗争同样一触即发。整座城市已因罢工而瘫痪了。警察把革命党人抓了起来，哥萨克骑兵在果洛文斯基大道追逐着示威者。

斯大林协助组织了一次旨在防止屠杀爆发的示威游行。他还写了一份激情四射的传单，让卡莫到处散发。他提醒人们，沙皇正在利用“对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来“维系其早已被血玷污的王座，以掩饰他对诚实公民、亚美尼亚人和鞑靼人的屠戮”。

2月13日，斯大林领导了一场号召“与在我们心中播种仇恨种子的恶魔作斗争”的示威游行。他自豪地报告，多达3000张传单被散发了，而“（人群）最前方有个旗手高举着旗帜，传达了强烈的信号”——这个旗手非他本人莫属。然而，此时此刻，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裂痕已然变得无法弥合。

佐达尼亚，这个贵族出身的孟什维克领袖从流放中归来了。他的权威和他明智的支持农民的政策为他赢得了格鲁吉亚人的民心，让绝大多数格鲁吉亚人都变成了孟什维克主义者。在第比利斯委员会里，此前在巴统怀疑过斯大林逃亡真相的伊西多尔·拉米什维利公开指责斯大林是政府的间谍，虽然他无法提供证据。在佐达尼亚的支持下，孟什维克选举产生了自己的委员会。很快，布尔什维克也效仿其法了。

4月，斯大林前往格鲁吉亚西部。在那里，武装革命者和选举出来的委员会已经接管了政府和司法机构，虽然有些农民认为“所谓委员会不过是沙皇统治的另一种形式而已”。在这个“警察无法介入的共和国”内，纵火和暗杀事件已成为常态。斯大林疯狂地写作，在集会上大肆批评巴统和库塔伊西的孟什维克。在一场辩论会上，“科巴同志从晚上10点开始发表意见，他的讲话持续到第二天清晨”。然后，他剃掉了胡须，穿上了黑灰色的衣服，易装躲进了树林，直到夜晚来临才逃出来。

斯大林的孟什维克对手是诺伊·拉米什维利。此人具有领袖气质，口才绝佳，“25岁，高高瘦瘦，总是笑眯眯的，讲起话来充满活力”。孟什维克党人哈里顿·恰维奇维利见证了两人之间的对决，其场面犹如两个拳击手的冠军赛。拉米什维利首先到来，然后，“著名的索索，即科巴同志，到来了。他比拉米什维利矮，但和他一样清瘦。他看上去更冷静、深邃。他的脸更加粗糙，或许是因为那些痘疮。他的言行举止完全是格鲁吉亚式的，然而，他总是让人觉得很新鲜，难以捉摸。他既像一头狮子，又像一只猫。他是在掩饰什么吗？他有什么秘密吗”？恰维奇维利也对他的口才——或缺乏口才——印象颇深，“他不是个演讲家”，却是“掩饰的高手”。尽管拉米什维利是更优秀的演讲者，但他认为斯大林讲话时“总是带着微微的笑容，眼神坚毅……讲话简明扼要，且极具说服力”。即便是当“著名的索索”输给孟什维克党人时——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工人们还是会眼里含泪亲吻他”。

可是，索索的自鸣得意经常会遭到犹太孟什维克憎恨，他们会故意挑衅他。在一次辩论会上，他直接冲着孟什维克党人发火道：“上帝给列宁派了这些孟什维克的同志，列宁已经出离愤怒了！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马尔托夫、丹和阿克塞尔罗德都是被割了包皮的犹太人！你不能和他们吵架，更不能和他们一起吃饭！”

斯大林在库塔伊西时，附近奇阿图拉的矿工向他求助。这个矿山小镇是布尔什维克在格鲁吉亚唯一占优势的地区。为了能保持优势，他开始在这里长住下来。奇阿图拉位于两座雪山之间，四周皆是峭壁，空中云朵低垂。它正在经历迅速的发展：这里有俄国最大的锰矿，产量占全世界的60%。在这里，3700个“皮肤黝黑的”工人长期在暗淡无光的矿井中工作。他们每天工作18个小时，吸着粉尘，却只能拿到微薄的工资。洗澡对于他们来说是件奢侈的事情，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连家都没有，只好睡在矿井里。科捷·钦察泽——斯大林未来银行攻袭案中的枪手——说：“畜生的生活境遇都比这些奇阿图拉的工人好。”

一个炎热的夏日，2000名黑不溜秋的矿工——他们全身被粉尘覆盖，就像是在上演一场白人扮演黑人的秀——聆听了孟什维克党人以及斯大林的演讲。恰维奇维利见证了这一幕。“战略大师”索索先让孟什维克党人讲话，让观众对他们产生厌倦。等轮到他演讲时，他却说他不想再让他们感到无聊，因此不想再演说了。“于是，工人们请他继续讲”，而他则花了15分钟，“极其简洁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斯大林“出奇地冷静……他好像是在进行一场新鲜而又平和的对话……他貌似没有望向任何人，却注意到了所有人的一举一动”。他赢得了这场辩论。相比孟什维克党人中那些口若悬河的演讲者，他平实的演讲技巧反而更得工人们的心。多年之后，当他和托洛茨基这样的天才演说者辩论时，他运用了相同的技巧。他明白自己的优势在哪里。他对恰维奇维利解释说，孟什维克党人是“杰出的演讲者，可是，当你要射击近距离目标时，大炮是不管用的”。

恰维奇维利说，斯大林控制了奇阿图拉，后者变成了“布尔什维克的堡垒”。索索“在那里很有声望。他身边的人比他年长一倍，文化程度也比他高一倍，可是，他在当地所受的欢迎和崇拜让他得以对他的起义军实施铁一般的纪律”。当地的人都叫他“著名的索索”或“科巴军士长”。他在漂亮的女学生帕西亚·戈尔多瓦——她便是在1907年第比利斯银行攻袭案中身藏左轮手枪的女孩——的协助下，建立了一个印刷所。

著名的索索成为了武装起义军的领袖。他在格鲁吉亚创建了红色战队，把他们武装了起来，并掌握了指挥权。这支队伍中有一半是农民。“建立战斗分队至关重要。”斯大林写道。斯大林的确是个出色的军事和武装运动组织者——但是，从此之后，他不但获得了军权，还产生了他是个中天才的幻觉。

这时候，连孟什维克也武装了起来。他们指派斯大林的对手拉米什维利创立他们自己的军事技术委员会以及炸弹制造厂。到了1905年年中，这些民兵武装组织成为了格鲁吉亚农村的实际控制者——虽然哥萨克骑兵还是会时不时偷袭他们。有些时候，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会和孟什维克合作，有些时候则不会。

斯大林武装了奇阿图拉的矿工，并任命瓦诺·奇亚萨什维利为指挥官。“索索同志经常会来布置任务。我们一起建立了红色战队。”奇亚萨什维利说。他训练了分队队员，指挥他们偷运枪支和弹药。在奇阿图拉火车站，恰维奇维利看到斯大林给另一位红色战队首领钦察泽下达了命令。钦察泽是个红发的帅小伙，不仅英勇无畏，而且生性多情。他招募了很多女学生，而她们中的很多人都爱慕他。钦察泽和斯大林的分队挫败了俄国军队，偷袭了颇遭人恨的哥萨克骑兵，攻袭了银行，处决了间谍和警察，直到几乎整个省都落到了他们手里。钦察泽得意地说，奇阿图拉“成为了一个预备军基地”。

索索时常出入奇阿图拉，亲自指挥游击战。令人称奇的是，当他在奇阿图拉时，那些贵族的锰矿主竟然为他提供了庇护所，并保护了他。他先是藏身于巴托洛梅·克克利泽的庄园，接着又躲进了锰矿工业家协会副主席伊万·阿巴希泽王子的家。伊万·阿巴希泽和舍尔瓦什泽王子、亚米拉克瓦里和大卫王子——即神学院教师“污点”——都相识。（阿巴希泽王子还是现任格鲁吉亚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的曾祖父。）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有的革命党人都至少部分地接受了大商人和中产阶级的资助。这些资助者对沙皇政权倍感失望，也对政权缺乏真正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在俄国，像纺织业巨头萨瓦·莫洛佐夫这样的财阀是布尔什维克最大的资助者，而对于律师、经理和财会人士而言，“向革命党提供资助是一种地位的象征”。格鲁吉亚比俄国更有甚之。

但商人和中产阶级资助革命并非仅仅出于好心和慈善。斯大林很有可能从他那些狱友和他在巴库和巴统的经历中习得了收取保护费的技巧。现在，那些有钱人正向斯大林缴保护费以换取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如果他们不愿意给钱，他们的矿井就会被炸毁，他们的经理将会被处决；反之，斯大林就会保护他们。

他的两位战士在未发表的回忆录中讲述了斯大林高超的谈判技巧：他总是谈判中有利的一方，并向对方展示了黑白通吃的能力。据G．瓦沙泽回忆，有一次，有些老板遭到了抢劫，而“负责搜寻‘罪犯’的并非当地的公民，而是J．V．斯大林”。据N．鲁哈泽回忆，有一次，“几个小偷从一个德国锰矿公司的经理那里偷了11000卢布，斯大林同志命令我们把钱找到并还回去。我们照他的吩咐做了”。

这些富翁也想让斯大林来保护他们——毕竟，奇阿图拉的暗杀事件时有发生。钦察泽写道：“资本家胆小怕事，吓吓他们，他们就会把钱吐出来。”另一方面，“奇阿图拉的组织决定除掉”警察和间谍。处决警察和间谍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此时的斯大林已然风生水起。他的队伍在山林中有军火，他的印刷所散发着他本人写的文章，他在集会上的表现总是令人印象深刻——他变成了“山地之王”。富有的年轻布尔什维克律师毕本涅什维利写道：“科巴同志和萨沙·楚卢基泽成为了我们的大炮。”不过，这仅限于奇阿图拉，孟什维克还是在高加索的其余地区占有优势。

“我必须在高加索四处奔波，参加辩论，为同志们鼓劲。”索索对身在国外的列宁汇报道，“孟什维克四处游说，我们必须把他们赶出去。我们没有人手（至少人手不够，孟什维克的人比我们多两三倍）……他们掌控了第比利斯的绝大多数地区，还有巴库和巴统的一半区域。但是，布尔什维克控制了一半的巴库、一半的巴统、第比利斯的某些区域和包括奇阿图拉（这个锰矿区拥有9000～10000名工人）在内的库塔伊西地区。古里亚则归属于倾向于孟什维克的中间派。”

斯大林在孟什维克党中的一个对手写道，他“不知疲倦地工作，频繁地来往于古里亚、伊列梅季亚、奇阿图拉、巴库和第比利斯之间，但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制造派别争端，竭尽全力把脏水往孟什维克身上泼”。[2]他不择手段地抵制孟什维克，他说：“为了反对他们，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

1905年5月5日，新上任的自由主义的总督走出第比利斯火车站。迎接他的是“欢迎乐队，挥舞的带羽毛的帽子、佩戴金色肩章的官员和夸夸其谈的下属”。68岁的伊拉里翁·沃龙佐夫—达什科夫伯爵是“驯马师、石油产业投资人、伟大贵族家庭的后裔”。他娶了沃龙佐夫公主——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情夫波将金王子的侄女，并以此身份而为人所知。沃龙佐夫—达什科夫伯爵是沙皇的家庭密友，同时也是他的大臣。他是个开明的人。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委任了一个自由主义倾向的官员去当古里亚的区长。然而，沃龙佐夫—达什科夫伯爵到任得太晚了，而他的政见也时有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在中国奉天（今沈阳）的战役中，由农民组成的沙皇军队非但伤亡惨重，还最终败给了日本。5月27日，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在历经了荒唐的环绕地球之旅——他们在途中所获得的唯一一场胜利是在北海击沉了一艘英国渔船——后，极其耻辱地在对马海峡海战中被日本舰队击溃，连海军司令都被俘虏了。这些灾难性的消息在俄国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犹太人遭到了屠杀。6月14日，“波将金”号——黑海舰队的旗舰——的船员引发了兵变。

沃龙佐夫—达什科夫伯爵刚上任没几天，他的地位便已危在旦夕：第比利斯的反抗者已经武装起来，火车站遭受武装革命者袭击，巴库发生了大屠杀事件。伯爵的自由主义姿态被残酷的现实撞得粉碎。他的将军和哥萨克骑兵对第比利斯的革命者展开了突袭。很快，他就会变得焦头烂额：斗争已经公开化，武装革命行动四处发生，工人们已经行动了起来。一位历史学家写道：“在1905年，从算命先生到妓女，每个人都参与了罢工。”

6月9日，斯大林钟爱的红色王子萨沙·楚卢基泽因肺结核去世。他的葬礼在库塔伊西举行。多达五万人参加了葬礼游行，他们一路伴随萨沙的灵柩前往康尼墓地，一路高唱《马赛曲》。虽然此时的斯大林仍是警察追捕的对象，他还是在墓地上发表了演讲。他的演讲激情四射，以至于其中一位聆听者直到30年后依然能把它背出来。[3]

那个时候，著名的索索极其忙碌——向东前往第比利斯，向西前往巴统，又从巴统前往库塔伊西，四处指挥着他的多支战斗分队。“恐怖主义日益猖獗。”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毕本涅什维利男爵说。当时，几乎每个年轻革命者都会把玩炸弹、偷来的枪械，参与抢劫银行的行动。“几乎每一天都有一起‘政治暗杀’或袭击某个代表旧政权的人物的事件。”光天化日之下，地主、宪兵、官员、哥萨克骑兵、警察间谍和背叛者被频频谋杀。第比利斯的前总督戈利岑遭遇了亚美尼亚达什纳克会的袭击，他之所以逃过了一劫，是因为他穿了一身防弹衣。总督向沙皇汇报，在1905年2月至1906年间，总共有136位官员被暗杀，另有72位在袭击中受了伤。在整个俄国，共计3600位官员被谋杀或受了伤——这些官方数据很有可能比实际的数量要小得多。巴库的总督纳卡希泽王子被达什纳克会谋杀，而他的警长则被一个布尔什维克干掉了。

“各种党派费尽心思策划恐怖活动，他们之间甚至有竞争。”斯大林哥里的朋友达夫里舍维说。索索命令他在库塔伊西的战斗分队从库塔伊西兵工厂窃取军火。他们租下了兵工厂附近的一所房子，在房子底下挖了一条通往兵工厂的地道——只可惜，地道最终坍塌了。

在历经了血腥星期天和一系列屠杀行动之后，第比利斯的哥萨克骑兵成了革命者的心头大恨。斯大林命令卡莫和他的战斗分队对他们发起攻击。仅在6月22日至25日之间，沙皇的骑兵们就遭到了5次炸弹袭击。

在第比利斯的冬宫里，年迈总督的幻梦已经被击碎，他的精神快要崩溃了。而在总督无法染指的、混乱不堪的革命者的温床上，斯大林却通过不懈的努力，茁壮成长了起来。像卡莫这样目不识丁的莽夫总能在天翻地覆的时代赢得机遇，可斯大林与他们不同——他擅长策划行动，却也是辩论、写作和组织方面的高手。他是指挥、操控和制造混乱的天才。总督宣布执行戒严，并把权力交还给了他的将军们。

有一天，萨瓦镇——这个小镇位于奇阿图拉和杰鲁尔火车站之间——的一位年轻神父在集市上遇到了一个陌生人。“我是哥里的科巴，”陌生人说，“我不是来买东西的，我想和你谈点私事。”说着，斯大林把卡西安·加切奇拉泽神父[4]拉到了一边，对他说，他知道神父有几头驴，并请教他怎么从萨瓦镇翻山越岭前往奇阿图拉。他还说道：“没有人比你更了解这个区域。”

神父意识到，这个陌生人对他和他年幼的孩子十分了解。他还观察到当地红色战队的队员们站在集市之外。“当时，萨瓦镇已经没有警察了——红色战队完全控制了这个地方。”“哥里的科巴”显然是红色战队的首领。他礼貌地请求神父将驴子借他一用，并说，如果神父能带他去奇阿图拉，他将给他可观的50卢布作为报酬。神父一听到斯大林会给他钱，便平静了下来。

斯大林坚持要请神父去当地的酒馆里喝上一杯。

“我来之前他们会提前通知你的。”离开前，斯大林对神父说道，“神父，千万不要迟到。我要在一日之内来回。我们都是年轻人。”

不久之后，神父收到了消息。斯大林带着两个手下来了。手下们把鞍囊挂在驴子身上，那里面装着钱和印刷机，很有可能还有军火。斯大林知道通往奇阿图拉的火车经常遭到搜查，于是想利用这一最为安全的方式前往他的“布尔什维克堡垒”。

在旅途中，神父和这位前神学院学生聊了起来。他们在树荫下稍作休息，而斯大林则会靠在神父的膝上打一会儿盹儿。在斯大林成为领袖后，加切奇拉泽神父曾后悔自己没有在当时杀掉他——在当时，“每个人都喜欢他”。“即便是我也喜欢他——他为人沉稳，严肃得体。他甚至会为我朗诵诗歌，并告诉我那些都是他自己写的”。斯大林仍然为诗人的身份感到自豪。

“我的有些诗还在报纸上发表了呢。”斯大林对他吹嘘道。他很少聊起政治，还撒谎说“警察之所以想抓他，是因为他有个奇阿图拉的朋友因一个女孩和人打架，他帮了他一把，但帮过了头”。他对神父秀了秀自己僵硬的手臂，说这是他在打架过程中所受的伤（这是关于他手臂残疾的又一种说法）。斯大林会在吃饭前祷告。“你瞧，我还记得怎么祈祷呢。”他笑着说。他会一路前行一路唱歌。“音乐有慰藉灵魂的作用。”他说。

一个农民请神父和斯大林去他家吃饭。斯大林喝得酩酊大醉，“用丝缎般温柔的嗓音”唱起了歌。结果，这个农民想“把女儿嫁给他”。

神父赞扬他道：“要是你矢志不渝的话，你肯定能成为一个伟大的神父。”

“我是个鞋匠的儿子，我要和那些贵族出身的孩子竞争，但我比他们都强。”斯大林回应道。

他们来到奇阿图拉。斯大林带着鞍囊离开，走进了集市。等他回来的时候，鞍囊已经空了。“现在，我至少可以在回程的路上靠在鞍囊上休息了。”他说。

这便是斯大林隐秘的1905年夏日——这个持枪的首领让驴子带着枪械和经费从炎热的山区穿梭而过，来到了奇阿图拉。

哥萨克骑兵和革命者在第比利斯展开了拉锯战。每一天，成百上千的群众都会聚集在埃里温广场的市政厅前。他们挡住市政厅的大门，要求当局作出更为彻底的变革。8月29日，正当一帮学生讨论尼古拉二世的内务大臣布雷金所提议的国会改革方案时，一帮哥萨克士兵冲了进来，并对他们开了枪。结果，60名学生被杀，200人受伤。

斯大林赶紧回到第比利斯，和自己的同盟邵武勉策划反击。他先是写了一份传单，赶往奇阿图拉，而后又赶紧返回第比利斯，并于9月25日展开了一次出色的反击行动。达夫里舍维说：“斯大林一回来我们就给出了信号——圣山上点亮了一个红灯笼。当晚8点，同伴们在主要营地外开起枪来……当哥萨克士兵冲出来时，我们朝他们扔出了手榴弹。”斯大林的战斗分队在同一时间发动了9起袭击。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武装人员及宣传人员早已在街头联合了起来。10月13日，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人、孟什维克党人会面。双方同意展开政治协商，并就武装斗争展开合作。他们决定要给即将崩盘的独裁统治致命的一击。在沙俄帝国的领土上，农民和士兵们联合起来成立人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其中最著名的则是在圣彼得堡。农民们纷纷揭竿而起。10月6日，莫斯科—卡赞铁路的罢工事件升级，导致了整个帝国的停摆。沙皇的独裁统治似乎终于要灭亡了。

索索如此写道：“暴风雪即将席卷整片俄国大地，洪水将把所有陈旧的和腐烂的冲刷而去。”

在圣彼得堡，即便是极度缺乏政治敏感的尼古拉二世本人也意识到，他的统治行将就木。他想要向日本人求和，但在政治上作出让步有悖于他对神圣统治的坚定信仰。他对他那些富有斡旋能力的大臣抱有嫉妒和憎恨之心，但他的母亲和舅舅逼迫他咨询聪慧的前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当时，维特正要前往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朴茨茅斯，在美国总统泰迪·罗斯福的支持下与日本签署和平合约。临走之前，他极具说服力地告诉沙皇——虽然他讨厌这位皇帝——批准成立国会势在必行。尼古拉二世踌躇不定，然后，他把兵权交给了他好斗的叔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

随着罗曼诺夫王朝摇摇欲坠，斯大林出没于第比利斯的街巷之中，与之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

[1]　艾萨德·贝伊是列夫·尼森鲍姆的笔名之一。他是巴库一个犹太石油大亨的儿子，《斯大林：狂热者传奇》（Stalin：Career of Fanatic）的作者。他还以库尔班·赛义德这个笔名写过著名的爱情故事《阿里与妮诺》。他的真实身份一直成谜，直到有关他的新传记——汤姆·瑞思的《东方主义者》——揭露了他传奇的一生。他曾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改信了伊斯兰教。尼森鲍姆经常会在传记中添油加醋，因此他所叙述的历史事件并不全然可靠，他所提及的那些轶事缺乏根据，经常被认为是种迷思，但也时常被证明的确是可信的。尼森鲍姆肯定和第比利斯、巴库的流放者们相熟，他写下了他们的故事，但我们还是应该反复确认这些传说的真实性。

[2]　他还在印刷品中延续现实中的斗争。“我们的孟什维克党人实在太令人生厌了！”斯大林在某份传单中批评孟什维克只是虚情假意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文章中运用了古怪的措辞和比喻手法，读起来饶有趣味：“有一天，一头奶牛发现了一朵玫瑰，但这并不能证明这头奶牛是只夜莺”，孟什维克“让我们想起了贼喊捉贼的人”。但是，他总结道：“众所周知，嘴巴只会道出心中痛楚。”

[3]　1940年10月，格鲁吉亚著名作家沙尔瓦·努楚比泽突然被释放，并被带去受斯大林接见。斯大林很喜欢他翻译的鲁斯塔维里的作品，甚至还参与编辑过，供过稿。两人在斯大林的孔策沃别墅用了晚餐。席间，努楚比泽说自己还记得斯大林在葬礼上说的话，并开始背诵了起来。“天才自有天才的记忆。”斯大林高兴地说。他走到这位宾客身边，亲吻了他的额头。如想了解更为详细的故事，请参见《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庭院》。

[4]　卡西安·加切奇拉泽神父的回忆录是在斯大林在世期间秘密写就的。在此之后，斯大林的孙子看到他在格鲁吉亚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谈到了他写的回忆录，于是联系到他，并买下了回忆录。该回忆录中对斯大林用驴子越野的描述、他当时的行动和他说的话都有其他证据可以佐证。

15　1905年：士兵、乞丐和裁缝

1905年年末的一个晚上，斯大林哥里时期的朋友约瑟夫·达夫里舍维——现如今，他已经是格鲁吉亚社会主义联邦派武装队的头目——突然听见第比利斯圣山山脚下的巷子里传来打架的声音。他跑过去一看，发现斯大林的下属卡莫正举着枪威胁一个陌生的亚美尼亚人。

“你要是不把钞票都放回到你看管的保险箱，我就杀了你！”卡莫说，“想想吧！我数三下。一……二……朋友，想清楚了吗……三！”

达夫里舍维赶紧冲上前去，一把抓住了卡莫的手。“你这个白痴，不能在这里开枪。你难道不知道这是我们的地盘吗！”这片街区是由达夫里舍维的武装队控制的。可是，“过于兴奋的”卡莫挣脱开了，朝那个人开了三枪。

达夫里舍维回忆说：“在第三声枪声响起之后，我们两人都赶紧逃了。”那个亚美尼亚人躺倒在地，渐渐流血身亡。

“天哪，你为什么要插手管我们的事？”两人安全之后，卡莫问达夫里舍维道，“科巴知道后会生气的——你知道他可不是好惹的。”达夫里舍维同样很生气，说“他的地盘”很快就会被警察查封了。不过，这事还没有完。

斯大林让卡莫邀请达夫里舍维前来做客。两人见面之后，达夫里舍维“告诉他不要在他们维持治安的这片区域杀亚美尼亚人”。

“听着，”斯大林冷静地说，“别为我们担心。卡莫做了他该做的事，你也应该这样。我有个提议：不如你加入我们吧。不要再站在联邦派那一边了。我们是哥里的老相识了，我还记得我们干过的那些事，我很欣赏你的作风。趁现在还有时间，赶紧加入我们吧。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会怎样？”达夫里舍维反问道。

斯大林“没有回答，但他目露凶光，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正当整个俄国社会都分崩离析时，斯大林步入了除了阿利卢耶夫之外的另外一个家庭，而这个家族的命运也将随之而改变。他请自己的门徒斯瓦尼泽为自己找个地方住。[1]斯瓦尼泽，这个蓝眼睛、金头发的聪明小伙当然知道最适合斯大林的藏身之处。菲林斯卡娅大街的3号住宅公寓位于第比利斯市中心，毗邻埃里温广场，军事基地就在它的前方。它有诸多优势，其中最显著的便是这里有很多漂亮的格鲁吉亚女孩。斯瓦尼泽一家的三个女孩亚历山德拉（萨什克）、玛利亚（玛丽科）和叶卡捷琳娜（卡托）在这里开了一家和法国女装设计师赫尔维尤夫人同名的女装店。这家店专门为女士们定制制服和礼服，生意兴隆。

女孩们是拉夏（位于格鲁吉亚西部）人，那里以盛产皮肤白皙的美女而著称。萨什克刚刚嫁给了米哈伊尔·莫诺瑟利泽，这个布尔什维克党人从神学院时代就认识斯大林。不过，玛丽科和卡托依然单身。三姐妹中最年轻的是卡托，她一头红发，身材凹凸有致，“美丽得令人心醉”。姐妹三人聘用了不少年轻女裁缝。这个地方成为了当地女性爱去的地方。

“有一天，斯瓦尼泽把我拉到一边，说他想把索索·朱加什维利同志带到家里来住，并告诉我不要把此事告诉他的妹妹们。我同意了。”莫诺瑟利泽回忆说。

“于是，1905年的某一天，阿廖沙带着一个朋友住进了我们家，这个人是公认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运动的领袖。”莫诺瑟利泽的妻子萨什克说，“他穿得很差，十分消瘦，皮肤是橄榄色的，脸上有少许痘痂，身材比普通人矮小。这便是索索·朱加什维利。”

米哈伊尔·莫诺瑟利泽说：“我们家不会受到警察怀疑。当我的同志们在一个房间里秘密工作时，我的妻子就在隔壁房间为女士们试衣服。”女装店的等候室里总是充斥着伯爵、将军和警官——这样的环境反而是地下党首领理想的栖息地。的确，斯大林在赫尔维尤夫人女装店举行了很多次集会。他会把秘密文件藏在模特体内。

萨什克说：“索索会连续好几天不眠不休为《斗争》报和《新生活》报写文章，莫诺瑟利泽则是报纸的编辑。他会在晚上突然消失，直到凌晨两三点钟才回来。”斯大林当时的总部是库拉河畔的米哈伊洛夫斯基医院，他在医院的地下室里藏了一台印刷机。据达夫里舍维说，由于当时斯大林随时可能遇到危险，所以他“总是带着枪”。不过，尽管斯大林身处危难，他依然有时间打情骂俏和搞恶作剧。

有一次，斯瓦尼泽的侄子、布尔什维克党人匹蒙来访。他无所事事，成天只知道睡觉。

“他就没有醒的时候吗？”斯大林一边摇晃着匹蒙一边发牢骚说。匹蒙醒了过来。“怎么？你是被吵醒了？”斯大林讽刺他道。

“没有，亲爱的索索。”匹蒙继而又睡了过去。“于是，斯大林走到他身边，卷了两根烟，夹在了匹蒙的脚趾之间。然后，他把烟点着了。匹蒙的脚趾被烧到了，他一下子跳了起来。我们哄堂大笑！”。[2]

据萨什克回忆：“斯大林会给我的姐妹们以及女裁缝朗读宣传社会主义的传单，要不然，他就会给我们讲笑话，或捉弄老是犯困的匹蒙。”有一天，女孩们的父母从库塔伊西过来看望她们。“斯大林动情地唱了一首浪漫的歌，所有人都着了迷，虽然她们也知道他是个强硬的人，并且是个为革命献身的人。”卡托的一个侄子回忆道。斯大林还热衷于玩淘气的权力游戏。有一天，女裁缝突然向斯瓦尼泽要求加工资。“我妻子和卡托都吃了一惊，”莫诺瑟利泽说，“因为这些女人的工作境遇都挺不错。不过，我们很快就了解到了真相：是索索指使她们这么干的。我们都被逗乐了，索索自己也是……”

斯瓦尼泽家三个女儿中最年轻也最漂亮的卡托完全被斯大林迷住了。

此时，在离斯大林栖身的第比利斯女装店千里之遥的圣彼得堡，尼古拉大公正向皇帝表明自己的态度：与其让他接管兵权，还不如赐他一死。尼古拉二世手上的牌差不多快打完了。10月17日，他终于苦涩地被迫签署宣言，批准俄国历史上首部宪法，成立选举产生的议会（即“国家杜马”），并同意出版自由。可是，他很快就反悔了：他的宣言非但没有平息战乱，反而使整个帝国的癫狂混乱和血腥暴力继续恶化。

第二天，在里海边的巴库，在达什纳克会的领导下，亚美尼亚人展开了对2月大屠杀的报复行动。他们冲进了巴库的农村，大肆屠杀阿塞拜疆人。很快，油田便燃烧了起来。而在俄国，多达3000名犹太人惨遭杀害。其中最悲惨的一幕则发生在敖德萨。

斯大林走上了第比利斯的大街。“大街上全是挥舞着进行革命、解放格鲁吉亚旗帜的示威者。一大群人聚集在了歌剧院门口。在泛着绿光的天际下，他们齐声唱起了自由之歌。”约瑟夫·伊利马什维利回忆说。另一个目击者说，人群是“如此激愤”，以至于“一个穿着考究的女子脱下了她的红色裙子……把它变成了一面临时的旗帜”。伊利马什维利看到斯大林在人群之中。“我看到他爬上了电车车顶，振臂高呼着对人们演讲。”但沙皇作出的让步让斯大林的武装革命暂时无法继续推进——如果再往前一步的话，业已腐朽的皇权肯定会被摧毁无疑了。

斯大林写道，杜马“违背了人民革命的意志”，“应该粉碎这个圈套，对这些貌似开明的人民公敌展开无所畏惧的斗争”。沙皇已经失去了俄国——为了能再次得到它，他必须重新开始，“再次征服无垠的俄国”。

斯大林和他的朋友斯瓦尼泽、阿利卢耶夫都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年代：总督只对第比利斯的核心地带及其守卫军有掌控权。正如安娜·阿利卢耶娃所说，在这座城市的剩余部分，“武装工人就像军队一样在街道上巡逻。他们在不断的扩充之中。从第比利斯边远地区骑着小种马而来的新朋友们加入了他们。人们总是会停下脚步欣赏这些出色的骑士。他们戴着斗篷，穿着宽大的羊皮大衣和柔软的高筒皮靴……他们是从山上来的农民和牧羊人”。索索依然是这幕戏中最出彩的一位。“革命的暴风骤雨即将席卷而来，”他写道，“我们听到了勇敢者的呼喊……热血已经沸腾起来！”

街道上已经形成了两批武装人员：由吉布拉泽领导的孟什维克党，以及由斯大林、茨哈卡亚和布多·穆季瓦尼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两批武装人员依然处于联盟状态，各自控制着自己的区域。托洛茨基说：“武装工人已经控制了第比利斯的郊区。”第杜比区和那泽拉德维区仿佛已获得了解放，以至于被昵称为“瑞士”。然后，即便是在“《信仰》事件”已经过去了一整年后，斯大林依然没有放弃他所梦想的格鲁吉亚自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他的观点也在工会委员会中遭到了强烈的反驳。塞尔戈·卡夫塔拉泽——此人脾气暴躁，是斯大林在库塔伊西的勇猛手下——甚至称斯大林为“叛贼”。

“我不想因此事和你争吵。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斯大林冷静地回答道。接着，他点上一根烟，目不转睛地直视卡夫塔拉泽的双眼。在会议结束之后，两人很有可能打了一架。卡夫塔拉泽把一盏台灯砸在了斯大林身上。[3]

斯瓦尼泽姐妹组织了一场为革命者集资的募捐会，并在会上把斯大林引荐给了米娜朵拉·托罗舍利泽。斯大林的演讲给后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志，”托罗舍利泽说，“你觉得我们能徒手推翻沙皇吗？不可能！我们需要三样东西：第一，枪；第二，枪；第三，还是枪！”斯大林开始想尽办法收集枪支。“他的首次行动——也是他所执行的最大胆的行动——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袭击了第比利斯的三个兵工厂，”达夫里舍维说，“在那个时候，所有人都携带着枪，根本不管枪有多贵！”

发生在巴库和敖德萨的大屠杀加剧了格鲁吉亚形势的恶化。斯大林往来于巴库和第比利斯之间，而这两座城市的革命者则在策划袭击监狱。革命似乎即将大功告成。在圣彼得堡，由托洛茨基领导的苏维埃公开反抗沙皇的命令，成立了革命政府。[4]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的武装人员进一步加强了对普雷斯那亚各个工厂的控制。但是，事态即将发生剧变：伺机报复的沙皇转而支持了反犹太民粹主义者“黑色百人团”，而后者则在全俄展开了对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的大屠杀。鹰派将领获得了权力，士兵们正在聚集起来。沙皇命令格鲁吉亚将军阿里汗诺夫—阿沃尔斯基镇压库里的古里亚的农民和香德利的矿工：哥萨克骑兵正在大举杀来。

10月22日，第比利斯预科学校的7名格鲁吉亚学生被“黑色百人团”杀害。紧随其后的屠杀造成了41人死亡，65人受伤。斯大林的手下多次和俄国哥萨克骑兵及“黑色百人团”展开斗争。

11月21日，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在第比利斯的亚美尼亚集市上发生冲突，25名穆斯林因此死亡。斯大林和社会民主工党派出他们的武装人员，试图把双方分开。他们认为这是奥克瑞纳的奸计。托洛茨基写道，第比利斯就像一个“沸腾的熔炉”，内战一触即发。陷入绝望的总督承认自己已经失去了对这座城市的控制，他给了吉布拉泽领导的孟什维克党500支来福枪，让他们前去调解冲突。孟什维克的战斗分队起到了让双方休战的作用，却不愿意把枪再交出来。

达夫里舍维注意到布尔什维克的战斗分队并没有参与此次行动，这是因为当时斯大林不在，而卡莫不知道怎么办。“当冲突发生时，斯大林并不在第比利斯。”那么，他在哪里呢？

正当尼古拉二世聚集力量，准备再次征服这片动荡的帝国时，正当革命的激流涌向史无前例的最高点时，斯大林却来到了芬兰。他将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他的“山鹰”——列宁。

[1]　斯大林并不是通过阿廖沙认识斯瓦尼泽一家人的。阿廖沙及他三个妹妹的父亲西蒙·斯瓦尼泽是库塔伊西的教师，他们的母亲斯波拉则是德瓦利贵族的一员。斯波拉的侄子是库塔伊西的警长，也是德瓦利贵族。斯瓦尼泽一家人和德瓦利警长都曾为斯大林提供过庇护——这再一次证明了，在格鲁吉亚，人际关系比对国家的忠诚重要得多。

[2]　由萨什克·斯瓦尼泽和她丈夫莫诺瑟利泽提供的回忆录价值连城。他们的回忆录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到中期写就的。当时，斯大林已经是苏联的领袖，但两人的回忆都令人吃惊地诚实。萨什克的回忆录没有发表过；在斯大林推动个人崇拜时，莫诺瑟利泽的回忆录被部分地使用，但其中的大部分显然是被弃用了。在1905年至1906年间，斯大林会在医院接见从乡下前来汇报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但布尔什维克党中的领袖——邵武勉、斯潘达良、阿韦尔·叶努基泽（也是拉夏人）和布多·“枪管”·穆季瓦尼——都和索索的手下卡莫及钦察泽一样，是斯瓦尼泽家服装店的常客。

[3]　斯大林对此中伤的反应颇令人意外，但他从来没忘记过这件事。如想了解卡夫塔拉泽的命运，请参见本书尾声。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会参加工会委员会。

[4]　托洛茨基写道，斯大林的“1905年是在枯燥的案头度过的。他写了一篇又一篇关于波澜壮阔的革命事件的评论稿，可那些稿件却沉闷无比”。大多数历史学家都相信了托洛茨基的话。

16　1905年：山鹰

——斯大林与列宁的会面

“我很高兴能见到我们党的‘山鹰’。他是一个伟人，一个政治伟人，同样也是一个伟岸的人。”斯大林回忆道，“因为，早在和他见面之前，在我的想象中，他就是个庄严雄伟的巨人。”1905年11月26日，斯大林和其他两位同志被选举代表高加索地区参加即将在圣彼得堡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党大会。大约在12月3日左右，斯大林以“伊万诺维奇”为化名，踏上了前往帝国首都的旅程——他将在那里首次遇见列宁。

正当索索和其他代表坐着火车北行时，沙皇展开了他的反击：托洛茨基被捕了，苏维埃被取缔了。斯大林一到圣彼得堡便前往社会民主工党的《新生活》报社报到，却发现报社已经被查封。这几个格鲁吉亚人只好在大街上游荡，直到他们在涅夫斯基大街上遇到了一个朋友。像斯大林这样的外地人竟然能在首都大街上闲逛并他乡遇故知，此事极具时代特色。这样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过好几回。但是，当时，他们已经没有闲暇再欣赏风景了。这位朋友收留了他们两天。紧接着，他们终于找到了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娅给了他们一点钱、几个化名和前往芬兰坦默弗斯（今坦佩雷）的火车票。当时，芬兰是俄国的自治大公国，由沙皇兼任大公。在这里，1905年的自由气氛得以又延续了一年。

斯大林和其他40位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勉强把自己化装成了教师，从圣彼得堡坐了一天的火车，于12月24日早上9点8分抵达了坦默弗斯。他们住进了火车站旁的鲍尔酒店，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住在一个房间里。“每个人都很兴奋！”克鲁普斯卡娅说，“革命即将迎来高潮，而每个同志都以最高的热情迎接它的到来。”

第二天是圣诞节。列宁在芬兰赤卫队——布尔什维克工人武装队——总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会议。[1]斯大林焦急地等待着。他以为他的英雄肯定会迟到，让他的那些追随者翘首以盼——在他看来，一个领袖理应如此。然而，他错了。他吃惊地发现列宁“早就来到了，并和最普通的代表们聊着天”。那么，他真的是个巨人吗？“我看到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他的身高低于平均水平，看起来和老百姓并无二致。你能想象我有多失望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后来以“列宁”为世人皆知——虽然其貌不扬，却具有极其迷人的个性。他的身材虽然矮小，却很结实。他过早地谢顶了，但突出的前额会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而他还有一双仿佛能看穿人心的斜眼。他为人和蔼，笑起来很有感染力。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他坚定信仰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为此，他倾尽了所有的智慧，主张武装起义的方针，维护远大的革命抱负。回到第比利斯之后，斯大林曾对达夫里舍维说，列宁之所以能从“那些喋喋不休的空想家”中脱颖而出，是因为他把智慧和务实结合在了一起。

列宁的父母都是贵族，他自幼生长在一个和睦的乡绅之家。他的父亲是辛比尔斯克的学校视察员，而他的母亲则是医生的女儿。医生是个地主，并最终成为了议员。他的身上流淌着犹太人、瑞典人和卡尔梅克蒙古人（他的斜眼便源自于这个血统）的血液，也拥有贵族所特有的傲慢与自负[2]：在年轻时，他甚至还因农民破坏他家的庄园告过农民一状。有件轶事很好地解释了列宁对旧俄国的蔑视——他最喜欢的骂人的话便是“俄国白痴”。在他的一生中，他也曾因自身的贵族身份而被批判过。就此，他回答道：“我又是谁呢？我是地主的子孙……我依然没有忘却那些在庄园里度过的快乐时光……那好吧，不如就杀了我吧！难道我就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革命者吗？”他靠自家庄园的收入为生，却从来没有因此而感到愧疚过。

1887年，他的哥哥亚历山大被处决了——这件事改变了列宁的一生。家族庄园里的田园牧歌被迫终止了。列宁就读喀山大学法律系，他在那里读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涅恰耶夫的作品。他甚至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之前就已吸收了俄国武装革命的思想。在被捕并遭到流放之后，他迁往了西欧，并在那里写了《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

列宁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演讲者。他说话很小声，总是没法发清“r”这个音。“（但是）一会儿之后，”高尔基在初次见到列宁后写道，“我和其他所有人都被他吸引了……他以极其简洁的方式论述复杂的政治问题。”聆听过列宁演讲的斯大林说自己“被他不可辨驳的逻辑折服了。他说起话来虽然简明扼要，却能完全捕获他的听众，让他们渐渐为之振奋，并最终完全相信了他”。

然而，虽然斯大林颇为崇拜列宁，他也并不惧怕站在其对立面上。当时的斯大林仍未蜕变成一个职业政治家，但他的傲慢和好斗无疑令他成为了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刚认识“山鹰”，便给对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列宁邀请他就高加索地区的情况做个汇报，可是，当他们就国家杜马的选举展开讨论时，两人出现了分歧。列宁支持参与选举，可年轻的斯大林却站起来言辞激烈地反对他。当时，会堂里一片寂静。出人意料的是，列宁竟然让步了，并让斯大林起草一份决议书。

“在会议间歇期间，”克鲁普斯卡娅写道，“我们学习怎样射击毛瑟枪、布朗宁枪和温彻斯特枪。”事实上，斯大林携枪参加了会议。据说，在一次讨论之后，他竟然冲出了会堂，愤怒地朝空中开了一枪——即便是在寒冷的芬兰，这个格鲁吉亚人依然头脑发热。可是，这个会议为时过晚：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武装工人遭到了伏击。与会代表们听说沙皇的谢缅诺夫斯基军团摧毁了工人最后的阵地普雷斯那亚，莫斯科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与此同时，在第比利斯，高加索地区的强硬派将军费奥多·格里伊兹诺夫和阿里汗诺夫—阿沃尔斯基正准备重新夺回这片区域并摧毁战斗分队。托洛茨基写道：“反动势力羽翼渐丰！”会议在混乱之中结束了。

在斯大林看来，他本人高于除了列宁之外的其他一切代表[3]。“在所有这些夸夸其谈者中，”他自我吹嘘道，“我是唯独一个已经拥有组织领导和战斗经验的人。”

索索回到第比利斯，加入了战斗。

将军们召集哥萨克骑兵，包围了工人阶级街区，严禁集会，下令对革命者格杀勿论。他们还禁止任何人穿戴高加索头巾和斗篷，因为有人可以在那种衣服里面藏枪。1906年1月18日，格里伊兹诺夫将军展开了攻击。佐达尼亚和拉米什维利下达命令，让他们的手下——以及卡莫和布尔什维克——保卫第比利斯的工人区。

4天后，斯大林回到了斯瓦尼泽家。战斗仍然在持续。安娜·阿利卢耶娃透过窗户看到哥萨克骑兵“向前行进，朝夜空中开枪。天亮的时候，军队占领了第杜比。哥萨克骑兵骑着马从我们的窗前飞驰而过。街道上全是他们的人”。第比利斯被“不间断的枪声、轰鸣的炮火和街上的骑兵”摧毁。60个革命党人牺牲，250人受伤，280人被捕。安娜回忆说，葱郁的山上躺满了尸体。她看到“两个人被捕，其中一个脸上还有血痕”，她认出那是“斯大林最喜爱的、最无畏的年轻学生”，她大叫了起来。

“卡莫！”

正当格里伊兹诺夫征服第比利斯时，阿里汗诺夫—阿沃尔斯基将军开始镇压格鲁吉亚的西部。战斗分队试图切断通往库塔伊西的铁路，但哥萨克骑兵赶至，一路杀人放火，绞杀革命党人。他们夺回了库塔伊西。据钦察泽回忆，他们的“军队杀害任何他们认得出来的人，在城里放火，抢劫酒馆和商店”。革命党失去了阵地。斯大林来到西部，试图说服农民武装解散，不然的话他们就会遭到灭顶之灾。可是，农民们不听他的劝，“我无能为力了。”在镇压了西部之后，阿里汗诺夫—阿沃尔斯基又带着军队来到东部，收回了巴库这片本已混乱不堪、革命情绪高涨的失地，并重新掌控了沙皇的油田。

钦察泽和他美丽的女同志帕西亚·戈尔多瓦对党内的可疑叛徒展开了追杀，那些人还没来得及逃出第比利斯便被处决了。哥萨克骑兵在行省四处搜寻着枪手的踪迹，而后者则逃到了首都避难。无论如何，斯大林红色战队的好日子已经终结了。他们转入地下。斯大林把他们重组成一支秘密暗杀分队。事实上，他已经给他们安排了一项任务。

在哥萨克骑兵肆虐的第比利斯，斯大林和孟什维克党人聚在了一起。他们要下达一个暗杀令。费奥多·格里伊兹诺夫将军——绰号“屎堆将军”，源自于他名字的谐音——是格鲁吉亚革命的死对头，是高加索革命党人的心头大恨。斯大林召来了他的第一猛将钦察泽。索索和孟什维克“联手”指派他们的另一员猛将阿尔辛·乔尔佳什维利——“斯大林团体中的一员”——在卡莫的协助下暗杀将军。不过，斯大林同时给钦察泽指派了任务：“准备好人手，如果乔尔佳什维利在一星期内办不成，接下来就看你的了。”于是，他们分成了两批人马：一批直接执行暗杀行动，另一批——钦察泽和斯大林手下另外两个得力干将——则在暗中跟踪着格里伊兹诺夫将军。[4]

在接下来的几天内，暗杀行动两次流产，这都是因为将军当时和他的妻子在一起。与此同时，格里伊兹诺夫再一次在第比利斯展开了大屠杀。

2月16日，将军在一群哥萨克保镖的簇拥下骑马离开了军营。他没有注意到，在总督宫殿的对面，一群格鲁吉亚工人正在给亚历山大花园的栏杆涂颜料。正当他的马车经过时，这帮工人突然扔掉了手中的刷子，把“苹果”——他们自制的炸弹——朝他扔了出去。这位第比利斯的“屠夫”当场被炸得粉身碎骨。哥萨克骑兵立刻对这些工人展开追捕，他们四散逃离。不过，受伤的乔尔佳什维利很快就被逮捕并杀害了。他立刻成为了第比利斯的英雄。

那么，这支暗杀行动小组中还有哪些人呢？在此之前，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孟什维克党人是此次行动的主谋。但事实上，这是孟什维克党人和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联合行动。钦察泽回忆说，当时斯大林和孟什维克党人“在同一组织内”一起工作。一个亚美尼亚人说是斯大林下达了必杀令。达夫里舍维指出卡莫参与了此次行动。20世纪20年代，两个布尔什维克武装人员因参与谋杀格里伊兹诺夫而得到了一笔抚恤金，格鲁吉亚的档案库最近才公开了两人的进账。种种证据表明，斯大林对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行动人员都下达了命令。

一个工人曾回忆说，事发当时，他曾看到斯大林在附近观察。这件事很有可能是真的，因为他因炸弹碎片或哥萨克骑兵的追击而受了伤。

萨什克回忆说，那一夜，斯大林没有回家。女孩们担心极了：难道他被捕了吗？在此之后，斯大林说他在被追捕的过程中试图跳上一辆电车，却又滑倒在地受了伤。茨哈卡亚送他去了米哈伊洛夫斯基医院，然后又把他藏在了贝比·博乔里泽的家里。接着，他又弄到了一个老朋友的护照，让斯大林用这个护照前往另一个安全地点。然而，在暗杀行动发生后，整座城市进入了戒严状态，到处都是检查站。士兵们突袭检查了一个公寓，发现一个叫作“乔治·别尔泽尼什维利”的人（其实，他就是斯大林）。此人躺在床上，头上绑着绷带，右眼上也缠着绷带，脸上全是伤痕和淤青。

这些俄国士兵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们没有接到过逮捕一个躺在床上、全身是绷带的人的命令。这个伤者看上去动都不能动，于是，他们离开了。在询问过上级之后，他们又赶着马车前来，想要把这个可疑的病人带去监狱。可是，这个时候，那个病人早已消失在暗夜之中。在斯大林的一生中，他曾多次利用缠绷带的形象逃避了追捕。这只是其中一次。

一个同志在黑夜里把斯大林接上了马车。斯大林“头上和脸上都是伤，用头巾和一件大斗篷掩护着自己”。马车把他送往了另一个安全地点。

在此之后，斯大林回到了斯瓦尼泽家。他把自己被警察追捕，从电车上摔下来的故事告诉了她们。女孩们——特别是卡托——松了一口气。萨什克和她丈夫感觉到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渐渐地，”莫诺瑟利泽写道，“当索索在我们家待的日子越来越长，我妻子和我意识到索索和卡托相爱了……”

[1]　现如今，这里变成了列宁博物馆。这是西方世界仅存的几处纪念列宁的场所之一。

[2]　他的血统有“不可告人之处：他母亲是莫伊舍·布兰科的孙女。布兰科是个犹太商人，娶了一个瑞典人为妻。在之后的苏联，布尔什维克党人中犹太人过多一直被视为隐患。事实上，1932年，列宁的姐姐安娜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了列宁的犹太血统。斯大林在其上批示：“千万不要再提这封信了！”这封信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被公开。

[3]　在这些代表中，最为重要的是列昂尼德·克拉辛。此人是个杰出的工程师，颇受女性欢迎，他还是列宁在财政、武装行动和爆炸袭击方面的顾问。斯大林在巴库时便认识了他。在巴库的时候，克拉辛曾帮助那些大公司发明了石油的电力生产技术。与此同时，他还为那里的布尔什维克建立了一个地下印刷所。1905年，他曾利用他和萨瓦·莫洛佐夫这样的财阀的关系帮列宁集资。他还曾联系过女演员科米萨尔日芙斯卡娅——后者把她的票房收入捐献给了革命。不过，克拉辛更擅长于执行武装袭击、攻袭银行和制造炸弹等行动。斯大林还在坦默弗斯认识了雅麦利安·亚罗斯拉夫斯基，此人后来成为了他的宣传一把手；和斯大林共同流放的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成为了列宁的主要幕僚，后成为了苏俄名义上的第一位“国家元首”；所罗门·洛佐夫斯基成为了斯大林的外交部副部长，并在1952年的反犹运动中被斯大林处以极刑。洛佐夫斯基是唯一一个敢在法庭上公开指责斯大林的受害者。详情请参见《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庭院》。

[4]　斯大林很擅长运用这种让手下互相竞争的管理模式。1945年，当他要征服柏林时，他曾派朱可夫元帅和科涅夫元帅共同执行任务，让两人竞争。

17　穿灰衣的人：婚姻、骚乱（和瑞典）

斯大林团体的核心分子巴楚亚·库布里亚什维利说，“在斯大林的主张和命令下”，一伙人聚集在了他的周围。“我们的任务是秘密购买军火，策动越狱，攻袭银行和兵工厂，以及处决叛贼。”斯大林指派钦察泽建立“技术小组，或曰‘布尔什维克剥夺者俱乐部’。很快，这个小组便以其另一个名称而著名了——那便是‘组织’（Druzhina）或曰‘团体’（Outft）”。

斯大林回忆说：“他们的首领是科捷·钦察泽以及卡莫。”卡莫，这位斯大林儿时的伙伴在第杜比被捕。他遭到了哥萨克骑兵的折磨，鼻子差点被砍了下来。但卡莫没有招供，最后还是被放了出来。“他能忍受任何痛苦，”斯大林称赞说，“真是个令人称奇的人。”

为了给列宁解决经费问题，斯大林耗费了大量心力。他不断地往来于黑海边上的新罗西斯克和奥塞梯的弗拉季高加索。他下令从第比利斯的学校和神学院教师那里索取资金，而在另一边，他又秘密策划着让“组织”执行剥夺行动。

据很多人说，斯大林曾先寄了一封信给一个商人，信上画着“炸弹、碎尸和两把交叉的匕首”，而后，他会佩带毛瑟枪上门拜访商人，带着钱离开。据斯大林的首位传记作家艾萨德·贝伊——他所描述的故事很多都不可靠，但他又有可靠的线人——说，“索索是从他的情妇玛利亚·阿伦斯伯格——第比利斯一个德国商人的妻子——那里得到”有关富人的信息的。不过，攻袭银行依然是最快的获取经费的方式。

另一位著名的、来自于哥里的银行攻袭者达夫里舍维说：“是斯大林开了格鲁吉亚银行攻袭历史的头。”在1906年，“组织”执行了一系列冒险的银行攻袭行动，虽然据孟什维克党人塔蒂阿娜·武利希说，当时的“第比利斯正处在战乱之中，到处都有巡逻兵，整个城市都被路障包围了起来”。

钦察泽先是袭击了一家当铺。他们举着左轮手枪冲了进去，一进去就开枪，结果带着几千卢布溜之大吉。“有一天，斯大林的‘组织’在大白天攻袭了总督宫殿对面的格鲁吉亚农业银行，”达夫里舍维回忆道，“他们大叫着‘举起手来’，朝空中开枪，最终带走了好几袋钞票。卡莫是这次行动的指挥，而杰出的组织家斯大林是幕后主使。”

不同的组织在攻袭银行时互有竞争，但他们之间依然存有同志之情。达夫里舍维自豪地说：“所有主要的银行攻袭者都是哥里人！”达夫里舍维暂时保持着最高纪录：他从多西第的银行抢了10万卢布，把它们献给了社会主义联邦派。为了赶上达夫里舍维，斯大林、钦察泽和卡莫越发大胆了起来。有一次，他们竟然在喀尔斯攻袭了一列火车，但他们的行动败露了，几个人被枪杀。然后，在1906年的11月，卡莫在博尔若米攻袭了一辆马车，但哥萨克骑兵展开了反击。在双方的枪战中，马拉着车厢连同钱袋一起跑了。

接着，他们又攻袭了一列奇阿图拉的运钞火车。火车上载着给矿工的工资。火车在遭攻袭时停靠了下来，他们和哥萨克骑兵展开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枪战。最终，他们击毙了一个士兵和一个宪兵，并带走了21000卢布。“我们把15000卢布给了布尔什维克党（在芬兰的列宁），剩下的则由我们自己保管，用于未来的剥夺行动。”钦察泽回忆道。

在1906年年末，斯大林的人又在卡泽奥斯科攻袭了一辆马车，抢到了两万卢布。这些钱的一部分被用于资助斯大林的《斗争》报，而大多数则被藏在格鲁吉亚的红酒瓶里，秘密运往了列宁那里。

“他们所有人都是好朋友，每个人都喜欢他们。他们为人和善，总是兴高采烈……随时随地都愿意帮助别人。”和这帮人相熟的塔蒂阿娜·武利希说。“组织”内部还有十个坚毅的女性，她们中的有一些还会玩枪，比如说帕西亚、安妮塔和亚历山德拉。他们租了几套公寓，男人们住一个房间，女人们住一个房间。除了其中的两位女性之外，他们都不读书。由于开销巨大，“他们是如此贫穷，以至于不得不待在床上，因为他们得合穿一条裤子”。

斯大林和卡莫、钦察泽是朋友，但他通常都是通过一个保镖向“组织”发布指令。这个保镖被他称为“技术助理”[1]，而他的同志们则打趣地称他为“索索的参谋”。通过这个保镖，这位“总是和其他同志保持距离的领导者”便将自己和那些普通人隔离了。除却这些手下，斯大林还拥有专属于他个人的情报和通信网络：塔曼舍夫旅社和印刷所的小男孩们会帮他干活，运送传单以及收集情报。

他们不会把抢来的钱用在自己身上。其他党派会把钱用在买衣服、买醉和女人身上，可斯大林对钱从来鲜有兴趣。他总是和他的同志们分享一切。“斯大林穿得很朴素，”佐达尼亚说，“他总是缺钱。从这个方面而言，他和那些过着优越生活的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比如邵武勉、马哈拉泽、穆季瓦尼和卡夫塔拉泽——不一样。”索索的团体和他一样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严于克己。他们的“‘圣经’是列宁的《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他们即便违背党的意志也会跟随列宁”。武利希说：“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搞到20万到30万卢布，然后把钱全部给列宁，并告诉他‘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他们外在的魅力掩饰了内在的暴力性质。这毕竟是个从事秘密行动的组织，任何剥夺行动都会导致死亡。据达夫里舍维说，斯大林曾命令卡莫处决一个被怀疑私吞了钱财的同志。他们夺得的钱越多，所受的诱惑就越大。在达夫里舍维在多西第抢了10万卢布之后，联邦派便陷入了内斗，为了分赃而互相杀戮。他们中的一位负责人私占了一笔钱，把它藏在了农民的花园里。事发之后，他声称是农民偷了钱。为了展示不同剥夺行动组织之间的兄弟情谊，这位联邦派的盗取公款者邀请斯大林的手下埃利索·洛米纳泽来调查此事。洛米纳泽花了一整晚审讯农民们，结果发现他们根本没有偷钱。“在此之后，他因对这些无辜的人动刑而感到后悔。”武利希说。于是，他杀了罪魁祸首，那个请他来调查此事的联邦派。如果他找到了那笔钱，他或许也会没收了它，转而把它献给布尔什维克党。无论如何，这笔原本属于社会主义联邦派的钱插翅而飞了：奥克瑞纳发现，联邦派的其他领导把剩余的钱财变成了蓝色海岸赌场中的赌资。

秘密警察想尽办法想要找到这些抢劫案的元凶：他们锁定了约瑟夫·达夫里舍维，把大多数罪名都强加在他头上。可是，刚开始时，他们把他和斯大林混淆了，因为两个人都是哥里人，还都用“索索”这个小名——更有甚者，他们也分不清楚卡莫和钦察泽。“‘卡莫’就是钦察泽，”秘密警察的报告中写道，“他从巴统监狱逃了出来，然后来到第比利斯和约瑟夫·朱加什维利（此人化名应为‘索索’）合作。”

在这个筹集革命经费的剥夺行动与强盗般的抢劫仅一线之隔的世界，斯大林逐渐形成了一套冷漠的人生观。“当听到有位同志在剥夺行动中牺牲的消息时，索索会说：‘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想要摘玫瑰，就得不怕刺。树叶会在秋天掉落，但又会在春天生长。’”

然而，索索攻袭银行并非是为了钱，他真正想要的是权力。这个曾在喧哗的酒会上阅读拿破仑传记的男孩半开玩笑地说，他“‘将用武装革命征服第比利斯’——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张地图”。他会在自己的藏身地点铺开地图，把锡制士兵人偶放在上面，演练战术。他其中一个房东的儿子曾跑过去对父亲说，“索索叔叔”在“玩士兵游戏”。房东难以置信，于是去斯大林的房间门口望了一眼。他发现斯大林正趴在地板上，在第比利斯的地图上把锡制小兵挪来挪去。斯大林发现房东正在看他，于是吹嘘道：“我已经受命担任我党武装军的指挥官，我正在部署战术。”据说，他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演练他的银行攻袭计划的。

这些模拟的军事演练彰显了斯大林的野心。他吹嘘自己是战斗的指挥官，并认为自己是个“军事家”。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说父亲是个天生的指挥官。在未来，“索索叔叔”会指挥百万大军直取柏林，而现在，这些锡制小兵则为他提供了绝佳的军事练习。

从银行夺来的一部分钱被用于资助斯大林的报纸。这些报纸是在艾弗拉巴的地下印刷所印刷的，它们的成本很高。斯大林担任编辑，还以“贝索什维利”（贝索的儿子）和“科巴”之名为其供稿。

莫诺瑟利泽说：“我记得有一次，索索让马哈拉泽（他的联合编辑）写两篇文章，并在早上9点之前带到印刷所。可是，马哈拉泽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出现，并说他还没有写文章……索索过来后问我为什么报纸还没印，我把原因告诉了他。他恶狠狠地咬了咬牙，叼着一根烟找到了马哈拉泽，把他大骂了一顿……接着，索索从兜里掏出他自己写的文章，我们把它们印了出来。”斯大林从一开始就打算自己来写的。

在莫诺瑟利泽看来，斯大林“是个出色的组织者”，他“总是显得很严肃，但很少发脾气。他经常连买烟的钱都没有。有一天半夜，卡托开门让他进来。他带来了新鲜的蔬菜、黄瓜，煮熟了的羊头、猪头，还有两瓶红酒”。

“哥们儿，快来，”斯大林高兴地说，“让我们庆祝一下吧！党给我发了10卢布的工资！”

在女装店里，革命的风潮也影响了好心肠的卡托。有一次，她在埃里温广场看到哥萨克骑兵屠杀学生和工人。她的姐姐们得知后害怕她被杀害了，于是去找她，却发现她正在现场帮助受伤的人。

斯大林和卡托相爱了。即便是在逃亡时，斯大林也会时不时地偷偷溜回赫尔维尤夫人女装店和卡托幽会。在某一次幽会的过程中，宪兵上尉斯特罗耶夫带着两条德国巡逻犬来了。赫尔维尤夫人赶紧通知这对情人。索索立刻跳出了女装店的后窗——虽然宪兵很有可能只是为了来订一件新制服。斯大林喜欢这种死里逃生的感觉。他经常会在天黑之后前去看望自己的孟什维克党友人米娜朵拉·托罗舍利泽，以至于后者的婆婆开始抱怨她在外面的名声。

“我没办法啊，如果他们在白天看到我，就会把我抓起来。”斯大林笑着说。每当前来探访米娜朵拉·托罗舍利泽时，他都会自称为“穿灰衣的人”。

4月15日，社会民主工党最宝贵的艾弗拉巴地下印刷所遭人告密，被警察突袭了。斯大林在孟什维克党中的对手指责他是双重间谍，是他出卖了印刷所。后世的大多数传记作者都沿袭了孟什维克党人的这一说法。可是，斯大林真的出卖了印刷所吗？

1906年3月，斯大林参加了第比利斯和巴库的党内会议。当时他穿着“一件大衣，清瘦的脸上——他全身都很瘦——留着胡子。他还戴着一条类似于犹太人晨祷时戴的五彩围巾[2]和一顶圆顶硬礼帽”。会议结束之后，孟什维克党人拉兹登·阿尔申尼泽声称斯大林曾被逮捕，却又不明所以地被释放了。阿尔申尼泽说：“我亲眼看到斯大林从宪兵总部被释放。他根本没有去过梅特希监狱。据他自己说，他曾被关在那里，而在他出现时，其他犯人都鼓起掌来——这完全是个自吹自擂的谎言。坊间有关他是叛徒的传言特别多……”

可以肯定的是，斯大林的确在会后被逮捕了。但他有可能被关进了第比利斯的另一座监狱，比如说奥塔查拉监狱。他很有可能用夺来的钱贿赂了宪兵，而对斯大林身份仍感迷惑的宪兵便就此把他释放了。他之所以会招致此类中伤是因为他是个粗鲁而又傲慢的人，而他也是险中求胜的高手。我们至今无法找到他是叛徒的确凿证据，而阿尔申尼泽的说法也有一个很大的漏洞。

据他说，斯大林是在艾弗拉巴地下印刷所被突袭时遭到逮捕的，可事实上，在4月15日那一天，他根本不在那里，而是在千里以外的瑞典。关于他的这次行踪，有完整的记录。

1906年4月4日前后，斯大林坐船前往斯德哥尔摩再次会见列宁。而在旅途中，他不但遭遇了海难，还和人打了一架。

他先是坐火车途经圣彼得堡来到芬兰的罕勾港，而后又登上了“沃伊霍纳”号前往斯德哥尔摩。这艘船上总共有百来号人，其中包括斯大林、克拉辛和一群马戏团小丑，以及马戏用马。势利的孟什维克党人把他们的资金花在了购买一等舱上，而更为穷困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则待在了三等舱。代表们都喝了很多酒，他们大打出手，小丑们是否有参加则不得而知。海风似乎助长了革命者的火爆脾气。

这次堪称“惊奇”的旅程在临近海港时达到了最高潮。“沃伊霍纳”号竟然遭遇了海难。救援艇“索利德”号前往救援，却已于事无补。穿着救生衣的斯大林在渐渐沉没的“沃伊霍纳”号上待了整整一个晚上，直到登上“维拉莫”号。它把代表们送到了瑞典。

斯大林刚刚抵达斯德哥尔摩，就被遣送到了当地警察局接受审讯。审问他的是大胡子的瑞典犯罪调查部部长贝蒂尔·莫格伦——此人还经常担任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的保镖。他写道：斯大林“身材瘦小，（留着）黑头发和胡子，脸上有痘疮，鼻子很大，穿着灰色的阿尔斯特宽大衣，戴着皮帽”。斯大林说自己是“被（俄国）警察追捕的记者伊万·伊万诺维奇·维萨里奥诺维奇”——他把父亲的名字“维萨里奥的儿子”变成了自己的姓。他还骗莫格伦部长说自己的生日是1879年12月21日。他的身上还有100卢布。他说他会在斯德哥尔摩火车站附近破烂的布里斯多酒店（现已不存在）待两个星期，然后前往柏林。

于4月10日召开的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比芬兰会议重要得多，因为它的156位与会者分别代表了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波兰社会主义党和犹太联邦派。大多数孟什维克是格鲁吉亚人，布尔什维克党人只占少数。与会代表中有16位格鲁吉亚人。其中，佐达尼亚、伊西多尔·拉米什维利和从库塔伊西监狱释放出来的乌拉塔泽等都是孟什维克，而只有斯大林一人是布尔什维克。

斯大林在斯德哥尔摩认识了很多将在他通往权力巅峰的道路上扮演关键角色的人物[3]：他的同屋名为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此人做过钳工和邮差，是个时髦的工人阶级（喜欢穿翼形领衬衣和参加舞会）。在此之后，伏罗希洛夫将成为斯大林的国防人民委员，并在1937年斯大林针对军队的清洗运动中成为主要执行者。伏罗希洛夫一头金发，面颊绯红，有一双蓝眼睛。他也曾经参加过合唱团。很快，他就被“快乐而又热烈”的斯大林迷住了。两人住在一起的时候，斯大林这位“永不知疲倦”的人会靠在床上默诵诗歌。

在代表大会上，斯大林聆听了马克思主义巨擘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和列宁的讲话。但他依然在两个议题上自傲地坚持己见。首先是关于农民土地的问题。列宁主张土地国有化，而孟什维克则提出土地自治。斯大林没有站在任何一边：他主张把土地还给农民。列宁被挫败了，这部分地缘于斯大林。

然后是参加国家杜马选举的问题。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都反对参加，可列宁却认为值得尝试，并和孟什维克一起投了赞成票。他们取得了胜利。斯大林则弃权了。与会代表们乐观地称此次大会为联合会议，但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处于绝对劣势。大会通过了禁止武力剥夺行动的决议，而列宁和克拉辛——他俩支持斯大林通过剥夺行动筹集党的经费——并没有提出异议。斯大林写道，失败“让列宁释放了被压抑的能量，进一步启迪了他的追随者”。不过，列宁根本没有打算放弃武力剥夺行动——他仍然需要经费。

列宁和克拉辛肯定就武力剥夺行动和斯大林进行过商讨，因为就在此时，后者指派卡莫从第比利斯出发，前往列宁位于芬兰的别墅，收集藏在那里的枪支和炸弹。如果这个推论是对的话，那么，这便是列宁第一次发现斯大林的价值所在：他不但是个富有主见的政治家，还是个富有经验的地下行动策划者。

大会结束之后，索索转道柏林，见到了阿廖沙·斯瓦尼泽，他正在莱比锡大学读书。索索于6月回到了第比利斯。

萨什克回忆道：“索索一回来，我们都快要认不出他来了。在斯德哥尔摩的时候，他的同志说服他买了一件西装、一顶礼帽和一支烟斗。他看上去就像个欧洲人。我们第一次看到他穿得那么考究。”萨什克并非唯一被斯大林的全新样貌迷住的斯瓦尼泽家姑娘。

“索索和卡托向我们宣布了他们之间的恋情，”莫诺瑟利泽说，“我们开始筹划他们的婚事。”

7月15日，索索在艾弗拉巴人民剧院主持秘密集会。哨兵冲了进来，通知他们警察包围了整个剧院。布尔什维克党人赶紧烧毁了他们的文件。他们想要逃跑，可为时已晚。米娜朵拉·托罗舍利泽回忆：“当警察询问他们在干吗时，他们说他们正在‘排练一场戏剧’。”

“我很明白你们到底是怎样的演员！”警察说——可还是放了他们。

斯大林在剧院门外碰到了米娜朵拉·托罗舍利泽。他把她以及他的守护神茨哈卡亚拉到一边。“卡托·斯瓦尼泽和我将于今晚举行婚礼，”他对他们说，“欢迎你们今晚前来她们家参加派对。”

卡托“为人善良，十分美丽，她融化了我的心”。斯大林曾如此对女儿斯维特兰娜说道。他还曾向一位女友袒露他有多么爱她：“你不能想象她做的衣服有多好看！”

他曾在从斯德哥尔摩前往柏林的路上写过一封信。在信中，他对卡托的尊敬溢于言表。“我这边没有好消息，”他写道，“但请不要在意。或许，我应该引导阿廖沙走向‘错误的道路’。不过，叶卡捷琳娜·谢姆约恩奥弗娜（卡托）不高兴的话，那就算了。你的朋友，索索。”

卡托崇拜斯大林，仿佛他是个“神灵”，但她也理解他。她“对斯大林感到着迷，并对他所奉行的主义感到痴迷。他的确魅力十足，而她则打心底里喜欢他”，但是，她也明白，斯大林将献身于革命事业，而他的脾气总是那么暴躁。老年时的斯大林曾回忆说“她就是个拉夏人（Rachvelian）”，意思是卡托是个善良、美丽且顾家的女人。但卡托全然不仅如此。卡托受过很好的教育，就格鲁吉亚的标准而言，是个颇为开放的女人。她所属的社会阶层要比斯大林高。她曾为社会民主工党的集资者提供过帮助，还曾在哥萨克骑兵展开屠杀之后抢救过伤者。正如她姐姐的回忆录所记叙的那样，她对斯大林的武力剥夺行动了然于胸，包括他在埃里温广场的那次行动。

她想要在教堂举行婚礼——索索虽然是个无神论者，但依然答应了。可是，大多数牧师都拒绝为他们做主持。因为在当时，斯大林正在用“加利阿什维利”这个假名，也只能出示伪造的身份证件。最终，莫诺瑟利泽在附近的一个教堂找到了一个名为基塔·茨尼瓦雷利的牧师。斯大林于神学院时期便认识他。尽管如此，牧师也只同意在凌晨两点的时候为他们举行婚礼。

7月15日至16日的那个夜晚，亲朋好友们见证了卡托和索索的婚礼。浪漫的烛光在小教堂里闪烁，茨哈卡亚充当了伴郎。不修边幅的斯大林“穿得根本不像个新郎”。伊利沙贝达什维利说：“整场仪式从头至尾我们都在开怀大笑，而索索同志是最开心的那一个。”

仪式结束之后，萨什克为众人准备了婚礼晚宴。卡莫和钦察泽都参加了——当时，他们已经和斯大林一起策划了埃里温广场的银行攻袭案。作为晚宴的主持人，茨哈卡亚讲了不少笑话。斯大林“以其甜美的嗓音唱起了优美的歌曲”。卡莫开玩笑说：“那些白痴警察在哪儿呢？他们最想逮捕的人都在这里，他们完全可以把我们一网打尽嘛！”

这对新人爱慕着彼此。“索索对待工作和他的同志很严格，可对妻子却十分温柔，情深意切，我着实吃了一惊。”莫诺瑟利泽说。然而，就在几星期后[4]，卡托便会真正意识到自己嫁给了一个把革命当作妻子和情妇的男人，而做他的妻子又有多难。

不久之后，卡托便怀孕了。莫诺瑟利泽说：“只要他在的时候，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取悦她……可是，一旦他投入到了工作中去，他就把卡托忘得一干二净。”更加现实的凯可很高兴儿子终于结婚了，但她依然对安娜·格拉泽坦露道：“索索结婚了。她是个小女人。我不禁好奇她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

他们两人没有度蜜月。斯大林是个夜猫子，喜欢和危险共存共栖。沙皇的反动力量经常不经审讯便杀害嫌疑人。“小心行事，”索索对斯瓦尼泽写道，“活下去，静待事态变化。”

有一次清晨5点的时候，斯大林正和莫诺瑟利泽一起关地下印刷所的大门，一个警察发现了他们。警察以为他们是小偷，想伸手去拔佩带的左轮手枪，可是，斯大林比他快了一步。他举起贝莱塔枪，喊道：“我要开枪了！”

[1]　“技术”一词是布尔什维克对剥夺行动的委婉说法——无论是克拉辛还是孟什维克党人都把他们的炸弹制造实验室称为“技术部门”。

[2]　这条类似于犹太人晨祷时戴的五彩围巾，应该就是斯大林在数次秘密被捕后在警察局被拍的著名肖像照中所穿戴的那条。

[3]　斯大林在此结识了：波兰裔社会民主工党党员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此人将成为苏联秘密警察组织“契卡”的缔造者，也将在列宁去世之后，与斯大林携手共挫政敌；格里高利·叶夫谢也维奇——这位犹太奶农的儿子将在不久之后以“季诺维也夫”之名闻名，列宁去世之后，他成为党内三大掌权人之一，于1936年和加米涅夫一起被斯大林处决；阿列克谢·李可夫，列宁去世之后人民委员会主席职位的继任者，斯大林和他有过短暂的合作期，但仍于1938年将其杀害。斯大林还在代表大会上遇到了他在神学院时期的老朋友赛义德·杰夫达里阿尼、通过阿利卢耶夫认识的加里宁——未来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以及他在第比利斯的同志斯捷潘·邵武勉。

