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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飞行员

作者：〔法〕圣埃克苏佩里

译者：马振骋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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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小传

译序 黑色空中芭蕾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圣埃克苏佩里小传

圣埃克苏佩里1900年出生于法国一个没落贵族的家庭。父亲是保险公司职员，母亲懂音乐，爱绘画，很有艺术素养。圣埃克苏佩里的童年过得很愉快，中学时代是在瑞士度过的，1917年回国。1919年投考海军学校失败，在巴黎美术学院学美术。1921年参加空军，受训后派往当时法属摩洛哥学习飞行，获证书。1923年复员回巴黎。这时他开始写作。

1926年9月圣埃克苏佩里考上设在图卢兹，哺育了法国最早一代民航飞行员的拉泰科埃尔航空公司。他年轻有为，热心大胆，深受上级器重。后来他调往非洲撒哈拉西部朱比角中途站。当时撒哈拉西部有三种势力：法国、西班牙和阿拉伯抵抗部落。三方面的关系有时相当紧张。飞机迫降在沙碛上，飞行员常有渴死、遭虐杀、扣作人质的危险。圣埃克苏佩里一无自卫手段，二无人生保障，凭诚意、机智和胆略，赢得摩尔人的信任，争取到西班牙人的合作，多次给处境危困的机组提供有效的帮助。在朱比角一间小木屋里，两只汽油桶上加一块木板，他写出了《南方邮航》（1928）。

1929年，他到南美洲开辟新航线。阿根廷巴塔哥尼亚气候严酷，经常飞沙走石。圣埃克苏佩里负责境内里瓦达维亚到彭塔阿雷纳斯那一段航线。1931年在阿根廷他和擅长雕塑的康素罗·桑星结婚。同年年底发表《夜航》，获费米娜文学奖，在文学界声名鹊起。

1936年西班牙爆发内战。圣埃克苏佩里去那里为巴黎两家报馆撰写通讯报道。1938年又登上飞机尝试接通纽约到麦哲伦海峡附近火地岛的航线，不幸又告失败，还身负重伤，在纽约长期治疗。1939年发表《人的大地》，获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

不久，同盟国和轴心国在欧洲正式宣战。圣埃克苏佩里是空军后备役上尉军官。他已39岁，作为空军飞行员已经太老，但是他不愿意到情报处工作，再三要求转入战备役，编入侦察部门。1940年，法国贝当政府跟纳粹德国签订停战协定。圣埃克苏佩里不久退役，回到失败主义气氛弥漫的巴黎，苦闷彷徨。12月他听从好友莱翁·维尔特的劝告，下决心到美国去看能为苦难的祖国做些什么。在美国，法国戴高乐派和维希派争斗激烈，圣埃克苏佩里无所适从。苏联宣布对德作战，初期节节败退，放弃大面积土地，他振笔疾书，写成《空军飞行员》，描述他在国内阿拉斯上空的一次侦察飞行，让世人明白敢于作出牺牲的失败孕育着日后取得胜利的种子。

他不甘心在艰苦抗战中坐等胜利来临。1944年3月到了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卡富塔，向同盟国地中海空军司令部要求参加战斗，感动了地区作战司令美国的艾拉·埃克将军，批准他回到已迁至撒丁岛的原部队，进行五次侦察飞行。他进行了八次还不歇手。7月31日，他要执行他的第九次任务，目的地是他童年的故乡里昂东面的空域。那天风和日丽，圣埃克苏佩里精神抖擞地登上座舱，从科西嘉岛东北的博尔戈起飞，进入地中海上空后，竟像他书中的小王子一样，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事情已经过去七十多年，虽然多方努力调查，也没有找到作家的遗体和飞机残骸。圣埃克苏佩里罹难的时间、地点、原因始终是个不解之谜。

战后，法国连续出版了圣埃克苏佩里的作品，其中有《要塞》（1948）、《青年时代的信札》（1953）、《笔记》（1953）、《给母亲的信》（1955）、《生命的意义》（1956）。

圣埃克苏佩里进入航空界，是他人生的转折点，这使他这个少不更事的青年，步入一个需要高度责任心和冒险精神的领域，渐渐走上光辉的人生历程。圣埃克苏佩里和他的同事，横越浩瀚沙漠，苍茫大海，巨峰林立的安第斯山脉，既锻炼了意志，又充实了思想，他从空中看到地球，只是依托在山、沙、盐碱组成的底座上，生命在上面只是像瓦砾堆上的青苔，稀稀落落的，在夹缝中滋长。在这块狭窄的背景前历史上发生过多少人间悲喜剧，产生了多少爱和恨。其实，文明有时像夕阳余晖似的，非常脆弱，一次火山爆发、一次海陆变迁、一场风沙都可以使它毁灭无遗。

飞机愈飞愈高，航线愈飞愈远，都要回到地面又重新起飞，也没有最终的目的地，这也象征了圣埃克苏佩里的思想与作品。根据圣埃克苏佩里的人生哲学，个人应该首先通过行动建立自己的本质。人的品质是以本人与他人的关系而确定的。这样做的同时，是向着人（即我们所说的“大写的人”）的方向前进，达到理想中的自我完成。人的观念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人的上升日臻完善。因而，人的一生是人的成长过程，人生只有一条道路，一个途径，走向人的境界，而人又是在永恒中不断完美的形象。

译序　黑色空中芭蕾

1939年9月3日，英法两国宣布与德国处于战争状态，由此开始了20世纪的第二场世界大战。德国此前吞并一部分波兰领土，感到兵力准备还不够充分，气候条件也不理想，并不急于进攻法国。法国军队也就躲在自以为是天堑的马其诺守线后面，采取守势。双方不进不退，不战不和，僵持到第二年5月，史称“奇怪的战争”。

名称虽然如此，但是对于圣埃克苏佩里的任务决不是“奇怪”两字那么轻松。他由邮航班机飞行员，转为空军飞行员。作为后备役上尉军官，三十九岁，他早已超龄，不适宜驾驶军用飞机，但是他再三要求，被编入了侦察部门。德国空军虎视眈眈，随时起飞截击，法国空中侦察飞行也愈来愈危险，在短短三周内他所属的侦察部门总共23个机组就损失了17个。

1940年5月，德国进行闪电战，机械化师长驱直入法国北部。6月17日，贝当政府向德国请求停战。22日在贡比涅签订停战协定，规定法国军队解除武装，法国五分之三领土移交给德国管理。圣埃克苏佩里复员。他说：“在希特勒统治的地方没有我的位子。”他觉得自己最好的报效祖国的方法，就是写文章获得最大量的读者，争取美国的参战。

他取道葡萄牙坐船，在1940年的最后一天到了美国纽约港。却不料不久看到美国人的精神状态，一如慕尼黑协定签订后的法国，绥靖主义思想浓重，舆论也相当混乱。纽约法国社团内也分为三派：维希派、戴高乐派和中间派，关系错综复杂，内斗激烈，是法国国内政治派系斗争的延伸。圣埃克苏佩里号召法国人团结一致对抗纳粹，反而受到各方的攻击与污蔑。

那时，他的《人的大地》（在美国书名为《风沙星辰》）与美国本土作家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正在美国畅销，他也成为名人。当巴黎陷落，法国投降，全世界为之震惊，认为是欧洲伦理与文明的崩溃，报上赫然大字标题：法兰西已不再存在。

美国知识界等待法国作家挺身而出，表明自己的态度，解释法国的沦亡。但是法国作家大多数保持沉默。

圣埃克苏佩里在纽约写文章，开讲座，大声疾呼，毫无效果，过着平生最痛苦与无奈的流亡生活。他于是深居简出，写成《空军飞行员》，1942年1月在纽约出版（美国书名为《飞往阿拉斯》），叙述他1940年5月23日在北方阿拉斯上空的一次侦察飞行，从焦虑开始，最后接受牺牲而使人物升华，让世人明白敢于接受牺牲的失败孕育着日后取得胜利的种子，法国人也是好样的。

其实这与其他多次侦察飞行一样是个送死的任务，但是圣埃克苏佩里文章中完全以一个中学生似的天真，夹叙夹议，用诙谐的比喻来描写身处绝境而又不服输的悲愤心情，这在美国非常打动人心。

《空军飞行员》的出版引起极大反响，因为法国投降还是个热门的话题，美国读者也已经等待很久，一年多内在美国图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连政界权威人士也纷纷发表评论。美国报刊一致赞扬是这场战争以来的第一部大作品，是毫无异议的杰作，“在失败与流亡的阴暗岁月中一部值得骄傲的法国书”。他们看到了一个深层次的法国，不同于节节败退的参谋部留给世人的印象。法国人用刺刀在对抗纳粹德国的坦克，爱德华·维克斯1942年4月在《大西洋月刊》中写道：“一位战士的信条，一位行动中飞行员的历史，这本书与丘吉尔的演说，是民主国家对希特勒《我的奋斗》做出最好的回答。”

然而法国人对这部书的态度则颇有讽刺意味。在纽约少数只写文章没有行动的“超级爱国者”认为这部书是为贝当开脱。

圣埃克苏佩里把法语稿子寄给巴黎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社将其送到德国当局宣传科审查，海勒中尉删去一句“希特勒，他发动了这场白痴的战争”[1]后签字同意出版。维希政府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在法国被占领区，文人则对其提出最严厉的批评。

后来有法国作家向德国当局告密，书中一位犹太裔上校，名伊斯拉埃尔[2]，又有一只犹太人的鹰钩鼻，大受圣埃克苏佩里的赞扬，是明显的反对德国纳粹当局的灭犹太政策，在为国际犹太财阀政治集团招魂。《空军飞行员》后来遭到维希政府禁止。在戴高乐派占统治地位的北非居然也把它视为禁书。

但是《空军飞行员》却在法国本土私下流传，抵抗时期鼓励着法国抵抗战士、游击队员和普通人的士气。

第一章

我肯定做梦了。我在一所中学。十五岁。耐心解答我的几何题。两肘撑在黑色书桌上，斯斯文文地用圆规、尺、量角器。我好学，安静。有几位同学在旁边低声说话。其中一位在黑板上排出一串数字。另外几位贪玩的，在打桥牌。我时时在梦境中愈陷愈深，向窗外望上一眼。一根树枝在阳光中缓缓摆动。我望了很久，成了一个分心的学生……享受这份阳光，如同感到书桌、粉笔、黑板散发的这种童年气息，我都觉得高兴。我躲在受人关怀的童年中是多么快活！我知道，首先是童年、中学、同学，然后有一天接受考试。领取文凭。愀然不安地跨过某一道门廊；过了这道门廊，一下子成人了。那时，踩在地上的脚步重了。走上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跨出了人生道路上的最初几步。终于要在真正的对手面前试身手。尺、量角器、圆规，用来建设世界，也用来战胜敌人。再见了，游戏！

我知道，中学生一般不怕面对人生。中学生跃跃欲试。成人生活中的苦恼、危难、辛酸吓不倒一位中学生。

我却是一位奇怪的中学生。我这个中学生，知道自己生活在幸福中，不那么急于去面对人生……

杜泰特走来。我留住他。

“你坐这里，我给你玩一套扑克戏法……”

我把黑桃A给他找了出来，挺开心。

杜泰特在我对面，坐一张跟我一样的黑色书桌，晃着两条腿。他笑了。我谦虚地微微一笑。贝尼珂也上我们这里来了，手臂围住我的肩膀：

“怎么啦，小伙子？”

我的上帝，这一切多么亲切！

一位学监（是学监吗？……）打开门，召去两位同学。他们放下尺、圆规，站起身，往外走。我们目送他们出去。对他们来说，中学时代完了。人家把他们抛入了人生。他们的科学知识将有用武之地。他们将像成人，在对手身上试验自己的聪明才智。中学是个怪地方，每个人都要先后离开的。没有依依惜别。那两位同学看也没看我们。可是人生的机缘很可能把他们送往比中国还远的地方。甚至要远得多！中学以后，生活驱使大家四方奔波，他们敢说后会有期吗？

我们这些还留在温暖平安的孵化器中的人，低下了头……

“听着，杜泰特，今天晚上……”

但是，同一扇门第二次又开了。我像听到了判决书。

“圣埃克苏佩里上尉和杜泰特中尉，少校有请。”

完了，中学时代。这是人生。

“你早就知道要轮到咱们啦？”

“贝尼珂今天早晨飞过了。”

我们肯定是去执行任务的，既然他们召我们去。五月底，正是我们全面撤退、一败涂地的时候。他们牺牲机组，就像朝森林大火里浇几杯水。一切都在分崩离析，怎么还计较风险不风险呢？我们还算是法国全境空军侦察部门的五十个机组。五十个三人一组的机组，其中二十三个机组属于我们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三星期中，我们二十三个机组损失了十七个。我们像蜡似的熔化了。昨天，我跟加瓦勒中尉说：

“这件事我们到战后再看。”

加瓦勒中尉回答我说：

“我的上尉，您总不见得妄想战后还活着吧？”

加瓦勒不是在说笑话。我们知道，他们除了拿我们往火堆里扔，不可能做别的，即使扔了也没有用。我们是全法国仅有的五十个机组。肩负法国军队的全部战略任务！大森林在燃烧，灭火的才只几杯水，就拿来做祭礼吧。

这没错。谁想到埋怨啦？哪一个听到我们的人有过别的回答，除了，“好的，我的少校。”“是的，我的少校。”“谢谢，我的少校。”“明白，我的少校。”这场战争后期[3]，有一个印象盖过其他印象。那就是荒谬的印象。一切都在我们身边崩溃。一切都在覆灭。无一幸免，使死亡本身也显得荒谬。在这场天翻地覆中，死亡也缺乏严肃性……

我们走进阿利亚斯少校屋内。（他今天还在突尼斯指挥同一个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

“你好，圣埃克苏佩里。你好，杜泰特。请坐吧。”

我们坐。少校把一张地图摊在桌上，转身对值勤士兵说：

“给我把气象报告找来。”

然后他用铅笔轻轻敲桌子。我观察他。他满脸倦容。他没有睡过。他坐车来回寻找一个幽灵参谋部——师参谋部、军分区参谋部……他企图跟一个不发零配件的军需库斗争。公路上陷进了不可开交的交通阻塞。也组织了最近一次迁移，最近一次驻扎，因为我们变换驻地，像一批穷光蛋，背后老有不徇情面的执达员紧追不舍。阿利亚斯每次也总能把飞机、卡车、十吨器材平安转移。但是我们猜他累得筋疲力尽，气性很大。

“嗯，事情是这样……”

他不停地轻轻敲桌子，眼睛不朝我们看。

“这不大好办……”

接着他耸肩。

“这是个不好办的任务。但是参谋部他们坚持要办。他们非要办不可……我表示了自己看法，他们还是要办……就是这么回事。”

杜泰特和我望着窗外静静的天空。我听到母鸡咕咕声，少校办公室设在一家农庄，就像情报室搬进了一所学校。我不会用夏天、成熟的果子、长肉的小鸡、茁壮的小麦去排斥眼前的死亡。也看不出夏天的宁静在哪方面可以否定死亡，事物的温情又在哪方面是一种讽刺。但有一个模糊的念头：“这是一个七零八落的夏天。一个出了故障的夏天……”我见过遗弃的打谷机。遗弃的割捆机。路沟内遗弃的坏车辆。遗弃的村子。逃亡一空的村里有口井漏水。人用了多少心力才得到的清水，而今淌成了水塘。突然眼前出现一个荒谬的印象。钟停了的形象。普天下的钟都停了。乡村教堂的钟。车站的钟。空屋内壁炉上的钟。这家店主逃走的钟表铺前，这满满一架钟的骷髅。战争……没有人再给钟上弦。没有人再收甜菜。没有人再修车厢。水是解渴的，是给村女洗礼拜天穿的美丽花衫的，而今在教堂前泛滥成一片沼泽。人竟然死在夏天……

我好似生了病。医生刚才跟我说：“这不大好办……”就该想到公证人，想到留下的人。杜泰特和我两人实际也明白，这次是去执行一项敢死队任务：

“鉴于目前的形势，”少校最后说，“大家不能过分考虑风险……”

当然。大家“不能过分”。谁也没错。我们感到郁郁不乐——没错。少校感到为难——没错。参谋部下命令——也没错。少校面露不悦，是因为这些命令下得荒谬。这我们知道，参谋部本身也清楚。参谋部下命令，是因为它必须下命令。战争期间，参谋部的工作就是下命令。它把命令下给英俊的骑兵，在现时代下给摩托兵。哪里有混乱与绝望，哪里就有一个英俊的骑兵翻身跳下冒着热气的马背，他指示未来，像三博士的星光[4]。他带来真理。命令可以重建世界。

这，就是战争的图像。战争色彩的画片。各人都费尽心机要使战争进行得像战争。诚心诚意。各人都努力按照规则玩。这样去做，或许还有可能使得这场战争真的像一场战争。

为了使战争像战争，他们并没明确的目的就拿机组去牺牲。没有人承认：这场战争什么也不像，一切都无意义，哪个图像也对不上号，大家一本正经牵动的是一些已与木偶断了联系的线绳。参谋部信心十足地发出一些哪儿都到达不了的命令。他们要我们提供一些不可能搜集的情报。飞机没有能力担当向参谋部说清战争的任务。飞机通过空中观察，可以核实某些假设。但是，现在连假设也没有。事实上，他们在敦促五十个机组，给一场没有面目的战争描绘一副面目。他们找上我们，就像找上用纸牌算命的相士。我看看我的相士——观察员杜泰特。他昨天向师部的一位上校提出异议：“离地十米，时速五百三十公里，我怎么给您确定敌人的阵地？”“喔，哪里向您开炮，您总看得见吧！要是有人向您开炮，说明这阵地是敌人的阵地。”

