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毫无疑问，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是研究美国20世纪前半叶历史中读者最众且文笔独好的不多的几个史学家之一。就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而言，这绝对是莫大的成就：与得到众多读者的畅快阅读相比，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令作者心怀感动呢？这大概也正是美国众多大学愿意将其著作列为学生指定阅读读物的原因吧。

艾伦一生著述颇多，但其最重要、影响最深远者，莫过于读者在这儿看到的《美利坚帝国成长三部曲》。他用翔实的资料、优美的语言，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伟大国家从传统步入现代、从偏居美洲一隅上升为具有全球影响力之世界强国的全过程。对中国而言，大约可以从中借鉴良多。

作为本系列的第一部《大繁荣时代》，可以称之为美国的20世纪20年代简史。史虽简，但影响却无比深远。当1919年美国《时尚》杂志预言“今后的流行趋势可能是裙子越来越短”之后，我们显然看到了个性解放、民主兴起、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以及妇女权益伸张的影子。事实上，这段美国全面繁荣的历史进程可以为我们今天回首审视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变化提供某些借鉴。同样是对原有封闭藩篱的打破，同样是社会思想多元化和创新精神的展现，同样是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或许，这会令每个历史参与者感到惶惑甚至不安，仿若原本平静的水面被掷入一粒石子，涟漪蔚然，动荡却有趣；或如日暮炊烟的小山村铺进了第一条柏油路，探视村外已是每个人内心按捺不住的骚动。

所以，每个阅读这本书的人都会猛然发现，原来那些现在已经成为生活必然的组成部分，早已在那时种下了种子，并萌发出小芽：比如，令老年人深恶痛绝的“闪婚”；比如，令国民趋之若鹜的国外旅行；比如，青年人的早恋、中年人的婚外情；比如，让北京、上海等城市居民抱怨的交通拥堵；再比如，泳装选美、高尔夫、网球、拳击……谁能设想，所有这一切竟然都在八九十年前的美国轮番上演过呢？而本系列的第二部《大撕裂时代》，则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充满痛苦和绝望的时代。不知道是否算是巧合，那个时代竟然像梦一般在21世纪的今天开始重演。在那个当头一棒的年代，道琼斯指数暴跌达90%；曾经牛气冲天的大企业的股票纷纷缩水；数以万计的人们顷刻间财富蒸发、穷困潦倒；超过5000万人从此失去工作；数以十万计的企业纷纷破产……我们不知道今天的人们是不是可以从中得到某些启示、某些借鉴？现时代的知名人物，像格林斯潘、恩道尔已经在预言：我们将面临一次百年一遇的大危机，甚至远胜于20世纪20年代那次绝望的萧条。对此，我们只能盼望，希望下次的危机不会似过去那样。

本系列的第三部《大变革时代》，则跨越历史，给出了美国通过20世纪前半叶的发展和转型，最终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的全景。我们完全可以说，假如19世纪，令全球中心从东方转向西方（主要是欧洲），那么，20世纪前半叶则实现了世界中心从欧洲向美国的转移。经过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老欧洲已经日暮寒秋，逐渐地退出了主导全球的舞台，而美国则如新星，冉冉升起。除去主导思想的改变，我们应该更容易看到全球经济实力的消长。经过50年的发展，美国经济从万花筒般的大繁荣时代，经历大衰退时代的痛苦转折，经济发展逐渐平稳上升，社会格局也逐渐趋于稳定。在这50年间，美国人均收入从不足500美元，增加到1600美元；汽车拥有量从13000多辆暴增至4400万辆；地铁建设也迅猛发展，城市化进程日渐完成。在社会层面，民众权利得到基本保证，社会保险已经广泛普及，童工已经被禁止，黑人和妇女也从法律角度得到了公民的全部权利，为底层利益呼吁的社会主义运动也给保守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

正是思想、社会和科技等各个领域的广泛变革，为美国的最终崛起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对此，艾伦认为，“美国大发现”的本质就是：如果你把有利的条件带给广大的底层民众，他们就会抓住机遇，并成为负责任的公民。

在这里，我不能对全书做出更好的描述，亲自阅读肯定能使你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虽然作者的部分观点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假如我们能够超越历史的局限，从历史的演进中，找到一些对自己、对本国可以借鉴、可以警示的东西，则本书也就达到了它的历史使命。

秦传安

第1章 序曲：1929年9月3日

1

你是否还记得1929年9月3日你在干啥？

多半不记得吧，除非你有着非凡的记忆力。

让我来勾起你的回忆吧。因为，要想理解美国人的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你就必须首先回想一下，在这一时期开始之前——也就是在那场导致了大萧条的金融恐慌之前——事情是个什么样子。要做这件事情，最方便的办法，大概就是想象自己重新生活在1929年的某一天：瞧瞧事情看上去是个什么样子，听听人们在说些什么，扫一眼报纸、杂志和书籍，留心一下人们头脑里所关注的、设想的、期待的是什么，带着你今天的眼睛、耳朵和知识视角去做所有这些事。

我选择1929年9月3日，作为我们将要重访的日子，因为正是在这一天，大牛市达到了顶点：如此长时间地、如此猛烈地一路狂奔的道琼斯指数，创下了它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如果说有哪个日子，可以代表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还有投机——浪潮在这一天达到了其高高卷起并迅速坠落之前的最高点的话，那么，非1929年9月3日莫属。

好吧，那就让我们回到这一天，打量打量我们周围吧。

2

那是异常闷热的一天，是1929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当然，其他地方并不这样：

在远西地区和南方，气候宜人，温度适中。但是，从缅因州的海岸，到内布拉斯加州的麦田，灼热的阳光不依不饶地炙烤着大地。

昨天是劳动节[1]。昨夜，当这个长周末假日结束的时候，通向美国大城市的郊区公路简直是拥挤的噩梦，一眼望不到头的汽车，满载着晒得黝黑、热得难受的度假者和周末旅行者，一整夜都在朝城里的方向缓慢地爬行，一英寸接一英寸地怒火中烧。在新泽西通向纽约的公路上，交通流彻底停滞了，以至于数以千计的人眼瞅着几个小时也到不了“荷兰隧道”，便只好把他们的汽车停在了纽华克或霍伯肯，改乘地铁完成他们的这趟旅行。火车站里也挤满了人——不光是度假者和周末旅行者，而且还有从露营地集体返回城里的男孩女孩；劳动节的交通从未这样拥挤过，或者说，劳动节旅行的集体不适从未达到过这样的程度。（当然，那会儿还没有装空调的汽车。）

堵车

当你度过一个无风的夜晚之后，在9月3日星期二早晨一觉醒来的时候，报纸上的天气预报并没有给你带来丝毫的安慰。它是这样说的：“今明两天晴天，气温依然很高。”你注定在劫难逃：纽约的气温是34.5度，芝加哥、底特律和堪萨斯城是32度，圣路易33度，明尼阿波利斯34度，波士顿36度。

吃过早饭，你来到大街上。你见到的那些男人，看上去跟10年之后的男人并没有太大的不同，虽说他们当中衣领笔挺、身着马甲的人比后来那些年里要多一些，而脑袋上不戴帽子的人却远没有后来那么多。然而女人的确有所不同，时髦的体形是直上直下——无胸、无腰、无臀；就算你能看到少数几个女人还算接近理想，但至少，她们显然费了老大的劲儿。梅·韦斯特的曲线尚未发挥全国性的影响。腰部——如果那也能叫作腰的话——跟臀部一样浑圆。裙子很短，只比膝盖低那么两三英寸：比她们在1939年之前想要一短再短的还要短。（新款晚礼服无背无袖，有嵌布片、三角布或拖到脚踝的垂饰，但礼服本身还是很短。）每件上衣都有V型领，就连针织套衫几乎也都有。如果这是一个冷天，而不是夏天最热的日子，你就会看到，每个女人都用力地包住自己，缩进她紧紧包裹的外套里。女人的帽子是一个小小的头盔，刚好紧贴着后颈窝，并如此严密地把脸围住，以至于一个女人头部的侧视图除了眼、鼻、口和下巴之外，几乎什么也看不到，一两缕头发装饰着脸颊——还有头盔。并不是所有女人都剪短发，但被人们认可的样式是：把后面的头发剪短，再把它拽向前面遮住耳朵。

1929年的街景（纽约第42大街）

在一座大城市里，你可以在商店购物者当中看到一两个穿裸背装的女人，以及几对穿长袜的大腿，因为晒黑的狂热正以它的新奇而盛行。正如《妇女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所声称的那样：“这是一个太阳崇拜的年头……全世界都在追求晒黑。”然而，你不得不长时间地观察，却还是很难发现任何带颜色的指甲；这一时尚还是未来的事。

从你身边汹涌而过的汽车都是有棱有角的；它们当中没有流线型的。水平线和垂直线；方顶，后上方的角几乎没有丝毫的圆滑；挡风玻璃是垂直的，或者几乎是垂直的；散热器的前方是垂直的、扁平的。没有突起的或圆形的前端，没有倾斜的后背，没有通风设备。

在任何一座大城市的中心区，你走不了多远就能听到打铆机那震耳欲聋的声音，因为，尽管佛罗里达繁荣已经在1926年崩溃，而且郊区发展的繁荣自1927年之后也有所放缓，但公寓大楼，特别是办公大楼的建设繁荣依然在全速前进。打铆机声最喧闹的并不在穷人区，而是在大商业中心和富人居住区，因为，柯立芝-胡佛繁荣这最后的投机阶段的主要受益者，正是那些有价证券的持有者和操纵者。你看到的那个在大街上高高升起的钢梁网，将成为一幢奢华的公寓大楼；那个人行道被屋顶遮蔽、蒸汽挖土机正狼吞虎咽的地方，是一幢摩天大楼的地基，它将接纳经纪人事务所、信托投资公司的办公室，以及抵押债券的销售商。

在纽约，人们推倒了历史悠久的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酒店，为的是给摩天大楼的终结者——帝国大厦——腾出地方。小约翰·D.洛克菲勒让闷声干活的建筑师们为一个大中心区的开发画出了初步的平面图，他希望有一座新的歌剧院作为它的核心特征（此时，他尚不知道，歌剧未来会衰微，他巨大的投资将会以新的形式化身为一座“无线电之城”）。克莱斯勒大厦和另外几幢主要的摩天大楼依然耸立。其他大多数美国城市都在竭尽全力效法纽约的疯狂，为的是让钢铁与石头的纪念碑越来越高耸入云，越来越野心勃勃，越来越能表现这个充满自信的投机金融的时代。

正当你继续信步前行的时候，一个家伙吹着口哨打你身边经过，他吹的曲子是《雨中曲》（Singin'in the Rain），眼下，这支曲子正跟《异教徒情歌》（The Pagan Love Song）和《流浪爱好者》（Vagabond Lover）在流行程度上一争高低。

这儿是电影院，正在大肆宣传阿尔·乔尔森主演的《以唱代说》（Say It with Songs）；街对面的另一家电影院在为《咱们的摩登少女》（Our Modern Maidens）做广告，主演是琼·克劳馥（此时的她尚处在轻率冒失的人生阶段）和罗德·拉罗克。再往前走一点，你就会看到《布尔多克·德拉蒙德》（Bulldog Drummond）中的罗纳德·考尔曼。这部电影被宣传为考尔曼的“第一部有声电影”，这一事实证明了声音对电影的入侵尚未完成。即使在大城市里，也依然存在无声电影与有声电影的竞争。一段时间以来，电影制片人们到处搜寻能够差强人意地用声音表现角色的演员，百老汇的舞台名角都纷纷移居好莱坞，但摄影棚依然在笨手笨脚地实验这种新媒介，批评家们依然把“有声电影”看作是一个笨拙的暴发户。当你老家的电影院屈服于时代的趋势，也给自己拉起电线、接上音响的时候，刺耳的噪音有时候确实令人吃惊。演员荒唐可笑地口齿不清；在“无声的连续镜头”之后，突然爆发的歌唱常常荒腔走板；吉尔伯特·塞尔迪斯在本期《哈珀斯》（Harper's）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评论道：“玻璃的叮当声，手枪的射击声，地板上的脚步声，以及洗牌的哗哗声，听上去全都差不多。”

熙熙攘攘的电影院（华盛顿特区）

然而，这种新媒介正在稳定地改进；事实上，在这个工业技术进步神速、商业冒险大胆进取的时代，很多人都不由得怀疑：有声电影会不会很快就被电视所取代。塞尔迪斯先生写道：“至迟在12～18个月之内，有声电影将不得不面对家庭有声电影放映机的竞争……在之后的一年里，我们或许就有了简单而且比较便宜的机器（如今正在完善），带有一个小屏幕，摆放在家里收音机的旁边，电影从一家中央电台放映。”

这天夜里如果你正好在纽约的话，舞台多半比电影更对你的口味，《街景》（Street Scene）已经上演了很长一段时间，那部对战争的可怕回忆《旅程的终点》（Journey's End）也是如此，这部戏你没准更喜欢，倘若你喜欢眼下最流行的小说《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的话。埃迪·坎特在主演《狂欢》（Whoopee），你可以在《抓住一切》（Hold Everything）中见到伯特·拉尔。倘若你喜欢首演之夜的热闹，你可以去参加音乐剧《甜蜜的艾德琳》（Sweet Adeline）的首演式，这部戏为一种正在萌芽的趋势提供了例证：乡愁情怀重新向欢乐90年代的情感回归。在这样一个闷热的夜晚，如果你更愿意安静地坐在家里听听广播的话，你可以听菲达交响乐团、纯油乐队、惠特曼的老金乐队，或者弗里德管弦乐队。广播剧的技术尚不完美，你也听不到世界范围的广播，但以鲁迪·瓦利领头的低吟浅唱派歌手正通过无线电波大显身手。一台收音机的平均价格依然高达135美元，价格便宜的小收音机尚未走向市场。然而，在这些繁荣的时期，收音机依然被人们大量购买，也不管它们的尺寸和价格，而且，已经有1，200万美国家庭拥有了收音机。

3

我们来看看报纸吧，它们没准可以帮助我们找着北。明天早晨的通栏标题将会说点今天的啥事呢？

它们大概会同意：1929年9月3日最令人兴奋、最重要的事件——除了翻滚的热浪和纯粹地方性的事件之外——是英国首相的演说，一场高尔夫球比赛，以及两次航空事件。

首相是拉姆齐·麦克唐纳，他的演说是在日内瓦国际联盟大会上发表的。（是的，在1929年的国际关系中，国际联盟是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几乎算不上是决定性因素。）麦克唐纳在演说中宣布，英美之间为限制海军军备而举行的谈判进展顺利，而且，全面协议似乎近在眼前。他希望不久之后访问美国，以促成这一协议。（他会来的，就在不久之后，他和胡佛总统将在胡佛的乡村营地附近、拉皮丹河边的一截圆木上坐下来交谈。）

麦克唐纳首相和夫人到访美国

1929年的这些谈判，是为了在一个尚没有希特勒的世界上达成一致——也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做出的长期努力中的一系列事件。德国仍是一个共和国，是国际联盟的成员；向德国收取战争赔款的“道威斯计划”即将被不那么苛刻的“杨计划”所取代；法国——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依然占领着莱茵兰。日本尚没有进入满洲地区，更别说全面入侵中国了；意大利也没有入侵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尚没有被内战所撕裂；阿道夫·希特勒是一小撮吵吵闹闹的褐衫党人当中一个不大引人注目的首领，大多数美国人对他的名字一无所知。

诚然，还是有大量的紧张。国民情绪高涨，过去几年来，关注国际事务的学者们一直在断断续续地预言一场大战。就在此时此刻，中俄之间就存在严重的战争威胁。墨索里尼正在做着他的帝国大梦；巴勒斯坦有阿拉伯人的暴乱；甘地让印度的英国人头疼不已。但总的来说，1919年在凡尔赛划定的界线依然被遵守着，民主国家依然傲视群雄。

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比拉姆齐·麦克唐纳的演说更加令人兴奋的，是9月3日的另一桩头版事件：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圆石滩举行的“全国业余高尔夫球锦标赛”。举世无双的博比·琼斯就在那里，在预选赛中与吉恩·霍曼斯一争高低。琼斯会不会顺利地第15次赢得全美业余冠军的头衔呢？（他赢不了，明天他将被约翰尼·古德曼所击败，反过来古德曼又会败在19岁的小将劳森·利特尔的手下。要到下一年，琼斯才能够重振雄风，拿下英国业余赛和公开赛冠军、美国业余赛和公开赛冠军，全都在同一个赛季。）而在眼下，琼斯是否会赢的问题，是全国各地数百万人心中所惦记的问题。因为，高尔夫球作为一项商人的运动，如今正处在它的全盛期。多年来，雄心勃勃的经理人们被培养出了这样一种观念：穿着灯笼裤消磨下午的时光，不仅提供了享乐，而且还提供了有益的商业接触，乡村俱乐部正变得越来越富丽堂皇，越来越花费昂贵，越来越多地抵押会员的债券。

两次头版航空事件中，一件是喜事，一件是灾难。喜事属于伟大的德国飞船“齐柏林伯爵”号。在周游世界之后，它如今正在回家的路上，从雷克赫斯特越过大西洋至腓特烈港；到9月3日早晨，它已经完成了大西洋穿越，西班牙小镇上的一些观察者看到它漂浮在头顶上，在天空的映衬下，它的船舱被照得亮堂堂。齐柏林伯爵号如此令人印象深刻地证实了轻航空器飞行的可能性，以至于帝国大厦的设计者们打算在这幢摩天大楼的楼顶上建一根系泊杆；他们将在12月11日早晨以一句有点言之过早的预言宣布他们的决定：“帝国公司的董事们相信，在较短的时间内，齐柏林飞艇将会建立跨大西洋、跨大陆和跨太平洋航线，很可能还有一条从纽约港到南美的航线。建筑要着眼于未来，我们决定竖起系泊杆。”

与齐柏林伯爵号的成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9月3日的那场空难：跨大陆航运公司的一架飞机在新墨西哥州遭遇雷暴坠毁，损失了8条人命：对于重航空器飞行来说，这是一次严重的挫折。

齐柏林飞船

你可能被“跨大陆”这个词给误导了。在1929年，尚没有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空中客运服务。这年夏天，跨大陆航运公司聘请林德伯格上校为顾问，与宾夕法尼亚和圣达菲铁路公司合作，开始了一项开创性的服务：乘客乘夜班火车从纽约到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白天乘飞机从哥伦布市到俄克拉荷马州的威诺克市；再乘另一趟夜班火车到新墨西哥州的克洛维斯市；然后继续乘飞机到西海岸。在报纸的广告上，你可以看到莱昂内尔·巴里莫尔正从“空中快车”上下来，这项服务把纽约到洛杉矶的旅程缩短到了破纪录的48小时。不允许夜间飞行。然而，眼下，在航线开通的第一个夏天结束之前，一架福特三引擎大飞机坠毁在新墨西哥州的泰勒山。这次空难对羽翼未丰的航运业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自从林德伯格1927年飞到巴黎之后，空中冒险家们便大胆地越过大洋，飞机公司的股票一路飙升，邮政局成功地实现了在全国范围内空运邮件；但美国的乘客飞行依然处在危险的、不可靠的幼年期。

记录1929年9月3日所发生事件的报纸，还包含其他一些有趣的消息。你会从报纸上得知，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加斯顿，为审判16名罢工者和所谓的共产党人（罪名是谋杀警察局长）而选出了一个陪审团。（是的，20年代偶尔有激烈的劳资冲突，尽管工会主义声势尚弱，美国劳工联合会[AFL]的成员数不断减少，激进主义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当然，此时尚没有产业工会联合会。）你会得知，此时还不是海军上将的伯德中校，眼下正在小亚美利加等待飞跃南极。你会发现，贝比·鲁斯依然是棒球场上的顶级高手：尽管他在9月3日并没有打出本垒打，但迄今为止，他的40个本垒打的纪录依然无人打破：吉米·福克斯是31个，卢·格里格是29个。比尔·蒂尔登有希望在森林山赢得业余网球锦标赛冠军（他会第7次赢得这一头衔），但是，他称霸江湖的时代——就像博比·琼斯和贝比·鲁斯一样——已经来日无多（他的第7个冠军将是他的最后一个冠军）。从报纸的社会专栏中，你可以得知，阿尔弗雷德·E.史密斯已经从纽约灼热的人行道上走得太远了，没法成为时髦的南安普敦市一次午宴上的贵宾。在1928年的大选中被赫伯特·胡佛打败之后，史密斯如今正准备就任比总统更“高”——尽管范围更窄——的职位：帝国大厦公司总裁。

4

不过有一件事，你在报纸上根本找不到任何记录，但多半正是因为这件事，1929年9月3日才给美国人留下了长久的记忆。今夜，不会有头版通栏标题宣布大牛市达到了它的顶点；因为，就这件事情而言，无论是头条新闻的作者，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预见到未来。当然，金融记者会说，这一轮牛市狂热导致了“股票市场所创造的一连串连续不断的新高纪录中的又一次新高”，但这是一句漫不经心的话。人们并没有让自己进入超常的疯狂状态。在1929年9月3日，我们谁也不知道，美国人民正在跨越历史上最重大的分界点之一。前面的道路被迷雾所遮掩。毫无疑问，我们想象着，前头有更高的平地。然而，此时此刻，我们脚下的道路即将急转直下。

不妨设想一下，这天早晨我们走进一家经纪人事务所。那里挤满了男人和女人，每一个座位都有人占着，一些男人靠墙站着，在午餐时刻，当商人们去吃午饭的时候，门口挤满了一大群人，想顺便看看他们的财富是如何被吃掉的。所有的眼睛都紧盯着显示屏，上面有没完没了的字母和数字在滚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销售记录。股票行情收录器几乎跟不上当天的交易，因为交易量太大，尽管对1929年来说不算什么：一天的成交总量可能高达450万股。这间屋子里大概有一半人是以保证金购买股票的；在整个美国，大概有100万人这样用借来的钱投机，同时还有几百万人满怀希望地盯着每天的市价波动。所有这些投机借款的融资，把大量的信用吸入了股票市场；然而，需求还是远远超过了供给，以至于付给经纪人的贷款利率今天高达9%。

如果你能看懂显示屏上匆匆而过的各种符号的话，你就会注意到它们所记录的价格。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正在向261.75逼近，安纳康达铜业公司是130.875，美国电话公司是302，通用电气公司是395，通用汽车公司是71.875，美国无线电公司（最近把它的股票一分为四）按新基数的报价是99（如果按老基数是495）。这些价格是不是高得有些荒谬？在这间屋子里的大多数人看来，一点也不荒谬。这些日子里，有钱人无论是聚集在办公室里，在郊区餐车里，在市区午餐桌旁，还是在乡村俱乐部的衣帽间里，你都会听到这样的话：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头等股票令人眼花缭乱，乔治·F.贝克决不会卖掉任何东西，在美国，如果你是一头“牛”的话，就不会出什么大错。“这些新的投资信托公司正从市场上拿到最好的股票；你最好是马上买下它们，趁着它们还在你伸手可及的范围之内。”“什么，价格太高？你看看蓝山公司刚刚宣布自己打算出的价钱吧！那帮家伙知道自己在干嘛。”“华尔街上最牛的人物之一昨天告诉我，他期待着看到通用电气冲上1，000。”“我告诉你，通用电气的债券和股票在183的价位上简直便宜透顶，你只要想想公用事业公司凭什么领先。”

纽约证券交易所鸟瞰（1929）

不仅仅是在富人扎堆的地方你能听到人们讨论股市。在这些日子里，看门人都把他们的积蓄交给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牛仔在美国制罐公司有保证金账户，保姆刚刚买了城市服务公司的股票，关于股市的谈话，在晚餐会上，在有轨电车里，在通勤火车上，在加油站的员工当中，在自助食堂用餐的记账员当中，都能反反复复地听到。关于大赢家的故事，关于用傻瓜方法预测股市的猜测，关于帕卡德当前收入的闲言碎语，构成了时代的主旋律。

在任何一个时代，年轻的知识分子往往都是反叛的。在1929年，他们是否反抗了金融资本主义的投机疯狂呢？这样做的人寥寥无几。就算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对美国商业和美国商人侧目而视，那也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是粗俗的、满脑子商业的。1929年的年轻知识分子的天国不是莫斯科，而是蒙帕纳斯；他们的上帝不是激进的经济学家，也不是描写无产阶级反抗的小说家，而是普鲁斯特、塞尚、荣格、门肯、海明威（作为一个语言简练、理想幻灭的左岸派作家），以及T.S.艾略特。

在芝加哥，塞缪尔·英萨尔如今正处在其事业的巅峰；他正注视着英萨尔公用事业投资公司的股票——这批股票几个月前交给他的时候价格还不到每股8美元——在那一天达到了每股115美元的天价；他正准备创立另一家超超级公司，并见证市民歌剧院在他所提供的那幢巨型大楼里开始第一个演出季。在克里夫兰，那些有远见的人正把自己的全部赌本压在铁路奇人范·斯沃林根兄弟的身上，这两个人层层叠叠地堆起了如此多的控股公司，以至于他们如今控制了6家铁路公司，并正在获得第7家公司的控制权。在底特律，一些大银行家和汽车公司的经理人屈服于人们对金融集中的普遍狂热，正在讨论把密歇根州的一大堆银行整合为庞大集团的行动。在太平洋海岸，眼下的金融轰动是阿马德奥·贾尼尼的美洲银行，这家银行如今似乎已经上路，打算吞下加利福尼亚州的所有业务——如果不是打算控制美国银行业的很大一部分的话。来自纽约花旗公司的查尔斯·米切尔的销售人员正在把南美公司的债权卖给乡村社区的小银行，把安纳康达铜业公司的股票卖给银行的总裁。繁荣的乐观主义无处不在。

当然，也并不完全如此。美国的农民就不怎么繁荣：自1921年战后农产品价格崩溃以来，苦日子就几乎没有间断过。新英格兰的纺织业城镇正处在困境当中。在深南地区和阿勒格尼山脉腹地，在密歇根州北部那些树木被伐光了的地区，存在着大量的贫困。不可否认的是，存在着失业。我们不妨对F.C.米尔斯在《美国的经济趋势》一书中的话作一番解释，机器对人的取代，产业内部的人员更替，行业之间的人员转移，都使得人们的饭碗更不牢靠，尤其使得那些韶华已过的人更难以重新回到他们被取代的工作岗位。受到雇佣的人，报酬常常很高，但机器的改进和更快的工作节奏使得保住饭碗更难。必须承认，当一个人在使用“繁荣”这个词的时候，其实是在使用它的相对意义。据布鲁金斯研究所估计，即使在1929这个特别好的年头，家庭年收入低于3，000美元或个人年收入低于1，500美元的人，占到了美国总人口的78%，而家庭年收入低于1，500美元或个人年收入低于750美元的人大约占到了40%。毫无疑问，这样的状况远远谈不上理想。然而，按照当时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所有标准，按照美国历史上人们所记得的所有标准，平均福利是高的，在富人当中更是耀眼。

胡佛总统刚刚在他的拉皮丹河营地度完周末，回到华盛顿令人头晕目眩的灼热中，今天上午，他在跟内阁开会，从10：30一直开到12点。这次会议上发生了什么，不会留下任何记录，但你可以斗胆对会议所讨论的某些主题做一个合理的猜测。讨论可能会转向与英国之间的军备谈判，或调整关税的某些棘手问题，或中俄之间围绕中东铁路的争端可能引发战争的危险。胡佛总统可能跟他的内阁商议，是否应该公开谴责那些把威廉·B.希勒留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充当“观察员”的造船公司，推测起来，他们这样做多半是为了阻挠海军裁军。（3天之后，他将公开谴责他们。）还有一些棘手的问题可能会提交到这次会议上，这些问题涉及禁酒令、农业救济和墨西哥政策。这些聚集在白宫办公室的长桌旁的人，今天是否会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到繁荣是否能维持这个问题上呢？有这个可能，但未必。

赫伯特·胡佛并不接受这样一个普遍信念：股票市场的投机狂潮是一个愉快而健康的现象。正相反，他一直支持联邦储备委员会努力阻止（但没有效果）信贷流向投机，他跟很多人一样担心股价崩溃所带来的可能后果。不过事到如今，暴涨已经完全失控，除非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而这样的措施又可能导致那种它原本打算避免的崩溃。在其他方面，经济的天空似乎是晴朗的。商业不可否认地繁荣。投机的风暴多半会自动消退，一切都会好起来。这些日子里，繁荣开始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那些桌子上堆满了急需解决的问题的忙人，不会自寻烦恼，去跟人争论繁荣何时以及如何走向那不可思议的终结。

《生活》杂志上的一幅反映投机狂潮的漫画

此外，在1929年，维持普遍的繁荣通常并不被认为是总统的责任。今天夜里，《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将赶印一篇赞扬性的评论，对胡佛在任的头6个月做一番回顾，在这篇评论中，不会有一个字谈到股票市场，也不会有任何暗示认为维护总体经济稳定是政府的事。当然，在每一次政治选举中，无论享受了怎样的繁荣时光，执政党照例要把功劳全都归到自己名下，而不管经历了怎样的艰难时期，在野党照例要把账全都算到执政党的头上。但是，在涉及国民经济发展的事情上，人们月复一月地寄望于政府最多的，还是它的税收政策、规章制度、津贴补助等等，是否可能有助于，而不是有害于商业，尤其是它们是否有助于那些有能力把自己的愿望写进法律的商业利益集团。在其他方面，人们希望政府不要插手。至于经济机器是否能自愿、自动地运转，老百姓更多地寄望于华尔街的金融首脑，而不是华盛顿的政治首脑。这一轮繁荣的设计师和监管者，不是赫伯特·胡佛和他的内阁，而是银行家、实业家和控股公司的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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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说维持繁荣不被认为是眼下的一个问题的话，那么禁酒令则显然是。第十八修正案发挥了充分的威力，私酒的制贩者也是如此。赶巧，艾尔·卡彭因为携带枪支正在费城的监狱里服刑，刑期一年，他很快就会出来；在此期间，他的芝加哥帮及其他城市的类似团伙正从违法的私酒生意中赚取巨额的利润。很少有人相信，废除第十八修正案是一种合理的可能；消息灵通的政治学者会告诉你，少数几个支持禁酒的州能够无限期阻止此事。道德家们把犯罪的盛行归咎于地下酒吧的恶劣影响。

地下酒吧

这天下午如果你漫步穿过纽约中心市区的话，你就会注意到，一些穿着讲究的男人和女人顺着台阶走向某些褐砂石房子的地下室入口。他们可不是去拜访厨师，而是按照常规进入一家地下酒吧。他们会很有耐性地站在门口，直到里面的托尼或米诺透过一扇装有栅栏的小窗户对他们的身份作出鉴定，并决定是不是拉开门闩。经常出入社交场所的人，钱包里总是装着一叠地下酒吧的签字卡片，万一他想去某个地方喝上一杯，而那里的人并不能一眼认出他是一位主顾，也认不出他是“琼斯先生的朋友”，他就可以凭借这些卡片证明自己是这家或那家“俱乐部”的成员。

胡佛总统已经任命了一个委员会，研究执法和犯罪的整个问题；就在这一天，该委员会的主席乔治·W.威克沙姆正在一列从纽约开往华盛顿的火车上，仔细琢磨明天的会议议程。禁酒令仅仅是该委员会调查的主题之一；事实上，尽管明天的会议记录将占满5页纸，但只有两行涉及酒的立法。但对于一般公众来说，除了禁酒令之外，委员会的计划并没有什么真正要紧的内容。因为，支持禁酒还是反对禁酒是美国政治中最热点的问题之一。

6

在任何时候，历史大潮中总有某些潮流在不断缩小，而另一些潮流则在体积和力量上不断增长。在任何时候，都有事情在终结，公众兴奋的浪潮渐次平息，人们走进其事业的黄昏；也有一些事情在开始，未来的事件在平静地做着准备，匆匆来去的男女默默无闻，而他们的名字很快就会挂在每一个人的嘴边。

建设中的帝国大厦

1929年9月的这一天，墨西哥战争最后一位幸存的老兵、前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如今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可活了。托马斯·A.爱迪生作为一个发明家的成就已经是前尘旧事，他如今已83岁高龄。在这个闷热的日子，他正在从肺炎中康复，但他还是坐在椅子里宣布：他期待着在几周内去迪尔伯恩，庆祝他的白炽灯发明50周年。（这一期望被证明是有道理的，因为他还有整整两年的时间可活。）卡尔文·柯立芝毕生的事业也已成前尘旧事。去年3月，他离开白宫，回到了他位于北安普敦市马萨索伊特街的那幢简朴的复式公寓，租金是每月36美元；尽管据说他在3月4日之后通过给杂志写文章挣到了1万美元，但他依然使用二楼那件狭小的办公室，里面有一张书桌，两把椅子，以及一个装满旧法律书的书柜。这些日子对他来说，生活是安静的，实在太安静了；他渴望已成过去的那些日子。在这天的新闻中，有上届政府石油丑闻的回声：哈里·F.辛克莱因为在石油调查期间藐视参议院而被判入狱，眼下正在哥伦比亚特区监狱里服刑，他以给监狱医生充当“药学助手”为由请求离开监狱，但遭到了拒绝。

人常说，即来之事，必有先兆。就算此言不虚，但先兆并非人人都能看出。1929年9月3日，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D.罗斯福（他在上一年应他的老朋友阿尔弗雷德·史密斯之请出山竞选州长）正在等待对他刚刚寄给全州各市县长的一份调查问卷的答复。问卷所提的问题是：他们各自的社群是基于什么向私营公用事业公司或市政电厂购买电力？价格如何？这次调查似乎是先兆性的，但在拒绝承认先知先觉的凡夫俗子看来，它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那些把公用事业公司的股票价格推上喜马拉雅高峰的人并不十分操心。因为在奥尔巴尼，任何人都会告诉你，罗斯福只不过是在搜集他认为自己需要的信息，为的是执行阿尔弗雷德·史密斯的电力政策。

如果你仔细注意那些自由主义周刊的话，你就会看到它们偶尔刻薄地提到那位独裁的反动分子、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顽固成员、矿工联合会领袖约翰·L.刘易斯……底特律郊外洛伊尔欧克镇的库格林神父，只在播放其布道的那家电台的覆盖范围内家喻户晓，而在这之外则……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长滩，有一位上了年纪的执业医师，名叫弗兰西斯·E.汤森，除了他的病人和私人朋友之外，则完全不为人知：汤森养老金计划的时代依然十分遥远……休伊·朗作为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正处在一段暴风骤雨的任期当中，但北方人很少听说过这个人……那些习惯于坐在格林威治村的一间地下酒吧里、偶尔听年轻的霍华德·斯科特——一位不大成功的工程师——解释他古怪的经济理论的人，如果被告知：不出4年的时间，专家治国论将成为美国街谈巷议的话题，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

戈斯登和科雷尔在录制广播剧《阿莫斯和安迪》

电台播音员每周休息一天，因此，在9月3日这天，弗里曼·F.戈斯登和查尔斯·J.科雷尔在NBC播出了两个礼拜的“阿莫斯和安迪”之后，得到了一次休假。在两个月的时间内，他们的节目就会从后半夜改为东部时间傍晚7点播出，不出一年的时间，他们的名气就会变得如此无远弗届，以至于只要你在那个时间段从任何美国城镇的一个街区走过，就一定会听到“阿莫斯和安迪”的声音，从一家接一家敞开的窗户里传出。他们对未来的事情是否有模糊的预感呢？田纳西州瞭望山的加内特·卡特今天正乘坐一列火车前往迈阿密，去安装佛罗里达州的第一家微型高尔夫球场，他是否梦想着到明年夏天的时候，全国各地每一条铁路旁都将建起微型高尔夫球场呢？沃尔特·迪斯尼在经历多年的逆境之后，如今至少为他的米老鼠找到了观众，并刚刚推出了他的第一部《糊涂交响曲》（Silly Symphony），他是否预见到了他作为《三只小猪》（Three Little Pigs）和《白雪公主》（Snow White）的创作者所拥有的名声和财富呢？

在纽约州的卡泽诺维亚镇，当这一天的热度开始慢慢消退的时候，一位名叫赫维·艾伦的年轻作家坐了下来，着手写他的那部长篇巨著《安东尼·亚德维斯》（Anthony Adverse）的第二章，这本书差不多要到4年之后才会出版……在纽约的约翰·戴出版公司，编辑们正打定主意要出版一部题为《东风，西风》（East Wind, West Wind）的长篇小说，这部书稿已经被那么多出版商所拒绝，以至于它的作者甚至都懒得告诉她的代理人，她已经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她的脑子里正在构思另一部长篇小说；谁会想到，这部尚未写出的书《大地》（The Good Earth）将为赛珍珠赢得诺贝尔文学奖？……同样，谁又会把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一个名叫唐纳德·布吉的满脸雀斑的14岁少年挑出来，作为未来的世界网球冠军？这孩子在11岁之前甚至都没有摸过网球拍……马萨诸塞州阿什本汗市库欣高中最近的毕业生都清楚地记得他们的同学鲁思·伊丽莎白·戴维斯，但跟好莱坞没什么关系；因为要到1930年，她才开始她的银幕生涯。（后来他们会经常把她看作是贝蒂·戴维斯。）……在一座中西部城市，今天夜里如果你偶然走进一家奥芬歌舞剧团巡回演出的剧场，你没准会被一位名叫埃德加·伯根的口技表演者给逗得哈哈大笑，他正在对一个他称之为查理·麦卡锡的木偶说话……如果你正在纽约，并被热浪赶到屋顶花园里去度过这个闷热的夜晚，而且你碰巧选择的是中央公园酒店的话，你没准会欣赏乐队中一个20岁的单簧管演奏者的灵巧敏捷，但他的名字对你来说就像伯根和麦卡锡一样不熟悉：他叫本尼·古德曼。谁会想到他是未来的摇摆乐之王呢？他自己会想到么？

每一个在1929年仔细阅读报纸的人，都能立即认出坎农主教、塔克萨丝·吉南、赫夫林参议员、吉米·沃克、雨果·埃克纳、勒格斯·戴蒙德、梅布尔·沃克·维勒布兰特、多莉·冈恩或“道格和玛丽”。但是，就连本地的报纸编辑（他总是以知道公众人物的名字而自豪）大概也要查阅参考书，才能认出休·S.约翰逊将军、阿尔弗雷德·M.兰登、哈里·霍普金斯、托马斯·E.杜威或埃莉诺·罗斯福。但是，在任何参考书中，他都找不到乔·路易斯、布鲁诺·理查德·豪普特曼、罗伯特·泰勒、WPA（公共事业振兴署）或新政。

在全国各地，都不存在像流线型列车、公开而合法地经营的酒吧以及靠联邦政府救济生活的人之类的玩意儿。秀兰·邓波儿还是个不足5个月大的婴儿，迪翁五胞胎还没有出生。

同样，大萧条也是如此。事实上，倘若你希望你所看到的任何一个在1929年9月3日灼热阳光下忙自己事情的男人或女人把你看作是最疯狂的预言家，那么，你只要告诉他们：不出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将目睹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金融恐慌，并且，它将开始一次漫长的、令人绝望的经济危机。

[1] 美国和加拿大的节日，为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译者注

第2章 繁荣已经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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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9月3日之后，股市急转直下，然后又汹涌上涨，再又下降——之后就再也没有涨起来。相反，当9月结束的时候，它一路下跌，越来越低。

即便如此，起初也并没有太多的不安。在前两年的大牛市期间，一次又一次，不断有急剧的下跌，持续那么几天，成千上万缺乏判断力的倒霉蛋被甩掉了，而股价很快就恢复了，并再攀新高。如今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为什么不利用这些有利的价格呢？那些先前已经以高额利润卖掉了股票的保证金交易人（既有大户也有小散户）就是这么想的，他们押上了先前所赢得的利润，指望美国钢铁的股票能再次攀升，从230回到260，或者通用电气的股票从370回到395，甚至更高；因此，经纪人的贷款总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也是最后的——最高点：超过85亿美元。与此同时，金融预言家们都在信誓旦旦地向人们保证：一切正常，根本没出什么差错，股价仅仅是在经历一次暂时的回落；他们的嗓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高。

然而，市场依然在下跌。外国资本纷纷撤出市场，部分是英国哈特里公司投机泡沫崩溃的结果，部分原因大概是因为，在欧洲投资者们看来，纽约的投机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一宗危险的生意，他们当中很多人如今都心存疑虑。有些美国投资者，当他们注意到工业产量略有下降的时候，也谨慎地撤出了。自始至终，当股价下跌的时候，那些很不安全地用保证金交易的人被迫卖出他们的股票。当10月份一天天地过去，又没有明显的恢复迹象的时候，一个不确定的、紧急的，甚至是刺耳的声音开始大声疾呼：一切正常。或许，归根到底，一切并不正常……下跌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毫无疑问，这次一定是底部，是最后的抄底机会。或者，难道是结局的开始么？

10月19日星期六的短市并不是个利市，在两个小时的交易中，像奥本公司和凯斯公司这样一些不稳定的股票分别损失了25个点和40个点，就连通用电气也损失了9.25个点。10月21日星期一，由于到这个时候越来越多的交易人达到了他们财力的极限，于是被强行平仓；交易量达到了600万股。星期二的情况稍好一些：花旗银行的查尔斯·E.米切尔（刚从欧洲回来）不是通过广播做出了保证么？但是，在星期三，暴风雨再一次爆发，损失是空前的：在这个交易日，亚当斯快递公司损失了96个点，奥本公司损失了77个点，威斯丁豪斯公司损失了25个点，这天下午报纸的股市专栏把一连串令人吃惊的负数显示在“净变”一栏中：-6.5，-3，-14.375，-7，-2.5，-16.25，-12，等等。到这时候，抛售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按理应该是即时的股票报价机远远跟不上趟；下午3点，当证券交易所闭市的时候，全国各地经纪人事务所的电子显示屏上滚动的数字，报告着16分钟之前所发生的交易——实际上却是1小时40分钟之前的！

抛售狂潮（纽约证券交易所一楼大厅）

10月24日，星期四……

这个星期四的上午，抛售风潮呼啸而来，很快就形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滚滚洪流。短时间的抛售究竟卖出了多少股票，恐怕没人知道，因为没有留下总量的统计记录，但很显然，总量并不是非常大。当然，其中有些人是被吓得抛售的，甚至在一开始就是这样，因为人们已经发现（这让他们大受惊吓）：急转直下的几个小时，能够让经年累月的缓慢所得灰飞烟灭。但即便是在星期四的最初一个小时里，更多的抛售肯定是被迫卖出的。在这样一个由信用构建起来的市场上，根据一套被精心设计得很漂亮的制度，其保证金因为市价的下跌而消耗殆尽的股票赌徒便被自动平仓，于是这一制度也就成了摧毁价格结构的完美制度。抛售指令成千上万地倾泻而下，看来好像没有人想买，随着股价的一路下滑，眼下，证券交易所里一片混战，鬼哭狼嚎，经纪人们争着尽早卖掉手里的股票。大恐慌开始了。

到那天中午的时候，在全国各地经纪人事务所的分部里，惊慌失措的人群看到股票行情收录器上所记录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价格，并进一步认识到：记录器是如此绝望地落后于市场，以至于它几乎没有办法告诉人们：华尔街的大旋涡中正在发生什么，在那里，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的股票一头向下，从83跌到了50，美国无线电从68.75跌到了44.5，就连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也从205.5跌到了193.5。大银行家出手相救了。就在中午过后的几分钟里，5位大银行家——J.P.摩根公司的拉蒙特，花旗银行的米切尔，担保信托银行的波特，大通银行的威金，以及信孚银行的普罗塞尔——在摩根财团总部开了一个会，并组成了一支共同基金，以支撑股价。金融界对他们的智慧和力量的信心是如此之高，以至于甚至还没等他们做出任何决定，仅仅是传出了他们开会的消息，股价便稳定了下来，并开始反弹。在一点半钟的时候，理查德·惠特尼作为银行家共同基金的代表走进了证券交易所的一楼大厅，出价买进股票，他几乎只是做做动作而已：当他提出以205的价格购买10，000股美国钢铁的时候，他发现，以这个价格出售的只有200股。华尔街的上帝们依然能够让暴风雨停下来。

直到晚上7点过8分，当夜色让经纪人事务所的窗户变得黑乎乎的时候，股票行情收录器才停止打出来自证券交易所大厅的报价。将近1，300万股被换手。疯狂的谣言传播了整整一天——交易所被关闭了，部队被调集到了纽约，11个投机者自杀。这就是恐慌，这一点毫无疑问。但银行家们挽狂澜于既倒，这正是人们所希望的。

接下来的两天里，市场在挣扎，眼看着就挺过去了，与此同时，华尔街彻夜灯火通明，经纪人的职员们竭尽全力让自己的记录保持不间断，要求增加保证金的电报成千上万地发出。接下来，雪崩再一次开始了；这一次，银行家们再也不能令人信服地阻止雪崩，即使他们已经努力了。他们努力做的一切，就是准备在根本没人出价的时候出价买入股票：让溃退看上去还算有秩序。

人心惶惶的大恐慌（华尔街）

10月29日星期二，高潮出现了。这一天的官方统计数据给出的交易量是16，410，030股，但没有一个人知道，在大呼小叫中争相抛售掉的未记录在案的交易到底有多少，有人相信，真正的交易量可能高达2，000万甚或2，500万。大户和小户，场内交易者和场外交易者，大牛市中的追涨者，全都血本无归：从前的百万富翁和他的私人司机，全能的共同基金操作者和他的门客走卒，持有2，000股的董事长和他持有10股的记账员，银行总裁和他的速记员。这里列出的是几支个股在这一天的损失——并请记住，这只是先前一连串损失的顶峰：美国电话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各28个点，威斯丁豪斯公司19个点，联合化学公司35个点，奥本公司60个点，哥伦比亚碳黑公司38.75个点——尽管这些公司在闭市的时候出现了剧烈的反弹。

冷静理智的《商业金融纪事报》（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在它11月2日的那一期上说：“本周目睹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股灾。”

眼下，随着约翰·D.洛克菲勒宣布他和他的儿子正在买进普通股，两家大公司宣布额外分红作为坚定信心的姿态，局面总算出现了转机。证券交易所宣布放假，并缩短了交易时间，好让那些疲惫不堪的经纪人和睡眠不足的职员从一大堆工作中脱身出来。接下来，股价再一次下跌，而且一跌再跌。衰退日复一日地继续。直到11月13日，股价达到了1929年的最低点。

股市上所发生的这场灾难，可以用一项统计数据来加以概括。在短短几周的时间里，它蒸发掉了300亿美元——这个数字几乎就和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付出的代价一样大，是全部国债的将近两倍。

2

胡佛总统出手了。他说服了梅隆部长并宣布：他已经建议下届国会减少个人和企业的所得税。他把一些大银行家和实业家、铁路公司和公用事业公司的经理人、劳工领袖和农业领袖召集到了华盛顿，并得到了如下保证：资本支出会继续，工资水平不会降低，除了正在谈判的之外不会再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他敦促各州州长和市县长，在每一个切实可行的方面扩大公共工程建设，并显示了联邦公共建筑支出实现近5亿美元增长的方式（这在当时看来，似乎是一笔相当沉重的政府支出）。胡佛和他的助手们开始利用每一次机会向人们宣布：形势“基本上是健康的”，预言来年春天将有一次商业复兴，强调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于是，银行家、经纪人、投资人、商人以及一般市民，全都屏住呼吸，四下打量，估摸着新的形势。表面上，他们变得非常自信，不管内心里如何被烦恼所折磨。干嘛要烦恼呢，当然万事顺利。报纸和杂志纷纷刊登兴高采烈的广告：“华尔街可以买股票，但缅街还在卖商品。”“很好，先生——既然头痛已经结束，那么就让我们着手工作吧。”正是在恐慌结束不久之后的那些日子，一首新歌很快流行起来——它在1929年11月7日首次发行，当时股市还在震荡，这首歌题为《幸福的日子又来了》（Happy Days Are Here Again）。

有很多人宣称，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发生，只不过有很多赌徒输了钱，荒谬的价格结构得到了有益的收缩，但这样的声明于事无补。首先，个人损失（无论是百万富翁遭受的，还是小职员遭受的）带来了直接的影响。人们开始节省；事实上，在金融恐慌之后那些最糟糕的日子里，当顾客等待飓风消退的时候，有些生意几乎陷入了停滞。如果说，这次崩盘主要的直接受害者是富人，而不是穷人（那年秋天，从窗口一跃而出的，恰恰是经纪人和发起人，而不是钢铁工人和谷租佃农），然而，当仆人被解雇的时候，当珠宝店和高价服装店及其他奢侈品商人发现他们的生意正在衰退并解雇如今无所事事的雇员的时候，当忧心忡忡的企业主管决定推迟扩建工厂，或者撤销这个那个无利可图的部门，或者减少产量直至销售前景更明朗的时候，烦恼在迅速蔓延。心里没底和削减开支的小波浪在不断扩大，失业在蔓延。

此外，投资价值的崩溃，在无数的关键点上破坏了国家的信用体系，危及了贷款和抵押以及仅仅几周前看上去还像基石一样安全的公司结构。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官员向胡佛总统报告：“大概要好几个月，调整才能完成。”更加严重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当时不像后来那么明显）：大牛市的崩溃，扑灭了通货膨胀的怒吼，而当所有跟国民经济有关的事情都出现了偏差的时候，正是通胀保持了工业的高歌猛进。投机繁荣，通过不断向经济血液注入新的资金，使得“柯立芝-胡佛繁荣”在过了它的自然期之后依然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最后，金融恐慌的出现，第一次打破了这样一种幻想：美国的资本主义过着无灾无难的生活。就像一个身强体壮的人第一次患上了重病一样，美国的商人突然间认识到，他也有可能成为这股毁灭力量的牺牲品。打击并不仅限于美国。在全世界，美国表面上无可匹敌的繁荣，给政治上的民主和经济上的金融资本主义充当了广告。在整个欧洲，各国被沉重的战争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正在跟不利的预算做斗争，互相纠缠于各自并不会扩大的贸易份额，人们紧盯着来自美国的消息，寻思道：“如今，就连美国多半也完蛋了。”

信心最重要（胡佛总统与工商界领袖）

但是，就算商业由于金融恐慌而受到了如此沉重的打击，以至于只能有气无力地回应本届政府所开出的信心疗法的药方，而股市却发现，它的步伐更轻快了。不久之后，老游戏再一次开始了。那些其资源至少还剩下了一半的共同基金操作者们再一次把股价推了上去。投机者们（无论是大户还是小散户）确信：他们所赶上的，只不过是商业周期中的低迷时期，底部已经过去，繁荣的乐队花车又重新上路，应该跳上车去，挽回他们先前的损失。股价飙升，交易量变得像1929年一样巨大，一轮“小牛市”已经启动。对兼并、联合以及控股公司帝国的狂热（这些曾经让20年代粗犷的个人主义者们热血沸腾）重新抬头：范·斯沃林格财团完成了他们对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收购；航空业及其他很多行业的合并过程重新开始了；纽约的大通银行兼并了它的两个竞争对手，成了全世界最大的银行；投资推销员们有了最新的收获，把价值5亿美元的最新投资产品——固定投资信托公司的股权——卖给了那些容易上当的新手，这些信托公司将会购买最好的股票（到1930年为止），并持有它们，直至地老天荒。

谁曾注意到，人们更热心于合并企业，而不是扩张老企业或发起新企业？用当时的一句口头禅说：转过街角，就见繁荣。

但新的一天尚未破晓。经济天空上的一抹光亮，只不过是昨日残留的余晖。就算股市行情接收器预示着天气晴朗——它记录了美国钢铁公司的股价是198.75，美国电话公司是274.25，通用汽车公司是103.625，通用电气公司是93.375，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是84.875——那又怎样呢？即便是在小牛市高峰的时候，街上依然有排队领救济的人。3月，纽约州工业委员弗朗西斯·帕金斯小姐宣布：自该州1914年开始搜集相关数据以来，失业状况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糟糕。在几个城市，成千上万的失业者组成了令人同情的队伍，以使他们的困境戏剧化——不料被警察给残忍地驱散了。4月，商业指数再次掉头向下，股市也一样。5月和6月，股市暴跌。与此同时，胡佛强堆起满脸的笑容，宣布：“我们如今已经过了最糟糕的阶段，我们应该继续团结，共同努力，很快就会复兴。”他还预言，到秋天的时候，商业就会恢复常态——正是在那个季节，美国商业漫长难挨、令人心碎的衰退再一次开始了。

3

然而，大萧条尚未深深地沉入一般公众的意识里。特别是在富人当中，1930年陷入严重麻烦的人寥寥无几。他们当中很多人在金融恐慌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但他们试着对自己的损失付之一笑，试着对到处传播的关于经纪人和投机者的笑话开怀大笑。（“你是否听说过，有一个家伙去旅馆登记房间，接待员却问他：是用来睡觉，还是用来跳楼的？”“没听说，我倒是听说有两个人手拉手跳了下去，因为他们拥有一个共同账号！”）随着1930年一天天过去，他们认识到，大萧条主要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使生意变得不景气、不确定，给股票价格带来极其糟糕的影响。对“中镇”[1]——典型的中西部小城——的商人们来说，在1932年之前，“大萧条主要是他们在报纸上读到的某种东西”——尽管到1930年，城里有四分之一的产业工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在整个国家，几乎所有管理岗位依然完好无损，分红几乎像1929年一样多，很少有人想到，这场经济风暴会持续很长时间。高收入阶层的很多男人和女人都没有从他们在报纸上读到的这次失业潮中看出明显的征兆，直到1930年秋天，国际苹果承运商协会面对苹果的供给过剩，有了一个灵机一动的想法：把苹果以批发价赊账卖给那些失业的人，让他们以每个苹果5美分的价格转手卖出——突然之间，很多推销苹果的人哆哆嗦嗦地出现在每一个街角上。

失业者街头卖苹果（华盛顿特区，1930）

1930年1月，有人对一些经济富裕、见闻广博的市民（他们属于全国经济联盟，这个组织的执行委员会包括一些知名人士，像约翰·海斯·哈蒙德、詹姆斯·罗兰·安格尔、弗兰克·O.劳顿、戴维·斯塔·乔丹、爱德华·A.菲林、乔治·W.威克沙姆和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做了一次民意调查，所提的问题是，他们认为“美国1930年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结果他们把下列问题置于榜首：1.司法管理；2.禁酒；3.违犯和不尊重法律；4.犯罪；5.执法；6.世界和平——他们把“失业”放在了第18位！即便是一年之后，即1931年1月，“失业和经济稳定”也只是上升到了第4位，排在司法管理、禁酒和违法之后。

这些民意调查，不仅让人想到，这些美国“最优秀的公民”，觉得1930年的经济麻烦是多么无关痛痒，多么倾向于——正如瑟曼·阿诺德后来所评论的那样——以“一套道德反应”来回应公共事务，而且还让人想到，公众对禁酒令的一败涂地以及对私酒交易与歹徒恶棍之间的明显联系的关注，有多么深刻和普遍。

毫无疑问，禁酒法律受到了比从前更普遍、更公开的嘲弄，即使是在那些从前一直比较有节制、比较刻板的社群中。正如一个“中镇”商人对林德夫妇所说的那样：“在1927年和1928年，这里的喝酒越来越明显；1930年喝得很厉害，而且是公开的。随着大萧条的出现，公共道德似乎出现了崩溃。我不知道是不是大萧条的缘故，反正在1929～1930年间的冬天，以及在1930～1931年间，这里变得乱哄哄的。很多人醉醺醺——人们在举办私酒派对。女人喝酒和醉酒的现象大为增加。”在华盛顿，1930年秋天，有人发现，私酒贩子甚至出没于参议院办公楼的区域。在纽约，到1931年，对禁酒令的强制执行完全成了笑柄，以至于那些想喝酒的人有了更多的选择，而不只是去地下酒吧，他们可以打电话给私酒贩子；有“兴奋饮料商店”公开做零售生意，他们在台面上的唯一让步是，酒瓶子不像平常那样排列成行，为了不让巡逻的警察为难，橱窗里只摆上几排小石膏雕像。到1930～1931年间的冬天，纽约的轮船航班引入了一种新的花招，以吸引那些死心塌地的贪杯之徒——周末把轮船开到12英里以外的地方巡游，其中有些航班，除了“海上自由”之外，根本就没有什么目的地。

妇女组织在征集支持禁酒的签名

每一条关于歹徒的新闻——杰克·格尔杀死了芝加哥的警长，勒格斯·戴蒙德在纽约一次群殴中接二连三地开枪，达基·舒尔兹与文森特·科尔之间为争夺纽约的私酒生意而展开的血腥竞争，“双枪”克罗利（一个模仿匪徒方式的年轻人）在警察对他在纽约上西城的藏身之所进行了一次令人兴奋的围攻之后终于被俘，从宾夕法尼亚监狱里假释出来的艾尔·卡彭有本事继续逍遥法外，尽管人人皆知，长期以来他一直是芝加哥组织化犯罪的幕后操纵者——每一条这样的消息都在提醒公众：歹徒的气焰甚嚣尘上，正是经营私酒为他们提供了最可靠的收入。传教士、毕业典礼演说者和宴会演说者纷纷抨击这一波“犯罪浪潮”。纽约的克雷恩检察官说，匪帮歹徒们“插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每一件事情——从婴儿的奶乳，到葬礼的马车”。胡佛总统说，与犯罪作斗争，所需要的不是新的法律，而是执行现有的法律。

禁酒官员查获的私酒及酿酒设备

与此同时，人们对禁酒令的不满情绪明显在上升：1930年初，《文摘》（Literary Digest）杂志搞了一次民意调查，将近500万人参与了投票，只有30.5%的人支持继续严格执行第十八修正案和沃尔斯特法案[2]；29%的人支持修改禁酒法案，40.5%的人支持废除。当人们发现（这一发现让反对禁酒的人乐不可支），最积极的禁酒领袖之一、南方美以美会的主教小詹姆斯·坎农在纽约一家野鸡证券交易所保护下从事股市投机的时候，公正执行禁酒令的理由也帮不了什么忙。

或许，威克沙姆委员会在它从关于执法问题的长期协商中脱身而出之后，它会不会给这种混乱带来一定程度的廓清呢？1931年1月19日，该委员会提交了关于禁酒令的报告——并因此使得混乱更加变本加厉。因为，首先，威克沙姆报告的主体部分包含了清晰而有力的证据，证明了禁酒令并没起什么作用；其次，该委员会的11名成员分别得出了11种不同的结论，其中两个人大致上支持废除，4个人支持修改，5个人——你会注意到，这不足多数——支持进一步尝试禁酒令的实验。最后，荒谬的是，作为整体的委员会最终支持继续尝试。

面对这一大堆混乱的分歧与矛盾，一头雾水的市民唯一有把握的事情是：那种照理应该是很有启发作用的设计——通过这种设计来搜集数不清的事实，并试着从这些事实推导出必然的结论——如今被弄成了一场闹剧。禁酒这个头痛的问题依然在困扰着他们。

4

还有其他的消遣，足以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大萧条上转移开来。例如，微型高尔夫球出现了1.25亿美元的繁荣。人们一直在说，国家所需要的是一个新的产业；好吧，这儿就是——以一种滑稽模仿的方式。在1929～1930年间的冬天，加内特·卡特在佛罗里达州修建微型高尔夫球场的活动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以至于到了夏天，成千上万美国人把他们的私家轿车停在半英里大小的路边球场上，一本正经地沿着棉籽草皮敲击高尔夫球，穿过木质护栏里的小鼠洞，越过小桥，穿过排水管。与此同时，这些新式运动场的经营者乐不可支地听着收银机欢快的叮当声，并决定，要在1931年把生意做得更大——租赁路那边的场地修建一个高尔夫练习场，买来一桶桶的球，雇佣一伙本地的男孩子担任捡球的球童（装备遮阳伞以抵挡曲线球的白色冰雹）。

电台播出的《阿莫斯与安迪》（Amos 'n'Andy）令人难以置信地流行，这部广播剧使得弗里曼·F.戈斯登和查尔斯·J.科雷尔的声音成了美国人最熟悉的口音，让数以百万人夜复一夜地追踪“清新空气出租车公司”的命运，以及奎恩太太违约起诉安迪的进展——并让那位无法无天的休伊·朗（当时正在竞选代表路易斯安那州的参议员）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让两台广播车在全州到处瞎跑，对担惊受怕的共和党大肆宣传自己，把自己称为“王鱼”。（顺便说一下，休伊·朗赢得了这次选举，尽管他不得不绑架两个威胁要对他提起麻烦诉讼的人，并把他们监禁在大岛，直到初选日过去。）

博比·琼斯夺冠时的情形

还有，博比·琼斯赢得了4场高尔夫球的胜利——英国和美国的业余赛和公开赛的冠军——这几场胜利，让电讯消息所费的笔墨比1930年任何其他个人成就都要多，让其他的胜仗全都黯然失色。这些胜仗包括：杰克·沙基击败马克斯·施梅林，费城运动会上世界职业棒球赛的胜利，“企业”队在纽波特打败托马斯·利普顿爵士的“沙姆罗克”队、成功卫冕美洲杯，以及赛马场上的胜利。飞行员总是能引起轰动：美国飞行员中的白马王子林德伯格开辟了到运河区的空中邮路（不久之后他就做了父亲，他的儿子注定有一个悲剧性的结局）；1930年9月，科斯特和贝隆特第一次成功地点对点向西飞越大西洋，在人们心里的“问号”中从巴黎起飞，在长岛顺利着陆。

出现了一次“树居抗议”的古怪流行，驱使成千上万爱出风头的男孩子日日夜夜地栖息在树上，希望能被人“录”下来。偶有不幸的事故发生：在沃斯堡，一个男孩睡着了，栽倒在地面上，摔断了两根肋骨；尼亚加拉瀑布一棵树的拥有者请求一个男孩离开这棵树的树杈，于是这孩子的朋友从另一棵树上砍下了一根树杈，把他搬运到新的栖息地，好让他继续守夜；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一个男孩一直呆在树上，直到一道闪电把他打了下来。这次活动令人印象深刻的结局，带来了“坐旗杆”和“马拉松跳舞”的疯狂，这两项活动是20年代的典型。

随着1930～1931年冬天的过去，除了启动失业救济的问题和纽约美国银行的破产之外，还有一些事情值得一说。有些新汽车装备了“空转轮”。（你只要拔出仪表板上的一个按钮，汽车就会在你把脚移开减速阀时滑行一会儿。当你再次加大油门的时候，就会有很小的呼呼声，发动机会重新工作，而不会有摇晃。）这一设计引发了没完没了的讨论：是一种补救？是为了省油？还是为了安全？对十五子棋的狂热给百货公司的经理们带来了安慰：在这个圣诞购物季，不管别的方面多么糟糕，至少十五子棋盘很畅销。当一家之主端坐在桌旁愁眉苦脸地思忖家里的经济状况时，他18岁的儿子正在哼唱《身体和灵魂》（Body and Soul），并试着鼓起勇气，给他的口袋酒瓶灌满老爸的杜松子酒，为的是去参加夜晚的舞会，梦想着在那里遇见一位披着银灰色头发的姑娘，就像《地狱天使》（Hell's Angel）中的珍·哈露那样。

眼下，并非人人都在为大萧条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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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赫伯特·胡佛却在为本届任期而殚精竭虑地顽强工作，当急转直下的商业指数使他那些乐观的预言成为笑柄的时候，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声望一落千丈，他因此而更加努力地操心和工作。然而，对这位伟大的经济工程师来说，事情并没有好转。

伦敦的裁军会议，尽管经过精心细致的准备——在此期间，拉姆齐·麦克唐纳曾来华盛顿协商——但并没有达成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协议：它设置了一些“限制”，对这些限制，美国如果不在新的军事建设上花掉10亿美元，是不可能达到的。一直埋头修订关税标准的国会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其拿出的新关税法案，不是胡佛半心半意地提倡的有限改变，而是高上天的税率，实际上就是（用丹纳·弗兰克·弗莱明的话说）“对整个文明世界的经济宣战”，等于“告知其他国家，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配额和禁运是符合规矩的……告知我国的战争债务人，它们用来偿还债务的美元是无法得到的。”在任何一个其经济学知识高于幼儿班水平的人看来，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美国要么借钱给外国（在20年代它一直是这么干的，如今已经不再这么干了），要么允许大量进口，否则的话，它既不可能繁荣出口贸易，也没有办法从外国收回巨额欠款。一千余位经济学家发现他们头一遭意见一致（也是整个30年代最后一次意见一致），都强烈反对一般税率的任何增长。胡佛并不是个经济学的文盲。但无论是从天性还是从后天的训练来说，他都是一个行政管理者，而不是政治家。在漫长的关税争论期间，他在政治上被彻底打败了，到最后，1930年6月，《霍利-斯穆持关税法》摆在了他的桌子上，他签署了这部法案——推测起来，大概是带着内心的痛苦呻吟签署的。

胡佛的农业委员会一直在市场上购买小麦和棉花，以设法支撑这两种农产品的价格。到1930年底，它成功地积存了600万蒲式耳小麦和130万捆棉花，其作用只不过是放慢了价格的下跌速度。就好像农业的境况还不够糟糕似的，在夏天的时候，发生了可怕的干旱，受灾地区从东部海岸的弗吉尼亚和马里兰，一直延伸到密苏里和阿肯色（这是一位先行者，旋踵而来的，是另外几场更加可怕的干旱）。当田野里水井干涸、作物凋萎的时候，新的哀痛便开始折磨这个身居白宫的人。当商业的持续萧条明显预示着失业者将有一个难熬的冬天的时候，这些哀痛并没有停止，到1930年底，失业者的数量已经从这年春天的三四百万，增长到了大约五六百万。

自金融恐慌后最初一阵疯狂的行动之后，胡佛便对政府抗击大萧条的任何直接行动心存疑虑。他更喜欢让经济顺其自然地发展。他坚持认为：“经济萧条不可能通过立法行动和行政决定来疗救。经济创伤必须通过经济体的细胞——生产者和消费者自己——的行动来治疗。”于是，他袖手作壁上观，等待治疗过程自己发挥作用，根据放任主义经济学的神圣原则，它应该能发挥作用。

胡佛总统和他的内阁

但在此期间，胡佛并没有闲着。因为已经有人在强烈呼吁联邦政府给予这样那样的援助和救济；在这样的呼声中，他看到了一种严重的危险，威胁到联邦预算、美国人民的自立精神以及地方自治和地方负责慈善救济的传统。他决心打败这一威胁。尽管他设立了一个全国委员会，以关注失业救济的形势，但这个委员会并不分配联邦资金；它只是协调并鼓励州和地方政府，通过州里的拨款和地方慈善组织，为失业者提供帮助。（胡佛是对的，那些富人彼此之间总在说，像英国那样的“施舍”是在“毁灭灵魂”。）他强烈反对退伍老兵对补助金的要求——不料“调整补偿”法案竟无视他的否决，获得了通过。他否决了退休金法案。为应对干旱所导致的匮乏和穷困，他敦促红十字会搞一次活动，并建议国会拨款，好让农业部贷款给农民去“购买种子和喂养牲畜的饲料”，但反对联邦政府拿出任何施舍品去喂养人。

在所有这些事情上，胡佛都是非常认真的。在他自己看来，他不仅是国库的看门狗，而且还是美国“粗犷的个人主义”的守护人。在一份给媒体的声明中，他说：“美国人民是否会挨饿受冻，这不是个问题。防止挨饿受冻的最佳方法，才是唯一的问题。问题是，美国人民是否会继续保持慈善和互助的精神，这种互相帮助，一方面是通过自愿的捐赠和地方政府的责任，另一方面源自联邦财政为此类目的而给出的拨款……在我的一生中，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国外和南方各州跟贫困和饥饿作斗争。我并不觉得我应该受到‘对受苦者缺乏同情’的指控，但我记得，在许多年来我曾接触过的所有组织中，基金会一直在鼓起最大限度的自救……我愿意保证，倘若有朝一日，我国的志愿机构，连同地方和州政府，一旦不能找到防止饥饿和困苦的办法，我会要求联邦政府尽一切所能提供帮助，因为我像任何一个参议员或众议员一样，不会坐视我们的同胞饿死。但我相信，这一天不会到来。”

这些就是胡佛的信念。但在饿肚子的阿肯色州农民看来，一个愿意借联邦政府的钱给他们养牲口，却不愿意借钱给他们养儿女的总统，似乎是冷酷无情的。遭受重创的工业城镇上那些丢掉了饭碗的男男女女，对胡佛总统献给自立自强的赞美颂词毫无印象。

就连生活富足的保守派也辜负了他的希望，不是什么全心全意的盟友。商业很萧条，总统似乎没做什么建设性的事情来帮助他们，尽管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该干什么，或者，他们的意见存在严重的分歧，但他们渴望有一位领袖，并觉得自己并没有得到这样一个领袖。他们牢骚满腹，其中有些人把胡佛称作没有骨头的水母。与此同时，民主党的宣传总监查尔斯·迈克尔逊正在撰写一大堆目标明确的新闻通稿和国会演说，利用胡佛的软弱增强民主党反对的力量；而总统则因为没有能力吸引和笼络华盛顿的新闻记者而吃够了苦头，新闻媒体对他很不客气。在1930年11月的国会选举和州选举中，民主党人赢得了胜利，使胡佛面临着这样的前景：不久之后，他将有一个明显敌对的国会。

胡佛总统在国会发表咨文（1932年4月）

顺便说一下，在纽约州，这两场选举给州长富兰克林·D.罗斯福带来了一次巨大的胜利，他以出乎意料的725，000票再次当选纽约州州长。当选之后的第二天下午，民主党纽约州委员会主席、前拳击协会专员詹姆斯·A.法利，在罗斯福政治上的良师益友路易斯·麦克亨利·豪的帮助下，出炉了一份声明，他担心州长可能不喜欢它。声明说：“我看不出罗斯福先生如何能逃掉本党下届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就算没人尽举手之劳促成此事。”这份声明在纽约的比尔特摩酒店发表之后，法利打电话给身在奥尔巴尼的州长，承认了他所做的事情。罗斯福哈哈大笑，说：“吉姆，不管你说什么，在我看来都是对的。”要是胡佛知道的话，这对他来说又是一个不祥之兆。