[4]　笔者曾在第比利斯采访了卡托母亲的妹妹的孙女克捷万·格洛瓦尼。她说，索索对卡托很温柔，但他还是有暴怒的时候：“结婚不久之后，索索就因为生气用香烟把她的手烫伤了。但她爱他，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对她也十分友善温存。”据芬兰人说，斯大林曾和卡托在卡累利阿度蜜月。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她曾随他去过瑞典，而斯大林在瑞典的时候，两人也还没有结婚。

18　劫海船与做父亲

斯大林正要开枪，他的连襟却一把把枪握住了，他认识这个被吓坏了的警察。他早就接受了贿赂，并指令不要过问印刷所的事。索索的警惕可以理解：哥萨克骑兵正在镇压革命者，而随着他的“组织”在高加索地区剥夺了越来越多的钱财用于在欧洲购买军火，奥克瑞纳已经紧紧地盯住了他。斯大林离开了妻子，长达数星期一直在潜逃，而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给卡托也带来了真正的危险。

大约1906年9月9日左右，斯大林参加了佐达尼亚在第比利斯组织召开的社会民主工党会议。会议从第比利斯转移到了巴库的一家旅店。沙皇的压迫和孟什维克的成功导致了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党的衰落。而孟什维克业已公开宣布放弃剥夺行动，并将斯大林和他的“组织”视为令其颜面尽失的“土匪”。参加这次会议的总共有42位代表，其中，仅有6位是布尔什维克，包括斯大林、邵武勉和茨哈卡亚。

虽然布尔什维克处于劣势，斯大林依然目中无人地嘲笑其他代表，甚至和他们开起了恶毒的玩笑。“整个会议期间，他都面带讽刺的微笑，”他神学院时期的朋友、孟什维克党人杰夫达里阿尼说，“他仿佛在说：‘你们爱做什么决议就做什么决议吧，反正你们和革命无关。’”斯大林是如此“傲慢、粗鲁和阴郁”，以至于孟什维克党主席阿尔申尼泽批评他“不检点”，就像个妓女——一个连内裤都不穿的“站街女”。斯大林“得意扬扬地回应他可没有脱裤子”。紧接着，他“左边嘴角带着恶毒的”笑容，走出了会场。“几分钟之后，我们听见暗号哨声响起，通知我们警察来了。我们赶紧四散逃离。”阿尔申尼泽说，“但我们没有看见任何警察。这是科巴的恶作剧。”

然而，据孟什维克党人乌拉塔泽说，斯大林成为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主要资助人”。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也是列宁最为重要的经费来源。在参加完会议之后，斯大林很有可能向西来到了黑海边上的苏呼米。他在那里找到了剥夺行动的新方向：劫船。

9月20日，重达2200吨、长达87米的“格里戈尔太子”号蒸汽船正在从敖德萨驶往巴统的途中。这艘船上不但载有乘客，还有不少国库资金。它在沿途的新罗西斯克、苏呼米和新阿索斯停靠，把资金运送下船。可船长没有想到，正当“格里戈尔太子”号靠岸时，二十几个布尔什维克已经登上了船，他们的皮毛大衣里藏着枪支和手榴弹。

凌晨1点15分，正当“格里戈尔太子”号驶过可多利角，而乘客们都在沉睡时，包括“工人和知识分子”在内的25位革命者从大衣里拔出了毛瑟枪、贝莱塔枪和炸弹，控制了整艘船。据日后宪兵的报告称，领头是个“矮个的格鲁吉亚人，二十几岁，一头姜黄色的头发，脸上有雀斑”。此人控制了操控室，把毛瑟枪对准了辛克维奇船长。当值官员、舵工和全部船员都被控制，而其中4名水手很可能是内应。

据船员在此之后的报告称，领头人在整个劫船过程中表现得得十分冷静和有礼貌。“我们完完全全是革命者，而非犯罪分子，”他说，“我们要为革命筹集资金，所以我们只要国库的钱。只要你们听从我的指挥，我就不会伤害你们。可是，如果你们胆敢反抗，我们一定会杀了你们，并把整艘船炸了。”

“我投降了。”在此之后，辛克维奇船长在Tilflissky Listok的采访中承认道。船员和乘客被聚拢在一起，并被警告“不要偷看”。船长把钱交给了领头人。据警察公开报告称，“布尔什维克海盗”夺走了16000卢布。可事实上，真正的数目要比这大得多。

领头人命令辛克维奇船长放下救生船。他们把钱装在救生船上，并留下几位船员作人质。而后，他们命令水手把船开上岸。水手们言听计从，以至于领头人“被他们对他命令的绝对服从感动了，让手下给每个水手10卢布小费”。“格里戈尔太子”号被放行前往巴统。

7小时之后，哥萨克骑兵和宪兵收到了警报。他们在海岸搜寻布尔什维克党人，却没有找到一个人或一分赃款。斯大林和两个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躲进了斯捷潘·卡普巴的家，他是参与行动的人员之一，而他妹妹记下了这些人此后的行踪。据她说，斯大林等人而后又躲进了阿图姆家族的一个隐蔽藏匿点，并最终躲进了格瓦拉米亚的家。年老时的卡姆什希·格瓦拉米亚曾回忆过斯大林来到他家的情况。他的父亲“把脸上长痘疮的领头人藏了起来，正是他在可多利角攻袭了邮船，而在此之后，他成为了这个伟大国家的领袖”。格瓦拉米亚的父亲因此而骄傲。

斯大林和其他人向西穿越阿布哈兹，渡过英谷里河，来到古里亚。当地的老人告诉阿布哈兹地方史的编撰者法希尔·伊斯坎德尔说，斯大林除掉了7个不可靠的人（包括4名协助他们的水手），然后背着卡宾枪，骑着马，带着钱，翻山越岭前往库塔伊西。这段故事记载于伊斯坎德尔经典的《切格姆的桑德罗》。斯大林在库塔伊西把钱交给了手下，接着便坐火车返回第比利斯。

那么，斯大林果真是此次劫船行动的首领吗？警察的报告对领头人的描述符合斯大林的风格、外貌和说话方式。他本人坚称自己“是个革命者，而非犯罪分子”。但报告对此人的描述依然过于模糊。大多数回忆录都称斯大林是幕后的组织者，没有直接参与行动。[1]

根据斯瓦尼泽和达夫里舍维的回忆录，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当时的斯大林随身带着枪，也不惧于开枪。孟什维克党人阿尔申尼泽的消息比较可靠。据他说，斯大林“没有参与”众人皆知的第比利斯银行攻袭案，但仍然是“很多起剥夺行动”的主谋。他听说“斯大林甚至参与了”其中一起。斯大林在新罗西斯克、苏呼米和新阿索斯有着不错的人脉关系，那里正是劫船者登船的地方——而他早在1905年便造访过这些地方。斯大林会把钱装进鞍囊，驱赶马群翻山越岭——前文所引述过的加切奇拉泽神父的话也证实了这一点。

这并非斯大林参与的唯一一次劫船行动。在此之后，他又组织攻袭过一艘邮船，还在巴库策划过好几起类似事件。[2]阿布哈兹地方史学家斯坦尼斯拉夫·拉克巴所记叙的历史事件通常经过了小心谨慎的考据，他曾对此传说追根溯源，并在两位当事人去世之前分别采访了他们。据他们二人说，斯大林的确指挥了整个事件。

有关时间的考据也为斯大林的实质性参与提供了佐证。当时，斯大林并不在家，而巴库代表大会则刚刚结束，我们找不到那几天斯大林到底在干什么的任何确切记述。邮船是在9月20日被袭的，几天后斯大林便回到了第比利斯。在斯德哥尔摩的列宁和克拉辛早已作出安排，卡莫和斯大林的另两位同志从第比利斯出发，前往欧洲购买军火。

当然，有关斯大林在劫船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没有确切的档案记载，但他参与了实质性行动的可能性极高——事件恰好发生在这个时候貌似是有迹可循的，而卡莫也的确收到了经费。

在劫船事件5天后的9月25日，卡莫离开第比利斯，带着足够的钱来到欧洲购买军火。

还有两个革命者跟随卡莫一起前往欧洲，他们分别是贫嘴的前演员穆季瓦尼和曾经朝斯大林扔过台灯的卡夫塔拉泽。他们先是取道圣彼得堡，并在那里得到了克拉辛的接见和指示。当时，克拉辛是“布尔什维克核心小组”——他们在芬兰的地下总部——的领导人。核心小组的另外两位领导人是列宁，以及哲学家、革命组织家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这三个人被称为“小三位一体”。

克拉辛在巴库和斯德哥尔摩时便认识了斯大林。此人总是戴着浆洗过的白领子，还喜欢留一簇精心修过的、查尔斯一世式的胡子。他过着一种双重人格的生活：一方面，他喜欢上流社会的生活，还是好多百万富翁的朋友；另一方面，他还能制造炸弹，为布尔什维克党和其他组织提供了致命武器。[3]托洛茨基评价他道：“他的梦想是制造核桃那么大的炸弹。”不过，他至死也没有实现这个梦想。

主张武装斗争的克拉辛“几乎爱上了卡莫”，而他仅仅只是开了一个头而已。克拉辛把卡莫介绍给了迈耶·瓦拉赫，后者是个世俗的犹太布尔什维克党人，戴着眼镜，留一头卷发。

卡莫和两位格鲁吉亚人在巴黎见到了瓦拉赫。很快，犹太“百事通”便和他们展开了亲密无间的合作。他们共同前往比利时的列日、德国的柏林和保加利亚的索非亚。他们四处购买军火，主要是毛瑟枪、曼利彻步枪和弹药。他们在黑海边上的瓦尔纳买了一艘名为“扎拉”的游艇，把军火都装在了游艇上，并委任“波将金”号的一位有革命倾向的水手做船长，还聘请了4名船员。卡莫主动请缨当厨师和安保，待在船上，寸步不离，以便万一被沙皇的间谍发现就把船炸掉。游艇在黑海上航行时遭遇了风暴，开始漏水。卡莫点燃了自杀式炸弹——但炸弹并没有爆炸。船长企图自杀，但未成功。被海水冻得够呛的船员和厨师被一艘刚刚经过的帆船拯救。斯大林用通过剥夺行动得来的钱买的军火全部随着“扎拉”号沉入海底。

卡莫只好回到第比利斯。这时候，斯大林又开始策划一起更大规模的银行攻袭。几个月前，他在第比利斯遇到了一个名为沃兹涅先斯基的人。此人是他在哥里教会学校及第比利斯神学院时期的同学。沃兹涅先斯基告诉老同学，他现如今正在第比利斯银行邮政局工作，他能获取运钞马车的时间表。这一机密无疑价值连城。斯大林邀请他前去阿达米亚牛奶吧喝一杯，很快，沃兹涅先斯基就被说服帮助布尔什维克获得邮政局的钱。沃兹涅先斯基曾于1908年被工党秘密审讯，他承认自己“只是因为科巴”才肯帮这个忙，因为“科巴写了一首关于革命先驱叶里斯塔维之死的诗”——他被感动了。一个人竟然仅仅因为会写诗而获得了机密情报，这种事情只会在格鲁吉亚发生。

斯大林把沃兹涅先斯基介绍给了“组织”。他们保持着联系，每隔一两个月就见一次面。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06年年底。奥克瑞纳说，斯大林他们原本计划在1907年1月至2月期间执行攻袭，这不无道理——但这起事件终究没有发生。斯大林本人曾接受过孟什维克党人的交叉审问。他无比傲慢而又简洁地说，自己就是世界上两起最著名的银行攻袭案的幕后主谋。他有两个“内线”，其一便是“在读书时认识的同学”，也正是他把此人介绍给了“组织”。

斯大林的另一个“内线”是格里高利·“吉高”·卡斯拉泽。此人也是哥里人，他也接受过工党委员会的调查。早在攻袭银行几个月之前，他便和斯大林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两个人都是斯大林私人的情报组织成员。

在“扎拉”号葬于海底之后，卡莫一筹莫展，手头没有执行行动所必需的武器。于是，斯大林让他去找克拉辛帮忙。科基·达季阿尼王子对革命深表同情，于是把自己的护照借给了卡莫，让他得以从容地前往帝国首都。卡莫在芬兰见到了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他是个无所畏惧的斗士，意志坚定，”克鲁普斯卡娅评价卡莫道，“但他也极为敏感，有时候甚至有点天真……”列宁称卡莫为“高加索好汉”。卡莫总是揣着两把枪，他还会让克鲁普斯卡娅的贵族母亲佩带它们。虽然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都身为贵族，他们对卡莫却颇为包容。和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一样，他们都被秘密工作者的魅力（和实用性）所吸引。列宁曾这样写道，为了取得革命胜利，“我们必须和无所畏惧的秘密工作者联手，他们才是俄国真正的、仅存的革命家”。

列宁一家人都被卡莫的单纯迷住了。他们总是觉得异常平静的卡莫随时会做出什么吓人的事情来。有一次，卡莫前去列宁家吃饭，并带了一个礼物。他缓缓地把用纸巾包着的礼物放在桌上。“所有人都不吱声了，心想他带了一个炸弹，”克鲁普斯卡娅回忆道，“但其实，那只是一个西瓜。”卡莫带着一船的炸弹回到了第比利斯。

据斯大林的手下库布里亚什维利说，列宁命令斯大林集资，用以筹备即将举行的伦敦代表大会。斯大林一直和卡莫，以及他在银行系统里的内线保持联系，与此同时，他还得时不时地回巴库，和邵武勉、斯潘达良创办并编辑俄语报纸《巴库工人报》。虽然他策划、参与了如此多反抗沙皇的活动，但警察依然找不到他。可是，就在他离家远行时，他的妻子却遭遇了厄运。

在一次针对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清查行动中，奥克瑞纳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菲林斯卡娅大街3号，斯瓦尼泽裁缝店，找索索。”不久之后，卡莫便把一个“莫斯科犹太人同志”带到了斯瓦尼泽家，让他们掩护他两个星期。姐妹们欢迎此人的入住，可是，1906年11月13日，就在此人离开之后，宪兵冲进了裁缝店，要求逮捕索索和卡托。姐妹们这才意识到“莫斯科犹太人同志”是个叛徒。幸运的是，宪兵没有抓到索索，也没有发现他藏在时装模特里的文件。可是，卡托却被逮捕了——和她一起遭到逮捕的还有她的侄子斯皮里东·德瓦利，他是个炸弹制造专家，被裁定死刑。对于一个已经怀孕4个月的女孩来说，这显然不是一个玩笑。

萨什克·斯瓦尼泽赶紧动用人脉解救斯大林的妻子。她找到了很多客户，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宪兵军官。“我前去向宪兵上校列奇茨基（我正在为他做衣服）的妻子求情，请求她减轻德瓦利的量刑，并释放无辜的卡托。”上校的妻子的确帮上了忙：德瓦利被减刑，怀有身孕的卡托被释放——她是在警局而非监狱中等待被释放的。当时，斯瓦尼泽的姐妹们还在帮警察署长的妻子做礼服，于是，警察署长的妻子立刻亲自把卡托送回了家，还一路照顾她。

当成天穿梭在高加索地区的斯大林回到第比利斯时，“他对发生在卡托身上的事极为震惊”。莫诺瑟利泽说：“他坚持要来看望卡托。”于是，萨什克又找到了警察署长的妻子，“告诉她有位乡下来的侄子要去看望卡托。警察署长的妻子同意了。那天晚上，她们把索索带进了公寓，他们见上了一面。幸运的是，没有一个人认得出索索。警察署长的妻子同意卡托每晚在家里待两小时。于是，索索和卡托每晚都相见”，直到卡托在两个月后被正式释放。

1907年3月18日，就在被释放后不久，卡托生下了一个儿子：雅科夫[4]。据卡托的侄女克捷万·格洛瓦尼说，雅科夫出生的时候，索索和他的母亲都在身边。凯可和“小女人”卡托相处得很好。初为人父的斯大林高兴坏了。“在孩子出生之后，”莫诺瑟利泽说，“他对妻子和孩子的爱比之前还多了10倍。”他给孩子取了一个小名“Patsana”（小伙）。然而，经常日夜忙于写作的斯大林会“因孩子哭泣吵到他无法工作而愤怒。不过，只要母亲给他喂奶，孩子就会停止哭泣。他吻他，挠他的鼻子，抚摸他”。

索索有太多事要忙了。他的“组织”计划在1907年3月执行对库塔伊西运钞马车的攻袭，然而，就在此之前，他的左右手钦察泽被捕了。斯大林让卡莫替代钦察泽。对于卡莫而言，指挥战斗分队易如反掌。他们是同类人：心中怀有单纯的热情，又能不折不扣地执行任务。有一次，卡莫听说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人——有可能就是斯大林本人——竟然和一个孟什维克党人理论，他如此说道：“你还和他争论什么啊？让我把他的喉咙给割了吧。”在钦察泽的女队员安妮塔、帕西亚和亚历山德拉的协助下，卡莫成功拦截了库塔伊西运钞马车，但哥萨克骑兵做了还击。卡莫和女队员们身处枪林弹雨之中，就在危急时分，女孩们冲上前去，拿起了钱袋，并把它们藏在内衣里带回了第比利斯。“安妮塔和我把钱袋绑在了身上。”亚历山德拉回忆说。之后，卡莫把钱藏进了酒囊，送到了身在芬兰的列宁手中。

不久之后，斯大林在银行邮政局里的内线告诉他，有一大笔钱即将运达第比利斯——很有可能多达100万卢布，足够列宁用上好几年。于是，斯大林和卡莫开始筹划一起史无前例的剥夺行动。

差不多一个月之后，斯大林被推举为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斯大林和“小伙”、卡托告别，离开第比利斯，踏上了前往伦敦的漫长旅程。他以“伊万诺维奇”为化名，辗转巴库、圣彼得堡、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最终抵达伦敦。

大约4月24日左右，他在丹麦坐上火车，前往柏林看望列宁。我们有确切的证据显示斯大林到过柏林，而两人也的确在私下会过面。他们有一件要事需要探讨：即将执行的第比利斯剥夺行动。托洛茨基写道，如果列宁到过柏林，“那肯定不是为了探讨什么革命理论，毫无疑问，他们要讨论怎样执行剥夺行动并把钱运过来”。他们不但成为了奥克瑞纳的眼中钉，同时也变成了革命同志们的批判对象，因为被孟什维克主导的社会民主工党已经禁止了任何形式的剥夺行为。

列宁和斯大林分手，各自前往伦敦。

[1]　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伦敦代表大会明文禁止武力剥夺行为，并下令将任何不服从纪律者开除。但劫船事件发生在1906年9月——早于伦敦代表大会。

[2]　当时的革命者经常攻袭船只：斯大林在哥里的朋友、社会联邦派的军事首领达夫里舍维在与“格里戈尔太子”号被袭差不多同一时间攻袭了另一艘载有国库资金的船。与此同时，在敖德萨，革命者们还攻袭了“索菲亚”号。当时，一帮富人们正在船上举行晚宴，革命者从他们那里夺得了5000英镑的金币。

[3]　就在这一时期，克拉辛把他制造的最先进的炸弹给了社会革命党多数派中的左翼分子。后者用炸弹炸毁了俄国改革派首相斯托雷平的家。很多人葬身火海，但斯托雷平活了下来。

[4]　家人们都亲昵地称他为“雅沙”。雅沙几个月后才受洗，几年之后才做了人口登记——因此，关于他的生日有好几种说法。斯大林给儿子取这个名字有可能是向他的庇护者雅科夫·“科巴”·叶格纳塔什维利致敬。

19　斯大林在伦敦

在历经了枯燥的长途旅行之后，斯大林和他的伙伴茨哈卡亚与邵武勉于1907年4月27日（新格里历5月10日）抵达了英格兰的哈里奇。他们坐着火车抵达伦敦的利物浦街火车站。[1]刚下车，他们就看到了英国报纸耸人听闻的大标题：据说，伦敦迎来了好一些外来的“无政府主义者”——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英国首都都因藏匿极端分子而臭名昭著。[2]

代表们一到伦敦就被各色人等围了起来。其中包括一帮争先恐后的英国记者和摄影师，12名特工侦探和两个奥克瑞纳，以及一帮当地的革命同情者——他们不是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就是俄国的流放者。

“伦敦创造了历史！”《每日镜报》（Daily Mirror）宣称。令媒体最着迷的是那些革命党中的“对伟大目标抱有热情的女性”，以及她们在当时跨国旅行时竟然鲜有行李的事实。“他们中没人大过40岁，很多人只有20出头。”当时，斯大林29岁，列宁37岁（但斯大林回忆道：“我们总是叫他老头子。”）《每日镜报》总结道：“这群人简直是道风景。”

正如后来的苏联，据说每个与会代表都是平等的，但事实上，有些人要比其他人“更加平等”。据《每日镜报》说，“著名小说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在伦敦，可是只有他最亲密的朋友才知道他住在哪里”。事实上，当时高尔基正和他的情人一起住在拉塞尔广场的皇家酒店。很快，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就前来造访。当两人抵达伦敦时，伦敦正值阴冷天气。于是，反客为主的列宁让人换掉了高尔基潮湿的被子，并命令服务员点上暖炉为他们晾内衣裤。

“我们可得和酒店好好理论理论。”在等待袜子晾干时，列宁对高尔基说。那些有个人收入的代表住在布卢姆茨伯里的小旅馆里，而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则住在肯辛顿广场。每天早上，列宁都会在国王十字火车站前购买他最喜欢的鱼和薯条。然而，像斯大林这样贫穷的代表，他们的手头非常拮据。

据传，斯大林在伦敦的前几个晚上和刚刚认识的李维诺夫一起住在斯特谱尼区菲尔特盖特街的塔楼旅馆。小说家杰克·伦敦说，这个旅馆完全是个“野蛮的陋屋”：在这里住两星期只需花费6便士。旅馆是如此破烂，以至于斯大林带头抗议，并让所有代表都搬了出去。在此之后，他搬到了斯特谱尼区朱比利街77号的一楼。他从一个犹太裔俄国鞋匠那里租了一间狭小的房间，并和茨哈卡亚、邵武勉搬了进去。

对于格鲁吉亚人来说，多雾而又潮湿的伦敦简直就是地狱。“我刚来到伦敦时，感觉这个城市快要把我吞噬，我快要窒息了。”另一位俄国共产党人伊万·麦斯基——后来斯大林任命的苏联驻英国大使——说，“那些被黑蒙蒙的雾气包裹的灰暗的小房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石头海洋，我感觉自己迷失了，如此孤独。”

在伦敦这个异乡，白教堂区好歹让俄国人找到了家乡的感觉。在这片伦敦东区的区域，俄语是通用语言。多达12万从俄国逃亡的犹太难民、黑帮分子和社会主义者在这里生活。在斯大林斯位于特谱尼区的住所不远处，便是鲁道夫·拉克的无政府主义者俱乐部。列宁经常造访该俱乐部，在那里吃犹太特色的鱼饼冻。斯大林很有可能也和列宁一样。索索不可能错过当地斯拉夫犹太裔黑帮之间的野蛮斗争。这些东区的黑帮全都来自俄国，控制着这片贫民区的“猎枪手”（偷金表的小偷）和“顺风手”（扒手）。最具权势的是三个帮派：比萨拉比亚老虎帮、敖德萨帮，以及由“黑鬼”（一个名为波加尔德的黑皮肤犹太人）控制的阿尔德盖特帮。

一经抵达，斯大林便和其他人一起来到位于伦敦医院对面白教堂路口、福尔波恩街上的波兰社会主义者俱乐部注册。[3]他们的一举一动皆受到了特工和记者的关注。他们在那里拿到了每天两先令的零花钱、通往代表大会的路径指示，以及为了防止奥克瑞纳渗入而设置的暗号。

俱乐部的楼上“经过了简单的布置，那里的家具属于一家社会主义者俱乐部。那里有几张桌椅，墙上还挂着外国人的签名”。布尔什维克党人在那里召开了党内会议，选举形成了一个秘密委员会。和很多擅长开会的人一样，“他们研究了城市地图”。但《每日镜报》可没时间详细展开这些无聊的细节。“据说，与会的女性代表英勇无比，无所畏惧。”记者以充满崇敬的笔触写道，“她们每天都练习射击左轮手枪。她们经常对着镜子演练，直到对瞄准和开枪了然于胸……她们中的大多数还很年轻，其中有一个才19岁，一头靓丽的长发披散在她的肩头。”

然而，与此同时，善于观察的《每日镜报》也注意到“福尔波恩街街角……站着一个眼神坚毅的壮汉。他显然是个外国人，而且是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他貌似无所事事，其实一直关注着那里的情况……此人便是俄国秘密警察斯维夫先生。他的职责便是盯梢这些俄国社会主义者”。——文章着重提到，他们“几乎没带什么行李”。

紧接着，代表们便前往参加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们乘坐公共汽车或步行来到伊斯林顿，惊奇地发现他们竟然要在南门大街的兄弟教堂开会。“它位于一片灰暗而又肮脏的工人阶级社区，有十来栋楼，它们的外墙都被煤烟熏黑了，窗户又高又窄，倾斜的屋顶沾满污垢。”代表们走了进去，来到“一个简陋的、可以容纳三四百人的房间”。高尔基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会来这么一个教堂，“寒碜到了荒诞的地步”。教堂的主教是F．R．斯旺牧师。他的信众包括未来的工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斯旺是个反战主义者，崇拜威廉·莫里斯。

1907年4月30日（新格里历5月13日），在与会代表为业已牺牲的同志高唱完一首挽歌之后，俄国马克思主义巨擘普列汉诺夫正式宣布会议开始。斯大林看到，列宁经常和骨瘦如柴的高尔基站在一起——当时，高尔基已经是个具有国际声誉的名人了，这位布尔什维克资助者曾在哥里和斯大林见证过同一场绞刑。[4]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边而坐，每一次投票都显得“十分紧张”。

与会的302位人士代表着15万工人，但在经历了1905年的辉煌之后，在尼古拉二世的压迫下，社会民主工党业已不复昨日，且处于交迫之中。代表中共有92位布尔什维克党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希望继续1905年的武装斗争路线，并反对参加国家杜马。然而，85位孟什维克党人、54位犹太工联派、45位波兰—立陶宛工党人士和26位拉脱维亚工党人士都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希望参与国家杜马的选举。列宁奉行“两条腿走路”，一边坚持武装斗争，一边参与选举投票——他的这一策略为当今的恐怖组织，诸如爱尔兰共和军、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所沿用。于是，他先是利用了孟什维克达到了他的目的，而后又背叛了他们。

与之前相比，整个社会民主工党严重缩水，但布尔什维克的情况更为严峻。他们在格鲁吉亚是如此弱势，以至于斯大林、茨哈卡亚和邵武勉都没有投票权，而只能出谋划策。

“这人是谁？”当一个陌生人站上演讲台时，斯大林问邵武勉道。

“你不认识他？”邵武勉说，“这就是托洛茨基同志。”当时，真名列夫·布隆施泰因的托洛茨基无疑是伦敦的大明星，他刚从西伯利亚的流放地逃出来，据说还乘坐驯鹿雪橇在雪原上狂奔了640公里。这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第一次会面（两人可能还握了手）。但是，托洛茨基本人直到1913年才记起和这位宿命之敌的首次见面。

当斯大林在奇阿图拉指挥武装分队时，托洛茨基已经是圣彼得堡工人苏维埃的主席了。他在写作方面极具天赋，讲起话来口若悬河，有一口浓重的犹太口音，桀骜不驯。他爱穿花里胡哨的西装，一头如羽毛般的长发被精心地修饰。他具有成为国际政坛大明星的潜质，斯大林和他比起来简直有天壤之别。虽然他自己也不过是偏远的赫尔松省的一个富农的儿子，他依然目中无人，视格鲁吉亚人为“乡下来的”蠢蛋。

因为托洛茨基在写作方面的天赋，列宁给他取了个绰号：“笔杆子”。而现在，即便是列宁也开始抱怨他的恃才傲物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形成了鲜明对比：前者隐忍内敛，而后者则企图吸引所有人的目光。难怪初次见面斯大林便已经对他怀恨在心：在归途中，斯大林写道，托洛茨基是个“漂亮但毫无用处的”人。而托洛茨基则嘲笑斯大林“从来不讲话”。

托洛茨基说得没错。在整个会议期间，斯大林没有发表过一句言论。他知道，因为他的武装剥夺行动，他早已是孟什维克的眼中钉。他会成为后者禁止银行攻袭提案和挫败列宁的阴谋中的棋子。

当列宁提议投信任票时，在佐达尼亚的指挥下，俄国孟什维克党领袖马尔托夫立刻对斯大林、茨哈卡亚和邵武勉这三个没有投票权的代表提出了质疑。

“在不了解到底包括哪些人之前，我们不能投票。这几个人到底是谁？”马尔托夫问道。

“我真的不知道。”虽然列宁刚在柏林见过斯大林，他依然违心地回答道。马尔托夫无法继续挑衅列宁了。

“我们抗议！”佐达尼亚大喊道，但他并没有达到目的。在此事件之后，斯大林便和马尔托夫交恶。真名采捷尔包姆的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一样，是个犹太人。

斯大林被犹太代表激怒了。他说，布尔什维克是“真正地代表了俄国”，而孟什维克仅“代表了犹太人”。在会议间歇期，他们肯定在酒吧里抱怨过犹太人。布尔什维克党人阿列克辛斯基“开玩笑”地对斯大林说：“我们布尔什维克党人应该在党内组织一次清洗运动。”考虑到就在当时，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都在种族清洗中丧命，这个“玩笑”显然非常不合时宜。[5]对犹太知识分子的憎恨显露了斯大林的自卑感。然而，这件事也凸显出了斯大林作为俄国人的那一面（因为格鲁吉亚当地并没有反犹情绪，犹太人在那里生活了两千年都没有遭受过任何种族清洗）。他已经对格鲁吉亚的党派斗争和孟什维克的强势感到疲倦了。此后，他把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巴库和俄国。而他也不再用格鲁吉亚语，而是开始用俄语写作。

列宁在代表大会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被推举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布尔什维克比孟什维克多，而他的秘密布尔什维克核心小组也没有被取缔。斯大林回忆说：“列宁大获全胜。”

然而，孟什维克依然投票通过了一条会影响斯大林的决议：银行攻袭行动被严令禁止，再犯者将被开除党籍。大会委任孟什维克同性恋贵族格奥尔基·契切林（之后成为苏维埃第二任外交部长）调查自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以来的所有剥夺事件。“在那次大会中，斯大林极为隐忍，他几乎没有说过话，藏身于阴影之中。”他在孟什维克党中的朋友杰夫达里阿尼说。此后，托洛茨基也意识到，在1907年5月，斯大林心中所想的完全是银行攻袭。“他又为何要来伦敦呢？他肯定有其他的任务。”

“（在教堂外）好奇的英国人聚集在一起盯着我们看，仿佛我们都是外来的珍稀动物！”历史上最早期的狗仔队把他们包围了起来，对着害羞的革命者们一通乱拍，而后者则请求他们不要这么做。“俄国革命者惧怕镜头！”——这便是《每日镜报》的头版标题。“难道你们不知道这些照片一旦传出去，就会对我们的生命造成危险吗？”一个俄国代表对记者说。可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再多的防范也已经不管用了。

来自于俄国的间谍早已潜伏在教堂内。俄国秘密警察对英国为这些俄国政治异见者提供庇护表示愤怒。“因为伦敦的自由主义倾向，我们无法指望当地警察配合。”奥克瑞纳国外分部——总部位于巴黎——的头目A．M．加尔丁说。两个间谍跟随革命者来到了英国。报纸记者兴奋地在街头发现了特工处的人和秘密警察。不过，奥克瑞纳并不需要外来的帮助——他们的双面间谍雅科夫·日托米尔斯基（此人的月薪为2000法郎）早已混进了代表大会。而除他之外，大会中还有另一个叛徒。现如今，我们能在奥克瑞纳的档案中找到关于此次会议最枯燥乏味的记录。

列宁在伦敦春风得意。代表们在会议间歇期吃饭，可他们的资金越来越少。列宁担心他的布尔什维克党同志吃不饱，于是让高尔基的情人为他们买啤酒和三明治。

会议结束之后，列宁和代表们一起躺在海德公园的草坪上，一边沐浴着阳光一边聊天。他教他们英文发音，和他们无所顾忌地开玩笑，还帮他们出主意找便宜的旅店。他甚至把他们带到他最喜欢的酒吧。那便是芬斯伯里的“皇冠与羊毛”酒吧。当时，有个特工甚至还躲在橱柜后偷听他们，可是此人一句俄语都不懂。5月13日，斯大林有可能参加了一次在切尔西举行的晚宴——这是他在伦敦时唯一一次社交活动。在当时，邀请进步人士来做座上宾渐渐已成风潮。晚宴的主人是艺术家菲利克斯·莫谢莱斯，他邀请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前来他位于老教堂街123号的住所。晚宴中皆是穿着晚礼服的上流阶层。拉姆齐·麦克唐纳向俄国革命者祝酒，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则向他敬酒。宴会中的英国主人们对客人竟然没有佩戴白领结感到惊奇。

斯大林并没有在切尔西待多久——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伦敦更为穷困的地区度过的。他的经历更像麦斯基所记叙的：“我在荒芜的大街上游荡。破败的煤气灯微弱地照亮着街道。我越过无人的大桥，望向底下阴暗的运河。我仿佛看到了伦敦的内心。我听到了妓女的叫声和业已醉酒的嫖客的放荡笑声。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睡在关了门的商店的阶梯上，我差点就被他们绊倒。”在伦敦的时候，斯大林甚至差点在酒吧里被东区的码头工人暴打一顿。据说，是李维诺夫救了他。据李维诺夫的女儿回忆，她父亲曾开玩笑说，斯大林之所以没有杀了他，就是因为那一次经历。他说：“我可没忘记伦敦那时候的事。”

回到斯特谱尼区之后，穿着束腰夹克、宽松裤子和高筒靴的伊万诺维奇先生（斯大林）大多数时间都在房间里读书。不过，与此同时，他还聘用了一个名为亚瑟·培根的小伙替他跑腿。“斯大林给大约一条街开外的某人写了一封信，”培根在“二战”之后接受采访时说，“他想亲手交给那个人。可是，他又不会写英文，于是，他让鞋匠的妻子在信封上写了地址。”通常来说，斯大林每让培根跑一次腿便会给他半个便士，但这一次，斯大林却给了他两个玻利维亚币。“在当时，这可是一大笔钱。”培根说。斯大林不是太大方就是太无知了，因为以当时的汇率标准，两个玻利维亚币等于24便士。“他最喜欢吃太妃糖，”培根后来说，“所以我每天都会给他带一些。”

住在东区贫民窟的斯大林几乎没见过伦敦的全貌。这些布尔什维克党人是如此专注于政治且具有文化偏见，以至于他们很少去欣赏那些自然风光或人文景观。托洛茨基写道：“如想欣赏一座城市，你必须先打开内心。可我的内心却被另一件无可比拟的事占据，那便是革命。”索索也一样。他的身上几乎没有钱，他没法享乐。在“二战”期间，他曾对年轻的外交官安德烈·葛罗米柯——此人后来成为了苏维埃的外交部长及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说，他在伦敦的大多数时间“都在教堂里听布道——这是学习英语的最佳方式”。当葛罗米柯前往华盛顿出任大使时，斯大林还建议他向自己学习。

为了能让每个代表回家，代表大会曾承诺给他们每人65卢布。可现在，他们却发不出这笔钱了。他们必须行动起来。代表大会的组织者之一、俄国犹太社会主义者菲奥多·罗斯坦向《每日镜报》的左派记者H．N．布雷斯福德和工党议员乔治·兰斯伯里求救。于是，他们找到了财阀约瑟夫·菲尔斯——菲尔斯—纳普塔肥皂公司的美国老板。

这位肥皂业巨头回复道：“在我做决定前，我想先见一见这帮人。”于是，布雷斯福德和兰斯伯里把他带到了兄弟教堂旁观革命党人开会。“他们是如此年轻，如此专心致志！”这位费城富翁感叹道，并最终借给工党1700英镑。双方约定：“所有签过字的代表”必须在1908年1月前还清这笔钱。菲尔斯还坚持让每个代表都签字。后者则听话地一一在英文、俄文和格鲁吉亚文3份协定上签下了名字。列宁签的有可能是“弗拉基米尔”。据说，斯大林则签下了他最喜欢的化名：“巴库的瓦西里”。菲尔斯在列宁走上权力巅峰前便去世了。不过他的子孙于1917年收回了这笔钱。

1942年，丘吉尔[6]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初次会晤。刚开始时，两人都对彼此颇为冷漠，而渐渐地，随着夜越来越深，喝了酒的两人热络了起来。英国首相问起了斯大林当初在伦敦的经历。

“列宁、普列汉诺夫、高尔基和其他人都在。”斯大林回答道。

“那么，托洛茨基呢？”丘吉尔问起了斯大林的敌人——而后者已在两年前被斯大林谋害。

“是的，他也在。”斯大林说，“但托洛茨基最终失望而归，因为他不代表任何组织，比如说战斗分队……”即便是在30年后，即便是在除掉了他的宿敌之后，斯大林依然对此无比骄傲：是他领导了战斗分队，而那个著名的战争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则没有。

斯大林以“科巴·伊万诺维奇”为笔名在《巴库工人报》上写道：“伦敦大会结束了，布尔什维克取得了胜利。”

然而，斯大林没有立刻回家。茨哈卡亚病倒了，他和邵武勉留下来照顾他。“我发起了高烧，体温高达39℃，或者更高，”茨哈卡亚回忆说，“于是斯大林和邵武勉留下来照顾我，因为我们住在一起。”

据威尔士的共产党人说，在代表大会结束之后，斯大林曾在照顾茨哈卡亚的间歇前去看望了峡谷区的矿工。毕竟，他在1905年的根据地就是奇阿图拉——一个矿区城市。“二战”期间，朗达镇中神奇地出现了很多“斯大林在威尔士”的参观景点。可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曾经到过威尔士。[7]进而言之，当时的他还没有发明“斯大林”这个名字呢。然而，还有人说他曾在利物浦码头出现过，还和在伦敦时一样，与码头工人大打出手。可悲的是，“斯大林在利物浦”和“斯大林在威尔士”一样都不过是种虚构，它们是都市传说、地区自抬身价的幻想和左派个人崇拜的产物。

在伦敦待了3个星期后，索索又在巴黎待了一周。然后，他拿到了一个刚去世的格鲁吉亚人的身份证，以此人之名——西蒙·杰夫拉亚——回到第比利斯。随着他的回归，令人震惊的银行攻袭事件正式拉开序幕。

[1]　他们原本的目的地并非伦敦，代表大会原计划在哥本哈根举行。于是，斯大林先是来到圣彼得堡，然后转道芬兰，来到瑞典的马尔默。代表们将在那里乘坐渡船前往哥本哈根。可是，丹麦把他们赶往了瑞典，瑞典又把他们送回丹麦，而丹麦再把他们送到埃斯比约，他们在那里乘坐蒸汽船前往伦敦。

[2]　那几星期中的其他重大新闻包括：有人阴谋暗算沙皇；3岁的沙皇皇储阿列克谢的肖像照《皇储首次穿上裤子》；沙皇侄子尼古拉大公和黑山公主的婚礼；嫁入西班牙皇室的英国公主诞下一男婴，新闻标题为“一个英国婴儿”。

[3]　现如今，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家具仓库、一个照相机商店和一个男士成衣店。

[4]　在此之后，高尔基成为了斯大林的朋友，他总是为斯大林辩护，而斯大林也赋予了他更大的名誉。可是，最终，斯大林可能也谋害了高尔基。详情参见《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庭院》。

[5]　在从伦敦代表大会打道回府之后，斯大林在《巴库工人报》上发表了记叙其经历的《一个代表的笔记》。他在文章中狡猾地就此事批评了格里高利·阿列克辛斯基。他指出：“大多数孟什维克是犹太人，其次是格鲁吉亚人和俄国人。而在布尔什维克这一边，大多数成员是俄国人，然后是犹太人（当然不算波兰人和拉脱维亚人）和格鲁吉亚人……”犹太人的确在社会民主工党中占据优势，但斯大林的说法也暗示了，格鲁吉亚人同样在党内具有力量。阿尔申尼泽说，斯大林对犹太人是“中立”的，他只关心政治上的实用性。斯大林也在很多文章中表达过他对犹太人的苦难的同情：“犹太人永远处于被迫害和被羞辱的境遇之中，俄国的其他民族还能享受到一些可怜的权利，而犹太人连这些仅有的权利都得不到。”与此同时，他还就孟什维克过于“知识分子化”而非“工人阶级化”展开过抨击，并对孟什维克反过来指责布尔什维克党内包含太多知识分子表示震惊。“孟什维克对我们大肆叫嚣，但我们要告诉他们一句谚语：舌头总爱碰痛牙。”正如我们所见，这是斯大林最喜欢用的一句话。很多历史学家都写到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遭到质疑的事件，他们的目的在于彰显斯大林的微不足道。可是，他们从来不提受人尊敬的茨哈卡亚和邵武勉也同时遭到了质疑。列宁之所以不肯为斯大林背书还有另一个原因。当时，他向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党人提出了一个差强人意的条件：如果佐达尼亚不干涉他在俄国的事情，那么，列宁许诺让他成为格鲁吉亚联合政党的头目。佐达尼亚根本没搭列宁这个茬儿。

[6]　斯大林造访伦敦时正值29岁，他以“科巴·伊万诺维奇”之名住在斯特谱尼区，而当时33岁的丘吉尔则住在芒特街一号的单身公寓里。当时，丘吉尔已经是亨利·甘贝尔—班纳曼爵士自由党政府的殖民地常务次官。他刚刚出版了他父亲伦道夫勋爵的传记。当然，他还是以他本人的自传而闻名于世。当斯大林在伦敦时，丘吉尔正在苏格兰做演讲，此事亦见诸报端。

[7]　现如今，这些“斯大林在威尔士”的景点依然存在。威尔士作家约翰·赛莫斯在20世纪70年代造访苏联的休斯索夫斯卡（即今天的顿涅茨克）——这座矿区城市是由一个威尔士人建造的——期间，曾“证实”过它们还存在。一个威尔士网站至今仍把斯大林列为“曾经造访过威尔士的危险人物”。这个清单还包括连环杀手弗雷德·韦斯特、魔术师阿雷斯特·克罗雷、纳粹党魁鲁道夫·赫斯，以及乌干达独裁者伊迪·阿明。“斯大林曾在南威尔士短暂停留，为俄国革命寻找支持和赞助。”斯大林的协助者菲奥多·罗斯坦说。他是伦敦的布尔什维克调停者，后来成为了苏联驻伊朗大使，并在“大清洗”之前去世。他的儿子安德鲁·罗斯坦过着一种怪诞的双重生活，游走在英国建制和苏联精英之间：他是牛津大学毕业生，在“大清洗”期间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学院工作，并幸运地活了下来。在此之后，他回到伦敦，成为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领袖人物。在“二战”期间，斯大林曾对一帮英国议员说，他曾在伦敦的某次马克思主义会议上见过当时还是社会主义者的贝尼托·墨索里尼。斯大林的回忆如此怪诞，不知其目的何在。他的确有可能在德国的某次社会主义者大会上见到过墨索里尼，但当他在伦敦时，未来的“领袖”肯定不在那里。斯大林在英国时的跑腿培根成为了贝肯汉姆议员的一个清洁工。1950年，在他56岁时，他接受了《每日镜报》的采访。“我不知道斯大林大元帅、俄国人的父亲是否还记得这个为他带太妃糖的、高高瘦瘦的男孩。”培根在采访结尾说道。斯大林曾经入住的朱比利街住所已经不复存在了。

20　卡莫疯了

1907年5月10日，正当卡莫为克拉辛的炸弹安装导火索时，炸弹爆炸了。炸弹炸在了他的脸上，他的一只眼睛几乎失明。不过，他立刻接受了秘密治疗，并赶在行动的前夕恢复到能够领导“组织”的程度。然而，其他伙伴却开始怀念他们曾经的领袖、被逮捕的钦察泽。在他们看来，卡莫不过是个虚张声势的投机者。“卡莫很是自恋，”库布里亚什维利说，“他总是向身居要职的同志自吹自擂。”

斯大林是6月4日回到第比利斯的。当时，尼古拉二世强硬的首相彼得·斯托雷平刚刚发动他的反动阴谋。他解散杜马，重新设置杜马选举权，以保证保守派占据优势。另一方面，他又进一步展开了对革命党人的追捕。很多人都被捕了。那些被流放西伯利亚的人坐上被戏称为“斯托雷平火车”的运囚车，那些被处以极刑的人戴上了被戏称为“斯托雷平领结”的套索。1905年，俄国共有86000位政治犯；到了1909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17万。

卡莫的“组织”集结了格鲁吉亚最优秀的武装行动人员，其中包括组织的核心成员以及5位女性枪手。这些人集体住在一个小公寓里，而卡莫本人却住在一个巨大的别墅中，“扮演一个王子”。奥克瑞纳相信总共有60人参加了最终的行动，因此，布尔什维克党很有可能从社会革命党和其他组织中借来了人手——这些组织经常合作，最近克拉辛就为社会革命党提供了炸弹以炸毁斯托雷平的家。不过，如果社会革命党想要通过此次行动从夺来的银行款项里分得一杯羹，他们肯定要失望了。

斯大林向布尔什维克第比利斯委员会传达了列宁在柏林给他的指示：委员会同意展开行动。他肯定对行动即将造成的地区性动荡和国际性震惊有过预期：在列宁的指示下，卡莫和其他枪手都暂时退出了社会民主工党，因此，就技术层面而言，他们不受伦敦代表大会所做决议的制约。斯大林和邵武勉计划在行动结束之后立刻迁往巴库。布尔什维克党在格鲁吉亚已日薄西山，他们只有500位支持者。索索正在有意识地割裂他和格鲁吉亚之间的关联，并将在一个能够施展其拳脚的地方重新开始。[1]

6月13日早些时间，卡莫向斯大林和邵武勉确认，他们将于那一天执行攻袭。队员们在迪利普丘利酒馆候命，据说斯大林那天清晨的时候也在那里。[2]大约上午10点左右，穿着军服、挥舞着锡卡西昂军刀的卡莫骑马来到了埃里温广场，而其他参与行动的男女队员也已各就各位。那是个炎热的夏天。

当炸弹被引爆时，卡托·斯瓦尼泽·朱加什维利正在阳台上搂着斯大林3岁的孩子“小伙”。她的姐姐萨什克也在。“我们吓坏了，冲进了房内。”萨什克·斯瓦尼泽说。在这一天接下来的时间里，受伤者接受了紧急手术处理。哥萨克骑兵和宪兵队巡逻整座城市，搜查可疑的房屋，拉起警戒线，希望在银行款被盗运出第比利斯之前把它拦截下来。

萨什克回忆道：“那天晚上，索索回到家，告诉我们，卡莫和他的人成功了。他们为党夺取了25万卢布。”他肯定告诉了两姐妹卡莫是怎样乔装打扮的。在此之前，斯大林借了她们父亲的军刀，现在，她们终于明白那把刀是用来干什么的了。斯瓦尼泽的回忆录显示，卡托完全明白自己嫁给了一个怎样的人：她知道斯大林过着双重生活，她知道他是高加索地区银行攻袭组织中的“教父”。然而，那个晚上，斯大林突然通知斯瓦尼泽一家人，他的妻子和孩子必须第一时间离开第比利斯，前往巴库。斯瓦尼泽家不同意。他们肯定表达了强烈的反对，因为即便到了20世纪30年代，他们依然胆敢就此事批评斯大林，说他竟然带着妻儿让他们在“如此炎热的夏天”坐13个小时的火车。但他们的反对没有用，“索索前往巴库，带上了卡托”。除了妻儿之外，他还带了15000卢布，用于他未来的计划。

事发之后，卡莫也躲了起来。在此之前，他大方地给了斯大林的“内线”1万卢布，而沃兹涅先斯基则得体地接受了5000卢布。

可是，事态再次发生转变。警察宣称，有共计10万卢布（面额均为500）是有标记的。有些队员提议把这些500面额的烧毁，可卡莫却拒绝这么做。在夺来的钱款中，其他钱币都是小面额的。

所有队员都争先恐后地想要带着钱去见列宁。不过，卡莫的眼疾必须去国外治疗，于是，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把钱送给列宁的人。他坐上火车，途径巴库，前往芬兰。科基·达季阿尼王子——他的家族曾经是明戈瑞利亚的统治者——又把自己的护照借给了卡莫。于是，最喜欢乔装打扮的卡莫又多了一重身份。这位“王子”在和年轻的妻子（这位女孩是个地下革命者，但反讽的是，她同样也是一位警察的女儿，她的双重身份亦颇为有用）“完婚”一天之后便踏上了“蜜月之旅”。组织中的女孩们早已有过生死于一线的经历：她们把钱和炸弹藏在自己的衣服里。炸弹会散发刺鼻的恶臭，尤其是当它们和汗液接触时，这股味道就会越发浓重。于是，女孩们得往自己身上使劲喷香水。把钞票藏在衣服里相对容易点儿——这个假妻子是穿着新娘的衣服踏上旅程的。唯利是图的警察很有可能接受了行贿，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卡莫把约等于今日价值170万英镑（340万美元）的卢布交给了列宁，这笔巨资足够列宁花好一阵子了。那一整个夏天，卡莫都和这位他心目中的英雄待在一起。与此同时，他还筹备着一个“大计划”。然而，风声陡然紧张，列宁逃亡日内瓦。得知列宁来到了瑞士之后——克鲁普斯卡娅说——“瑞士的公民们都吓得要死……每个人都在谈论发生在俄国的抢劫事件。”“格鲁吉亚”成为了“黑帮匪徒”的代名词。当茨哈卡亚来到瑞士造访他们时，他们的女房东一看到这个穿着乔卡大衣的人，便被吓得快要晕厥，“害怕地尖叫着，赶紧关上了门”。

但是，第比利斯银行攻袭事件的效应远远没有终结：它让卡莫成为了传奇人物，[3]但它对社会民主工党最终的分裂造成了恶劣影响，而它对斯大林形象的损坏亦不可估量，其负面效应即便到了1918年依然存在。

成功夺取银行款后，他们因分配不均而争执了起来。警察公布了那10万卢布的连贯序列号，他们根本没法把钱花出去。不过，克拉辛技术小组的伪造师——昵称“胖芬尼”——篡改了一些序列号。列宁和克拉辛决定把钱花出去，特别是那些没有被标记的钱。这笔钱立刻被偷运到了国外，其中有一部分通过里昂信贷银行被洗白了。李维诺夫把钱散给他的手下，让他们在不同的城市兑换成其他货币。

与此同时，秘密警察疯狂地搜寻着行动人员，可他们一无所获。他们在第比利斯的线人中有一位代号为“胖女人”的说，社会革命党的枪手参与了行动，但他们应得的那部分钱被抢走了。

他们首先怀疑的是另一个来自于哥里的行动人员达夫里舍维。据奥克瑞纳密报称，此人“正以卡莫之名躲在洛桑”。

奥克瑞纳得知，“卡莫把所有钱都给了克拉辛和列宁”。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革命阵营开始分裂了。列宁从卡莫那里至少得到了14万卢布。然而，就在1908年，他突然对波格丹诺夫和克拉辛展开攻击[4]。此事虽然甚少人知，但无疑造成了社会民主工党的再次分裂。波格丹诺夫和克拉辛从第比利斯银行攻袭行动夺来的钱款里偷了4万卢布。李维诺夫指派“两个格鲁吉亚行动人员”前去警告两人，如果他们不迅速把钱还回来，格鲁吉亚人就会把中央委员会的一位成员“干掉”。

很快，列宁又捉襟见肘了。武装剥夺并非他唯一的经费来源。他指派两个布尔什维克去讨好一对相貌平庸的姐妹——她们刚刚从已去世的工业家施密特叔叔那里继承了一笔巨额遗产。这次行动很是成功，虽然列宁承认这种事情他自己根本干不出来。其中一位名为维克多·塔拉图塔的窃取了一大笔遗产，他先是用这笔钱让自己过上了优越的生活，然后才把剩下的给了列宁。

现在，身在柏林的卡莫决定执行他有史以来最具野心的剥夺行动。他要夺取1500万卢布，这笔钱“足够支持党6年，但需要200个人手才能执行”。他需要更多的炸弹。于是，那年8月，他以保险员米尔斯基的身份前往柏林取炸弹。可是，列宁给他安排的柏林联络人却是日托米尔斯基博士——正是这位双重间谍把伦敦代表大会的情况泄露给了奥克瑞纳。日托米尔斯基出卖了卡莫。

1907年10月27日（新格里历11月9日），德国警察冲进了卡莫的旅店客房。他们在房间里发现了带有标记的钞票、200条导火索、12个水银炸弹和20块电池。奥克瑞纳无比兴奋，但他们依然不知道“米尔斯基”的真实身份。10月31日（新格里历11月13日），沙皇情报机构国外分部的头头加尔丁宣布，“米尔斯基”正在策划一起“大劫案”，而他的身上有第比利斯“惨案”中的钱款，不过，他们依然没有掌握他参与行动的实质证据。奥克瑞纳仍然以为达夫里舍维才是“卡莫”。那么，这个“米尔斯基”到底是谁呢？

最终，运气眷顾了奥克瑞纳。1908年3月1日，被关在库塔伊西监狱里的前布尔什维克阿申·卡斯泽向他们透露道，抢劫案的主使就是“卡莫”西蒙·特尔—彼得罗相，而他就是现如今被关在柏林阿尔泰—莫阿比特监狱的“米尔斯基”。另一方面，有线报称达夫里舍维目前人在瑞士，他根本就不是卡莫。

沙皇政府希望引渡卡莫。如果回到俄国，卡莫必遭死刑。克拉辛赶紧前往柏林，动用手头资源，为卡莫聘请了左派律师奥斯卡·科恩。克拉辛还建议卡莫扮疯——对于卡莫而言，这易如反掌。

卡莫开始了他的装疯表演。他的表演令人难辨真假。而他竟然表演了整整两年。刚开始时，他不断咆哮、哭泣、撕扯衣服和殴打狱友。狱警把他关进了一个冰冷的囚室，他在那里赤裸裸地待了9天。他根本不睡觉，每晚都站着，而这种状态一直延续了4个月。接着，他开始绝食，他们用进食管强迫他吃东西；他把自己的头发拔了下来；他试图自杀，却被救了；他还尝试过割腕，但依然被救活了。1908年5月，他被送到了柏林布克精神病院接受诊断。在那里，他开始学习其他病人的疯样，还用上了装疯卖傻者老掉牙的伎俩：他说自己是拿破仑。医生们对他的精神状态依然抱有怀疑态度，于是决定折磨他——其痛苦程度足以让任何人承认自己在假扮。他们用烧红的熨斗烫他，还用尖针刺他的手指，但他还是忍住了。最终，德国人只好作出此人是真疯的结论。但他们不想让这个麻烦栽在自己手里，于是，他们还是把他交给了俄国人。俄国人才不管卡莫是真疯还是假疯，把他送上了法庭，起诉他是第比利斯“惨案”的主谋，得为50人的死负责。在法庭上，胡言乱语的卡莫突然从袖口里放出一只金翅雀，开始和这只名为“皮特卡”的小鸟说话。

斯托雷平首相和沃龙佐夫—达什科夫总督无论如何都要把卡莫处以极刑。但是，卡莫的律师科恩组织了一场极为成功的欧洲宣传战以反对对一个“疯子”执行死刑，斯托雷平终于退了一步，说绞刑“会对俄国利益产生不利的影响”。

俄国医生对卡莫做了进一步检查。他们发现他的皮肤竟然没有痛感。他们继续往他的指甲里扎针，还对他用了电击。在此之后，卡莫曾回忆说：“我的身体像烧着了一样，疼痛无比。”那些医生最终也被说服了。

1910年9月，卡莫被宣布精神异常，被关进了梅特希监狱专为精神异常者准备的囚室。布尔什维克党宣称卡莫是个大英雄，但一个医生却说：“只有一个极度疯狂的病人才会干出那种事来。”历史学家安娜·戈伊夫曼说，卡莫是“激情和焦虑的结合体”，他“无法正常地生活……假装疯癫的他实际上已经疯了”。

与此同时，警察们开始追踪早已在全欧洲流散的有标记的钞票。在巴黎，李维诺夫一进酒店房间，就发现一个侦探正躲在床底下等着他。他被逮捕了，当时身上有12张有标记的纸币，而后他被遣送到了伦敦。克拉辛在芬兰被捕。其余想把这些钱换成其他货币的人分别在慕尼黑、苏黎世、巴黎、柏林和斯德哥尔摩被捕。

“孟什维克没有（从第比利斯银行攻袭案）得到一分钱。”奥克瑞纳幸灾乐祸地汇报说。所以“他们决定根据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把这些‘抢劫犯’驱除出党”。

斯大林陷入了麻烦之中。

出离愤怒的孟什维克党人组织了三个委员会，历时两年，对第比利斯银行攻袭事件展开调查。这三个委员会一个在第比利斯，由佐达尼亚领导；一个在巴库，由吉布拉泽领导；第三个则在国外，由奇切林领导。造成大量伤亡的武装剥夺败坏了党的名声，但他们还要把斯大林和卡莫当作枪靶子以摧毁列宁。

孟什维克审讯了所有关键人员，包括斯大林。他是在巴库以“科巴同志”之名接受审讯的。令人称奇的是，斯大林竟然没有毁掉这些档案——它们是他参与行动的第一手证据。“内线”卡斯拉泽和沃兹涅先斯基交代了所有事情，把责任都推到了斯大林身上。列宁却向奇切林表示自己是无辜的，因为行动是由“那些已经退党的人”执行的。据阿尔申尼泽和乌拉塔泽说，第比利斯和巴库的委员会都决议要把斯大林开除党籍。可是，在当时，社会民主工党已经四分五裂，孟什维克党有没有权力开除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人是件值得商榷的事情。

无论如何，他们还是收集了对斯大林不利的证据，用以对付列宁。双方于1908年8月在日内瓦见面。马尔托夫言辞激烈地攻击列宁。诺伊·拉米什维利报出一个个名字——包括众所周知的卡莫和钦察泽——并宣称“所有这些行动都受到了科巴同志的指挥”。

列宁十分愤怒，吼道：“不要报出最后这个人的姓氏。”

“我不会的，”拉米什维利笑着说，“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就是著名的‘高加索的列宁’。”如果斯大林知道他们这么形容他，肯定会很自豪。

“你能担保这些人名不会落到警察的手里吗？”列宁强调道。没有人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斯大林和列宁会过面，孟什维克能找到斯大林“犯罪”的证据，却无法证明列宁是其共谋。但此事能证明两人在1907—1908年期间的关系：列宁想要竭力保住斯大林。

斯大林貌似被开除了党籍。当然，作出这一决议的并非中央委员会，而是第比利斯和巴库的委员会。如果这被证明是真实的，那么，他作为革命者的合法性便会受到严重的损坏。

随着深受列宁信任的斯大林取得布尔什维克党领导权之后，孟什维克旧事重提，想要破坏他们的权威。1918年，马尔托夫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提及了“斯大林所犯下的三起罪案——第比利斯抢劫案、谋杀巴库工人，以及在巴库劫持一艘名为‘尼古拉一世’的船”。更有甚者，马尔托夫也提到了，斯大林早在1907年就被开除党籍了。1918年的斯大林正在树立自己的威信，他需要作为布尔什维克元老的形象，因此也预见了这篇文章的危险性。于是，他马上对马尔托夫展开攻击，把他送上了革命法庭。在法庭上，斯大林说马尔托夫的文章是“一个心理不平衡的失败者企图侮辱别人的行径”，并说开除党籍之事完全是“肮脏的诽谤”。

斯大林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自己在剥夺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但依然坚称“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被任何党组织审判过，也没有被开除过”。就字面意义而言，斯大林的这句话没有错，因为开除他的是由孟什维克领导的第比利斯和巴库委员会，他们所做的决议也是非正式的。革命法庭想把证人传唤来莫斯科问话，但当时苏维埃俄国正在内战中，此事殊为不易。最终，审判被取消了，马尔托夫被示以警告，而斯大林则达到了目的。

在此之后，马尔托夫被流放了。[5]“你这个可悲的人。”斯大林对他咆哮道。1921年，当斯大林以布尔什维克征服者的身份回到第比利斯时，他在会议上遭到了众人的嘘声，并被人破口大骂“匪徒”——他立刻离开了会场。在此之后，在他的任期内，再也没有人提及他曾经攻袭过银行以及有可能被党开除过。

最为重要的是，列宁没有把斯大林被当地委员会开除当回事：“这些开除几乎都基于错误的判断、未被核实的报告或误会……”当然，他所知的可比所说的多得多，但他也日渐意识到，斯大林这个秘密行动组织者正是“他想要的人”。

虽然世人皆对发生在格鲁吉亚的银行攻袭口诛笔伐，但剥夺行动并不会就此终结。“武装人员和哥萨克”的游戏在巴库得以延续，而双方的筹码也越堆越高。对卡托而言，这已经超出了她能承受的范围。

[1]　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党的不得人心很大程度上和颇得人心的伊利亚·恰夫恰瓦泽王子——正是他发表了索索的诗歌——被刺杀有关。那是发生在1907年8月的事情。布尔什维克党人曾攻击过恰夫恰瓦泽这位格鲁吉亚文化的代言人，而历史学家也广泛同意，正是他们杀了恰夫恰瓦泽。有证据表明，斯大林的朋友塞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组织并参与了这次暗杀行动。当然，社会民主工党可能并没有下过谋杀恰夫恰瓦泽的命令。晚年的斯大林经常赞扬恰夫恰瓦泽的诗歌，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斯大林和这起谋杀有关。但是，斯大林和塞尔戈走得很近，而他显然也能把一个人的文学才华和必要的邪恶区分开来：在他眼里，政治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在此之后，斯大林曾自述说，那天，他是在塔曼舍夫旅社看着钦察泽鼓动队员的。但事实上，当时的钦察泽已被捕入狱了。也许，斯大林是把这次银行攻袭行动和另一起发生在1912年的银行攻袭（参见第29章）混淆了。在1907年，鼓动队员的是卡莫。

[3]　其他人——实际参与的攻袭行动要比卡莫多得多——嫉妒卡莫所获得的名声。“我们的‘组织’被称为‘卡莫组织’，”巴楚亚·库布里亚什维利说，“但这并非事实。我们是在‘组织’成立一年之后才把他吸收进来的。他参加了那次大行动，在此之后，所有功劳都归功于他……但是，科捷·钦察泽、因茨基尔韦利和埃利索·洛米纳泽等人的功劳都不在他之下，甚至比他更多。”

[4]　列宁发表了论战文章《唯物主义与经验主义》。他在文中攻击了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哲学相对论。在他看来，波格丹诺夫的理论伤害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

[5]　在列宁于1924年去世之后，为了证明自己是列宁的合法继任者，斯大林作为布尔什维克元老的形象变得尤为重要。如果当时马尔托夫能证明斯大林的确被开除了党籍，那么，他或许就能改写俄国的历史。

21　卡托的悲剧：斯大林的追悔莫及

来到巴库之后，斯大林安排卡托和他们的孩子“小伙”住进了一个石油工人的公寓。紧接着，他便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了：获取情报、开展武装行动和发动群众。这是他一生中最晦暗的一段岁月。他很有可能又领上了罗斯柴尔德的工资。不久之后，他便安排卡托和“小伙”搬出了巴库城。他们住进了“巴伊洛夫半岛上一幢低屋檐的鞑靼人的别墅，是从一个土耳其人那里租来的”。这座别墅位于海边，伫立于一个洞穴上。

卡托天生是个家庭主妇。很快，她就把这个陋屋打扫干净，装上了木质的床和窗帘，并把她的小缝纫机搬到了一边。访客们注意到，这幢楼外墙的肮脏和内部的整洁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索索经常不在家。现在，他的身份是一家电厂的经理。他和奥尔加一家人住在一栋海边别墅里。正是在这里，他们家最小的女儿娜杰日达和斯大林坠入了爱河。有一次，身穿漂亮白裙的她不小心从他们家的阳台掉进了里海。斯大林跳进海里，把她救了上来。娜杰日达长大之后经常说起这个浪漫的故事。

总戴着标志性黑色软呢帽的斯大林一到巴库（1907年6月17日）便发表了一次演讲。紧接着，他便投入到两份布尔什维克党报的编辑工作中。这两份报纸分别是《巴库工人报》和《汽笛报》。很快，他便以武装斗争的政治策略和将之付诸行动成为了当地布尔什维克的领袖。

据塔蒂阿娜·武利希说，“当时在俄国，反动势力大获全胜，所有自由毁于一旦，革命党派皆被摧毁”。可是，在沙皇总督、石油公司和腐败警察共同管制的巴库，情况却不一样。斯大林在第比利斯变成了过街老鼠，但他在巴库却还能优哉游哉地逛街——直到几个月后，斯托雷平再次发起逮捕革命党人的行动。斯大林轻蔑地说，第比利斯只是一片狭隘的“沼泽”，而巴库却是“俄国革命的中心”，它的石油产业对沙皇和西方世界至关重要，它的工人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它的街头革命又是无序的。斯大林写道，巴库“将让我浴火重生”。

巴库是个“道德败坏、暴政肆虐、挥霍无度”的城市，是“枪火和愁云”的暮光之城。它的总督称其为“俄国最危险的地方”，而斯大林则称其为“石油帝国”。

巴库是由一个家族只手打造的。诺贝尔家族的先辈来自于瑞典，在俄国发家致富，并成为了国际公民。他们把一个矿区卖给了尼古拉一世，并由此捞到了第一桶金。1879年，当巴库发现第一个石油“喷泉”后，路德维希·诺贝尔和罗伯特·诺贝尔两兄弟在那里成立了诺贝尔兄弟石油公司。而在此之前，石油只被当地索罗亚斯德教的牧师用来点燃圣火。[1]开采业已拉开帷幕，石油喷薄而出。

诺贝尔家族开始在这座渐渐以“黑色之城”而闻名的城市中购买地产。他们的另一个兄弟阿尔弗雷德发明了炸弹，但路德维希的发明几乎和炸弹一样伟大——他发明了油轮。到了19世纪80年代，法国人罗斯柴尔德家族跟随诺贝尔家族的脚步进入了巴库。阿尔方索·罗斯柴尔德男爵的里海黑海石油公司成为了排名第二的石油生产商，而它的工人则住在被称为“白色之城”的工业小镇里。[2]到1901年，巴库的石油产量占到了全世界的一半——而同样于那一年设立的诺贝尔奖便以其盈利作为基金。

和金伯利的钻石狂热与加州的淘金潮一样，石油潮让农民在一夜之间变成百万富翁。巴库原来只是一个脏兮兮的、多风的波斯小镇，它背靠里海，以一座中世纪城堡为中心，镇中皆是高墙和曲折蜿蜒的小巷。而现在，它却成为了全世界最著名的城市之一。

欧洲的报纸竞相报道着它“野蛮的奢华”，那里有一夜暴富者、为人尊敬的慈善家和堪称荒谬的粗俗。每个石油大亨都拥有一幢豪华邸宅，很多庞大得就像是一座城市。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建造了一个。诺贝尔家族的府邸名为“石油别墅”，它被葱郁的森林公园环抱。一个石油大亨坚持要用全金打造自己的府邸，但最终只在外层镀了一层金，因为金子会融化；另一个大亨把府邸造成了龙形，而它的入口则是龙的嘴巴；还有一个大亨颇具创意地把府邸造成了一盒纸牌的形状，其上有金子镶嵌的文字：“我，伊萨—贝·甘杰，住于此地。”一个流行歌手被奖励了一片土地，在这片土地上又发现了石油——他的新古典主义的邸宅现如今是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的总部。

巴库是可悲的赤贫和惊人的财富的大熔炉。据安娜·阿利卢耶娃说，它的街头全是“红胡子的穆斯林……被叫作‘安博斯’的搬运工肩上背着过重的货物……鞑靼人小贩叫卖着甜食，穿着丝绸的怪人凶恶的黑眼珠透过缝隙观望着周边的情况，还有街头的理发师……大街上什么样的人都有”：穿着褶子大衣、佩带宝石匕首的部落人，穿着马甲、戴着呢帽的波斯人，戴着毛皮帽子的山区犹太人，以及穿着双排扣礼服的西方百万富翁和他们穿着法国最新时装的妻子。这里的工人有阿塞拜疆人、波斯人、俄国人、车臣人和亚美尼亚人，斯大林称他们为“民族的万花筒”。当富人们在海滨大道散步时，他们的身边总是有载满持枪保镖的马车。

然而，所有这些财富的源泉——那些油井和炼油厂——依然败坏了这座城市，腐蚀了人心。“到处都渗着石油，”安娜·阿利卢耶娃说，“树木无法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生长。”有时，石油会从海里冒出来，然后被点燃，形成火浪的奇观。

“黑色之城”“白色之城”，以及其他石油城镇变成了被污染的贫民窟。48000名工人就生活在这样的境遇里，在街头挣扎、斗殴。街上“全是腐败的垃圾、内脏被掏空的狗的尸体、臭气冲天的坏肉和粪便”。他们的家更像是“史前建筑”。人们的平均寿命只有30岁。油田上全是“非法之徒、犯罪组织和仇外者。暴力、强奸和群体斗殴是工人生活中的主旋律”。

斯大林说，巴库是“不可压抑的”，它无所归属的无产阶级是布尔什维克党理想的动员目标。它特别腐败，它的道德暧昧和尔虞我诈为斯大林开展反抗沙俄政府的地下革命活动提供了理想的土壤。据说，这个城市里只有10个诚实的人（一个瑞典人——当然是诺贝尔先生，一个亚美尼亚人和8个鞑靼人）。

巴库是“道奇城、中世纪巴格达、彼得堡工业区和19世纪的巴黎”的结合体。它“对于欧洲人来说过于波斯化，对于波斯人而言却又过于欧洲化”。它的警察相当腐败；它的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全都配有武装，凶恶无比；那里到处都是被称为“克奇斯”（kochis）的杀手，这些人不是成为了富人的保镖——为了3卢布便能杀一个人，就是成为了“毛瑟枪手”——挥舞着毛瑟枪的匪徒。艾萨德·贝伊说：“我们的城市就像狂野的西部，充斥着黑帮和强盗。”

巴库的斯大林强硬地对付着石油大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党中的“右派”，并最终成为革命家和这个石油帝国的首领。正是在巴库[3]，斯大林最终蜕变成了一个俄国人，从“革命的学徒变成了革命的匠人”。正是在这片土地上，他变成了“第二个列宁”。

1907年8月，当可怜的卡托因巴库令人窒息的空气污染而生病时，斯大林却来到了德国，参加在斯图加特召开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他和正在莱比锡念书的阿廖沙·斯瓦尼泽见了一面。据莫诺瑟利泽说，索索和他的大舅子“去参观了当地景点，参加了在餐厅和咖啡馆中举行的工人会议”。

德国人“和羊一样古怪”，在此之后，斯大林对南斯拉夫领袖密洛凡·德热拉斯说（他对丘吉尔也聊起过此事）。“领头羊去哪里，他们就跟往哪里。”在去参加会议的途中，有几个德国共产党人不愿下火车，因为出口处没有工作人员回收火车票。斯大林说，他们是如此遵守纪律，以至于“他们错过了原本要参加的会议”。他开玩笑说，一个俄国同志为他们展示了“简单的解决方法：不交火车票就离开月台”。

索索一回到巴库，巴库便又爆发了一次种族冲突。9月19日，一个名为卡尼拉尔的阿塞拜疆工人被俄国民族主义者谋杀。工人们上街游行。斯大林在葬礼上发表了演讲。

在不久之后的一次会议上，他和布尔什维克党人击败了孟什维克党，继而取得了领导权：巴库变成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城市。索索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去。莫诺瑟利泽说，“他工作起来就会忘记所有”——包括卡托。

“索索依然很爱她。”和他一起来到巴库的伊利沙贝达什维利说，“然而，只有在妻子、孩子和朋友不影响他工作的前提下，他才会关照他们。只有理解了索索本人，才能理解他的爱。”

对卡托而言，“巴库实在太热了”。“索索每天清晨离开，直到深夜才回家。卡托和她的婴儿独自待在家里，成天担心他被捕。”莫诺瑟利泽说，“她吃得很少，睡得很少，炎热和压力终于让她病倒了。她的身边都是陌生人，没有一个朋友。索索太忙了，把他的家人忘在了脑后！”

斯大林当然知道自己忽视了妻儿，但是和很多家庭关系最终破裂的男人一样，他没法改变自己。他曾就此事和伊利沙贝达什维利谈过。“索索很后悔，他说自己不应该在这种环境下结婚，他对自己很生气。”

卡托祈祷“科巴会放弃自己的理想，回归宁静的家庭生活”。可是，索索的理想必然让他不能担负一个正常顾家男子所应担负的责任。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妻子都和卡托一样。“难道我就是个牺牲品吗？”斯潘达良的妻子奥尔加——她终于忍受不了，给斯潘达良戴了好多顶绿帽子——曾对斯大林的一个朋友如此说道。她的这句话也可以用来形容斯大林。“我竭尽全力过好我的一生。我知道我选择了一条并不平坦的道路，但这是我的选择……他不是一个顾家的男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个坏人。他有他的理想要实现……我爱他，也会因为他的好心肠而原谅他的一切错误。”卡托知道，就和斯潘达良一样，斯大林“发誓要永远效忠于”马克思主义。[4]

