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前 言

- 毛泽东论国学

- 毛泽东治国学之法

- 毛泽东式的古为今用

- “六年私塾”奠定国学基础

- 毛泽东对《论语》烂熟于胸

- 毛泽东妙用《论语》句典

- 从崇信到批判——毛泽东评价孔夫子(1)

- 从崇信到批判——毛泽东评价孔夫子(2)

- 从崇信到批判——毛泽东评价孔夫子(3)

- 《孟子》的“民为贵”与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

- 毛泽东引用最多的经典——《春秋左氏传》

- 毛泽东最钟爱的经典——《诗经》

- 《周易》与毛泽东的“两点论”

- 毛泽东活用《尚书》句典

- 毛泽东谈《中庸》中的思想

- 《礼记》大同理想对毛泽东的影响(1)

- 《礼记》大同理想对毛泽东的影响(2)

- “掌上千秋史”

- 骋目于“二十四史”

- 《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

- 毛泽东的中国古史观

- 惊人妙语论帝王

- 见解独特评名臣

前 言

目前，“国学热”一浪高过一浪，“国学班”、“国学院”遍地开，“国学大师”满街走。于丹、易中天、李零等成为大众喜爱的“学术明星”，各种祭祖活动此起彼伏，“孔子学院”开到了非洲大陆……短短数年间，国学由书橱里的“古董”，一跃为人人开口即谈的“显学”。

在这场汹涌而至的“国学热”浪潮中，人们似乎淡忘了一个人，淡忘了他终生不移的“国学情结”，淡忘了他对国学的传承与发扬光大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他自幼饱读“四书五经”。从《尚书》到《诗经》，从《论语》到《孟子》，他都熟读成诵。写作谈话他引经据典，字珠句玑。

他对上下五千年的国史了如指掌。一部《资治通鉴》，他读了整整一十七遍；煌煌“二十四史”，被他翻破了。他的史论常常石破天惊，他的史识往往发人未发。有人填词评价他“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绝非虚言！

他是诗国盟主。从屈原到李白，从古体到近体，从唐诗到宋词，从豪放到婉约，名家名篇他讽咏成诵，挥洒自如。多少诗词歌赋让他如痴如醉，多少风流俊才让他瞩目萦怀！

他是文章妙手。从《昭明文选》到《古文观止》，从贾谊策论到韩愈古文，他反复读诵，揣摩摹仿。兴之所至，他又荐之于他人，“奇文共赏析”。

他是自创一体的书法家，他又是撰写传统楹联的高手；他是“古典小说迷”，他又是“国剧”的鉴赏家；他既读破了万卷“有字之书”，又踏遍神州大地的名山大川，深入到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寻常巷陌，读透了中国国情这部“无字之书”！……

他是谁？

他有一个震古烁今、传遍世界各个角落的名字——毛泽东。

尽管战争年代戎马倥偬，尽管建设时期日理万机，但毛泽东争分夺秒所研读的国学典籍，用“汗牛充栋”来譬喻不为夸张。当今的某些以“国学大师”自居的人是无法望其项背的。

如何对待以国学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毛泽东曾提出了明确主张：总结，整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推陈出新，古为今用。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古为今用，活学活用，是毛泽东品读国学经典、挖掘国学宝藏的一个最大的特征。这也是他超过那些皓首穷经，数黄论黑；坐谈立议，百不及一；起而行之，百无一能的“书蠹”们千万倍的地方。

毛泽东以他超凡的智慧赋予古老的国学以全新的灵魂。在他的笔下和口中，国学宝藏能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提供策略、政策的指导，能为开展思想教育、智慧启迪贡献独特的力量，更奇妙的是，能与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水乳交融，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原理呈现出中国色彩，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毛泽东一生笔走风雷，写过许多气势雄宏足以传诵千古的文章。《毛泽东选集》，“雄文四卷”，曾有人作过粗略统计，其中的成语典故，有40条左右来自《左传》，有20至30条来自《论语》、《孟子》、《史记》、《汉书》等，有10条左右来自《诗经》、《尚书》、《易经》、《大学》、《中庸》、《战国策》、《后汉书》、《三国志》、《孙子兵法》、《老子》、《庄子》、《国语》等。“毛选”中活用古典小说、诗词曲赋的地方更是俯拾皆是。

在毛泽东妙笔点化下，古老的国学典籍中的成语、典故、诗词，甚至神话传说，立即变得熠熠生辉，焕发出新时代的勃勃生机，给人以隽永的启迪，从而使他的文章光彩夺目，虎虎生威，让人百读不厌。

毛泽东在演讲、讲话和与人交谈时，常常上天下地，海阔天空，纵横古今，对于国学典籍中的故事、成语，他得心应口，随意驱驰。他能以古典小说中的一个精彩情节来说明一个深奥的革命道理，令听者拨云见日；他能从初见者的姓名中寻找到楚辞唐诗，让对方惊叹不已……听毛泽东演讲，和毛泽东交谈，在享受他独特的口才魅力的同时，使人深深受到思想的启迪，情操的陶冶，国学知识的教益。

人们都知道，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智慧结晶。试问，如果没有毛泽东对国学典籍的饱览，没有他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沿革以及民族性格的了如指掌，他能对中国的实际现状洞若观火吗？这种结合能如此地完善无缺吗？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暮年毛泽东曾对一位美国来访者说：“我生着一张大中华的面孔。”青年毛泽东在一首诗中咏唱：“山川奇气曾钟此。”是的，毛泽东是中华山川奇气所钟的奇男子、伟丈夫，更是延绵五千年国学智慧之精华所哺育铸就的“风流人物”！

集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哲学家、书法家、诗人于一身的毛泽东，博览古籍，精通经、史、子、集，是当之无愧的无冕的“国学大师”，他对国学的品评、批注和古为今用，是留给后代的?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整理和挖掘这笔精神宝藏，对于今日的“国学热”具有多方面的指导意义，对于国学的全面复兴和走向世界，对于中华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和作用！

卢 志 丹

2009年9月9日

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毛泽东论国学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公元1893年12月26日，是中国农历癸巳年的十一月十九，毛泽东诞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的家庭。

当年的韶山冲还是一个交通不便、风气闭塞的山村。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曾当过兵，识字不多，但由于精明能干，克勤克俭，亦农亦商，终于成为一个在乡间有资格发行小额钱票的“小财东”。由于在一次打官司中败诉，毛顺生愿意让儿子念一点书，“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也可以帮他记账。所以，毛泽东8岁时就被送进了附近的私塾。

对于在私塾里的学习经历，毛泽东后来形象地概括为“六年孔夫子”。1964年，他在北戴河与哲学工作者谈哲学问题时说：

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①

早在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演讲时说：

我幼年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

此时，他认为在私塾里读国学经典对他的最大益处，是让他识字。

事实上，从毛泽东的一生来看，“六年孔夫子”远不只是起到识字的作用，这些书对幼年的毛泽东来说也许很枯燥，但由于熟读熟记，所以在以后用起来就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了。这显然有助于他在革命实践过程中“古为今用”。

1911年，毛泽东“立志出乡关”，到湖南省的大都会长沙“见世面，经风雨”。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了半年后，于1913年春，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学校。第二年春季，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毛泽东在一师刻苦求学，直到1918年夏季毕业。

从现在保存的信件、文章、读书笔记等来看，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的前期，较多的时间在读中国古典经籍，即在潜心研究“国学”。这同康有为、梁启超，尤其是他的老师杨昌济的影响有关。当然，从毛泽东自身来说，四书五经自幼多能背诵，此时也便于进一步钻研。

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致同学湘生的信中说：

如言自修，吾举两人闻君。其一康有为。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岁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其一梁启超。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盖文学为百学之原，……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足下幸毋暴弃。

青年毛泽东有明确的主张：只有“奇杰”才能救中国，而这种“奇杰”，必学通中西，首先要通国学。

1917年《新青年》在北京出版之后，毛泽东读书的兴趣就被该刊所倡导的新思潮吸引去了。但他并没有完全排斥古老的国学，仍认为要“略通国学大要”。

1917年8月23日，在致老师兼挚友黎锦熙先生的一封长信中，毛泽东说：

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三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过此即便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几其深。

显然，在青年毛泽东的眼里，“西学”和“国学”是同等重要的，但国学应为基础。

其实，在毛泽东求学的那个时代，并非西方学说和思想一统天下的时代，国学在经历了清后期的低迷徘徊之后，在清末民初，便有复兴之势，涌现出了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

“国学”即“中国学术”，是有别于西方学术的中国特有之学术系统的简称。“国学”之名，始见于清末。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此时毛泽东年方十四，还未走出韶山，刘师培、章太炎、邓实等创办了《国粹学报》，在其二十七期，邓实发表了《国学精论》一文。1910年，章太炎先生的《国故论衡》刊印以后，一纸风行海内外，成为莘莘学子的必读之书。所以，国学又被称为“国故”、“国粹”、“国故学”，西方学者则称之为“汉学”。

在如此浓厚的研究国学的氛围中，毛泽东下定“略通国学大要”的决心是很自然的事了。

国学的分类，有人按清朝的四库全书，分为四部，即“经、史、子、集”。

清朝的学者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则认为可以分三门：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备受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崇拜的清代“中兴之臣”曾国藩于此三门之外，又增加“经世”一门。

毛泽东很推崇曾国藩的四分法。1915年9月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说：

仆观曾文正为学，四者为之科。曰义理，何一二书为主（谓《论语》、《近思录》），何若干书辅之；曰考据亦然；曰词章曰经济亦然。

虽然青年毛泽东主张“略通国学大要”，但他对国学中所包含的糟粕是有着清醒认识，并深恶痛绝的。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

吾国人积弊甚深，思?太旧，道德太坏……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推陷廓清。

主张大力“推陷廓清”，这其实是当毛泽东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主张对包括国学在内的旧思想、旧文化，采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批判地继承”的思想之端倪。

在经历一番艰难的“上下求索”之后，毛泽东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他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犀利而深邃的目光，重新审视自己所熟悉的国学。

一方面，毛泽东主张要继承以国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

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认为要学习中国的历史遗产：

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另一方面，毛泽东反复强调，必须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

在著名政论文《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说：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批判地继承”是毛泽东对待以国学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以贯之的原则和态度。正因为持此态度，使他能够古为今用，使古老的国学在他的“丹青妙手”上与时俱进，焕发出独具中国特色的智慧光芒和勃勃生机。

毛泽东治国学之法

毛泽东不仅重视国学的学习和研究，而且对如何事半功倍地提高学习国学的效率，也有着独到的见解和独特的方法。概括而言，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首贵择书

我国的经、史、子、集，浩如烟海，收入四库全书的即达3460种，毛泽东在和萧子升的书信探讨中说：

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

一个人毕其一生，恐怕也不能尽读四库全书。目光如炬的毛泽东主张：

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

毛泽东很推崇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中所选择和确定的治国学的书目，认为该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英。”

1916年2月29日致萧子升的一封信中，毛泽东开列了应阅览的经、史、子、集77种书目：

右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

不难想见，毛泽东这77种书目，必定是综合了前人和师友的各种意见，根据自己的经验而严格筛选过的，足以代表他对“国学大要”的见解。可惜的是，此信已经残缺，他所开列的书目没有保存下来。

其二，通其常识

毛泽东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说：

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

且主张：

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

如何才能尽快地获得国学的常识呢？毛泽东说：

为之之法，如《吕刑》一篇出自《书》，吾读此篇而及于《书》，乃加详究焉出于《书》者若干篇，吾遂及于《书》全体矣。他经亦然。《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他史亦然。出于“子”者，自一“子”至他“子”。出于“集”者，自一“集”至他“集”。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

他将这种办法称为“演绎法”——“察其曲以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又称为“中心统辖法”——“守其中而得其大者也，施于内而遍于外者也。”

其三，潜心致志

为了锻炼自己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专心致志地学习和思考的本领，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时，有时只身到学校后山的妙高峰上自习，叫做“静中求学”。有时他又故意到人声嘈杂、车水马龙的长沙城门口去看书，叫做“闹中求静”，排除干扰，潜心读书。

其四，三复四温

毛泽东不仅在青年时期就熟读《资治通鉴》、《史记》、《汉书》等史籍名著，到了老年仍不断地重温。就是到了晚年，对他喜爱的同一本史书，也是读了一遍又一遍，常读常新。

毛泽东有读过一遍书在封面上画一个圈做记号的习惯。如今保留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不少史书封面上，留下他读过两遍、三遍的圈记。有的书上还明确写着阅读的时间，如“某年某月阅，某年某月再阅”等。打开这些史书，红、蓝、黑各色笔迹的圈画批注纷呈，这是他在不同时期多次阅读后留下的鲜明印记。

毛泽东读国学不是浅尝辄止，而是反复阅读，深入思考，从而获得真知灼见。

其五，勤动笔墨

毛泽东读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不动笔墨不读书”。凡他读过的书，总要在空白处注上自己的看法和思考所得。

对于有些句子和段落，加上浓密的圈点，批上“此论甚精”、“言之成理”或“此论甚合吾意”等。对于有些句子和段落，则划杠打叉，批上“不通”、“荒谬”或“陋儒之说也”等语，反映出他读书时独立思考、分析批判的精神。

翻阅毛泽东读过的古籍，可以看到其中许多篇章，毛泽东都做了标点、断句，加了着重线和各种不同的读书标记，写着批注。有的还改正了书中的错别字。

其六，争分夺秒

毛泽东身负党和国家重任，日理万机，但他和人们一样，一天只有24小时，他读那么多的书，时间是从哪里来的呢？

据他读书留下的种种迹象和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就是“挤”和“钻”两个字。

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提倡要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之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读书的机会。

毛泽东曾经与旧日的同窗老友萧三说：

大家总推忙得很，学习不可能……我自己过去也总是这样推诿，但近几年把这种理论推倒了。忙，就要挤，比之木匠在木板上钉钉子，就可以挤进去的。

毛泽东最不喜欢有些人在业余时间把精力用在打麻将、打扑克、跳舞这些方面。他说：

我看不好。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

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夜幕沉沉，工作了一天的人们都已?睡，而毛泽东却在通宵工作之后，把读书作为一种休息，迟迟不肯入睡，有时工作人员不得不强行关灯。但是人一走，他往往又把灯打开，继续阅读。毛泽东吃饭，经常是要工作人员一催再催，饭端上来了，他放不下正在读的书籍，饭凉了，只得端下去重热，往返数次是常有的事。

为晚年毛泽东治过病的一位医生回忆说：“我看到毛主席在病中依旧日日夜夜地工作和学习，常常持续10几个小时，有时竟连吃饭或量血压时，也要抓紧时间做些事。我每次给毛主席治疗，他老人家靠在沙发上或躺在床上，总是手不释卷……”

其七，点滴积累

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把读书、做学问比喻成修筑百丈之台。他说：

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尔！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也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高以下基，洪由纤起，在乎人之求之而已。

毛泽东主张积微起纤，日积月累，才能构筑学问的殿堂；否则眼高手低，好高骛远，会一无所树。

其八，虚心好问

毛泽东说：“学问学问，学与问是不可分的。真正好学的人，一定是虚心好问的人。”

黎锦熙1915年4月至8月的日记中，就有20余处记载如“润之来，阅其日记，告以读书方法”，和毛泽东“久谈改造社会事”等等。

毛泽东还通过杨昌济等介绍，和上海、北京、武汉等地的一些学士、名人、老师书信交往，质疑问难，拜学求教，受益匪浅。他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说：

弟近年来所有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者多。苟舍谭论而专求之书，其陋莫甚，虽至今昏懵如前，未可知也！

当时，长沙城里有学问的人，或从外地来长沙讲学的名流学者，毛泽东探知消息和住址后，总是千方百计去拜访，当面聆教。

其九，读“无字书”

毛泽东十分赞赏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之道。

1917年盛夏，他和朋友萧子升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漫游了宁乡等5个县，进行了农村调查，了解农民和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及社会世态、风俗人情，获得了丰富的社会知识。

毛泽东将这种通过游历考察以增长见识和智慧的学习途径，称为“读无字书”，认为与读有字的书同等重要。

1946年初，毛泽东对刚从苏联回到延安的儿子毛岸英说：

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但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只是知识的一半，这是不完全的。你还需要上另一个大学，这个大学中国过去没有，外国也没有，这就是劳动大学。在这个大学里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事实上，通过深入实地的考察和体验，读懂中国国情现状这部“无字天书”，是至关重要的“国学”，由于毛泽东对这门“国学”的造诣无人能及，所以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领袖。

当然，上面所概括的九条治学途径，不但是毛泽东学习国学的基本方法，也是他学习西方科学，特别是研读马列主义的基本方法。

毛泽东式的古为今用

毛泽东读国学的最大特点是同现实生活相联系，同中国社会现状相联系，为现实的革命斗争而服务。毛泽东很鄙视那些信而好古，钻到故纸堆里出不来的“书呆子”；当然也嘲笑那些“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国家的历史一点也不懂或者懂得甚少的“书生”。

1954年冬，有一天，毛泽东与历史学家吴晗谈起整理、标点《资治通鉴》的问题时说：

《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①

此语很具有代表性，毛泽东反复阅读包括《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在内的国学典籍，根本的着眼点就是“古为今用”。

早在1917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长文《体育之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当时热衷于国学的研读和对国学运用的得心应手。这篇文章涉及《论语》、《礼记》、《中庸》、《孟子》、《庄子》、《史记》、韩愈文等，共引用典故、成语和诗文约20条，提到中国古代人物16位。

对国学的别出新意的运用，在《毛泽东选集》中有更充分的反映。

通观《毛泽东选集》，极少引用马、恩原著，列宁著作也仅限于哲学，引用斯大林著作有稍多几处。而对国学典籍则信手拈来，触目即是，出处从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诗词曲赋、古典小说、各家笔记等，能找到几百条成语典故。

有学者曾对《毛泽东选集》的前四卷作过一个粗略统计，其中的成语典故，有40条左右来自《左传》，有20至30条来自《论语》、《孟子》、《史记》、《汉书》、《朱子语类》等，其他的则来自《尚书》、《易经》、《诗经》、《大学》、《中庸》、《战国策》、《后汉书》、《三国志》、《老子》、《孙子兵法》、《晋书》、《国语》等。