“争过以后我真笑坏了，”杜泰特最后说。

因为法国士兵还没见过法国飞机。从敦刻尔克到阿尔萨斯，分布着一千架法国飞机。说得明白些，是融化在无限中了。因而在前线，有飞机呼啸而过，肯定是德国的。趁飞机没扔炸弹以前要努力把它打下来。飞机呼隆一响，应声而起的是急速的机枪和高射炮。

“靠这种方法，”杜泰特说，“可见他们的情报有多么可贵！……”

他们会重视的，因为按照战争的图像，应该重视情报！……

本该如此，但是战争也是七零八落的。

幸而——我们知道——我们的情报一点不会受到重视。我们没法把情报往上送。公路堵塞。电话不通。参谋部早已紧急迁移了。敌人阵地的重要情报竟是敌人自己提供的。几天前，我们在拉昂附近谈论战线的可能位置。我们派了一名中尉联络官去找将军。在我们的基地与将军所在地的半路上，中尉的汽车撞见了横在公路上的一辆压路机，压路机后面掩藏着两辆装甲车。中尉转身就走。但是一梭子机关枪子弹把他当场打死，司机受伤。装甲车是德国人的。

***

实质上，参谋部像一名桥牌手，有人在邻室问他：“我这张黑桃Q怎么打？”

这位受隔离的人耸耸肩，不知道这副牌的前前后后，他回答什么？

但是参谋部没有权利耸肩。它若掌握人力、物力，只要战争不止，就要把人力与物力投入行动，指指点点，尝试一切机会。虽然是盲目的，参谋部必须行动与指挥行动。

但是，不顾前后地分配黑桃Q一个角色，这事难。我们已经看到——最初惊奇地，后来又见怪不怪地——山崩地裂开始时找不到事可做了。人们以为失败者淹没在问题的急流中，要解决这些问题，把他们的步兵、炮兵、坦克、飞机折腾得死去活来……但是，失败首先是掩盖了问题。他们对这副牌一无所知。不知道把飞机、坦克、黑桃Q用到什么地方去……

他们绞尽脑汁给它找了一个有效的角色，然后随便往桌上一摊。这引起周围一阵尴尬，不是兴奋。只有胜利才洋溢兴奋情绪。胜利组织力量，胜利建设世界。人人都会气吁吁地把自己的石头搬来。

但是失败却使人沉浸在一种支离破碎、厌烦，尤其是徒劳无益的气氛中。

因为首先，要求我们完成的任务是徒劳无益的。一天比一天更徒劳无益。更血腥，更徒劳无益。那些下命令的人，没法拦住山坡往下滑，只得把最后几张王牌摊到桌面上。

杜泰特和我是王牌，我们听少校的。他向我们披露下午的计划。他派我们在一万米高空飞行，返回时在七百米低空飞越阿拉斯地区的坦克屯留地，说话口气像在跟我们说：

“你们给我沿右边第二条路，走到第一座广场角落上；那里有一家烟铺，你们给我买几包火柴……”

“好的，我的少校。”

这个任务，既不比别的有用，也不比别的无用。交代任务的语言，既不更有情，也不更无情。

我心里说：“敢死队任务。”我想……我想起许多事。我等到夜里——要是还活着——再来思考。但是活……任务好办时，三个机组可以回来一个。任务有点“不好办”时，显然回来更难了。但是，在这里，少校办公室内，死亡在我看来并不威严、壮观、英勇、摧人肝肠。死亡只是混乱的一个迹象，混乱的一个结果。大队要失去我们，就像人家在铁路上仓皇换车时失去几件行李。

这不是说我对战争、死亡、牺牲、法国不在想，我是缺乏主导的观念、明确的语言。我的思想充满矛盾。我的真理是一片片碎的，我也只能一片片碎的去看。要是还活着，我等到夜里再思考。可爱的夜。夜里理智睡觉了，只有事物还存在。真正重要的事物会恢复原形，经过白天分析的摧残依然幸存下来。人拼合了碎片，又成了风吹不动的树。

白天是用于闹家庭纠纷的，但是夜里，吵吵嚷嚷的人又找回了爱。因为爱比口角更伟大。人倚窗前，在星空下，又要为熟睡的孩子、日后的面包、妻子的安眠负责——她躺在那里，多么不耐风霜、娇弱、难以久留。爱，是不容讨论的。它存在。黑夜来吧，让我见见某些值得爱的明证！让我思索文明，人的命运、本国人的友情。让我愿为某种迫切、虽则可能还未显现的真理服务……

此刻，我完全像个六神无主的基督徒。我偕同杜泰特，老老实实扮演我的角色——这是肯定的——但是像在拯救已不具有内容的仪式。因为神已走了。我将等到黑夜，要是还活着，漫步走上那条横贯村庄的大路，如我喜爱的独来独往，弄明白为什么我应该去死。

第二章

我梦醒了。少校提出一条奇妙的建议，出乎我的意料：

“这任务您嫌太麻烦……您觉得身体状况不佳，我可以……”

“哪儿的话，我的少校！”

少校也知道，这一条建议是荒谬的。但是，机组不回来时，大家就会回想起出发时脸上的严肃神情。大家把这种严肃神情看成一种预兆。责备自己没把它当回事。

少校的顾虑使我想起了伊斯拉埃尔。前天，我在情报室窗前抽烟。我从窗口窥见他时，他正匆匆走路。他的鼻子通红。一只标准犹太人的红鼻子。伊斯拉埃尔的红鼻子突然令我一震。

这位正被我盯着鼻子看的伊斯拉埃尔，我对他情谊很深。他是队上最勇敢的飞行员之一。最勇敢的人之一，也是最谦虚的人之一。人家对他说犹太人谨慎小心，老说老说，使他把自己的勇敢也误以为是谨慎小心了。要做胜利者确实要谨慎小心。

是的，我注意到他的大红鼻子，红光只是闪了一闪，因为把伊斯拉埃尔和他的鼻子带走的脚步动得太快了。我转身对加瓦勒说，绝没一点开玩笑的意思：

“他怎么生了这么一个鼻子？”

“是他妈给他生的，”加瓦勒回答。

但是他又说：

“奇怪的低空任务。他要走了。”

“啊！”

这天晚上，我们再也不等待伊斯拉埃尔返航时，我自然而然想起了这个鼻子，耸立在一张没有表情的面孔中央，独个儿灵巧地表示出最沉重的心情。命令伊斯拉埃尔出发的要是我，这个鼻子的形象会在我的心头萦绕不去，像一声谴责。伊斯拉埃尔听到出发的命令，当然不会有其他回答，除了“是的，我的少校。好的，我的少校。明白，我的少校”。伊斯拉埃尔当然不会让脸上肌肉有一丝抖动。但是，慢慢地，隐隐地，偷偷地，鼻子亮了。伊斯拉埃尔可以控制脸部的表情，但是控制不了鼻子的颜色。鼻子在静默中没规没矩地代他打抱不平。鼻子瞒过伊斯拉埃尔，向少校表示强烈不满。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少校不喜欢派他认为因预感而沮丧的人出去。预感几乎没有准的，但是确使军事命令带有一种判刑的意味。阿利亚斯是一位领导，不是一位法官。

那天，T军士就是这样。伊斯拉埃尔有多么勇敢，T也就有多么胆小。我认识的人中间，他是唯一真正感到害怕的人。他们向T下达一条军事命令，会在他心中引起一阵奇异的、自下而上的晕眩。这是一种简单的、压不住的、缓慢的东西。T的身子从脚到头慢慢发僵。脸上不沾任何表情，眼睛开始发光。

伊斯拉埃尔的鼻子依我看是大大发愣——对伊斯拉埃尔可能会死这事发愣——同时又愤愤不平。T与他相反，没有一点内心活动。他不作反应：他是在蜕变。他们把话跟T讲完，发现的只是把他心中的焦虑点着了。焦虑开始在他脸上映出一层均匀的亮光。T从那时开始，像是什么也奈何他不得了。大家觉得宇宙与他之间，有一片冷寂的沙漠在逐渐扩大。我在谁的身上也没见过这种形式的灵魂出窍。

“那天我不应该让他走的，”少校后来说。

那天，少校向他宣布上飞机的命令，后者不但脸色没有变白，反而笑笑。只是笑笑。刽子手实在太放肆的时候，受刑的人可能也是这样做的。

“您不舒服。我代您去……”

“不，我的少校。既然轮到我，我就该去。”

T立正在少校面前，直盯着他，没有一点动作。

“要是您感觉对自己没把握……”

“轮到我了，我的少校，轮到我了。”

“别那么说，T……”

“我的少校……”

那个人像一整块墩子。

阿利亚斯说：

“那时我就让他走了。”

后来的事得不到任何解释。T在机上是机枪手，遭到一架敌歼击机的袭击。但是，歼击机上机枪卡住了，只好往回飞。飞行员和T两人一直谈到基地附近，飞行员没有注意到任何异常迹象。但是离目的地还有五分钟，他问的话没有人回答。

晚上，大家发现T的脑壳被飞机尾翼撞裂。他在危急条件下快速跳伞，这事发生在我方上空，当时已无危险的威胁。歼击机的来临如同一声不可抗拒的召唤。

“穿衣服去吧，”少校对我们说，“五时三十分进入上空。”

“再见，我的少校。”

少校做了个含糊的动作表示回答。是迷信吗？看到我的烟熄了，我又在口袋里搜不着时：

“您怎么总不带火柴？”

这，倒说得不错。我在这声道别中跨出门，问自己：

“我怎么总不带火柴？”

“这任务叫他也为难，”杜泰特表示自己的看法。

我则想：他才不在乎呢！但是我这句不公正的赌气话，不是针对阿利亚斯说的。令我反感的是有件事很明显，然而谁都不承认：智慧的生命时断时续。唯有聪明的生命贯穿始终，或差不多贯穿始终。我的各种分析机能变化不大。智慧考虑的不是事物，而是事物内在联系的意义。是深入观察到的面目。智慧从形的观察发展到神的观察。爱自己产业的人会经历这一时刻：发现产业只是一堆错落不齐的物件的凑合。爱妻子的人会经历这一时刻：看到爱情只是操劳、嫌隙和束缚。欣赏某乐曲的人会经历这一时刻：体验不到其中的情趣。比如说现在，我经历这一时刻：不再理解自己的国家。国家不是山河、风俗、财富的总和，这些是我的聪明所能领会的。国家是一个本质。我经历这一时刻：发现自己对本质是盲目的。

阿利亚斯在将军那里讨论了一整夜的纯逻辑。纯逻辑会毁掉智慧的生命。接着，他因在公路上对付没完没了的交通阻塞而耗尽了力气。接着，回到大队遇到千百桩具体困难，这些困难如同无法阻挡的滑坡，产生千万种影响，一点一点销蚀你的身心。最后，他召我们去，要把我们抛出去执行一项办不到的任务。我们是一场大混乱中的物件。我们，不论是圣埃克苏佩里还是杜泰特，对他来说，不是生来对事物就有独特的看法，就有独特的思想、走路、饮酒、笑的方式。我们是一座大建筑物上的砖瓦。大建筑物的整体必须假以时日，静下心来，后退几步才能看到。我若染上一种癖好，阿利亚斯看到的只是癖好本身。他派往阿拉斯的只是一种癖好的形象。在这成堆的问题中，在这场山崩地裂中，我们自己也四分五裂。这个声音。这个鼻子。这个癖好。零星碎片是不会令人动心的。

这里谈的不是阿利亚斯，谈的是所有的人。在殡葬这类苦事中，我们爱的是死者。我们接触不到死亡。死是件大事。死是人与死者的观念、物件、习惯建立的一个新关系网。死是世界的一种新安排。表面没有变化，实际一切不同了。书的页码还是相同，但是内容全非。为了体会死，必须想象我们需要死者的时刻。那时，他令人怀念。想象他可能需要你的时刻。但是他已不再需要我们了。想象朋友来访的时刻。发现这个时刻是空洞的。我们应该从远景来看待生命。但是殡葬那天，既没有远景，也没有空间。死者还是四分五裂的片断。殡葬那天，我们忙于奔波，跟真朋友、假朋友握手，操心物质问题。只是到第二天，死者才在静默中死去。他将向我们显示出完整的形象，然后形象完整地从我们的实体中消失。这时，我们才为这个远走而又未能挽留的人号啕大哭。

我不喜欢把战争作漫画式处理。久经沙场的老兵不流一滴眼泪，感情压在心里，说几句尖刻的牢骚话。这是不真实的。老兵不会作假。他若说一句牢骚话，是因为他想到的就是一句牢骚话。

绝不是人的品质出了问题。阿利亚斯少校非常重感情。我们不回来，他可能比谁都难受。只要涉及的是我们，不是一大堆纷乱繁杂的琐事。只要让他静下心回忆往事。倘若今夜尾随我们不舍的执达员逼我们搬家，纷如雪片的问题中一辆卡车轮子出了故障，就会把我们的死期往后推。阿利亚斯也会忘了难受。

因而，我出发执行任务，想的不是西方与纳粹主义的斗争。想的是眼前琐事。想到七百米低空飞越阿拉斯这件事荒谬。想到要我们去弄到的情报一无用处。想到我慢吞吞穿上飞行服，像打扮好了去见刽子手。还想到我的手套。我去哪个鬼地方找我的手套？我把自己的手套丢了。

我再也见不着我居住的大教堂了。

我穿上衣服去侍奉一位死去的神。

第三章

“你快一点……我的手套在哪儿？……不……不是这一副……在我的包里找……”

“没找着，我的上尉。”

“你是个笨蛋！”

他们都是笨蛋。这个人，找不到我的手套。希特勒，他发动了这场白痴的战争。还有那个，参谋部的，死心眼儿地要人去低空侦察。

“我向你要支铅笔。我向你要支铅笔要了十分钟啦……你没铅笔？”

“有，我的上尉。”

聪明人在这里。

“在铅笔上系一根线。把这根线挂在这个钮孔上……您怎么啦，机枪手，您好像一点不着急……”

“这是因为我准备好了，我的上尉。”

“啊！好。”

那个观察员，我转身找到了他：

“行了吧，杜泰特？没缺什么？航向算好了吗？”

“算好了，我的上尉……”

好。航向他算好了。一个敢死队任务……请问：为了搜集谁也不需要、即使有人活着带回来也没人接的情报去牺牲一个机组，是不是头脑清楚……

“参谋部大概征募了会招魂的人……”

“怎么啦？”

“今天晚上，我们可以把他们要的情报放在一张转台上传达给他们。”

我对自己的牢骚并不太自豪，但是我还要嘟囔：

“参谋部，参谋部，让他们参谋部自己来执行吧，这些敢死队任务！”

因为，当任务不像有生还的希望，全身周密披挂是去活活烧死的时候，穿衣的仪式很磨蹭。穿上这些重重叠叠里外三层的飞行服，佩带零七八碎货郎担似的全套附件，理顺氧气管道、热空气管道、机内人员通话线路，也很费手脚。至于呼吸，我是在这个氧气面罩内进行的。一根橡皮管把我与飞机连在一起，像脐带一样生命攸关。飞机在我的血液温度中运转了。飞机在我与人的沟通中运转了。他们给我加了几个器官，有点像插在我与我的心之间。我一分钟比一分钟笨重、庞大、不利落。我全身要一起转动，倘若弯腰收紧皮带或者扳动不灵活的搭扣，所有的关节会叫。我的老伤使我疼痛难忍。

“给我换一顶面罩。跟你说过二十五遍啦，我不要自己那顶。太紧。”

因为上帝知道什么道理，脑袋到了高空要发胀。在地上戴着好好的帽子，在一万米空中像钳子一样夹住骨头。

“但是您的是那一顶，我的上尉。我已经给您换了……”

“啊！好。”

因为我就是要嘟囔，但是心里没怨气。我是有道理的！然而这一切都不重要。这个时刻，大家都处在我说过的内心的沙漠中心。沙漠中心只有断片残石。我甚至希望发生奇迹，改变这天下午的进程也不感到难为情。比如说，喉头送话器出故障。喉头送话器没有不出故障的！这是些次等货！喉头送话器出了故障，我们就可以不去执行敢死队任务了……

韦赞上尉向我们走来，脸色阴郁。我们哪个执行任务起飞前，韦赞上尉走过来总是脸色阴郁。韦赞上尉在我们这里负责与监视敌机机构的联络工作。他的任务是向我们报告敌机的行动。韦赞是我很喜欢的一位朋友，但他是个扫帚星。我看到他感到遗憾。

“老弟，”韦赞对我说，“这不好办，这不好办，这不好办啊！”

他从口袋里取出几份材料。然后疑虑重重地望着我：

“你从哪儿飞？”

“从阿尔贝。”

“是啊。是啊。这就不好办了。”

“别装疯卖傻的，到底有什么事？”

“你不能走！”

我不能走！……好极了，韦赞！就请天父上帝让我的喉头送话器出点故障吧！

“你过不去。”

“为什么我过不去？”