但事情已经够糟的了，甚至无需为未来而自寻烦恼。在隆冬时节，商业出现了可喜的转机，但随着1931年春天的结束，衰退再一次开始。事实超出了胡佛的信念。

6

自始至终，很多人都在正儿八经地援引1857、1875和1893年的经济萧条中人们所经受的艰难困苦作为证据，以证明：让美国烦恼的只不过是商业周期中的一次下降，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这一论点看上去非常合理——但这些人错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其意义远比这要深远，而且不仅仅是发生在美国。

19世纪和20世纪的头几年目睹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变化，这些变化不可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其中包括：

1.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它带来了蒸汽动力，然后是汽油和电力，以及各种各样的科学和发明的奇迹；带来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工业生产；把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吸引到了城市；把大量的人从独立的经济人转变成了有固定职业的人；使得他们越来越依赖于日益复杂的经济体的成功运转。

2.人口的巨大增长。据亨利·普莱特·费尔柴尔德说，如果世界人口继续以20世纪头10年那样的速度增长的话，到10，000年结束的时候，它将达到这样一个数字：它以221，848开头，后面跟着45个0。

3.西方世界的民族向世界上荒芜人烟的地区和不那么文明的地区扩张，大英帝国奠定了帝国主义的模式，美国奠定了民主开拓的模式。

4.世界自然资源——煤炭、石油、金属等等——以空前的速度不断被开发、被消耗，这一过程并非可以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5.交通和通讯的迅速发展——它实际上让世界变得更小了，世界上的不同地区远比从前更加互相依赖。

6.当新的法人设计和金融工具被发明出来并被投入实践的时候，资本主义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迅速发展和改进。这些新的设计（例如控股公司），加上那些减轻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残酷性的设计（例如工会组织和劳动立法），深刻地改变了国民经济的运转，使之在很多方面都更加严格，不大可能依据放任主义经济学规律那样运转。

就20世纪经济世界里所发生的变化而言，这些现象当中，哪些是因，哪些是果，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我们大可不必纠缠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关键是，世界经济的巨大扩张和复杂化已经发生，它不可能以这样的速度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当它达到了收益递减的转折点的时候，各种压力就会发展出来。这些压力既包括国家间对殖民地的竞争（如今，其中最好的殖民地都已经得到开发——顺便说一句，如今也不再给它们的母国带来可观的回报），也包括国内围绕工商业成果的分配所产生的社会冲突。由国际竞争所引发的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留下了一个受到削弱、饱受痛苦的欧洲，那些曾经强大的国家至今内部四分五裂，在巨大的债务重负之下踉踉跄跄。

眼下，有一些不祥的征兆表明：这个必然扩张的大时代已经结束。人口的增长正在慢下来。世界上荒芜人烟的空地大部分已经被人占据。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几乎再也不可能这么迅速而廉价地开发。当经济视野越来越狭窄的时候，为了垄断那些明显有利可图的资源，斗争变得更加激烈。各国寻求对世界资源的国家垄断；法人和金融团体寻求对国内资源和民族产业的私营垄断。与此同时，各国的国民经济都变得更加复杂，不那么灵活，由于无法承受的债务而更容易受到破产的威胁。

有一条扩张之路依然是开放的。发明并没有停止，通过越来越有效率的机器生产（以及通过交通和通讯手段的改进）来增加舒适和安全的可能性依然几乎是无限的。但是，近在手边的经济机制，以及人们的精神习惯和视野，都已经被调整得适合于开拓扩张的时代，而不是仅仅依赖于日益增长的效率，新时代所需要的那种经济机制，谁也不熟悉。

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相比而言没有受到战争太大的伤害，并擅长于发明和机械化）继续冲在前面，就好像开拓扩张的时代并未结束似的。然而，它依然是其拓荒青春期恶习的受害者——靠着不断展开的未来，乐观地愿意积累债务和信用债；热心于房地产和股票的投机；倾向于金融和法人的垄断或准垄断，这往往会使得很不灵活的经济更加死板。这些恶习结合起来破坏着美国。正如罗伊·赫尔顿在谈到这一点时所说的那样，当你长大了的时候，你就再也不能不受惩罚地沉溺于青春期的蠢行。当投机和信用膨胀的风箱呼啦啦吹动的时候，繁荣之火便烧得更旺；但风箱一旦停止，火焰就会黯淡下去。当繁荣之火在美国黯淡下去的时候，它们在欧洲便更加迅速地黯淡，由于战争的缘故，它们在欧洲原本就烧得不旺。

华尔街鸟瞰

当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的经济开始收缩的时候，人便变得疯狂起来。传统的经济规律和经济习惯似乎不再起作用，那些饱学之士像任何其他人一样困惑不解，似乎没人知道经济之谜的答案。苏联提供了另外一套可选的规律和习惯，但是，对于像苏联所示范的那种马克思主义道路，人们的热情十分有限。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让人们把自己的希望更牢靠地寄托于其上？没有人知道，因为这一次的紧急情况是空前的。于是，世界开始了一段迷惘困惑、互相猜疑、乐于孤注一掷的时期。

正从表面上经济繁荣这样一个塔尖上掉头下坠的美国，也同样逃脱不了调整时期的混乱和惊慌。

[1] 这是社会学家林德夫妇在他们的社会学名著《中镇》（Middletown）中杜撰出来的一个名字，其原型是印第安纳州的曼西市。——译者注

[2] 即禁酒法案。——译者注

第3章 跌跌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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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6月，金融恐慌过去20个月之后。

百货公司的广告开始展示欧仁妮的帽子，预报一次狂热却短暂的流行时尚；威利·波斯特和哈罗德·格蒂正在准备驾驶单翼机“温妮·梅”号环绕世界飞行；报纸的读者为纽约附近的长滩发现一个漂亮姑娘的尸体而兴奋不已，这个女孩有一个异乎寻常抒情的名字，唤作“斯塔·费思富尔”。

1931年6月，纽约的舞台上，《温波尔街上的巴雷特一家》（The Barretts of Wimpole Street）中的凯瑟琳·科内尔正坐在一张沙发上黯然神伤，《绿色牧场》（The Green Pastures）中的德·洛德正行走在大地上，另外一些轰动一时的剧目包括《大酒店》（Grand Hotel）和《一生一次》（Once in a Lifetime）。在电影院里，你可以在《商人之号》（Trader Horn）中看到非洲的狮子、听到本地的手鼓，在《坑钱》（Smart Money）中见到爱德华·G.鲁宾逊，或者在《轻率》（Indiscreet）中见到格洛里亚·斯旺森。当度假者为出门而收拾行囊的时候，最有可能带上的小说是赛珍珠的《大地》（The Good Earth），这本书跻身于畅销榜单之首。20世纪20年代的体育英雄们几乎全都谢幕退场了：博比·琼斯去年秋天已经改行；蒂尔登去年夏天丢掉了网球冠军的宝座；登姆普西和滕尼早就失去了他们的桂冠，拳击比赛的声望正落入靠不住的状态；圣母橄榄球队的教练纽特·罗克尼最近在一次空难中命丧黄泉；就连贝比·鲁斯也不再是无可争议的“本垒打之王”：卢·格里格如今跟他势均力敌。

纽约远眺（1931年）

就在1931年6月，出现了一个先兆——一个风味不佳的先兆——预示着未来将有很多的金融丑闻。当时，纽约美国银行的3位高级主管，由于被揭露出在1928～1929年间的投机当中对银行资金骇人听闻的处置不当，而在纽约被陪审团裁定有罪。有一个即将动摇帝国根基的浪漫故事，其开头是：6月10日，一个生活在伦敦的年轻美国女人欧内斯特·辛普森夫人出现在王宫里，第一次遇见了威尔士亲王。在新泽西州的霍普韦尔，无意中为这10年最悲剧性的犯罪设定了场景：林德伯格上校的新家——报纸的标题把它描述为“孤鹰之巢”——正在修建之中，脚手架高高竖起，第一层已部分完工。

就是在这个月，一个年轻人从圣路易来到纽约，按照他的设想，所有安排都是为了让他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拥有一席之地。但有一个细节被忽略了：证券交易所实际上是一家俱乐部，候选成员都必须有一个推荐者和一个附议者。这个来自圣路易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要耽搁一段时间才能获得推荐和附议，因为他在证券交易所不认识任何人。华尔街的绅士们对此后几年时间里必将发生的变化毫无概念。要是有人告诉他们，这个小伙子将会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而证交所也将在政府的严密监管下运作，他们肯定会大吃一惊。1931年的主席是理查德·惠特尼，此人是银行家们心目中抗击金融恐慌的英雄；1931年4月24日，惠特尼先生在费城商会发表了一篇令人印象深刻的关于“商业诚实”的演说。证券交易所的股价非常糟糕地不断下跌，经纪人们拉长着脸，但依然有少许残羹剩汁，留给那些知道凯斯脱粒机公司或奥本汽车公司下一步将采取什么行动的人。

1931年6月一个星期日的上午，两个人在纽约海德公园一幢大宅中的一个小房间里度过了忙乱的几个小时，他们凝视着美国地图、铁路时刻表和名单。这两个人是州长富兰克林·D.罗斯福（他在去年11月的再次当选是如此令人难忘）和民主党纽约州委员会主席詹姆斯·A.法利。法利先生想到了一个主意：出席即将在西雅图召开的“麋鹿会”大会，他和罗斯福州长都盘算着如何充分利用这次远征，在9天的时间里跑遍18个州，与数不清的民主党领袖谈话，他已经跟他们当中大多数人进行过大量诚恳的通信。不消说，这次预言式的旅行，其目的就是要试探西部民主党人的感情，尽可能消除人们的顾虑，并暗示：1932年，团结在罗斯福州长身后的民主党领袖将做得更好。

正是在1931年6月，胡佛总统放弃了等待经济形势自动好转的策略，开始对大萧条发起真正的进攻——始于国际金融领域中一次有政治家风范的努力，这一次出击，暂时看来似乎是胜利了，但到头来还是失败了，仅仅因为经济毁灭的过程太强大，发展得太远，以至于使用胡佛军械库里的任何武器都无法克敌制胜。6月20日星期六下午，胡佛提议延期偿付国家间的战争赔款和战争债务。

2

长期以来，随着欧洲经济的减缓，一种慢性麻痹症折磨着欧洲的金融。债务——国家债务和私人债务——曾经似乎是可承受的负担，如今成了难以忍受的重负；新的金融债务几乎没什么扩大，除非是为了支持老的债务；价格在下跌，焦虑在蔓延，整个体系缓慢得几乎要陷入停滞。在1931年春天，麻痹症变成了急性的。回首过去，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使之变成急性麻痹症的，正是德国和奥地利方面为了有限的经济目的而试图联合起来——以实现关税联盟——的努力，以及法国对任何此类计划的强烈反对。任何有可能让德国和奥地利团结起来并使他们更加强大的东西，对法国来说都是该诅咒的，法国当时很少有人认识到中欧破产的可能后果。

奥地利最大的银行安斯塔特信贷银行已经陷入困境。当围绕关税联盟的争论进一步增加了总体上的不确定性的时候，安斯塔特信贷银行被迫请求束手无策的奥地利政府提供帮助。恐慌立即开始了。很快，恐慌就蔓延到了德国。1931年5月和6月，资本纷纷逃离这两个国家，外国贷款纷纷被收回，一场总崩溃眼看着迫在眉睫——这场崩溃很可能会导致德国的民主政府垮台。德国天空上的乌云在1929年似乎不比一巴掌大，如今正迅速发展：希特勒的褐衫党正变得越来越强大。1931年5月6日，此时，很少有美国人意识到了欧洲的金融形势变得多么危急，美国驻德国大使正在白宫与胡佛总统一起吃饭；打那以后，一直担心欧洲的崩溃会给美国带来严重后果的胡佛总统便在心里酝酿着国际延期偿付的念头——推迟一年偿还所有政府间的债务，包括德国当时被迫偿还的战争赔偿，以及前欧洲盟国欠美国的债务。接下来，胡佛先生开始了一次长期磋商——与内阁成员，与联邦储备委员会官员，与驻各国大使，与银行家。他一直是个可怕的工作狂——每天8：30便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只花15分钟的时间吃午饭（除非是白宫有客人），林肯书房里的灯光经常一直亮到深夜——如今，他更加精力旺盛地全力以赴。不久之后，他试验性地起草了一份延期偿付声明，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劳作，以至于在起草的过程中折断了一支又一支铅笔。

漫画上的胡佛总统

然而他推迟了发表这份声明。这一计划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国会可能会反对，这将是致命的。其他国家，特别是骄傲而嫉妒的法国，也可能反对。他一直惦记在心的预算平衡，可能因为切断了对美国的债务偿还而被危及。此外，这样一个建议，由于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这场国际恐慌上，从而加重，而不是减轻了恐慌。与此同时，风暴在欧洲蔓延。胡佛的顾问们纷纷请求他采取行动，但他依然不愿意出手。他在等待。6月中旬，他计划做一次穿越中西部的演说之旅（包括在纪念哈丁总统的典礼上那场未必愉快的演说）；他带走了这项至今尚没有完成的提议，与此同时，几乎每小时都有来自华盛顿的内部消息向他传递这样的信息：欧洲的崩溃正在加速。

等他回到华盛顿的时候，有一点变得很清楚了：他必须采取行动，否则的话就为时已晚。他开始打电话给参议员和众议员，以提前获得他们的赞成。国会正在闭会期，话务员不得不帮他到处逮人，这些人分布在全国各地，在演说旅行中，在汽车旅途上，在高尔夫球场，在深山密林里钓鱼打猎。有一位议员，听说白宫在找他，结果在加拿大的一家杂货店里回了电话；另一位议员被逮着的时候，他刚好站起身来，正准备发表晚餐后的演说。一小时接一小时，不知疲倦的胡佛坐在电话机旁，向一个接一个人解释他想要干什么——并时刻担心，没等他来得及采取行动消息就走漏出去了。终于，在6月20日那个酷热难耐的星期六，消息已经在走漏，他不得不立即发表了那份声明——尚未跟法国商量。

他把新闻记者们召到了白宫，向他们宣读了一份冗长的声明，其中包括他关于国际延期偿付的提议，以及已经赞成这一提议的21个参议员和18个众议员的名字。记者们赶紧抓起声明的副本，冲向电话。

当消息传遍整个世界的时候，一场狂热的大合唱便应声而起。纽约股市节节攀升，欧洲股市触底反弹，银行家们赞美胡佛，社论作者们欢呼喝彩。以冷静著称的伦敦《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颂词，题为《云开日出》，把胡佛的提议称作“一位伟人的姿态”。数百万美国人曾经觉得（不管有多么含糊）政府应该“做点什么”，并谴责胡佛的无为而治，如今他们也加入了欢呼喝彩的行列。尽管他们对国际金融形势所知甚少（这方面的内容在报纸上所占的版面远远不及斯塔·费思富尔的神秘死亡），但这终归是一次行动，他们喜欢行动。让焦虑不安的总统大吃一惊的是，他所做的似乎是一次巨大的成功。那是他本届任期的巅峰时刻。

胡佛总统与记者

只有法国反对。胡佛派出了他77岁高龄的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去说服法国人，并不断通过越洋电话跟他商议，从而让这位老人筋疲力尽。在一段长时间的耽搁——超过两个星期——之后，法国人好不容易才同意了经过修改的计划，局面看来得到了挽救。

3

但事实上，局面根本没有得到挽救。

不久，德国的恐慌变本加厉，达纳特银行关门大吉。恐慌蔓延到了英国。英镑如今岌岌可危。新一届政府（由工党领袖麦克唐纳领头，但主要由保守党人组成）临危受命，要拯救英镑——不久便放弃了这个目标。当英国脱离金本位的时候，所有依然坚持金本位的国家都深感震惊，其中大多数国家纷纷紧跟英国，开始了一场管制货币的新冒险。

在美国，1931年9月的这一新的打击是剧烈的。古老的美国银行体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即便是在那些更繁荣的日子里，它也不是十分强大。美国各地的银行纷纷倒闭——这些银行在债券和抵押贷款上投资甚巨，如今发现，它们手里外国债券的价格飞流直下，国内债券的价格在一场清算的大潮中不断下跌，他们的抵押被冻得严严实实。就在1931年9月，总共有305家美国银行关门大吉；在10月份，总共有522家银行倒闭。惊慌失措的资本家们如今开始储藏黄金，唯恐美国也脱离金本位，保险柜里塞满了硬币，很多床垫里都鼓鼓囊囊地塞满了金币流通券。

美国商业衰退的速度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快。9月，美国钢铁公司——迄今为止，它的总裁詹姆斯·A.法雷尔一直坚定不移地拒绝削减工资——宣布削减10%的工资；其他公司争相效尤。到秋天的时候，在美国各地，那些从办公室或工厂下班回家的人都不得不告诉他们的妻子，下个月的工资支票会略少一些，她们必须想出新的节约措施。失业者的队列接受了更多的新来者，到年底的时候，失业人数接近1，000万。

到目前为止，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金融恐慌和新一轮萧条的波浪便从维也纳蔓延开来。

胡佛总统再次出手了，他的行动再一次是金融上的。要挽救美国的银行体系，有些事情必须要做，而银行家们却没有做；当时的整体氛围是sauve qui peut（法语：四散溃逃）。胡佛召来了15位银行界的霸主，在华盛顿梅隆的住处跟他和他的金融助手们举行了一次晚间的秘密会议，向他们建议，把美国一些强大的银行组成一个信托联营公司，以帮助那些弱小的银行。很快，有一点变得很清楚：这样做远远不够——因为强大的银行也不敢冒险，而这家联营公司（国家信托公司）几乎根本没有发放贷款——此时，胡佛建议组建一家大型的政府信贷机构“复兴金融公司”，有20亿美元可以贷给银行、铁路和保险公司。

胡佛会见金融界的领袖

当1931～1932年间的冬天到来时，国家的黄金储备在继续流失，看来美国好像用不了多久就会被迫脱离金本位。于是，胡佛便发表了一篇公开声明，呼吁反对藏钱，接下来又建议修改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要求，以缓解当前的局势——后来具体化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再一次，抱着改善信贷环境的想法，他强烈要求并保证要创立一系列家庭贷款贴现银行，并为联邦土地银行提供追加资本。他坚决反对那些在他看来似乎是不公正的措施：他出现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面前，呼吁它的成员们别要求立即现金支付他们补助金的余下部分；他否决了一部直接分发联邦救济的法案；他一次又一次地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反对任何通货膨胀的建议，或者是（用他自己的话说）“通过挥霍浪费促进繁荣”的建议。大萧条还在加深。

事态的压力已经迫使这位“粗犷个人主义”的使徒进一步走向国家社会主义，比此前任何一位和平时期的总统走得更远。胡佛的复兴金融公司让政府深深卷入了商业。但那是一种非常有限的、特殊种类的国家社会主义。正在发生的事情大概可以这样概括：

胡佛曾试图不干涉国家经济机器的运转，允许一套按照设想应该是灵活的制度去自我调整，以适应供需关系的变化。诚然，在两个关键的时刻，他出手干涉了：他曾试图支撑小麦和棉花的价格，结果铩羽而归；他曾试图维持工资水平，在部分程度上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但在另外的方面，他大抵是袖手旁观，顺其自然，任由价格、利润和工资各行其是。但是，除非是通过破产让债务的重担也能自然地减轻，否则自然调整就不可能实现。在美国，就像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一样，经济体制如今变得如此复杂和互相依赖，以至于普遍破产的可能后果——对银行、保险公司、大控股公司以及很多依赖于它们的人来说——变得骇人听闻，连想都不敢想。理论上必不可少的调整，成了实际上无法忍受的调整。因此，胡佛被迫出面干涉，以保护债务结构——先是在不免除债务的情况下暂时减轻国际债务的压力，再是拿出联邦政府的资金来支持银行和大公司。

因此，理论上灵活的经济结构，在一个致命的关键点上变得死板了。债务负担几乎是纹丝未减。企业被债务——及其他刚性成本——的重负压弯了腰，复兴就进一步减缓了。当它慢下来的时候，企业便解雇工人，或者让他们开工不足，于是降低了购买力，加深了危机。

要问胡佛是对是错，几乎一点用处也没有。也许，他在环境逼迫下所采取的方法，多半会导致经济恢复非常缓慢（即使有所恢复的话），除非货币贬值给予复兴以刺激——对胡佛来说，贬值是不可想象的。也几乎用不着问，胡佛究竟是不是以一个保守分子的铁石心肠在采取行动，让金融主管们跑到华盛顿来，为的是当那些挣扎于饥饿边缘的男男女女被拒绝给予个人救济的时候能够让企业给予他们以救济。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样一个普遍受苦的时期，任何一个民主政府，似乎都不可能去资助金融家，似乎都不可能在漠视其卑微公民所处困境的同时还能不失去公众的信任。在过去，那些失去工作的人还可以在别的地方重新拿起自己的工具，并设法做到独立生存；或者种一小片菜园，以维持起码的生计；或者去西部，在边境地区重新开始。如今，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当他们失去工作的时候，他们就无依无靠。他们只能绝望地向某个机构寻求帮助，只有这个机构，有责任纠正他们盲目操纵经济社会而犯下的错误：他们求助于政府。他们如何能够认可一个不给他们面包，而是给他们石头的政府呢？

胡佛在白宫草坪发表演说

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改变，以至于已经再不能以它通常的方式发挥作用，其后果变得太残酷，自由之人无法承受。事态在发展，赫伯特·胡佛也是受害者之一，连同传统的经济理论也一起遭殃，他曾经是这些理论顽固而悲情的代言人。

4

当大萧条的第二年接近尾声、第三个年头开始的时候，美国人民的心态在发生变化。

彼得·F.德鲁克说：“大萧条让人们看到，人只不过是一台无意识地旋转的机器中一个无意识的齿轮，这台机器超出了人类的理解力，除了它自己的意志不再服务于任何其他目的。”这台机器运转得越糟糕，人们越是想方设法去理解它。当关于商业、经济和政府的那些被认为是固定不变的原则一个接一个地土崩瓦解的时候，那些一直把这些原则视作理所当然、除了选举时期之外对政治兴趣不大的人，开始试着自学。因为，即便是那些相对比较富裕的人也不再否认：有重大的事情正在发生。

据公共图书馆的流通部门报告，它们的业务有所增长，而增长的不仅仅是虚构小说这样的止痛剂，还有纪实和讨论的著作。正如“中镇”的一位商人后来对林德夫妇所说的那样：“大事正在发生，它们扰乱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意，以及我们的某些观念，我们想试着理解它们。我从图书馆借来一大堆书，熬更守夜地读。”观念在不断改变。人们对苏联的实验有着强烈的兴趣。关于苏联的讲座很受欢迎；莫里斯·辛杜斯的《连根拔起的人类》（Humanity Uprooted）和《新俄罗斯入门》（New Russia's Primer）被人们翻阅，让人们深思；赫斯特的那份通常很轻佻的《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杂志的编辑雷伊·朗去了莫斯科，签约雇佣了一批苏联作者，并在资本主义的纽约大都会俱乐部举行了一场盛大晚宴，招待一位苏联小说家；那些温文尔雅的自由主义者们，颇为自己的思想开明而感到自豪，他们互相安慰对方：“毕竟，我们有些东西要向苏联学习”，尤其是关于“计划”；很多更直率的自由主义者则干脆一头扎进了共产主义。

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

对那些更正统的男男女女来说，阅读沃尔特·李普曼每天对时事的分析——为《纽约先驱论坛报》撰写并通过报业辛迪加分发到全国各地——成了一项早晨的仪式，就像咖啡和橙子汁一样必不可少。1931年2月，当《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以它的自由主义立场和专栏作者的机智幽默而著称——停刊的时候，李普曼（他是这份报纸的编辑）便加盟了《纽约先驱论坛报》，一夜之间名闻全国。他的思考清晰、冷静、一丝不苟，他似乎有能力把无意义的事态发展还原为有意义；他把最早的帮助带给那些在黑暗中探索信念的男男女女——也带给了那些预见到自己在晚餐会上的话题从桥牌比赛转到复兴金融公司和金本位的时候一定会结结巴巴、茫然无助的男男女女。

1931年的秋天还带来了一阵突然爆发的笑声。当老的确定性摇摇欲坠的时候，当老的预言家丧失信用的时候，你至少可以享受它们的垮台所带来的乐趣。到这一时期，人们已经能够对着《噢耶》（Oh, Yeah）会心一笑，这本小书搜集了银行家和政治家们在大萧条开始的时候所发表的巧舌如簧的预言；能够品尝《华盛顿走马灯》（Washington Merry-Go-Round）中闲言碎语式的无厘头，它们让华盛顿那些派头十足的政治家们声誉扫地；你能够从新创刊的杂志《吹牛大王》（Ballyhoo）中得到捧腹大笑，当它开始嘲笑商业和政治中的每件事情，就连神圣不可侵犯的广告业也敢嘲笑的时候，它的发行量迅速蹿升到了100万份以上；你还可以为新上演的音乐剧《为君而歌》（Of Thee I Sing）而狂拍巴掌，这部戏把政治场景搞成了一出闹剧：美国副总统亚历山大·特洛泰勒鲍特姆在白宫的一次观光会上迷了路，总统候选人以“爱”作为他的竞选政纲，把1930年的一句最受欢迎的商业口号窜改成了一句新婚口号：“转过街角，就见子嗣。”

正如吉尔伯特·塞尔迪斯所注意到的那样，1931年9月13日，在乔治·怀特的音乐剧《丑闻》（Scandals）的首演式上，鲁迪·瓦利温柔地吟唱道：

生活不过是一碗樱桃，

别把它搞得那么严肃；

生活中有太多的不可思议……

他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大萧条所带来的幻灭和迷惘，以及人们的这样一种渴望：如果可能的话，就尽量轻松以对。

5

统计数据都是些冷冰冰的东西。

在1932年——大萧条最严酷的一年——全国失业人口的平均数，国家工业委员会的估计是1，250万，美国劳工同盟的估计是1，300万，而另外一些估计（用不同的方法估算，以不同的方式定义失业）则在850～1，700万之间——这样说并不能让人对下面这些事实有一个鲜活的印象：那些失业者奔走于公司与公司、厂门与厂门之间；“如果有什么新的情况出现我们会让你知道”这句短语有着令人沮丧的必然性；人们在寒冷的出租房里翻看着招聘广告，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在人行道上聚集在职业介绍所门前的人群中，空耗着毫无结果的时光；用完了银行里的存款，就以他们的人寿保险做担保去借；卖掉所有能卖的东西，向亲戚去借，而有能力借钱的亲戚却越来越少；品尝着匮乏的辛酸苦辣，到最后，咽下他们的骄傲，去申请救济——如果有任何救济可领的话。（救济资金严重不足，因为慈善组织早就被人们苦苦地包围，城市和村镇都用完了它们可用的经费，或者正处在枯竭的边缘。）

每天到州就业服务中心门口蹲守的失业者（田纳西）

然而，有为数不多的统计事实和估计数据，对于理解大萧条的范围和冲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例如：

尽管1932年利息支付的总金额只比1929年少3.5%，但另一方面，根据西蒙·库兹涅茨博士为国家经济研究局所做的估算，薪水支出却下降了40%，分红支出下降了56.6%，工资支出下降了60%。（因此，在债务结构依然比较刚性的同时，经济中的其他要素却经受了剧烈的紧缩。）

然而，千万别想当然地认为，利息的继续支付和分红的部分继续支付，意味着企业总体上还在挣钱。1932年，企业总体上亏损了50～60亿美元。（政府为全国所有公司——总共451，800家——统计的数字是净赤字5，640，000，000美元。）诚然，大多数管理较好的大型公司情况比这要好得多。E.D.肯尼迪对960家其利润被列入“标准统计数据”的公司——主要是一些其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交易频繁的大公司——所做的统计数据显示，这960家公司的总利润超过3.3亿美元。然而还必须补充一句，这里说的“管理较好”是在特殊意义上使用的。自1929年以来，省力和加速的设备不仅把单位工时的产出增长了18%（据估算），而且，雇员也被大量解雇。每当一个产业巨人为了在财务上保持让脑袋露出水面，而甩掉一批工人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小公司兜着圈子在赤字中下沉得更深。

在现有企业收缩的同时，也没有新的企业开张。国内公司股票的发行总额在1932年下降到了只有1929年的二十四分之一。

不过，这些冰冷的统计数据，并不能让我们感受到1932年经济瘫痪中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让我们试试另外的途径吧。

漫步穿过一座美国的城市，你可能会发现，在一个漫不经心者的眼里，大萧条的明显迹象并不多——或者说，至少是让人触目惊心的迹象并不多。你可能会注意到，很多店铺没有租出去，落满灰尘的玻璃橱窗和招牌表明，它们是打算出租的；

工厂的烟囱，正在冒烟的寥寥无几；街道上并不像早些年那样挤满了卡车，没有打铆机的喧嚣震耳欲聋，人行道上的穷汉和乞丐数量空前（在纽约的派克大街区，走过十幢房子的距离，可能要碰上五六次有人向你伸手讨钱）。如果是坐火车旅行的话，你或许会注意到，列车更短了，卧车更少了——沿途看到的货车也更少。如果是坐夜班车通宵旅行，你在自己的卧车里或许只能找到两三个乘客。（相比之下，公路沿线的加油站倒是比从前更多，“中镇”上所有的零售生意当中，只有加油站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没有表现出生意的明显下降；因为，尽管购买新车的不多，但那些还能挺住的旧车比从前用得更多了——这让铁路公司很是沮丧。）

平静的街市，大萧条的迹象似乎并不十分显著（纽波特）

其他方面的事情在你看来跟平常几乎没什么不同。大萧条的主要现象，大多是反面的，并不十分刺眼。

但是，如果你知道该到哪里去看的话，其中有些现象就会呈现在你的面前。首先，是穷人区里等待领救济的队伍。其次，是城市边缘和空地上那些被人冷嘲热讽地称作“胡佛村”的萧瑟荒凉的居民点——那是一群群简陋凑合的小棚屋，搭建它们的材料有：包装盒，废铁，以及细心耙梳城市垃圾所能捡到的任何东西，住在这些棚屋里的人，有时候是被房东赶出来的整个家庭，睡在从报废汽车场拿来的汽车座垫上，凑在油桶里燃烧垃圾的火苗前取暖。再次，是那些睡在门厅或公园长椅上的无家可归者，没事就去餐馆溜达，为的是搜寻人家吃剩的半块饼、馅饼皮，以及任何能够维持生命之火继续燃烧的东西。最后，是公路上大为增加的搭便车者，尤其是铁路上搭乘货车的流浪者：一支漂泊四方的饥饿大军，漫无目标地搜寻可能找到工作的地方。据乔纳森·诺顿·伦纳德说，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在1929年“正式承认”有13，745个流动工人；到1931年，这个数字跃升到了186，028个。据估计，到1933年初，全国共有100万这样的流浪者在漂泊八方。在6个月的时间里，有45，000人穿过了埃尔帕索县；每天有1，500人经过堪萨斯城。在他们当中，有大量的青少年，还有女扮男装的小姑娘。据美国儿童局说，有200，000名儿童就这样在美国各地四处漂泊。在西南部，扒货车的人数量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在很多地方，铁路警察不得不放弃了试图把他们赶下火车的努力：他们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

随处可见的胡佛村

在全国相对比较富裕的人当中（比方说，那些在大萧条之前年收入超过5，000美元的人），大多数人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因为减薪非常普遍（尤其是1931年之后），分红也在不断减少。这些人纷纷打发仆人回家，或者把仆人的工资削减到最低，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允许”仆人留下来，除了吃住之外，不给其他任何报酬。在很多漂亮的房子里，先前从不曾“自己干活”的女主人如今也烧火做饭、缝补浆洗。丈夫们的旧外套穿的时间更长了，退出了高尔夫俱乐部，多半还决定今年不再去海滨避暑，在饭馆里吃75美分，而不是1美元一顿的午餐，或者，在快餐店里吃35美分，而不是50美分一顿的午餐。当那些在1929年跟随股票市场飞黄腾达的人如今看着报纸上的股市专栏的时候，唯一让他们稍感安慰的想法是（如果他们还留有一点股票的话）：一两次明智的卖出竟然会导致这样大的资本损失，以至于他们今年根本用不着缴纳所得税了。

富有阶层的男男女女，其财富只不过因为大萧条而有所减少，跟他们比起来，其他人的财富则是彻底地烟消云散了。在富裕的郊区等候8点14分的火车的人群当中，包括很多丢掉了工作的人，他们像往常一样去城里，不仅仅是顽强地、几乎是绝望地寻找其他的工作，而且也是为了让自己看上去还在勇敢地奔波忙碌。（就这后一项努力而言，他们通常做得很成功：看到他们在列车开车时间接近的时候与朋友们闲聊的情形，你可能根本想不到，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已经多么接近于绝望。）有些建筑师和工程师，像往常一样驱车前往事务所，而那里已经有几个礼拜没有客户上门了。有些医生，在患者开出支票的时候，不由得暗自庆幸。每天都要去干速记工作的琼斯太太，如今成了家里的经济支柱，因为琼斯先生失业了，正在家里烧茶做饭，照看孩子（心里说不出的厌恶，干起活来效率也很低）。琼斯夫妇的隔壁住着史密斯太太，她是一位成功律师的寡妻，一直有一份不错的收入，她为自己所拥有的“好东西”而感到自豪，但她没有能力挣到一美元，即便能找到工作；她的本钱投入在了南美公司的债权、联合铸造公司的股票以及其他类似的被错误地称作“有价证券”的东西上。如今，她完全依靠亲戚朋友的接济，她的进口钱包里甚至都掏不出电车费。

招工现场的可怕情形

布朗夫妇退隐到他们在乡下的“农舍”去了，并试着在那片乱石嶙峋的土地上种点庄稼；他们兴奋地谈论乡村生活的简朴，但有时候不得不渴望电灯和热水，不得不跟马铃薯甲虫作斗争。（大量城市居民就这样搬到乡下去了，但他们当中真正从事农业劳作的人数，尚不足以部分抵消美国人从农场向城镇迁移的长期运动。）有人在私下里议论鲁宾逊一家，他们尽管住在一幢价值40，000美元的房子里，花钱一直大手大脚，如今却处在令人绝望的境况中：鲁宾逊先生丢了工作，房子卖不出去，他们变现了所有可支配的财产，眼下他们实际上在挨饿——尽管他们的房子看上去依然像阔人的住处。

在经济等级的更下一级阶梯上，尤其是在有些工业社群（其工厂只以20%的产能运行，或者干脆关门大吉），境况更加糟糕。弗雷德里克·E.克罗克斯顿在布法罗市得出的数字，让人们看到这样的社群里正在发生什么，他在1932年11月的一次挨家挨户式的详细调查中发现：14，909个愿意工作并有能力工作的人——男女都有——当中，46.3%的人有全职工作，22.5%的人部分时间工作，多达31.2%的人根本找不到工作。在每一座美国城市里，都有大量的家庭被房东从他们简陋狭窄的出租屋里给赶了出来，与其他的家庭挤住在一起，直至10或12个人共用三四个房间，或者，整个冬天在冷飕飕的屋子里冻得瑟瑟发抖，因为他们买不起煤，一周吃一次肉，或者根本不吃肉。就算雇主有时候发现，那些被解雇的前职员对再就业似乎并不热心（“即使你给他们一份工作他们也不想干！”），其理由常常也是恐慌：他们非常害怕自己不胜任，那是大萧条最常见的病态心理所带来的后果之一。一个女职员在失业一年之后，有人给她提供了一份计件工作，但她拒绝了：她几乎不敢去办公室，她处在如此恐惧的心理状态当中，以至于生怕自己不知道哪里可以挂外套，不知道如何去找洗手间，不理解老板给她的指示。

关于这次大萧条，最糟糕的事情多半是：它冷酷无情地持续了一年又一年。有些人，曾经是强健而自尊的劳动者，他们可以勇敢面对失业几个礼拜、几个月，即使他们不得不看着自己的家人在受苦；但在1年、2年、3年之后，他们就很难做到了。在1932年的那些蜷缩在公园长椅上，或者站在施粥所门前的阴郁队列中的不幸之人当中，有些人是自1929年底以来就一直没有工作。

底层失业者（路易斯安那州）

说到经济等级的最底层，我们不妨引用两段简短的话，它们大概最准确地暗示了这一阶层的境况。第一段话引自乔纳森·诺顿·伦纳德的《三年下坡路》（Three Years Down），该书描述了宾夕法尼亚矿工们的悲惨困境，他们在1931年一次盲目而无望的罢工之后，被赶出了公司，伦纳德是这样说的：“来自那些自由主义都市报纸的报道显示，他们当中有数以千计的人挤在山坡上，一个单间小棚屋挤住着一个三四口之家，靠吃蒲公英和野草根为生。其中有一半人生了病，但没有本地的医生去照料这些被扫地出门的罢工者。他们所有人都在挨饿，很多人死于上天赐予的疾病，因此使得福利当局可以声称：没有一个人被饿死。”另一段话引自路易斯·V.阿姆斯特朗的《我们也是人》（We Too Are the People），场景是1932年晚春的芝加哥：

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一个生动而可怕的瞬间，我们决不应该忘记。我们看到，一群人（大约50多人）正在疯抢一家餐馆后门外的一个垃圾桶。美国公民竟然像牲口一样为残羹剩菜而战！

在非常环境下，人类的行为总是各不相同。你不妨想想那位公司的主管（解雇几百人的差事就是委托给他的）：他坚持要亲自见见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并对每个人的困境深表关切，不消几个月，他的头发便过早地花白了……那个带着骄傲和自豪报道大萧条经济的青少年联盟的女孩：她从阁楼里的一件旧皮大衣上剪下了一块，给它镶上边，充当浴室里的防滑垫……那个因为自己的银行破产而身陷债务的银行家：他从另一家银行得到了一份年薪30，000美元的工作，一年只靠3，000美元生活，值得尊敬地把剩下的27，000美元支付给债权人还债……那个钱财损失过半的富贵之家勇敢地宣布，他们解雇了20个仆人当中的15个人，从而“解决了他们的萧条问题”，而对那15个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没有表现出任何好奇的迹象……在一幢宏伟摩天大楼的办公室里，那一小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正在修改公司的账簿，以逃避破产……那群芝加哥黑人正站在一幢廉租公寓的门前，把大门堵了个严严实实，以阻止房东的代理人来驱赶邻居一家：当他们一小时接一小时地站在那儿的时候，他们唱着圣歌……那个从前的职员，在动身出门开始他无休无止的求职征途之前，细心地剪下一块纸板，放进他的鞋子里，并告诉妻子，这双鞋子如今比从前更好……隔壁小出租房里的那个男人，已经放弃了找工作的努力，放弃了所有兴趣、所有活动，一小时接一小时地呆坐在那里，神情漠然，目光冷淡……

对于在这段时间从中学或大学毕业的人来说，那是一段古怪的时期。中学的入学人数比从前的任何时期都要多，尤其是在高年级，因为能够诱使他们离开课堂的工作岗位寥寥无几。同样，能供得起上研究生院的大学毕业生就会继续他们的学业——在无望的求职之后——而不是在家赋闲。

穷困潦倒的失业者

经济混乱的影响无所不在。被搅乱的，不仅仅是工商企业，而且还有教堂、博物馆、剧院、中小学、大学、慈善组织、俱乐部、兄弟会、体育组织等等。人人都感觉到了它的影响：捐赠减少了，成员数下降了，票房收入缩水了，支票收不到了，收入不够支付抵押贷款的利息了。

此外，当商业的潮水退去的时候，便暴露出了过去很多丑事的证据。例如，塞缪尔·西伯利正在纽约市展开调查的政治丑闻，暴露出来的仅仅是一部分，这是公民当中一种新的圣战精神、一波对体制化贪腐的厌恶所带来的结果。正是大萧条，带来了破产和违约，然后是对公司记录的检查，开始了一连串的揭露。同样的事情几乎在每一座城镇发生。当银行倒闭的时候，当公司陷入困境的时候，会计师们知道了在其他情况下可能永远不会被发现的东西：住在山间豪宅里的那个深受尊敬的家庭，却原来一直跟歹徒恶棍勾肩搭背；那位慈善的公司总裁之所以能够以这样的方式生活，仅仅是因为他以很高的价格给他本人所控制的一家关联公司下订单；那位给长老会教堂拉赞助的公司律师，竟然一直在给自己的所得税申报单造假。随着每一次这样的丑闻被揭露，都会出现一次新的幻灭。

6

1932年3月1日早晨，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立即把所有其他事情（甚至包括大萧条的严酷进程）都推到美国人的脑后去了——在很多观察者看来，它似乎残酷地体现了这个国家所堕入的那种道德败坏。查尔斯·A.林德伯格夫妇的儿子被人绑架了——被人从他们在新泽西州霍普韦尔新家二楼房间里他的床上给抱走了，从此人们再也没有看到过那个活生生的孩子。

自从林德伯格上校将近5年前驾驶飞机飞到巴黎以来，他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占据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史无前例的位置。数百万人对他的敬佩几乎达到了崇拜的地步，他有点像无冕之王；尽管他强烈地避免抛头露面，但他所做的每件事情都不可避免地成为新闻，以至于他越是试图避开聚光灯，人们就越是对他紧追不舍。他在任何地方被人看到，人们就会奔走相告；据说，他有时候不得不乔装打扮，以避开围观的仰慕者。如今，他一心当他的航空顾问，去年夏末，他的妻子（婚前名叫安妮·莫罗）曾经架驶飞机“飞到东方”，林德伯格夫人后来以优美的散文描写了这段经历；自从林德伯格上校在1930年底遇见亚历克西·卡雷尔博士之后，他便开始压滤机的实验，这给他带来作为一个生物技术专家的名声。他在霍普韦尔的新家（偏远僻静、绿树环绕）主要是作为一个退隐之地而修建的，在这里，林德伯格夫妇能够平静地生活，远离嘈杂纷扰的世界。

美国的民族英雄查尔斯·林德伯格

而如今，突然之间，这种平静被粉碎了。发现孩子的床空了之后，几个小时之内，一大群警察和新闻记者蜂拥而至，在泥泞的地面上到处乱踩，把线索擦除得了无踪迹。当消息在第二天早晨的报纸上登出的时候，美国人爆发了一次长时间的兴奋。

更多的警察和记者赶到了，最近的火车站成了报社的临时总部，来自霍普韦尔的消息把所有别的事情都挤到报纸的左页去了。胡佛总统发表了一份声明，新泽西州州长举行了一次警察会议，各州的议员都准备好了反绑架提案，据《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报道，仅一天的时间就收到了3，331次电话，打听最新消息。纽约的曼宁主教派他的教士带来了一篇专门的祈祷文，希望马上就能派上用场，并声称：“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不能等到礼拜日。”威廉·格林要求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成员协助搜寻罪犯。伊万杰林·布斯司令官敦促救世军的所有军官提供帮助。3个教派的牧师通过收音机为孩子的解救祈祷。流言蜚语，不胫而走。不断有人报告，在全国各地的汽车里看到有孩子长得像林德伯格的儿子。新泽西州雪茄店的经营者们让警察疲于奔命，他们不断报告，听见电话亭里有人说的话听上去像是绑匪的信息。林德伯格夫妇收到了数不清的听众来信和建议——几周的时间里，总计达10万封。

搜寻的大戏一天接一天地继续——林德伯格夫妇在一份亲笔签署的声明中提出豁免绑匪，公布了孩子饮食习惯的详细资料，请求两位习惯于搞敲诈勒索的私酒贩子充当他们与黑社会之间的中间人。很快，阅读报纸的美国公众都对霍普韦尔这出大戏中的主要演员如数家珍，了若指掌，就好像整个国家都在忙着阅读同一个侦探故事似的。管家奥利弗·惠特利夫妇，保姆贝蒂·高和她的水手朋友阿瑟·约翰逊，新泽西警察局的施瓦茨科普夫上校，莫罗家的女仆维奥莱特·夏普（她后来自杀了），约翰·F.康顿博士（布朗克斯区的一位老绅士，绰号“杰弗西”，他是第一个亲自接触绑匪的人）——这些人全都成了没完没了的猜测和推理的话题。当一个陌生人问你：“他们找到孩子没有？”你丝毫不用怀疑他所说的“孩子”指的是谁，不管提这个问题的人是在新泽西，还是在俄勒冈。你会听到酒店里的电梯工突然对一位乘坐电梯的顾客说：“得了，我相信，一定是内部人干的。”——对此，这位顾客会兴奋地回答道：“胡说，是底特律那帮家伙干的。”如果说，美国人确实需要把他们的心思从大萧条上转移开来，那么，这次绑架暂时做到了。

林德伯格的夫人和孩子

3月8日，绑架发生一周之后，老康顿博士——“世界上最漂亮的城区”（他是这么称呼布朗克斯区的）里的一位大学讲师和社会福利工作者——想出了一个古怪的主意：在布朗克斯区的《家庭消息报》（Home News）上刊登广告，大意是：为了林德伯格的孩子能回到父母身边，他将很乐意充当中间人。第二天，他收到了一封信（以一种古怪的德语方式错误拼写的），包括一个给林德伯格上校的信封。他打电话给霍普韦尔的那幢房子，被要求打开信封，描述信封上的一些古怪标记，马上又被要求去见林德伯格上校——因为那些标记跟绑架者留在孩子房间窗台上的敲诈信上的符号是一样的。3月12日，康顿博士收到了一封短信，叫他去杰罗姆大道高架铁路终点的一个热狗摊。他在那里找到了一张便条，指示他去伍德劳恩公墓的入口处。他在公墓的灌木丛里亲自见到了一个男人，他和这个人一起走到附近的一张长椅旁，他们在那里坐了下来，并交谈。绑匪有德国或斯堪地纳维亚口音，自称“约翰”，并说这次行动只有他一个人。

进一步的谈判——毫无疑问，“约翰”确实是绑架者，或者是绑架者之一——达成了这样一个结果：以纸钞的形式支付50，000美元的赎金，由康顿博士（在林德伯格上校的陪同下）于4月2日在布朗克斯区的圣雷蒙德墓地交给“约翰”——随后，“约翰”交给康顿博士一张便条，便条上说，孩子将会在玛莎葡萄园盖伊角附近的“boad”（意思是“小船”）上找到。上校两次驾驶飞机飞到那里，但没有找到小船；很显然，绑匪给出的信息是假的。

接下来，1932年5月12日早晨，绑架发生大约6周之后，报童再一次在大街上叫卖号外：孩子的尸体被意外发现了，就在距离林德伯格住处5英里半的一条大路旁的灌木丛里。他究竟是被故意杀害，还是意外死亡，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了；不管怎么说吧，绑匪选择了那个地点，半埋了这个孩子的尸体。

小报的通栏大字标题宣布“孩子死了”。这几个字就足够了。

有很多美国人，他们对这10年其他事件的记忆是模糊的，却能清楚地记得，他们是在什么地方，在何种情况下，最早听到这个消息。

故事似乎已经结束，但恐怖的回响却依然在继续。很快就清楚了，不仅绑架者在最初犯罪的野蛮暴行之上增加了林德伯格无望地驾驶飞机搜索的残忍，不仅加斯顿·B.米恩斯谎称他能找回孩子而从华盛顿的麦克莱恩夫人那里骗取了100，000美元，而且，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市的约翰·休斯·柯蒂斯（他曾劝诱林德伯格上校登上马萨诸塞湾的一艘小船，亲自与绑匪接触）还策划了——不管是出于什么理由——有史以来最可鄙的骗局之一。这些真相的揭露，在林德伯格夫妇被迫与黑社会的代表打交道时（就好像黑社会完全超越法律似的）达到了令人震惊的顶点，导致传教士、演说家、社论作者、专栏作家们纷纷惊慌失措：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肮脏勾当。“事情出了差错”的悲剧感进一步加深了。

林德伯格的案子在1932年停止了。但我们必须跑到历史的前头去叙述一下结局。事情过去28个月之后，1934年9月19日，绑匪被抓到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导致他的被捕变得更容易的诸多事件当中，有一件事情是：在此期间，新政开始启动了，美国放弃了金本位，原先交给绑匪的那些金券如今变得十分罕见。

事实证明，绑架者并不是组织化黑社会的成员，而是一个独来独往的罪犯——是一位从德国逃出来的重罪犯，非法移居美国——他名叫布鲁诺·理查德·豪普特曼。他是在布朗克斯区被捕的，1935年初在新泽西州弗莱明顿的亨特顿县法院被审判，被定罪，并——在一次不成功的上诉，以及由于新泽西州州长哈罗德·霍夫曼莫名其妙地不愿意相信他的罪行从而导致一段时期的耽搁之后——于1936年4月3日被以电刑处死。

布鲁诺·理查德·豪普特曼

指控豪普特曼的证据是压倒性的。撇开对他的辨认尚可争论，以及其他一些可疑的证据不谈，只要想想下面几条就行：1.豪普特曼住在布朗克斯区，康顿博士的广告在那里刊登，康顿博士在那里会晤“约翰”，“约翰”在那里接受绑架赎金；2.赎金纸钞的号码都被记录在案，其中很多纸钞是在纽约市那些布朗克斯区居民很容易到达的地区被用掉的，正是豪普特曼在布朗克斯区一家修车场用掉的那一张纸钞，导致他的被捕；3.当他被逮捕的时候，豪普特曼身上还有一张20美元的赎金纸钞；4.有不少于14，600美元的赎金纸钞被发现藏在他的车库里；5.他是个德国人，他说话的特征大致符合敲诈信中的特征，他曾在一本账簿里把“小船”拼作“boad”，他所使用的其他一些错误拼法和外国短语，跟敲诈信中所使用的类似；6.他的笔迹类似于敲诈信上的笔记；7.自1932年5月1日之后，他就没有正规的收入来源，但他依然花钱大方，并且有一个有一定额度的股票账号（他的股票生意很不成功）；8.他所讲的故事——他如何通过与一个名叫弗里希的人合伙做皮毛生意挣到了钱，如何把钱藏在架子上的鞋盒里——是含糊不清的，不可信的；9.此外，绑架者在霍普韦尔留下了一把制作得很古怪的梯子，来自农业部的专家阿瑟·凯勒不仅发现（通过制作梯子所使用木料的种类和切割的特征）它来自布朗克斯区一家公司的一批货，而且还发现它的刨工特征符合豪普特曼所拥有的一把木工刨；10.最后，梯子上所使用的一块木料，正好符合豪普特曼家阁楼地板上丢失的一块，就连老钉眼都严丝合缝，毫厘不爽。

7

经济依然在一路向下，跌跌不休。

卡尔文·柯立芝——他曾是20世纪20年代繁荣的主要守护神——在他位于北汉普顿的“山毛榉”庄园的草坪上迷惘困惑、闷闷不乐地走来走去。这一天，他顺道走进理发师的店里，准备每月一次的理发。“柯立芝先生”，理发师谦恭地说，“这场大萧条到底怎么了？啥时候是个头啊？”“是这样，乔治”，前总统说，“我们国家的大人物已经开始碰头，并着手为它做点什么。它不会自己走到头。我们大家都希望它早点结束，但我们至今还看不到尽头。”

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

安德鲁·梅隆（他已经被调任驻英国大使，好让更年轻、更活泼的奥格登·米尔斯有机会执掌财政部）在华尔街不再拥有从前的光环；当他离开财政部的时候，股票市场毫无反应——要是搁在早些年，股市一定会有强烈的表现。然而，推测起来，梅隆应该是柯立芝提到的这个国家的大人物之一，他是一个拥有巨额财富、金融才干和金融声望的人。他会说些什么呢？1932年春天，他在伦敦发表了一篇演说，他说：“我们当中谁也不知道，我们将在何时，以及如何走出大萧条的深谷，世界正在这条深谷中艰难行进。但我不知道——正如在过去一样——究竟要等到哪一天，我们才能发现自己站在一个更坚实的经济基础之上，前进的步伐会重新开始。”还有一次，他在国际商会的面前说：“我不相信，有任何快速或惊人的治疗方法，可以救治这个世界眼下所患的疾病；我也不相信，我们的社会制度存在任何根本性的错误，因为正是在这一制度下，我们在不同的工业国家实现了经济富裕，其程度在整个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对处于不幸中的男男女女来说，这些话并不能让他们感到多么满足。

几个月之后，另一位金融界的大人物——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在伦敦发表了演说。即使给他的演说中那些满怀希望的段落打些折扣，即使考虑到英国人的过分自谦，那些从电讯稿中读到他的评论的人还是会大吃一惊。在谈到这场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时，他说：“困难是如此巨大，其力量是如此无限，如此新奇，先例是如此缺乏，以至于我在着手处理这个大题目的时候，不仅完全无知，而且心怀谦卑。它对我来说实在太大了。”

他难道什么都不知道么？

华尔街似乎也没有任何答案。华尔街人正在抱怨，麻烦就在于“缺乏信心”（我们大家是多么频繁地听到这样的话，多么频繁地听到那些年代久远的鹦鹉学舌之词）；而且，这种缺乏信心源自于对通胀的担心，源自于国会不可预知的危险举措，国会对联邦预算平衡的问题实在是太漠不关心了，而且充满很不可靠的观念。老秩序的捍卫者们似乎像其他人一样找不着北；他们不知道是什么打中了他们。据说，一位以精明著称的银行家在新闻短片中谈到：“说到大萧条的原因或者出路，你所知道的和我一样多。”有人引用伯利恒钢铁公司的查尔斯·M.施瓦布（他曾经始终不渝地乐观）在纽约的一次午餐会上所说的话：“我害怕，每个人都害怕。我不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价值能不能维持到下个月。”

占星家和算命先生大发横财，伊万杰琳·亚当斯和德洛丽丝一箩筐一箩筐地收信——给她们写信的，既有身份卑微的无名小卒，也有腰缠万贯的金融家。当所有预言家都宣告失败的时候，为什么不试试占星问卜呢？

1932年春天对于金融界的名声来说是个倒霉背运的季节。就在3月12日那一天，当“杰弗西”在伍德劳恩公墓旁与豪普特曼会面并交谈的时候，巴黎发生了一件怪事：国际工业和金融界的所谓奇迹创造者之一、瑞典火柴大王伊瓦·克鲁格，小心翼翼地拉上了他在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大道上的那幢公寓卧室的窗帘，抚平乱糟糟的床单，躺了下来，朝自己心脏下方一英寸的地方开了一枪。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这个自杀者背后的故事慢慢流传开来：克鲁格的业务运作纯粹是欺骗，他毫不费力地用虚假的数字和子虚乌有的谎言，欺骗了一家最受尊敬的美国金融财团那些可敬的成员。4月8日，公用事业控股公司高耸金字塔的建造者塞缪尔·英萨尔——据说，仅仅在几年之前，任何一个人，只要让人看到他在大陆银行的前台与这位英萨尔交谈，就值100万美元——走进了欧文·D.杨在纽约的办公室，在那里与杨先生和一群纽约银行家正面相对，并被告知：对他来说，把戏已经结束了。他悲伤地说：“我倒是希望，我在这尘世间的日子已经到来。”英萨尔的那些纸牌搭起的房子也垮塌了。参议院的一次调查开始揭露出那些富有、杰出、据信有责任感的公司内部人操纵股票市场、抬高或打压股价的冷血手法。胡佛的复兴金融公司的总裁查尔斯·G.道斯辞了职，匆匆赶往芝加哥，为的是让这家公司可以批准贷款9，000万美元以拯救他自己的银行。（当时正赶上芝加哥爆发了一场银行恐慌）各种关于立即崩溃的谣言不胫而走。此时此刻，你又能相信何人、相信何事呢？

塞缪尔·英萨尔

到1932年中期，工业的开工量不到1929年最高时候的一半，这是根据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工业生产调整指数：这个数字一直从125下降到了58。棉花的售价在5美分以下，小麦价格不到50美分，玉米30美分；债券的价格急剧下跌；至于股市，曾经是那么多经济福祉的预报者，如今它急转直下，跌幅是如此之深，以至于让1929年金融恐慌结束时跌到最低的股价看上去竟然高不可攀。

这里说的是股市，国家经济前景的“晴雨表”。就这样，去年的希望已成明日黄花。目光所及之处，难道就没有救世主出现么？

第4章 政府的改变

1

看来，拯救美国的工作，好像要落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欣然伸出的双手上。

1932年6月初，共和党人在保守派的全面控制之下召开了一次沉闷的全国大会，起草了一份枯燥而冗长的政纲，提名赫伯特·胡佛竞选连任，因为他们只能这么做。

詹姆斯·法利

当民主党人跑到芝加哥去开他们的全国大会的时候——此时，由于当地的一次金融恐慌，芝加哥依然在摇晃，在这场恐慌中，将近40家银行倒闭，道斯的银行遭受了重创——罗斯福在竞争民主党提名的道路上已经遥遥领先。因为他的助手们做了大量艰苦而有效的工作。詹姆斯·法利——牛高马大，和蔼可亲，精力充沛，对友谊和关照的政治十分精通——正奔走于全国各地，伸出热情的双手，把他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规模生产私人通信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有时候，他同时召来6位速记员，连续8个小时用绿色墨水签署信件；夜里，在没人打扰的时候，他能够以每小时将近2，000封的速度签署信件。法利指挥着罗斯福的野战部队，而他的总参谋长则是路易斯·麦克亨利·豪，一个略显憔悴的病人，两眼突出，衣冠不整，他崇拜罗斯福，活着就是要促进他的事业。他呆在纽约麦迪逊大道上一间破陋不堪的办公室里，坐在一张乱糟糟地堆满报纸和小册子的办公桌前，或者，当他的慢性哮喘把他折磨得筋疲力尽的时候，便躺在一张老式躺椅上，豪就这样研究政治地图，给法利提供明智的建议。法利写道：“路易斯会以他最喜欢的姿势坐在我的前面，他的双肘搁在膝盖上，双手托着脸，这样一来，实际上他的面部除了眼睛之外什么也看不到。”豪是一位大师级的政治战略家，是他琢磨出了整个竞选计划。

当这些人在为罗斯福聚集人气的同时，另一些人则在为他搜集主意。1932年3月——林德伯格的儿子遭绑架和克鲁格自杀的那个月——罗斯福的朋友和顾问塞缪尔·I.罗森曼向他建议，找一帮大学教授帮他规划竞选活动没准是个好主意；而且，当罗斯福微笑着表示同意的时候，他便邀请了哥伦比亚大学的雷蒙德·莫利教授共进晚餐，觥筹交错之间，便把事情给敲定了。几个月来，莫利一直在围绕纽约州的不同问题与罗斯福一起工作，并因此成了新招募的高级官员和一群顾问的非正式主席，这群顾问，除莫利和罗森曼之外，还包括：雷克斯福德·盖伊·特格韦尔和阿道夫·A.伯利（两人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巴兹尔·奥康纳（罗斯福的律师合伙人）。起初，罗斯福把这个群体称作他的“私人委员会”；6月，《纽约时报》的詹姆斯·基兰把它命名为“智囊团”（brains trust）；普通公众很快接受了这个名字，但不可避免地把笨拙的复数改成了单数，只说“brain trust”。智囊团的成员会去奥尔巴尼，与罗斯福州长一起吃个饭，兴奋地交谈几个小时，然后回到纽约，为候选人研究并报告国家问题，撰写备忘录，起草演说稿。

不过，起初，罗斯福在使用这些材料、或对任何事情采取明确立场的时候，他都非常谨慎。他英俊，友好，而富有魅力；他的微笑很有吸引力，他的声音令人愉快，而在这方面，胡佛却非常缺乏。罗斯福不仅有作为纽约州州长的政治经验和行政管理经验，而且，作为海军部的前助理部长，他熟悉华盛顿。有法利和豪的鼎力相助，有一帮因为他在政治上的“可利用性”而聚集在他身边的党大会代表，从表面上看，为了赢得提名——选举也是一样——他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发挥他的魅力，只需看着保守派，就足以把那些已经厌恶胡佛的共和党人的选票收入囊中；只需看着激进派，就足以防止这些桀骜不驯的反叛者转变成跟自己作对的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于是他说：“国家需要大胆而持续的实验。”但是，就他的演说而言，他所从事的主要是那种变色龙搞的实验。他对待塞缪尔·西伯利所揭露出来的坦慕尼派的贪污腐败是如此温和，他在表达经济观念的时候是如此没有把握，以至于沃尔特·李普曼不得不警告那些把罗斯福视为一个勇敢的进步主义者和“邪恶势力之敌”的西部民主党人：他们并不了解这个人。

作为纽约州州长的罗斯福在为选举造势

李普曼写道：“富兰克林·D.罗斯福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内心里有很多慈善的冲动，但他不是任何东西的危险敌人。他太热衷于讨好别人……富兰克林·D.罗斯福不是十字军战士。他不是人民的护民官。他不是既定特权的敌人。他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人，他非常想当总统，却没有胜任这一职位所需要的任何重要资质。”在候选人提名的第一次投票中——地点在芝加哥体育馆，那是在冗长的提名演说之后所举行的一次闷热难耐的通宵会议上——罗斯福已经获得了多数代表的支持。如今只剩下两个障碍，首先是那个古老的规则，获得提名需要三分之二多数票；其次是，德克萨斯州约翰·南斯·加纳或罗斯福从前的师朋阿尔·史密斯的阻力可能是牢不可破的。随着夜晚将逝，曙光初露，接下来的两次投票没有什么重大变化。7月1日上午9点15分，代表们——正如沃尔特·李普曼所说的那样：“被演说、乐队、糟糕的空气、汗水、无眠和软性饮料给弄得失去了知觉。”——踉踉跄跄地走出了芝加哥体育馆，走进阳光里，什么决定也没有作出。

在这个筋疲力尽的不眠之夜，似乎只有休伊·朗——路易斯安那州的“王鱼”——没有焉头耷脑：海伍德·布龙看到他冲下过道，去安慰一位摇摇晃晃的代表，停下来向一位金发碧眼的速记员打招呼：“还好吗，宝贝？”然后继续精力充沛地回到他的政治使命上。当法利回到路易斯·豪的房间里去报告的时候，他发现，豪正躺在地板上，穿着衬衫，头枕着枕头，两台电扇对着他吹；法利伸开四肢，在他旁边的地毯上四仰八叉地躺了下来，跟他商谈眼下的策略。两个人决定，法利去找德克萨斯州的萨姆·雷伯恩，看看德克萨斯代表团是否能够被说服，放弃加纳，支持罗斯福，作为回报，加纳将获得副总统候选人提名。随后，法利缓慢而费力地来到帕特·哈里森的房间，寻找雷伯恩，当他发现雷伯恩还没有到的时候，法利便一屁股坐了下来，打算守株待兔，没过一会儿，他便在椅子里呼噜呼噜打起鼾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政治家们作出了他们至关重要的选择。

但很快，一切都结束了。雷伯恩来到了哈里森的房间。他没有明确表态，但他说：“我们将会看看能做点啥”；法利感觉到，胜利就在前头。那天下午，加纳从华盛顿打来了电话，建议本党领袖放过他们的代表团。（在这次放弃中，赫斯特——他一直支持加纳——扮演了何种角色尚不能确定。）当那天夜里，代表们再一次集合开会的时候，反对派阵线被打破了。在那天夜里的第一轮投票（第四次提名投票）中，罗斯福赢得了提名。加纳因此得到了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罗斯福在发表演说

颇有戏剧性的是，罗斯福拒绝等待几周的时间再搞宣布提名的仪式。他把传统扔到了脑后，租用了一架飞机，飞到芝加哥，立即发表了接受提名的演说，并在演说中允诺一次“新政”。（这是这个短语首次公开露面。莫利在6周之前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用到了它——他多半想到了斯图亚特·蔡斯的书《新政》[A New Deal]——罗斯福抓住了这个说法。）

就其本身而言，这篇接受提名演说的缘起就是一折小戏。几个礼拜以来，罗斯福和他的智囊团一直在从事这篇演说的起草工作。在飞机上，罗斯福做了几处最后的修订。但在芝加哥机场，去接他的路易斯·豪把另一份稿子塞到了他的手里。在芝加哥，有人把一份由莫利起草的智囊团的那份稿子给豪看了，他不喜欢这份稿子，便自己动手写了一个修订版：他眼下交给罗斯福的正是这个版本。当罗斯福乘车穿过欢呼的人群驶向体育馆的时候，他没有机会比较这两份文件；直到他站在了讲台上，面对民主党全国大会，他才可以把它们并排放在一起。在人们欢声雷动的时候，他匆匆把两份稿子扫了一遍。接下来，他开始发表演说。他的演讲稿，开头部分是豪那份稿子的第一页，余下的都是智囊团的那份稿子。

演说中没什么大胆之处，至少没有罗斯福飞过来发表演说那么大胆。埃尔默·戴维斯写道：“显然，他注意到了有人指控他骑墙观望，他允诺要让自己的立场变得更清楚；他确实做到了——他清楚表明了他对民主党以5比1的投票所采纳的禁酒政策的立场（即要求废除禁酒令）。至于政纲中的其他部分，他不能跟自己的一般原则中的任何一条作对；你们也很少能做到。但它们意味着什么（如果有什么意义的话），恐怕只有罗斯福和他的上帝知道。”

在这篇演说中，有很多段落预示了他后来在总统任期内所采取的一些强有力的措施，但它们在措辞上是含糊的。只有一个地方——在这里，他建议把失业者的力量投入到自然资源保护工作中——他似乎已经有了一项真正新奇的计划（这就是CCC的雏形）。他所支持的某些观念，他后来将会抛弃，因为正如他所说的：政府“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而且，联邦政府应该树立偿付能力的榜样。他“百分之百”地接受民主党的新政纲：那是一份特殊的文献，尽管它要求进行像罗斯福后来推动国会通过的那些金融改革，还要求“控制农产品过剩”，但总的来说，它代表了一种老式的自由主义——回归企业单位小巧而简单、政府单位适度而节俭的时代——并且，毫无疑问，没有表现出任何要极大扩张联邦政府权力的意向。

在1932年的那个夏天，事情发展得很快，想法在沸腾翻滚，意见莫衷一是。民主党候选人很精明：脚踩两只船比一条道走到黑、谈论公正比践行公正可损失的东西更少。

2

沸腾的不仅仅是想法，面对苦难，国民正在失去耐心。那些绝望的人，有一种造反的本能，这种本能正在很多受大萧条冲击的国家的激进党中间膨胀，正暴风骤雨般地聚集在德国希特勒的身后，它同样也在美国发挥作用。它决不是统一的，迄今为止它很少是组织化的，仅仅在个别的地方，它才呈现出了习惯上属于欧洲的共产主义形态。它发展得很慢——部分是因为美国人对繁荣早已习以为常，他们期待着繁荣会自动地回来；部分是因为，当工作岗位逐渐减少的时候，那些依然受雇的人吓得够呛，以至于不敢造反，仅仅想抓住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等待并希望着。（造反通常不会发生在崩溃期间，而是发生在之后。）很多地方出现了骚乱和反饥饿游行，但总体上，从各方面看来，整个国家的井然有序是引人注目的。然而，别指望人们永远安静地坐在那里，期待着他们一窍不通的经济体系自己恢复正常。不满的情绪正在很多地方骚动，采取了多种形式，到处都在剧烈地突破社会那井然有序的表面。

在1932年夏天，华盛顿市目睹了不满情绪骚动的一个令人兴奋的例子——对于如何处理此类事件，也是一个蔚为壮观的反面例证。

整个6月份，数千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老兵川流不息地进入华盛顿，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的乘篷车，有的坐卡车。这些退伍老兵想让政府现在就把“调整后的补偿金”支付给他们，对于这笔补偿金，国会已经投票决定，要到1945年支付。他们在市郊的阿纳卡斯蒂亚平地上建起了营地——那是一个棚屋区，一种大规模的“胡佛村”——他们还占据了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一块空地，那里有一些废弃的建筑物，刚好就在国会大厦的下面。越来越多的退伍老兵三三两两地来到华盛顿，直至总人数达到了15，000～20，000之间。

“补偿金大军”的营地

在这样庞大的人群当中，不可避免地有形形色色的人。胡佛政府后来指控，其中很多人有犯罪记录，或者是共产主义者。但毫无疑问，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货真价实的退伍老兵。尽管确实有一个共产主义小团体，但其余的人都对他们抱着敌意的态度。总体上，这支“补偿金远征军”是由普普通通的倒霉的美国人组成的。他们至少在表面上是遵守军事纪律的，总体上行为端正。很多人带来了他们的老婆孩子，随着时间的流逝，阿纳卡斯蒂亚营地呈现出了一种半军事、半家庭的氛围，家里洗的衣物一排排地挂在简陋棚屋的外面，演艺人员在这里即兴表演歌舞秀。

华盛顿的警察局长佩勒姆·D.格拉斯福特将军明显把这些入侵者视为公民，他们有权请求政府补救他们所受到的委屈。他帮助他们搞到营地的装备，总是充分体谅地对待他们。但对有些华盛顿人来说，他们的出现是一种不祥之兆。几天来，一群退伍兵——领头的那个人戴着一个铁颈箍和一个下巴底下有吊带的头盔，以支撑断背——在国会大厦外示威抗议，期间，国会正在评估补偿金议案；夜里，当这部议案付诸投票的时候，国会大厦门前的大广场上挤满了退伍老兵。参议院否决了议案。退伍老兵们会有什么反应呢？有人透过参议院侧翼灯火通明的窗户朝外看，他们紧张得屏住了呼吸，不知道那成千上万衣衫褴褛的退伍老兵们会不会冲进国会大厦。但是，当他们的领头人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一支乐队便开始演奏《美利坚》，人们安静地散去。到目前为止，情况还算不错。

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离开了华盛顿，但有好几千人留了下来，绝望而倔强地留了下来。（他们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官方变得越来越不安。白宫被置于警卫的保护之下，它大门紧闭，用铁链给锁上了，白宫周围的街道被清理，就好像身居白宫者不敢面对国家最倒霉的公民当中所爆发的动荡。当局决定，要把这些退伍老兵从国会大厦下面的废弃建筑物中清理出去（好给政府建筑计划让路）；1932年7月28日早晨，格拉斯福特将军被告知：疏散必须立即进行。他着手执行这项任务。

疏散平静地开始了，但在中午的时候，有人扔了一块砖，于是，退伍兵与警察之间便出现了一场混战，不过很快就被平息下去了。两个小时之后，出现了更严重的麻烦：一个警察面对朝他扔石头的退伍兵，拔出了他的手枪；没等格拉斯福特来得及制止警察射击，就有两个退伍兵被打死了。就连这场战斗也平息下去了。格拉斯福特所希望的一切，就是尽快和平地完成疏散工作，避免不必要的冒犯。但他的希望落空了。