在毛泽东的许多讲话和谈话中，引用的古籍就更多了。毛泽东能够随时自如地引用古书中的文章、诗句和典故，或者说明一个政治思想原则，或者阐述一个深刻的哲学道理，或者论证一个军事策略，或者借鉴一个历史经验，给人以隽永丰富的启迪，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任人唯贤”，“百家争鸣”，“多谋善断”……

这些言简意赅的古语，被毛泽东发掘出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有的成为共产党所遵循的思想路线，有些成为党内组织生活的原则和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有些则是党的某一方面的工作方针或者具有普遍意义的工作方法。

以上所举，足以领略毛泽东式的古为今用的独特魅力之一斑。当然，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本书后面的章节里，还将分别专题做深入的探讨。

应当明确，如果没有毛泽东那样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要做到挥洒自如、恰如其分地运用国学是难以想像的。当然，无可讳言，毛泽东晚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引用典故或者古诗、古语，为推行某些“左”的政策提供历史论据，这当然是失之偏颇的，伤害了自己的同志，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这在今日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六年私塾”奠定国学基础

1936年10月，经不住美国记者埃德加&#8226;斯诺的坚决要求，毛泽东一连几夜，叙述了他自幼年的人生经历。他说：

我8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读书，一直在那里读到13岁。清早和晚上我在地里劳动。白天我读儒家的《论语》等四书。①

对这6年的私塾读书生活，毛泽东后来曾这样概括：“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6年。”

对于每一位当今中国人而言，无论他多么时尚，也无论他甚至连一句“经”都没读过，但对“四书”、“五经”这些词儿，应该是耳熟能详的。

据《礼&#8226;互解》及《庄子》记载，“经”原本有六部，即《易》、《书》、《诗》、《礼》、《乐》、《春秋》，后来由于秦始皇焚书，《乐经》散失，仅存《乐记》一篇，被并入《礼记》之中，于是成为“五经”：《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

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起，五经就被规定为科举用书，一直沿用到清末。

“四书”的确定，则是南宋理学家朱熹之功。他在实际教学中，为了完善儒家学说，建立系统的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在原有五经的基础上，把《论语》、《孟子》也提升到“经”的地位，再从《礼记》中分出《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并列，合称之为“四书”。

关于朱熹编注四书，朱自清先生有这样一段概括的话：“但朱子的意思，有了《大学》的提纲挈领，便能领会《论》、《孟》里精微的分别去处；融贯了《论》、《孟》的旨趣，也便能领会《中庸》里的心法。有人心和道心：人心是私欲，道心是天理。人该修养道心，克制人心，这是心法。朱子的意思，不领会《中庸》里的心法，是不能从大处着眼，读天下的书，论天下的事的。他所以将《中庸》放在第三步，和《大学》、《论》、《孟》合为四书，作为初学者的基础教育。后来规定四书为科举用书，原也根据这番意思。不过朱子教人读四书，为的成人，后来人读四书，却重在猎取功名；这不合于他提倡的本心的。”

由于四书五经比较艰深，成年人理解起来也比较吃力，更别说刚入学的孩童了。于是，在古代社会，逐渐形成了一套儿童启蒙用书——“蒙学”。旧时村塾蒙学最普通的是“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此外还有《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

据记载，毛泽东在初入私塾时，先读的就是这类蒙学教材。这类书，用简短的骈俪句式，且多押韵，儿童读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既能识字，又长知识，以至终生不忘。其中传达的自然观、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历史观等，活泼鲜明，通俗易懂，因之在民间广泛流传。所谓“读了《增广》会涉骂，读了《幼学》会讲话”，因为《增广》多谈世态人情，《幼学》多词汇典故。这些书的内容虽同属封建文化的范围，不免宣扬封建思想意识，甚至还有庸俗无聊和迷信荒诞的东西，但在识字、传授基本知识、进行生活教育和端正道德规范方面，还包含不少有益的成分，是不可一笔抹杀的。这种蒙书在中国文化传承过程中，自有其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价值。

《三字经》相传为南宋王应麟编纂，明清两代续有增补，全书共376句，包括天文、地理、典籍、历史、人物以及社会人生种种，简要赅博，便利记诵。章太炎说：“观其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以较梁人所辑《千字文》，虽字有重复，辞无藻采，其启人知识过之。”

作为封建社会的儿童启蒙教材，《三字经》的确是编得很高明的。书中故事，贯穿孔孟儒家思想，但也有许多劝勤教俭，鼓励读书，传授学习方法的内容。如关于儿童教育的：“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关于读书方法的：“读史者，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口而诵，心而惟；朝于斯，夕于斯。”还有盛赞家贫而苦读者：“披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

《三字经》中的许多句子，即使没有读过的人，也耳熟易解，可以顺口背出几句。

《幼学琼林》成书于明末，可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简明通俗小百科，也可说是民间常用的成语典故小词典。天文地理，古往今来，朝廷制度，名臣武将，文事科第，人情世故，家庭婚姻，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制作技艺，以至鸟兽花木，神话传说，无所不包。人们生活中惯用的词汇格言，习惯常见的成语典故，不论下里巴人，阳春白雪，在书中大都可以找到，所有这些都以对仗联语表之，其中释文尤为简练恰当。短者才几字（“无言曰缄默，息怒曰霁威”），长者也不过20多字（苻坚自夸将广，投鞭可以断流；毛遂自荐才奇，处囊便当脱颖）。全书联语不下一两千条。

比如：“沧海桑田，谓世事之多变；河清海晏，兆天下之升平。问舍求田，原无大志；掀天揭地，方是奇才。平空起事，谓之平地风波；独立不移，谓之中流砥柱。”

“彼此不合曰龃龉，欲进不前曰趑趄。事有大利，曰奇货可居；事宜鉴前，曰覆车当戒。小过必察，谓之吹毛求疵；乘患相攻，谓之落井下石。管中窥豹，所见不多；坐井观天，知识不广。”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此魏征之对太宗；众怒难犯，专欲难成，此子产之讽子孔。刎颈交相如与廉颇；总角交孙策与周瑜。范仲淹胸中具数万甲兵；楚项羽江东有八千子弟。李义府阴柔害物，笑里藏刀；李林甫奸诡谄人，口蜜腹剑。”

“智欲圆而行欲方，胆欲大而心欲小。当知器满则倾，须知物极必反。为善则流芳百世，为恶则遗臭万年。彼此不合，谓之参商；尔我相仇，如同冰炭。”

这里面，有词语的解释，有典故的介绍，有成语的运用，又蕴含着封建社会为人处世的道理。采用对仗的联语形式，不仅有助于记忆，也有助于学习吟诗作赋。

上面引述的一些成语典故，如中流砥柱、前车之鉴、坐井观天、兼听则明、口蜜腹剑、物极必反等等，在毛泽东的文章讲话和诗词中都可以找到。

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毛泽东提出“耕三余一”的口号，这在《幼学》中为“三年耕而有一年之食，庶几遇荒有备”。“泥丸可以封函关”中的“泥丸”出现在毛泽东的七律《长征》中——“乌蒙磅礴走泥丸”。而“吴刚伐月中之桂”的神话典故，则出现在毛泽东的词作《蝶恋花&#8226;答李淑一》中：“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对《增广贤文》毛泽东也是熟悉的。“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后人”、“三思而行，再思可矣”、“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等等，这些话或见于毛泽东的文章著述，或常出现于他的口头谈话中。

总之，毛泽东对“六年孔夫子”的私塾生活中读枯燥难懂的儒家经典是非常反感的，但也正是这六年，使他学会了阅读、写文章，给他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功底。

毛泽东对《论语》烂熟于胸

今日中国，随着于丹教授《于丹〈论语〉心得》在大江南北的一纸风行，街头巷尾，男女老幼，大有“开口便谈《论语》”的势头。

儒家经典是国学的核心。儒家经典，按通常的说法，就是四书五经。而《论语》是四书之核心。所以，薄薄的三万来字的《论语》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中国旧时代，在长达两千年的时期里，《论语》被指定为士子科举考试的“必考教材”，所以旧时代读书人从很小时就开始攻读背诵《论语》。

毛泽东出生时，正是清朝末年，那时科举还没有废除。他从8岁时开始，每天读的就是以《论语》为主的儒家经典。和今天的孩子比较而言，可以说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是“很早”就接触了“国学经典”，自然他的国学基础是非常深厚的了。

《论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其部分弟子言行的汇编作品。因为这部核心的国学经典中，记录有孔子逝世后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的言行，所以其编撰者不可能是孔夫子。

那么，《论语》的编撰者到底是谁呢？历来有多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泛指孔子门人为编纂者。《汉书&#8226;艺文志》中说：“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是最早论及《论语》之编撰者的记载。

第二种说法认为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东汉郑玄说：“《论语》乃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

第三种说法认为是子夏等人所撰。《论语崇爵谶》：“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

第四种说法认为是曾子之弟子所撰。持此议者为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他在《论语辩》中说：“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

第五种说法认为是曾子、有子的弟子所撰。北宋理学家程颐说：“《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闵子弟子所撰。宋永享以《论语》对闵子称字不称名，认为《论语》出于闵氏弟子。

以上几种说法中，第四、五说常为近世学者所采纳。如当代国学大师、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先生认为《论语》“是有若、曾参的门人编纂的”。著名学者杨伯峻认为“由曾参的学生所编写”之说“很有道理”。

还有些学者认为《论语》既非一人所记，亦非一时辑成，在诸说理由并不充足的情况下，《论语》编撰者还是不具体确指为妥。

《论语》作为孔子言论之汇编，虽非一人所记，也非一时所成，但总体上能呈现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

现代著名学者朱自清先生说：“《论语》是孔子弟子们记的。这部书不但显示一个伟大的人格——孔子，并且让读者学习许多做学问做人的节目：如‘君子’、‘仁’、‘忠恕’等，如‘时习’、‘阙疑’、‘好古’、‘隅反’、‘择善’、‘困学’等，都是可以终身应用的。”

少年毛泽东天资聪颖，记忆力和领悟力超群，所以这“六年孔夫子”给他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使他对《论语》的章句烂熟于胸。这从他青年时期对《论语》的信手拈来的引用中就可以略见一斑。

1913年，毛泽东在师范读书时，作了不少读书笔记，题名为《讲堂录》。在《讲堂录》中，毛泽东多次引用《论语》。如：

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夫子以好学称颜回，则曰不迁怒，不贰过。不迁怒，不贰过，盖行事之大难者也。徒众三千，而仅以好学称颜回；称颜回而仅曰不迁怒不贰过，此其故可以思矣。

这段话中，“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出自《论语&#8226;学而》，该篇中孔子告诫弟子先要躬行“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然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毛泽东借此说明行事比学文更重要的道理。

“不迁怒，不贰过”，出自《论语&#8226;雍也》，该篇中鲁哀公问孔子，你的学生中哪个最好学，孔子答：“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毛泽东借此发挥：品行是行事之大难者，因此更加重要。

《讲堂录》中毛泽东还写道：

人之为人，以贤圣为祈向，而孝、义、廉、耻即生焉。然曾参孝矣，不识小受大逃之义；申生孝矣，不知陷亲不义之通；陈仲子则亦廉哉，则有讥其太矫；冉子好义，而不知周急不继富为君子之道；原宪知耻，辞粟不以与于邻里乡党之中，是何也？学有不足也。

这里讲的曾参、申生、陈仲子、冉子、原宪皆孔子学生，事迹见于《论语》。

毛泽东认为这些被先儒列为孝、义、廉、耻的代表人物，有时难免也做出一些有违礼义的事，其原因在于学习、理解、体会得不够。

在《讲堂录》中毛泽东还写道：

孔子尝言志矣，曰：志于道，善于德，依于仁，由于义。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曰：士志之道，而耻恶衣恶食也，未之有也。

这些话见于《论语》中的《述而》、《公冶长》、《里仁》三篇。毛泽东摘录这几句，除体会圣贤之志外，还表露出他自己的道德追求。

1916年12月9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又提到了《论语》：

昔者圣人之自卫其生也，鱼馁肉败则不食，《乡党》一篇载之详矣。

《论语&#8226;乡党》中的原文是这样的：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得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沾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

无疑，《论语》中记载的孔子的一番饮食之道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

1917年4月1日，毛泽东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体育之研究》中，也谈到了《论语》中讲的养生之道：

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饮食起居皆有节度。故“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

如果不是在“六年孔夫子”的私塾学习中打下深厚的国学基础，那么对于在长沙致力于“新学”的毛泽东而言，就不会在他的文章和书信中如此准确恰切地引用《论语》中的章句。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对孔子和《论语》基本是采取一种学习、接受的态度。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毛泽东开始以唯物辩证的犀利眼光分析《论语》，并且站在全新的立场上灵活地运用《论语》句典，为革命斗争的现实服务，为中国的解放事业服务。

毛泽东妙用《论语》句典

由于少年时期的耳濡目染和朗读记诵，使毛泽东对《论语》烂熟于心。正因为烂熟于心，所以在成年后的写作和讲话中，能够信手拈来地引用《论语》的名言警句，恰切地为阐明自己的观点和思想服务。

在目前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中，《论语》中的名言警句俯拾皆是：“一言以蔽之”、“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每事问”、“过则勿惮改”、“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朽木不可雕也”、“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学也，禄在其中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欲速则不达”、“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耻下问”、“言不及义”、“逝者如斯夫”、“是可忍，孰不可忍”、“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等等。

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泽东坚持一分为二地对待《论语》，即对其中有益的、具有进步意义的言论予以肯定；而对其中迂腐的、与时代精神相背离的内容予以揭露和批判。

这里仅举其中四例，引导读者诸君体会一下毛泽东妙用《论语》句典的高超艺术。

1.革命不能“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

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于1927年3月发表了非常有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中，在谈到农民革命时，毛泽东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这段话里，一连活用了《论语》中的两个传播很广的短语，一个是“文质彬彬”，一个是“温良恭俭让”。

“文质彬彬”一语出自《论语&#8226;雍也》：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这里“质”意为“质朴”，“文”意为“文雅”。“质”与“文”是孔子品评人格修养的一对范畴，在他看来，理想的人格就在于质朴与文雅的统一和中和。

“温良恭俭让”一语出自《论语&#8226;学而》：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这里的温、良、恭、俭、让即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是子贡讲述孔子与闻国政的方法，同时也赞美老师的为人。后来，温、良、恭、俭、让，被儒家奉为完美人格的标准。

“文质彬彬”与“温良恭俭让”作为封建时代文人士大夫们的人格标准，无疑是有其文化价值和进步意义的。但是，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推翻封建主义，那么，固守维护封建旧秩序的“文质彬彬”与“温良恭俭让”，则是对封建势力的妥协和退让，更是对广大农民群众的高涨的革命需求的压抑。因此，对中国革命形势洞若观火的毛泽东借否定《论语》中的这两句话，来批驳右倾机会主义者诬蔑农民运动“过分”的错误论调。

毛泽东这里活用《论语》章句，是典型的反其意而用之。联系当时的革命形势，就可以体会毛泽东的这种“反用”的精辟和深刻。

当时，广大农村发生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一切权力归农会”，地主豪绅们的封建特权被打得落花流水。对此，地方劣绅、国民党右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是不甘心的，他们恶毒地攻击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大呼“糟得很”。国民党左派对农民运动也极力地反对，甚至以分裂统一战线相恐吓，企图迫使共产党放弃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权。小资产阶级在农民运动面前表现出极大的动摇，跟在反动派后边说农民运动“太过分”、“越轨”等。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被反动势力吓倒，也指责农民运动“过火”、“过左”，极力压制农民革命，提出什么农民协会组织“不能带阶级色彩”，反对建立农民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等，对反动势力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

为了反击党内外对农民革命的一片责难声，毛泽东亲自回到湖南，用三十多天的时间对农民运动做了深入的考察，在收集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用精彩的笔墨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篇光辉的著作中，毛泽东阐述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歌颂了农民运动的伟大作用和广大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在文中，他呐喊革命是不同于一般社会活动的，是不能用“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的改良主义方式来开展的。反之，必须以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来进行革命，即像农民在农村中推翻地主豪绅阶级那样来进行革命。

毛泽东这一理论，击灭了右倾机会主义者“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的改良主义梦想。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对土地革命的领导权，开展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定了基础。

2.调查研究应发扬孔夫子的“每事问”精神

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内盛行起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党内有些留学过苏联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人，死记硬背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认为这是万古不变的教条，而对中国实际知之甚少。

这种死守教条的错误倾向，使党在实际工作中有过许多失误，吃了不少亏。在赣南闽西根据地，红四军党内和军内同样存在上述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使得革命工作和军事斗争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为了批判和纠正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思想路线，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

在这篇毛泽东自己非常喜欢的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等非常著名的精辟论断。阐述了调查研究对于指导中国革命和战争的重要性，并列举了调查研究的方法。

在文中，毛泽东说，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该怎么办呢？

接着他回答道：

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

“每事问”一语出自《论语&#8226;八佾》：“子入太庙，每事问。”即说孔子陪同鲁国国君入太庙祭祀周公，由于祭祀用的是四代礼乐，多不常见，孔子就每件事都要问一问，“调查研究”一番。这个典故勾画出孔子谦虚、谨慎的形象。毛泽东在这里恰如其分地引用这个典故，号召大家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精神，身体力行地去从事调查研究工作。

毛泽东在自己比较喜欢的文章中引用《论语》中的这个典故，表明了他对孔夫子“每事问”精神的赏识和推崇。正是时时处处“每事问”，注重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成为革命队伍中第一流的“中国通”。

3.奉劝蒋介石“言必信，行必果”

1936年12月12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西安临潼实行“兵谏”，扣押了蒋介石，逼迫他联共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张、杨的抗日爱国行动，主张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这次事变，派出了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人去西安与国民党谈判。

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张、杨提出的八项抗日主张。

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在临上飞机前，蒋介石还向张、杨作了停止内战、改组政府、改变外交政策、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等六项保证。但飞机一离开西安，蒋介石便翻了脸。

12月26日，安然回到南京的蒋介石即授意陈布雷写了所谓《对张杨的训词》，掩盖西安事变的事实真相，并将陪他回南京的张学良软禁；随后又对东北军和西北军进行分化和调离，不久又囚禁了杨虎城将军。

1936年12月28日，毛泽东针对蒋介石的《对张杨的训词》，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毛泽东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局出发，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诚恳地劝告蒋介石认清形势，改正以往的错误，为国家民族利益考虑，与中国共产党携手抗战。

