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七章 从泰昌到天启

一、神宗的怠于临朝与疾病缠身

二、昙花一现的泰昌朝

三、从泰昌到天启的过渡

四、天启：畸形的魏忠贤专政时代（上）

五、天启：畸形的魏忠贤专政时代（下）

第八章 崇祯：清查“阉党”逆案

一、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朱由检

二、不动声色逐元凶处奸党

三、清查“阉党”逆案

四、为东林人士平反昭雪

第九章 袁崇焕与毛文龙

一、从李成梁到熊廷弼

二、从孙承宗到袁崇焕

三、同室操戈：毛文龙之死

四、己巳之变：袁崇焕的悲剧

第十章 “党同逐异，便己肥家”

一、“今日吏治民生夷情边备事事堪忧”

二、“此时不矫枉振颓，太平何日可望？”

三、朝政与党争（上）——由会推阁员引发的党争：钱谦益案

四、朝政与党争（下）——由袁崇焕之狱引发的党争：钱龙锡案

五、权力争夺：温体仁与周延儒的倾轧

六、温体仁辅政：“崇祯皇帝遭‘温’了”

第十一章 民变蜂起：举棋不定的抚与剿

一、初起阶段的民变与杨鹤招抚的失败

二、战火蔓延山西

三、从渑池渡到车箱峡

四、洪承畴、卢象昇、孙传庭

五、杨嗣昌“十面张网”的成功

第十二章 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

一、对清和与战的优柔寡断

二、“盐梅今暂作干城”：杨嗣昌督师

三、“功虽未成，尽瘁堪悯”——杨嗣昌之死

四、“灭寇雪耻”成泡影：洪承畴降清

五、秘密媾和与陈新甲之死

第十三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明朝的覆亡

一、朋党政治与周延儒的复出

二、内战形势急转直下：李自成与张献忠

三、挽救命运的失败尝试：出征、南迁、勤王

四、京师陷落与思宗殉国

五、从大明到大顺到大清的政权更迭

主要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第七章

从泰昌到天启

苏州五人之墓

一、神宗的怠于临朝与疾病缠身

对于神宗的怠于临朝，当时的官员朱国祯说：“上（指神宗）益恭默，批发者，内外庶僚推升只一‘是’字；巡按复命举劾下部，凡阁臣部院条陈、告归疏，皆留中。淮抚李三才被劾，有救者，有再劾者，前后凡一年有余，迭积不可胜数。其余两衙门，听其自作自止，自相攻击，皆以不闻不见处之。”[1]

神宗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帝王，亲政以后励精图治，一度形成了“事事由朕独断”的局面，但为什么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怠于临朝呢？这是研究万历朝历史值得细细加以探讨的问题。然而人们的见解很不一致，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晚明名士夏允彝（字彝仲，松江华亭人）对神宗怠于临朝的原因作这样的分析：“自（郑）贵妃宠甚，上渐倦勤，御朝日稀。迨国本之论起，而朋党以分，朝堂水火矣。争国本者章满公车，上益厌恶之，斥逐相继，持论者益坚，上以为威悚之不止也，不若高阁置之，批答日寡。后遂绝不视朝，疏十九留中矣。郊祀不躬，经筵久辍，推升者不下，被纠者不处，上之一切鄙夷也。”[2]夏允彝在这里勾画了神宗怠于临朝的渐变过程，先是对朝政表现出倦怠之意，上朝的日子逐步减少；以后发展到绝不视朝，奏章也懒于批答，束之高阁。这毫无疑问是真实写照，然而对渐变的原因分析得有点牵强。首先，把神宗“倦勤”、“御朝日稀”归之于宠幸郑贵妃，沉迷于儿女情长，就失之偏颇。如前所说，神宗由于宠幸郑贵妃，在册立皇太子事件上一再与廷臣对抗，从而导致“三王并封”之议，以及“妖书案”、“梃击案”之类政治风波。透过这一系列政治事件，人们可以强烈感受到他始终牢牢控制着局面，他的独断专行、固执己见的秉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和廷臣一样，都把这些与“国本”有关的事件，当作朝廷头等大事来对待，丝毫看不出由于宠幸郑贵妃、沉湎于酒色而不理朝政的迹象。夏允彝这位与陈子龙（字人中，号大樽，松江华亭人）齐名的“几社”名士，对于晚明史常有真见卓识，然而关于此事的评述难免陷入“女人祸水”论的窠臼。似乎郑贵妃之与明神宗，犹如杨贵妃之与唐玄宗，其实不然。杨贵妃“女人祸水”论前人早已有所澄清，唐玄宗的荒怠另有原因在，郑贵妃等而下之，则更无论矣。神宗的“倦勤”与“御朝日稀”是应该从别的方面寻找原因的。其次，把神宗后期奏疏“批答日寡”到“绝不视朝”，归结于廷臣的朋党之争使他对奏疏与朝政极度反感的结果，显然是本末倒置了。万历一朝官僚队伍中的朋党之争、门户之见，其实是神宗一手造成的。他在倒冯、倒张的风潮中，为昔日反对新政而遭到黜革的官僚平反，重新起用，委以重任。这些人重新上台后，意气用事，力图把万历十年以前的一切全盘否定。于是形成了两派官僚、两种政见的明显对垒。以后围绕着争国本、争册立、争“三王并封”，以及“妖书案”、“梃击案”，使这种对垒更加具有朋党色彩。如果把这种政治斗争看成神宗“批答日寡”、“绝不视朝”的原因，实在是模糊了君臣之间的责任界限，颇有臣子代君父受过之嫌。由此可见，夏允彝的评述没有抓到点子上。

那么，今人的看法又如何呢？明清史的一代宗师孟森在《明清史讲义》专叙万历一朝史事的第五章，标题赫然是《万历之荒怠》，把神宗亲操政柄的几十年称为“醉梦时期”，说神宗“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而把原因归结于“专用软熟之人为相”。这“软熟之人”的魁首便是申时行，因为申时行“遇事迁就，以成其过”，章疏留中，讲筵永罢，都是申时行开的先例[3]。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马楚坚把孟森的论点加以发挥，把神宗的荒怠完全委过于申时行。他说：“及申时行继为元辅，其为祸尤大，万历政弊与其有莫大关系……（帝）欲作解放不受束缚，故‘每遇讲期多传免’，时行不但不匡正此变态心理，反助帝偷学，疏其变态为巨流，并为帝虑一偷懒之法，以‘进讲章（讲义）’代讲授，‘自后为故事，讲筵遂永罢’……又助上怠政，教其将不愿接受之‘章奏留中’，‘毋下其章’。帝自后所以对奏疏不批不发，置之不理，实‘自此始’。又劝帝拒谏，不辨是非……自是以后，神宗遂以此而自由自在，日耽荒逸，纵情声色，饮酒使气，贪财好货为乐。”[4]

孟、马二氏所论历历有据，并非臆测。然而神宗的怠于临朝要申时行来承担责任，未免太不公平。申时行为人“软熟”，“遇事迁就”，都是于史有证的。不过他是出于张居正“威权震主”的前车之鉴，把威权统统交还给皇上，让他亲操政柄，事事由他独断裁决。申时行的迁就为神宗的独断专行创造了条件，而不是为他的荒怠疏懒提供方便。从事实上讲，在申时行任内阁首辅的几年中，是神宗亲政以来最为繁忙的时期，事无巨细都要过问，根本谈不上荒怠疏懒；从逻辑上讲，申时行如果像严嵩一样专擅朝政，那么神宗才可以像他的祖父世宗那样，不理朝政，荒怠疏懒。

笔者以为，神宗怠于临朝，个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一条是他长期以来耽于酒色，以致疾病缠身，使他对于日理万机感到力不从心。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所谓怠于临朝并非不理朝政的同义语，而且荒怠也有一个随着健康状况逐步恶化而不断加剧的过程。这种状况可以追溯到万历十四年（1586年），这年九月十六日以后神宗连日因病免朝，到三十日病情仍未好转，再次命司礼监传谕内阁，说他原本欲御门临朝，已于卯时（清晨）初刻准备动身，无奈“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可见日前暂免朝讲期间“静摄服药”并无效果，仍然“身体虚弱，头晕未止”[5]。礼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指出，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等症皆非今日所宜有[6]。

确实，神宗头晕眼黑、力乏不兴等病情一传出，臣下无不惊骇，也有人怀疑皇上托疾偷懒。其实是冤枉他了。他的暂免视朝日讲，是因病请假。这毛病拖到第二年，仍不见好转。这年二月初三日，神宗又派文书官传谕内阁：暂免经筵，原因是“连日动火，时作眩晕”[7]。以后，神宗身体时好时坏，视朝日讲经常宣布暂免，但是只要身体状况允许，他还是朝讲如初。例如十五年三月初六日，神宗“圣体初安”，按规定视朝，百官上殿庆贺；随后又在皇极门暖阁召见申时行等三名内阁大臣议论朝政。神宗向三位大臣一见面就打招呼：“朕偶有微疾，不得出朝，先生每忧心。”[8]又如十六年二月初一日，他按例到文华殿参加经筵，经筵完毕还兴致勃勃地与阁臣们讨论《贞观政要》，议论唐太宗与魏徵[9]。不久旧病复发。头晕目眩这种毛病，不能动脑筋，视朝、日讲、批阅奏章当然难以胜任。十八年正月初一日，神宗为了雒于仁的奏疏召见申时行等阁臣。申时行向他提出，皇上有病需要静摄，但也应该一月之中二三次或三四次临朝，处理重大政务。神宗听了并不恼怒，只是解释说：“朕病愈，岂不欲出！即如祖宗庙祀大典也要亲行，圣母生身大恩也要时常定省。只是腰痛脚软，行立不便。”[10]十九年闰三月，神宗在病情稍微好转后，对内阁大臣谈起自己的健康状况时说：“原朕之疾，因火生痰成疾，故食少寝废，尝服药饵，未见瘳愈。以致庙享屡遣代行，朝讲久废。”[11]同年九月他又向申时行谈及病情：“朕今年以来，因痰火之疾不时举发，朝政久缺，心神烦乱。”[12]真实地流露出他当时久病不愈的心情。其后，王家屏、王锡爵辅政时期，情况仍不见好转，神宗仍是“面目发肿，行步艰难”[13]。由于头晕目眩，视朝只能偶尔为之。

神宗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处理朝政的主要方式是透过批阅奏疏、发布谕旨来进行。他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朝廷的大政方针，这从“万历三大征”的全过程可以看得很清楚。但廷臣们对于皇上深居内宫，无法一睹“龙颜”有所不满。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七月神宗传谕内阁：“朕自入夏以来，常中暑湿，身体屡生热毒，又头眩软弱，时享（郊庙）暂遣代行。”[14]遭到贵州道御史许文造的批评：“顷岁以来，谓郊庙为常事，谓朝讲为虚文。”[15]以后类似的批评接连不断。户部主事董汉儒说：“神圣御宇亦且二十三年，何始勤而终怠，国是日非。频年深宫，群臣罕能窥其面。”[16]御史马经纶批评皇上“不郊天有年”，“不享庙有年”，“辍朝不御”，“停讲不举”[17]。

万历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仁圣皇太后陈氏病逝，按照常例，神宗必须参加嫡母的丧礼。神宗又派遣使臣代行其事，理由仍是患病动弹不得[18]。此事遭到廷臣更为严厉的责难，吏部左侍郎孙继皋说：古今大纲常必不可亏，国家大典礼必不可缺，冒恳圣明扶疾护送母后，以光圣人大孝，以慰寰海同情。吏科给事中戴士衡说：母子至情，送终大事，稍知义理者尚思竭僻踊哀送之情，以申无已之忧。奈何以内庭数步之地，顾靳一足之劳[19]。官员们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神宗则有苦难言。他一向以孝顺闻名，待仁圣皇太后恭谨备至，嫡母的丧礼都难以参加，可见确实病重，“动履不便”并非托词。到了三十年二月，神宗的病情突然加剧，二月十六日紧急召见高级官僚，又单独召见内阁首辅沈一贯进入他的寝宫——启祥宫后殿暖阁，当着慈圣皇太后、太子及诸王的面嘱托后事，要沈一贯辅佐太子做个好皇帝[20]，足以表明多年身患疾病的神宗身体已经虚弱到极点，否则绝不会有此一场虚惊。自从这场虚惊后，神宗更加怠于临朝了。正如沈一贯在一个奏疏中所说：“皇上居深宫之中，不见群臣，百姓可谓塞耳掩目，置人言于弗理。”[21]字里行间流露出不满情绪。这种状况从沈一贯时代到叶向高时代丝毫不见改变。叶向高不无感慨地说：“国家多事，朝政不行，臣沉浮其间，无所转移，实是有罪……然皇上深居日久，如天之穆无声嗅，听万籁之争鸣；如水之漫无堤防，任百川之自溃。典礼当行而不行，章疏当发而不发，人才当用而不用，政务当修而不修，议论当断而不断。”[22]叶向高的深刻反省充分揭露了神宗怠于临朝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明史》卷240《叶向高传》说：“当是时，帝在位日久倦勤，朝事多废弛，大寮或空署，士大夫推择迁转之命往往不下，上下乖隔甚，廷臣部党势渐成……”优游林下的申时行在信中与叶向高谈及朝政，不胜感慨：“近时事体与往时大相悬绝，阁中开导斡旋止凭揭帖，往时或奉御札或令文书房口答，无中寝者。今答者什之二三，寝者什之七八，此一难也。往时六卿皆备，事体每相商榷，皆得与闻。今疏上报可绝无违驳，遂至不相关涉，此二难也。一时风尚率先，气节少年喜事，口语纷纭，前倡后随，党同伐异，徇之则不可胜从，违之则便相侧目，此三难也。”[23]因此申时行不由惊叹：“方今国事艰危，人情险陂……而众论愈嚣，群情愈涣，少年阴有所拥戴以树私交，而阳有所抵排以淆公是。上下否隔，中外睽携。自古国家未有如此而能久安长治者。”[24]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神宗的晚年，而且愈演愈烈。

神宗晚年最后的岁月，是在辽东战事的忧虑与日益加重的疾病煎熬中度过的。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入夏以来，神宗身体始终不好。六月初六日他对内阁首辅方从哲说：“朕入伏以来，着湿熏蒸，不时腹泻，头目眩晕，身体发软。见今服药未愈，临御不便。”[25]不能御朝，还得为辽事操心，这时他多么需要得力的内阁辅臣为他排忧解难。自从万历四十五年内阁次辅吴道南丁忧归里后，内阁辅臣只有首辅方从哲一人，而方从哲偏偏不是一个勇于任事的股肱之臣，当此多事之际畏缩不前。他因儿子方世鸿杀人遭巡城御史弹劾，索性借此机会乞求皇上罢官。不久，天上出现彗星，京师又有地震，方从哲向神宗上疏说，这些“妖象怪征”是他“奉职无状”的结果，在“痛自修省”的幌子下又想辞官[26]。此举引来在朝官员们的嘲笑、蔑视，他的声望一落千丈。河南道御史熊化上疏弹劾方从哲辅佐无效，甚至私下庇护辽东督抚，使得辽东战事愈来愈糟糕。于是方从哲索性“掼纱帽”，称病在家，坚卧不出。神宗不能没有辅臣，劝慰他不必对言官的弹劾太过于介意：“方今国家多艰，须卿鸿猷匡济，共图化理，岂可以浮言坚欲求去！”[27]

万历四十七年春节到了，正月初一日神宗照例又是免朝，这已是近二十年来的惯例了。方从哲还是率文武百官来到午门外举行庆贺典礼，礼毕后，又到仁德门致礼，然后向长期不见的皇上呈进一道奏疏。方从哲在奏疏中对近年朝政缺失——大僚半缺、言路几空——发了一通牢骚。神宗看了之后批示道：“所请补大僚、用言官，俟朕详览陆续简发……卿为首辅重臣，宜表率百僚，岂可托疾不出，国事何赖！”[28]从去年十二月以来方从哲称病在家，逍遥了四十多天，致使内阁大门白昼紧闭，辅臣揆席虚悬，无人理事[29]。神宗不得不派鸿胪寺堂上官前往方府宣谕：“辅臣方从哲速出视事！”[30]几天后方从哲才声称病痊，出来办公。及至杨镐在辽东大败的消息传来，礼部主事夏嘉遇以为辽事之坏方从哲难辞其咎，吓得方从哲不敢到内阁办公。直到神宗优旨恳留，才放下心来，入阁视事如故。为了减轻压力，方从哲希望皇上到文华殿召开九卿科道等官会议，共图保辽东保京师之策。神宗派文书官到内阁传谕，因疾病缠身，无法出席文华殿会议，希望大臣谅解[31]。以后方从哲又请求从速补充内阁成员，为此连上十几道奏疏，甚至在文华门候旨六天，还是不得要领。过了两天，神宗向方从哲解释，实在是由于病得不轻，无法批阅奏章，不得不拖延，“少俟朕稍愈，即旦夕详览简发”[32]。方从哲实在沉不住气了，一反常态，改变以往那种虚与委蛇的态度，批评皇上并无真心实意：“辗转延误，日复一日，是皇上原无允补之意，不过借此以示羁縻耳。”[33]矛盾已经尖锐到这种地步，神宗不便再拖，同意由吏部会推六七名候选人供他从中点用[34]。过了几天，神宗点用了史继偕等两人，感到不太满意，把简用阁员的公文压住不发。方从哲接到的仍是老一套：“朕昨入夏以来，天气乍寒乍奥，以致腹痛泻痢，服药稍愈。近又连日阴雨，偶尔中暑，头目眩晕，动履艰难。各衙门章奏未经详览，见今服药调摄，俟朕少瘳，次第简发。”[35]然而神宗的病始终不见好转，一直到他病逝，仍未正式任命史继偕等两名阁臣。

这时候的朝廷哪里还像朝廷，皇帝疾病缠身，朝政处于半瘫痪状态：内阁只有一人，部院堂上官只有八九人，科道官只有十几人，中央政府难以运转。这种状况引起官僚们的极大不满，内阁首辅方从哲成为众矢之的。方从哲早就不想干了，面对如此声势乐得顺水推舟，向皇上提出“尽夺臣官，放归田里”[36]。神宗生怕政府完全瘫痪，只得自己承担责任，谴责言官，挽留方从哲[37]。

万历四十八年春节过后，神宗的病情仍不见好转。四月初六日，神宗的皇后王氏病逝。四月十一日方从哲前往思善门哭临，然后到仁德门恭请皇上圣安，要太监转告面见的请求。少顷，太监口传皇上旨意，在弘德殿召见方从哲。方从哲随太监来到弘德殿皇上御榻边，但见皇上在御榻上侧身而卧。这是方从哲进入内阁八年来第二次见到皇上，他西向行四拜礼以后，君臣间展开了最后一次对话。

方从哲说：“圣体违和，外间不能尽知。昨闻御医传示，臣不胜惊惧。又值中宫皇后崩逝，圣心哀悼。伏望皇上宽慰圣怀，善加调摄，以慰中外臣民之望。”

神宗说：“朕知道了。国家多事，先生可尽心辅理。”

方从哲说：“臣蒙皇上厚恩，倘可图报，敢不尽力。”

神宗说：“朕自昨岁三月以来，时常动火，头目眩晕。五月后又中暑湿，肚腹不调，呕吐几次，脾胃受伤。至今不时泻痢，身体软弱。因泻多，下部肿痛难坐。又湿痰流注，右足痛，动履不利。每日文书俱朕亲览，但神思恍惚，眼目昏花，难以细阅。”由于久病虚弱，无力多说，便嘱咐身边太监：“都说与先生。”那意思是把病情一五一十全部告诉方从哲。待太监说完，神宗昂起头来对方从哲说：“先生试看朕容。”

方从哲跪行到御榻前仰视，见皇上果然消瘦得厉害，劝慰道：“皇上一身百神呵护，但加意调理，自然万安。”说完这些，方从哲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把平时积压的问题简要地向皇上提出：“如今辽东虏情紧急，又值皇后大礼，阁中只有臣一人，且十分病困，实难支持，望皇上将已点二臣即赐简用。”

神宗回答：“辽东的事，只因文武不和，以致如此。阁臣本已批了，因朕寿节，文书多，不知安在何处，待查出即发。”

方从哲紧叮一句：“简用阁臣，乃今日第一要务，望皇上早赐查发。”

神宗说：“待朕体稍安即行。”方从哲还想再谈第三个问题，久病的神宗支撑不住，闭目就枕，口中喃喃道：“知道了……”渐渐入睡。方从哲只得叩头告辞[38]。

方从哲返回朝房后，对同僚们谈起皇上的病情时说：“上自言病状甚悉，语多不能尽忆。”又说皇上头晕目眩日久，耳朵近于失聪，对话时每每回顾内侍，令他们复述，才能听清[39]。可见神宗已经病入膏肓了。

进入七月，神宗病情恶化，有半个月没有进食[40]。七月十七日，方从哲从御医那里获悉此事，立即上疏安慰，神宗已无力阅读，听太监转述后，口传谕旨：“朕因脾胃受伤尚未痊愈，昨稍尔劳烦，近又中暑湿蒸，前疾复作，见今服药调摄，神思不爽。其紧要各项公文俟朕疾稍瘳，即简发行。”病危的神宗仍念念不忘痊愈后重理朝政，他自己也没有料到，四天后竟一命呜呼。这时外廷的官僚也没有意识到皇上病情的严重性，科道各官叩阙请对，御史左光斗对方从哲说：“宜率百官问安。”方从哲答：“上讳疾，即问，左右不敢传。”给事中杨涟说：“昔文潞公问宋仁宗疾，内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将无他志？下中书省行法。’公诚日三问，不必见也不必上知，第令宫中知廷臣在门。且公当直宿阁中。”方从哲答：“无故事。”杨涟说：“潞公不诃史志聪乎，此何时，尚问故事。”方从哲避而不答[41]。这场争论实属多余。几天后的七月二十一日，宫中传出“上疾大渐”的消息。英国公张惟贤、大学士方从哲、吏部尚书周嘉谟、户部尚书李汝华、兵部尚书黄嘉善、代理刑部尚书张问达、代理工部尚书黄克缵、礼部右侍郎孙如游等人，慌忙赶到弘德殿，神宗勉励大臣们“用心办事”。吏部尚书周嘉谟不失时机地向皇上提出用人的请求，皇上随口答应。待大臣们退出后，神宗发出最后一道给内阁的谕旨：“朕嗣祖宗大统，历今四十八年，久因国事焦劳，以致脾疾，遽不能起，有负先皇付托。惟皇太子青宫有年，实赖卿与司礼监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卿功在社稷，万世不泯。”[42]

发出这道谕旨的当天，神宗在弘德殿病逝。他在位四十八年，享年五十八岁。临死前，他留下了遗诏：“朕以冲龄缵承大统，君临海内四十八载于兹，享国最长，夫复何憾……嗣服之初，兢兢化理，期无负先帝付托……静摄有年，郊庙弗恭，朝讲稀御，封章多滞，寮寀半空，加以矿税烦兴，征调四出，民生日蹙，边衅渐开。夙夜思惟，不胜追悔。”看得出，在缠绵病榻之际，神宗对自己一生作了深刻反省，承认了一系列弊政及其危害。基于这样的检讨，他提出了一些补救措施：

一是“内阁辅臣亟为简任，卿贰大僚尽行推补”；

二是“建言废弃及矿税诖误诸臣酌量起用”；

三是“一切榷税并新增织造、烧造等项悉皆停止”；

四是“各衙门见监人犯俱送法司查审，应释放者释放”；

五是“东师缺饷，宜多发内帑以助军需”。[43]

显而易见，这些措施对于整顿紊乱的朝政不无小补，但毕竟是在放马后炮，为时已晚，难以改变后人对他的看法。《明史》对他的一生作这样的评价：“神宗冲龄践祚，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44]对神宗的这种盖棺论定，虽不免过于苛刻，却并非不实之词。对皇上百依百顺而颇受器重的申时行，在年届八旬（万历四十二年）时所写的《临终遗疏》，对神宗也有所批评[45]。

综观神宗一生，可谓功过参半。他参与缔造堪称整个明代最为富庶强盛的万历王朝，又亲手加以毁坏。他临朝以来，对边事最为关注，所创造的政绩也最引人注目，却酿成了最为严重的辽东边事，终于由此导致大明王朝的覆亡。他在临朝初期对张居正信赖备至，两人配合默契，联手推行新政，成绩斐然；为了报复张居正的威权震主，竟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使新政逐渐化为乌有。由此而引发的翻案风开启了政坛的派系门户之争。以后他竭力想予以遏制，却苦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终于被党争搞得焦头烂额，为他的两个孙子——熹宗由校、思宗由检留下无法摆脱的政治后遗症。他并非庸主，而是一个颇有英才之气的帝王，前半生的励精图治让人刮目相看。他的致命伤在于酒色财气四字，铸就了后半生的一错再错。他沉迷于酒色，使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疾病缠身，想要躬行亲政，又苦于力不从心；他宠幸郑贵妃，使这个野心勃勃的女子在政治台后上蹿下跳了几十年，在他死后仍不罢休。他的尚气使性，使臣下心灰意冷、离心离德；他又担忧大权旁落，更加容不得谏诤，晚年的朝政几乎趋于半瘫痪状态。他的贪财秉性驱使他醉心于聚敛财富，把有明一代最为富庶的一段大好时光搞得民穷财尽，元气大伤。所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的感叹，大概是由此而发的吧！正如孟森所说：“熹宗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46]。

二、昙花一现的泰昌朝

神宗在逝世前的最后一道谕旨中，嘱托内阁首辅方从哲及司礼监太监协心辅佐皇太子常洛。帝位的交接显得十分平静。然而在这平静中却潜伏着风波，这种潜伏的风波外化为一场接一场的政治闹剧——“红丸案”与“移宫案”，表面看来似乎是神宗的长子常洛、长孙由校的事，祸根却是神宗生前种下的。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二日，皇太子常洛因父皇驾崩，到奉先殿告大行皇帝殡天，报讣宗室，令礼部会同翰林院拟议大丧礼仪，令兵部戒备护卫。接下来，尚未即帝位的常洛实际开始行使皇帝职权，传达先帝遗诏，致力于扭转万历朝后期的一系列弊政。从七月二十一日神宗逝世到光宗（常洛）即位前后的几天中，新政措施一一颁布。

第一，遵照先帝遗诏，发内帑积储银一百万两，犒劳九边吏卒；发内帑银一百万两，解赴辽东，犒赏辽东将士，以解辽东缺饷的燃眉之急。

第二，遵照先帝遗诏，矿税尽行停止，税监张煜、马堂、胡宾、潘相、丘乘云等尽行撤回。

第三，再次考选，散馆、科道官都遵照先帝遗诏一一补用；八月初二日又下达巡按、巡盐、南京巡视等五十多个空缺，任命新官上任。

第四，根据方从哲的请求，把神宗生前已经点用的史继偕（吏部右侍郎）、沈（南京礼部右侍郎）正式任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此二臣原系神宗亲点批红，未下，至是因方从哲催请始下）；此外，又点用何宗彦（礼部左侍郎）、朱国祚（礼部右侍郎）、刘一燝（礼部右侍郎）、韩爌（礼部右侍郎），各升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又召旧辅叶向高于田间。

第五，遵照先帝遗诏，起用建言废弃及矿税诖误诸臣：邹元标为大理寺卿，王德完为太仆寺少卿，孟养浩为太常寺少卿，姜应麟、钟羽正为太仆寺少卿，冯从吾、何士晋为尚宝寺少卿等，一时共起用四十八名。[47]

由于神宗多年不上朝，官员们已习以为常，光宗即位后文武百官骤然上朝，竟然不知所措，随从散漫，人声嘈杂。光宗对于这种现象非常不满，传谕内阁立即整顿：“朕今早御门，见各官随从多执洒金大扇，及驾回至省愆居，闻散班官于会极门高声喝道。朝仪严肃，岂容亵慢！传示大小九卿科道等官，以后凡遇临朝，俱要十分谨慎。如仍前肆行违禁者，纠仪官指名参来重处。”[48]除了起用建言诸臣外，常洛还注意破格选拔人才，他指示吏部：用人毋拘资格，凡有才能卓异者，即破格擢用，以示激励[49]。以上种种无不显示常洛即位伊始，力图有所厘革，有所作为。神宗留给他的烂摊子是棘手的，他想补偏救弊，不过一切都是在“遵从先帝遗旨”的口号下进行的。

常洛三十多年的生活中，时时感受到郑贵妃的阴影每时每刻笼罩着他，直到神宗驾崩，他已登极，仍难以摆脱这个阴影。神宗在驾崩前有遗言在先：“尔母皇贵妃郑氏，待朕有年，勤劳茂著，进封皇后。”[50]明确地告诫常洛必须把郑贵妃进封为皇后。常洛心中明白，进封郑贵妃为皇后并不妥当，却又难以拒绝[51]。他不敢违背先帝旨意，也不敢得罪郑贵妃，就在神宗逝世的第二天（即七月二十二日）向内阁发出一道谕旨：“父皇遗言：‘尔母皇贵妃郑氏，待朕有年，勤劳茂著，进封皇后。’卿可传示礼部查例来行。”[52]这是转移矛盾，借外廷力量来缓解自己的压力。礼部接旨后，由礼部右侍郎孙如游（字景文，浙江余姚人）出面，表示委婉的反对：臣详考累朝典故并无此例，“其以配而后者乃嫡体之尊，其以妃而后者则从子之义，先帝念皇贵妃不在无名之位号，殿下体先帝之心亦不在非据之尊崇”。按照“从子之义”，诞育殿下（当时常洛还未即位）的王贵妃并未进封为后，而将郑贵妃进封为后，必非其心之所安。臣不敢以不忠事主，尤仰冀殿下以大孝自居。孙如游的奏疏写得有理有节，对常洛本人的处境也体察入微，内阁首辅方从哲也支持孙如游的立场。但是常洛却感到进退维谷，只得把孙如游的奏疏留中不发，既不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暂时搁置起来[53]。

当时宫闱之中情况相当复杂微妙，郑贵妃唯恐常洛挟前嫌而加祸于她，便串通常洛最宠幸的李选侍[54]，积极活动，为她请封皇后。关于此事，《明史》卷240《孙如游传》说：“帝崩，郑贵妃惧祸，深结李选侍，为请封后。选侍喜，亦为请封太后，以悦之。”《宪章外史续编》也说：“时郑（贵妃）踞乾清宫，托保视为名，知李选侍被宠，为请封后结欢，李亦请封郑太后，相引重。”[55]这使常洛感到进退两难。到八月一日常洛即位后，进封郑贵妃的事仍悬而未决。内阁首辅方从哲请求把进封郑贵妃为皇后之旨藏于内阁，暂时秘而不宣。他说：“事出创闻，例无可据，行之于今日不无越礼，命之于先帝疑于失言。臣自奉命之始尊藏阁中，不必外传。庶朝廷无逾制之嫌，臣下无显悖之迹。”[56]对于郑贵妃而言，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她一向为自己的儿子常洵争夺太子的地位，处处打击排挤常洛，如今常洛已经成了当朝皇帝，而进封她为皇后的先帝遗旨又遭廷臣阻挠，形势迫使她不得不变更策略，力图使常洛捐弃前嫌。《明史》卷218《方从哲传》说：“光宗嗣位，郑贵妃以前福王（常洵）故，惧帝衔之，进珠玉及侍姬八人啖帝。”这一招果然奏效，因为常洛有他自身的弱点。

常洛自从册封为皇太子后，郁郁不得志，日渐沉迷于女色。郑贵妃抓住他的弱点，投其所好，送给他八名美女。常洛原本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正直青年，即位后一反父皇的作风，日理万机，要把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加以清理，必须投入巨大的精力。他的身体本来就比较虚弱，一旦担当重任已经不胜负荷，郑贵妃又送来美女让他享用，内外交困，身体立时垮了下来。文秉说：“光庙（常洛）御体羸弱，虽正位东宫，未尝得志。登极后日亲万机，精神劳瘁。郑贵妃欲邀欢心，复饰美女以进。一日退朝内宴，以女乐承应。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体由是大剧。”[57]李逊之也说：“上体素弱，虽正位东宫，供奉淡薄。登极后日亲万机，精神劳瘁。郑贵妃复饰美女以进。一日退朝，升座内宴，以女乐承应。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58]八月十日，常洛病倒，召医官诊视。十一日，还是坚持御朝处理政务，群臣见皇上“圣容顿减”，大为惊讶。十四日便发生崔文昇进药使常洛病情加剧的事件，形势急转直下。

崔文昇原先是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常洛即位后，提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御药房太监。常洛患病后，郑贵妃指使崔文昇以掌御药房太监的身份向皇上进通利药——大黄。常洛服了崔文昇送来的药，一昼夜连泻三四十次，支离于床褥间，顿时趋于衰竭状态[59]。十六日，常洛无法起床视朝，方从哲等人赶到宫内问安。常洛命内侍传话：“数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满盂，头目眩晕，身体疲软，不能动履。”[60]

常洛服用崔文昇的药导致病情加剧的消息传出，一时舆论汹汹，多指责崔文昇受郑贵妃指使，有加害皇上的异谋。《明史》卷305《崔文昇传》说：“外廷汹汹，皆言文昇受贵妃指，有异谋。”《明史》卷244《杨涟传》说：“都人喧言：郑贵妃进美姬八人，又使中官崔文昇投以利剂，帝一昼夜三四十起。”《明史》卷218《方从哲传》说：“时都下纷言，中官崔文昇进泄药，帝由此委顿。”当时郑贵妃还住在乾清宫，与李选侍过往甚密。常洛病倒后，外戚王、郭两家发觉郑、李异谋，遍谒朝中大臣，哭诉宫中凶危之状，指出：“崔文昇药，故也，非误也。皇长子（由校）每私泣：‘父皇体力健，何遽至此？’郑、李谋得照管皇长子（由校），包藏祸心。”[61]廷臣莫不忧心忡忡。兵科给事中杨涟（字文孺，号大洪，湖广应山人）、御史左光斗（字遗直，号浮丘，安庆桐城人）倡言于朝：“郑贵妃当移宫。”十六日，吏部尚书周嘉谟（字明卿，湖广汉川人）召集勋戚文武大臣诘责郑贵妃内侄郑养性，向他晓之以利害。周嘉谟指出：先朝不早定国本归罪于你的姑母，你应该代姑母坚决推辞进封皇太后之事。她为什么久居乾清宫？又进奉宝玉美女，萌生非常之念，规求无度，侵欲无厌。下面几句话分量极重：汝姑娘（姑母）当无他意，不过只欲汝守富贵。我等文武在此，若汝听我等言，当为君包管；若不听我等言，胡乱想如何要封太后事，谁肯等你做？无论汝前番许多说话，今尚未干净，还要不要避嫌疑？莫说富贵不可保，身家还不可知[62]。郑养性听了这番义正词严的话，丧魂落魄而退。几天后，郑养性果然提请皇上收回封郑贵妃为后的成命[63]。

与此同时，诸大臣进宫向皇上请安，听得内侍传达皇上的谕旨：“头目眩晕，身体软弱，不能动履。”杨涟仰天叹息：“以千古一见圣君，臣子倘有血性，忍坐视其中阴奸以殁，不更图保护，且伏有后毒，而噤不发一语，谓此天日何！”于是即日起草奏疏，四天后呈上。杨涟的奏疏题为《圣躬违和之繇疏》，极论郑贵妃派遣崔文昇妄用药物之罪：“医者有余者泄，不足者补。上日日万几，茕茕在疚，精神无不越渫，而反投相伐之剂，遂令圣躬转剧。复煽播党与抗言：上为侍御蛊惑，不慎容止。将以自盖奸慝，既益上疾，又损上名，罪不容死。恳检问收摄，解道路纷纷之口。”要皇上将崔文昇拘押审讯，查个水落石出。接下来杨涟又提及进封郑贵妃的事：“其封郑贵妃一事尤乖典常。尊以嫡母，如大行皇后何？敕处别宫，必先奏闻，然后来朝。上旷然包荒，嘉与维新，以严名分杜僭逾，对天下之望。”他希望进皇长子及皇子扶床说席，尊迎和气，收回封太后成命[64]。郑贵妃迫于强大的外廷压力，不得不移出乾清宫，搬往慈宁宫。

八月二十二日，锦衣卫官员传旨：宣阁部科道官方从哲、周嘉谟、孙如游、李如华、黄嘉善、张问达以及兵科给事中杨涟等入宫觐见皇上。大臣们都担心此番杨涟必定因上疏忤旨而遭廷杖，孙如游对杨涟说：“大洪（杨涟号大洪），何如上昨日本，不知今宣校尉乎？恐上怒。”杨涟说：“崔奸实误上，何忍不言。”一行人等来到左掖门，周嘉谟说：“我前日止言邹内官传郑进宫人，上未御，并未说误医。”杨涟说：“此中外共传，何以不知？且涟前署礼科，如封太后事谕尚在内阁，万一内阁从谀贻，他日之祸奈何！今日召对，死即死，不敢不争已。”周嘉谟、孙如游向方从哲建议：“今日特召杨兵科，恐为昨日本事，望为开解。”方从哲说：“宫中事原不好言，今圣体违和，恐怒不测，须杨公认一错。”周、孙二人把此话传达给杨涟，杨涟态度非常强硬，拒不认错：“上明明被奸医所误坏，许世子不尝药尚谓弑君，今明知而不言，相公尚谓我错。且郑贵妃子非天子，何以要封后，后谕何以尚在阁中？此等事如此含糊，我不要做乱臣贼子，不错！”周嘉谟说：“方老先生是好意。”杨涟说：“岂不知是好意，只为我惜死耳。伤寒五日不汗则死，死何可怕！只错字说不得。”[65]

诸大臣进入乾清宫后，见皇上虽有病容，却和颜悦色，丝毫没有动怒之意。新任内阁辅臣刘一燝、韩爌首先称名致谢，常洛对他们两人说：“国家事卿等尽心……为朕尽心分忧。”他停下来注视诸大臣，又说：“朕在东宫饮食不调，至今四五月始愈，登极后劳着些，又未得静一静，今大病，服药不效。”说话的口气平静而和蔼。内阁首辅方从哲说：“臣等请皇长子移宫，不知何日？”常洛说：“朕便令他别处去不得，科臣说他该常在朕前。”说罢目光注视杨涟等人，手指皇长子说：“他的事都停当了，服侍人都有了。”孙如游等提及封李选侍的事，常洛说：“是事朕有年，生育多，服侍久。”随后指着皇长子说：“也疼他，不是，朕也不封。”大臣们继之请求皇上“慎医药”，常洛说：“有十余日不进了。”周嘉谟说：“医药犹第二义，皇上清心寡欲，自然不药而愈。”常洛久久地注视着大臣们，说：“宫中无什么事。”又把目光转移到皇长子身上，说：“哥儿你说一说。”皇长子说：“宫中无别事，先生每传一传，莫听外边闲说。”[66]然后，常洛下令把崔文昇逐出宫，收回封郑贵妃为太后的成命[67]。不料，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终于酿成轰动一时的“红丸案”。

八月二十三日，韩爌、刘一燝入阁办公，正巧碰上鸿胪寺官员李可灼说有仙丹要进呈皇上。内阁首辅方从哲鉴于崔文昇的前车之鉴，认为向皇上进药应该十分谨慎，韩、刘两人便命李可灼离去。李可灼不肯就此罢休，二十四日一早就进宫向太监进药，太监不敢自作主张，向内阁请示：“帝疾已大渐，有鸿胪寺官李可灼来思善门进药。”方从哲等人断然阻止：“彼称仙丹，便不敢信。”[68]少顷，常洛在乾清宫召见方从哲等十三名大臣，他对大臣们说：“朕难了，国家事卿等为朕尽心分忧，与朕辅皇长子要紧，辅他为尧舜之君卿等都用心。”然后对身旁的皇长子说：“哥儿说一说。”皇长子遵命说了一句：“先生劳苦，听父皇言。”[69]接着，常洛又问起自己的寿宫之事。显然他自知去日无多，已在考虑后事了，故而在托付皇长子之后提及寿宫之事。方从哲等人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以为皇上提及的寿宫是先帝（神宗）的安葬事宜（当时神宗还未安葬），便回答：“皇考（神宗）山陵工有次第。”常洛听了立即纠正：“是朕寿宫。”方从哲等人马上劝说：“圣寿无疆，何遽及此！”常洛仍再三强调此事要紧，说话时神情黯伤，大臣们不免伤心哽咽起来……这时从帷幔后面走出一个小太监对皇长子耳语，皇长子摇头不应，忽然一个穿红衣妇人把皇长子从常洛病榻边拉走。当皇长子从帷幔后走出来时面色大变，忿忿然向父皇说：“皇爹爹，要封皇后。”尚书孙如游反应极快，马上对皇上说：“皇上要封李选侍为皇贵妃，臣等不敢不遵命，即着仪注来。”常洛应道：“着仪注来”，随手指着皇长子说：“辅他要紧。”[70]片刻沉寂后，常洛突然提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方从哲说：“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常洛却对此抱有一线希望，命内侍宣召李可灼进宫诊视。

八月二十四日科臣杨涟奏论崔文昇用药之误：“士庶偶有疾病，亲友觅医无效，则急相责逐，更求端士，不忍以主人性命付之庸医，何况臣子之于君父哉！本月十三日诸臣再见天颜大觉丰神清减；至十六日恭随大臣宫门问安，旋奉有耳目眩晕身体软弱不能动履之语，诸臣各相惊骇，不知何遽至是？及十七日大选，有邹内官出……敬问圣安，并问及所以大不安之自，乃知全是用药差误所致。臣等恨不得食用药者之肉，犹以事出内廷，不敢遽指。顷蒙召见大臣，亲闻天语：两夜未睡，米粥日食不多，谁实误皇上困顿至此，臣不愿与此贼医俱生矣！而此贼医者闻为内官崔文昇也。医家有余者泄之，不足者补之，以皇上日日万机，茕茕哀痛，精神繁费，于法正需清补，文昇何反投以相反相伐之剂，遂令圣体一旦至此。然则前日外传流言曰：兴居之无节，侍御之蛊惑。必文昇借口以盖其误药之奸，与文昇之党肆出煽布以掩外廷攻摘之口。文昇既益圣躬之疾，又损圣明之名，文昇之肉其足食乎！”[71]这一事件还来不及审查处理，又出了李可灼进奉红丸的事件，岂非咄咄怪事！

八月二十六日，宫中传出“上疾大渐”的消息，皇上要召见群臣。大学士方从哲、刘一燝、韩爌，以及英国公张维贤，尚书周嘉谟、李汝华、孙如游、黄嘉善、黄克缵，都御史张问达，给事中范济世、杨涟等来到乾清宫，但见皇上在东暖阁倚榻凭几而卧，皇长子侍立于旁。诸臣问安毕，常洛命诸臣向他靠拢，连声说：“朕见卿等甚喜。”然后交代“封李选侍”而且强调“速封”。孙如游答道：“圣谕臣等自当仰体，但前奉圣谕，上二后徽称并郭元妃、王才人封谥，皆未经告竣。若论先后次序应俟四大礼既举之后；若论皇储保护厥功之懋，则选侍之封惟恐不早，即从该监之请亦未为不可。”常洛说：“着照该监原择九月初六日举行。”诸臣叩头而退[72]。八月二十九日，常洛再次在乾清宫暖阁召见方从哲等十三名官员，主要意图仍是“册立皇贵妃”，方从哲等回答：册储原卜期应移近，早竣吉典以慰圣怀。常洛看着皇长子说：“卿等辅佐为尧舜。”[73]就在这一天李可灼进奉红丸。据说，李可灼奉召前来为皇上诊视病情，指出病源及治法，常洛听了很高兴，命他从速进药。方从哲有点不放心，要李可灼与医官们商量后再定。在场的大臣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说究竟该不该服用此药。中午时分，李可灼调制好红色的丸药，送到皇上御榻前。常洛命群臣进来看他服用红丸，高兴地对李可灼说：“忠臣，忠臣。”群臣退至便殿不久，内侍传出消息：“圣体用药后，温润舒畅，思进饮膳。”大臣们听了放心地退出乾清宫。到了傍晚，李可灼出宫对方从哲说：“上恐药力竭，欲再进一丸。”又说，在旁的御医多以为不宜再服，但是皇上催促很急，只得遵命让皇上再服一丸。大臣们关心地询问服后情形如何，李可灼说，圣体安适如前，平善如初[74]。

谁也不曾料到，常洛在服了两粒红色丸药之后，到了次日（九月初一日）五更，因病情加剧突然死去。当大臣们听到内侍的紧急宣召，急忙赶到宫中时，皇上已经“龙驭上宾”了。对于这样突如其来的噩耗，人们感到惊愕，联系到皇上登极一个月来的种种遭遇，舆论顿时哗然。文秉如此概括外廷议论的焦点：“宫中（郑贵妃）蛊进美女，上体由是虚损；御医药内阉崔文昇复投相反相伐之剂。给事中杨涟一具疏论其合谋弑逆。至是，以服可灼药，遂至大故。籍籍之口遂渐不可解。”[75]这段话要言不烦，抓住了“红丸案”的要害。这就是说，崔文昇的大黄药已经种下了常洛致死的祸根，李可灼的两粒红丸加速了死期的到来。所谓“红丸”，其实是红铅金丹之类，又称三元丹，由红铅、秋石、人乳、辰砂炮制而成。大黄性寒，红铅性热，两者同时用于常洛虚脱的身体，岂有不一命呜呼之理！御史王安舜弹劾李可灼的奏疏对此分析得很清楚：“先帝（常洛）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动火，面唇紫赤，满面升火，食粥烦燥，此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疹，几何不速亡逝乎！”[76]

崔文昇、李可灼已暴露在外，人们在寻找幕后指使人，不约而同地集中到郑贵妃与方从哲身上。当御史王安舜上疏追究李可灼“庸医杀人”之罪时，方从哲仅票拟“可灼罚俸一年”，以后又改票为“驰驿回籍”。当御史郑宗周奏请“寸斩崔文昇”时，方从哲又票拟“着司礼监议处”。于是议论蜂起，以为方从哲千方百计地回护罪责难逃的崔文昇、李可灼，难免党同合谋之嫌疑[77]。至于郑贵妃进美女又指使崔文昇进药，蛛丝马迹已显露无遗，但李可灼是否受她指使，查无实据，人们只是猜测而已。不过方从哲究竟是否合谋更加属于捕风捉影了。给事中惠世扬就这样指责方从哲：“郑贵妃包藏祸心，先帝（常洛）隐忍而不敢言。封后之举满朝倡义执争，从哲两可其间，是徇平日之交通，而忘宗社之隐祸也”；“李选侍原为郑氏私人，丽色藏剑，且以因缘近倖之故，欺抗先圣母（由校生母），从哲独非人臣乎！及受孙逊、李进忠盗藏美珠，夜半密约封妃”；“崔文昇轻用剥伐之药，廷臣交章言之，从哲何心加曲庇”云云[78]。礼部尚书孙慎行、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等有影响的大臣也纷纷上疏追究方从哲的责任，一时间沸沸扬扬，置方从哲于百口莫辩的境地。幸亏内阁辅臣韩爌上了一个奏疏，把红丸呈进的经过公之于众，预闻其事的张问达（新任吏部尚书）、汪应蛟（新任户部尚书）证实了韩爌的说法，方从哲才摆脱困境。而郑贵妃在常洛致死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始终留在人们的怀疑中。

三、从泰昌到天启的过渡

一系列蹊跷之事发生在神宗死后一个月之中，看起来似乎与神宗无关，其实不然。人们透过历史的迷雾，依稀窥见神宗的阴魂不散，郑贵妃利用神宗生前宠幸的特殊地位，摆弄着即位仅仅一个月的光宗皇帝的命运。人们强烈地感受到，常洛虽然登极成了皇帝，却始终未能摆脱笼罩了几十年的厄运，当了一个月皇帝，就一命呜呼，泰昌朝如同昙花一现，迅即凋零。

“移宫案”虽然不同于“红丸案”，却同样是神宗留下的政治后遗症。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四月初六日，神宗的皇后王氏（孝端皇后）病逝。这时神宗已病入膏肓，颇有心计的郑贵妃抓住时机，借口侍奉皇上，住进了乾清宫。在侍疾期间，她还争取到了神宗的遗言：进封郑贵妃为皇太后。对于郑贵妃而言，她几十年梦寐以求的目的即将达到，一旦神宗驾崩，即位的常洛虽不是她的亲生儿子，她却可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对于常洛而言，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现实，然而毕竟是父皇留下的遗言，不能违背。所以就在神宗驾崩的第二天向内阁宣布了先帝的遗言：进封郑贵妃为皇太后。由于廷臣以不合乎祖宗典制坚决抵制，才使郑贵妃的皇太后梦没有圆成。但是她仍赖在乾清宫，不肯主动离开，显然破坏了宫廷内部的礼仪。八月初一日，常洛登极，照例他应该从太子居住的慈庆宫搬到皇帝居住的乾清宫。但他秉性懦弱忍让，听任没有名分的郑贵妃继续住在乾清宫，自己继续住在慈庆宫。在恪守儒家名教纲常的大臣看来，这是本末倒置的不合乎礼仪的咄咄怪事。大臣们虽然不满意，但忙于老皇帝的丧礼，新皇帝的登极，一时无暇顾及。待到发生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昇进药事件后，大臣们忍无可忍，由杨涟、左光斗出面，迫使郑贵妃于八月二十一日从乾清宫搬往慈宁宫。移宫是一种礼仪形式，它意味着某种特权的丧失。郑贵妃在移宫后，便把赌注押在了李选侍身上[79]。

常洛在元太子妃郭氏逝世后，没有再册封太子妃，只有才人、选侍、淑女在旁侍候。其中王氏是长子由校（以后即位为熹宗）的生母，万历三十二年进为才人，四十七年死。另外有两个姓李的选侍，宫中称为东李、西李（以所居宫室的方向加以区别）。东李位居西李前，而宠幸不及西李，为人仁慈寡言笑。由检（以后即位为思宗）的生母淑女刘氏早逝，由东李抚育成人。西李最受常洛宠幸。由校生母王才人死后，神宗疼爱长孙，命西李抚育。李选侍（即西李）与郑贵妃关系密切，郑贵妃力图为李选侍请封皇后，李选侍则为郑贵妃请封皇太后。因为常洛元妃死后未册封太子妃，当他登极后皇后就成了空缺，李选侍急于想当皇后，常洛也有这种考虑，不过得让李选侍先封为皇贵妃然后才能进封皇后[80]。

八月初十日，常洛传谕礼部：“选侍李氏侍朕勤劳，皇长子生母薨逝后，奉先帝旨委托抚育，视如亲子，厥功懋焉，其封为皇贵妃。”八月二十六日，常洛在病榻前召见阁部大臣，催促速封李选侍为皇贵妃。礼部尚书孙如游当即指出：孝端皇后（常洛嫡母）、孝靖皇太后（常洛生母）尊谥，以及加封郭元妃、王才人为皇后的事还未办，册封李选侍为时过早。所谓册封李选侍皇贵妃，其实就是由皇后而皇太后，实行双重的垂帘听政，郑贵妃原先没有得逞的心愿由此而曲折地如愿以偿[81]。

但是，第二天光宗（常洛）驾崩，李选侍册封皇贵妃落空，更不用说当皇后了。由于缺乏合法性身份，照理她应该立即从乾清宫搬出，这个女人也不寻常，她仿效郑贵妃，赖在乾清宫不走。其意图很明显，迫使由校在即位后尊封她为皇太后。于是郑贵妃与李选侍密谋，把皇长子由校拥留在慈庆宫，“欲邀封太后及太皇太后，同处分政事”[82]。这时司礼监太监王安挺身而出。王安，字允逸，号宁宇，保定雄县人，万历六年进入宫中为阉宦，在冯保名下当差。以后长期充当常洛的伴读太监。常洛登极后，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匡辅秉政知无不言，在一个月的新政中颇多左右策划之力[83]。常洛死后，王安获悉李选侍与郑贵妃的密谋，出具揭帖，遍投外廷各大臣，揭发“选侍欲拥立东朝（皇长子由校），仿前朝垂帘故事”[84]。

外廷大臣议论纷纷，有人主张把皇长子托付给李选侍，杨涟奋起反对：“此万万不可，皇帝无托妇人之理，且此选侍者，东宫时事无问，如昨日当先帝对群臣时，强今上入，复推之出，勒要封皇后，是何光景？无论先帝四十岁皇帝不能堪郑贵妃及诸蛊惑毒手，且李郑交结既非一朝，彼岂能做好事哉？若今皇上一入其手，我等恐无见今上之日。以职之见，此时宜请见今上，一见即呼万岁，以定危疑即拥之出乾清宫，请往慈庆宫。”[85]周嘉谟等大臣都表示赞同。九月初一日卯刻，方从哲率群臣皆进宫哭临之机，晋见皇长子，被守门太监挡住，杨涟厉声喝道：“皇上崩，正臣子入临之会，谁敢辱天子从官者！”又说：“先帝宣召诸臣，今已晏驾，皇长子少，未知安否？汝等与宫人闭宫坚阻，不容顾命大臣应召请见，意欲何为？”太监们慑于正气，不敢再阻拦。群臣来到乾清宫哭临，哭临毕，问皇长子所在，诸太监张口不对。其实皇长子被李选侍安置在乾清宫暖阁。大学士刘一燝问：“皇长子安在？”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说：“李选侍匿禁暖阁中，要封皇贵妃。”刘一燝大声说：“谁敢匿新天子者？”王安进去对李选侍传达大臣的意思，李选侍拉着皇长子的衣服不放，王安上前拥抱皇长子由校，把他扶持出暖阁。[86]诸大臣一见，立即叩头，英国公张维贤捧右手，大学士刘一燝捧左手，连呼万岁。由校连声说：“不敢当。”然后仓促登上轿子，刘一燝、周嘉谟、张维贤、杨涟等人亲自抬起轿子，走了几步，轿夫才赶到，在众大臣的拥护下，来到文华殿，群臣先行叩慰礼，即请皇长子由校进位，再行五拜三叩头礼。群臣见礼毕，请皇长子由校即日登极，由校不允，答应初六日即位。然后，由校在群臣拥护下回到慈庆宫。这时由校高兴地看着王安说：“伴伴，今日安往？得髯阁下（刘一燝满脸髯胡，故称髯阁下）伴我，乃无恐。”[87]

九月初二日，尚书周嘉谟等联名上疏，请李选侍移宫。他们指出：“选侍虽有抚爱之心，目不无形骸之隔。且殿下年齿渐茂，婚礼未成，蛾眉粉黛时混目前，万一防护稍疏，所关非细。”由校表示同意，要李选侍立即移住仁寿宫。李选侍还想拖延时间。御史左光斗积极支持杨涟，采取一致行动，他与杨涟商议后说：“苟以骊姬、良娣而揽雉、之权，祸岂止于归胙宝鞍，人彘房州而已乎？”随即上疏力请移宫停封，指出：“内廷之有乾清宫，犹外廷之有皇极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余妃嫔虽以次进御，遇有大故即当移置别殿，非但避嫌，亦以明尊卑、别贵贱也。历代相传，未之或改。今大行皇帝宾天，选侍李氏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居正宫，而殿下居慈庆，不得守几筵、行大礼，典制乖舛，名分倒置，臣窃惑之……且殿下春秋十六，龄长矣，内辅以忠直老成，外辅以公孤卿贰，何虑乏人？尚须乳哺而襁负之哉！倘及今不早决断，将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武氏之祸将见于今，诚有不忍言者矣。”[88]李选侍见左光斗把她比作武则天，勃然大怒，多次派内侍宣召左光斗。左光斗严词拒绝：“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若辈何为者！”李选侍更加怒不可遏，派内侍邀由校到乾清宫议处左光斗。杨涟正巧在麟趾门遇上内侍，正色告诫内侍：“殿下在东宫为太子，今则为皇帝，选侍安得召！且上已十六岁，他日即不奈选侍何，若曹置身何地？”说罢怒目而视，内侍只得退回[89]。对于李选侍迟迟不肯从乾清宫移出，杨涟也愤然上疏，并反复在朝房、掖门、殿廷等处侃侃而谈。他与诸大臣会集在慈庆宫门外，要内阁首辅方从哲赶快催促李选侍移宫。方从哲以为“迟亦无害”，杨涟反驳道：“昨以皇长子就太子宫犹可，明日为天子，乃反居太子宫，以避宫人乎！”此时太监往来如织，有为李选侍求情的，杨涟断然表示：“选侍能于九庙前杀我则已，今日若不移宫，死不去。”[90]刘一燝、周嘉谟等大臣在一旁支持杨涟，声色俱厉。

九月初三日，礼部遵照先帝遗言，进呈册封皇贵妃仪注，同时作出说明：九月初六日辰时，皇长子即皇帝位二礼难以并举，合将册封吉期另行选择。御史王安舜奏参李可灼进红丸罪状，说：“臣接邸报，奉令旨赏李可灼银五十两，二表里。夫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以堂堂圣体而敢以无方无制之药驾言金丹，此胆更不见有人矣。且倡为妖言：精知子平五星，夭寿莫逃。此等妖人重则当罪以妖术惑人之罪，轻亦当治以庸医杀人之条。乃蒙殿下颁以赏格，果酬其药价乎，抑酬其经验良方能起死回生乎？不过借此一举以塞外廷之议论也。”十分奇怪的是，朱由校的令旨竟然轻描淡写：“李可灼于先帝病革之时，具本进药不效，殊失敬慎，但亦臣爱君之意。姑从轻罚俸一年。”御史郑宗周奏请将崔文昇送交法司严加审讯，他说：“崔文昇包藏祸心，用药不慎，致大行皇帝履位匝一月，一旦崩逝，社稷失依，神人怨恫，即使无心，亦当寸斩，以谢九庙。”朱由校的令旨写道：“先帝自在青宫宿疾未痊，又因连直大丧，哀思劳瘁，以致前疾增剧。崔文昇专管医药，全未奏效，其进药日期及药方有无错误，着司礼监查明奏处。”[91]

九月五日，兵科杨涟奏请传敕李选侍立刻移宫，他说：“先帝升遐，人心危疑，咸谓先朝选侍俨然以母道自居，外托保护之名阴怀专擅之实，大小臣工心窃疑之。故力请殿下暂居慈庆宫者，实有鉴于皇祖郑贵妃之事，欲先拨别宫而迁之，然后奉驾还宫。盖祖宗之宗社为重，宫闱之恩宠为轻。今诸臣静俟五日，登极已定明日矣。既登大宝，岂有天子复偏处东宫之礼！……此移宫一事，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亦必在今日，阁部大臣从中赞决毋庸泄泄再为姑听之说，亦在今日。”[92]李选侍经受不住外廷大臣的强大压力，也经受不住内廷太监王安等人的恐吓，终于仓促移宫。她来不及等待侍从，自己手抱女儿（八公主）徒步从乾清宫走向仁寿殿哕鸾宫（宫妃养老处）。

九月初六日，朱由校在皇极殿即皇帝位，是为明熹宗，改明年（1621年）为天启元年。关于年号，当时曾议论纷纭，或议削去，或议仍以明年为泰昌元年。其复杂性就在于光宗常洛在位仅仅只有一个月，神宗死于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光宗于八月一日即位、九月一日逝世，九月六日熹宗即位，在短短三十几天内帝位、庙号、年号两度更易。就在九月初五日，即熹宗登极的前一天，才决定光宗“改元泰昌”。大臣们开会讨论此事。礼科给事中李如圭说：“先帝即位虽仅匝月，而善政已足千秋，岂可使年号之不存。臣谓除明年正月初一日为殿下纪元，今年八月初一日先帝登极之日以至十二月终断应借之先帝，俱称泰昌，万历年号断自今年七月终止，则是先帝之年号既不亏万历之实数，又不碍殿下明年之称元。”御史张泼说：“先帝八月登极，以明年为泰昌，不忘皇祖也。今上九月登极，以明年为天启，不几忘先帝乎？当仍以明年为泰昌元年，再逾年始改为天启。在先帝不忍忘皇祖，在今上不忍忘先帝，视死如生，其志一其事同。乃天启元年之诏已颁，而泰昌改元之议方起，明年天启已难反汗，今年万历遂无泰昌……不得已而以今年八月为泰昌，以明年正月为天启，毕竟于先帝不遽改元之意不甚符合，然亦于不安中求其近似者以之。若欲弃泰昌之号而不存，第曰未及改元而崩，于义不忍。”御史黄士彦说：“先帝即位一月，善政不胜书，其为共主明矣。而登极之诏称以明年为泰昌元年，实未尝改也。今先帝晏驾逾月矣，臣子乃追而改之。如八月可改为泰昌，则九月可改为天启矣。”御史左光斗说：“年号何为而议也，曰为泰昌也。泰昌之年号何为而议也，曰为泰昌之崩而存之，非泰昌之生而改之也。何为其存与改也？曰生而急欲尊大之为改，崩而不忍斩削之为存也。故今日之议两言决之曰：天启之议泰昌，非泰昌之议万历也，泰昌之议万历则不应改，而天启之议泰昌则当存也……泰昌虽一月亦君也，今一月中，而万历四十八年之美厚其终，天启亿万年之祥开其始……泰昌之于万历，犹天启之于泰昌也，泰昌不忍其亲则存之，天启独忍其亲则削之，是陷皇上于不孝也！”于是才决定以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为泰昌元年，明年为天启元年[93]。

严格说来泰昌朝只不过一个月而已，但是在名义上从八月到十二月全部按照泰昌纪年，熹宗登极以后的最初四个月仍然是泰昌元年，要到次年正月才是天启元年。这种特殊性决定了这四个月乃是一个过渡时期，朝廷关注的焦点仍然集中于光宗一月政治的遗留问题上。

首当其冲的依然是崔文昇用药问题。九月十四日御史郑宗周再次上疏论劾崔文昇，认为应当“敕下法司，明正典刑”；并且批评内阁首辅方从哲票拟的谕旨“着司礼监查明奏处”，极为不妥[94]。九月十九日南京太常寺少卿上疏请皇上查究“医药奸党阴谋”：“二十年来，忠臣义士受杖受谪以争册立者，正以先帝故耳。今先帝卒崩之变，当与先年梃击青宫同一奸谋。先帝之升遐一日不明，则内廷之奸谋一日不破；内廷之奸谋一日不破，则圣躬之安危安能尽保？”[95]十月二十四日南台御史傅宗皋奏论崔文昇用药之误：“文昇何心，遽忍为此。意者几微奥窍之中，别有爪牙蟠结之奸，造成一定不移之局，未可知也。今文昇活口具在，可拷而问也。”[96]熹宗早就表明态度，对崔文昇从宽发落，此事也就此不了了之。

其次是关于李选侍与移宫的善后问题。九月二十七日先前极力主张移宫的御史左光斗上疏，要皇上“安选侍”：“选侍既移宫之后，当存以大体，捐其小过。若复株连蔓引，使宫闱不安，大非臣等建言初心。”熹宗阅后传谕内阁：“朕览文书，见左光斗具奏朕避宫之由，朕昔幼冲时，皇考选侍恃宠屡行气殴圣母，以致怀愤在心，成疾崩逝，使朕有冤难伸，惟抱终天之痛。前皇考病笃，阁部大臣俱进内问安，有李选侍威挟朕躬，使传封皇后。复用手推朕，向大臣颜口传。至今尚含羞赧。因避李氏毒恶，心不自安，暂居于慈庆宫。李氏又差李进忠、刘逊等传：每日章奏文书先来奏我看过，方与朕览。仍即日要垂帘听政处分。御史有言，李氏他日必为武氏之祸者。朕思祖宗家法甚严，从来有此规制否？朕今奉养李氏于哕鸾宫，月分年例供给钱粮，俱仰遵皇考遗爱，无不体悉，外廷误听喧谣，实未知朕心尊敬李氏之不敢怠也。”[97]显然熹宗对待李选侍的态度是明确的，驳回了左光斗的建议。十月二十四日李选侍所居哕鸾宫发生火灾，熹宗立即传谕阁臣：“皇五弟与诸公主见居勖勤宫，与哕鸾宫相隔甚远，已差人守护。今哕鸾宫虽毁，选侍李氏暨皇八妹俱无恙。”可见他对于外廷关注李选侍还是很在意的。

十二月十二日，杨涟写了一本《敬述移宫始末疏》，详细回顾移宫事件的来龙去脉与功过是非，前文已多处引述，兹不赘引。有意思的是，熹宗在这份奏疏上写了长篇批示，明确地表明自己的观点：“登极移宫事情不惟科臣所亲历，且文武大小臣工共见者，乃极公极正极真极切，览奏甚惬朕心者。昭示中外，以释群疑。杨涟当日竭公忿争，志安社稷，忠直可嘉。”然后专门就此写了一道诏谕：“朕自冲龄登极以来，仰托祖宗默佑，内外清平，每加喜悦，以为大小臣工皆朕臣子，开诚布公匡襄庶政，定无疑议。不意外廷近来乃有谤语妄生，猜疑日至，轻听盗犯之讹传，酿成他日之实录。诚如科臣杨涟所奏者，朕不得不再申谕避宫始末，以释群疑。九月初一日皇考宾天，阁部文武大臣科道官进宫哭临毕，请朝见朕躬，李选侍将朕阻于暖阁，卿等再四奏请，欲朝见朕不可得。当时若非司礼监等官设法请朕出暖阁面见大臣，李选侍许而后悔，及朕出暖阁，又使李进忠等请回。如此者两三次，不放出暖阁。司礼监等官又奏说，大臣朝见了就回，选侍方许朕出暖阁。至乾清宫丹陛上，大臣扈从前导，选侍又使李进忠等将朕衣拉住不放。若非司礼监奏请，朕前进不可，退又不能出见大臣矣。及至前宫门，选侍又差人数次着朕还宫，不令朕御文华殿，卿等亲见当时景象，安乎危乎？当避宫乎？不当避宫乎？一向刑部及各衙门欲行庇护之谋，先藉安选侍为题目，使是非混淆，朝政不宁。辅臣义在体国，为朕分忧，如此等景象，何不代朕传谕一言，屏息纷扰，君臣大义何在？初一日朕自慈庆宫至乾清宫躬视皇考入殓，选侍又阻朕于暖阁，不放出入。司礼监王体乾等奏请说，大臣在前宫门恭候扈驾，清早回。选侍全然不听，王体乾等请三四次，方许朕出暖阁。初二日，朕至乾清宫朝见选侍毕，恭送皇考梓宫于仁智殿，未行礼毕，选侍差人传着朕必欲再朝见选侍，方许回慈庆宫。扈从大臣科道各官皆所亲见，一朝不肯，必至于再朝，乃明明是威挟朕躬垂帘听政之意……各官何乃猜度过计，藉为口实，如异日选侍患病而逝，将用人以抵命乎？将归咎于朕乎？”[98]显然熹宗这番话意在告诫大臣，不得再在李选侍及移宫问题上说三道四。但是就在这一天御史王业浩还是上疏请求皇上“安选侍”，他讲了四句话：“一曰内安皇上之心，二曰上成先帝之德，三曰克彰母后之懿，四曰永除外廷之争。”[99]可见这个问题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四、天启：畸形的魏忠贤专政时代（上）

（1）短暂的“众正盈朝”

明熹宗朱由校能够顺利地登上皇帝宝座，仰赖杨涟、左光斗、刘一燝、周嘉谟等大臣以及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的联手努力，因此明熹宗对他们信赖有加，一些在万历朝遭到排挤打击的正直官僚陆续受到起用，出现了所谓“众正盈朝”的局面。邹元标在闲居了近三十年后，光宗时召拜大理寺卿，熹宗登极后进为刑部右侍郎，于天启元年（1621年）四月还朝，立即上疏倡言“和衷”：“今日国事皆二十年酝酿所致也。往者不以进贤推贤为事，以锢贤逐贤为第一义，递相祖述；言臣不以公心虚心为事，而以分门割户共为衣钵……臣谓今日急务惟在朝廷和衷而已……朝臣一和，天地之和应之，此必然之理……今论一人当惟公惟平，无遽摇笔端；论一事须惩前虑后，无轻试耳根。以天下万世之心衡天下万世之人，与事议论未尝不平，风波未尝不息。”由此出发，他向熹宗推荐涂宗杰、李邦华等十八人，熹宗优诏褒纳[100]。隔了两天，他又呈上条陈，建议大量起用前朝罢黜诸臣，他在《拔茅末议》中说：“林下诸臣如叶懋才、赵南星、高攀龙、安希范、刘宗周、旷鸣鸾等，未蒙赐环，宜广汇征之途。”在《阐幽末议》中说：“已故诸臣如冯应京、王教、罗大纮、雒于仁、涂杰、王学曾、朱继京、陈尚象、王如坚、张栋、钱一本、姜士昌、于孔兼、诸寿贤、薛敷教等，久沉掖台，宜下恩恤之典。”[101]

里居二十余年的赵南星于天启元年三月被起升为太常寺添注少卿，《明史》说：“南星里居，名益高，与邹元标、顾宪成海内拟之三君，中外论荐者百十疏，卒不起。光宗立，起太常少卿，俄改右通政，进太常卿，至则擢工部右侍郎，居数月，拜左都御史，慨然以整齐天下为任。”[102]以后他代替张问达出任吏部尚书，大力起用人才，正如孙奇逢为他写的传记所说：“寻改吏部尚书，有再剖良心等疏，推高攀龙总宪、杨涟副院、左光斗佥院、邹维涟、夏家遇、程国祥等入铨曹，魏大中辈相次枋用，群小滋不悦。”[103]《明实录》对于赵南星出任吏部尚书作如下评述：“至是擢长吏部，锐意澄清，独行己志，政府及中贵惮其刚严，不敢有所干请。魏忠贤雅重南星名，遣其甥傅应星谒见，拒不纳。遇忠贤于朝，正色语曰：‘主上冲龄，我辈内外臣子各宜努力为善。’忠贤嘿然，怒形于色。大学士魏广微，南星友允贞子也，素以通家子畜之。广微入阁，三至南星门，谢弗见。又尝叹曰：‘见泉无子！’（见泉，允贞别号也）……广微恨刺骨，与魏忠贤比而齿南星。然当是时叶向高、韩爌方辅政，南星掌铨，而秉宪及科道卿贰等皆东林正人，激扬风议，忠贤颇惮之。”[104]《赵南星传》的这一段话就是从《明实录》演化而来：“寻代张问达为吏部尚书。当是时，人务奔竞，苞苴恣行，言路横尤甚……南星素疾其弊，锐意澄清，独行己志，政府及中贵亦不得有所干请。诸人惮其刚严，不敢犯……（魏）广微入内阁，尝三至南星门，拒勿见。又尝叹曰：‘见泉无子！’（见泉，允卿别号也）广微恨刺骨，与忠贤比而龁南星。东林势盛，众正盈朝，南星益搜举遗佚，布之庶位，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秉宪，李腾芳、陈于庭佐铨，魏大中、袁化中长科道，郑三俊、李邦华、孙居相、饶伸、王之寀辈悉登卿贰，而四司之属邹维涟、夏嘉遇、张光前、程国祥、刘廷谏亦皆民誉中外，忻忻望治，而小人侧目。”[105]

在此之前，叶向高于天启元年十月还朝，出任内阁首辅。叶向高上任后立即上疏强调内阁应有的权力：“臣事皇祖八年，章奏必发臣拟，即上意所欲行亦遣中使传谕。事有不可，臣力争，皇祖多曲听，不欲中出一旨。陛下虚怀恭己，信任辅臣，间有宣传，恐滋疑义。请凡事悉令臣等拟上，宜停中旨，重纶音。”又说：“臣往在纶扉，正当宫府暌隔之日，呼天泣血，眼泪为枯。今再起又值东西告变，薄海绎骚当大坏弊之后，难尤倍于往时，惟望同官诸臣各竭智谋，共期匡济……一心徇国，将从前闲言碎语尽行捐弃，毋复相构相讦，上疑圣心，下成党祸，如汉唐宋之季，天下事庶犹可为乎？”[106]以后家居三十年的高攀龙起用为光禄寺丞，旋即进为光禄寺少卿；孙承宗以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

这就是所谓“众正盈朝”的由来。赵南星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也并非他一个人所为，乃是众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天启元年二月御史周宗建上疏坦言前朝小人排挤君子之教训，希望“众正齐登，君子进用”，他认为“高攀龙、史孟麟、李邦华、熊明遇、魏大中等不下二十余人，类皆磊落奇才，风霜老骨”[107]。天启元年四月刑部右侍郎邹元标上疏指出：“今日急务惟朝臣和衷而已，朝臣一和天地之和应之。向论事论人者各有偏见，偏因迷，迷生执，执而为我，不复知有人……臣意急在用人，各处添设巡抚，诸臣言之矣。然臣所知者，如涂宗浚不动声色功在边塞，李邦华赤心壮猷宜当破格，诸臣业举之矣。熊明遇、刘宪宠、陈大绶、周起元皆一时伟望，今已推升。臣所知则有南京户部尚书汪应蛟遽学沉机，通政吴可达端简纯诚，大理丞余懋衡丹衷石画，副都御史刘曰梧刚方正直……此外如磊磊落落慷慨力能任事之岳元声，晓畅军务之申用懋，老年壮猷半生未竟之李绾，可备急使……不大破常格，谫谫拘拘，欲豪杰我用，不可得也。”[108]六月，浙江巡抚苏茂相上疏谈“举遗直，阐忠贞，以备起用”，举荐原任都水司郎中岳元声、原任南康知府吴宝秀等[109]。十一月，吏部尚书周嘉谟上疏谈“爱恤人才”，礼科给事中周朝瑞上疏“请储才以应急需”：“天下毕竟有才不用，何至欲用无才，在人主知所以招之耳……至于被召诸贤如钟羽正、赵南星、熊明遇、李邦华等峻节通才，人既仰其变化已，犹应急催到任。”[110]天启二年六月吏部尚书张问达“拟复恤录差等”，其中一等是“应该复职赠荫官九员：冯应京、吴宝秀、李沂、曹学程、卢洪春、王正志、王之翰、吴应鸿，俱谏矿税争册立，被逮拷问身毙者，俱拟赠卿寺等官”；二等是“应复职共六十六员：顾宪成、张栋、李献可、孟化鲤、张栋、傅好礼、雒于仁……张纳陛、顾允成、诸寿贤、薛敷教、柴恪，俱进谏被谪降者，亦拟赠官卿寺有差”[111]。七月，吏部尚书张问达等请尽复言路诸臣，如朱钦相、倪思辉、侯震阳、熊德阳、刘重庆、贾继春、王心一、江秉谦等，希望皇上“统赐录用，尽还原职”[112]。以上这些舆论为“众正盈朝”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熹宗、魏忠贤与客氏

然而从万历朝中期以来官僚队伍中派系斗争的后遗症并未消除，围绕着万历朝的妖书案、梃击案以及泰昌朝的移宫案，重翻老账，互相攻击，为魏忠贤及其阉党乘机专权提供了有利条件。这当然和明熹宗的昏庸有着密切关系。

明熹宗朱由校生于万历三十三年（1650年），即位时虚度十六岁。在此前的岁月中，父亲连遭厄运，他作为长子所受的教育与乃父相比更逊一筹。无怪乎明清史专家孟森说：“熹宗为至愚至昧之童蒙。”[113]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熹宗是“文盲儿子”，“一字不识，不知国事”[114]。这种说法不免带有夸张的成分在内，但点到了要害，熹宗确实是明朝诸帝中最无能的一个，他根本没有接受过皇储的预备教育，因为父亲即位刚一个月就驾崩了，仓促之中他登上了皇帝宝座。从他处理李选侍及移宫事件的一系列言行看来，说他是一个白痴，未免有点冤枉，不过他对政治不感兴趣，倒是不争的事实。他一向贪玩，心灵手巧，最大的爱好就是工匠，而且手艺颇精。当时人这样描写他们的皇上：“上性好走马，又好小戏，好盖房屋，自操斧锯凿削，巧匠不能及”；“又好油漆，凡手用器具，皆自为之。性又急躁，有所为，朝起夕即期成”[115]。万历、天启年间在宫中当太监的刘若愚以亲历者的身份对此有更详细的描述：“先帝（指熹宗）好驰马，好看武戏，又极好作水戏。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创机，启闭灌输，或涌泻如喷珠，或澌流如瀑布，或使伏机于下，借水力冲拥圆木球如核桃大者，于水涌之，大小盘旋宛转，随高随下，久而不堕，视为戏笑，皆出人意表。逆贤（魏忠贤）、客氏（熹宗乳母）喝彩赞美之：天纵聪明，非人力也。圣性又好盖房，凡自操斧锯凿削，即巧工不能及也。又好油漆匠，凡手使器具皆御用监内官监办用。先帝与亲昵近臣如涂文辅、葛九思……等，朝夕营造而喜。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且不爱成器，不惜天物，任暴殄改毁，惟快圣意片时之适。”[116]一个十足小顽童的形象跃然纸上，在率性施展中流露出创造发明思路的机智，手艺的精巧，着实令人叹为观止。要是不当皇帝的话，肯定能成为一名宫廷中的能工巧匠，比起那班一无所长的王孙公子要好得多了。问题就在于他对于当皇帝，对于日理万机地处理朝政，丝毫不感兴趣。与当木匠泥水匠相比，他当皇帝是极不称职的。每当他与近臣潜心于斧砍刀削、解衣盘礴之际，非平素亲昵近臣不得窥视。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东厂太监魏忠贤每每乘熹宗兴致勃勃埋首于工艺时，从旁传奏紧急公文，熹宗便说：“你们用心去行，我已知道了。”[117]既然熹宗听任大权旁落而无所顾惜，便为充满政治野心的大太监魏忠贤提供了极佳的时机，使他操纵自如地把持朝政，俨然成了皇上的代言人。他把熹宗侍候得舒服妥帖、心满意足，熹宗则对他爱护备至、信任有加，这时的魏忠贤居然肆无忌惮地以“九千岁”自居，距万岁仅一步之遥。尾大不掉之势已成，熹宗对魏忠贤百般容让，在诏旨中与魏忠贤平起平坐，动辄称“朕与厂臣”如何如何，所谓“厂臣”即总督东厂（特务机构）的魏忠贤。

魏忠贤，北直隶河间府肃宁县人，原名魏进忠，因继父姓李，改名为李进忠，进宫当太监的多年中一直叫李进忠，天启二年熹宗赐名为魏忠贤。此人没有上过学，是个文盲，却口齿伶俐，能说会道，加之性情狡黠，随机应变，与地痞流氓混得很熟，十分精通黑道手腕。明末人朱长祚对他有这样的描写：“万历中，肃宁人魏忠贤者，初名进忠，市井一无赖耳。形质丰伟，言辞佞利，目不识丁，性多狡诈。然有胆气，日务樗蒲为计，家无担石而一掷百万。若起歌曲弦索、弹棋蹴掬事事胜人，里中少年竞相与狎。迷恋青楼翠袖之间，落魄无行，依人醉醒，不问妻子饔餐韦布，游手好闲以穷日月。”[118]因吃喝嫖赌而倾家荡产之后的魏忠贤，自阉入宫当上了小太监。此处所谓“小”，并非年龄小，当时魏忠贤已经二十一岁，比一般小太监要大多了，所谓小是指地位低下，做些打杂的事。在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东厂太监孙暹名下，划归御马监刘吉祥处照管，与孙暹名下的太监徐应元、赵进教成为酒肉朋友。为了向上爬，魏忠贤结识了司礼监太监王安名下的魏朝，魏朝是朱常洛、朱由校父子的近侍太监，以后升任乾清宫管事太监。由魏朝推荐，魏忠贤入选为朱由校的生母王才人的典膳太监，王才人死后，他又成为李选侍的近侍太监。熹宗即位后，为了嘉奖魏忠贤，把他提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东厂太监。魏忠贤的官衔有一长串，皇帝敕谕中对他的称呼是这样的：“总督东厂官旗办事、提督礼仪房兼管惜薪司内府治用库印务、司礼监秉笔太监”。明朝太监机构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其中司礼监的权力最大，其职责是代替皇帝批阅公文，因此必须有相当的文化程度，而魏忠贤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担任秉笔太监实在是破例之举，也可见魏忠贤活动能力之大。在这过程中，朱由校的乳母客氏起了很大的作用。魏忠贤由魏朝的介绍认识了司礼监太监王安，进而巴结上客氏。

这个客氏，实在是一个不简单的女人。她姓客，名巴巴，一名印月，原本是保定府定兴县人侯巴儿（又名侯二）之妻，十八岁时生下儿子侯国兴后被选入宫充任朱由校的乳母。她为人妖艳，常有秽闻传出，由校大婚之前，她已“先邀上淫宠”[119]。熹宗即位不过十天，便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出入形影不离。及至熹宗完婚，册立张氏为皇后、王氏为良妃、段氏为纯妃，熹宗忙于和后妃过从，引起客氏心中不悦。熹宗不得不用重赏抚慰，宠幸较前更甚。天启元年五月册封皇后张氏，六月初熹宗便要礼部给奉圣夫人客氏加恩，礼部感到棘手，奏复道：“奉圣夫人客氏无例可加恩典。”熹宗立即予以驳回：“加恩既云无例，尔部所存是何典故？所载累朝常例备写来看。并此亦无，只是典章不存，不是无例，仍行各衙门备查，或如照别项恩例推广具奏。”[120]几天后，礼部只得遵旨议复：“奉圣夫人准照皇祖戴圣夫人余氏例，伊男加升锦衣卫指挥，伊夫照子赠官给予诰命。”[121]客氏偶尔外出，用八抬大轿，路人避让不及立遭棍笞。给事中朱钦相、倪思辉上疏指责，反遭降职处分；御史王心一上疏申救朱、倪二人，也被贬官三级。

魏忠贤为了窃权，千方百计巴结客氏，花费五百两银子办了一桌六十道菜肴的酒席，邀她同饮。客氏也想利用魏忠贤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两人一拍即合，沆瀣一气，关系非同一般。正如夏允彝所说：“客氏者，熹庙之乳母，而与忠贤私为夫妇者也。上于庶务皆不问，宫中惟忠贤与客氏为政。”[122]夏允彝所说魏、客二人“私为夫妇”，并非夸张之词，当时宫内太监与宫女私下相好，结为夫妇，称为对食，已成风气。与夏允彝同时代的宋起凤的记载可以作为佐证：“魏虽腐余，势未尽，又挟房中术以媚，得客欢。”[123]从此魏、客二人配合默契，“忠贤告假，则客氏居内；客氏告假，则忠贤留中”[124]。无怪乎当时人说：“（魏忠贤）随侍熹宗，服劳善事，小心翼翼，于是熹宗……喜逾诸常侍。内有客氏保护起居，旦夕不相离；外有忠贤曲意逢迎、巧会旨趣，客氏亦悦之。客氏即后封奉圣夫人者，时偕相佐，寝食在侧……熹宗登大宝，加封近御诸人，而忠贤素所宠信，气指颐使，骤列大珰。且倚客氏，表里为奸，事权一旦把握矣。”[125]

为了扫除障碍，魏忠贤在杀死魏朝之后，又把矛头对准了太监中的三朝元老王安。表面上魏忠贤对他百般恭敬，一见面就撩衣叩头，非呼不应，非问不答。天启元年五月熹宗任命王安为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极力推辞。客氏一面劝熹宗接受其辞呈，一面与魏忠贤密谋处死王安。魏忠贤还有点犹豫，不忍下手，客氏说：“尔我孰若西李，而欲遗患耶！”[126]这是指前不久王安挺身而出迫使李选侍移宫之事，客氏特别感到心有余悸。魏忠贤这才唆使给事中霍维华弹劾王安，魏忠贤矫旨把王安降为南海子净军，然后把在李选侍移宫时偷盗珍宝而遭王安惩处的太监刘朝释放出狱，充任南海子提督，借他的报复情绪，置王安于死地。魏忠贤这手借刀杀人之计十分毒辣，王安果然死于刘朝之手，而且身首异处，尸体喂狗[127]。魏忠贤的肆恶，如危害皇后所生长子，迫害裕妃、成妃，任用可以操纵的王体乾为司礼监掌印太监等，多是客氏一手促成的。

客氏在宫中所乘小轿，由太监扛抬，俨然自以为“熹宗八母”之一。每逢她的生日，熹宗必亲自前往祝贺，升座劝酒。她前往自己私宅，有内侍王朝忠等数十人身穿红衣前呼后拥。她乘轿到乾清宫看望熹宗，侍从之盛不亚于皇上。她出宫入宫，必传特旨，清尘除道，内臣都蟒袍玉带步行排队，客氏则盛服靓妆乘锦玉辇，随从宫婢数百人，前提御炉焚热沉香、龙涎香，氤氲如雾；纱灯、角灯、红蜡、黄炬、亮子数千，耀如白昼。呼殿之声远近数里清澈悠长拟于警跸。她到私宅，在大厅升堂登座，从管事太监到近侍太监挨次叩头，高呼“老祖太太千岁”之声喧阗震天[128]。

熹宗大婚以后，作为乳母的客氏已经没有理由继续留在宫中。御史刘兰等人从宫廷礼仪规范出发，上疏请求皇上让客氏出宫，他们指出：“方皇上初登宝位，怙恃无亲，惟客氏是赖，大小臣工莫不推调护之功。今幸厘降之仪肇举，关雎之庆方新，则宫廷之内有皇上主持于上，中宫佐赞于内，足以侍朝夕而奉起居。清严之地似亦无所容客氏住足明矣。皇祖大婚之后保姆即令出宫，则旧例不可不循也。”[129]尽管熹宗十分留恋客氏，但也没有理由把她继续留在宫中。客氏出宫不久，熹宗立即反悔，发布谕旨说：“朕思客氏朝夕勤侍朕躬，未离左右，自出宫去，午膳至晚通未进用。暮夜至晓臆泣痛心不止，安歇勿宁，朕头晕恍惚。以后还着时常进内奉侍，宽慰朕怀。”[130]遭到湖广道御史马鸣起、吏科给事中侯震炀反驳。以后熹宗不顾大臣的反对，还是把客氏重新请进了皇宫。

魏忠贤与客氏勾结，网络党羽王体乾、李永贞、涂文辅，进一步干预外廷政府事宜。由于熹宗不理朝政，给魏忠贤提供了一个代替皇帝指挥政府的机会，很快就把持了朝政，声势日趋显赫，一些无耻大臣不敢直呼其名，或云厂臣，或云上公、尚公，或云殿爷、祖爷、老祖爷，或云千岁、九千岁。这样，从内宫到外廷，形成一个以魏忠贤为首的所谓“阉党”。《明史》说：“当此之时，内外大权一归忠贤。内竖（太监）自王体乾等外，又有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三十余人，为左右拥护。外廷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戮，号‘五彪’。又有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而呈秀辈门下者又不可数计。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131]于是逐渐形成魏忠贤的“阉党”专政局面，正如当时人所说：“威福日甚，鹰犬日众，四方孔道，民间无敢偶语者。驿使停骖，即卧榻间无敢提一‘魏’字者。身在京华，童仆往来无敢带一家书者。去国诸臣，典衣觅骑，萧条狼狈，全无士气。而一经削夺，门无敢谒，郊无敢饯者，虽师生戚友之谊亦荡然扫绝。重足而立，道路以目。凡衣冠士庶相见之间，皆缄默不敢吐半言，即寒温套语、问讯起居并忘之矣，唯长揖拱手而已……三四年来，普天率土，凡智慧者化为愚蒙，辩捷者装成喑哑。旷古及今，中宫之威劫海内者，未有若此大神通也。时惟有骨鲠之臣交章论劾者，是大狱起而罗钳吉网之横行也。”[132]这当然是有一个过程的。

（3）正与邪的较量

天启初年出现的所谓“众正盈朝”局面，表面上看来似乎正气占压倒性优势，其实不然。在双方的较量中潜伏着明显的危机，使“众正盈朝”的局面逐步消解，直至化为乌有。

第一个回合的较量是天启二年朱童蒙攻击邹元标、冯从吾创办首善书院从事讲学的事件。这年四月，礼部尚书孙慎行上疏指责“李可灼进红丸，乃方从哲所进”，方从哲对李可灼从轻发落是怕连累自己，因此他希望皇上“令廷臣公议，置之极刑”[133]。几天后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上疏响应：“近读孙慎行疏，神骨为悚，既不申讨贼之义，反行赏奸之典，即谓方从哲无其心，无能解人之疑也。”[134]这是一个令对手难以回答的话题，九月初一日兵科都给事中朱童蒙上疏攻击邹元标、冯从吾“议开讲学之坛，国家恐启门户之渐。大公之世偶生门户，则衅孽必作，职业之外分用身心，则责任不专”[135]。把创办书院说成是提倡门户之见，显然是别有用心的，理所当然地遭到反击。九月六日邹元标上疏指出：“本月初四日夜，接兵科都给事中朱童蒙一疏，为‘宪臣议开讲学之坛，国家恐启门户之渐’，欲臣等安心本分，爱惜精神，以东林为戒。”他反驳道：“天下治乱系于人心，人心邪正系于学术。法度风俗，刑清罚省，进贤退不肖，舍明学则其道无繇。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臣等所讲习讨论者，惟是销反侧以归正直……若分门别户则名教所不载也……臣等方欲为孔孟求衣钵之传，童蒙独不思为东鲁延箕裘之绪乎？”[136]左副都御史冯从吾也上疏反驳：“伏惟我二祖开基，表彰六经，颁行天下，天子经筵讲学，皇太子出阁讲学……然臣子望其君以讲学而自己不讲，是欺也。倘皇上一日问讲官曰：诸臣望朕以讲学，不知诸臣亦讲学否？不知讲官何以置对。童蒙欲臣等修职业惜精神，然讲学正讲其职业如何修，精神如何惜耳。”[137]邹、冯二人义正词严，把朱童蒙驳得哑口无言，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邹元标、冯从吾以后还是被同时罢官，到了天启五年八月由御史张讷出面，请皇上“废天下讲坛”，于是在魏忠贤操纵下颁布谕旨：“其东林、关内、江右、徽州一切书院，俱着拆毁，暨田土房屋沽值变卖。”[138]

第二个回合是文震孟、郑鄤事件。天启二年十月，刚刚于三月间进士及第现任翰林院修撰的文震孟，以少年新进的锐气向熹宗上疏，希望皇上“勤政讲学”，“以裨治本杜乱源”，锋芒毕露地说：“皇上昧爽临朝，寒暑靡辍，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实未见也。鸿胪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若仅仅揭帖一纸，长跪一诺，北面一揖，周旋进反，祗毕朝仪，安取此鸳行豸绣横玉腰金者为也。”他还针对日前有关禁止讲学的言论，抨击道：“乃近日中朝举动则更有可异者，空人国以庇私党，几似浊流之投，詈道学以逐名贤，有甚伪学之禁，唐宋末季可为永鉴。”[139]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些话表面上似乎在批评皇帝，实际上是在批评擅权的魏忠贤，疏中“第如傀儡登场”云云，被魏忠贤揪住，在熹宗面前挑唆说：“文状元疏中以偶人比万岁，殆难容。”于是传旨“杖八十”，由于内阁辅臣力救，才改为“放归”[140]。

这种处理方式实在过于粗暴，如此对待忠心耿耿向皇帝进谏的大臣，激起人们的不满。与文震孟同科进士及第的庶吉士郑鄤仗义执言：“臣顷见修撰文震孟一疏，私庆有为明主忠言之人，意皇上天佑圣明必将逖思深悟，立见施行矣。乃候之浃旬，未蒙报可，臣窃疑之。夫上尝不报者，是留中之渐也；留中不下者，是壅遏之萌也；壅遏不通者，是窃弄之机也。此不可不深长思也。今若经御览而留中，则非止辇转圜之义；若不经御览而留中，必有伏戎援奥之奸。”他特别强调“窃弄之机”，说：“本朝此弊惟武庙与神祖末年最多，在武庙时盖因权珰之炀灶，在神祖时则系奸辅之籍丛。臣历稽史册，凡召乱之端有二，而今皆见之，曰内降也，留中也。内降之屡旨，用以摈斥大臣，其机关使人骇；而留中之一线，或以阴淆圣虑，其径窦使人疑。”[141]所谓“权珰之炀灶”云云，明显是在影射魏忠贤“窃弄”、“内降”。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即日颁下圣旨，对文震孟、郑鄤加以谴责：“朝仪大典累朝成规，如何辄肆轻亵，比拟傀儡，藐视廷臣如戏。文震孟好生可恶，郑鄤这厮党护同乡，窥探上意，本当重处，念朕首科取士，新进书生不知大体，姑从轻，俱降二级调外任。”[142]

经过两个回合的较量，双方进入了相持阶段。一方面魏忠贤延揽对他言听计从的朱国祚、顾秉谦、朱延禧、魏广微进入内阁，控制机要部门大权[143]；又以皇上谕旨的形式，宣布对王体乾、魏忠贤等十二名太监给予加荫[144]。与此同时，所谓“众正盈朝”的形势一度看好。天启二年十一月，赵南星被任命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李三才也给予南京户部尚书的头衔，次年十月赵南星又被提升为吏部尚书，岳元声被任命为太仆寺卿。于是正直官员发起了新一轮舆论攻势。天启三年三月御史方大仁弹劾科臣郭巩通魏忠贤，进而揭发魏忠贤“甲第壮丽，葬地逾制”[145]。同年八月顺天提学御史左光斗上疏针对魏忠贤之流企图推翻移宫案进而排斥异己，上疏澄清是非，希望皇上召还文震孟、郑鄤等人[146]。左都御史赵南星上疏申明都察院的职责，针对屈服于权势的不良倾向指出：“举劾之所以不当于人，务于市恩而莫肯任怨，不过曰此我之同乡故旧，不能恝也；曰此权要之所托也，是能报复，不可动也”，希望能够发挥都察院的监察作用[147]。天启四年正月福建道御史李应昇上《补救时事疏》，指出今日天下有三患：夷狄吭背之患，盗贼肘腋之患，小人腹心之患。他特别强调赏罚不明，以至于“赏罚之倒置者尚多，逆党漏网不问”，其中有几句话非常尖锐：“试思冲主在上，垂帘尚不忍言，况权臣在朝，禅受是何题目？执拂之巡抚方恨玷我名山，媚灶之考官妄得并翻公案。狂澜一倒，谁不披靡？于是新妖四出，伏莽渐兴，或势若负隅，巧通脉络；或谋成卷土，密布机关，虽死灰不燃，恐百足未已。”因此他希望皇上“于深宫燕闲之暇澄心静虑……出入起居必董于逸荒之戒，独正于群阴之上，常立于无过之途，志气如神，赏罚不乱”[148]。同年三月山东道御史黄尊素上疏议论“时事十失”，在列举“邪正杂糅，忠谗并进”等十项弊政之后，笔锋一转，含沙射影地指向魏忠贤与客氏：“阿保重于赵娆，禁旅近于唐末，萧墙隐祸惨于夷狄，异日有欲言不敢欲闻不得者。”[149]显然他已经敏感到魏忠贤专政将会使政局走向不可收拾的地步。于是双方逐渐剑拔弩张，发展到短兵相接的地步。

天启四年四月，首先由魏忠贤的亲信刑科给事中傅櫆上了一本名为《邪臣比昵匪人把持朝政乞立赐处分以清隐忧》的奏疏，向正直大臣发动攻击：“宪臣左光斗，貌丑心险，色取行违，自命为血性男子，人亦视为聪明丈夫。然职久知起为匪类也，欲貌为君子而不能，欲不为小人而不得。夫甚之而不顾名简遂反戈君子而忍为之，且呈身于小人而甘心矣。”他实在举不出什么例证，便以内阁中书汪文言“父事内监王安，内外交通”作为话柄，说“光斗身在宪府，不能追论，而且引为腹心”；又说魏大中“职添谏垣，不行驱除，而且助其资斧，自是脉络潜通机锋并露，相与招摇部市，揽泊升迁。甚至小人以从邪为得计，君子亦以比匪为无伤”[150]。根据这样的中伤，他希望皇上立即将左光斗、魏大中撤职，严行究处汪文言。结果，汪文言被逮捕下狱严讯。谈迁在记述这一事件时颇为感慨地说：“仕路如阱，端人刚士择地而蹈，矧敢轻其身于磷缁杂沓之场哉……议者甚（傅）櫆之险钳网始构。”[151]

谈迁所说“钳网始构”四字言简意赅地点明了事情的本质：一张禁网已经悄悄地打开了！正直大臣们当然敏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左佥都御史左光斗首先反击，他在奏疏中指出：“傅櫆论臣及科臣魏大中，一篇之中终不得其指归着落何在，倒戈于君子，君子何人？呈身于小人，小人何人？汪文言之昭雪者前司寇、前总宪也，其题授中书者今阁臣也，臣不闻也……臣有以知（傅）櫆之意矣，櫆之意不利于考功有邹维琏，不利于铨司有程国祥，不利于史垣有魏大中，一则逐之去，一则不欲留，一则不欲其到任，而惧臣之稍稍持清议也，则并欲罗于一网……臣待罪风纪，扬清击浊，自臣职掌人才进退，例得与闻，何事揽泊？如其纳贿招权引用匪类，指有的实，当明白纠参；若其未也，科臣失言矣！以科臣之权力，能使朝廷不能用人，铨司不敢就列，首垣不许到任，把持朝政者莫科臣，若科臣又冒认东厂理刑傅继敖为兄弟，脉络机锋长安冷觑久矣，窟穴深藏布置已定。”[152]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也上疏陈辩：“宵小之志最不便于铨院吏垣有秉正疾邪之臣……择人而食，既诋君子为小人，必以真小人之尤号为君子，奉坛坫之上，外有备内有援，而櫆之招权纳贿始得之矣。”[153]

由于傅櫆的矛头所向是一大片，激起官员们的义愤，河南道御史袁化中与给事中甄淑相继上疏为左魏诸臣剖白，指出傅櫆的意图在于“逞私逐贤”，使“举国将空”，亦即瓦解“众正盈朝”的局面[154]。傅櫆不肯善罢甘休，五月初，他再次上疏攻击魏大中，企图把事态扩大化[155]。

显然这一切都是魏忠贤在幕后操纵，忍无可忍的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大义凛然地挺身而出，向皇上呈进长篇奏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引起了轩然大波，终于使双方的斗争白热化。

五、天启：畸形的魏忠贤专政时代（下）

（4）倒魏风潮

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杨涟以“舍得一身剐”敢把魏忠贤拉下马的气概上疏，以辛辣的语言揭露这个权奸的丑恶嘴脸和卑劣行径。他在奏疏开头就以口诛笔伐的声讨气势指出，魏忠贤“怙势作威，专权乱政，无日无天，大负圣恩，大干祖制”，希望皇上“立赐究问”，开门见山地把弹劾魏忠贤的政治目的和盘托出，为此列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

第一条罪状是：“忠贤原一市井无赖人耳，中年净身，夤入内地，非能通文理，自文书司礼起家者也……初犹谬为小忠小佞以幸恩，继而敢为大奸大恶以乱政。祖宗之制，以票拟托重阁臣……责无它卸。自忠贤专擅，旨意多出传奉。传奉而真，一字抑扬之间判若天渊；传奉而伪，谁为辨之？近乃三五成群勒逼喧嚷，政事之堂几成哄市，甚至有径自内批，不相照会者。假若夜半出片纸杀人，皇上不得知，阁臣不及问，害岂渺小！以致阁臣郁郁叹闷，有坚意求去者。坏祖宗二百余年之政体。”

第二条罪状是：“阁臣刘一燝、冢臣周嘉谟同受顾命之大臣也，一燝亲捧御手，首定大计；嘉谟倡率百官于松棚下，义斥郑养性。立寝后封以清宫禁，皇上岂随忘之！忠贤交通孙杰论去，急于剪己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

第三条罪状是：“先帝强年登极，一月宾天，进御进药之间实有隐恨，春秋讨贼之义者礼臣孙慎行也，明万古纲常之重者宪臣邹元标也。忠贤一则逼之告病去，一则嗾言官论劾去。至今求南都片席不可得。”

第四条罪状是：“王纪、钟羽正先年功在国本，及（王）纪为司寇执法如山，（钟）羽正为司空清修如鹤，忠贤一则使人喧嚷于堂，辱而迫之去；一则与沈交构陷之削籍去，至今请一复职起用不可得。顾于柔媚善附之人破格点用，骤加一品以归。是真与我善者为善人，与我恶者为恶人，必不容盛时有正色立朝之直臣。”

第五条罪状是：“国家最重无如枚卜，忠贤一手握定，力阻前进之孙慎行、盛以弘，更为它辞以锢其出，是真欲门生宰相乎！妄预金瓯之覆宇，窃作貂座之私情。”

第六条罪状是：“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岁南太常、北少宰推皆点陪贰，一以盖枚卜点陪之案，一以伏借用为逐之奸。致一时名贤不安俱去，颠倒有常之铨政，掉弄不测之机权。”

第七条罪状是：“圣政初新，正资忠直，乃满朝荐、文震孟……等九人，抗论稍忤忠贤，传奉尽令降斥。屡经恩典，竟阻赐环。长安谓皇上之怒易解，忠贤之怒难饶。”

第八条罪状是：“上年皇上南郊之日，传闻宫中有一贵人，以德性贞静荷皇上宠注，忠贤恐其露己骄横状，谋之私比，托言急病，立刻掩杀。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贵幸矣。”

第九条罪状是：“裕妃以有喜得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贤以抗不附己，嘱其私比，捏倡无喜，矫旨勒令自尽，不令一见皇上之面。昔尧以十四月而生，假令当日裕妃幸存，安知不为尧母？是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嫔矣。”

第十条罪状是：“中宫有庆，已经成男，凡在内廷，当如何保护……传闻忠贤与奉圣夫人实有谋焉。以皇上麟趾开祥，何妨斯男则百，而忠贤包藏祸心若此，是皇上亦不能保其第一子矣。”

第十一条罪状是：“至于先帝之在青宫四十年，操心虑患，所与护持孤危，威劫之不动，利诱之不变者，仅王安一人耳。登极一月尧舜，（王）安不可谓无微功。皇上仓卒受命，拥卫防护，安不可谓无微忠。即使有罪，亦当听皇上明正其罪，与天下共见之。而忠贤以私愤矫旨，掩杀于南海子……其余大小内臣无罪而擅杀擅逐者，又不知其数千百也。”

第十二条罪状是：“今日讨奖赏，明日讨祠额，要挟无穷，王言虑亵。今又于河间府毁人居屋，起建牌坊，镂凤雕龙，干云插汉……又不止于茔地擅用朝官，规制僭用陵寝而已。”

第十三条罪状是：“今日荫锦衣，明日荫中书，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诰敕之馆，目不识丁，如魏良弼、魏良辅、魏良才、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傅应星等，五侯七贵，何以加兹。不知忠贤有何军功，有何相业？亦甚亵朝廷之名器矣。”

第十四条罪状是：“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岁枷死皇亲家人数命矣。其枷号家人者，欲攀陷皇亲也；其攀陷皇亲者，欲动摇三宫也。当时若非阁臣力有护持，言官极为纠正，椒房之戚又兴大狱矣。”

第十五条罪状是：“良乡生员章士魁……乃以争煤窑伤其坟脉，托言开矿而致之死，假令盗长陵一抔土何以处之？赵高鹿可为马，忠贤煤可为矿。”

第十六条罪状是：“伍思敬、胡遵道侵占坟地果真，小则付之有司，大则付之抚按学院足矣，而径拿黑狱，三次拷掠，身无完肤。以皇上右文重道秋爽幸学，而忠贤草菅士命。”

第十七条罪状是：“科臣周士朴执纠织监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贤径停其升迁，使吏部不得专其铨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驳，险邪因之以偷换手眼，挪移升叙。致士朴卒困顿以去，于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

第十八条罪状是：“北镇抚臣刘侨不肯杀人媚人，自是在刑慎刑。忠贤以其不善锻炼，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贤之意旨不可不遵。”

第十九条罪状是：“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鸿胪报单忽传诘责。及科臣回话，台省交论，又再亵王言，几成解训，无论玩言官于股掌，而皇皇天语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后世视皇上为何如主。”

第二十条罪状是：“东厂原以察奸细缉非常，非扰平民也。自忠贤受事，鸡犬不宁，而且直以快恩仇、行倾陷，野子傅应星为之招摇引纳，陈居恭为之鼓舌摇唇，傅继教为之投匦打网，片语违忤则驾帖立下……当年西厂汪直之横，恐未足语此。”

第二十一条罪状是：“东酋未靖，内外戒严，东厂访缉何事？前韩宗功潜入长安打点，实往来忠贤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一旦贼逼城下，忠贤固为首功之主人矣。”

第二十二条罪状是：“祖制不蓄内兵，即四卫之设备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贤谋同奸相沈创立内操，不但使亲戚羽党交互盘踞其中……昔刘瑾招纳亡命，曹吉祥弟侄倾结达官，忠贤盖已兼之，不知意欲何为。”

第二十三条罪状是：“且皇上亦见近日忠贤进香涿州之景象乎？铁骑之拥簇如云，蟒玉之追随耀日，警跸传呼，清尘垫道，人人以为驾幸涿州……忠贤此时自视为何如人。”

第二十四条罪状是：“宠极则骄，恩多成怨。闻今春驰马御前，皇上曾射杀其马，贷忠贤以不死，圣恩宽厚，忠贤不自伏罪请死，且闻进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提防，介介不释，心腹之人时时打点。从来乱臣贼子只争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皇上果有此事，奈何放虎兕于肘腋间乎。”

杨涟在奏疏的最后说：魏忠贤“又有奉圣客氏为之弥缝其罪戾……故掖廷之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积重之所移，积势之所趋，亦不觉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贤……伏念皇上天纵聪明，春秋鼎盛，生杀予夺岂不可以自主，何为受制幺麽小竖？”[156]有鉴于此，杨涟希望皇上立即将魏忠贤就地正法，客氏驱逐出宫。在当时魏忠贤勾结客氏专擅朝政，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年代，敢于讲出这样尖锐的言辞，是要冒杀身之祸的，从中反映了杨涟的壮烈精神。

杨涟要把不可一世的魏忠贤置之死地的呼声极大地鼓舞了朝廷内外的正直大臣的斗志，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巨大的轰动。据说，杨涟的奏疏呈进后，魏忠贤企图扣留不发，透露了他色厉内荏的恐惧感[157]。他不得不表态，向皇上辞去东厂总督太监之职。内阁辅臣魏广微代皇帝拟了一道温旨予以挽留：“尔闻言增惕，不一置辩，更见小心。”[158]此时杨涟的奏疏仍然“留中”，由于内阁首辅叶向高等人提请“并发参议”，后面的圣旨这样写道：“朕自嗣位以来，日夕兢兢，谨守祖宗成法，惟恐失堕，凡事申明旧典，未敢过行……一切政事朕所亲裁，未从旁落。至于中宫、皇贵妃并裕妃事情，宫壶严密，况无指实，外廷何以透知？内言毒害中宫、忌贵妃皇子等语，凭臆结祸，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岂是忠爱！杨涟被论回籍，超擢今官，自当尽职酬恩，何乃寻端沽直，本欲逐款穷究，念时方多事，朝端不宜纷扰，姑置不问。以后大小各官务要修职，不得随声附和。”[159]在圣旨中对魏忠贤丝毫不加谴责，反而切责杨涟“寻端沽直”，显然有失公允，正直大臣们一时义愤填膺，纷纷交章弹劾魏忠贤，形成巨大的声讨浪潮。科道有魏大中、陈良训、袁化中、周宗建、李应昇、黄尊素、方大任、刘芳、刘廷宣、许誉卿、房可壮、喻思恂、胡永盛、胡良机、朱大典、陈奇瑜等二十九人，南科道有徐宪卿、赵应期等，此外还有兵部尚书赵彦、詹事翁正春、太常胡世赏、太仆朱钦相、抚宁侯朱国弼、南京兵部尚书陈道亨等，“先后申疏，或专或合，无不危悚激切”[160]。京城百姓纷纷传抄杨涟的奏疏，拍手称快，甚至南京“几于家抄户诵”，“忠义之气鼓畅一时”[161]。

首先出来支持杨涟的是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他得知杨涟上疏抨击魏忠贤，兴奋地说：“是余志也，杨公乃先我着鞭。”于是便在杨涟上疏几天之后，上疏弹劾魏忠贤种种罪案，“今逆竖魏忠贤私结奉圣夫人客氏，擅作福威，操纵生杀。杀王安以立威内廷，逐刘一燝、周嘉谟等以立威外廷，一日而毙三国戚之家人以立威宫禁”，希望皇上“引为亲裁，种种逆状代为分剖，即杨涟疏列风闻之事：怀冲太子何以不育？裕妃何以自尽？皇上南郊之日胡贵人何以无疾而暴卒？是皇上身为天子，而三宫列嫔尽寄性命于忠贤与客氏之喜怒，危如朝露，能不寒心”！因此他建议“宜纳宪臣之言，按忠贤之罪，斥客氏就外宅，下傅继教、傅应星于狱，治其内外交通之罪”[162]。

面对如此尖锐的对立，一向以调和折中为宗旨的内阁首辅叶向高不得不出面表态。叶向高于天启元年再次出任内阁首辅时，处境微妙，尽力不偏不倚。《明史》说：“向高为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好扶植善类，再入相，事冲主，不能謇直如神宗时。”因此当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时，叶向高很不以为然：“事且决裂，深以为非。”[163]面对既成事实，叶向高感到为难，他知道魏忠贤是“怒不可犯”的，他唯一可做的选择是“意在调护，以免缙绅之祸”[164]。有人劝他利用内阁首辅的权力除掉魏忠贤，他不以为然，除掉魏忠贤绝非易事，只有他出面调停，才能避免大祸[165]。因为皇上日前曾对叶向高说：“举朝哄然，殊非国体，卿等与廷臣不同，宜急调济，释诸臣之疑。”[166]于是他向皇上建议让魏忠贤体面地下台：“皇上诚念魏忠贤，当求所以保全之”，“而今日保全忠贤之计，莫如听其所请，且归私第，远势避嫌，以安中外之心”，“中外之心安，则忠贤亦安”[167]。叶向高这种以魏忠贤让步来调停弥缝的建议大大触怒了魏忠贤。据说，叶向高的密揭呈进后，“大拂内意”，叶向高感到恐惧，为了找到给自己解脱之计，“扬言此揭非出吾意，乃门人逼我为之”，所谓“门人”即缪昌期[168]。然而此说难以令魏忠贤相信，况且他早已对叶向高“动即掣肘”有所不满，前几天他的亲信内阁辅臣魏广微就向魏忠贤献策：“必去叶向高而后可。”[169]在这种形势下，叶向高的处境已经岌岌可危了。

六月下半月，正直官僚的倒魏风潮继续高涨。先是抚宁侯朱国弼上疏论魏忠贤宜罪，希望皇上命其闲住夺禄三年[170]。接着，刑科给事中李春烨等请罢魏忠贤[171]。矛盾越来越尖锐，叶向高自知再也无法调停弥缝，只有一走了之。他终于在连上二十三个辞职奏疏后，得以体面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他在辞职奏疏中说：“连日病势愈增，加以愁闷抑郁，时刻难挨。即如魏忠贤一事，议论纷然，皇上之所望于臣者，臣既不能得之于外廷，而外廷之所责备于臣者，臣又不能得之于皇上。以旦暮去国之人而居此两穷之地，缄口既难，开口亦罪，即使无病亦万分当去，而况于真病且难医之病哉！”[172]叶向高的离去，使朝廷失去了一位能够调停弥缝的元老重臣，让大臣们领略到了魏忠贤的嚣张气焰，更加激化了矛盾，正直大臣在七月至十月三个月中掀起了弹劾魏忠贤及其党羽的高潮。

七月，南京礼科给事中杨栋朝上疏奏论魏忠贤种种罪状：“诸臣纠论已悉，独计其搜刮之术渐及留都，籍明旨以恣盗行，假传造以撄公帑……夤缘之奸党仗为冰山，巨万之金钱尽入私囊。一裁减，则群小必开口而诉曰：曾与内边魏公处费了许多使用。稍不称意，又私相计曰：必急走北京魏公处弄得一严旨下来。夫宫禁何地，票拟何事？宵小大言无忌，敢于玩弄，是陛下邃密之处，为忠贤垄断之所。惟祈敕下法司严加勘问，或诛或谴，自有祖宗三尺在，恐不能为忠贤贷也。”[173]同一天，御史赵应期、杨玉珂也上疏弹劾魏忠贤[174]。几天后南京兵部尚书陈道亨、右侍郎岳元声等联合上疏参论魏忠贤：“忠贤恶贯既满，必不可容；杨涟疏词逼真，必不可弃。此岂尽仇于忠贤而比昵于杨涟哉！凡以公听并观，见忠贤假心小劳恣其大逆，迩来朝政参差，国势抢攘，物力凋耗，岂无招致而然！乞将忠贤罪状即赐处分。”[175]

八月，署国子监祭酒事礼部右侍郎蔡毅中，监丞金维基，博士门洞开、邓光舒、王裕心，助教张翰南等，学正王永兴等，典簿万民憼，典籍陈烈等公疏参论魏忠贤[176]。

十月，刚刚在上个月升任左都御史的高攀龙上疏弹劾魏忠贤的亲信、两淮巡盐御史崔呈秀贪秽：“御史回道考察宪纲至严，不意有慢视宪规恣行无忌，如巡按淮安等处崔呈秀者。臣去年奉差而出，复命而入，往来淮扬间，所见淮扬士民无不谓自来巡方御史未尝有如呈秀之贪污者。强盗，地方大害也，每名得贿三千金辄放；访犯，地方大害也，得贿千金辄放；不肖有司应劾者多以贿免，不应荐者多以贿荐……”[177]几天后，御史李应昇上疏纠弹阁臣魏广微“负罪愈骄”[178]。

在魏忠贤与魏广微的策划下，魏大中、高攀龙、赵南星等先后被罢官。魏忠贤的亲信阁臣魏广微、顾秉谦为熹宗起草了一份“戒谕群臣”的特谕，指责正直大臣“内外连结，呼吸应答，盘踞要地，把持通津，念在营私，事图颠倒，诛除正人，朋比为奸，欺朕幼冲，无为忌惮”；又说“今元凶已放，群小未安，或公相党救，或妄肆猜忖，本当根诛尽拔，彻底澄清，念玉石猝未能辨，雷霆讵可骤施”[179]。这显然是在警告，在恫吓，也暗示着严厉的镇压即将开始。果然，十月底，吏部右侍郎陈于庭、左副都御史杨涟、左佥都御史左光斗被革职；十一月，内阁辅臣韩爌“引罪乞休”；十二月，内阁辅臣朱国桢也辞官而去。内阁部院等政府要害部门几乎全落入魏忠贤亲信的控制之下。

进入天启五年，魏忠贤进一步实施全面专政。第一步是指使亲信制造舆论，把先前正直官僚抨击魏忠贤及其亲信的斗争歪曲为“东林党”的肆逆，把反对魏忠贤的正直官僚一概划入“东林党”的行列。于是相继抛出诋毁“东林党”的言论。天启五年正月，左副都御史乔应甲四天之内连上三份奏疏。一份大谈“三朝舆论渐明”，说什么“赵南星年老昏蔽，为群小所欺；旧抚李三才，君子中其魔术，小人利其重赂，世界三十年，不使一日宁静”[180]。一份大谈“时局门户”，说什么“李三才任淮抚十三年，加总督尚书，谋大拜。当年授意南道段然，疏有‘祖制废弛已极，内外登庸宜均’，盖为三才地也。嗣是议论蜂起，有保三才，复有参三才；有保而参，即有参而复保。此门户所由分也。后三才赃私难掩，又匿陈增税银，出一奇策，借势顾宪成投阁部院三书，书从宣大巡按吴亮封入，疏内臣东林人也，又保三才。臣一言以蔽之曰不贪。此东林之名所自来也。今几二十年，私人推戴，力排公论。有东林则有羽翼，张问达假门户以翻局，赵南星假门户以固局。乞皇上查段然、吴亮之疏，付之史馆，为时局门户之证”。一份则攻击汪文言、魏大中。无怪乎吴应箕在记述这段历史时如此评论：“（乔）应甲一月上十三疏，皆攻东林而詈淮抚李三才者。”[181]三月初，工部主事曹钦程上疏攻击周宗建“私引邪党”，李应昇“专护法东林”，黄尊素“荐座师邹维琏”。他还说：御史周宗建、张慎言、黄尊素、李应昇“甘作赵南星之鹰犬，为魏大中之爪牙”。结果导致这四个人一起被罢官[182]。

（5）“六君子之狱”

至此，魏忠贤以为时机成熟，终于大开杀戒。首先遭到杀害的是工部屯田司郎中万燝。他在杨涟上疏几天后，也上疏揭发魏忠贤在香山碧云寺所造坟墓仿照帝王陵寝规格，而且此人“口衔天宪，手握王爵，生杀予夺”。皇帝大为震怒，下令廷杖一百。魏忠贤鉴于当时弹劾他的奏疏络绎不绝，借圣旨之威杀一儆百，拿一个小小的曹郎下手，特命亲信太监把万燝拉至午门，一顿乱棍打得他血肉横飞，还未受廷杖已经气息奄奄。其后有“六君子之狱”、“七君子之狱”，残酷迫害异己分子。天启五年三月底，由于魏忠贤的亲信锦衣卫镇抚司许显纯严刑拷打汪文言，反诬杨镐、熊廷弼公行贿赂，魏忠贤以皇帝圣旨的名义逮捕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六君子”，与已经逮捕入狱的汪文言一起，“一并究问追赃”[183]。

许显纯遵循魏忠贤的旨意，对杨涟等六君子借口“追赃”进行严刑逼供，惨不忍睹。首先上疏揭发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的杨涟所受刑罚最为残酷，每隔五天就用酷刑拷问一次，不仅皮开肉绽，而且牙齿全部脱落。杨涟坚贞不屈，许显纯竟用钢刷把杨涟的皮肉刷得碎裂如丝，体无完肤的杨涟仍不屈服。魏忠贤不断以皇上圣旨的名义给许显纯下令严厉“追比”，七月初一日圣旨：“杨涟既已服辜，着不时严刑追比，五日一回奏，待追赃完日送刑部据招拟罪。”许显纯严刑逼供毫无作用，想把杨涟等的审讯难题推给刑部。七月初七日圣旨对许显纯加以谴责：“杨涟等党比熊廷弼，沦没封疆，且纳贿招权，扰乱朝政，移宫一事陷朕不孝，罪恶滔天。许显纯如何擅求送刑部，明属徇私，姑且不究。还着本司照原参数目严比追赃，限五日一回奏，不得宽纵。”[184]许显纯遵旨加重刑罚，用铜锤敲打，致使杨涟肋骨寸断；再用土囊压身，铁钉贯耳；到了七月二十四日夜，索性用大铁钉钉入头脑，置杨涟于死地。许显纯却向上报告杨涟“病故”[185]。誓死不屈的杨涟在狱中绝笔血书，其绝笔写道：

枉死北镇抚司杨涟绝笔于狱神之前：

涟以痴心报国，不惜身家，久付七尺于不问矣！日前赴逮，不为张俭之逃亡、杨震之仰药，亦谓雷霆雨露莫非天恩，故赤日长途锒铛不脱，欲以身之生死归之朝廷……不意身一入都，侦逻满目，即发一揭亦不可得……生死顷刻，犹冀缓死杖下，见天有日。乃就本司不时追赃，限限狠打，此岂皇上如天之意，国家慎刑之典，祖宗待臣之礼？不过仇我者立追我性命耳！[186]

据说这篇二千余言的绝笔写成后，杨涟亲手托付给同狱难友顾大章，狱中耳目严密，顾大章把它藏在关圣大帝画像后面，以后又埋于狱室北壁下[187]。一个偶然的机会，才得以从狱中传出，落到杨涟之子杨之易手上，人们今日才能一睹真容。杨涟死前还写了一篇二百八十字的血书，藏到枕头里，死后随尸体抬出，落到家属手中。血书流露了他视死如归的凛然气节：“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惟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以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188]

从杨涟之死的前前后后可以看到“六君子之狱”的真相，其他诸君子也一样被迫害致死。左光斗被押入锦衣卫镇抚司监狱后，受到许显纯的严刑拷问逼供，身受重伤。他的门生史可法化装潜入狱中探望时，左光斗已经面目焦烂难以辨认，左膝以下筋骨全部断裂。他与杨涟同一天死于狱中[189]。魏大中死前身体已经溃烂，布满蛆虫，尸体抬出时全部腐烂。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也先后死于狱中。明人黄煜《碧血录》在“六君子”入狱后，逐日记载他们受到严刑拷打的真相[190]：六君子入狱的当天，“诸君子各打四十棍，拶敲一百，夹杠五十”。七月四日，六君子从狱中提出审讯时，“各两狱卒挟扶左右，佝偻而东，一步一忍痛，声甚酸楚……诸君子俱色黑而颠秃用尺帛抹额，裳上脓血如染”。七月十三日午饭后，六君子到堂审讯，“许显纯辞色颇厉：五日一限，限输银四百两，不如数，与痛棍。左顾哓哓置辩，魏周袁伏地不语，杨呼家人至腋下，大声曰：‘汝辈归，好生服事太奶奶，吩咐各位相公不要读书。’是日，各毒打三十棍，棍声动地。嗣后受杖诸君子股肉俱烂，各以帛急缠其上，而杨公独甚”；十七日拷问，杨左各三十棍；十九日拷问，“杨左魏俱用全刑，杨公大号而无回声，左公声呦呦如小儿，周顾各受二十棍，拶敲五十，袁拶敲五十。魏呼家人至前，谓之曰：‘吾十五日已后闻谷食之气则呕，每日只饮寒水一器，苹果半只而已。命尽想在旦夕，速为吾具棺，然家甚贫，无能得稍美者，差足掩骼可也。’”七月二十一日拷问，“杨左俱受全刑，魏三十棍，周顾各二十棍……杨举头欲辩，而口不能言，遂舁出。彼时诸君子俱已进狱，独杨左投户限之外，臀血流离，伏地若死人……是日雨，棍湿重倍常，且尽力狠打，故号呼之声更惨”。七月二十四日拷问，“杨左魏各全刑，顾拶敲五十。刑毕，显纯呼牢狱前张目曰：‘六人不得宿一处。’遂将杨左魏发大监……（狱）吏吁曰：‘今晚各位大老爷当有壁挺（方言死也）者。’是夜，三君子果俱死于锁头（狱卒头目）之手”。七月二十九日，“三君子之尸俱从诏狱后户出……藉以布褥，裹以苇席，束以草素，扶至墙外，臭遍街衢，尸虫沾沾坠地”。八月十九日袁公死于锁头（狱卒头目）颜紫之手。八月二十八日周公死于锁头郭某之手。九月十五日夜，顾公投环而逝[191]。

（6）炮制《三朝要典》

与此同时，魏忠贤指使他的亲信加紧制造舆论，为镇压异己分子提供依据。这项工作的重点是全面推翻所谓“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进而对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政治争端加以歪曲。天启五年二月御史杨维垣在题为《险臣非分之酬》的奏疏中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攻击处理梃击案有功的王之寀不但无功而且有罪，因为他诬蔑了皇祖（神宗），辜负了先帝（光宗）。魏忠贤立即以圣旨的形式宣布将王之寀革职为民，并且说：“皇祖慈爱，皇考孝友，中外臣民共知，张差一事，王之寀贪冒进取，上诬皇祖，并负皇考，陷朕不孝，又致毙内外无辜多命。”[192]同年四月刑科给事中霍维华也上疏论“三案”，比杨维垣更进一步，不再局限于王之寀个人，而着眼于一大批所谓“邪臣”。他说：“邪臣假借题目诬蔑宫廷亏损圣德，如所谓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已捏形章奏簧惑听闻，更欲窜入纂修（实录），迷乱万世。”他的目的在于，要皇上对于监修、纂修《实录》的官员，“将一应章疏单揭备细搜录，与臣疏一并宣付史馆，务存公案，以垂信史”[193]。图穷匕首见，霍维华洋洋洒洒几千字的奏疏，不仅攻击了刘一燝、韩爌、孙慎行、张问达、周嘉谟、王之寀、杨涟、左光斗、周朝瑞、袁化中、魏大中、顾大章等人，显露一股杀气；而且还要重修实录，篡改历史。因此当时人评论：“此疏乃一部三朝要典也。”[194]那意思是说，霍维华的奏疏实际是后来炮制的《三朝要典》的雏形。无怪乎魏忠贤看了要大声喝彩：“这本条议一字不差。”[195]因此他以圣旨的形式宣布：“将此本宣付史官，从实记载，其修成皇考实录另行改正。”[196]御史徐景濂与霍维华一唱一和，也上疏主张“翻三案”，其是非观以及所用词语，与霍维华一模一样[197]。

至于究竟如何翻案？礼科给事中杨所修建议：“三案宜仿《明伦大典》，命史臣成书，以示天下。”[198]这一切都是针对所谓“东林党”的，也是与“六君子之狱”密切配合的。天启五年七月，御史倪文焕上疏鼓吹东林还未得到清算，东林巨魁还未全部伏诛。得到的圣旨是：“李邦华东林高足，向与李三才结为死党，同侄李日华狡计阴谋倾害善良，周顺昌窃附东林，营入吏部，贪横异常，仇逐朱童蒙不安其位，厚结汪文言呼吸相通，又与魏大中构党同盟……都着削了籍为民当差，仍追夺诰命。内有赃私狼藉者，还着抚按提问，追赃充饷。其私创书院匾额虽去碑记犹存，着礼部即时毁碎回奏，以为植党聚徒之戒。”[199]到了八月，御史张讷再次上疏请废天下讲坛，得到的圣旨是：“邹元标、孙慎行、冯从吾、余懋衡俱削籍，仍追夺诰命……其东林、关内、江右、徽州一切书院俱着拆毁，暨田土房屋估值变卖。”[200]

及至天启五年年底，编纂《三朝要典》的条件成熟了，天启六年正月十五日，由皇帝谕旨的形式正式宣布：“……皇考宾天，朕躬缵绪，父子承继，正统相传。而奸人杨涟、左光斗、惠世扬、周嘉谟、周朝瑞、高攀龙等又借移宫以贪定策之勋，而希非望之福，将凭几之遗言委诸草莽，以待封之宫眷视若寇仇……而守正诸臣凡因三案被诬者，皆次第赐环，布列有位……特允部院科道诸臣之请，将节次明旨并诸臣正论，命史臣编辑成书，颁行天下，使三朝慈孝粲然大明，天下万世无所疑惑。其凡例体裁一仿《明伦大典》故事，即于新春开馆纂修。特命朝臣顾秉谦、丁绍轼、黄立极、冯铨为总裁官，施凤来、孟绍虞、杨景辰、姜逢元、曾楚卿为副总裁官，徐绍吉、谢启光、余煌、朱继祚、张翀、华琪芳、吴孔嘉、吴士元、杨世芳为纂修官，乔炜、秦之垣、李桐为誊录官，郑崇光、姜云龙为收掌官。卿等受兹委任，须同心协力，殚精研思，采集周详，持议明核，凡系公论一切订存，其群奸邪说亦量行摘录，后加史官断案，以昭是非之实，务在早完。书成之日，名曰《三朝要典》。”[201]经过几个月的炮制，《三朝要典》终于出笼，采用编年体，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写到天启元年（1621年），共计二十八卷，内阁首辅顾秉谦代熹宗写的“御制序”冠于卷首，企图以这种“钦定”的假象来钳制舆论[202]。

（7）东林点将录与东林党人榜的出笼

与此相配合的是魏忠贤亲信加紧编造《东林点将录》与《东林党人榜》等黑名单，以便对所谓“东林党人”一网打尽。始作俑者是投靠魏忠贤门下的内阁辅臣魏广微，他在天启四年年底编了一本《缙绅便览》，“手写所欲起用之人：黄克赞、王绍徽、王永光、徐大化、霍维华等五六十人，目为正人，各加两圈或三圈。又将《缙绅便览》如韩爌、缪昌期、曹于汴、李邦华、郑三俊等百余人，目为邪党，重者三点，次者二点，托内阉王朝用转送逆贤（魏忠贤）处，以行黜陟”[203]。天启五年八月时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后升任吏部尚书）的王绍徽编了一本《东林点将录》[204]，仿照《水浒传》中梁山一百零八将，“编东林一百八人为点将录，献之，令按名黜汰”[205]。此人秉性卑劣，献媚魏忠贤无所不用其极，据无名氏《遣愁集》说：“王绍徽为魏忠贤干儿，官至吏部尚书，进退一人必禀命于忠贤，时称王媳妇。尝造《点将录》献之忠贤，忠贤阅其书叹曰：王尚书妩媚如闺人，笔挟风霜乃尔，真吾家之珍也。”[206]王绍徽的意图是向魏忠贤提供一个黑名单，把那些敢于同魏忠贤作对的官员一网打尽，为此他点了一百零八人，为首的是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天机星智多星左谕德缪昌期、天间星入云龙左都御史高攀龙、地机星神机军师礼部员外郎顾大章、天煞星黑旋风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天暗星青面兽浙江道御史房可壮、地周星跳涧虎福建道御史周宗建、天勇星大刀手左都御史杨涟、天雄星豹子头左佥都御史左光斗等。关于此书的作者，一向众说纷纭，有说韩敬，有说阮大铖，有说王绍徽，《四库全书总目》作了考证，仍然定为王绍徽撰，是令人信服的。《四库全书总目》如此写道：“东林点将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王绍徽撰……其书以《水浒传》晁盖、宋江等一百八人天罡地煞之名分配当时缙绅。今本缺所配孔明、樊瑞、宋万三人。盖后人传写佚之。卷末有跋，称甲子、乙丑于毗陵见此录，传为邹之麟作，所列尚有沈应奎、缪希雍二人，与此本不同。盖其时门户蔓延，各以恩怨为增损，不足为怪……即阎若璩《潜丘札记》亦有与王宏撰书目，顷问：《点将录》果出贵乡王绍徽手否？先生以此书实出阮大铖，王（绍徽）偶失阉欢，谋所以解之术于阮，阮授以是书。而王（绍徽）上之，而世遂以名之。细思之殊不然。儿时读《点将录》记没遮拦穆宏乃大铖，岂有自作此录而窜入己姓名者云云。则当时已传闻异词。然崇祯钦定逆案，以此录属之绍徽，于时公论方明，谅非诬蔑。《明史》本传亦以此书属绍徽。然则辗转传写虽或有篡改，其造谋之人要终不能以浮词他说解也。”[207]

御史卢承钦感到一百零八人的名单还嫌不够，于是炮制了一个三百零九人的大名单，完全按照宋朝《元祐党人榜》的样板，开列了所谓“东林党人”三百零九人，魏忠贤于天启五年十二月以皇帝谕旨的形式刊布于天下。其政治意图十分明显，一方面要显示作为政治结社的“东林党”实体的存在；另一方面要有关部门按照这个名单清除异己势力[208]。文秉《先拨志始》记此事说：“御史卢承钦疏参曹珍、董应举、李遇知，因历举东林自顾宪成、李三才、赵南星而外，如王图、高攀龙等谓之副帅，曹于汴、汤兆京、史记事、魏大中、袁化中等谓之前锋，李朴、贺朗、沈正宗、丁元荐谓之敢死军人，孙丕扬、邹元标谓之土木魔神，宜将一切党人不论曾否处分，俱将姓名罪状刊刻成书，榜示天下。人皆谓此疏何异元祐党碑。”[209]出于政治目的考虑，这份名单不但把早已去世的如顾宪成、顾允成兄弟等也列在其中，而且把一些毫不相干的现任官员如鹿继善、吕维祺、范景文等一概网罗在内，甚至还胡乱地混入了一些“阉党”分子。以此为依据对各级政府官员进行清洗，必然要制造出一系列冤假错案。这样说其实是低估了这份黑名单，魏忠贤打击异己势力，镇压正直官员的所有行动无一不是冤假错案。

魏忠贤及其亲信所炮制的黑名单当然不止这些。为了配合《东林点将录》、《东林党人榜》，大造声势，又编造了《东林籍贯录》一卷、《东林同志录》一卷、《东林朋党录》一卷、《盗柄东林伙》一卷。《东林籍贯录》把所谓“东林党人”按照籍贯分类：北直隶孙承宗等八人，南直隶缪昌期等四十三人，浙江朱国桢等十一人，江西邹元标等十六人，湖广罗喻义等二十人，河南蔡毅中等七人，福建叶向高等五人，山东王象乾等十三人，山西孙居相等十五人，陕西王图等十八人，四川欧阳调律等五人，广东一人，云南一人，贵州一人，共计一百六十四人。据《四库全书总目·东林籍贯录一卷提要》说：“其北直郭巩、陕西薛贞后皆名丽逆案，是又当考其究竟，不当以一时记录为断矣。”[210]可见这份名单乃是胡编乱造的产物。《东林同志录》在标题下特地注明“补点将录”，表明它的编造意图是补充《东林点将录》的不足。它是按照各人担任的职务来分类的：政府叶向高等六人，词林孙慎行等十九人，部院李三才等五十七人，卿寺顾宪成等七十三人，台省魏大中等七十六人，部曹王象春等四十一人，藩臬郡邑顾大章等二十六人，赀郎武弁山人吴养春等二十一人，共计三百一十九人[211]。《东林朋党录》的编造方法很特别，在每个人的姓名下方注明“已处”、“未处”、“重处”、“回籍”、“在籍”、“降级”、“革任”、“闲住”、“见任”、“已故”字样，意图十分明显，对于那些“未处”、“见任”、“降级”的官员要重点关注。而且还注明哪一年的进士，座师是谁，以便进一步株连。名单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是以赵南星为首的九十四人，后半部分是“东林胁从”顾秉谦等五十三人，共计一百四十七人。据此书的《四库全书总目》所说：“考《明史·阉党传》称，卢承钦，余姚人，由中书舍人擢御史，请以党人姓名罪状榜示海内，魏忠贤大喜，敕所司刊籍，凡党人已罪未罪者悉编名其中……此书中已处字与所言已罪未罪相合，其是时之官本欤！”[212]《盗柄东林伙》则把所谓“东林党人”按照时期分类：“东林初”以邹元标为“鼻祖”，以下有顾宪成等一共二十人；“东林盛”——“入主出奴渐移国柄”以杨时乔为“鼻祖”，以下是叶向高等一共一百七十六人；“东林晚”——“朋执朝权”以刘一燝为“鼻祖”，以下是叶向高等一共一百九十八人，共计三百九十四人[213]。其中有重复列入的，如叶向高就出现两次，在“东林晚”出现时特别注明：“大学士，东林初盛晚教主。”把叶向高封为东林的“教主”，实在不伦不类，此点前章已有分析，不再赘述。最可怪的是把公认与东林对立的“昆党”头目顾天埈以及郑振先也列入了“东林盛”的名单之中，显示了标准的混乱，或者无标准可言，一味按照排斥异己的功利主义原则把网罗在内的人物统统加上“东林”的帽子，加以整肃。

（8）“七君子之狱”

天启六年二月，苏州织造太监李实上疏以“欺君蔑旨”的罪名向皇上控告周起元、周宗建、缪昌期、高攀龙、李应昇、黄尊素、周顺昌，实质上是魏忠贤及其亲信按照上述黑名单镇压异己势力的既定步骤。表面看起来似乎同黄尊素、李实的个人瓜葛有关。黄尊素在杨涟弹劾魏忠贤之后也上疏响应，遭到削籍的处分。由于他与并非魏忠贤亲信的苏州织造太监李实有所来往，民间流言传闻黄尊素想利用李实除掉魏忠贤，引起魏忠贤的怀疑，也让李实感到惶恐，生怕招来杀身之祸，立即向魏忠贤的亲信太监李永贞求救。李永贞为他策划以攻为守的策略，代他起草一份奏疏，揭发黄尊素、周起元等“七君子”，署名是苏州织造太监李实，因为是李永贞代写的，李实也没有加盖印章，称为“空头本”。这一细节，日后明思宗钦定逆案时为李实减轻了些许罪责，那是后话，然而在当时这个“空头本”却发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魏忠贤收到这份奏疏正中下怀，黄尊素曾经弹劾过他，当然不能放过；周起元在担任苏松十府巡抚时，支持署理苏州知府杨姜限制苏州织造太监的横征暴敛，又不听魏忠贤的招呼，遭到削籍处分，也不能放过；缪昌期在任京官时是反对魏忠贤的激进分子，魏忠贤风闻杨涟弹劾他的奏疏出自缪昌期的手笔，恨得咬牙切齿，找个借口把他罢官，以后又借口与汪文言有牵连，予以逮捕，为了名正言顺起见，当然要把他列入“七君子”之中一并严惩。其他各人莫不如此。因此魏忠贤立即以皇帝圣旨的形式宣布：“周起元违背明旨，擅减袍段数目，又肯勒袍价，以致连年误运；且托名道学引类呼朋，各立门户，一时逢迎附和有周宗建、缪昌期、周顺昌、高攀龙、李应昇、黄尊素，尽是东林邪党，与周起元臭味亲密，干请说事，大肆贪婪，吴民恨深切齿。除周宗建、缪昌期已经逮解外，周起元等五人，都着锦衣卫差的当官旗扭解来京。”[214]

御史李应昇于天启四年上疏弹劾魏忠贤掌管的东厂“好用立枷，有重三百斤者，不数日即死，先后死者六七十人”，他极力主张罢免魏忠贤。杨涟上疏揭发魏宗贤二十四大罪后，李应昇愤而抗疏响应，指出：“从来阉人之祸，其始莫不有小忠小信以固结主心，根株既深，毒手乃肆。今陛下明知其罪，曲赐包容，彼缓则图自全之计，急则作走险之谋，萧墙之间能无隐祸？故忠贤一日不去，则陛下一日不安。臣为陛下计，莫如听忠贤引退，以全其命；为忠贤计，亦莫若早自引决，以乞帷盖之恩。不然，恶稔贯盈，他日欲保首领不可得矣。”[215]因此遭魏忠贤嫉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次年三月魏忠贤的亲信曹钦程攻击李应昇“护法东林”，被魏忠贤罢官；再隔一年（即天启六年三月）太监李实诬告周起元，牵连李应昇，终于被逮捕入狱。他写诗述怀：“便成囚伍向长安，满目尘埃道路难，父老惊心呼日月，儿童洗眼认衣冠。文章十载虚名误，封事千言罪孽殚，寄语高堂休苦忆，朝来清泪满供餐！”在给儿子李逊之（《三朝野记》的作者）的遗书中说：“吾以直贾祸，自分一死以报朝廷，不复与汝相见”；“吾居官爱名节，未尝贪取肥家”；“吾苦生不能尽养，他日俟祖父母千百年后，葬我于墓侧，不得离远”[216]。

锦衣卫官旗到达苏州逮捕周顺昌时，由于民心不服，引起一场动乱。周顺昌“为人刚方贞介，疾恶如仇，巡抚周起元忤魏忠贤削籍，顺昌为文送之，指斥无所讳；魏大中被逮，过吴门，顺昌出饯，款语累日，许女字其孙，买舟远送。旗尉呵止之，顺昌嗔目曰：若不知世间有不畏死男子耶？归语魏忠贤，我即故吏部郎周顺昌也。”[217]当三月十五日锦衣卫缇骑到达苏州后，向周顺昌家属敲诈勒索，并且威胁说，倘若不从，那么周顺昌在押解途中性命难保。周顺昌一向为官清廉，据姚希孟说：“顺昌贫彻骨，以吏部郎归，敝庐数椽而已。然小民冤抑未申，并水旱征徭之事，必力请于当事，穷交寒酸，游扬援引，不惜齿颊，士民深德之。”[218]面对正人君子遭到迫害与勒索，苏州市民怒不可遏，商人之子颜佩韦出面，上街高呼：“欲救周吏部者，从我！”颜佩韦的朋友马杰也上街呼号，一时自发跟从者有上万人。锦衣卫官旗原定于三月十八日“开读”圣旨，逮捕周顺昌，为周顺昌鸣不平的市民数十万人上街游行示威，其场面令人感动。姚希孟写道：“（三月十八日）众闻顺昌将就槛车，倾城而赴，执香者烟涨蔽天，冤号声闻数十里。”[219]人群来到锦衣卫官旗下榻的衙门，门还没有开。衙门靠近城关，大众登城，林立雉堞，在大雨中举着焚烧的香烛有如火炬，城墙上下遥相呼应，喊声震天。周顺昌出乎意料，害怕又生意外，再拜请求群众解散，群众不为所动。这时巡抚毛一鹭与巡按徐吉赶到，命令开门，士民蜂拥而入。但见堂上设帷幕仪仗，有两个锦衣卫士兵列侍，一群军官鹄立指挥，逮捕人犯用的钮镣也赫然在目。群众十分悲愤，诸生王节、杨廷枢、刘曙、郑敷教、刘羽仪、文震亨等对巡抚巡按说：“周铨部清忠端亮，誉望久归，一旦以触忤权珰遂下诏狱，百姓怨痛，万心若一。明公为天子重臣，何以慰汹汹之众，使无崩解之患？”[220]毛一鹭踌躇着说了一句：“乃圣怒何？”有一个诸生迎上去对毛一鹭说：“今日人情如此，明公独不为青史计乎？何不据实上闻邀旷荡恩，请抚按勘治乎？”在争执中发生了纠纷，魏忠贤亲信锦衣卫堂上官派来的官员文之炳大叫：“囚安在？速槛报东厂。”群众一听“东厂”二字，知道是魏忠贤下令来逮人，更加气愤，颜佩韦、杨念如、沈扬、周文元、马杰上前痛打文之炳，一时群情激愤，“忽如山崩潮涌，砉然而登，攀拦折楣，直前奋击，诸缇骑皆抱头窜，或升斗拱，或匿厕中，或以荆芥自蔽。众搜捕之，皆搏颡乞命，终无一免者。有蹴以屐齿，齿入其脑立毙……其逾墙出者，外人复痛捶之”[221]。这次民众暴动当时称为“开读之变”或“苏州民变”。这次事变对魏忠贤震动很大，一面命令逮捕带头闹事的颜佩韦等人，一面命令立即秘密把周顺昌押解到北京。周顺昌被关入镇抚司监狱后，受到许显纯严刑拷打，誓死不屈，许显纯用铜槌打得他牙齿尽落，问道：“复能骂魏上公否？”周顺昌把满口的鲜血喷向许显纯，骂得更加厉害，并猛然把头撞向石头，鲜血直流。魏忠贤得报后决定把他处死。就在天启六年六月十七日夜里，周顺昌被狱卒颜紫害死于狱中，镇抚司在报告中却轻描淡写地说“犯人周顺昌病故”[222]。

再说被逮捕入狱的颜佩韦等人。应天巡抚毛一鹭、巡按徐吉四月初向朝廷报告苏州民变的消息，五月初六日圣旨下达：“这缉获乱民颜佩韦等，分别正法，其漏网巨魁着作速确查具奏。”[223]天启六年十月，颜佩韦、杨念如、沈扬、周文元、马杰被杀害于苏州，“临刑相顾笑别，延颈以受”[224]。一年后，魏忠贤伏法，苏州百姓在毛一鹭为魏忠贤所建生祠废墟上为颜佩韦等建造了五人之墓，墓道上面的匾额写着“义风千古”四个大字。复社领袖张溥为五人墓写了碑文，这就是脍炙人口的《五人墓碑记》[225]。

吴江人周宗建在任御史时，于天启二年对奉圣夫人客氏出宫以后复入抗疏极谏：“天子成言有同儿戏，法宫禁地仅类民家，圣朝举动有乖，内外防闲尽废，此辈一叨隆恩便思逾分，狎溺无纪，渐成骄恣，衅孽日萌，后患难杜。”以后又上疏抨击魏忠贤：“近日政事外廷啧啧……如魏进忠（魏忠贤）者，目不识一丁，而陛下假之笑，日与相亲，一切用人行政堕于其说，东西易向而不知，邪正颠倒而不觉。”天启三年又上疏对于当时政局表示忧虑：“内有进忠（魏忠贤）为之指挥，旁有客氏为之羽翼，外有刘朝辈为典兵示威，而又有（郭）巩辈蚁附蝇集，内外交通，驱除善类，天下事尚忍言哉？”[226]因此被魏忠贤、客氏视为眼中钉，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天启六年二月以“周宗建赃私”为由，下旨将周宗建与缪昌期一并扭解来京，于四月押入镇抚司监狱[227]。周宗建在狱中受尽酷刑，铁钉钉身，沸水浇身，皮肉尽烂，于六月十八日去世，镇抚司照例上报“十八日犯官周宗建病故”[228]。

御史黄尊素于天启四年二月上疏论时政十失，在奏疏的末尾写道：“今阿保重于赵娆，禁旅近于唐末，萧墙之忧惨于敌国。廷无谋幄，边无折冲，当国者昧安危之机，误国者护耻败之局，不于此时进贤退不肖，而疾刚方正直之士如仇雠，陛下独不为社稷计乎！”疏入，魏忠贤大怒，欲加以廷杖，由于阁臣韩爌力救，才改为夺俸一年。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后，黄尊素抗疏抨击魏忠贤：“天下有政归于近幸，威福旁移，而世界清明者乎？天下有中外汹汹无不欲食其肉，而可置之左右者乎？”“今忠贤不法状廷臣已发露无余，陛下若不早断，彼形见势穷，复何顾忌！忠贤必不肯收其已纵之缰，而尽涤其肠胃；忠贤之私人必不肯回其已往之棹，而默消其冰山。始犹与士大夫为雠，继将以至尊为注。”[229]魏忠贤更加恨之入骨。天启五年春，魏忠贤指使亲信曹钦程诬劾黄尊素“专击善类”，“助高攀龙、魏大中虐焰”，矫旨把他罢官。次年五月又把他逮捕入狱，镇抚司许显纯与崔应元对他严刑拷问，一夹棍，一百杠，一拶百念，窜打六十棍，坐赃二千八百两，三日一比（比即四十棍）。黄尊素身无完肤，血肉淋漓，临死前留下遗诗：“正气长流海岳愁，浩然一往复何求，十年世路无工拙，一片刚肠总祸尤。麟凤途穷悲此际，燕鹦声杂值金秋，钱塘有浪胥门泪，惟取忠魂泣镯镂。”[230]

（9）魏忠贤个人崇拜

魏忠贤专政的必然结果是对魏忠贤的个人崇拜，其标志事件便是众多官僚掀起为魏忠贤建造生祠的浪潮。祠，也称祠堂，原本是祭祀死去的祖先或先贤的祖庙，为活着的人建祠，称为生祠，是那个专制时代畸形心理的产物，是魏忠贤的亲信为了迎合其漫无底止的政治野心的一种个人崇拜举措。为了某种政治目的，也为了个人的飞黄腾达，一向以饱读儒家经典自诩的官僚们，早已把儒家伦理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干出令一般百姓目瞪口呆的寡廉鲜耻的咄咄怪事。

始作俑者是浙江巡抚潘汝桢。他在天启六年（1626年）闰六月初二日向熹宗提出：请立魏忠贤生祠，用致祝厘。潘汝桢在奏疏中说：“东厂魏忠贤，心勤体国，念切恤民。鉴此两浙岁遭灾伤，顿蠲茶果铺垫诸费，举百年相沿陋习积弊一旦厘革，不但机户翻然更生，凡属兹土莫不途歌巷舞，欣欣相告，戴德无穷，公请建祠用致祝厘等因。”这种献媚之举正中魏忠贤下怀，所以得到的所谓“圣旨”其实就是魏忠贤的意思。这圣旨如此写道：“据奏，魏忠贤心勤为国，念切恤民，悯两浙连岁之灾伤，蠲百年相沿之铺垫，宜从众请，用建生祠。着于地方营造以垂不朽。”熹宗还为这个生祠赐额“普德”，任命锦衣卫百户沈尚文等永守祠宇[231]。此例一开，善于钻营的官僚敏锐地察觉到魏忠贤的态度，趋之若鹜，唯恐落后，纷纷在各地为魏忠贤建立生祠，形成建生祠的滚滚热浪。应天巡抚毛一鹭建生祠于苏州虎丘，蓟辽总督阎鸣泰建生祠于蓟州、密云、昌平、通州、诼州、河间、保定，宣大总督张朴建生祠于宣府、大同，山西巡抚曹尔桢建生祠于五台山，如此等等。蓟辽总督阎鸣泰在请建生祠的奏疏中说：“人心之依归，即天心之向顺，恭照厂臣魏忠贤安内攘外，举贤任能，捐金捐俸，恤军恤民，非但学识纲常之际犹萃其全，且于兵农礼乐之司共济其盛，治平绩著，覆载量弘。”总之是信口开河地为魏忠贤脸上贴金，肉麻吹捧，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皇帝当然批准，还亲笔题字“广恩”，为生祠赏赐匾额。蓟州生祠建成之后，还在当地举行隆重的仪式，迎接魏忠贤的“喜容”（偶像），场面煞是热闹：巡抚刘诏行五拜三叩头礼，兵备副使耿如杞见魏忠贤的“喜容”（偶像）垂旒执笏，有所反感，只作长揖而不拜，刘诏立即向魏忠贤打小报告，魏忠贤得知后，马上派锦衣卫缇骑把耿如杞逮捕入狱。天津巡抚黄运泰为魏忠贤建生祠，到城外迎接魏忠贤的“喜容”（偶像），场面十分壮观：一行人等五拜三叩头，如同迎接皇上的诏仪一样；待到“喜容”（偶像）到生祠安放完毕，黄运泰等人列队在丹墀下再次五拜三叩头；然后到像前献词祝福，口称某年某月某事蒙九千岁（魏忠贤）扶植，叩头谢；又某年某月蒙九千岁提拔，叩头谢。一行人等致辞完毕，再排班五拜三叩头。旁观者都累得汗流浃背，黄运泰却扬扬得意。生祠不但遍布各地，而且建到了京城。工部郎中曾国桢建生祠于卢沟桥侧，巡视五城御史黄宪卿建生祠于宣武门外，顺天府尹李春茂建生祠于宣武门内，而且建到了皇帝祖坟边上：孝陵卫指挥李之才建生祠于孝陵前，河道总督薛茂相建生祠于凤阳皇陵旁。如此这般，短短一年中一共建造了魏忠贤生祠四十处，建祠之风愈刮愈猛。

关于此事，清初学者朱彝尊有十分精详的述评：“逆祠之建始浙江，巡抚桐城潘汝桢择地于关壮缪、岳忠武双庙之间，祠成闻于朝，赐额曰‘普德’。由是封疆大吏尤而效之。清苑阎鸣泰巡抚顺天，总督蓟辽保定军务，于所部建魏珰祠七所。天津则巡抚永城黄运泰，长芦则御史合肥龚萃肃，蓟州则巡抚县刘诏，保定则巡抚代州张凤翼，房山则部曹何宗圣，卢沟桥则工部主事临川曾国桢，宣府则巡抚蒙阴秦士文；南直隶苏州则巡抚遂安毛一鹭、巡按蕲州王珙，扬州则巡盐御史藁城许其孝、巡按莆田宋桢汉，淮安则总督漕运户部尚书潍县郭尚友，徽州则知府祁县颉鹏，应天则指挥李之才；山东济宁则总督河道工部尚书南乐李从心，德州则巡抚颍州李精白，登州则巡抚荣河李嵩；山西大同则巡抚魏县王点，代州五台山则总督阆中张朴、巡抚兴州曹尔桢、巡按临邑刘宏光；河东则巡盐御史缙云李灿然；河南开封则巡抚大名郭增光、巡按余姚鲍奇谟、参政海宁周锵、祥符知县泰兴季寓庸；陕西延绥则巡抚莱芜朱童蒙，固原则巡抚武定史永安；湖广武昌则巡抚慈溪姚宗文、巡按东莞温皋谟。”朱彝尊还写道：“至都城内外建祠尤多，勋臣则保定侯梁世勋、博平侯郭振明、武清侯李诚铭，词臣则庶吉士大兴李若琳，台臣则日照李蕃、庐陵黄宪卿、寿张王大年、旌德汪若极、平定张枢、河间智铤，府尹则阳城李春茂。余若主事张化愚，上林监丞张永祚，争先营建，六街九衢祠宇相望。有建于内城东街者，工部郎余姚叶宪祖私曰：‘此天子幸辟雍驰道也，驾出，土偶岂能起立乎？’侦者以告忠贤，即日削其籍。”朱彝尊还对生祠有所描绘：“祠以闳丽相尚，瓦用琉璃，像加冕服，有沉檀塑者。眼耳口鼻手足，宛转一如生人，肠腑则以金玉珠宝充之，髻空一穴，簪以四时花朵。”所建生祠完全把魏忠贤偶像化，其褒颂之词：“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长明”，充分反映了生祠的建造者对魏忠贤的个人崇拜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232]。此种疯狂心态简直令人无法理解。

李逊之针对魏忠贤个人崇拜现象一针见血地说：“疏语皆扬诩赞叹，几同劝进；旨亦骈语相答，称颂惟恐不至。”吕毖在谈到魏忠贤生祠时指出，其门楼殿阁悬耀星日，迎接“喜容”（偶像）时打出的锦旗上面的对联写道：“至神至圣，中乾坤而立极；多福多寿，同日月以常明。”[233]朱长祚也说：“窃观一刑余之人，而天下贡谀献媚、人心昧理之徒，翕然附和而崇敬之，称其功如周、召，颂其德如禹、汤，以致遍地立祠，设像而祝厘焉。呜呼，当此岁浸民匮之日，一祠之费奚若数万金哉！飞甍连云，巍然独峙于胜境；金碧耀日，俨如天上之王宫。各题其额，则曰：崇德茂勋，普惠报功；两翼其坊，则曰：三朝捧日，一柱擎天。”[234]更有甚者，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无聊文人——国子监生陆万龄，献媚唯恐落后，居然向皇上提出以魏忠贤配孔子，以魏忠贤之父配祀孔子之父，在国子监西侧建魏忠贤生祠。他如同痴人说梦般信口胡诌什么“督厂魏忠贤提不世之贞心，佐一朝之乾断，披丹开导”；还说什么“厂臣驱蔓延之邪党，复重光之圣学，其功不在孟子之下”；魏忠贤芟除东林党，犹如孔子之诛少正卯；魏忠贤编《三朝要典》，犹如孔子之笔削《春秋》[235]。一个尊奉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的读书人竟然恬不知耻地要让文盲配祀孔子，简直是斯文扫地，辱没先师！居然还博得了一些人的喝彩叫好。李长祚在《玉镜新谭》中记录了当时的无耻之徒为魏忠贤歌功颂德的肉麻言辞[236]，从中可知由于魏忠贤个人崇拜导致的道德沦丧已经到了何等地步。

这一切的根源在于皇帝的昏庸，他不断在“圣旨”中表扬魏忠贤，什么“赖厂臣秘授神略”、“赖厂臣赤心忠计”、“厂臣殚心筹划”、“赖厂臣干国精忠”、“皆赖厂臣一腔忠诚”等，而且对于大臣为魏忠贤歌功颂德的奏疏赞许有加。例如在延绥巡抚的奏疏上批示：“疏称厂臣擎天巨手，贯日丹忠，措饷轸军，投醪挟纩，乃故奏奇捷。说得是。”总之，魏忠贤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正确，无可争议的。皇帝对魏忠贤的嘉奖封拜也逐步升级，由于“魏忠贤勤慎奉公，清廉厉操”，“荫弟侄一人，与做锦衣卫都督佥事”；由于“魏忠贤预发不轨之深谋，大挫积年之强虏”，“特封忠贤侄太子太保，左都督魏良卿（魏忠贤之侄）为肃宁伯”，不久又晋升为肃宁侯。诸如此类的褒奖，在天启一朝几乎俯拾皆是。因此魏忠贤的头衔逐步升级，从元臣、上公（尚公）、殿爷、祖爷发展到千岁。据耿如杞说：昨抚院与副总兵来见魏忠贤，“俱五拜三叩头，显呼‘千岁’”；据贾继春说：“询知恶党之呼魏忠贤也，除崔呈秀直呼为亲父外，其余皆以‘九千岁’呼之者。”一些无耻之徒喊“九千岁”似乎意犹未尽，居然公开向魏忠贤口呼“九千九百岁爷爷”[237]。

如果熹宗不在天启七年死去，那么，魏忠贤个人崇拜发展到何种地步是难以预料的。一个目不识丁的流氓无赖出身的太监，居然被君臣哄抬到偶像化的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39《神宗》。

[2]夏允彝《幸存录·门户杂志》（留云居士辑《明季稗史初编》卷14）。谈迁《国榷》卷83，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丙申。

[3]孟森《明清史讲义》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246、260页。

[4]马楚坚《明政由治入乱之关键》，载吴智和主编《明史研究专刊》第5期（1982年），台北大立出版社，第17～62页。

[5]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十四年丙戌卷，九月，杖礼部主事卢洪春于阙庭革为民条。《明神宗实录》卷178，万历十四年九月己未。

[6]《万历邸钞》万历十四年丙戌卷，九月，杖礼部主事卢洪春于阙庭革为民条。《明神宗实录》卷178，万历十四年十月丙寅。

[7]《明神宗实录》卷183，万历十五年二月庚午。

[8]同上书卷184，万历十五年三月癸卯。

[9]同上书卷195，万历十六年二月乙丑。

[10]申时行《召对录》。朱国祯《皇明大政记》卷40，国本。

[11]《明神宗实录》卷234，万历十九年闰三月壬申。

[12]同上书卷240，万历十九年己巳。

[13]《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年壬辰卷。

[14]同上书万历二十二年甲午卷，七月，庙享代行条。

[15]同上书万历二十二年甲午卷，七月，贵州道御史许闻造言条。

[16]《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三年乙未卷，五月，附录，户部主事董汉儒上言条。

[17]同上书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卷，正月，谪御史马经纶外任条。

[18]同上书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卷，九月，哭仁圣皇太后条。

[19]同上书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卷，九月，吏部左侍郎孙继皋言条，吏科给事中戴士衡言条。

[20]《明神宗实录》卷368，万历三十年二月己卯。

[21]同上书卷399，万历三十二年八月己卯。

[22]同上书卷510，万历四十一年七月丁卯。

[23]申时行《赐闲堂集》卷38《答叶台山相公》。

[24]申时行《赐闲堂集》卷38《答叶台山相公》。

[25]《明神宗实录》卷571，万历四十六年六月癸亥。

[26]《明史》卷218《方从哲传》。

[27]《明神宗实录》卷577，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庚午。

[28]《明神宗实录》卷578，万历四十七年正月乙酉。

[29]《明史》卷218《方从哲传》。《明神宗实录》卷578，万历四十七年正月己酉。

[30]《明神宗实录》卷579，万历四十七年二月丁巳。

[31]同上书卷580，万历四十七年三月乙未。

[32]同上书卷581，万历四十七年四月辛巳。

[33]同上书卷582，万历四十七年五月癸巳。

[34]同上书卷582，万历四十七年五月丙申。

[35]《明神宗实录》卷583，万历四十七年六月辛酉。

[36]《明史》卷218《方从哲传》。

[37]《明神宗实录》卷588，万历四十七年十一月甲申、丙申。

[38]《明神宗实录》卷593，万历四十八年四月戊午。

[39]《明神宗实录》卷593，万历四十八年四月戊午。

[40]李逊之《泰昌朝记事》卷1，万历四十八年。张泼《庚申纪事》。许熙重《宪章外史续编》卷12《泰昌注略》。

[41]《泰昌朝记事》卷1，万历四十八年。

[42]《明神宗实录》卷596，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丙申。

[43]《明神宗实录》卷596，万历四十八年七月戊戌。

[44]《明史》卷21《神宗本纪》。

[45]申时行《赐闲堂集》卷7《临终遗疏》。

[46]孟森《明清史讲义》上册，第283页。

[47]以上均见李逊之《泰昌朝记事》卷1《上命》；《明光宗实录》卷2、卷3；文秉《先拨志始》卷上。《泰昌朝记事》曰：“从哲独相多年，不协人望，廷臣言之再四。从哲亦具揭申请。同时谕旨点用七员，前此所未有也。”

[48]文秉《先拨志始》卷上。李逊之《泰昌朝记事》卷1《谕内阁》。

[49]《泰昌朝记事》卷1《令旨》。

[50]《明光宗实录》卷2，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丁酉。

[51]许熙重《宪章外史续编》卷12《泰昌注略》：“上心知不可，未能显绝。”

[52]《明光宗实录》卷2，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丁酉。

[53]谈迁《国榷》卷84，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丁酉。李逊之《泰昌朝记事》卷1《谕礼部》。

[54]太子的正妻称太子妃，其他姬妾依次称才人、选侍、淑女。

[55]许熙重《宪章外史续编》卷12《泰昌注略》。

[56]《国榷》卷84，泰昌元年八月壬戌。

[57]文秉《先拨志始》卷上。

[58]李逊之《泰昌朝记事》卷1《上不豫》。

[59]陈建辑、江旭奇补订《皇明通纪集要》卷41，光宗贞皇帝庚申九月三日。

[60]同上书卷41，光宗贞皇帝庚申九月五日。

[61]杨涟《杨大洪先生文集》卷上《郑贵妃移宫及召对并李选侍移宫两朝始末记》，又说：“先帝泰昌八月初一日登极，是时涟在兵科，附导驾之末，与侍班诸臣近瞻天颜，冲粹无病容也。初四日闻不豫，初八日闻病甚，十一日固欲出见群臣，则神采大可骇矣。长安传闻某日郑（贵妃）进姬侍八人，帝疾甚骇闻，郑固时侍帝侧，命内医崔文昇进药，药固下利剂也。帝一昼夜三四十起，遂支离床褥间。”

[6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8“三案”。

[63]张泼《庚申记事》。《明史》卷218《方从哲传》；卷244《杨涟传》。

[64]《杨大洪先生文集》卷上《郑贵妃移宫及召对并李选侍移宫两朝始末记》。张泼《庚申记事》。

[65]《杨大洪先生文集》卷上《郑贵妃移宫及召对并李选侍移宫两朝始末记》。张泼《庚申记事》。

[66]吴应箕《楼山堂集》卷18《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忠烈杨涟传》。《杨大洪先生文集》卷上《郑贵妃移宫召对并李选侍两朝始末记》。李逊之《泰昌朝记事》卷1《给事中杨涟》。张泼《庚申记事》。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8“三案”。

[67]《泰昌朝记事》卷1《杨忠烈自述》。

[68]《杨大洪先生文集》卷上《郑贵妃移宫及召对并李选侍移宫两朝始末记》。

[69]《明史》卷244《杨涟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8“三案”。

[70]张泼《庚申记事》。

[71]张泼《庚申记事》。《杨大洪先生文集》卷上《郑贵妃移宫及召对并李选侍移宫两朝始末记》。

[72]《杨大洪先生文集》卷上《郑贵妃移宫及召对并李选侍移宫两朝始末记》。

[73]《皇明通纪集要》卷41，光宗贞皇帝庚申八月二十四日。

[74]《皇明通纪集要》卷41，光宗贞皇帝庚申八月二十六日。

[75]同上书卷41，光宗贞皇帝庚申八月二十九日。

[76]《明光宗实录》卷8，泰昌元年八月甲戌。《明史》卷240《韩爌传》。文秉《先拨志始》卷上。

[77]《先拨志始》卷上。

[78]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8“三案”。

[79]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8“三案”。

[80]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8“三案”。

[81]《杨大洪先生文集》卷上《敬述移宫始末疏》。按：杨涟为当时亲历者，所记堪称实录。其他各家著述如张泼《庚申记事》、许熙重《宪章外史续编》、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等，大同小异。

[82]文秉《先拨志始》卷上。

[83]同上书卷上。刘若愚《酌中志》卷9《正监蒙难纪略》。

[84]《先拨志始》卷上。按：所谓垂帘听政，并非危言耸听。朱由校即位后也说：“（选侍）李氏令李进忠、刘逊传言：每日章奏必先奏看过，方与朕览。即要垂帘听政处分。”见《宪章外史续编》卷13《天启注略》。

[85]《杨大洪先生文集》卷上《郑贵妃移宫及召对并李选侍移宫两朝始末记》。

[86]《杨大洪先生文集》卷上《敬述移宫始末疏》。邹漪《启祯野乘》（一集）卷5《杨忠烈传》说：“未几驾崩，群臣将哭临，公排闼入内，内使持梃下，公厉声曰：‘皇上崩，正臣子入临会，谁敢辱天子从官者？’手梃却，及宫，追呼拉还者再，公复手却，群臣因得入。”

[87]《启祯野乘》（一集）卷5《杨忠烈传》。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1囊底寄《刘一燝》。

[88]《皇明通纪集要》卷41，光宗贞皇帝庚申九月初二日。邹漪《启祯野乘》卷1《左忠毅传》。《明史》卷244《左光斗传》。

[89]《明史》卷244《左光斗传》；卷244《杨涟传》。

[90]《杨大洪先生文集》卷上《敬述移宫始末疏》。《启祯野乘》（一集）卷5《杨忠烈传》。《明史》卷244《杨涟传》。

[91]文秉《先拨志始》卷上。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8“三案”。据王士祯《池北偶谈》云：“明之李选侍，鼎革后尚存，至康熙甲寅岁（十三年）五月十八日始卒。”郑贵妃则死于崇祯三年，葬银泉山。

[92]《皇明通纪集要》卷41，光宗贞皇帝庚申九月五日。邹漪《启祯野乘》（一集）卷5《左忠毅传》。

[93]《皇明通纪集要》卷42，九月十四日。

[94]《皇明通纪集要》卷42，九月十四日。

[95]同上书卷42，九月十九日。

[96]同上书卷42，十月二十四日。

[97]《皇明通纪集要》卷42，九月二十七日。

[98]《皇明通纪集要》卷42，十二月十二日。

[99]《皇明通纪集要》卷42，十二月十二日。

[100]《明通鉴》卷77，天启元年四月。邹元标《邹忠介公奏疏》卷3《国事甚危敬陈肤见疏》。

[101]《邹忠介公奏疏》卷3《续陈末议疏》。《明熹宗实录》卷9，天启元年四月己酉。

[102]《明史》卷243《赵南星传》。

[103]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5《赵忠毅公传》。

[104]《明熹宗实录》卷36，天启三年十月己卯。

[105]《明史》卷243《赵南星传》。

[106]《明熹宗实录》卷36，天启三年十月壬辰。

[107]《皇明通纪集要》卷43，天启元年二月，御史周宗建直穷数案小人之变为今日持议之衡疏条。

[108]同上书卷44，天启元年四月，刑部右侍郎邹元标疏条。

[109]同上书卷45，天启元年六月，浙江巡抚苏茂相遵招举遗直阐忠贞以备起用恤录疏条。

[110]同上书卷46，天启元年十一月，吏尚周嘉谟敬陈四则条，礼科左给事周朝瑞请储人才以应急需疏条。

[111]《皇明通纪集要》卷49，天启二年六月，吏部尚书张问达拟复恤录差等条。

[112]同上书卷49，天启二年七月，吏部尚书张问达等请复言路诸臣以光圣治疏条。

[113]孟森《明清史讲义》上册，第293页。

[114]朱东润《陈子龙及其时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5页。

[115]李逊之《三朝野记》卷2下《天启朝记事》。抱阳生《甲申朝记事》初编卷10《禁御秘闻》。

[116]刘若愚《酌中志》卷14《客魏始末记略》。

[117]抱阳生《甲申朝事记略》初编卷10《禁御秘闻》。《酌中志》卷14《客魏始末记略》。李逊之《三朝野记》卷2下《天启朝记事》。对话均引自原文，以下同。

[118]朱长祚《玉镜新谭》卷1《原始》。

[119]抱阳生《甲申朝事记略》初编卷10《禁御秘闻》。

[120]《皇明通纪集要》卷45，天启元年六月，礼部奏复条。

[121]《皇明通纪集要》卷45，天启元年六月，礼部奏复条。

[122]夏允彝《幸存录·门户大略》。所谓“私为夫妇”并非夸张之词，当时宫内太监与宫女私下相好，结为夫妇，已成风气。

[123]宋起凤《稗说》，载《明史资料丛刊》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

[124]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魏忠贤浊乱朝政》。

[125]朱长祚《玉镜新谭》卷1《进用》。

[126]《明史》卷305《王安传》。《玉镜新谭》卷1《进用》。

[127]《玉镜新谭》卷1《权任》。

[128]刘若愚《酌中志》卷14《客魏始末记略》。计六奇《明季北略》卷3《客氏出宫》。抱阳生《甲申朝事记略》初编卷10《禁御秘闻》。

[129]《皇明通纪集要》卷45，天启元年七月。

[130]同上书卷46，天启元年十月，湖广道马鸣起上言条。

[131]《明史》卷305《魏忠贤传》。

[132]朱长祚《玉镜新谭》卷1《纳奸》。

[133]谈迁《国榷》卷85，天启二年四月己卯。

[134]同上书卷85，天启二年四月癸未。

[135]同上书卷85，天启二年九月丁酉。

[136]《邹忠介公奏疏》卷1《陈共学之原以定众志疏》。《皇明通纪集要》卷50，天启二年九月，左都御史邹元标谨陈共学之原条。

[137]谈迁《国榷》卷85，天启二年九月辛丑。《皇明通纪集要》卷50，天启二年九月，右副都御史冯从吾上言条。

[138]《皇明通纪集要》卷56，天启五年八月，御史张讷请废天下讲坛条。

[139]同上书卷51，天启二年十月，翰林院修撰文震孟疏条。

[140]谈迁《国榷》卷85，天启二年十月庚辰。

[141]谈迁《国榷》卷85，天启二年十月辛卯。《皇明通纪集要》卷51，天启二年十月，庶吉士郑鄤昌言条。

[142]《皇明通纪集要》卷51，天启二年十月，庶吉士郑鄤昌言条。

[143]《国榷》卷85，天启三年正月己酉。

[144]同上书卷85，天启三年七月甲寅。

[145]同上书卷85，天启三年三月己酉。

[146]同上书卷85，天启三年八月丁丑。

[147]谈迁《国榷》卷85，天启三年八月丙戌。

[148]《皇明通纪集要》卷52，天启四年正月，御史李应昇补救时事疏条。

[149]《国榷》卷86，天启四年三月辛酉。此处“阿保”出典于《汉书·丙吉传》，指宫廷保姆，影射熹宗乳母兼保姆客氏；“禁旅”云云，以唐末宦官专权影射魏忠贤专政。

[150]《皇明通纪集要》卷54，天启四年四月，刑科傅櫆奏条。

[151]谈迁《国榷》卷86，天启四年四月乙巳。

[152]《皇明通纪集要》卷54，天启四年四月，左佥都御史左光斗上言条。

[153]谈迁《国榷》卷86，天启四年四月丙午。

[154]同上书卷86，天启四年四月丁未。《皇明通纪集要》卷54，天启四年四月，台臣袁化中、科臣甄淑相继上疏条。

[155]《皇明通纪集要》卷54，天启四年五月庚午，刑科给事中傅櫆疏条。

[156]《杨大洪先生文集》卷上《劾魏忠贤疏》。

[157]《皇明通纪集要》卷54，天启四年六月，杨涟疏劾魏忠贤条：“先是，涟疏入，逆珰持之不下，佯辞厂乞罢，旋矫温纶慰留，乃徐下严旨切责涟。”《国榷》卷86，天启四年六月癸未，杨涟疏后条：“及涟疏上，忠贤颇惧，谋于（魏）广微，谓必去叶向高而后可。”