“补偿金大军”与华盛顿警察发生冲突

这天的早些时候，他告诉特区专员们：要想迅速完成疏散工作，就需要军队。这句话被不必要地解释为请求军事援助，而其实格拉斯福特根本就不想要军队支援。胡佛总统命令美国陆军派兵救援。

那个闷热下午的晚些时候，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走来了一支令人印象深刻的队伍——4个骑兵连，4个步兵连，1个炮兵连，以及几辆坦克。当他们接近争执地区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一片欢呼，来自静坐街头的退伍老兵，来自聚集起来的庞大人群。接下来，突然出现了混乱：骑兵策马冲进人群，步兵扔出催泪弹，女人和孩子被践踏，被催泪瓦斯所窒息；一群看热闹的旁观者（约3，000多人）聚集在路对面的一块空地上，在骑兵的追赶下，这些人四散奔逃，疯狂、混乱地跑过高低不平的地面，跌倒在地的人尖声高叫。

军队继续缓慢地前进，一视同仁地驱散他们面前的退伍老兵和下班回家的政府雇员。当他们到达阿纳卡斯蒂亚大桥的另一端的时候，遇到了一群旁观者嘘他们，“前进”慢了下来，他们扔出了更多的催泪弹。他们开始焚烧阿纳卡斯蒂亚营地的棚屋——退伍老兵们自己动手帮助他们完成这项任务。那条夜里，华盛顿的上空火光冲天。甚至在午夜之后，军队依然在前进的途中，步枪上了刺刀，手里拿着催泪弹，把他们前面的人赶进了阿纳卡斯蒂亚的大街小巷。

补偿金远征军被驱散了，他们将融入那支规模更加庞大的无家可归者的大军，漂泊四方，去追寻不断远去的好运。美国陆军“成功地”完成了他们的行动，没有杀死任何人——尽管受伤者的名单很长。事情结束了。但它把苦味留在了口中。在华盛顿拔出的刺刀，为的是赶走那些无依无靠的人——难道这就是美国政治家奉献给饥民们的最好的东西么？

3

农民是带有反叛倾向的，这不足为奇。因为，美国农业的总收入已经从1929年的将近120亿美元——当时，它已经承受了多年的出口销售的减少——下降到了1932年的52.5亿美元。与此同时，大多数制造企业只把它们的价格稍稍降了一点，并以放缓生产来应对放缓的需求，而农民却没法这么干，价格跌到了最低点。那些发现自己根本没办法收回生产成本的人，你就别指望他们达观地看待此事。愤怒的爱荷华人被里诺组织了起来，成立了一个“农民假日协会”，拒绝把粮食拿到苏城去卖，为期30天，或者“直到能收回生产成本”。他们用钉满了大钉子的电线杆和圆木封锁了大路，拦截装运牛奶的卡车，把牛奶倒进路边的沟中。一个上了年纪、胡子已白的爱荷华农民对玛丽·希顿·沃尔斯说：“他们说封锁公路是非法的。我说：‘叫我看呐，当年波士顿的那个茶党也是非法的。’”

其他一些地方的农民则采取了显而易见的直接手段，以阻止拍卖丧失赎回权的抵押品的浪潮。一直以来，大草原地区有大量的农民不仅以他们的财产抵押了沉重的贷款，而且因为购买农业机械或为了应付跌价年月的紧急需要而债台高筑；当他们的玉米和小麦甚至都不能给他们当中最勤勉的人带来足够的现金收入以偿还其债务时，他们便对破产法律失去了耐心。如果一个人看到他的一位邻居——从前是一个成功的农民，一个家境殷实、勤奋刻苦的公民——走出破产仲裁人的办公室，被剥夺得一干二净，只剩下几匹老马、一架马车、几只猪狗和几件家具，他很可能会怒火中烧。这些农民会走向下一个抵押品拍卖场，赶走潜在的竞买人，里三层外三层把拍卖人给团团围住，出价竞标，马25美分一匹，母牛10美分，肥猪5美分——第二天早晨便把他们买来的东西物归原主。

在一个安静的县城里，会出现这样的传单：“农民们、工人们！请帮助你们的邻居，不要让他们的财产被人剥夺。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过去三年半以来，我们一直在等待我们的老爷们——他们对眼下的情形负有责任——找出一条路来……本周星期五，××的财产将在法院被强行拍卖……农民委员会号召举行一场大规模抗议集会，以阻止上述拍卖。”周五，人们把卡车开到了法院，成百上千的人挤满了县治安官官署外面的走廊，与此同时，他们的领头人提出要求：不要举行拍卖。

农民们组织起来，抵制拍卖丧失赎回权的抵押品（爱荷华州）

他们威胁处理破产案的法官，在一宗破产案中，一群人把法官从审判室中拖了出来，将他暴打一顿，套住他的脖子把他吊了起来，直到他昏死过去——所有这一切，全都是因为他在执行法律。

这些农民并不是革命者。正相反，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习惯上都是些保守的人。他们只不过是在愤怒中回击那些使他们陷入目前困境的非人格化力量。

1932年整个夏秋两季——在此期间，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洛杉矶隆重举行；人们聚集在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的开阔地上，以亲眼目睹壮观的日全食；纽约市市长吉米·沃克因为渎职而在罗斯福州长面前受审，他辞去了市长之职，请求暂时把自己放逐到法国南部去；关于裸体营在各地纷纷建立的谣传，就足以让各路记者蜂拥而出；罗斯福展开了竞选活动，迎战胡佛——整个夏秋两季，各种打败大萧条的想法、计划和观念的发酵有增无减。

在7月和8月，实物交易计划在俄亥俄州的代顿和耶洛斯普林斯付诸实施，很快就在各个不同的社区开张了：那些被剥夺财产的人纷纷组织起来，集中他们各自不同的才能，互相给对方带来好处——没想到，在这一英勇努力付诸实施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他们发现，“互相交换”和试图在现有体系内建立起一个小的生产体系的努力，充其量只不过是权宜之计。那些现金几乎消失不见的城镇，采用了凭证式货币——发行一种当地货币，在本地的商店流通。休伊·朗——他在1月份作为参议员到达华盛顿，因为穿一身淡紫色睡衣接受记者采访，从而让新闻界的绅士们目瞪口呆——在3月份的时候提出了一项“分享财富”计划；尽管休伊·朗如今在罗斯福的乐队花车上占据了一个颇为招摇的位置，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口号，将它付诸实施的时机已经成熟。库格林神父庞大的收音机听众听到他严厉指责纽约的金融家和胡佛政府，把摩根、梅隆、迈耶和米尔斯称作“四害”；这位电台牧师正准备公开支持对货币重新估值。

杂志编辑们被解释如何终结大萧条的稿子给淹没了——这些来稿建议为公用工程项目发行巨额债券，建议通货膨胀，推荐五花八门的权宜之计，有的合理，有的荒谬，它们包括：其价值将会下跌的“热钱”；道格拉斯信用计划；其他一些复杂的银行和信用体系的改进；一般减债计划；缩短劳动时间以消化失业者的“工作分享”计划；建议政府没收工业企业、自己来运作。共产主义引人注目地获得了新的兵力补充，他们既有失业工人，也有城市知识分子：埃德蒙·威尔逊、约翰·多斯·帕索斯、马尔科姆·考利、V.F.卡尔弗特、西奥多·德莱塞，还有其他一些正在为马克思而战的有才华的作家，以及成打成打的正在埋头写无产阶级小说的年轻小说家。

酵母在缓慢地发挥作用，随着冬天的到来，它突然产生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意义重大的现象：对专家治国论的狂热兴趣。

4

对于这场狂热，最感到一头雾水、不知所措的，大概莫过于专家治国论之父霍华德·斯科特了。斯科特是一个古怪、自负而随便的年轻人，他声称自己在工程学上有过一段重要的职业经历，而且确实管理过一家从事油漆和地板蜡的小公司。许多年来，他一直出没于格林威治村的地下酒吧和餐馆，喜欢强拉人说话，解释他古怪的经济理论——而且他发现，很难找到愿意倾听的人。但是，当大萧条把正统的经济学打得丢盔卸甲的时候，非正统的观念便开始看上去不那么疯狂了。斯科特得到了足够多的支持，能够凑起一帮失业的建筑师，给哥伦比亚大学搞一个“北美能源调查”的项目；接下来，《活时代》（Living Age）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专家治国论的文章；再接下来，突然之间——1932年12月——这玩意儿遍地开花：报纸，杂志，布道词，广播剧中的插科打诨，街头巷尾的闲谈。惊愕莫名的斯科特——就在不久之前，当一份报纸给了专家治国论寥寥数行的时候，让他喜出望外——如今被记者们紧追不舍，这些人时刻准备着记下他的片言只语。

霍华德·斯科特

斯科特的理论——部分是从凡勃伦和索迪的著作发展而来的——有一个很坚实的理性基础。他认为，对我们的经济体系来说，步履踉跄和步伐放慢并不是必然的；我们在科学技术上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以及机器动力的巨大潜能，为空前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只要我们能够防止我们的货币和信用安排产生干扰作用。斯科特认为，这一体系的问题就在于：原本应该让我们能够享受繁荣富足的那些发明和改进，非但没有做到这一点，反而增加债务负担，使得经济机器停转。

在这一点上，论证变得更困难。斯科特认为，出错的是价格体系。我们所需要的是建立在能源基础上的价格体系——以尔格或焦耳之类的东西作单位。能够把这样一套体系付诸实施并操作其运转的人，是技术专家——科学家和工程师。

试着让一套新的价格体系运转起来，似乎是一项十分冒险的行动——不妨想想，在每天的交易中，必不可少的交换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即使斯科特和他的弟子们能够解释该如何导致这一非常困难的交换。（事实上没有任何现成的恰当解释。）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对这个建议感到吃惊。对于把重大的社会决定交到科学专家的手里，从事实际工作的人也一笑置之。另外一些批评专家治国论的人则指出：斯科特关于新技术（比如光电管）的巨大潜能所说的那些话，充其量只能说是乐观的预言。还有一些人，则被专家治国论者们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所使用的深奥难懂的语言和复杂的数学公式给激怒了，当斯科特本人为出版物写稿的时候，他是这样说专家治国论的：“它的方法是物理科学人为综合的结果，符合全功能序列之社会现象的决定。”他把科学定义为：“最大可能之决定的方法论。”

可是，专家治国论的理念，刚好适合美国人眼下的心态。它提供了一个答案，可以解答无处不在的当代之谜。这个答案是新的。它看上去似乎是科学的，因此在一个把科学尊为进步之源的国家颇受欢迎。作为一种新时尚，它就像环球飞行或《阿莫斯与安迪》一样让人开心。正是因为它深奥难懂，它远离实际问题和可理解陈述的世界，赋予它一种神秘的诱惑力，对一个正在寻找复兴魔法钥匙的民族来说，这样的诱惑力是不可抗拒的，因为有些东西既可以带来繁荣，又可以充当宗教。专家治国论也是满怀希望地朝前看，就好像它所展望的是一个可能富裕的时代一样；这一事实，使得它很合乎那些习惯于乐观的公众的口味。而且，它的流行，刚好出现在数百万美国人决心厌弃旧秩序、欣然迎接新秩序的时刻——尽管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新秩序。

在1932年12月和1933年1月，美国以大喊大叫的方式接受了专家治国的观念。报纸和杂志的专栏塞满了它；银行家和出租车司机同样在辩论它的优点和谬误；《专家治国论入门》（The ABC of Technocracy）跻身畅销书的行列，索迪和凡勃伦那些差不多被遗忘的著作突然遭遇了旺盛的需求，几本关于专家治国论的新书匆忙出炉。当跑码头的新闻记者登上一艘进港班轮的时候，他们询问一位刚刚回国的银行家或电影明星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如何看待专家治国论？”纽约最大的公寓大楼邀请霍华德·斯科特在圣诞节庆典中扮演圣诞老人，就好像他是一位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游泳者或是直达飞行的飞行员似的。斯科特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们的一次不和，成了轰动一时的头条新闻。

接下来，人们的兴趣很快就消退了。专家治国论太过远离当时的实际问题，不可能始终留在人们关注的最前沿。该是“新政”出现的时候了，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专家治国论已经过时了——就像对一场差不多被遗忘的蠢行的记忆。

然而，在此期间，它还是提供了一场直观教学，好让美国人民做好准备，迎接一位新的弥赛亚，一种新的信条。尽管程度上稍逊一筹，但他们表现出了同样一种乐于立即行动起来的情绪意愿，他们并不知道，那也是德国的很多男男女女所表现出来的，他们其实并不信服希特勒，他们之所以追随他，是因为他在前进，而且似乎对自己的目的地很有把握，是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面对一个毫无希望的未来。

5

可怜的胡佛！

在6月份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裁军建议，希望结束欧洲关于武器限制的长期僵局，这一僵局在不断加深德国的怨恨——但法国和英国的反对使之化为泡影，不管怎样，胡佛的这一举措来得太迟了。他费力地与老是跟自己作对的国会一起工作，热切地希望能够平衡预算——只取得了部分成功。焦虑沉重地压在他的身上。当他匆匆忙忙离开办公桌去吃一顿速战速决的午餐，然后又赶紧返回的时候，他甚至都没功夫在走廊里跟白宫团队的成员说上一句话，而是旁若无人地从他们身边匆匆走过，脸色凝重，愁眉不展。对于像加纳那样不太合作的民主党人，他总是怒目而视；白宫的新闻记者发现他猜忌多疑，不愿意举行记者招待会，愤恨新闻媒体对他的攻击。白宫里从来没有哪个人比他更辛苦，也没见谁像他那样，付出了如此大的努力，所得到的回报却是如此之少。

8月，事情看上去似乎有所好转。补偿金大军——这个可恶的提醒者，时时让他想起他已经痛苦地意识到的怨恨和悲苦——已经被赶出了华盛顿。更令人欣慰的是，商业指数已经掉头向上。洛桑会议——它终结了德国赔款——似乎减轻了欧洲的金融压力。黄金不再逃离美国，事实上，到8月底的时候，在1931年底和1932年初被吓跑的黄金，有三分之一已经回来了。RFC（复兴金融公司）减缓了银行倒闭的速度。股市再一次显示出健康的正号。终于，繁荣大概真的已经拐过了街角，纵使胡佛输掉了这场大选，他还是有可能作为一个目睹美国走过这场危机的人而被载入史册。

胡佛总统会见救济组织的官员

然而，战斗已经打响，在总统职位的可怕负担之上，他又不得不增加了起草长篇演说稿的重担，为的是进行自卫——在林肯藏书室里，他向速记员口授稿子，修订打字稿，再匆忙地把它交给印刷工，然后不辞辛劳地与他的顾问们一句接一句地仔细检查校样。经济形势改善的每一个统计学证据，都要尽最大的可能加以利用；胡佛为抗击大萧条所采取的每一项举措，都必须戏剧化为正在打赢的战争中的一场硬仗；他甚至必须为《霍利-斯穆持关税法》辩护，并警告他的听众：如果民主党的关税政策被付诸实施的话，“千百座城镇的街道上会野草丛生，数百万农场的田地里将蒿莱遍地”。

有时候，在他周游全国、发表演说的途中，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会让他精神大振——但是，当他的专列停在一个车站上，一群嬉笑嘲弄的示威者聚集在车站对面，把一只150瓦的电灯泡扔进他的助手中间、发出像炸弹一样的可怕声响的时候，会再一次出现敌意的迹象。胡佛是如此接近于彻底地筋疲力尽，以至于在竞选活动临近尾声的一天夜里，当他正在穿过乡村地区去帕罗奥多市投票点的途中，他忘掉了自己在圣保罗的演说中再三重复过的地方，演说当中，自始至终有一个人坐在他的身后，抓住一把椅子的扶手，随时准备把它推到总统的屁股底下——如果他支撑不住、眼看着就要倒下的话。

罗斯福在周游全国、鼓吹他的“新政”的时候，氛围更欢快一些。这位民主党候选人如今不像从前那么含糊。因为，他的智囊团（如今扩大了很多，并在纽约罗斯福酒店的一个套房里安营扎寨）正在紧张地为他完善一项计划——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系列计划，有时候，这些计划即便不是互相冲突的话，也常常跟他那些更保守的顾问们所制订的计划相冲突。

满面春风的罗斯福

罗斯福在承诺金融改革的时候是毫不含糊的，这样的改革措施包括：管制有价证券和商品交易，管制控股公司，分离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通过要求充分公开关于证券发行的材料从而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关于需要竞争性关税、需要互惠关税谈判，他是毫不含糊的。他要求联邦政府在哥伦比亚河、田纳西河以及其他地方开发电力项目，并以这些项目为“码尺”，来衡量私营公用事业公司所提供的服务。要求控制农产品过剩，他厘清了后来被称作AAA（农业调整法）的目标，他建议联邦政府减轻农民抵押贷款的负担。他坚持认为，当各州无力担负救济重担的时候，正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挺身而出，担负起了积极的责任。在旧金山的共和俱乐部，他发出了一个真正的信号，表明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他将采取什么样的姿态，当时，他坚持认为，“私营经济的权力是……一种公共信托。”并且，“任何个人或团体继续享有这种权力，都必须取决于他们是否履行了这种公共信托责任。”然而，在他那些更保守的顾问们的坚持之下，他也表示支持“明确的预算平衡”，指责胡佛政府铺张浪费，承诺联邦政府将采取严厉的节约措施。此外，在有人质问的时候，他明确地说，他支持“健全货币”——它通常被认为意味着金本位；他说：“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不会把可用黄金支付的有价证券卖给本国国民，如果它知道这些证券中所包含的承诺——是的，这种承诺就是契约——靠不住的话。”不消说，他对废除“禁酒令”的态度也是毫不含糊的；在这一点上，他的立场是如此明显地被舆论所动摇，以至于抱积极的态度几乎没什么危险。

那些原先对罗斯福的手脚麻利深感不安的批评者们，如今依然不安。计划中依然有含糊不清和互相矛盾的地方，例如，联邦政府如何能承担这么多的责任和义务，同时还要减少支出？“健全货币”究竟是什么意思？很难判断一项包含这么多潜在矛盾的计划有什么真正重要的意义。但是，罗斯福的信心是富有传染性的，他的微笑是动人的，时间站在他这一边。在这年夏末的时候，让胡佛深受鼓舞的经济上升曲线，正变成一条水平直线，股市在反弹之后已经明显掉头向下，艰难时期每持续一个月，对变革的普遍渴望也就变得更加强烈。

大选日到了——那天夜里，欢乐的喜庆不是在帕罗奥多市，而是在纽约巴尔的摩酒店的民主党总部，在那里，罗斯福和法利还有另外一两个人，在一个隐秘的房间里听到了好消息，与此同时，一群群欢乐的民主党人则在外面瞎转悠。罗斯福以472张选举人票对胡佛的59票赢得了大选——除了康涅狄格、特拉华、缅因、新罕布什尔、宾夕法尼亚和佛蒙特之外，他拿下了其余的所有州。

于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成了总统。但他是哪一种总统呢？这既取决于他自己，也取决于即将到来的事件——取决于他和其他任何人都无法预见的环境。

6

紧接着是一段古怪的空位期。经济复苏再一次停止了（据共和党人声称，这是由于人们担心罗斯福可能要做的事情）。国会（12月开会）的造反比从前更明确，对败下阵来的现任总统更是不当一回事。当选总统也不肯合作。胡佛希望为世界经济会议做些准备，还想成立一个债务融资委员会，处理欧洲修订战争债务的请求，他感觉到，如果没有作为继任总统的罗斯福州长的赞成，他无论如何也做不了这些事情。他邀请罗斯福来参与协商，罗斯福客气地来到了白宫，在会谈中他跟胡佛吵了起来，两个人都有一位副手陪着，就好像要打一场口水战似的。会议无果而终，第二次会议也没有结果，在接下来的一次会议上，胡佛建议在“恢复信心”上联合行动，也还是无功而返。胡佛建议罗斯福发表一份声明，向全国人民保证“不会有货币干预或通货膨胀”，而罗斯福——在耽搁了很长时间之后——的答复是：他很怀疑，仅仅一份声明是否会有很好的效果。当选总统是不会出手的。

在胡佛看来，有一点似乎非常清楚：他帮助启动的这一轮经济复兴，由于罗斯福的拒绝合作而泡了汤。他的愤怒更加强烈了，因为他相信，正在发展的金融恐慌，要归因于罗斯福对通货膨胀的问题保持沉默（既然大选已经结束了），归因于人们普遍担心这个民主党的激进分子在3月4日之后可能会做的事情。有一些直言不讳的故事在到处流传，大意是，罗斯福曾说他支持通货膨胀。有人告诉胡佛，特格韦尔教授曾兴高采烈地说到银行普遍倒闭的危险，并说：“3月4日之后，我们应该操心每一样事情，唯独不用操心的事情是使国家康复。”他还补充道，罗斯福最初的举措之一可能是“通货再膨胀，如果必要的话”。（“通货再膨胀”是通货膨胀的一个流行的委婉说法。）这也太过分了，胡佛写信给为他提供消息的人说，特格韦尔“喘气都散发着臭名昭著的政治气息，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爱国主义”。这位郁郁寡欢的总统相信，罗斯福不负责任地乐意看到国家走向萧条，为的是得到拯救国家的荣誉。

另一方面，罗斯福觉得，在3月4日之前，作为一个普通公民，他自己大可不必参与总统的行动；还觉得，指望他把自己跟一届缺乏同情心的、已经名誉扫地的政府绑在一起，是毫无道理的——尤其是当形势正在迅速变化、他自己的计划（在很多方面不同于胡佛的计划）也在变动的时候。双方的立场在当时的环境下都是自然的；你只需补充这样一句：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这一古老的政治安排，根据这一安排，一届政府在被选民抛弃之后，依然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不得不继续保持名义上的权力。

银行恐慌

总统受挫这出戏在缓慢而不确定地进行着——接下来，突然之间，大约在1933年2月中旬前后，胡佛的团队剩下的时间不到三个礼拜，挫败进入加速时段，银行系统溃退了。

在此前一两年的时间里，地方性的银行恐慌屡次三番地发生；联邦储备委员会不得不伸出援手，RFC的钱被川流不息地注入，一场总崩溃得以幸免。如今，新一轮金融恐慌正在开始，它超出了这些机构阻止其发展的能力。报纸上所公布的关于RFC贷款的那些事实，多半是导致这次恐慌的一个因素——尽管，要说这就是毫无根据地断定银行系统确实依赖于来自一个民主政府的秘密贷款，这个说法已经不是站不住脚的了。无论如何，银行很可能会崩溃，它们的资金如此广泛地被投入到有问题的债券和抵押贷款中，它们如此广泛地管理不善（通过控股公司以及通过与投资公司联盟），在很多州强加给它们的标准是如此松松垮垮，支撑留在它们手里的债务的重量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压力是如此巨大。无论如何，在这里，在国家债务-信用结构的核心地带，出现了巨大的断裂——很快，裂口就加宽了。2月14日，底特律城内及周边地区有些银行的情况已经变得如此危急，以至于密歇根州州长康斯托克下令：全州银行放假8天。全国各地开始嘀嘀咕咕，一时间流言纷起，起初几乎听不见，接下来，嗓门越来越大：“出麻烦了。他们说华尔街上的信托公司出现了挤兑。你最好是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银行家们也在窃窃私语：“出麻烦了。最好是卖掉一些债券，趁早兑成现金。最好是把你在纽约的存款余额提取出来。”富人们也在交头接耳：“最好是把所有东西都兑换成现金。如果能做到的话，就换成黄金。”它蔓延到了欧洲：“最好是把黄金从美国拿出来。最好是卖掉美元。”国家的金融机器开始冻得僵硬，工业和商业的机器开始慢下来。胡佛束手无策，没有办法制止恐慌。他马不停蹄地劳作着，一天睡眠不足5个小时，他眼睁睁地看着他自6月以来所取得的成果全都付诸东流。

7

历史的时钟走得更快了。

2月15日——密歇根州银行关门后的第二天——美国的整个事态险些被一位刺客所改变。在迈阿密，一个名叫赞格拉的人在人群中朝罗斯福开了几枪，但没有打中他，而芝加哥市市长塞马克却受了致命伤。

第二天——2月16日——参议院投票支持废除禁酒令。4天后，众议院紧随其后，废除禁酒令的问题交给了各州，让它们付诸行动，直到第二年12月，禁酒令才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废除。（宪法的这次修改，不仅需要参众两院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支持——这一点已经确保可以得到——而且还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的州召开专门会议批准。）按说不可能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其结果可以在所有美国社群当中感觉到；又一个里程碑眨眼间被变革大潮席卷而去。

所有这些日子里，一直有人在做出连续的、狂热的努力，试图扭转密歇根州银行业的局面。在底特律，银行家和汽车制造商们围绕援救计划做着艰苦的工作；底特律、纽约和华盛顿之间的电话线焦急地传递着各方之间的谈话：总统，RFC官员，联邦储备委员会官员，福特、克莱斯勒和斯隆，库曾斯参议员，以及密歇根州的银行家和官员——但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与此同时，装甲车在夜里穿梭于不同的城市之间，把现金运到身陷围困的银行。随着恐慌的进一步强化，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数字显示，现金囤积增长，黄金急剧流失。

2月21日星期二，罗斯福宣布，他将任命田纳西州的科德尔·赫尔作为他的国务卿，他的财政部长则是那位笑眯眯的小个子制造商、纽约州的威廉·H.伍丁。（罗斯福原本想让卡特·格拉斯出任财长一职，但格拉斯了解到，罗斯福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脱离金本位并让通货膨胀，因此拒绝了这一邀请。伍丁是第二人选，相对来说不那么知名。）

财政部长伍丁

就在同一天，几个证人在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的面前揭露了一些最令人不安的事实，涉及美国的金融大亨们在过去几年里的行为。纽约花旗银行总裁查尔斯·E.米切尔在费迪南德·皮科拉的盘问下被迫承认，在1927年、1928年和1929年这3年时间里，他曾从花旗银行及其下属机构接受了总额超过300万美元的分红——然而，通过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把花旗银行的股票卖给他的家庭成员，他在1929年避免了缴纳任何所得税，即便他后来回购了这些股票。第二天，人们得知，在1929年的金融恐慌之后，花旗银行保护了从事本银行股票交易的高级管理人员，但银行的下级雇员却不得不全额（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股票，而在此期间，这些股票已经损失了大半价值。虽然这些运作没有任何犯罪的成分——有一些皮科拉后来所导致的更糟糕的事情——但它们对那些有着民主公平竞争精神的人来说却特别令人愤怒。在这样一个时期，像这样一些揭露，对国民看待大银行家们的态度有着深远的影响；就好像是一堆不信任和不赞成的闷烧之火，突然间熊熊燃烧了起来。

24日星期五，巴尔的摩的银行出现了挤兑，里奇州长宣布，马里兰州的银行全部放假。星期六和星期天，恐慌在俄亥俄州的3座城市变得很严重。27日星期一，米切尔辞去了花旗银行总裁之职；这位牛市银行业的斗士，在不断高涨的公众舆论面前黯然离场。恐慌如今从俄亥俄和印地安纳蔓延到了肯塔基和宾夕法尼亚。戏剧性的变化并不仅仅发生在美国。27日夜间，纳粹党人纵火焚烧了德国的国会大厦，并栽赃到共产主义者的头上；德国的民主在这场大火中被彻底摧毁了。新任总理阿道夫·希特勒如今正迅速地走在通往极端专制的道路上。在世界的另一边，日本政府——在1931年，当西方世界被金融恐慌搞得心烦意乱的时候，日本趁机入侵了满洲地区——正行进在通往热河的大路上，完全不把国际联盟的反对放在眼里。在国际上，正像在美国国内一样，旧秩序正让位于新秩序。

更快，更快。

银行挤兑

3月1日星期三，又有两个州宣布全州银行放假；到夜间，另有4个州被添加到这份清单中。3月2日，又有10个州排到了这个队列中。在银行放假的各州之外的很多城市里，到这时候依然保持开门的银行也受到限制。同一天，罗斯福乘坐专列从纽约前往华盛顿——旅途上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跟法利谈论人在生命中的危机时刻对宗教的需要。他看上去似乎春风得意、无忧无虑，但他深知，他正在进入一场飓风的中心，不久之后，这场飓风将使他面对责任，不仅要立即作出前所未有的决定，而且还要在美国坐镇指挥处理那场往往在经济崩溃之后接踵而至的叛乱。正在农民和失业者当中蔓延的骚动不安，不断高涨的对金融霸主们的愤怒，对灵丹妙药的渴望，这些在专家治国论所激起的兴奋骚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消除这些怨恨，满足这些希望，都是他的事。假如他做不到的话……

到3月3日——就职典礼的前夕——这场金融风暴刮到了芝加哥和纽约，美国的两个金融堡垒。银行几乎完全停业了。胡佛在做令人绝望的最后努力，试图想出解决的办法，但一切都是徒劳。3月4日凌晨4点30分，堡垒投降了：纽约州的雷曼州长宣布，全州银行放假，几乎是同时，霍纳在伊利诺斯州宣布了同样的决定。6点钟的时候，精疲力尽、憔悴不堪的胡佛起床去履行他本届总统任期最后的例行任务。他被告知，就在他本届任期最后一天的早晨，美利坚合众国的银行体系彻底熄火，停止了运转。

他说：“我们已经到头了，再也没什么可干的了。”

历史的舞台监督精确得有些残酷无情。尽管胡佛严厉、笨拙、在政治上不称职，但他是注定在劫难逃的旧秩序的一位足智多谋、坚决果敢的战士，不应该蒙受这样的个人羞辱。可如今，大幕已经拉上，他再也无能为力了。

第5章 新政蜜月

1

1933年3月4日，星期六。

拧开收音机吧。这会儿正是就职典礼的时间。

今天的空气里有一丝紧张的氛围——这是一种重大感和期盼感。当你在这天早晨走进市区的时候，你会发现，银行都大门紧闭；如果你住在纽约州或伊利诺斯州，这可能是你第一次对银行总关门有了一点点模糊的概念；因为这两个州的关门令来得太迟，没能赶上3月4日早晨的报纸。每家银行的门口，都张贴了一张小小的打印通知：本行依据州长的命令关闭。人们三三两两地凑上前去，阅读上面的签名，然后走开了。你的第一个想法多半是，你家里只有很少的一点钱——5美元，是么？要么是10美元？——你很想知道，当这点钱用完的时候你会怎么办，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于是，你开始认识到这次金融停业的重要性。

好吧，该来的终于来了，你想。这就是人们一直提心吊胆的那个世界末日。眼下，它还不算那么糟；有一点点兴奋感，类似于三级火警带给你的那种刺激。但接下来会怎样呢？这可能仅仅是灭顶之灾的开始。你想要听的是就职演说（人人都想听）。全国各地的人都挤在他们的收音机旁，很想知道罗斯福对这场灾难的回答是什么。

这会儿有一位电台记者的声音，正在描述华盛顿国会大厦东面就职典礼的准备工作——名流要人们来到主席台上，各就各位，在寒冷、多云的天空下，密集的人群塞满了国会大厦广场。记者正以他特有的那种不自然的欢快语调谈论着现场——竭力发出乐观的声音，因为他知道，焦虑不安、担惊受怕的人民正在收听他的报道。他描述，胡佛只身一人、脸色凝重地走到他在主席台的位置上；接下来，罗斯福搀着他儿子詹姆斯的胳膊走上了一道斜坡。典礼开始了。你听到首席大法官休斯在主持就职宣誓；你听到罗斯福一句接一句地应答着，声音清晰而坚定。然后，就职演说开始了。

总统的声音是坚定的。它清清楚楚地进入了你家的客厅：

胡佛总统，首席大法官先生，朋友们。今天是国家授受圣职的日子，我敢肯定，我的同胞们正期待着我在就任总统之际，能够坦率而果断地向他们发表讲话，因为国家目前的形势迫使我不得不这样做。此刻正是说真话的绝佳时机，坦率而大胆地说出真相。我们大可不必害怕坦诚面对我们国家今日所处的情境。这个伟大民族必将像过去一样挺过去，它必将复兴，必将兴旺。因此，首先请允许我重申我的信念：我们唯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那种无以名状的、很不理智的、毫无来由的恐惧，它将让我们转退为进的必要努力全都化为泡影。

这声音听上去并不像“转过街角，就是繁荣”。它听上去倒像是真正的信心。

罗斯福第一届任期就职典礼

这声音继续把国家所遇到的麻烦归咎于“人类商品交换的统治者”。“诚然，他们已经尝试过了，但他们的努力被投入到了一个陈腐传统的模式中……金融家们已经从我们的文明殿堂中他们所占据的那高高在上的宝座上逃走了”。收音机里传来了一阵鼓掌欢呼：在银行的崩溃和丑闻之后，对大金融家们的这种责难，表达了千百万美国人的心声。

这声音说到了让人们去工作的第一需要，说到了“让收入平衡支出”的需要，说到了“足够而稳定的货币”的需要（热烈鼓掌），承诺在外交事务中施行“睦邻友好”政策，但又说国内事务必须优先。然而，最令人吃惊的，是持续不断地强调行动的必要。“行动”这个词反复出现。在新任总统说他相信可以根据宪法采取必要行动之后，最热烈的掌声献给了他的下列宣言：如果时机允许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要求得到“广泛的行政权力，以发动一场针对紧急情况的战争，这一权力，像我们遭遇外敌入侵时将会授予给我的那种权力一样大”。

这一宣言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因为人民已经厌倦了眼睁睁地看着一位总统把自己最大的精力投入到反向行动中：他们想要积极的政策。

“我们并不从根本上怀疑民主制度的未来。”总统继续说，“美国人民并没有失败。在危难之中，他们已经表达了这样一种要求：他们需要直接而有力的行动。他们要求有领导的纪律和方向。现在，他们选择了我作为实现他们愿望的工具。我接受这份厚赠。”

现在，你可以关掉收音机了。你已经听到了你想听的。这个人的声音听上去不再是谨小慎微、模棱两可的了。因为他已经认识到：饱受折磨、迷惘困惑的人民想要弃旧迎新，他们已经厌倦了等待，他们想要一个愿意为了他们，并跟他们一起与这场大萧条战斗的人；他们渴望领袖，渴望大胆的决定所带来的刺激感。不仅在他的措辞上，而且正是在对重音的运用上，罗斯福向人们允诺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要是有兑现承诺的措施那该多好！

2

行动纷至沓来，而且来得很快。

3月5日星期日，就职典礼后的第二天，新任总统不仅要求国会在星期四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而且还发表了一份公告，宣布全国的银行放假，禁止黄金出口和所有外汇交易。（因此，美国至少是部分走上了脱离金本位的道路——虽说是临时性的。）

星期四，国会开会，并以很高的呼声通过了一项法律，使行政分支迄今为止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具有法律效力，并进一步加紧了它对银行运作、黄金、白银、货币和外汇的控制。

星期五，总统要求国会把联邦支出削减到最低限度——国会匆忙着手这项工作，尽管大幅削减退伍军人补偿金的做法在政治上令人不快。

星期六——财政部积极行动一周之后，在此期间，财政部设计并修改了各项规章制度，做出又放弃了颁发票据交换所执照的计划，宣布了发行新货币的计划，在联邦储备银行和国家银行首席审核官们的建议的帮助下对银行按照可靠程度进行了粗略的分级——总统宣布，全国大多数银行将在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三陆续开门。

罗斯福的炉边谈话

星期天夜里，总统在他的首次“炉边谈话”中，以极其简单、清晰、富有说服力的方式，向全国人民解释了银行的重新开张会如何运作，他的听众们如何能帮助使这个过程井然有序。

3月13日，星期一，各大银行陆续开门。就在同一天，总统请求国会让啤酒合法化——因此让他上任的头十天结束在喜庆欢宴的音符上。

这些就是那十天时间里所发生的事情。不过，仅仅罗列事实很难让人认识到它们的重要意义，或者说这十天对美国人民来说意味着什么。

新一届政府的困境是惊人的。新总统和新内阁甚至都不习惯他们的日常事务，主要是不熟悉他们手下的工作人员，不得不严重依赖胡佛政府中留下来帮助他们的那些官员，不得不处理前所未有的紧急情况，使他们面对着无法预见的难题。不得不以最快的速度做每一件事情。没有人告诉你，在这样的压力下所犯下的错误，未来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同样，没有人敢肯定，这是不是一连串累进的紧急事件（它们将导致局面的无限恶化）中的第一件。从未有过一届新政府像本届政府那样，似乎正在走向这样一个潜在的难题马蜂窝。

但其他的环境帮了他们的忙。首先，曾经对胡佛如此残酷的命运，意外给了美国这样一届政府：在对抗金融恐慌的比赛中，它只能从起跑线开始，没有被从前的失败记忆所妨碍。对美国人来说，友善对待一届新政府并支持它最初的行动，是一种老传统；而这一回，友好的感觉不仅是现成的，而且是强烈的。绝大多数人拼命渴望新政能够成功。就连华尔街的银行家们都心甘情愿地给予罗斯福充分的权力，希望他顺利，尽管他们可能被称作“从文明殿堂中他们所占据的那高高在上的宝座上逃走了”的金融家。他们被吓坏了，他们的机构士气大挫，他们的集体名誉无论如何受到了玷污，他们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罗斯福的成功上。报纸如今也狂热地大呼小叫。几个礼拜以来，它们一直把银行恐慌的消息隐藏在左页；如今它们能够在新闻专版上，在社论中，放开——并喷涌出——大肆宣扬的热情，推波助澜的热情，发表乐观的战斗言论的热情，美国人的性情气质中，这种热情是与生俱来的、习惯性的。通常意见分歧、很难驾驭的国会，如今变得就像是一个欢呼喝彩的部门一样全体一致、满腔热情——因为民意要求他们这样做。国会议员们的邮件总是沉甸甸的，邮件的主题是“支持总统”。这就好像一个被分歧所撕裂的民族突然发现，他们正在步调一致地向前迈进。

还有另外一个有利的情况。瑟曼·W.阿诺德在《资本主义的民间传说》（The Folklore of Capitalism）一书中说到，在银行恐慌之前，他曾跟一帮银行家、律师和经济学家有过一次对话。说到银行总关门的可能性，他们全都惊骇莫名。其中一个人说：“当大通银行关上大门的时候，一想到接下来紧跟着将要发生的这场灾难，我的大脑就不好使了。”阿诺德先生把这次对话告诉了他的朋友爱德华·S.鲁宾逊教授，并发现他莫名其妙地兴高采烈。鲁宾逊教授问：“你是否认为，当银行全都关门大吉的时候，人们会爬上树互相向对方扔椰子？”阿诺德答道：在他看来，这似乎不大可能，但如此量级的银行倒闭，让他不由得想到了暴乱，多半还有革命。于是，鲁宾逊教授说：“我敢斗胆预言……当银行关门的时候，人人都会觉得松了一口气。它会是一种全国性的假日。会有普遍的兴奋，以及一种很有兴趣的感觉。旅行不会停下来；酒店不会关门歇业；每个人都很开心，尽管他们当时不承认那是开心。”

银行关门啦

尽管银行放假间接地带来了新的痛苦（通过新一轮的商业缩减和新一轮的临时失业），并强化了很多已遭受重创者的痛苦，但从本质上讲，鲁宾逊教授是对的。对于掀掉秘密的盖子，大多数美国人都有一种轻松感。如今，每件事情都是公开的。他们觉得，这一次的麻烦是暂时的。如今，他们不觉得缺钱是件丢脸的事——似乎人人都缺钱嘛。他们全都在同一条船上。他们惺惺相惜，友善地对彼此的困难作出回应。

杂货商同意欠账（不这样的话又能怎样呢），大多数酒店很高兴接受支票，商店热衷于赊购。报纸上篇幅大减的广告栏继续刊登诸如此类的愉快公告：“在支付旅行费用的时候，我们愿意接受支票或经适当授权的凭证”（这是在银行放假的早期，当时，票据交换所发行的凭证很可能已经出现了）；“我们愿意把您的支票的支付日期往后推3个月，为您和您的家人供应3个月的培梭丹特牌牙膏。”

门可罗雀的百货大楼

诚然，商业区都很是萧条；在百货商店的楼上，店员们三三两两地站在那里，身边一个顾客也没有；商务写字楼周围有一种周末的氛围，列车上乘客稀稀落落，证券交易所和商品交易所都关门大吉。但是，在到处咕哝的言谈话语中，更多的是急切而友好的刺激，而不是不祥之兆。“你们是不是要发放凭证——我们该如何用它？”“啥是‘监督官’——那是不是个新词儿？”“你不是说银行关门的时候你手里有30美元么？得了，你运气真好。我只有3美元50美分——我原本打算那天早上去银行。”“他们说，史密斯夫妇在他们的地窖里储藏了很多罐头食品——三个月的供应；他们认为即将有一场革命！”“你看到那些黄金囤积者的照片么？他们从联邦储备银行背回了一袋袋的黄金。照我说，那些家伙正毫不费力地轻松离开呢。”“道奇夫人比银行放假抢先了一步——上个礼拜五她透支了她的账号。不，不是故意的。她说，那只不过是个失误。叫我说呀，她是撞上了大运。”“要是你听过这位银行家的故事就制止我好了：好像有一位银行家死了，当时，他刚走到大门那儿，圣彼得说……”

罗斯福总统的第一次“炉边谈话”完美地契合了公众的这种心境，从容、平等、清晰而自信，那是一次技巧惊人的表演。（据雷蒙德·莫利的《七年之后》[After Seven Years]说，这篇谈话的初稿是民主党宣传团队中的迈克尔逊撰写的；阿瑟·巴尔坦——曾任胡佛内阁的财政部副部长——把它彻底重写了一遍；罗斯福最后进行了修改。）银行重新开门了，并没有出现人们一直担心的新一轮恐慌。倘若人们认识到了，在短短几天之内，要想把可靠的银行与不可靠的银行分开是不可能的事，而且一定会犯错，那么他们可能就不会这样了。据说，有一家银行的情况是如此糟糕，以至于它的董事们决定，不提交重新开张的申请；由于办事员的失误，这家银行被放在了错误的名单上，收到了一份健康证明书，于是顺利地重新开张了。的确，在某些地方，有银行在开张之后出现了挤兑——这些挤兑不得不用联邦政府的经费来支付，以免整体的麻烦再一次开始。无论如何，依然有这么多的银行不得不继续关门，以至于全国10%以上的存款在3月15日之后依然被冻结，国民经济这台机器因此依然部分地瘫痪着。然而，总的来说，银行开张立即取得了成功。信心急匆匆地回来了，因为人民被总统给迷惑了，给说服了，这个总统看上去似乎相信他们，并且正在付诸行动、行动、行动。

新政开了一个漂亮的好头。

3

接下来的几个月，华盛顿出现了一场美国历史上空前的奇观。新政起跑时的步伐几乎丝毫没有放缓。行政分支的议案箱一份接一份提交着议案，总统以简洁的推荐介绍把议案提交给国会，而国会——几乎就像是被催眠了似的——则通过它们，常常未经充分的争论，有时候甚至没有机会让所有议员把它们读上一遍，至于充分领会它们的意义就更谈不上了。除了战争时期，此前从未有过哪位总统对国会有这样大的权威。此前从未有过——即便在战争时期——哪个立法程序被以这样令人恐怖的速度和胆略获得通过。

华盛顿的氛围生机蓬勃。突然之间，这座城市无可争议地成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首都，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新闻媒体不得不加倍扩大了它们的团队，以满足人们对关于新政法案的解释性电讯稿的需求。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男男女女蜂拥着进入华盛顿。

首先有成百上千的银行家，挤在财政部大楼的走廊里，拉住他们的参议员，解释为什么应该批准他们的银行重新开张，聚集在货币管理局代理局长在华盛顿大楼设立的一间临时办公室里——这间办公室里的4个人很快发现，他们成了银行系统与政府之间交流沟通的瓶颈。在工人们隔断房间的敲打声中，这几个人设法同时雇佣速记员和办事员，以起草规章制度和信函，会见胡搅蛮缠的银行家们，应付呼入的电话，在之前的两三天里，来自全国各地的请求把电话都给打爆了。每个银行家都有自己的故事要讲——根据他自己的估算，他的抵押品如何被银行监察员低估了，或者是整个社区如何依赖于他的银行。其中有些人带来了他们的理事。谁能应付这些人？最初几天的紧张是如此令人恐怖，以至于至少有两个晚上，货币管理局的代理局长回到家里仅仅冲了个澡，换了身衣服，然后又回去工作；当他抓住几个小时的时间睡上一觉的时候，他的妻子不得不坐在不断响起的电话机旁，解释眼下不能打扰他。另一位高级官员则会在财政部长办公室里的一张躺椅上躺下来，沉沉睡去，然后被一个问题叫醒，答复完问题，接着又倒头睡去。

繁忙的政府部门

在银行放假期间，财政部的那间总司令部里有几乎连续不断的行政会议，日夜不停。伍丁和莫利是民主党人，米尔斯、巴尔坦、埃瓦尔特是共和党人，他们是一个不考虑党派、一起劳作的团队的核心成员。即便是在他们简短的休息期间，问题依然跟着他们。在就职典礼后的那个星期二早晨的早餐上，小个子伍丁这样向莫利报告他如何解决了是否发行、如何发行凭证的棘手问题：“我弹了一会儿吉他，然后读了一会儿书，接着睡了一会儿觉，然后醒了过来，想了一会儿凭证这个事儿；再接下来，我又弹了一会儿琴，读了一会儿书，睡了一会儿觉，想了一会儿事。老天爷作证，要是我没有偶然想到答案那该多好！……我们无需发行凭证！”一天20小时的折磨实在让伍丁部长受不了；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好，有些人认为，正是3月份那几个礼拜的操劳和责任要了他的老命；第二年他就去世了。

一大群谋求官职的民主党人也蜂拥着来到华盛顿：他们的人数是如此之多，以至于邮政部长法利（这些人都知道他是本届政府主要的恩惠分发者）发现，他们经常在他所住酒店的走廊神出鬼没；他“实际上不得不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进出他的办公室，就好像一个人躲避县治安官传票似的”。而且，他还发现，要想摆脱掉这群人（他们挤满了他在老邮局大楼的接待室），唯一的办法是：每天带上他的秘书到这间接待室里兜上五六圈，记下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以及对他们所寻求职位的简短描述。

五花八门的行家里手和技术专家纷纷来到华盛顿，帮助制订新的法律和规章，设立新的政府机构。金融家和他们的律师及拎公文包的助手纷纷来到华盛顿，走上费迪南德·皮科拉调查银行界丑闻的证人席，这些调查断断续续地轰动一时。来自英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阿根廷、德国、墨西哥、中国、巴西、日本和智利的特使（每个人都带着一帮随从）络绎不绝地抵达首都，与总统和他的顾问们磋商经济和外交问题；英国来的是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法国来的是总理爱德华·赫里欧。有招待会、协商会、晚宴、各专家组之间的漫长讨论，没完没了地连轴转，让人疲于奔命。

华盛顿就像一块磁铁一样，还吸引了数不清的理想主义者、狂热分子、激进的国家计划者、世界拯救者，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有的头脑顽固，有的缺乏主见，每个人都带来了终结大萧条的灵丹妙药。

堆积如山的来信

与此同时，数以千计的复兴计划涌入了白宫。这些计划，从横格纸上半文盲的鬼画桃符，到175页的、带有图表和统计表格的油印小册子，它们全都显示了一种令人为之动容的信心：总统本人肯定会仔细考虑他们的建议。（所有这些计划，都有人——但不是他本人——阅读、考量，并客气地回信表示感谢。）一封典型的信通常是这样开头的：“眼下正当国家危难之秋，恕我冒昧地把这些观点呈现在您的面前。倘这些想法于国家稍有裨益，结局将会证明开头的正当。”还有，“作为一个热爱自己的国家，并有一点或许稍有裨益的想法的美国人，鄙人不揣冒昧，谨献刍荛于尊前。”商人、银行家、学者、家庭主妇、失业劳工，他们全都有自己的想法，并把它们扔进了议案箱。

热火朝天的工作，在1933年春天的华盛顿风风火火地进行着。政府办公室的灯光一直亮到深夜，新政建筑师们（既有官方的也有非官方的）在起草议案、规章和备忘录，把他们的草稿撕得粉碎，从头再来，然后冲出门去，跟其他的小组磋商咨询，一遍接一遍地反复修改。在林荫大道旁那幢巨大的新办公大楼里，新招募的公务员陆续到达，并开始搜寻他们的办公室、办公桌，以及能够告诉他们该干什么的人，此时，场面极其混乱。政府各部门人满为患，溢出到了各个地方的办公楼里。街道上到处都是寻找出租公寓的人，与此同时，面对住宅市场的突然繁荣，华盛顿的房地产商们搓着双手干着急。

4

从所有这些现象当中，迅速浮现出了一系列新的立法措施。我们不妨简要地概括一下其中的主要措施：

1.货币贬值

在银行重新开门之后，商业有了迅速的改善，但在头几个星期，改善仅仅是温和的。总统变得不耐烦了，同样不耐烦的国会，变得如此痴迷于通货膨胀的想法，以至于蒙大拿州参议员惠勒提出了一项议案，规定可以在16比1的基础上自由铸造银币，险些在参议院通过了，尽管罗斯福极力反对。在这样的环境下，罗斯福断然采取行动，脱离了金本位。他对下面这个观点半信半疑：作为美国经济的刺激因素，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无论如何是必要的。他不愿意让国会把主动权从他手里拿走，迫使国家实施某种设计得很糟糕的通胀计划。他确信：要是干完就完了，那还是快点干的好[1]。4月19日，罗斯福宣布对黄金实施禁运——因此正式宣布金本位被抛弃了。接下来，他把一份议案摆到了国会的面前——并获得了通过——该法案授权他在未来5天内的任何时候，只要他认为必要，就可以实施通货膨胀。

不久之后，紧接着通过了一部法律，禁止发行可用黄金支付的债券（无论是政府债券还是公司债券），并废除了现有的以黄金支付债券的所有契约义务。再往后，当世界经济会议（在伦敦召开）转而把国际通货稳定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时，罗斯福举起一颗炸弹扔向了它——也给美国代表团的声望造成了令人痛心的伤害——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拒绝让美国成为一份甚至有点含糊和笼统的稳定货币协议的签约方。在这些举措陆续推出的同时，他时不时地宣布，他打算把美国的物价提高到“这样的程度，使得那些曾经借过钱的人能够以他们所借的同一种美元偿还这笔钱”。（直到1933年底，他才通过令人吃惊，却不太成功的逐步提高美国买进黄金价格的计划，把一美元逐步贬值到了59.06美分——按从前的黄金价格计算。）

1933年春天所颁布的这些五花八门的命令、法律和声明，其结果是：价格迅速攀升，证券交易和商品交易活跃起来了，商人们匆忙进货，指望价格进一步上升，并且，商业的复兴看起来似乎比从前更加明显。当一个政府同时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很难把因和果分开，但似乎有证据表明：1933年春天在胳膊上扎下的针有了明显的刺激效果。（事实上，有一种略显愤世嫉俗的说法似乎不无道理：在30年代应用于整个美国的经济良药当中，只有两剂药被证明大抵有效，但这两种药都有成瘾的倾向，如果经常使用的话很可能是致命的，这两剂药就是通胀和支出。）

2.作物控制

新政以一项法案着手救助农业人口，这项法案的目标是提高美国主要农产品的价格，方式是给农民一定的补偿，让他们留出一定面积的田地不种庄稼。补偿的钱由征收农产品加工税来筹集，它事实上是一种轻微的销售税，对消费这些农作物的人征收——给每个人一点轻微的处罚，为的是帮助遭受重创的农业人口。（对棉花所使用的方法有所不同：这种作物已经种下去了，于是只好给农民一定的补偿，让他们翻耕掉部分棉花。）执行这一法案的复杂事务被委托给了新成立的“农业调整署”——简称AAA。

AAA计划的允诺，加上通货膨胀的允诺，在1933年春天迅速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并因此给农民带来了及时而实在的救济；尽管如此，由于后来的干旱，AAA的作用就不那么明显了——在它1934年开始充分运转之后更有争议。

3.刺激就业

罗斯福最得意的一项计划——让25万年轻人走进深山老林，从事自然资源保护工作——很快就得到了国会的批准，没过多久，CCC（自然资源保护队）的年轻人走出家门，走进了军营，然后去了深山老林。还通过了一项法案，为公共工程项目提供33亿美元拨款——按照胡佛的标准，这是一笔令人吃惊的数目。（罗斯福的心思并不在公共工程计划上，很难把大笔的钱迅速而广泛地花在水坝、桥梁及其他重大工程项目上，因此进展就会很缓慢；33亿美元当中，有很多钱被转向了救济和国防。）

CCC的队员们在干活

4.联邦救济

为了帮助失业者——他们的境况惊人地绝望——联邦政府破天荒头一遭着手大规模发放救济金。在新政最初的几个月，这些救济主要是通过州和地方机构分发的；但新的责任担当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5.田纳西流域实验

1933年5月通过的一项法案，不仅批准联邦政府着手运作那个早先长期争执不下的项目：马斯尔肖尔斯的水坝；它还批准了联邦政府通过修建其他的水坝，通过低价销售它们所生产的电力，以及通过联邦政府对田纳西河流域自然资源保护措施的资助，从而为整个田纳西河流域准备一项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就其长期意义而言，这项法案——它已经远远超过了罗斯福在竞选时所提出的建议——多半是新政早期最具革命性的一项措施，因为它使联邦政府直接进入了工业领域，拥有了在开发国家某个整体区域上的主宰地位。

6.减轻债务负担

新设立了一些联邦机构，为农场和住房抵押贷款再融资，降低贷款利率，以联邦信用为贷款做担保，因此减轻了农民和房主们压断脊梁的债务压力，并且——顺便说一句——进一步冻结整个国家的债务结构。

7.金融改革

通过了一部《证券法》，规定那些发行有价证券的机构必须向政府提供关于融资项目的完整——事实上是卷帙浩繁的——信息。通过了一部银行法案，尽管它没有抓住统一全国银行这个棘手的难题，但还是打中了某些明显的弊端，该法案规定，任何银行都不能既接受存款又发行有价证券，并禁止商业银行开设经营有价证券业务的分支机构。（这些改革措施是未来另外一些改革的先行者。）

在我们这份清单的最后——但绝对不是最不重要——是设立了NRA（国家复兴署）。

8.NRA

NRA的缘起和动机，为新政蜜月那些日子的混乱无序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证，值得特别提一下。至少可以说，NRA的渊源是多重的。

NRA的蓝鹰标志

银行放假后不久，参议员雨果·布莱克（后来在最高法院名闻天下）推动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所有从事州际贸易的企业都采用每周34小时的工作制度；尽管这一措施被一份重新审议的动议所阻挠，但参议院赞成票的数量，以及众议院对另一项类似措施（“康纳利法案”）的支持，都表明了国会是当真的。（这就是NRA的头号观念：通过缩短工作时间来增加就业机会。）于是，劳工部长弗朗西斯·帕金斯坚持认为，任何这样的法案都必须包含最低工资的规定。（这是NRA的二号观念：给工资设定最低限额。）到这时候，总统和内阁中的不同成员都开始担心这样的可能性：对工时和工资进行大规模的硬性立法可能被证明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并开始挖空心思琢磨一项更灵活而全面的行政措施，以取代刚性立法，这有点像任意通胀的法案被“惠勒法案”所取代一样。

很多商人也改变了态度，行动了起来。长期以来，美国商会一直反对它所谓的“卡脖子竞争”，并希望修改《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以便同业公会可以设定工资，采用政府许可的“行业法规”。胡佛坚决反对任何诸如此类的方案，因为它是垄断的——它允许现有公司联合起来阻止竞争——不只是阻止“卡脖子竞争”，而是阻止任何种类的真正竞争。罗斯福似乎没有这样的担心——而商人们则看到了他们的机会。（这就带出了NRA的第三号观念：“商业自治”，即由同业公会在政府的支持下加以管理。）

与此同时，在华盛顿那帮年轻的自由主义者当中，还有一种对“国家计划”的狂热。苏联的“五年计划”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希望政府管制混乱不堪的美国商业体系的运转。（这是NRA的第四号观念。）还有一种普遍的希望（主要也是在这帮自由主义者当中）：可以通过共同提高工资来扩大购买力——其所依据的理论是：如果工资的增长是普遍的，那么就不会有企业遭殃，而是全都会受益。（这是NRA的第五号观念。）

所有这些观念都被体现在《全国工业复兴法》中。

在信奉不同经济哲学的各种不同的群体进行了无数次协商讨论之后，有一个人脱颖而出，成为这一方案的主设计师。此人的主要兴趣是商会的观念，他是一位前陆军军官，前耕犁制造商，也是伯纳德·巴鲁克的门生，他就是休·S.约翰逊将军。选举期间他曾在罗斯福的智囊团工作，如今在雷蒙德·莫利（新任助理国务卿）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桌子。还产生了一部法案，该法案规定，每一个行业都要通过其同业公会为自己起草一份“法规”，制定最低工时和最低工资，以及本行业公平竞争的规则，提交给政府批准。这样规定并获得批准的事情都可以做，而无需理会《谢尔曼法》，事实上也不可能因为违犯这部法律而受到惩罚。由于那些被允许组织起来并撰写他们自己的法规的人都是雇主，因此，劳工部坚持认为，也应该允许他们的雇员组织起来；于是，著名的7A条款就这样被写进了《全国工业复兴法》，这项条款规定：“雇员有权组织起来，通过他们自己选择的代表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并且，雇主不得干涉、强迫、约束劳工或他们的代理人。”为了进一步保护劳工和消费者，还特意规定了设立劳工咨询委员会和消费者咨询委员会，以确保每一个人的利益都能得到考量。

国会在一连串的积极行动之后，休会了

1933年6月16日，《全国工业复兴法》大张旗鼓地签署了。罗斯福总统说：“《全国工业复兴法》多半会作为美国国会有史以来所通过的一部意义最重大、影响最深远的立法而被载入史册。”就在同一天，约翰逊将军被提名为国家复兴署的第一任署长。有一点如今变得很明显：这个前所未有的组织将成为1933年新政计划的焦点。

创立国家复兴署之后，国会休会，结束了一个确实非同寻常的会期。

5

1933年的新政计划，跟胡佛的计划比起来，反差非常强烈。它不是一份防守计划，而是多方位的、朝前猛冲的进攻计划。就大多数法律而言，而且毫无疑问，就它们背后的意图而言，对平民百姓的福利有一种新的强调，这是一种——正如人们经常所说的那样——自下向上，而不是自上而下构建繁荣的新的努力。出现了一种新的倾向，这就是：政府很乐意扩张其作用范围；过去很长时间以来，就一直存在完全脱离政治和经济需要的扩张，正像走向集权化的长期趋势既作用于政府也作用于企业一样，但如今，车闸被放开了，扩张突然加速。大不相同的是，罗斯福明显不信任华尔街的银行家和公司内部人，胡佛曾依靠他们的建议和帮助（这些并不总是随手可得的），而罗斯福则根本不买他们的账。他在寻求帮助的时候宁愿去找那些按说应该不偏不倚（尽管有点不切实际）的大学教授们，而不是去找那些按说应该有实际经验（尽管有所偏袒）的商业人士。对工会有一种新的鼓励，对那些可能会削弱有产阶级力量的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观点有一种新的热情。政府的重心移向了左边。

同时，新政计划反映了一种古怪的理论混乱。比方说，“经济法案”——某种程度上还包括金融改革措施——有通缩的效果；而货币贬值——某种程度上还包括公共工程计划和联邦救济计划——却有通胀的效果。AAA法案试图通过引发短缺来制造复兴——NRA及其后来的发展同样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相反，公共工程和TVA（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计划却是根据“富裕理论”来运作的。与外国使节的谈判磋商，以及国际经济合作的计划，都一头奔向了货币贬值的政策——在伦敦爆发了强烈的回声。金融改革措施试图阻止经济权力的集中；NRA——在实践中——倾向于鼓励这些措施。

除了这些理论抵触之外，在试图做同样事情的政府组织之间，在试图做相反事情的组织之间，在习惯成自然的老政治与最近引入的新政治之间，也存在很多冲突。

罗斯福在签署法案

当然，所有这些冲突当中，有的要归因于下面这个事实：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要想在司法和行政上都做到十全十美，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有的则要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华盛顿充满了能干而急切的人，各自的观念差异悬殊：一大批出主意的人凑到一起，难免会出现混乱。另有一些冲突，则要归因于这样一种政治需要：设计出来的措施，要能够赢得不同利益集团的支持。还有一些冲突要归因于下面这个事实：最初几个月的新政计划就像是在几个不同层面上建立起来的地质层组一样。最底部是1932年的竞选政纲中所提出来的老派自由主义措施，经济和改革措施。在这些层面之上，是智囊团在竞选期间及之后勾画出来的那些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以及另外一些措施，这些措施是在金融恐慌导致了比1932年初所预见的远为严重的危机时匆忙付诸实施的。接下来，还有一些措施不可避免地源于金融恐慌本身——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货币贬值也算进来。最顶层是在1933年那个丰饶的春天大量涌现的机灵想法；其中最主要的是NRA，它是一整块葡萄干布丁，与其本身的成分有很大的反差。即使你把所有这些矛盾的理由全都考虑到，但说到罗斯福每件事情都要尝试一把的态度，其中依然有某种东西，让你想到那个一觉得不舒服便把所有补药一股脑地吞下肚子的人。

但是，如果说总统更愿意大胆行动而不是深思熟虑的话，那么，整个国家也是如此。经济体制的病极为复杂，很少被人理解。如今，出现了这样一位大夫，他的葫芦里有一大堆灵丹妙药，他举手投足有一种权威的派头，对待病人有和蔼而细心的态度；美国人民兴高采烈地欢呼他的出现。他葫芦里的药，比目前人们开出的大多数药都要好；毫无疑问，有这样一位亲切友好的大夫，愿意做点什么，而不仅仅是袖手等待自然痊愈，患者的士气当然大为改观。在1933年的春天和夏天，美国的经济体制兴高采烈地服下了一大把新药，从病床上坐了起来，说：“我感觉已经好多了。”

6

在新政这最初的6个月里，重新回来的希望奔涌着一股多么汹涌澎湃的浪潮啊！那正是芝加哥世博会召开的季节——这届旨在把“一个进步的世纪”载入史册的博览会，似乎只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便成了十足的讽刺。芝加哥人所惦记的是，萨莉·兰德是否会以她的扇子舞在演出中艳惊四座呢？她也是大萧条的受害者，一直在西部城市里一些不入流的酒馆里靠跳舞挣得一份很不稳定的生计，她的运气在1932年跌入了谷底；用她自己的话说：“在脱掉裤子之前，我从未挣到过什么钱。”但现如今，人们成群结队地蜂拥着赶来看她从铺着天鹅绒的台阶上走下来，面前是飘舞着的扇子（明显一丝不挂），而芝加哥则受益匪浅。巴尔博将军的飞机编队飞到了这次博览会上；也是在1933年的夏天，查尔斯·林德伯格和安妮·林德伯格暂时离开了他们的悲剧现场，飞到了格陵兰岛，接下来从那里飞到了欧洲和非洲，并且——《听吧！风》（Listen！The Wind）[2]——飞到了南美洲。

萨莉·兰德的扇子舞曾风靡一时

也正是在这一年的夏季，参议院银行委员会设法让摩根公司的合伙人们说出了该公司股票认购者“首选名单”的故事；而金融审核的有序过程被一个马戏团组织者（他把一个侏儒放在了J.P.摩根的膝盖上）给打断了，这让每个人都感到沮丧。正是在那个季节，美国人第一次惊讶地知道了亲切和蔼的第一夫人在何种程度上体现了永动律；当时，她的丈夫在《全国工业复兴法》上签下自己的大名之后，便登上了“琥珀鱼Ⅱ”号的甲板，穿上了他的油布防雨衣，驶向了坎波贝洛岛。

正是在那个夏季，马克斯·贝尔在第10个回合击倒了施梅林，大块头的佩里默·卡梅拉在第16个回合击倒了杰克·沙基，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在桑兹波因特的厕所里险些击倒了休伊·朗，格兰·坎宁安开始打破一英里赛跑的世界纪录，《安东尼·亚德维斯》开始打破小说销售的世界纪录，这部小说吸引了那些喜欢在数以千计的夏日游廊上从事替代性冒险的情侣们。

商业出现了复兴的迹象

再一次，美国的商人们开始重新看到了希望。联邦储备委员会所得出的1933年3月（也就是银行放假的那一个月）工业生产的调整指数是59——相比之下，上一年的7月（也就是补偿金大军游行示威的那一个月）是58。4月，这个数字从59跃升至66，5月升至78，6月是91，7月升到了100（相比之下，1929年的峰值是125）。当然，就业指数没有获得这样比例的进展，因为，随着商业增长步伐的加快，填补其空间的，只不过是那些从前一直部分开工、如今全日制开工的工厂，是在岗职员的加班加点，是让女店员边跑边干活。依然有数百万人没活可干，迄今为止，他们的贫困尚没有被联邦政府为帮助他们而增加的任何开支所减轻。大萧条对工作效率和省力设备的刺激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商品生产的增长远比就业岗位的增长更为急剧。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人也不是那么温顺听话。他们受过苦，他们开始心怀怨恨，当希望重新回来的时候，愤怒也跟着回来了：罢工开始大量增加。农业人口的心情依然是反叛的，因为，在他们的庄稼收获之前，农产品价格的提升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并不多；投机者倒是能挣到钱。在农业地带，依然有骚动和混乱。但前景是大有希望的。人们这样对自己说：“以这样的改善速度，只要再给我们几个月……”

投机者出手了。当股市行情急转直上的时候，那些股市散户赌徒纷纷从四面八方冒了出来。三年半以来，他们一直在告诉自己——如果他们好歹还剩下了点钱的话——投机买卖再也不是他们能干的了。在过去几个月里，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陷入了对所有银行家（特别是华尔街银行家）的深刻不信任，翻来覆去地讲述那些可笑的趣闻轶事，银行家们在这些故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但是，当他们在股市行情表中看到加号的时候，他们就蜂拥着回到了经纪人的事务所，准备拿出他们最后的一点积蓄孤注一掷，押在商用溶剂公司、标准品牌公司及酒类公司的股票上赌一把。与此同时，很多联营操作者像他们曾经在1929年那些罪孽深重的日子里一样冷酷无情，翻来覆去地操纵和抛售。《证券法》已经签署，改革是新政时代命令，你或许指望这帮绅士们最近会谨慎一些；但所有诸如此类的考量对他们来说明显都毫无意义。股市如此激烈地沸腾起来，每天五六百万股如此频繁地易手，以至于在1933年的6月和7月的交易量甚至高于1929年大牛市中任何一个月交易量——唯一的例外是大恐慌爆发的10月。与此同时，粮食市场和其他商品市场也沸腾起来了。谁能错过呢？小散户投机者认为：“即使我们不能拥有繁荣，至少我们会有通胀。”（在1932年，通胀的想法促使人们卖出，如今它促使人们买入：因为心态变了。）

7月底的时候，股票市场和商品市场风云突变，日复一日，投机者们的心爱之物一路下跌，其中之一是美国商业酒类公司的股票，几乎是彻底崩溃了，4天的时间里从89.875跌倒了29.125。但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总统让人给全国各地的商人分发了一揽子“让轮子转动起来”的NRA法规。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是献给NRA的热情洋溢的颂词。它“废除了童工”，它正在引入“一个企业与政府合作的新时代”，它是“一次试图用建设性的合作取代破坏性的竞争的努力”，它将导致“劳资双方携手联合起来”，它将“终结囊中羞涩的时期”，它“允诺了一个新的时代”。市场上的风云突变让信心稍稍受挫；但是，它是不是预言了数以百万人将要在“大雪纷飞之前”回去工作呢？

在华盛顿，兴奋依然很狂热。国会虽说是休会了，但如今，大批不知所措的商人齐聚首都，埋头起草NRA法规。他们在商业大楼那一眼望不到头的走廊上拖着沉重的脚步，进进出出，拉住任何一个不戴帽子的人打听事情，在他们的印象里，此人想必是个高级官员。他们渴望拥有自己的法规，一个行业接一个行业，对于应该在法规中加入什么样的条款以阻止他的公司所憎恨的那种“卡脖子竞争”，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但这些人首先要搞清楚的事情是：他们到底属于哪个行业。灯芯绒床单制造到底是属于棉纺行业的一部分，还是应该有自己的行业法规？狗食行业该不该坚持特殊对待？大学礼服制造商该去哪儿解决他们的法规问题？苍蝇拍制造商呢？约翰逊将军的办公室在哪儿？那个叫“罗比”的人是谁？据说很值得让这个人听听自己的诉求。回到五月花酒店并在那里协商会不会更好一些？虽然酒店的电话忙得不可开交，以至于你根本接不通。

NRA的首脑休·约翰逊将军

在这场疯狂忙乱的中心——正如乔纳森·米切尔所写的那样——约翰逊将军“轻松悠闲地端坐在那里，脱掉了外套，蓝衬衫脖子上的纽扣解开着，脸上红扑扑的，看上去不可思议地像斯托林斯的斯塔格船长，还有安德森的‘荣誉值几个钱’。一群群汗流浃背的商人，像被人抓来的庄稼汉……被带到他的面前。”约翰逊将军有着多重身份：骑兵军官，经验丰富的商人，经济先知，政府行政管理者（他随心所欲地扮演其中任何一种角色），根据不同的场合，将军或连哄带骗，或妙语连珠，或大发雷霆，而商人们则会毕恭毕敬地——或者说他当时觉得是这样——奉命前往。将军把华盛顿的新闻记者彻底给迷住了，以至于他们开始把NRA看作是政府演出的中心，而白宫只不过是穿插表演而已。他激烈火爆的演说，他妙语连珠的比喻，他汹涌澎湃的激情，令举国上下如痴如狂。约翰逊将军成了“复兴”的化身。