“有三个德国歼击机队在阿尔贝上空日夜轮流值勤。一队在六千米，一队在七千五百米，一队在一万米。在换岗的飞机到来前，哪一队也不离开天空。他们事前设了防。你等于自投罗网。还有，嘿，你瞧吧！……”

他给我看一份材料，上面他鬼画符似的画了些看不懂的飞行图解。

韦赞，你还是别跟我唠叨了。“事前设防”这句话很触动我。我想到红灯和交通违章。但是，这里交通违章就是死亡。我特别讨厌“事前”这两个字。觉得是针对我个人来的。

我大大动了一番脑筋。敌人总是“事前”保护自己的阵地。那两个字，还不是废话……还有，歼击机不关我的事。我降至七百米时，防空部队早把我打下来啦。防空部队不会让我溜过去的！我突然变得气势汹汹：

“这么说来，你急急忙忙要跟我说的，无非是那里有德国飞机，我要去很不保险！跑去向将军报告吧……”

韦赞又何必呢，提到他说的那些飞机时，原可轻描淡写地叫我心不要乱：

“有几架歼击机在阿尔贝那边慢慢飞……”

意思不是照样一点没变！

第四章

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坐在飞机里。只待检验喉头送话器……

“您听见我的话了吗，杜泰特？”

“听得很清楚，我的上尉。”

“您呢，机枪手，听得清楚吗？”

“我……是的……很清楚。”

“杜泰特，您听得见机枪手说的话吗？”

“我听得很清楚，我的上尉。”

“机枪手，您听得到杜泰特中尉吗？”

“我……是的……很清楚。”

“您为什么总说‘我……是的……很清楚’？”

“我在找我的铅笔，我的上尉。”

喉头送话器没有出故障。

“机枪手，瓶里的气压正常吗？”

“我……是的……正常。”

“三瓶都正常？”

“三瓶都正常。”

“掩护好了，杜泰特？”

“掩护好了。”

“掩护好了吗，机枪手？”

“掩护好了。”

“那么走喽。”

我起飞了。

第五章

焦虑来自失去真正的身份。在我等候一条消息，决定我幸福或是绝望时，我像被推入了虚空。只要事情没有着落，我的心悬着，我的感情、我的态度都只是临时的伪装。一秒一秒的时间可使树木成长，但不会培育出那个一小时后在我身上出现的真正人物。这位陌生的我，是从外面向我走来的，像一个幽灵。这时候我有一种焦虑的感情。坏消息引起的不是焦虑，而是苦恼：这是另一码事了。

现在，时间不再空流了。我终于坐上了我的位子。不再把自己抛向一个没有面目的未来。不再是那个在冲天火柱中或许会飘荡的人。未来不再像个奇异的鬼魂缠绕我。我的行动从今以后，一个接一个，组成我的未来。我是这么个人，他把航向控制在三百一十三度。他调整螺旋桨螺距、油热量。这是些迫在眉睫、有益身心的操劳。这是家庭中的操劳，白天的小家务，可使人不感到老。白天变成了明亮的房屋、光滑的地板、畅通的氧气。我确实也在调节氧气流量，因为我们爬升很快：七千七百米。

“氧气行吗，杜泰特？您感觉好吗？”

“行，我的上尉。”

“哎！机枪手，氧气行吗？”

“我……是的……行，我的上尉……”

“您的铅笔还没找到吗？”

我也变成这么个人：他按一下按钮A、按钮B，试验自己的各门机枪。还有……

“哎！机枪手，您后面射程内不是个大城市吧？”

“哦……不，我的上尉。”

“放吧，试试您的机枪。”

我听到他的几阵枪响。

“好使吧？”

“好使。”

“所有的都好使？”

“哦……是的……都好使。”

我也放枪。我问自己，在我方乡村上空，毫无顾忌地乱放一通，子弹会落到哪儿呢。子弹从来不会打死人。地球很大。

每分钟使我有每分钟的内容。我是某个东西，像果子一样会自然成熟，不用焦虑。当然，我周围的飞行条件会起变化。条件和问题。但是我参与了这个未来的创造。时间一点一点地在雕塑我。小孩毫不担忧长年累月会变成一个老头儿。他是孩子，玩孩子的游戏。我也在玩，我在数我王国中的表盘、手柄、按钮、操纵杆。我在数一百零三个要核对、要拉、要转或要推的物件。（我差点弄虚作假，把我机枪上一个操纵装置算作了两个：它带有一个安全销。）今天晚上，我要逗我的房东农庄主。我要跟他说：

“您知道吗，今天的一位飞行员要监视多少个仪表？”

“您要我怎么知道？”

“那没关系。您说个数目。”

“您要我说个什么数目呢？”

因为我的那位农庄主一点不会凑趣。

“说个随便什么数目吧！”

“七个。”

“一百零三！”

我满意了。

所有这些叫我碍手碍脚的仪表各就各位，有呼必应，我才会安心。这些盘肠团麻似的管道线路变成了循环系统。我是飞机延伸的一个机体。当我转动某个旋钮，我的衣服和氧气徐徐转暖，飞机使我身心舒爽。可是氧气热，冲我的鼻子。氧气自身由一个复杂的仪表控制，随着高度上升，流量就增大。是飞机哺养了我。飞机在起飞以前，在我看来没有人性，现在我得到它的喂养，对它油然产生一种孝心。一种吃奶孩子的孝心。

至于我的重量，分压在几个支撑点。我那里三层外三层的飞行服、笨重的背负降落伞都靠在座椅上。我的大鞋子放在脚蹬上。双手戴了又厚又硬的手套，在地上那么笨拙，操纵方向盘却很自在。操纵方向盘……操纵方向盘……

“杜泰特！”

“……尉？”

“先检查您的接触。我只是断断续续听到您说话。您听到我说话了吗？”

“……到……您……上……”

“把您那玩意儿摇摇！听到我说话了吗？”

杜泰特的声音又清晰了：

“我听得很清楚，我的上尉！”

“好。还有，今天操纵杆还是上冻；方向盘扳不动；脚蹬也完全卡住了！”

“不错嘛。高度多少？”

“九千七。”

“多冷？”

“零下四十八度。您，氧气行吗？”

“行，我的上尉。”

“机枪手，氧气行吗？”

没有回答。

“哎，机枪手。”

没有回答。

“杜泰特，您听到机枪手说话了吗？”

“听不到，我的上尉……”

“叫他一声！”

“机枪手，哎！机枪手！”

没有回答。

在俯冲以前，我猛力摇晃飞机，要是他睡了，可把他摇醒。

“我的上尉？”

“是您吗，机枪手？”

“我……是的……”

“您弄不清自己是谁？”

“弄得清！”

“您刚才怎么没回答？”

“我在试验无线电。我把插头拔了！”

“您是个混蛋！关照一声！我差点俯冲了，我以为您死了呢！”

“我……没有。”

“我相信您说的。别再给我玩这样的恶作剧！插头拔掉以前关照一声，嘿！”

“对不起，我的上尉。明白，我的上尉。以后关照。”

因为，氧气出了故障，人的机体感觉不出来。反而隐隐感到舒坦，几秒钟内导致昏迷，几分钟内导致死亡。因而，随时检查氧气流量是必不可少的，就像飞行员必须检查机上人员情况。

我把面罩上的输氧管轻轻捏了又捏，体味鼻子上一阵阵热气，是它带来了生命。

总之，我在干自己的工作。感到的只是行动时的生理乐趣，这些行动都含有意义，这就够了。我没感到在冒巨大的风险（穿衣时我着实心神不定），也没感到在履行伟大的职责。西方与纳粹主义的斗争，这一回就我个人行动范围来说，只是拨弄手柄、操纵杆和开关。就是这么一回事。管圣器的人对上帝的爱，表现为点圣烛的爱。管圣器的人步履平稳，走在他看不见的教堂里；使烛台一支接一支开花，心满意足。烛台都点燃了，他搓搓手。他感到自豪。

我也出色地调整了螺旋桨螺距，保持航向正负误差一度以内。杜泰特一定赞佩，要是看一眼罗盘……

“杜泰特……我……罗盘航向……行吗？”

“不，我的上尉。漂移太大。您要向右斜。”

好吧！

“我的上尉，我们过了前线。我开始拍照。您的高度表上指示多少？”

“一万。”

第六章

“上尉……罗盘！”

不错。我向左斜了。这绝不是偶然的……是阿尔贝这个城市在推我。我猜它在我前面还很远。但是它的“事前设防”这几个字的全部重量已压到我的身上。在四肢的深处隐藏了什么样的记忆力！我的身体记起了我曾遭受过的重跌、头颅骨折、糖浆似的黏性昏迷和在医院度过夜晚的滋味。我的身体怕吃苦头。它企图避开阿尔贝。我不监视它，它就往左斜。它往左挣扎，像一匹老马，一次叫障碍吓着了，一生不忘提防。我说的是我的身体，不是我的精神……这是我走神的时候，身体阴险地乘机回避阿尔贝。

因为，我并不感到什么事令人难受。我不再盼望逃避任务。我刚才相信有过这样的盼望。我对自己说过：“喉头送话器要出故障了。我很困。我要去睡了。”把这张偷懒的床想得美不可言。可是心底知道，逃避任务除了使我感到灼心的难堪，不会有其他的结果。仿佛一次必要的蜕变过程失败了。

这使我记起中学……我的少年时代……

“……上尉！”

“什么？”

“没什么……我以为看见……”

我可不喜欢他以为看见的东西。

是的……在少年时代，在中学，起床太早了。早晨六点起床。天冷。擦擦眼睛，还没到时间就为可悲的语法课发愁。于是梦想生病，醒来躺在病房里，戴翘角白帽子的修女把糖浆送到床前。大家对这么个天堂想入非非。那时，我若患了感冒，当然也故意咳得厉害一些。我在病房醒来，听到钟为别人在敲。我若瞒得过分，这口钟会严厉惩罚我：它使我变成一具行尸走肉。室外的钟敲出的是真正的钟点：这些钟点是在课堂的严肃中，课间休息的喧闹中，饭厅的温暖中度过的。钟给在外面的活人创造一种紧张丰富的生活，有苦难，有渴求，有欢欣，有悔恨。而我，无人理睬，无人提及，对乏味的糖浆、湿热的床、没有面目的钟点感到恶心。

逃避任务是得不到结果的。

第七章

当然有时，像今天，任务不能使人满意。我们在玩一种摹仿战争的游戏，这点太明显了。我们在玩警察与小偷。我们一字不错地遵照我们历史书中的伦理道德，我们教科书中的定律规则。昨夜就是，我开了车子在营地行驶。哨兵按照命令对这辆车举起刺刀，不管它是不是辆坦克！我们就是在玩举刺刀抵挡坦克的游戏。

在这类有点残酷的捉迷藏中，我们显而易见在扮演一个跑龙套的角色，而又要把这个角色扮演到死，这叫我们如何热血沸腾呢？死，太严肃了，哪能为捉迷藏去死？

谁穿衣时热血沸腾呢？没人。就是奥什台也不，他赛过一位圣人，时刻准备肝脑涂地，这无疑是人的完善境界，就是奥什台他也缄口不谈。同志们穿衣时谁都不说话，面有愠色，这不是不好意思做英雄。满脸愠色不是掩饰激情。它表示什么就是什么。我认得出来。这是一名当差的愠色，他一点也不明白外出的主人向他发布的指令。然而他还是忠心耿耿。这些同志向往安静的房间，但是在我们这里，还没有一个人会真正选择到房里去睡觉的。

因为，重要的不是热血沸腾。在失败中决不能指望热血沸腾。重要的是穿好衣服，登上飞机，起飞。至于本人怎么想，毫不重要。一个想到语法课热血沸腾的孩子，在我看来未免自负和可疑。重要的是确立目标，好自为之——目标不是一时能看到的。这种目标决不是为聪明而立的，是为智慧而立的。智慧懂得爱，但是它睡了。我像教会圣徒一样明白，诱惑是怎么一回事。受诱惑，也就是在智慧睡觉的时候对聪明提出的理由让步。

在这场山崩地裂中，我把自己的命舍进去有什么用？我不知道。他们向我重复了一百遍：“叫人给您安排这里或那里。这才是您的位子。您在这里比在空军更能发挥作用。飞行员，可以成千成百地培训……”论证是不容置疑的。所有的论证都是不容置疑的。我的聪明表示同意，但是我的本能胜过聪明。

既然我提不出论点反驳，为什么又认为这种推理是虚幻的呢？我对自己说：“知识分子留在后备役，像糖果罐放在宣传部的壁柜上，到了战争后再拿来吃……”这算不得是个回答吧！

就在今天，我像其他同志一样，起飞了，违反当时的所有推理、所有的明证、所有的反应。我终会认识到，我违反自己的理智是很理智的。我答应自己，要是活下来，夜里步行穿过自己的村子。那时，可能，我终于适应了。我看清了。

也可能，我对自己看到的东西没什么要说的。有个女人在我看来很美，我对她的美没什么要说的。我看到她微笑，就是这么回事。知识分子则把面孔拆散，分成一块一块解释，但是他们看不到她的微笑了。

认识，绝不是拆散，也不是解释。要诉之于视觉。但是，要看，首先要身历其境。这是艰苦的学徒生涯……

白天，我的村子在我是看不见的。在接受任务以前，村子只是几堵泥墙和一些灰头土脸儿的农民。现在只是离我脚下十公里的几堆砾石。

但是，今夜可能，有一条看家狗会醒，吠上几声。皓月当空，一条看家狗吠叫，我一直欣赏这种小村庄的梦幻迷境。

我没有一点希望使人理解我，但是我对此毫不在乎。只要在我面前是我的村子，沉入睡乡，井然有序，家家门户紧闭，门后是粮食、牲畜和古风习俗！

农民从田间回来，吃过晚饭，安排好孩子上床，吹灭灯，融化在村子的静默中。什么都不存在了，除了又硬又美的农村床被下缓慢的呼吸，像暴风雨后的海面余波。

上帝夜间结账时停止财富的流通。人在安息时，战无不胜的睡眠使他们手掌张开、手指松弛，直到天明，我对掌握的财产看得更清楚。

那时候，我可能要对那些没有名字的东西凝神沉思。我将像个盲人，靠掌心的引导向着火走去。盲人不会描述火，可是他找到了火。那样，那些需要保护的东西，那些看不见、然而不灭的东西，像村子上黑夜埋在灰堆里的火种，可能也会显现出来。

我逃避任务就没有什么可以期望了。就是了解一个普通的村庄，首先也需要……

“上尉！”

“什么？”

“六架歼击机，六架，左下方！”

这简直是一声霹雳。

需要……需要……可是我要及时得到报答。我要有爱的权利。我要认清我为谁在死……

第八章

“机枪手！”

“上尉？”

“您听见了吗？六架歼击机，六架，左下方！”

“听见了，上尉！”

“杜泰特，他们看见我们了吗？”

“看见我们了。向我们转过来。我们飞在他们上空五百米。”

“机枪手，听见了吗？我们飞在他们上空五百米。杜泰特！还远吗？”

“……几秒钟。”

“机枪手，听见了吗？几秒钟后他们就追上了。”

他们在那里，我看见了！小小的。一群有毒刺的胡蜂。

“机枪手！他们斜飞过来了。您一秒钟内就可看到。那里！”

“我……我什么也看不见。啊！我看见了！我又看不见了！”

“他们在追我们？”

“他们在追我们。”

“升得快吗？”

“我不知道……我想不会……不会！”

“您怎么决定，我的上尉？”

说话的是杜泰特。

“您要我怎么决定！”

大家都不说了。

没什么要决定的。这纯粹要看上帝了。我盘旋，会缩短我与他们之间的距离。由于我们正对着太阳直飞，由于高空中爬升五百米，会让猎物蹿出几公里，可能他们达到我们的高度、恢复速度以前，我们已经在阳光中找不见了。

“机枪手，还在追？”

“还在追。”

“咱们比他们快？”

“……不……是的！”

这要看上帝和太阳了。

料到可能有战斗（虽然一群歼击机与其说在战斗，不如说在谋杀），我竭力蹬开上冻的脚蹬，每条肌肉都在向它奋斗。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但是眼睛还是甩不掉歼击机。我全身压在僵硬的操纵杆上。

再一次，我观察到，我在行动中远远没有穿衣时那么激动，虽然所谓行动也仅限于荒谬的等待罢了。我也有一种怒气。一种有益身心的怒气。

但不是那种牺牲的陶醉。我要咬。

“机枪手，甩开了吗？”

“甩开了，我的上尉。”

这下可好了。

“杜泰特……杜泰特……”

“我的上尉？”

“不……没什么。”

“刚才有什么啦，我的上尉？”

“没什么……我以为……没什么……”

我什么也不会向他们说的。这可不是该向他们开的一个玩笑。我若螺旋下坠，他们会看到。他们会看到我开始螺旋下坠。

零下五十度我还是汗流不止，这是不正常的，不正常的。喔！我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在慢慢地昏迷。非常慢地……

我看见仪表盘。我看不见仪表盘。我的双手在方向盘上发软。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我瘫了。瘫了……

我捏橡皮管。一股生命的气流扑鼻而来。氧气管没出故障。这是……是的，肯定。我真笨。这是脚蹬。我在脚蹬上用足了装卸工、卡车司机的力气。在一万米高空，我却像个卖艺大力士那么火爆。氧气有限。我应该珍惜使用。大手大脚会毁了自己……