[158]谈迁《国榷》卷86，天启四年六月甲申。

[159]《皇明通纪集要》卷54，天启四年六月，左都御史杨涟疏条。

[160]《皇明通纪集要》卷54，天启四年六月，左都御史杨涟疏条。

[161]吴应箕《留都见闻录》卷上《科举》。

[162]谈迁《国榷》卷86，天启四年六月己丑。邹漪《启祯野乘》（一集）卷5《魏忠节传》。

[163]《明史》卷240《叶向高传》。

[164]吴应箕《启祯两朝剥复录》卷1，天启四年七月，大学士叶向高回籍条。

[165]文秉《先拨志始》卷上，福清叶向高条：杨涟率众敦请叶向高“清君侧”，说：“失此不图，流祸将大，焉用彼相为！”叶向高说：“仆老矣，不惜以身报国，倘主上不果听，公等置身何地乎？”

[166]《明熹宗实录》卷43，天启四年六月癸巳。

[167]叶向高《续纶扉奏草》卷14《论魏太监事情疏》。谈迁《国榷》卷86，天启四年六月癸巳。

[168]文秉《先拨志始》卷上：“应山（按：杨涟字应山）疏上后，应者响合，福清叶向高亦密具一揭，讽上准魏监忠贤退归私第，待之以优渥，比于勋戚大臣，庶上不失恩意，下明其退让，此两得之道也。揭入，大拂内意。福清惧，思有以自解，乃扬言此揭非出吾意，乃门人逼我为之。门人指澄江缪昌期也。”

[169]《国榷》卷86，天启四年六月癸未：“初，魏广微入相，先结魏忠贤为族，密道以邪径。及涟疏上，忠贤颇惧，谋于广微，谓必去叶向高而后可。”

[170]同上书卷86，天启四年六月戊戌。

[171]同上书卷86，天启四年六月戊申。

[172]叶向高《续纶扉奏草》卷14《乞休第二十六疏》。

[173]《皇明通纪集要》卷54，天启四年七月，南礼科杨栋朝论魏忠贤种种罪状条。

[174]谈迁《国榷》卷86，天启四年七月乙丑。

[175]谈迁《国榷》卷86，天启四年七月丁丑。

[176]《皇明通纪集要》卷55，天启四年八月，署国子监祭酒礼部右侍郎蔡毅中疏条。

[177]同上书卷55，天启四年十月，左都御史高攀龙疏条。

[178]同上书卷55，天启四年十月，御史李应昇疏条。

[179]《明熹宗实录》卷47，天启四年十月辛丑。谈迁《国榷》卷86，天启四年十月辛丑。

[180]谈迁《国榷》卷87，天启五年正月乙亥。

[181]同上书卷87，天启五年正月丁丑。吴应箕《启祯两朝剥复录》卷1，天启四年十二月，以乔应甲为副都御史条。

[182]同上书卷87，天启五年三月己酉。《启祯两朝剥复录》卷2，天启五年三月。

[183]《启祯两朝剥复录》卷2，天启五年四月。邹漪《启祯野乘》（一集）卷5《万忠贞传》：“疏入，上震怒，命杖一百。首辅叶向高揭救，不听。是时，杨忠烈二十四罪疏上，中外相知，和章满公车，忠贤欲借曹郎示威，命群竖从公私邸拉至午门，白掊横击，血乱神飞，未受杖已奄奄尽矣。”

[184]徐肇台《甲乙记政录》，天启五年七月初一日、七月初七日。

[185]同上书，天启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186]《杨大洪先生文集》卷下《杂著·狱中绝笔》。《崇祯长编》卷14，崇祯元年十月癸丑。黄煜《碧血录》附录《天人合征纪实》、《杨大洪先生狱中血书》。

[187]金日升《颂天胪笔》卷21《附记篇·诏狱惨言》。

[188]吴应箕《楼山堂集》卷18《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忠烈杨涟传》。

[189]方苞《方望溪先生文集》卷9《左忠毅公遗事》。徐肇台《甲乙记政录》，天启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圣旨”中有“杨涟、左光斗病故”云云，可见杨、左之死绝不可能晚于七月二十五日。

[190]黄煜《碧血录》附录《天人合征纪实》。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8，乙丑记事条，记录左光斗、魏大中等人被害情况甚详，并为诸君子鸣冤：“左魏诸君子清风大节，必不染指以庇罪人，此何待言！独以善类之宗，功臣之首，横被奇冤，自非有胸无心谁不扼腕？”

[191]黄煜《碧血录》附录《天人合征纪实》。金日升《颂天胪笔》卷21《附记篇·诏狱惨言》。

[192]徐肇台《甲乙记政录》，天启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193]《皇明通纪要》卷56，天启五年四月，科臣霍维华疏条。

[194]李逊之《三朝野记》卷3上《天启朝纪事》。

[195]吴应箕《启祯两朝剥复录》卷2。

[196]徐肇台《甲乙记政录》，天启五年四月十二日，刑科霍维华一本条。

[197]《皇明通纪集要》卷56，天启五年四月，御史徐景濂疏条。

[198]谈迁《国榷》卷87，天启五年五月己未。《皇明通纪集要》卷56，天启五年五月条：“科臣杨所修请命史臣将三案前后章奏撮其大略，分别编次成书，刊行天下。”

[199]《皇明通纪集要》卷56，天启五年七月，御史倪文焕疏条。

[200]同上书卷56，天启五年八月，御史张讷疏条。

[201]《三朝要典》卷首，天启六年正月十五日圣谕。徐肇台《甲乙记政录》，天启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02]《三朝要典》卷首，天启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圣旨。《明史》卷306《顾秉谦传》。

[203]文秉《先拨志始》卷上。

[204]吴应箕《启祯两朝剥复录》卷2，天启五年八月：“以王绍徽为都察院左都御史。绍徽撰《东林点将录》与逆珰谋害诸君子。”

[205]《明史》卷306《王绍徽传》。

[206]《东林点将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附《四库全书总目·东林点将录一卷提要》。

[207]《东林点将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附《四库全书总目·东林点将录一卷提要》。

[208]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第362页。

[209]文秉《先拨志始》卷下。

[210]《东林籍贯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附《四库全书总目·东林籍贯录一卷提要》。

[211]《东林同志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附《四库全书总目·东林同志录一卷提要》。

[212]《东林朋党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附《四库全书总目·东林朋党录一卷提要》。

[213]《盗柄东林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附《四库全书总目·盗柄东林伙一卷提要》。该提要云：“杨涟、左光斗诸人名下已注毙狱字，则此书成于天启末年也。”

[214]《皇明通纪集要》卷57，天启六年二月，织造太监李实疏条。徐肇台《续丙记政录》，天启六年三月初一日，织造太监李实一本条。

[215]杨坤等辑、缪敬持补辑《东林同难列传·李应昇传》。《明史》卷245《李应昇传》。

[216]黄煜《碧血录》之《李仲达先生就逮诗、付逊之儿手笔》。

[217]《东林同难列传·周顺昌传》。

[218]周顺昌《周忠介公烬余集》卷4姚希孟《开读本末》。

[219]周顺昌《周忠介公烬余集》卷4姚希孟《开读本末》。

[220]金日升《颂天胪笔》卷21《附记篇·缇骑纪略》。计六奇《明季南略》卷2《周顺昌被逮》。

[221]《周忠介公烬余集》卷4姚希孟《开读本末》。

[222]《东林同难列传·周顺昌传》。徐肇台《续丙记政录》，天启六年六月二十日，北镇抚司一本条。

[223]徐肇台《续丙记政录》，天启六年五月初六日，应天巡抚毛一鹭、徐吉一本条。

[224]《周忠介公烬余集》卷4《五人传》。

[225]张溥《古文存稿》卷3《五人墓碑记》。

[226]《东林同难列传·周宗建传》。《明史》卷245《周宗建传》。

[227]徐肇台《续丙记政录》，天启六年二月十八日。

[228]同上书，天启六年六月二十三日，镇抚司一本条。

[229]《东林同难列传·黄尊素传》。邹漪《启祯野乘》一集卷5《黄忠端传》。

[230]杨坤等辑、缪敬持补辑《东林同难录·黄尊素》。

[231]徐肇台《续丙记政录》，天启六年闰六月初二日。文秉《先拨志始》卷下，天启六年六月。

[232]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22《徐茂晖》。朱氏曰：“及忠贤诛，诸祠悉为士民所毁，凡建祠者尽入逆案。”

[233]李逊之《三朝野记》卷3下《天启朝纪事》。吕毖《明朝小史》卷16天启记，祠宇对联条。

[234]朱长祚《玉镜新谭》卷7《建祠》。

[235]《三朝野记》卷3下《天启朝纪事》。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22《朱茂晖》。文秉《先拨志始》卷下，天启七年五月。

[236]《玉镜新谭》卷3《称颂》。

[237]朱长祚《玉镜新谭》卷4《封拜》；卷3《无上名号》。吕毖《明朝小史》卷16天启记，九千九百岁条：“太监魏忠贤，举朝阿谀顺指者俱拜为干父，行五拜三叩头礼，口呼九千九百岁爷爷。”

第八章

崇祯：清查“阉党”逆案

崇祯像

一、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朱由检

天启五年（1625年）五月十八日，熹宗在乳母客氏及魏忠贤的陪同下祭祀方泽坛后，到西苑游乐。客、魏两人在桥北浅水处大船上饮酒寻欢，熹宗与王体乾、魏忠贤的亲信小太监高永寿、刘思源在桥北深水处泛舟荡漾，相顾欢笑，俨若神仙。忽然一阵狂风刮来，小舟倾覆，三人一齐落水。两岸随从见状顿时大惊失色，幸亏近旁的管事太监谈敬等人抢救及时，熹宗才幸免一死；两名小太监因抢救不及，溺水身亡。魏忠贤专为此事在七月十五日到大高元殿作佛事法会，放河灯追荐[1]。熹宗虽未淹死，但受此一番惊吓，本来不佳的身体从此每况愈下。

天启七年夏，熹宗病情加剧，引起朝臣密切关注。七月二十八日河南道御史倪文焕上疏说：圣体欠安，是否饮食起居忧劳失调？如果是这样，那么应该讲求清心寡欲[2]。到了八月十一日，内阁首辅黄立极率文武百官到宫门问安，熹宗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了他们，待御医报告了诊脉情况后，熹宗对大臣们说：圣体素来虚弱，近来因辽东战事焦虑劳累，终于病倒。目前正静心休养，凡是重大朝廷事务全由阁臣与厂臣计议商榷，用心赞襄[3]。次日黄立极率九卿科道等官再次来到乾清宫西暖阁接受皇上召见，大臣们知道皇上圣体尚未“霍然勿药”——还未好转的一种委婉表达方式。在召对中大臣们察觉到皇上虽在汤药诊调之中，却不忘轸念国事。这也怪，身体健康时对朝政从来不感兴趣，到了生命垂危之际竟轸念起国事来了，大概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吧！少顷，熹宗向大臣们发布了他在位时最后一道谕旨，除了再次重申对监臣王体乾、厂臣魏忠贤的信任之外，透露了昨天他单独召见五弟信王朱由检的事[4]。召见时交谈的内容没有明说，召见的用意却十分明显：要信王朱由检入继大统，熹宗要让大臣们预先知道由信王继承皇位是他自己的安排。

熹宗何以要传位给五弟朱由检呢？实在是事出无奈，因为他本人没有子嗣。这就奇了，《明史》卷120《诸王传》中明明写着熹宗有三子：慈、慈焴、慈炅[5]，细细一查，原来都幼年夭折。他的长子慈，是皇后张氏于天启三年十月十二日所生。《诸王传》竟糊里糊涂地说：“怀冲太子慈，不详其所生母。”而《明史》卷114《后妃传》在懿安皇后条写道：“（天启）三年，（皇）后有娠，客、魏尽逐宫人异己者，而以其私人承奉，竟损元子。”明白无误地指出皇后是皇长子的生母，怎么可能是“不详其所生母”呢？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同一部书，相隔不过寥寥数页，自相矛盾一至于此，众手修史的弊端于此也可见一斑。幸好有其他记载可以佐证，否则岂不成了一桩无头公案！《国榷》天启三年十月己巳条可与《后妃传》相互印证：“皇长子慈生，旋殇（中宫出）。”[6]所谓“中宫出”云云，意即皇后所生，其他史料也证明了这点，可谓确凿无疑。皇后诞生长子在明代并不多见，非同小可，日后理所当然成为皇太子、皇位继承人。如此一个宝贝为什么竟会“旋殇”呢？原来是客氏、魏忠贤在捣鬼。

孕育皇长子的皇后张氏，名嫣，字祖娥，小字宝珠，河南祥符人。天启元年熹宗将举行大婚，先期召选十三岁至十六岁的淑女，当时张氏十五岁，体态颀秀而丰整，应召入宫。熹宗乳母客氏年逾三十，以妖艳惑帝，见到张氏又惊又忌，执意反对。无奈熹宗早已看中，四月二十七日册立为皇后。当时客氏、魏忠贤恣睢跋扈，玩弄熹宗于掌股之上，皇后张氏有所察觉，常指责客、魏变乱宫中旧章，客、魏一直忌惮而又怨恨，多次欲加陷害[7]。有一次张皇后欲对客氏绳之以法，由此客、魏更加怀恨在心，散布流言蜚语，说皇后张氏并非河南祥符人张国纪（封太康伯）之女，几乎惑乱了皇上的视听。天启三年张皇后怀孕了，倘生一子，皇后的地位更加不可动摇。客、魏两人不甘心，便设计暗害，把皇后身边的宫女全部驱逐，而以自己的亲信宫女取代，伺机下手。

十月十二日皇后分娩，果然是一个男孩，因为早产，生下不久就夭殇。这是客、魏两人一手策划的阴谋。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说：“天启时，客氏以乳母擅宠，妒不容后有子……及张氏有孕，客氏暗嘱宫人于捻背时重捻腰间，孕坠。”[8]纪昀《明懿安皇后外传》也说：“天启三年，后有娠，客、魏尽逐宫人之异己者，而以私人承应。后腰胁伤痛，召宫人使捶之，宫人阴欲损其胎，捶之过猛，竟损元子焉。”[9]此事宫廷内外都有所传闻，故而天启四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时，这一阴谋成了第十条罪状：“中宫有庆，已经成男，凡在内廷，当如何保护……传闻忠贤与奉圣夫人（客氏）实有谋焉……是皇上亦不能保其第一子矣！”[10]可见这是铁证如山的事实。

熹宗的第二子慈焴，比长子迟十天出生，时在天启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生母是天启二年七月册封的慧妃范氏。在皇长子夭折后不久，又降生一子，熹宗喜出望外，闰十月十六日以皇次子诞生大赦天下，他在诏书中掩饰不住“所望早昌嗣续，以慰在天之灵”的激动心情[11]。不久又进封慧妃范氏为皇贵妃，为次子成为皇太子创造条件。可是好景不长，还不到一年，皇次子慈焴便于次年六月死去。

此后，天启三年五月册封的裕妃张氏怀孕了，皇上特地为她举行了铺宫礼[12]。性情刚烈的裕妃无意中得罪了客、魏，被他们视为眼中钉。客、魏假传圣旨，把裕妃幽禁于别宫，身边宫女全部逐出，并断绝她的饮食。一个下雨天，饥渴的裕妃爬到屋外，匍匐在地上饮屋檐滴下的雨水，慢慢死去，胎儿也就此夭折。此事成为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的第九条罪状：“裕妃以有喜传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贤以抗不附己，嘱其私比，捏倡无喜，矫旨勒令自尽，不令一见皇上之面。昔尧以十四月而生，假令当日裕妃幸存，安知不为尧母？是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嫔矣。”[13]

慧妃范氏因次子慈焴夭折，渐渐失宠。熹宗召天启三年十二月册封的成妃李氏侍寝。成妃李氏在皇上面前代范氏乞怜。此事被客、魏侦知，便假传圣旨革去范氏的皇贵妃封号，把她幽禁于别宫，断绝饮食。幸亏范氏鉴于裕妃张氏惨死的前例，预藏食物，虽被幽禁大半月之久，侥幸不死[14]。

熹宗的第三子慈炅，生于天启五年十月初一日，生母是容妃任氏。不久，任氏因诞育皇三子而被册封为皇贵妃。看得出来，熹宗在连丧二子之后，对皇三子是寄予厚望的。不料，皇三子与皇二子一样，十月生，次年二月死，活了仅八个月。天启六月十八日，熹宗降旨：“朕第三子诞生，念系国本攸关，已下诏加恩，所在均庆，不意未周（岁）而旋殒，深怆朕衷，抚旧悲新，应同悯恤，兹特追谥怀献太子。”[15]

从客氏、魏忠贤的专擅、跋扈、阴险、狠毒的所作所为看来，他们不愿意皇上有子嗣，别有所图。皇二子、皇三子的短命夭折，很可能出于他们的毒手。如果说熹宗的绝嗣是客、魏一手造成的，恐怕不算过分的夸张。

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熹宗死去。于是皇位继承人问题便提上议事日程。既然熹宗绝嗣，皇位继承人只有按照“兄终弟及”的原则在他的弟弟中选择了。熹宗的父亲光宗生有七子，长子是熹宗朱由校本人，二子、三子、四子、六子、七子都已夭折[16]，硕果仅存的只有五子朱由检，皇位只有朱由检来继承了。

朱由检与熹宗朱由校是一对同父异母兄弟，从小共同生长于父亲的皇太子宫中。由校的生母是选侍王氏，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十一月生下了他；由检的生母是贤妃刘氏，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十二月生下了他，两人相差不过五岁。由检的生母刘氏初入太子宫时是淑女（低于才人、选侍），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生由检，不久即失宠被谴，郁闷而死。刘氏生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卒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享年二十三岁[17]。太子常洛唯恐父皇知道，告诫身边近侍不得泄露此事，悄悄地把刘氏葬于西山。刘氏死时由检才五岁，常洛把他托付给选侍李氏（人称西李）抚育，西李自己生了女儿以后，便把由检交给另一个选侍李氏（人称东李）抚育。东李与西李虽同为选侍，为人秉性截然不同。西李最受常洛宠幸，万历四十七年三月，由校的生母王氏死后，由校遵父命到西李宫中生活。常洛即位不久病危，在病榻上托命：封李选侍（西李）为皇贵妃。西李在帘后指使由校出来传话：要封皇后。由于大臣反对，也由于光宗突然死去，册封西李为皇贵妃的事来不及办，更不消说册封为皇后了。然而她仍居住在乾清宫，于是在熹宗即位后便引发出一场移宫的纷争，成为日后魏忠贤整人的话柄。另一个李选侍即东李，为人仁慈而寡言笑，地位虽在西李之前，而宠幸不及西李。天启元年二月封为庄妃，魏忠贤、客氏看不惯庄妃的持正不阿，多次裁损宫中礼节，致使庄妃在不得意中默默死去。由检在仁慈的东李（庄妃）的抚育下成长，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每天清晨起床后，先拜天，随即向庄妃请安，尊如生母。庄妃也确实以母道待之，多方调习其品德。对庄妃的死，由检哀痛不异生母[18]。

由检在生母、养母先后逝世的情况下度过了少年时代，养成独立奋斗的刚毅性格。天启二年九月，熹宗册封五弟由检为信王，并追封其生母刘氏为贤妃[19]。当时由检居住于勖勤宫，常常思念生母，询问近侍太监：西山有申懿王坟吗？近侍答：有。又问：旁边有刘娘娘坟吗？近侍答：有。随后就悄悄地吩咐近侍前去祭祀[20]。这种浓烈的思母之情久久萦绕在他的心中。到他即位后，不仅追封生母为孝纯皇太后，而且特地命人画了一幅生母的肖像，以寄托思母之情[21]。

天启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朱由检由勖勤宫迁往信王府邸，正式开始他的藩王生活。次年二月初三日，十八岁的信王举行婚礼，选南城兵马司副指挥周奎之女为信王妃。王妃周氏是懿安皇后从三名候选人中选拔出来的[22]。

熹宗这个人一向昏聩，但对于他的懿安皇后张氏以及五弟信王朱由检却十分注重情义。有两件事最能说明问题。其一，某日宫门内发现匿名传单，上面列举魏忠贤的种种劣迹，魏忠贤猜疑此事出于皇后之父太康伯张国纪以及被逐诸臣之手，企图抓住此事整一下张国纪，从而动摇皇后的地位，以自己的侄儿魏良卿之女取而代之。顺天府丞刘志选获悉魏忠贤的意图后，首先上疏诬陷张国纪，御史梁梦环则与之一唱一和。熹宗果断地下旨谴责刘志选，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其二，某日熹宗来到皇后宫中，看到书桌上有书一函，便问皇后在看什么书，皇后回答说在看《赵高传》，熹宗听了默然不语。魏忠贤得知此事以为皇后用赵高来隐喻他，怒不可遏，次日便在殿内埋伏全副武装的士兵。熹宗在殿内发现埋伏，立即命押送东厂、锦衣卫处置。魏忠贤企图借题发挥，诬告张国纪“谋立信王”，打算借此镇压异己势力。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对魏忠贤唯命是从，这次却竭力阻止，因为他深知皇上脾性，说道：主上凡事愦愦，独于兄弟夫妇间不薄。如有不测，我辈没命了。魏忠贤听了大惊失色，匆匆杀了那些甲士以灭口[23]。“凡事愦愦，独于兄弟夫妇间不薄”，寥寥数语道出了熹宗对皇后与五弟的信任，而这一点正是日后五弟在皇后张氏支持下入继大统的重要保障。

熹宗在病危时，果然想到了他的五弟信王由检，便在八月十一日召见群臣之后单独召见了由检。由检与熹宗从小一起长大，自然有着一种同胞手足之情，但当时魏忠贤专政，气焰嚣张之极，朝廷内外人人自危，身为信王的朱由检也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威胁，不得不表现出淡于权势的姿态。《崇祯长编》有一段话十分确切地透露了朱由检当时的内心世界：“帝（指朱由检）初虑不为忠贤所容，深自韬晦，常称病不朝。”这是一种大智若愚的韬晦之计，以称病不朝的手法躲避权势倾轧，不致引起魏忠贤的猜忌。这次奉召入见实在是迫不得已。待由检进入乾清宫西暖阁向皇兄请安问疾后，熹宗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来！吾弟当为尧舜。”这句话虽未明确表示要他入继大统，但意思已尽在不言之中了。由检听了顿时感到惶恐，惧不敢当，也不敢应，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沉默一阵后，他才回奏：“臣死罪，陛下为此言，臣应万死！”他深知魏忠贤疑忌他的正是这一点，他长期以来韬晦的也正是这一点，不得不委婉推辞。但是熹宗早已深思熟虑，不容他推辞，慰勉再三，然后叮嘱他入继大统后注意两件事：一是“善视中宫”，二是“忠贤宜委用”[24]。这前一点是不成问题的，对于皇嫂他一向尊如母后；这后一点却颇为棘手。自从册封为信王后，他为了避祸，总是给人一种与世无争的印象：“衣冠不整，不见内侍，坐不倚侧，目不旁视，不疾言，不苟笑”[25]。目的是消除魏忠贤对他的疑忌。现在皇兄既要他入继大统又要他委用魏忠贤，使他感到如骑虎背，进退两难。然而熹宗主意已定，此事已成定局。八月十二日，熹宗再次召见大臣，在他最后一道谕旨中向大臣们透露了日前召见信王的事，说：“昨召见信王，朕心甚悦，体觉稍安。”[26]明确无误地向大臣们暗示由信王入继大统，是出于他自己的安排。

熹宗病危引起朝廷上下一片混乱，魏忠贤及其亲信们为延长这个傀儡皇帝的生命而奔忙，他们不愿意让一个难以摆布的人继承皇位，而改变既定的权力结构。魏忠贤的得力干将兵部尚书霍维华利令智昏地向皇上进献“仙方灵露饮”，就反映了这帮人病急乱投医的慌乱心态。不知霍维华是从哪个道士或游方郎中那里搞来的秘方：用上好粳米淘净，加入木甑蒸煮，甑底部安放长颈大口空银瓶一个；一边蒸煮一边添米，稍顷，更换新米；几次更易后，银瓶中的灵露已满。据说这种“米谷之精”有延年益寿之功效。熹宗服用后，并无不适。服了几天，即停止服用，原因是身体日渐浮肿，难以进食[27]。八月二十二日，熹宗在乾清宫懋德殿逝世，年仅二十三岁。次日，礼部接到皇后懿旨：“大行皇帝奈素秉虚弱，兼东事焦劳，得患时疾，医药罔愈，于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申时崩逝。合应丧仪事理着礼部即便会翰林计议，从厚具复来看。”[28]

熹宗驾崩，魏忠贤秘不发丧，显然别有用心。他对于朝政久有觊觎野心，妄想再高升一步，获得“摄政”的权力。八月十九日他与大臣们议论到由他“垂帘居摄”的事，意欲把未来的皇帝当作傀儡，由他来摄政。内阁辅臣施凤来以为不可：“居摄远不可考，且学他不得。”[29]魏忠贤不悦而罢。但是他并不甘心，自从熹宗召见信王以来，他就心存异志，曾与手握宫廷禁卫大权的锦衣卫都督田尔耕秘密商量搞宫廷政变，田尔耕唯唯诺诺，不敢表态；他又与兵部尚书崔呈秀议论此事，崔呈秀不搭腔，再三追问之下，才说了一句话：“恐外有义兵。”魏忠贤不得不打消念头[30]。关于魏忠贤有“异志”，还有其他种种传闻。比如“阉党”中人向魏忠贤献计，诡称皇后怀孕，暗中以魏良卿之子抱入宫中，“狸猫换太子”，然后由魏忠贤辅佐，仿效王莽辅佐孺子婴的方式进而篡位[31]。又比如魏忠贤想另立福王入继大统[32]。虽然这些属于传闻之词，可信度不大，但由此反映了魏忠贤在由谁入继大统问题上确实心存异志，他不愿意看到他无法控制的信王登上皇帝宝座，是不争的事实。

毕竟有熹宗遗言在先，魏忠贤及其党羽不敢轻举妄动。何况皇后张氏态度十分坚定地支持信王入继大统，终于使魏忠贤的阴谋彻底化作泡影。据说魏忠贤曾派人向皇后吹风，意欲阻止信王继位，皇后虽知安危操于魏忠贤之手，仍毫不犹豫地断然拒绝。她对来人表示：从命是死，不从命也是死，一样是死，不从命可以见二祖列宗在天之灵[33]。经此事件后，皇后密劝熹宗尽快召立信王。熹宗说：忠贤告我，后宫有二人怀孕，他日生男作为你的儿子而立为皇储。皇后以为不可，熹宗方有所悟，秘密召见信王要他接受遗命，信王欲推辞，皇后从屏风后面走出，对信王说：皇叔义不容辞，而且事情紧急，恐怕发生变故。信王这才欣然拜受遗命。熹宗指着皇后相托：中宫配朕七年，常正言匡谏，获益颇多。今后年少寡居，望吾弟善待[34]。八月二十二日熹宗驾崩，皇后立即传遗诏，命英国公张维贤等迎立信王。魏忠贤无可奈何，不得不在熹宗驾崩的次日向外宣布皇后的懿旨：“召信王入继大统！”[35]由此可见《明史》卷114《后妃传》说“及熹宗大渐，折忠贤逆谋，传位信王者，后力也”，是确有所据的。

紧接着宣布发丧，颁布遗诏。熹宗的遗诏这样写道：“……若夫死生常理，人所不免，唯在继统得人，宗社生民有赖，全归顺受，朕何憾焉？皇五弟信王由检聪明夙著，仁孝性成，爰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丕绍伦，即皇帝位……内外大小文武诸臣协心辅佐。”[36]于是乎内阁辅臣施凤来、黄立极和英国公张维贤等元老重臣遵照大行皇帝遗诏和皇后懿旨，具笺前往信王府劝进。劝进笺照例是三通。信王朱由检对第一笺作这样的答复：“览所进笺，具见卿等忧国至意，顾予哀痛方切，继统之事岂忍遽闻！所请不允。”对第二笺的答复也一样：“卿等为祖宗至意，言益谆切，披览之余愈增哀痛，岂忍遽即大位！所请不允。”等第三笺呈上，朱由检才表示同意：“卿等合词陈情至再三，已悉忠恳。天位至重，诚难久虚，遗命在躬，不敢固逊，勉从所请。”[37]虽然群臣再三劝进，但对于朱由检而言，通往登极的道路还会发生什么波折尚难预料，似乎有点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当魏忠贤派来的忠勇营提督太监涂文辅[38]把他迎入宫中时，他念念不忘的是入宫前皇后（即皇嫂）对他的秘密告诫：“勿食宫中食！”[39]因此他是在袖中藏了岳丈家做的麦饼，随涂文辅入宫的。这一细节，反映了当时的形势十分微妙，皇后和朱由检本人都感受到了来自魏忠贤的无形的压力，但又不能挑明，只能小心提防。

确实，当时宫中形势颇为紧张，朱由检知道魏忠贤心狠手辣，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抱着一种警惕心情静观事态变化。入宫的第一夜朱由检没有睡觉，而是秉烛独坐，表明他的内心是极为警惕的，已经作好应付事变的准备。有一个细节颇能说明问题。有一个巡视的太监佩剑走来，朱由检把他的剑取下，佯装观赏，然后留在桌上，许诺给以重赏。看得出来朱由检是想应付不测事件，因此他主动与巡逻的禁卫人员搞好关系，他要近侍太监取来酒食犒赏禁卫人员，众人欢声如雷[40]。在外邸的信王妃周氏也一夜未眠，不时向上苍祷卜有无虚咎，唯恐信王入宫遭到不测[41]。由此，人们可以感受到魏忠贤专政所造成的恐怖气氛已经严重到何种程度，连皇位继承人都如此胆战心惊，遑论其他！

朱由检以兄终弟及的方式继承皇位，想不到竟在如此战战兢兢的氛围中进行，如果他是一个谨小慎微的平庸之辈，日后不是成为傀儡，便是被废。然而朱由检并非等闲之辈，他有胆识有魄力，在度过即位危机之后，给魏忠贤及其党羽以迎头痛击是势所必然的。目前时机未到，他必须巧妙应付，韬光养晦。

八月二十四日，信王朱由检在皇极殿举行即位仪式。宫中三大殿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遭灾以来，直到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日才修复完毕，两天后就举行登极大典，令鸿胪寺官员们茫然不知所措。因此仪式搞得匆忙凌乱，礼部堂上官、侍班史官、导驾科员、殿班御史一行人等分东西两行排列未定之际，信王——现在的新皇帝已经身着冠冕来到建极殿。这时奉遣南郊的魏忠贤之侄魏良卿正好返回禀报，朱由检大声回答：“知道了！”语声震肃严厉。接着朱由检宣布：“百官免贺免宣表。”随后朱由检在一行人等拥护下从建极殿过中极殿来到皇极殿。侍班官两旁面驾一躬，侍立于帘下，帘子卷起后，朱由检从中径登上九级御座，座旁站立的两名太监在皇帝呵责之下悄然退去[42]。

八月二十六日，朱由检颁布即位诏书，向天下臣民宣告：“惊闻凭几之言，凛念承祧之重，而文武群臣及军民耆老合词劝进，至于再三，辞拒弗获，乃仰遵遗诏，于八月二十四日祗告天地，即皇帝位。”[43]并宣布以明年为崇祯元年。关于年号的选择，朱由检经过一番考虑斟酌。八月二十三日内阁呈上四个年号供他选择：一曰“乾圣”，朱由检说：“乾为天，圣则安敢当。”二曰“兴福”，朱由检说：“中兴甚好，亦不敢当。”三曰“咸嘉”，朱由检说：“咸旁为戈，今方欲息干戈，勿用。”最后选中了“崇祯”[44]。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朱由检在位十七年，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缔造中兴局面，虽然出现了转机，终未能成功，在内忧与外患的两面夹击下，演出了一幕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以身殉国，南明弘光朝追谥他为思宗烈皇帝，清朝则追谥他为怀宗端皇帝，因此史称思宗、怀宗或烈皇帝。为叙述方便起见，在以后的行文中一律称为思宗。

二、不动声色逐元凶处奸党

思宗登极后首先要面对的棘手问题，便是如何处置专擅朝政、气焰嚣张的客氏与魏忠贤。如果听之任之，放任客、魏继续为非作歹，那么他就可能成为第二个熹宗，当一个傀儡皇帝，这是一个刚毅坚强的君主所不能容忍的。而魏忠贤则试图使他成为熹宗第二，继续玩弄于股掌之上，因此他故伎重演，在思宗即位不久就进奉绝色女子四名，既是讨好又是迷惑。思宗其人和他的列祖列宗绝不相同的一点，就是不好女色，对于魏忠贤进奉的绝色女子本不想接受，又恐引起魏忠贤的疑心，只得顺水推舟地接受了。警惕心甚高的思宗随即对四名女子进行搜身，并未发现可疑之物，只见各人都在裙带顶端佩香丸一粒，大小如同黍子，此物名叫“迷魂香”，它的独特功用就在于：男子一接触便产生“迷魂”效应，性欲顿起。思宗毫不犹豫命她们毁弃这“迷魂香”以杜后患，使魏忠贤的第一招失灵。但魏忠贤并未停止行动。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思宗与大臣议论朝政后，正在静心思考，忽然一阵奇异的香味幽幽传来，似有若无，缕缕不绝，使他这个不好女色的人也“闻香心动”了。立即命近侍太监秉烛检查，查遍了壁隅，竟寂无所见。过了一会，望见远处殿角有微弱的火星闪烁，前往一查，见一个小太监持香端坐于复壁内。经审问，原来是魏忠贤派来的。思宗不由得长叹一声：皇考皇兄皆为此误[45]。他不愿意成为如同皇兄那样听任客、魏摆布的昏君，但是要摆脱他们两人并不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他们一个自称“九千岁”，一个自称“老祖太太千岁”，宫内宫外都布满了亲信党羽，内外呼应，盘根错节，朝廷上下都在他们控制之下，稍有不慎局面就难以收拾。思宗毕竟是一个极有主见又有韬略的君主，心有城府而不露声色，以大智若愚的姿态应付自如。他需要等待时机，一方面摆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把精力集中于册封后妃及筹办先帝丧葬事务上，不让客、魏感到有什么异常动态；另一方面他一如先帝那样继续优容客、魏，对弹劾客、魏及其党羽的奏章一概置之不理，造成客、魏之流的错觉。

即位次日，他要礼部详议追尊自己的生母——贤妃刘氏，以尽他对母亲多年思念的一片孝心[46]。几天后，他又要礼部挑选吉日册封他的元妃周氏为皇后。礼部遵旨于九月二十一日议定追谥圣母贤妃为孝纯皇太后，并选定九月二十七日册立原来的信王妃周氏为皇后。皇后的册封礼举行完毕后，思宗又把皇后之父周奎由南城兵马司副指挥提升为右军都督同知，任命皇后的兄长周文炳、周文耀为兵马司副指挥。与此同时，思宗命大学士施凤来会同司礼监太监、工部尚书侍郎、礼工二部郎中、钦天监监正等官员，选择大行皇帝的陵墓地点。十月十五日思宗开始接受作为皇帝的传统教育——日讲。他来到文华殿听礼部侍郎孟绍虞、翰林院侍讲徐时泰等官员讲解《大学》、《尚书·尧典》首章以及《帝鉴图说》一则。三天后，他决定免讲《帝鉴图说》，改讲《祖训》、《通鉴》[47]。一切如同往昔新帝登极一样，按部就班，丝毫没有什么异常。

然而对于客、魏之流，这种平静似乎于无声处听惊雷，惶惶不可终日。九月初一日，魏忠贤率先向皇上提出辞去东厂总督太监的职务，思宗为了稳住客、魏，明确表示不许辞职。九月初三日，客氏请求从宫中迁回私宅。因为客氏原先是作为熹宗的乳母兼保姆的身份居留在宫内的，此时熹宗已死，她继续留在宫中已经没有丝毫理由，因此思宗名正言顺地予以照准。这显然是把客、魏两人分开的重要一步，但又不露痕迹。当客氏接到皇上的圣旨“奉圣夫人客氏出外宅”之后，于五更起身穿缞服赴熹宗灵堂祭奠一番，然后从一个小盒中取出黄龙绸缎包袱，把熹宗幼年时的胎发、痘痂以及历年剪下的头发、指甲等，一并焚化，痛哭而去[48]。客氏对熹宗的错综复杂的感情，剪不断理还乱，从此丧失“老祖太太千岁”权位，种种失落感交织在一起，从哭声中喷发而出。

客氏出宫虽然是名正言顺的事情，但对于魏忠贤及其党羽无疑是一大震慑。由于巴结客、魏而成为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王体乾预感到事态的严重性，立即在第二天向皇上提出辞职请求，思宗没有照准[49]。这个王体乾为人柔佞深险，从尚膳监太监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辞去司礼监掌印太监之后，他急谋于客、魏，获取了这个太监的最高职位。从此一意附和客、魏，为之尽力。按宫中规矩，司礼监掌印太监地位在秉笔太监兼东厂太监之上，王体乾为了讨好魏忠贤，破例把自己置于魏忠贤之下。目不识丁的魏忠贤按惯例不得担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因为客氏的作用，被熹宗任命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东厂。既然目不识丁，就无法代皇上“秉笔”，一切由王体乾代劳，作他的“谋主”，凡遇“票红文书”及“改票”，都出于王体乾之手[50]。思宗深知他们两人的关系，暂时不触动王体乾，也就稳住了魏忠贤。

然而对于政治动态十分敏感的大臣们还是嗅出了其中微妙的变化。九月十四日，右副都御史管南京通政司事杨所修上疏弹劾魏忠贤的亲信兵部尚书崔呈秀、工部尚书李养德、太仆寺少卿陈殷、延绥巡抚朱童蒙等人。理由是十分冠冕堂皇的，而且和天启朝的政治纷争毫无关系。他说，皇上御极，首崇圣母之封，表明以孝治天下。但是近日丁忧的崔呈秀、李养德、陈殷、朱童蒙等人父母过世，都因先帝夺情而留任，有悖于以孝治天下的准则，希望皇上准令他们辞官回籍守制，以明万古纲常。他还指责主持人事工作的吏部尚书周应秋没有恪守职责[51]。醉翁之意不在酒，很明显，杨所修的言外之意是在以孝治天下的幌子下，让魏忠贤的亲信崔、李、陈、朱用回籍守制的方式削夺其权力，拔掉爪牙。思宗何尝不想这样做，只是时机还不成熟，他不但没有接受这一建议，反而下旨斥责杨所修“率意轻诋”。他在圣旨中如此写道：“朕初御极，政当肃清。崔呈秀、李养德、朱童蒙皆先帝以殿工边警谕使夺情料理；周应秋秉铨清慎，大计在迩，依毗方殷。杨所修既离言职岂得辄加轻诋，使大臣不安其位，本该降处，姑免究。以后有纷嚣乱政的，定行重处。”[52]遭到弹劾的崔呈秀、李养德等人毕竟心虚，陆续上疏请求辞官回籍守制，思宗统统不予批准。这些举措令老奸巨猾的魏忠贤如坠五里雾中，不知皇上究竟意欲何为。为了试探虚实，他在九月二十五日向皇上乞求停止为他建造生祠的活动。为了此事，不识字的魏忠贤特地命亲信写了一本奏疏呈上。思宗看了他的《久抱建祠之愧疏》，作了这样的批复：“以后各处生祠其欲举未行者，概行停止。”[53]从这些话中揣摩，思宗对魏忠贤建生祠似乎采取一种既往不咎的态度。其实不然，这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账还是要算的，只是时机未到。

魏忠贤及其“阉党”分子当然不会甘心束手就擒，这场权力斗争牵涉到每个人的身家性命，他们必然要继续押下赌注。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便是吏科都给事中陈尔翼的以守为攻倒打一耙。他在奏疏中抓住前几天南京通政使杨所修弹劾崔呈秀、周应秋之事，大做文章，斥之为“播弄多端，葛藤不断”，归结为“东林余孽遍布长安，欲因事生风”。他公然请求皇上下令东厂、锦衣卫及五城兵马司严加缉访，企图再度造成恐怖气氛以钳制舆论。这种明目张胆的反扑意在把水搅浑，以朋党之争的表象来掩盖魏忠贤专政的真相。对于这一棘手的敏感话题，采取简单反对的方式是无济于事的，思宗的表态恰到好处，他以表面上不偏不倚其实柔中有刚的态度，果断地制止了这种企图。他批示道：“群臣流品经先帝分别澄汰，业已清明，朕初御极，嘉与士大夫臻平康之理，倘有奸人祷张变幻，暗布机关，搅乱新政，缉事衙门严行缉访，确有实据重处不宥。亦不许揣摩风影，致生枝蔓。”[54]对此历史学家谈迁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评论：“甚哉！佥人之过虑也。眼见将销，兔窟欲避，遂以缇校钳将来之口……（新主）幸未中其说，薄示优容，彼辈益自以为得计矣。”[55]所谓“薄示优容”是思宗在驳斥了陈尔翼主张缉拿“东林余孽”的建议的同时，嘉奖魏忠贤、王体乾赞襄登极典礼之功，给他们的亲属荫锦衣卫都指挥佥事；几天后又以表彰东江战功[56]之机，再次嘉奖魏忠贤、王体乾等太监及兵部尚书崔呈秀，给他们的亲属荫锦衣卫指挥同知。

陈尔翼的以守为攻策略无法奏效，另一个“阉党”分子云南道御史杨维垣使出丢车保帅之计。十月十三日杨维垣上疏弹劾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崔呈秀，力图把人们对魏忠贤专政的不满情绪全部转移到崔呈秀身上，指责崔呈秀“立志卑污，居身秽浊”，“指缺议价，悬秤卖官”。并且特别提及大行皇帝崩逝次日，百官入宫朝谒新皇上，忽听得隆道阁前有几名宦官大声招呼：“兵部尚书崔家来！”闻者莫不惊愕于何以只招呼崔呈秀一人——“天下事岂呈秀一人所可私语耶？”奇怪的是杨维垣奏疏中只字不提魏忠贤的罪状，反而为他评功摆好：“先帝信任厂臣甚专，而厂臣亦孜孜竭力，任劳任怨，已图报称，此其所长也。独是误听呈秀一节，是其所短。”[57]似乎魏忠贤的过错仅仅在于“误听呈秀”，以致造成崔呈秀“内谀厂臣，外擅朝政”的局面，“又有吏部无骨大臣周应秋专与朋奸，而其状不可胜道也”。那就是说，一切的罪恶都是崔呈秀与周应秋两个人造成的。思宗佯装不知，甚至连“车”都不让“丢”，下旨谴责杨维垣“率意轻诋”。他在圣旨中以一种冠冕堂皇的口气说道：“先帝振刷积弛，澄清流品，克副皇考尧舜之训，朕丕绍大统，亦欲中外臣工和辑安静，共臻宁一之理，屡旨自明。奏内诸臣俱经先帝简擢，杨维垣如何率意轻诋！厂臣孜孜竭力，任怨任劳，功绩彰灼，岂得轻议！念朕临御之初，优容言路，姑不深责”，对魏忠贤、崔呈秀、周应秋不予追究。十月十八日，杨维垣再次上疏弹劾崔呈秀“通内”。基调依然是五天前的“丢车保帅”，不过这次重点在美化魏忠贤。他说：“不知者谓呈秀于厂臣为功首，于名教为罪魁。臣谓呈秀毫无益于厂臣，而且若为厂臣累。盖厂臣公而呈秀私，厂臣不爱钱而呈秀贪；厂臣尚知为国为民，而呈秀唯知恃权纳贿”云云。思宗的圣旨依然如故：“论人论事言官职掌，诸臣进退朕自有独断，还宜静听处分。”[58]思宗考虑到崔呈秀的罪状已经暴露无遗，作为第一步，斩断魏忠贤的左右手无论如何是极其必要的，于是就在杨维垣的奏疏上批示“令静听处分”。经过两天的周密思考，思宗终于作出惩处“阉党”的第一个重要决定：免除崔呈秀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两项职务，令其归籍守制[59]。

魏忠贤手下掌握实权的崔呈秀下台，官员们敏锐地察觉到皇上铲除“阉党”的决心已初露端倪，在朝廷上下引发了强烈震动，立即掀起揭发魏忠贤及其党羽罪状的高潮。十月二十二日，工部主事陆澄源首先上疏弹劾魏忠贤：“宠逾开国，爵列三等，锦衣遍宗亲，京堂滥乳臭”；“先帝不自圣，诏旨批答必归功厂臣，而厂臣居之不疑。外廷奏疏不敢明书忠贤姓名，尽废君前臣名之礼。至祝厘遍于海内，奔走狂于域中，誉之以皋夔，尊之以周孔”。思宗的圣旨并未谴责魏忠贤，反而谴责陆澄源：“陆澄源新进小臣，如何出位多言，且言之不当，本该重处，姑不究。以后再有渎扰的定行重处。”[60]陆澄源的言辞虽不激烈，但句句足以定魏忠贤死罪。思宗并没有立即表态，等候着倒魏舆论的逐步升级。

两天以后即十月二十四日，兵部武选司主事钱元悫上了一道主旨在于“圣政维新”，“以消疵慝以息纷嚣”的奏疏，指出：“（崔）呈秀之敢于贪横无忌，皆缘藉厂臣忠贤，今呈秀虽去，而忠贤犹存，威权所在，群小蚁附，积重之势渐成难返，称功颂德布满天下。臣窃以为根株未尽也。”他直言无忌地把“出身微细，目不识丁”的魏忠贤斥之为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野心家赵高、王莽、董卓之流。这个钱元悫虽非言官却锋芒毕露，对皇上迟迟不惩处魏忠贤之流表示明显的不满，借口外廷议论猜度，批评皇上“恐割股伤肌，徐图而未发”，“念先帝付托之恩，欲曲全其所信”。这是一种激将法，意欲刺激皇上从速处置魏忠贤之流。不过这种猜度没有点到要害，所以思宗并未被激怒，也不置可否，予以淡化处理，批示道：“这本说崔呈秀等，朕自有独断，业已有旨了。钱元悫小臣如何又来多言？姑不究。”[61]十月二十五日，刑部员外郎史躬盛上疏列举魏忠贤的罪状：举天下之廉耻澌灭尽，举天下之元气剥削尽，举天下之官方紊乱尽，举天下之生灵鱼肉尽，举天下之物力消耗尽[62]。思宗依然没有表态。魏忠贤错误估计形势，以为皇上真的念及先帝的付托，不敢对他下手，愤愤然跑到皇上那里哭诉一番。思宗还是不动声色。显然，思宗以为还不到火候，还需要加温，而且要做到万无一失，得有耐心，更要有谋略。

十月二十六日，海盐县贡生钱嘉徵向皇上呈上一本题为《奏为请清宫府之禁以肃中兴之治以培三百年士气事》的奏疏，揭发魏忠贤十大罪状：并帝、蔑后、弄兵、无二祖列宗、克削藩封、无圣、滥爵、掩边功、朘民、通同关节。这道奏疏虽然出于一个无名之辈，写得却十分深刻，行文纵横恣睢、鞭辟入里。钱嘉徵，字孚于，天启元年顺天乡试，以国子监生中副榜。这样一个默默无闻之辈上疏揭发魏忠贤十大罪，被后人视为豪杰之举，成为魏忠贤倒台的一个转折点——“自是言者相继而起，元恶乃除”。朱彝尊在为他写的小传中说：“孚于以秋试留国门，首上书论魏忠贤十大罪，自汉东京、宋南渡诸太学生后，久无此风节矣。或劝其勿上，孚于慷慨言曰：‘虎狼食人，徒手亦当搏之，举朝不言，而草莽言之，以为忠臣义士之倡，虽死何憾！’”[63]以这种精神状态写出来的文章确实令人感动，思宗看了击节赞赏，认为向魏忠贤摊牌的时机到了，当即召见魏忠贤，命他听内侍朗读钱嘉徵的疏文[64]。内侍以尖细的嗓音读道：

“——天无二日，而阿附诸臣凡有封章必先关白忠贤，至颂夸功德，必以上配先帝。及奉谕旨，必曰‘朕与厂臣’，从来有此奏体否？”

“——皇亲张国纪未罹不赦之条，闻先帝令忠贤宣皇后，而忠贤灭旨不传，致皇后当先帝御前面折逆权奸，遂罗织皇亲，多方欲置之死。赖先帝神明，只膺薄谴，不然几危中宫。”

“——高皇帝垂训，中涓（宦官）不许干预国政。盖鉴前代之失，垂后来之戒……乃忠贤军国重事一手障天。立杖之马必叱，吠尧之犬必庸。荼毒缙绅，株连士类，凡钱谷衙门、边腹重地、漕运咽喉多置腹心，意欲何为？”[65]

每一句话都直刺魏忠贤的要害，令他失魂落魄，从皇上那里告别出来后，急忙去找他的密友——先前的信王府太监徐应元商量对策。这个昔日不可一世的大人物，此时低声下气地与徐应元称兄道弟，送给他大批珍珠宝贝，希望他从中斡旋。徐应元为魏忠贤出了一个主意：辞去总督东厂太监之职，暂避锋芒。于是，第二天（即十月二十七日）魏忠贤便向皇上提出了辞呈。

思宗对前几天接二连三的弹劾奏疏一概不表态，乃是一种引而不发的策略，迫使忐忑不安的魏忠贤自己先表态。果然不出所料，魏忠贤按捺不住，向皇上提出“引疾辞爵”。其实所谓辞职也是魏忠贤的一种政治姿态，原以为皇上一定会下旨挽留，他万万没有料到皇上会顺水推舟，立即照准：“许太监魏忠贤引疾辞爵。”[66]当思宗得知魏忠贤辞职的主意是他身边的太监徐应元出的点子，一面斥责徐应元，把他贬到显陵当差；一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十一月初一日作出勒令魏忠贤到凤阳祖陵司香（到凤阳去看管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父母的坟墓）的决定，粉碎了魏忠贤继续留在宫中徐图进取的幻想。为此思宗下了一道“去恶务尽”的谕旨，终于让长期郁积心头的愤恨之情倾泻而出。当他还在信王府时，唯恐遭到魏忠贤的疑忌，深自韬晦，常称病不朝；兄终弟及进入宫中，又担心为魏忠贤所害；及至登极以后，还不得不佯装继续优容的样子。难道他不想倒魏吗？非不为也，是不能也。现在时机成熟了，他在谕旨中写道：“朕闻之除恶务尽，御世之大权，人臣无将有位之炯戒，我国家明悬三尺，严绳大憝，典之重也。朕览诸臣屡疏陈列逆恶魏忠贤滔天罪状，具已洞悉。切思先帝以左右微劳，稍加恩宠，忠贤不思尽忠报国以酬隆遇，专逞私植党怙恶作奸，盗弄国柄，擅作威福，难以枚举……朕思忠贤不止窥攘名器、紊乱刑章，将我祖宗蓄积库储传国奇珍珠宝金银等物，朋党盗劫几至一空。何物神奸，大胆乃尔！本当寸磔，念梓宫（先帝棺材）在殡，姑置凤阳。即将（客、魏）二犯家产着锦衣卫会同五城（兵马司）及缉事衙门亲诣住所，一应家私庄田及违禁等物，尽数籍没入官……其冒滥弟侄亲属俱发烟瘴地方永远充军。”[67]

按照魏忠贤的罪状是死有余辜的，念在先帝殡丧期间不宜开杀戒，姑且从宽发落。对于魏忠贤而言，虽免于一死，但实际在政治上判处了死刑，从此再难兴风作浪。为了表明整肃魏忠贤及其党羽，促成“维新之治”的决心，思宗又给部院各衙门发去敕文，对遭到魏忠贤及其党羽迫害的人士，应该褒赠的即予褒赠，应该荫恤的即予荫恤，应该复官的即予复官，应该起用的即予起用，应该开释的即予开释，总之一切都要拨乱反正。与此相呼应，思宗下令拆毁所有魏忠贤的生祠，让这些个人崇拜的产物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魏忠贤这个政治暴发户在贬往凤阳的途中，还要摆出威风凛凛的架势，俨然昔日九千岁的模样。据说他出京时卫队、随从前呼后拥，都是他平日豢养的私家武士，押着满载金银珠宝的四十辆大车，呼啸而去，给人以意气扬扬雄心未已的印象[68]。这一消息传入宫中，激怒了思宗，他立即给兵部发去一道谕旨：“逆恶魏忠贤，本当肆市以雪众冤，姑从轻降发凤阳。岂巨恶不思自改，辄敢将畜亡命，自带凶刃，环拥随护，势若叛然。朕心甚恶，着锦衣卫即差的当官旗前去扭解，押赴彼处交割明白，所有跟随群奸即擒拿具奏，勿得纵容。”[69]

且说魏忠贤经由良乡、涿州、新城、雄县、任丘、河间、献县，于十一月初六日抵达阜城县南关，找了个旅舍宿夜。这时他获悉皇上已经派官旗出京前来逮捕，知道必死无疑，顿时惊慌失措，长叹僵卧。与其被扭解回京领受极刑，还不如自寻了断。半夜起身，解下裤带，悬梁自尽。他的贴身随从太监李朝钦梦中惊起，看到主子已死，也上吊殉葬。隔了几个时辰，家丁听不到房中动静，开门一看，两人都已气绝。随从们急忙报告知县衙门，消息传出，远近为之震动，看热闹的浑水摸鱼的人拥挤杂沓，四十辆大车的行李大多在混乱中散失。树倒猢狲散，随从人员害怕当作“跟随群奸”捉拿归案，纷纷四处逃亡[70]。

据说，魏忠贤自缢的那晚，旅舍外有京师来的书生（姓白）在唱一首《挂枝儿》小曲，为他催命：

听初更，鼓正敲，心儿懊恼。

想当初，开夜宴，何等奢豪。

进羊羔，斟美酒，笙歌聒噪。

如今寂寥荒店里，只好醉村醪。

又怕酒淡愁浓也，怎把愁肠扫？

二更时，展转愁，梦儿难就。

想当初，睡牙床，锦绣衾绸。

如今芦为帷，土为炕，寒风入牖。

壁穿寒月冷，檐浅夜蛩愁。

可怜满枕凄凉也，重起绕房走。

夜将中，鼓咚咚，更锣三下。

梦才成，还惊觉，无限嗟呀。

想当初，势倾朝，谁人不敬？

九卿称晚辈，宰相谒私衙。

如今势去时衰也，零落如飘草。

城楼上，鼓四敲，星移斗转。

思量起，当日里，蟒玉朝天。

如今别龙楼，辞凤阁，凄凄孤馆。

鸡声茅店月，月影草桥烟。

真个目断长途也，一望一回远。

闹攘攘，人催起，五更天气。

正寒冷，风凛冽，霜拂征衣。

更何人，效殷勤，寒暖彼此。

随行的是寒月影，吆喝的是马声嘶。

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

计六奇在记录这首《挂枝儿》小曲后，评述道：“时白某在外厢唱彻五更，形其昔时豪势，今日凄凉，言言讥刺。忠贤闻之益凄闷，遂与李朝钦缢死。”[71]

十一月十九日，魏忠贤自缢的消息过了十多天才传到紫禁城，那是直隶巡按卓迈向皇帝报告的：“魏忠贤同李朝钦于十一月初六日缢于阜城县店住家，相验是实。”[72]奉命前往扭解的锦衣卫千户吴国安赶到阜城县时，魏忠贤早已一命呜呼，他立即把此事上报朝廷。思宗接报后批示：“逆恶魏忠贤及李朝钦缢死既真，该县相视明白，姑与掩埋。其行李解河间府，同籍没家产一并具奏。随押内官唐升，着解来司礼监究问。家人六十儿、店主、骡夫审无别情，即与释放。”[73]保定巡抚张凤翼因负地方之责，前往实地察看后也呈报了详情，思宗再次批示：“魏忠贤、李朝钦缢死既真，姑着掩埋。其行李该地方官公同查点，与他见搜赃物进奏。”[74]

魏忠贤这个河间府肃宁县的市井无赖，荣耀了一阵之后，居然死在老家南面数十里的同一府的阜城县，是他自己始料不及的。然而要和这种人较量，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稳操胜券的，因为不仅需要一定的地位和权力，更要足够的胆识、魄力和韬略。在同魏忠贤的较量中，思宗确实不同凡响。明末清初的知名人士夏允彝对此有极为精当的评论：“烈皇帝不动声色，逐元凶，处奸党，宗社再安，旁无一人之助，而神明自运。”同时代的历史学家谈迁对此击节赞叹：“逆阉在于肘腋，若急霆迅雷以处之，事或叵测，唯探骊如睡，市虎不惊，彼志渐安，疑忌稍泯，思长保眉坞，当不失为富家翁。始出之外宅，寻置中都（凤阳），行徐容与，然后司寇操三尺以律之。”[75]文秉也有类似看法：“上既登极，所以优容客、魏者，一如熹庙，而信邸承奉，尽易以新衔，入内供事。后将李朝钦、裴有声、王秉恭、吴光成、谭敬、裴芳等，次第准其乞休，逆贤羽翼剪除一空，复散遣内丁，方始谪逐逆贤。肘腋巨奸，不动声色，潜移默夺，非天纵英武，何以有此！”[76]即位还不到三个月，思宗就如此干净利落地除掉了魏忠贤这个大害，与列祖列宗相比，他确实不同凡响。在这里，勇气胆略比权谋术数显得更为重要。

魏忠贤一命呜呼后，由于此人生前倒行逆施，残害忠良，人们对他恨之入骨的愤恨之情顿时倾泻而出，其中一个表现便是以魏忠贤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纷纷问世。最早的是《警世阴阳梦》，从题为《戊辰六月砚山樵元九题于独醒轩》的序言看来，此书出版于崇祯元年六月，离魏忠贤之死仅仅半年，反应不可谓不快。继之而来的有《峥霄馆评定新镌通俗演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八卷，《皇明中兴圣烈传》五卷，《新镌魏监磨忠记》二卷等。与此相呼应，纪实性的史著也陆续出现，为遭魏忠贤迫害的仁人志士们鸣冤昭雪，例如《玉镜新谭》、《杨大洪先生忠烈实录》、《周吏部记事》等，都在崇祯年间广为流传[77]。

三、清查“阉党”逆案

魏忠贤之死引起政局的极大震动，阉党的土崩瓦解指日可待。魏忠贤是一个精通权谋术数的宵小之徒，得势后倾全力结党拉派，经营自己的小山头。正如《明史》卷305《魏忠贤传》所说：“当此之时，内外大权一归忠贤。内竖（宦官）自王体乾等外，又有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三十余人，为左右拥护。外廷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戮，号‘五彪’。又有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而为呈秀辈门下者，又不可数计。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显然，魏忠贤及其“阉党”已成盘根错节之势，不连根铲除、彻底清算，势必贻留后患。对于这一层，思宗是有充分估计的，他决定进行一场政治大清算，为维新之治扫清道路；其他事情可以暂缓，唯独这件事情必须趁热打铁，穷追不舍。长期以来言路被魏忠贤钳制。负有监督纠弹责任的给事中、御史慑于其淫威，卑躬屈膝，卖身投靠，企图仰赖这些言官去清算“阉党”岂非白日做梦！思宗考虑到这一点，特地下了考选令，先后任命曹师稷、颜继祖、宗鸣梧、瞿式耜等人为给事中，吴焕、叶成章、任赞化等人为御史，要他们以揭发“阉党”为职责，使朝政渐趋清明[78]。此端一开，那些受蒙蔽或受控制的言官大多反戈一击，终于掀起了从天启七年十一月至崇祯二年三月持续一年多的清算“阉党”逆案的政治风潮。

第一步必须对畏罪自杀的魏忠贤以及遭到贬斥的客氏、崔呈秀之流的罪状进行声讨，明正典刑，为清算其党羽造成舆论。首当其冲的就是号称“五虎”（崔呈秀以外还有工部尚书吴淳夫、兵部尚书田吉、太常寺卿倪文焕、副都御史李夔龙）之首的崔呈秀。此人权倾一时，头衔是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一手控制军事与监察等要害部门。熹宗驾崩后，群臣入宫行哭临礼，魏忠贤单独召见他，屏退左右秘密商议，据传闻，魏“欲自篡”，崔“以时未可而止之”[79]。可见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无怪乎杨维垣要玩弄抛崔保魏的把戏。“阉党”分子不曾料到，魏忠贤竟死在崔呈秀之前，崔的下场是可以想见的。十一月初九日，户部员外郎王守履上疏揭发崔呈秀可杀之罪状，诸如借口铸钱毁太常寺所藏历代钟鼎彝器；先帝大渐时假传圣旨，摇身一变而为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等等。总之是招权纳贿诸恶备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思宗批示：“这本说崔呈秀罪状明悉，先行削了籍为民，追夺诰命，余会勘定夺。”[80]

早已罢官回到蓟州（今河北蓟县）老家的崔呈秀获悉皇上已命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对他“会勘定夺”，自知难逃一死，不如自寻了断。十一月十一日，他在家中与宠妾萧灵犀等人一起享受“最后的晚餐”——“送终宴”，放肆痛饮，然后把巧取豪夺来的珍异酒器统统摔得粉碎。这个为虎作伥的无耻之徒带着对荣华富贵的无限依恋之情，步魏忠贤的后尘上吊而死[81]。得到这个消息，思宗立即下令籍没崔呈秀的家产。奉命查抄家产的直隶巡抚几天后上报查抄结果：共得银七万余两，金三百余两，箱柜三百余件，书籍十七号，房二十六所四千余间，田地三百余顷。显然崔贼事先已经把财产转移隐匿，籍没的还不到十分之一[82]。不久，廷议崔呈秀罪状，思宗批示：“呈秀负国忘亲，通同擅权，虽死尚有余辜，法司其按律暴罪。”[83]

与魏忠贤狼狈为奸的客氏也在劫难逃。就在崔贼畏罪自杀六天后的十一月十七日，太监王文政奉命把客氏从私宅押赴宫内浣衣局，严刑审讯。客氏招供：宫女八人怀孕，原来是她私自携带入宫的侍媵（奴婢），妄图效法古时吕不韦故事，觊觎皇位。此等大逆不道的罪状一经招供，立即被活活打死。其子侯国兴也被逮入锦衣卫诏狱[84]。几天后与魏良卿同时处死；客氏兄侄客光先、客璠等遣戍边地[85]。

十二月二十一日，刑部、大理寺、都察院联合呈上逆阉魏忠贤及妖妇客氏罪状。思宗阅后在批示中提出两点意见：第一，“忠贤串通客氏，恣威擅权，逼死裕妃、冯贵人，矫旨革夺成妃名号，惨毒异常，神人公愤。其戕害缙绅，盗匿珍宝，未易枚举。皆由崔呈秀表里为奸，包藏祸心，谋为不轨”。因此，“元凶客氏、魏忠贤、崔呈秀早定爰书”；第二，“五虎李夔龙等升权骤擢，机锋势焰，赫突逼人。五彪田尔耕等，受指怙威，杀人草菅，幽圉累囚，沉狱莫白”。因此，“俱照各官前后所劾，法司并行依律拟罪，以伸国法”[86]。思宗的态度是明确的，一方面要对已经死亡的魏忠贤、客氏、崔呈秀追究罪状，另一方面要对“阉党”骨干分子“五虎”、“五彪”等依法定罪。

但是，主持此事的刑部尚书苏茂相、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诚、大理寺左少卿潘士良三人，长期追随魏忠贤，趋炎附势唯恐不及，自身并不干净，不愿意认真清查“阉党”逆案，故意拖拉敷衍，思宗言明要“早定爰书”，他们拖延了一个月，迟至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二十五日才把魏忠贤、客氏的爰书呈上，而崔呈秀的爰书依然付之阙如。看得出来，思宗是不满意的，他以谕旨的形式再次重申他对魏忠贤、客氏、崔呈秀罪状的看法：“逆恶忠贤，扫除厮役，凭借宠灵睥睨宫闱，荼毒善良。非开国而妄分茅土，逼至尊而自命尚公，盗帑弄兵，阴谋不轨。串同逆妇客氏，传递声息，把持内外。崔呈秀委身奸阉，无君无亲，明攘威福之权，大开缙绅之祸。”然后他以特有的果断作风下令：将魏忠贤于河间府戮尸凌迟，崔呈秀尸于蓟州斩首，客氏尸亦着斩首示众。很显然，思宗要用开棺戮尸的极刑来震慑“阉党”分子，所以在行刑后，“仍将爰书刊布中外晓谕，以为奸恶乱政之戒”[87]。

在严厉惩处魏、客、崔三犯之后，作为第二步——彻底清查“阉党”逆案，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早在天启七年十一月六日，上林苑典簿樊维城就上疏指出：魏忠贤专擅多年，羽翼牢固，比往昔的权阉曹吉祥、刘瑾更胜一筹，手下帮凶如崔呈秀者不止一人[88]。几天后，樊维城再次上疏更深入地谈到魏忠贤党羽亟待惩处之事。他说：魏忠贤的党羽如“五虎”、“五彪”之类，崔呈秀之下有田吉、田尔耕、吴淳夫、孙云鹤、许显纯等，个个都是应该杀头抄家的，仅仅罢官，只不过碰了一下毛发而已[89]。此后，都察院司务许九皋上疏揭发魏忠贤的打手、锦衣卫左都督田尔耕，鲸吞霸产，惨害生民，侵占故相住宅，擅毁圣旨御碑。思宗批示：将田尔耕削籍，抄没家产[90]。户科给事中李党上疏指出：魏忠贤的“十孩儿”、“五虎”之流的罪恶，远比魏、客、崔的家属（弟侄）为甚，应该置之重典，不应该让他们扬扬而归。思宗批示：令三法司一并议奏[91]。

如此这般零敲碎打显然无济于事。十二月二十三日思宗正式宣布：命内阁及部院大臣“定阉党逆案”。所谓定阉党逆案，就是对形形色色的阉党分子作一次清查，根据罪状作出惩处结论。这是彻底清算除恶务尽的重大举措，当务之急是先把“五虎”、“五彪”下法司议罪。三法司的主要官员与被清查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审议的结果当然是轻描淡写的：吴淳夫、倪文焕“削秩夺诰命”，田吉、李夔龙“革职”，许显纯“逮论”，杨寰、孙云鹤、崔应元等“削籍”。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三法司官员有意包庇纵容，阉党骨干“五虎”、“五彪”罪恶滔天，尚且如此从轻发落，那么其他阉党分子还从何谈起！思宗大为不满，以为惩处太轻，没有尽法，下旨再议[92]。主持此事的刑部尚书苏茂相、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诚、大理寺署事少卿姚士慎，都是对魏忠贤及“阉党”颇有感情之辈，所谓“香火情深”，他们对“五虎”、“五彪”之流曲加护持，说穿了其目的是降低“逆案”的规格，以保全自己。虽然“奉旨再议”，依然阳奉阴违，从轻发落：吴淳夫、李夔龙、田吉、倪文焕等四人引用“职官受财枉法”律，发配边疆卫所充军，并由各原籍抚按官追赃：倪文焕五千两（白银），吴淳夫三千两（白银），李夔龙、田吉各一千两（白银）。田尔耕、许显纯引用“职官故勘平人因而致死”律，判处斩监候；崔应元、杨寰、孙云鹤引用“同僚知情共勘”律，减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发配边疆卫所充军[93]。此谳一定，舆论哗然。这种不正常状况，只有在清查工作逐步深入之后，才有可能改变。

在“五虎”、“五彪”受到惩处的同时，清查“阉党”逆案的罗网逐渐撒开，那些当年卖身求荣为虎作伥的显要人物陆续被揪了出来。前任内阁大学士顾秉谦便是一个例子。此人天启元年晋升为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魏忠贤为了扩大权势，图谋与外廷大臣勾结，顾秉谦与魏广微率先谄附，两人遂由此以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顾秉谦为人庸劣无耻，魏广微则阴险狡诈，一起助纣为虐，曲奉魏忠贤如奴仆。天启四年十二月至六年九月，顾秉谦担任内阁首辅，凡陷害忠良的谕旨都出于他的票拟；臭名昭著的《三朝要典》由他任总裁，并代熹宗写了“御制序”[94]。天启七年他致仕回到昆山老家。工科给事中祖重晔上疏揭发顾秉谦，为了巴结魏忠贤，献媚图宠，居然可以捻着白须向魏忠贤“呼儿认孙”，官箴尽裂，廉耻已亡[95]。有鉴于此，江西道御史张纩对于天启朝官风的不正进行抨击：官僚队伍随着魏忠贤气焰日益嚣张而风气愈趋愈下，附和唯恐不及，手法也日新月异：有显而附之者，如建生祠之类；有隐而附之者，如青衣行礼高呼九千岁之类；有直而附之者，如动辄称功颂德之类；有曲而附之者，如结魏良卿为兄弟，认崔呈秀为义父之类；有拙而附之者，如以珠宝讨好之类；有巧而附之者，如以搜刮钱财为公忠，以迫害忠良为精明，魏忠贤所欲去则代为驱除、所欲用则代为荐拔之类；有先参而后附和者，起初迫于公论，后则露其本色；或原先甘为小人随声附和，今见魏阉势衰则冒为君子以护身。种种情态备极丑污，他特别指名揭露了刘志选、杨梦衮、李养德、朱童蒙等的罪行[96]。山西道御史高弘图接连三次上疏，反复强调；“五虎”、“五彪”之流对于魏忠贤，不过是杀人媚人遗千秋之臭名而已，真正倾危社稷、动摇宫闱、争做反叛之羽翼的是另一些人，如刘诏、刘志选、梁梦环三贼，其罪恶超过那些“虎”、“彪”，应该依律议处[97]。那个刘志选，天启初年已经年过七十，还嗜于钻营，因追论红丸案为魏忠贤看中，召为尚宝少卿，又升为掌管京师地区的顺天府丞。此后更加阿谀奉承，魏忠贤借打击国丈张国纪动摇皇后张氏，图谋另立魏良卿之女为皇后，刘志选唯恐附和不及，弹劾张国纪，散布种种流言蜚语。梁梦环身为御史，把魏忠贤当作自己的父亲，狱杀杨涟等忠臣，无恶不作。刘志选诬陷张国纪，没有达到魏忠贤的意图，梁梦环获悉后赶忙上疏攻击张国纪，企图再次动摇中宫。刘诏以总督蓟辽保定军务晋升为兵部尚书，嗜利无耻，父事魏忠贤，为之建立四处生祠，迎接魏忠贤像五拜三叩首，大喊九千岁。熹宗病危时，刘诏整兵三千，以崔呈秀亲信为将领，骑兵直逼京师，与魏忠贤遥相呼应，居心叵测[98]。

魏忠贤身边的太监也遭到追究。山西道御史刘重庆上疏揭发太监李永贞、刘若愚、李实等“阉党”干将。李永贞以粗通文墨之秀才自阉入宫，成为魏忠贤的亲信，凡魏忠贤欲作之恶，及未竟之毒，必预先逢迎，或事后促成。刘若愚作为李永贞的帮凶，为了陷害忠良，律所不载可以发明，例所未有可以创造。李实作为苏杭织造太监，诬陷周起元、周顺昌等人。因此刘重庆指出，若不立即对这些人绳之以法刑之西市，恐遭迫害致死诸臣必不瞑目于地下。思宗接受了这个建议，下令三法司对上述人等拟罪；不久又命三法司将许显纯与李实、李永贞、刘若愚一并交刑部提审正法[99]。

清查“阉党”逆案的斗争在思宗的部署下逐渐向纵深发展，作为第三步，必然要涉及《三朝要典》。如何看待先帝“钦定”的这部颠倒黑白的著作，在当时无疑是敏感的政治问题。就其内容而言，这部书毫无疑问是魏忠贤指使其党羽用来整人的口实，充满了诬陷不实之词，必须予以彻底否定。然而要否定它，又碍于先帝的“御制序”，带有先帝“钦定”的假象，谈何容易！如果绕开它，或者搁而不议，那么清查“阉党”逆案势必虎头蛇尾，不了了之。由此看来，推翻《三朝要典》要冒相当的政治风险。

崇祯元年（1628年）三月，新授南京兵部武选司主事别如纶首先触及这一问题。他指出：皇上登极后，霾雾全消，但是非未定，这就是《三朝要典》。《三朝要典》中指为奸邪而遭到斥逐的官员，都是皇上许恤许谥许为理学节义之人，如果仍要把《三朝要典》看作信史，那么还有是非可言吗？许显纯之流当日奉魏忠贤指使迫害杨涟、左光斗等人的所谓供词都记录于《三朝要典》，难道不应该删削吗？崔呈秀已经抄家戮尸，他写的一篇疏文赫然列于《三朝要典》篇末，难道还要保存而与皇上圣意相背吗？因此，他请求皇上对《三朝要典》的是非重新加以判定[100]。也许是别如纶对《三朝要典》的批判没有抓到要害，也许由于思宗对此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他没有同意这一请求。他的批示是这样写的：《三朝要典》纂修虽在逆党窃柄之年，实天启前事，史臣如曾楚卿等被逐几尽，书成绝不加恩。书中人品不同，议论各异。孔子云：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朕仰承谟烈，俯察品流，存是书以定君臣父子之衡，虚其心以画进退之法，本自划一，有何矛盾？别如纶妄言，姑不问[101]。因为别如纶在奏疏中强调《三朝要典》的“断案”多与皇上圣意矛盾，把思宗置于同熹宗矛盾的境地，使他很不高兴，反问道：“有何矛盾？”其实矛盾是明摆着的，只是思宗不喜欢过于张扬。

事隔一月，翰林院侍读倪元璐再次上疏提及此事，并且把别如纶删削《三朝要典》的意见升格为销毁此书，这一回思宗却毫无反感地欣然同意。关键就在于倪元璐的分析恰到好处地击中要害。早在崇祯元年正月，作为翰林院编修的倪元璐就上疏论国是，旗帜鲜明地希望皇上平反冤狱，辨明是非，他指出：“臣见在廷章奏，凡攻崔魏者必与东林并称邪党，夫以东林为邪党将复以何名加诸崔魏？崔魏而既邪党矣，向之首劾忠贤、直弹崔呈秀者又邪党乎哉？夫东林亦天下之才薮也，其所宗者大多树高明之帜，而或绳人过刻，持论太深，谓之非中行则可，谓之非狂涓不可也！所援引即不无非类，要可指数而尽，中实有谢华膴其若脱，置黜陟于不闻，洎然无营君子者也。今曰邪党则无不邪党矣！”[102]据说此疏一上，海内传诵，以为至理名言。他在题为“公议自存私书当毁”的奏疏中以寥寥数语点破了《三朝要典》的政治目的：“臣观梃击、红丸、移宫之三案，斗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之一书成于逆竖，其议不必不兼行，而其书不当不速毁……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罪之疏发，魏广微此辈门户之说兴，于是逆党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求富贵又借三案，经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这实在是令人佩服的深刻分析：表面上是修史，实质上是借歪曲历史来镇压反对派。中国历来有借古讽今的传统，想不到魏忠贤竟可以借“史”杀人，宵小之徒竟可以借“史”升官，经此“二借”历史变得面目全非了。基于这种分析，倪元璐认为：“由此而观，三案者天下之公议，《三朝要典》者魏氏之私书，改亦多事，唯有毁之而已。逆党之遗迹一日不灭，则公正之愤千年不释！”为此，他列举了四条应当销毁的理由：一是“以阉竖之权而屈役史臣之笔，亘古未闻”；二是“未易代而有编年，不直书而加论断”；三是“矫诬先帝，伪撰宸篇”；四是“史局将开，馆抄具备，七载非难稽之世，实录有本等之书，何事留此骈枝，供人唾詈！”然后他向皇上建议：立即将《三朝要典》予以销毁，仍命阁臣开馆纂修《天启实录》，捐化成心，编纂信史[103]。

思宗看了这道奏疏，改变先前的看法，与倪元璐颇有同感，本拟立即批准倪元璐的建议。孰料内阁辅臣来宗道代皇上票拟的谕旨却这么写道：“这所请关系重大，着礼部会同史馆诸臣详议具奏。”思宗看了很不满意，便在下面补写了“听朕独断行”五个字[104]。这五个字透露了他对阁臣暧昧态度的反感，表明一切得由他说了算数，其他人不得在这件事情上说三道四。这个来宗道，当时人戏称为“清客宰相”，他与魏忠贤、崔呈秀关系非同一般，所以对倪元璐抨击魏忠贤、崔呈秀不以为然，讥笑说：“渠何事多言？词林故事，止香茗耳。”[105]在这个“清客宰相”看来，翰林院的词臣不过是喝茶清谈的闲职，何必惹是生非！仅此一例已足以说明当时清查“阉党”逆案并非易事，来自内外的各种阻力实在是不小的。不管怎样，来宗道毕竟是代皇上票拟谕旨，“着礼部会同史馆诸臣详议”，大臣们当然就要议论一番，大多数倾向于销毁《三朝要典》。翰林院侍讲孙之獬仿佛感受到了灭顶之灾，跑到内阁力争不可销毁《三朝要典》，说罢号啕大哭，声彻内外。继而他又写了一道奏疏，再三强调《三朝要典》不可销毁的理由。御史吴焕上疏，抓住孙之獬主张《三朝要典》不可毁的主要理由——熹宗的“御制序”岂可投之于火，批驳道：这是以“御制”二字压皇上不敢动。吴焕还对孙之獬所说“皇上同枝继立，非有胜国之扫除，何必如此忍心狠手，于祖考则失孝，于熹庙则失友”的论点，给予层层批驳。他认为这是功罪不明，邪正颠倒，所以辩言乱政，邪说横行，请皇上速将孙之獬革职。来宗道接到吴焕的奏疏后，企图调护孙之獬，代皇帝票拟一旨：“孙之獬已经回籍，词林闲局，不必过求。”[106]协理戎政兵部尚书霍维华当年是“翻三案”的急先锋，受魏忠贤赏识而步步高升，如今生怕连累自己，极力提倡《三朝要典》稍加删正即可，不必销毁[107]。由此可见，如果不销毁《三朝要典》，势必为“阉党”余孽留下回旋余地，后患难以估量。

经过充分的舆论准备，思宗不顾先帝“御制序”，不顾“忍心狠手”之讥，于五月初十日奋然决定销毁此书，他说：“朕唯皇祖皇考洎于熹皇，止慈止孝炳若日星，载之实录，自足光照盛美。乃复增《三朝要典》一书，原不能于已明之纲常复加阐扬，徒尔刻深傅会，偏驳不伦，朕无取焉。可将皇史宬内原藏一部取出毁之，仍传示天下各处官府学官所有书板，尽毁不行。自今而后，官方不以此书定臧否，人才不以此书定进退。”[108]真是快刀斩乱麻，痛快淋漓，毫不拖泥带水。这就是他先前所说的“听朕独断行”的潜台词，当初没有明说，如今掷地有声地说出来，不但明确宣布销毁《三朝要典》，而且郑重声明今后不得以此书的论调影响人才的臧否进退。他并不因为此书有先帝的“御制序”，便讳莫如深，缩手缩脚，倘若凡是先帝作出的决定都不可推翻，那么清查“阉党”逆案根本无从谈起。

在思宗的大力策动下，清查逐步引向深入，一些善于变色的两面派，以及隐蔽较深的人物，陆续被揭发出来。杨维垣、霍维华之流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弥缝”[109]，企图蒙混过关。杨维垣演出了“丢车保帅”的把戏；霍维华则摇身一变仍以兵部尚书协理戎政，想“行边督师”暂避锋芒。此时两人先后被揭发。先是贵州道试御史任赞化上疏指出：天下不患有真小人，而患有伪君子。伪君子是谁？就是改头换面的杨维垣！杨维垣原本是与崔呈秀一丘之貉，他之所以攻击崔呈秀，是因为“见势之将败，而翻身于局外”，妄想“借击崔之名立身于风波不到之地”[110]。对于杨维垣这种机灵善变的角色，思宗指示有关衙门核议。几天后，广西道御史邹毓祚也上疏揭发杨维垣是“逆党私人”，占气最先，转身最捷，贪天为功，卖名市重[111]。邹毓祚同时弹劾礼科给事中李恒懋，此人与“十孩儿”之一的李鲁生、李蕃号称“三李”，是杨维垣的密友，声势熏灼，京都有民谣曰：“官要起，问三李。”李鲁生、李蕃已经遭到罢免，李恒懋也应该予以处分。思宗接受他们的建议，立即下旨：太仆寺添注少卿杨维垣削籍，礼科给事中李恒懋免官[112]。霍维华则是工科给事中颜继祖上疏弹劾的。他斥责霍维华“满面骄容，浑身媚骨”，以一个小小给事中三年而骤升至尚书，无叙不及，有赉必加；又善于占风望气，魏忠贤势炽时借刀杀人不任其怨，魏忠贤败则攻魏以塞责，反收其名。思宗接到奏疏后随即下旨：罢霍维华行边之遣[113]。两天后，礼科给事中颜可陛、户科给事中汪始亨、山东道试御史戴相，分别上疏揭露霍维华实为魏忠贤“五虎”之一，即崔呈秀为山头虎，霍维华为云中虎。当时官场盛传一句政治谚语：“蓟州当前，东光接步。”[114]所谓“蓟州”指蓟州人崔呈秀，“东光”则指东光人霍维华，两人的丑态在这八个字中流露无遗。思宗接疏后，下旨免去霍维华的协理戎政兵部尚书之职。

此后，更多的达官贵人被揭发出来。原任都理辽饷户部尚书黄运泰、兵部尚书阎鸣泰，“摇尾乞怜，胁肩屏息，魏崔欲用即用之，欲升即升之，欲削夺即削夺之，甚至欲公则公侯则侯伯则伯，婢膝奴颜”。思宗下旨将他革职为民[115]。原任工部尚书孙杰，身藏“袖珍手折”，胪列朝野正直人士姓名，称为门户，提供给魏忠贤排斥异己时参考。思宗下旨将他削籍[116]。已故原内阁辅臣魏广微也未能逃脱。此人以同乡同姓关系被魏忠贤格外器重，作为觐见礼，魏广微把内阁大权拱手交给魏忠贤遂致奸焰横张，毒遍海内。吴应箕说：“广微以认宗通内，自称为侄，遂怙势偃蹇。会（天启四年十月）初一日颁历不到，又庙享行礼来迟，于是诸给事、御史魏大中、许誉卿、李应昇等合纠之。广微因益走内，始得而甘心焉。盖先是忠贤虽横，犹惮外廷也，自广微合，而阉遂借外廷以攻外，焚原之势于是乎不可复弥矣。”[117]思宗接到廷臣交相弹劾的奏章，考虑到魏广微已死，原本不欲惩处，待到罪状明朗化后，思宗以为非惩处不可。他下旨：“故辅魏广微逞臆借威，钳害朝政，以国家大柄授手逆党，毒遍海内，广微实为祸首。会论佥同，朕不敢私，以先朝焦芳例，除名为民，追夺恩荫，以为人臣不忠者之戒。”[118]

与魏广微狼狈为奸的顾秉谦此时仍在昆山老家逍遥自在，几经弹劾都未损伤其毫毛。当地百姓怒不可遏，终于引发出六月五日火烧顾府的民众暴动。由于顾秉谦的名声太臭，知县衙门对民众暴动作壁上观。随着揭发顾秉谦罪状的揭帖到处流传，民众进一步认识顾秉谦这个老贼的本来面目，群情更加激愤，七月十三日百姓捣毁顾府部分房屋；七月二十四日，愤怒的人们斩门入室，洗劫资财，然后纵火焚烧。年已八十的顾秉谦仓皇逃命，窜入乡间渔舟躲藏，才幸免一死[119]。当地乡民的自发暴动反映了崇祯初年一般民众对“阉党”的仇恨心理，由此也侧面反映了清查“阉党”逆案是顺应民心的事。

自从天启七年（1627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思宗正式下令清查“阉党”逆案以来，“阉党”重要成员已陆续曝光，罪状昭示于天下，定案的条件成熟了。崇祯二年（1629年）正月十七日，思宗召见内阁辅臣韩爌、李标、钱龙锡及吏部尚书王永光等，要他们确定应该列入“阉党”逆案的名单。他对阁臣们说：“朕欲定附逆人罪，必先正魏崔客氏首逆，次及附逆者。欲分附逆，又须有据。今发下建祠称颂诸疏，卿等密与王永光、左都御史曹于汴在内阁评阅。如事本公而事非得已，或素有才力而随人点缀，须当原其初心，或可责其后效。唯是首开谄附，倾陷拥戴，及频频颂美，津津不置，并虽未祠颂而阴行赞导者，据法依律，无枉可徇。卿等数日内确定，不许中书参预，阁臣看详讫，分款书名，再同刑部尚书乔允升据以律例，名附本款。”[120]这是思宗确定的清查“阉党”逆案的方针，既要体现除恶务尽的宗旨，又要区别情况分别对待，并且特别关照要秘密地在阁部高层官员中商定，不受外界的干扰。但是身负重任的那些阁部大臣反而显得畏首畏尾，力图以和稀泥的方式草草了事，不想广搜树怨，因此第一次报上去的名单仅仅开列了四五十人。思宗非常不满，下令再次广泛搜求，都应当重处，至少也要削籍。第二次报上去的名单仍然只有几十人，思宗发怒了，斥责阁臣们“不称旨”，说：“忠贤一人在内，苟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其内廷同恶者亦当入之！”阁臣们以外廷不知宫内事为借口，表示为难，思宗一针见血地批评他们：“岂皆不知，特畏任怨耳！”[121]

过了几天，思宗再度召见阁臣，要他们看看包袱内为魏忠贤歌功颂德的“红本”（奏疏）说：“此皆结党实迹也，当一一按入之。”阁臣们至此才明白势难敷衍，便寻找借口推脱：“臣等职掌唯司票拟，三尺法非所习也。”再次表现了畏缩不前的怯懦之态。思宗无奈，只得转而委托吏部尚书王永光，孰料王永光也不愿意挑这副重担，借口是“吏部止谙考功法耳，不习刑名”[122]。其实王永光心中有鬼，不久就有言官指责他“阴附阉党”，现在又企图“曲庇香火，借为己地”[123]。思宗不得已，只好起用刑部尚书乔允升负责清查阉党逆案。

二月二十六日，思宗召见阁臣及刑部尚书乔允升、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对他们呈上来的第三个名单仍不满意，责问：“张瑞图、来宗道何不在逆案？”阁臣答：“无事实。”思宗说：“瑞图以善写为党所爱，宗道为呈秀母（写）祭文，称‘在天之灵’，可恶如何？”继而又问：“贾继春何以不处？”阁臣答：“其请善待选侍，不失厚道，后虽改口觉反复，其持论亦多可取。”思宗说：“唯其反复，所以为真小人。”随即要他们补充遗漏者，重拟第四个名单[124]。

三月十九日，思宗以谕旨的形式公布了钦定“阉党”逆案。他在谕旨中说：“逆竖魏忠贤初不过窥频笑以市阴阳，席宠灵而希富贵，使庶位莫假其羽翼，何蠢尔得肆其鸮张。乃一时朋奸误国，实繁有徒”；“特命内阁部院大臣将祠颂红本参以先后，论劾奏章分别拥戴谄附建祠称颂赞导诸款，据律推情，首正逆奸之案，稍宽胁从之诛，其情罪轻减者另疏处分，姑开一面。此外原心有过，纵有遗漏，亦赦不究”[125]。具体名单如下。

一、忠首

贤逆魏　凶残祸国，僭肆逼尊，罪恶贯盈，神人共愤，逆行已著，寸磔允宜。

客　氏　乳保恃恩，凶渠朋结，凌尊窃势，纳贿盗珍，阴逆首奸，死不尽罪。

以上依谋大逆律，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已经正法。

二、首逆同谋

崔呈秀　负国忘亲，通内窃柄，凶谋立赞，党祸首开，佐逆罪魁，戮尸犹幸。

李永贞　主谋代笔，盗帑淫刑，佐逆兴谋，上刑正法。

李朝钦　附奸久兴逆谋，殉缢未尽起罪。

魏良卿　济恶首逆孽，伪冒三封，盗帑窃权，罪浮于辟。

侯国兴　妖种盗库，同谋逆孽，骈诛允当。

刘若愚　刀笔深文，朋奸害众，辟刑次等，具载爰书。

以上依谋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律，减等拟斩，决不待时。

三、交结近侍

刘志选　谄附拥戴。

倾摇国母，驱逐戚臣，骂母之律尚宽，通内之诛难逭。

梁梦环　谄附拥戴。

与刘志选并力合谋，情罪维均，律法正宜。

倪文焕　谄附拥戴。

拜逆为父，嫉忠若仇，奸党无辞，上刑非枉。

田　吉　谄附拥戴。

珰姻内转，躐加尚书，窃势鬻官，拟辟允协。

刘　诏　谄附拥戴。

媚逆首凶，迭建生祠，参道臣几至死地，迹昭附逆，罪蔽冠军。

孙如冽　谄附拥戴。

京祠首建，谀颂不伦，朋奸驱赃，辟刑允当。

许志吉　谄附拥戴。

矫旨派赃，附逆流毒，黄山一案，重辟何辞。

薛　贞　谄附拥戴。

执法无闻，媚奸有迹，刘铎一案，已足抵偿。

曹钦程　谄附拥戴。

媚逆窃权，张威纳贿，报复代参正类，削夺竟至殒生，佐使杀人，情法允协。

吴淳夫　谄附拥戴。

媚奸迁秩，附逆建祠，推偾帅分贿酬恩，纵姻弁丧师贻患，九迁稔恶，一辟明刑。

李夔龙　谄附拥戴。

夤缘线索，起据铨衡，附奸伐异，党同媚逆，望风承旨，几酿清流之祸，何辞两观之诛。

陆万龄　谄附拥戴。

创祠国学，侮圣媚奸，名教罪魁，极刑莫贷。

李承祚　谄附拥戴。

勋爵党奸，称颂无等，两公再请，三尺难容。

田尔耕　谄附拥戴。

侍卫近臣，朋比首逆，冤毙多命，死有余辜。

许显纯　谄附拥戴。

诏狱酷刑，逆奸授意，冤毙忠谏，宜正辟刑。

崔应元　谄附拥戴。

北司贴刑，迎合逆珰，索赃戕命，拟辟非苛。

张体乾　谄附拥戴。

献谀杀人，戕杀五命，刘铎冤对，大辟宜偿。

孙云鹤　谄附拥戴。

理刑阿逆，骤列官衔，冤命宜偿，大辟非枉。

杨　寰　谄附拥戴。

用刑酷烈，杀害多人，应正典刑，戍死为幸。

四、交结近侍次等

魏广微　首开谄附，阴行赞导。

失仪忿劾，因合内谋，私票潜通，中借矫旨，害正因而祸国，要柄至于不收。

徐大化　倾心拥戴，阴行赞导。

阴拱元凶，显为戎首，魏广微始祸，原与逆谋，杨涟等惨死，更多主使。

霍维华　谄附拥戴。

主持三案，罗织多人，复魏忠贤叙功疏云：茅土尚觉其轻；复魏良卿加九级，至太师尚余一级。助逆显著，闪烁何为。

张　讷　谄附赞导。

首参赵南星戍死，善类株连，推兄张朴巡抚，用示酬报。同封迫遣，似赞阴谋。

阎鸣泰　颂美。

畿辅三镇，请建七祠，即云会题，何不少避形迹。人心依归，天心向顺，辄形章奏，岂得尽委呈详。

周应秋　颂美。

称颂三十九本，题请公侯伯诰，改武荫为文荫，借媚人为处人。逆孽封公，本有厂臣，心存浴日，志切补天，宜进尚公之典，永坚带砺之盟等语。

李鲁生　谄附赞导。

倡执中宅中之说，为二魏解嘲，凡杀人媚人之凶，皆一言流毒，至攻周起元一案，尤胜颂首恶十本。

杨维垣　王纪参客魏，徐大化出疏挤排，大化杀周朝瑞、顾大章，嗾使代劾，至参崔奸疏中犹为魏逆称颂，欲更别局，兼示酬恩。

潘汝祯　首开谄附。

交结织监，潜通内廷，首建逆祠，尤为始祸，俯顺舆情本有厂臣心勤国恤、念切民谟等语。

郭　钦　谄附。

首逆姻亲，躐推戎帅，夤缘不避，罪累何辞。

李之才　颂美。

建祠孝陵，主使有人，代奏宜罪。

以上依交结近侍官员，引名例律减等充军，仍敕下法司，行各抚按官招拟具奏，如有赃私情节，一并看明奏请，候部复发落。

五、逆孽军犯

魏志德、魏良栋、客光先、徐应元、涂文辅等二十二人。

六、交结近侍又次等

冯　铨　谄附赞导。

父虽向与内通，到阁因而协赞，门生密友，代嗾噬人，要典主持，尤为罪案。传闻揭救周宗建等，又分遣中使时曾有阻止，积愆莫赎，末减可需。

顾秉谦　谄附。

天启四年十二月至六年九月止，皆由票拟，中间止遣内镇，微有规陈，刑赏僭滥，一无匡正，褒纶轻亵，阿逆何辞，圣明有顽钝依阿，有负先帝付托之旨，允是定评。

张瑞图　颂美。

逆祠坊额碑文，人言多其缮写，已达天听，岂是风闻。

来宗道　颂美。

为崔呈秀请恤，有在天之灵等语，虽由司呈，何无驳正？仰聆圣谕，鉴察凛然。

（以下略去郭允厚、薛凤翔、李蕃、孙杰、张我续等人）

朱童蒙　谄附颂美。

建祠佐逆，母死夺情，颂本有厂臣赤心报君，讦谟定国，俎豆兼军旅之学，衮衣治征讨之任等语。

（以下略去杨梦衮、李春茂、李春煜等人）

王绍徽　颂美。

造点将录，佐中旨处分，劾冯从吾，致抑郁身死。

徐绍魁　赞导。

惠世扬、顾大章诬案，皆其在刑部时所拟，诅咒一招，当名并列。

（以下略去刘廷元、谢启光等人）

徐绍吉　赞导。

窜身史局，纂修要典，斥废惨杀诸臣，各欲留一罪案，叱呵词臣，涂更原稿。

邵辅忠　颂美赞导。

府丞骤躐尚书，攻击多其主使，送藩封本有云，监体悉厂臣节制，俾臣得行其事等语。

（以下略去杨所修、贾继春、范济世、李养德等人）

阮大铖　颂美赞导。

因杨涟有叩马献策之语，报复有魏大中杨左之参，至合算七年一疏，尤为珰逆巧护解嘲。

（以下略去姚宗文、陈九畴、亓诗教、赵兴邦、傅櫆、安伸、孙国桢、郭巩、冯嘉会、曹思诚、孟绍虞、张朴、李恒茂、郭尚友、李精白、秦士文、张文熙、杨惟和、何廷枢、陈朝辅、许宗礼、卓迈等人）

卢承钦　颂美。

谀颂二疏，又请刻党籍榜示海内，建祠本有股肱良弼，社稷元勋，扶圣主于中兴，焕宸居于大壮等语。

（以下略去陈尔翼、石三畏、郭兴治、刘徽、智铤、何宗圣、王拱、汪若极、陈维新、门克新、游凤翔、田景新、吕纯如、吴殿邦、黄运泰、李从心、杨邦宪、郭增光、单明诩、王点、李嵩、牟志夔、张三杰、曹尔祯、毛一鹭、张文郁、周维持、徐复阳、黄宪卿等八十一人）

以上以交结近侍官员律，引名例律减二等，坐徒三年，纳赎为民。

七、谄附拥戴

李实、李希哲、胡良辅、崔文昇、李明道、刘敬、徐进、冯玉、杨朝、胡宾、孟进宝、刘镇、王体乾、梁栋、张守成、商承德。

以上一款十六人，并前一款徐应元等十六人，中有见在闲住的，并放回原籍的，都着革去冠带，为民当差。

奉圣旨：览卿等奏，这逆谋党附诸人罪状各殊，刑章宜正，除重辟正法监候逮问见拟外，其充军发遣及赎徒为民，行该抚按照款结止具奏。朕遵明国宪，敕法除奸，申儆官刑，昭布中外，还同敕谕一并通行。该部院知道，钦此。[126]

此外，内阁还遵照皇上谕旨，对于不在上述名单中的“附逆”分子，参定“附逆”一案，指出：“反复商酌，除将颂美赞导诸臣分别重罪拟戍，以至别籍为民，开列款项，具疏奏闻，及圣谕事本为公，而势非得已，素有才力，而随人点缀，如封疆辽黔，及素任无过诸臣，俱置弗议处外，若称颂内稍次前款诸臣；或居位鲜匡维之略，而指纵亦无奸谋，或滥竽备畴采之员，而线索初非自主；或径本岐邪播党恶非为戎首；或阶因骤躐，稽职掌尚未全隳……”总之，一些胁从分子如果列入上述名单之中“再拟减等”，“则恐前重而后轻”；如果“概拟削籍”，“又虑罪轻而法重”，依照考功法关于“不谨例”一款，将诸臣并拟“闲住”，请示皇上允准。例如：黄立极，代言秉轴，碌碌徇人，出镇当封，唯唯听命；施凤来，票拟不闻力诤，趋诺亦未当先；杨景辰，掌院曾有颂疏，入直未闻显过；房壮丽，泾渭漫无主裁，线索随人指授；董可威，在工一味恭谨，幸犹见机去早；王之臣，操守多议，亦有颂疏，年来涉历边疆，稍宽一黜。共计四十四人，全部按照“考察不谨例”，拟“冠带闲住”。对此，思宗批示：“这次款所列量惩各官，一议允协，都着照不谨例闲住，该部知道。”[127]

以后又有“附逆案漏网”名单，开列张枢等二十一人，“俱应补入‘赞导’，从重拟罪”；另有田一甲等三十人，“俱应补入‘谄附’定罪”；至于史永安等六人，虽然也参与建祠，但情节稍轻，“宜减等论”[128]。

此次清查阉党逆案，除首恶魏忠贤、客氏已明正典刑，其余共列七类，首逆同谋六人，交结近侍十九人，交结近侍次等十一人，逆孽军犯三十五人，谄附拥戴军犯十五人，交结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祠颂四十四人，共计二百五十八人。如果加上“漏网”名单五十七人，则共计三百十五人。首逆同谋六人：兵部尚书崔呈秀，宁国公魏良卿，锦衣卫指挥使侯国兴，太监李永贞、李朝钦、刘若愚，按照“大逆减等拟斩”。交结近侍十九人：如提督操江右佥都御史刘志选，太仆寺署御史梁梦环、倪文焕，兵部尚书田吉，总督蓟辽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刘诏，太仆寺少卿孙如冽、曹钦程，大理寺副许志吉，刑部尚书薛贞，工部尚书吴淳夫，右副都御史李夔龙，丰城侯李承祚，监生陆万龄，锦衣卫左都督田尔耕、许显纯，锦衣卫同知崔应元、张体乾，锦衣卫右都督孙云鹤、杨寰等，按照“交结近侍奸党律论斩”。按照“交结近侍及奸党律，减本罪一等遣戍”的有：大学士魏广微，工部尚书徐大化，吏部尚书周应秋，兵部尚书霍维华，御史张讷，总督尚书阎鸣泰，太仆寺少卿李鲁生，右副都御史杨维垣，南京兵部右侍郎潘汝桢，昌平都督郭钦，孝陵太监李之才等。后四类从逆分子惩处较轻，如大学士冯铨、顾秉谦、张瑞图、来宗道，户部尚书郭允厚，工部尚书薛凤翔，太仆寺少卿李蕃，户部尚书张我续，工部尚书孙杰，延绥巡抚朱童蒙，工部尚书杨梦衮，右都御史李春茂，吏部尚书王绍徽，左都御史曹思诚，光禄寺卿阮大铖，漕运户部尚书李精白等，只判处“削籍”；又如大学士黄立极、施凤来、杨景辰，吏部尚书房壮丽，督师辽东兵部尚书王之臣等，只判处“冠带闲住”[129]。思宗亲自确定清查阉党逆案的方针，并再三督促阁部大臣，一定要做到无一遗漏，除恶务尽，因此名单从最初的几十人扩展到三百多人。由于阻力重重，要真正做到“除恶务尽”谈何容易！

在清查“阉党”逆案的同时，己巳京察即崇祯二年的北京察、南京察也在进行之中，“南北二察皆以驱除逆党为主”[130]，以清除官僚队伍中的阉党分子。当时主持北京察的是吏部尚书王永光、都察院都御史曹于汴、吏科都给事中沈惟炳、河南道御史蒋允仪等。沈惟炳等人揭发附逆官员有：“美大工而献谀词”的太仆寺少卿李宣培，“拆白鹿洞书院”的南京太常寺少卿彭惟城，“既为崔魏之官自应为诐邪之事”的太常寺卿蒋一骢，“（王）绍徽之浊乱世界皆其谋”的浙江巡抚加兵部右侍郎张延登，“认田尔耕为同宗”的四川巡抚右副都御史田仰，“柔媚无骨阴险多机”的太仆寺卿管太常寺少卿事吴弘业，“人既昏庸心复阴险”的太仆寺卿管少卿事王大智，“奸邪巨擘鹰犬前茅”的太仆寺少卿安伸，“诬攻逆党素忌之人以投其好”的工部营缮司员外郎刘斌，“以告密为首功”的户部浙江司主事王廷谏，“称厂臣一柱擎天寸丹捧日”的户部广东司郎中白鲲，与韩敬等造《天鉴录》一书的户部河南司主事沈德先等[131]。

主持南京察的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因为南京吏部尚书缺员）、南京都察院都御史陈于庭等人揭发的附逆官员有：“附冯铨而作魏党之幕客，非馆职而充《要典》之总裁”的大理寺左寺丞谢启光，“其所喜必为逆党所喜之佥人，其所劾必为逆党所憎之良士”的都察院河南道御史何早，“包揽词状殆无虚日”的都察院山东道御史柳渼，“原以魏广微亲侄强认忠贤义孙”的户部广西司郎中魏豸，“以周应秋之爱婿作魏忠贤之义孙”的礼部祠祭司郎中虞大复，“夸魏祖爷真活神道到处通灵”的礼部车驾司郎中周宇宠等。南京吏科等科署科事钱允鲸等揭发的附逆官员有：“擢升总为崔魏传灯，起废竞与奸邪护局”的吏部尚书房壮丽，“奔竞情浓，弥缝术巧”的四川巡抚田仰，“发踪指视作虎彪之先驱”的太仆寺卿张文熙，“本是凶阉假子巧作关门盗臣”的兵部尚书王之臣，“钻入逆党之幕首开杀机”的兵部左侍郎邵辅忠，“佐察则清流抱投浊之冤，伪史为正人修刺骨之怨”的户部侍郎徐绍吉，“主持邪局无限阴谋，彪虎是其驱用之爪牙”的工部尚书刘廷元，“性类贪狼毒逾乳虎”，“杀杨左以及诸臣，而忠贤碍手之人尽矣”的兵部尚书霍维华，“因珰焰之顿张致官阶之速化”的兵部侍郎吕纯如，“倡大东小东之说以倾陷正人”的马之骐等[132]。

从以上揭发的材料不难看出，在阉党专政的非常时期，大批官员卖身投靠魏忠贤，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为了自己的升官发财，对魏忠贤及其“阉党”献媚邀宠无所不用其极；及至“阉党”倒台，又千方百计地隐匿掩饰，妄图蒙混过关。此次南北京察揭发出来的只是一部分，不少人还是成了漏网分子。这些人在“阉党”肆虐时代，为魏忠贤迫害忠良充当爪牙，为魏忠贤擅权乱政吹喇叭抬轿子，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不彻底清算这批“阉党”分子，思宗要想当个有实权的皇帝推行新政，几乎是不可能的。由此看来，“钦定逆案”以这种方式而终结，是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的。当然，其中难免有处置不妥的地方，从而引起后人的非议。正如夏允彝所说：“……于是案所罗列甚广，几无一遗漏矣。其不妥者，如杨维垣首参呈秀不宜入地，其以力扼韩爌、文震孟之出，遂处以谪戍；虞廷陛曾参孙居相者，于赵南星原无弹章，以纠南星误处之；吕纯如虽有颂党之疏，疏至，熹庙已宾天，霍维华取其疏稿删去之矣，竟据邸报以入之。此何等而草草罗入，致被处者屡思翻案，持局者日费提防，纠缠不已，迄南都再建，逆案翻而宗社虚矣。此当局者之咎矣。”[133]夏允彝所举事例或者不无可商榷之处，但其结论却令人难以恭维，他把逆案中人屡思翻案归咎于当局者定案时罗列太广且草草了事，显然是过于意气用事的偏执之见。事实恰恰相反，崇祯一朝不断有逆案中人企图翻案，及至弘光朝这种翻案风更加嚣张，不仅说明了清查阉党逆案除恶务尽的方针是何等正确何等必要，而且从反面说明了由于主事大臣手下留情，从轻发落了一些要犯，留下的后患是多么严重。历史的经验表明，定案时罗列的广与狭，惩处的宽与严，与日后的翻案风并不存在必然联系。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权力之争残酷无情，即使当初定案时慎之又慎，事过境迁仍然会有人跳出来翻案，这不以人们的善良愿望为转移。夏允彝的上述论断，实在是不谙世事复杂的书生之见。

有明一代，宦官擅权造成政治祸乱，共有三次，即王振、刘瑾、魏忠贤，一次甚于一次，而魏忠贤之乱几亡社稷。原因就在于宦官与朋党合二为一，结成所谓“阉党”。身临其境的政治家兼学者文震孟说得好：“振、瑾之时，小人附之者，犹视为旁门曲径，唯恐人知……逆贤之时，小人附之者视为康庄大道，共知共见，凡为正人者，为小人所恶，即为逆贤所仇，不必其积怨逢怒于己也。夫一人之仇有限，以众小人之仇仇天下，而君子始涤地无类矣。”[134]在这种背景下，若对“阉党”逆案不作彻底清算，势必铸成历史性错误。由此看来，思宗排除种种干扰，对“阉党”进行最大限度的清算，是具有政治家远见卓识之举，无论对于明朝而言，抑或对于中国历史而言，都是值得称道的有声有色的大手笔。

四、为东林人士平反昭雪

魏忠贤已死，“阉党”逆案遭到清查，昔日受魏忠贤及其“阉党”迫害的所谓“东林”人士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往日的旧事有重新审理的必要。否则无法平民愤、顺民意，也不能辨明是非，要实现崇祯新政，岂非一句空话！天启年间的“阉党”专政与魏忠贤个人崇拜，导致是非颠倒，邪正混淆，政坛上一片乌烟瘴气，人们敢怒而不敢言。现在“阉党”已经打垮，拨乱反正的条件成熟了。

早在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翰林院编修倪元璐先后连上两疏，议论拨乱反正的事。他首先从“邪党”谈起：魏忠贤及其党羽把“东林”诬蔑为“邪党”，完全颠倒了黑白，如果以“东林”为邪党，将复以何名加诸魏忠贤、崔呈秀之辈？既然魏忠贤、崔呈秀之流是邪党，那么以前弹劾魏忠贤、崔呈秀之流者就不应该继续称为“邪党”。他说：东林乃天下人才之渊薮，它所宗主者大多禀清挺之标，它所援引者也每多气魄之俦、才干之杰，只是绳人过刻，持论太深。或许其中也不免有“匪类”，但那是屈指可数的几个，现在称为“邪党”，那就无人不是“邪党”了。倪元璐还对官员们唯恐遭到报复的顾虑作了分析，说近年来借打击“东林”以献媚魏忠贤、崔呈秀者，其人自败，何待东林报复；如果其人不依附于魏忠贤、崔呈秀，又怎么能攻而去之？思宗看了这一奏疏，并没有表示同意，原因就在于倪元璐牵扯到韩爌、文震孟的起用阻力重重，以为是影射自己，便批驳道：“朕屡旨起废，务秉虚公酌用，有何方隅未化正气未伸？”[135]其实倪元璐旨在为东林翻案，无意影射皇上，显然是思宗多虑了。“阉党”分子立即抓住时机，顺势反击。他们的代表人物杨维垣上了一道题为“词臣持论甚谬”的奏章，责难倪元璐盛称“东林”，说今之忠直原不当以魏忠贤、崔呈秀为对案[136]。倪元璐马上予以驳斥：“东林”中有首劾魏忠贤的杨涟以及提审崔呈秀的高攀龙，而时至今日杨维垣对于穷凶极恶的魏忠贤仍口口声声称赞，什么“厂臣公，厂臣不爱钱，厂臣为国为民”云云。他义正词严地指出：“东林已故及被难诸贤，自邹元标、王纪、高攀龙、杨涟之外，又如顾宪成、冯从吾、陈大受、周顺昌、魏大中、周起元、周宗建等之为真理学、真气节、真吏治，戍遣如赵南星，真骨力，真担当”，对东林推崇备至。在他看来，东林在今日，当曲原其高明之概，不当毛举其纤芥之瑕，而代逆党分谤。思宗以为他们仍在纠缠旧账，斤斤计较门户之见，便各打五十大板：“朕总揽人才，一秉虚公，诸臣亦宜消融意见，不得互相抵訾。”[137]思宗的这种暧昧不明的态度，显然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因为当时魏忠贤、客氏以及阉党首恶分子还没有受到严惩，不宜操之过急。

随着魏忠贤、客氏、崔呈秀三犯受到处决，“五虎”、“五彪”之流绳之以法，政治局势逐渐明朗化，思宗的态度也逐渐明朗化，决定对遭到“阉党”迫害的官员平反昭雪。崇祯元年二月，思宗先是宣布免去杨涟等人在狱中被强加的诬赃，接着指示吏部对遭到阉党诬陷官员恢复原官，涉及大学士刘一燝、韩爌，吏部尚书周嘉谟，礼部尚书孙慎行以及詹事钱谦益，翰林文震孟、陈子壮等九十余人。思宗批示：“废籍诸臣沉沦已久，朕此番昭雪，非徒弘旷荡之恩，正欲考其进退始末，以衡人品。览奏，周嘉谟等九十余员，被黜年月虽已开载，其各官削逐情节尚未详明，还着分别款项细开具奏。”[138]这意味着遭“阉党”迫害的大臣平反昭雪的开始。在清查“阉党”逆案之后，官僚队伍出现空缺，急需调整。不久，思宗宣布恢复这九十余人的原先官职，品望年力可用者酌情起用[139]。对于已经冤死的官员，思宗以为必须平反昭雪，伸冤洗耻，以期弘扬士大夫崇尚气节的高尚精神。基于这种考虑，他接受了工科给事中颜继祖提出的关于被迫害致死的万燝、周起元、周顺昌、周宗建、李应昇、黄尊素、缪昌期等人恢复名誉的建议，命有关部门研究此事[140]。几天后，他根据部议，正式公布对原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高攀龙，左副都御史杨涟，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工部尚书冯从吾，应天巡抚周起元，给事中魏大中，太仆寺少卿周朝瑞，御史周宗建、黄尊素、李应昇，吏部员外郎周顺昌，工部郎中万燝，左谕德缪昌期等人，恢复名誉，各赠荫有差[141]。并且对逮捕、拷打、诬赃、谋杀上述仁人志士的凶手李实、李永贞、刘若愚及许显纯等提审追究。

皇帝这种是非分明的表态，立即在社会上激起强烈的反响，被迫害致死的仁人志士的后辈以及主持正义的官员掀起上疏伸冤的浪潮。首先上书皇上的是浙江诸生黄宗羲，他为已故父亲、原山东道御史黄尊素鸣冤。黄宗羲是当时的著名才子，日后成为赫赫有名的思想家，他写的颂冤疏文自然值得一读：“父尊素……直节自持，入班未逾一载而疏十三上，时魏逆与客氏表里为奸，形如厝火，势如燎原。臣父预抱隐忧，因灾异示警，直陈时政得失，谓阿保重于赵娆[142]，禁旅近于唐末，萧墙之忧惨于戎敌……此甲子（天启四年）三月初六日也。至初九日，复上‘圣断不可不早’一疏。谓忠贤与其私人柴栅既深，螫辣谁何！势必台谏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难，请先予默察人情，自为国计，即日罢忠贤厂务。于是，忠贤不杀臣父不已。至七月初七日，业已杖死工部郎中万燝。臣父首上‘士气已极’一疏，论奸人必借廷杖以快其私，将为所欲为而莫所顾忌，而祸移诸臣。时尚众正在朝，虽逢所盛怒，得不即同（万）燝死。未几，逆徒曹钦程首发大难于内，腹心李实罗织无端于外，交口蔑诬，倏而削夺，倏而逮系矣。时值缇骑激变于姑苏[143]，留滞不前。臣父闻之，即拊心自念，忠臣总人臣之义，生死皆臣父之恩，即日投呈按臣，赉本步行至京就系。迨下镇抚司打问，许显纯、崔应元承顺逆指，酷刑严拷，体无完肤，诬坐赃银二千八百两。臣痛父血，此遍货臣乡之商于京者，并父之同年、门生，差足交赃将完，而杀机遂决矣！一日，狱卒告臣父曰：内传今夜收汝命，汝有后事即书以遗寄。臣父乃于三木囊头之时，北向叩头谢恩，从容赋诗一首，中有‘正气长留海岳愁，浩然一往复何求’等语。自是而臣父毕命于是夕矣……”[144]黄宗羲为父颂冤的疏文，声声泪字字血，读来令人扼腕。

几天后，户科给事中瞿式耜上疏为冤死狱中的杨涟、魏大中、周顺昌三人大义凛然的风节叫好，并为他们伸张正义，堪称当时拨乱反正的一篇佳作。关于杨涟之死，他这样写道：“（杨涟）自为诸生，孝友端方，慨然以澄清天下为己任。家徒四壁，志气轩如。其筮仕臣乡常熟也，铁面冰棱，吏胥不敢仰视，而爱民如子……入计时，止余两袖清风，欲送其母归楚，至不能治装以去。及居言路（出任给事中），扬清激浊屏绝馈遗，寒素之风，依然白屋。但言及国家之事，未有不面热耳赤……其临死之时，亦旁无一语，但呼高皇帝陛下而已……小民有叹息杨都御史清官，今日何至于此！诘朝，而叹息之人毙于厂卫矣。谁复敢私语称其冤？涟死于溽暑，逾四日方奏闻，比领尸骸，手指肿烂欲断，足之联于胫丝毫耳。迨下令湖广追赃，涟倾斜一屋，所值几何？涟母栖城楼，诸子乞食以养之，县官无可奈何，为设柜于四门，远近士民争来投柜，纳至万余金矣！夫人臣抗节直言，慷慨杀身，历代史书常有之，如涟之贫不言清，劳不言功，从容就死，无怨无尤……斯亦可谓人臣之极致矣。”[145]关于魏大中之死，他这样写道：“（魏大中）自成进士以至授职行人，擢选谏职（给事中），从未尝受人一钱。官至吏垣（吏科都给事中），犹赁屋以居，无一椽一瓦，邑中豪强与缙绅家凛然畏如严师，而独于闾里小民如家人父子。逮之日，微臣与南京吏部主事往送之，见合邑哭声震天，挝胸踊地……当魏珰逆焰熏天，耳目布满之日，使大中不真贤，岂能号召士民为之还赃？使大中不真贤，岂至此时而有司之敢如此上闻乎？至其诣镇抚（司）也，大中受诛刑未死，狱吏以藁席卷其肢体，倒竖于地。如是三日，启而视之，大中目睛犹毂毂如转轮。既死，魏贼令狱卒投其尸以饲狗，所存者狗之余耳……”[146]关于周顺昌之死，他这样写道：“顺昌赋性清严，疾恶如仇……官福州司理（推官），墨吏望风咸解绶去。值税珰高采肆毒，顺昌方署府篆，挺身抗其凶锋，民赖以静……擢居吏部，一洗陋习，四方贻牍绝不敢通。请告归籍，止用肩舆一乘，行李二担而已……魏大中逮过阊门，顺昌以大中必死，亲诣其船，缕缕问其家事，遂以女许大中之孙。缇骑以闻，（魏）党衔之最毒，遂假手李实（苏杭织造太监），一疏逮贤臣七人（即高攀龙、缪昌期、周宗建、李应昇、周顺昌、黄尊素、周起元），而顺昌与焉。顺昌居乡，不畏高门，不侮鳏寡，等之大中。以故俄顷之间，吴阊数万士民狂号乱哭，众愤所激，击死官旗，几成大变……至镇抚司，极口唾骂，而昌因此被刑尤烈。昌已死，（狱卒）逾墙而掷其尸于夹道中，巡卒抚其尸，以瓷锋割其股，血溃而苏，复荷枷至锦衣（卫）堂上，昌触石碎首，血溅几案，骂魏贼不绝，复加重刑，立时殒命。使诸臣之死尽如顺昌，魏贼亦为之寒心也。”[147]瞿式耜最后感慨地说：“此三臣者，其清风高节无愧于高攀龙、邹元标，而死事之奇惨过之。死事之奇惨诸臣多有相同，而清之至极，忠之至纯，三臣似犹觉振衣千仞之上……似应将三臣特加旌表，于赠官荫谥之外，总敕赐一祠，仍给一匾额，俾三臣生前为第一清忠之品，死后亦邀第一褒恤之恩。”[148]

这种声泪俱下的疏文，读来令人义愤填膺，也令人感慨系之，黑暗年代不仅是非混淆，而且基本人权毫无保障，可以不必任何法律依据随便将政治反对派任意处死。正是在这种专制淫威下，方才显示出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杨涟、魏大中、周顺昌等清正廉洁，刚直不阿，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与邪恶势力搏斗，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们的这种高风亮节，不独令当时也令今世的佞臣贪官们羞愧得无地自容。瞿式耜所说，其实仅仅刻画了魏忠贤指使爪牙残害忠良罪行之一二。杨涟、魏大中、周顺昌等君子在狱中受到的凌辱折磨，实在惨不忍睹，倘读者欲知其详，不妨读一下黄煜《碧血录》与朱长祚《玉镜新谭》吧[149]。

到了十月，生员魏学濂刺血上书，为父亲魏大中鸣冤，请求严惩凶手。他说：“阮大铖兄傅应星、傅继教以固援于内，并率傅櫆兄事应星，继教以植党于外。既夜，叩忠贤于涿州，进《百官图》，导之杀人，以肆毒于外。又嗾傅櫆道旁伏谒忠贤，借汪文言为阱于国中，以授题于内。陈九畴以谢应祥之推故，逐臣父于前，倪文焕以周顺昌之订婚促杀臣父于后。乞下所司提鞫，魏忠贤、许显纯已正刑章，以其首赐臣，俾臣偕惨死诸臣之子孙，于镇抚司牢穴之前呼其先人，痛哭浇奠。”[150]思宗阅后下旨：“令看议学濂。又讼其兄学死父之孝[151]，准其附祠”，并追赠魏大中太常寺卿。为此他写了一道制文：“……尔魏大中，其生有自，视死如归，原其至清绝尘，大刚制物，可以贪绳蝉蚓，肉视虎狼……今者世灰大涤，天宇重晶，朕是用章阐幽忠，崇敷显秩，震雷一夕……追赠而为太常寺卿。”[152]这是思宗对于受“阉党”迫害致死的仁人志士的表彰，希望在他急于求治的当口，大臣们能以这些清正廉洁、刚直不阿的官员为榜样，弘扬大义凛然的正气。这个先例一开，政治气氛大为活跃。

几天后，杨涟之子杨之易向皇上呈血书，代父伸冤，并递上父亲临死前在狱中所写的绝笔：“枉死北镇抚司杨涟绝笔于狱神之前：涟以痴心报国，不惜身家，久付七尺于不问矣！日前赴逮，不为张佥之逃亡，杨震之仰药，亦谓雷霆雨露，莫非天恩，故赤日长途，锒铛不脱，欲以身之生死归之朝廷……不意身一入都，侦逻满目，即发一揭亦不可得。下情不同至于如此！……生死顷刻，犹冀缓死杖下，见天有日。乃就本司不时追赃，限限狠打，此岂皇上如天之意，国家慎刑之典，祖宗待臣之礼。不过仇我者立追我性命耳！”接着他追述了“移宫案”的是非曲直，然后说：“但愿国家强固，圣德刚明，海内长享太平之福。涟即身无完肉，尸供蛆蚁，原所甘心。不敢求仁得仁，终不作一怨尤字也。而痴愚念头到死不改，还愿在朝臣子共从君父起念，于祖制国法国体，大家共当留心。”[153]这份绝笔原本是写给当时的皇上熹宗的，希望有朝一日能付之实录。现在送到了思宗手上，使他的遗愿获得了实现，多少可以瞑目于地下了。据说这篇二千余言的绝笔，杨涟誊清后，在床褥上叩首托付给同狱难友顾大章。狱中耳目严密，顾大章把它藏在关圣大帝画像后面，以后又埋于狱室北壁下。一个偶然的机会，才得以从狱中传出。杨涟死前还写了一篇二百八十字的血书，藏在枕头里，死后随尸体抬出，才落到家属手中[154]。血书中流露出视死如归的凛然气概：“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唯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以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155]

两个月后，周顺昌之子生员周茂兰上血书为父讼冤。他的《鸣冤疏》如此写道：“……迨逆珰煽祸，臣父攘臂扼腕，狠不从杨涟诸臣后，请尚方之剑。会科臣魏大中逮过吴门，臣父痛其介特孤踪，横罹罗网，念及身后，遂与缔婚。舟次盘桓，谈及中朝事，辄拍案怒骂。缇骑还京具告，逆珰痛恨臣父不减杨涟、大中。巨虎倪文焕……首先操戈，而臣父削夺矣。前此抚臣毛一鹭多炎凉世态，臣父微致反唇……一鹭遂从杭州敦请李实至苏，促膝献计，更有同乡破甑无耻之人借臣父以媚文焕。杀机既发，罪罟斯张，而臣父逮矣。逮命既至，万人悲愤，争欲得杀臣父者而甘心焉。乃缇骑大逞咆哮，愈干众怒，哄然一声攘臂四起。臣父大叱疾呼，谓尔曹不散吾先触死。知府寇慎、知县陈文瑞更委曲理谕，始稍解去。臣父得潜身赴诏狱。讯鞫之日，奋词慷慨声彻棘林，致肌骨为糜，指胫具裂，活剥生捋，立刻追命。种种毒楚，狱吏传示外人，与台省形之章奏，皆以臣父气更扬语更烈，死亦更惨……臣父身故追赃，贫穷莫抵，藉亲故捐俸捐资，勉完三千之数。恭遇圣明御极，逆珰次第歼夷，当年挑衅攒谋之人，借桐封以颂忠贤，甘入幕以悦文焕者，皆幸逃指摘。臣本欲畅言之，而上有朝论，下有乡评，且因臣父生平嫉恶严而宅心厚，臣姑隐忍以承先人之遗教。独文焕以职治军门……一攻臣父，其宠嬖不下崔呈秀，倏忽而顺天巡按，倏而河南掌道，遂以元功受上赏，不得不为刈草除根计。而一鹭辈捷役之，此臣父所由殒身毕命。而臣三年之庭，寝苫尝胆，不与诸奸戴履天地者也……”[156]这篇疏文情词并茂，对那些卖身投靠魏忠贤，整人不遗余力的爪牙们的嘴脸作了无情揭露。朱彝尊说：“公子茂兰字子佩，尝啮指沥血书疏草讼公冤……其血书副本尚存于家，予曾见之，为跋其尾。”[157]

思宗接二连三收到血书，都认真对待。这次在周茂兰的血书上批示道：“周茂兰所奏事情知道了。倪文焕既已解到，着即究拟正罪。毛一鹭媚奸建祠，本当追究，姑念已故，不必再求。”但是，他也感到，如果再继续下去，不断收到血书，忙于平反昭雪，似乎有所不妥，因此他批示说：“血书原非奏体，以后悉行禁止”[158]，以示下不为例。不过他对于这些遭受迫害的志士仁人是深为感愍的，在收到周茂兰的血书后，特地下旨赠周顺昌太常寺卿，为此写了一篇制文：“夫孤情之所独抗，得死而成；正气之所不徂，造生弥永……尔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周顺昌，希圣得清，择节取苦……当其出为从事，入典铨衡，并以晶心，章其茂节……于是飞章告密，槛车下征，而众乃成城，吴几为沼，至于焚香进食，以礼遇凶，飞甓投竿，而杀诏使……而尔对簿不屈，绝命弥雄……今捩轴既旋，衮钺并没，碑踣元祐，大升公正之辟，墓显汤阴，恍见孤忠之气，用赠尔太常寺卿。国家谨严近寺，培养人才，而在旁之奸烈于二正，岁寒之芦见彼前贤，要以道极一时，义激天下，明兴以来一人而已。”[159]这不仅是对周顺昌为官时能择节取苦，被迫害致死能慷慨从容，给予高度评价，比喻为屈原、岳飞，也是对天启年间受“阉党”迫害的诸君子的普遍赞扬。因此崇祯二年三月定“阉党”逆案时，思宗特别强调指出，魏贼得势，一时外廷朋奸误国，阴谋指授，肆罗织以屠善良。这笔账在清查“阉党”逆案时已作了清算。

到了这年九月，思宗正式下旨，为已故诸君子追赠官衔、谥号，其中就有：故都察院左都御史赠太子太保高攀龙，谥忠宪；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赠右都御史杨涟，谥忠烈；故吏科都给事中赠太常寺卿魏大中，谥忠节；故吏部员外郎赠太常寺卿周顺昌，谥忠介[160]。这些谥号的共同特点是突出一个“忠”字，那些忠于大明王朝的大臣，无所畏惧地与邪恶势力搏斗，为捍卫大明王朝的根本利益献出了鲜血和生命。这种精神对于维护一个政权的稳定是非常必要的。

[1]刘若愚《酌中志》卷10《逆贤乱政纪略》。李逊之《三朝野记》卷3下及文秉《先拨志始》卷下所记略同。

[2]李长春《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天启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3]《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天启七年八月十五日。

[4]《明熹宗实录》卷87，天启七年八月乙巳。

[5]熹宗诸子的名字都从火字旁。

[6]谈迁《国榷》卷85，天启三年十月己巳。

[7]纪昀《明懿安皇后外传》，见《虞初广志》卷1。

[8]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卷10《禁御秘闻》。

[9]纪昀《明懿安皇后外传》，见《虞初广志》卷1。

[10]《明熹宗实录》卷43，天启四年六月癸未。杨涟《杨大洪先生文集》卷上《劾魏忠贤疏》。

[11]《明熹宗实录》卷40，天启三年闰十一月壬寅。

[12]所谓铺宫礼，据孙承泽《思陵典礼记》卷2云：“皇上初幸妃宫，谓之铺宫。”

[13]《明熹宗实录》卷43，天启四年六月癸未。《杨大洪先生文集》卷上《劾魏忠贤疏》。

[14]李逊之《三朝野记》卷2下《天启朝纪事》。《明史》卷114《后妃传》。

[15]《明清史料》乙编《礼部题敕谕追谥献怀太子残稿》。

[16]《明史》卷120《诸王传》。

[17]孙承泽《思陵典礼记》卷2。

[18]《崇祯长编》卷1。

[19]《明清史料》乙编《礼部题圣谕信王生母养母谥号查封稿》，天启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司礼监太监王体乾向大臣宣读圣谕：“朕皇五弟今封信王，其已故生母选侍刘氏诞育勤劬，见在选侍东李抚养有劳，朕念皇五弟已封，刘氏所有谥典、李氏应得封号，尔部便查例来行。”不久刘氏封为贤妃、李氏封为庄妃。

[20]《明史》卷114《后妃传》。

[21]孙承泽《思陵典礼记》卷2。

[22]同上书卷2。《明史》卷114《后妃传》。

[23]李逊之《三朝野记》卷2下《天启朝纪事》。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魏忠贤怒张后》。《明史》卷114《后妃传》。

[24]《崇祯长编》卷1。李逊之《三朝野记》卷4《崇祯朝纪事》。

[25]郑逵《野史无文》卷3《烈皇帝遗事上》。王世德《崇祯遗录》。

[26]《明熹宗实录》卷87，天启七年八月乙丑。

[27]《三朝野记》卷3上《天启朝纪事》。谈迁《国榷》卷7，天启七年八月癸丑。

[28]徐肇台《续丁记政录》，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29]计六奇《明季北略》卷3《信王登极》。

[30]谈迁《国榷》卷88，天启七年八月乙丑。

[31]李逊之《三朝野记》卷3上《天启朝纪事》。

[32]孙承泽《思陵典礼记》卷2。

[33]《三朝野记》卷3上《天启朝纪事》。据纪昀《明懿安皇后外传》，魏忠贤向皇后吹风，要皇后假称怀孕，然后以魏良卿之子为子，立为帝。

[34]纪昀《明懿安皇后外传》，见《虞初广志》卷1。

[35]孙承泽《思陵典礼记》卷2。李逊之《三朝野记》卷4《崇祯朝纪事》。

[36]《明熹宗实录》卷87，天启七年八月乙丑。《崇祯长编》卷1，天启七年八月乙丑。

[37]《崇祯长编》卷1，天启七年八月丙辰。

[38]涂文辅的职称全名是：总督太仓银库节慎库，兼总理勇士四卫营军务、御马监掌印、司礼监秉笔太监。参见《明清史料》乙编《兵部行总理勇士四卫营军务太监涂揭帖稿》。

[39]孙承泽《思陵典礼记》卷2。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

[40]李逊之《三朝野记》卷4《崇祯朝纪事》。文秉《烈皇小识》卷1。

[41]《烈皇小识》卷1。

[42]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7《正殿》，引蒋德璟《大殿侍班记》。众多史籍都说信王即皇帝位于中极殿，蒋氏以身临其境的侍班官员身份，目睹登极仪式在皇极殿举行，似不应有错。

[43]《崇祯长编》卷1，天启七年八月丁巳。孙承泽《思陵典礼记》卷1。

[44]《思陵典礼记》卷1。

[45]计六奇《明季北略》卷3《闻香心动》。

[46]《崇祯长编》卷2，天启七年八月戊午。

[47]《明思宗烈皇帝实录》，天启七年十月己酉。

[48]李逊之《三朝野记》卷4《崇祯朝纪事》。计六奇《明季北略》卷3《客氏出宫》。

[49]《明思宗烈皇帝实录》，天启七年九月丁卯。

[50]《明史》卷305《王体乾传》。

[51]《崇祯长编》卷2，天启七年九月丁丑。

[52]徐肇台《崇祯皇帝新政》，丁卯九月十六日。外史氏辑《圣朝新政要略》卷1，天启七年十月十五日。谈迁《国榷》卷88，天启七年九月己卯。

[53]朱长祚《玉镜新谭》卷7《建祠》。

[54]《崇祯皇帝新政》，十月初五日。《明思宗烈皇帝实录》，天启七年十月辛丑。

[55]谈迁《国榷》卷88，天启七年十月辛丑。

[56]“东江战功”云云，指毛文龙在东江（即皮岛）杀敌有功。详见下章。

[57]邹漪《启祯野乘》二集卷5《杨太仆传》。《崇祯长编》卷2，天启七年十月丁未。按：该书原注“应为卷三，原书误，仍其旧”。

[58]徐肇台《崇祯皇帝新政》，十月十六日；十月二十日。《圣朝新政要略》卷1，天启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崇祯长编》卷2，天启七年十月壬子。

[59]《圣朝新政要略》卷1，天启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崇祯长编》卷2，天启七年十月甲寅。

[60]《崇祯皇帝新政》，十月二十三日。《明思宗烈皇帝实录》，天启七年十月丙辰。《崇祯长编》卷2，天启七年十月丙辰。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18，陆澄源条：“思陵初政，职方（陆澄源）首攻魏、崔，海内想其风采……其封事略云：‘有市恩修怨，举劾失平者，虽‘东林’亦可谓之小人，不得以杨、左为护身之符。有特立独行，恪共厥职者，虽非‘东林’不失为君子，不得以崔、魏为陷人之阱。’又云：‘臣宁寡援孤立，为硁硁之小人，决不依草附木，为疑是之君子。’由是见嫉于‘东林’，拒之唯恐不力，一官蹭蹬，被察而归，放浪山水，以诗酒自娱。斯狂狷之流也。”

[61]《圣朝新政要略》卷1，天启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徐肇台《崇祯皇帝新政》，十月二十五日。《明思宗烈皇帝实录》，天启七年十月戊午。《崇祯长编》卷2，天启七年十月戊午。邹漪《启祯野乘》二集卷4《钱尚宝传》。

[62]《明思宗烈皇帝实录》，天启七年十月己未。谈迁《国榷》卷88，天启七年十月己未。

[63]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18《钱嘉徵》。

[64]夏燮《明通鉴》卷80，天启七年十一月甲子。

[65]《圣朝新政要略》卷1，天启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明思宗烈皇帝实录》，天启七年十月庚申。

[66]《崇祯长编》卷3，天启七年十一月甲子。《明思宗烈皇帝实录》，天启七年十月辛酉。

[67]《圣朝新政要略》卷2，天启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锦衣卫接出圣谕条。《崇祯长编》卷3，天启七年十一月甲子。谈迁《国榷》卷88，天启七年十一月甲子。

[68]朱长祚《玉镜新谭》卷8《自缢》。

[69]《崇祯长编》卷3，天启七年十一月丁卯。

[70]《玉镜新谭》卷8《自缢》。刘若愚《酌中志》卷14《客魏始末纪略》。

[71]计六奇《明季北略》卷3《魏忠贤自缢》。

[72]《圣朝新政要略》卷3，天启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73]朱长祚《玉镜新谭》卷8《自缢》。

[74]朱长祚《玉镜新谭》卷8《自缢》。

[75]谈迁《国榷》卷88，天启七年十一月甲子。

[76]文秉《烈皇小识》卷1。

[77]大木康《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研究》，载《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卷50（特集一），1991年。

[78]文秉《烈皇小识》卷1。

[79]李逊之《三朝野记》卷3下《天启朝纪事》。《明史》卷306《崔呈秀传》。

[80]《圣朝新政要略》卷2，天启七年十一月初九日。《崇祯长编》卷3，天启七年十一月壬申。

[81]计六奇《明季北略》卷3《诛崔呈秀》。谈迁《国榷》卷88，天启七年十一月甲戌。

[82]《崇祯长编》卷3，天启七年十一月壬辰。

[83]《明思宗烈皇帝实录》，天启七年十二月甲午。

[84]同上书，天启七年十一月庚辰。《崇祯长编》卷3，天启七年十一月辛巳。

[85]《崇祯长编》卷4，天启七年十二月丙辰。

[86]《崇祯长编》卷4，天启七年十二月甲寅。所谓“爰书”，指记录囚犯供词的文书，此处引申为三法司的审案结论。

[87]徐肇台《新政》，崇祯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按：此书为徐肇台《甲乙记政录》、《续丙记政录》、《续丁记政录》的续编。

[88]《崇祯长编》卷3，天启七年十一月己巳。

[89]同上书卷3，天启七年十一月己亥。《圣朝新政要略》卷3，天启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90]《圣朝新政要略》卷3，天启七年十一月丁亥。《明思宗烈皇帝实录》，天启七年十一月丁亥。

[91]《崇祯长编》卷3，天启七年十一月庚寅。

[92]《明思宗烈皇帝实录》，天启七年十二月丙辰。

[93]李逊之《三朝野记》卷4《崇祯朝纪事》。《崇祯长编》卷5，崇祯元年正月戊子。

[94]《明史》卷306《顾秉谦传》。

[95]《崇祯长编》卷5，崇祯元年正月己巳。

[96]同上书卷6，崇祯元年二月甲午。

[97]同上书卷6，崇祯元年二月庚戌、癸丑、丙辰。

[98]《明史》卷306《刘志选传》、《梁梦环传》、《刘诏传》。

[99]《崇祯长编》卷6，崇祯元年二月庚申；卷7，崇祯元年三月丙子。

[100]同上书卷7，崇祯元年三月乙丑。

[101]谈迁《国榷》卷89，崇祯元年三月乙酉。

[102]倪会鼎《倪文正公年谱》卷1，崇祯元年正月条。按：倪会鼎系倪元璐之子。

[103]《崇祯长编》卷8，崇祯元年四月己未。文秉《烈皇小识》卷1。计六奇《明季北略》卷5“倪元璐疏三案”。黄宗羲《明文海》卷64，倪元璐《毁要典疏》。《倪元璐年谱》卷1，崇祯元年四月条。

[104]《烈皇小识》卷1。李逊之《三朝野记》卷4《崇祯朝纪事》。

[105]蒋平阶《东林始末》。《明史》卷306《顾秉谦传附来宗道》。

[106]文秉《烈皇小识》卷1。

[107]《崇祯长编》卷9，崇祯元年五月庚午。

[108]《崇祯长编》卷9，崇祯元年五月庚午。

[109]《明史》卷306《霍维华传》。

[110]《崇祯长编》卷9，崇祯元年五月癸亥。

[111]谈迁《国榷》卷89，崇祯元年五月丙寅。

[112]《崇祯长编》卷9，崇祯元年五月丙寅。《明史》卷306《霍维华传附李蕃、李鲁生、李恒懋》。

[113]《明史》卷306《霍维华传》。《崇祯长编》卷9，崇祯元年五月甲子。

[114]《崇祯长编》卷9，崇祯元年五月丙寅。

[115]同上书卷10，崇祯元年六月戊戌。

[116]同上书卷10，崇祯元年六月己亥。

[117]吴应箕《启祯两朝剥复录》卷1，天启四年十月。

[118]《明史》卷306《顾秉谦传附魏广微》。《崇祯实录》（嘉业堂藏旧抄本），崇祯元年六月壬子。所谓先朝焦芳，指正德年间谄媚权阉刘瑾，擅权乱政的内阁辅臣焦芳。

[119]《崇祯长编》卷17，崇祯二年正月丁卯。《明史》卷306《顾秉谦传》。

[120]谈迁《国榷》卷90，崇祯二年正月庚辰。

[121]夏允彝《幸存录·门户杂志》。

[122]夏允彝《幸存录·门户杂志》。谈迁《国榷》卷90，崇祯二年正月庚辰。

[123]《国榷》卷90，崇祯二年二月丁亥。

[124]《幸存录·门户杂志》。《国榷》卷90，崇祯二年二月壬子。

[125]《崇祯长编》卷17，崇祯二年正月丁丑。

[126]韩爌《钦定逆案》（不分卷）。王世德《崇祯遗录》（不分卷）。

[127]文秉《先拨志始》卷下，天启五年起崇祯二年止。

[128]文秉《先拨志始》卷下，天启五年起崇祯二年止。

[129]谈迁《国榷》卷90，崇祯二年三月乙亥。《崇祯长编》卷17，崇祯二年正月丁丑。

[130]吴应箕《启祯两朝剥复录》卷8《己巳京察》。

[131]吴应箕《启祯两朝剥复录》卷8《己巳京察》。

[132]吴应箕《启祯两朝剥复录》卷8《己巳京察》。

[133]夏允彝《幸存录·门户杂志》。

[134]文震孟《黄忠端公神道碑铭》，载黄宗羲《明文海》卷464《墓文》。

[135]《明史》卷265《倪元璐传》。《崇祯长编》卷5，崇祯元年正月己巳。谈迁《国榷》卷89，崇祯元年正月丁卯。蒋平阶《东林始末》，崇祯元年春正月。

[136]《崇祯长编》卷5，崇祯元年正月壬午。

[137]同上书卷5，崇祯元年正月己丑。《圣朝新政要略》卷7，崇祯元年二月初一日。《国榷》卷89，崇祯元年正月丙戌。

[138]《圣朝新政要略》卷8，崇祯元年二月十三日。《崇祯长编》卷6，崇祯元年二月癸卯。

[139]《崇祯长编》卷8，崇祯元年四月甲午。

[140]谈迁《国榷》卷89，崇祯元年二月戊申。

[141]同上书卷89，崇祯元年三月壬午。

[142]阿保，本意为保护养育。《汉书·丙吉传》云：“是时，掖庭宫婢则令民夫上书，自陈尝有阿保功。”此处影射保护养育熹宗的客氏。赵娆，汉灵帝乳母，与太监交结，谄事太后。明末及清代多用以借指客氏。

[143]指天启六年三月锦衣卫缇骑至苏州逮捕周顺昌，激起苏州民变一事。崇祯《吴县志》卷11《详异（寇乱民变附）》，以及黄煜《碧血录》附录《人变述略》，均有详细记述。

[144]《崇祯长编》卷9，崇祯元年五月戊子。并参《明史》卷245《黄尊素传》。黄宗羲《明文海》卷464，文震孟《黄忠端公神道碑铭》。据邹漪《启祯野乘》（一集）卷5《黄忠端传》记载：黄尊素在狱中，“极刑拷掠，体无完肤，慷慨谈笑，抵死不屈。临难赋诗一章，南北向叩头，以谢君父……年四十有五。越五日，出狱，肌肉涨烂，头面不可识别矣”。

[145]吴应箕《楼山堂集》卷18《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忠烈杨涟传》。《崇祯长编》卷10，崇祯元年六月丙申。

[146]吴应箕《楼山堂集》卷18《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忠烈杨涟传》。《崇祯长编》卷10，崇祯元年六月丙申。

[147]邹漪《启祯野乘》（一集）卷5《周忠介传》。邹氏写道：“周顺昌被逮前叹曰：‘顺昌小臣也，敢引大臣不辱之义乎？知此行必死，死见高皇帝，请殛元凶以清海内，此愿毕矣。’又手书别相知有云：‘惟有竖起脊梁，炼成一铁汉，期不负知己。’”邹氏叹道：“公以局外林间之身，耻不与党人，举世喑哑，一人谔谔，以及于难。”

[148]同上书卷5《周忠介传》。吴应箕《楼山堂集》卷18《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忠烈杨涟传》。《崇祯长编》卷10，崇祯元年六月丙申。

[149]黄煜《碧血录》附录《天人合征纪实》。朱长祚《玉镜新谭》卷2《罗织》。

[150]《崇祯长编》卷14，崇祯元年十月壬寅。

[151]魏大中之子魏学在父被逮后请随行，魏大中劝阻：“覆巢岂有完卵，父子并死无益也。”他暗中微服进京，隐姓埋名，多方营救。父死后，他扶灵柩归里，朝夕嚎啕大哭，未尝一入寝室，以至于泪尽唇焦。家人捧水浆让他进用，他推却道：“吾父诏狱中，执夜半而进之浆者？”病重后又拒绝进药，说：“吾父诏狱中，孰诊视而进之药者？”历数十日哀毁而死。崇祯初，朝士上闻于朝，以是海内称为孝子。同里大学士钱士升说：“子敬（魏学字子敬）之志，父存不独死，父死不独生，是诚孝子之知己矣。”见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19《魏学》。亦可参看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8《乙丙记事》。

[152]《崇祯长编》卷14，崇祯元年十月壬寅。谈迁《国榷》卷89，崇祯元年十月丁酉。

[153]《崇祯长编》卷14，崇祯元年癸丑。又见黄煜《碧血录·杨大洪先生绝笔》以及《杨大洪集》卷下《杂著·狱中绝笔》。

[154]《碧血录》附录《天人合征纪实》。

[155]同上书《杨大洪先生狱中血书》。

[156]周顺昌《周忠介公烬余集》卷4《周茂兰鸣冤疏》。

[157]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17《周顺昌》。

[158]周顺昌《周忠介公烬余集》卷4《周茂兰鸣冤疏》。

[159]谈迁《国榷》卷89，崇祯元年十二月癸丑。

[160]同上书卷89，崇祯二年九月辛亥。

第九章

袁崇焕与毛文龙

袁崇焕像

一、从李成梁到熊廷弼

明朝对东北边疆的女真各部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使他们各自雄长，不相统一，以便从中驾驭控制。到了嘉靖、隆庆年间，建州女真日渐强大，使明朝的辽东边防感受到不断增大的压力。隆庆四年（1570年）九月，辽东总兵王治道战死，副总兵李成梁擢升总兵，从此开始了这位一代名将镇守辽东二十二年的历史。

李成梁，祖籍朝鲜，高祖李英从朝鲜迁居辽东，当上了铁岭卫指挥佥事，其后裔世代生活于辽东。出生于将门的李成梁，英毅矫健，有大将才干，辽东总兵的岗位给他提供了施展才干的机会。他大修戎备，甄拔将校，招收四方健儿，给以丰厚待遇，从而培养了一批能征善战的先锋，辽东的军威由此大振。女真各部遭到李成梁的无情打击，一蹶不振。冯时可说：“辽左累年报捷，李帅（成梁）力良多。帅非能抗虏也，贼入则深沟固垒，纵其外掠已饱而后击之。大抵御饱贼易，御饥贼难，盖饱焉而多获也。”[1]

万历初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以法治国，也以法治边疆，他鉴于李成梁的才干，大力奖拔，李成梁感恩图报，发奋图强[2]。李成梁讲究战略战术：“战有堵截，有捣巢，虏入犯，或大举或零窃，而与战者名曰堵截；虏不入犯而我出剿者，名曰捣巢。”[3]而且治军甚严，例如《万历武功录》多次提及万历二年王杲之战“李将军军法严，毋敢逗留弗前者”；万历八年王兀堂之战“李成梁益严军令”[4]。申时行继任内阁首辅后，依然遵照张居正的一贯方针，对李成梁给予充分信任，当开原道参政王缄上疏揭发李成梁“贪功生事，多杀无辜”时，申时行挺身而出为之辩护：“海西诸夷，顺即当抚，叛即当剿，其理甚明。若王缄欲脱其主抚之失，而反咎主剿之非，以驱除凶孽为贪功，以斩首夷众为枉杀，则朝廷之赏罚边境安危所系，臣等窃以为不可也……今九边事情独辽东为难，九边长官独李成梁为最，数年以来，无岁不战，无日不防，可谓竭尽心力矣。”[5]

《明史》说：“成梁镇辽二十二年，先后奏大捷者十。帝辄祭告郊庙，受廷臣贺，蟒衣金缯，岁赐稠迭。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6]看得出来，神宗对李成梁是十分赏识的。正因为如此，李成梁逐渐居功自傲，出现一些诸如虚冒战功、避实捣虚、纵兵杀掠之类事情，引起愈来愈多的非议。例如李成梁的家丁胡作非为，“每丁军所至，城堡骚然，酒食尽出于民家，妇女多遭其淫辱。一家倾竭，蚕食别室，稍不如意尽行毁虏。马蹄经过，鸡犬一空……民谣有云：‘若遭大虏还有命，若遭家丁没得剩。’”[7]云南道御史朱应谷上疏说：“臣闻辽东达贼入寇，吾军士不过袖手旁观，任其杀掠，而莫敢与之敌。俟其志得意满，饱载而归，劫尾其后，扑拾一二老病之贼，以为追剿之功。又不然，俟其去后，暗将临边属夷有部落孤微者，尽数屠戮，捏称捣巢之利……徒以百十贼首而夸张粉饰，遂谓大捷，以博厚赏，岂有人心者乎？饰罪冒功，欺君误国，莫此为甚。”[8]所说大多属实。这就表明，李成梁随着地位名望的日益提高，子弟们相继荣升，甚至手下奴仆也莫不显耀。贵极而骄侈无度，必然大量贪污军费、马价、盐课、市赏，把全辽商民之利揽入自己腰包。为了稳住在辽东的地位，李成梁把贪污搜刮来的钱财，重贿权门，结纳朝士，朝廷内外要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受其重贿[9]。正如万历十九年（1591年）辽东巡按御史胡克俭所弹劾的那样：“成梁善于结纳，皇上左右皆伊之人，皇上深宫之事，臣在朝数年不知者，成梁一一能诵之，朝发夕知，毫发不爽。”李成梁甚至扬言：“太仓王恩府（锡爵）说，渠在位一日，我父子安心做一日。”[10]朝中有人好做官，李成梁有恃无恐，不再在战事上下工夫，锐意于封拜，往往拥兵观望，甚至掩败为功，杀良民冒级。李成梁用自己的行动使自己功过参半，既稳定了辽东的局势，又激化了外部与内部的双重矛盾。神宗于万历十九年十一月无可奈何地罢免了李成梁，以无能的杨绍勋出任辽东总兵。此后十年间，辽东更易八帅，没有一个人的军事才干可与李成梁相匹敌，辽东边备因而日趋废弛，为建州女真的杰出领袖提供了一个统一各部进而吞并辽东的大好时机。

当时辽东的社会、经济、军事陷入“残破”、“疲敝”的困境之中，从皇帝到大臣无不忧心忡忡。神宗说：“朕闻辽东残破已久，昼夜忧思。”[11]兵部在覆奏兵科给事中桂有根的奏疏中说：“辽左残破已极。”[12]户部尚书赵世卿也慨叹：“全辽凋瘵已极。”[13]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复杂的，诸如：各级将领对兵饷银、马价银、盐引银以及商人货物的掠夺；由于万历二十年以来的朝鲜战争，兵员的征发与死伤数量巨大；由于矿税太监对当地的苛敛诛求，导致军变、民变不断，促使走投无路的军民投向“夷虏”；“夷虏”方面出于军事考虑，在当地实行焦土政策。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导致了辽东的残破[14]。

到了万历二十九年，明朝感受到建州女真咄咄逼人的强大威胁，阁臣沈一贯向神宗提议，收拾辽东非李成梁不行。于是，神宗重新任命李成梁为辽东总兵。这时他年已七十六岁，大有英雄迟暮之慨了。

万历三十四年李成梁与蓟辽总督蹇达、辽东巡抚赵楫，借口宽奠新疆（孤山堡、险山堡、新安四堡等新开拓的八百里之地）孤悬难守，断然放弃，强迫居民迁徙内地，居民留恋乡土，则以大兵驱迫，死者狼藉。这种对辽东防务丧失信心的举动，遭到兵科给事中宋一韩、辽东巡按御史熊廷弼的弹劾。熊廷弼在万历三十七年上疏指责赵楫、李成梁有罪：“不能开疆拓土，而反挈数百里膏腴土地拱手让夷”；“不徙民实塞下，而反劫塞下六万余人以至殍死”[15]。次年熊廷弼再次上疏议论辽事，深刻地揭示：“辽弊已极，辽人已空。”他总结了前四十年的边情大略，希望朝廷当局能“惩前规后，修举本务，以保孑遗性命”[16]。由于神宗一向宠信李成梁，对宋、熊的奏疏不予考虑，留中不发。辽事从此渐坏。正如《明史》所说：“辽三面受敌，无岁不用兵，自税使高淮捐削十年，军民益困，而先后抚臣皆庸才……天子又万机不理，边臣呼吁漠然不闻，致辽事大坏。”[17]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控诉明朝对女真的迫害，煽动军民的反明情绪，向明朝宣战。第二天，抚顺集市开市之日，扮作赶集商贩的女真士兵混入抚顺城，发动突然袭击，俘获明朝游击李永芳。抚顺城就这样被努尔哈赤轻易攻陷。辽东巡抚李维翰、蓟辽总督汪可受相继向朝廷告急，调兵请饷的奏疏纷纷沓沓送进紫禁城。四月十五日神宗接到抚顺陷落的军情报告，他作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向兵部指示防剿事宜：“狡虏计陷边城，一切防剿事宜行该地方相机处置，军饷着上紧给发。其调发应援，该部便酌议其奏。”[18]然而代理兵部尚书薛三才（字仲儒，号青雷，浙江定海人）并没有立即调发援兵，而是向皇上大叹苦经：辽军缺饷已历三年，户部应发额饷，从去年秋天到今年夏天，拖欠银子五十万两，即使不能全部照发，也应先发一半，以济燃眉之急。兵部自身也拖欠辽东马价银十一万七千八百两，只能先发四万两。另外还欠新兵饷银四万七千一百两。至于调兵之事，薛三才只是敷衍一番：蓟辽总督汪可受已在选调蓟镇兵六千五百名，刻期援辽；其他各镇多事，征调不便；希望皇上大发内库帑金，由辽东巡抚、总兵自己招募。显然身为军事主管首长的薛三才对此次辽东战事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仅仅把它看作先前常有的一般骚扰。至于皇帝也是如此，接到薛三才要他发内帑储金的请求，立即借口“内帑空虚”予以回绝，要兵部与户部自己想办法。不过他比薛三才敏感，意识到辽东事态的严重性，下旨要九卿科道研究“大举进剿”事宜[19]。

四月二十一日，总兵张承胤率军前去增援，被努尔哈赤的主力部队全歼，张承胤本人力屈战死[20]。四天后，努尔哈赤派人送来一纸文书，声称为“七宗恼恨”发兵，要求明朝派官前往谈判赴贡罢兵[21]。薛三才这才感到对方来者不善，向皇上报告“东事殆不忍言”。神宗立即作出部署：“辽左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边事十分危急。尔部便会推堪任总兵官一员，令刻期到任，料理军务。一应防御驱剿事宜，着督抚等官便宜调度，务期殄灭，以奠封疆。其征兵转饷等事，即遵旨会议具闻。”[22]有关部门遵旨会议后，薛三才向皇上报告应对步骤：一是征调真定、保定等地壮士，可得三万人；二是各边废弁家丁皆许效用军前，可得数千人；三是山海关为蓟辽门户，须任命一员大将提兵弹压，兼为辽东声援；四是起用原任总兵杜松驻守山海关，总兵王宣驻守关内。神宗一一照准，下令杜松原官起用，星夜赶来赴任[23]。

闰四月初一日，河南道御史熊化向神宗提议：宜速发粮饷，命蓟辽总督汪可受先期率兵数千直抵广宁，相机提调；巡抚李维翰则移驻沈阳，与新任总兵李如柏协力拒守，待援军抵达后徐图进取。兵部赞同这一方案，神宗在批准这一方案的同时，补充了以下几点：第一，督臣出关调度，事出创见，似难轻举。尔部既与多官议妥，汪可受着统兵前去，相机进止，务期持重，以保万全；第二，抚臣李维翰着视虏情缓急，再为移镇；第三，顺天、保定巡抚依议移驻山海、易州，互相应援；第四，内地空虚，着速行招募充补；第五，本兵（兵部尚书）黄嘉善着差人催他星夜前来，共图安攘[24]。

总督汪可受奉旨率兵出关，胆怯犹豫，在山海关逗留不前，还为此寻找借口：“先前曾大张声势，称即日发兵数万，今乃与三四原任关将统数千人而往，传与奴虏，先声亦不足畏”，指望等待新任山海关总兵杜松率兵到关，配备兵部新充健马、工部新造盔甲，再出关备战。一句话，尽量拖延时间。神宗对他这种逗留观望态度十分不满，当即下令：“毋得逗留观望，致误军机。”[25]

为了部署辽东的战略反攻，神宗在命令蓟辽总督汪可受出关调度，杜松出任山海关总兵的同时，又命令熟悉辽事的兵部右侍郎杨镐（字京甫，号凤筠，河南商丘人）为辽东经略兼巡抚，把懦弱无能的巡抚李维翰革职听勘，还要都察院速差有魄力的御史代替杨一桂出任辽东巡按[26]。显然神宗把辽东战略反攻的希望寄托在经略杨镐身上，赏赐尚方宝剑，以重其事权，总兵以下不用命者得以军法从事，先斩后奏。企图以此来激励各总兵立即出关迎敌，罢开决战的架势[27]。

万历四十六年冬天，四方援兵终于齐集，但是杨镐仍没有发动战略反攻。神宗接到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的奏疏，得知努尔哈赤又进犯会安，辽东仍无动作，很是不满，责问道：“经略（杨镐）任事已久，各处援兵俱集，如何又有会安之失？平时备御无策，事后勘报不明，欺玩如此，镇道诸臣岂得无罪。”[28]神宗迫切希望辽东战事很快出现转机，毕其功于一役，对廷臣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内阁首辅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等官员为避免师久饷匮，都主张速战速决。其实这一决策是不现实的。按当时的态势，辽东战事的唯一正确策略应该是稳固防守，伺机反击，逐步收复失地。但是从皇帝到内阁、兵部都低估了建州女真的力量，以为大兵一到，胜利指日可待，所以接连发出红旗，催促杨镐进军。

万历四十七年正月，经略杨镐与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等商议决定，二月十一日誓师，二十一日出师，兵分四路：总兵马林出开原攻北；总兵杜松出抚顺攻西；总兵李如柏从鸦鹘关趋清河攻南；东南则以总兵刘出宽奠，由凉马佃捣后，而以朝鲜兵协助。四路人马号称四十七万，实际约十万左右，期于三月二日在二道关会师并进，直捣努尔哈赤的政治中心赫图阿拉[29]。这种部署看似气势宏大，其实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冒险性，如果一路失利，便会陷于无可挽回的被动局面。加之天公不作美，从十六日开始辽东原野下起茫茫大雪，给大部队行动带来很大的困难，出发日期不得不从二十一日改为二十五日[30]。更为严重的是，不但延误了日程，而且泄漏了军事行动计划，努尔哈赤对于明朝军队的行动了如指掌，集中兵力打击其中一路。双方还未交手，胜负已成定局。

事实果然如此。想抢头功的杜松先期率军从抚顺出发，渡过浑河，抵达南岸的萨尔浒，遭到努尔哈赤埋伏在那里的精锐部队的突然袭击，全军覆没。马林率军从三岔儿出发，得知杜松兵败，立即停止进军，结营自固。然而也未逃过厄运，猝不及防地遭到突然袭击，大败而逃。坐镇沈阳的杨镐获悉两路兵败的消息，立即下令李如柏、刘停止出击。李如柏奉命不进，刘早已孤军深入三百里，虽取得小胜（连克十五寨，斩敌三千余），却铸成大错。由于杜松、马林兵败，努尔哈赤集中兵力狙击刘，一场激烈的混战使刘这员骁勇善战的大将阵亡。此次战役明朝方面损失文武将吏三百、士兵四万、马匹二万八千[31]。

战败的消息传来，京师大为震动。内阁首辅方从哲希望皇上在此紧要关头出御文华殿，召开九卿科道会议，共图保卫辽东保卫京师的方策，并没有引起神宗的重视。第二天，详细的战报传来，神宗才感到大事不妙，向兵部发去一道谕旨，对杜松贪功轻进以致丧师表示痛惜，对马林应援失期有所不满，要他戴罪立功[32]。次日又传谕内阁对杜松等出兵违期，贪功不利，表示愤慨；要方从哲传示各衙门静候他的谕旨。不久他作出决定，下令逮捕此次战败的主要责任者杨镐，将他关入锦衣卫诏狱论死；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出来收拾残局。

熊廷弼，字飞白，号芝冈，湖广江夏人。万历三十六年巡按辽东时，对巡抚赵楫、总兵李成梁放弃宽奠新疆八百里极为不满。他在辽东几年中，杜馈遗，核军实，按劾将吏不事姑息，风纪大振。后改调为南直隶督学。万历四十七年杨镐丧师，神宗鉴于熊廷弼熟悉辽事，提升他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杨镐经略辽东。当时辽东一片混乱，军队溃散，残兵无人统率。熊廷弼走马上任，还未出京，开原沦陷的消息传来，他向神宗分析辽东形势：辽左为京师肩背，欲保京师欲保河东，开原必不可弃。今开原破、清河弃、庆云掠、辽西围，铁岭、懿路数城居民逃亡。唯独辽阳、沈阳孤立于河东，难以守御。然而，不守辽沈必不能保辽东；不复开原，必不能保辽沈。他把收复开原看作保卫辽东的当务之急。为此，他请求皇上速遣将士、准备刍粮、整修器械，不要拖欠军饷，不要从中掣肘，不要交担于臣而不相照管[33]。神宗深以为然，立即降旨：“恢复开原乃御虏安边急务，应用兵马、器械、钱粮、刍豆等项，着各衙门火速处办，刻期齐备，毋得借口缺乏，致误军机。”并且赐给他尚方宝剑，以重其事权[34]。

熊廷弼在皇上如此器重的情况下出山海关，踌躇满志，然而形势却不容乐观。此时铁岭又告失守，沈阳及各城堡军民迅速逃散，辽阳人心惶惶。八月初，熊廷弼进入辽阳，开始着手整顿，劝逃亡者回归，斩逃将以祭死节将士，杀贪将陈伦，罢免总兵李如桢，以李怀信代替。与此同时，他还监督军士建造战车、火器，疏浚城壕加固城墙，作好长期守御的打算。几个月以后，辽阳守备大固。于是他向神宗条陈制敌方略，不外乎恢复、进剿、固守。他认为从当前形势出发，漫谈恢复、进剿显然过于草率，不如以固守为稳着，守正是为了战。为了挡住后金的进攻势头，他主张“步步为营，渐进渐逼”的以守为攻的战略。然而固守也并不容易，敌军有十万，官兵应有十八万，而现在仅有近八万，还在简汰之中，不能作为实数。只有招募、征调予以补充，使之达到十八万的实数。那么必需十八万军队的饷银三百二十四万两、米粮一百零八万石、马豆九十七万石[35]。从当时的战略态势来看，熊廷弼不同意恢复、进剿两种方案，而主张固守方案，无疑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因此神宗很快批准了这个方案，批示道：“审度贼势，分布战守方略，颇合机宜。防守既固，徐图恢复进剿，尤是万全之策。”[36]

在神宗的全力支持下，熊廷弼经略辽东一年，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局势渐趋稳定。不仅辽阳颓城整修一新，逃亡人民纷纷回归，而且原先遭到战争威胁的奉集、沈阳两座空城，如今俨然成为重镇，民安于居，贾安于市，商旅纷纷于途[37]。熊廷弼其人，有胆略且精通武艺，能左右开弓，堪称帅才，在战略上有独到之见。他早年巡按辽东时就主张以守边为主，反对冒险出击；现在经略辽东，身负力挽狂澜之重任，更加主张以守御为上策。神宗对此持赞同态度，对熊廷弼信任备至。但熊廷弼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明史》所说“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38]，人缘很不好。他一度甚至赌气辞官，神宗知道后劝阻说：“辽事败坏，皆地方官玩曷所致，熊廷弼一意振刷，恢复封疆，朕深切倚赖。今夷情甚急，岂经略释肩之时，自弃前功！着益殚忠任事，与诸臣协心共济，毋为人言所阻。”[39]在以后几个月中，神宗虽身患重病，但对熊廷弼仍分外关注，别的奏疏可以不看，唯独熊廷弼的奏疏非看不可，而且无不一一批答，随上随下[40]。神宗对边事的关切，对熊廷弼的信赖，使熊廷弼能够安于官位，使辽东获得暂时的安宁。不料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神宗病逝，熊廷弼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撑，不久就遭到言官出于党派门户之见的无端攻击，终于导致罢官的下场。辽东局势从此发生剧变。

二、从孙承宗到袁崇焕

取代熊廷弼出任辽东经略的袁应泰不懂军事却固执己见，导致辽东战略重镇沈阳、辽东政治中心辽阳相继沦陷。战略性惨败后，朝廷不得不重新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同时任命投靠“阉党”的王化贞为辽东巡抚，致使经抚不和，酿成广宁战役的惨败。熊廷弼被逮入狱后，又遭“阉党”诬陷贿赂杨涟等官吏，终于落个被杀后又传首九边的下场。

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初十日，孙承宗以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鉴于辽东局势日趋恶化，孙承宗上疏皇上坦陈己见：“天下事无一不难，而兵事更难，自非负十分精敏之才，兼几分痴之性，决不肯妄承于身。”他向皇上请求重武臣之权：“方今百吏因循，庶政丛脞，宜令吏部细加体察，凡宽博近迂、文藻近弱、迟暮近衰，急为量移，务得精敏有斡局者，布列兵马钱粮之司，大破常格，弗拘资序，又不得咎破例以徇情分。至于武吏，宜精择将略，不拘曾在战阵，曾为大将，亦不拘文武，宜令兵部调诸将才望者遍核之，择一沉雄有气略者授之钺，俾开府专辟置，凡偏裨而下得自择其人而授之朝，或朝有推授，仍令其自择所意气相孚者……今天下当重武吏之权，而重武吏之权亦唯是去文吏之扰，但得无多设文官，则武吏不轻；既重武吏之权，则当宽文吏之罪……既得沉雄胆智之将，便当以辽事畀之，小胜小创皆弗问。”[41]然而要得到“沉雄胆智之将”，谈何容易！熊廷弼被逮后，廷推解经邦为辽东经略，解经邦推辞，遭削籍处分；廷臣再推王在晋，王在晋也苦苦推辞，又恐怕步解经邦后尘，不得已而赴任。到山海关后，就大谈消极退守论调：永平以西至通州一带可守。被人们议论为“意欲弃关以捐重任”。舆论压力之下，王在晋提出新建议：在山海关外八里铺建筑重关，理由是“外关破，内关尚可守”[42]。内阁在审议此事时，孙承宗自请前往视察，然后作出决定。

六月十五日孙承宗单车就道，兵部职方主事鹿继善、赞画中书舍人宋献随行。六月二十六日抵达山海关，检阅新城，离旧城八里，其他道口在八里之外。孙承宗非常不满地说：“守新城用卒四万，使其不守，则四万人尽委之虏乎？抑开内关入乎？”王在晋辩护道：“三道关可入也。”孙承宗问：“如此，则贼至人思逃如故也，又安用重关？”王在晋答：“当为三堡于山，以贮溃者。”孙承宗依然责问：“如此，又安用重关？”[43]在视察中，孙承宗接到监军袁崇焕的请求：给他五千军队出守宁远。袁崇焕说，宁远去关门二百里，去十三山不足二百里，假使驻宁远，便可以壮十三山之势。孙承宗觉得这个请求很有战略眼光，很想短服快鞋，策马去宁远、觉华一带视察军情。王在晋力持不可，孙承宗考虑到所谓“重关”之无用已显而易见，而宁远、觉华一带回环向背，扼当要冲，非亲自前往踏勘不可。王在晋以死力争：“出关一步皆西虏……脱元老出，必不虑，主兵者何以报明天子，唯有伏剑死耳。”孙承宗说：“是不然，东奴哨马闻在杏山，去宁远尚数十里也；其西虏以护关来，即戒心叵测，岂遂谁何！”由于王在晋再三涕泣哀告，孙承宗只得行至中前所（还未到宁远、觉华）就中途返回。

孙承宗在返京途中起草奏疏，报告视察后的见解，不同意守山海关的主张，他说：“不如以百万之金钱筑宁远之要害，更以守八里之四万人，当宁远之冲，觉华相犄角，而寇窥城则岛上之兵旁出三岔烧其浮桥，而绕其后以横击之，即无事亦且驱西虏于二百里外，以渐远于关城，更以收二百里疆土于宇下。”[44]七月二十八日孙承宗在拜谒定陵、庆陵后返京。八月初九日，熹宗御讲筵，孙承宗面陈边事，极言王在晋本末，熹宗大骇，要他详细报告。孙承宗遵旨上疏，畅谈他对于东北边防的总体看法：“大约臣之意，实着在及时立练精兵，而练兵在精简良将，其道在沉雄博大、端谨精详之大臣，立去逃官逃将，以洗天下之心，而新其耳目。仍以用毛文龙、用西虏为虚活之着。盖文龙之着实，而力未即能奏，故同为虚。其主意在守，而其守在力修战具；其战具在关，而其提掇全镇之精神在关以外。辽之土虽陷关外，而当有联络关内之襟期；辽之人虽奔关内，而当有安顿关外之筹策。议不在同，而要在尽天下之情，以竭其智谋；或有异，而要在研天下之几以集其成。”[45]

朝廷鉴于王在晋作为辽东经略不称职，任命对辽东充满使命感的孙承宗出任辽东经略，在辽东经略这个岗位上起用现任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这样高级别的大臣，是前所未有的，显示了朝廷对于辽东的重视。孙承宗上任后，大力整顿山海关内外的防御体系，修复九座大城、四十五座堡寨，练兵十一万，建立十二个车营、五个水营、二个火营、八个前锋后劲营，拓地四百里[46]。孙承宗出关至各处要塞城堡视察后，深切地认识到辽东的战略地位：“若失辽左，必不能守榆关；失觉华、宁远，必不能守辽左。”并且对各处战略要地一一作出评价：关于中前所——“兵共千五百有奇，士殊锐，居人可三千”；关于前屯——“其协将赵率教远望其田表畷，若鹅鸭之群，百千欲来，登其陴，城且岿然，力能使其人劳而不怨。兵民可六万，更勇于公战，夺胡骑四十二，折其酋首者三，使建虏逡巡不敢逾，固将才也”；关于中后所、中右所——“中后所城工不如前屯，而炮火器具俱精坚，且地饶多资，兵民不下万余。中右（所）地饶于中后（所），城筑可三面”；关于宁远——“宁远去关愈远，去虏愈近，且城大而遐，地广而荒，姑以祖大寿司版筑，汪翥司窑造，后先接河东之人万余，合兵民不下数万，登城四望，生气郁然。因思国家远计，则此城为必据必争之地”；关于觉华岛——“岛去岸十八里而近，地濒海而肥，可屯登岸之兵……而南望榆关在杂佩间，独金花之水与运艘在，土人附夹山之沟而居，盖水陆要津也”。孙承宗对形势的估计是乐观的，但认为必须谨慎对待。他的方针是：“总之以修筑，因辽山以策应，因辽海以守土，因辽人以养人，因辽土以斟酌远近，分布控扼。”为此，必须为持久战守奠定经济基础[47]。

令人惋惜的是，不久，他因受“阉党”爪牙无端攻击，被迫辞官回乡。一切的运筹帷幄，一切的踌躇满志，一切的文韬武略，统统落空了。辽东局势急转直下。努尔哈赤趁新任辽东经略高第撤退山海关外守军之机，亲率主力进犯宁远（今辽宁兴城）。镇守宁远的袁崇焕面临强大的压力，也使他得以崭露头角。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祖籍广东东莞县，落籍于广西藤县[48]；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天启六年出任辽东巡抚，镇守宁远。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他拒绝努尔哈赤的诱降，刺血为书，激励士卒。由于兵力悬殊，他巧妙地利用火器杀伤敌军。一是“万人敌”——把火药均匀筛于芦花褥子及被单上，卷成点火后抛向城下，爆炸燃烧，威力凶猛，愈扑愈炽，敌兵无不糜烂[49]。二是西洋“红夷大炮”（又名“红衣炮”）[50]——这种从外国引进的大炮威力无比，凡放大炮者必于数百步外掘一土堑，点燃导火线后，立即翻身下堑，才可避免火药爆炸的威力。形势危急时，袁崇焕命令唐通判亲自放炮，唐通判不晓其法，竟被震死。炮火过处后金骑兵死伤无数，并伤及在努尔哈赤黄龙幕帐中的一名裨王。努尔哈赤以为出师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回。辽东民谣曰：“苦了唐通判，好了袁崇焕！”[51]即指此事。此次宁远之战使袁崇焕崭露头角，也使屡战屡败的战局出现了转机。连清朝人编的《明史》也不得不承认这点：“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52]努尔哈赤自从二十五岁征战以来，自称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这次宁远城下败北，愤恨而归，不久就病死于沈阳。