如果你去电影院看《骑兵队》（Cavalcade）、《穿制服的姑娘》（Mädchen in Uniform）或《重聚维也纳》（Reunion in Vienna）的话，你还会看到一部短片，伴随着一种激动得让人颤栗的爱国主义的声音，讲述美国如何在“我们各尽其职”的口号下向繁荣进军。“蓝鹰”标志出现在商店的橱窗里，出现在广告上。有盛大的NRA游行，成千上万的人迈步行进，飞机在头顶上轰鸣。惠伦州长在纽约组织了一次整齐划一的大型活动，Nira（全国工业复兴法的缩写）小姐和自由小姐的出现使场面活跃起来；来自布朗克斯区的妇女，拿着250，000个标志物，在一支铜管乐队的伴随下，列队向NRA总部行进。有人估计，在纽约，有25万人游行，有100万人观看，后来清扫街道花掉了4，980.70美元。

是的，美国已经上路。尽管，股市的曲线在夏天行将结束的时候看上去高低不平，商业指数也从7月份的顶点再次回落，怀疑和争执的阴云开始遮蔽经济和政治的晴朗天空，但一般公众的主流心态依然被充分反映在迪斯尼新片中那三只小猪的歌声里，然后传遍了所有的电影院：美国人人都学会了唱“谁怕大灰狼？”。

[1] 语出莎士比亚的名剧《麦克白》。——译者注

[2] 这是安妮·林德伯格缩写的一部畅销书，讲述了她的飞行故事。——译者注

第6章 气候变了

1

社会变革的过程是连续的、无限复杂的。把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方式、道德和习俗进行比较，肯定过于简单，几乎肯定会有所夸张。然而，社会气候总是改变，正如季节不断变化一样——即便是冷暖交替，春去秋来，也可能是高度痉挛的：底特律或许正享受着它的“早春”，而费城却被漫天风雪横扫。回首过去，你会注意到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社会气候之间的各种反差；你还会注意到，其中大多数变化，要到1933年前后才变得清晰起来，当时，新政已经开始，第十八修正案已被废除。这几乎就像是美国人民向后走进了大萧条，拼命地抓住已经远去的那个时代的习俗、理想和担当，甚至就在这些东西一个接一个地滑出了伸手可及的范围之外的时候，依然如此；接下来，在1933年，他们放弃了徒然的努力；转过身来，面朝前方，走进了30年代的新世界。

战后10年给美国带来了一场生活方式和道德的激烈革命——这场革命的突击部队是年轻一代，他们沉溺于高及膝盖的裙子，揣在口袋里的小酒瓶，地下酒吧里的混合酒，在停着的汽车里互相爱抚，放荡不羁的语言，关于弗洛伊德情结理论的二手知识，以及反抗清教徒父母、嘲弄整个清教传统的情绪倾向。到20世纪20年代末，这场革命已经大功告成，至少在清教主义最容易被破坏的人口中心是这样。老一代人逐渐习惯了儿孙们的古怪方式，并稍稍放松了他们自己的行为准则；年轻一代马齿渐长，慢慢懂得了适可而止的实际好处。到金融恐慌时期，男女合校校园里的“激情玛丽”——尽管她依然在赢得仰慕者——已经不大可能被认为是未来的征兆，而更多地被看作是过去的遗存。当30年代开始的时候，气候的变化已经变得清晰可辨了。

在节制、克己和谦逊上，没有任何明显的增长；在有些地区——某些中西部城镇，以及很多乡村——早年的礼节规矩，只是缓慢地被瓦解了，破坏的声音依然很大；“年轻的已婚族”在星期六夜里啸聚本地乡村俱乐部的行为，比从前更加放纵，惊慌失措的父母互相交换对这种骇人听闻的“新”现象的看法，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从中学生派对上回到家里，往往能闻到杜松子酒的味道，衣服被弄得乱七八糟。林德夫妇这样说到他们在“中镇”的发现：“在1935年，你会得到这样一种强烈的感受：两性之间的开放行为（跟电影学的），年轻人当中更少伪装。一个8年前的中学毕业生，如今在专业上与城里的年轻人有密切的接触，对于这种变化，他的态度很强烈：‘你们正变得越来越精明和大胆。你们这些家伙把搂着脖子亲嘴看作是约会中的一个天经地义的组成部分。我们那时候偶尔会因为动手动脚而被甩耳光，如今的女孩子再也不会那样了。’”

年轻人在一起更开放

然而，全国各地普遍出现了心态的变化，侧重点的变化。革命成果正在得到巩固。突击部队正在他们已经赢得的阵地上掘地三尺，构筑战壕。

霍内尔·哈特在《最近的社会趋势》（Recent Social Trends）一书中提供了对这种变化的精确度量，此书出版于1933年初。哈特先生发表了他对美国不同时期的杂志中所反映出的信仰和观点所做的一次仔细的统计学研究结果。这项研究表明，对传统性道德的反抗——或者换句话说，赞同性自由的情绪热潮——在1923～1927年间达到了最高峰；尽管在1930和1931年间，杂志上关于家庭和性问题的讨论比前些年的任何时期都要多，但基调大抵是保守的。在1930年，杂志上所表达的对婚姻和家庭生活的赞成，对“友谊、理解、友爱、同情、简易、方便、整合、合作”的赞成，比1920年更多。

如果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大萧条的进一步加深，心态的变化变得更加显著的话，那么，你可以把这归因于很多的原因：任何观念在一段时间之后就会令人生厌，任何新的革命都会招致猜忌和质疑；X先生那散发着酒气的、浪漫多情的活力，在1925年是如此意气风发、胆大敢为，如今开始显露出岁月消磨的痕迹，毫无魅力可言；Y夫人曾经如此坚定地相信，自己有权高兴在哪儿睡就在哪儿睡，并确信自己不在乎Y先生跟谁一起睡，如今她发现，自己并不能忍受这样，并毫不犹豫地向里诺[1]出发；孩子Z常做噩梦，学校里的精神医生把这归因于他来自破碎的家庭。但产生这种变化的最重要原因，多半还得算是大萧条。

无数想结婚的年轻人却结不起婚。歌曲《除了爱我没法给你任何东西，宝贝》是从1928年流行起来的，但完全可以把它作为30年代的主题歌。结婚率从1929年的10.14‰下降到了1932年的7.87‰。（同样，出生率也从1929年的18.9‰下降到了1932年的17.4‰，以及1933年的16.5‰——当然，1933年的数字主要反映了1932年的经济状况。）当结婚变得如此困难的时候，婚前性行为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林德夫妇报告：“对一群20多岁的商业阶层的年轻人（人数超过两打）所做的一次秘密体检显示，每10个人当中有7个人（性别刚好平衡）在结婚之前有过性行为。”避孕用品的大量销售——根据不同的权威统计，每年的销售总额从1.25亿到2.5亿美元不等，出售此类用品的不仅有药店，而且还有加油站、烟店及其他五花八门的机构——肯定不光是卖给已婚人士。

然而，新的形势几乎无助于对婚姻和家庭的轻佻态度，或者愤世嫉俗的态度。它把一个相关的新问题推向了人们关注的最前沿：失业的年轻人和他的女朋友——他们彼此深爱着对方，真心实意地想结婚——将会有怎样的未来呢？他们是否会推迟结婚，并毅然决然地分居？抑或，他们能否设法说服他们的家人养活他们，多半还要让他们住在父母家里的客房、阁楼或其他某个角落里？

长辈常常也很难再喂养另一张嘴。很多父亲多年来辛苦操劳，节衣缩食，做梦都想着退休，如今他们不知道自己的饭碗还能保住多久，听说年轻的哈里要带回一位新娘，消耗家里的积蓄，不由得勃然大怒。另有一些长辈倒是出得起这个钱，庇护小两口子，但他们所受的教育使得他们相信：任何一个自尊的年轻人，在他能够养活老婆之前是不应该结婚的，他们坚持这一观念，谈到被宠坏的一代，他们总是说，在他们每周挣40美元之前，他们从未想到过结婚，并拒绝支持任何诸如此类的废话。结果，很多年轻伴侣都只好接受立即结婚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偶尔找一家便宜酒店的房间，或汽车旅馆的小屋，凑合着对付一夜。这些年轻的伴侣，憎恨这种偷偷摸摸的会面，憎恨迫使他们偷偷摸摸的规矩习俗，不过，他们依然觉得，他们的行为是对的——这是对基本需要的回应。

另外还有很多人，甚至更不幸，有失业父母的失业儿女，有大萧条中漂泊四方的流民，他们搭便车走遍全国，扒货车浪迹八方，对这些人来说，性成了某种能搞就搞的事；结婚太遥远了，想都不敢想。然而，即便是在这些人当中，人们的心态也有点新的东西。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道德准则中的变化是故意制造出来的；还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偷来的爱情是一种“现代”冒险。困境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人竭尽所能，节制还是不节制，取决于个人的需要而不是个人准则，无论这样的准则是道德、审美、谨慎，还是方便。即使规矩习俗已经不再被人遵守，那也只不过是因为它们和时代脱节，已经不再有什么意义；但那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不再渴望结婚所带来的安全。

大学校园里，在那些不戴帽子、不穿马甲、穿着斜纹软呢外套和法兰绒休闲裤的年轻后生当中，在那些穿着毛线衫、斜纹软呢裙和短袜的大学女生当中，很少有20年代典型的关于性和婚姻的反叛谈话，很少有那种与讨论弗洛伊德、哈维洛克·艾利斯和多拉·罗素相伴随的兴奋低语。是否存在少数实际上的乱交，是值得怀疑的：多萝西·邓巴·布罗姆利和弗洛伦斯·哈克斯顿·布里滕对全国46所各类大学的1364名低年级和高年级的学生做过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一半小伙子和四分之一女孩子有过婚前性行为。令人吃惊的是，人们都很平静地看待性。私事总归是私事。正如《财富》杂志的编辑在他们关于1936年的大学年轻人的报道中所说的那样：“说到性，当然，它就在我们身边。但校园对待性的态度比10年前更漠不关心了。性不再是新闻。它不再是新闻这个事实才是新闻。”

大萧条使一家人有更多时间在一起

大萧条也明显降低了离婚率：从1929年的1.66‰下降到了1932年的1.28‰。离婚也很费钱，除此之外，在面临生活重压的时期，胡思乱想可能就不那么自由了。有很多虔诚的谈话，说的是由于艰难困苦，很多患难夫妻在爱情中重新结合在一起；但很有可能，在大多数情况下，艰苦的生活使得每一件事情都服从于居家过日子的严酷需要，爱不爱反倒无所谓。在最糟糕的年头过去之后，离婚率再一次上升；没有实现大的改革；那些无法继续相处的人，在他们必须分开而且能够分开的时候，也就劳燕纷飞了。然而，这里再一次出现了侧重点的变化，人们有一种更普遍的感觉：失败的婚姻，不可避免地既给孩子，也给离异夫妻本人造成伤害。有一个事实或许是重要的：《财富》杂志在1937年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多数人反对不费力气的离婚。1936年所做的一项类似调查显示，63%的人支持节育的教学和实践，在1937年，多达22.3%的人赞成男女双方的婚前性行为：没有回归古老的清教徒准则。然而，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情绪倾向，要保护即将破裂的婚姻。

简言之，尽管有相当一部分公众承认婚前性行为是不可避免的、非罪的，而且倾向于赞同一位观察者所谓的“性道德的单一标准，也是低标准”，然而，作为一种制度，婚姻似乎已经变得比20年代更受重视。家庭作为一种制度似乎也变得更受重视。《财富》杂志的编辑在1936年的一项研究中报告：“在大学生当中，60%的女生和50%的男生愿意在毕业后的一两年之内结婚，两性各有50%的人愿意在结婚之后不久生孩子。”很多大学管理者们都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30年代的大学女生比20年代的前辈们更热衷于早婚。同样是这些大学生和他们的同时代人，跟10年前的年轻人比起来，总体上不再那么嘲笑他们的父母和父辈的观念，不再那么觉得家庭生活是一个笑柄。

大萧条不仅让人们更尊重饭碗和安全，而且，他们也更关注除了亲昵的个人关系之外的其他事情，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

2

时尚的变幻莫测有着很大的偶然性，并受到很多商业权宜策略的影响，以至于不能把它们完全归因于社会气候的变化。然而，就其主要轮廓而言，时尚至少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值得把它们跟社会趋势的其他迹象联系起来。

例如，如果说20年代的女性时尚提倡短裙子，衣服重量和麻烦的极大减少，低腰，前平的轮廓，几乎像男孩子那样的短发，那么，这些肯定暗示了女性已经开始厌倦约束和传统的成年责任，渴望自由和快乐（她们把这些跟不成熟联系在一起）：不是那种老派小姑娘的自由，那种受到保护的、天真无邪的小美人，而是一种带有攻击性的“摩登”自由——冷若冰霜、“老于世故”（套用那个时期人们最喜爱的一句恭维话）、随时准备与男孩子打情骂俏。如果说，商店橱窗里的模特儿和百货公司广告上的图画赋予穿着入时的女性以冷漠、空虚而厌世的表情，那么，这些再一次暗示了30年代的女性理想：她是一个经验老到的姑娘（甚至在她的外形成熟之前就是这样），再也不会表现出冲动的或持久的狂热。如果说，在30年代初期，燕尾服在男人当中已经很少见到，无尾礼服成了标准穿着（即便在最正式的场合），那么，这暗示了男人们（女人也一样）厌倦了庄重尊贵和拘泥礼仪。在20年代，美国人希望男孩和女孩在一起，为一场疯狂的派对穿着打扮，但拒绝认为：这样的派对（哪怕是最疯狂的派对）会在他们身上唤起比转瞬即逝的刺激更多的东西。

现在请注意后来发生的事情。在20年代结束之前，燕尾服已经重新抬头，连同它所传达的所有尊贵。到1929年，女人的晚礼服试探性地拖到了地板上——为的是实现一种优雅的效果，而这种效果，是长及膝盖的晚礼服所不可能实现的。到1930年，晚礼服的确很长——因此，在这10年里余下的时间里，它们实际上几乎是扫过地板。女人白天穿的衣服逐渐加长，直至1933年，达到了距离地面1英尺，甚或是9英寸以内。1929年时兴的那种刻板的头盔式帽子（从后脑勺上拉下）让位于各种不同的时尚，它们全都追求漂亮、别致，追求一种比20年代更优雅，甚至更古怪的效果。女人的头发也变得不那么刻板，更活泼地卷曲在脑后。褶裥饰边流行起来，还有蝴蝶结、裙褶，带有一种怀旧的暗示，让人联想到遥远往昔的美。小姑娘的低腰效果已成明日黄花，腰部回到了它曾经属于的地方。

至于平直的轮廓线，也已经被抛弃了。1932年4月的《时尚》（Vogue）杂志说：“春季时尚是‘曲线’。”到1933年，当梅·韦斯特以一部《侬本多情》（She Done Him Wrong）让电影院场场爆满的时候，“法兰西的百合”在给“新式的无骨长裙”做广告，说“它优美地强调了高高隆起的胸部”，而福姆菲特公司在宣传其新产品的时候，则让人们注意到“它将带给你青春的、突出的、隆起的线条”。20年代的平胸小姑娘如今已长大成人，并为自己的成熟而自豪。事实上，在1929～1933年之间，理想体形的变化是如此惊人，以至于你几乎要认为，解剖学意义上的一个新物种已经产生。

获得普遍认可的女性类型（正如百货公司广告和商店橱窗模特儿所表现的那样），也出现了一丝微妙的变化。30年代初期的新女性类型是警觉的样子，而不是无聊的样子。她有一个别致的、隆起的鼻子，一副聪明伶俐的表情；她对身边发生的事情显得兴致勃勃，努力给同伴一段愉快的美好时光。她向人们传达了一种很有能力的感觉。这就是那种有能力走出家门、找份工作的姑娘，当父亲或丈夫失去收入来源的时候，她能够帮助肩负起家庭的责任；在她轻松悠闲的时候，她会让父亲或丈夫想起美好的往昔，那令人伤怀的往昔，那时候，还没有对一切起决定作用的繁荣和萧条；她看上去不是冷酷、苛刻、难于被深深地打动，而是活泼、漂亮、优雅而顺从，就这样恢复着他们已经动摇的男性自尊。

梅·韦斯特

春华秋实，岁去年来，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总有新的变化在发生。如今，出外工作的中上层阶级的女性远远多于大萧条之前的那些年，以至于在她们白天的服装当中，简单和实用的销路很好。年轻女性发型的主流样式（齐肩或几乎齐肩的卷曲短发）同样简单——另外也非常可爱：在未来的岁月里，或许，30年代最迷人的回忆之一将会是：那些不戴帽子的女孩像金发碧眼的年轻女神一样阔步行进，她们的头发在脑后摆动。（你会记起一个年轻男人的抱怨：几乎每一个姑娘从背后看上去都很漂亮：可当他跑到她们前面去的时候，蓦然回首，幻想破灭。）1938年秋天，有人努力让女人把她们的短发卷上去，但这一努力并不怎么成功：头发太硬，不易处理。

然而，对老式装饰、轻浮和不切实际的古怪的推动力自始至终在发挥着作用。有人试图在晚礼服中重新引入诸如裙撑和环衬裙之类的古老累赘。有褶边和褶皱的衬衫——带有胸部装饰花边——重新出现了。凉鞋的观念赢得了人们的认可，这种认可对晚礼服来说是合理的，然而却被不合理地延续到了白天的着装上，以至于在30年代晚期，全国有一半的女性穿着前端有一个小洞的鞋子，它露出了穿着袜子的脚趾，容易进入尘土、砂砾和雨雪。至于同一时期的帽子，标准化功能效用的现代原则完全让位于超现实主义怪异的现代原则。

奇形怪状的帽子

有硕大的帽子，极小的帽子，带有阔大边缘和微型王冠的帽子，还有的帽子，根本就不是帽子，而是圈住头发的花环；高高的土耳其帽高居于头顶之上；扁平的帽子，有餐盘那么大，看上去就像是从前面的某个地方被扔到戴帽者的头上，被捆绑在那里，就像脑袋后面套着一个笼头一样；麦秆编织的鸟巢上插满了春天的鲜花，帽子上插一根长翎毛指向任何方向——可是，我们为什么要继续没完没了地开列这份冗长的品种目录呢？那个时代最典型的一幕是：一个女人在1938年纽约的一家茶室里用罢午餐，取下桌子上的那个面包篮子，翻过来扣在自己的脑袋上，即便如此也吸引不了人们的任何关注。

成熟也开始让人感到腻烦。逐渐地，裙子变得越来越短（除了在晚上）；到1939年，它们差不多撤退到了膝盖那儿。“小姑娘”装束、“少女条纹布”、“从溜冰裙改造过来”的“摇摆舞”套装，全都是为了吸引人们的关注，妇女俱乐部的那位大块头会长正拿不定主意，自己到底该不该试着坚持穿波莱罗舞套装，并在头发上戴一个蝴蝶结。很明显，老式的小姑娘正在成为新时代的典型——直到1939年底，时尚制造者才成功地让她成为一个成熟的老式女人（至少是在夜幕降临之后），裙撑，蜂腰，束胸，跟她祖母曾经忍受过的那套行头惊人地相像。要预言新的时尚是否会持续下去，以及它们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眼下为时尚早。

3

1933年12月5日下午3点32分30秒，犹他州的批准大会结束，犹他州成为第36个批准宪法第二十一修正案（废除禁酒令）的州。一封电报发给了华盛顿，副国务卿和总统宣布：禁酒令在生效将近14年之后，总算寿终正寝。

终于可以体面地喝上一杯了

成群结队的男男女女聚集在酒店和饭馆里，等待开瓶盖的口令传出，当瓶盖终于打开的时候，人们开怀畅饮，庆祝合法饮酒的新时代。他们还聚集在已经成功获得执照的市内地下酒吧里，谈论着如何一按门铃，前门便欣然洞开。但庆祝废除禁酒令的活动并没有出现骚乱，因为在大多数地方，酒的供应很快就告罄：启动分销过程要花时间。至于合法的生产过程，因为毫无准备，以至于出现了偏离常规的情形。可以得到的酒大多在私酒贩子手里，即使是合法的酒也大多是发酵不完全的。在废除禁酒令最初的那段时间里，那些庆幸自己终于能够体面地喝上一杯“好酒”、而不是依赖于“私料”的人当中，有成千上万的人喝的是那种用酒精勾兑的威士忌。对于多年来口味已经习惯于私酒的公众来说，好酒不怕巷子深。当然，喝酒并没有在所有地方都成为合法的。8个州依然禁酒——除了北达科他、堪萨斯和俄克拉荷马之外，其余的全都是南方州。（这些州在保护它们的禁酒上从联邦政府那里得到的帮助非常小——至少在废除禁酒令之后的那些年里是这样。）15个州使酒类销售成为州里的专营权——尽管其中7个州允许在不同的管制下私人销售，但大多数州，为坚决防止“酒吧回潮”，禁止站着喝酒，坚持——至少是暂时——饮酒者必须在餐馆的饭桌旁坐下来。

尽管有这些限制，但自1933年开始，美国习俗中的变化依然是巨大的。

酒店和餐馆随着鸡尾酒会厅和酒吧一起兴旺起来，塞满了各种镀铬的器具、镜子、色彩明亮的现代家具、软百叶窗、从地下酒吧里接管过来的男招待，以及那些多年来一直服务于生蚝吧或在餐桌旁当招待的调酒师，如今他们重新回到了他们青春年少时的职业，说服经理层，把他们快被遗忘的古老技艺（比如布朗克斯鸡尾酒和杰克·罗斯鸡尾酒）列入酒水清单。在大萧条期间开工建造的建筑物是如此之少，以至于许多年来，建筑师和油漆工们几乎没有机会试验新的功能设计的原则，以及明亮的色彩和简化的家具；如今，他们至少有机会了，可以设计鸡尾酒会厅——这带来一个古怪的结果，就是：在整个30年代，大多数美国人都本能地把现代主义装饰跟吃喝联系在一起。

城市里那些昔日对夜总会的观念大皱眉头的酒店，如今也稍显犹豫地开起了夜总会，在一楼的大厅里搞演出——并发现它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整洁的新酒店开张了——在有些州由政府当局经营，在另一些州则由私人拥有。消费者花了一定的时间才认识到，男人在带一包朗姆酒回家的时候大可不必把它伪装成一只鞋盒；在有些城镇，支持禁酒的情绪依然很强烈，有些人宁愿光顾私酒贩子，而不愿忍受走进州里开办的酒店时所面临的窘迫。

在禁酒令废除之前做梦也没想过卖酒的餐馆，如今也安装了吧台，酒水的销量十分可观；茶室的经营者在经过一番良心的挣扎之后，也申请了卖酒许可；就连儿童餐馆，也忘掉了它们对乳制品、薄烤饼和卡路里的传统专一，开设了光洁鲜亮的圆形酒吧，卖曼哈顿鸡尾酒和古典鸡尾酒。而且，就算城里大多数地下酒吧已经衰败、消亡，就算浪荡公子们钱包里的地下酒吧入场券已经卷角，最后被扔掉，就算揣在口袋里的小酒瓶已经成了稀罕物，就算制造私制金酒成了都市公寓楼里一门失传的技艺，就算公司主管们不再在他们的高尔夫球袋里揣上两瓶苏格兰威士忌去参加商业会议，但是，城市街道两旁出现了如此之多光鲜漂亮的新酒吧，以至于开怀畅饮如今似乎已经变得不仅体面，而且无处不在。

酒吧的生意很是红火

一度，在那些品味优雅的人士当中出现了一种满怀希望的想法：当上好的葡萄酒变得更容易买到的时候，很多美国人将会培养出十分挑剔的口味。G.塞尔曼·福格纳、朱利安·斯特里特、弗兰克·舒马克以及其他检测和品尝陈年佳酿的专家，都在宣扬他们敬重陈年佳酿的福音；一度，绅士淑女们甚至觉得，如果自己不能打心眼里对某人如何找到一家可以买到拉图尔庄园正宗佳酿的法国小酒馆的故事兴致勃勃的话，那么，他们就不比粗野的农夫好多少。但是，美国人粗糙的天性终归占了上风；不久之后，有一点变得很清楚了：即便是在品味最优雅的圈子里，威士忌也正在成为销路最好的酒。

废除禁酒令之后，喝酒是否比之前更多呢？这个问题无法从统计学上确定，其原因是下面这个明显的事实：酒的非法销售是没有办法衡量的。多数意见似乎认为：饮酒在头一两年的时间里确实有相当大的增长，打那以后多半大有增长，但总体上增幅有所下降。

《财富》杂志在1936年对大学年轻人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不那么夸张地喝酒是眼下的惯例，没有禁酒的法律要违抗，因此你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喝酒。”到处都有迹象表明：在大学年龄的男孩女孩当中对饮酒有一种反作用力；有观察者报告：他们当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对酒的兴趣不像他们的长辈那么大，并对他们消费可口可乐和牛奶的数量感到吃惊（长期以来，可口可乐一直是南方的标准软性饮料，紧接着它入侵中西部的大学校园之后，它的流行也扩大到了东北部的年轻人当中）。美国民意研究中心在1936年搞过一次民意调查，调查的问题是：自禁酒令废除以来，情况是“更好”还是“更糟”，抑或是没有大的变化，这次调查得出了一个异乎寻常地不得要领的结果：36%的投票者认为事情变得更好了，33%的人认为更糟，31%的人认为没什么重大变化。不仅分歧的意见几乎平分秋色，而且没有办法知道，在每个投票者的心底里，“情况”变得“更好”到底是什么意思。

女性烟民的数量大为增加

有一个变化是明显的：如今不同性别混合饮酒的情形比从前更多了，正如男女两性都有更多的人吸烟一样。（在1930～1936这6年的时间里，香烟的生产从1，230亿支增长到了1，580亿支，与此同时，雪茄的产量略有减少，烟斗用烟叶的产量略有增长。）事实上，一个在20年代便十分明显的现象（当时，女性吸烟者充斥于列车的餐车里，女性饮酒者充斥于地下酒吧里）似乎依然在继续，这就是：仅仅只保留给男人的酒吧、餐馆、吸烟车厢及其他男人们神出鬼没的地方越来越少。总的来说，男人和女人彼此相伴的时间更多，彼此分离的时间更少。大概，它跟下面这个事实并非完全不相干：在整个30年代，男性俱乐部依然在稍嫌急切地设法发展会员，很多寄宿公寓处于极其糟糕的困境中。是否可以由此推断：男性（比方说吧）十分享受男女相伴的乐趣，因此不是很急切地想要摆脱这种状况？很有可能，女权主义的事业正在赢得某种程度上的胜利，而这种胜利，是一代人之前那些最狂热的妇女参政论者从来都不曾奢望过的——而且还有可能被这样的胜利搞得惊慌失措。

私酒贩子们如今流落何方呢？他们当中有的人做起了合法的酒生意，或者是从事其他的合法职业，有的人从事了商业和赌博业，还有一些人则加入了失业者的行列——但其中很多人在继续做私酒生意。说到后禁酒时期的情形，一个最为古怪的事实是：制造、走私和批发违法酒类的生意依然大量存在。联邦政府和各州都热衷于从酒类销售中获得收入，对它征收了如此高额的税赋，以至于逃税的诱惑力非常大。年复一年，国税局官员们以每年大约15，000家的速度查封和捣毁着地下酿酒厂，而新的酿酒厂马上又冒了出来。国税局局长在他的本财政年度（结束于1938年6月30日）报告中指出，本年只查封了11，407家地下酿酒厂，并被记录在案。“这是自第二十一修正案颁布以来，第一年出现了非法酿酒厂查封数的下降。”酒类走私也是一样，继续让海关官员和海岸警卫队头痛不已。1935年2月，在禁酒令废除一年多之后，海岸警卫队发现，有22艘外国轮船同时停泊在美国的关税水域之外，等待机会偷运私酒进入港口。

很容易开办非法的酿酒厂，在不同的地方储藏酒、仿冒标签、仿冒印花税票和酒罐，灌装违法的私酒，用伪装过的货车或小汽车运输私酒，按合同把私酒交付给酒店或酒馆老板，这一切都非常容易，以至于在废除禁酒令一两年之后，最内行的观点是：无论什么地方，美国消费掉的酒有15%到60%是私酒。

美国人是不是很高兴他们终结了禁酒令呢？很显然，他们的确如此。《财富》杂志在1937年底搞的一次“季度调查”显示，全国只有15.1%的男人和29.7%的女人希望彻底恢复禁酒令。即使把支持彻底禁酒的群体与那些支持禁止烈性酒、但允许销售葡萄酒和啤酒的人加起来，依然有接近三分之二的多数支持废除禁酒令。美国人可能认为“情况更好”，也可能认为“情况更糟”，但他们——或者说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不想就这个问题重启争端。

到处都有新一波的支持禁酒的情绪浪潮似乎正在形成。例如，在弗吉尼亚州，一本讨论酒的影响的学术书（原本打算把它作为一份公共文献分发给各中小学），在1937年底引起了基督教女子禁酒联合会（WCTU）的强烈关注。因为这本书包含了诸如“事实证明，我们既不能通过立法来禁止饮酒，也不能通过恐吓让一个人清醒”，还有“少量的酒可能对消化功能有利”之类的段落，WCTU给立法机关施加压力，这批书全部被严肃地投入了州议会大厦的火炉，灰飞烟灭。然而，在大多数社群，到1933年的时候，这个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几乎完全淡出了公众注意力的焦点，就好像已经彻底解决了似的。

1939年的美国人这样自问：据说，在1929年，禁酒令一直是美国公共生活中争论最热烈的话题，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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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我们开始触及20世纪30年代美国日常生活中的一系列变化，乍一看，这些变化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它们却组合成了一种模式——一种放松的模式。

1.每周五天工作日

在1931年和1932年，当工厂和写字楼里都没有足够多的工作可干的时候，就出现了工时的普遍缩减——部分是为了“扩大工作机会”，部分是为了安抚那些薪水必须减少的工人。当NRA的法规在1933年和1934年开始出台的时候，工时的缩减便得以继续和延伸。在NRA被撤销之后，它们当中的大多数——尽管不是全部——持续了下去。结果是，数以百万人（既有穷人也有富人）发现，在一年的部分时间里（即便不是所有时间里），他们的星期六可以自由支配。全国工业会议委员会在1937年所做的一项调查让我们看到了实施每周五天工作日的范围：提交了报告的2，452家公司当中（主要是制造业公司），有57.3%的公司把每周五天工作日的制度应用于它们的雇佣劳动者，45.3%的公司把这一制度应用于它们的办公室职员，7.5%的公司实施了这一制度，但没有特别指定所包含的雇员类型。这份报告总结道：“尽管在5年之前，每周五天工作日的制度还是例外，但如今，它已经变得相当普遍。”大城市（尤其是纽约）的写字楼也遵循了类似的模式；尽管在星期六关门的商店寥寥无几，但它们当中也有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错开雇员的上班时间，减少工时。

这10年中所发生的变化，最显著的大概莫过于千百万男男女女每周的例行事务。它也改变了汽车和铁路交通的格局，星期五出城的洪流不断增长，而星期六的洪流则不断减少。我记得，有一趟列车，在大萧条之前，每个星期六中午通常都挂着两节挤得满满的车厢，离开纽约驶往西切斯特县；到1933年，它只挂接一节车厢，而且不那么拥挤，星期六的交通是如此稀疏，以至于不久之后，第二节车厢被加挂到星期五的夜班列车上去了。两天的周末正在取代一天半的周末。星期六上午（尤其是在夏天），大城市的商业区开始显示出星期天的样子。很多人获得了新的闲暇——完全不同于强加给数百万失业者的那种不受欢迎的无所事事。工作周期越来越短、休闲周期越来越长这一长期而缓慢的趋势——这一趋势在美国早就开始了，像任何一个健在者的记忆一样漫长——明显加快了。

2.运动的民主化

为帮助那些闲暇较多、钞票较少的男男女女，救济和公共工程机构出现了，它们让数以百万失业的男人去从事修建公园大道、公共海滨浴场、运动场以及为那些渴望运动的人而准备的其他便利设施。据1935年的《国民娱乐休闲年鉴》（Year Book of National Recreation）说，在2，204个社区中，公共海滨浴场、公共高尔夫球场、溜冰场及游泳池的数量自1925年以来已经翻了一倍。这些便利设施中，有些是中等规模的，有些则是大规模的：例如，长岛的琼斯海滩能够舒舒服服地容纳10万多人在仲夏时节享受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日。

再想想高尔夫球场所发生的事情吧。大萧条重创了私营高尔夫俱乐部。1930年，属于美国高尔夫协会的俱乐部多达1，155家，到1936年，这个数字减少到了763家——尽管为吸引新成员而采取了一些疯狂的举措（特别是夏日成员计划），及其他援救措施。据说，全国的高尔夫俱乐部自1929年以来损失了大约100万会员。但是，市立高尔夫球场的数量却从1925年的184家增长到了1935年的576家，有超过1，000家公共高尔夫球场——其中大多数大概是破了产的私营俱乐部的球场——如今在日费制的基础上运转着。简言之，花费昂贵的高尔夫节节败退，廉价高尔夫则攻城略地。

大体上，那些更简单、更低调的运动取得了最大的进展。尽管中学和大学的篮球、职业棒球和大学的橄榄球依然是观者甚众的运动项目，然而，在那些更古老的大学和中学里，对这些运动的虔诚兴趣往往比不上更年轻的学校。1936年，《财富》杂志的编辑们概括了这种变化中的一个因素：“橄榄球明星，球队队长，来自大学基督教青年会的‘强健基督徒’，来自大预科学校并成为田径队负责人的举止优雅之辈，社交舞会上风度翩翩的领舞者——这些人依然能赢得荣誉和尊敬。但是，那些对知识有好奇心的人——他们通常被认为是怪人，除非他们有智力超群的特征让他们深受人们的欢迎——正在超越传统上的大人物。英国人曾评论过美国大学校园领袖的这种变化，并倾向于把1932年定为这一变化开始变得明显的日期。”与此同时，在很多大学和中学，学生越来越有兴趣玩诸如英式足球、长曲棍球、英式橄榄球、壁球和网球之类的运动，这些项目无需大型的体育场。

人们的休闲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

就整个国家而言，在流行程度上进展最大的运动项目是垒球——它是一种小规模的棒球，曾经被主要称作“室内棒球”。大约在30年代开始的时候，垒球开始盛行起来，它发展得如此迅速，以至于到1939年，据说有50万支垒球队，各个年龄层的玩家超过500万；有数不清的半职业球队，有世界职业垒球比赛，在半职业球队当中有女子队。大萧条还给诸如骑自行车和溜旱冰这样的运动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繁荣。骑自行车是在1932～1933年间作为好莱坞地区的一种时尚而开始繁荣起来的（当时，这项运动让加利福尼亚的姑娘们有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可以穿上“像玛琳·黛德丽那样的裤子”），并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广为传播，这多半是因为这项运动相对比较便宜。

同时出现的滑雪狂热是一个更复杂的现象。对那些生活在地形和冬天气温都非常适合滑雪地区的乡村居民来说，这项运动确实廉价；但对于那些不得不携带器材长途跋涉的城市居民来说，它一点也不便宜。其崛起的秘密之一，大概是冬日度假越来越时尚，而这一时尚的缘起本身也很复杂（对冬日在温暖的佛罗里达或加利福尼亚度假之乐的发现，冬天出游及驱车乡村地区以逃离禁酒令的日益流行，每周工作时间的不断缩短，礼拜日的世俗化及度周末习惯的出现，等等）。无论怎么说吧，滑雪热在大萧条期间迅速兴起，并且，1932年在纽约州普莱西德湖举办的冬季奥运会也刺激了这项运动的流行。波士顿和缅因铁路公司进行了一项实验：在礼拜日运行一趟“雪地专列”，开往波士顿以北相对开阔的地方，这项实验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到1937年，有数不清的雪地专列和雪地巴士在纽约、匹兹堡、芝加哥、波特兰、旧金山和洛杉矶城外来回穿梭；百货商店请来挪威的专家，修建了滑雪道；纽约的中央火车站在它的中央大厅醒目地张贴了新英格兰和纽约10多家滑雪中心的每日气温和下雪日期，冰雪地区的乡村旅馆经营者为他们无与伦比的滑雪器材大做广告，祈求老天爷在整个冬天夜夜下雪，能否发财就靠这个了。

滑雪曾经风靡一时

滑雪狂热超出了城市贫民的消费能力，并在地理上受到限制；然而，它在一个方面证实了一种普遍的趋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走出家门，走进明媚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里；学着自己玩，而不仅仅是看着别人玩。

女人们在购买稀奇古怪的新式休闲服装，范围从短裤到海滩睡衣、罩衫、休闲裤和“运动套装”。越来越多的男人在夏天不戴帽子出门，让帽子制造商们叫苦不迭。同样，越来越多的男人不穿马甲、硬领衬衫、吊带裤和汗衫；据说，克拉克·盖博在《一夜风流》（It Happened One Night，1935）中的一个脱衣场景里暴露出了他没有穿汗衫，针织品制造商们被他们的销量震惊得头晕目眩。游泳衣的上部普遍被抛弃了。运动中的男人甚至开始穿上色彩艳丽的运动衫、休闲裤和短裤。到1939年，你会看到，那些品味保守的人也泰然自若地穿着新奇的服装，漫步穿梭于避暑胜地的村庄，要是搁在1929年，这些服装姹紫嫣红的缤纷色彩肯定会吸引人们异样的目光。

简言之，在当时的压力所允许的范围之内，美国人明显学会了放松。

3.桥牌游戏的兴盛

如果你在一张反映这10年商业形势的曲线图上添加一条显示扑克牌税收曲线的话，你就会注意到一个古怪的变化。尽管商业指数在1929～1932年间深度下跌，扑克牌生产的指数——在1929～1930年间下降之后——居然在1930～1931年间上升了，只不过从此之后便一路下跌，再也没有回到1931年的最高点。你大概还记得，正是在1931年，在纽约查塔姆酒店一间布满绿树红花的客厅里，伊利·卡伯特森先生和夫人对阵西德尼·S.伦兹和奥斯瓦尔德·雅各比，玩定约桥牌，幸运的观众透过一道屏风偷看着他们，新闻记者在隔壁的房间里研究比赛实况公报，并通过电话线把最新的消息传给热心的公众。在接下来的整个一年，卡伯特森关于桥牌的书跻身于畅销书的榜首。

桥牌是一项更便宜的休闲运动

长期以来，桥牌一直是成年富人晚餐后的标准运动项目；但如今，玩桥牌的时尚在蔓延。据林德夫妇报告，在“中镇”，1935年玩桥牌的人比1925年多得多；有更多的人用桥牌赌钱；这项游戏一路向下蔓延，通过中学，一直传给了6年级的孩子；它正在进入工人阶级当中，“先是传到了妇女群体，然后，更缓慢地传给了更有抵抗力的男性群体，他们原本更喜欢玩皮纳克尔牌和扑克牌”。

4.赌博的兴盛

与玩桥牌的增长相关联的，大概是美国人容易接近的赌博装置在数量上的显著增长。其中大多数都是赌小钱、赢大钱的装置，它们的兴起，或许主要应归因于大萧条所带来的绝望——那是一种疯狂的希望，想在赌博中赢得平常的经济过程不愿意给他们的东西。但它们也见证了清教徒传统的衰微，这一传统曾帮助带来了禁酒令的废除，飙车或运动的周末，以及桥牌的时尚。

据塞缪尔·卢贝尔讲，制造和经营老虎机、抽彩盘、弹球戏、罐子戏及其他类似发明的生意（为的是把公众口袋里在大萧条期间积攒起来的镍币掏空）占到了非常大的比例，在1939年，“赌博生意每年要吞掉大约5亿～7.5亿美元——在100亿～150亿个镍币之间”——跟每年花在鞋店里的钱一样多。老虎机的原理毫无新意，其改进机型看上去就像一台收银机，被称作“独臂大盗”：那家主要从事制造这种老虎机的公司，其创始人在1889年开始这桩生意，他1929年就去世了，是个百万富翁。老虎机的名声很糟糕，普遍被流氓团伙所控制，依靠政治“贿赂”来经营，有时候跟警察捉迷藏，有时候警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932年，引入了一种新的游戏——弹球戏，它可以仅仅是为了好玩而玩，一个镍币一局，也可以用来赌博，它横扫了整个美国：你可以发现，弹球桌被摆在药店、烟店、宾馆走廊及其他五花八门的地方，不受干涉地经营。它基于古老的弹子球游戏，玩家把一颗弹球射到一条滑道上，注视着它滚下一段斜坡，进入部分被大头针保护起来的小洞。抽彩盘和罐子戏——后者是在1933年发明出来的——也兴盛了起来；在1933～1939年之间卖掉了大约200万套罐子戏赌具。

无处不在的老虎机

有大量美国人参与的爱尔兰抽彩，代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赌博形式，它最初是在1930年为了给一批爱尔兰医院筹款而举行的，它的运作是如此诚实而高效，以至于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它便成了全世界最成功的抽彩。尽管一项联邦法令使得抽彩信息不能在美国邮寄，并禁止报纸在它们的邮寄版上刊登关于抽彩的报道，但不许发布消息的禁令后来被放松了，每一次抽彩都会成为头版故事，美国人越来越习惯于读到这样的故事：15万美元落入惊讶不已的看门人和失业厨师之手。在美国所卖掉的很多门票从未到达过爱尔兰，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在为1933年的德比赛马会举行的抽奖中，抽奖筒里共有超过650万张门票（据估计），而2，404位赢家当中，有214人（或者说超过十五分之一）是美国人，那么，你大概会合理地推测：应该有超过40万美国人的门票实际上参与了那次特殊的抽奖。

在进行任何流行趋势调查的时候，我们都不要忘了，很多州都放松了禁止赛马赌博的法律。在电影院里抽奖的“堤岸之夜”，是查尔斯·厄本·耶格尔在1932～1933年间的冬天分别引入了科罗拉多州德尔塔市的埃及剧院和蒙特罗斯市的东方剧院，后来，他获得了这一发明的版权，而这个办法也传播到了成千上万的电影院，到1937年，这些电影院每周要付给耶格尔的公司总额在30，000～65，000美元之间的版权费。宾戈（或称宾诺、基诺）游戏作为教堂用来筹款的一项娱乐活动变得广为流行，并以五花八门的形式被广泛地传播到电影院及其他地方，直到1938年，有人把它称为美国最流行的赌钱游戏；连锁信的流行或许是令人同情的，它在1934～1935年间从丹佛传播到了美国各地（“请划去顶端的姓名，并寄去1角钱”）。这份简短的综述，并没有包括各种坚持下来的更古老的赌博招术，它们有时候采取了新的伪装，有时候在新的主办者的操纵之下——比如数字赌盘，当时，贩卖私酒的不法之徒达基·舒尔兹接管了纽约哈莱姆区的这宗生意，并在禁酒时期最后的那段日子里把它系统化了。

1938年，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在上一年，据估计有29%的美国人——你也许会想，这里指的是成年人——参与过教堂的抽彩活动（推测起来，应该包括宾戈会），26%的人玩过抽彩盘，23%的人玩过老虎机，21%的人玩过赌钱的扑克牌，19%的人赌过选举，13%的人参与过门票抽奖，10%的人赌过赛马，9%的人曾沉湎于数字赌博。上一个10年没有盖洛普民意调查，但你大概很想知道：20年代的情况是否与此接近呢——当然不是，除非你把玩股票和购买佛罗里达的房地产也算在赌博之内。

5

然而，尽管有所有这些快乐、放松和运动的表现形式，但依然有新的紧张和焦虑。因为，大萧条摧毁了美国人所依赖的那么多假设，以至于数百万美国人从内心深处被震动了。

让我们稍稍停留片刻，打量一下灾难过后的那一堆断壁残垣吧。在这堆残骸中，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些假设：那些刚走出校门的俊男靓女，不久之后自然能得到一份工作；雄心壮志，努力工作，对公司忠诚，推销有技巧，这些能带来个人的成功；贫穷（在农业地区和少数悲惨社群之外）几乎可以肯定是无能、无知或特定灾难的结果，应该主要由地方慈善机构予以关照；一个人可以把他的积蓄投资于“优质债券”，因此确保有稳定的收入，或者投资于“我们美国主要公司”的“蓝筹”股票上，有很大的增值机会；华尔街的大佬们都是经济先知，是能预测未来的商业预报员，而且，商业周期遵循毫厘不爽的节奏；美国的经济体制能够确保巨大的、令人振奋的增长。

当然，并非人人都相信所有这些东西。然而，有那么多人把他们关于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个人设想建立在其中一个或多个假设的基础之上，以至于当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假设一个个被彻底粉碎的时候，其内心的震撼是令人恐惧的。不妨想想人们的自尊心发生了什么：那位企业管理人员，他总是本能地根据自己的薪水和职位来评价自己——不曾想却眼睁睁地看着薪水和职位都付之东流；那个银行家，他发现，自己许多年来一直给出的建议由于形势的变化而成了笑柄，他赖以为生的行为准则如今被攻击为欺诈；那个职员或劳工，他把自己最深厚的忠诚献给了“公司”——不曾想自己却被扔在了大街上；那个年复一年省下几个铜板以备“雨天”的家庭——没想到却眼睁睁地看着瓢泼大雨把他们的每一个铜板都席卷而去；那个家庭主妇，她在心里给自己描绘的理想画像，是一个“拥有好东西”并给孩子以“优势”的人，并相信：只要你拥有美德并且勤奋，你自然会得到丰厚的回报——她如今被逼到了墙角。他们如今能依靠什么呢？他们如今能相信什么呢？

你可能会想，在这样一场危机中，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将会转向宗教寻求安慰和启示。然而，这种情形并没有出现——至少，在牧师们所预言（在数不清的布道中）的那种意义上是这样。长期以来，教会在美国人的生活中——甚至在其大多数成员的生活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小，这种长期而缓慢的撤退依然在继续，几乎没有减缓。

大萧条中的人们（芝加哥）

诚然，大多数大教派的成员名单显示了增长。例如，1929～1938年之间，罗马天主教徒从20，203，702人增加到了21，322，608人——这是一次适度的增长。卫理公会、浸信会和信义会在成员数量上也有所增长。然而，对于衡量宗教活力来说，成员数是一个出了名靠不住的指标。说到美国的新教徒——或者是名义上的新教徒——人数，林德夫妇在1935年重回“中镇”，并把当时这座城市的宗教生活跟1925年做了一个比较，他们的观察材料或许提供了一个更公平的度量。

门庭冷落的教堂

林德夫妇在“中镇”发现了一些宏伟壮观的新教堂——它们是大牛市那些满怀希望的日子的产物——但在教堂的内部，他们看到，明显的变化并不多。他们报告：“这儿——散落在教堂的长椅上——是一群同样严肃，但在人数上却稀稀落落的吉迪恩小组——其中有两三个女人，30岁以下的寥寥无几——前面有一圈同样荒凉的空长椅。”在林德夫妇看来，教堂里的会众似乎比1925年更老了，布道的主题是可以互换的。在跟牧师们商讨一番之后，他们搜集到了下面这样一些评论：“大萧条在弱小的工人阶级教派当中带来了一次最真诚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复兴……但远离商业区的教堂很少看到类似的兴趣复兴。”

“在大萧条期间一直存在某种转向宗教的趋势，但它非常微弱，而且不持久。”从本地的一位编辑那里，他们搜集到了这样一条可能有启发作用的评论：“镇上的所有教会，除了像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这样的教派之外，今天比1925年更自由。其中任何一个都会接纳你，不管你相信什么样的教义。”他们引用了一位大学生对基督教的评论，作为“中镇”年轻人对正规宗教的典型态度。这位大学生说：“我相信这些东西，但在我的生活中，它们并不占多大的地方。”他们的分析以这样的判断作结：在“中镇”，宗教似乎是“一种情绪稳定剂，而把其他的作用让给了价值定义领域的领袖”。

来自美国其他地区的证据优势，似乎支持这一判断。我们不妨把某些现象——比如全国各地对弗兰克·布克曼博士所领导的“牛津团契”的净化福音主义以及他们在1938～1939年间搞的“道德重整运动”的强烈兴趣——放在天平的一端；而把某些激进分子——他们把教会看作是为了慰藉富人、平息穷人而运转的公共机构——不断增强的敌意放在天平的另一端；再回忆一下，礼拜日享乐的汽车洪流如何短暂地被中午徘徊在主街教堂外的男男女女所中断；然后再比较一下，有多少人在礼拜日傍晚祈祷，又有多少人在这个时候收听查理·麦卡锡的广播剧——那么，你恐怕不得不承认，总的来说，大萧条的冲击并没有让人们发现：教会有能力把他们想要的东西带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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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宗教”这个词的更宽泛的意义而言——意指：人们赖以为生的价值，深深打动他们的那种忠诚，在他们看来似乎是自己生命中心的那种渴望——任何这样的冲击都可以有一种宗教的效果。你不妨想想一个年轻人在1932年那些黑暗日子里的评论：“倘若有人走上了一条我真正相信的本质之路，我会追随他到天涯海角。”碰巧，这句话是在一家地下酒吧里说的，这个年轻人思考问题时并不是依据清教徒的道德，甚或也不是依据基督徒的虔诚，而是依据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政策。时代已经为他这样的人产生了新的信条，新的虔诚。

但是，这些都是世俗的。

它们的共同点是关注社会；我的意思是：它们是朝着经济拯救或社会拯救的方向走——无论这种拯救是从繁荣、正义还是从慈善的角度来构想——它更多的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群体或整个民族，而且，他们也是通过组织化的行动，来寻求这种拯救。

就政治趋向而言，这些世俗的宗教狂热分子几乎涵盖了各色人等，光谱的一端是共产主义者，另一端是“自由联盟”的那些狂热成员。他们包括：专家治国论的狂热追随者，厄普顿·辛克莱的EPIC（“终止加利福尼亚的贪困”），休伊·朗的“分享财富”运动，库格林神父的经济计划，汤森计划，CIO（产业工会联合会），当然还有新政。关于他们之间爆发战斗的方式——而且可以说，整个战场逐渐向左转移——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看到更多。眼下，我们只需说：这些寻求社会拯救的新宗教当中，大多数都没有聚集起它们最强大的势头，直到“新政蜜月”结束之后；或者说——大概更准确一些——在蜜月期间，新政几乎把它们全都囊括进来了，或者让它们全都黯然失色。正是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热情之火烧得最旺：正是在这几年，纽约文人骚客们的聚会上，每3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他们充满热情地随时准备以无产阶级的同志之谊与产业工人或谷租佃农携手合作，而在几年之前，他们还把这些人嘲弄为门肯所谓的“愚民大众”；正是在这几年，出身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以挑战的姿态迈步向前，去帮助罢工的制衣工人，或者，为了给旷日持久的“斯科茨伯勒案”中的海伍德·帕特森辩护而到处筹钱；正是在这几年，大学的知识分子开始做出乐意接受马克思的姿态，抗议赫斯特的新闻影片，并——带着些许幽默——组建了“未来战争退伍军人会”。

公众注意力的焦点是如何完全集中到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上，造反者的造反是如何彻底转入了这些渠道，下面这个事实或许可以提供一些暗示：H.L.门肯——他的《美国信使》（American Mercury）杂志是20世纪20年代年轻知识分子的宠儿——已经风光不再，因为有一点已经变得很明显：门肯先生尽管在文学和道德方面是个自由主义者，但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却是个保守主义者——直到1933年，当他辞去主编之职的时候，新一代的饱学之士便轻率地把他看作是一个过时的老古董。当天主教良风团在1934～1935年间把审查制度强加给电影业的时候，知识分子并没有拍案而起，愤然捍卫表达的自由。他们厌倦了这一切，他们的抗议虚弱无力。他们已经转向了新鲜的树林，以及新的牧场。

7

然而，在喧哗骚动和大呼小叫的争论的下面，在为这样那样的事业而狂热兴奋的下面，依然有令人痛苦的怀疑。难题是如此令人困惑，如此巨大无边。观念的混乱是如此令人震惊。事物的变化是如此骇人听闻地迅速。这项计划，这一社会信条，今天看上去还相当不错——但明天会怎样呢？对很多（即便不是大多数）美国人来说，问题是如此复杂，找到稳妥的解决办法是如此没有希望，以至于任何社会热情都不能真正打动他们。尽管社会救世军的成员们正排成认真热诚的队列，向着五花八门的革命或改革的目标大踏步行进，但其他人却默不作声地站在路边，茫然不知所措。这个国家有事情出了差错，但他们却一无所知，更不能解决它，他们想知道，是否有人能解决它。

人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到这10年快要结束的时候，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出版了他的《自由的国度》（Land of the Free），通过这首诗，他引入了一句反复出现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说不出，我们想知道。”一些与很多旱灾难民交谈过的观察者说，就是这几句话，经常挂在难民们的嘴边。还有难以计数的人也是如此，要么，他们的生活被大萧条给彻底颠覆；要么，他们自己并没有承受太严酷的损害，但他们认识到了，有某种稀奇古怪的、不可理解的事情正发生在整个社会共同体的身上。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很可能会退回到冷漠或宿命论当中，退回到对一个遮风挡雨的安全庇护所的渴望当中。

我们不妨再一次引用《财富》杂志编辑们的话（说的是大学生中的多数，而不是知识分子少数派）：“眼下这代大学生是宿命论的一代……调查者吃惊于这代人主流而普遍的色彩：他们不会伸长自己的脖子当出头鸟。他们保持让自己的裤子扣紧，下巴扬起，嘴巴紧闭。如果我们相信这种一般状况是事实的话，那么可以说，他们是谨慎的、驯服的、没有危险的一代。他们不愿意面对暴风骤雨的天空，害怕上当受骗，没有能力把他们的困境戏剧化。安全是眼下这代大学生的至善。”这一警告并不局限于大学校园。你可以在商人当中看到它：“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以前我们总觉得自己成竹在胸。如今，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可以在人们对“信心”这个词的不断重复中感觉到它——只有当信心缺乏时，“信心”这个词才会进入到人们的常用词汇表中。在争取养老金的运动中，在对社会保障的推动中，你觉察到了它。拓荒者的子孙后代可能会把他们叮当作响的几个小钱押在宾戈游戏或独臂大盗上赌一把，但他们并不想让生活成为一场赌博。

除了新政蜜月那段充满希望的时间之外（当时，希望突然而短暂地高涨起来），美国人民不断变化的心境始终奔涌着一股恐惧的潜流。他们希望自己能感觉到确定性和安全感就像他们脚下的岩石一样牢靠——但他们感觉不到，他们很害怕。

[1] 里诺位于内华达州西部，是美国著名的“离婚之城”，只需在该市住满3个月，便可自由离婚。——译者注

第7章 改革，还是复兴？

1

新政蜜月结束于1933年最后的几个月——结束得并不突然（像很多痴迷于结婚的人那样），而是在一连串的烦恼、失望和争执中结束的。

经济的增长（1933年春天的这一轮增长把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工业生产调整指数从3月份的59一路带到了7月份的100）紧接着一次糟糕的下挫——它是过度投机和过度购买存货的结果。8月，指数从100回落到了91；9月，它下降到了84；10月是76；到11月降至72。自令人惊奇的春天开始步步收复的失地如今又丢掉了三分之二——并且，正是在NRA的动力不断累积的那几个月。一点也不奇怪，人们开始问自己：这次新政复兴是否只是昙花一现；开始注意到：仓促设计的新政机器是如何嘎吱作响；开始带着更大的怀疑去倾听总统的乐观保证和约翰逊将军洪钟大吕般的慷慨陈词。

NRA已经在产生摩擦和逃避。亨利·福特拒绝签署汽车行业法规。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在整版的报纸广告中攻击《复兴法》是“绝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措施”，是“对政治权利和宪法自由的威胁”，并宣称，NRA这三个大写字母的意思是“不许复兴”（No Recovery Allowed）。当五花八门的行业法规在经过没完没了的争论和混乱之后被设计出来并获得批准的时候，有些雇主计划公正而体面地遵守它们的规定；另一些雇主则欢迎政府让他们有机会坐在谈判桌旁，心平气和地讨价还价，但下定决心要规避工资和工时的条款，并且，要让确保劳资集体谈判的7A条款成为一纸空文。这些公司一本正经地引入了公司工会（它们看上去像真的一样，但却不是真的），或者决定根本不与工会打交道，相信法庭会支持他们捍卫他们的“自由”。与此同时，美国劳工同盟那帮膀大腰圆的官员们被搅动得不同寻常地积极，成百成百地特许成立新的工会，而那些按表面价值来解读7A条款的工人，则因为政府担保给他们的权利而感到强烈的震惊。从一些工业中心传来了这样的报道：示威队伍爆发了血腥的战斗，催泪瓦斯让愤怒的人群泪如雨下，国民警卫队正在奔赴行动的现场。

复兴的脚步蹒跚而缓慢

1933年秋末，乔治·R.莱顿在4个东部州为《哈珀斯》杂志调查“蓝鹰”鼓噪背后的事实，他带回的报告称：“《国家工业复兴法》及各行业法规的精神和意图被公开或秘密地挫败了。”他发现，政府提高工资的目标被雇主给挫败了，他们要么是干脆拒绝遵守一揽子法规中最低工资的规定，要么是把一些人的工资提高到最低水平，而把另一些人的工资降低到最低水平。一个工人喊道：“看在上帝的分上，千万别告诉任何人您在这儿……离这儿不远的水泥厂里有人在抱怨，他们如今被冷落了。”莱顿先生发现，“遵守委员会”——原本指望它们来执行这些法规——里充斥着一些跟冷酷无情的雇主一个鼻孔出气的人，根本没有保护劳工或消费者的想法。他发现，地方上的NRA官员不敢处理那些财大气粗的实业家；一位官员在谈到本市一家大工厂的老板时，说了一句颇能透露内情的话：“想见他一面都很难。”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政府在“企业自治”上的伟大实验，跟企业管理者根深蒂固的决心相冲突。这些决心是：一定要压低交易成本，一定要尽可能推高价格，以及，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愿管理公司，管它是刀山火海，是洪水滔天，还是约翰逊将军。凡是能够把NRA的机器转向他们自己的目标的地方，他们都这样做了——是他们，而不是劳工，掌握了制订法规的主动权。某些好处确实源自于NRA实验：童工的实际终结；工资的某些增长，超常工时的缩减，一些让人泄气的习惯做法的消除（尤其是在那些更开明的行业）；一定程度的商业稳定。但是，除了工时缩短直接带来的岗位增加之外，就业似乎并没有增长，最终消费者所得到的价格往往还随着工资的增加而有所增长——在某些情况下比工资增长得还要快。与此同时，当企业发展减缓、罢工威胁增加的时候，整个商界变得越来越敌视新体制。

罗斯福本人十分关注经济势头低落，关注农产品价格下跌。罗斯福曾自称是抵抗大萧条的后卫，如今眼看着比赛对自己不利，于是决定试着向前传球。他一直在听取康奈尔大学乔治·F.沃伦教授的建议，沃伦设法说服了农业信贷局局长亨利·摩根索，使他相信：倘若政府故意抬高它购买黄金的价格，就可以降低美元的价格，不仅相对于黄金是这样，而且相对于其他商品来说也是如此：简言之，物价将会上升。财政部长威廉·H.伍丁病重，作为副部长掌管财政部的迪安·G.艾奇逊不喜欢沃伦的黄金购买计划；但满脑子新观念的总统却不顾后果地冲在了前面，1933年10月22日，罗斯福宣布：复兴金融公司将为政府购买黄金。

亨利·摩根索，继伍丁之后的财政部长

就这样，在1933年晚秋，每天早晨9点钟的时候，便有两三个人聚集在白宫的总统卧室里，他们通常是：沃伦教授、亨利·摩根索和复兴金融公司的杰西·琼斯。总统一边坐在床上吃着早餐，他们几个一边决定：今天应该以什么价格购买黄金。总统会草草地写下两张“便条”——其中一张给琼斯，批准今天的黄金价格；另一张给艾奇逊，把消息透露给财政部。不久之后，艾奇逊离开了他在财政部的那个守不住的位置，摩根索取而代之（在伍丁辞职之后便继承了部长之职）；政府的金融顾问O.M.W.斯普拉格因为看不惯这样的货币恶作剧，愤然离开了财政部；阿尔弗雷德·史密斯大肆嘲笑总统的“胡扯美元”；华尔街以愤怒的呼喊作出回应：美国正在走向1923年曾在德国疯狂蔓延的那种失控的通货膨胀；超额支出和“橡皮美元”很快将会导致政府信用的崩溃。

直到1934年1月底，购买黄金的插曲才告结束。到这时候，1美元已经贬值到了（按黄金换算）59.06美分。物价有所提升，但跟美元的贬值完全不成比例。这场伟大的实验以失败而告终。此外，金融界——它早已从去年春天的绝对恐慌中完全恢复了过来，如今觉得（带着越来越强烈的愤慨）自己正在被人拉去充当大萧条的替罪羊——组成了一个几乎是密不透风的反罗斯福方阵。

（对华尔街智者们的预言，我们不妨补充一个脚注：在接下来的5年半时间里，并没有发生失控的通货膨胀，并没有出现政府信用的崩溃。所发生的事情是：在肯塔基州诺克斯堡的地下金库里积聚了大量的黄金，多得令人有些尴尬：按照每盎司35美元计算，这批黄金的价值高达1，400亿美元——上述价格是美国愿意出的价钱，而其他国家根本没兴趣买，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已经脱离了金本位。）随着1933～1934年间冬天的来临，新政那曾经坚实的支撑正分崩离析。大多数激进分子都开始对罗斯福不耐烦，他们指控，罗斯福的行动太迟缓了，他打算使用的，只不过是缓和疗法，而不是革命疗法。成千上万的农民为AAA没能给他们带来农产品的高价格而感到愤怒，混乱依然在沿着玉米地带和小麦地带的公路向四面八方展开。那些在工厂里挥汗劳作的人，尽管他们相信政府有意让他们组织起来并在失业救济上很大方，但他们怨恨政府没有能力强制执行7A条款，憎恨雇主们占领了NRA这台机器。商人们在罗斯福于1933年春天通过了他的火速改革计划和复兴措施之后，曾经想象着他会暂时停下来休息，如今他们沮丧地发现，他根本没打算停下来；他们互相打听：这家伙接下来还会琢磨出什么疯狂的计划？

讽刺罗斯福新政的漫画

他已经设立了民用工程署（CWA）——联邦政府用来帮助失业者的一个庞大而笨拙（并且花费昂贵）的工作救济体系。在1934年初给国会的预算咨文中，罗斯福平静地声称：在1934～1935财政年度，政府支出超出政府收入的额度将会在70亿美元以上；在1934～1935财年，这个数字将很有可能是20亿美元。总统宣布：“在这场我们去年春天所遭遇的空前危机之后，要想让国家回到完好的状态，支出对收入的超出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两个财政年度里，其总额将达到90亿美元以上。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可是，其所带来的不可估量的利益必将证明：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这些话无疑是自信的，但是，那个正在跟自己的年终报表较劲、颇有经济头脑的商人怎么能不自问：对他来说，这些“不可估量”的利益是如何产生的呢？或者自问：这个如此沉着冷静地盘算着让联邦财政赤字增长90亿美元的人，跟那个曾在1932年严厉指责共和党人铺张浪费，并在1933年3月提出“节约法案”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

事实上，一次严重的通货紧缩（如果发生的话），给富兰克林·罗斯福所造成的损害，比它对赫伯特·胡佛的损害更大。罗斯福眼下把政府本身的信用置于现有的债务结构之下——落在很多新的点上。他致力于通过提升物价和大规模经济扩张，而不是通过降低物价和注销债务来实现复兴。他必须始终让自己的脚踩住加速器，而不是踩住刹车。前方的道路看上去尽管黑暗，但他必须一直向前开。走这条路代价是不是太大了？或许是吧。但事到如今，要想掉头，为时已晚。

2

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领导人。右一为皮科拉

整个1933年，参议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在它那位铁面无情的法律顾问费迪南德·皮科拉的帮助下，断断续续地在华盛顿一间委员会的会议室里上演了一场有史以来最非凡的大戏：有点像验尸官对金融界进行了一次验尸。一个接一个，一长溜金融界的霸王——商业银行家、投资银行家、铁路和公用事业控股公司发起人、股票经纪人和大投机商——鱼贯而入，走上证人席；从这些万分不乐意的绅士们的口中，从他们办公室里的文件中，榨出了一个关于缺乏公共责任、充满个人贪婪的悲惨故事。日复一日，这个故事通过报纸的头版头条，传播到了四面八方。

调查显示了华尔街的共同基金经理人是如何在公司内部人的协助下，操纵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价格。它还显示了，他们是如何以牺牲广大小投机者和投资人的利益为代价，挣得了巨额的利润（这些利润并不代表他们对社会发挥了有益的作用），如何助长了投机疯狂，而这种疯狂，最终摧毁了国家的整个经济体系——这种投机狂潮并不仅仅是在1928和1929年，而且迟至1933年春天依然存在，当时，罗斯福已经入主白宫，华尔街按说也应该痛悔不已。调查还显示了，强有力的银行家是如何通过高压推销把股票和债券兜售给那些粗心大意的人，并通过买卖他们自己的银行所发行的有价证券挣到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而受到损害的，却是那些他们口口声声要保护其利益的股东。调查显示，新的有价证券的发行是如何被组织得能够让多汁的水果落到内部人的手里，品尝这些水果的机会是如何被提供给那些有政治影响力的绅士们。它显示了现代金融力量的发动机——控股公司——是如何被发起人所滥用：有些发起人是如何把控股公司一个摞一个地堆起来，直到其企业影响力的架构达到了七八层高；这些架构是如何变得如此复杂，以至于很容易被肆无忌惮之辈所劫掠，并变得如此不稳定，以至于其中很多控股公司在大萧条期间轰然倒塌。它显示了当控股公司的技术被应用于银行业的时候，后果会有多么严重。它显示了富人们是如何利用像个人控股公司这样的设计，以及像贱卖（亏本卖出）股票给家庭成员这样的花招，来逃避收税官——而与此同时，那些地位更卑微的人却在缴税养活政府。它一次又一次地显示了那些在金融界占据着受托人位置的人是如何失信于他们的委托人。

自然，这些揭露所勾画出来的这幅复合图景，对作为整体的金融家来说是不公平的。最恶劣的丑闻总是得到最醒目的大字标题。然而，这幅图景中黑色部分的总量，就连最公正的观察者也会感到震惊，贪婪而短视的金融实践是以怎样的方式让大萧条雪上加霜，这一点似乎清楚得让人触目惊心。公众的怒火是如此高涨，以至于新政由于推动了新的改革措施从而确保了能够赢得强有力的支持。

最早的举措对准了华尔街。1933年的《证券法》之后，紧接着是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这部法律把全国有价证券的交易置于联邦政府的监管之下，以免下一轮繁荣（如果还有繁荣的话）葬送于另一场投机狂潮。这部法律授权联邦储备委员会限制保证金投机，要求大公司的所有董事、高管和大股东报告他们对本公司有价证券的所有交易，并创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被人们亲切地称为SEC——其目的就是要充当证券交易所和整个投资市场的监护人和警察，逐渐把它们驯服为有益的、健全的市场。

第二年，新政着手整治对控股公司在公用事业领域的滥用，在这个领域，控股公司的运作一直最为恶劣。《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规定，控股公司的构架不得超过两层高，它们必须被简化，它们必须局限于管理一组在经济上实现了整合的运营公司。

接下来，新政转向了全国的银行体系，但并没有尝试统一银行体系（即把全国性银行与48个州银行集团整合为一个系统），而是在1935年增强了联邦储备委员会对各联邦储备银行的监管权力，把更有效的权力集中在华盛顿，并顺便由联邦政府对小银行的存款作出永久性担保，正像在1933年临时安排的那样。

联邦政府还被赋予了另外一些新的监管和强制的权力。例如，州际贸易委员会的权力被扩大了，不仅涵盖了铁路公司，而且还涵盖了州际巴士和卡车运输；老的无线电委员会被通信委员会所取代，后者不仅监管无线电波，而且还监管电报和电话系统。直到1935年9月2日，总统才宣布——在给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业集团的罗伊·W.霍华德的一封信中——新政立法程序已经“扎扎实实地完成”，经济可望有机会“喘口气”了。

在1934和193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对这些新政改革措施的大声责难回荡在全国各地。

当然，来自华盛顿的消息，不再像它在新政府上台之初那些疯狂的日子里那样自动地成为报纸的头版头条。其他事件（重要的和不重要的）如今吸引了人们更新鲜的注意力。在1933～1934年间的冬天——在北方，这是一个寒冷刺骨的冬天，当时，大西洋上从南塔克特岛到大陆的所有通道都被冰雪所封锁，空军飞行员在罗斯福错误地突然中止空邮合同后匆忙奉命运送航空邮件，飞向冰雪和大雾中的死神——有一些来自国外的消息，与约翰逊将军最后的警告和咒骂，与罗斯福的货币实验和改革议案，竞争着头版的版面。巴黎出现了骚乱，一度似乎预示着法国的内战。在1934年夏天，外国的兴奋骚动在继续：出现了希特勒的血腥清洗和对奥地利总理多尔夫斯的暗杀，预示着欧洲将面临一场全面战争的威胁（意大利对德国）。那年春天，在一个默默无闻的加拿大人的家里发生了一件事，就绝对的人情味而言，这件事情正是特稿编辑们求之不得的：5月28日，奥利瓦·迪奥纳夫人生下了5个女孩。

在1934年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整个国家大惊失色：沃德公司的班轮“莫罗城堡”号在新泽西海岸外起火燃烧，有137人丧生。那些几乎不知道SEC是什么意思的男男女女，都能详细地对你讲述“莫罗城堡”号大火如何最早被发现是从左舷写字间外的一个小舱里烧起来的；大副威廉·F.沃姆斯如何发现自己在不稳定地指挥着这艘船（由于船长几个小时前死于消化不良）；大火如何没法控制，乘客如何登上救生艇——或者索性跳入浩瀚的大西洋；滚烫的船的残骸后来如何被拖上岸，停放在阿斯伯里公园会议厅的右侧，在那里搞过一段短时间的残忍展览，生意很是红火。

“莫罗城堡”号起火

在参观阿斯伯里公园的游客们依然目瞪口呆地紧盯着“莫罗城堡”号的同时，这10年当中最扣人心弦的刑侦故事已经展开，此时，布鲁诺·理查德·豪普特曼已经在布朗克斯区被抓获，并因为绑架林德伯格的儿子而受审讯。这场被大肆宣传的审讯在弗莱明顿进行，它再一次让每个人把康顿博士、惠特利夫妇和贝蒂·高这样一些名字成天挂在嘴边，并让一些新名字短暂地吸引了公众的关注，比如新泽西州首席检察官威伦茨、法官特伦查德、辩护律师赖利，以及豪普特曼难以置信的证词中提到的神秘的德国人伊西多·菲什。