在这篇义正辞严的声明中，毛泽东说：

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这段话中，直接引用《论语》的两处：

一处是“言必信，行必果”，此语出自《论语&#8226;子路》。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曰：“言必行，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子路向孔子问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之为“士”，孔子列举了“士”的一些特征，其中有一条就是“言必信，行必果”，即说话一定讲信用，行动一定有结果。

另一处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此语出自《论语&#8226;为政》。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大车无 ■ ，小车无 ■ ，其何以行之哉？”

古代的大车用牛拉，小车用马拉。无论大车小车，车辕前面都是用来驾牲口的横木。横木两端和车辕上凿有小孔。用包有铁皮的木销钉插入圆孔，这样就将横木和车辕连接起来。大车的车销钉叫“■”，小车的车销钉叫“■”，没有这两个东西，就无法将牛和马套起来，车子自然不会前行。这样，孔子的这句话就很容易理解：做人不讲信用，我不知道那怎么可以。这好比大车、小车没有车销钉一样，没有车销钉车子怎么会被牲口拉着行走呢？

毛泽东顺手拈来，恰切地引用《论语》中这两句广为人知的名言，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晓以利害，督促蒋氏认清敌友，认真履行自己的诺言，将全部抗日救亡条件不折不扣地予以兑现。否则，如果言而无信，失信于全国民众，那么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必会将蒋介石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中。因为在祸急寇深、危及中华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假抗日，真反共”者无疑是历史的罪人，必将被历史的大浪所淘汰！

4.己所不欲，要施于人

1943年4月份，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身为中共华北局书记、八路军副总指挥的彭德怀，在一次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中说，为了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内各阶级、各党派应尽量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毛泽东看到这篇谈话后，认为这一提法不妥。他在给彭德怀的信中说：

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①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语出自《论语&#8226;颜渊》。这是孔子对他的学生仲弓解释“仁”的含义时所说的一句话，大意是“自己不愿意要的，也不要强加给别人”。

孔子“仁”的基本精神是要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从而避免人际间矛盾激化。作为一般的道德范畴，对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此语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如果在政治上过分强调此语，则是放弃斗争的一种哲学。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历来被仁人志士们奉为立身行事的座右铭，但毛泽东却大笔一挥，将“勿”字改为“要”字，这一改之后，与孔夫子的意愿完全相反。可以说，千古奇人毛泽东又一次奇语惊人。但是，只要联系当时的国内形势，就会发现毛泽东这一字之改，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得国内各阶级各政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了起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清醒地认识到，尽管此时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革命进程的主要矛盾，需要国内各党各派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但这并不等于国内阶级矛盾就此消亡，而是依然存在。即使是为着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标，也应当是在斗争中求得团结，而不是放弃斗争，放弃斗争也就意味着放弃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毛泽东认为，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政治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提法，等于是忽视依然存在的阶级矛盾，抹杀了阶级差别，这对尚处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显然是不适当的。他指出，“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这里所说的“敌人”，主要是指日本帝国主义，这句话表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特征，说明中国革命具有民族解放的性质。“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则表明当时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质，说明中国革命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也就是说，在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阶段，不应当否认和忽视国内阶级矛盾仍然存在这一客观事实。因此他说：“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即是说，不能放弃阶级斗争的手段。

毛泽东还明确指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

在给彭德怀的信中，毛泽东接着还分析了当时国内阶级矛盾的状况，他指出：“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一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所以，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标下，“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

正是由于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坚持这一原则立场，才能牢牢掌握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坚定不移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民族解放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日中国，人剥削人的制度早已废除，更不存在政治上的压迫，已经完全具备了毛泽东所说的实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原则的历史条件。所以，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今天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它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准则。

从崇信到批判——毛泽东评价孔夫子(1)

一部《论语》，大量地记录了孔子的言谈主张。可以说，《论语》就是一部“孔子语录”。要真正读懂《论语》，就不能不研究孔子其人。毛泽东是非常熟悉孔子其人其事其说的。

孔子名丘，一说生于公元前551年，一说生于公元前550年；卒于公元前479年。

孔子的先世是宋国贵族，他的曾祖防叔因避祸由宋逃到鲁国，便成为鲁国人。他父亲名纥，字叔梁，做过鲁国陬邑的地方长官。孔子出生不久，父亲死了，家庭也贫困了，不得不做各种杂活，一则赡养寡母，一则自己生活。他做过仓库保管员，也做过牲畜管理员，都很负责任。最后做到鲁国的大司寇，那是“卿”的高位了。他到处学习，不懂就问，所以见闻广博。一生得意时少，失意时多。晚年便专门一面整理古籍，一面讲学传授学术。他是中国私人讲学的第一人，也是传播古代文化的第一人，中国古代文化的流传以至后来的扩大和发展，不能不归功于孔子。

孔子的思想，源于殷商以及西周、东周的社会思想潮流，更多的是接受了春秋时代一些思想家、政治家的言行，如郑国的子产、齐国的晏婴等人的言行。春秋时代重视“礼”，认为“礼”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孔子却改以“仁”为核心，认为没有“仁”，便谈不上“礼”。孔子对于“仁”有各种定义，概括起来是“爱人”。孔子所爱的“人”，是包括各个阶级、阶层的人，是一切具有生命的人。孔子的志愿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而他所收留的学生，绝大多数出自下层，只有屈指可数的学生是来自上层。

孔子自三十岁招收学生，一直到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因此博得学生的无限爱戴。他死后，许多学生在他墓侧结茅屋居住，有的住了三年，相传子贡住了六年。他早期的学生，如子路、冉有、子贡，跟着他奔走四方，为救世而斗争。他晚期的学生，如子游、子夏、子张、曾参，便接受他讲学带徒的衣钵。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播，孔子晚期的学生也作了一定的贡献。

孔子自己说他“述而不作”，研究整理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

孔子的教育方法也值得一提。他不分地位高下，报酬厚薄，只要学生拿十条干肉的拜师礼品，便教导他。他因材施教，深刻了解每个学生的资质、性情、能力、爱好的不同，所以同一个问题，孔子的答话因人而异，甚至有时相反。师生间的相处有时好比父子。学生平日的言行，他能深入了解，譬如他说颜回（他最喜欢的学生），平日听讲，只听不提问，好像“笨伯”，回去后，却能发挥，并不愚笨。从所有古籍看，孔子教学生，一般用启发式方法。

毛泽东的一生，对孔夫子的态度是很复杂的，是集评论、批判、继承和发挥于一体的。

1.早期崇信

从如今可以看到的毛泽东的大量早期文稿来看，他在长沙求学时代还是颇为崇信孔子的。

毛泽东求学长沙时期，正是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的时期。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对康有为等人掀起的“尊孔”复辟逆流进行了猛烈抨击。孔子“圣人”的权威被打倒了。

青年毛泽东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对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也很崇拜。但在对孔子的态度上，他与陈独秀显然有所不同。孔子在他心中依然是圣人。如前所述，他在1917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论述体育之重要及怎样开展体育运动。该文提倡的完全是新思想，可他在文中却大量引用《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中的典故、成语。他仍称孔子为“圣人”，赞扬孔子讲卫生重体育。在该文中毛泽东说，“孔子七十二而死，未闻其身体不健。”接着他又将孔子与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并举，称“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①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

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②

这里明言孔子为“既得大本”的圣人。

1917年11月，毛泽东主办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学。他主持的夜学开学仪式上，有一个程序就是向孔子像行三鞠躬礼。他在《夜学日志》中亲笔记道：在仪式上，师生员工“整队向国旗、孔圣行三鞠礼，职教、学生相向互行一鞠躬礼”。③

孔子思想对青年毛泽东的深刻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毛泽东受时代思潮和传统思想的双重影响，认为改造中国“宜从哲学伦理学入手”。因为在他看来，哲学是探讨宇宙大本大源的学问，要是人能得大本大源，就成了圣人，故他提出“普及哲学”的治国之道。他说，“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普及哲学”可使“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④

可见，青年毛泽东的理想社会及其实现的途径无不受到孔子思想的影响。

1916年12月9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

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言。

毛泽东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既吸取了西方现代的新思想，又改造继承了中国古代孔子的知（智）、仁、勇的思想。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贯穿于毛泽东的整个一生。

在学习方法上，毛泽东也颇受孔子的影响。孔子主张“博学于文”，毛泽东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是“学者之所宜遵循”的。他反对拘于一家一派之言，主张“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循“博学于文”的学习之道，毛泽东博览群书，对各种学说“挈其瑰宝，而绝其淄磷”。

《论语&#8226;雍也》中记载了孔子赞美自己最得意的弟子颜回的话：“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青年毛泽东对颜回也推崇备至，在著述中多次提及。受颜回的影响，毛泽东“身无分文”，而“心忧天下”。他曾设想，“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即北宋名臣范仲淹）之画粥”，办一所自修学校。在生活上，毛泽东主张节俭，反对奢侈，甚至不屑与追求生活享受的人交往。

从毛泽东早期文稿看，在表面上，国学似乎占主导地位，因为文稿中大量引用中国古代的文献、典籍；然而从思想实质来讲，占主导地位的是民主主义思想。青年毛泽东的装束是长衫布鞋，一身“国装”，而非时髦的西服革履，但支配他行动的却非国学，而是西学。孔门主张三纲五常，毛泽东主张个性解放，说：“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形成了“性不受束缚”的鲜明个性。孔子主张中庸，毛泽东主张抵抗、斗争，“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所以，孔子思想虽然在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起主导作用的是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这也是为什么他后来能很快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因。

2.中期“一分为二”

毛泽东对孔夫子态度发生明显变化是在他第一次北京之行后。

1918年8月，毛泽东因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事宜而第一次来到北京。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手下当一名助理员。

从崇信到批判——毛泽东评价孔夫子(2)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各种西方思潮在校园竞相传播。毛泽东在李大钊指导下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参加哲学会和新闻学会，尽量了解各种学说。从长沙到北京，毛泽东又一次开拓了视野，他自己说“思想起来越激进”。

1919年4月毛泽东回到长沙。以“打倒孔家店”为主题之一的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全力参与并领导学生运动，再也无暇去读经、史、子、集。

1919年7月，毛泽东在由他主编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四则揭露康有为等人“尊孔”丑行的短评，这是他早期文稿中最早的“批孔”文字，标志着在他思想中孔子的权威已开始动摇。

毛泽东在1919年7月21日发表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指出：二十年来，湖南省虽然在政治上排满，但在思想上仍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孔子为中心”、“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而今则到了一改旧观的时候了。在论到学会章程中“自由讨论学术”一条时，毛泽东说：“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①

主办《湘江评论》时，毛泽东的笔下再很难见到赞赏孔子的话了，也很少见到引用孔子及儒家的语录。当然，这并不是说，孔子已完全从青年毛泽东的视野中抹去了。他在《问题研究会章程》（1919年9月1日）中将“孔子问题”列为研究问题之一。

1919年12月，毛泽东率领湖南的“驱张（敬尧）代表团”第二次赴京。次年4月，毛泽东在离京去上海的途中，曾下车到曲阜游览了孔子的陵庙和故居。虽然这时他已经进一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后来毛泽东在同斯诺谈到这次孔子故乡之行时说：

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信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

显然，此时的毛泽东不是一般的参观旅游，而是带着倾慕之心前来瞻仰的。

1920年是毛泽东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关键的一年。但此时他明确主张：西方文明必须与我国文明相结合。在一封信中毛泽东写道：

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②

这些话表明他是以辩证的态度来对待中西文明的，预示着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

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泽东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主要任务。不言而喻，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毛泽东对维护封建制度的孔子之道持批判态度。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结合农民运动，批判忠孝主义，批判束缚农民的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后来他在《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等文章中充分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旧教条方面的巨大历史功绩。他激烈批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提倡尊孔读经的反动主张。

1940年，历史学家范文澜在延安新哲学会年会上作了《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的报告，毛泽东称赞范的报告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并指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①

当然，成为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不是全盘否定孔子的，对孔夫子具有民主主义色彩的东西，他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大会上说：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②

明确肯定孔子为封建社会的“圣人”。

1938年5月21日，针对一些同志不安心当教员这一点，毛泽东在抗大干部会上说：黑格尔是马克思的老师，此人似乎当了一世教员。我们中国的孔夫子起初做官，以后撤职，大概就是当教员当到死吧！我们要学习黑格尔，学习孔夫子。我们三四百人，可否出几个孔夫子，出几个黑格尔呢？又说：孔夫子是圣人，几千年只此一个。

1938年7月9日，毛泽东在抗大讲话中说：

孔夫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他的志向。但是为什么当时的孔夫子不作共产党呢？那是当时的老百姓不要他作共产党而要他作教书先生，而今天的老百姓则需要我们作共产党了。③

毛泽东的这段话肯定孔夫子做教书先生是当时时代的需?，老百姓的需要。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研究理论、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的任务。他在谈到研究历史时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提法，表达了毛泽东对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所占重要地位的一种肯定。

《孔子评传》一书的作者匡亚明回忆说：1942年，他在延安曾向毛泽东请教如何评价孔子的问题。

毛泽东认为：孔子生在二千多年以前，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但孔子毕竟是二千多年前的人物，他思想中有消极的东西，也有积极的东西。只能当做历史遗产，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发扬。对当前革命运动来说，它是属于第二位的东西。第一位的用以指导革命运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其时重庆（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方面正在大搞什么“尊孔读经”。他们靠孔夫子，我们靠马克思。要划清界限，旗帜鲜明。

毛泽东又认为：当时对孔夫子，最好是暂时沉默，既不大搞批判，也不大搞赞扬。④

1943年6月28日，毛泽东在刘少奇的一封信上批写道：

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

并且明确说“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⑤

毛泽东为自己的两个女儿取名为李敏、李讷，“讷”、“敏”二字，其实来自于《论语&#8226;里仁》中记载的孔子的一句话：“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化孔夫子的名言而为爱女的名字，不也正是表明毛泽东对孔子的肯定和欣赏吗？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毛泽东对孔子的态度同建国前大体相同。

1953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精神。“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三盈三虚”、“三月而诛少正卯”，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不过，第二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过与此相反的话：孔夫子是革命党，此人不可一笔抹杀，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的哲学谈话中说：孔子讲“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有那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是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为什么孔子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接着在谈到《诗经》时，他又称赞了孔子，说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

1956年6月，毛泽东在《水调歌头&#8226;游泳》一词中直接引入《论语》中的原句而写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借以抒发时光在流逝，社会在进步，应奋发跃进的豪情壮志。当然，这也表明毛泽东对孔夫子其人其语的赏识之情。

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说：“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乐家，他把音乐列为六门课程中的第二门。” ⑥

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青年人胜过老年人时，列举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名人，其中说到孔子。他说：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公众号：古德猫宁李

- 电子书搜索下载

- 书单分享

- 书友学习交流

网站：沉金书屋 https://www.chenjin5.com

- 电子书搜索下载

- 电子书打包资源分享

- 学习资源分享

从崇信到批判——毛泽东评价孔夫子(3)

孔夫子在青年时也没有什么地位，当过吹鼓手，在人家办丧事时，给人家喊礼，后来教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也是短期的。也还当过管钱的小官，相当于我们农业社的会计。他学了很多本领，颜渊是孔子的弟子，算个二等圣人，他死时才三十二岁。

这番谈话对孔夫子的肯定之情溢于言表。

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谈到“有实无名”问题时说：一个人学问很高，如孔夫子、耶稣、释迦牟尼，谁也没有给他们博士头衔，并不妨碍他们行博士之实，孔子是后来汉朝董仲舒捧起来的，以后不太灵了。到了唐朝好一点，特别是宋朝朱熹以后，圣人就定了。到了明清两代才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之位”。到了五四运动，又下降了。圣人不圣人，吃不开了。我们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承认他的历史地位，但不承认什么圣人不圣人。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谈教育问题时充分肯定了孔子的教育思想。他对主管教育工作的领导同志说：孔夫子的传统不要丢。在谈话中，他还以赞赏的口气讲了孔子的经历，说明孔子的学问是从实践中自学得来的。他认为，孔子这个人爱说老实话，为此，吃了不少苦，挨了不少骂。当然在谈话中，他又一次指出孔子办教育不重视生产劳动的缺点，提出这方面我们要想办法补足。

总之，在入党之后和“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是以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来对待孔子的，即对孔夫子一分为二，也就是毛泽东常主张的“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立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现实的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一方面批判孔子在政治上、思想上和道德论上的错误、过时的东西，反对尊孔读经；另一方面，则又肯定孔夫子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吸收和改造孔子思想中有价值的“精华”，丰富和补充自己的思想。

3.晚期全盘否定

晚年毛泽东的“左”错误发展到了极端，导致他错误地发动了灾难深重的“文化大革命”。

被毛泽东称为“政治革命”的“文化大革命”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的。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是这场“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孔子是中国传统旧思想、旧文化的主要代表者。所以“批孔”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大主题，此期间毛泽东对孔夫子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1966年12月，毛泽东对一位外宾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消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响。针对西方资产阶级反对“文化大革命”这一点，毛泽东说：让他们发愁吧！要抓住阶级斗争和还未完成的反封建主义的斗争，孔夫子在大学文科的影响，如哲学、历史、美术等方面存在着。他们灌输帝王将相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这些都同孔夫子影响联系着，要在教育方面进行革命。

“文革”初期的毛泽东的注意力集中在斗“走资派”、“夺权”上，无暇顾及两千多年前的孔老先生。此后，虽然有的文章也提到批孔，甚至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说成是宣扬孔孟之道的“黑修养”而加以批判，但批孔并未成气候。

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林彪乘三叉戟飞机仓皇出逃，自我爆炸，“折戟沉沙”于异国荒漠之中。从事后查获的材料看，林彪一伙竭力从孔孟之道中寻找反革命的精神武器，林彪甚至手书孔子“克己复礼”一语，挂在卧室中。毛泽东据此认为，林彪与国民党一样是尊儒反法的。所以决定在“批林”的同时“批孔”。

急于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的江青在一次“批孔”会上的讲话中大肆宣扬：1973年5月，她去看毛主席，见毛主席那里放着大字本的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毛主席说，我目的是为了批判用。毛主席还给她念了一首诗：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说：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崇孔，而且是反法的。

8月3日，毛泽东读了杨荣国《孔子——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一文后，批示“杨文颇好”。