事态的发展无疑给明朝扭转辽东战局提供了一个时机。袁崇焕一方面在锦州、中左（塔山堡）、大凌（今锦县）三城加强防务，另一方面秘密派出使者与皇太极（努尔哈赤之子）议和。其实双方都无意和谈，不过是缓兵之计而已。袁崇焕在给熹宗的奏疏中说：“锦州、中左、大凌三城修筑必不可已，业移商民广开屯种，倘城不完而敌至，势必撤还，是弃垂成功也。故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说缓之，则三城已还，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53]皇太极从朝鲜回师后不久，果然发兵进攻锦州，此时锦州城防已固若金汤，坚不可摧；皇太极转而进攻宁远，又遭败绩。这是继上次宁远之战后又一次大捷，正如袁崇焕在给朝廷的报捷奏疏中所说：“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战，合马交锋。今始一刀一枪拼命，不知有夷之凶狠剽悍。职复凭堞大呼，分路进追。诸军愤恨此贼，一战挫之。”[54]熹宗欣喜若狂，在嘉奖谕旨中说：“十年积弱，今日一旦挫其狂锋。”[55]

然而当时正是“阉党”专政时代，是非颠倒黑白混淆，这样一位扭转十年积弱，力挫敌人狂锋的功臣，竟然遭魏忠贤嫉恨，魏忠贤唆使党羽上疏诬劾其“暮气”，迫使他辞官而去。

思宗即位后，拨乱反正，廷臣纷纷请求召回袁崇焕，思宗也对袁崇焕寄予厚望，就在天启七年十一月起用他为右都御史视兵部添注左侍郎。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兵部署部事左侍郎吕纯如上疏，请求皇上重用袁崇焕。他的奏疏写得别具一格，对袁崇焕的评价也独具只眼：“臣持议必欲朝廷用袁崇焕者，只认定‘不怕死，不爱钱’与‘曾经打过’十个字耳。强敌压境，人方疾呼而望援兵，而崇焕乃置母妻于军中。纸上甲兵人人可自命也，而实实从矢石锋刃中练其胆气，而伎俩较实，此臣所以谓始终可用也。”[56]思宗接受这一建议，提升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右都御史出任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把辽东军事全权委托给他。应该说思宗是有眼光的，袁崇焕确是当时进士出身的官僚中屈指可数的帅才，正如吕纯如所说，他“不怕死，不爱钱”，“曾经打过”，不但有过人的勇气和胆略，置身家性命于不顾，而且在运兵布阵、计谋策略上也是行家里手。思宗即位伊始，渴望扭转辽东的忧患局面，袁崇焕是最恰当不过的人选。因此，他迫不及待地在七月十四日召见群臣的同时召见了新任督师袁崇焕，专门讨论平辽事宜。

这次召见是思宗专为听取袁督师的平辽方略而举行的。思宗一见袁崇焕，便直截了当地发问：建部（按：指建州女真，亦即后金）跳梁已有十年，封疆沦陷，辽民涂炭。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方略，可据实奏来！

袁崇焕奏道：所有方略已另写奏本，臣受皇上知遇之恩，召臣于万里之外，倘皇上能给臣便宜行事之权，五年而辽东外患可平，全辽可复。

思宗一听五年可以复辽，很高兴地说：五年复辽便是方略。朕不吝啬封侯之赏，望卿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子孙也可世享其福。

在一旁的内阁辅臣韩爌、刘鸿训、李标、钱龙锡等人听了“五年全辽可复”这样的豪言壮语，莫不欢欣鼓舞，纷纷称赞道：袁崇焕肝胆识力实在不凡，真是一位奇男子。然而也有人对袁崇焕的大话表示怀疑。趁皇上暂退便殿少憩之机，兵科给事中许誉卿当面向袁崇焕请教五年平辽的方案，不料袁崇焕没有滔滔不绝地陈述，而是不假思索地吐出四个字：“聊慰上意！”许誉卿听了大为惊讶，悄声提醒他：皇上英明之极，你岂可浪对！到时按期责功，怎么办？袁崇焕听了这一席话之后，方才感到在皇上面前有点失言——牛皮吹得太大了。待皇上休息完毕再次回到殿中，袁崇焕为了冲淡刚才夸下的海口，急忙对“五年复辽”之说加以解释，提出许多前提条件，力图表明这是一个理想化的方案。他强调指出，辽东边事是四十年积累下来的局面，原本不容易了结，但皇上励精图治，正是臣子枕戈待旦之秋，所以臣尽心竭力五年复辽。这五年之中须事事落实才行，第一是钱粮，第二是武器，户部工部一定要悉心措置，以应臣手。思宗听了，立即对署理户部的侍郎王家祯交代：着力措办，务必使前方不短缺钱粮。袁崇焕又向皇上请求武器装备，今后解运到辽东的弓甲等器械必须精利。思宗对署理工部的侍郎张维枢说：今后所解各项兵器要铸定监造官员及工匠姓名，以便查究。在钱粮装备得到保证后，袁崇焕又提出了人事问题。他对皇上说：五年之中，事变难以预料，吏、兵二部在用人事宜上必须让臣得心应手，当用之人选与臣用，不当用之人立即罢斥。思宗当即关照吏部尚书王永光、兵部尚书王在晋照办。袁崇焕继续提出条件，那就是言官的舆论监督问题：以臣之力制服辽东而有余，调和朝廷众口则不足，忌功妒能之人虽不至于掣臣之肘，亦足以乱臣之心。思宗听得专注，不由得站了起来，听罢袁崇焕的话，他略加思索后回答道：朕自有主持，卿不必以浮言介意。袁崇焕再没有什么条件可提了，便以退为进，说：臣如不能马到成功，收复故土，还有什么颜面见皇上。但臣学力疏浅，还望皇上指示教训。思宗并没有发布指示，只是说：卿的奏对井井有条，不必谦让。

思宗对袁崇焕的要求无不答应，所提条件一一予以满足，为的是希望他能实现五年平辽的诺言，然后督促他立即出关，以纾辽东人民的盼望。内阁辅臣刘鸿训在一旁提请皇上，赋予袁崇焕便宜行事之权，赐给尚方宝剑，而把王之臣、满桂的尚方宝剑收回，把事权统一于袁崇焕。思宗表示同意。在结束召对时，思宗招呼袁崇焕走近，和颜悦色对他说：愿卿早平外寇，以纾四方苍生之困。袁崇焕对皇上如此宠信感激涕零，把手举到额角表态道：皇上念及四海苍生，臣所学何事，所做何官，敢不仰体皇上心意，早日了结辽东战局。臣的作用仿赵充国则无异，勿烦皇上焦劳，请宽心。思宗最后叮嘱道：卿所奏更见忠爱，卿宜严明号令，抚恤士卒，与文武官员同心协力，何难灭寇[57]。

这场召对充分显示思宗刻意营求中兴之治，急于平定辽东忧患的焦虑，对袁崇焕几乎言听计从，全力支持。思宗即位后着重抓了两件大事：一是清算阉党，二是平定辽东。在他看来，只有办成这两件事中兴才有望，否则一切都成为空谈。现在第一件大事已经大体就绪，他迫切盼望第二件大事能马到成功，因此对袁崇焕寄予厚望。袁崇焕看透了皇上这种急切心态，投其所好，草率地以五年复辽的大话“聊慰上意”。这是袁崇焕犯下的不可挽回的错误，因为他在以“戏言”搪塞这位办事认真的皇帝。促使这位名将如此应对的心态是值得研究的。或许袁崇焕这名统帅在接连挫败努尔哈赤、皇太极之后，滋长了轻敌情绪；或许是，对他遭阉党弹劾后不得已为魏忠贤建生祠之事思宗不但不予追究反委以重任，而感激皇上知遇之恩，故意迎合皇上急于求治的迫切心情，贸然立下军令状；或许两者兼而有之。不管怎么说，以袁崇焕在辽东这么多年的戎马生涯，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真切了解，对这场战争旷日持久形势的判断，他无论如何不能违心地在皇上面前许诺五年即可复辽。一位学者指出，平台召对中袁崇焕五年复辽的豪言壮语，如同梦呓。事实上，明与后金力量对比，早在万历末年萨尔浒战役后，即已发生根本性转变，明朝控制后金的凶猛攻击已属不易，更遑论收复失地[58]。袁崇焕的错误就在于，军中无戏言，君前更无戏言。他斗胆在君前“戏言”，当时在场的许誉卿看破了这一点，立即追问他有何韬略可以稳操胜券时，袁崇焕无意中吐露了真心话：“聊慰上意。”所以当许誉卿警告他在英明的君主面前“浪对”，到时按期责查无功如何了得时，袁崇焕怃然若失，自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况且君前无戏言！于是才以各种条件来刁难各部大臣，力图留下回旋的余地。不料未等各部大臣开口，皇上便一一满足，使他再无路可遁。

一年后，一名监察御史比较冷静地回顾此事，作了如下评论：“袁崇焕对陛下之言曰：五年复辽。臣心壮之，且服之矣。然窃恐督师之语非其平日胸有成竹，目无全甲，真如寇莱公之决澶渊曰‘了此不过五日’、岳武穆之讨湖湘曰‘但须少留八日’者也。恐是迫于陛下一时之顾问，直得猝然以对耳。”[59]真是别开生面的解释，不过仍然脱不出“猝然以对”，并非胸有成竹的深思熟虑。袁崇焕日后的悲剧性下场，就由这场对话而铸成了。后人对袁崇焕有这样的评价：“袁崇焕短小精悍，形如小猱，而性格躁暴，攘臂谈天下大事，多大言不惭，而终日梦梦，堕幕士云雾中，而不知其着魅着魇也。五年灭寇，寇不能灭，而自灭之矣！”[60]袁崇焕的悲剧也许与这种性格不无关系吧！

两天后，袁崇焕以“钦差出镇行边督师”的身份向皇上呈递奏疏，再次想从皇上那里获得一点宽容的回旋的余地。他援引熊廷弼、孙承宗都在辽东经略任上受人诽谤，而不得竟其志，从而谈到他自己的顾虑。他说：“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以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和）为旁着’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皆臣与在边诸臣所能为，而无烦圣虑者。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俱于皇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二，信而不疑，皆非用人者与为人用者所得与。夫驭边臣与他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故当时论边臣成败之大局，不必过求于一行之微瑕。盖着着作实，为怨则多。凡有利于封疆者，俱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又从外而间之，是以为边臣者甚难。”[61]这一席话是在回答皇上两天前召见时所提出的问题：“所有平辽方略，可据实奏来。”这个平辽方略是袁崇焕的一贯主张，他概括为三句话：一句是“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一句是“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一句是“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这个战略方针显示了袁崇焕对辽东局势的透彻认识，固守、征战、和议三手同时并用，而以固守为主，辅之以征战、和议，不求一时一事的得失，而求长远的成功。很明显，他主张在辽东打一场持久战，这与他前天许下的五年复辽的诺言几乎是格格不入的。他自己也知道这一尴尬处境，所以在奏疏中再三强调边臣之难，容易引起朝廷及大臣的疑虑或怨恨，也容易遭到敌人的离间——这一切不幸而被他言中。他希望皇上驾驭边臣采取不同于一般大臣的方针，应从大局着眼，不必过求于一言一行之微瑕。字里行间流露出瞻前顾后的情绪。

对于袁崇焕奏疏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思宗是理解他的，接到奏疏后立即批示：“嘉其忠劳久著，战守机宜悉听便宜从事，浮言朕自有鉴别，切勿瞻顾。”[62]希望他充分运用便宜从事的大权部署战守机宜，切勿瞻前顾后，尽快完成平辽大业。任之愈专，爱之弥深，一旦失望则责之愈严。深知袁崇焕在君前“浪对”底细的兵科给事中许誉卿，在袁崇焕上疏两天后也上疏皇上，要求以法治边臣，显然是有所指的。他说：可以拔除向来积弊病根，鼓舞今日更新风气的，只有法律。他在援引杨镐、熊廷弼、王化贞丧师的先例之后，强调指出：近来用人过滥，封疆大吏久已不知法律。因此有必要请皇上重申法律，明示边臣：今后如敌军入境不能堵截，攻城不能入保，杀伤人口隐匿不报，在外的巡按御史可以据实揭发，在内的科臣可以参驳弹劾，按律逮治[63]。这些话是绝对不错的，只有以法治军，才能确保不再出现杨镐、熊廷弼、王化贞之类的事。如果继续发生敌军入境不能堵截等等失职事件，一定要按律逮问。思宗毫不犹豫地批示同意，这无异于给袁崇焕预示了一个不祥之兆。

袁崇焕面临着一大堆难题。他还未出山海关，辽东巡抚毕自肃传来了宁远兵变的消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是长期以来积累的矛盾的一次小小爆发。前不久，毕自肃就看出征兆，向皇帝报告：辽东之结局无期，而给养装备不足，哪里还谈得上“养分外之精神，致敌忾之果敢！”[64]基于这一原因，驻守宁远的四川、湖广士兵因欠饷四个月，向巡抚衙门请愿，毕自肃无奈向户部请饷，户部拒发，士兵因而哗乱，其余十三营士兵也起而响应，抓住毕自肃及总兵朱梅、推官苏涵淳等人，在谯楼上拷打。毕自肃血流满面，幸亏兵备道郭广新赶到，以身体掩护毕自肃，谋求和解，千方百计搜求得二万两银子，加上开小票向商民借得五万两银子，补发了部分欠饷，才算缓解了危机。经此一场严重事故，毕自肃自知治军无方，上疏引罪之后，逃往中左所（塔山堡）上吊自杀了[65]。袁崇焕获悉宁远兵变的消息，立即报告朝廷，兵部把欠饷导致兵变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反而指责辽东士兵素质低劣——“援辽之兵皆乌合之众，原无急公效死之心，一有警报，借口缺饷以掩奔溃之实”。显然是无稽之谈。思宗似乎并不同意兵部的看法，指示兵部：“宁远川兵索饷，何遽逞逆干犯？同城中岂皆人人与乱？有能缚叛开门官兵，重加升赏，同党能缚戎首，即宥前罪。尔部马上传与新旧督臣，速为戢定，毋使东走。”[66]

八月初七日，袁崇焕奉命单骑出山海关赶往宁远。还未进入督师行辕，径直前往兵营，宣谕皇上德意，哗变士兵陆续返回营伍。待事态稍定，他与兵备道郭广新密谋，召见为首的杨某张某，传达皇上关于“同党能缚戎首即宥前罪”的谕旨。几天后，抓获十几名兵变首领，枭首示众，一场风波才算平息[67]。

袁崇焕平息兵变后，立即着手办两件事：调兵遣将与补发欠饷。关于第一件事，他按自己的意图重新部署将领。他向皇上报告，全辽昔日只有总兵一员，自发难以后更设不定，崔呈秀掌管兵部时，为安插亲信，在山海关外添设总兵三四员，导致权力倾轧，互相掣肘。有鉴于此，他主张山海关内外各设一名总兵为妥。至于人选，现任关内总兵麻登云虽出身行伍却惯历战阵，但不如现任蓟镇总兵赵率教熟习辽事，两人可互相对调，加赵率教官一级，挂平辽将军印。关外总兵朱梅与祖大寿二人各辖宁远、锦州，可以合并而属于祖大寿，解除抱病的朱梅之职，由何可纲以都督佥事代替朱梅驻宁远。他向皇上表示，愿意与此三人同始终，若届期无效，他将亲手处死三人，然后自己请死于皇上[68]。思宗批准了他的部署，以圣旨的形式公布任命：赵率教挂平辽将军印，调任关内；麻登云以原官调任蓟镇；祖大寿加都督同知、挂征辽前锋将军印，镇辖诸路；何可纲以都督佥事仍署中军事[69]。为了统一指挥权，以免重蹈先前“经抚不和”的覆辙，袁崇焕请求皇上趁辽东巡抚毕自肃自杀之机，取消辽东巡抚的建制；以后又请求皇上在登莱巡抚孙国桢免职以后，取消登莱巡抚的建制。思宗一一照准[70]。至此，在袁崇焕的督师辖区——辽东、登莱（山东的登州府、莱州府）、蓟州，再无一人可与他的权力相抗衡。

第二件事是鉴于前不久继宁远兵变之后又发生的锦州兵变，必须补发欠饷，他向皇上请求速发山海关内外积欠军饷银七十四万两，以及太仆寺马价银、抚赏银四万两。以他在辽东多年的经验，以及最近接连发生的兵变，促使他要坚持这一点。因为欠饷导致兵变，兵变导致士气低落，长此以往哪里还谈得上“五年复辽”！但是中央政府各主管部门关于欠饷及其对策，看法不一，使事情变得非常棘手。兵部尚书在回答皇上的垂询时，以为兵饷之诎关键在于士兵太多而岁饷太浮[71]。言官们则认为，今年以来兵籍空悬，蠹饷已达极点，有鉴于此，对策只有一个：“兵清自然饷足”。所谓“兵清”即清汰虚冒的兵籍，核实贪并隐冒的军饷[72]。这些议论或多或少触及了当时军队中普遍存在的弊端，但毕竟是纸面上的空谈，实际操作起来并不容易，尤其是对于辽东前线的军队也借口贪并隐冒而故意拖欠军饷，是十分危险的。思宗对此有所认识，从实际出发，批准了袁崇焕的补发欠饷请求，以振作士气。

十月初二日，思宗为此专门在文华殿召见廷臣，商议补发欠饷事宜。他指着袁崇焕的奏疏对在场的大臣们说：袁崇焕前疏说安抚了锦州，兵变可以制止；今疏又说军队意欲鼓噪，请求批发内帑（内宫积蓄），为何自相矛盾？卿等奏来！大臣们纷纷启奏，同意袁崇焕的请求。思宗诘问户部尚书毕自严是否可以筹措一笔银两，毕自严刚刚履任，对情况不甚了了，敷衍道：户部缺乏，容当陆续措给[73]。

这个毕自严并非平庸之辈。毕自严，字景曾，山东淄川人，万历二十年进士，天启五年以右都御史掌南京都察院，天启六年出任户部尚书。魏忠贤为搜刮天下帑藏，派内守备监太监到毕自严私寓，欲将南京太仆寺牧马草场变卖，毕自严以“职掌弗关”，坚决拒绝。以后又多次拒绝魏忠贤亲信向户部索取年例钱粮，以致引疾请老辞官。崇祯元年思宗鉴于“阉党”擅权造成财政拮据，亟需理财大臣整顿，便起用里居的毕自严再度出任户部尚书。毕自严深知责任重大，上疏推辞：“兵氛未靖于东西，民力已穷于输挽，欲蠲征而九边之呼庚足虑，欲措饷而百姓之剜肉堪嗟。此其为任非大又才望卓有经济之臣，未易胜任而愉快者。”总之他对于当时的财政困境并不乐观，不想做“无米之炊”。思宗求才心切，毫无商量余地的下旨：“卿敬慎端亮，舆望久孚，司农重任，特兹简畀，宜速来赴任，不准辞。”[74]毕自严接旨后随即于七月中旬冒暑北上，以身体衰弱为借口，继续向皇上推辞，思宗还是不准[75]。不料刚一上任，毕自严就遇上了棘手的辽东军饷难题。何况因兵变而自杀的辽东巡抚毕自肃是他的胞弟，更令他左右为难。为此他特地上疏引咎自劾，说“宁远兵变，臣弟殒生，有负国恩，无事溺职，谨束躬待罪，恭请罢斥，以申国法”云云，站在他的立场上既要为胞弟辩护，又要为户部卸责：“各边旧饷亦有迟至十余月者，然其兵则土著也，其所靠不专在户部年例，仍有民粮屯粮在也，即所欠亦系历年压支相延日久，非真数月无饷也。若辽则异是矣，以乌合蚁聚之人，当米珠薪桂之地，枕戈以待大敌，从来如奉骄子，四月无饷，人可以堪？”[76]思宗对此表示理解，下旨要他即出料理。于是才有了上述召见中的一场对话。

但是，思宗对户部似乎不太满意，议论道：袁崇焕奏疏中说，初三日将发生兵变，今已初二，此时即使发去已迟，无济于事。其实他不太赞成用发内帑的办法消弭兵变，便进一步分析道：将与兵如能像家人父子，兵自不敢叛，也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会有鼓噪之事？内帑外库俱系万民脂膏，原用来保封疆、安社稷，如发去实在有用，朕决不吝啬！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善于察言观色，马上附和皇上的意思说：前此宁远兵变不处治，流水般地发饷，今又鼓噪，请发内帑，各边效尤，将成无底洞。思宗对周延儒颇为器重，见他如此说，便询问：卿以为如何？其实周延儒并非胸有成竹，只不过泛泛而谈，没有什么高见：臣不敢阻止皇上发内帑，如果处于安危呼吸之间，急于治标，当然要发。然而不是长策，还望皇上从长计议，画一经久之策。思宗一听，正中下怀，说：此说良是，若是专一请帑，各边攀比，这内帑岂不涸之源，何以应之？尔等不肯大破情面，极力担挡，动称边饷缺乏。朕每次下旨严催各地钱粮，通不解来。如此拖欠，粮饷何时得足？看得出来，他对大臣们不下工夫征解钱粮，一味请发内帑十分反感，因为内帑毕竟是他的内府积蓄，岂可轻易调拨！他希望户部等衙门在外库方面多动脑筋，却毫无成效。说到这里，他有点激动了，借题发挥道：“你们每每上疏请求举行召对，文华商榷，犹然事事如故，召对都成旧套，商榷俱属虚文，何曾做得一件实事来！”他愈说愈气愤，忧形于色：“朕自即位以来，孜孜求治，以为卿等当有嘉谋奇策，召对商榷时，朕未及周知者，悉以入告，俱推委不知，朕又何从知之！”[77]这一番训斥吓得阁部大臣及文武百官个个战惧不敢仰视。不过他还是按照阁臣的提议，准发袁崇焕饷银三十万两，把袁的请求之数打了个四折[78]。

但是辽饷的难题并没有因此而解决。身负财政重任的户部尚书毕自严向皇上多次陈述这一难题的严重性。其一，这是十年积累下来的问题，“延至今日，索饷愈急，措饷愈艰，致使饥兵跳梁，抚镇戮辱。几年来新复之辽疆将有机摇震动之势，亦岌岌乎殆哉”；其二，户部的收入不敷支出，每年收入仅银3964200两，支出达银5252500两，入不敷出；其三，辽饷几经瓜分，所剩无几，其中黔饷百万，岛饷七八十万，一向额设于辽饷之中，因此辽饷之不敷已是不争的事实[79]。为此他建议核逋赋、督屯田、严考成、汰冗卒、停蓟密昌永四镇新增盐菜银，皇上一一采纳[80]，然而毕竟远水救不了近火。

三、同室操戈：毛文龙之死

毛文龙，浙江杭州人，万历四年（1576年）出生于杭州府钱塘县的松盛里，自幼家境贫困，随母寄养于舅舅沈光祚家。年轻时穷困潦倒，学麻衣相术，摆测字摊替人看相谋生。据说，他还学习孙吴兵法，好谈兵事。三十岁那年，只身北上，经北京走山海关、宁远一带。舅舅沈光祚当时任山东布政使，向辽东巡抚王化贞推荐毛文龙，称赞他是“奇才”，“慷慨多大略，且究心时事久矣，试与之一旅，必能为国效力成功名”。王化贞授予毛文龙都司职位，天启元年五月毛文龙率军丁将近二百人，涉海三千里，直入虎穴，擒叛将佟养真父子于镇江，一举收复辽东数百里江山[81]。辽阳失陷，他从海道遁回，乘虚攻下鸭绿江边的镇江堡。镇江堡即九连城，近鸭绿江入海口，位于定辽右卫（凤凰城）东南，与朝鲜义州隔江相望。王化贞授予他副总兵，命他驻守镇江堡。镇江堡失守后，他率部撤往鸭绿江口近海的皮岛，随后晋升为总兵。皮岛也称东江，又名椴岛，属朝鲜平壤府三和县，此岛东西长十五里，南北宽十里，与鸭绿江口的獐子岛、鹿岛构成三足鼎立之势。其地理位置介于辽东、朝鲜、山东登莱之间，号称孔道，颇具战略价值。毛文龙登岛后，披荆斩棘，筹备器用，召集流民，通行商贾，南货绸布，北货参貂，挂号抽税，不过几年就称为雄镇[82]。

天启三年（1623年），毛文龙与部下商议：辽东要地唯金州（即金州卫，今金县），南通旅顺口，北至三牛坝，西通广宁，东可图复。若得此城，陆路可扼建州骑兵，水路可往登州运粮停泊。便率部将张盘等攻下金州，自己仍退回皮岛。由于此战告捷，朝廷提升毛文龙为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认可他设镇皮岛[83]。在多年征战中，毛文龙战功显赫，他自称：“数年间，屠杀万余奴，献俘数十次。”朝廷也赞誉他“浑身是胆，满腹皆兵”，“好大将材也”[84]。在短短几年中，他由都司迅速升为总兵、左都督、平辽将军，原因就在于此。当时朝廷上下都以为毛文龙在海外有牵制后金军队的功劳，兵部的估价是：毛文龙灭奴（指后金）不足，牵奴则有余[85]。工科给事中杨所修的言论颇具代表性：“东方自逆奴狂逞以来，唯一毛文龙孤撑海上，日从奴酋肘腋间撩动而牵制之”；“奴未出老寨则不时攻掠，以阻其来；奴离窥关则乘机捣袭，以断其后”[86]。因此熹宗在给毛文龙的谕旨中多次称赞他：多方牵制，使奴狼狈而不敢西顾，“唯尔是赖”[87]。熹宗在派遣内官监太监王敏政、御马监太监胡良辅前往朝鲜册封国王时，特地命他们转道前往皮岛，赏赐毛文龙银两蟒衣，以示嘉奖。

毛文龙以明朝封疆大吏的身份，在皇太极继位后与之多次联系和谈，以维持边疆安定。在天启七年（即清朝天聪元年）给皇太极的信中说：“缅唯令先君（指努尔哈赤）犯辽之举，皆由我国当元文武二臣不本我先帝之命擅自妄为，以致令先君一怒而做出不和之事……但今两国相持终无结局之期，何不一和相约，共图息肩之策？前有袁抚台议和之事，由于众官议论纷纭，故此处分未妥。若以本镇便宜海外，议疏甫奏圣旨即允，实与别议不同者，定不蹈耽延两国大事之地也。”此后又去信指责对方言而无信：“岂知你奸计百出，一面与我讲和，一面又来偷抢我人民，似此颠倒反复，良心何在？天理何在？”[88]

思宗即位后继续对毛文龙优容的方针。但是朝廷中一部分大臣鉴于他的跋扈态度，经常对他加以掣肘，引起毛文龙的不满，他上疏皇上说：“臣势处孤立，动遭掣肘，功未见其尺寸，怨已深于寻丈，而皇上知之否？”思宗深表同情地答复他：“毛文龙本以义勇简任东江，数年苦心，朕所洞鉴，人言何足置辩！”[89]户部以为毛文龙虚冒军饷，于崇祯元年六月派户部员外郎黄中色专理东江饷务，前往皮岛核实，建议朝廷以东江兵员三万六千之数发饷。毛文龙大为不满，认为派来查核军饷的黄中色以一岛兵丁之数代替各岛兵丁之数，太过于昧良心。思宗也不同意户部的这种做法，他在给毛文龙的信中说：“辽民避难，屯聚海岛，荷锄是民，受甲即兵，难与内地佥募额饷相同。文龙宜乘机奋勇，着有显效，谁得以糜饷为借口！”[90]显然思宗不赞成以靡费军饷为借口对毛文龙进行钳制，而主张对远在海外孤军奋战的毛文龙采取特殊政策，不妨在军饷上稍微宽松一点，以激励其奋勇报国之心。其实虚冒军饷是当时各边各镇的普遍现象，并非毛文龙所独有。何况毛文龙为了应付皮岛等岛屿以及金州等陆地驻军的开支，除了朝廷固定的额饷外，还在海上经商，与朝鲜、暹罗、日本交易货物，每月收入白银十万两，尽充军饷[91]。因此思宗所说“谁得以糜饷为借口”是言之有理的。

问题就在于督师袁崇焕对毛文龙也有成见，终于导致辽东前线的两员大帅矛盾激化。袁崇焕履任后，他的头衔是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以钦差大臣出镇行边督师，毛文龙毫无疑问在他的节制之下。他久闻毛文龙在海外多年，势如割据，不受节制，因此他在离京前就确定了对毛文龙的基本态度：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除之。作为钦差督师的下马威，他首先试图从经济来源上卡住毛文龙，迫使他就范。在这种背景下，他宣布申严海禁：不许登州一船出海，凡运往东江（皮岛）的物资装备，一概由关门起运至宁远近海觉华岛（今菊花岛），经督师衙门查验后，再由旅顺口转运至东江；而先前由天津所运的粮料，也改由觉华岛起运，全由督师衙门挂号，方许出海。这一举措不仅控制了毛文龙的粮饷装备的供给渠道，而且切断了其海上贸易的命脉，无异于给毛文龙致命一击。毛文龙只得向皇上申诉：自从受到几十份奏疏诽谤以来，早已心如死灰，只因圣恩未报，才力疾以做未完之事，这是臣的愚忠，并非栖栖恋位。谁知袁督师封锁登州沿岸，不许一船出海，以致客船畏法不敢前来，故而部下士兵慌忙说“是拦喉切我一刀，必定立死”[92]。

“拦喉切我一刀”，此话虽不免有点夸大其词，但多少还是道出了袁崇焕对毛文龙的基本态度。毛文龙上疏后，见皇上没有表态，于是再上一疏，倾吐他孤撑海外的苦衷：臣受命九年，自身甘苦与敌方情势的本末已报告多次。责臣虚冒军饷，是朝廷终于未明，而臣心又终于不白。是臣以虚报多数冒领军饷？以兵数定饷而贪图金钱？都不是，只不过力图恢复辽土，倘得饷具充足，便可乘机扫荡巢穴。又说：臣一介末弁，孤处天涯，曲直生死唯命是从，岂敢哓哓取憎？实在是文臣误臣而非臣误国。毛文龙似乎已经预感到将要发生的祸变，所以对皇上慨乎言之：“诸臣独计除臣，不计除奴，将江山而快私忿，操戈矛于同室。”[93]所谓“将江山而快私忿，操戈矛于同室”，并非耸人听闻之词，因为毛文龙讲此话时已离死期不远。思宗毕竟遥隔千里，对袁、毛两人矛盾的激化程度没有深切的了解，故而对毛文龙的奏疏只是轻描淡写地答复：“岛兵裁定，照额发饷，近已有旨。督师欲面咨筹略，军中一切事宜当从长商榷。”[94]他无论如何没有料到，时隔不久毛文龙即身首异处，再也无法“从长商榷”了。据后来袁崇焕向皇上报告：“自去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龙有死无生矣。”[95]可见他决心除掉毛文龙已成定局。

袁崇焕曾在皇上面前夸下五年平辽的海口，又手持尚方宝剑，统揽辽东军事大权，不能容忍再出现先前那种“经抚不和”的互相掣肘现象，因此他要皇上撤销辽东巡抚与登莱巡抚两个建制，对于一向不听节制的毛文龙当然不能坐视。然而毛文龙已经尾大不掉，不仅有一支独立的毛家军（将领都改姓毛），而且深受皇上信赖，除了先斩后奏的非常手段，别无他法。进士出身的袁崇焕毕竟比行伍出身的毛文龙工于心计精通权术，而且督师的官衔与权力也使他处于主动地位。于是袁崇焕精心策划了一个圈套，让毛文龙来钻。为了麻痹毛文龙，袁崇焕请求皇上催促东江司饷户部郎中先凑发十万两军饷，以缓解毛文龙的怨气。待毛文龙戒心消除后，他又借口面授方略，商议东西夹击的军事计划为名，邀请毛文龙离开皮岛赶往三岔、旅顺间。他的这一报告得到了思宗的批准[96]。接下来袁崇焕便要设计杀毛文龙了。

袁督师要杀毛帅，此事计议已久。据他日后说，崇祯元年进京时，与朝中大臣谈及毛文龙，他明确表示要“徐图之”——慢慢收拾他。内阁辅臣钱龙锡为此事再三斟酌，亲自到袁崇焕寓所商议。钱龙锡问及辽东事宜，袁崇焕回答：“当先从东江坐起。”钱龙锡不解地问：“舍实地而问海道，何也？且毛帅未必可得力。”袁崇焕解释道：“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97]他还对钱龙锡说：“入其军，斩其帅，如古人作手，臣饶为也。”[98]把他还未出关就要置毛文龙于死地的决心流露无遗。毛文龙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

袁崇焕出关后一直忙于平息宁远、锦州的兵变，收拾关宁兵马，暂时无暇顾及此事。待到关宁兵马收拾停当，便倾全力对付毛文龙。先是派文官以饷司名义前往皮岛监视，之所以不派武官而派饷司，是为了让毛文龙的部下有所利而无所疑，同时又可为“毛帅冒饷”造成舆论。接着就是申严海禁，切断海上通道，一切粮饷物资均须经由宁远督师衙门批发，造成毛文龙的经济困境。到了这年十二月，袁崇焕所谓“徐图之”的计划已大体安排停当，毛文龙“有死无生”已成定局。毛文龙还蒙在鼓里，当他派人向袁督师索饷时，袁还佯装不知其详，故意在大庭广众之间说：“文官不肯体恤武官，稍有不合，便思相中，成何事体？既乏饷，何不详来？”于是把天津运来的粮饷拨十船发给来人，并且写了一封信慰问毛文龙，还随船送去犒赏银两、猪羊酒面之类。袁崇焕日后声称：“凡此，皆愚之也。文龙果堕彀中。”[99]也就是说，他是双管齐下：一手钳制，一手迷惑。毛文龙到底是一介武夫，至死都没有识破督师大人算计他的谋略。他还特地赶到宁远去参见袁督师，表示对顶头上司的礼节。袁崇焕为何不在宁远自己的地盘将毛擒杀？那是考虑到毛的部下不能亲眼目睹，恐怕激成事变而负隅顽抗，残局反而不好收拾。

因此，袁崇焕决定深入海岛，到穴中擒虎。在宁远会晤时他就与毛文龙相约：在双岛再次会面，兼带检阅东江官兵。崇祯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袁崇焕从宁远出发，经中岛、松木岛、小黑山、大黑山、猪岛、蛇岛、虾蟆岛，二十九日抵达双岛（距旅顺陆路十八里水路四十里）。毛文龙于三十日夜从皮岛赶来，次日前往督师船上拜谒，并呈上币帛酒肴等礼品，聊表欢迎之意。过后不久，袁崇焕来到毛文龙的营帐回拜，寒暄过后，袁崇焕试探道：“辽东海外止我两人之事，必同心共济方可成功，历险至此，欲商进取大计。有一良方，不知患者肯服此药否？”毛文龙随口应道：“某海外八年，屡立微功，因被谗言，粮饷缺乏，少器械马匹，不能遂心。若钱粮充足，相助成功，亦非难事。”袁崇焕起身告辞，对送行的毛文龙说：“舟中不便张筵，借帐房于岛岸饮。”毛文龙礼貌而恭敬地答应了。

六月初三日，袁崇焕登上双岛[100]，毛文龙率东江官兵列队欢迎。进入帐篷后，毛文龙的卫士带刀环侍于袁督师身边，显见得毛文龙有点紧张。袁崇焕却雍容大度，使毛文龙感到不好意思，便斥退了卫士，两人密语至三更。次日，毛文龙设宴为督师大人接风，又密语至晚上。此中密语，据后来袁崇焕奏报，大致如下：袁：“久劳边塞，杭州西湖尽有乐地。”毛：“久有此心，但唯我知灭奴孔核，灭了东夷，朝鲜文弱，可袭而有也。”袁：“朝廷不勤远略，当有代劳者。”毛：“此处谁代得？”

看似闲聊的对话中，已隐约可闻些许火药味了，袁督师要毛帅告老还乡，毛帅则反唇相讥，大有此地舍我其谁的意思。袁崇焕调换话题，借口要赏赐毛部官兵每人银一两、米一石、布一匹，向毛索要官兵花名册，毛不愿亮出家底，漫应道：“本镇所带亲丁，现在双岛者三千五百余人耳，明日领犒。”交谈中，袁崇焕还通过毛文龙的随从，转达改编部队、听从节制、设置道厅行政机构等事宜。毛文龙同意编营伍、受节制两项，而不同意设道厅。

六月五日，袁崇焕在双岛召集随毛文龙前来的三千五百名官兵，加以犒赏。毛文龙进入袁崇焕营帐面谢，袁问：“镇下各官何不俱来见？”毛当即召来部下将官进入营帐，袁逐个询问姓名，不料都说姓毛，什么毛可公、毛可侯、毛可将、毛可相。毛文龙在一旁解释：“俱是敝户小孙。”袁崇焕说：“你们那里都姓毛，是出于不得已。这样好汉俱人人可用，我宁前（宁远前线）的官有许多俸，兵有许多粮，尚然不能饱，你们海外劳苦，每月只得米一斛，甚至家有数口俱分食这米。乏亿至此，情实酸痛，你们受我本部院一拜。为国家出力，自后不愁无饷。”这一席话既有同情又有煽惑，不加掩饰地流露出要收拾毛文龙、整编其军队的用心。督师大人恩威并施的话语使毛部将官感动得连连叩头谢恩。袁崇焕乘机单刀直入，责问毛文龙：“本部院节制四镇，清严海禁，实恐天津登莱受腹心之患。今请设东江饷部，钱粮由宁远达东江亦便。昨与贵镇相商，必欲解银自往登莱籴买。又设移镇、定营制、分旅顺东西节制，并设道厅稽查兵马钱粮实数，俱不见允。终不然只管混帐过去，废坏朝廷许多钱粮，要东江何用？本部院披肝沥胆与你谈了三日，只道你回头是迟也不迟。哪晓得你狼子野心，总是一片欺诳，到底目中无本部院犹可，方今圣天子英武天纵，国法岂容得你！”不待毛文龙分说，袁崇焕当众宣布毛文龙十二条当斩之罪：（1）九年以来，兵马钱粮不受经略、巡抚管辖；（2）全无战功，却报首功；（3）刚愎撒泼，无人臣礼；（4）侵盗边海钱粮；（5）自开马市，私通外夷；（6）亵朝廷名器，树自己爪牙；（7）劫赃无算，躬为盗贼；（8）好色诲淫；（9）拘锢难民，草菅人命；（10）交结近侍；（11）掩败为功；（12）开镇八年，不能复辽东寸土[101]。

且不论袁崇焕所说是否证据确凿，即使全部都是事实，这十二条中也只有二三条够得上称为罪状，其余各条大多为官场与军队的通病，并非毛文龙所独有，如果以此定罪处死，那么应当处死的官员将数不胜数，何必定要杀毛文龙不可！这是令毛文龙及其部下无法心服口服的，然而这时已经没有辩白与洗刷的余地了，因为袁崇焕有尚方宝剑在手，可以先斩后奏。袁崇焕说完十二条当斩之罪后，立即向西（面向京城）请命：“缚文龙，去冠裳！”毛文龙被这突然袭击弄得莫名其妙，毫无思想准备，一向桀骜不驯的他岂肯在自己的地盘就范，倔强地不愿束手就擒。袁崇焕申斥道：“你道本部院是个书生，本部院是朝廷一个首将。”“尔欺君罔上，冒兵克饷，屠戮辽民，残破高丽，扰登莱，害客商掠民，变人姓名，淫人子女，尔罪岂不应死？”见毛文龙不服帖，他大声说：“今日杀了毛文龙，本部院若不能恢复全辽以还朝廷，愿试尚方（剑）以偿尔命。”又向毛文龙的部下说：“毛文龙如此罪恶，尔等以为应杀不应杀？若我屈杀文龙，尔等就来杀我！”说罢作了一个延颈就戮的姿势。其实他早已命随行参将谢尚政等布置停当，毛文龙的部将已无反抗的可能[102]。众将官相视失色，无可奈何地叩头哀告。袁崇焕声色俱厉地说：“文龙一匹夫耳，以海外之故，官至都督，满门封荫，尽足酬劳保得，藉朝廷之宠灵，欺诳朝廷，无法无天！夫五年平奴，所凭者祖宗之法耳，法行自贵近始，今日不斩文龙，何以惩后？皇上赐尚方（剑）正为此也。”毛文龙听了此话，以为处死他乃是皇上的旨意，神色顿时颓丧，一时语塞，连连讨饶：“文龙自知死罪，只求恩赦。”袁崇焕毫不松口：“你不知国法久了，若不杀你，东江一块土非皇上所有也！”他朝西叩头请旨：“臣今诛文龙以肃军政，镇将中再有如文龙者，亦以是法诛之。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说罢，取下尚方宝剑交给旗牌官，立即将毛文龙斩于帐前。

接着，袁崇焕宣布：毛文龙部下照旧供职，各复原姓；改编东江军队，分为四协，分别由毛文龙之子毛承禄、旗鼓中军徐敷奏、游击刘兴祚、副将陈继盛统辖，东江一切事权由陈继盛代管。次日，袁崇焕为毛文龙举行祭礼，他在灵柩前拜祭道：“昨日斩尔，乃朝廷大法；今日祭尔，乃我辈私情。”六月初九日，袁崇焕离开双岛登舟启程，经旅顺返回宁远[103]。

袁崇焕先斩后奏，杀了毛文龙后再把此事报告皇上。他在这篇洋洋数千言的奏疏的末尾写道：“……但文龙大帅，非臣所得擅诛。便宜擅杀，臣不觉身蹈之。然苟利封疆，臣死不避，实万不得已也。谨据实奏闻，席藁待诛，唯皇上斧钺之，天下是非之。臣临奏不胜战惧惶悚之至。”[104]这是他当时心态的真实流露，尽管皇上赐予尚方宝剑，可以便宜行事，但毛文龙也有先帝所赐尚方宝剑在手，与一般总兵地位迥异。大敌当前，未经请示竟然擅杀一名大帅，此事非同小可，无怪乎他要“席藁待诛”了。思宗接到这一消息大为震惊。《明史》卷259《袁崇焕传》说：“帝骤闻，意殊骇，念既死，且方倚重崇焕，乃优旨褒答。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他不得不改变先前对毛文龙的优容态度，支持袁崇焕，于六月十八日批复袁崇焕：“毛文龙悬居海上，糜饷冒功，朝命频违，节制不受，近复提兵进登莱索饷要挟，跋扈叵测，通夷有迹，犄角无资。卿能掣肘兼得，周虑猝图，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一切处置遵照敕谕，听便宜行事。”[105]几天后思宗又向兵部发去一道谕旨，重申他对袁崇焕杀毛文龙的看法：“朕以东事付督师袁崇焕，固圉恢疆，控御犄角，一切阃外军机听以便宜从事。岛帅毛文龙悬师海上，开镇有年，动以牵制为名，按验全无事实，剿降献捷欺诳朝廷，器甲刍粮蠹耗军国……近乃部署夷汉多兵，泛舟进登（州）声言索饷，雄行跋扈，显著逆形。崇焕目击危机，躬亲正法，据奏责数十二罪状，死当厥辜。大将重辟先闻，自是行军纪律，此则决策弭变机事猝图，原不中制，具疏待罪，已奉明纶，仍着安心任事。”[106]

这一事件的处置着实耐人寻味。对于思宗而言，有无可奈何的苦衷，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已把辽事全盘托付给了袁崇焕，由他全权处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先斩后奏处死毛文龙自然难以问罪。但是内心深处思宗一向器重毛文龙，反对袁崇焕处死毛文龙，如果以此追究袁崇焕专擅，势必影响“五年平辽”的大计。他只要求袁崇焕能实现其立下的五年平辽的军令状，在此前提下，一切都可以听任他便宜行事。否则，新账老账一起算。对于袁崇焕而言，杀毛文龙是逞一时之快，犯了一个大错误，于己于国都没有好处。对己而言，正如他在杀毛文龙之前发誓时所说的那样：“我若不能恢复辽东，愿齿尚方（剑）以谢尔。”在给皇上的奏疏中也说：“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这就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如果不能实现五年平辽的诺言，那么日后的下场也许比毛文龙更惨。谈迁说得好：“（袁氏）杀岛帅（毛文龙）适所以自杀也。”[107]对国而言，临敌斩帅乃兵家之大忌，同室操戈，使皇太极消除后顾之忧，坐收渔翁之利。这一切不幸而被毛文龙言中：“将江山而快私忿，操戈矛于同室。”令人惊讶的是，袁崇焕在杀了毛文龙之后也流露出这样的心情，在归途中赋诗一首，不加掩饰地抒发了“同室操戈”的遗憾，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边衅久开终是定，室戈方操几时休。”[108]

诚然，毛文龙飞扬跋扈，不听节制，虚冒军饷，都是有案可查的，犹如割据一方的军阀。但是他毕竟是明朝的大帅，在东江有着不可替代的牵制作用。夏允彝的评论或许比较客观公正：“文龙当辽事破坏之后，从岛中收召辽人，牵制金、复、海、盖（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四卫），时时袭东，有所斩获，颇有功。但渐骄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饷又过多，朝论多疑而厌之者，以其握重兵，又居海岛中，莫能难也。”[109]袁崇焕之杀毛文龙反映了朝论的这种倾向。但是，从全局看来毛文龙不当杀，他作为平辽将军的存在毫无疑问对后金是很大的威慑力量，有着不可忽视的牵制对方军事力量的战略意义，即所谓“奴离窥关，则乘机捣袭，以断其后”[110]。这是后金当局进关骚扰的最大后顾之忧。袁崇焕杀毛文龙后迅速作出反应的兵科都给事中张鹏云，在附和皇上谕旨的同时，一方面指出：“本科读督师袁崇焕斩毛文龙之疏，不胜快之、壮之，真不啻玩弄骄帅于股掌之上者。”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文龙所居皮岛去奴八百余里，以之自固远有余，以之牵奴原不及，闻旅顺一带逼近金、复、海、盖等处，实为要地，又距宁远且近，呼吸可以相通，倘宿兵于此，无事以壮声灵，有事可探虎穴。”[111]已经无可奈何地流露了毛文龙及其辖地在牵制后金军队方面的战略作用。稍后，兵科给事中宋鸣梧也指出了这点：“按兵法有犄角以牵制者，有多方以误之者，奴之播恶每藉全师，非分疲其势则攻捣徒劳。臣闻旅顺口沙滩之外，四面高山，西北有二城……形如葫芦口，宜置戍以衡。奴之胁我，议其后，奴必东应，则我击其首；我议其前奴必两应，则我蹑其尾，首尾狼狈，奴劳而我逸，攻坚乘暇，势自在旋。而戍长生岛，以图复盖二州，复镇江以窥辽沈，尤为全策。”[112]即使袁崇焕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点，他在给思宗的奏疏中说：“东江一镇，乃牵制之必资也。”[113]所以后金把毛文龙视为眼中钉，派兵征讨难以奏效，又试图招降也没有收到什么效果。皇太极无法做到的事，袁崇焕帮他做到了，这岂不令亲者痛仇者快吗？以后的历史证明了这点。毛文龙被杀的直接后果便是几个月之后发生的“己巳之变”。这一事件从反面证明了毛文龙的牵制作用一旦解除，后金便可以肆无忌惮地长驱南下，骚扰京畿重地达数月之久，足以发人深省。

然而袁崇焕斩毛帅之事，由于思宗明确表态支持，朝中无人敢持异议。待到“己巳之变”，敌人兵临城下，袁崇焕被逮下狱后，人们似乎看清“斩帅”的直接后果，纷纷发表评论。候补北科阮震亨在传闻东江毛文龙部将有背叛迹象时，不胜惊忧地指出：弹丸海岛一旦落入敌人之手，足以成为明朝的大患，扬帆上下，可以无所不攻[114]。兵科给事中陶崇道也以岛兵告变指责袁崇焕“借以行其私”，“毛文龙无罪就戮”，为今之计，应当尽快把在京师的毛文龙之子毛承禄派去安抚[115]。但这一切议论为时已晚，毛文龙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等人在登州公然发动武装叛乱，几乎所向披靡，酿成山东大乱。它以一种令人遗憾的方式向人们表明，毛文龙的军队并非袁崇焕所说的那样只会冒饷不会打仗。不久，孔、耿率部投降皇太极，日后成了南下攻伐的一支相当有杀伤力的部队。当然，孔、耿的叛变责由自负，但袁崇焕“斩帅”起到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作用，则是不可否认的。

明清史前辈学者李光涛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撰写的长篇论文《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探幽索微，清理了毛文龙的史迹，为后人研究这段扑朔迷离的史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16]。但是他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把毛文龙在东江的作用全盘否定，把毛文龙说得一无是处，断言道：毛文龙死有余辜。这种过于偏激的结论，与他的论文的实证风格大相径庭，令人费解，大有商榷余地。无独有偶，近年来阎崇年先生则从推崇袁崇焕为“民族英雄”的立场出发，为其“斩帅”百般辩解，极力证明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无错处”[117]。用心颇为良苦，可惜过于偏激，终难令人信服。笔者以为，现代历史学家应该不带任何偏见地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把毛文龙之死的真相告诉读者，以澄清这桩历史公案。毛文龙被杀后，毛氏后代以沉痛的心情写道：“将军虽牵制，仍厚图进取，以邀干城。而关宁诸大臣见大清兵不即前，忌牵制之劳，疑大清师本易与，无他长，纷纷讲东事，反谓毛帅跋扈不受节制，将有患。又年饥，国帑不给，岛兵多糜帑，于是分关宁、东江为两局。而欲诎东江者，动之糜帑，裁其兵。久之，即谓其帅亦可裁耳，于是恶之者不至去毛帅不止。而不知八年之关宁亦即八年之东江，以得有是也。”[118]对辽东事务颇有研究的王在晋说得更为清楚：“袁崇焕中奴之诱，先杀毛文龙，除奴肘腋之患。己巳（之变）虏遂以蓟镇深入，薄都城，舍山海，而以蓟、宣为屡犯之孔道。向使袁崇焕不使吊通奴，西夷必不叛，夷不叛则西路不可行；不杀岛帅则奴顾巢穴，必不敢长驱而入犯。”[119]王在晋所说“袁崇焕中奴之诱”云云，并非臆测，明末清初的史惇也有类似看法：“毛文龙据有东江，正直奴酋后户，奴入犯，毛帅直捣其虚，为奴腹心之患。袁受奴间云：‘能杀东江，永永不侵不犯。’袁遂假以会师为名，至东江诱而杀之。主其议者华亭钱机山（按：指钱龙锡）。袁故钱声气门下士，而又先入盟名处士陈眉公（按：指陈继儒）：‘毛帅一除，太平立睹’之邪说，遂以国事侥幸乃至于此。故袁诛而钱并戍，正不足以正误国之案也。”[120]看来袁崇焕杀毛文龙的背景颇为复杂，钱龙锡、陈继儒是否“主其议”仍可考证，但杀毛文龙为清兵南下解除后顾之忧，是毫无疑问的。

四、己巳之变：袁崇焕的悲剧

袁崇焕杀毛文龙，为后金军队大举南下解除了后顾之忧，终于导致兵临京都城下的己巳之变[121]。

崇祯初年，明朝的北方边防形势颇为吃紧，除了要对付辽东的后金，还要对付漠南的蒙古，他们的铁骑随时可以从山海关到居庸关一线威胁北京。因为这个缘故，思宗在任命袁崇焕为督师出山海关处理辽东军务的同时，根据袁崇焕的推荐，任命三朝元老王象乾以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督师行边，抚驭漠南蒙古，总督宣大（宣府、大同）。当时漠南蒙古的插汉虎墩兔攻掠哈喇慎、白黄台吉、卜失兔诸部，危及宣府、大同。思宗在平台召见王象乾时，讨论了这一形势。他隔着御案对近在咫尺老臣说：卿三朝元老，忠猷素著，见卿矍铄，知督师袁崇焕荐举不差，有何方略可面陈来？王象乾以他多年之经验，力主招抚插汉虎墩兔，建议皇上把他们安插在蓟镇沿边住牧，为我藩篱，东拥关门以断右臂，则永无边患。思宗不无担忧地问：插汉如不愿受抚怎么办？王象乾答：从容联络，抚亦可成。思宗仍感疑惑，在一旁的阁臣刘鸿训插话：虎酋（即插汉）知道王象乾到来，立即后退六百里。思宗又问：倘款事不成如何？王象乾便向皇上悄声密语一番。思宗听了很高兴地说：卿抚插酋于西，袁崇焕御敌于东，恢复成功皆赖卿等之力。显然他对于任用袁、王两位督师是很满意的，对他们寄予很大的期望。为此他特地叮嘱王象乾去和袁崇焕共同协商边防大计[122]。

袁、王两督师计议的结果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抚西以拒东。这个道理很简单：“西靖东自宁，虎（墩兔）不款，而东西并急。”[123]抚西以拒东的战略方针自有可取之处，使明朝可以集中兵力于辽东。但是也透露出袁、王两人对边防缺乏信心的内心世界，不得已退而求其次。文秉的评论是有道理的：“崇焕原知辽不可复，冀以款羁縻岁月耳。观其举荐象乾意可知矣。盖象乾专主抚也。”[124]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们的方略并未奏效，因为皇太极也深知漠南蒙古地位的重要性，极力拉拢，又是联姻，又是盟誓，又是封赏，力图为其南下寻找更多的突破口。在双方争夺漠南蒙古的竞争中，皇太极的抚驭手段略占上风。这就使明朝北方边防出现了隐患，后金武装随时都可能乘虚而入。

当时这种迹象已经十分明显。崇祯二年（1629年）初，思宗在给兵部的谕旨中尖锐地指出：“据报，西夷（指漠南蒙古哈喇慎等部）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指后金），藉寇资盗，岂容听许！你部（指兵部）一面行督抚官加谨提备，仍着袁崇焕、喻安性（蓟辽总督）详加计度。”袁崇焕与喻安性查明情况后，向皇上报告：“查得哈喇慎三十六家原在蓟辽抚赏仇于虎（插汉）而未与奴（后金）通，自去年虎酋攻伯彦黄台吉，据其故穴，彦死之而我不能为各夷之依，夷遂依奴以自固。且夷地荒旱，粒食无资，人俱相食，且将为变。夫辽已能抗奴，夷即变奚为？唯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125]确实，漠南蒙古勾结后金，为后金南下让出通道，是不可忽视的隐患。辽东明军内部同室操戈，袁崇焕杀毛文龙，为皇太极发兵南下提供了一个极佳时机。

崇祯二年十月下旬，皇太极率后金兵与蒙古兵约十万之众，避开袁崇焕在宁远、锦州一线的重兵，绕道辽西，经由哈喇慎部地面，选择明朝边防薄弱环节下手。他们早已侦知蓟门一带“兵马瘦弱，钱粮不敷，边堡空虚，戈甲朽坏”[126]。因此很快突破喜峰口以西的长城边隘——大安口、龙井关、马兰屿，乘虚而入，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有效阻击，就兵临长城南面的军事重镇——遵化城下。遵化县城距离北京不过二三百里，满洲铁骑已经威胁京师。这种突然袭击让紫禁城大吃一惊，十一月初一日京师宣布戒严[127]。

面对这种局面，袁崇焕是责无旁贷的。长城以南遵化至蓟州一线，属于蓟辽总理刘策的防区，关内防守疏虞，刘策负有直接责任是无可置疑的。袁崇焕此时“治兵关外，日夕拮据”（思宗语），自顾不暇，但他毕竟是蓟辽督师，负有分兵戍守蓟州镇的重任，从广义上讲，整个顺天府都在蓟州镇的防务辖区之内，在这一地区出了问题，他脱不了干系。于是他立即派总兵赵率教前往救援。赵率教原任蓟镇总兵，现已调任山海关总兵，是一员骁将。他接到命令后，火速驰援，行军三昼夜抵达三屯营（蓟州镇的驻地），总兵朱国彦不让他的部队入内，只得策马西向。十一月初四日，赵率教在遵化城下与满蒙骑兵激战，身中流矢阵亡，全军覆没。赵率教为将廉勇，与满桂并称良将[128]。他的解围失利，使京师外围顿时陷于危急之中。次日，敌兵包围遵化县城，城中起火，守军崩溃，巡抚王元雅自缢，三屯营副总兵朱来同等弃城逃跑。总兵朱国彦愤怒之极，把逃跑将领姓名张榜公布，然后偕妻子张氏上吊自杀[129]。思宗得报后十分气愤，立即在平台召见廷臣，责备边防无效，询问御敌方略[130]。

在这种形势下，袁崇焕不得不亲自出马，十一月初五日他督率副总兵张弘谟，参将张存仁，游击于永绶、张外嘉、曹文诏等，进入山海关内增援。次日，又调参将郑一麟、王承胤，游击刘应国以及总兵祖大寿接应。并且马上向皇上报告入援部署：以总兵朱梅、副总兵徐敷奏守山海关；参将杨春守永平；游击满库守迁安；都司刘振华守建昌；参将邹宗武守丰润；游击蔡裕守玉田；昌平总兵尤世威还镇护诸陵；宣府总兵侯世禄守三河扼其西下；保定总兵曹鸣雷、辽东总兵祖大寿驻蓟州遏敌；袁崇焕自己居中应援。思宗接到袁崇焕的奏报表示赞许：“卿部署兵将精骑，五支联络并进，蓟兵总属节制，分令剿袭，一禀胜算。宁镇守御当有调度，相机进止唯卿便宜。卿前在关忧蓟，遣兵戍防，闻警驰援，忠猷具见，朕用嘉慰。”[131]

十一月初十日，刚入阁办事的大学士成基命鉴于形势的严峻，向皇上极力推荐原任内阁辅臣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督理兵马钱粮驻通州（今通县）以控驭东陲，确保京师安全[132]。思宗不但接受了这一推荐，而且特地召见刚刚履任的孙承宗，与他磋商京师防务大计。孙承宗是老资格的军事家，久历战争，对袁崇焕过于收缩防线于京师外围的消极部署有不同看法，他只赞成守蓟州、顺义、三河一线，而不赞成退守昌平、通州一线。他对皇上说：“臣闻袁崇焕驻蓟州，满桂驻顺义，侯世禄驻三河，此为得策。又闻尤世威回昌平，世禄驻通州，似未合宜。”思宗问：“卿欲守三河何意？”孙承宗答：“守三河可以狙（敌）西奔，遏（敌）南下。”三河位于蓟州与通州之间，守住三河可以挫败敌军进犯通州逼近京师的企图，也可以防其南下香河、武清，包抄京师南翼。思宗一听点头称是，进而问道：“若何为朕保护京师？”孙承宗提出了诸如整器械、厚犒劳、固人心等具体措施，颇为思宗赞赏。思宗见孙承宗对京师防务胸有成竹，便改变对他的任命，说：“卿不须住通（州），其为朕总督京城内外守御事务，仍参帷幄。”[133]这样孙承宗就不必前往通州去督理兵马钱粮，而是留在京师担负总督京城内外防务的重任。他出宫时已是深夜，披星戴月巡视了都城的防务。殊不知到了次日半夜，思宗又改变主意传旨孙承宗驻守通州。当时战火已经逼近京师四郊，孙承宗从东便门出城，率二十七骑冒着烽烟疾驶通州。赶到通州立即与保定巡抚解经传、御史方大任、总兵杨国栋登城固守[134]。

此次虏变，暴露了兵部对于军事情报的反应过于迟钝，闻警后又惊慌失措。十二日晚，思宗向内阁发去一道谕旨，对连日来的军情表示担忧：“连日不见动静，恐别有深谋。崇焕既屯蓟门，倘西绕密西、潮河、古北等处，东袭永平、关宁及他空虚间道，捷要隘口宜周防。卿等即传与崇焕，远行侦察，预为筹交。若得准确情形，速行具奏。”[135]其实，之所以“连日不见动静”，是敌军正在准备直捣北京的计划，东袭永平、关宁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袁崇焕奉旨侦察后发现，敌兵已经越过蓟州向西进发，便率兵跟蹑。这是一招错着，理应狙击，而非跟蹑。于是乎敌兵毫无阻挡地连陷京城东面屏障玉田、三河、香河、顺义等城。十一月十五日，袁崇焕赶到河西务，与诸将计议前往北京。副总兵周文郁极力反对，他认为：大兵宜迎击敌军，不宜入都。况且敌军在通州，我屯张家湾，离通州十五里，粮饷取给于河西务，理应在此战守。外镇之兵未奉明旨而轻易进至京师城下，断断不可。袁崇焕不听，固执己见：君父有急，顾不了这些，倘能济事虽死无憾[136]。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率师直奔北京，于次日晚抵达广渠门外。这一决策铸成大错。本来应该把来犯之敌阻挡于蓟州至通州一线，展开决战，以确保京师安全。现在他舍弃了这个上策，先是跟蹑敌军，后又退保京城，无异于纵敌深入，把战火引到京城之下。此其一。其二，袁崇焕的这种消极战略引起了住在北京城外的皇亲国戚与太监的极大不满，他们纷纷向朝廷控告袁崇焕听任敌军劫掠焚烧民舍，不敢一矢相加，城外戚畹中贵的别墅庄园被敌军蹂躏殆尽。当时民谣说：“投了袁崇焕，东人跑一半。”[137]其三，在京城民众对袁崇焕普遍不满的情况下，皇太极施离间计散布谣言说：后金与袁崇焕有密约在先，故意引建州兵进入内地[138]。袁崇焕的上述部署恰恰印证了这种谣言，更加激起公愤。

这一切袁崇焕全然不知，他在前往京城的途中，向皇上上疏对指挥不力引咎自责。思宗下旨安慰：“卿治兵关外，日夕拮据而已，分兵戍蓟，早见周防，责有分任。既统兵前来，其一意调度，务收全胜，不必引咎。”[139]十七日晚，袁崇焕率军抵达广渠门外。当时京城戒严，塘报无法送入，到半夜才奏报朝廷：“建虏薄城下。”次日，消息传开后，舆论哗然，京城民众纷纷指责袁崇焕“召敌”[140]。赵吉士《寄园寄所寄》说：“时督师袁崇焕握重兵壁城下，疑其有外心，大司马募士能入袁营探实者……公（沈文学）慨然应募……公说曰：‘天子新践祚，即不次擢公，可谓公知己，固知必不忍负朝廷。但公列营城外，而不入朝，天下何从识公忠诚哉？台省含沙，明主投抒，公族无噍类矣。且公往杀毛文龙，人已疑公，方冀公立功自赎，稍不尽节，天下争脔公，可不畏乎！”[141]袁崇焕的悲剧终于酿成。

文震孟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这几天北京城中的动态和反应：“（十一月）十八日，闻袁督师至城下。又云是奴囚奸细伪为袁者，忧惶殊甚。十九日，至朝中，汹汹而已。二十日，虏薄城六百，袁师杀伤相当。至德胜门，满桂总兵战败，城上放炮不能及虏，杀伤残兵殆尽。晚刻，复至朝房会议，余以军旅未学，不敢为金声之见……半夜闻警甚，举家惊骇，坐以待旦。”[142]可见“己巳之变”的震动之大，使得朝廷上下陷入惶惶不可终日的非常状态之中。

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二十日，宣府总兵侯世禄、大同总兵满桂屯兵德胜门，与来犯之敌展开血战。城上守兵发炮助战，误伤满桂所部将士，满桂本人也负伤，率败兵百余人退入关帝庙中，以后又避入德胜门瓮城。与此同时，袁崇焕率总兵祖大寿在广渠门与敌军展开一场殊死战，身先士卒的袁崇焕差一点被敌刀砍中，终于取得开战后的一场大胜，迫使皇太极退兵南海子。二十三日，思宗在平台召见了袁崇焕、满桂、祖大寿、黑云龙等将领，以及新任兵部尚书申用懋。根据推断，这时思宗已经得知关于袁崇焕与皇太极有密约的谣言，但是为了稳定军心，驱逐来犯之敌，也为了嘉奖德胜门、广渠门之战的有功人员，他以若无其事的姿态召见这些手握重兵的臣下。袁崇焕虽然还不知道皇太极的离间计，但鉴于自己曾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如今平辽不仅未见成效，反而导致兵临城下的危局，颇感自咎，心中忐忑不安。接到皇上的召见令，做好最坏的准备，穿青衣戴玄帽进宫。见到朝臣，极力张皇敌军不可抵挡之势，耸人听闻，企图由朝臣出面提出城下之盟，促成敌军撤退。他甚至向朝臣扬言：“东人此来要做皇帝，已卜某日登极矣！”举朝一片疑惑，户部尚书毕自严吃惊得舌头伸出久久不能缩回[143]。见了皇上，他又强调局势危急，思宗则顾左右而言他，拒不表态，只是对袁崇焕等人加以慰劳，把他自己身上的貂裘大衣解下来给袁崇焕披上，随即向他征询战守策略。袁崇焕在回答皇上的征询时，始终不敢提及议和之事。当他向皇上提出连日征战士马疲惫不堪，请求援引满桂进入德胜门瓮城的先例，准许军队入城休整时，思宗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的请求[144]。看来思宗对袁崇焕已经有戒备之心，而袁崇焕却毫无察觉。二十七日，袁崇焕派出五百人的特遣队，手持火炮潜往南海子附近，炮击皇太极的军营，迫使皇太极逃遁。此后几日京城外围局势渐趋平静。

十二月初一日，思宗作了一系列布置，任命司礼监太监沈良佐、内官监太监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任命司礼监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提督京营。很明显，此举是把京城及皇城的警卫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以应付不测事件。作好这一切布置后，他下令在平台召见袁崇焕。此时的袁崇焕正在指挥副总兵张弘谟等追踪敌军。听到来使传旨：皇上召见议饷，立即丢下军务赶往宫中。由于有前几天召见时皇上仍一如既往信赖，因此没有上次召见时那种惶恐心情。殊不知皇上召对并非议饷，而是宣布将他逮捕，这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当袁崇焕进宫后，便有一名太监出来对他说：“万岁爷在平台，速入！”他疾步趋入平台时，见应召前来的满桂、祖大寿、黑云龙等已经先到，预感警沮。见面后，思宗直截了当地问袁崇焕杀毛文龙、导致敌军犯阙、射伤满桂三件事情。思宗得到杨太监窃听来的袁崇焕与皇太极有密约的传言，把先前杀毛文龙与今日带兵逗留京城之事联系起来。袁崇焕其实并没有与皇太极“密约”，当然摸不着头脑，一时语塞，无言以对。思宗以为他默认了，便命满桂脱去衣服验示所受之伤，那意思是指责袁崇焕蓄意而为。其实当时满桂战于城北，袁崇焕战于城南，互不相干，满桂所受之伤乃城上守军发炮误伤。思宗不分青红皂白地厉声下令：“着锦衣（卫）拿掷殿下！”锦衣卫的校尉们一拥而上，把袁崇焕的朝服脱去，扭解到西长安门外的锦衣卫大堂，发南镇抚司监候[145]。

这当然是天大的冤枉。文震孟在日记中写到获悉此事的感受：“十二月一日，忽闻上召袁崇焕督师，满桂、黑云龙、祖大寿等抚戎。已闻崇焕下诏狱……余不觉顿足曰：噫，败矣……袁罪当诛，而此非其时也。”[146]袁崇焕的爱将祖大寿在旁目睹他所敬仰的督师被逮的情景，大为惊讶，以至战栗失措[147]，这对于一名血战沙场多年的骁将而言，实在是非同寻常的。在一旁的大学士成基命观察到了祖大寿的“心悸状”，立即顿首请皇上慎重慎重再慎重，并说：“敌在城下，非他时比。”思宗不听[148]。阁臣们极力劝谏：“临敌易将，兵家所忌。”思宗回答：“势已至此，不得不然。”[149]看得出来，他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但又不能把“密约”的传言放到桌面上，所以他在与孙承宗谈及此次处分袁崇焕时，只是追究他作为督师的失职：“朕以东事付袁崇焕，乃胡骑狂逞，崇焕身任督师，不先行侦防，致敌深入内地。虽兼程赴援，又钳制将士，坐视淫掠，功罪难掩，暂解任听勘。”[150]理由固然冠冕堂皇，但他没有考虑后果将会多么严重。

十二月初二日，思宗又作出两项重大决定。其一是鉴于城外战火激烈，使城防工事的敷衍潦草凸显出来，于是他亲自下令把负有责任的工部尚书张凤翔逮捕入狱，把营缮司郎中许观吉、都水司郎中周长应等直接责任者，廷杖八十。阁臣们请求宽恕，思宗解释道：“目下与敌止隔一墙，宗庙社稷都靠这堵墙，这墙一倒，宗庙社稷都没靠了，岂不可重处？”[151]其二是提拔大同总兵满桂为总理，节制各路勤王之师。这是一个不恰当的任命。文震孟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评论：“上自擒袁崇焕后，专任满桂。满桂本夷种，目不知书，一则曰总理，再则曰总理，号令全不当，驰驭无术……”[152]更大的问题是思宗没有考虑到满桂取代袁崇焕以后辽东各路将领的动向，酿成潜在危险。

当时的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看到了这点，在十二月初二日向顶头上司兵部尚书梁廷栋及时提醒：“敌势甚炽，辽兵无主，不败即溃耳。今日之策，莫若出崇焕以系军心，责之驱逐出境自赎，既可以夺深入者之魄，又可以存辽左之兵。”梁廷栋不以为然：“辽兵有祖大寿在，岂遂溃哉？”余大成说：“乌有巢倾鸟覆而雏能独存者乎？大寿武人，决不从廷尉望山头矣。”梁廷栋觉得有理，立即把这一意见转告在朝房的同僚，刚入阁的大学士周延儒问余大成：“公虑祖大寿反耶？”余大成作了肯定的回答，周延儒再问：“迟速？”余大成答：“不出三日。”[153]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余大成所料。辽东的各路将领平素对袁崇焕十分感戴，祖大寿又与满桂互相抵牾，袁督师被逮，又要祖大寿听满桂节制，激起辽兵不满。祖大寿唯恐遭到皇上惩处，于十二月初四日清晨悍然率部东行——欲归宁远。这一突发事件引起朝廷上下震惊：敌兵还未退去，一支最有战斗力的劲旅撤走，形势堪忧。

兵部尚书梁廷栋建议皇上召见余大成，谋求对策。奉命前来召对的余大成对皇上说：“（祖大）寿非敢反朝廷也，特因崇焕而惧罪，欲召寿还，非得崇焕手书不可。”思宗觉得有理，便责成在场的大臣：“事有可行，宜急图无缓。”于是阁部九卿一行人等赶忙来到狱中，对袁崇焕多方开导。袁崇焕执意不肯：“寿所以听焕者，督师也，今罪人耳，岂尚能得之于寿哉？”众人开譬百端，袁崇焕始终以为“不敢以缧臣与国事”。余大成对他晓以大义：“公孤忠请俎，只手擒辽，生死唯命，捐之久矣！天下之人莫不服公之义，而谅公之心。臣子之义，生死明君，苟利于国，不惜发肤，且死于敌与死于法孰得耶？明旨虽未及公，业已示意，公其图焉。”袁崇焕这才欣然从命，当即写了致祖大寿的蜡书，言辞极其诚恳地要他顾全大局[154]。思宗根据廷臣的建议，派专人持袁崇焕蜡书前往召回祖大寿，同时又要督师大学士孙承宗以个人影响安抚祖大寿。他自己还要孙承宗向祖大寿等将领转达他的谕旨：“祖大寿及何可纲、张弘谟等，血战勇敢可嘉，前在平台面谕，以明令机有别乘，军有妙用。今乃轻信讹言，仓皇惊扰，亟宜憬省自效，或邀贼归路，或直捣巢穴。但奋勇成功，事平论叙。夫关宁兵将乃朕竭天下财力培养训成，又卿旧日部曲，可速遣官宣布朕意，仍星驰抵关，便宜安辑。”[155]

这几方面的措施果然发生了效力。手持袁崇焕蜡书的信使终于在距锦州一日路程的地方追上了祖大寿一行人等。祖大寿下马捧读袁督师手书，泣不成声，一军尽哭，但还是犹豫不决。在军中同行的八十多岁的祖大寿老母果断地说：“所以致此，为失督师耳。今未死，尔何不立功为赎，后从主上乞督师命耶？”将士们听了无不踊跃，祖大寿这才下令回师入关，收复永平、遵化一带[156]。思宗闻讯大喜过望，他原本对袁崇焕疑虑重重，及至听说辽兵收复不少地方，顿时又闪现出重新起用袁崇焕的意念，甚至还说“守辽非蛮子不可”[157]。所谓“蛮子”，是思宗对广西人袁崇焕的一种昵称。事情似乎有了转机。与此同时，孙承宗也在从中斡旋，他希望皇上对祖大寿的行动表示谅解，指出：“大寿危疑既甚，又不肯受满桂节制，乘一军惊骇，有放炮洗营之说，激而东溃，非诸将卒尽欲叛也。当慰谕将领……大开生路，以收众心。”[158]思宗表示同意，要他立即宣谕此意，使将士安心。孙承宗又送去密札，要祖大寿赶快上疏自责，并立功赎袁督师之罪[159]。祖大寿上疏申述了东奔的原因，思宗表示谅解，要他继续立功[160]。袁崇焕的危机似乎已经过去。

然而事情的复杂性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由袁崇焕被逮入狱引起的政局动荡，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唯恐天下不乱，乘机制造事端，阉党余孽上蹿下跳，掀起钦定逆案以来第一次翻案风波，并且由袁崇焕牵连到内阁辅臣钱龙锡，终于使袁崇焕的罪状层层加码，丧失了转圜的可能。

原先思宗下令逮捕袁崇焕时，并没有要把他处死的意思，只是“暂解任听勘”而已。当时朝廷大臣为袁崇焕鸣冤者十有六七[161]，惮于皇上震怒，而未敢轻易进谏。独有兵科给事中钱家修冒险进言，说袁崇焕“义气贯天，忠心捧日”，“身居大将，未尝为子弟求乞一官……自握兵以来，第宅萧然，衣食如故”，因此他希望皇上“超释袁崇焕，照资拔用”。思宗接到这份奏疏，并无丝毫反感，冷静地批示：“览卿奏，具见忠爱。袁崇焕鞫问明白，即着前去边塞立功，另议擢用。”[162]从中可以窥见思宗仍想起用袁崇焕“边塞立功”的心情。这与他获悉祖大寿收复永平、遵化一带后，“复欲用焕于辽，又有‘守辽非蛮子不可’之语”[163]，可以互相印证。由于朝廷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袁崇焕与党争纠缠在一起，使事情复杂化以致无法收拾。

山东道御史史在这方面起了极坏的作用。他在崇祯三年八月初六日的奏疏中，捏造事实诬蔑已经辞官的钱龙锡“主张袁崇焕斩帅致兵，倡为款议，以信五年成功之说，卖国欺君，秦桧莫过”。与袁崇焕商量平辽方略，是一个内阁辅臣分内之事，居然被扣上“卖国欺君”的大帽子，并与千古罪人秦桧相提并论，居心叵测。思宗接到这份火上浇油的奏疏，怒不可遏，没有核实就草率下旨：“崇焕擅杀逞私，谋款致敌，欺藐君父，失误封疆，限刑部五日内具奏。龙锡职任辅弼，私结边臣，商嘱情谋，互谋不举，下听臣会议其罪。”[164]显然，他已经把袁崇焕“暂解任听勘”，逐步升级到“欺藐君父，失误封疆”，袁崇焕的命运岌岌可危了。已故前内阁首辅徐阶之长孙锦衣卫左都督徐本高与钱龙锡同为松江人，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联姻，当时一个是锦衣卫千户，一个是翰林院庶吉士，都是卑冷之官，原无攀附党缘的意图。现在受到史的无端诬陷——钱龙锡曾接受袁崇焕贿赂几万两银子，寄存于姻亲徐本高家，上疏澄清：钱龙锡寄存银两数万云云实属无稽之谈。当时钱龙锡以大学士致仕，皇上钦赐驰驿而归，恩礼优容，何必把细软银两寄存于他人？思宗对这位历事四朝侍卫之臣的辩词表示理解，以为是“风闻”，不必追究[165]。不过事已至此，袁崇焕是否贿赂钱龙锡，钱龙锡是否把财产转移，已经无关紧要，思宗要处决袁崇焕的决心已经下定[166]。

八月十六日下午，思宗先是在乾清宫暖阁召见内阁辅臣成基命等大臣，商议处决袁崇焕之事；然后又在平台召见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等文武大臣，共同商议对袁崇焕的处决事宜。思宗先定基调：“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在列举了袁崇焕该杀的各种所谓“罪状”后，思宗以咨询的口吻问道：“卿等已知之，今法司罪案云何？”对于如此重大事件，诸臣都不敢造次，如果为袁崇焕辩护则得罪皇上，如果赞成处死袁崇焕则于心不忍，因此一味顿首，听凭皇上发落。思宗以为大家并无异议，便宣布他的决定：“依律磔之！”所谓磔，乃是一种酷刑，即寸寸脔割致死。至于袁崇焕的家属，思宗说：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流放二千里以外，其余不加追究。内阁辅臣听了立即顿首称谢。思宗又叮问一句：“诸臣更何言？”辅臣说：“其罪不囿。”[167]思宗马上命令刑部侍郎涂国鼎前往监刑。袁崇焕这位战功显赫的大帅就这样被他所效忠的皇帝处死了。

袁崇焕的死令人惨不忍睹。据当时人记载，在西市处磔刑时，“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腔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颊间，犹唾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168]。袁崇焕的死比熊廷弼要惨多了。呜呼，难道那个时代为国家献身的忠臣都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吗？

袁崇焕的功过是非自有公论。《明史》卷259《袁崇焕传》说：“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资，天下冤之。”又说：“初，崇焕妄杀文龙；至是，帝误杀崇焕。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这段议论堪称公正持平之见。如果说袁崇焕杀毛文龙是妄杀，是一大错误，那么思宗杀袁崇焕便是误杀，错上加错。两者均为亲者痛仇者快，使皇太极不费吹灰之力而除去两员难以对付的大帅。大敌当前，本当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而不应该自相残杀。对思宗而言，杀袁崇焕无异于自斩手脚，自毁长城，此后再难谋求足以克敌制胜的帅才，辽事更加难以收拾。杨士聪说：“袁既被执，辽东兵溃数多，皆言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封疆之事自此不可问矣。”[169]令人遗憾的是，思宗对此浑然不觉，处死袁崇焕后还振振有词地说：“袁崇焕通虏谋叛，罪不容诛。尔廷臣习为蒙蔽，未见指摘。今后有朋比行私，欺君罔上者，三尺具在。”[170]说袁崇焕“通虏谋叛”实在是冤哉枉也。

孟森发表于1936年的《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原疏附跋》一文，对袁崇焕被杀一事议论道：“崇祯二年六月，（袁崇焕）遂以便宜诛毛文龙。于是崇焕一身，在明诋为罪大恶极之人，而清太宗反间之计得行。阉党余孽，谋蘖其间，思宗愚而自用，诸臣意气用事，崇焕至以磔死。定罪时本兵之书如此，犹曰一时君臣之愦愦也。乃至北都既覆，弘光之朝，正人君子尚理崇焕通敌胁和之说，津津而道，若情事逼真。此则明统一日不绝，崇焕功罪一日不明。”“（毛文龙）身既被戮，毛兵亦无所依赖，自相屠杀，相率降清。论者又以此为崇焕之罪，不以为杀崇焕者之罪，至今尚纠纷不已。用是揭之，庶知三百年公论不定，一翻明末人当时之记载，愈坠云雾中。论史者将谓今日之人，不应枉断古人之狱，唯有求之故纸，凭耳目所及者之言以为信。岂知明季之事，唯耳目相及之人，恩怨是非，尤为纠葛。而崇焕之被谤，则与温体仁与钱龙锡门户相倾之旧套外，又多一虚矫爱国者之张脉偾兴，为清太宗反间所中，久而不悟。虽有正人，只能保钱龙锡之无逆谋，不敢信袁崇焕之不通敌。对建州认识不真；对力能抗虏之疆臣，猜疑太过；皆为促之之道。”[171]孟氏对袁崇焕的被杀以及明季政治史的认识，可谓入木三分。

[1]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434，冯时可《纪边事三》。《明神宗实录》卷87，万历七年五月丙辰。

[2]庄廷《明史钞略·李成梁》：“万历初，张居正当国，以法绳边吏，无所纵舍，独奖拔成梁逾于诸帅，成梁亦自奋。”参看和田正广《李成梁一门战绩的实态分析》，载《八幡大学社会文化研究纪要》第20卷（1987年）。

[3]《明经世文编》卷428，侯先春《安边二十四议疏》。

[4]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11《东三边四十四·王杲列传》、《东三边三十五·王兀堂列传》。

[5]《明神宗实录》卷191，万历十五年十一月甲寅。

[6]《明史》卷238《李成梁传》。

[7]《明经世文编》卷428，侯先春《安边二十四议疏》。

[8]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十八年庚寅卷。

[9]《明史》卷238《李成梁传》。

[10]《万历邸钞》万历十九年辛卯卷。

[11]《明神宗实录》卷278，万历二十二年十月庚午。

[12]同上书卷361，万历二十九年七月己亥。

[13]同上书卷370，万历三十年四月癸丑。

[14]参看和田正广《李成梁一门战绩的实态分析》。

[15]《万历邸钞》万历三十七年己酉卷。

[16]程开祜《筹辽硕画》卷1《辽东巡按熊廷弼题本》。

[17]《明史》卷359《杨镐传》。

[18]《明神宗实录》卷568，万历四十六年四月甲辰。

[19]《明神宗实录》卷568，万历四十六年四月甲辰。

[20]同上书卷568，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庚戌。

[21]同上书卷568，万历四十六年四月甲寅。

[22]《明神宗实录》卷568，万历四十六年四月丙辰。

[23]同上书卷568，万历四十六年四月戊午。

[24]同上书卷569，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己未。

[25]同上书卷569，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丁卯。

[26]同上书卷570，万历四十六年五月壬子。《明史》卷239《杜松传》；卷259《杨镐传》。

[27]《明神宗实录》卷573，万历四十六年八月己未。

[28]同上书卷577，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乙丑。

[29]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明史》卷259《杨镐传》。

[30]《明神宗实录》卷580，万历四十七年三月甲申。

[31]《明史》卷259《杨镐传》。《三朝辽事实录》卷1。

[32]《明神宗实录》卷580，万历四十七年三月癸巳；三月甲午。

[33]《明史》卷259《熊廷弼传》。《明神宗实录》卷583，万历四十七年六月己卯。谈迁《国榷》卷83，万历四十七年六月戊寅。

[34]《明神宗实录》卷583，万历四十七年六月己卯。

[35]同上书卷583，万历四十七年十一月癸卯。《国榷》卷83，万历四十七年十一月癸卯。《明史》卷259《熊廷弼传》。《筹辽硕画》卷46《备述辽东一带情形疏》。参看姜守鹏《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经辽研究》，载《东北师大学报》1992年第4期。

[36]《明神宗实录》卷588，万历四十七年十一月癸卯。

[37]《三朝辽事实录》卷3。

[38]《明史》卷259《熊廷弼传》。

[39]《明神宗实录》卷591，万历四十八年二月壬申。

[40]同上书卷595，万历四十八年六月丁未。

[41]茅元仪《督师纪略》卷1。

[42]茅元仪《督师纪略》卷1。

[43]茅元仪《督师纪略》卷1。

[44]茅元仪《督师纪略》卷1。

[45]茅元仪《督师纪略》卷2。

[46]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47《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明史》卷250《孙承宗传》。

[47]谈迁《国榷》卷85，天启三年闰十月丁亥。

[48]张岱《石匮书后集》卷11《袁崇焕列传》：“袁崇焕，广西藤县籍东莞人。”参看阎崇年《袁崇焕籍贯考》，载《燕步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

[49]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袁崇焕守宁远》。

[50]王世德《崇祯遗录》：“红夷来朝贡大炮，即所谓红衣炮也。”

[51]《石匮书后集》卷1《袁崇焕列传》。

[52]《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53]《明史》卷159《袁崇焕传》。

[54]《三朝辽事实录》卷17。李长春《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天启七年六月初七日。

[55]《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天启七年六月初七日。

[56]《崇祯长编》卷8，崇祯元年四月丙子。

[57]以上召对情景，据文秉《烈皇小识》卷1；李逊之《三朝野记》卷4《崇祯朝纪事》；《崇祯长编》卷11，崇祯元年七月癸酉；张岱《石匮书后集》卷11《袁崇焕列传》；《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58]王昊《崇祯帝与袁崇焕之死》，载《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

[59]《明清史料》甲编《云南道监察御史毛羽健题本》。

[60]张岱《石匮书后集》卷1《袁崇焕列传》。

[61]《崇祯长编》卷11，崇祯元年七月乙亥。《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62]《崇祯长编》卷11，崇祯元年七月乙亥。

[63]许誉卿《三垣疏稿》卷2《兵垣（五疏）》。《崇祯长编》卷11，崇祯元年七月丁丑。

[64]《崇祯长编》卷11，崇祯元年七月甲子。

[65]《崇祯长编》卷11，崇祯元年七月甲寅。

[66]同上书卷12，崇祯元年八月庚寅。

[67]同上书卷12，崇祯元年八月乙未。

[68]同上书卷12，崇祯元年八月丙辰。《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69]《崇祯长编》卷13，崇祯元年九月甲戌。

[70]《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71]《崇祯长编》卷12，崇祯元年八月己亥。

[72]同上书卷12，崇祯元年八月甲寅。

[73]文秉《烈皇小识》卷1。

[74]毕自严《石隐园藏稿》卷6《赴大司农初辞疏》。

[75]同上书卷6《中途在辞疏》。

[76]同上书卷6《宁远兵变待罪疏》。

[77]以上召对见文秉《烈皇小识》卷1。

[78]《崇祯长编》卷14，崇祯元年十月己丑。谈迁《国榷》卷89，崇祯元年十月己丑。

[79]毕自严《石隐园藏稿》卷6《辽饷不敷疏》。

[80]《明史》卷256《毕自严传》。

[81]阎崇年等编《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0～214页。尹韵公《袁崇焕诛毛文龙案考——兼论毛文龙》，载《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1期。张岱《石匮书后集》卷10《毛文龙列传》对于毛文龙身世的记载略有出入，例如说毛文龙后来浪迹江湖，从北京到了关外边塞，潦倒行伍二十余年；天启元年被友人引荐给辽东巡抚王化贞，成为标下游击。

[82]文秉《烈皇小识》卷2。李光涛《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本。

[83]《明史》卷259《袁崇焕传》。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毛文龙入皮岛》。

[84]《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第152、123页。尹韵公《袁崇焕诛毛文龙案考——兼论毛文龙》。

[85]《明熹宗实录》卷25，天启二年八月丁丑。

[86]《明熹宗实录》卷40，天启三年闰十月辛亥。

[87]同上书卷56，天启五年正月丁丑。

[88]《明清史料》甲编《皮岛毛文龙致清太宗书》、《都督毛文龙致清太宗书》。

[89]《崇祯长编》卷9，崇祯元年五月壬申。

[90]同上书卷11，崇祯元年七月戊辰。

[91]吴骞《东江遗事》卷下，毛奇龄《毛总戎墓志铭》。

[92]《崇祯长编》卷20，崇祯二年四月甲辰。

[93]《明清史料》甲编《平辽总兵毛文龙奏本》。

[94]《明清史料》甲编《平辽总兵毛文龙奏本》。

[95]同上书甲编《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

[96]《崇祯长编》卷21，崇祯二年闰四月己巳。

[97]文秉《烈皇小识》卷2。

[98]《明清史料》甲编《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

[99]《明清史料》甲编《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崇祯长编》卷23，崇祯二年六月戊午。

[100]袁崇焕与毛文龙会见地点究竟在双岛还是在皮岛，记载各异。《国榷》、《明史纪事本末》、《明史》等说，袁崇焕杀毛文龙于双岛；《烈皇小识》、《崇祯长编》等说，袁崇焕杀毛文龙于皮岛。当事人袁崇焕给皇帝的奏疏明确说在双岛杀毛文龙，见《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又袁崇焕给朝鲜国王的报告也说：“于本年六月初五日驻师双岛，集诸将吏，庭数文龙大罪当斩者十二条。”见《仁祖大王实录》七年七月辛亥条。因此不取皮岛说。

[101]《明清史料》甲编《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崇祯长编》卷20，崇祯二年六月戊午及《仁祖大王实录》，七年七月辛亥（见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9册，中华书局，1980年）。张岱《石匮书后集》卷10《毛文龙列传》。谈迁《国榷》卷90，崇祯二年六月戊午。柏起宗《东江始末》。

[102]《明史》卷259《袁崇焕传》：“（崇焕）先设幄山上，令参将谢尚政等伏甲士幄外，其部卒不得入。”

[103]《明清史料》甲编《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崇祯长编》卷20，崇祯二年六月戊午及《仁祖大王实录》，七年七月辛亥。张岱《石匮书后集》卷10《毛文龙列传》。谈迁《国榷》卷90，崇祯二年六月戊午。柏起宗《东江始末》。

[104]《明清史料》甲编《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崇祯长编》卷20，崇祯二年六月戊午。

[105]《明清史料》甲编《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崇祯长编》卷20，崇祯二年六月戊午。

[106]《崇祯长编》卷23，崇祯二年六月壬午。《仁祖大王实录》，七年八月庚申。

[107]谈迁《国榷》卷90，崇祯二年六月戊午。

[108]袁崇焕《率性堂诗集》，见无名氏《袁督师事迹》。此诗题为：偕诸将游海岛。

[109]夏允彝《幸存录·东人大略》。

[110]《明熹宗实录》卷40，天启三年闰十月辛亥。

[111]《明清史料》甲编《兵科都给事中张鹏云题本》。

[112]同上书甲编《兵科给事中宋鸣梧题本》。

[113]《崇祯长编》卷25，崇祯二年八月庚午。

[114]同上书卷34，崇祯三年五月甲午。

[115]《崇祯长编》卷34，崇祯三年五月己巳。

[116]李光涛《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本。

[117]见阎崇年《论袁崇焕》、《袁崇焕“斩帅”辨》，载《燕步集》。

[118]《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第215页。

[119]《袁崇焕资料集录》，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232页。

[120]史惇《恸余杂记》袁崇焕条。

[121]己巳，即崇祯二年。

[122]《崇祯长编》卷13，崇祯元年九月辛未。张岱《石匮书后集》卷1《烈帝本纪》。文秉《烈皇小识》卷1。

[123]《明史》卷327《鞑靼传》。

[124]文秉《烈皇小识》卷1。

[125]《明清史料》甲编《兵部行督师袁崇焕题稿》。

[126]同上书甲编《马光远披陈愚悃奏本》。

[127]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东兵入口》。

[128]《明史》卷271《赵率教传》。

[129]同上书卷271《赵率教传附朱国彦传》。

[130]谈迁《国榷》卷90，崇祯二年十一月丙戌。

[131]《崇祯长编》卷28，崇祯二年十一月戊子。

[132]同上书卷28，崇祯二年十一月辛卯。

[133]《明史》卷250《孙承宗传》。孙诠《孙文正公年谱》卷4。

[134]《明史》卷250《孙承宗传》。孙诠《孙文正公年谱》卷4。

[135]《崇祯长编》卷28，崇祯二年十一月丁酉。

[136]谈迁《国榷》卷90，崇祯二年十一月丙申。周文郁《边事小纪》卷1。

[137]文秉《烈皇小识》卷2。

[138]谈迁《国榷》卷90，崇祯二年十一月丙申。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东兵入口》。关于这一密谋，颇类似于《三国演义》中的蒋干盗书，伎俩并不高明。策划人是当时后金章金范文程，他随皇太极攻下遵化后，见袁崇焕重兵在前，即“进密策，纵反间”。皇太极在广渠门战败后嘱咐副将高鸿中与参将鲍承先，故意在俘虏的明朝太监杨某面前低声耳语：“今日撤兵，乃上（指皇太极）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指袁崇焕）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杨太监佯卧窃听，悉记其言。第二天，皇太极故意把杨太监放归。杨某进宫后，把此事密告皇上。参看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三年十一月辛丑；《清史稿》卷232《鲍承先传》；李光涛《论崇祯二年“己巳虏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8本）；阎崇年《论明代保卫北京的民族英雄袁崇焕》（《燕步集》）。

[139]《崇祯长编》卷28，崇祯二年十一月戊戌。

[140]《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东兵入口》。

[141]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1囊底寄《经济·沈文学》。

[142]文震孟《文文肃公日记》，崇祯二年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按：此为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二十册影印之稿本，封面为“己巳日记”（误写为“巳己日记”），第一部分为天启元年至天启六年日记；第二部分残稿上注记为崇祯七年甲戌，细核内容，应为崇祯二年己巳。

[143]文秉《烈皇小识》卷1。

[144]谈迁《国榷》卷90，崇祯二年十一月甲辰。《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145]计六奇《明季北略》卷5《逮袁崇焕》。谈迁《国榷》卷90，崇祯二年十二月辛亥。《崇祯长编》卷29，崇祯二年十二月辛亥。

[146]《文文肃公日记》，崇祯二年十二月一日。

[147]《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148]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东兵入口》。

[149]文秉《烈皇小识》卷2。

[150]《国榷》卷90，崇祯二年十二月丙辰。

[151]《烈皇小识》卷2。按：许观吉、周长应、朱长世三人年老体弱，都毙于杖下。

[152]《文文肃公日记》，崇祯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153]余大成《剖肝录》，载《袁督师事迹》（《岭南丛书》）。按：余大成说“不出三日”，周延儒不解地问：“何也？”余大成解释道：“焕始就狱，寿初意其必释，今日则庶几有申救而出之者。至三日，则知上意真不可回，而廷议果欲杀崇焕。寿与焕功罪唯均者也，焕执而寿能已耶？不反何待？”

[154]余大成《剖肝录》。

[155]谈迁《国榷》卷90，崇祯二年十二月丙辰。

[156]谈迁《国榷》卷90，崇祯二年十二月丁巳。《剖肝录》。《仁祖大王实录》，八年四月癸丑（见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9册）。

[157]余大成《剖肝录》。

[158]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47《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

[159]《明史》卷250《孙承宗传》。谈迁《国榷》卷90，崇祯二年十二月丁巳。

[160]《崇祯长编》卷29，崇祯二年十二月甲戌。

[161]余大成《剖肝录》。

[162]余大成《剖肝录》。

[163]余大成《剖肝录》。

[164]《明史》卷251《钱龙锡传》。《崇祯长编》卷37，崇祯三年八月癸丑。

[165]《崇祯长编》卷37，崇祯三年八月乙卯。

[166]据李光涛研究，促使思宗下决心处死袁崇焕的是温体仁。他引用《鸥陂渔话》所记《温体仁家书》，证实温体仁曾上密疏，促帝杀袁。见李光涛《明季边防与袁崇焕》（《国防月刊》第4卷第4期，1947年）。

[167]《崇祯长编》卷37，崇祯三年八月癸亥。谈迁《国榷》卷90，崇祯三年八月癸亥。

[168]张岱《石匮书后集》卷11《袁崇焕传》。

[169]杨士聪《玉堂荟记》卷2。

[170]《国榷》卷91，崇祯三年九月己卯。

[171]孟森《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原疏附跋》，载《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第1期（1936年），收入《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1959年，第17～27页。

第十章

“党同逐异，便己肥家”

钱谦益像

一、“今日吏治民生夷情边备事事堪忧”

思宗即位以后，不仅要面对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而且要面对前朝留下的颓靡政局，这使他煞费苦心。为了拨乱反正，为了大明王朝的中兴，他几乎食不甘味寝不安枕。《明史》说他“即位之初，沉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厉，殚心治理”[1]，是并不为过的。思宗即位伊始，就在谋划如何铲除魏忠贤及其党羽，然而他身边的内阁辅臣清一色是魏忠贤安插的亲信。魏忠贤以一个太监擅权，如果没有外廷大臣的勾结是难成气候的。顾秉谦、魏广微之流率先谄附，其后入阁的大臣如法炮制，都依媚取容于魏忠贤。思宗即位时的内阁辅臣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之流，便是这种货色。魏忠贤畏罪自杀后，户部主事刘鼎卿首先指出这点，他弹劾内阁首辅黄立极“票拟曲从忠贤”的种种劣迹，请求皇上立即罢斥。思宗鉴于当时形势还不明朗，不拟扩大打击面，因此对刘鼎卿的奏疏没有理睬[2]。不久国子监生胡焕猷上了一本题为《为圣明御极朝野腾欢恳免四相削群奸简忠良以维新政事》的奏疏，十分明确地指出：“窃惟巨奸当除，而辅奸者不可一日容于圣明之世，辅奸者阁臣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是也……先帝在位七年，忠贤凭借宠灵，广植邪党，一忠贤附和于上，众忠贤附和于下，几成屹屹之势”，希望皇上绳之以法，处以逢奸之罪[3]。思宗为了使清理阉党逆案的工作顺利进行，暂时不宜对内阁辅臣下手，因此不但没有采纳胡焕猷的建议，而且指责他“轻诋大臣，出位乱政”[4]。思宗的这种宽宏大量，使黄、施、张、李四人陷入惶惶不安之中。确实，他们与魏忠贤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称之为“辅奸者”是并不冤枉的。

黄立极，字中立，大名府元城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累官少詹事、礼部侍郎。天启三年（1623年）魏忠贤以同乡的缘故（河间府与大名府同属北直隶），把他提拔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丁绍轼、周如磐、冯铨一并入参机务。当时魏广微、顾秉谦主持内阁。不久，魏离职，周、丁死去，冯罢官，顾又乞归，黄立极成为内阁首辅，与新入阁的施凤来、张瑞图、李国一起秉政[5]。施凤来，浙江平湖人；张瑞图，福建晋江人，都是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施殿试第二名，张殿试第三名。两人又同时被授予编修，同时升至少詹事兼礼部侍郎，又同时以礼部尚书入阁。两人官运亨通，运气相同，缘由就在于两人的秉性都同样卑劣：施凤来素无节慨，以和柔媚于世；张瑞图在会试策中竟然说：“古之用人者，初不设君子、小人之名”，企图为无耻小人张目。这种悖妄言论遭到士林耻笑，他却安之若素，为魏忠贤撰写生祠碑文不遗余力[6]。这四人当中只有李国稍微干净一点。李国，字元治，保定府高阳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由庶吉士历官詹事，天启六年超擢礼部尚书，入阁参预机务。仅仅十四年就由一介书生直登宰辅之位，可谓飞黄腾达，原因就在于被魏忠贤看中，以同乡（保定府与河间府同属北直隶）之故而破格提拔[7]。

黄、施、张、李被弹劾后，千方百计地为自己洗刷。这些早已把礼义廉耻抛到九霄云外的软骨头，居然还斤斤计较什么耻辱，说什么从来大臣被论劾，未有为缝掖书生所数如臣等者，负此辱而去，臣等虽身填沟壑终不瞑目。当他们卖身投靠魏忠贤阿谀逢迎唯恐不及之时，就已经被钉在耻辱柱上了，现在再来洗刷是无济于事的。由于心虚，辩解的伎俩就显得过于拙劣。胡焕猷谴责他们阿谀魏忠贤意旨滥送官衔，他们辩解道：“假先帝之严命，索臣等官衔，臣等能不与乎？与之亦臣等之罪，然当日忠贤取旨如寄，而谓臣等敢惜其微衔以撄隅虎之怒乎？”胡焕猷谴责他们滥用内阁票拟大权，随意拟旨褒奖魏忠贤，他们辩解道：“至拟旨褒赞，则亦往日一二文书官称上传使，依样票之，一字不合必令改票，甚则严旨切责，此其为日已久，臣等不尽受罪也！”[8]真是奇怪的逻辑，谄媚取容为虎作伥，居然也要叹苦经，既然大节早已抛弃，还谈什么小节！当然也有人同情他们，连最讲究名节的黄道周也慨叹道：“熹庙朝枚卜十二人而预附逆者六人，可谓遭逢之不幸，然其不得已之情亦昭昭可见。观黄、施、张、李四公之辩胡焕猷，则当日之情事可得其概矣。其固位膻荣之意，数幅可尽当局诸人生平。”[9]

好在思宗当时无意追究他们的责任，对他们的辩词并不在意，只是一味地抚慰：国事纷纭，东西未靖，正赖卿等竭力匡襄，安心料理，以副朕怀。黄、施、张、李却忐忑不安，各自上疏求罢。思宗对他们的辞职不予批准，优旨慰留。黄、施、张、李求罢不成，便向皇上建议“枚卜阁臣，以光新政”[10]。思宗同意增补阁臣，以完成新老交替；几天后，才批准黄立极乞休。然后举行选拔新阁臣的“枚卜大典”。由于外廷各衙门多在“阉党”把持之下，会推的候选人很难圈点，思宗以一种近乎玩笑的态度对待它。他别出心裁，一反祖宗旧制，采用金瓶抓阄的办法，在孟绍虞、钱龙锡、杨景辰、薛三省、来宗道、李标、王祚远、萧命官、周道登、刘鸿训、房壮丽、曹思诚当中，选取若干名。天启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举行枚卜大典，从金瓶中夹出候选人，于是钱龙锡、杨景辰、来宗道、李标、周道登、刘鸿训俱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协助施凤来办事[11]。此事有点近乎荒唐，却在情理之中。当时人这样评述：“论相须评品望，拈枚非体……盖上英智，特借此以破阿党，非真谓能得人也”[12]；“上并疑会推不足信，始从众望，特谕召起韩蒲州矣”[13]。不久思宗亲自起用里居的旧辅韩爌主持内阁，更加反衬出这次金瓶抓阄不过是虚应故事而已。

这时的内阁班子表面看来空前强大，一共有九人，但不是与阉党有涉，便是无德无才之辈，继续遭到言官们的抨击是必然的。崇祯元年（1628年）河南道御史罗元宾上疏言事：国家不得其理者，无实心任事之臣。毋切切然忧其局可翻，力为防遏以弥缝其间[14]。所谓弥缝云云，指的是施凤来、张瑞图之流首鼠两端的行径。三月，他再次上疏，更加明确地指责施凤来、张瑞图之流阴阳闪烁，彼此弥缝，养痈不顾。为什么要用这种专擅行私的人为相呢？迫使施凤来、张瑞图先后辞官而去[15]。

来宗道、杨景辰也是谄媚成性之徒。来宗道，浙江萧山人，与黄立极同年进士，累官至礼部尚书，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此人任礼部尚书时，为崔呈秀之母请求恤典，奏疏中有“在天之灵”等溢美词句。翰林院编修倪元璐屡次上疏揭发“阉党”，遭他从中梗阻，讥笑道：何事多言，词林故事，止香茗耳！时人戏称为“清客宰相”。杨景辰与张瑞图同乡（都是晋江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官至吏部侍郎。此人在翰林院时，曾任《三朝要典》副总裁，事事秉承阉党旨意，三次上疏为魏忠贤歌功颂德。这两人入阁后，言官们交章弹劾，不得不于崇祯元年六月同时罢归[16]。

对于这些阁臣们的劣迹，思宗心里是有数的，当时不予追究，留待日后清查阉党逆案时算总账，一个也没有放过。崇祯二年二月二十六日，思宗在平台召见阁臣及刑部、都察院主官时，审阅了他们报上来的逆案名单，很不满意，责问道：“张瑞图、来宗道何不在逆案？”阁臣等借口“无事实”来搪塞，思宗立即列举事实反驳：张瑞图因为所写歌功颂德文章深受魏忠贤宠爱，来宗道为崔呈秀母亲写祭文阿谀奉承，难道不可恶[17]？由于思宗的坚持，张瑞图、来宗道终于同顾秉谦、冯铨等列入逆案中的第四类，赎徒为民；而黄立极、施凤来、杨景辰等人则列入第五类，照祠颂不谨例冠带闲住。

至于周道登、刘鸿训，虽然与“阉党”没有什么密切关系，却毫无才干，人品庸劣。周道登，苏州府吴江县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天启时任礼部侍郎颇有争议，以病告归。崇祯初与李标等同时入阁。此人不学无术，奏对鄙浅，朝中传为笑谈[18]。思宗某日赴经筵，问阁臣：“宰相须用读书人，当作何解？”周道登瞠目结舌，稍顷才说：“容臣等到阁中查明回奏。”思宗脸上略有愠色，继而又微笑如故，问道：“近来诸臣奏内多有‘情面’二字，何谓情面？”周道登这回不好意思再说“查明回奏”了，答道“情面者面情之谓也”，说了等于没说，左右同僚匿笑不止[19]。此公不久因遭弹劾而罢归。刘鸿训，山东长山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天启六年因忤魏忠贤被斥为民。因此入阁后痛斥“阉党”杨维垣、李恒茂、杨所修、阮大铖、霍维华之流，人情大快，思宗也颇信任。崇祯元年九月发生惠安伯张庆臻贿赂刘鸿训涂改敕书事件。按照旧例，总督京营者，不得兼辖巡捕军。关于张庆臻的任命敕书上，在总督京营之外，擅自增改“兼辖捕营”四字。御史吴玉上疏揭发，思宗追问阁臣及张庆臻本人，都支支吾吾，推说不甚了了。思宗命诸臣发表意见，户部尚书毕自严等都借口不知，拒不表态。只有官衔较低的言官说了实话，给事中张廷鼎、御史王道直说，张庆臻以贿赂手段改敕书是事实；御史吴玉说，主使者是刘鸿训。张庆臻辩解说，改敕书是文书官干的。吏部侍郎张凤翔说，张庆臻用贿改敕，窃弄兵权，大不敬，无人臣礼，文书官不过颐指气使之人，如何敢擅自改敕？阁臣李标出来打圆场，说臣等与鸿训同事，并不闻有此事，还求皇上细访。思宗立即打断，反驳道：这样明讲，何须更访？立即命阁臣拟票，阁臣逡巡不肯起草，思宗正色催促，阁臣才拟旨：“鸿训、庆臻俱革职听勘。”部院会勘结果，刘鸿训附近充军，张庆臻以世臣停禄三年[20]。

内阁辅臣中只有李国比较有政见，又有忠厚长者之风。当年魏忠贤指使刘志选诬陷张国纪以动摇中宫，他能够仗义执言，实属不易。国子监生胡焕猷上疏弹劾阁臣而遭惩处时，他出面为之说情[21]。他见皇上求治之心迫切，为了尽辅臣职责，上了一个《新政十事》的条陈，所论都触及时弊。这十事是：厉必为之志，务典学之益，执总揽之要，广听纳之方，谨内传之渐，崇节俭之德，核职掌之实，精用人之衡，恤下民之苦，循久任之法。这些都是针对前朝积弊而发的。由此出发，他向皇上建议采取以下具体措施：一是人君一日万机，章奏欲一一周览无遗，日久必厌，应仿效宋人贴黄之例，章奏一律签出节要，使皇上可以提纲挈领；二是凡朝廷有大政事，皇上可在便殿召见辅臣、卿贰、科道等官咨询，往复商榷，最后取自上裁；三是一切章奏请一概发内阁票拟，或有上传，容辅臣确审事理，有未合者随时修正；四是今天下财政虚竭，物力困敝，应极力节省，宫中冗员、赏赐务应省裁；五是六部主持人才、钱谷、礼乐、甲兵、将作、刑名，六科负纠弹之责。然而部科之条奏审复，内阁与闻，或一事而彼此异议，或一旨而前后相违，因此六部题奏批答应分置一簿，内外参稽，务使综核名实；六是人才遭逆党摧折之后，阴鳞藏羽，充满山泽，除已推升者外，应查核立身才品与当官建树，而陆续起用；七是欲安百姓必须惩贪黩，官员借名科派、滥刑酷虐，必依律追赃定罪；八是督抚重任、藩臬大吏，俱宜以三年任满定其升迁，如任内有钱粮、盗贼、边防、海寇事情未竣者，不许营转[22]。

思宗即位以来第一次看到如此有建设性的施政方略，大为赞赏，当即表示采纳。他批示：“卿所奏十事纡谟硕画，裨朕新政，事关朕躬，当一一采纳施行。诸臣章奏仿古人贴黄之法，自撮节要粘原本进呈，以便执要分曹置簿，参稽综核。卿宜即出，与同官商榷举行。核才品、惩贪墨、循久任之议，于用人恤民尤为关系，该部如议，着实申饬核奏。”[23]思宗所说“卿宜即出”，是针对李国有意引疾辞官而说的，在此旨下达后，他专门另旨温言慰留。到了五月间，思宗才批准他辞官归里。临行前，李国向皇上推荐了韩爌、孙承宗两名颇有声望才干的离职官员来主持内阁[24]。

平心而论，李国的这些建议，与思宗的政见十分合拍。思宗自从即位以来就在孜孜不倦地探究新政的举措。

首先是关于用人。思宗在天启七年十一月初九日批复通政使吕图南请求遭“阉党”排挤的官员各复原职的奏疏时，强调指出：“朕受言虽广，用才必核，不特核所荐之人，亦将核其荐之人，诸臣慎之。”[25]十一月二十五日山西巡按刘弘光上了一本题为《圣治维新奸臣屏迹谨竭下悃之愚仰祈圣听事》的奏疏，指出：一曰勤召对（杜传宣假旨），二曰广考选，三曰辨冤抑（张体乾陷害刘铎），四曰惜人才，如科臣黄永昊等，台臣高弘图等，应当起用。思宗批复：“这本说勤召对以杜旁假，广考选以弘言路，皆有裨新政可行……黄永昊等以门户削夺，都与酌议起用。”[26]天启七年十二月十七日部院接到圣谕：“朕披览载籍，见古之帝王无不以敬天爱民为第一义，而其要在于用人、理财、靖乱、庇民”，“而九卿科道等臣务秉旦诚，各陈所见，即敕谕所未载，不妨悉心条画，苟可以安民察吏富国安边者，朕将采行之”[27]。这种用人必核的思想，在百废待举的非常时期，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他在崇祯元年正月要吏部、都察院等衙门“大计天下吏”，对各级官员进行全面考核。其目的在于剔除投靠“阉党”的诸奸，当时人们称为“圣天子第一新政”。由于主持此事的吏部尚书房壮丽、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诚等都是“阉党”余孽，互相隐容，不少“阉党”分子都逃避了此次考核，因而人心颇为不平[28]。这使他很不满意，戒谕群臣说：“即尔诸臣，才品各有短长，立身各有本末，殷鉴不远，其可勿诸！自今为始，务要洒濯肺肝，各修职业，提精明振作之念，削悠忽延漫之习，勿得苟怀私图致误国是。”[29]崇祯元年正月十六日浙江道御史范良彦上疏谈到维新之治，主张皇帝应该“慎察典”、“公会推”、“严升叙”、“正士习”。思宗批复：“大计重廉，素著秽迹者必黜无赦，会推公典务集众思，说得是……向来升叙之滥，欲行澄汰。”[30]

其次是关于章奏。天启七年十二月，他就传谕各衙门，一应章奏未经御笔批红，不许报房抄发泄露机密；官员私人揭帖，不许擅行抄传。他对于文牍泛滥，章奏越写越长，极为反感，批评道：“章奏冗长，不便省览，以后各衙门条陈章疏，务要简明，其字不出一千，如词意未尽，不妨再本具奏。”他不仅规定章奏不许超过一千字，而且要求写出提要：“诸臣章奏，仿古人贴黄之法，自撮节要，粘原本进览，以便执要。”[31]目的都在于提高行政效率，加快公文运转。有鉴于此，他下令章奏限十日内题复，不得拖延时日。他对于人们习以为常的官僚主义作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祖宗设立部科衙门，各有职掌，内外觉察，法甚明备。乃近来人情玩惰，废弛成风，即如各项章奏，或奉旨而科抄久不到部，或已抄而该部久不题复，以致紧要事务率多稽迟，殊非政体。”为此，他规定从元年二月开始，一切发行内外章奏，各衙门必须在十日内题复，而且要建立考成制度，部科之间互相查勘[32]。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与当年张居正考成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不仅要以考成法来提高行政效率，而且特别强调要少讲空话，多干实事。他要求臣下，章奏必须“切实有用”、“凿凿可行”，对于治道有所裨益。如果浮词枝蔓，徒增嚣竞，他决不收取。为什么呢？因为当前正处在一个转折时期，形势逼人：“今日吏治民生夷情边备，事事堪忧”，“实惟嘉言是赖”。因此他要求诸臣，“或灼见人之臧否，摹拟必得其真；或洞悉事之利弊，务奏必中其窍”，这样才可以使天下受言之利[33]。

再次是关于六部与六科的关系。他主张部科互相查勘，以减少弊端。崇祯二年己巳之变时，他再次强调，六科要查理六部，切实负起责任来：“迩来戎马倥偬，机务烦剧，明旨非不森严，奏行尚多迟慢，欲令计时集事，法当委任责成。尔等（指六科）表里六曹（指六部），旧有注销之规，今再行申饬，各掌印官选委给事中一员，查理六曹奉旨应行事务，某项某日做起，某日完结，次第情节勒限奏报。少有违玩，立付白简，定行责治。如尔等自隳职业，玩忽不遵或议论嚣纷，致令掣肘误事，一并究处。”[34]意在最大限度地发挥六科对六部的监督作用。吏科都给事中沈惟炳等六科掌印官对于提名官员候选人的“会推”中的弊端，向皇上表示不满：所谓“会推”，按照旧例，应该会集九卿科道各官商议，然后由吏部将各官公议名单上报定夺。如果先期不谋之众人，临事乃出其独见，就不成其为“会推”了。为此，他们建议：以后“会推”必须提前六天把吏部欲用之人列名公访，向六科、十三道发出公函，征询科道官的意见。思宗对于六科掌印官的意见深表赞同，他主张充分发挥六科责查六部的功能，因此批复：“铨臣（吏部）主推举，科臣主参驳，职掌正各相成。若临时推用不当，应从公争执，与挟私阻挠不同，何得借口！至议会推先六日发单吏科、河南道，具单送司，如议行。”[35]反映了他一贯重视科道官的思想，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耳目。某次召对时，思宗特命科道官到他的御案前，当面对他们说：“朕思进贤退不肖，故令尔等为耳目，司举劾，就中不无滥冒，尔等试自思之，所举者果人人皆贤乎？所劾者果人人不肖乎？朕曾降谕切责，有反坐二字，以求直言，今又面谕尔等，若借口不言，要科道官何用！”[36]

二、“此时不矫枉振颓，太平何日可望？”

思宗求治心切，对臣下要求有时近乎苛刻，不免要引起一些不满情绪。当时一名御史陕嗣宗的言论就颇有代表性，他关于皇上有三不可及、五不可知的言论，反映了臣子心目中的皇上形象。所谓“三不可及”是表扬皇上的美德：“天睿聪明”、“时亲讲幄”；“声色不染”、“货利不求”；“刻厉节约”、“浣衣菲食”。臣下对皇上向来习惯于歌功颂德，但陕嗣宗的这“三不可及”倒并非向壁虚构的溢美之词，不过他的目的不在于表扬，而在于批评皇上没有自知之明，这就是所谓“五不自知”。

——今陛下批答不辍，顾问日勤，只闻阁臣屡改票拟以从上，未闻皇上曾一霁颜以从下。既令臣下敷陈意见，又使臣下凛凛于救过不及，谁还敢畅所欲言？这叫做“渐近于予圣而不自知”。

——今陛下一概疑云，以慷慨进言者为专擅，以一言偶误者为不敬，以修正意见者为肆欺变幻。这叫做“日涉于猜疑而不自知”。

——今陛下于二三大臣呼之而前，唯恐不速，长跪逾时，备加谴诃，甚则刚遭指摘，便责以受贿，敬大臣之心何在？这叫做“日习于尊倨而不自知”。

——天下积弊废弛，朝政犹如重病之余，元气大伤，振聋发聩计非严督不可，然须逐件整理，非可旦夕责效。稍无成效便独自焦劳，无疑是委辔而冀马驶，放舵而责舟转，势必愈操愈急。这叫做“渐流于呰窳（意为贪懒）而不自知”。

——今皇上聪颖太高，英爽时溢，不患不明察，患有人乘明察而花言巧语中伤善类；不患不振刷，患有人借振刷而小忠小信希市主恩；不患不惩贪诈，患有人借贪诈而捕影含沙阴肆如簧。这叫做“日趋于纷苛而不自知”。[37]

陕嗣宗批评皇上“五不自知”，语句虽然不算尖刻，分量却是够重的，或多或少反映了官员们对皇上的担忧：自视甚高，刚愎自用；猜疑多心，任意斥责；急于求治，旦夕责效；过分明察，趋于繁苛。这些毛病在思宗临朝十七年的整个过程中，愈到后来愈明显，当时只是初露端倪而已，情况也许并没有陕嗣宗说的那么严重。何况当时处在拨乱反正的非常时期，不雷厉风行、矫枉振颓，不仅难以清除“阉党”流毒，恐怕连政局都难以稳定。因为这个缘故，思宗对陕嗣宗的批评作了这样的回应：“朕本乐闻谠言，陕嗣宗臆测管窥，亦思窃附忠爱，但迂腐矫饰，全不晓国势人情。年来权奸窃柄，百度废弛，此时不矫枉振颓，太平何日可望？事加综核，讵是得已！改票折衷商榷务求至当，朕岂肯凭臆决事！”[38]显然，思宗反诘陕嗣宗“全不晓国势人情”是持之有故的。

“此时不矫枉振颓，太平何日可望？”寥寥数语，透露了当时思宗的内心焦虑，形势的严峻也不容他不焦虑。崇祯元年七月初二日，户科给事中韩一良根据皇上整顿吏治的旨意，上疏揭发官场贪污成风的流弊。他从皇上平台召对时曾说“文臣不爱钱”一语引申开来，洋洋洒洒大发议论：“今之世局，何处非用钱之地；今之世人，何官非爱钱之人？皇上亦知文官不得不爱钱乎！何者？彼原以钱进，安得不以钱偿！”韩一良以他在官场的所见所闻总结出官场贪风不止的原因，道出了局外人难以尽知的个中奥秘。他分析道：一个总督、巡抚的职位，没有五六千两银子是到不了手的；一个道台知府的美缺，没有二三千两银子也是弄不到手的；至于州县衙门的主官及佐贰之缺额，都各有定价；甚而至于举人监生及衙门吏胥的人选，也多以贿赂成交。京官中的科道馆选，莫不如此。韩一良联系自己的经历——出身县官而今为言官——现身说法：县官为行贿之首，给事中是受贿之魁。诸臣谈及蠹民都归咎于州县官不廉洁。殊不知州县官无法廉洁，薪俸原本不多，要应付上司票取，不是借口“无碍官银”，便是借口“未完抵赎”；官员过境又要支付“书仪”，欲结欢心还不在此例；顶头上司巡按“荐谢”动辄五十两、一百两；遇上考满进京朝觐，非三四千两无法过关。这大把大把的银子毕竟不是天上掉下来地里长出来的，要州县官廉洁，可能吗？至于言官，人们称科道官为“抹布”——“只管他人干净，不管自己污名”，实在肮脏得很。他以自己担任言官为例，说：臣两月之内已经推辞“书仪”五百两，臣寡于交际犹然如此，其余可以类推。这些还是有名目的馈赠，臣担心以言路为吓人腐鼠的爱钱之辈，银子如流水而至。因此他乞求皇上大力惩戒，逮治贪赃最甚者，杀一儆百，使诸臣视钱为污，惧钱为祸，形成不爱钱的风气[39]。

韩一良所揭露的贪风，正是思宗即位以来思虑的问题——整顿吏治的重要方面，因此对这个直言不讳的言官很是欣赏，为了在官僚中激起反响，特地在平台召见群臣，专门议论韩一良的惩贪意见。召对一开始，思宗命韩一良高声朗读自己的奏疏，然后交给阁臣传阅，并请他们发表意见。阁臣刘鸿训说：“这弊有两端，有交际，有纳贿。”思宗问：“何谓交际？”刘鸿训答：“交际如亲友馈遗，情有可原；纳贿则希荣求宠，便不可以数计。”思宗说：“朕阅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鲠可嘉，当破格擢用，可加右佥都御史。”吏部尚书王永光一面承旨，一面又给韩一良出了一道难题，对皇上说：“科臣露章必有所指，乞皇上命科臣摘其尤者重处一二，以为贪官之戒。”其实韩一良所说的贪风，对事不对人，并非专为某人而发，要他当场举出具体事例显然是有意刁难。王永光对韩一良的惩贪主张并不赞成，何况韩一良还点到了吏部，更加激起他的反感，既然皇上要破格重用，他不敢抗旨，便出了这道难题，意欲让他当场陷于尴尬境地。思宗并不觉察王永光的用意，只是感到韩一良所说过于笼统，便召韩一良出班，指着奏疏末尾“开之有源，导之有流”一句，要他具体加以说明。韩一良毫无思想准备，只得说：“臣今未敢深言，待插辽平复之后具奏。”思宗要他指名道姓，韩一良说：“此二语盖指事例言，若纳贿等事，臣疏中原说‘风闻’，不曾知名。”思宗一听大为不满：“难道一人不知遽有此疏？限五日内指名来！”韩一良自知难以指名，便向皇上列出四种人，要有关衙门查核：有曾经参劾并下部处分尚待报告者，有物望不归窃拥重权者，有俸资不及骤登要地者，有钻谋陪推营求内点者。他的意思是要说明他的奏疏并不实指何人，为自己留有余地，因为要指名道姓揭发贪污官吏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情，极易触犯众怒[40]。但是皇上要他指名道姓，他不得不遵旨回奏，随便列举天启年间的周应秋、阎鸣泰、张翼明、周家春等人的贪污事例来应付。并且在奏疏中大发牢骚，他认为指名道姓原本是吏部等部门的职责，应该由他们来揭发。其实吏部等衙门不想揭发，也不愿别的官员揭发。他说，臣所列之事无一不是该部职掌，而必责令臣指，难道不是恶臣之言而不欲共破情面？[41]

思宗接到奏疏后，再次召见群臣，定要追个水落石出。他说：“周应秋等自有公论，张翼明已下部听勘，俱无用尔参。”说罢取出韩一良第一个奏疏反复展视，亲口朗诵，读至“臣素不爱钱而钱自至，据臣两月内辞却书帕（书仪）已五百余金。以臣绝无交际之人而有此金，他可知矣”，击节赞叹。然后厉声问韩一良：“此五百金何人所馈？”韩一良答：“臣有交际簿在。”思宗再三追问，韩一良始终答以“风闻”二字。思宗勃然震怒，指责他以“风闻”塞责，转而对阁臣说：“韩一良前后矛盾，他前疏明明有人，今乃以周应秋等塞责，都御史不是轻易做的，要有实功，方许实授。”阁臣刘鸿训等纷纷劝谏皇上日前已下旨破格擢用韩一良为都御史，不可轻易食言，说：“臣不为皇上惜此官，但为皇上惜此言。”思宗面带愠色说：“分明替他说话，他既不知其人，如何轻奏？岂有纸上说一说，便与他一个都御史！”说罢，召韩一良出班，当面叱责：“韩一良所奏，前后自相矛盾，显系肺肠大换。本当拿问，念系言官，姑饶这遭。”韩一良因此被革职为民[42]。韩一良以惩贪奏疏的大破情面触及时弊而受到皇上嘉奖，意欲重用，不久竟遭到革职为民的处分，变化之快令人震惊。究其原因，并非思宗不想惩贪，恰恰相反，是他太想惩贪，嫌韩一良所论太过泛泛，不敢指名道姓，使他难以下旨严惩。

时隔不久，思宗终于抓住了贪赃枉法的实例，狠狠予以严惩。崇祯二年闰四月，思宗接到上任刚几个月的工部尚书张凤翔的奏疏，揭露了工部召商采办的宿弊——经办官员层层收取回扣，致使工部名义上发银一千两，到商人手上只不过三四百两而已。其实此种歪风邪气自万历以来就愈演愈烈，非自今日始。对于这种宿弊思宗当然不能容忍，立即在文华殿召见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科道官以及翰林院记注官、锦衣卫堂上官等，奉命巡视工部所属厂、库的工科给事中王都，陕西道御史高赉明等列席。皇上来到文华殿，诸臣行礼毕，分左右两班站立。文华殿中一片肃静，只听皇上朗声道：“王都、高赉明出班跪下！”接着便厉声责问：“朕命尔等巡视厂、库，剔奸革弊，如何发银一千两，止给三四百两？又且不待进库，多在京门外瓜分？”王都拒不承认，他说由他巡视的节慎库“发一千满一千，发一百满一百，并无二八抽扣之弊”。思宗对他这种推托之词很不满意，责问：“不经尔等批发，谁敢瓜分？先年二八（即按二八比例抽扣），近乃四六（即按四六比例抽扣），一千只有三四百两，尔等巡视如何不言？既着回话，又如何支吾？”跪在一旁的高赉明见状不妙，慌忙解释：“……其商匠领银出库，有衙门之使费，有委官之常例。臣采访未确，未敢入告，致张凤翔先发，非敢默默不言。”思宗忿忿地说：“朕闻之已久，不止张凤翔之言，如今太不像了，还要巧言！”王都还想辩解，思宗立即打断：“不必巧辩，着锦衣卫拿了！”内阁辅臣一个个跪下求情，思宗毫不松口，断然拒绝，而且对身负监察责任的科道官抱怨道：“有此大弊，尔等如何不言？庇护同类！”科道官们哑口无言，思宗紧追不舍：“如何不奏？”在皇上再三追问下，科臣陈良训战战兢兢地说：“……至于二八抽扣之说，果是从来陋规……”还未等他说完，思宗阻止道：“不必奏，起去！”接着他叫工部尚书张凤翔出班，叮嘱道：“此弊诸臣屡言之，朕闻已久，不因卿疏，卿安心供职。”张凤翔因为他的奏疏而处分官员，希望皇上宽恕王、高两人，遭到皇上拒绝。这时锦衣卫堂上官报告：“犯官王都拿到朝房候旨。”思宗轻描淡写地应了一声：“知道了。”司礼监太监见此情景以为召对已经结束，便尖声喊道：“起案！”诸大臣一听正欲告退，不料皇上突然发话，叫太监抬案过来，大臣仍回原班待命。只见思宗取回张凤翔的奏本再详细看了一遍，然后提起朱笔在上面批道：王都、高赉明都革了职，法司严刑追赃拟罪具奏。内阁辅臣看了都说皇上处分太严，希望稍从宽恕。思宗一口拒绝[43]。两天后，内阁辅臣联名上疏为王都、高赉明求情，思宗毫不留情地批驳：“国家命科道巡查，剔弊除奸，今反生弊作奸，寡廉鲜耻！生民如何得苏，财用如何得足？卿等不为朕清厘，反拘拘申救，当此多事，宁不动心！”[44]

思宗严惩王都、高赉明意在矫枉过正，震慑那些抽取回扣收受贿赂的贪官们，从而达到整顿吏治的目的，反映了萦绕于他心头的忧虑：“此时不矫枉振颓，太平何日可望？”然而长年累月形成的官场积弊，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上下左右莫不如此，绝不是惩处一二官员所能奏效的。

比方说，崇祯二年正月初十日，思宗收到兵科抄出陕西道监察御史赵延庆的题本，其中谈到边镇贪赃勒索的风气：“宋臣岳武穆有言：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年来边方文臣每以武弁为可鱼肉之官，如节令、生辰、覃恩、升迁，表里下程锦帐之馈，如此致督臣，便如此致抚臣；如此致抚臣，便如此致道臣。以至边郎府佐俱有馈遗，文官大有所爱，武官重有所惜，情也亦势也……大家无点金之手，同日张克削之声，穷戍之所所存骨耳。”看到这种令人丧气的话，思宗不无愤恨地批复：“馈遗占役克饷病军，着督抚官严行谕禁务涤宿弊……”[45]贪风之盛，各地皆然。

崇祯二年九月范景文以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出任河南巡抚，发现地方吏治最大的弊病就是一个“贪”字，而且成为难治的顽症。他在奏疏中说：“无日不以察吏安民为兢兢，因窃叹今日吏治之病，惟有一贪，而对症之药，止惟一廉。然贪吏之日多，廉吏之日少者，起于察吏者手何也？吏之能为贪，必有才力可恃，而吏之敢为贪，必有墙壁可倚者也。其一段翘然自喜之气既已晔晔动人，而工逢迎善弥缝，又能侦上官意而巧中之。相得既深，觉察不暇，彼之志遂肆胆遂张，为所欲为，无复畏忌。且分其囊橐供作苞苴（贿赂），延誉多方，虚名易起，甚有畏其奥援，假之羽翼而不敢动者，以是荐剡日腾于上，而怨怒日盈于下，弹文所列不过一二庸碌悃愊无华之辈，聊充故事而已……而今若此，世安得有吏治乎？‘好官不过多得钱’，原属昔人谑语，今竟守为秘诀。人见得钱既多，又复好官自我，通神得力，转相效尤，卓然自立者有几？”[46]看来要想矫枉振颓，一扫官场贪风，是难乎其难的。

思宗对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作为言官要求极严，稍有失职便严加惩处，使一向活跃的言官们顿时有点消沉。崇祯二年六月，酷旱不雨，焦虑不安的思宗在平台召见大臣时，除了表示自己要到文华殿斋宿，并希望大小臣工竭诚祈祷外，话题集中在言官上。他说：“近来各衙门事体多有沉搁，卿等票上来，朕览过发下，全不奉行，科道官亦通不言，该查参的也不查参，岂今日时事、边方、腹里、吏弊、民情俱无可言么？”阁臣们为言官辩解：“科道官亦时有陈奏，因皇上励精实政，凡事实实可行的方敢奏请，前时浮泛条陈委实少些。”“诸臣非是不言，近因仰体皇上静摄，所以章奏少些。”思宗对于这种站不住脚的解释并不满意：“他们于外边事那一件不知，只是碍于贿赂情面，不肯实说。就有条陈，也只口角好听，要紧处十无二三……”[47]他对言官不勤于奏陈，即有奏陈也不触及要害，很是恼怒。

但是，臣下对他们的皇上也有自己的看法，当时任顺天府尹的刘宗周就发表了责怪皇上求治之心太切的见解。刘宗周，字启东，绍兴山阴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一向以敢于直言，敢于坚持己见而著称。他在崇祯二年九月上疏陈述政见，从辽东事件谈到皇上的为君之道：“今陛下圣明天纵卓绝千古，诸所擘画动出群臣意表，遂视天下以为莫己，若而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自以为不及，益务为谨凛救过不及，谗谄因而间之，猜忌之端遂从此而起。陛下几无可与托天下矣！夫天下可以一人理乎？恃一人之聪明，而使臣下不得尽其忠，则陛下之耳目有时而壅塞矣！凭一己之英断，而使诸大夫国人不得衷其是，则陛下之意见有时而移矣！”这是对皇上刚愎自用的委婉批评，点到了要害：恃一人之聪明能治理天下吗？在刘宗周看来，陛下是尧舜之君，声色不御，宴游不迩，律己甚严，但是“求治之心操之过急，不免酿为功利，功利之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之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之不已积为壅蔽”[48]。对思宗求治之心操之过急的心理刻画可谓准确之极，并且对其流弊也有足够的估计：必然导致功利、刑名、猜忌、壅蔽。对于这种判断，后人赞叹道：“其后国事决裂，尽如宗周言。”[49]遗憾的是，思宗对刘宗周的批评并不以为然，认为他的条奏“不无疏阔”[50]。

究竟孰是孰非？刘宗周是一个学者型的官员，讲求正统儒家伦理，律己律人都很严，他的批评是否有点过分呢？不然。思宗急于求治几乎是大多数官员的普遍感受。就在刘宗周上疏一个多月之后，一个不甚有名的河南府推官汤开远也上疏批评皇上急于求治结果适得其反。他说：当今似乎是有圣主而无善治，何以故？原因就在于皇上一人独劳，而没有诸臣的辅佐。对于这一判断，他从几方面展开论证：一是皇上急于求治，诸臣救过不及，明罚敕法，几乎是治乱世用重典；二是皇上急于求治，诸臣欲奉公营职，而虑天威不测，梦魂亦惊，难以鼓豪杰之气；三是今日为言官太难，言责之中又有官守，身在科道而务在六部，舍封驳而勤差委，轻重倒置；四是皇上以策励望诸臣，于是臣下多戴罪。不开立功之路而仅戴罪，将戴罪无已时。因此他希望皇上宜稍宽大吏，与诸臣推心置腹，进退之间待之以礼，使诸臣勿畏勿怵，不要动辄押入锦衣卫诏狱。他认为，皇上宽一分在臣子，则宽一分在民生，否则民穷则易为乱[51]。应该说汤开远的批评与刘宗周的基调是大体一致的，都点到了思宗在治国与用人方面过于明察过于苛求，使臣下终日处于畏怵之中，而畏首畏尾，必然沦为皇上一人独劳的局面。这一点和他的老祖宗明太祖朱元璋颇为相似，朱元璋在胡惟庸党案后取消了丞相与丞相制度，推行“治乱世用重典”、“以重典驭臣下”的方针，不仅大权独揽而且小权独揽。

因为这种缘故，思宗为了矫枉振颓而采取的一些措施，虽不失为一时中兴之举，但效果与动机相背离。不妨略举两例以见一斑。

其一是严厉控制宦官。他重申祖宗旧制中关于自宫（私自阉割）的禁例：民间有四五子以上，许以一子报官阉割，有司造册送有关衙门，供收补宦官时选用。如果敢有私自净身者，本人及下手之人处斩，全家发烟瘴地面充军，邻居不举报者也要治罪。他指出，近来无知小民贪图财利，私行阉割，童稚不堪，多至殒命。自今以往，暂且不收选宦官，敢有犯者，按法正罪，有司知而不禁，并行究处[52]。与此同时，又戒谕朝廷各官不得交结近侍（宦官）。这些措施显然是针对天启时期“阉党”专政，魏忠贤之流把持朝政，引出的教训。为此他宣布：今后大小臣工须知各修职业，各效忠诚，不得有招权纳贿之私心巧为钻营，倘有敢蹈前辙交结近侍作弊者，必究如律[53]。这些措施如能切实执行，对于政治清明肯定有所裨益。但是在思宗看来这不过是权宜之计，不久他就更改初衷。他以为群臣无人肯实心任事，还是宦官最听话，重新赋予宦官以干政的大权，例如督率京营、到边镇监军、到户工二部督理钱粮等，使先前矫枉振颓的努力化为乌有。

其二是裁撤驿站。这是思宗用力最勤，也最能体现他矫枉振颓作风的一件大事。崇祯元年六月思宗看了御史顾其国奏疏中关于骚扰军民莫甚于驿站的意见，颇有感触，随即批示内阁：国家设立驿站专为军情及各处差遣命官之用，近来官员大多徇私舞弊，把勘合马牌（驿站通行证）私自送给亲朋故友，假公济私；而且在常例食宿供应之外还要敲诈勒索致使驿站民夫困苦不堪，甚至卖儿贴妇以应横索。有鉴于此，他要内阁传谕兵部，遵照旧例从严控制，以清弊源[54]。然而积弊已深，决非一纸命令可以解决的。崇祯二年四月刑科给事中刘懋上疏指出，当今天下州县困于驿站者大约十之七八，调停无效，禁革也无效，只有裁减一法值得一试。思宗对于驿站滥用屡禁不止深感困惑，刘懋的建议也许有效，于是下旨把刘懋改为兵科给事中，专门管理驿站整顿事务，凡兵部发出勘合必须经刘懋挂号方才有效；凡抚按官入京驰驿者必须到刘懋处验号注销[55]。

刘懋对于驿站流弊的看法确实值得注意。刘懋，字养中，号渭溪，陕西临潼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皇上的重用激励了他，决心在裁驿上干出一番名堂来。几天后他向皇上报告了对驿站的基本估计：一是今日驿递用于公务的仅占十分之二，用于私事的占十分之八；二是驿站的苦累来源于往来过客的占十分之四，来源于本省衙门的占十分之六；三是驿递事项出于各省抚按衙门的占十分之三，出于中央各衙门的占十分之七[56]。接到这个奏疏的第二天，思宗在平台召对时，专门提出来讨论。在内阁辅臣看过后，问道：“这疏说得如何？”内阁辅臣对此颇不以为然，没有直接表态，反而请示皇上：“兵部昨有复驿递疏，当经圣览？”思宗还是追问：“此疏中各款如何？”阁臣李标说：“兵部复驿本皆属切要，若着实举行，驿弊自清。”思宗不以为然，反驳道：“驿递之设原为紧急文书飞报军情，今遣白牌（未加盖官印的通行证）骚扰驿递，朕屡旨严禁，全不遵行，朕当以重典处之！”阁臣韩爌说：“圣谕严切，诸臣不敢违玩。”思宗反驳道：“不敢者只良乡、涿州两处，其余还照旧，怎见得不敢？”说罢便召刘懋出班宣读他的奏疏。仿佛出于对奏疏的重视，思宗不由自主地起立倾听，直到宣读完毕才坐下，向刘懋发问：“一匹马如何用工食（银）一百六十两？”刘懋答：“就臣乡一县（临潼县）言之，添至一百六十两，别县尚有加至三百两，而驿递犹称苦累。”思宗不解地问：“如何三百两犹称苦累？”李标答：“只是差役过多所以……”韩爌答：“各差自有祖宗旧制，载在《会典》，原有定额。”刘懋解释道：“年来驿递疲累已极，只为情面不破，过客任意需索，州县不敢……不如照祖制裁定，过客无处需索，有司穷于无处奉承。就将裁省银或全豁，以宽民力；或进解，以抵薪饷……”思宗缓缓地说：“还是蠲在民间才是。”稍停片刻后，思宗对刘懋的裁驿主张作出了评价：“裁之一字甚有理。”然后嘱咐阁臣：“卿等改票来！以后以礼致仕、飞报军情及奉钦差等项，才许驰驿，其余一概禁绝，不许擅用。”[57]他把刘懋的裁驿建议概括为一句话：除了官员致仕、飞报军情、朝廷钦差以外一概不准利用驿递。

具体操作当然由刘懋进行。刘懋所谓“照祖制裁定”，是遵照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规定，凡天下水马驿递运所，专一递送使客、飞报军情、转运军需等项，才可以动用驿站的马驴、船车、人夫、什物等项[58]。日久弊生，驿递愈用愈滥，勘合愈发愈多。到了天启末年，驿递的弊端达到极点，援辽、援黔、征兵、征饷、起废、赐环、武弁、内官都得动用驿递，加上冒滥，简直不胜负担。刘懋的裁驿措施是把原先的勘合发放类型由五十一条裁减为十二条，并且对每一条的人夫马船也作了限制[59]。如此大动作，限制了各方面假公济私的便利，遭到各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是在预料之中的，这就给小小给事中刘懋沉重的压力。裁驿一年之后，刘懋向皇上报告各地对他的怨恨情绪之大，实在令人吃惊：“游滑不得料理里甲也，则怨；驿所官吏不得索常例也，则怨；各衙门承舍不得勒占夫马也，则怨；州县吏不得私折夫马也，则怨；道府厅不得擅用滥用也，则怨；即抚按与臣同事者不得私差多差也，则怨。所不怨者独里中农民耳！”[60]一方面裁驿措施遭到各种有权有势者的抵制，另一方面裁驿所节省的工食银两，被各有关衙门借支一空，使裁驿的正面效应根本显示不出来，负面效应却愈益凸显。在那种体制之下，好事要想办好，实在难于上青天！崇祯四年（1631年）二月，刘懋把裁驿的结果报告皇上：各省裁驿节省银两共计六十八万五千余两，表面上是“移作边地修防之需”，其实是各级衙门利用借支的名义填入了无底洞，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思宗虽然知道表面文章与实际成效有相当差距，但还是嘉奖刘懋“事竣勤劳，准与记录优擢”[61]。不过，刘懋的日子并不好过，不但没有等到皇恩浩荡加官晋爵，反而在各方面的埋怨唾骂声中，借口养病辞官悄然归去[62]。

裁驿之举，从理论上讲是节省朝廷开支、减轻民间负担的好事，问题在于动机与效果不相一致，甚至背道而驰。体制内的改革的成功与否，有赖于体制自身的支持，也有赖于体制外的反应。此次改革不能说是成功的，它的最明显的负面效应，就是使数以万计的驿站民夫因此而失业，迫使他们走上反叛明王朝的武装起义道路，这是刘懋与思宗始料不及的。对此计六奇有一段精彩的评论：“上即位，励精图治，轸恤民艰，忧国用不足，务在节省。给事中刘懋上疏，请裁驿递，可省数十余万。上喜，着为令，有滥予者罪不赦。部科监司多以此获谴去，天下惴惴奉法。顾秦晋土瘠，无田可耕，又其民饶臂力，贫无赖者藉水陆舟车奔走自给，至是遂无所得食。未几，秦中迭饥，斗米千钱，民不聊生，草根树皮剥削殆尽……又失驿站生计，所在溃兵煽之，遂相拥为盗，而全陕无宁土矣。”[63]思宗矫枉振颓的目的是为了太平有望，结果却适得其反。这个社会怎么了？难道一切药方对它都毫无作用了吗？

三、朝政与党争（上）——由会推阁员引发的党争：钱谦益案

中国的传统政治历来有朋党之争，如东汉的党锢之祸，唐的牛李党争，宋的元祐党争之类。这种派系门户之争当然不能说全无清浊是非之分，但混斗的结果，敌对双方往往意气用事，为了置对方于死地而无所不用其极，却把国家社会利益丢诸脑后。一言以蔽之，朋党之争的结果是政治的愈发腐败。明代也没有例外，从万历中叶以来党争不断，终于导致天启年间“阉党”专政的局面，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思宗即位后拨乱反正，钦定“阉党”逆案，党争似乎可以画上一个休止符了。但事与愿违，长年累月的派系门户之争已经在官僚队伍中形成了思维定势，朝廷中的政治分歧几乎都要与党争牵丝攀藤，似乎离开党争便无以谈政治。在强大的惯性带动下，整个崇祯朝党争从未间断。无怪乎思宗要喟然长叹：“诸臣但知党同逐异，便己肥家！”[64]他要矫枉振颓，营造新政，为此而忧心忡忡，正如他自己所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65]。但是大臣们却醉心于党同伐异，形成强烈反差。夏允彝在论及明末朋党之争时曾慨乎言之：“朋党之论一起，必与国运相始终迄于败亡者。以聪明伟杰之士为世所推，必以党目之。于是精神智术俱用之相顾相防，而国事坐误，不暇顾也。”[66]如果说朋党之争是导致明亡的一个原因，是毫不为过的。

崇祯朝的朋党之争是由会推阁员引发的钱谦益案打开序幕的。不过，它并非偶发事件，有着深刻的政治根源。崇祯元年正月，御史罗元宾就向思宗提请注意此事：国家不得其理，无实心任事之臣，是派系门户在作祟。他认为，今日之世，不但要革除小人恣祸之阶，也要革除君子道长之名；不但要革除借门户以锢人之弊，也要革除借门户以图报之端。思宗是不满意于朝廷内外纠缠于党争的，所以对罗元宾的主张表示“嘉纳”[67]。到了四月间，内阁大学士张瑞图在告归之前向皇上临别赠言中也谈及朋党问题。他说：近日士大夫各是所是，各非所非，恩怨相寻，冰炭互角。人各有心，众思为政，顺是不止，则汉唐党人、宋时议论之祸，将与国家循环无穷[68]。张瑞图因谄附魏忠贤而遭罢谴，他跳出是非之圈后痛定思痛的肺腑之言，思宗以为是例行公事式的套话，根本没有留意。刚刚被起用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的杨鹤，就任后所上的第一疏，谈到图治之要在于培养元气。他说：士大夫分别门户，彼此相攻，后浪前浪互为起伏，使士大夫元气伤尽，当务之急是培养士大夫的元气。据他的儿子杨嗣昌说：杨鹤此疏是针对当时“阳气初回，议者不知养以安静，鼓之太和，而一片杀机横据胸臆，冲决齿牙，取快一时，而不思其渐”。思宗并未领悟，只是泛泛地批了八个字：培养元气，今日要着[69]。确实，培养元气是当时朝政的要着。当时处在百废待举之时，思宗正忙于整顿北方边防、昭雪冤狱、改组内阁，以创建崭新的政治局面。不料由会推阁员引发出温体仁攻讦钱谦益事件，转移了大臣们的视线，使他们不由自主地卷入了无谓的内耗之中，从而开启了崇祯一朝无休无止的党争风潮。

崇祯元年十一月初三日，吏部根据思宗的指示，会推内阁增补成员的候选人，开出一份名单：吏部左侍郎成基命，礼部右侍郎钱谦益、郑以伟，尚书李腾芳、孙慎行、何如宠、薛三省、盛以弘，礼部右侍郎罗喻义，吏部尚书王永光，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70]。身为礼部尚书的温体仁不在会推名单上，刚以召对称旨颇受皇上赞许的礼部右侍郎周延儒也没有被推为候选人。这就引起温、周两人不满，把矛头对准了钱谦益。

温体仁，字长卿，湖州府乌程县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累官至礼部侍郎，崇祯初升任礼部尚书。此人外表曲谨而内里猛鸷，机深刺骨[71]，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厉害角色。工于心计的他揣测，由于他与周延儒不在名单之内，皇上必然疑心廷臣结党。思宗的这种心态果然被他揣摩透了。于是他便利用皇上的这种心态，上疏攻击钱谦益，找到的口实是天启元年钱谦益以翰林院编修之职出任浙江省的主考官时，接受考生钱千秋贿赂，不宜成为阁臣[72]。这一下，在中央政府的最高层引起轩然大波，立即形成壁垒分明的对立两派，各执一词，互相攻讦。

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苏州府常熟县人，万历三十六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天启元年奉命到浙江作主考官。与钱谦益有嫌隙的湖州府归安县人韩敬、嘉兴府秀水县人沈德符冒用钱谦益的名义，策划科场舞弊：预捏字眼，假称关节，派人向应试士子联络，约定事成取偿[73]。浙江应试士子企图用舞弊方式求侥幸的多堕其网中。其中有一个名叫钱千秋的人买到的关节是“一朝平步上青云”七字暗号，要巧妙地把这七个字置于每段文章的结尾，以便考官识别。发榜时钱千秋果然金榜题名，这场科场舞弊似乎天衣无缝。不料由于出卖关节的人分赃不匀，把舞弊情节公然透露出来，韩敬还派人到北京大肆宣扬。礼科给事中顾其中磨勘原卷，找出证据，写了一道奏疏揭发这一科场舞弊。当钱千秋上京准备参加会试时，钱谦益一问果然事出有因，便主动检举。刑部审讯结果，假冒钱谦益名义出卖关节的徐时敏、金保元发往烟瘴地面充军，钱千秋革去举人功名并依律遣戍；钱谦益与本房试官郑履祥确不知情，但失于觉察，罚俸三个月。不久，徐、金两人在狱中病故，钱千秋发往东胜右卫（今河北遵化）充军遇赦[74]。一场司空见惯的科场舞弊案件就此被人们所忘却，谁也不曾料到，竟会被旧事重提，闹得朝廷上下沸沸扬扬。大凡旧事重提都有某种政治意图，温体仁重提旧事意在阻止钱谦益入阁的势头，周延儒也企图以此为契机使自己获得进入内阁的机会。

周延儒，字玉绳，常州府宜兴县人，万历四十一年会试殿试都获第一名。天启中先后掌管司经局、南京翰林院。思宗即位后召为礼部右侍郎。此人生性精明，善于伺探皇上意旨，多次召对都令思宗满意。周延儒心中有数，此番会推阁员自己如能被提名，必定会被皇上点用。他除了在外廷积极活动，还走后门结好于外戚郑养性、万炜，以及东厂太监唐之征，作为内援，志在必得[75]。

另一个志在必得的人便是钱谦益。他年轻时就在江南小有文名，二十九岁点中探花以后，与叶向高、孙承宗、高攀龙、杨涟、左光斗、周顺昌、黄道周、文震孟等名流交往密切。东林诸名士被害后，钱谦益俨然成了东林领袖人物[76]。以他的名望、才学与资历，列入会推名单似在情理之中。不过，与他同是礼部侍郎的周延儒虽然资望比他浅，但近日颇受皇上器重，如果两人同时被举推，自己显然处于劣势。钱谦益的同乡门生瞿式耜出面，多方为恩师活动。瞿式耜当时官任户科给事中，多次上疏蒙皇上采纳，作为言官的他搏击权豪无所畏惧，朝廷大臣多怕他这张嘴。当时吏部尚书王永光杜门乞休，御史梁某上疏希望皇上降旨由吏部侍郎代行其职。瞿式耜却请求皇上仍由王永光主持枚卜（即会推阁员）之事。私下里又怂恿王永光不推周延儒，把钱谦益排在第二位[77]。这个瞿式耜是钱谦益的同乡（苏州常熟人），曾师事钱谦益，就读于拂水山庄，他虽然没有被“阉党”列入《东林点将录》等黑名单中，却对东林人士遭到迫害深表同情与支持。由此看来，他在“枚卜”展开之时支持钱谦益，除了师生之间的私人关系，还显示了他的政治态度与立场。正如他在奏疏中所说：“枚卜举行，出自圣裁，举朝疏请枚卜者无虑数人，岂有有臣疏则枚卜举行，无臣疏则枚卜不举行乎？”“凡朝廷一切会推会议诸大政务自有部院之长，臣不过散给事中何能怀参末议，而乃以臣受人指使从中主张！”他也认为浙闱关节与钱谦益无关：“浙闱举钱千秋卷弊，狱已久定，事坐分考，显与谦益无涉。”[78]

于是钱谦益便成了矛盾的焦点。周延儒遭此闷棍，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说“此番枚卜皆谦益党把持”。思宗看到会推名单中没有周延儒颇为纳闷，当然对这种流言蜚语深信不疑。温体仁摸透皇上的心思，抓紧时机向皇上提交了《直发盖世神奸疏》，把多年前钱千秋科场舞弊案件重新提起，攻讦钱谦益身为主考官竟然关节受贿，神奸结党，不应当成为阁员候选人[79]。在这件事情上，周延儒与温体仁是有共同语言、共同利害关系的，所以配合得十分默契。正如当时人给事中李清所说：“钱少宗伯谦益声气宿望，虚誉隆赫，时周少宗伯延儒为上所眷注，阻之令不得列名于枚卜，延儒请之瞿给谏式耜，式耜厉声拒之。适温宗伯体仁亦以沈故辅一贯门人，为时望所摈，每立朝无敢与言者，而资俸久在谦益上，亦不与名。于是体仁、延儒交遂合，始有召对钱千秋之事。”[80]思宗最不能容忍廷臣结党营私，欺君罔上，在收到温体仁《直发盖世神奸疏》的次日，即十一月初六日，迅速作出反应，在文华殿召见群臣，要温体仁与钱谦益当面对质。其实他心中早已先入为主有了定论，接受了温体仁指控钱谦益“结党欺君”的说法，想狠狠整一下钱谦益以振肃廷臣中的朋党习气。

因此这次御前会议的意义远远超出科场舞弊层面，牵涉到朝廷高层的权力之争，思宗、温体仁、钱谦益等人之间的对话，显得尖锐而又生动。思宗先在暖阁与内阁辅臣李标、钱龙锡以及吏部尚书王永光密谈多时，然后来到文华殿召见群臣。他首先召温体仁出班，问道：“卿参钱谦益受钱千秋贿，以‘一朝平步上青天’为关节，结党欺君之罪，可是实的么？”

温体仁答：“字字都是实的。”

思宗问：“疏中语‘欲卿贰则卿贰’，‘欲枚卜则枚卜’，是怎么说？”

温体仁答：“此番枚卜，都是钱谦益事体。不曾结（按：指钱千秋案未结），不该起升，如何起升？如今枚卜，不该推他在里面……”

思宗又召钱谦益出班，问道：“温体仁参卿，受钱千秋数千金之贿，以‘一朝平步上青天’为关节，可是真的么？”

钱谦益对温体仁的险恶用心估计不足，未曾交手，先自退却，居然承认温体仁参臣极当。他说：“臣才品卑下，学问荒疏，滥与会推之列，处非其据。温体仁参臣极当。但钱千秋之事关臣名节，不容不辩。臣子辛酉年（天启元年）典试浙中，与科臣暴谦贞矢公矢慎，一时号称得人，初不肯有钱千秋之事。臣到京方闻其事，当时具有疏参他勘问明白，现有卷案在刑部。”

温体仁不待皇上许可径自插话，语气咄咄逼人地责问钱谦益：“钱千秋逃了，徐时敏、金保元过付之人提到刑部，如何赖得过？”钱谦益只是一味招架：“不敢多辩，现有刑部卷案。”

思宗召刑部尚书乔允升出班作证，乔允升说：“此事在天启二年，三年才到刑部，现有卷案。”

温体仁不承认已经结案，一口咬定：“钱千秋不曾到官（结案）。”

钱谦益则肯定已经结案：“（钱千秋）其实到官，岂敢欺皇上。”

思宗见他们各执一词，便对在场的大臣说：“据体仁奏说不曾结（案）了，卿等奏来！”

大臣们遵旨回话，吏部尚书王永光首先回奏：“钱千秋事，臣已经奏过皇上，钱千秋到官结案了。”吏科都给事中章允儒也作证说：“臣当日待罪在科，曾见招稿（招供笔录）。”

温体仁仍坚持说：“钱千秋未曾到官，只是照提。”

思宗鉴于双方争执不下，便命人把礼部卷子及刑部招稿一并取来查验。温体仁见皇上对此事十分认真，随即补上一句，点明了他前日上疏与今日召对所言的意图：“会推不与，臣应避嫌引退，不当有言。不忍见皇上孤立于上，是以不得不言。”思宗见第一回合的争论焦点已经明朗，只待取来卷子招稿便可分晓，便宣布暂时休会，自己也回到暖阁休息。这次当场对质，温体仁是主动出击，上疏揭发在先，做了充分准备，说话盛气凌人，流利酣畅，他的用意很明显，力图把天启二年已经结案的钱千秋舞弊事件说成是尚未结案，以便重新审理，把钱谦益拖进嫌疑犯的泥淖之中，使他入阁的可能化作泡影。钱谦益则毫无思想准备，以为此番枚卜稳操胜券，不料温体仁抖出了多年前的一桩丑闻，使这位名满天下的饱学之士一时显得张口结舌，处于被动招架的地位。

少顷，思宗再次进入文华殿，召对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思宗问温体仁：“卿参‘神奸结党’，奸党是谁？”

温体仁答：“钱谦益之党甚多，臣还不敢尽言。”这是故意卖关子，耸人听闻，把他攻讦钱谦益夸张为反对朋党的斗争，以便激起素来厌恶朋党的皇上的反感。

当思宗问王永光刑部招稿何在时，王永光推说章允儒知道，吏科都给事中章允儒出班回奏，说他确曾见过刑部招稿的刊本，又随口说道：“顷见温体仁有疏参钱谦益，冢臣（吏部尚书）云：‘这是我们会推中之人，曾见招稿未？’臣云：‘家中偶有一个刊本。’因命人取来与冢臣看。”

这句话被机敏的温体仁抓住把柄，立即插话：“可见诸臣在外商议来的。”意在证明“结党”是事实。

章允儒答辩：“枚卜大典诸公矢公矢慎，天日临之在上，皇上临之在上，臣等何敢有私？体仁资虽深，望原轻，诸臣不曾推他。如谦益有秽迹，何不纠之于枚卜之前？今会推疏（已）上，点于不点，一听上裁！”温体仁马上伶牙俐齿地反驳：“科官（章允儒）言，正见其党谦益。盖未枚卜之先，不过冷局，参他何用？纠之于此时，正为皇上慎用人。”他因为自己不在会推名单中，对主持会推的王永光、章允儒早已不满，便把他们两人与钱谦益牵连在一起，列为一党。

所谓结党云云，意在用来整人，章允儒立即揭穿温体仁的企图：“党之一字，从来小人所以陷君子，皆是这等说。臣犹记得当日魏广微欲逐赵南星、陈于庭诸臣于会推吏部尚书（汪应蛟）、刑部尚书（乔允升）缺，使魏忠贤加一‘党’字，尽行削夺。大抵小人为公论所不容，将公论之所归者指之为党。流传至今，为小人害君子的榜样。”这一席话信口拈来，看似随意，其实暗指温体仁为小人，企图以“结党”罪名陷害君子。但是他没有考虑周全，如果皇上站在温体仁一边，那么将置皇上于何地，岂不类乎熹宗之于魏忠贤么？

果然，思宗一听此话勃然大怒，叱责道：“胡说！御前奏事，怎这样胡扯？拿了！”一时无人敢上前承旨，思宗厉声喝问：“锦衣卫何在？”锦衣卫官员一拥而上，把章允儒押了下去。文华殿上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

温体仁见皇上光火，形势对自己有利，便火上浇油，把话题转到要害——钱谦益在朝廷结党，说：“皇上试问冢臣王永光，屡奉温旨，何以不出？直待瞿式耜有疏：‘完了枚卜大事，然后听其去。’是冢臣去留，皇上不得专主，有此事否？谦益执中枚卜，先令梁子璠上疏，欲令侍郎张凤翔代行会推。此从来未有之事。”

思宗问道：“朕传旨枚卜大典会推要公，如何推这等人，是公是不公？”

王永光出班辩解：“从公会推，至于结党，臣实不知。”

河南道掌道御史房可壮也出班申明：“臣等都是公议。”

思宗驳斥道：“推这等人，还说公议！”显然是对主持会推的有关官员推举钱谦益有所不满。

内阁辅臣李标、钱龙锡等也出班为钱谦益鸣不平：“（科场）关节实与钱谦益无干。”

思宗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责问：“关节是真，他为主考，如何说不是他？”阁臣说：“据刑部招稿，是光棍骗钱的，（钱）千秋文才原是可中的，光棍知道他可中，所以骗去。”

思宗反诘：“光棍作主考么？光棍（取）中他的么？”

由于皇上站在温体仁一边，阁臣的辩解虽然都是事实，却显得软弱无力，难以使钱谦益摆脱干系，所以皇上一反驳：是光棍作主考么？阁臣立时语塞。温体仁却愈发活跃，他见皇上站在他一边，再次上纲上线，把阁臣也牵扯为钱谦益一党，挑激道：“分明满朝都是谦益一党！”看得出来，温体仁对于今天的召对作了充分的准备、精心的谋划，先是把钱谦益拖进科场舞弊案件之中，接着指责主持会推的官员与钱谦益“结党”，继而又攻击为钱谦益辩解的阁臣也是钱谦益“一党”，使所有为钱谦益说话的人都陷于被动尴尬的境地，一步一步地铸成钱谦益的败局。当阁臣继续为此事申辩“前事（钱千秋案）招问明白”时，思宗立即打断：“招也闪烁，不可凭信。”思宗以为此事已经很清楚，不必再继续辩论，便对阁臣说：“卿等即去与在外文武诸臣从公会议，不可徇私！”召对第二次暂停。

阁臣与诸臣研究完毕后，召对继续进行。阁臣向皇上报告此事的查处结论：“钱谦益既有议论，回籍听勘；钱千秋下法司再问。”这个结论明显迎合皇上的意思，也避免了温体仁“满朝都是谦益一党”的无端指责。

思宗似乎满意又似乎不满意地追问一句：“是公议的么？”

阁臣李标回答：“臣等确是公议，臣等共事尧舜之主，如何敢党？”

思宗淡然回了一句：“朕岂敢当尧舜，只愿卿等为皋陶。”

阁臣钱龙锡还想为此次会推名单申辩几句：“这所推诸臣，品望不同，也有才品，也有清品。如清品，人说他偏执；有才识学问的，又说他有党。安得人都道好，还望皇上就中点用。”其用意很明显，一方面是为钱谦益说几句好话，他有才识有学问，由于有人议论他“有党”，不得不回籍听勘；另一方面是希望皇上在会推名单的其他十名中点用阁员，不使温体仁、周延儒因此事而入阁。

思宗却并不如此想，他不仅要惩处钱谦益，而且要彻底否定此次会推阁员的名单，所以反驳道：“通关节是有才么？”弄得钱龙锡哑口无言。

思宗随即要在场的大臣们就此事表态。这时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出来说话了：“皇上再三问，诸臣不敢奏者，一者惧于天威，二者惧于情面。总之，钱千秋一案，关节是真，既有招案朱卷，已经御览详明，关节已有的据，不必又问诸臣。”

思宗似乎不太理会此人的表态，继续对诸臣说：“朕着九卿科道会推，便推这样人。就是会议，今后要公，若会议不公，不如不会议。”

周延儒顺着皇上的意思又说话了：“大凡会议会推，皇上明旨下九卿科道，以为极公，不知外廷只是相沿故套，原无许多人，只是一两个人把持住了，诸臣都不敢开口，就开口了也不行，徒是言出而祸随。”他因为自己不在会推名单中，意欲推翻这个会推名单，便把会推制度说得一无是处。

这几句话正中思宗下怀，他起先并未注意下面跪奏的是何人，听了这几句有分量的话，问明了职名，才知道是礼部右侍郎周延儒，便称赞道：“只有这官奏了几句。”周延儒成了这次召对唯一受到皇上表扬的人。后来的事实表明，温钱攻讦，首先得利的正是这个周延儒。

温体仁见皇上表扬了周延儒，也想博得皇上的好评，危言耸听地说：“臣孑身孤立，满朝俱是谦益之党，臣疏既出，不惟谦益恨臣，凡谦益之党无不恨臣，臣一身岂能当众怒？臣叨九列之末不忍见皇上焦劳于上，诸臣皆不以戒慎为念，不得不参，恳乞皇上罢臣归里，以避凶锋。”这分明是在为自己评功摆好，欲进故退。

思宗也确实对他有好感，安慰道：“既为国劾奸，何必求去。”温体仁如愿以偿，得到了皇上的嘉许。

召对已经进行了好几个时辰，临近结束时，李标、钱龙锡还想为钱谦益、章允儒辩护几句，都被思宗一一顶了回去。思宗沉思片刻，提起朱笔在阁臣的奏疏上批道：“钱谦益关节有据，受贿是实，又且滥及枚卜，有党可知。祖法凛在，朕不敢私，着革了职。九卿科道从公依律会议具奏，不得徇私党比，以取罪责。其钱千秋着法司严提究问，拟罪具奏。”[81]一场由温体仁挑起的召对从白天一直持续到深夜[82]，终于以钱谦益革职听勘，钱千秋重新提审，会推暂停，而告结束。事后又对有牵连的人作了处分：房可壮、瞿式耜降级调外任。

其实钱谦益的所谓“浙闱关节”是冤枉的。冒用钱谦益名义策划科场舞弊的韩敬早在万历三十八年就与钱谦益产生了矛盾。据《牧斋遗事》记载：“牧斋殿试后，得小珰宫报，谓状头（状元）已定钱公……投刺者络绎户外，牧斋亦过信喜极。比晓榜发，则状头乃吴兴韩敬，盖敬通巨珰藉其力潜易也。钱恨甚，后敬以京察见黜，疑钱挤之，亦恨甚。牧斋与浙人水火，自夺状头始。”[83]韩敬与钱谦益结怨后，以科场舞弊手段报复钱谦益，于是便发生了上述“浙闱关节”。钱谦益如此冤枉地遭到皇上处分，感慨系之，《初学集》中有他的《十一月初六日召对文华殿旋奉严旨革职待罪感恩述事二十首》，抒发当时的无奈心情，其中之一曰：“事到抽身悔已迟，每于败局算残棋。都门有客送临贺，廷辨何人是魏其？杨柳曲中游子老，车轮枕畔逐臣知。寒灯冷炕凄凉夜，不醉何因作酒悲？”[84]他在诗中借用《新唐书·杨凭传》中有关临贺的典故：杨凭贬临贺尉，姻友无敢往候者，独徐晦送至蓝田。权德舆曰：“君送临贺诚厚，无乃为累乎？”晦曰：“方布衣时，临贺知我，今忍遽弃耶？”德舆叹其直，称之朝。又引《汉书·灌夫传》中有关魏其的典故：魏其侯窦婴上书言灌夫醉饱事不足诛。上然之，曰：“东朝廷辨之。”婴东朝盛推夫善……上问朝臣：“两人孰是？”汲黯、郑当时是魏其，余皆莫敢对。钱谦益借此抒发对此次召对不公的感叹，好在是非自有公论，时隔不久，重新审理的结果，真相大白。所谓“钱谦益关节有据，受贿是实”云云，查无实据，原审人员一致坚持原来的判决——钱谦益失于觉察，并未参与科场舞弊，此案也就不了了之。

此事由温体仁策划于先，周延儒煽风于后，思宗轻信谗言未加细察，处理不公，引起廷臣不满，人们对此议论纷纷。御史黄宗昌上疏弹劾温体仁热衷枚卜，欲以“结党”二字破前此公论之不予，且钳后来之多口[85]。御史毛羽健上疏，就此次召对直率地表示异议：以前诸臣召对，扬眉吐气以为奇遇，今日闻召对，攒眉蹙额以为畏途。枚卜盛事，今日相竞相谗，以一人而废此大典。这是奸党酿祸而诸臣代为受罪。他特地强调：“党”之一字断不可开，海内人士不过邪正，人主操柄，惟有用舍。因为今日拨乱反正，阉党诸奸既不可用，势不得不用曾遭诸奸摒斥之忠良，如果以为今日联袂登进共襄太平诸臣为“结党”而来，那么天启间鳞次削夺诸臣岂不成了“结党”而去？诸臣有何负国家，或因一夫之高张，辄疑举朝皆党，则株连蔓引，岂不一网打尽！[86]对于这种直言不讳的批评，思宗丝毫听不进去，他在毛羽健的奏疏上批道：“朝廷用人行政，以荡平正直为主，忠邪大辨，朕若非洞晓，何以往日媚逆诸奸尽行处治，削夺诸臣尽行收录？”除了表明自己对廷臣的忠邪洞若观火，又说：“近日谪罚诸臣各有本末，且酌量处分，未尝不宽，朕自皆亲裁，孰敢于御前巧进一言？”[87]他自以为出发点是打击廷臣结党，殊不知效果适得其反，给人造成拉一派打一派的印象，而钱谦益作为“东林”巨子遭到如此挫折，无疑助长了已遭清算的“阉党”的气焰，使前朝的党争以一种新的形式继续演化。正如吏科都给事中沈惟炳所指出的那样，廷臣中有公是公非之异同，不能一概斥之为“党”；所谓门户云云，皇上即位之初早已摈弃不谈，为何今日还要揭于此端，再开圣意之疑？[88]四川道御史王相说也对“自树为党”的说法进行驳斥：温体仁欲以“党”字塞言官之口，为今后申救钱谦益者预先扣上“党”的帽子，而安知不救钱谦益不攻温体仁者，岂不成了温体仁之“党”？由此可见自从温体仁言“党”，群臣始“无党”而“有党”。王相说把温体仁的“满朝都是谦益一党”的诳语驳得体无完肤。思宗却不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有助长党争的后果，他的批示是这样的：“朕执是非以衡论奏，是者用之，非者斥之，何论党与不党！臣下能伏理抒忠，务求至是，亦何用自明非党！”[89]

由温体仁挑起的党争，使他自己成为议论的焦点。温体仁人品卑劣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此番攻讦钱谦益，引起不少官员的反感。江西道御史毛九华在弹劾温体仁时，揭他的老底：居家时以低价强买商人木材，受到商人诉讼，由于贿赂了崔呈秀才得以免予追究。“阉党”分子在杭州为魏忠贤建生祠，他率先为魏忠贤歌功颂德，有“明德鼎馨”一类肉麻词句[90]。毛九华的揭发，无疑向人们昭示这样一种思路：温体仁攻讦钱谦益实质是“阉党”余孽向东林的反扑。这是很容易取得舆论反响的一招。思宗看了这份奏疏后，命毛九华列举事实予以证明。毛九华奉旨再奏：“阉党”亲信在杭州为魏忠贤建生祠“迎像”那天，温体仁父子匍匐前驱，赋诗赞颂，特地刊刻图画呈送魏忠贤，这些诗画在魏忠贤抄家时散失。臣入京时曾在文安县书肆中见过此类献媚诗册，诗内有“衮衣”、“朱雀”、“宫殿”之类僭拟不伦字句。臣抵京后又得知温体仁在原籍乌程县，以五百两银子强买价值三千两银子的木材，商人投诉东厂，祸且不测，温体仁贿赂崔呈秀获免。思宗见他说得有根有据，下令浙江巡抚巡按核实上报[91]。贵州道御史任赞化也上疏揭发温体仁品行卑劣，比如娶娼妓倪瑞为妾，纵容娼妓之父倪四海上走私、勾结“倭寇”，被推官毛士龙缉获。温体仁害怕案发于己不利，贿赂狱卒，杀害倪四灭口。思宗看了此疏很气愤，并不是气愤温体仁而是气愤任赞化，谴责任赞化以秽词秽事告君，降一级调外任[92]。因为这些“秽词秽事”对于堂堂礼部尚书这个以讲求礼仪为职责的大臣而言，实在是最忌讳的，而且有损皇帝的尊严。

温体仁决非等闲之辈，岂肯任人摆布。他一方面不得不向皇上乞求罢官，并向皇上流露自己孤立无援的心情，说：“比为谦益故，排击臣者百出，而无一人左袒臣，臣孤立可见。”借以向皇上表明自己不曾“结党”；另一方面以守为攻，表示要与毛九华对质，极力否认为魏忠贤献媚之事[93]。偏袒温体仁的思宗也想整肃一下官场风气，于是就在崇祯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再次在文华殿召对群臣。出席的照例是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的主官，以及翰林院记注官、科道掌印官、锦衣卫堂上官一干人等，温体仁这个当事人作为礼部尚书当然出席，另一方的当事人如沈惟炳、毛九华、任赞化等也出席。思宗此次召对的用意在于，不能容忍言官们对温体仁的弹劾再继续下去，以至形成廷臣互相诋毁的场面，而分散对军国大事的注意力，因此他的方针是为“孤立”的温体仁做后盾，召对的结局其实已经定了。思宗在暖阁先与内阁辅臣密谈片刻，然后来到文华殿，他把发言权首先给了遭到言官抨击的温体仁。

温体仁说：“臣累疏乞休，蒙皇上温旨谕留，闻言杜门，不敢报名廷谢。臣不胜感激。”

思宗说：“朕知道了。”随即召翰林官李建泰出班宣读御史毛九华的奏疏。读毕，思宗问温体仁有何话要讲。

温体仁不愧为机深刺骨之辈，居然对答如流，把毛九华的弹劾一一化解。他说：“臣若一心媚珰，此诗必以手书为贽，万无木刻之理。既系木刻，必流传广布，岂有九华得之途中，而京师反无别册？……皇上试问毛九华，此是臣刻的，还是他人刻的？若臣自刻，必无此理；若他人刻的，乞皇上敕下该部严究所刻之人，此诗何处得来，真伪立辨。若但以刻木为据，则刻匠遍满都门，以钱谦益之力何所不可假捏！”

这种以守为攻的雄辩令皇上信服，思宗便追问毛九华：“此册从何处得来？”毛九华答：“臣实八月中买自途间。”再问：“八月中得的，为何至今才发？”答：“臣十月考选。”