正是在次年（1935年）夏天，公众的注意力从关于“控股公司法案”及其他新政措施的争论上被转移开了，眼下，吸引他们关注的事件有：吉姆·布拉多克从马克斯·贝尔手里夺得了最重量级拳击赛冠军，威尔·罗杰斯和威利·波斯特死于阿拉斯加的飞机失事，战争的阴云在不幸的埃塞俄比亚上空逐渐积累。此外，整个1934和1935年，大平原地区发生了一桩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的事件——“尘土盆地”的农场被大风给刮跑了，关于此事，我们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里看到更多。

然而，在所有这些事情发生的同时，围绕新政金融改革所打响的战斗，其轰隆隆的炮声也决非完全听不见。来自华尔街的大声抗议——在保守派的媒体上得到了普遍的回应——听上去十分吓人。《证券交易法》如果通过的话，将会终结投资市场的流动性，并把整个经济带向崩溃！罗斯福正在走向通往共产主义的大路！印地安纳州加里市的威廉·A.沃特不是说过么，在“智囊团”的一次晚餐会上，那些政府雇员都把罗斯福称作一场新的美国革命的克伦斯基。助理农业部长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看上去不就是一个实际上的共产主义者么——尤其是在那些害怕他的关于管制食品和药品广告的议案会削减其广告收入的报纸经营者看来，则更是如此。政府企图让所有投资公用事业项目的人都血本无归：它扩大了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与南方私营公用事业公司之间竞争的领域，它资助了那些渴望拥有本市的电力和照明系统并从TVA获得电力的市政当局，它在西部的大库利和博纳维尔修建了新的水坝，这些水坝扩大了公共电力的覆盖范围，如今，它还建议——通过《控股公司法》——申请对很多毫无希望的公用事业公司执行“死刑”。问题很清楚，保守派大呼小叫：这是经济专制对抗民主政治。

新政的主事者们给出了答复：华尔街的管理不善已经被参议院委员会记录在案。“美国人民不想恢复旧秩序。”新政决意要保护普通人免遭“华尔街自私的利益集团”的损害。

就这样，战斗传出了雷鸣般的轰隆声，而与此同时，罗斯福——依然压倒性地控制着国会——径直把他的改革措施推向了正式的立法。

3

新政不仅试图通过NRA、AAA、货币改革及其他措施来恢复繁荣，并想通过它的改革措施来防止经济灾难的再次出现；它还试图保护个体公民免遭经济灾难所带来的艰难困苦，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它设立了如此多的机构以贷款给组织和个人，以至于仅仅列出它们的名单都会让人不胜其烦。通过1935年一项至关重要的立法——《社会保障法》，新政设立了庞大的针对全国绝大部分就业人口的失业保险体系和老年救助体系——按照薪水册征税，以设立一项庞大的基金，在遥远的将来可以从中拿出钱来支付老年人的退休金。年复一年，新政还努力解决失业救济问题。

着手攻克这个令人绝望的问题，充分显露了新政本质上的力量，本质上的虚弱，以及作为整体的国民经济的困境。

当联邦政府在1933年担负起了照看美国的男女老少不要陷入吃不饱肚子和无处容身的困境这一责任的时候，它从公共工程基金中拿出了5亿美元，用于帮助各州肩负起失业救济的重担。罗斯福总统任命的联邦紧急救济署署长，是一个体格单薄、脸庞瘦削、样子警觉的爱和华州年轻人，名叫哈里·霍普金斯。他是一个满腔热情的、理想主义的社会工作者，在罗斯福担任纽约州州长期间，霍普金斯曾担任该州救济部门的主管。这笔基金的分配，似乎仅仅是个临时性的权宜之计，因为在那些满怀希望的日子里，复兴看起来似乎正在路上跑步前进。接下来，出现了1933年秋天的经济衰退，又一个可怕的冬天近在眼前。全国大多数市和州都处在破产的边缘，完全没有能力独立担负起救济的重担——几乎可以肯定，1933～1934年间的冬天的失业，差不多就像1932～1933年间的冬天一样严重。需要另一项“临时”计划，而且，规模一定不能小里小气。

罗斯福与霍普金斯

于是，民用工程署（CWA）得以设立，哈里·霍普金斯发现自己掌控着一个庞大而仓促的慈善组织；而罗斯福，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请求国会拨出数十亿美元，以满足这一新的需要。毫无疑问，事情会在下一年好转。1934年春天，民用工程署——事实证明，它的开支高得可怕——被撤销了，救济组织再一次改变。但事实证明，接下来的一年里，情况并没有多少好转。于是，总统再一次请求国会拨款数十亿美元，救济组织再一次松开了缰绳：1935年初，公共事业振兴署（WPA）诞生。

尽管WPA注定要在这10年剩下的时间里自始至终地存在下去，但它也注定要经历持续不断的改组和修订。本质上，新政这头几年的历史被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年复一年，行政部门总是发现，失业人员的数量大得出乎预料，总是发现，经费很快就用完了，不得不请求国会再拨出几十个亿，以应对新的危机，并手忙脚乱地准备新的计划。主流模式是行政上将就凑合的模式。

联邦救济赖以运转的原则是崇高的。联邦政府事实上在说：“不能把这数以百万失去工作的人当作叫花子。我们要尽可能避免让他们受到任何羞辱。他们应该被看作是公民和朋友，是不幸的经济形势的临时牺牲品，而作为整体的国家，对这一经济形势负有责任。如今，不仅遵循胡佛总统的原则（接受联邦政府的救济会损害人的自尊）为时已晚，而且，仅仅满足于分发施舍物也为时已晚。这些人想要为他们得到的钱付出劳动。很好，我们应该让他们去工作——尽可能多地让他们去工作。我们应该让他们去从事那些不会跟私营企业竞争的有益工作。他们应该成为政府的雇员，能够重新昂起头、挺起胸。如果说，让他们工作所付出的代价比现金施舍更大，那么，在恢复士气上所获得的收益将会超过支出。”

但是，就政府不得不施行的规模来说，这些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不妨暂停片刻，感受一下下面这些数字的冲击：CWA在其高峰时期雇用了400多万工人——足以给大约20个通用汽车公司配备人员。WPA开始运转的时候，它的目标是雇佣350万人。（依靠联邦、州或地方救济的人——包括他们的家人——在不同的时期人们得出的估计各不相同，从2，000万到2，500万不等。）如何让这样庞大的人群去工作呢？

首先，寻找有价值的项目并不容易，这些项目既不能跟私营企业竞争，又要适合数百万个体各种各样的能力和经验。政府决定，接受救济者不能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工作，不能从事制造业或设立竞争的商品体系。起初，大多数钱被投入了下面这些工作：诸如维护和修筑公路（尤其是“从农场到市场”的公路）、维修公共建筑和学校、建造公园和运动场之类的工程项目；政府和大学的研究项目（为了安排专业人士、办公室文员、白领阶层）；鼓励那些有专门技能或知识的接受救济者把他们的技能或知识教给其他人。其中有些工作没什么价值，或者分配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太多，或者这些人明显是生手；因此，你经常能听到人们对“耙树叶”和“在工作中游手好闲”的批评。

在市议会对纽约市1935年初的救济工作进行调查期间——调查显示，很多钱花在教人跳踢踏舞和操作牵线木偶上，花在了一些琐碎无聊的学术研究上——一个名叫罗伯特·马歇尔的人作证说，他是一个“培训专家”，教那些接受救济的人学boon doggies，并解释道，这是一个古老的拓荒者术语，指的是那些有益的日常手工窍门，诸如编绳织带之类。这个古怪的术语进入了报纸读者的视野，很快，各地的保守派媒体都把那些价值可疑的救济项目称作boondoggling（做琐碎而无价值的事情）。

另一个大困难，是招收、审查和分派工人的困难。一项工作交到谁手里能做得最好，或者谁最急需这份工作？如果以需要为标准，那么工作标准又如何能维持呢？决定工资等级又是一大堆令人头痛的事。按说，工资应该低于私营企业——但是，倘若本地工资原本就不够温饱水平又该如何呢？那些看上去似乎没有办法解决的实际问题，其中绝大多数问题要么会带来不公正，要么会导致无效率。

WPA公用工程项目施工现场

还有个困难就是成立一个合适的机构，守好救济款不让腐败分子染指，解决联邦机构和地方机构之间没完没了的冲突。尽管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分割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期千变万化，令人眼花缭乱，但支配权大抵是由华盛顿霍普金斯的机构所掌握，该机构对贪污腐败高度警觉，并且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政治——至少在最初几年是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腐败变得有些更显而易见了：对共和党来说，救济体系实在是太有价值了，随着选举日的临近，救济的开支一路增长到了最高点，到处都有令人难堪的证据，表明存在经费的严重滥用，比如在宾夕法尼亚州。但总的看来，记录干净得令人吃惊，尤其是考虑到支出的庞大，以及美国地方政府的政治道德水平普遍很低。

超出所有这些困难之上的是一个致命的、不可避免的困难。尽管霍普金斯和他的助手们一直努力让工作显得至关重要而且值得骄傲，但事实上，他们的努力也使得工作（报酬低，不稳定）不需要真正高品质的技艺；而且，接受救济者不可避免地逐渐成了某种程度的贱民阶层，不受私营企业的欢迎，在经济上始终处于贫困状态。

这是一般情况。在它的对面，应该摆上一些大获成功的项目，包括联邦戏剧计划、音乐计划和艺术计划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在胡佛时期，有谁会相信，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在WPA的主持下，交响乐团会因为向热情的听众演奏古典名曲而获得救济，政府资助的戏剧团体会以精彩的演出让剧院里挤满了观众，几个月，甚至几年卖不掉一幅画的天才画家会得到政府的委托、给邮局绘制壁画？

联邦救济所采取的所有形式，在这里大可不必逐一细说。然而，至少应该说一说“临时营地”，它们为数以十万计为找工作而浪迹八方，同时在背井离乡之后又没有资格得到正规救济（谁愿意养活非常住居民呢？）的美国人提供了庇护之所；应该说一说“全国青年事务局”，它帮助那些别无其他地方可去的年轻人支付了继续接受教育和培训的费用；应该说一说WPA购买剩余商品——尤其是农产品——并把它们分配给贫困人口。（也不应该忘了公共工程署修建的大型项目——桥梁、水坝、公共建筑等等，以及民间资源保护队所从事的森林保护工作，尽管从行政上讲，它不是联邦救济的组成部分，但却补充了联邦政府的救济体系。）

在我们离开这个贫困地带之前，还必须做出两个一般性的概括。首先是：尽管这一救济体系存在种种低效无能，其组织机构经常变动，存在混乱，以及偶尔王遭遇政治颠覆，但它却受到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欢迎，因为它本质上是友善的，因为它对那些被大萧条推入贫困的人的主流姿态是体面庄重的。有些特权人士抨击这一救济体系纵容和溺爱无能者，殊不知，他们在30年代之所以有幸避免了一场国民革命，很可能要归因于下面这个事实：本届政府一直把那些领取救济的人当作值得尊敬的公民来对待。

第二个概括是，这样一套救济体系，其令人恐怖的成本都落到了那些有工作、有收入的人的头上，即便这些支出有助于保持经济继续运转；而且，部分不用当前税收来支出的成本（以联邦债务的形式），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依然要落在那些有工作、有收入的美国人的头上。体面诚可贵，价格却不菲。

新政的根本困境就在于此。它很想——这合情合理——汲取1929～1933年崩溃的教训、改革金融体制，但很明显，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设立一个联邦监管机构，必须用没完没了的规章制度、没完没了的回答问卷、撰写报告、编制计划书的任务折磨银行界，必须让华尔街充满令人胆寒的恐惧（合理的和不合理的），而这样一来就会延缓复兴；同样很明显，要想人性化地对待全国失业的男男女女，就必然要征收沉重的税赋，必然会导致巨额的赤字，必定让人们产生这样一个自然而然的疑虑：新政是否有能力无限期地在不断高涨的债务重负下运行，并因此再一次延缓复兴。新政不得不背负着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的包袱向着它的目标行进——这是一个它力所不及、正在想方设法要放下的负担。

4

1934年7月22日一大早，司法部的一群密探，口袋里揣着手枪，不露声色地聚集在芝加哥林肯大道一家电影院的周围。这群人的领头人是梅尔文·H.珀维斯，他把车停在了电影院的大门边，仔细地扫视着进入电影院的男男女女的面孔。终于，珀维斯认出了他要找的那个人——虽说他染了头发，做了面部整容，蓄起了胡须，戴上了一副金边眼镜。

珀维斯在他的车里等了两个小时，直到此人走出电影院。珀维斯向他的助手们发出了信号：猛地从车里伸出一条手臂，垂下手，关上车门。助手们朝这个看电影的人围了上去，当对方动手拔出一支半自动手枪的时候，他们开枪了，此人应声倒地。第二天早晨，报纸的头条标题大声嚷嚷：头号公敌约翰·狄林杰被消灭了。另一场改革精神对抱残守缺的进攻已经开始。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20世纪30年代初，人们对美国犯罪的盛行以及警察对付犯罪的无能一直感到义愤填膺。1932年初林德伯格绑架案使这种愤怒变本加厉。从那个时候起，每一桩绑架案都会在报纸特稿中占据一个突出的位置，以至于大多数美国人都想当然地认为，一波绑架的浪潮正席卷全国。1933年底，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公众的愤怒表现出了一种十分丑陋的形式，当时，两个人绑架了年轻的布鲁克·哈特，开枪打死了他，并把他年幼的孩子绑上了重物，扔进了旧金山湾，一伙愤怒的暴民把这两个人从圣何塞的监狱里给弄了出来，把他们吊死在附近的树上。对此，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关于法律和秩序，他有一种古怪的观念——评论道：那些执行私刑的人办了“一件好事”。

基于这样的理论：如果没有联邦的帮助，各州将无法确保抓住罪犯（这比无法确保制止不受欢迎的商业行为更糟糕），国会于是通过法律，授予联邦当局对迄今为止一直由各州管辖的犯罪有限的管辖权。司法部调查局那位足智多谋白的局长J.埃德加·胡佛从中看到了他的机会。当约翰·狄林杰（中西部的一位劫匪和拦路打劫的强盗）证明了他有非凡的本领，可以用武力杀开血路、摆脱困境的时候，胡佛便派出了他手下的联邦特工去跟踪他——尽管直到那时为止狄林杰唯一触犯联邦法律的罪行是：据说他开着一辆偷来的车在州际之间穿梭。狄林杰被贴上了“头号公敌”的标签（眼下艾尔·卡彭已经锒铛入狱），于是公众便开始关注他。

大盗狄林杰

联邦密探曾在圣保罗逮住了狄林杰，但他逃掉了，受了伤。几天后，他出现在一位外科医生的诊所里，用枪逼着医生给自己治伤，然后太平无事地逃之乎也。再一次发现他是在威斯康辛州北部的一个避暑胜地；尽管密探们包围了他藏身的那幢建筑，但在一场激战之后他又逃掉了，在这场战斗中，两人被杀，两人受伤。最后，珀维斯在芝加哥逮住了他，正如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约翰·狄林杰的故事就这样收场了。

可是，J.埃德加·胡佛和联邦密探的故事却没有收场。因为这些联邦密探接下来还要去抓捕（死活皆可）“漂亮男孩”弗洛伊德、“娃娃脸”尼尔森以及多不胜数的其他公敌，罪犯一个接一个落网，以至于当阿尔文·卡皮斯在1936年被活捉之后，公众完全失去了“公敌”阶层发展壮大的线索。

胡佛和他手下的人成了当时的英雄。电影开始让他们走上银幕，教会人们把他们称作“G人”，詹姆斯·卡格尼扮演了一个年轻G人的角色，在法律、科学侦查、射击练习、摔跤等方面接受过专门训练。不久之后，那些总是胆战心惊地看着她们的儿子在街角上扮演土匪歹徒的妈妈们总算松了一口气，她们注意到，如今，这些少年戏剧中最受青睐的角色是英勇无畏的G人，他们端着机枪，大片大片地消灭绑匪和银行劫匪。现实中的G人——有那些并未得到大肆宣传的州警察和地方警察提供帮助——继续从胜利走向胜利，直到1936年底，他们声称，美国各地自1932年的《林德伯格法》通过之后的所有绑架案都结案了。

G人的首脑埃德加·胡佛

可是，绑架和抢银行尽管耸人听闻，但很难说是最危险的犯罪。职业犯罪团伙的破坏，其影响更加深远，也更难对付。在20世纪20年代，五花八门的匪帮团伙——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芝加哥的艾尔·卡彭——发展成了强买强卖的生意体系，规模比从前更大，组织化程度更高，利润更为可观。这些生意的基础通常是经营啤酒，但一个成功的啤酒经营者总是很容易把走私威士忌和杜松子酒的生意当作一项副业来运作，进而扩大经营范围，接管了赌博和卖淫的生意，还在其他合法的商业领域发展出了使用恐怖手段的生意体系，利用某个所谓的雇主协会或工会，但实际上却是一个进行敲诈勒索的组织，其手段就是威胁该组织的成员：如果他们不交钱的话，就毁掉他们的生意——或杀死他们。模式在每一个城市都有所不同，通常有很多竞争的团伙，时不时地在激烈枪战的伴奏下，互相抢夺对方的地盘。

在20年代初期，这些敲诈勒索者——像合法的商人一样——发现生意很不好做。禁酒令的废除，摧毁了非法酒类生意的靠山，使这帮贵族们失去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收入来源。但在政治上保护敲诈勒索的技艺被人们学得很透，以至于在很多大城市里敲诈勒索继续大行其事。纽约从未像芝加哥那样匪帮横行过，并在1933年选出了一位诚实而高效的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但即便是在纽约，很多行业也被敲诈勒索者所控制，他们的受害人吓得不敢出庭作证。

不过，纽约将提供一个经典的示范，证明新的改革精神能够做什么（在恰当监管之下）。

这个故事真正开始于1933年11月21日——当时，罗斯福正忙于他的床头早餐黄金购买计划，约翰逊将军正忙着批准NRA法规，梅·韦斯特正在银幕上出演《我不是天使》（I'm No Angel），凯瑟琳·赫本正出现在《小妇人》（Little Women）的银幕上，《安东尼·亚德维斯》无处不在，第一场猛烈的沙尘暴刚刚扫荡“尘土盆地”，芝加哥“进步的世纪”博览会刚刚结束它的第一个展出年，CWA刚刚组织起来，美国刚刚承认苏联。就在这一天，纽约的报纸在内页刊登了一条本地消息：一个名叫托马斯·E.杜威的人被任命为本地的联邦检察官，他当时只有31岁。在接下来一年半的时间里，年轻的杜威在这个职位上干得非常棒。1935年春天，纽约的一个大陪审团（负责调查敲诈勒索）对坦慕尼区检察官向自己提交证据的方式十分不满，以至于他们愤怒地拍案而起，要求雷曼州长任命一位特别检察官。于是，1935年7月29日，雷曼州长任命了勇敢的杜威，他着手干了起来。

紧接着是犯罪侦查与起诉的历史上最非凡的壮举之一。杜威调来了一个能干的工作团队，由年轻的律师和会计师组成，在伍尔沃思大厦一间受到严密保护的办公室里工作，把他们派出去搜集敲诈勒索的证据，他们搜集到的证据让每个人都大吃一惊，尽管他想方设法要保护的那些受害者都胆颤心惊地声称：他们一无所知。杜威十分精明地整理运用了这些证据，以至于没过多久，他就开始提起一连串的诉讼，无一例外都大获成功。他把餐馆的敲诈勒索者从这个行业清理了出去，之前至少有240家餐馆向他们进贡。他把“宝贝儿”赫伯特投进了大牢，此人打着劳工领袖的幌子，从家禽行业搜刮了大笔的钱财。他使“幸运儿”卢奇亚诺被判定有罪，此人向纽约的妓女和鸨母征收保护费（他的政治保护运转得如此平稳，以至于在整个1935年，为这个联合体工作的姑娘们当中，尽管有174人遭到逮捕，但其中没有一个人被判入狱。）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杜威起诉了73个敲诈勒索者，其中71个人被定罪，而且，尽管在所有这些案子的审理过程中，证人都不愿意讲话，不断需要保护那些同意讲话的证人免遭暴力报复，而且不断有人试图行贿和威胁。1937年，杜威当选为地方检察官，他继续发动他的强大攻势，在1939年，他确保了坦慕尼派一位重要首领詹姆斯·J.海因斯被定罪。（海因斯上诉了，在这10年结束的时候，他的案子依然悬而未决。）

当然，敲诈勒索这一行业并没有被彻底消灭，不像绑架和抢银行被终止了。但是杜威，像G人一样，也让人们看到：犯罪是能够被打败的，这一经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1930和1931年，全国经济联盟那帮有钱的会员们曾投票把“司法管理”“犯罪”“违法”（连同禁酒令）选为美国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1937年，他们再次投票，这一回他们认为：“劳工”“政府的效率和节约”“税收”和“联邦宪法”比“犯罪”的问题更重要。

打击犯罪的战斗至少是暂时赢得了一场胜利。

5

整个1934年和1935年，罗斯福总统一直被痛苦所困扰。

经济复兴非常缓慢。为了衡量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不妨再次回到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工业生产调整指数，它多半给出了最准确的关于经济健康状况的一般指标。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指数从它在1929年繁荣高峰时的125一路下降到了1932年夏天的58，并在1933年3月的银行恐慌中再一次下降到了59；在“新政蜜月”期间，它跃升到了100，并在1933年11月，随着“蜜月”的结束，再一次下降到了72。随后，它再一次缓慢攀升，但也只是在1934年春天增长到了86。然后在1934年秋天回落到令人沮丧的72。然后它再一次艰难攀升，直到1935年初达到了90。接下来，在1935年春，它又下降到了85。直到1935年的最后一个月，它一路冲向它在新政最初疯狂的几个月里曾达到过的百点大关——这一次虽说有数十亿美元的救济款注入了经济的血管中。

总统那些充满自信的新的立法建议，完全不能把公众的注意力从政府的困难上转移开来，而正是这些困难，使他已经设立的那些机构陷入混乱。NRA似乎刺激了分歧，而不是刺激了生产。一方面，它实际上鼓励劳工组织起来；另一方面，它又把数以百计的行业法规的拟订和施行的工作主要交给了雇主，没有能力要求这些雇主承认迅速发展的工会，使之在很多情况下被那些毫无经验而又过分好斗的工会领袖所控制；因此，它不可能兑现自己的承诺。那些幻想破灭的汽车工人都说，NRA的意思就是“全国上下瞎忙活”（National Run Around）。太平洋海岸一场激烈的码头工人罢工逐渐演变成了一次这样的努力：要通过1934年7月的一场总罢工把整个旧金山市捆绑起来。同年夏天，当纺织行业法规要求减产的时候——削减产量意味着那些辛苦干活的纺织工人工资锐减——又一场大罢工开始了，罢工者的机动分队驱车在南方各工业城镇之间穿梭，7个州出动了国民警卫队，日复一日，死伤者的名单不祥地增长着。那年秋天，约翰逊将军在狂风暴雨般的批评声中——或者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在“像冰雹一样砸向他的臭鸡蛋”中——黯然离开了NRA。

AAA也是风暴的中心，它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是一件争论不休的事，因为，农产品价格在1934年的提高，可能部分要归功于那场摧毁大草原和大平原地区的致命干旱。失业和由此导致的对国家预算的消耗还在继续，几乎没有丝毫的缓和。

政治上，总统出色地经受了1934年国会选举的考验；民主党人在参议院增加了9个席位，在众议院甚至稍稍扩大了他们的绝对多数。但这一优势能维持多长时间呢？大炮不仅对准了罗斯福的右边，而且也对准了他的左边。资本和管理阶层的力量——银行家、投资人、大商人以及他们的同情者——将团结起来反对他，这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由于他的改革立法，他在货币政策上的异端，他庞大的救济开支，他时不时地表现出来的对大企业的敌意，以及他对政府权力范围的扩张。但是，如果他不能继续获得穷人的支持，并发现自己成了一个中间少数派的领袖，遭到来自双方的交叉火力的攻击，那么，事情又会如何呢？

休伊·朗

在左边，罗斯福必须对付路易斯安那的“王鱼”休伊·朗，此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一直是个特立独行的家伙，自1933年6月起，便明确地跟新政分道扬镳了。当时，他造访了白宫，在跟总统会见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始终都戴着他那顶时髦的草帽，总统告诉他，本届政府不能任命他提名的某个人担任公职，在他离开之后，总统对吉姆·法利评论道：“见这家伙有个鬼用。我的任何决定都休想赢得他的支持。”休伊·朗是整个美国政治史上最非凡的人物。他属于那种打造独裁者的材料，他以铁腕统治路易斯安那州，像个狡诈勒索者一样冷酷无情地把反对派砸得粉碎。他吵闹喧嚣，亵渎神灵，诙谐机智，肆无忌惮，凶狠狂暴；有着政治煽动家的习惯：总是许诺不可能之事，加上政治家的才能：提供优质公路、更好的学校、免费的教科书，以及普遍提高穷人（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还要维持州政府的偿付能力——休伊·朗一路怒吼咆哮、挥舞着大棒，冲上了一个处于风暴中心的、万众瞩目的突出位置。

在华盛顿，每当他在参议院开始发言的时候，参议员们便纷纷离席而去，试图以这种办法让他闭嘴，但无济于事；他的辱骂，正是聚集在走廊里的人群最想听到的东西。

1935年春天，当休伊·朗在南方旅行的时候，10，000人聚集在亚特兰大，听他大声抨击本届政府。“用唾沫淹死他们，王鱼！”人们兴高采烈地喊道。那年春天，他因为要求调查邮政局长詹姆斯·法利，从而登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他后来解释道：“吉姆是院子里最大的一只公鸡，我想，我要是能打断他的腿，其余的就好办了。”收音机听众被他那农家小院式的机智幽默给逗得乐不可支。谈到赫伯特·胡佛曾呼吁一种好战的共和主义，他说：“胡佛是一只唬唬乱叫的猫头鹰，罗斯福是一只缩头缩脑的猫头鹰。一只唬唬乱叫的猫头鹰闯进鸡窝里把母鸡一顿猛揍，把她赶出鸡窝，并在她掉下来的时候把她逮住。可是，一只缩头缩脑的猫头鹰只会悄悄地溜进鸡窝，蹑手蹑脚地走到母鸡面前，轻声细语地对她说话。母鸡恰恰爱上了他，接下来的事情你们都知道，母鸡不见了。”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此前是否有过这样一个人，他能够用机关枪统治一个州，迫使立法机关听命于自己的意志，可是却产生了一种欢闹的气氛，这种气氛表现在他评论狂欢节时所说的一句话中：“有一次，我受到邀请去参加他们的一场舞会。我走进一家当铺，花6美元买了一件丝绸衬衫，它的领子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我不得不爬到一个树桩上去吐痰。”

休伊·朗有一个稀奇古怪的、乌托邦式的全国“分享财富”计划，目标很清楚，但方法很模糊。计划的开头是“每个家庭由政府提供一笔安居津贴（不是债务），数额不低于全国家庭平均财富的三分之一，这意味着，每个家庭都能靠着5，000～6，000美元，过上比较舒适的生活”。结尾是一句声明：“募集用来支持这一计划的收入，将源自于从顶端减少已经膨胀的财富。”一点也不奇怪，新政——“被遗忘的人”的捍卫者——害怕休伊·朗日益增长的力量。1935年，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搞了一次全国范围的秘密民调，结果发现，作为第三党总统候选人的休伊·朗应该能获得300～400万张选票。没人知道他还能走多远。

库格林神父

罗斯福还必须对付另一个从前的盟友，此人像休伊·朗一样，也离开了新政阵营，他就是“小花圣殿”的库格林神父，他雄辩的口才，通过收音机为他的“全国社会正义联盟”招募了数目庞大的追随者，这有点像休伊·朗。库格林神父不仅呼吁“最低生活工资”，而且还呼吁“银行、货币和国家资源的国有化”。到1936年，倘若复兴依然迟缓的话，这位无线电波里的先知还会有多大的力量呢？他又会如何使用这一力量呢？

一度，更加不祥的似乎是加利福尼亚州长滩市的弗兰西斯·E.汤森医生领头的那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组织。直到1934年1月1日，这位上了年纪的医生才公布他的计划：政府每个月发给60岁以上的公民200美元的津贴，这笔养老金将通过销售税来筹集——每个接受津贴的人都必须在30天之内把这笔钱花掉，你或许会笑这些身陷困境的老人过于天真，在他们的年度大会上，当他们听到汤森和克莱门茨的声音的时候，就像是听到乔治·华盛顿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声音一样，他们站起身，高声唱道：

向前，汤森的士兵们

向着战争行进，

汤森的旗帜

飘扬在队伍的前头。

我们虔诚的士兵

喝令萧条走开；

跟他们一起战斗吧，

帮他们把敌人打败。

对民主党总参谋部来说，一点也不好笑的事情是：据保守估计，汤森俱乐部的会员多达300万；到1935年，这场运动至少获得了1，000万支持者。看来，老人必须得到关注。

汤森医生

共产主义者表现如何呢？跟上述这些团体比起来，他们在数量上少得可怜，但是，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代理人，在挑起劳资纠纷、提供好斗的劳工领袖上，其影响力却大得不成比例，他们的新闻记者和作家所发动的智力攻势是强有力的，他们组成了先头部队，从左翼对新政发动了一场范围广泛的进攻——这场进攻集中体现在像本杰明·斯托伯格和沃伦·杰伊·文顿撰写的《新政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New Deal）这样一些书中，此书抨击罗斯福试图“组织匮乏”而不是“组织繁荣”，指责他只不过是在试图支撑邪恶堕落的、在劫难逃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在即将到来的“不可避免的劳资冲突”中全心全意地站在工人阶级一边。在1934年和1935年初，对共产主义者和他们的盟友来说，一个在这场冲突中不支持无情战争的自由主义者，就是一个披着羊皮的法西斯主义者。跟美国人的脾气和美国人的思维习惯背道而驰的是，共产主义者的信条（它有一种大胆，一种最终诉诸暴力的倾向）可能会赢得数百万绝望者的青睐。

厄普顿·辛克莱

未来爆发一场像厄普顿·辛克莱的EPIC（End Poverty in California——终结加利福尼亚的贫困——的缩写）那样的运动的可能性有多大呢？辛克莱曾建议，应该让失业者去工作，互相为他人生产产品，通过扩大曾在大萧条最低潮时期如此充满希望地尝试过的实物交换计划，从而建立起一种“现有经济体系之内的经济体系”。在1934年的选举中，加利福尼亚州的有钱人被辛克莱的计划给吓个半死，最后在好莱坞摄影棚所编造的那些电影的帮助下，才好不容易把他打败了，这些电影表现了那些样子可怕的流浪者，整车整车地从四面八方来到加利福尼亚，想享受辛克莱所允诺的新伊甸园。

西北地区的农业劳工运动以及作为一位潜在领袖的明尼苏达州那位好斗的州长弗洛伊德·奥尔森又如何呢？

在对付这些来自左翼的五花八门的政治威胁的过程中，罗斯福这个后卫显示出了自己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中场带球者。罗斯福朝辛克莱颔首微笑——没有拥抱他。他抓紧推进《社会保障法》，他向汤森分子们做出了含蓄的担保：打算至少要为他们获得半块面包——对遗产和巨额收入征收重税，对企业收入征收累进所得税。这些税所产生的收入并不算多，它们对富人的影响却像中风一样；但休伊·朗却兴高采烈，以至于他立马回到了新政的阵营——至于能呆多长时间，谁也说不准。然而，世界上所有的中场闪躲技术都很难让罗斯福把所有这些异议领袖全都给过了，他没有那样的幸运让这些人也加入到他这一边来。幸运之神采取了古怪的姿态。谁会想到，斯大林（他一直担心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力量的崛起）会号召各地优秀的共产主义者在“人民阵线”的旗号下与自由民主分子的力量联合起来（正如他在1935年夏天所做的那样），并且，来自莫斯科的建议很快就塞住了共产主义者对准罗斯福的枪口；谁会想到，明尼苏达州那位强有力的奥尔森会一病不起，没法充当第三党的首脑；谁会想到，1935年9月8日，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鲁日市，休伊·朗正迈步走下本州议会大厦的走廊，一个年轻的医生小卡尔·奥斯丁·韦斯朝他开了致命的一枪——说时迟那时快，休伊·朗的保镖们抢步上前，用61发子弹把刺客打成了筛子，但对于保护休伊·朗的性命来说却为时已晚。

6

在这些杂七杂八的威胁从左翼对新政虎视眈眈的同时，它从右翼遭受的击打是如此沉重，以至于它的整个计划眼看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在1935年5月27日一致通过的一项裁决当中，联邦最高法院撤销了NRA。

此外，最高法院还含蓄地做了更多的事。倘若它仅仅是把NRA给打趴下了的话，那这一击也就不会让新政摇摇晃晃了；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NRA很早就被认为是新政的一个不肖之子。要是最高法院所反对的仅仅是法规的起草，那么这一击也不会让新政摇摇晃晃；因为国会和政府都已经习惯于这样的提醒：仓促地制定法律的人应该会预料到它会被从容地废止。倘若最高法院仅仅是反对《国家工业复兴法》把立法权委托给同业公会这种方式的话，那么这一击也不会让新政摇摇晃晃。关于这一裁决，最要命的是——正如查尔斯·比尔德和玛丽·比尔德所写的那样——“就他支持这一裁决的观点来看，首席大法官似乎是要用联邦的法律，把管制各行各业的工序、工时和工资的每一个枪眼都给堵上。”

这一裁决暗示：联邦政府通过命令工厂、商店或农场该干什么的方式来处理任何一个全国性的工业、社会或农业问题，都是违宪的。因为，根据最高法院的论证，一家工厂的运作，是州内的运作——即使它用来生产的原材料来自其他州，即使这家工厂与其他州的工厂存在竞争。一家商店的运作也是州内的，即使这家商店是由其他州所组建的一家全国连锁企业，经营，销售的商品在其他州生产，在很多方面受到其他州经济环境的影响。农作物种植是一个州内过程，即使作物成熟之后会进入州际贸易，即使农民所得到的价格取决于全国性的市场。不，最高法院说：根据宪法，联邦政府职能管制州际贸易，而正像我们所解释的那样，这些事情都不属于州际贸易。即便是在国家紧急时期，联邦政府也不能处理它们。“非常情形并不创设或扩大宪法权力。”

如果说1935年5月27日的裁决是不同寻常的，那么，总统答复这一裁决的方式也是如此。4天之后，200多位新闻记者聚集在白宫的总统办公室，听听他要说什么。记者们摩肩接踵地拥挤在一间闷热的房间里——因为那天室外很热——缩手缩脚地准备记笔记，他们倾听了对这一裁决的阐述，时间持续了1小时25分钟。与此同时，罗斯福夫人坐在总统的旁边，不紧不慢地编织着一只黑色短袜。罗斯福首先宣读了他自裁决通过以来收到的几封电报——电报询问，他能否做点什么来“拯救人民”——接下来，罗斯福把一支香烟放进了他的烟斗里，开始从容不迫地、深思熟虑地（即使有点不正式）分析这一裁决的意义，他说，这份裁决大概“比德雷德·斯科特案之后的任何一份裁决都更加重要”。只有两三次，他愤怒地抬高了声音，但自始至终声音都在强烈地发抖，记者们毫不怀疑：他被深深地触动了。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总统说，“这份裁决是不是意味着，联邦政府无权控制任何经济问题？”接下来，他用了很长的时间，分析国民经济的特性自《州际贸易条款》成文以来所发生的变化，以及自早期的最高法院严格解释该条款的那些日子以来，经济的互相依存度越来越高，之后，他再一次说：“交给我们的是马车时代对州际贸易的定义。”一个大问题被提了出来，让全国人民做决定——“它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在和平时期所提出的最大的问题，必须对它作出决定。而且，照我说，这要花5到10年的时间。”

在记者们鱼贯而出之前，其中一个记者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人民在接下来5到10年的时间里作出决定的必要性。是否有什么办法可以决定这个问题，而又无需搞一次宪法修正案的投票或通过这样一个修正案？”

“噢，是的，我想是这样。”总统说，“但归根到底，那是未来要做的事情。”

“关于如何做到，您是否有什么建议，除了通过修改宪法之外？”

“没有，我至今尚未得到任何建议。”

他要花将近两年的时间才能得到这样的建议。

第8章 当农场被吹走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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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1933年的休战纪念日，第一场大尘暴横扫了南达科他州。

临近晌午的时候，一阵大风刮过，昏天黑地，寒气逼人。到正午的时候，周围比夜晚还要黑，因为你能看穿黑夜，而这却是一种不透明的黑。它是一道土墙，眼睛无法穿透它，但它却能钻进眼睛、耳朵和鼻子。它能钻进肺里，直到你咳出一团黑乎乎的东西。一个人即使是在室外，并用手帕蒙住自己的脸，但他还是能咳出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在室内，卡恩斯特拉姆一家浸湿了床单和毛巾，塞住门窗的缝隙，但这些帮不了什么大忙。

他们很害怕，因为他们此前从未见过任何这样的事物……

当大风停息、云开日出的时候，展现在面前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田野不见了，只有流沙堆起的土堆，以及在秋日微风中旋动的涡流。门前再也没有一条50英尺宽的公路。它被湮没了。院子里，栅栏、机械和树木都消失了，被掩埋了。棚屋的屋顶从深可没顶的沙堆中伸出。

我这里引用的是R.D.拉斯克发表在《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上的一篇报道，讲的是第一场大沙尘暴如何袭击了南达科他州彼德尔县的470英亩的卡恩斯特拉姆农场。但上面的描写，或许同样适用于大平原地区从德克萨斯州的潘汉德尔一直到加拿大边境的数千家农场，适用于在接下来两年的时间里扫荡大平原地区的数不清的沙尘暴当中的任何一次。因为，1933年11月11日的这场“黑色暴风雪”只不过是灾难的前奏——它在第二天让芝加哥的天空漆黑一团，并一直向东，在第三天遮蔽了纽约州的奥尔巴尼。在1934年和1935年，数千平方英里的土地沦为废墟，受灾地区的居民被迫背井离乡，漂泊四方。

遮天蔽日的沙尘暴

许多年之后，来自尘土盆地的一位上了年纪的农场妇女——掉队的难民大军中的一员，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把他们的困境生动再现在数十万读者的面前——在加利福尼亚对保罗·泰勒和多萝西娅·兰格讲述了她的故事。据她描述，她的家庭一直相当不错地生活在阿肯色州他们的农场里，直到大萧条出现，当农产品价格下跌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处在相当艰难的困境中。“接下来，”她说，“上帝出手了。”

对很多其他人来说，看上去想必就好像是上帝出手带来了沙尘暴：就好像不满足于给这个国家带来一场人为的危机——一场由于人们没有能力富有远见地管理他们的经济事务而导致的大萧条——于是，上帝全能的力量紧跟着给它降临了一场自然的灾难——土地本身奋起而造反。（对另一些人来说，全能的上帝似乎正在享受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笑话，而嘲笑的对象，则是新政的农业调整计划：“你们不是想要农作物减产么？那好吧，我成全你们。”）然而，这一次并不是大自然的盲目袭击，比如1938年秋天的那场飓风，它偏离了其通常遵循的路线，从新英格兰横穿而过，席卷了城镇，摧毁了森林，夺去了将近700个人的生命。在这场沙尘暴的背后，有一个关于人类犯错误的漫长故事。

尘暴所过之处，留下一片废墟

在19世纪下半叶，大平原地区——那是一个风多雨少、阳光充足、牧草起伏的地区，“这里很少听到令人灰心丧气的话，天清气朗，万里无云。”——曾经是美国最大的畜牧区：辽阔无垠的空旷土地，起初没有用篱笆围起来，牛仔们照管畜群。在19世纪结束之前，这一地区由于过度放牧而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而且，据当时的联邦政府报告说，大批的自耕农蜂拥着进入这一地区，他们试图从干旱少雨的土壤中榨取自己的生计。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对小麦的巨大需求，用于大规模机械化耕作的拖拉机变得可用之时，大平原才开始作为一个农作物生产地区而兴旺起来，保护着这片土地的植被被大规模翻耕掉了。整个20世纪20年代，这一地区热衷于大规模小麦农场的扩张。新能源时代的到来，据说使美国农业发生了根本性的革命；工厂里的管理方法被成功地应用于土地。

当然，降雨依然不多。整个大平原地区平均年降雨量只有10～20英寸（相比之下，比方说，密西西比河流域是20～40英寸，北大西洋沿岸地区是40～50英寸，俄亥俄和田纳西盆地是40～60英寸，西北太平洋沿岸在75英寸以上）。但在20年代，有一连串相当不错的收成，农民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

在全国资源委员会最近的一份报告中，有一张颇能透露内情的地图。它显示了——通过分布在美国各地的一些黑色圆点——那些在1919～1929年种植农作物的土地面积有所增长的地区，简言之，它显示了那些新近被种植业农民侵入的地区。很容易看出，这张地图最显著的特征是：这些黑圆点刚好沿着落基山脉以东从北到南，形成了一条不规则的污迹——从蒙大拿州和北达科他州北部与加拿大交界的边境，向下穿过南北达科他州、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西部以及科罗拉多州的东部，然后进入俄克拉荷马州和德克萨斯州北部。这就是下一个充满希望的地区——也是未来悲剧发生的地区。

在这一区域的部分地方，1930年是个糟糕的年头——别的地方则更糟；接下来，你或许还记得，胡佛总统为这样一个问题而焦虑不安：是否应该拿联邦政府的钱来救济那些遭受旱灾的农民。1931年，达科他州的情况更糟；1932年有所好转。然后是1933年：这是摇摆不定的一年，又热又干。在新政的第一个夏天，南达科他州的农民发现，他们甚至不能收获足够的玉米喂养他们的牲畜。在堪萨斯州的西部，数月以来，滴雨未下。大风已经开始刮走表层土；在堪萨斯州的一些地方，据说，农民不得不先用拖拉机挖掘，然后才能开始耕地。那年秋天，出现了休战纪念日的尘暴。

沙尘暴过后

但是，正是在1934年和1935年——也是在这两年，罗斯福完成了他的金融改革，休伊·朗成了举国闻名的奇人，日渐衰微的NRA被最高法院给彻底解除了痛苦——堪萨斯的气温周复一周地高居于42度以上，沙尘暴一次又一次席卷大地。在193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干旱继续强烈。俄克拉荷马州的农场成了流沙堆积起来的大沙丘（一位观察者说，它们非常像海滩上的沙丘，以至于你几乎期待着能嗅到盐的味道）。干旱地带的家庭主妇们都用油布把窗户给蒙上，她们当中的有些人还试图拿包装用的胶纸带把家里的每一个缝隙都给封上，然而，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尘土还是渗透了进来，层层叠叠地覆盖在厨房的地板上，而在室外，让人睁不开眼睛的沙尘肆无忌惮地从无人地带横扫而过；道路和农场建筑以及曾经苍翠的灌木丛被半埋在沙土中。正是在那些日子，一个在沙尘暴中坐在自家窗户旁边的农民评论道，他在数着堪萨斯州的农场一家接一家地从他的面前消失。

人类破坏了大草原的植被，对错误的惩罚来得很彻底。而且，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惩罚对有罪者和无辜者一视同仁——如果你确实能找出谁是有罪者的话，因为，像社会短视这样一种普遍错误，很难归咎到个人的头上。

2

难民们纷纷逃离这片新的撒哈拉沙漠，一路向西，就好像遵从古老的美国传统：向西就能找到那片“应许之地”。1934年和1935年，加利福尼亚人开始明显意识到了，越来越多的“Okies”[1]潮水般地涌入本州，他们成群结队，拖家带口，坐着家里的老爷车；不过，此后很多年里，汹涌的人流仍在继续奔涌。他们沿着30号公路穿越爱达荷州的崇山峻岭，沿着66号公路穿越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沿着西班牙古道穿越埃尔帕索，沿着所有其他的小道一路向西。他们驾驶着破旧不堪、方头方脑的1925年产的“道奇”和1927年产的“拉塞尔”；驾驶着翘头扁脑的1923年产的福特T型车，看上去就像是某种古代文化的遗物；驾驶着大卡车，车上高高地堆满了床垫被褥、锅碗瓢盆和妻儿老小，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箱子、水壶和袋子，用绳子捆在脚踏板上。理查德·L.诺伯格写道：“他们像一支游行队伍一样，滚滚向西。仅仅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从爱达荷公路附近的一片绿意葱茏的草地上，我一共数了34辆汽车，汽车的牌照包括从芝加哥到落基山脉的好多个州。”

逃离尘土盆地

在他们的身后，留下的是人口减少了一半的乡村。1936年对科罗拉多州东南部7个县的农舍所做的调查显示，有2878间农舍依然住着人，2811间已经人去屋空；在这一地区，还有1522个被抛弃的宅基地。根据1939年的估算，那些翻越崇山峻岭、向西艰难跋涉的旱灾难民，其总数在200，000以上——自始至终，更多的人源源不断而来。

当这些流浪者沿着公路艰难跋涉的时候，他们也就成了一场巨大而混乱的迁徙运动的组成部分。当他们在路边安营扎寨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发现，紧挨着的那一家是被逐出家园的阿拉巴马州佃农，他们已经漂泊了4年，走遍整个西南部地区，无论什么地方，只要能得到，就争着去干季节性的农场劳工的活；或者紧挨着来自阿肯色三角洲的佃户家庭，他们被“拖拉机赶出了”他们的土地——为的是好让农场主能够把两三家农场合并在一起，用拖拉机和计时工给农场干活；或者是紧挨着孤零零的流浪者，他们曾经有过工作，如今很多年都在领救济，或者在路上——扒货车，搭便车，沿路乞讨，怀着找到一份固定工作的渺茫希望，来来回回地走村串镇。当这些五花八门的迁徙人流到达太平洋海岸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正绝望地与许许多多的个人和家庭竞争着为数不多的工作岗位，许多年来，这些人每年都随着收获期由南向北迁徙，从南加利福尼亚的帝王谷，到萨克拉门托河谷，甚至到华盛顿的雅基马河谷去给人家摘苹果。

这里就是“应许之地”，农业很早就部分工业化了。巨大的农场被在外业主或银行和公司所控制，习惯于依靠浪迹八方的流动劳工，这些劳工从前主要是墨西哥人、日本人及其他外国移民，但如今，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那些有幸找到工作（采摘棉花、豌豆或水果之类）的劳工，都会暂时安营扎寨，定居下来，典型的营地由一排排的棚屋所组成，每两排棚屋之间有一条排水沟；他们很可能会发现，他们的小屋里没有炉子，没有帆布床，没有水桶。即便是最好的营地，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明显不同于美国传统的粗犷而朴实的个体农民的生活方式——他们拥有自己的农场，要不然就是正准备拥有自己的农场，像一个常驻“雇工”那样干活，或者租赁一家农场，为的是有朝一日自己成为业主。而这些采摘工却是没有家、没有投票机会的流民，除了收获季节，到哪儿都没人要。

浪迹八方的流动农业工人

当一波接一波的新移民抵达加利福尼亚的时候，劳动力市场便饱和了，收入越来越低，工作岗位越来越稀缺。人们发现，大批穷困潦倒的家庭蜷缩在将就凑合的胡佛村里，或者可怜巴巴地睡在他们停在路边的笨拙难看的老式福特车里。作为土生土长并习惯于独立的美国人，他们痛苦地挣着一点微薄的工资，忍受着难堪的羞辱，他们试图组织起来，在一起谈论罢工的事，有时候真的罢了工。对每一次这样的威胁，都有类似于恐慌那样的东西死死攫住种植园主。如果允许这个新生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在采摘时节举行罢工，那么，整个季节产出的那些容易腐烂的农作物就可能全部毁掉。于是，紧接着出台了反示威法令；武装代表把流动工人逐出他们悲惨可怜的营地；义务警员甚至动用暴力，在他们看来，这些衣衫褴褛的劳工并不是在一场美国大灾难中遭受痛苦的公民同胞，而是一帮肮脏、无知、迷信的外来者，人生很失败，容易受“红色”煽动家的蛊惑。这股吞噬一切的不满之潮必须始终处于流动状态。

更往北边，难民们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同情，尤其是在那些农场都是小规模的、没有工业化的地区；到处都能听到热情好客的实例，比如俄勒冈州的一个小镇，特意为邻近地区的干旱灾民们举办了一次“罐头节”。由农业保障局设立的那些管理得很好的营地，是体面庄重的庇护所。但“应许之地”提供给绝大多数难民的，是一个新的、残酷的悲剧之地。

3

这些不幸的西部流浪者只是美国农民当中的一小部分。其余的农民身上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已经看到，AAA开始了一项艰巨的任务：与数百万农民达成减少种植面积的协议，希望借此抬升农产品价格，并恢复美国农业的经济健康。我们已经看到，它让美国农民可以用上贷款，并试图通过“农业抵押贷款延期偿付法案”及其他立法，使他们免于债务的直接风险。AAA的计划究竟有多么成功，到这10年结束的时候，依然是个争论激烈的话题，要是仅仅因为我们不能把它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与干旱和1933年之后总体经济形势的改善对价格造成的影响区分开来，那还好办一点。但农产品价格确实上升了。例如，1933年，一蒲式耳小麦平均只能卖到33美分，而1934年能卖到69美分，1935年是89美分，1936年是92美分，1937年是1.24美元，1938年是88美分。1933年棉花的平均价格是5.6美分一磅，在接下来的4年时间里是10～13美分，1938年是7.9美分。可以肯定，那些自己拥有农场，并且生活在干旱地区之外的农民，境况一般都有所改善。农业局在1938年对全国不同地区的3，000家农场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了设备和舒适度上的明显进步；其中通了电的农场比1930年更多，更多的农场有了拖拉机和卡车，有了浴室、汽车和收音机。但这并不是一幅完整的图景，能够全面展现已经发生的事情。

首先，大量的农民在大萧条最初可怕的几年里失去了他们的农场——由于债务而失去了农场。这些农场大部分落入了银行、保险公司或持有农场抵押权的城镇投资者之手，或者由于拖欠税款而被政府机构所拥有，或者在欠税不动产拍卖中被人买走了。早在1934年，全国资源委员会就曾声称，中西部和北方农场土地的总价值中，有30%被“不得不接管财产的的债权人和政府机构所拥有”。在草原地区的小城镇，纽约大保险公司的地方代表是个大忙人，要监督各个地方的地产管理。大都市金融控制的触须，比从前任何时候更深地伸入了草原地区的乡村——你想必还会补充一句：这些触须最不愿意伸到这些地方，只要能拿回自己的钱，他们一定会高高兴兴地放开。（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都会及其他保险公司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试图为它们的农场财产寻找买主，并以优惠的条件为买主融资）套用华尔街上一句冷酷无情的老话，美国的农场“落入了强手”；而且，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农场被那些并不在当地生活的人所拥有，由佃户负责打理。

大萧条中，很多农场换了主人

至少半个多世纪以来，农场租佃一直在美国处于增长态势。早在1880年，美国只有25%的农场由佃户经营。慢慢地，这个比例在增长；如今，在大萧条期间，这个数字达到了42%。租佃的增长引发了很多人的疑虑，因为它不仅使“土地个人所有”这一个杰斐逊主义的古老理想蒙羞——大多数美国家庭信奉这一理想——而且它还有其他劣势。佃户不大可能扎根，他们对自己所使用的土地和设备没有充分的责任感，很可能会使之恶化，跟那些在社区中有永久份额的农民比起来，他们不那么可靠。1935年，美国租佃农民在其目前的土地上居住一年以上的人，不到其总数的三分之二。借用查尔斯·比尔德夫妇的话说，“佃户总是从一家农场漫游到另一家农场，从一个地区漫游到另一个地区，或步行，或乘坐破烂不堪的马车，或驾驶老掉牙的汽车，普遍拖家带口，通常迁徙到生活水平比从前更低的地方。”

农场落入“强手”的趋势，还伴随着另一场变革。越来越多的农场主——无论是不是自己管理农场——认为自己是个商人，认为耕作就是一桩生意。他更少地把自己的农场当作一种生存手段，更多地把它看作是能生产可销售作物的工具。他更有兴趣做会计账目，对农业机械的优势更敏感，尤其是尽最大可能用拖拉机耕作。这一趋势的一个惊人实例是“手提箱农场主”的出现——小城镇的一个商人买来一两家农场，把房屋和谷仓清理干净，每年花一两个礼拜的时间来耕种和收割（要么用自己的拖拉机，要么租一辆拖拉机），其他时间则专心致志地做自己的生意，压根不靠土地为生。在这10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堪萨斯州的一位银行家告诉拉德·海斯特德，他估计，堪萨斯西部有20%到30%的土地被“手提箱农场主”所拥有。这就是旱灾难民所逃向的目的地所发生的事情。

在南方和西南的某些地区，这种使耕作成为一种机械化商业的趋势采取了另外的形式，在那些信奉杰斐逊主义传统的人看来，这种形式甚至更加险恶。在这些地区，租佃成了通向农场工业化的道路上的一个纯粹的中途小站。佃户本身逐渐消亡。此外，说来也怪，AAA无心插柳地帮助推动了这个过程。

流动农业工人的临时住处

对于一个农场财产的拥有者来说，当政府给他一张支票，让他减少种植面积、甩掉一些佃户或谷租佃农，用这张支票购买一台拖拉机，在雇工——不是那种以从前的“雇工”为代表的常年雇佣劳动者，而是每当有活要干的时候才按日雇佣的劳工——的帮助下，用机器耕作他的农场，这些对他来说再容易不过了。在30年代，南方有大量的佃户和谷租佃农（既有黑人也有白人）被取代——南方佃农联盟发出了愤怒的抗议声，对此，地主和他们的盟友也报以同样的愤怒，报以我们曾在加利福尼亚州注意到的那种野蛮的残忍。在那些机械化大规模种植棉花切实可行的地区，佃农被赶出了家园，漂泊四方。《财富》杂志讲到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大农场主，他买了22台拖拉机和13台4排式耕耘机，赶走了他160个谷租佃农家庭中的130家，只留下30户人家做零工。在1930～1937年间，10个种棉州农用拖拉机的销售额增长了90%以上——有迹象表明，到这段时期结束的时候，这一增长明显在加速。在1930～1935年间，由佃农打理的农场数量在其他地方有所增加，而在西南中部各州却略有减少。据保罗·S.泰勒研究，在德克萨斯州潘汉德尔地区的两个种棉县，此类农场的数量急剧减少。原因是：“普遍地，购买了一台拖拉机的农场主，可以把两个160英亩的、由佃农耕种的农场合并为一个耕种单位，并让两家农场的佃农都走人。有时候，机器取代人的比率甚至更大，一台机器可以取代8户、10户甚至15户佃农家庭。”

被取代的佃农们去了哪里呢？其中有些人进了城。在很多乡村地区，人口统计数字显示了城镇人口的增长和乡村居民的减少。有个在德克萨斯州一个小镇的加油站工作的人说：“这些救济都奔城里去了。他们从乡下来到这里就是为了领救济。”其中有些人在其他的农场找到了开拖拉机的工作，每天1.25美元。有些人去了加利福尼亚：离开了作为一种定居生活方式的农业耕作，进入了作为大商业（依靠大规模流动劳动力供应）的农业耕作。

被逐出家园的佃农

迄今为止，这一新模式还只是碎片式的，主要局限于南方和西部，尽管流动农场工人的数量即使在大西洋沿岸地区也在迅速增长。事实也许会证明，这股汹涌的农业工业化浪潮，多半像早年拖拉机耕作的流行一样短命——它曾经在20世纪20年代给大平原地区的人们允诺了那么多的希望——会再一次导致土壤的损耗，并因此导致其自身的消亡和土地的毁弃。那些土壤生物学家多半是对的，他们相信，未来的趋势是：农场规模更小，生产方式更精耕细作。相对较新的农业化工科学正在揭示各种农产品的工业效用；例如，杜邦公司正在把农产品用于制造玻璃纸、杜高漆、电影胶片、人造丝、玻璃增强剂、粉状醋酸纤维素、防水人造革、海绵、百叶窗帘、发饰、手包、酒，以及五花八门的其他东西，你很难把它们跟老式的农场联系起来。然而，即使未来的农民——他们为了专门的用途，把新的方法用于种植专门的作物——能够以小片的土地经营得很好，但是，如果他没有超过大多数农民所拥有的资本的话，还能经营下去么？这个问题至今尚无人回答。与此同时，大规模机械化耕作正迅速蔓延，重复着19世纪工业化的那种冷酷无情——就好像美国在这段时间里什么也没学到似的。

新的趋势会走多远呢？大型机械化农场公司——多半受大都市的控制——会不会逐渐让那些起伏不平的地区的小农场沦于破产？就像古老的南方产棉区大量出现的情况，在那里，拖拉机不容易使用。孟菲斯的拉斯特兄弟所发明的摘棉机会不会加速这一变化？接下来，那些已经陷入悲惨境地的谷租佃农们又会怎样？美国的其他地区是不是迟早也要经历南方和西部正在发生的同样的变迁，并因此产生一个人数庞大、四海漂泊、没有土地的无产阶级？如果不组织起来，他们就无依无助；如果组织起来，又会成为威胁，因为他们在土地上没有股份，他们的定居习俗也已成明日黄花。这些问题，也在等待答案。

4

一代人以来，环保主义者一直在警告国人：他们在浪费国家的土地、森林、耕地、矿物和野生动物的遗产，他们实际上是在疯狂掠夺国家资源，并以此为生。但在大多数公民看来，这个话题似乎是呆板无趣、学究气十足的。如今，在“尘土盆地”，上帝“出手”给人类以教训了。当上帝决心要人们牢记这个教训的时候，沙尘暴几乎很难自动消失——就好像怀疑国人是否充分认识到了：干旱和洪水并非两种互不相容的现象，而是人类滥用土地的关联结果。江河暴涨，洪水泛滥。

我们不妨引用斯图亚特·蔡斯的总结：“1936年，梅里麦克河、康涅狄格河、特拉华河、萨斯奎哈纳、波托马克河、阿勒格尼河和俄亥俄河全都发疯了。波托马克河上涨到了高出华盛顿26英尺，用沙袋筑起的长堤守护着政府的大楼……匹兹堡处在水位10～20英尺之下，电力和交通都中断了。70万人的生活陷于瘫痪。食品供应中断，钢铁产业处于停顿状态。”次年1月，也就是1937年那个不合时宜地暖和、多雨的1月，俄亥俄河泛滥成灾，从各方面综合来看，它大概要算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场洪水。

关于这场洪水的一些赤裸裸的事实令人印象深刻。俄亥俄河在辛辛那提的水位超出历史最高水位7.9英尺，在路易斯维尔的水位比历史最高水位高出6.8英尺。据估计有900人丧生，有的人是被淹死的，有的人死于洪水所导致的其他事故。被洪水赶出家园的人高达50万；在最严重的危机过去1个月之后，据红十字会估计，无家可归的人依然高达29.9万。

洪水淹没了街道

但这些数字并不能让人认识到：在1月底的那些日子里，当河水打着旋涡不断上涨，直到俄亥俄河看上去就像一片奔流不息、漂满残骸的巨大泥湖，冰冷的雨水无情地洒落，千万条小溪汇成洪流的时候，人们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铁轨和公路被冲得不见踪迹。当发电厂被水淹没的时候，城里漆黑一团。商业暂停了，食品供应中断了，人们的怒火失去了控制，疾病的威胁无处不在。俄亥俄州的朴次茅斯市打开了6个大排污阀，让7英尺高的洪水冲进它的商业区，以免它鼎鼎大名的混凝土防洪墙被冲毁。辛辛那提赋予市行政长官戴克斯特拉以独裁的权力。当其他通讯手段全都瘫痪的时候，广播电台被用来指挥救灾工作，发布警告，指导人民。平静的声音通过麦克风告诉救援者：把船划到某某地方，把一家人从屋顶上接下来，再划到某某地方，帮助一位老太太从二楼的窗户里逃出来。领取救济的队伍排得很长。红十字会、海岸警卫队、WPA都在协助救援和组织工作。颁布了戒严令。在水位之上的教堂都被用来作为庇护所。马匹和家畜的死尸——是的，还有人的尸体——从街道上漂过，连同树杈、油箱、来自倒塌房屋上的桁梁。当洪水退去的时候，到处都是泥泞——泥泞和恶臭。所有这些事情当中，最富戏剧性的大概是那场保卫伊利诺斯州开罗市的那场胜利大会战：人们把越来越多的沙袋堆到防洪堤的坝顶上，日夜守护，当水位越来越高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没过坝顶），只要哪里出现险情，人们就冲过去加固防洪墙。

到这个时候，每个有点分析能力的人都开始理解政府的技术专家长期以来一直在他们的专著中所说的那些话；斯图亚特·蔡斯、保罗·B.西尔斯和戴维·库什曼·科伊尔，密西西比流域委员会和全国资源委员会，还有帕尔·罗伦兹非常精美的电影《河流》（The River）和《破坏大平原的犁》（The Plough that Broke the Plains），都在以更通俗的语言重复着这样的观点：这场洪水和沙尘暴都是不计后果地滥用土地的结果。事实上，早在1936年初，当最高法院废除《农业调整法》的时候，国会就考虑以全新的理解来修订它的农业计划。新的法律被贴上了“土壤保持和国内分配法案”的标签，新的作物调整被称作“土壤侵蚀调整”。

CCC的队员们在植树造林

在很多地方，政府已经着手恢复那些林木被砍伐、植被被破坏、土壤被侵蚀的乡村。在CCC营地，年轻人不仅得到了一份健康有益的工作，而且还通过植树造林、修建防火道、除掉易燃的灌木丛以及在溪谷中修建拦水坝，从而更新和保护了森林植被。水土保持局的专家教农民如何通过修造梯田、等高耕作、轮作、等高条植和溪谷种植来抵抗土壤侵蚀。例如，在沙尘暴之后，他们演示了如何通过种植蜀黍、苏丹草和黑色琥珀藤，从而让德克萨斯州达尔哈特的那些流动沙丘保持在原地。1935～1939年间，在森林局的监管下，政府种植了127，000，000棵树，作为大平原地区的防风林。1934年的《泰勒放牧法案》终止了大放牧区的移民定居，并授权内政部阻止在8，000万英亩的土地上过度放牧。

公共工程署（PWA）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投入到了修筑水坝上，这些水坝有助于防洪，同时也扩展了水路交通，比如在蒙大拿州东部的佩克堡修建的水坝，造出了一个长达175英里的大湖。TVA——最好斗、最非凡的新政机构——不仅仅创立了一套新的电力系统，跟私营公用事业公司展开竞争（尽管其工作的这一部分所激起的兴奋骚动10倍于其余所有部分加在一起）；而且，它修建的那些水坝也起着防洪的作用，它还教会了农民如何处理土壤侵蚀，如何使用磷肥。（1937年，在俄亥俄河洪水泛滥期间，田纳西河却规规矩矩。）PWA的其他资金为犹他州那些水量不足的地区提供了更好的灌溉系统。华盛顿州的大深谷大坝——人类所建造过的最大的东西——已经准备好抽水灌溉120万英亩沙化土地，并准备为西北地区未来的发展提供大量的电力（就像PWA在博纳维尔修建的姊妹坝一样）。这些还只是众多同时推进的事业中的少数几个。

政府并没有以完全碎片化的方式来承担这些项目：联邦政府正在通过它的全国资源委员会及其他机构，对全国的资源和设备展开全面彻底的调查，这样一来，恢复和重建的活动就能够以最大的智慧予以推行。

5

在这些研究的帮助下——并在干旱和洪水的教训的帮助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以全新的眼光看待国家未来的问题。他们开始认识到，国家已经长大成人，不再飞快地生长发育了。

移民在数量上不再有明显的增长，事实上，在1931～1936年间，从美国移居国外者的数量，每一年都超过了入境移民人数：趋势实际上慢慢在逆转。即使在1936年初，当欧洲人试图逃离希特勒主义的阴影的时候，移民输入潮再次出现增长，但跟战前那些年比较起来，总数依然很小。埃利斯岛[2]不再是一个人头攒动、喧闹繁忙的地方。美国的外国出生移民数量由于死亡而急剧减少的日子，已经近在眼前，在美国城市的街道上，人们听到的外国话将越来越少。学校、童装制造商及玩具制造商已经开始注意到出生率降低的影响（大萧条初年人口出生率的急剧下降强调了这一趋势）。1938年春，亨利·普莱特·费尔柴尔德报告：美国10岁以下的儿童比5年前减少了160万。小学校长们面对越来越少的入学人数，想必能够很好地理解人口专家们所说的那些话，专家们预言：整个国家的人口增长将越来越慢，老年人所占的比例将越来越大，而年轻人的比例则不断下降。他们能够看到，这一变化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发生。

说边疆已经关闭并不完全正确，一代历史学家恰恰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因为，西北地区本质上依然是一片尚待开发的边境土地。然而，过去很长时间以来，增长最快的社群基本上不是西部的新兴城市，而是大城市周边的郊区——在20世纪30年代，这些郊区社群的人数依然在不断增长。总的来说，工业不再向西迁移了；美国制造业的大部分依然沿着大西洋北岸、在一块条形地带发展，从那里穿过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直到芝加哥和圣路易——有些观察者甚至相信，他们在30年代觉察到了一次幅度不大的向东部后撤。

美国的个人和家庭正变得更有流动性。这部分要归因于汽车的无所不在；1937年美国公路上的汽车比1929年要多出300万辆，因为，虽说新车的销售量更小了，但依然在使用的旧车却更多了。部分地——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要归因于大萧条使得人们不得不到处去找工作，归因于佃农被逐出家园。但从地理意义上讲，美国的制度似乎正在安顿下来。

国家依然有机会得到一次更为富足的发展，这一机会在大平原西部最明显。然而，要想让这次发展是可持续的，那么，新的开拓就必须比过去更守规矩。美国人曾经一路劫掠着前行，砍光森林，挖出矿石，翻耕草地，而无需考虑长期后果，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这个严酷的事实如今正逐渐渗透进公众的意识里——即使是在那些自家的农场已被尘暴刮跑的男男女女依然无家可归、依然四处漂泊的时候。

[1] 美国俚语，原指“俄克拉荷马州人”，后特指20世纪30年代因干旱和尘暴从大平原地区逃向加利福尼亚的难民。——译者注

[2] 埃利斯岛位于纽约，曾经是移民管理局和移民过境站所在地。——译者注

第9章 盈盈笑语赢得了胜利

1

此刻，伴舞乐队正在演奏《音乐旋转不息》（The Music Goes 'Round and 'Round），如果不听完这首无所不在的曲子，你几乎不可能转动收音机的旋钮。鲍斯少校是眼下电台的热门人物，在他的“业余时段”节目中，他是那样热心地探寻约得尔调歌手和犹太竖琴演奏者的生活经历，那些经过精心排练的节目看上去是那样自然，那样出人意料。在电影院，弗雷德·阿斯泰尔和琴吉·罗杰斯正在《追随舰队》（Follow the Fleet）中翩翩起舞。加里·库柏即将在《迪兹先生进城》（Mr.Deeds Goes to Town）中那一幕嬉戏欢闹的法庭场景中把“pixillated”（有疯疯癫癫的意思）这个词介绍给他的观众。7岁的秀兰·邓波儿成了好莱坞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她没有像梅·韦斯特所遇到的那些所得税的烦恼，韦斯特去年的薪水是480，833美元，在整个美国仅次于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秀兰·邓波儿的任何一部影片也不可能像查理·卓别林的《摩登时代》那样在首映式上吸引到如此庞大的人群；但是，她卷曲的头发和孩子气的微笑让美国人怦然心动。（她即将出现在《一月船长》[Captain January]一片中。）

秀兰·邓波儿

对成千上万的读者来说，《与父亲一起生活》（Life with Father）让他们熟悉了那位性格粗暴的克拉伦斯·戴；《从北美到东方》（North to the Orient）让他们跟林德伯格夫妇一起翱翔蓝天。在畅销小说当中，《钢筋铁骨》（Vein of Iron）和《此事不会发生在这里》（It Can't Happen Here）把它们的领头地位拱手奉送给了《最后的清教徒》（The Last Puritan），那些相信生活中的美好事物的人很高兴地看到：像乔治·桑塔亚纳这样彻头彻尾的哲学家就应该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在麦克米兰出版公司的要塞里，编辑们正在琢磨：他们即将出版的长篇小说、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Gone with the Wind）是否可能像《安东尼·亚德维斯》卖得一样火。（事实上，它不仅能卖得一样火，而且，在它出版后的头6个月里就卖出100万册——这是一个惊人的纪录——并让全国各地的夫人小姐们在午餐桌旁都低声咕哝这样的问题：郝思嘉真的让白瑞得回到了自己身边吗？应该让谁在银幕上扮演郝思嘉？）

在北方，经历了一个寒冷的冬天，下了很厚的雪。滑雪器材的销售业绩引人注目，雪地专列把无数刚出道的障碍滑雪高手载往高山地区。在德国，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在举行，作为那场巨大的夏季运动狂欢的前奏，这场夏季奥运会将向人们（甚至包括阿道夫·希特勒）揭示这样一个事实：北欧人无论有怎样超群出众的优点，他们也跑不过黑人杰西·欧文斯。（然而，德国人早有现成的答复：在美国的扬基运动场，他们的马克斯·施梅林不是在第12回合以一个技术击倒打败了乔·路易斯，并因此让美国的体育记者们难堪不已么？）

就算绅士淑女们对企业金融的热情受到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限制，但他们至少可以在一种名叫《大富翁》的室内游戏中大显身手，在想象中表演金融冒险的高超技艺。到这时候，有一种古怪的消遣游戏马上就要在那些平时还算通情达理的美国人当中流行起来——尽管流行时间很短——游戏以下面这些你问我答的玩笑话开头：“敲门，敲门。”“是谁呀？”“是爱斯基摩人、基督徒和意大利人。”“爱斯基摩人、基督徒和意大利人是谁呀？”“爱斯基摩人、基督徒和意大利人不撒谎。”简言之，1936年正在到来，这一年，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将要面对选民。