卡托的姐姐萨什克说，在第比利斯的斯瓦尼泽家人听说卡托“十分消瘦”，便想让她回老家休养。

“我怎么可以离开索索呢？”卡托说。

不久之后，斯瓦尼泽从伊利沙贝达什维利那里听说“她病了，他们写信给索索，想要把她带回来”。卡托请求索索不要把她送走。可是，她的病情日渐恶化，“而他却一直拖延时间，直到她病入膏肓，他突然意识到再不行动就晚了”。那年10月，斯大林赶紧把卡托送回到了第比利斯。然而，这段耗时13小时的旅程让卡托元气大伤，“天气太热了，她还在火车站喝了不干净的水”。把卡托送到她家人那里后，斯大林又赶紧回到了巴库。

在第比利斯，卡托的病情继续恶化。她早已不堪一击、营养匮乏了，然后又患上了伤寒，发起高烧，又开始拉肚子。她身上的红疹渐渐变成了不祥的黑色。之前的历史学家通常都说卡托得的是肺结核，但肺结核不会影响她的其他内脏器官。如今，我们可以通过她的家人和朋友的回忆录了解到，卡托得的是伤寒以及大肠出血，在痛苦无比的痢疾中大量出血。

斯大林赶紧又从巴库赶到了第比利斯。他发现“小伙”的母亲快要死了。他“绝望而又温存地照料她，他责怪他自己”，可一切为时已晚。据说，她去世前向一位神父做了忏悔，而斯大林则应允她给她安排东正教的葬礼。1907年11月22日，在回到第比利斯两星期后，22岁的卡托“在他的怀里去世了”。[5]斯大林伤心欲绝。

[1]　在波斯语中，“火”写作“azer”，因此，这个国度就叫做阿塞拜疆（Azerbaijan）。

[2]　很快，巴库又迎来了一个英国人：马库斯·塞缪尔爵士，即之后的子爵，壳牌公司的创始人。1912年，阿尔方索的儿子埃都阿德把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巴库的大部分产业卖给了当时还由亨利·迪特金领导的荷兰皇家壳牌公司。罗斯柴尔德家族由此拥有了壳牌公司的一部分股份。这是一笔颇具罗斯柴尔德特色的交易。这个家族霸占俄国的石油投资几乎长达一个世纪——直到21世纪，当俄国石油再次勃发时，他们又发了一笔财。之前罗斯柴尔德家族所住的地方现已变成了阿塞拜疆的司法部。

[3]　斯大林的格鲁吉亚门徒姆格拉泽说，斯大林“十分了解石油工业”。1942年，极度渴求石油的希特勒下令向巴库进军，夺取油田——这便是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而事实上，这是一场针对巴库的争夺战。当时，斯大林对他的石油部长尼古拉·拜巴科夫说：“希特勒想要高加索的石油。你必须保证没有一片油田落入他的手中，不然你人头难保……知道吗？希特勒说他如果没有石油就不可能赢得战争。”

[4]　托洛茨基也是个不顾家庭的人。他在西伯利亚抛弃了妻子和两个女儿，并说这是“命运”使然。在此之后，他对他的孩子也特别差。布尔什维克党人和他们的家人貌似无法兼容并存。

[5]　陪伴卡托走过人生最后旅程的家人说，她得的是胃病、大肠出血和伤寒。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卡托患有肠结核或腹膜结核（它们并不必然和肺结核有关），这会导致体重剧降、胃痛、痢疾和内脏出血。于20世纪20年代在斯大林家长大的勒万·邵武勉说，她死于结核和肺炎。斑疹伤寒（Typhus）通过腐坏的水和食物传播，伤寒（Typhoid）则通过床虱传播，抵抗力下降也是它的诱因之一——但两者都在贫苦的环境下滋生，营养匮乏也会促使它的恶化，而两者都会导致内出血和变黑的红疹。直到20世纪50年代，人类才发明了针对伤寒的药物。在第比利斯接受笔者采访时，斯瓦尼泽家的近亲克捷万·格洛瓦尼说，卡托得的是“胃癌”，这或许能解释她的内出血。笔者曾于2005年10月31日采访了卡托的侄女玛利亚姆·斯瓦尼泽（109岁高龄），她依然记得卡托去世时的情况。“当时我才9岁。卡托和我爸爸在同一时间得了伤寒。那些传记说卡托是因结核而去世的，但我敢保证她得的是伤寒。”这位百岁老人神志清醒、身体康健，穿着一件碎花的长袍。她是在第比利斯养老院和我说起这段话的。“他们两人都发红疹。我们知道，如果红疹变成黑色，病人就会死去。我爸爸的红疹没有变黑，他活了下来。但我记得，卡托的变黑了。所有家人都知道她即将去世，而她也的确很快离开了人世。”

22　“黑色之城”的大佬：财阀、保护费和海盗

索索亲手把卡托的眼睛合上了。他和卡托的家人一起站在卡托的身边，拍了一张照，而后痛哭不已。“没人相信索索竟然如此心碎。”伊利沙贝达什维利记叙道，他因“没有让她过上幸福的日子”而哭泣。

索索是如此绝望，以至于他的朋友都不敢让他佩带毛瑟枪，怕他自杀。“我伤心欲绝，我的同志们把我的枪收走了。”之后，他曾对一位女朋友回忆道，“我意识到自己没有珍惜生命中的很多事物。当我的妻子还在世时，我经常夜不归宿。我离家之前会告诉她不要为我担心，但当我回到家时，她还坐在那里等我。她会彻夜不眠地等我回来。”[1]

《察罗》报（Tskaro）公布了卡托的死讯。[2]1907年11月25日上午9点，葬礼在库鲁班斯卡亚教堂举行。那里离斯瓦尼泽家——两人结婚的地方——只有几步之遥。然后，亲属们穿越整座城市，把尸体埋葬在了库基亚的圣妮娜教堂。东正教的葬礼既催人泪下又像一出闹剧。据伊利马什维利回忆，面色苍白、眼中带泪的斯大林“虽然十分悲伤，但依然像个老朋友一般”接待了他。索索把他拉到一边，指着棺材说：“这个人儿融化了我的铁石心肠。她去世了，我对人类最后的柔情也随之而逝。”他把手按在胸口，说：“我心孤独，如此孤独。”

在葬礼上，极具控制力的索索终于崩溃了。棺材下放到土里，他也跟着跳了进去，被人们拉拽了出来。卡托的遗体下葬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几个不祥的人影朝他们走来。索索注意到，那正是奥克瑞纳的间谍。他赶紧向墓地尽头跑去，他越过一个栅栏，从妻子的葬礼上消失了——如果说卡托是因为斯大林的疏忽而去世的话，这个结局无疑极具反讽意味。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斯大林从人间蒸发了。“索索沉浸在悲痛之中，”莫诺瑟利泽说，“他几乎不说话，别人也不敢和他说话。他一直在责怪自己没有听我们的话，颐指气使地把卡托带到了炎热的巴库。”他或许感受到了斯瓦尼泽一家人对他的敌意，于是回到了哥里他母亲那里。当见到曾经的同学时，“他像一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

“我的个人生活已粉碎，”斯大林哭着说，“现在，我的生命中只剩下社会主义了。我要把我的一生都献给它！”在此之后，他的家人和朋友都将遭受无数不可言状的悲剧，而他也一直用这句话来自我安慰。多年之后，老去的斯大林依然会想起卡托的温存。他用一个典型的举措来纪念这位前妻。在第一次发表文章时，他用的是“贝索什维利”这个向父亲致敬的名字，而现在，他又有了个新笔名：K．卡托（科巴·卡托）。

虽然他把自己的孩子留在了第比利斯，但他没有回到那片狭隘的“沼泽”。在那里，他已经是个政治犯了。所以，他和儿子分离了长达10年之久。

莫诺瑟利泽说：“卡托去世之后，他把才8个月大的‘小伙’留给了我们。”卡托的母亲斯波拉和莫诺瑟利泽一家人负责养育他，而斯大林很少来看望儿子。这或许是因为他会让斯大林想起卡托。

但这并非格鲁吉亚人的处事方式。虽然斯瓦尼泽一家对斯大林的残忍颇为恐惧，但他们依然敢于表达自己的不满。30年后，斯瓦尼泽家和伊利沙贝达什维利都曾在斯大林掌权期间（虽然是在“大清洗”之前）写过回忆录。他们都富有勇气地责备他的不负责任，说正是他的疏忽导致了卡托的去世。

“在此之后，”莫诺瑟利泽着重总结道，“索索来到了巴库，我直到1912年才又一次见到他——在他流放期间，我们还收到过他的信，他问我们要酒和果酱。”

1907年年尾，当斯大林终于从悲痛里解脱出来后，他来到了巴库的一家饭店，参加堕落的斯潘达良举行的新年晚宴。他终于在这个帝国的革命暴风眼里，和自己的老朋友们重聚了。出席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都是斯大林的老相识：当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日渐萎缩时，俄国和高加索的革命党人都来到了巴库，而他们也开始对斯大林的工作指手画脚。[3]这个派对或许精彩纷呈，因为斯潘达良是个“出了名的懒汉，且喜欢纵情声色，贪图钱财”。斯潘达良的妻子奥尔加并不反对他的放荡行为。她说苏伦从来没对她发誓要对她忠诚，他只效忠于布尔什维克主义。但这位布尔什维克党内的花花公子显然让其他同志震惊了。塔蒂阿娜·武利希说：“巴库所有的孩子，从刚出生到3岁的，看上去全长得像斯潘达良！”

索索再次投身工作，把“组织”重新聚集在一起。他和斯潘达良立即着手推动更多的抗议行动，而他们得到了通常目不识丁的阿塞拜疆工人和波斯工人的支持。大多数知识分子过于势利而不愿接触这些文盲，可当索索开会时，会议上总会有很多穆斯林，他们会抱团为他投票。在此期间，他为党的革命工作作出了一项杰出贡献：他争取到了“希马特”（能量）——穆斯林布尔什维克党——中强硬派的支持和合作。当斯大林逃亡时，穆斯林总是会把他藏在清真寺内。有一次，他和孟什维克党闹翻了，他的一位穆斯林朋友竟然向杰夫达里阿尼挥起了匕首。

通过和穆斯林的关系，斯大林为伊朗革命提供了武装力量。他指派塞尔戈带着人马和军火去伊朗暗杀穆罕默德·阿里，企图推翻他的统治。斯大林甚至亲自穿越边境，来到伊朗组织行动。他到过雷什特——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并非他首次造访伊朗。

在沙皇的迫害下，邵武勉渐渐变了心。他和刚刚从流放地归来的叶努基泽变成了温和的“右派”，但他们无法改变斯大林的支配地位。邵武勉请求斯大林保持克制，而斯大林则嘲笑邵武勉过于优越的生活，并让他“最亲密的朋友、左右手斯潘达良”看住他。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坊间一直传说他和邵武勉之间有深仇大恨，但这种说法无疑夸大了事实。他们依然在一起合作——虽然对彼此抱有戒心。

回到巴库之后不久，斯大林便再次出国和列宁秘密会面。当时，列宁已经搬到了日内瓦。我们了解到，他们是在1908年见的面，而斯大林也的确去过瑞士。斯大林本人也回忆过这段往事。他还见到了普列汉诺夫，后者“惹怒”了他。斯大林认为，“他不过是个世袭的贵族而已”。然而，据我们了解，真正让斯大林反对这位革命领袖的原因在于“普列汉诺夫的女儿一副贵族腔调，穿着最时尚的服装以及高跟鞋”！斯大林至少已部分地转变成了“假惺惺的禁欲主义者”了。

斯大林和列宁就资金问题展开了讨论。列宁还在和孟什维克对着干。他还在寻找被波格丹诺夫和克拉辛偷走的那笔第比利斯银行款，而与此同时，欧洲的警察也还在努力追踪这笔钱。武利希说，被列宁从内部分裂而又被斯托雷平从外部迫害的社会民主工党“急需用钱”。

当然没问题。斯大林在巴库的手下卡夫塔拉泽说：“我们再次决定为党去抢钱。”当“布尔什维克核心小组的主要赞助人”听到“钱”这个字眼时，他拔出了毛瑟枪。

于同一时期出现在巴库的塞基拉什维利说：“科巴在巴库物色行动人员。他把这些人称为‘好汉’。在美国，这些人就是黑帮分子。”但斯大林认为他们是革命斗士。斯大林“建议成立布尔什维克战斗分队”。钦察泽、库布里亚什维利和一些新人加入了这个组织。他们自称为“毛瑟党人”。

在被煞有介事地命名为“自卫总部”的基地中，卡夫塔拉泽协助斯大林建立了武装力量。斯大林的另一个左右手是个红头发的律师。此人名叫安德烈·维辛斯基，生于敖德萨，是个家境富裕的巴库人，祖先还是波兰贵族。23岁的安德烈是个孟什维克党人，他放弃了做律师，投入到了地下革命中去，并在1905年成为行动人员。然而，斯大林或许洞见了这个青年匪徒的潜质，于是并没有因为他是孟什维克而拒之于门外。他指派维辛斯基前去获取枪支和炸弹。

“政治是一笔肮脏的生意，”斯大林曾说过，“我们都在为革命干着脏活。”斯大林成为了这个成员较少却极其管用的筹资组织的“教父”。

据他的毛瑟党人[4]伊万·博科夫说，斯大林的目标是“恐吓石油大亨和‘黑色百人团’（Black Hundres，拥有武装的右翼俄国民粹主义者）”。他下令清除了很多黑色百人团成员。接着，他们计划攻袭巴库国家银行。卡夫塔拉泽说：“我们了解到，一笔总额为400万卢布的国库资金将通过巴库和里海，运往土耳其斯坦地区。因此，1908年年初，我们在巴库集结。”他们将要劫持船长——正如他们在“格里戈尔太子”号上所做的那样。

在巴库港，“尼古拉一世”号遭到了劫持。孟什维克就此调查斯大林，他再次触犯了党的条例。在1918年的诽谤案审判中，马尔托夫上交了足够多的证据证明斯大林是幕后主使，并想传唤证人。在此之后，托洛茨基派的维克多·谢尔盖说，在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之前，维辛斯基曾鲁莽地调查过“斯大林深度介入”对“巴库港‘尼古拉一世’蒸汽船的劫持事件”。

在劫了船之后，“斯大林又想出了”攻袭巴库海军兵工厂的主意。据他的手下博科夫回忆，他故技重施，“先是找到了海军中的（内部）联络人，然后组织了一帮同志……偷袭了兵工厂”，并杀了几个守卫。与此同时，索索每天都从“工业家的贡献”中获取党的经费。

很多财阀和中产阶级都对布尔什维克党抱有同情。伯塔·努辛鲍——石油大亨的妻子、作家艾萨德·贝伊的母亲——便是这样一位贵妇。艾萨德·贝伊回忆：“我母亲用钻石来资助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地下报纸。”罗斯柴尔德和其他石油大亨——他们是全欧洲最有钱的财阀——竟然会支持最终旨在摧毁他们的布尔什维克党，这着实令人吃惊。阿利卢耶夫记得罗斯柴尔德作出过怎样的贡献。

罗斯柴尔德公司的经理大卫·兰多经常为布尔什维克提供活动资金，这个事实也同样被奥克瑞纳记录了下来。他们的间谍了解到，在斯大林掌控巴库工党的时候，石油公司里有个布尔什维克党派的职员，此人“并不参与行动，而是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兰多为革命筹集储备金”。兰多很有可能和斯大林见过面。罗斯柴尔德公司的另一位总裁费里克斯·索马里博士——这位银行家具有奥地利血统，之后成为了一位杰出的学者——说，他曾到巴库平息过一场抗议运动。他付钱给了斯大林，在此之后，抗议便停止了。

斯大林还经常和另一个高层商人见面。亚历山大·曼乔是史巴伟和比比艾巴特石油公司的经理。“我们经常能从曼乔那里拿到献给我们组织的钱。”斯大林的手下伊万·瓦采克说，“每当曼乔要给钱时，斯大林就让我去拿。斯大林同志也和他相熟。”如果曼乔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同情者，那么，就是斯大林勒索了他，因为每当斯大林伸手要钱时，曼乔总是会在第一时间把钱掏出来。

斯大林的剥夺行动还包括收取保护费和绑架。很多财阀给他钱，只是因为他们不希望自己的油田着火，或他们的家人发生“意外”。我们很难区分这些钱到底哪些属于捐赠哪些属于保护费，因为据塞基拉什维利——他对斯大林在巴库的情况十分了解——说，斯大林对这些富人实施的剥夺行动包括“抢劫、勒索，并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要求赎金”。“在当时，绑架小孩司空见惯。”艾萨德·贝伊说。他小时候从来不曾一个人出过门。他的身边总是有3个保镖以及“一个佣人，带着枪骑着马跟在身后”。

据巴库当地的民间传说，斯大林获利最丰的一次剥夺行动是针对穆萨·纳吉耶夫的。纳吉耶夫是当时排名第十的石油富豪。他之前只是一个农民，后来一夜暴富却无比吝啬。他特别喜欢威尼斯的蜗牛府，于是为自己打造了一个（更大的）蜗牛府宫殿——那便是宏伟的、威尼斯哥特风格的伊斯梅丽耶宫殿（现如今的科学学院）。纳吉耶夫其实被绑架过两回，但他本人对两次创伤性经历的回忆含混不清。这两起案件都没有最终被侦破，但布尔什维克党被怀疑是幕后主使。多年之后，纳吉耶夫的孙女吉拉尔—哈努姆说，斯大林曾开玩笑地送了一封感谢信给这位石油大亨，感谢他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大方。[5]

据说，只要斯大林和纳吉耶夫这样的百万富翁“说上10分钟的话”，他们便会乖乖把钱交出来。这或许得归功于他所印刷的专门通知书。上面写道：

布尔什维克党委员会

建议您的公司

支付_____卢布。

他们会把通知书提前寄到石油公司。然后，索索会委派他的技术助理——“一个十分高大的、据说是‘斯大林保镖’的人带着枪前去收钱。没人胆敢不付钱”。

斯大林这位巴库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和当地的犯罪组织打上了交道。毛瑟党开展地下革命活动，这与黑帮的运作方式有些相似。有个帮派控制了“黑色之城”的一片废地。斯大林“和这个帮派协定，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人才能通过那片土地，而孟什维克则不行。布尔什维克党人有特别的暗号”。在俄国这座最为狂野的城市，暴力是通行的法则：石油大亨也会聘请车臣流氓做油田的保安。最为富有的石油大亨之一穆尔特察·穆赫塔罗夫——他的家是巴库最大的宫殿，是一幢法国哥特式的城堡——向他的保镖下令谋杀斯大林。索索被车臣人狠狠打了一顿[6]，这或许就是出于穆赫塔罗夫的命令。斯大林极其小心谨慎，毛瑟党人博科夫说：“有时候，我们甚至半年都不知道他在何方！他没有固定的住所，而我们只知道他叫‘科巴’。如果他约了我们，他也从来不会准时出现，他不是提前一天就是推迟一天现身。他从来都不换衣服，因此看上去像是个无业游民。”索索的同志们注意到，他和那些热情如火的高加索人不一样。“他不会流露情感，”其中一位说，“无论他有多喜欢某个手下，一旦这个人损坏了党的利益，他就不会原谅他——他会活生生地把他的皮给剥了。”

于是，索索再次成功地为革命党获取了资金和枪械。但在此过程中，他也在失去某些人心。像阿列克辛斯基和泽姆利亚奇卡这样的老派布尔什维克党人“十分憎恨这些抢劫行动”和杀戮行为。“有一次，一个党员激怒了斯大林，虽然他没有确凿的证据，但那个人还是被驱逐出了城市，接受了‘审判’，被枪决了。”

斯大林以“实用主义者”自居。他说自己并不是夸夸其谈的知识分子，而是实用的强硬派，干“脏活”的专家。而事实上，他在这两方面都很擅长。不久之后，列宁便听说党内有很多对斯大林的怨言，可是，那个时候，斯大林的势头已经不可逆转了。武利希写道，斯大林“成为了高加索真正的大佬”，“他有很多追随者，他们都认为他是党内仅次于列宁的二号人物。他没有得到那些知识分子的支持，但是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个活力四射的人已然不可或缺”。

对于他的追随者而言，索索具有“磁场效应”，而他也会保护他们。他在结交政治伙伴方面极具天赋，这也是他能最终登上权力巅峰的重要原因。他在瑞典时的室友伏罗希洛夫[7]——对革命充满向往的铁路工人，一头金发——来到巴库投靠他，却生了病。“他每天晚上都来看望我。”伏罗希洛夫说，“我们聊着天，开着玩笑。他问我是否喜欢诗歌，然后就背诵了一整首涅克拉索夫的诗。然后，我们一起唱起了歌。他的嗓音十分优美，耳朵也很灵光。”斯大林对伏罗希洛夫说：“诗歌和音乐能让人开心！”阿利卢耶夫在被捕之后，害怕自己的家人也会惨遭厄运。于是，阿利卢耶夫一被释放便找到了索索。索索建议他离开巴库，并给了他一笔钱让他回到莫斯科。“把钱收下。你有孩子，你应该照顾他们。”

卡托的去世对斯大林是个打击，然而，早在1908年年初，这个以“科巴·卡托”为笔名的鳏夫便已经开始参加各种派对了。而他的身边从来都不缺乏女伴。

[1]　1932年，当他的第二任妻子娜迪亚·阿利卢耶娃自杀时，斯大林的反应也和这一次类似：自怨自艾，甚至扬言要自杀。

[2]　死讯全文为：“同志们，朋友们，家人们，我们悲伤地通知，叶卡捷琳娜·谢米诺娃·斯瓦尼泽·朱加什维利去世，向她的丈夫约瑟夫，父母西蒙和斯波拉，兄弟姐妹亚历山德拉、亚历山大和玛丽科表示沉重哀悼。”米哈伊尔·莫诺瑟利泽说：“1936年，我把我的妻子萨什克埋在了卡托身边。”萨什克因癌症去世，但她或许因此而逃过了苦难。20世纪30年代早期，斯瓦尼泽一家还与斯大林关系极为亲密。但他们的命运却在一夜之间逆转而下，笔者将在本书的尾声中讲述这个故事。卡托和萨什克的墓地现今仍然在第比利斯，墓碑上有她们的照片。墓地的背面还有一个破旧的铁栅栏，斯大林有可能在逃避追捕时翻过这个栅栏。在盗墓者中流传着卡托死于伤寒的传说。第比利斯市政府最初想把她埋到“瘟疫墓地”，可是，她的家人领走了尸体，重新安葬。

[3]　和他再次会面的第比利斯老朋友有：塞尔戈、布多·“枪管”·穆季瓦尼、阿利卢耶夫、钦察泽，以及“组织”的大部分人——还有身材高大、蓝眼珠的邵武勉。斯大林的新朋友伏罗希洛夫以及老朋友叶努基泽很快又迎来了列宁的特派员：人脉广但为人严肃的贵妇艾伦娜·斯坦索娃（“绝对真理”）、罗扎利娅·泽姆利亚奇卡、阿列克辛斯基和一个名为路德米拉·斯特尔的女孩。然而，很多他过往便认识的孟什维克党人也来了，比如说杰夫达里阿尼。这个世界很小。

[4]　斯大林在巴库的经历晦暗不明，但毛瑟党人的回忆录为我们提供了线索。它们在苏联时期，特别是斯大林掌权时期消失不见了，大多数都没有出版过，但它们仍然被保存在档案库里。

[5]　当纳吉耶夫第一次被绑架后，赎金为1万个金卢布——不然的话，他就会被五马分尸。“我只能给你们950卢布，”纳吉耶夫说，“你们当然可以把我给分尸了，但这样一来你们就拿不到一分钱。”最终，他真的只付了950卢布。然后，1908年12月，他再次被一帮“以一个黑头发、脸上长有显眼痘疮的人为首”的人绑架。据说，这一次，纳吉耶夫付了10万卢布。纳吉耶夫第一次被绑架时，斯大林的确在巴库，可第二次时，他已经被关在巴库监狱里了。就算当时斯大林没有被囚禁起来，他也不可能直接参与行动。无论如何，他都是在监狱中遥控他的“组织”的——他完全可以是其中一次或两次绑架案的幕后主使。然而，这个故事不见于任何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回忆录。而在1909年，报纸宣称，执行第二起绑架的是当地的流氓警察，他们还与副总督楚宾斯基上校有关。无论事实怎样，纳吉耶夫很有可能也像其他石油大亨一样，为布尔什维克党提供了资金。他们都在之后的大革命中破产了。他于1919年去世。

[6]　这次经历是对他极大的侮辱，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他对车臣人的敌意。“二战”期间，他曾下令把所有车臣人驱逐出境，这次运动造成了很多人死亡。另一方面，他也在战争期间驱逐并迫害了其他并没有伤害过他的种族，比如说波兰人和朝鲜人。而在穆赫塔罗夫这一边，当红军于1920年占领巴库时，他拒绝把自己的宫殿交给布尔什维克党人。“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让任何穿着军靴的‘野蛮人’进到我家！”他和布尔什维克党发生了火并，并最终被打败。走投无路的他选择了自杀。他美丽的妻子丽莎•哈努姆——巴库城堡正是为她而建的——被囚禁在了地下室。在此之后，她逃亡土耳其，并一直活到了20世纪50年代。穆赫塔罗夫的城堡现如今是巴库婚礼宫殿。

[7]　多年之后，当伏罗希洛夫元帅最终失去斯大林的青睐时，他求情道：“可是，科巴，你还记得1907年我们在巴库的美好经历吗？”“我不记得了。”斯大林回答道。如想了解伏罗希洛夫的命运，请参见本书尾声。

23　跳蚤比赛、清除叛徒与逼疯

——监狱游戏

每当“组织”得来一笔钱，斯大林和斯潘达良便会花上一小笔举行一个疯狂派对。索索把这些派对称为“uklonenia”——意为“离经叛道”——他也在用这个词隐晦地讽刺党内没有尽头的政治分裂。

据A．D．萨克瓦列利泽——斯大林的伪币制造专家——说：“每当斯大林有闲钱时，我们都会在偏远的餐厅或私人公寓中举办‘离经叛道的’大会。那都是些高级餐厅，通常是贸易街上的斯维特餐厅。我们会大快朵颐，庆祝行动的成功。斯潘达良特别喜欢这些‘离经叛道的派对’。我们会肆无忌惮地聊天、吃饭，大声地唱歌。斯大林的歌声尤其响亮。”每当斯潘达良来到派对时，他总是带着女孩。

一个巴统的同志把自己漂亮的妹妹阿尔瓦希·塔拉克瓦泽介绍给了斯大林。她才18岁，自我坦白是个“被宠坏的孩子”，她对革命十分向往。“科巴——巴库无产阶级的领袖——用我哥在比比艾巴特油田的花店后屋作为基地。”她说。于是，斯大林吸收了塔拉克瓦泽，并给她取了一个代号“加号同志”，以表达她对革命的热情。这个代号显然荒诞无比，但女孩的回忆录显示，两人的关系绝非一般：“科巴启迪了我，他和我讨论社会政治问题，赋予了我阶级意识，并让我相信胜利最终会到来。”“赋予阶级意识”和“相信胜利最终会到来”基本上是委婉的说法，因为，在1908年，阿尔瓦希·塔拉克瓦泽公开承认自己就是斯大林的女朋友。

他在开展地下工作方面的天赋极高，有时甚至是可怕的。这位女朋友变得“相当擅长迷惑间谍，但科巴又教了她一些新技能”。有一天，他命令她把一些秘密文件运往巴拉卡纳油田，而这些文件则藏在一副棺材里。“你得扮演一个悲痛欲绝的姐姐，你马上就要亲手埋葬自己的弟弟了。”斯大林像一个编剧一样指导她，并把她送往墓地。“你得披头散发，紧紧抱住棺材，大声哭泣，说你从此往后无依无靠，还要自责是你自己害了弟弟。千万不要把棺材埋得太深。”他把铲子递给了她。斯大林在暗中观看着她的表现，并表扬了她。在此之后，她说：“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他时刻都在盯着我。”

阿尔瓦希·塔拉克瓦泽貌似并非斯大林唯一一个女性同志。他认识了路德米拉·斯特尔，“一个著名的女性活动家”，据说她“虽然丰满但很漂亮”。斯特尔是乌克兰南部一个钢厂主的女儿，她比斯大林大6岁，进过好几次监狱。不久之后，她便被驱逐，来到了巴黎。据说两人的关系断断续续，但她显然对更为年轻的斯大林造成了影响。此后，当斯大林前往国外造访列宁时，他很有可能又和她再续前缘——路德米拉和列宁走得很近。他们肯定在1917年见过面。不过，两人的关系终归无疾而终。然而，“斯大林”这个世人皆知的名字却源自于这段关系。

在斯大林离开第比利斯之后，秘密警察把斯大林跟丢了。现在，他们再一次发现了他的踪迹。斯大林的手下博科夫被捕了。“宪兵问我，斯大林到底是谁？他在（巴库兵工厂）攻袭案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1908年3月15日，宪兵突袭了正在人民会堂开会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斯大林、邵武勉和斯潘达良逃走了，但宪兵还是掌握了毛瑟党人的踪迹。正当钦察泽和“组织”着手策划攻袭国家银行和运金船只时，哥萨克骑兵和宪兵“伏击了他们的基地”。双方展开火并。几个哥萨克骑兵被杀死了，但“组织”失去了他们的神枪手、曾参与过第比利斯银行攻袭的因茨基尔韦利。他们赶紧取消了行动。卡夫塔拉泽离开了“组织”，前往圣彼得堡大学读书——但他从来没从斯大林的生命中消失过。

3月25日晚，巴库警长带队突袭“几个非法据点，逮捕了几个犯罪分子”，其中之一名为盖奥兹·贝索维奇·尼扎拉泽。警长在他身上发现了非法身份证件，因此把他交给了宪兵队”。被逮捕者的假护照显示他是贵族尼扎拉泽，可是，“贝索的儿子”这个教名泄露了他的真实身份。他就是高加索地区最重要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列宁第二”。在历经长达4年的逮捕行动后，奥克瑞纳终于捉到了斯大林。

当身穿蓝色囚服、披着花哨高加索头巾的新犯人迈入巴库巴伊洛夫监狱时，其他政治犯交头接耳。“这是个机密。”他们说，“那人就是科巴！”他们提醒彼此要小心，他们对斯大林的害怕“甚于警察”。

这个可怕的人并没有让他们失望。他“能冷静地激怒别人，而自己却仿佛置身事外。他会运用任何方式挑起事端，而他自己却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他在著名的巴伊洛夫监狱——位于油田之中——待了7个月，而在此期间，他就是这个地方的主宰。他会读书，学习世界语——他认为这是未来的语言，还甄别了一系列叛徒，并把他们清除了。

索索和其他布尔什维克党政治犯被一起关在3号囚室（而孟什维克党政治犯则被关在7号囚室）。巴伊洛夫监狱里的政治犯是如此有纪律，他们甚至成立了一个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索索在监狱里和他的实用派手下塞尔戈以及孟什维克行动人员维辛斯基重逢。后者被推举为掌管食物的“长老”。这是个敏感的职位，因为维辛斯基经常能从他富裕的妻子和父母那里得到零食。他会和斯大林分享这些好吃的。他的大方或许是出于对斯大林的恐惧。在之后的“大清洗”中，维辛斯基幸免于难，或许和这有关。

“长老们”会把犯人的每一天分成闲暇时间、清洁时间和讨论时间三部分。他们负责分配谁和谁睡一张床（斯大林和一个名为伊利亚·纳季拉泽的哥里人睡同一张床）。他们还负责分配内务，其中包括洗碗和清洁厕所。而据萨克瓦列利泽说，“斯大林经常免于这些劳务”。

他的狱友中有一个名为西蒙·韦列夏克的孟什维克。他曾写过巴伊洛夫监狱时期的斯大林。他虽然憎恨斯大林的粗鲁和狡猾，但对他的极度自信、机智过人、过目不忘的记性和冷静着迷：“根本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激怒他！”犯人会在监狱院落里被执行绞刑，狱中的人听到他们的哭喊声根本睡不着觉，可斯大林是唯一能安然入睡的人。

索索并不是发明对叛徒执行死刑的第一人。韦列夏克说：“在巴伊洛夫监狱，叛徒通常都会被处决。”但是在调查和审判之后，斯大林则通过代理人秘密执行死刑。首先，“希腊人米特卡处决了一个据说是警察间谍的年轻工人，是科巴下的命令”。然后，“一个年轻的格鲁吉亚人在看押政治犯的囚室走廊被暴打了一顿。只听见一声‘叛徒’的叫喊，所有人都围了上去，拿起什么东西就开始揍他，直到墙壁上溅满了血，狱警用担架抬走了这个全身是血的人。在此之后，有传言说是科巴下的令”。

政治犯经常在狱中讨论政治，而这些讨论通常都会不欢而散。斯大林最憎恨追随列夫·托尔斯泰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总是下手比脑子转得快的塞尔戈和一些社会革命党人打起架来。“塞尔戈下手很重，那些社会革命党人没一个打得过他。”多年之后，斯大林写信对伏罗希洛夫说，他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奥尔忠尼启则的颜面。在当时，他们三个人就是苏联的统治者。而事实上，社会革命党人把塞尔戈好好收拾了一顿。

每当遇到解不开的政治提议时，斯大林就会变身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权威。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无法被挑战。他知道怎样用马克思的话恰如其分地解决任何问题”。然而，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却“令人不满，十分粗鲁，枯燥乏味”。[1]

斯大林喜欢流氓超过革命家。他的“身边总有杀手、敲诈勒索者、抢劫犯和枪手——毛瑟党人”。有些时候，狱中的刑事犯会来打扰政治犯，可是，在斯大林的组织下，那些格鲁吉亚刑事犯却变成了他的保镖。在他执掌苏联时期，他曾提拔过内务人民委员部里的罪犯，这令他的同志们瞠目结舌。然而，斯大林终其一生都擅长利用这些人。

政治犯和刑事犯都会发起监狱游戏，并下注赌输赢。这些游戏包括摔跤和跳蚤比赛。斯大林不喜欢下国际象棋，但“他和塞尔戈·奥尔忠尼启则会通宵下双陆棋”。在其中最残酷的游戏叫“逼疯”：他们会把一个年轻犯人送进刑事犯的囚室，然后赌他能支撑多久。有些时候，受害者会真的疯掉。

监狱里全都是被斯托雷平逮捕的受害者，它原本只能容纳400人，现在却被放进了1500人。斯大林的肺出了点问题，他觉得自己无法在炎热的空气中呼吸。强壮的“枪管”·穆季瓦尼——他有段时间被看押在同一个囚室里——会把索索举起来，让他通过监狱的高窗呼吸外面的空气。其他狱友会大笑着为他呐喊：“往上，枪管，往上！”多年之后，当“枪管”在克里姆林宫见到斯大林时，他总是会如此问候：“往上，索索！”

斯大林向当局抗议监狱的恶劣环境，当局非常愤怒，派了一帮士兵把政治犯都打了一顿。“领头的科巴朝前走去，他的手里握着一本书，即便被来福枪杆暴打也绝不低头。”韦列夏克回忆道。作为还击，“他用装粪的水桶砸了囚室的门，完全不惧怕会被士兵刺杀”。

监狱里人满为患，“不可能不踩着别人”，但这也为恶作剧创造了条件。和斯大林分享同一张床的哥里人纳季拉泽让他的妻子陪凯可前来巴库。两个女人一个见了丈夫，一个见了儿子。斯大林“兴高采烈地迎接母亲。凯可一见到宝贝儿子便哭了起来”，但他“安慰她说，革命者不可能不入狱……”。他们开心地聊了两个小时。纳季拉泽说。斯大林让他母亲给巴库的革命党人递送秘密纸条——而她差点因此被捕。

“组织”正在计划协助索索越狱。他们买通了一个狱吏，让他偷送了一把锯子给斯大林。有一天晚上，斯大林用它锯开了囚室的铁栏杆。按照原定计划，他将越过围墙，来到监狱外面。在那里，毛瑟党人为他准备的马车会等着他。可是，肯定有人背叛了他，因为就在行动的最后一分钟，没被收买的哥萨克骑兵出现在了守卫的位置。斯大林的越狱计划失败了。

官僚气息严重的沙皇政体再次犯下了办事迟缓的错误。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清楚了斯大林的真实身份，并对他从宽处理了。最终，他竟然没有被流放到亚洲方向的西伯利亚，而是令人吃惊地被判决流放到欧洲方向的沃洛格达省两年。

就在他即将被流放之际，人满为患的巴伊洛夫监狱的混乱为斯大林再次提供了越狱的机会。他和另一个犯人换了身份[2]。越狱计划貌似即将成功：那个犯人假装自己是斯大林，而索索则一一吻别了狱友，被护送出了监狱。

[1]　斯大林还在狱中和很多毛瑟党人重逢（比如说他的狱友萨克瓦列利泽兄弟）。他在孟什维克党中的对手——结识于神学院时期的杰夫达里阿尼和巴统的诺伊·拉米什维利——也在这个人满为患的监狱里。不过，现在，双方被逼迫得只能再度合作，而孟什维克党人也不再提他的那些剥夺行动了。

[2]　1937年7月，正值“大清洗”高峰期，哥里人I．P．纳季拉泽——安排斯大林换身份的人——给他们当时的另一位狱友安德烈·维辛斯基写了一封信。当时，维辛斯基已经是斯大林手下的苏联总检察官了，他胆小怕事，却又十分危险。纳季拉泽在信中说，他曾因政治谋杀案而入狱，并曾协助过斯大林换身份越狱。维辛斯基说自己记得前者，但至于后一件事，这位邪恶的幸存者则说得模棱两可：“至于协助斯大林同志换身份这事……我不能做证，因为我不记得了。”当时，纳季拉泽显然正在被调查，不然的话，他是不敢在这个敏感时期给危险的维辛斯基写这样一封信的。然而，也正因为此，他在信中所言就不太可能全是胡编乱造。

24　“大河雄鸡”和贵妇

然而，互换身份这个计划依然被泄露了。就在斯大林即将离开巴伊洛夫监狱时，那个被安排和他交换身份的人被控制了起来（他们有可能是被泄露前次越狱计划的同一个警察间谍出卖了，或者是被未被收买的守卫阻止了）。斯大林只能被送往沃洛格达省。沃洛格达比西伯利亚近很多，但是斯大林的旅途长达3个小时。在途中，他还在莫斯科的布特尔斯基监狱待了几天。在多年之后的“大清洗”运动中，很多被清洗者都葬身于此。

索索没有冬天的衣服，于是，他给巴库的邵武勉写信，请求他的帮助。“我们甚至买不到一件二手的大衣，”邵武勉回忆道，“但我们给他送去了5卢布。”斯托雷平对巴库展开了整顿。警察们镇压了当地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流失惨重，很多领导都被捕或被杀。“我们没有一分钱。”邵武勉说，“革命者又饥饿又虚弱。”

抵达沃洛格达监狱[1]之后，斯大林领导了一场抗议暴动。“他从来不服从于任何人，”一位狱友说，“他只有在他们动用武力时才撤退。”在从沃洛格达前往流放地的途中，他要么真的得了伤寒，要么就是说服了一个医生。后者让他在维亚特卡医院舒舒服服地待了几天。最终，他乘坐雪橇穿越冰天雪地，于1909年2月来到了索里维切戈茨斯克。

索里维切戈茨斯克约有450位流放者，斯大林和他们住在了一起。其中有一位叫塔蒂阿娜·苏霍娃的教师，据说她和斯大林坠入了爱河。

在索里维切戈茨斯克短暂滞留期间，他在这群政治犯中赢得了两位女子的芳心。那是他身无分文而又低落的一段岁月，可他的身边从来都不缺女孩。他任何时候都拥有至少一个情人，甚至更多。事实上，流放时期的斯大林放荡不羁。

莫洛托夫说，虽然斯大林脸上长满了痘疮和雀斑，对女人而言，他依然是个“帅哥”。“女孩们因他神魂颠倒，因为他很会与她们相处。他有双谜一样的眼睛，它们如此迷人。”叶妮亚·阿利卢耶娃——他未来的嫂子，很有可能也和他有过恋情——对她女儿说：“他比较消瘦，但强壮而又活力四射，他（有）一头浓密的头发，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每个人都会提到斯大林那双“灼人的眼睛”。

即便是他身上那些惹人厌的特征，也有特别的魅力。他的讳莫如深、傲慢、残忍、警觉、对学习的痴迷和智慧也许只会让他更受女性的欢迎。他的古怪让他显得与众不同。他的冷漠反而会让女人更想占有他。而他貌似的生活无法自理——他看上去总是那么孤独、消瘦和邋遢——则会让女人更想要照顾他。其中还有他的民族所起到的作用。

格鲁吉亚人以激情和浪漫而闻名。心情好的时候，斯大林就是个彬彬有礼的格鲁吉亚情人。他会对女孩们唱情歌，赞美她们的漂亮衣服，还会送她们丝质手帕和鲜花。而另一方面，他又在私生活方面极具攻击性。只要他觉得合适，他就会给他的同志戴绿帽子——特别是在流放时期。作为示爱者、男友和丈夫的斯大林在有些时候甚至是温柔而幽默的。然而，如果爱上他的女士以为他就是个格鲁吉亚卡萨诺瓦，那么，等到更加了解他时，她们便会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

他是如此怪诞而又缺乏同情心。他对自己的个性、身世和生理自卑讳莫如深。他那相连的脚趾令他如此敏感，以至于此后当克里姆林宫的医生为他做检查时，他用毯子盖住了全身的其余部分——包括脸。在他成为最高领袖之后，每当要拍官方照片时，他总是会让保镖为他的脸抹上白粉，以掩饰痘疮。他不喜欢在俄国澡堂子里洗澡，羞于展示自己的裸体。他对自己僵硬的手臂十分不安，手臂残疾令他无法和女士们跳舞：他承认他“无法搂住女人的腰”。正如卡托在他们婚姻期间所了解到的那样，他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从不向人袒露心声。他的自大消耗着对方的元气，可他从来不给对方以情感滋润。他偶尔的温存根本无法弥补其长期的冷漠和阴郁的过度敏感。正如娜塔莎·科尔蒂娃所言，一旦被惹怒，他就会变成一头猛兽。

女人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很低。革命、自我实现、对知识的追求，以及与男性朋友拼酒——这些都比女人重要。他兼具狂野的男子气和具有维多利亚时期特色的拘谨。他当然不是一个享乐主义者。他很少谈论自己的私生活，但他的确很多情——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何终其一生他都对他同志的放荡行为有所宽容。巴库的斯潘达良是出了名的好色之徒。在此之后，作为苏联高层的叶努基泽和贝利亚也总是在女人身上过度消耗精力。只要下属努力工作且对他保持忠诚，斯大林就不会管他们的私生活。对其自身而言，他把性视作安全问题甚于道德问题。

一方面，他不喜欢像他母亲那样强壮而又聪明的女人、“有想法的”自命不凡的女人、像普列汉诺夫女儿那样“穿着高跟靴子”的花哨女子。他更喜欢年轻、具有可塑性的少女，或者丰满的村妇，这些女人会让他有自我优越感。而在另一方面，即便到了20世纪30年代，他的身边还依然有受过良好教育的、思想解放的女革命者。这些女人在智识上完全和他平起平坐，有些甚至是贵妇，出身远比他好。然而，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革命和他的独立自主永远要先于女人。

而那些和他相恋的女人（以及一不小心生下来的孩子）都必须理解：这位游侠一样的马克思主义者随时都会从她们身边消失不见。

当斯大林闯入塔蒂阿娜·苏霍娃的生活时，她正和其他几位流放者在自己家中，有人称“一群新来的犯人到了，其中还有一位来自巴库的同志，他名为奥斯普·科巴，是个职业革命家，一个重要人物”。不久之后，奥斯普（俄语中“约瑟夫”的昵称）走进了她的家门。他“穿着高筒靴、黑色的大衣、黑色的绸缎衬衫，戴着一顶羊皮帽，白色的头巾垂落在肩头，一看就是格鲁吉亚人”。

当时正值春天。索里维切戈茨斯克是个落后的偏远小镇，皮毛贸易是它的主业。它有700年的历史。镇中有个满是尘土的广场、一幢木质的贸易大楼、一家邮局和一座建于16世纪的漂亮的教堂。维切格达河从镇中奔流而过。10位流放者住在一幢公屋里——塔蒂阿娜·苏霍娃说：“这个地方拯救了我们，因为我们终于有事干了。它像是个大学，甚至还会有人上课。那些一个人住的流放者通常只能靠喝酒度日。”

这片区域的警长名为日维列夫，绰号“大河雄鸡”。他身材矮小，脾气暴躁，却是个做事较真到了滑稽程度的人，说起话来女声女气。他自居为“索里维切戈茨斯克的上帝和沙皇”，严令禁止任何超过5位流放者的聚会，即便他们只是在排练话剧、滑冰、划船或摘蘑菇。一旦被他发现有人违反规定，他就会像只愤怒的公鸡一样，在河岸上追着他们跑——因此有了这个绰号。

据一位当地警察说，斯大林“对上级缺乏尊重，经常强词夺理”。有一次，他大声朗读革命著作，还参加了话剧排练[2]，“大河雄鸡”把他关了起来，罚了他25戈比。即便如此，流放者还是会举行秘密的狂野派对。男女之间的互相吸引不可避免。“我们正唱着歌——我跳起舞来，”一位名为舒拉·多布龙拉沃夫的女孩回忆说，“科巴拍着手，突然，我听见他说：‘舒拉是生命的快乐之源！’我看到科巴正对我神秘地笑着。”接下来两人到底发生了什么，无人知晓。

有一次，流放者正在一起划船。他们唱着歌，挥舞着红色的旗帜。“大河雄鸡”跑到岸边，冲他们大吼：“停止歌唱！”不过，他没法惩罚他们所有人，于是他们逃过了一劫。

斯大林经常组织流放者秘密集会，但据亚历山大·杜布洛文回忆，他“会紧紧盯住每个与会成员，并要求他们向他汇报一举一动”。杜布洛文在回忆录中暗示，斯大林逮捕过叛徒，并下令把他们处决。“有个名为穆斯塔法的流放者。穆斯塔法是个叛徒。据一位同志说，他被扔进了维切格达河，溺水身亡了。”

“我经常去（斯大林）房间看望他，”塔蒂阿娜·苏霍娃——当时她22岁，有一头浅棕色的头发和一双灰色的眼睛——说，“他的生活很拮据。他睡在一个板条箱上，上面只铺了一层木板和一袋稻草。他盖法兰绒的毯子，垫着粉色的枕头。”他心情郁结——卡托才去世了几个月。“他经常大白天的就半躺在那里”。然而，书籍永远是他的慰藉和避风港，“因为他觉得很冷，所以他穿着大衣躺在床上，身边全都是书”。据她说，她让他渐渐开心了起来。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他们会开彼此的玩笑，甚至一起去划船。渐渐地，朋友之情变成了爱情。直到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依然没有忘记苏霍娃。在此之后，他曾给她写过信。他请求她原谅自己没有联系她：“我违背了曾经的诺言——我曾多次许下过的诺言——我甚至连一张卡片都没送给你！我真不是个人，请你接受我的道歉……保持联系！”两人直到1912年才再次见面。

当年6月，当地警察报告称，索索和所有其他流放者举行了一次大会。与会者中有个名为史黛芬妮娅·佩德罗夫斯卡娅的女孩。两人很快坠入爱河，迅速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

史黛芬妮娅是个23岁的教师。她的社会地位比斯大林高。她是敖德萨的贵族，她信仰天主教的父亲在敖德萨市中心有一幢房子。她曾就读于精英大学预科学校，然后进入了大学。据警察报告称，“佩德罗夫斯卡娅贵妇”曾于莫斯科被捕，被判流放沃洛格达两年。当她认识奥斯普·科巴时，她正好刚刚结束服刑。斯大林并没有在那里待多久，但两人的感情肯定十分热烈，因为在此之后，她竟然为了索索待在了被遗弃的索里维切戈茨斯克，又跟着他回到了高加索。

流放者基本无从了解社会民主工党在国外的发展情况。但是，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会为他们寄来破旧的杂志期刊，他们能从中了解到党的最新情况：工党依然处于分裂之中。列宁依然敌视波格丹诺夫，这让斯大林十分不满。“你觉得波格丹诺夫的新书怎么样？”索索问他日内瓦的朋友马拉基亚·托罗舍利泽，“在我看来，它正确地指出了伊里奇（列宁）的个人偏见，这极为重要。他同时指出，伊里奇的唯物主义……和普列汉诺夫的不一样……而伊里奇却在掩饰这一点。”

斯大林尊敬列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列宁的理念全盘接受。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开展了削弱列宁的影响力的工作，这显然是出于他的政治目的。而现在，在他看来，列宁的分裂主义完全是一个被宠坏了的流亡者的自我沉溺。可是，在布尔什维克主义日渐式微的俄国，党内的实用主义者无法忍受这种颐指气使的行为。“作为整体的社会民主工党不复存在了。”季诺维也夫承认说。党内的分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某些“清洗者”认为是时候为工党画上句号了。而在另一方面，斯大林与那些“调停者”达成一致，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必须和孟什维克党合作，生死与共。

斯大林当然知道党需要他，因此，他无心在索里维切戈茨斯克继续滞留——斯托雷平流放的革命者越多，沙皇的官僚体系就变得越发混乱。逃亡者也成倍地增多。在1906—1909年间，俄国共有32000名流放犯，但每次人口清算都没有超过18000人。索索给圣彼得堡的阿利卢耶夫写了一封信，询问他的家庭和工作地址。很明显，他想去首都走一趟。他开始为逃离筹资，从邮局得到了好几笔钱。流放者们假装举行了一次赌博，斯大林“赢下了700卢布”。

6月的晚些时候，在“大河雄鸡”完成早晨的检阅后，苏霍娃帮斯大林穿上了一身萨拉凡——俄国风格的无袖长裙。我们无从知晓他是否剃了胡子，但乔装打扮的斯大林在苏霍娃的陪伴下乘坐蒸汽船来到了当地的中心城市科特拉斯。临别时分，斯大林——全然不顾那身女装，亲吻着苏霍娃说：“总有一天，我会给你一块丝缎手帕报答你的。”

随后，他坐上火车，前往有着“北方威尼斯”之称的圣彼得堡。

“有一天晚上，”谢尔盖·阿利卢耶夫——当时，他仍是多情的奥尔加的丈夫——回忆说，“我正在（圣彼得堡）里特尼大道散步，突然看到斯大林同志向我走来。”两位朋友拥抱在了一起。

在此之前，斯大林已经造访过阿利卢耶夫的家和工作地点，但没有找到任何人。不过，圣彼得堡的市中心很小。阿利卢耶夫请一位看门人把索索藏了起来。看门人大多是奥克瑞纳的间谍，所以，他们中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同情者不会被怀疑，他们的居所是理想的藏身之处。

这位看门人把斯大林藏在了皇家骑兵军营的搬运工宿舍里。军营位于波将金街上，比邻陶里达宫——这里曾经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政治同伙波将金将军的住所，现在则是国家杜马的会址。在军营里，“官员们会乘坐马车进进出出……而斯大林则会进城去看望朋友”。安娜·阿利卢耶娃说，他“冷静地走过守在军营门口的卫兵，手里拿着军团的点名册”。

很快，斯大林就接到了“创办一份报纸”的命令，他联络了一些人，赶紧回到了高加索。

1909年7月早些时间，他再次现身巴库。这一次，他有了一个新身份——亚美尼亚商人奥尔盖尼泽·托托米安茨。然而，奥克瑞纳还是发现了他的行踪：“社会民主工党的西伯利亚逃犯业已抵达——他叫‘科巴’或‘索索’。”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内有两个间谍，一个名为菲库斯，一个名为米哈伊尔，两人经常把斯大林的情况通报给奥克瑞纳。这个时候，斯大林的代号“牛奶工”[3]渐渐出了名——因为他把一个巴库的牛奶吧当作了自己的基地。他一直在受监视，可秘密警察花了好几个月才确认了他的身份，而后对他展开逮捕。这是为什么呢？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一个长盛不衰的关于青年斯大林的迷思之中：这位后来的苏联领袖真是沙皇秘密警察的间谍吗？

[1]　沃洛格达监狱的典狱长名为谢罗夫。反讽的是，此人就是伊万·谢罗夫的父亲，而后者便是斯大林最为亲信的秘密警察。在此之后，他曾负责驱逐过成千上万的车臣人以及其他民族。他还是克格勃首位主席。

[2]　索索和一位邮局职员交上了朋友，此人还在监狱里当狱吏。斯大林是在去邮局领钱时认识他的。夏天的时候，索索喜欢独自到森林里打猎，而这位邮差兼狱吏会在森林里和他密会。索索会把小纸条递给他，让他转送给关在当地监狱里的犯人。同时，当地的一位神父允许斯大林从他的图书馆里借书。

[3]　秘密警察会给他们的监视对象取有趣的代号：烤面包师叫作“包子”，银行职员叫作“钱袋”，诗人谢尔盖·叶赛宁的代号是“打字机”，而漂亮的女孩则用“大美人”或“迷人精”作代号。

25　“牛奶工”：斯大林是沙皇间谍吗？

重新回到巴库这个石油帝国的“牛奶工”，在斯潘达良、塞尔戈和布多·穆季瓦尼的协助下，试图重振被重创的布尔什维克党。他再次集结了“组织”中剩余的人手，据毛瑟党人库布里亚什维利说，他“开始策划攻袭一艘邮船”以筹集运营《巴库工人报》所需的资金。

然而，这是一个黑暗的时期。“我们的党生病了，”索索对茨哈卡亚抱怨道，“没有什么好消息可以写。我们失去了工人。”他进一步说，现在，他相信布尔什维克党只有和孟什维克党联手这一条路可以走。调停者是列宁的敌人，可是，严峻的情况让斯大林不得不成为一个调停者。俄国委员会中的强硬派（Komitetchiki）对列宁和那些斗嘴的流亡者越来越失望：“为什么要让这些该死的‘潮流’分裂我们……这都是毫无用处的争论——双方都该各挨50大板！”斯大林提议，社会民主工党应在国内建立俄国中央局以指导党的工作，并创办一份全国发行的报纸，而不是在国外发行的。斯大林在报纸上抱怨道：“中央委员会已经形同虚设。”

很快，巴黎的中央委员会得到了索索有关社会民主工党未来的设想。1910年1月，出于对他的忠诚和组织天赋的肯定，他被委任为俄国中央局委员。斯大林从一个高加索地下革命者正式蜕变成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袖。然而，与此同时，身在巴库的他展开了与邵武勉的斗争。

“斯大林和斯潘达良把所有权力都握在自己的手中。”邵武勉的妻子叶卡捷琳娜——一位石油大亨的女儿——抱怨道。邵武勉意识到自己并非斯大林的对手。而另一方面，沙皇的迫害越发令人发指。于是，和当时很多的党员一样，邵武勉选择了一份正常工作，他甚至开始为对革命抱有同情的石油富豪舍巴耶夫打工，他不想再参与地下活动了。“所有人都有‘预见’，并找了一份私人工作。”索索对茨哈卡亚说，“除了我之外——我没有‘预见’。警察还在追捕我！”对革命抱有坚定信心的斯大林从不具备“预见”，也憎恨那些因此而放弃革命的人。比如说邵武勉——“他3个月前就放弃了我们的工作！”他试图说服邵武勉回到革命工作中。在卡托去世之后，他也对邵武勉的幸福家庭生活倍加嫉妒，[1]还责怪邵武勉的妻子叶卡捷琳娜：“她就像一头母牛，只顾着养育她老公，还对我充满敌意，因为我让她的斯捷潘参与秘密行动，可能会让他锒铛入狱。”叶卡捷琳娜·邵武勉则说斯大林“暗算斯捷潘，就像一个心狠手辣的泼妇”。

斯大林在第比利斯做了次短暂的停留，为“财政事宜”——对剥夺行动的委婉说法——作准备。就在差不多同一时间，他的父亲去世了，而他对此并不知情。贝索这个只能靠喝劣质酒度日的人终于因病危被送进了米哈伊洛夫斯基医院。医疗报告称他最终死于结核、大肠炎和肺炎。他于8月12日去世，享年55岁。他在去世前并没有试图找过索索。没有亲戚看望他，他身上也没有钱，于是，他最终被埋在了无名墓穴中。对于那个把“贝索之子”作为笔名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来说，他的父亲在多年之前早已去世了。[2]

回到里海之后，他在流放时期的女朋友史黛芬妮娅·佩德罗夫斯卡娅很快就和他团聚了。奥克瑞纳盯上了她，说她是“当地著名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袖的情人”。她肯定很爱斯大林，因为在她结束流放之后，她既没有去莫斯科也没有去敖德萨，而是径直来到巴库找到了斯大林。

而现在，他给予了她最大的回报：他弃用了“K．卡托”这个笔名，转而使用新笔名“K．斯蒂芬”——它由“史黛芬妮娅”转变而来，并距“斯大林”又近了一步。斯大林是个男性沙文主义者，他一再用爱人的名字作笔名是件奇怪的事。两人之间的通信没有得到保存，但“K．斯蒂芬”让史黛芬妮娅感受到了她的重要性。他们同居了。

紧接着，党内发生了一系列令人困惑的事情，其混乱程度足以证明由斯大林领导的当地布尔什维克党被沙皇的间谍搞得昏头转向。斯大林对党内的叛徒展开了一系列锄奸行动，而其结果则扩大化了——最终，连他本人都受到了怀疑。1909年9月，斯大林安插在秘密警察内部的内线告诉他，一个奥克瑞纳双重间谍泄露了他价值连城的印刷所，它很快就要被突袭了。此人通知斯大林赶紧转移印刷机，在新的隐秘地点重新组装。

“斯大林赶紧找到了我，”他的手下瓦采克回忆，“问我要钱。我给了他600卢布，那是曼乔的钱。”曼乔就是之前提到的那位石油大亨。可斯大林还需要更多的钱。不久之后，“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和布多·穆季瓦尼一起过来找我”——这位石油大亨又给了斯大林300卢布。

斯大林在巴库老城找了一个新的隐秘据点，在波斯城堡后巷的阴暗酒窖里把印刷机重新组装了起来。可是，他发现，他委托管理印刷机的那对夫妇竟然偷了他的钱。于是，他让毛瑟党人去追捕他们。丈夫成功逃走了。斯大林的手下抓到了那位妻子，可她后来也逃走了。

1909年10月，警察突袭了一个据点。他们原本想要逮捕斯大林在巴库的布尔什维克手下普罗科菲·“阿廖沙”·贾帕里泽，却惊讶地发现斯大林和塞尔戈正和他待在一起。突然之间无法做主的警察头头让一些手下看守现场，自己则回去请示上级。结果，斯大林和塞尔戈花了10卢布买通了那些警察。贾帕里泽留了下来，乖乖接受逮捕，而斯大林和塞尔戈被放行了。

斯大林接二连三地遭到背叛。他在巴库奥克瑞纳中的另一个内线告诉他，出卖他的是布尔什维克石油工会的秘书列昂季耶夫。斯大林判断，在党内应该有5个奥克瑞纳的双重间谍。他决定清除列昂季耶夫，可后者故意把这事闹大，要求对此案进行党内审决。斯大林拒绝这一要求，因为这会暴露他安插在奥克瑞纳中的眼线。列昂季耶夫逃过一劫，而与此同时，斯大林本人和秘密警察的关系到底如何，成为了众人怀疑的重点。

在此之后，斯大林曾说过：“别人以命相托，而你却背叛了他。这种人太可怕了，没有一个演员或作家能传达这种可怕——这种人死不足惜！”于是，斯大林在巴库展开了对叛徒的处决行动。被处决者中有些是真的间谍，有些则完全是斯大林臆想出来的——正如他在20世纪30年代所做的那样。两次运动的唯一区别在于，这一次，巴库布尔什维克党真的饱受间谍侵蚀之苦。

斯大林把5个叛徒的名字公之于众，但秘密警察的档案显示，其中只有一位真的是间谍，其余4位都是无辜的。对间谍的清洗随之展开。其间，一位名为切尔诺马佐夫的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党高层前来巴库拜访斯大林，科巴同志鄙夷地盯着他看。“你是个叛徒！”他怒吼道。而就切尔诺马佐夫来说，斯大林是对的——此人的确是个叛徒。

这次党内锄奸被潜伏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真正的间谍汇报给了巴库的奥克瑞纳。奥克瑞纳对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分歧十分欣喜。但斯大林从来就没抓到过这两个代号为“菲库斯”和“米哈伊尔”的叛徒。

党已陷入了混局。索索喜欢用悄然无声的处决来终结混乱，可这一次，他的方法失灵了。他和另一位同志互相指责对方是“幽灵”。事实上，孟什维克党人，包括一些布尔什维克党人都怀疑，只手掌握秘密警察内线的斯大林本人才是“党内最大的叛徒”。那么，他到底有没有把党出卖给秘密警察呢？以下是一些对他不利的说法。

斯大林当然培养了沙皇当局中的线人，这些神秘的秘密警察间谍会时不时地向他通风报信。有一次，斯大林正和一位同志走在巴库的大街上，突然，一个奥克瑞纳警官走上前来。“我知道你是个革命党人，”他说，“这张纸条上是即将遭到逮捕的你的同志。”还有一次，一位同志来到党的秘密据点找斯大林，他刚想进门，却吃惊地发现一个宪兵高级军官从屋里走了出来。他就此事问斯大林，而斯大林则回答这个宪兵是帮助布尔什维克党的好人。

有一次，第比利斯的秘密警察对革命党人展开围捕，斯大林刚躲进一个秘密藏匿地，却吃惊地发现一个名为阿尔乔姆·吉奥的孟什维克党人也躲在那里。“没想到你也在！”斯大林吃惊地说，“难道你没有被捕吗？”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斯大林安慰吉奥道，“他是我的同志。”而这个所谓的“同志”则是一个警察翻译官。后者向斯大林汇报了当天有哪些同志被逮捕——其中包括谢尔盖·阿利卢耶夫——并提醒斯大林警察当晚就要抓他。[3]

奥克瑞纳间谍“菲库斯”报告称，有个神秘的宪兵军官通知斯大林和穆季瓦尼宪兵队即将展开对印刷所的突袭。而正如我们上述，他们及时搬离了印刷所。

那么，斯大林和秘密警察的关系到底如何？

“斯大林会把那些对他有意见的同志的地址告诉宪兵，他想以此除掉他们。”阿尔申尼泽坚称，“他的同志决定让他接受党内调查审决……然而，就在审决的当口，宪兵冲了进来，逮捕了审决人员和科巴。”乌拉塔泽说，1909年，“巴库布尔什维克党指控斯大林出卖了邵武勉”。佐达尼亚说：“邵武勉曾告诉过我：‘斯大林出卖了我——没有任何其他人知道我的藏身处在哪里。’”虽然这三位的话都被作为事实广泛地为后世的历史学家接受，但我们也要注意到，他们都是被斯大林流放的孟什维克党人。

另一方面，秘密警察总是搞不清楚斯大林的身份。巴库宪兵队长马丁诺夫上校直到1909年12月才发现“牛奶工”就是索索·朱加什维利——而那时候，斯大林逃离巴库已长达6个月了。难道他真的被沙皇的高层庇护着？

当我们把所有因素——早在1902年，他就被怀疑是间谍；他在秘密警察内部有线人；他总是能从流放地和监狱逃脱——都考虑进去后，斯大林是沙皇间谍的说法的确显得有理有据。难道，这位未来的国际马克思主义领袖从一开始就是个无法无天、狂妄自大的叛徒？进一步说，如果斯大林是个叛徒的话，那么，在其执掌下苏联所进行的所有革新不就是个骗局了吗？难道他杀了那么多人（特别是在“大清洗”时）就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罪恶？这种阴谋论很是诱人，特别是在“冷战”时期。

然而，对斯大林不利的证据是相当不可靠的。孟什维克党人说斯大林背叛了邵武勉，这些话经不起推敲。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的确紧张，但还没有严重到成为宿敌的地步：高加索地区布尔什维克党的两位巨人“友好但也有分歧”。在1907—1910年间，邵武勉只被逮捕过一次。当他于1909年4月30日被逮捕时，斯大林还身在索里维切戈茨斯克。而当他于1911年9月30日再次被捕时，斯大林本人也被关在圣彼得堡的监狱里。斯大林不太可能安排了这两次逮捕行动。

斯大林是个实用主义者，有时也残忍无情。他自负自大，所以，在他看来，任何和他作对的人都是和历史作对——因此，无论动用什么手段除掉此人都在所不惜。然而，我们找不到任何关于他背叛了某位同志或因此被党内审决的确凿记录。

斯大林在秘密警察内部有线人，这事貌似十分可疑，实则符合情理。我们可以从奥克瑞纳安插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间谍“菲库斯”那里反讽地了解到以下事件：1909年11月，他来到第比利斯参加了一个简短的会议。“在科巴（索索）——来自于巴库的约瑟夫·朱加什维利——的建议下，会议决议要把党员安插在不同的国家机构中，以向党提供情报。”我们可以就此判断，当时的斯大林主导了党的间谍和反间谍工作——打入秘密警察内部。

收买宪兵和奥克瑞纳军官，获取有关叛徒和警察查抄的情报，迅速安排被逮捕的同志逃亡——这是他的工作。只要仔细研究每一则有关他是间谍的传言，我们就会发现，即便是在那些对他最不利的证言中，他也只是在接收情报，而没有给出情报。这些和斯大林合作的线人，他们中的有一些——比如说警察翻译官——是革命党的同情者，而大多数只是贪图钱财。

情报世界永远是个市场。高加索地区的警察尤其腐败，他们就释放革命党人明码标价。只要给巴伊洛夫监狱的典狱长150卢布，他就会为被逮捕的革命党人找一个替罪羊。[4]巴库宪兵队的副队长费奥多·扎伊采夫上尉尤其腐败。“很快，所有同志都被释放了，”塞尔戈回忆道，“我们只是给扎伊采夫上尉付了一小笔钱——他早就接受了贿赂。”为了让扎伊采夫释放邵武勉，巴库石油大亨舍巴耶夫付了他700卢布。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扎伊采夫便是私会斯大林的那个宪兵高级军官。1910年4月，沙皇当局终于发现了扎伊采夫的受贿行径，并把他解职了。

行贿金是双向流通的。几乎所有奥克瑞纳的间谍都会收钱，但斯大林却从来没有这些秘密收入。即便他的手头全是从银行夺来的钱，他也基本不会花在自己身上。他经常处于赤贫的状态，和那些真正的奥克瑞纳间谍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后者总是会以出卖情报的方式收取巨额酬金。

与此同时，秘密警察需保证其间谍的行动自由：只有那样，他们才能获取情报。然而，在1908—1917年间两次被捕期间，斯大林行动自由的时间只有一年半。而在1910年后，他只被释放了10个月。

沙皇的秘密警察总是搞不清斯大林到底是何方神圣——这也是人们怀疑斯大林是间谍的主要原因之一，却也是最不堪一击的推论。斯大林的情况并非个例。秘密警察的确渗入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内部，但我们需知，那是个电脑还未被发明的年代，没有一个组织能理清数以百万计的报告和花名册。事实上，奥克瑞纳已经十分成功了。即便是今日，财政充裕的美国特工在这个电脑和电子监控横行的时代所做的一切，也很难和奥克瑞纳相提并论。

至于斯大林总是能从流放地逃走（在后来的日子里，他还将数次成功逃亡），一个秘密警察曾说过一句颇具说服力的话：“那些没有逃走的，只是因为个人原因不想逃走而已。”斯大林擅长遁匿，他经验丰富，还经常有中间人协助，这让他变得尤其难以抓捕；而他的无情又会让那些目击者不敢告发他。

总之，我们还能从很多留存下来的秘密警察档案中找到斯大林并非沙皇间谍的铁证——除非我们还能从仅存的奥克瑞纳档案中找到绝对不利于他的证据[5]，不然的话，斯大林是间谍的说法根本不成立。而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斯大林本人、他的秘密警察、他的很多敌人和大量的历史学家都早已把它翻了个遍。想坐实这一捕风捉影的说法的那些人，花费了一整个世纪都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

当然，在当时毫无道德可言的情报战场上，斯大林绝对是个理想的间谍。他被逮捕过9次以上，而每一次都为秘密警察把他变成他们的双重间谍提供了机会。然而，与此同时，总是能洞悉人类弱点的斯大林反倒可以利用这些机会探问那些骑墙或腐败的警察，是否愿意成为他的间谍。

当他真的在秘密警察内部安插了告密者后，到底是谁在玩弄谁呢？一种可能性是，那些出卖斯大林的秘密警察会故意把一些无辜的同志的名字泄露给他，说他们是“叛徒”，以此来引起党内的恐慌——以及保护他们真正的间谍。这就能解释为何斯大林发现的大多数巴库“叛徒”都是无辜的，而真正的沙皇间谍“菲库斯”和“米哈伊尔”却从始至终没有受到怀疑。

然而，最终而言，斯大林是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允许任何朋友或家人挡在他和他的理想之间。他自认为是工人阶级仍未扬名世界却极其卓越的领袖——用邵武勉的话来说，他是“圣杯骑士”。就我们所知，即便是在革命危在旦夕的时刻，他也丝毫没有动摇过——就此而言，可以说他是独一无二的。

不过，这个互相欺诈和窃取情报的混乱世界为之后在苏联发生的非常事件做了铺垫。苏联人民的惶恐不安，斯大林于1941年仍不相信希特勒会进攻苏联，还有“大清洗”——所有这些都能在那里找到源头。

奥克瑞纳无法阻止俄国革命的成功，但他们依然成功地毒害了那些革命者的头脑，以至于沙皇倒台30年后，布尔什维克党人依然在为了寻找莫须有的叛徒而互相残杀。

“牛奶工”如此擅长于遁匿，以至于秘密警察再也按捺不住了。“我们无法对其展开持续的监控，”1910年春天巴库宪兵司令马丁诺夫上校汇报道，“我们必须把他监禁起来。他看穿了所有间谍，即便是那些刚刚被委派的间谍也失败了。‘牛奶工’不但逃过了我们的监控，还把情报通知给了他的同志们，我们的行动被他摧毁。‘牛奶工’大多数时间都和他的情人史黛芬妮娅·佩德罗夫斯卡娅住在一起。”

1910年3月23日，马丁诺夫上校逮捕了“牛奶工”和“赫尔松省的贵妇史黛芬妮娅·佩德罗夫斯卡娅”。当时，他正使用“扎哈尔·梅利基扬茨”这个假名。两人被关进了巴伊洛夫监狱，并分别接受审讯。“牛奶工”最初否认自己和史黛芬妮娅有任何关系。但是，在此之后，他又请求她嫁给他。不久之后，斯大林便开始叫她“我的妻子”。

[1]　正如在他第二任妻子于1932年去世之后，他对下属的幸福婚姻抱有嫉妒之心一样。参见《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庭院》。

[2]　在此之前，历史学家都声称贝索在1890年左右便去世了——他在酒吧里和人吵架，被人打死。可最新公开的档案证明这并非事实。在斯大林成为领袖之后，他的下属和历史学家都曾试图寻找过贝索的照片，并想让斯大林指认他——格鲁吉亚共产党的档案库里有一大堆当地鞋匠的照片，他们中有可能就有贝索本人。其中有一张很有可能是真的，因为有些旨在塑造斯大林伟大形象的博物馆把它作为了陈列品。但斯大林本人从来没有指认过这张照片。当地的共产党还试图寻找过贝索的墓地，却没有结果。20世纪40年代，挺过了“大清洗”的伊利沙贝达什维利给了斯大林一个闹钟，据说那是贝索的遗物。斯大林拒绝接受它，还暗示说他的亲生父亲是其他人——有可能是叶格纳塔什维利。他并不想知道贝索最终的下落，而更喜欢让自己的出身变成一个谜。

[3]　吉奥的回忆录能留存下来简直是个奇迹。它完成于1925年的苏联时期——当时，列宁刚刚去世，而斯大林还没有完全掌权——也只有这段时期为吉奥的写作提供了可能性。该书先是出现在列宁格勒，然后在季诺维也夫的势力范围中流行。据说，季诺维也夫故意让此书流传，他想以此来警告斯大林。当时，两人正在就苏联的领导权展开争夺。吉奥在书中说，格鲁吉亚警察的翻译官之所以背叛了沙皇政府，并不是因为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因为他是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吉奥还回忆说，斯大林曾给过他行动代号，让他联系另一个名为科尔涅夫的同志。后者的身份十分可疑，很有可能是个警察间谍。吉奥认为，这个科尔涅夫骗了斯大林，但一种可能性是斯大林想试一试吉奥或直接让他去送死，还有一种可能便是他正在考验科尔涅夫。

[4]　在有些情况中，警察的价码实在太高了。“亲爱的，”一位不知名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写道，“不幸的是，我没法帮到你了。那些军官说，如果想为雅科夫·米哈伊尔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争取取消出国流放（意为驱逐出国，而非流放西伯利亚）的话，就得给他们800卢布。我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