温体仁立即反驳：“臣参钱谦益在十一月，毛九华参臣在十二月，九华既得此册，何不即具疏特纠册中媚珰诸人，而但于条陈疏末单指臣名，种种真情已自毕露。”

思宗顺着温体仁的思路追问毛九华：“你何以初时不参，直待温体仁参钱谦益之后始发？”

毛九华答：“臣十月考选，十一月才到任，不敢造次具疏。”

思宗又问：“你知册叶是何人刻的？”

毛九华答：“体仁既有诗，有刻的，便有卖的，臣即可买。至于何人所刻，臣何从问之？”

温体仁辩解：“九华惟恐说册叶是京师得的，便可查，只说是途中得的，无处可查了。体仁望皇上敕下该部行文浙江抚按，一查便明白。”

思宗转换话题，问：“疏中商人木头事，是怎么说？”

温体仁答：“此事易辨，但行浙江抚按查勘，臣果有买三千金木头之事否？”“臣未尝买木头，若是强骗商人之木，何不鸣之抚按？此事乃无端诬臣。”

毛九华答：“此事不在抚按，彼时抚按若能代商人伸冤，他如何向魏忠贤来？”

温体仁答辩：“商人若告在东厂者，尤易查耳。且年来诸臣搜索珰党不遗余力，臣若有此事，岂有两三年之内独宽臣一人？”

思宗见毛温二人各执一词，相持不下，便问辅臣：“卿等如何说？”

首辅韩爌出班答道：“温体仁平日铿铿自守，亦是有品望的，但因参论枚卜一疏，愤激过当，致犯众怒，所以诸臣攻他。”刚刚赴任的韩爌对皇上的重用感恩戴德，不想在这件事情上令皇上不满，替温体仁讲了几句好话。

温体仁见内阁首辅为他说话，乘机向皇上进言：“臣通籍三十年，兢兢砥砺，并无一字挂入弹章，只因参了钱谦益，攻者四起，凡可以逐臣杀臣者无所不至，岂臣一人之身贤奸顿异至此！毛九华为钱谦益之党无疑。臣一日不去，人言一日不息。”用意十分明显，力图指控毛九华为钱谦益一党，把言官弹劾的正常行动歪曲为结党报复。

思宗不加理会，一面披览诗册，一面继续问辅臣：“这可是真的么？”

韩爌避开了对诗册真伪判断这个棘手问题，模棱两可地说：“诗册列体仁名，体仁不得知何人捏造，并言官亦不得知。”

思宗命韩爌起身走近御案，一起批阅诗册，并指着后四页说：“此俱是钱塘杭州人，定是此四人所做，只问四人便晓得。”

韩爌附和道：“似是此等人做，诚如皇上明鉴。”

思宗似乎是下结论：“温体仁也辨得是。”随即命辅臣退下，又命跪在那里的温体仁、毛九华起身回班，召翰林官马之骐宣读御史任赞化的奏疏。等宣读完毕，思宗又召辅臣出班，一面翻阅原奏，一面问道：“言官言事，自有大体，这是何等话？如何在朕前亵言渎奏。”这是指任赞化指责温体仁娶娼为妾之事。

韩爌说：“言官有闻入告，但新进小臣不得大体，一时冒昧，失于检点，伏望皇上宽宥，宽赞化，亦以安体仁。”

李标说：“小臣愚昧，不识避忌，总在圣慈包容。”

钱龙锡说：“言官只知以言为职，不是存心敢于欺罔。”

思宗命韩爌等起身回班，召任赞化出班，责问道：“毛九华参论温体仁一诗尚且不真，你如何又参他许多无根之言，且亵言在朕前渎奏？”

任赞化听到皇上谴责，只得认罪：“臣一时偶失检点，出言粗率，臣有罪。但臣疏中所论事体皆臣采访，十分的确，才敢入告。”

思宗斥责道：“甚么的确！”不待任赞化回话，便召温体仁出班，问：“卿怎么说？”

温体仁抓住皇上给他的申辩机会，有条不紊地说：“赞化之疏全是诬捏，臣家中遗业止有祖宅一区，亦在乡村之间，五世同居。庚申（泰昌元年）之秋偶遭回禄（火灾），始别构数椽，郡城（湖州府城）无一廛之栖。每入郡中，寄寓僧舍，凡官臣地方者皆可问。言官为诬臣居官之事，皇上圣明，召问廷臣，欺罔立见，故诬臣多居乡之事，道里遥远，耳目易淆。臣从无此女（指娼妓），与海宁陈与郊结儿女姻家，此一查可明也。事之无影虚捏皆如此。乞皇上敕下该部行文抚按查勘臣果有此事否？若一事实，事事皆实。”温体仁这张嘴委实厉害，三言两语就化被动为主动，而且极富感召力。

相形之下，任赞化的答辩就拙劣多了，他说：“体仁是浙江人，臣是山西人，如何晓得陈与郊名字？此事长安（指京城）万口喧传，臣始知之。”无意中说漏了嘴，与刚才所说“皆臣亲访”自相矛盾。

思宗敏锐地抓住任赞化的破绽反问：“你先说采访的确，如何又说传闻？”

任赞化的口气立时软了下来：“臣之所言，不过采访公论，长安万口如一。”

温体仁紧紧追问：“何处采访？若长安万口同一，试令赞化举一二人，皇上召问之，果臣家中有此事否？”

任赞化由原告变成了被告，申辩道：“闻言入告，臣之职掌，皇上只下九卿科道会勘，如一言不实，臣甘罪。”

思宗喝道：“朕自有鉴裁，你如何敢渎奏！”

温体仁乘皇上披览奏疏的机会，从容进言，指责任赞化为钱谦益死党。他说：“臣在皇上之前不敢琐琐渎辩，容臣疏自明。任赞化是钱谦益死党，去年谦益将入都门，赞化代谦益首攻御史陈以瑞。以瑞也是崔魏削夺，蒙皇上赐环之人，因钱谦益科场之事，赞化反以媚珰纠之。及谦益入都，把持铨部（吏部），覆之为民。是赞化为谦益死党之一证也。去秋皇上未有枚卜之旨，赞化突出荐相一疏，专为谦益而发，至称谦益‘伊周之班行’。此赞化为谦益死党之二证也。若谦益幸入纶扉（内阁），赞化自居拥戴有功。一旦被臣参破，故其恨臣最深，诬臣最甚。”温体仁侃侃而谈，反复论证任赞化是钱谦益的死党，轻而易举地把任钱二人拖入党争的泥淖之中，钱谦益已经被他搞臭，任赞化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

任赞化仍在据理力争：“臣荐相时，钱谦益尚未到京，臣并不识一面，只凭公论入告。至钱谦益到京，始偶一面，如何说臣是他死党？”

温体仁反问：“你若不是钱谦益死党，如何参了陈以瑞？”

任赞化说：“陈以瑞铨部覆冠带闲住，皇上独断，着他为民。温体仁如何力保陈以瑞，是当面欺我皇上了。皇上以问廷臣，有一人说陈以瑞是好人，臣甘罪。”

温体仁说：“臣非力保陈以瑞，只因陈以瑞参了钱谦益，任赞化故将陈以瑞参了。”

思宗见两人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便打断他们的辩论：“不必多奏，俟旨行。”说罢，命内侍上茶。诸臣饮茶毕，他退入暖阁稍事休息。

待思宗返回文华殿时，天色已晚，殿内已经掌灯，召对继续进行。他对于言官挟私攻讦很为气愤：“六科十三道各有职掌，国家大事不见条陈，只以私意彼此相攻。若再如此，朕将罪以乱朝政之法。”

韩爌为言官辩护：“言官一时见识不透，还望皇上宽宥。”

思宗继续发挥他的见解：“卿见他何曾有国家意思？若实实为国为民为封疆为生民，朕自看得出来。如今定有一件私意，方才上本。方今是何时？东西交警，南北用兵，不忧国，只是分门立户，动说什么党，什么东林，何益国家事情？”这一席话透露了思宗对廷臣不忧国忧民而忙于党争的不满情绪，分析得相当透彻，他自以为支持“孤立”的温体仁便可以遏制党争，其实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抉择。

不过内阁辅臣对于皇上所说“动说什么党”的批评，颇有同感，连声称是，都说“党”字不宜形之奏章，不必问是东林非东林。这倒是切中要害的议论，但是思宗以为时间已晚，未能深入展开。

思宗对今天的召对作出如下结论：“卿等大小臣工各修职业，岂有不治之理！乃多挟私攻讦，朕谕不啻再三，全不遵守。今后再有这等，朕必置之于法。”[94]

两次召对思宗都从反对结党的角度出发，判断是非，明显偏袒“无党”的温体仁。然而温体仁并非真的“无党”，他也有刑科都给事中薛国观之流为之摇旗呐喊。薛国观曾经投靠魏忠贤，现在唯恐受到整肃，便依附正在走红的温体仁，扬言一手握定枚卜大典是吏科都给事中沈惟炳、兵科给事中许誉卿与瞿式耜，他特别强调这三人的身份是“东林主盟科臣”，并借题发挥：“皇上亦知今日之局面乎？用人不惟其贤，先论东林之异同；处人不惟其罪，先论东林之向背。”显然对清查阉党逆案有所不满，借口京察大典有党同伐异倾向，企图把水搅浑，使阉党漏网分子得以逃避京察[95]。这一用心思宗也看出来了，他在薛国观的奏疏上写了如下批语：“薛国观人言偶及，自有公评，不得牵引多人，扰乱察典。”[96]遭到薛国观“牵引”的言官纷纷反击。沈惟炳在反驳薛国观时，一面揭发昔日崔呈秀、魏忠贤窃权之时，正人君子削逐殆尽，薛国观呈身附干儿义子之列，得以保全；一面指出：“东林”乃阉党及附逆诸臣陷害人的一种名色，今日还沿用不变，难道要为逆党护晚局不成？[97]许誉卿针对薛国观所谓“东林主盟，结党乱政”的攻击，坦陈：臣若结党乱政，则逆珰用事时何不随众求容，而屡忤奸邪，抗疏去国？今圣上励精，明时坦荡，又有何党可结，何政可乱？“东林”二字不过书院之名而已，顾宪成曾讲学其间，现在人死骨朽，屈指顾宪成东林讲学时臣才是诸生，有何“主盟”可言？许誉卿上疏自白后，愤然辞官而去[98]。

由此可见，阉党逆案已经清查，然而围绕所谓“东林党”的党争仍未停息，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这两次召对中已经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到党争的硝烟，关于钱谦益的案件的论争凸显了这种倾向。负责钱千秋审理的三法司官员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无不相顾惕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刑部尚书乔允升会同左都御史曹于汴、大理寺卿康新民再三严审，并且动用了酷刑，钱千秋的供词仍与先前毫无二致。乔允升等据实奏报，思宗要他们复勘；温体仁则弹劾三法司官员“欺罔”，竟然说“狱词尽出钱谦益之手”。这种无端诋毁激起众怒，乔允升、曹于汴、康新民及太仆寺卿蒋允仪、给事中陶崇道、御史吴甡等纷纷上疏为三法司的公正性辩护，指出臣等审理钱千秋案，旁听者数千人，非一手一口所能遮掩。驳得温体仁哑口无言[99]。但是思宗还是按照温体仁的意思，把钱谦益夺官闲住，钱千秋则死于酷刑之下[100]。

从万历朝中期出现官僚队伍中的帮派门户之争，也就是人们习惯上所说的党争，经过天启年间的激化，似乎已渗透到每个官僚的身心之中，要立刻消除是难乎其难的，一旦朝廷中发生政治纷争，人们习惯成自然地分门立户，各依一派互相攻讦。这种情况对于反对廷臣结党的思宗而言，颇为棘手，陷入了不可自拔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告诫群臣不要动不动就说什么“党”与“不党”；另一方面他却偏听偏信那个口口声声指责别人“结党”而自己并非“无党”的温体仁，终于使他希望禁绝朋党的急切期望化作泡影。这两次召对，形象而具体地演化为无谓的内耗——党争，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文秉说得好：“自是，体仁以告讦见知于上，结党之说深启圣疑，攻者愈力，而圣疑愈坚矣。”[101]

四、朝政与党争（下）——由袁崇焕之狱引发的党争：钱龙锡案

崇祯朝初期的党争明显带有天启朝党争的阴影，说它是天启朝党争的延续，亦无不可。如果说温体仁攻讦钱谦益事件，隐隐约约带有前朝围绕东林的党争幽灵，逆案中人图谋翻案的迹象还若明若暗的话，那么随着袁崇焕之狱展开的钱龙锡案，翻案的意图已昭然若揭。这两起案件表面看来似乎各不相干，其实却有着内在联系。明末清初的学者夏允彝一言以蔽之曰：“当袁崇焕之狱起，攻东林之党，欲陷钱龙锡以遍织时贤，周（延儒）、温（体仁）实主之。”[102]幕后策划者就是深受皇帝器重的周延儒、温体仁。

己巳之变之后，袁崇焕被逮入狱，引发朝廷内外强烈反响。一些别有用心的官员唯恐天下不乱，乘机制造事端，阉党余孽分子显得异常活跃，掀起了钦定逆案以来第一次翻案风波。首先跳出来的是，因为勾结阉党而遭革职，后由吏部尚书王永光起用的江西道御史高捷。他从袁崇焕追究到内阁辅臣钱龙锡，在奏疏中说：“皇上赫然震怒，下督师袁崇焕于狱，辇下啧啧万口诵圣明英断……乃目前更有吃惊一事，则纶扉禁地，近有崇焕奸逆相倚如辅臣钱龙锡其人者，尚可一刻宽斧钺之诛乎？”在称颂皇上“英断”的字里行间充满杀机，必欲置钱龙锡于死地而后快。他给钱龙锡安下的罪状是：向袁崇焕“发纵指示”，“诡计阴谋”，毛文龙之死是“崇焕效提刀之力，龙锡发推刃之谋”。所提出的证据不过是一些捕风捉影的片言只语，所谓“密语手书”、“低徊私商之句”[103]。当时思宗正忙于京城保卫战，君臣上下当同心协力，无意追究钱龙锡的责任，对高捷的奏疏不予理会，批驳道：“龙锡忠慎，岂有是事！高捷不得过求。”[104]

其实高捷揭发的事并非什么新闻，更不是什么阴谋诡计，而是内阁辅臣与督师大臣之间关于军国大事的一般性商讨。因为此前皇上召对时，袁崇焕慷慨激昂地以“五年复辽”相许，钱龙锡听了有所怀疑，退朝后便到袁崇焕的寓所当面请教。两人之间就此事有一段对话。钱龙锡问：“子方略宜如何？”袁崇焕答：“不外东江、关宁两路进兵耳。”言外之意是，此次出关要对东江毛文龙与关宁前线的后金同时用兵。钱龙锡不解地问：“舍关宁实地而问海道，何也？”袁崇焕答：“譬如弈然，局有四子，东江其一也，可用用之，不可则有以处之。”[105]至于高捷疏中所说袁崇焕提及“辅臣龙锡低徊私商之句”，是指袁崇焕斩毛文龙后的奏疏中引用两人的谈话。袁崇焕的奏疏如此写道：“臣昨年过都下时，九卿诸臣无不以此（毛文龙据海自恣）为虑，臣谓：‘徐图之。’辅臣钱龙锡为此一事低徊，过臣寓私商。臣曰：‘入其军，斩其帅，如古人作手，臣饶为也。’”[106]由此可见，钱龙锡只是听取袁崇焕的意见，并未表示可否，更不是什么“发纵指示”——事先纵容袁崇焕杀毛文龙。

钱龙锡对高捷的弹劾，理所当然地表示不能接受，立即上疏申辩：崇祯元年七月以前，臣与崇焕未识一面。崇焕七月接受皇上召见，臣与次辅李标等四人遥见其貌不扬，退而相对议论：此人恐不胜大事。召对时又听崇焕以五年复辽自诡，因时往询访，叩其方略。崇焕云：“恢复当从东江做起，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处之亦不难。”语出崇焕之口，不过一时对答之词，臣亦未尝相应。待到崇焕斩帅奏疏报到内阁，臣与首辅韩爌、次辅李标一同披阅，看到“臣龙锡低徊”一句，意欲上疏说明，又念及当时问答心本无他，因而坦然置之不理。不料高捷竟以崇焕夸诩之词，陷臣朋谋之罪。为了表明心迹，钱龙锡特地向皇上提请罢黜[107]。思宗下旨慰留。高捷却不依不饶，再次上疏攻击钱龙锡。原先以为钱龙锡“忠慎”，高捷“过求”的思宗，此时态度有所动摇，批准钱龙锡“引疾辞官”。

既然钱龙锡辞官而去，高捷之流的目的已经达到，似乎不必继续深究。然而事态的发展出乎人们的预料，矛盾愈来愈激化。看来高捷弹劾钱龙锡是受人唆使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吏部尚书王永光一方面对皇上把兵部尚书王洽、工部尚书张凤翼、督师袁崇焕逮捕入狱，表示颂扬，称之为“雷霆迭震，百僚悚惕”的“皇上之大机权”[108]；另一方面在会推巡抚人选时，故意把列入逆案名单的王之臣排在六名候选人的第一位。这是企图试探皇上的意向——“倘得点用则可渐次为翻案之计”[109]。思宗看了吏部的会推名单犹豫不决，便征询新近与何如宠、钱象坤一起入阁的周延儒有何看法。周延儒感到王永光的做法过于露骨，不得不向皇上表示：“若（王）之臣可用，诸在逆案者皆当赐环，而忠贤、呈秀亦将昭雪矣！”思宗恍然大悟，便点用名单中排在第四位的翟某为天津巡抚[110]。王永光的试探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暴露了阉党余孽企图乘袁崇焕之狱浑水摸鱼，起用逆案中人，进而翻案的图谋。王永光其人劣迹昭彰，天启初年以排斥东林人士为御史李应昇所纠弹，引咎辞职，后来被魏忠贤起用为南京兵部尚书，因此感恩戴德，以打击东林为能事。由于党羽纳贿事发，罢官而去。所以在钦定逆案时，他侥幸漏网，得以再度起用，本性难改[111]。王永光的试探并非孤立的偶发事件，它反映了当时官场的一种政治动向。

当时的舆论已经注意到这种动向。思宗的老师、日讲官文震孟在向皇上进言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群小合谋，必欲借边才以翻案，皇上圣意持之甚坚，而奸党图之愈急。他揭发兵部侍郎吕纯如是附逆无耻之徒、惨杀名贤之辈；吏部尚书王永光身为六卿之长，而假窃威福，倒置用舍，播弄朝权，擅行私臆。思宗对于文震孟在讲课时的议论很重视，特地下了一道谕旨：“文某讲幄敷陈，寓规时事，知道了。所指吕纯如惨杀名贤、借援求雪等语，还着据实奏明。”[112]文震孟遵旨奏明事实，揭发吕纯如投身阉党等事实后，语重心长地向皇上指出群小欲翻逆案的动向：“纯如家居每语人曰：‘冢宰（指吏部尚书王永光）不去，此案必翻！’”又指出王永光与一二亲信密谋，“日夜以打破逆案，汲引群凶为第一义”，“群小营营窥阚，以为旋转圣意易于反掌”[113]。文震孟所揭示的事实，以及对于政坛新动向的敏锐觉察，针砭时弊的议论，切中要害，见微知著，及时提醒思宗注意阉党余孽图谋翻案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应该予以迎头痛击。但是王永光、吕纯如、高捷之流，还是利用思宗要严惩袁崇焕的心理，千方百计地兴大狱，为逆案中人发泄怨气，又是以“擅主和议，专戮大帅”给袁崇焕定罪；又是以“杀毛文龙之议龙锡实为首倡之人”，牵连钱龙锡[114]。

崇祯三年八月初六日，山东道御史史上疏，无端诬陷钱龙锡接受袁崇焕贿赂数万两银子，藏匿于姻亲徐本高家。思宗大怒，令有关衙门五日内查明。于是锦衣卫掌印官刘侨以斩帅、主款二事审问袁崇焕。刘侨提交给皇上的审讯报告的结论是：斩帅一事是钱龙锡与王洽以书信询问袁崇焕，而袁崇焕专断杀之；而主款一事是袁崇焕以书信询问钱龙锡与王洽，而钱、王未尝许可。接到刘侨呈上的供词，思宗于八月十六日在平台召见群臣，一面宣布处决袁崇焕，一面谴责钱龙锡私结边臣，蒙隐不举，令廷臣议罪[115]。

这就给阉党余孽提供了一个极佳时机——“群小合计，欲借此以起大狱，翻逆案”[116]，气焰十分嚣张。御史田惟嘉推荐逆案中人杨维垣、贾继春，通政使章光岳推荐逆案中人霍维华、徐杨光、傅櫆等人。幸亏文震孟事先有所提醒，思宗敏锐地觉察到这是精心策划的阴谋，果断地下旨：“逆案奉旨方新，居然荐用，成何政体！”才使“群小沮丧，不敢妄冀”[117]。

但是，这种政治气氛使钱龙锡案件的审理蒙上了明显的党争色彩，而难以客观公正，是不争的事实。九月初三日，在长安右门南面的中军都督府召开会议，专门审议钱龙锡案件。参与此会的有吏部王永光、李康先等，户部毕自严、钱春、曹珍、康新民、崔尔进、刘重庆等，礼部李腾芳、李孙宸等，兵部梁廷栋、闵梦得、王之宷、郭尚言等，刑部韩策、涂国鼎等，工部程启南、沈演等，都察院张捷、高弘图等，通政司张绍光等，大理寺金世俊等，科道官刘汉儒、喻思恂等，一共六十余人。审议的结论大致如下：袁崇焕杀毛文龙，虽钱龙锡启其端，但两次致书袁崇焕，有“处得妥当”、“处得停当”之言，其意不专在诛戮可知。因此“斩帅”是袁崇焕自己决策的过分之举。至于讲款（和议），是袁崇焕首倡，钱龙锡虽不该承担责任，但始则答以“在汝边臣酌量为之”，继则答以“皇上神武不宜讲款”。总之两事皆自为商量，自为行止，钱龙锡以辅弼大臣关系疆场安危之大事，而不能抗疏发奸，罪责难逃，但人在“八议”[118]，宽严当断之宸衷。把矛盾上交皇帝。思宗根据会议结论，毫不犹豫地剥夺钱龙锡的“八议”特权，当即降旨：遣锦衣卫缇骑逮捕钱龙锡[119]。皇上的态度如此明朗，无疑助长了群小的嚣张气焰，为周延儒、温体仁的迅速崛起创造了条件。

钱龙锡案件，使内阁受到影响。锦衣卫佥书都指挥使张道浚从袁崇焕、钱龙锡交结误国追究到内阁首辅成基命，说他“闭门高坐，巧为卸担”，应当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120]。一段时间以来，成基命不断受到攻击。在此之前已有李逢甲弹劾他“密受线索，出脱罪督”；在此之后又有陆澄源弹劾他“迫于正论”，“下手不及”，称病卸担[121]。成基命向皇上申辩，反驳李逢甲、张道浚、陆澄源对他的诋毁，表明自己的清白。他也深知，这三人不过是冲在前面的打手而已，后面一定有摇鹅毛扇的人物，他不下台，这帮人决不会罢休。于是他果断地向思宗请求辞职，尽管思宗再三挽留，他去意坚决，还是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122]。果然，背后摇鹅毛扇的人物逐渐显现了，他们就是周延儒、温体仁。却说崇祯三年正月、三月韩爌、李标相继辞职，成基命遂为内阁首辅，与周延儒、何如宠、钱象坤共事；到六月间温体仁、吴宗达又入阁，周延儒、温体仁“最为帝所眷比，而倾基命，基命遂不安其位”[123]。“性宽厚，每事持大体”[124]的成基命当然不是周延儒、温体仁的对手，他的辞去，使周延儒一下子跃升内阁首辅。

围绕钱龙锡案件人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案件的本身，而是围绕案件展开的政治纷争、权力争夺，演化成一派乌烟瘴气的党争。却说钱龙锡辞官回到家乡松江后，日子很不安稳，松江人吴震履在《五茸志逸》中写道：“崇祯己巳（二年）六月初五日，袁崇焕矫旨杀毛文龙。至庚午（崇祯三年）秋八月，上怒其擅杀，屡下明旨。海内咸若发蒙，因而知钱相国龙锡误信奸督以自误也。至十月初三，松郡忽传缇骑逮至姑苏矣！逮时即传驾帖有若无主使者，边臣亦何能为亦何敢为之语，则罪有所归，惟未经面讯，故锒铛而北。乃十一月廿七（日）又奉旨云：‘逆督谋款擅杀，导虏流殃，神人共愤，乃钱龙锡实与同谋。先既面嘱，后屡书订，交结依倚，匿情长奸。至于面奏荫庇，尤属狡欺。辅弼亲臣岂应至是！朕据事推情，参看逆督原疏屡供，并廷臣面鞫招情罪状，无可为饰。朕惜国体，何敢轻移成案，缓视封疆！廷议既明，会谳已确，着监候处决。’”[125]十二月，钱龙锡从松江府华亭县家中被逮至京师，关入锦衣卫诏狱。蒙受不白之冤的钱龙锡在狱中含恨上疏自辩：“斩帅、讲款，本不与谋。以为斩帅一事袁崇焕自知专杀有罪，借临别时无心问答一语为分过之地。而讲款则前有‘酌量去做’，后有‘且不要讲’之答，未尝主张其事。”为此他特地把袁崇焕的原信以及他的答信原稿一并附上，以供佐证。思宗阅后批示：“其事已有迹，命静候部议。”[126]

钱龙锡案件由于阉党余孽的报复，趋于复杂化。当时群小丽名逆案者，日夜为翻案绞尽脑汁，《明史·钱龙锡传》说得好：“逆案之定，半为龙锡主持，奸党衔之次骨”；“群小丽名逆案者，聚谋指崇焕为逆首，龙锡等为逆党，更立一逆案相抵”[127]。对钱龙锡的诬陷实质上是一种政治报复。清初学者朱彝尊对此有精辟分析：“公（指钱龙锡）始入阁，思宗命定附魏党诸逆臣案，出黄罗囊示之，且曰：‘忠贤一竖何能为？皆外廷力为谄谀至此，囊中章疏悉媚阉人实迹也。’公乃取以论罪，分别重轻凡六等，又虑罪人狡辩，因请于诸臣姓名下各注所犯俾服其心。逆案既定，党人衔怨刺骨。袁崇焕经略辽东，入见帝，大言：以五年奏功。公疑焉，退而谓之曰：‘子方略将何如？’对曰：‘不外东江关宁两路进兵尔。’东江者岛帅毛文龙也。公曰：‘舍关宁实地而问海道何与？’对曰：‘譬如弈然，局有四子，东江其一也，可则用之，不可则有以处之。’崇祯二年五月，崇焕行边，至双岛，召文龙至，以饷金十万犒其师，自与文龙登舟，相视山海形势……起数其跋扈，拔尚方剑斩之……及大安口失事，都城被围，崇焕勤王师至，廷臣多言崇焕之杀文龙，阴为主款地。思陵大疑，寻有旨，俾缒城入，下之狱。于是御史高捷劾公（钱龙锡）与袁同谋。崇焕既诛，御史史劾公，逮系诏狱论斩。”[128]这充分证实《明史·钱龙锡传》所说是有事实根据的。群小企图借袁崇焕牵连钱龙锡，由钱龙锡再牵连其他人，诬指袁崇焕为逆首，钱龙锡为逆党，这样便可以再立一个逆案，与先前已立的逆案相抵消。阴谋既定，欲由兵部发难，兵部尚书梁廷栋有所忌惮，不敢造次，遂使这一阴谋中途夭折[129]。《钱龙锡传》虽然揭示了这一阴谋，但未注明策划者是谁。《国榷》崇祯四年正月甲申条点明了策划者是周延儒、温体仁，该书写道：“初，逆党一案，诸奸憾龙锡，欲借袁崇焕亦起一逆案以相报，因龙锡以罗及诸臣。周延儒、温体仁实主之。欲发自兵部，而尚书梁廷栋始与谋，旋悔不肯任。又上英断，不能遂起大狱也。”看来这一阴谋与周延儒、温体仁关系密切，是大致可以肯定的。黄宗羲把温体仁与吏部尚书王永光定性为逆案之外把持局面的小人，他说：“小人不同，有把持局面之小人，有随波逐浪之小人。虎、彪、十孩儿之类随波逐浪，吾所谓胁从者也。逆案内之杨维垣、徐大化等，逆案外之王永光、温体仁等把持局面，吾所谓魁之十数人者也。逆阉既诛，逆案未定，杨维垣把持之，皆绍述逆阉之政者也。袁弘勋、高捷、史一辈小人翩翩而进，以锢君子而抑之。”[130]这种鞭辟入里的分析令人折服，足以使人看透围绕钱龙锡案件的斗争，其中交织着阉党余孽的翻案活动。明乎此，钱龙锡案件的难解之谜，便豁然开朗了。

由于形势的发展使群小另立逆案的阴谋无法得逞，但钱龙锡却难逃厄运，有关衙门议定：钱龙锡大辟（死刑），决不待时，设厂西市以待。连刑场都准备好了。千钧一发之际，思宗突然降旨：“龙锡无逆谋，令长系”[131]，才使钱龙锡幸免一死，这其中有黄道周的一份功劳。

一向以直言无忌著称的黄道周力排众议，奋不顾身地上疏为陷于困境的钱龙锡辩解。他不拘泥于一时一事的具体细节，而从大处着眼，说：“凡疆场事最难言胜负，相倚一彼此，今阁臣以边事坐诛，后之阁臣必顾盼踌躇，不敢更任边事，又令边臣得以罅卸阁臣，后之边臣有事必摭阁臣只语单词为质，则使纶扉之内割边庭为殊域也。”这种考虑朝廷全局从长计议的议论，令人震撼，思宗对此也不表示异议，只是对他疏中的一句话——“今巷议谬悠，谓杀累辅为毛文龙报仇”难以认同，要黄道周速行回话，提出解释[132]。其实，黄道周所谓“报仇”云云，是借用街谈巷议来影射群小企图另起一逆案以报前此逆案之仇。这毕竟是未遂阴谋，蛛丝马迹虽然已经显露，却难以形诸文字，故在皇上要他回话时，只能含糊其辞。思宗大为不满，命他务必将前疏情事一一明白奏闻[133]。黄道周不得不上疏说明自己的看法。他直率地表示，他是一介书生，名貌不能动人，但心存古道，从不敢随众卖声于市。累辅钱龙锡一旦瘐死，后世不察，圣主有杀辅臣之名，故冒昧沥血进谏。思宗见他仍回避两次诘问的要害，很不高兴，指责他“曲庇罪辅，屡行诘问终以诡词支饰”，把他降三级调外任[134]。黄道周虽然遭到处分，但是由于他再三上疏申救钱龙锡，在舆论界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使思宗与周延儒等人不敢擅杀钱龙锡。《明史》说：“黄道周疏言龙锡不宜坐死罪，忤旨，贬秩调外，而帝意寝解矣。”《国榷》说：“道周疏上，延儒意稍解。”[135]便是最好的旁证。

由于思宗已经松口，不再打算处死钱龙锡，刑部尚书胡应台等大臣向皇上请求宽宥钱龙锡，思宗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命有关衙门重新审理。审理的结果，得到思宗批准，钱龙锡终于从狱中释放，改为发配定海卫（今浙江定海）的处分[136]。

钱龙锡出狱时，周延儒与温体仁演出了极具讽刺意味的一幕滑稽戏。这两名欲置他于死地的内阁当权人物先后假惺惺地去看望钱龙锡，都有一番绝妙表演。周延儒故意在钱龙锡面前夸大其词：“上怒甚：‘可谴处甚多，卿等岂能尽知’之语，挽回殊艰。”言外之意是他周某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在皇上面前转圜，才打消了皇上的怒气。不明底细的钱龙锡当然感激万分。当温体仁赶来看望时，他把周延儒的话转述了一遍，表示感激之情：“非公等力救，何以再生？”不料温体仁却说：“上原不甚怒也。”意在暗示钱龙锡并非周延儒极力挽回，其实皇上无意严惩。当时人获悉两名内阁辅臣如此大相径庭的表态，多以为温体仁为人质直，周延儒过于虚伪，殊不知温体仁正处心积虑地为排挤周延儒而制造舆论呢！[137]

透过这一案件的层层迷雾，人们不难察觉，钱龙锡其实是党争的一个牺牲品。阉党逆案中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时时刻刻伺机反扑，己巳之变与袁崇焕之死，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时机，牵连曾参与主持清查逆案的钱龙锡，欲另起一逆案作为报复。朱彝尊在为钱龙锡立传时，对此感慨系之：“逆案一起，党人之怨刺骨，祸机一发，几杀其身，可畏哉！”[138]阉党余孽兴风作浪于前，周延儒、温体仁出谋划策于后，思宗对这两名内阁辅臣深信不疑，遂铸成错案。明末清初的黄宗羲以目击者的身份对此事件的评论是洞察入微的：“逆案之徒出奇计，以边事陷君子，而阉人失势者，亦时以闾巷见闻入告。于是思陵（思宗）遂疑在廷诸臣皆朋党。”[139]刘宗周针对钱谦益、钱龙锡以“结党”的罪名被整，向思宗上疏，指出其后果的严重性在于堵塞用人之路。他的分析是中肯的：“朝处一人焉坐之曰党，暮去一人焉坐之曰党，犹以为未足，特设四面之网，使天下之人不出于假道学，则出于假事功；不出于假忠义，则出于假气节，人主安得有用贤之路乎？”[140]正因为如此，思宗所感叹的“诸臣但知党同逐异，便己肥家”的倾向，不但得不到制止，反而变本加厉了。思宗深恶门户之讥，“知两党各以私意相攻，不欲偏任，故政府大僚俱用攻东林者，而言路则东林居多。时又有复社之名，与东林继起，而其徒弥盛，文采足动一时，虽朝论苛及之，不能制也”[141]。对于夏允彝《幸存录》的观点，黄宗羲颇多非议，尤其是对于党争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进行批评：“毅宗（即思宗）亦非不知东林为君子，而以其依附者之不纯为君子也，故疑之；亦非不知攻东林者为小人也，而以其可以制乎东林，故参用之。卒之君子尽去，而小人独存，是毅宗之所以亡国。”[142]夏、黄同为当时名流，且又都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两人所见各有千秋，而在分析思宗对待党争的心态时，黄公所见似乎略高一筹。思宗之所以重用周延儒、温体仁，其缘由盖在于此。

五、权力争夺：温体仁与周延儒的倾轧

在围绕钱谦益与钱龙锡的党同伐异的斗争中，最大的获益者自然是周延儒与温体仁。这两个佞臣为了整垮共同的对手钱谦益与钱龙锡，配合得十分默契，结果如愿以偿，两人先后进入内阁。由于权力与利益的冲突，矛盾逐渐激化，两人的关系由先前的狼狈为奸，一变而为互相倾轧，使廷臣的党争演化为温体仁与周延儒的较量。

早在入阁之前，周延儒就以生性警敏善于窥伺皇上意旨，深得思宗青睐。崇祯二年三月的某天，思宗一反惯例，在文华殿单独召见周延儒，从午后一直谈到深夜[143]。此次召对与往常截然不同，翰林院记注官也不得在旁记录，所以君臣之间到底说了些什么，人们不得而知，徒增了一层神秘气氛，引人猜疑。不过敏感的言官还是揣测到了一点眉目：皇上因钱谦益案件而暂停会推阁员，此番单独召见周延儒，显然有意让他入阁辅政。于是言官们纷纷上疏抨击周延儒，试图阻遏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南京兵科给事中钱允鲸等人向皇上揭发，周延儒一向与逆案中人冯铨“腹心相倚，薪焰相传，合谋密算，冒禁夤缘”，目的有两个，一是“以图大拜”——进入内阁；二是“以图翻局”——推翻逆案。让一个妄图为阉党翻案的人进入内阁无疑是敏感事件，因此钱允鲸等人向皇上指出，群情方虑不测，忽闻皇上单独召对，语不外闻，中外群僚无不骇惧[144]。言官们以明白无误的语言告诫皇上，周延儒是个危险人物。周延儒立即上疏反驳，为自己辩解：诸臣连章弹劾并非臣真有可按之迹，可指之条，言官所说都是莫须有的事。究其大旨，无非“大拜”、“翻局”四字。实在是虑臣太深，量臣又太浅。希望诸臣不要自生弓蛇之影，作骑虎之观[145]。

思宗迫切需要一个能总理朝政的大臣，他很看重周延儒的政治才干，因此态度明显偏袒，对于钱允鲸等人的奏疏只是“报闻”而已，所谓“报闻”就是“知道了”之类的皇帝惯常用语，和不予理睬相差无几。而对于周延儒的答辩奏疏却“优诏答之”，意在给言官们泼冷水，让他们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说三道四。言官们并不气馁，御史刘之风等人在几天之内联名上疏，对皇上单独召见周延儒一事表示异议。他们指出，皇上单独召周延儒入对，词臣不得与闻末议，如此旷举臣等闻所未闻。臣等共同揣测，延儒独对之时必作飞鸟依人之状，曰：某党也，某也非党；某宜留，某宜去。又必曰：举朝无一人不欺皇上，独臣一人捐身家性命为皇上。这些话显然是以激将法迫使皇上表态，泄漏单独召对的谈话内容。但是没有奏效，思宗只是淡然批复“不得渎奏”四字，只字未提召对之事[146]。

事情已经很明显，思宗起用周延儒入阁主政的主意已定。果然，四个月之后，人们对此事逐渐淡忘，思宗乘钱龙锡引疾辞职之机，突然下达特旨：命周延儒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次年二月，思宗又给周延儒加太子太保衔，改为文渊阁大学士。周延儒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极力向皇上推荐自己的姻亲吴宗达以及同僚温体仁入阁。思宗也以为温体仁“孤忠可任”，在这年六月降旨：温体仁与吴宗达着以原官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147]。周、温两人联手把持朝政，在钱龙锡案件的审理中尽量把水搅浑，指使锦衣卫官员张道浚攻击内阁首辅成基命，迫使成基命不得不辞官而去。于是周延儒轻而易举地成为内阁首辅，思宗还加他少保衔，改武英殿大学士。

正当周延儒官运亨通志得意满之际，由他援引入阁的温体仁却在一旁窥测时机。此人的权谋术数比周延儒更胜一筹，《明史》说他对皇上“务为柔佞”，从而使“帝意渐向之”；对周延儒表面上“曲谨媚延儒”，暗中却“欲夺其位”[148]。吏部尚书王永光罢官后，温体仁起用他的同乡亲信闵洪学取而代之，操纵人事大权，凡异己者率以“部议”论罢，又起用欲翻逆案的御史史、高捷，以及侍郎唐世济、副都御史张捷等为心腹，处心积虑欲攻倒周延儒[149]。

于是温体仁与周延儒的矛盾逐步激化，他们互相倾轧的第一回合，是环绕崇祯四年春天的会试而展开的。周延儒的姻亲（连襟）陈于泰会试廷对第一，他的老友吴禹玉之子吴伟业则考中会元，同时中式的有名士张溥、夏曰瑚等。这次会试的主试官就是周延儒。按照惯例，内阁首辅因为政务繁重，主试之事应由次辅担任，周延儒以首辅出任主试官的越例行为，使次辅温体仁抓住了一个可以大做文章的借口。这次会试之所以亲自出马，是想收罗名儒作为自己的门生，以扩大自己在朝廷的权力基础，所以秘密嘱咐各分房考官在呈卷前，偷看中式封号，从中舞弊。吴伟业的本房师李明睿仰承周延儒之意，把吴伟业的卷子作为第一名，做了些手脚，终于使吴伟业得冠多士。这一舞弊行为被温体仁的亲信薛国观故意泄漏于朝廷，御史袁鲸正准备具疏参论，老奸巨猾的周延儒抢先一步，把吴伟业的卷子送给皇上御览。思宗阅后很满意，提笔批了八个字：“正大博雅，足式诡靡”。既然皇上已经表态，亲笔御批吴伟业为会元，人们就不好再说三道四了。不过后人在追述此事时，还是道出了事情的真相：“此温、周相轧之第一事也。”[150]

两人的倾轧由此而揭开序幕，愈演愈烈。周延儒确实有问题，大权在握，肆无忌惮，所提拔的大同巡抚张廷拱、登莱巡抚孙元化等，都与他有不可告人的关系，引起舆论不满。他的子弟家人横行乡里，激起民愤，受到言官的纠弹。他的兄长周素儒冒籍于锦衣卫，搞到个千户的职位，他的家人（奴仆）周文郁成了副总兵，都遭到舆论的抨击[151]。这些问题日积月累，终于在崇祯四年十一月由言官掀起一个弹劾周延儒的高潮。其一，陕西道御史余应桂弹劾：周延儒赋性极其贪鄙而更饶机警，行事最无忌惮而独善揣摩。凡事关权位，必攘臂而裁决；若与自己权位不相干之事，即使关系到国家大计，也必推诿模棱。登莱巡抚孙元化耗费军饷超过毛文龙数倍，不但毫无战功，反而使岛兵两次哗变。周延儒千方百计坚护不休，原因何在？就是因为他是周延儒的同乡、幕僚，每月都有大批人参、貂皮、金银送到周府。余应桂还指出，周延儒居家贪横，兄弟占尽江南良田美宅，激起民变。对于这种批评，思宗根本不相信，下旨谴责道：“延儒清贞任事，不树私交，应桂何得诬诋！”[152]其二，户科给事中冯元飚弹劾：臣每当朝会，时见大小诸臣语及延儒，无不舌缩口呃，相对羞愤，而敢举以入告者率不多见，何以故？原因在于周延儒力能钳人之口，威能摄人之魂，而鸷险更能置人于死地。思宗以冯元飚“渎奏求胜”加以切责[153]。其三，山西道试御史卫景瑗上疏列举周延儒贪赃枉法事例：接受张廷拱贿赂白银三千五百两、琥珀数珠一挂，即授以大同巡抚；接受孙元化贿赂貂参金珠，曲为扶持；接受吴鸣虞贿赂，即将其由户部调至吏部，皇上见其溺职，屡行降罚，周延儒庇护不已，原因在于吴鸣虞早已把常州腴田五千亩拱手相送。江南人对周延儒家族痛恨入骨，杀其仆，焚其屋。思宗以卫景瑗“信口诬蔑”加以切责[154]。其四，四川道试御史路振飞上疏指责周延儒只知营私植党，婪贿肥家，欺君误国。以其品行卑污，心腹奸险，小忠小信，营巧构善，以济其贪，能使皇上信而不疑，实在堪称奸雄之渠魁。思宗依然拒不接受，谴责路振飞是“构党挟私，逞意求胜”[155]。不仅如此，而且当周延儒一再上疏辩解，并且假惺惺请求罢官时，思宗还温旨慰留。其五，待到毛文龙旧部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等在登州发动叛乱，俘虏登莱巡抚孙元化时，舆论哗然，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重用孙元化的周延儒。陕西道御史余应桂再次上疏弹劾周延儒：指使登州兵叛乱的不是孔有德，而是孙元化；促成孔有德等叛乱的不是孙元化，而是周延儒。思宗下旨切责，说余应桂“恣意诋诬，亵语混渎”，把余应桂降官三级，以示惩处[156]。其六，恰巧这时西协监视太监邓希诏与蓟辽总督曹文衡互相攻击，在皇帝面前大打笔墨官司，引起言官们反感。工科给事中李春旺上言：邓希诏与曹文衡互相攻讦，语侵辅臣周延儒，此实国家治乱盛衰之大漏洞，因此不仅督臣曹文衡可去，阁臣周延儒也不可留[157]。

面对接二连三的严重事件，言官连珠炮似的穷追猛打，周延儒一再为自己洗刷，思宗内心不能无动于衷，对周延儒的宠信已经大不如前了[158]。这是值得注意的动向。更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在言官们弹劾周延儒的背后，次辅温体仁在暗中使力，企图一举扳倒周延儒，这就使周延儒的处境更加困难[159]。吏部尚书闵洪学是温体仁一手引进的，每做一事都为温体仁收买人心，而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周延儒身上。一时间官僚中捷足先登者无不奔走于温体仁门下。周延儒的亲信对闵洪学恨之入骨，给事中王绩灿与御史周令誉、周堪赓先后上疏攻击闵洪学而尤以兵部员外郎华允诚最为激烈[160]。

这件事情被人们称为温、周相轧的第二回合。崇祯五年六月，华允诚在议论国事三大可惜五大可忧的字里行间，不加掩饰地攻击内阁次辅温体仁与吏部尚书闵洪学朋比为奸，驱除异己。他在奏疏中说：阁臣温体仁兼操吏部之权，吏部唯阿阁臣温体仁之意，线索呼吸，机关首尾，造门请命，夜以为常，统均大臣甘作承行之吏，黜陟大柄只供报复之私[161]。思宗看出华允诚如此大胆必定背后有人指使，便下旨切责华允诚“妄议朝政，且牵诋不伦，是何主见？必有唆诱之者，可作速奏明”[162]。华允诚遵旨回奏，回避唆诱者是谁的要害问题，指名道姓攻击温体仁，说他生平臂涂颜，廉隅扫地。陛下以其悻直寡谐，排众议而任用，岂知此人包藏祸心，饮肆其毒[163]。思宗似乎感悟到这是周延儒与温体仁在暗中较量，便不露声色地作出处理：一方面下旨剥夺华允诚半年俸禄，另一方面批准吏部尚书闵洪学回籍养病，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堵住双方互相攻击的势头。并且对周延儒、温体仁躲在家中避风头的做法进行批评：“辅臣大半僵卧私第，殊非政体。”[164]温、周相轧的第二回合，双方打了个平手。

进一步的较量，如箭在弦上，势在必发。周延儒指使他的姻亲翰林院修撰陈于泰打着陈时政四事的幌子，指桑骂槐攻击温体仁。温体仁则指使宣府太监王坤弹劾陈于泰盗窃科名牵连周延儒。于是，温、周最后较量的帷幕悄然拉开。当时有人敏感地指出：“王坤之疏及宜兴（周延儒），乌程（温体仁）实阴使之，将以倾宜兴为首辅也。”[165]一语道破其中的玄机。周延儒当然不会束手就擒，立即指使亲信给事中傅朝佑上疏，指责太监王坤“妄干弹劾之权”，而且文词练达，机锋挑激，必有阴邪险恶之人背后主使，明显影射温体仁在幕后操纵[166]。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也上疏为周延儒帮腔：近来内臣的举动几乎手握皇纲，而辅臣终不敢问一句，至于身被弹击，犹忍辱不言，何以副明主之知[167]。由于王志道在奏疏中谈到“终不忍开内臣轻议朝政之端，流祸无穷，为万世口实”[168]，引起思宗不悦。思宗在第二天（即崇祯六年二月初八日）文华殿召见群臣时，专门为此责问王志道。王志道还是坚持他日前所说“内臣越职”的观点，并进一步把问题挑明：辅臣（周延儒）为王坤所参，举朝惶惶，为纪纲法度担忧。此话明显是针对周延儒遭太监王坤弹劾而发，本以为皇上应该指责王坤及其幕后指使人温体仁，殊不知这种议论牵涉皇上遣用内臣的政策，激起思宗的反感。思宗再三声明，遣用内臣原非得已，言官们却把参劾内臣当作护身符，王志道也不例外。在场的周延儒一看苗头不对，赶紧出来打圆场，主动承担责任：“臣等辅理无状，表率无能。”但是无济于事，第二天思宗下旨：王志道肆意诬捏，借端沽名，本当重处，姑从轻革了职为民[169]。对于王志道遭到革职处分，周延儒是有苦说不出，他已经敏感到皇上仿佛萌生了罢斥他的念头。思宗在召对时对周延儒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卿昨辩王坤疏，日后录入史书，甚是好看！”一向善于言辞的周延儒竟无言以对。机敏的温体仁从中听出弦外之音，极力促使皇上早日下此决心，故凡与周延儒为难者必暗中相助；凡为周延儒帮腔者，都予以黜革[170]。

温体仁终于抓住了一个绝妙机会。事情是由温体仁唆使给事中陈赞化弹劾周延儒招权纳贿引起的。周延儒辩解后，陈赞化再上一疏，揭露一条颇为惊人的罪状——周延儒曾对李标说：“上先允放，余封还原疏，上遂改留。余有回天之力，看来今上是羲皇上人。”[171]这无疑是一个重磅炸弹，周延儒狂妄到以为自己有“回天之力”，不把皇上放在眼里，视为任人摆布不明时势的“羲皇上人”（伏羲以前的远古人），这在当时看来毫无疑问是欺君罔上的大不敬罪。这一招果然厉害，极大地激怒了思宗。平心而论，思宗根本不是“羲皇上人”之类的庸主，他励精图治，事必躬亲，怎能容忍辅弼大臣如此蔑视！立即追究陈赞化此话从何处听来。陈赞化举出了上林苑典簿姚孙渠、给事中李世祺以及前湖广副使张凤翼为人证，使周延儒无法抵赖。周延儒处境一下子变得岌岌可危，为了平安过关，不得不低声下气向温体仁求援。温体仁不但不拉他一把，反而暗中落井下石，终于迫使周延儒于崇祯六年六月向皇上“引疾乞归”。温体仁巧妙地利用票拟职权，代皇帝拟旨“准予休告”，周延儒在行人（官员）护送下，灰溜溜地返归故里宜兴县[172]。

温体仁与周延儒互相倾轧的结果，以温体仁棋高一着而获胜。夏允彝对此作这样的评论：“（温体仁）始而与周（延儒）深相结，周固力助而且援之以进。及周为大珰王坤所排，举朝争之，而温无片言相助。及科臣陈赞化纠周去之，凡与周为难者，温皆援之以进，助周者皆屈焉。盖周之去实温挤之也。”但他的手脚做得很干净，不露什么痕迹，“因事图之，使其机自发而发，上不疑也”[173]。温体仁比周延儒更加阴险，更加精通权谋术数，他的当政使朝政更趋低迷。

六、温体仁辅政：“崇祯皇帝遭‘温’了”

周延儒辞官而去，心中深恨温体仁的排挤，图谋起用何如宠来遏制温体仁，利用廷臣不愿温体仁当权的心理怂恿他们劝思宗召回当年与周延儒同时入阁不久便致仕的何如宠。何如宠昔日在内阁中地位在温体仁之上，倘蒙皇上召回，可以遏制温体仁升任首辅。何如宠自己的态度如何呢？当年他在内阁任职的一年半时间里，亲眼目睹周延儒、温体仁的明争暗斗，深感无能为力，九次上疏乞休。回家后语重心长地建议皇上常看《通鉴》，以古今理乱忠佞史事为鉴，也从侧面表示他对温、周倾轧的不满。现在要他入阁充当第二个周延儒，他自知无此能耐，决非温体仁的对手，赶紧上疏辞谢[174]。在皇上没有允准之前，他还是奉召从老家桐城起程，在途中再次上疏引疾推辞。这时刑科给事中黄绍杰向皇上指出，何如宠之所以徘徊于道路，不是有所疑畏便是有所瞻顾。这与温体仁有关，有道是从来君子小人不能并立，当此之际次辅温体仁应当识相地考虑何去何从。自从温体仁为相以来，无岁不旱，无日不霾，无地不灾，无在不盗，这都是诸臣承奉其意的结果。有鉴于此，他请求皇上即刻命温体仁引咎辞职。明眼人一看便知，这种露骨的言论背后有周延儒在摇鹅毛扇，引起思宗的不满，似乎在情理之中。思宗下旨斥责黄绍杰，把他降调外任[175]。这件事情一出，使徘徊不前的何如宠更加不敢奉召，执意坚辞[176]，于是温体仁顺利地升任内阁首辅。

劣迹昭彰的温体仁得到皇上重用，舆论为之哗然。京师民谣如此唱道：“崇祯皇帝遭温了！”此“温”即温体仁，取“温”与“瘟”谐音之义[177]，意为崇祯皇帝受温体仁蒙蔽，如同“遭瘟”一般。无独有偶，京师另一民谣也在“瘟”、“温”二字上做文章，不过话说得更为尖刻：“内阁翻成妓馆，乌归王巴篾片，总是遭瘟（温）。”[178]

乌归（谐音乌龟），指乌程籍归安人温体仁；王巴（谐音王八），指四川巴县人内阁辅臣王应熊；篾片，指奉行两人意旨，毫无短长的内阁辅臣吴宗达。这首民谣一时传为街头笑谈，“赫赫师尹而令人鄙夷至此，其生平亦可见矣”[179]。当时人说出于轻薄少年之手，其实不然，如此高度政治化的内容，一般轻薄少年哪里说得出来？定是官场中人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炮制并广为散布的。以温体仁为首的内阁信誉如此低落，表明思宗重用温体仁是一个错误的抉择，舆情讥刺为“遭瘟”是不算为过的。

在晚明人士看来，温体仁专与东林人士作对，不由人们怀疑他为阉党余孽。平心而论，温体仁人品卑劣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实事求是地说，温体仁与阉党并无瓜葛。如果一定要归入哪一派，似乎说他是沈一贯的“浙党”余孽才差强人意。全祖望在为沈一贯写的《画像记》中如此说：“康熙己未（十八年）之开史局也，秉笔诸公欲痛抑沈文恭公（一贯），以为亡国之祸由于党部，党部之祸始自文恭。时吾里中预史事万征君管村（斯同）颇平反之，以为由其后而言，一变而为崔、魏，再变而为温、薛、杨、陈，三变而为马、阮，清流屏尽，载胥及溺，而温（体仁）则文恭之门下也。东林诸子所以尤憾文恭。然此及流极之运，未可尽归之一人。”[180]应该说全祖望的看法是持平之论。温体仁出于沈一贯门下，东林人士与沈一贯对立，由此而牵涉温体仁，温体仁也由此而担心东林人士在权力斗争中的地位，推行没有阉党的阉党路线，成为崇祯时期政治斗争的一大特色。

《明史》卷308《温体仁传》评论温体仁成为内阁首辅后的所作所为，有这样一段话，为思宗“遭瘟”作了绝妙的注脚：“体仁荷帝殊宠，益亟横忮横，而中阻深，所欲推荐，阴令人发端，己承其后；欲排陷，故为宽假，中上所忌，激使自怒，帝往往为之移。”此类事例甚多，不妨选取若干，来透视一下思宗是如何“遭瘟”的。

（1）推举吕纯如事件

崇祯七年（1634年）八月二十一日思宗在平台召对五府六部九卿科道官，商议吏部尚书及都察院左都御史人选。十天前，吏部尚书李长庚被削职为民。李长庚素来见憎于温体仁，温体仁必欲去之而后快。当时正在议论起用罪谴诸臣，刑部上报的罪谴名单皇上尚未核准批下。温体仁欲加罪于李长庚，百般催促他赶紧上报任用名单，有人劝他应当等刑部奏疏批示下达后再上报名单。李长庚迫于温体仁的催促，不知是计，贸然呈上名单，胪列无遗，共一百十六人。思宗大怒，以“屈法徇私，朋比欺蒙”，把他革职为民[181]。于是出现了吏部尚书的空缺，思宗决定在平台召对群臣会推候选人。

思宗开宗明义说明今日召对的用意：“吏部尚书乃用人的官，须要天下第一才品。若据会推故套，不过精心、定力两语混题，止须一二人把持足矣，何名会推？卿各举所知来！”

主持部务的吏部左侍郎张捷奏：“臣昨卸部印，正为会推一事。年来诸臣党同伐异，误尽朝廷。在外会推，自然瞻顾局面，孰敢犯忌？今蒙皇上召对，谕臣等各举所知，务得天下第一才品，须不论方隅，容臣等破格推举。”

思宗说：“立贤不以其方，卿等举来。”

于是勋戚大臣退入殿西室，文臣退入殿东室，各自书写推举名单。张捷在下笔时彷徨四顾，大学士王应熊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诸臣感到有些蹊跷，便问他所荐何人。张捷因为事先得到温体仁的授意、王应熊的支持，心中有底，所以直言不讳地说：“吕纯如！”这与诸大臣所荐大相径庭，他们不是推举郑三俊，就是推举唐世济。张捷振振有词地说：“总宪（都察院左都御史）世济可，冢宰（吏部尚书）非纯如不可！”

待到皇帝召对时，张捷抢先启奏：“臣已举两人，但此两人举朝所不欲用者。”随即把奏本呈给皇上审阅。

思宗问：“科道官何为不举？”吏科都给事中卢兆龙答：“会推大典，科道例无保荐九卿，推举得当，则听皇上点用，不当者臣等纠参。”他似乎察觉到推举中有什么花样，要充分运用科道官的批评权，所以置身于荐举者之外。

思宗听了颇以为然，随即拿起张捷呈上的名单细看起来，顿时产生疑惑，责问道：“吕纯如是钦（定逆）案有名的，张捷如何举他？”

张捷辩解：“吕纯如有才有品，臣所深知，钦案列名，谓其颂美逆贤（魏忠贤）。今红本俱在，并无一字相及，岂可坐以颂美？”

思宗说：“他已曾辩过，但不可开端。”说罢，把目光投向科道官，问道：“科道如何说？”

吏科都给事中卢兆龙说：“诸臣荐举，各有本末，抑听圣明裁夺。至张捷所举吕纯如，系钦案有名，臣等正拟纠参。适蒙圣谕，已有明鉴，臣等不敢复有争执。”

张捷对于皇上与卢兆龙的说法不以为然，固执己见：“臣实见吕纯如清执可用，今弃之草野，实为可惜。”

御使张三模表示不同意见：“廷推冢臣，所关甚重，即使事非钦案，亦须昭雪。吕纯如生平贤否，姑且勿论，业已身负重累，何以服人？况钦案久定，此端一开，渐何可长！”

张捷继续辩解：“臣实知吕纯如是真贤者，故从公推举。即在钦案中，亦须分别。倘皇上用之不效，如李长庚削职，臣亦与同削职，或处分更有甚于此者，臣亦甘于同罪。”他还说：“小民作奸犯辟，朝廷五年大审，每年热审，惟恐其冤，何况大臣如何冤得！”

卢兆龙反驳：“臣任清江知县时，记得吕纯如护送惠藩（惠王）之国，沿途骚扰。只此一事已见无才。况屈身逆贤，其品可知。”

在场的给事中姚思孝、顾国宝、蒋德璟、吴南灏等，御使金光宸、韩一光、杨绳武等，纷纷批评张捷，以为吕纯如身在钦案，断不可用。张捷还呶呶置辩，给事中姜应甲大声叱责：“张捷所举如此，心事可知，还敢在皇上前巧辩！”

思宗见科道官一致反对，便命张捷下去，吓得张捷大惊失色。这时，思宗询问在旁一声不吭的温体仁意下如何，温体仁冷冷地吐出三个字：“谢陞可。”

见温体仁表态，工科给事中范淑泰立即弹劾王应熊与张捷同谋党附，刑科给事中吴甘来也弹劾张捷计翻逆案。思宗接受这一意见，责成张捷改日回奏[182]。

这一事件，表面看来好像是张捷在王应熊支持下假借推举吕纯如妄图推翻钦定逆案。其实情况比科道官所想要复杂得多：此事的幕后策划人不是别人而是温体仁。《崇祯长编》、《国榷》在记述此次张捷荐举吕纯如一事时，都写了这样一句话：“体仁阴主之。”[183]但温体仁究竟怎么个“阴主”法，语焉不详。一查《明史》，事情就清楚了：“时魏忠贤遗党日望体仁翻逆案，攻东林。会吏部尚书、左都御史缺，体仁阴使侍郎张捷举逆案吕纯如，以尝帝。言者大哗，帝亦甚恶之，捷气沮，体仁不敢言，乃荐谢陞、唐世济为之。”[184]事情的内幕原来如此！温体仁要用吕纯如，自己不出面，指使张捷出面。张捷以为背后有内阁首辅运筹帷幄，有恃无恐，所以在召对时一再坚持吕纯如可用，钦案定其“颂美”是冤屈。不料科道官齐声反对，皇上也以为此端不可开，使温体仁无以售其奸，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推荐他的亲信谢陞为吏部尚书、唐世济为左都御史。以后温体仁又暗中指使新任左都御史唐世济推荐逆案中人霍维华，廷臣群起而攻之，迫使唐世济获罪而去。从此温体仁不敢再起用逆案中人，但对廷臣中不附己者更加侧目视之[185]。

事情的转机颇具戏剧性。据说这次皇帝召对之前，奉召诸臣事先已得到传闻：“阁部同心”——内阁与吏部观点一致，而且有“大力者”为之内援，吕纯如之用圣意已决云云。所以张捷推荐时大家都蓄缩不敢言。待到皇上表态：吕纯如既挂逆案，不用也罢。科道官才敢陆续奏劾张捷[186]。可见官员们对温体仁是有所顾忌的。张捷依然有恃无恐，自以为有温体仁为靠山，虽然遭到弹劾也不至于罢官，因此索性傲然上疏“乞休”，接连上了三十二疏，思宗都温旨慰留。张捷更加无所顾忌，在奏疏中狺狺狂吠。思宗仍极耐心地下旨：“张捷佐计（京察大计）在迩，着即出供职。”当张捷准备在考察京官的“大计”中再肆凶锋时，御使刘宗祥揭发他把持官员大计，假公济私。原来刘宗祥巡按四川时，张捷托他为其姻亲贺如修（成都知县）推荐为“卓异”，以求在考察中升迁，为此写去书信一封。在信的末尾别有用心地写道：“忠言不入，朝事日非。”显然是对推举吕纯如未成耿耿于怀。刘宗祥入川后查明，贺如修劣迹昭彰，便据实纠参。思宗下旨：把贺如修革职逮问。张捷怀恨在心，在刘宗祥返京回道考核时，挟私报复——拟加重谴。刘宗祥不服，上疏辩白，并把张捷的手书呈报皇上。刘的好友太常少卿祝世美以为不可，极力劝阻，提醒他张捷与温体仁关系非同一般，事发后必遭报复。刘宗祥连忙赶到会极门索取原疏，不料奏疏已经送到皇上御前。思宗阅后批示：张捷革职提问。果然，刘宗祥遭到报复：都察院拟刘宗祥降三级调外任。要不是思宗亲笔改批“刘宗祥着回道管事”，他的下场肯定不妙[187]。

（2）排挤文震孟事件

文震孟，字文起，号湛持，苏州府吴县人，文徵明曾孙，以研习《春秋》著称海内。天启二年（1622年）成进士，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因上疏弹劾魏忠贤，与陈仁锡、郑鄤一起斥革为民。崇祯元年起用为侍读学士，充任皇帝日讲官。他在“讲筵”上态度最为严正，多次弹劾阉党余孽王永光之流，尖锐地指责群小合谋欲借边才翻逆案，直斥王永光假窃威福，倒置用舍，是吕纯如的“奥援”。思宗虽然指责文震孟“任情牵诋”，但群小翻案阴谋因此而中沮[188]。温体仁由此对文震孟怀恨在心。

崇祯七年二月，会试天下士，思宗命温体仁、吴宗达为主考官。文震孟当时是其中一房的主试官，选中陈际泰、许直等士子；另一考生的试卷，首题“其行己也恭”四句，篇末痛言时弊，在“不恭不敬之害”上大加发挥。文震孟毅然录取。呈卷后以为温体仁必定驳回，当有一番质辩。不料温体仁立即批允，内心颇为怀疑。事过不久，温体仁在内阁扬言：“外人说我们要进场收几个门生。我们今日地位也靠不着门生了，况场中即有人骂我。”钱士升不解地问：“场屋（考场）中如何骂得？”温体仁说：“他篇末说‘不恭之臣’如何，‘不敬之臣’如何，岂不是骂！”钱士升问：“老先生如何打发他？”温体仁阴冷地说：“本房（指文震孟）批‘伸眉抗手’，想见其人，敢不中？”[189]对文震孟那种咬牙切齿之情溢于言表，一时又难以下手，毕竟文震孟是皇帝的老师。

原先思宗的日讲、经筵中没有《春秋》的课程，思宗以为此书有裨于治乱，令择人进讲。文震孟是专治《春秋》经学的名家，温体仁忌惮他的严正，故意隐而不举。次辅钱士升不明底细，贸然推荐文震孟，温体仁不便否定，佯作惊讶状：“几失此人！”才勉强把他报了上去。文震孟一进讲，果然使皇上十分满意[190]。不久，文震孟请求告假，思宗因他《春秋》讲得好，不允告假。温体仁见皇上如此重视文震孟，阴阳怪气地对他说：“行相君矣，何避也？”[191]思宗的确有意提拔文震孟入阁。崇祯八年六月，思宗举行了一场空前的廷试，应试者是从官员中挑选出来的佼佼者，打算以考试方式从中选拔阁员。那一天，内阁辅臣及各部尚书分立于阶上，应试官员分班立于阶下几研旁。只听皇上说：“廷臣才品朕未遍知，今试票拟一疏。”太监奉旨把奏疏一秩、小柬两张分送到几研上。思宗又说：“将疏票拟于柬上，一稿一誊。”在几研旁应试的官员们各自埋头阅疏拟票。不巧，文震孟这天因病未能应试。文震孟因多次受到温体仁钳制，心中闷闷不乐。前不久他升任少詹事，官居四品，按照规定不能在宫中乘马，苦于老惫的他托人向温体仁求情，改为三品衔。温体仁故意刁难，不但不通融，反而指着自己在东阁直房前的首辅座位说：“不久此处亦须他到，何论三品！”文震孟受此奚落，情绪不佳，常称病在家[192]。

次日，思宗看了各官的试卷，即命吏部把姜应元、陈子壮、文震孟、张至发、蔡奕琛、闵仲俨、马之祺、张元佐、张居等九人的年貌履历呈上，供他从中批点。几天后，思宗作出了决定：文震孟、张至发俱升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即行入阁，与首辅温体仁等协同办事。因为文震孟没有参加考试被破格提拔为阁员，当时称为皇上特简[193]。

六七月间，温体仁正好在家养病，尽管他对文震孟素来不满，也无从施展手腕。关于此事，黄宗羲有这样的评述：“温体仁久居政地，导上以繁刑厚敛，海内盗起，台谏攻之甚力。体仁不自安，杜门求退。上意置相不得其人，进大小九卿詹翰于廷，亲试之。”[194]看得出来，思宗对温体仁已有所不满，想摆脱“遭瘟”的局面，因而乘温体仁在家养病的机会，用亲自廷试的方式增补阁员。文震孟没有应试，被皇上以特简形式提拔为阁员。黄宗羲认为，由此可见“上意颇欲更始”[195]。这件事使温体仁感到恐慌，连忙声称病愈，到内阁主持政务，千方百计排挤文震孟，使思宗希望“更始”的愿望落空。文震孟有自知之明，两次上疏向皇上婉言推辞，未蒙允准。他还想再次上疏以有病推辞，内阁辅臣何吾驺极力劝阻，才于八月十三日面见皇上谢恩，入阁办事[196]。

但是文震孟耿直的秉性依然如故。由于他长期担任日讲官，宫中太监深知其为人耿直，对于此次入阁的前景表示忧虑，都说：“文震孟到阁中倒好，只是他还是板金绦。”[197]所谓“板金绦”，是形容他耿直得有点近乎执拗的性格，恐怕难以在中央政府的最高层站稳脚跟。外廷的官员也有类似的担心：文震孟持性疏直，票拟及奏对时直言无忌，倾吐唯恐不尽，毫无城府。杨士聪曾私下对友人说：“文（震孟）决非久于位者。”[198]朱彝尊后来评论道：“（文震孟）累叶风流儒雅，为士林所推。相国晚达早归，崇祯五十辅臣，骨鲠称首。”[199]这“骨鲠称首”的评价，与“板金绦”的评价是可以互相印证的。事情发展的结果果然不出所料，文震孟只当了不到三个月的阁员就被温体仁排挤了。

文震孟刚入阁时，不懂得当时官场惯例陋规——凡新入阁者必须手持名帖礼单向司礼监太监曹化淳致见面礼，请他多加关照；曹化淳也以名帖礼单敬还，这是宫中旧规。文震孟一介书生过于疏阔迂腐，自以为是皇上特简，不必拘泥于此种陋规。曹化淳原是王安名下的太监，并非贪婪之辈，素来仰慕正人君子，便托王安之侄向文震孟传话，盛称曹某有皈依文先生之意，又说：“若循例来往，外廷惟所欲为，大珰无不奉命。”文震孟自持清高，说：“极大珰之力，使我不为宰辅耳。不为宰辅，于我何损？而名帖既入，此辱岂能洗耶！”曹化淳遭到文震孟的拒绝——不愿与之结交，以为是奇耻大辱，转而与温体仁呼吸相应，在皇上面前吹风，使文震孟顿失皇上眷顾[200]。后人评论道：“阁臣多有内应外援，震孟自以受知主上，一切不顾。”[201]文震孟在勾心斗角的内阁中立足未稳便遭排斥，这是一个因素。

另一个因素是温体仁每次拟旨必征求文震孟意见，有所改动，也必遵从。这使文震孟产生错觉，喜滋滋地对人说：“温公虚怀乃尔，何云奸？”同僚何吾驺提醒他：“此人伏机甚深，何可信！”文震孟不以为意。十几天后，温体仁发觉文震孟有所疏忽，故意拟票不当，请他改正，文震孟没有改动，便径自提笔抹去，这使文震孟大为难堪，顿时大发执拗脾气，拍案大喊，拿起一叠奏疏用力地掷到温体仁面前[202]。从此两人的矛盾由隐性变为显性，文震孟的处境大为不妙。

温体仁随时都在寻找时机对付文震孟。十月间发生了许誉卿事件，被温体仁抓住大做文章，终于导致文震孟的下台。许誉卿，字公实，松江府华亭县人，天启年间上疏弹劾魏忠贤而直声满天下。崇祯初年又因弹劾吏部尚书王永光依附魏忠贤仇视东林人士，而遭到薛国观攻击为“东林主盟，结党乱政”。他愤然反击：若肯结党乱政，则魏忠贤用事时何不随众求容，必屡忤奸邪，抗疏去国？薛国观何不自己反省，昔日与崔魏同朝，众危独安，有何品骨？而反诋臣等之忤珰见逐者为党为奸？[203]激于义愤，拂袖辞官而去。崇祯七年再度起用，官至工科都给事中，因凤阳皇陵被焚，弹劾温体仁、王应熊，遭到温、王嫉恨。温体仁忌其伉直，在升迁方面故意刁难。其实论资历，许誉卿已极深，科道中碌碌无为之辈升京堂者为数不少，未必尽胜许誉卿一筹。温体仁百般刁难，指使吏部尚书谢陞把他调往南京，当时人一语道破：“难许（誉卿）即所以难文（震孟）也。”[204]因为文震孟很欣赏许誉卿，支持他的升迁。谢陞又秉承温体仁的意思，纠弹许誉卿“营求美官”，“不欲南迁，为把持朝政地”。钱士升在处理此事时，认为谢陞所说“营求美官”须有实迹，皇上当令谢陞回奏。不料温体仁突然抢去奏本，在上面拟旨：“大干法纪，着降级调用”。温体仁这一招十分阴险，表面上从轻发落，仅仅处以降调，但是又说他“大干法纪”，显然别有用心，意在刺激皇上。果然，次日思宗重拟谕旨：“许誉卿削籍为民。”文震孟力争无效，气愤之极，当着温体仁的面狠狠地讥讽道：“科道为民，极荣之事，敬谢老先生玉成！”[205]

由许誉卿牵涉到文震孟，事情已经十分明显。许誉卿在临别时上疏参劾温体仁，温体仁一面上疏答辩，一面上疏参劾文震孟，向皇上揭发他日前所说的牢骚话：“科道为民，极荣之事”。因为把科道官许誉卿革职为民的是思宗，此话显然在挑激皇上。温体仁在奏疏中说：皇上所以鼓励天下者，止有此爵禄位号，而文某乃云云（指“科道为民，极荣之事”），以股肱心臂之臣，为此悖伦灭法之语。思宗果然大怒，把先前对文震孟的眷顾之情一笔勾销，下了一道冷酷的谕旨：“吾驺、震孟不宜徇私扰乱！”何吾驺、文震孟两人立即具疏引罪，思宗断然作出决定：何吾驺着致仕去，文震孟冠带闲住[206]。对于何、文两位正直官僚以这种方式遭到排挤，当时的大臣们莫不惊叹：“圣意不测如此！”[207]

文震孟的罢官虽然出于“圣意”，关键却在温体仁从中挑激，致使思宗“遭瘟”，未免令人遗憾。文震孟刚方贞介，有古大臣风度，可惜入阁不足三个月就遭罢斥，未竟其用，有识之士无不为之惋惜[208]。正直的人们感叹：“凡劾体仁者无不见责，为体仁劾者无不立罢。除佞如拔石，去贤若转丸，可为三叹！”[209]温体仁实在是神通广大，可以使刚愎自用的皇帝围着他团团转，这不是活脱脱地应了那句民谣：“崇祯皇帝遭瘟了！”事后，文震孟回忆起这段往事，每每对人说：“诸君子见予当国，放胆作事，无复前者兢业，遂为奸辅所窥，乘机相中。”[210]他对官场上层勾心斗角的黑幕以一种近乎书生气的态度漠然视之，结果成为明朝历史上罕见的任期最短的阁员，由皇帝“特简”到皇帝下旨“冠带闲住”，不到三个月。思宗“遭瘟”的程度着实令人吃惊。

（3）郑鄤之狱

郑鄤，字谦之，号峚阳，常州府武进县人，其父郑振先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官至礼部主事，其母吴氏是大学士吴宗达之妹，郑家堪称常州屈指可数的门阀[211]。在政治见解方面，郑振先、郑鄤父子有一脉相承之处，都为主流派所不容。万历三十六年礼部主事郑振先向皇帝上了一本“直发古今第一权奸疏”，把推行没有沈一贯的沈一贯路线的内阁辅臣朱赓、李廷机斥为“第一权奸”，“此自沈一贯创开从来奸相未有之窍，至于今日，愈出愈奇，所以（李）林甫辈犹拙也”。他尖锐地指出，从王锡爵到沈一贯、朱赓、李廷机是“灯灯相续”、“薪薪无穷”[212]。朱赓虽然上疏反驳，但是口气很不理直气壮，然而皇帝给他撑腰，下旨谴责郑振先“捏无影之事，污蔑辅臣，倾害忠良，以自固位荣身”，把他降三级调极边方[213]。这本是一件极普通的事件，却颇耐人寻味。由于郑振先是王绍徽《东林点将录》中“地异星白面郎君翰林院庶吉士郑鄤”之父；此外，顾宪成称赞郑振先此疏是给当权者“顶门一针”，“吾辈于林壑间增一畏友”[214]。因而人们把此举看作“东林党”的行动，其实大谬而不然。郑振先是当时被称为“昆党”的头面人物、左春坊左谕德顾天埈的挚友，他上此疏是与顾天埈推心置腹磋商后作出的决断[215]。因此日本学者城井隆志把郑振先列入“昆党”之中[216]。

把郑鄤列入“东林党”的黑名单完全是“阉党”的一种政治迫害。天启二年十月翰林院修撰文震孟以少年新进的锐气上疏批评皇上不“勤政”，上朝“第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217]。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些话表面上似乎在批评皇上，实际上是在批评擅权的魏忠贤，被机敏的魏忠贤抓住把柄，在熹宗面前挑唆：“文状元疏中以偶人比万岁”，终于导致文震孟的罢官[218]。与文震孟同科进士及第的翰林院庶吉士郑鄤仗义执言，他在奏疏中特别强调“窃弄之机”与“权当之炀灶”，明显影射魏忠贤窃权“内降”。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郑鄤以“党护同乡”遭到降职的处分，从中央放逐外地，郑鄤拒绝赴外任，愤然回归故乡[219]。从此过着退居林下十多年的闲适生涯，然而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始终无法忘却。当言官抨击周延儒、温体仁之际，他在公开场合昌言：周决不可用，而温实可大用，言路不当并攻。钱士升与他都出自钱龙锡门下，称先后同门，对于郑鄤的这一说法十分欣赏，为了讨好温体仁，极力向温体仁推荐郑鄤，老奸巨猾的温体仁不置可否。崇祯八年钱士升写信给郑鄤，告诉他已经在温体仁面前说情，要他迅速抵京。郑鄤为了稳妥起见，特地向昔日一同弹劾阉党的好友文震孟征询意见；文震孟深知温体仁的为人，复信劝他不要来京。郑鄤误以为文震孟还不如钱士升够朋友，贸然赴京补官。孰料这步错着为他带来的不是官运而是杀身之祸。

郑鄤的族舅、前任内阁辅臣吴宗达不愿看到郑鄤的东山再起，极力在温体仁面前诋毁郑鄤，温体仁心中已有芥蒂。所以文震孟与温体仁在内阁中为恢复郑鄤官职一事而发生争执时，文震孟说：“晚生已叨冒至此，（郑鄤）岂宜但复庶常（庶吉士）！”温体仁一味敷衍道：“从容再议。”[220]温体仁的意思是想面谈以后看他的倾向如何再决定起用到什么程度。郑鄤与文震孟是同一类型的士大夫，正直得接近于迂执，这就注定了无法适应那个时代官场上层的勾心斗角，难以避免悲剧性下场。

郑鄤进京后，首先拜谒内阁首辅温体仁，前者感恩戴德，后者心存芥蒂，两人的一场交谈很不投机。温体仁试探性地问：“南方清议若何？”郑鄤毫无戒备地回答：“人云国家需才，而庙堂未见用才。”在机敏的温体仁听来这是对他的批评，不动声色地反驳：“非不用才，天下无才可用。”书生气十足的郑鄤没有察觉温体仁的心境，依然侃侃而谈：“用人则才出，不用人则才伏。方今防边荡寇最急，能如萧相国（何）之识韩淮阴（信），宗留守（泽）之识岳忠武（飞），何患不能成功？”对于如此咄咄逼人的语气，温体仁很反感，表面上致谢，心中却在盘算：“彼锋芒如刃，必纠弹我，动摇我相位”，一定得设法剪除[221]。郑鄤拜谒首辅的结果竟然如此，是他自己无论如何没有料到的。适逢此时温体仁先后排挤了何吾驺、文震孟，京都舆论哄然不平。一向敢于直谏而今又不甘寂寞的郑鄤也随众持愤激之论。此事被温体仁侦知，决定整一下郑鄤，同时打击郑鄤的好友文震孟、黄道周[222]。

终于被温体仁抓住了把柄。崇祯八年十一月，温体仁根据吴宗达揭发的材料，即所谓“杖母蒸妾”的不实之词，写成纠弹郑鄤的奏疏[223]。然后拿了这份奏稿去找推荐郑鄤的钱士升，对他说：“今为郑某事具疏，当与老先生同题。”钱士升欣然答应，等到看完奏疏全文，才知道里面写的是纠弹郑鄤“杖母蒸妾”这样荒唐之极的事，立即面红耳赤，双腿颤抖，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温体仁冷笑道：“固知老先生不愿预也。”遂单独具名呈送皇上[224]。据郑鄤《天山自订年谱》、汤修业《郑鄤事迹》与《郑峚阳冤狱辩》等文献记载，所谓“杖母蒸妾”云云纯属诬陷不实之词；何况这种家庭琐事原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清官难断家务事，堂堂内阁首辅却据此弹劾下属官员，成何体统！

然而当时思宗正以孝悌风励天下，得知首辅控告郑鄤如此不孝不悌行为，勃然震怒，不分青红皂白下令将他逮入刑部狱中严加审讯。刑部尚书冯英审问后，向皇上报告：“郑鄤假箕仙幻术，蛊惑伊父郑振先无端披剃，又假箕仙批词，迫其父以杖母。”并未直指郑鄤杖母，又称郑鄤颇有才名，语气近乎回护。温体仁见冯英不肯严办，借故把他革职，并把此案移交锦衣卫镇抚司审理[225]。负责审理此案的锦衣卫都督同知吴孟明也感到温体仁的控告缺乏证据，案犯受到冤屈，一直未予了结。直到崇祯十年六月温体仁罢官而去，此案仍悬而未决。

崇祯十一年夏天，京师酷旱，思宗要各部门从救灾着眼陈弊政、宣冤抑。吴孟明便把此案作为“冤抑”上报：“臣衙门冤抑自有法司平允，非所敢预闻。但有幽禁三年，无人为之雪理如郑鄤者，或当释放，以召天和也”。思宗虽然要诸臣宣冤抑，但并不愿意宽恕郑鄤，或许是“遭瘟”的余波、温体仁的阴影还未消散吧，他接到吴孟明的奏疏立即严词谴责：“杖母逆伦，干宪非轻，如果无辜，何无人为之申理？着常州府人在京者从公回话。”[226]既然皇上如此态度坚决，吴孟明只得继续审理，特地询问协理审讯的陆完学。陆完学说：“（郑鄤）因负才名，既藉门第，倨傲放肆，得罪乡邦，死不足惜。其杖母之事，非其本谋。”吴孟明问：“既无此事，何以故温体仁以此告人？”陆完学说：“此事最为可宥，鄤父振先家，其箕仙能发人隐事，一家崇事，无不皈依。凡有过失，皆遭扑责，谓之忏悔。自振先夫妇至郑鄤以下，无不皆然，不独鄤母一人受杖也。惟是吴氏受杖，系振先之婢动刑……疑杖时郑鄤与父皆在其前，不能救饶，事则有之，非所挑激也。”[227]思宗对于这种解释全然不能接受，但又难以推翻。

这时有常州府武进县落魄生员许曦进京，考取武英殿中书，未题授实职，似官非官，正符合思宗所说“常州府人在京者”的条件，于是被请进锦衣卫镇抚司作证。御史刘光斗等人代他起草奏疏，证实郑鄤杖母，补充揭发郑鄤奸媳、奸妹等事。奏疏呈进后，许曦立即反悔，对刘光斗等人说：“郑鄤之事，窗外无闻也。”又说：“郑鄤之事，系宦室闺门，草野耳目未闻见。”由此看来，许曦对于此事一无所知，全是胡乱作证。锦衣卫镇抚司再审后，只得如实上报：“事属影响，言出谤忌，革职太轻，遣戍太重，惟候圣裁。”[228]也就是说，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对郑鄤这种“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案件，只能草草了事，在革职与遣戍之间作出处分。

思宗的“圣裁”并不是在革职与遣戍之间作出的选择。崇祯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黎明，圣旨下：“将郑鄤脔割处死！”这是思宗在证据明显不足的情况下作出的令人震惊的“圣裁”。正如《明史》卷308《温体仁传》所说：“其后，体仁已去，而帝怒（郑）鄤甚，不俟佐证磔死。”当时舆论认为，温体仁虽已罢官而去，但是，“杀（郑）鄤者，始终温体仁一人也”[229]。此话说得很深刻，思宗罢了温体仁的官，却遂了温体仁置郑鄤于死地而后快的心愿，推行的是没有温体仁的温体仁主义，“遭瘟”之深于此可见一斑。

郑鄤死得很惨。他在一行人等押解下，来到京城西市甘石桥下四牌楼刑场。那里早已人山人海，连屋顶上都是黑压压的一片看热闹的人群。在人声鼎沸中，忽听得官员宣读圣旨，最后一句声音特别尖刻：“照律应剐三千六百刀！”上百名刽子手齐声吆喝，如同雷震，令旁观者不寒而栗。炮声响后，行刑开始。须臾，手持小红旗的校尉疾驰而去，向大内报告所剐刀数。令目击者感叹万分的是：“归途所见，买生肉以为疮疖药料者，遍长安市。二十年前之文章气节、功名显宦，竟与参术甘皮同奏肤功！”[230]郑鄤被脔割处死，他身上的肉竟被京城愚民买来作为医治疾病的药料，可悲，可哀！

黄道周在郑鄤被逮捕后，曾向思宗自陈“七不如”，其中之一是“文章气节不如郑鄤”，意在为郑鄤辩解。思宗大为不满，指责他：“颠倒是非，甚至蔑伦杖母，名教罪人，犹曰不如，是何肺肠！”要他立即回话。黄道周在遵旨回话时，对郑鄤赞颂备至：“臣与郑鄤同为庶常时，文震孟疏论魏忠贤，郑鄤抗疏任之，削籍归山。每以臣为怯，臣心愧之也。每执笔不能明白，辄思郑鄤，以为不如，真不如也。盖以此自贬，亦以此分规。”[231]郑鄤被处死后，黄道周慨然叹息：“正直而遭显戮，文士而蒙恶声，古今无甚于此者！”[232]抱阳生在记述此事后评论道：“（郑）鄤死固冤，然祸止及一家。而思陵（即思宗）之亡国实由（温）。以体仁阴贼险狠，貌为孤子，结纳宦官，窥视上意，冀翻逆案，斥逐正人，使有体有用之士，无一立于君侧，而后其心始快焉。”[233]正如福本雅一所说，郑鄤事件作为明末最大的冤狱，给予士大夫阶级深刻的冲击。进入清朝以后，郑鄤的事迹被编成小说《放郑小史》、《大英雄传》。清末武进人汤修业（狷庵）热心于收集郑鄤的记事，辑录了《郑鄤事迹》五卷，自己写了《郑峚阳冤狱辨》（附载于《郑鄤事迹》卷五），为后人澄清郑鄤的冤狱奠定了基础[234]。

（4）温体仁的垮台

思宗为人刚愎多疑，崇祯一朝内阁辅臣多至五十人，更迭频繁，有如走马灯。唯独温体仁能居相位达八年之久，且颇受宠信，形成思宗“遭瘟”现象，确实耐人寻味。从思宗方面而言，始终为内阁中没有一员能为他排忧解难的重臣而苦恼，他需要一名有权有谋足以统驭六部九卿科道的干才，起先看中了周延儒，后来看中了温体仁。当时人杨士聪说：“上即位以来，命相三四十人，其人非无贤者，求其精神提挈得起者，惟宜兴（周延儒）与乌程（温体仁）二人，但俱不轨于正耳。”[235]堪称精辟之见。确实，周、温才干卓著，只是不走正道，而成为佞臣，《明史》把他们两人列入奸人传是无可非议的。不过，温体仁就其才干而言，确非庸碌之辈可以比拟，许多方面都令思宗满意。

其一，温体仁精明干练。李清说：“体仁长于心计，凡阁中票拟，每遇刑名钱粮，名姓之繁多，头绪之棼错，皆相顾攒眉，独体仁一览便了，从不以舛误驳改，故诸辅亦服其敏练。”[236]

其二，温体仁在贪风弥漫的官场尚能廉谨自律。《明史》说：“体仁辅政数年，念朝士多与为怨，不敢恣肆，用廉谨自结于上，苞苴（贿赂）不及门。”[237]这虽然是为了提防政敌攻击以巩固自己地位而采取的一种手段，但廉谨毕竟能博得皇上的好感。夏允彝也说：“平心言之，（温体仁）不纳苞苴是其一长。”[238]对此黄宗羲有不同见解：“温体仁之苞苴，巧于纳者也，周延儒不巧于纳者也。观其身后之富，岂不纳苞苴者所致乎？哀哉，毅宗（即思宗）之受其愚也。”[239]夏、黄二公各执一词，谁是谁非姑且不议，温体仁工于心计，一切言行都以巩固其权位为旨归，不纳苞苴或巧纳苞苴都出于他的精心谋划，思宗受其愚弄是肯定无疑的。

其三，内阁同僚多庸才，反衬出温体仁“鹤立鸡群”。这当然是温体仁惨淡经营而成的格局：“其所引与同列者皆庸才，苟以充位，且藉形己长，固上宠”[240]，由于这个缘故，才华超群、颇负众望的钱谦益、文震孟必然为他所不容。

其四，温体仁善于揣摩上意，逢迎有术。李清说他“存心过刻，伏机甚深，又不敢批逆鳞”[241]。前半句切中要害，后半句则大谬而不然。温体仁岂止“不敢批逆鳞”，他根本不曾想过要去“批逆鳞”，对于皇上，他逢迎唯恐不及。时人评论：“乌程（温体仁）最久，不露破绽，大意主于逢迎。”[242]皇帝作为一个独裁者都不喜欢臣下批他的逆鳞，而乐于接受逢迎，思宗也不例外。温体仁很精于此道，每当皇上向他追问兵饷事宜时，他便逊谢说：“臣夙以文章待罪禁林，上不知其驽下，擢至此位。盗贼日益众，诚万死不足塞责。顾臣愚无知，但票拟勿欺耳。兵食之事惟圣明裁决。”廷臣批评他善于窥视帝意，他巧辩道：“票拟多未款要，每经御笔批改，颂服将顾不暇，讵能窥上旨？”思宗听了他的这些表白，不以为是虚伪，反以为是“朴忠”，愈加宠信不已[243]。

因为这些缘故，当其他阁僚纷纷落马之际，温体仁稳坐相位达八年之久，而且一升再升，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恩礼优渥，无与伦比。然而此人毕竟心术不正，又专务刻核，以排斥异己为能事，必欲使正人君子、有用之士无一立于君侧，其心始快。同时又担心受他排挤者群起而攻之，作了精心布置，扬言内阁密勿之地机密不得宣泄，凡内阁公文一律不发部科，也不存录。因此受他中伤的官员，廷臣也不能尽知[244]。温体仁辅政八年的“政绩”，首推驱除异己而不露痕迹，使思宗懵然不觉。除此之外便是引导思宗注意于“繁刑厚敛”，“以至海内盗起”。而当到处发生民变时，他又熟视无睹，“全不以流贼为意，使之大炽”[245]。形势愈来愈严峻，崇祯九年、十年弹劾他辅政失职的奏疏不断送到思宗的御案上。弹劾得最为尖锐的莫过于刘宗周和杨光先。

崇祯九年十月工部侍郎刘宗周上疏说：“频年以来，皇上恶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讦进；皇上录清节，而臣下多以曲谨容；皇上崇励精，而臣下奔走承顺以为恭；皇上尚综核，而臣下琐屑吹求以示察。八年之间，谁秉国成，而至于是？臣不能为首辅温体仁解矣！”他还说：“窥其（指温体仁）用心，无往不出于身家利禄，皇上不察而用之，则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而有所不觉矣！”[246]温体仁一方面为自己辩解，另一方面诋毁刘宗周，思宗大怒，下旨将刘宗周革职为民[247]。

崇祯十年四月新安卫千户杨光先事前准备好棺材，以死相谏，说话无所顾忌：温体仁自秉国以来，（清朝）边骑两薄都城，流贼各省蔓延，平治之绩安在？国危于上，而不求所以安；民怨于下，而不思所以恤，扶持之责安在？忠告之言不受，睚眦之怨不忘，休休之量安在？惟有引罪以去，庶几不误国家[248]。思宗依然听不进，斥责杨光先恣意乱政，把他廷杖一顿之后，发配辽东。

温体仁自以为有皇上庇护，愈发肆无忌惮，怂恿原任苏州府推官周之夔、无聊文人陆文声诬告张溥、张采创立的复社“结党恣行”、“把持武断”、“逐官杀弁”、“朋党蔑旨”。他企图利用拟旨大权，进行镇压。由于提学御史倪元珙、海道副使冯元飏不承风指，才使其阴谋未能得逞[249]。尔后，温体仁又指使张汉儒攻讦钱谦益、瞿式耜居乡不法，说什么二臣喜怒操人才进退之权，贿赂握江南死生之柄。三党九族，无不诈之人；兴贩通海，无不为之事。甚至侵国帑，谤朝廷，危社稷。只因门生故旧列于要津，鸣冤无地；宦干豪奴满于道路，泄愤何从。奏疏呈进后，温体仁立即代思宗拟旨：逮钱谦益、瞿式耜下刑部狱[250]。显然温体仁在几年之前整垮了钱谦益，仍然担心他东山再起，因此无所不用其极。常言道，物极必反，温体仁此举并没有如愿以偿，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导致自己的下台。

却说钱谦益罢官回到故里常熟，“闲住”了七年，政敌温体仁仍不放过他，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251]。于是便收买常熟县衙书手张汉儒诬告钱谦益在乡里作恶多端。张汉儒不愧为衙门师爷，告御状的状子写得十分厉害。张汉儒的状子即所谓“疏稿”，收入《虞阳说苑》，全是诬陷不实之词，他一共开列五十四条罪状，诸如侵占地方钱粮，勒索地方大户，强占官地营造市房，霸占湖利强要渔船网户纳常例，强奸良人妻女，出卖生员，霸占盐利，通番走私等等。其中一条说：“恶钱谦益、瞿式耜每遇抚按、提学、司道、知府、推官、知县要紧衙门结交，必先托心腹，推用其门生故旧，宣言考选可以力保，以致关说事情，动以千万，灵应如神，诈有不遂者无不立致之死，小民之冤无处申诉，富家之祸无地可容。”另一条说：“恶钱谦益、瞿式耜见本县有东西两湖华荡、华汇，关系民间水利，霸截立桩，上书‘礼部右堂钱府’、‘户科瞿衙’字样，渔船网户俱纳常例，佃田小民投献常规，每岁诈银七百余两，二十年来共诈银一万四千余两，地方切齿，通县公愤。”[252]诸如此类，一看便知是刑名师爷的无端捏造。当时钱谦益、瞿式耜被温体仁整得声誉扫地，罢官居乡，哪里还有什么权力可以“把持朝政”，操“生杀之权”、“江南生死之柄”？这个张汉儒，钱谦益自撰的《丁丑狱志》称为奸人，《明史》里称为常熟奸民，然而绝没有胆量和钱谦益、瞿式耜叫板，他背后一定有后台！这个后台不是别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内阁首辅温体仁。文秉说：“常熟陈履谦巨奸也，特为（温体仁）献谋，唆使张汉儒参虞山（钱谦益）。”[253]王夫之说：“（张汉儒）诬（瞿）式耜与（钱）谦益结为死友，侵国帑，谤朝廷，危社稷，乌程（温体仁）阴使之。”[254]《明史》也说：“常熟奸民张汉儒希体仁指，讦谦益、式耜贪肆不法，体仁主之，下法司逮治。”[255]由此看来，钱谦益自撰《丁丑狱志》所说是大体可信的：“乌程（温体仁）以阁讼逐余，既大拜，未尝顷刻忘杀余也。邑子陈履谦负罪逃入长安（北京），召奸人张汉儒、王藩与谋曰：‘杀钱以应乌程（温体仁）之募，富贵可立致也。’汉儒遂上书告余，并及瞿给事式耜。”[256]

钱谦益被逮后，巡抚张国维、巡按路振飞接连上疏，为钱谦益鸣冤。在狱中，钱谦益连上两疏，在为自己申辩的同时，指责温体仁幕后操纵：“体仁曰‘举朝皆谦益之党’，汉儒亦曰‘把持党局’；体仁曰‘在朝在野，呼吸相通’，汉儒亦曰‘帮助党局，遥执朝政’。何物汉儒，与闻钩党若此之精也？”“体仁攘居揆席，虑臣姓字尚在人口，死灰或至复燃，显示风指，阴设陷阱，必欲杀臣而后已。即奸棍诬奏，亦讼言贿卖关节，敢于弁髦明旨。则体仁指授线索，业已满盘托出矣。”[257]钱谦益的申辩得不到回音，心境很低沉，《初学集》中有《狱中杂诗三十首》，其中之一曰：

支撑剑舌与枪唇，

坐卧风轮又火轮。

不作中山长醉客，

除非绛市再苏人。

赭衣苴履非吾病，

厚地高天剩此身。

老去头衔更何有？

从今只合号罢民。[258]

在当时形势下，钱谦益自知凭他的两份奏疏要想翻案是难乎其难的，他不得不乞灵于官场流行的手法：托人情，通路子。他先是托他的座师孙承宗之子求援于司礼监太监曹化淳。这是因为他曾经为前司礼监太监王安写过碑文，而曹化淳出于王安门下，双方有一些交情。曹化淳得知钱谦益的冤情后为之泣下，决心尽力营救。而后钱谦益又托密友冯舒求援于冯铨，冯舒连伺三天不得见，第四天二更时分才得以会晤。冯舒刚要开口，冯铨就直截了当地说：“钱谦益的事，我都晓得了，如今已不妨，你可回去，教他安心。”[259]这并非敷衍之词，事情的转机果然出现了。

受温体仁指使的陈履谦捏造钱谦益“款曹击温”（即拉拢曹化淳打击温体仁）的匿名揭帖，又要王藩出面自首此事，诬陷钱谦益出银四万两托周应璧求款于曹化淳。这一下弄巧成拙，激怒了曹化淳，曹当即主动向皇上请求清查此案。于是，曹化淳以奉圣旨清查的名义，大力追查，终于查清了陈履谦父子的罪行，把他们逮入东厂。他自己与东厂太监王之心、锦衣卫掌印指挥孟明一起，在五更突击审讯。陈履谦招出张汉儒如何起草诬告钱谦益的状子，王藩如何出首，以及他们父子二人如何捏造“款曹和温”又改为“款曹击温”等情节。继而又审出以上这些情节“俱乌程（温体仁）一手握定”[260]。这一消息传到思宗那里，使他猛然领悟到：“体仁有党！”[261]思宗终于痛下决心，除掉他眷顾了近八年的宠臣。而此时的温体仁还蒙在鼓里。他拟旨逮钱、瞿后，以为胜券在握，又一如往常那样，每每欲兴大狱之时，必称病休假，聚集党羽策划于密室；到大局已定时，才谎称病愈复出，造成他与此案无关的假象。这一次他又如法炮制，住进了湖州会馆，一面静候佳音，一面向思宗上疏，假意引疾乞休，自以为皇上必定温旨慰留。由于思宗早已得知曹化淳报来的结论，对温体仁结党营私有所察觉，决心除掉温体仁，所以当由温体仁一手提拔入阁的张至发在温体仁的乞休奏疏上已票拟好谕旨呈进时，思宗毫不犹豫地提起朱笔，抹掉一些字句，批上三个大字：“放他去！”圣旨传到温体仁那里时，他正在吃饭，一听“放他去”的圣旨，大惊失色，完全出乎预料，一慌张，筷子掉到了地上。

京城百姓听到这一消息，欢声雷动，妇人孺子都举手相庆[262]。这时正是崇祯十年六月，距温体仁崇祯三年六月入阁，虚度八年实足七年。次年，温体仁病死于家。思宗接到讣闻，觉得有点可惜，特下旨赠太傅，谥文忠。思宗之“遭瘟”竟至于此，罢温体仁的官只是由于他“有党”，并不怀疑他的“朴忠”，所以在他死后还要追谥为“文忠公”。无怪乎明朝的遗老遗少要慨乎言之，对于温体仁这样的奸臣，“思陵转以为忠，宜其国之亡也”[263]。

[1]《明史》卷24《壮烈帝纪二》。

[2]《崇祯长编》卷3，天启七年十一月丁卯。

[3]外史氏辑《圣朝新政要略》，天启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崇祯长编》卷3，天启七年十一月壬午。《明史》卷306《顾秉谦传附黄立极》。

[4]《崇祯长编》卷3，天启七年十一月壬午。

[5]《明史》卷306《顾秉谦传附黄立极》。

[6]同上书卷306《顾秉谦传附施凤来、张瑞图》。

[7]同上书卷251《李标传附李国》。

[8]《崇祯长编》卷3，天启七年十一月甲申。

[9]谈迁《国榷》卷87，天启七年十二月辛丑。

[10]《崇祯长编》卷3，天启七年十一月辛卯。

[11]《圣朝新政要略》卷3，天启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24《内阁》。《崇祯长编》卷4，天启七年十二月丙辰。

[12]谈迁《国榷》卷88，天启七年十一月己卯。

[13]李逊之《三朝野记》卷4《崇祯朝纪事》。

[14]《国榷》卷89，崇祯元年正月庚辰。

[15]同上书卷89，崇祯元年三月丙辰。《明史》卷306《顾秉谦传附施凤来、张瑞图》。

[16]《明史》卷306《来宗道传》、《杨景辰传》。夏允彝《幸存录·门户杂志》。

[17]谈迁《国榷》卷90，崇祯二年二月壬子。

[18]《明史》卷251《李标传附周道登》。

[19]文秉《烈皇小识》卷1。

[20]同上书卷1。《明史》卷251《刘鸿训传》。

[21]《明史》卷251《李标传附李国》。

[22]《崇祯长编》卷7，崇祯元年三月戊辰。

[23]《崇祯长编》卷7，崇祯元年三月戊辰。

[24]同上书卷7，崇祯元年三月庚午。《明史》卷251《李标传附李国》。

[25]同上书卷3，天启七年十一月辛未。《圣朝新政要略》卷3，天启七年十一月初九日。

[26]《圣朝新政要略》卷3，天启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27]同上书卷4，天启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28]文秉《烈皇小识》卷1。

[29]《崇祯长编》卷5，崇祯元年正月甲戌。《圣朝新政要略》卷5，崇祯元年正月初七日。

[30]《圣朝新政要略》卷6，崇祯元年正月十六日。

[31]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49《通政使司》。孙承泽《思陵勤政记》。

[32]孙承泽《思陵勤政记》。《崇祯长编》卷6，崇祯元年二月辛丑。

[33]《崇祯长编》卷14，崇祯元年十月戊子。

[34]《思陵勤政记》。

[35]《崇祯长编》卷16，崇祯元年十二月乙未。

[36]文秉《烈皇小识》卷1。

[37]《崇祯长编》卷15，崇祯元年十一月甲子。

[38]《崇祯长编》卷15，崇祯元年十一月甲子。

[39]谈迁《国榷》卷89，崇祯元年七月辛酉。《崇祯长编》卷11，崇祯元年七月丁卯。李逊之《三朝野记》卷4《崇祯朝记事》。

[40]李逊之《三朝野记》卷4《崇祯朝记事》。文秉《烈皇小识》卷1。《崇祯长编》卷11，崇祯元年七月丁卯。谈迁《国榷》卷89，崇祯元年七月癸亥。

[41]《崇祯长编》卷12，崇祯元年八月壬辰。

[42]文秉《烈皇小识》卷1。李逊之《三朝野记》卷4《崇祯朝记事》。《崇祯长编》卷14，崇祯元年十月壬子。

[43]《崇祯长编》卷21，崇祯二年闰四月壬申。

[44]《崇祯长编》卷21，崇祯二年闰四月壬申。

[45]《明清史料》乙编《兵部题行兵科抄出陕西道御史赵延庆题稿》。

[46]范景文《范文忠公文集》卷2《直抉吏治病源疏》。

[47]《崇祯长编》卷22，崇祯二年六月癸亥。

[48]同上书卷26，崇祯二年九月庚戌。黄宗羲《南雷集·子刘子行状》。

[49]谈迁《国榷》卷90，崇祯二年九月辛亥。计六奇《明季北略》卷4《刘宗周论近功小利》。

[50]《崇祯长编》卷26，崇祯二年九月庚戌。

[51]《国榷》卷90，崇祯二年十一月壬午。

[52]文秉《烈皇小识》卷1。

[53]《崇祯长编》卷6，崇祯元年二月丁巳。谈迁《国榷》卷89，崇祯元年二月壬子。

[54]《国榷》卷89，崇祯元年六月壬子。

[55]《崇祯长编》卷20，崇祯二年四月甲午。

[56]同上书卷20，崇祯二年四月庚戌。

[57]《崇祯长编》卷20，崇祯二年四月辛亥。

[58]万历《大明会典》卷145，兵部28《驿传一》。

[59]计六奇《明季北略》卷5《刘懋请裁驿递》。

[60]《崇祯长编》卷35，崇祯三年六月乙丑。

[61]《崇祯长编》卷43，崇祯四年二月戊申。

[62]同上书卷43，崇祯四年二月戊辰。

[63]计六奇《明季北略》卷5《刘懋请裁驿递》。

[64]《崇祯长编》卷53，崇祯四年闰十一月辛丑。

[65]同上书卷12，崇祯元年八月乙未。孙承泽《思陵勤政记》，崇祯元年八月甲午。

[66]夏允彝《幸存录·门户大略》。

[67]谈迁《国榷》卷89，崇祯元年四月丙午。

[68]《崇祯长编》卷8，崇祯元年四月丙午。

[69]《崇祯长编》卷13，崇祯元年九月己巳。杨鹤《起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杨鹤题为微臣误蒙起用事》，见郑天挺等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清内阁大库档案），中华书局，1954年，第2～3页。此疏后有杨鹤之子杨嗣昌的跋语。杨嗣昌所说“阳气初回”云云，就是跋语中的语句。

[70]《崇祯长编》卷15，崇祯元年十一月庚申。

[71]《明史》卷308《温体仁传》。

[72]同上书卷308《温体仁传》。《崇祯长编》卷15，崇祯元年十一月庚申。

[73]文秉《烈皇小识》卷2。按：韩敬、沈德符究竟是否参与此事，待考。查康熙《归安县志》、《嘉兴府志》等文献所载两人小传，均未提及此次预捏字眼、假称关节之事。其实假冒关节的是金保元、徐时敏二人，见《明史》卷254《乔允升传》。

[74]《烈皇小识》卷2。吴晗《“社会贤达”钱牧斋》，载《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70～586页。

[75]《明史》卷308《周延儒传》。

[76]吴晗《“社会贤达”钱牧斋》。吉川幸次郎《钱谦益与东林——作为政客的钱谦益》，载《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筑摩书房，1970年，第11～35页。

[77]《明史》卷280《瞿式耜传》。文秉《烈皇小识》卷2。

[78]《瞿式耜集》卷1《奉旨加话疏》。王夫之《永历实录》卷2《瞿严列传》。张永贵《钱谦益与晚明社会》，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0年。

[79]《明史》卷308《温体仁传》。吴晗《“社会贤达”钱牧斋》。

[80]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

[81]以上均见金日升《颂天胪笔》卷4《召对》；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24《内阁》；《崇祯长编》卷15，崇祯元年十一月癸亥；文秉《烈皇小识》卷2。

[82]据孙承泽说，召对结束，“上命诸臣出，谕内阁收前案，传入内阁时，漏下二鼓矣”。见《春明梦余录》卷24《内阁》。

[83]沈云龙《钱牧斋（谦益）先生遗事及年谱》，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1辑。转引自张永贵《钱谦益与晚明社会》。

[84]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6《崇祯诗集二》。

[85]《明史》卷258《毛羽健传》。

[86]邹漪《启祯野乘》一集卷4《毛御史传》。《崇祯长编》卷15，崇祯元年十一月乙亥。

[87]《崇祯长编》卷15，崇祯元年十一月乙亥。

[88]《崇祯长编》卷15，崇祯元年十一月辛巳。

[89]同上书卷16，崇祯元年十二月癸巳。

[90]同上书卷16，崇祯元年十二月乙巳。《明史》卷308《温体仁传》。

[91]同上书卷16，崇祯元年十二月乙巳。《明史》卷308《温体仁传》。

[92]同上书卷17，崇祯二年正月丁巳。

[93]《崇祯长编》卷17，崇祯二年正月壬戌。《明史》卷308《温体仁传》。

[94]以上均见《崇祯长编》卷17，崇祯二年正月壬午；文秉《烈皇小识》卷2。

[95]《明史》卷253《薛国观传》。《崇祯长编》卷18，崇祯二年二月丁亥。

[96]《崇祯长编》卷18，崇祯二年二月丁亥。

[97]《崇祯长编》卷18，崇祯二年二月丁亥。

[98]《崇祯长编》卷18，崇祯二年二月己丑。许誉卿《三垣疏稿》卷2《科臣被言咆哮等事疏》。《明史》卷258《许誉卿传》。

[99]《明史》卷254《乔允升传》；卷308《温体仁传》。

[100]同上书卷254《乔允升传》。

[101]文秉《烈皇小识》卷2。

[102]夏允彝《幸存录·门户杂志》。

[103]谈迁《国榷》卷90，崇祯二年十二月丙寅。《崇祯长编》卷29，崇祯二年十二月乙卯。

[104]《崇祯长编》卷29，崇祯二年十二月乙卯。

[105]朱彝尊《曝书亭集》卷64《文渊阁大学士钱龙锡传》。

[106]《明清史料》甲编《兵科抄出袁督师毛帅题本》。

[107]《明史》卷251《钱龙锡传》。《崇祯长编》卷29，崇祯二年十二月丁卯。

[108]《崇祯长编》卷29，崇祯二年十二月丁卯。

[109]同上书卷31，崇祯三年二月甲寅。

[110]《崇祯长编》卷31，崇祯三年二月甲寅。

[111]成靖之《云石堂集》卷12《贺冢宰王射斗考满加恩序》。

[112]文秉《烈皇小识》卷2。《崇祯长编》卷34，崇祯三年五月壬辰。

[113]同上左书卷2。同上右书卷34，崇祯三年五月癸卯。

[114]夏燮《明通鉴》卷82，崇祯三年八月癸卯。《明史》卷260《袁崇焕传》。

[115]《明史》卷251《钱龙锡传》。

[116]文秉《烈皇小识》卷2。

[117]文秉《烈皇小识》卷2。

[118]当时法律规定，对八种人给予减刑、免刑的特权，即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

[119]《明史》卷251《钱龙锡传》。《崇祯长编》卷38，崇祯三年九月己卯。

[120]《崇祯长编》卷37，崇祯三年八月甲戌。

[121]同上书卷38，崇祯三年九月乙酉。

[122]同上书卷38，崇祯三年九月戊戌。《明史》卷251《成基命传》。

[123]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4《成公神道碑》。《明史》卷251《成基命传》。

[124]《明史》卷251《成基命传》。

[125]吴震履《五茸志逸》卷2，崇祯己巳六月初五。

[126]《崇祯长编》卷41，崇祯三年十二月戊申。

[127]《明史》卷251《钱龙锡传》。

[128]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17《钱龙锡》。

[129]蒋平阶《东林始末》。《明史》卷251《钱龙锡传》。

[130]黄宗羲《汰存录纪辩》，见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二编卷4。

[131]《明史》卷251《钱龙锡传》。朱彝尊《曝书亭集》卷64《文渊阁大学士钱公传》。

[132]黄宗羲《明文海》卷64，黄道周《救钱阁学疏》。《崇祯长编》卷41，崇祯三年十二月癸亥。《曝书亭集》卷64《文渊阁大学士钱公传》。

[133]《崇祯长编》卷41，崇祯三年十二月辛未。

[134]《崇祯长编》卷43，崇祯三年十二月癸酉。

[135]《明史》卷251《钱龙锡传》。谈迁《国榷》卷91，崇祯四年正月甲申。

[136]朱彝尊《曝书亭集》卷64《文渊阁大学士钱公传》。《明史》卷251《钱龙锡传》。

[137]蒋平阶《东林始末》。谈迁《国榷》卷91，崇祯四年五月庚辰。钱龙锡在定海卫戍所的流放生活长达十二年之久，皇帝两次宣布大赦，都未获宽宥；其子请输粟赎罪，适逢周延儒再度入阁当政，又遭阻遏。直到崇祯十七年九月，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祁彪佳上言福王（南明弘光帝），为他伸冤，才得以无罪恢复原官，回归故里。

[138]朱彝尊《曝书亭集》卷64《文渊阁大学士钱公传》。

[139]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5《巡抚天津右佥都御史留仙冯公神道碑铭》。

[140]黄宗羲《南雷集·子刘子行状》。

[141]夏允彝《幸存录·门户大略》。

[142]黄宗羲《汰存录纪辩》，见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二编卷4。

[143]《崇祯长编》卷25，崇祯二年八月丙子。据御史刘之风说：“皇上独召礼部侍郎周延儒入对，日昃而入，星移而出。”

[144]《崇祯长编》卷25，崇祯二年八月甲寅。

[145]同上书卷25，崇祯二年八月乙丑。

[146]《崇祯长编》卷25，崇祯二年八月丙子。

[147]文秉《烈皇小识》卷2。

[148]《明史》卷308《周延儒传》。

[149]《明史》卷308《温体仁传》云：“未几，延儒入阁。其明年六月，遂命体仁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体仁既藉延儒力得辅政，势益张。逾年，吏部尚书王永光去，用其乡人闵洪学代之，凡异己者率以部议论罢，而体仁阴护其事。又用御史史、高捷及侍郎唐世济、副都御史张捷等为腹心，忌延儒居己上，并思倾之。”

[150]陆世仪《复社纪略》卷2云：“旧例会试主裁，元老以阁务为重，应属次辅。乃周以越例得之，大非次辅温体仁意，是以会元几挂吏议。盖延儒诸生时，游学四方，曾过娄东，与伟业之父禹玉相善；而伟业本房师乃南昌李明睿，李昔年亦游吴馆于邑绅大司马王在晋家，曾与禹玉相善。是科延儒欲收罗名宿，密嘱诸分房于呈卷前取中式封号，窃相窥视。明睿头卷即伟业也，延儒喜其为禹玉之子，遂欲中式。明睿亦知为旧交之子，大喜悦，取卷怀之，填榜时至末而后出以压卷。伟业由此得冠多士，为乌程之党薛国观泄其事于朝。御史袁鲸将具疏参论，延儒因以会元卷进呈御览。烈皇帝亲阅之，首书‘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八字，而后人言始息。此温周相轧之第一事也。”

[151]《明史》卷308《周延儒传》。

[152]《崇祯长编》卷53，崇祯四年闰十一月庚戌。《明史》卷260《余应桂传》。

[153]《明史》卷257《冯元飚传》。《崇祯长编》卷53，崇祯四年闰十一月癸丑。

[154]《崇祯长编》卷53，崇祯四年闰十一月丙辰。

[155]《崇祯长编》卷53，崇祯四年闰十一月丙辰。

[156]同上书卷56，崇祯五年二月壬申。《明史》卷260《余应桂传》。

[157]《崇祯长编》卷56，崇祯五年二月辛未。

[158]《明史》卷308《周延儒传》。

[159]文秉《烈皇小识》卷3云：“登抚之变，乌程显出疏攻主抚者，以阴倾宜兴，宜兴危甚。”乌程即湖州府乌程县人温体仁，宜兴即常州府宜兴县人周延儒。

[160]文秉《烈皇小识》卷3。

[161]同上书卷3。《崇祯长编》卷60，崇祯五年六月己丑。戴笠、吴乔《流寇长编》卷5，崇祯五年六月甲申：“兵部员外郎无锡华允诚奏云：‘当事者借皇上之严以行其舞文击断之术，借皇上之综核以行其讼，逋握算之能，使之恒之世竞尚刑名，清明之朝浸成丛脞，以皇上图治之盛心为诸臣斗智之捷径……今次辅与冢臣同邑朋比，惟异己之驱除，阁臣兼吏部之权，吏部阿阁臣之意，线索呼吸，机关首尾，造门请命以为常，统均大吏作承行吏，加膝坠渊，惟其所欲，黜陟大柄只供报复之私……’”

[162]《崇祯长编》卷60，崇祯五年六月己丑。

[163]《明史》卷258《华允诚传》。

[164]《崇祯长编》卷62，崇祯五年八月辛未。

[165]杨士聪《玉堂荟记》。

[166]《明史》卷308《周延儒传》。

[167]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48《都察院》。

[168]《明史》卷256《李长庚传附王志道》。

[169]同上书卷256《李长庚传附王志道》。《春明梦余录》卷48《都察院》。

[170]杨志聪《玉堂荟记》。《崇祯长编》卷6，崇祯六年六月庚辰。

[171]《明史》卷308《周延儒传》。文秉《烈皇小识》卷3。谈迁《国榷》卷92，崇祯六年三月辛亥。

[172]《明史》卷308《周延儒传》。《烈皇小识》卷3。蒋平阶《东林始末》，崇祯六年三月。

[173]夏允彝《幸存录·门户杂志》。

[174]《明史》卷251《何如宠传》云：“六年，延儒罢政，体仁当为首辅，而延儒憾体仁排己，谋起如宠以抑之。如宠畏体仁，六疏辞。体仁遂为首辅。”

[175]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24《内阁二》。

[176]《明史》卷308《温体仁传》；卷251《何如宠传》。

[177]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0《童谣》。

[178]文秉《烈皇小识》卷4。该民谣前三句是：“礼部重开天榜，状元探花榜眼，有些惶恐（黄孔）。”黄孔指黄士俊、孔贞运。

[179]同上书卷4。

[180]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19《沈文恭画像记》。

[181]文秉《烈皇小识》卷3。

[182]以上均见文秉《烈皇小识》卷3；《崇祯实录》卷7，崇祯七年八月甲戌。

[183]《崇祯实录》卷7，崇祯七年八月甲戌。谈迁《国榷》卷93，崇祯七年八月甲戌。

[184]《明史》卷308《温体仁传》。

[185]《明史》卷308《温体仁传》。

[186]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

[187]文秉《烈皇小识》卷4。

[188]《明史》卷251《文震孟传》。

[189]《烈皇小识》卷3。

[190]《明史》卷251《文震孟传》。

[191]谈迁《国榷》卷93，崇祯七年九月乙丑。

[192]杨士聪《玉堂荟记》。

[193]《国榷》卷94，崇祯八年六月丙午，及八年七月甲戌。《明史》卷251《文震孟传》。

[194]黄宗羲《南雷集·子刘子行状》。

[195]黄宗羲《南雷集·子刘子行状》。

[196]文秉《烈皇小识》卷4。

[197]文秉《烈皇小识》卷4。

[198]杨士聪《玉堂荟记》。倪会鼎《倪文正公年谱》记此事曰：倪元璐当时也在廷试官员名单中，他引疾求归，坚决推辞：“诸君诚爱我，但事固不然，吾日日求归，言言终养，今闻枚卜，遂尔突出，将何以对明发友生及其衾影乎？况枚卜大典自应确稽品望，博采舆评，岂可如科场考选，可一试而得？出必不得，得亦不光。”文震孟被“特简”后，叹服倪元璐，对同年说：“鸿宝（倪元璐别号）每事高我一筹，早我一着。”

[199]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18《文震孟》。

[200]文秉《烈皇小识》卷4。《明史》卷251《文震孟传》。

[201]张岱《石匮书后集》卷9《文震孟姚希孟列传》。

[202]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明史》卷251《文震孟传》。

[203]《明史》卷258《许誉卿传》。许誉卿《三垣疏稿》卷2《科臣被言咆哮等事疏》。

[204]杨士聪《玉堂荟记》。

[205]许誉卿《三垣疏稿》卷3《工垣（六疏）》。《明史》卷258《许誉卿传》；卷251《文震孟传》。文秉《烈皇小识》卷4。

[206]《烈皇小识》卷4。《明史》卷251《文震孟传》。乾隆《香山县志》卷6《何吾驺传》。

[207]卢象昇《卢忠肃公集》卷11《与吴葵庵先生书》。

[208]《崇祯实录》卷8，崇祯八年十一月癸丑。

[209]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1《罢文震孟》。

[210]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

[211]福本雅一《郑鄤之狱》，载《明代史研究》第13号。

[212]吴亮《万历疏钞》卷18，郑振先《直发古今第一权奸疏》。

[213]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六年戊申卷，四月。

[214]顾宪成《泾皋藏稿》卷4《与丁仪部长孺》。

[215]顾天埈后来回忆此事时说：“毗邻太初郑公自邑令擢主曹政，不肖与之聚京师友善。窃观朝政一切寝阁，间有朝奏而夕报论者，因密探微嗳互参情势，久之，我两人大悟，握手叹曰：异哉，今之执政也，天下以庸人病执政，岂知执政以庸人欺天下，外冒庸人之名，阴操威福大柄，更巧于古昔权臣千万矣……是时执政盖四明（沈一贯）也，及四明去，山阴（朱赓）继之复燃。太初（郑振先）曰：吾不能忍矣，空言何为？毅然抗疏，详列奸状。”见叶向高《邃编》卷2。

[216]城井隆志《万历三十年代沈一贯的政治和党争》，载九州大学文学部《史渊》第122辑。

[217]《皇明通纪集要》卷51，天启二年十月。

[218]谈迁《国榷》卷85，天启二年十月庚辰。

[219]同上书卷85，天启二年十月辛卯。《皇明通纪集要》卷51，天启二年十月。福本雅一《郑鄤之狱》。

[220]杨士聪《玉堂荟记》。

[221]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四编卷9《郑谦止狱始末》。

[222]同上书二编卷4《丁丑以后佚事摘记》。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5《磔郑鄤》。两书都说：“鄤初选庶吉士，有直谏声，文震孟、黄道周皆与之游。当事欲借鄤以倾震孟、道周。”

[223]陆世仪《复社纪略》卷3。陆氏曰：“体仁决计黜除（郑鄤），先从宗达处购得鄤昔年杖母揭帖，草奏纠参。”

[224]文秉《烈皇小识》卷4。

[225]《明季北略》卷15《磔郑鄤》。《甲申朝事小纪》四编卷9《郑谦止狱始末》。

[226]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四编卷9《郑谦止狱始末》。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5《磔郑鄤》。

[227]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45《刑部·讼理》。孙承泽《山书》卷12《杖母罪案》。

[228]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四编卷9《郑谦止狱始末》。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5《磔郑鄤》。

[229]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四编卷9《郑谦止狱始末》。

[230]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5《郑鄤本末》。

[231]同上书卷13《黄道周七不如》。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33《詹事府》附记《黄少詹道周召对记》。

[232]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四编卷9《郑谦止狱始末》。

[233]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四编卷9《郑谦止狱始末》。

[234]叶军《郑鄤研究——兼论明代后期党争》，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

[235]杨士聪《玉堂荟记》。

[236]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

[237]《明史》卷308《温体仁传》。

[238]夏允彝《幸存录·门户杂志》。

[239]黄宗羲《汰存录纪辩》，见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二编卷4。

[240]《明史》卷308《温体仁传》。

[241]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

[242]杨士聪《玉堂荟记》。

[243]《明史》卷308《温体仁传》。

[244]《明史》卷308《温体仁传》。

[245]黄宗羲《南雷集·子刘子行状》。《流寇长编》卷10，崇祯十年六月戊申。

[246]曹溶《崇祯五十宰相传》之《温体仁》。《崇祯实录》卷9，崇祯九年十月壬申。文秉《烈皇小识》卷5。《明史》卷255《刘宗周传》。

[247]《南雷集·子刘子行状》。《明史》卷255《刘宗周传》。

[248]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3《杨光新参陈启新》。《流寇长编》卷10，崇祯十年四月。

[249]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5《巡抚天津右佥都御史留仙冯公神道碑铭》。陆世仪《复社纪略》卷4。杨彝《复社事录》。《明史》卷308《温体仁传》。

[250]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3《温体仁拟旨逮钱瞿》。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二编卷4《丁丑以后佚事摘记》。

[251]文秉《烈皇小识》卷5云：“乌程（温体仁）衔恨虞山（钱谦益），必杀之而后快。”

[252]吴晗《“社会贤达”钱牧斋》。

[253]文秉《烈皇小识》卷5。

[254]王夫之《永历实录》卷2《瞿严列传》。

[255]《明史》卷280《瞿式耜传》。

[256]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25《丁丑狱志》。

[257]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87《微臣束手就系辅臣蜚语横加谨平心剖质仰祈圣明洞见疏》、《剖明关节始末以祈圣鉴以明臣节疏》。

[258]同上书卷12《霖雨诗集》之《狱中杂诗三十首》其一。

[259]文秉《烈皇小识》卷5。

[260]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3《温体仁拟旨逮钱瞿》。陆世仪《复社纪略》卷4。文秉《烈皇小识》卷5。谈迁《枣林杂俎》和集丛赘《钱谦益》。

[261]《明史》卷308《温体仁传》。

[262]《明史》卷308《温体仁传》。《烈皇小识》卷5。

[263]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四编卷9《郑谦止狱始末》。

第十一章

民变蜂起：举棋不定的抚与剿

孙传庭像

一、初起阶段的民变与杨鹤招抚的失败

思宗即位以后，不仅要对前朝“阉党”专政所造成的政治后遗症痛加针砭，而且要面对内外交困的潜在危机。辽东外患的严重性已经在己巳之变中得到充分的暴露，与此同时，和辽东恰成掎角之势的陕西黄土高坡上，成千上万为生计所迫的明朝子民们悄悄地举起了造反的大旗。

天启七年（1627年）澄城县发生大旱，知县张斗耀（一作张耀采）仍百般催缴田赋，受灾农民果腹尚且无法，哪来粮食上缴？于是有个王二暗中联络几百人，占据山头，以墨涂面，立志造反。这支造反队伍冲进县城，杀死知县，然后退入山中[1]。这是晚明民变的序幕，预示着一场大搏斗的开始，因此引起人们的关注。关于此事，各种文献记载颇为歧异。首先是澄城知县张斗耀误作张耀采，已有学者依据《澄城县志》与《萧州志》作了考订[2]。其次是关于王二其人，《烈皇小识》、《鹿樵纪闻》都说澄城县农民造反是王二为首的，但陕西巡按御史吴焕在崇祯二年（1629年）向朝廷报告山西动态时说：“秦盗起于去年七月，白水王二一伙”[3]，似乎是指影响颇大的白水王子顺。不过造反者是下层民众，其姓名犹如张三李四，是否有两个王二，或此王二即彼王二，不必深究也无法深究。既然官方已经认定“秦盗起于白水王二一伙”，此王二即已成为首举义旗的造反者代表了。造反大旗举起后，各地铤而走险者奋起响应，其中声势较大的有以下几支。

其一，崇祯元年七月，位于长城边的定边营（今陕西定边县）逃亡士兵王嘉胤（一作王加印）聚集饥民在府谷暴动。不久，白水王子顺也纠集逃亡士兵暴动，攻打蒲城、韩城等地，然后与王嘉胤会合，陕西全省震动。陕西巡抚胡廷宴昏庸老朽，采取自欺欺人的不承认主义，如有地方官报告民变者，立即在大堂上打屁股以示警告，并声称：“此饥氓也，掠至明春后自定矣。”[4]王子顺称胡廷宴为“省城贤主人”，无所顾忌地劫了宜君县监狱，转战白水、宜君间，与王嘉胤会合，兵分三路攻掠延安等地[5]。陕西巡按御史吴焕看到造反大军来势凶猛，立即奏报朝廷：秦地数千里，多深山大谷，足以成为“盗贼渊薮”，况且西临北边，兵民杂处，汉南又连接甘肃、四川。近来因遍地饥荒，夷汉兵民相煽而动，披甲跨马出没于蒲城、白水、泾州、耀州、富平、淳化、三原及汉中、兴化一带，势如燎原[6]。

其二，安塞“马贼”高迎祥率众造反，号称“闯王”，与王嘉胤会合。

其三，后来与李自成并肩战斗的张献忠也在这时率众造反。张献忠，榆林卫柳树涧人[7]，曾当过延安府捕快，被革职后到延绥镇从军。由于触犯军法当处斩，主将陈洪范见其状貌奇异，向总兵官王戚求情释放。崇祯三年王嘉胤占据府谷，攻陷河曲，张献忠占据米脂十八寨起兵响应，自称八大王[8]。

其四，崇祯元年七月，清涧王左挂（名子爵）率众在宜川造反，他与部下苗美到处焚烧庐舍，招收精壮农民入伍，声势逐渐壮大。

其五，崇祯元年十一月随王嘉胤暴动的不沾泥张存孟，以后活动于延绥（今陕西榆林县）之西川一带[9]。陕西北境有东川、西川，是当时农民军的聚集地，绵亘数百里，高山深涧，鸟道羊肠，官军难以深入，东川有铁角城，西川可通平凉、固原[10]。不沾泥张存孟于崇祯四年四月攻打米脂时被俘。这年冬天不沾泥张存孟重新起兵，旋又投降，次年三月又起兵，不久被洪承畴捕杀[11]。

其六，崇祯元年十月，汉南王大梁（也称大梁王）率众造反，会合成县、两当的造反队伍，攻打略阳，进逼汉中。

其七，清涧书生赵四儿，因就学于石油寺，昼夜写读不倦，村民称为“点灯子”。崇祯元年各处民变蜂起，村中流传点灯子“如黄巢造兵书谋反”的消息，官府将要拘捕，点灯子聚众在解家沟花牙寺暴动，攻掠延安、韩城、宜君、洛川以及山西沿黄河州县。

其八，崇祯三年十一月，从辽阳军队中逃亡的神一元，召集饥民在延绥（今陕西榆林县）起兵，攻克新安边营、宁塞营、柳树涧、柳树涧（今陕西靖边、吴旗、定边之间），屯驻于保安（今陕西志丹县）一带。

其中有一支队伍的首领在晚明民变中影响最大，他就是李自成。崇祯二年年底，李自成投奔王左挂门下。李自成，陕西米脂人，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八月二十一日出生于延安府米脂县双泉堡，因其家居于怀远堡（今陕西横山县）之李继迁寨，故也称为怀远人。曾祖父李世辅，祖父李海，父亲李守忠，世代都是养马户[12]。《明季北略》、《平寇志》、《甲申传信录》都说李自成家庭“务农颇饶”、“世农自饶”、“家颇饶”。联系到他八岁时与侄子李过同时进入私塾读书，上述说法是可信的。据说，李自成“颇能记忆”[13]，私塾先生以“雨过云收”为题要他对课，上联是“雨过月明，顷刻顿分境界”，李自成对的下联是“烟迷雾起，须臾难辨江山”[14]。秋日进蟹，先生命咏“螃蟹”诗，李自成赋成一首：

一身甲胄肆横行，

满腹元黄未易详。

惯向秋畦私窃谷，

偏于夜簖暗偷营。

双螯恰似钢叉举，

八股浑如宝剑擎。

只怕钓鳌人设饵，

捉将沸釜送残生。

先生看了他的诗评论道：“异时虽有好日，终是乱臣贼子，不获令终。”[15]

父亲死后，家道中落，李自成不得不为同村财主艾万年去牧羊以抵债，受尽屈辱。不得已，应募为银川驿驿卒，投充马夫，抽空挟弓矢、习骑射，练得一身武艺。那时正是天启六年，李自成二十一岁[16]。崇祯二年，思宗下令裁撤驿站。这年年底银川驿被裁撤，李自成生活无着，又逢饥荒，便带领同伙投奔到王左挂的队伍中。关于此事，《米脂县志》说：“明末李自成，银川驿之一马夫耳。因裁驿站，饥荒无所得食，奋臂一呼，卒至土崩，不可救。”[17]王左挂部下共有八队：一队眼钱儿，二队点灯子，三队李晋王，四队蝎子块，五队老张飞，六队乱世王，七队夜不收，八队李自成[18]。从此李自成就以八队闯将的名号活跃于造反大军的洪流中。崇祯三年一月，王左挂、苗美率众攻打韩城，陕西三边总督调兵抵挡。王左挂北攻清涧，走怀宁河，遭官军伏击，受挫。王左挂投降，苗美拒降突围。李自成则带领他的八队于崇祯三年二月投奔到不沾泥张存孟的造反队伍中[19]。

晚明民变首先爆发在陕西绝不是偶然的。造反大军的基本群众是饥民、难民，而骨干力量则是叛卒、逃卒、驿卒、响马，这六种人转化为造反者，是陕西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激化的结果。明末田赋加派，陕西比别地受害更深，那是因为加派一律按亩分摊，陕西本来就地瘠民贫，加上连年灾荒，人民饥寒交迫，官府仍要敲骨吸髓，势必激起民变。当时有识之士都意识到这点，他们说：“有司者既刍牧之求，复严催刻之令，皮骨已尽，救死不赡，不得已而为盗”[20]；“穷乡一闻额外之征，无不恫怨，怨而离，离乃生乱……是驱民而为盗也”[21]；“有司惟顾军兴，征督如故，民不能供，道殣相望，或群取富者粟，惧捕诛，始聚为盗”[22]。

连年的天灾加剧了人祸。在万历一朝四十八年中，陕西有灾荒记载的达二十五年之多，天启、崇祯年间更是灾荒不断，即以崇祯元年为例：“自四月至七月不雨，八月恒雨，霜杀稼，木冰，岁大饥。”[23]崇祯二年行人（掌传旨、册封等事的官员）马懋才向朝廷报告陕西的灾情时指出：臣家乡延安府，去年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乡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到十月后，蓬草吃尽，则剥树皮而食。到年终，树皮又尽，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乡民中有不甘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官府仍严加催科，幸存的百姓只有逃亡。此处逃往彼处，彼处又逃往此处，转相逃则转相为盗，这是盗之所以遍于秦中的缘由[24]。思宗接到马懋才的奏疏后，虽然立即作了批复：“延（安）、庆（阳）等府饥荒情状，朕心恻然，应议蠲赈减缓，该部作速从长计核，预备谷仓救荒首务。地方官平日留心，何至束手无策？”[25]但是他并未采取相应措施，更没有督促地方官全力救荒，致使态势日趋恶化。

在最初的造反者队伍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大批哗变的士兵，即所谓逃卒、叛卒。从万历年间辽东战事爆发以来，军饷就逐年拖欠，而且越来越严重。截至天启七年，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镇积欠饷银达二百四十四万多两，常有几个月甚至一年不发饷的事情，到崇祯初年不少地方欠饷达三十六个月。士兵们纷纷“稽饷而哗”，“亡命山谷间，倡饥民为乱”[26]。户部侍郎南居益在崇祯二年谈到“大盗蜂起”的原因时说：“皆缘饥军数数鼓噪城中，亡命之徒揭竿相向，数载以来，养成燎原之势。”[27]

兵变的另一种形式是出师勤王的军队溃散于民间，无以为生，铤而走险。崇祯二年己巳之变，清军逼近京师，各地勤王兵纷纷入卫京师。山西巡抚耿如杞率五千兵入援，兵部在三天内将他连调三地：由通州调昌平再调良乡，故意用这种方法逃避发饷（因为军令规定：部队到达驻地第二天才发饷）。士兵连调三天都不曾发饷，遂沿路抢劫。清军撤退后，朝廷以失职罪逮捕耿如杞，五千士兵哄然奔散，逃归山西，成为造反大军的重要来源[28]。同时来援的甘肃巡抚梅之焕所率部队也因粮饷短缺，“脱巾鼓噪”，有千余人溃归陕西[29]。这些带有武器经过军训而又无以为生的人群逃归乡里，便与饥民相结合，成为造反大军的中坚力量。

被裁撤的驿卒也不可忽视。刘懋上疏裁撤驿站，以为每年可以节省数十万两银子，思宗下令实行，不料激成事变。正如计六奇所说：“秦晋土瘠，无田可耕，又其民饶臂力，贫无赖者　藉水陆舟车奔走自给，至是，无所得食。未几，秦中迭饥，斗米千钱，民不聊生，草根树皮剥削殆尽……又失驿站生计，所在溃兵煽之，遂相聚为盗，而全陕无宁土矣！”[30]

原任通政使陕西人马鸣世眼见形势危急，向皇帝大声疾呼：三秦为海内上游，延安、庆阳为关中藩屏，榆林又为延、庆藩篱，无榆林必无延、庆，无延、庆必无关中。而朝堂之上以延、庆视延、庆，未尝以全秦视延、庆；以秦视秦，未尝以天下安危视秦；而且误视此流盗为饥民。因此，几年以来势如燎原，莫可扑灭。如不亟增大兵、措大饷，为一劳永逸之计，恐官军骛于东，贼驰于西，师老财匮，揭竿莫御，天下事尚忍言哉！[31]这是一个比较有政治眼光的官僚对陕西局势的透辟分析：陕西问题并非局部性质，势必危及全国，如不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后果将不堪设想。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他所料。

陕西“流贼猖獗”的消息不断地传往京师，哗变的士兵又放出谣言说，所谓因病死去的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其实是畏罪自杀——服毒自缢，朝廷上下群情哄然，一方面深感陕西局势的严重性已迫在眉睫，另一方面人人都视陕西为畏途，不愿挺身而出继任武之望的空缺[32]。这一拖就是几个月，没有一名官僚愿意到陕西去挑起这副既艰难又危险的担子，吏部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会推颇能顾全大局的杨鹤出任陕西三边总督。

杨鹤，字修龄，湖广常德府武陵县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历任雒南知县、长安知县，万历四十年擢升为御史，上疏言事直率无忌，遭当事者排斥，遂引疾而去。天启初年起为太仆寺少卿，擢右佥都御史，魏忠贤借口党护熊廷弼，把他除名。崇祯元年九月思宗起用他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杨鹤感激涕零。为了报答皇上起用于田间的知遇之恩，他在九月初九日呈上奏疏，就图治之要在于培养元气抒发己见。他强调指出，从万历末辽东战端开启以来，辽事加派，大工搜刮，诛求殆尽，小民元气大伤。而辽东战事节节溃败，西南边陲又捉襟见肘，前后丧师失律，士马刍粮器械一时俱尽，封疆元气大伤。士大夫又分别门户，彼此相攻，后浪前波互为起伏。逆珰用事，今日追赃，明日削夺，屠戮忠良，死无完骨，士大夫元气大伤。然而积习至今，由来已久，一切民生国计吏治边防，皇上执要，臣下执详，皇上严为之程，宽为之地，图之以渐，镇之以静，但令常如今日，何忧不致太平！[33]杨鹤所说的培养小民元气、封疆元气、士大夫元气，并非空谈，是针对当时秉政者不知养之以静，不思其渐，反而一片杀机横据胸腑，冲决齿牙取快一时的倾向而发的。思宗领悟到了这层用意，所以在奏疏上批示：“培养元气，今日要务”，表示赞许。但执掌魁柄的大僚们却以为“这学问用不得”，“养元气非其时”，决意把这个独抒己见的杨鹤排挤出中央机构[34]。这种状况终于导致吏部会推杨鹤出任陕西三边总督。

吏部的会推使杨鹤进退维谷，他已经升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协助都御史于汴处理院务，按照惯例，担任此职的官员是不应该转调外任的。但是皇帝不但批准了吏部的会推，而且特地在平台召见他，表示委以重任的意向。这使杨鹤诚惶诚恐，立即向皇上说明：臣实无勘定祸乱之才，亦未阅历边疆，恐难胜任。思宗不以为然，一定要他担此重任，杨鹤勉为其难地接受，他考虑到“恐迹涉规避，不敢固辞”[35]。思宗召见杨鹤时，曾问他有何平乱方略，杨鹤的经历很简单，从知县到御史，从无带兵作战的经验，只能泛泛而谈：“清慎自持，抚恤将卒而已”[36]。思宗欣赏的正是这种“清慎自持”的作风，所以才任命他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的身份代替武之望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平心而论，杨鹤为官一向清慎自持，号称素有清望，其短处恰恰就在于不懂军事[37]。他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御史，但绝不可能成为一名称职的总督。思宗要他出任陕西三边总督，是用其所短，弃其所长，由此铸成了他日后的悲剧性结局。

杨鹤抵达陕西不久，适逢己巳之变，当地驻军纷纷奉命保卫北京，致使兵力陷于空虚状态，根本无力用武力剿灭“到处窃发”的“流寇”。一介文士出身的杨鹤处在捉襟见肘的窘境之中，无力围剿，只能招抚，实在是事势的必然。这种形势正如后来杨鹤在狱中供状中所说：“初任半年，汉南贼遂荡平，延安亦粗底定。后因京师戒严，调将征兵，沿边五大镇如吴自勉、杨骐、尤世禄、王承恩、杨嘉谟等统兵一万七千余众，先后入援。又值延抚张梦鲸物故，陕抚刘广生、甘抚梅之焕亲自领兵出关东去，以致边腹空虚，贼复乘机蠢动。”[38]也正如崇祯四年九月杨嗣昌为其父申辩时所说：“臣父未任以前，业已蔓延猖獗。然沿边四抚五镇未有他故，犹可弹压撑持。不幸臣父受事，延甘、陕抚连换八人，勤王五帅并发，精锐尽付东行，缓急一无可恃，而贼党始横……臣父提卒三百，抚定神一魁数万众而散遣之，非得已也。”[39]这些都表明当时杨鹤主抚实非得已。

其实思宗在“剿”与“抚”的抉择上，也举棋不定，而更倾向于“抚”。例如，崇祯三年（1630年）二月，总督杨鹤正督促勤王兵至省城，造反大军攻打宜川县城，并包围韩城。巡抚刘广生截留勤王兵反击，解韩城之围。巡按吴焕命驿站以加急文书上报朝廷，思宗获悉后指示：“以抚字失宜，民穷为盗，令韩围。虽剿散，还须加意辑绥，察吏安民，以抵平康之治。”[40]在思宗看来，“民穷为盗”的原因在于“抚字失宜”，也就是说在安抚、抚恤、招抚上所下的工夫还不够。又如，崇祯三年八月陕西籍的河南道御史王道纯向思宗上言：臣乡流寇之患时抚时叛，三载于兹。而人情仓皇震动，是何缘故？原因在于三年不雨，斗粟卖至白银五钱，而且长年缺饷，士卒饥寒，绿林一啸，风鹤皆惊，强者攘臂以思乱，弱者挽首而从逆，贫者冀缓须臾之死，富者暂偷旦夕之生，于是乎局面不可收拾。思宗阅后批示：“饥民啸从，由地方官失于抚戢，着洪承畴悉心抚剿。”[41]他依然认为陕西“流寇”之患根源在于地方官“抚戢”工作做得不好，所以要延绥巡抚洪承畴“悉心抚剿”，虽然“抚剿”并提，但仍以“抚”为主。又如，几天后思宗在给礼科给事中张第元的批复中特别强调：“守令一方，司命催科抚字得法，自然盗息民安。”[42]他仍然突出“抚字得法”四字。

兵部尚书梁廷栋对于皇上强调“抚字得法，自然盗息民安”，最听得进，因为唯其如此，兵部督剿无方的责任便可以推得一干二净。他向皇上指出：陕西八郡，数年以来岁多不登，而贪残地方官略无惠养抚字之意，以致穷民失业化为盗贼。梁廷栋的意思，思宗是明白的，他在批复时，一方面指出秦贼蔓延虽因灾荒，总由贪官债帅不恤军民，恣行剥削，以致转徙为盗；另一方面他也不容兵部推卸责任，指示兵部密行总督、巡抚相机剿灭[43]。看得出思宗的平乱方针是以抚为主以剿为辅。这种方针，一些大臣把它表述为先抚后剿。早在崇祯二年三月，当时的兵部尚书王洽对陕西“盗贼”横行提出的对策就是：如其投戈，不妨招抚；使其不悛，即刻剪灭。对此思宗是表示赞同的[44]。崇祯三年十二月兵科给事中马思理再次重申这一对策：秦晋之盗皆吾赤子，请先用抚，而抚不可以空言，宜急令地方官多方设赈；若抚之不从，唯有剿之一法。思宗以为言之有理，下旨谴责当地的巡抚、巡按，不思绥民弭衅，遇警辄请增帑增官，不知平日所司何事！[45]

思宗的这一思想在崇祯四年正月二十六日文华殿召见廷臣以及各省朝觐官员时，予以重申。他在问到陕西参政刘嘉遇“流寇”情况时，刘嘉遇说：“兵饷不足，故难剿。且寇见官兵即散，退复啸聚。”思宗说：“寇亦我赤子，宜抚之，不必专戮。”[46]思宗在对专程朝觐的陕西官员面授机宜时，明确提出宜抚不宜戮的既定方针。不仅批准了杨鹤的抚局，而且对抚局的展开作了具体部署。几天前，杨鹤向思宗上疏：抚局既定，剿局亦终。他说：延安一府十九州县，共有“土贼”、“流贼”四大伙，屡剿而屡不定……关键在于招抚之后安插到何处，如果以抚愚“贼”，无异于以“贼”自愚，此并非终日之计。这就是抚局不易了结的原因。必须切实赈济，使之糊口有资，而后才谈得上真解散；解散之后还须安插，必须切实给予耕牛、种子，使之归农复业，而后才谈得上安插。如果照此办理，那么“贼”有生之乐，无死之心，自必帖然就抚，这就叫做抚局既定剿局亦终[47]。思宗对杨鹤的抚局主张十分赏识，尽管有人直率地指出：陕督杨鹤曾言剿抚有不易结之局，而其意归重于抚。臣反复筹划，秦晋兵机微有不同，而剿抚似当互用[48]。思宗不为所动，仍一如既往地予以支持。问题是赈济、安插需要钱，廷臣们为此向他讲了近一年，他都下不了决心。如今为了抚局，他决心孤注一掷。促使他下这一决心的是兵部职方司郎中李继贞的上疏。李继贞在此前已向皇上提及赈济陕西之事，未蒙采纳[49]。不久陕西巡抚练国事向皇帝报告：庆阳、平凉酷荒，西安、凤翔危急，甘肃、宁夏军心动摇，为了挽救时局，乞求皇上发几十万两银子赈济。李继贞抓住时机，再次重申前议，他说：抚非抚“贼”，抚饥民之从“贼”者；已从“贼”者有限，未从“贼”而势必从“贼”者无穷。如能尽心赈济，就抚者推诚安插，则化“贼”为民，党散势孤[50]。思宗既然主张“流寇”宜抚不宜戮，大力支持杨鹤的抚局，赈济本是题中应有之义。经过反复周详的考虑，他终于批准了赈济陕西的请求[51]。几天后，他任命御史吴甡带了特拨的内帑银十万两前往陕西赈济，招抚“流盗”[52]。

杨鹤得知皇帝大力支持抚局，御史已经携带银两前来赈济，便放开手脚进行招抚。然而此时此际陕西已面临剿也难抚也难的两难境地。造反大军点燃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使当局剿不胜剿。那么抚能奏效吗？也难。突出的问题是招抚之后，在灾荒流行的三秦大地如何安插这些“降丁”。清初专门研究“流寇”的学者戴笠、吴乔比较了赈、剿、抚三种手段后指出：赈是治病之本，剿是治病之标，抚只不过是一剂调理药而已[53]。其实戴、吴二公的这种分析也是一种皮相之见，陕西“流寇”蜂起是晚明各种矛盾的总爆发，它显示社会早已病入膏肓，剿不但不能治标反而刺激病情更加恶化，抚的调理作用在天灾人祸双重压力之下迅即化为乌有，赈虽有治本功效但为时已晚，况且杯水车薪根本无济于事。

时局发展的总趋势，预示杨鹤抚局必然失败的下场。当时陕西的文武大僚似乎察觉到这种不祥之兆，纷纷对杨鹤一意主抚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情绪。早在崇祯三年六月陕西巡按御史李应期就向思宗告状，在杨鹤招抚政策实施之后，固然有小股武装如王子顺、张述圣、姬三儿等陆续来降，但王嘉胤等仍掳掠延安、庆阳一带，总督杨鹤一意主抚，隐匿不报，继续与陕西巡抚刘广生派出官员手持招安牌票四处招降。陆续有黄虎、小红狼、一丈青、龙江水、掠地虎、郝小泉等武装接受招抚，杨鹤、刘广生发给他们免死票，安插在延绥、河西，致使邻近各地到处都是降丁，“淫掠如故，村氓吞声，有司莫敢告，寇患成于此”[54]。总兵杜文焕对杨鹤的抚局也颇有微词，指责杨鹤以他主剿而妨碍抚局千方百计背地中伤[55]。杜文焕因此遭到御史弹劾而罢官[56]。不仅如此，在朝的言官们也对杨鹤的抚局进行指责[57]。

为了摆脱来自内外的压力，为了向皇上显示招抚的功效，杨鹤匆忙策划招降陕西最有影响的造反武装首领神一魁。他是近年来连克宁塞、新安、保安的神一元的弟弟，崇祯四年神一元被定边副将张应昌击毙，部众推神一魁为首领[58]。神一魁率部攻陷合水县，包围庆阳府城。杨鹤前往宁州，派宁州知州周日强前往招抚。神一魁派头目刘金、刘鸿儒在宁州舍人刘可观陪同下，向杨鹤求抚。杨鹤向他们洞开重门表示青天白日无纤芥可疑。三月初九日神一魁派大小头目六十余人向杨鹤投降，送回俘虏的合水知县蒋应昌以及保安县知县印信一颗。杨鹤见神一魁等已有悔罪输诚之意，决定举行招安庆典，扩大影响。于是在宁州城门楼上设置龙亭，令降兵头目叩头顶礼，三呼万岁。然后要他们抬着龙亭，在“圣寿无疆”、“太平有象”两面杏黄旗导引下，迎入杨鹤的总督衙门。杨鹤率文武官吏、军民父老向龙亭御座行五拜三叩头礼，州学生宣读皇上圣谕。礼毕后，杨鹤还带领降兵头目前往关帝庙焚香发誓。途中，降兵们争先恐后扛抬杨鹤的轿子，州民蜂拥，欢声雷动[59]。七天后，神一魁拜见杨鹤，杨鹤宣布赦免其罪，并授予守备官职，发给降兵饥民印票，遣送回乡[60]。

杨鹤招抚神一魁后立即奏报皇上，申述了之所以招抚的四点理由[61]。他还说，此疏即将拜发之际接到邸报，得知日前他已被言官交章参论，自知奉职无状，希望皇上另请高明代替总督，把他逮捕法办。思宗接到这一奏疏喜出望外，当然不再计较言官的弹劾，也不想另派大臣取代杨鹤。他的圣旨这样写道：“剿逆抚顺谕旨屡颁，据奏，神一元已经诛戮，神一魁伏罪乞降，渠恶既歼，胁从可悯，自当申明大计，曲赐生全。杨鹤相机招安，允协朕意。”[62]显然思宗对杨鹤的抚局是极为满意的。然而，思宗高兴得未免太早了一点，杨鹤的抚局并没有像他估计的那么有成效。在招抚的过程中，杨鹤为了表明诚意，下令调到的官军都安营休息，非奉总督军令不许妄杀一人，使神一魁部众处在毫无约束的情况下。杨鹤要他们发誓，或投奔官军或解甲归田，他们大多阳奉阴违，安然如故。其后果是严重的，正如后人所说，“群盗自是视总督如儿戏矣！”[63]

问题在于，数量如此众多的为饥寒所迫的造反大军，一旦接受招抚，如何安置是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根据杨鹤命令安置神一魁部众的延绥巡抚洪承畴对此大叹苦经：“解散安插言之甚易，行之甚难，以数千之众，村落尽成丘墟，无居无食，何以度生？押回未必尽回，散又无处可散，诚是千难万难！”[64]奉命前往陕西赈济的御史吴甡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流贼”中多饥民胁从，如不解散，那么赈济毫无益处。现今已下招安令，然而招安不难，解散真难。解散之难在于，使叛军返还军伍，要按月发饷；使饥民返还原籍，要发给种子，使之安生[65]。杨鹤自己也并非不知，他在向皇上报告神一魁部众归降后，许其归伍归农，然而秦中之乱起于灾荒，今既奉旨招安，如果不稍微赈济，是出之死地，终不能予以生全[66]。他向朝廷申请拨发银子作为降丁“续命之膏”，得不到回应[67]。不久就出现了“倏抚倏叛”的现象。御史吴甡向皇上反映：群贼之就抚者向亦不少，然而旋灭旋生，倏抚倏叛。欲安民当先安军，饥军饥民当一体散赈。思宗得知后立即批示：军民饥困堪怜，事属一体，赈济所应及；至于流贼佯抚阴叛，督抚尤当用心整集兵马速奏荡平[68]。

杨鹤接旨后不敢怠慢，他也熟知“贼阳顺阴逆，一面求抚一面抢掠”，皇上要他速奏荡平，他以为可以传檄而定。打了几个小胜仗，就以为“贼兵屡败如秋林之叶，摇落变衰，似亦穷而将尽之时，所余大伙贼无几”，只要次第剿散，剿一处即抚一处，抚一处即安插一处，必可速奏荡平。杨鹤的悲剧在于，直到此时他还过分相信招抚。思宗接到这一奏疏后，提醒他应该由抚转剿，以剿行抚[69]。杨鹤的过分自信，终于导致他的抚局的第一次大败。七月间，独行狼、李老砦攻打中部县（即今黄陵县），先前已投降的田近庵、恶虎、翻山虎、韩至山等起兵响应。杨鹤自知难辞其咎，请求皇上逮治，用洪承畴代理。思宗不同意，要他悉心料理，不得遽求卸担[70]。

杨鹤本来乞灵于招抚，招抚一旦无效，使他束手无策。在此之前陕西巡按御史李应期已经向朝廷告状，把陕西“流贼”旋抚旋叛归咎于杨鹤，思宗命吴甡代理巡按，确查此事，吴甡遵旨核查后为杨鹤澄清了一些外界的讹传（诸如杨鹤在通衢大道发布告示“有言剿者斩”等），但还是如实反映；由于招抚，散遣于乡村的降丁骚扰无宁日，百姓称为“官贼”，皆恨招抚[71]。一些官员纷纷责备杨鹤主抚不主剿，使局面难以收拾。杨鹤经受不住如此重压，精神趋于崩溃，向皇上请求辞职。他痛苦万分地说：臣自历任三年余，无一日不在多凶多惧之中，未尝一日称病，一疏请告。由于军情紧急，惊吓忧虑，食不下咽，遂成毁食之症，日复一日饮食不进，形容渐枯。日食薄粥渐觉喉间窄小，胸中有如一积块不化，臣焦头烂额，剿贼日久无功，自知为不祥之人，愈病愈忧，愈忧愈病。倘蒙皇上哀怜，赐臣帷盖之恩，容臣回籍调理，留臣未死之身，使臣子杨嗣昌尽瘁危疆，亦臣所以忠于皇上也！杨鹤的这篇奏疏写得哀怨凄苦，蒙冤含恨积病在身，无以报效朝廷，愿以儿子代尽一片忠心。然而思宗却不为所动，给他的批复是冷冷的几个字：已有旨了，该部知道[72]。所谓“已有旨了”云云，是指半个月前（即八月初六日）他所下达的圣旨：还着悉心料理，不得遽求卸担！与此同时巡按吴甡乘人之危，在背后捅了一刀，上疏指责杨鹤“苟图结局，徇抚讳剿”，引来思宗的严厉批评：“秦中流贼屡旨剿抚并施，正欲歼渠散党……乃督抚道将苟图结局，徇抚讳剿，致贼氛益炽，流毒地方，真可痛恨。”[73]不久吴甡又呈上《杨鹤剿抚失策》一疏，着重强调“边贼徒抚失策，地方流祸堪怜”[74]。杨鹤如不能有所作为，处境岌岌可危。

不料，一个月还不到，神一魁复叛，导致抚局的大崩溃，杨鹤大祸临头。神一魁手下大头目茹成命凶狡难制，为求功赏不得，殴辱参将吴弘器、中军官范礼。杨鹤对神一魁心腹刘金说：神一魁能杀茹成命，可实授守备之职。神一魁设计，派茹成命到杨鹤的总督衙门，被捕杀。神一魁的另两名大头目张孟金、黄友才兔死狐悲，恐遭杀身之祸，于九月十八日挟制神一魁重新反叛，带兵北上攻占军事重镇宁塞[75]。消息传到京师，朝廷内外舆论哗然，主剿派更加气势汹汹，向主抚派大兴问罪之师；原先的主抚派也看风使舵，谴责主抚的杨鹤[76]。曾经支持杨鹤抚局的吴甡摇身一变，极言抚局之害，上疏谴责杨鹤“主抚误国”[77]。

思宗接到神一魁复叛的消息大为震怒，九月二十三日下令：逮捕杨鹤来京究问。他的圣旨这样写道：“杨鹤总制全陕，何等军权！乃听流寇披猖，不行扑灭，涂炭生灵，大负委任。着革了职，锦衣卫差的当官旗扭解来京究问。”[78]这种处理方式未免有失公允，杨鹤抚局的大政方针是得到思宗认可的，也体现了思宗先前所阐明的主抚思想。崇祯四年正月他向山西参政刘嘉遇面授机宜时曾说：“寇亦吾赤子，宜招抚之，不可纯剿。”[79]到后来招抚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有效，使他改变立场，越来越倾向于剿杀。这年五月他从塘报上获悉陕西巡按御史李应期与延绥巡抚洪承畴把降而欲叛的王左挂等数十人杀死的消息时，反应与先前大不一样。先前他曾责问：“王左挂既降，何又杀之？”[80]现在他对洪承畴、李应期的杀降不但不指责反而予以褒奖：“贼势猖獗，招抚非是，杀之良是。”[81]杨鹤的悲剧在于，他的思路没有随皇上旨意而变化，仍一味遵循先前的宗旨不变。正如他在遭到皇上谴责后为自己辩护时所说：“伏睹皇上召对计吏临御平台圣谕有言：‘流贼原是中原赤子，不可纯以剿为事……’臣仰窥圣意，不嗜杀人。值皇上发帑金十万，遣按臣吴甡赈济灾荒，招抚流贼，神一魁复新蒙赦宥，臣乃奉行德意，颁布诏书，仿先臣王守仁散宸濠贼故事，诱贼投降，无非欲解散归农，如是而已。”[82]确实，杨鹤的一言一行都符合思宗先前的谕旨，但动机与效果有巨大落差，到了这时再搬出谕旨又何济于事！

杨鹤曾经希望皇上从宽发落，“愿以子代尽一片忠心”，杨鹤的儿子杨嗣昌也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逮捕杨鹤的命令是九月二十三日发出的，在京师附近边防任职的杨嗣昌（山海关内道右参政）于二十六日接到邸报，立即向思宗上疏请求代父承罪，意欲皇上看在父子两代效忠朝廷这点上，从轻发落，思宗不允[83]。远在陕西的杨鹤听到这一旨意是在十月十一日，他特地从耀州赶往临潼，跪听圣旨。接旨后，他立即呈上奏疏为自己申辩。首先指出：臣承乏总督，原非其据。皇上平台召对时，曾面奏自己实无勘定祸乱之才，亦无防守边疆阅历，并非不想规避，念及上报圣恩，不意狼狈至此，实在是臣之自误。这些辩词婉转地批评了皇上用人不当的过失。其次指出：赴任以后，朝廷不断从陕西三边调兵遣将保卫京师，致使当地士马单虚，时势多艰，一日难于一日，形势所迫，不得不采取招抚政策。这些话并非推托之词，事实确乎如此。思宗不但不承担些许责任，而且不容杨鹤申辩，在杨鹤的奏疏上批示：杨鹤正在候问，不得陈辩[84]。

接替杨鹤职务的洪承畴，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他当时的心态是战战兢兢的，唯恐日后“剿抚失策”，步杨鹤的后尘，上任伊始就写了长篇奏疏为杨鹤鸣冤求情。他说：前督臣杨鹤蒙皇上廷对特遣，莅任以来小心谨慎，尽日俱为地方筹划，随事皆从封疆起见。即有一二招抚，亦剿抚并用，时势不得不然。唯是穷荒益甚，盗贼愈繁，东扑西生，此灭彼起。神一魁之变实在是时势非常，出乎意料。杨鹤在系，臣心万不自安，恳请皇上从宽发落。思宗丝毫不肯松口，狠狠批评洪承畴“不得仍前延玩”，重申“杨鹤自有裁夺，不必代陈”[85]。

不久，杨鹤遣戍江西袁州。崇祯七年秋，思宗提升杨嗣昌为宣大山西总督，杨嗣昌上疏推辞：臣父鹤以总督蒙谴已三年，臣何心复居此职？委婉地请求皇上看在儿子面上宽赦父亲之罪。思宗在答复杨嗣昌时，嘉奖他边略熟娴，足堪胜任三镇总督，不准推辞；对于宽赦杨鹤之事，根本不予理睬[86]。崇祯八年十月，杨鹤死于戍所袁州。家人把噩耗奔报在宣府的杨嗣昌，话还未讲完，杨嗣昌惊号一声，昏厥过去。待中军官抢救一番之后方才苏醒，但始终心神迷离，半个多月不知人事。稍稍康复后，杨嗣昌上疏皇上，为亡父请恤复官，否则不但臣父不能瞑目，臣世世狗马也将不能瞑目。思宗大概考虑到杨嗣昌地位重要，居然松口：“念杨嗣昌拮据冲边，杨鹤准复原官，不许请恤。”[87]虽然只同意一半，也已经表示先前对杨鹤的处分有所不当，以恢复原官的方法予以补偿。联系到日后杨嗣昌死于疆场，杨氏父子为思宗平定内乱可谓鞠躬尽瘁了。

二、战火蔓延山西

洪承畴接替杨鹤出任陕西三边总督后，接受教训，由招抚转而为围剿，大开杀戒。洪承畴，字彦演，号亨九，福建泉州府南安县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两浙提学道佥事等职。天启七年（1627年）调往陕西，出任陕西粮道参议，适逢当地民变蜂起，给他提供了一个展示文韬武略的机遇。崇祯三年（1630年）初升任延绥巡抚，接替死去的张梦鲸。上任伊始就给造反者一个下马威。他与杨鹤联名向皇帝请求重新起用前任总兵杜文焕署镇西将军印领二镇行营剿贼。杜文焕果然不负众望，首战就击溃进犯清涧的王左挂，迫使王左挂带领残部七百人投降。不久，造反武装白汝学部进攻绥德，王左挂企图率旧部作内应，事发未果，洪承畴与陕西巡按李应期定计，派游击左光先前往绥德，把王左挂及其部下五十七人全部杀死。洪承畴与杨鹤一样都是进士出身的文官，但是对待造反大军的态度截然不同：主剿而不主抚。思宗得到洪承畴杀王左挂的消息，十分赞赏，连声说“贼势猖獗，招抚非是，杀之良是”[88]，反映了此时的思宗已经对招抚失去信心，而乞灵于剿杀。洪承畴得到皇上赞赏，更加放开手脚剿杀。崇祯四年六月初，洪承畴指挥副总兵曹文诏追斩王嘉胤于山西阳城县[89]。九月间，又擒斩点灯子赵四儿于山西石楼县[90]。王嘉胤、点灯子赵四儿是当时大股造反武装，相继死于洪承畴之手，对陕西战局起到很大影响。

因此，当思宗在崇祯四年九月下令逮捕杨鹤时，立即想到屡建剿杀战功的洪承畴，任命他为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兼兵部右侍郎。洪承畴新官上任，为求一举荡平，与陕西巡按吴甡分别上疏请饷。思宗接到请饷疏后踌躇再三，直到十二月才下定决心，为了不使陕西战火向外蔓延，决定拨饷，并指责户、兵二部为何迟迟不予批复。兵部尚书熊明遇迫不得已答应立即筹措饷银二十万两接济陕西[91]。紧接着洪承畴又上疏向皇上请求截留陕西税银二十万两，部分用于剿饷，部分用于劝农，思宗立即批准照办[92]。可见思宗已经看到陕西问题的严重性。而陕西乡绅、原任通政使马鸣世的一番话加深了他的这种认识。

马鸣世在奏疏中极论三秦地位之重要与形势之危急：三秦为海内上游，延安、庆阳为关中屏藩，榆林又为延、庆屏藩，无榆林必无延、庆，无延、庆必无关中。自盗发以来，破城屠野，已达四年之久。形成强烈反差：盗众我寡，盗饱我饥，内鲜及时之饷，外乏应手之援。原因在于皇上以延、庆视延、庆，未尝以全秦视延、庆，以秦视秦，未尝以天下安危视秦，而且误以为流贼不过是乌合之饥民。拖延至今，势若燎原，莫可扑灭。若非亟增大兵措大饷，为一劳永逸之计，恐官军骛于东，贼驰于西，师老财匮，揭竿莫御。因此他向皇上呼吁：日前已蒙照准截留税银二十万（饷银十五万，驿站银五万），原是本年立征之数，常多逋欠，似西江之汲，无济于事，应立即指示有关衙门在历年积欠饷银内紧急筹措二十万两[93]。这位退休官僚的一番议论使思宗意识到陕西局势的严重性——牵一发而动全身，何况现在已经“势若燎原，莫可扑灭”，迫在眉睫，不可稍有懈怠。他决心全力支持洪承畴一举荡平陕西。所以当陕西巡抚吴甡向他指出：崇祯四年以前“致盗由荒”，崇祯四年以后“致荒由盗”，必须“盗贼尽平”，然后残民有更生之望时。他立即批示：秦省发赈留饷，朝廷轸念已至，还会督抚鼓励道将，速图剿定，以奠岩疆[94]。

皇上既然要求“速图剿定”，洪承畴再次向皇上提及陕西一镇二府（榆林镇、延安府、庆阳府）处处都是“盗贼”，势必用将兵多方分布，才能尽力防剿。他请求批准把明年（崇祯六年）应征饷银十五万两、驿站银五万两，截留给陕西支配。思宗表示同意[95]。洪承畴得到皇上全力支持，对仍留在陕西境内的可天飞、郝临庵、不沾泥、混天猴、白广恩、薛红旗、一字王、独行狼等，全面出击。崇祯五年初，洪承畴率总兵曹文诏、贺虎臣对西澳（今西濠）合围，大小十余战，追奔数十里，规模之大为陕西用兵以来所仅见，官方称为“大捷”[96]。五月，不沾泥张存孟进入西川（通平凉、固原）大山深谷，立十二哨二十四寨，恃天险作持久战。延绥巡抚张福臻、道臣樊一衡与洪承畴会师，直逼其老营。不沾泥兵败率二十七骑突围，被追兵俘虏，待洪承畴赶往军营推出斩首[97]。六月，洪承畴率兵追击混天猴张应金至甘泉山中。七月一日追至延水关，在黄河畔斩混天猴[98]。

围剿连连得手[99]，洪承畴颇为得意地向皇上汇报这几个月来的战绩：从延安南北亲督将兵围剿不沾泥、混天猴等部之后，七月下旬赶往庆阳，围剿延安西路宁塞、安边、定边以南，庆阳、合水、环县以北，绵延五百里的各处要塞，与陕西巡抚练国事、巡按金兰悉心筹划，督令总兵杨嘉谟、曹文诏，副总兵张应昌，游击马科等，至可天飞（何崇谓）老营何家老寨，可天飞与副将李都司（李二）受到官兵与降将白广恩两面夹击，当场阵亡，部众四散奔逃。十一月初，曹文诏、杨嘉谟在环庆一带围剿，阵斩任喇嘛（任守正）、刘黄莺（刘彦举）、燕青（张汝金）、黄巢（高应昌）、张飞（张文朝）、雕翎箭（李文举）、张千总（张成顺）、八豹（雷进槐）、许大狼（许林）、黑煞神（张宠）、红狼（李荣）、王副将（王君亮）、雷横（许得柱）、滚山猴（张汝宰）、飞豹（齐一正）、黑虎（刘万友）、巡山虎（张万寅）、宋江（王中孝）等。至此，“三秦第一大巢穴”已经肃清[100]。思宗接到报告，于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发布谕旨，对“数年积孽渐见荡平”表示嘉奖，并要兵部记功。兵部尚书张凤翼接旨后，认为这是前此数年大小一百多次战役的结局，建议文武有功诸臣都应叙功嘉奖。思宗批示：“今该督抚按奏称荡平，即当通察行赏。”[101]

当然，所谓“荡平”云云只是一种表象。不久，洪承畴也向皇上提醒，陕西局势仍未可乐观。他说：秦中四五年荒盗异常，时下渠魁稍得诛剿，巢穴稍得清理，然而隐忧依然存在，“非历明年五月大盗不至复起，必不敢以为无事”。为此次大捷，他向皇上请求表彰部下将领，首先要请功的是临洮总兵曹文诏，说他忠义性成，谋勇夙授，在秦晋征剿三年，破阵斩将，真如摧枯拉朽，身到功成，历战历胜，英风壮略，有古名将之风，今时诸将罕出其右。他还列举了马科、曹变蛟等十余人，每次冲锋陷阵，勇敢无双。老谋深算的洪承畴并不以陕西的荡平为满足，在与陕西巡抚练国事、延绥巡抚陈奇瑜、陕西巡按金兰（原任）与张应星（现任）商议之后，鉴于山西形势严峻，决定精选屡经战阵的马步官兵三千五百名，由曹文诏率领，于十二月初七日由庆阳启程，经泾阳、华州、潼关，渡过黄河，直抵山西蒲州、河津，转至平阳、潞安一带，配合山西官兵相机速图剿定。为此，他就曹文诏的事权请示皇上，原先并非他节制的李卑、艾万年、贺人龙如何统一指挥？思宗对洪承畴的统帅风度与全局观念十分赞赏，立即批准曹文诏赴晋协同作战的安排，十二月二十八日在洪承畴的奏疏上批示：“览奏，督发将士会晋协剿，并该省分地责成道将各官巡防扼堵事宜，俱见筹划调度。如有玩泄疏误的，即指实参处。其曹文诏节制马科等，加衔实授，该部作速议复。”兵部尚书张凤翼于崇祯六年正月初一日接到兵科抄出洪承畴奏疏及皇上圣旨，于初七日对洪承畴提出的秦晋诸将尽归曹文诏节制以统一事权的建议，提出实施方案：除总兵张应昌比肩共事和衷商榷机宜外，其余秦晋二省副将、参将、游击、都司等武官，全听曹文诏调度，使机权划一。两天后，思宗作出决定：“将权专一方可责成，曹文诏屡著战绩，已有旨汇叙，着先加升一级，节制秦晋诸将，仍与张应昌协谋讨贼，共奏肤功。”[102]

这一事件标志着，陕西基本荡平，战事已经移到山西。洪承畴在陕西三边总督任上的业绩颇为时人所赞许，谈迁说：“曹文诏忠勇善战，（洪）承畴则与下同其甘苦，深得士卒心。”[103]计六奇说：“秦督洪承畴剿御有方……每逐贼，奔驰往还数千里。母在官舍，过门不入。士卒感其义，争为效死。”[104]

从此山西的战局成为朝廷关注的焦点。其实，从崇祯三年开始，陕西的各部造反武装已陆续进入山西，其后，较有实力的各部也相继转移到山西，最有影响的是王嘉胤部。崇祯四年六月王嘉胤在山西阳城山中被杀后，部众推举紫金梁为首。紫金梁本名王自用，一名王和尚，崇祯元年与混天猴等拥众造反[105]。紫金梁统辖的各路大军号称十六万之众，可能是地方政府的虚报。根据当时人曹应秋所记，当初由陕西进入山西的各部首领与人数如下。

紫金梁——王自用，宜川人，马步八百；

满天星——清涧人，马步五百；

蝎子快——拓养坤，清涧人，马步七百；

老回回——马光玉，马步一千（《流寇长编》按：有大小老回回之说，马光玉死后，马守应袭其名）；

一字王——刘小山，米脂人，马步七百；

邢管队——榆林人，马步六百；

领兵王——马步五百；

整齐王——马步四百；

撞塌天——延州人，姓张，马步一千（《流寇长编》按：以后事考之，乃刘国能，曹氏所记姓名或有未确）；

过天星——张五，清涧人，马步三百，兄弟五人（《流寇长编》按：过天星应为惠登相，曹氏误）；

南营八大王——清涧人，马步一千；

八爪龙——姓徐，宣府人，马步三百；

西营八大王——张献忠，马步三百；

二队八大王——点灯子管队，马步五百；

不沾泥——张存孟，马步五百；

混世王——马步一千；

乱世王——延安人，马步一千；

八队闯将——姓张，马步七百（《流寇长编》按：八队闯将应为李自成）；

曹操——罗汝才，马步四百；

张飞——马步六百；

九条龙——马步三百；

贺双全——马步三百；

高总管——马步四百。[106]