8月5日，毛泽东对江青讲了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说法家主张中央集权、郡县制。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而儒家呢？他们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是厚古薄今的，开倒车的。毛泽东还让江青记下了他写的一首诗《七律&#8226;读〈封建论〉呈郭老》，诗云：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治，十批?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此诗在“批孔”运动中广为流传。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这一个材料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意见搞的。两校大批判组从林彪一伙的笔记、手书题词、摘录的卡片及公开的言论中选摘出涉及孔孟或类似孔孟语言的材料，并与孔孟之道相对照。毛泽东意在通过这个材料，通过“批孔”，进一步揭露林彪反党集团的思想根源、极右实质以及批判社会上存在的所谓“右倾思潮”，以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在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后，全国立即出现了“批林批孔”的高潮。这场声势浩大的“批孔”运动，被野心勃勃的江青所利用，她影射此时身患重症的周恩来为“现代大儒”，试图把批判的锋芒引向周恩来，但被毛泽东所制止。

“文革”中，毛泽东提出要清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响，从理论上讲，这并没有错。因为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和旧的习惯势力还广泛存在着。但他没有具体地去研究究竟孔子的哪些影响阻碍现代中国的进步。他激烈批孔，可是他没有意识到他自己身上就有孔子的某些消极影响，如欣赏个人崇拜、家长制，过分夸大道德精神的作用，等等。并且，他只看到孔子对现代的消极一面，没有注意到孔子对现代中国也存在积极的一面。这显然也是一种片面性。

总而言之，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全盘否定孔子。当然，这并不能代表他一生对孔夫子的态度。

《孟子》的“民为贵”与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在“六年私塾”生活中，对四书之一的《孟子》自然是熟读成诵的。

少年毛泽东一段“对对子”的佳话，就涉及到《孟子》里面的内容。

1903年的夏天，正在私塾读书的毛泽东，见户外天朗气清，趁塾师不在，便与同学们一起到附近的池塘里游泳去了。

塾师回来后恼怒地说：“孺子不可教也！”他想了一个责罚的新办法——对对子。他出了上联：“濯足”，学生们都在思索，才思敏捷的毛泽东却对出来了：“修身”。塾师很满意，就免了一场责罚。

1957年11月，毛裕新（毛泽东私塾同学）到北京对毛泽东回忆起这段趣事时，毛泽东十分高兴地说：“对了，‘濯足’对‘修身’。这个‘濯足’，就是洗脚。《孟子&#8226;离娄上》讲：‘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楚辞&#8226;渔父》中说：‘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那个‘修身’就是修身养性，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礼记&#8226;大学》讲：‘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先生以‘濯足’批评我们不该玩水，我们说这样可以‘修身’，可以锻炼身体，又提高修养，先生当然不责怪我们，拿我们没有办法了。”

成年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对于孟子，和对待孔子一样，也是批判的基础上，肯定其合理、进步、积极的一面。他曾在一篇关于“人性”问题的通信上批示说：

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孟子是孔子以后儒家一大派，对后代的影响很大，因此被称为“亚圣”，意即仅次于孔子的“圣人”。

孟子名轲。大概生于周安王十七年（公元前385年），死于周赧王十一年（公元前304年），活到八十多岁。他是邹国人，出生于今天山东邹县东南郊。相传他幼小时死了父亲，他母亲为着教育他，有“三迁”和“断机”的事。

孟子出生时，距离孔丘的死将近一百年，不但看不见孔丘的学生，连孔丘的孙子子思，曾孙子上都赶不上。孟子所从师的可能是一位不著名的儒者，因此他自己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

孟子学成以后，便出游齐、魏、滕等国，向当时诸侯讲“仁义”，讲统一天下的方法，讲治国的政策。可是当时诸侯只是表面尊敬他，心里却认为他的那一套“迂阔”，不切合实际。孟子七十多岁时，不再出外游说，和他的学生万章、公孙丑等著述《孟子》七篇。

《孟子》是记述孟轲言行以及他和当时人或门弟子相互问答的书。

《孟子》七篇是：《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后汉赵岐作《孟子章句》，把每篇分为上、下，则七篇共十四卷。

《孟子》和《论语》有很多相同处。如，《孟子》各篇，没有有意义的题目，像《墨子》“尚贤”、“非攻”，《庄子》“逍遥游”、“齐物论”之类，只是摄取篇首二三个字为篇题。这一点和《论语》完全相同。再如，《孟子》每篇之中有若干章，章和章之间没有什么逻辑联系，各自为章，也和《论语》完全相同。又如，《论语&#8226;尧曰》篇记载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话，最后又述孔子的政治主张，这是所谓“道统”的最早记载。《孟子》最后一章（在《尽心下》）述孟子的话也是从尧、舜至汤，再从文王到孔子，最后落到自己。这是有其缘故的，是“道统”的再申述。

孟子所倡导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对毛泽东“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孟子的“民本主义”在毛泽东思想中得到了高度的升华。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就一直把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他从人民群众中汲取了无穷的智慧，又依靠这些智慧去领导群众，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一生热爱人民，关心人民，相信人民，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每个中共党员入党的宗旨，毕生的座右铭，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人民爱戴的领袖。

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历史的动力。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毛泽东还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是它永远只是人民群众的一小部分，不依靠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党的一切思想和斗争都会落空，都会失败。他多次讲过，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如鱼水关系，鱼儿永远也离不开水。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一再阐述过这样一个思想：在旧中国，人民群众实际上处于被统治的奴隶地位。孟子所说的“民为贵”，“君为轻”，只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在旧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作为“奴隶的人民”不可能直接、自发地推翻旧有的统治，成为“主人的人民”。他们只有集中自身的精华，形成能与统治阶级相抗衡的先进思想和阶级先锋，取得革命成功，才能完成由奴隶上升到主人的质变过程。

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毛泽东说：

为什么要有革命党？因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想推翻敌人的压迫，这是不可能的。

他还指出，在本源和本质的意义上，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动力和创造者，共产党则是人民实现自身解放与自由的阶级工具。

在《愚公移山》一文中，毛泽东把人民比做上帝：我们感动了上帝，这个上帝就是人民。毛泽东这种人民群众观，是旧中国旧社会人民谋求解放的真理，是民族解放的时代精华。以这种人民群众观为指导，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组织人民群众形成“真正的铜墙铁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相信“群众中蕴藏着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当成千上万群众通过天安门广场，向毛泽东高呼“毛主席万岁”时，毛泽东俯下身来，用发自肺腑的声音高呼：“人民万岁！人民万岁！”毛泽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真正是心心相连，毛泽东总是把自己融会在人民群众当中，而人民群众必将世世代代爱戴和缅怀自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由于自幼就对《孟子》熟读成诵，所以成年后写文章讲话过程中，毛泽东能信手拈来地运用《孟子》中的章句，恰当地阐述自己的思想和观点。

如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毛泽东说：

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

其中的“引而不发，跃如也”出于《孟子&#8226;尽心上》。

有一天，孟子的弟子公孙丑问他：道是很高很好的，几乎似登天一样困难，似乎不可及，为什么不把它变成经过努力可以攀求得到的呢？

孟子回答说：“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

意思是，高明的工匠不能因为拙劣工人改变或废弃规矩，羿也不能因为拙劣射手变更拉弓的标准。善于教人射箭的人，他只张满弓，不射出去，作出跃跃欲试的姿势。

毛泽东用此语说明共产党应当引导农民提高政治觉悟，让群众自己发动起来进行革命斗争，而不应当对群众发号施令或包办代替。

再如，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毛泽东说：

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

毛泽东所引“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典出《孟子&#8226;离娄上》。

孟子说：桀纣已失天下，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故为丛驱雀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

还有，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毛泽东说：“必须反对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本位主义的倾向。……‘以邻为壑’，全不为别部、别地、别人想一想，这样的人就叫做本位主义者，这就是完全失掉了共产主义的精神。”

“以邻为壑”一语出自《孟子&#8226;告子下》。

战国时代，有一个名叫白圭的人，善于用筑堤挡水的办法治水。有一天，他会见了孟子，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答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

白圭自称治水的本领超过了古代的大禹。孟子反驳道：你错了，大禹治水是按水流的规律，使水流注四海，而你却要“以邻为壑”，让水流向邻国，把邻国当成排泄洪水的沟壑……你这样做是为有道德的人所反对、所痛恨的，你错了。

后来用“以邻为壑”比喻只图自己一方的利益，而把困难或祸害转嫁给别人。毛泽东用“以邻为壑”这个典故，深刻揭露和批判了那些只顾自己不顾他人，只顾本位不顾全局的本位主义思想。号召全党提倡和弘扬顾全大局的革命集体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风格。

毛泽东对孟子所说的“心之官则思”这句话颇为欣赏。他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写道：

孟子说：“心之官则思。”他对脑筋的作用下了正确的定义。

“心之官则思”语出《孟子&#8226;告子上》：“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

大意是，脑筋就是用来思考的，无论做什么事，好好想一想，才能做得正确，达到目的；不好好想一想，就做得不正确，达不到目的。这是天赐与我们的功能。

毛泽东引用此语，意在说明，凡事都要仔细观察，善于思考，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问题、研究问题的习惯，这样才能在一切工作中取得胜利。并且由此概括出“多想”两个字，用以教育干部。

毛泽东引用最多的经典——《春秋左氏传》

《春秋左氏传》是毛泽东一生很喜欢读的国学经典之一，对其中的典故、事件熟悉到信手拈来、点化入神的境地。

早在少年时代，毛泽东就研读过这部经典。据记载，1906年，毛泽东在韶山井湾里私塾，跟毛宇居学习《春秋左氏传》，并因受该书影响，从小就对历史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作为五经之一的《春秋》是孔子所编定的书，按照鲁国国君在位的顺序编撰而成。此书不但记载了鲁国大事，而且记载了当时天下各诸侯之间的战争、外交等一切大事。总的倾向是尊崇周天子，尊崇国君，所谓“《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所以被儒家列为五经之一。

《春秋》记事特别简略，于是出现了解释《春秋》之书，有通常所说的“春秋三传”。其中《左传》就是“三传”之一。

《左传》是左丘明所著，记事绝大部分与《春秋》相同，所以学者们一致认为《左传》是为了解释演述《春秋》的，故称该书为《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后来的许多书籍将两书合并在一起注释解说。同一件事，《春秋》在前，标示曰“经”；《左传》在后，标示曰“传”。所以，后世治《春秋》者，皆研读《春秋左氏传》。旧时私塾也是以《春秋左氏传》为教材。

《左传》全书共30卷，19万余字。按鲁国君王十二公纪事，追述了周宣王二十三年至周贞王十六年的各国政治、军事、外交、文教及其代表人物的史实。史料翔实可靠，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被誉为古代史学文学名著。

《左传》的编撰方法，以年为经，以全国范围的各诸侯国的史实为纬。它广泛地采纳了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料，熔铸为一部有系统、有断制的历史著作。

《左传》纪事，囊括了当时全国的范围，包括地处偏远的吴、越和周边一些少数民族，奠定了中国史籍记载全国范围的历史这一优良传统。春秋时期正是我国由分裂走向新的统一的时期，《左传》把全国范围的历史记载在典籍上，反映了我们民族的统一意识；反过来又对国家进一步统一和民族形成共同的凝聚力、向心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左传》纪事，注重人事，注重记载社会生活和总结政治、军事、外交活动的成败经验，它从各国政治的盛衰成败，从广泛的社会生活以及完整的人物活动中，多层面反映了春秋史的丰富内容。

毛泽东从《左传》一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据李锐先生统计，《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中引用的成语典故和史事，有40条出于《左传》。是毛泽东引用最多的经典。从毛泽东对《左传》内容的熟悉，分析的详尽，引证次数的频繁看，他对《左传》是下了一番工夫的。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引用了《左传》庄公十年的“曹刿论战”，以为是中国古代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他说，“请看历史家左丘明的叙述”，并且具体分析了《左传》的这段文字：

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

毛泽东所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理论，其所阐述的军事思想、作战原则等，有很多都是以《左传》的历史记载为根据的。毛泽东运用《左传》上所记载的一些极其生动而又极其深刻的史实，来说明他要阐述的理论、原则等。

例如，他在讲到从国内、国际的形势出发，“规定我们长期作战的战略方针，是指导战术的重要方针之一”时，引用《左传》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所记齐、晋鞍之战时齐顷公所说“余姑翦灭此而朝食”的大话，指出：

“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

《左传》所载齐、晋鞍之战，战斗进行得很激烈，连晋军的统帅都受了伤，但晋军齐心协力，顽强抵抗，以致“齐师败绩”，晋军逐之，“三周华不注”。这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典故，毛泽东用它来说明军事指挥中气概和计划的关系，非常生动。

在《论持久战》中论述“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的问题时，毛泽东引用了《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38年）所记载的宋襄公在宋、楚泓之战中不肯在楚军半渡时而击，结果被楚军打败的错误来说明。他指出：

在这个给敌以错觉和给敌以不意以便战而胜之的战争方法上，也就一定能起大的作用。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阐明出其不意、战而胜之的用兵之道。

总之，毛泽东是把《左传》当做历史来读的，他从中汲取了极为丰富的养分。《左传》对古代战争的描写，对春秋时期政治事件的记述，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毛泽东最钟爱的经典——《诗经》

《诗经》是少年毛泽东在私塾里的必读教材。儒家五经之一，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葩的《诗经》，是其终生所钟爱的典籍。

《诗经》共三百零五篇，所以又称“诗三百”、“诗三百篇”。《诗经》所收之诗，是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作品，从地域范围看，基本是处于黄河流域，大体相当于今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河南、河北及湖北北部地区。

司马迁说，古诗三千多首，孔子删削保留了三百篇，对于此说，学术界的意见历来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孔子对《诗经》进行过整理加工。孔子在《论语&#8226;子罕》篇中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当时教学，《诗经》是基础课，而且可能与实践相结合。正是孔子的教学活动，才使“诗三百”得以流传，汉代所谓“三家诗”的出现，便与这种教学模式有关。因此，孔子对于《诗经》的保存和流传功劳巨大。

《诗经》还有“六义”、“四始”、“四家诗”之说。

“六义”指风、雅、颂、赋、比、兴。一般认为，风、雅、颂是按照音乐的不同而分类的。“风”是地方的音乐，“雅”是卿大夫宴会或社交礼仪上的贵族音乐，“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赋、比、兴是三种不同的表现手法。“赋”是叙事与描写，即所谓的“铺陈其事”，“比”就是打比方，“兴”是“先言他事以引起所咏之词”，即先说别的事物借此引出要说的事来。

所谓“四始”，是指《诗经》四体中的开始之篇，即《关雎》为“国风”之始，《鹿鸣》为“小雅”之始，《文王》为“大雅”之始，《清庙》为“颂”之始。

《诗经》在先秦时称“诗”或“诗三百”。汉朝时，传诗者分齐、鲁、韩、毛四家，均出自子夏，而子夏为孔子得意弟子之一。前三家为今文《诗经》，毛诗晚出，为古文《诗经》。到东汉时，毛诗盛而前三家衰。流传至今最完整者便是毛诗。

毛泽东从少年时期到考入长沙的湖南省立师范学校，《诗经》一直是他喜欢阅读的古典文学作品。

1913年，毛泽东在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就读时，在他的《讲堂录》里，就记载了这样的句子：

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豳风》陈述王业之本，《七月》八章只曲评衣食二字。

1915年秋天，毛泽东在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向长沙各重要学校发出200多字的《征友启事》，其结尾处所引用的便是《诗经&#8226;小雅&#8226;伐木》中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两句诗。

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致周世钊信中说：

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

“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是《诗经&#8226;小雅&#8226;蓼莪》里的句子，毛泽东引用这两句贴切地表达了自己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而不能在父母身边尽孝的歉疚之情。

毛泽东不仅诵读《诗经》原作，还十分留心历代注家对原作的解释。在1973年7月17日会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时，毛泽东曾说过这样的话：《诗经》，是2000多年以前的诗歌，后来做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已不一样。这或许是“诗无达诂”的意思吧！但毛泽东对于《诗经》的种种解释是有自己的特定见解的。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对《诗经》有一番评述：

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

从毛泽东对《诗经》的这段评论中，首先指出了文学创作现象之一就是心里有气，才写诗，他非常赞同司马迁对《诗经》的评价，说诗三百篇皆为“发愤之所为作”。司马迁在《史记&#8226;太史公自序》里认为，《诗经》作者的创作是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作诗明志，抒愤言情，以通其道。毛泽东用“心里没有气，他写诗”发挥了司马迁的“诗言志”和“发愤说”，并且认为《诗经&#8226;魏风&#8226;伐檀》这首诗就是表达了当时社会的劳动人民反对统治者剥削和压迫的悲愤之情。认为《诗经》就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这也许是毛泽东喜欢读《诗经》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还指出《诗经》中收集的有关男女恋爱的诗，有的是“借男女写君臣”的。虽然从文学批评史上看，在这一点上有争议，但从《诗经》以后的诗歌创作来看，也确实存在着一个借男女写君臣的比喻模式。况且毛泽东对此也没有说全部都是，而是说“有的是，有的不是”，可见毛泽东对此的评论是非常谨慎和客观的。至于朱熹认为《诗经》中有关男女欢爱之诗是“淫奔之诗”，明显是基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家的立场。毛泽东是不同意这种评价的。

毛泽东对《诗经》的爱好和活用一直伴随到晚年。在权延赤所作的《红墙内外》中记载了这样一则饶有趣味的故事：

1965年夏，毛泽东去北戴河开会，姚淑贤当时是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列车启动以后，毛泽东在客厅里忽然立住脚，对所有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是礼拜六噢，你们还没有约会？”

大家都微笑摇头。但姚淑贤听到这话后，身子一热，产生出一种温暖的感觉，那是女儿在父亲身边才会有的感觉，所以就忘乎所以地冒出一句：“有。我有。”

毛泽东含着微笑逗趣地问：“跟什么人约会？”

姚淑贤腼腆地说：“跟男朋友。”

毛泽东着急地说：“哎呀，糟糕。搅了你们的好事。你通知他了吗？”

“没有，”姚淑贤答道，“没事的。他知道我常有任务，会理解的。”

毛泽东摇摇头嘀咕着说：“久了会出误会的，不要因为我而影响你们。”

姚淑贤很后悔说实话，让主席替她担心。

晚上当姚淑贤给毛泽东送去削好的铅笔时，主席若有所思地望着她，目光一闪，忽然说：“小姚，你等等。有个东西你拿回去给你的朋友看看，你的朋友就不会生气了。”