[5]　在指证斯大林是奥克瑞纳间谍的说法中，有一个关键性证据，可它很有可能是伪造的。那便是所谓的“埃雷明之信”。这封信首度现身于20世纪20年代，并于20世纪50年代在《生活》杂志上发表，并构成了I．D．列文和E．E．史密斯所著的阴谋论传记的理论支撑。的确，埃雷明上校自1908年2月始便是第比利斯奥克瑞纳的头目。写这封信的人显然对斯大林和奥克瑞纳都十分了解，但它还是出现了很多细节错误。信中赞扬了斯大林为奥克瑞纳所做的工作，但它也明确了他对革命理想的忠诚，说他是个不称职的间谍，因为归根到底，他依然是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去世之后，《生活》杂志发表了这封信。于是，他的继任者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和中央政治局命令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对其进行核实。谢罗夫的调查报告最近公布于世，他的结论同样是此信为伪造物。至于“大清洗”是斯大林试图销毁他是奥克瑞纳间谍的证据的说法，罗曼·布拉克曼的《斯大林的秘密文件》（2001年出版）一书有理有据地反驳了它。

PART THREE　第三部分

当明亮的圆月

穿过苍穹

它的光芒

在蔚蓝的地平线闪耀

当夜莺唱起轻柔的歌

歌声在空中摇曳

排箫的低鸣

在山巅回荡

当山间的春色无法阻挡

席卷而来，喷涌而出

森林被微风唤醒

开始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

当被敌人驱逐的人

再一次为他困难的祖国所用

不见天日的病人

再一次看到了太阳和月亮

那么，我这个沉浸在悲伤中的人

也将再次振臂高呼

我那阴郁的心灵

再次有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我被憧憬所裹挟，

我的灵魂在舞蹈，我的心脏在跳跃

可是，憧憬真将

在此时变成现实吗？

——索塞罗（约瑟夫·斯大林）

26　两位失落的未婚妻和一位怀孕的村妇

最开始时，斯大林否认他用过“托托米安茨”这个名字，并坚称自己并没有在1905年的革命期间犯下过任何罪行，因为那一年他在伦敦——他只承认自己曾从流放地逃跑过。当波多尔斯基中尉问起史黛芬妮娅·佩德罗夫斯卡娅时，时年30岁的索索说，他们相识于索里维切戈茨斯克，但“从未同居”。我们无从判断他这样说是为了保护自己，还是在危难时刻抛弃她，抑或想保全她的名声。三者都有可能。但是，史黛芬妮娅却没有否认他们之间的事情。早在4天之前，24岁的史黛芬妮娅便已经向波多尔斯基招供：“是的，我认识朱加什维利。我们住在一起。”

3个月后，宪兵队决定释放史黛芬妮娅，但是，“考虑到（斯大林）长期参加革命活动，在革命党中身居要职，屡教不改，还两次从流放地逃亡，建议对他处以流放西伯利亚5年”。5年是最长的流放刑期。对于斯大林而言，不幸的是，当时腐败的扎伊采夫上尉已经被解职了，而新上任的军官则拒绝受贿。

索索的同志让他假装得了结核病，并贿赂了一位医生，让索索得以转移到监狱医院。在那里，索索写了一封请求信给巴库总督。他在信中提出了极为浪漫的要求：

考虑到我已被诊断患有肺结核……我请求阁下……检查我的健康状况，放松对我的监禁，取消我的刑期。

我请求阁下允许我娶巴库居民史黛芬妮娅·莉安德罗夫娜·佩德罗夫斯卡娅为妻。

请愿者：朱加什维利

1910年6月29日

已经被释放的史黛芬妮娅肯定前去监狱看望过索索，并接受了他的求婚。因为就在第二天，索索又向总督写了一封信，信中已称史黛芬妮娅为他的“妻子”了：“我妻子造访了宪兵队，并了解到，阁下认为有必要将我流放至雅库茨克。我不明白为何要对我处以如此严刑，我认为宪兵对我的案子并不足够了解并因此产生了误解……”

写这些请愿信有悖于革命者的原则，但斯大林的甜言蜜语并没有打动马丁诺夫上校——他仍坚持将斯大林流放5年。但是，开明的第比利斯总督办公处减轻了他的量刑。9月13日，斯大林被裁定前往索里维切戈茨斯克完成流放，并禁止在5年内踏入高加索一步。然而，他依然会再次回到巴库。可是，反讽的是，在他出现在高加索的边缘地带时，沙皇当局让他离开了，把他推向了俄国这个革命大舞台。

8月31日，副检察官写信给巴库总督：“犯人J．V．朱加什维利请求娶巴库居民史黛芬妮娅·佩德罗夫斯卡娅为妻。阁下是否对朱加什维利的请求有所异议？”也许是因为官僚系统的拖泥带水或失误，抑或是故意刁难斯大林，巴伊洛夫的典狱长直到9月23日才收到了回信：“许可犯人朱加什维利娶史黛芬妮娅·佩德罗夫斯卡娅为妻：请通知犯人本人。请在监狱教堂中，在典狱长的出席下举行婚礼。”

当狱吏把这个好消息带到斯大林的囚室时，他已经不见了。就在那一天，“1910年9月23日，约瑟夫·朱加什维利被遣送到沃洛格达省”。10月底，他回到了索里维切戈茨斯克。他不但没有成功迎娶这位未婚妻和非正式妻子，而且至死也没再见到过她。

索里维切戈茨斯克[1]的状况并没有在他不在的期间变得更好。这里的流放犯人变少了，而“大河雄鸡”的统治则越发顽固。流放者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我们无从得知斯大林是否还会想起他那位在巴库的未婚妻，但很快，百无聊赖的他又喜欢上了一个女孩。两人差点结婚，还生下了一个孩子。

“索里维切戈茨斯克的生活境遇如此之差，”22岁的流放者谢拉菲玛·克拉舍宁娃——她是彼尔姆省一个教师的女儿，受过良好的教育——说，“警察的监视倒是可以忍受，但流放者并没有活着的感觉——事实上，他们都已经死去了。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彼此没有任何交流。这里连最基本的休闲方式都没有，流放者只好酗酒度日。”不过，她没有提到除了斗殴和酗酒之外另一种聊度时光的方法：男欢女爱。“二战”之后，斯大林曾有一次和一位英国大使聊起一桩引发外交争端的性丑闻，他讳莫如深地说：“这种事情全是因为无聊所致。”

他一到索里维切戈茨斯克就住进了格里戈罗夫家。他就是在那里和年轻教师谢拉菲玛·克拉舍宁娃相恋的。两人决定同居，于是搬进了一个年轻寡妇玛利亚·库扎科娃的家，住在一个单间里。

斯大林并非唯一一个靠男欢女爱聊以慰藉的人。他交上了一个名为列日涅夫的孟什维克党朋友。此人总是穿着白色西装，终日花里胡哨的。同为流放者的伊万·戈鲁别夫说：“列日涅夫从沃洛格达城流放到这片穷乡僻壤，是因为他勾引了检察官的妻子。他经常对我们讲起他在沃洛格达的冒险，我们都不禁大笑起来——斯大林笑得喘不过气来！”

无论在库扎科娃家得到了怎样的温存，斯大林的心思依然不在这里。喜欢绿植的他开始种松树。他依旧嗜书如命，读了很多历史书和小说——其中包括托尔斯泰的著作，他不喜欢托尔斯泰的政治理念，但欣赏他的文学才华。然而，很快，他又一心想着要逃走了。他快要被闷死了，也很想了解列宁那边的最新消息。

12月10日，斯大林收到了一封来自布尔什维克党核心小组的信。在回信中，他说“请向列宁致以问候”，并说列宁是“唯一正确的”党的领袖，不同于“清算派的那些人渣”和“毫无原则的托洛茨基派……列宁十分敏锐，能洞悉真相”。然而，斯大林又在信中提出，“当务之急是成立一个（俄国）中央党委以指导所有非法的、半合法的和合法的工作……它的称谓无关紧要，然而它就像面包之于生命一样不可或缺，只有它才能让党复兴”。至于他本人，他说：“我还要服6个月的刑。在此之后，我便能为你们服务……如果你们有紧急任务，我也能立即动身……”他已经做好逃亡准备了，但他还需要一笔钱。

面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崩离析的窘境，列宁最后一次尝试和孟什维克党联手。作为列宁的追随者和调停人，斯大林同意了他的想法。在和解化为泡影后，列宁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着手一系列筹资行动。

“戴着海狸皮帽”的索索在一个鸽舍里主持了一次由7名流放者参加的秘密会议。“他通常都很雀跃，用他那迷人的山区民族的嗓音唱着歌，大笑着。”伊万·戈鲁别夫回忆说，“但他讨厌马屁精。”有一次，他道出了一句真理：“直到革命成功之前，我们都必须保持非法的状态，因为变成合法公民就意味着我们变成了‘普通人’。”在正常人的生活里，他的独一无二是无法为他人所忍受的，然而，在地下革命运动的世界里，他的独特却变成了“圣杯骑士”的美德。

“没有工作可做的我快要窒息了，真的快要窒息了。”1911年1月24日，他在一封写给莫斯科同志的信中如此说道。他是这样落款的：“给您写信的高加索的索索——请记住1904年巴库和第比利斯时的我。”百无聊赖的流放时光让他备受折磨。他经常说自己要逃。他不明白为何那些身在国外的流亡革命党人要把时间花在互相谩骂上。他瞧不起他们中的任何人，即便是列宁。“每个人都听说了国外那些人的小题大做：他们分成了两派，一派以列宁、普列汉诺夫为首，另一派则以托洛茨基、马尔托夫、波格丹诺夫为首。就我所知，工人们倾向于第一派，但大体而言，他们对这些流亡国外的革命党人都没有好感……”

斯大林的满腹怨言很快就传到了流亡的列宁耳里，列宁生气了。当时，列宁正在巴黎附近的隆格瑞莫开办党校，并邀请了塞尔戈前来进修。塞尔戈聊起了他的同盟斯大林的近况。有一天，列宁和塞尔戈在街上散步。

“塞尔戈，你听说过‘小题大做’这个词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塞尔戈已经猜到列宁指的是斯大林的那封信，“科巴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点。”

“我知道。”列宁说，“我也记得他。可革命仍未胜利，革命的利益要大过于个人的喜恶。你说科巴是我们的同志，好像你的意思是，因为他是个布尔什维克党人，他就不会让我们失望。但是，难道你没看见他所说的那些胡言乱语吗？这种虚无主义的玩笑……只能显示科巴是个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

列宁冲着斯大林开火，不过，不久之后，他便原谅了“高加索的索索”。在那之后，孟什维克党人乌拉塔泽告诉列宁斯大林被驱逐出巴库的事情。“这些事情并没有那么重要。”列宁笑着说。乌拉塔泽以为推翻斯大林的机会到了，立刻对列宁聊起了斯大林在巴库违反党的决议的剥夺行为。可列宁却回答说：“这正是我需要的人。”

斯大林用以逃亡的70卢布在抵达索里维切戈茨斯克后很快就被偷了。这笔钱是汇给沃洛格达一位名为伊万尼亚尼的流放学生的。此乃当时通行的做法，因为如果直接把钱汇给流放犯，他们就会失去补助金。然而，这种做法又会冒钱财被盗的风险。

在1月底或2月初的某一天，斯大林假装生病，预约了沃洛格达的医生。他打算前往这座省会城市，从伊万尼亚尼那里拿到钱，然后直接搭火车前往圣彼得堡。但这位学生却别有用心。斯大林抵达沃洛格达后，伊万尼亚尼把他带到了名为阿列克谢·多雷尔的另一个流放者家里。斯大林本人说：“伊万尼亚尼没有把钱给我，而是给我看了汇款电报（其中的好多字已经被抹去了……）。他既无法解释为何钱‘丢了’，也无法解释为何电报少了那么多字。”

有些人称，资金短缺并没有阻挡索索的步伐，他依然乘坐火车来到了圣彼得堡。他精疲力竭地在城中游走，直到看到一家药房，店名是格鲁吉亚名字：洛尔德基帕尼泽。于是，他蹒跚而入，向药店老板承认自己是个逃犯。这位格鲁吉亚老板同情这位老乡，给他吃的，并把他藏了起来。在斯大林的一生中，他曾好几次被陌生的好心人搭救过。

然而，愤怒的斯大林依然回到了索里维切戈茨斯克——他从来没有原谅过伊万尼亚尼，并嘲讽这个“偷了钱的家伙”：“当我在俄国革命之后遇到这个无赖时，他根本没胆请求我的帮助。”如果伊万尼亚尼真的偷了斯大林的钱，他可真是胆大包天，同时也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1937年，伊万尼亚尼仍然声称自己没有偷钱，但他还是被枪决了。[2]

“我也经常酗酒。”谢拉菲玛·克拉舍宁娃毫不掩饰地说。或许，就是因为她和斯大林能一起借酒浇愁，才使得这段本没有未来的关系重获生机，并让斯大林决定把两人的关系正式化。2月23日前的某一天，斯大林和谢拉菲玛·克拉舍宁娃登记为同居伴侣——这是一种市民婚礼（因为在信奉东正教的俄国，只有宗教婚礼才被接受）。然而，在斯大林的传记中，这段关系完全被忽略或故意省去了。

这对伴侣并没有享受多久的蜜月。“2月23日，沃洛格达省总督指令，将谢拉菲玛·克拉舍宁娃遣送至尼克尔斯基继续服刑。”沙皇的独裁统治是如此专断多变，以至于她连和斯大林道别的时间都没有。她给他留下一封告别信便离开了。我们或许可以引用王尔德的名言来形容这段关系：新郎在结婚当天失去了未婚妻是种不幸，然而，结婚一周之后失去了“妻子”则貌似是种疏忽。朋友们肯定祝福了两位新人——这毕竟是场半正式化的婚礼。一位名为A．P．斯米尔诺夫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写给斯大林的信中厚脸皮地打探道：“我听说您又结婚了？”

就在谢拉菲玛离开不久之后，他们的女房东玛利亚·库扎科娃便填补了她的空白。“他是个很有礼貌的房客，”她回忆道，“他不怎么说话，但很温柔。他总是戴着黑色软呢帽，穿着秋天的大衣。他大多数时间都在阅读和写作。晚上的时候，我能听见他在楼上踱步的声音，他经常彻夜工作。”有一天，她问起了他的年龄。

“你猜。”他说。

“40？”

“不，我29岁。”他大笑着说。库扎科娃的丈夫在日俄战争中去世了，留下她一个人以及3个不省心的孩子。“有时，他们在屋里大吵大闹，以至于他只好笑着打开门，和他们一起唱歌。”我们很难相信索索竟然如此好脾气。但玛利亚显然爱上了他，还耐心地聆听他讲述当年在神学院发生的故事。

“大河雄鸡”或许感觉到斯大林马上就要逃跑了，于是，他加强了对他房间的搜查。这让库扎科娃极为愤怒。警察会在半夜敲开她家的门。孩子们哭着醒了过来，而斯大林却出奇地冷静。他们没收了几封谢拉菲玛写给他的信，其中包括那封告别信。但斯大林依然无所顾忌，他会在野炊或派对上和其他流放者聊起政治。这激怒了日维列夫，于是斯大林对他展开了报复行动。戈鲁别夫回忆道：“有一次，斯大林在大庭广众之下狠狠羞辱了他一顿，以至于在此之后，他见到斯大林就害怕。斯大林开玩笑说，从此他就很少再看见他了。”的确，库扎科娃说：“我从来没见过一个警察这么害怕一个平民。”

两年的刑期即将结束。无论斯大林有多窒息，再策划逃亡已然多此一举。他无聊至极，于是去观看了当地剧团的演出，并因此被罚款。这一时期，玛利亚·库扎科娃抚慰了他的身心。就在他离开之前，她怀上了他的孩子。据她家人说，她告诉斯大林自己已经怀孕了。他说他不能娶她，但承诺会送钱过来——可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5月25日，“大河雄鸡”发现斯大林和其他革命党人秘密集会，于是在当地监狱关了他3天监禁。不过，索索终于完成了他的刑期。6月26日，他被释放了，他甚至没有向怀上他孩子的女房东告别便离开了。“她回到家，发现她的房客以及他的行李都不见了，桌上的餐巾下盖着一笔租金。”这便是当地人不想和流放者发生关联的原因：他们会突然之间消失不见。[3]

1911年7月6日，索索乘坐蒸汽船转道科特拉斯，最终抵达沃洛格达。他被命令在那里停留两个月。他在沃洛格达换了很多地址，但奥克瑞纳的间谍寸步不离，一直监视着他。现在，警察间谍给了他一个新代号——“高加索人”。

他的浪漫史并没有就此画上句号。就在奥克瑞纳间谍的眼皮子底下，“高加索人”喜欢上了一个女学生——她本来是他一位同志的情人。在此之后，他竟然不但抢走了那位同志的情人，还借走了他的护照。

[1]　这片斯大林曾经的流放地也因此而改变了命运。1940年，他下令在切列波维泽建造一个巨大的钢厂，这只是因为他在索里维切戈茨斯克流放期间便一直惦记着这事。可是，切列波维泽极不适宜建造钢厂：最近的铁矿距那里有1600公里之遥。可是，他的幕僚不敢对他说真话。“二战”让钢厂的建造延期，1949年之后，钢厂开始正式投入建造。这座极不便利的钢厂至今仍被称为“斯大林的大烟囱”。

[2]　20世纪20年代早期，伊万尼亚尼在莫斯科大街上遇到了斯大林，而他貌似也的确请求斯大林帮助他。1926年6月7日，已成为苏联主要领导者的斯大林收到了伊万尼亚尼——当时，他是国内贸易人民委员会的一位职员——的信。“就您咨询的事项，有以下几点须知……”斯大林以其标志性的分点论述方式回信道。而第六点便是：“在我到国外之后，我从中央委员会的文件中了解到，他们的确给我汇了70卢布……（而）这笔钱并没有在途中丢失，且被沃洛格达的某个人接收了。”伊万尼亚尼被开除了党籍，而后又在老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调解下恢复了党员身份。当斯大林发动“大清洗”时，他在高加索地区的代言人和秘密警察头目贝利亚对伊万尼亚尼展开了追捕。后者绝望地给斯大林写信求情：“我真的没有偷那70卢布……请帮助我证明清白。”反讽的是，他被流放到了沃洛格达，然后转移到第比利斯执行了死刑。

[3]　斯大林与库扎科娃的儿子康斯坦丁在他离开之后出生。库扎科娃的回忆录写于斯大林掌权时期，因此并没有描述两人之间的关系，然而，从各方面的事实来看，康斯坦丁的确是斯大林的儿子。康斯坦丁登记在册的出生日期与事实并不相符，正如雅科夫·朱加什维利和斯大林本人的出生日期，这些记录经常被变更，不是提前了就是推后了。在那个年代，登记出生年月是件相当随意的事，特别是在离圣彼得堡千里之遥的小乡村里。索索并没有承认这个孩子，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后，这个男孩被带到了莫斯科，并在中央委员会找到了一份好工作，且被保护了起来。他的一生极为有趣。考虑到库扎科娃坚称康斯坦丁是斯大林的儿子、斯大林暗中关照着他的职业发展，以及斯大林的妻子娜迪亚·阿利卢耶娃对本次恋情的承认，我们基本可以判断斯大林认可康斯坦丁就是他的儿子。

27　中央委员会和“万人迷”女学生

“我已做好准备，只待您一声令下。”斯大林一到沃洛格达便给列宁写了一封信。但他还是在信中申请去革命的风暴眼工作：“我想重新开始工作，但我只想去圣彼得堡或莫斯科。我已经重获自由了！”

斯大林总是会用极端的方式报复仇敌，也依然嘲笑列宁这些流亡者之间的争执。“科巴写信说他没兴趣谩骂清算派或前进派（由克拉辛和高尔基分别领导的两个派别，他们都反对列宁），因为他看不起那些只会谩骂的人。”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人写信给巴黎的同志时如此说道。而列宁很有可能就是从此人这里听说了斯大林的“不成熟”。然而，5月底，巴黎的中央委员会决议成立俄国组委会。他们委任塞尔戈为委员，斯大林为特别行动代表。奥克瑞纳很快就了解到，斯大林被提拔了。

塞尔戈回到俄国，通知业已千疮百孔的布尔什维克党新的任命。奥克瑞纳紧紧盯住了“高加索人”，但这位躲避盯梢的大师依然逃走了。8月初，他离开沃洛格达，乘坐飞机来到圣彼得堡和塞尔戈会面。“塞尔戈把列宁的指示告诉了他……列宁要求他前往国外讨论党的有关事宜。”斯大林在圣彼得堡又逃过了一劫，等到他回到沃洛格达时，那些间谍根本没发现他曾经离开过。

和索里维切戈茨斯克相比，沃洛格达是个大城市。它共有38000位居民，城中有图书馆、剧院、一座建于16世纪80年代的教堂、一幢彼得大帝的行宫和总督的别墅。斯大林在那里待了一个月，一边为出国集资，一边如饥似渴地阅读。他曾17次造访当地的图书馆。“我以为你早就到了其他城市，”他在索里维切戈茨斯克的流放同志伊万·戈鲁别夫嘲讽地写道，“但我……发现你根本寸步不离，简直和在流放时没两样。如果这是真的，这实在是太令人悲伤了。那么，你到底要干什么呢？等待？你会无聊到疯的！”

然而，此时的斯大林却在享受人生——对于这个苦行僧般的革命者而言，这段时光几乎是其唯一一段自我松懈的岁月。监视他的奥克瑞纳很快就发现了原因：他和一个离家出走的女学生住在一起。而她是斯大林的流放同志彼得·奇日科夫的情人，16岁的佩拉格娅·奥努夫里娃是托季马预科学校的学生，她的母亲是索里维切戈茨斯克的一个富农。奇日科夫在托季马流放时和她相识，然后她又跟随奇日科夫来到了沃洛格达，并在那里认识了“高加索人”。奇日科夫是在几年前的监狱里结识索索的。两人再次相遇后不久，奇日科夫便被索索所折服，开始替他跑腿，为他的逃离集资。而当他们变成一组三角恋的关系时，奇日科夫似乎也并不在意。

佩拉格娅只是个贪玩又叛逆的少女，奥克瑞纳的间谍还对她的华衣靓服印象深刻。他们给她取了一个代号“娜迪亚德娜娅”——意为“穿着考究的女人”或“万人迷”。连奥克瑞纳都对这个女孩刮目相看了，也难怪一心只顾着革命的斯大林情愿在她身边浪费一个月的时间。“我总是叫他约瑟夫。”她回忆说，“当时，在街头露天用餐是不被允许的。但城里有条绿荫遮蔽的大道。斯大林经常邀请我去那里……有一次，我们坐在椅子上，他把一只苹果递给了我：‘吃吧，没人看得见你。’”

他的朋友奇日科夫当时在殖民地商品店工作。每当他于早上9点离家之后，间谍就会看见斯大林在此出现，消失在门口。“我们在家时很开心。”“万人迷”回忆道，“我们会安静地读书。他知道我喜欢文学，我们会就此展开讨论。我们还会一起吃午饭，一起在城里散步，一起前往图书馆借书。我们经常开玩笑。当时的我傻极了，但真的很年轻。”充当导师角色的索索为她讲解了莎士比亚（包括对《暴风雨》的批评）和卢浮宫的画作（他在巴黎时肯定造访过那里）。最令人动容的是他对她袒露心扉，讲起了卡托：他曾如此深爱她，她去世之后他曾想过自杀，可他的朋友夺走了他的枪；卡托做的衣服漂亮极了；他还提到了他的儿子雅科夫。“斯大林有很多朋友。他颇有审美品位——虽然他是个男人。”“万人迷”打趣说，“他会聊起南方美丽的风景、迷人的花园，以及雅致的建筑。他经常对我说：‘我知道，你肯定会喜欢南方。你应该去那里看看……我会像家人一样接待你！’”

“万人迷”放肆而又聪明。斯大林喜欢女强人，但他更爱臣服于他的家庭妇女或少女。毋庸置疑，他喜欢青年女子和少女，而这会让他在此之后惹上麻烦。当时沙皇对个人私生活的关心比现在要松得多，尤其是在鞭长莫及的偏远地区。斯大林对少女的喜好并不是一种迷恋——他的有些女朋友比他年纪大——但至少展现了他的控制欲和统治欲。

佩拉格娅好像比大多数人更了解“高加索人”。没人胆敢嘲讽斯大林的古怪个性，只有她敢；而他也对她敞开了心扉。这个好面子而又敏感的人竟然享受着“万人迷”对他开的玩笑。他给她取了个绰号叫“波丽娅”，而她则回击性地称他为“古怪的奥斯普”。

“那是个漫长的炎夏。”她回忆道。当斯大林终究要离开时，她感觉“她再也不会见到他了”。她了解到，他每到一处就有一个情人。他告诉“万人迷”他在圣彼得堡有另一个女孩，并在之后写信对她说：“你知道，我去圣彼得堡是为了和她结婚，但我却锒铛入狱了。”如果古怪的奥斯普真有另一个心上人，那么，本来就处在三角恋关系中心的“万人迷”波丽娅并没有权利反对他。而这个据说在圣彼得堡的女人到底是谁呢？

“万人迷”早就知道他终将离去。“我想和他告别，但他不准我那么做。他说自己被盯上了”。可是，“就在他要离开的那个早晨”，他又前来找她，温柔地和她说再见。

“我想送你一个礼物，”他把一本书递给了她，“你看到它，就会想起我。你会对它感兴趣的。”

“当然。”“万人迷”说。

“给我点什么吧，让我能记住你。”古怪的奥斯普说。

她把挂在胸前的十字架送给他，可他不肯接受。他把十字架的链子拆了下来，“把它挂在表上”。她想要一张他的照片，可是，即将重新开展地下工作的斯大林拒绝了她：“没有人拍过我的照片，除了那些在监狱里被逼拍的。总有一天，我会把我的照片送给你的，但现在，我的照片只会给你惹上麻烦。”

自学成才、嗜书如命的斯大林送给她的书是科根的《西方文学研究》。其上的题字为：

献给聪明而又火热的波丽娅

古怪的奥斯普[1]

他们此生再未相见，但他经常给她写信。佩拉格娅说，他的信“总是如此机智——即便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刻，他也知道怎样从容幽默地应对”。然而，当他于1913年再次遭到流放后，佩拉格娅“永远地和他失去了联系”。

无论“万人迷”给他带来了怎样的身心愉悦，古怪的奥斯普知道他不能再滞留了。1911年9月6日下午3点45分，奥克瑞纳间谍报告称，在奇日科夫的陪伴下，“‘高加索人’带着两件行李——一件是大衣箱，一件是包裹，里面大概都是衣物——来到了火车站。他登上前往圣彼得堡的火车”。间谍注意到斯大林两次检查了所有车厢，假装他已经摆脱了间谍的盯梢。

“朱加什维利登上了3号列车，伊里奇科夫探员正在盯梢，”沃洛格达的奥克瑞纳发电报给圣彼得堡称，“你们得继续盯紧他。波佩尔上尉。”然而，索索早就料到了这一招：当他于晚上8点40分抵达圣彼得堡时，他已经摆脱了所有间谍。

势利的托洛茨基说：“乡下人终于抵达帝都了。”斯大林先是去找了谢尔盖·阿利卢耶夫，但他不在家。于是，斯大林就在涅夫斯基大街来回踱步，直到巧遇席尔瓦·托德里亚——负责帮他印刷的格鲁吉亚人。

就在斯大林抵达之前，俄国首相斯托雷平在基辅歌剧院被人暗杀。当时，沙皇就坐在隔壁的一个包厢里。刺杀者竟然是秘密警察的密探，这本身便足以说明阴谋的危险性。而这起刺杀事件的受害者则是沙俄帝国最后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目前风声鹤唳，”托德里亚警告斯大林，“斯托雷平死后，到处都是警察。礼宾会检查所有人的身份证件。”

“我们就在附近找个招待所吧。”索索建议道。而那家名为“俄国”的招待所认可了奇日科夫的护照。

阿利卢耶夫家的门铃响了起来。“我很高兴见到我们的朋友席尔瓦·托德里亚。”安娜写道，“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在他身后站着一个瘦削的男人，他说他叫‘索索’。他穿着一身黑色大衣，戴着一顶软呢帽。”他们问谢尔盖·阿利卢耶夫是否在家，但他还没回来——于是他们就在那里等着他。索索看起了报纸。当阿利卢耶夫到家后，他们望向了窗外：在斯大林等行李期间，间谍再次盯上了他。现在，他们跟着他来到了阿利卢耶夫家，站在街头观察情况。

阿利卢耶夫嘱咐两个女儿安娜和娜迪亚：“去院子里看看是否有两个戴着圆顶帽的‘幽灵’。”兴奋的女孩们在院落里发现了一个，又在街角发现了另外三个。

当晚，斯大林回到了“俄国”招待所。9月9日早上7点50分，他的门外传来敲门声。

“让我再睡一会儿！”习惯昼伏夜出的索索喊道。可是，警察冲了进来。他们不仅逮捕了他，还找到了他随身携带的地图、照片、信件、一本德语常用语手册（说明他希望前往布拉格参加列宁即将举办的代表大会），以及奇日科夫的护照——这个人不但把女朋友借给了斯大林，还把自己的名字借给了他。

奥克瑞纳把斯大林关进了圣彼得堡拘留所，让他等候发落。他们把他关了三个星期，既没有通知当地的警察，也没有通知宪兵队。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又在动脑筋想把他感召成双重间谍。不过，10月2日，他们终于通知了圣彼得堡宪兵队，而后者的索贝列夫上校则建议将斯大林“流放到西伯利亚东部……刑期5年”。

内务大臣A．A．马卡洛夫把量刑减低到了3年。斯大林申请把流放地改为沃洛格达，并想独自前往，而非和一大帮流放犯一起——没有想到，当局竟然同意了。他的卷宗对他的生理描述模糊不清，似乎这个卷宗根本不属于他。难道沙皇当局又开始蹚浑水了吗？抑或是丰坦卡16号或内务部接受了贿赂？难道奥克瑞纳指望他会无知地把他们引向他的同志的住所？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就在他拿到前往沃洛格达的通行证后，他立马就摆脱了奥克瑞纳间谍的盯梢。他在圣彼得堡消失了，接下来的10天里没有任何有关他的记录。他再次成功逃脱。

斯大林见到了朋友塞尔戈和斯潘达良。“1911年12月，斯大林正藏身于茨马科夫的家中，”斯潘达良的主要情人之一维拉·施韦策说，“我们去看望了他。他就住在院子里的一个木质墙壁、玻璃顶房子里，里面十分寒冷。”斯大林热烈地欢迎了他们。维拉·施韦策回忆：“他跑了过来，拉住我们的手，大笑着把我们拽到了屋里。我们也大笑了起来。”

“把这里当作你们自己的家吧！”他说。

“好，让我们一起跳舞庆祝你被释放！”斯潘达良说。

塞尔戈和斯潘达良很快就要前往列宁召集的布拉格大会了。这次大会标志着布尔什维克党的正式成立，以及和孟什维克党的正式决裂。斯大林被邀请前往，但是，他刚刚被判了刑，无法前往。塞尔戈和斯潘达良把他的消息带给了列宁。“他们在我家召开了一个小会。”施韦策的家中迎来了三个高加索人。塞尔戈给了斯大林50卢布。在逃亡的过程中，“斯大林每晚都住在不同的地方”。

他于圣诞节抵达沃洛格达，依然穿着黑色大衣、戴着软呢帽的他在大街上寻找住所。这一次，他的新房东是个退休的宪兵。此人“不喜欢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并非出于政治原因，而是因为斯大林把他们的家庭搞得一团糟。这位老宪兵和他的妻子有个已离婚的女儿——玛利亚·博戈斯洛夫斯卡娅，还带着三个孩子。他们家还有一个名为索菲亚·克留科娃的16岁女佣。索索住在厨房炉子后面的一张小床上，中间只有一层帘子隔断。有证据表明，他很快便和离婚的玛利亚打得火热。女佣索菲亚的回忆录写于1936年，那时，她不可能有胆量提及苏联领袖的私生活。但是，她依然暗示这位流放者和离婚女子的关系非同一般。“他和玛利亚经常吵架，而她会哭起来。他们对彼此嘶声大吼，几乎快要动手把对方给掐死。他们吵架时总是会提及其他的女人。”

斯大林根本不顾及宪兵女儿的嫉妒，还和女佣调情。“有一次，在节假日后，”女佣索菲亚回忆说，“我看到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正在帘子后偷看我。当时，我有一头黑黝黝的长发，穿着一身漂亮的衣服，长裙上是日本的碎花图案。”

“这身衣服真适合你，”斯大林说，“在我的家乡格鲁吉亚，像你这个年纪的女孩都这样穿。”1936年的索菲亚明白她不能写明两人之间的关系，但他们明显有段时间待在一起，因为她带着他去见了她父亲，而她那位酗酒的父亲则让她感到难堪。

“别担心，”斯大林安慰她说，“我父亲也是个醉汉，我是被我母亲带大的。”他显然乐于炫耀自己所受的教育和掌握的外语。他会为她朗读《明星报》（布尔什维克的党报）以及其他外文报纸，他会直接把报刊文章翻译成俄文。这让索菲亚印象深刻。“这总是会让我大笑起来。”

斯大林经常很晚才回家。只有一个又高又黑的人造访过他。此人也许是斯潘达良，抑或是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一个正在崛起的布尔什维克党年轻党员。他再一次见到了被他抢了女友的奇日科夫。他们的三角恋关系没有继续，因为“万人迷”已经重回校园了。但斯大林依然想念着她。他一到沃洛格达便给这位身在托季马的年轻女神寄了一张颇具示爱意味的爱神明信片，上面写道：“我的热烈的波丽娅，我身在沃洛格达，刚刚才拥抱了你那位‘亲爱的’‘好心肠的’帕坚卡（奇日科夫）。我们为你那位著名的‘古怪的奥斯普’的身体健康而举杯共饮。”[2]

斯大林一边和房东的女儿及女佣保持暧昧，一边等待着布拉格的消息。布拉格代表大会仅有18位代表参加，这显示了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已严重缩水。然而，本次大会首次选举产生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塞尔戈和斯潘达良入选了，但会上真正的明星是个口才极佳的工人阶级代表：罗曼·马林诺夫斯基。列宁对这位真正的无产阶级所具有的才华着实吃了一惊。“他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兴奋地说，“革命后辈大有人在！”马林诺夫斯基长得也颇具明星潜质：“高大威猛，穿着时尚”，“有一头浓密的红头发，一双黄色的眼睛”。他脸上的痘疮给人一种“凶恶的印象，仿佛他已然历经炼狱，浴火重生”。然而，他却有不为人知的那一面：他曾在早些时间被逮捕过，并被以强奸和盗窃定罪。他被奥克瑞纳招募了，代号为“裁缝”。他是奥克瑞纳最高薪的间谍。

在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大会上，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提议与斯大林展开合作。[3]他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经验让列宁发现了他的新价值。在列宁看来，斯大林是少数几个支持他的民族策略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他想赢得沙俄帝国中那些少数民族的人心，但又不想许诺他们独立。马林诺夫斯基负责任地向他的奥克瑞纳老板汇报道，斯大林、斯潘达良和塞尔戈“被选举为俄国中央局委员，每月收入50卢布”。斯大林比奥克瑞纳晚一步得知布拉格大会的消息，他写信给克鲁普斯卡娅，表示想要了解更多。“我收到了一封来自伊万诺维奇（斯大林在党内的代号）的信，”克鲁普斯卡娅对塞尔戈说，“很明显，他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他不能前来参加会议实在太可惜了。”斯大林还给施韦策写了一封密码信，请求她把布拉格大会的消息带给他。

斯大林很快就要和同志们团聚了。塞尔戈业已踏上了前往沃洛格达的旅程。

1912年2月18日，沃洛格达的警察间谍报告称，“高加索人”接见了一个“陌生人”——此人肯定就是塞尔戈。后者向斯大林宣布，他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党内最高机构——委员。从那以后，斯大林再也没有从这个职位上退下来过。塞尔戈还把他的工资、秘密据点的地址和代号交给了他。也许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斯大林和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妻子以及主要密码制定者——约定了，他们会使用高尔基的诗歌《奥尔特尼亚传奇》（Oltenian Legand）作为密码本。他曾手抄过这首诗，其拷贝留存至今。

与此同时，回到巴黎的列宁因为没有收到斯大林的消息而倍感焦虑：“没有听到一丝关于伊万诺维奇的消息。他到底怎么了？他在哪里？他怎样了？”最终，塞尔戈向列宁汇报自己已经见过索索了：“我和他达成了共识。他很满意。”

是时候再度消失了。每当索索要从沃洛格达逃走时，他都会向当地警察行贿5个金卢布。而据维拉·施韦策说，他做了5次尝试。

他的女房东加夫里洛娃看到他在整理行李：“你是要走了吗？”

他犹豫了一下，回答道：“是的。”

她说她得把这事通知警察。

“你能明天再通知他们吗？”他请求道。她同意了。

2月29日凌晨2点，他的盯梢汇报道，他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登上了前往莫斯科的火车。不过，在此之前，他收到了他的学生女友的信。他买了一张明信片，上面的图案是一对热吻的男女雕塑。他向“万人迷”回复道：

亲爱的PG，

今天，我收到了你的信……不要再向这个地址写信，因为我们都要离开这里了……彼得说你让他替你吻我一下，我还欠你一个吻。现在，就让我把这个吻还给你。我可不是随意亲了你一下，而是热烈地激吻你（只有这样才能显示我对你的爱）。

约瑟夫

于是，就在2月底的那一晚，斯大林偷偷踏上了火车。他途经莫斯科，最终抵达圣彼得堡。列宁新上任的中央委员会委员正在归途中。

[1]　1944年，秘密警察没收了这本书以及斯大林送给她的明信片。

[2]　当时，斯大林还有一个联络人。此人其貌不扬，戴着一副眼镜，总是显得很淡漠。他才22岁，早于斯大林被流放到了索里维切戈茨斯克。他叫维亚切斯拉夫·斯克里亚宾，之后以“莫洛托夫”之名闻名于世，成为了斯大林长期的政治助手。莫洛托夫了解到，斯大林被称为“高加索的列宁”。莫洛托夫有音乐天赋，会拉小提琴和弹曼陀林。他在当地的餐厅和新电影院里为那些富有的商人和他们的情人弹曼陀林，以此赚取每天1卢布的工资。在斯大林看来，布尔什维克党人靠卖艺为生无疑自降身段。在此之后，他曾奚落莫洛托夫说：“你为那些醉醺醺的商人表演，他们朝你的脸上扔芥末！”斯克里亚宾直到1914年才用上了“莫洛托夫”这个“颇具工业色彩的名字”。当时，他有很多化名：里亚宾、扎诺夫、米哈伊洛夫以及V．M．。不过，奥克瑞纳则给他取了个“赛跑者”的代号，因为他走起路来健步如飞。

[3]　斯大林在第比利斯和库巴的老熟人加里宁、邵武勉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当委员被逮捕时，他们便可替代之。艾伦娜·斯坦索娃成为了俄国中央局的秘书长。

28　“不要忘记那个名字，敬畏它！”

“那是圣彼得堡寒冷而又阴郁的一个冬日，我正在学习，突然听到门外传来敲门声，”卡夫塔拉泽——当时，他正在圣彼得堡大学读书，平时还为阿利卢耶夫家的女孩们上数学课——说，“斯大林突然走了进来。我知道他被流放了。他和往日一样友好和快乐。虽然天气很冷，他却只穿着一件薄外套……他没有把外套脱下来。”“我只待一会儿……只是想休息一下。我刚刚从莫斯科过来，我在那里发现被跟踪了。我下火车时看到那个‘幽灵’还跟着我……现在，他就在你家门外！”

“这事很严重。”卡夫塔拉泽说。两个格鲁吉亚人一直在屋里待到天黑。卡夫塔拉泽觉得只有一种逃跑的方式：让斯大林男扮女装。卡夫塔拉泽拿出了几条裙子，让斯大林试穿——但斯大林的样子怎么看怎么别扭。“我是有女人的衣服，”卡夫塔拉泽说，“但斯大林怎么都不像个女人。”

斯大林说：“那个‘幽灵’并不想逮捕我——他只是想盯着我。我还是睡觉吧。”

“好吧，那就睡觉吧——或许他觉得太冷了就会自己离开，就像拿破仑的军队。”卡夫塔拉泽开玩笑说。

“他肯定会的。”斯大林回答道，然后睡了一整天。可是，当他们走出房门时，那个间谍还在那里守候着。“我们去走一走。”索索说。

他很饿，于是他们在费多罗夫餐厅用了餐，可是，间谍再次现身。“妈的！”斯大林咒骂道，“他这是从哪里出来的！”

一辆马车正朝他们驶过来。他赶紧挥手让它停下来，跳了上去，可“幽灵”也立刻登上了一辆马车。两辆马车追逐到了里特尼桥。这时候，斯大林意识到此地离他的秘密据点太近了，于是，他跳下马车，滚落在了雪堆里。积雪立刻把他覆盖了起来。间谍的马车飞驰而过，继续追踪着前面那辆早已空无一人的马车。[1]

斯大林穿上“军医大学的制服，走了出去”。那一年，身在圣彼得堡的他经常穿这身制服。他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他的最新任务是把布尔什维克的周报《明星报》改版成日报《真理报》。

斯大林被带到了塔蒂阿娜·斯拉瓦京斯卡娅的公寓。32岁的塔蒂阿娜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美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她是个孤儿，自学成才，还在音乐学院上过课，并由此成为了歌唱家夏里亚宾的崇拜者。列宁的秘密特工艾伦娜·斯坦索娃培养她编制密码。她嫁给了一个名为鲁莱的犹太革命者，有两个孩子。塔蒂阿娜为很多逃亡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提供过庇护，而其中一个“带来了代号为‘瓦西里’的高加索人”，他和他们一起住了一段时间。

她不怎么喜欢瓦西里——这是斯大林最新的化名。“刚开始时，他看上去很严肃、很自闭，也很害羞，他不想打扰我们。我们让他睡在舒服的大房间里，但他很难入睡。不过，我总是在出去工作前让女佣[2]给他和孩子们做饭。他在我们家住了一星期，我替他送了一些口信。”在参加国家杜马的选举时，斯大林任命她为自己的秘书。斯拉瓦京斯卡娅属于最早期的女性主义者，在各方面都颇为开放。斯大林开始和这位“亲爱的塔蒂阿娜”交往，这段情史为斯大林执掌苏联时期的各位重要人物所知。

有些时候，斯大林会住在阿利卢耶夫家。当时的“北方威尼斯”“冰雪覆盖，到处都是冰冻的雪橇道”。安娜·阿利卢耶娃写道，“街上全是装饰有缎带和铃铛的低矮的芬兰雪橇”。“矮胖的小马”拉着雪橇，上面“坐满了哄笑的乘客”。安娜和她的妹妹娜迪亚总会盯着窗外看，她们希望自己也能去坐雪橇——而就在这个时候，索索出现了：“谁想坐雪橇？好吧，快去穿衣服，我们这就去！”女孩们高兴坏了。“我们都兴奋地大叫着跳了起来，”安娜说，“我们终于被邀请了。”而邀请她们的竟然还是“索索本人”，在此之前，她们都是他的忠实读者。现在，女孩们得以进一步了解他：“虽然他不经常说话，但他还是会像个男孩一样开玩笑和开怀大笑。他会给我们讲各种有趣的故事，他总是能发现某个人身上的可笑之处，他惟妙惟肖的模仿令我们所有人不禁大笑。”不过，现在，他正在着急地催着她们。

“快！费德亚（她们的哥哥费奥多），娜迪亚！把衣服穿好！”他转身命令他们家的佣人费尼娅道，“给他们穿上皮毛大衣！”

他们来到街上。索索对雪橇夫大喊道：“拉我们一程如何？”

斯大林很是兴奋。“他说的每句话……都会让我们大笑起来。我们一路谈笑风生，雪橇飞驰在萨姆普索涅夫斯基大道上，开过火车站，‘小小的蒸汽火车’和我们擦身而过。突然间，索索从雪橇上跳了下来，恢复了地下工作者的真实身份：‘停一下，我就在这里下，你们继续坐着回家。’”说完这句话，他便消失在了火车站里。他到底是在和女孩们开玩笑，还是真的发现了一个“幽灵”，于是想摆脱他？

索索再次消失了。警察间谍跟丢了他，但他们猜对了他再次现身的地点：高加索。

1912年3月16日，奥克瑞纳的双重间谍“菲库斯”报告，斯大林又回到了第比利斯。他住进了一个音乐教师的家中。此人在教师协会学校工作，而这个学校的实际负责人便是严厉的艾伦娜·斯坦索娃[3]。他的女房东被警告“不要过问房客的名字”，但或许出于思乡之情，斯大林对她唱起了格鲁吉亚的民歌。

索索和他的伙伴、中央委员会委员斯潘达良以及斯坦索娃会面。他还去看望了自己的儿子雅科夫——斯瓦尼泽一家“把他当作自己家的孩子”拉扯大。对于斯大林与雅科夫的长期分离，莫诺瑟利泽夫妇仍然感到震惊。“在他母亲去世之后，我的外甥已然是个孤儿了。”萨什克抱怨说。索索没有在第比利斯长待。他先是赶回到了巴统，而后又回到了巴库。

在巴库，他发现孟什维克又在对党内的叛徒展开追查，而这一次，轮到他的朋友斯潘达良了。孟什维克想要证明斯潘达良要么伪造了一个党务用章，要么是奥克瑞纳的间谍。斯大林想为自己的朋友辩护，可是，孟什维克拒绝他参加调查听证会。他们派遣了一个代表去聆听斯大林的证词。此人便是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这位孟什维克党人后来流亡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并为后世留下了大量有关当时地下革命的记叙。尼古拉耶夫斯基先是访问了布尔什维克党人阿韦尔·叶努基泽——娜迪亚·阿利卢耶娃和蔼的教父、斯瓦尼泽一家的朋友。他很了解斯大林，但斯大林最终毁灭了他。

“你听说过‘科巴’这个名字吗？”叶努基泽在巴库的一个咖啡馆里问尼古拉耶夫斯基。

“没有。”尼古拉耶夫斯基回答道。

叶努基泽解释说：“科巴是个危险人物，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格鲁吉亚人和俄国人不一样，我们是个报复心极重的民族。”

尼古拉耶夫斯基笑着模仿着高加索口音说：“难道他会用匕首割断我的喉咙？”

“不要笑。”叶努基泽严肃地说，“如果他觉得有必要，他肯定会割了你的脖子。这里可不是大俄国——这里是老亚洲。不要忘记那个名字，敬畏它！”叶努基泽显然说多了，那位“危险的”同志会让他付出代价。

“斯大林正在等我，他坐在阴影中，可以随意观察我。”敬畏他的尼古拉耶夫斯基回忆道。斯大林向他澄清了斯潘达良的问题。但尼古拉耶夫斯基还要对斯大林本人展开调查。在巴库时，斯大林派他的毛瑟党人去处决一个“波将金”号的前水兵，据说此人是奥克瑞纳间谍。“他被枪击了，”尼古拉耶夫斯基说，“但还是活了过来，正在恢复中。”

孟什维克党委任尼古拉耶夫斯基——现在，他已经对“老科巴干的事情十分感兴趣”——调查这起事件。不过，尼古拉耶夫斯基被捕了。斯大林再次消失。

“我们得立即安排伊万诺维奇（即斯大林）前往圣彼得堡。”克鲁普斯卡娅在基辅对塞尔戈说。此时，斯大林和塞尔戈这两位强硬的格鲁吉亚人——此后他们将联手执掌苏联——正充分利用他们在新成立的中央委员会中的地位。斯坦索娃抱怨说：“塞尔戈和伊万诺维奇只会发号施令，却不告诉我们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几天之后，斯潘达良被捕。

斯大林赶紧逃往北方。他先是在顿河畔的罗斯托夫做了短暂停留，在火车站餐厅里见了斯潘达良的女朋友维拉·施韦策。然后，他来到莫斯科和塞尔戈会合。[4]两人找到了马林诺夫斯基，却被后者出卖了。当两位格鲁吉亚人离开莫斯科时，他们发现已经被奥克瑞纳盯上了。间谍看着他们跳上火车，但斯大林又从另一边的门跳了下去。本以为斯大林会抵达圣彼得堡的奥克瑞纳直到6天之后才意识到斯大林根本没有上火车。

突然之间，一起血腥的屠杀为革命推波助澜。4月4日，沙皇的士兵朝勒拿河畔西伯利亚的金矿工人开枪，杀死了150人。“勒拿河惨案打破了沉默，”斯大林在《明星报》上宣布，“民众对当权者的憎恨再次加剧。破冰之旅即将启航，革命即将爆发！”抗议运动在俄国此起彼伏。内务大臣马克拉科夫在国家杜马中受到质疑，而他却傲慢地回应道：“以前是这样，以后还会这样。”

“我们会活下来的！”斯大林在一篇文章中呐喊道，“我们猩红色的血液中流淌着燃烧不尽的力量！”列宁则宣布“革命复兴了”。

来到圣彼得堡之后，斯大林住进了N．G．波列塔耶夫的家。波列塔耶夫是位无产阶级诗人，并且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国家杜马中的代表，他的家受到国会的庇护而不会遭到搜查。斯大林还召见了自己的秘书塔蒂阿娜·斯拉瓦京斯卡娅。在“波列塔耶夫不受侵扰的家中”，斯大林“开始运作周报《明星报》”。他在上面发表了一系列激情洋溢的文章。托洛茨基说这些文章类似于“第比利斯神学院的说教”。然而，事实上，这些文章令人心驰神往，未来那些充斥着意识形态术语的枯燥政论不能与之相提并论。阿利卢耶夫家的女孩会大声朗读它们。她们最喜欢的一篇文章是这样开头的：“这个戴着镣铐的国家已经倒在了奴役者的脚上。”“热血沸腾”的索索写了一篇劳动节感言，在其中，他出人意料地再次向他所钟爱的大自然唱起了赞歌——这是他最后一次显露其浪漫主义诗人的才华：“自然正从冬眠中觉醒。树林和群山已经披上绿装。草原上开满了鲜花。阳光普照大地。空气中洋溢着新生活的愉悦，整个世界开始快乐地跳起舞来。”[5]

斯大林回忆道：“1912年4月，我们就《真理报》的平台达成了共识，并展开了第一期的编辑工作。”《真理报》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第一份日报，它创建于3个小房间内。刚开始时，它是一份合法报纸——虽然主编斯大林是当局的法外之徒，得秘密操控它的运营。《真理报》的资金来自于维克多·季霍米尔诺夫。他的父亲是个喀山富豪，留下了30万卢布的遗产。他还是维亚切斯拉夫·斯克里亚宾——即莫洛托夫——的儿时玩伴。莫洛托夫同样也是《真理报》的创始人之一，季霍米尔诺夫通过他把成千上万的卢布注入到了这份报纸的运营之中。

斯大林认为是时候见见这位年轻人了。莫洛托夫被告知在印刷所附近一个牙医家的院落里等待。突然间，斯大林从一堆柴火后现身了。索索喜欢给人留下神秘的印象：他这种猫一般的魅力当然迷倒了沉闷而又更为年轻的莫洛托夫——斯大林是他见到的第一个中央委员会委员。

“我没看清他到底是怎样现身的，但他穿着一身精神病科见习医师的制服。我们彼此自我介绍。”莫洛托夫注意到了他脸上的痘疮和格鲁吉亚口音。“他只和我讨论至关重要的事，根本没有一句废话。他给了我一些《真理报》的样稿，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紧接着，他就像来时那样消失不见了。他跳出了栅栏，动作轻快而又优雅。”

第二天，几乎被斯大林迷得五体投地的莫洛托夫对他的朋友说：“他是个奇人。他自内而外散发着革命党人的魅力。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他是个智慧的、机智的反叛者……”当两人再度见面时，他们不眠不休地彻夜聊起天来。两人就此展开了合作，而这段合作关系一直延续了41年。

索索的警觉显然异于常人，他几乎是当时唯一还未被逮捕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塞尔戈和斯潘达良已经被抓起来了。1912年4月22日，《真理报》第一期正式面世。斯大林走出受到议会庇护的波列塔耶夫的家，奥克瑞纳将其逮捕。由于马林诺夫斯基的背叛，到了那年6月，只剩下一个还有自由的中央委员会委员，而此人的工作已无法展开。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再次毁于一旦。斯坦索娃赶往第比利斯，想要动员力量解救他们，没有想到，她自己也遭到了逮捕。

7月2日，斯大林被判流放西伯利亚3年。在此之后，他的臣子讨好地给他取了个绰号：“逃亡大师”。此次流放是他一生中最短的一次。

[1]　卡夫塔拉泽于第二天被宪兵逮捕。宪兵向他出示了一张斯大林的照片，他不禁大笑起来，因为照片里的斯大林“蓬头垢面”。“你认识这个人吗？”宪兵问他。“不认识，这人看上去疯了。”“你认识朱加什维利吗？”“是的，我认识索索·朱加什维利，我刚见过他。”“你知道他是个很危险的逃犯吗？”“嗯，你知道，我们格鲁吉亚人都认识彼此……”卡夫塔拉泽被释放了。

[2]　这个女佣是个爱沙尼亚人。在此之后，她嫁给了加里宁，成为了苏联第一夫人。然后，在“大清洗”时期，她被逮捕了，即便当时她的丈夫是苏联元首。

[3]　斯坦索娃已以“兹玛同志”之名闻名遐迩。她的祖父是个建筑师，曾为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服务过。而她的父亲则是个在国会工作的贵族律师，还担任过亚历山大二世加冕仪式的传令官。因此，她更像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她自巴库时期便认识斯大林。当时，她已经是党内秘密工作的专家，经常看管党的活动资金。斯坦索娃无趣而又拘谨、刻板，斯大林经常嘲笑她。在此之后，她成为了列宁的秘书之一。列宁去世之后，克鲁普斯卡娅曾反对过斯大林，当时，斯大林半开玩笑地威胁克鲁普斯卡娅说，他会指认斯坦索娃为列宁的遗孀。列宁去世之后，斯坦索娃并没有继续对权力展开追逐，她几乎隐退了，是少数几个在“大清洗”中存活下来的布尔什维克党元老。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她再次现身，并作为政坛的老前辈而为人尊敬。她一直活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于1966年去世。

[4]　一个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党人9岁的儿子还记得：当时，一个高加索人造访了他们家。他的父亲不在家，于是，这个高加索人亲切地和男孩聊起了天。就在他离去的时候，高加索人突然扇了男孩一巴掌，对他说道：“别哭，孩子。记住今天，斯大林（无论当时他用的是哪个化名）曾和你说过话！”男孩把高加索人打他的事情告诉了父母，他们既愤怒又困惑，直到听说格鲁吉亚山区民族的风俗——当王子造访农舍时，农民会扇自己儿子一巴掌，并告诉他：“记住今天，王子曾造访过我们家。”

[5]　斯大林还攻击了“末代皇帝尼古拉”的当局。皇帝和皇后竟然在这个危难关头信任了一位名为格里高利·拉斯普京的西伯利亚医疗师和放荡的神秘主义导师。拉斯普京和皇族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从而导致丑闻百出，君主立宪派和马克思主义者越发疏远沙皇。极少人知道皇子阿列克谢患有血友病。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日渐相信，只有拉斯普京才能止住血，减轻皇子的痛苦。结果，各怀鬼胎的内务大臣们和奥克瑞纳头目开始让自己的间谍盯梢拉斯普京，他们记录下了他的淫乱事件，想要在沙皇面前告他一状。可是，皇后却站在了拉斯普京一边。在斯大林的文章中，他说沙皇和他的臣子是“自由的毁灭者、绞刑架和火枪队的崇拜者、骗人的舵手、宰人的警察、杀人的秘密间谍和淫乱的拉斯普京！……别忘了，还有：射杀勒拿河畔金矿工人的残忍屠夫”。

29　“逃亡大师”：卡莫的最终一跃和最后的银行攻袭

在前往托木斯克的路上，斯大林在沃洛格达附近遇到了孟什维克党的调查官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索索没有向他透露任何信息，反而借走了尼古拉耶夫斯基珍爱的蓝色茶杯——他当时刚好没有茶杯用。

1912年7月18日，斯大林抵达托木斯克，并登上一艘蒸汽船，沿着鄂毕河来到科尔帕舍沃。他在这座城市待了一星期，还遇见了他在巴伊洛夫监狱里的孟什维克狱友西蒙·韦列夏克。斯大林和韦列夏克以及西蒙·苏林——孟什维克党人，又是奥克瑞纳的间谍——用了一顿餐，然后登上另一艘蒸汽船沿河而上，抵达他的目的地纳雷姆。年轻的中央委员会委员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迎接了他。

纳雷姆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这座小镇有1000人口，150栋居民楼。它正好位于农业带。四周的森林葱郁茂盛，但夏天的气温很高，此地又多有沼泽，因此蚊子特别多。镇里有很多流放者。这些人不但开着自己的咖啡馆、肉店和殖民地商品店，还有——对斯大林更为重要的——两个逃亡筹划局。

“他来到我家时，”他的女房东叶夫罗西娜·阿列克谢耶娃回忆说，“穿着俄国式的刺绣开口白衬衫，胸膛袒露在外。”她不想收留他，因为她家的空余房间里早已住进了两个流放者，但“他走进流放者的房间，看了看，和他的同志聊了会儿天，然后便搬了进来”，和斯维尔德洛夫住在了一起。

27岁的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是下诺夫哥罗德一个富裕犹太印刷厂主的儿子。他戴着圆框眼镜，“一头黝黑浓密的头发”。但他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则是，虽然他看上去“十分温顺”，讲起话来却“如雷声大作——鬼知道这个矮小的人是怎么发出野兽般的声音的”。莫洛托夫笑着说他“简直像架战斗机”。斯维尔德洛夫貌似是斯大林厌恶的犹太知识分子，但他其实是个冷血的实干家。两个俄国最举足轻重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住在了一起，很快就彼此对立了。

斯大林总是以自我为中心，能偷懒就偷懒，从来不做家务活。结果，巨细无遗的斯维尔德洛夫只好把家务活全都揽了下来。“每当轮到斯维尔德洛夫负责打扫卫生时，我便会溜出去。”此后，斯大林曾笑着对斯维尔德洛夫以及阿利卢耶夫家的女儿说，“无论斯维尔德洛夫愿意与否，他都得打扫我们的房间——清扫壁炉、整理……我到底骗了你多少次让你独自一人干活呢？每当轮到我打扫时，我总是会假装睡着。”

“你以为我这么好骗？”斯维尔德洛夫回应道，“我早就看穿你了。”当地的格鲁吉亚人首领“王子”听说索索是个“好人”，于是为他准备了一场格鲁吉亚的盛宴。宾客们唱着俄语歌和格鲁吉亚歌谣，跳起了列兹金卡舞。在舞会上，一个名为卢克里亚·蒂霍米洛娃的27岁当地家庭主妇认识了“穿双排扣黑色大衣的格鲁吉亚人”，他说自己叫朱加什维利。不过这一次，他没有和蒂霍米洛娃纠缠，只是抱着她两岁大的小侄子，甚至一口酒都没有喝。

“你这么年轻就抽烟斗了呀？”她主动对索索说。可索索没有接茬儿。这位中央委员会委员心事重重：《真理报》、杜马选举，还有一次大型银行攻袭。他并不打算在纳雷姆待很久。

已经从巴黎搬到克拉科夫的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策动索索和斯维尔德洛夫逃亡。斯维尔德洛夫先动身，但又被逮了回来。接着，就轮到索索了。

“我的儿子们开着船把他送到了河港。”女房东阿列克谢耶娃说。

“把我的书留给我的同志们。”索索对她说。他只是在包里放了“几个苹果、一点糖块和两瓶上好的伏特加”。然后，他便和雅科夫·阿列克谢耶夫、阿加丰·阿列克谢耶夫登上了船。雅科夫·阿列克谢耶夫回忆，在一个“漆黑一片、没有月光的夜晚”，他们划着船把他送到了码头。他问索索何时回来。

“我想回来时你自然会见到我。”索索回答道。9月1日，他坐上蒸汽船前往托木斯克。斯维尔德洛夫赶了上来，两人携手继续逃亡。自私而又喜欢发号施令的斯大林在火车上扮演了一个富人。他买了一张一等座的票，还恶作剧地让矮小的斯维尔德洛夫藏在脏衣服的篮子里。一个宪兵走了过来，他觉得篮子可疑，于是用刺刀去戳它。斯维尔德洛夫大叫道：“有人在里面！”斯大林一脸坏笑，及时地贿赂了宪兵。他们终于抵达圣彼得堡。[1]这位已数次成功逃亡的大师仅仅在纳雷姆待了38天。

9月12日，斯大林“留着大胡子，戴着一顶皱巴巴的帽子，穿着一双破鞋子和一件黑衬衫、破夹克”，再次出现在了涅夫斯基大道上。这条街上满是穿着考究、时尚的花花公子和女士，这让斯大林显得很可疑，看起来就像是个逃犯。就在这时，他遇见了卡夫塔拉泽。

“我从纳雷姆逃出来了。”斯大林说，“我安全抵达，但我没在我们的安全据点找到任何人……至少我碰到了你。”卡夫塔拉泽立刻把他拉到了一边——“他的样子在涅夫斯基大道上太惹眼了”——然后立即把他领到了一个新据点。那栋房子属于“某个海军少将的遗孀”。此人很有可能就是玛利亚·史塔克尔伯格男爵夫人——凯瑟琳女皇某位侍臣的后代，她会把自己的房子租给格鲁吉亚学生。而后，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搬进了阿利卢耶夫家。

斯大林来到斯坦索娃之前住的公寓。在被捕之前，斯坦索娃把中央委员会的资金留给了她的弟弟。斯大林把这笔钱收了回来。然后，他遇到了一个往日的女朋友。

“我正走在涅夫斯基大道上去上课，”塔蒂阿娜·苏霍娃回忆说，“突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我被吓了一跳，但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对我说：‘不要害怕，塔蒂阿娜同志，是我！’我发现奥斯普·科巴同志正站在我身边。”两人相约在“工人大会”见，他们一起走在路上。“我们经过了一个咖啡馆，科巴同志摘了一朵红色康乃馨送给了我。”

几天之后，他来到第比利斯。他属下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已经聚齐。卡莫被放出来了。

斯大林从没有遗忘过他那位无所畏惧的行动队队长卡莫。在第比利斯，布多·穆季瓦尼和钦察泽正准备把这个犯人从梅特希监狱的精神病监狱中救出来。当时的医生记录下了卡莫一系列的古怪行为：“他说他的房间里有老鼠，但那幢楼里根本就没有。他产生了幻觉，听到古怪的声音，以为有人和他说话。”看守他的狱吏注意到“特尔—彼得罗相梦游，双手在空中乱抓，他还钻到桌子底下，想要找什么……他说有人向他扔石子”，问他是谁，他说是“魔鬼的兄弟”。而事实上，卡莫是在计划逃跑。

负责看守卡莫的狱吏是个名为布拉金的呆瓜。他渐渐被策反，成为了卡莫和外界的联络人。穆季瓦尼和卡莫的姐妹把用来越狱的道具、锯子和绳索交给他，他又偷偷带进监狱，给了假装发疯的卡莫。卡莫把栏杆锯断，又拿用面包捏成的面团伪装。他又花了5天时间锯断了脚镣，然后用线把它们连在一起。

1912年8月15日，穆季瓦尼和钦察泽的毛瑟党人在监狱对面的街头挥舞了三次手绢。收到信号后，卡莫打开脚镣和栏杆，顺着绳子从墙上爬了下来。绳索断裂了，卡莫掉进库拉河。但这对这个视疼痛为无物的人来说并不算什么。他从河里爬了出来，把脚镣扔进河里，转身就走进附近的一条街道。他登上一辆电车（为了迷惑那些警犬），而后才和毛瑟党人聚首。

萨什克·斯瓦尼泽说：“警察在全城追捕卡莫，而报纸也已做了大量报道。有一天晚上，布多·穆季瓦尼来到我们家，告诉米沙（她的丈夫莫诺瑟利泽），他们于前夜把卡莫从精神病监狱救了出来……他们把卡莫带了过来，想让他在我们家待一个月。”萨什克、斯大林的儿子和她本人的孩子被安排前往乡下。不过，那一个月，卡莫反而照顾了莫诺瑟利泽，给他做可口的菜。紧接着，乔装打扮的卡莫途径巴统和伊斯坦布尔到了国外。

“卡莫来到巴黎找我们，”克鲁普斯卡娅回忆道，“当他了解到伊里奇（列宁）和波格丹诺夫、克拉辛[2]分裂时，他很是痛苦。”他觉得自己出生入死攻袭银行就是为了这三位大英雄，而他们怎么就分道扬镳了呢？卡莫对革命产生了动摇，而列宁则“抱着怜悯之心聆听着这个无比勇敢而又天真、灼热的男人”。和斯大林一样，列宁知道关心和照料追随者的健康会让他们更加忠心耿耿，于是，他提议由他出钱，为卡莫那只坏掉的眼睛动手术。在布鲁塞尔动完手术之后，卡莫干起了老本行：把军火偷运进俄国。他在保加利亚和伊斯坦布尔被捕，但两次都成功逃脱。回到第比利斯之后，他再次成为了“组织”的领袖。有消息称，一辆载有巨资的邮政马车即将抵达该城。9月22日前后，负责俄国党内筹集经费事务的斯大林也抵达了第比利斯。

也许，就是这一次——斯大林在“二战”后记起——钦察泽在埃里温广场的旅舍发表了动员演说。然后，他们前往卡忠斯科公路执行攻袭任务。

9月24日，卡莫、钦察泽、库布里亚什维利带着18名行动队员，在第比利斯城外3公里处伏击了邮政马车。他们朝警察和哥萨克骑兵扔炸弹，三个警察和一个马夫身亡。第四个警察受了伤，但还是给予了还击。双方交战激烈。行动队员无法夺取钱财，哥萨克骑兵聚集了起来。最终，行动队员只好撤退，哥萨克骑兵紧追不舍。钦察泽和库布里亚什维利掩护他们撤退，并在卡忠斯科公路上开枪打死了7名哥萨克骑兵。

这是“组织”最后一次执行任务。卡莫在他们的据点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另外18个人。他被判处死刑。

“我被判处死刑，”卡莫写信给钦察泽，“我很平静。在我的墓地上，杂草早已有6尺高了。人总有一死。但是，我会再尝试一次。也许，幸运女神会再次光顾我。总有一天，我们还能嘲笑我们的敌人……”虽然这几乎是不可能了。[3]

索索没有在第比利斯逗留。

[1]　斯大林是在1943年前往参加德黑兰会议的途中把这个故事告诉莫洛托夫和他的女婿尤里·日丹诺夫的。当时，纳雷姆的警察于第二天发现斯大林不见了，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只是等待看他是否还会从托木斯克回来。当警察把他逃跑的事情通知托木斯克总督，而后者发布通缉令时，已经是11月3日了。斯大林早就在几个星期前来到了圣彼得堡。

[2]　最终，克拉辛退出了政治舞台。不过，在革命胜利之后，列宁邀请他重回布尔什维克党，还让他担任了苏联贸易工业和交通人民委员会委员。后来，他还成为了驻英国大使。1924年，列宁去世之后，曾为工程师的克拉辛曾主导过对列宁遗体的冰冻、保存和瞻仰工作。他本人于1926年去世。

[3]　卡莫再次躲过一劫。1913年，为了庆祝罗曼诺夫王朝300年的统治，尼古拉二世大赦天下。卡莫在监狱里待了5年，并再次见到了斯大林。在革命胜利之后，他最后一次做出了疯狂的行动。详情参见本书尾声。女队员中的安妮塔和帕西亚死于结核病，其他很多人也因此去世。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行动队员中只剩下亚历山德拉·达拉赫韦利泽和巴楚亚·库布里亚什维利活了下来。两人都留下了回忆录。

30　和神秘的瓦伦蒂娜一起旅行

攻袭行动失败后，斯大林回到了圣彼得堡。他继续编辑《真理报》，并和莫洛托夫、塔蒂阿娜·斯拉瓦京斯卡娅住在了一起。他写了大量文章，[1]起草宣言，还负责布尔什维克党参加国家杜马代表的提名。10月中旬，他监督完成了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党的杜马代表选举工作，而后又赶到莫斯科，参与那边的工作，并让马林诺夫斯基得到了提名。

逃亡中的索索经历着“一个又一个的不眠之夜……为了躲避奥克瑞纳，他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从一条街逃到另一条街，穿梭在后巷之中”。安娜·阿利卢耶娃说，“如果他路过一个工人街区的咖啡馆”，他会“点上一杯茶，坐到凌晨两点”。如果他注意到有宪兵，“他会假装喝醉，冲进去，和那些马夫一起坐在被廉价烟草臭味笼罩的咖啡馆里，直到清晨离开，然后，他会前往朋友家睡觉”。他经常去的就是阿利卢耶夫家，那里有性感的奥尔加和她那几个活蹦乱跳的女儿。斯大林通常都会“悄悄进来”，在餐厅的沙发上坐下来，“看上去很疲惫”。

女孩们总是很高兴见到他，她们的母亲奥尔加会照料他。“索索，如果你想休息，”奥尔加说，“你可以去床上躺着。在沙发上可睡不安稳……”我们可以从安娜回忆录的字里行间看出来，索索和奥尔加的关系还没断。两人至少拥有同样的信念。当他要离开她们家时，他会对奥尔加说：“跟我一起走。”奥尔加“不会问任何问题。她穿上大衣，和斯大林一起出去。他们坐上一辆马车，告诉车夫去哪里。在途中，斯大林会让马车停下来，让奥尔加下车。他肯定是在摆脱警察的盯梢。而后，斯大林会独自前往目的地”。

有一次，斯大林邀请奥尔加一起去马林斯基剧院：“快点，奥尔加，我们这就去剧院吧——我们还赶得上开场表演。”可是，就在表演即将开始时，斯大林突然说：“我真的很想看这出戏，但我不能。”说着，他便离开了。奥尔加只好独自一人前往，因为她要替他把一封信送到马林斯基剧院的一个包厢里。

1912年10月25日，6位布尔什维克党员和六位孟什维克党员被推举为国家杜马代表——这个结果并不坏。卡尔洛·奇赫伊泽——斯大林于1901年在巴统得罪过的孟什维克党人——成为了社会民主工党代表的主席，而马林诺夫斯基则成为了他的副手。“布尔什维克六人组”中竟有两人是奥克瑞纳的间谍，阴谋者的成功可见一斑。由此，奥克瑞纳进入了列宁的核心小团体。

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倡导和孟什维克党和解。布尔什维克党本打算在杜马会址外策动一次示威，但孟什维克党想说服他们放弃这一计划。这引起了列宁的警觉，他写了好多文章抨击斯大林的调解策略。令人称奇的是，斯大林竟然压下了列宁的47篇文章，没让它们发表。在克拉科夫的列宁召唤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六人组”前来。“六人组”成员之一回忆：“斯大林同志立即命令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们前往国外和列宁见面。”

10月28日，密探发现斯大林造访了他的朋友卡夫塔拉泽。两人前往革命党人最喜欢的餐厅费多罗夫餐厅用餐，密探继续跟随。可是，在晚餐结束后，他们发现索索已经消失了。他们对他展开搜捕，可再也没有找到过他。

列宁命令另一个思想解放而又有能力的布尔什维克女党员瓦伦蒂娜·洛波娃陪同斯大林前往克拉科夫。她又委派列宁的“外事专员”、秘密调停人亚历山大·舒特曼“以最快的速度和绝对的保密”将斯大林带往克拉科夫，“这是列宁的指示”。斯大林“在瓦伦蒂娜的陪同下抵达圣彼得堡”。舒特曼婉转地说，“他以伊朗公民身份住进了一个宾馆，他的口袋里有合法的伊朗护照”。

舒特曼向两人介绍了前往克拉科夫的路径——如果取道向南途经图尔库，沿路会风险连连，如果徒步穿越哈帕兰达的瑞典边境，虽然旅途更加漫长，却更为安全。斯大林选择了图尔库。紧接着，斯大林便和瓦伦蒂娜·洛波娃动身了。他们藏身在一辆马车内，被偷送出了圣彼得堡。然后，他们在勒瓦索沃火车站用俄国护照登上了火车，前往芬兰。在抵达芬兰之后，艾诺·拉吉亚——此人之后成为列宁的保镖——把芬兰护照交给了他们，并护送他们在图尔库登上蒸汽船。“两个警察检查了他们的护照……虽然斯大林同志一点都不像芬兰人，但他们依然顺利无碍地登上了船。”斯大林和瓦伦蒂娜乘坐轮船穿越波罗的海，来到德国。

索索和瓦伦蒂娜的关系到底如何，又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谜团。代号“维拉同志”的瓦伦蒂娜是个大美人，她嫁给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人，而此人却是奥克瑞纳的间谍——此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内充斥着大量叛徒，根本理不清楚。我们无从确定她是否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个双重间谍，但列宁给予她完全的信任。舒特曼在回忆录中说，当时索索（持有伊朗护照，名字不确定）和瓦伦蒂娜共同旅行了一段时间。他们先是到了赫尔辛基，一起住进了一个旅舍。那时正值“夏末”，有可能是9月份，当时斯大林刚刚从纳雷姆逃出来。舒特曼暗示两人在一起了。1912年9月，当两人踏上横跨千里的征程时，他们显然已是一对情侣。这种事情在共同执行危险任务的同志之间时有发生。在此之后，瓦伦蒂娜的丈夫被发现是叛徒，并被处决了，此事肯定加剧了斯大林对这种背信弃义的妻子的不信任。[2]