这是《流寇长编》的记载，各部人数加在一起，不过11820人，与16万大军的说法相去甚远。《绥寇纪略》的记载更加离谱，说紫金梁在王嘉胤死后复纠众36营，号称20万。这36营是：八大王、扫地王、邢红狼、黑杀神、曹操、乱世王、撞塌天、闯将、满天星、老回回、李晋王、党家、破甲锥、八金刚、混天王、蝎子快、闯王、不沾泥、张妙手、白九儿、一阵风、七郎、大天王、九条龙、四天王、点灯子、上天猴、丫头子、齐天王、映山红、摧山虎、冲天柱、油里滑、屹烈眼[107]。上述戴笠与吴伟业两家的记载颇有出入，相距很大，其实是不难理解的。在当时动荡的形势下，这些小股武装飘忽不定，东奔西突，为了迷惑官兵，故意混乱视听，因此官方得到的消息互有歧异，本不足为奇；地方政府为了掩盖围剿的失败往往夸大造反大军的实力，也是可以理解的。现代历史学家大可不必拘泥于36营兵力人数的考订。不过从局部的歧异中人们不难察觉其中透露出来的共同信息：造反大军的主力已经从陕西进入山西，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洪承畴向皇上奏报荡平陕西之际，意识到主战场已从陕西移到了山西；思宗批准关于曹文诏节制秦晋诸将的方案，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造反武装在山西境内纵横驰骋，从沁水攻阳城，再攻泽州，山西全省震动。山西巡抚宋殷统因连吃败仗，受到“听勘”处分，眼看无法应付，索性以“丁忧”为借口，撒手不管了。山西巡抚一职成了空缺，朝廷大臣没有一个肯到那里去担风险，后来勉强起补光禄寺卿许鼎臣出任此职。当时山西境内的军事形势，据只会纸上谈兵的兵部尚书张凤翼报告，大概是这样的：山西境内造反武装有三支，分布如下：西路军在平阳（府治在今临汾）一带，东路军在潞安（府治在今长治）、泽州（州治在今晋城）一带，北路军在汾州（州治在今汾阳）、太原、沁州（州治在今沁县）、辽州（州治在今左权）一带。在“三路并急”的情况下，他向皇上建议作如下安排：一是命宣大总督张宗衡驻平阳，抵御东西二路，所部白安、虎大威之四千人，加上孤山副将李卑兵一千、贺人龙兵一千、昌平副总兵左良玉兵二千二百，共计兵力八千，负平阳、泽州、潞安等四州十一县之责；二是山西巡抚许鼎臣驻汾州，抵御北路，所部张应昌、苟伏威兵二千，加上史记、颇希牧兵一千、艾万年兵一千五百、宁武兵一千，以及岢岚、代州等马站老营兵二千，共计兵力七千，负汾州、太原、沁州、辽州三十八州县之责[108]。张凤翼身为山西人（代州籍）却对山西的军情不甚了了，胡乱瞎指挥，制订了分兵把守、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结果处处被动挨打。无怪乎戴笠一针见血地评论道：“此法既行，灭贼无期。”[109]事实确实如此，十一月间，贺人龙、李卑、艾万年带领陕西兵赶来，许鼎臣立即调艾万年、李卑分头抵御，贺人龙随他机动。宣大总督张宗衡见三将主力全被调遣，大为不满，怒气冲冲地下令调回，贺人龙等三将无所适从。统兵将帅以兵部作战方案为借口，互相掣肘，岂有不败之理！

崇祯六年正月，经过洪承畴提议，兵部题复，思宗批准，命曹文诏节制秦晋诸将，使形势有所好转。骁勇善战的曹文诏指挥艾万年、李卑、刘光祚、猛如虎、虎大威、颇希牧、曹变蛟（曹文诏之侄），不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固守，以动制动，围追堵截，给造反大军很大杀伤，民谣唱道：“军中有一曹，西贼闻之心胆摇。”[110]这使新任山西巡抚许鼎臣得意忘形，他对山西形势的判断比张凤翼更糟，从他身上反映出，由京官出任封疆大吏的人为保乌纱帽而说假话的习气已经根深蒂固。他在给皇帝的报告中如此描述山西的形势：“流寇三十万，流毒晋地五年，仰藉皇上威灵，就歼十之五，解散十之三”[111]，简直是形势大好。许鼎臣居然以为三十万“流寇”的十分之五已经歼灭，十分之三已经解散，所剩仅十分之二，不足四万，不日即可平定，无疑是痴人说梦！许鼎臣身临其境，为何要如此自欺欺人呢？个中缘由吴伟业一语道破：“鼎臣之言，亦聊以宽文法，舒主忧”，以至于思宗信以为真，将山西战局评价为“此饥民，不足置寇数”[112]。

然而山西的真实情况并没有许鼎臣吹嘘的那么简单，曹文诏、张应昌、艾万年、李卑、贺人龙等将领，虽然骁勇善战，但成效不明显，根本无法“计日奏功”，反而把战火延烧到邻近的冀、豫二省。这种状况激起廷臣的不满，户部侍郎刘荣嗣指出：调兵剿寇并非守城，近来山西巡抚多派雄兵株守郡邑，意在城池无恙，可以逃避失事之责。不知贼野掠宿饱，何用攻城？这名为防寇，实同纵寇。荡平无期，原因全在于此[113]。寥寥数语揭示了山西战局的症结。但是他只看到了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他没有看到，那就是封疆大吏之间存在的芥蒂与隔阂，导致各自为政，互相掣肘，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省际，也存在于一省之内。具体到山西省而言，宣大总督张宗衡与山西巡抚许鼎臣之间就形同水火。思宗派往山西监视粮饷、兵马、边墙、抚赏等事的太监刘允协向皇帝打小报告时，就透露了鲜为人知的督抚不和。据这个太监说，近来山西境内漫山遍野绵亘数百里“尽皆揭竿之众”，仅见张宗衡与宣大诸将统兵四千七百，日事追剿，东击则西奔，顾此而失彼。秦将李卑、艾万年又为巡抚许鼎臣所留，仅贺人龙以千余兵力抵御西路。在刘某看来，巡抚许鼎臣与总兵张应昌二人“作彼此之观，乏同仇之急”。思宗当然是相信他派出去的亲信的，接到报告后当即狠狠批评：“兵势当视事情缓急，许鼎臣、张应昌何得多留兵将，舍难就易！念受事俱新，着即会兵进剿其兴（县）、临（县）地方，分遣别将办贼，凡事与该督抚监协谋酌议，毋得偏执，以致偾误取罪。”[114]兵部尚书张凤翼见到皇上指责许鼎臣、张应昌拥兵自重的谕旨后，马上见风使舵，原本是他自己要督、抚二人分地责成的，现在却出来说风凉话：全晋之地总督、巡抚、总兵均有责任，原不宜分彼此。今督臣张宗衡驻平阳，则东西两股当一身二任；抚臣许鼎臣驻汾州，则身任西北一股。但对手既称流贼，原无定向，只视我兵将之勇怯以为避趋，岂可因责分东西而袖手旁观？希望该督抚分兵分将不分心。思宗在张凤翼的题本上批示：“督抚受命讨贼，凡属该省寇盗结聚逞突处所，均有歼剿专责，何地可分？但贼既分股盘踞，自当因势用兵，夹击取胜……如遇贼党流遁奔突，仍穷追互援，并力攻扫，行间文武各官功罪一体，不得划地诿卸，致有偾误。”[115]

不过许鼎臣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他之所以屯兵兴县、临县一线，实在是由于毗邻陕西的军事重镇临县局势危急。崇祯五年九月，豹五王之臣以诈降计攻陷临河背山的临县，引起朝野震动[116]。巡抚许鼎臣赶忙率重兵前往救援[117]，包围临县，却苦于兵力不足，迟迟不敢攻城[118]。许鼎臣原本拟凭借秦将李卑、艾万年的精兵围攻，不料宣大总督张宗衡大怒，先调李卑南行，又调艾万年撤围而去，使许鼎臣手下仅剩总兵张应昌家丁七百人，以及他自募苟伏威所部八百人，加上刘光祚汾州营兵五百，也不过二千，无法对付据守城池的强敌。有鉴于此，许鼎臣索性以退为进，向皇上提议：临县可否缓复？围兵可否撤离？这显然是一种激将法，意欲讨救兵。十二月二十六日思宗指示兵部，对许鼎臣的请求作出批复，一定要遵循“督抚协心共济”的旨意。兵部尚书张凤翼议复：临县为山西重镇，应该尽快收复，许鼎臣可以调太原左右标营游击史记、颇希牧统辖士兵一千，宁武将兵一千，岢岚、代州、北楼兵一千五百名增援。崇祯六年正月初三日思宗批复同意兵部意见，严令山西督抚“临城亟宜收复”，“不得玩延”[119]。既然皇上有旨，督抚只得全力以赴，崇祯六年正月二十日，在张应昌、艾万年的两面夹击下，一举收复临县[120]。

收复一个小小的临县，竟要如此这般从山西到北京公文往返，并且要皇帝下达圣旨才能解决，山西的形势实在是岌岌可危了。全省遍地危急，东至与北直隶接壤的长城固关一带，南至与河南接壤的太行山、王屋山一带，中部辽州一带，无处不急。而且随着战火向豫北蔓延，山西与河南的矛盾日趋明朗化。宣大总督张宗衡向皇上揭发：山西与河南接壤处形势危急，前任山西巡抚宋统殷曾遣官赴豫招募毛兵[121]二千，本应入晋合剿，但河南巡抚樊尚燝借口未奉合剿之旨不敢越疆，按兵不动。思宗以为二省理应配合，批复道：“这毛兵既称系宋统殷遣募，何必又待旨入晋？”显然含有指责樊尚燝袖手旁观之意。樊尚燝随即上疏为自己辩护，说他于崇祯五年九月从开封府渡河抵达卫辉府调到各道招募的毛盐兵，分布于晋豫边界守隘；无奈贼乍近乍远忽东忽西，济原一带歧路最多，素称难守，为贼必窥之地，不得不重点防守。据报，从山西垣曲至河南济原一带，有老回回（马光玉）头戴红缨帽率部攻打西面；紫金梁骑栗色大马攻西南角，后换青色马攻北面。得到山西高平、阳城被困，宣大总督张宗衡求援的消息，便派副总兵左良玉领兵二千三百，游击越效忠领毛营兵一千四百，守备李璇玑领毛营兵一千一百，从怀庆次第前进，径往山西泽州，约期合剿。他不但批驳了张宗衡对他的指责，而且进一步向皇上提出秦晋豫三省合力围剿的方案，从而巧妙地化解了毛兵的归属问题。

思宗赞同樊尚燝的建议，崇祯六年正月初六日指示兵部提出秦晋豫三省合剿的方案。兵部议论后认为：昌平副总兵左良玉原为援豫而来，后因山西危急，才有左良玉听晋臣调度之请。现在樊尚燝既然提出河南兵驻泽州，北可以援高平、长子，东可以援陵川、潞安，西可以接应阳城、沁水。秦兵、晋兵、豫兵三面夹击，堪称万全之策。因此建议左良玉仍归河南抚臣调度。总之，秦晋豫虽分土分民，从朝廷看来原是一体，不得作彼此观。兵部的方案明显支持河南巡抚樊尚燝，其意图是要三省合力围剿。然而樊尚燝却有他的小算盘，凭借河南毛兵与左良玉兵把造反大军堵截于山西境内。而山西的官僚却想千方百计把造反大军赶出山西进入河南境内。这种保境祸邻的本位主义心态，思宗是有所察觉的，所以他在正月初十日批准兵部的方案时，着重强调“仍着各督抚镇相机审势协力图功，若但保境祸邻，仍以纵贼情由论罪”[122]。

三省合力围剿的部署，给活跃于晋南豫北的紫金梁王自用、老回回马守应、闯将李自成等部带来巨大压力。为了摆脱三面围困，李自成、八金刚、过天星等部由修武、怀庆北上，穿过泽州、潞安进入辽州地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攻辽州（今左权县）城北门，焚烧城楼，乘城中大乱之机，打开东门，破城而进。监视山西太监刘允协于正月初八日率先把这一情况报告皇上。正月十九日思宗下旨：“辽州何故遽为贼陷？失事各官并杀掠情形俱着巡按御史察明，据实速奏。”[123]几天后宣大总督张宗衡的塘报才送到京里，情况逐渐明朗[124]。正月二十四日兵部收到塘报，尚书张凤翼当即向皇上禀报：看得辽州监城被陷……而仓库一空，生灵涂炭，惨不可言……各州县邑城守土之责，不能捍御，致有残破，应从严提问，以示警戒[125]。闯将李自成等部进攻辽州城，吸引了张宗衡、尤世禄的兵力，解除了紫金梁被追击的困境。从辽州城突围后，闯将李自成等部越过太行山进入畿南，旋即退至豫北武安、涉县。其他各部也多从山西进入豫北河内、武安、修武一带，声势一时大盛。河南巡抚樊尚燝堵御不力，被撤职查办，由玄默出任河南巡抚。玄默走马上任，驻扎彰德，严阵以待。在山西境内的紫金梁、老回回、过天星等部，迫于曹文诏的追击，越过太行山进入豫北。崇祯六年五月造反大军三十六营聚集于磁州一带，玄默指挥左良玉、曹文诏南北夹击。紫金梁王自用在武安县南五十里的尖山作战时身中流矢，负伤退入武安、林县之间的深山中，不久因伤重病死，其部众全归闯将李自成统率[126]。

三、从渑池渡到车箱峡

正当秦晋大地万马战犹酣的时刻，朝廷就敏感地意识到河南的潜在危险。皇帝在崇祯六年正月初十日给兵部的一道谕旨中提醒臣僚：“秦晋兵力厚集，贼必乘虚犯豫，堵御最为要着，自当东西分布夹剿。”[127]但是宣大总督张宗衡、山西巡抚许鼎臣、河南巡抚樊尚燝之间，各人自扫门前雪，以邻为壑，根本无法协同作战，致使晋豫边境的黄河以北地带成为防御上的空隙，济源、怀庆、修武、辉县、林县、武安各县一再告急。樊尚燝之所以被撤职查办，就是因为没有贯彻皇帝要求大力抵御的旨意。其实真正应该严办的是纵敌越过太行山的张宗衡、许鼎臣。四月间，造反大军从辉县进攻清化镇，游击越效阵亡；武安一役，游击陶希谦阵亡。兵部认为这是河南当局没有凭借太行山屏障进行堵截，“揖贼使入”，难以辞其咎。细察当时形势，显然是山西当局有意驱赶造反大军越过太行山，并非河南当局“揖贼使入”。这种省际不协调的状况，对河南十分不利，于是河南乡绅向朝廷奏请：以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提督山西河南军务，统一军事指挥大权。兵部也认为这是一个合理建议，因而决议：移洪承畴驻潼关，节制三省军事兼制晋豫二省巡抚及曹文诏、张应昌等总兵。出乎意料的是思宗并没有接受河南乡绅的请求，也没有批准兵部的决议。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设立三省总督已是当务之急，否则就难以协调三省的步调；错误地认为问题症结在于晋豫二省巡抚权力还不够大，于是决定提高巡抚的事权：参将、游击以下违反军法者，可以先斩后奏，并要他们立限“三月平贼”[128]。思宗在给兵部的批复中如此写道：“剿贼抚镇专责，别设总督，反滋诿卸，不如重两抚事权，副总以上奏请，参游以下军法从事，俾节制三大帅，而责以三月必殄贼，有不及期者罪之。”[129]

显然，这是一个不恰当的决策，已被后来形势发展所证明。那么促使他作出这种决策的动机是什么？所谓“别设总督，反滋诿卸”云云并不是真正的原因，此后不久他任命陈奇瑜为五省总督便是一个明证。他到底考虑什么呢？洪承畴出任陕西三边总督以后战功显赫，一举荡平陕西，又派曹文诏等赴晋，屡有斩获，他不想让洪承畴权力过于集中，此其一。其二，陕西三边的形势不容乐观，他不想分散洪承畴对于三边重镇的注意力。为了加强对中原战局的控制，不使战火继续蔓延，思宗采取了如下两大补救措施。

一是派太监监军。思宗借口“剿贼诸将功罪应有监纪”，特命太监陈大金（一作大奎）、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为中军，作为钦定的纪律监察委员，分别监视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等将领，并发给内帑银四万两、蟒缎一千四百匹作为军前犒赏[130]。其实在这四名太监派出之前，思宗已向山西派去太监刘允中，不过职责是“监视粮饷兵马边墙抚赏事宜”。此次派出四名太监，明确宣布是到四名总兵那里去监军，职权比刘允中更为集中。这些太监根本不懂军事，却口衔天宪，手持尚方，神气活现，以打小报告作为要挟手段。刚到各镇行辕，就自称军门，按照巡抚级别规格行事，欲凌驾于总兵以上，引起久经沙场的总兵们反感。几经交涉，才议定：监军的行政级别与知府相当，知县对他们行下属礼。陈大金到河南四个月，就打小报告参劾一知州二知县，道臣曹应秋诘问其故，陈大金说：河南县官与河北县官有霄壤之别，岁荒艰苦无所供奉可以谅解，但闭门坚拒，把我们当作流贼对待，甚至要悬取皇上敕书上城查验，其无礼于君如此！余不得不入告皇上，至于得罪轻重，则由皇上圣意裁定[131]。监军太监炙手可热之态已溢于言表。以往的历史表明，派太监监军有百弊而无一利，故计六奇说：“用内官为监纪，即唐之鱼朝恩观军容使也，其失甚矣！”[132]

二是派倪宠、王朴率京营出征。所谓京营是五军都督府直辖的皇帝御林军，其职责是内卫京师外备征伐[133]。不少皇亲国戚在那里混差领饷，所以京营兵犹如银样镴枪头——中看不中用，毫无战斗力。促使思宗调拨京营的直接诱因是，藩封于卫辉（今河南汲县）的潞王上疏告急[134]。思宗鉴于堂叔求救，特地委派他的御林军将领倪宠、王朴以都督总兵衔率京营兵出征，以太监杨进朝、卢九德为监军，星夜赶往中州战场。兵部职方司郎中李继贞向皇上进言：倪宠曾立功边疆，在京营六年，使为大帅犹可；王朴仅仅因袭父威分功，在京营不过半年，遽加府衔总兵，恐不厌人望。左良玉、李卑有百战之劳，位次反出其下，恐闻而解体，宜量加二将以都督佥事署总兵，庶无相临之分，可以伏其心作其气。思宗认为李继贞考虑周全，批准左良玉、李卑二将以都督佥事署总兵，但倪、王已有成命，仍以都督总兵衔出征[135]。

这两项措施其实是二位一体的，无非是显示皇帝对中原战事的重视，意欲加强对它的直接驾驭能力。但事与愿违，因为他派出的是颐指气使的太监和毫无战斗力的京营，不但没有使战火平息，反而导致造反大军渡过黄河，深入河南腹地及毗邻的湖广、四川，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大批官兵云集于山西、河南、陕西三省边界，黄河以北地带怀庆府、卫辉府、彰德府成为主战场。当时这一地区有外地调来的客兵与当地主兵之分。

客兵有：左良玉（昌平副总兵，以都督佥事署总兵）所率昌平兵二千四百，马八百五十匹，监军陈大金；邓玘（四川副总兵，后为援剿总兵）所率四川兵六千，马七百五十匹，监军谢文举；汤九州（昌平副总兵）所率昌平兵二千二百，马四百五十匹；周尔敬所率潞阳兵二千，马三百匹；倪宠、王朴所率京营兵七千，马五千匹，监军杨进朝、卢九德。

主兵有：都司陈永福（代蔡如熏）所率总营前部兵一千，马一百四十匹；游击陈治邦所率总营左部兵一千，马八十匹；守备连稳、李春贵所率总营右部兵八百，马一百五十匹；中军官许志中所率总营后部兵五百，马三百匹；千总孔道兴（后李睿玑代）所率新勇营兵六百，马八十匹；守备王以洁所率磁州毛葫芦兵五百六十，马八匹；守备董奇高所率磁州毛武营兵三百，马十二匹；守备夏金花所率磁州毛勇营兵三百，马七匹；都司钱继功所率南阳营兵四百，马十二匹；守备张领鳌所率嵩卢营兵四百，马六匹；守备孟邦佐所率卢氏新营兵一千；守备李世瀚所率旧盐营兵五百；守备夏国镇所率新盐营兵五百，马七匹；守备王之佐所率怀盐营兵五百[136]。

一看便知主客兵中客兵占有明显的优势，尤其是京营兵数量最多（占三分之一），且装备精良，控制了战场的局面。他们以皇帝亲自所派御林军的身份傲视一切，又求功心切。这时造反武装各部十余万兵马，前有左良玉、汤九州阻扼，后有京营兵追击，转战于太行山东南、黄河以北狭窄地带，随时有被围歼的危险，他们利用京营兵求功心切又骄傲轻敌的情绪，设计诈降。据说，造反武装最惧怕曹文诏、曹变蛟，其次是左良玉、汤九州，至于京营兵根本不放在眼里[137]。向自己最轻视的对手投降，其中肯定有诈，当时不少地方官与地方将领对此持怀疑态度，京营兵却深信不疑。在此之前监军太监阎思印（山西总兵张应昌的监军）已在山西招降王刚所部五百人，又招降了别部三百人。京营监军太监杨进朝、卢九德与总兵王朴跃跃欲试，这些从未打过仗的大僚不愿血战沙场，却无时不想建立奇功，不战而屈人之兵岂不美哉！当时在武安一带的张妙手、撞塌天、满天飞、邢红狼、闯将等，打听得京营总兵王朴[138]的家丁多陕西人，便以同乡关系笼络感情，给以重贿，要他们在王朴面前斡旋。监军杨进朝、卢九德急于向皇上邀功，不假思索地一口答应招抚。于是，张妙手、撞塌天、满天飞、邢红狼、闯将等于十一月十七日在武安拜会王朴，自称是“饥民头目”，陈述道：“我等良民，陕西荒旱，致犯大罪，今誓归降，押还故土复业。”王朴不知是计，自以为有监军太监做后盾，有恃无恐，欣然同意。转战在其他地区的造反武装也有此意，王朴邀河南巡抚、巡按同去受降，抚按官唯恐其中有诈不愿前往，但慑于监军太监的威势，又不敢阻止。十一月十九日，贺双全等十一人在张妙手陪同下拜会王朴及杨进朝、卢九德，“环跪请泣，惟命生死”[139]。在“押还故土”之前，张妙手等在各自驻地以重金购买裘衣皮靴，暗中作好渡过黄河的准备工作。王朴等当然一无所知，正忙于接收投降的各部首领，他们是：贺双全、新虎、九条龙、闯王（高迎祥）、领兵山、勇将、满天飞、一条龙、一丈青、哄天星、三只手、一字王、闯将（李自成）、蝎子块、满天星、七条龙、关巢、八大王、皂莺、张妙手、西营八大王（张献忠）、老张飞、诈手、邢红狼、闯塌天、马鹞子、南营八大王、哄世王、大将军、过天星（惠登相）、二将、哄天王、猛虎、独虎、老回回（马光玉）、高小溪、扫地王、曹操（罗汝才）、稻黍稈、逼上路、四虎、黄龙、大天王、皮里针、张飞、石塌天、薛仁贵、金翅鹏、八金龙、鞋底光、瓦背儿、刘备、钻天鹞、上天龙[140]。

这个名单表明，造反武装的主要首领几乎包罗无遗，如果能够一举招抚，那么以往陕西、山西都只是在纸面上实现的“一举荡平”，在河南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实现，岂不美哉！正当监军太监杨进朝、卢九德一面向皇上报告大捷，一面准备把这些受招抚的“饥民”遣送回乡之际，武安、林县、涉县一带的各部武装逐渐向黄河靠近，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到达山西垣曲与河南济源之间的黄河河身最狭窄处的关阳、长泉一带，准备强渡黄河。真是无巧不成书，这段黄河一向水流湍急，从不结冰，今年竟一反常态，河面冰坚如石，十几万军队从容驰马而过。这些从包围圈的缺口中突围逃生的造反武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黄河南岸渑池县的马蹄窝、野猪鼻。这就是明末震惊一时的“渑池渡”[141]。

当地人后来记述此事时，颇为感慨系之：“黄河，水最悍者也，自龙门而下，其流湍急，虽严冬不能结。是岁自冬历春，冰坚如石，流贼二十余支乘冰竞渡，若不知有黄河者。”[142]令朝廷也令地方人士不能理解的是，黄河北岸的明朝大军居然眼睁睁地让成千上万的武装力量从容渡过黄河，而丝毫没有反应。这不能不说是严重的失职，罪不可恕。主持招抚事宜的京营总兵与监军太监为了推卸责任，到处散布谣言：“追之半渡，因冰解不及”[143]，其实当年黄河“自冬至春冰坚如石”，所谓“冰解”云云完全是托词。当时的河南巡抚玄默在回忆录中说得比较实事求是：“不数日，复聚至十余万，走关阳、长泉，屯黄河岸。当时天寒风急，渑池地名野猪鼻者结为桥，贼呼噪竞渡……”[144]康熙《平阳府志》也说：崇祯六年十一月，“贼数十万又自济源至垣曲，适黄河冰冻，贼遂南渡，月余方尽”[145]。如此大规模地渡河，足见黄河冰冻之坚实，所谓“追之半途，因冰解不及”云云，完全是信口胡说，只能骗骗朝廷而已，此之谓天高皇帝远也。

渡河的先头部队次日攻克渑池县城，随即向新安、洛阳进发，如入无人之境。这种急遽变化引起朝廷大臣惊恐不安：“不意其拥大众从渑池渡黄河而南，连陷二城……如入无人之境。河北大兵一时不能猝追，而商雒一带又从来未经贼患，故望风逃窜。”思宗接报后迅即作出反应：“流贼在处奔突，关陕邻豫地方俱宜严密侦备，毋得稍有疏忽。”[146]但为时已晚，造反大军摆脱官军的包围圈，横扫中原大地，洛阳、南阳、汝宁、淅川、内乡一带烽火连天。昔日河南当局还抱着隔岸观火的心态注视秦晋大地的战火，没有料到如此之快烧到了自己身边，顿时惊慌失措。请看当时河南人士的反应：

“——流贼起秦晋，转河北（指河南省黄河以北之地）冰坚南渡。是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贼猝至，中外震惧”[147]；

“——流寇自山陕渡河，蔓及中州，分营四十八，长驱劫掳，如入无人（之境）”[148]；

“——癸酉（崇祯六年）冬，自野猪鼻渡河，凶锋肆炽……自是知名贼闯王、曹操、八大王以诨名称雄者难以枚举。来则十余万，如飘风骤雨，卒难回避”[149]。

“渑池渡”在明末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从战略上看，造反武装由秦晋黄土高坡进入河南中原大地，对明朝统治者来讲后果是严重的。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从此由合而分，各分东西，官军再难围剿。关于这一层，谈迁敏锐地察觉到了：“贼自此由合而分，罗汝才掠于楚，邢红狼横于豫，惠登相入于秦，而李自成领劲兵以入于汉中。”[150]对于明朝政府军而言，再要把他们围而歼之，难度就更大了。从这个角度看，京营总兵王朴与监军太监杨进朝、卢九德乞灵于近乎赌博的招抚，是酿成这一战略性错误的关键，把围困于太行山与黄河天险之间的大批人马轻易地放入中州大地，任其驰骋。思宗原本要他们来堵御剿灭的，没有料到结果惹下了更大的麻烦，正如河南人郑廉所说：“自是而西入商雒，南向宛襄，东窥瀍涧，势如疮疽溃裂四出，每支四千人为部，遇官军犹不敢战，转头就走，弃妇女橐装以饵之。官军利其获，不追杀，但稍稍斩首，足以赴郡县报功而已。贼乃徐徐引去，出没险阻”，因此他的结论是“贼势日众而不可扑灭”[151]。这是铁的事实[152]。

当时的情况是，造反武装于十二月初破伊阳、卢氏，尔后横扫洛阳、新安、陕州、灵宝、阌乡、永宁、汝州、鲁山、叶县、舞阳、遂平、确山、信阳、裕州、泌阳、桐柏、淅川、内乡、新野、光化、均州等地，先锋部队甚至逼近郾城、开封。日暮雨雪，巡抚玄默慌忙把总兵汤九州从床上叫起来：“事急矣，宜乘夜袭之。”[153]十二月二十二日化装成进香者的造反武装混入郧西县，二十五日陷上津县，二十八日陷镇安县。从这种态势看，造反武装已有大举进入湖广、陕西、四川之势，所在告急[154]。郧阳府首当其冲。郧阳抚治蒋允仪见大兵压境，向兵部报警：自流贼渡河，首犯内乡，次及淅川、邓州（以上河南境内）、光化、均州（以上湖广境内），欲进窥郧阳。郧阳是陕西、河南、四川、湖广四省交界处，崇山峻岭，历来号称“盗贼渊薮”[155]。兵部对此十分重视，十二月二十四日首先报告皇上，以后各地发来的警报每日数至，塘报中几乎全是这方面的消息，分守荆南道副使徐景麟飞报：“贼有三千扎营内乡半川地方。”均州太监马应辰飞报：“流贼深入州境，势甚披猖。”郧阳抚治蒋允仪飞报：“贼尽趋郧境，势必围城。”[156]兵部尚书张凤翼鉴于造反武装从均州、淅川进入郧阳境内，而郧阳府兵力不及他处十分之一[157]；况且地形险要连秦接豫，易为窟穴，难于剿除，不禁连连哀叹：“嗟乎，贼之祸深矣！自秦而晋，自晋而豫而楚，已半天下矣……亡命之徒闻风响应，将率天下而尽为流贼，尚有安治之区乎？”[158]可见渑池渡引起的连锁反应在朝廷中激起的震荡是何等之剧烈！

渑池渡事件再次反映了当局在围剿与招抚的两难选择中举棋不定。京营总兵王朴和监军太监杨进朝、卢九德的招抚，重蹈了杨鹤的覆辙，造成了“率天下尽为流贼”的危险局面。然而当局依然没有接受教训，一年以后思宗寄予厚望的五省总督陈奇瑜再次重蹈覆辙，在车箱峡轻信诈降，使已经陷于困境的造反武装得以轻易脱险。这不能不让人们怀疑总督巡抚统兵大帅对于围剿丧失信心，而乞灵于侥幸的招抚，从侧面反映了朝廷用人不当。

陈奇瑜，字玉铉，一字正学，山西保德州人，万历十四年进士，历任洛阳知县、礼科给事中、陕西副使等职，崇祯五年以右佥都御史出任延绥巡抚时神一魁、不沾泥等已被歼，而余党犹众，陈奇瑜上任伊始颇以剿杀为能事[159]。陈奇瑜对他的剿杀政策使延绥一带“诸渠寇略尽”颇为沾沾自喜，向皇上报功：“流寇作难，始于岁饥，而成于元凶之煽诱，致两郡三路皆盗薮。今未顿一兵，未绝一弦，擒斩头目百七十七人，及其党千有奇。头目既除，余党自散，向之斩木揭竿者，今且荷锄负耒矣！”[160]思宗欣喜万分，命他报上有功将士以备嘉奖。得到皇上赞赏，陈奇瑜更加卖力，对盘踞延水关的钻天哨、开山斧发动突然袭击，击毙钻天哨、开山斧。尔后又分兵斩杀金翅鹏、一座城[161]。从此陈奇瑜威名大振，在关陕地区几乎与洪承畴齐名，一时成为朝野关注的新闻人物。

却说渑池渡之后，造反武装约十余万之众，由郧西、上津迫近郧阳府治所在地郧县。郧县如果陷落，势必牵连邻近三省，郧阳抚治蒋允仪急忙上章告急：臣名为郧抚，而郧事至此，臣无法逃罪。只是渡河之贼动称十余万，及至地方，蚁附胁从者近几十万之众。一股入郧，以土贼为向导，遂谙地利而知虚实，兼以众寡不敌，马步不如，则郧之不支，实在是气数已尽而非人力不支。因此蒋允仪请求调各路援兵入楚协剿。思宗接到这一奏章，立即于崇祯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半夜亥时作出指示：第一，蒋允仪抚地漫无备御，以致贼至辄被蹂躏，殒将陷城，本当重处，念兵事方殷，姑着戴罪恢剿自赎；第二，玄默（河南巡抚）既咨称大兵已抵郧境，何尚无踪迹？着遵屡旨，督率各将士星驰前去，合同唐晖（湖广巡抚）协剿，以拯艰危。兵部根据皇上旨意对郧阳前线战事作出部署：四川巡抚速催原调援楚兵五千，及增调石柱（土司）兵三千，火速催赴郧阳、襄阳，增援协剿；河南巡抚督率各将士火速驰援郧阳、襄阳，会同楚抚协谋剿击；湖广巡抚速催调施州镇筸（土司）各兵将，火速前赴襄阳，会剿夹击[162]。

远在千里之外的战事由北京的兵部遥控指挥，用加急文书来调兵遣将，显然不能适应日益扩大的战线与瞬息万变的形势，必须有一个朝廷授权的总督亲临现场代表兵部指挥各路大军协调行动。政府中的有识之士对各省巡抚总兵事权不一，互相观望甚至以邻为壑，十分不满，纷纷提议在各省抚镇之上设置总督，统一指挥，协力征讨。在物色人选时，以资望事功而论，首选莫过于洪承畴。思宗也放弃先前不同意设置总督的主张，同意廷臣关于设置五省总督的提议。至于人选，他踌躇再三，考虑到洪承畴身负陕西三边重任，不可轻易离开，便起用前不久在延绥屡有战绩的陈奇瑜。于是在崇祯七年正月任命陈奇瑜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专办流贼[163]。

崇祯七年三月初五日，思宗在文华殿日讲完毕后，与内阁辅臣议论前线战事和陈奇瑜。思宗问：“陈奇瑜今安在？”内阁首辅温体仁说：“闻自延绥起程。先推总督，原拟洪承畴，因陕西三边所恃，未轻易，故拟奇瑜。今彼以延绥精甲请饷三十万。”思宗说：“已题留新饷。”温体仁说：“昨唐世济言，解散难氓，每人给百钱，恐不足资遣。”思宗右顾辅臣钱士升，钱士升说：“新饷虽留，此时官未尽征，恐不济急，至难氓必资遣方活，但给免死票，势终为贼。”思宗低头徘徊许久，回避了陈奇瑜请饷的难题，把话题转移到郧阳抚治蒋允仪身上，以为对蒋允仪的处理太轻，他似乎感到巡抚选拔有一些问题，太过于拘泥资格[164]。三月十五日，思宗在建极殿举行会试策问，他亲自出了一道策问题，其中谈到当前形势：“流贼渐逸郧广，海寇时扰浙闽，剿灭不速，民难未已，兼之水旱频仍，省直多故，作何挽回消弭？”[165]从上述两事依稀可以看出，思宗与廷臣对待“流寇”的方针仍然是剿抚结合，当剿则剿，当抚则抚。前不久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唐世济向皇上进言，指出“流寇”成分不一，大抵可以分为四类：一乱民，二驿卒，三饥黎，四难氓，宜根据情况分别采取剿与抚的对策。思宗颇为赞同，命内阁辅臣起草一份文件，专送陈奇瑜处要他斟酌处理[166]。思宗把唐世济的“分别剿抚”主张以谕旨的形式传达给上任不久的五省总督陈奇瑜，分明是暗示他当剿则剿当抚则抚。思宗的这种态度对陈奇瑜决定车箱峡招抚起了诱导作用。其实对于明朝当局而言，招抚已非上策而是下策。正如三月五日钱士升对思宗所说，招抚以后安插大成问题——必须出资遣返回乡并且给予谋生出路，仅仅由官府发给免死票就地解散，势必由于无以为生又重新聚集而反。这是从可行性上总体考虑的，也为以往招抚失败所证明了的。如果从战术上考虑，前此招抚的实践屡屡表明，诈降甚多，造反武装往往作为摆脱困境的一种策略。思宗及其大臣对此仍然缺乏透彻的反省。陈奇瑜日后招抚的失败，固然与他个人谋略疏漏有关，但朝廷在剿与抚的决策上举棋不定是关键因素。

鉴于郧阳抚治蒋允仪失职，朝廷调用大名道卢象昇为郧阳抚治。蒋允仪是江南宜兴人，十分巧合的是卢象昇也是宜兴人。卢象昇，字建斗，天启二年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大名知府、大名广平顺德三府兵备道，虽一介文士，却善于骑射又娴熟将略，历年的考成都是“治行卓异”[167]。崇祯七年三月十八日，思宗接到吏部等衙门会推卢象昇的文件，批示：“是，卢象昇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提督军务兼抚治郧阳等处地方，写敕与他。”[168]卢象昇接旨时恭设香案谢恩，三月二十四日把大名道印务交给大名知府马之升暂署，两天后就单骑启程。四月十五日抵达襄阳府，与旧抚臣蒋允仪交割。平心而论，被革职的蒋允仪倒并非无能之辈，他在郧阳抚治任上有一些德政，他的下台，一半是由于手下兵力单薄，一半是由于监军太监的诬告。当郧县遭到攻击后，援剿总兵左良玉及监军太监才赶到，拆屋掘地，搜掠余烬，守城军以为流寇复至，开炮轰击。监军太监恼羞成怒，上疏诬奏。朝廷派锦衣卫官员前来逮捕蒋允仪时，当地士民哭声动山岳[169]。陈奇瑜如果能够与卢象昇密切配合，形势是不难扭转的，然而陈奇瑜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创建个人奇功，没有调动各地督抚的能动性，使战局变得愈发难以收拾。

五省总督陈奇瑜上任后，指挥各路将领向河南陕州（今河南陕县）会师，然后南下，以优势兵力围剿。先是，老回回、过天星、满天星、撞塌天、混世王五大营自楚入蜀，陷夔州险阻，又退入湖广，兵分三路：一路由均州往河南，一路由郧阳往淅川，一路由金漆坪渡河往商南。三四月间约有十余万之众转战于汉中、兴安、郧阳、房县一带[170]。陈奇瑜向朝廷报告：“流寇披猖，肆行入蜀，因路险峻，复回楚境，今且屯聚于房县、均州等处，共立五营，约有四五万，议分三股欲入秦豫。设计甚诡，将使我顾此不能顾彼，宁不大可为虑哉！臣于四月二十九日已抵南阳，星夜督兵飞驰郧阳、均州有贼之处。仍一面马上差官飞调镇副参游等官入山会剿，不尽扑灭则不肯休，断断不敢连年行兵之故辙耳。”[171]陈奇瑜其人志大才疏，口口声声说不重蹈覆辙，又没有与众不同的韬略，不久还是重蹈覆辙。

使陈奇瑜最伤脑筋的是，各省巡抚、总兵都不肯轻易出击，唯以驱入邻境为能事。皇帝连续发出圣旨催促：“流贼奔突蔓延，屡奉会剿之旨，竟藐玩不遵，但以驱入邻境辄便夸捷偷安，荡平何日？陈奇瑜已有旨了，各抚镇有借口总督未至玩寇流毒者，照地方失事情形一体论治。”[172]遵照思宗的旨意，陈奇瑜抵达均州后下令：陕西巡抚练国事驻商南，扼守北线；郧阳抚治卢象昇驻房县、竹山，扼守西线；河南巡抚玄默驻卢氏，扼守东线；湖广巡抚唐晖驻南漳，扼守南线。陈奇瑜由均州入山后，卢象昇与他面议方略，以为一味驱逐并非扫荡之上策，应该相期合力歼剿。郧阳境内六县，千里渺无人烟，从郧县到竹山、竹溪，每前进一步多是悬崖峭壁，士兵都缘崖攀树而行[173]。陈奇瑜偕卢象昇督率官军由竹溪到平利，副将杨化麟、杨世恩、周任凤、杨正芳等分道击杀，屡有小胜。陈奇瑜沾沾自喜，向皇上报功：“楚中屡捷，一时大盗几尽。其窜伏深山者，臣督乡兵为向导，无穴不搜，楚中渐有宁宇。”[174]

楚中虽然“渐有宁宇”，陕西却不平静。造反武装避其锋芒，纷纷退入汉南。汉南即陕西南部，东至石泉、汉阴、兴安，又东至平利、洵阳、白河，西至西乡、洋县、汉中，又西至沔县、宁羌州、略阳，与湖广、四川紧邻，形势险要。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见陈奇瑜把造反武装驱入汉南，不无担忧地向皇上报告陕西潜在的危险：流寇在平利、洵阳间数万，自四川巴州、通江入西乡者二三万，前自栈道犯城固、洋县者，又东下石泉、汉阴间，此数股都聚集于汉阴、兴安，而旁突于商雒，秦事大可忧！为今之计，必须将陕兵之在他省者尽归陕，而后可救重地；必须将陕饷之拨他省者尽供陕，而后可以济军兴[175]。洪承畴身为陕西三边总督，其着眼点自然在于陕西的安危，他认为陈奇瑜、卢象昇以数省兵力会聚于湖广，是造成流贼尽奔汉中、兴安、平利的根本原因[176]。在他看来这并非上策，所以说“秦事大可忧”。正如吴伟业所评论的那样：“（洪）承畴居兵间久，决机沉深，知贼不可抚，亦不易剿，故持论若此。”[177]然而思宗却以为这是歼灭流寇的有利时机与地点，便指示陈奇瑜“督同各抚镇速图荡扫”，理由是：“贼阻汉水，且多携妇女，兼苦地湿，殄灭正在此时。”又指示卢象昇：“受任方新，着遵屡旨殚力堵剿，立奏荡平，毋得但以驱贼出境卸职。”[178]陈奇瑜既没有洪承畴那种“秦事大可忧”的危机感，也没有思宗那种“殄灭正在此时”的紧迫感，错误地以为形势大好，“轻贼不足平，有骄色”[179]。以剿灭延绥一带钻天哨等部而名震关陕的陈奇瑜，此时“专主抚局”[180]，可能与这种心态大有关系。

此时在汉南的李自成等部从紫阳向兴安（今保康）撤退时，进入兴安南面的车箱峡，陷入困境。关于车箱峡的地理位置，历来有兴安车箱峡与汉中车箱峡两说。例如《流寇长编》说“兴安州车箱峡”，《绥寇纪略》说“兴安之界曰车箱峡”，属于前一说；《流寇志》说“汉中车箱峡”，《烈皇小识》说“汉中之车箱峡”，属于后一说。其实这两种说法是并不矛盾的。兴安州（即金州）当时属于汉中府，入清以后依然如此，直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才升州为府，脱离汉中府。所谓汉中车箱峡云云，犹言汉中府之车箱峡，并非汉中府府治所在地南郑县（今汉中市）的车箱峡。至于其确切坐落则在兴安，故嘉庆《续修兴安府志》卷八《府志补遗》所载王士正《跋明故兴安知州金公遗墨后》云：“是年（崇祯七年）八月，遂有车箱峡受降之举。”显然车箱峡在兴安无疑，如在南郑县，则不必在兴安知州金公事迹中提及此事。其确切地理位置，查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分册《陕西图一》，车箱峡在兴安州南面黄洋河上游[181]。

车箱峡位于兴安州南面黄洋河上游，长约四十里，四面是悬崖峭壁，号称猿鹿无径，人根本无法攀登。山上居民滚下巨石，投下火炬，使李自成等部顿时陷入绝境。适逢连日大雨不止，所佩弓箭湿透而松散，刀枪生锈，战马久无饲料死亡过半[182]。曾经威风一时的造反武装面临生死抉择，与其困死于此，不如向陈奇瑜投降。此时陈奇瑜正从竹山、竹溪赶来，李自成派人向陈奇瑜的左右随从进行贿赂，请他们出面斡旋，表示愿意投降遣散。陈奇瑜见流寇走投无路以为大功可以立就，欣然同意，特许八月约降，然后遣送回陕北延安府等地。关于此事，当时的陕西巡按御史傅永淳以亲历者身份，透露了其他史籍语焉不详的许多细节。傅永淳主张乘敌之危一举歼灭，陈奇瑜不以为然。傅永淳对陈奇瑜说：“贼弩解刀锈，马蹄穿，衣甲坏，扑灭之功在今日矣。”他拉着陈奇瑜的手催促：“灭此朝食，此其时矣！”陈奇瑜似乎胸有成竹，便推脱说：“俟雨晴贼出栈耳。”又说：“俟彼势蹙，吾第抚之，不遗一矢可成功。”傅永淳说：“贼数十万众，即就抚何以帖置？且未经大创，能必革心耶？恐天晴出栈而西，虽欲成功，不可得矣！”陈奇瑜一点也听不进，固执己见，决定招抚车箱峡的李自成等部“流寇”。傅永淳反复开导，继之以痛哭，陈奇瑜就是不肯发兵。

与陈奇瑜的掉以轻心适成对照，李自成等正在精心谋划，他们把攻城略地时搜取来的金银珍宝送进陈奇瑜军营，遍贿总督行辕的随从人员。这班幕僚都不想打仗，从早到晚不断向陈奇瑜大谈招抚。据傅永淳分析，一方面李自成等部急于谋求生路，另一方面陈奇瑜“固怯战”，于是一拍即合。陈奇瑜就招抚决策请示朝廷，兵部尚书张凤翼同意招抚，思宗批准了这一方案[183]。陈奇瑜的招安举措引起藩封于汉中的瑞王常浩（神宗第五子）的不满，常浩向他的侄子思宗上疏，吐露了惴惴不安的心情：自天启七年藩汉中，次年就有流贼之祸，赖文武诸臣，始臻平定。不料晋贼渡河，窜入汉中、兴安，此后川中之贼复入秦川，湖广之贼再入兴安。六月间自兴安入西乡，犯汉中边界。幸游击唐通张疑设伏，不敢渡江而北逼近汉城。目今东南洋县之贼督臣陈奇瑜方议招安；北有凤县之贼盘踞山谷，西则沔县、宁羌、略阳所在骚动，臣在万分孤危之中，不知其所终[184]。思宗正寄希望于陈奇瑜，因而对他的叔叔常浩所说汉中兴安形势的严重性，并未理会。

陈奇瑜得到兵部尚书张凤翼的支持，大胆放手地进行招安，特许李自成等从车箱峡撤离至安全地带，一举招安了三万六千人。按照他的如意算盘，全部遣归原籍务农，每一百名派一名安抚官监视并负责遣返事宜，沿途地方政府不仅不得阻挠邀击，而且还得供应粮草[185]。陈奇瑜自以为得计，侈然自负：处分神速，凶徒数万一朝解散，天下从此无患[186]。李自成等部大多是延安府人，从兴安撤离后，必须经由汉阴、石泉、西乡、汉中，然后由栈道北上[187]，从凤翔、陇州、平凉、环县、庆阳一线回归[188]。在陈奇瑜的安排下，李自成等部成建制的安然走出号称天险的栈道，一路上与护送的士兵揖让酣饮，易马而乘，抵足而眠，没有盔甲的都换上盔甲，丢失弓箭的换上新弓箭，多日没有吃饱的也得以饱餐[189]。陕西巡抚练国事恐有不测，命令杨麟驻扎宝鸡县。招安大军抵达宝鸡城下，出示总督公文要求入城，宝鸡知县李嘉彦批准派三十六人上城商谈，立即捆绑斩首。招安大军以此为借口杀遣送官参将柳国铭等五十余人，于是各部招安大军都统一行动，捆绑安抚遣送官，或杀头，或割耳，或杖责，或缚而掷之道旁。然后整顿军容，进攻宝鸡、麟游等地。闰八月十八日，陈奇瑜赶到宝鸡，几天后到达凤翔，见李自成等部已攻破七县，事势大坏，方才意识到自己中了诈降计，懊悔不已，为了推卸责任，归罪于宝鸡知县李嘉彦“杀降激变”，逮捕李嘉彦及宝鸡乡官士民五十多人。他在给卢象昇的信中振振有词地说：“宝（鸡）凤（翔）激变，秦中已抚未抚诸寇，互相煽乱。”[190]宝鸡县庠生韩珽不服，撰文为知县李嘉彦辩护：贼在汉中府时，南阻江，北阻山，西则栈道，东则郧阳，有兵十余万，数载蔓延之困寇，困于其中，土民一截出路，但奇瑜不听……不用一兵，不发一矢，贼皆饿死，而竟以诈降得脱。一出栈道，即破凤县八百里连云栈尸横撑柱，四十村落尽为灰烬，在宝鸡之南，岂亦激变所致？[191]《流寇长编》作者在引用这段文章后评论道：陈奇瑜见贼破七县，事势大坏，罪责必及，乃归狱于功臣劳士，以盖其愆。纵巧言如簧，何能掩三秦百万人之口！[192]

从栈道出来的李自成等部连破麟游等七县，与略阳来的别部会合，又一分为二。一支至长平破泾阳，一支至眉县、周至攻平凉，号称数十万之众，北接庆阳，西至巩昌，西北至邠州，西南至周至，陕西又一次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陈奇瑜把“抚事大坏”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到陕西巡抚练国事身上，向皇上诬告练国事“阻挠逗留，违节度以至于败”。思宗大怒，下令逮捕练国事，廷议推陕西左布政使李乔继任陕西巡抚，并请皇上撤边兵二万，措新饷二十五万两，命豫兵从潼关、华州入陕，楚兵从商州、雒南入陕，蜀兵从汉中、兴安入陕，晋兵从韩城、蒲州入陕，尽天下之力入陕合力围剿。造反武装为了避免围歼，一分为三：一向庆阳，一向郧阳，一出关赴河南[193]。

练国事被逮，激起陕西官绅不满，陕西巡抚傅永淳以目击者身份上疏，向皇上揭发车箱峡事件的真相，其结论是：目前局面大坏，全是陈奇瑜主抚流毒。他列举陈奇瑜溺职、玩寇、失机、助盗、嫁祸、党恶、辱国七项罪状：陈奇瑜身负皇上如此重望出任五省总督而见事悠忽，轻信间谍，不尽力所当为，是谓溺职。闯寇发难，荼毒生民，数省之地几无孑遗，而身膺阃钺渺无同仇，坐视釜鱼出匣虎，是谓玩寇。明知其不可抚而故抚之，使数十万垂死之贼狡逸而去，是谓失机。果其为抚，贼未出栈道思所以解散之方，贼既出栈道思所以制驭之策，乃涂饰抚局，如咻小儿，使贼锋益锐而力益强，是谓助盗。委咎于守令，而谬嫌其不开门揖盗，是谓嫁祸。自堕于贼网而得张凤翼表里为奸，是谓党恶。使力不足势不及，犹可言，屯兵百万，而坐失机宜，亏损国威，是谓辱国。且贼首未缚，党羽未散，抚局未成，而奸愚相济，巧于得旨，是谓欺君[194]。他还在另一奏疏中指出：陈奇瑜专主招降，谓盗已革心，不许道途盘诘，入一邑而邑不敢问，入一郡而郡不敢问。开门揖盗，剿抚两妨，恐种祸不止三秦[195]。从傅永淳的奏疏看来，车箱峡事件完全是陈奇瑜失职所造成的恶果，又不肯主动承担责任，妄图嫁祸于人，可见此人无才又无德。练国事平白无故受到诬陷，当然更加不服，向皇上坦陈事实真相，直言陈奇瑜一手策划的抚局最终导致纵贼出险，应负全责。他说：汉南贼尽入栈道，（陈）奇瑜檄止兵，臣不觉仰天长叹：一月内抚强寇四万余，尽从栈道入内地，食饮从何而出？安得无剽掠？且一大帅将三千人，而一贼魁反拥万余众，如何能控制？诸征剿兵不满二万，而降贼逾四万，岂内地兵力所能制？无怪乎连陷名城而不可救。若咎臣不堵截，则先有陈奇瑜止兵檄文；若云贼已受抚，因误杀使之哗变，然则未误杀之先为何破麟游、永寿？今事已至此，唯急调大军致讨，若仍以愿回原籍禁兵勿剿，三秦之祸安所终极[196]？兵部尚书张凤翼为了掩饰自己的过错，一味替陈奇瑜说好话。给事中顾国宝针锋相对，上疏弹劾陈奇瑜、张凤翼。

事件发展到这个地步，思宗终于明了事实真相，意识到陈奇瑜车箱峡招抚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于十一月二十九日下旨：陈奇瑜削职听勘。皇帝一表态，廷臣纷纷指责陈奇瑜“玩寇纵敌”。思宗下令派锦衣卫官员前往陕西逮捕陈奇瑜，随即任命洪承畴为山西陕西四川湖广河南总督，仍兼任三边总督如故[197]。

对于陈奇瑜车箱峡招抚的失败，与他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几乎异口同声地予以批评。吴伟业说：“（陈）奇瑜不知兵，焉有虎狼之众不一大创，而叉手稽伏者！”[198]谈迁说：“南山车箱峡之役，困于积潦，天假其会，得有此日，倘悬险邀击，数万之寇一鼓可歼。而陈总督为其所愚，得以反噬。噫！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庸阃误国可胜道哉！”[199]

四、洪承畴、卢象昇、孙传庭

以渑池渡、车箱峡为标志的招抚政策彻底破产，思宗起用卢象昇为五省总理，要他与五省总督洪承畴合力围剿，务必刻期荡平中原。促使思宗下定决心的是造反武装袭击凤阳皇陵事件。

（1）“流氛震惊皇陵”

崇祯七年（1634年）冬，正当思宗下令调动河南、湖广、四川、山西兵马入陕围剿之际，造反武装分头突围，一分为三：一路由陕州上平阳，进入山西；一路由武关向襄阳，进入湖广；一路由卢氏东向，进入河南。以后其他两路陆续由山西、湖广进入河南。数十万大军会集于河南大地，其声势之大已非昔日渑池渡时可比了。从地方志的描绘中可以窥见当时的盛况：“大旗飘扬，遥望崖口而南，旌旗蔽空，甲光耀日，南尽南山，北尽河曲，波压云涌而至，惟闻马嘶之声。自朝至夜，连营数十里。”[200]河南籍的兵科给事中常自裕对这种形势深感忧虑，在给皇帝的奏疏中说：“臣乡遍地是贼，贼舍川岩走平原，破汜水、荥阳，攻上蔡、商水，逼陈州、郾城，周（王）、崇（王）二藩皆在燎原之中，非劲兵势必不能御。今止有左良玉、陈永福兵数千，其何以济？”几天后，他再次上疏，力陈中原乃天下安危所系，切不可等闲视之。他说：“（河南）贼势日众，大小七十二营，有二三十万，蜂屯伊、嵩、宛、洛之间，有侵汝、宁、郑、宋之势。”虽然朝廷已派张全昌、曹文诏、秦翼明等将领赶往那里，但兵不过几千，以杯水何以救车薪之火？希望皇上另调关宁天津精兵猛将前往解救胸腹之患[201]。思宗接受了常自裕的建议，要兵部作出安排。兵部尚书张凤翼就事论事地应付：从关宁铁骑营抽调三千，从天津抽调二千。思宗以为兵力不足，要兵部通盘考虑，该增则增，该调则调，务必大举会剿，刻期尽灭，以图底定。张凤翼与户部尚书侯恂研究后提出一个通盘方案：调西兵二万五千，北兵一万八千，南兵二万一千；增调关宁铁骑二千，以总兵张外嘉、尤世威统领；又发真定标兵五千、天津兵三千，由徐来乾统领；再调白筸子、罗坝土司兵三千，由川将谭大孝统领，由夔州经郧阳至河南。合计兵力七万五千，马一万五千匹，饷银七十七万两（后增至九十三万六千两），命五省总督洪承畴出关节制，合力围剿。思宗批准这个大规模调兵增饷方案，而且同意从内帑中拨银二十万两，但是限定六个月内扫荡廓清，如仍留余孽，督抚诸镇置之重典，巡按御史不从公据实参奏，一体论罪[202]。

兵贵神速。还没有等东西南北各路大军会集河南，造反大军已经从河南的汝宁进入南直隶的凤阳地界，直到凤阳皇陵遭到攻击，各路大军还未赶到河南[203]。造反大军之所以选择这个地区，一是因为此地防御空虚，二是因为这里是皇陵所在地，极易吸引朝廷注意。

凤阳即元朝的濠州，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是濠州钟离太平乡孤庄村人，并在这里的皇觉寺当过和尚。做了皇帝以后，朱元璋把父母的土坟改建成气势宏伟的皇陵，把这个发祥之地称为中都，在此建中都留守司，改濠州为凤阳府。中都留守司下辖八卫（凤阳卫、凤阳中卫、凤阳右卫、皇陵卫、留守左卫、留守中卫、长淮卫、怀远卫）及一千户所，拥有班军、高墙军、操军、护陵新军，编制约六千人[204]。朝廷还向这里派驻守陵太监及巡抚、巡按等官僚。凤阳巡抚因兼漕运总督，常驻淮安；巡按御史为保护泗州祖陵，不敢离泗州一步[205]。凤阳原本是个贫困之地，成为皇陵所在地以后更加贫困，正如当地花鼓调所唱：“说凤阳，道凤阳，凤阳原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206]所谓十年九荒，固然有天灾原因，更重要的是人祸——皇陵官署的徭赋。崇祯四年南京礼部侍郎钱士升在祭告皇陵后，向皇帝报告凤阳的衰败景象令人吃惊：土地多荒，庐舍寥落，冈陵灌莽，一望萧然。究其原因，一是凤阳土地贫瘠，在江北各府中列于下下等（最末等），一遇灾荒人们就挈妻担子乞活四方；二是户口流逃，欠赋年年积累，催征不断，形成恶性循环。钱士升希望皇上能为凤阳百姓施仁政——蠲免赋税[207]。这样一个贫困之地何以能够吸引造反大军，因为它是皇陵所在地，对于冲破包围圈，分散官军注意力，是有价值的。对此史家有这样的评点：“贼之震惊凤陵，最为得策，自此物力半弊于护陵矣！”[208]

这当然是“事后诸葛亮”的看法，当时明朝当局对此并未引起重视。当造反大军进入河南，大有直捣“龙兴之地”凤阳的势头时，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敏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向兵部尚书张凤翼指出：凤阳皇陵防守单薄，应该早作防备。张凤翼只是敷衍了事地向凤阳、山东两巡抚及操江御史（专督长江瓜州、镇江以上）发文，要他们严备要害，并未采取具体措施[209]。张凤翼的敷衍塞责并非出于草率而是无知，当给事中孙晋提请张凤翼预防凤阳陵寝时，他振振有词地予以驳斥：“公南人，何忧贼？贼起西北，不食稻米，贼马不饲江南草。”[210]简直是奇谈怪论。兵部尚书犹如白痴，凤阳地方官巡抚杨一鹏、巡按吴振缨都是贪鄙昏庸之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吴振缨是温体仁的同乡，又是姻亲，曾任温体仁的幕僚，后在都察院谋得官职，在院中七年一直规避外差，后来迫于公论不得已出任外差，本应放贵州巡按，依仗内阁首辅温体仁的权势，以凤阳换贵州，因为凤阳近淮扬，素称膻地，颇有油水可捞。巡抚杨一鹏是当朝阁老王应熊的座主，仰仗这层师生关系常年借口年老多病优哉游哉，不理公事。守陵太监杨泽也是一丘之貉，贪婪暴虐，以割剥军民为能事。上梁不正下梁歪，手下小官侯定国狐假虎威，激起士兵哗变，崇祯七年十二月二十日被乱兵杀死。当时哗变士兵就投书官府，扬言将于明年上元节（正月十五日）“勾引流贼”。杨一鹏、吴振缨本来就不是忧公称职之辈，根本没有采取应对措施[211]。

崇祯八年正月初四、初五，闯塌天、混十万、过天星等部焚烧上蔡县城南关，南犯汝宁，又从汝宁东下，进攻凤阳。凤阳虽是皇陵所在地，号称中都，但其城防与南北二都无法相比，据说当时出于风水考虑，没有在外围建造城墙，因而无险可守。由于守陵太监杨泽平日贪虐商民，商民向巡按衙门请愿，然后又蜂拥至太监署鼓噪，一时大乱。乱民向颍州方向迎接造反大军，献上图册，指明某处富家，某处无兵[212]。造反大军秘密派遣三百壮士伪装成商人、车夫、和尚、道士，先期混入凤阳，分头侦察，以作内应[213]。

正月十一日，扫地王等部攻陷颍州，知州尹梦鳌、通判赵士宽受伤堕水死，八十五岁的退休兵部尚书张鹤鸣被俘后倒垂于树，乱箭射死，其子张大同伏父尸被杀。十三日造反大军由颍州兵分几路攻打庐州、凤阳、太和、亳州。太和知县吴世济得到消息，颍州城已于十一日酉时被攻破，立即向上司报告[214]。不料正月十五日兵临太和城下之时，凤阳已被攻陷。选择正月十五日实在是一个高招，因为这是一年一度的元宵节，凤阳城内士女如云，笙歌彻耳，一片太平气象。在大雾弥漫之中，扫地王、太平王等部打着进香的旗号，骑兵在前，步兵在后，大摇大摆进入凤阳。忽见火光四起，欢度佳节的人们才大梦初醒，惊呼狂奔。待有人向留守署报信时，扫地王、太平王等部已经到了鼓楼，留守署正朱国相、千户陈弘祖、陈其忠稍战即溃，死于阵[215]。造反大军进入紫禁城，焚烧皇陵享殿，然后打开高墙，释放关押的人犯，焚烧官府廨舍。据事后给事中林正亨的调查报告：焚毁三府（抚、按、府）公署、留守司府厅共计五百九十四间，焚毁鼓楼、龙兴寺六十七间，民房二万二千六百五十二间，杀死官员六名、生员六十六名、陵墙班军二千二百八十四名、高墙军一百九十六名、精兵七百五十五名、操军八百余名[216]。造反大军焚毁皇陵后，打出旗帜，自称“古元真龙皇帝”。这个敢于捣毁皇陵并与当今皇帝分庭抗礼的人是谁呢？八大王张献忠。据考证，与扫地王、太平王一起进入凤阳的还有张献忠、老回回、金翅鹏等。康熙年间编的《凤阳府志》就认定“崇祯八年流贼张献忠由寿春犯凤阳”[217]；明末诸生屈大均为凤阳死事诸人列传时说得更为具体：“崇祯八年正月十五日，流贼张献忠袭陷凤阳……献忠与老回回、满天星、扫地王、太平王、金翅鹏等……越紫禁城而入，焚毁皇陵……自称古元真龙皇帝，盖张献忠也。”[218]这类出于民间的记载可以从最高当局的反应中得到旁证：崇祯十二年八月杨嗣昌奉命督师出征时，皇帝给他一道密谕：“张献忠曾惊祖陵，必不可赦。”杨嗣昌自己也说：“本阁部面奉圣谕而来，只有张献忠罪在不赦。”[219]张献忠、扫地王、太平王等部在凤阳三日后，获悉太监卢九德、总兵杨御蕃率领川兵，京营总兵倪宠率领京兵，已抵达滁州；南京参将焦某也率兵赶来，便离开凤阳南下，攻打庐州[220]。

凤阳皇陵被焚，直接责任人故意隐匿不报，企图蒙混过关。巡按御史吴振缨竟轻描淡写地上报：“二十日贼已抵泗（州）。”绝口不提皇陵被焚事件[221]。巡抚杨一鹏在答复太和知县吴世济请移兵驻凤阳的请求时，一口咬定：“凤阳之寇已被官兵杀退。”[222]这两个人都不敢正视事实、承担责任，耍弄欺上压下的手腕。对于这种蒙骗卸肩的恶习，史家谈迁愤然斥责：“今闻幽宫之骨不能保，诸臣忌讳，无一以闻，其后以獾穴为解，又因而秘之。嗟乎！蒙锢之习，中外积不可解，虽主上察察，亦无如之何矣！”[223]正月二十五日，毫不知情的洪承畴奉旨赶到河南，下令各省巡抚总兵向河南集结。思宗当时还不知凤阳事变，批准洪承畴的部署，进洪承畴兵部尚书衔，赐尚方剑，得便宜行事[224]。

二月初七日，思宗才得到凤阳危急的迟到消息，立即命令尤世威从徐淮援救凤阳，杨御蕃率山东兵前往护卫皇陵，刘泽清严防曹濮一带。三天后，凤阳巡按吴振缨在再难隐瞒的情况下才把皇陵之变的消息报告皇上。二月十二日，思宗正准备参加经筵，接到吴振缨的报告“流贼犯凤阳，焚毁皇陵”，大惊失色，立即传令暂停经筵，换上素服，赴太庙躬告祖先，命百官一律素服修省。于是文武百官赶忙换上素服，向皇帝呈上“慰安公疏”。次日，思宗下令逮治漕运总督、凤阳巡抚杨一鹏、巡按凤阳御史吴振缨、守陵太监杨泽，并任命兵部右侍郎朱大典总督漕运兼巡抚庐凤淮扬四府，移镇凤阳协同洪承畴围剿流寇[225]。

凤阳皇陵事件所造成的精神震撼，远非上述这些措施所能弥补的。一些正直官僚对凤阳皇陵被毁痛心疾首、慷慨陈词，把它归咎于朝政的腐败。思宗的老师日讲官倪元璐对皇上说：“寇祸非常，国家大辱，此诚陛下卧薪尝胆之时，诸臣嚼齿透拳之日也。今人心所在思乱，贼踞南北之冲本谋不立，他变或生。愿陛下立下罪己之诏，痛切谦，布告天下。”在他看来，现在主兵匡弱，客兵骄暴，廷议又多肤浅，缺乏制胜之谋。他说，日前见皇上有旨：皇陵罹变，朕实不德所致。臣恭诵之余应声泪下，以陛下圣仁中怀至痛，敢于自诬为诸臣引愆，盈朝为之动色。当此之际必须广宣德意，除民疾苦：一是崇祯七年以前一切欠税全部蠲除；二是有司考成地方官钱粮征收也应稍宽，宜减免一成（10％）；三是东南各地本色杂解扰累百姓，除上供军需等无可更改者，其余绢布丝棉颜料油漆之类，全可改为折色（以钱代物）。他还希望官僚之间能捐弃前嫌和衷共济，改变以往追究数十年旧事藤缠蔓引延结不休的风气[226]。思宗看了这份奏疏，以为“大是”，把它转给各部酌议复奏[227]。

思宗的另一位老师少詹事文震孟写了《皇陵震动疏》，洋洋洒洒分析致乱之源。他认为皇陵被毁堪称千古未有之奇变，君辱臣死之秋，不亟灭贼无以泄神人之愤，不追溯乱源无以施勘定之功。他直率地指出造成社会动乱的原因有以下四方面：一是皇上御极于乾纲解纽国步几危之日，一番振涤，日月重光。由于边疆失事致使皇上怀疑，群邪伺隙以至于今，谬种渐芽，蔓延滋长，逆气足以召逆，妖气足以成妖；二是堂陛之地猜疑愈深，朝野之间刻削日甚，缙绅蹙靡骋之怀，士子嗟束泾之困，商旅咨叹，百工失业，本犹全盛之海宇，忽见无聊之景色；三是边事既坏，修举无谋，兵不精而自增，饷随兵而日益，饷益则赋重，赋重则刑繁，复乘之以天灾，加之以饥馑，无食无衣之赤子又受官吏笞禁，使愁苦之气上薄于天；四是将无纪律，兵无行伍，淫污杀劫惨不可言，尾贼而往莫敢奋臂，所杀之级半是良民，民间遂有“贼兵如梳，官兵如栉”之谣，民安得不为盗，盗安得不日繁？文震孟指出：面对如此乱源，当事诸臣又不能忧国奉公，纠缠于畛域恩怨，不振纲肃纪，不推贤用能，安内攘外无道，富国强兵无策。因此，皇上应赫然一怒以安天下，发哀痛之诏，明罪己之怀，按失事之诛，正误国之罪，行抚绥之实，先收人心以遏寇盗，徐议浚财之源，尽斥患得患失之鄙夫，群策群力，国事庶几有效。文震孟不愧为饱学之士，这篇疏文写得痛快淋漓、切中时弊，思宗阅后赞叹不已，批示：“本内追溯乱源亟图妙算，殊属剀切，并理财用人等事，该部悉心筹画，以备采择。”[228]

然而从内阁到六部依然我行我素，丝毫没有改弦更张的意思，倪元璐、文震孟的慷慨激昂，思宗的感奋，渐渐化作泡影。二月二十四日，思宗身穿素色布袍，亲自祭告祧庙寝庙——朱元璋的皇考（父亲）庙号仁祖，其神主奉安于祧庙，思宗为皇陵震惊向仁祖表示修省[229]。二十六日他派驸马都尉和太康伯代表他前往凤阳慰告皇陵。几个月之后，思宗下令处死杨一鹏，吴振缨原拟论斩，由于温体仁极力庇护，改为遣戍。温体仁为此乞求太监帮忙，不惜多次屈膝，时人以为“阁体扫地”[230]。

其实凤阳皇陵事件，不仅是杨一鹏、吴振缨祸国，内阁辅臣温体仁、王应熊也脱不了干系。这两个庸人就任凤阳巡抚巡按之职，出于温体仁、王应熊的营私舞弊，此其一。其二，当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鉴于凤阳形势紧张，建议驻于淮安的漕运总督兼凤阳巡抚杨一鹏立即移驻凤阳，有人已恨其晚，温体仁却代帝拟旨：“不必移镇。”事后为了掩饰过失，温体仁借口言官弹劾勒令吕维祺致仕[231]。其三，工科给事中许誉卿在颍州失陷后曾请求朝廷紧急调兵五千防守凤阳，未被采纳；凤阳失陷皇陵被毁后，他上疏揭发兵部尚书张凤翼“固位失事”，内阁辅臣温体仁、王应熊“玩寇速祸”。他责问：凤阳何地？假使巡抚早日移镇于此，岂有今日之祸？这是在追究温体仁票拟“不必移镇”的责任，思宗却以为这是“苛求”，反而谴责许誉卿。言官们获悉内情后，纷纷交章弹劾温体仁、王应熊，温王二人利用职权互相包庇，拟旨时不是说“忠悃”、“荩画”，就是说“绝私奉公”、“弘济时艰”。许誉卿对于温体仁、王应熊这种恶劣态度十分不满，再次上疏尖锐地指出：皇上临驭有年，法无假贷，独于误国辅臣从不追究，今日杨一鹏、吴振缨已逮捕，辅臣却依然从容入直，退食委蛇，难道可以超然事外？他指责温体仁纳贿庇私，贻忧要地，以皇陵为孤注，使宗庙震惊，误国之罪莫此为大。事发后，与王应熊互相庇护，如甲被言，则乙拟旨温慰；如乙被言，则甲拟旨温慰。近日来辅臣每日上朝丝毫没有席藁待罪之意[232]。温体仁一向忌惮许誉卿，见到严厉弹劾他的奏疏恨之入骨，怂恿急于谋求朝官的谢陞攻击许誉卿，他乘机拟旨：许誉卿降调。思宗本已对许誉卿追究责任的严厉态度有所不满，见到谢陞的弹章及温体仁的票拟，下旨将许誉卿革职[233]。其四，凤阳皇陵被毁事件发生后，杨一鹏、吴振缨迟迟不把真相上报，及至上报后，温体仁、王应熊又怕皇上震怒，故意扣押杨、吴的凤阳失事疏；以后又把凤阳恢复疏先呈皇上，后把凤阳失事疏补送；在票拟时轻描淡写地拟旨：令抚按待罪视事。很显然，温体仁、王应熊的目的在于，以不处分杨、吴二人的手法使自己不受牵连。这种手脚过于拙劣的做法难以遮人耳目，激起言官的公愤，郑尔说、胡江等言官交章弹劾温体仁、王应熊误国。思宗并未细察真相就大发雷霆，把郑、吴二人降职。言官们压而不服，接连上疏议论此事。给事中范淑泰揭发阁臣做手脚的破绽：杨一鹏的凤阳恢复疏正月二十一日写，而凤阳失事疏却是正月二十八日写的，天下有未失事先恢复的道理吗？原来是内阁辅臣王应熊把上述奏疏的日期作了涂改，欺诳皇上[234]。王应熊有恃无恐，公然承认：票拟实臣起草，不敢辞误写之罪。给事中何楷对王应熊只承认票拟是偶误而非故意的狡辩，一再上疏予以驳斥：辅臣王应熊私庇杨一鹏，自认为只有朋比之名而无朋比之实，有误写之罪而无故意之罪。然而就原疏看，朋比之实、故意之罪是无法抵赖的。他还说：首辅温体仁声称自己恨与吴振缨为亲戚，借口逮问巡抚巡按必须奉皇上改票然后敢拟，试问皇陵遭此异变温体仁为何不向皇上主动提请逮治？真是欲盖弥彰[235]。

遗憾的是，思宗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温体仁之类其实是一个祸根，凤阳皇陵被毁和他有直接关系，文震孟所说的动乱根源几乎都与他相干。对此史家自有定评：“当是时，流寇躏畿辅，扰中原，边警杂沓，民生日困，（温体仁）未尝建一策，惟日与善类为仇”[236]；“时寇势已张，首辅温体仁专心倾轧，不计国事，上以兵策访逮，辄逊谢：‘请神武自决’，知上不信廷臣，且事败责不及也”[237]。按照思宗的个性，在惩处杨一鹏、吴振缨以后，撤换温体仁、王应熊是合乎逻辑的。令人奇怪的是，思宗没有这样做，他不仅容忍了温体仁的恣意纵行，而且继续依为股肱，由此可见，他身上的弱点已被温体仁所掌握。正如戴笠所说：“上（思宗）性好自大，又激于己巳之役，藏怒不解。廷臣自好者耻言输平，容悦者以大言逢君，皆不虑国事。”[238]可谓一针见血切中要害之论。

十月二十八日思宗终于下了一道罪己诏，把皇陵震惊的责任全部承担下来：“今年正月流氛震惊皇陵，祖恫民仇，责实在朕。”[239]思宗的高姿态，使得凤阳皇陵事件烟消云散，然而中原战场的严峻形势仍然是一大难题。

（2）“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昇督剿东南”

思宗在下令五省总督洪承畴从陕西赶往河南以后，于崇祯八年（1635年）六月把卢象昇提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兼提督军务[240]。到了八月，又提升他为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五省军务兼湖广巡抚，与洪承畴协同征剿[241]。九月初九日，卢象昇行至应城，接到邸报，见兵部关于“秦寇半入中州”的题本上，皇上给兵部的圣旨写道：“是，卢象昇着以巡抚职衔，加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川湖等处军务，统领各兵，写敕与他。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昇督剿东南，如贼入秦，卢象昇督兵进关合图扫荡。”[242]卢象昇在给皇帝的报告中说：“臣于九月十五日督兵至黄陂，所过应城、安陆、云梦、孝感一带，皆楚豫接壤之境……且平原四达，路径繁多。臣同按臣余应桂严敕道府有司，鼓练乡勇，增筑城池，共图备御大略……目下楚兵单弱，自救不遑，而微臣又至谫极庸，日惟早夜拮据。自本月初九日惊闻总理之命，悚惕万分，臣不敢复候部咨，即冒罪陈情，吁天祈免。盖以微臣自揣之才力，当全楚今日之事势，现任已凛凛不胜，而况于五省！”十月初十日皇帝批示：“亟宜迎击，以遏狂氛……还作速驰会督臣豫抚镇道将领，并力夹歼，毋令狡贼逸突，流祸地方……该抚仍遵旨总理，悉力调度，早奏荡平。”[243]

一个五省总督，一个五省总理，都以能征惯战著称，看得出来，朝廷对他们寄予厚望，要他们南北夹击，以求一举荡平中原。他们两人深知身上担子的分量，都不敢贸然立下军令状，而持审慎冷静的态度。形势确实不容乐观。兵部尚书张凤翼在提出“贼尽出关则洪承畴合剿于豫，尽入关则（卢）象昇合剿于秦”这种分兵合剿方案时，忧心忡忡地流露出悲观的看法：敌方号称三四十万，更迭出犯，势众而力合；我方零星四应，势寡而力分。敌方所至因粮于我，人皆宿饱；我方所至樵苏而爨，动辄呼庚。敌方马多行疾，一二日数百里可至；我方步多行缓，三日而重茧难驰。众寡饥饱劳逸之势相悬如此，敌何日可平？[244]思宗也知道这种差距，所以他批准兵部的方案，要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昇督剿东南，在中原战场形成一个包围圈[245]。一向足智多谋的洪承畴也犹豫起来，上疏向皇上大谈剿杀追逐之难已今非昔比：第一是剿杀之难——先时敌方避兵逃窜，今乃迎兵对敌，左右埋伏，更番迭承；第二是追逐之难——敌方人人有精骑，或跨双马，官兵马三步七（骑兵三成，步兵七成）；第三是时日之难——敌方深入山谷便可据险负隅，官兵相持一日则坐弊一日；第四是兵力之难——敌方有数十万之众，守剿官兵合计仅四万余，众寡不敌日甚一日[246]。一向善骑射精韬略的卢象昇接到新任命，除了“五体投地”的感恩戴德，便是“五内忧惶”的忐忑不安。他对形势的看法与洪承畴颇为接近：现在群寇披猖，不但非数年前可比，就是与去冬今春相比，差距何止一倍。所在分股狂奔，大股二三万不止，小股万余不止，秦豫二省有数十股。他深感难以担当如此重任，极力推辞，说自己与洪承畴相比，识见不及十之五，才力不及十之四，精神不及十之二，希望皇上另荐贤明[247]。

思宗鉴于人才难得，不但不同意卢象昇的推辞，而且连日不断发出圣旨重申前意。卢象昇在赶往云梦、孝感、黄陂的途中，接连看到邸报上刊登的圣旨。在兵部为塘报贼情的题本上，有思宗的圣旨：“知道了，卢象昇已有总理新旨，着即会同督臣作速料理扫荡，以副委任。”在兵部为流贼披猖的题本上，有思宗的圣旨：“洪承畴、卢象昇各调度联络，厚集兵力以扫狂氛。”在洪承畴为贼情原自重大的奏章上，有思宗的圣旨：“知道了，边镇等处增调兵将，楚豫增饷，卢象昇夹击，俱已有旨。”在兵科给事中李梦庚为剿贼大计的奏章上，有思宗的圣旨：“洪承畴、卢象昇南北督剿，合图扫荡，前旨甚明。”在河南抚、按二臣的奏章上，有思宗的圣旨：“河南贼势蔓逞，着该抚速催理臣（卢象昇）入境调度歼剿。”[248]在皇帝的再三催促下，卢象昇再也不敢推辞，只得遵命走马上任，指挥中原战事。

朝廷的意图是明确的，务必把造反大军围歼于河南[249]。当局既然称对手为“流寇”，就应该明白其特点就在于“流”——避实捣虚，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并不以固守一地为宗旨。要把他们围歼于河南，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在此之前就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崇祯八年三月洪承畴遵旨从陕西进抵河南汝宁府信阳州时，手下的骁将曹文诏也带着精锐部队赶来会合。一个月后，洪承畴获悉在豫楚边界的造反大军见陕西空虚，杀了一个回马枪，再度进入陕西。当时任郧阳抚治的卢象昇看得很清楚：“近自四月下旬，大督洪公合师夹剿，群寇遂由潼关、内（乡）淅（川）诸路尽数归秦。”[250]郧阳巡按余应桂也说：“四月之间，又尽数入秦。”[251]洪承畴在汝州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分析形势时，对于“流寇”不停地“流”很恼火：若秦有兵则逃豫楚，豫楚有兵则走秦，我东西奔命，旷日费财[252]。在疲于奔命的征战中，洪承畴的两员骁将艾万年、曹文诏阵亡，继之以张全昌叛变。就在这时，卢象昇被任命为五省总理，中原战场的重任便落到卢象昇的身上，难怪他要再三推辞了。卢象昇上任以后虽然打过一些胜仗，但终究没有能够把对手围歼于河南，是不足为奇的。

当时闯王高迎祥等部从华阴南原出朱阳关，进入河南，其他各部也从陕西进抵河南阌乡。高迎祥与久踞灵宝的张献忠会合，齐头并进，东下洛阳、汝宁一带。卢象昇赶往汝宁府城汝阳，见对手三十余万连营百里，便指挥副将李重镇、雷时声在城西三十里发动突然袭击，连战两天，迫使高迎祥等部退去。随后又追击于确山。这两次大胜扭转了由于艾万年、曹文诏阵亡所带来的诸将畏缩不前的状况。卢象昇每次临阵都慷慨洒泣，军中断粮三日，卢象昇带头水浆不入口，由此博得将士爱戴，士气大振[253]。卢象昇向朝廷报告战况时如实指出：虽连胜，但极艰苦，因为敌马我步，敌众我寡，合则十余万，分亦各有数万，其中闯王（高迎祥）又第一称强，谁能当者？臣与督臣（洪承畴）只有剿法别无堵法，只有战法别无守法，守则老师匮财，堵则画疆拥毒，非剿荡大局。然而大局必须兵饷全筹，尽督理专力[254]。崇祯九年正月初一日，卢象昇风尘仆仆抵达凤阳，各路将领也汇集于此，磋商军机。会后他与洪承畴、朱燮元、朱大典、张国维、陈必谦等督抚大臣联名上疏，向皇上恭贺新禧。卢象昇当然知道自身所负重任的分量，更加不遗余力地驱驰疆场。闯王高迎祥等部围攻庐州不克，分道陷含山、和州，进围滁州。卢象昇率总兵祖宽、游击罗岱救援滁州，大战于城东三里桥，击毙首领摇天动，追逐五十里，从朱龙关至关山一带积尸填沟委壑，滁水为之不流。造反大军一支北趋凤阳，围寿州，突至颍州、霍州、萧县，由于总兵刘泽清扼守黄河，便折返掠考城、仪封而西；另一支由亳州折入归德、永宁，遭总兵祖大乐邀击，又为陈永福所败，然后南下裕州、南阳。卢象昇率祖宽、祖大乐、罗岱大战于七顶山，闯王高迎祥精骑损失殆尽[255]。

崇祯九年二月十九日，卢象昇赶到南阳，对部将说：“我逐贼至此，诸君努力，无令得逸！”[256]随即命祖大乐趋唐县、新野守备汝宁，祖宽趋光化守备邓州，陈必谦绕出镇平往邓州，并派人往襄阳告知湖广巡抚王梦尹、郧阳抚治宋祖舜，务必拦截于汉水之北。按照卢象昇的意图是乘胜追击，歼敌于豫楚边界。但是王梦尹、宋祖舜二人庸碌无能又拒不遵命，汉水以南竟不设防，使疲于奔命的造反大军得以轻易地从光化县羊皮滩渡过汉水，进入郧阳，从而摆脱了卢象昇的围追堵截[257]。

这时江北、河南的另一部造反大军也进入了豫楚边界的大山中，与关中各部遥相呼应。中原战场顿时平静无事。兵部尚书张凤翼以为这是一个极佳时机，向皇上提议：河南、郧阳、陕西三巡抚各督将士扼防，不让一兵逸出；四川、湖广巡抚移师边界，听候援剿之命；而督、理二臣（洪、卢）率主力入山围剿，务求全歼。思宗批准了这个作战方案，严令洪承畴、卢象昇克期五月荡平[258]。这个方案在纸面上看固然堂皇，一旦付诸实施就漏洞百出。卢象昇所部祖宽、祖大乐等北方骑兵习惯于平原地区驰骋，不善于山地作战，朝廷要他们入山围剿，祖宽、祖大乐按兵不动，欲与李重镇一起北归。卢象昇无可奈何，只得向皇上大谈入山搜捕之难：豫楚边界大山绵亘，密菁深林，马不能进，我兵攀木逾崖，日行三四十里，车驴不能运粮，只能每人背米二斗随兵而走，十日粮尽。千兵入山需千人运粮，万兵入山需万人运粮，过期则兵夫同归于尽[259]。这种状况使一向不畏艰险的卢象昇陷入了十分难堪而苦恼的境地。他在一份奏疏中向皇上吐露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钦限五月荡平，目今转盼将过，事势既处极难，时日尤虞易逝。不能计日扫除，上慰圣明宵旰，我皇上即以大罪加臣，臣亦何辞之有？[260]

卢象昇从南阳、邓州赶往襄阳，与湖广巡抚王梦尹商议督剿之事。从三月初五至十五日，卢象昇昼夜指挥，以致两眼浮肿一身委顿，也不敢调摄片刻。鉴于均州、谷城、襄阳西北一带山势险峻陡窄，全是悬崖峭壁羊肠小道，骑兵难行，只得把总兵祖宽、李重镇调往荆州，防守荆襄内地，调总兵秦翼明、副将杨世恩、雷时声率步兵入山围剿；调总兵祖大乐前往内乡、淅川与河南巡抚夹剿。河南巡抚陈必谦借口内乡、淅川的造反大军已遁入周围山区，祖大乐骑兵难驰，况且粮饷困难，明确表示不欢迎祖大乐前往，建议卢象昇把这支劲旅暂时蓄锐于荆襄地区，伺机而动。卢象昇考虑到祖大乐、祖宽、李重镇在中原屡建战功，现在既难于入山追剿，又不便于坐守分防，请示皇上如何调遣。兵部议论后指示卢象昇“相机安排，将关宁兵以换班名义逐步调回”[261]。洪承畴得到这个信息，立即向朝廷提议，把祖宽、李重镇调往陕西[262]。随即于五月二十八日出关，与卢象昇商议后联名上疏，利用皇上特许的便宜行事权，在得到皇上批准之前，先调祖宽、李重镇二军随洪承畴西行。祖大乐部暂时驻扎洛汝，遏内乡、淅川、嵩山、卢氏。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场意外事变——北方满洲军队突然于六月底突破长城喜峰口，七月初三日京师宣布戒严，思宗命李辅国守紫荆关，许进忠守倒马关，张元亨守龙泉关，崔良用守固关。几天后，形势更加吃紧，满洲铁骑攻至皇陵所在地天寿山，进攻昌平，其前锋已达西山。兵部紧急征调山东总兵刘泽清、山西总兵王忠与猛如虎、大同总兵王朴、保定总兵董用文、山永（山海关、永平）总兵祖大寿、关宁蓟密各总兵祖大乐、李重镇、马如龙等，入援京师。为了统一指挥各路勤王大军，廷臣一致推举卢象昇入卫京师[263]。这一突发事件虽然解决了关宁边兵祖宽、祖大乐、李重镇的去路问题，但是也使造反大军获得了喘息的时机。

这次满洲铁骑突破长城关隘直逼京师，暴露了朝廷中枢在军事部署上的致命弱点，人们便把指责的目光投向兵部尚书张凤翼。张凤翼为了逃避指责，请求出京督师，指挥各路勤王兵。思宗特命太监罗维宁监督通州、天津、临清、德州军务，与张凤翼配合。对长城关隘负有直接责任的宣大总督梁廷栋，奉命入援。张、罗、梁三人本应互为犄角，击退来犯之敌。然而这三人都是怕死鬼，在满洲铁骑面前畏缩退却，不敢言战。于是宝坻、顺义、文安、永清、雄安、定兴、安州、定州相继失守。对于如此出京督师的张凤翼，言官们纷纷弹劾。张凤翼既怕打仗又怕遭到皇上惩处，惶惶不可终日，自知不免一死，便采取慢性自杀的方法——每天吃少量大黄，致使病情日甚一日。八月二十九日敌兵退出长城，九月初张凤翼就一命呜呼，逃避了下狱处死的难关。不久，梁廷栋也如法炮制，自杀身亡[264]。

却说卢象昇正征战在郧西，九月二十二日突然接到皇上的诏旨：“卢象昇仍以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写敕与他，着星速到任料理，不得稍延。”[265]卢象昇当即星夜兼程赶往宣大受事，于十月初一日在居庸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十月初五日上疏向皇帝表明决心：今日事势莫急于边防，御虏机宜莫急于宣大，从此而劳怨不敢避，虚文不敢袭，一切弥缝粉饰之事，苟且目前之计不敢为，当刻刻图维，事事实做，以报皇上简任之隆恩[266]。卢象昇留下五省总理的空缺由兵部右侍郎王家桢顶替。在交割之际，他不仅为自己近一年的总理任期中的仓皇拮据感慨系之，也为新任总理王家桢苦于无应手之兵而顾虑不已[267]。思宗的这一人事调动，在加强北方边疆的同时，却疏忽了中原的潜在危机。《明史》卷261《卢象昇传》说，卢象昇既行，“贼遂大逞”，“不可服制”。而卢象昇在宣大总督任上却无所施展，空怀壮志[268]。

（3）孙传庭的“三胜之气”

卢象昇调任宣大总督以后，“东西夹剿”的局面不复存在，洪承畴孤掌难鸣。不过新任陕西巡抚孙传庭与他配合默契，上任不到半年，就在陕西周至县黑水峪生擒闯王高迎祥，成为崇祯九年（1636年）朝廷上下最为兴奋的一件大事。孙传庭，字伯雅，一字白谷，山西代州（今代县）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授水城知县，以才干卓著调任商丘知县。天启初年擢为吏部验封司主事、稽勋司郎中，不满于阉党专政，请假归奉孀母，危坐读书。直至崇祯八年秋才出山，任吏部验封司郎中、顺天府丞。这位山西汉子身长七尺二寸，仪表颀硕，魁塞沉毅而多筹略，对于近年来用兵迄无胜算扼腕叹息，慷慨谈兵，颇有澄清天下之志。当时的陕西巡抚甘学阔是个白痴式的角色，专门干出一些令人不可思议的怪诞事情；身为巡抚不会调兵遣将姑且不论，一听敌军难以抵挡立即慌忙逃跑，在城楼上观战吓得不敢睁眼，岂非咄咄怪事！对于如此这般“不知人事，举动为笑”[269]的巡抚大人，陕西的黎民百姓实在难以承受，纷纷向朝廷告状，巡按御史钱守谦也上疏弹劾他的同僚。崇祯九年三月朝廷罢免甘学阔，任命孙传庭为陕西巡抚。据说那班尸位素餐的京官对于到陕西这个危险地方去当官都扪舌回避，视为畏途，孙传庭却谈笑风生，欣然受命[270]。对于这样一位被廷臣推为“边才”的人物，思宗很想见上一面，便择日在便殿召见了他。思宗对他期勉慰藉犹如家人一般，气氛极为融洽。寒暄过后，孙传庭谈到他思虑已久的陕西兵员不足问题：以往陕西的军队都宿卫边镇，而陕西巡抚专志腹地，不必为兵力多少而烦恼。如今形势大变，陕西境内到处有流寇，臣恐怕难以徒手扑强敌。思宗一边倾听一边不断皱眉，答道：筹措军队难，筹措军饷更难，朕给你今年饷银六万两，以后的由你自行设法，朝廷不加干预[271]。

孙传庭得到皇上的承诺，一到陕西就为此采取有力措施，整顿早已名存实亡的卫所屯田，每年收入屯课银十四万五千两、米麦三千五百石，以此招募训练劲旅[272]。这种办法孙传庭称为“以秦兵卫秦地，以秦饷养秦兵”，只要有此兵此饷，悉心料理，自可支撑防击。思宗对此褒奖备至，评价为“裕饷足兵，孙传庭具见实心任事”，要各地巡抚学习陕西榜样解决棘手的兵、饷问题[273]。

孙传庭上任之初，数十万造反大军在卢象昇的追剿下，由楚豫边界重返陕西，他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这支队伍中的最强者是闯王高迎祥，无论是洪承畴抑或是卢象昇对他都流露出某种恐惧心理。早在崇祯九年正月闯王等部进攻滁州时，兵科给事中常自裕就向皇帝明确指出：“流寇渠魁数十，最强无过闯王。”理由有三：第一，所部多番汉降丁，坚甲铁骑，将卒亡命，锐不可当；第二，行军有部伍，纪律肃然不乱，悍不可挡；第三，对敌有冲锋有埋伏，奇正而合于兵法，攻无不破，狡不可挡。这个专门以纠弹兵部官员为职责的言官，毫不客气地向皇帝指摘洪承畴、卢象昇畏惧闯王回避不战[274]。有鉴于此，这名言官以军事专家的姿态分析形势，郑重指出要抓住主要矛盾：蔓延于陕西宜川、延安一带的不过是闯将（李自成）一股，数量不多，可以专责陕西巡抚去对付；河南灵宝、阌乡、卢氏、永宁一带只有老回回（马守应）等数营，人马虽多但不精锐，可以专责河南巡抚去对付。要总督洪承畴、总理卢象昇集中全力对付闯王（高迎祥）[275]。事实表明常自裕的分析是正确的，闯王（高迎祥）确是造反武装中实力最强最骁勇善战的主力，所以朝廷视为“渠魁”，拼命围剿。卢象昇为了证明自己并不怯敌，崇祯九年正月至三月一直把闯王（高迎祥）作为重点进攻对象，从滁州打到裕州、确山，虽然取得一些战果，但是还是如实承认仗打得很艰苦：“众贼合之固有十余万，分之亦各有数万，而闯王又第一称强，谁能当者？豫楚必将鼎沸矣！”[276]卢象昇本拟指挥祖大乐、祖宽、陈必谦、王梦尹、宋祖舜等分兵合围，一举把闯王歼于中原战场。闯王（高迎祥）毕竟不是等闲之辈，选择在包围圈的薄弱环节——王梦尹、宋祖舜扼守的汉水一线突破，从郧阳的舞阳河、均州的沙营、光化的羊皮滩渡过汉水，进入郧阳、襄阳山区，又由此进入陕西西南部，连克兴安、汉阴、石泉等地，威胁汉中府城。这样，对付闯王（高迎祥）的重任便落到了洪承畴、孙传庭身上。

洪承畴与孙传庭分工：一个专注于陕北的闯将李自成等部，一个专注于陕南的闯王高迎祥等部。洪承畴眼看闯王（高迎祥）等部横行于陕南，孙传庭的兵力不足以遏制，一面抽调总兵柳绍宗前往支援，一面向朝廷告急：闯王等数十万之众非三千官兵所能制，急盼调拨援军入陕[277]。孙传庭却镇定自若，坐镇西安，专注汉中。闯王（高迎祥）见汉中有重兵把守，无法通过栈道北上，便另选汉中东面的石泉北出子午谷。子午谷位于石泉北面，中有子午水，西邻黑水峪[278]，有小道可通西安。闯王（高迎祥）意欲乘虚袭击省城西安，以摆脱困境。孙传庭早有预料，在西安西面的周至东南的黑水峪布置伏兵。他判断闯王（高迎祥）长途跋涉又逢连日大雨滂沱，人马疲惫不堪，扼守于此可收以逸待劳之功[279]。

七月中旬，闯王高迎祥果然出现在周至县的黑水峪，进入了孙传庭的伏击圈，双方展开了连续四天的激战。连日不停的大雨使闯王所部人马疲惫，饥饿交加，黑水峪本是山谷荒野，人烟稀少，粮饷无法接济，数以万计的人马陷于半饥饿状态，战斗力丧失殆尽，经过四天激战早已溃不成军。闯王高迎祥因病卧躺于山洞中，经人指认后，被孙传庭的军队俘虏，同时被俘的还有闯王的领哨黄龙、总管刘哲等人[280]。

大战烟消云散，七月二十日孙传庭会同洪承畴联名向北京发去奏捷塘报，向朝廷报告生擒闯王高迎祥的消息。思宗从兵部转来的题本中得到这一消息，大喜过望，马上下达谕旨褒奖：“据报，生擒闯贼及领哨各目，具见督抚有度，将士用命，着即查明叙赉。”同时指示孙传庭：“贼势已溃，余孽尚在，仍着一面相机剿散，立奏廓清，毋再致逋逞”[281]。七月二十七日孙传庭再次会同洪承畴奏报详细战况：此次战役，孙传庭率手下标兵先战挫其锋芒，对方战败后退入山中，孙传庭再督官兵穷追力战，终于生擒闯王高迎祥等人，其部下人马或歼或逃。思宗向孙传庭发去谕旨，除了重申嘉奖有功人员，特别强调：把闯王等人押解北京，沿途拨兵严防，毋致疏虞[282]。九月十九日，孙传庭遵照皇帝的圣旨，选派官兵押解闯王高迎祥等前往北京。为了表彰孙传庭、洪承畴的功绩，思宗下旨：“这周至剿贼功次，既经核议，洪承畴、孙传庭着各加一级，仍俟事平汇叙。”[283]

黑水峪之战闯王高迎祥惨败，残部突围后由高迎祥之弟中斗星高迎恩率领退向汉中一带，其余残部过天星张天琳等突围至陇山一带，被闯将李自成所收编[284]。号称“第一强”的闯王高迎祥部至此不复存在，是孙传庭出任陕西巡抚以来最大的胜利，在朝廷上下引起轰动，皇帝亲自下令把闯王高迎祥等人押解北京处决[285]，可见他对这一战果的重视程度。这一事件在造反大军中也引起了强烈的震撼，其连锁反应是与闯王齐名的蝎子块、张妙手的斗志瓦解，纷纷投降。孙传庭在黑水峪大捷后，遵照皇帝的“大赦诏书”[286]展开宣传攻势。九月初，蝎子块、张妙手等人唯恐遭到闯王的同样下场，请求大赦，从徽州（今徽县）、秦州（今天水）赶往凤翔，向孙传庭乞求招抚。孙传庭接见了他们，向他们宣读皇帝的诏书，蝎子块、张妙手不停地叩头，感激涕零。当夜张妙手就率众投降。九月初六日孙传庭把他遵照大赦诏书进行招抚的事报告皇上，思宗批示：“奏内遵诏行抚，及张文耀（即张妙手之本名）归顺情形，知道了。还着同该督（洪承畴）相机操纵，亟图勘定，以底成绩。”[287]蝎子块在张妙手投降后，多次写信给孙传庭，盼抚心切，遵从孙传庭“遣散伙党”的条件，亲率头目十二人到西安投降。崇祯十年三月十三日孙传庭把此事上报，思宗批示：“据奏，拓养坤（蝎子块之本名）输诚投抚，已经安插，知道了。解散余党，仍着地方官加意绥辑，永消瑕衅。效劳各官，准予查核叙录。”[288]孙传庭把蝎子块及其所部士兵改变成巡抚标兵一旅，予以安插。不久，总兵张全昌因有叛变迹象被捕，蝎子块先前与张全昌交往密切，听说要追究张全昌之罪，对大赦顿生怀疑，他的心腹黄巢又再三劝诱反水，于是乘发防河南之机，在华阴县劫持部众西奔。孙传庭在关门闻变，立即派遣亲信内役赶往蝎子块营地，授计降丁次夜杀死蝎子块，并把黄巢缚归正法[289]。至此，一向与闯王驰骋中原的蝎子块这支拥有几万人马的军队完全瓦解了，这是孙传庭出任陕西巡抚的第二次胜利。

不久，孙传庭乘黑水峪大捷之余勇，在渭南打了一个胜仗，又在咸阳北原大胜，于是乎巡抚孙传庭的威名几乎与总督洪承畴不相上下了。不料此时内部出了麻烦。崇祯十年正月十八日夜半，正在商雒道中征战的将领许忠、刘应杰哗变，占领蓝田县，抢掠仓库，释放囚犯，与混十万马进忠部联合，与官军大打出手。孙传庭只得向皇上自我检讨。思宗以为士兵哗变事出仓促，不追究孙传庭的责任，为了弥补陕兵不足，思宗命京师戒严时勤王入卫的川兵四千划归孙传庭。即使如此，孙传庭的锐气已经受到很大挫折，正如吴伟业所说：“三胜之气，坐此沮索。”[290]

五、杨嗣昌“十面张网”的成功

兵部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后，思宗环顾廷臣无一人通晓军事可堪中枢之任，便想起前宣大总督、现丁忧在家的杨嗣昌，不经过廷推，径直由自己下旨起复杨嗣昌为兵部尚书。杨嗣昌，字文弱，号子微，湖广常德府武陵县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进士，历任杭州府学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清吏司主事、员外郎，天启二年（1622年）回籍养病，崇祯元年（1628年）起用为河南按察司副使、分巡河南兵备道，后调任山海关内兵备道、山永巡抚[291]。崇祯七年以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地方军务，杨嗣昌鉴于父亲杨鹤在陕西招抚不成而获罪谴戍袁州，不忍拜受此官。思宗倒不如此考虑，并不因为其父亲获罪而歧视儿子，发现他颇有军事才能可以当此重任，希望他不必推辞。思宗发去的圣旨如此写道：“三镇总督重任，杨嗣昌边略熟娴，特兹简畀，着祗遵成命，作速赴任料理，不必逊辞。”[292]杨嗣昌赴任后，六次上疏陈述边事，多所规划，给皇帝的印象是异才可用[293]。不久，杨鹤去世，杨嗣昌丁忧辞官，又遭继母之丧，长期在家守孝。接到皇上要他起复的圣旨，他三次上疏恳辞，思宗不许，只得于崇祯十年三月抵京赴任。杨嗣昌居丧期间广泛涉猎文献，对前朝掌故了如指掌，又一向工于笔札，富有辩才，使他具备与众不同的学识涵养。思宗召见时，他侃侃而谈，才思阔达，与以前历任兵部尚书那种木讷卑微的样子截然不同。因此思宗把他看作能臣，每次召对都大大超过规定时间，几乎言听计从，激动得拍案叫绝，叹道“恨用卿晚！”[294]

皇帝如此赏识，令杨嗣昌感恩戴德，接连不断地向皇上陈述他关于治国平天下的主张。他提出深思熟虑的摆脱内外交困的三大方针：第一，必先安内然后才能攘外；第二，必先足食然后才能足兵；第三，必先保民然后才能荡寇[295]。这三点可以说是杨嗣昌的施政纲领，以后他向皇帝提出的一系列建议，都是围绕这个纲领展开的，因此值得细细分析。

首先，关于必安内方可攘外。其实这是一个传统话题[296]，不过此时此地杨嗣昌郑重其事地重申，并非重复套话空话，而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崇祯二年与崇祯九年满洲武装两次南下所显示的外患，与正在蔓延的“流寇”驰骋中原的内忧，两者之间孰重孰轻孰先孰后，这是在战略上无法回避的抉择，也是兵部尚书决策的重要依据。在当时不少有识之士看来，必须首先解决内忧才能排除外患。早在一年之前兵科都给事中颜继祖就向皇帝提出六项当务之急：一是劝廉须养廉，二是足兵宜足食，三是灭奴先灭寇，四是赈食先赈耕，五是安民勿扰民，六是遴才贵因才。其中二、三、五项与杨嗣昌所说三大方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不过从思宗的批示中可以看到，皇帝关心的恰恰是一、四、六项，即养廉、赈耕、因才，原因就在于颜继祖在谈足食宜足兵、灭奴先灭寇时，似乎过于空洞不着边际[297]。杨嗣昌则不然，不仅提出方针，而且辅之以具体实施方案。就攘外必先安内而言，杨嗣昌几天后再次上疏时作了深入的展开与阐明，分析得颇有力度。他从皇帝起用他为兵部尚书的圣旨中提及“安边荡寇”四字谈起，表示不同的见解：皇上似乎以为安边第一，荡寇次之，微臣以为必安内方可攘外。开宗明义就不同凡响，一下子抓住皇上的思绪。然后细细剖析：窃以为天下大势譬如人身，京师是头脑，宣大蓟辽等边镇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大地是腹心。现在的形势是边境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急者固然不可缓图，而深者更不容忽视。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干，肢骸徒有肤革，形势十分危急。所以臣说必安内方可攘外，并非缓言攘外，正因为攘外至急，才不得不先安内[298]。今天的人们如果摒弃这个话题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设身处地从明朝的视角观察时局，那么不得不承认，杨嗣昌所阐述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实在是当时唯一可取的选择。为了证明他的方略，杨嗣昌特地把崇祯十年三月兵科抄出的长沙府长沙县举人黄裳吉的一份奏疏推荐给皇上。黄裳吉在奏疏中明确主张攘外必先安内，他说：“臣观今全盛之天下，而拮据难支者实惟外侮与内讧耳。然昔人云：戎虏不足为中国之大患，而其动也恒必乘内之虚，使有备在我，则制御自易。况今时之虏因寇之衅而蹈暇也，则弥寇为防虏之要着；今时之寇因民之离而张焰也，安民为弥寇之要着；今时之民因财之削而生心也，则理财为安民之要着；今时之财因人之滥而覆也，则用人为理财之要着。”他特别强调：“民心将内变，而外患益不可弥。”杨嗣昌读了之后，击节叫好：“不意裳吉一书生能发其覆也”，对于“弥寇三策”，他认为皆凿凿可行。鉴于皇上连日召对，正欲草拟详细条陈，苦于下手尚难，黄裳吉的奏疏“如有成画于胸中，立可举而措也”[299]，分析得头头是道，可以作为理解杨嗣昌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一个注脚。

其次，关于足食然后足兵。这也是传统话题，孔夫子就给后人留下足食足兵的语录。不过杨嗣昌提出这个话题的目的不是为了追究孔夫子的原意，而是为他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方针提供足够的兵力与军饷保障。这比颜继祖所说的“足兵宜足食”要高明多了。因为颜继祖只是谈了一通士兵一日不吃饭就饥饿，用其命而饿其腹谁能甘心之类的大道理，拿不出什么具体解决的措施。杨嗣昌不仅指出了问题的所在，而且提出了周密的方案来解决困扰朝廷多年的缺兵缺饷的疑难杂症。为了满足军事需要，他向皇帝建议：增兵十二万，增饷（银）二百八十万两。增加兵力早已迫在眉睫。在此之前总督洪承畴、总理卢象昇都不止一次地向皇帝指出敌强我弱的问题——与流寇的优势兵力相比，官军处于下风，而且在军队构成上前者是马七步三，后者是步七马三，劣势更甚。为了扭转这一劣势，杨嗣昌建议增兵十二万，其中步兵七万四千，骑兵三万六千，每年需开支饷银二百八十万两[300]。增兵的主要障碍是增饷，自从万历四十八年因为辽东战争而开征“辽饷”二百万两以来，万历四十七年加派辽饷四百万两，万历四十八年加派辽饷五百万两，崇祯三年加派辽饷六百八十万两。这笔庞大的赋税加派对于百姓而言已苦不堪言，对于辽东战争而言仍是杯水车薪。何况随着内地战争大规模展开，又增添了一个硕大无比的填不满的漏洞：不断增兵增饷。思宗多次召开御前会议寻求良策，没有一个大臣提出可以操作的解决方案。只有杨嗣昌敢于从“安内第一”的高度提出加征用于内战的军饷——因为它用于剿灭“流寇”故称“剿饷”。其征收办法有四个途径：均输、溢地、寄学监生事例、驿递。所谓“均输”，即按耕地面积平均摊派，每一亩田摊派米六合，每一石米折银八钱，每年可征银一百九十万两[301]。所谓“溢地”，是指从万历六年至十一年全国性耕地面积清丈后新增耕地，以前加派辽饷时没有作为摊牌对象，此次一并加派，估计可增银四十万两。所谓“寄学监生事例”，是出卖国子监学生的学历文凭，为纨绔子弟开辟一条用金钱当跳板踏入仕途的捷径，这笔收入难以估计。所谓“驿递”，是在裁减驿递后节省的开支中每年拨出二十万两充作军饷[302]。

对于建议加派剿饷的杨嗣昌，在明朝灭亡后，不少遗老遗少都予以严厉的抨击，斥为导致明亡的罪魁祸首。彭孙贻就是一个代表，他说：“兵兴以来，辽饷、练饷计亩日增，民蹙蹙靡所骋，（杨）嗣昌复进均输之说，以重困吾民。是以胥天下而驱为盗也”；“（杨）嗣昌险夫哉，一言而亡国”[303]。说杨嗣昌“一言而亡国”，实在是过于偏激的不实之词。彭氏认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开展军队屯田（即恢复早已名存实亡的卫所屯田），可以达到不加赋而兵自足的目的，这种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方案在当时兵荒马乱的情况下，其实并无多大的可行性，况且远水救不了近火。作为一个应急措施，开征剿饷是无可奈何的选择，舍此别无他法。正如邹漪所说：“至以加饷殃民为武陵（杨嗣昌）罪，则剿寇需兵，用兵需饷，前督师卢象昇已建议请行矣，后之君子未尝设身处地，而苛求不已，恐未可为定论也。”[304]这种没有偏激情绪合情合理的评论是令人信服的。其实经过多年战争，军饷及其他军需开支早已成为一个无底洞。据山西巡抚吴甡在崇祯十年的一份报告中所提供的材料，一是说“山西之兵止占冒之余”——“尝考经制旧额七万余员名，后减裁经制，近按支粮实数尚有四万三千余员名，何以一值剿御辄若无兵？不知四万三千之内有一人而食两饷，是谓‘双粮’；又有以二三名空粮加贴一人，是谓‘帮粮’。夫帮粮、双粮之数多，则实之支粮之人少，况食二项之粮者皆将领守提之家丁，大率寄名影冒，不可穷诘”。二是说“山西之饷止侵蚀之余”——“臣观该镇粮饷因民运不前，压欠虽至十二三月，此递压递累之数，然以旧抵新，月支亦差不远。何至各兵尽饿殍哉？止缘发粮之日而贪弁奸委不曰扣使费，则曰除借支，其使费者何？凡上司之巡历，有小饭下程、随巡供应、马匹夫役等费，以致营将上下交往之礼节与衙门内外打点之陋规，并军中大小诸务无不有费，将领通同书识官旗赴势要之家借出应用，俟领粮到日扣还本利，方给军兵，且指一作十，重复扣算，军兵明知而不敢抗，致有零饷数月而实支不满数钱者。”[305]此外还有贩卖马匹、武器等咄咄怪事。山西一地如此，其他各地当然也好不到哪里去。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不断增饷、增拨军费之外，还有什么良策呢？

思宗在批准杨嗣昌的方案之前，曾召集文武大臣商议过多次，别无良策。四月二十七日他在一次御前会议上向大臣们吐露了内心的苦闷：“去岁谕令勋戚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无急公体国之心，就是省直乡绅也不捐助。及至贼来，都为他有了，怎么这等愚？”他责问大臣：“贼定要大剿，定要用大兵，只是钱粮若不出于民间，就该发帑藏了，目前帑藏空虚。因粮与加派无异，前查约数若干，限二月内奏夺，如何不见奏来？”[306]透过思宗的话语，人们依稀可以窥见当朝的内阁五府六部衮衮诸公都不肯为国分忧，动脑筋想办法，无怪乎思宗要对与众不同的杨嗣昌如此器重了。在御前会议上，思宗与杨嗣昌探讨了动用各省税粮“存留”（地方财政）来解决军饷的可能性[307]。既然皇亲国戚官僚乡绅都不肯捐助，国库空空如也，地方财政也捉襟见肘，除了加派赋税还有什么办法呢？几经踌躇后，思宗终于批准杨嗣昌的建议，于崇祯十年闰四月以诏书形式宣布在全国加征剿饷[308]。

杨嗣昌增兵增饷的目的是为了实行“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根据杨嗣昌的计划，陕西、河南、湖广、凤阳为四正，要这四处的巡抚以剿为主以防为辅；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为六隅，要这六处的巡抚以防为主以剿为辅，这四正六隅合起来就是十面张网。假如流寇在陕西，那么陕西、四川、湖广、河南、延绥、山西各巡抚张网六面合围，总理入关与总督合剿；假如流寇在河南，那么湖广、凤阳、应天、山西、山东、河南各巡抚张网六面合围，而总督出关与总理合剿；假如流寇在湖广，那么河南、陕西、四川、应天、凤阳、江西各巡抚张网六面，而总督、总理都入江北合剿。总之，总督、总理是随剿随杀，各巡抚是四面合围，不论主战场在何地，都要布置一个罗网——这就是“十面张网”的战略意图。

新任五省总理王家祯是个庸才，根本无法和他的前任卢象昇相提并论，要他与总督洪承畴一起合力围剿，担当十面张网的主角，显然勉为其难。杨嗣昌从大局考虑，向皇上推荐现任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熊文灿继任此职。熊文灿，贵州永宁（今晴隆）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自诩知兵，也确实露过两手。崇祯初，在福建巡抚任上招降海上武装走私集团头目郑芝龙[309]，并用郑芝龙的力量平定沿海的其他武装集团，因而在崇祯五年升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熊文灿功成名就后谋求久镇岭南，便以他在闽粤搜刮来的财富贿赂朝中权要，一时间在朝廷上下声誉鹊起。思宗对此将信将疑，于是派太监假借前往广西采办珠宝之名觇视熊文灿。机敏过人的熊文灿岂肯坐失这一难得的结交太监的良机，赠以厚礼，留饮十日。一日宴饮，太监偶尔谈到中原战乱，感叹无人能为朝廷尽力。熊文灿酒酣气益振，击案大骂：此行间诸臣误国，若（熊）文灿往，断不至于如此！太监一听，正中下怀，立刻站起来坦言：实不相瞒，吾并非来广西采办，乃衔皇上命来觇视。现在相信公有当世之才，非公不足了此事！吾回朝复命后，朝廷将召你当此重任。熊文灿一听懊悔不已，方才是酒后失言。他其实追求的是久镇两广当太平官，并不想到中原战场去拼命，刚才的豪言壮语不过是逢场作戏，不料太监却当了真。于是他大谈“五难四不可”。寻找借口为自己摆脱困境，太监笑道：此数事（即五难四不可）吾见皇上时当代为禀明，若皇上通行无所吝啬，公亦不得再推辞。熊文灿自知理屈词穷，只得勉强答应。太监回朝后，一一禀明皇上，思宗颇有意起用熊文灿[310]。却说熊文灿昔年侨寓蕲水时，与礼部侍郎姚明恭结为姻亲。姚明恭又与杨嗣昌关系密切，得知这位新任兵部尚书颇受皇上器重，急于平定内乱，企求一人协助，便向杨嗣昌推荐熊文灿，说：（熊）文灿才干已引起皇上注意，此人有内援，可荐。于是杨嗣昌便向皇上熊文灿出任总理，他认为熊文灿“饶有胆智临机应变之才”[311]。思宗早有此意，欣然同意，便任命熊文灿以兵部尚书衔兼右副都御史代王家祯出任五省总理。

熊文灿接到思宗的诏令后，一边向皇上提请把左良玉的六千精兵归自己管辖，一边在广东招募精习火器的二千人作为自己的护卫，从广东北上赴任。途经庐山，他拜谒了好友空隐和尚，向他讨教此去前途吉凶。空隐和尚问明来意后直率地说：熊公错了。熊公自度所统将兵足以致敌死命否？诸将有否可嘱托大事独当一面，不烦指挥可定大局者？皇上特地授予你如此名位，寄以厚望，而且限定时日，一旦没有成效，恐祸将及身。熊文灿问：吾欲招抚如何？空隐和尚说：吾早料定熊公之策必出于招抚。招抚果然可行，但流寇非海寇可比，你要慎重。熊文灿听罢，长跪于佛像前祈祷：如得无恙，愿以余年皈依佛门[312]。这场会见为熊文灿出任总理笼罩了一层阴影，前途凶多吉少，日后他乞灵于招抚，其故盖出于此[313]。

当熊文灿抵达长江北岸的重镇安庆时，皇帝派来的太监刘元斌、卢九德率勇卫营军也赶到此地。左良玉自恃是宿将，桀骜不驯，不愿受熊文灿节制，故意制造部下与粤军不和，乘机大骂：制府自有亲军，何必用吾辈杀贼！熊文灿不得已，借口南方人水土不服把从广东带来的亲军遣散了，只留帐下护卫五十多人，左良玉还是不服。杨嗣昌把情况报告了皇上，思宗调冯举、苗有才的边兵五千人隶属于熊文灿，作为弥补。但熊文灿每天仍是神志恍惚，若有所失，继续请皇上再调边兵；又建议坚壁清野以困敌，语言荒诞不经，如说：臣至湖广蕲水、黄州，见野有鸡鹜，仓有稻粱，沿江地方显得很富饶，这岂不是在招引流寇？如果把居民和粮食都搬到城里，封闭起来，使流寇无所掠夺，将不战而退。朝中官员得知后无不姗笑，思宗也大为恼怒，训斥道：“（熊）文灿特简受事，师期将逾，不能一有所出，请边兵需发而后往，是玩寇也！”[314]杨嗣昌只得出面打圆场，委婉地告诉熊文灿，边兵不可再调，先前所调真定、山西兵各三千在黄河沿线，可资夹剿，左良玉军专属总理调遣，剿抚、清野二事朝廷不中制，既不逆所请，又顺从了皇上旨意[315]。

安排停当后，杨嗣昌向皇上提议，限定剿灭日期，严格执行十面张网计划，以期达到“三月灭贼”之目的。杨嗣昌鉴于流寇的优势在于流动作战，其得势时间是夏秋两季，冬春两季天寒地冻不便流动，所以他选择今冬明春（十二月、正月、二月）三个月作为围剿之期，把主战场摆在河南、陕西两省，分别包围，各个击破，决不能让盘踞在陕西的闯将、过天星等部进入河南，也不能让河南、湖广等处的各部与之会合。为此，严令陕西巡抚阻断于商南、雒南，郧阳抚治阻断于郧阳、襄阳，湖广巡抚阻断于德安、黄州，安庆巡抚阻断于英山、六安，凤阳巡抚阻断于颍州、亳州，应天巡抚堵于潜山、太湖，江西巡抚堵于黄梅、广济，山东巡抚堵于徐州、宿州，山西巡抚横截于陕州、灵宝，保定巡抚飞渡延津一带。然后总理熊文灿率边兵，监军太监刘元斌率禁军，河南巡抚率左良玉、陈永福部，同心并力，合剿中原，摆出不尽不休的架势。倘闯将、过天星等部越潼关东出，则总督洪承畴率左光先、曹变蛟、祖大弼等部追踪东出，务求合歼于中原。对于这样的布置，杨嗣昌显得信心十足，向皇上再三保证：下三个月苦死工夫，了十年不结之局，是在我皇上赫然一震怒间。既然杨嗣昌如此信誓旦旦，思宗当然批准，下令总督、总理及各巡抚遵照执行[316]。

虽然这一计划并没有在三个月内奏效，但在尔后的近一年中逐渐显示出它的威力，熊文灿在湖广大力招抚，洪承畴、孙传庭在陕西围追堵截，使杨嗣昌的“十面张网”战略取得明显成效：张献忠等部陆续受抚，李自成等部遭受重创。“十年不结之局”似乎可以看到结局的尽头了。

崇祯十年八月，张献忠冒用官军旗帜驻扎于南阳城外，左良玉派人召见，张献忠怕露出真相拔营撤离，被左良玉追及，一箭射中他的眉心，又一箭射中他正在拉弓的手指，靠近后一刀划破他的脸，血流如注，幸亏张献忠的部将一堵墙孙可望奋力抵挡，才突出重围，奔往麻城[317]。十月间，张献忠与闯塌天、革里眼、老回回等部十余万之众屯驻于黄州、麻城一带，熊文灿派监军道张大经、太监刘元斌从舒城、六合、固始、光山前往袭击[318]。十二月，张大经同左良玉抵达蕲州，熊文灿命他们派人前往劝降，八大王张献忠、闯塌天刘国能表示了降意。张献忠犹豫不决，从德安奔往承天、襄阳[319]。十二月二十八日督勇营太监刘元斌向皇帝报告：张献忠求抚，闯塌天不愿抚。他认为，兵连胜贼势已窘，抚之则可；未战胜而贼势未窘，则不可。抚之而求散则可，抚之而求聚则不可；抚之而求杀贼则可，抚之而求拥众自固则不可。请朝廷下敕书，命张献忠以袭杀李自成、老回回为验[320]。崇祯十一年正月初八日，太监刘元斌再次报告皇帝：张献忠求抚。杨嗣昌唯恐其中有诈，向皇帝建议：拒绝招抚派兵剿杀，或者不妨命张献忠以袭击李自成、老回回作为考验，否则便剿杀不论。思宗以为不妥，驳斥道：“岂有他来投降，便说一味剿杀之理？”杨嗣昌详细说明理由，他派各路军队张网以待，熊文灿、刘元斌会师于黄麻一带，原以为必有一场激战，岂料声息全无，甚至容忍流寇东奔西突。有鉴于此，皇上可下令诸臣：“明以抚示”，“阴以剿杀”。显然，杨嗣昌鉴于父亲杨鹤招抚失败的教训，至今仍然不相信招抚，主张以招抚为幌子暗中乘机剿杀。思宗却依然在剿与抚的抉择中举棋不定，坚持“不可尽杀”的立场，不过在圣旨中说得较为含糊，突出“剿抚并用”四个字[321]。所谓“剿抚并用”，事实上已经默认熊文灿、刘元斌大胆招抚。

张献忠摸透了熊文灿之流急于招抚奏功的心理，想借此获得一个喘息时机，极力促成此事。当时他驻扎于谷城县城，获悉当年曾有救命之恩的宿将陈洪范[322]在军中，便派人带了美女珍宝去见陈洪范，对他说：献忠向蒙公一言以免，有大恩未及报答，今相遇于此实乃天意，愿率部投降，随马足自效。陈洪范早就想建奇功，一听此话大喜过望，立即在熊文灿面前进行斡旋。随后张献忠派孙可望带了稀世珍宝，通过陈洪范的介绍，送到熊文灿的手里，当面乞求投降[323]。熊文灿自出任总理之日起，就决计招降，初抵安庆时就派人招降张献忠、刘国能，以后又印发大量招降檄文，张贴于通都大邑。可见熊文灿是寄希望于招降的，如今人家送上门来，岂有不受之理！[324]与此同时，闯塌天刘国能率五千兵马在随州请降，愿率部从军立功自赎，熊文灿受降后报告了杨嗣昌。杨嗣昌毕竟棋高一着，答复他一个原则：刘国能之降，远如白广恩、张妙手（即张文耀）之在陕西督抚标下建功，官至参将、都司；近如刘士杰、马俊才之在左良玉军中自效，官至守备，可以准许。这话真的给杨嗣昌说中了，刘国能之请降与张献忠大不一样，据说是奉母命，颇有悔罪之意，所以在请降时顿首说：“愚民陷不义，蒙明府湔试更生，愿率其众上幕府军簿，身入麾下尽死力。”[325]

张献忠不同于刘国能，他的投降并无诚意，自恃实力强大不肯俯首交出兵权，流露出明显的诈降迹象。熊文灿利令智昏，竟把他当作刘国能第二。当张献忠在谷城举行请降仪式时，熊文灿派监军道张大经代表他受降，湖广巡按御史林铭球、分巡道王瑞旃与左良玉密谋，待张献忠一到立即逮捕，熊文灿极力反对。张献忠投降后把他的军队分屯于谷城县四郊，熊文灿命令他精简部队，只发给二万人军饷，其余遣散，张献忠拒不接受。张献忠表示他的部卒都是壮士，愿全体跟从，请发十万人军饷，并对熊文灿说：给我十万人军饷，犹如为郧阳、襄阳、荆州三府捍圉（保卫边疆），可长保无警。熊文灿居然深信不疑，为之请衔开饷，立即发给六个月的军饷[326]。郧阳抚治戴东旻把此事上报朝廷，杨嗣昌明确指出：“一日未靖，为抚为剿未有定算，当局须有深心，未可轻泄，翻致成变”[327]，依然要他们“明抚暗剿”，不可泄露机密刺激张献忠。戴东旻又把张献忠在谷城县城外十五里的白沙洲造房买地种麦，进行贸易，并在城门口派兵把守等情况报告朝廷。杨嗣昌接报后向思宗指出其中有诈：“献忠若真心反正，杀贼自效，当敛众出降以待号令，岂可据城要抚？”他主张张献忠应该“杀贼立功”以观后效，特地叮嘱戴东旻：“勿于初下手时作无了手之事。”[328]兵科给事中姚思孝也在奏疏中指出：“抚贼一事，亦难深信。这张献忠在谷城县有数万人，造房子种田，还该遣散才是。”思宗不以为然，反驳道：“造房种田，正是招抚好处，又要遣散往哪里去？”既然皇上对此深信不疑，杨嗣昌自然不便再固执己见，顺水推舟地向皇上报告，谷城知县阮之佃条议数款，其中有允许种田纳粮一事，不妨把它看作是招抚安插的一个途径[329]。老于世故的杨嗣昌见皇上如此急于招抚，很快放弃自己的看法，鉴于日前兵科给事中姚思孝曾经表示“献忠之降难信”，杨嗣昌对皇上阐明自己的意见：“文灿欲先抚一二股，以杀贼势，而剿其余。今既抚之，不容不信。若影响先疑，惊卧虎，蹴眠犬，非良算也。臣意初不主抚，荆襄重地岂可容贼！顾贼流贼也，必从流得止，从止得散，从散得消。今其就抚之地不容暂止，安得北走河南走越乎？”[330]朝廷中对熊文灿招抚的看法暂时趋于一致。

刘国能、张献忠的投降引起了连锁反应，混十万马进忠、射塌天李万庆、曹操罗汝才、过天星惠登相、整世王王国宁、托天王常国安、十反王杨友贤、关索王光恩等部陆续投降，明朝湖广、河南的心腹之患一时趋于平安无事状态。熊文灿见自己的招抚成效如此之大，颇为洋洋自得，向皇帝吹嘘：“臣兵威震慑，降者接踵，十三家之贼惟革（革里眼贺一龙）、左（左金王蔺养成）及马光玉（老回回马守应）三部尚稽天诛，可岁月平也。”[331]其实这不过是让人产生错觉的表面现象，在表象背后隐藏着潜在的危机——影响最大的张献忠、罗汝才的投降是一种策略性的假投降。张献忠投降于熊文灿，仍保持独立自主，掌握着自己的军队，不接受整编，“未离谷城一步，未散胁从一人”[332]，把谷城地区变成了他的兵营，致使谷城知县哀叹无土可守，无民可牧，无赋可征。张献忠利用各衙门之间的矛盾，在谷城设关征税，搜集粮食，打造兵器，准备有朝一日东山再起[333]。南京兵部尚书范景文看到这些迹象向朝廷上疏，极言“献忠之降难信”。杨嗣昌以为这是干扰剿抚大局，颇为不满地说：“剿抚全局，臣部亦有苦心，南北隔远，未能与景文商求，但当局者苦无余力，而旁观者频频指点，是为教益我乎？抑或唆拨敌手乎？”[334]罗汝才也是如此。他接受招抚后，分驻于房山、竹溪一带，熊文灿要他解散军队，精选骁壮从征立功，罗汝才根本不听，我行我素，与张献忠遥相呼应。当时的郧阳抚治戴东旻因为罗汝才驻扎在他的防区，尤为敏感，再三上疏道明真相，说曹操（罗汝才）“不愿为官食饷”、“愿为百姓耕田”是掩耳盗铃；又说罗汝才诡占屯部，未尝放兵作田，此带刀以耘，稍不遂意，干戈即起[335]。然而以思宗为首的朝廷对于张献忠、罗汝才的假投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更没有采取任何应对措施。当时不少朝野人士目睹此情此景莫不忧心忡忡，担心这些流寇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反叛，思宗却盲目乐观，因为他相信杨嗣昌，也相信杨嗣昌向他担保“（熊）文灿能办贼”[336]。直到崇祯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思宗还传谕兵部，追查早先下达的准许张献忠“赦死立功”的圣旨为何迟迟尚未颁行，他再次重申：“剿抚已有屡旨了，张献忠等准赦死，杀贼立功，着听总理军前调度，其加衔给饷并责成阮之佃安插事宜，仍着理臣（熊文灿）便宜执行。”[337]

与熊文灿热衷于招抚截然不同，洪承畴、孙传庭在陕西倾全力围剿闯将（李自成）等部。为了对付闯将李自成，洪承畴在崇祯十年四月派王承恩、孙守法等从耀州（今耀县）袭击，李自成走宜君，准备渡黄河进入山西。这下可急坏了山西巡抚吴甡，他向皇帝告状，指责洪承畴：陕西有王光恩、左光先兵一万三千，为何尾随不战？待其过河而会剿于山西，不如今日未渡夹击于陕西[338]。洪承畴不得不调左光先、曹变蛟赶往蒲城、白水，阻挡李自成渡河。

杨嗣昌见洪承畴毫无进展，要皇上严令他于六七月间“尽荡陕西流寇”，然后出关东下，与各地军队合围于河南、湖广、江北。到了七月，陕西的“流寇”不但没有“尽荡”，反而更加活跃。十月初，闯将李自成与过天星张天琳、混天星郭汝磐等九部农民军攻克宁翔州（今宁强县）[339]，分三道进入四川。李自成等部从七盘关越朝天关进抵广元，攻克昭化，过剑阁（今剑门关），攻克剑州（今剑阁）、梓潼，并在梓潼分兵三路：一路走潼川（今三台），一路趋绵州（今绵阳），一路入江油。他们连破青川、彰明、盐亭、西充、遂宁，围绵州，席卷彭县、郫县、金堂，兵锋直指成都，攻破州县三十八处[340]。正如当时山东道试御史宗敦一所说：“剑、绵蹂躏，直逼会城，所过州邑有同拉朽。”[341]重庆以下立时戒严，飞章告急。思宗大为光火，下令将四川巡抚王维章革职听勘，由傅宗龙继任。思宗专门为四川战事在宫中召对群臣，问道：“四川山险，贼何以如入无人之地？”杨嗣昌答：“四川北接陕西，东邻湖广，皆崇山峭壁，十夫守关，千人莫过。总兵侯良桂撤各隘守兵，屯广元，所以无人堵御。”思宗说：“广元亦是关隘。”杨嗣昌说：“险隘不在县城，各隘千歧万径，地本荒凉，要运粮去方才守得。前此贼入旋出，只因民居寥落，抢掠无多，而隘有兵免回顾。今贼不十日而破七八城，不但无备，而全然不知故也。”思宗问：“四川镇抚还可办贼否？”杨嗣昌退朝后上疏详加说明，一方面指出“蜀兵蜀饷皆外索，惟在急易镇抚，蜀事易办”；另一方面指出“弃隘不守，蜀镇罪固难逃，而承畴汉中胜后视贼攻七盘关，反提兵至凤翔，致贼入川，实难辞责”[342]。诚如杨嗣昌所说，此次李自成等部横扫川北，洪承畴难辞其责。当时洪承畴以缺饷为由，在汉中按兵不动，直到十二月二十五日才命固原总兵左光先、临洮总兵曹变蛟率军进抵沔县，二十九日到达广元，次年正月初六日才由广元起行，分兵两路：洪承畴自率主力左光先、曹变蛟径去保宁，副将赵光远、贺人龙率偏师去梓潼、剑州。

李自成等部见官军主力入川追击，便在崇祯十一年二月初从阶州、文县折回陕西，大营抵达西和、礼县、秦州一线，使洪承畴企图在川中全歼的打算落空，只得督促左光先、曹变蛟在后面追赶。陕西巡抚孙传庭本来以为洪承畴率主力入蜀远讨，又调延绥总兵王洪、宁远总兵祖大弼把兵力集结于汉中、略阳、徽州（今徽县）、秦州（今天水），首尾联络，阻断其返回陕西的退路。所以孙传庭“日望大兵灭贼于蜀，使一骑不还，则蜀之危解，而秦西南之患亦可以永绝”。不料李自成等部从川西乘虚北上返回陕西文县、阶州、西和、礼县。因此孙传庭在向皇帝报告军情时对洪承畴的指挥失误很有意见，在他看来，“设使我兵即从川西进发，川兵扼堵于前，秦兵驰击于后，贼逃死无路，势成釜鱼”[343]。洪承畴坐误战机，引起言官们的不满，工科给事中吴宇英声色俱厉地说：总督洪承畴秉钺于秦十年，任贼纵横，攻城掠野，杀人如芟草，漠然不以为意。去年冬初，贼破宁羌，趋广元、白水，直犯成都，也是该督养寇壑邻所致。不克进剿，又不能扼御，坐视狂贼纵辔复返阶、徽。一出一入，如蹈无人之境，溺职之罪当诛[344]。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希旦也严词谴责洪承畴[345]。思宗获悉后责问洪承畴：“祖大弼、王洪兵马见在何处？如何全无截杀？着洪承畴回话。”[346]之后不久，思宗不见洪承畴回话，再次降旨责问：“据报蜀寇分股返秦，洪承畴何得任其出入，漫无扼歼？即着回将话来。仍一面会同该抚镇力扫诸贼，以赎前愆。”[347]洪承畴不得不遵旨回话，一方面为自己辩解：从去年底到今年初都在川北疲于奔命，不敢分兵扼堵恐剿兵益致单薄，难以进战。皇上明旨责臣“任其出入，漫无扼歼”，臣扪心自问，百口无以自解。另一方面表示叩乞皇上天恩俯赐宽宥，容臣乘今屡次抚剿各贼败弱之际，捐此顶踵，速图歼渠净党，自赎大罪[348]。杨嗣昌认为洪承畴督剿不力，建议皇上削夺他的宫保尚书衔，命他以侍郎行事，限仲夏时节成功[349]。

洪承畴遭处分后，倾全力与孙传庭配合，追剿李自成、过天星等部，他自己督率左光先、曹变蛟、祖大弼、贺人龙追击李自成，把其他各部交给孙传庭去对付。此时，六队、大天王、混天王、争世王四部连营向东游弋，混天星、过天星二部仍活动于阶州、文县，只有闯将李自成且战且走，进入岷州、洮州地区（今甘肃岷县、桌尼一带）。洪承畴命令曹变蛟偕贺人龙追击，曹变蛟是临洮总兵，这一地盘是他的辖区，仗着他对地势的熟悉，穷追猛打，斩获六千七百多，迫使李自成出塞进入西羌。曹变蛟转战千里，二十七昼夜身不解甲[350]，可见双方交战之频繁与酷烈。李自成由于缺乏粮食兵丁大量死亡，不得不重返塞内，冲破祖大弼在洮州的阻截，于四月间进入岷州、西和、礼县山中，稍事休整后，突至陕西四川边界。此次战役，由于总兵左光先判断有误，使仅剩数百兵马的李自成得以逃脱，为此洪承畴在奏疏中表示追悔莫及：闯将是诸贼中的元凶，仅领三百丧败之众抱头鼠窜，实在是几年未遇的机会，即使穷日夜之力身先士卒，不顾性命擒斩此贼，也是应尽的责任。无奈计算不周，追赶不紧，使元凶脱然远遁。崇祯十一年六月初八日思宗在洪承畴的奏疏上批示：洪承畴仍即星驰与孙传庭并力合歼，共收全捷[351]。与此同时，大天王在合水被孙传庭击败，随即投降；过天星遭到孙传庭阻击，败于宝鸡，也率部投降[352]；三队、仁义王、混天王在秦州兵败，向左光先投降[353]。

李自成为了摆脱重压，于六月间与残存的六队、祁总管等部合计三千多人马，由阳平关、白水江退往四川。洪承畴飞檄陕西监军道樊一衡指挥副将马科、贺人龙入川追击，同时又令临巩汉兴监军道张兆增、预备副将赵光远等驻西乡南山，日夜防堵。他自己率总兵曹变蛟、王洪于八月初驰至西乡县，令曹变蛟往来山中，防扼其奔往太平、紫阳的通道。几次激战，李自成等部“大半患病死亡，逃散甚多”[354]，又受秦兵入川搜杀，不得已尽数出川，仅一千人突入汉中地区，进入深山密林之中。李自成“防人暗害献功，夜则山林藏身，不敢入窝铺宿歇”[355]。此时，祁总管已率部投降，六队早已损失殆尽，只剩下李自成残部藏身于深山密林。

毫无疑问，洪承畴在陕西的围剿获得了成功，立即向朝廷报告：“闯将同零伙散贼，暂尔逃命，臣已督催各镇将官兵急图围剿，计必擒于官兵之手，不则，亦困毙山林之间。是秦中各股大贼节次剿降将尽，可以渐见廓清。”思宗接到报告十分兴奋，批示：“据报，秦贼剿降将尽，洪承畴具见调度，仍着穷搜闯逆，速奏廓清。”[356]李自成并不甘心于被“廓清”，决定走出深山密林，进入河南，与尚未投降的革里眼、左金王、老回回会合，因此必须从潼关突围。崇祯十一年十月洪承畴获悉这一情报，对孙传庭说：“（李自成）必走潼关原，公当设伏以待，可使匹马无脱。”[357]孙传庭马上行动，在潼关南原设置埋伏[358]，在丘陵、高地、树林中，每五十里立一营。洪承畴又派曹变蛟在后面追赶。李自成边战边退，到达潼关南原立足未稳之际，伏发急起，欲休息吃饭，伏兵又起，阵脚大乱，自相践踏，尸首蔽地。李自成弃马上山，山中伏兵又起而遮险阻击，全军覆灭。李自成丢弃妻女，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人骑马逃往商雒山中[359]。至此，陕西的造反大军各部已被扑剪殆尽，“十年不结之局”似乎可以望到尽头了。就在这关键时刻，思宗在攘外安内的两难选择中作出了错误判断，致使形势发生剧变，坐失安内的大好时机。

[1]文秉《烈皇小识》卷2。金日昇《颂天胪笔》卷21。《明史》卷260《杨鹤传》。《两朝从信录》卷33。

[2]参见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40页注［10］。

[3]《崇祯长编》卷22，崇祯二年五月乙酉。

[4]计六奇《明季北略》卷4《白水盗王二》。谈迁《国榷》卷89，崇祯元年十一月甲戌。

[5]戴笠、吴乔《流寇长编》卷1，崇祯元年十一月戊申。《国榷》卷89，崇祯元年十一月甲戌。

[6]《流寇长编》卷1，崇祯元年十一月戊申。

[7]柳树涧堡属榆林卫，史籍多云张献忠为延安卫柳树涧人，不甚确切。

[8]因当时造反大军中另有南营八大王，故张献忠也称西营八大王。

[9]彭孙贻《流寇志》卷1。吴伟业《绥寇纪略》卷1《渑池渡》。吴甡《柴庵疏稿》卷10《延北逆贼授首疏》。

[10]《流寇长编》卷4、卷5。

[11]《柴庵疏稿》卷10《延北逆贼授首疏》。

[12]康熙《延绥镇志》卷5纪事志《李自成传》。吴伟业《鹿樵纪闻》卷下《闯献发难》。

[13]吴伟业《鹿樵纪闻》卷下《闯献发难》。

[14]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3《李自成生》。

[15]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3《李自成生》。

[16]康熙《延绥镇志》卷5纪事志《李自成传》。银川驿在米脂县，不在银川（见弘治《延安府志》卷7）。

[17]康熙《米脂县志》卷5《邮传》。

[18]康熙《延绥镇志》卷5纪事志《李自成传》。毛奇龄《后鉴录》卷5。

[19]同上左书卷5纪事志《李自成传》。边大绶《虎口余生录》附载《米脂县知县边大绶塘报》。

[20]毕自严《石隐园藏稿》卷6《核陕西延庆等处蠲缓赈恤疏》。

[21]邹漪《启祯野乘》一集卷3《姜太常传》。

[22]《流寇长编》卷1，崇祯元年五月。

[23]《绥寇纪略》卷1《渑池渡》。

[24]计六奇《明季北略》卷5《马懋才备陈大饥》。

[25]《崇祯长编》卷22，崇祯二年五月庚寅。

[26]《绥寇纪略》卷1《渑池渡》。

[27]《明季北略》卷5《南居益请发军饷》。

[28]文秉《烈皇小识》卷2。

[29]文秉《烈皇小识》卷2。

[30]计六奇《明季北略》卷5《刘懋请裁驿递》。

[3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75《中原群盗》。

[32]《流寇长编》卷2，崇祯二年二月乙未。《杨鹤奏议》第三十八叶《杨鹤对诏狱供状》，见郑天挺等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内阁大库档案），中华书局，1954年，第27～30页。

[33]《杨鹤奏议》第二叶《起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杨鹤题为微臣误蒙起用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2～3页。

[34]杨嗣昌在其父《起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杨鹤题为微臣误蒙起用事》一疏后所写跋文，参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3页。

[35]《杨鹤奏议》第三十五叶《前陕西三边总督杨鹤为咫尺天颜束身待罪事》、第三十八叶《杨鹤对诏狱供状》，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26、27页。

[36]《明史》卷260《杨鹤传》：“鹤素有清望，然不知兵。”

[37]《明史》卷260《杨鹤传》：“鹤素有清望，然不知兵。”

[38]《杨鹤奏议》第三十八叶《杨鹤对诏狱供状》，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27～28页。《流寇长编》卷7。

[39]《明清史料》辛编第二本，杨嗣昌《情急呼天身代父罪疏》。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4《情急身代父罪疏》。

[40]《崇祯长编》卷31，崇祯三年二月戊辰。

[41]同上书卷37，崇祯三年八月乙卯。

[42]《崇祯长编》卷37，崇祯三年八月壬申。张第元给思宗的奏疏分析道：三秦流寇窃发，由初起时的数百人蔓延到数万，以至流祸山西，皆由地方官平日教养无方，积渐使然。基于这种分析，他指出了贪吏、酷吏、懦吏、昏吏之害，抚按司道又不能为有司表率。

[43]同上书卷39，崇祯三年十月辛未。

[44]《崇祯长编》卷19，崇祯二年三月壬戌。

[45]同上书卷41，崇祯三年十二月丙午。

[46]《流寇长编》卷4，崇祯四年正月庚子。谈迁《国榷》卷91，崇祯四年正月庚子。彭孙贻《流寇志》卷1。在思宗说“宜抚之，不必专戮”后，刘嘉遇说“今正用抚”，思宗反问：“王左挂既降何又杀之？”刘嘉遇答：“彼降仍掠，不得已而戮之以示警。”思宗问：“何不于未抚以前杀之？”可见思宗主张招抚，反对杀戮。

[47]《崇祯长编》卷42，崇祯四年正月甲申。

[48]同上书卷42，崇祯四年正月辛亥。

[49]《流寇长编》卷4，崇祯四年正月壬午。李继贞在奏疏中说：皇上若以数万金钱救活数十万生灵，而农桑复业，赋税常供，所获不止数十万。而且赈饥赏功之后，依贼之民自散，贼失党而败。思宗一听又要花银子赈饥，便不置可否。

[50]同上书卷4，崇祯四年正月己亥。《明史》卷248《李继贞传》。邹漪《启祯野乘》卷6。

[51]谈迁《国榷》卷91，崇祯四年正月丙申、己亥。彭孙贻《流寇志》卷1，崇祯四年正月己亥。思宗在诏书中说：“陕西屡报饥荒，小民失业，迫而从贼，自罹锋刃。谁非赤子，颠连若此！今特发银十万两，命御史前去，酌受灾处次第赈给。晓谕愚民胁从归正即为良民，嘉与维新，一体收恤。”

[52]《国榷》卷91，崇祯四年正月丙申。《流寇志》卷1，崇祯四年正月己亥。

[53]《流寇长编》卷4。这段话是戴、吴对杨鹤奏疏所说“剿不易结，必须抚之”写的按语。

[54]谈迁《国榷》卷91，崇祯三年六月丙子。《流寇长编》卷3，崇祯三年六月丙子。

[55]《国榷》卷91，崇祯三年十二月己巳。

[56]同上书卷91，崇祯四年庚子。

[57]《崇祯长编》卷44，崇祯四年三月丙子、三月辛卯。例如，刑科给事中常自裕对神一元等部连克宁塞、新安、保安，宜川、韩城使之尽遭荼毒，上疏弹劾杨鹤听任流贼攻城屠邑，从来不曾听说他如何遣将，如何励兵，如何截击，如何斩获，徒然养尊处优，拥节钺以自卫。又如，工科给事中顾光祖上疏弹劾杨鹤玩寇贻患，致使破城陷堡，杀将覆军，民遭荼毒，请求皇上饬令他依限追兵，如期平贼。

[58]《流寇长编》卷4，崇祯四年正月己卯。

[59]《杨鹤奏议》第五叶《陕西三边总督杨鹤题为布信招降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9～10页。文秉《烈皇小识》卷3。《明史》卷260《杨鹤传》。

[60]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末《先大父抚贼之谤》。《明史》卷260《杨鹤传》。《流寇长编》卷4，崇祯四年三月庚寅。

[61]杨鹤所说四条理由如下：（1）神一魁虽为叛乱边兵，但边兵辛苦，倡乱者少，胁从者多，此情有可抚；（2）神一魁已降，再贪功妄杀是速之祸，其势不容不抚；（3）臣受任以来，愈剿愈多，剿者自剿，乱者自乱，剿法已穷，其局不容不抚；（4）灾情连年，今群盗散归农，犹有太平之望，不然乱无终日，此其时不容不抚。

[62]《杨鹤奏疏》第五叶《陕西三边总督杨鹤题为布信招降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9～13页。

[63]文秉《烈皇小识》卷3。《明史》卷260《杨鹤传》。

[64]《杨鹤奏议》第十四叶《陕西三边总督题杨鹤为恭报剿贼情形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17页。

[65]《崇祯长编》卷45，崇祯四年四月乙巳。

[66]同上书卷45，崇祯四年四月乙卯。

[67]同上书卷46，崇祯四年五月己亥。

[68]同上书卷46，崇祯四年五月丁亥。

[69]《杨鹤奏议》第十四叶《陕西三边总督杨鹤题为恭报剿贼情形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14～18页。

[70]同上书第二十三叶《陕西三边总督杨鹤题为贼平无日臣罪当诛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19页。

[71]《流寇长编》卷4，崇祯四年八月癸丑。

[72]《杨鹤奏议》第二十四叶《陕西三边总督杨鹤题为微刹那万苦堪怜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19～22页。

[73]《杨鹤奏议》第三十叶《陕西三边总督杨鹤题为微臣负不白之冤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22页。

[74]同上书第四十九叶《御史吴甡题为遵旨查明“杨鹤剿抚失策”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24～25页。

[75]《流寇长编》卷4，崇祯四年九月甲戌、己丑。谈迁《国榷》卷91，崇祯四年九月己丑。《杨鹤奏议》第四十五叶《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请宽前都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31～32页。

[76]《崇祯长编》卷50，崇祯四年九月辛巳。例如，陕西道试御史谢三宾弹劾杨鹤的抚局，说杨鹤抚局既定一疏声称“散遣俱尽”，似乎庆阳一带廓然澄清；他的计议善后一疏又说增加兵马朝发夕剿，似乎鹿州一带屹然保障。无奈不到十天，流贼就攻陷中部县，难道中部之贼是从九天而降？

[77]同上书卷50，崇祯四年九月甲午。《明史》卷260《杨鹤传》。

[78]《明清史料》辛编第二本，杨嗣昌《臣父蒙谴泣谢天恩再请代罪疏》，此疏亦见《杨文弱先生集》卷4。《杨鹤奏议》第三十五叶《前陕西三边总督杨鹤为咫尺天颜束身待罪疏》，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26页。

[79]彭孙贻《流寇志》卷1；《平寇志》卷1。《流寇长编》卷4，崇祯四年正月庚子。

[80]彭孙贻《流寇志》卷1；《平寇志》卷1。《流寇长编》卷4，崇祯四年正月庚子。

[81]《流寇志》卷1。谈迁《国榷》卷91，崇祯四年五月己丑。

[82]《杨鹤奏议》第三十叶《陕西三边总督杨鹤题为微臣负不白之冤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23页。

[83]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4《臣父蒙谴泣谢天恩再请代罪疏》。《明清史料》辛编第二本《杨嗣昌疏》。《崇祯长编》卷51，崇祯四年十月庚戌。

[84]《杨鹤奏议》第三十五叶《前陕西三边总督杨鹤题为咫尺天颜束身待罪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26～27页。

[85]同上书第四十五叶《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为请宽前督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32页。

[86]《明清史料》辛编第二本，杨嗣昌《微臣守关四载疏》。《明史》卷260《杨鹤传》。

[87]《明清史料》辛编第二本，杨嗣昌《臣父弃臣甚惨冒死呼天曲施帷盖疏》。《明史》卷260《杨鹤传》。

[88]《流寇长编》卷3，崇祯三年二月辛亥。彭孙贻《流寇志》卷1，崇祯四年五月。谈迁《国榷》卷91，崇祯四年五月己丑。按：《国榷》以王左挂为王子顺。南炳文、顾诚两位均考证此二人其实为同一人。见南炳文《明末农民战争中的王左桂、王子顺实为一人》（载《齐鲁学刊》1981年第2期）、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第3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

[89]《绥寇纪略》卷1《渑池渡》，崇祯四年六月初二日。《流寇长编》卷4，崇祯四年六月癸卯。据说，六月初二日王嘉胤在阳城南山，夜间酩酊大醉，虐待部下，被左右随从杀死，向曹文诏献出首级。从《府谷县志》的记载可知，曹文诏带兵追击王嘉胤于沁水、阳城一带，布置部卒张位（王嘉胤妻弟）混入王嘉胤军营充当内奸，于六月初二日把王嘉胤灌醉杀死。此事表面看来是内讧，其实是曹文诏遵照洪承畴的意思一手策划的。

[90]《绥寇纪略》卷1《渑池渡》。点灯子原先在陕西，遭陕西巡抚练国事围追堵截，于七月二十二日半夜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洪承畴率曹文诏、艾万年过河追击。点灯子连战连败，退守石楼县之乌龙寺、康家山，与绥德、清涧隔河三十里。九月十八日夜，绥德州守备孙守法奉洪承畴命，渡河偷袭，点灯子猝不及防，裸体提刀迎战，被降丁贺思贤砍死。

[91]《流寇志》卷1，崇祯四年十二月。《国榷》卷91，崇祯四年十二月庚寅。

[92]同上左书卷1，崇祯五年正月。同上右书卷92，崇祯五年正月癸卯。

[93]计六奇《明季北略》卷8《马鸣世论三秦》。谈迁《国榷》卷92，崇祯五年正月甲子。

[94]《崇祯长编》卷57，崇祯五年三月庚子。

[95]《崇祯存实疏钞》卷1上《户部题为秦中善后准留新饷以资防御战守等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37～38页。思宗的批示是：“秦中荒盗相仍，残困已极，歼除余党，赈恤灾民，洵属目前要着。计安重地，自不得顾惜小费，致贻后患。这请留钱粮，户兵二部确议速奏。”既然皇上已经表明“不得顾惜小费”，户部尚书毕自严尽管有困难，还是同意陕西截留饷银十万两，至于驿站银应由兵部另行批复。

[96]谈迁《国榷》卷92，崇祯五年正月癸卯、戊午。

[97]《绥寇纪略》卷1《渑池渡》。

[98]《流寇长编》卷5，崇祯五年七月庚子、乙巳。

[99]同上书卷5。《绥寇纪略》卷1《渑池渡》。七月，曹文诏、左光先、杨嘉谟、贺虎臣等围击可天飞、李都司。八月初，洪承畴至平凉，宣布降者不杀，瓦解数千人，遂于何家老寨阵斩可天飞、李都司，白广恩投降。十月，新任延绥巡抚陈奇瑜先后剿杀一座城、薛红旗、一字王等部。十一月，曹文诏追击郝临庵、独行狼于耀州，郝、独战败藏身于赵和尚寺，官军飞书劝降，二十二日其部下手持郝临庵、独行狼首级投降。

[100]《崇祯存实疏钞》卷5下《兵部题为恭报诛剿渠魁等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72～82页。

[101]《崇祯存实疏钞》卷5下《兵部题为恭报诛剿渠魁等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72～82页。

[102]《崇祯存实疏钞》卷3上《兵部题为秦盗稍得清理等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55～59页。

[103]谈迁《国榷》卷92，崇祯五年正月戊午。

[104]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1《曹文诏自刎》。

[105]康熙《延绥镇志》卷5纪事志《李自成传》。

[106]《流寇长编》卷4，崇祯四年六月癸卯。

[107]《绥寇纪略》卷1《渑池渡》，崇祯四年六月初二日。

[108]《流寇长编》卷5，崇祯五年十月丁亥。《绥寇纪略》卷1《渑池渡》。此前的情况是，造反大军从晋东越过太行山进入豫北，攻占修武县，杀知县，占领县城两天后退入太行山中。以后又进逼怀庆，击毙参将一名，焚烧富商大贾聚集的清化镇（今河南博爱）。倚太行山为后盾四面出击，接连攻破潞州（今山西长治）、泽州（今山西晋城）、济源、河内（今河南沁阳）、武安、磁州（今河北磁县）等地。河南巡抚樊尚燝调集全省兵力防御，仍感到捉襟见肘。

[109]《流寇长编》卷5，崇祯五年十月丁亥。

[110]《明史》卷268《曹文诏传》。

[111]具体而言，西路军残余一万多人，遁入济源山中，已令李卑、艾万年由天井关，贺人龙、李杏芳从邵源关，东西两路包抄；东路军残余二万人遁入辉县、林县、武安、涉县山中，已令曹文诏等由黎城，猛如虎等由皋落山，南北两路越太行山夹击。至于太原、汾北西北三关有道臣王肇生镇守，王刚一股不满三千，总兵张应昌、参将刘光祚可计日奏功。其他如霍州之东山、赵州之休粮山、隰州之水头镇、石楼之花地窳、孝义之开府乔山二寨，猬毛而起者不过是些土贼。

[112]《绥寇纪略》卷1《渑池渡》。谈迁《国榷》卷92，崇祯六年二月辛卯。

[113]谈迁《国榷》卷92，崇祯六年五月甲午。《流寇长编》卷6，崇祯六年五月甲午。

[114]《崇祯存实疏钞》卷2上《兵部题为晋省贼势披猖等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7～48页。

[115]《崇祯存实疏钞》卷2上《兵部题为晋省贼势披猖等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7～48页。

[116]谈迁《国榷》卷92，崇祯五年九月甲子。民国《临县志》卷12《兵防略第五》。

[117]许鼎臣在途中听说此事的直接责任人汾州营参将刘光祚，与豹五王之臣的结拜兄弟豹四往来交好，接受其金珠贿赂，致使总兵张应昌攻城时豹五事先获悉，作好了准备，而无法得手。许鼎臣上疏告发请示皇上先将刘光祚革职勘问，依律议罪。思宗当即下令：刘光祚着革职，该抚按速行拿解来京究问。

[118]许鼎臣向皇上报告：临县西扼黄河，与陕西接壤，城外有壕沟三道，城内有水井百口，火器甚多，藏粟甚富。豹五原系神一魁余部，据城招呼，北自偏关（偏头关所），南至青龙镇（青龙渡），沿黄河一线全部动摇。

[119]《崇祯存实疏钞》卷2上《兵部题为直陈临城宜复等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51～52页。

[120]同上书卷8下《监视山西太监刘允中题为官兵协力齐攻临县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95～96页。

[121]毛兵亦称毛葫芦兵或毛盐兵，据称这种士兵登山健步如飞，极有战斗力。

[122]《崇祯存实疏钞》卷3上《兵部题为流寇再犯济西等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59～64页。

[123]同上书卷5下《监视太监刘允中题为辽州城戒备不严等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71～72页。

[124]从辽州城逃亡者口中得知，十二月二十四日五更，闯将、八金刚、过天星等从东北角登城，杀死巡城夫役，举火烧毁城楼，将城门砍开，大肆拥入，占据州城内外。而此时张宗衡正带着总兵尤世禄各营兵马追踪紫金梁、邢红狼等，从阳城追至泽州、高平、长子、屯留，紫金梁等进入大山。正当官军准备进山追击之际，忽然报称闯将、八金刚、过天星等焚掠屯留县北面的武乡县西关，向辽州进发。于是放弃尾追紫金梁等，急忙赶往辽州应援，刚到武乡县时，辽州城已经陷落。张宗衡传令各营将领星夜围城，在辽州城下四面安顿营盘。十二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连续猛攻，终于在二十九日黄昏时分从西面架梯登城，闯将等向东南撤退。

[125]《崇祯存实疏钞》卷7下《兵部题为塘报辽州失城等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85～88页。

[126]玄默《剿贼图记·力保藩园图》。谈迁《国榷》卷92，崇祯六年九月己亥。张岱《石匮书后集》卷3《盗贼列传》。参看柳义南《李自成纪年附考》（中华书局，1983年，第53～54页）关于紫金梁王自用之死的考证。

[127]《崇祯存实疏钞》卷3下《兵部题为流寇再犯济西等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64页。

[128]谈迁《国榷》卷92，崇祯六年四月辛巳。《流寇长编》卷6，崇祯六年四月庚辰。

[129]《绥寇纪略》卷1《渑池渡》。

[130]《流寇长编》卷6，崇祯六年五月己酉。彭孙贻《流寇志》卷2，崇祯六年五月己酉。《国榷》卷92，崇祯六年五月己酉。同上书卷1《渑池渡》。

[131]同上书卷6，崇祯六年五月己酉。

[132]计六奇《明季北略》卷9《内官监纪》。鱼朝恩天宝末年入宫为太监，乾元元年任观军容使，监视九节度使，平安史之乱，屡以瞎指挥而遭败绩。由于皇帝宠幸有加，官至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总禁兵，权倾一时。

[133]万历《大明会典》卷134《兵部十七》。

[134]《明史》卷120《诸王传》。《绥寇纪略》卷1《渑池渡》。潞王告急疏说：卫辉城卑土恶，请皇上选派护卫三千人助守，自己愿捐岁入银一万两以资军饷。

[135]《流寇长编》卷6，崇祯六年八月乙亥。《绥寇纪略》卷1《渑池渡》。

[136]以上均见《流寇长编》卷6。

[137]计六奇《明季北略》卷9《河南诸贼》。

[138]京营总兵倪宠已于九月以原官调往登莱镇守。

[139]《流寇长编》卷6，崇祯六年十一月乙巳、丁未。

[140]同上书卷6，崇祯六年十一月丁未。

[141]同上书卷6，崇祯六年十一月壬子。《绥寇纪略》卷1《渑池渡》，崇祯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玄默《剿贼图记·冰坚贼渡图》。参看柳义南《李自成纪年附考》第55页关于渑池渡的考证。

[142]郑濂《豫变纪略》卷2。

[143]《绥寇纪略》卷1《渑池渡》。

[144]玄默《剿贼图记·冰坚贼渡图》。

[145]康熙《平阳府志》卷34《祥异·历代兵氛附》。

[146]《明清史料》辛编《户科抄出户部尚书侯恂题本》。

[147]顺治《邓州志》卷2《郡纪》。

[148]顺治《汝阳县志》卷10《外纪·武功》。

[149]顺治《新郑县志》贞集卷5《杂志·寇贼述》。

[150]谈迁《国榷》卷92，崇祯六年十二月戊辰。

[151]郑濂《豫变纪略》卷2。

[152]《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99页《兵部为微臣发兵赴援流贼突入郧境等事》。河南巡抚玄默向皇帝报告河南形势严峻，思宗于十二月初四日指示兵部：“贼既渡河，豫境邻壤地方俱宜严防奔突，秦郧准各抚道着选将士扼要截剿，豫晋抚道亟督左良玉等合力追击仍严饬道府州县等官鼓励乡兵各图堵御，务刻期荡扫。如再疏池误事，必不轻贷。”然而在黄河以北已难堵截，过了黄河就更难堵截，各地封疆大吏不断上章呼救。

[153]彭孙贻《流寇志》卷2。

[154]《明清史料》乙编《陕西巡按范复粹题本》。

[155]参看拙作《明代荆襄流民与棚民》，载《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3期。

[156]《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98～99页《兵部为微臣发兵赴援流贼突入郧境等事》。

[157]正如卢象昇所说：“郧属七城，皆自成化年间草创，依山垒石，便称城垣。其中居民不满数百家，曾不得比于他邑之村堡。”见《明大司马卢公奏议》卷1《兵食寇情疏》。

[158]《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99～100页《兵部为微臣发兵赴援流贼突入郧境等事》。

[159]陈奇瑜派副将卢文善斩杀截山虎、柳盗跖等，派游击常怀德斩杀薛仁贵，派参政戴君恩斩杀一条龙、金刚钻、开山鹞、黑煞神、人中虎、五阎王、马上飞，派都司费思贤斩杀王登槐，派巡检罗圣楚斩杀马红狼、满天飞，派参政张伯鲸斩杀满鹅禽、黄参耀、隔沟飞，派守备阎士衡斩杀张聪、樊登、樊计荣、一块铁、曹背狼、穿山甲、老将军、二将军、满天星、上山虎，派游击罗世勋斩杀逼上天、小红旗、草上飞、一只虎、云里手、四天王、薛红旗等。

[160]《明史》卷260《陈奇瑜传》。

[161]《绥寇纪略》卷2《车箱困》。《明史》卷260《陈奇瑜传》。

[162]《蒋允仪题农民军克郧西上津等地科抄》，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中华书局，1980年，第2～5页。

[163]《流寇长编》卷7，崇祯七年正月乙巳。《绥寇纪略》卷2《车箱困》。彭孙贻《流寇志》卷2。《明史》卷260《陈奇瑜传》。谈迁《国榷》卷93，崇祯七年三月辛卯。

[164]《国榷》卷93，崇祯七年三月辛卯。

[165]《国榷》卷93，崇祯七年三月辛卯。

[166]同上书卷93，崇祯七年三月己丑。

[167]《明史》卷261《卢象昇传》。

[168]卢象昇《明大司马卢公奏议》卷1《到任谢恩疏》。

[169]康熙《郧阳府志》卷17《宦绩·蒋允仪》。

[170]《明史》卷260《陈奇瑜传》。《明大司马卢公奏议》卷1《兵事寇情疏》。

[171]《明清史料》乙编《兵部题行兵科抄出河南总督陈奇瑜题稿》。

[172]《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110页《兵部题为恭陈秦省近日防御情形等事》。

[173]《明大司马卢公奏议》卷1《入山会剿疏》。

[174]《明史》卷260《陈奇瑜传》。

[175]《绥寇纪略》卷2《车箱困》。

[176]谈迁《国榷》卷93，崇祯七年四月己卯。

[177]《绥寇纪略》卷2《车箱困》。

[178]《明清史料》辛编《兵部题行援剿总兵张应昌塘报稿》、《兵部题行兵科抄出郧阳抚治蒋题稿》。

[179]《绥寇纪略》卷2《车箱困》。

[180]康熙《保德州志》卷7《选举·陈奇瑜》。

[181]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分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59～60页。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说：“史籍说车箱峡长达四十里，是一个不小的地方。然而到目前为止，无论在兴安地区还是汉中地区都没有查到它的确切位置。”（第69页）似乎过于武断。

[182]《流寇长编》卷7。《绥寇纪略》卷2《车箱困》。

[183]康熙《灵寿县志》卷7人物《傅永淳传》；卷10艺文下《傅永淳劾总督陈奇瑜疏》。该志说：陈奇瑜上疏请抚，兵部尚书张凤翼“党其议，复疏得旨”。

[184]《流寇长编》卷7，崇祯七年六月辛巳。《绥寇纪略》卷2《车箱困》。《明史》卷120《诸王传》。

[185]文秉《烈皇小识》卷4。

[186]《绥寇纪略》卷2《车箱困》。

[187]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由汉中趋关中，即由褒城至凤县，有栈道，即云栈。

[188]《流寇长编》卷7，崇祯七年六月辛巳。

[189]康熙《灵寿县志》卷10艺文下《傅永淳劾总督陈奇瑜疏》。

[190]《明大司马卢公奏议》卷2《应援汉商疏》。

[191]《流寇长编》卷7，崇祯七年八月壬寅。

[192]《流寇长编》卷7，崇祯七年八月壬寅。

[193]《绥寇纪略》卷2《车箱困》。《明大司马卢公奏议》卷2《应援汉商疏》、《续报商雒剿贼疏》。

[194]康熙《灵寿县志》卷10艺文下《傅永淳劾总督陈奇瑜疏》。

[195]谈迁《国榷》卷93，崇祯七年十月甲申。彭孙贻《流寇志》卷2。

[196]《明史》卷260《练国事传》。

[197]《流寇长编》卷7，崇祯七年十一月丁丑。谈迁《国榷》卷93，崇祯七年十二月甲申。彭孙贻《流寇志》卷2。

[198]《绥寇纪略》卷2《车箱困》。

[199]《国榷》卷93，崇祯七年七月辛卯。所谓“庸阃误国”云云并非偏激之词，因为被困在车箱峡造反武装其中就有日后横扫中原，最终推翻明朝的李自成。关于车箱峡中受困各部，有的说张献忠、蝎子块、张妙手。然而较具权威性的文献几乎都一致记载其中有李自成，如《绥寇纪略》说：“兴安之界曰车箱峡，贼李自成等陷入其中”；又如《流寇长编》说：“兴安有车箱峡……闯将（李自成）、李过、李双喜……翻山鹞（高杰）等撞入其中”；再如《后鉴录》说：“（张）献忠窜商雒，而（李）自成则急奉闯王（高迎祥）奔入汉中之车箱峡”；其他如《兴安县志》、康熙《郧阳府志》等都有类似记载。当时形势对陈奇瑜十分有利，李自成等困于车箱峡，进退维谷，如果围而不歼，待以时日，李自成等必困饿而死。在这种稳操胜券的情况下，竟让李自成等以诈降计得逞，令朝廷上下扼腕叹息不已，就是陈奇瑜本人也悔恨交加。

[200]乾隆《嵩县志》卷6《星野附祥异》引《旧志》。

[201]《流寇长编》卷8。彭孙贻《流寇志》卷2。

[202]张凤翼《枢政录》卷9。《流寇长编》卷8。《流寇志》卷2。

[203]《绥寇纪略》卷3《真宁恨》。

[204]《明史》卷40《地理志》；卷90《兵志·卫所》。《绥寇纪略》卷3《真宁恨》。

[205]吴世济《太和县御寇始末》卷下书启四《复亳州叶发明书》。

[206]《缀白裘》第六集卷1《梆子腔·花鼓》。参看王振忠《凤阳花鼓新证》，载《复旦学报》1995年第2期。

[207]钱士升《赐余堂集》卷1《祭告礼成回奏因陈目击民瘼疏》。

[208]《流寇长编》卷8。

[209]同上书卷7。

[210]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1《贼陷凤阳》。

[211]文秉《烈皇小识》卷4。《流寇长编》卷7。《绥寇纪略》卷3《真宁恨》。

[212]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36户部本计《崇祯八年御史邓启隆民害未除疏》。《流寇长编》卷8。

[213]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1《贼陷凤阳》。

[214]吴世济《太和县御寇始末》卷上揭帖一《请兵驻凤》说：现有步兵一支，南向正阳关、八公、考城、上窑等处，一路焚劫前进，未遇任何阻遏。上窑山离凤阳不及百里，既无城可凭，祖陵一旦失守，非殒军杀将堕城之祸可比。自凤达淮千里之内无重兵宿将可资弹压，伏乞按院、抚院大发兵将，移驻凤阳相机堵剿。

[215]一说朱国相自刎而死，见康熙《凤阳府志》卷25《名宦·朱国相》、光绪《凤阳府志》卷18《人物传》。

[216]《绥寇纪略》卷3《真宁恨》引《给事中林正亨查凤阳失事疏》。

[217]康熙《凤阳府志》卷25《名宦·朱国相》。类似记载还有郑逵《野史无文》卷3《烈皇帝遗事》。

[218]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凤阳死事传》。

[219]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48《谕姚道人宗正》。参看柳义南《李自成纪年附考》关于农民军进破凤阳问题的考证。

[220]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1《贼陷凤阳》。彭孙贻《流寇志》卷2。《野史无文》卷14《余瑞紫》：流贼陷庐州府纪上。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卷1《流贼毁凤阳陵》。

[221]谈迁《国榷》卷94，崇祯八年正月己巳。

[222]吴世济《太和县御寇始末》卷上揭帖一《请兵驻凤》。

[223]谈迁《国榷》卷94，崇祯八年正月己巳。

[224]《流寇长编》卷8，崇祯八年正月丙子。

[225]文秉《烈皇小识》卷4。谈迁《国榷》卷94，崇祯八年二月癸巳、甲午、乙未。《明史》卷276《朱大典传》。

[226]倪会鼎《倪文正公年谱》卷2，崇祯八年正月。

[227]谈迁《国榷》卷94，崇祯八年二月丙申。

[228]黄宗羲《明文海》卷62，文震孟《皇陵震动疏》。文秉《烈皇小识》卷4。《明史》卷251《文震孟传》。

[229]万历《大明会典》卷87祭祀二《奉祧》。谈迁《国榷》卷94，崇祯八年二月仪巳。

[230]文秉《烈皇小识》卷4。

[231]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16《吕忠节公神道碑铭》。《明史》卷308《温体仁传》；卷264《吕维祺传》。

[232]许誉卿《三垣疏稿》卷3《究明误国之辱疏》、《朝廷敕法宜一等事疏》。《明史》卷258《许誉卿传》；卷308《温体仁传》。

[233]《明史》卷308《温体仁传》；卷258《许誉卿传》。

[234]《明史》卷253《王应熊传》。

[235]同上书卷253《王应熊传》。谈迁《国榷》卷94，崇祯八年六月壬午。

[236]同上书卷308《温体仁传》。

[237]《流寇长编》卷5。《绥寇纪略》卷7《开县败》记此事曰：“体仁总机务为首臣，在上前遇兵事不敢可否。上尝有所访逮，辄推谢曰：‘臣素以文墨待罪禁林，上不知其驽下，擢至此。盗贼日益众，诚万死不足塞责。顾臣愚无知，自审票拟毋欺耳，兵食大计独上神圣裁决。’”

[238]同上书卷5关于“兵部尚书熊明遇罢张凤翼代之”的评语。

[239]谈迁《国榷》卷94，崇祯八年十月乙巳。张岱《石匮书后集》卷1《烈皇帝本纪》。郑濂《豫变纪略》卷2，崇祯八年十月乙巳。皇帝的罪己诏写道：“朕以凉德，缵成大统，意与天下更新，用还祖宗之旧，不期倚任非人，遂致虏猖寇起……虏乃三入，寇则七年……今年正月流氛震惊皇陵，祖恫民仇，责实在朕……兹择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减膳撤乐……”

[240]卢象昇《明大司马卢公奏议》卷3《到任谢恩疏》。

[241]《国榷》卷94，崇祯八年八月癸卯。《流寇长编》卷8，崇祯八年八月癸卯。

[242]《明大司马卢公奏议》卷3《辞总理五省军务疏》。

[243]《明清史料》乙编《兵科抄出湖广巡抚卢象昇题本》。

[244]《明史》卷257《张凤翼传》。

[245]在此之前，思宗批准洪承畴的作战方案——四川巡抚、总兵移驻夔门、达州，进援襄阳、汉阳；湖广巡抚、总兵分驻承天、襄阳；郧阳抚治移驻郧、襄；漕运总督凤阳巡抚移驻颍州、州，进援汝宁、归德；山东巡抚移驻曹州、濮州，进援江北；山西巡抚移驻蒲州，进援灵宝、陕州；陕西巡抚移驻商州，调度兴安、汉中；河南巡抚移驻汝宁、南阳间；保定巡抚移驻邯郸、磁州，南北策应——遭到河南巡抚玄默反对，他不愿意在河南摆开战场，提出了一个针锋相对的方案。思宗不予理会，经过几个月的考虑，他决定起用卢象昇为五省总理，专门指挥中原战事，与洪承畴合剿。

[246]《流寇长编》卷8，崇祯八年七月戊午。

[247]《明大司马卢公奏议》卷3《辞总理五省军务疏》、《恭报防御协剿疏》。

[248]同上书卷3《统兵入豫疏》。

[249]思宗在兵部题复兵科给事中常自裕关于会剿的奏疏上作了批示，阐明这一意图：“据奏，商雒伙贼尽数奔豫，除防豫各兵外，近调李重镇所领关兵，又董用文领兵已豫抚调度；倪宠、刘泽清、牟文绶各领兵分信防剿，听（山）东抚调度；淮抚移镇颍、亳，杨御蕃遏截英、陆隘口，毋使一贼闯入南直地界。”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张凤翼题遵旨汇奏交回军机奉旨件数情形疏》。