毛泽东拿出一支铅笔，铺开一张16开的白纸，开始伏案书写，原来是一首古诗。诗曰：

静女其姝，

俟我于城隅。

爱而不见，

搔首踟蹰。

姚淑贤接过诗反复读了两遍，大致明白后，不由得脸红，并小声对毛泽东说：“主席，我们有纪律。凡是带字的东西都必须上交。”

“你为什么那么老实？现在又没有谁看到，我是不会打小报告的。”毛泽东幽默地挤一挤眼，笑笑，做个手势，“藏起来，带给他。”

毛泽东手书的这首古诗，就是《诗经&#8226;邶风&#8226;静女》中的一章。后来姚淑贤从北戴河回到北京，便把毛泽东手书的这首诗交给男朋友看，并讲了失约的原因。她的男朋友很激动，嘱咐她一定要好好为毛主席服务。

《周易》与毛泽东的“两点论”

毛泽东早年在私塾里读经的时候，自然熟读了作为“群经之首”和中华民族智慧之源的《周易》。

史料表明，青年毛泽东对《周易》仍然抱有强烈的探究兴趣。

据沈宜甲先生《我所知道的早期之蔡和森》一文中记载：

1918年，新民学会派毛泽东与蔡和森上北京联系赴法勤工俭学事宜，他们都有机会广泛接触潮水般涌进中国的各种新思潮。沈宜甲当时在蠡县布里村留法预备班任教，蔡和森经常满怀激情同他谈论十月革命，而毛泽东同他谈话的主题则是“孔子的《周易》之道”。

毛泽东的哲学著述和讲话表明，《周易》所揭示的“一分为二”及矛盾转化的朴素辩证法，对他的哲学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中国古代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源远流长，其源头就包含在博大精深的易理之中。

《周易》是一部占卜书。它通过宗教神秘主义的形式提出了“阴阳八卦说”，从中阐发朴素的辩证思想。“阴阳八卦说”，是在人们经常接触到的自然现象中，选取了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物质作为“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认为“八卦”所代表的八种物质，是万物的本源。这“八卦”中，分为四对彼此对立的自然物质和自然现象，如天与地、火与水、雷与风、山与泽等。其中最根本的是天与地的对立，即乾卦与坤卦的对立，从卦象上看则为阴和阳的对立。它认为阴阳之间的对立斗争和转化，是世界上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其中包含了“一分为二”和矛盾转化的思想。

在“一分为二”的思想因素方面，《周易》表现了一系列对立统一的矛盾范畴。如：

吉与凶的对立统一。由于这是一部占卜的巫书，吉凶这对矛盾几乎贯穿于全书。

乾与坤的对立统一。乾与坤的对立统一即天与地的对立统一，从卦象上来看，则为阴与阳的对立统一。从含义上来看，乾是刚健进取，坤为柔弱顺从，二者也是对立统一的。

泰与否的对立统一。“泰”是通泰即开通的意思，“否”是闭塞的意思。二者是对立统一的。

谦与豫的对立统一。即谦逊和骄傲的对立统一。

损与益的对立统一。即减少和增加的对立统一。

这类“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的矛盾范畴在《易经》的卦辞和爻辞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在矛盾转化的思想方面，如“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认为平地和山坡、去往和复来都是相互转化的。《周易》列举了若干对可以相互转化的矛盾范畴，来说明任何事物都可以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世界上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东西。最突出的是乾卦的卦辞。

“潜龙勿用”。是说龙处于潜伏状态还不起什么作用，这时事物的发展还处于隐蔽的阶段。

“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是说龙已摆脱潜伏状态，出现在地面上而初露头角。这时事物的发展已由隐到显了。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是预示已处于大发展的前夕，一定要谨慎对待，绝不能掉以轻心。

“或跃在渊，无咎”。龙已跃进了深水之中，龙一得水就具有了腾飞的客观良好条件，这预示着事物有了大发展的可能。

“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巨龙已从深渊里往上腾飞，冲向了九天，这时事物不仅得到极为迅速的发展，而且进到了它的最高阶段。

“亢龙有悔”。龙由天上跌入泥潭之中，陷入了困境。这说明事物的发展到了顶点，走向它的反面，由胜利转化为不顺利。

在《周易》的乾卦里，以巨龙出现的变化，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一切事物发展的共同规律。不仅说明了事物发展由隐到显，由慢到快的变化过程，尤其说明了物极必反、一切事物的发展无不向自己对立面转化的辩证法道理。

由于有《周易》的良好开端，几千年来，在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一分为二”及矛盾转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是比较丰富的。特别是宋明以来，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哲学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均注目于“一两观”的探讨，其中不乏精辟的见解。

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的丰富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周易》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进行了彻底改造，对唯物辩证法核心的矛盾规律作了科学表述。他的《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

在《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一文中，毛泽东在阐述到同辩证法的核心矛盾规律相对立的形而上学的主要特点时说：

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斗争（两分?）、矛盾着对立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它们的反面，这样一个真理。

这两段话表明，毛泽东是用“一分为二”及矛盾转化来表述矛盾规律的。

毛泽东用“一分为二”及矛盾转化来表述对立统一规律时，还批评地汲取了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辩证法的矛盾观和“一两观”。他在谈到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根本分歧时，就是与从古代就已形成的“两点论”和“一点论”联系起来考察的。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说：

一点论是从古以来就有的，两点论也是从古以来就有的。这就是形而上学跟辩证法。

接着他引用《周易》中的成句说：

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①

在《矛盾论》中，他还用《汉书》的史料来说明：

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①

《周易》是占卜之书，通俗地讲，就是古人用它来算卦，以占卜吉凶，所以《周易》最大的特征就是由“八卦”两两重叠成“六十四卦”。那么，毛泽东在其一生中，算过卦没有？这恐怕是人们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解放后，毛泽东确实算过一次卦。

据权延赤《领袖泪》中记载：

1954年2月，毛泽东在杭州领导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经常出去散步爬山。有一天，毛泽东一行来到一座山上，参观了寺观。关于这次参观游览，著名摄影家侯波和毛泽东的警卫战士张木奇均有过回忆，但是情节有些出入。

先看侯波的回忆。她说：

毛泽东一行来到一座山上。山上有个庙，大概是警卫人员已经采取过安全措施，庙里只剩了一个瞎眼和尚。供桌上有个木筒，里边装了竹签。那是抽签算命的。

毛泽东指着木筒：“侯波，你替我抽支签吧。”我上去抱住木筒一摇，抽出一支。签上只有号码，要用号码去对照。我跑去对照，真糟糕，是说命不好的，家里家外不安宁。这个签不能给主席看的，我不按号码，另找了一个说好话的签给毛泽东拿去。毛泽东看后哈哈大笑。②

张木奇的回忆是这样的：

1954年2月底一天，毛泽东爬玉皇山，同行的有谭震林、罗瑞卿、柯庆施、谭启龙和张耀祠等人。

玉皇山原名育王山，耸立在西湖与钱塘江之间。山腰有紫来洞，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在洞前俯瞰山下的八卦田，照例一番谈古论今，说南宋皇帝祭什么先农的时候就在那里作作样子，亲犁几犁。几位领导谈论着谁耕过田谁没扶过犁地爬上山来。

山顶有个福星观。那天下着毛毛细雨，游人很少，庙观里也只留了一个瞎子。说是道士吧又光着脑袋像和尚。毛泽东在观外看看便走入观内。四面参观一番后，停在游人烧香拜佛抽签的供桌前。

供桌上没有点香，那一木筒签还摆在上面。毛泽东朝那些签望了片刻，稍一犹豫，还是伸手上去抽出一签，拿来看。

才看一眼，毛泽东便笑了起来，笑出了声。其他领导人便围过来。毛泽东一边笑一边将签递给罗瑞卿，罗瑞卿看了也笑，没有笑出声。把签又递给谭震林，谭震林看过也笑，就这么传着都看一遍，重新交还毛泽东。毛泽东没有再看，随手扔在地上。

我好奇。等首长们走出观门，忙从地上拣起签，匆匆一看，是繁体黑字，没有看清两个字便悄悄揣入兜里。反正那个瞎子和尚也看不见我把签带走。

回到住地，我再掏出签看。那是个竹签，字是板印的。记得大致内容是：此命权威不可当，紫袍玉带坐朝堂。还有一句是什么娶妻三房。我悄悄把签保存下来了，直到离开中南海转业到地方后不知何时丢了。③

显然，侯波和张木奇讲的都是一件事。不过侯波把毛泽东这次去的地方说成佛寺，而张木奇则清楚地记得是道观。关于抽签之事，侯波的记载，似乎更接近事实。因为按照毛泽东的身份，是不可能亲自去抽签的，但他开玩笑地对侯波说，你去给我抽一支，则是完全可能的。根据寺观抽签的办法，先要摇动签筒，当签跳出之后，签上只有号码，然后按照号码再到签柜中去索取签单。侯波所说也符合上述程序。至于张木奇所看的签的内容，则正如侯波所说，是经过她挑选的，因此才引起毛泽东等人的开怀大笑。这一笑表明，毛泽东已经识破了侯波的用心。

当然，毛泽东这种抽签算卦的方式，与《周易》规定原始的用蓍草或龟甲起卦的方式完全不同。

毛泽东在写作过程中，经常引用《周易》中的句典。如“灭顶之灾”，语出《周易&#8226;大过&#8226;上六》：“过涉灭顶，凶。”是说遇到这种卦，预示出门遇到水淹至头顶，这是不祥之兆。后以“灭顶之灾”形容大祸临头，有无法克服之危难。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写道：

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毛泽东借用此语说明抗日的政治动员对于陷敌于被动，最终战胜敌人的重要意义。指出只有进行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发动全民族抗战，才能给敌人以毁灭性打击。

“各得其所”一语出自《周易&#8226;系辞下》：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意思是：神农发明了农业和医药，砍削木头，制作成翻土的耜；弯曲木条，作成耒，教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告诉人们在中午时进行集市交易，互通有无，从而各自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各得其所”原指每个人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后指人或事物都得到合适的位置或安排。

毛泽东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一文中引用了这个成语：

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

毛泽东引用此语说明，共产党人要对地主资产阶级采取区别对待的正确态度，做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的工作，并把他们放到一个合适的地位，否则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

毛泽东活用《尚书》句典

毛泽东在“六年孔夫子”的私塾学习中，无疑研读过儒家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尚书》。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史书，是属于华夏民族最早的几个王朝夏、商、周等的历史文献的汇编。“尚”是上古、上代的意思，“书”是指历史简册。“尚书”，用现代的话讲，就是“上古的史书”。

孔子在删定六经时，曾整理过《尚书》，所以两千年来，儒家把《尚书》作为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尊其为《书经》。但据后世学者研究认定，这部《书经》有一半是假的，那就是晋代出现的“伪古文”各篇；只有一半才是真的，即汉代传下来的“今文”各篇。

毛泽东对这部最古老的经书的内容是很熟悉的。在写文章时，常常活用《尚书》中的典故和成语。

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说：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①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个典故，出自《尚书&#8226;盘庚上》。原文是：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败祸奸宄，以自灾于厥身。乃既先恶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时憸民，犹胥顾于箴言，其发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长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动以浮言，恐沈于众？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则惟汝众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大意是说：你不把我的好话告诉百姓，只有你自取祸患。所做的坏事已经败露，这就会害你自身。既然煽动民众做了坏事，就应当承受痛苦，你后悔也来不及了！看这时候的小民，还能听我规戒，唯恐他们说溜了嘴，况且我掌握着生杀大权！你有话为什么不告诉我而用谣言去蛊惑人？恐怕民众一蛊惑起来，就像大火燃烧在原野，不可以靠近，还能扑灭？这就是你们自己做的坏事，不是我有什么过错！

这是商代国君盘庚，听到大臣向他反映，百姓不满意他从奄（今山东曲阜）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西北）时，对大臣的训诫。盘庚迁殷缓和了阶级矛盾，推动了生产，绍复了“先王之大业”，在历史上是有一定意义的。文中的“若火之燎于原”，是个生动的比喻，后来人们把它演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用以形容新生力量的由小到大，由弱到强。

毛泽东使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是批评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中的悲观思想，二是用以指出新生革命力量从小到大的发展规律，进而提高全党同志的革命信心，鼓舞革命斗志，以奋勇夺取革命的胜利！同时，还告诉人们一个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这就是：“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

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②

“发号施令”这一句典，引自《尚书&#8226;冏命》。原文是：

昔在文、武，聪明齐圣，小大之臣，咸怀忠良；其侍御仆从，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钦；发号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者，万邦咸休。

大意是：从前在周文王、周武王的时候，国君聪明贤达好像圣人。大小官员，都满怀忠诚正直；他们的侍卫、车夫和随从，也没有一个不正派的人。因为从早到晚，都在注意纠正阳奉阴违、阿谀奉承。国君出入宫廷，行走坐卧，没有人不钦敬；发出的号召，下达的命令，也没有不被好好执行的；臣民们尊敬他们到如此程度，各路诸侯都停止争斗。

毛泽东在这里使用“发号施令”，是对农民革命运动的称赞。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再次使用了“发号施令”时，则是对主观主义者的批评。因为，那些主观主义者，跑到一个地方，不愿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不触到事情的本质，“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其结果，也只有像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 ①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说：

但是开始准备的时机问题，一般地说来，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因为后者的损失较之前者为小，而其利益，则是有备无患，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

“有备无患”一语，引自《尚书&#8226;说命中》。原文是：

惟治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虑善以动，动惟厥时。有其善，丧厥善；矜其能，丧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

意思是：由于国家治乱在于各级大?官员，因而任用官吏不应该凭关系亲疏，只能看他有无才能；爵禄不封给道德败坏的，只封给有道德有才能的人。施政要考虑好才行动，行动要抓住时机。有好人好事不鼓励，就会丧失好人好事；有恃才骄傲的不纠正，就不能把事办成功。只有每件事都做好准备，有准备才没有祸患。

这里论述的是古代任用官吏和施政的一些原则。尽管这些原则，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都没有被彻底实行过，但是它们在我国的思想史上，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其中的“有备无患”，也长期被后人用来勉励办事要做好准备，以避免灾祸。

毛泽东使用“有备无患”，意在指出：要想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必须事先做好准备，才能防患于未然，稳操革命胜券。有备无患，不打无把握之仗，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原则。

毛泽东还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了《尚书》中的“一心一德”、“任人唯贤”、“独夫”、“兢兢业业”等句典。

“一心一德”出于《尚书&#8226;泰誓中》：“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商朝君主纣王暴虐无道，周国的首领周武王带兵伐纣。武王在向商朝都城进攻之前，在孟津举行了誓师动员会。武王对全军宣布了商纣王的罪状，分析了商军必败，周军必胜的道理，他在誓词中号召大家要“一心一德，在战斗中立大功，打倒商纣王，永保天下太平”。“一心一德”是说大家一条心，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指出：

共产党人一心一德，忠实执行自己的宣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②

毛泽东在这里用“一心一德”说明，共产党人斗争目标相同，思想行动一致，要进行坚决的抗战。

“任人唯贤”一语出于《尚书&#8226;咸有一德》：“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意思是任用官员只看他的品德和才能如何。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引用了这个成语：

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

现在的任人唯贤，“贤”的意思是指：“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毛泽东语）

“独夫”见于《尚书&#8226;泰誓下》：“独夫受（即商纣），洪惟作威，乃汝世仇。”

“独夫”又谓“一夫”，《孟子&#8226;梁惠王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后用以称众叛亲离的统治者。

毛泽东在《蒋介石在挑动内战》一文中说：

无怪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蒋介石，在敌人尚未真正接受投降之前，敢于“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束手让敌人来打。③

毛泽东用“独夫”一词，说明蒋介石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发动反共内战，成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孤家寡人。

“兢兢业业”见于《尚书&#8226;皋陶谟》：“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幾。”

“万幾”，即“万机”，指纷繁的政务。这句话的大意是：小心谨慎地去处理每天的大量日常政务。“兢兢业业”比喻小心谨慎，一丝不苟。

毛泽东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文中指出：

我们相信，这次大会是可以开好的，代表们的水平是能够保证这次大会开好的。但是要兢兢业业，大家努力。④

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借用此语，要求与会代表以一丝不苟的高度负责精神，把会议开好。

毛泽东谈《中庸》中的思想

1914年春至1918年夏，毛泽东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目的明确，认真刻苦，而且勤于钻研治学读书的方法。经过坚持不懈的追求和探索，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治学方法，使其治学过程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这反映在这一时期他的一些文章和书信中。

在这些文章和书信中，毛泽东对其治学方法进行了许多精彩的表述。尤其是他对治学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些矛盾冲突，如“学”与“问”、“自学”与“共学”、“博”与“约”、“通”与“专”、“精”与“粗”等关系的体认和阐述，更显其独特之处。

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就为学之“博”与“约”、“通”与“专”的关系，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仆读《中庸》，曰博学之，朱子补《大学》，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固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乎其极。表里精粗无不列，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上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①

这封信是目前所见的毛泽东谈及《中庸》的最早文字。实际上毛泽东早在私塾时期就已精读了《中庸》，因为《中庸》为四书之一，是当时私塾的“必修课”。

《中庸》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它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后经宋儒朱熹选注而成为一部独立的著作。《中庸》相传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司马迁说“子思作《中庸》”（《史记&#8226;孔子世家》）。但其中的思想内容及其反映的社会情况，有些明显地带有秦汉统一中国后的色彩。故而当代学者一般认为此篇当为秦汉时孟子一派之儒者所作。

《中庸》讲：“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中庸》认为，作为道德修养境界的“诚”是天赋予人的，努力追求“诚”是人生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须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样，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便成为修养的方法和过程。通过博学深思，增广知识，提高素养，以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

《中庸》所倡言的这一修身治学之道，对于正在寻求济民救世之真理的毛泽东来说，自然有很大的启迪意义，因此深受毛泽东的推崇。

由于毛泽东对博学之于心性修养和治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深刻的体认和理解，因此，博览群书、广泛涉猎、精进不已便成为青年时期毛泽东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从国学到西学，从历史典籍到新潮学术，从人文、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毛泽东几乎都有所涉猎。正如他与黎锦熙的信中所说：

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一下，颇觉常识不具，难语专攻，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易达到深湛。

在治学的过程中坚持博学的方法，不仅体现了青年毛泽东求知的特点，而且贯穿于毛泽东终生的读书生活。后来，无论是兵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年代，以至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博览群书一直是毛泽东的兴趣所在，也是其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