这对人儿乘坐火车抵达加利西亚省的克拉科夫。当时的加利西亚被两位君王联合统治着，一边是哈布斯堡皇帝，一边则是弗朗茨·约瑟夫一世。

列宁喜欢克拉科夫。加利西亚的省会是个古老的波兰城市，皇家城堡里陈列着波兰皇族的石棺，雅盖隆大学正是于1364年在此建立的。

当时，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和她的母亲住在卢博米尔斯基道49号。同屋的还有中央委员季诺维也夫和他的妻子、儿子斯捷潘。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外事部，克鲁普斯卡娅担任秘书一职。克拉科夫政派斗争严重，这让列宁想到了家乡。“不像巴黎或瑞士，”克鲁普斯卡娅说，“这座城市和俄国的联系很紧密。”在该城15万居民中，有4000名来自俄国的流放者，其中大多数是波兰人。“伊里奇（列宁）特别喜欢克拉科夫。它几乎是座俄国城市。”

列宁喜欢滑冰，而克鲁普斯卡娅则会去价格更为低廉的古老的犹太街区买东西。“伊里奇喜欢喝波兰酸奶和玉米威士忌。”列宁还喜欢和季诺维也夫的儿子玩躲迷藏。“别捣乱，我们正在玩游戏呢。”他会对打断他们的人说。不过，与此同时，他也热烈期盼着斯大林和六人组的到来。

11月的第一个星期，斯大林来到了列宁家。他住了进去，在厨房的沙发上睡觉。列宁严厉呵斥了斯大林、马林诺夫斯基和另一个杜马代表穆拉诺夫。列宁拒绝任何和孟什维克党和解或重组的计划：他的布尔什维克党必须是一个独立的党。

列宁虽然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贵族，但他的感染力和铁一般的意志让他得以指挥手下那些负责行动的硬汉。他欢迎斯大林前来，并很快让他感到宾至如归：美食让两人走得更近。克鲁普斯卡娅为斯大林准备了多肉的“德国”美食。刚开始两天，斯大林都吃不惯。不过，此后，他便爱上了它们。他会对列宁大叫：“我饿了，我想吃烤肉串！”列宁回应说：“我也快要饿疯了，但我又怕麻烦娜迪亚。你身上有钱吗？得了吧，要不我们出去吃……”虽然两人在美食方面达成了一致，但在党的政策方面依然有分歧。在两人的合作史上，列宁在很多情况下都比斯大林强硬得多。这便是其中一次。斯大林抱怨道：“伊里奇向六人组强调了强硬的策略，这会导致主要反对派（孟什维克）的敌视，但伊里奇根本不管……”

在克拉科夫待了10天后，斯大林回到了圣彼得堡。他在途中使用的有可能是一张允许多次出入境的通行证。他以为回到圣彼得堡后列宁就没法控制他了，于是又固执己见地做起了调停工作。列宁知道后，想把他从《真理报》主编的位置上撤下来。在新成立的国家杜马大会上，马林诺夫斯基宣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宣言——很有可能是由斯大林起草的，其中表达了对孟什维克的善意。斯大林甚至还背着列宁见了两个与之交恶已久的孟什维克政敌，佐达尼亚和吉布拉泽。[3]

列宁勃然大怒，要求斯大林再次前来克拉科夫商讨民族问题以及《真理报》的问题。刚开始时，克鲁普斯卡娅以拯救斯大林免遭逮捕为由诱他前来克拉科夫：“让瓦西列夫（斯大林）赶紧走，不然的话，我们就救不了他了。我们需要他，而他也已经完成了主要工作。”斯大林推脱说自己的健康出了状况，无法前往。

“致亲爱的朋友K．St．，”克鲁普斯卡娅在12月9日至22日间给斯大林写信——这是她第一次使用他的新名字“科巴·斯大林”的缩写——说，“貌似你并不打算来这里……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要对你的决定表示抗议……我们坚持你必须前来……无论你的健康状况如何。我们要求你立即动身。你没有权力违抗我们的命令。”斯大林只好启程，他依然有洛波娃在身边陪同。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很高兴：“我们期待瓦西亚（斯大林）、维拉（瓦伦蒂娜）和孩子们（布尔什维克党杜马六人组）于不久之后到来。”

12月15日，杜马因圣诞节休会。斯大林和瓦伦蒂娜前往克拉科夫，他们很有可能选择了最直接，也最危险的一条路径。[4]在西行的火车上，斯大林听到两个乘客正在大声朗读一份民族主义的报纸。“你们干吗读这些垃圾！”他对那两个人吼道。他和瓦伦蒂娜在俄国和奥地利边境的一个波兰小镇下车，然后徒步前往克拉科夫——就像当时的偷渡者一样。

这是斯大林有生以来最漫长的一次旅程。他将在这个“一战”的前夜，穿越东西方文明，来到维也纳。

[1]　他的文章表现了他对外交的独特看法（他阐释了塔列朗的外交思想）以及他对“官话”（早在王尔德对这个词下定义前）的钟爱：“当资产阶级外交家主张宣战时，他们嘴里喊的却是‘和平’。一个外交官的话和他做的事肯定是相悖的，不然他还做什么外交官？那些甜言蜜语只是用来掩饰他的阴险行径。诚实的外交官就像一杯淡而无味的白水，或者说是锈铁一块。”

[2]　她的丈夫、记者亚历山大·洛波夫于1918年被作为奥克瑞纳间谍枪决。她未遭波及，但于1924年因结核病去世。舒特曼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和列宁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于1939年被斯大林处决。

[3]　在苏联时期，斯大林曾极力掩饰过这段和异己分子会面的历史。

[4]　斯大林去过克拉科夫两次，而两次旅行到底发生了什么众说纷纭。他本人就说过关于穿越边境线的好几个故事（他是在年逾古稀时把过境、列宁和美食的故事告诉他最喜欢的年轻小伙尤里·日丹诺夫的）。那么，他是在说谎吗？当我们研究他本人对个人轶事的讲述时，我们会发现，他不会生编硬造，而只是会夸大其词。当故事涉及这次著名的旅行时，更是如此。如果他想说谎，那他从来都不会亲口说，而是会让他的宣传者替他开口。因此，我们基本可以确定，他至少有一次涉足了这条危机四伏的路径。舒特曼说他安排了第一次旅途，而还有些说法混淆了两次旅程。因此，笔者认为，舒特曼的确安排了第一次旅途，因为当时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作准备；而斯大林和瓦伦蒂娜第二次前往克拉科夫则没有充裕的时间，于是选择了一条偷渡者的路径，冒着生命危险穿越了边境。

31　1913年的维也纳：神奇的格鲁吉亚人、奥地利艺术家和老朽的帝王

斯大林不认识边陲小镇里的任何人，但他是个和陌生人搭讪的专家。他在镇里走来走去，直到一个波兰鞋匠问他：“你是外地人吗？”

“我父亲是格鲁吉亚的鞋匠。”斯大林回答道——他知道波兰人和格鲁吉亚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受到了俄国人的压迫。“我想过境。”波兰人答应把他带出去，并且分文不收。他是在革命之后讲述这个故事的。当时，他停顿了一下，“仿佛在凝望往昔”，然后说道：“我想知道这个人在哪里，现在过得怎么样。真可惜，我忘记了他的名字，再也找不到他了。”和很多曾在斯大林年轻时帮助过他的人一样，这位鞋匠很有可能后悔自己没有亲手把这个格鲁吉亚人扼杀在两个帝国之间的树林中。而另一方面，斯大林本人从来没向外界提起过，当时，他还有一个同伴：瓦伦蒂娜·洛波娃。

他们穿越边境，来到加利西亚。斯大林想要第一时间去找列宁，可他“饿坏了”，于是，他走进了切比尼亚火车站的一家餐厅，很快就出了丑。他用俄语召唤波兰服务生。“服务生举着食物走来走去”，但就是不理斯大林。结果，他发火了：“这算什么态度！你们招呼所有人，就是不待见我！”波兰服务生没有给他上汤，斯大林只好自己去取。“我生气地把盘子砸在地上，朝服务生扔了一卢布，然后就冲了出去！”他径直来到列宁家，那时还在生气。

我们还没问候彼此，我就大喊道：

“列宁，快给我点吃的。我快要饿死了。我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没吃过东西。”

“你没有在切比尼亚吃饭？那里有个不错的餐厅。”

“但那些波兰人根本不给我上吃的。”斯大林说。

“斯大林，你真是个大笨蛋！”列宁笑着说，“你难道不知道波兰人把俄语看作压迫他们的语言吗？”

列宁肯定很奇怪，为什么他这个所谓的“民族问题专家”竟然会如此盲目地采用一种“大俄国沙文主义”态度。但是，在此之后，当波兰宣称要独立时，斯大林从始至终对他们抱有一种俄国式的敌意。[1]

两个人从来没有像此刻那样亲密。“他们热情地款待了我。”晚年时的斯大林回忆道，“他（列宁）不让我去任何地方，说服我和他的家人住在一起。我的早、中、晚三餐都是在他家吃的——除了有两次，我对克鲁普斯卡娅说我想出去吃晚饭，顺便去看看克拉科夫的老城区，那里有很多咖啡馆。”斯大林最喜欢的餐厅叫“哈韦尔卡”，这家餐厅目前仍在中央市场广场上。当斯大林外出用餐时，列宁就会担心他。

“听着，伙计，你已经出门吃过两次饭了——我们招待不周吗？”

“不，同志，你们对我无微不至，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觉得过意不去。”

“可你是我们的客人，”列宁说，“你在餐厅里吃得怎样？”

“吃得还行。那里的啤酒棒极了。”

“啊，我明白了。”列宁回答，“你是想念啤酒了呀。从现在开始，你在家里也能喝到啤酒。”此后，“他让岳母每天给他准备两到三瓶啤酒”。斯大林对列宁的热情好客感激不尽。

“伊里奇对《真理报》颇为在意。”克鲁普斯卡娅回忆说。对于斯大林在上面发表的关于和孟什维克党和解的社论，列宁持反对意见。“斯大林也颇为在意，两人商议如何作调整。”为了重新夺取对《真理报》的控制权，列宁采取了两个举措：第一，把民族政策提到新的高度；第二，提拔他钟爱的这位手下。列宁需要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培养一个民族问题专家，而此人不能是俄国人，更不能是犹太人。3年前他就认为斯大林比佐达尼亚更适合扮演这个角色。这一次，他使出一石二鸟之计，一次性解决了问题。

列宁向斯大林提议，暂时不要回圣彼得堡，而是留下来写一篇关于布尔什维克党新民族政策的文章。斯大林同意了。

1912年12月28日，列宁、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迎来了马林诺夫斯基、另外两位杜马代表、斯大林的女伴瓦伦蒂娜·波洛娃和一对富裕的维也纳布尔什维克党人。那对夫妇是亚历山大·特罗扬诺夫斯基和夫人埃琳娜，他们还带着自己的孩子及拉脱维亚裔保姆。“科巴说起话来很小声，”19岁的保姆奥尔加·韦朗回忆道，“有些时候，他会走到其他房间，这样他既能听到别人讲话，又能边听边来回踱步。”

斯大林依然不同意列宁的某些政见，而列宁则得到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坚定支持——显然，马林诺夫斯基有自己的算盘。列宁和这位奥克瑞纳的间谍都不同意社会民主工党的两大派别再次联手。秘密警察命令马林诺夫斯基推行这一强硬策略，而斯大林仍相信他能说服某些孟什维克党人。他希望列宁能看到“目前双方合作才是上佳的策略，最好能把强硬策略推迟一会儿”；另一方面，杜马六人组需要一个真正的领袖——毋庸置疑，那便是他本人。

“这里的氛围简直令人窒息，”斯大林在写给圣彼得堡的一封信中抱怨道，“每个人都忙疯了，他妈的太忙了，（但）我的处境并不坏。”然后，他给老朋友加米涅夫写了一封信，措辞简直像是情人：“请允许我给你一个爱斯基摩之吻。我太想你了——我对天发誓！我在这里没有一个可以交心的人，真的。难道你就不能来克拉科夫吗？”

然而，斯大林还是在克拉科夫交上了一个新朋友：马林诺夫斯基。这位强奸犯和奥克瑞纳的间谍比斯大林大两岁。奥克瑞纳给他的年薪高达8000卢布，而当时皇家警察首长的年薪才7000卢布。

“他活力四射，知识渊博，还长得英俊，”莫洛托夫回忆说，“他看上去还有点像铁托。”从此以后，斯大林就经常给马林诺夫斯基写信，还会随带问候“斯特凡尼娅和孩子们”。马林诺夫斯基狡猾地指认别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为间谍，由此把目光从他身上引走，但双重生活的巨大压力渐渐让他濒临崩溃。

1912年新年夜，他们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斯大林终于向列宁屈服了。“所有决议都被一致通过，”列宁兴奋地告诉加米涅夫，“这是个巨大的成功。”但斯大林的退败只是迂回之计。马林诺夫斯基向奥克瑞纳汇报道，会议决定重组布尔什维克党的上层机构：一个外事局（由列宁、季诺维也夫，以及担任秘书的克鲁普斯卡娅组成）和一个俄国局——领导是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时任《真理报》主编）和担任秘书的瓦伦蒂娜·波洛娃。[2]斯大林虽然从《真理报》的主编位置上退了下来，但他就此成为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中的元老级人物（月薪60卢布），而且负责一个关键政策的理论创建。在列宁的支持下，斯大林开始写作关于民族政策的一系列文章。他把第一稿发往了圣彼得堡。

会议结束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共同前往剧院庆祝新年。“可那出戏一点儿都不好看。”韦朗回忆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他妻子走了出去。”列宁、斯大林和其他党员是在一个餐厅的私人包间里迎接1913年的到来的。多年之后，业已是个老妇人的韦朗承认斯大林曾挑逗她。“列宁看上去很高兴，大笑着开玩笑。他唱起了歌，甚至和我们一起玩起了游戏。”

不久后，斯大林来到了特罗扬诺夫斯基位于维也纳的家。当时的维也纳天寒地冻，风雪交加。列宁说特罗扬诺夫斯基一家“是好人……他们有的是钱”。亚历山大·特罗扬诺夫斯基是个英俊的年轻贵族，他还是个军官，是日俄战争让他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当时，他是《启蒙》杂志的编辑和资助者。这份杂志很快就会发表索索的文章。他会讲德语和英语。他美丽的妻子埃琳娜·罗兹米罗维奇也是个贵族。两人一起住在美泉宫街30号的一个宽敞公寓[3]里。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每天都会经过这条大道，从他在美泉宫的宫殿前往霍夫堡的办公地点。

年逾古稀、蓄着胡须的哈布斯堡皇帝自1848年便统治了这片土地。他总是坐镀金的马车出行。八匹白马拉着马车，马夫们穿着黑白相间的制服，戴着白色的假发。马车的周围有匈牙利骑兵守卫，他们的肩上披着黄黑色的豹皮。斯大林肯定见识了这一自鸣得意却早已为时代所抛弃的恢弘场面——而他也不是唯一见证过这个场景的未来大人物。1913年1月，身处维也纳的未来政治巨头们足以凑足一部汤姆·斯托帕德的戏剧。[4]当时，在布里吉特瑙区的梅尔德曼街——和斯大林居住的奢华街区相比，那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一个廉价旅舍里住着一个年轻的奥利地人。此人想成为艺术家，却失败了。他便是23岁的阿道夫·希特勒。

可以确定的是，索索和希特勒见证过维也纳的同一个场景。据后者的好友库比切克回忆：“我们经常看到老皇帝坐着马车从美泉宫前往霍夫堡。”不过，两位后来的独裁者都对此情此景颇为不屑，甚至感到厌恶——斯大林从来没有提过一句，而“阿道夫并不以为然，因为他感兴趣的并非这个皇帝，而是他所代表的这个国家”。

身处维也纳的希特勒和斯大林从不同的方面表现了他们对种族的兴趣。这座城市的咖啡馆、啤酒屋和宫殿里充斥着被时代遗忘的国王侍臣以及犹太知识分子和种族主义的煽动者。虽然只有8.6%的人口是犹太人，但他们的文化影响力是巨大的。他们中的佼佼者有弗洛伊德、马勒、维特根斯坦、布伯和施尼兹勒。此时的希特勒正在构思其反犹的种族优劣论，他将在成为元首之后在欧洲大地推行这一政策；而正在写作民族政策文章的斯大林则构想着一个多民族的帝国，它将在表面上赋予各民族以自治权，但实质却是集权主义的——这便是后来苏联的雏形。30年之后，两人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建构产生的巨大冲突将导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

犹太人都被排斥在了两人的构想之外。希特勒对犹太人很是反感，而斯大林则对犹太人感到愤怒和迷惑——他曾质疑过他们的“神秘”天性。对希特勒而言，犹太人作为一个种族过于强大；而对于斯大林而言，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却过于渺小。

不过，两位后来的元首以同一种方式度过在维也纳的闲暇时光：他们都喜欢在环绕着弗朗茨—约瑟夫美泉宫的公园里散步，那里离斯大林的住所很近。1939年，当苏德两国签署《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两位国家元首也没有见面。同时在美泉宫公园漫步或许是两人从始至终最为接近的距离。

“斯大林同志和我们待了几星期，他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对民族问题的研究中。”特罗扬诺夫斯基家的保姆奥尔加·韦朗说，“他邀请他身边所有的人和他一起探讨。有人分析奥托·鲍尔，也有人分析卡尔·考茨基。”虽然斯大林曾断断续续地学过德语，但他依然无法阅读德文。于是，保姆为他提供了帮助，还有另一位他刚刚认识的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尼古拉·布哈林——机灵的知识分子，有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和一簇山羊胡。“布哈林每天都来我们家，”奥尔加·韦朗说，“而斯大林也住在我们这里。”虽然斯大林喜欢这位保姆，但她还是更喜欢聪明而又爱恶作剧的布哈林。可是，这位保姆不得不负责清洗斯大林的衬衫和内衣。她曾在他去世之后抱怨说，这绝对是个富有挑战性的活儿。

斯大林和布哈林处得不错。此后，斯大林在流放时给他写过信。这是两人携手的开端，他们将一直合作到20世纪20年代末。然而，索索对布哈林的情感是复杂的：他既爱慕他，又嫉妒他。这段始于维也纳的友谊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以一颗射向布哈林脑袋的子弹告终。

“在哈布斯堡王朝古老的首都中……我正在斯科别列夫的公寓里坐着喝茶，”其时也在维也纳的托洛茨基回忆道，“突然，我听见门外传来敲门声，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他身材矮小……消瘦……灰棕色的皮肤上满是痘疮……他的眼里没有一丝好意。”斯大林走了进来，坐在茶炊边上，给自己泡了杯茶。然后，他默默地离开了，正如他默默地来。“他给我留下了非同一般的印象，而这一印象也让我感到压抑。或许是因为之后发生的事情改变了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在其上蒙了一层阴影。”

当时的斯大林已对托洛茨基十分厌恶，说他是一个“假惺惺而又爱嚷嚷的人，就像个虚张声势的拳击手，但身上的肌肉都是假的”。他从未改变过对托洛茨基的印象。而托洛茨基则从斯大林黄褐色的眼珠里感受到了寒意。他说，它们散发着“恶意的光芒”。

和特罗扬诺夫斯基一家住在一起的这段时光开阔了斯大林的眼界——正如他本人所说的那样，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体验欧洲文明。他住的房间面向街道，他“终日在其中工作”。他会在黄昏时和特罗扬诺夫斯基一家去美泉宫公园散步。有些时候，他会在晚餐时聊起自己的过去。他会想念拉多·克茨霍韦利，说起他在监狱中被枪毙的往事。他在维也纳的时候并不是很开心。“你好，我的朋友，”他给已回到圣彼得堡的马林诺夫斯基写信道，“我还住在维也纳，写着那些无用的垃圾文章。期待和你再见。”但他渐渐适应了起来。“刚开始时，他很拘谨，喜欢独处，”奥尔加·韦朗说，“但渐渐地，他放松下来，和我们开起了玩笑。”对于特罗扬诺夫斯基上流阶级的做派，他并不感到厌恶。事实上，终其一生他都很喜欢特罗扬诺夫斯基。

他们家的女儿加丽娜·特罗扬诺夫斯卡娅和斯大林相处得甚好。“她喜欢和成年人待在一起”，斯大林陪她玩耍，答应她给她带“像山一样高的高加索绿色巧克力”。当她不相信他的话时，他总会“开怀大笑”。不过，她也经常开他玩笑——“你怎么老说什么民族不民族的！”她抱怨道。斯大林会从美泉宫公园给她买糖果吃。有一次，斯大林和埃琳娜打赌，如果两人同时叫加丽娜，她肯定先去找他要糖果。他们付诸实践。结果，加丽娜真的跑向了斯大林——这恰好证明了斯大林对人性的洞悉。[5]

斯大林问马林诺夫斯基要回了文章的第一稿。他说他要修改它，继而询问道：“《真理报》怎么样了？你的派系怎么样了？组织有何新情况？……你的瓦西里。”在他离开维也纳之前，他重写了那篇文章。[6]

列宁正在克拉科夫等他。叛徒正在圣彼得堡潜伏。

[1]　1941年12月，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波兰大使斯坦尼斯洛·科特。

[2]　斯大林在第比利斯的朋友加里宁没有被提拔为中央委员，因为他当时被怀疑是奥克瑞纳的双重间谍：布尔什维克党一边被处在核心地位的马林诺夫斯基出卖，一边怀疑一个完全无辜的同志。

[3]　现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一个名为“美泉宫招待所”的旅舍。令人称奇的是，这幢楼前自1949年以来便保留着一块蓝色纪念牌匾。上面写着：J．V．斯大林于1913年1月留宿于此。他在这里写了著名文章《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4]　约瑟普·布罗兹，即后来的铁托元帅，当时也在维也纳，那时的他是一名机械师。

[5]　很多布尔什维克党员的个人生活不稳定，埃琳娜和特罗扬诺夫斯基也走上了离婚的道路，然后埃琳娜和叛徒马林诺夫斯基相好（据马林诺夫斯基自己说）。接着，她嫁给了布尔什维克党中的权势人物尼古拉·克雷连科。克雷连科是列宁第一届政府的要员，之后成为红军元帅，接着任职联邦检察长，并最终成为联邦司法人民委员。不过，他依然在“大清洗”中遭到枪杀。幸运的是，克雷连科于20世纪20年代末离开了埃琳娜，这反而让埃琳娜在“大清洗”期间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埃琳娜长期默默地在档案馆工作，直到1953年自然死亡。特罗扬诺夫斯基的女儿加丽娜同样也嫁给了一位布尔什维克巨头。瓦列里安·古比雪夫是斯大林的政治局委员，此人不但酗酒，还生性放荡，经常虐待加丽娜。斯大林曾说，如果他知道古比雪夫是这样一个好喝花酒的人，他肯定会介入他们的家庭生活。古比雪夫于1935年因酗酒过度去世，这正合斯大林的心意。保姆奥尔加·韦朗成为了布尔什维克党员和共产国际成员，她很早就退休了，并活到了晚年。特罗扬诺夫斯基本人的命运（虽然他背叛了布尔什维克党）则与众不同。详情参见尾声。

[6]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是斯大林最著名的文章，斯大林终其一生都在不断修改它。当时，奥利地社会主义者提出了一种被列宁称作“党内的奥利地联邦”的理论，而这篇文章便是对此理论的反驳。列宁总是更加讲求实用主义而又具有远见，当然，也更具意识形态色彩。他担心鼓吹文化自治甚至民族分裂的犹太联邦派或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党会造成党乃至整个俄罗斯帝国的乱局。他需要一种民族理论，它既应诺各民族自治，亦赋予其退出联邦的权利，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种表象，二者皆不会实现。列宁和斯大林一致认为，未来的苏联将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为“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犹太问题上，斯大林问道：“格鲁吉亚的、达吉斯坦的、俄国的、美国的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彼此语言不通，生活在地球上不同的地方，从来不能见面，无论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不会共同行动，这算什么犹太民族呢？！他们被攻击，是因为没有一个和土地相联系的广大的稳定的阶层……”他攻击“奥匈马克思主义”和支持民族自治的人，却又说接受高加索地区的“地区自治”。文章赋予各民族以（理论上的）退出联邦的权利，但其实都是空头支票。这篇文章的辞藻并不华丽，但它构思精巧，乃至于最终成为了斯大林建构苏联的理论基石。这篇文章至今仍富有意义，因为在苏联于1991年解体之后，乌克兰、爱沙尼亚和格鲁吉亚成为了独立共和国，但它们并非是像车臣那样的自治共和国。

32　秘密警察的舞会：伪装者的出卖

“我回到克拉科夫，把文章给列宁看，”斯大林回忆道，“两天后，列宁请我去他家，我注意到文章的手稿正摊开在桌子上。他请我坐到他身边。”

列宁颇为惊讶。“这篇文章真的是你写的吗？”他有点高人一等地问斯大林。

“是的，列宁同志，是我写的。难道我写错了什么？”

“不，恰恰相反，这篇文章棒极了！”

列宁决定把这篇文章作为党的政策来发表。“这篇文章太好了！”他对加米涅夫说，“它斗志昂扬，我们不会对那些联邦派的垃圾退让一步！”在一封写给高尔基的信中，列宁称斯大林为“神奇的格鲁吉亚人”。

1913年3月，索索发表了这篇文章，并署名“K．Stalin”——这是他第二次使用这个笔名。自1910年以来，他的笔名一直在演变之中，从最初的“K．St．”变成后来的“K．Safin”和“K．Solin”。

从事隐秘地下工作的革命党人会拥有好多化名，而这些化名通常都是随意取的。“列宁”（Lenin）之名的灵感或许源自于西伯利亚的勒拿河（Lena）。列宁用过的笔名多达160个。他之所以会沿用“列宁”，是因为它恰好是他在著名文章《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中所用的笔名。出于同样的道理，索索因以“斯大林”之名发表了这篇关乎民族问题的著名文章，便使这个名字得以沿用。如果不是个那么自恋的人，他很有可能将以“瓦西列夫”或“伊万诺维奇”之名而被世人所知。

斯大林沿用这个笔名的其他原因还包括“Stalin”和“Lenin”有相似之处，而他也喜欢把他那些女友的名字当作化名。据说，他的女朋友路德米拉·斯特尔（Ludmilla Stal）启迪了“斯大林”，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当然，他根本不会承认这一点。“这个名字是我的同志们给我取的，”他曾对一个采访者自鸣得意地说，“他们觉得这个名字和我匹配。”莫洛托夫知道他完全是在胡说：“那是他自己取的名字。”不过，这个冷冰冰的“具有工业感的名字”——意为“钢铁之人”——倒的确和他挺匹配。在他看来，布尔什维克党人就应该拥有钢铁般的意志。[1]

虽然他依然没有忘却自己是高加索人，但这个俄语名字把格鲁吉亚语的“科巴”和斯拉夫语的“斯大林”联系在了一起（他的朋友还叫他索索）。因此，在此之后，正如历史学家罗伯特·瑟维斯所言，他成为了“双重民族者”。1917年后，他甚至成为了一个四重民族者：他生为格鲁吉亚人，忠于俄国，在意识形态层面是个国际主义者，而就国籍而言又是个苏联人。

这个笔名最终变成了一个帝国和信仰的象征。在他当权时，他不争气的儿子瓦西里曾滥用过这个名字，而他则冲着瓦西里大吼道：“你不是斯大林，我也不是斯大林！苏联才是斯大林！”

1913年2月中旬，带着“科巴·斯大林”这个崭新的名字，他回到了圣彼得堡。而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已经因为马林诺夫斯基的背叛而陷入了绝境。

“警方对我们展开了大肆的逮捕、搜查和突袭。”斯大林在写给特罗扬诺夫斯基的信——这封信被奥克瑞纳截获了——中写道。他还没忘记自己对6岁的加丽娜的承诺：“我会送巧克力给加洛奇卡。”

被列宁委以重任的斯大林被奥克瑞纳紧追不舍，而他甚至放弃了躲藏。他住在市中心夏帕勒尔纳亚街上杜马代表巴达耶夫和萨莫伊洛夫的家里，并在同为杜马代表的彼得洛夫斯基家中召开会议。斯大林在另一封信中叹息道：“我们连能干事的人手都不够，我几乎无法推进任何事项。”

他的第一项任务是为布尔什维克党在议会中的明星马林诺夫斯基辩护——有一篇文章指出后者就是奥克瑞纳的间谍。这篇文章署名“Ts”，因此，布尔什维克党人相信，始作俑者是孟什维克党人马尔托夫或他的连襟费奥多·丹。“布尔什维克党人瓦西列夫（斯大林）来到我的公寓[他的代号是‘伊奥斯卡·科里亚夫伊’（即乔·波克西）]，试图给针对马林诺夫斯基的谣言画上一个句号。”费奥多·丹说。乔·波克西威胁丹的妻子莉迪亚说，如果孟什维克党人还敢继续中伤马林诺夫斯基，他肯定会让她感到后悔。

然而，恰恰因为马林诺夫斯基的背叛，斯大林的一举一动都被皇家警察的主管本人监视着。2月10日，斯维尔德洛夫被马林诺夫斯基出卖，并因此遭到逮捕。斯大林决定任命他在巴库的同志邵武勉为《真理报》编辑。可是，马林诺夫斯基却说服列宁，这个亚美尼亚人和斯大林一样对孟什维克党抱有妥协倾向。列宁接受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提议，想提拔切尔诺马佐夫——而此人正如斯大林在巴库时所洞悉的那样，也是一个奥克瑞纳的双重间谍。

1913年2月，马林诺夫斯基几乎出卖了俄国所有的中央委员，除了斯大林和不堪重用的彼得洛夫斯基。奥克瑞纳决定阻止社会民主工党两大派系再次联手：逮捕调停者斯大林成为了当务之急。

2月23日，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布尔什维克党的同情者们在卡拉什尼科夫交易所举行了一场募资音乐会和化装舞会。斯大林本来是不会去这样的地方的。可是，阿利卢耶夫家的女孩们特别想去，于是，斯大林和她们的数学老师卡夫塔拉泽商讨是否一同前往。

当天下午，斯大林造访了马林诺夫斯基。这位双重间谍要求斯大林必须参加舞会。斯大林曾对塔蒂阿娜·斯拉瓦京斯卡娅回忆说，他本来是不想去的，“他没有心情，也没有适合这种场合的衣服，但马林诺夫斯基坚持他必须出席”，甚至向他保证那里很安全。这位衣冠楚楚的叛徒打开他新潮的衣橱，从里面拿出一个硬领、一件白衬衫和一条丝质领结，在斯大林的脖子上试了试。

就在两人见面之前，马林诺夫斯基刚刚才和奥克瑞纳的幕后主使、皇家警察的主管别列茨基见过面。他或许已向对方承诺，会把斯大林送上门来。

“瓦西里（斯大林）和我一同出席派对，”他的情人塔蒂阿娜·斯拉瓦京斯卡娅回忆道，“派对本身很不错。”戴着漂亮领结的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杜马代表们坐在同一张桌子上。“我很惊讶地看到……我们亲爱的格鲁吉亚男孩出现在这么一个人满为患的派对上。”达米安·别德内——无产阶级诗人，在20世纪20年代深受斯大林的信任——在此后向列宁汇报道，“这实在太鲁莽了——他难道是中了邪，抑或是哪个傻瓜邀请了他？我告诉他：‘你跑不掉了。’”别德内向他暗示他们中有一个是叛徒。

午夜时分，在宪兵的支持下，便衣奥克瑞纳包围了整个会堂。“当时，斯大林正好在和马林诺夫斯基本人聊天，”塔蒂阿娜说，“他发现他被跟踪了。”

几个警探走上前来，问他叫什么。他否认自己叫朱加什维利。同志们聚拢在他身边，试图掩护他让他跑到舞台后面。“他跑进了化妆间，”斯拉瓦京斯卡娅说，“并让他们来找我。”斯大林故技重施，男扮女装，但他还有时间告诉塔蒂阿娜他“在派对前造访过马林诺夫斯基，并从那时就被跟踪了”。斯大林化了一点妆，穿着长裙便逃了出去。就当他走出化妆间时，一个秘密警察发现了他的大尺寸鞋子（当然，还有他的胡须），警察“大叫一声，把他逮住了”。

“朱加什维利，我们可算是抓住你了！”

“我不是朱加什维利，我叫伊万诺夫。”斯大林说。

“见鬼去吧！”

一切都结束了。

“两个便衣警察让他跟他们走。一切都悄无声息地完成了。舞会仍然在继续。”马林诺夫斯基冲着“逮捕斯大林同志的警察‘大声抗议’，并说他会动用资源把他救出来”。

仍未了解此事的列宁给叛徒写信“讨论怎样才能避免更多的同志被逮捕”。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焦虑地说“瓦西里”必须被“好生保护”。然而，一切都太晚了。“为什么没有瓦西里的消息？他怎么了？我们很担心。”

对于皇家警察主管别列茨基来说，对斯大林的逮捕无疑是个巨大的成功。他将此事上报给了内务大臣马克拉科夫。1913年6月7日，马克拉科夫同意了特别委员会对斯大林的量刑：将J．V．朱加什维利流放到图鲁汉斯克4年。那是被文明遗忘的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边境。

[1]　“Solin”和“Safin”这两个“Stalin”的早期变体有可能是由印刷错误造成的，因为在俄语中，“sol”的意思是“盐”。“盐之人”显然不具备“斯大林”这样的钢铁光泽。据维拉•施韦策说，1912年4月，当《真理报》正在排版时，“编辑部曾随意修改过文章的署名。第二天，J．V．斯大林打开《真理报》发现他的笔名变成了‘Solin’，他笑着说：‘我不喜欢这个没意义的笔名。’”他用回了“K．St．”这个名字，直到1913年1月。“斯大林“并非唯一一个“具有工业色彩的名字”。罗森菲尔德变成了“加米涅夫”——意为“石头之人”（虽然作为一个笔名，它还是显得有点无聊）；斯克里亚宾变成了“莫洛托夫”——意为“铁锤之人”。党员们还喜欢把他们狱吏的名字当作笔名：布隆施泰因的名字“托洛茨基”便是这样来的。很多西方传记作家都误以为“斯大林”是朱加什维利的俄语写法，但他们错了：“朱加”（Djuga）无论是在格鲁吉亚语还是在奥塞梯语中都没有“铁”或“钢”的意思。

PART FOUR　第四部分

他像一个幽灵，在这片土地上

挨家挨户地游荡；

他的手里攥着一把琴

弹奏出优美的乐章；

他那如梦如幻的旋律，

就像一束阳光，

你能从中感受到真理

和神圣的爱。

如枯石的人心

因它而跳动；

坠入黑暗的心灵

因它而感受阳光。

然而，每当琴声响起，

暴徒便来到流浪者身前，

他们并不歌颂他，

而是递上有毒的容器……

他们对他说：“喝下去，被诅咒者，

这就是你的命运！

我们不需要你的真理

更不需要你那天籁之音！”

——索塞罗（约瑟夫·斯大林）

33　“亲爱的，我很绝望！”

1913年6月中旬，一艘蒸汽船载着斯大林缓慢地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沿着叶尼塞河来到无比荒芜的西伯利亚。它的目的地图鲁汉斯克面积比英国、法国和德国加起来还要大，却只有12000人。

叶尼塞河缓缓地流过高耸的山谷，终于来到一片开阔地。他举目四望，满眼皆是闪光的冰原，没有一片土壤。西伯利亚针叶林中长满了落叶松，它们在雪原的山脊上倔强地生长。这里的夏天是葱郁的，可是，一年长达9个月的冬季却酷寒无比，最低气温达到-60℃。这一大片土地上零星点缀着几个居住着农民和流放者的村落，而在村落之间的广袤荒原上只有萨满教的通古斯人和奥斯蒂亚克游牧民族的帐篷及驯鹿。

再也不可能玩那个逃跑、被捕、再次逃跑的游戏了。正如罗伯特·瑟维斯所言，这是“与世隔绝的魔鬼之岛”。斯大林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一次，独裁当局是来真的了。他花了一星期从圣彼得堡来到地区省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然后又向北行进，抵达图鲁汉斯克。他会在这里待上整整4年，但这片土地将令他魂牵梦绕。

8月10日，在“旅行”了26天之后，他抵达了图鲁汉斯克的“省会”莫纳斯特尔斯克。[1]“我已抵达图鲁汉斯克，”斯大林对身在克拉科夫的季诺维也夫（和列宁）写信道，“你们收到我之前的那封信了吗？我生病了，我需要恢复。给我送点钱。”他一抵达就开始策划逃跑：“如果你需要我的帮助，请告诉我，我立刻赶来。”

列宁当然需要他的帮助。7月27日，他召集了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并提出协助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逃跑。他们给两人各自寄去了60卢布，可是，马林诺夫斯基再次出卖了他们。他把他们的逃跑计划通知了奥克瑞纳，后者给图鲁汉斯克警长伊万·季比洛夫发了一封电报，提醒他斯大林是个逃跑惯犯。这些地方的警察很多本来就是流放犯，奥塞梯人季比洛夫本来是巴库警察，结果不知何故被发配到了图鲁汉斯克。或许是因为两人的血脉里都流淌着奥赛梯人的血，他站在了斯大林这一边。

索索被指派住在米罗伊迪卡——一个南部的村庄。他的名字在当地很快就广为人知了。一个名为因诺肯季·杜布罗夫斯基的流放者在那年夏天溺水而亡，留下了一大批书。根据流放者的习俗，活着的人可以分享死者的藏书，可斯大林却“征用”了这些书，拒绝和其他人分享，并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流放者们本就依靠吵架斗嘴来打发时光，而斯大林恰好又是个中高手。其他流放者都愤怒了，他们骂他，扬言要杀死他。布尔什维克党人菲利普·扎哈罗夫上门和他理论，结果，斯大林对待这位鲁莽的闯入者的态度“就像是一个沙皇的将军看到一个没有得到命令便放肆出现在他眼前的大兵”。早在斯大林正式成为俄国的领袖之前，他便已经学会领袖做派了——事实上，他从小便是如此。

在米罗伊迪卡待了两星期之后，斯大林（毋庸置疑，带着他的新书）搬到了一个叫作“科斯蒂诺”的村庄。他在那里结识了四位流放者，并开始教两个格鲁吉亚罪犯识字。不久，他了解到，他曾经的室友斯维尔德洛夫正在附近的塞利瓦尼卡。

9月20日，斯大林前去找斯维尔德洛夫，后者正住在一个农民的澡堂里。两人竟然在公共澡堂里幻想起逃跑来。“我刚刚和瓦斯卡（斯大林）告别，他在我这里待了一星期，”斯维尔德洛夫告诉马林诺夫斯基——俄国境内唯一还没有被逮捕的布尔什维克党领袖——说，“如果你那里还有钱可以给我和瓦斯卡（他们或许已经给他筹了一点），那就汇过来吧……上星期，我们写信说想要点报纸和杂志看，你能帮我们这个忙吗？”

10月1日，针对斯大林写给季诺维也夫的信中所提的请求，列宁和中央委员会再次决定帮助他和斯维尔德洛夫逃跑，并决定给他们汇去100卢布。19天后，斯大林“收到圣彼得堡一位同志汇来的钱，并被告知准备动身逃往首都”。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立刻着手准备，花光了所有钱，透支了所有信用。当地一家名为“雷福龙”的加拿大皮草贸易公司有个经理是布尔什维克党人，他为他们提供了面粉、糖、茶叶和烟草；一个当地医生送了点药给他们；还有一些人替他们伪造了护照。

“逃亡大师”几乎已经准备就绪，可是，严冬降临在了这片雪原上。作为格鲁吉亚人，斯大林从未经历过如此恶劣的天气。很快，他就跌落到了人生的最低谷。图鲁汉斯克的日常生活本身便是一种折磨。如果说对于大多数流放者而言，流放就是一种休假的话，那么，被流放到图鲁汉斯克便意味着接受缓慢死亡：很多流放者因极端天气而去世了。11月上旬，气温降到了-33℃，并直奔-50℃。唾液在嘴唇上被冻住，呼一口气出来就会变成冰珠。而严寒又让生活成本急剧上升。斯大林写信给女朋友塔蒂阿娜·斯拉瓦京斯卡娅要钱。他的惊慌失措溢于言表：

塔蒂阿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给你写这封信我自感羞愧，但我没有任何选择了——我急需钱！我的身上连一个戈比都没有。我已经没有任何吃的了。我之前是有一点钱，但我用它买了保暖的衣服、鞋子和食物，这些东西都很贵……天哪，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否还能活下去。你能帮我问朋友们要30卢布吗？越多越好。这是笔救命钱。你能快点把钱汇过来吗？因为很快就要到最冷的时候了（昨天的气温是-33℃）……我希望你能帮我这个忙。我的亲爱的，赶紧行动起来吧。不然的话，“卡拉什尼科夫交易所的高加索人”就要死了……

塔蒂阿娜不但给他寄去了他以前的旧衣服，还给他寄了冬天穿的保暖内衣。当这些物资抵达时，斯大林兴奋无比地回信说：“最最亲爱的塔蒂阿娜，我收到你的包裹了。我不需要新衣服，旧衣服就够我穿了，但你还给我买了新的。亲爱的，我自觉羞愧，因为我知道你自己也缺钱，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报答你！”可是，对于斯大林来说，新衣服也是不够的。他依然问塔蒂阿娜要钱：“亲爱的，随着时间流逝，我越发需要一笔钱了。我很绝望，最重要的是，我病了，一直在咳嗽。我需要牛奶和钱。可我什么都没有。亲爱的，如果你能借到钱，请立即汇给我。我再也不能等待下去了……”

他肯定给他的所有朋友都写信借钱了，特别是马林诺夫斯基——这位亲手把他送去西伯利亚的叛徒：

你好，我的朋友：

给你写这封信，我觉得很不安，但事态紧急。我从来没这么糟过。我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我咳嗽得很厉害，而这里日渐降低的气温（现在已经达到-37℃）只能让我每况愈下。我什么都没有了，没有面包，没有糖，没有肉，没有煤油。我把所有钱都花在了日常开支和衣服、鞋子上……我需要牛奶，需要柴火，可是……钱，我一分钱都没有了，我的朋友。不知道我是否能度过这个冬天……我的家人和朋友皆不富裕，我没人可以求助，所以只好向你请求……

斯大林暗示马林诺夫斯基可以问孟什维克党人卡尔洛·奇赫伊泽要钱，而他却曾在巴统时折磨过奇赫伊泽——他让马林诺夫斯基“不要仅仅作为同僚，还要以杜马代表主席的身份（请奇赫伊泽出钱）”。“我可不想一封信都还来不及写就死在了这里。事态紧急，因为等待就意味着挨饿，而我已经十分虚弱，而且生病了。”他从瑞士伯尔尼“拿到了44卢布”——却再也没有收到任何其他钱了。他开始动别的脑筋。季诺维也夫说他们将他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印成了小册子：

那么，我希望（我也有权希望）能拿到一笔稿费（在这片天杀的土地上，钱就意味着生命，这里除了鱼什么都没有）。我希望你能支持我，帮我争取到这笔钱……让我拥抱你，我真的太可怜了……难道我真的得在这里慢慢等死吗？

约瑟夫

马林诺夫斯基以密码信——虽然其“密码”形同虚设——回复他道：“亲爱的兄弟，我会把马卖了，按100卢布的价格。”

可是，当这100卢布逃亡金抵达时，斯大林发现这是汇给斯维尔德洛夫的。斯大林愤懑无比：难道他们想救斯维尔德洛夫却不想救我？终于，事情渐有好转。季诺维也夫回信说他们正在出版斯大林的小册子。他从杜马代表巴达耶夫那里收到了25卢布，但这笔钱显然不够。他肯定也给格鲁吉亚的母亲和斯瓦尼泽家写了信，因为他收到了一个来自于第比利斯的包裹。他还向阿利卢耶夫求助。

斯大林问季诺维也夫要的书和钱都没有抵达。他再次陷入绝望：“你写信说你会一小笔一小笔地‘还清债务’。无论有多小笔，请尽快汇过来。我太需要钱了。如果我没生病的话，那还好，但我现在需要钱治病……我在等待中。”

斯大林写了另外一篇文章《文化—民族自治》（Cultural-National Autonomy）。他通过谢尔盖·阿利卢耶夫把该文发给了特罗扬诺夫斯基的《启蒙》杂志。但他依然没有收到季诺维也夫的回信。他越发生气，于是在1914年1月11日以第三人称写信给他：“我的朋友，为何你一直杳无音讯？我已经3个月没收到过你的信了。斯大林希望能拿到一笔稿费，只有拿到这笔钱，他才不再需要问别人要钱。我认为他有权利得到这笔钱。”斯大林从未忘记季诺维也夫是怎样对待自己的，他对这个夸夸其谈的、高傲的犹太流亡者恨之入骨。

1914年1月，在经过6个月的挣扎和焦虑后，钱终于一笔笔地抵达了。警察季比洛夫向上级汇报道：斯大林从圣彼得堡收到了50卢布，从第比利斯的萨什克·莫诺瑟利泽那里得到了10卢布，从巴达耶夫那里得到了25卢布，加上之前从圣彼得堡汇来的55卢布——这笔钱基本足够逃犯买“靴子”了。

皇家警察主管别列茨基了解到（很可能是通过马林诺夫斯基），有人即将逃跑。他给图鲁汉斯克发了一份电报，称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各自收到了50卢布“用以逃跑”。当地的奥克瑞纳间谍证实，“朱加什维利和斯维尔德洛夫正在策划逃跑……他们想登上今年夏天叶尼塞河的第一艘蒸汽船”。别列茨基下令道：“采取一切措施阻止他们！”奥克瑞纳决定“把朱加什维利和斯维尔德洛夫送往北部的一个村庄，那里没有其他流放者，再指派两个督察专门看管他们”。

这是令人绝望的消息。“朱加什维利和我被遣送到了往北190公里的一个地方，这里已经进入北极圈90公里了。”心灰意冷的斯维尔德洛夫对妹妹莎拉说，“仅这里的邮局就已足以让我们绝望。邮递员一个月才来一次，事实上一年才来八九次……这个地方叫库列伊卡。”

于是，斯大林来到了北极圈附近。[2]

[1]　这一地区的商贸中心有一座巨大的修道院，修士们会说服当地的部落信教受洗。修道院的主持米哈伊尔·苏斯洛夫正是在“二战”之后被斯大林宠信的苏联要员同名同姓的祖父。孙子米哈伊尔还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成为了苏联的实际操控者。

[2]　斯维尔德洛夫搞错了一件事：有两个叫库列伊卡的地方，他们去的那个是在北极圈之外。

34　1914年：北极圈的情事

和库列伊卡比起来，被斯大林称为“天杀的”的科斯蒂诺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库列伊卡就是冰冻的地狱。在这里，人类会觉得自己早已被世界遗忘，甚至会发疯。这里的人必须学会和绝望、孤独相处，学会自制——斯大林自此之后始终没忘记这两点。1914年3月，他和斯维尔德洛夫被一辆马车运往北方。随行的还有两位武装宪兵拉列京和波波夫。

抵达之后，他们发现库列伊卡连村舍都称不上，这里的所有居民几乎都是亲戚。这里总共有67个人，38个男人，29个女人。他们所有人合住在8间破陋的农舍中，那都算不上是房子，顶多只是棚屋。大多数居民都属于3个业已互相通婚的家族：塔拉索夫家族、萨尔特科夫家族，还有佩里普雷金家的7个孤儿。

“有一天早晨，我正在烧开水，”安菲萨·塔拉索夫说，[1]“我看到一个长着浓密的黑胡子和头发的男人拿着小行李箱及一些捆扎的寝具走了进来。‘你好，柯兹亚卡（主妇），我住你家。’他说罢便放下行李箱，仿佛他本来就是我们的家人一样。他和孩子们玩了起来……当男人们进屋时，他对他们说：‘我从圣彼得堡来，我叫约瑟夫·朱加什维利。’”

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搬进了阿列克谢和安菲萨·塔拉索夫的家。刚开始时，双方相处得很好。两位流放者和塔拉索夫一家很融洽，而后者也答应帮他们去取汇过来的钱。当时的天气还很冷，但冰已经开始融化了。库列伊卡的生活完全受制于天气，当叶尼塞河结冰时，当地人会让驯鹿或狗拉着雪橇通过冰河前往外地。可是，当“坏路况季节”来临时，这里的马路变得十分泥泞而无法通行。从5月开始，叶尼塞河上就会出现来往的蒸汽船，当地人会让狗群把小船拉下岸，在河里划船嬉戏——直到冬季再度来临。

只有驯鹿、雪狐和通古斯部落的人才能在严冬中正常生活。每个人都得穿上鹿皮大衣。13岁的莉迪亚·佩里普雷金——这个家族的孤儿之一——看到斯大林仅仅穿着一件薄大衣。不久，他终于用鹿皮把自己全副武装了起来——从靴子到帽子。

“这是个新地方，这里的生活很艰难，”斯维尔德洛夫在3月22日写道，“我连自己的房间都没有。”刚开始时，两个同屋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待彼此都很友善：“我的老朋友格鲁吉亚人朱加什维利和我在一起。我们早在多年前的流放时期便认识了。他是个好人，但是（写这封信时，两人才刚刚住在一起10天，可已经有个‘但是’了），就日常生活而言，他实在太个人主义了。”

让情况变得更为糟糕的是，塔拉索夫家的孩子很吵闹。“我们的房间和房东的连在一起，”斯维尔德洛夫在一封信中抱怨道，“我们出去就会经过他们的房间。他们家的孩子成天在屋里吵闹，烦死我们了。”另一方面，斯维尔德洛夫也不喜欢造访流放者的沉默的通古斯部落人。全身穿着鹿皮的通古斯人将在日后成为斯大林生活的一部分。这些强壮的游牧者以捕鱼和放牧为生。他们来自东方，和他们的驯鹿和谐相处，信仰是原始的东正教和古老神秘主义的结合体，并通过萨满和上天交流——事实上，“萨满”一词便源自通古斯语。

“通古斯人坐了下来，半个小时都没有话说，然后便站了起来，说道：‘再见，我们得走了。’可他们经常晚上才来，那时候是我们学习的最佳时间。”斯维尔德洛夫抱怨道。不过，斯大林却能和通古斯人交朋友，这或许是因为他们都不善言辞吧。

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之间的矛盾不仅仅在于吵闹的孩子和家务分配不均。敏感而又报复心强的斯大林一直对那笔汇给斯维尔德洛夫——而不是他——的钱耿耿于怀。在他抵达库列伊卡之后，他既没有收到马林诺夫斯基答应给他的100卢布，也没有收到季诺维也夫应承的稿费和书。季诺维也夫是在算计他吗？难道是斯维尔德洛夫出卖了他？

这两位现如今被困在离欧洲好几个时区之遥、只有8幢农舍的村落里的格鲁吉亚人和犹太人——俄罗斯帝国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两大领袖——很快就开始厌恶彼此了。在他们那个狭小、幽暗的房间里，斯维尔德洛夫在一角写信抱怨着同屋的自私，而在另一个角落，斯大林则在给马林诺夫斯基写信，继续询问那100卢布的下落：

5个月前，一位圣彼得堡的同志邀请我前来，并说会帮我筹集旅费。我于4个月前作出了答复，但没有收到回信。你能向我解释其中到底出了什么情况吗？接着，3个月前，我从科斯蒂亚那里收到了一张明信片（马林诺夫斯基本人答应我“把马卖了……100卢布”）。我不明白为何我至今仍未收到100卢布。好吧，紧接着发生的事情是安德烈同志（斯维尔德洛夫的化名）收到了他的钱……但我认为这只是给他本人的钱。我在此之后就没有收到过来自科斯蒂亚的信。我也4个月没有收到过我的姐姐娜迪亚（克鲁普斯卡娅）的信。

斯大林总结道，他们“选择了救另一个人”——斯维尔德洛夫。“我说得对吗，兄弟？亲爱的朋友，我想请你给我一个直截了当的答复。我喜欢把话说明白，我希望你也一样。”

可是，斯大林和马林诺夫斯基——他们一位是斗争大师，一位则是伪装大师——两人怎么可能把话说明白呢？当前者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备受失望的煎熬时，后者的世界则正在分崩离析。可能的情况是，马林诺夫斯基既没有把“马”给卖了，也没有回斯大林的信。那时候，斯大林这位“亲爱的朋友罗曼”已经不堪身为双重间谍的重压，变成了一个“歇斯底里的”酗酒者——他的神经快要崩溃了。最终，新上任的内务大臣和警察主管解雇了马林诺夫斯基。他于1914年5月8日从杜马离职。马林诺夫斯基的案子被曝光了，声讨政府和警察的舆论声讨随之而来。

马林诺夫斯基在党内最有力的支持者就是列宁和斯大林。“列宁肯定知道了这件事。”此后，马林诺夫斯基说。可是，他错了。列宁根本不相信这就是事实。在列宁看来，马林诺夫斯基帮他赢得了布尔什维克党在杜马中的席位，还帮他打败了（或协助逮捕了）那些反对他的调停者（包括斯大林）。因此，列宁总结道：“如果他真是个间谍，那么，秘密警察从他那里获得的肯定要比我党获得的少。”[2]

以猜疑心重著称的斯大林竟然没有发现其政治生涯中最大的叛徒。他的案子一经曝光，便让斯大林以及他的同志们陷入了变本加厉的猜疑中。马林诺夫斯基给布尔什维克党人留下了极大的心理阴影。正如莎士比亚《麦克白》中班柯的幽灵，马林诺夫斯基阴魂不散地侵扰着苏联的历史。从此之后，在布尔什维克党的世界中，再也没有不可思议的事情了。如果马林诺夫斯基是个叛徒，那么，苏联元帅、整个情报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乃至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就不可以是叛徒吗？斯大林不可以在20世纪30年代把他们所有人以间谍之罪而枪决吗？

在北极圈附近，斯大林仍在就100卢布和他的室友闹矛盾。“（库列伊卡）有个同志，”斯维尔德洛夫曾说，“我们彼此相熟。然而可悲的是，流放让此人显露出了本质，他是个锱铢必较的人。他让这些‘锱铢’影响了我俩的关系。不管我如何好心相待，他都不领情。”

随着冰雪融化，奥克瑞纳于1914年4月27日再次警告道，布尔什维克党“将协助两个著名党员斯维尔德洛夫、朱加什维利逃跑”。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经常会借费奥多·塔拉索夫家的船。现在，宪兵们禁止他们去河里划船。5月到来，当蒸汽船再次在叶尼塞河上行驶时，库列伊卡从一片冰原变成了蚊子肆虐的瘟疫之地。

“不久，斯大林再也不和我说话了。”斯维尔德洛夫写道，“他告诉我，我得搬出去住。”两人都搬了出来。斯大林暂时住进了菲利普·萨尔特科夫家。换了一户人家住并没有消解斯大林对斯维尔德洛夫的怒气。“你知道吗？我在库列伊卡活得有多累，”斯维尔德洛夫向他的妻子克拉夫蒂娅——她也被流放到了附近的一个地方——说，“我的同伴是如此自我，以至于我们不会聊天，甚至不会见面。”斯维尔德洛夫在信中描写了这场无望的流放中的压抑、抑郁（以及寡淡无味的饮食）。

我吃了鱼。我的女房东给我做了派。我吃了鲟鱼、白鲑鱼、土豆泥以及鱼子酱，还有腌制的鲟鱼。有些时候，我生吃它们。如果觉得没有味道，我就会加点儿醋。我的生活没有规律。我的三餐也不规律。我读不进书。我总是在白天打瞌睡。有些时候，我晚上怎么都睡不着，只能出去走走。有些时候，我要到早上10点才睡。

斯大林的境遇肯定和他一样，他无法在西伯利亚的夜晚入睡。

这个只有8户人家的小世界根本没有秘密可言。很快，两人之间的矛盾便不胫而走了。“我们相处得并不融洽。”斯维尔德洛夫悔恨地说。不过，除了上述的诸多原因之外，还有一个讳莫如深的“但是”造成了两人的嫌隙：一个女孩。

就在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在塔拉索夫家住下不久后，格鲁吉亚人便注意到了佩里普雷金家最年轻的一个孤儿。佩里普雷金家有5个男孩和2个女孩：娜塔莉亚和莉迪亚。我们无从考据斯大林和莉迪亚是怎么开始的。但是，就在1914年年初，其时30多岁的斯大林和13岁的莉迪亚相恋了。

我们了解到，斯大林经常和莉迪亚一起去参加酒宴，因为莉迪亚的回忆录作了详细的描述：“在闲暇时，斯大林喜欢参加晚上的舞会，乐在其中。他喜欢唱歌、跳舞。他最喜欢唱‘我保护着金矿，金矿……我把金矿埋了，把金矿埋了，纯洁的金发少女啊，猜猜我把它埋在哪里了’……我经常参加村民的生日晚宴。”这位时年13岁的斯大林的女友是在20年后写下这些回忆的，当时斯大林正如日中天，而她则依然是个西伯利亚的农妇。那些记录下她回忆的官员不敢详细描述双方是怎样彼此走进的，但她的回忆肯定不假。“他也喜欢造访某些人，”莉迪亚说的“某些人”指的是她自己，“他还喜欢喝酒。”他就是这样走近她的？抑或是她主动？像库列伊卡这样地方的女孩总是很早熟，而莉迪亚看上去也不像是个胆小鬼。

斯维尔德洛夫肯定反对斯大林走近这位年仅13岁的女孩——而其实，这位30岁左右的格鲁吉亚人已经有过好几位未成年女友了。斯大林之所以把他赶出去，也许是因为想要更多的私人空间。不过，这段故事远远没有结束。

虽然两位布尔什维克党人彼此犹如陌路人，但负责看管他俩的宪兵拉列京和波波夫依然紧紧盯着他们。拉列京和波波夫唯一的任务就是确保两人不逃走。在这种贴身盯防的情况下，宪兵不是成为流放者的朋友——甚至是私人佣人，就会成为他们的死敌。很快，红胡子、暴脾气的伊万·拉列京便和斯大林杠上了。

有一次，斯大林背着来福枪出门打猎，被宪兵拦住了。他可以在提前请示并得到批准的情况下拿着来福枪去打猎，但这一次，他拒绝把来福枪交给这位宪兵。两人很快就吵了起来，“宪兵拉列京给了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一下，并试图把枪夺过来”。两人打了起来。宪兵“拔出军刀，砍在了斯大林的手上”。斯大林将此事告诉了季比洛夫上尉，告了拉列京一状。

到了那年夏初，无论斯大林和莉迪亚用怎样隐蔽的方式幽会，几乎所有人都已经了解到了两人的关系。挥舞着军刀的宪兵看到了向傲慢的格鲁吉亚人报复的机会。

费奥多·塔拉索夫——唯一胆敢记录下这段故事的村民——说：“有一天，斯大林正在家里工作，没有出过家门。宪兵觉得这很可疑，打算检查一下。他没有敲门便冲了进去。”

塔拉索夫谨慎地说斯大林是在“工作”，可宪兵却觉得十分“可疑”。斯大林对宪兵的不请自来十分愤怒。不同源头的回忆录皆一直强调宪兵搜查房间时斯大林的冷静，那么，房间里真的有什么与众不同的东西吗？毕竟，这位宪兵是故意“没有敲门”打算吓吓他的。这个故事听上去很像是宪兵撞到了斯大林和莉迪亚正在幽会。

斯大林向宪兵冲了过去，宪兵拔出了军刀。在接下来的打斗中，斯大林的脖子被砍伤了。他怒发冲冠，“把无赖踢出房门”。

“我们见证了整个过程。”塔拉索夫说，“宪兵朝着叶尼塞河的方向逃跑，疯狂地挥舞着军刀，而斯大林同志则紧追不舍，他极度激动和愤怒，拳头攥得紧紧的。”

两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公开的秘密。虽然当地人不鼓励姑娘和流放者相爱，可是，她们注定会被这些外来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革命者吸引。虽说就当时的法律而言，和未成年少女发生关系属于强奸，但就事实而言，这根本称不上强奸，不过是一种流传千年的男欢女爱。据克格勃主席伊万·谢罗夫之后的调查：“J．V．斯大林和她住在了一起。”可能是她住进了他的房间，这就解释了为何宪兵会撞到他们俩。1956年，谢罗夫将军就此事向尼基塔·赫鲁晓夫及政治局做了汇报——其档案直到21世纪才被公开。在其中，谢罗夫暗示两人同居和彼此勾引一样的惊世骇俗。[3]

斯大林搬进了佩里普雷金家。这幢屋里有两个房间以及一个在冬天才会启用的牛棚。七兄妹住在其中一个闷热而又泛着牛粪味的房间里；斯大林租下了另外一间房，这个房间同样肮脏，并且只能通过牛棚才能到达他们家的那间屋子。房间里有“一张铺着报纸的桌子，一张木架床，以及捕鱼用的鱼钩、渔网和绳索，这些都是斯大林自己做的”。房间的中央有一个烟囱，房里所有的东西都被黑色的煤烟覆盖着。

这个房间的玻璃窗也是破的，斯大林用旧报纸把它封了起来。在北极圈附近，即便是白天，大多数时间也漆黑一片。斯大林只能依靠煤油灯，可他又经常煤油短缺。他们家的厕所在户外。佩里普雷金一家极为穷困，“一天吃白菜汤，第二天只吃精神（也就是什么都不吃），但他们家有一头牛”。

据斯大林首本传记的作者艾萨德·贝伊——他肯定从那些流放者那里了解过——说，莉迪亚会在晚上溜进斯大林的房间。她根本不羞于告诉别人斯大林喜欢穿哪种内衣。“他穿白内裤和蓝白条的水手背心”，她在1952年对采访者透露道——而此时，斯大林几乎像神一样被人们崇敬着。

佩里普雷金家的兄弟对这段情事不满。他们不同意两人在一起，而莉迪亚的回忆录也有这方面的暗示：斯大林并不在佩里普雷金家吃饭，他还是会去老房东家吃饭和拿面包。莉迪亚说这是因为她们家的女孩还太小，不会烧饭，可是，作为孤儿，她们早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给哥哥们做饭了。更说得通的解释是，斯大林和他的小女友被禁止在家里用餐。

两人的关系暂且得到了各方的容忍，然而，更为严重的情况发生了：莉迪亚怀上了斯大林的孩子。佩里普雷金家的兄弟极为愤怒，虽说在北极圈那些偏远小村落中，先婚后育的法律基本无法得以执行——女孩们经常在未成年时便怀孕了。据谢罗夫将军的报告称，在此之前被暴怒的斯大林追赶的宪兵拉列京“教唆他们起诉斯大林和未成年少女同居——J．V．斯大林答应宪兵，他会在她成年后与之结婚”。于是，斯大林再一次地订了婚——无论莉迪亚的家人是欣喜还是不满，他们好歹接受了两人的关系。[4]作为交换，斯大林“把自己捕的鱼拿来和他们分享”，以示是一家人。事实上，他对待莉迪亚的方式就像她本就是自己的小妻子。当年长的朋友伊丽莎维塔·塔拉索夫前来拜访时，斯大林命令莉迪亚：“莉迪亚，莉迪亚，奶奶来喝茶啦！快给她倒茶。”

宪兵拉列京对两人的干预让斯大林喘不过气来。于是，他再次向季比洛夫上尉告状，而后者又一次站在格鲁吉亚老乡这一边。所有村民都见证了这位倒霉的宪兵拔刀对付斯大林却又被追赶到河岸的一幕。考虑到让一个未成年少女怀了孕，还敢在这个时候告宪兵一状，斯大林胆子绝对不小。而和他很多出于个人泄愤需要的报复行动一样，这一次，斯大林又成功了。

1914年夏，6月前后，季比洛夫同意把拉列京调离。他对自己的副官说：“好吧，我们把梅尔兹利亚科夫派到库列伊卡去吧。朱加什维利很想把他的督察换掉，我们就不要再让他俩惹起事端了。”宪兵拉列京仿佛是和斯大林调换了一个位置，害怕起这个犯人来——而他也有理由害怕。不久后，拉列京的替换者米哈伊尔·梅尔兹利亚科夫来了。斯大林立刻在他面前扮演起了标准贵族式的主人模样，而在他接下来的刑期中，梅尔兹利亚科夫变成了他的佣人、勤务兵和保镖。

斯大林一边继续研究着民族问题，一边学习英语和德语。“亲爱的朋友，”5月20日，变得开心的斯大林向季诺维也夫写信说，“向你致以最温暖的问候……我正在等你送来的书……我还想请你寄点英文杂志给我，新旧都无所谓——我只是想用它们提高我的阅读能力。这里什么英文书都没有。我怕再不练习就会丢掉之前已经学会的英文技巧……”

对索索而言，和莉迪亚的这段情事以及两人的婚约只不过是暂时解解闷。一旦他回归到革命之中，莉迪亚注定形单影只。怀孕似乎让两人的关系趋于恶化了。然而，当地人称莉迪亚很爱斯大林。她为了他不止一次怀孕。

那年夏末，斯维尔德洛夫离开库列伊卡，转移到了塞利瓦尼卡。当时，斯大林最要好的朋友苏伦·斯潘达良正在附近的莫纳斯特尔斯克。

1914年8月底，斯大林坐着船沿河而下，和斯潘达良重聚。就在当时，弗朗兹·斐迪南大公——哈布斯堡王朝的继任者——在萨拉热窝遇刺。这起事件将把俄国和其他大国拖入到“一战”之中。“交战国的资产阶级吸血鬼们正在把这个世界变成血腥的屠宰场，”斯大林写道，“大屠杀、毁灭、饥荒和惨无人道的野蛮行径——于是，那一小撮戴着皇冠或没有戴皇冠的强盗得以把不属于他们的土地和数不尽的钱财倾入怀中。”

当全欧洲都陷入战火之中时，斯大林绝望地发现自己被遗忘了。他只是让一个未成年少女怀孕了，还被迫和她订了婚。他不是任何事物的中心——除了一起发生在北极圈的情事。1914年不是他的幸运年。当世界大国投身于战场时，白雪吞噬了太阳，也隔绝了外界的消息。斯大林消失在了西伯利亚的冬天里。

[1]　1942年，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第一书记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此人因在“大清洗”中诽谤他人甚至执行枪决而被提拔——委派著名历史学家M．A．莫斯卡廖夫前往采访斯大林在图鲁汉斯克认识的人，以编纂为斯大林献礼的《西伯利亚流放期的斯大林》。契尔年科把书稿印了出来，并发往莫斯科等候出版许可。毕竟，政治局委员、秘密警察头目贝利亚就是靠为斯大林书写他在高加索地区的传记并将其美化、夸大而获得宠信的。可是，这一次，契尔年科没有贝利亚那么好运。斯大林对这本书极为愤怒，但这本书对我们现今的历史学家而言却是一笔财富。当时，斯大林正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战争之中，而他也知道，他在库列伊卡的那段历史并不光彩，甚至恰恰相反。虽然他好大喜功，喜欢树立个人的伟岸形象，但他又矛盾地厌恶那些崇拜他的人，加上莫斯卡廖夫是个犹太人——当时的斯大林越来越不信任这个民族。他给契尔年科打了个电话，冲他大吼。这本书的出版就此夭折了。在斯大林于战后展开的反犹运动中，莫斯卡廖夫被逮捕，但他活了下来，并成为了苏联史方面的专家，于20世纪60年代去世。契尔年科的政治生涯也就此止步不前。不过，最后还是有人接受了他，他变成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幕僚、政治局委员，并在1984年最终成为苏联历史上倒数第二位领导人。他的任期很短，且乏善可陈，象征着苏联的后继无人。契尔年科于1985年去世。他的继任者正是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2]　和阿泽夫一案一样，杜马宣布马林诺夫斯基是间谍一事引起了巨大的政治波动，并动摇了奥克瑞纳、杜马，乃至沙皇和帝国的可信度及统治力。最早指认马林诺夫斯基是间谍的是斯大林在维也纳的女房东埃琳娜·特罗扬诺夫斯基（她曾是马林诺夫斯基的情人）。当时，她是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的秘书。然而，马林诺夫斯基却说这是她的造谣中伤。当马林诺夫斯基在战争中被德国人逮捕之后，斯大林曾给他送过衣服。可是，在“十月革命”之后，有关马林诺夫斯基是间谍的铁证越来越多，斯大林改变了他的看法：“这个下流胚子，把他枪决都算便宜了他。”马林诺夫斯基一案于1918年11月开审。讽刺的是，起诉他的正是埃琳娜当时的丈夫尼古拉·克雷连科，而法官则是埃琳娜本人。马林诺夫斯基被处以枪决。

[3]　几十年来，一直有斯大林接触了一个图鲁汉斯克女孩并诞下一子的传言。这个说法首次出现在艾萨德·贝伊于1935年出版的传记中。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说她姑妈曾告诉过她，斯大林在流放地有个孩子。此后，这个故事不断被各种传记和耸人听闻的报刊文章引用。可是，这个故事依然经不起推敲，很有可能是有人想要反对斯大林而故意捏造的。不过，1956年7月18日，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将军给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及政治局的备忘录却证实了这一点。谢罗夫之前是斯大林的秘密警察。然而，在当时，他直觉自己必须和贝利亚保持距离，并向赫鲁晓夫靠拢。在斯大林去世后，他协助赫鲁晓夫逮捕了贝利亚并对处以枪决。他成为了克格勃——秘密警察的新版本——的第一任主席。他的备忘录在政治局会议上被闭门朗读，然后由斯大林曾经的所有部下签署，被送入到最高机密的“特殊档案”中。

[4]　在当时的俄国及其所掌管的欧洲部分，14岁是合法的婚龄，但是，斯大林身处的却是西伯利亚。同时，沙皇的法律对强奸罪没有明确的定义：对警察而言，这更多地是“冒犯女性尊严”并因而触及其父家产的罪名。如果有人犯了此罪，只要他答应娶该女子并彼此发下婚誓，就能避免锒铛入狱。

35　猎人

现在，冰天雪地、终日昏暗的库列伊卡只剩下斯大林一个流放者了。他与通古斯和奥斯蒂亚克的原住民生活在一起了。在这种极端环境里，生存本身便是一场考验：村落四周的雪原上，狼群正在嗷叫。当斯大林要前往户外上厕所时，他总是会用来福枪朝天开一枪，这样才能防止狼群前来。当他外出时，雪橇“在狼群此起彼伏的嗷叫声中穿行”。这些他于西伯利亚所遭遇的敌人成为了他潜意识的一部分。在他成为苏联元首之后，他经常会在开会时在笔记本上画下它们。尤其是在他生命的晚期，当他组织最后一次“大清洗”运动——“反犹太医生案”——时，狼群的形象频繁地出现在他的笔下。他告诉前来慰问他的人，在他最后一次流放时，“农民们会射杀疯掉的狼”。

然而，斯大林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他竟然爱上了库列伊卡。在其阴郁而又孤独的一生中，这段时光竟然成了最快乐的回忆。他有三个伴侣：其一，一条名为“斯捷潘·季莫费耶维奇”——昵称“季什卡”——的小狗，这是当地人送给他的礼物；其二，一个名为马丁·佩特林的通古斯渔夫；其三，便是他的警察督察梅尔兹利亚科夫。莉迪亚的肚子越来越大了。西伯利亚变得不再那么难以忍受，因为他开始频繁地收到汇来的钱：在1915—1916年间，他总共收到了10笔钱，总数超过100卢布——他用这些钱买吃的和衣物，还能在必要时进行贿赂。[1]

斯大林变成了一个孤独的猎人。这个形象当然和他的自我想象很是匹配：他仿佛是孤身执行神圣任务的勇士，手执来福枪潜入风雪之中。他心怀伟大信念，早已抛弃了任何资产阶级式的伤感，即便悲剧即将发生，他也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动容。在他的余生中，他经常会向阿利卢耶夫一家或政治局的手下讲述他在西伯利亚的冒险经历。即便成为苏联的统治者之后，他依然是个孤独的猎手。

“奥斯普”——或者他们给他取的名字“长痘疮的奥斯卡”——从头到脚由鹿皮武装着，成为了一名富有经验的猎手，并和部落人成为了朋友。拉列京不准许他持有来福枪，但他有对策。据一个当地人回忆：“我们会把来福枪带到林子里，放在事先约定的地方，让他来取。”他会踏上漫长的狩猎之旅，捕猎北极狐、鹧鸪和野鸭。

村民们逐渐崇拜起这位咬着烟斗、喜欢看书的“长痘疮的奥斯卡”。“当地人喜欢他，”梅尔兹利亚科夫说，“他们会去看望他，并整晚和他聊天。他也会去看望他们，参加他们的派对。”他们会给他带来鱼和鹿肉，他则会付给他们钱。虽然他们天性沉默寡言，但他十分适应。虽然在名义上信仰东正教，他们也尊敬萨满，相信在西伯利亚的土地上栖息着各种神灵。斯大林对此感到好奇。最为重要的是，他向他们学习了捕鱼和狩猎的技巧。

鱼和驯鹿是他们的主食。能够在冰原上生存的驯鹿被部落人视作圣灵。它们为他们提供了交通工具（拉雪橇）、衣物（皮毛）、资产（最富有的族长拥有10000头驯鹿），以及食物（煮熟的鹿肉）。佩特林——他可能是奥斯蒂亚克族中的克里奥尔人——把在叶尼塞河上捕鱼的技巧教给了斯大林。据梅尔兹利亚科夫回忆，斯大林自己制作钓鱼线，自己在冰河上挖洞。梅尔兹利亚科夫的回忆录写作于1936年，是斯大林库列伊卡时期的最佳记录。斯大林本人对此也有过回忆，但他的说法更加神秘。据他说，他是如此擅长从冰洞里钓鱼，以至于一个奥斯蒂亚克人震惊地对他低语道：“你简直是被神灵附体了。”斯大林喜欢吃鱼：“我们倒是能捕到很多鱼，但这里的盐像黄金一样珍贵，所以，我们会把鱼扔在户外，-20℃的天气会让它们冻得像木头一样硬。然后，我们把鱼身上的雪花撇开，塞进嘴里，让它们在嘴里慢慢融化。”他能捕到巨大的鲟鱼了。