[250]卢象昇《卢忠烈公集》卷2《与蒋泽垒先生五首》。

[251]《明清史料》乙编《余应桂题本》。

[252]《绥寇纪略》卷3《真宁恨》。

[253]同上书卷4《朱阳溃》。《明史》卷261《卢象昇传》。

[254]《明大司马卢公奏议》卷4《援汝连捷并陈剿荡大局》。

[255]《流寇长编》卷9。《绥寇纪略》、《明史》等书把卢象昇追击的闯王高迎祥误作闯将李自成，参看方福仁《李自成史事新证》，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6～90页。

[256]《绥寇纪略》卷4《朱阳溃》。

[257]《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127～128页《兵部为塘报房竹等县贼情事》。

[258]《明史》卷257《张凤翼传》。谈迁《国榷》卷95，崇祯九年三月壬子。

[259]《绥寇纪略》卷4《朱阳溃》。《流寇长编》卷9，崇祯九年三月甲寅。

[260]《明大司马卢公奏议》卷4《剿荡愆期听候处分并陈贼势兵情疏》。

[261]《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124～127页《兵部为狡寇遁踞宛襄深山等事》。

[262]《绥寇纪略》卷4《朱阳溃》。洪承畴在给皇帝的奏疏中指出：臣现在统领马步官军加上川兵，不过二万人，难以对付陕西境内的闯王、闯将、过天星、混天星、闯塌天、蝎子块等部十余万之众。既然理臣（卢象昇）担忧边兵入山道险乏食，关中平原旷野正是骑兵用武之地。关宁兵虽疲，但余勇可贾，愿以祖李二将军受臣节制。

[263]谈迁《国榷》卷95，崇祯九年七月壬子。《流寇长编》卷9，崇祯九年七月壬子。

[264]《明史》卷257《张凤翼传》、《梁廷栋传》。《流寇长编》卷9。

[265]《明大司马卢公奏议》卷5《谢恩到任疏》。

[266]《明大司马卢公奏议》卷5《谢恩到任疏》。

[267]《绥寇纪略》卷4《朱阳溃》。

[268]《流寇长编》自叙二：“卢象昇于剿事有效，移至于宣大，劳苦其身，而不得展施。”

[269]《流寇长编》卷9，崇祯九年三月癸亥。

[270]孙传庭《孙忠靖公遗集》卷首，李因笃《明督师兵部尚书孙公传》。《明史》卷262《孙传庭传》。

[271]孙传庭《孙忠靖公遗集》卷首，李因笃《明督师兵部尚书孙公传》。

[272]《明史》卷262《孙传庭传》。《绥寇纪略》卷5《黑水擒》。

[273]《孙忠靖公遗集》卷1《清屯第三疏》；同书卷首《明督师兵部尚书孙公传》。

[274]常自裕指出：闯王原先在关中，盘踞泾阳、三原一带，洪承畴故意视而不见，逡巡于华阴、渭南之间；闯王进攻扶风，破城后从容离去，洪承畴仍优游于咸阳渭水之南，始终不敢靠近，不敢正面较量。对于卢象昇，他说：如今闯王在河南，直趋汝宁、上蔡，卢象昇却反其道而行之，前往叶县、泌阳之间；去年十二月九日闯王攻破光州（今潢川）南城，卢象昇还驻扎于信阳，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天天报捷，不过是别营小股，丝毫无损于闯王。

[275]彭孙贻《流寇志》卷3。谈迁《国榷》卷95，崇祯九年正月壬申。洪承畴率边兵川兵二万出关，由汝州（今临汝）、鲁山疾趋光州、固始，堵截其返回河南之路；卢象昇率关兵二万由颍州直奔舒城、六安，以堵截其前锋向东南挺进之路；同时要凤阳巡抚朱大典、应天巡抚张国维、湖广巡抚王梦尹从三面包抄，展开歼灭闯王的决战。

[276]《明大司马卢公奏议》卷4《援汝连捷并陈剿荡大局疏》。

[277]《流寇长编》卷9，崇祯九年五月戊寅。

[278]黑水峪中有黑水发源于此，故名。黑水又名芒水，故黑水峪又称芒峪。

[279]《孙忠靖公遗集》卷首，李因笃《明故督师兵部尚书孙公传》。

[280]《绥寇纪略》卷5《黑水擒》。彭孙贻《流寇志》卷3。关于高迎祥的被俘另有一说：在官军包围圈越来越小时，闯王部将干公鸡张二、一斗谷黄龙等向贺人龙洽降，并在闯王下马之际，牵走其坐骑，致使闯王被俘。参看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第84页。

[281]《孙忠靖公遗集》卷5《鉴劳录》。

[282]《孙忠靖公遗集》卷5《鉴劳录》。

[283]《孙忠靖公遗集》卷5《鉴劳录》。

[284]《流寇长编》卷9。

[285]《明史》卷309《李自成传》：“擒迎祥于周至，献俘阙下磔死。”

[286]思宗的招降诏书写道：“……谕旨屡颁，开示生路……为此再颁赦书，遣官驰谕，所在抚按大书榜示：如有悔罪投诚，即称赦回难民，逐一查明籍贯，在本地者编入保甲，在各省者分起护归。因业清还，多方抚恤，使安井里之乐，永消反侧之心。”

[287]《孙忠靖公遗集》卷5《鉴劳录》。

[288]《孙忠靖公遗集》卷5《鉴劳录》。

[289]《孙忠靖公遗集》卷5《鉴劳录》。

[290]《绥寇纪略》卷5《黑水擒》。

[291]《明清史料》辛编，杨嗣昌《恭逢圣治澄清之期疏》。

[292]同上书辛编，杨嗣昌《微臣守关四载疏》。

[293]《明史》卷252《杨嗣昌传》。

[294]《绥寇纪略》卷5《黑水擒》。《明史》卷252《杨嗣昌传》。

[295]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9《犬马十年遇主疏》。这篇奏疏，目录中写作“遇主”，正文中写作“趋主”，不知何故？

[296]远的且不说，万历朝的政治家张居正也曾说“欲攘外者必先安内”，见《张文忠公集》卷1《陈六事疏》。

[297]《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119～122页《兵部为恭陈六要等事》。例如，颜继祖对“灭奴（指满洲建立的后金）先灭寇”作这样的分析：“逆奴”固然应该征讨，但尚隔藩篱，而“流寇”已直逼堂奥；“逆奴”不过是芥癣之疾，而“流寇”已是膏肓之祟；“逆奴”非我属类，“流寇”本吾赤子，竟敢僭越称王，蹂躏祖陵，其祸更速。为今之计，必须专心剪除，而养全力以制奴。

[298]《杨文弱先生集》卷9《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崇祯十年四月初二日）。

[299]《明清史料》甲编《兵部题行长沙举人黄裳吉奏稿》。

[300]《杨文弱先生集》卷10《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崇祯七年四月十六日）。《流寇长编》卷10，崇祯十年四月乙酉。《明史》卷252《杨嗣昌传》。

[301]《杨文弱先生集》卷10《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卷43，丁丑四月二十七日召对。

[302]《杨文弱先生集》卷10《兵饷遵旨熟商疏》；卷43，丁丑四月二十七日召对。《流寇长编》卷10，崇祯十年五月庚寅、丙申。《明史》卷252《杨嗣昌传》。参看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345～357页；吉尾宽《关于杨嗣昌的剿饷》，载《东方学报》第58册（1986年）。

[303]《流寇志》卷3彭孙贻关于杨嗣昌议加因粮为均输条的评语。

[304]邹漪《明季遗闻》卷1。《绥寇纪略》卷7《开县败》附记。

[305]《明清史料》乙编《兵部题行户科外抄山西巡抚吴甡题稿》。

[306]《杨文弱先生集》卷43，丁丑四月二十七日召对。

[307]同上书卷43，丁丑四月二十七日召对。《流寇长编》卷10。思宗对杨嗣昌说：朕看过赋税账目，各地存留数目不小，是否可以借用一年充作军饷？杨嗣昌曾在户部任职，对情况十分熟悉，解释道：各地存留钱粮，除开支官吏师生俸廪外，大多用于宗藩俸禄。思宗插话：恐怕不止宗禄一项？杨嗣昌说：其次就是地方军饷，也就是各地用于防海、防江、防倭、防矿（矿盗）等项开支。自从辽东战事以来，各地抽扣、搜刮、捐助都从存留中开支，如今虽有此剩余，但已无济于事。

[308]思宗在诏书中说：“流寇蔓延，生民涂炭已极，不集兵会剿，贼不能速除；不多措钱粮，兵不能大举。帑部匮乏，设处无方，廷议改因粮为均输，暂苦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筹思再四，万非得已。所虑有司奉行未善，勒扣耗羡；衙蠹里甲乘机作奸；公家仅输一分，穷民已剥数倍。今贡成所在抚按，大张榜示，备述朝廷为民除贼至意，严行戒饬，详加劝谕。贫富遵纳，好义乐输。剿功告成，一体叙录。”此处所谓“因粮”，又称因粮输饷。崇祯八年卢象昇倡议应区分贫富，在田赋上摊派不同份额，杨嗣昌以为此法难以操作，主张改为按田亩面积平均摊派，称为均输。

[309]《明清史料》乙编《兵部题行兵科抄出两广总督李题稿》。该题本云：“郑贼固甚，幺么而狡黠异常，习于海战，其徒党皆内地恶少，杂以番倭，骠悍三万余人矣，其船器则皆制自外番，艨艟高大坚致，入水不没，遇礁不破，器械犀利，铳炮一发数十里，当之立碎。”能招抚郑芝龙，堪称熊文灿一大事功。但是传统观点认为郑芝龙是海盗，似乎过于简单，其实他本质上是海上贸易集团的首领。参看岩生成一《明末日本侨寓支那人甲必丹李丹考》，载《东洋学报》第23卷第3期；博克瑟《郑芝龙（尼古拉·一官）兴衰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3期。

[310]《绥寇纪略》卷6《谷房变》。《明史》卷260《熊文灿传》。

[311]《杨文弱先生集》卷10《兵饷遵旨熟商疏》。《流寇长编》卷10，崇祯十年五月庚寅。《绥寇纪略》卷6《谷房变》。《明史》卷260《熊文灿传》。

[312]《绥寇纪略》卷6《谷房变》。《明史》卷260《熊文灿传》。

[313]其后不久，熊文灿至河南，旧友襄城万廷蕙晓之以理：“贼久玩，不知有王师，必大创之，乃可招安。若专任招抚，事姑息，恐狼子野心终不可保，窃恐无益，终为中原遗患耳！”熊文灿不听。事见郑濂《豫变纪略》卷2。

[314]《绥寇纪略》卷6《谷房变》。

[315]同上书卷6《谷房变》。《流寇长编》卷10，崇祯十年十一月壬申。

[316]《杨文弱先生集》卷19《请旨责成剿贼第一事疏》。《流寇长编》卷10，崇祯十年十一月庚寅。

[317]《流寇长编》卷10。彭孙贻《流寇志》记此事相同，唯系此事于崇祯十一年正月，似有误。

[318]同上书卷10，崇祯十年十月丁未。

[319]同上书卷10，崇祯十年十二月乙未。

[320]同上书卷10，崇祯十年十二月壬戌。

[321]同上书卷11，崇祯十一年正月壬申。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3。

[322]张献忠早年曾从军，隶于总兵王威麾下，因触犯军法当处死，陈洪范出面求情，得以不死，此后追思旧恩，每与部下言及此事。

[323]《绥寇纪略》卷6《谷房变》。彭孙贻《流寇志》卷3，崇祯十一年正月。文秉《烈皇小识》卷6。

[324]《明史》卷260《熊文灿传》。

[325]同上书卷269《刘国能传》。《流寇长编》卷11，崇祯十一年二月己亥。《绥寇纪略》卷6《谷房变》。

[326]《绥寇纪略》卷6《谷房变》。

[327]《流寇长编》卷11，崇祯十一年三月庚午。

[328]《流寇长编》卷11。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3。

[329]《杨文弱先生集》卷43，戊寅四月十二日召对。《流寇长编》卷11，崇祯十一年四月丙午。

[330]《流寇长编》卷11，崇祯十一年四月戊午。

[331]《明史》卷260《熊文灿传》。

[332]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3。

[333]范景文《范文忠公全集》卷4《抚贼未可轻信叛形业已渐张疏》。参看拙作《关于张献忠谷城伪降问题》，载《复旦学报》1978年第1期。

[334]《范文忠公全集》卷4《抚贼未可轻信叛形业已渐张疏》。《流寇长编》卷11，崇祯十一年九月癸酉。

[335]《流寇长编》卷11。彭孙贻《流寇志》卷3。《绥寇纪略》卷6《谷房变》。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4《罗汝才乞抚》。张岱《石匮书后集》卷2《中原群盗列传》。

[336]《明史》卷309《张献忠传》。

[337]《明清史料》辛编《兵部题司礼监传出敕谕稿》。

[338]《流寇长编》卷10。

[339]宁羌是秦蜀间咽喉，形势险要，南有七盘关，向西有间道五百里至朝天关，南通广元。

[340]《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孙传庭题为遵旨东截农民军等事科抄》。

[341]同上书第六辑《宗敦一题农民军再次入蜀事科抄》。

[342]《流寇长编》卷10，崇祯十年十二月乙卯。

[343]孙传庭《孙忠靖公遗集》卷2《报流寇自蜀返秦疏》。《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孙传庭题为遵旨东截农民军等事科抄》。

[344]《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吴宇英题秦督洪承畴一筹莫展事科抄》。

[345]同上书第六辑《杨希旦题秦督洪承畴暮气振事科抄》。杨希旦指出：自秦寇发难之日即膺旄仗钺之任，但一味逡巡，饰智巧以宠物情，虚盗声而鲜实效，与寇为调，（洪）承畴养寇之罪当诛。

[346]《流寇长编》卷11，崇祯十一年三月丁卯。

[347]《明清史料》甲编《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奏本》。《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212～213页《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奏为仰遵明旨据实回奏事》。

[348]《明清史料》甲编《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奏本》。《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212～213页《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奏为仰遵明旨据实回奏事》。

[349]《流寇长编》卷11，崇祯十一年四月辛丑。

[350]《流寇长编》卷11。《明史》卷272《曹变蛟传》。

[351]《明清史料》乙编《兵科抄出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题本》。

[352]《孙忠靖公遗集》卷3《恭报过贼投降疏》。

[353]《明史》卷272《曹变蛟传》。

[354]《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洪承畴题农民军出川近况科抄》。

[355]《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洪承畴题农民军出川近况科抄》。

[356]《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洪承畴题农民军出川近况科抄》。

[357]《流寇长编》卷11，崇祯十一年十月辛卯。

[358]潼关原即潼关南原。《孙忠靖公遗集》卷2《潼关设险合兵疏》云：“查关城之南，有平野四十里，南抵南山之麓，谓之南原。”

[359]《流寇长编》卷11，崇祯十一年十月辛卯。《明史》卷262《孙传庭传》；卷272《曹变蛟传》。《绥寇纪略》卷9《通城击》。

第十二章

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

洪承畴像

思宗采纳杨嗣昌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以后，集中精力于“安内”，在一年多时间内剿抚并用，招抚了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几乎全歼李自成等部，取得了预期的成功。在功败垂成的关键时刻，北方的清军突破长城边关，直逼京师周边的近畿地区，朝野为之震惊。这次清军南下，与崇祯二年“己巳之变”的形势大不一样，当时陕西的民变不过是星星之火，还未成为燎原之势，可以从各地征调勤王兵保卫京师，立即化险为夷。今非昔比，如今民变已成燎原之势，战火蔓延中原各省，朝廷调动各省常备军之外，还动用了北方的边防军，倾全力于围剿，虽初见成效，但留下了隐患。一方面，北方的关宁铁骑抽调到中原战场，使边防呈现空虚状态；另一方面，张献忠、罗汝才等部的受抚，李自成等部的惨败，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危机暂时隐而不显而已。以思宗为首的朝廷最高当局对此缺乏足够的估计，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抉择中犹豫不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把多年从事围剿的洪承畴、孙传庭及其精锐武装悉数从安内战场调往攘外战场，终于使李自成、张献忠获得重整旗鼓的时机，东山再起，朝廷在“安内”方面从此丧失了主动权。安内与攘外实在是一个两难选择，正如史家所说：“京陵迫于边塞，才动风尘便成大恐，而敌兵岁至，寇锋日竞，守外则失内，击内则失外，其欲款外以专内者，举朝谯呵使不得毕其语。”[1]

一、对清和与战的优柔寡断

崇祯十一年（1638年），杨嗣昌正在实施“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时，朝廷愈来愈感到“虏”与“寇”——外患与内忧交迫的压力。三月初十日，杨嗣昌上疏，重申先安内后攘外的主张：先在北方边境稍作妥协，集中全力平定“中原群盗”[2]。五月初三日，思宗在中极殿召见大臣，要他们就这个棘手问题出谋划策，他给大臣们出了一道策题，中心思想是八个大字：“剿兵难撤，敌国生心”，也就是说如何兼顾安内与攘外。[3]

其他大臣的策论答卷写得怎么样，没有引起人们注意，唯独兵部尚书杨嗣昌的答卷引起了人们的非议。素来以才思敏捷著称的杨嗣昌当场挥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策论，顺着皇上的思路，从天变破题，然后引经据典，列举历史上虽有天灾却不曾引起政局动荡的事例。这话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他援引的几则典故引起人们的责难，以为别有所指。比如杨嗣昌举例说，东汉建武二十三年（47年）三月，月蚀火星，当年无事，次年匈奴八部大人呼韩邪单于向汉朝求和，光武帝把此事交公卿讨论，公卿们都以为天下初定中国空虚，夷人情伪不可知，不能答应议和。五官中郎将耿国力排众议，引汉宣帝故事[4]，主张接受单于的议和请求，以率厉四夷完复边郡，被光武帝采纳，终于实现了与匈奴的和好[5]。又比如杨嗣昌说，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年）正月月蚀荧惑，当年魏博镇田兴来降，李绛请求推心抚纳结以大恩。宪宗采纳此议，遣知制诰裴度至魏博镇宣慰，以钱百十万缗犒赏军士，六州百姓减免一年赋役。杨嗣昌举了这两件以议和平息外患的事例后，又举了一个相反的事例：宋朝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月月蚀荧惑，次年兴师灭北汉、征契丹连战连败。宰相张齐贤上疏说：圣人举动出于万全，必先本后末，安内方可攘外[6]。

杨嗣昌此论一出，举朝哗然。中国的传统政治历来注重以史为鉴，明朝君臣对于宋朝处理与辽、金的关系频频失误十分敏感，因此对后金（崇祯九年后金改国号为清）的和议一直讳莫如深。杨嗣昌借古喻今，主张对清和议，以实现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这是注重夷夏之辨的官员难以接受的。五月十五日，工科都给事中何楷上疏指责杨嗣昌屡屡援引历史典故别有用心，引用汉光武帝招抚塞外匈奴的故事，企图借此以伸张与清人互市封赏（即议和）之说；引用唐宣宗宣慰魏博镇故事，企图借此伸张招抚之说；引用太平兴国年间连年兵败故事，企图借此伸张不可对外用兵之说[7]。奇怪的是，能言善辩的杨嗣昌在答辩奏疏中只字不提何楷指责的欲与清人互市封赏、不可对外用兵之说，而在别的问题上大做文章。可见杨嗣昌不仅主张必先安内方可攘外，而且主张为了确保安内不妨暂时对清议和，对此他信心十足，丝毫不必为之洗刷。而这一点，正中思宗下怀，不久，杨嗣昌被提拔为内阁大学士，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当时任翰林院检讨的杨士聪事后在评述崇祯朝掌故时，曾说：“（杨）嗣昌此疏，论者谓入相之机括。”[8]可谓一语中的。史家谈迁在记载此事时作这样的评论：“星历之学非杨嗣昌所谙，而推言之甚详，专为建虏（清朝）而发，力主封赏（议和）。”[9]

其实对清议和并非杨嗣昌的创见，自从思宗即位以来，明与后金（清）的议和尝试始终没有间断过。天启七年（1627年）十月，思宗即位不过两个月，皇太极就委托漠南蒙古敖汉部都令喇嘛捎信给思宗，提议双方和谈。以后皇太极多次发出同样的信息，一是写信给宁远总兵祖大寿：“欲通两国之好，共图太平”，并且准备派遣使者与喇嘛前往北京祭奠已故皇帝（熹宗），祝贺新君即位[10]；二是写信给督师袁崇焕，因为袁崇焕在天启六年辽东巡抚任上曾向皇太极试探议和的可能性，皇太极也致书袁崇焕表示了两国通好的愿望，所以在袁崇焕以督师身份再次前来辽东时，立即派人送信给袁崇焕，明确表示“我欲罢兵，共享太平”之意[11]。由于皇太极所提条件过于苛刻——以大凌河、三岔河为双方边界线，袁崇焕断然拒绝，并未报告思宗[12]。崇祯五年皇太极在远征察哈尔部后，写信给明朝边防官员，表示议和意向：“我今开诚相告，惟愿两国和好，戢兵息战。”[13]并与宣府巡抚沈启时订立盟约：“明与满洲二国共图和好，谨以白马乌牛誓告天地……两国若遵守誓言，交好勿替，天地眷佑，世世子孙长享太平。”[14]思宗本来知道此次和议，后因朝中大臣议论纷起，不得不把沈启时革职以平息舆论[15]。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出，议和是明清双方的共同意愿。

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后，为了全力平定内乱，倾向于向清朝方面施放和谈的试探气球，以缓和边境压力。于是辽东巡抚方一藻派遣一名算命先生周元忠到清朝方面去试探口风，皇太极以为有诈，大臣中一些明朝的投降官员以为此人是有来头的——“必经奉旨”，应该认真对待。事实证明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方一藻与总监太监高起潜一直与朝廷保持密切联系。周元忠受到清朝方面的使节礼遇，皇太极表示，如有确议，即撤兵东归[16]。杨嗣昌接到方一藻、高起潜的报告，向皇上指出：既然对方有意议和，我方可以请他在宁远谈判，不必在宣府谈判，如此，我运用稍闲，不致频年岌岌有京辅之忧，得以其暇，尽平流贼，得算已多，请许方一藻、高起潜便宜从事[17]。得到了思宗的默许。

方一藻所派遣的使者周元忠回到宁远，带回皇太极致太监高起潜的信，信中说：“仍言讲款（议和），若不许，夏秋必有举动。”方一藻恐怕廷臣知道后有所怀疑，报告时措辞比较委婉，只是说：“势危兵弱，绝款（拒和）尚宜详酌。”而在给杨嗣昌的私人信件中说得比较明确，极力主张议和消祸[18]。杨嗣昌在随后向皇上报告时对方一藻的建议加以说明：“御边之策惟有关宁练兵五万，堪以不时出塞，乃堂堂正正之道。若欲行此，必须撤回近畿稍援之戍守，而后可拼力关宁；又必削平中原之草窃，而后可宿储供亿。则今日暇卜插（蒙古）之市，缓彼伺窥，而后贼可平，兵可练，纵使其时市事（和议）有变，我已有以待之，较今日之中原群贼，禁旅边兵皇皇调遣，孰为整暇？往年总理卢象昇、总兵祖大乐剿贼方有胜算，势以边警撤回，遗憾至今。向使有人以计缓彼三年不来，贼已平矣。故臣以练兵为正道，开市（和议）为权宜，舍此而陵京频试边锋，臣不敢知。”杨嗣昌这番分析是从全局出发的，主旨在于以和议争取北边三年无事，集中精力平定内乱。思宗也以为有理，只是他自己不便明讲，便指示方一藻、高起潜“细酌”[19]。为了防止言官出面反对，杨嗣昌再次上疏批评言官只负言责，很少考虑兵部的艰难处境，所以对皇上仅仅批复方一藻、高起潜“细酌”，感到不足以压制舆论，一定要皇上“圣鉴允行”，“边臣乃敢从事”[20]。到了六月，皇太极屯兵大青山，派人向方一藻催促议和，方一藻转告朝廷，建议援引隆庆年间俺答封贡故事[21]，双方议和。由于廷臣获悉此事的幕后策划者是杨嗣昌，引起轩然大波[22]。

兵部职方郎中赵光忭连上两疏抨击他的顶头上司杨嗣昌，极力主战，反对和议。杨嗣昌上疏申辩：中原群盗不平，御边终无良策，而御边于藩篱之外，虽款犹为胜算；御之于门庭之内，即使百战百胜，尽属危机。今日言战言守者盈廷皆是，谁负其责？到那时恐怕早已扪舌退避了。他举例说，前年秋天清兵进入内地，那时焦劳者只有皇上，死事者只有张凤翼。边锋深入，生灵涂炭，大家都冷眼旁观。如果策划一事，局外人怀疑，局内人也怀疑，还有什么成功的希望？[23]杨嗣昌的立场似乎更现实一些，但是人们并不买账。当六月十八日思宗提名杨嗣昌与程国祥、蔡国用、薛国观、方逢年、范复粹一起进入内阁时，反对声浪达到高潮。最具影响的是声名显赫的儒臣、詹事府少詹事黄道周的反对。表面上看来黄道周是在反对杨嗣昌“夺情”（杨嗣昌有丧事在身）入阁，其实是反对杨嗣昌的和议主张。他弹劾杨嗣昌的奏疏大力抨击“夺情入阁”，笔锋一转说，杨嗣昌其实并非人才，从他任职二年中宣扬张网溢地之说，款市乐天之说，就可窥其才智之一斑了。所谓“款市乐天”就是指和议，联系到黄道周抨击方一藻的奏疏力诋和议之非，其用意已不言而喻了[24]。黄道周反对和议的言论很激烈，毫无商量余地——“无论建虏必不可款，款必不可成，成必不可久。即款成矣久矣，以视宁锦遵蓟宣大之师，何处可撤？而遽谓款建虏之后可撤兵中原以讨流寇，此亦不思之甚矣。”[25]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针对杨嗣昌的和议主张而发的。

两派的对立已经剑拔弩张，思宗不能再沉默，七月五日他在平台召开御前会议，参加者除了照例应该出席的内阁五府六部以及各有关部门官员之外，特地召来了黄道周。杨嗣昌因为遭到弹劾，避嫌不出席，思宗命太监去催，中午时分才匆匆赶来。思宗身穿常服坐在门内，内阁辅臣薛国观、刘宇亮及新进辅臣杨嗣昌、程国祥、方逢年、范复粹，依次施礼谢恩后，黄道周启奏：“臣注籍未见朝，蒙宣召，不敢不进。”他此时还不知道，这次会议是专门为他而开的。思宗叫吏、户、兵、刑各部尚书报告工作，然后把话锋一转，召黄道周出列跪下，说：“朕幼而失学，长而无闻，时从经筵启沃中略知一二。凡圣贤千言万语不过天理人欲两端耳。无所为而为之，谓之天理；有所为而为之，谓之人欲。多一分人欲便损一分天理，天理人欲不容并立。你三疏不先不后，却在不点用之时，可谓无所为乎？”思宗用十分机智的方式先发制人，因为黄道周是赫赫有名的理学巨子，专讲天理人欲，他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批评他连上三疏动机不纯。此次廷推名单中原本有黄道周，思宗以为黄道周学问虽好，但性情偏执，不能胜任救时之相，故未点用，思宗以为黄道周是因为未用而怨望才连上三疏的[26]。其实这是误解，淡泊名利的黄道周并不在乎点用与否，平静地回答皇上的责问：“臣三疏皆是为天下国家纲常名教，不曾为一己之功名爵禄，所以自信其初无所为。”思宗问他为什么不早上疏反对，偏偏要在点用之后才上。黄道周解释：“初欲上疏时，因同乡御史林兰友、科臣何楷有疏，恐涉嫌疑。”这是指五月中旬南京御史林兰友、工科都给事中何楷先后上疏反对杨嗣昌的和议主张，指责他忠孝两亏[27]。黄道周毕竟是个书生，过于耿直，一言泄露天机，暴露他上疏弹劾杨嗣昌与林兰友、何楷相呼应，说“恐涉嫌疑”，欲盖弥彰。当思宗追问他“如今就没嫌疑么”，黄道周顾左右而言他，大谈儒家的伦理纲常。杨嗣昌见皇上为他的事在大庭广众之间与黄道周辩论伦理纲常，显然不是黄道周的对手，便插进来跪奏，从纲常谈到自己的夺情，由守转攻，说黄道周品行学术为人所宗，不料在奏疏中竟说自己不如郑鄤，令臣叹息失望。思宗对杨嗣昌的机智从来都很佩服，这一转折使他很高兴，说：朕正要问他此事。杨嗣昌意犹未尽，抓住郑鄤事件大做文章：郑鄤杖母禽兽不如，既然黄道周自谓不如郑鄤，当然更不如禽兽了。这一招果然厉害，激怒了黄道周，气呼呼地争辩。思宗明显维护杨嗣昌，一方面承担了“夺情”的责任，另一方面点明黄道周弹劾杨嗣昌并非为了“夺情”而另有所图，并且加重语气：“这本（指黄道周的奏疏）前边引纲常，后边全是肆口泼骂！”黄道周见皇上震怒，不得不承认奏疏中把杨嗣昌比作猪狗、人枭两句言辞过激。思宗指责他“无端污诋大臣”，黄道周拒不承认，并且大发迂夫子脾气，扬言：“臣今日不尽言，则臣负陛下；陛下今日杀臣，则陛下负臣。”这种不识时务的话语，激怒了思宗，他厉声道：“你都是虚话，一生学问，止学得这佞口！”说到佞口二字，他加重语气，重复道：“佞口！”迂执的黄道周还要争辩，思宗更加怒不可遏。在殿下禁卫的锦衣卫官员以为皇上要下令把黄道周抓起来。不料思宗止住怒气，命跪着的黄道周起来，退回大臣的行列中去[28]。会后，思宗下令：黄道周降六级外调，弹劾杨嗣昌和议的工科都给事中何楷以及其他非议“夺情”的官员，都给予降职处分。

目睹这一幕的大臣深知皇上如此倚重杨嗣昌，再也不敢与之作梗。但思宗始终没有对和议明确表态[29]，方一藻、高起潜当然不敢自作主张“细酌”，明与清之间的和议尝试就此不了了之。皇太极早已声明在先，如果和议不成，“夏秋必有举动”，并非戏言。到了九月间，皇太极果然派兵联络蒙古，从长城墙子岭、青山口南下。不久京师戒严，朝廷下令调洪承畴、孙传庭率兵保卫京师，使中原战场兵力受到极大削弱，贻留后患。其中的关键在于，皇帝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中，摇摆不定，犹豫不决，崇祯九年把卢象昇从中原战场调往宣府大同，已属失策；时隔两年之后，又把洪承畴、孙传庭从中原战场调往北方边防，使杨嗣昌精心策划的十面张网战略瓦解。当时杨嗣昌曾针对征调陕西兵入卫京师一事向皇上力争：“贼未绝种，洪承畴、孙传庭宜留一人于彼镇压。”思宗拒不接受[30]。思宗的这种做法着实令人费解，一向对杨嗣昌言听计从，为何此次一反常态？只有一个解释：思宗内心深处仍是攘外重于安内的。

崇祯十一年九月，皇太极命睿亲王多尔衮、贝勒岳托联络蒙古，分兵两路，从西协墙子岭、中协青山口突破长城要塞，大举南下。墙子岭是位于密云东面的长城关隘，形势险峻，但疏于防守。密集的清军蚁附而上，花了三天三夜的工夫才越过这个长城要塞，竟未遭到明朝军队的抗击。蓟辽总督、兵部侍郎吴阿衡身负边防重任却渎职逍遥，正在为镇守太监邓希诏举办祝寿宴会。镇守墙子岭的总兵吴国俊应顶头上司之邀在寿宴上大快朵颐，把边墙防卫抛到了九霄云外，一遇警报，仓促赶回迎战，一触即败，逃往密云。而吴阿衡得到“清兵入口”的战报时，根本不以为然，继续在筹觥交错的酒席上拉着邓希诏同饮百杯——为百岁之庆讨口采。等他饮得烂醉如泥后，清军骑兵已经抵达密云，明军一败涂地，这个酒肉总督糊里糊涂死于乱军之中[31]。另一支清军从青山口（喜峰口东面的长城关隘）突破，迅速进抵迁安、丰润一线。十月初二日，京师戒严，皇帝下令征调辽东前锋总兵祖大寿入援，命宣大总督卢象昇麾下的总兵杨国柱、虎大威进抵易州（今易县），作为左翼；调登莱天津驻军作为右翼，山东总兵刘泽清遏其前锋[32]。

为了统一指挥各路援军，思宗特赐卢象昇尚方剑，命他总督天下援兵保卫京师。卢象昇当时正在服丧，自他五月初一日接到父亲亡故的讣告，连上五疏乞求奔丧，皇帝都不批准；七月初一日又接到圣旨：卢象昇着加兵部尚书衔照旧总督候代[33]。卢象昇接到皇帝的新任命及尚方剑，感激涕零，披麻戴孝脚穿草鞋走马上任。赶到京郊后，上疏向皇帝表示：“臣非军旅才，愚心任事，谊不避难。但自臣父奄逝，长途惨伤，溃乱五官，非复昔时，兼以草土之身踞三军上，岂惟观瞻不耸，犹虞金鼓不灵。”他特别指出，枢辅杨嗣昌、监军太监高起潜和他本人都是以“夺情”之身来指挥这场战争，太不吉利。尤其使他不能容忍的是杨嗣昌、高起潜力主和议，而他是“宁捐躯断脰”的。他与杨嗣昌的关系已经势如水火了[34]。因此十月初四日思宗在武英殿召见文武大臣及总督卢象昇时，思宗问他有何御敌方略，卢象昇回答得很干脆：命臣督师，臣意主战。此话显然是针对杨嗣昌的，思宗听了很不高兴地说：朝廷原未说抚（议和），所说抚，乃外廷议。既然皇上不主抚，卢象昇便简要地阐明御敌方略：敌之所忌着着宜防：逼陵寝以震人心，可虑；趣神京以撼根本，可虑；分出畿南剽掠旁郡，扼我粮道，可虑。在这种被动情况下防御甚难：若厚集兵力防备，则寡发而多失；若分兵四应，则散出而无功；若兵少则不备，且宜生乱。思宗听了，说了几句激励的话，命他与杨嗣昌商议[35]。次日，思宗发银万两犒赏三军，派杨嗣昌代为送行。卢象昇抵达昌平，思宗又派太监送来宫中内帑银三万两，赏赐御马一百匹、太仆寺马一千匹，令卢象昇感动万分，叹息道：和议果然是外廷之意，帝锐意主战[36]。他万万没有料到他与杨嗣昌、高起潜的分歧竟然对战局带来了巨大影响。

卢象昇鉴于清军十月十二日已接近通州，为了遏制其势头，令各路将领组织敢死队，准备十月十五日半夜分四路偷袭敌营，严令各路将士拼死一战，刀必见血，人必带伤，马必喘汗，违令者斩。总监高起潜与卢象昇意见分歧，大说风凉话：只听说有雪夜下蔡州的典故，从未听说月夜奔袭，月光皎洁之下何以偷袭？道路遥远何以力战出奇？出奇兵宜少不宜多，若十路齐发，一张皇机密便泄。他不仅反对夜袭，而且提前把夜袭指挥官总兵陈国威调向东路。当十五日半夜卢象昇所发先头部队开战奏捷后，由于陈国威调走，续发接应部队在孙堠战败，以致功亏一篑[37]。卢象昇为了避免高起潜的掣肘，向朝廷提议分兵待敌，自己驻昌平，高起潜驻通州。思宗同意这种安排，把宣大、山西的军队三万划归卢象昇，把关宁入卫军队四万划归高起潜。但不久思宗又改变主意，要卢象昇赶往通州与高起潜合剿。卢象昇以为杨嗣昌在捣鬼，想让高起潜牵制他。杨嗣昌为了避免误会，特地向思宗提出仍维持分兵态势：卢象昇暂驻德胜门外，不宜往通州。杨嗣昌亲自出城到卢象昇军营向他当面解释，结果闹了个不欢而散。

卢象昇因孙堠之败对高起潜十分不满，心境不佳，近日又听京师流言“辽兵（高起潜所率关宁入卫部队）通敌”，更加怒不可遏。一见杨嗣昌便责问：公等坚意就抚，文弱兄独不思城下之盟，《春秋》以为奇耻大辱，且卢某受尚方剑，长安于口舌如锋，倘唯唯从议，袁崇焕之祸立至。纵不畏祸，难道不念披麻戴孝之身，既不能移孝作忠，奋身报国，将忠孝两失，有何颜面立于人世？杨嗣昌听得面红耳赤，浑身颤抖，气愤地说：若如此，老先生尚方剑当先从学生用起！卢象昇说：既不能奔丧，又不能战，尚方剑还是先从我颈上下手，怎能加于别人？舍战言和，非卢某所知。杨嗣昌极力否认：从未言抚。卢象昇步步进逼：周元忠赴辽东讲和，数日往来，其事虽方一藻、高起潜着手，却受成于本兵（兵部尚书），通国共闻，谁可隐讳？杨嗣昌语塞而去[38]。卢象昇见杨嗣昌默认，待杨嗣昌回城后连夜写信劝告：“早蒙台顾，冒昧披陈，激烈忠怀，些子俱尽，亦恃老年台圣贤之品，不罪狂愚，故不觉剖心以告耳。倘获济朝廷封疆大事，即胸中有如许怪异事，始终不复向君父一言，如其闪烁奸欺到底，誓当沥血丹犀，无言不尽，仍乞老年台力持大法，除国之大害也。”言辞耿直，心态却极为坦荡。杨嗣昌也以同样平静的心境回信：“公身肩重任，果有危疑，自当直吐，谁得而挠之？但恐时贤局见，打算杀机以待我辈，成功则已，否则挤之危祸以快宿心，非从国社封疆起见者也。”[39]两人虽有嫌隙，却有着共同的忧患意识：一旦战败，后果不堪设想。

大敌当前，朝廷内部的政见分歧日趋明朗化，身为内阁辅臣兼兵部尚书的杨嗣昌首当其冲。卢象昇对杨嗣昌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和议上，其中不乏误解的成分。杨嗣昌指示方一藻、高起潜与清朝进行和议试探，是在清军越过墙子岭、青山口之前的五月份。这次和议试探由于廷臣反对半途而废，清军才于九月份越过墙子岭、青山口，此后双方并无和议的接触。所谓缔结“城下之盟”云云显然是无稽之谈。杨嗣昌针对礼部侍郎王铎怀疑朝廷有“金缯和亲”之说，辟谣道：“京城横议，谓皇上允臣与方一藻、高起潜款边，密发黄金百万、白银十余万送边，何其异也。”这种谣言荒唐得离奇，却不胫而走，令杨嗣昌感到困惑。他再三解释在清军南下之前谋求和议的动机：“臣之愚计，始终欲平流寇后御边锋，而御锋之策必先暂缓其深入长驱，我乃得实图练战。”[40]尽管“城下之盟”属于子虚乌有的猜测，它的阴影仍在一些人的头脑中盘桓，直到十一月初八日思宗再次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如何击退来犯之敌时，工科都给事中范淑泰还提出与此类似的问题：“今敌已临城，尚无定议，不知战乎款乎？”思宗感到莫名其妙，反问：“谁款？”范淑泰举不出证据，含糊其辞地说：“外间皆有此议。又凡涉警报，秘不报，俱讳其事。”[41]翰林院编修杨廷麟也有类似的看法：“始建虏未犯塞，高起潜、方一藻曰当款，杨嗣昌亦曰当款；吴阿衡曰款必可恃，杨嗣昌亦曰款必可恃。表里煽谋，宣情泄弱。”意在指责杨嗣昌等人以款致敌。这种无端指责令思宗大为恼火，便把这个伶牙俐齿的文官改任兵部赞画主事，前往卢象昇军营亲自体验一下朝廷究竟主款还是主战[42]。

内阁首辅刘宇亮见皇上对敌兵深入忧虑不已，毛遂自荐，向皇上表示愿意亲自出京督察军情，思宗立即批准，并将卢象昇革职听勘，命刘宇亮代行总督之职。刘宇亮原本无意指挥打仗，一听皇上要他代任总督，惶恐之极。杨嗣昌赶紧出面缓解：临阵易将乃古今大戒，不妨令卢象昇戴罪立功。思宗仍坚持己见：卢象昇安坐真定（今正定）州县残破十二三处，岂堪复用？杨嗣昌再三请求，思宗勉强同意收回成命，但剥夺卢象昇的兵部尚书衔，以兵部侍郎仍任总督，戴罪立功，刘宇亮督察各镇援兵[43]。卢象昇遭到戴罪立功的处分，心灰意冷，深为缺乏粮饷难以进兵而担忧，又遭到思宗严厉谴责：“前日敢战之言沽名欺众！”[44]迫使卢象昇不得不孤注一掷。

这时清兵分三路南下：一路由涞水攻易州（今易县），一路由新城攻雄县，一路由定兴攻安肃（今徐水）。卢象昇由涿州（今涿县）进据保定，命诸将分道出击，派兵部赞画主事杨廷麟前往真定，带去他的亲笔信要求高起潜支援，高起潜不但不支援，反而向临清方向移动。卢象昇出帐向北拜谒，对五千将士说：吾与尔辈同受国恩，患不得死，勿患不得生。又涕泪纵横地对前来送行的父老乡亲说：自我与流寇交战数十百次，从未败绩，今食尽力穷，死在旦夕，不再徒劳父老了！群众号泣雷动，各自拿出升斗粮食送给军队为口粮。十二月十一日，卢象昇率部赶到巨鹿县贾庄，被清军包围。卢象昇麾兵激战，呼声动天，从早晨战至下午，炮穷矢尽，他身中四箭又受三处刀伤，还呼号督战不停，从马上跌下阵亡，年仅三十九岁[45]。总兵虎大威、杨国柱弃总督于不顾，突围而逃，全军覆没[46]。刘宇亮刚赶到保定，听到卢象昇阵亡的消息，相顾无人色，急忙逃往晋州（今晋县）躲避[47]。

这时，洪承畴、孙传庭遵照思宗命令率军保卫京师千里迢迢赶来，洪承畴被任命为蓟辽总督，孙传庭被任命为保定总督，不久思宗又赐孙传庭尚方剑，命他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崇祯十二年正月初二日，清军攻陷济南，德王被俘。督察大学士刘宇亮、总督孙传庭会兵十八万，向济南挺进，祖大寿也从青州赶来。清军见明朝精锐部队齐集京畿、山东、河北，无心恋战，饱掠一番之后，向通州、天津、玉田、丰润撤退。当时适逢雨雪，道路泥泞，明军如果抄前截后，可以稳操胜券，然而明军却听任其从容北返。有的将领曾向刘宇亮提出，清军已向东北遁归，应旁抄或后截，以免再遭对方“官兵免送”之讥嘲，刘宇亮不敢邀击，答复说：不必侈张迎头邀截之虚声，恐敌闻风折转，任其饱掠而去[48]。三月初八日，清军从青山口出长城北归，至三月十一日，全部撤出。

一场震惊朝野上下的战争持续达半年之久，明朝方面没有打过一场漂亮的歼灭战，将领们不敢正面迎战，一味尾随跟踪；朝廷中枢调度不灵，前线飞报军情，兵部不敢擅作主张，要请示皇帝，坐误战机。清军深入二千里，破城七十余座，涉及顺天府、保定府、河间府、真定府、顺德府、兖州府、济南府，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令人感叹不已。三月十一日，京师解严，人们从惊恐中清醒过来，开始反思此次事变。兵科都给事中张缙彦从纠弹兵部的本职工作出发，第一个上疏皇帝要求追究责任，他列举了失事五案应予惩处的官员：第一，墙路（墙子岭）入口之案，有罪者是总督吴阿衡、总兵吴国俊、总监邓希诏等；第二，青山（青山口）续入之案，有罪者是巡抚陈祖苞、总兵陈国威、分监孙茂林等；第三，残破城邑之案，有罪者是总督卢象昇，总监高起潜，总兵王朴、杨国柱、虎大威、侯拱极，赞画杨廷麟，巡抚张其平，总兵刘光祚，总监方正化等；第四，失陷藩封之案，有罪者是督察刘宇亮、总督孙传庭、总监高起潜，以及调发逗留诸将李绩、祖宽、郭进善等，巡抚颜继祖、总兵倪宠等；第五，饱飏出口之案，有罪者是督察刘宇亮，总督孙传庭、陈新甲，总监高起潜，总兵刘光祚、王朴、曹变蛟、杨国柱、侯拱极、祖大寿等。在张缙彦看来，兵部尚书杨嗣昌身负国防重任难辞其责——诸臣之罪皆归其身；内阁衮衮诸公也难辞其咎，而以首辅刘宇亮尤为严重——无安内攘外之功，致鲁莽之笑料。他还批评在廷诸臣游谈浮论，不肯实心任事，不要以为敌军退去便太平可望[49]。

张缙彦的职责是兵科都给事中——负责监察兵部各级官员，他对情况的了解是深入细致的，揭发纠弹都极具分量，思宗接受他的意见，要杨嗣昌主持失事诸臣的查核工作。杨嗣昌会同兵科分别追究墙路入口、青山续入、残破城邑、藩封失陷、饱飏出口这五案的直接责任者。思宗审阅后，改为边防、城守、入援、调度四个方面，分别查核情节，依律拟处罪状。三月十八日杨嗣昌上疏，向思宗为若干重要官员的责任作了辩解：总督孙传庭——担受残局，自不可能有所建树；总督陈新甲——其利兵精卒始则全归卢象昇，继则半归孙传庭，新收编奇零散股勉图遮障；督察刘宇亮——未成师以出，未终局而归，行间得失本难苛求；赞画杨廷麟——书生入幕，兵柄非其所长，勿容苛求；总督卢象昇——以闻忧候代之人，忽作卷甲勤王之事，捐躯矢报，较吴阿衡不同，一则失火之人，一则救火之人。他认为严重失职应予重处的有：副将祖宽——违期不进，支饰他词，难逃大法；总兵李重镇——弃总督卢象昇而逃，应当重处；总兵王朴——提兵满万，巧避出关，坐视不救，降削管事[50]。最终经思宗审批后，定下五等罪状：守边失机、残破城邑、失陷藩封、失亡主帅、纵敌出塞。并且开出一张惩办名单：太监有蓟辽总监邓希诏、分监孙茂林，巡抚有顺天巡抚陈祖苞、保定巡抚张其平、山东巡抚颜继祖，总兵有蓟辽总兵吴国俊、陈国威，山东总兵倪宠，援剿总兵祖宽、李重镇，以及副将以下至州县官，一共三十六人，同日在京处死[51]。这是思宗即位以来惩处封疆失事诸臣最为严厉的一次，在处死之前，由太监手捧红匣，宣读皇帝御笔所写的圣旨，娓娓数十言，使那些伏法者为封疆受过死而无怨。然而死者的子弟奴仆都奉旨放逐，甚至几天不准收尸，未免有点过分了。事前内阁辅臣曾向皇帝提及，皇后即将生育，宜稍宽刑法。思宗说：“祖宗封疆不能保，何有于儿孙？”断然予以严惩，从此督抚失机，累累骈首[52]。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攘外安内形势的严峻，不用重典不足以挽狂澜于既倒。

然而，身负国防重任的兵部尚书杨嗣昌难道就没有责任了？言官们以为兵部尚书杨嗣昌不应置身事外，给事中李希沆在奏疏中说：自皇上即位以来，北兵三至，己巳（崇祯二年）之罪未正致有丙子（崇祯九年），丙子之罪未正致有今日，含沙射影指向杨嗣昌。御史王志举则直截了当地揭发杨嗣昌误国四大罪，请皇上按照以往失事兵部尚书丁汝夔以及督师袁崇焕处死的先例予以惩处。思宗大怒，把李希沆贬官、王志举革职。思宗的这种偏袒激起舆论不平，杨嗣昌也深感不安，屡次上疏引罪[53]。因为在此之前敌兵南下，兵部尚书都绳之以法，崇祯二年王洽下狱死，复论大辟；崇祯九年张凤翼服毒死，犹削籍。此次失陷七十多城，思宗仍眷顾杨嗣昌不止，丝毫没有加罪之意，令人惊讶。

就在朝野目光专注于此的时候，由于洪承畴、孙传庭入卫，中原兵力空虚，暂时平息的内乱出现新的危机。一向统率关宁劲旅的祖宽、李重镇被处死，洪承畴奉旨督率陕西精锐之师留在蓟辽边境，孙传庭写信给杨嗣昌力争：“是兵必不可留，留则徒强寇势，而究无益于边。且兵之妻孥蓄积皆在秦，强之在边，非哗则逃，是驱兵从贼也，天下安危在此。”[54]杨嗣昌没有采纳这一建议，也不向思宗报告，反而心生疑忌。思宗也没有把中原的隐忧放在心上，下令孙传庭就任保定总督，孙传庭以耳聋已有一个半月为借口推辞。思宗下了一道圣旨：“孙传庭特任练兵，何得辄以病诿？着即遵旨刻期料理，不许延误取罪。”[55]孙传庭要求皇上接见面陈大计，派人带去奏疏请杨嗣昌转呈，杨嗣昌怀疑他要在皇帝面前弹劾自己，索性退回奏疏。孙传庭考虑到杨嗣昌在朝自己必不可能有所作为，上疏乞求退休。杨嗣昌向皇上说他托疾非真，思宗大怒，下令巡按御史杨一俊核实真伪。杨一俊核实后报告，孙传庭确系真聋，并非托疾。思宗竟以为杨一俊有意包庇，派锦衣卫缇骑赶赴易州公署传达圣旨：“孙传庭托疾规避，显属欺罔，有旨责令监察（御史杨一俊）按明，乃挟同奏报……内外官好生徇藐。孙传庭并杨一俊俱革了职，锦衣卫拿解来京究问。”[56]就这样，一员帅才被无端关入监狱达两年之久。以后的事实表明，孙传庭建议别把陕西精锐之师留在蓟辽边境，是有远见的，思宗与杨嗣昌在这点上犯了一个大错误。

二、“盐梅今暂作干城”：杨嗣昌督师

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张献忠等部降于熊文灿，李自成等部败于洪承畴、孙传庭，一时间朝廷上下以为“流寇”已经平定[57]。思宗因京师戒严而征调洪承畴、孙传庭入卫，待清兵出塞后，仍不将二人及所率劲旅遣返原地，也反映了这种情绪。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李自成在潼关南原全军覆没，仅率十八骑突出重围，逃往商雒山中。不久，打散的部下陆续前来归附，又积聚起几千人的队伍。这年年底，他带了几十名随从，快马加鞭赶往谷城去会见张献忠。这两位陕北老乡目前处境迥异，友情尚存。张献忠设宴招待，酒过半巡，他笑着拍拍李自成的背，戏言：李兄何不随我而降，还仆仆奔走干嘛？李自成仰天大笑，连说：不可，不可。此时此地两人心照不宣，李自成知道张献忠在谷城不过是权宜之计，并非真降，否则决不会冒失来此自投罗网；张献忠明知李自成不会随他而降，开个玩笑而已。会见之后，张献忠接济李自成一批武器马匹，让他重整旗鼓，以待日后遥相呼应。当时谷城县人士亲眼目睹李自成会见张献忠后从容离去，非常埋怨熊文灿，以为熊文灿如果调度得宜，张献忠一定会“缚闯自效”——生擒李自成将功赎罪[58]。这种埋怨毫无根据，对于熊文灿抑或张献忠而言，都是不明底里的妄言：熊文灿徒唤奈何，不可能“调度得宜”；张献忠并非真降，不可能“缚闯自效”。

张献忠在谷城自有打算。他用诸生（已入学的生员）潘独鳌、徐以显为谋士，日夜策划有朝一日东山再起。他要诸生讲解孙吴兵法，为他打造三眼枪、狼牙棒、埋伏连弩等兵器，操练团营方阵及左右营法。谷城知县阮之钿心中焦急，又无力改变局面，只得苦口婆心从旁劝说，要张献忠走刘国能的道路，真心归降，倘若如此，他可以上疏以百口保张献忠不死，何必自蹈不义。遭到张献忠丑言詈骂的阮之钿忧愤成疾，自知日后不免一死——不是死于张献忠之手便是死于熊文灿之手，因此在县衙墙壁上题诗一首：“读尽圣贤书籍，成此浩然心性，勉哉杀身成仁，无负贤良方正。”落款是“谷邑小臣阮之钿拜阙恭辞”[59]。仿佛是留下绝笔，既表示问心无愧，又表示无可奈何，从此便蜗居家中不理县政。

崇祯十二年三月清军北撤后，杨嗣昌得以有暇顾及在谷城的张献忠。四月初，他向皇帝指出：刘国能、张献忠同时受抚，刘国能所至立功，入卫著劳，家口自寻生理；张献忠安坐谷城，未能胁从一人，与民共城而居，分麦而食，以致讹言繁兴[60]。所谓“讹言繁兴”，指的是张献忠磨刀霍霍将有所图的流言蜚语。果然，不久熊文灿向思宗报告：“降盗张献忠将复叛。”[61]杨嗣昌于四月二十三日作出反应：向皇上呈上秘密奏疏，报告已采取对策：一方面命熊文灿派员刺探张献忠营内兵力数量、强弱及人心向背情形；另一方面向湖广调兵遣将，把跟随洪承畴入援的甘肃总兵柴时华、原任宁夏总兵祖大弼及其所统领的军队调往湖广，归熊文灿支配。不料柴时华借口“众心思归，从征恐有不戢”，祖大弼借口“欲待安插辽丁，不能就道”，致使这一部署化作泡影[62]。于是杨嗣昌不得不奏请皇上，赶紧调陕西总督郑崇俭出师关洛，向郧襄移动；四川巡抚傅宗龙从川东向郧襄移动；总理熊文灿麾下左良玉、张任学、陈洪范、龙在田等总兵分路向谷城合围[63]，然而为时已晚。

问题在于熊文灿过于依赖招抚，对张献忠过分迁就，从未采取断然措施，以致养虎遗患。刑科给事中李清早就上疏弹劾总理熊文灿一意主抚贻误大局：“皇上发禁旅、调边兵，捐饷至二百万，将以为剿。理臣熊文灿身负讨伐之任，一意主抚。今军威未振，煦煦招降，虽张献忠幸而就抚，恐鹰眼未化为忧。”[64]思宗不以为然，听任熊文灿便宜行事。湖广巡抚余应桂身临其境，看得一清二楚，极力反对熊文灿一意主抚。熊文灿不满，借口“后期误军”，上疏弹劾余应桂。余应桂出于大局考虑，写信给熊文灿消除误会，不料他的信使被张献忠的巡逻士兵俘虏，信落到张献忠手中，信中有“献忠必反，可先未发图之”这类话语，张献忠据此向郧阳抚治戴东旻告发：“抚军欲杀我。”戴东旻把此事报告熊文灿，熊文灿以为抓住了把柄，再次上疏弹劾余应桂“破坏抚局”。杨嗣昌本来就对余应桂曾弹劾其父杨鹤心怀不满，怂恿皇上逮捕余应桂[65]。余应桂被逮，激起廷臣不满，刑科给事中李清再次上疏抨击熊文灿，指出熊文灿所谓张献忠已给饷银专听指挥云云，以及所说张献忠得到余应桂信后才咆哮思逞，都是自欺欺人的无稽之谈。无此信亦疑，有此信亦疑，余应桂逮而此疑未必可释。疑就疑在熊文灿对张献忠调之不能、散之无计，放手让他控制荆襄上游，天下事大可忧虑。熊文灿的用意在于，张献忠听调则我居功，不听调则余应桂任罪。不知逮者只一身之利害，而留者关系数省之安危，恐将重蹈陈奇瑜的覆辙[66]。余应桂自己也上疏申辩，全面追述近年来的抚剿始末，揭发熊文灿畏首畏尾迁就退让，以致造成张献忠强占谷城要挟招抚的局面；张献忠在谷城招纳亡命，买兵置器，人人知其叵测，熊文灿却把他当作捍卫荆襄的前茅；派官调遣，张献忠不但不应，反而扣留解饷官，谋求湖广总兵之职，而今更造浮桥横跨汉水。凡此种种，熊文灿先是夸张冒功，后是掩匿不报，难道不是欺君么？[67]讲得有根有据，遗憾的是，思宗一概不予理睬，竟把余应桂遣戍边地。事实证明，余应桂致熊文灿信中所说“献忠必反”是有先见之明的。左良玉也看出张献忠“反迹大露”，极力催促熊文灿发兵袭击，熊文灿敷衍搪塞说：他虽怀二心，但未开衅；你虽敢斗，但部众未集。贸然出击，其他受抚各部必然行动，如不能胜，所失实多，不如慢慢来。左良玉反驳道：“不然，逆贼利于野战，而不利于守城，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彼士卒有骇心，粮饷无后继，诸部观望必不齐心，贼寡我众，贼散我合，贼怠我奋，攻之必拔，袭之必擒，一失此机，后悔无及。”这一番话说得熊文灿无言以对，只好苦苦相劝，禁勿用兵[68]。待到熊文灿意识到形势不妙，向朝廷惊呼“张献忠复叛”，朝廷紧急调集川陕军队进抵郧襄围剿时，张献忠已抢先一步在谷城起兵，打得熊文灿措手不及，自食其果。

崇祯十二年五月初六日，张献忠在谷城发动突然袭击，摧毁城墙，抢劫仓库，释放囚犯，重新高举反对明朝的义旗。谷城知县阮之钿自知在劫难逃，服毒自杀，奉张献忠之命前往县衙的马元利来迟一步，一举焚毁县衙门，还未绝气的阮之钿葬身火海。张献忠在过去一年中委曲求全，备受各级官僚敲诈勒索，时人称“熊文灿责赂金珠瑰货累万万”[69]。起兵后，他狠狠地出了这口怨气，在通衢大道上张贴告示，向当地百姓宣布：“自己之叛，总理使然”，指责熊文灿欲壑难填，其他官员也贪得无厌。他张榜公布索取贿赂的官员姓名、索贿数量与日期，这份明细清单把那些借招抚发财的贪官污吏一一曝光。他还如实地指出：不受献忠金者，唯襄阳道王瑞旃一人[70]。张献忠的这种宣传攻势非常有效，令熊文灿及大大小小的文官武将们羞愧得无地自容，也令世人尽知熊文灿之流所谓招抚的真相，与其说是在招抚流寇，还不如说是在招抚金钱更加名副其实。

张献忠谷城起兵后，熊文灿自知纵虎归山罪不容诛，立即写了密疏上报朝廷，千方百计为自己推卸责任。兵科都给事中张缙彦一向对失职官员不放过，这次也不例外，措辞严厉地驳斥熊文灿，向皇上指出：张献忠包藏祸心，无论愚者智者人尽皆知，熊文灿受他绐弄，不断为他请官开赏，巧辞匿饰杀人越货痕迹，有发觉其阴谋者，立即封堵其口。熊文灿不断向朝廷谎报军情，把攻州夺郡之雄说成漏刃破胆之人，把奔山腾谷之势说成鼠窜路穷，把拥强兵负异志说成反形未露。凡此种种，恢饰不伦，欺蒙已甚[71]。

思宗至此恍然大悟，悔不当初，下令革去熊文灿所有官职，要他立功自赎。熊文灿依旧玩忽职守，听说左良玉要发兵追击，故意透露消息，且强留左良玉饯饮，拖延时间，使得张献忠从容地把武器粮食运入房县山中；接到皇帝要他立功自赎的圣旨后，自知身在祸门，不暇审度形势，强令左良玉冒险出兵。左良玉气得大发雷霆：“督台纵虎负隅，使我擒拿，若不去，必加我逗留之罪。”[72]令旗一到，左良玉只得冒暑进讨。张献忠则以逸待劳，在房县西八十里的罗山布下埋伏。左良玉率军进入埋伏，全军覆没，符印尽失，只收拾得残兵败将几百人逃命。一向骄悍的左良玉当然不愿代熊文灿受过，写了一道奏疏给皇上，把熊文灿在张献忠反迹已露时阻挠他出击，纵虎归山后又强令他冒险，以及其他种种劣迹和盘托出，思宗大为恼火，下旨逮问熊文灿，令左良玉戴罪自赎[73]。张献忠谷城起兵，大败左良玉后，原先接受招抚的造反武装纷起响应，形势急转直下。

自从清军北撤后，言官弹劾杨嗣昌的奏章不断送进宫中，使杨嗣昌坐立不安，屡次上疏引罪。思宗令其落职冠带视事，不久又以叙功名义恢复他的原官，对他眷顾不衰。杨嗣昌想乘机脱身，向皇上推荐四川巡抚傅宗龙出任兵部尚书。当杨嗣昌庆幸自己可以解脱军务时，传来了张献忠反于谷城的消息，使他无法安枕，谷城事件的责任者熊文灿是他推荐的，熊文灿被逮，“讨贼”重任何人堪当？思宗也在考虑这些，杨嗣昌机敏掩盖下的粗疏，且言过其实，已挠于群议用为阁臣，不如令其外出督师，万一成功，可以谢天下，也可以显示自己眷顾杨嗣昌的初衷，杨嗣昌察知皇上的意向，立即自告奋勇请命督师[74]。

崇祯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思宗作出决定，派杨嗣昌代熊文灿督师。他在杨嗣昌的请罪疏上提笔写下了这样的谕旨：“辅臣屡疏请罪，诚恳愈加，尤见守法振玩至意。目今叛寇猖獗，总理革任，以辅臣才识过人办此裕如，可星驰往代，速荡妖氛，救民水火。凯旋之日，优叙隆酬。仍赐尚方剑，督师各省兵马，自督抚镇以下俱听节制，副参以下即以赐剑从事。”[75]杨嗣昌接旨后，就出任督师将要面临的难题请示皇上：一是张献忠等窜伏房县、竹山已久，为防其挺进中原，乞责汝州、蔡州、安庆、庐州、蕲州、黄州等处严守要害，收割秋粮；二是已调之辽东军队二千，乞准时催发；三是张献忠等在房山、竹山一带，是四川、湖广、河南、陕西交界处，入山围剿不易；四是乞敕户部转行督饷侍郎，淮、陕二督所辖抚镇兵力不多，可酌量减饷，而湖广、河南之饷必须加倍发给；五是乞敕吏部精选州县官，抚道必须懂军事，如用非其人，臣有权更换。此外，他还提及量请功赏、选带将才、量给马匹等事。思宗表示嘉奖外，特别关照他，不必预先立下军令状——定出“平寇限期”，为他留下回旋的余地；并且对他说：“卿沉谋胜算，严督文武官协谋夹歼，解散安插，速奏荡平，付朕委任至意。凡人才、兵饷等事，吏户兵等部有呼必应。”[76]思宗又给杨嗣昌发去一封手谕，以亲笔书信形式重申前意：“间者边陲不靖，卿虽尽瘁，不免为法受罚。朕比因优叙，还卿前所夺官，卿引愆自贬坚请再三，所执甚正，难相听许。朕闻《春秋》之义以功覆过，方当降徒干纪，西征失律，以卿才识勘定不难，可驰传往代。出郊之事不复内御，特赐尚方剑以便宜诛赏。卿其芟剪蟊贼，早奏肤功。”[77]

九月四日，思宗在平台召开御前会议。这次会议是按照杨嗣昌的请求而举行的，参加者有内阁的杨嗣昌、薛国观等，六部的吏部尚书谢陞、户部尚书李待问、兵部尚书傅宗龙等。思宗首先问李待问：楚军及豫皖二抚连告缺饷，卿部日前已发过么？现督师将要专征，有何法可以足饷？李待问答：督饷侍郎张伯鲸专负军饷之责，微臣不过掌文书而已。今辅臣系皇上特遣，宜就臣部题留款项设处，开支多寡伏候进止。思宗又问傅宗龙：张献忠舍河南、湖广而入陕西，这三路现有兵力多少？傅宗龙答：臣至部阅实，其数近十万人。思宗又问谢陞：嗣昌此行应挂何衔？谢陞答：臣以为此行宜用督师辅臣。思宗召杨嗣昌上前，对他说：朕以寇乱，烦卿远行，朕不忍卿去左右。杨嗣昌说：微臣实不称职，致方内多儆，仰廑宵旰，咎皆在臣。蒙皇上又贳其罪而用之，臣敢不竭其驽骀之力，继之以死。思宗听了他决心以身许国的表态很感动，便问：卿行军以何者为先？杨嗣昌答：兵难遥度，容臣驰至襄阳再条陈方略。兵事烦，倚监军以办寇，今其人多不可用。思宗说：卿自择可者。杨嗣昌说：如张克俭、宋一鹤皆可入选。杨嗣昌又提出一些要求：如督饷侍郎张伯鲸应该移往楚豫用兵之地，江南用一户部司官催运即可；左良玉大有将才，兵也可用，应当晋升为平贼将军。思宗一一允行。御前会议结束后，众大臣退去，思宗独留杨嗣昌密谈，特别叮嘱他：张献忠曾惊祖陵，决不可赦，其余剿抚互用。随后思宗赏赐杨嗣昌精美黄金百锭、大红苎丝衣料四套、斗牛衣一袭、赏功银四万两、银牌一千五百副、苎丝绯绢各五百匹，佩以督师辅臣大印，拨剿饷五十万两[78]。

九月初六日，杨嗣昌进宫向思宗辞行。思宗命光禄寺在平台为之饯行。思宗亲执酒器为他酌酒，命左右向他敬酒三巡。酌毕，乐声大作，一名小太监手捧黄封呈上，思宗把它打开，指着他亲笔所写七言诗说：辅臣督师，事不常有，今写数字赐卿。杨嗣昌跪下接过，朗诵道：“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79]思宗听他念罢，笑道：朕为卿赠行。他的诗巧妙地借用典故，预祝这位盐梅上将马到成功，令杨嗣昌心潮起伏难以抑制，边哭边拜[80]。

“盐梅今暂作干城”，杨嗣昌肩负皇帝的重托，踏上督师的征途，九月十五日在磁州上疏谢恩，十九日在开封宣谕皇上救民水火之意，二十九日抵达襄阳，进入熊文灿的行营。十月初一日，杨嗣昌大誓三军，总兵左良玉、督军太监刘元斌、湖广巡抚方孔炤、总兵陈洪范等都与会。杨嗣昌传达皇上的谕旨，申戒将领：身受国恩，担当灭贼，诛赏必行！杨嗣昌素有辩才，加上督师辅臣的威严，身受皇上所赐尚方剑，与会者莫不惶恐。会上杨嗣昌宣布各人的防守职责：郧阳抚治王鳌永自守其地；总兵陈洪范、副总兵周继先等防守汉水一线，若张献忠从房县来，则王鳌永、陈洪范、周继先提兵向均州；左良玉专门扼守均州，与副总兵张一龙合营，如张献忠从房县走谷城，即下谷城扼击，如张献忠由房县走保康、南漳，即抄便道出奇兵；湖广巡抚方孔炤驻荆门，副将罗安邦驻当阳，杨世威驻宜城，承天守将钱中选策应；偏沅巡抚陈睿谟驻荆州，护惠藩；署道冯上宾驻彝陵，调施州卫兵同守；四川巡抚邵捷春严堵川东，如张献忠从房县、竹山走兴山，则提兵预出夔门；陕西巡抚丁启睿驻商雒，南断郧西入山阳之路，东塞内乡、卢氏通关陕之门；陕西总督郑崇俭待张献忠离房县、竹山，即出关合剿；京营总兵孙应元屯襄阳，副总兵黄得功防光化，副总兵张一龙驻均州，周遇吉驻新野[81]。

杨嗣昌对左良玉寄予厚望，把他看作一张王牌，在离京前平台召对时就向皇上提议左良玉应当晋升为“平贼大将军”。抵达襄阳不久，于十月初五日正式上疏重申此事：总兵左良玉议军事甚合臣心，其数年来剿抚兼用，权略过人，请求皇上将旧有“平贼将军印”[82]颁发给左良玉，使他挂印行事，统一指挥各部，与臣谋划，转行调度[83]。左良玉果然没有让杨嗣昌失望，在其他各路连连战败的情况下[84]，打了一个大胜仗。左良玉得知杨嗣昌衔命集中全力先歼张献忠的意图，向杨嗣昌建议从汉阳、西乡入蜀追击。杨嗣昌则另有打算，调陕西总督郑崇俭率副将贺人龙、李国奇（一作国安）从西乡入蜀，而令左良玉留驻兴安（今安康）、平利，以防张献忠折回竹山、房县，别遣偏将入蜀追剿。左良玉依据多年戎马生涯的经验判断，只遣偏将追击未必有效，张献忠也未必会折返，万一西进成都平原则不堪设想。杨嗣昌对左良玉的这种分析不以为然，说：张献忠之势似乎并不想入川，可能向陕西移动，将军如从汉阳、西乡入川，万一张献忠从旧路疾趋平利，仍入竹山、房县，将何以抵御？否则，如张献忠走宁昌入归州、巫山，与曹操（罗汝才）会合，我以大将尾追，促之返楚，也非上策。依幕府本谋，秦督提兵入川，秦抚驻西乡、紫阳，我兵仍驻兴安、平利，此为正着，量遣偏裨入川追剿，此为奇着。左良玉不同意这种部署，对杨嗣昌说：蜀地肥衍，张献忠度险任其奔逸，难以制驭，且张献忠入川有粮可食，回郧无地可掠，良玉料定非万分窘急必不复回湖广。况且兵合则强分则弱，良玉所统乃剿兵非守兵，若主兵不出战而代为守，张献忠何时可灭？为今之计，当出其不意疾攻，一经大创，自然瓦解。杨嗣昌对军师万元吉说：良玉书词慷慨，惟敌是求，将在外不中制，宜听其便[85]。得到杨嗣昌的同意，左良玉于崇祯十三年二月初率部进入四川边界鱼溪渡，郑崇俭率贺人龙、李国奇前来会合。

张献忠获悉官军两路包抄过来，二月七日从太平县（今四川万源）的大竹河移营九滚坪，见玛瑙山形势险峻，便入山据守，左良玉赶到山下时，张献忠已经占据山巅，乘高鼓噪，气势很盛。左良玉下马披荆斩棘察看形势，顿时大悟，便分兵三路围攻：自己指挥二路，郑崇俭指挥一路，下令各军听鼓声而上。战鼓响起，左军冲中路、右路，贺、李二将从左路夹击。开始时张献忠的军队坚守不动，怎乃围困时日一久，粮饷断绝，军心动摇，全线崩溃，士兵纷纷跳下崖涧逃命，或向官军投降。左良玉抓住这一战机，命降将刘国能佯装运粮接济，张献忠饥不择食，打开营门迎接，刘国能乘其不备，纵火大战，扫平其营垒。张献忠落荒而逃，披藤从岩涧遁入兴安、平利山中[86]。左良玉乘胜追击，奔袭四十里，尽歼其精锐部队三千五百，其中包括大头目扫地王曹威（亦称一丈青）、白虎霍宗（张献忠前营将领）、邓天王张守安（张献忠中营将领）以及走山虎、过江龙、飞山虎、过天蟒、扒山虎、闯天鹞、上得天、下得海、沙将官等，临阵投降的有大领哨关索、十反王杨友贤等三百多名，生擒张献忠妻妾高氏、敖氏与军师潘独鳌等头目，缴获张献忠金印一枚、缕金龙棒一根、令旗令箭各八件，还缴获张献忠自己使用的镀金双龙铁棍一根，上刻“八大王金鞭”五字，以及镀金大刀一柄，上刻“天赐飞刀”四字[87]。

思宗得到杨嗣昌的捷报欣喜万分，立即召见刚由宣大总督提升为兵部尚书的陈新甲，令陈新甲制定此次大捷诸将赏格，再发白银五万两、锦帛千匹犒赏三军。玛瑙山之役，左良玉功劳第一，思宗下旨加他太子少保衔[88]。三月初五日，思宗给远在千里之外的杨嗣昌发去亲笔手谕：“谕督师辅臣：卿自昨年九月初六日辞朝至今，半载有余矣！无日不悬朕念，与行间将士劳苦倍尝，而须发尽白，深轸朕怀。又闻卿调度周密，赏罚严明，深慰朕平寇安民之意。朕虑军前赏功或有缺乏，今特发内库银万两接济，仍赐卿斗牛（服）一袭、鞍马二份，以为介胄驰驱之资，其抵承之。卿益多方鼓励，早奏荡平，酬勋优赉，朕计日待之。”[89]字里行间流露出思宗对杨嗣昌的特殊感情，连须发尽白之类琐事也挂在心上，在这之前的洪承畴、卢象昇也曾屡次奏捷，但从未引起思宗如此这般动情，唯独杨嗣昌有此殊荣，在京时视为心腹股肱，出征时倚为疆域卫士。“盐梅今暂作干城”，实在是发自肺腑的声音，如今又化作手谕中的话语：无日不悬朕念。对于杨嗣昌而言，这不仅是皇恩浩荡，而且是亲如家人的牵记，怎么不令他感动得五体投地，直至以死相报呢！

三、“功虽未成，尽瘁堪悯”——杨嗣昌之死

杨嗣昌无论如何不曾料到玛瑙山大捷之后，他竟成为矛盾的焦点，在与下属关系的协调中一筹莫展，其中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与左良玉关系搞僵便是一大失策。张献忠败于玛瑙山落荒而逃，左良玉率军紧追不舍，张献忠情急之中心生一计，派遣亲信马元利带了礼物去见左良玉，劝他不必苦苦相逼，离间他与杨嗣昌的关系，对他说：杨阁部之所以见重于公，是因为有张献忠在，公独不深长思之？公一向任凭部下恣意杀掠，引起杨阁部猜疑，如无张献忠在，公死期也不远了！左良玉听得心动，便放张献忠率残部逃去，使他得以在山中收集溃散部卒，重整旗鼓。左良玉则在竹山一带按兵不动，向杨嗣昌佯称有病在身，不便行军[90]。左良玉在竹山托病除了上述原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杨嗣昌对他将信将疑，令他失望。杨嗣昌原先再三向皇上保荐左良玉挂“平贼将军”印，后来看到左良玉飞扬跋扈难以控制，而陕西将领贺人龙骁勇善战堪称帅才，于是向兵部尚书陈新甲提议，以贺人龙代替左良玉挂“平贼将军”印。待此议得到皇帝批准后，杨嗣昌又反悔，唯恐引起左良玉不满，何况贺人龙的兵力与战绩都无法与左良玉相比，难以取而代之，再次上疏请求皇上收回成命，仍用左良玉为平贼将军，贺人龙则以总兵衔行事[91]。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两面不讨好，使杨嗣昌失去了左、贺两大帅的信赖。正如当时人所评论的那样：“（左）良玉以夺印怀惭，（贺）人龙以归印觖望，遂互相推委，不复深入，以致献忠复炽，皆嗣昌失二帅之心所致。”[92]

左良玉托病，杨嗣昌犹如失去臂膊，不得不写信去好言相劝，对他说：“圣意所重，全在逆献一人，深箐四壁，险峻难逃。将军在彼，严督穷搜，断可必得。今云十二日引兵西还，何耶？想穷谷无粮，大兵难驻，将军不得已而为此？”杨嗣昌明明知道左良玉托病的原委，故意避开，把引兵西还归结为穷谷无粮，为左良玉留下体面的台阶。但是“平贼将军”之事毕竟难以回避，他挖空心思地掩饰：“部（兵部）文以人龙代将军，不佞上疏止之，此时定得谕旨矣。献贼在兴巴间，欲入巴蜀，过（天星）曹（操）四股亦伏大宁，乃将军报主之时也。”[93]尽管杨嗣昌说由贺人龙代替左良玉挂平贼将军印是兵部的主意，是他上疏制止的，对于这种诡辩左良玉根本不信，因为贺人龙早已把真相告诉了左良玉：杨嗣昌曾私下许诺贺人龙代替左良玉为平贼将军，玛瑙山之役后反悔食言，对贺人龙谎称须以后再议。贺人龙大恨，向左良玉和盘托出[94]。因此杨嗣昌再三催促，左良玉仍高卧竹山一带，不肯协心征讨张献忠[95]。

不独左良玉、贺人龙消极观望，各省督抚也想乘机从围剿中抽身，陕西总督郑崇俭便是突出的例子。杨嗣昌事先已经传达皇上的圣旨：令秦督郑崇俭、副总兵贺人龙、李国奇留蜀协剿[96]。郑崇俭还是阳奉阴违，写信给杨嗣昌声称：他率陕西兵与左良玉派来的偏将张应元、汪云凤在太平县境内搜剿，“持银买米三月不得升合”，以此为借口，按兵不动。气得杨嗣昌责问四川巡抚邵捷春：“太平乃公境内，事前数致札，乞为措置，今经若此，以左帅无粮而归，秦督又见告，现在（张）应元、（汪）云凤兵正嗷嗷待哺。十五六年巨寇费尽心力刚可到手，若令脱逃，何以自解？”[97]后来郑崇俭干脆在川北太平称病，杨嗣昌调他会师大宁，他不应，反而由太平退回陕西境内，贺人龙、李国奇也以“兵瘦马缺弓矢皆乏”为借口，跟随总督而去。杨嗣昌多次写信催促，毫无效果[98]。杨嗣昌掮出皇上圣旨来恫吓郑崇俭，说皇上已下达“留蜀”之旨，你竟稳坐陕西西乡，显然是“委君命于草莽”，造成“各将观望，逗留不前”的后果[99]。郑崇俭、贺人龙、李国奇依然我行我素。

已经退休的原内阁大学士、四川巴县人王应熊对家乡的战况牵肠挂肚，写信向杨嗣昌打听，杨嗣昌在回信中把张献忠入川全部归咎于川军的无能，他说：“贼在秦楚间，檄川中节镇拒击而不能；贼逼蜀境，令其守险而又不能，以故贼尽归蜀，不得不以客兵驱逐。”[100]所谓客兵是指从各地调来的军队，令他们从后面追击，前面的川军如果坚守，则可形成一个包围圈。无奈川军既不能拒击又不能守险，客兵又三心二意，不愿入川围剿，名副其实的驱逐而已。这就给张献忠一个机会，使他与罗汝才会合，在四川东部边界大昌县附近的土地岭，一举大败官军。原因就在于当时只有左良玉的偏将张应元、汪云凤孤军深入，贺人龙、李国奇远在别处隔岸观火，致使张应元、汪云凤全军覆没[101]。人们评论道，土地岭之败是蜀中大乱的开始[102]。

思宗接到土地岭大败的消息和杨嗣昌弹劾郑崇俭的奏疏，才知道郑崇俭抽兵回陕是致败的主因，立即下旨把他革职查办，命丁启睿赴军前代理，命巡按御史核实郑崇俭托疾究竟是真是假[103]。四川巡抚邵捷春比郑崇俭更糟。杨嗣昌原本想把张献忠、罗汝才围歼于楚蜀边界的竹山、竹溪、巫山、大昌、大宁之间，怎料土地岭大败，张献忠、罗汝才直逼大昌。九月初一日，杨嗣昌檄问邵捷春：用何兵防守何兵出战？兵若不足从何处征调？守兵有何补充？邵捷春似乎全然不知[104]。在大兵压境之际，邵捷春借口大昌的上马渡、中马渡、下马渡水浅地平难以坚守，退守水寨观音岩作为第一道防线，令部将邵仲光（一作先仲）守卫，而在夜叉岩、三黄岭、磨子岩、鱼河洞等处，各分兵三四百人守卫。杨嗣昌的监军万元吉以兵力分散为忧，建议收缩防线，邵捷春仍固执己见。九月初九日，张献忠率军至渡口，轻取上马渡、中马渡、下马渡，进袭观音岩，守隘将领邵仲光逃跑，张献忠从观音岩、三黄岭等处突破大昌防线。杨嗣昌赶到巫山，以尚方剑处斩邵仲光。张献忠、罗汝才越过大昌，西抵开县、达州，势不可挡，如入无人之境。思宗接到杨嗣昌的报告，立即下旨逮捕邵捷春[105]。

十一月，杨嗣昌赶到重庆，下令各路将领会师，然而各路将领却按兵不动虚与委蛇。张献忠攻打汉川、中江，席卷什邡、绵竹、安县、德阳、金堂，所向披靡，守军纷纷“空城而遁”，“全蜀大震”[106]。张献忠由水路攻下简州、资阳、荣昌、永州，十二月攻克泸州。杨嗣昌为了分化瓦解，宣布赦免罗汝才罪，愿意投降者授予官职，唯独张献忠不赦，有能擒斩张献忠者赏银万两。当这个榜文到处张贴后，杨嗣昌的行营衙门中发现张献忠的传单，上写：“有斩阁部（杨嗣昌）来者，赏银三钱。”杨嗣昌瞠目结舌，怀疑其左右都是张献忠的间谍。军事攻势与心理攻势的双重失败，使杨嗣昌苦不堪言，在十二月初八日的奏疏中向皇上大叹苦经：“蜀兵之脆，蜀将之愚，无复人理”，“贼在绝地，无生之路有死之心，拼死恶斗”，“实渠魁中之渠魁，凶狡中之凶狡，练成至精至悍必死不降之贼种，臣不能躬亲与争命，万死有余”。对张献忠已心存余悸，原先的锐气早已荡然无存。思宗要他戴罪自赎。他向皇上辩解：“嗣昌用师一年，荡平未奏，此非谋虑之不长，正由操心之太苦也。天下事总挈大纲则易，独周万目则难，况贼情瞬息更变，今举数千里征战机宜尽出嗣昌一人，文牒往返动逾旬月，坐失时机，无怪乎经年之不战也。”[107]言外之意似乎下属将领个个都是酒囊饭袋，只有他一个人在苦苦操心。但他毕竟是一介书生，对于行军作战是外行，每天常与幕僚饮酒赋诗，见到蜀中风景还流连忘返。他还是个佛门信徒，常拿出《法华经》当作法宝，说它可以“诅蝗已旱”，叫地方官如法炮制，还自鸣得意地将此举上报朝廷。朝中诸公听了哀叹：“文弱其将败乎？拥百万之众，戎服讲经，其衰已甚，将何以堪？”所谓“征战机宜尽出嗣昌一人”云云，恰恰暴露他的刚愎自用，时人评点：“军行必自裁进止，千里待服，动失机宜。”[108]

张献忠采用“以走致敌”的战术，从崇祯十三年八月夔门（今奉节）击败张应元、汪云凤，到崇祯十四年一月开县黄陵城击败猛如虎、左良玉，半年之内几乎跑遍大半个四川，北到广元、昭化，南到泸州、南溪，东到巫山、夔门，西逼成都。杨嗣昌苦苦追赶，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还是相隔三天的路程。张献忠一次在军营中饮酒时乘着酒兴顺口溜出一首打油诗：“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109]杨嗣昌的尾随战术终于出现了危机，导致洛阳陷落福王被杀，襄阳陷落襄王被杀的严重后果。杨嗣昌对此危机事先并非毫无察觉，他在襄阳陷落后就曾感叹他十九次下令调左良玉东行，而左良玉不肯应命，反而说：贼必入秦，径从襄阳西上郧均而去。而郧阳、襄阳的官员也都以为左良玉应该西行，没有一人要他东行。所以杨嗣昌说：“是则大祸之来，非关天数，全由人事之乖舛耳。本阁部言及于此，又复呕血伤心，痛悼何及。”[110]

话分两头，却说李自成崇祯十二年五月听说张献忠在谷城起兵后，立即召集部众前往会合。八月间，李自成与张献忠相会于竹山、竹溪间，旋即分手。李自成进入四川东部，在奉节县的山中遭到官军围困，时在崇祯十三年四月间。关于此事，各种文献都说李自成困于巴西鱼腹诸山，牵强附会，难以置信。今人柳义南经过详细考证，认为此时李自成在归州附近的巴东，不在巴西。白帝城古名鱼腹，即今之奉节。所谓李自成困于鱼腹诸山，实为巴东之西的奉节——鱼腹地区诸山中[111]。此后李自成一直逗留于湖广、四川边境，八月间进入陕西南部的平利、洵阳一带，十月底进入商雒山中[112]。十一月，李自成从商雒山中向河南转移，游哨至河南淅川。杨嗣昌对此表示担忧，对郧阳抚治袁继咸说：“闯贼若出中原，定奔合于左革（左金王、革里眼），而襄阳、南阳降人所在抢夺勾引，二俱可忧。”[113]杨嗣昌命左良玉堵截，李自成利用左良玉与杨嗣昌的矛盾，突破武关，进入河南淅川、内乡。对于这一战略行动，当时河南人士这样评论：“（李自成）既入豫，如虎出柙，遂不可制。”[114]十二月二十二日，李自成攻克永宁（今洛宁），杀万安王朱采。接着横扫熊耳山以西，连克聚保山泽的四十八寨，克宜阳、偃师，继而再克宝丰、密县。各地饥民望风归附，李自成的部队很快增加到数十万之众，名声顿时大振，李自成把自己的名号闯将改为闯王[115]。

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兵临洛阳城下。福王朱常洵藩封于洛阳，当地人怨声载道：“先帝（指神宗）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朝廷派来增援的士兵也哗然骚乱，扬言“王府金钱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116]，不愿卖命。侨居洛阳的原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向福王朱常洵晓以利害，劝他散财招募士兵，吝啬的朱常洵不肯。待参政王荫昌、总兵王绍禹、副将刘见义等相继赶到时，洛阳已岌岌可危。王绍禹的亲军在城墙上与李自成部卒里应外合，缚住王荫昌，打开北门投降，李自成很快占领洛阳全城，福王朱常洵被俘[117]。朱常洵怕死，见到威名显赫的李自成浑身发抖，叩头乞求饶命[118]。李自成狠狠训斥他：“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119]随即下令处死这个当朝皇帝的叔父，造反者把这个重达三百六十多斤的大胖子，“脔分股割，与鹿肉同烹”，在西关周公庙举行“福禄宴”（福禄谐音福王肉与鹿肉）[120]。福王的世子朱由崧在诸生黄调鼎护持下，逃跑到安国寺躲藏，半夜夺门而出，窜往怀庆，日后成为南明小朝廷的第一任皇帝。

思宗获悉洛阳陷落，福王被杀，大为震悼，停止上朝三天，哭着对大臣们说：“（福）王，皇祖爱子，遭家不造，遘于闵凶，其以特牛一告慰定陵，特羊一告于皇贵妃之园寝。”那意思是说，去告诉神宗与郑贵妃，他们的爱子被杀。得知福王的世子朱由崧逃亡怀庆，思宗特发御前银一万两，后妃也发银子一万两，派司礼监秉笔太监王裕民、驸马都尉冉兴让等前往怀庆慰问[121]。二月二十四日，思宗在乾清宫东暖阁专为此事召见群臣，参加的有内阁辅臣范复粹、张四知、谢陞、魏炤乘、陈演，礼部尚书林欲楫，礼部左侍郎王锡衮，礼部右侍郎蒋德璟，兵部尚书陈新甲，礼科都给事中叶高标，兵科都给事中张缙彦，驸马都尉冉兴让等。思宗坐在御榻上，当时正身患小恙，群臣一一问安。思宗说：“朕御极十有四年，国家多事，复遇饥荒，人皆相食，深可悯恻。近且流寇攻陷洛阳，福王被害。夫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亲叔不保，皆朕不德所致，真当愧死。”一时声泪俱下。诸臣赶忙引罪，主动承担责任，思宗连声说：“否，否！”冉兴让说：“此系气数。”范复粹也说是“气数所致”。思宗说：“此说不得气数，就是气数，亦须人事补救。这几年来，何曾补救得几个？”话题由福王扯到了杨嗣昌身上。礼科给事中李焻说：“凡兵以取胜为威，今督师杨嗣昌出兵一年有余，惟初次玛瑙山一报小捷，近遂寂寂，威亦渐挫，须另遣一大将帮他。”思宗为杨嗣昌辩护：“督师（杨嗣昌）去河南数千里，如何照管得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你们亦要设身处地。若凭爱憎之见，便不是了。”礼科给事中章正宸支持李焻的意见，认为杨嗣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根据是“闯贼从四川来”；兵部尚书陈新甲打断他的话，纠正道：“（闯）贼自秦来，不从川来”，并且重复再三，意在强调李自成从陕西进入河南，并非从四川进入河南，极力为杨嗣昌掩饰。其实李自成是由川入陕再由陕入豫，所以章正宸的说法并不错，在这点上杨嗣昌也难辞其咎。此时此际张献忠已经由四川进入湖广，杨嗣昌由水路追赶，引起廷臣不满。思宗为此严厉责备兵部尚书陈新甲：“卿部职司调度，赏罚要严，须为朕执法，不得模棱，此后如姑息误事，皆卿部之罪。”[122]

思宗沉浸于福王被杀的悲痛中，还不忘为杨嗣昌开脱责任，要大臣们设身处地为杨嗣昌的难处考虑。近日来他一直在为其他的藩王担忧，唯独不担心襄阳的襄王，因为襄阳是杨嗣昌的督师衙门所在地，驻有重兵[123]。正当他在武英殿向左右近侍询问开封周王近况如何，忽然宗人府官员传进襄王府福清王（襄王次子）的紧急公文，思宗大惊失色，推案而起喃喃地说：果然，襄王也不免于难了么？他打开福清王的奏章一看，上面写道：“臣常澄，襄王次子也。臣藩奉国恩，世守赤社。不意二月初四日夜半，南门火，一城糜沸，传曰监军道家丁反，臣父殿庐火亦起，融风吹之，延万屋。臣睡梦中闻人马声，飞镞着臣头，目见城中兵亦与格斗。天明，贼大至，太守曾保臣及臣弟进贤王常淦突围出。臣遣人探父动定，始知初五日被贼执至西城楼杀死，放火烧城，肢体为烬，拾头颅骨数寸以归，臣一恸殒绝。臣弟贵阳王常法于西城门外被杀，臣兄已故世子宫柩尽焚，杀死兰阳王母夫人徐氏、太和王妃郎氏、宫人李氏等四十三口……”[124]思宗看了襄王次子的报告悲恸之极，命有关官员按照福王规格为襄王朱翊铭准备丧葬礼仪。这个襄王朱翊铭是万历二十三年继承王位的，按照辈分，是思宗的祖父神宗的同辈，属于远房叔祖，与他的亲叔福王朱常洵相比要疏远些。思宗的悲恸有一大半是感慨于形势的剧变[125]，令他不解的是，杨嗣昌为何至今还不向他报告此事？

其实，此时杨嗣昌已经病入膏肓。早在崇祯十三年底至崇祯十四年初，杨嗣昌已身患绝症。正月初六日，病情趋于严重[126]。正月初八日向皇上报告军情时，流露了行将就木的忧虑：“臣忧劳病瘁，奄奄垂毙，襄库罄尽，心益忧煎，不知死所。”[127]他的病是心力交瘁所致，即“忧劳病瘁”。自从奉命督师以来，这位盐梅上将除了玛瑙山大捷，再没有打过一次胜仗，部将又不听调遣，被张献忠牵着鼻子走，搞得狼狈不堪。正当他在四川团团转时，张献忠突然出川，飞袭杨嗣昌的督师衙门所在地襄阳。襄阳方面还没有得到一点消息时，张献忠的部队已经到了当阳。张献忠派罗汝才截断郧阳与襄阳的增援线路，自己率精骑一日一夜飞奔三百里，直插襄阳。二月初，兵临襄阳城下。派十二名骑兵冒充杨嗣昌督师衙门的差官拿着调兵文书入城[128]。事前张献忠做了周密的策划，买通官吏充当内应[129]，并且派士兵化装成商人，“运车入城，兵器皆藏车中”，预先做好准备[130]。二月初四半夜（二月初五凌晨），城中内应放下城门吊桥，迎接大部队，襄阳不战而下。据福清王朱常澄事后报告，当时城内一片混乱，“遍地举火，满城从睡梦中惊突奔窜，民与兵与贼搅浑，狂奔于烟火熏灼之中”[131]。天明后，张献忠进入襄阳城。年逾七旬须发尽白的襄王朱翊铭被押到西门城楼上，吓得浑身发抖，跪倒在张献忠脚下，连喊：“求千岁爷爷饶命！”张献忠讥讽他：“你是千岁，倒叫我千岁，我不要你别的，只借你头用。”朱翊铭一听非同小可，慌忙讨好：“宫中金银宝玩任千岁爷爷搬用。”张献忠回答：“你有何法禁我不搬哩？只一件事，你不给我头，那杨嗣昌不得死。”他又说：“吾欲断杨嗣昌头，嗣昌在蜀，今当借王头，使嗣昌以陷藩伏法。”[132]说罢，张献忠下令处死襄王朱翊铭，同时处死的还有贵阳王朱常法、兰阳王母徐氏等四十三口。同时打开襄阳王府的仓库，发十五万两白银赈济饥民[133]。

杨嗣昌以为襄阳防守严密，不足为忧，当郧襄道张克俭提醒他注意襄阳的防务时，他反而讥笑张克俭怯懦[134]。张献忠从陆路出川，杨嗣昌从水路沿江而下，二月二十八日赶到夷陵（今宜昌），方才得知洛阳、襄阳陷落，福王、襄王被杀，凶闻接踵而至，不禁大恸：无脸再见皇上！[135]原本身患重病的他，遭此惊吓，饮食不进。赶到荆州沙市徐家园，便卧床不起，一切大事都交给监军万元吉代理，并派人通报家属赶赴荆州会面[136]。万元吉问他：师相病势如何？为何不报知皇上？杨嗣昌只吐出两个字：不敢！[137]此时此际的杨嗣昌，昔日的雄心壮志早已荡然无存，心如死灰，苟延残喘，等死而已。他在写给湖广巡抚宋一鹤的信中说：“天降奇祸，突中襄藩，仆呕血伤心，束身俟死，无他说矣！”[138]三月初一日，杨嗣昌死于荆州沙市徐家园，终年五十四岁。关于杨嗣昌的死，众说纷纭，有的说他自缢而死，有的说他服毒而死，都是传闻之词。其实他早已病重，再遭福王、襄王被杀事件的惊吓，遂至不治，即使华佗再世也难起死回生，何用上吊服毒！他的儿子杨山松、监军万元吉说他病死是可信的。对此，史家自有定评：“嗣昌愤事不可为，旋有病。明年，襄城破，守将李万庆死之，嗣昌亦以病卒闻。”[139]

思宗是收到万元吉送来的讣闻才知道杨嗣昌的死讯，对身边的大臣叹息：“督师功虽不成，志亦堪悯，宜用辅臣礼归葬。”[140]随即下了一道谕旨：“督师阁臣杨嗣昌，功虽未成，尽瘁堪悯，与祭一坛，地方官护柩回籍”，还亲自为他写了一篇祭文[141]。思宗在谕旨和祭文中流露出对杨嗣昌始终如一的眷顾之情，其中交织着出师未成身先死的惋惜与遗憾，从此再难寻觅这样的能臣忠臣的感叹与无奈，无怪乎他在与诸臣提及此事时要如此说：“杨嗣昌死后，廷臣无能剿贼者。”[142]然而感情毕竟不能代替法律，督师失职之罪如不追究，今后恐难驾驭群臣，思宗不得不诏谕有关衙门：“嗣昌二载辛勤，一朝尽瘁，虽有玛瑙山功，不能掩其闯（李自成）献（张献忠）鸱张，两藩罹祸之罪。下所司会勘以闻。”[143]朝廷上下都了解皇上对杨嗣昌的偏袒心态，有关官员在会议时，对于杨嗣昌二府三州十九县之失，故意援引轻典，根据传统法律的议请减赎原则，以“议功”方式解脱了他的罪责。

舆论却难以一致。在杨嗣昌逝世前几天，户科给事中左懋第弹劾杨嗣昌，说他“拥兵自卫，迄无成功”[144]。杨嗣昌死后，弹劾者络绎不绝。工科给事中李如碧追论杨嗣昌“襄阳失，荆南有剥肤之恐；洛阳失，汝宁有累卵之危”，应该追究责任[145]。刑部主事雷祚追论杨嗣昌六条可斩之罪：一是失藩封，陷郡县；二是参抚臣以逭（避）责；三是以《华严经》灭蝗，颂咒消贼；四是张献忠入川，单裤纵逃；五是贿题监军；六是交结朋党[146]。礼部侍郎蒋德璟甚至认为杨嗣昌“奸欺误国，请用嘉靖中仇鸾例，断棺戮尸”[147]。思宗统统不予理睬，在乾清宫召见群臣时狠狠地训斥：“杨嗣昌系朕特简，拥兵不效，朕自鉴裁，况才尚有可取，各官见朕有议罪之旨，大家排击，纷纭不已……姑不深究，各疏皆留中，谕尔等知之。”[148]舆论总算平息了下去，思宗不但没有追究杨嗣昌的罪责，反而追赠他为太子太保[149]。思宗对杨嗣昌的眷顾始终如一，在崇祯一朝五十辅臣中堪称独一无二。杨嗣昌确实是当时难得的干才，正如王世德所说：“杨嗣昌实心任事，廷臣所少，而才又是以济之，使廷臣不以门户掣肘，俾得专心办贼，未必无成。顾攻者纷纷，遂使情郁忧危，方寸扰乱，以致败亡。”[150]

四、“灭寇雪耻”成泡影：洪承畴降清

崇祯十二年（1638年）正月，思宗任命洪承畴为蓟辽总督，给他的头衔是：钦差总督蓟辽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经略御倭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但是“降四级戴罪住俸又降一级”[151]。显然具有戴罪立功性质，其目的在于激励洪承畴这个帅才，在边疆再立新功。在思宗看来，洪承畴的任命，不仅仅为了应付眼前清军骚扰近畿地区的困境，更着眼于今后的大局，在他的天平上，攘外是重于安内的，这从清军撤退后他不同意把洪承畴所辖秦军精锐返回陕西，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形势的发展似乎又不容不如此。清军的几次南下都是从长城沿线突破，还没有从锦州、宁远（今兴城）越山海关进入关内的先例。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因为锦州至宁远一线有明朝重兵把守，难以逾越。皇太极当然想早日突破锦州、宁远防线，深知此意的明朝降将时任清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等联名上疏，提议直捣燕京必须先攻下锦州、宁远，如欲不发兵而先得宁锦，不如我兵屯驻广宁，逼临宁锦门户，使对方耕种自废，难以图存，势必从锦州撤守，退回宁远，进而从宁远撤守，退回山海关[152]。皇太极采纳了这一建议，派兵到义州卫（广宁后屯卫，今义县），且耕且战，设营挖壕，把锦州城团团围住。

事态的发展引起了明朝高层的密切关注，崇祯十三年四月十三日，思宗在平台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他首先向大臣们道出了近来内心的忧虑：北骑在义州已经半月，对此有何筹划？并把他亲笔题写的“灭寇雪耻”条幅传示群臣，以表明他的坚定信念。大臣们深知皇上御笔“灭寇雪耻”四字的分量，都不敢贸然奏对，独有新任礼部右侍郎蒋德璟似乎胸有成竹，出班跪奏：“我皇上‘灭寇雪耻’四字，就是中兴大有为根本。臣每见皇上传谕户兵各部，及申饬各边督抚等官，睿虑精详，无不周密，只是各边未有力行。就如练兵一事，申饬再三，其实兵何曾练？只是将花名文册点操一番，花刀花枪，全无实着。臣每读《会典》，见太祖高皇帝教练军士律，以弓弩刀枪分别试验，立行赏罚，此是练兵之法。凡卫所总小旗补役，以拼抢胜负为升降，凡袭替官舍比试，必须骑射娴习，方准顶袭，此是练将之法。当时百战百胜，只是兵练得精……难道二三百年来并无一兵，到皇上才要设兵？难道本无一饷，到皇上才要加饷？”思宗听了蒋德璟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不由得入神地站了起来，打断他的话题点评道：“闻所未闻。”蒋德璟得到皇上的夸奖，进一步发挥他的练兵主张：“军即是兵，总计内外卫所三百余万军兵尽足用，且养军之屯田盐粮甚多，二三百年来并不曾加派，饷尽足用。如今只将祖制振举，件件实做，自可灭敌。”蒋德璟主张恢复明初的卫所屯田制度，其实是没有多大可行性的空谈，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卫所屯田早已失去它赖以存在的土壤，企图“振举”祖制无异于画饼充饥。思宗却以为蒋德璟所论闻所未闻，或许可以弥补时局，迫不及待地说：“再奏，从容奏来！”蒋德璟于是大谈可以仿效俞大猷的《剑经》、戚继光的《练兵书》，加紧练兵。听了一大篇关于练兵的高见后，思宗把话题转移到今日议论的主题上，问道：“今敌在义州，作何筹划？”蒋德璟回答：“义州距锦州九十里，锦州距宁远六十里，宁远入山海关至京师近千里，北骑在沈阳相距甚远，决不从关内来。只恐占住义州，径至大宁（即可苛河套，在今内蒙古、辽宁边境）仅二百六十里，便可犯蓟（镇）犯宣（大），却是可虑。”蒋德璟的分析不无道理，但他否定清军攻取义州意在拿下锦州及其附近的松山、塔山、杏山要塞，进而威逼宁远的战略意图，实在过于武断。思宗被他的地名、里程搞得不得要领，纠正道：“里数亦不许算，只说目前要着。”蒋德璟似乎提不出什么“目前要着”，又重提练兵，大体是兵要精、饷要足、将要强之类[153]。这次御前会议反映了廷臣对于清军在义州的军事行动束手无策，蒋德璟的泛泛而谈虽也触及时弊，但难以操作，不能解决辽东的实际问题。

为了“灭寇雪耻”，为了解锦州之围，思宗于崇祯十三年五月命洪承畴出山海关。不久，洪承畴率玉田总兵曹变蛟、蓟州总兵白广恩、宁远总兵吴三桂、广宁前屯卫总兵王廷臣抵达宁远，视察松山等要塞后，以兵力太少不足以御敌，请朝廷再调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山海关总兵马科，云集宁远前线，总兵力达到十三万，在锦州、松山、塔山、杏山一线摆开决战的架势。清朝方面也不示弱，咄咄逼人。正如崇祯十四年三月十六日辽东巡抚丘民仰向朝廷报告，从二月以来，清军不断向义州运送军队、粮食、武器，其中有红夷大炮三十门，小炮多得难以细数。明朝降将石廷柱、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等在郑亲王济尔哈朗、武英郡王阿济格、贝勒多铎、郡王阿达礼等统率下，一齐向锦州外围扑来[154]。形势日趋紧张，锦州、松山请求救援的报告如此描述当时的情况：“奴众（指清军）此番倾巢困锦，内打栅木，外挑壕堑，水泄不通，人影断绝。松城与锦相隔十八里，奴贼离锦五六里下营，即近在松城左右。今锦城濠栅已成，奴众精骑尽绕松城，势虽困锦，实乃伺松。”[155]事实表明，锦州、松山守将对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清军围困锦州的意图是吸引明军主力的增援，在松山一带形成围点打援之势。

久经沙场的洪承畴对这种战术意图当然了如指掌，故而对战略决战持谨慎态度，倾向于打一场持久战，不争一时一地的得失。他在向思宗报告军事部署时，一方面表示解锦州之围的决心：“大敌在前，兵凶战危，解围救锦时刻难缓，死者方埋，伤者未起，半月之内即再督战，用纾锦州之急。”[156]另一方面陈述他的应对方略——“且战且守”，具体说来便是：“久持松、杏以转运，且锦守颇坚，未易撼动。若敌再越今秋，不但敌穷，即朝鲜亦穷矣。此可守而后可战之策。”[157]洪承畴的“可守而后可战”的战略方针是实事求是的，也是当时唯一可取的方案，况且坚守锦州城的总兵祖大寿被困五个月之久，仍然信心十足，特地派士兵出城向洪承畴传话，城内粮食足可支持半年，建议洪承畴用车营步步进逼，不要轻易交战[158]。

崇祯十四年五月十八日，对这种相持局面很担忧的思宗在中极殿召见兵部尚书陈新甲，问他有什么解困良策？这个举人出身曾经担任过宁远前线兵备佥事的陈新甲虽然对辽东事务较为熟悉，但一时也拿不出两全之计，请求退而与同僚商议。商议的结果，陈新甲向皇帝呈上一份“十可忧十可议”的报告，对形势持悲观态度，建议派遣兵部职方郎中张若麒前往宁远当面与洪承畴商议决策[159]。世上的人和事复杂多变，大凡对形势悲观者极易走极端，滋生急躁冒进情绪，陈新甲便是一例。他等不及张若麒与洪承畴商议的结果，急匆匆地向皇帝提出速战速决的方案，鼓吹主动出击：一路出兵塔山（塔山堡，宁远中左所），趋大胜堡，攻敌营之西北；一路出兵杏山（杏山驿）抄锦昌攻敌营之北；一路出兵松山（松山堡，广宁中屯所）渡小凌河攻敌营之东；一路出兵松山正面，攻敌营之南[160]。思宗没有轻易作出决定，把这一作战方案交洪承畴行营议论。洪承畴否定了这个方案，向皇上请求且战且守，主张在松山、杏山作持久计，他认为拖的时间越长越不利于清军及协助它作战的朝鲜。因此他的结论是：“今本兵（兵部尚书）议战，安敢迁延？但恐转输为艰，鞭长莫及，国体攸关，不若稍待，使彼自困之为得。”[161]思宗认为他分析得有理，表示同意。

但是陈新甲固执己见，他的喉舌兵部职方郎中张若麒与之一唱一和。张若麒此人躁率喜事，略有小胜便盲目乐观，以为锦州之围可以立解，向皇上送去一份秘密奏疏，鼓吹上述意见，并请求在洪承畴行营赞理军务，极力促使速战速决成为事实。思宗经不起陈新甲、张若麒的再三鼓动，从支持洪承畴打持久战，一变而为要求洪承畴速战速决，下达密敕，严令洪承畴“刻期进兵”。陈新甲又写信给洪承畴进行刺激，对清军方面散布再次越过长城边关的谣言信以为真，警告洪承畴：你出关用兵一年有余，耗费饷银数十万两，既不能解锦州之围，若再使内地受困，到那时，你不进山海关则长城沿边空虚；如往辽西则宝山空返，何以副皇上圣明，而谢朝中文武诸臣之望？当此主忧臣辱之际，谅必清夜有所不安！为了促成洪承畴改变立场，陈新甲又推荐兵部职方主事马绍愉到洪承畴行营与张若麒相配合，以赞画军务的方式贯彻兵部主张。马绍愉到了宁远，与张若麒拍档，再三张扬“我兵可战”。洪承畴顿时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上有皇上的密敕、兵部的警告，下有赞画军务的张若麒、马绍愉的督促，不得已放弃持久战计划[162]。

七月二十六日洪承畴誓师援锦州。七月二十八日洪承畴下令进兵，他把粮草囤积于杏山、塔山之间，自己率领六万人马进抵松山。入夜，见清军屯于乳峰山之东，洪承畴传令半夜登上乳峰山之西角，控制制高点。乳峰山距锦州只有五六里，俯视有如几席，炮石之声隐约可闻。洪承畴命东西二路军向前分割清军，使之腹背受敌，然后建立车营，环以木城。清军主帅多尔衮把军情报告皇太极，皇太极决定亲自指挥此次战略决战，带了三千骑兵日夜兼程赶往松山。清朝方面如此记载皇太极的这次军事行动：“崇德六年（即崇祯十四年）八月丁巳（十四日），上（皇太极）以明洪承畴来援锦州，亲率大军往征之。壬戌（十九日）至松山，陈师于松山、杏山之间，横截大路立营……上见松山城北乳峰岗敌兵立营乳峰山、松山之间，又步兵掘壕立七营，其马兵驻于松山东西北三面，约敌骑兵四万，步兵九万，共号十三万……明国诸将见上亲率大兵环松山而营，大惧，一时文武各官欲战则力已不支，欲守则粮已匮竭，遂合谋议遁”，[163]这段话大抵是真实的。皇太极派军队围困锦州的本意就在于围点打援，见洪承畴已经上钩，且主力屯驻于松山，便把松山与杏山、塔山之间的通道全部切断，使松山陷于孤立无援粮草断绝的境地，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这一招果然厉害，立即引起明朝八路总兵的恐慌。

洪承畴这个威震中原的大帅竟然如此“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犯了一个极普通的战术错误，解围不成反被对方分割包围，以致铸成战略决战的败局。为了扭转被动局面，他鼓励诸将说：敌兵新旧交替攻守，我兵既出，亦利速战，各位应激励本部士兵力战，我身执战鼓督战，解围在此一举。总兵们议论纷纷，欲回宁远就饷。连一向催促洪承畴出兵最起劲的张若麒也惶惶然不知所措，薄暮时分写信给洪承畴赞成撤退，说什么：松山之粮不足三日，敌军不但围困锦州，又复围困松山，各帅既有回宁远支粮再战之议，似属可允。此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昔日力主冒进，今日摇身一变赞成逃跑，这种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使军心更加涣散。洪承畴在行营召开会议，苦苦劝说各总兵：往时诸君都矢志报效，今日正是机会，虽粮尽被困，应明告吏卒，守也死，不战也死，只有战或可幸于万一。我决意孤注一掷，明日望诸君努力。当他送诸将步出军门不久，胆怯的总兵王朴率先逃跑，引起连锁反应，各总兵争先恐后逃跑，骑兵步兵互相践踏，武器丢得遍地都是，清军半路伏击，明军损失惨重[164]。

数万大军如此不战而逃，溃于一旦，只剩下洪承畴与总兵曹变蛟、王廷臣、巡抚丘民仰率一万军队困守松山。思宗获悉后，下令要洪承畴“极力死守”，一面调集刘应国水师八千，扬帆松山、杏山海口，或乘夜偷渡松山，以壮声援；一面责成吴三桂、白广恩、李辅明收拾残兵，联络杏山、塔山，以图再进[165]。这种“以壮声援”、“以图再进”的圣旨等于一纸空文，诸将畏首畏尾作壁上观，谁都不愿冒险增援松山，气得思宗下旨痛斥：“围城望救甚切，已有虑旨剿援，乃至今未发一兵，未通一信”，各抚镇道“不得观望规卸”[166]。但依然毫无作用。松山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岌岌可危，叱咤风云的洪承畴此时已英雄气短穷途末路，遵旨“极力死守”松山已毫无实际意义，不过束手待毙而已。崇祯十五年三月，松山副将夏承德叛降清军，俘获洪承畴做见面礼。松山陷落，锦州守将祖大寿陷于绝境，无可奈何献城投降[167]。清军挟连胜的余勇，相继攻陷塔山、杏山，使明朝丧失了宁远以北大片疆域。

松山、锦州兵败的消息传到京师，朝野为之震惊，因为它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此次会战，双方兵力大体相当，胜负的天平并不悬殊。导致明朝失败的原因在于战略战术的错误：第一，为了尽快解锦州之围，企图速战速决，对清军围点打援的战术掉以轻心；第二，把数万增援大军聚集于松山，没有与塔山、杏山、宁远建立有机的攻防体系，以及后勤保障通道；第三，一旦松山被困，未及时采取应变措施，仓促撤退，不战而溃。首先指出这一问题的是山西道御史郑昆，他在崇祯十四年十月向思宗进言：“自建虏据义州，前抚臣方一藻进复义（州）之策，当事暗于机。未几而建虏果围锦州矣。其围锦也，深沟以困之，盖诱我之兵萃于此，别有启疆之谋。欲解锦围，须俟其相持稍懈，渐出奇计以驱之，岂有统全军而注之孤危之地，首尾全无顾应，堕其术中如今日者。”[168]郑昆说这番话时，松山突围惨遭失败，但松山、锦州尚未陷落，他的分析句句在理，如指出清军围困锦州目的在于引诱明军主力，欲解锦州之围必须出奇制胜，不能急功近利；又如数万大军集中于松山孤危之地，首尾不能照应，正中敌方计谋，必败无疑；再如锦州之今日，就是宁远之明日，关外之形势不容乐观。一向催战最为激烈的张若麒从海上逃回宁远，激起义愤，四川道试监察御史刘之勃不指名地弹劾他：“长安相传，谓整兵援锦之时，首祸实实有人，风鹤溃决之际，倡逃实实有人。过入所言，则是弄重臣于掌股，轻疆场于一掷，可激之以邀功，可卖之以逃死，并可诋之以匿罪，人情天理灭绝极矣。”[169]待到松山陷落的消息传来，人们愤慨之极地谴责张若麒及其后台陈新甲。南京山西道御史米寿图请杀张若麒以谢天下，他说：“督臣洪承畴孤军远出，以当积强横跳之虏，关外之存亡，神京之安危，决于一战，此何等事？忠臣义士心胆堕裂，自当虚心与督臣商酌，动出万全，相机破贼，以宁八城，以全十万之兵，以抒圣明之虑。何乃贼臣（张）若麒攘臂奋袂，挟兵曹之势，收督臣之权，纵心指挥，致使三军但知有张兵部，不知有洪总督，而督臣始无可为矣！夫朝廷以十万付督臣者，以其能统三军也……催战必败，三尺童子可知。（张）若麒一味催战，视国事如儿戏，驱死地如恐后。臣发其心，不过欲侥幸一掷，胜则揽功于己，败则移罪于人……（张）若麒坐陷封疆，得罪宗社，自当立斩，以谢天下。”[170]

李光涛指出，清人围关外锦州，总督洪承畴出关援锦，与清人战于松山，八镇援兵同日崩溃。其致败原因，则咎在明廷之催战，非关洪氏之偾事。洪氏出关御敌，志愿本自不凡，洪氏制敌之办法，主张持重，与早年熊廷弼、袁崇焕两人同一见解，“以守为战”。洪氏以为必如此，中国始能取胜。然而其时轻举妄动之明季，因昧于事机，不能尊重洪氏之意见，唯欲以侥幸取胜。当崇祯十四年三月内，锦州告急，洪氏奉命援锦，阅时不过数月，明廷便以师老财匮为言，下敕催战，同时洪氏又因受制于毫不知兵之监军张若麒，于是军中但知有张兵部，不知有洪总督，因之洪氏不能自主，致有松山之败[171]。李氏的见解是有理有据、平实客观的，洪承畴的失败主要由于朝廷战略方针与指挥的失误。

因此，人们对洪承畴是寄予同情的，松山陷落的消息传来，一度误以为洪承畴被清军杀死，已经在战场“尽节”了。从锦州逃亡的人告诉吴三桂：清军把洪承畴押往锦州城北无极王营盘内处死，并煞有介事地说“洪督师临砍时，只求速死”。兵部把吴三桂的塘报送进宫里，思宗在四月十二日专门为此写了一道谕旨：“锦城不守，奴氛屠惨情形真堪愤痛。其松城抚镇义殉可悯，洪承畴节烈弥笃，即着该督抚再一确察，速与优旌，以慰幽忠。”[172]而洪承畴家人从乱军中逃回北京时，进一步证实了这种说法，他们向朝廷报告洪承畴“殉难”始末十分活灵活现：“去岁八月战溃，家主坐困松城，乏食，杀马饲兵，忍饥苦守。及道将夏承德开门献贼，家主被执，骂贼不屈，惟西向叩头，称天王圣明，臣力已竭，死之。从来就义之正未有如家主也。”思宗震悼痛哭，下令设祭坛于朝天宫前，准备亲自前往祭奠，以示激励[173]。几天后，思宗下旨：已故总督蓟辽尚书洪承畴赠少保，荫中书舍人。祭故总督洪承畴九坛，故巡抚丘民仰、故总兵曹变蛟、王廷臣各六坛，予祭议谥，合祠京师。近日死事文武大臣立坛，朕亲致祭[174]。充分反映了思宗对洪承畴的怀念之情。他临轩垂泣，动情地说：“我不曾救得承畴。”[175]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洪承畴并没有“尽节”，也并不“节烈弥笃”，他被俘后经不住皇太极再三劝降，终于变节。但是这一消息迟迟不被证实，以致酿成人未死已被当作烈士看待的笑话。据李光涛的考证，直至崇祯十六年四月，辽东巡抚黎玉田在向朝廷报告时，一方面根据从辽东逃亡人士提供的消息，说“洪督师被奴酋拘系于别室”；另一方面又说“口供互异，未足为信，而督师存亡本院亦未敢悬拟”。李光涛认为，可见明帝待洪氏不薄，也可见当时明朝君臣上下之于洪氏，又皆群然以忠烈期之。其或终明之世，洪氏存亡未为定论，故妻子得安居耶？[176]

五、秘密媾和与陈新甲之死

在洪承畴孤军困守松山时，清朝方面以和议助攻战，再次发出和谈信息。其起因，据说是崇祯十四年（1640年）十一月辽东原野上大雪茫茫，深达丈余，清军粮草补给断绝，正欲解围而归，又恐明军尾随攻击，通过蒙古人向明朝发出求和意向。兵部尚书陈新甲听信张若麒的意见，表示可以考虑[177]。与此同时，辽东宁前道副使石凤台也获悉清军有意议和，写信给清军将领证实是否确有其事，得到了明确的答复，他立即把这一机密信息上报皇帝。思宗原本抱着“灭寇雪耻”的雄心壮志，对议和毫无思想准备，接到石凤台的报告，大为恼怒，以封疆大吏私自与敌方接洽议和，有辱国威，下令把石凤台逮入刑部监狱[178]。到了崇祯十四年年底，松山、锦州形势日益吃紧，内阁辅臣谢陞与其他阁僚商量：“我力竭矣，款建虏以剿寇，（石）凤台言良是。”阁臣们以为谢陞的话有理，决定由兵部尚书陈新甲出面旁敲侧击地向皇上提议此事。崇祯十五年正月初一日，思宗御朝接受文武百官朝贺完毕，召见内阁辅臣周延儒、贺逢圣、张四知、谢陞、魏炤乘、陈演及兵部尚书陈新甲等大臣，陈新甲抓住时机向皇上提出“款建虏”（与清议和）的主张，但又不便直接提到“款”字，迂回地说：“（松锦）两城久困，兵不足援，非用间不可。”所谓“间”，本有离间之意，陈新甲讲此话的用意并非离间清军，而是“款建虏”的委婉表达方式。思宗对松山、锦州的困境一筹莫展，从石凤台的报告中了解到“建虏意欲和”，听了陈新甲的话，心有灵犀一点通，答道：“城围且半载，一耗不达，何间之乘？可款则款，不妨便宜行事。”讲完之后询问在场的阁臣有何意见，周延儒等老于世故，一言不发，只有谢陞说：“彼果许款，款亦可恃。”与清朝议和之事就这样在朝廷最高层作为原则定了下来。陈新甲得到皇上十分明确的旨意“可款则款，不妨便宜行事”，以为可以大胆放手进行，立即向皇帝推荐兵部赞画主事马绍愉为谈判使节，思宗批准马绍愉以兵部职方郎中身份赐二品官衔，前往清朝执行这一秘密使命[179]。正月初七日马绍愉偕参将李御兰、周维墉一行赶到宁远，立刻与清军统帅济尔哈朗接洽。清朝方面以为没有可信的文件为凭，要求提供明朝皇帝的敕书。马绍愉向朝廷发回信息。待到马绍愉接到皇帝的敕书时，已是三月，松山、锦州早已陷落。

这道敕书不是明朝皇帝（思宗）写给清朝皇帝（太宗）的，而是以“谕兵部尚书陈新甲”的形式写的，实际上是内部谕旨，而不是外交文件。内容是这样的：“据卿部（兵部）奏，辽沈有休兵息民之意，中朝未轻信者，亦因以前督抚各官未曾从实奏明。今卿部累次代陈，力保其出于真心，我国家开诚怀远，似亦不难听从，以仰体上天好生之仁，以复还我祖宗恩义联络之旧。今特谕便宜行事，差官宣布，取有的确音信回奏。”[180]思宗的这份敕书颇费了一番心思，他既想与皇太极谈判，又不想以平等态度与皇太极对话，采取敕谕兵部尚书的形式间接地表示愿意接受清朝方面“休兵息民”的请求，通篇充斥天朝大国君主对外藩属国居高临下的口气。

这种方式引起皇太极的不快，尤其使皇太极感到疑惑的是，既然皇帝给大臣的敕谕，何以一反常例在文件上盖了“皇帝之宝”的大印，有点类似天朝给属国的敕书？何况历朝给属国的敕书都是龙边黄色笺，而此笺却是中横一龙；往时大印正方，上刻敕命之宝，而今之印却是长方，上刻皇帝之宝，因而怀疑是边吏伪作[181]。皇太极满腹狐疑地把这份敕书拿给洪承畴鉴别，洪承畴一口咬定“此宝札果真”，并分析说：“昔壬申年（崇祯五年）皇帝征察哈尔时，张家口沈巡抚六月二十一日盟誓之事，明国皇帝亦悉知之，但为文臣浮议所惑，故将沈某罢巡抚之任。后来复命令议和事，又为诸文臣所阻，遂寝其事。此次请和，决非虚语。”[182]皇太极这才深信不疑，为了显示身份，他也如法炮制，以敕谕英郡王阿济格等人的形式，间接地答复明朝。马绍愉立即奏报朝廷，思宗再次以敕谕兵部尚书陈新甲的形式，准许兵部便宜行事，差马绍愉等人前往沈阳（清盛京）谈判。

马绍愉此时正在塔山等待朝命，不料四月底清军攻陷塔山，派士兵护送马绍愉一行前往沈阳。为了给谈判创造一个和平的气氛，皇太极下令停止对宁远的进攻，退兵三十里。谈判中，清方代表追述了起兵的缘由：“南关负婚，天朝助彼侵我地，故有抚顺、清河之役；又增兵杀戮我，我乃取辽阳、广宁；我犹未尝忘和，虑致书袁崇焕不报，是以入永平、遵化；又不远千里至张家口求成于巡抚沈启时，俾我候命半载，又不报；复移书方一藻，又不报，乃入密云，攻山东；宁远治兵不已，我是以下松、锦。”[183]经过几轮谈判，最后达成协议，马绍愉带着皇太极的国书返回宁远。这份国书如此写道：“大清国皇帝致书明国皇帝，向来构兵，盖因尔国无故害我二祖，乃尔国反肆凭陵，夺我土地。我皇考太祖皇帝（按：即努尔哈赤）于是昭告天地，亲征尔国。其后每欲致书修好，而尔国不从，事遂滋蔓，以至于今。予嗣位以来，蒙天眷佑，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在在臣服，蒙古及朝鲜悉入版图。乃昭告天地，受号尊称，国号大清，改元崇德。我军每入尔境，辄克城陷阵，然予仍愿和好者，特为亿兆生灵计耳。若两国诚心和好，自兹以后宿怨尽释，尊卑之别何必较哉！古云：情通则明，情蔽则暗。若尔国使来，予令见面，予国使往，尔亦令见面，则情不至壅蔽，而和事可久，至吉凶大事，当遣使交相庆吊。每岁贵国馈黄金万两，白金百万两，我国馈人参千斤、貂皮千张；以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为贵国界，以塔山为我国界，连山适中之地两国于此互市。倘愿成和好，速遣使赉和书及誓书来，予亦赉书以往，否则再勿遣使致书也。”[184]在这份国书中皇太极为和谈开出了条件：明朝给清朝每年黄金万两、白银百万两；双方边界划分，明方以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为界，清方以塔山为界。

和谈使节马绍愉把谈判结果报告兵部尚书陈新甲，陈新甲又禀告皇帝。六月初三日，思宗召见内阁辅臣周延儒，征询他关于此事的意见，追问再三，老奸巨猾的周延儒始终一言不发，思宗对于内阁首辅如此不得力慨然良久。其实周延儒是赞成议和的，当初谢陞、陈新甲提议此事时，他并无疑议，只是没有公开表态，留下了伸缩的余地。正如给事中李清所说：“宁锦之溃，北边精锐几尽，而中州寇祸正张，上意亦欲以金币姑缓北兵，专力平寇，谢辅陞与陈司马新甲主之。周延儒亦欲安享其成，成则分功，败不及祸。”[185]而今事情已成，周延儒正可以“安享其成”而“分功”，为什么沉默不语呢？他显然考虑到割地赔款绝非小事，他如果卷入其中，一旦机密泄漏，必将成为众矢之的，他不想成为众人的箭垛。

周延儒的担心并非多余。本来此次和谈是秘密进行的，皇帝再三关照不让外廷知晓，“因畏声气诸臣阻挠，故深秘之”[186]。因为以往好多次和谈尝试都被“文臣浮议”所搅乱，半途而废，有鉴于此，此次必须保密。当时在沈阳的朝鲜官员也只是风闻其事，无法确证[187]，其秘密程度于此可见一斑。然而百密总有一疏，问题就出在马绍愉给陈新甲的书信，因偶尔疏忽而泄密。一日，陈新甲得到马绍愉的书信，阅毕随手放在书桌上，他的仆人以为是普通塘报，不经意地交给塘报官传抄，机密立即在政府部门中很快流传。马绍愉在这封信中写道：“（马）绍愉见憨（按：即汗，指皇太极），讲好索金三十万、银二百万，已许金一万、银一百万，憨尚不肯，决要金十万、银二百万，不从即发兵，你家所失岂止此数！”[188]朝廷上下获悉在和谈中明朝代表如此讨价还价，清朝又是如此威胁，大大有损天朝尊严，实在忍无可忍。兵科给事中方士亮上疏追究兵部尚书陈新甲的责任：“各地塘报皆上闻，后发科抄传，今忽有此报，伪耶？兵部不宜为此眩惑人心；真耶？则陈新甲主和辱国。”[189]此论一出，朝廷上下顿时沸沸扬扬，以为奇耻大辱，指责陈新甲：“堂堂天朝何至讲款！”纷纷要求皇帝从重惩治陈新甲。在这种形势下，内阁首辅周延儒感到左右为难，他知道得一清二楚，是皇上授意陈新甲“可款则款，不妨便宜行事”的，却遭到舆论的严厉谴责，如果他附和舆论势必得罪皇上，如果反对舆论势必成为众矢之的，只有沉默不语才是上策。故史家评曰：“时言路方攻本兵陈新甲，故（周）延儒缄口不敢异同，又以脱后罪也。”[190]内阁首辅周延儒不肯挺身承担责任，一切的压力都落到思宗身上，人们睁大眼睛看皇上如何表态。思宗犹豫不决了，一向刚愎自用的他，此时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阐明“可款则款”以及“款建虏以剿寇”的道理，不得已改变初衷，屈从舆论。

按照思宗的本意，是想秘密达成协议，造成既成事实，减轻北边压力，集中力量去对付中原的李自成、张献忠。力主和议的谢陞、陈新甲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和谈刚开始，谢陞就向言官透露消息：“上意主和，诸君幸勿多言。”[191]言官们一听惊骇不已，交章弹劾谢陞“妄言”，思宗只得把谢陞革职以平息舆论，不致干扰和谈。虽然思宗再三强调保密，但是官场中有哪一件机密可保不泄漏的？外廷渐渐风闻和谈之事，屡屡上疏捕风捉影地争论，只是苦于找不到真凭实据，徒唤奈何。这次抓到马绍愉的信件，铁证如山，于是久已压抑的愤怒喷涌而出，言路哗然。给事中方士亮第一个出来弹劾陈新甲，思宗恼怒得很，把奏疏压下不发，严厉谴责陈新甲，其意图不言自明，要陈新甲主动承担责任。陈新甲自以为是按皇上旨意行事，有恃无恐，不但不引罪，反而自以为有功于国家，在申辩书上详述和谈事件的始末，多次引用皇上圣谕。这无异于向人们暗示：他并非自作主张。陈新甲一向聪明干练，时人评为才品心思与杨嗣昌酷似[192]。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一招——委过于皇上，聪明过头，把自己逼上了绝路。皇帝当然不会主动承担责任，必须杀人灭口。七月二十九日，思宗下令逮捕陈新甲。陈新甲此时才恍然大悟，在狱中向皇上上书请求宽恕，皇上毫无通融余地。至此，陈新甲意识到不免于一死，嘱咐家人贿赂倡议必杀的给事中廖国遴、杨枝起、光时亨、倪仁祯。这四名言官收到贿赂后论调大变，奔走于刑部侍郎徐石麒处，倡言陈新甲必不可杀[193]。署理部务的左侍郎徐石麒不但不听廖国遴等人的游说，反而上疏历数陈新甲的罪状，以为非杀不可。他说：“俺答阑入，而丁汝夔伏诛；沈惟敬盟败，而石星论死[194]，国法炳如。后此纲纪陵夷，沦开（原）陷沈（阳）覆辽（阳）蹙广（宁），仅诛一二督抚以应故事，中枢率置不问。故（陈）新甲一则曰有例再则曰有例者，此也。不知亲藩膏刃，百城流血，（丁汝）夔（石）星之罪若是烈乎？《春秋》之义，人臣无境外之交。战款二策，古来通用，然未有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专擅便宜者，辱国欺侮，莫此为甚。”[195]徐石麒是一个拘泥于传统政治伦理的古板官僚，他自以为讲得振振有词，然而他并不知道事情的内幕，所谓“不告君父而专擅便宜”云云，实乃无稽之谈，陈新甲真正冤哉枉也，明明是皇帝亲口对他说“可款则款，不妨便宜行事”，何专擅之有？只是不小心泄密，才招来杀身之祸，皇帝不肯承担责任，陷陈新甲于百口难辩之境地。

皇帝总是永远正确的，思宗看了徐石麒的奏疏，以为定陈新甲“专擅议款”罪似乎不妥，因为他心中明白这不是事实，便如此批复：“陈新甲失事重大，法无可宽，但引律尚属未确，可另行复拟即奏。”[196]徐石麒心领神会再上一疏，指责陈新甲“陷边城四，陷腹城七十二，陷亲藩七，从来失事未有之奇祸，亦从来刑书所不忍载之条例者也。当临敌缺乏，不依期进兵策应，因而失误军机者斩”[197]。于是思宗决定以此罪处死陈新甲。内阁首辅周延儒当面向思宗求情：“国法，敌兵不薄城，不杀大司马（兵部尚书）。”思宗反驳道：“陈新甲职任中枢，一筹莫展，致令流贼披猖，戮辱我七亲藩，不更甚薄城？”[198]大臣以为陈新甲“专擅议款”当斩，思宗偏偏说陈新甲任兵部尚书期间使七名藩王遭到戮辱当斩，只字不提与清和议之事，可见他并不认为和谈足以构成死罪。然而置陈新甲于死地的恰恰是和谈，谈迁如是剖析道：“陈司马甚辩有口，颇谙疆事，羽书狎至裁答如流，案无留牍，后人莫之及。其祸兆于主款。时天子亦心动，不欲外著，宜兴（周延儒）预其谋而又避之，听至尊自为计，事成则分其功，事败则委之司马（陈新甲）……大臣不深为社稷虑，惟私旨是徇，鲜有不覆者，况抢攘危急之秋哉！”[199]陈新甲在中原战场与辽东战场的战略决策中确有重大失误，但不足以构成死罪，置他于死地的是遵旨议和，这不能不说是那种制度那种社会的悲剧。平心而论，思宗授权陈新甲秘密与清媾和，在当时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不失为一时权宜之计，对内对外都是利大于弊的。一些不了解全局又不明真相的大臣死抱住《春秋》大义不放，用传统政治伦理来否定媾和，使颇有政治主见的思宗也不敢理直气壮地力挽狂澜，怯懦地退缩。经过此番波澜，思宗再也不敢与清朝尝试和谈，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中他已无牌可打了。

[1]戴笠、吴乔《流寇长编》自叙二。

[2]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23《实剖愚忠疏》。

[3]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24《内阁·御试阁员》。谈迁《国榷》卷96，崇祯十一年五月乙丑。文秉《烈皇小识》卷5。思宗以殿试的方式出题，这样写道：“年来天象频仍，今年为灾甚烈，且金星昼见，已逾五旬，将谓主兵耶？……四川、山西大雪，冻毙人畜，将谓边地耶？然时已入夏，何所致欤？朝廷腹心耳目托寄臣工，今应担当者嫌怨在念，司举劾者情贿系心，以致嚣尤易起，直枉难分，何所凭欤？钦限屡违，寇尚未灭，处分则剿局更张，再宽则功令不信。况剿兵难撤，敌国生心，边饷欠多，蠲留未已……卿等忠能体国，才足匡时，其悉心以对。”

[4]汉宣帝故事，指宣帝甘露元年（前53年）呼韩邪单于归汉，引众南徙于阴山附近。

[5]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48年）匈奴日逐王比被南边八部拥立为南单于，袭用其祖父呼韩邪单于称号，请求内附，得到光武帝允许。

[6]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24《微臣伏读谕旨疏》。谈迁《国榷》卷96，崇祯十一年五月丁丑。

[7]《国榷》卷96，崇祯十一年五月丁丑。《明史》卷276《何楷传》。

[8]杨士聪《玉堂荟记》。《国榷》卷96，崇祯十一年五月己巳。

[9]《国榷》卷96，崇祯十一年五月己巳。

[10]《清太宗实录》卷4，天聪二年五月。

[11]《明清史料》丙编《金国汗致袁崇焕书》。

[12]《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16，天聪三年闰四月二十五日。《袁督师遗稿遗事汇辑》卷1《崇祯二年七月复汗书》。

[13]《清太宗实录》卷12，天聪六年六月。

[14]《清太宗实录》卷12，天聪六年六月。

[15]参看姜守鹏《辽西对峙时期的明清议和》，载《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第6期。

[16]《流寇长编》卷11，崇祯十一年三月甲申：“方一藻奏，元忠至彼馆待如礼，已遣人报其主矣，如有确议，即撤兵东归。”同书崇祯十一年三月壬辰：“一藻与起潜又奏，元忠报命许款。”

[17]同上书卷11，崇祯十一年三月壬辰。

[18]同上书卷11，崇祯十一年五月。

[19]《流寇长编》卷11，崇祯十一年五月。

[20]《流寇长编》卷11，崇祯十一年五月。

[21]隆庆五年（1571年）蒙古俺答汗与明朝议和，明朝封他为顺义王，并开沿边贸易，史称俺答封贡。

[22]谈迁《国榷》卷96，崇祯十一年六月：“建虏屯大青山求款，巡抚辽东方一藻以闻，言敌强我弱，引隆庆封俺答故事。兵部尚书杨嗣昌阴主之。”

[23]《流寇长编》卷11，崇祯十一年五月。

[24]《明史》卷255《黄道周传》。洪思《黄石斋年谱》。

[25]《国榷》卷96，崇祯十一年七月戊辰。

[26]洪思《黄石斋年谱》。《明史》卷255《黄道周传》。

[27]《明史》卷276《何楷传》。谈迁《国榷》卷96，崇祯十一年五月丁丑。

[28]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33《詹事府·黄少詹道周召对记》。并参见黄宗羲《明文海》卷64奏疏《黄石斋先生召对》；谈迁《国榷》卷96，崇祯十一年七月己巳；《明史》卷255《黄道周传》；洪思《黄石斋年谱》。

[29]思宗的本意是支持杨嗣昌秘密与清朝议和，及至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只得作罢。李清《三垣笔记》对此有十分明确的记载：“上因杨嗣昌请勉从款议，然犹欲隐其名，会黄翰林道周疏驳，中寝。及北兵入犯，上抚膺叹曰：‘大事几成，为几个黄口书生所误，以至于此。’”

[30]《流寇长编》卷11，崇祯十一年十月辛卯。

[31]谈迁《国榷》卷96，崇祯十一年九月辛巳。文秉《烈皇小识》卷6。另据《明清史料》乙编《兵部请旨优恤吴阿衡、卢象昇等情残稿》云，当时形势紧张时，吴阿衡、邓希诏依然“大梦不醒”，一个说：“原无东虏大举”，另一个说：“此边并无东夷”。

[32]谈迁《国榷》卷96，崇祯十一年十月辛卯。

[33]卢象昇《明大司马卢公奏议》卷9《闻讣乞奔丧第一疏》、《乞奔丧第五疏》；卷10《辞尚书职衔疏》。

[34]《明史》卷261《卢象昇传》。嘉庆《宜兴县志》卷8《人物志·卢象昇传》。

[35]《国榷》卷96，崇祯十一年十月癸巳。张岱《石匮书后集》卷15《卢象昇列传》。《明史》卷261《卢象昇传》。

[36]《明史》卷261《卢象昇传》。

[37]《流寇长编》卷11，崇祯十一年十月辛丑。

[38]《流寇长编》卷11，崇祯十一年十月辛丑。《明史》卷261《卢象昇传》。文秉《烈皇小识》卷6。谈迁《国榷》卷96，崇祯十一年十月甲午。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4《卢象昇战死》。

[39]卢象昇《卢忠烈公集》卷2《与枢臣杨嗣昌书》。《流寇长编》卷11，崇祯十一年十月。

[40]《流寇长编》卷11，崇祯十一年七月辛巳。对于杨嗣昌的这种说法，廷臣中不少人难以理解，甚或指手画脚，做事后诸葛亮，把清军南下归结为和议试探的结果。云南道御史郭景昌在十月初四日武英殿召对时发言，指责杨嗣昌调度失宜，太监高起潜备御失策，其背景就在于此。当时思宗的注意力集中于向卢象昇征询御敌方略，对郭景昌的话置之不理。事后郭景昌上疏重提此事，说：自杨嗣昌小乐天之说（和议）起，而遂无事大畏天之心，致边备日弛，将士观望，互相欺饰，祸遂燎原而不可扑灭。

[41]谈迁《国榷》卷96，崇祯十一年十一月丙寅。

[42]谈迁《国榷》卷96，崇祯十一年十一月丙寅。

[43]《明史》卷253《刘宇亮传》。《流寇长编》卷11，崇祯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国榷》卷96，崇祯十一年十二月辛卯。

[44]《流寇长编》卷11，崇祯十一年十二月丙申。

[45]事后，兵部请旨优恤吴阿衡、卢象昇时，对二人的阵亡作了一个比较：“吴阿衡、卢象昇一死于墙路，一死于贾庄，议者谓其丧师辱国，死不足赎，然二臣死同而本末各异。”吴阿衡对敌情一无所知，一再声称“原无东奴大举”，毫无防备，一旦大敌当前，望风溃败。兵部鉴于他“身中九刀心肠迸出，其死甚惨，虽贻误封疆，阿衡死有余罪，而激烈殉难，其志可嘉”。至于卢象昇，“以守制而奉旨督兵堵剿，慷慨自任……一腔忠愤，亦知众寡不敌，惟期一死以报朝廷……而慷慨殉国，可与日月争光”。见《明清史料》乙编《兵部请旨优恤吴阿衡卢象昇残稿》等。

[46]谈迁《国榷》卷96，崇祯十一年十二月庚子。《明史》卷261《卢象昇传》。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4《卢象昇战死》。李清《三垣笔记》上《崇祯》。张岱《石匮书后集》卷15《卢象昇传》。

[47]《明史》卷253《刘宇亮传》。

[48]《流寇长编》卷12。

[49]《流寇长编》卷12，崇祯十二年三月戊辰。谈迁《国榷》卷97，崇祯十二年三月戊辰。

[50]《流寇长编》卷12，崇祯十二年三月乙亥。

[51]《明史》卷252《杨嗣昌传》。谈迁《国榷》卷97，崇祯十二年五月丁巳。

[52]李清《三垣笔记》上《崇祯》。

[53]《明史》卷252《杨嗣昌传》。

[54]孙传庭《孙忠靖公集》卷首，李因笃《明督师兵部尚书孙公传》。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四编卷6《督师孙传庭小纪》。

[55]《孙忠靖公集》卷6《省罪录》；卷3《请斥疏》。

[56]《孙忠靖公集》卷6《省罪录》；卷首，李因笃《明督师兵部尚书孙公传》。

[57]吴伟业《绥寇纪略》卷6《谷房变》有言：“（杨）嗣昌扬扬德色，以荐（熊）文灿为知人，一时公卿且谓天下无贼。”

[58]吴伟业《绥寇纪略》卷10《盐亭诛》。谈迁《国榷》卷97，崇祯十二年五月乙丑。

[59]《绥寇纪略》卷6《谷房变》。彭孙贻《流寇志》卷4。

[60]《流寇长编》卷12，崇祯十二年四月辛巳。按：“辛巳”应作“辛卯”。

[61]同上书卷12，崇祯十二年四月庚戌。

[62]《流寇长编》卷12，崇祯十二年四月庚戌。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32《密奏疏》。

[63]《杨文弱先生集》卷32《密奏疏》、《再奏疏》。《流寇长编》卷12，崇祯十二年四月庚戌。

[64]《流寇长编》卷12。

[65]《明史》卷260《余应桂传》。

[66]《流寇长编》卷12。

[67]《明史》卷260《余应桂传》。《尧峰文钞》卷21《前明大理寺左寺丞余公行状》。

[68]《流寇长编》卷12，崇祯十二年五月壬戌。《绥寇纪略》卷11《九江哀》。

[69]谈迁《国榷》卷97，崇祯十二年五月乙丑。

[70]同上书卷97，崇祯十二年五月乙丑。《流寇长编》卷12，崇祯十二年五月辛酉。

[71]《绥寇纪略》卷6《谷房变》。

[72]文秉《烈皇小识》卷6。

[73]《流寇长编》卷12，崇祯十二年七月丁丑、辛巳。《烈皇小识》卷6。

[74]《绥寇纪略》卷7《开县败》。

[75]《杨文弱先生集》卷35《请罪疏》。《流寇长编》卷12，崇祯十二年己酉。

[76]《流寇长编》卷12，崇祯十二年八月己酉。

[77]《绥寇纪略》卷7《开县败》。

[78]以上均见《绥寇纪略》卷7《开县败》。《明史》卷252《杨嗣昌传》。

[79]此诗把杨嗣昌比作周代的方叔和汉代的周亚夫两位征战沙场的功臣。方叔，周宣王时大臣，曾奉命统率兵车三千攻楚，获大捷；周亚夫，周勃之子，汉文帝时匈奴进犯，他防守细柳营（今陕西咸阳西南），军令威严。盐梅，比喻国家栋梁之材，后世用来赞美宰相。

[80]《绥寇纪略》卷7《开县败》。

[81]《流寇长编》卷12，崇祯十二年十月甲申。

[82]此印系前朝所铸，藏于内府。

[83]《流寇长编》卷12，崇祯十二年十月戊子。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13。

[84]当时张献忠已转移到陕西、四川边界山区，而罗汝才、惠登相等八营已由郧阳、兴安转战于南漳、谷城、房县、竹山、竹溪一带，屡次挫败官军。湖广巡抚方孔照攻打罗汝才、惠登相，竟至于全军覆没。杨嗣昌逮治方孔照，以宋一鹤代其职。宋一鹤是个贪懦巧谄的小人，为了拍督师辅臣的马屁，避其父杨鹤之名讳，在向杨嗣昌呈递公函书信时，自署其名为“宋一鸟”。想要依靠这种人打硬仗，简直是异想天开。见《明史》卷252《杨嗣昌传》；张岱《石匮书后集》卷14《流寇死事诸臣列传·宋一鹤》；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5《杨嗣昌代熊文灿》。

[85]《明史》卷273《左良玉传》。

[86]文秉《烈皇小识》卷6。

[87]《绥寇纪略》卷7《开县败》。《流寇长编》卷13，崇祯十三年二月戊午。《明史》卷273《左良玉传》。《杨文弱先生集》卷39《飞报玛瑙山大捷疏》。

[88]《明史》卷273《左良玉传》。《绥寇纪略》卷7《开县败》。

[89]《流寇长编》卷13，崇祯十三年三月丙戌。

[90]《绥寇纪略》卷7《开县败》。

[91]张岱《石匮书后集》卷18《贺人龙传》。《流寇长编》卷13，崇祯十三年三月辛卯。《明史》卷273《左良玉传》。

[92]文秉《烈皇小识》卷6。《石匮书后集》卷1《烈皇帝本纪》。

[93]《杨文弱先生集》卷40《与平贼左镇良玉》。《流寇长编》卷13，崇祯十三年三月辛卯、六月丙寅。

[94]《明史》卷273《左良玉传》；卷273《贺人龙传》。

[95]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11。

[96]《流寇长编》卷13，崇祯十三年六月丁丑。

[97]《流寇长编》卷13，崇祯十三年三月甲申。

[98]同上书卷13，崇祯十三年七月癸卯。

[99]同上书卷13，崇祯十三年八月壬戌。

[100]同上书卷13，崇祯十三年六月。

[101]谈迁《国榷》卷97，崇祯十三年八月己巳。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13。《杨文弱先生集》卷51《与袁郧抚继咸》。查继佐《罪惟录》卷31《罗汝才传》。

[102]《明史》卷260《郑崇俭传》：“楚师遂败绩于土地岭，蜀中由是大乱。”

[103]同上书卷260《郑崇俭传》。《流寇长编》卷13，崇祯十三年十月丙子。

[104]《流寇长编》卷13，崇祯十三年九月己卯。

[105]《明史》卷13，崇祯十三年九月丁亥。《明清史料》乙编《湖广巡按汪承诏塘报》。《绥寇纪略》卷7《开县败》。《明史》卷260《邵捷春传》。关于邵捷春，十一月逮捕邵捷春的官员抵达四川，邵捷春匆匆向接替者廖大亨办理移交，便被押解而去。抵京后，下狱论死，于次年八月服毒自杀。

[106]《明史》卷252《杨嗣昌传》。《绥寇纪略》卷7《开县败》。

[107]《流寇长编》卷13，崇祯十三年十二月甲寅。《杨文弱先生集》卷41《独请臣罪疏》。《明史》卷252《杨嗣昌传》。

[108]彭遵泗《蜀碧》卷1。关于杨嗣昌“动失机宜”，监军万元吉深知左良玉、贺人龙与杨嗣昌有隙，互相掣肘，主张稳扎稳打，对杨嗣昌说：军心不一，未可以战，应当令前军跟踪，后军为继，中军从间道扼归路。杨嗣昌不以为然，反对分军示弱。继续采用以前的尾随紧追战术，疲于奔命，驰逐于山谷风雪之中，下属怨声载道：“想杀我左镇，跑杀我猛镇。”左镇指左良玉，猛镇指猛如虎。

[109]李馥荣《滟预囊》卷1。

[110]《明清史料》乙编《襄阳失陷》残件。

[111]柳义南《李自成纪年附考》第138～147页，关于李自成之困于鱼腹山问题。

[112]《流寇长编》卷13，崇祯十三年十月甲戌。《杨文弱先生集》卷51《与袁郧抚继咸》。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14。

[113]《流寇长编》卷13，崇祯十三年十一月甲午。《杨文弱先生集》卷51《与袁郧抚继咸》。郑濂《豫变纪略》卷3。

[114]《豫变纪略》卷3。

[115]《豫变纪略》卷3。

[116]《明史》卷120《福王常洵传》。

[117]福王府被包围时，朱常洵越墙逃跑，在迎恩寺被李自成的军队俘虏。分守北城的吕维祺也被俘，在押解途中遇见朱常洵，连忙大喊：“名义甚重，毋自辱”，要他保持名节。

[118]彭孙贻《流寇志》卷5：“王见自成，色怖乞生。”谈迁《国榷》卷97，崇祯十四年正月辛丑：“王色怖，泥首乞命。”张岱《石匮书后集》卷1《烈皇帝本纪》：“王见自成色怖，泥首乞命。”

[119]吴伟业《鹿樵纪闻》卷下《闯献发难》。徐树丕《识小录》卷2《襄福二藩陷没》。

[120]《鹿樵纪闻》卷下《闯献发难》。《流寇志》卷5云：“贼置酒大会，脔王为俎，杂鹿肉以食之，号福禄酒。”

[121]《绥寇纪略》卷8《汴渠塞》。

[122]以上均见孙承泽《思陵典礼记》卷2；谈迁《国榷》卷97，崇祯十四年二月己巳。

[123]《绥寇纪略》卷8《汴渠塞》。思宗说：“秦蜀远，楚与豫接壤，而荆僻处江介一州，当有虞心，襄阳宿重兵，即惠邸在郢中可无恐，况襄王乎？”

[124]同上。

[125]思宗对形势的感慨是：“襄、洛天下形胜，而襄建瓴东南，宪王以仁宗爱子，徙封于襄，有深意。襄亡，陪京（南京）必震恐。”又说：“朕为天下讨贼，浃辰之间，两王皆死，是天厌我家，而剪弃其子孙也。不然，贼何以至此。”

[126]《流寇长编》卷14，崇祯十四年正月壬午：“嗣昌病已甚。”

[127]《流寇长编》卷14，崇祯十四年正月甲申。

[128]顺治《襄阳府志》卷3《郡纪》。《流寇长编》卷14，崇祯十四年二月。彭孙怡《流寇志》卷4。

[129]据事后奉旨调查襄阳陷落的司礼监秉笔太监王裕民说：“祸根在献贼爱妾高氏等六口，并叛党潘独鳌久羁府监，狡贼线索勾引。”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王裕民等陈襄城失陷详情科抄》。

[130]夏允彝《幸存录·流寇大略》。

[131]《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357页《兵部为襄阳残破恳乞圣恩垂怜等事》。

[132]郑逵《野史无文》卷14《流贼陷庐州府记》上。《绥寇纪略》卷7《开县败》。张岱《石匮书后集》卷1《烈皇帝本纪》。

[133]《流寇长编》卷14，崇祯十四年二月辛亥。《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王裕民等陈襄城失陷详情科抄》。

[134]《明史》卷292《张克俭传》。

[135]《绥寇纪略》卷7《开县败》。

[136]谈迁《国榷》卷97，崇祯十四年二月庚午。

[137]《流寇长编》卷14，崇祯十四年二月壬申。

[138]《杨文弱先生集》卷53《与宋楚抚一鹤》。

[139]曹溶《崇祯五十宰相传》之《杨嗣昌传》。

[140]《绥寇纪略》卷7《开县败》。

[141]思宗为杨嗣昌写的祭文：“惟卿志切匡时，心存许国，入参密勿，出典甲兵，方期奏凯还朝，麟阁铭鼎。讵料乘箕谢世，赉志深渊，功未遂而劳可嘉，人已亡而瘁堪悯。爰颁谕祭，特沛彝章，英魂有知，尚其祗服，钦此。”

[142]《流寇长编》卷14，崇祯十四年三月丙子。

[143]《绥寇纪略》卷7《开县败》。

[144]《流寇长编》卷14，崇祯十四年二月乙亥。左辉春《萝石先生年谱》（《左忠贞公集》附录）。

[145]同上书卷14，崇祯十四年四月丙午、乙丑。谈迁《国榷》卷97，崇祯十四年四月庚戌。

[146]《国榷》卷97，崇祯十四年四月辛亥。《明史》卷274《雷祚传》。

[147]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7《杨嗣昌自缢》。《明史》卷251《蒋德璟传》。

[148]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崇祯》。

[149]谈迁《国榷》卷97，崇祯十四年三月丙子。《明史》卷252《杨嗣昌传》。

[150]王世德《崇祯遗录》（不分卷）。

[151]《明清史料》甲编《蓟辽总督洪承畴题本》。

[152]《清太宗实录》卷50，崇德五年（即崇祯十三年）正月壬申。

[153]张岱《石匮书后集》卷13《蒋德璟传》。这场召对时间很长，主要是蒋德璟陈述意见，蒋德璟还谈了关于练兵，他说：即今锦州八城，要战要守，总须兵站得住，与敌上阵总要兵精，兵如不精别无奇策。传闻兵十万虚冒每有一半，蠹饷不赀，此是最病痛处。又说：贾庄之战，总督战死，两总兵径行逃归，依旧充为军官立功戴罪。如此行兵，谁肯用命？可见都是切中要害的。

[154]《明清史料》乙编《辽东巡抚丘民仰塘报》。王先谦《东华录》，崇德六年三月己卯。蒋良骐《东华录》，崇德六年三月。

[155]《明清史料》乙编《清兵救援松锦残禀》。

[156]同上书乙编《蓟辽督师洪承畴揭帖》。

[157]谈迁《国榷》卷97，崇祯十四年六月乙卯。

[158]同上书卷97，崇祯十四年五月壬辰。《明史》卷257《陈新甲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5《宁锦战守》。

[159]同上书卷97，崇祯十四年五月壬辰。《明史》卷257《陈新甲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5《宁锦战守》。

[160]《国榷》卷97，崇祯十四年六月乙卯。《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5《宁锦战守》。

[161]《国榷》卷97，崇祯十四年六月乙卯。《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5《宁锦战守》。

[162]谈迁《国榷》卷97，崇祯十四年六月乙卯。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5《宁锦战守》。《明史》卷257《陈新甲传》。

[163]《清太宗实录》卷57，崇德六年八月丁巳。

[164]《明清史料》乙编《兵部题行宁前道石凤台塘报稿》。《清太宗实录》卷57，崇德六年八月壬申。

[165]《明清史料》乙编《兵部题行宁前道石凤台塘报稿》。

[166]同上书乙编《兵部行御前发下兵科都给事中张缙彦题稿》。

[167]同上书丙编《松锦记事残叶》。《仁祖大王实录》之七，二十三年三月丁亥，见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58，第3693页。

[168]谈迁《国榷》卷97，崇祯十四年十月戊午。

[169]《明清史料》乙编《四川道试监察御史刘之勃题本》（崇祯十四年十一月初五日）。

[170]同上书乙编《兵科抄出南京山西道御史米寿图题请立斩致陷封疆巨贼》（崇祯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谈迁《国榷》卷98，崇祯十五年四月壬戌。

[171]李光涛《洪承畴援辽始末》，载《大陆杂志》第12卷第12期。

[172]《明清史料》乙编《兵部行确察洪承畴等殉节塘报互异稿》（崇祯十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173]谈迁《国榷》卷98，崇祯十五年六月戊申。张怡《谀闻续笔》卷2。李介立《天香阁随笔》卷1。

[174]《国榷》卷98，崇祯十五年六月乙卯、六月甲子。

[175]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

[176]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7本，第243页注①。

[177]谈迁《国榷》卷97，崇祯十四年十一月。

[178]谈迁《国榷》卷98，崇祯十五年正月辛未。

[179]李逊之《三朝野记》卷7《崇祯朝记事》。《国榷》卷98，崇祯十五年正月辛未。

[180]《清太宗实录》卷59，崇德七年三月乙卯。蒋良骐《东华录》卷4，崇德七年三月乙酉。谈迁《国榷》卷98，崇祯十五年正月丁丑条文字略有出入：“朕闻沈阳有罢兵息民美意，向来沿边督抚未经奏闻……朕不难开诚怀远，如我祖宗朝恩义联络之旧约……”

[181]谈迁《国榷》卷98，崇祯十五年正月丁丑。

[182]《清太宗实录》卷61，崇德七年六月癸亥。

[183]谈迁《国榷》卷98，崇祯十五年五月庚寅。

[184]蒋良骐《东华录》卷4，崇德七年六月。

[185]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

[186]《流寇长编》卷15，崇祯十五年七月丁酉。

[187]《仁祖大王实录》之七，二十年五月乙酉：“贰师李景奭自沈阳还，上召见而劳之，仍问曰：‘中朝听和之说，信然乎？’对曰：‘以其形势言之，祖大寿以关外大将而降，数万之兵一朝被杀，土贼滋蔓，宦寺秉权，请和之说虽未能之知，而中朝之运亦已衰矣。’”见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58，第3693页。

[188]《流寇长编》卷15，崇祯十五年七月丁酉。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

[189]《流寇长编》卷15，崇祯十五年七月丁酉。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

[190]谈迁《国榷》卷98，崇祯十五年六月辛丑。

[191]《明史》卷257《陈新甲传》。

[192]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

[193]《明史》卷257《陈新甲传》。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文秉《烈皇小识》卷7。李逊之《三朝野记》卷7《崇祯朝记事》。

[194]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兵临北京城下，明世宗促战甚急，兵部尚书丁汝夔听从严嵩主张，不敢主战，事后被处死。万历二十五年兵部尚书石星因指使沈惟敬同意日本封贡，事败后被处死。

[195]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5《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忠襄徐公神道碑铭》。张岱《石匮书后集》卷52《徐石麒传》。谈迁《国榷》卷98，崇祯十五年九月己丑。

[196]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5《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忠襄徐公神道碑铭》。张岱《石匮书后集》卷52《徐石麒传》。谈迁《国榷》卷98，崇祯十五年九月己丑。

[197]张岱《石匮书后集》卷52《徐石麒传》。李逊之《三朝野记》卷7《崇祯朝记事》。

[198]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5《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忠襄徐公神道碑铭》。谈迁《国榷》卷98，崇祯十五年九月己丑。文秉《烈皇小识》卷7。

[199]谈迁《国榷》卷98，崇祯十五年九月己丑。

第十三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明朝的覆亡

崇祯殉国处

一、朋党政治与周延儒的复出

（1）没有温体仁的温体仁主义

自从崇祯十年（1637年）六月温体仁罢官后，内阁首辅一职先后由温体仁的亲信张至发、薛国观担任，推行没有温体仁的温体仁主义，媚上妒下，排斥异己，一时间正直人士都相继获罪而去，朝政愈发紊乱不堪。

张至发，山东济南府淄川县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从知县、知府、巡抚一直升到刑部右侍郎。崇祯八年六月思宗鉴于内阁辅臣多从翰林中选拔，这些人只习文章不谙世务，只能做秘书难以成相才，亲自召集廷臣数十人，各授一疏，代帝拟旨，以识别处理世务的能力。地方官出身的张至发因此被提拔为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与文震孟同时入阁辅政。这是世宗朝许赞之后由外僚入阁的首例，作为一种改革其本意无可厚非，但是思宗提拔的张至发并不是什么人才，而是一个宵小之徒。当时温体仁辅政，内阁中位于张至发之前的吴宗达、王应熊、何吾驺、钱士升、文震孟先后离去，到崇祯十年六月温体仁罢官时，张至发因位居首位，得以升任首辅。并非皇帝对他情有独钟，政坛一向有所谓“传衣钵”的传统，犹如佛门子弟的宗派师承一般，意为一切按既定方针办，张至发继承温体仁的衣钵，是在意料之中的。一方面他作为温体仁的亲信，政见毫无二致，在内阁中配合密切，当温体仁遭到弹劾时他挺身而出为之辩护，称颂温体仁“孤执”、“不欺”[1]；另一方面张至发奸佞有余德才不足，才智机变大大逊色于温体仁[2]，除了奉行温体仁主义，别无选择。

因为这个缘故，张至发柄政后不断遭到正直人士的抨击。二十九岁的翰林院编修吴伟业仗义执言：温体仁学无经术，性习险诐，比暱宵人，护持悍党，然而首辅张至发盛称体仁之美，一曰孤执，一曰不欺。体仁当国，有唐世济、闵洪学、蔡奕琛、吴振缨之徒参赞密谋；有徐履谦、张汉儒、陆文声之徒驱除异己，何谓孤执？体仁家窝巨盗，产遍苕溪（指其家乡湖州），自诡曰清孽子；招纳匪人入幕，自诡曰谨，何谓不欺？[3]吴伟业在批判温体仁的同时批判了张至发，他们原本是一丘之貉。然而给张至发致命一击的是检讨杨士聪。杨士聪揭发吏部尚书田惟嘉贪赃枉法卖官鬻爵。张至发看到此疏，立即密抄一份送给田惟嘉，让他预先作好准备。不料田惟嘉弄巧成拙，不待皇上把杨士聪奏疏批转内阁，就迫不及待上疏辩解，一下露出了马脚。细心的思宗看出内阁与吏部串通作弊的蛛丝马迹，下旨要田惟嘉举实回奏，不许一毫文饰取咎。思宗查明情况后，不仅罢了田惟嘉的官，还由此迁怒于张至发。论者谓：“淄川（张至发）之罢，则实以泄士聪之疏于惟嘉，颇忤圣意云。”[4]当然张至发的下台并非仅仅因为此事，据大理寺副曹荃揭发，内阁中书黄应恩接受贿赂的种种丑闻，无不牵连到张至发。张至发接连不断上疏为自己和黄应恩申辩，思宗仍把黄应恩下狱论处。至此张至发已觉察到皇上对他失去信任，便自我解嘲地三次上疏辞职，思宗顺水推舟予以照准。尽管张至发的辞职奏疏上没有只字提及身体有何不适，思宗却批准他“回籍调理”，以一种体面方式——患政治病——罢了他的官。这一政坛逸闻一时传为谈笑，人们讽刺张至发是“遵旨患病”[5]。张至发任内阁首辅不到一年，于崇祯十一年四月罢去，代之而起的首辅孔贞运，柄政不过两个月就被刘宇亮取而代之。刘宇亮因自请督师失职，于崇祯十二年二月罢官，代之而起的是薛国观。孔贞运、刘宇亮的罢官看似偶然事故所促成，其实这两个人根本不足以当此重任，“皆非帝意所属，故旋罢去”[6]。那么后继者薛国观如何呢？

薛国观，陕西西安府韩城县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历任户科给事中、刑科都给事中、兵科都给事中、礼科都给事中。此人极善于钻营，为人阴鸷尖刻不学少文，因素仇东林，为温体仁所赏识，密荐于帝[7]。所谓“素仇东林”，实在是一针见血的刻画，因为他可以算得上一名小小的“阉党”分子。在崇祯初年钦定阉党逆案时，薛国观虽不在七类应予惩处的阉党分子名单中，却被列入“附逆案漏网”名单中，是二十一名漏网分子之一，其罪状是“疏参萧近高、乔允升闲住，由上任逮问熊明遇革职听勘，刘永基削夺”[8]。据《明史》说：“天启四年擢户科给事中，数有建白，魏忠贤擅权，朝士争击东林，国观所劾御史游士任、操江都御史熊明遇、保定巡抚张凤翔、兵部侍郎萧近高、刑部尚书乔允升，皆东林也……国观先附忠贤，至是大治忠贤党，为南京御史袁燿然所劾，国观惧，且虞挂察典，思所以挠之，乃劾吏科都给事中沈惟炳、兵科给事中许誉卿，言两人主盟东林，与瞿式耜掌握枚卜。”[9]由于温体仁的推荐，思宗不加考虑地超擢薛国观为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时为崇祯十年八月。显然，思宗是把薛国观当作温体仁的影子来看待的。崇祯十二年二月刘宇亮罢官，薛国观进为首辅，思宗加他太子太保户部尚书进文渊阁学士，又加他少保吏部尚书进武英殿学士。

薛国观果然不负温体仁所托，小人得志，全力奉行没有温体仁的温体仁主义——“一踵体仁所为，导帝以深刻”[10]。薛国观虽然是温体仁的影子，但才智操守远不及温体仁，思宗对他由信任备至渐渐产生怀疑，发觉其奸诈。某次，思宗接见薛国观，谈及“朝士贪婪”，薛国观推卸责任，把廉政的责任统统推到厂卫身上，说：假如厂卫监督得力，朝臣怎敢如此？在旁的东厂太监王化民汗流浃背，对他在皇上面前如此挑唆恨之入骨，于是专门侦察他的阴私秽事。薛国观本极贪鄙，要查其秽事易如反掌[11]。这些秽事经由东厂太监王化民之口，传到了思宗的耳朵，由此思宗对薛国观的宠意渐移[12]。这时又有一事激怒了思宗，由于财政入不敷出，薛国观向皇上提议“借助”，即向官僚勋戚以“借贷”为名捐献金钱，声称：在外群臣包在臣等身上，在内戚畹非皇上独断不可[13]。他举武清侯李国瑞为例，如果李国瑞（神宗生母孝定太后李氏即现今皇帝曾祖母之侄孙）这一关能打开，其他皇亲国戚便不难就范。于是薛国观拟旨向武清侯李国瑞家“借”四十万两银子，李氏迫于追比，故意装穷：拆毁自家房屋，把家中杂器摆到大街上出卖，搞得满城风雨。思宗大怒，下旨削夺李国瑞的侯爵，年迈的李国瑞惶惶然惊悸而死。有关衙门仍追比不停，弄得皇亲国戚人人自危，放出谣言：孝定太后已经成为菩萨，在天上指责皇帝刻薄外戚，诸皇子行将夭折，已降神于皇五子。蹊跷得很，不久思宗最宠爱的皇五子慈焕果然死去。这种意想不到的打击，使思宗追悔莫及，立即追封李国瑞的七岁儿子存善为武清侯，悉数退还李家上缴的金银[14]。思宗由此怀恨薛国观，只是不便发作[15]。把柄终于被他抓住了。行人司官员吴昌时适逢考选，唯恐薛国观从中阻抑，通过其门人打通关节，薛国观假意敷衍，答应“当拟第一”，即得吏科给事中，事后只给了他一个礼部主事。吴昌时毕竟不是可以随意耍弄的等闲之辈，决意报复，便联络密友东厂理刑吴道正揭发丁忧在家的侍郎蔡奕琛向薛国观行贿之事。思宗令五府九卿科道官审议此案，掌五军都督府魏国公徐允祯、吏部尚书傅永淳没有摸清皇上要借此严惩薛国观的心意，竟从轻议处：请令薛国观致仕或闲住。思宗预料科道官必定上疏严纠，但是科道官慑于薛国观是内阁首辅多缄口不言，只有给事中一人上疏，一面批评吏部尚书傅永淳徇私，一面微诋藐肆妒忌。这无异于隔靴搔痒。思宗大为不满，把奏疏丢到地上，骂道：成何纠疏！[16]但又不得不按照徐允祯、傅永淳的“请令”，削夺薛国观的职务，放归故里。薛国观机关算尽太聪明，以为皇上对他还颇为眷顾，出京时依然一副宰相派头，装满金银财宝的车辆络绎不绝，招摇过市。东厂侦知后，当即逮捕薛国观的亲信王陛彦，迫其招供薛国观收受贿赂的事实，牵连傅永淳、蔡奕琛等十一人。思宗以为受贿有据，下旨把王陛彦处死，遣使逮捕薛国观。薛国观返京后，自以为必不至于处死，当八月初八日晚上监刑官进门时，他还在酣睡。看到来人都穿绯衣，才蹶然醒悟：必死无疑。仓皇间觅小帽不得，取随从奴仆帽戴上，狼狈不堪地接旨。“赐死”的圣旨宣读完毕，他早已吓得瘫软在地，只能下意识地叩头，口中已不能出声。临终时叹了一口气：“吴昌时杀我！”便遵旨上吊自尽。悬梁两日后，思宗才准许家属收尸[17]。

薛国观说“吴昌时杀我”，《明史》说“（薛国观）罪不至死，帝徒以私愤杀之”云云，都失之片面。其实温体仁之后，思宗对于内阁辅臣不能为他分忧、力挽狂澜，而热衷于结党营私，深为不满。薛国观不识时务，仍蹈袭温体仁主义，亦步亦趋，使政局愈发紊乱，他的死完全是咎由自取。不过皇帝大可名正言顺地定他擅权乱政之罪，而不必悬坐他贪赃之罪（罚赃银九千两，没入田地六百亩），以至于留下同党为他鸣冤叫屈的口实。杨士聪在追述薛国观之死时如此评论：“其实韩城（薛国观）之死始末如此，非尽（吴）昌时之力也。仅坐赃九千金，将何以处严分宜（嵩）？韩城之阴贼险狠，死有余辜，但不正名其罪，而以悬坐之赃杀之，何以服人？”[18]

（2）周延儒的复出

薛国观之死是一个不祥之兆，预示着他的后继者难以善始善终，机敏过人的周延儒遵旨复出时早已敏感到这一点，陷入进退维谷之中，一方面君命难违，即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另一方面权力的诱惑难以抗拒，内阁首辅毕竟是他多年追求的目标，岂肯轻言放弃。他是怀着侥幸贪婪的复杂心情去京师赴任的。据说，周延儒在宜兴家中接到皇帝召他出山的圣旨当晚，忽然梦到已死去十年的夫人吴氏，极力劝阻他出山，他不明其意，吴氏说：“不信吾言，可同我暂至一处。”他随往，见一老僧，颈系一根绳索，悚然惊醒。周延儒虽知前程不祥，仍踏上征途。这种传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周延儒赴任是有所畏惧的。当行至山东境内，杨士聪以门生身份登舟拜谒时，周延儒意味深长地说：“自知再来必祸，而不敢不来！”[19]道出了他此时此际的一半想法：在内外交困之中出任内阁首辅具有极大的风险。他的另一半想法没有向门生流露：内阁首辅对于他有极大的诱惑力，他被温体仁排挤下野一直耿耿于怀，颇想反其道而行之，再显一番身手。

在这个关键时刻，复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的门生、复社领袖人物张溥（周延儒主持辛未会试，是张溥的座主），早就对盗窃国柄的温体仁与其党羽蔡奕琛、薛国观迫害东南诸君子，扼腕叹息，早夜呼愤[20]。复社成员礼部员外郎吴昌时写信给张溥，劝他怂恿周延儒复出：“虞山（钱谦益）毁不用，湛持（文震孟）相三月被逐，东南党狱日闻，非阳羡（周延儒）复出不足弭祸。今主上用舍多独断，然不能无中援。”[21]吴昌时为此专门结交皇帝的近侍，多方活动。文震孟之子文秉透露了其中一些内幕：“召予告大学士周延儒家。先是，阁臣虽内外兼用，鲜有当圣意者，众推宜兴（周延儒）颇有机巧，或能仰副，而圣意亦及之。于是庶吉士张溥、礼部员外郎吴昌时为之经营，涿州冯铨、河南侯恂、桐城阮大铖等分任一股，每股银万金，共费六万两，始得再召。”[22]这种说法或许有片面性，因为金钱只能买通皇帝的近侍与亲信大臣，而难以买通皇帝本人，而周延儒的复出恰恰出于思宗的独断，吴伟业说得好：“已而阳羡（周延儒）果召，召出自上意，初非有他也。”[23]尽管如此，复社为周延儒的复出进行活动，却是不争的事实。