逝者如斯，自1932年罗斯福首次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以来，已经有多少事情匆匆而过！迫在眉睫的金融灾难消逝了。公众对银行偿付能力的不信任消逝了：银行倒闭如今十分罕见。任何收回战争债务（除了芬兰的债务之外）的真正希望消逝了。尽早回到传统的国际金本位的任何希望都消逝了：管制货币正在成为常规。对直接通货膨胀的担心至少是减弱了——即使不是消逝了。（尽管庞大的联邦赤字——比胡佛当政的任何时期都要大——导致人们大摇其头，但他们依然踊跃认购政府债券。）然而，任何指望经济突然增长（这会迅速消除失业问题）的想法也越来越微弱。尽管人们依然在谈论“紧急状态”或“危机”，但很明显，他们不再惦记任何“意外的时刻”或“危险的瞬间”，像字典里对这些词的定义所暗示的那样；“紧急状态”成了半永久性的。经济体系度过了1929～1933年间的艰难时期，不料却患上了慢性病，如今，它早晨的体温更低了，但并没有显示出迅速恢复常态的迹象。美国人正习惯于下面这个事实：他们的同胞当中有900～1，000万人没有工作。

在大多数有务实思考能力的美国人的心里，有一点已经不再有任何疑问，这就是：经济体系的成功运转和不成功运转，政府都必须承担重大的责任。一旦干涉，它就没法让自己脱身，即使它愿意脱身。争论仅仅围绕它究竟应该干涉到什么程度。全国的经济司令部不仅从华尔街搬到了华盛顿，而且看起来还要在那里安营扎寨，无限期地逗留下去。即使——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经济权力往往倾向于从乡村向城市移动，从小城镇向纽约移动，直到密西西比河流域大片的土地都听命于纽约的管理层，这些管理人员不再随心所欲地发布他们的指令；当华盛顿发号施令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听到的是主人的声音。就连伟大的摩根财团——华尔街的首脑、前线和从前统治权的象征——也不得不把自己分成两家公司，一家从事商业银行业务，另一家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华尔街要做出任何重大的决定，都必然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华盛顿对此是怎么说的？”

华盛顿如今成了名副其实的经济和政治中心（白宫正面）

政府在规模、复杂度和权力上都一直在增长。无论何时，只要国家的肌体出现了发烧症状，就会增加新的联邦机构——就像血液中的白血球一样——以抗击疾病。当时的习惯做法是，每家机构都必须以其名称的首字母缩写来称呼，但很快便有了如此众多的机构，以至于只有专家才能通过这些缩写名称识别它们。RFC、NRA和WPA，即便是对政府命名法初级班的学员来说，可能也还比较容易记住；AAA、CCC、SEC和TVA对中级班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但是，HOLC代表什么？FHA、FCA和NYA（这些都很少提到）又是什么意思？

因为新政所面对的难解之谜，要想得到真正成功的解答，已经超出了它的能力（或者说，多半超出了任何人的能力），由于向经济失调的受害者发放补助金无论如何总比根治失调更容易，所以，这个不断膨胀的政府机构成了一架巨大的发放补助金的机器——分发联邦救济金、农业补偿款及其他数不清的“紧急”津贴，还有退役津贴以及像让商人那苍白的脸颊保持红润那样令人肃然起敬的津贴，更不用说了。直到1936年，一笔1亿美元的拨款看上去就像是一笔小钱似的，就连10亿美元也似乎像天文学家眼里的1光年一样不足挂齿。

对于联邦政府权力的所有这些发展，共和党人都以惊慌失措、大呼小叫的态度来看待；然而，政府权力的增长看上去似乎是必然要发生的，以至于你不得不怀疑，倘若共和党人掌权的话，他们是否有能力逆转这一趋势。看来很有可能的是，两党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在滑向集权的道路上，其中一党会松开减速阀，而另一党则会踩刹车。

在美国之外的世界里，1932～1936年间的变化甚至更加惊人。法国再也不能被认为是欧洲大陆的突出强国了。英国外交开始了一连串的投降和逃避，不久之后，这将使大英帝国的声望一落千丈。国际联盟先是没能让日本为它1931年入侵满洲地区感到遗憾，如今又没能让墨索里尼为他1935年入侵埃塞俄比亚感到后悔，眼下正处在它的死亡阵痛中。德国纳粹政府尽管执政只有3年，但已经让整个欧洲大陆惊慌失措，并即将开始一连串大胆的侵略行动（首先是进军莱茵兰），让整个欧洲时刻提心吊胆，生怕立即爆发一场全面战争。法西斯主义之父墨索里尼正从反对希特勒，转向支持这位更年轻也更狂暴的极权主义观念的信徒。欧洲的重心正明确地向柏林偏移。

希特勒在撼动整个欧洲的基石

至关重要的经济决定，不再在银行家们的国际会议上作出；如今，它们只能由各国的政治领袖们作出。那种在华盛顿显而易见的国家权力向政府集中的趋势，在几乎所有其他地方也都显而易见——甚至在英国和法国也是如此。俄国正越来越少地代表一种经济和社会组织的革命形式，而越来越多地成为这样一个国家：它的政府决意要在一个国家竞争的世界上追求民族主义的目标。在德国，中央政府的权力如今是绝对的。国家社会主义成了当时最生气蓬勃的宗教，国家元首迅速成为一个崇拜的对象。看着德国的这一幕奇观，美国的观察者们不由得纳闷：这个世界是否不可抗拒地要进入一个政治上、种族上、宗教上和智性上都不宽容的时代。

人们期望，在大萧条最糟糕的时期过去之后，国家间的经济屏障会逐渐被拆除。但如今，这些屏障却比从前更加强大。在德国，纳粹政府的目标再也不是首先解决20世纪30年代每一个政府所面临的无法克服的经济难题，而是要让它的人民感受到征服所带来的刺激和自豪，要让失业者从事军工生产的工作（就像参与一项巨大的公共建设活动一样），通过行使中央权力、控制通货膨胀以及其他几乎每一项经济活动，从而顺带实现繁荣。纳粹党人公然违反当时公认的关于自由企业的经济原则，并且侥幸成功——至少是暂时成功了。

当德国重整军备的时候，其他国家也这么做了。到1936年，一场国际军备繁荣达到了高潮。事实上，各个国家的经济变得如此依赖于军火制造业，以至于某些观察者开始怀疑：更糟糕的，究竟是那么多人所害怕的全面战争，还是那么多人所渴望的真正和平——它将让无数的工厂停工熄火，并可能在数百万饥饿的失业者当中点燃叛乱之火。

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欧洲

无论何时，只要人民想到“战争的威胁”，他们就会想起像1914年爆发的那样一场轻率鲁莽的全面冲突。外交事务专家自30年代初以来就时不时预言：这样一场冲突肯定会爆发，不在下个月，就在下一年，或者，顶多在两三年之内；如今，他们的预言比从前更加急迫。然而，正在欧洲建立的国际关系的新格局，既不是全面战争的格局，也不是真正和平的格局。它是一种连续不断地半战半和的格局：有些国家部分进行了动员，部分实行了战时体制，时不时地搞搞突然袭击，占领这片或那片领土，并且知道，人们对另一场世界大战的担心会让任何人都不敢制止它们，直到为时已晚；有些国家通过资助其他国家的叛乱（甚或用武力帮助这些叛乱分子）从而获得了新的势力范围，就像意大利人和德国人不久之后帮助西班牙的佛朗哥叛乱一样。简言之，这种格局是一种不断转移的、局部化的、不宣而战的、连续不断的冲突格局。是战争，还是和平？两者都不是，即使是按照1932年的词汇表：它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东西，早年的这两个词汇已不再适应于这一格局。

事实上，美国人在1936年所看到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灾难现实所留下的断壁残垣的世界，不仅仅是1929年的灾难，甚至还有1932年的那场灾难。

2

至少，美国的经济形势在明显改善。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工业生产调整指数（你或许还记得，这个指数在1932年和1933年初的危机中下降到了58和59，在新政蜜月期间跃升至100，然后到1933年11月回落至72，整个1934年顽固地悬停在70多～80多之间）如今开始显示出相当明显的上升趋势。到1935年初，它升至了90。到1935年底，它达到了101。在短暂地回落至90多之后，它在1936年一路上升至6月份的104，7、8月份是108，9月份是109，10月份是110，11月份是114，12月份是121——距离1929年所创下的125的最高纪录只有很短的一段距离。

这的确是一幅非常漂亮的图景——然而，要想对经济形势作出公正的评价，还必须指出几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一个事实是，生产指数必须上升到125以上才能吸收大部分失业者。省力的机器，加快速度的工作方法，以及管理的效率，如今使得以更少的工人生产出更多的商品成为可能。下面这个事实多半也是重要的：作为出生率下降和移民入境关闭的结果，全国人口当中达到工作年龄的人所占的比例比从前更大。另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是，经济形势的改善是付出了代价才获得的——这个代价就是不断攀升的联邦债务。美国政府的净赤字一路狂奔，数字如下：

截至1933年6月30日的财政年度的净赤字是（本财年跨越了胡佛和罗斯福两届政府）2，602，000，000美元。

截至1934年6月30日的财政年度是3，630，000，000美元。

截至1935年6月30日的财政年度是3，002，000，000美元。

在这个基础上，如今增加了1936年的数字是4，361，000，000美元。

1936年的这个庞大数字决不能单单归咎于新政的政策，因为，不仅最高法院废除通过AAA征收的农产品加工税对这个数字有影响，而且，国会在推翻罗斯福的否决之后所通过的补助金也使得这个数字被严重扩大了。1936年6月15日，邮差们纷纷上路，去分发15亿美元的债券和支票，其中大部分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被兑现了。赤字比此前任何时候都要大，而且，随着这些新增资金被全国各地所花掉，商业指数也在上升，这难道不奇怪么？

在新政早期的这些年里，人为地支撑物价和工资水平及企业和私人债务结构的，是政府的开支——或者换句话说，是政府没有征收高到足以应付其开支的税赋。如果让供求规律不受妨碍地运转是可能的，那么，物价和工资——企业和私人的债务——理论上一定会下降到“自然的”水平，经济活动能够重新开始。但是，让供求规律不受妨碍地运转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一个复杂的20世纪的经济体中，通货紧缩的痛苦让人没法忍受。胡佛因为银行受不了而创立了RFC；罗斯福因为人民受不了而创立了联邦救济体系。罗斯福的有些顾问信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理论（并把不得已而为之的事装成出于好心而为之），有一段时间，他们一直坚持认为：当政府通过超额支出把新钱注入到经济血流中的时候，商业就会得到刺激，调整就会在更高水平上得以实现，因此使得通缩的痛苦变成了不必要的。

新钱将会成为经济的“注水泵”，要不了多久，各种各样的新企业就会开张，繁荣就会出现，失业者就会被企业所吸收，一切都会好起来。罗斯福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到目前为止，这个过程似乎正在开始。经济正在加速。但是，新企业在哪里呢？

在上一年，曾经有过相当可观的资本发行，但这些有价证券的发行，绝大部分纯粹是为了以更低的利率偿还之前发行的证券：利率一直在下降，企业于是抓住这个好机会，以利率为3.75%的债券取代利率为5%的债券。这些新发行的有价证券当中，只有很少是投资于老企业的扩张或新企业的创立。那些没有投出去的钱都堆积在银行里，而不是花在建造和装备新工厂上。简言之，注水泵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

大多数商人都认为，它当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麻烦在于，投资者被吓得半死。自然，他们要怀疑新政的改革热情，怀疑政府的开支政策原本就是打算把他们的钱引诱到资本市场去。新政的主事者们给出的答复是：毫无疑问，用不了多久，注水泵就会真正发挥作用；而且，要想维持购买力并保证不让他们的同胞饿死，他们又怎么能够削减开支呢？他们继续热心地给水泵注水。1932年曾抨击胡佛总统没能平衡预算的罗斯福，年复一年地在他的预算咨文中表达这样一种希望：明年，或者后年，预算平衡最终会实现。但是，这就像一个人老是赌咒发誓，说眼下这一小杯酒肯定是自己最后一杯酒，但没过多久他又开始故伎重演，仿佛他的那些赌咒发誓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似的。

关于这次复兴，还有另外一些让人稍感不安的事实。例如，林德夫妇注意到，在“中镇”，一个人如今要创办一家小企业比10年前更难。他们指出：“中镇的传统，全都青睐于这样一个企业家：他有想法，有一点小额资本。但在大萧条中，中镇上陷入破产的，正是这一类型的小企业。”个人储蓄被耗空了，银行家们都很谨慎，制造业的趋势倾向于大规模和昂贵的设备，这样一来，小制造商便处于劣势，而且，在很多行业，现有的公司——无论有没有同业公会的帮助——都倾向于刁难新来者。总的来看，创造利润的都是大公司，确实幸运的小公司也只能收支平衡。这里存在阻挡新投资的壁垒（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更充分地讨论这个问题）：那些羽翼未丰的企业，挣钱的机会十分渺茫。

经济复兴依然缓慢

林德夫妇还指出，即使是在现有企业的内部，机会的阶梯也不像从前那么容易爬。技术工人发现，报酬更高、更重要的职位纷纷转向一个完全不同的阶层：那些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换言之，”林德夫妇说，“安德鲁·卡内基给那些从最底层开始的、积极进取的年轻人的忠告，看来已经不再是一个可靠的忠告。今天跟他同类型的人都在告诫年轻人：在向上攀登的途中，一定先要在某个管理部门或技术部门获得一个立足点。”

这是不是美国社会中阶级结构逐渐固化的一个信号呢？可以肯定的是，那些领取救济的人很难让自己从救济阶层中脱身而出。被逐出家园的农民很难再回到土地上。如果说，一个既没受过高等教育，亦无权势朋友的人，要想在企业高层得到一份工作比从前更难了，那么，一个无阶级的、民主社会的美国梦——在这样一个梦想中，任何人都能登上最高峰——又如何能够实现呢？

3

但是，即便是1936年这次温和的、根基不牢的复兴也是多么受欢迎的事啊！诚然，铁路公司从这一轮复兴中得到的并不多，但汽车公司的销售量却超过了此前的任何一季（1928年和1929年除外），钢铁企业的运转终于接近它的产能了，而在大萧条中最糟糕的那些日子里，它差不多停产了——如今正身手矫健地（在政府的帮助下）攀登复兴的小山峰。（询问一位建筑师最近这些日子在干嘛不再令人难堪了。）富人当中似乎又出现了大手大脚地花钱的现象：自佛罗里达繁荣——那是在柯立芝时代的那些遥远日子里——崩溃以来，迈阿密如今迎来了它最好的季节，在大城市里有花钱如流水的社交晚会，赛马场上人头攒动，夜总会的收银机发出欢快的叮当声。很明显，这些有钱人愁眉苦脸地回想起他们的投资在胡佛治下如何化为泡影，然后胆战心惊地琢磨着这些投资在罗斯福治下又会如何，如今，他们索性把他们的钱用在自己能够立刻享受到的地方。

还有一些明显的迹象——如果你观察一下周围的话——它们所预示的东西，很可能被证明是一个新的工业时代。少数管理更先进的铁路公司，正逐渐摆脱它们长期以来在技术上的疏忽，运行了一些用铝合金、不锈钢或耐候钢做成的光滑漂亮的流线型列车。联合太平洋公司在1934年初通过完善硬膜列车开始了这场新的运动，伯林顿公司紧跟着推出了不锈钢的“西风”号列车，到1936年底，共有358列用这些新材料做的列车在运行，或者正在建造中。任何时候，只要有别出心裁的新式列车展出，人群就会蜂拥着围上前去，走进列车：这就是他们想要的新美国的象征。空调也很快出现了，不仅出现在电影院和列车里，而且还出现在饭馆、商店和办公室里。至于流线型，短暂地流行过一段时间。在1934年和1935年，有些汽车公司无视人们对地平线的天然偏爱，生产出了圆嘟嘟、胖乎乎的汽车；城市的街道上出现了大量流线型的新式巴士，它们的建造原本是为了对付很大的空气阻力，究其实却不过是以每小时10英里的速度慢吞吞地穿行于闹市；流线型的观念甚至被设计师们应用于完全固定的建筑物，应用于家具——它们所面对的最强大的气流，顶多也不过是电风扇而已。

流线型列车“西风”号

新式的远洋客轮在不断打破尺寸和速度的纪录。1935年6月，纽约的码头区人头攒动，海港回荡着欢迎“诺曼底”号远洋客轮抵达的喇叭声；一年之后，当来自英国的“玛丽女王”号驶入纽约港的时候，重复了同样的场面。至于飞机，你只要把1936年6月的银色大飞机“道格拉斯DC3”跟1932年时速110英里的运输机做个比较就行了。一夜之间在空中完成跨大陆旅行，已经成了一桩稀松平常的事。1936年10月，“中国飞剪”号完成了它的定时往返飞行：横渡太平洋飞到马尼拉并返回。迄今为止尚没有任何载客航班跨越大西洋，但依然有航空服务：1936年，德国最新式的飞船“兴登堡”号开始了一连串定期飞行——当时任何人都不会想到，1937年5月6日，这艘漂亮的空中飞船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驾车者偶尔也能瞥见一个新世界的先兆。他发现自己正以60英里的时速漫游在一条宽阔的公路上，有地下通道和宏伟气派的立体交叉——这条公路平滑地绕城而过；而在几年前，他的车不得不穿城而过，被当地的交通所阻塞。这是一个全新的、令人兴奋的世界，一个速度飞快的世界，同样令人兴奋的是，当你跟着一位向导参观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竖起来的唯一一个摩天大楼群）的时候，当你看到很酷的设计和欢快、闪亮的新材料结合起来使得大都会的场景更加明亮的时候。

新材料？为什么，看上去好像化学家和冶金学家能够生产出人们所需要的任何种类的物质。用镍、铬、钨、钒、钼生产出来的更轻、更硬的钢。适合于制造任何东西的塑胶——从汽车的方向盘到餐具，从收音机盒子到骰子。用纤维素生产出来的新的人造纤维，从南方的松树中提取纤维素的新工序。质地跟木材完全不同的胶合板。的确，技术人员正在为明天的世界准备新的材料，无论这些奇迹的生产多么令人沮丧地滞后。有多少无限的可能被锁在水栽法的发展中？有什么样的效率奇迹，光电管不能使之成为可能？电视将会给未来的娱乐和新闻发布带来怎样的影响？二冲程柴油机是否会给力的生产和传送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当活动房屋从试验阶段进入大规模生产阶段的时候，人们的生活又会如何？像这样一些问题，萦绕在人们的心头，美国人的想象力再一次开始奔放起来。

笨拙的房式拖车

是不是有某种新式的机器，某种新玩意儿——某种类似于汽车和收音机的东西——对它的疯狂需求能够启动新一轮的繁荣？在1936年的春季和夏季，很多美国人都认为他们找到了一个这样的东西。早在1929年夏，刚好在金融恐慌之前，一个名叫阿瑟·G.谢尔曼的细菌学家给自己家里建造了一间装在轮子上的小房子，可以用他的汽车拖着这间房子去度假。无论走到哪里，他的这一新发明都能吸引到大量表示赞许的关注，以至于他更来劲了，又建造了几个这样的小房子，并在1930年的底特律汽车展上展出了其中的一个。不久之后，他开始以更大的规模制造这样的房子，其他的制造商也竞相效尤，那些心灵手巧的房主们也在自家的院子里打造他们自己的房式拖车。到1936年，据《汽车每日消息报》（Automotive Daily News）估计，在路上跑的房式拖车的数量多达160，000辆。在1937年的新年，佛罗里达的观察者们报告，这些新发明以每小时25辆的速度穿过州界线。罗杰·巴布森声称，不出20年的时间，美国将有一半人口住在这种房式拖车里面。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前提是你别把注意力集中在房地产价格、税收、稳定的工作、孩子的教育、卫生问题以及其他诸如此类枯燥乏味的细节上），一个无忧无虑的时代即将到来，到那时，永不安宁的美国人可以卖掉他的房子，爬进他的房式拖车，去到一望无垠的大路上，度过自己的一生。还有什么想象比这更有趣呢？

4

然而，投入像房式拖车这样一些新玩意儿的资金，其数额只有所需资金的一小部分。究竟是什么抑制了其余的投资呢？

不管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有多么众说纷纭，但在潜在投资者当中——资本持有者，富人，尤其是非常有钱的人，对此却分歧甚少。他们确信，问题在于“缺乏信心”——而导致这种信心缺失的根源，是本届政府的专横独断，它不计后果地胡乱花钱，遵循不可靠的、通货膨胀的公共财政原则，对亲共智囊们的建议言听计从，把难以忍受的税收重负强加给企业，把税款浪费在那些疯狂的琐碎无聊的计划上，用来纵容并在政治上贿赂那些毫无进取心的穷光蛋，用一些仓促草率、不可预知、令人瘫痪的改革措施和政府的竞争来折磨商人，为赢得农民的选票而屠宰小猪，鼓励劳工煽动者把企业捆得死死的，在一般意义上反对“利润制”，通过对国会发号施令、不信任最高法院和破坏宪法，从而威胁美国的自由。

诸如此类针对政府没完没了地变革的指控，连篇累牍地出现在保守派媒体上，出现在保守派商人和政治领袖的演说中，出现在诸如“自由联盟”“十字军战士”“捍卫者”及“美国民族主义者”之类的五花八门的组织所散发的传单中，尤其是出现在富人们的私人谈话中。

大资产的拥有者和大企业的管理者应该会义愤填膺，这无足为怪。在大萧条的打击和惊吓之下，他们起初把罗斯福当作救助者，向他欢呼致敬。不久之后他们就发现，他正在为之而努力工作的“复兴”，意思并不是要让事情恢复到1929年的样子；他想让事情发生改变。他不仅继续强烈要求改革，而且还要把1932年民主党政纲和他自己的竞选演说中的那些财政许诺撕得粉碎。他着手维护那些倒霉背运的人，抨击那些阻挡他的金融家和大商人；当他们对他的敌对态度变得更加强硬的时候，他对他们的敌对态度也是如此。雷蒙德·莫利曾经讲到，有一次，罗斯福与一群人坐在一起，讨论一场即将到来的总统演说的思路，他听着这些人向他报告在华尔街、州街、切斯纳特街和拉萨尔街上广为流传的那些贬损自己的故事，听着听着，他的面孔变得越来越绷紧，直到最后，有一点变得很清楚了，这篇演说应该——用莫利的话说——“更像是一根蓟，而不是一根橄榄枝”。

那么，很自然，有钱人都觉得，总统改变了他的路线，特意把他们挑出来作为政府敌对的目标。很自然，当他在1935年夏天支持一项增加对富人征税的税收法案时（一望而知是想要化解休伊·朗“分享财富”计划的进攻），他们便更加坚信这种感觉。还有一点甚至也很自然，关于1933年以来所发生的事情，他们的感受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似乎忘掉了这样一个事实：早在1933年之前，国家就已经出了问题。

然而，他们当中有些人在他们反对的道路上究竟走出了多远，以及在他们大多数人当中，这种反对在多大程度上集中到了对罗斯福本人的直接而强烈的仇恨上，构成了20世纪30年代最令人难忘的奇事之一。

政府的所有摸索，都是试图把国家从这场紧接着19世纪扩张放缓之后的世界性大萧条中解救出来；行政部门的所有调兵遣将，都是试图把金融界在上一个10年里似乎出了差错的事情纠正过来，试图补偿普通人不利的劳动环境，并且同时维持它在政治上对普通人的吸引力——所有这些事情，在成千上万“最优秀的美国人”的头脑里被简化为这样一个简单的陈述：富兰克林·D.罗斯福决心要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成为一个独裁者。罗斯福的很多所作所为，给这一历史说法涂上一层合理的色彩；然而，在化多为少这件事情上，这些人可以说表演了整个美国历史上最壮观的简化技艺之一。

这种对罗斯福的仇恨，在全国各地的富人当中非常强烈，尽管远远谈不上一致。在那些非常有钱的人当中，以及在那些对郊区和度假胜地——在这些地方，有钱人与那些令人不快的事实和非正统的观点之间隔阂最深——青睐有加的人当中，这种仇恨最强烈，也最接近于一致。（比方说，你要是在蝗虫谷或格林威治村居住，在华尔街上班，早晨只读《纽约先驱论坛报》，夜里只读《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这样的生活就提供了绝佳的隔离层，尤其是，如果你全心全意地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马克·沙利文每天的悲伤哀叹，集中于《太阳报》的金融专栏对政府政策所做的酸味十足的解释，那就更是如此了。）一般说来，这种仇恨在大西洋沿岸的城市里最强烈，除了华盛顿之外，在那里，多少还是有机会亲眼见到新政的主事者，并发现，他们毕竟也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在1934年和1935年，仇恨的怒火越烧越旺，并一直持续高温，直到1938年前后，它看上去略有减弱，要是彻底熄灭了那该多好。

有时候，反罗斯福的情绪是幽默的。在往返上下班的火车上，在市区的午餐俱乐部里，罗斯福的故事风靡一时，比如有个故事讲到，一个刚刚死去的精神病医生来到天国，被人匆匆带去面见上帝：“你们瞧，这家伙有自大妄想症——他认为自己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但说到那些有钱的绅士们，他们的态度毫无幽默之处，他们坐在窗明几净的俱乐部里的安乐椅上，情绪激烈地一致认为，罗斯福不仅是个煽动家，而且还是个共产主义者。“完全是另一个斯大林——只不过更糟。”“此时此刻，我们倒不如生活在俄国更好。”在服侍周到的宴会上，这帮人义愤填膺地拍案而起，异口同声地指责罗斯福是“本阶级的叛徒”。在卧铺车厢的吸烟间里，正在旅行的企业主管们争相嘲弄总统对商业的完全无知。“他这一辈子从未挣过一个铜板——除了靠他母亲的收入生活，他还干过啥事？”在迈阿密海滩的公共浴室里，那些被太阳晒得黝黑的冬日游客都说，要不是因为“那个家伙”，他们的生意一定会做得很好。在乡村俱乐部的衣帽间里，那些打高尔夫球的人一边脱着球鞋，一边谈论股市疲软；此时，一个人突然说：“谢天谢地，真希望有人朝他开上一枪。”其他人欢呼着表示同意，这一举动表明，人人都知道他指的是谁。关于罗斯福的一些粗俗下流的闲谈也很流行。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平时认真负责的人不仅坚持认为，而且真诚地相信：“在华盛顿人人都知道”，罗斯福的整个家庭大部分时间都是醉醺醺的；罗斯福夫人之所以这样“满世界跑”，是因为她打算继承丈夫的总统职位，“直到他们的儿子能够接班的时候”；而且，罗斯福是个神经病。最近不是有一个来访者跟他坐在一起并试图谈论公共事务，不料所得到的回应竟然是一阵拖长的、疯狂的大笑么？我们还是就此打住，因为再说下去，闲言碎语就跨过了界线，成了不宜刊登的污言秽语。

罗斯福和他的同事们

大量怀恨在心的反罗斯福谈话，当然不能照单全收。它常常是一种有意识地放纵情绪满足的形式：把所有的差错都归咎到一个替罪羊的身上。当一群绅士淑女——正如《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上的一幅漫画所描绘的那样——去电影院“嘘罗斯福”的时候，他们所享受的那种放松，跟当年很多自由主义者把经济体制的所有毛病都归咎于银行家们的个人不道德并无不同，跟纳粹党人把德国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犹太人并无不同。找到一个替罪羊，也就暂时省掉了进一步分析事实或进一步思考的任何必要。

然而，就它阻碍了对事实的分析和思考来说，这种对罗斯福的仇恨，不仅让经济复兴、而且让仇恨者本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为，作为一个群体（也有很多的例外），富人把罗斯福在白宫的存在看作是所有差错的一个足够充分的解释，看作是他们不在新的投资中扮演更积极角色的一个足够充分的理由，所以，他们不可避免地在那些处境不怎么幸运的人们当中失去威望。因为富人和强人只能通过给予一般公众他们想要的东西来维护自己的威望。他们渴望繁荣，渴望经济扩张。他们总是很乐意原谅亨利·福特们的各种缺点和不足，因为这些人毕竟在生产商品，不管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挣到了数百万美元。但他们不愿意同情那些没能生产商品的人，不管他们解释他们失败的理由多么令人伤心。对罗斯福的憎恨，使得企业的拥有者和管理者们陷入了死气沉沉、无所作为的状态——试图抵抗事物的发展趋势，试图把时钟倒拨。这种仇恨使他们变得保守：试图坚持旧事物，相反，在1929年之前，他们一直是革新者——只是方式各不相同，是新事物的开创者。仇恨使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变得贫瘠。他们很快就认识到了，贫瘠不可能赢得公众的欢呼喝彩。

5

1936年的总统大选日益临近。共和党人会提名谁为候选人，来体现并唤醒——不仅在富人当中，而且还在大多数商人当中，在其他许许多多把罗斯福看作一个激进的、奢侈的、不值得信任的危险分子的人们当中——对新政的普遍愤慨呢？胡佛么？肯定不行，他的名字让人回忆起太多令人痛苦的经济失败和政治失败。博拉么？他有民众的强大支持，尤其是在西部，但他在财政上是非正统的，而且他太老了，太特立独行了。芝加哥的弗兰克·诺克斯么？密歇根州的范登堡参议员么？他们统统被划掉了。随着在克里夫兰召开全国大会的日子越来越近，共和党的选择，落到了一个在1936年之前几乎不为人知的候选人的头上，但他似乎是最后的“可用”之人，此人便是堪萨斯州州长阿尔弗雷德·摩斯曼·兰登。

阿尔弗雷德·摩斯曼·兰登

兰登是一个成功的独立石油生产商，共和党的领袖们觉得，选择他应该正中商人们的下怀。一个在艰难时期平衡了本州预算的州长，在打压联邦开支的战斗中，他应该是一个合格的旗手（尽管他的反对者们曾指出，他无论如何不得不平衡预算，因为堪萨斯州的宪法规定要这样做；而且，堪萨斯州还严重依赖联邦政府提供救济经费）。作为一个前“公麇党人”[1]，一个通常持有自由主义观点的人，兰登应该能赢得在政治上走中间道路的男男女女的支持。（保守派的顽固分子无论如何是支持他的，为了打败罗斯福，他们甚至会投票支持阎王爷。）作为一个机智老练的政治调停者，兰登应该乐意听从国会议员们的建议，他们认为罗斯福对国会太霸道了。作为一个亲切友好、讨人喜欢的人，有一个很有魅力的家庭，他本人应该是一台很棒的选票收割机。就算他的记录中光彩夺目的证据似乎不多，但可以把他介绍为一个低调谦逊的平常人，一个中规中矩的同胞，不以超人自居，而是拥有朴素的常识，会坚持走“美国的道路”。作为出席克里夫兰会议的代表，兰登明显遥遥领先，以至于候选人的名单上都懒得放上其他人的名字。兰登在一片欢呼声中获得提名。这个“堪萨斯的柯立芝”“细心的堪萨斯人”，以向日葵作为他的徽标，已经动身出发，要跟罗斯福打一场硬仗。

提供给兰登的竞选政纲，同样打算吸引那些走中间道路的人。尽管这份政纲中充斥着对新政的指责，但在某些方面，它也呈现出了一种令人吃惊的自由主义表象。它并没有全然指责联邦政府参与救济，尽管它鼓吹“把行政部门的救济责任归还给非政治性的地方机构”。它也并没有全然指责联邦政府参与农业调整，而是提出了一项全国性的土地利用计划，跟民主党人的计划并非完全不同——只不过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州政府。它并没有要求废除《证券法》《证券交易法》和《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华尔街人曾对这些法律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而是要求“联邦政府在《宪法》赋予的权限内管制证券市场，以保护投资人”。并补充道：“我们也支持联邦政府管制公用事业公司的州际活动。”事实上，如果一位来自火星的访问者把两党1936年的竞选政纲做个比较，并且不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攻讦和指责上，而仅仅集中在其所提出的积极建议上，那么，他可能会大吃一惊，这场选战何以搞得这么群情激昂。

如果说，共和党人要求平衡预算并“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健全货币”的话，那么，民主党人也说到了他们“平衡预算的决心”，并“赞成永久性健全货币的目标”。两份政纲都猛烈抨击垄断，赞成劳资集体谈判，允诺保护公民自由，支持行政机构考绩制，并对养老保障说了一些友好的话（尽管共和党人建议修改社会保障体系）。如果说，共和党人攻击民主党人蔑视“最高法院的正直和权威”“坚持要通过与宪法背道而驰的法律”，如果说，他们信誓旦旦地保证：要“抵制企图削弱美国最高法院的权威的任何努力”，那么，民主党人也建议“维护《宪法》的文本和精神”，并解释道，如果国家的问题不能“通过《宪法》框架内的立法来有效地予以解决，我们就应该寻求一次澄清性的宪法修正，好确保各州立法机关及美国国会在各自正当的权限之内，有权制定各州和联邦立法机关在它们各自的范围内认为必要的法律……”毫无疑问，来自火星的访问者想必会说，这两个如此激烈地互相抨击的政党，实际上只不过是半斤对八两，彼此彼此。

民主党政纲中提到可能需要对《宪法》进行一次“澄清性的”修正，这是在修辞上非常准确的一招妙棋。因为，在上一年，最高法院表现的是一股保守势力，能够并且乐意抵挡新政的进攻。它不仅撤销了NRA（全体一致通过裁决），并在1936年1月撤销了AAA（6票赞成，3票反对），而且，它还投票支持“农场抵押贷款延期偿付法案”“煤炭法案”以及另外几项措施；在这些裁决中，最高法院对《宪法》中的州际贸易条款做出了如此狭窄的解释，以至于几乎每一部重要的新政法律似乎都有可能最终倒在它的长柄大镰刀之下。迄今为止，最高法院只有两项裁决支持本届政府——以5比4通过的“黄金条款”裁决，以及以8比1通过的对TVA的某些限制方面的裁决。在这样的环境下，新政主事者们对最高法院“九老”的看法——或者说，尤其是对其中右翼大法官的看法——是很激烈的；相比之下，在保守派看来，最高法院成了一个空前受崇敬的对象。（在保守分子的凯迪拉后方的车牌上，如今粘着一个标牌，上书“救救宪法”，而在4年前，这个地方贴的是“废除第十八修正案”。）

联邦最高法院

罗斯福对最高法院深感愤慨，并渴望“将死”它，但尚未决定如何来走这步棋。他不想在大选期间提议修宪，因为很难设计出那样的修正案，其所包含的州际贸易条款不会被共和党人视为给政府完全管制商业敞开大门。他想暂时避开最高法院的问题。“澄清性的”这个词有助于这种回避——它看上去是如此清白单纯，让人联想到只不过是试图防止误解。

幸运之神帮了罗斯福的忙，不过是以反讽的方式。因为，正当资深的共和党人收拾行装，去克里夫兰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最高法院做了一件稀奇古怪的事。之前，它已经废除了关于工资和工时的联邦立法。如今，它挣脱了缰绳，一意孤行，通过否决纽约州为妇女制定的最低工资法，从而也推翻了各州关于工资和工时的立法。结果令人目瞪口呆：任何人都不能对工资和工时立法。就连共和党领袖也没法咽下这个苦果并保持面带微笑。结果，共和党人在他们的政纲中宣布他们会通过各州的法律“在最大工时、最高工资和工作条件等方面保护妇女和儿童”，然后又略嫌无力地补充道：“我们相信，按照现在的情况，我们可以在宪法的框架内做到这一点。”兰登州长觉得有必要告知大会，他会寻求一次修宪，以使此事成为可能。不知何故，此事减弱了最高法院对共和党人的支持。9位身着黑袍的绅士无心插柳地给陷入困境的总统加了一分。

在另外一些方面，幸运之神也青睐于罗斯福。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是最早发现兰登的伯乐之一，但到了1936年，赫斯特的支持就决不是一笔资产了。在1936年初，罗斯福曾经的好友和恩师阿尔弗雷德·史密斯威胁要“走人”，并敦促其他民主党人跟他一起离开新政支持者的行列；但他是在自由联盟的一次晚宴上发出这一威胁的，而这个组织有太多的百万富翁实业家，以至于成了共和党人的一笔政治负债。（即使是在共和党人的政治活动中，百万富翁们通常也是待在幕后，而让小商人和“普通人”组成一个令人信服的前沿阵线。）民主党的战略家们敏捷地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把他们的这场选战搞得好像对手仅仅是百万富翁们的自由同盟，而不是共和党。在费城召开的民主党大会只是个橡皮图章，罗斯福所控制的这次大会拖拖拉拉地开了5天，让费城的商人和酒店老板乐不可支，并向收音机听众的耳朵里灌满了欢欣鼓舞（即使有点空洞）的新政演说。当大会闭幕的时候，罗斯福便去了富兰克林运动场，接受连任提名，他发表了一篇铿锵有力的接受提名演说，在演说中，他甚至一次也没有提到共和党人。据这篇演说，敌人是那些“经济上的保皇派”，当他们“抱怨我们试图颠覆美国的制度”的时候，“他们真正抱怨的，其实是我们试图拿走他们的权力。”不管你把这样的话称作很棒的煽动，还是称作很棒的政治策略，它反正是在选民那里得了分。这句话变得像罗斯福早年提到的“大富翁罪犯”一样流行。

就连大自然的力量也青睐于总统。在大选之年的夏天，他进行了一次表面上不带政治色彩的旅行：去视察遭受旱灾的大平原地区，就在他动身出发的时候，在前头为他开路的居然是瓢泼大雨，以至于一天早晨，总统专列上的一位记者信步走到一扇雨水淋漓的车窗前，看着被雨水湿透的乡村，说：“这是啥？是一趟防洪视察么？”

不过，总统最大的优势在于他对选民的个人吸引力。不管共和党人是不是屈从于老习惯，在他们需要一个十字军战士的时候选择了一个可用的候选人，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是：兰登迸发不出火花。他讲起话来通情达理、深思熟虑、温和适度，在他的竞选演说中包含了对自由的巧妙捍卫。但跟罗斯福比起来，他的声音是粗糙的，尤其是在收音机里，罗斯福能够令人兴奋地从明显私密的循循善诱，转到措辞锋利的劝诫。而且，尽管兰登有着亲切和蔼的微笑，但缺乏罗斯福的微笑中那种传染性的豪迈爽朗。且不管兰登是否具有潜在的能力，但作为一个竞选对手——面对的是美国历史上最高明的政治家之一——他几乎不是一个能够激励前锋的人，也不是一个能从背后骚扰敌人的人。

6

相比之下，当战斗的呐喊在空中回荡的时候，罗斯福则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在这场大选中，围绕在他身边的助手团队，不同于1932年围绕在他身边的“智囊团”。诚然，在制定政策的讨论会上，塞缪尔·罗森曼依然毫不显眼地站在他的身边。雷蒙德·莫利尽管推测起来应该在1933年秋天就离开了新政班底以及他在国务院的办公室，但他依然是总统的秘密顾问，虽说影响力日益减少，而且对总统进攻大企业也越来越感到愤怒。整个1934年和1935年，莫利是一个经常从后门进入白宫的访客，他依然跟总统保持着密切接触，直到1936年民主党大会召开的时候。但他们之间的观点分歧变得如此公开，以至于在发表那篇关于“经济上的保皇派”的演说之后，莫利干脆就不来往了。特格韦尔不再像从前那样跟总统走得那么近乎，伯利也是如此。尽管詹姆斯·法利依然直接插手竞选活动的政治管理，但忠实而机敏的路易斯·豪却不在了。在白宫缠绵病榻很长时间之后，豪于1936年4月驾鹤西去。

总统的助手和顾问团队中，最主要的新来者是一个名叫托马斯·科克兰的年轻人，他是个爱尔兰人，来自罗得岛州的波塔基特市，自从他在哈佛法学院念书以来，便一直是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的忠实门徒。为了起草1933年的《证券法》，弗兰克福特把他推荐给了莫利，一起被推荐的还有詹姆斯·M.兰迪斯和本杰明·科恩，后来，他又跟科恩一起起草了《证券交易法》和《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科克兰在起草法案上的非凡才能，他不知疲倦的精神活力，他对新政和公共服务的高尚理想的热爱，他愉快欢乐的风采，以及他演奏手风琴的高超技能，全都让他深受罗斯福的喜爱。如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成了罗斯福最私密的圈子中的一员。在政府里的自由主义者当中，他的熟人很多；他成了年轻的自由派律师们的天生领袖，成了在政府里代表他们说话的非官方就业官员；而且，他已经有一位亲密的盟友，这就是那位羞涩腼腆、衣冠不整、低调谦逊、头脑清晰的本杰明·科恩，他们俩跟其他参与新政的年轻人一起住在R街上一幢红色的房子里，是新华盛顿响当当的人物。

本杰明·科恩与托马斯·科克兰

他们决不是主流保守派观点所认为的那种极端激进分子（比方说，他们起草的《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是提交给总统的三份草案中最温和的一份）。他们想让政府约束大企业，让它们守规矩，必要的时候接管它们的某些职能，但主要是给小企业扫清道路，他们相信，这些小企业被大企业排挤到经济竞赛之外。在经济哲学上，科克兰和科恩更接近于老拉福莱特，或者是伍德罗·威尔逊，而不是莫斯科。然而，这一哲学使他们陷入了跟大公司和大金融利益集团的敌对；他们很乐意在罗斯福那里激发起类似的敌对态度，尽管罗斯福从未系统地阐述过前后一致的经济政策，但他对富人们憎恨自己感到愤怒，并相信，只有通过痛骂“经济上的保皇派”，才能约束住自己队伍中那些曾经追随像休伊·朗之流的数百万心怀不满者。相反，莫利不想继续抨击集中财富的势力，而是想让他们跟政府合作。真正重要的是下面这个事实：在1936年的竞选中，科克兰继莫利之后担当了总统演说的首席起草人（连同斯坦利·海、本杰明·科恩、威廉·C.布利特等人），并成了总统的密友（连同救济署署长哈里·霍普金斯、财政部长摩根索、内政部长伊克斯、大法官罗森曼及其他人）。这些鼓吹严格的商业监管（也鼓吹为了复兴而大手大脚花钱）的传道者们，如今有机会让总统听到他们的声音。

在大选期间，将会有一个或更多内部小组为罗斯福准备演说稿。在白宫的会议上，他们当中很多人会就政策和警句的问题跟他争论。然后，总统便口授他自己的草稿，内容则来自其他人，这儿用一个观点，那儿用一句生动的短语。草稿经过修订，多半是一遍又一遍地修订，接下来，总统便动身出发，去发表这篇演说。他演说的主要话题是：整个国家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对一个利益群体、一个地方有益，就会让所有人受益；保护国家资源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我们不仅要保护物质资源，而且还要保护人力资源；就算国债在增长，但国民收入也在增长；跟1932年比起来，1936年的形势明显在好转。在诸如预算平衡之类的棘手问题上，罗斯福在逻辑上是灵活的——即使实际上并不是耍滑头。说到过去的政府措施，他毫不含糊；说到未来的措施则很模糊，因为实际情况是：他的立法计划，只要是设计出来了的，都已经完成。他没有未来的计划，只有方向感。他的举止风度通常是友好的；只有一次，那是大选快结束时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表演说的时候，他被共和党人关于社会保障的某些误导性宣传给激怒了，他的情绪变得强烈起来（没有莫利或路易斯在身边平息他的怒火）。正是在那次抨击性的演说中，他喊道：“我希望有人这样说到我的第一届政府：在这届政府中，自私和贪婪的势力遇到了它们的对手。我希望将来有人这样说到我的第二届政府：在这届政府中，这些势力遇到了它们的主人。”在大选余下的时间里，他看上去是一个快乐的人，向人们报告鼓舞人心的进展，几乎完全不理会兰登或共和党。

罗斯福在发表演说

漫长的、令人精疲力竭的竞选旅行——卧车里的日日夜夜，金鱼缸般的透明公开，连续不断的演说，没完没了的握手，仓促匆忙的会议，不间断的欢呼骚动——似乎丝毫也没有让罗斯福感到疲倦，尽管他是个残疾人，不能独立行走。相反，他倒是把身边的同伴累得人仰马翻，每一天经过严酷的折磨之后，他都显得比从前更加精神饱满，就好像是巨人安泰，每次跟政治元素接触之后，力量便得到了更新。微笑，自始至终微笑，洪钟大吕般的声音响起，他在胜利的狂欢中走遍了全国各地。

他的对手如今身在何方？一两年之前，他们看上去还是如此严重的威胁。休伊·朗已经魂归天国。库格林神父和汤森的追随者们，连同休伊·朗的残兵败将一起，联合了起来支持北达科他州的议员拉姆克；但有一点早就显而易见：拉姆克的反对将很弱。明尼苏达州的奥尔森州长也死了。社会主义者——提名诺曼·托马斯是他们的老习惯——也很弱。至于共产主义者，尽管他们提名了厄尔·白劳德竞选总统，但他们是如此热心地忠实于莫斯科耳提面命的“人民阵线”的原则，如此渴望打败兰登（他们把兰登称作“法西斯主义”候选人），以至于你很难有把握地判断：他们究竟是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只是另一个新政支持者团体。这场选战成了罗斯福跟兰登之间的竞争，没有重要的第三党对手。

选战在严酷地进行。的确，自1896年以来，公众的大选热情还从未这样高涨过。听听愤怒的共和党人和愤怒的民主党人的谈话，你想必会认为它是一场这样的竞争：竞争的一方是个暴君，他决心要摧毁私有财产、个人雄心、宪法、民主和文明本身，而另一方是一个容易被华尔街欺骗的人，他将会引入一个法西斯主义的独裁政府。

谁会赢得胜利呢？许多年来一直在搞模拟投票的《文摘》（Literary Digest）杂志预言兰登获胜，罗斯福将只得到161张选举人票，而兰登是320张。乔治·盖洛普博士的“美国民意研究所”自1935年8月20日以来一直在报告其更科学的民意调查所得出的结果，并由此开创了一种新的政治测量办法，预测未来不可预知的可能性，他的调查显示：在整个竞选期间，罗斯福始终领先，其中大多数时候一直在扩大优势。盖洛普预言，罗斯福将得到477张选举人票，而兰登则只有42张（两个州被列在“不确定”一栏中）。詹姆斯·法利预言，罗斯福将得到623张选举人票，拿下缅因和佛蒙特之外的所有州——可谁会相信一个竞选经理的预言呢？共和党人顽固地坚持他们的希望：兰登将赢得总统宝座。

接着，选举日到了，当共和党人那天晚上聚集在收音机旁收听选举公告的时候，他们全都被惊呆了。因为詹姆斯·法利是对的。罗斯福的胜利是压倒性的。看来，那句古老的政治谚语不得不改为：“拿下了缅因州，便拿下了佛蒙特。”[2]罗斯福赢得了除这两个州之外的所有州。罗斯福的普选票是2，772.5万张，而兰登是1，666.7万张。国会参众两院如今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席位是民主党人的——这是一个令人恐怖的多数。新政得到了伟大选民的坚定支持，毫不含糊。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有些原因在前面已经暗示了。但还有两个原因，迄今为止在本书中尚未提及。一个原因是：新政是一个巨大的金钱资助的分配者，主要以救济的形式把资助分配给个人。在某些地区，这些补助在很大程度上被用来换取政治优势。在大多数地区则不是这样。认为花在救济上的数十亿美元本质上是民主党人一笔庞大的竞选资金（由纳税人掏腰包），那是愤世嫉俗的夸张。不过，新政发放每一笔补助金的理由都是暗示性的（不管说没说出来）：“瞧，我们在照顾你。别人没准就不会了。何不投我们一票呢？”政府补助的冲力是巨大的；任何建议减少补助的人因此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

另一个原因是，尽管大多数富人对罗斯福恨之入骨，但全美国大多数穷人都由衷地钦佩他，信任他。在他的演说的字里行间，以及在他所发起的立法中，他们读到了对他们的真诚友善，以及真心想帮助他们的诚挚愿望。新闻媒体（在城市里，媒体压倒性地亲兰登）既没能动摇小选民，也没能预见到他们的选票会投给谁，部分原因无疑在于编辑们没能理解新政的救济政策和罗斯福的个人魅力在这些人的头脑里留下了怎样的印象。报纸上那些关于浪费救济经费或者关于做无意义琐事的文章，小选民们根本没放在眼里，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自己就得到了钱，并渴望现金流继续源源不断，而且还因为，他们在新政中看到了一位迫切需要的慈善天使，真诚地愿意帮助他们。尤其是，他们在罗斯福本人的身上看到了一位真诚的朋友，他从不用高人一等的口气对他们说话，不以屈尊俯就的态度对待他们，而是把他们尊为美国公民，渴望自己的政府能够为他们效劳。他们干嘛在乎报纸上说啥呢？他们知道隔壁街区麦克盖提一家、知道隔壁农场纳尔逊一家面对的问题是什么，也知道联邦政府为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一遍又一遍（通过收音机）亲耳听到过罗斯福那亲切友好的声音。他们觉得自己知道，因此他们投票了。

7

欧洲正逐渐被拉近。

1936年，希特勒的军队在无人抵抗的情况下开进了莱茵兰。墨索里尼的军队完成了他们在埃塞俄比亚的战斗，进入亚的斯亚贝巴。西班牙内战爆发，到罗斯福再次当选的时候，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军队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支持下，开到了马德里附近。当新的德-意轴心的侵略者们向着主宰世界的目标一步步危险地逼近的时候，美国人民带着越来越深重的忧虑，眼睁睁地看着外部世界的有序基础分崩离析。

但有一件事，眼下正使得普通的美国人比他们自凡尔赛和会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靠近欧洲，并一连好几天跻身于美国报纸的头版头条，让美洲大陆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黯然失色，成为美国人街谈巷议的支配性话题，这件事既非军事，也非征服。尽管，你甚至可以把它看作是大英帝国日益衰弱的信号，但对大多数旁观者来说，它只不过是一出在皇家舞台上上演的个人戏剧：一位国王被迫在他的王国和一个女人之间做出选择。这位国王就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暨英属海外领土的国王、卫教者、印度皇帝爱德华八世，那个女人是美国巴尔的摩市的一位姑娘，名叫沃利斯·沃菲尔德·辛普森，H.L.门肯把这出大戏称作“自耶稣复活以来最大的新闻事件”。

辛普森夫人

1936年的夏秋两季，正当罗斯福和兰登在美国各地发表政治演说的时候，美国媒体意识到了这桩引人注目的王室的罗曼史。美国人看到了爱德华和辛普森夫人一起在地中海旅游的照片，爱德华（穿着游泳短裤）划着一只橡皮艇，辛普森夫人（穿着游泳衣）坐在他上方的码头顶端。10月27日，当她获准跟欧内斯特·辛普森离婚的时候，来自伊普斯威奇巡回法庭的消息登上了美国报纸的头版头条。之后甚至有好几个礼拜的时间绝大多数英国人都不知道辛普森夫人的存在，对那些让王室不愉快的消息，非官方审查就是这样严格；事实上，直到12月1日之后，英国人才知道了此事，当时，在一次教区会议上，布拉德福的主教说到国王需要上帝的恩典，说到他希望国王明白这一需要，并满腹悲伤地补充道：“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希望他能够给出更积极的信号，表明他认识到了这一点。”这句话，尽管间接而审慎，却在英国打开了一条揭示真相之路。可是在美国，根本没必要打开这条路，几个礼拜以来，美国人就一直在互相打听：国王和辛普森夫人是不是真的结婚了；当这出大戏展开其高潮的时候，来自唐宁街、威斯敏斯特和观景城堡的消息在美国各地激起了热烈的讨论。

辛普森夫人和爱德华国王上了美国杂志的封面

“太棒了。这是他做过的最棒的事情。他应该娶她。国王难道就不是人么？”“不，不，不。他接受了一份责任，如今他在抛弃这份责任。如果他打算逃避自己的工作，他为什么最开始又接受它呢？”“得了吧，他从未干过多少正经事儿，除了出入夜总会之外。你难道没看到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总是在他的专栏里痛扁他么？”“我想，这对沃利斯来说确实有点喜剧的意思。她准备好了当王后呢——眼下她在哪儿？”“我敢打赌是坎特伯雷大主教把事情搞糟了。你知道，她的两次离婚……”“胡说——假如她不是个美国人，他们绝对会容忍她的离婚。如今，假如她是位公爵夫人……”“但你不得不服她——一个巴尔的摩姑娘，竟然能单枪匹马挑起了一场帝国危机。”

诸如此类的议论在没完没了地嘀咕，直至沃利斯·沃菲尔德·辛普森逃出英国，躲到罗杰斯夫妇在戛纳的别墅里，斯坦利·鲍德温给下院讲了一个漫长的故事，详细介绍了他作为一个棒打鸳鸯者所从事的种种活动，报纸的通栏标题大呼小叫“国王退位了”。1936年12月11日，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聚集在收音机旁，伴着噼哩啪啦的静电干扰声，倾听爱德华本人慢条斯理的声明：

“终于，我能够说上几句自己的话了。我从来都不想克制任何东西，但直到此刻，对我来说，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才在本质上成为可能……（试试换个台吧——我听不清。他刚才说啥来着？）……我发现，如果没有我所爱的女人的帮助和支持，要想担当起责任的重负，要想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卸下我作为国王的责任，都是不可能的……（那儿，那儿更清楚。不，再试着换个台吧。）如今，我们大家有了一位新国王。我衷心祝愿他和你们——他的人民——幸福和繁荣。上帝祝福你们所有人！上帝保佑国王！”

随着爱德华国王最后一次演说的发表（就它的简洁有力而言是如此完美），英国王室的这出大戏也就落下了帷幕。如今，美国人可以把他们的注意力再次转到国内所发生的事情上来了。他们自己的国家元首（连任）实际上获得一张全权空白支票。他会在上面填写什么呢？

[1] 公麋党是西奥多·罗斯福创立的进步党的俗称。——译者注

[2] 这句谚语原本是“拿下了缅因州，便拿下了全国。”——译者注

第10章 带着钢笔和相机穿越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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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在1925年（或这前后）去参加纽约市的一场鸡尾酒会，出席者都是些作家、批评家、艺术家、音乐家和专业人士，他们对艺术中的最新观念和最新趋势感兴趣，那么，在觥筹交错之间，你多半会从尖声喊叫的谈话中听到人们表达或暗示下面这样一些信念：

应该有更多的个人自由，特别是性自由；

改革家都是令人憎恶的家伙，现有的法律太多了；

巴比特们、扶轮社的成员们、热心的拥护者们，实际上是总体而言的美国商人，统统都不可救药地粗俗；

绝大多数市民都是傻瓜，心智永远只有13岁；

历史传统——尤其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和清教徒传统——的大多数英雄，都被极大地拔高了，必须“揭穿”；

美国是一个如此标准化的、如此受机器和习俗支配的地方，以至于人民的头脑和品味都自然而然地更喜欢欧洲的自由氛围。

如果在阔别10年之后，你再次在1935年偶然闯进一场类似的聚会，你恐怕很难相信自己的耳朵，对比是如此强烈。你几乎不太可能发现，有任何人对谈论性自由、谈论巴比特们的粗俗、谈论揭朗费罗的短表现出任何兴奋。（20世纪30年代的典型特征是，斯特雷奇在上一个10年曾尖酸刻薄地处理过的维多利亚女王如今成了一个深受公众欢迎的女主人公，就像海伦·海斯在舞台上展现的那样，而朗费罗本人及其他维多利亚时代波士顿的名流要人大多都在范·韦克·布鲁克斯1936年出版的《新英格兰的繁花盛开》[The Flowering of New England]一书中重新受到青睐。）在1935年品尝更加可口的马提尼酒的觥筹交错之间，你从尖声喊叫的谈话中多半会听到人们表达或暗示下面这样一些信念：

改革——当然是经济改革，不过依然是通过法律来进行的改革——非常有必要，应该有更严厉的法律。（这伙人当中的有些成员甚至可能嘲笑改革对于清扫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毫无用处，必须通过一场不可避免的共产主义革命来清扫。）

大多数公民都是真正要紧的人，是作家和艺术家们最合适的主题，改革必须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事实上，如果你仔细听的话，你可能会听到一个在最优雅的环境中长大成人的文学批评家居然自称是一个无产者，他是如此好战地把自己跟人民大众视为一体。）

美国是全世界最迷人的地方，是自由的主要希望；它的所有方面，尤其是那些最丑陋、要求改正的呼声最大的方面，都值得研究，值得描写；它值得我们付出忠诚的努力去挽救，尽管它多半已经无可救药，正连同其余的文明一起走向崩溃。

“这10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你可能会问，“这些人信教了么？”

他们确实信了教。当然，这个宗教不是教堂的宗教。这样一个群体，其在1925年的主流姿态与1935年的主流姿态之间也有少数几个类似之处，其中之一是：在这两个时期，其成员大多是不可知论者——即便不是无神论者的话。赋予这些男男女女以生命活力的，是社会意识的世俗宗教，这种社会意识，我们在本书的第6章中提到过。大萧条及其导致的苦难，深深地触动了他们；他们深信：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体制已经被破坏到了无法修复的程度，那些在1929年之前掌握着主要经济权力的人，都被证明是玩忽职守的、没有价值的，要想让事情得以纠正，极其需要行动；对经济失衡受害者的同情，让他们痛心疾首，寝食难安，这些男男女女不再像从前那样看重“为艺术而艺术”。他们想让艺术拥有社会功能，想让它照亮社会场景，把它最黑暗的地方清楚地呈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当人民都快要饿死的时候，做一个艺术鉴赏家有什么用呢？”纽约一个富有的女人这样慨叹，她曾经为自己明智地购买了现代绘画而自豪；“我觉得自己就好像是在浪费金钱。”“写那些关于绅士淑女的优美小说又有什么用呢？”1935年的年轻小说作者这样想。“如果我们写写谷租佃农的话，我们也许会得到某种有作用的东西——我们可能会实现点什么。”

要理解20世纪30年代美国文学的本质，你就必须认识到，在作家、批评家及整个知识精英当中，这种社会福音主义的情绪有多么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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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仔细的鉴别判定是必需的。这种新出现的情绪在纽约最为普遍，长期以来，纽约一直是美国思想风暴的中心，是检验新观念和激进观念压力的极其灵敏的气压计。这种情绪在年轻的、正在崛起的——常常也是没有工作的——知识分子当中，比在上了年纪的、地位已经牢固确立的知识分子当中更普遍。很多成功的写作手艺的从业者甚至完全没有被触及。在生活富裕的文化“精英”当中（这些人总是坐拥书城，总是给那些高雅杂志撰稿），或者在学术精英当中（他们远离艺术创新的狂热），它并不是引人注目地盛行。它很可能让俱乐部的女士们不知所措，多半还会让她们惊恐不安，她们很喜欢听文学讲座，想要美化自己的小镇，预订所有最好的音乐会的门票，是“每月一书俱乐部”的会员。至于那些担任大学董事、帮助交响乐团弥补赤字、完全有资格被认为是艺术支持者的银行家，他们很可能对这种情绪感到愤怒——如果他真的对此略有所知的话。

时不时地，这一情绪的某种表达突然广泛地流行起来。例如，杰克·科克兰根据欧斯金·考德威尔的同名长篇小说创作的戏剧《烟草路》（Tobacco Road），1935年12月4日（正当禁酒令被废除的时候）在纽约首演，这部表现贫困潦倒、颓废堕落的南方佃农家庭的作品，起初看上去似乎要失败，但后来逐渐赢得了受众，并让百老汇大吃一惊：这部戏年复一年地一场接一场演了下去，一直演到了1939年秋天，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打破了一部戏在纽约连续上演的纪录，这个纪录是《艾比的爱尔兰玫瑰》在20世纪20年代创下的。毫无疑问，《烟草路》的成功，部分要归功于它坦白直率、粗俗猥亵的对话，归功于它对放荡不羁的性行为的大胆展示，以及詹姆斯·巴顿在扮演吉特·莱斯特时把喜剧效果和悲剧效果结合起来的杰出天才；但至少，下面这个事实并没有阻止它的成功：这出戏冷酷无情而又饱含同情地展示了贫困和堕落的互相作用——同时并没有无视下面这个事实：莱斯特一家成了一个肮脏下流、不负责任、心智残缺、声名狼藉的家庭。

《烟草路》剧照

这种情绪的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体现，是1937年11月27日劳工剧团推出的音乐讽刺喜剧《如坐针毡》（Pins and Needles），该剧团是由一帮服装工人组成的（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演员的工资超过一周55美元）。这台讽刺剧同样一场接一场地演到了1939年底，它打破了此前所有音乐剧持续演出的纪录。它用开玩笑的方式，为工会的事业辩护，并讽刺工会的敌人，《如坐针毡》不同于此前人们在音乐剧舞台上所看到的所有东西。在20年代，谁会想到，一台讽刺剧会持续上演多年，而它最朗朗上口的曲调是“请为我唱支有社会意义的歌”。

在30年代，只有一两本书，可以说反映了这种社会意识的情绪，并跻身于畅销书的榜首。一本书是辛克莱·刘易斯的《此事不会发生在这里》，出版于1935年下半年，它展示了法西斯主义如何可能来到美国。一个更好的例子是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一部写得非常生动而优美的长篇小说，表现了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四处漂泊的“Okies”家庭所遭遇到的困境，当这本书在1939年初出版的时候，不仅受到了批评家雷鸣般的欢呼，而且立即跃升畅销书榜首。在这本书里——比《烟草路》更甚——年轻知识分子信条的各种成分被整合到了一起，这些成分包括：一种这样的意识：经济和社会的力量是以什么方式联手把悲剧带给了清白无辜的人民；对这些人的一种深深的同情，同时结合了这样一种意愿：愿意全面揭示他们的无知，他们偶然的淫荡，他们没有能力理解自己所遭遇的困境；一种这样的感觉：美国是辉煌的，它令人兴奋地挑战了艺术家和社会工程师；以及这样一种决心：要通过展示美国最糟糕的贫困和残忍，来唤醒漠不关心的公众。

约翰·斯坦贝克

另外，仔细研究一下年度畅销榜单，似乎暗示了渴望得到社会文献的公众在规模上是多么有限。一本最畅销的书，通过致力于其他的刺激，就可以让二三十万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它的全价初版本上。

例如，存在这样一种愿望：恨不得马上逃离大萧条和焦虑。赛珍珠的《大地》（这本书在1931年和1932年始终高居畅销书榜首）难道不是因为它把读者带到了中国而有了一种额外的吸引力么？查尔斯·摩根的《泉》（The Fountain）之所以跻身1932年的畅销榜，其部分原因难道不正是因为它讲述了一个人从环境丑陋的外部世界逃进了内在沉思的世界么？毫无疑问，薇拉·凯瑟的《岩石上的阴影》（Shadows on the Rock）的成功，赫维·艾伦的《安东尼·亚德维斯》的更大成功（此书于1933年和1934年始终高居畅销榜榜首），以及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的最大成功（此书在1936年和1937年始终是压倒性地最受欢迎的书），则更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逃进历史的入口——至于斯塔克·扬的《这样红的玫瑰》（So Red the Rose，1934）和肯尼思·罗伯茨的《西北通道》（Northwest Passage，1937）以及很多其他书，那就更不用说了。一度，出版业盈利的一剂最有效的灵丹妙药，就是用老式的穿着打扮，生产厚达800页的浪漫传奇。

在畅销书榜单上，也能找到其他情绪的线索。1930年的《哈丁总统的奇怪死亡》（The Strange Death of President Harding）和1931年的《华盛顿走马灯》都高居榜首，或许可以把这个事实看作是一个迹象，它表明：当胡佛政府徒劳地与大萧条战斗的时候，公众对政府越来越失望。1932年的非小说类畅销书《美国史诗》（The Epic of America）或许迎合了这样一种情绪：人们想要探究，一个能够让自己陷入这样一种困境的国家，究竟有怎样的背景和传统。当经济大潮在1933年转变方向的时候，那些做梦都惦记着一段被大萧条所挫败的人生、如今希望从头再来的男男女女，都蜂拥着去购买沃尔特·B.皮特金的《人生从40岁开始》（Life Begins at Forty，此书1933年第一次跻身非小说类畅销榜，1934年再次上榜），这难道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么？

美国人一直渴望人生道路上的路标，指导他们获得个人的成功，度过更有价值的一生，但如果说马乔里·希利斯1936年的《享受独居生活》（Live Alone and Like It）、多萝西娅·布兰德1936年的《醒来并活着》（Wake Up and Live）和戴尔·卡内基1937年的《如何赢得朋友并影响他人》（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的巨大销量跟经济形势有任何密切关联，或者说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1938年荣登畅销书榜首是一个信号，表明在经济衰退期间，人们再一次希望学会如何通过拒绝世俗的成功使自己过得快乐，那么，这样的推论未免走得太远。但是，文森特·希恩的《个人史》（Personal History，1935）、尼格利·法森的《罪人之路》（Way of a Transgressor，1936）、约翰·冈瑟的《欧洲内幕》（Inside Europe，1936）和《亚洲内幕》（Inside Asia，1939）以及其他关于外交事务的书（《此事不会发生在这里》就更不用说了）的流行，无疑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当纳粹党人和法西斯主义者通过一场接一场的危机，朝着更加强大的力量迈进的时候，人们对来自欧洲的消息越来越感到兴奋。

安妮·林德伯格也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

这10年期间出版的有些书是在非常特殊的环境的帮助下大获成功的。1934年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是亚历山大·伍尔科特的《正当罗马燃烧时》（While Rome Burns），这本集子收入的都是一些奇闻轶事和奇思妙想，要不是它的作者发明了一个新品种的广播节目、很适合书呆子们的智力消遣的话，要不是他通过搜集老诗歌和老眼镜、讲述关于凯瑟琳·科内尔的故事并大肆吹捧吉卜林、哈波·马克斯、劳拉·E.理查兹和神奇的导盲犬，从而让人数庞大的收音机听众乐不可支的话，这本书恐怕很难取得这样大的成功。（《再见，吉普斯先生》[Goodbye Mr.Chips]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伍尔科特先生所掀起的收听狂热）《从北美到东方》（1935）和《听吧，风》（1938）之所以销量巨大，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写得非常优美，而且多半还因为安妮·莫罗·林德伯格是一位偶像英雄的妻子，并凭着自身的资质受到人们的赞佩。任何给定时期所出版的成功书籍，与这一时期舆论和品味的一般趋向，它们之间的关联性都不能被推得太远：作家们的才能总是有着巨大的差异，读者们的品味也同样千差万别，整个过程当中还存在机遇的因素。比方说，这10年的大多数时间里，公众对经济问题有着不可否认的兴趣，经济类著作的销售相当可观。然而，没有一本论述美国经济形势的书登上畅销榜的榜首，尽管《一亿豚鼠》（100，000，000 Guinea Pigs，一本痛骂消费者的书，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正在购买的东西跟生产者实际上卖给他们的东西不是一回事）的销量巨大，以及斯图亚特·蔡斯的几本生动简洁地论述经济困境的书也销量可观。或许，经济学毕竟是一门枯燥乏味的科学——或者可以说，是由争论、假设和推测所构成的枯燥乏味的领域。

3

尽管他们的受众在规模上很有限，但那些致力于探索社会意义的作家们所生产的作品，多半是这10年最重要的、肯定是最有特色的作品。约翰·多斯·帕索斯的《美国》（U.S.A.）三部曲（在这部著作中，他暗示了大萧条之前的美国生活的空虚和浪费）把他的虚构段落跟一些著名美国人的印象主义肖像混在了一起（当然，在这本书里，J.P.摩根受到了严厉的谴责，伍德罗·威尔逊遭到了尖刻的讽刺，而托尔斯坦·凡勃伦则倍受吹捧），三部曲结束于对一个失业者的生动描写：在一条漂亮的美国公路上，他绝望地伸出自己的拇指，试图搭一程便车。欧斯金·考德威尔再现了南方底层生活的残酷和悲惨。欧内斯特·海明威试图从哈里·摩根（西屿岛上一个声名狼藉的私酒贩子）的故事中得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教训（并不十分成功）。詹姆斯·T.法雷尔展现了环境如何战胜了斯塔兹·朗尼根（芝加哥一个中下层阶级的爱尔兰裔天主教男孩）。阿尔伯特·哈尔珀表现了《铸造厂》（The Foundry）里的产业工人。罗伯特·坎特威尔处理的是令人震惊的水果采摘工人。约翰·斯坦贝克后来追随流动工人，从饱受旱灾折磨的俄克拉荷马到饱受义务警员折磨的加利福尼亚——这些人，以及像菲尔丁·伯克和格雷斯·拉普金这样一些人，都是这一时期小说领域的领跑者（当然，还有一些意图各不相同的作者也创作了很多非常有才华的小说，比如托马斯·沃尔夫、赛珍珠、埃伦·格拉斯哥、玛格丽特·米切尔和威廉·福克纳）。就连辛克莱·刘易斯也参与了这场政治社会战斗，尽管他并没有站在造反的一边；在《挥霍的父母》（The Prodigal Parents）一书中，他试图让人们看到：他曾经讽刺过的巴比特，其实是一个比激进左翼青少年更温和的好人。

在诗人当中，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和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同样在转向政治和社会主体。卡尔·桑德堡写道：

股票是财产，是的。

债券是财产，是的。

机器、土地、楼房全都是财产，是的。

一份工作也是财产，

没有，全都没有，没有，没有。

无数的年轻男女都在奋力完成一项几乎不可能的任务：用那些只有学着仿效T.S.艾略特和埃兹拉·庞德的那种深奥难懂的间接手法的人才能理解的方言土语，来创作人民大众的传奇和诗歌。

在戏剧舞台上，克利福德·奥德茨积极地利用了无产阶级的主题。安德森在《冬景》（Winterset）中用诗剧的形式来表现社会不公。随着这10年的逐渐过去，法西斯主义变得越来越危险，罗伯特·E.舍伍德把对民主的信仰浓缩在《伊利诺斯州的亚伯·林肯》（Abe Lincoln in Illinois）那感人的生活场景中。在《三A翻耕》（Triple A Plowed Under）和《三分之一的国民》（One Third of a Nation）中，联邦政府资助的演员们把当代政治改编成了戏剧。