斯大林回忆道：“有一次，一阵暴风雪把我刮进了河里。我以为我要完蛋了，但还是爬上了岸。”还有一次，正当他和几位奥斯蒂亚克族友人满载着鲟鱼和鲑鱼走在回家的路上时，他走丢了。就在这时候，突然刮起了一阵暴风雪。库列伊卡还很遥远，但他不能就此把鱼丢在身后，因为那是他接下来几个星期的食物。于是，他顶着风蹒跚前行，直到看到他的那帮朋友。他大声喊他们，可他们再次消失了：朋友们以为这个全身覆盖着冰雪的人是个恶魔，于是赶紧逃跑。当他终于抵达一个农舍并冲了进去后，一个奥斯蒂亚克人惊呼：“难道那人是你，奥斯普？”

“当然是我，我可不是什么树木精灵！”他说完这句话便倒头睡了过去，他睡了整整18个小时。

他无法想象自己会在危难之中被抛弃，但这些部落人早已对在捕鱼、狩猎中失去同伴习以为常。“我记得，有一个春天，他们30个人去一条深水河里捕鱼。那天晚上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少了一个人。”斯大林回忆道。部落人漫不经心地向他解释他们的同伴“留在那里了”。斯大林不明白他们这么说的意思，直到其中一个解释说：“他溺水死了。”他们的冷漠令斯大林十分困惑，但他们继而解释说：“我们为什么要对人报以同情呢？我们总是能生养更多的人。人还不如马值钱呢，生匹马比生个人难多了！”斯大林曾在1935年的一次演讲中用这个故事来说明生命的价值。然而，事实上，这个故事让他意识到了人命的廉价。

“有一个冬天，我外出打猎。”“二战”之后，斯大林曾在一次晚宴上对他的重要手下赫鲁晓夫和贝利亚说，“我拿着枪，坐着雪橇，在叶尼塞河上行驶了13公里。我看到树上有一群鹧鸪。我只有12发子弹，但鹧鸪却有24只。我射杀了12只，可剩下的那12只竟然没有飞走，还待在那里。于是，我想，要不我先回去再拿12发子弹来吧。等我回来的时候，它们仍然在那里。”

“仍然在那里？”赫鲁晓夫吃惊地问。贝利亚怂恿斯大林继续讲下去。

“是的。”斯大林吹嘘道，“于是，我把剩下那12只全杀了。我把它们绑在腰带上，拖回了家。”后来，他还把这个故事告诉过他的女婿尤里·日丹诺夫。这一次，他的讲述更为夸张了。他说他杀了30只鹧鸪，当时的气温为-40℃，而他还遇到了暴风雪，差点把鹧鸪和枪，乃至活下来的希望，全都抛弃。不过，幸运的是，女人们（有可能是莉迪亚）发现了他倒在风雪中的身影，把他救了回来——那一次，他睡了36个小时。[2]

斯大林从各方收集药物，变成了库列伊卡的江湖郎中。“J．V．会给人开药方，帮人用碘酒擦伤口，还会给他们配药。他教会了部落人洗澡。”梅尔兹利亚科夫说，“我记得有一次，他用肥皂帮他们中的一个洗身子。”他患上了风湿，靠在澡堂子里泡热水澡来缓解疼痛。风湿病伴随了他一生。晚年的时候，如果要参加为时较长的会议，他就必须依靠在克里姆林宫的炉子上。他喜欢和通古斯人的孩子们一起玩耍，和他们一起唱歌、嬉闹，还会给他们讲自己悲惨的童年。小达莎·塔拉索夫“经常骑在他的背上，拽着他浓密的黑发叫嚷道：‘叔叔，快学马叫！’”。有一次，费奥多·塔拉索夫的奶牛得了疝气快要死去了，斯大林做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举动：他“像一个屠夫一样宰了那头牛，把它大卸八块”。这是他小时候在格鲁吉亚学会的。

斯大林依然喜欢参加派对。“在塔拉索夫家的派对里，年轻人围成一圈跳舞——斯大林站在人群的中央，唱起了歌，”达丽娅·波诺马里耶娃——当时造访库列伊卡的外地人——说，“他唱着：‘我把金矿埋了，我把金矿埋了。’”这首歌显然是他的最爱。“他的舞跳得很好。”安菲萨·塔拉索夫说，“他还会教年轻人跳舞。”

有些时候，这位来自高加索葱郁山区的格鲁吉亚人会透过农舍的窗户往外望。“这片被诅咒的土地根本没有自然风光可言——夏天的河流、冬天的雪就是这里所有的风景，”1915年11月25日，他给奥尔加·阿利卢耶娃写了一封心酸的信，“我是多么渴望看到壮丽的山河啊……”

他经常彻夜写作。“我的小狗季什卡是唯一陪伴我的。”他回忆道，“在冬天的夜晚，如果我还有煤油灯可以用，我就会写作和阅读，这时它就会窜到房间里，趴在我的脚边低吟，仿佛是在和我说话。我俯下身子摸着它的头，对它说：‘季什卡，你觉得冷吗？赶紧暖和暖和吧！’”他曾开玩笑说他“喜欢和小狗斯捷潘·季莫费耶维奇聊国际政治”——季什卡显然是全世界最博学的宠物。对于斯大林而言，宠物比人类更可靠：它们的爱不求回报，它们对主人言听计从，不会背叛主人（更不会怀上主人的孩子）。更为重要的是，当主人抛弃它们时，主人并不会觉得罪过。

斯大林与外部风起云涌的政治世界隔绝了。他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也没有足够的书和杂志可以读，这让他十分沮丧，特别是当他想起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时。难道他们已经忘了自己吗？刚刚写的文章发表了吗？为什么没有收到稿费？1915年冬天，斯大林写信语带讥讽地询问道：“我怎么样了？我还好吗？我不好。我什么都做不了。我的手边连本正经的书都没有，我又能做什么？……我被流放过那么多次，可这一次是最痛苦的。”

虽然他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他自信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历史的必然，但那时的他肯定怀疑过自己是否回得去。即便是列宁，也对革命产生过怀疑，他曾对克鲁普斯卡娅说：“我们能活着看到那一天吗？”但斯大林从来没有对革命失去过信心。“俄国革命就像太阳必然升起一样不可避免。”这是他在1905年写的话。他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信念：“谁能阻止太阳升起？”

当他终于收到报纸后，这位未来的苏联元首便和梅尔兹利亚科夫热烈地探讨起了“战争的滥觞”。在“二战”期间，他有时会引用他曾在库列伊卡时期对“一战”战役的分析来做指导。[3]当沙皇输掉一场又一场战役时，斯大林肯定盼望着“一战”能像1904年一样导致革命的爆发。他曾给身在圣彼得堡的彼得洛夫斯基写过一封信：“有些人散布谣言说我肯定会逃走，简直是无稽之谈！我发誓我肯定不会逃。我会一直待在这里，直到刑期结束（1917年）。我有时的确动过逃走的念头，但我最终还是放弃了它。”——信中所言或许是真话，而非想要误导奥克瑞纳的谎言。我们可以从这封信中感觉到斯大林的疲倦：如果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不肯帮助他，那么，他也不会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

1914年12月前后，莉迪亚诞下了一个孩子。

[1]　这些钱的来源遭到了怀疑。但是，如果这是奥克瑞纳给他的工资，那也实在太少了。事实上，这笔钱中包括他作为中央委员的工资。正如前文所述，斯维尔德洛夫拿到的钱更多。然而，1938年“大清洗”期间，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头目，即“有毒的侏儒”尼古拉·叶若夫——此人曾经是斯大林最信任的手下，负责清洗了数以万计的无辜者——意识到自己即将被斯大林放弃。（当时，叶若夫不堪屠戮和施虐的重压，只能在酒精和女人身上不断沉溺。）为了自保，他开始收集一系列证据，企图勒索斯大林和对抗政治对手贝利亚、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他收集了斯大林这10笔钱的汇款单，把它们保存在了私人保险箱中。然而，叶若夫不过是在捕风捉影。在这10笔钱中，有3笔来自哥里，应该是斯大林的母亲或叶格纳塔什维利汇给他的；其余7笔来自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它们共有100卢布，几乎都是按每笔10卢布来汇的——其中有两笔是25卢布。这个证据当然无法挽救叶若夫的性命。他于1938年末被解职，于1940年被枪决。有趣的是，斯大林并没有销毁这些汇款单，而是把它们和叶若夫的档案归档在了一起。阿奇·盖蒂教授找到了这份档案，他大方地和笔者分享了这一史料。

[2]　就在把这个故事告诉他的手下之前，年老的斯大林刚刚闯了祸，类似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于2006年犯的错：他正在向众人展示自己的射击技术，突然间，他的枪走火了，差点打中政治局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伤及两个保镖。贝利亚和赫鲁晓夫从“二战”之后就开始厌恶和看不起这位渐渐老去的人。于是，当斯大林一次又一次地把这个狩猎故事告诉他们时，他们并不相信。“用完晚餐之后，”赫鲁晓夫写道，“我和贝利亚便在卫生间里交头接耳。‘斯大林说他在冬天滑了13公里的雪橇，击落了12只鹧鸪，然后又滑了13公里回去，再拿了12发子弹回来，又杀了12只鹧鸪，最后还是滑了13公里回到家——他总共滑了52公里呢！’‘你说，’贝利亚惊叹道，‘这个高加索人从来都没滑过雪橇，怎么可能一下子滑那么多路？他在说大话呢。’我表示同意：‘当然，他肯定是在自吹自擂！我亲眼见过他开枪，他根本就不会射击！’”而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斯大林经常会在度假时去打猎，虽然他将打猎视为浪费生命。

[3]　在输掉了哈尔科夫战役之后，斯大林把赫鲁晓夫训斥了一顿。他说：“在‘一战’时，有支军队在东普鲁士被包围了。可是，临近的援兵指挥官却在此时逃走了。结果，此人被处以了绞刑。”

36　西伯利亚的鲁滨孙

莉迪亚的孩子诞下不久之后便去世了。斯大林从来没有谈及过此事，但当时，他肯定在库列伊卡，而所有的村民肯定也知道此事。我们无从知晓莉迪亚的哥哥们是否原谅了这位生事的房客，但斯大林和莉迪亚的关系并没有就此终结。

负责看守斯大林的新督察梅尔兹利亚科夫让他的日子好过了不少。此人根本不监视他，也不跟踪或搜查他。他允许斯大林见朋友、打猎，甚至斯大林消失几个星期他也不在意。“夏天的时候，我们让狗把船拉下水，然后又划着船回来。冬天的时候，我们就骑着马出行。”身穿皮毛大衣、叼着烟斗的斯大林会让梅尔兹利亚科夫在家等他，独自前去取信件。20年后，斯大林依然对梅尔兹利亚科夫心怀感激——有可能还救了他的命。[1]

1915年2月，“在那永远黑暗，白天和黑夜没有区别的月份里”，斯潘达良和他的情人维拉·施韦策前来看望斯大林。他们乘坐着狗拉雪橇，冒着被狼群攻击的危险，在叶尼塞河上行驶了200公里。终于，他们看见了远方的小村落。索索从他那个被冰雪覆盖的农舍里走了出来，笑着迎接他们。大多数村民和督察也出门迎接。

“我们在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家待了两天。”维拉注意到索索得了关节炎，他“穿着一身夹克，但只有一条手臂套在袖子里”。“之后，我了解到，他习惯这么穿衣服，因为他想把右臂露在外面。”斯大林见到他们很高兴，出门去河边走了一遭，扛回了一条巨大的鲟鱼：“我的冰窟窿里就没有小鱼。”他骄傲地说。

斯潘达良和施韦策是来和他商讨对布尔什维克5位杜马党代表和《真理报》编辑加米涅夫的庭审。列宁宣称，他希望德国打败俄国，由此来促发革命和“欧洲内战”。孟什维克党支持俄国在“防御”的前提下进行外战。1914年11月，加米涅夫和布尔什维克杜马党代表因叛国罪被捕。在庭审期间，加米涅夫拒绝支持列宁“具有卖国倾向的失败主义”。他被判有罪，流放西伯利亚。

斯大林和斯潘达良极其厌恶加米涅夫的行为。“这个人不可信任，”斯大林说，“他会背叛革命。”在此之后，全身穿着驯鹿皮毛、内裹防水帆布的斯大林在通古斯部落人的引导下，和斯潘达良、施韦策回到了莫纳斯特尔斯克。他们在路上看到了北极光。“忽然，斯大林唱起歌来，”施韦策回忆说，“苏伦也唱了起来。这些著名歌曲的旋律，让人如痴如醉。”他们在北极光的笼罩中，在冰原上行驶了两天。

斯潘达良和斯大林给列宁写了一封信。身为猎手的斯大林不再在信中抱怨没有收到稿费和书了。他展现了强硬的军人作风，而在执政之后他仍沿袭了这一风格：

亲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你致以最温暖的问候。也请你转达我对季诺维也夫及娜杰日达的问候！不知你身体是否无恙？我这里并没有什么变化。我还是啃着面包，熬过了一半的刑期。的确很无聊——但我又能怎样呢？你怎么样了？想必过得不错吧……我在《言论报》上看到了普列汉诺夫的一篇小文章——他真是个无可救药的老妇人！对了！……还有那些清算派的（杜马）党代表……真的没人惩罚他们吗？他们真的会逃过一劫吗？如果有人把他们打一顿，你一定要告诉我，也让我高兴高兴！

列宁还记得这位被流放的“凶恶的科尔基斯人”。“科巴没事。”他告诉同志们。然而，几个月后，他却问道：“帮我个忙——搞清楚科巴的姓到底是什么（约瑟夫·Dj……？我忘记了）。这很重要。”

在短暂出游后，斯大林又回到了库列伊卡度过漫长的冬季。冬去春又来，叶尼塞河上的冰再次融化。1915年5月，几个朋友乘坐着蒸汽船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沿着叶尼塞河到来了。加米涅夫和杜马党代表抵达莫纳斯特尔斯克。斯维尔德洛夫和斯潘达良就住在附近。1915年7月，斯大林前往莫纳斯特尔斯克，参加在加米涅夫和彼得洛夫斯基家中召开的会议。

这些布尔什维克党人度过了一个无忧无虑的夏日。他们甚至拍了几张合影。[2]然而，对于布尔什维克党人来说，即便是户外野炊也少不了谈论政治议题，互相指责和审判仍是席间的主题。斯大林和斯潘达良站在列宁的这一边，决定让加米涅夫在莫纳斯特尔斯克受审。

加米涅夫送给了斯大林一本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这并不是一份明智的礼物，因为斯大林早已受了马基雅维利的潜移默化。晚餐时，酒过三巡，加米涅夫问在场的人什么事让他们觉得最开心。有些人回答是女人，另外一些人则认真地说是见证历史辩证唯物主义式的发展，直到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那一天。可是，斯大林却如此说道：“对我而言，世上最甜蜜的事情莫过于识别敌人，巨细无遗地做好复仇计划，然后完美无瑕地执行，最后倒头大睡一觉。”[3]

在对加米涅夫的“审判”中，斯大林手握着决定性的一票。可是，斯大林依然狡猾多端且喜欢寻找新的同盟。他先是对加米涅夫展开了攻击，然而，就在他们要对加米涅夫是否有罪做出最终投票时，他却离开，前往库列伊卡了。于是，他救了加米涅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意气相投，但后者打心底地瞧不起这位政治家：“这个夏天，我是和格拉多夫（加米涅夫）一起度过的。”他在写给季诺维也夫的信中说，“他们所有人都像是母鸡，怎么可能会是我们的‘猎鹰’？！”

斯大林回到库列伊卡，又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季。11月初大雪纷飞的时候，他被允许前往莫纳斯特尔斯克看医生。他乘坐由四条狗拉的雪橇，穿着皮毛大衣来到斯潘达良的家，一见面，他便狠狠地亲吻了这位朋友的面颊——他还两次亲了维拉的嘴。

“科巴呀！”维拉显然很高兴见到他，“科巴呀！”

当时的斯潘达良身心疲惫，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他“有时是如此敏感，以至于一只虫子咬了他一口都会使他疯得把衣服撕碎。苏伦很压抑”，但“斯大林很开心”。同为流放者的鲍里斯·伊万诺夫说：“斯大林一来，斯潘达良就精神起来了。”

斯大林收到了一封来自季诺维也夫的信。他语带讥讽地回复道：

亲爱的朋友：

我终于收到了你的信。我还以为你早就把我这个上帝的奴隶给忘了，结果，你并没有……我手头一本正经书都没有，所以我还能干什么呢？……我有很多问题和话想写出来，但苦于没有参考资料。我很想写些什么，可我没有进一步学习的对象……你问起我的经济情况。你为什么要问这个呢？你身上可能有点钱——难道你不觉得应该分一点给我吗？如果你也是如此觉得，那就快点行动起来吧！我发誓我总能看到它到我手里的那一天！

你的　朱加什维利

斯大林一抵达莫纳斯特尔斯克，便挑起事端——他总是乐此不彼，这些事端不仅是他聊度时光的方式，也是他党同伐异的途径。那年冬天，由斯潘达良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流放者们发现他们缺少糖和皮毛，于是，他们从当地的雷福龙贸易公司抢夺了珍贵的货物。警察就此展开调查，而一个名为佩图霍夫的流放者出卖了他们。这群被孤立在西伯利亚并患上了妄想症的流放者很快就分裂了：他们不是站在斯潘达良一边，便是站在告密者那一边。斯潘达良想要惩罚佩图霍夫，对其进行党内审判。而当时，斯维尔德洛夫正在教当地警察德语，并和他们走得很近。斯潘达良和他的同盟指责斯维尔德洛夫是个“有道德污点的”奥克瑞纳间谍。

尽管斯维尔德洛夫抵制对佩图霍夫的制裁，但审判依然进行了。斯潘达良、维拉和另外五位党员投了赞成票。斯大林——他本人也曾遭遇过类似被开除党籍的庭审事件——则坐在陪审席上，拒绝就开除佩图霍夫党籍投赞成票。他解释说：“他们应该把佩图霍夫和斯维尔德洛夫都开除了。”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吵，斯维尔德洛夫的人还遭到了毒打。

“流放会把人性之恶放到最大，”斯维尔德洛夫写道，“毫无同胞之情或同志之情可言。孤独和距离将置人于死地，把人杀死。”现在，斯潘达良“病倒了……他开始咳血”。

“我们在村里子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斯大林的看守梅尔兹利亚科夫说，“我不知道他见了什么人。J．V．（斯大林）自己回到警察局，告诉我我们可以回去了。”

回到库列伊卡后，斯大林在被煤烟染黑的佩里普雷金家的小房间里度过了1915年到1916年的冬天。他还继续着和莉迪亚的关系。这时，他收到了奥尔加·阿利卢耶娃从圣彼得堡寄来的包裹。他不禁伤感起来：

尊敬的奥尔加，感激你送给我的东西以及诚挚的问候！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对我的照顾。我盼望着结束流放的那一天。我会亲自前来圣彼得堡感谢你和谢尔盖。我的刑期只剩下两年了。我收到了包裹。谢谢！我只想请求一件事——不要再给我汇钱了，你们自己也需要钱。不过，你可以给我寄风光明信片……

安娜和娜迪亚·阿利卢耶娃——后者当时已经14岁了——也给这位被流放的英雄寄了一件新外套。她们还在口袋里塞了一张小纸条。

维拉回忆，1916年3月，当雪橇再次可以在叶尼塞河上行驶时，斯大林又回到了莫纳斯特尔斯克，一方面看望斯潘达良，一方面去“寄信”。2月25日，他向一位同志写信抱怨道：“你能告诉我K．斯大林写的那篇《文化—民族自治》怎么样了吗？它有被发表吗？抑或早已被丢弃了？早在一年多前，我就咨询过这篇文章的下落，可没人告诉过我答案……我怎么样了？我当然没有浪费生命！你的约瑟夫。”这篇文章通过阿利卢耶夫递到了列宁手上，却又不知为何永远地消失了。

斯大林发现，斯潘达良患上了肺结核和心脏病：这个亚美尼亚人情愿前往图鲁汉斯克。斯大林担心他，于是请愿共同前往。几天后，他回到了库列伊卡。维拉·施韦策说：“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苏伦·斯潘达良。”[4]

那年夏天，这位格鲁吉亚房客再次让莉迪亚怀孕了——然后，他再次消失了。当地的流放者伊万诺夫说：“（斯大林）从库列伊卡消失了——他逃走了。”几个月都见不到他的踪影。他到底在哪儿呢？连梅尔兹利亚科夫都搞不清楚。他允许“JV”去叶尼塞河下游的波洛文卡岛捕鱼。他“整个夏天都在那里……我只是听闻他并没有逃走”。警察的确怀疑斯大林在那个偏远的岛上干些什么。“波洛文卡岛空旷无人，上面只有沙子。他到底在哪里捕鱼？那里根本没有人。”然而，斯大林的的确确在“空旷的波洛文卡岛”待了一阵子。

只有少数当地人会去那个偏远小岛捕鱼，那里的鱼挺多的。斯捷潘妮达·杜比科娃说“奥斯普”在那里待了大半个夏天。“我们用树干帮他搭了个一人住的棚屋。”斯捷潘妮达和她的家人是波洛文卡岛上唯一的狩猎者，他们自己也搭棚屋住。“‘奥斯普’经常来看我们，我会给他烤他最喜欢吃的鲟鱼。”但在几个星期里，斯大林完全一个人待在屋内，或者独自捕鱼。他貌似很享受这种绝对的孤独。不过，他有时也会离开小岛。

“斯大林来看我们了。”身在叶尼塞斯克的杜马党代表巴达耶夫说，“我们见了面……虽然他的行动很隐秘，但所有听说斯大林同志来了的流放者都前来看望他。”他肯定也去过科斯蒂诺，因为他在归途中到过米罗伊迪卡。他在那里参加过一个名为内斯特·鲁哈泽的格鲁吉亚人的派对。内斯特会“拉手风琴和弹三角琴”。“穿着齐身大衣和红套鞋，戴着耳罩帽子”的斯大林和当地的年轻人“彻夜交谈、唱歌和跳舞”。

梅尔兹利亚科夫并没有向上级季比洛夫上尉汇报斯大林在夏天消失的事情，但斯大林失踪的消息不胫而走，可季比洛夫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或许是因为季比洛夫收受了贿赂，也或许是因为他已经被斯大林的人格魅力折服——很多警察都钦佩斯大林，季比洛夫只不过是距他最近的一位。直到有一天，季比洛夫的上级听闻格鲁吉亚人失踪了，他才因此逮捕了费奥多·塔拉索夫，因为他把自己的船借给了逃犯。塔拉索夫被判入狱一年半，而斯大林本人却没有受到惩罚。[5]

对于沙皇而言，战争并不顺利。他离开了圣彼得堡（为了让这座城市听上去不那么日耳曼化，他把城市的名字改为“彼得格勒”），来到前线指挥战事。他把政权交给了他那位愚蠢、神经质而又笨手笨脚的皇后亚历山德拉。在拉斯普京和一帮江湖骗子及战争投机者的怂恿下，她解雇了一大帮腐败且碌碌无为的大臣，却又找来了一批更加无能的顶替者。没有人知道，执政300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只剩下几个月的寿命了。

[1]　1930年，梅尔兹利亚科夫被指控为“富农”，他向斯大林求情道：“我想您不会忘记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斯大林回信道：“我是在库列伊卡流放时期认识米哈伊尔·梅尔兹利亚科夫的。他是我1914—1916年间的守卫，他只有一个任务——照看我（当时，我是库列伊卡唯一的流放犯）。我可以很明确地说，我和梅尔兹利亚科夫并不是‘朋友’。但是，虽然我们不是朋友，我依然得做证，他对我并不像其他守卫对犯人那样差。在我看来，梅尔兹利亚科夫并不热衷于完成他作为警察的任务，他不监视我，也不迫害我……我长时间离开，他也不管我。他还经常责怪他的上级交给他‘枯燥的’任务……我觉得，在1914—1916年间，梅尔兹利亚科夫证明了自己和其他警察不一样。我有义务为他做证。”

[2]　在照片中，斯大林依然戴着他那标志性的黑色软呢帽，一脸不羁的样子。他一如既往地站在后排中央，两边分别是斯潘达良和加米涅夫。斯维尔德洛夫也站在后排。而前排中央有个坐在地上的小孩，那便是斯维尔德洛夫的幼子安德烈——后来，安德烈成为了斯大林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主要追随者之一。

[3]　斯大林还曾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说过类似的话。在20世纪20年代被斯大林打败之后，加米涅夫将其称为“斯大林的甜蜜复仇理论”。可惜的是，加米涅夫一直没有把这一理论或斯大林本人当回事。

[4]　8月，斯潘达良被允许转移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但为时已晚。斯大林曾写信问候，但这封信丢失了。

[5]　费奥多并不是唯一一个因为斯大林消失而被惩罚的人。笔者收到过诺福克郡唐汉姆市场一位名叫伊娃·普林斯的女士的来信。她在信中称，自己的祖母、一位名为杰菲尼亚·纳戈尔诺夫的流放者也曾因“协助藏匿斯大林”被关进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监狱。如果此事是真的，那肯定就发生在斯大林在库列伊卡这一时期。

37　斯大林的鹿拉雪橇和西伯利亚之子

1916年10月，斯大林这位手臂残疾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他的流放同胞们一起被征兵了。长达10年以来，他一直未服过兵役。把流放犯征招入伍的举措显示了罗曼诺夫王朝业已急缺士兵。然而，无论是斯大林本人，还是当地的军官，都知道他的手臂根本通不过入伍体检。图鲁汉斯克当地人说，是斯大林本人说服季比洛夫把他的名字加入征兵名单中去的，他还给了后者一张“假身份证”。这或许是他在夏日消失期间想出来的恶作剧。那么，他主动请缨参军是为了逃避婚姻责任和他在库列伊卡最后几个月的流放期吗？

维拉·施韦策回忆：“警长季比洛夫先是把9名流放者送去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斯大林离开了库列伊卡。他静静地和众人道别，还向一位曾经照顾他的女士赠送了“一张签了名的照片和两件大衣”。然后，他“像一个真正的英雄”一般和梅尔兹利亚科夫一起离开了，来到了莫纳斯特尔斯克。

在他离开之后，大约在1917年4月前后，莉迪亚生下了一个男孩。她给男孩取名为“亚历山大”。她一直没有把这事告诉孩子的父亲，而斯大林也从来没有联系过她。然而，他肯定从哪里听说了这件事：他曾告诉过阿利卢耶夫家的姐妹，他在最后一次被流放时有过一个儿子。但他自始至终未认领这个儿子。

图鲁汉斯克让他变得更加像个俄罗斯人，这或许是因为西伯利亚的风雪改造了他，冰冻了他体内的格鲁吉亚血液。现在，他已经是个自制、警觉、冷若冰霜和孤僻的西伯利亚猎手了。之后成功走进克里姆林宫的正是这样一个人。斯大林大元帅曾在1947年给他曾经在库列伊卡的捕鱼伙伴写过一封信。在信中，他动容地说道：“我没有忘记你和我在图鲁汉斯克的朋友。我永远不会把你们忘记。”莫洛托夫的话一针见血：“在他的余生中，西伯利亚永远留在了他心里。”[1]

1916年12月12日前后，季比洛夫把两批，共计20人的流放犯送到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斯维尔德洛夫说：“斯大林就在这帮同志中。”斯维尔德洛夫无法前往东边某个早已被人遗忘的战场光荣地送死，因为他是个犹太人——这是罗曼诺夫王朝反犹政策中少数几项事实上对这一民族有利的政策。有些同志试图说服斯大林与斯维尔德洛夫和解，至少和他握手告别。可是斯大林拒绝了。

这帮被征入伍者挥动着曼陀林和三弦琴，乘坐鹿拉雪橇离开。彩旗在雪橇上随风舞动，场面十分壮观。他们“每人都拿到了一件西伯利亚皮大衣、一双鹿皮靴子以及鹿皮手套和帽子”。同样被征入伍的鲍里斯·伊万诺夫说：“雪橇一字排开，循序前进，每个雪橇上只坐一个人。”警察骑着马一路跟随他们，沿叶尼塞河而下。他们经过了25个聚集地，当地的村民们被命令为他们提供“床、绒毛枕头、牛奶、肉和鱼。他们在有些地方住了好几天”。

斯大林指挥众人道：“我们不需要赶路。我们都累了，为什么还要赶着去参军呢？”一位同行的流放者记录下了他的话。“德国人有大把时间可以把我们碾成肉饼。”他说。

在旅途中，流放者们“每隔两三个晚上就会欢聚一次”。斯大林总是领着大家唱歌。警察们纷纷抱怨，向季比洛夫发电报告状，季比洛夫恐吓流放者们说会派哥萨克骑兵来。“而我们则回了他一个电报——‘尽管让他们来吧，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斯大林起草了电报。”斯大林把为期两个月左右的旅程变成了一场派对。这帮狂欢的流放犯们在旅途中庆祝了新年的到来：1917年终于来临了。

最终，2月9日左右，雪橇队伍抵达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警察承诺先让他们休息几天，然后再让他们向总部报道。斯大林搬进了布尔什维克党人伊万·萨莫伊洛夫的家，把维拉·施韦策从阿钦斯克叫了过来。后者告诉他，斯潘达良去世了。

斯大林向军医报到，军医发现他手臂有残疾，“不适合参军”。对这位自视为政治家和军人的未来最高元首而言，这无疑是令他感到难堪的事实。“二战”之后，安娜·阿利卢耶娃曾在回忆录中披露他“不适宜参军”，斯大林因此从来没有原谅过她。

2月16日，他向叶尼塞斯克总督申请，说想在阿钦斯克——“一个大约有6000个居民的大村庄，其中有两个教堂和一排一层楼高的农舍”——完成他最后4个月的流放。这个村落位于跨西伯利亚铁路的西边，维拉·施韦策和加米涅夫就住在那里。

2月21日，斯大林搬进了维拉·施韦策位于阿钦斯克的公寓——也就在这个时候，在千里之外的帝国西部，亚历山德拉皇后正在失去她对彼得格勒的控制。23日，斯大林搬进了阿钦斯克的一个农舍，而与此同时，彼得格勒爆发了动乱。“他什么东西都没带，”女房东的女儿回忆道，“就穿着一件黑大衣，戴着一顶灰色的羊皮帽，吃完中饭就会出门，直到深夜才回来。”不过，一个“丰满的、长着鹰钩鼻、穿着黄色夹克的女人”经常来看望他，“他们一直待在一起，他会亲自送她出门。”这个女人正是维拉·施韦策。在那10天里，两人几乎形影不离，“她和他住在了一起”。回忆录暗示两人同居了，但两人是否超出室友关系却无从得知——虽然我们知道施韦策总是会以亲吻的方式迎接他：“科巴呀！科巴呀！”

2月26日，星期天，在彼得格勒发生的冲突中，哥萨克骑兵杀了50人。血腥屠杀引起了民众的激愤，士兵们开始背叛沙皇。第二天，民众冲进兵工厂，夺走了15万支枪，烧毁了警局总部，并打死了好几个警察。其中有一个警察被人从四楼的窗户扔了下来，坠地之后又被人用棍子和枪柄殴打，直至变成一团血浆。

此时的阿钦斯克却一片祥和。加米涅夫和他的妻子奥尔加——托洛茨基的妹妹——举办了一个沙龙。“我到晚上就会去加米涅夫家。”阿纳托利·拜卡洛夫——这位流放者是个金矿主的儿子——说，“朱加什维利——我们叫他‘奥斯普’——也经常造访。”“口才出众、善于言辞的”加米涅夫的光芒完全盖过了“沉闷而寡言的斯大林。他缺乏个人魅力，也不会说俏皮话”。当他真的开口说些什么时，“加米涅夫自信地，甚至轻蔑地反驳他”。于是，“无话可说而又闷闷不乐的”斯大林只好抽起了烟斗，可“难闻的烟味让加米涅夫漂亮却又情绪多变的妻子不高兴了”，她“咳嗽着请求斯大林不要再抽了。但他根本不理会她”。

沙皇失去了对彼得格勒的控制。3月1日，新上任的总理格奥尔基·李沃夫在陶里达宫成立了临时政府。与此同时，工兵苏维埃也在陶里达宫内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主席为孟什维克党人卡尔洛·奇赫伊泽。两个机构联合起来取代了沙皇政权。被孤立的沙皇收到消息想要赶回彼得格勒，可为时已晚。他所乘坐的皇家火车在普斯科夫停靠，他失去了将领们的支持。

3月2日，尼古拉二世宣布“他相信他生来不幸，也为俄国带来了不幸”。他签署了退位声明，却没有把皇位传给得血友病的儿子阿列克谢，而是传给了自己的弟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后者成为了米哈伊尔二世。但这个政权已名存实亡。

新上任的司法部长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发电报到阿钦斯克，命令释放被流放的杜马党代表：“人民夺取了政权。犯人被释放了，大臣被逮捕了，皇后被我们的民众看押着。”当天晚上，阿钦斯克当地人了解到革命终于到来了——“但每个人都只是窃窃私语”。

“我们收到电报的那一天刚好是集市日，我觉得前往集市的当地农民有权知道这个消息……于是我跑过去告诉他们……再也没有沙皇了。”斯大林的同屋、布尔什维克党图书馆员亚历山德拉·波梅兰采娃说，“在途中，我遇到了斯大林同志，他好奇地看着兴奋无比的我。”

“你跑去哪里呢？”他问。

“我要去集市通知农民们，革命胜利了。”

斯大林“同意了”。她继续奔向集市。

3月3日，由于政权无法保障米哈伊尔二世的个人安全，他宣布退位。14日，阿钦斯克市长召开市政会议。加米涅夫提议发电报给新政权，让他们保留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的公民权。他将为这个“不那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举动付出代价。斯大林（当时他并不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在20世纪20年代回忆说：“第二天早上，加米涅夫同志跑过来告诉我他干了一件愚蠢的事。”加米涅夫否认自己曾签署过这条电报，还说斯大林是在撒谎。

斯大林给身在彼得格勒的阿利卢耶夫家发了一份电报，说他打算回来了。他和施韦策度过了最后一个阿钦斯克之夜。3月7日，加米涅夫、施韦策和斯大林坐着马车来到火车站，他们愉快地离开了。火车行驶了整整4天。每到一个站头，布尔什维克党人都要和当地的演说家们争着对群众讲话。加米涅夫发表了演讲，斯大林冷眼旁观。他打心底看不起这些演说家，之后还模仿过他们过于天真的乐观情绪：“神圣的革命，期盼已久的革命，亲爱的革命，终于到来啦！”

1917年3月12日，斯大林依然穿着他于1913年7月在派对上被逮捕时的外套，脚踏俄式毡靴，提着一个小柳条行李箱和一台打字机，回到了彼得格勒。

[1]　斯大林和他在库列伊卡的捕鱼伙伴一直保持着联系：V．G．所罗门曾写信向他求助，在信中回忆他曾为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捕到的大鲟鱼。“所罗门同志，”斯大林于1947年3月5日回复道，“我从我（作为苏联元首）的工资里拿出了6000卢布汇给你。这并不是一笔大数目，但希望能帮到你。J．斯大林。”据莫洛托夫说，斯大林直到晚年还一直吃冻鱼块，就像他当年在图鲁汉斯克时那样。1934年，斯大林曾住过的佩里普雷金家农舍被改造成了斯大林博物馆。1949年，正值斯大林70岁大寿，这个博物馆又被扩建成一个亭台，农舍本身用玻璃罩罩了起来。博物馆前竖起了一座巨大的斯大林雕像。斯大林把叶尼塞河上游诺里尔斯克的镍矿工厂和熔炉加工厂改造成了古拉格监狱。1949年，他亲自负责在北极圈内打造一条铁路和一个港口，20万名犯人被送往那里，在极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很多人都死去了，而这条“死亡铁路”却永远没有建成。1961年，在“去斯大林化”运动中，博物馆被拆毁了，雕像被扔进了冰窟窿，农舍亦被烧毁。现如今，这片荒芜之地上已经建起了一座水电厂，为诺里尔斯克的镍矿工厂供电——这座产值数千亿美元的巨型企业的老板是俄罗斯的政治寡头之一。如想了解莉迪亚和亚历山大的命运，请参见尾声。

PART FIVE　第五部分

致拉斐尔·叶里斯塔维

当劳苦农民的恸哭

让你留下同情的泪水，

吟游的诗人啊，你向上天哭诉，

让上天聆听人们的心声；

当人们的福祉

让你欢欣雀跃时，

你弹奏出了优美的音乐，

就像上天派来的使者；

当你对祖国唱起赞歌，

表达你对她的深爱，

你的竖琴为她弹奏出

令人心神荡漾的旋律……

那么，吟游的诗人啊，一个格鲁吉亚人

将会聆听你所传达的天意，

过往的苦难和悲痛

成就了现今的你，

你的歌唱在他的内心

生根发芽；

满头灰发的圣人啊，

你在年轻人内心播下了种子；

把人们的真心呼唤当作镰刀吧：

“万岁拉斐尔！愿祖国

还有很多如你这般的儿子！！”

——索塞罗（约瑟夫·斯大林）

38　1917年春：为难的领袖

“空中下起了小雪。”维拉·施韦策说，“我们一下车就感觉到了首都的政治和革命风暴。”中央委员斯大林回来了，他一生的梦想也实现了。可是，在尼古拉火车站，没有人迎接他们。索索和维拉顺着群情激昂的人流来到大街上：“我们和市民们一起走在涅夫斯基大街上。”

斯大林在大道上漫步，他再也不用害怕被逮捕了，也不用联系旧相识先把他藏起来了。“二月革命”的枪战、动荡和最终胜利完全改变了这座都城，它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欧洲最自由的城市。豪华轿车——包括从大公那里没收的劳斯莱斯——和装甲车在街上鸣叫着横冲直撞，上面坐满了工人、衣不蔽体的女孩，还有士兵，他们挥舞着旗帜和枪支。每个党派都加紧印刷发表其政治观点的报纸。黄色宣传单不胫而走——它们详细描绘了倒台皇后的淫乱同性行为以及她与拉斯普京的苟且之事。为人所恨的警察——“法老”——消失了。双头雄鹰被砸毁了，但阶级斗争还未真正开始。那些大工厂的工人们组织成了武装队，声明要摧毁资产阶级。尽管后者胆战心惊，但日常生活依然在延续：剧院仍然营业——亚历山德林斯基剧院正在上演莱蒙托夫的《假面舞会》，上流餐厅也没有受到战火的影响。

“到处都在集会[1]和发表演讲，”莫洛托夫回忆说，“这是我们第一次体验到真正的自由。”即便是妓女和小偷也在组织集会选举苏维埃。所有事物皆被颠倒：士兵把帽子倒扣在头上，穿着花里胡哨的制服；女人们却借来了军帽和枪。这是一场狂欢，所有人都在突如其来的自由里放纵起来。奥兰多·费吉斯回忆：“在狂喜的大街上，人们公开地接吻、抚摸，乃至做爱。”

斯大林和维拉径直奔向权力中心。“我们边走边聊，斯大林同志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走到了陶里达宫。”他们在那里遇到了艾伦娜·斯坦索娃和莫洛托夫。当晚，斯大林、莫洛托夫、维拉·施韦策、斯坦索娃和俄国局的其他同志讨论了当时的形势。没人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俄罗斯曾经是个帝国”，但“她接下来将成为什么呢”？杜马代表瓦西里·舒尔钦说，当时正在陶里达宫运作的那个政治体制“既不是共和国制，也不是君主制——是个无从命名的政体”。温和派的李沃夫总理的内阁集结了保守派和自由主义倾向的“Kadets”——宪政民主党；而苏维埃——由奇赫伊泽领导，包括孟什维克党、布尔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则和政府分庭抗礼。很快，克伦斯基胜过了宪政派和苏维埃：“只有克伦斯基知道怎样在革命的沼泽地中跳舞。”然而，他其实并不知道——没人知道。

沙皇逊位时，社会民主工党的巨头们都身在国外——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纽约，列宁和马尔托夫则在瑞士。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群龙无首。于是，33岁的工人阶级年轻党员亚历山大·什利亚普尼科夫和27岁的莫洛托夫掌握了指挥权。[2]在整个俄国境内，只有不到25000名布尔什维克党人，而其中仅有1000名仍然活跃的老党员。

就在革命发生前的几天，列宁曾预言说：“革命可能在我们的一生中都不会发生。”当听说俄国真的爆发了革命时，克鲁普斯卡娅十分震惊，她说：“或许这又是一场骗局。”“它真的来到了。”列宁欢呼道，“真令人吃惊！”他向莫洛托夫和什利亚普尼科夫传达指令：停止战争，反对临时政府。可是，与此同时，在俄国局的会议上，38岁的斯大林和34岁的加米涅夫却想违抗列宁的指令：他们提议暂时支持临时政府——只要战争是自卫性质的，而临时政府也赋予了人民基本的民主自由。

党内发生了“分歧”。俄国局完全反对加米涅夫，还逼他为其背叛行为作出解释。他们仅同意斯大林“作为参谋……鉴于其人的某些个人特质”。他的自私、粗野（或许还有他的好色）已众人皆知。

当时，安娜·阿利卢耶娃已经搬到了郊区。她乘坐郊区火车回到家，听到屋里传来了一些同志的说话声（叶努基泽早就到了），但“她看了眼衣架，没有认出黑大衣和放在桌上的条纹长围巾”。

“谁来了？”她问。

“斯大林从流放地回来了，”一个同志说，“他刚刚到！”她跑过去问候他——“我们都期盼着你！”他正在来回踱步。安娜发现他已经变了一个人。“衣服没有变过，仍是黑大衣和蓝衬衫”，但“他的脸变了，他看上去疲惫消瘦，面颊陷了下去，苍老了很多。只有他那双眼睛和充满嘲讽意味的微笑一如往日”。

“瞧，我还是找到你了！”斯大林说，“我下了火车，还以为再也找不到你了！你还好吗？奥尔加、谢尔盖、帕维尔、费德亚好吗？娜迪亚在哪儿？”当时，谢尔盖在电厂工作，奥尔加是个护士，帕维尔正在前线参军，费德亚在读书，而娜迪亚则在学音乐。

“你饿吗？”说着，安娜点燃了茶炊——就在这个时候，她的父亲回家了。两个男人“激动地”聊起了近期的新闻。没过多久，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的娜迪亚也回来了。斯大林再次见到了这位生气勃勃的黑眼珠姑娘。“约瑟夫来了。”这家人和斯大林紧紧地抱在了一起。斯大林发现，自己已是这个中产阶级家庭的英雄，而他却对这种契诃夫笔下的舒适生活如此陌生。

“斯大林模仿他在归途月台上遇到的乡下演说家们”，“所有人都大笑起来”。安娜和娜迪亚正在上菜，而斯大林在绘声绘色地讲述着他在流放时的历险记。他同意在那里过夜，他们在餐厅里谢尔盖的床边为他铺了个床。

“我们明天几点起床？明天一早我得去真理报。”

“我们起得很早，”奥尔加说，“我们会叫你的。”奥尔加和她的女儿们在另一个房间里睡下，可她们怎么也睡不着——特别是娜迪亚，她还在兴奋地复述着索索讲的那些演讲者的故事。“那些故事实在太好笑了，我们不禁笑出了声，”安娜说，“我们竭尽全力不发出声，却又无法自控，越笑越大声。”

“年轻人，快闭嘴！”她们的父亲喊道。

“谢尔盖，随她们去吧。”斯大林劝道，“她们还年轻，让她们纵声大笑吧！”

第二天早晨，他们搭乘火车前往市中心。他们告诉索索他们看中了第十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大道上的一个新公寓。下车前，斯大林对他们说：“那太好了，请为我留一个房间……”

虽然斯大林并未在陶里达宫获得领导权，但他依然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总部正式上位了。现如今，布尔什维克党占据了“沙皇情妇”玛蒂尔德·克舍辛斯卡娅[3]曾犯下累累恶行的一处豪华邸宅。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这座位于冬宫对面、用马刺和钻石装点的奢华兽穴”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它离彼得保罗要塞以及维堡工厂区都很近。

在芭蕾舞娘的闺房和练功房里，斯大林再次战胜了傲慢的莫洛托夫和俄国局，夺回了领导权。3月15日，斯大林和加米涅夫重新掌控了《真理报》，并成为了俄国局的常务委员。“我被排除在外，”莫洛托夫说，“斯大林和加米涅夫故意有策略地排挤我，因为他们手握大权，而且比我长10岁，所以我没有反抗。”斯大林被委任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他来到陶里达宫，他的格鲁吉亚老乡奇赫伊泽与著名演说家伊拉克利·采列捷利欢迎他的到来。斯大林对全新的政治局欣喜若狂。然而，即便是在那个每个人都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日子，斯大林依然摩尼教式地把生命视为一场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他说：“俄国革命的马车正以光速前进”，但“回望四周，你依然会发现黑暗的势力在不止不休地滋生”。他沉默而又机警。孟什维克党回忆录作家尼古拉·苏哈诺夫说：“斯大林在苏维埃的工作中仅给我留下了……模糊的印象。”

此时，在遥远的瑞士，列宁还在徒劳地攻击临时政府，并要求立刻与德国和谈。可是，在彼得格勒，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却保守地支持温和的调解策略，希望把强硬派的、国际主义倾向的孟什维克党人吸收入党——考虑到他们支持强硬的外交政策，[4]这并不是一个愚蠢的主意。然而，正如什利亚普尼科夫所抱怨的那样，他们“在党内造成了混乱和敌对情绪”。莫洛托夫反对“他们的自卫政策，这是个大错误，斯大林的错误”。托洛茨基嘲笑道，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已经把布尔什维克党变成了“对资产阶级施压的幕后议会团体”。

然而，斯大林的批评者夸大了他的错误。在那10天里，他的确过于谨慎而毫无建树，但他提出的政策依然是明智的、现实可行且具有战略意义的。托洛茨基不得不承认，斯大林“表达了很多老布尔什维克党员”以及孟什维克党员的“信仰”。即便是克鲁普斯卡娅，也在听说了列宁咄咄逼人的主张后抱怨说：“伊里奇貌似已经疯了。”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根本不可能推翻临时政府——列宁具有浓厚的革命理想主义色彩。更有甚者，列宁本人也没有坚决地把强硬的政见贯彻始终：他很快就妥协了，直到那年年底又转而变得强硬。

身在瑞士的列宁读到了奇赫伊泽和布尔什维克党和解的文章。列宁勃然大怒。“这文章简直是坨屎！”他咆哮道。

“弗拉基米尔，注意你的语言！”克鲁普斯卡娅回应。

“我再说一遍：一坨屎！”

列宁开始写作《远方来信》，他将在此文中纠正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犯下的错误。当时，斯大林几乎每天都发表文章。

3月18日开始，斯大林突然一个星期不写文章了。他或许是在重新掂量自己的策略：列宁要来了。

[1]　在每一个街角，各种集会没日没夜地进行着，以至于当时的人们发明了一个新的俄语词汇（俄语本就是种适时而变的语言）：“miningovat”，意为“召开会议”，以此来形容自由到来之后所发生的怪诞之事。而在1991年苏联解体时，俄罗斯人又发明了一个新词：“khappening”，意为“事件”。

[2]　2月26日，什利亚普尼科夫声称：“革命没有发生，也不会发生。”可是，当革命的确发生之后，他和莫洛托夫重建了《真理报》。在莫洛托夫加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之后，他如此写道：“我只能反对克伦斯基。列宁在国外，我们得自己作决定。”

[3]　她是一个体态轻盈的波兰芭蕾舞者，并成为了尼古拉二世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情妇。两人在他还是皇储时便走到了一起。他曾经爱过她，当他爱上阿历克丝郡主——之后的亚历山德拉皇后——后，他依然暗中支持克舍辛斯卡娅成为马林斯基芭蕾舞团的首席舞蹈家。此后，她陷入到一场皇家三角恋之中：罗曼诺夫王朝的谢尔盖大公和安德烈大公分别和她坠入爱河。沙皇和他的大公们分享着同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又利用皇家的支持成为了大明星。由此，她收集了很多钻石和别墅，并最终打造了一座府邸。这是一座现代主义的建筑，地上铺着镶木地板，天花板上吊着水晶灯，墙壁上则有巨大的镜子。府邸的白色前厅有大理石廊柱和带铜制扶手的沙发，墙上则垂挂着绸缎，窗帘是丝绒的。其中还有一个小小的路易十六时代风格的会客厅，墙上垂挂着黄绸缎。还有一个浴室，铺着白色大理石地板、蓝色和银色相间的马赛克瓷砖，装着一个下陷式浴缸，“就像个希腊澡堂子”。正如当时民谣所讽刺的那样，她“连腿都没有劈开，就跨步跳进了宫殿”。今日，这座建筑成为了现代俄罗斯历史博物馆。

[4]　3月17日，在斯大林发表的《战争》一文中，他只是呼吁“向临时政府施压”，使其宣布停战。而在当时，列宁早就要求“推翻”这个政府了。斯大林并没有攻击孟什维克党，而是想和那些支持他自卫性质战争策略的孟什维克党人联手。他希望苏维埃能掌控临时政府，也竭力呼吁尽快召开制宪议会。虽然他在一方面仅仅呼吁向临时政府“施压”；但在另一方面，当孟什维克党和布尔什维克党召开旨在声讨临时政府的联合大会时，他却指责临时政府是“精英集团”的工具，不过是“一个沙皇替代了另一个沙皇”。即便如此，是年3月底，斯大林依然在布尔什维克党总部和陶里达宫的党内会议上说自己是个调停者。

39　1917年夏：大街上的水兵

1917年3月27日，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的格鲁吉亚资助者茨哈卡亚登上了著名的“密封列车”。“二月革命”一个月后，列宁终于找到了回到故乡的办法。在此期间，他曾设想过假装聋哑的瑞士人坐火车或者坐破旧的双翼飞机穿越中欧。“我们得回家了。”他说，“可是怎么回呢？”幸运的是，德皇认为列宁和他的那些“革命分子细菌”会让俄国感染上消极应战的病毒，并因此而战败。

正如他将在日后领导俄国一样，列宁成为了这辆列车的列车长。要是在今天，列宁肯定是禁烟令的有力支持者：他要求所有乘客必须全程遵守他定下的吸烟规则——布尔什维克党人卡尔·拉德克开玩笑说，列宁是在为“成为革命政府领袖”而作准备。吸烟者只能在列车的卫生间内抽烟，而非吸烟者则获得了“一等座”的卫生间通行证，他们有优先使用权。

4月3日，被克鲁普斯卡娅夸张地称为“破烂、狭窄的三等车厢”在芬兰和俄国边境的别洛斯特罗夫站停靠。斯大林的朋友路德米拉·斯特尔带着一群女性代表前来欢迎克鲁普斯卡娅。加米涅夫欢快地登上火车去迎接列宁，却被列宁吓了一跳。

“你到底在写什么？”列宁冲他大声说，“我们看了几期《真理报》，我们所有人都把你骂了个遍。”

火车停靠在了彼得格勒的芬兰站。斯大林登上车厢迎接“老头子”——当时，列宁才46岁。那一天，列宁戴着洪堡软毡帽，穿一身粗花呢套装，还绅士地提着一把雨伞。对于俄国——无论是过去的俄国还是当时的俄国——而言，这个谢顶的小个子只是一个陌生人。然而，和10年前被流放时的他相比，那一刻的他对革命形势更感焦虑，主张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列宁和斯大林来自于全然不同的世界——列宁是贵族的儿子，而斯大林是农民的儿子——但他们的心理有很多共同点，也会采用相同的处事方式。

我们不知道列宁在火车上对斯大林说了什么，[1]但就在他们见面后不久，斯大林便抛弃了“肥胖的”加米涅夫，和“老头子”团结在一起了。

据同样在场的莫洛托夫回忆，午夜时分，列宁“和斯大林一起走下车厢”。著名而又神秘的列宁同志踏上芬兰站的月台，发现这里正上演着一场革命的狂欢。军乐队正演奏着《马赛曲》，欢乐的民众挥舞着手电筒。列宁检阅了由喀琅施塔得基地2000名革命水兵、基洛夫工厂2000名工人、一群挥舞红旗的民众和一个阵列的装甲车组成的仪仗队。

赤卫队——武装的布尔什维克工人——方阵护送列宁来到火车站的皇家候车室，苏维埃主席奇赫伊泽欢迎他的到来。可是，列宁跳上了装甲车，告诉民众（包括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阿利卢耶夫）：“临时政府只是在用他们的甜言蜜语和空口承诺欺骗你们，正如他们欺骗了所有俄国人民。”据一位见证者回忆，他的演讲“像大地惊雷一般……震惊了他的追随者”。布尔什维克党必须夺取政权，结束“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并将权力交还给苏维埃。

很多人都认为“老头子”疯了，他根本不了解俄国的局势。“列宁已经是过去时了。”孟什维克党人斯科别列夫对李沃夫王公说。可是，即便是列宁的对手也不得不佩服他所展现的对信仰的坚定不移。苏哈诺夫说：“列宁展现了令人称奇的力量，他仿佛是个能摧毁一切的超人。”

列宁坐着装甲车，在喧闹的乐队、工人和民众的夹道欢迎中来到了克舍辛斯卡娅曾经的府邸。在这位芭蕾舞者有白色廊柱的会客厅里，他对业已对他失去信任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发表了长篇演讲。第二天，他又在陶里达宫的13号房中再次教诲他们。“所有人都目瞪口呆。”莫洛托夫说。刚开始时，只有亚历山德拉·科隆泰毫无保留地支持他。托洛茨基说，布尔什维克党人“像没有为‘二月革命’做好准备一样，对列宁也毫无准备”。

列宁的雄辩征服了斯大林。他说：“我想明白了很多事情。”人民渴望和平和土地，可是，别有用心的政府依然遵循着沙皇和德国斗争到底的指令，且愚蠢地搁置土地问题，想要拖到几个月后的制宪议会选举再解决。只有列宁看到了这个间歇期的机会。他知道，他有望夺取俄国，机不可失，时不再来。4月6日，列宁和斯大林开始就《真理报》的编辑工作展开合作。

4月18日，外交部长米留科夫愚蠢地知会英国和法国，俄国将要吞并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尽管沙皇逊位，但这依然是场帝国主义战争。米留科夫反而帮了列宁一个大忙。苏维埃仅在自卫战争的前提下支持临时政府，现在，战争显然超出了自卫的范畴。革命运动再次爆发，打倒了本已脆弱的当局政府。李沃夫王公赶紧组阁新的联合政府，让克伦斯基出任陆军和海军部长。

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党号召组织武装起义。然而，在意识形态层面全面开火的列宁此时却提出了异议。他说，起义“就目前而言……是不正确的”。4月24日，布尔什维克党在克舍辛斯卡娅的府邸举行会议，列宁“像个督察走进课堂一般”走了进来。路德米拉·斯特尔说，直到列宁到来之前，“所有同志都在暗夜中迷茫”。斯大林显然不在这些同志之列。当加米涅夫反驳列宁时，斯大林竟然嘲讽这位曾经的同盟。他再次转身变为列宁主义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两人就所有事情达成了一致。[2]

斯大林就民族问题作了汇报。他在辩论中取得了胜利。可是，在列宁看来，斯大林曾是高加索武装行动人员的经历才最具利用价值，而斯大林也需要列宁的支持。“我们已经和科巴同志相识多年了，”列宁说，“他曾为克拉科夫局作出杰出贡献。他在高加索的工作十分重要。他能被委以大任。”莫洛托夫记得列宁曾向他解释过斯大林的价值所在：“他是个领袖人物——你能让斯大林负责任何工作。”

4月29日，在中央委员会总共97张选票中，斯大林的得票数为仅次于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第三位，这显示了他在党内的地位。当时，斯大林大多数时间都在苏维埃工作，编辑《真理报》，或和列宁一起在中央委员会工作。中央委员会首次投票产生了一个新的决策局，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组成。这便是之后具有最高权力的政治局的雏形。

5月4日，托洛茨基终于从美国回到了俄国。很快，他就赢得了彼得格勒的心。他几乎每晚都会在“人满为患”的现代马戏团剧院中演讲，被民众“簇拥着抬上舞台”。苏哈诺夫说，托洛茨基“沉醉在他的声望之中”。

列宁意识到托洛茨基的价值，想要拉拢他。在托洛茨基归国一星期后，列宁邀请他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列宁说，两人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野心”。斯大林肯定对这位革命明星的回归倍感焦虑。斯大林在1917年写了60多篇文章，而托洛茨基却嘲讽他的文章“对精彩绝伦的事件作出了沉闷乏味的评论”。列宁指派一个代表团和托洛茨基谈判，斯大林被排除在外了。

和托洛茨基不同的是，斯大林并没有在1917年显山露水。他本人如此说道：“在革命之前，我们的党是个地下组织，一个秘密党派。而现在，情况改变了。”他并不适应新的形势，他是在黑暗中成长的。

1917年的斯大林参与了公开的民主议政。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对于在高加索的地下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他来说，民主显然不是理想的生存环境。他说起话来声音很小，他的格鲁吉亚口音很滑稽。“我听不太明白他到底在说什么，”一位见证人说，“但我注意到了一件事，斯大林说的所有话都是简洁明了的陈述。”一个曾聆听过他演讲的工人说：“他说的话没有错，简洁而容易理解，但我却不太记得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他“避免在公众场合发表演讲”，不过，平实的说话方式竟然为他赢得了不少人心，在那些人看来，斯大林比爱显摆的知识分子更令人信服。

当列宁夺取政权却又危机四伏，只能像之前运作地下党派一样控制他的政府时，斯大林又有了用武之地。

6月3日，斯大林参加了在瓦西里岛军校举行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年轻的安娜和娜迪亚前来看望她们心目中的英雄。“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参加了开幕仪式——他们和列宁一起最先出场。我看到他们三人走进空荡荡的会堂，”当时已在党内工作的安娜·阿利卢耶娃说，“我们已经很多天没有见过斯大林了，他在我们家的房间一直是空的。”

“我们得和他说。”还是女学生的娜迪亚对姐姐低语道，“或许他已经改变主意，不想和我们一起住了。”第二天，她们见证了代表大会上最戏剧性的一幕。

“没有一个俄国政党胆敢说‘把政权交给我们吧’。”孟什维克党人采列捷利发难说。

列宁立刻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大声回应：“的确有这样一个党！”

韦列夏克，斯大林在巴伊洛夫时的狱友说：“我注意到，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主要的演讲者，而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则无声地指挥着布尔什维克阵营——这是我首次意识到此人的重要性。”

斯大林给托洛茨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托洛茨基的话也解释了他为何会在之后的权力斗争中输给斯大林。“斯大林是个幕后操控者，”他写道，“他有诀窍说服那些平庸的领导人，特别是乡下人。”“他并没有被视作党的正式领袖，”塞基拉什维利——这位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党人整个1917年都待在彼得格勒——说，“但每个人都会听他说的话，包括列宁——他是普通老百姓的代言人，他替他们表达真实的想法和情绪。”对于像托洛茨基这样的流亡者而言，这显然是个陌生的盲区。索索是高加索地区“无可置疑的领袖”。塞基拉什维利说，列宁“看到他的背后站着无数来自于乡下的领导人”。[3]当托洛茨基在现代马戏团剧院的舞台上蹿下跳时，斯大林却在寻找他新的同盟，比如说被他本人无情地踢出中央委员会的年轻人莫洛托夫。

斯大林搬进了莫洛托夫的家。那是位于彼得格勒区希罗卡亚街上的一个大公寓，正对着涅瓦河。屋里还住着其他3位同志。“我的家就像个公社。”莫洛托夫说。出人意料的是，斯大林向莫洛托夫道歉了。在莫洛托夫看来，把他排除在中央委员会之外是“斯大林的大错误”。“4月的时候，你是最接近列宁的小圈子的成员之一。”斯大林承认。两人成为了朋友。莫洛托夫没有在4月时成为中央委员，而现在，他需要一个同盟。两人截然相反：莫洛托夫身材健硕，说话结巴，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很呆板，也更像是个资产阶级。但两人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喜欢喝酒，都像罗伯斯庇尔一样崇尚人民武装起义，且都因为自卑情结而极具报复心——最为关键的是，他们都相信斯大林的执政能力。

此时的斯大林经常换地方住。他总是在晚上工作，然后随便挑个朋友的家睡一会儿。他经常在克舍辛斯卡娅的府邸过夜。当时，塔蒂阿娜·斯拉瓦京斯卡娅在那里上班，是中央委员会的助理秘书，在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塔索娃的指导下工作。路德米拉·斯特尔是《女工》杂志的编辑，并负责处理与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关系，她与斯大林肯定经常见面。据说，斯大林和斯特尔的恋情再度升温。不过，即便如此，斯特尔并不是斯大林唯一仍在相处的女性。

斯大林并不仅仅利用了莫洛托夫的忠诚和住所。“他抢了我的女孩玛鲁夏。”莫洛托夫笑着说。玛鲁夏并不是莫洛托夫为斯大林而牺牲的最后一个女人。

一天晚上，安娜和娜迪亚来到《真理报》编辑部看望斯大林。“办公室里全是人，香烟弥散不去。一个助理告诉我们‘斯大林在忙’，所以我们让他递个口信，告诉他我们想要见他。他走了出来。”

“你们好，”索索笑着说，“很高兴你们能来看我。你们家怎么样了？”

“你的房间还在等你来住呢。”女孩们说。

“你们太客气了，但我实在太忙，”他说，“不过，记得把房间给我留好。”

接着，“有人过来叫他，斯大林匆匆和我们握手告别”，赶紧回去工作了。

用列宁的话来说，1917年经历的是一场进两步又倒退一步的游戏。6月，布尔什维克党武装力量——号称已经拥有6万士兵——中的激进派号召进行一场武装示威，并将日期定在了7月10日。在党内会议上，列宁站在了激进派一边。“过于激进是错误的，但让机会流失同样错误。”斯大林说。他协助示威运动的准备工作，并起草了运动宣言《武装工人一出现，资产阶级皆吓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他们。

在6月9日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党人大声宣读了斯大林的宣言，采列捷利指责“布尔什维克党阴谋篡权”。列宁需要苏维埃的支持——他想布尔什维克以苏维埃的名义夺取政权。可是苏维埃禁止采取示威行动。在几个小时的激辩之后，列宁同意放弃行动：“我们走错一步就会毁了全局。”现在，他变得和3月时的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一样小心谨慎。11日，斯大林批评这一“无法容忍的举棋不定”，并威胁要辞职。

6月18日，苏维埃挑衅似的展开了它所组织的示威行动，但布尔什维克党和斯大林用《真理报》的舆论效应揽下了此次行动的功劳。斯大林在第二天报告称：“这真是阳光灿烂的一天，参加示威的民众望不到头。从早到晚，示威人群纷纷来到战神广场，他们挥舞着旗帜，就像一片森林……他们整齐地喊着口号……《马赛曲》和《国际歌》被《你是牺牲品》替代。”民众高喊着：“一切政权归苏维埃！”……没有一个工厂或兵团拉出“相信临时政府！”之类的条幅。与此同时，在与德国的战争中，陆军和海军部长克伦斯基宣布发起攻击，他想以此举为现任政府赢得人心。可最终，这场俄国最后的战役被证明完全是场灾难。

列宁精疲力竭，他的偏头痛日益严重，只好转移到芬兰一个阳光充裕的湖区，在一栋别墅里休整。然后，临时政府再次犯下致命错误：芬兰和乌克兰正在谋划独立，克伦斯基的侵略战争不得不中止。宪政民主党的部长们威胁要递交辞呈。

虽然列宁不在俄国，他的武装力量[4]仍决定夺取政权。塞基拉什维利写道：“北极光点亮了夜空，人们甚至能在户外看报纸。人们无心睡眠，莫名的力量把他们拽到了大街上。他们抬起头，仰望着奇观。这是黑暗与光明的大决战。”

7月3日，大批手持机关枪，胸前装满了弹药袋的陆军士兵、水兵、工人来到了陶里达宫，布尔什维克党第一机关枪纵队充当先锋。来往的车辆被拦下来，并被征用。装甲车满载着士兵横行街头，有些士兵胡乱地向涅夫斯基大街上的购物者开火。枪战爆发了。在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布尔什维克党的水兵起义，消灭了120名军官——包括海军司令。然后，他们要求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准许他们占领整个首都。他们没有得到答复，于是给其时正在《真理报》编辑部的斯大林打了个电话。当时，斯大林正和布尔什维克党的诗人达米安·别德内在一起。水兵们向他请示道：“我们能带枪游行吗？”

“来福枪吗？”斯大林回答道，“同志们，你们自己决定好了……对于我们这些写字的人来说，我们到哪里都带着枪，那就是我们的笔，（但是）至于你们怎么处置你们的枪，你们自己看着办！”这虽然是一场半自发的起义，但斯大林在暗中鼓励了他们。他如此自问道：“难道党能袖手旁观？”托洛茨基说斯大林是7月那场起义的幕后组织者之一，他显然没有错：“无论哪里爆发动荡，无论是在第比利斯的广场、巴库的监狱，还是彼得格勒的大街，他总会致力于让动荡发挥最大效应。”

举着枪的人群包围了陶里达宫，他们想要实现列宁的名言：“一切政权归苏维埃！”而正在陶里达宫内讨论新政府成立事宜的奇赫伊泽及苏维埃却不想接收政权。他们害怕夺取政权。对于苏维埃的犹豫不决，示威者十分愤怒。与此同时，斯大林对喀琅施塔得水兵的暧昧回复起到了作用：他们正在前来的路上。

在克舍辛斯卡娅的府邸，斯大林和中央委员会惊慌失措，他们赶紧让列宁终止休整，立刻回来。“我们能夺取政权，”斯大林说，“但前线的战士、省份和苏维埃都会站在我们的对立面。”斯大林立刻前往陶里达宫向奇赫伊泽及苏维埃保证他们不会这么干——但是，堤坝已经溃垮，革命的洪流已经势不可当。

当列宁还在前来彼得格勒的列车上时，斯大林听说，司法部长帕维尔·佩列韦尔泽夫拿出了列宁收受德国资金的证据，并指控这位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为“叛徒”。帕维尔·佩列韦尔泽夫的指控有的放矢，并不完全是胡编乱造。斯大林赶紧来到陶里达宫，试图说服他的格鲁吉亚老乡奇赫伊泽把这件事压下去。奇赫伊泽同意了，但为时已晚。

7月4日凌晨，列宁冲进了克舍辛斯卡娅的府邸。“你们会为此付出代价！”他对党内的鲁莽分子大吼道。

在这个阴沉的早上，40万工人和士兵占领了彼得格勒空荡荡的大街。很快，载着2万名武装海军的舰队也抵达了。他们根本不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在乐队的伴奏下，这些趾高气扬的水兵带着他们的女朋友在大道上耀武扬威，恐吓行人。“到处都是水兵和衣着暴露、穿着高跟鞋的女士，”斯大林回忆说，“街上一片欢腾。”水兵们在克舍辛斯卡娅的府邸前聚集，他们要求领袖出来说话。列宁在哪儿呢？列宁在府邸里，最后他对水兵们发表了演讲，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在2万名基洛夫工人的怂恿下，这些水兵又来到陶里达宫，想要把那些令他们失望的苏维埃成员找出来。场面十分不堪。[5]不过，下午5点的时候，老天开眼了：大雨冲散了这场突如其来的革命。人群四下散去。忠诚的伊兹梅尔近卫团释放了被围困的苏维埃代表，但苏维埃放弃接收政权并支持临时政府的事实已众人皆知。列宁和沮丧的布尔什维克党只好退守。“七月事件”就此告终。

克伦斯基渐渐赢得了人心，他稳住了临时政府，并想把布尔什维克党一网打尽。虽然斯大林竭尽全力游说，司法部长佩列韦尔泽夫依然亮出了列宁收受德国资金的证据。很多士兵听说列宁“叛国”，都动摇了。

7月5日拂晓，政府军冲进了《真理报》编辑部。就在几分钟前，斯大林掩护列宁离开了。当天晚上，炮兵和8辆装甲车包围了克舍辛斯卡娅府邸，但布尔什维克党并不准备直面冲突。斯大林赶回布尔什维克党的另一个据点彼得保罗要塞，“说服水兵们不要挑起战事”；他又回到克舍辛斯卡娅府邸，进进出出，试图说服双方克制，不要导致屠杀发生；他来到陶里达宫，向奇赫伊泽和采列捷利求情：只要布尔什维克党主动交出官邸和要塞，政府军就不必开枪杀人。采列捷利同意了：“斯大林迷惑地看了我一眼，离开了。”7月6日，克舍辛斯卡娅府邸中的500名布尔什维克党人撤离。紧接着，斯大林又回到彼得保罗要塞，敦促那里的党员撤离。

斯大林不知疲倦地解决了困境，这让列宁颇为欣赏。“（然而，）由于他们灾难性的失败，”来自俄勒冈州波特兰的社会主义记者约翰·里德写道，“他们失去了民心。缺乏组织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退到了维堡区，而政府展开了对他们的大追捕。”

35岁的克伦斯基——当时唯一能够团结左派和右派的人——再次手握总理大权。反讽的是，克伦斯基是列宁就读的辛比尔斯克学校校长的儿子。他是个“言语灼烈”的演讲者，“会突然挥舞拳头，嘴唇抽搐，就像一个被附体了的梦游者”。克伦斯基的司法部长下令逮捕列宁。[6]

布尔什维克党再次面临分崩离析。列宁正在逃亡。斯大林负责他的个人安全。

[1]　在此之前，迷人的布尔什维克女党员亚历山德拉·科隆泰刚刚把列宁用词激烈的《远方来信》交给不听话的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即便得知列宁正在归途的消息，斯大林也依然拒绝发表这篇文章，或想要删减它。他说这篇文章“差强人意……脱离实际”。在文中，列宁号召布尔什维克党立即夺取政权，却又没有阐释他为何认为俄国可以跳过马克思主义国家的第一阶段，而直接进入第二个阶段——“向社会主义转变”。

[2]　列宁不再坚持极端激进主义，这让他和斯大林——尽管后者的策略经常受到指责——走得更近了。在斯大林看来，列宁对“欧洲内战”的主张过火，他对“独裁”的猛烈攻击并不明智，而他对“土地国有化”的坚持没有顾及到农民。列宁日渐了解俄国政治的真正需求，并逐渐改变了之前的政见。

[3]　这些强硬的“乡下人”委员厌恶托洛茨基，并在此后成为了斯大林主义者。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斯大林在高加索时期便结识的朋友。这些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实用主义者当然意识到了斯大林的错误，但他们和斯大林的共同之处比和季诺维也夫或托洛茨基的共同之处多得多。这些人包括脾气暴躁的塞尔戈、英俊的邵武勉、金发的花花公子叶努基泽、为人谦和的前男仆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不过，依然有很多格鲁吉亚人——特别是孟什维克党人——厌恶斯大林。也不是所有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都站在他那一边。在4月的会议上，马哈拉泽和贾帕里泽——斯大林在第比利斯和巴库时的老同志——批评了斯大林的高加索民族政策。同样对他发起攻击的还有波兰人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但是，斯大林并没有和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他后来创立了“契卡”——闹翻，这或许是因为波兰人和格鲁吉亚人都自视为被俄国殖民的民族。两人都在神学院学习过，都写过诗，也从始至终对忠诚和背叛着迷。两人均擅长运用秘密警察。甚至他们的童年也相似：他们的母亲都很强势，他们的父亲都缺席了。两人都是不成功的父亲。他们都很疯狂，却又十分孤独。很难想象两个如此相像的人会结成同盟。

[4]　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无视了列宁谨慎的指示，这说明，在当时布尔什维克还远不是统一指挥的、有组织、有纪律的政党。党内有很多派系，且并不完全听令于领袖。此时的布尔什维克还不像后来那样被斯大林一手掌控。

[5]　有些水兵冲进了陶里达宫。当时，苏维埃代表们正被围困，拒绝接收政权。羸弱的社会革命党领袖切尔诺夫被暴徒抓了起来，施以暴打，直到机智的托洛茨基跳上一辆轿车，对水兵们慷慨陈词，才解救了这位被吓坏了的政治家。

[6]　当时，斯大林在巴库时期曾利用过的孟什维克党行动人员维辛斯基是莫斯科阿尔巴特区的区长。在克伦斯基的命令下，他签署了对布尔什维克党高层人物的逮捕令，其中包括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他曾经听命于克伦斯基的这段历史成了斯大林控制他的把柄，但他对斯大林的绝对服从也保住了他的性命。

40　1917年秋：索索和娜迪亚

克伦斯基展开了对列宁的搜捕。在斯大林的安排下，“老头子”在3天内换了5个住所。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被捕，但被斯大林保护着的列宁却安全地转移到了地下。警察突袭了列宁妹妹的家。克鲁普斯卡娅赶往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位于希罗卡亚街的公寓，她想知道列宁到底在哪里。

7月6日晚，斯大林把列宁送往第五个据点，那便是阿利卢耶夫位于第十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大道的新公寓。他们家还配备了一个穿着制服的门卫和一个女佣。

“把所有入口和出口都告诉我。”列宁一到便检查了整个屋子，包括阁楼。“我们把斯大林的房间给了他。”奥尔加说。出人意料的是，列宁的心情很好。尽管外面局势紧张，他还是在那里住了四天。安娜·阿利卢耶娃一回到家，发现家里全是神情紧张的陌生人。“他们首先引荐我认识一个人，我立刻认出了他是谁。”列宁坐在沙发上，穿着“马甲、浅色衬衣，戴着领带，衬衣袖子挽了起来”。在这个“热得令人窒息”的房间里，列宁仔细地上下打量她。他问道：“你在街上都听说什么流言了？”

“他们说你逃到了喀琅施塔得，说你藏在一艘舰艇里。”