《中庸》承续孟子一脉，吸取和改造了《老子》“道”的意蕴，从内在心性切入，构建起天人相通的世界观。《中庸》首章开宗明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把“人性”提升到“天命”的高度，把人与天联结起来，提出人性来源于天命，所以普遍必然地具有先验的善；发扬固有的善的人性就是道；发奋修养以自觉意识到道的存在以及自己时时在行道，就是教，即教育和教化。由此，《中庸》便赋予作为儒学出发点、立足地的“修身”以世界观的形而上基石，使儒家的道德实践得以有本体论的阐说。接着，它又强调了道与人生的关系，“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就是说，人生一刻也离不开道，人们时时刻刻都在行道，道与人生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中庸》所言之“道”，看上去似乎有些玄奥，但其实是有其具体内容的。《中庸》说：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这里所谓“达道”，即是封建社会中的五种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即所谓“五伦”。而所谓“达德”，即指封建社会中的个人道德品质。就是说，道的内容就是按照伦理准则处理好五种社会伦常关系。而要处理好这五种关系，则须具备知、仁、勇三种优良品质和道德修养。

对于《中庸》中宣扬的这些“道”、“德”观，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曾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

对于《中庸》中的“三达德”，毛泽东曾给予了入木三分的批判。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针对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一书，在致张闻天的信中说：

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还有仁义对举，“义者事之宜”，可说是“知”的范畴内事，而“仁”不过是实践时的态度之一，却放在“义”之上，成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①

《中庸》中的核心思想就是“中庸”。

中庸，是孔子提出的一个道德范畴，“过犹不及”是对它的具体解释之一。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师（子张）与商（子夏）哪一个人好些？孔子答道：“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又问：“然则师愈与？”（那么是不是子张比子夏好呢？）孔子又说：“过犹不及。”即过了头与未达到是一样的，也不好。因此，孔子在人格道德上所追求的是中庸之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就是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庸”即平常、常道。作为行为规范，达到“中庸”的方法，是“执其两端，用其中”，即掌握各种议论的两种极端，选择适中的办法。

《中庸》中充分发挥了孔子的观点主张，认为修道要达到的最高标准就是“中和”。《中庸》中说：“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

封建社会的五伦关系，道德标准之“不行”、“不明”，盖在于人们的认识和行为出现或“过”或“不及”的偏差，它要求人们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而要追求所谓“中”。

那么，在毛泽东的眼里，“中庸”又是什么呢？

毛泽东在致张闻天的信中针对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一书中关于“中庸”的解释，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陈伯达认为：“孔子在认识论上曾有关于‘质’的发现。孔子说：‘过犹不及’。这就是说：一定的‘质’就是含有一定的‘量’的，是包含在一定的‘量’之中，‘过’了一定的‘量’，或者‘不及’一定的‘量’，就都是不合于一定的‘质’。这‘质’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所谓‘中庸’。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关于这‘过犹不及’之‘质’的发现，这是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很大的功绩。”

针对此论，毛泽东指出：

伯达的解释是对的，但是不足的。“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一定的质含有一定的量”是对的，不如说“一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但重要的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它异质，作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在此。文中最好引《中庸》上面“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及“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更加明确地解释了中庸的意义。朱熹在“舜其大知”一节注道：“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这个注解大体是对的，但“两端”不应单训为“众论不同之极致”，而应说明即是指的“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另种状态了，这就是另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②

值得指出的是，大约半年以后，毛泽东在阅读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所作的批语中，对中庸思想的看法有了明显的变化，认为它“本来有折衷主义的部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又说，“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它知道量变质，但畏惧其变，用两条战线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这就从政治上，又从理论上基本否定了中庸思想。

《礼记》大同理想对毛泽东的影响(1)

少年毛泽东在韶山的私塾中读经的时候，自然攻读了儒家的经典、五经之一的《礼记》。

《礼记》，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讨论礼制的论文集，多为孔子的弟子或再传、三传弟子所记，间有讲述礼仪的古书。后来成为儒家经典之一。相传为西汉戴圣编纂，故又称《小戴记》或《小戴礼记》。全书分《曲礼》、《檀弓》、《中庸》、《大学》、《礼运》、《乐记》、《杂记》等49篇。

年轻时的毛泽东对《礼记》这部书是非常熟悉的。在1913年10月至12月记的《讲堂录》以及稍后的书信和文章中，曾引用了不少《礼记》中的话。

《礼记》对毛泽东影响最深远的，恐怕要数其“大同”思想了。

中国儒家所追求的大同思想，其本质是“天下为公”。这在孔孟的经书里，都是有表述的。毛泽东少年时代在私塾里读了五经、四书时，对于其中所描述的大同思想，虽然不能说就是真的懂得了，但是总算是有了接触，这对于他后来理解康有为的《大同书》，是有直接帮助的。

《礼记&#8226;礼运》明确地提出了“大同”概念，并对理想的大同社会进行了具体的描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在这里，大同世界的本质是一个“公”字。这个“公”字，体现在用人上，是选贤任能；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是讲究“信”与“睦”（互相信任和团结）。人们在生活中，“不独亲其亲”，还要“亲”他人之“亲”，“不独子其子”，还要视他人之子如己之子。这样，人与人互相关心，就造成了“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也有人照顾的充满爱的世界。这样的社会，有东西不必为自己去争，整个社会太平安定，没有盗贼，夜不闭户。

要说明的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大同世界”，还只是神州大地范围内的“大同世界”，因为那时的中华先民，尚不知道神州大地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康有为在《礼记&#8226;礼运》基础上所著的《大同书》，就大有不同了。康有为所说的大同世界，不仅是指神州大地范围内的大同世界，还包括着神州大地以外的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全世界的“大同”。这种“大同”，是比中华先民思想中的大同世界更宏阔的“大同”。

康有为的《大同书》，继承并发展了儒家的大同思想，融进了近代社会的改良主义，提出了比儒家的大同思想更丰富、更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大同”思想，其本质是以“公”为核心建立一个更理想的社会。诸如政府皆由民选、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妇女怀孕入胎教院、儿童出生入育婴院、儿童按年龄入蒙养院和各级学校、成年人由政府分配从事各项事业、病人入养病院、老人入养老院、设公共宿舍和公共食堂、明确奖罚、死后火葬，等等。

《大同书》还发展了《春秋公羊传》的思想，把社会历史的发展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大同“始基之据乱世”，“渐行之升平世”，“成就之太平世”。这也就是说，“升平世”时就进入了大同世界；到了“太平世”，不仅神州大地进入了大同世界，而且全世界都进入了大同世界，“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由此可见，康有为的“大同说”，乃是一种非常宏伟、非常美妙的理想。

康有为曾是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崇拜的偶像，所以毛泽东很容易地接受了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但是他同时认为，这“大同世界”只有在砸碎旧世界的基础上才能实现。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

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

意思是：孔子因为认识到了只有砸碎旧世界才能建立大同世界的道理，才把立“太平世”作为最终目的，同时又不废弃“据乱世”和“升平世”。这里所说的“孔子知此义”，实际是康有为的意思，因为孔子还没有把历史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尽管如此，这种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自然是被毛泽东继承了下来。此时，毛泽东早年的创世思想逐渐明确起来，其目标就是先在中国建立一个大同世界，接着便是实现全世界的大同。

毛泽东就是带着这种伟大的理想，开始了他的革命征程的。在他伟大的革命一生中，他时时都没有忘记建立“世界大同”的理想。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队伍胜利地到达了陕北，毛泽东写下了《念奴娇&#8226;昆仑》一词，词中抒发了他胸中时时存有着的“世界大同”的理想：

《礼记》大同理想对毛泽东的影响(2)

而今我谓昆仑：

不要这高，

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

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

一截赠美，

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

环球同此凉热。

据此可见，毛泽东的革命，一直就是胸怀着祖国同时又放眼于世界的。他要手挥倚天长剑，把莽莽昆仑山裁为三截，分别放到世界的几大洲去，使整个的地球“同此凉热”。这是多么宏大的胸怀和气魄！

在革命战争的年代里，毛泽东一直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与世界人民的解放联系起来。例如他说，“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败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纪念白求恩》），就是他的“世界大同”的理想的体现。

毛泽东虽然继承了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但是在革命的实践中，他愈来愈明确地认识到，这种大同的理想靠改良的办法是绝不能实现的，要实现这种理想只有经过革命。

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

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说的就是改良主义无法使世界进入“大同”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要在中国和全世界实现大同理想，就必须让“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就必须让“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因为只有经过人民共和国才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结束了，中国开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1958年，毛泽东又领导着中国人民，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公社。在毛泽东的理想意象里，人民公社是一个“一大二公”的政社合一性质的社会：政治上人人平等，生产上共同劳动、共同分配，生活上走集体化道路（大办食堂、托儿所、养老院等）。在毛泽东看来，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共同富裕的“大同理想”在中国是基本上实现了，所以他才在《七律&#8226;答友人》中，把神州大地比喻为人间的“芙蓉国”，高唱出“芙蓉国里尽朝晖”的赞歌。现在看来，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切实际的。

神州大地变成了人间的“芙蓉国”以后，毛泽东接着便想到世界人民的解放。

1958年12月，毛泽东在广州，看到文物出版社1958年9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觉得有些注家的部分解释不对，于是便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天头上写下了一些说明的文字。在写这些说明的文字时，毛泽东一下子想到了1927年鲁迅在广州修改《古小说钩沉》时“饕蚊遥叹”的现实，一下子想到了全世界还有许多地方没有解放，于是长期存在于脑际里的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一下子涌上了心头。他写道：

从那时到今天，三十一年了，大陆上的饕蚊灭得差不多了，当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港台一带，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阵。安得起全世界各民族千百万愚公，用他们自己的移山办法，把蚊阵一扫而空，岂不伟哉！

接下去，毛泽东试仿陆放翁的《示儿》诗，作了一首表达大同心志的绝句：

人类今娴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

愚公尽扫饕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全人类的“大同”，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所以毛泽东时时不忘马克思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他时时都在希望：全世界各族人民能够一齐起来，把地球上的“蚊阵”一扫而空，使全世界的人民都能得到解放，使人类大同的理想真正能够实现。他叮嘱人们，到全世界各族人民扫尽饕蚊实现大同理想那一天，一定不要忘记告诉马克思他老人家。

除了“大同”思想外，《礼记》中的“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备受毛泽东的推崇。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与《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时说：

在反右倾的斗争中，你们作得很认真，充分地反映了群众运动的实际情况。……你们的缺点主要是把弓弦拉得太紧了。拉得太紧，弓弦就会断。古人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现在“弛”一下，同志们会清醒起来。过去的工作有成绩，但也有缺点，主要是“左”的偏向。现在作一次全面的总结，纠正了“左”的偏向，就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源自《礼记&#8226;杂记下》。原文说：

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大意是说，孔子的学生子贡参观了民间的一次年终祭祀活动，孔子问他是不是感到快乐，子贡说全国上下都沉醉于狂欢之中，自己怎么会快乐呢？接着，孔子说了一番道理，意思是：百姓长年辛劳，现在才有放松的机会，这其中的道理你是不会明白的。如果总是紧张而不松弛，周文王、周武王就不会成功；反过来，如果总是松弛而不紧张，周文王、周武王就难以实施管理。紧张与松弛相结合，间而用之，就是周文王、周武王治政成功之道。

“张”、“弛”的比喻，来自弓弦拉得松还是紧。

毛泽东1948年的这个谈话，是借《礼记》中所载孔子的话来说明党的政策和策略需要时常调整和转换，不要老是向一个方面偏去，否则，走向极端，就会出现失误。

在1958年5月17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也借《礼记》中的这段话讲过光是紧张也不行的道理。

至于“张”与“弛”在政策上的各自内涵，毛泽东在1959年7月31日于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谈到党内批评和党内斗争时，曾说过：胡琴拉得太紧，弦要断，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弛就是右倾、保守。弓箭时代，弦要解下。开弓如满月，箭发似流星。拉紧不能太久。文武之道，是辩证法。休息两天，换换空气。不要一句话不对，就是什么什么。要容许申辩。

“掌上千秋史”

掌上千秋史，

胸中百万兵。

眼底六洲风雨，

笔下有雷声。

这是山东大学教授高亨歌颂毛泽东的词的前四句。“掌上千秋史”这五个字对毛泽东深厚的史学素养概括得准确而又生动传神。

毛泽东虽然不是专业史学家，一生没有写过大部头的史学专著，但是他终身酷爱阅读史籍，是一位历史知识渊博、历史见识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仅在他的四卷《选集》中涉及的历史人物，既有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学者、诗人，如曹操、孙武、司马迁、朱熹、韩愈等，也有奸相佞臣如李林甫、秦桧、刘瑾、魏忠贤；既有圣贤如孔子、孟子和历朝各代的帝王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也有被统治者污蔑为“反臣逆贼”的农民起义领袖如陈胜、吴广、李自成、洪秀全等……

至于毛泽东在平时的讲话、闲谈中所引用的历史人物、典故、传说、故事，就更是数不胜数了。

1958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曾一口气举出中外历史上出身卑微，而又有所建树的年轻人士三四十人。从佛教始祖释迦牟尼，到中国的至圣先师孔夫子；从汉朝的政论家贾谊、三国魏的哲学家王弼，到唐朝的诗人王勃、李贺；从战国时期甘罗12岁当丞相，到晋朝13岁搬兵救父的女孩荀灌娘，等等。对这些历史人物的生卒年月、家世、业绩，他都如数家珍，侃侃而谈。在座的党政干部无不为他的博闻强记而叹服。

毛泽东渊博的历史知识和他的博闻强记，给接触过他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老一辈革命家薄一波在回忆录中说：“他很喜欢读中国的史书，历史的知识很渊博。” ① 谭震林说：“他从小生活在农村，后来又对农村有过广泛的调查研究，还读过大量的中国社会历史著作，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战争也十分熟悉。” ②

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彭德怀在与张闻天散步谈话时说：“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 ③

1949年，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说：

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

许多国际著名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学者，在与毛泽东交往接触后，对毛泽东的史学修养也极为称道。

早在1936年就采访过毛泽东的美国记者斯诺认为：“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 ④

在延安时期就和毛泽东有较深入的接触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说：“毛氏是众所周知的理论家，但他的理论却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和战争的经验。多数中国共产党员的思想都是服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有些人因懂得引经据典并且滔滔不绝讲三四个钟点的理论而洋洋得意。毛氏也懂得这一套，却很少这么做。他在抗大和陕北的讲话以及在群众大会上的演说，像他的谈话一样，都是根据中国的生活和历史。” ⑤

已故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称赞：“毛泽东是一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中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他不仅是一位完全献身和重实际的共产党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像力的诗人。” ⑥

当代西方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专家施拉姆认为，毛泽东“阐述共产主义的著作，善于运用中国历史上的典故，富于文采，从而使共产主义非常通俗易懂而易于为他的同胞所接受”。⑦

毛泽东读史，与那些“钻故纸堆”的所谓历史学家最大的不同在于“古为今用”，即让历史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为现实的政治服务。因此，毛泽东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学家，但他远远胜于只知纸上空谈的史学家。这正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和伟大之处！

骋目于“二十四史”

毛泽东特别爱读“二十四史”。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藏书中有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是1952年购置的。

翻开这部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其中许多篇章，毛泽东都做了标点、断句，加了着重线和各种不同的读书标记，写有不少批注，有的还改正了书中的错别字。不少册的封面上，有他用不同颜色笔迹划着多次阅读过的圈记。

有些册的封面上，他用苍劲的笔迹写满他关注的历史人物的目录。

其中有三册《晋书》的封面上写着：“一九七五&#8226;八”；有五册《晋书》的封面上分别写着：“1975.8月再阅”、“1975.9月再阅”。这些字迹笔划颤抖，却很清晰，是毛泽东逝世前一年亲笔写下的读史记录。

毛泽东评点过的这部武英殿版“二十四史”，已由中国档案出版社与线装书局合作，按原貌影印出版，名之为《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所谓“二十四史”，是指清代乾隆年间钦定的记载清以前历史的24部“正史”：

1.《史记》 ［西汉］ 司马迁撰 130卷

2.《汉书》 ［东汉］ 班固撰 120卷

3.《后汉书》 ［南朝&#8226;宋］ 范晔撰 130卷

4.《三国志》 ［西晋］ 陈寿撰 65卷

5.《晋书》 ［唐］ 房玄龄等撰 130卷

6.《宋书》 ［南朝&#8226;梁］ 沈约撰 100卷

7.《南齐书》 ［南朝&#8226;梁］ 萧子显撰 59卷

8.《梁书》 ［唐］ 姚思廉撰 56卷

9.《陈书》 ［唐］ 姚思廉撰 36卷

10.《魏书》 ［北朝&#8226;北齐］ 魏收撰 130卷

11.《北齐书》 ［唐］ 李百药撰 50卷

12.《周书》 ［唐］ 令狐德棻等撰 50卷

13.《隋书》 ［唐］ 魏征等撰 85卷

14.《南史》 ［唐］ 李延寿撰 80卷

15.《北史》 ［唐］ 李延寿撰 100卷

16.《旧唐书》 ［五代&#8226;后晋］ 刘昫等撰 200卷

17.《新唐书》 ［北宋］ 欧阳修等撰 225卷

18.《旧五代史》 ［北宋］ 薛居正等撰 150卷

19.《新五代史》 ［北宋］ 欧阳修撰 74卷

20.《宋史》 ［元］ 脱脱等撰 496卷

21.《辽史》 ［元］ 脱脱等撰 116卷

22.《金史》 ［元］ 脱脱等撰 135卷

23.《元史》 ［明］ 宋濂等撰 210卷

24.《明史》 ［清］ 张廷玉等撰 332卷

上述24部史书，总计3259卷，线装850册，约4000万字，记载了上起传说中的“五帝”时代、下迄明末的长达四五千年的中国历史。要想真正了解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来龙去脉，要想深入了解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要想重温历史人物的风云事迹，要想弄明白历史上典章制度的沿革变化，就不能不去读“二十四史”。可是，卷帙浩繁，字数太多，就是粗粗从头到尾看上一遍，也是一件很费时吃力的事。毛泽东诗云，“读罢头飞雪”，就有这方面的深切体会。