我呼吸急促。心跳得很快。像一只小铃。我不会向我的机组说什么的。我若开始螺旋下坠，他们立刻就知道！我看见仪表盘……我看不见仪表盘……满身汗水中我感觉悲哀……

生命又慢慢地回到我的体内。

“杜泰特！……”

“我的上尉？”

我想跟他说刚才发生的事。

“我……相信……这……”

但是我不想往下说。说话太费氧气，才说几个字已吁吁发喘。我是一个衰弱的、衰弱的康复病人……

“刚才怎么啦，我的上尉？”

“不……没什么。”

“我的上尉，您说话真吞吞吐吐！”

我吞吞吐吐。但是我活着。

“……没……追上……我们……”

“喔！我的上尉，这是暂时的！”

这是暂时的：还要去阿拉斯呢。

这样，有几分钟，我相信回不来了，可是心里没有感到这种灼心的焦虑，据说这种焦虑会熬白头发的。我想起了萨冈。想起了萨冈的亲身经历。两个月前，一番战斗后，他被打落在法国区，几天后我们去看望他。他被歼击机团团围住——可以说已钉在死刑架上——自忖十秒钟后必死无疑时，他萨冈感到的是什么？

第九章

我清清楚楚记起他躺在医院病床的情景。跳伞时，他的膝盖磕在飞机尾翼上，骨折了。但是萨冈没有感到震动。他的脸和双手严重烧伤，但是总的来说，他没受到令人担心的创伤。他向我们慢慢地叙述自己的事，声音平淡，像在报告一件苦差使。

“……我知道，他们看到我被照明弹照上了就会射击。我的仪表盘被炸了。接着我看到一股烟，喔！不多，像是前面来的。我想这是……你们知道那里有根连接管……喔！那个火烧得不旺……”

萨冈噘嘴。他在斟酌这个问题。对我们说明烧得旺还是不旺，他认为很重要。他犹豫：

“反正……着火了……那时我要他们跳伞……”

因为，火会在十秒钟后，使飞机变成一团火炬！

“那时我打开跳伞舱。我错了。空气引来了……火……我为难了。”

一个火车头锅炉，在七千米高空，对着你的肚子喷射烈焰，你仅是为难！我夸耀萨冈英勇或是腼腆，也不算是对他的出卖。他则不会承认这是英勇，这是腼腆。他会说：“是的！是的！我是为难了……”他显然竭力做到实话实说。

我知道，思维的区域微乎其微，一个时候只能容纳一个问题。假使你们揪住衣领动拳头，一心考虑斗争的战略问题，你们就感不到拳头落在身上。一次我驾驶水上飞机出了事，以为要淹死，冰凉的水给我的感觉是温暖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的思维不再考虑水的温度。它被其他急事吸引了。水的温度在我记忆中留不下一点痕迹。因而萨冈的思维也被跳伞技术占领了。萨冈的天地仅限于控制活动座舱罩的那个手柄，落点令他担心的降落伞的某个活扣，他的机组人员的技术命运。“你们跳了吗？”没有回答。“机上没人吗？”没有回答。

“我相信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相信我可以跳了……（他的脸和手已经烧伤。）我站起来，跨过座舱，先在机翼上站稳。一到上面，我向前俯身：我没有看到观察员……”

观察员被歼击机当场射死，躺在座舱角落里。

“我就向后退……我没有看见机枪手……”

机枪手也滚倒在地上。

“我相信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他想了想：

“要是我知道……我原可回到机舱……烧得并不很旺……我就是这样，在机翼上站了很久……离开座舱前，我把飞机调整在爬升状态。飞行没有偏，风力也可忍受，我感到很自在。喔！是的，我在机翼上站了很久……我不知道该做什么……”

萨冈不提出错综复杂的问题：他相信机上只剩下他一个人，飞机在燃烧，歼击机去而复来，向他扫射子弹。萨冈向我们表示的是，他没感到任何欲望。他什么也感觉不到。他的时间绰绰有余。他处在无尽的闲暇中。逐渐逐渐地，我也体会到死在眼前时有时会产生这种奇特的感觉：意料不到的闲暇……那些想象中的气急败坏，都被现实生活否定了！萨冈站在他的机翼上，像被抛出了时间！

“后来我跳了，”他说，“跳得不好。我看到自己旋转。我怕伞打开太早，身子缠在里面。我等待身体稳住。喔！我等了好久……”

萨冈就是这样，这场历险自始至终记得的只是等待。等待烧得更旺。后来在机翼上等待谁也不知道什么。后来直朝地面自由降落时，还在等待。

这就是所谓萨冈，一个少不更事、比平时更平凡的萨冈，一个有点发愣、站在深渊前无聊得跺脚的萨冈。

第十章

周围压力只有正常大气压力的三分之二，我们沉浸于其中已经两个钟点了。机组在慢慢消耗。我们很少说话。我还小心翼翼地试过一两次，在脚蹬上踩。我没有坚持。每次心里钻进同样的感觉，又累又舒服。

拍照需要盘旋，杜泰特事前很早关照我。我尽自己力量利用还可一用的方向盘对付着。把飞机又摁又拉。盘旋了几圈，给杜泰特取了二十个镜头。

“什么高度？”

“一万零二百米……”

我还在想萨冈……人总是人。我们是人。我在自己心中遇到的只是我自己。萨冈认识的只是萨冈。要死的人，也像一贯的那样死去。一名普通矿工死了，死去的是一名普通矿工。小说家为了引人入胜，编造的这种惊慌失措、精神错乱，又在哪儿呢？

我在西班牙看到，几天挖掘后，从一幢遭航空鱼雷摧毁的房屋的地下室，钻出一个人。人群一声不出——我还觉得——带着一种突如其来的胆怯，围着他，那个人几乎从地狱回来，身上还盖满泥灰，被窒息和饥饿折磨得半痴半呆的，活像一头濒临灭绝的怪兽。有人大着胆子向他提出问题，他专心地听着，浑身显得青绿，人群由胆怯变得毛骨悚然。

大家在他身上试用一些笨拙的钥匙，因为没有人知道怎样提出真正的问题。有人对他说：“您那时感到什么……想什么……做什么。”他们就这样，在深渊前把吊桥胡乱往前抛。就像企图帮助一个又聋又哑的瞎子，他耳不聪目不明，你却随便用一种信号去接近他。

但是当那个人能够回答我们时，他回答说：

“啊！是的，我听到很长的爆裂声……”

还有呢……

“我担忧得很。时间很长……啊！时间真长……”

还有呢……

“我腰痛，很痛……”

这位老实人跟我们谈的不外是老实人的事。他尤其谈起他遗失的表……

“我找过……老挂在心上……但是在黑暗里……”

当然，生活教导他珍惜流逝的时间，爱护日常的物件。他以自己这样的人来感受自己的宇宙，即使这个宇宙在黑夜中崩裂了。

但是，“你那时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心中出现的是谁？”这才是基本问题，指导着一个人的一切尝试，然而没有人懂得向他提；就是提了，他的回答无非是：“我自己……”

任何环境在我们心中唤醒的，决不会是一个我们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人生，是渐渐的诞生过程。借用现成的灵魂未免过于轻松了吧！

有时，顿悟好像使人的命运走上岔道。但是顿悟，只是智慧慢慢铺设的道路突然呈现在眼前而已。我慢慢学习语法。他们对我进行句法训练。我的感情被唤醒了。忽地，诗句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当然，此刻我感觉不到一点爱。但是，如果今晚有什么向我显示，那是因为我曾经步履沉重地背了我的石块，添加在那座看不见的建筑物上。我在准备一个节日。我将没有权利说：我心中突然出现了一个非我的人，既然这个非我的人是我自己造成的。

我对这场战争历险不期望什么，除了这个缓慢的准备过程。如同语法课，以后会开花结果的……

这种慢性的磨蚀把我们心中的任何生命都损耗了。我们老了。任务老了。上高空要付什么代价？一万米高空生活一小时，不是相当于心、肺、血管等器官一星期、三星期、一个月的生活和活动吗？可是，我把此事置之脑后。好多次半昏迷已使我增老了几百岁，我像老人一样泰然自若。穿衣时的激动已显得无限遥远，恍若隔世。而阿拉斯也在无限遥远的未来。战争历险呢？哪儿有什么战争历险？

十分钟前，我差点儿连人都找不见了，我并没什么可说，除了看见一群小胡蜂飞过三秒钟。真正的历险只持续了十分之一秒。在我们队里，有人回来，有人回不来，从不议论这种事。

“蹬一下左脚，我的上尉。”

杜泰特竟忘了我的脚蹬冻住了！我想起童年时代令我入迷的一幅画。背景是北方的黎明，中央是一座离奇的沉船坟地，船在南方的海洋中凝住不动。类似长夜灰濛濛的光线中，船张开水晶状的手臂。它们在死的气氛中帆樯高耸，帆上保留了风的遗迹，像一张床保留了温柔的肩膀的窝形。但是令人感觉到船帆僵硬，还咯咯作响。

这里的一切无不上冻。我的操纵杆冻住了。我的机枪冻住了。我问机枪手：

“您的机枪呢？……”

“没事了。”

“啊！好。”

我吐在面罩氧气管中的是冰针。软橡皮管内结了冷霜，堵得我窒息，我不时要捏碎。捏的时候感到霜块在我的掌心吱吱出声。

“机枪手，氧气行吗？”

“行的……”

“瓶里压力多少？”

“……七十。”

“啊！好。”

时间对我们来说也上冻了。我们是三位长大白胡子的老头儿。无物是流动的，无物是紧迫的，无物是残酷的。

战争历险？阿利亚斯少校有一天认为有必要跟我说：

“尽量小心！”

小心什么，阿利亚斯少校？歼击机闪电似的从你头上扑过来。歼击机群凌越在你的上面一千五百米，发现你在底下，有的是时间。它们迂回飞行，定方向，定高度。你还完全蒙在鼓里。你是老鹰身影笼罩下的老鼠。老鼠想象中自己是活的。在麦田里钻。但是已经是老鹰视网膜中的囚犯，逃出捕鼠器易，逃出视网膜难，因为老鹰不再会放过它。

你呢，也是，你继续飞行、梦想、观察地面，而落入别人视网膜上的那颗难辨的黑点子已把你判处死刑。

一组九架歼击机可以随心所欲垂直一线挡住去路。他们有的是时间。他们射出那种神奇的箭叉，时速九百公里，百发百中。轰炸机队具备强大火力，有机会防御，但是侦察机在高空中孤立无援，绝对胜不了七十二支机枪，何况机组看到的只是一阵眼花缭乱的弹雨光束。

当你认识到会有战斗时，歼击机已像眼镜蛇，把毒液一口喷出，自己高高在上，让你伤也伤不着，够也够不到。眼镜蛇就是这样，摇摇摆摆，喷出火光，又摇摇摆摆。

因而，歼击机群隐遁而去时，什么也还没变。甚至面目也没变。现在天空空了，和平恢复了，面目变了起来。歼击机也已成了一个不偏不倚的旁观者，这时从观察员切断的颈动脉流出第一道血，从右发动机悠悠忽忽闪出第一团火。眼镜蛇身子已往回缩，毒液却向心脏钻，脸上肌肉开始痉挛。歼击机不杀人。它们散播死亡。它们过去后，死亡长芽了。

小心什么，阿利亚斯少校？我们遇上歼击机时，我已没有什么决定可做了。我也可能没认出来。它们要是在我上面，我根本认不出来的！

小心什么？天空是空的。

大地也是空的。

从十公里外观察，人就不见了。隔了这段距离，无法看清人的行动。我们的远焦距照相机在飞机上是当作显微镜使用的。显微镜下看到的不是人——人在这个仪器下显示不出来——而是人存在的踪迹：公路、运河、车辆、船队。人是载玻片培养基中的微生物。我是一位铁石心肠的学者，他们的战争对我只是一个实验室课题。

“他们放枪了吗，杜泰特？”

“我相信他们放了。”

杜泰特什么也不知道。子弹开花声离得太远了，烟与土的颜色混淆不清。他们别想乱放一通把我们打下来。我们在一万米高空，实际上谁也动不了一根毫毛。他们放枪是为了指出我们的位置，也可能指导其他飞机追我们。长空中一架歼击机像一粒看不见的灰尘。

地上的人看出我们，是因为飞机飞在高空，身后拖了一根珠白色的长带子，像新娘的纱裙。这颗流星划过天空，震动大气，使其中的水气结成冰晶。我们往身后放出一圈圈冰针的卷云。如果外界条件适宜云的形成，这条卷云变厚，到了晚上成为云层，横在原野上。

歼击机凭机上的无线电，枪弹开花，烟团，还有我们富丽堂皇的白纱裙，追赶我们。可是我们翱翔在几乎是空的九霄云外。

我们航行的时速——我知道——是五百三十公里……可是一切都是停滞不动的。体育场上表现出速度。这里一切浸在空中。因而，地球尽管每秒钟四十二公里，绕着太阳旋转却很慢。要耗上一年。我们也是，在地心作用中，给人追上也可能很慢。空战的密度呢？何异是大教堂中的几颗灰尘！灰尘，我们可能要招来几十颗或几百颗。这蓬灰，像从抖动的地毯上慢慢飘向太阳。

小心什么，阿利亚斯少校？我垂直往下看，只见到另一个时代的小摆件，罩在清澈不动的水晶底下。我朝博物馆的玻璃罩俯下身。但是玻璃罩处于逆光下，我们前面很远的地方，无疑是敦刻尔克和海。但是我辨不清侧面有些什么。现在太阳太低，我在一块巨大的反光板上飞。

“杜泰特，透过这块鬼东西您看到什么了吗？”

“往下能看到，我的上尉……”

“哎！机枪手，歼击机没消息吗？”

“没消息……”

实际上，有没有人跟踪我们，从地面看不看得到我们后面飘舞的一大把童贞女纱裙，我压根儿就是不知道。

“童贞女的纱裙”使我浮想联翩。心头骤然出现一个形象，我立即认为美妙动人：“……我们如大美人高不可攀，同时又紧追自己的命运，身后慢慢拖着冰雪的长裙……”

“左脚踩一下！”

这才是现实。但是我没忘记吟咏我的打油诗：

“……我一盘旋，满天的追求者跟着打转……”

左脚踩一下……左脚踩一下……踩！

大美人身子旋转不动啦。

“要是您唱歌……就翻眼睛……我的上尉。”

我真的唱歌了吗？

可是，我要有一点哼曲子的雅兴，也叫他杜泰特给赶跑了：

“我的照片差不多拍完了。您可以马上朝阿拉斯方向下降。”

我可以……我可以……我当然可以！大好机会不容放过。

嗨！气门杆也冻上了。

我对自己说：

“上星期，三次任务回来一次。战争的危险性真不小。可是，我们倘若属于那些回来的人，我们也不会有话说的。我有过冒险生活：邮政航线开创工作、撒哈拉抵抗区生活、南美洲飞行……但是战争不是一场真正的历险，它只是历险的一种代用品。历险具有丰富的内容：建立联系、提出问题、创造新事物。并不能因为押注是生与死，就可把一场猜正反面的赌博说成是历险。战争不是一种历险。战争是一种病。像伤寒症。”

可能以后会明白，我在奥贡特房间的经历才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历险。

第十一章

1939年冬天酷寒，大队驻扎在圣迪齐埃。我住在郊区奥贡特村一家用土墙砌成的农庄。夜间温度大大下降，我的土罐子里的水能结成冰。穿衣前第一件事，不用说是点上我的火。在被窝里乐融融卷作一团，要点火就得离床。

这房间又冷又空，这张像苦修士用的普通床就比什么都令我迷恋。经过几天的辛劳，我在床上体验到休息的乐趣。也体验到安全感。床上没有东西威胁我。我的身体在白天经受了高空的严酷、锋利的炮弹的袭击。我的身体在白天可能变成痛苦的温床，受到不公正的折磨。我的身体在白天不属于我。不再属于我。他们可以宰割我的四肢，抽走我的一部分血。还有一种战争行为，就是这个身体成了一个零件仓库，业主却不是你。执达员来领眼睛。你就把天赋的视觉交给他。执达员来领腿。你就把天赋的步行功能交给他。执达员提了火炬来领你满脸的肉。在他的勒索下，你交出天赋的微笑和对人的友好表示，自己成了一个妖怪。也是这个身体在白天可能对我露出敌人的面目，伤害我，可能成为呻吟的工厂；此刻，它还是我的朋友，听话亲昵，半睡不醒地在被窝里滚，向我的知觉诉说生的乐趣，发出幸福的鼾声。但是我应该叫它起床，用冰水洗脸，刮胡子，穿衣服，整整齐齐的扑入火药的爆炸中。这次离床犹如被人从母亲的双臂，从母亲的怀抱，从童年的爱、抚摸和保护中夺走。

对我的决定仔细斟酌、慎重思考和长久拖延后，我咬咬牙一跃而起，跑到炉边，堆上一堆乱柴，浇上汽油。接着，木柴一着火，我再一次横越自己的房间，钻入被窝，又感到浑身暖洋洋，把鸭绒被拉到左眼下，窥视着我的壁炉。起初火没着，接着蹿起短促的火苗，照亮了炉顶。接着火头在炉内稳定了，像一场节庆筹备完毕。接着响起噼啪声、呼隆声、歌声。如在乡村婚礼上，宾主开始酒酣耳热，你推我搡时那么高高兴兴。