“哈哈哈！”列宁“极具感染力”地大笑起来。他问斯大林和其他同志：“同志们，你们觉得呢？”

列宁终日写作。斯大林每天都来看望他。斯大林依然观察着陶里达宫中的情况，而他正好遇到了塞尔戈·奥尔忠尼启则。两人都担心“很多布尔什维克党内要员都认为列宁不应该躲起来，而应该现身（接受庭审）”。塞尔戈写道：“我们一起去见了列宁。”政府要求列宁自首。在阿利卢耶夫家里，列宁、斯大林、塞尔戈、克鲁普斯卡娅和列宁的妹妹聚首讨论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

刚开始时，列宁本人倾向于自首。斯大林不同意。斯大林认为，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只有在个人安全得到保证之后才能自首。可是，他从陶里达宫了解到，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容克[1]想逮捕你，”他警告道，“但他们会在把你送往监狱的途中就杀了你。”斯塔索娃前来汇报，称有关列宁“叛国”的更多证据被公开了。列宁的脸猛烈地抽搐了一下，他毅然决定自首，好在庭审中为自己澄清。

“说再见吧，”列宁对克鲁普斯卡娅说，“我们有可能再也不会见面了。”

斯大林和塞尔戈回到陶里达宫，试图寻求“伊里奇不会被容克处死的保障”。斯大林回来报告称，孟什维克党人“回答说，他们不敢保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斯大林和塞尔戈认为，如果列宁自首，他肯定会被谋杀。“斯大林和其他人试图劝服伊里奇不要现身……”克鲁普斯卡娅说，“斯大林说服了他……救了他的命。”斯大林是对的：前杜马代表V．N．普罗夫迪夫遇到了负责追捕列宁的军官。“我应该怎么把这位绅士送过来呢？”这位军官问，“是送个全尸还是分尸呢？”

他们对列宁到底应不应该自首依然无法达成统一意见。突然间，塞尔戈做了一个动作，仿佛从腰间拔出了一把匕首。他像好斗的格鲁吉亚人一样喊道：“谁想让伊里奇被捕，我就把他割成碎片！”

塞尔戈的这句话似乎为争论画上了一个句号。列宁必须秘密撤离彼得格勒，斯大林“负责安排列宁离开”。一个叫叶梅利亚诺夫[2]的工人同意把列宁藏在他位于彼得格勒北部拉兹里夫湖湖畔的棚屋里。

奥尔加和安娜·阿利卢耶娃穿梭在这些客人之间，为他们提供食物，确保列宁和斯大林吃得不错。

“你们给斯大林吃了些什么？”列宁问，“奥尔加，你可得照顾好他，他看上去瘦了不少。”

斯大林也关心列宁的饮食情况：“伙食如何？伊里奇吃得多吗？竭尽全力照顾好他吧。”有些时候，斯大林会带东西给列宁吃。

列宁和斯大林巨细无遗地研究了撤离计划。7月11日，“是时候离开了。斯大林前来，每个人都在列宁的房里，帮他出主意化装。”奥尔加尝试给列宁的头缠上绷带，但那不管用。没人建议男扮女装。

“如果我把胡子剃了会不会好一些？”列宁提议道。“几分钟之后，列宁满脸泡沫”地坐在斯大林卧室的圆镜子前，镜子的一边则是托尔斯泰的肖像画。索索“充当理发师”，把列宁的胡须和髭须都刮了。

“看上去挺不错。”列宁欣赏着镜中的自己，“我看上去就像是个芬兰农民，几乎没人认得出我来了。”

12日，斯大林和阿利卢耶夫护送列宁前往普利莫尔斯基站：他会先前往拉兹里夫躲一阵子，然后前往芬兰的一个谷仓。斯大林频繁地来往于两地，成为了列宁和彼得格勒之间的主要联系渠道。“我的一个儿子曾开船带着斯大林前往（列宁藏身的）棚屋。”叶梅利亚诺夫回忆说。

斯大林写文章攻击克伦斯基的“新德雷福斯事件”，“对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展开的恶毒中伤”，以及“那些唯利是图的捉刀人”。他特别看不起孟什维克党中那些唯唯诺诺的“瞎了眼的傻子”。他说，克伦斯基会像“用牛奶淹没苍蝇”一般把他们弄死。

在一篇具有斯大林特色的讽刺檄文中，斯大林惟妙惟肖地模仿孟什维克对克伦斯基俯首帖耳的口吻。把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权交出来？“遵命，秘密情报阁下。”放弃武装革命？“乐于为您效劳，地主和资本家阁下。”

斯大林的一言一行完全像是个布尔什维克党领袖。他也搬了家，这将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门外没有人，”有一天，当斯大林到来时，奥尔加·阿利卢耶娃向他保证道，“你最好搬进来和我们一起住，那样你就能休息得好一点。”

斯大林搬出了莫洛托夫的公寓，住进了阿利卢耶夫家。他们的房间又大又舒适，厨房、卫生间，甚至浴室都是现代化风格的，住在小房间里的女佣负责做饭。斯大林住进了费奥多的房间（在此之前，列宁就住在这里），里面有一张舒适的床、一张带有一面圆镜子的梳妆台、一张考究的桌子和一幅拜伦爵士的肖像画。第二天早餐时，他对这家人说，他已经很久没有睡得这么好了。

索索经常和奥尔加独处。谢尔盖在电厂工作，娜迪亚正在莫斯科过暑假，安娜负责党务工作。奥尔加照看他，还给他买了新外套。他请她在衣服上缝些保暖垫、两片竖立的丝绒衣领，并在领口安上纽扣，这是因为他患有咽炎，衣领和领带太紧的话就会让他觉得不舒服。[3]

索索的生活依然一团糟，他会在回家的路上买吃的——经常是街头小摊上的面包、鱼块或肉肠。他孜孜不倦地参与《真理报》的编辑和撰写工作。因为长期伏案写作，他的手指因和钢笔的镀金笔杆摩擦长出了老茧。他有时会回家过夜，有时不会。有一次，他实在太累了，嘴里叼着烟斗就睡着了，差点把整个房间都烧了。

7月底，他再次消失，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为了防止警察追捕，会议在萨普逊涅夫斯基大道的一个修道院里举行。作为执行领导的斯大林作了主要汇报，他鼓励300位代表向前看：“我们必须为任何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准备。”在对“政治形势”作出分析之后，他坚称是俄国自身导致了革命的爆发，并对“只有欧洲才能指导我们前进的方向”表示了怀疑——他日后著名的“一国社会主义论”此时已形成雏形。斯大林的第二份汇报有可能是列宁写的，或至少是由列宁起草的。不过，在当时党的重建工作中，他真正的盟友是斯维尔德洛夫——两人最终还是和解了。

“斯大林同志的报告为我们点明了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方向，”斯维尔德洛夫说，“我谨就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工作再谈几句。”

斯大林被选举为党报的主编和制宪议会代表，然而，当选举产生中央委员时，他的名字被排在了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的后面。布尔什维克党依然处于低潮期，但斯大林说，临时政府的“和平时期结束了。动荡即将发生，一个危机紧接着一个危机”。

他回到了阿利卢耶夫家。娜迪亚的暑假结束了。她回到家，准备去上学。

那个夏天，斯大林和阿利卢耶夫家的两个姐妹走得越来越近，而正是在这个公寓里，他成为了党的灵魂人物。“有些时候，索索几天都不回家。”安娜·阿利卢耶娃写道。然后，他会在半夜突然回来。虽然女孩们都已经睡了，他还是会冲进她们的房间。他们的房间紧挨着：斯大林的卧室和娜迪亚的仅仅隔着一道门。他可以坐在自己的桌边或躺在床上看到她房里的梳妆台。

“什么？你们这么早就睡了？”他把女孩们叫醒了，“快起来，瞌睡虫们！我给你们带了鱼和面包！”女孩们立刻从床上跳了起来，溜进索索的卧室。“卧室马上变得欢乐而又吵闹起来。斯大林给我们讲笑话，模仿他那天见到过的所有人，有时是出于善意，有时则恶意满满”。

这位嗜书如命的前神学院学生有时和这两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少女讨论文学。每当她们有朋友来访时，他对他们也十分友善，会和他们开玩笑。他总是会和她们聊起流放时的故事，还有那条叫季什卡的狗。他会给她们朗读他最喜欢的文学作品——普希金、高尔基和契诃夫的著作，特别是契诃夫的《变色龙》和《套中人》，不过，他最喜欢的还是《达申卡》——他“能把它背下来”。他经常会这样形容只为男人而活着的笨女人：“她真是个‘达申卡’呀。”他会开他们乡下来的女佣潘娅的玩笑，还给她们所有人取绰号。安娜说：“当他心情特别好时，他会叫我们叶皮凡尼—米特罗法尼（这是他流放时期一个房东名字的谐音）。”“叶皮凡尼，有啥新闻吗？”他问女孩们。“啊，你真是个米特罗法尼啊，你真是！”有时，他则叫她们“季什卡”。

他会与谢尔盖和女孩们聊政治，毕竟，这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家庭。娜迪亚因自己是个布尔什维克党员而感到骄傲，但她在学校里遭到了嘲讽。她的教父叶努基泽、加里宁、塞尔戈和斯大林就像她的叔叔一样，列宁也曾在他们家藏身。

安娜回忆道：“（9月的时候）斯大林带来了一个高加索的同志……此人身材魁梧，有一头油亮的黑发，面色苍白……他害羞地和我们握手，大眼睛里藏着笑意。”“他就是卡莫，”斯大林说，“你们应该和他聊聊——他的故事可多了！”女孩们兴奋地大叫：“他就是卡莫。”而卡莫也把“他精彩绝伦的一生”讲给她们听。九死一生的卡莫在哈尔科夫监狱待了5年，直到革命之后才被释放。他曾想过像基督山伯爵一样假死，让人把他装在棺材里运出去。但是，他发现，狱吏们会用锤子砸碎每个运出监狱的尸体的头颅——以防囚犯用这招逃跑。“卡莫会聊起和斯大林的往事，每当聊起斯大林时，他那本来沉稳平和的嗓音就会变得雀跃起来。”卡莫来到彼得格勒，想要参与新的行动，然而，他和阿利卢耶夫一家的关系让他最终走向了悲剧。

娜迪亚一回来就开始收拾房间。当时，斯大林正在自己房里写文章，他被椅子的挪动声吵到，于是冲了出去。“到底怎么了？”索索问，“怎么这么吵？啊，原来是你啊！你真是个做家庭主妇的料！”

“怎么？难道这样不好吗？”敏感的娜迪亚反驳道。

“当然不，”索索饶有兴味地说，“这是好事！把它们都整利索吧，快啊……把剩下的活干完！”

据娜迪亚的姐姐安娜回忆，当时还是女学生的娜迪亚“十分活泼开朗，总是欢欣雀跃”。然而，她出生在一个波西米亚式的家庭，她的家里经常会出现陌生人，而她母亲又是一个多情多欲的人，因此她自幼严谨克己，渴望秩序和安全感。

“爸爸和妈妈还在一如既往地瞎闹腾。”娜迪亚曾给一位朋友写信说。她鄙视母亲对风流韵事的痴迷。她如此写道：“我们这些孩子已经长大了，我们能独立思考，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事实上，她（奥尔加）完全是个缺乏主见的女人，虽然她依然健康、年轻。所以，我得负责做家务。”或许，她把母亲视作契诃夫故事的主人翁“达申卡”了。

在这个漫长而又多事的夏天，斯大林和娜迪亚走得越来越近。此前，她便把他视为她家的格鲁吉亚好友和布尔什维克党英雄。“他们在同一个公寓里度过了1917年的整个夏天。有些时候，公寓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娜迪亚的侄女基拉·阿利卢耶娃说，“娜迪亚把约瑟夫当作浪漫革命的象征。我母亲说他长得很英俊。当然，娜迪亚爱上了他。”他给她取了个昵称“塔特卡”，而她叫他“索索”或“约瑟夫”。

作为被单身母亲带大的独生子，斯大林肯定渴望充满笑声、欢乐和爱意的家庭生活。他曾在流放期享受过这种生活，但此时离他和卡托·斯瓦尼泽结婚已有10年了。他总是喜欢像卡托以及他母亲那样可以为他烧饭、打扫卫生和照顾他的女人。事实上，斯瓦尼泽家曾说，斯大林之所以爱上娜迪亚，是因为她让他想起了卡托。

“斯大林渐渐爱上了她，”基拉·阿利卢耶娃说，“两人情真意切。”索索的年纪完全够得上做娜迪亚的父亲——而他的敌人也会声称他就是她的亲生父亲。娜迪亚的出生日期和斯大林与奥尔加相好的日期并不吻合，但娜迪亚肯定知道索索曾和她多情的母亲有过不一般的关系。母亲和女儿为这位格鲁吉亚住客展开过争夺吗？

“奥尔加总是对斯大林心存温柔，”娜迪亚和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说。但是，奥尔加“不同意”娜迪亚和斯大林相爱，“竭尽全力说服她死了这条心，并说她是‘傻瓜’。她永远无法接受两人的结合”。这是因为她了解索索的为人，还是因为她自己舍不得索索——抑或两者皆有？然而，“傻瓜”娜迪亚已坠入爱河不可自拔。几个月后，她骄傲地对一位闺中密友说：“我减了太多体重，以至于别人说我快要因爱而亡了。”

后来，斯大林曾亲口解释过他为什么选择了娜迪亚而非她的姐姐：“安娜讲起话来喋喋不休，还很迂腐”，而娜迪亚“很早熟，脚踏实地。她更理解他”。他对安娜的判断很正确。终其一生，安娜都令他无比愤怒。但他对娜迪亚的判断却并不准确。

这个少女和他一样神经质、充满破坏欲且黑暗，甚至更为黑暗。斯大林喜欢娜迪亚的克制，但在此之后，她的天性将和他的随意与自大发生剧烈的冲突。让事情变得更糟的是，她所展现的真诚、灼热的那一面其实掩饰了流淌在她家族血液里的不稳定因素。她其实是个双相障碍症患者，这让她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平和的家庭主妇。“但他见识了她令人难以容忍的那一面，”基拉·阿利卢耶娃说，“她给予还击，甚至还会骂他。”她是一个漂亮的、热情的女学生，拥有一双吉普赛人似的闪亮的眼睛。当这样一个女孩公然挑衅斯大林时，当时的斯大林或许反而会被她吸引。然而，最终，两人的结合被证明是一场致命的悲剧。

我们无从确切地知晓他们是从何时开始爱上彼此的，但10个月之后，两人便以情侣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了。笔者推测，两人大约就是从这时开始了交往。

出人意料的是，布尔什维克党快要恢复活力了。造就这一新形势的并非列宁或斯大林，而是一个即将成为军事独裁者的右翼分子。克伦斯基提拔了新陆军司令拉夫尔·科尔尼洛夫将军——一个来自于西伯利亚的哥萨克人，光头，有一双鞑靼人的斜眼和两撇向上翘起的胡须。这个“骑白马的人”被委以重任，他想要把布尔什维克党从彼得格勒清除出去并重建社会秩序。可是，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一样没用。他养着一帮穿红色盔甲、佩带军刀的土库曼保镖，但他们十分愚蠢。据说，他拥有“狮子的心脏、绵羊的脑子”。不过，在当时，科尔尼洛夫是俄国政坛的大红人。他狂妄地读起了拿破仑的传记——对于政界红人而言，这永远不是个好兆头。

克伦斯基想要重新掌控国内局势，于是，他在远离动乱首都的莫斯科召集了多党会议。斯大林用宗教比喻的说法写道：“彼得格勒过于危险，他们逃窜了出去……就像逃离圣水的恶魔。”他说得没错：在莫斯科，科尔尼洛夫将军的风头盖过了克伦斯基。不过，两人就科尔尼洛夫将带前线士兵前往彼得格勒重建秩序达成了一致。然而，同样幻想着成为俄国拿破仑的克伦斯基疑心科尔尼洛夫正在策划一场兵变。一个俄国容不下两个拿破仑。于是，就在科尔尼洛夫驱兵前往彼得格勒前，克伦斯基解除了他的兵权。

首都民众都在焦虑中等候着。自任司令的克伦斯基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获得军队的支持，于是，他只好转而向苏维埃示好，而后者则重新调动了布尔什维克赤卫军。科尔尼洛夫将军遭到逮捕，内阁依然分崩离析。不久之后，克伦斯基组建五人执政局，并自任主席。他从这场政变中活了下来，但是，就像1991年8月苏联解体后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他变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废人。他依然占据着冬宫里亚历山大三世的套房，靠可卡因和吗啡聊以度日；他仍然是这个国度名义上的统治者，却已失去了权力。

“终于，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全新的！）五人政府，”斯大林在9月3日嘲讽地写道，“这五人由克伦斯基挑选，由克伦斯基任命，并对克伦斯基负责。”一时间，布尔什维克党的影响在工厂、军队和喀琅施塔得海军中大增。托洛茨基写道：“那些起义反抗科尔尼洛夫的正是‘十月革命’的预备军。”

在这段斯大林作为布尔什维克党领袖的短暂时期内，他令人难以容忍的狂妄渐渐为人熟知。中央委员会牢牢地控制着军事组织。斯大林粗暴地征用了他们的资金，并“毫无原则地，用违背党内民主最基本原则的方式”夺取了他们的《士兵报》。军事组织向中央委员会告状。他们批评斯大林“以其极为古怪的脾气迫害及压制他人”——这是对斯大林主义的早期描述之一。斯大林把军事组织送上了党内法庭。[4]他的同盟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帮他善后。不过，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也纷纷出狱或再次现身。9月4日，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一起参加了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大会，并加入了《真理报》编辑部。斯大林再一次失去了光彩。镁光灯属于托洛茨基。

斯大林经常会在斯莫尔尼宫遇到他在孟什维克党内的老相识大卫·塞基拉什维利。[5]塞基拉什维利指责斯大林在《真理报》上造谣中伤孟什维克党。斯大林“貌似善良地笑了笑”，以一种将被后世命名为“奥威尔式”的格言解释说：“谎言永远比真理有效。重要的是掌控他人的观念。”正如斯大林在此后对莫洛托夫所说的：“真理被谎言大军保护。”

最终，列宁掌控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但布尔什维克党仍对下一步的工作莫衷一是。列宁以一己之力将他们推向了“十月革命”：有时，个人真的能改变历史的进程。然而，想改变历史的个人并非只有一个。加米涅夫便希望把历史引向另一个方向——以他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温和派提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9月14日，在亚历山德林斯基剧院举行的民主联邦大会上，他开始寻求与孟什维克党及社会革命党的合作。

当时身在赫尔辛基的“老头子”十分震惊，对加米涅夫很是失望。9月15日，他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敦促他们以布尔什维克党一党的名义发动武装起义并夺取政权。

“如果我们现在不夺权，历史不会原谅我们！”列宁写道。可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害怕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历史仿佛又倒退到了4月：他们认为列宁指导错了方向，而党内和他们站在同一阵营的大有人在。“我们被吓坏了！”布哈林承认。在接下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与会者包括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斯维尔德洛夫以及从高加索赶来的邵武勉——上，斯大林表示自己站在列宁这一边，并提议把列宁的信秘密地转给党内的核心成员看。中央委员们就斯大林的提议投票。结果，6票反对，4票赞成，斯大林的提议没有被通过。当时离“十月革命”仅有一个月时间，而加米涅夫派依然占据着上风，这无疑令人吃惊。不过，党内的两位极端激进分子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站在列宁这一边，认为根本不需要和孟什维克党联合。在9月21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要求抵制议会，而加米涅夫则依然希望继续加强和孟什维克的联合。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落败。列宁怒骂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可恨的叛徒！”。

9月25日，布尔什维克党拿下了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历经了长达13年的逮捕、流放和流亡之后，托洛茨基成为了苏维埃主席，并掌握了苏维埃的军事领导权。他和他的“区联派”不久前才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当列宁仍在东躲西藏时，托洛茨基则每晚在人满为患的现代马戏团剧院发表激情演讲。

列宁写了大量文章和秘密信件批评加米涅夫和布尔什维克党。他说，克伦斯基已经着手展开对党员的再次追捕了，而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也将在彼得格勒举行，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他们必须立刻夺取政权——否则的话，他们只能和别的政党联合执政，这会让“他们永远蒙羞，并让党毁于一旦”。

列宁秘密搬往芬兰，住进了玛格丽塔·福法诺娃位于维堡的家。在这个舒适的公寓里，列宁继续发表着他激进的政见。“俄国，乃至世界革命的成功完全有赖于两三天内的斗争，”他害怕加米涅夫的观点会占上风，于是宣称，“与其向敌人让步，不如壮烈牺牲！”当中央委员会退缩时，列宁递交了辞呈。布哈林写道：“这些信措辞严厉，以各种方式威胁要惩罚我们。”暴怒的列宁听上去更像是要疯了。然而，作为党报《工人之路》的编辑，斯大林拿下了列宁不被理解的、强烈呼吁武装夺取政权的文章，用早先一篇更为温和的文章取而代之。

终于有一天，焦虑的列宁再也待不住了。“‘十月革命’发生前的一天早上，”安娜·阿利卢耶娃说，“我们家门外响起了门铃声。我看到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站在门廊上，他穿着黑色大衣，戴着芬兰帽。”

“斯大林在家吗？”他礼貌地问。

“天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你看上去就像个芬兰人。”安娜对列宁惊呼道。“斯大林和他做了简短的交谈后，两人离去了……”

这两位化了装的男人走上了彼得格勒的大街，谁都认不出他俩。谁都想不到，就在几天之后，这两个外表邋遢、身材矮小的人会夺取俄国的政权。他们建立了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终其一生都身居权力之巅峰，他们将相继执掌这个国家长达37年之久。

[1]　正如他们叫警察为“法老”一样，军官被称为“容克”——普鲁士的庄园主。

[2]　叶梅利亚诺夫于“大清洗”时被捕。据传，克鲁普斯卡娅曾介入此事为他求情。叶梅利亚诺夫和他一家人一直被关在牢里，直到斯大林去世。

[3]　由此，斯大林设计了他的第一套半军装式外套。这个款式的灵感可能来自于克伦斯基。当时，后者已经自视为俄国的拿破仑了。这位妄自尊大的总理虽然毫无参军的经历，却设计了自己的军装、军靴和大衣。从此往后，斯大林都会穿这样的外套，外加一顶工人帽。此时的列宁已经不戴洪堡帽了，转而戴上了工人戴的宽边帽。俄国内战时期，这种所谓的“党装”、皮帽、大衣、靴子和毛瑟枪一起构成了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标准制服，并象征着布尔什维克党的军人传统。

[4]　那年夏天党内的另一件大事，是加米涅夫被指控是奥克瑞纳的间谍。中央委员会请斯大林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就此作出报告。斯大林对此案做了调查。8月30日，加米涅夫被宣布无罪。

[5]　在“七月事件”中被羞辱后，苏维埃搬出了陶里达宫，搬进了旁边一幢新古典主义的建筑——斯莫尔尼宫。斯莫尔尼宫是凯瑟琳女皇下令建造的，原本是个贵族女子学校。后来，俄国的所有党派——包括布尔什维克党——都在里面设了办公室。季诺维也夫任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时的办公室也在这里。在季诺维也夫于1926年失势之后，斯大林的年轻门徒谢尔盖·基洛夫代替了他的位置。1934年，基洛夫于斯莫尔尼宫遇刺。史学家对这起事件是否由斯大林策划仍有争议，但该事件成为了“大清洗”的借口。斯莫尔尼宫同样是列宁格勒保卫战中的总部。今天，它是圣彼得堡市市长的办公室。

41　1917年冬：倒计时

1917年10月的彼得格勒看上去十分平静。然而，这一切不过是表象。这座城市正迷醉在最后的享乐之中。“赌场疯狂地日夜运作着，”约翰·里德说，“赌徒们喝着香槟，赌注有时高达2万卢布。每当夜幕降临，戴着珠宝、穿着名贵皮毛大衣的妓女游走在市中心的街道上，或充斥在咖啡馆里……抢劫事件与日俱增，以至于人们不敢上街。”伊利亚·爱伦堡——此后，他成为了斯大林最喜爱的作家之一——写道：“俄国仿佛是一辆冲入月台的火车，等候着守卫吹响哨音。”贵族们在街头变卖珠宝，食物供给短缺越发恶化，乞食的队伍越来越长，而富人依然在城里最高端的多农餐厅和康斯坦丁餐厅用餐，资产阶级争夺着夏里亚宾演唱会的门票。

“排队领取面包和牛奶的妇女们浑身颤抖，四周的神秘人物在她们身边低声说犹太人切断了食物供给……保皇党的阴谋、德国间谍、走私贩的密谋，”里德说，“在阴冷的雨中，在灰暗的天空下，这座跳动的城市越跑越快……但它在冲向何方？”在现代马戏团剧院里，托洛茨基依然在向群情激昂的观众发表演讲。他的话回答了里德的问题：“言语已然多余，是时候让革命和反革命大决战了！”在恢弘而又寂寥的冬宫里，克伦斯基也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他已是强弩之末，用残存的权力换取吗啡和可卡因的慰藉。

1917年10月10日晚上10点，这是个漆黑、下雨的夜晚。列宁终于说服了中央委员会：11位重要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一一离开斯莫尔尼宫，来到彼得格勒区卡尔波夫卡河堤道32号的一层公寓。这是加丽娜·费拉克瑟曼——布尔什维克党人，她的丈夫正是孟什维克党文人苏哈诺夫——的家产。“历史女神真是和我开了一个大玩笑，”苏哈诺夫说，“革命至关重要的决定竟然是在我家作出的……而我竟然不知情。”

11位布尔什维克党人中有几位化了装：列宁剃了胡须，光头上戴着卷毛假发，这顶不合尺寸的假发一直往下滑落。克鲁普斯卡娅说他“怎么看都像是个路德教的牧师”。他们用毛毯遮住了窗户，屋里很热。列宁开始对斯大林、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捷尔任斯基讲话。与此同时，加丽娜·费拉克瑟曼则为他们提供腊肠、奶酪和黑面包，她还在走廊里煮着茶。不过，没人顾得上吃上一口。

“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成熟，是时候夺取政权了。”列宁宣布。可即便到了这个时候，有些与会者依然反对他。没人记下这场会议的记录，但我们知道，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从一开始就支持列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他蓄着胡子，披散着头发——依然没有被说服。他们之间的争论“十分激烈”，但托洛茨基写道，没人能挑战列宁的“思想、意志、信心和勇气”。渐渐地，列宁说服了那些“摇摆不定和充满疑虑的人”，他们开始心怀“力量和决心”。他们来到公寓不久后，门外传来了敲门声。是克伦斯基的警察吗？来者是加丽娜·费拉克瑟曼的哥哥尤里，他为他们送上腊肠，给他们一一倒茶。“那一晚，我们没有得出起义的具体——哪怕是试探性的——方案。”托洛茨基说。11人中有9人支持列宁，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依然反对，他们“深信此时进行武装起义无疑是场赌博，不仅赌上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前途，也赌上了俄国与世界革命的命运”。

支持列宁的党员取得了胜利。他们饥肠辘辘，疲惫不堪，一边大口吃着腊肠，一边取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5天之后的10月16日，在彼得格勒北部郊区的列斯诺伊区杜马议会上，列宁又在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托洛茨基并没有在苏维埃出席）的支持下，对怀疑者展开了批评。“如果我们现在不夺权，历史永远不会原谅我们！”列宁一边整理他的假发，一边大声疾呼。

“我们没有权利冒险并一次性赌上一切。”季诺维也夫反驳。

斯大林帮列宁说话：“我们必须选好日子。”这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前神学院学生说，中央委员会必须拥有“更多的信心……眼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通往革命胜利……一条是不相信革命，反对革命……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提议……会给反革命阵营以组织反抗的机会”。斯大林警告道：“如果不相信革命，我们会不断地撤退，革命将以完全失败而告终。”

列宁获得了9票赞成，2票反对。中央委员会推选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和另两位同志为军事革命中心成员，并让他们和托洛茨基在苏维埃的军事革命委员会（MRC）“融合”。将在不久之后夺取政权的决策层依然没有完全形成。戴着假发的列宁又暂时躲避了起来。克伦斯基感觉到了暴雨将至，加强了警戒：德军已近在咫尺，彼得格勒危在旦夕。他把效忠于他的前线军团召回首都。暴乱一触即发。

10月18日，加米涅夫在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新生活》发表了一篇文章，公开批评“具有毁灭性的”起义。反讽的是，就在1917年，当时的列宁一以贯之的激进，而那时的加米涅夫却站在他这一边。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加米涅夫“情感充沛”，是唯一始终如一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背叛了中央委员会！”列宁勃然大怒，“我要把这两个罢工调停者开除。”然而，季诺维也夫没有放弃反对姿态，他在一封密信中继续展开讨论。作为《工人之路》的主编，斯大林发表了这封信。[1]

10月20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托洛茨基公开指责斯大林不应该发表这封密信。斯大林愤怒地提出辞职，他被挽留了。这是两位布尔什维克党要员的首次冲突。托洛茨基号召开除“罢工调停者”；斯大林则提议说他们“必须服从命令，但依然保留党籍”。加米涅夫试图退出中央委员会，但他仅仅退出了决策层。斯大林发表了一篇文章，号召准备起义的民众：“布尔什维克党发出号召：做好准备！”[2]

布尔什维克党正在做自身方面的准备。在斯莫尔尼宫三楼的办公室内，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组织召开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次组织会议：这其实是个布尔什维克党内小组，却以苏维埃的名义运行。它——而非斯大林的军事革命中心——将成为革命的总部，而斯大林并非其成员。[3]

10月21日，军事革命委员会宣称接管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作为党内核心成员，斯大林起草了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议案。他提议自己发表关于“民族问题”的演讲，而列宁负责发表主题为“土地战争和权力”的演讲，托洛茨基分析“当前形势”。23日，军事革命委员会占领彼得保罗要塞。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即便是近视眼的莫洛托夫也开始在斯莫尔尼宫的办公室内练习开枪。那一天，斯大林报告称：“由工农组成的新政府必须替代由地主和资本家构成的当前政府……如果我们团结一致，万众一心，没人胆敢挑战人民的意志。”

10月24日（星期二）早上，克伦斯基下令突袭斯大林位于图鲁德印刷所的报纸。斯大林眼睁睁看着士兵撕碎报纸，没收机器，控制整个办公室。他已经让这些布尔什维克党报运作了起来：正如在后世的政变中，夺取电视台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在1917年，没有报纸支持的革命也是无法想象的。斯大林一边下令把已经印出来的报纸发出去，一边呼叫赤卫军增援。沃里尼亚军团派来了支援部队。中午的时候，斯大林重新夺回了印刷所。当天晚些时间，他宣布报纸“再次运作”。但他却因此错过了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领导层为革命暴动分配了任务。斯大林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任务名单上，托洛茨基指责他“退出游戏”：

布勃诺夫：铁路

捷尔任斯基：邮局及电报局

米柳京：粮食供给

波德沃伊斯基（后更换为斯维尔德洛夫）：监控临时政府

加米涅夫和文特：与左翼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中的激进分子）谈判

洛莫夫和诺金：联系莫斯科

这份名单上的大多数人并非党内高层人员，因此并不能说明什么：当时，列宁依然藏身于他处，托洛茨基本人既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也没有出现在名单上，倒是“罢工调停者”加米涅夫的名字赫然在列。历史学家们听信了托洛茨基对该事件的描述（托洛茨基的文章才华横溢却充满偏见），都说斯大林“错过了革命”，但这根本经不起推敲。他的确不是革命那天闪亮的明星，但他之所以没有被分配任务，并不是因为他不重要，而是因为他正忙于处理被突袭的报纸印刷厂。即便托洛茨基本人也承认：“我们主要通过斯大林和列宁联系。”这份工作很难说是无关紧要的。（托洛茨基又落井下石：“这是因为他是最不受警察关注的人。”）

如果说斯大林“错过了革命”，那他也仅仅错过了24日白天的几个小时，而整场革命暴动延续了两天时间。那天早上，他身在报纸编辑部。然后，他被列宁传唤：据玛格丽塔·福法诺娃回忆，斯大林原本打算在理工学院发表演讲，然而，突然，“他收到了来自于V．I．的消息”。列宁正在福法诺娃的公寓里大发脾气。如果当时斯大林在场的话，他就会听到列宁的吼声：“政府快要倒台了！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给它致命一击……我们不能再等待了！我们会因此失去所有！”

斯大林赶往斯莫尔尼宫。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已经抵达。他和托洛茨基发表了讲话，声称革命并非有策划的起义，而是政府压制布尔什维克党所引发的暴动。[4]“我们在前线占据了主动，”斯大林解释说，“临时政府正在摇摆。（巡洋舰）‘阿芙乐尔’号下令对桥梁开火——无论如何，我们会夺下那些桥。容克和军队中发生了分裂。《工人之路》再次投入运作。我们还没拿下电话局。我们已经拿下了邮局……”赤卫军和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已经在路上了。

“我在革命之夜在斯莫尔尼宫遇到了斯大林。”塞基拉什维利说。斯大林是如此兴奋，以至于“和他平日的严肃与机警不同，他宣称大局已定”。那天晚上，光辉的“十月革命”的夜晚，斯大林回到了阿利卢耶夫家。“是的，万事俱备，”他对女孩们说，“明天我们就会采取行动。我们已经控制了所有区域。我们将要夺取政权。”

斯大林和列宁保持着联系。“老头子”几乎每隔一小时就会向军事革命委员会递纸条。苏维埃代表大会即将举行，列宁继续鼓舞着士气。代表大会拟于第二天举行，但列宁希望能提前。“他们又害怕什么呢？”他在其中一张纸条上写道，“问问他们有没有100个值得信任的士兵或配有来福枪的赤卫队员。那就足够了！”

列宁倍感失望，而他有理由失望。“十月革命”是20世纪最重要的标志性历史事件。在此之后，它被苏联的意识形态宣传神化，被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披上浪漫主义的色彩，在爱森斯坦的伟大杰作《十月》中被歌颂，也被斯大林虚荣地夸张至几近荒诞。

被困在福法诺娃公寓里的列宁不知道为何革命暴动还未发生。“只剩下一层窗户纸了，”那天晚上，他如此写道，“今晚必须决定所有事宜。只许胜利，不许失败！”他来回踱步。福法诺娃害怕他会遭到逮捕，请求他不要出门。可是，当晚10点50分，列宁再也按捺不住了，夺门而出。

[1]　斯大林此举无疑是明智的：他利用加米涅夫维持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平衡，也缓和了他和其他党内要员的关系。在列宁去世之后的权力争夺战中，这些人对他的支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　这篇发表于10月20日的文章有个极具宗教意味的题目：“巴珊的公牛困住了我！”这篇文章很少被引用，但斯大林在其中阐明了他和党对待新俄罗斯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态度。马克西姆·高尔基虽然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长期资助者和创始人之一，但他当时却对革命持保留态度，并声称他“不能保持沉默”。斯大林嘲讽说这种“被吓坏了的神经质……实在是‘巴珊的公牛困住了我’似的哭喊。对于此，这就是我们的回答”。斯大林警告道：“迷惑的知识分子们就像青蛙一样呱呱叫个不停。革命可不会对名人卑躬屈膝。他们要不为我们服务，要不——如果他们拒绝接受这个事实——就完全消失。”

[3]　托洛茨基领导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成立于10月9日。他喜欢重用自己所招募的新人而非布尔什维克党员，比如说安东诺夫-奥西哥。斯维尔德洛夫、莫洛托夫和捷尔任斯基是该组织成员。那么，为什么斯大林不是呢？这有可能是因为斯大林在8月时与军事组织的冲突或他好斗的性格让斯维尔德洛夫产生了犹豫，因此没有邀请他。但更有可能的是，斯大林正忙于负责党的报纸并和列宁保持联系，这两项工作同样极为重要。斯大林作为成员的军事革命中心基本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虽然后来斯大林的宣传家声称它是革命的中坚力量。

[4]　“在军事革命委员会内部有两种声音，”斯大林说，“第一种说我们应该立刻组织起义，第二种说我们应该增强武装。中央委员会支持第二种观点。”

42　光辉的1917年10月

“我去了你不想让我去的地方。”列宁给福法诺娃留下了一封潦草的信。“伊里奇让我去把斯大林叫过来，”列宁的保镖拉西亚说，“然而，他意识到这会浪费时间。”他赶紧把卷毛假发粘在头上，戴着一顶工人帽，在脸上绑上绷带，还戴上了一副夸张的眼镜。接着，他和拉西亚消失在了暗夜中。

列宁跳上一辆电车。他是如此紧张，以至于一上车就搜了检票员的身，还教育了她一顿，向她阐述了革命策略。我们无从得知这位检票员是否意识到这个戴着假发、眼镜和绷带的行为古怪的人就是列宁。那天晚上，彼得格勒可能到处都是这样的人。列宁来到布尔什维克党的总部斯莫尔尼宫附近，却被一个高大的政府巡逻兵拦了下来。不过，巡逻兵以为他是个无关紧要的醉汉，把他释放了。他很清醒，也不是无关紧要的。

午夜时分，列宁抵达“伟大的斯莫尔尼宫”，里德说，斯莫尔尼宫“灯火辉煌”，“像个巨大的蜂巢嗡嗡作响”。赤卫队——“一群穿着工装的男孩，背着带刺刀的枪，神情紧张地交头接耳”——在篝火边暖着手。装甲车和摩托车开进开出，可没人认得出列宁。他的身上没有证件，所以赤卫队不让他进门。

“简直一团糟！”拉西亚喊道，“我是（代表大会）代表，可他们却不让我进去。”人群支持他们，两人被推了进去。“列宁终于笑着走了进来！”[1]可是，当他脱下帽子时，他的假发却一同掉了下来。

斯莫尔尼宫变成了野炊营地。苏维埃代表们在恢弘的宴会厅里集合，地板上到处是报纸、香烟头和被褥。士兵们在走廊上打着盹儿。楼下的餐厅里，烟味、汗臭味、尿味与炖白菜的香味融合在了一起。列宁匆忙地走过走廊，还竭尽全力地用手按着假发，他不希望被人认出来。然而，孟什维克党人丹发现了他。

“我被无赖们发现了。”列宁低语道。

10月25日，星期三凌晨，穿着皮大衣、戴着帽子的斯大林和列宁一起在斯莫尔尼宫36号房间召开了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受到了邀请。列宁坚持要加速革命。苏维埃大会代表也在同一幢楼内集合开会。

列宁开始起草有关土地与和平的关键性政令——他依然保持着乔装打扮，托洛茨基饶有兴味地说这是个“古怪的场面”。革命在进行时中。布尔什维克党助理莎拉·拉维奇回忆，中央委员会在“狭小的房间里，一张昏暗的桌边”连续开了两天的会，“大衣都扔在了地上”。“不断有人来敲门，通知他们起义最新的胜利情况。在场的有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信使抵达；10号房间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和36号房间的列宁与中央委员会发出命令；两个组织“极速运转着，吐纳着喘着大气的信使，将生杀予夺的权力交给离开的人民委员，电报声此起彼伏”。

“斯大林往来于两个房间，”同样在斯莫尔尼宫的塞基拉什维利回忆，“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他从来没有如此紧张而又疯狂地工作过。”首都的空中不断传来枪声，却没有战争的迹象。发电厂、邮局和尼古拉火车站被先后拿下。除了冬宫尼古拉大桥，其余所有大桥都被占领。早上6点，占领国家银行。7点，占领中央电话局。8点，占领华沙火车站。[2]不过，至关重要的波罗的海水兵迟到了。那一天，政府仍在运作——至少没有倒台。

与此同时，在冬宫的总部里，坏消息接踵而至。上午9点，克伦斯基终于意识到只有把前线的军队调回彼得格勒才能挽回局势，也只有他自己有能力召集他们。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他连一辆出行的车都没有。终于，他的手下从美国大使馆调来了一辆雷诺和一辆笨重的皮尔斯箭头老爷车。克伦斯基赶紧离开冬宫的紧急作战指挥部，开进了城区。

在斯莫尔尼宫，苏维埃代表们已经做好准备——可是冬宫依然没有被攻陷，甚至还没有被包围。那里仍是政府所在地，由400位年轻的候补军官、一个女兵营和几个哥萨克营守卫着。一个摄影师说服其中几位女兵，在她们的路障前拍照。“整个场面就像是一出喜剧歌剧。”见证了那一天的美国记者路易斯·布莱恩特说。在他们的营地之外，布尔什维克党的军队开始聚集，虽然他们的速度出奇地慢。司法部长马良托维奇说，被困在冬宫内的部长们就像“被所有人抛弃了，像被困在一个巨大的捕鼠器之中”。

在一场中央委员会正式会议之后，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叶努基泽、年轻的莫洛托夫，以及其他党内要员开始讨论新政府的构成。他们首先得决定它的名称。列宁希望规避“内阁”这个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词——“愚蠢的、过时的字眼”。他提议用“委员”。

“我们已经有太多‘委员’了，”托洛茨基说，“要不叫‘人民委员’？以主席——而非总理——为首的‘人民委员会’？”[3]

“太棒了！”列宁喊道，“这听上去革命气息浓极了！”

即便到了这个时候，这些布尔什维克党内领袖依然在策略性地作出谦让——这始终是该党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列宁提议托洛茨基担任总理。可是，一个犹太人是无法成为俄国总理的——托洛茨基拒绝了，坚称列宁才是理想的人选。斯大林被推选为民族问题人民委员，作此提议的很有可能是列宁。据叶努基泽日后告诉塞基拉什维利的，斯大林也谦虚地推托了，他说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而他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也很忙，他甚至说他满足于做一个普通的党员。列宁大笑着说出了一句话，这句话有可能就是说给斯大林听的：“难道你认为我们中的任何人有这方面的经验吗？”列宁坚持让斯大林担任民族问题人民委员，而斯大林终于接受了——这是他于17年前做第比利斯气象站气象员之后第一份真正的工作。不过，那个时候，一切都显得如此不真实——在有些中央委员看来，人民委员的任命“似乎有点轻率”。

布尔什维克党总部的门打开了，“混杂着香烟味道的陈腐空气席卷而来”。约翰·里德“瞥见蓬头垢面的男人们在一盏电灯下俯身研究着一张地图”。可是，这个时候，他们还未攻克冬宫。

列宁极为兴奋。托洛茨基和军事革命委员会命令彼得保罗要塞朝涅瓦河对岸的冬宫开火，可他们发现只有6门高射炮。而这6门高射炮中有5门已经几个月没有清洁了，只有一个还能用。要塞军官通知布尔什维克党这些高射炮都坏了。委员们不懂高射炮只要经过清理就能再使用，于是命令水兵们扛去了3门小型3英寸高射炮。然而，他们又发现没有匹配的炮弹，而这种炮也缺乏准头。直到那天傍晚，他们才明白只要把原先的高射炮清理干净就行。

在斯莫尔尼宫内，列宁又发起了脾气。这幢建筑“巨大的外墙被灯火点亮……一辆巨大的灰色装甲车拉着震耳欲聋的警报从炮塔里开了出来，上面插着两面红旗……灯光昏暗的长走廊上到处都是来往的人群，呼唤着，叫喊着”。士兵们穿着“土色的外套”，武装工人们穿着“黑色上衣”。人们经常看到像加米涅夫这样的领导人跑下楼梯。

克伦斯基的内阁仍然控制着冬宫，但列宁急于出席他的首次苏维埃大会。午夜3点，托洛茨基向苏维埃代表介绍了列宁。列宁获得了领导权。当他回到36号房间时，冬宫还没有被攻克。

列宁在小办公室里来回踱步，“就像牢笼里的狮子”。“V．I．（列宁）大发雷霆。他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冬宫，”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尼古拉·波德沃伊斯基说，“他甚至要开枪打死我们！”几个政府军军官遭到逮捕，“斯莫尔尼宫的有些同志”——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就是列宁——想把他们枪决，以杀鸡儆猴。

晚上6点，身在冬宫内的见习军官决定放弃舰艇出去吃饭，他们已经一整天没有进食了。一些哥萨克骑兵忍受不了冬宫内的“犹太人和乡下人”，也离开了。女兵营里也有些人离开了。

这场由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起义并没有按照计划发展：他们决定在彼得保罗要塞的旗端亮起红灯笼作为向冬宫发起进攻的信号。可是，当这一刻真的来临时，彼得保罗要塞上根本没有亮起红灯笼，因为找不到红灯笼。一个布尔什维克委员不得不出门寻找这种稀有物品。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灯笼，可它不是红色的。让事情变得更糟的是，此人在黑夜中迷了路，还掉进了一个池塘。当终于回到要塞时，他竟然不知道怎么升起这个灯笼——无论它是不是红色。进攻信号根本没有发出。

最终，25日晚6点半，布尔什维克党命令“阿芙乐尔”号和“阿穆尔”号沿河而上。他们发出最后通牒：“政府及军队须无条件投降。最后通牒于7点10分过期，之后我们会立即开火。”设定的时限过去了。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虽然列宁和托洛茨基不断下令，有人依然螳臂当车，想要阻止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向冬宫的进军被拖延了。

白胡子的彼得格勒市长格里高利·施耐德正在市政厅讨论如何让冬宫免遭炮火摧毁。突然，他提出只身前往冬宫。市政议员支持他。于是，这位市长、两位市政议员和粮食部长普罗科波维奇——这四位资产阶级的穿着十分考究，带丝绒领子的披风、齐身大衣和怀表——像四只游行的企鹅一般并列着出发了。他们没有携带武器，每人的手里都攥着一把雨伞、一只灯笼和一根肉肠——这是给冬宫里的人的晚餐。他们先是来到斯莫尔尼宫，受到了加米涅夫的接待。加米涅夫指派莫洛托夫护送他们去冬宫。于是，在沉闷的莫洛托夫的陪伴下，四个手执肉肠和雨伞的人高唱着《马赛曲》走向了涅夫斯基大道。他们在卡赞火车站外的关卡被赤卫队拦了下来。

市长要求赤卫队让路，要不就把他们这几个手无寸铁的人杀了。约翰·里德记录下了他们的对话。

“不，我们不杀没有武装的俄国人民。”关卡的指挥官说。

“我们要向前进！你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普罗科波维奇和施耐德说，“你们又能干什么呢？”

“我们不能让你通过，”士兵说，“我们会有行动的。”

突然间，一个水兵大笑了起来。“我们会打你们的屁股！”他的大笑声打破了这几位通关者所营造的悲壮氛围。“我们会打你们的屁股。”

市长的行动以哄笑而告终，但冬宫依然没有被攻克，虽然这个时候守兵已经喝上了沙皇酒窖里的上好葡萄酒，他们都有点醉了。与此同时，这座城市并没有停摆：车辆在桥上穿行，电车在街道上奔驰，那天晚上，夏里亚宾还在那罗丁圆顶剧院表演《唐·卡洛》。“全世界都仿佛在涅夫斯基大道上闲庭信步。”妓女就像船上的老鼠或煤矿中的金丝雀，她们是对危险最敏感的人群。可目前，她们依然在街上招揽着客人。塞基拉什维利说：“街上全是乌合之众。”

最终，当晚9点40分，“阿芙乐尔”号发射了空弹头：这是进攻的信号。在冬宫里，女兵营内发生了混乱，很多女兵被空弹头吓坏了，不得不待在密室里恢复镇静。冬宫外，布尔什维克指挥官波德沃伊斯基和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西哥——在此之前，列宁还想因其无能而对其处以枪决——召集了占有绝对优势的军队。

彼得保罗要塞的士兵向冬宫发射了36枚6英寸炮弹。只有两枚击中了冬宫，但这足以对守兵形成威慑。装甲车上的机关枪对冬宫外墙进行扫射，一小群水兵和赤卫队冲了进去。他们发现冬宫非但没人守卫，而且连大门都没关上。安东诺夫—奥西哥承认：“进攻混乱不堪。”凌晨2点，他们进入了冬宫，一一搜查房间。

斯莫尔尼宫吊满水晶灯的大厅里弥漫着“蓝色的香烟”和“令人窒息的异味”。“野蛮……黑皮肤的乡下布尔什维克党人”（苏哈诺夫之语）不想再推迟苏维埃大会了。可是，克伦斯基依然是冬宫名义上的统治者，所以列宁还不能现身。于是，托洛茨基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站出来讲话了。当马尔托夫和孟什维克党人指责列宁的“疯狂和犯罪行径”时，托洛茨基——“他消瘦嶙峋的面孔令人联想到居心叵测的魔鬼”——说出了人类历史上最具摧毁性的解雇通知：“你们这些可悲的破产者！打道回府吧！回去历史的垃圾箱！”

“好，我们走。”马尔托夫回嘴道。孟什维克党人愚蠢地走出了大厅——走进了历史的垃圾箱，他们再也没有回到过权力的殿堂。塞基拉什维利——这位孟什维克党人“不同意抵制”——沮丧地在斯莫尔尼宫的走廊里来回游走，直到“斯大林非常友好地拍了拍他的肩，用格鲁吉亚语和他讲话”。斯大林想让他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塞基拉什维利拒绝了，但仍有很多像维辛斯基这样的孟什维克党人接受了邀请。此后，他们中的有些人成为了斯大林最忠实的属下。[4]

在冬宫附近的街道和桥梁上，炮火的轰鸣声终于驱散了好奇的观望者。塞基拉什维利说：“妓女曾像鸟儿一般站满涅夫斯基大道，而现在，连她们都不见了。”

冬宫中悬挂着猩红色的锦缎，金色和孔雀羽毛般绿色交相辉映的房间里——1905年之前，这是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家人用餐的地方——克伦斯基的大臣们依然在商讨让谁担任“独裁者”。突然之间，他们决定放弃，准备投降。

就在这个时候，房门被打开了。

[1]　早些时间，约翰·里德见证了托洛茨基被禁止入内的那一幕。

“你认识我。我叫托洛茨基。”

“你不能进去。名字对我来说没意义！”

“可我是苏维埃的主席！”

“如果你那么重要，你至少得有张证件吧！”守卫驳斥道。他叫来了另一个同样迷惑不解的军官。

此人说：“托洛茨基！我听说过这个名字。我想放他进去应该没问题吧……”

[2]　党内的年轻领导人，比如说莫洛托夫和捷尔任斯基，被派往前线：莫洛托夫带领一帮赤卫队员逮捕了一份社会革命党报纸的编辑，然后又逮捕了一帮在圣议会（Holy Synod）集会的孟什维克党反革命分子。

[3]　苏联变成了一个到处是首字母缩写的国家：人民委员被称为“Narkoms”；人民委员会被称为“Sovnarkom”；其主席（具有实权的总理，前后分别为列宁、李可夫、莫洛托夫和斯大林）被称为“Predsovnarkom”。这些缩写一直被沿用，直到斯大林于“二战”结束时再次引入部长制。

[4]　塞基拉什维利并不是唯一一个斯大林想要招募的孟什维克党人。亚历山大·特罗扬诺夫斯基——在维也纳曾招待过斯大林的贵族军官——当时已从布尔什维克党转投孟什维克党。有一天，他正在街上走着，突然，一双手蒙住了他的眼睛。“你是加入我们还是反对我们？”斯大林问道。

43　权力：斯大林走上前台

“一个矮个子走了进来，就像一片被海浪冲刷上岸的碎石，他身后的人群簇拥着他上前……他有一头铁锈色的长发，戴着一副眼镜，蓄着修剪过的泛红的髭须，留着一小簇胡子。”司法部长马良托维奇回忆说，“他的衣领、衬衫、袖口和手全都脏兮兮的。”

“这里是临时政府，”代理总理科诺瓦洛夫说，“请问有何贵干？”

“我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宣布，你们所有人……被逮捕了。”安东诺夫—奥西哥回答。

那时大约是10月26日凌晨1点50分。冬宫的新主人开始“把地毯、窗帘、床单、瓷器和碗碟都拿了出来”。一个士兵把一根鸵鸟毛插在了军帽上，而那些仍穿着蓝色、红色和金色制服的冬宫旧主则试图阻止他们。冬宫里并没有发生杀戮，爱森斯坦电影里所展现的伤亡比真实情况多得多。塞基拉什维利说：“涅瓦河把克伦斯基政府冲走了。”

正当部长们被囚禁着运往彼得保罗要塞时，安东诺夫—奥西哥完全失去了对冬宫的控制，女兵营里有人被强奸了。“酒窖的归属权变得至关重要。”他说。尼古拉二世的酒窖里有凯瑟琳女皇时期的托卡伊灰皮诺干白和这位沙皇最钟爱的滴金酒庄1847年的甜白葡萄酒。然而：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兵团……完全醉倒了。我们革命的靠山帕夫洛夫斯基也无法抵抗美酒。我们派去的其他兵团的守卫队——也都彻底醉倒。我们继续增派人手，从兵团委员会调派守卫——可他们也对美酒毫无抵抗力。我们命令装甲车驱散人群，可是，不久之后，他们又可疑地回来了。当夜幕降临时，一场酒神的狂欢拉开了帷幕。

愤怒的安东诺夫—奥西哥召来了彼得格勒消防队。“我们试图用水冲酒窖，可这些消防员……也都醉倒了。”委员们把酒瓶子砸在冬宫广场上，但“群众俯身在阴沟边上喝了起来。酗酒的狂欢感染了整座城市”。

最终，列宁的人民委员会指派了一个冬宫特别委员，并赋予了他至高的权力。可是，安东诺夫—奥西哥冷冷地说：“此人也并非完全可靠。”

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加米涅夫终于激动地宣布：冬宫被攻克了。就在这个时候，列宁脱下了假发，去掉了化装，以俄国新领袖的形象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与此同时，渴望亲眼见证大会开幕的安娜和娜迪亚·阿利卢耶娃走到了斯莫尔尼宫，溜进了会议大厅：“礼堂里群情激昂，欢呼雀跃，我们猜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忽然，我们看到斯大林从人群中向我们走来，对我们招了招手。”

“啊，是你们！真高兴你们能来。你们听说了吗？冬宫被攻克了，我们的人占领了那里！”

布尔什维克党人快要因疲劳而晕倒了。费奥多·阿利卢耶夫——安娜和娜迪亚的哥哥，索索的新助理——说：“在10月（起义）时，斯大林同志整整5天没有睡觉。”他们吃饭不定时，只能忙里偷闲时在地板上小寐一会儿。

“这座城市平静了下来，可能有史以来，它从来没有这么平静过。”约翰·里德说。当布尔什维克党的军队成功占领彼得格勒的消息传到斯莫尔尼宫后，列宁终于放松了。他开始开起（加米涅夫的）玩笑，并在地板上铺了一层报纸躺了下来。“走廊上全是匆匆忙忙跑来跑去的人，他们双眼凹陷，全身邋遢”，但在委员会办公室里，“人们在地板上躺了下来，身边都放着枪”。

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们都坐着睡着了，或者直接躺在了斯莫尔尼宫办公室的地板上。“无比疲倦的斯大林仍在起草着告民众书，直到他最终在桌边的椅子上睡着了。”费奥多·阿利卢耶夫回忆说，“狂喜的卢那察尔斯基（文化人民委员会委员）踮着脚走到他身边，亲吻他的额头。斯大林同志醒了过来，愉快地嘲笑了A．V．卢那察尔斯基好一阵。”

列宁和托洛茨基并排在报纸上躺了下来。“你知道么，”列宁对托洛茨基叹了口气，“这么快从被迫害和流亡变成夺取政权，这简直让人晕头转向！”

10月26日清晨6点，“微弱、苍白的晨光在寂静的大街上弥散了开来，营火渐渐黯淡，这个可怕的清晨为俄国披上了一层阴影”，“白天到来了，城市陷入了疯狂和混乱”。街道恢复如昨。什利亚普尼科夫说，“资产阶级们，从守卫军官到妓女”，在街道上再次现身。苏维埃代表大会定于下午1点召开，代表们开始聚集起来，可直到晚上7点，列宁还没有出现。

最终，晚上8点40分，他在一片掌声中抵达了——“他矮小、壮实，肩上顶着个大脑袋，谢顶，脑门突出，小眼睛，鹰钩鼻，大嘴巴，真是个外貌古怪的领袖，”里德记叙道，“他是完全靠智慧赢得民心的领袖，一个看似平淡的领袖——毫无幽默感，不妥协，冷静，客观。”

“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建构社会主义秩序！”列宁简洁地宣布。当他发表演讲时，他习惯性地一只脚腾在空中。“我看到他的鞋底有个洞。”莫洛托夫说。

凌晨2点30分，加米涅夫[1]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舞台上宣布新政府成立。索索以“J．V．朱加什维利—斯大林”之名出现在了名单上。他还未为民众所知，也不被那些流亡海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赏识。然而，事实上，列宁和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党高层早就对他刮目相看了。

“那些日子里，”费奥多·阿利卢耶夫——他的回忆录是如此真实，以至于从来没有出版过——说，“斯大林同志只被那些和他有过来往的小圈子认识……这些人参加过地下活动，或对革命作出过真实的贡献并真正信仰革命，而不是那些夸夸其谈而又令人厌烦的自夸者。”

现在，整个苏维埃政府都在一个房间的一张桌边夜以继日地工作。“革命胜利后，斯大林搬进了斯莫尔尼宫，”费奥多·阿利卢耶夫说，“刚开始3天，我们一步都没有离开过。”莫洛托夫说：“我和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坐在一边，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坐在对面。我们试图把新生活的图景描绘出来。”斯大林曾回忆，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决定取消军队中的枪决，列宁听到了他们的对话。“无稽之谈！”列宁吼道，“没有枪决，哪儿来的革命？”列宁显然不是在开玩笑。

政权出人意料地触手可及，但稳定政权的生死大战才刚刚展开。列宁不想与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分享政权，但加米涅夫却试图说服他和他们谈判。当加米涅夫的提议遭到拒绝时，他递交了辞呈。与此同时，克伦斯基将彼得格勒外普尔科沃高地的一帮哥萨克骑兵与孟什维克党领导的罢工铁路工人联合起来，要求成立联合政府。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塞尔戈及捷尔任斯基一起组织彼得格勒保卫军。

在接管政权的最初几个月，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形成了一个互不可缺的三人小组。当时的列宁腹背受敌，党内充斥着不少妥协分子、糊涂虫和自吹自擂者。于是，他把他的要员分成两大派：“行动者”和“喝茶者”。党内的“喝茶者”实在太多了。如果新政权业已迈入平稳期，那么，由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代表的“喝茶者”或许真能派上用场。可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列宁需要最强硬的助手，而他也的确一直和他们在一起。在政权移交的最初几个小时内，列宁曾下发过一条指令。虽然这条指令没有具体日期，但我们依然能从中看到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特殊地位：

给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守卫处的指令：

如无特殊邀请，任何人不得入内，除了：

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

这个名单还包括列宁的个人助理。然而，就在助理的名字之上，出现了两个手写的——很有可能是列宁亲自写的——名字：

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

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

“列宁没有一天缺得了斯大林。”斯塔尼斯劳·帕斯特科夫斯基——这位波兰布尔什维克党人已经成为斯大林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中的第一秘书。有时，列宁会让斯大林联署他在人民委员会下达的命令。“列宁统领着斯莫尔尼宫办公室。他每天会叫斯大林无数次，有时会直接来我们的办公室把他叫走。”有一次，帕斯特科夫斯基看到两人在楼梯上一起研究地图。

斯大林在高加索的两个干将卡莫和钦察泽也来到了彼得格勒。“我发现斯大林独自一人在房间里，”钦察泽说，“我们很高兴再次相见。”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列宁走了进来。

“这位是科捷·钦察泽，”斯大林对列宁说（列宁早已认识卡莫），“他就是我在高加索攻袭银行的老队员。”

然而，和其他滔滔不绝的布尔什维克党要员不同，斯大林只会“咕哝着”和他的助理帕斯特科夫斯基交流。在后者看来，斯大林喜怒无常，沉默寡言，就更别提他和和谁唠叨闲聊了。[2]

1917年11月23日，中央委员会成立了权力核心小组——“四人局”（Chetverka）。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成了苏俄最具权势的人，有权力“决定所有紧急问题”。不过，斯维尔德洛夫成为了国家元首（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于是在四人组中扮演着党秘书的职责。因此，托洛茨基说：“‘四驾马车’变成了‘三位一体’。”

列宁继续推行他的革命政策：“和平，土地，面包！”他和德皇威廉二世展开了和谈。当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向他汇报进展时，列宁回答：“我得先咨询一下斯大林，然后再给你答复。”10月27日，所有持反对意见的媒体都被禁声了。11月4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赋予自己独立于苏维埃管辖的权力。军事革命委员会当初是列宁的命令执行者，可是，在11月7日，他创立了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缩写“契卡”，以捷尔任斯基为主席。契卡——苏联国家政治管理局（OGPU）、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克格勃（KGB）和今日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的前身——拥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

列宁对一位熟人如此说道：“我们正在执行灭绝行动。你难道不记得皮萨列夫是怎么说的吗？‘粉碎，粉碎所有一切，打击，摧毁！所有被毁灭的都是垃圾，它们没有权利生存！活下来的才是好的。’”我们至今仍能看到列宁手写的指令。他下令开枪、处决、对“吸血鬼……蝙蝠……蚂蟥”处以绞刑。他问道：“连火枪队都没有还革什么命？如果我们连白卫军的破坏分子都对付不了，还革什么命？如果那样的话，一切不过是一场清谈和一碗玉米糊！”他要求“找到更为强硬的人”。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已经足够强硬了。托洛茨基说：“我们必须将天主教友会那些关于人命神圣论的胡言乱语一网打尽。”斯大林对“大清洗”有着相似的旨趣。

“他开始更加自信起来。”托洛茨基写道，“不久之后，我发现列宁正在‘提拔’斯大林。在列宁看来，斯大林的坚决、固执以及其智慧和勇气是革命不可或缺的特质。”[3]憎恨托洛茨基的莫洛托夫说：“列宁从一大堆人中选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作为领袖，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们的确是最聪明的人。”不久之后，连苏哈诺夫也意识到斯大林“掌握了革命和国家的命运”。托洛茨基说，这个格鲁吉亚人“业已习惯了手握大权”。

斯大林的崛起是必然的。富有智慧和政治手腕、自信、善于思辨、对暴力有信仰和经验、敏感、报复心重、富有魅力、残酷无情，还有独一无二的古怪个性——他早就是这样一个人，他需要的只是一个舞台。1917年，他终于得到了施展拳脚的舞台。

如果身在历史的任何其他时期，斯大林都不可能最终爬上权力巅峰：他成就了他自己，可历史同样造就了他。在此之前，一个格鲁吉亚人统治俄国是不可想象的，但在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念下，这变成了可能。斯大林之所以能成为领袖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苏联的被孤立、布尔什维克党对铁血男子气概的推崇、“一战”所残留的肃杀氛围，以及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想。如果不是新政府初期列宁打败了加米涅夫的温和派，并由此采取了如此集权的领导方式，斯大林亦是不可能掌权的。这是一个完全为斯大林准备的舞台。现在，斯大林即将正式蜕变为“斯大林”。

他生长于宗族冲突此起彼伏的高加索；他在地下革命斗争中完成了成年礼，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下，暴力、狂热和忠诚是生存的法则；他经过一次次斗争的洗礼，历经人生的跌宕起伏；他是个稀有的政治人物——融合了暴力和理想，既是经验丰富的武装斗争者，又是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最为重要的是，他相信他自己，相信他的统治方法是解救这一深陷危难的国度的唯一方式，也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唯一路径。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权力斗争在新政府的第一次会议上便拉开了帷幕。在这个风云际会的历史时刻，个人的性格缺陷和政治野心与圣洁的辩证唯物主义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第一届人民委员会会议——用布尔什维克党的缩写来说，即Sovnarkom——在列宁位于斯莫尔尼宫的办公室举行。它看上去像个草台班子，一点儿也不专业，以致列宁和他的新帝国之间唯一的联系仅仅是一块没有上漆的木屏风后的“小房间，里面坐着他的接线员和打字员”。无须惊奇，最先到来的是列宁最信赖的两个手下。托洛茨基写道：“斯大林和我最先抵达。”

两人一进门就听见木屏风后面传来窃窃私语的情话，“十分温存的对话”。“德边科（海军人民委员）正用他那低沉的男低音说着话，他是个黑胡子水兵，年仅29岁，是个欢天喜地而又自信的巨人”，而他“正和亚历山德拉·科隆泰走得很近。科隆泰是个贵妇，快要46岁了”。就在这个即将决定历史走向的时刻，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偷听到了科隆泰最新的桃色丑闻——“党内已传得沸沸扬扬”。

犹太人托洛茨基和格鲁吉亚人斯大林——他们都极为傲慢，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救世主；他们都是杰出的政治领袖，也都是深邃的思考者、残酷的行动执行者和超越等级军衔制约的局外人——互望了一眼。斯大林被逗乐了，而托洛茨基却十分震惊。“斯大林出人意料地扬扬得意，他朝屏风的方向耸了耸肩，得意地笑着说：‘他和科隆泰在一起，科隆泰！’”[4]可托洛茨基没有被逗乐：“在我看来，他的举动和笑声是不合时宜的。特别是在那种场合、那个地方，他的粗鲁简直让人无法容忍。”

“那是他们的私事！”托洛茨基呵斥道。而“斯大林感觉到他说错了话”。

紧接着，令人着实称奇而又难以想象的一幕发生了：斯大林——这个格鲁吉亚鞋匠的儿子，这个即将迈上苏联政坛之巅的大人物——瞬间感觉到托洛茨基是他的天敌。

托洛茨基说，斯大林“再也没有和我说过一句带有个人色彩的话。斯大林的脸变了，他黄色的眼珠闪烁着敌意”。

[1]　列宁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加米涅夫担任布尔什维克党首位国家元首，即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但他的任职仅有几天时间。很快，斯维尔德洛夫取代了他。

[2]　帕斯特科夫斯基的回忆录第一次出版是在1922年。那个版本里还保留着对斯大林的咕哝和阴晴不定的描述。当该回忆录于1930年再版时，这些描述便不见踪影了。

[3]　有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主义是对列宁主义的扭曲，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在“十月革命”之后的几个月内，列宁和斯大林形影不离。事实上，在接下来的5年内，列宁不断地提拔斯大林。理查德·派普斯的《不为人知的列宁》公开了这方面的档案。列宁完全知道提拔斯大林的后果，他说“那位厨师会烧出一手麻辣的菜来”。

[4]　亚历山德拉·科隆泰对待斯大林总是彬彬有礼。后来，她被斯大林任命为苏联驻瑞典大使，并自然死亡；而德边科则在“大清洗”时被枪决了。

EPILOGUE　尾声

老去的尼尼卡

我们的尼尼卡老去了，

他伟岸的肩膀不再挺拔……

这位满头白发的老人

真的曾经拥有钢铁一般的力量？

啊，母亲啊！到底有多少次

他挥舞着“土狼”镰刀，

袒胸露背，在麦田的尽头

突然大声地咆哮。

他肯定搬移过大山

把它们并排而列，

他那滴汗的脸上

喷射着火焰和浓烟。

可他现在连膝盖都动不了，

岁月割去了它们。

他只能躺下，或者做梦，或者告诉

他子孙的子孙

他曾经的过往。

他偶尔会听见

附近麦田传来的歌声，

他那曾经坚硬的心

开始愉悦地跳动。

他颤抖地走出了门。

他拄着拐杖往前走了几步。

当他看到年轻的小伙，

他安慰地笑了起来。

——索塞罗（约瑟夫·斯大林）

老去的“暴君”——回忆往事

黑海岸边加格拉市郁郁葱葱的山间，一个格鲁吉亚老人正坐在山顶宅邸的阳台上。他身材矮小，微胖，挺着大肚子，稀疏的白发和胡须随风飘扬。他穿着灰色的外衣、宽松的裤子。这是一座经过修缮加固的城堡，从阳台往下望，风景一览无遗。老人正在和他那些同样老去的宾客回忆他们的童年……

桌上放着烤肉串和格鲁吉亚人宴请宾客的香辣蔬菜拼盘，还有当地的葡萄酒。老人们用格鲁吉亚语讲述着他们在哥里和第比利斯的童年、他们在神学院的学生时代，以及他们年少鲁莽的行为。他们曾经分道扬镳，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但这无关紧要，因为这位主人“从来没有忘记他的同学和神学院同窗”。

斯大林业已风烛残年。他一生经历了太多太多。他是大元帅，是苏联政府的总理，是苏共总书记。他曾攻克柏林，他是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最高领袖。而现在，索索已经老去。他历经了50多年的风云，治理苏联政府长达30多年，参加了4年的世界大战。他已精疲力竭。在他去世前的好几个月里，他不时地回到家乡，住在他最钟爱的亚热带黑海的海边别墅。他种花养草，密谋布局，阅读书籍——还会在温暖的夜晚聊起往事。

他有时会邀请他的重要下属莫洛托夫或伏罗希洛夫，有时则邀请更为年轻的格鲁吉亚负责人和追随者，但通常，“斯大林邀请他在小时候就认识的格鲁吉亚邻居”。坎戴德·恰尔克维阿尼——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其名字会令斯大林想起他儿时的庇护者，哥里的科捷·恰尔克维阿尼神父——说：“如果有时间，斯大林会和他的同学保持联系。斯大林经常会聊起他的童年故事，他一想起那些曾经的伙伴就会想把他们找过来。于是我们就安排他们在加格拉见面。”斯大林喜欢举行晚宴：“我们邀请彼得·卡帕纳泽和瓦索·叶格纳塔什维利吧……申拉泽怎么样了？他是个著名摔跤手……最好能邀请到他，还有……”

于是，卡帕纳泽、叶格纳塔什维利和其他老人会聚在一起。他们开车从第比利斯来到黑海，爬上陡峭的山坡，通过钢铁大门和守卫保安，来到斯大林秘密的、重兵把守的宅邸“寒溪”。

守卫会带着他们去见斯大林。通常，斯大林都在剪玫瑰花或为他的柠檬树除草，要不就是在阳台上读书或在修建于悬崖之上的凉亭里写作。他还会打台球。系着围裙的女佣送上晚餐，她们几乎是隐形人，干完活就消失。斯大林打开格鲁吉亚美酒。晚宴通常是自助餐形式，所有人想吃什么就拿什么。

“宾客们都很开心。”恰尔克维阿尼说。斯大林十分友好，也很念旧，但他偶然也会发火。“有一次晚宴上，斯大林看到一包格鲁吉亚香烟盒子上绘着一个风骚的女人。”突然，他爆发了：“体面的女人会做这样的动作吗？这完全不可接受！”

恰尔克维阿尼和其他党员承诺会重新设计香烟盒子，斯大林怒火平息。在大多数时间里，索索和他的老朋友“会聊戏剧、艺术和文学，比较少涉及政治”。他会心酸地回忆起他的两任妻子卡托和娜迪亚；他会聊起孩子们的问题——每当他聊起去世的儿子雅科夫，彼得·卡帕纳泽总会绕过桌子，在他耳边低语着安慰他。斯大林悲伤地点着头：“失去孩子的不是只有我一家。”然后，他会回忆他那酗酒的父亲、哥里的摔跤比赛、他在1905年的冒险以及古怪的卡莫、钦察泽和他的行动队员们，还有他在流放时的英勇行为。

“斯大林会想起那些布尔什维克党元老，他会讲起他们的轶事。”当他提起他们的名字时，宾客们不禁微微发抖，因为这些正是斯大林亲手处死的人。有时，他会说他杀错了人——给错了命令。“我很吃惊，”恰尔克维阿尼说，“当他说起那些被他无辜清洗的人时，他的口气就像是个事不关己的历史学家，他既不悲伤，也不愤怒——你根本听不出他对他们有多仇恨，甚至能感受到一丝幽默……”在很早之前，斯大林曾在写给他母亲的一封信中解释过他的这一态度：“有句谚语是这么说的：‘我活着享受紫罗兰；我死了，墓地的蠕虫欢天喜地。’”

当这位老人回忆他神秘的一生时，他如此说道：“历史学家不但会发现那些埋藏于地下的事实，也会发现那些沉入海底的秘密——他们会把秘密公之于世。”他问道——几乎是自问：“你能保守秘密吗？”

他想起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他的相识。他们的命运不尽相同，却都是他统治下的这个巨大悲剧的缩影。他回望过去，犹在镜中。

“他是个自大的坏小孩，他也是个自大的坏父亲、坏丈夫。”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斯大林说，“他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其他的东西，献给了政治和斗争。于是，对他而言，那些本不和他亲近的人反而比他的亲人更为重要。”然而，更为糟糕的是，他允许——甚至怂恿——以深爱的人为代价来达到政治目的。

1918年的时候，阿利卢耶夫家的大多数孩子都在为索索工作了。当斯大林于1918年的内战中被派往伏尔加格勒（斯大林格勒）时，他把女朋友娜迪亚·阿利卢耶娃和她的哥哥费奥多带上了装甲车。两人成为了他的助理。他们回来之后，娜迪亚成为了他事实上的妻子。她搬进了他位于克里姆林宫的公寓，并给他生了两个孩子：儿子瓦西里[1]和女儿斯维特兰娜。内战结束之后，娜迪亚做过一阵子列宁的秘书。

安娜·阿利卢耶娃于内战期间结了婚。她跟随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调查佩姆的沦陷，当时，她爱上了捷尔任斯基的波兰助理斯坦尼斯拉斯·雷登斯。此后，后者成为了斯大林的秘密警察高官之一，也是斯大林的心腹之一。她们的哥哥帕维尔成为了一名外交官，还在国防人民委员会中任军事人民委员。在斯大林的庇护下，这家人飞黄腾达。然而，也正是斯大林导致了这家人的灭亡。