成立于崇祯二年的复社，是一个文人社团的联合体，基本成员是生员阶层，其精力的相当大部分消耗在八股文当中，也就是说，它的成员大多数是为了应试的“制艺”，亦即为了科举考试合格才来入社的。其创始人“娄东二张”——张溥与张采标榜“兴复古学，务为有用”，主张经世致用的新学——“救时之用”的“经世之术”，追慕东林的余绪，以学问触及时事，卷入政争之中，被人们称为“小东林”[24]。张溥与周延儒有门生座主之谊，因周延儒与温体仁相轧，复社卷入其中，突出的事件就是围绕《绿牡丹传奇》的纠纷。崇祯六年复社在苏州虎丘召开大会，内阁首辅温体仁的弟弟温育仁希望加入复社，以缓冲复社与温体仁的矛盾。但张溥坚决拒绝，温育仁恼羞成怒，写了《绿牡丹传奇》来讽刺复社诸君子。陆世仪说：“当天如（张溥）之选国表也，湖州孙孟朴淳实司邮置，往来传送，寒暑无间，凡天如（张溥）、介生（周钟）游踪所及，淳每为前导，一时有孙铺司之目。两越贵族子弟与素封家儿因淳拜居周张门下者无数。诸人一执挚后，名流自负，趾高气扬，目无前达。乌程温育仁，相国介弟也，心鄙之，著《绿牡丹传奇》诮之，一时争相搬演，诸门生深以为耻，飞书两张先生，求为洗刷。两张因亲临浙，言之学臣黎元宽，黎与两张同盟也，因禁书肆、毁刊本，究作传主名，执（温）育仁家人下于狱，狱竟而后归。当是时……皈依社局者争诵两张夫子不畏强御，而娄江（娄东二张）与乌程（温体仁）显开大隙矣。”[25]张鉴说得更为清楚，他在《书绿牡丹传奇后》中指出：“此吾乡温氏启衅于复社之原。近日读而知其故者鲜矣……据《复社纪略》，各有所指，其于越人，疑亦王元趾、陈章侯一流，而吴兴沈思孝，以在朝影黎愧庵、倪三兰，在野则影张天如、杨子常、周介生辈。大致如《风筝误》、《燕子笺》，亦明季文学风气所趋，而语之讥切社长，极嬉笑怒骂之致……盖相国之弟（温）育仁暨二子俨、伉雇人为之……”[26]吴梅《曲选》卷四《绿牡丹》也如是说：“余按石渠此书，为乌程相国攻讦复社之端，当张天如创兴复社也，湖州孙孟朴实为司邮，介绍两浙子弟。时乌程相国弟（温）育仁欲入社不许，因请石渠作此词诮之，浙中梨园争相搬演。”[27]由此可见，复社之所以支持周延儒复出，与他们反对温体仁的立场有着密切关系。

崇祯十四年四月思宗下旨：召前大学士周延儒、张至发、贺逢圣入朝。张至发有自知之明，坚决辞谢，不肯奉召。周延儒奉召后，于九月入京，出任内阁首辅，思宗加他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对他寄予厚望，希望能出现中兴气象。周延儒自己也想以面目一新的姿态重现于政坛。在这点上他继续得到网罗天下人才的复社领袖张溥的帮助，张溥给他密疏救时十余事，要他再出必行[28]。周延儒慨然允诺：“吾当锐意行之，以谢诸公。”[29]入京后，一向伉（刚）直敢言的御史张肯堂也向他面陈要务（如捐租起废、清理冤狱之类），周延儒一一采纳[30]。有了这些准备，周延儒首次朝觐皇帝时便胸有成竹地把施政纲领作了简明陈述，诸如释漕粮白粮欠户、蠲民间积年拖欠赋税、凡兵残岁荒地方减免今年田赋、宽宥戍罪以下人犯、复诖误举人、广取士额、召还因言事而遭贬谪官员等。思宗慨然应允，并赐宴为之洗尘。待周延儒离去，思宗欣欣然面带喜色，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还是他做！”[31]

“还是他做”四字，把思宗对周延儒的高度评价流露得淋漓尽致，言外之意他是最合适的内阁首辅人选，此时此际别无一人可当此重托。因为这个缘故，明清之际的人士在记述崇祯朝掌故时，无不大同小异地提及此事。李清说：“周辅延儒至京陛见，上甚礼之，赐宴，上亲作主。退入宫，欣欣色喜曰：‘还是他！’故当所请，如蠲逋、缓刑、起废、罢厂卫、罢京营提督内臣，无不允。”[32]李长祥说：“……（思宗）最专者周延儒矣，其恩礼极矣！常常曰：‘还是他好！’”[33]

因为有复社人士支持，周延儒再次入主内阁果然不同凡响，大力革除温体仁及其后继者的弊政，风气为之一新。计六奇描述当时政局的文字写得很精彩：“（周延儒）首复诖误举人，广取天下士额；次释漕欠解户，并蠲民间积逋。会忧旱，禁狱，戍遣以下悉还家。再陈‘兵残岁歉处，减现年两税，于宗室保举，破格拔异才；修练储备，严核讨实’事，凡捍御，凡民生，凡用人理财，无不极其讨究，极其调剂，至望恩请恤、昭忠铭节等事，向期期不予，复核至再，以限于格、限于分、阻滞停阁者，沛然弗吝，天下仰望风采。考选四十六位，悉登台省以示宠，人亦乐归之，诵太师者无间口。使天意向平，安在非救时之相！”[34]

看来，周延儒是以“救时之相”的风范重登政坛的。他向皇帝建议：老成名德之臣不可轻弃。于是思宗起用先前被罢废的郑三俊出长吏部，刘宗周出长都察院，范景文出长工部，倪元璐辅佐兵部；其他如李邦华、张国维、徐石麒、金光宸等分任要职；释放在狱的傅宗龙，为已故文震孟、姚希孟追赠荣誉，中外翕然称贤[35]。

当周延儒召倪元璐出山时，倪元璐上书婉拒，回信写得深刻之极，与一般官场客套迥然不同：“帝求旧德，天欲治平明甚，薄海歌舞之象，比于宋之再相温国（按：指司马光），物情则有然者。顾其势会微似不同，何者？熙宁弊政罢之而已，但一举手立致欢呼；若在今日，灭灶更燃，先须惜薪钻火。即如一日见上，为上言者，一及宽征，上必先责之足用；一及宥过，上必先责之致功。足用致功，非一日可副之责，而天下之以宽征宥过望老先生者，似不可须臾而待也。即此一端，其为艰阻徘徊，岂温国再入时之所有？……天下之计，在明标本，寇深之由于民穷，才遁之由于法急，今之所为本计失也，与其日日治标标不得治，何如由本及标，循序而求之，积一日即有一日之功乎！”倪元璐还说：“某窃谓难易之势可以相权，在天下所求于老先生者，不必皆甚难，在老先生之所自处者，不必皆甚易……某鬓毛已衰，明农逾量，无论其他，即八十一岁老母在堂，万无出虎溪一步之理，老先生药笼中所最不足留意者，某一人而已。”他把周延儒的复出与司马光的再相，相提并论，以为周延儒的困难要大得多。他对周延儒的才干与弱点，以及当时形势了解至深，议论才能如此鞭辟入里。倪元璐的婉拒并非畏难，而是无望。当他看到畿辅震惊，四方勤王之师入援时，立即奋然应召入京出任兵部侍郎[36]。倪元璐是以刚直不阿的清流形象著称于世的，他的出山表明他对周延儒复出的肯定与支持。连黄宗羲也作如是观：“周延儒之再相也，起用正人，一反其曩日妒贤嫉能之政，而君子亦遂喜其附己，深相结纳。”[37]

因为这种关系，思宗对周延儒尊重备至，待之以师相之礼，称他为先生（老师），这是神宗尊张居正为师相的再现，对于自视甚高的思宗而言，这是从未有过的特例。崇祯十五年正月初一日，思宗在皇极殿接受群臣朝贺完毕，特地召见阁臣，待之以师席之礼，向他们说：“古来圣帝明王皆崇师道，今日讲犹称先生，尚存遗意。卿等即朕师也，敬于元旦端冕而求。”说罢面向站立在西面的阁臣作了一个长揖，说：“职掌在部院，主持在朕躬，调理在卿等。自古君臣志同道合，而天下治平，朕于先生有厚望焉。”[38]在此多事之秋思宗对阁臣寄予厚望，希望“天下治平”，不过他寄予厚望的只是周延儒，而并非贺逢圣、张四知、谢陞、魏炤乘、陈演等阁臣。这一层心思，《明史》卷308《周延儒传》说得最为透彻：“帝尊礼延儒特重，尝于岁首日东向揖之曰：朕以天下听先生。因遍及诸阁臣。”很明显，思宗所要拜揖的“先生”只是周延儒，其他阁臣不过陪衬而已。因为这个缘故，有的文献说：“一日，皇极殿大朝罢召延儒上殿，帝降御座，竟衮冕执圭，揖延儒曰：自古帝王莫不有师。竟欲太师延儒。”[39]计六奇不明白其中奥妙，对思宗降座揖相大惑不解，非议道：“思庙此举，礼非其人，徒自贬损。”又说，如果真要拜“先生”的话，阁臣中只有贺逢圣“差可无愧”[40]。实在是书呆子的迂腐之见，没有看透思宗尊周延儒为师相是表明“朕以天下听先生”，并非要从“先生”那里求学问道。因此尽管贺逢圣学问大大超过周延儒，六个月后致仕而去时，思宗毫无挽留的动作，可见思宗要拜的“先生”不是“差可无愧”的贺逢圣，更不是在贺逢圣之前先后罢官的魏炤乘（三月罢）、谢陞（四月罢）、张四知（六月罢），而是周延儒无疑了。思宗对周延儒确实尊重备至，从废籍中起用郑三俊、刘宗周、范景文、倪元璐等人，是听从他的建议；赦黄道周罪，恢复其原官，也是采纳他的意见。《国榷》所说“时周延儒承上眷最深，凡上怒莫能挽回，延儒能谈言微中”[41]，指的就是这件事。

崇祯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思宗在文华殿“日讲”完毕，召阁臣周延儒、陈演、蒋德璟、黄景昉、吴甡等到文华殿后殿议事。待阁臣们进入后，思宗拿出奏章问：“张溥、张采何如人？”周延儒答：“读书的好秀才。”思宗问：“张溥已死，张采小官，科道官如何尚说他好？”周延儒答：“他颇有胸中书，亦会做文章，科道官做秀才时见其文章，又以其用未竟惜之。不然，张溥已死，说他亦无用。”周延儒对复社巨子娄东二张[42]颇有好感是可以理解的，可惜张溥已死，不然的话，一定会荐举他担任重要职务。思宗毕竟身在事外，不以为然地说：“亦不免偏。”周延儒立即机敏地把话题转移到持不同政见的黄道周身上，说：“张溥、黄道周皆有些偏，只是会读书，所以人人惜他。”思宗听了沉默不语，因为黄道周是他亲自处分（充军）的。蒋德璟见状心领神会，马上插话为黄道周求情：“前黄道周蒙皇上放他生还，极感圣恩，只是永远充军，家贫子幼，还望皇上天恩赦回，或量改附近也好。”思宗似乎有所松动，只是微笑不语。黄景昉附和道：“永远充军，子孙要世世承当，也极可怜。”周延儒见皇上并无反感，补充说：“（黄）道周在狱中尚写许多书，即向前章奏，皆系亲手写的。”蒋德璟说：“（黄）道周写有《孝经》一百本，每本有一篇文字，各一样，共一百样，多是感颂圣德。”其他各位也都说了黄道周的优点，如精通礼乐、生活清苦等，周延儒最后总结：“（黄）道周也不在永戍不永戍，就是读书，亦还用得。”思宗从头至尾只是微笑而已，一言不发[43]。

关于这次召对，《春明梦余录》、《三朝野记》、《明史》所记略同，《国榷》有一重大补充：“至是，上偶言及岳飞事，叹曰：‘安得将如岳飞者而用之！’（周）延儒曰：‘岳飞自是名将，然其破女直事，史多虚张。即如黄道周之为人，传之史册，不免曰：其不用，天下惜之。’上默然。”[44]周延儒巧妙地把黄道周与岳飞相提并论，使皇上自然而然生发出起用黄道周的意念。杨士聪对这一情节洞察入微，作了详细记录：“宜兴（周延儒）进言亦甚有法，如黄石斋（道周）一事，本因上问：‘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何以能至此？’宜兴奏曰：‘飞在当时，固是忠勇，然亦未必尽如所云，但因秦桧谗构，飞不得其死，后世怜之，所以说得飞更好，就是古今所无。即如黄道周，皇上罪之甚当，但此人素有浮名，亦只是做得时文好，故一时文士多称其美。今在瘴疠之乡，一旦不保，则后世只知怜他，就与岳飞相类。’上微笑不答。蒋晋江（德璟）因曰：‘道周在狱逾年，只是读书及感戴圣恩，曾手书《孝经》百卷，各有题跋。此人大要还在忠孝一边，还望皇上赦他。’上曰：‘既是卿这等说，岂止赦他，就用他也不难！’”[45]思宗以为周延儒等人说得有理，在召对后的次日即八月二十五日给内阁发去一份亲笔书写的手敕：“昨先生每面奏，永戍黄道周清操博学，见今戍远子幼，朕心不觉怜悯。彼虽迂执，经此一番惩创，想亦改悔。人才当惜，宜作何释罪酌用，先生每密议奏来！”[46]周延儒等当即回奏：“黄道周为人厉行力学，是其所长；偏执迂疏，是其所短。然而本心则愿为君子素心忠孝者，至于博通典籍，贯串古今，刻苦廉隅，实有一种人不能及，足以感动人心之处，是以誉望蔚然……照得道周原职系詹事府少詹事，今既蒙恩赦用，当还其故秩，以备史局遍摹，更足资其一得……”[47]八月二十六日思宗批复同意，特准黄道周赦罪复职。周延儒的这种做法在当时颇受士林赞誉，这确实是他不同凡响的地方。

此时黄道周正在遣戍途中，在九江发了一场疟疾，就医萧寺，沉绵六十日，误服截疟止痢药，致使原本摧颓的身体更加委顿，两膝俱枯，自念将死于江楚之间。十月初，友人从南京来，告诉他邸报上已揭载皇上特准赦罪复职的谕旨。黄道周在万念俱灰中乍然听到这一消息吃惊得从床上跌了下来。于是乎，借来香案，匍匐叩头一番；于是乎，便应召北上。途中写了题为“天恩至重”的奏疏，感恩戴德之余，表露了自己百病交侵，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叹，希望皇上能容许他骸骨归附家乡[48]。

黄道周抵京后，思宗召见了他，黄道周虽然迂执伉直，但对于这次意外的赦罪复职的恩遇，充满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一见到皇上便哭泣不已，抽抽噎噎向皇上表白他此刻的心情：臣不自意今复得见陛下！然后说明自己“犬马之疾”尚未痊愈，提出请假，得到思宗许可[49]。黄道周虽然没有继续担任官职，但这一事件本身已经充分显示政局焕然一新的迹象，思宗与周延儒的雅量是难能可贵的。对于思宗而言，敢于捐弃前嫌，在事实上无异于公开承认以前对黄道周的处分有欠公允；对于周延儒而言，不像温体仁那样或不像自己过去那样嫉贤妒能，敢于让直言无忌的黄道周重返朝廷，这无论如何是值得赞许的。思宗召周延儒出任内阁首辅，希望朝政能得以中兴，周延儒不负重托，所作所为令人耳目一新，无怪乎“中外翕然称贤”[50]。

（3）姜埰、熊开元之狱

周延儒尽反温体仁、薛国观之流排斥异己、钳制言路的做法，广引清流，言路顿时活跃起来，蜂起论事。对此心怀嫉恨者大有人在，他们散布各种政治谣言，唯恐天下不乱，匿名书“二十四气”之说便是其中之一。所谓“二十四气”直指二十四名官员：杀气吴甡（下注“再生吴起”），棍气孙晋（下注“两头蛇”），戾气金光宸（下注“金甲神”），阴气章正宸（下注“灰地蛇”），妖气吴昌时（下注“摩登伽女”），淫气倪元璐（下注“假姜诗”［僵尸］），瘴气王锡衮（下注“夜郎王”），时气王景昉（下注“赛黄巢”），膻气马嘉植（下注“小华光”），贼气杨枝起（下注“桃树精”），晦气王士镕（下注“金枪手”），霸气倪仁桢（下注“塑大虫”），疝气周仲琏（下注“靠壁鬼”），粪气房之祺（下注“倭房公”），痰气沈惟炳（下注“喉下癣”），毒气沈思孝（下注“姚令言”），逆气贺王盛（下注“黑面豹”），臭气房可壮（下注“海上暴客”），望气吴伟业（下注“啮人马”），杂气冯元飚（下注“顺风火”），浊气袁恺（下注“泼天纲”），油气徐汧（下注“九尾狐”），秽气瞿式耜（下注“两眼枪”），尸气钱元悫（下注“痴虎伥”）[51]。

一望而知，这种对政坛活跃人物的随意点评，带有明显的党争色彩，充满诽谤气息，引起舆论的忿忿不平。恰巧这时皇帝下诏戒谕群臣，严厉谴责言官。礼科给事中姜埰怀疑皇上受到“二十四气”的影响，慷慨激昂地上疏进谏：皇上修省罪己，又致戒言官，岂有厌薄之心？惟视言官独重，故望之独切。言官中难道没有像贾谊一类忠谠人物？或许持论太急，无当圣心，是言官之过。皇上说“代人出脱”，不敢说没有其事，但臣辗转而不解其故。近来有“二十四气”蜚语腾播，定是大奸巨憝痛恨言官不利于己而造谣中伤，以为不夸大其词不能激起皇上之怒，也不能钳制言官之口。倘然得逞，那么今后人人噤若寒蝉，谁为陛下言天下事？[52]思宗正在担忧灾害频仍、干戈扰攘，返躬自责，修省戴罪视事，务期“歼胡灭寇”[53]。姜埰偏偏在这当口捕风捉影，反复诘难，怀疑皇上受到“二十四气”影响，本已心情不佳的思宗顿时火冒三丈，下旨责问：“姜埰敢诘问诏旨，藐玩特甚，立下锦衣卫诏狱拷讯。锦衣卫镇抚司梁清宏把初步审讯情况上报，思宗很不满意，指示重新审讯：姜埰情罪特重，且二十四气之说类似匿名文书，见即当毁，何故屡腾奏牍？其速按实以闻。”[54]

真是无巧不成书，行人司右司副[55]熊开元也以进谏获罪，下锦衣卫诏狱，思宗向锦衣卫主官骆养性下达密旨：悄悄把姜、熊二人击毙于狱中。卫帅骆养性不敢草率从事，与同僚商议，同僚告诫他：君不见田尔耕、许显纯的下场？于是骆养性暂不执行密旨，并把密旨透露给给事中廖国遴，廖国遴又透露给同僚曹良直。曹良直不相信此事，上疏弹劾骆养性：归过于君，而自以为功；陛下无此旨不宜诬谤，即有之，不宜泄。思宗不想把此事闹大，扣下此疏留中不发[56]。

熊开元之狱因为与周延儒有些瓜葛，案情更趋复杂化。熊开元任行人司官后，久盼升迁，正好遇上光禄寺丞缺员，便找首辅周延儒通路子。周延儒没有为他通路子，引起他老大不高兴。适逢皇帝因清军骚扰京畿而征求意见，熊开元踊跃报名，被召入文昭阁进谏。他本欲弹劾周延儒，无奈周延儒在场，不敢当面直说，顾左右而言他，谈了军事方面的意见。过了十多天，熊开元又请求皇上召见，思宗在御德殿秉烛而坐，随阁臣一起进来的熊开元开门见山，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请辅臣暂退。”周延儒等再三表示要回避，思宗不许，熊开元不得不当面批评周延儒。他说：“陛下求治十五年，天下日以乱，必有其故。”思宗问：“其故安在？”熊开元说：“今所谋划，惟兵食寇贼，不揣其本末而是图，虽终日夜不寝食，求天下治，无益也。陛下临御以来，辅臣至数十人，不过陛下曰贤，左右曰贤而已，未必诸大夫国人皆曰贤也。天子心膂股肱而任之，易如此庸人在高位，相继为奸，人祸天殃，迄无衰止。迨言官发其罪状，诛之斥之，已败坏不可复救矣！”思宗向他反复诘问，怀疑他含沙射影实有所指，熊开元嘴上极力否认，眼睛频频睥睨周延儒，掩饰不住内心的秘密。周延儒何等机灵，早已看出苗头，主动向皇上请罪。思宗打断他的话：“天下不治皆朕过，于卿等何与？”熊开元见周延儒已经搭腔，索性把话挑明：“陛下令大小臣工不时面奏，而辅臣在左右，谁敢为异同之论以速祸？且昔日辅臣繁刑厚敛，屏弃忠良，贤人君子攻之。今辅臣奉行德意，释累囚、蠲逋赋、起废籍，贤人君子皆其所引，偶有不平，私慨叹而已。”[57]

召对结束，思宗命熊开元把所谈意见写成奏疏呈上。周延儒立即作出布置，派人邀结熊开元，于是礼部郎中吴昌时与大理寺卿孙晋、兵部侍郎冯元飚私下责备熊开元：“汝所言固是，但留得君子在此间，替朝廷做事犹有一线。今如此说破，皇上必以为首辅不贤，岂能引用贤者？大家都逐去，另用一班小人，难道君子做不得，小人反做得？若小人乘机而起，必以汝之言为嚆矢矣。”[58]熊开元遂决定不再与周延儒为难。与此同时，周延儒向皇上呈上一份揭帖，反击熊开元：臣孤孑寡援，蒙皇上宠眷，每事不敢避忌群小，已非一日。即今熊开元所说，皆无实指，企图朋谋树党，其所以将利刃直指于臣，是为了拥戴其同党，代为扫清道路而已。思宗相信周延儒，为了查明真相，急于催促熊开元补充说明。熊开元左右为难，迟迟不肯上疏，思宗严旨频下，才不得草拟了一份言辞闪烁的奏疏，又被吴昌时删去一半，奏疏的文字变得吞吞吐吐，只是说：周延儒以释累囚、蠲逋赋、起废籍，自谓有裨于圣德，谁敢起而攻之？愿皇上遍召群臣，问延儒贤否？即以所论贤否定其人之贤否。皇上若不加体察，一时将吏狃于贿赂，虽失师丧地皆得无罪，谁还为皇上捐躯报国[59]？思宗近日为清军未退日夜焦劳，心情烦躁，看到熊开元的奏疏毫无具体事实，措辞阴阳两可，大为恼怒，下令锦衣卫逮捕。卫帅骆养性是熊开元同乡，又与周延儒心存嫌隙，不愿深究熊开元，第二天就把审讯报告交了上去。思宗更加怒不可遏，以为熊开元诬陷辅弼大臣，必欲使朕孤立于上，便于彼等行私，一定有幕后主使者。他训斥骆养性：熊开元必有主使，不行拷讯，是汝不忠[60]。骆养性遭到皇上训斥，不得不严刑拷讯熊开元。熊开元并无幕后主使者，当然拒不招供，反而揭发周延儒的隐私。思宗下令廷杖也无济于事，只得把他押入镇抚司诏狱[61]。

关于熊、姜之狱，朱彝尊有一新解，颇耐人寻味：“鱼山（熊开元）欲劾宜兴（周延儒），适思陵（思宗）许奏事者于宏政门召对，及入，见宜兴在侧，因言军事而出。既而召见德政殿，辅臣亦入，乃言曰：‘《易传》有云：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臣所言，愿辅臣暂退。’思陵谕曰：‘辅臣管密勿，熊开元前所奏，卿等皆与闻，可以不退。’是日不敢尽言。思陵命草疏入……迨疏入，遂被收，思陵怒且不测矣。会姜公如农（姜埰）疏有‘皇上何所见而云然乎’等语，怒益甚。两公受杖之苦，用刑之惨，其不死者幸也。爰书既上，思陵一曰‘谗谮辅弼’，再曰‘谗谮阴狡’，三曰‘谤毁狡肆’。人皆疑思陵曲护宜兴，独尹枢部宜子谓：‘思陵时已恚宜兴，命鱼山具疏者，度必列款，欲据之便按问。及见疏，乃曰：如此不痛不痒，思两边做好人邪？盖实怒其不力参，而反以诽谤大臣为罪，非思陵本意也。’斯言得之。”[62]按照朱彝尊的解释，思宗当时已经对周延儒有所不满，希望熊开元能列举事实以便对周延儒加以惩处，岂料熊开元的揭发“不痛不痒”、“两边做好人”，使思宗抓不到把柄，反过来以“诽谤大臣”罪严惩熊开元。事情变得多么不可思议！

一般官员是不可能了解这种背景的，他们对于姜埰、熊开元因为进谏而下镇抚司诏狱，表现出极大的不满情绪。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二十九日，思宗在中左门召见百官，议论如何抵御清军以及任用得力督抚问题。临近结束时，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作为六科的“科长”，职无旁贷地首先出来为同官礼科给事中姜埰求情：“臣等识见庸浅，不能仰副皇上求言之意，或言之不当，或言之过切，又蒙皇上一概优容，以致诸臣忘其愚贱，轻有挂度聒渎。如同官姜埰干犯天威，亦皆臣等之罪。但姜埰作令清苦，居官勤饬，身体孱弱多病，伏望圣恩宽宥。”思宗作了解释：“目今敌骑深入将及两月，既不能御之于外，又不能胜之于内，以至畿甸震惊，何可复言……初九日朕谕内有一段申饬言官，尔等各宜警省，无则加勉有则改之。姜埰不遵朕谕，反来诘问，安得不重处？尔言官以言为职，当言的不敢言，敢于欺藐。二十四气之说，事同匿名（文书），见者尚当焚毁，乃屡见奏章，不得不于姜埰疏上一问。尔言官为朝廷耳目，自己不正何能正人？”吴麟征听了只得承认“言官只管言，即言之当否，与称职不称职，自听朝廷处分……”思宗说：“已屡有旨了。”吴麟征随即把话题转移到熊开元身上：“顷熊开元亦以诘责辅臣周延儒得罪，虽是出位妄言，第谚曰：‘家贫思贤妻，国乱思贤相。’封疆事败坏至此，岂得不责备首辅？总是姜埰无知，出语不伦，（熊）开元亦是热肠。”思宗立即把他驳了回去：“（熊）开元假托机密，阴行谗谮，小加大，贱凌贵，渐不可长，前旨已明。”拒绝从宽发落。户部尚书傅淑训也出面申救熊开元、姜埰，遭到皇上拒绝。

这时，一向敢于犯颜直谏的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宗周挺身而出，直截了当地请求释放姜、熊二人。他说：“陛下方下诏求贤，姜埰、熊开元二臣遽以言得罪。国朝无言官下诏狱者，有之，自二臣始。”他愈说愈激动而无所顾忌：“厂卫不可轻信，是朝廷有私刑！”思宗听了顿时肝火大旺，反驳道：“东厂、锦衣卫俱为朝廷问刑，何公何私？”刘宗周毫不畏惧地侃侃而谈：“朝廷待言官有体，言官进言，可用则用之，不可则置之。即有应得之罪，乞敕下法司原情定案。今熊开元、姜埰狂躁无知，不能无罪，但以皇上急切求言，而二臣因言下诏狱，大于圣政国体有伤，恐非皇上求言初意……前黄道周言语激烈，有朋友不能堪者，我皇上不但待之以不死，且在起废之列。今二臣憨直不及道周，道周何幸而遇破格之恩，二臣何不幸而不蒙法外之宥也？”刘宗周的雄辩令思宗十分恼怒，指责他“愎拗偏迂”，似这般“成何都察院”，因此下旨“刘宗周候旨处分”。首辅周延儒等出班为刘宗周辩护，刑部尚书徐石麒也出班跪奏：“臣在直房与同召诸臣商议，熊开元、姜埰有罪，仰干圣怒，臣等宜代为请罪，叩头乞恩。俟圣谕始起，不意臣需次未言，刘宗周随即申救，语言憨直。若论其事，罪实由臣，伏乞皇上将臣处分，宽宥宗周，不胜感激。”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金光宸、兵部尚书张国维都为刘宗周辩护，思宗不但不同意大臣们的请求，反而说了一句令众人大吃一惊的话语：“熊开元这疏定有主使，想是刘宗周主使了！”皇上这句意气用事无端怀疑的话语，在场的大臣听来如同一声惊雷。兵部左侍郎冯元飚哭泣救谏，衣袖尽湿。金光宸极力申辩：“宗周赋性铿直，客也不会，与熊开元实不相往来。宗周与臣同官，臣极知他……”这几句最平常不过的话，并无半点虚饰溢美之处，可是思宗听了怒上加怒，大喝一声：“金光宸也着议处！”金光宸似乎早有预料，处变不惊，仍十分平静地为刘宗周辩护，说“宗周为人清直”，都察院“人心也是振肃的”。工部尚书范景文及五府勋臣也一同力救，思宗毫不改口，下旨：“刘宗周革职，刑部议罪。”内阁首辅周延儒及其他阁臣都请求皇上收回成命，终于怒气渐消，拿起朱笔在“刘宗周革职，刑部议罪”的谕旨上，抹去“刑部议罪”四字，算是从宽发落了刘宗周，然后说“故辅温体仁曾言其愎拗偏迂，果然”[63]。

阁臣们告退后，前往会晤刘宗周，把为他缓颊之事告诉他，言外颇有德色，以为刘宗周一定感激不尽。刘宗周不但不感谢，反而批评阁臣们“某事错”、“某事不做”，娓娓不已。阁臣们摇头叹息：“难做！”刘宗周正色说：“诸公尚说难做，更有何人可做？”[64]次日，两袖清风的刘宗周骑着驴子，后面跟着一个仆人肩扛着包袱，出顺城门而去，景况着实有点凄凉落寞[65]。

刘宗周因为替姜、熊求情而遭革职处分，高级官僚们忿忿不平。刚由刑部尚书调任吏部尚书的郑三俊上了一本题为“直臣可惜”的奏疏，指出：刘宗周的迂愚秉性每每足以贾罪，自入朝端，独行踽步，华年茂质者相率视为老朽之人，同流合污者又争相目为怪物，群情满腹，冰炭难入。深为这样的直臣无法在朝堂立足而感到惋惜、遗憾[66]。郑三俊三言两语便把刘宗周的孤傲高洁品格刻画得入木三分。黄宗羲在为他写行状时也有同感：“周延儒之再相也，起用正人，一反其曩日妒贤嫉能之政，而君子亦遂喜其附己，深相结纳。乃独不能得之于先生（刘宗周），每朝毕，士大夫多与延儒接迹屏语，先生魁然孤峙，士大夫皆惭而止。”[67]这种与周围人事冰炭不相容的性格，必然伴随悲剧性的结局。

由于思宗责怪掌管锦衣卫的骆养性“溺职太甚”，把姜、熊二人移交刑部审理。刚由刑部侍郎升任刑部尚书的徐石麒对皇上无端惩处刘宗周颇为不满，上疏感叹：刘宗周立朝无伪忠伪信之习，陛下用而舍，舍而反用。宗周今老矣，陛下斥之去，今后欲再见此类岩岩泠泠之老臣，绝无可能[68]。对于姜、熊之狱，徐石麒也有自己的主见，以为骆养性并未“溺职”，于是根据原先的供词，拟熊开元赎徒（以钱赎徒刑），姜埰谪戍，不再在刑部重审。思宗大怒，把徐石麒革职闲住[69]。

姜、熊遭廷杖后，一直押在刑部狱中，崇祯十七年初才获释。姜埰遣戍宣州卫，在赴宣州途中，接到京师陷落的消息，吟五律《赴戍宣州卫》[70]一首：

垂死承恩遣，天威咫尺间。

荷戈荒徼去，收骨瘴江边。

衮职犹思补，龙髯竟绝攀。

桥陵千滴泪，独在敬亭山。

其中流露了国破家亡却始终不忘君王的纯忠情怀，可见思宗定他“藐玩特甚”之罪实在是冤枉过分了。南明福王政权赦免了他的戍罪，恢复原官，姜埰似乎看透了官场的险恶，不愿赴任，流寓苏州，悄无声息地死去。他临死前对儿子安节、实节说：“敬亭（宣州）吾戍所也，戍者吾君所命，吾未闻后命而君亡，吾犹罪人，死必埋吾戍所。”儿子遵嘱把他埋葬在宣城[71]。

熊开元的景况大致相仿，遣戍杭州，南明福王赦起故官，不赴；唐王立，官至随征东阁大学士，汀州陷落，弃家为僧，隐居苏州灵岩山，法号蘖庵。吴伟业有《吊蘖庵和尚诗》：

西南天地叹无归，飘泊士戈爱息机。

黄蘖禅心清磬冷，白云乡树远帆微。

全生诏狱同官在，乞食江城故老稀。

布衲绽来完自笑，箧中血裹旧朝衣。

题注有“直谏予杖不死，后入道”之语[72]，在怀念旧友的同时流露出对已故皇帝（思宗）的哀怨之情。

姜埰、熊开元事件的直接后果，不仅惩处了敢于触及时弊的姜、熊二人，而且罢黜了为他们辩护的刘宗周、徐石麒等身居高位的部院掌印官，使周延儒复出后起用正人的局面受到沉重打击。其间接后果是再次重现钳制言路的局面，正如徐石麒在向思宗进谏时所说：“国事至此，奈何以喜怒塞言者路？”[73]难道思宗不明了国难当头最需要君臣上下精诚团结、同心同德吗？他究竟在顾虑和提防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害怕臣下结党。黄宗羲分析道：“当是时，宜兴（周延儒）当国，兴化（吴甡）后起，而风价稍高，一时台省（指言官）务相依附，为反复检滑之术以搆两相。于是附宜兴者为南党，附兴化者为北党。上（思宗）亦心知言官之横而恶之。有无名氏疏二十四气，达之御前，上益信，手敕申戒。”[74]黄宗羲关于南党、北党的分析，为以后编纂《明史》的官员所采纳，明确指出：“（吴）甡居江北，（周）延儒居江南，各树党。”[75]思宗最反对臣下结党，“二十四气”的政治谣言使他对言官结党深信不疑。姜埰、熊开元偏偏在此时出来纠弹周延儒，因而激起他对言官的厌恶之心，甚至怀疑为言官辩护的高官就是他们的后台，形成了不大不小的冲击波。姜熊之狱算不上左右时势的大事件，没有这一事件，明朝的灭亡也不可避免，但这一事件给予当时人心的冲击是深刻的，人们对朝政终于完全失望了[76]。

（4）“勒令周延儒自裁”

姜、熊事件牵扯到南党、北党，预示着这“两党”所依附的魁首已经成为矛盾的焦点，皇帝对他们已有戒备之心。作为一种对策，思宗借口襄阳、荆州、承天相继被李自成攻占，要吴甡前往湖广督师，以图恢复。由于吴甡故意拖延时间，落个致仕的处分。周延儒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兵部尚书陈新甲与清朝秘密议和事机泄漏，周延儒明知这是皇帝的意思，却不愿挺身承担责任，从此思宗对他的宠信渐衰[77]。思宗与阁臣谈及周延儒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朕恨其太使乖！”他看透了周延儒，“太使乖”三字把先前的“还是他好”的评价抵消了一大半。蒋德璟把皇上的这句话透露给周延儒时，周延儒道出了他的内心秘密：“事如此英主，不使乖不得也！”[78]然而，“太使乖”终于导致他的悲剧下场，真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崇祯十五年十一月初四日，清军越过长城墙子岭，初九日京师戒严。满洲铁骑驰骋纵横，京师外围一片兵荒马乱景象。周延儒作为内阁首辅，惊慌失措、一筹莫展，竟至于病急乱投医，“聊效杨嗣昌故智，使僧道百人，建大法道场于石虎胡同口上，奉诵《法华经》第七卷”[79]。清军征战数月，身不解甲马不离鞍，困乏已极，于三月初进入山东青州府莒州（今莒县），养马于野，人皆休卧。对于这种销声匿迹的不正常现象，朝廷一无所知。一直到四月初三日，才得到清军饱掠之后准备北撤的消息。四月初五日下午，思宗在平台召见周延儒等阁臣，声色俱厉地说：“朕欲亲征！”周延儒赶忙跪奏：“臣愿代皇上。”思宗不表态，只是抬头仰视，频频摇头。陈演、蒋德璟都表示愿意去督师，思宗都大摇其头。机敏的周延儒有所领悟，再次跪请督师，思宗这才冷笑道：“先生既果愿去，朕在宫中有过奇门（道家奇门遁甲式占卜），正在此刻，一出朝门，即向东行，慎勿西转。”周延儒不得不谢恩领命。思宗命周延儒以阁部督师，断敌归路，务期尽歼，无令生还[80]。

周延儒深知皇上对吴甡受命督师后故意拖延时间十分不满，就反其道而行之，朝受命夕起行，这是他比吴甡机敏之处。但是他没有吴甡当过封疆大吏驰骋战场的经历，对于指挥打仗毕竟是外行，何况对手是所向披靡的满洲铁骑！当他十一月初六日赶到通州时，清军东起津门，西至涿鹿，横亘三百余里，车载骡驮，浩浩荡荡北撤，明军只是在远近城楼日夜不停地鸣炮恫吓而已。周延儒在通州城内，每天忙于和幕僚、随从、统兵将帅饮酒作乐，勤王四总兵刘泽清、唐通、周遇吉、黄得功轮流在绛色幕帐内大摆筵席，宴请周延儒及随征四臣，随征四臣方士亮、蒋拱宸、尹民兴、刘嘉绩又回请四总兵“陪酌”周延儒，大家都置战事于不顾。每天午后，督师衙门为了应付门面，开门办公，收受公文，然后早晚两次向宫中飞报“大捷”。当时有人写了打油诗讽刺督师大学士：“虏畏炎熇归思催，黄金红粉尽驼回。出关一月无消息，昨日元戎报捷来。”[81]说的是周延儒奉命督师，从来没有一天躬历戎行。他的自请督师只不过是耍弄的政治手腕而已，为了慰藉皇上，不断谎报军情，诡称连战皆捷[82]。其实，周延儒腾章报捷全是假的[83]。对此，谈迁如是评说：“建虏虽积侮我吏卒，然深入日久，矢竭弓脱，资装甚重，士马俱惫，各帐凛不自全，使燕齐之间稍有斗将，独当一阵袭其后，彼为遁计，能自完乎？宜兴（周延儒）巧人也，自请逐胡，谓乘其敝而图之易，宜亟驰塞下，设伏险隘，分兵邀截，伺便掩击，庶不负请缨之志。顾尾而纵之，克还无害，则何烦丞相之驱驰也。”[84]此话言之有理，如果周延儒在险要关隘布置伏兵，并分兵从后面追击，疲惫不堪的清军必定遭到重创。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一味尾随清军之后，纵敌出塞。无怪乎当时人要怀疑周延儒是不是接受了清军统帅的贿赂，故意假道放行[85]。

周延儒的致命伤就在于不老实，如此军旅大事，众目睽睽之下，岂能一手遮天？思宗对他自请督师注望甚殷，频频派人侦伺[86]。就在思宗为他论功加太师的同时，锦衣卫都督骆养性和司礼监太监把他们刺探到的真实情况和盘托出。思宗对这个宠臣竟敢如此胆大妄为、欺君罔上，大为震怒，下令五军都督府、兵部等大臣对周延儒“蒙蔽推委”等案情从公察议。有关衙门从公察议后，他又不忍心严惩，当周延儒席藁待罪自请戍边时，他却下了一道极其温和的圣旨，让周延儒得以体面地致仕回乡[87]。

难道周延儒就此可以优游林下了么？否！此人私心太重，一旦下台，言官决不会放过他。想当初，周延儒复出时好不热闹，当时已经有人指出：“（周）延儒酬接太滥，异日临事，徇法则贾怨，徇人则失己，二者之咎必居其一。”[88]果然不出所料，他终于“徇人”而“失己”。因为此人软美，“凡门生故人有求，鲜不应，故疵议遂集”；“熟于世故，情面多而执持少，贿来不逆，宥歉不责，当时有参其利归群小，玷集厥功者”[89]。突破口就是周延儒的门生范志完。志大才疏的范志完由于座主周延儒当国，而飞黄腾达，崇祯十五年以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辽东宁远军务，赐尚方剑，出关督师；不久又以钦命督师的身份兼任蓟辽昌通等处总督，节制登莱抚镇[90]。周延儒把辽东、关内一切军事指挥大权都委托给他。然而此人大言不惭，其实并无纤毫军事才干[91]。不久，清军从墙子岭南下攻陷蓟州及近畿地区，兵部指责范志完疏于防务，言官弹劾范志完贪懦，思宗鉴于敌兵未退，责令他戴罪立功。范志完戴罪而不立功，怯懦之极，始终不敢与清军决战，唯以尾随呵噪到处剽掠为能事[92]。事情终于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山东武德道兵备佥事雷祚上疏揭发督师范志完纵兵淫掠、克扣军饷、勾结大党。思宗一面命兵部查核淫掠事实，一面命雷祚再上疏详细揭露。雷祚起先对范志完与周延儒的门生座师关系还有所顾虑，一旦获悉周延儒遭到廷议的消息，立即揭发范志完不过当了两年佥事（分巡关内）之类小官，骤然升为督师，如果没有“大党”做后盾是绝不可能的，尚书范景文、谕德方拱乾、给事中朱岳、沈允培、袁彭年都是他的一党，总后台则是周延儒。他把矛头直指周延儒：“座主（周延儒）当朝，罔利曲庇，只手有燎原之势，片语操生死之权，称功颂德遍于班联。臣不忍见陛下以周召（周公召公）待大臣，而大臣以严嵩、薛国观自待也。臣外藩小吏，乙榜（举人）孤踪，不言不敢，尽言不敢，感陛下虚怀俯纳，故不避首辅延儒与举国媚附时局，略进一言。”[93]思宗了解范志完在山东纵兵淫掠并以金银鞍马行贿的情况，下令逮捕范志完。

崇祯十六年七月初八日，思宗在中左门召见群臣，命雷祚与范志完对质。思宗首先问雷祚关于范志完纵兵淫掠，又以金银鞍马数千两托左谕德方拱乾行贿京师政要等情节，雷祚历历有所指。思宗又问：“尔言称功颂德遍于班联者谁也？”雷祚答：“周延儒招权纳贿，如起废、清狱、蠲租自以为功，再考选科道，收于门下。又幕客董廷献居间，凡求巡抚总兵，先输贿于廷献，以玉带二、珍珠十三颗作暗记达之……”思宗听了大怒，命锦衣卫缇骑速逮董廷献。关于范志完纵兵淫掠等事，御史吴履中的揭发与雷祚完全一致[94]。这次当场对质的结果是范志完等人被处死。但事情并不就此了结，由范志完牵连出周延儒“招权纳贿”种种劣迹，引起思宗关注，非得追个水落石出不可。在这种气氛下，言官揭发到吴昌时身上，案情更趋复杂化了。

兵科给事中郝把周延儒与吴昌时的关系予以曝光，指责吏部文选司郎中吴昌时窃权附势，纳贿行私，作为周延儒的干儿义子，凡内阁票拟、国家机密事事都预先知道。周延儒多欲则不刚，智足以掩过，而忠不足以谋国，想窃附君子又不摒去小人，见忠直之人表面援护而实质疏远，见邪佞之人表面亵慢而实质亲昵，因此辜负皇上知遇之恩，耽误封疆安危。总之，周延儒是天下的罪人，而吴昌时又是周延儒的罪人[95]。这话并非夸大其词，吴昌时这个复社中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连他的同社盟友吴伟业也说，此人贪利嗜进，醉心于升官发财，周延儒复出，他自以为有功，因而专擅权势，周延儒反而为他所用，也为他所累[96]。

言官们在吴昌时与周延儒的关系上穷追猛打，御史蒋拱宸揭发吴昌时作为周延儒的幕僚，与董廷献[97]表里为奸，无所不至，赃私巨万，罪证累累，万目共见。即如南场（南京乡试）一榜，录取者非其亲戚便是以重贿买通关节之人，这一切都由吴昌时替周延儒经办。周延儒的弟弟周肖儒、儿子周弈封公然榜上有名，毫无顾忌，以至于白丁、铜臭之流都夤缘登榜。贪横如此，哪里还有朝廷纲纪？吴昌时勾结宫中太监李瑞、王裕民，刺探机密，重贿入手就预揣温旨告人[98]。蒋拱宸奏疏的最后一节，讲吴昌时“通内”，最为思宗所忌恨。思宗痛下决心，于七月二十五日亲临中左门审讯吴昌时，他直截了当地诘问吴昌时“通内”之事。吴昌时拒不承认：“祖宗之制交结内侍者斩，法极森严，臣虽不才，安能犯此？”思宗命蒋拱宸当面对质，不料蒋拱宸一见这种森严场面吓得浑身发抖，匍匐在地，说不出一句话。吴昌时见此情景口气更加强硬：“皇上必欲以是坐臣，臣何敢抗违圣意，自应承受，若欲屈招，则实不能。”思宗见吴昌时不肯招供，吩咐太监准备用刑。在场的阁臣蒋德璟、魏藻德立即出班劝阻：“殿陛之间无犯刑之例，伏乞将（吴）昌时付法司究问。”思宗不同意把吴昌时交付法司审讯，他说：“此辈奸党神通彻天，若离此三尺地，谁敢据法从公勘问？”蒋、魏二阁臣只得退一步请求廷审不必用刑，说：“殿陛用刑，实三百年未有之事。”思宗反驳道：“吴昌时这厮，亦三百年未有之人。”一记闷棍把蒋魏二阁臣弄得哑口无言。于是太监遵旨对吴昌时用刑，夹至两胫皆断，昏迷不省人事，然后押入锦衣卫诏狱论死。在场的人莫不对用刑之惨酷，哀号之声响彻殿陛之间而叹息：嗟乎，国家元气尽矣！[99]不久，思宗传谕刑部、都察院、锦衣卫，以“把持朝政，奸狡百端”的罪名，把吴昌时处斩[100]。

至此，思宗始有意杀周延儒。在廷审吴昌时的场合，有的大臣说，吴昌时不过是幺么小吏，何必如此大张旗鼓？思宗意味深长地反诘道：“吴昌时是幺么，难道周某也是幺么？”[101]可见思宗廷审吴昌时，醉翁之意不在酒。果然，不久他就下旨，命锦衣卫差人把周延儒从宜兴家乡押解来京，听候勘问。消息灵通的周延儒预感到此去在劫难逃，临行前把他贮藏珍宝的楼阁三楹付之一炬，平生搜刮来的奇珍异宝在烈焰中化作一片灰烬，据说火焰五彩斑斓[102]。

周延儒被押解进京后，从昔日的座上宾沦为今日的阶下囚，威风荡然无存，在崇文门外头条胡同关帝庙内暂住，次日又搬至正阳门内关帝庙，四周有兵丁看守。十二月初二日，思宗下旨：着法司议罪，限三日内具奏。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主管召开紧急会议，审议周延儒的罪状。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对周延儒复出后的政绩给予肯定[103]，然后指责他不能永矢精白，以致“防简疏于比匪，居身涉于营私，贿赂潜通，节钺暗授。至行间功罪以门墙而颠倒，封疆多故”。因此皇上谴责他“机械”、“欺藐”，是完全正确的，周延儒清夜当扪心自问，生有何颜面，死安足赎罪？但按罪定议，罪应下失误封疆一等，何况有“曾居首辅，宽其拿解”的明旨，希望皇上垂念国体，作出圣裁[104]。大理寺卿凌义渠的口气要严峻得多，毫不顾及周延儒复出后的政绩，揭露其为政为人的奸邪品格：有谋身之私智，无体国之公忠，精神惯用于揣摩，伎俩总归于闪烁。因此一时群小蚁附，幸窦杂出，狐假公行，自误以误国，擅用人行政之权柄，供其市恩修怨之图，法律虽有“议贵”（为尊贵者有功者开脱）之条，也不能为其宽恕。刑部尚书张忻则倾向于李邦华，肯定他复出以来勤敏颇著，未尝无裨于纶扉。无奈性生智巧，缺少诚正之谊；情喜夤缘，屡犯比匪之戒，以致滥用匪人，封疆惘效。甚至奉命视师之时，仍一味私交是庇，赏罚混淆，罔凛国宪。延儒受恩独厚，负恩独深，视息尚存，宁无愧死？其罪虽浮于丘山，但有“议贵”条法，希望皇上慈存辅弼[105]。三法司会议结果，一人主张从严，二人主张从宽，于是判决如下：周延儒发烟瘴地面充军终身，拘妻佥解。

思宗却不念旧情，毫不宽恕，驳回三法司所拟充军终身的判决，亲自拟旨：“周延儒机械欺蔽，比匿容私，滥用匪人，封疆已误。前屡旨已明，这所拟岂足蔽辜？姑念首辅一品大臣，着锦衣卫会同法司官，于寓处勒令自裁，准其棺殓回籍。”[106]圣旨下达后，阁臣蒋德璟等上疏申救，指出周延儒奉召之初，一切奉扬圣德，如蠲租、起废、解网、肆赦诸大政，中外人士欣传有太平之兆，即我皇上亦曾说“功多过寡”。但此人赋性宽疏，以致门客宵小之徒乘机假借其名声，纳交通贿，延儒不能尽知，即使知道也不能杜绝。因而宠贿彰闻，疵垢多端，天鉴炯然，罪责难逃。部院建议遣戍烟瘴之地诚当其辜。阁臣们仍然希望他们的前任首长能得到充军的宽大处理。思宗毫不松口，再次重申前旨，清楚地表明勒令自裁已经是从轻发落了[107]。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初九日夜半更深之际，五十五岁的周延儒在关帝庙中听太监宣读圣旨。念到“姑念一品首辅大臣”一句时，太监故意稍作停顿，周延儒以为皇上尚念旧情，意有非望，再三叩头连称“圣恩”。孰料接下去就是“于寓处勒令自裁”一句，他顿时失魂落魄，左右不能自持，不停地绕屋而走。骆养性见状，命两名士兵把他抓住，拖到四更时分，才上吊自缢。周延儒平日养生有道，气绝后四肢仍暖润如生，骆养性恐有不测，急忙用铁钉钉入其脑门，然后才回宫复命。周延儒的死比薛国观要惨多了。他临终前留下一首绝命诗[108]：

恩深惭报浅，主圣作臣忠。

国法冰霜劲，皇仁覆载洪。

可怜惟赤子，宜慎是黄封。

替献今何及，留章达圣聪。

至此才知懊悔，为时已晚。王世德评曰：“延儒两入相，受恩最深，而壅蔽圣聪，奸贪误国，一死不足以尽其辜也。”[109]

从周延儒复出到勒令自裁，使明朝临近覆亡前回光返照般的中兴之梦，终成泡影。崇祯一朝的内阁首辅中，真正能提纲挈领者，除了温体仁，便是周延儒，但这两人都不轨于正[110]。如果仅就能力而言，其他首辅都无法望其项背，周延儒死后，思宗再也无法找到一个可以重用的首辅，他变得更加孤独了。

二、内战形势急转直下：李自成与张献忠

自从崇祯十四年（1641年）初李自成攻下洛阳、张献忠攻下襄阳以来，内战形势急转直下，令思宗终日忧心忡忡。他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中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陷入了困境，不得不面对两个强大的对手，越来越感到捉襟见肘，顾此失彼。在他命令洪承畴在辽东战场与清军摆开决战架势的同时，任命丁启睿以兵部尚书衔节制中原五省军务，代替已故的杨嗣昌督师，“专剿流寇”。两面作战同时对付两个敌人，其结果必然是两面都遭到惨败。辽东战场的惨败前章已经说明，此处只讲中原战场的惨败。

（1）“闯曹雄视河洛”

攻下洛阳处死福王后，李自成军威大振，附近的造反武装一斗谷、瓦罐子等零星部队，闻风响附。李自成实力大增，决定攻打河南重镇开封。他对形势作这样的分析：开封方面听到洛阳陷落的消息，必定严加防备，难以进犯，不如暂且引兵远去，待其戒备懈怠时再回师突然袭击[111]。于是挥师南下，佯攻汝州（今临汝）。河南巡抚李仙凤只顾进驻洛阳，不以开封为忧。李自成见开封防务空虚，立即掉头向东北方向急行军三日三夜，于二月初六日逼近开封城下。开封是周王朱恭枵的藩封地，福王被杀，他寝食不安，生怕遭到同样下场。获悉李自成兵临城下，大惊失色，咬牙拿出五十万两银子犒赏守城士兵，并且悬赏格；杀敌一名赏银五十两。李自成对开封采取围而不攻的战术[112]。围城三日后，城内已一片恐慌，官吏们为了稳定人心，把竹厂的几万根竹竿发给居民，每人每天给佣金五钱，轮流扛着竹竿到城墙上游行，高喊“发兵出战”等口号[113]，虚张声势。周王还派人抬出一块龙牌，由士兵鸣锣开道，在大街上边走边喊：“有能退寇解围者，赏银十万两，具题起升！”[114]

朝廷见开封被围，唯恐这个中原重镇陷落，危及大局，急调援军解围。李自成不得不放弃包围了七日七夜的开封，向南转移。河南巡抚李仙凤慑于李自成的威势，不敢向开封靠拢，屯兵于偃师，待奉命援汴的保定总督杨文岳赶到开封时，才向开封靠拢。思宗因李仙凤畏缩不前坐误战机，下令逮捕李仙凤。李仙凤听到这道圣旨后，吓得一夜之间胆战心惊而死。新上任的督师丁启睿也胆小如鼠，朝廷要他节制陕西、河南、四川、湖广、河北五省军队，他却手足无措，莫知为计。他奉命由陕西出潼关，不敢进入河南，准备由承天进入湖广，会集已故杨嗣昌所辖军队。湖广巡抚汪承诏怕招来麻烦，对丁启睿说：“大寇在河南，荆襄幸息警，无烦大军。”[115]故意把汉津一带的公私渡船全部藏匿，使丁启睿徘徊三日无法入楚，只得折回邓州（今河南邓县）。州官又给他一个闭门羹，迫使他改走内乡，知县虽然允其入境，却不向他提供粮饷。堂堂督师手持尚方剑却毫无威信，奔走于荒山野岭，狼狈得割马肉、挖野菜充饥。他听说李自成的部众多达数十万，宁愿挨饿，也不愿向开封方向行动。得知张献忠在光山、固始一带活动，兵力单薄，他灵机一动对部将说：“上命我剿豫贼，此亦豫贼。”[116]于是命令从襄阳赶到南阳的左良玉赴麻城，对付张献忠。开封守军每日都向他告急，他始终不肯进援，振振有词地说：“我方有事于献忠，不赴矣！”[117]

李自成在河南所向披靡，势力不断壮大。一直活跃在当地的“小袁营”首领袁时中带领队伍归附，转战于内乡、淅川、邓州的曹操罗汝才也加入李自成的行列之中。至此，李自成遂“雄视河洛”[118]。对于声势大盛的李自成在河南的动向，思宗十分忧虑，不得不从狱中放出前任兵部尚书傅宗龙，任命为陕西总督，表扬他“朴忠”，并说：“吾以夙负用之，宜尽死力”，要他“专心办闯贼”[119]。傅宗龙抵陕后不久，握着陕西巡抚汪乔年的手唏嘘而别，于九月四日带了川陕兵二万出关，在新蔡与保定总督杨文岳会合，贺人龙、李国奇率秦兵，虎大威率保兵，搭浮桥东渡汝水，进抵项城。

这时李自成与罗汝才在上游搭浮桥，准备进取汝宁，得知官军渡河，马上设伏诱敌。九月初六日双方遭遇，正当贺人龙、虎大威追击三十里，人困马乏喘息歇脚时，李自成、罗汝才的主力猛然从埋伏的树林中排山倒海般冲出。但见尘埃滚滚，杀声震天，傅宗龙、杨文岳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吓得惊慌失措。一向骁勇善战的贺人龙带了千余骑兵避战自保，李国奇无处可避，被迫迎战，大败而退，贺人龙、虎大威逃向沈丘。屯兵火烧店的杨文岳一看苗头不对，撇下傅宗龙不管，逃往项城、陈州（今淮阳）。战场上只剩下傅宗龙孤守待毙，他多次下令贺人龙、李国奇回头救他，毫无回音，气得傅宗龙破口大骂，说什么“彼避死，宜不来，吾岂避死哉！”声嘶力竭地表示要“决一死战”，决不“卷甲走”[120]。打了一阵之后，也不敢死战了，只好“卷甲走”，在九月十八日半夜突围。李自成哪里肯放过“专心办闯贼”的总督，紧追不舍，第二天中午傅宗龙还没有逃到项城，就当了俘虏。李自成的士兵把他押到项城县的城门下，诡称是傅总督的家兵，请开门接纳傅总督。傅宗龙大喊：身是傅督，不幸落于贼手，城上快开炮，不要中了狡计。又对李自成的士兵说：我是大臣，要杀便杀，岂能为贼赚城以缓死。结果被砍伤左胁、挑瞎双眼、削去鼻子。这时城上发炮，李自成军后退，家人卢三把傅宗龙背入城内时，傅宗龙已经气绝，项城人为他殡殓于天吉寺[121]。思宗得到消息大为感叹：“若此可谓朴忠矣！”立即追复他为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谥忠壮，给予祭葬[122]。

李自成与罗汝才乘胜连破襄城、叶县，于十一月包围了南阳。南阳是唐王的藩封地，督师丁启睿、总督杨文岳、总兵陈永福却毫不在意，把南阳的防务交给了守将猛如虎。结果南阳城被攻破，猛如虎在巷战中阵亡，唐王朱聿镆也在麒麟阁被杀[123]。李自成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攻克邓州、唐县、新野、泌阳、内乡，然后直指开封，拿下开封府的属县禹州（今禹县）、陈留、通许、尉氏、洧川、鄢陵、长葛等十余城，于崇祯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第二次包围了开封城。周王朱恭枵已成惊弓之鸟，连忙拿出几万两银子修浚城池。巡抚高名衡、总兵陈永福赶忙招募新兵，并且向督师丁启睿告急，丁启睿不得已赶往开封，不敢在开封城外展开决战，而是“避贼入城，部下大淫掠”[124]。李自成见开封城防坚固，暂时围而不打，不断开炮轰击，致使城内一片恐慌。请看当时人的记载：“飞铁熔铅，四面如织，空中作响，如鸷鸟之凌劲风”；“大炮小铳昼夜击打，城墙如筛，守埤者不敢露影……甫露首，辄中弹死”；“守御士卒粮饷缺乏，有司无策……兵情懈怠”[125]。幸亏开封城特别坚固，暂时无大碍。金朝海陵王时把开封城墙重新加固，坚如磐石，高三丈五尺，宽二丈一尺，城根处的砖石如同岩石，且深入地下数尺[126]。崇祯十五年正月十三日凌晨，李、罗指挥部队用“放迸法”[127]攻城，几千精锐骑兵准备停当，只等地雷一响就伺机冲入缺口。没有料到城墙十分坚固，地雷一炸，向外迸裂，铁石向外飞溅，使几千骑兵意外受伤。李自成见开封城难以攻下，便于正月十五日撤离开封，掉转头去对付左良玉。

（2）战争导致开封城的淹没

傅宗龙死后，朝廷任命陕西巡抚汪乔年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火速出潼关，与左良玉夹剿李自成。兵部连续发布军令催他出关，汪乔年鉴于关中精锐大多被歼，此去凶多吉少，哀叹“傅公死，讨贼无人，固知肉馁饿虎，然义不可以不行”[128]，只得垂头丧气地率贺人龙、郑嘉栋等出关，开赴河南。他与诸将商量：郾城危在旦夕，我军赶赴郾城难与之争锋，不如以精锐骑兵奔袭李自成老营驻地襄城，李自成必定还兵救援，郾城之围不战而解。郾城之围解，我袭其前，左良玉乘其背，必可大胜[129]。汪乔年出关前叫米脂县令掘了李自成的祖坟、父坟，并把骨殖报送朝廷邀功。因此李自成对他恨之入骨，率主力奔赴襄城决一死战。汪乔年要贺人龙、郑嘉栋、牛成虎分三路前往城东十里抵御。这三人都是李自成的手下败将，还没有来得及布阵，就争先恐后地逃跑。在郾城的左良玉摆脱了李自成的围困，不去救援汪乔年，致使汪乔年初战即遭到惨败，还没有来得及自杀，就当了俘虏，被割舌处死。李自成乘胜攻下陈州（今淮阳）、睢州（今睢县）、太康、宁陵、考城（今民权东北）、西华、商水、归德（今商丘）、仪封（今兰考西）、杞县等地，守城官吏纷纷弃城逃命，各地塘报连呼紧急：“流贼闯贼并小袁营贼河南肆行无忌，见今河南百姓乡宦军民人等……过河北往山东地方逃走，真假难辨，昼夜奔走不止。”[130]

崇祯十五年四月底，李自成第三次包围开封城。李自成这次围攻开封的战术仍然是“围而勿攻，持久示必克”[131]。他把部队扎营于城西大堤外，离城仅十里，乘城内人心动乱之机发动宣传攻势，用弓箭向城内射入传单。传单上写着李自成的文告，题目是《奉天倡义文武大将军李示》，内容是：“照得丁启睿、左良玉俱被本营杀败，奔走四散，黄河以北援兵俱绝。尔等游鱼釜中，岂能当活！可即开门投降，一概赦罪纪功，文武官员照旧录用，断不再杀一人以干天和。倘罪重孽深仍旧延抗，本营虽好生恶杀，将置尔等于河鱼腹中矣！”[132]

朝廷获悉开封再次被围，下令御史苏京作为监军，催促孙传庭率领延绥、宁夏、甘肃、固原的军队出关，前往河南。孙传庭是崇祯十五年二月被起用为兵部右侍郎（添设）兼右佥都御史出任陕西三边总督的，目的是企图借重这名昔日屡建战功的大帅重振军威，扭转中原战场的败局。为此，思宗亲自在文华殿召见了他，询问“剿贼安民之策”。当皇帝问他“几何人可以破贼”时，已经在监狱三年之久的孙传庭竟然信口开河：“得精锐五千人足矣。”[133]孙传庭赶到河南，见到李自成所部“碁基数十营，望尘莫见其影”，才知道形势早已今非昔比，自己在皇上面前所夸海口“五千人足矣”，是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只得厚着脸皮认错，重新提出他的计划：“非练兵二万，（军）饷百万不可。”气得思宗大骂他出尔反尔：“原议练兵五千可以破贼，何以取盈二万，且百万之饷安能即济？”命令他“即卷甲出关，毋得逗挠取咎。”[134]这是孙传庭面临的一大困难。孙传庭面临的另一困难是，前不久他接到皇帝密令，要他处死贺人龙，罪名是作战不力致使傅宗龙败死。皇帝作出这一决定的依据是，怀疑这个与李自成同乡（同为米脂县人）的将领有二心，其实是毫无根据的。孙传庭并不认为这是事实，为了稳住贺人龙，在奔赴西安的途中上疏说：贺人龙是臣旧部，乞求皇上贳其罪，以责后效[135]。这表明孙传庭想挽救贺人龙，但君命难违，一到西安，他就下令固原总兵郑嘉栋、临洮总兵牛成虎、援剿总兵贺人龙等带兵前来会合。五月初一日孙传庭召开军事会议，突然拿下贺人龙，宣布其罪状，说他“一死不足塞责”[136]。说罢便推出斩首，诸将莫不颤栗失色。贺人龙的士兵在咸阳听到消息，聚众哗变，推贺人龙的子侄为首领，在神庙歃血为盟，誓欲报仇。其侄劝阻道：此君命，伯父受死，乃为忠臣，诸君言报仇，君可仇？是没伯父之心。诸君必欲为此，请先灭我家。孙传庭也反复说明这是皇上圣旨，并妥善安排了人事，以贺人龙部将高杰、陈勇统领旧部，把三边劲骑三万分为二十营，一律由贺人龙部将统领。贺人龙是陕西的一员悍将，杀人如麻，人称“贺疯子”。贺疯子被斩的消息传到李自成的部队中，人人酌酒相庆：“贺疯子死，取关中如拾芥矣！”[137]

思宗命孙传庭出潼关前往河南，解开封之围，孙传庭借口“兵新募，不堪用”[138]，不肯出关。思宗再三严令催督，孙传庭才不得已动身出关。为了达到两面夹击的效果，六月十七日思宗下达圣旨，把前任户部尚书侯恂从监狱中释放[139]，以户部侍郎衔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率军从山西进援开封[140]，与孙传庭协力作战，目的是想利用侯恂与左良玉的老关系，调动左良玉向开封靠拢。殊不知侯恂对形势的估量十分悲观，甚至倾向于放弃河南这个糜破之区[141]。他主张朝廷下令保定巡抚杨进、山东巡抚王永吉防守黄河以北；凤阳巡抚马士英、淮徐巡抚史可法南遏江淮；秦督孙传庭塞潼关，他率左良玉固荆襄。以这种战略来断截李自成的奔逸之路，困死于赤地千里的中原[142]。侯恂的说法尽管不无道理，但朝廷从全局考虑当然不会放弃中原腹心之地，严令侯恂调左良玉向开封靠拢。

左良玉一向飞扬跋扈，开封第二次被围时就龟缩观望，任凭巡抚巡按向他苦苦哀求，始终按兵不动。这次君命难违，勉强北上。丁启睿、杨文岳、左良玉、虎大威、杨德政、方国安各部十几万兵马会集于开封南面的朱仙镇，与李自成部队遥遥相望。丁启睿多次催促左良玉出击，左良玉借口“贼气方锐，未可击”，推诿不前。丁启睿要其他将领出击，将领们都面有惧色。左良玉回营后，连夜与幕僚密议，决定拔营西行[143]。李自成料到官军要溜，事先在交通要道上挖掘深二丈、宽二丈的堑壕。左良玉拔营后，李自成命令部队佯装不知，放他过去。等步兵过完，骑兵出现，放出小部队与之交锋，旋即退去。左良玉快马加鞭疾驰八十里，李自成部队从后面猛扑过来，左军见前有堑壕，后有追兵，顿时大乱。顷刻之间全军覆没，左良玉只带了几个随从逃往襄阳。这一仗打得左良玉失魂落魄，从此再不敢与李自成正面交锋[144]。左良玉的逃跑导致阵脚大乱，全线崩溃。丁启睿、杨文岳、虎大威、杨德政逃往汝宁，丁启睿的敕书印剑丢得精光。思宗获悉毫无章法的惨败，下令逮治丁启睿，要杨文岳“戴罪防汝宁”[145]。

开封形势岌岌可危，朝廷派出御史监军，分头监督各镇兵马驰救开封，然而各镇将领鉴于朱仙镇的教训，“诸军皆屯河北，不敢进”[146]。开封孤城外援断绝，巡抚高名衡下令“搜粮”，不择手段把城内仅存的粮食搜罗到手，以供军饷，于是“十室十空，人始相食”[147]，百姓“或摘树头青，或买药中饵，或刮树皮为羹，或剜草根，或搜粪中之螬，或捞河中饵鱼小虫，以及皮胶、故纸、涨棉、水草之类，无不入口以延旦夕”[148]。九月初，水草每斤卖价白银一两，人肉每斤白银五两，屋上瓦松每斤二百钱，水坑中小红虫（一名金鱼子）每斤八百钱，马肉每斤白银数两，一匹马可卖银千两[149]。开封城内一片萧索景象，白昼行人断绝，鼠雀全无。开封人王紫绶的《大梁宫人行》描述当时情景：“银满一杯米一杯，豪家潜向老兵谋，老兵有米更有肉，私下屠人公卖牛。”[150]在这种困境下，有人向巡抚高名衡献计“决河灌城”，理由是“河决则贼可尽，而水不入城”[151]。黄河北岸的援军也主张冲决黄河大堤，可以冲决在黄河故道上的李自成老营，以解围城之急[152]。于是巡抚高名衡、推官黄澍和巡按御史严云京正式决定“决河灌城”，凿开了朱家寨口大堤。李自成的部队以牙还牙，移营高阜，派民夫数万凿开马家口大堤。这时适逢大雨连旬，黄河水位陡涨，朱家寨口、马家口一起决裂，声闻百里，洪水奔腾而下，直冲开封城，从北门入，穿东南门出，流入涡水[153]。整个开封城顿时淹没在一望无际的洪水之中，积水深达三丈余，官舍民居全部遭灭顶之灾，水面上只剩下钟楼、鼓楼、相国寺屋顶、周王府紫禁城屋顶[154]。城中百姓大多死亡，据记载：“城中男女百万”，“得出者万人而已”[155]。这一万多人，其中包括周王朱恭枵及其宫眷侍卫，还有巡抚巡按、总兵之类官员及城中豪绅。

思宗得到开封城被淹没的消息，下旨慰劳一手策划“决河灌城”的巡抚高名衡，令其回乡休养。一个多月后，思宗在宫中召见参与策划“决河灌城”的推官黄澍，了解开封被淹真相。这个老奸巨猾的官僚竟然把参与策划执行的决河之事推得一干二净，“利口诿渠事于闯贼”[156]，因此，以后的官方记载中都说李自成部队是“决河灌城”的元凶。

（3）吴甡督师湖广之议与内战形势的剧变

孙传庭抵达潼关，获悉开封被淹，李自成前往河南中部，他便向南阳方向前进，邀击李自成。崇祯十五年十月初，两军相会于鲁山与郏县之间。孙传庭设置三道防线和埋伏，以牛成虎指挥前军，左勷指挥左军，郑嘉栋指挥右军，高杰指挥中军，企图以牛成虎引诱对手进入埋伏圈，然后四面夹击。李自成将计就计，派出小部队进入埋伏圈，牛、左、郑、高四将以为对方中计，立即倾巢出击。对方佯败而退，到郏县冢头时，故意沿路丢弃武器、物资。官军以为打了胜仗，纷纷下马拾取战利品，阵线一时大乱。李自成抓住战机，指挥预先埋伏在这里的主力部队猛然反击。左勷是个纨绔子弟，一见这种阵势不知如何是好，大喊：高（杰）鲁（先锋官）败！拍马逃命。各军见左勷逃跑，以为前军大败，都掉转头向后狂奔。孙传庭再次出山后的第一仗竟然如此糟糕，部下将校七十八人被击毙，士兵几千被歼，实力受到很大损失，只得由巩县退入潼关[157]。孙传庭这位身经百战的总督遵旨出关，没有料到一触即溃，只得向皇帝请罪，皇帝考虑到今后还要仰仗他，不予处分，只是责成他“图功自赎”[158]。

李自成打败孙传庭后，河南境内其他守军不堪一击：“诸将皆望风引避，莫敢有挡其锋者”，所到之处“官吏率束手不能引决，则易服匿草间”[159]，能够与之较量的只有驻扎于汝宁的杨文岳部了。崇祯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李自成与前来投奔的“革左五营”（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老回回马守应、争世王刘希尧、治世王蔺养成）一起攻打汝宁。候代的保定总督杨文岳，因“援汴不力”而戴罪防守汝宁，已成惊弓之鸟，一听说李自成大兵压境，立即手忙脚乱布置防务。双方相持一昼夜，第二天汝宁城被攻破，总兵虎大威战死，总督杨文岳被俘，押往城南用大炮击毙[160]。

李自成乘胜掠过确山、信阳、泌阳，直逼湖广重镇襄阳。左良玉自从朱仙镇大败后，一蹶不振，退屯襄阳，招兵买马，拼凑了号称二十万的乌合之众，其中包括惠登相、马进忠、常国安等接受招安的造反武装。二十万军队只有十万有军饷，其余都靠“掳掠自给”[161]。李自成率军南下时，左良玉自知无法招架，“气怯善病，不敢言战”[162]，在樊城打造战舰，做好从汉水逃跑的准备。樊城百姓久受左良玉骚扰，忍无可忍，放火烧船。十二月初，李自成的部队渡过汉水，百姓作向导，绕道避开地雷、暗弩，径直奔向白马滩，很快渡过江面。十二月初四日，大军逼近襄阳。左良玉纵兵掳掠襄阳、樊城之后，逃往承天，襄阳随之陷落。此后李自成又攻下枣阳、宜城、谷城、光化、均州、荆门等地。偏沅巡抚陈睿谟护送惠王朱常润从荆州逃往岳州，为此他特地向朝廷说明实在是荆州兵单粮寡，人心汹汹，于万苦万难中不得已“护卫王驾”逃跑[163]。十二月十六日，李自成率军进至荆州（今湖北江陵）城下，荆州士民打开城门迎接，湘阴王朱俨父子祖孙五人被杀。

左良玉从襄阳逃往承天，巡按李振声害怕左良玉入城掳掠，闭门不纳，左良玉只得前往武昌。崇祯十五年十二月底，李自成到达承天。承天原是钟祥县，是明世宗生父——兴献王朱祐杬的封地，世宗入继大统后，钟祥县改为承天府，设承天、显陵二卫。李自成抓住这个要害不放，派兵攻打显陵卫，焚烧显陵的享殿[164]。崇祯十六年正月初二日攻克承天，湖广巡抚宋一鹤畏罪自缢而死[165]。左良玉逃到武昌，向楚王勒索十万人军饷，楚王不答应，他就下令掳掠。听说李自成逼近，便乘船从汉阳沿江东下，“所过焚庐舍，夷井灶，鸡犬无所留，千里一空，江左大震”[166]。思宗对左良玉怯敌逃跑纵兵抢掠的行径很不满意，但是考虑到他毕竟有二十万大军，防守长江中下游及南京非他不可，只得好言相劝：“襄城失守，明法具在，左良玉悯其久劳行间，责令图功自赎。”[167]为了这名骄帅，思宗不久又下旨嘉奖他“具见奋勇”，赏给他本人银六十两、衣料四套，赏给将士银三千两，特地派太监与兵部官员赶赴他的军营，传达皇帝要他“立志图功早歼逆渠”之意[168]。

思宗如此笼络左良玉，有更深远的考虑，要力挽狂澜，派内阁次辅吴甡前往湖广督师，需要借重左良玉的军事力量。崇祯十六年三月上旬，思宗鉴于襄阳、荆州、承天等地相继陷落，召见廷臣共商对策，当场涕泪纵横地对吴甡说：“自杨嗣昌死后，督师无人，致有今日。卿向历岩疆，可往湖广督师，以图恢复。”吴甡明知此去凶多吉少，但圣命难违，不得不装出一副欣然从命的样子。思宗在三月十日正式任命内阁次辅吴甡以原官兼兵部尚书的身份，带尚方剑，督师湖广。从当日的谕旨看来，思宗对吴甡是寄予厚望的：“朕以虏寇交讧昕夕靡宁，近报楚寇披猖，益逞凶毒，朕心不胜痛愤，义当大讨亲征。次辅（吴）甡忠略壮猷、沉雄历练，具能仰体朕意靖乱安民，兹特命以原官兼兵部尚书督师平寇，总率调度各督抚协力奏功。特赐尚方剑一口，以重事权，加赐斗牛服一袭，银一百两……一应兵饷用人并敕印旗勘合等项，卿等传与各该衙门速行计议给发。”[169]然而吴甡受命后阳奉阴违，向皇上请调精兵三万，自己开赴南京，美其名曰“扼贼南下之路”。思宗忧虑的是湖广重地，接到吴甡的奏疏大为不满，留中不发，表示不予理睬。吴甡请求当面条陈，三月十二日，思宗在文昭阁召见他，对他说：所需三万精兵难以一下调齐，南京距湖广太远，似乎不必退守。吴甡为自己辩解：“左良玉飞扬跋扈，不肯用命，现已退居江汉。若臣有重兵在握，进可以制强贼，退可以驭骄帅，否则徒损督师威名。臣出师南征，兼顾南京与湖广，并非退守。”阁臣陈演巴不得吴甡早日离京，在一旁说风凉话：督师出征，总督巡抚之兵都可归你指挥。吴甡反唇相讥：次辅（指陈演）读书中秘，不懂军旅之事，臣之请兵正因为督抚无兵。他又向皇上解释：贼势甚强，官兵怯弱，左良玉退避汉阳，乘乱杀掠。如无精兵在手，面对左良玉这个骄帅，不过“束手待贼”而已。思宗一方面以为他言之有理，另一方面为了堵住他的借口，要兵部速议发兵。兵部尚书张国维请皇上从总兵唐通、马科及京营调兵一万给吴甡，不过此时他们正在抵御清军，必须等到清军撤退方可调集[170]。

吴甡在皇帝召对时所说的话虽然带有寻找借口的意味，但“官兵怯弱”确实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他也有他的难处。在三月十四日写的一份奏疏中流露了这种心情：今日奉旨督师已与昔日杨嗣昌督师的形势大不一样，当时河南、湖广尚未残破，征调应手，呼吸可通；今日两省郡邑残破几尽，兵马钱粮为之一空，文移塘报全被梗阻。臣当冒险深入楚疆，只靠九江一线为南都屏蔽，此处必须重兵控扼，而联络声援。因此他建议皇上督促兵部作出相应部署，予以配合：

一是“议剿贼兵”——河南、湖广半为狡寇蹂躏，道路梗阻，督抚之兵势难调集，新募之兵未必可用，莫如从边兵中抽调一支（如唐通之类），选骑兵步兵精锐一万，由他督率前往湖广，随地可以剿杀；

二是“议护行之兵”——在边兵尚未调集时，臣先行，须派兵防护，不如就近推补和应荐，从京营中挑选骑兵二千，随臣疾驰南下；

三是“议控扼九江”——寇氛东下，南都戒严，秦督孙传庭、黔督李若星都远在数千里之外，凤督马士英护陵不便远调，楚抚之兵已溃于荆州、承天，急宜另设重臣驻节九江，与史可法互相联络；

四是“议赞画监纪”——大理寺评事万元吉在杨嗣昌军前赞画，英年妙才，且多历练，似宜加职方一衔，仍为臣军前赞画；

五是“议调晋兵”——臣昔日在山西，战将熟悉，拟调选骑兵一千，赴臣军前；

六是“议就近酌留兵”——故辅杨嗣昌督师时有标兵三万，额饷七十万两，似应照旧派给，万一不能接济，容臣于所在地方就近截留钱粮，抵扣军饷。[171]

思宗看了以后，要兵部作速议复，兵部议复：疏内句句精详，即予照办。兵部表面说得漂亮，其实是官样文章。要调边兵必须等清军退出长城才有可能，而且到四月底五月初，清军撤退后，兵部忽然变卦：唐通兵不能调走，要从别部选调颇为困难。这就给吴甡滞留京城提供了一个口实。五月十一日，思宗特地与内阁辅臣面议调兵事宜，第二天兵部遵旨议复，强调抽调边兵有很多困难，目前只能从马科部下抽调三千骑兵。时至今日朝廷仍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中犹豫徘徊，举棋不定，既要吴甡前往湖广平寇，又不愿抽调边兵劲旅，万不得已要抽调，也必须以“于边防无碍”为前提[172]。这就使思宗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怪圈中，导致突然取消吴甡督师任命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此。表面原因是冠冕堂皇的：吴甡故意拖延时间。事情的变化十分蹊跷，当吴甡决定出京的前一天，思宗还命太监给他赏赐银牌。隔了一夜，即五月十六日，思宗突然下诏，谴责吴甡故意逗留：“辅臣吴甡受命督师讨贼，自当星驰受事，乃三月以来迁延不进，未出都门，筹划莫展，若在行间，何以制胜？还宜在阁佐理，不必督师。”[173]吴甡似乎早有预料，惶恐中接连上了两份奏疏引罪，思宗立即允许他致仕回乡[174]。

这种决策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时已至此，“安内”的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正如崇祯十六年四月湖广郧阳府监纪推官朱某在给皇帝的奏疏中所说：现在有“献城与贼者，有送印免死者，有焚香开门以迎……者，而贼且设伪官、造伪印、给伪札，百姓亦望尘投顺以为伪民，贼又给牛种、赈困贫、蓄孳牲、务农桑，为久远之计。府臣掉头不顾，大兵焚掠，长去不返。国家掘壑附丘，以民养兵，今兵变而民亦变矣，有城不守，坐观其突入；有兵不战，一任其逍遥；有民不附，皆甘心以附贼”[175]。

朝廷所面临的对手李自成并非等闲之辈，并不满足于攻城略地夺取财富，他有与明朝分庭抗礼的勃勃雄心。随着军事攻势的节节胜利，李自成提出“剿兵安民”的口号，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他在黄州发布的檄文中，历数当朝皇帝的过错：“明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师旅，掳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剥肤。”而对百姓却这样关怀备至：“本营十世务农良善，急兴仁义之师，拯民涂炭。今定承天、德安，亲临黄州，遣牌知会士民，勿得惊慌，各安生理。”[176]李自成还到处发布告示，宣传“三年免征，一民不杀”的政策[177]。这种宣传攻势在民不聊生的地区发生了明显的效力，正如当时人所说“以故所至风靡”[178]。一个名叫马世奇的官员在向皇帝奏对时指出，为什么李自成“借剿兵安民为辞”，“愚民被欺，望风投降”？他分析“人之所附”的原因：“非附闯（即闯王李自成）也，苦兵也。一苦于杨嗣昌之兵，而人不得收其城垒；再苦于宋一鹤之兵，而人不得有其室家；三苦于左良玉之兵，而人之居者行者俱不得保其身命矣。贼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为辞，一时愚民被欺，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179]这是一个洞察民情的官员对形势的如实报告，他认为当务之急“须从收拾人心始”。与他有类似观点的是保定巡抚徐标，此人不久应召向皇帝慷慨陈词：臣自江淮来，数千里见城陷处固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亦仅余四壁，物力已尽，蹂躏无余，蓬蒿满路，鸡犬无音，未曾遇一耕者，成何世界？皇上无几人民，无几土地，如何致治？为今之计，须严边防，天下以边疆为门户，门户固则堂奥安，宜事先修备。至于修内治，全在守令（地方官），守令贤则政自简，刑自清，盗自息，民自安[180]。

清初历史学家张岱写明史时，痛定思痛，更加超脱地把马世奇、徐标的观点引向深入。他分析李自成能在一年之内略定河南四十多个州县的原因：“（李）自成下令曰：杀一人者如杀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得良有司礼而用之，贪官污吏及豪强富室，籍其家以赏军，人心大悦，风声所至民无固志。故一岁内略定河南南阳、汝宁四十余州县，兵不留行，海内震焉。时丧乱之际，白骨蔽野，荒榛弥望，（李）自成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扑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181]

对于这种形势的剧变，朝廷并非一无所知，为了扭转局面，必须先收拾人心。思宗在给内阁的谕旨中说：“朕奉天子民，日以除暴安良为急。自闯贼煽乱，肆逞凶残，致我穷黎久罹水火。已有旨尽免河南五府田租三年……又闻土寨人等纠众抗贼，保守地方，或系衿弁或系衙署，迹似弄兵，原非得已。为此特颁诏书赦罪录功，务申讨贼之志，共矢同仇之气。但能斩擒伪官，即与授职；能收捕贼徒，即与给赏；能破贼恢城献俘者，即行超擢，断不逾时。”他还声明，这一政策不仅适用于河南，江北、湖广等处也可照此办理[182]。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时刻，这种减免赋税、赦罪录功的政策究竟有多大实际意义是很成问题的，思宗的这种声明不过是一种姿态，至少表明他本人对扭转局势仍抱有相当的信心。

思宗鉴于当时内忧外患交困，财政日趋捉襟见肘，便把他颇为器重的儒臣倪元璐特简为户部尚书，同时兼翰林院学士，日讲如故。既要他理财，又要他充当智囊，还不许他推辞，倚重之深可见一斑。他还特地在中左门召见倪元璐，说：“卿忠诚敏练，朕知卿久，诸奏议无不井井有条……今擢卿户部，为朕力致太平。”并且要他与新任兵部尚书冯元飚和衷共济，说“国家艰难，宜共治合谋”。倪元璐考虑到“致太平”并非户部可以办到，便援引朱元璋的祖训（浙人不居户部）推辞，思宗不许，这才提出了他的全盘理财方针：“必使臣当有三做：一实做——先准饷以权兵，因准兵以权饷，则数清而用足；一大做——凡所生节，务求一举而得巨万，毋取纤啬，徒伤治体；一正做——以仁义为根本，礼乐为权衡，政苟厉民，臣必为民请命……”还未等倪元璐讲完，思宗就赞叹：“卿真学问之言，根本之计。”[183]从此对倪元璐是“五日三召”，情礼有加，令倪元璐感动备至，在办公大厅挂了一个“三做堂”匾额，并且提出第一步“实做”方案：慎饷司以清兵，并三饷以驭纷，定差规以杜竞。所谓“清兵”，即天下财力十分之九用于兵，其实并非用于兵，而是用于将校之虚冒，因此必须博选有才能的人以户部郎官而兼军衔，仍得实行兵部之事，方才可以洁清无欲，按时转馈；所谓“驭纷”，即因为出入款项参差，易生奸弊，因此奏请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合而为一，凡征民粮不再用三饷之名，只开正赋与兵饷二则；所谓“杜竞”，即不正己无以率属，不率属无以致功，分别特差、大差、中差、小差、苦差、次苦差六等，按苦乐次序为乘除[184]。倪元璐的设想也许不错，但是在如此动乱的时代实在难以操作，不免流于空谈，很难缓解危急的局势。

局势愈来愈危急了。李自成在占领湖广地区之后，一改先前的“流寇主义”，在襄阳建立政权。虽然结构大体模仿明朝制度，略加改头换面，如改内阁为上相、左辅、右弼，改六部为六政府，但是毕竟是表明了与明朝分庭抗礼的意图。正如当时人所说：“初，闯（李自成）之横躏中原，所至破坏，多不守。自渡汉长驱至荆，则所在无一兵，遂有守土之心。于是先（守）荆襄，再守承天，渐及汝南，增立卫帅，遣将分据，而谋西入秦”[185]；“初，（李）自成流劫秦晋楚豫，攻剽半天下，然志乐狗盗，所至焚荡屠夷。既而连陷荆襄鄢郢，席卷河南，有众百万，始思据有城邑，擅名号矣”[186]。张献忠也如法炮制。当他获悉左良玉从武昌沿江东逃，立即从英霍山区出击黄梅，攻占麻城，向汉阳进发。此时湖广巡抚宋一鹤已死，代替官员又迟迟不来，武昌知府、江夏知县纷纷逃离，使武汉三镇处于无政府状态。张献忠攻下汉阳后，于五月二十三日从鸭蛋洲渡江，二十九日攻克武昌，活捉楚王朱华奎，装入竹笼，沉入长江。张献忠在楚王府中搜查出上百万两金银，十分感慨地说：“有如此而不设守，朱胡子真庸儿也！”[187]张献忠把他的统帅部设在楚王府，自称大西王，设六部尚书、五军都督府、五城兵马司及各级地方政府，并开科取士、招兵买马[188]。武昌的张献忠政权与襄阳的李自成政权遥相呼应，李自成派人至武昌祝贺，张献忠立即派三百骑兵带了重礼回报[189]。

（4）孙传庭阵亡与西安陷落

为了挽救河南、湖广的形势，朝廷任命陕西总督孙传庭为七省督师，收拾中原残局。显然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带有孤注一掷的意味。孙传庭自从柿园之役惨败后，退到陕西扩军备战，大张旗鼓地搞什么“火车”之类新式武器（车上配备火器，装载粮食弓箭），自以为“战则驱之以拒马，止则环之以自卫”[190]。他驱使各地工匠日夜不停地赶制了二万辆“火车”，耗费大量人力物力，陕西百姓不堪忍受，千方百计想把他赶出陕西，一些头面人物哗于朝廷，制造倒孙舆论。陕西的倒孙舆论与思宗的想法不谋而合，但思宗急于平定中原，又苦于无兵可调，遂决定起用孙传庭。

崇祯十六年五月，思宗任命孙传庭以兵部尚书衔总督秦、蜀、晋、豫、楚、江、皖七省军务，仍总制三边，特佩七省督师之印，赐尚方剑，全权指挥中原战事，并把白广恩、高杰调拨给孙传庭，任正副总兵，统领火车营，意在催促他迅速出潼关赴河南作战。孙传庭对战局了如指掌，料定出关作战必无好结局，因而不主张速战，他与参军乔元柱商议军情时明确指出：“此二人（指白广恩、高杰）岂（李）自成敌？不得已用之。我军初集，苦持久娴习，以乘贼之饥疲，乃可取胜，其如上意何？”率三千精骑入关的王龙对孙传庭说：“贼势重，不可敌。然襄阳赤地千里，百万之兵何以供食？半载必饥，因而攻之可胜。”[191]这更加坚定了孙传庭不欲速战的主张。然而陕西士绅希望他早日出关，当时适逢关中荒旱，孙传庭责成富户捐助，引起士绅不满，纷纷向朝廷告状，说孙传庭“玩寇糜饷”，“秦人日在汤火中”，不断迎合皇上旨意催战，并危言耸听地恫吓：“督师苟不出关，收者至矣！”[192]

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动向。当时明朝的主力军，除了辽东的边防军、湖广的左良玉部，只剩下陕西的孙传庭部。边兵自顾不暇，左部早已怯敌惧战，孙部驻守关中便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贸然调孙传庭出关到中原作战带有极大的冒险性，一旦失利，不仅楚、豫不保，秦、晋也将无法守御，因此必须慎之又慎。在这点上兵部侍郎张凤翔独具只眼，他向皇上再三强调：“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193]毫无疑问，在当时的情况下，孙传庭固守潼关，以不变应万变，是最佳的战略决策。思宗却不以为然，他考虑的是如何挽回豫、楚败局，防止孙传庭“玩寇糜饷”，而不是如何保持这支战略预备队。因此不断派人催促孙传庭尽快出关。对于孙传庭而言，陕西的舆论还可以忍耐，君命毕竟难违，他无可奈何地决定出关时叹息：“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194]他已经坐过一次监狱，总不能再违君命而入狱，明知必败，也只有捐躯沙场以明心迹了。孙传庭出关前夕写信给新任兵部尚书冯元飚，吐露了无可奈何的心情：“雅不欲速战，见上意及朝论趣之急，不得已督师。”虽然自知此战必败，但多少带有一点侥幸心理，所以他说：“吾固知战未必捷，然侥幸有万一功。”[195]

崇祯十六年八月十日，孙传庭率军出潼关，二十一日到陕州，九月初八日到汝州，一场前哨战便以为获得大胜，急吼吼地向皇上报功：“有自贼中逃回者言，贼闻臣名皆溃，臣誓肃清楚豫，不以一贼遗君父忧”；还说什么“斩闯贼（李自成）坐骑，几获之。”[196]思宗把孙传庭的报捷奏疏拿给阁部大臣看，大家都不以为然，兵部侍郎张凤翔的话是有代表性的：“贼甚狡诈，必示弱以诱我，不可信。”立即遭到思宗大声斥责。进士程源上疏说：“歼大寇，必图大举，合数十万众，八面而齐攻之，谁应援，谁声实，谁牵制，谁批腹，着着照应，使之疲于奔命，救接不暇，然后可一鼓成擒。乞敕孙传庭固守，勿事浪战。”[197]思宗置之不理。何以故？因为在思宗看来，孙传庭一出关便可马到成功，流寇灭亡已在旦夕。在他当面向吏、兵、工三部尚书发布的谕旨中，这种盲目乐观情绪流露得十分明显：“督师在豫中，屡战屡胜，土寨多已招安。各镇抚宜整旅渡河，星速赴任，规避不前者飞参重治。一面招抚流移，开垦荒芜；一面修复城池，安插民众。仍饬河北各府输挽粮草，接济督师，山西附近地方派运不得迟误。”[198]

有了皇上的支持，孙传庭也一反常态，洋洋自得起来，他从谍报人员那里得知“贼老营在唐县，精锐屯襄阳”，以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立即派出小股劲旅从鲁山小道奔袭唐县，自己带了主力从汝州赶来[199]。接连几天都获小胜，攻克宝丰县，据俘虏交代：“唐县老营十二日夜半为官军所破，辎重妻子俱尽，一营皆哭，督师军声大振。”[200]这种口供明显有诈，孙传庭却信以为真，催促部队快速南下。正当他沾沾自喜时，偏巧连日大雨滂沱，饷道泥泞数尺，运粮车无法前进，士兵马匹都陷入饥饿之中，五天不能行军。部将怕遭不测，劝孙传庭赶快退兵，孙传庭固执己见：“师已行，退还亦饥，不如破郏县就食。”[201]然而到达郏县后，只得到二百多头骡羊，一下子吃得精光，大雨还下个不停。官军士气大为低落，后军在汝州哗变，一时军中流言四起。孙传庭不得已宣布分三路退兵：白广恩从大路走；自己与高杰从小路走，还师迎粮；陈永福闭营休息，三天之内不能行动。但是军心惶惶，军令难行，前队刚走，后队就乱，陈永福杀了几个领头的，还是无法制止，只得带领部队殿后，一起撤退。

李自成的部队从后面追来，旌旗招展，“望如云锦”，“官军方饥疲，见之皆股栗”[202]。新练的火车兵从没打过仗，早已不知所措，听说骑兵已败，赶紧逃命，“脱挽辂而奔，车倾塞道”[203]，顿时阵脚大乱，互相拥挤，乱成一团。李自成指挥骑兵凌空腾越，驰逐追杀，一日一夜追赶四百里，官军死伤四万[204]。孙传庭丢弃大批军需物资，逃过黄河。当他在河中回顾岸上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残部时，羞愧得要跳黄河自尽，左右随从抱住他好言相劝：“公一身系国家存亡，今徒死何益？不如急入关据险，收兵以图再举，天下事尚可为。”[205]孙传庭由垣曲、阌乡退入潼关，他的命虽然暂时保住，但他精心训练的“九边精锐”、“良将劲兵”损失过半，从此“气伤沮不复振”[206]。思宗闻讯大感意外，立即召开御前会议，大臣们一致认为必须固守潼关，思宗随即下旨：“孙传庭轻进寡谋，督兵屡溃，殊负任使！本当重究，姑削督师尚书衔，仍以秦督充为事官，戴罪收拾余兵，扼守关隘，相机援剿，图功自赎。如仍前使偾，致纵一贼入秦，前罪并论！”[207]孙传庭败得如此之惨，自然应当负指挥不当的责任，但是说他“轻进寡谋”，却有点强词夺理。明明是思宗自己再三催促孙传庭出关作战的，这种战略决策本身就带有极大的“轻进寡谋”成分，注定了必然失败的结局。真正“轻进寡谋”的不是孙传庭，而是思宗本人。正是思宗的“轻进寡谋”铸成了孙传庭的悲剧，令人遗憾的是，这道谴责谕旨是十月初八日发出的，孙传庭已经在两天前（初六日）阵亡，再也不能遵旨“图功自赎”了。

原来孙传庭退守潼关时，只剩下残兵败将几千人，个个心有余悸，连素称凶悍的高杰也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劝孙传庭放弃潼关逃跑：“三军家在西安，战败思归，而强之守关，危道也。不如弃关专守西安，凭城以战。”遭到孙传庭大声叱责：“若贼已进关，则西安糜沸，秦人尚为我用乎？”[208]看来他已经下定决心与潼关共存亡。十二月初二日，李自成部将一只虎李过攻占阌乡，十月初六日另一部将刘宗敏抵达潼关关门，用佯败计引诱孙传庭出关追击，然后乘机冲进潼关。当时巨炮齐发，伏兵四起，一片混战，孙传庭死于乱军之中，事后连尸体也不知下落[209]。次日，孙传庭夫人张氏率二女三妾投井自尽，八岁幼子翻越城墙逃跑，坠入民舍，为老翁收养[210]。

孙传庭的死是令人叹息的，复社诗人吴伟业为此写了一首哀歌——《雁门尚书行》，篇首描摹：“雁门尚书受专征，登坛盼顾三军惊。身长八尺左右射，坐上咄叱风云生”，衬托他悲剧性下场：

急传使者上都来，夜半星驰马流汗。

覆辙宁堪似往年，催军还用松山箭。

尚书得诏初沉吟，蹶起横刀忽长叹：

我今不死非英雄，古来得失谁由算？

“催军还用松山箭”云云，是指催促洪承畴冒进导致松山惨败的令箭，此时思宗又故伎重演，导致不可弥补的损失，有人赋诗曰：“回首潼关废垒高，知公于此莽蓬蒿。沙沉白骨魂应在，雨洗金疮恨未消。”[211]

孙传庭一死，守军分崩离析，出现了“关以内无坚城”[212]的形势。十月十一日，李自成占领西安，随后把西安改为长安，在此建都，把秦王府作为大顺政权的总部，把陕西巡抚衙门作为吏政府，都司衙门作为兵政府，按察司衙门作为刑政府，西安分守道衙门作为工政府。这种瞬息万变的形势，北京方面还浑然不知。直到十一月初八日才由兵科给事中曾应遴向皇帝报告：昨日接到山西巡抚蔡懋德奏报“潼关于十月初六日闯贼袭陷”，至于细节依然不明，督师孙传庭、总兵白广恩何往，不得而知[213]。思宗得到消息，特别强调“孙传庭、白广恩下落，着迅行察明”[214]。十二月二十二日，吏部尚书李遇知向皇帝报告：陕西方面派人口传潼关十月初六日失守，抚臣冯师孔战殁，孙传庭下落不明，自初六至初九贼骑结队西行。又传华阴、华州、渭南、临潼俱已失守。有鉴于此，李遇知分析，企望西安坚壁效死，以待援兵，恐情理实难，何况已无兵可援！为今之计，唯有急复秦督、急补秦将、急发堪战之兵、急措接济之饷。因此他建议，仍以新任兵部右侍郎余应桂为秦督，联络甘固延宁抚镇之兵，收三边健勇土著，相机扼剿；调新推四川巡抚李化熙改任秦抚，招徕残兵，收拾难民，再图保聚。否则的话，朝廷之事只有束手断送之忧了[215]。思宗接到李遇知的奏疏，知道陕西形势危急，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接连向余应桂发去谕旨，要他“入秦办贼”，“不得稽迟”[216]。

然而为时已晚，一切都无济于事了。李自成攻占西安后，分兵三路出击，高汝利、白广恩相继投降，不久左光先、陈永福、梁甫、马岱纷纷投降，陕西全境完全在李自成控制之下了。明朝的高层官僚却仍在白日做梦，在皇帝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内阁首辅陈演竟然荒唐地说：“贼入关中，必恋子女玉帛，犹虎入陷阱。”[217]吏部尚书李遇知则说：“三秦砺山带水，四塞称险，屯兵函谷可以号召天下……贼垂涎久，欲据此为家。”[218]完全错误估计形势。李自成占据陕西，并非贪恋这里的子女玉帛，也并非“欲据此为家”，他的目标是北京的紫禁城。他在西安向山西各州县发出通牒，明确指出明朝“大数已终”，决定十二月二十日领兵五十万征讨山西[219]。山西的巡抚巡按借口保护藩封纷纷退入省城太原，逡巡于山西的秦督余应桂不但不向陕西靠拢，相反逃往泽州、潞州[220]。几天后，朝廷革除了余应桂的总督职务，任命刚提升的陕西巡抚李化熙代理总督，李化熙也不敢前进一步。陕西、山西的形势已经无法收拾了。

事实证明，当初张凤翔所说“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是完全正确的！思宗不听此言，不但断送了孙传庭，而且断送了“只此一付家当”——几十万精兵良将，在战略上由主动转变为被动。事后吏科给事中马嘉植向皇上谈及此事，以极其遗憾的口吻说：“皇上亦知孙传庭偾事之因乎？守关原自有余，大言一鼓荡平，侥幸为之，是以进退失据。”[221]马嘉植在指责孙传庭“大言一鼓荡平”的同时，也批评了皇上把“守关原自有余”的孙传庭调往河南的失策。正如日后屈翁山吊孙传庭诗所吟咏的那样：

一败中原势不还，二陵风雨惨龙颜。

朝廷岂合频催战，司马惟应暂守关。

杀气未销函谷里，忠魂长在大河间。

行人郏县踯躅久，泪洒斜阳匹马家。[222]

三、挽救命运的失败尝试：出征、南迁、勤王

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李自成的前锋部队以“倡义提营首总将军”的名义向山西各府州县发布檄文：“自古帝王兴废，兆于民心，嗟尔明朝，大数已终，严刑重敛，民不堪命。诞我圣主，体仁好生，义旗一举，海宇归心……特遣本首于本月二十日自长安领大兵五十万，分路进征为前锋，我主（指李自成）亲提兵百万于后，所过秋毫无犯。为先牌谕文武官等，刻时度势，献城纳印，早图爵禄。如执迷相拒，许尔绅民献缚，不惟给赏，且保各处生灵。如官兵共抗，兵至城破，玉石不分，悔之何及！”[223]檄文所说本月二十日进征山西，并非虚张声势，早在两天之前（即十二月十八日）前锋部队已从陕西韩城至山西河津间渡过黄河，攻下一些城镇。在平阳府指挥守卫事宜的山西巡抚蔡懋德借口“防护藩封”，退入省城太原，河防一片空虚，终于导致李自成部队从沙涡渡过黄河，连克荣河、河津、稷山、绛州等地，三晋闻风披靡[224]。当时朝廷主管部门对这一重大军事行动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竟以为是小股叛兵骚扰，相应自愚，相率自安。内阁辅臣在票拟谕旨时轻描淡写：“用心堵截，以匹马不入为功。”新科进士程源向给事中光时亨、庶吉士李长祥、修撰杨廷鉴等人建议，应该赶快提醒内阁辅臣陈演、魏藻德“晋事大坏”，他说：“主上待（陈、魏）二相公不薄，及今言之已不可及，言而死，与贼至而死孰优？诸公或系言官或系亲戚门人，亦当及时进言。”然而光时亨等人都不以为然[225]。朝廷的当权者面临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依然麻木不仁。

那么皇帝又如何呢？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日的元旦早朝，思宗接受群臣朝贺后，要阁臣留下议论国事，内阁辅臣向他提出库藏久虚，边费军饷又刻不容缓，现在唯一可以仰赖的就是皇上的内帑了。思宗听了这番话，居然大叹其苦：“今日内帑难以告先生！”一边说一边潸然泪下[226]。到了即将国破家亡的当口，他还把金银看得高于江山，内帑并非没有，只是不舍得。三个月后李自成进入紫禁城大内，查出库藏金银数量十分惊人，后来李自成仓皇撤退时，用骡马运走从四十多个地窖中搜罗来的三千七百万两金银。这一情节引来杨士聪的一番感叹：“呜呼！三千七百万，捐其畸零即可代二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掠，使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策安在也？先帝（指思宗）圣明，岂真见不及此，徒以年来之征解艰难，将留为罗雀掘鼠之备，而孰知其事势不相及也。吁，其亦可悲也矣。”[227]有意思的是，正月初一北京城内发生沙尘暴：“大风震屋，飞沙咫尺不见，日无光。”[228]思宗以为不吉利，请道士为他扶乩。他焚香沐浴后，拜天默祷：“方今天下大乱，欲求真仙下降，直言朕之江山得失，不必隐秘。”通过道士之手，“真仙”乩语如此写道：“帝问天下事，官贪吏要钱。八方七处乱，十灶九无烟。黎民苦中苦，乾坤颠倒颠。干戈从此起，休想太平年。”[229]

就在同一天（即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陕西长安称王，改国号为大顺，改年号为永昌——把大明崇祯十七年改为大顺永昌元年，正式表明要取而代之的勃勃雄心[230]。正月初三日李自成得到报告，前锋进入山西，所向披靡，立即决定：长驱直入！只留下文官与武将李友等人留守长安，几乎倾巢出动，从禹门渡过黄河，兵分两路：一路由李自成、刘宗敏统率，从平阳攻太原、宁武、大同、阳和、宣化、居庸关；另一路由刘芳亮统率，由黄河北岸攻怀庆、潞安、卫辉、彰德，向北直隶大名、保定北上，形成夹击北京的态势[231]。以后的进程表明，在短短两个多月中完成了上述战略意图。尤其是李自成亲自率领的主力，进展神速：正月二十三日攻克平阳，二月初二日进至汾州，二月初七日攻克太原，巡抚蔡懋德阵亡。二月十五日在宁武关受到总兵周遇吉的顽强抵抗，大同总兵姜瓖不但拒绝增援宁武的命令，而且向李自成表示了归顺的意向。二月底三月初李自成部队进入军事重镇大同，藩封于此的代王及其宗室几乎全部被处死。三月初六日李自成部队进至阳和，副总兵姜瑄和道员于重华迎降，宣大总督逃亡。三月十三日攻克宣府，巡抚朱之冯、总兵王承胤投降[232]。

京师外围的重镇宣府、大同如此快地一触即溃，是长期积累的弊政的总爆发，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从嘉靖年间以来拖欠军饷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兵部尚书毛伯温在一份奏疏中说：“司国计者又以积储有限，专务节省，惜小误大。有养军之名，无养军之实。即如去年宣大斗米时价（银）二钱五分，军士月粮每石给与（银）七钱，仅可买米二斗八升，且缺支数月，以致军士举家嗷嗷待哺，身无完衣，腹无饱食，马无草料……器械等物俱各损坏。”[233]这种情况是带有普遍性的，正如当时人所说：从山西到蓟镇的军士，“类给以一升五合之口粮，加以糠秕沙土之掺和，此辈去家千百里，为国家终岁勤瘁，乃其日给之粮不获一饱，乃又有间支折色，又或十余日无支者，如之何不典卖衣甲，冻馁而逃也”[234]。到了崇祯年间，这种情况更趋严重，终于积重难返[235]。

面对李自成咄咄逼人的攻势，明朝君臣筹划了出征、南迁、勤王的对策。

（1）李建泰代帝出征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九日，兵部收到李自成派人送来的通牒，上写大顺永昌年号，约定双方决战，三月十日大军抵达京师[236]。思宗心急如焚，寝食不安，据说他已经几天“愤惫不食”[237]。上朝时，他当着大臣的面哀叹：“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将何面目见于地下？朕愿督师，以决一战，即身死沙场亦所不顾，但死不瞑目。”说罢，痛哭流涕，忿忿地责问：“贼势如此，阃外无人承任，府库殚竭，将如之何？卿等能无为朕分忧哉？”[238]内阁首辅陈演赶忙抢先表态，愿意代帝出征，思宗不假思索地说“南人不可”，予以回绝。内阁次辅魏藻德、蒋德璟、丘愉、范景文、方岳贡等人都请求代帝出征，思宗一概不同意。这时，刚于去年十一月与方岳贡一起入阁的李建泰顿首启奏：“主忧如此，臣不敢不尽驽力。臣晋人，颇知贼中事，愿以家财佐军，可资万人数月之粮，臣请提兵西行。”[239]思宗本来就有意这位山西阁臣代他出征，一听此话大喜过望：“卿若行，朕当仿古推毂礼，亲饯之郊，不敢轻也。”[240]李建泰何许人也？他是山西曲沃县人，天启五年进士，历官国子监祭酒，崇祯十六年五月升任吏部右侍郎，十一月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风骨峭拔、性情慷慨而素负重名的他，因为家乡遭祸，愿以家资佐军，有意出征，常与同官谈及此事[241]。思宗当然求之不得，因为李建泰是山西人，为了捍卫自己家乡定会殊死拼搏，何况此人是山西巨富，军饷不必担心，真是两全其美。

然而时至今日，无论何人代帝出征已经无济于事。连日来山西的情况愈来愈不妙，不少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刑部员外郎王凤翼在一道奏疏中表达的心情是有代表性的：数年以前其势非不披猖，间有残坏城邑，多系墙垣矮薄，居民寡落，储备空虚，苦于力不能支。至于巨郡大邑，高城深池，人烟辏集之地，尽可与贼相持。从来未有如今日山西随攻随破、不攻自破之惨状。士绅辜负朝廷三百年作养之恩，甘心为贼运筹，惶惑无知百姓：开城款迎者兵不血刃，罂城拒守者尽数屠戮。因此贼尚未薄城下，辄有二三奸徒倡说远迎，不肖怯死守令及几幸苟免绅衿往往相率出城望风伏迎[242]。吏部也如实向皇帝报告新动向：“秦寇窥渡，三晋披靡，贼骑未到，城池已空，伪檄方传，而人心胥乱。”[243]即使如此，思宗还是对李建泰寄予厚望。打算亲自到彰武门外为李建泰举行郊饯之礼，由于李建泰不敢领受，借口“此国朝未有之礼”，坚决辞谢，思宗只得命礼部另议[244]。

崇祯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隆重的礼仪如期举行。寅时，驸马都尉万玮代帝以特牲告太庙。卯时，思宗来到大殿，举行遣将礼，当场手书“代朕亲征”四个大字，并赏赐李建泰龙节与尚方剑。巳时，思宗乘法驾前往正阳门城楼亲自主持由光禄寺操办的饯行宴会。一路上官军旗幡从午门外一直排列到正阳门外，金鼓声声，旌旗招展，透出一派威武而热烈的遣将出征的气氛。奉命前来侍坐的文臣坐在东面九桌，武臣坐在西面九桌，正中一桌是皇帝御席，合起来正好是十九桌[245]。皇帝所用金台爵镶嵌大宝石，是历代举行重大典礼时偶尔动用的重器，大臣们一概使用金杯。只听得鸿胪寺官员赞礼，乐声响起，思宗亲自向李建泰递酒三杯，说：“先生此去如朕亲行。”又说：“卿即朕，朕即卿，朕与卿无两身，凡事以便宜行，先发后闻。”待李建泰饮完三杯后，思宗又把自己手书的“代朕亲征”敕谕盖上印章，赏赐给李建泰。李建泰捧过敕谕，赶忙拜谢，思宗把他扶起。太监为他戴上红簪金花，披上宫锦。在一片鼓乐声中，李建泰离开正阳门城楼[246]。

督师大学士李建泰在皇上亲自调派的一千五百名京营兵[247]护送下，离开京师，向涿州进发，随行的有作为监军的兵部主事凌炯、总兵郭中杰以及主管火攻水利的西洋人汤若望[248]。进士程源送李建泰至真定寺，对他进言：相公此行当兼程抵太原，收拾人心，为固守计，以蔽神京。他还对凌炯草拟了平阳、太原守备方略，以及三晋、三关的具体建议，凌炯颇以为然[249]。程源要李建泰日夜兼程赶往太原，确是当务之急，太原一旦陷落，大势已去，再难以挽回。然而李建泰拘泥于古代兵法，每天行军不超过三十里。按照这种速度，如何救得了山西！当李建泰率军抵达涿州时，护卫的京营兵大多逃回[250]。

就在这时，云南道御史卫祯固向朝廷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搜罗废将，联络三边”，中策是“恢复潼关，收拾河南”，下策是“分信守河，静以观变”。值得注意的是，他特别强调：辅臣李建泰督师，是代我皇上出征，举动系天下安危，事事须费详酌。居然堂而皇之地坐身南下，难道不怕流寇窥我虚实？且一兵一饷专倚本地，何以居重驭轻？当事者应该呕心沥血筹措实兵实饷，切勿以为推毂有重臣，便可袖手旁观了。要知道，辅臣不足恃，国事不可诿[251]。应该说他的头脑比较清醒，但对于军事形势的判断与朝廷决策者并无二致，都把防守重点放在京师南翼——太行山一线，几乎都忽视了京师的北翼——宣府大同一线，以为宣大有重兵扼守可以确保无虞。思宗也是这样考虑的，他命李建泰出征的第一步就是南下保定，真实地流露了“朝廷之忧”在保定而不在宣大，即使保定不支，还可调宣大兵之半援助畿辅[252]。这种判断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即使李建泰出征迅速，充其量只能阻挡刘芳亮这支偏师，而李自成率领的主力恰恰是从宣大一线直逼京师的。何况李建泰出征不过是一种虚张声势的政治姿态，只带了一千五百禁军出发，兵员与粮饷的补给都要就地解决，在当时的紧张形势下岂非画饼充饥！在这方面卫祯固颇有见微知著的洞察力，向皇上发出警告：辅臣不可恃，国事不可诿。

事实正是如此。李建泰一出京师，立即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地方长官都害怕他来征兵索饷，拒绝他进城，弄得堂堂督师辅臣威信扫地。正月二十九日，他由真定府向顺德府进发，要进广宗县城，遭到拒绝，发兵攻打后才得以进入[253]，可算是典型例子。当然，李建泰本人并非忠勇之辈，他自请督师出征，名义上是为帝分忧，实际上是为了挽救自己家乡和富甲一方的财产，正如《明史》所说：“李自成逼山西，建泰虑乡邦被祸，而家富于赀，可藉以佐军，毅然有灭贼志。”一旦获悉家乡曲沃县陷落，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几天前在皇上面前许下的豪言壮语，一下子抛到了九霄云外。诸多史家都众口一词：“（李）建泰闻家被焚掠，为之夺气”；“（李建泰）闻曲沃破，家赀尽没，惊怛而病”；“已闻家破，进退失措”[254]。从此李建泰无心西进，一直徘徊于京畿南面观望形势[255]。

思宗在李建泰身上押下赌注寄予厚望，故而对他的动态极为关注，一时误听传闻，竟以为他已经“为国捐躯”了。二月二十八日，思宗为此召见兵部尚书张缙彦，问道：真定陷落，李建泰遇害，知道吗？张缙彦回答：不曾听说。思宗有点光火：朕在宫中都知道了，卿为何讳言？张缙彦回答：臣未见塘报。思宗说：彼城已破，难设塘报，卿为何不派人远侦？张缙彦说：骑侦须工食，臣部钱无一缗，无从侦骑[256]。堂堂兵部身负军事中枢之职，居然穷到无力派遣侦骑的地步，实在近乎荒唐。不过更为荒唐的是思宗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李建泰在真定“遇害”的消息，其实纯属子虚乌有之事。真定陷落是在二月二十三日，三月初三日李建泰还向思宗上疏“请驾南迁，愿奉太子先行”[257]，流言不攻自破。李建泰不但没有在真定“为国捐躯”，而且还投敌背叛了对他寄予厚望的思宗。三月初五日，他兵败保定，逃往保定城中。三月十三日刘芳亮率军进攻保定，他没有抵抗，派遣中军郭中杰出城投降，当了俘虏，皇帝赐予的敕书、剑、印都被付之一炬[258]。据说，他投降后，曾担任丞相之职；入清后，又与谢陞、冯铨等明朝高官一起成为清朝的内院大学士。这个身长脸黑长满胡髯的山西大汉，竟是一个贪生怕死之徒[259]。思宗要这种人代他出征，企图“早荡妖氛”“旋师奏凯”，不是白日做梦吗？

（2）南迁之议举棋不定

所谓南迁之议，是把首都迁往南京，徐图恢复的应急方案。史家们都以为首先提出这一方案的是李明睿，其实不然，首先提出南迁之议的不是别人而是思宗自己。那是在周延儒督师之前，思宗鉴于内外交困，曾与内阁首辅周延儒秘密商议“南迁”，并叮嘱他不得向外泄露。不知通过什么途径这一机密传到了懿安太后（天启皇后张氏）那里，懿安太后对周后（崇祯皇后周氏）表示坚决反对之意，说这是周延儒误皇叔，宗庙陵寝在此，迁往何处？周后把这些话转告思宗，引起思宗大怒，立即追查向内宫透漏消息的人，由于懿安皇后守口如瓶，查不出个所以然[260]。思宗对懿安太后极为尊敬，视若母后，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然而毕竟流露出思宗对于保住北京缺乏信心的内心秘密。

鉴于北京已危在旦夕，大臣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南迁”。再次提及此事的是左中允[261]李明睿。李明睿，江西南昌人，天启时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后罢官回乡，由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总督吕大器推荐，思宗把他由家乡召至京师，任职左中允。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三日，思宗在德政殿召见李明睿，询问“御寇急务”，李明睿请皇上屏去左右，趋近御案，与他展开一场关于南迁的密谈。李明睿说：“自蒙召，道闻贼氛颇恶，今近逼畿甸，诚危急存亡之秋，可不长虑却顾？惟有南迁可缓目前之急，徐图征剿之功。”思宗因为有上次南迁之议的教训，十分谨慎地回答：“此事重大，未可易言，亦未知天意若何？”李明睿说：“……天命微密，全在人事，人定胜天。皇上此举正合天意，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知几其神，况事势已至此极，讵可轻忽因循，一不速决，异日有噬脐之忧。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皇上可内断之圣心，外度之时势，不可一刻迟延也！”思宗四顾无人，向李明睿吐露了他的心声：“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此事重大，尔且密之，切不可轻泄，泄则罪坐汝。”南迁如何操作是个难题，要把宫廷与政府迁往南京，到底不是搬家那么简单，思宗仔细地询问中途接济等具体事宜。李明睿胸有成竹地回答：“不如四路设兵，山东、山西、河南，此陆路也；登莱海船，通州运河，此水路也。皇上须从小路轻车南行，二十日抵淮上。”思宗听了表示同意，再次叮嘱：“然，此事不可轻泄。”李明睿见皇上已经应允，希望从速行动：“臣谋不敢泄，但求圣断，皇上但出门一步，龙腾虎跃，不旋踵而天下运之掌上。若兀坐北京，坚守危城无益也。”思宗颔首退如内宫，命近侍在文昭阁赐宴招待李明睿。

午饭后，思宗继续和李明睿商谈南迁问题。这种连续召见个别大臣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可见在思宗看来南迁之议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再不能以寻常惯例对待。一直谈到黄昏时分，思宗稍息，命近侍在外室赐茶。到了夜间，思宗感到关于南迁还有不少问题要商议，又破例在内殿召见李明睿，两人仅隔一个御案，相对促膝而谈。思宗问：“所奏（南迁）事，即欲行之，谁可接济？途间用何等官领兵措饷？驻扎何地？”李明睿答：“济宁、淮安俱要地，不可不设官，须择重臣领兵，预为之防。”思宗问：“何等官衔？”李明睿答：“须户兵二部堂上官。”思宗问：“此时兵在关门，大将俱在各边，调遣甚难，奈何？”李明睿答：“近京八府尚可募。皇上此行，京师须人料理，关门兵不可尽撤，各边大将不可轻调，惟在公侯伯及阁部文武大臣试其才能，推毂而遣之。”此外还谈了财政等有关问题，到召对结束李明睿出宫时，已经二更时分了[262]。

皇帝在大年初三的节日气氛中与大臣从早到晚秘密商谈南迁，实在是一反往常惯例的非同寻常之举，正如他向李明睿透露的那样，他有志于此久矣，只是因为外朝大臣中无人赞襄，所以拖延至今。从他关切备至的询问细节这点推测，他是急于南迁的，在他看来，对于摆脱内外交困的危机，南迁不失为权宜之计，而且几乎是可供选择的唯一最佳方案。因为长江中游有左良玉号称几十万大军，江淮一带又有江北四镇的军队，南京比北京要安全得多。然而，李明睿毕竟官小位卑，说话没有分量，一向刚愎自用的思宗也不敢在放弃宗庙陵寝这样敏感的事情上独断专行，他迫切需要内阁六部有影响的大臣出来力排众议。但是阁部大臣中又有谁独具胆识敢冒后人訾议的风险倡言南迁呢？没有。正月十九日上朝，他向阁部大臣痛哭流涕地表示“朕愿督师，以决一战，即身死沙场亦所不顾”时，大臣们只是争先恐后地愿意代帝出征，没有一个人提出南迁。思宗无可奈何地把南迁之事搁置下来。大臣们寄希望于李建泰的出征，但是李建泰还没有望见山西大地，太原就陷落了，很快山西全境土崩瓦解。李自成发布声讨明朝的檄文，其中传诵一时的名句引起了极大震动：“君非甚黯，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263]对于这种咄咄逼人意欲取而代之的宣言，朝野上下的反应截然不同，时人评论道：“人读之多为扼腕，而朝臣若处梦中，推荐某人营某缺，门户苞苴（贿赂）是务，有识之士无不寒心。”[264]似乎只有皇帝一人充满了忧患意识，尽管李自成说“君非甚黯”，他还是下了一道罪己诏，为国家社稷的危亡而检讨[265]。这当然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策略，因为在此之前给事中孙承泽曾上疏请求皇上下罪己诏，给事中光时亨立即响应，上疏夸奖孙承泽的建议乃是“今日转乱为治第一要务”[266]。思宗在双重压力下不得不下罪己诏，企图凝聚日趋涣散的民心，挽狂澜于既倒。

纸面上的信誓旦旦毕竟无法挽回急速的败局，时势至此，空言已经无补于事。思宗召见驸马都尉巩永固（光宗之女乐安公主之夫），向这位皇亲国戚请教救时切务，巩永固极力劝谏皇上南迁，他说：“若南迁，可招募义兵数万人，寇乱不难平也”；“若徒守京师，京师已玩弊久，只坐困无益也”[267]。思宗没有表态，他要引而不发。不久，李明睿上疏公开建议南迁，他把南迁叫做“亲征”，说：“南京有史可法、刘孔昭，此皆忠良晓畅军务，可寄大事，皇上召与之谋，必能摧陷廓清，建中兴大业”；在北京留内阁辅臣魏藻德、方岳贡“辅导东宫，料理兵事”[268]。思宗把他的奏疏交给政府从速议论决定，内阁首辅陈演坚决反对南迁，把李明睿的奏疏事先透露给兵科给事中光时亨，要他上疏谏阻[269]。光时亨在奏疏中危言耸听地把南迁之议斥为“邪说”，声色俱厉地扬言“不斩（李）明睿不足以安人心”[270]。李明睿不服，明明皇上都赞同南迁，却被诬蔑为“邪说”，但又不能“轻泄”，只得上疏委婉地申辩：“臣劝皇上亲征，非臆说也。此皆圣帝明王英君谊辟不忍天下之阽危，冒白刃犯锋镝，身先士卒，非好之也，有大不得已也……且今日臣之进言为亲征也，而诸臣妄意为南迁。就使皇上发策南迁，此亦救时急着。唐时再迁再复，宋室一迁南渡，传国百五十年。若唐宋不迁，又何有灵武、武林之恢复？又何有百五十年之历数哉？”李明睿讲得头头是道，南迁之后才有中兴的希望。思宗心里也明白李明睿与光时亨孰是孰非，但是他顾虑到光时亨的谏阻已经在外廷引起反响，必须认真对待，他召见光时亨，当面训斥他：“一样邪说，却专攻李明睿何也？显是朋党。”随即下旨：“光时亨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这遭。”[271]他的倾向是明白无误的，但是碍于廷议，不得不暂时把南迁之议搁置下来。南迁阻力之大于此可见一斑。

然而，南迁毕竟是摆脱岌岌可危的困境的唯一选择。左都御史李邦华是支持李明睿的，曾经与他私下议论过南迁事宜，问道：皇上南迁与太子监抚南京（即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哪一种做法比较方便？李明睿说：太子少不更事，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敬，不如皇上亲行为便[272]。李邦华吸收李明睿的见解，并参以己意，向皇帝呈上秘密奏疏，针对当时“河决鱼烂”的危急形势，提出应急方案：派遣太子抚军陪京（南京）。他十分动情地说服皇上：“我国家并建两京，原以供时巡备据守，皇上即不南迁，宜令太子诸王居旧都，一系天下之望……号召东南，共图灭贼。”还说：“臣与有识（之士）筹之已熟，惟上速图之。”[273]思宗看了李邦华的长篇奏疏，赞叹不已，兴奋地把疏稿放在袖中绕殿而行，以至于把疏稿纸牍揉得漫烂不堪。他在接见内阁首辅陈演时，指着李邦华的奏疏连声称赞：“宪臣言是！”陈演本来反对南迁，一听此言，出宫后向外透露皇上意图，于是群臣争相议论南迁[274]。

二月二十七日，思宗鉴于形势更加危急，在文华殿召见大臣议论战守事宜，左都御史李邦华、左春坊李明睿分别提到皇上南迁及太子监抚南京两个方案。李邦华意在南迁，恐怕朝论不合，便以太子监抚南京作为过渡方案。李明睿一如既往，力主皇上亲自南迁，不妨先以凤阳为行在（临时都城），麾召齐鲁之师，二路夹进，实为中兴之良策。然而响应者寥寥无几，李明睿见众人狐疑，奋然说：“《易》云：利用为依迁国。《尚书·盘庚》皆言迁事。唐以再迁而再复，宋以一迁而南渡，诸君何所疑而讳言迁乎？”在场的官员听到他的这番议论，错愕不敢应声，只有少詹事项煜发言，请求以太子监军往南京，与李邦华的建议相呼应[275]。大臣对南迁之议讳莫如深，使原本倾向于南迁的思宗感受到舆论的无形压力，立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第二天他在平台召见内阁辅臣时，面带怒色地说：“宪臣（指左都御史李邦华）有密奏，劝朕南迁，卿等看详来！”阁臣们看了奏本后说：“昨东阁会议，有二臣亦主此论。”思宗问：“二臣何人？”阁臣奏过姓名及各自主张后，思宗作出了与他本意大相径庭的决断：“祖宗辛苦百战，定鼎于此土，若贼至而去，朕平日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谢先经失事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独去，如宗庙社稷何？如十二陵何？如京师百万生灵何？逆贼虽披猖，朕以天地祖宗之灵，诸先生夹辅之力，或者不至于此。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阁臣们希望太子去南京监军，思宗反驳道：“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哥儿孩子家，做得甚事？先生早讲战守之策，此外不必再言。”[276]这几句话把南迁的两个方案全盘否定，表明了“国君死社稷”的决心。

思宗在南迁问题上的观点前后判若两人，看似乖异，其实不难理解。吴伟业的分析一针见血地揭示了思宗当时的复杂心态：“上意非不欲南（迁），自惭播越，恐遗恨于万世，将俟举国请而后许。诸大臣才不足以定迁，而贼锋飘忽，即欲遣太子两王，禁军非唐羽林神策者比，万一贼以劲骑疾追，即中道溃散，其谁御之？”[277]吴伟业道出了思宗的顾虑——恐遗恨于万世，因而动摇不定，其实他内心是很想南迁的。他一面说“国君死社稷”，一面还在做着南迁的准备工作，例如派遣给事中左懋第前往南京，查看沿江舟师兵马状况；继而又密旨批准天津巡抚冯元飏准备三百艘漕船在直沽口待命，无不透露出仍未放弃南迁的意向。冯元飏早在南迁之议初起之时就向皇上力陈：寇在门庭，南北道路将梗，宜疏通海道，防患于未然[278]。所以才有思宗命他做好准备的密旨。日前南迁之议在朝廷引起分歧而搁浅，冯元飏心急如焚，他顾不得这时正移疾候代，派儿子冯恺章带了他的紧急奏疏进京。奏疏是敦促皇上立即南迁的，他说：京师戎政久虚，以战以守无一可恃，臣愿率劲旅五千驰赴通州恭候圣驾，由海道行幸留都（南京）[279]。冯恺章进入北京是三月初七日，此时形势急转直下，这一方案已经无法付诸实施。

思宗之所以在南迁问题上举棋不定，关键在于内阁首辅态度消极。陈演反对南迁态度非常坚决，所以思宗在召见内阁辅臣时，唯独不召见他，使陈演深感不安，只得于二月二十八日乞求辞官。思宗在罢免他的前一天，在武英殿对陈演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朕不要做，先生偏要做；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280]这种“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南迁。继任内阁首辅魏藻德也是如此，一味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不置可否，巩永固、项煜提议南迁时，他都在场，思宗要他表态，他始终一言不发，以一种沉默的方式表达了委婉的否定之意，令思宗感到孤立无援的哀伤，“耸身舒足，仰叹而起”[281]。思宗的皇后周氏为此感叹不已，她是江南人，倾向于南迁，由于无法成行，遗憾地说：“南中我家里甚可居，惜政府无有力持之者。”[282]一语道破其中奥秘。

由于内阁首辅陈演、魏藻德的反对，南迁一直议而不决，错过了最佳时机，到了三月初已成强弩之末，虽还是有人提起，那不过是放马后炮而已。三月初一日，思宗在中左门召见陈州生员张攀，这位生员向皇上提议：请皇太子监国南京，择一二老成忠爱大臣辅佐。这种建议李邦华等人早就提出过，思宗已明确表示反对，这时他再次表示反对：“朕方责诸大臣以义，而使太子出，是倡逃也，是谓社稷何！”[283]三月初三日，督师大学士李建泰奏请皇上南迁，并表示愿意护送太子先行。次日，思宗在平台召见大臣，对内阁辅臣说：“李建泰有疏劝朕南迁。国君死社稷，朕将何往？”大学士范景文、都御史李邦华、少詹事项煜请求先护送太子抚军江南，遭到给事中光时亨的激烈反对：“幸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所谓灵武故事是指安史之乱时，唐玄宗逃往成都，太监挟持太子李亨前往灵武，被拥立为帝（即唐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现在光时亨引用这个典故，意在指责倡言奉太子南下的大臣有拥立太子架空皇帝之嫌。这顶大帽子扣下来，吓得范景文等大臣张口结舌。思宗打破沉默，询问诸臣有何战守之策，众臣一片沉默，无话可说，因为到了这时已经无计可施了。思宗面对沉默的大臣，深深叹息：“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284]此后，大臣一提及南迁，思宗就火冒三丈，狠狠训斥：“卿等平日专营门户，今日死守，夫复何言！”[285]可以想见，当三月初七日冯恺章拿了其父冯元飏的南迁奏疏进京时，当然不会有什么反响了。当时内阁六部的衮衮诸公心灰意冷，不再正常上班办公，以致内阁大门白昼紧闭，人迹罕至。户部尚书倪元璐劝冯恺章：“皇上有国君死社稷之言，群臣无以难也”；“上决计固守，疏必不省”。内阁辅臣范景文、方岳贡二人私下对冯恺章说：“天子方怒，疏上且死。”冯恺章在京彷徨七日，报国无门，只得饮泣返回天津[286]。南迁之议至此正式宣告流产。

举棋不定的思宗仍然念念不忘南迁。当李自成的军队逼近北京时，他想起驸马都尉巩永固先前曾经说过“若南迁，可招募义兵数万”，便秘密召见他和新乐侯刘文炳，商议此时南迁是否还有一线希望，巩永固告诉他已经来不及了，他早已做好同归于尽的准备：“臣等已积薪第中，当阖门焚死，以报皇上。”[287]明朝灭亡后，遗老遗少提起这件往事无不唏嘘感叹。计六奇在回答“南迁得失如何”这个问题时，感慨系之：“当（李）自成逾秦入晋，势如破竹，惟南迁一策，或可稍延岁月。而光时亨以为邪说，其事遂寝，天下恨之……且先帝身殉社稷，假令（光）时亨骂贼而死，虽不足以赎陷君之罪，尚可稍白始志之靡他，而竟躬先从贼，虽寸磔亦何以谢先帝于地下乎？是守国之说乃欲借孤注以邀名，而非所以忠君也。（李）邦华以身殉国，是南迁之议乃所以爱君，而非以避死也。”[288]言辞中对光时亨的抨击，对李邦华的赞美，无可非议。无怪乎有人怀疑光时亨反对南迁是受了“闯贼密旨”，充当内奸，他在闯王进京后率先投降不免令人怀疑[289]。这种说法不过是推测，难以找到佐证，却反映了遗老遗少对于南迁不成的某种惋惜态度。由此反观昔日南迁之议的举棋不定，失去了稍纵即逝的时机，虽然思宗留下了“殉国”的美名，却使得明朝“稍延岁月”的希望付诸东流。美国学者魏斐德对此有这样的评论——崇祯拒绝了南迁的建议，既不遣太子去南京，他本人也不离京。这对后来清兵占领北京的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室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遂拥有了他们颇缺乏的东西，由此接管了明朝几乎全部汉族官吏，依靠他们接管天下并最后征服南方。崇祯帝的决定还导致诸多皇室宗亲之继承权利的暧昧不定，以致派系倾轧削弱了南明政权，此外，复明阵营也因之少了一批立志恢复失地、渴望对清朝发动反攻以便光复家园的北方人。崇祯帝这一自我牺牲的决定，就这样最终毁灭了后来复明志士坚守南方的许多希望[290]。

（3）勤王之师鞭长莫及

为了缓解危机，与出征、南迁差不多同时提出的勤王之议，也没有收到什么效果。明朝面临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已非一年，始终犹豫不决，直到此时才意识到不安内根本无以攘外，李自成的威胁远远超过了爱新觉罗。思宗终于痛下决心要把驻扎在山海关外宁远前线的关宁铁骑调进关内“助剿”。崇祯十七年正月十九日召见大臣时，他首先提出调辽东总兵吴三桂入关的意向，要大臣们讨论。阁部大臣深知此举意味着放弃宁远及山海关外大片国土，碍于名节考虑，他们故意推诿不决。思宗感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在两天后的正月二十一日给阁臣陈演等人发去一道谕旨，再次强调：“宜调（吴）三桂兵马助剿，余兵尚多，乘敌三边新安顿未定之时，此着似不可失。”并且对两天前阁臣们的消极态度给予尖锐批评：“此等重大军机应行与否，原应先生每主持担任，未可推委误事。”[291]在皇帝的紧逼下，内阁首辅陈演不得不表态，借口“一寸山河一寸金”，“锦州告急，宁兵万不可调”，明确反对调吴三桂入关。兵部尚书张缙彦职无旁贷，也不愿承担责任，干脆说“（吴）三桂之调不调，视宁远之弃不弃，两言而决”，要皇上自己决定是否放弃宁远，才谈得上调吴三桂的事[292]。陈演等人为了答复“上谕”中“原应先生每担任，未可推委误事”的批评，写了一份揭帖，说明他们之所以“推委”的缘由：“第关宁迫切神京，所系尤重。（吴）三桂兵五千为奴所畏，不独宁远恃之，关门亦恃之。虽缓急未必能相救，而有精兵在彼，人心自壮。倘一旦调去，其余皆分守各处城堡之兵，未必可用也……万一差错，臣等之肉其足食乎？此真安危大机，臣等促膝密商，意皆如此，实未敢轻议也。”[293]既然阁部大臣们都不肯“主持担任”，思宗只得在“宁远之弃不弃”问题上亲自作出决断，向大臣们表示放弃宁远退守山海关。陈演等仍不敢下令调吴三桂，故意拖延。

思宗再次向他们发去谕旨：“宁城一事前已经廷议，宜速断，未可犹豫……收守关之效，成荡寇之功，虽属下策，诚亦不得已之思。先生每即拟旨来行，如必须再议，先生每即刻会官密议妥确来奏，仍将各官议语各行亲书备览。”[294]这道谕旨显然带有最后通牒意味，要陈演等立即拟旨执行，如必须再议，在会议上发言的大臣必须把发言提纲上报——这分明是在给顶风抗旨的大臣施加压力。在这种压力下，陈演还是不愿接受“拟旨来行”的第一方案，而采取“必须再议”的第二方案，召集内阁六部台省等官在德政殿之旁室紧急会议。有几位大臣按照皇上旨意，极力主张放弃宁远征调吴三桂，其中以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争辩得最激烈。而内阁首辅陈演仍持消极态度，提出许多具体问题来刁难，例如宁远放弃后关门如何守法？撤退的军民如何安顿？一定要辽东的总督、巡抚、总兵议出一个实施细则，方才可以行动。总而言之，是继续推诿，不肯承担“拟旨”的责任[295]。

二月初二日，蓟辽总督王永吉作为负责蓟门辽东军事的方面大臣出来表态：“请撤宁远兵，守关门，敕吴三桂料理”，支持皇上“收守关之效，成荡寇之功”的决策。思宗要内阁首辅陈演议决，陈演仍不议决，转请皇上下旨要辽东巡抚总兵表明态度再定夺。结果，辽东巡抚黎玉田、总兵吴三桂与王永吉意见完全一致，他们表示：“宜撤宁远兵民入守关门，即京师猝有寇警，关门之援旦夕可至。”陈演仍是拖延不决[296]。

二月初八日，太原陷落，京师为之震动，蓟辽总督王永吉抓住顺天巡抚杨鹗的手臂感叹：皇上依赖蓟门的军队，但有多少可以御贼？现在唯一的计策就是撤关外四城退守山海关，召吴三桂保卫京师。然而都下公卿都不肯先表态，我们两人责无所诿，应该上疏请求。二月十日，思宗把王、杨的联名奏疏出示给阁臣陈演、魏藻德等人，陈演、魏藻德相对愕视，不敢开口。退出后，两人窃窃私语：“上有急，故行其计，即事定，而以弃地杀我辈，且奈何？”在一旁的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听到了，立刻批评：“此何时，而可顾后患罔决？”吴麟征积极主张调吴三桂入关，屯宿于近郊保卫京师。阁臣害怕蒙“弃地”之罪，推脱说：“无故弃地三百里，臣等不敢任其咎。”[297]陈演、魏藻德商议后，不得已提出一个缓冲方案：请吴三桂之父宁远总兵吴襄进京担任中军都督府提督，请皇上召见他商定战略大计，看皇上意见如何再作决定[298]。二月十二日，思宗在中左门召见吴襄，询问他对于放弃宁远退守山海关的看法。吴襄长期在关外，对李自成的力量根本不了解，说什么贼声言百万，其实不过数万，都是乌合之众，如果臣子（吴三桂）出战，逆闯早就生擒活捉了。在思宗的追问下，吴襄说臣父子的军队，按册八万，核其实三万余人，三万并非全是战士，不过三千人可用。当皇上问他把这些军队调入关内，需要多少军饷时，吴襄不假思索地回答：一百万两银子[299]。调吴三桂勤王之议，终于因为经费没有着落而暂时作罢。

二月二十七日，京师形式越来越危急，思宗排除一切障碍征调天下兵马勤王——保卫京师。这一天，在文华殿召开御前会议，讨论京师的战守事宜。议到征调吴三桂勤王问题时，众说纷纭，有的主张不可调，有的模棱两可，有的主张迁都南京，只有成国公朱纯臣、户部尚书倪元璐、刑部侍郎金之浚、户科给事中孙承泽等主张应当征调吴三桂，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争得最厉害，极力主张放弃关外宁远、前屯二城，调吴三桂入关屯宿近郊，保卫京师。以陈演为首的阁部大臣都以为“弃地非策”，不赞成征调吴三桂[300]。吴麟征据理力争：宁远当徙与否，要由蓟辽总督王永吉、辽东总兵吴三桂与皇上密议，再由内阁首辅、兵部尚书与皇上密决，放在大庭广众之间议论，谁来承担责任？论者以为弃地不可，殊不知失天下将士心进而失天下，更加不可。吴三桂是员勇将，应该拔用，不应推给敌人。今流寇旦夕由秦晋来犯，如调吴三桂来捍卫京师，一举两得。今日事势当论缓急，毋论是非。思宗把他的奏疏批发内阁，陈演借口蓟辽总督、辽东巡抚应当同时签署意见。思宗立即遣使前去索取回奏，他们二人都以为撤宁远援京为便。至此，思宗才得以通过内阁下达撤宁援京的圣旨[301]。三月四日下达诏书，封辽东总兵吴三桂为平西伯，平贼将军左良玉为宁南伯，蓟镇总兵唐通为定西伯，凤庐总兵黄得功为靖南伯，加刘泽清、刘良佐、高杰等官衔一级。三月初六日思宗决定放弃宁远，征辽东总兵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率兵入卫，同时征调唐通、刘泽清率兵入卫[302]。结果如何呢？很不理想。吴三桂远在宁远，鞭长莫及；刘泽清近在咫尺，却拒不奉诏，纵掠临清后南奔；唯独唐通带了八千士兵入卫[303]。

思宗最想征调的吴三桂关宁铁骑姗姗来迟。三月上旬吴三桂才带领宁远五十万军民启程，日行数十里，三月十六日才进入山海关，其时李自成的部队已经到了京郊昌平；等吴三桂赶到丰润时，北京已经陷落了[304]。征调吴三桂保卫京师，由于人为的拖延，终于成了名副其实的“马后炮”。

四、京师陷落与思宗殉国

正当“三晋披靡”之时，山西巡抚蔡懋德上疏向朝廷呼救：“贼势猖獗，畿辅阽危，万难画界自保。今日之失正在贼聚而攻，我散而守，故处处无坚城。何者？势不敌也。请发禁旅，并调真（定）保（定）大营、宣（府）大（同）二抚与臣合兵，尚可背水一战。否则，畿辅以西恐成破竹之势矣！”[305]结果是可以预料的，朝廷方面不仅没有调京营禁旅，而且真定保定大营的军队以及宣府大同的军队也没有一兵一卒向山西靠拢。难道朝廷不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吗？否。实在是畿辅也自顾不暇。山西完全处在寡不敌众的态势下，急速崩溃。崇祯十七年二月初六日，李自成的军队兵临太原城下，巡抚蔡懋德号啕大哭，决心以死殉职[306]。两天后，守城的阳和标兵充当内应，开门投降，南关外城陷落。蔡懋德对随从人员说：“吾学道有年，已勘了生死，今日吾致命时也。”他拒绝了突围的建议，弃马伏剑说：“我应死此，去将何之？”随即步行到曾与诸生讲学的三立祠，再拜先贤，解袍带自缢于东梁之左[307]。

二月二十五日，李自成军队由太原北上。次日抵达忻州，守城军队不战而降。在代州发生了一场激战，守代州的总兵周遇吉困守十几天，积尸几乎与城墙持平，不得不退守宁武关。二十日，李自成军队过雁门关，次日攻宁武关[308]。李自成向关内发出通牒：五日不下立即屠城。周遇吉不为所动，发炮杀伤万人。待火药用尽，有人劝说投降，周遇吉大怒：“若辈何怯耶！今能胜，一军为忠义；万一不支，缚我以献，若辈可无恙。”于是出城奋击，杀伤数千人，兵员损失殆尽后退入城内，与妻子刘氏作困兽之斗。蒙古人出身的刘氏骁勇异常，率家童巷战，弓矢用尽后率众自焚而死。周遇吉被俘，遭磔刑而死。连李自成也深为感叹：“使守将尽用（周）将军者，吾安得到此！”[309]

二月二十二日，宁武关陷落，李自成率军北上，直逼大同、阳和、宣府。其意图已经十分明显，由大同、宣府一线攻取北京。这是颇有战略眼光的，吴伟业如此评论道：“夫（李）自成已破太原，逾太行，蹂真保，可以直犯京师。乃先攻宁武、雁门（关）者，盖以宣大天下劲兵处，惧京师急而为之援也。是以偏师行入赵地，其正兵则从两关出代、上谷，乘瓦解之势，以尽收宣大之兵，然后转居庸（关）以进，而京师坐困。彼其视内外三关之势，可以从内以出，又可以从外以入，而京师孤注，遂落其掌中。”[310]分析得很有道理。如果抄近路由真定、保定北上攻打北京，势必迫使宣府、大同二镇劲旅回援，在北京外围就有一场激战；而先取宣大，歼灭主力军，就截断了勤王之师的主要来路，别处勤王兵则鞭长莫及，北京立即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加上偏师从真、保抄袭，形成钳形攻势，稳操胜券。果然，在宁武关陷落，大同、宣府危急的同时，南面的真定也随之陷落。思宗似乎觉察到形势的严重性，起用心腹太监前往军事重镇督战，派往宣府的是乾清宫管御清监太监杜勋，派往大同的是乾清宫打卯牌子御马监太监杨茂林[311]。他还征召天下兵勤王，被征的有左良玉、吴三桂、高杰、唐通、黄得功、曹友义、马科、张天禄、马岱、刘泽清、牛国保、刘良佐、葛汝芝等，要他们会师真、保间。然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当此危急关头，都拥兵自保，作壁上观，不是置若罔闻，便是虚与委蛇。封在大同的代王朱传眼看将遭灭顶之灾，上疏向皇帝求救[312]。思宗只给了他一点空洞的安慰——“调发援兵已有旨了”、“宣督鼓锐策援”[313]云云，当然是一纸空文。

二月二十九日，李自成率部进抵大同，三月初一日进入大同[314]。大同总兵姜瓖不战而降，代王及其宗室全部被处死，大同巡抚卫景瑗在海会寺自缢[315]。面对这种急剧恶化的形势，朝廷一面下令放弃宁远，调辽东总兵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率军入卫，召昌平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率军入卫；一面设法筹措军饷，凡押在监狱的犯罪官僚如曾缨、侯恂、郑二阳等人一律“助饷赎罪”，其他勋戚官僚一律按官爵高低“捐助饷银”[316]。这种病急乱投医的举措的效果适得其反，与初衷背道而驰。据赵吉士《寄园寄所记》所说：“奸徒李琏言利之疏入，欲尽江南缙绅富民报名输官，行首实籍没之法。阁学钱公士升怵然曰：此乱本也，拟刑部提问。思宗意亦不惬，命改票。公具疏痛驳之谓：‘巨室乃国家元气所关，故《周礼·荒政》有保富之法，今天下秦晋楚豫无一宁宇，惟江南数郡未动耳。若此法行，驱天下皆为盗贼矣！’最切直，大拂上意。”[317]李琏的动议虽未得以通过，但后来还是搞了捐饷的闹剧。而事实上捐饷所得寥寥可数，在京城只有太监王永祚、王德化、曹化淳各自捐了五万两银子，其余官僚个个如同铁公鸡一毛不拔。阁臣魏藻德仅捐五百两，阁臣陈演在皇帝面前装穷，表白自己一向清廉，从未向吏、兵二部“讨缺”（索贿卖官）。那些勋戚官僚宦囊鼓鼓却十分吝啬。太监徐高受命劝谕嘉定伯周奎（思宗的岳父），周奎始终不肯松口，气得徐高拂袖而起：“老皇亲如此鄙吝，大事去矣！广蓄多产何益？”[318]周奎被逼无奈，才忍痛捐了一万两。其余勋戚官僚纷纷仿效，没有一个捐饷超过一万两的。太监们为了躲避捐助，各自在大门上贴出“此房亟兑”的条子，并把古玩杂物摆摊出售，仿佛已经穷到非典卖家当不可的地步；有的人甚至公然大发牢骚，在宫门上写打油诗：“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319]，流露出改换门庭的奴才劣根性。事实表明这些人不是没有钱财，后来闯王进京后，对他们进行拷掠追赃，先前在皇帝当面劝谕后勉强捐银一万两的太监王之心，一下子拿出了十多万两，从周奎家抄出银子五十多万两，陈演也献银四万两，便是明证。

在这种不祥的亡国之兆的阴影下，三月初八日宣府危急，巡抚朱之冯顽抗，不料士兵倒戈，迫使他拔刀自刎。皇帝派去的监军太监杜勋带头投降，“蟒袍鸣驺，郊迎三十里之外”[320]。三月初九日阳和兵备道于重华投降，出郊十里迎饯[321]。三月十一日束手无策的思宗再次颁布罪己诏，检讨自己十七年的失误，希望能够得到臣民的谅解[322]。他的目的是想号召臣民“雪耻除凶”，助成底定之大功。但时已至此，人心早已涣散，惶惶不可终日。别说一般百姓，就是朝廷大臣也失去了信心。思宗每日召集大臣筹划对策，大臣们除了说些“练兵按饷不及”之类的套话，别无建设性意见。每次召对，大僚只称“待罪”，小官沉默不语，仿佛举朝无人，思宗每次召对完毕都痛哭回宫[323]。三月十二日，李自成军队逼近京郊，朝野大震。思宗召集群臣询问对策，居然毫无回音，只有一人提出关闭城门禁止出入的坐以待毙方案。次日思宗再次召见群臣询问御寇方略，诸臣噤若寒蝉一言不发，气得他大骂兵部尚书张缙彦“负国无状”，张缙彦索性“掼纱帽”，顿首乞求罢官[324]。

三月十五日，李自成军队抵达居庸关。监军太监杜之秩以及应召前来勤王的总兵唐通不战而降，拱手让出捍卫北京的最后一道关隘；巡抚何谦与总兵马岱临阵脱逃[325]。三月十六日，思宗在中左门召见考选官滋阳知县等三十三人，讨论“剿寇生财”问题，从君臣对话中看不出末日即将来临的迹象[326]。这时内侍突然送上一件紧急公文，思宗打开一看顿时脸色骤变，起身入内[327]。这份紧急公文是京郊昌平县陷落的塘报，当天黎明李自成军队攻占昌平，总兵李守（襄城伯李国桢之侄）自杀，十二陵（皇陵）享殿被毁。这天夜晚，李自成军队从沙河挺进，直犯平则门，火光烛天[328]。

李自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兵临城下，京城内部原先看上去似乎上下一心的官僚群体，立时分化瓦解，犹如大厦将倾飞鸟各投林。一些投机分子秘密策划应变措施，以迎接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改朝换代。兵部官员魏提塘遇见一名高级官僚的长班（听差），只见他从袖中抽出一张传单，上面写着太监及文武大臣“公约开门迎贼”事宜，领衔的是太监头目曹化淳、兵部尚书张缙彦[329]。《流寇长编》的编者为这条独家“新闻”写了一句按语：“此事万斯同面问魏提塘所说”[330]，可见确有所据，以后几天的事态发展也证实了这点。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军队东路进至高碑店，西路进至西直门外，大炮不停地轰击城墙。思宗照例上早朝，大家相对而泣，惘然无措。大臣们议论纷纭，有的说“冯铨当起”，有的说“杨维垣当用”，有的说“封刘泽清为东安伯”，思宗一概不予理睬，在御案上写了十二个字，密示司礼监太监王之心，随即抹去。据说，其中六个字是“文臣人人可杀”[331]。事态已经发展到毫无转机的地步了。中午时分，李自成军队攻打平则门、彰义门、西直门，守城的三大营（五军营、神枢营、神机营）士兵一触即溃。这也在情理之中，守城的都是老弱残兵及宫内太监，毫无战斗力，何况没有人烧饭，个个都饥饿不堪，岂能抵挡排山倒海般的攻势！阵地上布满了火车、巨炮、蒺藜、鹿角等障碍物，阻挡不住潮水一样涌来的人海。城墙外面全是身穿黄色衣甲的造反大军。有人形容当时的情景：“四面如黄云蔽野”[332]，把北京城围得水泄不通。

三月十八日，李自成军队继续冒雨猛攻，守城士兵既忧且惧，一味向外面放空炮，没有铅子，只有一阵硝烟和空响，仿佛在那里放爆竹烟火，敷衍塞责拖延时辰而已。李自成在彰义门外向城上喊话，负责守城事宜的襄城伯李国桢在城头大声回话：“我入你营为质，你当遣人与圣上面讲。”李自成回答他：“何用为质！”立即派已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城传话。杜勋进城后，奔往大内，向皇帝传话：“贼人马强众，锋不可挡，皇上当自为计。”[333]内阁首辅魏藻德等人也在场，他们一起听了杜勋转述李自成的谈判条件——“割地讲和”，具体内容是：议割西北一带分国而王，并犒赏军银百万两，此后可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帮助守卫辽东，但不奉朝觐。思宗问魏藻德：“此议如何？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老奸巨猾的魏藻德怕承担责任，一声不吭，一味鞠躬俯首。焦躁不安的思宗靠立在龙椅背后，再三征询魏藻德的意见，魏藻德始终一言不发。思宗只得命杜勋出城向李自成回话：“朕定计，另有旨。”[334]谈判既然不能达成协议，除了顽抗之外别无他法了。思宗亲笔写了一道“亲征诏书”，讲了一些自己也不相信的大话，什么“朕今亲率六师以往，国家重务悉委太子”[335]云云。随后紧急召见驸马督尉巩永固，要他率家丁护送太子南行，巩永固告诉他不敢私蓄家丁，即使有家丁，也无法冲出重围。于是思宗叫来太监王承恩，要他召集内员，准备守卫宫城。

李自成见谈判没有结果，便下令全线攻城。守城太监曹化淳按照“开门迎贼”的公约，首先打开了彰义门投降[336]。与此同时，德胜门、平则门也随即开启，北京外城全部陷落。这时思宗在大内召问阁臣：“卿等知外城破乎？”阁臣回答：“不知。”思宗再问：“事亟矣，今出何策？”阁臣的回答是自欺欺人：“陛下之福自当无虑，如其不测，臣等巷战，誓不负国。”[337]所谓“臣等巷战”当然是句空话，不久守卫宣武门的太监王相尧、守卫正阳门的兵部尚书张缙彦、守卫齐化门的成国公朱纯臣等，不约而同地打开城门投降[338]。整个过程中根本没有发生什么“巷战”。三月十八日夜，内城各门全部打开，炮声顿时停息，李自成军队已经控制了京城。京城上空烟火弥漫，微雨不绝，细雨中夹杂着雪花，在烟雾迷蒙中洒向全城[339]。

焦躁不安的思宗不停地在殿陛间徘徊，得到内侍报告内城陷落的消息，忙问：“大营兵安在？李国桢安在？”得到的回答是：京营总督李国桢早已自顾逃命，大营兵已作鸟兽散。内侍们劝皇上“急走”[340]。思宗似乎将信将疑，带了心腹太监王承恩跑到煤山（即景山）上，四处瞭望，但见烽火烛天，内城确已陷落，才返回乾清宫，布置应急善后事宜。他对皇后说：“大事去矣，尔为天下母，宜死。”周后伤心地恸哭：“妾随陛下十八年，卒不听一语，今日同死社稷，亦复何恨！”[341]思宗听了凄怆得不能抬头仰视，连饮十几杯酒以后，命令内侍立即传旨给后宫嫔妃及懿安太后，要他们自尽。接着要内侍传唤“主儿”，主儿即他的儿子——太子、定王、永王匆忙赶来时，思宗训斥他们马上改装，亲自为他们穿上旧衣，告诫道：“尔等今日是太子，王城破，即小民也，各自逃生去吧！不必恋我，朕必死社稷，有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尔等切要谨慎小心，若逢做官的人，老者当呼为老爷，幼者呼为相公；若遇平民，老者呼为老爹，幼者呼为老兄，或称为兄长，呼文人为先生，呼军人为户长，或称曰长官。”又叮嘱：“万一得全，来报父母仇，无忘我今日戒也！”临别时，他大声说：“尔三人何不幸而生我家也？”便呜咽得不能出声，左右侍从被这生离死别的情景感动得失声痛哭[342]。周后诀别三个儿子后，恸哭着返回坤宁宫。思宗看着太监带着三个儿子出宫，便来到坤宁宫，见周后已经上吊自尽，连声说：“好！好！”十六岁的女儿长平公主在一旁痛哭不已，思宗对她说：“尔何为生我家？”挥剑向她砍去，公主用手臂挡了一下，被斩去一条手臂，立刻昏厥过去[343]。思宗以为她已经气绝身亡，便匆匆离去。第二天李自成军队进宫后，把长平公主的“尸体”送到外公周奎家，不料五日后宛转复生。顺治二年（1645年）长平公主向清朝皇帝提出请求允许她出家为尼，清帝不许，命她与思宗生前选定的驸马周世显（太仆公之子）完婚。次年，长平公主因思念皇父皇母泣血而死，年仅十八岁[344]。明朝遗老松江人张宸作《长平公主诔》为之哀悼[345]，这已是后话了。

却说思宗从坤宁宫来到南宫（仁寿殿），命宫女逼懿安太后张氏自缢，仓促离去。此时懿安太后并不知道外间消息，没有遵旨自缢。次日晨望见火光，张氏知道大势已去，欲拔剑自刎，无力下手，就悬梁自缢，被宫女救下，送入侧室，过了几个时辰，张氏在侧室自缢。李自成的先头部队进入宫内营救，张氏逐渐苏醒。忽闻有人大喊张太后娘娘安在，此人正是李自成手下大将李岩，他深感张太后素有圣德，不可使她受辱，要宫女扶坐，受他九拜。这天晚上，张氏从容自缢。十月间，清帝把她合葬于熹宗的德陵[346]。

思宗从张太后处出来，已是深夜，在司礼监太监王承恩陪同下，来到煤山（即景山），在寿星亭附近一棵大树下上吊自杀，王承恩随之也上吊。时间在十八日后半夜，即十九日凌晨（子刻）。这一行动极其秘密，所以宫内宫外都不知道皇上下落，一直到二十二日才被发现。后人根据发现此事的太监传闻，对思宗殉国情况的记载大同小异。文秉说：“二十二日庚戌得先帝遗魄于后苑山亭中，与王承恩对面缢焉。先帝以发覆面，白夹蓝袍白绸库，一足跣，一足有绫袜，红方舄（复底鞋）。袖中书一行云：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于天上，不敢终于正寝；又一行云：百官俱赴东宫行在。”[347]赵士锦说：“二十二日贼搜得先帝遗躬于煤山松树下，与内监王承恩对面缢焉。左手书‘天子’二字，身穿蓝袖道袍红库，一足穿靴，一足靴脱，发俱乱，内相目睹，为予言也。”[348]陈济生说：“至（二十二）日将午，始闻先帝凶问，同秉笔司礼王之心（按：应为王承恩）缢于后宰门煤山之红阁（红阁系先帝于二月间命勋卫诸臣演习弓马，亲自御览之地），所御玄色镶边白锦绸背心，上有御笔血诏，略云：诸臣误朕，朕无颜见先帝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决勿伤我百姓一人。”[349]冯梦龙说：“先帝披发，衣白锦绸夹蓝纱道袍，下体白锦绸库，一足跣，一足有绫袜及红方舄。于衣带得血诏云：朕在位十有七年，薄德匪躬，上邀天罪，至陷内地三次，逆贼直逼京师，诸臣误朕也，朕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以发覆面而死，任贼分裂朕尸，勿伤我百姓一人。”[350]戴笠说：“内侍告大行皇帝所在，闯贼遣人视之，奔于煤山养心亭。司礼监王承恩从死，帝披发掩面，跣足，胸书数行云：朕不修德，以致失国，羞着衮冕见祖宗于地下。又有满朝贪官污吏皆可杀，百姓无罪不可杀等语。又闻宫中御衣上有血书遗诏云：朕登极十七载，三邀天罪，致虏陷地三次，逆贼直逼京师，诸臣误朕也。朕无颜见先皇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可将文官尽行杀死，勿坏陵寝，勿伤我百姓一人。”[351]

明思宗朱由检生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卒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享年三十五岁（虚岁）。他的死意味着明朝的覆亡。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史可法当时还不知道思宗已经殉国，在四月初发布的声讨李自成的檄文中说：“……今上特兴，德勋益备，孝庙之温恭俨在，世宗之神武重光，当冲龄而扫恭显之氛，立清官府，于召对而发龚黄之叹，总为编氓，以寇起而用兵，是虐民者寇也，而兵非得已。以兵兴而派饷，是糜饷者兵也，而饷非自私，顾犹诏旨频频有再累吾民之语。每当天灾修省无一时自逸之心，素膳布袍，真能以天下之肥而忘己之瘠。蠲逋宥罪，不难引一人之过，以就臣之名，是以大业之宏，何意诸艰之骈集，理诚莫解……”[352]史可法把思宗看作是兼有孝宗、世宗品德，集温恭与神武于一身的名君，对他溢美有加，并非无端的阿谀，说得还算实事求是。当清朝定鼎之后，金戈铁马声渐渐消散，人们以冷静理智的思考回顾这段历史时，对他的盖棺论定是颇有一点历史主义倾向的。康熙初年协助谷应泰（时任提督浙江学政）编修《明史纪事本末》的张岱，以崇祯一朝的邸报为基础写成了崇祯朝纪传体史书《石匮书后集》，他在书中对思宗给予相当富有感情色彩的评价：“古来亡国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以穷兵黩武亡者。嗟我先帝，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几无旷，即古之中兴令主无以过之。乃竟以萑苻（原意为泽，引申为盗贼出没之处）剧贼，遂至殒身。凡我士民思及甲申三月之事，未有不痛心呕血，思与我先帝同日死之之为愈也。”当然这位陶庵先生也并非一味推崇，他指出了先帝的两大失误。其一是把宫中内帑看作“千年必不可拔之基”，不可分毫取用，于是“日事居积，日事节省，日事加派，日事借贷”，终于导致九边军士数年无饷体无完肤，何以羁縻天下！其二是“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觉有一番变革，向后思之讫无一用”，一言以蔽之，叫做“枉却此十七年之精励”[353]。张岱说思宗把内帑看作“千年必不可拔之基”，是切中要害的。据许重熙说，李自成在出征山海关的同时，命令部队把宫中搜出的金银运往陕西：“贼大驱骡马与骆驼载金银往陕西，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皆五百两为一锭。”许重熙还引用谈迁的话：“谈迁曰：三千七百万锭，损其畸零，即可代两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刮，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岂先帝未睹遗籍耶？不胜追怅。”[354]

乾隆年间在文坛颇有声望的全祖望写了一篇《明庄烈帝论》，其基调是：“庄烈帝自言非亡国之君，伏读世祖御制碑文亦云然，而修史时圣祖亦累言之，是可以见愍亡之厚、辨亡之公，而庄烈帝盖足以瞑目于重泉矣！虽然庄烈之明察济以忧勤，其不可以谓之亡国之君固也，而性愎而自用，怙前一往，则亦有不能辞亡国之咎者。”他认为思宗至少在两个方面不能辞其咎，一是听任宦官干政，二是拒绝与清议和。他对后一点展开分析，尖锐地指出明屡败于清，仍负气不量力，是自求灭亡之道。他说：“夫明之所以亡者，非以流贼也，力屈于东，是以祸蔓于西。向使当日者东方修睦，得以专力于萑苻，卢象昇、洪承畴、孙传庭三人者，皆平贼之已有成效者也……再假之数年，而西方晏然，李张之首枭矣。”[355]看得出来，这位谢山先生对于思宗不能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是耿耿于怀的。乾隆年间编纂完成的《明史》带有官修史书的四平八稳特征，然而对于思宗的评价似乎同情多于谴责，其赞语写道：“帝承神（宗）熹（宗）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沉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在史官们看来，思宗在位十七年始终处在无法摆脱的自相矛盾之中：一方面是“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另一方面却“用非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356]。读者诸君不难从这些评论中领悟到一个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的丰富内涵。

五、从大明到大顺到大清的政权更迭

（1）闯王进京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黎明，人马喧嘶，北京城中鼎沸，李自成的大部队进城。据目击者说，确实有点秋毫无犯的样子：“贼驰而进，皆白衣青帽，张劲弓，挟修矢，每人拴短棍数条，衔枚疾走”；“百姓门俱开，有行走者，避于道旁，亦不相诘，寂然无声，惟闻甲马之音”[357]。

与老百姓冷眼旁观若无其事的反应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达官贵人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唯恐暴露自己的身份，纷纷乔装打扮，或是“恐衣冠贾祸，悉毁其进贤冠”；或是“俱穿极破青衣，戴破毡帽”，一时间“破衣破帽重价求之不得”[358]。有人如实记录了那种滑稽相：“是日，大小官僚俱以重价购极破青衣衫裤并破帽，混稠人中，低头下气，唯恐人觉。富贵子弟至以鲜衣数袭易一垢敝不可得，赤体狂奔，随路蜷伏。”[359]那种景象仿佛末日即将来临，空气中洋溢着莫可名状的恐怖与惶惑，人们似乎在等待重大变故的出现。

中午时分，意味着改朝换代的时刻到了，闯王李自成头戴毡笠，身穿缥衣，乘乌驳马，在一百多骑兵簇拥下进入德胜门。太监王德化带领宫内残存人员三百人[360]，在德胜门迎接。太监曹化淳引导李自成和他的随行人员牛金星、宋献策、宋企郊等，从西长安门进入大内。当李自成获悉明朝皇帝及太子、二王下落不明时，立即发榜悬赏，宣布有献出者赏黄金万两，封伯爵，隐匿者族灭其全家[361]。

突如其来的政治变故，犹如雷霆万钧般的巨大压力，使明朝官僚集团迅速分化瓦解。

一小部分崇尚传统士大夫气节的人，选择了杀身成仁的归宿。他们中有勋戚六人：新乐侯刘文炳、惠安伯张庆臻、东宫侍卫周镜（周奎之侄）、驸马都尉巩永固、宣城伯卫时春、阳武侯薛濂；文臣二十三人：大学士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璐、协理京营戎政兵部右侍郎王家彦、刑部侍郎孟兆祥、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都察院副都御史施邦曜、大理寺卿凌义渠、太仆寺丞申佳胤、太常寺卿吴麟征、户科都给事中吴甘来、兵部郎中成德、兵部主事金铉、工部主事王钟彦、进士孟章明、翰林院左谕德马世奇、左中允刘理顺、左庶子周凤翔、翰林院检讨汪伟、御史王章、陈良谟、陈纯德、吏部员外许直、中书舍人宋天显等人[362]。

这些人的杀身成仁颇为壮烈，以下略选数例。

其一，巩永固、刘文炳。巩、刘二人十八日奉帝密诏赶赴宫中，其时外城已陷落，思宗问他们能否为朕巷战，两人答：今只剩臣亲随数骑，何以巷战？思宗说：到此地步，朕志决矣！巩永固说：臣等已积薪府中，当阖门焚死，以报皇上。二人辞别皇上，决心以死相报。巩永固回家后，杀死坐骑，焚毁弓刀铠仗，在墙上写了八个大字：“世受国恩，身不可辱。”当时其妻乐安公主（光宗之女）已自尽，巩永固用黄绳缚住子女五人，说：“此帝甥，不可污贼手！”然后全家自焚而死。刘文炳全家也自焚而死，其祖母瀛国太夫人即思宗外祖母，时年九十余岁，投井而死[363]。

其二，范景文。他在三月十七日之前鉴于时势日艰，半夜涕零叹息：身为大臣不能仗剑为天子击贼，虽死犹负国！从此绝食。十九日城陷，传闻先帝驾崩，或言帝已南巡，叹道：不知圣驾所在，唯有一死以报陛下。写了绝命诗“翠华迷草路，淮水涨烟澌”，自缢于妻陆氏灵前。被家人救下后，又赋诗“谁言信国非男子，延息移时何所为”，拜阙号哭，潜赴龙泉巷，投身古井中。他是死节二十多人中最早的一个，也是内阁辅臣中唯一的殉难者[364]。

其三，倪元璐。他在三月十九日京城陷落后，穿纱帻绛衣，北向拜阙，说：“臣为大臣，不能报国，臣之罪也！”又南向再拜，遥辞母亲，换上便服，祭祀汉寿亭侯像，门弟子金子廷问：何不出外举兵图匡复，奈何轻自掷？倪元璐说：“身为大臣，而国事至此，即吾幸生，何面目对关公？”于是在案头题字：“南都尚可为，死吾分也！慎勿棺衿，以志吾痛。”对家人说：“即欲殓，必俟大行（皇帝）殓，方收吾尸。”这才从容走到厅前投缳自缢。众仆人想上前解救，老仆哭着劝阻：此主翁成仁之日，嘱咐再三，勿可违命！李自成部队进城后得知这些情况，传令箭告诫：“忠义之门，勿行骚扰。”其子会覃不忍违父命，直至先帝殡殓，才为父合棺。黄道周感叹：呜呼，以天子十七载之知，不能使一词臣进于咫尺；以五日三召之勤，不能从讲幄致其功，卒抱日星与虞渊同殒。呜呼，岂非天乎！[365]

其四，李邦华。十八日李邦华率御史上城巡视，遭太监阻挡，归途遇见吴麟征，握手挥泪，誓死国难。次日闻国变，南向痛哭，携册印冠带前往吉安会馆（同乡会），对文天祥之像再拜矢志，题绝命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今日骑箕天上去，儿孙百代仰芳名。在诗旁写赞词：临危授命，庶无愧吾。君恩莫报，践此痴愚。随后自缢而死[366]。

其五，吴麟征。他十五日奉命守西直门，十八日因势不支，欲见皇上，至长安门已二更时分，无法入内，在午门遇见魏藻德，魏诡称：朝廷大福，自无他虞，旦夕兵饷且集，公何匆遽为？随后遇见李邦华，两人相对而泣。十九日黎明，见宫人争先恐后从东华门奔出，城中讹传“天子他幸”。他听说后就在民居门前自缢，被随从救下，大哭：我若得一见天子，死而无憾。随从搀他走入三元祠，举头望屋梁说：吾受恩列卿寺，国亡贼入，虽君父消息未真，亦何颜自立！二更时自缢，又被救下，写绝笔：“祖宗二百七十余年宗社，一旦而失，虽上有龙亢之悔，下有鱼烂之殃，而身居谏垣，不能匡救，法应褫服，殓时用角巾青衣，覆以单衿，垫以布席足矣。棺宜速归，恐系先人之望。茫茫泉路，咽咽寸心，所以瞑予目者，又不在乎此也。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日酉刻，罪臣吴麟征绝笔。”然后投缳而死[367]。

其六，马世奇。他在十九日城破后听民间传闻“帝已南幸”，便起身沐浴，整肃衣冠，手捧自己掌管的司经局大印，北向望阙遥拜，说：臣未能报国，如何？把大印交给仆人，嘱托他，皇上果真“南幸”，即把此印交到行在（临时都城）。又南向遥拜，辞别母亲，然后与二妾一起自缢于小室，被仆人救下，劝解道：太夫人在，未可死。少顷，听说万岁昨夜三更果然出齐化门南幸，他不信，对仆人说：不死正恐留此身为太夫人辱，且以吾意料，皇上必不南幸。随即命仆人买三口棺材，关照说：吾世受国恩，身居秘署，自辛未至今十三年，今见国破君亡，为人臣子分固宜死。说罢，自缢而死。在给儿子的遗书中说：京都失守，一筹莫展，真所谓死有余责。不能恝然者，汝祖母汝母及汝兄弟。忠孝二字是吾家风，好好遵守[368]。

以上这些人殉国的言行未免有点愚忠的意味，但他们那种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气节，无论如何是令人感慨万分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多数官僚贪生怕死、依恋荣华富贵的种种卑劣行径，令人作呕。

大学士魏藻德、陈演等大臣，二十日拜谒了李自成，表示改换门庭之意。魏藻德说：“新进三载，叨任宰相，明主不听臣言，致有今日。”不料遭到李自成训斥：“尔既新进，即负特宠，当死社稷，何偷生为？”魏藻德连忙叩头向李自成讨好：“陛下赦臣，自当赤心以报。”又遭到李自成大声叱责，命令士兵把他囚禁于刘宗敏处。魏藻德仍不死心，透过窗隙喊话：如果用我，随便什么官都可以，为何拘押我？[369]总督京营襄城伯李国桢被押入，李自成呵斥道：“尔身任重任，宠信逾于百官，义不可以负国，既未坚守，又不死节，腼然以求见，何也？”李国桢沮丧得无话可说，少顷，才吞吞吐吐地说：“陛下应运而生，愿留余生以事陛下。”李自成大怒：“汝负若主，我何用为？误国贼尚求生耶？”[370]魏藻德之流卖身投靠新政权，妄图混个一官半职，殊不知新政权对这些毫无气节之辈嗤之以鼻。

其他投降的明朝官僚一千二百多人按照新政权的布告，脱去原先的官服改穿青衣小帽，急匆匆奔赴会极门，报上姓名职衔，等待牛金星的录用。这些昔日威风凛凛的达官贵人，如今好像囚犯一样坐在地上，听凭士兵任意戏弄侮辱，不敢出声。目击者描述道：“平日老成者，儇巧者，负文名才名者，哓哓利口舌者，昂昂负气者，至是皆缩首低眉，植立如木偶，任兵卒侮谑，不敢出声。亦有削发成僧，帕首作病，种种丑态，笔下不尽绘。”[371]这帮人从凌晨前往报到，一直等到日落西山，都没有受到召见，饥渴疲惫之极，横七竖八地困卧阶前[372]。李自成对这批降官很反感，对牛金星等人说：“各官于城破日能死便是忠臣，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削发之人不忠不孝，留他怎的？”牛金星命人用手摸着降官的头顶，一双两双的核对数目，点完后，选拔九十多名送往宋企郊处听候派遣，落选的都押往刘宗敏处等候处分。押到后，刘宗敏正在“挟妓欢呼”，根本无暇过问。各官囚服羁系，腹中饥肠辘辘，即使强项大僚也顾不得体面，拾起士兵丢弃的食物往嘴巴里塞。这些贪生怕死之徒“相对彷徨，度日如年，反觉生之可厌”[373]。与那些杀身成仁的同僚相比，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却说受思宗嘱托藏匿太子与二王的太监，见到悬赏令，迫不及待地向新政权献出太子与二王，邀功请赏。李自成厉声责问太子：“汝父皇何在？”太子答：“崩于南宫。”再问：“汝家何以失天下，若父何以至此？”答：“我何知？问之百官。”李自成见他挺立不屈谈吐自如，口气顿时温和下来，轻声说：“汝父在，我必有以尊养之，汝毋虑也。”太子问：“何不杀我？”李自成说：“汝无罪，我岂枉杀！”太子说：“如是，当听吾一言：一不可惊我祖宗陵寝，二速以礼葬我父皇母后，三不可杀吾百姓。”[374]以后的事实表明，李自成似乎采纳了太子的三点建议。