我的火温厚慈祥，像一头活泼忠实、勤劳守职的牧羊犬守着我。我凝视它，心底感到喜悦。当天花板上黑影的舞蹈、金光中温暖的音乐、角落里火焰搭成的建筑，使喜庆进入高潮，当屋内充满烟和树脂的神奇气味，我跳起身，离开一位朋友去找另一位朋友，我从床奔向火，向那个更慷慨的人走去，不知是去烤热我的肚子还是温暖我的心。处于两种诱惑之间，我怯懦地屈从了更有力、更鲜艳夺目、更能以喧声和闪光夸耀自己的那种诱惑。

这样，我有三次——先点火，后躺下，最后回去收割我的火焰庄稼——我有三次牙齿咯咯响，横越室内荒凉寒冷的草原，体验到点点滴滴的极地探险。我穿过沙漠走向幸福的中途站，犒赏我的是这团大火，火在我面前为我跳起了牧羊犬的舞蹈。

表面上这个故事平淡无奇。然而这是一场大历险。要是那天我以旅游者身份参观这家农庄，这个房间决不能让我发现我如今一目了然的东西。它能让我看到的只是它的平凡空荡，全部陈设仅是一张床、一只水罐、一只坏壁炉。我会在里面打上几分钟哈欠。我怎么会分辨它的三个领域，它的三种文明——睡眠的文明、火的文明和沙漠的文明。我怎么会感到身体的历险？——首先是母亲怀中备受爱护的孩子的身体，然后是吃苦耐劳的士兵的身体，最后又是有了火的文明而满心喜悦的人的身体；火是部落的中心，火使主人增光，使同伴增光。他们若去拜访一位朋友，参加他的宴席，拉过椅子围着他的椅子坐，跟他谈论白天的问题、担心和劳累，一边谈，一边又搓手又在烟斗里加烟：“火，不管怎样叫人高兴！”

但是，现在已没有火令我想起温情。没有冰冷的房间令我想起历险。我梦中醒来。有的只是一片绝对的空。有的只是极度的老。有的只是一个声音——那是杜泰特的声音，他还在痴心妄想要对我说：

“左脚踩一下，我的上尉……”

第十二章

我一丝不苟尽我的本职。还是不免做个吃败仗的机组。我沉浸在失败中。失败从各处往外渗，就是我手中也有失败的痕迹。

气门杆上冻了。我没有其他生路，只有开足全速。现在我的两截废铜烂铁向我制造错综复杂的问题。

我驾驶的这架飞机，螺旋桨螺距增大限度太低。要是我全速俯冲，没法指望时速不接近八百公里，发动机不超过负荷运行。发动机超负荷运行会带来烧毁的危险。

万不得已可以关车。但是这样飞机肯定发生故障。故障发生，任务失败，飞机也可能坠毁。一小时一百八十公里速度与地面接触的飞机，并不是在所有的场地都能着陆的。

主要是扳动气门杆。我一用力就把左边那根制服了。但右边那根还在抵抗。

我现在可能做到在容许的飞行速度内降落，倘若我减低我还能操纵的那个发动机——左边那个——的转速。但是要控制左发动机转速，必须补偿右发动机的侧面坠力，这种坠力显然会使飞机往左旋转。我必须防止这种旋转。可是，可进行这项操作的脚蹬也完全冻住了。我不可能进行任何补偿。我若限制左发动机，就会螺旋下坠。

没有别的途径，除了下降时冒一冒险，超过理论断裂转速。三千五百转：断裂危险。

这一切都是荒谬的。什么都不对劲。我们的世界就是一些互不啮合的齿轮装配而成的。该追查的不是机器，是钟表匠。但是钟表匠不在了。

战争已有九个月了。我们还是没能责成有关工业部门，制造机枪和操纵杆要适应高空气候。令我们碰壁的不是人的粗心大意。大多数人还是诚恳自觉的。他们的惰性几乎总是他们缺少效率的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原因。

缺少效率像一种天命压在我们大家身上。压在用刺刀对付坦克的士兵身上。压在以一当十的机组身上。甚至压在那些担负机枪、操纵杆改进任务的人身上。

我们生活在一个行政机构的密不透风的肚子里。行政机构是一架机器。行政机构愈是完善，愈是排斥人的随意性。在一个完美无缺的行政机构内，人起一种齿轮作用，懒惰、狡猾、不公正都找不到泛滥的机会。

机器制成后，是为了控制一系列设计后一成不变的操作，同样，行政机构也没有一点创造性。它是管理。它对某种错误处以某种惩罚，对某个问题给予某个解决办法。行政机构不是为了解决新问题而建立的。若把木材送进冲床，出来的决不是家具。为了改进机器，就需要有人有权把机器拆散。但是行政机构的建立本来就是防范人的随意性的祸害，那些齿轮排斥人的干预。排斥钟表匠。

从十一月起，我属于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同志在我一到就关照过我：

“你去德国人上空溜达不用带机枪和操纵装置。”

接着安慰我说：

“你放心。不带你也不吃亏。你还没发现歼击机前，人家早就把你打下来啦。”

现在是五月；六个月了，机枪和操纵装置还是上冻。

我想起我国自古以来的一句老话：“疑是走投无路时，必有奇迹救法国。”我明白这是为什么。有时这台漂亮的行政机器遭到一场灾难，坏得无法修复，万不得已用普通人来代替。是人挽救了一切。

一枚航空鱼雷把空军部捣成粉碎，他们紧急中召来一名下士，对他说：

“您的职责是不让操纵装置上冻。您拥有一切权利。看着办吧。不过两个星期后，如果操纵装置还是上冻，您就给我进班房。”

那样，操纵装置可能不会上冻。

我能举出一百个例子说明这个毛病。北方某省的征调委员会，比如说，征调了怀胎的母牛，屠宰场也就成了胎牛的坟场。机器的哪一个齿轮，征调委员会的哪一个上校都只有权利像齿轮那样行动。他们都受另一个齿轮的制约，像钟表一样。任何反抗都是无用的。这说明为什么这台机器一旦出毛病，会轻松愉快地把怀胎的母牛宰了。这可能还是不幸中之大幸。毛病出得更大，还会把上校也宰了呢。

到处乱七八糟的，使我骨髓也发冷。就是把其中一只发动机马上弄炸了也不会有用，只好对左气门杆又压一下。满腹怨气中我用力过度。接着我放弃了。这次使力让我的心又感到刺扎了一下。不用说，人的身体生来不是在万米高空中做体育活动的。这次刺扎是一种隐痛，类似器官在安眠中某部分知觉奇异地醒了。

发动机爱炸就炸吧。我不在乎。我竭力呼吸。觉得要是分心，就会呼吸不成。想起了从前用来吹火的风箱。我也在吹我的火。我就是要叫它“着起来”。

我损坏了什么不可修复的东西？万米高空中，用力稍猛会引起心脏肌肉撕裂。心，是非常脆弱的。它要用上许多年。干这么笨重的活儿把心弄坏了那才荒谬呢。就像把金刚钻当柴火用来煮一个苹果。

第十三章

就像把北方的村子烧光，变成焦土，也没能挡住德国人的挺进，哪怕半天也不能。可是，这些错错落落的村子，这些年深日久的教堂和房屋，屋里成堆的纪念物，漂亮的胡桃木油漆地板，柜中美丽衣衫，窗前花边窗帘，用到今天还是好好的。眼下我看见它们在从敦刻尔克到阿尔萨斯的一路上，熊熊燃烧。

从一万米高空看下来说“燃烧”，这是夸大其辞。因为村子上空，像森林上空一样，看到的只是一团不动的烟，一种白色的奶液。火只是在暗中蠕动而已。在一万米高空，时间也像停滞了，因为看不到运动。看不到劈劈啪啪响的火焰，折裂的柱梁，翻滚的浓烟。看到的只是琥珀色中凝结的灰白奶汁。

这座森林有人治疗吗？这个村子有人治疗吗？从我这个地方观察，火像病似的慢慢销蚀。

在这件事上要说的话也很多。我听到过这样的话：“我们不要舍不得小村庄。”说这话是必要的。战争期间，一个村庄不是传统的一个纽带。在敌人手里只是个老鼠窝。一切都会改变意义。就像这几棵树，三百多年了，给你的老家遮风挡雨。但是也妨碍一位二十二岁中尉的枪炮瞄准。他派十五个士兵到你家砍掉这件时间的杰作。三百年的耐心和阳光，三百年的家庭圣物和花园庇荫的结晶，他花十分钟工夫就捣毁了。

“我的这些树！”

他不听你的。他在进行战争。他是对的。

现在为了玩战争的游戏，他们也焚烧村庄，也拆毁营地，也牺牲机组，也投入步兵去对付坦克。自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堪。因为一切都无济于事。

敌人看到了这个事实，在利用这个事实。无边无际的土地上，人占很小的位子。需要一亿士兵才能联成一条绵延不断的墙。因而，部队与部队之间总有缺口。这些缺口原则上说，可由部队的流动性弥补，但是从装甲武器的观点看，机械化程度不高的敌军可以说是不动的。这些缺口就成了真正的漏洞。从而产生这条简单的战术规则：“装甲师的行动应该像水。在敌人的壁垒上轻轻施加压力，只在没有遇到阻力的地方往前猛冲。”坦克就是这样压在壁垒上。缺口总是存在的。坦克也总是能冲过去的。

这些坦克进行袭击后，遇不到坦克的阻挡，横冲直撞，带来不可挽回的后果，虽然它造成的损伤表面不深（如俘虏了地方参谋部，切断了电话线，火烧了村庄）。它们却起了化学剂的作用，摧毁的不是机体，而是神经和淋巴结。它们以闪电速度横扫过的土地上，任何军队即使表面几乎毫无损伤，也都不成为军队了。它变成了分散的凝块。原来是一个有机体，现在剩了一堆互不关联的器官。在这些凝块之间，不管士兵多么骁勇善战，敌人可以随心所欲推进。士兵成了乌合之众，部队作战就不会有效。

十五天造不出一种新材料。甚至……军备竞赛也是输的。我们是四千万种田的人，面对的则是八千万做工的人！

我们以一个人对付三个敌人。一架飞机对付十架或二十架敌机，从敦刻尔克以后，一辆坦克对付一百辆敌坦克。我们没有闲暇默想过去。我们从事的是现在。现在就是这个样。任何一种牺牲，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无法推迟德国人的挺进。

因而，在民政军事各部门，从上到下，从管子工到部长，从士兵到将军，无不有一种既不知也不敢明确表示的内疚，牺牲只是一种学样或者自杀时，就失去了任何崇高的意义。自我牺牲是美的：某些人为了别人活而自己死了。救火要拆除火场四周的建筑。等援兵要在兵营中战斗到死。这都是对的，但是，不论做什么，火还是向四处蔓延。可躲身的兵营不存在了。援兵也是盼望不到的。这时再说为那些人战斗，为那些人试图战斗，好比是在干脆叫他们去送死，因为飞机摧毁军队后方的城市，改变了战争的打法。

我后来听到一些外国人指责法国，没有把某几座桥梁炸掉，没有把某几个村庄烧毁，没有把某几个人处死。但是令我深感震惊的却是做了相反的事，绝对相反的事。这是一片诚意遮住了我们的耳目。这是我们不顾事实在作绝望的斗争。虽然一切无济于事，但为了按照规则游戏，我们还是把桥梁炸了。为了按照规则游戏，我们还是把真正的村庄烧了。为了按照规则游戏，我们的人在死去。

当然，也有忘了的！有的桥忘了炸，有的村庄忘了烧，有的人让活了下来。但是这场溃退的悲剧在于使一切行动失去了意义。不论谁炸桥，没一个不对这事厌恶的。这个士兵拦不住敌人，倒制造了一座桥的废墟。他损害自己的国家，是为了装模作样打个漂亮仗！

要使行动有热诚，就要使行动有意义。烧毁庄稼是要把敌人埋在灰堆里，是美事。但是敌人依仗一百六十个师，对我们的火和我们的死只会嗤之以鼻。

村庄烧毁的意义应该与村庄存在的意义是相等的。而今，村庄烧毁的作用只是装模作样的作用。

死的意义应该与死是相等的。这些士兵打得好还是不好？这个问题本身没有一点意思！大家知道从理论上，一座小镇可以防守三个小时！可是士兵接到坚守的命令。没法进行战斗，他们自己要求敌人摧毁村子，为了战争游戏规则得到遵守。犹如可爱的对手下棋时说：“你忘了把这只小卒子吃掉……”

他们向敌人挑战：

“我们是这个村子的守方。他们是攻方。来吧！”

问题听明白了。一个中队用脚跟一踩，把村子夷为平地。

“好棋！”

当然，死气沉沉的人也是有的，但是死气沉沉是绝望的一种粗糙形式。当然逃兵也是有的。阿利亚斯少校本人就有两三次拔出手枪，威吓那些满脸灰气的散兵游勇；他们在公路上撞见的，对他提的问题期期艾艾答不上来。谁都想把罪魁祸首逮住，干掉他扭转乾坤！逃兵要对溃逃负责，既然没有逃兵就没有溃逃。只要拔出手枪瞄准了，一切都会好的……但是这好比消灭疾病，不惜把病人埋掉。阿利亚斯到后来还是把手枪放回口袋，这支手枪在他本人眼里突然显得过于招摇，像喜歌剧中的指挥刀。阿利亚斯感到这些满脸灰气的士兵是灾难的结果，不是原因。

阿利亚斯知道，这些士兵跟今天还在接受死的士兵没有两样，没有丝毫两样。十五天来，十五万人接受了死。但是也有一些头脑顽固的人要求说明死的理由。

理由可是不好找。

赛跑员将要和他同一级别的赛跑员进行一生中最重大的比赛。但是他一开始发现腿上锁了一个囚犯的铁球。竞赛者像长了翅膀那么轻快。这种争斗不说明什么。他弃权……

“这次不算……”

“算的！算的！”

在一场已算不得是比赛的比赛中，能编些什么理由才可使人主动贡献一切？

阿利亚斯知道这些士兵在想什么。他们也在想：“这次不算……”

阿利亚斯收回手枪，找一个合理的回答。

合理的回答只有一个。唯一的。我打赌谁也找不出第二个：

“你们死了也不会改变什么。失败是铁定了的。但是失败最好用死人来表示。这样会哀痛。辛苦你们，扮演这个角色吧。”

“好的，我的少校。”

阿利亚斯不轻视逃兵。他太清楚了，他合理的回答够说明问题了。他自己就接受死。他手下的机组都接受死。对我们来说也是，这个合理的回答虽有点躲躲闪闪，也够了：

“这很不好办……但是参谋部他们坚持要办。他们非要办不可……就是这么回事。”

“好的，我的少校。”

我也只是相信，死者是给生者做担保的。

第十四章

我老得很了，把一切都撇在后面了。我看窗上的反光镜。底下是人。显微镜载玻片上的纤毛虫。纤毛虫的家庭纠纷能叫人感兴趣吗？

要不是心头的疼痛像活了似的，我会像一个垂老的暴君胡思乱想。十分钟前，我杜撰了这个龙套的故事。虚假得令人作呕。我窥见歼击机时，想到的是低声哀叹吗？想到的是尖尾巴的胡蜂。是啊。这些脏点子，真是微乎其微。

我竟能毫不厌恶地胡编长纱裙。我不会想什么长纱裙，是因为我根本看不到自己的航迹！在座舱里，我像烟斗卡在烟斗盒里动弹不得，不可能看到背后的事。我通过机枪手的眼睛往后看。这不够的！还得喉头送话器不出故障！我的机枪手从没对我说过：“那里有几个求婚者跟在我们的长纱裙后面……”

现在有的只是怀疑主义和耍花招。我当然愿意相信，愿意斗争，愿意赢得胜利。但是烧毁自己的村庄没法叫人装出相信、斗争、赢得胜利的样子，很难使人热血沸腾。也很难存在。人只是关系中的一个纽带，现在我的联系已无多大价值了。

我心里什么东西出了故障？这些变换的秘密在哪里？我现在看来抽象遥远的东西，怎么会在其他环境令我心绪不宁？一句话、一件事怎么会在人的命运中反复不已？我要是巴斯德[5]，纤毛虫的生态活动会叫我牵肠挂肚，以致载玻片在我眼中像原始森林那么辽阔，我俯望载玻片是在经历最高形式的历险，这又是怎么会的呢？

怎么会的，下边，这个小黑点，那幢住人的房子……

它引起了我的一个回忆。

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远溯到我的童年了。童年——人人都是从中而来的这片广袤土地！我从哪里来的？我从我的童年来的。我生来就有我的童年，犹如我生来就有一个故乡。把话说回来，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经历了一件奇异的事。

我那时五岁或是六岁。晚上八点。八点是孩子该睡觉的时间。尤其冬天，因为天黑了。可是，大家把我忘了。

这幢乡村大宅第的底楼，有一个门厅，在我的印象中巨大无比，通往一间暖屋，那是我们孩子吃饭的房间。我一直害怕这间门厅，原因可能是那盏小灯，挂在房间中央，晦暗昏沉，不像在照明，像在打信号。可能是高高的护壁板，静默中咯咯出声，也可能是冷。因为，从明亮温暖的房间出来，到了里面像进了洞穴。