“二十四史”里，除了《史记》是“一家之言”的通史性质外，其他诸史均为官方组织或授意编撰的断代史。诸史书有优胜之处，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不足之处。怎么看待这部史书呢？

毛泽东晚年曾对人说：

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8226;高祖本纪》和《汉书&#8226;高帝纪》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而每一部史书，都是由封建的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宋臣薛居正等撰）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同时，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于是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宋高宗赵构。这在《宋史&#8226;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

洋洋四千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的。①

毛泽东这段谈话，道出了“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而对推动历史进步的主要力量人民群众则很少反映或加以歪曲的基本事实，因此说“大半是假的”，不能信以为真；同时告诫我们，要想了解历史，就必须好好去读它，只要用正确的态度分析批判并加以识别，就能“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他举了正反两面的例子说明这个问题，实际上正是讲他自己读史书的方法和角度。因此，他又强调：

必须要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②

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③

在“二十四史”中，毛泽东最爱读的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史》、《旧唐书》、《新唐书》、《明史》；他批注最多的是：《三国志》、《晋书》、《南史》、《旧唐书》、《新唐书》。

毛泽东对“二十四史”中的几种，或原作或其他注本，作过比较，批写或谈及了一些评议意见。他认为：

像《史记》这样的著作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准确。

《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

西汉高、文、景、武、昭等读起来较有兴味，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

颜师古注《前汉书》，李贤注《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就是尽量使你了解，而且反反复复。特别是颜师古，他刚才讲这个字或者这一句是什么意思，下一篇没有隔好远，他又重复，然后又重复，甚至重复那么好几遍。

李贤好。

刘攽好。

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确然无疑。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的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欤？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豪巨眼，不其然乎？

《旧唐书》比《新唐书》写得好。

《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比《旧唐书》更好些。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不囿于前人已有的结论，而注意在大量史料（包括野史、稗史、通俗历史小说等）中去芜存精，去伪存真，分析研究，得出自己的独到见解。

例如《史记&#8226;陈涉世家》记叙秦末陈胜、吴广的起义，毛泽东批注他们的起义失败有“二误”。“一误”是指他们功成忘本，杀了旧时的伙伴，脱离了本阶级的群众；“二误”是指他们任用朱房、胡武等人不当，偏听偏信，脱离了共过患难的干部。其结果是众叛亲离，本来在军事上占有很大优势，万众归心，但其政权却仅仅维持了六个月便短命地夭折了。

再如，毛泽东还对梁武帝时的名将韦叡十分赞赏，在《南史&#8226;韦叡传》的天头上，他用粗重的笔迹划了四个大圈，标写着“梁将韦叡传”五个大字。传记中浓圈密点，批注有25处之多。有些批注中还加有旁圈、套圈，表达了他对这位历史人物的拳拳不尽之心。从批注看，毛泽东赞赏他会打仗，多次批注：“以少击众”，“机不可失”；欣赏他善于调查研究，多次批注：“躬身调查研究”，“躬身”还加以套圈，以示强调；赞扬他豁达大度，能团结干部；还说他作风好，谦虚朴素，廉洁克己，等等。总的批注是：“我党干部应学韦叡作风”。

毛泽东重视学习和研究“二十四史”，决不是要人们食古不化，回到历史的后院，而是要人们批判地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为革命斗争服务，使人们从历史的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前进。”

毛泽东非常重视“二十四史”的标点出版工作。全国解放不久，他就提出要组织史学家从事“二十四史”的标点。首先指定标点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1959年后，齐燕铭、范文澜等历史学家建议将其余二十史，加上《清史稿》，全部加以整理，毛泽东深表赞同。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集中全国专家学者的力量，对这“二十五史”（“二十四史”加上《清史稿》）加以标点、分段、校字，大大便利了历史研究工作和古典史籍的普及。

《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

毛泽东晚年曾对人讲，他将《资治通鉴》这部300多万字的史书读过“一十七遍”。这真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

1956年，由当时的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点校本《资治通鉴》（包括随文加入的胡三省注），就是根据毛泽东提议，组成标点委员会，由顾颉刚等21位专家通力合作，重新点校后排印出来的。这个点校本一印再印，发行量很大。

毛泽东的藏书中，既有《资治通鉴》的线装本，又有1956年初版的这个点校本。这两种不同版本的同一史书里，都留有他圈点批画的笔迹和记号。

《资治通鉴》这部编年体通史，论其地位，可用清人王鸣盛的一句话来概括：“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1019~1086年），立志要写出一部内容有“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之用，形式有简明扼要之长的通史。他于北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将自己编成的从战国到秦亡这一段历史的编年体《通志》八卷进呈英宗，得到英宗的赞赏和支持。英宗鼓励他继续编下去，给他配备了几名得力助手，专门设置了书局，并赐书名为《历代君臣事迹》。第二年（1067年），神宗继位，以其所编具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又新赐书名曰《资治通鉴》。

司马光前后用了19年的时间，终于在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即司马光去世前两年，将编好的《资治通鉴》全书呈报宋神宗。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司马光病逝；同年十月，宋神宗敕命将校定的《资治通鉴》书稿予以刻印。可以说，司马光倾其毕生精力，一丝不苟地完成了这部巨著。他在《进书表》中称“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实属记实之辞。

《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逐年记载了自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59年这1362年间发生的大事。除采用正史资料外，还博采杂史222种以上。书中记事，条理清晰，层次分明，详而不乱。因此，这部编年体史书，体大思精，不但史料充实，而且文笔生动，特别是它的时间概念极为明确具体，让人爱看，看了还想看，又很耐看，其魅力是经久不衰的。

1912年，年方19岁的毛泽东在一连投考实业、法政、商业几个专门学校都不满意而自动退学后，报考湖南省立高等中学，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被教育家符定一录取。符定一对毛泽东十分器重，特地借给他一部《通鉴辑览》。毛泽东反复阅读，由此开始奠定了解中国历史的基础，也激发了他对《资治通鉴》的浓厚的兴趣。

据毛泽东的护士孟锦云（毛泽东生前戏称她为“孟夫子”）回忆，毛泽东的床头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有不少页都用透明胶贴住，这部书上不知留下了他多少次阅读的印迹。

有一段时间，毛泽东读《资治通鉴》，真是入了迷。他一读就是半天，累了，翻个身，又读好几个小时，这样持续了好长时间。毛泽东读书的那种全神贯注的神态，让孟锦云终生难忘。

毛泽东还劝孟锦云读一读《资治通鉴》，并且送给她一本介绍《资治通鉴》的小册子作为入门读物。在读了这本小册子后，孟锦云请教毛泽东说：“这部书叫《资治通鉴》，是让统治者把历史当做一面镜子，照照自己，可为什么不从有史以来就写，而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呢？”

听到这个提问，毛泽东的眼睛一亮，显出异常高兴的神情，笑着对小孟说：“这个问题提得好，孟夫子真是动了脑筋。看来，你是嫌这面镜子不够大，怕照得不够全面。其实，这面镜子已经不小了，统治者如果认真照一下的话，恐怕不会一点益处没有。如书里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清朝的雍正皇帝看了很赞赏，并据此得出了结论，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个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那非天下大乱不可。”

孟锦云说：“主席，您讲的这个意思我明白，历史确实是一面镜子，可是为什么不从头写起呢？从头写不是更完整吗？”

毛泽东说：“司马光之所以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

孟锦云说：“这一年有什么大事？我学过的历史书上，怎么没讲到？”

毛泽东说：“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的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这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孟锦云说：“为什么从这年开头我明白了，可为什么只写到五代就停止了呢？”

毛泽东说：“有人说，这是由于宋代自有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我看这不是主要的。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不好说的事大抵是不敢说的事。所以历代编写史书，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

孟锦云又说：“《资治通鉴》里写了不少皇帝，有些皇帝糊涂得很，可他还当皇帝，真让人不可思议。”

毛泽东说：“中国的皇帝很有意思，有的皇帝很有作为，有的皇帝简直就是糊涂虫，可那是没有办法的事。皇帝是世袭呀，只要老子是皇帝，儿子再糊涂也得当皇帝，这也怪不得他，生下来就是皇帝嘛。还有两三岁就当皇帝，当然要闹笑话。他那个皇帝好当得很，什么事都有人替他办噢。”

孟锦云说：“那种皇帝当然好当，谁都能当。三岁就当皇帝，真是荒唐。”

毛泽东说：“中国历史上有三岁的皇帝，但没见过三岁的娃娃拉着车满街跑，六岁也不行。你说当皇帝与拉车哪个更难啊？皇帝糊涂，当然大臣们就胡来，就拼命地搜刮老百姓。老百姓不服就要镇压，那方法残酷得很，《通鉴》上就有这样的记载。当时有一种刑罚，把人的肚子打开，拖着犯人的肠子走。暴政到了这种程度，老百姓忍无可忍了，就造反，镇压不下去，就完蛋。”

孟锦云又向毛泽东请教了一个问题：“王安石与司马光既是对手，又是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儿？”

毛泽东说：“这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手，王安石要变法，而司马光反对。但在学问上，他俩还是好朋友，是相互尊重的。他们尊重的是对方的学问，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不能因政见不同，连人家的学问也不认帐了。”

孟锦云说：“以前总认为《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一人编写的，现在才知道是几个人合写的。”

毛泽东说：“一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也编写不了这么一部大书。写上名字的是五个人，没写上名字的还不少呢。这个写作班子互相配合，各施所长，一干就是19年，这里还有皇帝的支持。当然，主要是靠司马光，没有他主持，一切都不会有。”

孟锦云听了毛泽东的介绍，情不自禁地说：“这部书真是一项大工程！”

毛泽东也感叹道：“说得对，大工程。司马光可说是有毅力，有决心噢，他在48岁到60多岁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这项大工程。当然，这段时期他政治上不得志，被贬斥，这也是他能完成这部书编写的原因呢。”

孟锦云说：“听说司马迁也是这样，受宫刑之后完成了《史记》。”

毛泽东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会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司马光晚年还做了三个月的宰相，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他便死了。死了之后，还接着倒霉，真是人事无常啊。”

孟锦云说：“人一辈子谁知会碰上什么事，很难预料。我看书里面还讲到，宋朝有了刻版印刷，对出《资治通鉴》起了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说：“自宋朝才有了刻版印刷，以前的书都是靠手抄。要是没有刻版印刷，这书出得来出不来，我看还是大有问题的。看来，成就一件事，要八方努力；而坏一件事，只要一方拆台就够了，建设可比破坏难得多噢。”

孟锦云转了个话题：“为什么那么一部大书，写政治军事的那么多，写经济文化的那么少呢？”

毛泽东说：“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代，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做‘相砍书’，可它比《通鉴》里写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一部大的‘相砍书’。”

孟锦云：“‘相砍书’？可真有意思，‘砍’就是战争吧？”

毛泽东说：“《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吗？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

孟锦云请教道：“古人这么说，现代人也这么说，为什么秀才就不行呢？”

毛泽东说：“因为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以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可以二世三世地传下去，天下永远姓秦。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

但毛泽东又说：“没有秀才也不行，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取天下，治理国家，历代的明君都不离开秀才啊！”

最后，毛泽东总结性地说：“《通鉴》是一部值得再读的好书。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历史知识。还有人说，离不开权术，离不开阴谋。甚至还有人说，搞政治就是捣鬼。我想送给这些人鲁迅先生说的一句话：‘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现在，一部线装本《资治通鉴》仍静静地放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可以说，《资治通鉴》伴随毛泽东走过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毛泽东的中国古史观

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

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

为问何时猜得，

不过几千寒热。

人世难逢开口笑，

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流遍了，

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

但记得斑斑点点，

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

骗了无涯过客。

有多少风流人物？

盗跖庄蹻流誉后，

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歌未竟，

东方白。

这是1964年春，毛泽东填写的词作《贺新郎&#8226;读史》。

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是在读司马迁的《史记》和范文澜所著《中国通史简编》后填写的此词。词中，毛泽东抒发“读史”过程中的强烈感受，表达了他对中国古代社会演进规律的基本观点。

西汉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史记》开头第一篇，就是《五帝本纪》，以“五帝”作为中国历史可以上溯的最早记录。

司马迁记载的“五帝”，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五大圣王。黄帝是在打败了原先统领诸侯的神农氏炎帝，平定了诸侯中反叛作乱的蚩尤以后，才被尊为天子的。

黄帝之后的其他帝王，包括后来的夏、商、周的统治者，都是黄帝的后代。这样一来，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就以黄帝及先前的炎帝作为源头了。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自豪地以“炎黄子孙”自称，说明这一记载深远之影响。

至于“三皇”，司马迁只是在《史记&#8226;秦始皇本纪》里君臣议论帝号时提及过，指的是天皇、地皇、泰皇，但他并没有为“三皇”专门立一篇本纪，可见对于“三皇”事迹，他大概是有疑问的。

司马迁以后，人们又编造出一个盘古，说他是开天地的始祖，出现在“三皇”之前。因此中国就被说成是盘古开天辟地，“三皇”接踵其后，“五帝”相继禅位，然后才出现夏、商、周朝，不断沿袭下来。

怎么认识数千年来代代相传的中国史前史的面目呢？上述种种传说或记载到底可信不可信呢？

从1927年起，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北京西南的周口店山洞里，发现了生活在距今大约50万年前的中国猿人的化石；在山顶洞穴里，发掘出大约1.8万年前的人骨化石、石器等。这一考古发现震惊中外，以至人们在论及人类起源时，都要提及中国猿人事实。因此，所谓“盘古开天地”的传说，显然成了无稽之谈。

毛泽东的这首《贺新郎&#8226;读史》运用唯物史观，以艺术的手法再现中国历史的演变情形。

毛泽东认为，“人猿相揖别”，即人类是从动物不断演变进化而来的。中国远古时代始开天地的是类人猿这种高级动物，不是盘古；从猿到人的进化是通过劳动实现的。人类的历史，当然也包括中国远古史在内，首先以原始社会开篇，经过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这几十万年的漫长时间在人类发展史上，不过是“小儿时节”；而接下来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不过几千寒热”，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只是一瞬间，但生产力发展了，先是青铜器时代，后是铁器时代，因此有“铜铁炉中翻火焰”这一形象化的比喻。

同时，毛泽东还认为，认识中国历史发展演进的过程，不能仅仅满足于熟悉那些“斑斑点点”的“几行陈迹”的记载，还必须把握它的特点，掌握它的规律，认识它的“庐山真面目”。这“庐山真面目”就是：

首先，是劳动创造了人，也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而不是神仙皇帝起作用。“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三皇五帝”这种说法靠不住，不能去相信它。

其次，是劳动人民创造了历史，也推动历史不断向前发展。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奴隶社会里的奴隶对奴隶主、封建社会里农民对地主的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被历代统治阶级捧为“神圣”的“五帝三皇”，不过是欺骗人们的鬼话；被正史记载诬为“盗匪”的奴隶起义的领袖、农民起义的领袖（盗跖、庄蹻、陈涉，以及毛泽东在其他文章中提到过的历次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才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风流人物”。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这篇文章中，对中国古代历史提出一个总体的看法：

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说的主要地是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了大约四千年之久。

这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基本划分。根据这个划分，中国历史在进入近代之前，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

①无阶级的原始社会；

②奴隶社会；

③封建社会。

在该文中，毛泽东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价值，给予了积极肯定：

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

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价值的确认，包括三个基本的方面，那就是：

其一，古代经济发展的成果；

其二，伟大历史人物；

其三，文化典籍。

毛泽东自豪地说，“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同时提供新的论据说，“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毛泽东说：“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这里所说的“自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革命，指的就是反抗、推翻和改造黑暗势力（地主和贵族）的统治的农民起义，而改朝换代的关键，就是这种革命斗争。毛泽东认为：“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同时，毛泽东把反抗外来民族的压迫的斗争，也看做革命传统的一个方面。“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始自周秦，往后延续了3000年左右，并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的经济、政治、文化“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

毛泽东在阐述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时指出，农民身受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生活，并且没有人身自由，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

毛泽东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解释中国古代历史，认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而农民起义是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他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惊人妙语论帝王

惜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

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在他的气薄千古的词作《沁园春&#8226;雪》中，毛泽东激扬文字，一口气评点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这五位中国历史上功业赫赫的帝王。确实，阅读历代帝王传记，评点历代帝王功过得失，是毛泽东读史时的一大偏好。

中国史籍中纪传体较为普遍，“二十四史”便都是纪传体，所以毛泽东读史中很自然地多是读人物传记。在读其他形式的史书时，他的着眼点也多是在人物事迹上。毛泽东不仅熟知众多的历史人物的事迹，而且经常随时随地对历史人物进行褒贬评价。这些评价有的形成文字留在他读过的史书上，有的则是在平时谈话中提到。

历史帝王的事迹，在历代正史中，居于“本纪”的地位，是封建史家们要着意刻画描写的部分。历代帝王本身也是历史人物，不过由于他们的特殊地位，使他们的事迹更加引人注意。毛泽东在读历代帝王本纪时，不但审视他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发挥的历史作用，而且注意他们的才能、品德、作为上的差别，有褒有贬，有取有舍。

在中国古代历代帝王中，毛泽东最重视的是在国家的统一和历史发展中起过重大作用，而长期以来人们对他们的历史地位缺乏公正评价的人物，如商纣王、秦始皇、曹操等。

“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

商朝的亡国之君纣王历来被认为是无道的昏君的“代表”。他“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他又“以酒为池，县肉为林”，“重刑辟，有炮格之法”，因此周武王伐纣时，纣王的军队倒戈，导致商朝的灭亡。

但是，毛泽东却认为，虽然纣王导致了商朝的亡国，但他“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1958年11月，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中，说到商品生产问题，毛泽东联想到商朝。他说：

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了国。史书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这是夸张的说法。孟子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1959年2月，毛泽东又在济南的一次座谈会上说：“龙山文化很有名啊！商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他的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所以以后失败了。” ①

毛泽东对商纣王的评价，主要着眼于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这是以郭沫若的观点为依据的。《史记》也说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是个很能干的人。然而把纣的失败，归之于“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这确实是毛泽东的独特见解。

“秦始皇是个好皇帝”

毛泽东向来十分称赞并且力图改变人们对其形成的固有成见的古代帝王，就是秦始皇。

大概从西汉开始，人们心目中的秦始皇就是“焚书坑儒”的暴君。“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② 何其残暴！所以一般人对秦始皇只有这样的认识：秦始皇焚书坑儒。建国初期，有的民主党派人士还用秦始皇来影射共产党，称共产党是“独裁者”。