与此同时，热情洋溢的历史学家和文学社会学家纷纷出版了美国过去的那些强盗资本家们、梅隆们和摩根们的传记；深入钻研了美国城市和地方历史中那些一直被商会会员们刻意忽视的方方面面；拆解了美国各个社群的生活，再把他们的发现组装在大量的统计数据和图表中。带着更加雄心勃勃的意图，WPA的联邦作家计划一英寸接一英寸地搜遍全国各地，为的是编写出一系列的旅行指南。联邦政府或基金会所支持的调查研究，详尽无遗地分析了每一个公共问题。20世纪30年代是文学社会学的黄金时代。人们发现，对于探险、解析以及虽令人惊骇却充满希望的观察研究来说，美国是一个令人迷醉的好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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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针对美国的文学反叛，其核心地带站立着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从人数上讲，他们几乎无足轻重，但正是他们，点燃了这场反叛的信念之火，而且，它的大多数弱点，也正是源自于共产主义阵地的特性。很多作者都受制于自己的这样一种信念：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应该以某一类他并不真正了解的美国人充当自己笔下的主人公；或者，他应该让自己笔下的人物符合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模式；或者，他应该把自己笔下的无产者描写成既是一些由于自己的命运而变得残酷而邪恶的人，又是光荣革命的英雄旗手；或者，他应该以讽刺的笔法表现任何一个年收入超过3，000美元的人；或者，他应该鼓吹一种集体的一致，而这种一致性，跟自己对个人异议的本能偏爱背道而驰。尤其是在30年代初期，马克思主义的模式是一件紧身马甲，美国文学披上这件马甲很不合身。正如马尔科姆·考利曾经评论的那样，在这些年里，至少有6部长篇小说和两部戏剧是以一场实际的罢工（1929年在加斯托尼亚举行的罢工）为基础，“罢工小说开始遵循一种几乎像彼得拉克体十四行诗一样严格和传统的模式。主人公通常是一位年轻工人，诚实、天真、在政治上尚未开窍。由于无法忍受的虐待，他被逼参加了罢工。罢工总是被无情地镇压，罢工领袖通常被杀害。但这位年轻工人如今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要跟整个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向着新的战斗进军。”（后来，特别是在共产主义者接受了人民阵线的观念之后，信条的镣铐变得越来越不那么让人难受了。）

左翼作家是这场文学反叛的灵魂人物

事实上，很多年轻的反叛者之所以信奉共产主义——或者至少是跟它打情骂俏——主要是因为他们把共产主义看作是幻灭之路的终点站。首先，你看到了现有秩序没有正常运转；接下来你开始考虑改革，你读了《斯蒂芬斯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Lincoln Steffens），并坚定地相信：折中的办法不足以挽救美国；你继续前行，开始接受这样一个观念：除了革命之外，其他的措施都无济于事；在这段旅程的终点，卡尔·马克思端坐在那里，等着你毫不犹豫地奉献出绝对的忠诚，有共产党在那里允诺：要彻底扫除美国生活中一切令人憎恶的事物。找到路的终点是多么受欢迎的事，能够把自己所憎恶的一切都归咎到资本主义的头上是多么轻松的事！（在《比玫瑰更红》[Redder Than the Rose，这是一本左翼评论，无论就其激烈还是幽默而言都很成功]一书中，罗伯特·福赛斯认为，狄林杰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审判豪普特曼时的粗俗野蛮，是美国资本主义“自己的麻醉剂，为的是减轻它死亡的痛苦”，梅·韦斯特“以她坦率直白的愤世嫉俗的方式”，显示了“资本主义的道德堕落到了怎样的深度”。）然而不管怎样，确实很难接受这样的信念：动机——哪怕这个动机诉诸一个人最高尚的本能——可以证明任何欺骗是正当的，很难坚信不疑地遵循莫斯科的党派路线，一会儿痛骂罗斯福是富人最好的朋友，一会儿又把他作为人民阵线的伙伴去拥抱他。

在30年代末，出版了一大堆自传，充满了怀旧的记忆，追忆20世纪头10年初期放荡不羁的格林威治村，遥想当年，年轻的知识分子纷纷加入丝绸工人的罢工队伍，清清楚楚地看着“大比尔”海伍德，为独立艺术的“军械库展览”而欢呼喝彩，实验自由诗和自由性爱。大概，有朝一日还会出版一大堆自传，充满深情地追忆30年代那些已经逝去的日子，当年，那些年轻的造反者自视为一场阶级战争中冲锋陷阵的士卒，把联合广场视为他们的司令部，没完没了地讨论“意识形态”，激烈地争论在墨西哥城进行的对托洛茨基的“审判”，每一天都为这样的消息而欢欣鼓舞：资本主义正在消亡，共产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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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画家队伍，也被关注社会的传染病和对记录美国生活的狂热所席卷。托马斯·H.本顿笔下肌肉强健、狂暴骚动的群像，格兰特·伍德笔下形式化的中西部风景和讽刺性的人物肖像，约翰·斯图亚特·柯里笔下大平原地区的农场生活场景，查尔斯·伯奇菲尔德笔下那些卢瑟福·B.海斯时代凋敝荒凉的宅邸，爱德华·霍珀笔下阴森森的街道和冷飕飕的新英格兰灯塔，雷金纳德·马什笔下纽约贫民窟的生活吸引了很多门徒。联邦政府明智地把艺术家纳入了它的救济受益人当中，雇用了数十个艺术家给邮局的墙壁绘制壁画；不久之后，年轻画家的模特儿发现，她不再仅仅是躺在长榻上，让画家实验“有意义的形式”，而是要摆出一位拓荒者母亲的姿势，或者用肢体语言去表现美国坚决清除贫民窟的精神。新趋势的价值尚可争论，但至少，它预示了艺术家与一般公众之间的鸿沟正逐步缩小，公众至少开始觉得：他们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与此同时，实际上学习绘画的年轻人（在诸如爱荷华大学美术学院之类的地方），数量急剧增加，而美国艺术未来的希望，盖在于此。

美国绘画着重点的这次改变，跟一门艺术的突然流行或许并非完全无关，迄今为止，美国人很少严肃地看待这门艺术——这就是摄影艺术。它是在照相机非凡狂热的高峰时期兴起的——照相机狂热在别的方面主要充当了一种新兴的、有趣的业余爱好，其在美学上的价值和满足，则是作为额外的添头而扔出来的。

微型照相机突然流行起来

在大萧条的初期，人们开始注意到（到处都可看到），一些年轻人的脖子上吊着一个看上去应该是皮匣子望远镜之类的东西。他们是相机狂热的先驱，是他们发现了莱卡及其他袖珍型德国相机，它们拍摄的邮票大小的相片能够放大，结合了速度、景深以及在微弱光线中拍摄的能力，给摄影爱好者带来了各种新的机会。当专家演示了如何轻而易举地拍下一个委员会或夜总会里满满一桌子顾客的时候，痴迷于这种“偷拍相机”的人数量急剧增长。在从1928～1936这8年的时间里，美国进口的相机及相关零配件——主要来自德国——增长了5倍，尽管这期间出现了大萧条。

到1935年和1936年，美国的照相机制造商们和摄影用品商店发现，他们的生意正在兴隆起来。偷拍相机无处不在，不久之后，名流要人们都习惯了在公共场合有年轻人在自己面前突然站起身来，举起照相机，按下快门——当然未经许可。在戏剧首演式和节庆音乐会幕间休息的时候，走廊里挤满了手持照相机的人。学校的男生们纷纷央求父母给自己买放大机和曝光设备。照相机展览吸引了空前的观众。

在1935～1937这两年的时间里，美国照相机的产出跃升了157%——从1935年的不到500万美元的产值，增长到了1937年的将近1，250万美元。一份收集著名摄影作品的年刊《美国照相机》（U.S.Camera）成了畅销书。一大批新创刊的图片杂志出现了，其中有几份广为流行，领头的是豪华气派的《生活》（Life）和不那么豪华气派的《展望》（Look）。你只要把《美国照相机》跟几年前的摄影杂志并排放在一起，马上就会认识到，这门艺术在题材范围、想象力和光彩上有了多么大的进步。

沃克·埃文斯的作品

有些新入行的摄影爱好者把兴趣集中在拍摄亲朋好友（当然包括孩子）上，好让他们愉快的旅行永远留存下来；有些人则试着捕捉他们所欣赏的动人场景；还有一些人着手实验制作光影的抽象图案。但大多数人发现，自己成了不带感情色彩的记录者——记录事件、社会场景，甚至是社会场景中的丑陋部分。一些有才能的专业人士，像玛格丽特·伯克-怀特，像农业保障局的多萝西娅·兰格，像沃克·埃文斯，常常带着像年轻的小说家们和画家们一样的社会学热情从事自己的工作。威廉森曾为《纽约时报》撰文评论沃克·埃文斯的一本书（书中收录的都是他的那些毫不妥协的照片，1938年被现代艺术馆买断），他拒绝承认埃文斯先生揭示了美国的风貌，坚持认为它“更接近于那种可以说是肿块、赘疣、疖子和粉刺留下的痕迹”，他说的这种东西，同样可以用来形容那些热衷于社会意义的作家们所创作的半数长篇小说。关于相机狂热的这一方面，有重大意义的是，像埃文斯先生这样的摄影家，冷酷无情地再现阴森凄凉的街道，破破烂烂的广告牌，消瘦憔悴、眼神哀伤的农妇，都在教会业余爱好者们（他们的名字可以组成一个军团）懂得：大可不必关上相机的匣子直到美景出现在眼前，捕捉典型的一瞥，甚至表面上丑陋的生活现象是令人兴奋的事，这些也可以用他们的方式做得很美，而且，当你开始用一个艺术家，同时也是记者或社会学家的眼睛去观察身边的每一件事物的时候，你便开始理解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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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1938年间冬季的一天凌晨，纽约时代广场上派拉蒙剧院的灯光刚刚一亮，一群人便开始聚集在剧院的门外。到早上6点钟的时候，就有3，000人聚集在平常这个时候应该是空空荡荡的大街上——大多是中学的男孩女孩，穿着风衣和夹克。到7点30分的时候，人群是如此迅速壮大，以至于从西47街警察局里派来了10名骑警，以维持秩序。到8点钟的时候，剧院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大门，放进了3，634个男孩和女孩，然后，消防队下令关上大门，把剩下的两三千孩子留在了门外的寒风中。

本尼·古德曼和他的管弦乐队正在派拉蒙剧院举行专场音乐会。本尼·古德曼是“摇摆乐之王”，而这些男孩女孩都是摇摆乐迷，他们随时准备在剧院的走廊里跳起舞来，伴随着尖声喊叫：“脱掉衣服，本尼！摆动起来！”他们都是jitterbug，要不就是alligator[1]，准备了一大堆摇摆乐的新词（in the groove[处在最佳状态]，schmaltz[伤感音乐]，boogie-woogie[布吉伍吉爵士乐]，jam session [即兴曲]，killer-diller[非常之人或事]，以及诸如此类，多不胜数）。在接下来的一两年时间里，这群摇摆乐狂热爱好者遍布全国各地，他们对主要摇摆乐队的首领和乐手的名字了如指掌，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棒球爱好者熟悉职业棒球运动员的名字一样。

海伦·沃德和本尼·古德曼

要全面追踪摇摆乐狂热的起源，你将不得不追溯到非常遥远的过去。在这里，我们只需这样说就足够了：在20世纪20年代，爵士乐狂热——它很早之前开始于新奥尔良的下等酒馆里，随着“亚历山大的拉格泰姆乐队”的大获成功，以及单步舞和狐步舞在1911～1916年间越来越时髦，爵士乐突然普遍流行起来——逐渐被驯服得中规中矩、端庄得体；但即使是在这一时期，依然有一些默默无闻的乐队（乐手主要是黑人）沉湎于疯狂的即兴演奏，他们在舞蹈音乐主题的基础之上，按照自己的乐器模式即兴演奏（有时候会在事后把曲子写下来）。在大萧条初期那些年里，美国很少民众对这种“热爵士”（hot jazz）感兴趣，焦虑烦恼的公众想要的是“甜美的”音乐，旋律舒缓，曲调优美，比如《总有一天我会找到你》（Some Day I'll Find You，1931）和《星尘》（Star Dust，1932年非常流行），或者感人肺腑、萦绕心头的曲子，像《昼夜》（Night and Day，1932）和《暴风雨天气》（Stormy Weather，1933）。但欧洲姗姗来迟地兴起了对爵士乐的狂热，法国甚至发展出了有点类似于宗教仪式的“热爵士”（le jazz hot）。像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和他的乐队这样一些经验丰富的专家们灌制的留声机唱片在国外销售火爆。1933年秋天——大约就在NRA游行和废除禁酒令的那个时候——有一帮英国人跟一个痴迷于热爵士的纽约年轻人约定，设法搞到一些由美国白人乐队录制的好唱片；年轻的小约翰·亨利·哈蒙德，说服了那位外表颇有学者派头、在一个电台管弦乐队吹奏单簧管的本尼·古德曼，为这个目的去邀集一帮乐手。

结果，这些唱片不仅在英国销售火爆，而且在美国也出人意料地大获成功，就这样开始了公众对“摇摆乐”——当时，人们开始这样称呼充满即兴演奏的热爵士——的狂热，在1937～1938年间的冬天，这种狂热达到了其最高潮，当时，带眼镜的古德曼先生（先是在派拉蒙剧院演出，后来在波士顿及其他地方演出）发现，每当他的乐队开始“发声”的时候，男孩女孩们便大声欢呼、尖声高叫、蹦跳腾跃，以至于演出纯粹成了一场骚乱。1938年春天，当摇摆乐狂欢节在纽约的兰德尔岛举行的时候，共有25支乐队参加演出，超过23，000个摇摆乐迷带着无法控制的狂热，听了5小时45分钟，正如一位记者为第二天早晨的《纽约时报》所写的那样，警察和公园的官员使出了浑身解数，以保护乐手不“被钦佩所毁灭”。在很多摇摆乐迷当中——尤其是在很多男孩和女孩当中——对这种新音乐的欣赏在很大程度上是情绪化的。一支优秀的摇摆乐队总是以最快的速度演奏，小号手和单簧管手依次轮流在聚光灯下站起身来，以几支狂暴的即兴曲渲染主题，鼓手长时间地敲出疯狂的节奏，能够让不那么内向的听众进入绝对的情绪震动，时不时地发出狂喜的嚎叫。然而，如果把摇摆乐狂热视为纯粹的情绪放纵而予以拒绝，将会错过它的大部分意义。因为，优秀的摇摆乐队所创造的音乐——尽管在那些毫无经验的人听来它纯粹就是一大堆不和谐噪音的轰鸣——都有极为复杂而微妙的程式，跟以前那些更简单的通俗小调比起来，对摇摆乐的充分欣赏需要更精于此道。真正的摇摆乐热爱者——他们倾囊搜集摇摆乐唱片，不仅喜欢阿蒂·肖对《再来一遍》（Begin the Beguine）的诠释，而且准确知道自己为什么喜欢——都接受过相当不错的音乐教育。如果说，本尼·古德曼能够轻而易举地从演奏《别那样》（Don't Be That Way）转而演奏莫扎特的话，那么，他的很多听众也能够轻而易举地转而去听莫扎特。有一点或许并非完全偶然：与摇摆乐狂热相伴随的，是美国人的音乐知识和音乐品味实现了有史以来最明显的提升。

音乐欣赏上的这次巨大长进，是3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有人把它归功于WPA, WPA在音乐上，就像在文学、戏剧和造型艺术上一样，也做了勇气可嘉的大量工作，不仅为潜在的音乐爱好者提供了音乐培训班及其他帮助，而且还维持了多达36个交响乐团。但主要功劳大概要归功于收音机，它一直在证明一个古老的真理：如果你把足够多的任何种类的艺术产品一股脑地扔给人民，无论是好的、坏的，还是不好不坏的，到头来，其中总有一些人会学会更喜欢好的。

长期以来，收音机一直在源源不断地把各种音乐——大多是过时的陈词滥调——灌进数百万听众的耳朵里。在30年代初，大多数广播人——尤其是那些业务主管，他们的任务就是批准广告客户为了推销产品而设计出来的节目——依然把下面这个判断作为不言自明的公理而予以接受：优秀的音乐并没有广泛的需求。然而，早在很久之前，广播公司就试着播放高品质的音乐，这部分是为了赢得声望，部分是为了让那些想让广播节目更有教育意义的人相信：广播公司自身也热心于文化。全国广播公司（NBC）早在1926年就播出过纽约交响乐团的节目，1927年播过波士顿交响乐团，1929年播过费城交响乐团。到1929年，费城交响乐团的节目居然还获得了广告赞助：飞歌公司赌了一把。1930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开始在每个星期日下午播出一系列纽约交响乐团的音乐会，第二年，NBC开始在每个星期日的下午播出大都会歌剧院的演出。不久之后，歌剧也获得了赞助：一家香烟公司和一家漱口剂公司表示，只要能伴随瓦格纳和普契尼的作品说几句关于某种牌子的香烟或漱口剂的好话，他们愿意为此掏腰包。巧的是，这些古典音乐节目明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听众。

这场运动就这样一路横扫，直至1937年2月1日——刚好就在罗斯福总统抛出他的扩充最高法院计划的前不久——全国广播公司大卫·沙诺夫的一位特使在米兰拜访了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告诉他，NBC想请他在今年冬天去指挥一个广播交响乐团。

“您从未听过NBC么？”特使塞缪尔·肖琴诺夫据说是这样开头的。

“没有。”托斯卡尼尼答道。

少不了要做一番解释；然后，肖琴诺夫交给托斯卡尼尼一份备忘录，上面给他的广播音乐会提出了几项可选的计划。这位大指挥家把备忘录凑到离眼睛很近的地方仔细盯视着，用手指点着条文一行行地往下读，不一会儿，他停住了。

“我愿意干。”他说。他指着上面的一条建议：每周一场音乐会，为期10周。

指挥大师托斯卡尼尼

他说干就干——带着一支他自己特别招募的管弦乐队。在1937年的圣诞节，当他迈步走上纽约NBC大楼最大播音室的乐队指挥台、面对一千来名看得见的男女听众和全国各地数以百万围在收音机旁的看不见的听众的时候，很显然，这是一个新的里程碑。事情到了这样的程度：庞大的收音机听众将被给予他们能得到的最好的东西，而且是直接给——不仅仅是让他们有机会偷听到原本打算给音乐精英们听的东西。

美国人在音乐欣赏上的显著提升，可以通过引用狄克逊·斯金纳在1939年春天的《哈珀斯》杂志上所搜集的几个数据来加以最准确的衡量。数据如下：

在1915年前后，美国共有17个交响乐团。到1939年，这个数字超过了270个。据估计，在1938～1939年间，周六下午收听大都会歌剧、周六晚上收听NBC交响乐、周日收听纽约爱乐乐团和“福特时间”的听众，加起来每周多达10，230，000个家庭。（在1930年之前有多少家庭能够——并愿意——听这种品质的音乐，你自己可以估算一下。）

作为古典音乐听众不断增长的明显证据，根据广播合作分析社的估算，“福特周日音乐时间”（由底特律交响乐团演奏）的听众，1937年比1935年要多出118%；到1938年，在全国流行的所有广播节目中，古典音乐占到了五分之一，仅次于新闻广播及其他3个商业节目。

在1938年，有大约70，000所中小学的700多万孩子收听NBC的“音乐欣赏时间”（由沃尔特·达姆罗施执棒指挥）——大概有300～400万成人也在收听。

最后，在1938年，交响乐团和大歌剧的广播节目被NBC的两个广播网以每天1小时以上的时长播放出去。

在列举这些统计数据之后，似乎大可不必补充下面这个数据：据最大的唱片公司报告，其唱片销量在1933～1938年这5年时间里增长了600%。而留声机，曾经因为收音机的出现而面临几乎要消失的危险，如今却再一次盛行起来，不仅仅因为摇摆乐狂热，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存在这样一种普遍的需求：希望听到自己选择的“古典”音乐，而无需等到广播交响乐节目腾出时间来播放它。

因此，这次音乐听众的庞大增长给美国的作曲家们所带来的好处非常之少。但推测起来，他们受益的日子应该不会太远。因为，音乐会的演奏家们发现，他们的听众如今想要听到的，不仅仅是那些最受喜爱的老曲子，而且还想听不那么熟悉的交响乐和协奏曲；很多中学和大学合唱团如今更喜欢唱有充分根据的曲子；越来越多的听众收听专攻优秀乐曲的纽约WQXR电台；那些参加音乐节（比如每年夏天在巴克夏举行的音乐节）的人群表现出了更为得体的行为举止。所有这些零零碎碎积聚起来的证据表明：一个庞大的、真正有鉴赏力的美国音乐听众群体正在逐步形成。

7

你别指望一首曲子能传达一条政治的或经济的信息，但你完全可以指望报纸、杂志、广播和电影这样做。这些都是每天给成人提供教育和娱乐资讯的主要媒介，它们的受众，甚至比最流行的图书或戏剧所能赢得的受众更加庞大。在为美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的过程中，它们所发挥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报纸的影响总是不可避免地倾向于保守。报纸出版业成了大商业的一个分支，服从于权力向越来越少的人手里集中这一经济规律。尽管报纸结合为单一所有权之下的报业链的趋势在20世纪30年代似乎停止了（在后来那些年里，赫斯特报业连锁机构实际上显示出了日渐式微的迹象），垄断或双头垄断每座城市（除了非常大的城市之外）报纸控制权的趋势依然在继续。到1938年，大量规模较大的城市——比如丹佛、得梅因、大急流、哈特福德、路易斯维尔、孟菲斯、纳什维尔、奥马哈、托莱多和圣保罗——每个城市只有一份早报和一份晚报；几座特大城市——巴尔的摩、布法罗、克里夫兰、底特律、堪萨斯城、匹兹堡、圣路易和西雅图——只有一份早报和两份晚报，在其中三座较小的城市，一份早报和其中一份晚报属于同一所有者。一家企业做一份如此综合、如此昂贵的城市报纸，要想生存下来，控制这份报纸的业主必然是实力相当雄厚的资本家，其影响力的发挥，很可能是为了财产权、大企业和重要广告客户的利益。

倒不是报纸的编辑和记者偏爱保守。事实上，他们当中很多人（即便不是大多数）都是弱势群体的积极支持者。的确，报纸数量的减少，越来越多地使用报业辛迪加提供的材料，以及大萧条所需要的激烈的经济措施，把如此多的报人扔到了大街上，以至于曾经被充满希望地称作“新闻专业”的行当，如今成了所有白领职业中人员最拥挤、薪水最微薄的行当之一，新闻记者完全可以自认为是弱势群体。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现了一些十分反常的报纸，它们的编辑和记者大多是新政支持者（甚至是共产主义者），以及“报业行会”（隶属于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成员，而它们的社论却强烈抨击罗斯福，它们的新闻专栏则向劳工“倾斜”。在真实、客观的传统很强大的报纸上（比如在《纽约时报》上），“倾斜”只是次要的、偶然的；而在这一传统更弱的报纸上（比如在《芝加哥论坛报》上），“倾斜”就很明显。

报纸的影响无远弗届

但是，即使报纸倾向于保守主义，但它们至少不倾向于逃避政治和经济问题。这10年最惊人的现象之一是：政治专栏作家越来越重要，他们的作品被报业辛迪加分发到全国各地，他们的受众数以百万计。一家小城市报纸的读者，在他们的早餐桌上不仅可以找到多萝西·迪克斯关于恋爱问题的忠告、沃尔特·温切尔的闲谈、O.O.麦金太尔的百老汇谈话，而且还可以找到像沃尔特·李普曼、戴维·劳伦斯、弗兰克·肯特、多萝西·汤普森、德鲁·皮尔森、罗伯特·S.艾伦和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这样一些人对国家大事的看法（还有埃莉诺·罗斯福，她的专栏“我的日子”很少直接触及国家问题，却有一种间接说服的效果）。跟地方编辑比起来，这些辛迪加专栏作家通常被允许有更大的表达自由——顺带提一下，他们大多是保守派——他们成了国家的圣贤。当沃尔特·李普曼转而跟新政作对的时候，有数以千计的读者跟他站在一起。当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向政治敌手发难的时候，全国各地的人都注视着鸡飞狗跳的现场。1932年的李普曼，1937年的多萝西·汤普森，都属于最有影响力的美国人。奇怪的是，个人报业的老传统几乎要被美国报纸向标准化的法人实体转变所扼杀，因此应该大规模地重申自己的主张。

在杂志界——如果把像《新共和》（New Republic）与《国家》（Nation）这样一些发行量不大的自由主义周刊以及像《哈珀斯》这样一些纯粹知识分子的报刊排除在外的话——趋势是在论及公共事务的时候倾向于非常胆小的谨慎。这种谨小慎微在1932年和1933年略有放松，当时，读者大声嚷嚷着要求知道美国的商业管理到底出了什么毛病，而那些支持现状的人被搞得一头雾水，茫然不知所措，不可能作出充满自信的抵制，而是在新政蜜月结束之后才重申自己的主张。在发行量高达两三百万份的大型通俗杂志当中，只有一种好战姿态在那之后很可能依然明显，这就是像《星期六晚邮报》的乔治·霍勒斯·洛里默那样的好战，他冒着给发行量带来很大损失（当然，广告的损失不那么大）的风险，连续不断地抨击罗斯福政府。另外一些杂志——特别是女性杂志——则小心翼翼地触及有争议的问题（即使有所触及的话），主要局限于它们十分精通的虚构娱乐，局限于讨论它们的业主、广告客户和那些更喜欢空想的读者都不反感的问题。当《视野》（Ken）杂志作了一次尝试，试图提供一份大发行量的激进自由主义期刊的时候，广告客户进行了抵制，并诅咒它早死。但整体上，可以不那么精确地说，来自广告客户的直接压力极大地影响了发行量巨大的成功杂志的政策。影响它们的东西主要是：杂志的拥有者希望看到他们自己的意见得到回应，希望通过取悦和奉承他们的广告客户来挣钱，与此同时还要提供令人愉快而又无伤大雅的娱乐。

通俗杂志种类繁多，发行量大得惊人

《时代》（Time）杂志的日益成功让人们看到，准确地陈述事实依然有钱可赚，这是一份编辑得很有水准、有大量的新闻，而且有点放肆无礼（尽管一点也不激进）的周刊，它的姊妹刊《财富》（1930年创刊），尽管是由自由主义者编辑，主要是为富人而办，但它发展出了一支如此才华横溢的研究团队和作者团队，并如此巧妙地驾驶它航行于保守主义的狂风大浪中，以至于它不仅成了未来历史学家发掘事实材料的富矿，而且巧妙地拓展了保守分子的头脑。说到对作者地位的影响，这10年其他任何杂志的成功，都不如这种待在办公室里为一份杂志撰稿的冒险来得强烈；有些人从中看到了这样一种威胁：自由撰稿记者可能要消亡，还看到了这样一种威胁：杂志作者不得不去找一份办公室里的差事、否则与发表无缘的那一天就会日益临近。（《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的巨大成功似乎主要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读者希望节省时间，如果他们的读物能够被巧妙地浓缩、被可靠地简化的话；图片杂志的崛起——以《生活》和《展望》为首——主要证明了照相机狂热已经产生了足够多的优秀摄影家，能够满足一直喜爱图片的公众。）然而，即使有这样一些新的成功实例，却依然很难影响下面这样一个基本概括：通俗杂志的方式，是逃避现实和纯粹娱乐的方式。

关于广播在30年代的逐步成熟，我们前面已经说了一些。我们指出了它对音乐事业的贡献。但它在其他方面也有所发展。作为一种新闻媒介，广播越来越成功地侵入了一个原先由印刷媒体独领风骚的领域。在30年代初期和中期，电台“评论员”成了跟报刊政治专栏的作者们竞争影响力的对手：像埃德温·C.希尔、威廉·哈德、洛厄尔·托马斯、博克·卡特和H.V.卡尔滕博恩这样一些人，向数量庞大的听众解释国家事务。摘要、说明和诠释有很大的需求，尤其是关于欧洲危机。但个人观点很可能要受到抑制，除非确实是保守主义的观点。电台评论员们很少给国内的反叛煽风点火。

另外一些方面，广播领域最重要的发展大概要算是“空中杂耍”的改进和标准化，这是一种一个或半个小时的广播节目，交替播放轻音乐和幽默对话，以一些全国最受喜爱的人物为特征，比如杰克·本尼、鲁迪·瓦利、弗里德·艾伦、乔治·伯恩斯、格雷西·艾伦、宾·克劳斯比、埃德加·伯根和查理·麦卡锡。这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除了偶尔有大选、职业拳击赛、欧洲危机或总统的“炉边谈话”吸引人们短暂的关注之外，吸引听众最多的一直是广播杂耍。它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无数的广播连续剧，范围从《阿莫斯和安迪》（Amos 'n'Andy）到《孤胆骑警》（Lone Ranger），后者是一个西部惊险故事，1933年1月30日首播，人气不断上升，直到1939年，它成了一个每周播出三集的娱乐节目，有大约2，000万人从140个不同的电台收听它。

几乎无一例外，空中杂耍和广播连续剧都不涉及任何政治、经济或社会问题，无论这些问题多么重要，除了广播员偶尔插入一两句殷勤的颂辞，称赞一下为这个娱乐节目掏腰包的公司的产品和政策。例如，查理·麦卡锡把人们带入了一个安全的小世界：小男孩们的恶作剧，在这个世界里，最令人痛苦的事情，顶多是埃德加·伯根的头发掉光了；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失业者，没有预算赤字，没有昂首阔步的独裁者。《孤胆骑警》中的英雄行为，距离人们所观察到的现实究竟有多远，下面这个事实或许可以给我们一点暗示——据约翰·布赖恩三世在《星期六晚邮报》上说——不管是弗兰·斯特赖克（他写了数不清的剧本），还是厄尔·W.格拉塞（他的声音让“嗨，伙计，银色战马！”这句话变得举国皆知），都从未到过密歇根以西。

8

至于电影，它们是如此彻底地避开了当时的纷争和论战——只有少数例外，比如新闻短片《时代的行进》（March of Time）系列，以及像《逃亡》（I Am a Fugitive from a Chain Gang）或《永志不忘》（They Won't Forget）这样的加映片——以至于如果你胡乱选择一二十部正片，放给一位1960年的观众看，他大概不会从中了解到关于美国在30年代所经历的这场严酷考验的丝毫信息。

有巨额的金钱浪费在这些电影上。它们从戏剧舞台上抢走了一半最有才华的演员和剧作家；从文学界抢走了很多最有才华的作家，至于工程和摄影技术就更不用说了，这些技术使得1929年的新鲜玩意儿——有声电影——成为可能，并在这10年快结束的时候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色彩差强人意的彩色电影。随着资本的投入，大量优秀影片被生产出来——无论是《一夜风流》这样的喜剧片，还是《叛舰喋血记》（Mutiny on the Bounty）这样的冒险故事，还是像《左拉传》（The Life of Emile Zola）这样的历史剧，或者是《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这样的小说经典。也有数量远远大得多的影片（不管它们多么不真实），在无所事事的夜晚充当了令人兴奋的娱乐。但尽管社会意识的世俗宗教在好莱坞猖獗一时——尤其是在1937年和1938年，当时，无数的剧本写手、演员和技术人员都准备为他们的同业公会、为汤姆·穆尼、为西班牙忠诚党人，甚或为共产主义版本的人民阵线决一死战——但他们为之而工作的电影当中却依然几乎见不到真实的美国。电影把你带入了一个冒险和浪漫的世外桃源。

投入电影的资本更愿意避开棘手的问题，而不愿冒险得罪国外或国内的电影迷。道德家们必须得到安抚；作为良风团在1934年所发起的那场活动的结果，约瑟夫·布林被安排在美国电影制片商和发行商协会的位置上，准备对任何表现长时间接吻、展示小孩裸泳、允许人物说“他妈的”或“该死”之类粗话的电影进行生产前的审查。（说来也怪，从那些憎恨审查制度者的观点来看，良风团运动的直接影响似乎是有益的，它吓得电影生产者们在1935年和1936年出品了一些有史以来最优秀的电影。）国外的观点必须得到安抚，以免损失外国的销售：当《白痴的快乐》（Idiot's Delight）从舞台搬上银幕的时候，必须把这个故事放在一个匿名国家，这个国家的居民不说意大利语，而是说世界语；当《纨绔子弟》（Beau Geste）在1939年重拍的时候，最初无声版中的坏人必须被安上苏联人的名字，而不是意大利名字和比利时名字，因为跟苏联的贸易额相对较小。无论是资本还是劳工，无论是本届政府还是它的死对头，都不能让他们有任何批评的机会。如果你想表现一位改革家，最好让他是过去的一个法国人，像埃米尔·左拉之类的人物，而不是当下的一个美国人：因为，一个美国人参与一场改革运动，难道不是在暗示国家出了差错么？

有意思的是，30年代杰出的电影艺术家沃尔特·迪斯尼是一个梦幻制造者，而且，1938年1月的电影事件——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称之为“这个世界上自休战以来所发生的最令人高兴的事”——是《白雪公主》的出品，它是一个银幕上的神话故事。只有在虚幻中，天才们才能感觉到完全的自由。

《白雪公主》的宣传招贴

迪斯尼电影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它让整个国家都在哼唱《嗨嗬》（Heigh-ho）和《边干活边吹口哨》（Whistle While You Work），并顺便给玩具业带来了飞来鸿运：在1938年寒冷刺骨的前4个月里，衰退处于最糟糕的阶段，却售出了价值300多万美元的迪斯尼玩具；这年夏天，当大多数工厂断断续续重新开工的时候，阿克伦史附近的西柏林-莱特克斯工厂即使在每天24小时连续干了几个月之后，还是赶不上订单，落后了三个礼拜——它生产迷糊鬼及其他小矮人的橡皮小雕像。电影不仅仅极力避免思考国家形势的诱惑；实际上，电影生产者们跟那帮社会救世军战士，尤其是跟那些很喜欢唤醒美国大众的阶级意识的男男女女，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因为，电影所描绘的美国——就像通俗杂志小说中的美国，尤其是杂志广告上的美国——完全看不到真正的贫困和不满，看不到业主与工人之间任何真正的利益冲突，看不到任何真正的观念骚动。更有甚者，它是一个这样的国家：在这里，每个人都很有钱，或者即将有钱；在这里，拥有大房子、英国口音的管家和私人游泳池不仅不会带来关于财富分配的令人为难的问题，而且被当作人类的正常命运而予以接受。已经上瘾的电影迷是如此彻底地把这样一个美国视为理所当然——至少在他坐在电影院里的那两个小时里是这样——以至于当他发现一对速记员夫妇住着一套带有最新式内置厨房设备和一间35英尺长、20英尺宽的公寓楼房的时候，他很可能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或者，当他在《黑暗的胜利》（Dark Victory）中听到贝蒂·戴维斯表示，她很满足她放弃了“一切皆有”的生活而过上“一无所有”的生活时，他也不会觉得奇怪——在本片中，“一无所有”指的是佛蒙特州一幢经过改建的农舍，据E.B.怀特在《哈珀斯》杂志上估计，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一年的开销至少要11，000或12，000美元。

有一些作家和艺术家，内心燃烧着一种强烈的渴望，想要向同胞们揭示他们命运的不公和不幸，他们毅然决然地面对寥寥几千公众发出自己的声音，但与此同时，每周另有8，500万人端坐在电影院里，注视着加里·库柏、克拉克·盖博、玛娜·洛伊、凯瑟琳·赫本、罗纳德·考尔曼、卡罗尔·隆巴德及好莱坞的其他男神女神们在梦幻般的仙境里嬉戏娱乐，那里有宽阔的楼梯，大理石地板，以及豪华的客厅。这8，500万人很喜欢它。

银幕上的浪漫传奇是一种安慰剂

所有这些，是不是让我们得出这样一个教训：美国没有——或者说（如果你更喜欢的话）迄今为止尚没有——无产阶级的意识？是的，美国公民有能力热心地组织起来，纠正错误，获取利益，他们也十分乐意让政府来纠正这些错误、提供这些利益，倘若没有其他的机构做这事的话；有些美国人甚至可以为了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而战斗，倘若必要的话。然而，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依然为霍雷肖·阿尔杰的人间天堂留出了一席之地，在那里，勇敢的小伙子总是会登上成功的巅峰，富有魅力的年轻姑娘会嫁给百万富翁的儿子，并且，从此以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1] 都是指称摇摆乐迷的新词汇。——译者注

第11章 摩擦与衰退

1

国会大厦门前，冷飕飕的雨水不怀好意地抽打着湿漉漉的人群，富兰克林·D.罗斯福光着脑袋站在凄风冷雨中，宣誓就任美国总统，这是他的第二个任期，事毕，罗斯福开始发表他的就职演说。

这是一篇雄辩有力的演说。以热情洋溢的措辞描述了国家形势自1933年以来所取得的改善之后，他问道：“如今我们是否该停下来、面对前面的道路掉头而去呢？”他的回答当然是“不”。接下来，他用几句尖锐的话概括了依然留待人们去战胜的贫困和不幸。“我看到三分之一的国民住得很糟、穿得很糟、吃得很糟。”他说，“我在为你们描绘这幅图景的时候并不绝望。我是满怀着希望在描绘它，因为国家看到了、并懂得这幅图景中存在的不公，打算要抹去它。我们决心要让每一个公民成为他的国家操心和关注的对象，我们决不会把我们边境之内的任何一个忠实守法的群体看作是多余的。要检验我们的进步，不是看我们是否给那些财富太多的人增加更多的财富，而是看我们是否为那些财富太少的人提供足够的财富。”

罗斯福第二届任期的就职典礼

在台下的人群中，新政的支持者们试图在抓住水流如注的雨伞的同时拍手鼓掌——无论如何至少要欢呼喝彩。这正是他们所喜欢的那种好战的人道主义。然而，人群中的每一个人，无论是新政的支持者、怀疑者，还是反对者，都在专心致志地倾听着某种更明确的东西。罗斯福打算如何沿着“前面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呢？特别是，他打算如何对付最高法院？正如罗斯福所看到的那样，最高法院正挡在那条路的中间。自最高法院粉碎NRA以来，已经过去了将近20个月，在这段时间里，罗斯福一直在等待时机。1936年的竞选期间，他自始至终完全没有理睬最高法院的问题。如今，有多数人赞成他，他会说什么呢？

今天，他已经两次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来。当他宣誓就职的时候，他并没有满足于以一句简单的“我宣誓”来回答首席大法官休斯，而是将左手放在《圣经》上，右手举过头顶，把整篇历史性的誓词重复了一遍，特别强调了“宪法”这个词。在就职演说的开头部分，他评论道：“1787年的《宪法》并没有使我们的民主变得无力。”还会有什么呢？人群在等待着，大雨劈头盖脸地抽打着他们。没有进一步提到最高法院，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

1937年1月20日的瓢泼大雨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不幸的预兆。就直接的自然意义而言，它确实是一场不幸的大雨；因为，这场暴雨——它紧接着前面几场大雨，后面又跟着几场大雨——不久就导致了俄亥俄河的大洪水。雨水顺着从宾夕法尼亚到堪萨斯的上千座山坡滚滚而下，流淌着无数条泥沙俱下的小溪，汇合成滔滔洪流，淹没了辛辛那提、路易斯维尔以及另外很多城镇。而在另外的、更宽泛的意义上，那些把这场暴雨视为不祥之兆的人被证明是有道理的。因为，1937年的新年，正是以纷争和失望为标志的。此时此刻，就在密歇根州的弗林特市，数以千计的静坐罢工者占据着通用汽车公司的工厂，这次冲突将被证明是一场广泛而丑陋的工业战争的第一场主要冲突。到这场战争渐次消弥的时候，国民经济不知不觉地滑入了一场新的危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场危机将会让就职演说中所提出的那些希望化为泡影。至于总统本人，甚至就在此刻——尽管只有他的司法部长，以及大概还有三四个人对正在酝酿的事情略知一二——他就已经构想并详细起草了一份计划：要发动一场针对最高法院的战斗，这份计划尽管最后会带给他一场直接的胜利，但在这期间，也会带给他一场痛苦的、破坏性的失败。

2

通用汽车公司是美国最强大的经济诸侯之一。它雇佣了将近25万人，每年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工厂和装配厂里生产大约200万辆汽车和卡车——占美国生产的所有汽车的五分之二以上，大大超过全世界汽车产量的三分之一。它的管理层理论上对30多万股东负责，但实际上，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最大股东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人对他们给予任何监管和约束。（这支股东大军想要的是分红；当分红遥不可及的时候，这样一个巨型公司的无数小股东并不会造反——他们只是卖掉股票。）公司的净收益尽管在1932年减少到了极点，但到1936年却增长到了将近2.5亿美元——平均每个雇员大约1，000美元。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免于了那种传统类型的竞争，因为它如今跟福特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共同分享了美国90%的汽车生意，能跟它抗衡的，只有上述两家巨型公司。通用汽车实际上已经不依赖于华尔街的银行财团，因为它可以从收入和折旧提留中筹集资金，不仅用于替换、改进和增加它的工厂，而且还在其他的经济领域从事各种冒险，从事冰箱、飞机引擎、柴油机车的制造，从事比私人投资者更有效率的技术研发。最重要的是，通用汽车的内部管理层——纽约和底特律的少数几个人——在美国人的生活中所行使的权力，大概比任何州政府的权力都要大。

然而，自1935年12月末以来，这位经济诸侯被一些占领其关键工厂的雇员群体给弄瘫痪了，他们所使用的办法，只不过是在工位上坐下来，拒绝所有试图赶走他们的人。汽车生产的流水线在这些致命的地方被堵住了，慢慢停了下来；与此同时，密歇根州的小城弗林特成了某种接近于内战的现场。

这些工人挑衅的背后，是一个商业管制、劳工叛乱、政府低效的漫长故事。

当新政在1933年允许企业管理者组织起来——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们也确实组织起来了——的时候，同时也承认了劳工有权组织起来。这一承认并没有什么革命性的东西：以前的法律（比如《克莱顿法案》和《诺里斯-拉瓜地亚法案》）已经包括了类似的规定——尽管法院往往对这些条款大打折扣。但明确的许可（写入了《全国工业复兴法》的7A条款和作为结果的NRA法规中）开始了加入工会的热潮。

面对这股热潮，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大多数领导人——都是一些行动迟缓、顽固倔强、思想保守的人，致力于老式的同业公会，嫉妒它们的司法权力——完全束手无策。然而，他们中的少数人突然行动了起来，特别是矿工联合会那位浓眉大眼的老板约翰·L.刘易斯，他似乎变成了一个焕然一新的人。前些年，刘易斯就以独断专横、到处碍事的方式而著称，在矿工当中变得很不受欢迎，但如今，他孤注一掷，押上了矿工联合会金库里的最后一个硬币，要打一场速战速决的组织战。他派出了一队队的组织者，去告诉矿工们：“法律在我们这边”，招募了成千上万的矿工。

约翰·L.刘易斯

不久之后，转变了的刘易斯成了劳工联合会内部一个好战团体的强有力的领导者，这个团体支持产业工会主义——把某个行业中的所有工人集中在一个组织中，不管他们从事何种专门手艺。除了刘易斯之外，这个团体还包括另外一些人，比如国际服装工人联合会那位机敏狡猾的首脑西德尼·希尔曼，国际印刷工人联合会的查尔斯·P.霍华德，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的戴维·杜宾斯基。这些人相信，劳工联合会的同业公会主义者们总是错过了动员至今尚未组织工会的大规模产业工人的机会——钢铁、汽车、橡胶以及诸如此类的产业——1935年10月9日，他们凑到一起，在劳工联合会的内部组建了他们自己的一个特殊组织，他们称之为“产业工会联合会”（CIO）。裂痕进一步加深了，第二年，即1936年，CIO被宣布开除出了劳工联合会，成了一个在刘易斯领导之下与之竞争的联合会——更警惕，更鲁莽，能够更好地承担迅速的大规模组织活动，完全准备进入政党政治：它的几个发展迅速的工会捐献了将近50万美元，以帮助罗斯福打败兰登。

在此期间，NRA被最高法院扔进了废纸篓。国会很快通过了一部新的法律——《瓦格纳劳资关系法》，以取代7A条款，并明确批准了劳资集体谈判，设立了“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以执行这部法律。从一开始，这个委员会就面对着一项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很多雇主依然故我，就好像根本没有《劳资关系法》这么回事，他们赶走工会组织者，解雇工会成员，满怀自信地希望最高法院推翻这部新法律，让事情回归原状。另一些雇主则纷纷成立“公司工会”，尽管其中有一些是为了安抚和调整而设立的真正的代表机构，但其余的工会都是些假工会，受管理层的操纵。工业城镇里有一种令人不快的情绪，那些在大萧条期间承受了剧烈痛苦的人，对雇佣和解雇他们的工业诸侯们失去了所有的尊重，准备等自己一旦填饱了肚子并有一线希望的时候，就马上制造麻烦。对付处在反叛情绪中的劳工，很多工会毫无经验，也缺乏训练，那些敲诈勒索者和冒险家便争相充当工会组织者，挣点小钱。司法争讼时常发生，劳工统帅部四分五裂，法律的地位和意义很不确定，政府的态度不断变化，暧昧不明，很多雇主公然无视法律，彼此冲突的宣传把问题搞得面目全非，混乱无处不在。怒火更强烈，罢工在增加。

在汽车工人当中，交战状态变得尤其火爆。他们抱怨自己的工资太低，坚持认为，尽管他们的时薪比其他大多数行业都要高，但就业却是间歇性的，年薪很不稳定，而且不能令人满意。他们抱怨工厂装配线上残酷无情的速度。尤其让他们愤怒的是，公司总是在暗中侦查工会成员，找借口辞退他们，为的是破坏工会运动。据参议院拉福莱特委员会报告的官方摘要说，在1934年1月1日～1936年7月31日这两年半多的时间里，仅通用汽车公司一家“就支付了994，855.68美元给各侦探事务所，购买它们提供的侦探服务”。工会领袖被跟踪，工会内部有卧底，装配线上的人谁也不知道，如果在跟同事谈话中偶然提到工会的话，厂方是否会以干活低效为由把自己解雇。

这些人组建了一个产业工会——汽车工人联合会。1936年，它被置于CIO的卵翼之下，打这以后便迅速发展。1936年12月，它的新任领导人、干劲十足的前部长霍默·马丁试图安排一次与通用汽车副总裁威廉·S.努森之间的会晤，不料却被告知，劳工问题应该跟各个工厂的领导人协商。这个庞大的通用汽车王国，在很多方面都整合得如此完美，却不愿意把劳工政策当作一个需要整合的问题来处理。各个工厂的经理们都不愿意谈判。于是纷争沸腾。

汽车工人静坐罢工

约翰·L.刘易斯当时不想在通用汽车搞罢工。他正忙于把其他行业——尤其是钢铁产业——组织起来，一时腾不出手。现在举行汽车工人罢工可能会毁掉处在婴儿期的CIO。此外，通用汽车公司并非不受一般公众的欢迎，人们喜欢它的汽车，并认为它支付的工资已经够高的了。但这场反叛已经箭在弦上，抑制不住了。

在一家接一家的工厂里，工人们突然一屁股坐了下来——在克里夫兰的费希博德厂，在弗林特的费希博德一厂和费希博德二厂，在底特律的弗利特伍德厂和卡迪拉克厂，以及在其他一些地方。他们在每家工厂里留下足够多的人，把它当作要塞盘踞在那里，与此同时，这些人无所事事，玩扑克牌，在门口和窗前站岗放哨，食物从厂外的工会厨房给他们送进来。就这样开始了一场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工业冲突。

静坐罢工并不是什么新奇现象。它可以追溯到1933年，当时明尼苏达州奥斯汀市荷美尔包装公司的雇员们短暂却成功地尝试过这种办法。1934年，欧洲有过几次静坐罢工，这种办法在法国频繁地被大规模采用，在美国，尤其是在阿克伦城，在有限程度上被使用过。但通用汽车罢工第一次强有力地吸引了广大美国公众的关注，全国各地的人们一边阅读着来自弗林特的消息，一边带着愤慨、狂热和困惑（依据他们各自的偏好）嘁嘁喳喳地谈论着。

很明显，静坐示威是非法的。自由主义观察家们可能会指出，传统的所有权观念似乎不完全适用于一家这样的巨型公司，它的所有权不属于管理层，而属于30多万股东，他们跟公司的关系，很少像日常生活与之紧密相联的工人们那么密切；但人们尚未构想出新的法律观念适用于这样一个产业王国。无论如何，弗林特的那些愤怒的人们并不操心法律问题。他们发现，静坐罢工让他们拥有了新的战略优势。这不仅使他们能够占据并控制公司的生产机器，也让他们远离了通常的诉诸暴力的诱惑，而这样的暴力会使一般公众疏远他们。从他们坐下来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处于防守态势，进攻的诱惑取决于资方。在大工厂的高墙背后，他们只能坐下来等待，与此同时，密歇根州州长墨菲和劳工部长弗朗西斯·帕金斯不知疲倦地试图奉劝通用汽车的管理层坐到谈判桌旁，与汽车工人联合会展开谈判。

1月11日，资方采取了攻势。它关掉了一家被包围的工厂（费希博德二厂）的暖气，警察聚集了起来，以阻止从外面送入食品。工会领导人派了一辆广播车去现场，一位组织者用扩音器给他们打气，冲破警察的防线把食物送给里面的战友。几个小时之后，警察冲向了工厂，在一场难分难解的酣战中被击退了，战斗中使用的武器包括大号铅弹和催泪瓦斯（警察一方），以及门合页、铁管和汽水瓶（罢工者一方）。静坐示威者们留在了自己的位置上。国民警卫队被调来了，但墨菲州长——只要能够阻止进一步的暴力，他愿意不强制使用法律手段——禁止军队进攻。静坐示威者们依然待在自己的位置上。

警察用催泪瓦斯驱赶示威者

资方转向法院寻求帮助，获得了一纸命令：罢工者必须撤离工厂——当发布这一命令的法官被揭露出是通用公司的大股东的时候，这份命令便丧失了它的道德效力。资方再一次从另一位法官那里得到了一份撤离令，这份命令威胁罢工者：如果到2月3日下午3点钟的时候他们还不撤出的话，就把他们关进大牢，并处以高达1，500万美元罚金。人们眼下情绪高涨，丝毫也没有打算撤走的意思。随着那个寒冷冬日下午3点的逐渐临近，成千上万来自底特律、托莱多和阿克伦的CIO成员和他们的同情者聚集到了大街上，手里拿着大棒、烧火棍和撬杠，与此同时，国民警卫队的士兵们都阴沉着脸在等待前进的命令，你能看到，一场悲剧性的战斗正在迫近，它所留下的伤痕，历经数代人恐怕也难以弥合。

但没有发生战斗。相反，在费希博德一厂外面结冰的草坪上，人们跳起了欢快喧闹的方块舞。因为在最后的时刻，墨菲州长拍来电报，他已经说服了努森进行协商，并告诉县治安官不要采取行动。在经过一周令人忧心忡忡的谈判之后，州长宣布，已经达成了一项解决办法。通用汽车公司承认汽车工人联合会是它的17家工厂里唯一的劳资谈判代表机构，将就雇佣合同问题与公司展开谈判。

罢工结束了——这场罢工前后持续了44天，直接卷入了44，000名工人，间接卷入110，000人，让14个州的60家工厂陷入瘫痪。墨菲州长以最小的流血，成功地解决了这场纠纷——以牺牲法律的威信为代价。CIO赢得了一场巨大的胜利：参与通用汽车王国管理的机会。

在这场令人兴奋的胜利之后，全国各地的工人都感染上了静坐狂热，在工厂、廉价商店、饭馆及各种工作场所停下手里的工作，直到美国的静坐罢工者在1936年9月～1937年5月这段时间里达到了将近50万。支持和反对CIO的党派之争达到了沸点。约翰·L.刘易斯成了当红的要人，像一个隐约出现的1940年的总统候选人那样一本正经地高谈阔论——在保守派眼里是一个正在发展的不祥的独裁者，在自由主义者眼里是一个完美的英雄。所有这一切，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3

下一次斗争会出现在哪儿呢？在美国钢铁公司么？

这正是人们互相打听的问题。但他们应该会大吃一惊。因为CIO与美国钢铁公司的大戏已经进行到了很远——完全是秘密进行的。

1937年1月9日，星期六——当通用汽车罢工依然如火如荼的时候——约翰·L.刘易斯在华盛顿的五月花酒店与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格菲共进午餐，此时，美国钢铁公司那位派头尊贵的董事长迈伦·C.泰勒和夫人一起走进了餐厅。泰勒侧着身子经过他们的桌旁的时候，他朝参议员和这位大块头的劳工领袖点了点头。片刻之后，他又回来了，跟他们短暂地聊了一会。刘易斯和格菲参议员吃完饭之后，参议员离开了，刘易斯走到泰勒的桌子旁边，跟他们在一起待了大约20分钟，期间的交谈看上去似乎非常亲切。整个餐厅的其他客人都兴奋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CIO的领导人与美国最有名的公司的领导人晤谈甚欢。要是他们能猜测到谈话的细节，他们肯定会更加吃惊：在谈话中，劳工领袖说，他很希望能跟泰勒先生再有一次更加从容不迫的谈话，泰勒建议，他们不妨第二天——星期天——在五月花酒店他的套房里进行商谈。当刘易斯第二天抵达五月花酒店、抬腿走进电梯的时候，在患有新闻饥渴症的华盛顿的这家酒店大堂里，没有一个人知道他要去哪里。

接下来是一连串的商谈，其中大多数是在纽约市泰勒的家中——还是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些商谈的结果，是一份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根据这一协议，美国钢铁公司承认“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CIO的一个成员单位），并与之签订合同。泰勒把这份协议提交给了CIO那帮目瞪口呆的理事们，并赢得了他们的一致赞成。3月1日星期一，美国钢铁公司与CIO签署协议的消息透露出去了。

一位工会组织者在电话里对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的菲利普·默里说：“刚刚有一位钢铁工人走了进来，说他从收音机里听说美国钢铁公司在跟CIO开会，我对他说：你小子疯了吧。并一脚把他踢出了办公室。”当美国钢铁公司的总裁欧文打电话给一家较小钢铁公司的总裁并告诉他这个消息的时候，对方叫了起来：“鬼才相信你！”30年代，在斯大林与希特勒于1939年达成和解之前，最令人吃惊的和解莫过于这一次了。仅仅在去年夏天，作为整体的钢铁产业还在公开反对CIO。美国钢铁公司在历史上以组织化劳工的死对头而著称。在通用汽车罢工期间，CIO对公司财产的态度把最保守的实业家们气得几乎要发疯。然而，这一回正是美国钢铁公司与CIO握手言欢——愤怒的实业家们吼道，这是举白旗投降——甚至连一场斗争都用不着！支持劳工事业的人喊道，这个消息太好了，好得让人不敢相信是真的；可以肯定，其中必有圈套。但并没有圈套。美国钢铁公司的董事长只不过是认识到了：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已经招募了很多的工人——甚至从公司自己的工会中招募——足以导致一场非常可怕的罢工；而这样一场罢工将让公司损失金钱，因为外国为军火生产而购买钢铁的订单正急剧增加；它还会让公司失去人们的善意，因为美国钢铁过去的劳工记录很糟糕；而且，安抚之道才是审慎之道。

共和钢铁公司罢工冲突

那么，整个钢铁产业是否就会太平无事了呢？当然不会。“小钢铁”——伯利恒钢铁公司、共和钢铁公司、全国钢铁公司、内陆钢铁公司和扬斯敦钢铁公司——拒绝跟CIO签署合同。那年春天，一场罢工被召集起来了，因为群情激昂的造反工人根本没法阻止；公司以他们能够支配的各种武器来抗击这场罢工。“忠诚的工人”受到了防暴枪和催泪弹的保护。这些“忠诚的工人”在公司的厂内进餐，补给品通过飞机和邮包送来。“回去工作”运动被组织了起来，并被广为宣扬。地方警察和公司代表驱散示威的队伍（南芝加哥的一群示威者被人追赶，在奔跑的时候有人被枪击中，掉队的人当中，有4人被杀，6人受致命伤，90人受伤，其中30个人被枪所伤）。在罢工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有循循善诱的宣传活动在干扰，把钢铁公司描绘为捍卫“工作的权利”，保护想去工作的人免受那些被CIO派入心满意足的社群当中的“外来煽动者”的“胁迫、强制和暴力”。共和钢铁公司的首脑和这场冲突中的资方领袖汤姆·M.格德勒说：“我不会跟一个像CIO这样不负责任的、敲诈勒索的、崇尚暴力的、共产主义的团体订立什么合同，无论是口头的还是成文的，除非他们通过一部要我这样做的法律，否则我不打算这样做。”

罢工被粉碎了，CIO被打败了。

静坐流行病和罢工流行病已经普遍在消退，这让大多数普通公众稍稍松了一口气，他们已经开始恶心并厌倦阅读关于骚乱、破坏罢工的歹徒和新的劳工小集团在达成解决办法之后又发动新的罢工的消息；恶心并厌倦示威队伍、义务警员以及所有工业摩擦的喧嚣。不久之后，由于1937～1938年的经济衰退的日益临近，无处不在的纷争几乎是自动缓和下去了。

4

就在1937年春夏，美国几乎被围绕CIO的争论给弄得四分五裂的那几个月里，它还被另外一场重大冲突所撕裂。因为，在2月5日那一天——此时，罗斯福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几乎还没有过完两个礼拜，俄亥俄河渐次退去的洪水把断壁残垣和淤泥留在了路易斯维尔和辛辛那提的大街上，墨菲州长开始为解决通用汽车罢工而跟努森和刘易斯展开谈判——总统几乎是漫不经心地把他的自由化最高法院的计划扔到了国会的面前。

没有一个总统不曾被这样一种巨大的信心给弄得飘飘然：国会和人民中的大多数都会心甘情愿地追随他，无论他会把他们带向何方；没有一个总统不是生来就大胆而冲动，他们总是把赌注押在一项未经初步试探民意的计划上。将近两年来，罗斯福一直很谨慎，这表明，他知道最高法院的问题中埋着炸药。但如今，他轻松愉快地踩了上去，几乎是一手引爆了这包炸药。

2月4日下午，总统要求众议院议长、参众两院民主党领袖和两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第二天上午去白宫跟内阁一起开会；5日上午，这些先生们聚集在白宫的内阁会议室里，总统简短地向他们解释了自己的新议案，并用一句话把他们打发了：中午的时候，他将有一个记者招待会要出席，还要向国会发表咨文，加上这份议案的起草。根据现有的最可靠的证据，会议室里除了司法部长霍默·卡明斯之外，没有一个人预先知道这一议案，是卡明斯在跟总统磋商之后起草了它。对内阁中其他所有成员来说，对参众两院的民主党领袖来说，它来得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用当时流行的行话来说，总统不是在询问他们，他是在通知他们。

似乎是在1936年12月的某个时候，卡明斯记得他曾经在司法部的档案材料中找到了一份起草于1913年的文件，是当时的司法部长麦克雷诺兹起草的，而麦克雷诺兹后来成了最高法院中最激烈地反对新政的大法官。这份文件建议：为联邦司法系统每一位年龄达到70岁而又未能退休（在至少服务10年之后）的法官所任职的岗位任命一位新法官，从而给联邦司法系统注入更年轻的新鲜血液。卡明斯带着他的发现去了白宫，向罗斯福建议：这个办法如今可以应用于联邦司法系统——包括最高法院。这样一来，最高法院就可以被扩大到15位成员，罗斯福将会选择那些不会破坏进步立法的人作为新成员的候选人，而宪法修正案也就没有必要了。整件事情将仅仅作为一项计划的组成部分去运作，这项计划纯粹是为了提供一个更庞大、更警觉的司法系统。

卡明斯还建议了另外一些方法，也能满足当前的形势，但罗斯福立即喜欢上了这个方法，这种喜欢并没有因为下面这个事实而稍减：其中有对麦克雷诺兹大法官的隐隐嘲讽。“就是它了，霍默！”总统叫道。卡明斯立即着手干了起来。

最高法院的“九老”，中间为首席大法官休斯

进展很顺利，很明显，在1月之前，除了司法部副部长斯坦利·里德（大概还有司法部的一两个下级官员）之外，没有让任何其他人与闻这一秘密。接下来——据约瑟夫·奥尔索普和特纳·卡特利奇说——计划被拿给罗斯曼法官和唐纳德·里奇伯格看；不久之后，它又被拿给托马斯·科克兰（大概还有两三个总统最亲密的顾问）看了。（科克兰不喜欢这份计划，因为政府政策中的一个重大问题竟然用这样一种间接的办法来处理；他一直在埋头工作，起草另一份完全不同的计划。）内阁和国会领袖中的其余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则完全被蒙在鼓里。总统在很大程度上完全是自作主张，这个中后卫的角色发出了最大胆的向前传球的信号。

有一点马上变得很明显，本队当中并非所有的选手都喜欢为这样一种打法而掩护阻挡。正如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哈顿·萨姆纳在走出白宫的会议室之后对同僚们冷冰冰地评论的那样：“伙计们，这儿就是我要把筹码兑换成现钱的地方了。”打那以后，他就站在了反对的立场上。尽管那天中午发表的总统咨文看上去清白到了极致——咨文认为：“联邦司法系统的人员足以应对摆在他们面前的事务。”咨文还说到了法官们“在很多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年龄所具有的身体和心理能力的情况下”继续待在自己的位子上的趋势，并认为“持续而系统地增加年轻血液，将会赋予法院以鲜活的生命力，让他们能够更好地根据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上的需要和事实，认识并应用司法正义的本质观念”——但原先一直很顺从的国会却立即开始显示出零星分散，但不断增长的反叛情绪。也没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压倒性的赞成呼声，而这样的赞成将会为该计划赢得胜利铺平道路。

原因是，选民当中三个少数派群体联合起来反对这一计划。首先，有一个庞大的反新政群体，他们时刻准备猛地扑向罗斯福的任何措施。其次，有一些这样的人，无论他们对1937年的最高法院的看法有多么负面，但对干涉作为一种制度的最高法院，他们有一种强烈的情感偏见。第三，还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倒是不在乎看到最高法院被干涉，但认为罗斯福的计划太不真诚，很反感把一个严肃的政府问题当作纯粹像动脉硬化那样的问题来处理。甚至在一开始，这三个群体凑在一起就形成了多数，后来的一连串事件使他们更加壮大。

参议院里一帮老谋深算的共和党战略家设法说服了前总统胡佛及国会之外的其他共和党领导人，暂时压制住他们的抗议，他们深知，如果让最高法院改组计划带上党派问题的色彩，民主党人就会团结起来。这些共和党战略家很高兴让参议员伯顿·惠勒（一个民主党人）充当反对派领袖。接下来，首席大法官休斯被说服给惠勒参议员写了一封信，解释说，最高法院一直在努力跟上它的案件日程表，以此回击关于“九老”完不成任务的暗示。所有反对当中，最有效的反对是，最高法院本身非常审慎。

任何人，倘若想当然地认为最高法院里那帮身着黑袍的绅士们都不是很有人情味——最高法院审案过程是非个人的和非政治的，他们是法律文本和宪法文本威严神圣的化身——那么，他在1937年3月和4月就应该会大吃一惊。认识到一连串的对自由主义法律的否决肯定会强化罗斯福的进攻，最高法院突然变得像乳鸽一样温顺。它确认了《铁路劳工法案》和新版本的《农场抵押贷款延期偿付法案》。它撤销了自己对妇女儿童最低工资的否决，推翻了那份曾经让兰登州长（当时距离他获得提名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寸步难行的裁决。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它以5比4的票数确认了《瓦格纳劳资关系法》，罗伯茨大法官不声不响地由死硬派转变成了自由派，并因此让那些原本兴高采烈地指望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被解散的实业家们惊慌失措。不久之后，最高法院确认了《社会保障法》。高潮出现在范德万特大法官辞职的时候，这样就让罗斯福有机会任命他所选择的第一位大法官——据认为，这样一来，就把通常是反新政势力占微弱多数转变成了自由派占微弱多数。

所有这些举动都削弱了国会中的罗斯福派。“你已经赶上了火车，还跑个什么劲儿呢？”伯恩斯在听到范德万特辞职的消息之后这样评论道。在这场战斗之初，总统通过收音机发表了一篇围绕这一议案的雄辩有力的“炉边谈话”，但并没有滚动公众舆论的雪球；《财富》杂志在这年春天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投票者明确支持这一计划。但是，总统不会考虑妥协。国会里的战斗打得更苦。直到6月3日，总统才撤退。就在那一天，总统约见了参议院民主党领袖约瑟夫·T.鲁宾逊（他眼下处于极度的困窘中，他很早就得到过允诺：在最高法院给他一个席位，如今范德万特的职位空出来了，而关于谁来填补这个职位却没有任何动静），并同意让鲁宾逊设计出一个妥协方案。可到这时候，国会里的小集团已经变得如此怒气难平，以至于就连一项妥协也很难达成。

约瑟夫·T.鲁宾逊

鲁宾逊疯狂地、拼命地、竭尽全力地劳作着，时间一周接一周地过去，6月走了，7月来了，华盛顿闷热的天气变得更加阴沉，参议员们的脾气变得更加火爆——直到最后，他已经耗尽了他那一把老力气。7月14日早晨，参议员的女仆发现他没有出来吃早餐，顿时慌张起来。她去查看他的卧室和浴室，没有看到他，于是便去找电梯工，问他是否看见参议员出去。他没有外出。惊慌失措的女仆与电梯工一起回到了房间。他们发现，参议员四仰八叉地死在了卧室的地板上——从门口看不见——摊开的手里搁着一份国会记录。罗斯福最强有力的参议院投票搜集者在这场战斗中倒下了。

8天之后，当总统的例行休假结束的时候，洛根参议员起身上前，向司法委员会再次提交了最高法院议案，以便该委员会能够以一项只规定了联邦司法系统中的某些变革而没有触及最高法院的议案取而代之。

“是不是没有涉及最高法院？”加利福尼亚州的约翰逊参议员问道。

“没涉及最高法院。”洛根参议员答道。

“谢天谢地！”约翰逊叫了起来。

于是，重新提交的议案被通过了：70票赞成，21票反对。最高法院议案被明确击败。

总统依然没有采取行动，来填补范德万特大法官的席位。8月12日，他这样做了——又一次让人们大吃一惊。因为，在他派人送交给参议院的提名表上，他亲笔填上了阿拉巴马州雨果·L.布莱克的名字——此人是一位坚持不懈地热衷于新政的自由派参议员。布莱克的法律从业经历非常有限，以至于法律行业的领袖们对他被提名感到义愤填膺，但罗斯福蛮有把握这一提名能获得通过，因为布莱克是一位参议员，他的同僚们想必不会跟他作对。他是对的：参议院批准了提名。然而，很多原本已经被最高法院改组计划的战斗给激怒的参议员更加怒火中烧；不出几周的时间，一场新的风暴爆发了。《匹兹堡邮报》（Pittsburgh Post Gazette）拿出了看上去很可靠的文献证据，证明在许多年前，当时三K党在阿拉巴马州还很强大，布莱克曾加入过该党。最高法院的一位成员，美国公民自由的守护者，居然曾经是这样一个组织的成员，其本行业务就是要助长种族和宗教的不宽容！抗议的呼声十分强烈。布莱克大法官去了英国，几乎被新闻记者们给包围在那里，他拒绝回答问题，始终一言不发。直到10月1日，当他回到美国的时候，他才打破沉默。那天早晨，布莱克在他的朋友小克劳德·E.汉密尔顿家的客厅里，通过广播发表了一篇讲话；数百万美国人听到他以温和的南方口音承认，“在大约15年前”，他确实加入过三K党，但他“后来退出了”，并“再也没有重新加入过”，而且，“无论何时何地，他对任何妄称非美国式的势力、在最轻微程度上干涉完全宗教自由的组织都没有丝毫的同情”。在他的这篇讲话中，这位新任大法官对公民自由的关注表现得如此明显，以至于从此之后，抗议其任命的风暴便逐渐偃旗息鼓了。

罗斯福任命的第一位大法官雨果·L.布莱克

不久之后，布莱克便在大法官的席位上正式坐了下来，而且，在政治上，他所坐的位置，甚至比现已就座的自由派大法官们更靠左边。如今，最高法院里的自由派大法官明显占多数——后来，这个多数派又进一步得到了增援：萨瑟兰和布兰代斯退休，卡多佐去世，司法部副部长里德、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威廉·O.道格拉斯和总统长期以来的幕后顾问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填补了他们空出的席位。最高法院善意看待联邦权力扩张的新倾向，如今成了一个固定不变的趋势。

那么，罗斯福在这一仗中真的败下阵来了吗？在某种意义上他赢了：最高法院不再挡他的道了。说到政治上的灵活性，莫过于他在1939年声称的：他已经实现了他的最终目标，尽管他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制定的计划失败了。然而，在另外的意义上他输了。国会里很多迄今为止一直很乐意成全他的议员们，因为施加给他们的压力（迫使他们投票通过一项像最高法院改组计划那样扔给他们的议案）而痛苦不堪，而怀恨在心；还有一些参议员对布莱克事件深感气愤，觉得他们莫名其妙地被欺骗，而批准了一项让他们在国内身陷困境的任命。一年之后，当罗斯福试图挫败那些曾投票反对最高法院改组计划的参议员们所提出的各种议案的时候，这些伤口便进一步发炎。一个总统，奖赏忠诚的支持者，淘汰不忠诚的人，这样的做法毫无新意可言——尽管罗斯福在1938年发起的攻势（反对派媒体给它安上了“清洗”这样一个侮辱性的措辞）罕见地大胆而广泛——但是，要拿对最高法院改组计划的投票来检验是否忠诚则未免让人恼怒。进攻失败了。在国会内的友谊上，在国会内外的声望上，总统都遭受了损失。在这个意义上，对罗斯福来说，针对最高法院的战斗是一次代价惨重的失败。

5

有时候，历史学家希望自己能同时写几个故事（大概以并排几栏的方式呈现给读者），而且，人类的大脑被构造得能够同时阅读所有这些故事而不至于晕头转向，因此对数不清的沿着时间的河床并排流淌的事件流有一个更加栩栩如生的感觉。1937年春夏期间美国生活的编年史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证。造反劳工的大戏和罗斯福对决最高法院的大戏同时上演，所有其他的骚乱和刺激都在把我们的注意力分散到其他的舞台上，其他的潮流与这些奔腾咆哮的变革激流并排流淌。如何能让人感觉到事件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同时又不用没完没了地打断本该是有序而连续的叙述呢（如果有任何人能阅读它的话）？