但是那天晚上，看到人家把我忘了，我向恶魔让了步，踮起脚尖抓到门柄，慢慢把门推开，走进门厅，非法勘探这个世界。

护壁板的响声在我看来像天怒的一种预示。我隐约看到暗影中那些高大抱敌意的木板。虽不敢再往前走，还是勉强爬上了一张蜗形腿桌子。我坐在上面，背靠着墙，腿悬在半空，心怦怦地跳，像大海的沉船者坐在他们的礁石上。

那时，一个客厅的门开了，两位叔叔——令我胆战心惊的两位——进来带上门，把闹声和灯光关在外面，开始在门厅里踱来踱去。

我怕被发现，抖个不停。其中一位叫于贝尔，对我更是威严的化身，神的执法者。这人不用对孩子指指戳戳，我每犯一次罪，他皱起狰狞可怕的眉毛反复对我说：“下次我去美国，我要带回一台揍孩子的机器。美国什么都做得精巧。所以那里的孩子才乖呢。做父母的可省心了……”

我那时就是不喜欢美国。

他们在这间冰冷走不到头的门厅里来回逛，没有窥见我。我眼睛盯着他们，耳朵听着他们，屏住呼吸，头发昏。“如今这个时代，”他们说……他们带着大人的秘密走远了，我也重复说：“如今这个时代……”接着他们回来了，像一阵潮水，带着不可知的财富又向我卷来。“荒唐，”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荒唐到家了……”我像拣珍宝似的把这句话也拣了起来。为了试验这句话对我五岁的心灵产生什么力量，我慢慢重复说：“荒唐，荒唐到家了……”

潮水把叔叔冲走了。潮水把叔叔冲回来了。这种现象使我看到了人生一些还不明确的前途，它像星辰那样有规则地反复出现，如万有引力现象。我钉在墙桌上，千年万年下不来，当了一场密谈的偷听者，密谈中两位无所不知的叔叔同心协力创造世界。这幢房子还可能矗立一千年，两位叔叔也会一千年像钟摆慢悠悠地在门厅里晃，继续给它一种永恒的味道。

我正望着的那个黑点子，无疑是一幢住人的房屋，在飞机下十公里。我见了毫无感受。可是，也可能就是一幢乡村大宅第，也有两位叔叔在散步，在一个孩子的心灵中慢慢创造像无边大海那样神奇的东西。

我从我的一万米高空发现的这块天地，有一个省份那么大，可是一切收缩得令我窒息。我在这里占的空间，还不及我在这个黑点子里占的多。

我失去了对内在天地的感觉。我对内在天地是盲目的。然而我对它很渴望。我在这里仿佛遇到了任何人的任何愿望的一种共同尺度。

当一次机缘唤醒了爱，人心中的一切都围绕这爱作安排，爱使他意识到内在天地。我住在撒哈拉时，要是阿拉伯人半夜突然来到我们篝火旁，警告我们说远处有危险，沙漠就有了内容，有了意义。这些信使开拓了沙漠的内在天地。音乐也有内在天地，当它美的时候。旧衣柜的气味也复如此，当它唤醒和引起回忆的时候。动感情，就是感到了内在天地。

但是我也明白，人的一切不可以数计，不可以度量。真正的内在天地不能用眼睛观察，只能诉之于心灵。它与语言的价值完全相等，因为连结事物的毕竟是语言。

我觉得从那以后，更看出什么是文明。文明是包括了信仰、习俗、知识的一笔遗产；信仰、习俗、知识随着世纪缓慢累积而成，有时很难用逻辑解释；既然它们可以开拓人的内在天地，比如道路总是通往某地的，这本身就可说明它们存在的理由。

低劣的文学向我们宣扬逃避的需要。当然，踏上旅途也是去找寻内在天地。但是内在天地是无法到外界去找的。它是渐渐建成的。逃避从不会使人找到道路。

人需要东奔西走，齐声高唱，或者进行战争，才感到自己是人，这也可算使自己跟他人和世界相结合而强加于自身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多么贫乏！一个文明若是强有力的，它使人充实，即使这人在那里一动不动。

在某个宁静的小城里，天灰濛濛地下着雨，我窥见一位闭门不出的残疾女人在窗前默想。她是谁？大家对她怎么样？我就是以这个人的分量来判断这个小城的文明。我们一动不动时有多大价值？

这位祈祷的多明我修士身上有一种分量。这人在匍匐不动时更体现人。巴斯德在显微镜上屏息敛气时，是个有分量的人。巴斯德在观察时更体现人。那时，他前进。那时，他急急忙忙。那时，他跨着巨人的步伐前进，虽然一动不动，他发现了内在天地。塞尚[6]也是如此，面对他的素描，一动不动，一声不出，是一个不可估量的人。只是在不说话、专注于感受和判断时，他更体现人。那时，他的画对他变得比大海还浩渺辽阔。

童年房屋造成的内在天地，我的奥贡特房间造成的内在天地，显微镜视野给巴斯德造成的内在天地，诗歌开拓的内在天地，这许许多多脆弱美妙的财富，只有一个文明才能让人分享，因为内在天地是为精神的，不是为眼睛的，没有语言便没有内在天地。

但是，怎样恢复我的语言的意义，当此一切混淆不清的时候？当此花园的树既是一个家庭世代乘载的船，又是炮兵目标的障碍的时候？当此轰炸机像压榨机重重压在城市上空，迫使居民像黑色液汁沿着公路流动的时候？当此法国像捅破的蚂蚁窝乱作一团的时候？当此战斗对象不是具体可见的敌人，而是要上冻的脚蹬、卡住的手柄、滑牙的螺栓……

“可以下降！”

我可以下降了。我会下降的。我将低空飞过阿拉斯。我身后有千年文明帮着我。但是这千年文明一点不帮我忙。显然，还不是要求报答的时候。

我以每小时八百公里、每分钟三千五百三十转的速度失去我的高度。

旋转时，我离开了红得过分的极地太阳。在我前方底下五六公里，窥见一堆正面平直的大片浮云。一部分法国埋在它的阴影里。阿拉斯在它的阴影里。我想象这块浮云下一切是发黑的。这只大汤碗中央正酝酿战争。公路堵塞、火灾、物资狼藉满地、村庄十室九空、混乱……到处混乱。他们在荒谬中、在乌云下纷纷扰扰，像石头底下的鼠妇。

这种下降像是破产的过程。我们将不得不在他们的泥泞中趑趄不前。我们回到破败野蛮的状态。在那底下，一切都在瓦解！我们像富有的游子，长期生活在珊瑚和棕榈的国家，一旦破了产，回到家乡重过清苦庸俗的生活：吝啬的家庭的油腥饭菜，剧烈的兄弟相争，法院执达员存心不良觊觎钱财，不现实的希望，身败名裂搬家，救济人员傲慢无礼，医院中贫病而死。在这里，至少死是干净的！在冰与火中死。在阳光、天空、冰与火中死。在那底下，是被泥土消化的！

第十五章

“航向南，上尉！我们的高度到了法国区内再调整吧！”

我已能看到黑色公路；望着这些公路，我懂得什么是和平。和平时期，一切都有条不紊收在里面。晚上，村民回到村里。庄稼收进粮仓。衣衫整整齐齐折好放进衣柜。和平时期，每件东西都知道往哪儿去找。每个朋友都知道到哪儿去相会。到晚上也知道上哪儿去睡。啊！生活的底布撕碎时，世界上没有人的立锥之地时，心爱的人不知往哪儿去找时，出海的丈夫再也不回来时，和平也死了。

事物有了自己的意义、有了自己的位置时，还有事物成为更大事物的一个组成部分时（就像土地中分散的矿物质，一起集中在树木中），事物就会展示一个面目，而和平就可以观察这个面目。

但是现在是战争。

我在公路上空飞，公路黑压压的，看不到头的液汁在不停地流。据说，他们在疏散人口。这话已不能这么说。人口自动在疏散。逃难有传染性，使人精神错乱。这些流浪者要往哪儿去？他们向南方移动，仿佛南方有吃有住，仿佛南方热情欢迎他们去。但是在南方，有的只是人满为患的村子，那里夜宿在仓库里，食物日益减少。那里最慷慨好客的人也渐渐没有好声气，因为大批人涌入太没有道理了，人潮像挟着泥沙的河流，慢慢地把他们也吞没了。单单一个省怎样供应得起全法国的吃和住！

他们往哪儿去？他们不知道！他们朝着幽灵中途站前进，因为这批难民抵达一块绿洲，这块绿洲已不成为绿洲了。每块绿洲先后跟着崩溃，它跟着加入难民群中。如果到达一座看光景还在好好生活着的真正村庄，第一晚难民就把村内食物一扫而光。他们吃空村庄，像虫子蛀空骨头一样。

敌人比难民跑得还快。

装甲车在某些地方速度超过这条人流，人流倒是会淤积和倒灌的。有些德国部队陷在这堆泥泞中步履艰难，人们会见到这种荒诞不经的奇事：这些人在别处杀人，到了某些地方竟供应喝水。

我们一路撤退时，驻扎过十来个紧挨的村庄。我们也曾浸在这堆缓慢的淤泥中，淤泥慢慢穿过村庄。

“你们去哪儿？”

“不知道。”

他们从来什么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什么。他们在疏散。没有一个避难所可以安身。没有一条公路可以走通。他们还是疏散。有人在北方对蚂蚁窝狠狠踩了一脚，蚂蚁往四处奔跑。艰苦地。不慌张。不希望。不绝望。像在履行一项职责。

“谁命令你们疏散的？”

总是镇长、教师或镇长助理。一声口号在某个清晨三点钟，骤然震动了村庄：

“全体疏散。”

他们料到会有这声命令。十五天来，他们看着难民经过，他们不再相信自己的家会天长地久存在。可是人到底很久没过游牧生活了。他们给自己建造的村庄，可以矗立几个世纪。他们做家具精工细作，要传给子孙后代。老房子接他出生，又见他度过一世，然后像一艘结实的船，把儿子从此岸送到了彼岸。但是住不下去了！他们弃家而走，甚至不知道为什么！

第十六章

沉重啊，我们一路上的经历！我们的任务有时是在同一天早晨，对阿尔萨斯、比利时、荷兰、法国北部和大海看上一眼。但是我们大部分问题还是地上的问题，我们的视野常常是狭隘的，集中在一条十字路口的交通阻塞上！就是这样，才三天前，杜泰特和我看到了自己居住的村庄的崩溃。

我肯定永远摆脱不了这个记忆的萦绕。将近早晨六时，杜泰特和我一出门口，就闯入了不可言状的混乱。所有的车库、货栈、粮仓把五花八门的车辆——新汽车和旧大车（躺在灰堆里五十年不用的），运粮车和卡车，马车和板车——统统吐在狭窄的路上。找得仔细，可能在这个市场上会发现古代驿车！凡有车轮的箱子都出土了。屋里的宝藏都挖掘了。都包在撑裂的裹布里，七零八落装上小车往大车运。无法形容。

家庭的面目是这些物件构成的。它们是各人虔诚崇拜的对象。每件珍宝有自己的位子，在习惯中必不可少，在回忆中完美无缺，并以其建立的感情王国而有价值。但是大家错以为它们本身如何珍贵，从壁炉、桌子、墙头取了下来，乱放乱堆，成了旧货市场的破烂，显出一副败相。肃穆的圣物堆在一起，叫人翻胃恶心！

在我们面前，什么东西已经开始瓦解。

“你们这里的人疯了！发生什么啦？”

我们进去的那家咖啡馆女主人耸耸肩：

“疏散呗。”

“为什么疏散？见鬼！”

“不知道。镇长说的。”

她非常忙。旋风似的走回楼梯口。杜泰特和我默默望着路。在卡车、汽车、大车、出租马车里面，孩童、床垫、炊具混杂相处。

尤其可怜的是那些旧汽车。一匹马挺立在大车辕木之间，给人一种健康的感觉。马不需要零件。大车用三根钉子就可修复。但是这些机械时代的遗迹！这些活塞、阀门、磁电机、齿轮拼凑而成的玩意儿能用上几时？

“……上尉……能不能帮个忙？”

“当然。帮什么？”

“把我的汽车开出车库……”

我望着她发呆：

“您……您不会开车？”

“喔！……到了路上就会开了……就没那么难了……”

她，小姑，还有七个孩子……

到了路上！到了路上，她每天前进二十公里，每二百米停一停！在这混乱不可开交的道路阻塞中，每二百米她要刹闸、停车、熄火、挂挡、换挡。她把一切弄坏为止！汽油没了！润滑油！还有水也会忘的。

“小心水。您的散热器像竹篮子那样漏水。”

“是啊！车子不新了……”

“您要开上八天……您怎么能做到？”

“我不知道……”

开不了十公里，她就会撞上三辆车，弄得离合器卡住，轮胎爆炸。那时候，她、小姑和七个孩子开始掉眼泪吧。那时候，她、小姑和七个孩子面对力不能及的问题，一筹莫展，心灰意懒，坐在路边等待牧羊人。但是牧羊人……

牧羊人……奇怪，就是不见带头的牧羊人！杜泰特和我，亲眼见到过羊群的创举。这些羊群在器械的丁零当郎声中弃家外出。三千只活塞，六千个阀门。这些器械吱吱嘎嘎，东碰西撞。有的散热器中水都煮沸了。就是这样，这个毫无生路的队伍开始艰苦跋涉！这个没有零件、没有轮胎、没有汽油、没有机械师的队伍。疯狂！

“你们不能留在家里吗？”

“啊！是的，我们愿意留在家里！”

“那为什么要走？”

“他们跟我们说走……”

“谁跟你们说走？”

“镇长……”

又是镇长。

“当然。我们大家都愿意留在家里。”

确实如此。我们在这里感觉到的不是恐慌的气氛，而是盲目受苦的气氛。杜泰特和我趁机去开导几个人：

“你们不如把这些都卸下来。至少可以喝上自己家乡的水……”

“这样肯定好！……”

“你们可以自己决定啊！”

我们说服工作见效了。围了一群人。他们听我们说。他们点头同意。

“……上尉说得还真有道理！”

有几位信徒接替我们宣传。我劝化了一位养路工，他比我兴头更高：

“我早说嘛！到了路上还不是啃石头。”

他们讨论。他们一致同意。留下来。有几人走开去向别人宣传。但是垂头丧气回来了：

“不行。我们只好也走。”

“为什么？”

“面包师走了。谁来做面包？”

村子乱了套。不是这里便是那里出现破绽。一切会从同一个漏洞流走的。没了希望。

杜泰特有自己的看法：

“糟的是大家听了相信战争是不正常的。从前，他们都留在家里。战争与生活交织一起……”

女主人又出现了。她拽了一只包裹。

“三刻钟后我们起飞……您可以供应点咖啡吗？”

“啊！可怜的年轻人……”

她擦眼睛。喔！她不是哭我们。也不是哭自己。她已累得掉眼泪了。她已感到陷入庞杂的队伍脱身不得；这个队伍一公里比一公里乱得厉害。

远处，田野上空，不时有几架敌歼击机飞过，飞得很低，对这个可怜的羊群扫上一梭子机枪。但是最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一般也不多放。几辆车着火了，但火势不大。死人也不多。有点多此一举，类似一声警告。或者像狗的行为，咬羊的腿弯催羊群快走。在这里散布了混乱。但是为什么采取这些局部、零星、压力不大的行动呢？敌人不用出大力气打乱这群队伍。事实也是，队伍不用敌人也会自乱。机器自动坏的。机器是为一个和平稳定、有充分时间支配的社会设计的。机器没有人维修、调节、上油，衰老只在朝夕。这些车辆今晚看来，已有千年高寿了。

我像在给机器送终。

那一个人鞭打自己的马，威严得像个国王。他高高坐在自己座位上，满脸春风。我猜他喝多了。

“您挺高兴，嗯！”

“世界末日到了！”

我对自己说这话，心底感到难受：这些劳动者，这些有一技之长、多才多艺、品质高尚的小人物，今晚只是些寄生虫、蠹虫。

他们扩散到乡野，把一切吃光。

“谁给你们吃？”

“不知道……”

几百万流民在公路上逶迤，不知所从，每天走上五到二十公里，用什么供应他们？即使有供应，也没法往前运！

人与铁的这个混合体叫我想起利比亚的沙漠。普雷沃和我住在一片不可住人的荒野，地上尽是黑石头，在阳光中发亮——这是铁板铺地的荒野。……

我望着这种情景，有一种绝望心理：一群蝗虫落在石头地上，活得长吗？

“你们等天下雨喝水？”

“不知道……”

他们的村子六天来不停地走过北方的难民。他们六天来目睹这股川流不息的人潮。轮到他们自己了。也挤进队伍占个位子。喔！却不抱信心：

“我宁可死在家里。”

“谁都宁可死在家里。”

这是确实的。整个村子还是像沙堆的城堡崩溃了，虽然没有人愿意离开。

法国就是有储粮，储粮的运输也会被公路阻塞完全挡住。尽管抛锚的车辆满坑满谷，挤在十字路口动弹不得，人还是可以勉强顺着人潮南下，但是往回怎么走呢？

“没有储粮，”杜泰特对我说，“这下好办了……”