三月二十二日，太监在煤山发现了思宗的遗体。太监们奉命用门板抬下尸体，与周皇后的尸体一起停放在东华门外茶庵的芦席棚内；之后不久，太监奉命买了两口棺材，以土块当枕头，安放帝后尸体。旁边有两个和尚念经，四五个太监守卫。前朝大臣中前往哭临的不过二三十人，不少昔日信誓旦旦效忠皇上的大臣，此时摇身一变改换门庭，扬鞭策马而过，对帝后的灵柩根本不屑一顾。这一点上他们反不及李自成。李自成作为造反势力的代表，却能够冷静地遵循传统礼仪人情世故，下令改殡大行帝后，为思宗的梓宫（棺材）刷上红漆，为周后的梓宫刷上黑漆，并为思宗换上翼善冠、衮玉及渗金靴，也为周后换袍带[375]。一切殡殓事宜都按照帝、后规格进行。李自成还派人前来宣布：“帝礼葬，王（指太子）礼祭，二子（指定王、永王）待之以杞宋之礼。”他自己还到祭坛，向帝后梓宫四拜垂泪[376]。顺天府新任府尹奉命赶赴昌平，筹划安葬帝后梓宫事宜。四月初三日帝后梓宫发引，初四日草草掩埋于田贵妃坟内[377]。据说发引那天只有太子与二王前往东华门送行，“百官无一执绋者”[378]。当时顺天府昌平州署吏目事兼省祭官赵一桂写了一篇《为开圹捐葬崇祯先帝及周皇后共归田妃陵寝事》，为后世留下了关于思宗安葬经过的宝贵记录[379]。清初著名学者朱彝尊为赵一桂这篇文章写了一则按语，不仅证实了它的真实可信，还补充了一些细节[380]。

与思宗葬礼的冷清草率简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降官正忙于“劝进”新皇帝——李自成。这头的冷，更加反衬出那头的热。从三月二十三日开始，以旧辅陈演、成国公朱纯臣为首的降官一再向李自成“劝进”，希望他早日称帝[381]。牛金星、宋献策等人成天策划新帝登极，重建新朝的事。四月一日，在牛金星的布置下，文武官员再次“劝进”；宋献策则用占卜手段与牛金星默契配合，说什么“帝星不明”，“宜速正位”[382]。闹得最起劲的是复社名士出身的庶吉士周钟，此人一面与魏学濂（魏大中之子）联名向李自成上疏“请葬先帝”，一面按照牛金星的意思写了一篇《士见危致命论》，为他们改换门庭张目，牛金星赞赏不已，周钟因此沾沾自喜，逢人便夸“牛老师知遇”[383]。有人如此描绘周钟：“先帝殉难，一时无耻之徒争先朝见……于是介生（周钟字介生）俨然牛丞相高第门生，因而提缀从逆诸人献媚，而劝进之表、下江南之檄……借重其大手笔矣”[384]；“同馆降贼人多含耻幸生还，惟（周）钟扬扬得意，乘马拜客，屡过梓宫前，挥鞭不顾。辈中亦腹诽之”[385]。到了四月，每逢三六九日，这些人就上演一次“劝进”把戏。周钟为此写了一篇自诩得意的劝进表，文中称颂李自成“比尧舜更多武功，较汤武尤无惭德”；贬抑思宗“独夫授首，四海归心”。一时传为士林之羞，想不到竟有人为此而抢头功，魏学濂对人说，这些话“出吾手”，“周介生想不到此”；龚鼎孳也对人说，“此语出吾手，周介生想不到此”[386]。对于这种丑态，冯梦龙不胜气愤地感叹：“噫，词林省闼天子侍从，亲信之臣，作此逆天丧心语，而犹扬扬得意自诩佐命元勋。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尚何面目偷息天地之间耶？”[387]

（2）“冲冠一怒为红颜”

明清鼎革之际，吴伟业在回首往事时，不胜感慨地写了《圆圆曲》[388]这首广为世人传诵的叙事歌行，抒发他对世事沧桑的独特感受，透过一介武夫吴三桂与绝代佳人陈圆圆的因缘，寄托对明朝灭亡的哀思。诗的头几句就把吴、陈的悲欢离合放在严峻的改朝换代大背景下展开：

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天亡自荒宴。

电扫黄巾定黑山，哭罢君亲再相见。

诗的末尾申述了他对吴、陈因缘的评价，也点明了这首诗歌的主题：

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

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

全家白骨成灰土[389]，一代红妆照汗青。

陈圆圆是姑苏名妓，声噪一时，关于她的艳闻逸事，文人雅士津津乐道：“姑苏女子圆圆（冒襄注：字畹芬），戾家女子也。色艺擅一时，如皋先生（冒辟疆）常言，妇人以姿致为主，色次之。碌碌双鬟，难其选也。蕙心纨质，澹秀天然，生平所觏则独有圆圆耳。崇祯末年戚畹武安侯（田弘遇）劫置别室中，侯武人也，圆圆若有不自得者。”[390]也有人说：“圆圆陈姓，玉峰歌妓也。声甲天下之声，色甲天下之色。崇祯癸未（十六）岁，总兵吴三桂慕其名，赉千里往聘之，已先为田畹（弘遇）所得，时圆圆以不得吴怏怏也，而吴更甚。田畹者，怀宗（即思宗）妃之父也，年耄矣。圆圆度流水高山之曲以歌，畹每击节，不知其悼知音之希也。”[391]以上二说，都指出陈圆圆为田贵妃之父田弘遇所得，由苏州来到京师，金屋藏娇。许重熙进一步补充：“（崇祯）十六年春，田皇亲（弘遇）游南京，挈名妓陈沅（即圆圆）、顾寿而北，田（弘遇）还京病死，（吴）三桂使人持千金买陈沅去。”[392]另一说则以为陈圆圆是周皇后之父周奎所得，送入宫中侍奉皇帝，以分田贵妃之宠：“明崇祯末，流氛日炽，秦豫之间关城失守，燕都震动，而大江以南阻于天堑，民物晏如，方极声色之娱，吴门尤甚。有名妓陈圆圆者，容辞娴雅，额秀颐丰，有林下风致。年十八，隶籍梨园，每一登场，独出冠时，观者魂断。维时田妃擅宠，两宫不协，烽火羽书相望于道，宸居为之憔悴。外戚嘉定伯（周奎）以营葬归苏，将求色艺兼绝之女，由母后进之，以纾宵旰忧，且分西宫[393]之宠。因出重资购圆圆，载之以北，纳于椒庭。一日侍后侧，上见之，问所从来。后对左右供御鲜同里顺意者，兹女吴人，且娴昆伎，令侍栉盥耳。上制于田妃，复念国事，不甚顾，遂命遣还。故圆圆仍入周邸。”[394]也有人说，陈圆圆入宫后，被田贵妃退回田弘遇家：“嘉定伯已将圆圆进，未及召见，旋因出永巷宫人，（田）贵妃遂窜名籍中，出付妃父田弘遇家，而吴（三桂）于席上见之也。”[395]

尽管说法歧异，但有两点是一致的：一是陈圆圆乃多才多艺的绝色美人，二是吴三桂颇有意于她。关于前一点，当时的风流公子冒辟疆在回忆录中曾写到崇祯十四年慕名拜访陈圆圆的印象：“其人淡而韵，盈盈冉冉，衣椒茧时背顾缃裙，真如孤鸾之在烟雾。是日演弋腔红梅以燕俗之剧，咿呀啁哳之调，乃出陈姬之口，如云出岫，如珠在盘，令人欲仙欲死。”[396]关于后一点，沙定峰《陈圆圆传》说得很详细：京师危急时，陈圆圆向田弘遇建议，当此衣冠易虑远近崩心之际，应该结交一名将帅作为后援，最佳人选莫过于吴将军（三桂）。正巧吴三桂奉召入京，可深情结交。田弘遇有点为难：与吴三桂素无往来，一旦厚礼结交容易引人怀疑。陈圆圆说，听说吴将军一向仰慕田府歌舞，何不以此纳交于吴？田弘遇表示同意，于是设家宴招待吴三桂，管弦杂奏，肴脍纷陈，陈圆圆翩翩起舞。当吴三桂告辞时，田弘遇问：“设寇至，将奈何？”吴三桂率直地说：“公能以圆圆见赠，公无恙，国亦无恙。”吴三桂携陈圆圆离去，两人如胶似漆亲昵百般之时，宫中传来严诏促其出关，吴三桂本想携圆圆同行，其父吴襄当时在京督理御营，劝留圆圆于府中，吴三桂依依不舍离京出关而去[397]。

三月初，吴三桂接到皇帝圣旨，放弃宁远，率兵勤王。三月上旬从宁远迁徙，十六日入山海关，二十日抵达丰润，获悉京城已经陷落，便收兵退回山海关，率父老子弟望南痛哭[398]。李自成进京后，紫禁城内的宫人死的死逃的逃，他从太监处得知：先帝忧心于国事，屏绝声色，后宫鲜有佳丽；有一陈圆圆绝世所希，田弘遇进御而帝谢绝，后由田弘遇赠吴（三桂）将军。将军出关，圆圆留府内，今在吴襄处。李自成立即追查此事，迫使吴襄交出陈圆圆[399]。李自成一见惊喜不已，顾虑到吴三桂是自己的劲敌，霸占其所爱，恐怕激起他拼死力争。于是决定派降将唐通与文武官员二人，带了犒师银四万两及吴襄手书，前往山海关招降吴三桂。唐通带去的吴襄劝降家书其实是牛金星写了底稿让吴襄誊清的[400]，通篇说理多于抒情：“……事机已去，天命难回，吾君已逝，尔父须臾，呜呼！识时务者可以知变计矣。昔徐元直弃汉归魏不为不忠，（伍）子胥违楚适吴不为不孝。然以二者揆之，为子胥难，为元直易。我为尔计，不若反手衔璧，负锧舆棺，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赏，而犹全孝子之名。万一徒恃愤骄，全无节制，主客之势既殊，众寡之形不敌，顿甲坚城，一朝尽歼，使尔父无辜并受戮辱，身名俱丧，臣子尽失，不亦大可痛哉！”[401]唐通带了这封信到了吴三桂军营，当面对他说：“老总兵（指吴襄）新主（指李自成）十分优礼，专待将军共图大业，以作开国元勋。”又说“新主好贤，太子完善”[402]。吴三桂信以为真，便统兵入关，行军至永平西沙河驿，接到从北京打探情报的细作报告，李自成在北京对勋戚大臣拷掠追赃，吴襄也未能幸免，凑足五千两银子交出。与此同时吴襄派亲信赶来，把京中真实情况一一诉禀吴三桂，吴三桂听说后不胜发指，誓言君父之仇必以死报[403]。而后派往京城的探子陆续返回，获悉家财已被籍没，父亲已被拘系，还自我宽慰，只要他一回北京家财必然归还、父亲必然释放，当他得知陈圆圆已被“贼得之”时，终于怒不可遏，矍然而起，拔剑掷案，大喊：“逆贼如此无礼，我吴三桂堂堂丈夫，岂肯降此狗子，受万世唾骂，忠孝不能两全！”[404]于是从沙河驿纵兵大掠而去，顿兵山海城。

这就是吴伟业所说“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由来。细细揣摩，其中不乏文人墨客的渲染夸张成分。吴三桂的“冲冠一怒”其实不仅仅为了一个红粉知己，更着眼于报君父之仇这种政治伦理。当初他与唐通谈判时，提出的唯一条件只有五个字：“得东宫即降”，并没有说得陈圆圆即降[405]。这种根深蒂固的忠孝观念在他给父亲的复信中流露得淋漓尽致：“侧闻圣主晏驾，臣民戮辱，不胜眦裂。犹忆吾父素负忠义，大势虽去，犹当奋椎一击，誓不俱生。不则刎颈阙下，以殉国难，使儿缟素号恸，寝戈复仇，不济则以死继之，岂非忠孝媲美乎！何乃隐忍偷生，训以非义……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之旁以诱三桂，不顾也。”[406]吴三桂立即行动，一举全歼李自成派驻山海关的唐通八千兵马（仅剩八骑逃回北京）及其后援白广恩部，这一战表明他“移檄讨贼”的开始[407]。为此他发布了一篇洋洋千言的“讨贼”檄文，亮出的头衔赫然是思宗册封的“钦差镇守辽东等处地方团练总兵官平西伯”，向全国宣布他此举是为了“兴兵剿贼，克服神京，奠安宗社”，明白无误地扬言“请观今日之域中仍是朱家之天下”。他以不共戴天的姿态向李自成宣战：“闯贼李自成，以幺么小丑纠喝草寇长驱犯阙，荡秽神京，弑我帝后，禁我太子，刑我缙绅，淫我子女，掠我财物，戮我士民，豺狼突于宗社，犬豕踞于朝廷，赤县丘墟，黔黎涂炭，妖氛吐焰，日月无光……凡为臣子，谁无忠义之心？汉德可思，周命未改，忠诚所感，明能克逆，义旗所向，一以当十。请观今日之域中，仍是朱家之天下！”[408]毫无疑问，吴三桂是以明朝皇帝钦差官员的身份号召明朝遗民为复辟明朝而战斗，这种政治态度决非“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儿女情长可以涵盖的。

北京方面传闻吴三桂不受招抚并要为帝后复仇的消息，顿时彷徨失措，当时人如此描述这一动向：“闯贼兵将掠饱皆怀去意，闻三桂来益恐。有客在道，贼曳去令作家书曰：父母妻子皆在秦中，生死未知，欲寄书以慰之。作贼多得财无用，悔为李闯所误。今闻左（良玉）兵南来，吴（三桂）兵东来，未知生死所，皆泣下。所作书寄父母妻子者，悉署永昌年月，以零落簪珥（首饰）为润笔。”[409]“贼闻关东兵至，咸涕泣思归，无有斗志。有客行市上，触贼刀背，遂为牵去……群起问能做字否？曰能。出瓦砚秃笔争握之曰：我辈不解字，若为代书。我辈父母妻子在陕，生死未卜，聊寄家书以慰之。作贼不过多财，得亦无由寄，从征辛苦，何以家为？悔为李闯所误。左良玉老于战中，恐旦夕江南兵来，又闻吴三桂入关，且急，我等那能敌？李闯相驱至此，尚不知死所。言之各泣下，争出腰间环钏碎缄之，有寄山西、陕西者，寄父寄子寄妇者。”[410]

（3）“报尔君父之仇”：清朝入主中原

吴三桂深知，虽有关宁铁骑在手，但要与李自成的几十万大军相抗衡，仍感力量不足，只有一条出路——向清朝“泣血求助”。于是他写信给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表明此意。其实清朝方面早就在密切关注关内的动态，四月初四日，大学士范文程向摄政的和睿亲王多尔衮提议，请发大军进关。他分析当时的形势说：“中原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虽间有一二撄城负固者，不过为身家计，非为君效死也。是则明之受病种种，已不可治。”在这种情况下，清朝入关，“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这个建议获得了采纳。四月初八日，小皇帝清世祖福临作出决定，命多尔衮统领大军出动，特地声明：“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于灭贼。”[411]十分明显，清朝方面明确宣布把“灭贼”作为主要目标，期在得到明朝遗民的支持，顺利地“直趋燕京”。而吴三桂的“泣血求助”，正好与此一拍即合。

四月十五日，吴三桂派副将杨坤、游击郭云龙从山海关北上递送书信。在这封信中吴三桂提出“先帝不幸，九庙灰烬”，“三桂世受国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问罪”，无奈兵力不足，只得“泣血求助”，声称“乱臣贼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事成之后一定“裂地以酬”[412]。这是多尔衮求之不得的，第二天作出答复，赞扬吴三桂“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诚忠臣之义也”，并以明白无误的语言向他劝降：“今（平西）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河山之永也。”吴三桂鉴于形势紧迫，再次致书多尔衮，要他赶快派兵相助：“接王（即和睿亲王多尔衮）来书，知大军已至宁远……其所以来助者，实为我先帝，而三桂之感戴尤其小也……今三桂已悉简精锐，以图相机剿灭，辜王速整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夹攻。”[413]二十一日，清军抵达山海关外欢喜岭，按兵不动。吴三桂多次派人催促无效，便亲自会晤多尔衮。吴三桂向多尔衮求借清军十万，以图恢复，为朝廷雪耻。多尔衮不允，说：明朝文臣素无信义，元帅欲建盖世之功，俺国多难举众相助，但恐成功之后不知元帅安身何地。吴三桂说：桂父子受朝廷厚恩，今日贼兵弑逆，士民切齿，人神共愤，天地不容。吾闻勇士不怯死而灭名，忠臣不先身而后君。今君后俱罹逆变，桂食君之禄，岂有坐视之礼？如君之所言，必计及成败而后行，是有觊觎于衷。桂今誓死报国，虽肝脑涂地亦所不辞，安问其他！多尔衮要他明日再议。吴三桂恐怕拖延时日发生变故，次日清晨披头散发身穿孝服会晤多尔衮，痛哭哀恳，多尔衮才答应发兵十万相助[414]。

而北京方面的李自成鉴于招降吴三桂不成，于四月初七日下令要刘宗敏、李过率军出征，但是“刘、李耽乐已久，殊无斗志”，不愿出征，只派小部队东进[415]。四月初九日李自成决定亲自出征。四月十三日黎明，李自成与刘宗敏、李过率领步骑兵五万，从北京出发，明朝太子及二王押解随行。北京城内的政治气候立即发生敏感的变化，谣言四起：“喧传总兵吴三桂率虏骑数十万，旦暮且至”；“又传总兵马岱知都城失守，走山海关……与三桂合兵入讨”。城内外到处可见张贴的告示：“订我民各带缟素，齐心复仇杀敌。”遗老们制作素帻应变，“酌酒相庆”[416]。一些归顺大顺政权的明朝官僚陆续设法逃离北京，有的甚至扮作乞丐、僧道混出城去[417]。十四日以后，城内人心惶惶，长安街上出现了这样的传单：“明朝大数未尽，人思效顺，于二十日立东宫（太子）。”[418]十七日，宣武门外张贴的传单讲得更为具体：“天命劫运，借手于闯，警戒贪污赃吏，诸臣顿忘明朝，以受新职。今大明运当中兴，太子神异，大小百官即宜共辅太子，仍行明朝之事……毋依然叛逆，不思明朝，立有天谴。”[419]

四月十二日，李自成的军队抵达山海关，立即展开争夺关城的战斗，攻西罗城受挫，攻北翼城获胜[420]。二十二日，多尔衮向吴三桂提出，双方必须盟誓为信，为与“闯兵”相区别要吴三桂全军上下按满俗剃发，吴三桂欣然同意。于是歃血为盟，剃发称臣[421]。以英王阿济格骑兵二万为左翼、豫王多铎骑兵二万为右翼的清军，向李自成军队发动突然袭击。有人描写当时战况：“清军三吹角，三呐喊，一时冲突（贼）阵。发矢三巡，剑光闪烁。是日风势大作，一阵黄埃，自近而远，始知（贼）之败也。”[422]李自成军队全线崩溃，刘宗敏中流矢身负重伤。李自成兵败后退守永平，吴三桂派人议和，提出以交出太子作为交换条件。李自成迫于无奈，派山海关防御使张若麒把太子送到吴三桂军营，吴三桂同意停战，但要李自成回京后“速离京城，吾将奉太子即位”[423]。吴三桂得到太子后，整军向北京逼来，一路上以明朝名义发布文告：“义兵不日入城，凡我臣民为先帝服丧，整备迎候东宫”；“降贼诸臣，许其反正，立功自赎”[424]。京城内的官僚士绅互相传播吴三桂即将入京为先帝发丧的消息，加紧赶制素帻，张贴标语，扬言“即日拥戴新主，恢复前朝”[425]。

李自成回到北京后，打算马上从北京撤退回陕西，他对牛金星说：“鞑子势头来得急，城中人心未定，我等人马不可在此屯扎。就是十个北京，也不如一个陕西。”[426]牛金星依然热衷于“劝进”——希望李自成立即称帝，李自成不同意：“时事方亟，安能及此！”被军事上的挫折搞得束手无策的刘宗敏附和牛金星，对李自成说：“若不正大位，即求还关中，不可得也。”[427]李自成终于接受“劝进”，宣布明日登极，同时布置部将合兵十八营守卫北京。当吴三桂率军逼到城下时，李自成命令把吴襄押上城墙向下喊话，吴三桂下令士兵射箭。李自成震怒，立即把吴襄及其家属三十多人全部处死。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称帝。第二天便开始撤离北京。北京城中一时形成权力真空状态，原御史曹溶出面邀约官僚士绅商议迎候吴三桂等善后事宜。这些人遵照吴三桂“惟素冠者不杀”的命令，各自头包白巾，为先帝挂孝。孙承泽、高尔俨等为思宗在都城隍庙立牌位，抓住来不及撤退的大顺士兵，“脔割于市”，祭奠亡灵[428]。

形势的全部进展都在多尔衮的掌握之中，当吴三桂准备进入北京城时，多尔衮却命令他绕过北京城，向西追击李自成，不许他护送太子入京。因为多尔衮利用吴三桂的目的是让清朝入主中原，而不是恢复明朝。吴三桂既然已经投降，便没有了自主权，不得已连夜把太子送往太监高起潜处暂时藏匿[429]。北京城中的官僚士绅还蒙在鼓里，满怀希望地准备迎接“报君父之仇”的吴三桂。西江米巷的富商合资为吴襄家买了三十多口上好棺材衿衣为之殡殓。他们正在那里“延颈望太子至”[430]呢！五月初三日，原吏部侍郎沈惟炳、户部侍郎王鳌永、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等人，准备了法驾、卤簿，迎候于朝阳门外。人群熙熙攘攘，传呼着“幸太子至”的喊声。忽然，有人望见远处的尘埃，于是乎大家一起匍匐在地。殊不知进入北京的并非太子，而是身穿异族服装的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多尔衮一行乘銮舆，由骑兵护卫着，进入朝阳门，直奔紫禁城。紫禁城在一个多月后再度易主：由大顺变为大清。五月十五日，发布了一个关于清朝入主中原的政策声明：“……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军民者非一人之军民，有德者主之。我今居此，为尔朝雪君父之仇，破釜沉舟，一贼不灭誓不返辙。所过州县能削发投顺开诚纳款者，即予爵禄，世守富贵；如抗违不遵，大兵一到，尽行屠戮。”[431]为了笼络人心，多尔衮发布告示，要臣民们为思宗挂孝哭临三日：“逆贼李自成系明朝子民，聚凶党妄兴大逆，逼弑君后，诚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仇者也。予与明朝虽为敌国，殊切痛惋，今特令举国臣民挂孝三日，以尽君父之情。仍令礼部、太常寺等衙门尊以帝王之礼，葬于原拟之圹。三日以后，除服剃头，衣冠悉遵大清之制。”[432]

五月初六日多尔衮在帝王庙为已故的思宗设立灵堂，允许在京的前明官员为先帝哭临三日，投降李自成的官僚熊文举、杨枝起等也陪位哭临。他还任命前明大臣李明睿出任清朝的礼部侍郎，负责已故思宗的谥号与祭葬事宜。李明睿遵命拟上先帝谥号为“端皇帝”，庙号为“怀宗”，并议改葬梓宫。后因众人建议帝后已经葬入田贵妃坟，不必改葬，便把田贵妃坟命名为思陵[433]。六月十五日多尔衮向南明小朝廷发布檄文，依然强调为明复仇的主旨：“予闻不共戴天者君父之仇，救灾恤患者邻邦之谊……（逆贼李自成）蹀血京师，逼殒帝后，焚烧宫寝，流毒缙绅，以金银为营窟，视百姓如草菅。皇天震怒，日月无光。我大清皇帝义切同仇，用伸大义，六师方整，蚁聚忽崩；斩馘虏遗，川盈谷量。予用息马燕京，抚兹黎庶，为尔大行皇帝缟素三日，葬祭尽礼，谥曰怀宗端皇帝，陵曰思陵。梓宫聿新，寝园增固。凡诸后妃，各以礼葬。惟尔率土臣民所欲致情于大行皇帝者，我大清无不曲体其诚，有崇靡缺。”[434]以上事实清楚地表明，清朝当局是打着为明朝臣民报君父之仇的旗号入主中原的，他们为思宗举行哭临典礼，议谥号庙号，都是为此而采取的措施，带有明显的功利倾向。当他们准备平定江南时，依旧打着这一旗号。多尔衮在给史可法的信中说：“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义，有贼不讨则故君不得书葬，新君不得书即位。”这显然是以南明的不报君父之仇作为衬托，来突出清朝入主中原的正确性：“报尔君父之仇，彰我朝廷之德。”[435]

（4）“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下”：南明福王政权

众所周知，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于南京，明成祖朱棣把首都迁往北京，但仍在南京保留一个形式上的中央政府班子。北京陷落后，南京政府的动向关系到明朝国祚能否延续的大问题，因而成为遗民们关注的焦点。然而南京方面的反应是缓慢而迟钝的，原因之一是消息传递的困难。南北阻隔千里，原先的情报传递系统在战争动乱中已运转不灵，北京事变——李自成攻陷北京与思宗殉国的消息沿着运河交通线以最为原始的方式向南传递，颇费时日。据日本学者岸本美绪用新闻传播学视角对此所作的精深研究，由于北京陷落，邸报的发行中断[436]，关于北京事变的消息首次到达江南的过程（她称为“第一次传播”），最详细最重要的情报源首推从北京南下避难者的报导，例如四月初魏学濂家人（奴仆）、吴尔埙家人（奴仆）、武进士王三锡、京商周云章等抵达江南，谈及京中诸事，便是当时江南士民获得的最初消息。另一种北京情报向江南“第一次传播”的媒体是传递军情的塘报。在崇祯十七年三月至五月邸报断绝期间，塘报是传递北京情报的重要手段。一般说来崇祯年间的塘报大多由军方直接派人探报，北京陷落后的塘报却依据民间传闻写成。例如赵士锦《甲申纪事》附录副总兵张士仪关于思宗缢死及京师情形的塘报，就是依据四月初二日从北京逃来的难民口述而写成的。关于北京情报的第三个来源是所谓“北来单”、“公道单”，即李自成大顺政权为了联络与控制官员而发布的简单公文[437]。南京方面反应迟缓的原因之二是，南京的高级官僚对北京的形势持消极观望态度。文秉在《甲乙事案》中写到“崇祯十七年夏四月戊午（初一日）朔，南京兵部尚书等官史可法等誓师勤王”条时，有这样的评论：“《书》曰：誓师勤王，何缓词也！陪京向称重地，兵马整饬有素，一闻贼逼京师之信，即当星驰赴援，奋不返顾。今先帝大行旬余日矣，至是始议勤王，于披发缨冠之义何居？”[438]

从现有的文献记载看来，北京事变的消息传到南北两京之间的军事重镇淮安，大约是三月二十九日。计六奇《明季南略》说：“三月廿九日丁巳，淮上始传京师陷，众犹疑信相半”，“（巡抚路）振飞分设壮丁守城，拈分守门官”[439]。到了四月九日，这种疑信参半的消息得到了证实，那是京营将校李昌期抵达淮安，向路振飞报告关于北京陷落及“大行之丧”的消息。路振飞立即召集士民，公布这一重大变故[440]。另一则记载则说路振飞得到北京事变的塘报，在四月初九日召集部下，让大家传阅塘报，并说：“闯贼已入京城，百官从逆者甚众，伪官代本院（指巡抚）者即至。”[441]北京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大约是在四月十二日至十四日之间。各种文献的记载虽有参差，但主题并无歧异，不妨略举数例于下。

——《圣安本纪》：“四月己巳（十二日），烈皇帝凶问至南京，其时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史可法督师勤王在浦口，南京诸大臣闻变，仓促议立君，未有所属。”[442]

——《国榷》：“（四月十三日）先帝凶问至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工部尚书程注、都察院右都御史张慎言、兵部右侍郎吕大器、詹事姜曰广……各至户部尚书高弘图邸中议监国……犹疑北变风影，踟蹰未即决。”[443]

——《流寇志》：“辛未十四，有内臣至南京，始知北信已确，史可法、张慎言集高弘图寓，议所主。”[444]

——《明季南略》：“四月十四辛未，有内官至南京，府部科道官始知北京被陷确信，上殉社稷，大小惊惶。”[445]

但是南京的衮衮诸公们“犹疑北变风影”，没有采取什么大动作，直到四月二十五日，“北报确信”，史可法才约各大臣出议善后事宜；二十七日，南京文武诸臣才告迎于奉先殿，议立新君[446]。所谓“新君”的人选，有潞王朱常淓与福王朱由崧，前者相对来说贤能而有人望，后者在皇室世系的亲疏关系上占优势，史可法倾向于潞王，凤阳总督马士英则非福王不立。高杰、刘泽清等统兵将领向路振飞征求意见，路振飞明确表示“议贤则乱，议亲则一”，支持拥立福王[447]。据文秉《甲乙事案》记载，五月初一日，“史可法等迎福王入京，以守备府为行宫居之。是日福王自三山登陆，至孝陵，从西门入享殿祭告，诣懿文太子寝园瞻视毕，从朝阳门进东华门，恭谒奉先殿，出西华门，暂居内守备府为行宫。文武百官进见，王色赧欲避，史可法言：‘殿下宜正受’……群臣退议，先上监国玺绶，而后劝进。次日，百官朝于行宫……群臣退议登极，张慎言谓：‘国虚无人，可遂即大位。’（史）可法密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北将挟以来，奈何？’刘孔昭曰：‘今日既定，谁敢更移？’（史）可法徐徐对曰：‘似亦无妨。’诸臣乃散”[448]。

五月初三日，福王在南京监国，次日发布悼念大行皇帝（思宗）的哀诏：“呜呼痛哉！维先帝以天挺神姿，丕承祖宗宏绪，国步多难，民生日蹙。而勤学力政，罔有休暇；念兹在兹，无时或怠。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如先帝之焦劳也。不期以礼使臣，而臣忍以不忠报；以仁养民，而民忍以不义报……呜呼痛哉！何皇天不吊，遂有三月十九日之事，爰及国母……闻丧之日，止于本处哭临三日”云云[449]。大行哀诏传到苏州，当地士民奔走呼号，苏州三学生员先已设大行（皇帝）牌位于明伦堂，至是争相哭临。哀诏传至金坛，诸生于发哀日相率前往学宫乡贤祠，击毁“降贼”的周钟、吴履中的祖宗神主，又至周钟、吕兆龙家，击毁其门榜[450]。

五月初，这一消息在长江三角洲一带以“小报”、“大报”的方式传播，松江府上海县人姚廷遴在日记中对此有如下记录：“五月五日，余在捧日堂内正同叔祖、大伯、二伯、三叔、大兄及先生于宣家宴，俱用金杯酌酒，日色照耀，光如闪电。忽报沈伯雄来，觉仓皇之状，手持小报云：‘四月二十五日（按：此说有误），闯贼攻破京师，崇祯帝自缢煤山’等语。叔祖闻之大惊，大伯、二伯俱失色无措，遂收拾杯盘，斟酌避难。不一日，有大报到，民间哄闻。又不一日，报福王监国南京，又闻即位称帝，先红诏后白诏俱到。乡绅官府哭临带孝。”[451]此处小报所传“四月二十五日，闯贼攻破京师，崇祯帝自缢煤山”云云，时间有误，其实是四月二十五日南京接到北京事变的确切消息，亦即所谓“北报确信”，于是才由南京向各地传播这一“北报”，故而把三月十九日发生的事变误传为四月二十五日。

就在这时，南京衮衮诸公已经开始忙于权力分配，文秉《甲乙事案》说：“时议卜相，群情推毂可法及弘图、曰广，刘孔昭攘臂欲入，可法曰：‘本朝无勋臣入阁例。’孔昭曰：‘即我不可，马士英有何不可？’诸臣默然。又议起废，众共推郑三俊、刘宗周等，孔昭特举阮大铖等。可法曰：‘此先帝钦定逆案，勿庸再言。’是时（马）士英率高杰、刘泽清等拥兵临江，号称十万，以胁制廷臣。”[452]这表明南明福王政权建立伊始内部矛盾已逐渐显露，马士英外有江北四镇的支持，内有刘孔昭等勋臣的撑腰，很快遥控了朝政。

五月十五日，福王在南京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弘光元年，颁布国政二十五款，宣布“陷贼各官本当戮窜，恐绝其自新，暂开一面，有能返邪归正者宽其前罪；有能杀贼自效者，准以军功论”[453]。果然不少曾在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中任职的旧官僚纷纷赶往南京，“蒙面求用于行宫前，章奏杂投，甚有擅入朝班者”[454]。次日，马士英在未奉福王召见的情况下，擅自率领军队从江北抵达南京，随行的有一千二百艘船只，一派盛气凌人的架势。福王立即召见马士英，命他“掌兵部入阁办事”。支持马士英的高杰、刘泽清致书史可法，请他渡江北上，“欲其让（马）士英，（史）可法乃请督师江北以避之”[455]。至此马士英已经大权独揽，假意对史可法说：“我驭军宽，颇扰于民，公威名著淮上，公诚能经营于外，我居中帅以听令，当无不济者。”[456]

五月十八日，史可法辞朝赴扬州，立即以督师大学士身份发布一篇檄文，一方面追怀先帝“旰食宵衣，十七年过无可举”，另一方面谴责李自成：“邮传佣奴，市井猾贼”，“偶乘杀运以射天，遂肆凶锋而犯阙，逼我帝后，纵掠宫闱”，“尤可恨者，为搜金而掠朝绅，十四代之衣冠廉隅扫地”[457]，表明他与马士英虽有矛盾，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是见解一致的。对于“先帝”之死与朝政腐败，史可法痛心疾首，在他看来，“先帝本尧舜之资，遘非常之祸，总由文官爱钱武官怕死所致。今忧时愤慨者谓：‘文官爱钱不怕死，武官怕死又要钱’，二语真切中膏肓，今在廷诸臣无处生活也”。鉴于时至今日小朝廷仍在上演“文武忿争”的活剧，他非常感慨：“今主死而臣生，凡属臣工谁能无罪？文臣固多误国，武臣岂尽矢忠？累累降贼者宁独文臣哉？年来仕途不清，病在党同伐异，或以不肖之罪百足不僵，或以可用之才一眚永固，各怀偏私，日寻水火。文与武不和，而文与文又不和，朋党之祸炽，人才之用阻。”[458]言下不胜唏嘘，然而感叹无济于事，当务之急必须上下同心内外联合全力对付李自成。他在此后发出的两道奏疏都力陈此见：“臣在淮扬安顿兵马，目击人情之乖忤，心忧时事之艰危。忽闻北地报捷络绎而至，或云辽帅吴三桂杀贼数万，闯贼西奔……又青州诸绅遗臣一札，内云：四月二十四日吴镇（三桂）大败贼于一片石……诸君子速立新天子，号召义勇，补天洛之助正在此时。臣读未竟，不觉举手加额，为宗社生民庆也。此时黄河以北便同异域，陛下进膺大宝正位旧都，山东北直尚未通晓，万一人心涣散，固尽弃前功，即或割据分争，又渐生后患。伏乞陛下即谕该部院选廷臣有才望者，赍监国、即位二诏，及赐吴三桂、谢陞二敕，直抵山东北直一带，晓谕通知，庶人心有归，扫三秦之余孽在指顾间矣。”[459]

马士英在五月底建议福王发出诏书，嘉奖吴三桂“借夷破贼”的功劳，封他为蓟国公，赏赐五万两银子，十万石大米，责成淮抚由海路运到天津，向吴三桂讨好[460]。七月间，马士英与福王更加深信“借夷破贼”之可取，决定派遣几年前曾与清朝议和的太子太傅陈洪范和太仆寺少卿兵部职方司郎中马绍愉为副使，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左懋第为正使，打着“经理河北联络关东军务”的幌子，北上议和，条件是割让关外及岁币十万两[461]。议和使节带着白银十万两、黄金一千两、缎绢一万匹作为“酬夷之仪”，于七月十八日出发[462]。为了配合议和，刘泽清、陈洪范、马绍愉分别写信给吴三桂，希望他能够从中斡旋。刘泽清在七月三十一日发出的信中除了向吴三桂报告福王已封他为世袭蓟国公之外，对他“借夷破贼”表示支持，说他自己深有同感：“联合建旅（清军）协力助剿，当长安未闻此音之先，泽清曾有成议，约结清王入驻内地，共图灭闯。今亲翁（吴三桂）此举正与初议暗合也。”从这些话中透露了南明福王政权与吴三桂持有完全相同的立场，因而希望吴三桂“劻勷两国而灭闯”[463]。陈洪范、马绍愉八月初一日在北上途中发出的信件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嘉老亲台（指吴三桂）破贼之忠”，要他“鼎力主持，善达此意”，“同心灭贼”；并且要他转达南明愿与清朝“订盟和好互市”，“两家一家，同心杀灭逆贼，共享太平”[464]。

由此可见，南明福王政权对于吴三桂投降清朝，不但没有丝毫反对的意思，反而赞赏有加，认为他是“借夷破贼”；对于清朝军队入关进京，不但没有丝毫反对的意思，反而感恩戴德，以为他们是来为明朝“报君父之仇”的，并且进而要求与他们联手“同心杀灭逆贼”。南明福王政权建立之初所确立的大政方针是很成问题的，至少表明衮衮诸公对形势的判断有很大的失误，所谓“两家一家，同心杀灭逆贼，共享太平”云云，完全是一厢情愿的幻想，清朝军队入关进京的目的只有一个——改朝换代，因此根本不想与南明合作。多尔衮在给史可法的信中明确表示：“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要南明“削号称藩”[465]。史可法在回信中当然免不了要为南明辩护一番，但他还是对清朝表示感谢：“忽传我大将吴三桂借兵贵国，破走逆成；为我先皇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戢群黎”，“此等举动震古烁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进而苦苦哀求：“乞伏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忿，则贵国义问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466]连史可法这样具有强烈民族气节的大臣对清朝都是如此态度，其他南明大臣更无论矣！

在“同心灭贼”思想的指导下，南明使节在北京上演了一幕滑稽的谈判闹剧。十月十三日，清朝礼部官员接见左懋第一行，三名使节声明来意：“我朝新天子向贵国借兵破贼，复为先帝发丧成服，今我等赍御赐银币前来致谢。”[467]第二天就开始了这样的谈判：

“——我国发兵为你们破贼报仇，江南不发一兵，突立皇帝，这是何说？”

“——今上乃神宗皇帝嫡孙，夙有圣德，先帝既丧，伦序相应立之，谁曰不宜？”

“——崇祯可有遗诏否？”

“——先帝变出不测，安有遗诏？”

“——崇祯帝死时，你南京臣子不来救援，今日忽立新皇帝！”

“——北京失守事出不测，南北地隔三千余里，诸臣闻变整练兵马，正欲北来剿贼，传闻贵国已发兵逐贼，以故不便前来，恐疑与贵国为敌，特令我等来谢，相约杀贼耳！”[468]

十月二十六日，南明使节南返的前一天，左懋第等再次求和，对清方代表说：“奉命而来，一为致谢贵国，一为祭告陵寝，一为议和葬先帝，尚要望昌平祭告。”清方代表回答：“我朝已替你们哭过了，祭过了，葬过了，你们哭什么？祭什么？葬什么？先帝活时，贼来不发兵，先帝死后，拥兵不讨贼，先帝不受你们江南不忠之臣的祭！”[469]清方代表不仅拒绝了祭葬的请求，还再三强调“旦夕发兵讨罪”，南明福王政权的议和活动终于宣告破产。

十二月，谈判使节回到南京，向福王报告谈判经过。据许重熙记载，陈洪范的汇报如下：“初，礼部荐臣，以臣与吴三桂同里戚谊，意清之破贼必三桂为政，其事殊不然。九月十六日，臣至德州，清抚方大猷示以摄政王令，有来使不必敬语，止许百人赴京朝见。夫曰朝见则目无天使矣。阁臣众议以抗节不辱命，但知三桂借兵于清，未知清势之狡悖也……十月十二日，奉御书入正阳门，臣随宿鸿胪寺，关防甚严，水火不通，饥寒殊苦。十四日，内院刚令榜什十余人来，夷服佩刀直登寺堂，据上座，指地下毡令臣等坐。大声责臣等：‘江南不应便立天子。’且曰：‘毋多言，我将不日下江南。’十五日，刚令来收银……明日遣兵押行。臣等请祭告诸陵及改葬先帝，皆不许。朗诵伪檄，大多悖词。二十七日，促行，防守益严……”陈洪范再三强调“清必南下”，马士英厌烦地说：“四镇在，何虑焉？”[470]史可法在扬州获悉此事后也断定清军必定南下，他向福王上疏说明此意：“北使既还者，议已无成矣！向以全力御贼而不足，今复分以御清矣。唐宋门户之祸与国终始，以意气相激，化成而仇，有识之士方以为危身之场，无识之人转以为快意之计。孰有甚于戕我君父覆我邦家者？”[471]史可法的本意是要南明内部团结一致，一手“御贼”，一手“御清”。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一种幻想。因为南明福王政权既腐败又无能，上上下下都醉心于争权夺利尔虞我诈，根本不把江山社稷放在心上。

福王政权的上层人物如马士英之流丝毫没有忧患意识，成天考虑着如何党同伐异，如何推翻崇祯初年钦定的阉党逆案。文秉在他的著作中感叹“（马）士英入朝而逆案自此翻”，事实果真如此。五月下旬，首先由刘孔昭上疏攻击吏部尚书张慎言，原因就在于刘孔昭“故善阮大铖，必欲起之”；而张慎言掌握吏部用人大权，“秉铨持正，度难破例”，便在上朝时发动突然袭击，迫使张慎言“引疾乞休”[472]。六月初，马士英向福王推荐阮大铖，他的奏疏以“冒罪特举知兵之臣以共济艰难”为题，把阮大铖美化成精通军事的人才，希望福王“赦其前罪，即补兵部右侍郎”[473]。次日，福王召见阮大铖，听取阮大铖为自己“见枉”所作的辩解。高弘图主张“大铖若用，必须会议”。马士英坚决反对“会议”，说“会议则大铖必不得用”。高弘图说，按照旧例，京堂官必须会议，而且经过会议，“乃于大铖更光明”。马士英反驳：“臣非徇私，何所不光明也？”高弘图说：“何必不受贿，一付廷议，国人皆曰贤，然后用之可也。”阮大铖于是写了一本题为《孤忠被陷之由》的奏疏，为自己洗刷，说什么魏忠贤窃取政柄时，正是他阮大铖“山林息影惟恐不深时”，因此“逆案冤及于臣”。马士英又极力为之鼓吹，攻击反对阮大铖复出的姜曰广、吕大器等“护持局面，阻抑大铖”[474]。接下来的局势演变是在意料之中的，先是吏部尚书张慎言罢官，姜曰广、刘宗周等人先后遭到攻击。道路扫清之后，九月间马士英挟持福王，以圣旨的形式赞美阮大铖“奏对明爽，才略可见，朕览群臣所进逆案大铖并无赞导实迹，时事多艰，需人干济，着添注兵部右侍郎办事”[475]。

阮大铖的复出意味着马士英之流为“阉党”翻案走出了第一步，他们还想进一步全面推翻逆案，为了制造舆论，他们不惜收买昔日的“东林”领袖钱谦益出面为“阉党”分子翻案。这就是文秉所说：“时马（士英）阮（大铖）欲尽翻钦案，擢用杨维桓诸人，以钱（谦益）为东林领袖，欲令钱（谦益）疏荐，以塞众议。以爰立诱钱（谦益），钱（谦益）遂出此疏。”所谓“钱遂出此疏”，指的是十月间礼部尚书钱谦益的奏疏《愚臣报国心长等事》，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严内治、定庙算、振纪纲、惜人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主张取消对“阉党”分子的禁锢，理由是“不复以党论异同徒滋藩棘，则人才日出”，他公然为“阉党”逆案的中坚人物杨维桓、虞大复、吴孔嘉等人辩护，建议福王政权“许其自新，用以成先帝惩瘴之志，昭国家平明之治”，以达到“焕群破党”的目的[476]。钱谦益在马士英高官厚禄的引诱下，以“东林”领袖的身份为“阉党”平反，反映了这位晚明文坛盟主的软弱一面，难道以一派的退让就能换来“焕群破党”的新局面了？非也。据朱彝尊说：“方（阮）大铖得志，思尽杀‘东林’、‘复社’诸人，及僧大悲狱起，与张御史、孙振谋倡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七十二菩萨之目，希阱诸异己者。”[477]一时间以阮大铖为首的东山再起的“阉党”分子，对“东林”、“复社”诸君子的打击报复甚嚣尘上。

在大敌压境之下摇摇欲坠的南明福王政权，马士英、阮大铖之流党同伐异的同时买官鬻爵，大搞权钱交易，朝政腐败透顶。民间歌谣讥讽道：“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千年尘，填塞马家口。”[478]好事者填《西江月》一首，抨击马士英、阮大铖之流：“有福自然论着，无钱不能安排。满街都督没人抬，遍地职方无赖。本事何如世事，多才不如多财。门前悬挂虎头牌，大小官儿出卖！”[479]福王也不是一个好东西，极其荒淫无耻，据许重熙描述：“时上（指福王）深拱禁中，惟渔幼女，饮烧酒，杂伶官演戏为乐。”从上到下一片乌烟瘴气，“马士英当国，与刘孔昭（朋）比，浊乱国是，内则韩卢张田，外则刘张李杨阮，一唱群和，兼有东平、兴平之遥制内权，抚宁、忻城侵扰吏事，边警日逼而主不知，小人日乘时射利。识者已知不堪旦夕矣。时有联云：刘阮非仙人，先后幻化弘光之土地；牛马皆畜类，南北销中国之冠裳”[480]。在半壁江山旦夕不保的岌岌可危形势下，大臣们竟然崇尚奇氛异气，竞相攀比淫靡排场。钱谦益的小妾柳如是，“戎服控马，插装雉尾，作昭君出塞状”；阮大铖督师江上，居然全副戏子打扮，“衣素蟒，围碧玉”，令人瞠目结舌[481]。一些忧国忧民之士，痛心疾首：“大兵大礼皆娼优排演之场，欲国之不亡，安可得哉！”[482]当时的兵科给事中陈子龙说：“中兴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复旧物，陛下入国门再旬矣，人情泄沓，无异升平之时，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下，臣诚不知所终矣！其始皆起于姑息一二武臣，以至凡百政令皆因循遵养，臣深为寒心也。”[483]

（5）崇祯皇太子之谜

思宗死后，他的皇太子及二王的下落如何，自然成为明朝遗老遗少关注的焦点，寄希望于太子的复出能有助于延续明朝的国祚。南明的福王及其拥立者马士英之流出于自身利害的考虑，对此极为忌讳。弘光元年（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初一日，传说中的崇祯皇太子从金华抵达南京[484]，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关于此事的缘由，必须从头说起。

甲申之变这种激烈的政治风云，造成几十天之内紫禁城三度易主，宫廷与政府全面瘫痪，皇太子与二王的下落不明，以致传闻纷起，说法各异。明末遗老钱亲眼目睹甲申之变的始末，在清初花了六年时间搜集明季遗闻而撰成《甲申传信录》，他在书中也不得不承认“大行皇帝太子遭丧乱，不知所之”[485]。根据他的记载，太子从下落不明到复出的经过大致如下。

李自成攻占北京的前夕，思宗要十六岁的太子、十二岁的定王、十岁的永王出宫逃命，分别前往成国公府、嘉定侯府、田皇亲府躲藏，由于时间仓促，永王、定王一起到了嘉定侯府，太子来不及到成国公府，隐藏于民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进入北京，下令搜寻思宗及皇太子、二王。二十日清晨，思宗的岳丈嘉定侯周奎把永定二王交出。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东征吴三桂，永定二王随军同往，百姓迭拥观望，传言太子也在其中。李自成兵败三海关后，人们传说太子、定王为吴三桂夺去，于是京城民众引颈盼望太子、定王。等到清军入京，民众并未见到太子、定王，或以为定王已在城南遇害，太子、永王下落不明。到了十一月，忽有一个貌似太子的男子在常侍太监陪同下投奔嘉定侯周奎，自称是皇太子。周奎是崇祯皇后之父亦即太子的外祖父，理应认识太子，他却佯装不识，命侄子周铎引太子之姐、正在周府养伤的长平公主与他相见。两人抱头痛哭，可见太子不是假冒，于是周奎举家向太子行君臣之礼。礼毕后，周奎询问太子阔别以来的经历。太子说：“城陷之日，独出匿东厂门。一日夜出，潜至东华门，投（豆）腐店中。店小二知为避难人也，易予以敝衣，代之司爟（灶前烧火）。恐有败露，居至五日，潜送至崇文门外尼（姑）庵中，以贫儿托投为名，尼僧不疑，遂留居半月。而常侍（太监）偶来得见尼僧，始觉。常侍谋之竟日，恐不能终匿，常侍遂携归，藏予密室，以故得存无恙。今闻公主在，故来。”说罢，与公主哭别而去。几天后又来，公主送他一件锦袍，告诫他：“（你）前来，皇亲上下行礼进膳，顿生疑衅，可他去，慎毋再至也。”十九日，太子又来周府，周奎留宿。二十二日，周奎与侄子周铎商量：太子不可久留，留则陷害，不如出走。周奎便对太子说：“太子自言姓刘，说书生理，可免祸，否则即向官府究论。”太子说：“我悔不从公主之言，今已晚矣。如此，何不遣行？乃留我何意？”周奎说：“汝第言是姓刘，假太子即已。”太子坚决不从，周奎无奈，当晚令家人把他逐出门外。巡逻的士兵以“犯夜”罪把他逮捕，送交刑部审理，断为假冒太子，押入狱中。参与此事的刑部主事钱凤览因怀才不遇，常佯狂嗜酒，而对太子真假如此大事，一点也不糊涂，叫来宫内常侍太监辨认，都说是真太子，原司礼监太监王德化也说是真的；随后又把太子带进宫中，要他辨认宫中事物，他都对答如流。之后多次审讯，情况有些反复，一些太监惧祸不敢承认；又叫来原先在锦衣卫侍卫太子的十人辨认，十人一起下跪说：“此真太子，愿毋伤！”刑部无法裁决，钱凤览上疏力争：“窃谓前太子危地也，或生或死或侯或王，权在于朝廷，何所觊觎而假之？即贵而侯矣，不能富贵及人，贫贱又何所利而如此？无论其供称保者验者俱确有所凭……此满汉在都诸臣朝夕起居所共悉者也。周奎恐惧，妄以为假，岂有所谓假冒也！昨刑部官共周奎遁辞曰：‘即以真为假，亦为国家除害。’其愚妄之私尽露于此一语……周奎以皇亲又得罪先帝者也，清朝优以爵禄，虑有太子祸且及身，既已有心自难实告，故周奎不言是，诸臣自然瞻顾；大内员不言是，小内员皆不敢言是！”[486]

以上记载表明，有关崇祯皇太子的传闻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是值得探讨的，但是问题在于一些前明官员鉴于已经改朝换代，唯恐招来杀身之祸，不愿承认太子是真的，甚至太子的外祖父周奎出于恐惧也“以真为假”，致使真假太子之辨更加扑朔迷离。一些前明官员为了避免麻烦，或者以太子所不知道的事来刁难他，力图证明他是假的；或者避不相认，一口咬定他是假的。原内阁辅臣、现清朝内院大学士谢陞，先前曾任太子讲官，在辨认时，太子直呼其名，并提醒他：谢先生岂不能相识？前某日讲某书某章……谢陞始终沉默不语，只是曲躬一揖而已。这种状况激起百姓的不满，宛平县民杨时茂上书朝廷，谴责那些前明官员是“逆臣无道，蔽主求荣”，内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等人不认识太子，可能由于不在朝廷，情有可原；而谢陞身为宰辅，又入侍太子讲筵，不能君辱臣死已经过分了，既已入仕清朝，遂忌小主，这种弑父弑君之徒不足以立于民上。太监曹化淳、田贵以不齿之人也恃势妄奏，内员之恶一至于此！顺天府内城民杨博等也上书力陈太子是真，谴责周奎、曹化淳、谢陞之流“皆卖国求荣之辈”。朱徽等人也上书指出：如果太子是假的，周奎、周铎为什么留宿二日？为什么公主与他相见会抱头痛哭？因此必须从容研判，如果草草了事，诚恐廷臣曰假而百姓疑，京师曰假而四方疑，一日曰假而后世疑，众口难防，信史可畏！[487]

十二月初十日，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出来表态了：我自有着落，何必汝辈苦争？尔等言太子真伪都无妨，言真，不过优以王爵；言伪，必伪者家识之乃决。然后宣布：太子继续押于监狱，凡争言太子为真的官员如刑部主事钱凤览、御史赵开心等都处以死刑。可见他所谓“言真，不过优以王爵”云云，乃是言不由衷的烟幕，清朝方面并不愿意真太子的出现与继续存在的。以后由于廷臣的请求，赵开心得以免于处死，钱凤览斩首改为绞刑，杨时茂等人全部斩决[488]。次年四月初十日，朝廷公开榜示天下，断定太子是假的；同时却悄悄地把太子杀害于狱中[489]。当然这只是关于崇祯皇太子传闻的一种说法，崇祯皇太子究竟死了没有，依然是个谜。

清朝方面站在改朝换代的立场上，不愿承认前明的皇太子，是为了避免政权交替之际引起民心动摇以及其他政治上的连锁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南明福王政权打着继承明朝正统的旗帜，也对崇祯皇太子持一种不欢迎态度，似乎令人费解。其实稍加剖析便可明白，崇祯皇太子的出现势必威胁到福王（弘光帝）的地位，带来巨大震动。因此原先“监国”而后又即帝位的福王朱由崧，虽然批准姜曰广提出的请求——恭访大行皇帝梓宫及皇太子、二王[490]，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也不想采取什么具体措施。不久，就由官方传出皇太子已死的消息。消息的炮制者是淮扬巡按御史王燮，他向福王报告：“皇太子、定王、永王俱遇害。”[491]山东总兵刘泽清也如此说：“有典史顾元龄……五月初二日出北京，传言皇太子卒于乱军，其定王、永王俱于贼走之日遇害于王府二条吴总兵宅内。”[492]由于这个缘故，当南明打算派议和使节北上时，大学士高弘图等提出的“出使事宜”第一条便是：“于天寿山特立陵园，厝先帝梓宫并太子二王神衬。”[493]这些消息的炮制与传播，据黄宗羲说，是马士英一手策划的：“天下人心系先帝之后，曰：吾君之子也。马士英密令（王）燮伪上此报，以绝人望。观后皇太子之来，则（王）燮之肉其足食乎！”[494]马士英拥戴福王之后，牢牢控制了小朝廷，他当然不愿意皇太子真的出现，打乱现有的政治格局，所以在为大行皇帝追谥号为烈皇帝、庙号为思宗之后，赶紧追谥太子为献愍，永王为悼、定王为哀[495]。

然而当时遗老遗少们并不相信皇太子已死的消息是真的，人们仍在期待他有朝一日突然复出。在这种背景下，关于皇太子的传说以扑朔迷离的形式流传，是不足为奇的。各种传说纷繁复杂，言人人殊，大体归纳起来可以理出如下线索。

吴三桂从李自成手上接过太子之后，传檄中外臣民，将奉太子入京即位。由于清朝方面不准吴三桂进京，他便在途中释放太子，派人引入皇姑寺，与太监高起潜相见，两人由天津航海抵达淮上，前往扬州。高起潜窥伺到南明并不欢迎太子的动向，欲加陷害，其侄高梦箕（原任鸿胪寺少卿）以为不可，携太子渡江，辗转流徙于苏州、杭州。太子不堪旅途劳顿，在元宵节观灯时浩然长叹，被路人发现身份。高梦箕害怕此事会连累自己，立即赶往南京向马士英告密[496]。于是马士英派太监李继周前往，追踪到金华[497]。金华的官员听到这一消息，纷纷前来朝见送礼。三月初一日，李继周护送太子抵达南京，首先报告马士英，然后奏报福王，福王派人把太子从石城门外迎接至兴善寺暂住，并命北京南下的太监前往觇视真伪。这两名太监一见太子就抱头痛哭，见他天寒衣薄，脱下衣服给太子穿上。福王听说派去觇视虚实的太监如此不识时务胆大妄为，大为光火：“真假未辨，何得便尔！太子即真，让位与否尚须吾意，这厮敢如此！”为了掩盖事实真相，立即下令把两个太监打死，李继周也奉旨服毒赐死[498]。这种杀人灭口的做法，一方面反映了福王对于太子南来的心虚，“让位与否尚须吾意”云云把这种心态暴露无遗；另一方面是暗示臣下不得轻率承认太子。然而南京城内北方南下的官员们听说太子已到，无不踊跃趋谒，向太子递送名片者络绎不绝。奉旨前来探视虚实的原总督京营太监卢九德不敢表明态度，太子呵斥道：“卢九德，汝何不叩首？”卢九德嘴上拒不承认，腿却软了下来，下意识地叩头道：“奴婢无礼。”太子说：“汝隔几时，肥胖至此，可见在南京受用。”卢九德不敢分辩，叩头道：“小爷保重。”然后战战兢兢地告辞退出，对在场的众人申辩：“我未尝服侍东宫，如何云此？看来有些相像，却认不真。”随即告诫看守的士兵：“好好守视，真太子自应卫护，即假者亦非小小神棍，须防逸去。”[499]得到卢九德的报告，福王自知事态的严重性，立即下令文武百官不许私自谒见太子；并在夜半人静之际悄悄地把太子押解到锦衣卫都督冯可宗邸舍，严加看管[500]。

既然福王不愿意看到真太子的出现，他的亲信当然心领神会，千方百计寻找太子的破绽。有一个太监向福王报告：太子的小腿骨“易于常形”——“每骭则双”，很难假冒。福王感到左右为难，马上派卢九德到马士英寓所求教对策。一手把持朝政的大学士马士英迎合福王的意思上疏表态，极力主张太子为伪，提出三大疑点。可疑一：太子脱离虎口应当直奔南京，为何前往杭州绍兴？可疑二：听说太子睿智凝重，不轻言语，而此人善于机辩。可疑三：日前左懋第（北上议和使节）有密信，说北京也有一个假太子，辨析甚详，西宫袁妃及宫女都说太子有虎牙，足有痣。他向福王献计，令卢九德及当年东宫太监前往盘问先帝及永定二王生辰及宫中制度，并密令原来为太子讲课的方拱乾辨识。如伪，在臣民众目之下处决；如真，可让他住在大内兴宁宫后慈禧殿旁，一切典礼从容再议，切不可外封，启奸人之心。马士英安慰福王：皇上缵绪于先帝失守之后，名正言顺，有何疑虑？若此事果真，则谨慎防备，奸谋自然消释。更有甚者，大学士王铎附和马士英，讲出了马士英想讲而不敢讲的话，以正式奏章的形式首先认定太子是假的[501]。

三月初二日，福王在武英殿召见保国公朱国弼、安远侯柳祚昌、定远侯邓文尧、诚意侯刘孔昭、驸马都尉齐赞远、忻城伯赵之龙、东宁伯焦梦熊、襄卫伯常应俊等元勋，以及大学士马士英、王铎、蔡奕琛等大臣，他开门见山地说：“有稚子自称皇太子，内臣李永芳、卢九德审视回奏，皆云面貌不对，语言闪烁，卿等会同府部大小九卿科道讲读官，前去辨其真伪。”马士英抢先接口，定下调子：“原任翰林方拱乾办事东宫，臣召而问之，据拱乾所称，东宫睿智颖秀，口阔而方，目大而圆，身不甚高，最为认识。又司业李景濂、翰林刘正宗皆系讲官，如真，则不惟三臣识东宫，东宫亦识三臣，否则两不相认矣！”[502]福王见他们已经心领神会，便叫朱国弼一干人等前往锦衣卫都督冯可宗宅邸审视。根据这一干人等事后报告，太子根本不认识这些人，只认识詹事府少詹事方拱乾，说：这个大胡子是方先生。方拱乾问他讲课的场所，太子答在文华殿；又问仿书习何字，答诗句；问写几行，答全写。兵科给事中戴英追问：先帝十六年御中左门亲审吴昌时，太子在旁，能忆起否？太子不答。又问嘉定伯何姓何名？也不答。当时在场的其他官员还未问话，只听大学士王铎大声喝道：“假！”众人便退出。于是一份审视报告呈给了福王，判定太子是假的。因为他答非所问：讲课场所是端敬殿，不是文华殿；仿书习字是《孝经》，不是诗句；描写十个大字及另写小字，并非全写。而且问以讲章记否，答曰不记；问讲案何物，答曰不知，可见其诈无疑。这当然是福王求之不得的结论，他喜形于色地嘉奖这一干人等：“具见忠诚大节！”[503]

其实这个审视经过及结论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福王与马士英已经表态，倾向鲜明地说太子是假的，谁还敢说太子是真的？明末清初历史学家谈迁说得好：“时马士英迎上旨主伪，大学士王铎先侍东宫，附和（马）士英，如出一口。”谈迁还以亲身经历追忆当年曾与原大学士高弘图在杭州净慈寺相遇，高公提及此事说：“旧阉苏某，四月出金陵云：‘东宫甚真，其足骭骨左右各双，谁能伪之？’特慑于积威，毋敢相剖。”[504]但是福王、马士英、王铎等掌权者说他是假的，就算定案。于是乎太子被押入中城兵马司监狱[505]，通政司杨维垣在大庭广众之中声称驸马都尉王昺之侄孙王之明“貌甚类太子”[506]，言外之意在南京出现的太子是王之明假冒的。于是乎兵科给事中戴英以此为据，奏称王之明假冒太子请求派官员会审。会审之前，福王在武英殿召见参加会审的官员，其中包括昔日的太子讲官刘正宗、李景濂，特别暗示他们必须认定太子是假的。福王说：“太子若真，将何以处朕？卿等旧讲官，宜细认的确。”刘正宗心领神会地回答：“恐太子未能来此，臣当以事穷之，使无遁词。”三月初六日在大明门外的会审就按福王所定下的调子进行，目的要使太子破绽百出毫无“遁词”，为此专门出了一些难题，诸如要他指认紫禁城地图，以及讲学有关事宜。太子不耐烦地说：“汝以为伪即伪可耳，我原不与皇伯夺做皇帝。”[507]三月初八日在午门再次会审。张捷把太子的老师方拱乾从狱中请出，对他说：“先生恭喜，此番不惟释罪，且可以不次超擢，全在先生一言耳。”这是威胁利诱方拱乾。果然午门会审时，太子见到方拱乾就说：“方先生尚在？”方拱乾不敢答应，退入人群后面，也不说真伪。一个审问官直指太子是王之明，太子奚落他说：“我南来从不曾说自己是太子，你等不认罢了，何必坐名改姓？”又说：“李继周持皇伯（指福王即弘光帝）谕帖来召我，非我自来者。”一席话驳得审问官哑口无言，束手无策。大学士王铎见情况不妙，赶紧说：“千假万假总是假，是我一人承任，不必再审。”刑部尚书高倬与给事中戴英也齐声说：“既认王之明，何须再问？亦不必动刑，回奏便了。”[508]

刑部尚书高倬、锦衣卫都督冯可宗匆匆草拟了一份“爰书”（审讯结论），上面写道：“审得王之明供称，年十八岁，三月十六日生，保定（府）高阳县人，伯祖王昺，尚延庆公主，祖王晟，父王元纯，嫡母刘氏，生母徐氏，父母皆故……（王）之明买驴一头，随一仆出走，行至山东，邂逅穆虎及长班张应达、生员刘承裕，遂结伴同行。穆虎、张应达胁（王）之明冒称皇太子……”[509]都察院在大街上到处张贴“王之明假冒太子”的告示，以正视听。然而老百姓并不如此容易糊弄，南京城内流传民谣：“若辨太子诈，射人先射马。若要太子强，擒贼须擒王。”[510]显然是在影射马士英、福王乃是辨认太子真伪的关键。对于那些掌握兵权的将领而言，也难以接受“王之明假冒太子”的宣传。江北四镇之一的靖南侯黄得功首先发难，以奏疏的形式声明：“东宫未必假冒，各官逢迎，不知的系何人辨明？何人定为奸伪？先帝之子即陛下之子，未有不明不白付之刑狱，混然雷同，将人臣之义谓何？恐在廷诸臣谄徇者多，抗颜者少。即使明白认识，亦谁敢出头取祸乎？”他希望当事诸臣多方保留太子以谢天下；若骤然处死，即使果伪，天下亦必怀疑。他还警告：如果模糊妄杀，本镇提兵到阙，必尽诛杀吾半信半疑之太子者。福王当然不会接受这个貌伟胡髯、两颐倒竖、臂力绝伦的一介武夫的指责，但也不敢得罪他，以免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只得委婉地劝解：“王之明假冒来历，系亲口供吐，有何逢迎？不必悬揣过虑。”[511]

为了钳制舆论，三月十五日再次会审。都察院左都御史李沾事先派人私底下告诫太子：必须供认王之明，否则动刑。会审一开始，审问官大喊王之明，太子不应。审问官喝问：何得不应？太子说：何不喊“明之王”？李沾听了大怒，吩咐用刑，太子号呼皇天上帝，声彻大内。马士英听见后下令免刑，李沾只得好言相问，太子说：你教人嘱我，他自然能说，何必我说？前日追我何处，追者自然知道，何必问我！刑部尚书高倬一看苗头不对，立即决定停止会审[512]。老百姓出于对马士英之流把持的弘光小朝廷腐败政治的不满，有一种逆反心理——“（马）士英以太子为假，舆论益以为真”[513]。有人题诗于皇城：“百神护跸贼中来，会见前星闭复开。海上扶苏原未死，狱中病已又奚猜。安危定自关宗社，忠义何曾到鼎台？烈烈大行何处愚，普天空向棘圜哀。”[514]这种舆论被一些军阀巧妙地利用来攻击马士英之流[515]。

引人注目的是，对马士英早已不满的宁南侯左良玉，抓住此事大做文章，振振有词地责问：“东宫之来，吴三桂实有符验，史可法明知之而不敢言，此岂大臣之道？”这句话是有所指的，当初左懋第北上和谈，给史可法写过一封密信，说太子在北京。而史可法起先也以为王之明是真太子，曾上疏力争，及得到左懋第的密信，自悔失言，向马士英转述了左懋第的密信，且言一时有伪皇后、伪东宫二事深可怪叹！史可法的这些话正中马士英的下怀，立即把史可法的信件公布于众[516]。因此左良玉要说史可法“明知之而不敢言”。抓住了这一把柄，左良玉借题发挥地大兴问罪之师：“满朝诸臣但知逢君，不惜大体，前者李自成尚能对太子赐以王封，不敢加害，何至一家人反视为仇敌？明知穷究并无别情，必欲辗转诛求，遂使皇上忘屋乌之德，臣下绝委裘之义，普天同怨。皇上独与二三奸臣保守天下，决无是理。”[517]在发布了一通声讨宣言之后，左良玉以此为借口，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发兵东下，声称本藩奉太子密诏率师救援[518]。大敌当前，南明小朝廷因为太子真伪的争议导致内讧，事态终于闹得不可收拾。湖广巡抚何腾蛟也上疏指责马士英何以独知太子之为伪。九江总督袁继咸公开声明：太子必非外间儿童所能假冒，当务之急必须赦太子才能遏止左良玉举兵东下。左良玉发布声讨马士英的檄文，揭发马士英的老底：“马士英者蛮獠无知，贪狠悖义，挟异人为奇货……岂先帝不足复留种，既沉其弟，又灭其兄，将小朝别用一番人，既削其臣，并剪其主。”[519]督师江上的史可法见情况危急，恭请皇上召见，面陈妥善处理太子的意见，以平息群嚣。福王没有理睬。但是左良玉发兵东下对南京的震动却是福王与马士英回避不了的，据文秉《甲乙事案》记载：“自左（良玉）兵檄至，上（指福王）日怨马士英王之明事，谋所以自全。戊寅视朝毕，问群臣迁都礼，钱谦益力言不可，乃退。是日（庚辰）召对，上下寂无一言，良久，上云：外人皆传朕欲出去。”[520]显然南明小朝廷已经方寸大乱了。

正当南明的各派势力闹得乱哄哄一团糟的时候，清朝军队大举南下，南京危在旦夕。五月十日半夜，福王在太监与卫兵的簇拥下，从通济门逃出南京城，前往太平府避难。次日拂晓，马士英逃离南京。钱谦益乘坐轿子路经马士英寓所门口，一片杂乱景象，只见身穿箭衣、头戴小帽的马士英出来，向钱谦益拱手说：“诧异，诧异，我有老母，不能随公殉国矣！”随即上马而去，后面跟随着全是马上装束的妇女多人，以及家丁百余人。马士英一行来到孝陵，诡称其母为太后，命令守卫孝陵的军队护卫，逃亡广德、安吉、杭州[521]。南明福王小朝廷至此土崩瓦解。南京士民数百人利用无政府状态擒获大学士王铎，冲进中城兵马司监狱，强迫他承认太子是真的，并打了他的屁股，拔了他的须发，以泄心头之恨。狡猾的王铎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诿罪于马士英。士民们把王铎关进监狱，拥太子来到武英殿，不知何人搞来戏装翼善冠把太子打扮一番，奉上宝座，群呼万岁[522]。这个被民众拥立的太子，在清朝军队还未进城的几天权力真空时期，被动地行使了皇储的职权，于五月十二日午后发布了一道谕旨，这份张贴在皇城用朱笔书写在黄纸上的告示，显然是别人捉刀代劳的，通篇是文绉绉的语气[523]。这表明南京的民众是承认这个崇祯皇太子的。

值得注意的是，五月十五日清朝豫王多铎进入南京城后，与迎接他的南明官员席地而坐同酌共饮时，特地关切地问：太子何在？忻城伯赵之龙告以王之明案情，多铎不以为然：“逃难之人，自然改易姓名，若说姓朱，你们早杀过了。”保国公朱国弼解释：“太子原不认，是马士英坐易。”多铎大笑：“奸臣，奸臣！”当天晚上，赵之龙陪同太子到豫王多铎军营，多铎离席迎接，要太子坐于自己右侧，相去不过丈许[524]。

豫王多铎命令已经投降的总兵刘良佐前往黄得功军营捉拿福王，黄得功无可奈何地自刎，刘良佐押解福王于五月二十五日回到南京。福王朱由崧昔日那种弘光皇帝的威风已经荡然无存，乘坐一顶无幔小轿，首蒙包头布，身穿蓝布衣，以油纸扇掩面，招摇过市，路两旁的百姓个个唾骂，有的甚至投掷瓦砾。朱由崧见到了多铎，慌忙叩头。少顷，多铎在灵璧侯府设宴，把朱由崧的座次排在太子之下，反映了他心目中厚此薄彼。席间，多铎问朱由崧：“汝先帝自有子，汝不奉遗诏，擅自称尊何为？”又问：“汝既擅立，徒听奸臣报私怨，不遣一兵讨贼，于心何安？”多铎见朱由崧不答，又问：“先帝遗体止有太子，逃难远来，汝既不让位，又转辗磨灭何为？”又问：“我兵尚在扬州，汝何为便走？自主之耶人教之耶？”朱由崧被问得汗流浃背一言不发，太子见状不解地问：“皇伯手札召我来，反不认，又改姓名，极刑加我，岂奸臣所为，皇伯或不知？”朱由崧支支吾吾，一直俯首到终席[525]。据传说，数月后豫王多铎北上，挟太子、福王朱由崧同行，潞王也随后被押北上；三人都被清廷处死。鲁王监国时，追谥太子为悼皇帝、福王为赧皇帝、潞王为潞闵王[526]。福王、潞王是货真价实的明朝宗室，太子的真伪是有争议的，清朝当局宁可认定他为真而处以极刑，反而增加了真太子色彩。

崇祯皇帝殉国后的几个月中，北京和南京先后出现了两个太子，究竟哪个是真的，似乎成了一桩无头公案。明末清初人许重熙如此评论太子疑案：“国变后，皇子凡三见。北京则自诣周中书家者，南京则内使踪迹来者，太平则人首出者。以问世路人，皆曰伪也。愚谓不然。今人见小害必避，明知皇子出必死，谁肯冒必死之事而伪为之？故吾谓成方遂事于古则有，于今未必然也。在北京一以为永王，一以为太子，若是太子，则南京信伪矣。马士英已言之矣。然观当日南中人情，人人欲翻郑戚旧案以谋进，谁肯证先皇之有子！据马士英疏云：号为东宫，幸脱虎口，不即到宫却走绍兴？即其言而核之，既非东宫，自走绍兴，于朝廷何关利害，而遣人追之来，不可解也！初到安置僧寺，百官群递红帖，旋有谕禁止，多兵杂沓于街，似护似防。随取入宫，越日付之狱。何必周旋也？多官会审不决，王铎一人定假，李沾始喝用刑，确然伪矣，又不加之缧绁，仍以肩舆送狱，一对板前导，不可解也！我不能随世路人雷同，且存当日之实案耳。”[527]明清史专家孟森经过考证得出结论：“北都所杀太子为真，南都太子实伪”[528]，自可为一家之言，但还是推论多而实证少，难以成为定论。然而倾向于这种说法的大有其人。史家说“（马）士英以太子为假，舆论益以为真”，其间或多或少夹杂着“党争”色彩，是东林、复社人士故意与马士英唱对台戏。吴伟业在谈到太子及童妃两疑案时说：“余姚黄宗羲、桐城钱秉镫皆以福王为李伴读，非朱氏子也，而童氏乃真妃。故当时讥刺诗有：‘隆准曾几生大耳，可哀犹自唱无愁。白门半载迷朱李，青史千年纪马牛。’说者又谓东林、复社之事，深憾马阮，故造此谤，似矣。”[529]

当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对这种说法颇以为然，认为在万历时代“争国本”时，东林人士支持太子常洛，反对福王常洵（即任弘光帝的福王朱由崧之父），所以在思宗死后，东林人士必然与福王朱由崧相抗衡，而认王之明为真太子；至于认童妃为真福王继妃，是企图借此证明弘光为假福王，似亦同一用心[530]。这种说法为南京假太子案提供了一种解释思路，尽管合乎逻辑，毕竟缺乏实证，难以令人信服。文秉以当时人的身份评述太子真伪：“当时太子一事朝廷之上皆曰伪，草野之间皆曰非伪；在内诸臣皆曰伪，在外诸臣皆曰非伪。其伪与否不可以臆断也。独计太子而果真也，其举止面目必有与人异者，迨后羁留北营，跋涉长途，亦必有不可磨灭处，而今概未有闻焉，则谓之伪亦宜然。方拱乾固讲官也，张捷当日之邀晤已明告之矣，使出片语佐证，即立释囚累而登上卿矣，何以不置可否，而公疏亦辞不列名，则彼执为非伪者未可尽谓无据也。”[531]这种判断比较客观冷静，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不能轻易排斥任何一种可能性。明朝的遗老遗少们把南京的太子当作真太子看待，并非完全出于门户之见，这可以从清朝方面的态度找到佐证。尽管南明福王政权不愿意承认太子为真，清朝当局却并不如此草率，命豫王多铎亲自把太子押解回京辨明真假[532]。然后清朝当局立即把太子处死，露出若干蛛丝马迹，更加使人怀疑：这个太子究竟是否假冒？

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使得崇祯皇太子案成为一个难解之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北京出现的太子与南京出现的太子不论孰真孰假，都已经处死，但是崇祯的定王、永王不知所终，引起反清复明人士的浓厚兴趣，终于酿成绵延达数十年之久的“朱三太子”案。由此可见，崇祯皇太子之谜在当时无论对于清朝、南明或者一般民众，都是一个不可等闲视之的重大政治问题。这恐怕是崇祯皇帝在殉国之前安排太子与二王出走时不曾料到的吧！

[1]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57《劾元臣疏》。

[2]《明史》卷253《张至发传》。

[3]《梅村家藏稿》附录《梅村先生年谱》；卷57《劾元臣疏》。

[4]文秉《烈皇小识》卷5。

[5]《明史》卷253《张至发传》。

[6]同上书卷253《薛国观传》。

[7]陆世仪《复社纪略》云：“大学士温体仁再疏引疾，得旨允行……辞朝日，揭荐太常寺少卿薛国观、大理寺少卿蔡弈琛等，可大用，纳之。”杨士聪《玉堂荟记》云：“乌程（温体仁）阴荐之，故以佥宪（谏官）骤登政府。”

[8]文秉《先拨志始》卷下，天启五年起崇祯二年止。

[9]《明史》卷253《薛国观传》。

[10]《明史》卷253《薛国观传》。

[11]例如，薛国观肆无忌惮，凡内阁有所票拟，中书（文书官）每每向外廷传递消息，已成定例。他信任其亲信王陛彦，迁怒于周国兴、杨余洪，诬陷他们“泄旨”，予以严惩，使二人都死于廷杖。周、杨家属为了申冤，秘密查知薛国观接受贿赂之事，报告东厂。

[12]《明史》卷253《薛国观传》。文秉《烈皇小识》卷6。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6《薛国观免》。

[13]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卷4《丁丑以后逸事摘记》。《明史》卷253《薛国观传》。

[14]《明史》卷253《薛国观传》。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卷4《丁丑以后逸事摘记》。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上《虞渊沉中》。

[15]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7，薛国观赐死条：“（薛）国观为大臣，不以正道辅君，而以搜籍进主，害人者徒自害耳。至武清虽富，亦应量酌三四万金，而遽加十倍，毋乃过乎？况悉鬻所有，亦可已矣，犹尔追比，能无寡恩之议耶？”

[16]《明史》卷253《薛国观传》。

[17]《明史》卷253《薛国观传》。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

[18]杨士聪《玉堂荟记》。谈迁《国榷》卷97，崇祯十四年八月辛亥。

[19]《玉堂荟记》。嘉庆《宜兴县志》卷末《逸闻》。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7，召周延儒条所记略异：“延儒之再召也，其子弈封梦故母吴氏披发悲泣，谓：‘尔父切勿赴京，赴必有祸。’弈封觉，以语延儒，延儒不听，后如梦言。吁，何如（张）至发不出之为高耶！”

[20]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24《复社纪事》。

[21]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24《复社纪事》。

[22]文秉《烈皇小识》卷7。

[23]《梅村家藏稿》卷24《复社纪事》。

[24]井上进《复社之学》，载《东洋史研究》第44卷第2号。

[25]陆世仪《复社纪略》卷2。

[26]张鉴《冬青馆甲集》卷6《书绿牡丹传奇后》。

[27]参看大木康《明末江南出版文化的研究》，载《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卷50（特集一），第126～129页。

[28]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24《复社纪事》。梅村说：这救时十余事，后来周延儒都照办了，其中包括蠲逋赋、举废籍、撤中使、止内操等，“识者皆追功先生（张溥），而颇恨其身殁不究于用”。按：张溥死于崇祯十四年五月。又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19，张溥条：“天如狎主复社，以附东林声气相求，龙集凤会，一言以为月旦，四海重其人伦，书晷刻而百函，宾昼日以三接。由是青衿胄子、白蜡明经登李元礼之门不啻虬户为柳伯骞所识胜于笥金。列郡人文，一时风尚：口谈朝事，案置《汉书》，头包露额之巾，足着踏跟之履，和歌下里，拥鼻东川……”

[29]《明史》卷308《周延儒传》。

[30]《明史》卷276《张肯堂传》。全祖望《鲒埼亭集》卷10《张公神道碑铭》。

[31]同上书卷308《周延儒传》。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三编卷3《一朝五十相论纪》。

[32]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

[33]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上《甲申廷臣传》。

[34]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9《周延儒续记》。

[35]《明史》卷308《周延儒传》。

[36]倪会鼎《倪文正公年谱》卷3、卷4。

[37]黄宗羲《南雷集·子刘子行状》。

[38]李逊之《三朝野记》卷7《崇祯朝纪事》。文秉《烈皇小识》卷7。谈迁《国榷》卷98，崇祯十五年正月辛未。

[39]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上《甲申廷臣传》。

[40]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8《降座揖相》。

[41]谈迁《国榷》卷98，崇祯十五年八月乙丑。

[42]吴伟业《复社纪事》：张溥、张采“海内所目为娄东两张者也”。陆世仪《复社纪略》：张溥称西张，张采称南张。

[43]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33《詹事府·少詹黄道周赦罪记》。李逊之《三朝野记》卷7《崇祯朝记事》。

[44]谈迁《国榷》卷98，崇祯十五年八月乙丑。

[45]杨士聪《玉堂荟记》。

[46]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33《詹事府·少詹黄道周赦罪记》。李逊之《三朝野记》卷7《崇祯朝记事》。

[47]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33《詹事府·少詹黄道周赦罪记》。李逊之《三朝野记》卷7《崇祯朝记事》。

[48]《春明梦余录》卷33《詹事府·少詹黄道周天恩至重疏》。庄起俦《黄漳浦先生年谱》，见《黄忠端公集》附录。

[49]《明史》卷255《黄道周传》。

[50]同上书卷308《周延儒传》。

[51]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三编卷3《二十四气》。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崇祯》。

[52]谈迁《国榷》卷98，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庚申。《明史》卷258《姜埰传》。李逊之《三朝野记》卷7《崇祯朝记事》。文秉《烈皇小识》卷7。

[53]《国榷》卷98，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辛丑。

[54]《明史》卷258《姜埰传》。

[55]行人司，掌传旨、册封，设司正一人，司副二人。

[56]《明史》卷258《姜埰传》。《三朝野记》卷7《崇祯朝记事》。李清《三垣笔记》笔记中《崇祯》。

[57]《明史》卷258《熊开元传》。

[58]熊开元《鱼山剩稿》卷3《罪由、再谳供词》。参看许敏《吴昌时与明末复社》，载《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2期。

[59]《明史》卷258《熊开元传》。文秉《烈皇小识》卷7。李清《三垣笔记》笔记中《崇祯》。

[60]李逊之《三朝野记》卷7《崇祯朝记事》。《明史》卷258《熊开元传》。

[61]李逊之《三朝野记》卷7《崇祯朝记事》。《明史》卷258《熊开元传》。

[62]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18《熊开元》。

[63]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48《都察院·召对刘总宪宗周纪》。李逊之《三朝野记》卷7《崇祯朝记事》。谈迁《国榷》卷98，崇祯十五年十一月甲子。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崇祯》。《明史》卷255《刘宗周传》。

[64]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崇祯》。

[65]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48《都察院·召对刘总宪宗周纪》。

[66]李逊之《三朝野记》卷7《崇祯朝记事》。

[67]黄宗羲《南雷集·子刘子行状》。

[68]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三编卷6《徐宝摩小纪》。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5《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忠襄徐公神道碑铭》。

[69]《明史》卷275《徐石麒传》。康熙《嘉兴府志》卷17《徐石麒传》。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三编卷6《徐宝摩小纪》。

[70]朱彝尊《明诗综》卷68《姜埰》。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19《姜埰》。参看福本雅一《熊姜之狱》，载《明清时代的政治和社会》，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3年，第135～155页。

[71]《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卷4《吴梅村吊蘖庵和尚》。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17《题蘖庵和尚画像二首》。

[72]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卷4《吴梅村吊蘖庵和尚》。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17《题蘖庵和尚画像二首》。

[73]黄宗羲《明文海》卷463陈子龙《徐太史行状》。

[74]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5《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忠襄徐公神道碑铭》。

[75]《明史》卷252《吴甡传》。

[76]福本雅一《熊姜之狱》。

[77]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上《甲申廷臣传》。

[78]文秉《烈皇小识》卷8。

[79]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9《周延儒续记》。

[80]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9《周延儒续记》、《周延儒》。

[81]同上书卷19《周延儒》。

[82]《明史》卷308《周延儒传》。

[83]例如，四月二十三日他向皇帝奏报斩杀清军百余，真相恰恰相反：清军拆毁边墙，把在近畿地区掠夺来的子女玉帛，全部捆载出境，车马往来如织，周延儒熟视无睹，不准军队阻截、追击。又如，五月九日他向皇帝奏报：臣冒夜自顺义抵密云，督促各总督巡抚驱逐清军，今俱出塞云云，也是假的。

[84]谈迁《国榷》卷99，崇祯十六年五月辛丑。

[85]同上书卷99，崇祯十六年五月辛丑：“相传入建虏重赂，或祖洪基在敌，故通款得假道耶？”据魏斐德（Frederic E．Wakeman）《洪业——清朝开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4页说：清军在北直隶、山东一带驰驱六十天，掠走黄金一万二千两，白银二百二十万两，其他财物不计其数，从周延儒眼皮底下从容从长城北返。

[86]文秉《烈皇小识》卷8。李清《三垣笔记》说：“周辅延儒出征时，识者知上意疑之，必有朝行夕伺者。及至军中，用刘总兵泽清（东平伯）为中军官，诸大将及偏裨奔走如猬，犹居长安时。内官密以闻，上始大疑。”

[87]《明史》卷308《周延儒传》。皇帝的“温旨”如下：“卿报国尽忱，终始勿替，许驰驿归，赐路费百金，以彰保全优礼之意。”及至廷臣察议周延儒的报告呈上后，皇帝还对廷臣说：“延儒功多过寡，令免议。”

[88]《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

[89]同上书附识上《崇祯》。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上《虞渊沉中》。

[90]范志完上疏说不能兼任蓟督，思宗便以赵光忭出任蓟州、永平、山海、通州、天津诸镇军务总督。

[91]文秉《烈皇小识》卷8。

[92]《明史》卷259《赵光忭传附范志完》。

[93]同上书卷274《姜曰广传附雷祚》。

[94]谈迁《国榷》卷99，崇祯十六年七月己亥。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二编卷5《丁丑以后逸事杂记》。《明史》卷274《雷祚传》。在召对中，思宗问雷祚为何不纠参蓟督赵光忭，并且认为赵光忭也“纵寇逗留”，下令逮赵光忭及总兵薛敏忠等。

[95]《国榷》卷99，崇祯十六年六月戊子。按：吴昌时早已由礼部员外郎调任吏部文选司郎中。

[96]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24《复社纪事》。

[97]董廷献，字心葵，常州武进人，周延儒聘为幕僚，信任备至，千金万金之托，一言九鼎之信，内外事委任而授教。由此三公八座揖其履，翰铨台省恭听其声。考选讲盈千盈万，金诺有袖手挽回；厂审系出生入死，当场惯微言解散。凡进长安之牍必投之，以为主人廷脱之辖。事见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9《董心葵大侠》。

[98]《明史》卷308《周延儒传》。文秉《烈皇小识》卷8。

[99]文秉《烈皇小识》卷8。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卷6《吴贞肃公始末》。

[100]《崇祯长编》卷1，崇祯十六年十一月癸丑。

[101]杨士聪《玉堂荟记》。

[102]文秉《烈皇小识》卷8。

[103]李邦华认为：“皇上于罪辅周延儒召起田间，隆以师保，可称千古奇遇。当其受事之初，将顺圣明，有蠲租、起废、解网、肆赦诸大政，至德光昭，天下称颂太平。”

[104]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四编卷2《周延儒科断案》。《崇祯长编》卷1，崇祯十六年十二月戊辰。

[105]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四编卷2《周延儒科断案》。《崇祯长编》卷1，崇祯十六年十二月戊辰。

[106]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四编卷2《周延儒科断案》。《崇祯长编》卷1，崇祯十六年十二月戊辰。

[107]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崇祯》。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上《虞渊沉中》。思宗在阁臣的奏疏上批示道：“览奏揭，朕心恻然。但周延儒罪犯太重，前面谕已明，如滥用匪人、遗误封疆、比昵奸险、营私纳贿，及亲履行间，回朝面询，应将兵情据实陈奏，极力挽救，庶几收效桑榆。而乃欺蔽机械，较前愈甚。若律以祖宗大法，当在何条？念系首辅，姑从轻处，勒令自裁，已有旨了。”

[108]《三垣笔记》附识中《崇祯》。

[109]王世德《崇祯遗录》（不分卷）。

[110]杨士聪《玉堂荟记》。

[111]郑濂《豫变纪略》卷3。

[112]吴伟业《鹿樵纪闻》卷下《闯献发难》。

[113]白愚《汴围湿襟录》。

[114]白愚《汴围湿襟录》。

[115]《明史》卷260《丁启睿传》。

[116]《明史》卷260《丁启睿传》。

[117]吴伟业《绥寇纪略》卷9《通城击》。

[118]戴笠、吴乔《流寇长编》卷14，崇祯十四年八月丙午。

[119]同上书卷14，崇祯十四年五月癸巳。《明史》卷262《傅宗龙传》。

[120]《明史》卷262《傅宗龙传》。

[121]《流寇长编》卷14，崇祯十四年九月壬寅。《明史》卷262《傅宗龙传》。

[122]《明史》卷262《傅宗龙传》。

[123]《明史》卷269《猛如虎传》。《流寇长编》卷14，崇祯十四年十一月丙子。谈迁《国榷》卷97，崇祯十四年十一月丙子。思宗获悉唐王被杀的消息，立即责问督师丁启睿：“藩封沦陷督抚固难辞责，（丁）启睿剿献著捷，驰豫亦早，宛郡兵将派集颇厚，何以失守？察核以闻。”

[124]《明史》卷260《丁启睿传》。

[125]周在浚《大梁守城记》。白愚《汴围湿襟录》。

[126]《流寇长编》卷14，崇祯十四年十二月庚申。康熙《开封府志》卷9《城池》。

[127]李自成的部队在征战中创造了很多攻城战术。其一是“穿穴”——挖地道，使地道通至城下，洞口仅可容一人，渐次扩大到可容纳几十人甚至几百人，隔三五步留一土柱，绑上粗绳。待地道挖通后，集中人力拉绳，土柱断裂，城墙也崩塌了。其二是“放迸”——在城墙脚下挖洞穴，埋入地雷，地雷爆炸，轰开缺口，乘烟雾弥漫冲入城内。然而这两种方法用在开封城，都失灵了。

[128]《流寇长编》卷15，崇祯十五年二月丁未。《明史》卷262《汪乔年传》。

[129]《明史》卷262《汪乔年传》。

[130]《兵部为塘报防河甚紧事》，见郑天挺等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351页。

[131]白愚《汴围湿襟录》。

[132]同上书。郑濂《豫变纪略》卷4。

[133]《绥寇纪略》卷9《通城击》。

[134]同上书卷9《通城击》。谈迁《国榷》卷98，崇祯十五年六月丙午。

[135]《流寇长编》卷15，崇祯十五年五月己巳。《明史》卷273《贺人龙传》说：孙传庭是“佯上疏”，“帝亦佯许之”。

[136]文秉《烈皇小识》卷7。

[137]《流寇长编》卷15，崇祯十五年五月己巳。

[138]郑濂《豫变纪略》卷4。《明史》卷262《孙传庭传》。

[139]侯恂于崇祯十二年以“徇私养奸”被逮捕入狱。

[140]《流寇长编》卷15，崇祯十五年六月乙卯。

[141]侯恂的悲观情绪在其上任伊始给皇上的奏疏中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来，他指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李自成一败汪乔年，再败傅宗龙（按：此处侯恂把“一败”、“再败”的次序颠倒了），而天下的强兵劲马皆为其所有，骑兵数万为一队，飘忽如同风雨，所过无坚城，官军只知尾随其后问所向而已。他还认为，从现实出发不如放弃河南，因为全豫已陷落十分之七八，昔日的中原腹心之地，现今已成为糜破之区。从藩王的立场看，应该援救开封；从天下安危大计的立场看，不如放弃河南。

[142]侯方域《壮悔堂全集》卷4《代司徒公论流贼形势奏》。

[143]《流寇长编》卷15，崇祯十五年七月己巳。

[144]同上书卷15，崇祯十五年七月己巳条：“……左兵大败，良玉仅免……自是不敢与闯贼竞。”《明史》卷273《左良玉传》。

[145]《明史》卷260《丁启睿传》。《明史》卷262《杨文岳传》。《流寇长编》卷15，崇祯十五年七月己巳。

[146]同上书卷309《李自成传》。

[147]郑濂《豫变纪略》卷5

[148]白愚《汴围湿襟录》。

[149]同上书。钱《甲申传信录》卷7。《豫变纪略》卷5。

[150]郑濂《豫变纪略》卷5

[151]《流寇长编》卷15，崇祯十五年九月壬午。

[152]周在浚《大梁守城记》。

[153]《流寇长编》卷15，崇祯十五年九月壬午。《绥寇纪略》卷9《通城击》。

[154]郑逵《野史无文》卷4《烈皇帝遗事下》。

[155]周在浚《大梁守城记》。

[156]《流寇长编》卷15，崇祯十五年十一月戊辰。谈迁《国榷》卷98，崇祯十五年十一月戊辰。

[157]《绥寇纪略》卷9《通城击》。《流寇长编》卷15，崇祯十五年十月戊戌。《明史》卷262《孙传庭传》。郏县一役，正值连日大雨滂沱，官军粮食断绝，士兵采青柿充饥，又冻又饿，遭突然袭击而大败，人称“柿园之役”。

[158]《流寇长编》卷15，崇祯十五年十月戊戌。

[159]郑濂《豫变纪略》卷5。

[160]《明史》卷262《杨文岳传》。

[161]《流寇长编》卷15，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

[162]《流寇长编》卷15，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

[163]《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105～108页。

[164]《绥寇纪略》卷9《通城击》。

[165]《明清史料》乙编《兵科抄出湖广郧阳府推官朱翊辩奏本》。

[166]郑濂《豫变纪略》卷5。

[167]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9《左良玉避自成》。《流寇长编》卷16，崇祯十六年三月甲寅。

[168]《兵部为钦奉圣谕犒赏将卒等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03页。

[169]《明清史料》乙编《兵科抄出东阁大学士吴甡奏本》。

[170]吴甡《忆记》卷4。吴甡《柴庵疏集》卷19《召对纪略》。《明史》卷252《吴甡传》。《流寇长编》卷6，崇祯十六年三月。《绥寇纪略》补遗上《虞渊沉中》。

[171]《明清史料》乙编《兵部题行御前发下东阁大学士吴甡奏稿》。

[172]《兵部题为钦奉上传调发兵将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04～406页。

[173]谈迁《国榷》卷99，崇祯十六年五月戊申。李清《三垣笔记》笔记中《崇祯》。文秉《烈皇小识》卷7。《明史》卷252《吴甡传》。

[174]不久，周延儒被纠，吴甡重新议罪，于崇祯十六年十一月遣戍金齿卫（云南永昌府）。

[175]《明清史料》乙编《兵科抄出湖广郧阳府监纪推官朱翊奏本》。

[176]彭孙贻《平寇志》卷6。

[177]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9《李自成屠黄陂》。

[178]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9《李自成屠黄陂》。

[179]同上书卷19《马世奇入对》。

[180]同上书卷19《徐标入对》。谈迁《国榷》卷99，崇祯十六年五月己亥。

[181]张岱《石匮书后集》卷63《盗贼列传》。

[182]《流寇长编》卷16，崇祯十六年四月甲申。谈迁《国榷》卷99，崇祯十六年四月甲申。彭孙贻《流寇志》卷7，崇祯十六年四月甲申。

[183]倪会鼎《倪文正公年谱》卷4，崇祯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184]倪会鼎《倪文正公年谱》卷4，崇祯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185]钱《甲申传信录》卷6《李闯始末》。

[186]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9《李自成擅号设官》。

[187]《绥寇纪略》卷10《盐亭诛》。《流寇长编》卷16，崇祯十六年五月辛酉条所记略同：“献贼入楚宫，笑曰：有如许财而不能用，朱胡子诚庸才也！”

[188]《绥寇纪略》卷10《盐亭诛》。《流寇长编》卷16，崇祯十六年六月丙寅。

[189]《流寇长编》卷16，崇祯十六年六月。

[190]《流寇长编》卷16，崇祯十六年七月甲午。

[191]彭孙贻《流寇志》卷8。《流寇长编》卷16，崇祯十六年七月甲午。

[192]《明史》卷262《孙传庭传》。《流寇志》卷8。

[193]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上《甲申廷臣传》。《流寇长编》卷16，崇祯十六年九月己亥条，张凤翔曰：“（孙）传庭所部皆良将劲兵，此陛下之家业也，须留以待缓急用。”

[194]《流寇志》卷8。《明史》卷262《孙传庭传》。

[195]《绥寇纪略》补遗上《虞渊沉中》。《流寇志》卷8。

[196]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9《孙传庭汝州大败》。钱《甲申传信录》卷2《疆场裹革·陕西》。程源《孤臣纪哭》，见冯梦龙《甲申纪事》卷3。

[197]彭孙贻《流寇志》卷8。《绥寇纪略》补遗上，记此事说：（孙传庭）三月五日捷，上坐便阁喜甚，召元飚曰：“（孙）传庭乘胜，贼灭亡在旦夕，朕且加殊赏。”元飚顿首曰：“贼故见赢以诱我师，兵法之所忌也，臣不能无忧。”冯元飚的观点与张凤翔、程源的观点是一致的。

[198]彭孙贻《流寇志》卷7。

[199]《流寇长编》卷16，崇祯十六年九月己亥。

[200]同上书卷16，崇祯十六年九月癸卯。

[201]《绥寇纪略》卷9《通城击》。

[202]吴伟业《鹿樵纪闻》卷下《自成犯阙》。

[203]《明史》卷262《孙传庭传》。

[204]《流寇长编》卷16，崇祯十六年九月癸丑。

[205]郑濂《豫变纪略》卷7，崇祯十六年九月己酉。

[206]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9《孙传庭汝州大败》。

[207]《崇祯长编》卷1，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壬子及崇祯十六年十月戊辰。谈迁《国榷》卷99，崇祯十六年十月戊辰。

[208]《流寇长编》卷16，崇祯十六年九月戊午。《绥寇纪略》卷9《通城击》。

[209]《流寇长编》卷16，崇祯十六年十月丙寅。《明史》卷262《孙传庭传》。

[210]《流寇长编》卷16，崇祯十六年十月丁卯。《明史》卷262《孙传庭传》。

[211]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卷4《吴梅村雁门尚书行》。此诗亦见于《梅村家藏稿》，并参看朱东润《陈子龙及其时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67页。

[212]《明史》卷262《孙传庭传》。

[213]《崇祯长编》卷1，崇祯十六年十一月戊戌。

[214]《崇祯长编》卷1，崇祯十六年十一月戊戌。

[215]同上书卷1，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壬子。

[216]同上书卷1，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壬子。早在十一月初，思宗就任命余应桂为陕西三边总督，余应桂请求召见，向皇上指出：“贼势不比昔年，又乏兵饷，去将何为？”思宗默然，同意发给内帑银一万两作为军前犒赏之用，并派京军千人护行。余应桂出京之后日夜悲疑，一到山西便彷徨不前。陕西形势危急后，思宗向余应桂发去谕旨，催促他赶快前往陕西。

[217]《明史》卷260《余应桂传》。

[218]《崇祯长编》卷1，崇祯十六年十一月丙辰。

[219]谈迁《国榷》卷99，崇祯十六年十二月癸未。

[220]《兵部为钦奉圣谕秦晋会剿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24～425页。兵部为此向皇帝报告：“贼十二月十八日从河津县地方过河，陷有数处……抚按俱退入省，以保护藩封为名。秦督不惟不至河干，且不至平阳，转入泽、潞。贼安得不渡河蹂躏。”思宗阅后大怒：“屡旨责该抚按分信防河，何得借护藩入省？并秦督远避泽、潞，通着察明究处！”

[221]《国榷》卷100，崇祯十七年二月丙子。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马嘉植疏》。

[222]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卷4《屈翁山吊孙白谷督师》。《道援堂集》原诗题为《郏县经故督师孙白谷先生战处》。

[223]谈迁《国榷》卷99，崇祯十六年十二月癸未。

[224]《兵部为塘报流寇入晋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27页。《流寇长编》卷16，崇祯十六年十二月戊寅、庚辰。钱《甲申传信录》卷1《睿谟留憾》。

[225]程源《孤臣纪哭》，见冯梦龙《甲申纪事》卷3。《流寇长编》卷16，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庚辰。

[226]《流寇长编》卷17，崇祯十七年正月庚寅。钱《甲申传信录》卷1《睿谟留憾》。

[227]谈迁《国榷》卷101，崇祯十七年四月癸酉。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十六癸酉载金入秦》。杨士聪《甲申核真略》。有的记载说，李自成在大内搜到的巨额金银，大多是太监历年积累的财富。

[228]《甲申传信录》卷1《睿谟留憾》。

[229]《明季北略》卷20《降乩》。

[230]谈迁《国榷》卷100，崇祯十七年正月庚寅：“（李）自成久觊尊号，惧张献忠、马守应相结为患，既入秦，通好献忠，献忠厚币逊词，（李）自成遂僭号。”彭孙贻《流寇志》卷9所记略同。

[231]参看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第212～213页。

[232]康熙《平阳府志》卷34《兵氛》。顺治《云中郡志》卷12《外志·逆变》。乾隆《宣化府志》卷34《世纪下》引《宣镇志》。参看渡边修《大同总兵姜瓖及其反乱》，载《史苑》第48卷第1期（1988年）。

[233]毛伯温《毛东塘奏议》卷13《正邪谋除虏患疏》。

[234]《明经世文编》卷196，杨选《条上地方极弊十五事疏》。

[235]参看奥山宪夫《关于明末军队军饷支给的弊害》，载《国士馆大学纪要》第25期（1992年）。

[236]钱《甲申传信录》卷1《睿谟留憾》。《流寇长编》卷17，崇祯十七年正月己亥。《国榷》卷100，崇祯十七年正月庚子。

[237]《绥寇纪略》补遗上《虞渊沉》中。

[238]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崇祯》。《明史》卷253《李建泰传》。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李建泰督师》。

[239]《明季北略》卷20《李建泰督师》。《三垣笔记》附识中《崇祯》。谈迁《国榷》卷100，崇祯十七年正月庚子。张岱《石匮书后集》卷1《烈皇帝本纪》。许重熙《明季甲乙两年汇略》卷1，崇祯十七年正月乙丑，李建泰对皇帝说：“主忧至此，臣敢不竭驽力，臣家在晋，愿以家财佐军，可资万人数月之粮，臣请提兵遂行。”思宗大喜，慰劳再四。

[240]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李建泰督师》。

[241]《绥寇纪略》补遗上《虞渊沉中》。《明史》卷253《李建泰传》。

[242]《兵部为死贼假仁假义等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29～430页。

[243]谈迁《国榷》卷100，崇祯十七年正月戊申。《流寇长编》卷17，崇祯十七年正月戊申。

[244]许重熙《明季甲乙两年汇编》卷1，崇祯十七年正月庚戌。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崇祯》。礼部遵旨从大明礼中援引遣将告庙礼，经内阁辅臣审议后，决定于本月二十六日寅时，派遣驸马都尉万玮代表皇帝前往太庙，举行遣将告庙礼，礼毕后在正阳门城楼为李建泰举行饯行宴会。为此，思宗特地下了一道谕旨：“二十六日卯时，行遣将礼毕，朕御正阳门城楼，宴饯督辅李建泰，并召五府、内阁、京营、六部、都察院掌印官侍坐，鸿胪（寺）赞礼，御史纠仪，大汉将军侍卫……”

[245]计六奇《明季北略》、彭孙贻《流寇志》都说“列席十九”。李清《三垣笔记》则说“于正阳门城楼上设五十余席”，既不合事实，也不合礼仪。

[246]许重熙《明季甲乙两年汇略》卷1，崇祯十七年正月丙辰、二月戊辰。《三垣笔记》附识中《崇祯》。《明季北略》卷20《李建泰督师》。《绥寇纪略》补遗上《虞渊沉中》。《流寇长编》卷17，崇祯十七年正月丙辰。谈迁《国榷》卷100，崇祯十七年正月乙卯。思宗的敕谕写道：“朕仰承天命，继祖宏图，自戊辰至今甲申，十有七年，未能修德尊贤，化行海宇，以致兵灾连岁，民罹水火，皆朕之罪。至流寇本我赤子，盗弄干戈，流毒直省，朝廷不得已用兵剿除，本为安民。今卿代朕亲征，鼓励忠勇，表扬节义，奖劝廉能，选拔雄杰。其骄怯逗玩之将，贪酷倡逃之吏，妖言惑众之人，缺误军糈之辈，情真罪当，即以尚方从事。行间一切调度赏罚，俱不中制……愿卿早荡妖氛，旋师奏凯。”

[247]正月十六日内阁传奉上谕：“前议已拨京兵五百名，跟随内阁李为亲行，今再拨一千，共合一千五百名，钦此。”

[248]《明季北略》卷20《李建泰督师》。《崇祯长编》卷2，崇祯十七年正月丙辰。

[249]程源《孤臣纪哭》，见冯梦龙《甲申纪事》卷3。

[250]许重熙《明季甲乙两年汇略》卷1，崇祯十七年正月丁巳。

[251]《崇祯长编》卷2，崇祯十七年正月丁巳。

[252]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中《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宣府巡抚宛平朱公庙碑》。

[253]谈迁《国榷》卷100，崇祯十七年正月戊午。张岱《石匮书后集》卷1《烈皇帝本纪》。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李建泰督师》。

[254]许重熙《明季甲乙两年汇略》卷1，崇祯十七年正月戊午。《明季北略》卷20《李建泰督师》。《明史》卷253《李建泰传》。彭孙贻《流寇志》卷9，崇祯十七年二月丁卯初八。

[255]《绥寇纪略》说李建泰“犹豫畿南不进”是因为“疾甚”，其实不然，根本原因是“家被焚掠，为之夺气”。

[256]《国榷》卷100，崇祯十七年二月戊子。

[257]《明季北略》卷20《李建泰议南迁》。

[258]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卷8《保定之役》。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李建泰督师》。

[259]《明史》卷253《李建泰传》。《明季北略》卷20《李建泰督师》云：李建泰“其身长而黑，胡胡髯”。

[260]李清《三垣笔记》中《崇祯》，记此事曰：上以边寇交织，与周延儒议南迁，命无泄。传闻，懿安（天启后张氏）语周后（崇祯后）云：“此周延儒误皇叔也。宗庙陵寝在此，迁安往？”且历言周短。周后以闻，上大怒，遣宦者往询索传语者，懿安坚讳，上坚请，迫欲自缢，不得已，乃遣周代征，盖观其后也。

[261]太子官属左右春坊，设有庶子、中允、赞善，一般由翰林院编修、检讨升转。李明睿不久即升任右春坊右庶子，管左春坊。

[262]彭孙贻《流寇志》卷9，崇祯十七年正月壬辰初三。邹漪《明季遗闻》卷1。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李明睿计议南迁》（正月初三）。《流寇志》曰：“漏下二鼓，（李）明睿始出宫。”漏下二鼓云云，盖当时计时法。据王誉昌《崇祯宫词》：“刻漏房铜壶滴漏凡八刻，水交一时，文华殿值殿监官抱时辰牌赴乾清门，挨次换之。牌长尺余，阔数寸，石青地，金字某时。”

[263]《流寇长编》卷17，崇祯十七年二月丁卯。《明季北略》卷20《李自成伪檄》。李自成的檄文云：“君非甚黯，孤立而炀弊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甚至贿通宫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绅，闾左之脂膏尽竭……公侯皆食肉纨绔，而倚为腹心；宦官悉乞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思；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

[264]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李自成伪檄》。

[265]谈迁《国榷》卷100，崇祯十七年二月壬申。思宗的罪己诏云：“……朕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为朕子，不得而襁褓之，坐令秦豫丘墟，江楚腥秽，贻羞宗社，致疚黔黎，罪非朕躬，谁任其责？所以使民罹锋镝蹈水火……皆朕之过也。使民输刍挽粟，居送行赉，加赋多无艺之征，预征有称贷之苦，又朕之过也。使民室如悬磬，田卒污莱，望烟火而无门，号泣风而绝命，又朕之过也……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议不清，武将骄懦而功不举，皆朕抚驭失宜……”

[266]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36《户部·本计》。

[267]《流寇长编》卷17，崇祯十七年二月甲戌。光绪《顺天府志》卷98《巩永固传》。钱《甲申传信录》卷3《大行骖乘》。

[268]彭孙贻《流寇志》卷9，崇祯十七年正月丁未十八。

[269]《流寇长编》卷17，崇祯十七年二月丁亥。

[270]《明季北略》卷20《李明睿议南迁》（正月初三）。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卷12《光时亨传》。《流寇志》卷9，崇祯十七年正月丁未十八。

[271]彭孙贻《流寇志》卷9，崇祯十七年正月丁未十八。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李明睿议南迁》（正月初三）。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卷12《光时亨传》。

[272]《明季北略》卷20《李邦华议南迁》。《流寇志》卷9，崇祯十七年正月丁未十八。

[273]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34《都察院左都御史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保吏部尚书谥文忠李公神道碑》。《绥寇纪略》补遗中《虞渊沉下》。

[274]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34《都察院左都御史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保吏部尚书谥文忠李公神道碑》。

[275]《绥寇纪略》补遗中《虞渊沉下》。

[276]《绥寇纪略》补遗中《虞渊沉下》。

[277]《绥寇纪略》补遗中《虞渊沉下》。

[278]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5《巡抚天津右佥都御史留仙冯公神道碑铭》。

[279]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28《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天津慈溪冯公墓志铭》。

[280]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上《甲申廷臣传》。

[281]《流寇长编》卷17，崇祯十七年二月甲戌。

[282]同上书卷17，崇祯十七年二月丁亥。

[283]钱《甲申传信录》卷1《睿谟留憾》。

[284]文秉《烈皇小识》卷8。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初三辛卯“李建泰请南迁”。谈迁《国榷》卷100，崇祯十七年三月壬辰。

[285]《流寇长编》卷17，崇祯十七年三月丙申。

[286]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28《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天津慈溪冯公墓志铭》。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5《巡抚天津右佥都御史留仙冯公神道碑铭》。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1囊底寄《李邦华》有类似的说法：“是时，巡抚冯公方移疾候代，事急，遣其子恺章飞章入奏云：京师单虚，职守一无所备，臣谨具海船二百艘，率劲旅千人，身抵通郊候驾，旦夕南幸。三月七日恺章匍匐入都，阁部诸公铃柝沉沉，阁门昼扃。恺章彷徨七日，饮泣出关，四日而京城陷。”

[287]光绪《顺天府志》卷98《巩永固传》。《流寇长编》卷17，崇祯十七年三月丙子。钱《甲申传信录》卷3《大行骖乘》。

[288]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附记《南迁得失》。

[289]《流寇长编》卷17，崇祯十七年二月丁亥：“都中人士云：光时亨受闯贼密旨，为高阿那肱，故阻上行，而先降。”

[290]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28～229页。

[291]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24《内阁·闻警求去》。

[292]同上书卷24《内阁·闻警求去》。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崇祯》。

[293]蒋德璟《悫书》卷11。参看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第232～233页。

[294]《春明梦余录》卷24《内阁·闻警求去》。

[295]《春明梦余录》卷24《内阁·闻警求去》。

[296]《流寇长编》卷17，崇祯十七年二月辛酉。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吴三桂请兵始末》。

[297]《明季北略》卷20《议撤宁远》、《吴三桂请兵始末》。

[298]《绥寇纪略》补遗上《虞渊沉中》。

[299]思宗严厉地责问吴襄：三千人何以抵挡百万之众？吴襄狡辩道：这三千人并非一般士兵，乃是臣襄之子，臣子（三桂）之兄弟。自受国恩以来，臣只吃粗粮，三千人都吃细酒肥羊；臣只穿布褐，三千人都穿纨罗苎一绮，因而能得死力。思宗问：需饷多少？吴襄回答：百万。思宗说：内库只存银七万两，搜集一切金银杂物补凑，也不过二三十万两。

[300]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崇祯》。谈迁《国榷》卷100，崇祯十七年二月丁亥。彭孙贻《流寇志》卷9，崇祯十七年二月乙酉廿六。

[301]《流寇长编》卷17，崇祯十七年三月己丑。《三垣笔记》附识中《崇祯》。

[302]谈迁《国榷》卷100，崇祯十七年三月甲午。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初六日甲午。

[303]钱《甲申传信录》卷1《睿谟留憾》。《明季北略》卷20，初六日甲午。程源《孤臣纪哭》，见冯梦龙《甲申纪事》卷3。

[304]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吴三桂请兵始末》。彭孙贻《流寇志》卷9，崇祯十七年三月甲辰十六。

[305]锁绿山人《明亡述略》上。

[306]《明史》卷263《蔡懋德传》。

[307]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蔡懋德太原死节》。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卷9《蔡忠襄公懋德小纪》。

[308]《北行稿》第1190号《兵部为贼势已压云境等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49页。顺治《太原府志》卷2《灾异·宁武大战》。

[309]《绥寇纪略》补遗上《虞渊沉中》。《明季北略》卷20《周遇吉宁武大战》。《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卷9《蔡忠襄公懋德小纪》。

[310]《绥寇纪略》卷9《通城击》。

[311]谈迁《国榷》卷100，崇祯十七年二月庚辰。《流寇长编》卷17，崇祯十七年二月庚辰。《崇祯长编》，崇祯十七年二月己卯。

[312]《北行稿》第1189号《兵部为大同寇患迫已切肤等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47～448页。代王在奏疏中说：“传闻贼拨已过雁门，直抵云中（大同）地界，镇城西南一带风鹤震惊，阖镇人心畏寇甚于畏虏……凶寇之耗日近，兵马之费日繁，库内金钱久无，廪中米豆不继，旦夕贼至城下，久暂不能预知。”

[313]同上书第1189号《兵部为大同寇患迫已切肤等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47～448页。

[314]同上书第1191号《兵部为阳和兵将立意迎贼等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51页。顺治《云中郡志》卷12《外志·逆变》。《明史》卷263《卫景瑗传》。

[315]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卫景瑗传》。《明史》卷263《卫景瑗传》。

[316]陈济生《再生纪略》上，见冯梦龙《甲申纪事》卷4。《流寇长编》卷17，崇祯十七年三月甲午。钱《甲申传信录》卷1《睿谟留憾》。

[317]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1囊底寄《李琏》。

[318]钱《甲申传信录》卷1《睿谟留憾》。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征戚当助饷》。

[319]《流寇长编》卷17，崇祯十七年三月甲午。《甲申传信录》卷1《睿谟留憾》。

[320]邹漪《启祯野乘》卷1《朱忠壮传》。《明史》卷263《朱之冯传》。谈迁《国榷》卷100，崇祯十七年三月丙申。

[321]《流寇长编》卷17，崇祯十七年三月丙申。

[322]思宗的罪己诏中不乏深刻责己的词句：“朕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为朕赤子，不得而怀保之。”

[323]程源《孤臣纪哭》，见冯梦龙《甲申纪事》卷3。钱《甲申传信录》卷1《睿谟留憾》。

[324]谈迁《国榷》卷100，崇祯十七年三月庚子。《孤臣纪哭》。《流寇长编》卷17，崇祯十七年三月辛丑。

[325]《国榷》卷100，崇祯十七年三月癸卯。《崇祯长编》卷2，崇祯十七年三月癸卯。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十五居庸关陷》。

[326]例如黄国琦说：当今之计亟待收拾人心，其次在于用人。思宗问：何以安人心？黄国琦答：安人心不难，只要皇上心安，则人心自安。思宗问：何以生财？黄国琦答：今日言生财者只关注加派、捐助，都不可取，皇上应当搜刮内帑以供外用。

[327]《国榷》卷100，崇祯十七年三月甲辰。《明季北略》卷20《十六报贼夷十二陵》。

[328]陈济生《再生纪略》上，见冯梦龙《甲申纪事》卷4。《流寇长编》卷17，崇祯十七年三月甲辰。《黍离小志》上，见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三编卷8。

[329]《流寇长编》卷17，崇祯十七年三月甲辰：“京官凡有公事，必长班传单，以一纸列衔姓，单到写知字。兵部魏提塘，杭州人，是日遇一所识长班亟行，扣其故，于袖中出所传单，乃中官及文武大臣公约开门迎贼，皆有知字，首名中官则曹化淳，大臣则（张）缙彦。”

[330]同上书卷17，崇祯十七年三月甲辰。

[331]许重熙《明季甲乙两年汇略》卷1，崇祯十七年三月乙巳。《再生纪略》上。

[332]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十七贼围京》。

[333]赵士锦《甲申纪事》。无名氏《北事补遗》，见冯梦龙《甲申纪事》卷6。按：《甲申纪事》有两种，一为赵士锦撰，一为冯梦龙编撰。《流寇长编》和《明季北略》还记载守陵太监申芝秀也入城见皇帝，传达李自成要思宗“逊位”及其他“犯上不道语”。

[334]钱《甲申传信录》卷1《睿谟留憾》。赵士锦《甲申纪事》。

[335]许重熙《明季甲乙两年汇略》卷1，崇祯十七年三月丙午。谈迁《国榷》卷100，崇祯十七年三月丙午。《流寇长编》卷17，崇祯十七年三月丙午。

[336]《国榷》卷100，崇祯十七年三月丙午。《甲申传信录》卷1《睿谟留憾》。冯梦龙《甲申纪事》卷1《甲申纪闻》说，打开城门的是太监王相尧。

[337]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十八日外城陷》。

[338]无名氏《北事补遗》。冯梦龙《甲申纪事》卷1《甲申纪闻》。

[339]据许重熙描述：“时黄沙障天，忽而凄风苦雨，良久，冰雹雷电交至，人情愈加惶惑。”

[340]《明季北略》卷20《十八夜周皇后缢坤宁宫》。

[341]《绥寇纪略》补遗中《虞渊沉下》。《明史》卷114《后妃传》。

[342]郑逵《野史无文》卷4《烈皇帝遗事下》。冯梦龙《甲申纪事》卷1《甲申纪闻》。《绥寇纪略》补遗中《虞渊沉下》。

[343]《流寇长编》卷17，崇祯十七年三月丙午。《绥寇纪略》补遗中《虞渊沉下》。《明史》卷121《公主传》。

[344]王誉昌《崇祯宫词》下。

[345]谈迁《北游录》纪闻上《长平公主诔》。此文写得十分典雅：“……乘风扇引，定情于改朔之朝；金犊车来，降礼于故侯之第。人非鹤市，慨子玉之重生；镜异鸾台，看昌乐之再合。金枝秀发，玉质含章。逢德曜于皇家，迓桓君于帝女。然而心恋宫帷，神伤辇路，重云笔墨，何心金榜之门；飞霖谷林，岂意玉箫之馆。弱不胜悲，阖然薨逝……”

[346]纪昀《明懿安皇后外传》，见《虞初广志》卷1。《黍离小志》上，附李麟《懿安皇后事辨》，见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三编卷8。

[347]文秉《烈皇小识》卷8。

[348]赵士锦《甲申纪事》。

[349]陈济生《再生纪略》上，见冯梦龙《甲申纪事》卷4。

[350]冯梦龙《甲申纪事》卷1《甲申纪闻》。

[351]《流寇长编》卷17，崇祯十七年三月戊申。

[352]史可法《史忠正公集》卷3《甲申讨李贼布告天下檄》。

[353]张岱《石匮书后集》卷1《烈帝本纪》。

[354]许重熙《明季甲乙两年汇略》卷1，崇祯十七年四月癸酉。

[355]全祖望《鲒埼亭集》卷29《明庄烈帝论》。

[356]《明史》卷24《庄烈帝纪·赞语》。

[357]赵士锦《甲申纪事》及其所附《北归记》。

[358]叶绍袁《启祯记闻录》卷4。

[359]陈济生《再生纪略》上，见冯梦龙《甲申纪事》卷4。

[360]十八日夜至十九日晨，宫内大门洞开，宫女、太监纷纷奔出东华门逃生。

[361]《流寇长编》卷17，崇祯十七年三月丁未。陈济生《再生纪略》上。

[362]冯梦龙《甲申纪事》卷2《绅志略》。谈迁《国榷》卷100，崇祯十七年三月丁未。《流寇长编》卷17，崇祯十七年丁未。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1上，殉难文臣条；卷21下，殉难勋戚条，列举殉难勋戚七人，其中有李国桢。按：李国桢是被李自成的军队拘押数日后才自杀的，与其他殉难者有所不同。

[363]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1下，殉难勋戚条。《明史》卷121《公主列传》。光绪《顺天府志》卷98《人物志》。张岱《石匮书后集》卷21《勋戚殉难列传》。

[364]冯梦龙《甲申纪事》卷2《绅志略》。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1上，殉难文臣条。钱《甲申传信录》卷3《大行骖乘》。张岱《石匮书后集》卷20《甲申殉难列传》。

[365]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2《倪文正公传》。倪会鼎《倪文正公年谱》卷4，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明季北略》卷21上，殉难文臣条。

[366]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1上，殉难文臣条。张岱《石匮书后集》卷20《甲申死难列传》。冯梦龙《甲申纪事》卷2《绅志略》。钱《甲申传信录》卷3《大行骖乘》。

[367]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1上，殉难文臣条。张岱《石匮书后集》卷20《甲申死难列传》。冯梦龙《甲申纪事》卷2《绅志略》。钱《甲申传信录》卷3《大行骖乘》。

[368]《明季北略》卷21上，殉难文臣条。《甲申传信录》卷3《大行骖乘》。《石匮书后集》卷20《甲申死难列传》。

[369]谈迁《国榷》卷100，崇祯十七年三月戊申。

[370]谈迁《国榷》卷100，崇祯十七年三月戊申。

[371]陈济生《再生纪略》上。

[372]《流寇长编》卷17，崇祯十七年三月己酉。彭孙贻《流寇志》卷10，己酉廿一。

[373]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廿三辛亥诸臣点名》。陈济生《再生纪略》上。

[374]谈迁《国榷》卷100，崇祯十七年三月戊申。《流寇长编》卷17，崇祯十七年三月戊申。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三编卷8《黍离小志》上。《明季北略》卷20《内臣献太子》。

[375]许重熙《明季甲乙两年汇略》卷1，崇祯十七年三月辛亥。彭孙贻《流寇志》卷10，庚戌廿二。谈迁《国榷》卷100，崇祯十七年三月辛亥。

[376]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廿一得先帝遗魄》。彭孙贻《流寇志》、冯梦龙《甲申纪闻》、无名氏《燕都日记》等以为李自成此举是接受了襄城伯李国桢的建议，如《流寇志》说：“贼舁帝后以柳棺，至东华门外，百官莫至。（李）国桢泥首去帻，奔赴伏地恸哭。贼执见（李）自成，（李）国桢触阶大哭，流血被面。（李）自成好语诱之降。（李）国桢曰：‘从三事即降：一、祖宗陵寝不可发；二、须葬先帝以天子礼；三、太子二王不可害。’（李）自成许之，扶出。”其实不然。谈迁对此作过考辨：“国变时，留都坊刻数种，有言襄城伯李国桢见贼愿触死于阶前，争三大事：葬先帝、护山陵、全太子定永二王。李自成一一从之。后以问北来诸人，绝无闻也。予游燕，值其门客有言襄城伯事甚详者，有其舅金华某氏尝叹其不能死国，彼犹觊归命之赏，甘心事仇。南人不察其实，为流闻之所误。”

[377]冯梦龙《甲申纪事》卷1《甲申纪闻》；卷6无名氏《北事补遗》。《明季北略》卷20《廿一得先帝遗魄》。

[378]《流寇志》卷11，庚申初三。

[379]谭吉璁《肃松录》，见窦光鼐等《日下旧闻考》卷137《京畿·昌平》。赵一桂此文摘要如下：“……卑职于崇祯十七年正月署州捕，遭际都城陷没，故主缢崩。至三月二十五日，顺天府伪官李纸票：‘为开圹事，仰昌平州官吏即动官银雇夫，速开田妃圹，安葬崇祯先帝及周皇后梓宫。四月初三日发引，初四日下葬，毋违时刻，未便。’……督修四昼夜，至初四日寅时始见圹宫石门……初四日申时，候故主灵到，即停于祭棚内，陈猪羊金银纸扎祭品，同众举哀祭奠下葬。卑职亲领夫役入圹宫内，即将田妃移于石床之左，后请崇祯先帝之棺居正中。田妃葬于无事之时，棺椁俱备，监葬官与卑职见故主有棺无椁，遂将田妃之椁移而用之。三棺之前各设香案祭品毕，卑职亲手将万年灯点起，遂将二座石门关闭……至初六日，率捐葬乡耆等祭奠，号泣逾时方止。卑职差人传附近山口地方拨夫百名，各备掀掘筐担，舁土筑完……”

[380]《日下旧闻考》卷137《京畿·昌平》。朱彝尊的按语写道：“思陵葬日，仁和（杭州）龚光禄佳育流寓昌平。地宫例书某帝之陵，合以石块，奉安梓宫之前。时仓卒不及砻石，以砖代之，钤之以铁，乃光禄（龚佳育）所书也。光禄尝为予言：圹始开，入石门，地甚湿，其中衣被等物多黝黑，被止一面是锦绣，余皆以布。长明灯油仅二三寸，缸底皆水。其金银器皆以铅铜充之，当时中官破冒，良可憾也！”

[381]陈济生《再生纪略》上。

[382]钱《甲申传信录》卷6《赤眉寇略（李闯始末）》。

[383]许重熙《明季甲乙两年汇略》卷1，崇祯十七年三月辛亥。谈迁《国榷》卷100，崇祯十七年三月辛亥。《流寇长编》卷17，崇祯十七年三月壬午。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2《从逆诸臣·周钟》。

[384]史惇《恸余杂记·周介生始末》。

[385]《明季甲乙两年汇略》卷1，崇祯十七年三月辛亥。

[386]冯梦龙《甲申纪事》卷1《甲申纪闻》。《明季北略》卷22《从逆诸臣·周钟》。

[387]《甲申纪事》卷1《甲申纪闻》。

[388]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3前集“七言古诗”。诗中所言鼎湖，指思宗殉国；玉关，指山海关；黄巾及黑山，指李自成的造反大军。

[389]此句指吴三桂起兵后，李自成把在京的吴襄及全家三十多人全部杀死。

[390]陈维崧《妇人集·姑苏女子圆圆》。

[391]涨潮《虞初新志》卷11，陆次云《圆圆传》。

[392]许重熙《明季甲乙两年汇略》卷1《一卷异同补·吴三桂》。

[393]此处西宫应为东宫。按：田贵妃居承乾宫，即东宫；袁贵妃居翊坤宫，即西宫。

[394]钮秀《觚燕·圆圆传》。

[395]《吴诗集览》卷7上《圆圆曲》，附马孝升之言。以上说法，可参看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三联书店，2001年，第496～498、777～781页。

[396]冒辟疆《影梅庵忆语》卷1。

[397]姜泣群《虞初广志》卷11，沙定峰《陈圆圆传》。福本雅一《陈圆圆》，见同著《明末清初》，京都同朋舍，1987年，第267页。

[398]程源《孤臣纪哭》，见冯梦龙《甲申纪事》卷3。《流寇长编》卷17，崇祯十七年三月辛亥。

[399]另有史籍说，陈圆圆为刘宗敏所占，或者说刘宗敏拷掠吴襄，逼其交出陈圆圆。

[400]计六奇《明季北略》说：“是书本牛金星作，使吴襄书者。”《流寇长编》说：“其词皆贼臣牛金星等所撰。”

[401]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吴三桂请兵始末》。彭孙贻《流寇志》卷11，乙卯廿七。

[402]《流寇长编》卷18《甲申剩事》，崇祯十七年三月丁巳。《明季北略》卷20《吴三桂请兵始末》。

[403]赵士锦《甲申纪事》附录《塘报》。

[404]《虞初广志》卷11，沙定峰《陈圆圆传》。钱《甲申传信录》卷8《桑郭余铃》。《明季北略》卷20《吴三桂请兵始末》。

[405]《流寇长编》卷18《甲申剩事》，崇祯十七年三月丁巳。

[406]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吴三桂请兵始末》。彭孙贻《流寇志》卷11，丁巳廿九。

[407]《流寇长编》卷18《甲申剩事》，崇祯十七年四月壬戌。谈迁《国榷》卷100，崇祯十七年四月辛酉。

[408]葫芦道人《馘闯小史》卷1。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5所载略同，末句为：“试看赤县之归心，仍是朱家之正统。”

[409]《流寇长编》卷18《甲申剩事》，崇祯十七年三月丁巳。“永昌”是李自成大顺政权的年号。

[410]彭孙贻《流寇志》卷11，丁巳廿九。

[411]《清世祖实录》卷4。王先谦《东华录》顺治朝卷1。

[412]《清世祖实录》卷4。王先谦《东华录》顺治朝卷1。

[413]《清世祖实录》卷4。王先谦《东华录》顺治朝卷1。

[414]葫芦道人《馘闯小史》卷1。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附记野史》。

[415]陈济生《再生纪略》下，见冯梦龙《甲申纪事》卷5。无名氏《燕都日记》，见冯梦龙《甲申纪事》卷6。

[416]陈济生《再生纪略》下，见冯梦龙《甲申纪事》卷5。无名氏《燕都日记》，见冯梦龙《甲申纪事》卷6。

[417]《馘闯小史》卷1。

[418]谈迁《国榷》卷101，崇祯十七年四月辛未。

[419]同上书卷101，崇祯十七年四月甲戌。

[420]《山海关志》卷9附录。山海关除关城外，四面各有城，东西名东罗、西罗，南北名南翼、北翼。

[421]钱《甲申传信录》卷8《桑郭余铃》。

[422]《沈馆录》卷7，见《辽海丛书》。

[423]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吴三桂请兵始末》。《流寇长编》卷18《甲申剩事》，崇祯十七年四月戊寅。《国榷》卷101，崇祯十七年四月戊寅。

[424]《明季北略》卷20《吴三桂请兵始末》。《流寇长编》卷18《甲申剩事》，崇祯十七年四月癸未。

[425]陈济生《再生纪略》下，见冯梦龙《甲申纪事》卷5。

[426]葫芦道人《馘闯小史》卷1。

[427]谈迁《国榷》卷101，崇祯十七年四月癸未。

[428]《流寇长编》卷18《甲申剩事》，崇祯十七年五月戊子。钱《甲申传信录》卷8《桑郭余铃》。彭孙贻《流寇志》卷12。

[429]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吴三桂请兵始末》。

[430]《甲申传信录》卷8《桑郭余铃》。《明季北略》卷20《吴三桂请兵始末》。

[431]谈迁《国榷》卷101，崇祯十七年五月壬辰。

[432]陈济生《再生纪略》下。

[433]《流寇长编》卷18《甲申剩事》，崇祯十七年五月癸巳。彭孙贻《流寇志》卷13，癸巳初六。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5。明朝遗民对思陵将信将疑，有人以为是“疑冢”，“遗弓已不可问”。据谈迁《北游录》纪邮上之八月己未条以及纪文之思陵记条，谈迁于顺治十一年八月特地前往踏勘，适逢守陵太监许氏，告诉他：“思陵本故田贵妃园，李贼委先帝后梓宫于昌平城外，于是吏民悲泣，醵葬于此。”还告诉他，顺治二年开始，每年春秋祭祀，各陵祭田六顷，奉祠太监二人，陵户八人；顺治六年祭田减为一顷，清明、霜降二节备羊猪合祭于红门外，正旦、元夕、七月半、冬至各素祭……许太监感慨地说：“崇祯家老奴不过如此！”

[434]彭孙贻《流寇志》卷13，辛未十五。

[435]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清朝移史可法书》。如果说此前清朝当局打出“为尔雪君父之仇”的旗号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那么顺治十四年（1657年）清世祖（即顺治帝）下令修缮思陵，则完全是从表彰思陵的道德层面考虑的。据奉旨营建思陵碑的大学士金之俊说，清世祖对于明朝兴亡之本末了如指掌，决定于顺治十四年二月立碑表彰，突出两点：一是“崇祯帝尚为孜孜求治之主，只以任用非人，卒至寇乱，身殉社稷”；二是“若不亟为阐扬，恐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

[436]邸报属于官方公报，是新闻纸的前身。宋代有所谓“朝报”，与明代邸报是同一种类。据台湾学者苏同炳《明代的邸报与其相关诸问题》（收入苏氏《明史随笔》），邸报是用红色水印的有格纸抄写的手抄本，逐日报导朝廷动态，每日发布，装订为一册。

[437]岸本美绪《崇祯十七年的江南社会与北京情报》，载《明清时代的法和社会》，东京汲古书院，1993年，第358～361页。

[438]文秉《甲乙事案》卷上，崇祯十七年四月戊午。

[439]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赧皇帝条引《甲乙史》，以及路振飞、王燮镇抚淮安条。

[440]谈迁《国榷》卷101，崇祯十七年四月丁卯。彭孙怡《流寇志》卷12，丁卯初十条所载略同，唯李昌期作李昌龄。

[441]滕一飞《淮城纪事》，见冯梦龙《甲申纪事》卷6。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路振飞、王燮镇抚淮安条。

[442]顾炎武《圣安本纪》卷1。

[443]《国榷》卷101，崇祯十七年四月庚午。

[444]《流寇志》卷12，辛未十四。

[445]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南京诸臣议立福藩条。此外陈贞慧《过江七事》、《书事七则》以及查慎行《人海记》等都有类似记载。参看司徒琳（Lynn A．Struve）《南明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页及第196页注（7）（8）（9）；岸本美绪《崇祯十七年的江南社会与北京情报》，载《明清时代的法和社会》，第349～352页。

[446]谈迁《国榷》卷101，崇祯十七年四月壬午、四月甲申。

[447]同上书卷101，崇祯十七年四月丁丑。彭孙贻《流寇志》卷12，戊寅廿一。

[448]文秉《甲乙事案》卷上，崇祯十七年五月戊子。

[449]《国榷》卷101，崇祯十七年五月辛卯。《流寇志》卷12，庚寅初三。

[450]《流寇志》卷13，戊戌十一。

[451]姚廷遴《历年记》。参看岸本美绪《〈历年记〉所见清初地方社会的生活》，载东京《史学杂志》第95编第6号（1986年）。

[452]文秉《甲乙事案》卷上，崇祯十七年五月庚寅。

[453]计六奇《明季南略》卷3《弘光诏书国政二十五款》。

[454]顾炎武《圣安本纪》卷1。

[455]文秉《甲乙事案》卷上，崇祯十七年五月癸卯。

[456]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5。

[457]谈迁《国榷》卷101，崇祯十七年五月壬寅。

[458]史可法《史文正公集》卷1《请尊上权化水火疏》。

[459]同上书卷1《请颁诏敕定人心疏》。

[460]古藏史氏（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卷1。

[461]《史文正公集》卷1《请遣北使疏》。史可法也主张派遣使节与清朝谈判，他说：“……是目前最急者无逾于办寇（指李自成）矣。然以我之全力用之寇，而从旁有牵我者，则我之力分；以寇之全力用之我，而从旁有助我者，则寇之势弱，不待智者而后知也。”此话的题中之义便是“借夷破贼”，即其所谓“先国仇之大，而特释前嫌，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著数也”。

[462]《弘光实录钞》卷3。

[463]《明清史料》丙编《刘泽清致吴三桂书》。

[464]同上书丙编《陈洪范致吴三桂书》、《马绍愉致吴三桂书》。

[465]计六奇《明季南略》卷2《大清摄政王致史可法书》。

[466]计六奇《明季南略》卷2《史可法答书》。《史忠文公集》卷2《复摄政睿亲王书》。

[467]陈洪范《北使纪略》。

[468]陈洪范《北使纪略》。

[469]陈洪范《北使纪略》。

[470]许重熙《明季甲乙两年汇略》卷2，崇祯十七年十二月己巳。

[471]顾炎武《圣安本纪》卷4。

[472]文秉《甲乙事案》卷上，崇祯十七年五月庚戌。

[473]同上书卷上，崇祯十七年六月癸亥。

[474]文秉《甲乙事案》卷上，崇祯十七年六月甲子。

[475]同上书卷上，崇祯十七年九月丁亥。文秉评曰：“钦案问徒之人，（马）士英以私交之谊，特拔之囚伍之中。”

[476]同上书卷上，崇祯十七年十月己未。

[477]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19《周镳》。

[478]吴伟业《鹿樵纪闻》卷上《福王上》。

[479]应喜臣《青璘屑》卷上。

[480]许重熙《明季甲乙两年汇略》卷2，崇祯十七年十月己未。

[481]吴伟业《鹿樵纪闻》卷上《福王上》。

[482]夏完淳《续幸存录》，见《明季稗史初编》卷16。

[483]《明季甲乙两年汇略》卷2，崇祯十七年八月癸酉。

[484]文秉《甲乙事案》卷下，弘光元年三月甲申“太子自绍兴”条说：“太子渡江由苏历杭至绍兴”，“是日从后城门入”。

[485]钱《甲申传信录》卷9《戾园疑迹》。

[486]钱《甲申传信录》卷9《戾园疑迹》。

[487]钱《甲申传信录》卷9《戾园疑迹》。

[488]钱《甲申传信录》卷9《戾园疑迹》。

[489]《虞初广志》卷2，凌雪《南北二太子事》。

[490]谈迁《国榷》卷101，崇祯十七年五月辛亥。

[491]顾炎武《圣安本纪》卷1，崇祯十七年六月壬午。沈国元《甲申大事记》，七月十七日王燮塘报。

[492]计六奇《明季南略》卷2《太子杂志》。

[493]《圣安本纪》卷1，崇祯十七年六月甲申。

[494]古藏史臣（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卷1，崇祯十七年七月癸卯。

[495]古藏史臣（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卷3，弘光元年二月甲子。《圣安本纪》卷2，弘光元年二月甲子。

[496]许重熙《明季甲乙两年汇略》卷3，弘光元年三月甲申。计六奇《明季南略》卷3“太子一案”。谈迁《国榷》卷104，弘光元年三月甲申。《流寇长编》卷19，顺治二年三月甲申。

[497]顾炎武《圣安本纪》卷4，弘光元年二月癸未。戴名世《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见《东林始末》，中国历史研究丛书，上海书店，1982年。

[498]《明季南略》卷3“太子一案”。《流寇长编》卷19，顺治二年三月甲申。《国榷》卷104，弘光元年三月甲申。

[499]计六奇《明季南略》卷3“太子一案”。

[500]顾炎武《圣安本纪》，弘光元年三月：“夜五鼓，传上旨：移太子至锦衣卫掌卫事都督府都督同知冯可宗邸舍。”凌雪《南北二太子事》、戴名世《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所言略同；谈迁《国榷》弘光元年三月乙酉条载保国公等奉旨到冯可宗宅探望太子，可见太子确已移至冯宅。而《明季南略》、《流寇长编》却说“移太子入大内”，似不可信，福王如此疑忌太子，断不肯轻易把太子移入大内。

[501]《国榷》卷104，弘光元年三月甲申。《虞初广志》卷2，钱秉镫《南渡三疑案》说：“马士英亦未敢决以为伪，但设三疑端，以迎合上意，而首斥其伪者，王铎也。”

[502]《弘光实录钞》卷4，弘光元年三月丙申。谈迁《国榷》卷104，弘光元年三月乙酉。李清《三垣笔记》笔记下《弘光》。

[503]顾炎武《圣安本纪》卷4，弘光元年三月乙酉。《国榷》卷104，弘光元年三月乙酉。《三垣笔记》笔记下《弘光》。《弘光实录钞》卷4，弘光元年三月丙申。

[504]谈迁《国榷》卷104，弘光元年三月乙酉。

[505]计六奇《明季南略》卷3“太子一案”。《流寇长编》卷19，顺治二年三月丙戌。

[506]文秉《甲乙事案》卷下，弘光元年三月己丑。凌雪《南北二太子事》，见《虞初广志》卷2。

[507]《甲乙事案》卷下，弘光元年三月己丑。《流寇长编》卷19，顺治二年三月己丑。《明季南略》卷3“太子一案”。

[508]《甲乙事案》卷下，弘光元年三月辛卯。《明季南略》卷3“太子一案”。《流寇长编》卷19，顺治二年三月辛卯。

[509]《弘光实录钞》卷4，弘光元年三月丙申。

[510]文秉《甲乙事案》卷下，弘光元年三月辛卯。

[511]同上书卷下，弘光元年三月戊戌。《流寇长编》卷19，顺治二年三月丁酉。谈迁《国榷》卷104，弘光元年三月丁酉。计六奇《明季南略》卷3“太子一案”。张岱《石匮书后集》卷5《福王世家》。

[512]谈迁《国榷》卷104，弘光元年三月戊戌。《流寇长编》卷19，顺治二年三月戊戌。计六奇《明季南略》卷3“太子一案”。南明的这种逼供做法激起言官的反感，某御史上疏说：愚民观听易惑，道路籍籍，皆以为诸臣有意扼杀先帝之血胤。福王不得不下旨：将王之明好生护着勿骤加刑，以招民谤。俟正告天下，愚夫愚妇皆已明白，然后申法。

[513]《流寇长编》卷19，顺治二年四月甲寅。

[514]文秉《甲乙事案》卷下，弘光元年三月戊戌。

[515]与“太子案”几乎同时，又出现了“童氏案”。三月初九日，河南妇女童氏自称是当今皇上在藩邸（福王府）时的元配王妃，弘光帝（即福王）恼羞成怒，下令把童氏押至锦衣卫狱中。

[516]戴名世《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见《东林始末》，第261～276页。

[517]文秉《甲乙事案》卷下，弘光元年三月乙巳。谈迁《国榷》卷104，弘光元年三月辛亥。计六奇《明季南略》卷3“太子一案”。

[518]《弘光实录钞》卷4，弘光元年三月辛亥。

[519]《甲乙事案》卷下，弘光元年四月癸丑。

[520]同上书卷下，弘光元年四月庚辰。

[521]《甲乙事案》卷下，弘光元年五月癸巳。

[522]计六奇《明季南略》卷4《赵监生立太子》。佚名《江南闻见录》，见《东南纪事》，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上海书店，1982年，第317～330页。

[523]文秉《甲乙事案》卷下，弘光元年五月癸巳。《江南闻见录》。《明季南略》卷4，十二日癸巳。这篇谕旨原文如下：“泣予先皇帝丕承大鼎，惟兹臣庶同甘共苦，胡天不佑，惨罹奇祸，凡有血气，裂呲痛心！予小子分宜殉国，思以君父大仇不共戴天，皇祖基业汗血非易，忍耻奔避，图雪国耻。予惟先帝之哀，奔投南都，实欲哭陈大义，身先士卒，不意巨奸障蔽，至撄桎梏。予虽幽城狱，每念先帝，无一日不再三痛绝也！今福王闻兵远遁，先为民望，其如高皇帝之陵寝，亿万苍生之性命何！泣予小子，将历请勋旧文武诸生念予高皇帝三百年之鸿烈，先皇帝十七载之旧恩，助予振旅，扶此颠沛，何期父老人民围抱出狱，拥入皇宫……予身负重冤，岂称尊南面之日乎！”

[524]《明季南略》卷4，十五日丙申。《流寇长编》卷19，顺治二年五月丙申。《流寇长编》的编者按语：“豫王在永平固已熟识太子矣，故离座而迎……今人犹谓太子非真，何也？”

[525]文秉《甲乙事案》卷下，弘光元年丙午。计六奇《明季南略》卷4《弘光拜豫王》。《流寇长编》卷19，顺治二年五月丙午。

[526]《流寇长编》卷19，顺治二年五月庚戌。《明季南略》卷4，三十日辛亥。

[527]许重熙《明季甲乙两年汇略》卷2《二卷异同补》。

[528]孟森《明烈皇殉国后记》，见其所著《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孟森《明清史讲义》上册，第342～343页。

[529]吴伟业《鹿樵纪闻》上，两太子条及两疑案条。

[530]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854～859页。

[531]文秉《甲乙事案》卷下，弘光元年三月戊戌。

[532]佚名《江南闻见录》，顺治二年五月十五日：“太子出洪武门入营，豫王敬礼甚厚……其真假不能辨，须臾归之北以明之。”

主要参考文献

（以本书引用先后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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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徐光启集》，王重民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17．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据云间平露堂刊本影印，1962年。

18．谢杰：《虔台倭纂》，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据万历刻本影印。

19．黄俣卿：《倭患考原》，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据清抄本影印。

20．佚名：《王直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据金声《玉振集》刊印。

21．茅坤：《徐海本末》，文渊阁四库全书据金声《玉振集》刊印。

22．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四部丛刊三编本。

23．李贽：《焚书》，中华书局，1975年。

24．邹元标：《愿学集》，万历四十七年刻本。

25．顾宪成：《泾皋藏稿》，明末顾氏刻本。

26．顾允成：《小辨斋偶存》，常州先哲遗书本，第一集。

27．高攀龙：《高子遗书》，崇祯五年钱士升、陈龙正刻本。

28．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

29．朱彝尊：《曝书亭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30．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丛书集成本。

31．张居正：《新刻张太岳先生诗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万历刻本。

32．徐阶：《世经堂集》，万历间徐氏刻本。

33．谈迁：《国榷》，中华书局，1958年。

34．高拱：《高文襄公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万历刻本。

35．刘若愚：《酌中志》，丛书集成本。

36．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年。

37．申时行：《赐闲堂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万历刻本。

38．吴伯与：《国朝内阁名臣事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崇祯刻本。

39．文秉：《定陵注略》，丛书集成本。

40．文秉：《先拨志始》，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初刻本。

41．徐象梅：《两浙名贤录》，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刻本。

42．《万历起居注》，北京大学出版社据明刻本影印。

43．钱一本：《万历邸钞》，台湾正中书局据嘉业堂藏手抄本影印，1969年。

44．赵吉士：《寄园寄所寄》，明刻本。

45．朱国桢：《涌幢小品》，中华书局，1981年。

46．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华书局，1959年。

47．伍袁萃：《林居漫录》，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

48．王世贞：《山堂别集》，中华书局，1985年。

49．王世贞：《觚不觚录》，上海古籍出版社据说郛三种本影印，1988年。

50．吕毖：《明朝小史》，玄览堂丛书据清初刻本影印。

51．吴亮：《万历疏钞》，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刻本。

52．吴中行：《赐余堂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万历刻本。

53．沈思孝：《溪山堂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万历刻本。

54．黄宗羲：《明文海》，中华书局，1987年。

55．艾穆：《艾熙亭先生文集》，万历刻本。

56．赵南星：《味檗斋集》，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刻本。

57．邹元标：《邹忠介公奏疏》，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崇祯刻本。

58．于慎行：《谷城山馆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万历刻本。

59．李开元：《李中麓闲居集》，中华书局，1959年。

60．葛守礼：《葛端肃公集》，嘉庆七年东山葛氏树滋堂刻本。

61．何乔远：《名山藏》，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

62．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63．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64．江东之：《瑞阳阿集》，乾隆八年刻本。

65．申时行：《召对录》，宝颜堂秘籍本。

66．王锡爵：《王文肃公全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万历刻本。

67．茅瑞征：《万历三大征考》，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刻本。

68．瞿九思：《万历武功录》，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刻本。

69．叶向高：《苍霞草》，福建丛书本。

70．许孚远：《敬和堂集》，万历刻本。

71．李化龙：《平播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刻本。

72．李逊之：《三朝野记》，道光荆驼逸史刊本。

73．李逊之：《泰昌朝记事》，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74．王家屏：《王文端公奏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万历刻本。

75．钟羽正：《崇雅堂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万历刻本。

76．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77．朱赓：《朱文懿公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天启刻本。

78．吕坤：《去伪斋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康熙刻本。

79．夏允彝：《幸存录》，明季稗史初编本。

80．叶向高：《纶扉奏草》，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刻本。

81．曹于汴：《仰节堂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2．康熙《东林书院志》，康熙八年丽泽堂刻本。

83．雍正《东林书院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雍正刻本。

84．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万历刻本。

85．毛宪撰、吴亮增补：《毗陵人品记》，万历四十六年刻本。

86．杨坤等辑、缪敬持补辑：《东林同难录》、《东林同难列传》，四库未收书辑刊影印雍正刻本。

87．王绍徽：《东林点将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光绪宣统间刻本，附《四库全书总目·东林点将录一卷提要》。

88．（不著撰者）《东林籍贯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李文田抄本，附《四库全书总目·东林籍贯录一卷提要》。

89．（不著撰者）《东林同志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光绪崇文书局刻本，附《四库全书总目·东林同志录一卷提要》。

90．（不著撰者）《东林朋党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光绪崇文书局刻本，附《四库全书总目·东林朋党录一卷提要》。

91．（不著撰者）《天鉴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李文田抄本。

92．（不著撰者）《盗柄东林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李文田刻本，附《四库全书总目·盗柄东林伙一卷提要》。

93．顾天埈：《顾太史文集》，崇祯刻本。

94．丁元荐：《尊拙堂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顺治刻本。

95．冯从吾：《少墟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6．金日昇：《颂天胪笔》，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崇祯刻本。

97．吴应箕：《东林事略》，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初刻本。

98．吴应箕：《东林本末》，神州国光社，1951年。

99．蒋平阶：《东林始末》，神州国光社，1951年。

100．陆世仪：《复社纪略》，神州国光社，1951年。

101．吴伟业：《复社纪事》，神州国光社，1951年。

102．吴应箕：《启祯两朝剥复录》，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初吴氏楼山堂刻本。

103．陈建辑、江旭奇补订：《皇明通纪集要》，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崇祯刻本。

104．杨涟：《杨大洪先生文集》，正谊堂丛书续刻本。

105．朱长祚：《玉镜新谭》，中华书局，1989年。

106．项鼎铉：《呼桓日记》，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据清抄本影印。

107．文震孟：《文文肃公日记》，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据稿本影印。

108．李逊之：《崇祯朝记事》，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109．吴应箕：《楼山堂集》，粤雅堂丛书本。

110．徐肇台：《甲乙记政录》、《续丙记政录》、《续丁记政录》、《新政》，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据崇祯刻本影印。

111．许重熙：《明季甲乙两年汇略》，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初刻本。

112．文秉：《甲乙事案》，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初抄本。

113．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四部丛刊初编本。

114．周顺昌：《周忠介公烬余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5．《明清史料》（内阁大库档案），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刊本。

116．文秉：《烈皇小识》，明季稗史初编本。

117．外史氏：《圣朝新政要略》，续修四库全书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抄本影印。

118．邹漪：《启祯野乘》，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清初刻本。

119．茅元仪：《督师纪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据明末刊本影印。

120．李清：《三垣笔记》，中华书局，1982年。

121．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华书局，1984年。

122．计六奇：《明季南略》，中华书局，1984年。

123．毕自严：《石隐园藏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刻本。

124．佚名：《袁督师事迹》，岭南丛书本。

125．杨士聪：《玉堂荟记》，丛书集成初编本。

126．卢象昇：《卢忠肃公集》，光绪元年刻本。

127．戴笠：《流寇长编》，书目文献出版社据涵芬楼“礼邸旧藏”抄本影印，1991年。

128．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清初刻本。

129．孙传庭：《孙忠靖公集》，山西铅印本，1914年。

130．姜泣群：《虞初广志》，光华编辑社，1915年。

131．胡怀琛：《虞初新志》，广益书局，1932年。

132．张潮：《虞初新志》，开明书店，1935年。

133．郑树若：《虞初续志》，开明书店，1935年。

134．范景文：《范文忠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5．全祖望：《鲒埼亭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136．《冯梦龙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该书第六种为冯梦龙编撰的《甲申纪事》，包括以下各书：卷一，冯梦龙《甲申纪闻》；卷二，冯梦龙《绅志略》；卷三，程源《孤臣纪哭》；卷四，陈济生《再生纪略》上；卷五，陈济生《再生纪略》下；卷六，无名氏《燕都日记》，无名氏《北事补遗》，无名氏《淮城纪事》等。

137．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

138．地方志（略）

近人论著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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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施康强译，三联书店，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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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戴裔煊：《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15．王守稼：《封建末世的积淀和萌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16．［日］山根幸夫：《明帝國と日本》（《图说中国史》第7卷），东京讲谈社，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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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46．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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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法］安田朴（Rene Etiemble）：《中国文化西传欧洲》，耿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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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日］明代史论丛编纂委员会：《清水博士追悼纪念·明代史论丛》，东京大安出版社，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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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郑天挺等：《明末农民起义资料》（内阁大库档案），中华书局，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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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美］司徒琳（Lynn A．Struve）：《南明史》，李荣庆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79．柳义南：《李自成纪年附考》，中华书局，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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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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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连成：《面向21世纪的经济全球化——概念、成因、回顾与展望》，《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2期。

3．蒋廷黼：《中国近世世界的大变局》，《清华学报》第九卷第四期。

4．梁嘉彬：《明史稿佛郎机传考证》，民国《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

5．万明：《明代中葡两国的第一次正式交往》，《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

6．［葡］托梅·皮雷斯（Tome Pires）：《1515年葡萄牙人笔下的中国》，《中外关系史译丛》第4辑。

7．黄庆华：《早期中葡关系与澳门开埠》，《史学月刊》199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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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大隅晶子：《十六、十七世紀における中日葡貿易》，《东京国立博物馆纪要》第23期（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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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荷］C·J·A·约尔格：《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中外关系史译丛》第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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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樊树志：《“倭寇”新论——以“嘉靖大倭冠”为中心》，《复旦学报》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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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陈荆和：《林凤袭击马尼拉事件》，《明史论丛》之七《国际关系》，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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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严中平：《丝绸流向菲律宾　白银流向中国》，《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

27．钱江：《1570—1760年的中国和吕宋贸易的发展及贸易额的估算》，《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28．［美］马拉特斯塔（S．J．Edward Malatesta）：《范礼安——耶稣会赴华工作的决策人》，澳门文化司署《文化杂志》中文版，第21期（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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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美］比得信（Willard J．Peterson）：《杨廷筠、李之藻、徐光启为何会成为基督徒》，澳门文化司署《文化杂志》中文版，第21期（1994年）。

31．［澳］瑞尔（Ian Rae）：《寻找文化的契合点——论早期天主教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方式》，澳门文化司署《文化杂志》中文版，第21期（1994年）。

32．［荷］斯坦戴特（Nicolas Standaert）：《17世纪中西交流中的天堂与地狱观》，澳门文化司署《文化杂志》中文版，第21期（1994年）。

33．方豪：《明末清初天主教比附儒家学说之研究》，《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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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林东阳：《有关利玛窦所著天主实义与畴人十篇的几个问题》，台湾《大陆杂志》第56卷第1期。

36．黄一农：《明末清初天主教的“帝天说”及其所引发的论争》，台湾故宫博物馆《故宫学术季刊》第14卷第2期。

37．［日］薮内清：《西歐科學と明末の時代》，《日本学士院纪要》第44卷第2号。

38．［日］葛谷登：《奉教人士楊廷筠》，日本《一桥研究》第17卷第1号。

39．巫仁恕：《明清近代市镇墟集研究与展望》，香港《九州学刊》1993年第2期。

40．刘翠溶：《明清时代南方地区的专业生产》，台湾《大陆杂志》第56卷第3、4期（1977年）。

41．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台湾《新史学》第9卷第3期。

42．［日］上田信：《明末淸初の都市“無賴”をめぐる社会關係——打行と脚夫》，日本《史学杂志》第90编第11号。

43．［日］井上进：《復社の學》，日本《东洋史研究》第44卷第2号。

44．［日］刘伟岸：《西學をめぐる的中日兩國の近世——方以智の場合》，日本《札幌大学教养部纪要》第39号（1991年）。

45．［日］中纯夫：《徐階研究》，日本《富山大学教养部纪要》第24卷1号。

46．全汉昇、李龙华：《明中叶后太仓岁入银两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卷第1期。

47．［日］田口宏二朗：《明末畿輔地域における水利開發事業について——徐貞明と滹沱河工》，日本《史学杂志》第106编第6号。

48．樊树志：《张居正与冯保》，《复旦学报》1991年第1期。

49．樊树志：《帝王心理：明神宗的个案》，《学术月刊》1995年第1期。

50．［日］铃木良一：《秀吉の“朝鮮征伐”》，日本《历史学研究》第155号。

51．李光涛：《朝鲜“壬辰倭祸”酿衅史事》，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9本。

52．［日］三木聪：《福建巡撫許孚遠の謀略——豐臣秀吉の“征明”をめぐつて》，日本高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第4卷（1996年）。

53．［日］大庭脩：《豐臣秀吉を國王に封する诰命について——我が國に現存する明代の诰敕》，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4辑（1973年）。

54．李光涛：《明人援韩与稷山大捷》，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3本第1分册。

55．李光涛：《明人援韩与杨镐蔚山之役》，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1本第4分册。

56．［日］城井隆志：《萬曆三十年代における沈一貫の政治と黨争》，日本九州大学《史渊》第122辑。

57．樊树志：《东林非党论》，《复旦学报》2001年第1期。

58．樊树志：《东林书院的实态分析——“东林党”论质疑》，《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59．［日］城井隆志：《明末の一反東林勢力について——顧天埈をめぐつて》，《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纪念·明代史论丛》。

60．大木康：《明末における江南の出版文化研究》，日本《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50（特集一），1991年。

61．［日］和田正广：《李成樑一門戦績の實態分析》，日本《八幡大学社会文化研究纪要》第20卷，1987年。

62．姜守鹏：《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经辽研究》，《东北师大学报》1992年第4期。

63．尹韵公：《袁崇焕诛毛文龙案考——兼论毛文龙》，《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1期。

64．李光涛：《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本。

65．李光涛：《论崇祯二年“己巳虏变”》，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8本。

66．［日］福本雅一：《鄭鄤之獄》，日本《明代史研究》第13号。

67．李光涛：《洪承畴援辽始末》，台湾《大陆杂志》第12卷12期。

68．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7本。

69．樊树志：《崇祯：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学术月刊》1996年第7期。

70．［日］岸本美绪：《崇禎十七年における江南社會と北京情報》，《明清时代的法和社会》，东京汲古书院，1993年。

索引

（收入本书中主要人名、部分地名及术语）

A

哱拜

阿济格

艾穆

艾万年

艾维四

俺答封贡

岸本美绪

澳门

B

白银资本

百濑弘

北岛万次

毕自严

滨岛敦俊

滨下武志

播州宣慰司

博克瑟

不定期集市

不沾泥

布罗代尔

C

蔡懋德

曹变蛟

册立东宫

长崎

厂臣

钞关

朝贡

车箱峡

陈奉

陈洪范

陈奇瑜

陈文石

陈新甲

陈学文

陈炎

陈演

陈寅恪

陈于泰

陈圆圆

闯将

闯王

成基命

城井隆志

崇祯皇太子

崇祯历书

绸业市镇

川胜守

慈圣皇太后

崔呈秀

D

大木康

大庭脩

戴东旻

戴裔煊

党馨

党争

邓玉函

邸报

地银

丁丑狱志

丁启睿

丁银

定期集市

定王

东江

东林党

东林党籍考

东林党人榜

东林点将录

东林会约

东林书院

东林书院志

东林学派

杜勋

多铎

多尔衮

E

二十四气

F

范复粹

范景文

范礼安

方从哲

方豪

方一藻

方以智

费成康

费孝通

丰臣秀吉

枫泾镇

冯保

冯从吾

冯琦

冯铨

冯应京

佛郎机

弗兰克

福本雅一

福王

福王之国

复社

复社纪略

傅应祯

傅永淳

傅宗龙

G

改土归流

冈野昌子

高拱

高弘图

高捷

高名衡

高攀龙

高起潜

高迎祥

革左五营

葛谷登

葛守礼

巩永固

谷口规矩雄

顾秉谦

顾诚

顾大章

顾天埈

顾宪成

顾炎武

顾允成

官民田一则

闺范图说

国本

果阿

H

海禁

海瑞

韩爌

韩一良

濠镜

何心隐

和田正广

荷兰

荷兰东印度公司

贺人龙

黑水峪

红丸案

洪承畴

侯方域

侯恂

后金

湖广民变

湖丝

华允诚

皇太极

黄道周

黄得功

黄启臣

黄仁宇

黄宗羲

黄宗智

黄尊素

徽商

会推阁员

J

机坊

集市

几何原本

己巳之变

嘉靖大倭寇

甲申纪事

甲申之变

甲乙事案

江东之

江南经济

江南市镇

姜埰

姜曰广

蒋德璟

焦竑

脚行

剿饷

金花银

锦衣卫

经筵

井上进

九边

瞿式耜

瞿太素

均徭

K

勘合贸易

考成法

科场舞弊案

客氏

款曹击温

坤舆万国全图

昆党

L

李邦华

李成梁

李光涛

李国

李过

李化龙

李明睿

李清

李如松

李三才

李舜臣

李逊之

李应昇

李之藻

李植

李贽

李自成

里甲

利玛窦

栗林宣夫

练饷

辽王

辽饷

林东阳

林丽月

林仁川

临清民变

刘翠溶

刘国能

刘石吉

刘台

刘宇亮

刘元珍

刘泽清

刘宗敏

刘宗周

柳如是

龙华民

卢象昇

潞水客谈

潞王

吕坤

吕宋

罗大纮

罗店镇

罗明坚

雒于仁

M

麻贵

马楚坚

马光玉

马六甲

马鸣世

马尼拉

马尼拉大帆船

马士英

马堂

满桂

毛九华

毛文龙

冒襄

枚卜

孟森

棉布

棉布业市镇

缪昌期

N

南炳文

南迁

南翔镇

南浔镇

内起居注

尼古拉·一官

倪宠

倪元璐

宁波争贡

牛金星

努尔哈赤

P

潘季驯

庞尚鹏

裴化行

朋党

片冈芝子

葡萄牙

Q

七君子之狱

钱江

钱龙锡

钱谦益

钱一本

钱元悫

勤王

清丈

丘橓

全汉昇

全祖望

R

任赞化

日讲

阮大铖

阮之钿

S

三朝要典

三木聪

三王并封

森正夫

沙勿略

山根幸夫

陕嗣宗

邵宝

摄政王

申时行

神一魁

神一元

沈

沈德符

沈定平

沈鲤

沈惟敬

沈一贯

生祠

生丝

渑池渡

盛泽镇

施凤来

十面张网

石星

史

史可法

市舶司

市镇

市镇网络

司礼监

司徒琳

丝绸

宋应昌

孙

孙承宗

孙传庭

孙丕扬

T

太仓

太平洋丝绸之路

泰昌

泰西水法

谈迁

谭其骧

汤显祖

唐世济

唐通

塘报

藤井宏

田弘遇

田中健夫

梃击案

同文算指

W

万燝

万历邸钞

万历起居注

万历三大征

万历疏钞

万历新政

万明

汪敬虞

王大臣案

王铎

王二

王贵妃

王家屏

王家祯

王嘉胤

王朴

王绍徽

王世贞

王守稼

王守仁

王天有

王学

王应熊

王永光

王永吉

王之明

王直

王志道

王自用

王左挂

魏炤乘

魏大中

魏斐德

魏广微

魏学濂

魏学曾

魏藻德

魏忠贤

温体仁

文秉

文震孟

倭寇

巫仁恕

吴甡

吴昌时

吴承明

吴晗

吴觐华

吴麟征

吴三桂

吴伟业

吴襄

吴应箕

吴振缨

吴震履

吴中行

五彪

五虎

X

西定生

西班牙

西村元照

西学

夏允彝

襄王

项鼎铉

小野和子

小袁营

谢陞

邢玠

熊开元

熊三拔

熊廷弼

徐光启

徐阶

徐石麒

徐兆魁

徐贞明

许鼎臣

许孚远

许国

许誉卿

许重熙

续忧危竑议

宣党

玄默

薛国观

Y

牙行

阉党

严瑴

严嵩

严中平

阎崇年

岩井茂树

杨博

杨镐

杨鹤

杨继盛

杨时

杨嗣昌

杨廷筠

杨一鹏

杨应龙

妖书案

姚希孟

耶稣会士

叶梦熊

叶向高

一条鞭

移宫

懿安太后

尹韵公

永王

于慎行

余大成

余懋学

鱼鳞图册

袁崇焕

袁化中

袁继咸

袁时中

圆圆曲

圜容较义

远西奇器图说

月港

Z

张采

张诚

张凤翼

张国刚

张海英

张汉儒

张捷

张缙彦

张居正

张溥

张若麒

张慎言

张四维

张四知

张献忠

张养蒙

张至发

张宗衡

赵四儿

浙党

震泽镇

郑鄤

郑贵妃

郑振先

郑芝龙

中纯夫

钟羽正

周起元

周顺昌

周藤吉之

周延儒

周遇吉

周元忠

周钟

周宗建

朱常洛

朱常洵

朱赓

朱家角镇

朱泾镇

朱纨

朱维铮

朱希孝

朱彝尊

朱由检

朱由校

紫金梁

邹漪

邹元标

邹振环

祖大弼

祖大寿

左光斗

左良玉

左懋第

佐藤文俊

后记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说起来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1990年以后我由明清江南市镇研究转到晚明史研究，陆续出版了《万历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崇祯传》（人民出版社，1997年），并发表了一些论文：《明代集市类型与集期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乌泥泾与“棉花革命”》（载《黄道婆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帝王心理：明神宗的个案》（《学术月刊》1995年第1期）、《崇祯：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学术月刊》1996年第7期）、《张居正与冯保》（《复旦学报》1999年第1期）、《倭寇新论——以“嘉靖大倭寇”为中心》（《复旦学报》2000年第1期）、《东林非党论》（《复旦学报》2001年第1期）、《东林书院的实态分析——“东林党”论质疑》（《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等。因为一直对晚明史有着浓厚的兴趣，所以1996年申报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中长期课题，课题名称就叫做“晚明史”，十分荣幸地获得了批准。从此以后我就全身心投入了这项工作，一晃就是七年。2002年该课题列入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到了研究后期，为了打印书稿，我购买了电脑，“六十岁学吹打”——对我来说名副其实的是六十岁学电脑，虽然困难，但没有退路，因为百万字的书稿用手誊抄难度更大。这几年，无论寒暑，只要没有课，就在电脑前度过，即使春节也不例外，颇有一点“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我知道，如此庞大的课题，必须排除一切干扰，一鼓作气地毫不停顿地连续拼搏，才能完成；稍一泄气，就可能半途而废。

本书采用叙事史的写法，它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古今中外叙事史的名著数不胜数，它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现代史学的发展，把各门学科的方法融会贯通，增加了它的深度与力度，也派生出新的问题：史学著作愈来愈艰深，因此远离了一般读者。西方一些史家开始向叙事史方向回归，当然是新的更高层次的回归，出现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甚至成为畅销书。这无论如何是值得欣喜的现象，人们惊叹：历史著作原来可以有这样的写法！笔者在欣赏之余，努力向这个方向靠拢。现在看来，依然有着一段距离，不能尽如人意。我的出发点是尽量写得好读一些，而不要把它搞成论文汇编的模样。但是它毕竟是学术著作，并非通俗作品。历史学是实证性极强的，讲究言必有据，必须从大量的文献资料中把事实清理出来，原始资料的引用是必不可少的，可以体现那个时代的气氛。这样又增加了阅读的难度。这实在是一个两难选择。目前的模样，就是两难选择的产物。希望读者诸君能够谅解。

历史是在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收集历史资料是史家工作量最大的部分。晚明史的历史资料数量庞大，必须尽可能地收集，字数往往以千万计。如果仅止于此，当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用现代的眼光给予重新解释。因此吸收当代学者（当然包括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显得更为重要。我于1986年、1991年两度赴日，有了打开眼界的机会，获益匪浅。1997年我有机会到韩国高丽大学讲学，使我可以从容收集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1998年应邀赴日本东北大学参加学科评议，得以利用东北大学图书馆再一次收集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如果本书在反映学术前沿成就方面还有一些可取之处，就得感谢日本、韩国朋友的帮助。

以本人的体验，中国史由于它独特的魅力，早已成为世界各国学者的研究对象，硕果累累。这些汉学家观察问题的视角与方法有独到之处，收集资料又力求穷尽而完美，整理先行研究成果严谨、规范，因而做出论著的深度令人叹为观止。如果对此视而不见或不屑一顾，势必故步自封，难以达到学术前沿的水平。由于外文能力的限制，我做得很不够，希望年轻学者利用外文优势，在同一平台上与海外同行进行对话与交流，把中国史研究推向一个新水平。

近年来，晚清史研究愈来愈热，大有成为显学的趋势，相对而言晚明史稍显逊色。其实晚明史有它特有的吸引力，正如我在本书导论中所说，随着新航路与新大陆的发现，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东半球与西半球“一体化”，第一次出现了“全球化”。在西方人的眼中，晚明时代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毋庸置疑的强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国家以及它们的殖民地，在与中国的贸易中始终处在逆差的地位，占世界产量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白银流入了中国。无怪乎弗兰克要大声疾呼，1500—1800年世界的经济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中国。这样的辉煌，何以很快就销声匿迹了？仅此一点，就值得国人深入地探讨。我不过是抛砖引玉，希望有博大精深的论著出现，为我们释疑解惑。

樊树志

2003年1月于凉城寓所

Table of Contents

第七章 从泰昌到天启

一、神宗的怠于临朝与疾病缠身

二、昙花一现的泰昌朝

三、从泰昌到天启的过渡

四、天启：畸形的魏忠贤专政时代（上）

五、天启：畸形的魏忠贤专政时代（下）

第八章 崇祯：清查“阉党”逆案

一、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朱由检

二、不动声色逐元凶处奸党

三、清查“阉党”逆案

四、为东林人士平反昭雪

第九章 袁崇焕与毛文龙

一、从李成梁到熊廷弼

二、从孙承宗到袁崇焕

三、同室操戈：毛文龙之死

四、己巳之变：袁崇焕的悲剧

第十章 “党同逐异，便己肥家”

一、“今日吏治民生夷情边备事事堪忧”

二、“此时不矫枉振颓，太平何日可望？”

三、朝政与党争（上）——由会推阁员引发的党争：钱谦益案

四、朝政与党争（下）——由袁崇焕之狱引发的党争：钱龙锡案

五、权力争夺：温体仁与周延儒的倾轧

六、温体仁辅政：“崇祯皇帝遭‘温’了”

第十一章 民变蜂起：举棋不定的抚与剿

一、初起阶段的民变与杨鹤招抚的失败

二、战火蔓延山西

三、从渑池渡到车箱峡

四、洪承畴、卢象昇、孙传庭

五、杨嗣昌“十面张网”的成功

第十二章 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

一、对清和与战的优柔寡断

二、“盐梅今暂作干城”：杨嗣昌督师

三、“功虽未成，尽瘁堪悯”——杨嗣昌之死

四、“灭寇雪耻”成泡影：洪承畴降清

五、秘密媾和与陈新甲之死

第十三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明朝的覆亡

一、朋党政治与周延儒的复出

二、内战形势急转直下：李自成与张献忠

三、挽救命运的失败尝试：出征、南迁、勤王

四、京师陷落与思宗殉国

五、从大明到大顺到大清的政权更迭

主要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