第一个发生悲剧的是聪明却脆弱的费奥多。内战期间，他加入了由卡莫率领的特别部队。九死一生的卡莫认为只有子弹才能检验忠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假扮白军将自己的士兵逮捕。“他会在晚上把同志们拉出去假装执行枪决。如果有人求饶，变成叛徒，他就会真的开枪打死他们……卡莫说：‘只有这样，你才能完全确定他们不会背叛。’”一旦有人求饶，他就会将其就地处罚。然后，费奥多迎来了终极挑战：卡莫切开被处决者的胸口，把心脏掏了出来。他对费奥多说：“这是你上司的心脏！”

费奥多发疯了。“他在医院里待了好几年，一句话都没说过。”他的侄女斯维特兰娜回忆，“渐渐地，他恢复了说话的能力，又变回了一个正常人。”他再也没有参加过工作，但他活得比斯大林久。

斯大林和娜迪亚的婚姻刚开始时很幸福。阿利卢耶夫的家人不是搬进了斯大林的公寓就是搬进了他的乡下别墅“祖巴洛沃”——这里曾是巴库的一位石油大亨的家。刚开始时，娜迪亚满足于做个家庭主妇，相夫教子，但不久之后，她开始觉得不满足，想要参加工作。最终，她崩溃了。导致崩溃的原因有很多：斯大林压抑的性格、对集体农庄政策的不满、抚养两个孩子同时进修的压力，以及她对斯大林拈花惹草的疯狂嫉妒。她于1932年11月因抑郁而自杀身亡。

即便是当斯大林开始摧毁阿利卢耶夫一家时，他的岳父、岳母谢尔盖和奥尔加也还住在克里姆林宫或乡下别墅中。娜迪亚去世后，心碎的斯大林又和帕维尔的妻子叶妮亚·阿利卢耶娃走得很近。两人之间很可能发生过什么。如果这是事实，那么，当斯大林发动“大清洗”时，两人应该已断绝了关系。

虽然安娜向斯大林求情，她的丈夫斯坦尼斯拉斯·雷登斯依然被他枪决了。帕维尔·阿利卢耶夫的死很可疑。“二战”之后，安娜和叶妮亚介入斯大林的家庭事宜和政治事端，还和一些正在接受调查的犹太人走得很近。这让斯大林十分愤怒。在斯大林的允许下，安娜写了她的回忆录，但她一如既往地不明智，在回忆录中说了很多斯大林不爱听的话，特别是关于他残疾的手臂。他下令把这两个女人逮捕。他去世之后，两人被释放，可她们都认为是斯大林原谅了她们，而不肯相信正是斯大林造成了她们的苦难。安娜在狱中疯了，但她一直活到了1964年。

斯大林的另一群家人斯瓦尼泽家与阿利卢耶夫家一样悲剧。他的儿子雅科夫直到1921年才再次见到父亲。雅科夫的舅舅阿廖沙·斯瓦尼泽和卡莫的姐姐带着他去莫斯科见斯大林。他搬进了斯大林和娜迪亚的家，但他磕磕绊绊的格鲁吉亚语让他的父亲十分愤懑。雅科夫曾自杀未遂——这是他呼喊救命的一种方式，可斯大林却嘲笑道：“他甚至连枪都打不准。”

阿廖沙·斯瓦尼泽娶了一个漂亮的犹太女高音歌唱家。他和斯大林一直很亲密。他说他和索索“像亲兄弟”。他在国外任职，然后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回到苏联，担任苏联国家银行副行长。娜迪亚自杀后，斯瓦尼泽一家——包括卡托的姐妹——和斯大林走得更近了：玛丽科在莫斯科担任阿韦尔·叶努基泽的秘书，而萨什克·斯瓦尼泽·莫诺瑟利泽则经常和斯大林待在一起。

阿廖沙的妻子玛利亚和他姐姐萨什克与阿利卢耶夫家的安娜和叶妮亚展开了对斯大林的争夺。到了20世纪30年代早期，这些女人基本上都和斯大林住在一起，但她们之间的争吵让他很是心烦。

1935年，萨什克的丈夫莫诺瑟利泽问斯大林借钱。他回信道：

我给了萨莎（萨什克）5000卢布。就目前而言，这笔钱对你们两人来说足够了。我自己也没有钱，不然会给你们更多。这是我通过演讲和发表文章赚来的酬劳……但此事必须保密（仅限你、我和萨莎知道）。不能让其他任何人知道，不然的话，我的其他亲戚和朋友都会向我借钱。切记。

米沙，祝你百年！请代我问候我们的朋友！

你的　索索

1935年2月19日

另，如果你遇到我母亲，请代我问候她。

萨什克于1936年因癌症去世。她的妹妹玛丽科在叶努基泽一案中遭到逮捕。第二年，斯大林下令逮捕了阿廖沙·斯瓦尼泽和他的妻子。他指示内务人民委员部逼迫阿廖沙承认自己是德国间谍以换取性命。阿廖沙拒绝认罪。“这个高傲的贵族。”斯大林说。当德军于1941年发动战争时，阿廖沙、他的妻子玛利亚和他的妹妹玛丽科都被处决了。在“大清洗”时期，当其他领导人的家人被逮捕时，斯大林总是会说出以下借口：“我无能为力。我自己的家人也关在大牢里呢！”

斯大林和卡托的儿子雅科夫在20世纪30年代结了婚，并生下了一个女儿。这个名为加丽娜的女人至今还活着。在“二战”期间，雅科夫被德军逮捕了。斯大林认为儿子背叛了自己，于是把他的妻子抓了起来。事实上，雅科夫什么都没交代，他自杀了。在此之后，斯大林后悔地说自己的儿子是个“真汉子”。

在斯大林的一生中，他曾交往过很多女人。她们的命运鲜为人知，但总体而言，她们并没有因为他变成了苏联领袖而得到什么好处。

“万人迷”佩拉格娅·奥努夫里娃成为了一名教师，不过，她在1917年辞职了，嫁给了一位名为福米的机械师。在斯大林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展开的集体农庄运动中，她的兄弟和父亲被认为是富农阶级，于是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1937年，她的丈夫被以“工贼”之名逮捕，她的儿子因此失去了前往列宁格勒大学读书的奖学金。于是，她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她的儿子最后收到了奖学金。然而，她的丈夫于1947年再次遭到逮捕，并以“人民公敌”的罪名被判入狱10年。

1944年，佩拉格娅曾在接受采访时聊起过斯大林。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个秘密警察找到她，要求她把斯大林寄给她的所有明信片和书都交出来。“可我的一生悲苦而且动荡，”她反驳说，“我家的人很多，我也不可能保留所有东西。我只保留了他送给我的书。我不能把它给你，因为这是我仅存的记忆。这不是我对斯大林的回忆，而是我对那个叫作约瑟夫的男人的回忆。我就是这么叫他的，我们曾经是朋友。这些书对我来说很珍贵，你可以在我死后把它拿走。”然而，这个秘密警察还是搜走了那些书。

路德米拉·斯特尔一直在中央委员会工作。她是斯大林著作的编辑，也负责斯大林文集的装帧。她于“二战”前夕去世。塔蒂阿娜·斯拉瓦京斯卡娅在中央委员会的秘密部门中身居要职，并成为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可是，1937年，她的女婿——一个将军——被枪决了，她的女儿和儿子被逮捕并被处以为期8年的流放。她和她的孙子、孙女被赶出了堤岸大楼——很多精英居住的地方。她的孙子、作家尤里·特里福诺夫写过一篇小说《堤岸大楼》，其中记叙了他们家当时的遭遇。

就我们所知，斯大林只和众多女友中的一位见过面。[2]他在索里维切戈茨斯克的女友塔蒂阿娜·苏霍娃回忆：“1925年，我来到莫斯科。我十分想见斯大林同志，于是给他写了一封信。那天晚上，当我在电话那头听到他的声音时，我吃了一惊。”第二天，苏霍娃在斯大林位于老广场的办公室见到了他：“我们聊了我的工作、我们共同的朋友和索里维切戈茨斯克的情况。”

1929年，斯大林前往南方的马采斯塔度假。当时是名教师的苏霍娃又联系了他。“两个穿着白西装的年轻人把我接走了。”她被带到了他的别墅。她受到了斯大林和娜迪亚·阿利卢耶娃的欢迎。他们共进晚餐，一起回忆往事。娜迪亚问她流放时的斯大林是怎样的。“我描述了他当时的样子，并说斯大林同志永远都披着白斗篷。”娜迪亚笑了起来，说：“我从来不知道他是个这么花哨的人。”晚餐后，斯大林把她带到花园，向她展示他引以为傲的西红柿，而后又把她带到别墅边的一个射击场。他在那里用来福枪射中了一头牛的眼睛。他请她用一把“英国蒙特克里斯托小手枪”练习，但她没有击中。“你怎么自卫？”斯大林问道。她告诉他她在休养院里被人欺负，他咕哝说：“他们必须得到惩罚。”

可是，第二年，苏霍娃因拉姆津一案及其他案件受到了牵连。她向斯大林求情，他救了她。“这是你第一次陷入困境吗？”他问道，然后继续说，“我自己也总是遭遇危险。”他给她的学院打了电话，为她澄清。“从现在开始，你就必须靠你自己了。”从此往后，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

除了与第一、第二任妻子的孩子外，斯大林至少还有两个孩子。两人从来都没有受到过斯大林直接的关照。

康斯坦丁·库扎科夫——斯大林和索里维切戈茨斯克时期的房东玛利亚·库扎科娃的儿子——的人生比较有趣。当库扎科娃于1917年得知斯大林在政府中担任要职后，她给他写了一封请求信。她没有收到回信。于是，她竟然径直去了列宁的办公室，而那里也是娜迪亚的办公地。娜迪亚先是没有告诉斯大林，偷偷帮库扎科娃涨了工资，不过，她最终还是把此事告诉了斯大林。

康斯坦丁·库扎科夫后来就读于列宁格勒大学，斯大林应该从中帮了他一把。1932年，内务人民委员部逼迫他签署了一份声明，让他承诺不和任何人聊他的“身世”。

康斯坦丁·库扎科夫先是在列宁格勒军事机械学院教哲学，然后被安德烈·日丹诺夫——斯大林最亲信的属下——提拔为莫斯科中央委员会要员。康斯坦丁之后曾说日丹诺夫知道他的“身世”。他从来没有与父亲会面，但他说：“有一次，斯大林停下脚步，看了我一眼，我感觉他像要对我说些什么。我想要奔向他，却止步不前。他挥了挥他的烟斗，继续往前走去”。“二战”期间，康斯坦丁成为了一位上校，而他的母亲则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被活活饿死了。

1947年夏天，库扎科夫被日丹诺夫叫到了办公室。他发现恐怖而又俗气的秘密警察头目维克托·阿巴库莫夫正等着他。他们指控库扎科夫的副官是美国间谍，他因此受牵连。下令将他逮捕的应该不是斯大林本人，但库扎科夫依然被“荣誉法庭”裁决开除党籍。他有3个孩子，可他后来连一份工作都找不到，哪怕只是做个门卫。

斯大林去世及贝利亚被逮捕之后，库扎科夫又重获党籍。他长期担任隶属于文化部的苏联电视台台长，并于1996年去世。

当斯大林离开莉迪亚·佩里普雷金时，她诞下了一个男婴。这个名为亚历山大的孩子大约出生于1917年初。后来，莉迪亚嫁给了一个名为雅科夫·达维多夫的渔民，后者把亚历山大养育成人。莉迪亚成为了伊加尔卡的一名理发师，此后还生了8个孩子。“斯大林从来没有帮助过她。”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将军说。亚历山大的儿子尤里说，亚历山大的母亲“莉迪亚在和斯大林分离很多年之后（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他”。他们“保守秘密，只有库列伊卡的极少数当地人才知道他的父亲到底是谁”。

亚历山大成为了一名邮递员和共青团指导员。1935年，他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带到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他被逼签署一份和库扎科夫的相似的声明，保证他对自己的出身守口如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暗示他可以去莫斯科找份工作，但他拒绝了，“总是害怕将会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亚历山大·达维多夫参加了“二战”，他受了3次伤，并在战后被提拔为少校。在此之后，他在矿业城市新库兹涅茨克开了一家餐馆。他在那里结了婚，生了3个孩子，他本人于1987年去世。“我父亲告诉我说我是斯大林的孙子。”尤里说。现如今，尤里和他的家人在新西伯利亚生活。

在斯大林于1921年重新征服格鲁吉亚[3]之前，他的母亲一直生活在一个不同的国度。此后，斯大林回到第比利斯看望凯可。可他发现自己并不受当地人欢迎，因为在他们看来，他就是个“血腥的征服者和强盗”。

斯大林经常给凯可写信，但两人保持着距离。“充满活力而又多话”的凯可是斯大林身边唯一敢说真话的人。她曾如此问道：“为什么我儿子不能和托洛茨基分享权力？”斯大林不会允许有人胆敢挑战他。

凯可曾短暂地造访过莫斯科，并见到了娜迪亚。“这个女人是我的妻子，”斯大林警告道，“请别给她惹麻烦。”凯可更喜欢住在第比利斯果洛文斯基大道的总督府邸里，她在那里拥有一个两间房的公寓。娜迪亚会给她写信，为她带去家里的消息和孩子的照片。当斯大林正在登往权力的巅峰时，他的信很短：

我的妈妈，祝您长命百岁！

亲吻您的　索索

1923年1月1日

凯可抱怨斯大林不关心她。他回信道：“妈妈，我知道您对我很失望。但我又能怎样呢？我很忙，没有时间写信。我日夜不间断地工作着。亲吻您的索索。1925年1月25日。”于是，她把他忘了，自己管自己的生活。而他又写信说：“妈妈，最近好吗？您已经很久不给我写信了。或许您还在生我的气，但我真的没有法子，我太忙了。我给您汇了150卢布，这是我身上所有的钱。如果您需要更多，请告诉我你要多少。您的索索。”

在娜迪亚自杀之后，两人更加生疏：

亲爱的妈妈：

您好！

我收到了果酱、姜糖和奇客奇丽（一种格鲁吉亚的糖果）。孩子们很开心，让我感谢您。我很好，别为我担心。我会好好地活下去。我不知道您是否需要钱。我给您汇了500卢布，以防万一。我还给您寄了我和孩子们的照片……

妈妈，祝您身体健康，生龙活虎。吻您。

您的儿子　索索

1934年3月24日

另，孩子们向您鞠躬。娜迪亚去世之后，我的个人生活很糟糕，但作为一个男人，我会坚强起来。

斯大林于1936年最后一次看望凯可。那一次，凯可说她依然希望儿子当时成为一位牧师。这可把斯大林逗乐了。他为她送去了药物和衣服。当她的病情加重时，他鼓励她。“我很高兴您恢复了健康，”他在1937年写信说，“很明显，我们家的人都很强壮！”然而，不久之后，她于“大清洗”时期去世了。斯大林没有参加凯可的葬礼，但他送给她的花圈上写着：“献给亲爱的母亲。她的儿子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她被安葬在圣山的教堂里，葬礼盛况空前。

斯大林一直和哥里及第比利斯的老朋友们保持着联系。有时，他会给他们写一封短信，或莫名其妙地给他们汇钱。如果他们向他求情，他总是会帮助他们。1933年，他给卡帕纳泽写信道：

佩塔，你好，诚如你所见……我给你汇了2000卢布。这是我身上所有的钱。这些钱是我的稿费，我的稿费并不多，但你的请求对我来说很重要……除了这笔钱，你还可以借3000卢布贷款。我已经把此事告诉了贝利亚……

祝你身体健康，心情愉快

贝索

在“二战”期间，曾做过神父的卡帕纳泽、格鲁吉泽，以及斯大林的摔跤朋友申拉泽还因此大发了一笔横财。1944年5月9日，斯大林发现他的保险箱里的钱已经多得放不下了（这是他的工资。他当时有5份工资：党中央总书记、总理、大元帅、国防部人民委员和最高苏维埃代表）。他根本花不了这些钱，于是他写了张纸条，把这些钱给分了：

1.给我的朋友彼得·卡帕纳泽——4万卢布；

2.3万卢布给格里沙·格鲁吉泽；

3.3万卢布给米哈伊尔·申拉泽。

他给格鲁吉泽的信是这么写的：“格里沙，请接受这份小礼物。你的索索。”他总是慷慨地对待那些没有涉足政治的朋友，可是，同样是哥里和第比利斯时期的老友，在政治上反对他的伊利马什维利和达夫里舍维便没有那么好运了。[4]

在斯大林于1921年在格鲁吉亚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后，伊利马什维利参加了战死者的葬礼。他在葬礼上遇到了凯可·朱加什维利。“凯可，这就是你儿子干的好事。”自哥里时期便认识凯可的伊利马什维利说，“请你写封信给莫斯科，告诉他我再也不是他的朋友了！”当年晚些时间，斯大林造访第比利斯，他把伊利马什维利抓了起来。但他姐姐向斯大林求情，后者向她展现了好意：“真可惜！我为他感到伤心。希望（伊利马什维利）能再次回到我身边。”斯大林下令释放伊利马什维利，并邀请他会面。可伊利马什维利拒绝了。于是，他再次被捕，并被钦察泽——当时是秘密警察高官——控制了。斯大林把他驱逐出国。他来到德国，迷恋上了法西斯主义，还写了对斯大林相当不利的回忆录。

经历丰富多彩的达夫里舍维——哥里警长的儿子、斯大林的银行攻袭行动参与者——逃到了巴黎。他取了一个叫“让·沃伊拉”的假名，并在“一战”中成为著名飞行员。此后，他成为法国间谍。有传言说他和臭名昭著的交际花玛塔·哈里——她于1917年以间谍罪被处决——有一腿，但有证可考的他利用色相窃取情报的经历毫不逊色于这一传言。法国情报部门怀疑一个名为玛尔特·理查德的年轻美貌的冒险家兼飞行员是德国间谍，于是派他们的王牌飞行员达夫里舍维前往调查。她爱上了“佐佐”·达夫里舍维，两人坠入爱河。他是如此深爱她，以至于威胁说如果她被捕，他就会自杀。最终，他证明了她的无辜；她加入了法国情报部门，并被派往马德里。她在那里策反了一个70多岁的德国情报主管人员。

1936年，斯大林联系达夫里舍维让他回国。聪明的达夫里舍维选择继续留在巴黎。斯大林去世之后，达夫里舍维在一次访谈中说：“我是斯大林同父异母的兄弟。”他本人于1975年去世，他的讣告说他的一生“令人称奇——他是个革命家、飞行员、间谍和作家”。他的回忆录煞是精彩，并在1979年以法语在小范围内出版。

虽然卡莫对费奥多·阿利卢耶夫干了伤天害理的事，他依然是个布尔什维克英雄，但这个头脑简单的危险人物根本无法适应和平时期的工作。他加入了契卡，可即便对于契卡来说，他的行为也过于疯狂。1922年，他回到第比利斯，在海关找了份工作。当列宁想要前往高加索度假时，卡莫坚持要陪伴他左右，可列宁从来没有出现过。第比利斯的民间传闻说，卡莫经常酗酒，他会在醉酒后聊起斯大林在第比利斯银行攻袭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这在当时是个禁忌话题。[5]在他动笔写作回忆录后，有一次，他正骑着自行车回家，突然之间，一辆卡车撞倒了他。据说，下令杀死他的正是斯大林。当地人笑称，第比利斯唯一一辆自行车被唯一一辆卡车撞了，这显然不是巧合。

卡莫被埋在了埃里温广场迪利普丘利酒馆外的普希金花园。那里正是他当年执行攻袭行动的地点。他的雕像树立在普希金的一边。后来，斯大林下令把雕像移除。卡莫的遗体被迁往了另外的地方。

叶格纳塔什维利——索索的庇护者和可能的亲生父亲——把他剩下的两个儿子萨沙和瓦索送到了莫斯科的私立学校。他们家开的餐馆很快就扩展到了哥里之外。叶格纳塔什维利和他的儿子在巴库开了分店，而瓦索则从哈尔科夫大学毕业，成为了一名历史教师。

老叶格纳塔什维利于1929年去世，“至死仍然和斯大林保持着亲密的关系”。1929年，萨沙·叶格纳塔什维利在第比利斯拥有5家餐馆。20世纪30年代初，两兄弟都被抓了起来。萨沙联系了叶努基泽，后者释放了他，并把他送到莫斯科。他在那里和斯大林见了面。瓦索也被立即释放了。斯大林让萨沙加入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并让他负责看管政治局在克里米亚的一栋别墅。在此之后，斯大林又提拔萨沙，让他加入了自己的贴身保卫部门。作为一个开过餐馆的前资本家，萨沙成为了斯大林餐饮部门——被称为“基地”——的主管。对于这个对别人下毒并担心自己也被下毒的人而言，只有他信得过的人才能担任这个职位。叶格纳塔什维利会为斯大林试餐，因此，他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中的绰号为“兔子”。私底下，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即便是最了解斯大林本人的弗拉西克将军——称他为“斯大林的亲戚”或“兄弟”。（萨沙有一个厨子手下，此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监控下历经了堪称传奇的厨师生涯。他曾在小时候为拉斯普京烧过菜，然后服务过列宁和斯大林——这位见证了世界历史变迁的厨师便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爷爷。）

瓦索——曾是个社会联邦党人，连孟什维克党都不是——被提拔为第比利斯一家报纸的编辑。在此之后，他成为了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的秘书，是斯大林在格鲁吉亚安插的耳目。

“兔子”萨沙住在斯大林的主要住所孔策沃别墅附近，两人经常一起用餐。当瓦索造访莫斯科时，他总是住在斯大林家。两人都和凯可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萨沙·叶格纳塔什维利曾在凯可1934年生日时写过一封信。此信彰显了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我亲爱的教母，昨天，我去看望了索索，我们聊了很长时间……他胖了……在过去4年里，我从来没见他这么健康过。他比你想象的帅多了。他总是和我开玩笑。谁说他老了？他比4年前年轻了很多——没人能猜到他不止47岁了！”

1940年，斯大林突然记起了他父亲早年间的学徒达托·加斯塔什维利。他记得此人在他小时候对他很好。“达托还活着吗？”他突然问萨沙，“我已经很久没见到他了。”于是，叶格纳塔什维利把达托找了过来，带到了莫斯科。当时，达托依然是个哥里的鞋匠。

有一天，斯大林、他的首席保镖弗拉西克和贝利亚来到叶格纳塔什维利家，共同享用格鲁吉亚盛宴——斯大林和达托重聚了。斯大林取笑达托，而老鞋匠则无惧地回答道：“你难道认为我会像别人那样害怕斯大林吗？对我来说，你依然是那个被我抱在怀里的小孩子。如果你还敢开我玩笑，我会扯下你的裤子，打你的屁股，直到你的屁股比你那红旗还要红！”斯大林大笑了起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注意到了萨沙的妻子——这为之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兔子”娶了一个德裔女人，她是一个亚美尼亚籍犹太生意人的前妻，他们的女儿在美国。两人的婚姻生活很幸福，但萨沙的选择也是危险的。

“你老婆看上去不高兴，”斯大林说，“我冒犯她了吗？”

萨沙解释说，作为一个德国人，她担心自己和她在美国的女儿的前途。

据萨沙的孙子古拉姆·拉迪什维利说，斯大林向她保证道：“我们和德国有一纸和约，但它根本没有意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和英国会成为我们的联盟。”

当德国于1941年入侵苏联时，叶格纳塔什维利的妻子被逮捕并被枪决了。“她突然消失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萨沙的孙子说，“但萨沙从来没有和斯大林提过此事。”叶格纳塔什维利知道替斯大林做事的原则。

“二战”期间，被提拔为将军的叶格纳塔什维利跟随斯大林来到德黑兰和雅尔塔。“一个只负责上酒和烤肉串的格鲁吉亚厨子竟然成了将军！”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嘲讽道，“每当我从前线回来时，我就会注意到他的胸前又多了一两枚奖章！我还记得斯大林有一次当着我的面大声呵斥了这个主管饮食的将军，他甚至在斯大林和我们面前喝醉了。”斯大林当然对这种肆无忌惮的态度十分敏感——他还从贝利亚那里听说萨沙贪了很多财[6]。于是，他把叶格纳塔什维利调去了克里米亚的别墅，让他负责雅尔塔三巨头会议的饮食。可是，在此之后，叶格纳塔什维利就被丢在了那里。

“兔子”因糖尿病于1948年去世。瓦索·叶格纳塔什维利长期和斯大林保持着亲密关系，他会去参加那些哥里老友的聚会。可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贝利亚炒掉了瓦索，并把他关了起来。贝利亚倒台之后，瓦索被释放，并于1956年去世。

且不论苏联人民，斯大林的那些布尔什维克党同志也难逃厄运。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于1936年被枪决。布哈林于1938年被枪决。托洛茨基死于1940年，凶器是把冰锥——是斯大林下的令。1937—1938年间，大约有150万人被枪决。斯大林亲手签署过多达39000份处决令，其中很多人都是他的老相识。在权势日隆的斯大林宠臣贝利亚的治下，格鲁吉亚的惨状尤为严重：10%的共产党人被清洗；参加第十届格鲁吉亚党代会的644位代表中，有425位被枪决。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斯大林的老友布多·“枪管”·穆季瓦尼——他曾在斯大林年轻时好几次救过他的命。可是，穆季瓦尼于1921年转而反对斯大林。这位富有口才的前演员大不敬地开玩笑说，贝利亚应该派守卫保护凯可的家——并不是为了保护她，而是为了提防她再生下一个斯大林。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和布多又和好过一阵。当他造访莫斯科时，他通常都住在斯大林家。斯大林也经常去格鲁吉亚看望穆季瓦尼一家子——穆季瓦尼甚至是他家孩子的教父。可斯大林从来没有忘却穆季瓦尼的忤逆。1937年，他因密谋暗杀斯大林的罪名被逮捕，很快被枪决，他的大多数家人也一同被枪决。

和索索最亲近的3个格鲁吉亚人命运各不相同。阳光、随和、享乐而又中庸的阿韦尔·叶努基泽——娜迪亚·斯大林的教父——好几次成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负责克里姆林宫、党产别墅和波休瓦芭蕾舞团的管理者。他把波休瓦芭蕾舞团当成了自己的后宫，以把年轻的芭蕾舞者（以及她们的母亲）占为己有而臭名昭著。

阿韦尔叔叔和斯大林的确是密友，但他对斯大林有所保留。他的回忆录中曾写到在巴库印刷所时的经历，但他拒绝为斯大林歌功颂德。“科巴希望让我表扬他是个天才，可我不会那么做。”他抱怨说。对于斯大林愈演愈烈的压迫政策，叶努基泽持保留态度，他还为受迫害的格鲁吉亚同志们提供了庇护。他以此为傲。不过，他依然经常和斯大林一起度假，两人还经常通信，表达对彼此的喜爱。可是，1936年，叶努基泽成为了斯大林第一个想要除掉的亲信，尽管叶努基泽从来不属于任何斯大林的反对阵营。他于1937年被逮捕并遭枪决。

和叶努基泽截然不同的是，卡夫塔拉泽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便加入各种反对斯大林的阵营。他不但曾经冲着斯大林扔过灯笼，而且在此之后支持过穆季瓦尼，甚至托洛茨基派。可是，每一次，斯大林都会救他，帮助他，甚至提拔他。

1937年，卡夫塔拉泽（再次）遭到逮捕，理由为他是穆季瓦尼谋杀斯大林“阴谋”的一分子，并被判死刑。参与这个“阴谋”的其他所有人都被处决了，可斯大林偏偏在处决令上卡夫塔拉泽的名字旁画了一个叉。卡夫塔拉泽逃过一劫。1940年，斯大林突然想念卡夫塔拉泽，于是，他把卡夫塔拉泽放了出来，邀请他共进晚宴。两人聊得很开心，虽然斯大林嘲讽他说：“你竟然想杀了我。”几天之后，斯大林和贝利亚一起来到卡夫塔拉泽的公寓，三人共进晚餐。后来，卡夫塔拉泽成为了国家出版局的头头，接着又被提拔为外交部副部长和驻罗马尼亚大使。他活得比斯大林久，于1961年去世。

到20世纪30年代，塞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成为了布尔什维克党内唯一一位具有足够声望可以挑战斯大林的人。作为斯大林的下属，他于1920—1921年间征服了高加索，在20世纪20年代平息了当地的反对武装，还在“五年计划”中负责重工业的发展，直至20世纪30年代。他和斯大林形影不离。两人住在同一幢楼里，经常传递表达彼此赞赏的信件，还一起度假。可是，两人于1937年闹掰了。塞尔戈在克里姆林宫自杀。

然而，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早期的党员活了下来。[7]加里宁从1919年至他去世的1946年间长期担任国家元首（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成为了国防人民委员。他是“大清洗”的主要执行者，却在苏德战争中战绩平平。伏罗希洛夫被指控为“英国间谍”，斯大林对其展开折磨。然而，他活得比斯大林久，之后还担任了苏联国家元首，直至1960年。

原名迈耶·瓦拉赫的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了外交人民委员，并于此后担任了苏联驻美国大使。他敢于直言批评斯大林，而后者故意制造了一场车祸。李维诺夫并没有在车祸中死去，这或许是因为斯大林还记得他曾在伦敦的码头救过自己一命，但更有可能是因为李维诺夫享有国际声誉。斯大林提拔了他在维也纳时期的房东特罗扬诺夫斯基，让他成为了首位苏联驻美国大使。虽然斯大林和李维诺夫经常在私底下批评特罗扬诺夫斯基，斯大林还是没有要他的命。

当维辛斯基于1918年和斯大林再次见面时，他聪明地既没有掩饰自己不可靠的政治生涯，也没有试图去提示斯大林他曾在巴伊洛夫监狱中帮过他的忙，他只是正式而又礼貌地说自己愿意为斯大林效劳。维辛斯基既冷酷、狠毒，又是个胆小怕死的懦夫。他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了苏联总检察长，将很多人判处死刑。1949年，他成为斯大林执政期间最后一位外交部长。他于1954年去世。

莫洛托夫于1930—1941年间担任总理，于1939—1949年担任外交人民委员。刚开始时，斯大林把他视为自己的接班人，却在1952年放弃了这个老搭档。斯大林原本要清洗莫洛托夫[8]，后因为斯大林去世，他逃过一劫。可是，即便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莫洛托夫依然表示效忠于斯大林。他再一次成为外交部长，并想推翻赫鲁晓夫。但他于1957年失败了。他被贬为苏联驻蒙古大使，一直活到了1985年。他经常会梦到斯大林。

即便在生命的最后时光，斯大林也从来未停止美化他的过去并掩饰他曾经犯过的错误。个人崇拜不但彰显了他的虚荣，也为他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可他依然喜欢在他的同僚面前扮演谦虚的角色。他肯定明白，那些对他少年时期经历的美化简直荒谬透顶，他也并不打心底里欣赏这些阿谀奉承。他曾看过加姆萨胡尔季阿写的《青年领袖》，他如此下令道：“我请你们禁止加姆萨胡尔季阿的书以俄文出版。J．斯大林。”

他对费多罗夫的《卡累利阿的新人》（1940年出版）更是勃然大怒。他在书上用绿色铅笔批注道：“波斯别洛夫同志竟然在没有得到我允许和让我知晓的情况下，让费多罗夫的这本书得以出版，他真是个愚蠢的白痴。费多罗夫的书必须被粉碎，波斯别洛夫必须得到处罚。斯大林。”

当萨莫伊洛娃——这位布尔什维克党元老从巴库时期就认识斯大林——询问是否可以在她的博物馆里陈列斯大林早年的书籍和文章的手稿时，斯大林亲笔回信道：“我从来想不到年老的你竟然如此愚蠢！如果那本书的发行量上百万，你还需要什么手稿？我已经把所有手稿烧毁了！”有人编纂了一本回忆录合集，收集了很多人自1905年以来对斯大林的回忆，而索索则回了4个字：“不要出版！斯大林。”

在他的海边别墅中，老年斯大林向他的旧相识们回忆着他曾经的那些朋友：他们中的有些人因病去世，但更多的人则死在了他的大牢里，他们的脑袋都被子弹击穿了。

老人们并不仅仅是聆听。莫洛托夫说：“他们抱怨随处可见的贿赂和腐败现象。”据赫鲁晓夫回忆，另一个“特别招斯大林喜欢”的格鲁吉亚老人“告诉斯大林，格鲁吉亚的年轻人境遇很差”。斯大林被激怒了，再次“清洗”了他的家乡。

这些老人——他们中的有些人曾穿着白袍和少年索索一起在哥里或神学院的合唱团中合唱过——唱起了歌。“晚上，格鲁吉亚的民谣伴随着海风从寒溪别墅飘荡过来，有时，我们能听见主人的歌唱声——他的嗓音依然甜美动人……”

索索老了，他患有脑溢血，逐渐变得健忘。他于1953年3月5日去世，享年74岁。这位曾经的合唱团男歌手至死依然是举世无双的政治家。虽然他应该对2000万至2500万名受害者负责，但在他自己看来，斯大林就是政治天才、军事天才、科学天才以及文学天才。他是“人民的贵族”，他是“红色的沙皇”。

或许，真正评价了斯大林的正是青年斯大林本人。1905年8月，27岁的索索为《无产阶级斗争报》写了一篇极少被人提及却又极具自我预言性质的文章。他在文中嘲笑了一个被迷惑了的狂妄自大者。他写道：“在你们面前出现的，是果戈里故事中的人物，他错乱地以为自己就是西班牙国王。”他继而总结道：“这便是所有妄自尊大者的宿命。”

[1]　“瓦西里”曾是斯大林在党内使用的化名，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把自己的名字赐给了儿子。

[2]　苏霍娃写的回忆录至今仍未公布。娜塔莎·科尔蒂娃和阿尔瓦希·塔拉克瓦泽成为了巴统的党干部，并且活到晚年——她们依然会想起和斯大林一起的往事。史黛芬妮娅·佩德罗夫斯卡娅——斯大林在巴库的未婚妻——一直是党员，并在1932—1933年的斯列普科夫一案中被牵连。斯列普科夫本人在1932年逃过了一劫，但依然在1937年被枪决，而佩德罗夫斯卡娅的命运则无从知晓。谢拉菲玛·克拉舍宁娃——斯大林在沃洛格达时期的女友——活到了20世纪30年代，还写了回忆录，但她的命运也无从知晓。

[3]　格鲁吉亚引发了斯大林和列宁的裂痕。孟什维克党控制的格鲁吉亚于1918年宣布独立。“老头子”满足于格鲁吉亚的现状。然而，1921年，斯大林和塞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成功地在格鲁吉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哗众取宠的塞尔戈骑着白马冲进第比利斯，但不久后，他便因镇压行为得了“斯大林的马屁精”这一绰号。就格鲁吉亚进行决策时，斯大林坚持它必须加入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但当地的布尔什维克党——由好大喜功的穆季瓦尼和理论家马哈拉泽领导，两人都和斯大林有着几十年的渊源——却希望成立独立的格鲁吉亚共和国。斯大林主义者和所谓的分裂派产生了激烈冲突，塞尔戈还打了对方的人。这令列宁勃然大怒，他反对斯大林和塞尔戈，支持格鲁吉亚独立。被激怒的斯大林转而攻击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写了份遗嘱，要求把斯大林从总书记一职上撤下来。但列宁晚了一步，他的中风复发。斯大林逃过一劫。

[4]　孟什维克党经历了古怪的跌宕起伏：卡尔洛·奇赫伊泽在1917年的革命中成了最具权势的人，他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主席，而他的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党同胞伊拉克利·采列捷利也在1917年成为了位高权重的苏联部长。然而，在布尔什维克党执政之后，奇赫伊泽、佐达尼亚、采列捷利和诺伊·拉米什维利成为了独立格鲁吉亚的领袖。布尔什维克党在格鲁吉亚建立苏维埃政权时，他们逃到了国外。奇赫伊泽于1926年自杀，拉米什维利于1930年在巴黎被谋杀。佐达尼亚、乌拉塔泽、阿尔申尼泽、塞基拉什维利和尼古拉耶夫斯基全都流亡并活了下来，事后还写了回忆录。把斯大林称为“灰色污点”的苏哈诺夫于“大清洗”期间被枪决。

[5]　钦察泽于1921年加入格鲁吉亚契卡。他和卡莫于同一时期写了回忆录，但他比卡莫更懂得谨言慎行。他加入了格鲁吉亚“分裂派”，反对斯大林将格鲁吉亚并入苏联，因此而被开除。在此之后，他以“托洛茨基派”之名被逮捕，并于1930年因结核死于狱中。

[6]　叶格纳塔什维利兄弟从1918年在巴库时便结识了贝利亚。当时，贝利亚是布尔什维克党打入阿塞拜疆穆萨维党的间谍——或相反。贝利亚生病了，叶格纳塔什维利兄弟照看这位格鲁吉亚同胞。当贝利亚成为泛高加索共产党书记和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之后，他想要在高加索一手遮天，施行独裁。然而，叶格纳塔什维利兄弟却不受他的管辖。令贝利亚更为头痛的是，萨沙·叶格纳塔什维利所在的斯大林安保部门头目弗拉西克将军也不受他的管制。贝利亚一直想要改变这一状况。“二战”之后，贝利亚向斯大林告状，说弗拉西克把原本为“基地”准备的大量食物私吞卖掉了。弗拉西克反咬一口，说贝利亚贪污。弗拉西克没有受到牵连，但负责“基地”日常伙食的叶格纳塔什维利却被害了。贝利亚和弗拉西克这两个死对头在斯大林去世之后依然争权夺力。本书首次披露了叶格纳塔什维利将军和他妻子的故事。他们的命运和很多人一样。在妻子娜迪亚自杀之后，斯大林开始不信任他那些手下的亲戚。他的“内阁掌厨”亚历山大·波舍克雷比雪夫及库利克元帅的漂亮妻子们都被枪决了；国家元首加里宁和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妻子们则被逮捕了。然而，即便如此，这些人依然毫无怨言地效忠于他。

[7]　灰胡子的米哈·茨哈卡亚在早年间被斯大林提拔并得到其庇护。但在此之后，茨哈卡亚因反对列宁而被流放日内瓦。他于1950年自然死亡，是个受人尊敬的布尔什维克党元老。出于不为人知的原因，马哈拉泽并没有在“大清洗”时被处死。斯捷潘·邵武勉——斯大林在伦敦时的同屋，以及第比利斯和巴库银行攻袭行动中的年轻帮手——在1918年成为了巴库公社的领导人。他镇压了大约15000名阿塞拜疆反革命分子。他被白军和英军杀害，是著名的“巴库二十六委员”之一。在此之后，斯大林收养了邵武勉的儿子勒万，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养大了。斯大林在西伯利亚流放时的室友、苏联国家元首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于1919年因流感去世。

[8]　莫洛托夫的犹太妻子波丽娜同样对斯大林十分忠诚，且成为了一位副人民委员。不过，她的女性主义让斯大林十分不满，而她和娜迪亚的友情也让他相当不安。斯大林差点在1939年杀了她，他原本策划了一场车祸。不过，最终，他于1949年逼莫洛托夫向她的逮捕令投了赞成票。详情请参见《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庭院》。

STALIN’S NAMES，NICKNAMES，BYLINES AND ALIASES

斯大林的曾用名、昵称、笔名和化名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

（Josef Vissarionovich Djugashvili）

索索

（Soso）

索塞罗

（Soselo）

贝索

（Beso）

科巴

（Koba）

彼得罗夫

（Petrov）

伊万诺维奇

（Ivanovich）

科巴·伊万诺维奇

（Koba Ivanovich）

贝索什维利

（Besoshvili）

伊万·伊万诺维奇·维萨里奥诺维奇

（Ivan Ivanovich Vissarionovich）

吉拉什维利

（Galiashvili）

西蒙·杰夫拉亚

（Simon Jvelaya）

K．卡托

（K．Kato）

盖奥兹·贝索维奇·尼扎拉泽

（Gaios Besovich Nizheradze）

奥尔盖尼泽·托托米安茨

（Organez Totomiants）

扎哈尔·梅利基扬茨

（Zakhar Melikiants）

彼得·奇日科夫

（Peter Chizhikov）

瓦西里，瓦西列夫，瓦西亚，瓦西卡

（Vasily，Vasiliev，Vasya，Vaska）

古怪的奥斯普

（Oddball Osip）

奥斯普·科巴

（Osip Koba）

伊万诺夫

（Ivanov）

长痘疮的奥斯卡

（Pockmarked Oska）

高加索人

（The Caucasian）

牛奶工

（The Milkman）

长痘疮者

（The Pockmarked One）

跛腿者（格扎）

［The Loper（Geza）］

走路蹒跚者（昆库拉）

［The Staggerer（Kunkula）］

疤面（乔普拉）

［Pockmarked（Chopura）］

大卫

（David）

神父

（The Priest）

科巴神父

（Father Koba）

乔治·别尔泽尼什维利

（Giorgi Berdzenoshvili）

K．斯蒂芬

（K．Stefin）

伊奥斯卡·科里亚夫伊（乔·波克西）

［Ioska Koriavyi（Joe Pox）］

K．St．

K．Safin

K．Solin

科巴·斯大林

（Koba Stalin）

J．朱加什维利-斯大林

（J．Djugashvili-Stalin）

J．V．斯大林

（J．V．Stalin）

LIST OF CHARACTERS

人物表

家人

维萨里昂·“贝索”·朱加什维利

（Vissarion ‘Beso’ Djugashvili）鞋匠，斯大林的父亲

叶卡捷琳娜·“凯可”·格拉泽·朱加什维利

（Ekaterina ‘Keke’ Geladze Djugashvili）斯大林的母亲

斯大林，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

（STALIN，Josef Vissarionovich Djugashvili，‘Soso’，‘Koba’）“索索”，“科巴”

哥里时期

雅科夫·“科巴”·叶格纳塔什维利（Yakov ‘Koba’ Egnatashvili）

哥里摔跤冠军，商人，可能是斯大林的亲生父亲

伊万·“瓦索”·叶格纳塔什维利（Ivan ‘Vaso’ Egnatashvili）

雅科夫的儿子，斯大林终生的朋友

亚历山大·“萨沙”·叶格纳塔什维利（Alexander ‘Sasha’ Egnatashvili）

雅科夫的儿子，斯大林的手下，“兔子”

戴米安·达夫里舍维（Damian Davrichewy）

哥里的警察，可能是斯大林的亲生父亲

约瑟夫·达夫里舍维（Josef Davrichewy）

戴米安的儿子，斯大林童年时期的伙伴，银行攻袭行动参与者，后身居法国，成为飞行员、间谍和回忆录作家

约瑟夫·伊利马什维利（Josef Iremashvili）

斯大林在哥里的童年时期与在第比利斯神学院时期的朋友，孟什维克党回忆录作家

克里斯多夫·恰尔克维阿尼神父（Father Christopher Charkviani）

哥里的牧师，斯大林的庇护者，可能是斯大林的亲生父亲。他的儿子是科捷·恰尔克维阿尼（Kote Charkviani）

彼得·“佩塔”·卡帕纳泽（Peter ‘Peta’ Kapanadze）

斯大林哥里时期与第比利斯神学院时期的朋友，牧师，终生伙伴

乔治·伊利沙贝达什维利（Giorgi Elisabedashvili）

斯大林在哥里时期的朋友，布尔什维克党人

达托·加斯塔什维利（Dato Gasitashvili）

贝索的鞋匠学徒

教师

西蒙·果戈兹利泽（Simon Gogchilidze）

斯大林哥里教会学校的音乐教师与资助人

大卫·阿伯西兹王子（Prince David Abashidze）

德米特里神父，“污点”，第比利斯神学院教师，斯大林憎恨的迫害者

女友

娜塔莉·“娜塔莎”·科尔蒂娃（Natalia ‘Natasha’ Kirtava）

斯大林在巴统的房东和女朋友

阿尔瓦希·塔拉克瓦泽（Alvasi Talakvadze）

斯大林在巴库时期的崇拜者和女朋友

路德米拉·斯特尔（Ludmilla Stal）

巴库和圣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活动家和斯大林的女友

史黛芬妮娅·佩德罗夫斯卡娅（Stefania Petrovskaya）

敖德萨的贵妇和被流放者，斯大林在索里维切戈茨斯克和巴库时的女友和未婚妻

佩拉格娅·“波丽娅”·奥努夫里娃（Pelageya ‘Polia’ Onufrieva）

“万人迷”，斯大林在沃洛格达时的学生妹女友

谢拉菲玛·克拉舍宁娃（Serafima Khoroshenina）

斯大林在索里维切戈茨斯克时的女友和伴侣

玛利亚·库扎科娃（Maria Kuzakova）

斯大林在索里维切戈茨斯克时的房东和女友，康斯坦丁的母亲

塔蒂阿娜·“塔尼亚”·斯拉瓦京斯卡娅（Tatiana ‘Tania’ Slavatinskaya）

已婚布尔什维克党人，斯大林的情人

瓦伦蒂娜·洛波娃（Valentina Lobova）

布尔什维克党中的政治调停人，有可能是斯大林的女友

莉迪亚·佩里普雷金（Lidia Pereprygina）

13岁时与斯大林在图鲁汉斯克相识并订婚的孤儿，为他生了两个孩子

同志、敌人和对手

第比利斯和巴库时期

拉多·克茨霍韦利（Lado Ketskhoveli）

哥里牧师的儿子，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启蒙人及崇拜对象

亚历山大·“萨沙”·楚卢基泽王子（Prince Alexander ‘Sasha’ Tsulukidze）

富裕的贵族，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启蒙人及崇拜对象

米哈·茨哈卡亚（Mikha Tskhakaya）

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工党创始人，早期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斯大林的资助者

菲利普·马哈拉泽（Philip Makharadze）

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斯大林某段时期的同盟

布多·“枪管”·穆季瓦尼（Budu ‘the Barrel’ Mdivani）

演员，布尔什维克行动队员，斯大林的同盟

阿韦尔·叶努基泽（Abel Yenukidze）

早期的布尔什维克，阿利卢耶夫、斯瓦尼泽和斯大林的朋友

斯里毕斯特洛·“席尔瓦”·吉布拉泽（Silibistro ‘Silva’ Jibladze）

前神学院学生，孟什维克的政治煽动者

列夫·罗森布鲁姆，“加米涅夫”（Lev Rosenblum，‘Kamenev’）

第比利斯工程师的儿子，家境优越，温和的布尔什维克

米哈伊尔·加里宁（Mikhail ‘Misha’ Kalinin）

农民，第比利斯早期布尔什维克

苏伦·斯潘达良（Suren Spandarian）

亚美尼亚新闻编辑的儿子，家境优越，布尔什维克，好色之徒，斯大林最好的朋友

斯捷潘·邵武勉（Stepan Shaumian）

亚美尼亚的布尔什维克，家境优越，斯大林的同盟和对手

格里高利·“塞尔戈”·奥尔忠尼启则（Grigory ‘Sergo’ Ordzhonikidze）

虎落平阳的贵族，护士，布尔什维克中的强硬者，斯大林长期的同盟

塞尔戈·卡夫塔拉泽（Sergo Kavtaradze）

斯大林在格鲁吉亚、巴库和圣彼得堡时期的忠实手下

妻子及女方亲戚

亚历山大·“阿廖沙”·斯瓦尼泽（Alexander ‘Alyosha’ Svanidze）

神学院学生，斯大林的朋友，早期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后成为斯大林的大舅子

亚历山德拉·“萨什克”·斯瓦尼泽（Alexandra ‘Sashiko’ Svanidze）

阿廖沙的妹妹，斯大林的朋友

米哈伊尔·莫诺瑟利泽（Mikheil Monoselidze）

萨什克的丈夫，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同盟

玛利亚·“玛丽科”·斯瓦尼泽（Maria ‘Mariko’ Svanidze）

阿廖沙和萨什克的妹妹

叶卡捷琳娜·“卡托”·斯瓦尼泽·朱加什维利

（Ekaterina ‘Kato’ Svanidze Djugashvili）斯瓦尼泽家最小的孩子，斯大林的第一任妻子

雅科夫·“雅沙”（或“小伙”）·朱加什维利

（Yakov ‘Yasha’［Laddie］Djugashvili）叶卡捷琳娜与斯大林的儿子

谢尔盖·阿利卢耶夫（Sergei Alliluyev）

铁路和电厂经理，早期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在第比利斯、巴库和圣彼得堡时期的同盟

奥尔加·阿利卢耶娃（Olga Alliluyeva）

谢尔盖的妻子，斯大林早年间的朋友，有可能是斯大林的情人，之后成为他的岳母

帕维尔·阿利卢耶夫（Pavel Alliluyev）

奥尔加的儿子

安娜·阿利卢耶娃（Anna Alliluyeva）

奥尔加的女儿

费奥多·“费德亚”·阿利卢耶夫（Fyodor ‘Fedya’ Alliluyev）

奥尔加的儿子

娜杰日达·“娜迪亚”·阿利卢耶娃（Nadezhda ‘Nadya’ Alliluyeva）

谢尔盖和奥尔加的女儿，斯大林的第二任妻子

武装行动、幕后策划及调停者

卡莫，西蒙·“申克”·特尔—彼得罗相

（Kamo，Simon ‘Senko’ Ter-Petrossian）斯大林的朋友和追随者，之后成为银行攻袭者和行动队员

科捷·钦察泽（Kote Tsintsadze）

斯大林在西格鲁吉亚的行动队员，之后成为银行攻袭行动的指挥

列昂尼德·克拉辛（Leonid Krasin）

列宁手下制造炸弹、洗钱、执行银行攻袭和联络的大师，之后和列宁分道扬镳

马克西姆·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

原名迈耶·瓦拉赫（Meyer Wallach），布尔什维克“洗钱人”

安德烈·维辛斯基（Andrei Vyshinsky）

敖德萨药剂师的儿子，家境优越，成长于巴库，斯大林的行动执行者，之后成为孟什维克

马克思主义巨擘

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Georgi Plekhanov）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创始人

布尔什维克党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Vladimir Illich Ulyanov）

被友人称为“列宁”或“伊里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布尔什维克党创始人

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Nadezhda Krupskaya）

列宁的妻子和助理

格里高利·叶夫谢也维奇（Grigory Radomyslsky）

“季诺维也夫”，犹太奶农的儿子，列宁在克拉科夫的助手，之后成为加米涅夫的同盟

罗曼·马林诺夫斯基（Roman Malinovsky）

曾因盗窃、强奸被捕，奥克瑞纳的间谍，布尔什维克党在国家杜马中的领袖

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Yakov Sverdlov）

犹太人中的布尔什维克领袖，斯大林在流放时期的室友

列夫·布隆施泰因（Lev Bronstein）

“托洛茨基”，领袖，演讲家，作家，马克思主义者，1905年成为圣彼得堡苏维埃孟什维克主席，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

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

波兰贵族，经验丰富的革命家，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

艾伦娜·斯坦索娃（Elena Stasova）

“绝对真理”，“兹玛”，贵妇，布尔什维克活动家

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Klimenti Voroshilov）

卢甘斯克的铁路巡道工，布尔什维克党人，斯大林的朋友及其在斯德哥尔摩时的室友

维亚切斯拉夫·斯克里亚宾（Vyacheslav Scriabin）

“莫洛托夫”，布尔什维克党人，与斯大林共同创立《真理报》

孟什维克党人

尤里·采捷尔包姆（Yuli Tsederbaum）

“马尔托夫”，列宁的朋友，之后与列宁交恶，孟什维克党创始人

诺伊·佐达尼亚（Noe Jordania）

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工党创始人，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党领袖

尼古拉·“卡尔洛”·奇赫伊泽（Nikolai ‘Karlo’ Chkheidze）

巴统及之后圣彼得堡的孟什维克温和派

伊西多尔·拉米什维利（Isidore Ramishvili）

孟什维克党人，斯大林的敌人

赛义德·杰夫达里阿尼（Said Devdariani）

斯大林神学院时期的朋友，之后成为孟什维克党人、斯大林的敌人

诺伊·拉米什维利（Noe Ramishvili）

孟什维克强硬派，斯大林的敌人

米娜朵拉·奥尔忠尼启则·托罗舍利泽

（Minadora Ordzhonikidze Toroshelidze）斯大林在孟什维克党中的朋友，其同盟布尔什维克党人马拉基亚·托罗舍利泽（Malakia Toroshelidze）的妻子

大卫·塞基拉什维利（David Sagirashvili）

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党人，回忆录作家

格里戈尔·乌拉塔泽（Grigol Uratadze）

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党人，回忆录作家

拉兹登·阿尔申尼泽（Razhden Arsenidze）

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党人，回忆录作家

哈里顿·恰维奇维利（Khariton Chavichvili）

孟什维克党回忆录作家

NOTE

备注

斯大林

斯大林从1912年开始使用他这个著名的名字，直到1917年10月之后，“斯大林”才正式成为他的名字。他的真名叫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即便是在1917年之后，他的母亲、朋友和同志都还叫他“索索”。他曾用笔名“索塞罗”发表过诗歌。他经常自称为“科巴”。在他神秘的一生中，他曾用过很多名字。

为了让指代更为清晰，本书通用了“斯大林”和“索索”。

姓名及其翻译

本书人名的翻译原则和我的其他著作相同。我尽可能把格鲁吉亚人名和俄国人名翻译成最为人所熟知和最简单的英文版本。当然，这会导致很多偏差——比如说，我把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党领袖翻译成Noe Jordania，而非Zhordania；我把Djibladze拼成了Jibladze。然而，斯大林的名字却依然维持Djugashvili，因为这个拼写早已为人熟知。我用了Davrichewy和Chavichvili这两种法语拼写（而非Davr-ishashvili和Shavishvili），因为当这两位作者出版回忆录时，他们用的正是法语名。如果有语言学家对此感到迷惑，我在此先行道歉。

日期

我所运用的是当时俄国使用的老儒略历，它比西方使用的新格里历晚13天。当我记叙西方的事件时，我会注明两种日期。苏联政府是在儒略历1918年1月31日午夜开始执行公历的，于是第二天变成了公历的2月14日。

钱币

在20世纪早期，10卢布等于1英镑。如果今日的读者想进行换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乘以5得到英镑数，乘以10得到美元数。比如说：青年斯大林在巴统罗斯柴尔德炼油厂工作时，他的工资是每天1.7卢布，1年约620卢布（约等于现在每年6000美元或3000英镑）。沙皇尼古拉二世给自己发的年薪为25万卢布，而萨利维奇·阿列克谢的保镖的年薪则是120卢布（约等于今天的1200美元或600英镑）。可是，这些数字是没有意义的，它们与真实的购买力和价值鲜有勾连。比如说，尼古拉二世显然是俄国，甚至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可是，当他的所有私人财产（土地、珠宝、宫殿、艺术收藏品和矿藏）于1917年被清算时，人们得出的价格是1400万卢布，约等于今日的1.4亿美元或0.7亿英镑——显然，这是个与实际价值不相称的小数目。

称号

并不是每个沙皇帝制中的称号和头衔都有英文的对应名号，但我尽可能使用最接近的。我用“沙皇”或“皇帝”称谓那些俄国的独裁者。早在1721年，彼得大帝便自称为“皇帝”。高加索统治者们的头衔则各有不同。米克哈尔·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皇帝的儿子和兄弟——是总督（viceroy）。他的继任者格里高利·戈利岑王子——斯大林神学院时期的执政者——则只是总督（governor-general）。而他的继任者伊拉里翁·沃龙佐夫—达什科夫在1905年至1916年执政时则又变成了总督（viceroy）。

度量衡

10俄里（10 versts）=6.63英里

1普特（1 pud）=36磅

ACKNOWLEDGEMENTS

致谢

在写作有关斯大林的著作的过程中，很多国家和城市的人们都向我提供了帮助，其中包括我在世界各地的出版商，尤其是我拜访的当地人。他们都毫不吝啬地把他们所知的告诉我，对我十分慷慨。毋庸置疑，本书中若出现任何错误，一概由我个人承担。

首先，我得感谢我在俄国历史研究领域的导师们。他们审阅了我的作品，给予我指导意见，并悉心教我怎样才能写得更加精彩：伊萨贝尔·德马达里亚加是我的第一位历史导师，她曾指导我关于凯瑟琳女皇和波将金王子的处女作。她对我很严厉，但教导有方。我希望本书依然能展现她对我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我很荣幸得到了两位苏联历史权威的帮助。罗伯特·康奎斯特和罗伯特·瑟维斯教授审阅了本书，并指出了错误。我还要感谢曼荷莲学院（Mt Holyoke College）俄国和欧亚研究院的斯蒂芬·琼斯教授，他是格鲁吉亚社会主义运动方面的权威。他与我分享了研究所得，回答了我的问题，并不知疲倦地订正了我的文稿。阿伯丁大学北极人类学的高级讲师大卫·安德森博士慷慨而又耐心地检阅了本书中关于西伯利亚的篇章。剑桥大学史考特极地研究中心人类学和俄国北部研究系主任皮尔斯·维帖布斯基博士将他有关西伯利亚人类学方面的知识传授于我，并允许我使用他的一张照片。我还必须感谢唐纳德·雷菲尔德教授，他不但慷慨地与我分享了他在俄国文学、格鲁吉亚文化和布尔什维克政治史方面的知识，还为我介绍了格鲁吉亚的联络人，并允许我完整地引用他所翻译的斯大林诗作。

我特别感谢乔治·休伊特教授，他为我翻译了很多高加索的当地语言，还介绍了至关重要的阿布哈兹联络人。我衷心感谢巴黎的克莱尔·穆拉迪安博士。虽然我们从未谋面，可她不但无私地向我分享了她对高加索历史的百科全书式的了解，并向我提供了很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流亡家族的联系方式。她还为我采访了很多曾经的见证人，并向我提供新的线索。

本书所使用的很多新素材都来自于高加索。我必须首先感谢格鲁吉亚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和第一夫人桑德拉·萨卡什维利。格鲁吉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子女学院（GF IML）的档案馆业已年久失修，只有在获得了总统本人签署的通行令之后，我才得以阅读这些档案——它们构成了本书的核心。娜塔莉亚·坎切利——总统的高级幕僚和得力助手——帮助我争取到了通行令，我对她无比感激。杰拉·恰尔克维阿尼——他是我的老相识，是格鲁吉亚政坛的风云人物，也是斯大林亲信的儿子——在我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高加索做战地记者时便向我提供过帮助。他还向我展示了他父亲留下的回忆录，并竭尽全力帮我寻找格鲁吉亚的联络人。他的侄女内斯坦·恰尔克维阿尼——她本人就是斯大林主义方面的杰出历史学家——帮助我整理档案，寻找新线索和回忆录，以及采访新的人证；她还帮我审阅了书稿，指出了其中的错误。我还要感谢尼诺·克列谢利泽，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勤奋的研究员和出色的格鲁吉亚语翻译。同样要感谢的还有GF IML的首席档案员瓦扎·艾巴诺伊泽。

我还要感谢格鲁吉亚的其他很多人：彼得·马姆拉泽——他也是我的老朋友，经历了最近的政治动荡——帮我找了新的见证人，还向我分享了很多格鲁吉亚当地有关斯大林的传说。我的朋友扎克罗·梅格里利什维利教授一再帮助我，使我得以阅读未公开的卡夫塔拉泽的手记以及他继父的回忆录，他还协助我研究了第比利斯银行攻袭行动。我也要感谢努格扎尔·苏尔古拉泽教授。我还要感激另一位朋友乔治·塔尔汗—穆拉维，他纯粹出于友情和好奇帮助了我，为我介绍了联络人，并分享了他丰富的知识和他家族的轶闻。瓦唐·古鲁利教授与我分享了他独一无二的档案研究所得。吉亚·苏尔卡尼什维利向我提供了大大小小的帮助，我也同样感激他。尼克·塔巴塔泽——格鲁吉亚电视台拉斯塔维第二频道的主管——鼓励并帮助了我，他的电视节目对我的报道帮助我找到了更多的人证和线索。我要感谢塔玛拉·梅格里利什维利，她允许我在她的普洛斯佩罗书店——这无疑是从莫斯科到耶路撒冷之间最好的书店——张贴启事，帮我找到了见证人和线索。还有乐卡·巴西列娅，以及哥里斯大林博物馆的馆长盖奥兹·马赫阿什维利。

我在阿扎尔巴统档案库研究时，梅梅德·季哈什维利帮我找到了很多新线索和照片，对本书的写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既是外高加索地区的优秀历史学家，也是历史的见证者，因为他是斯大林时期阿布哈兹的领导人内斯特·拉科巴的侄子。

我要感谢阿布哈兹的斯拉瓦·拉科巴。他是布尔什维克主义、阿布哈兹和高加索方面杰出的历史学家。他毫无保留地与我分享了他的研究成果以及他的线索。乔治·休伊特、唐纳德·雷菲尔德和蕾切尔·克罗格博士帮我联系了他。

我要感谢阿塞拜疆巴库的福阿德·阿洪多夫，他是我的老朋友，是研究石油产业发展史和石油大亨方面的专家；感谢阿塞拜疆中央国家历史档案馆（GIA AR和GA AR）的馆长菲克列特·阿利耶夫和副馆长齐马·巴巴耶娃；再次感谢梅梅德·季哈什维利。

我要感谢荣格·巴比罗夫斯基教授在柏林和巴库为我提供的帮助，他是巴库和高加索地区暴力文化方面的大专家，慷慨地与我分享了他的研究所得；还有亚历山大·弗雷斯，他帮我翻译了德语资料。

我要感谢维也纳的尊敬的卡雷尔·施瓦曾伯格王子、彼得·摩根和里拉·摩根以及格奥尔·哈曼。丽莎·特雷恩造访了斯大林曾经住过的公寓，帮我拍了漂亮的照片。在芬兰，我要感谢我的编辑阿列克西·莱蒂宁协助我做有关坦佩雷的研究。在瑞典，我要感谢Norstedts/Pris-ma出版社的皮尔·福斯蒂诺和我所有的编辑，《每日新闻》的马丁·斯图加特，研究员简尼·郎歇尔，还有凯伦·阿尔登伯格和皮尔·莫格伦。在荷兰，我要感谢两位优秀的斯大林研究专家埃里克·范·雷和马克·简森，他们也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所得。在波兰克拉科夫，我要感谢伦敦的电影导演旺达·科斯夏和她的朋友玛尔塔·科斯特凯维奇。

我的两本有关斯大林的作品能够在俄罗斯出版，多亏了以下这些师友的帮助、鼓励和认可：斯大林研究方面的权威、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GARF）的高级研究员奥列格·库列努克，莫斯科的俄罗斯国家大学人文学院俄罗斯近现代史教授亚历山大·卡缅斯基。我的两本俄罗斯研究作品的档案大部分都来自于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总统档案馆（RGASPI），所以我要万分感谢馆长基里尔·M．安德森博士、副馆长奥列格·V．瑙莫夫博士，以及斯大林作品及亲笔文书方面的专家拉丽莎·A．罗格瓦娅。不过，我最要感谢的是莫斯科大学18世纪历史的杰出讲师加丽娜·巴布科娃博士，她曾帮助过很多写作有关斯大林传记的作者，而她对我的帮助也是莫大的。

在俄罗斯，我还要感谢以下这些人：出版家及政治家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耶夫，安纳托利·车里克马索夫和佐伊亚·贝尔亚科娃，德米特里·亚库申金，爱德华·拉德辛斯基，罗伊·梅德韦杰夫和若列斯·梅德韦杰夫，鲍里斯·伊利扎罗夫，艾尔卡迪·瓦克斯伯格，拉里萨·瓦西列娃，玛莎·斯洛宁，德米特里·汉金，阿纳斯塔西亚·韦伯斯特，汤姆·威尔逊，大卫·坎贝尔，马克·博隆斯基和蕾切尔·博隆斯基，以及鲁巴·维诺格拉多娃博士。我要感谢斯莫尔尼学院博物馆的馆长和彼得堡阿利卢耶夫博物馆的斯维特兰娜·奥斯波娃。在阿钦斯克，我要感谢阿钦斯克地区博物馆的馆长。在沃洛格达，我要感谢沃洛格达现代史档案馆（VOANPI）的馆长和沃洛格达国家档案馆（GAVO）的馆长。

在美国，我要感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J．阿奇·盖蒂教授与我分享叶若夫的档案；感谢罗恩·萨尼教授；感谢乔治城大学的查尔斯·金博士；感谢罗曼·布拉克曼慷慨地向我提供他找到的线索。我同样要感谢大卫·恰夫恰瓦泽王子和玛鲁夏·恰夫恰瓦泽公主，雷杰皮·佐达尼亚和尼克尔·佐达尼亚，穆萨·特雷恩·克列布尼科夫以及她已去世的、令人怀念，也曾给予我很多鼓励的丈夫保罗·克列布尼科夫，康斯坦丁王子和公主，以及安妮·希达莫—艾利斯托夫。

在加州斯坦福，我要感谢卡罗尔·A．莱德纳姆和艾丽娜·扎伊采娃，她们帮助我研究了奥克瑞纳和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的档案。感谢以色列的艾利克斯·多兰和鲍里斯·奥洛夫博士、巴黎的乔治·马姆里亚博士。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采访了很多人。其中最让我兴奋的是109岁的玛丽亚姆·斯瓦尼泽。她是斯大林妻子的亲戚，至今仍记得1907年卡托去世时的情况。我要感谢以下当事人的后代接受采访、提供回忆录和家族轶事：桑德拉·勒洛夫斯·萨卡什维利（她的书讲述了她丈夫的家族是如何庇护斯大林的）；叶特利·奥尔忠尼启则（塞尔戈的女儿）；阿尔特姆·谢尔盖耶夫将军（斯大林的养子）；加丽娜·朱加什维利（斯大林的孙女）；斯大林的侄子和侄女里奥尼德·雷登斯、基拉·阿利卢耶娃和弗拉基米尔·阿利卢耶夫（雷登斯）；斯捷潘·米高扬将军（阿纳斯塔斯的儿子）和他的女儿阿什肯·米高扬；斯大林的女婿尤里·日丹诺夫（安德烈的儿子）；伊索尔达·穆季瓦尼（布多的儿子的遗孀）；苏珊娜·托罗舍利泽（马拉基亚和米娜朵拉的女儿）；扎克罗·梅格里利什维利（沙尔瓦·努楚比泽的继子）；玛莎·佩什科娃（贝利亚的儿媳，高尔基的曾孙女）；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夫（谢尔盖·卡夫塔拉泽的女儿）；业已逝世的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亚历山大的儿子）；克捷万·格洛瓦尼（斯瓦尼泽的侄子）；梅梅德·季哈什维利（内斯特·拉科巴的侄子）；雷杰皮·佐达尼亚（诺伊的儿子）；塔尼亚·李维诺娃（马克西姆的女儿）；古拉姆·拉蒂什维利（萨沙·叶格纳塔什维利的孙子）；基亚·塔尔汗—穆拉维；蒂娜·叶格纳塔什维利；瓦亚·奥库亚娃；萨尔瓦·加切奇拉泽（卡西安神父的孙子）；谢尔盖·恰维迪安（沙维迪安）；塔马兹·纳斯吉达泽维利；伊拉克利·德·达夫里舍维，亚历山大·德·达夫里舍维和安妮克·达夫里恰维利（约瑟夫·“索索”·达夫里舍维的两个孙子和另一个孙子的妻子）；朱利安·Z．斯塔洛斯戴克。

在英国，我要感谢约翰·卡洛博士，他是马克思纪念图书馆（www.marx-memorial-library.org）的馆长，也是伦敦时期列宁研究的绝对权威。他告诉了我很多关于1907年的事，并指导了我关于斯大林在威尔士的研究。同样在这方面为我提供了帮助的还有新共产党的总书记安迪·布鲁克斯、社会主义历史协会的弗朗西斯·金、托尼·阿蒂恩扎、《西部邮报》（Western Mail）的保罗·巴拉特和邓肯·希捷特。

在英国和法国，伊芙琳·德·罗斯柴尔德女爵准许我随意翻阅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档案；梅兰妮·埃斯普雷帮我调查了斯大林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联系。我要感谢她们两位。

我要感谢以下诸位为我提供的大大小小的帮助：安德鲁·罗伯斯；罗纳德·海伍德；《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编辑约翰·威特罗；《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图片编辑雷·威尔斯；米克洛斯·昆；伦恩·巴拉瓦尼克；克莱尔和雷蒙德（子爵）阿斯奎斯；约翰和维多利亚·海曼；大卫·金；帮我调查英国特工的安德鲁·库克；雷亚和塔蒂尼亚·西蒙亚；乔弗雷·艾略特；丹·海勒博士，他是沙皇—斯大林时期俄国性与犯罪方面的专家；罗萨蒙德·理查森；加米涅夫专家凯瑟琳·梅里戴尔博士；马克·弗兰切特；谢尔盖·德哥塔雷夫—福斯特；纳塔·伽罗格雷；乔恩·哈利戴；因嘉波嘉·戴普库纳伊特；劳伦斯·凯利；亚历山德拉·哥顿—莱诺克斯夫人；大卫·斯图加特—希维特；布鲁斯·登达斯勋爵；奥尔加·伯利兹；安东尼·毕沃尔；英国驻格鲁吉亚第一任大使斯蒂芬·纳什；安德鲁·梅耶；英国驻格鲁吉亚大使唐纳德·麦克拉伦和他的妻子梅达；我在www.bodyarchitecture.co.uk的训练师斯图加特·泰勒，感谢他让我保持头脑清醒。感谢查尔斯和帕蒂·帕尔玛·汤姆金森的支持和鼓励。

特别感谢我的俄语老师加丽娜·奥莱克西克。

我要感谢我的英国编辑，Weidenfeld＆Nicolson出版社的伊昂·特雷文，他耐心地编辑了我所有的历史作品；感谢助理编辑安娜·海维和贝亚·海明斯，出版总监艾伦·萨姆森，卓越的文字编辑彼得·詹姆斯，编纂索引的道格拉斯·马修和编辑地图的大卫·贺胥黎。同样感谢我的平装书编辑，Phoenix出版社的苏珊·莱姆。我要感谢我的美国编辑，纽约Alfred A．Knopf出版社的无与伦比的桑尼·马塔和他的同事乔纳森·西格尔。

我的经纪人、Capel＆Land的乔治娜·卡贝尔永远充满活力，效率奇高。我还要感谢魏登费尔德勋爵及其夫人，还有安东尼·奇塔姆，感谢你们长期向我提供支持、分享智慧、给予友谊。

我必须感谢我的父母斯蒂芬·蒙蒂菲奥里博士和艾普丽尔·蒙蒂菲奥里。我首先要感谢他们对斯大林所做的精妙的医学和心理学分析；其次要感谢他们非凡（且严苛）的编辑技巧；最后感谢他们献给我的爱，他们是最棒的朋友和最温柔的父母。

本书献给我的儿子萨沙，但我还要提及我生命中另一盏明灯，那就是我的女儿丽丽。不好意思地告诉大家，他们都在爱上《托马斯和他的朋友们》前就能认出斯大林的肖像。还有悉心照顾我孩子的保姆简尼·罗伊，是她让在家工作变成了一种享受。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我要感谢我亲爱的妻子桑塔。在我们家浪漫的四人世界里，我们曾在我写作关于凯瑟琳女皇和波将金王子的爱情故事时度过非常愉悦的时光，也曾因冷酷的斯大林的“在场”而有过争执。终于，现在，我们家就快要“去斯大林化”了，在此之际，我得感谢桑塔热情的鼓励、宁静的魅力和她珍贵的创造力、笑声与爱。

Table of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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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INTRODUCTION 序

PROLOGUE 序曲 攻袭银行

PART ONE 第一部分

1 凯可的奇迹：索索

2 疯狂贝索

3 拳击、摔跤和唱诗

4 一场哥里的绞刑

5 诗人与神父

6 “眼神灼人的年轻人”

7 宿舍之战：索索对决“污点”神父

8 气象员：党派和王子

9 斯大林转入“地下”：秘密活动

10 “我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打工！”——巴统的纵火、屠杀和逮捕

PART TWO 第二部分

11 囚犯

12 冻坏了的格鲁吉亚人：西伯利亚放逐之旅

13 布尔什维克的情人

14 1905年：山地之王

15 1905年：士兵、乞丐和裁缝

16 1905年：山鹰——斯大林与列宁的会面

17 穿灰衣的人：婚姻、骚乱（和瑞典）

18 劫海船与做父亲

19 斯大林在伦敦

20 卡莫疯了

21 卡托的悲剧：斯大林的追悔莫及

22 “黑色之城”的大佬：财阀、保护费和海盗

23 跳蚤比赛、清除叛徒与逼疯——监狱游戏

24 “大河雄鸡”和贵妇

25 “牛奶工”：斯大林是沙皇间谍吗？

PART THREE 第三部分

26 两位失落的未婚妻和一位怀孕的村妇

27 中央委员会和“万人迷”女学生

28 “不要忘记那个名字，敬畏它！”

29 “逃亡大师”：卡莫的最终一跃和最后的银行攻袭

30 和神秘的瓦伦蒂娜一起旅行

31 1913年的维也纳：神奇的格鲁吉亚人、奥地利艺术家和老朽的帝王

32 秘密警察的舞会：伪装者的出卖

PART FOUR 第四部分

33 “亲爱的，我很绝望！”

34 1914年：北极圈的情事

35 猎人

36 西伯利亚的鲁滨孙

37 斯大林的鹿拉雪橇和西伯利亚之子

PART FIVE 第五部分

38 1917年春：为难的领袖

39 1917年夏：大街上的水兵

40 1917年秋：索索和娜迪亚

41 1917年冬：倒计时

42 光辉的1917年10月

43 权力：斯大林走上前台

EPILOGUE 尾声

老去的“暴君”——回忆往事

STALIN’S NAMES，NICKNAMES，BYLINES AND ALIASES 斯大林的曾用名、昵称、笔名和化名

LIST OF CHARACTERS 人物表

NOTE 备注

ACKNOWLEDGEMENTS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