谣传说，从昨天开始，政府禁止农村疏散。但是命令如何传播的，只有天知道，因为公路上已不可能有交通。至于电话线不是接不通，便是切断了，或者令人怀疑。问题不在于下达命令。在于重新创造一种道德。一千年以来都是对男人说，妇女和儿童应该置身于战争之外。战争是男人的事。镇长知道这条规则，他们的助理、他们的教师也知道。突然，他们接到命令禁止疏散，这就是强迫妇女儿童在轰炸时留在原地。需要一个月时间才能使他们的思想适应新时代。思维方法不可能一下子转过来。可是，敌人在推进。镇长、助理、教师把他们的老百姓都赶到大路上了。应该怎么办？真理在哪里？这些没有牧羊人的羊群四处走散。

“这里没医生吗？”

“您不是这个村的？”

“不是。我们从北方来。”

“找医生干吗？”

“我的妻子要在大车上生产了……”

在这些厨房炊具之间，到处是废铜烂铁的荒漠中，无异于坐在荆棘堆上。

“您事前没有估计到？”

“我们在路上已经走了四天。”

因为公路成了一条汹涌的河流。哪儿停靠？村庄在激流冲击下，也都一座座空了，仿佛轮到它们淹死在大水沟里。

“不，没医生。大队的医生在二十公里外哩。”

“啊！好。”

那人抹去脸上的水。一切都摇摇欲坠。他的妻子要在公路中央炊具堆里生孩子。一切的一切都说不上残酷。主要还是邪了门儿，不是人性所能理解的。没有人埋怨，埋怨也不再有意义。妻子快死了，他不埋怨。就是这么回事。当作一场噩梦吧。

“至少可以找个地方停一停……”

到某个地方找一座真正的村庄，一家真正的客店，一家真正的医院……但是医院也疏散了，道理只有上帝知道！这是一条游戏规则。大家没有时间创造新规则。到某个地方找一个真正的死！但是真正的死也是没有的。有的是散了架的身体，像汽车一样。

我到处感到一种疲沓的紧迫感，一种已不思紧迫行事的紧迫感。每天走上五公里去逃避日行一百多公里穿林越野的坦克，飞行时速六百公里的飞机。瓶子掀翻了，液汁就是这样流的。那人的妻子要临盆了，但是他有无法计算的时间。这是急事，也不是急事。悬在急事与永恒之间不稳定的平衡中。

一切都来得很慢，像临终的人的思想。这是一大群羊，疲惫不堪，在屠宰场前跺脚。放出去啃石头的有五六百万吧？这批人在永恒的门槛前跺脚，又倦又困。

我实在无法想象他们靠什么活下来，人不吃树皮草根。他们自己也隐约感到这点，但并不恐慌。离了自己的环境、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职责，他们就失去了任何意义。身份也磨灭了。几乎不再是自己。也几乎不存在。随后又无中生有地苦恼，但是主要苦恼的还是腰痛，因为搬运的包裹太多了，断裂的结扣太多了，使衣物滚了一地，要推了才走的汽车也太多了。

对失败一字不提。这个不说也明白。形成自己实体的事物，你不需要说三道四。他们本身“就是”失败。

我眼前突然出现一个刺目的图像：五脏六腑往外流的法国。赶快缝合。一秒钟也不能耽误：他们没治了……

这开始了。他们已经在那里窒息，像出了水面的鱼：

“这里没牛奶吗？……”

这问题真要笑死人！

“我的孩子昨天来什么也没喝……”

这是个六个月的婴儿，哭闹得厉害。但哭闹不会很久：出了水面的鱼……这里没有牛奶。只有废铜烂铁。只有一大堆无用的废铜烂铁，走一公里坏一点，掉了螺母，掉了螺钉，掉了面板，在一次出奇无用的撤离中，推动这群人走向虚无。

谣传说，飞机用机枪扫射靠南几公里的大路。甚至还说有炸弹。我们确实也听到沉闷的爆炸声。谣言肯定是确实的。

人群并不惊慌。我觉得反使他们有了生气。冒这种具体的风险比陷入废铜烂铁，好像更有益于他们的健康。

啊！以后的历史学家会写出什么样的大纲？会编出什么样的主题，给这一锅粥找到一个意义！他们会援引一位部长的话、一位将军的决定、一个委员会的讨论，把幽灵作为装饰，杜撰几段认真负责、高瞻远瞩的历史性谈话。杜撰一些承诺、抵制、慷慨激昂的辩辞、卑劣的言行。而我，知道正在疏散的部是怎么一回事。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访问了一个正在疏散的部。我立即懂得，一个政府一旦换了地点，就不是一个政府。如同一个人体。要是你也开始把它拆散——胃在那里，肝在这里，肠子又在另外地方——这样凑不成一个机体。我在空军部呆了二十分钟。看吧，一位部长对他的传达员施加影响！一种神奇的影响。是因为部长与他的传达员之间还有一根电铃线相通。一根安全无恙的电铃线。部长揿一下按钮，传达员来了。

这，已相当不错。

“给我备车，”部长提出。

他的权威到此为止。他要传达员去跑腿。但是传达员并不知道地球上是否还有一辆供部长的汽车。传达员没有一根线跟一个汽车司机相通。司机消失在宇宙的某个角落里。这些执政者对战争知道些什么？就是我们，从现在起，由于联络工作千难万难，要等上一星期才能执行任务，去轰炸一个我们侦察到的装甲师。一位执政者从一个内脏掏空的国家听得到什么样的搏动声？消息每天行进二十公里。电话不是串线，便是切断了，没有能力完整地传达此刻正在瓦解的主体。政府周围是空的，像南北极那样空空如也。时而传来呼吁声，紧急绝望，但是三言两语，说得不明不白。这些负责人怎么知道一千万法国人是否已经饿死？一千万人的这声呼吁包含在一句话内。一句话只能表示简单的意思：

“您四点钟到某某人家里去。”

或者：

“据说死了一千万人。”

或者：

“布卢瓦着火了。”

或者：

“您的司机找到了。”

话是这么说的。没头没脑的：一千万人。车辆。东方部队。西方文明。司机找着了。英国。面包。几点啦？

我给你七个字母。七个字母都是《圣经》上的。你给我用这些字母编出一部《圣经》来！

历史学家会忘记真实。他们杜撰一些思想博大的人物，通过几条神秘的神经与一个可以表达的宇宙相连，胸怀全局，看法有根有据，按照笛卡儿[7]的四则逻辑权衡重大的决定。他们会分辨善的力量与恶的力量。英雄与叛逆。但是容许我提一个简单的问题：

“做叛逆；就得负责某些事，管理某些事，推动某些事，认识某些事。这在今天也要有天才。为什么就不给叛逆发勋章？”

和平已经在四面八方显露端倪。这不是像历史上某些新阶段，紧随着战争结束缔结和约，白纸黑字写清楚的这类和平。这是一个说不出名堂的时期，标志一切的结束。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结束。这是一个泥淖，任何激情都会在其中徐徐消沉。结局不论是好是坏，都不像会来临。相反地，会逐渐陷进一种临时状态中烂去，而这种临时状态却又像永恒那样没完没了。什么都不会有结果，因为找不到纽带抓住这个国家，就像抓沉溺者要抓住他的头发。一切都已瓦解。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仅抓回一绺头发。目前的和平不是人的决断产生的果实。而像麻风病似的就地扩散。

那里，在我的飞机下，这些公路上，难民队伍正在崩溃，德国装甲兵或者杀人，或者给水喝。宛若一片泽国中泥水不分。和平已渗进战争，把战争也泡烂了。

我的朋友莱翁·韦特在路上听到一桩意义重大的事件，后来写在一本意义重大的书中。公路左边是德国人，右边是法国人。两者中间是缓慢汹涌的人流。几百名妇女儿童尽他们可能从着火的车里脱身。有一名炮兵中尉身不由己卷在交通阻塞中，试图把一门七十五毫米大炮拉上炮位，敌人对这门炮任意射击，没有打中，却杀伤了公路上的人；这位中尉满脸汗水，非要完成他这项不可理解的任务，试图保全一个坚持不了二十分钟的阵地（他们在这里是十二人！），几位做母亲的向中尉走去：

“你们走开！你们走开！你们是些懦夫！”

中尉和他的士兵走开了。他们到处遇到这类和平问题。当然不能让儿童在路上遭到杀害。然而每个打枪的士兵都会打在一个儿童背上。每辆往前开或者试图往前开的卡车，都有可能撞死一群人。因为，逆流而行，不可避免地会堵死整条道路。

“你们疯啦！让我们过去！孩子快死啦！”

“我们是在打仗……”

“打什么仗？你们在哪儿打仗啦？往这个方向去，你们三天只能走上六公里！”

这些乘在卡车上迷失方向的士兵，他们正赶去集合——这种集合几小时来肯定已无目的可言。但是他们在自己的基本义务中钻不出来：

“我们是在打仗……”

“……还是来照管我们吧！这不人道！”

一个孩子高声号叫。

“那一个……”

那一个不再叫了。没有奶。没有叫声。

“我们是在打仗……”

他们反复背诵他们这句公式，蠢得没治。

“但是你们永远打不上仗！会跟我们一起死在这里！”

“我们是在打仗……”

他们已不大明白自己在说些什么。已不大明白自己是不是在打仗。他们还没见过敌人。乘了卡车追逐的目标比海市蜃楼还飘忽不定。他们遇到的只是这种污泥坑中的和平。

因为混乱粘住了一切，他们下了卡车。大家围住他们：

“你们有水吗？……”

他们把自己的水分了。

“有面包吗？……”

他们把自己的面包分了。

“你们由她去死吗？”

在这辆抛锚后推入沟中的汽车里，一位妇女喘着粗气。

大家把她从车里搬出来，抬进卡车里。

“那个孩子呢？”

他们又把孩子放进卡车。

“快生产的那个女人呢？”

又把那个女人抬进了卡车。

还有一个，她哭了。

经过一小时的努力，大家给卡车开了一条路。把它拨转身向南方开去。它被流亡的人群挟着，随着民众的人流流动。军人信奉了和平。因为他们遇不到战争。

因为战争的肌肉组织看不见。因为你打出去一拳，挨到的是儿童。因为去集合出战的路上，你给分娩的妇女挡住了。因为传达情报或接受命令，就像要跟天狼星讨论问题——甭想。没有军队，有的只是人。

他们信奉了和平。他们迫于形势做上了机械师、医生、牧羊人、担架队员。他们给这些对着废铜烂铁傻了眼的小百姓修理汽车。这些士兵仗义不惜力气，却不知道自己算是英雄还是该上军事法庭受审。他们得到勋章不奇怪。并排站在墙前脑袋吃上十二颗子弹也不奇怪。复员也不奇怪。什么都不叫他们奇怪。他们早对一切见怪不怪了。

这是一大池浑水，不管什么东西的命令、行动、消息、电波都没能在浑水中传出三公里。村庄一座接一座倒坍在水沟中，军用卡车一辆接一辆受到和平的吸引，信奉了和平。这一批批士兵接受死亡决无二话，但是没向他们提出死亡的问题，只好去接受遇到的义务，修理这辆旧车的车辕。有三位修女在车里塞了十二位受死亡威胁的孩子，进行上帝才知道的朝圣，送往上帝才知道的仙人洞窟。

***

犹如阿利亚斯把手枪放进了口袋，我也不评判那些失责士兵的行为。吹什么样的风能使他们振奋？哪儿来的波涛能使他们心动？他们一致的面目又在哪里？他们对世界其余部分一无所知，除了听到这些老是颠三倒四的谣言；谣言每隔三四公里便会滋生，起初是稀奇古怪的假设，浑水中慢慢传播三公里，成了千真万确的消息：“美国参战了。教皇已经自杀。俄国飞机炸得柏林满城起火。停战协定签订三天了。希特勒在英国登陆。”

妇女儿童没有牧羊人，男子照样没有牧羊人。将军指挥他的传令兵。部长指挥他的传达员。或许还可凭他的口才说得他面容变色。阿利亚斯指挥他的机组。他可以要求他们牺牲生命。军用卡车的中士指挥十二个士兵，他们一切听他的。但除此以外，他跟什么都沾不上边了。假定有一位天才领袖，神机妙算，深知天下大事，藏有救国韬略，这位领袖也只有一根二十米长的电铃线供他表达自己的意图。他可用于征服的全部兵力仅是一位传达员，如果在电铃线的那头还有一位候着的话。

这些游兵散勇在路上加入互不通气的人群，走到哪里算哪里的时候，这些人只是战争失业者，表示不出人们认为爱国败兵应有的那种失望。他们模模糊糊盼望和平，这是确实的。但是和平在他们眼里不表示别的，只是这种不可名状的混乱的结束，一种身份——即便是最普通的身份——的恢复。像老鞋匠缅怀从前敲钉子的时代。敲钉子对他也就是创造世界。

如果他们径自一直往前走，这是这场大动乱使人与人分裂的结果，不是他们对死的恐惧。他们什么也不恐惧：他们是空的。

第十七章

一条基本定律：失败者不会在原地变成胜利者。人们说一支军队，起初退却，后来抵抗，这只是一种省略的说法，因为退却的军队与现在在战斗的军队不是同一支军队。退却的军队不再是军队。不是说这些人没有资格争取胜利，而是因为退却中人与人合作协调的物质联系和精神联系都切断了。把这批向后方撤退的士兵换下来，补充上具有组织特征的生力军。挡住敌人的是这些人。溃退的人要重新集结，锤炼成军队。没有后备力量投入行动，一撤退便不可收拾。

只有胜利使人同心协力。失败不但使个人与众人分裂，并使个人内部分裂。溃退的人没有为崩溃的法国哭泣，因为他们是失败者。因为法国不是在他们周围失败，而是在他们心里失败。能为法国哭的已经是胜利者了。

几乎对所有的人——那些还在抵抗的人和那些不再抵抗的人——被征服的法国的面目要到以后静默的时刻才会显露。今天，为了一个正要出现或者正要消失的细节问题，为了一辆抛锚的卡车，为了一条阻塞的道路，为了一项荒谬的任务，人人弄得身心交瘁。崩溃的标志表现在任务的荒谬上。就是反对崩溃的行动本身也荒谬。因为一切都在自我分裂。人不会为普遍的灾难哭泣，但是会为自身负责的事物的垮台哭泣——到底这事是唯一能触及的。崩溃的法国只是一条碎片充塞的洪流，没有一个碎片是有面目的；这次任务没有，这辆卡车没有，这条路没有，这根混蛋气门杆也没有。

覆灭的景象确是惨不忍睹。小人显出是小人，强盗暴露是强盗。组织机构七零八落。部队受尽了气，使尽了力，在荒谬中四分五裂。凡此种种反应，一场失败都包含了，像一场鼠疫包含了淋巴结炎。但是你爱的那个人叫一辆卡车撞坏了，你会嫌她丑吗？

失败使人看来有罪的反是那些受害者，这就是失败的不公正。失败怎么让人看清牺牲、忍辱负重、严于律己，以及决定战斗命运的那位上帝没有体谅到的警惕心？怎么让人看清爱？失败让人看到的是无能的领袖、一盘散沙的人、无所作为的群众。有时确是真正的匮乏，但是这种匮乏说明什么呢？只要风闻俄国转变或美国参战的消息，人的面容就不一样。使他们在共同期望中团结一致。这样的谣言像阵海风，每次可把一切净化。不应该以打垮的反应来评论法国。

应该从同意作出牺牲这点来评论法国。法国领受逻辑学家的真理接受了战争。逻辑学家对我们说：“德国人有八千万。我们没法一年内生产出差额的四千万法国人。我们没法把麦地变成煤矿。我们不能盼望美国援助。德国人要求但泽自由市，为什么我们救不成就得自杀去遮羞呢？我们的土地产麦子多于产机器，人口只及人家一半，这有什么可耻呢？为什么这份耻辱要压在我们身上，不是压在全世界身上？”他们说得有道理。战争对我们意味灾难。但是法国为了避免失败应该拒绝战争吗？我不认为如此。法国本能也这样认为，既然上述警告并没使法国回避战争。在我国是智慧压倒了聪明。

生活总是打破公式的框框。失败尽管有种种丑相，还是显出是走向新生的唯一途径。我知道，为了使树木破土而出，就要让种子在土里烂掉。第一个抵抗行动若来得太慢，总要失败的。但是它是抵抗的觉醒。觉醒如同种子，可能从中长出一棵树来。

法国扮演了自己的角色。这个角色就是自告奋勇让人压垮——既然世界既不合作也不战斗，只是仲裁——是由着人家把自己在沉默中埋葬一段时期。要冲锋就要有人打头阵。打头阵的人几乎都要死。但是，为了冲得起来，死几个打头阵的人也是应该的。

这个角色当时是压倒一切的角色，既然我们不抱幻想接受了用一个士兵对付三个士兵，用农民对付工人！人家以失败的丑相来评论我们，我不同意！有个人接受在飞行中烧伤，大家能以他焦头烂额来评论他吗？他虽然是会变丑的。

第十八章

然而，这场战争除了对我们有不可或缺的精神意义外，实际进行时在我们看来确像一场奇怪的战争。这个词从不叫我难为情。我们一宣布战争，因没有进攻能力，就开始等人家随时来把我们打垮。

这个实现了。

我们准备了麦捆去战胜坦克。麦捆一无用处。今天是垮到底了。没有军队，没有后备，没有联络，没有物资。

我还是以雷打不动的严肃态度继续飞行。一小时八百公里，一分钟三千五百三十转朝德国军队俯冲。为什么？咦！吓唬他们！要他们撤出国土！既然要我们搜集的情报没什么用，这项任务就不可能有其他目的。