但毛泽东并没有对这种压力屈服，他不是极力把共产党与秦始皇两者分开，以回避人们的攻击，而是从重新评价秦始皇开始。

在1958年2月23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

一股风一来，本来是基本上好的一件事，可以说成不好的；本来是基本上一个好的人，可以说他是坏人。比如我们对于秦始皇，他的名誉也是又好又不好。搞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没有人讲他好的，自从资本主义兴起来，秦始皇又有名誉了。但是，共产主义者不是每个人都说秦始皇有点什么好处，不是每个人都估计得那么恰当。这个人大概缺点甚多，有三个指头。主要骂他的一条是焚书坑儒。一个古人，几千年评价不下来，当作教训谈谈这个问题，同志们可以想一想。③

这里，毛泽东让大家“想一想”，实际上观点的基本倾向已经很清楚了。“三个指头”缺点，就是对秦始皇持基本肯定的态度，这段讲话可以说是为重新评价秦始皇作舆论上的准备。

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讲破除迷信的问题，从“厚今薄古”转到了秦始皇的话题。他说：

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时站起来讲话了］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讲话了，这才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④

毛泽东在1958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又说：

要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民主与集中结合起来。⑤

这里，毛泽东似乎不是评价秦始皇个人，而是把他做为一种集中政策的象征，这是从正面来看秦始皇的。

1964年6月在接见外宾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

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应该讲句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

同年8月，在一次谈话时说到黄河流域的水利建设，他又联系到秦始皇，他说：

齐桓公九合诸侯，订立五项条约，其中有水利一条，行不通。秦始皇统一中国，才行得通。秦始皇是个好皇帝，焚书坑儒，实际上坑了四百六十人，是孟夫子那一派的。其实也没有坑光，叔孙通就没被杀么。孟夫子一派主张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对秦始皇；我们有许多事情行不通，秦始皇那时也有许多事情行不通。⑥

此时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评价是相当高的，称他“伟大”，称他“是个好皇帝”，“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这些评价主要还是从秦始皇本身的历史功绩出发的。

在20世纪70年代的那场“评法批儒”运动中，秦始皇被全面抬高，他是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贬低秦始皇就是反对法家路线，甚至指出秦始皇的缺点，就可能被认为是攻击毛泽东。但在毛泽东晚年，他的态度略有改变，主张一分为二地评价秦始皇。

1975年，毛泽东曾对在他身边为他读书的芦荻说：

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地评论。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以后，丧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佚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无聊得很。陈胜、吴广反对暴秦，就包括反对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⑦

这时，毛泽东已经是重病缠身的暮年，他对秦始皇的评价已不像1958年那样充满个人性格特点和政治色彩。这种坚持以一分为二的精神评价秦始皇，在肯定秦始皇的巨大进步作用的同时，也指出他“残酷地压迫人民”的一面，无疑是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人物的态度。

曹操是“真男子”

毛泽东曾经较多评论并主张给其“翻案”的另一位帝王类历史人物，就是魏武帝曹操。

曹操在人们心目中长期以来被视为反面人物，恐怕比秦始皇更有过之。人们从《三国演义》和旧戏舞台上得到的“旷世奸雄”、“白面奸臣”的印象可谓根深蒂固。

卢弼所撰的《三国志集解》中，不少文人对曹操怀着一种厌恶的心情进行批注，不论曹操做的什么事，说的什么话，都要从“奸雄”的角度去评价。毛泽东虽然从小就喜读《三国演义》，但他却认为曹操长期被视为“奸雄”太不公正。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读鲁迅的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时，对鲁迅所说的“其实，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的话深有同感，特别用粗重的红铅笔在旁边划了着重线。

对曹操的许多诗文，毛泽东都多次阅读，反复圈点。当1954年毛泽东来到北戴河，并且要登碣石山时，他对一千七百年前曾来过这里的曹操颇为怀念。当时陪同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回忆说：

1954年夏季在北戴河，休息时他常读诗：“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我问主席这是谁写的诗，很有气魄，主席告诉我是曹操写的《步出夏门行》的第一章“观沧海”。

当徐涛谈到他从小到现在，凡所认识的人都说曹操是奸臣，戏台上也是个“大白脸”时，毛泽东说：

曹操是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个诗人，能文能武，那时封建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三国时代魏蜀吴的魏国就是他建立的，他统一了北方，打击了豪强，施行屯田制，开荒生产、提倡节约，改革了东汉的弊制，使社会稳定，促进了社会进步，难道不该肯定吗？说他奸臣、白脸，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案要翻。

毛泽东还对徐涛说：“曹操能带兵打仗，也能了解民间疾苦，征战环境三十多年，手不释卷，喜读书学习又喜作诗，登高必赋，我喜读他的诗。”“你看曹操的诗气魄雄伟，给人鼓舞。真男子气，是大手笔。” ①

也正是此时，毛泽东酝酿着自己的词作《浪淘沙&#8226;北戴河》：

往事越千年，

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

这首词的字里行间，包含着对曹操的怀念、赞扬之情。

徐涛还回忆说，毛泽东并不是和他一个人谈过评价曹操的问题，他也曾和他的高级俄语翻译李越然谈论过，“对曹操是正面评价的，也是?曹操正名平反，时间大约在1957年”。

1958年，毛泽东阅读了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卢弼撰的《三国志集解》。

裴松之在注文中，引用了《魏武故事》记载曹操于建安十五年（210年）所下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令》中主要叙述自己辗转征战的经历及主要的内心活动，意在表明自己并无取代汉室自立为帝之意，所以让出受封的阳夏、柘、苦三县以解除别人的误会。

曹操还表明，自己常对妻妾们说，待我“万年之后”，你们不论改嫁到哪里，都要为我说明心迹，“使他人皆知之”。

卢弼在注中指责曹操“择言不慎”，“为奸雄欺人之语”。对曹操所说不肯让出兵权，是“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指为“欺人之语”。其他文人的批语中，也有指斥曹操“欲盖弥彰”、“言不由衷”、“志骄气盈，言大而夸”等等。

读到这里，毛泽东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愤，忿然写了这样的批语：

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②

这个批语，旗帜鲜明地否定了那些攻击曹操的言论，认为李白在《望鹦鹉洲悲祢衡》一诗中，对曹操的评价比较接近实际。

1959年3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郭沫若《替曹操翻案》的文章，从学术的角度论证了曹操的历史作用。郭沫若说：“公平地说来，曹操对于当时的人民是有贡献的，不仅有而且大；对于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是有贡献的，不仅有而且大。在我看来，曹操在这些方面的贡献，比起他同时代的人物来是最大的。”

就在郭沫若发表这篇文章的前四个月，毛泽东讲过“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

除了为以上三位帝王类历史人物做“翻案文章”外，毛泽东在他的谈话和批语中还涉及到的古代帝王有：汉高祖刘邦、楚霸王项羽、汉元帝刘奭、汉光武帝刘秀、南朝宋明帝刘彧、南朝梁武帝萧衍、南朝陈后主陈叔宝、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一代女皇武则天、后梁太祖朱温、后唐庄宗李存勖、南唐李后主李煜、北宋太宗赵炅、北宋徽宗赵佶、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明世宗朱厚熜等。

见解独特评名臣

毛泽东作为历史上罕见的政治家、军事家，读史的着眼点也往往是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即他对历史上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有着特殊的感情。

毛泽东在读史籍过程中特别推崇的政治家、军事家有汉代的贾谊、赵充国，三国时的诸葛亮、郭嘉，南北朝时期的陈庆之、韦叡，唐朝的魏征、马周、朱敬则、张说、姚崇，宋代的包拯、岳飞，明代的海瑞、张居正，清代的林则徐、曾国藩等。下面选择毛泽东评点较多的几位名臣略而说之。

“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

诸葛亮是毛泽东谈论较多的历史人物。

诸葛亮（181~234年）是三国时期蜀汉政治家。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字孔明。207年，与刘备说《隆中对》，为刘备定据荆、益二州，联吴抗曹之策，成为刘备主要辅臣。刘备称帝，封承相。刘备死，辅后主刘禅。政事无巨细，咸决之，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曾多次北伐曹魏，后病死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南）军中。葬定军山（今陕西勉县东南）。

早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在《讲堂录》里就说诸葛亮是“办事之人”，并借用杜甫“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作为同学悼词，抒发对诸葛亮的萦念。

延安时期，毛泽东多次提倡人们要学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八个字是诸葛亮《后出师表》中的名言。毛泽东熟诵两个《出师表》，在1939年1月为《八路军军政杂志》撰写的发刊词里，毛泽东说“从前人说，读诸葛《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①

诸葛亮在封建社会被奉为名臣的代表。历史上的诸葛亮确有很多值得后人借鉴处，对此，毛泽东也给予了最大肯定。1950年4月，他在北京中南海对董其武将军说：有人害怕共产党，那有什么可怕呢？共产党心口如一，表里一致，没有私利可图，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我们国家搞好。你看过《三国演义》吧？共产党就是以诸葛孔明的办法办事。那就是“言忠信，行笃敬，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众益”。

毛泽东十分赞赏诸葛亮制定的和戎方法，即少数民族政策。他说：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毛泽东在《三国志&#8226;蜀书&#8226;诸葛亮传》裴松之引《汉晋春秋》的一段注文空白处，划了很多圈子，这条注文记载了诸葛亮七擒七纵彝族领袖孟获，以及在平定南中后大力安排、任用地方豪强为官吏的事迹。他说：“这是诸葛亮的高明处。” ②

毛泽东非常赞赏诸葛亮的“七擒七纵”，把它视为处理民族矛盾的一个方法。

1935年5月初，毛泽东率领红军长征到安顺场，当得知总参谋长刘伯承已妥善处理了和彝族首领小叶丹结盟事，很高兴地询问：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说服了小叶丹呢！

1949年，当习仲勋妥善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二十代千户项谦归顺成功时，毛泽东对习仲勋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1953年8月，当西南军区李达参谋长汇报贵州擒获布依族女匪首程莲珍案时说：这个女匪首，下面要求杀。但毛泽东说：不能杀。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又说：人家诸葛亮擒孟获，就敢七擒七纵，我们擒了个程莲珍，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连两擒两纵也不行？总之，不能一擒就杀。

诸葛亮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智慧的象征。毛泽东肯定诸葛亮的聪明才智。1962年2月，他在和南京炮兵工程学院院长孔从洲谈日益进步的科学技术时，又谈了诸葛亮的兵器改革，说：我们祖先使用的十八般兵器中，刀矛之类属于进攻性武器，弓箭是戈矛的延伸和发展。由于射箭误差大，于是又有了弩机，经诸葛亮改进，一次可连发十支箭，准确性提高了。他征孟获时使用了这个先进武器。可是孟获也有办法，他的三千藤甲军就使诸葛武侯的弩机失去了作用。诸葛亮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藤甲是用油浸过的，于是一把火把藤甲军给烧了。

毛泽东还常以诸葛亮作为智慧力量的象征激励干部和战士。在红军时代，他就多次说：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只要我们有诚心，有耐心，湘粤赣边就能有千个万个“诸葛亮”。动员起来，参加我们的斗争，那我们干出来的事业就一定比当年的诸葛亮不知要伟大多少倍。

客观地讲，历史上的诸葛亮并非小说塑造中的那样全美全能。1959年7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上就说：人的认识是逐步发展的，不可能如同孔明那样，事先安排定锦囊妙计。毛泽东还说：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他在读宋苏洵《权书&#8226;项籍》有关评说诸葛亮“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条时，写下了精彩的批语：

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①

历来史家皆大颂特颂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思路，但毛泽东却奇语惊人，别树一帜，言之成理，堪称卓见。

陈庆之：“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陈庆之传》载于《南史》第六十一卷。毛泽东在该书封面上，用粗重的黑铅笔划了读过两遍的圈记。在目录“陈庆之”三字旁，划了两条着重线。在传记开篇的天头上，连划四个大圈，又用他苍劲的笔迹，醒目地标写着“陈庆之传”四个大字。在第一段介绍陈庆之生平的地方，毛泽东富含深情地批注：

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日在武昌

文内许多地方，毛泽东又圈又点，划满了着重线，足见他阅读之专注和倾情。

陈庆之是南朝梁武帝时出身寒门的著名武将。为人忠正耿直，有胆，有识，有才，建有赫赫武功。

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年），魏徐州刺史元法侩降梁，梁武帝派陈庆之去接应，又让他率军队护送豫章王综入镇徐州。魏十万大军抗拒，都被陈庆之挫败了。后豫章王投奔了魏，陈庆之及时地“斩关夜退”，保全了军队的实力。

大通元年（527年），陈庆之攻打魏国的涡阳，魏派兵增援。有人说：派来的前锋必定是精锐，打胜了算不上功劳，打败了挫伤自己部队的锐气，不如不打。陈庆之说：魏兵是远道而来，征途疲惫，只要我们敢打，没有打不败的道理。他亲自率领五百余兵卒奔击，魏前锋被破。陈庆之迅速占领了涡阳城，与攻城的魏兵，自春至冬，打了“数十百战”。有人想退兵，陈庆之坚决反对。魏在城周围修筑起十三座堡垒，被陈庆之先破了四垒，他把这四座堡垒的俘虏，全都割去了耳朵，让其他九座堡垒的敌兵看，加强威慑力量。又鸣金击鼓，奋勇进击，魏兵大败，涡水为之塞流。陈庆之乘胜又占领了城父。

也正是在这一年，魏国大乱，北海王元颢来降，梁武帝派陈庆之护送他回魏国为帝。陈庆之又屡挫魏军。魏军将领丘大千以精兵七万，分筑九垒抗拒陈庆之。陈庆之从早到午仅半天的时间就攻陷了三垒，魏兵退。魏济阳王元晖业以两万人来救，被陈庆之击败，晖业被擒。魏又派出大量援军，据守荥阳。陈庆之军中很恐慌，他对众人说：“我等才有七千，贼众四十余万，今日之事，意不图存，须平其城垒。”在他鼓动下，战士们勇敢地攻下城池。入城后，又被围，陈庆之率精兵三千人大破之，魏军逃散降服。陈庆之护送北海王元颢以来，“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无前”。

陈庆之破关斩将、所向无敌的英雄战绩，充分体现了他的果敢机智和军事才能。这是军事家毛泽东多次阅读他的传记的根本原因。

1969年，毛泽东已是76岁的老人，远离战争年代也已二十年，他自己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威武雄壮的经历，为陈庆之的事迹所引发，从而心驰“神往”古战场，产生“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千古共鸣。难怪他对“此传”要反复阅读呢！

“马周才德，迥乎远矣”

毛泽东在读《旧唐书》和《新唐书》时，对于《马周传》都十分重视，在许多地方划了浓密的圈点，有的地方加旁圈，有的地方在天头上加三个圈。

唐太宗贞观年间，是被史家谀为太平盛世的时代，但是马周却以犀利的政治眼光，于太平中看到潜伏的危机，并敢于上疏直陈于皇帝面前。毛泽东读了《新唐书》上这篇奏疏，于书上批道：

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

马周的奏疏所以不是“纸上空谈”，在于他针对时弊，指出了切实的问题。

马周指出当时国家形势并不稳定，百姓负担沉重，劝谏唐太宗吸取隋炀帝的教训，才能长治久安。他说：“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还，往来远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四五年来，百姓颇嗟怨，以为陛下不存养之。”马周指出了这种状况的危险性：“自古黎庶怨叛，聚为盗贼，其国无不即灭。人主虽悔，未有重能安全者。”马周的这番话，不啻于向唐太宗提出了一个严重的警告。

马周以历史为鉴，指出“夏、商、周、汉之有天下”，多者八百余年，少也四五百年，主要由于“积德累业，恩结于人”，而“自魏、晋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主要由于“创业之君，不务仁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所以“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他直陈太宗“虽以大功定天下，而积德日浅”，所以应“隆禹、汤、文、武之道”，“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才能“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

马周对当时的吏治也提出了尖锐批评，要求改革只重内官，忽视县令、刺史的选官的弊病。他说：“臣闻天下者，以人为本。必也使百姓安乐，在刺史、县令耳。县令既众，不可皆贤，但州得良刺史可矣。”他批评当时选官，“独重内官，县令、刺史颇轻其选。又刺史多武夫勋人，或京官不称职始出补外”，这样必然会使“百姓未安”。

马周的政见得到了唐太宗的赞赏，也得到同僚的称许。唐太宗说：“我于马周暂不见，则便思之。”中书侍郎岑文本则说：“吾见马君论事多矣，援引事类，扬搉古今，举要删芜，会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减。听之靡靡，令人亡倦。”这也许就是毛泽东把马周的奏疏视为“第一奇文”的原因吧！

马周出身比较低微，“少孤，家寠狭”，“落拓不为州里所敬”。后辗转到京师，借住中郎将常何家，由于替常何代拟了二十余条评论政治得失的意见而被唐太宗发现，从此成为备受信任的股肱之臣，为开创“贞观之治”贡献了重要力量。

毛泽东对马周的才德评价很高。《新唐书》作者欧阳修评论说：“周才不逮傅说、吕望，使后世未有述焉。”毛泽东却认为商王武丁时的相傅说和辅佐周武王灭商的吕望（即姜太公）比不了马周。他说：

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①

马周饮酒有海量，青年时期曾“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独酌”。他在48岁时便因病而死，毛泽东认为他所以不能长寿，是由于“饮酒过量，使不永年” ②，对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的英年早逝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惋惜之情。

Table of Contents

前 言

毛泽东论国学

毛泽东治国学之法

毛泽东式的古为今用

“六年私塾”奠定国学基础

毛泽东对《论语》烂熟于胸

毛泽东妙用《论语》句典

从崇信到批判——毛泽东评价孔夫子(1)

从崇信到批判——毛泽东评价孔夫子(2)

从崇信到批判——毛泽东评价孔夫子(3)

《孟子》的“民为贵”与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引用最多的经典——《春秋左氏传》

毛泽东最钟爱的经典——《诗经》

《周易》与毛泽东的“两点论”

毛泽东活用《尚书》句典

毛泽东谈《中庸》中的思想

《礼记》大同理想对毛泽东的影响(1)

《礼记》大同理想对毛泽东的影响(2)

“掌上千秋史”

骋目于“二十四史”

《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

毛泽东的中国古史观

惊人妙语论帝王

见解独特评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