德国飞船“兴登堡”号失事

正是在1937年5月6日那个大雨滂沱的傍晚——当时，CIO正准备举行“小钢铁”企业的罢工，政府的代表正连哄带劝要国会议员们投票支持最高法院改组计划——德国的大飞船“兴登堡”号小心地飞向雷克赫斯特的系泊杆，以完成它1937年的第一次跨大西洋飞行，突然变成了一只在薄暮中熊熊燃烧的火把，从美国人的收音机里源源不断倾泻而出的愉快琐事，被关于新泽西平原上的这场惨剧的断断续续的报道所打断。曾几何时，人们满怀希望地在帝国大厦的楼顶上建起了一根停泊飞船的系泊杆；后来，当“兴登堡”号在1936年一次又一次安全地飞越大西洋的时候，这一希望空前高涨；如今，希望跌入了谷底。跨大西洋轻航空器运输的未来，如今看上去确实一片黑暗。不出几周的时间，仿佛是要强调对比似的，泛美航空公司的“飞剪”和帝国航空公司的水上飞机，为准备定期客运服务的正式开业，在英国和美国之间做了一次勘测飞行。

也是在1937年的这几个月，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军队包围了马德里，“不干涉主义”的滑稽剧允许墨索里尼对他施以援手，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对着佛朗哥吃午餐”（埃尔默·戴维斯语），美国的天主教徒坚持认为，佛朗哥的进攻是对焚烧教堂、杀死牧师的共产主义流寇的神圣讨伐。

在仲夏，（正当最高法院改组计划在参议院眼看着就要被击败的时候）日本人开始了对中国的系统进攻，因此把一场新的重大入侵添加到了越来越长的国际侵略的清单上。很快，日本人的炸弹便落到了上海，美国人一时间拿不定主意，美国到底是该选择丢掉它在中国的所有传统特权——多半还要丢掉石油商人和传教士们的性命——还是该选择跟日本开战。如果一颗瞎了眼的炸弹误炸了雅内尔将军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旗舰的话，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美国妇女该不该为了受苦受难的中国穿上针织棉线袜子呢？

1937年的春夏两季所充分展示的图景，无一不是难以计数的各种场景的蒙太奇。你会看到：沃尔特·鲁瑟和理查德·弗兰肯斯廷（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两位官员）被“忠诚雇员”们殴打，然后被从里弗鲁日的福特工厂旁边一座过街天桥上给扔了下来，落在混凝土地面上，根据旁观者的证词，这些“忠诚雇员”是福特“服务”组织所雇佣的暴徒。（“美国的体制”就是这样被捍卫的）你会看到：美国人的客厅里胡乱堆满了参考书，公共图书馆的管理员们被“老金难题竞猜”的那些疯狂的参赛者给弄得烦不胜烦。

你会看到：利昂·亨德森（WPA的那位魁梧结实的经济顾问）为物价的上升趋势而忧心忡忡，并把他对商业崩溃的担心传染给了财政部长摩根索，而摩根索反过来又把这种担心传染给了总统；于是，总统发出警告，大意是，某些商品——尤其是铜——的价格太高了。（亨德森是对的：麻烦正在到来，这样的声明根本避免不了麻烦。）

你会看到：美国人趴在他们的报纸上，贪婪地阅读去年12月闪亮登场的那个王室浪漫故事的另一个系列连载：1937年5月3日，辛普森夫人的离婚被宣布是无条件的；与此同时，也是在这个月，公爵的兄弟乔治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被加冕为国王，仪式排场，典礼豪华。“是的，我把闹钟定在了早晨5点，收听了整个加冕典礼，当国王和王后乘坐金马车经过的时候，我听到了人群在欢呼。”“沃利斯没当成王后，但嫁妆还是不错的。”

在1937年春夏两季，美国生活的蒙太奇还包括没完没了的其他图景：尘土盆地的干旱灾民们爬进他们的老爷车，去加利福尼亚寻找一个更新的世界；乔·路易斯在芝加哥击败了吉姆·布拉多克，成了重量级世界冠军（尽管要再过一年他才会击败马克斯·施梅林）；埃德加·伯根突然在全国流行起来，他和他的木偶查理·麦卡锡在1937年5月成了广播剧《蔡斯与桑伯恩》（Chase and Sanborn）中的人物，并在不久之后成为最流行的广播节目。（在他于1936年11月11日出现在纽约的“彩虹厅”之前，伯根一直几乎不为人知。他在那里引起了如此大的轰动，以至于在12月17日他就走进了广播电台。不出几个月的时间，他就成了一位举国皆知的名人。除了娱乐领域之外，美国生活中还有任何领域能如此迅速地一举成名么？）

这部蒙太奇会让你看到：艾米莉亚·埃尔哈特·帕特南驾驶飞机从新几内亚飞往豪兰岛，人们再也没有见到过她，尽管海军在太平洋的滚滚波涛中苦苦地搜寻了很长时间；来到纽约的游客匆匆浏览着戏剧广告，试着拿定主意，到底是去看《死不带去》（You Can't Take It With You）、《鼠兄弟》（Brother Rat）、《客房服务》（Room Service），还是去看《理查二世》（King RichardⅡ）中的莫里斯·埃文斯；一辆私人汽车从奥蒙德海滩出发向北行驶，车上装着约翰·D.洛克菲勒的遗体，他享年97岁；黑乎乎的电影院里，男男女女跟随弗兰克·卡普拉拍摄的《消失的地平线》（Lost Horizon）中的罗纳德·考尔曼一起去探访香格里拉的和平花园，或者倾听詹妮特·麦克唐纳和纳尔逊·埃迪的《五月恋曲》（Maytime）；明亮的广告牌（户外广告公司为全国制造商协会反对工会势力的战斗而捐献的）闪烁着快乐工人的图片，被冠以“美国人的方式”的标题；卡罗莱纳的学生们设计出了“大苹果”舞步，这是一种改进版的方块舞，不久之后将会为数十万身手敏捷的同时代人打破狐步舞的单调乏味。

这部蒙太奇还会让你看到：美国的女人都戴着那些样子最古怪的尖顶帽子和透孔帽子，它们在女性的脑袋上盘踞了好多年。1937年8月14日星期六中午，当股票市场的报价机停下来的时候，你会看到，经纪人们在激烈地争论，121美元的美国钢铁和118.625美元的克莱斯勒是否依然会吸引人们购买，或者争论暂时不冒险是不是个明智的主意。

不冒险显然是个明智的主意。因为，1937～1938年间的大衰退已经近在眼前。

6

当它到来的时候，它来得很快——显然出乎人们的意料。

临近1937年8月底的时候，股市出现了抛售，经济显示出了放慢的迹象。劳动节之后，衰退变得更加明显。股票跌得很快、很深。10月19日上午，股市似乎接近于崩盘，支撑的几支股票明显是杯水车薪，来自全国各地的抛售指令汹涌而至；股票报价机比交易落后25分钟，当闭市的锣声终于敲响的时候，交易总量达到了7，290，000股——这是自1933年夏新政蜜月牛市崩溃以来的最大交易量。1937年的整个夏天，下跌一直在继续。仅仅因为下面这个事实：8月之前的投机一直是适度的、保证金足够的，再加上证券交易委员会始终在盯着，以防止操纵，才保证价值的灭失没有造成交易之外的灾难性后果。与此同时，经济在稳定而迅速地运行着。直到1938年3月底，股市才触底反弹；直到5月，整体的经济才触底反弹。即使在1929～1932年的崩溃期间，工业指数也不曾以这样令人恐怖的速度下降过。

不妨先看看几支主要股票的价格在短短的7个半月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变化：

然后再看看我们熟悉的一般经济状况指标——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工业生产调整指数——发生了什么变化。（你是否还记得它曾经历过的升降沉浮？是否还记得它1929年的125点之高，1932年的58点之低，以及1933年银行恐慌那个月的59点，新政蜜月猛升至100点，蜜月结束时下降至72点，以及打那之后的蹒跚上升？）在1936年底，这一指数触顶达到121点，看上去明显大有希望。迟至1937年8月末，它依然高达117点。接下来，它掉头向下，一个月接一个月持续走低，直至1938年5月，它下降到了76点。短短9个月的时间里，把新政苦苦攀升的那几年所收复的失地丢掉了将近三分之二。

发生了什么事？在1936年末和1937年初，出现了商品价格的急剧上升——其中有些商品的价格是紧随着CIO进攻期间工资的上涨而上升，有些是受到来自欧洲的武器订单的影响，其中很多被商人当中这样一种总体印象所强化：“通货膨胀”可能即将到来，你最好是在它来之前趁早买东西。铜的价格——你应该还记得，这个问题尤其让总统担心——在5个月的时间里从每磅10美分跃升到了16美分。商业公司囤积了大批的存货。到了该把这些商品以零售的方式卖给消费者的时候，能够吸收它们的购买力却没了踪影。

因为新投资依然滞后；更糟糕的是，政府的花钱大战——它保持了向经济体系不断注入新钱——实际上已经停止了。在1937年夏季，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说服总统，做出了一次真正的努力，以平衡预算；尽管它看上去似乎尚未完全平衡，然而，如果你考虑到正在征收的社会保障税（它并未记入预算中的收入栏，而是单独设立另外的账目）的话，政府实际上暂时收入大于支出。

结果是：堆积在货架上的商品流通得很慢。商人们慌张起来，并开始削减生产。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有200万人丢掉了饭碗——全都变得更没有能力购买那些待价而沽的商品了。惊慌在增长，因为人们清清楚楚地记得一场萧条是怎么回事，并下定决心，这一回再也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希望了。通缩的螺旋式上升以更快的速度运行着。就这样，在那片表面上看来晴朗无云的天空——股票和房地产市场上没有太大的投机繁荣，没有信用膨胀，没有制造资本货物能力的扩张——之外，1937～1938年间的大衰退出现了。

它带来了它的讽刺。刚好就在通用汽车静坐大罢工开始一年之后，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宣布：大约30，000名生产工人被立即解雇，留下来的人将被减少到每周工作三天。如今，CIO获得了什么奖赏呢？（如果你去拜访一位通用汽车的销售商，看看他手里积压的旧汽车，你就会认识到，公司为什么要停止过量供应市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价崩溃，提供了另一个讽刺。8年前，当股价翻着跟头往下掉的时候，理查德·惠特尼走进了证券交易所的一楼大厅，报出205美元的价格购买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希望以此阻止恐慌；如今，负债累累的理查德·惠特尼正盗用信托基金，疯狂地挣扎着试图把自己从破产中拯救出来。1938年3月8日星期二，正当这一天的交易开始的时候，证券交易所的主席盖伊迈步登上了讲坛，随着让经纪人们停止行动的锣声敲响，盖伊宣读了一份令人吃惊的公告，宣称：理查德·惠特尼公司“因为有悖于正义和公平的交易原则”而被暂停交易。几周之后，这位1929年金融恐慌中的英雄承认了他再明显不过的罪行，踏上了前往新新监狱的路途。

理查德·惠特尼

这一年的初冬——1938年12月——这座大都市提供了一宗更加非凡的商业丑闻。著名医药公司麦克森-罗宾斯公司的领导人F.唐纳德·科斯特被发现，他不仅篡改了该公司天然药部门的账簿，达数百万美元之巨，而且，他实际上是一个被判过刑的前罪犯，名叫菲利普·缪西卡，后来改名换姓、改头换面，成功地实施一次长期伪装，成了一个值得尊敬的公司高管。当警察逼近他的时候，科斯特·缪西卡给这场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插曲添上了戏剧性的最后一笔：在他位于康涅狄格州费尔菲尔德市的家中自杀了。华尔街再一次摇晃了起来，人们互相打听，经纪人和会计师们如何能够这么轻而易举地愚弄公众。然而，缪西卡丑闻并没有像惠特尼垮台那样重要的寓意。因为惠特尼是证券交易所的保守派领袖。他在大衰退期间的垮台，彻底粉碎了对重组证券交易所的最后的反对，这次重组所依据的，是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威廉·O.道格拉斯的意愿。很快，证券交易所便有了一位新的主席——是个年轻人，当他在1931年来到纽约的时候，他甚至不认识证券交易所的任何成员。旧的秩序确实已经改变。

还有一个讽刺：一方面，政府领导人一本正经地试图保持沉着冷静、满怀希望的样子，纷纷发表声明，预言形势很快就会好转，而另一方面，经济的塌方却山崩海啸般地滚滚而下。仅仅几年之前，不是有另一届政府因为做了很多同样的事情而受到嘲弄么？

随着衰退的进一步加深，来自商业界和保守派媒体的愤怒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整个事情全都是政府的过错。这是一次“罗斯福萧条”。他们带着恶意的兴高采烈，引用总统先前在商业指数攀升时的吹牛：“那正是我们所计划的。”这下好，他所计划的事情来了。他们尤其诅咒未分配的利润税——这是一项古怪的措施，被证明是本届政府的不那么成功的机灵想法之一，这项措施激怒了整个商业界。

1938年3月28日，戴维·劳伦斯写道：“5年前，罗斯福总统带着崇高的勇气和坚定的意志，给全国的金融界和商业界带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希望：消除恐惧。今天，同样是这个人，在金融界和商业界唤起了一种几乎达到恐怖程度的恐惧，唤起了一种让整个经济机器士气大挫的不信任……罗斯福先生所做的事情——我相信他并不是故意这么做的——就是摧毁了商业金融界的精神，摧毁了他们对眼下的公民财产和存款安全的信心。推倒整个经济体制的这道防波堤，就是助长相当一部分人当中的惊慌和恐惧。”

这些话都很强硬——然而并不代表商业界的普遍观点。很多商业人士太迷信于他们的这样一种固有观念：政府不会做任何事情来安抚他们。1937年11月10日，财政部长摩根索在纽约政治科学院所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宣布：政府将会做任何能够平衡预算的事情。台下的听众似乎抱着一半是高兴，一半是娱乐，但完全不相信的态度。（巧的是，摩根索的演说稿得到了总统的仔细修改和批准。）1938年初，在对国会发表演说的时候，罗斯福以热情而诚恳的措辞，说到了政府与企业之间通力合作的必要，但并没有导致“信心”的急剧上升。就在那个时刻，总统进行了一次深思熟虑的努力，试图遵循保守的、调和的路线，与大商人进行协商，召开了一次小商人的会议——这次会议演变成了事实上的骚乱。友好的姿态似乎并没有产生任何真正的效果。

有一点倒是真的，在政府官员的内部，政策之争也一直在发生。有一个定义明确的自由主义群体，约瑟夫·奥尔索普和罗伯特·金特纳称之为“新政人”——其中包括托马斯·科克兰，本杰明·科恩，利昂·亨德森，财政部的赫尔曼·奥利芬特，以及司法部副部长罗伯特·H.杰克逊——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撰写了一系列演说稿，由杰克逊发表，把这次大衰退归咎于“垄断者”和“60个家族”（换句话说，他们谴责大公司的控制者和管理者通过心照不宣的默契推高物价，然后，当商品再也无法以这样的价格卖出去的时候，他们就减缓生产，解雇工人，以免他们的利润被过度削减）。他们怂恿内政部长伊克斯发表类似的演说。但这些演说的起草，并没有得到总统的明确授权，而且，这些年轻的“新政人”这样表达他们的个人观点，要冒失去工作和影响力的风险。巧的是，那些神经过敏的商人读罢这些新政演说，再听听总统那些更四平八稳的讲话，于是坚定地认为：来自华盛顿的花言巧语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这个事实，一个看上去似乎笑眯眯地对新政宣言中的这些冲突毫无觉察的总统，他的冲动在部分程度上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事实上，在撰写他自己那篇请求合作的演说的前夕，总统曾因为伊克斯的“60个家庭”的演说而对他大加称赞。然而，还有一点也是真的，当1937年过去、1938年到来的时候，罗斯福一直在试图平衡预算，极力避免提议那些让商人们过于担惊受怕的措施；而处在愤怒中的保守的商业界似乎忘掉了政府正在做出努力，试图安抚他们；慢慢地，政府领导人开始相信，任何节省开支和平息愤怒的政策都无济于事。

自始至终，那帮“新政人”一直在敦促恢复赤字开支，4月2日，当事情越来越糟的时候，总统举手认输。在从温泉疗养院开往华盛顿的列车上吃午餐的时候，总统告诉哈里·霍普金斯和奥布里·威廉斯：他准备放弃平衡预算的努力，再一次支持庞大的开支。4月14日，他通过收音机向国民解释：他正要求国会拨款30亿美元，用于救济、公用工程项目、住宅、防洪以及其他的复兴努力。

罗斯福在录制“炉边谈话”

那年春天，这项立法在国会获得通过，与此同时，经济开始显示出微弱的改善迹象。在6月份的下半月，股市起死回生。复兴再一次开始了。

至于这次复兴究竟是由于增加开支的刺激，还是一个巧合，经济学家们可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在年轻的“新政人”看来，这根本就没什么可怀疑的。他们争辩道，看看工业指数吧。试图安抚企业没什么好处；花钱大有好处。证明完毕。年轻的“新政人”如今春风得意（事实上太得意了，以至于在1938年秋天斗胆进入了一个他们相当陌生的领域，说服总统进行了一次很不成功的努力：试图打败国会中那些投票反对最高法院改组计划的民主党人。）但作为整体的行政分支，却受到了这次大衰退的沉重打击。在应对一场新的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它暴露了自己既没有能力在商人当中制造“信心”，也没办法谋划出任何新的、有效率的复兴措施。它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充其量不过是从货架上取下一瓶药，对于这剂药，它已经上瘾了很多年，这就是：注水泵。

7

正是这位骄傲的总统，在1937年1月的滂沱大雨中站立在国会大厦的门前，并宣布他打算抹去“三分之一的国民住得很糟、穿得很糟、吃得很糟”这幅令人不快的图景。他的骄傲是出现在一场下跌之前。在后来摩擦与衰退的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在国会的声望一落千丈；他的经济政策在天平上接受了检验，并发现是短斤少两的；令人憎恶的失业和贫困的图景，如果说有什么改变的话，那也是变得更糟了。

那么，新政难道已经落幕、该收场了么？

或许是吧。但是，即便如此，事实却由于一种新型的危机正在逼近而变得更加模糊了，这场危机将导致公民以新的眼光看待他们的国家和政府。因此，美国的天空由于从欧洲滚滚而来的暴风雨云层正在慢慢地变暗。

第12章 战争的阴影

1

第9播音室是一间“跟普通人家的客厅差不多大小”的房间。里面放着三张桌子，一张旧军用帆布床和一床军用毛毯。每张桌子上有一个麦克风，其中一个麦克风的前面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戴着耳麦。他正以清脆、准确的声音平静地说着话。他看上去很疲累，有点衣冠不整，仿佛刚刚从那张乱七八糟的帆布床上爬起来似的。在他说话的时候，一只眼睛始终盯着一扇玻璃窗，窗户的那边，在隔壁的房间里，坐着一个人，从仪器面板的后面注视着他，偶尔指手画脚地给他发信号。时不时地，另外一些人会悄悄地溜进房间，把几页纸戳到他的鼻子底下，然后静悄悄地离开；他会朝那几页纸扫上一眼，继续说话，他清脆、准确的声音始终没有受到妨碍。

他正在对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说话——谁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为了听他要说什么，身着无吊带晚礼服的姑娘们停止了她们关于冬天是否该把头发盘上去的争论；律师们停止讨论皮科拉法官对詹姆斯·J.海因斯案无效审判的裁决（在本案中，纽约的检察官托马斯·E.杜威试图证明海因斯有罪，因为他是在大都市进行敲诈勒索的“匪首”）；政客们搁下了那个很有吸引力的话题：在民主党人初选中，罗斯福总统试图把那些没有参与他在1937年对最高法院进攻的人“清洗”掉的努力以失败而收场；文学批评家们停下了他们谈论托马斯·沃尔夫那些堆积如山的手稿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因为沃尔夫刚刚去世）；那些住在昏暗阴郁的廉价公寓里的家庭停止争论CIO和AFL之间握手言和的可能性；男女演员们中断了他们关于百老汇那部欢快喧闹的音乐剧《闹起来》（Hellzapoppin）大获成功的猜测。因为，第9播音室里这个人正在对这些人说的事情，似乎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事情都更加重要。

时间是1938年9月的下半月，这个人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评论员H.V.卡尔滕博恩，第9播音室是他位于纽约哥伦比亚中心的总部。他正在向听众解说刚刚收到的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最新消息，这场危机让全世界看到：当一股不可抵抗的力量遇到一个和事佬团体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卡尔滕博恩

甚至早自9月12日起，卡尔滕博恩就日夜守候在第9播音室，瞅准机会在军用帆布床上短暂地睡上一会儿。一直要到9月30日——这一天，刚刚从慕尼黑回来的内维尔·张伯伦走到唐宁街10号的窗前，对窗下欢呼的人群说：“我相信，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卡尔滕博恩的熬更守夜才会结束；到那时，在短短18天的时间里，他总共播出了破纪录的85篇即席广播。

在9月份这几个礼拜的时间里，卡尔滕博恩决不是欧洲事务的唯一解释者；每一个广播网，每一家电台，都在手忙脚乱地把最新的消息和解说通过无线电波输送出去。希特勒、亨莱因、贝奈斯、霍查、张伯伦和达拉第这些名字持续不断地在头版大字标题上招摇，反复出现在一页又一页新闻纸上，出现在街头叫卖号外的喊声中。在新英格兰，9月21日下午，一场热带飓风毫无预兆地不期而至。（那天早上纽约的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气候凉爽。明天多云，大概有雨，气温变化不大。”）这场飓风让沿海的村庄成为一片废墟，或者葬身于汹涌的波涛之下，它把成片的树林夷为平地，让城市的街道成为江河，让列车出轨，让公路阻塞，让通信中断，据估计让682人丧生。然而，即使是在新英格兰，人们也纷纷走出他们黑乎乎的房子，钻进他们的汽车里去听汽车收音机（如果没有被风暴所摧毁的话），并发现，这场把他们跟世界其余地方隔绝开来的浩劫，其波及范围有多么广泛，与此同时，收音机旋钮的转动也把他们带入了那场正在席卷欧洲的人为飓风之中。

夜色里传出了人们熟悉的歌曲《丢手绢》（A Tisket, a Tasket）……接下来，随着旋钮的转动，传出了广播剧《鲁迪·瓦利》（Rudy Vallee）中的一段……再接下来，当旋钮再次转动的时候，一个声音突然大了起来：“张伯伦首相就是在小镇哥德斯堡与希特勒总理举行第二次历史性的会谈。这次会晤的影响，已经激起了全世界新闻中心的反应。眼下，就在今夜，我们将首次试着接收直接来自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的广播，中欧事务的著名权威莫里斯·欣德斯眼下正在那里观察今天所发生的事件。我们这就带你们去布拉格。”片刻的暂停，人们的心思已经预先飞过了大西洋；然后，另一个声音响起：“哈罗，美国，这里是布拉格……”

张伯伦与希特勒在哥德斯堡

世界已经缩小了多少啊！想当年，1914年7月，当合众国际社的卡尔·冯·韦根从柏林拍了一封仅仅138个单词的电报给纽约、报道奥匈帝国给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的时候（这份最后通牒是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严重事件之一），他还因为浪费电报费而受到责备。如今，1938年9月，在同一地区发生的另一次严重事件——捷克斯洛伐克向瓜分屈服——的消息，成了美国人关注的核心。在1930年之前，一直都没有诸如全球新闻广播之类的东西；如今，你能听到——迅速而连续地听到——来自伦敦、巴黎、柏林和布拉格的声音，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屏息倾听着每一句话。

此时回想起来，1938年初夏所发生的那些曾经吸引公众强烈关注的令人兴奋的事件，似乎已经非常遥远：乔·路易斯在扬基体育场第一个回合击倒了马克斯·施梅林；霍华德·休斯以令人难以置信的3天19小时8分10秒钟进行了一次环球飞行；“糊涂蛋”道格拉斯·科里根驾驶一架老古董飞机从长岛动身，“飞往加利福尼亚”，结果却降落在爱尔兰，回到美国时受到了隆重的接待，他依然面带微笑，依然穿着他那件褐色的皮夹克；精神错乱的约翰·沃德站在纽约哥谭酒店17层的一个狭窄的壁架上，寻思着一跃而下，从而让纽约的交通陷入堵塞。就连真正有意义的美国的事件和问题也都被抛到了脑后。当国家依然受困于大规模的失业人口试图从这场衰退中恢复过来的时候，商业指数缓慢上升的过程，新的工资和工时法案的实施，依然没有解决的农业问题，长年令人头痛的救济问题——当希特勒对苏台德地区提出主权要求、张伯伦带着他那把收起的黑色雨伞飞往贝希特斯加登和哥德斯堡、四国首脑在慕尼黑开会以签署并决定捷克斯洛伐克的毁灭的时候，所有这些事情似乎都无足轻重了。来自欧洲的战争乌云把美国的里程碑一个接一个地遮蔽了。

2

那条把欧洲的问题拖入美国人关注中心的事件链，是一条古怪的、充满扭结的链条。

在这10年之初，美国的政策似乎就在逐渐改变，从国家孤立的政策，向与其他国家协调行动以维护世界和平的政策缓慢转移。诚然，民众并不倾向于加入国际联盟或承担对外国的义务，但国务院有这样一种倾向：尽可能在民意许可的范围内这样去做。1931年，当日本看到欧洲列强正全力以赴对付大萧条而无暇他顾、因此趁机入侵满洲地区的时候，正是胡佛的国务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担任了那场国际谴责大合唱的领唱。当国际联盟讨论日本入侵的时候，美国有一位代表在日内瓦充当“观察员”；史汀生国务卿宣布，美国不会承认日本的征服；他还试图援引“九国公约”来反对日本，不料却遭到英国代表约翰·西蒙爵士的断然拒绝。国际联盟做不了（或不愿做）任何事情来制止日本，欧洲或美国的强烈反对也无济于事；对战后领土安排体系的第一次大的违背被成功地完成了——但不是因为美国方面缺乏积极的兴趣。美国自始至终在展开激烈的外交战。它在1931年的政策远非孤立主义。

接下来的一场大规模的国际侵略行动要过好几年才出现，在此期间，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进入了一场新的危机——这一次是经济危机。在大萧条初年，当一个接一个在大萧条中痛苦挣扎的国家纷纷为了努力自救而提高关税、贬值货币以及修筑其他的壁垒，以阻挡国际贸易流和外汇流的时候，华盛顿政府惊慌失措地看待这一切。有一点倒是真的，我们也在自己的关税壁垒的顶部垒上了一些新砖块，但我们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的关税看作是纯粹的国内事务；当其他的国家也做此类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则完全不同。在胡佛、财政部官员、华尔街的金融专家们的头脑里，以及在美国的主流民意中，下面这些结论是不言自明的：贸易壁垒必须拆除，国际间的金本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没有世界的复兴，美国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复兴。但接下来，新政出现了——风水轮流，今非昔比。如今，我们想要做的，正是那些可能会颠覆国际货币和贸易关系的事情。

起初，很少有人预见到即将来临的政策冲突。诚然，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他第一届任期的就职典礼上就曾明确地说过：“我们的国际贸易关系，尽管非常重要，但就时间和必要性而言，它们应该服从于这样一个目的：建立坚实可靠的国民经济。”——但是，他不是已经任命了科德尔·赫尔担任他的国务卿么？赫尔是伍德罗·威尔逊的世界意识的继承者，一直满腔热情地致力于通过降低关税来刺激国际贸易。诚然，罗斯福让美国脱离了金本位，从而带来了外国货币的混乱——但是，他不是同时又邀请外国代表来讨论经济合作的措施么？罗斯福本人甚至都不承认，他所遵循的方向有多么明显的内在冲突。他兴高采烈地为1933年6月在伦敦举行的一次经济会议做着准备，派出了一个由赫尔国务卿领头的代表团，但并没有给他们下达足够明确的指示，代表团立即开始为稳定货币而展开协商。不久之后，由于担心美国正当通胀兴起、物价提升、刺激经济的节骨眼上被捆绑在一份必须遵守的稳定货币协定上，罗斯福便派出了他的首席智囊、助理国务卿雷蒙德·莫利，去伦敦牵制代表们。但是，还没等莫利赶到伦敦，罗斯福却越来越痴迷于通过货币操纵促进繁荣的想法，于是他突然决定，一定不能让伦敦的会谈危及他的国内计划。当莫利同意一份相当温和的、赞成一般原则上的货币稳定协定的时候，总统却突然抽掉了每个人——莫利、代表团、赫尔以及整个伦敦会议——脚下的地板：断然拒绝就货币稳定问题做任何事情。这样一个冲动的人，曾经决心要解决经济国家主义和经济国际主义之间的冲突，如今却姗姗来迟地、毫无预警地把他的全部重量压在了国家的一边——让他的代表们彻底地灰头土脸，失望而归。

打那之后——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接下来的黄金购买实验之后——美国才逐渐回到了促进国际经济的道路上。赫尔国务卿顽强地坚持了下来，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似的。他获准让他的“互惠关税法案”在1934年制定颁布，这部法案使得美国与其他不同国家之间的商品流通更加容易。到最后，财政部长摩根索和英法两国的财政首脑联手稳定了英国、法国和美国的货币。经济孤立主义的冒险似乎已经结束，尽管也留下了它的伤痕。

与此同时，美国还向拉丁美洲伸出了橄榄枝。在他的第一个任期的就职典礼上，罗斯福就宣布了他的“睦邻友好”政策。为了向拉丁美洲表明：这并不仅仅是嘴上说说而已，美国从尼加拉瓜撤出了军队，废除了“普拉特修正案”中那些允许干涉古巴的部分，并向格兰德河以南各国保证，美国把“门罗主义”解释为一种合作与互助的理论，而不是一种控制与主宰的理论。正是由于赫尔国务卿特有的诚实，这一担保大抵被人们善意地接受了。到这10年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在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受喜爱和更受信任。

但很久之前，国际边境的分崩离析就已经再一次开始了。1935年，墨索里尼以极其冷血的手段入侵了埃塞俄比亚。英国和法国不能或不愿做任何事情给予意大利以有效的惩罚，没有人出面制止墨索里尼。1936年初，阿道夫·希特勒（他1934年在奥地利策划纳粹政变的计划以失败而告终）入侵了莱茵兰。同年的晚些时候，西班牙革命爆发；墨索里尼，还有希特勒，为了他们自己称王称霸的目的，而开始利用西班牙革命——并且也没有得到制止。1938年3月，希特勒横扫了奥地利——还是没有得到制止。随着1938年春去秋来，他开始信心十足地打磨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刀子了。

意大利人庆祝军事占领埃塞俄比亚

在这一连串危机开始的时候，美国的民意多半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任何时期都更加倾向于孤立主义。到193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修正主义”观点成了主流观点。在这种观点看来，双方都有罪错，而不仅仅是德国方面，而且，美国不幸地因为英国的宣传，因为它把经济赌注押在协约国的胜利上，从而卷入了这场战争。迟至1937年4月，当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提出“你是否认为美国卷入这场世界大战是个错误”这个问题的时候，71%的投票者回答：是。1935年，沃尔特·米利斯的《通向战争之路》（Road to War）成了畅销书，在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当中很有影响力——此书把美国1917年的参战决定描述为一场不幸的悲剧。还有几本书和几篇杂志文章，耸人听闻地把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军需品制造商在煽动战争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上来；与此同时，参议院的奈委员会在一项长期调查中渲染的是同一个主题，揭露了美国军火制造商自1915年以后所挣得的那些不干不净的利润，暴露了国外的军需品销售商所做的生意相当小，把摩根的合伙人拽到华盛顿，回答一个含蓄的指控：是他们策划了让美国在1917年与德国开战，为的是让国家为他们火中取栗。把战争描绘为这样一幅恐怖的图景更容易被人接受：清白无辜的普通百姓是被那些没有良心的银行家和大商人所诱骗而卷入其中，因为一般公众对这些人在带领国家走出萧条低谷上的失败记忆犹新，对很多银行家和大商人在1933年的调查中所揭露出来的低劣行径记忆犹新。

还必须记住，1935年，美国的激进分子几乎全都激烈地反战。当时，美国丝毫也不存在这样一种普遍的担心：欧洲的独裁者可能会从外部给美国带来什么实际的伤害；当人们在1935年说到“法西斯主义的威胁”的时候，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指的是一场美国法西斯运动的威胁，他们在不同的时候分别把这场运动的领导者想象成罗斯福，或某个像休伊·朗之类的人物，或者是某个受大企业支持的部队军官。人们有一种十分普遍的信念：美国必须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并提前采取预防措施，防止自己被诱入敌对行动，这一信念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在1935年秋天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中，多达75%的投票者认为，国会在宣战之前应该通过一次全民投票来获得人民的批准。

孤立主义者的反战示威

正是在这种孤立主义的心态中，举国上下对国会在1935年通过了一部《中立法案》表示欢迎，这部法律规定，任何地方爆发战争的时候，美国人都不得出售军需品给交战的任何一方。《中立法案》立即被应用于意大利与埃塞俄比亚的冲突。

但政府——以及国务院的永久编制人员——不喜欢强制的中立。他们想让美国能够放开手脚地在国际事务中运用它的影响力，他们觉得，一部普遍适用的法律在某些不可预知的环境下可能会让人为难。他们喜欢在外交政策上与英国携手合作，《中立法案》可能会让这种合作寸步难行。当西班牙革命爆发的时候，他们同意了英国的不干涉计划（众所周知，这一计划没能阻止墨索里尼出手帮助佛朗哥），并让国会通过了一项古怪的法案，把中立原则应用于西班牙的纷争，而无视下面这个事实：这场纷争并不是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一场国内叛乱，企图颠覆一个美国所承认的合法政府。不久之后，当日本入侵中国的时候，政府在这条路上左右摇摆，先是告诉所有美国人：要么离开中国，要么自担风险，后来又建议保护在华美国人，根本不应用《中立法案》。他们能够利用一个漏洞来做这样的事情。在1937年通过的《中立法案》修正案中规定，对装运军需品的强制禁止只能在以下两种情况下生效：要么是已经宣战，要么是总统“发现”战争状态存在。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宣战——而且，总统当然也没能“发现”战争状态存在，尽管日本正在竭尽所能地毁灭中国。

不久，政府更进一步远离了孤立主义的观念和强制中立的观念。在1937年9月于芝加哥发表的一篇演说中，罗斯福说：“对世界的道德意识……必须被唤醒到这样一种高度：结束侵略行动……是我们首当其冲的需要。”并补充道，“世界上无法无天的流行病”正在蔓延，而且，“当肌体疾病的流行开始传播的时候，社会应该同意并联合起来把患者隔离开来，为的是保护整个社会的健康免受疾病传播的侵袭”。这看上去像是对那些好战国家的强烈干涉。1937年底，在写给兰登州长的一封信中，罗斯福坚持认为：“我们有义务采取合作的措施，甚至是担负起领导的责任，以维护有助于普遍和平这一终极目标的行为标准。”当美国炮舰“班乃岛”号1938年初被日本轰炸机击沉的时候，政府非常重视这一事件，尽管它发生在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之内，而且“班乃岛”号是在护送标准石油公司的油轮——换句话说，它所从事的工作，正好是1935年的中立鼓吹者们试图排除作为可能宣战理由的那种事情。大约就在同一时期，政府利用它对国会的政治影响，让“拉德洛决议”胎死腹中，该决议要求，必须通过全民公决才能让美国参战；也就是说，这一措施将会“在外交关系行动上捆住任何一位总统的手脚”。很显然，目的是要充分保护美国人在中国的权利——甚至是用我们的炮舰在接近前线的地方护送油轮的权利；要给日本人留下这样的印象：美国厌恶他们的行为到了何种程度；并且在总体上利用美国的影响力，尽可能让好战国家适可而止。

这样一项政策，跟1925年的民意所要求的东西形成了强烈反差，以至于完全可以预期它将导致一般公众对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国务卿的强烈谴责。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尽管对那场“隔离”演说需要作出某种迅速而巧妙的解释。有人在嘟嘟囔囔地抱怨，但声音决没有强大到足以阻止政府继续拒绝执行《中立法案》。基本的原因是，美国的民意也在转变立场。随着每一场新危机的出现，美国人对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憎恶也变得越来越强烈。

诚然，有一点尚不清楚：美国大部分民众当中——尤其是那些身在国内的人当中——那种“对国外的麻烦置身事外”的根本性偏爱是否有什么大的削弱。有人对1935年～1938年之间的盖洛普民意调查进行过一项研究，没有给出任何这种改变的确切证据。但信息来源广泛、能够听得见的看法——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地区——不可否认改变了。像兰登州长和前国务卿史汀生这样一些有影响力的共和党人都在背后支持总统的反侵略行动。外交事务方面的专家（比如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都强烈地觉得，美国必须支持“民主”、反对“专制”。激进的观点几乎是不知不觉地改变了。

共产主义者们从反战政策转向了反法西斯政策，并且变得几乎像“美国革命之女”一样好战。早在1934年，厄尔·白劳德（他后来成了1936年的共产党总统候选人）就曾经宣布：“反对战争的唯一方式，就是从反对我们自己国家的战争制造者开始……罗斯福政府正在执行和平时期所见过的最大一项战争计划。”美国学生联合会（一个有点左倾的青年组织）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为激进和自由主义思想中的普遍改变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说明——在它1936年末举行的那次会议上，该组织签署了牛津誓言：“不支持政府可能进行的任何战争”；而在1937年末，它呼吁“采取立即的步骤，制止法西斯主义的侵略……美国应该在点名警告侵略者、利用禁运反对侵略者以及通过国际合作组织这些努力的行动中担负起领导的责任”，它还敦促“废除或修改现行的《中立法案》，以便把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区别开来，并给予后者以援助”。那些在1934年和1935年曾经轻蔑地把战争说成是资本家们大发横财的手段的年轻男女，到1937年和1938年，纷纷用丝袜点燃篝火，以表达对日本的憎恶。他们依然不希望战争，但在外交冲突中他们开始倾向于使用军事手段。

阿道夫·希特勒

在某些方面，总体民意也在改变。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支持美国扩大海军、陆军和空军的人越来越占多数。1938年2月，刚好就在希特勒征服奥地利之前，盖洛普民意调查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德国和意大利向英、法开战，你认为我们是否应该尽一切可能（除了我们自己也卷入战争之外）帮助英国和法国赢得胜利？”69%的受访者回答：是。（如果以不同的措辞提出这个问题，可能不会有这么肯定的回答，但三分之二多数依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绝大多数美国人依然真心实意地渴望置身于战争之外。但是，当希特勒继续前进、制造了一场接一场危机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得，他也威胁到了美国，刻意不参与外国冲突将会很困难，而且在道德上也是错误的。接下来，几乎紧跟着希特勒的奥地利事变之后，出现了1938年9月的捷克斯洛伐克事变，从头到尾地把美国给震撼了。

3

一种不安全和忧惧的感觉，一种世界正在分崩离析的感觉，一种那些按说应该坚实可靠的原则（不管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国际道德的）正在脚下崩塌的感觉，自1929年和1930年柯立芝-胡佛繁荣崩溃以来，就一直萦绕在那些喜欢思考的美国人的心头。在大萧条最糟糕的时期，这种感觉格外强烈，当经济形势有所改善的时候，它略有缓和，而当国际侵略者们横冲直撞的时候（而且与此同时，美国滑入了大衰退），它再一次变得更加强烈。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危机，又一次让人们神经紧张起来。

奥森·威尔斯的广播所引发的那次稀奇古怪的事件，是否应该被看作是这次神经紧张的表现，这一点尚不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予以证明——但至少，有一点很重要：当时有很多人认为事情就是这样。1938年10月30日礼拜天的早晨——慕尼黑事件过去一个月之后——水星剧院的奥森·威尔斯通过哥伦比亚广播电台按预定时间播出了一部根据H.G.韦尔斯的科幻小说《世界大战》（The War of the Worlds）改编的广播剧。为了让故事更生动，威尔斯把它编排成了一个实时新闻广播。在一位播音员明确解释了这个节目的性质之后，一个声音开始播送平淡无奇的天气预报；接下来，另一个声音说：节目将从一家酒店里继续播出，伴随着轻歌曼舞；不一会儿，舞曲被一则“短讯”所打断，大意是：芝加哥“詹宁斯山天文台”的一位教授报告，他看到了火星上每隔一段时间发生一次爆炸；接下来，听众被以正统的广播方式“带回”到了“雷蒙·拉克罗的音乐……一首百听不厌的曲子，非常流行的《星尘》”；再接下来，是对一位子虚乌有的普林斯顿教授的采访，带来了更多关于火星骚乱的消息——由此开始播出一连串的“新闻简报”，描述了火星人乘坐着巨大的金属飞船来到地球，在新泽西着陆。广播稿迅速积聚，一篇接一篇简报。更多的火星人着陆了——他们的一支大军迅速击溃了新泽西州的民兵。火星人的进攻被描述得活灵活现，整个美国到处都是，纽约人纷纷撤离这座城市，火星人的热射线武器和火焰投射器及其他恶魔般的装置，导致了令人恐怖的毁灭，所过之处，皆成废墟。

尽管有播音员的解释，尽管这是一个定期播出的节目，尽管你只需转动旋钮就能听到查理·麦卡锡那令人安心的声音，尽管所有给出的名字纯属子虚乌有，尽管节目曾经被说明电台标识的例行习惯所打断，尽管在很多方面其所播出的“消息”表面上都荒诞不经，但接下来，这个节目所带来的不同寻常的反应还是发生了。

奥森·威尔斯在录制广播剧

全国各地，人们在疯狂的恐慌中打电话给报社或警察，想知道到底该做什么。（仅《纽约时报》就接到了875个电话，美联社不得不向它的成员报纸发出了一份解释性的新闻简报。）在很多社群，惊恐万分的人们纷纷奔出自己的房子，在大街上四处乱窜，完全没有把握：进攻他们的到底是火星人还是德国人，但有一点却很有把握：毁灭正在逼近，他们必须逃到某个地方去。在新泽西的纽华克市，几个家庭确信一场“毒气攻击”已经开始，于是用湿布蒙住自己的脸，试图把他们所有的财产塞进汽车里；四面八方的交通都堵塞了。匹兹堡的一个女人准备服毒自杀，哭喊道：“我宁愿这样死掉！”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个女人闯进了一座教堂，尖声高叫：“纽约毁了，眼下就是世界末日。你们最好是回家去，死在家里。我刚刚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教堂的礼拜仪式手忙脚乱地结束了。当新泽西的一座教堂里的礼拜仪式类似地被打断的时候，会众便祈祷上帝把他们从这场大灾难中解救出来。纽约布朗克斯区的一个男人在听到这个消息并认为自己看到了“坟墓中冒出的浓烟”飘在城市上空的时候，便手忙脚乱地爬上了房顶。在华盛顿州的一个小镇，电灯服务在广播期间被中断了，这使得听众们确信恐怖就在眼前，女人们昏倒在地。

恐慌就这样——以五花八门的不同形式——蔓延到了全国各地。即使20个听过节目的人当中只有1个人信以为真，这个容易上当受骗的少数群体——加上那些被他们断章取义的故事给弄得惊慌失措的人——也足以导致一场这样的大恐慌，它可以为全国性歇斯底里的研究充当一个引人注目的个案。

但我们大可不必在此争论，这次广播事件是否表明了人们被10月战争的惊吓给弄得神经兮兮。（在这一事件所提供的某些观察材料中，多半有更好的证据来解释人们的神经紧张。比方说，多萝西·汤普森在她的辛迪加专栏文章中把这一插曲称作“世纪的新闻故事”——对于人们理解希特勒主义、墨索里尼主义、斯大林主义、反犹主义以及我们时代的所有其他恐怖主义，这一事件所做出的贡献，比那些理性之士写下的所有文章的贡献都要大。她还说，这一事件“清晰而残忍地向人们展示了国民教育的失败”。这是漂亮的大话。）关于人们日渐增长的忧惧，还有一个更加可靠的证据。在1938～1939年间的冬天，整个美国出现了一股显著的反犹主义高潮，即使是在犹太人很少的西部城镇，即使是在那些并不喜欢希特勒的男男女女的行为中，反犹主义情绪也是显而易见的。库格林神父的反犹广播，对于加速这种焦虑不安地搜寻替罪羊的行为出了一把大力。在很多自由主义者当中，对纳粹在美国国内的影响有一种明显而强烈的担心；那些一辈子都对红色恐怖付之一笑、对苏联与美国共产党的联系不屑一顾的人，如今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对纳粹在美国的宣传一笑置之，他们甚至大声疾呼，必须对那些跟德国有联系的组织展开调查，并予以解散。餐桌上的谈话转向了德国与拉丁美洲贸易令人担忧的增长（相比之下，这个贸易额实际上并不比1913年更大，而且不到美国与拉丁美洲贸易的一半），转向了这样一个不祥的问题：从南美基地起飞的纳粹飞机是否能够摧毁巴拿马运河和美国的城市。很多热爱和平的人士开始迷惑于这样一种感觉：美国——连同世界的其余地区一起——正在走向不可避免的厄运，在劫难逃。“当战争在欧洲爆发的时候，我们将在6个月之内卷入其中——地球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制止它。”心智健全者能够提供的最好答复似乎只能是：“如果说，我们最优秀的思想家在1929年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获胜，在1933年认为共产主义正在获胜，在1938年认为法西斯主义正在获胜的话，那么他们在1943年会怎么认为呢？”自始至终，政府一直在加紧努力，好让美国的影响力被人们感觉到，它支持英国和法国，强烈谴责希特勒，并试图给希特勒留下这样的印象：如果他继续一意孤行的话，美国就有可能起来反对他。1938年11月，当德国出现了对犹太人的新一轮残忍攻击的时候，美国召回了驻柏林大使，以“报告和磋商”；他再也没有回去。罗斯福说，来自德国的消息“深深震惊了美国的民意”。在12月的利马会议上，美国代表团积极地试图把拉美各国组织起来，联合对抗欧洲独裁者的干涉——并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在他1939年1月给国会的年度咨文中，罗斯福呼吁美国团结起来，面对外国对自由制度的威胁，呼吁大力增加美国的军备——在这方面，他获得了授权。他尖锐地指出，有“多种形式的战争，但是，比纯粹的口舌之争更强大、更有效的是，让侵略者政府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人民所凝聚起来的情绪。”那个月的晚些时候，一架道格拉斯歼击机坠落在洛杉矶，很快有人发现，这架按照美国军用规范制造的飞机上的乘员是一个法国人；很明显，法国被允许（由政府批准）订购性能优良的新式美国战斗机。接下来，总统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了一次漫长的秘密会议，在这次会议之后，参议院里有谣言说——但被坚决否认——总统说，一旦战争爆发，美国的边境将会在法国。

复活节那天，在离开温泉疗养院的时候，罗斯福在车站对人群大声打着招呼：“我会在秋天回来的，如果我们没有一场战争的话。”他后来清楚地向媒体表明：这里说的“我们”——不管多么含糊——意思包括美国。内政部长伊克斯及政府的其他成员，纷纷把他们辞藻华丽的炮火对准了德国政府。当罗斯福在1939年4月中旬最终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发表一篇和平呼吁的时候——这是一份雄辩有力的文献，希特勒没有通过书信，而是通过一篇姗姗来迟的长篇演说对此给出了答复：拒绝做出任何保证——很多观察者都感觉到了，这篇呼吁由于美国官员太过宽松的反纳粹言论而被预先削弱了。

与此同时，欧洲的侵略步伐也在加速。1939年1月，巴塞罗纳陷落，不久之后，西班牙内战结束：这是一次法西斯主义的胜利。3月，德国违背了它在慕尼黑的承诺，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地区，吞并了梅梅尔。4月，不甘落后的墨索里尼占领了阿尔巴尼亚。接下来是一段暂停，来自欧洲的消息一度退出了美国报纸的大字标题。但对于这些持续不断的、令人恐惧的骚乱，美国已经出现了新一轮的强烈恐慌。

戈林元帅视察捷克斯洛伐克前线

1939年3月，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万一战争爆发，我们是否应该向英国和法国出售食品？”76%的投票者回答：是。4月，这个问题被再次提出，回答“是”的人从76%跃升至82%。3月，对进一步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出售飞机或其他战争物资？”52%的人回答“是”；4月，这个数字攀升至66%——这是一次惊人的增长。诚然，只有16%的人认为我们应该派出陆军和海军去国外帮助英国和法国。但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希望以某种方式提供帮助——半数以上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投票者表达了这样一个不祥的预期（尽管决不是愿望）：如果战争爆发，美国将会“被拖入其中”。

美国是不是正在走上它在此前几年里如此大费周章地试图用红灯加以阻挡的那条通往战争之路呢？

4

1939年4月30日星期天的早晨，纽约世界博览会的大门被打开了。这次世博会的主题是“明天的世界”。开幕式在一个被称作“和平之宫”的巨大围场上举行。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浓云密布的天空之下，他们当中是否任何人都不曾想到这两个短语所提出的那个颇具讽刺意味的问题呢？

纽约世博会一角

这里，你周围的一切，都是美国梦的化身。大胆的现代建筑，有时朴素，有时浮华，但始终缺乏传统的古典装饰或哥特式装饰，五光十色，熠熠生辉——让大多数游客第一次有机会目睹现代建筑师们能够做什么，如果国家的经济形势允许他们参与大规模建筑的话。花园，喷泉，从建筑物上飞流直下的瀑布；到处回响着音乐；夜里，华灯初上，照同白昼。发明和工业效率的奇迹让人目瞪口呆。这里有一种节日欢庆的感觉。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暂时感觉到自己即使不是一位国王的话，至少也是一个欢乐而友好的国家的公民，是洁白无暇的工业工程的受惠者，你可以沿着泻湖一路闲逛，可以注视着五颜六色的焰火绽放，可以观看高高的尖塔刺向火树银花背后的天空。在这里，通用汽车和雷明顿兰德与WPA并肩而坐，苏联向人们展示了她的欢乐，不久之后，人们会把它们跟伊斯曼-柯达的欢乐相比较；在这个虚幻的天堂里，看不到社会阶层，看不到民事争端，看不到国际仇恨，看不到凄凉贫民窟里肮脏日子的丝毫线索，看不到经济衰退的悲苦烦恼。这里是一场财富、奢华和美之梦，每个角落里都有可口可乐，公共汽车的喇叭愉快地演奏《纽约人行道》（The Sidewalks of New York）。

大门的外边，是一个这样的国家：它三分之一的公民依然“住得很糟、穿得很糟、吃得很糟”；是一个这样的世界：其真正和平的希望似乎已经永远离去。对美国来说，真正的“明天的世界”将会拥有什么呢？

美国基本的经济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摇摇晃晃地爬出大衰退的深渊，使得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调整指数攀升到了1939年8月的120。但这仅仅只比它在新政蜜月期间所达到的点数略高一点；据全国工业委员会的估计，依然有950万人失业。工作救济的庞大计划，日益明显地变成了一个悲剧性的权宜之计，随着一年年的拖延，正在使得很多（即便不是大多数）不幸依赖工作救济为生的人变得意志消沉。尽管它被设计得非常慷慨，在艺术以及某些深受欢迎的民用设施改进上产生了一些非常不错的业绩，并至少让数百万男男女女不至于陷入匮乏和绝望的困境，但是，作为一项长期制度，WPA所提供的依然是一个无法忍受的前景——它开始看上去实在太持久了。农业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尽管农业部长华莱士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相反，美国的“常平仓”似乎成了“长期补贴仓”。一个仁慈的政府可以减轻很多被逐出土地的家庭的痛苦，但它却赶不上拖拉机，后者把全国各地更多的家庭赶出了土地，使之加入到无家可归的流动大军中。华盛顿既做了好事，也做了蠢事，但是，消失于1929年的繁荣，看上去依然像天边的彩虹一样遥不可及。美国难道终于符合了这样一句格言：当人口增长放缓的时候经济增长也必定放缓？它难道必须要么接受这种繁荣黄昏的持续（加上养活失业者的负担日益沉重），要么接受物价、工资和债务的严酷紧缩，直至剩余劳动力能够被吸收——这样一次紧缩可能比1929～1933年间的紧缩更难以忍受？没有一个人喜欢这样的前景。好吧，那么就来一次战争繁荣如何？这样获得的增长不可能持续。一次投机繁荣呢？那也会带来自我毁灭的种子。如果没有资金稳定地流入新的投资（加上对民众购买力的维持），而且这种流动依然受到阻塞，那么，美国的经济就不可能有健康的扩张。

是什么在阻塞新投资呢？如果不考虑20世纪30年代最重要的经济发展之一，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回答，这个发展就是：我们称之为经济霸主的大公司越来越重要。人人都知道，联邦政府的权力在这10年有了巨大的增长，直至它的手指伸进了国家的每一个犄角旮旯。人人都知道，各种在个人或小团体的基础上管理运作的活动和事业如今都变得社会化了——直至就连那种粗犷的个人主义者的公司——医疗行业——也发现，自己正在跟步步进逼的集体医疗，甚或是国家公费医疗战斗。并非人人都知道的事情是：集中化的趋势，社会和经济行动的单位越来越大的趋势，也达到了令人为之动容的程度。

诚然，那些疯狂的日子已经过去——在那些日子里，企业发起人们把公司合并为超级公司，再合并为超超级公司，控股公司的金字塔被叠到4层、6层，甚至8层高，华尔街一小撮人玩弄纸做的股票，认为他们正走在控制所有美国企业的康庄大道上。有些金字塔已经在大萧条中倒塌了，另外一些至少部分地被一届反对这种做法的政府给夷为平地；至于其余的控股公司，它们冲天高涨的日子也已结束——至少眼下是这样。公众不再渴望英萨尔们或范·斯维林根们繁荣兴旺。然而，大多数在1929年之前那一代人的时代，尤其是在1929年之前的那10年被整合到一起的大公司结构，在风暴过后依然完好无损地耸立着。

不仅如此，而且一般而言，也正是这些大公司，在30年代好歹通过做生意挣到了一些钱。我们不妨看看E.D.肯尼迪的《要支付的红利》（Dividends to Pay）中所给出的那些颇能透露内情的数字吧。在1935年，美国有将近50万家公司，它们挣得了超过16亿美元的利润——但是，如果你不把960家最大公司计算在内的话（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这960家公司的股票交易活跃，标准统计公司会列出它们的收益），那么，这个集合利润就变成了赤字。简言之，在1935年，从整体来说，这960家大公司挣了钱；其余大约475，000家小公司赔了钱。肯尼迪先生没能显示1937年绝大多数公司发生了什么，因为政府的数据尚未发表，但他能够进一步追踪位于顶端的960家公司的财富，他的发现被证明是更富有启发性的。这960家商业贵族在1937年所挣到的钱当中，超过60%的钱恰恰是由其中42家公司挣到的，将近四分之一（24%）是由其中最大的6家公司挣到的。（你想知道这6家公司的名字么？它们是：通用汽车、美国电话、新泽西标准石油、美国钢铁、杜邦和通用电气。）

不妨想象一下，你自己创立一家新公司，去跟这些巨人之一，或是一群规模稍小的巨人竞争，而他们拥有巨大的资源，有能力通过互惠互利和商业谅解（即使不再通过迂回手段）来维持价格，那么你就会开始理解新投资为什么不兴旺的一个原因。太多你愿意走的路都已经被那些有能力把大路据为己有的先行者给占据了。应该顺带补充一句：这些大公司如今越来越不依赖于华尔街的投资公司提供资本了；它们能够自掏腰包来维持、革新，甚至扩张它们的工厂。华尔街银行家们风光无限的日子多半已经成为过去——不仅因为政府的限制，而且也因为大公司变得比银行更加强大。下面这个事实难道与此完全无关么：在这10年的最后两三年里，几家大公司（尤其是美国钢铁和通用汽车）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缩小了那些本质上代表华尔街的企业高管和董事的权力以及传统的资本权力，增加了那些代表现任管理层的人的权力，或者是增加了代表华尔街之外的地方商业利益集团的董事？诚然，这样的举动的背后无疑有一个政治动机。大公司的经理们已经认识到了下面这个事实：不管他们想还是不想，他们都是政治中人。“公共关系”不再是新闻广告员的工作，而是要求至少由副总裁给予关注。大公司动辄花数百万美元以赢得声望。华尔街不受欢迎；为什么不摆脱它呢？然而，对华尔街来说，事情或许不止于此。用一种比喻的说法，有朝一日，斯隆先生或许不会去拜访摩根先生，而摩根先生却不得不去拜访斯隆先生，这一天大概为期不远了。

这些大企业的利润流入了数百万美国家庭，因为它们的股东军团从未如此庞大。但只有极少数富有的股东才有足够多的钱可以成为新投资中一个潜在的重要因素。这极少数人被税收所困扰，没有兴趣在那些大公司不去竞争的领域里冒险。“为什么要冒险呢？”他们会说，“如果我们输了，我们就血本无归；如果我们赢了，政府会拿走其中的大部分。”他们宁愿继续投资于大公司，投资于免税债券，甚或是把现金留在手里不去投资。他们一直在叫喊：给我们一个让我们免于负担和限制的政府，你就看到新投资的萌芽。但1938～1939年间（当时，新政确实变得不那么喜欢冒险，而且更愿意安抚资本）的商业指数的表现，却并没有给出多少证据，表明事实确实如此。新投资的萌芽为什么必定会延迟，总是有很好的理由：有些人在1937年曾信誓旦旦地说，“信心”的恢复仅仅是在等待未分配利润税的废除，而在1938～1939年间，他们却在唉叹：对战争的恐惧遏制了新投资。银行里继续充斥着闲钱。

罗斯福总统发表演说（1939年）

钱为什么闲置，当然还有另外的原因。比方说，当成本居高不下的时候——沉重的不动产税，高昂的原材料价格，高计时工资，陈旧过时、效率低下的建筑方法，等等——谁会冒险把钱投在利润无法预期的新建筑上呢？在这里，困难不在于极少数大公司垄断了战场，而在于多数诸侯（有大有小），以及多数冻结债务和未解决的萧条问题，根本就阻止了大公司以大规模生产的方式进入战场。然而总的来说，这种概括似乎是站得住脚的。工业和贸易的大路上塞满了现有的公司，只有大型的、有钱的公司才能与之竞争，而那些出得起钱来创立这种大公司的人对这样的战斗却并不热心。他们认为他们的麻烦主要是政治上的；而实际上，有证据表明，这些麻烦主要是经济上的。

在1938～1939年间，政府通过国家临时经济委员会着手调查新投资的阻塞，尤其是被大公司的卡脖子竞争所阻塞的情况（由于政治原因而称之为“垄断”）。有些“新政人”在研究通过政府自己投资来促进投资的前景。但问题是棘手的；1939年春天，当总统对政府投资的方向表明态度的时候，国会把整个计划从窗户里扔了出去。（国会并不仅仅满足于拒绝罗斯福，它还把令人赞赏的联邦戏剧计划从WPA中给切除了，并决定削减WPA的技术工人的工资，因此激起了一场罢工。）1940年的选举近在眼前，狂热的“新政人”纷纷预言罗斯福将赢得第三届连任，共和党人和保守的民主党人对推翻他的国内议案感到喜不自胜，经济问题正迷失于政治的洗牌当中。

如今，看上去新政好像终于真正结束了。它已经打出了它的牌，手里再也没有新牌可打了——或者说，就算它手里有牌，它也再不能诱使国会让它打出手里的牌。国家明显厌倦了经济实验；共和党利用了这种厌倦，在1938年的选举中大有斩获。社会救世军们正在失去他们对立法繁荣的狂热。如今，像罗斯福本人一样，他们也兴奋地为外国的事务而紧张兮兮，几乎忘掉了国内前线那些尚未解决的麻烦问题；他们要么组成了反对专制独裁、捍卫自由和宽容的委员会，要么围绕美国到底是应该置身于战争之外还是应该对英法施以援手的问题而重新站队。然而，繁荣的秘诀依然没有被发现。

自从1929年金融恐慌爆发以来，胡佛政府用了3年半的时间，奋力却徒劳地抗击灾难。罗斯福政府用了6年半的时间进行试验和减灾，也仅仅是不让灾难靠得太近——却让美国的公共债务增长了将近200亿美元。

但这就是我们所能说的一切么？

在全国总账的收入栏中，确实有一些条目要记。条目一，大萧条没有催生革命和独裁，而这些将会从根本上扼杀美国人的公民自由。条目二，本届政府从未故意否认罗斯福在第二届任期就职典礼上所声明的原则：“我们决心要让每一个公民成为他的国家操心和关注的对象，我们决不会把我们边境之内的任何一个忠实守法的群体看作是多余的。”不管指控新政犯下了什么样的过失，至少它已经以人道的精神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如果你在1929年把目光投向国外，如果你想到有大量难民在寻找这样的立足之地：在那里，他们不会“被认为是多余的”，那么，这一条目就显得格外突出了。）条目三，尽管大萧条带来了种种不幸和痛苦，尽管人们对新一轮经济衰退和战争的恐惧反复出现，但大多数美国人尚没有完全失去他们最基本的资产：对未来的希望。

把郊区的一片沼泽地改造成一座魔法之城并称之为“明天的世界”，这依然是他们的本能。在那个“明天的世界”里，他们最喜欢的、为了观赏而排队一小时的展览，是通用汽车公司的“未来展”，那是一幅可能要到1960年才能实现的图景。他们依然喜欢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水坝和以快乐农庄的观念设计的能够供水的玩具，能够驱动的巨型机车，以及能够带来刺激的新的、更好的商业。他们依然喜欢抄着双手面对农场边缘的围栏，并说：“迟早我要在那里买它40英亩地，以更大的规模投入这件事情。”他们依然节衣缩食，好让他们的儿女接受“比我们更好的教育”，朦朦胧胧地觉得：在未来的岁月里，更好的教育将会很有价值。

这是一个经受了长期的严酷考验却依然不改初衷的民族。

5

当1939年夏天悄然逝去的时候，你这样想道。但如今，这样的沉思一直被这样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所打断：欧洲将会发生什么，它对我们这里来说意味着什么？6月初，当英国国王和王后访问美国的时候，你几乎很难把这个问题置之脑后。罗斯福巧妙而充分地利用了这个机会，来巩固英美友好的纽带，抹去辛普森夫人的风流韵事——以及慕尼黑事件——所残留下来的令人不快的记忆。美国人对他们的王室客人的接待，被安排得既威严，又有热忱亲切的美国味，加上不止一点点的军事氛围。

伊丽莎白王后与罗斯福夫人

当国王和王后抵达华盛顿的时候——那是一个热得可怕的日子，想必让国王那身佩戴肩章的海军制服几乎难以忍受——10架“空中堡垒”轰炸机在通向白宫的队列上空轰鸣着，国王和总统及王后和罗斯福夫人乘坐的汽车，以60辆小型坦克为前导。那天晚上的国宴之后，白宫举行了一场音乐会，节目包括黑人灵歌、牛仔歌谣和方块舞，加上搭配得恰到好处的独唱和独奏，演出者不仅有劳伦斯·蒂贝特，而且还有最伟大的黑人歌手玛丽安·安德森——凯特·史密斯则奉献了那首在收音机里长盛不衰的歌曲《当月亮爬上山头》（When the Moon Comes Over the Mountain）。3天之后，国王夫妇与罗斯福夫妇在海德公园一起野餐，国王吃了一些热狗和啤酒。（他原本可以不选热狗，因为菜单上还包括冷盘火腿、熏火鸡及各种色拉，还有烘豆和黑面包、甜甜圈和姜饼、饼干、咖啡，以及软饮料——但他很清楚，在美国笑着吃热狗很可能值一打军舰。）那天夜里，当客人们在海德公园登上列车的时候，总统双手抱拳，高高举过头顶，行了一个平民式的告别礼，人群唱起了《友谊天长地久》（Auld Lang Syne）和《他是一个快乐的好伙伴》（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

罗斯福夫人在她那个温和亲切的报纸专栏“我的日子”中，没忘了向美国公众敞开心扉，讲述她对这次访问的家庭安排的关注——比如她如何关照给客人提供早茶，提供经过冷藏的水而不是冰水；讲述那些小小的不幸事件，每一个读到文章的家庭主妇都会满怀同情地为之怦然心动——比如管家端着满盘的饮料走进海德公园那间大藏书室时不慎滑倒，盘碟杯盏稀里哗啦地摔得粉碎。

国王和王后依次向人们致意，热诚、谦逊而富有魅力。华盛顿和纽约的人群都非常庞大，都热情洋溢；事实上，罗斯福夫人在她的专栏中评论道，当队列在华盛顿行进的时候，她完全没法向王后介绍她们所经过的那些建筑物，因为雷鸣般的欢呼声淹没了她说的每句话。没有什么麻烦事件妨碍国王夫妇的凯旋之旅。总而言之，这次访问获得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

在这次成功访问几个礼拜之后，总统费劲地试图让国会修改《中立法案》并废除禁止向交战国出口武器和军需品的强制禁令。然而，国会尚未准备迈出这样大的步子。在一件可能会决定是战是和的事情上，议员当中的大多数人依然不愿意向这个易变的人屈服，他曾经那样坚定地相信：希特勒必须得到制止，美国必须帮助制止他，办法就是清楚地向希特勒表明：如果他不就此收手的话，美国的飞机和大炮（即便不是美国的陆军和海军）就会找他算账。

那年夏天，不管你走到天涯海角，对欧洲的惦记都会接踵而至。

“跨大西洋飞剪”（40吨重的飞机，机翼长达152英尺）开始运送乘客从长岛机场飞往法国和英国——你或许会问，这究竟是盟国之间，还是交战国与中立国之间的一种潜在联系？美国潜艇“鲨鱼”号在距离朴次茅斯240英里的水域沉没，潜艇上的59个人当中，有33个人被潜水钟给救了上来——大约在同一时候，一艘英国潜艇和一艘法国潜艇也遇难了，这仅仅是巧合么？夏日走廊的桌子上放着一本《愤怒的葡萄》——而旁边摆着的是《我们这些年的日子》（Days of Our Years），《亚洲内幕》（Inside Asia），以及《不是和平，而是刀剑》（Not Peace, But a Sword），这三本书全都把美国读者带到了国外。TVA与“共和与南方”共用事业体系之间的长期争吵，由于政府买下了田纳西电力公司的资产而有所缓和——你应该认识到，曾经在大商人的心中燃烧多年的对罗斯福的憎恨之火已经奄奄一息，行将化为灰烬。而一个推销员依然能够通过寄送这样一张卡片而得到订单，卡片上写着：

你要是不给我一张订单的话，我会再次投他一票。

但是，某些曾经义愤填膺的商人如今甚至开始喜欢上罗斯福——因为他的外交政策。

风雨欲来（1939年的劳动节游行，纽约第五大道）

那年夏天，有希望在社交界崭露头角的人都很想知道，谁会继芭芭拉·弗雷泽之后成为新一季的“魅力女孩”，魅力（或者，如果你更喜欢的话也可以称之为“性感”）的观念如今变得这样普遍，以至于《生活》杂志竟然把托马斯·E.杜威称作“共和党头号魅力男孩”，而司法部长墨菲则被称作“新政头号魅力男孩”。从欧洲回来的时尚专家带来了这样的新闻：巴黎流行紧身胸衣和沙漏体形。夏日的度假者们趴在那儿下中国跳棋；试着模仿比利·罗斯的水上表演中那些游泳的男女人鱼；当格罗弗·瓦伦试图阻止“明天的世界”走向破产的时候，便把他所遇到的财政麻烦与旧金山世博会的经理们所遇到的麻烦相比较；讨论约翰斯顿在跑道上的速度；驱车去电影院观看罗伯特·多纳特主演的《再见，奇普斯先生》（Goodbye Mr.Chips），或者是贝蒂·戴维斯主演的《黑暗的胜利》（Dark Victory）。1939年夏季所有这些日常琐事，有朝一日，是否会作为暴风雨之前的快乐平静的事件，而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

有一件事情几乎是肯定的。如果战争在欧洲爆发，我们应该能回想起宣布战争的那个日子，因为正是在那一天，我们国家的生活被划出了一道分界线。不管战争所采取的形式有多么古怪，不管美国跟这场战争有怎样的关系，它都会给美国带来新的问题，新的调整，以及新的希望和恐惧。

但毫无疑问，不会有战争。在7月和8月初，欧洲的事态确实相当平静。就算希特勒要在但泽和波兰走廊制造新的危机，也肯定会有人及时地予以平息。这样的人一直就有。

6

风暴在8月的晚些时候逼近了。

最先，就像一阵预兆性的隆隆雷声，有传闻说，冯·里宾特洛甫飞到莫斯科去签署一份德俄协定。接下来，这份协定现身了；8月24日的报纸以整版大字标题宣布了这个消息：

德俄签署为期10年的互不侵犯条约，约定各自在战争行动中不帮助敌对方，希特勒断然拒绝伦敦，英法两国动员。

这份通告所传达的观念、预期和设想，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在美国，那帮所谓的国际事务专家摔了跟头，因为实际上作为他们的逻辑前提的立足点已经从他们的脚下消失了。共产主义者来了一次迅速的意识形态扭转，因为他们看到了党派路线正走向一个U形急转弯。商人们决定，暂时不发出买入订单，等事态更明朗了再说；航运业的高管们在讨论该不该取消定期航班；股票市场犹豫不决，交易很少，股价摇摇晃晃，很不稳定。美国人再一次凑到他们的收音机旁，想听到刚刚来自欧洲的新闻简报。

1939年1月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多少天的谈判、动员、试图达成解决的疯狂努力、威胁与反威胁——接下来，9月1日的一大早，希特勒的军队开进了波兰。

战争开始了。但依然有一个问题悬在人们的心头：英国和法国的情况如何呢？

整整一天——那是一个星期五——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完全的回答，接下来的一整天也是如此。它跟着劳动节周末度假者一起动身，去度过他们为期三天的假日，即使在高尔夫球场和海滨浴场上，他们的脑海里依然翻腾着这个问题。

答案终于在星期天的早晨发布了——那一天，距离本书开篇的1929年9月3日正好10年。收音机里从伦敦传来了内维尔·张伯伦的声音，一个丝毫也没有战争气息的声音，音调低沉而疲倦：

“今天早晨，英国驻柏林大使向德国政府递交了一份最终照会，声称，如果在11点之前我们没有听到他们准备立即从波兰撤军的消息，那么，战争状态将会存在于我们之间。我不得不告诉你们，我们没有得到这样的承诺，其结果是：我国与德国之间已经处于交战状态。”

随着这几句话在万里之外平静地说出，美国的一个时代已经结束，另一个时代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