奇怪的战争。

我说话也夸张了一点。飞机下降了许多。操纵杆与手柄也化冻了。我恢复了正常的平飞速度。现在朝德国军队冲过去的速度是每小时五百三十公里，每分钟二千二百转。可惜。我不能把他们吓得那么害怕了。

有人将责备我们把这场战争叫做奇怪的战争。

把这场战争叫做“奇怪的战争”的人，是我们！还是把它看作奇怪的好。我们有权利按照自己的心意开玩笑，因为一切牺牲都是我们自己承担的。我有权利对自己的死开玩笑，要是这玩笑开得我高兴。杜泰特也是。我有权利去体味这些反常现象。为什么这些村子还在燃烧？为什么这些人要四处逃亡，流落乡野？为什么我们怀着不可动摇的信念扑向一个自动屠宰场？

我有一切权利，因为在这一秒钟，我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接受死。我接受的不是风险。我接受的不是战斗。是死。我明白了一个伟大的真理。战争，并不是接受风险。也不是接受战斗。在某些时刻，战士接受的就是纯粹而干脆的死。

这些天，外国舆论认为我们牺牲不够的时刻，我望着机组起飞和毁灭，问自己：“我们还能献出什么比这个代价更大呢？”

因为我们是在死。因为两星期来，法国死去十五万人。这些人死去可能并不表明是一场了不起的抵抗。我也不宣扬进行一场了不起的抵抗。这是不可能的。可是有几队士兵在一个无法防御的农庄遭到了屠杀。空军机组投入火中像蜡似的熔化了。

即使这样，我们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为什么还接受死？为了让人尊重？但是尊重意味有一位裁判。我们中间哪个会把评判权力交给一个局外人。我们是以一个我们认为是共同事业的事业的名义在斗争。关系成败的不但是法国的自由，也是全世界的自由：我们认为裁判的位子太舒服了。应该由我们来评判裁判。我们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的人评判裁判。我们这些人，二话不说登上飞机，任务好办的时候也只有三分之一有希望回来；还有其他大队的人；还有这位给流弹毁了面容的朋友，他这辈子别想打动女人，躲在丑的护墙后面严守德操，像躲在监狱后面的人，从此丧失了一个基本权利——对我们这些人别说什么观众在评判我们！斗牛士生来是给观众看的，我们不是斗牛士。如果有人向奥什台说明：“你应该出发，因为旁观者望着你。”奥什台会回答：“错了吧。是我奥什台望着旁观者……”

因为，说到头，为什么我们还在战斗？为了民主？倘若我们在为民主死，我们与民主国家是团结的。让民主国家与我们一起战斗吧！但是最强大的民主国家——那个唯一可能拯救我们的——昨天拒绝承担责任，今天还在拒绝承担责任。行。这是它的权利。但是它这样是在向我们表明，我们在为自身的利益战斗。我们明白一切都完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死呢？

出于绝望？但是绝望不存在啊！你若以为失败中会发现绝望，这是你对失败一无所知。

有一种真理比聪明的陈述更高。有的东西通过我，控制我，这东西我能感觉，但还不能掌握。树没有语言。我不是为了抵抗入侵而死，因为没有一个避难所，可供我与我爱的人躲身。我不是为了一种荣誉的存亡而死，因为我拒绝裁判。我也不是出于绝望而死。不过，杜泰特在查地图，算出了阿拉斯就在底下，约一百七十五度航向，我感觉到不出三十秒钟，他会跟我说：

“航向一百七十五，我的上尉……”

我会接受的。

第十九章

“一百七十二。”

“明白。一百七十二。”

一百七十二就一百七十二。墓志铭说：“他航向绝不偏离一百七十二度。”这个稀奇的挑战可以维持多久？我在七百五十米飞，顶上是云层。我若升高三十米，杜泰特就两眼漆黑。我们只有呆在明处，让德国炮兵当小学生的靶子打。七百米是禁止高度。飞机会成为整个平原的注意目标。引起整个炮队的射击。什么口径的大炮都打得中。在任何武器的射界中天长地久呆着。这已不是射击，是棍棒捅。仿佛在诱使一千根棍子来打一颗核桃。

我研究过这个问题：跳伞行不通。飞机中弹后往地面冲下来，单是打开跳伞舱门要三十多秒钟，已超过跌落的时间。打开舱门要把转动不灵的手柄转上七转。此外，全速时舱门要变形，移不动。

就是这样。这帖苦药，总有一天要吞下去！仪式并不复杂：航向保持一百七十二度。我错是错在人老了。是的。童年时代我多么幸福。我说这话，但真是这样吗？我在门厅里走已经保持航向一百七十二度了。由于那两位叔叔。

现在，童年变得甜蜜了。不但童年如此，从前的生活都如此。我看到它展现在面前，像一片田野……

我觉得我还是同一个人。我此刻感到的，以前也曾经体验过。我的欢乐或是我的悲哀，当然已经换了对象，但是感情还是依旧。我那时就是有时幸福，有时不幸。有时挨骂，有时得到原谅。有时工作好，有时工作差。这要看什么日子……

什么是我最远的回忆？我有一个奥地利蒂罗尔来的保姆，她的名字叫波拉。这算不得是个回忆：是个回忆的回忆。波拉在我五岁那个时代，已经只剩下一个传说了。有好几年，新年来临时，妈妈对我们说：“有封波拉来的信！”对我们孩子是桩大喜事。可是我们有什么高兴的呢？我们中间谁也记不起波拉。她早已回到她的蒂罗尔去了。也就是回到她的老家。一间埋在冰山雪谷里的小木屋。出太阳的日子，波拉出现在门前，住小木屋的人无不如此。

“波拉漂亮吗？”

“很讨人喜欢。”

“蒂罗尔好天气多吗？”

“长年是晴天。”

蒂罗尔长年是晴天。小木屋把波拉推出很远，在门外，在她白雪覆盖的青草地上。我会写字时，他们叫我给波拉写信。我对她说：“我亲爱的波拉，我给您写信很开心……”这有点像祈祷，既然我从来没见过她……

“一百七十四。”

“明白。一百七十四。”

一百七十四就一百七十四。墓志铭又要改写了。这真怪，生活仿佛一下子都集中在一起。回忆一个个涌上我心头。这些回忆再也帮不了事，也帮不了人。我回忆到一种深深的爱。妈妈常对我们说：“波拉信中叫我代她拥抱你们大家……”妈妈代波拉拥抱我们大家。

“波拉知道我长大了吗？”

“当然。她知道。”

波拉什么都知道。

“我的上尉，他们打炮了。”

波拉，他们向我们打炮了！我朝高度表看了一眼：六百五十米。乌云在七百米。好吧。我也没办法。但是我的乌云底下，世界不像我预测的那样发黑，它发蓝。蓝得神了。这是黄昏时刻，平原是蓝的。有的地方在下雨。是下了雨才蓝的。……

“一百六十八。”

“明白。一百六十八。”

一百六十八就一百六十八。走向永恒的道路真够曲折的……但是，这条路显得多么平静！世界像一座果园。刚才在图上是干巴巴的。我看不到一点人情味。我飞低了，有种亲切感。地上长树有孤独一支的，有小簇丛生的。到处可见。还有绿色田野。红瓦顶房屋，门前有个人站着。四周在下蓝色的阵雨。波拉遇上这种天气，肯定很快把我们赶回屋里了……

“一百七十五。”

我的墓志铭大大失去原有的浑朴高贵：“他航向不偏离一百七十二度、一百七十四度、一百六十八度、一百七十五度……”叫人看来我摇摆不定。咦！我的发动机咳嗽了。它冷下来了。我关上发动机罩。好。这是打开补充油箱的时候，我拉手柄。我什么也没忘吧？我看油压表。一切正常。

“事情开始不妙了，我的上尉……”

你听见吗，波拉？事情开始不妙了。可是我没法不对黄昏的这种蓝表示惊讶。真是蓝得出奇！这种颜色非常深邃。这些果树，可能是李树，列队而行。我进入了这座田园。中间连块玻璃也不隔！我是个偷庄稼的，跳进了围墙。在温湿的苜蓿地上大步走，我去偷李子。波拉，这是场奇怪的战争。这是场忧郁和蓝极了的战争。我有点迷了路。我进入暮年时发现了这个奇异的国家……喔！不，我不怕。有点悲哀，如此而已。

“曲折飞行，上尉！”

这是一种新游戏，波拉！右脚踩一下，左脚踩一下，使炮火迷路。我跌下去，身上要鼓大包。你一定会用浸山金车的纱布敷我。你知道，可是……黄昏的蓝色真是神！

我看到那边前面三柄散射形叉子。三根垂直发光的长杆。小口径的发亮炮弹或曳光弹的弹迹。金光锃亮。我突然看见黄昏的蓝色中这盏三枝烛灯喷火光……

“上尉！左边炮火很密！斜飞！”

踩脚。

“啊！这下糟了……”

可能……

这下糟了，但是我在事物的内部。我自有我的全部回忆、我的全部宝藏、我的全部爱。还有我的童年，像树根似的深深埋在黑暗里。我在一个回忆的忧郁中开始了生命……这下糟了，可是面临这些流星向我伸出爪子，我以为会感到的东西还是没在我的心中产生。

我在一个令我深受感动的国家。这是白天的最后时刻。在暴雨之间偏左的地方有大片亮光，形成一块块方形的玻璃。我几乎可用手触及两步外一切美好的东西。这些结李子的李树。这块散发土地气息的土地。走着穿过这块潮湿的土地一定很有趣。你知道，波拉，我慢慢往前走，左右颠簸，像一辆装满粮食的车。你相信这个速度，一架飞机嘛……当然，你想吧！不过，若把飞机忘掉，东张西望，你不就是在田间散步吗……

“阿拉斯……”

是的。在前方很远。但是阿拉斯不是一座城市。阿拉斯只是一抹红光，背后是蓝色的夜。背后是暴风雨。没错，在左边，正前方，正酝酿着一场暴风雨。黄昏并不说明天色这般朦胧。一定是满天乌云，才使透过的火光这么暗淡……

阿拉斯的火往上长了。这不是火灾的火光。火灾像下疳一样四下扩散，周围是一圈好肉。但是这抹红光不乏源源不断的燃料，像冒轻烟的油灯灯光。不窜不急，凝练持久，好似在油锅中烧个不歇的一团火焰。我觉得这团火焰得以维持不灭，是烧着了纤维紧密、重量很足的肉。有时风一吹，它像大树摇曳。那是一棵树。阿拉斯就困在树的蟠根曲须中。阿拉斯的全部精华，阿拉斯的全部库存，阿拉斯的全部珍藏，都转化成了液汁，使这棵树滋润荣发。

我看到这团火焰有时不胜重负，失去平衡，向左向右倾斜，喷出更黑的烟，接着又恢复原状。但是城市我总看不清。全部战争都凝聚在这团火中。杜泰特说这下糟了。他从前面看得比我清楚，首先令我吃惊的还是他说话说得不够重。这片有毒的原野上星光寥落。

是的，不过……

你知道，波拉，在小时候的童话书中，骑士经历千辛万苦，走向一座神秘迷人的城堡。他攀登冰川，跨越深渊，揭穿阴谋诡计。终于远远出现了那座城堡，在一片平原中央，平原上绿草如茵，软绵绵的适宜马蹄驰骋。他相信自己已是个胜利者……啊！波拉，童话中的老套式没人违背！这时刻总是最困难……

我就是这样，在蓝色黄昏中朝着我的火城堡跑去，像从前一样……你离开太早了，不知道我们的游戏，你错过了“阿克林骑士”。这是我们发明的一种游戏，因为别人的游戏我们瞧不起。这是在雷雨天玩的，第一阵闪电过后，我们从花园的气息和树叶的突然颤动，感到乌云快要滴水了。粗实的树枝有一时也变成了嗞嗞响、轻飘飘的青苔。这是信号……再也没有东西拉得住我们！

我们从花园最偏僻的角落奔进草地，朝房屋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最初几滴雷雨重而稀疏。第一个挨到雨点的认输。然后第二个、第三个。然后其他人。最后的幸存者表明受到神的保佑，刀枪不入！他有资格晋封为“阿克林骑士”，直到下次雷雨为止。

每次玩时，只几秒钟时间，大批儿童遭到屠杀……

我此刻还是在玩阿克林骑士。朝着我的火城堡慢慢跑去，上气不接下气……

但是这时候：

“啊！上尉。我还从没见过这个……”

我也从没见过这个。我再不是刀枪不入的了。啊！我原来不知道自己还是在希望……

第二十章

不管七百米，我还是在希望。不管坦克屯留地，不管阿拉斯的火焰，我还是在希望。我绝望地希望着。我一直回忆到童年时代，让自己觉得有人威风凛凛保护着我。大人就没有人保护了。一旦做了大人，人家由你自生自灭……但是有一个万能的波拉紧紧握着一个孩子的手，谁还能对这个孩子怎么样呢？波拉，我借用你的影子作为我的盾牌……

我借用一切诡计。当杜泰特对我说：“这下糟了……”我就是借用这声威胁本身在希望。我们是在战争：战争应该露出战争的面目。战争露面时，只不过是几道白光：“这就是所谓阿拉斯上空死亡的风险？叫我好笑……”

死刑犯一直想象刽子手是个脸色青灰的机器人。然而眼前却是个一般的老实人，会打喷嚏，甚至微笑。死刑犯抓住这丝微笑像抓住救生稻草……这只是一根虚幻的稻草。刽子手虽则打喷嚏，还是会把头砍下来的。但是希望怎么能放弃呢？

我本人对某一种接待怎么会不误解呢？既然一切变得亲昵朴实，雨淋过的板瓦屋顶发出柔光，没有东西再一刻不停地变，而且也不像会再变了。既然杜泰特、机枪手和我只是三个在田间散步的人，慢慢往家里走，也不用翻上衣领——说实在的，雨也不怎么下了。既然在德国防线中心地带，没有暴露什么真正值得一谈的东西，也没有绝对理由叫人相信往前走战争会是另一个样。既然敌人好像非常分散，如在广阔农村中溶化了，可能一幢房里一个士兵，可能一棵树上一个士兵，其中一个偶尔想起战争才放上几枪。上面对他三令五申：“你要朝着飞机开枪……”军令与遐想难分难解。他放出三颗子弹，没当一回事。以前我在晚上就是这样打野鸭子；只要一路上称心，我不在乎鸭子。我边聊边打上几枪，鸭子一点不受惊扰……

存心看的东西是可以看清楚的：这个士兵瞄准我，但是没有信心，打偏了。其他人放过去了。那几位有能力盘腿绊倒我的人，可能此刻愉快地呼吸夜晚空气，或者用火点烟，或者刚说完一则笑话——他们放过去了。其他驻扎在这村里的人，可能拿着饭盒去盛汤。“吭”的一声响了，又灭了。是友机还是敌机？他们没时间去认，他们盯着慢慢盛满的饭盒：他们放过去了。而我，手插在口袋里，嘴吹着口哨，尽量装得若无其事，试图通过这座游人止步的花园，然而花园的值班人员个个都想别人会管的——都放过去了……

我多么容易打下来！就是我的软弱对他们也是一口陷阱：“你们忙什么？往前去他们自会把我打下来的……”那还用说！“你到别处找死去吧……！”他们把苦活推给别人干，自己不错过盛汤，不打断说笑话，或者继续呼吸夜晚空气。我就是这样利用他们的疏忽，我得救全靠这一分钟：战争使他们大家都累了，在同一时候，碰巧得很——又怎么会不累呢？我多少抱有这样打算：躲过一个个人，一个个小队，一座座村庄，跑完我的全程。说到头，我们只不过是一架晚上路过的飞机……谁也懒得抬头！

当然，我希望回得去。同时又知道有的事情会来的。你被判了极刑，但是囚禁你的牢房还是哑然无声。你寄希望于这声静默上。每秒钟都像前一秒钟。没有绝对理由认为即将消逝的这一秒钟会变换一个世界。这工作太重大，一秒钟内完不成。每一秒钟接连不断来救应静默。静默好像已经亘古不息的了……

但是，大家知道快要来的那个人，脚步声响了。

刚才，田野上有东西迸裂了。就像熄灭的木炭，突然劈啪一声，放出一簇火星。是什么样的奥秘使这片原野在同一时刻发作了？树木遇上春天，花儿千朵万朵的开，怎么枪炮突然也有了春天？这条发光的洪流为什么一开始就满山遍野向我们涌上来？

我首先怪自己粗心大意。一切都给我弄砸了。平衡非常脆弱时，一眨眼、一举手都可破坏！登山者一声咳嗽，会引起雪崩。现在雪崩引起了，一切不可挽回。

这片蓝色沼泽地已经沉入黑夜，我们走在里面步子太重了。我们搅动了这潭死水，现在死水冲着我们浮起千万个金色水泡。

一群杂耍演员刚才进了场。一群杂耍演员先后向我们抛出千万颗炮弹。炮弹没有角度变化，起初显得是不动的，但是像技巧娴熟的杂耍演员慢送而不急抛的圆球，徐徐朝上升。我看到几颗发亮的眼泪在油光光的静空中向我滚来。杂耍演员玩出手时周围也这样屏息敛气。

机枪大炮一阵快速的连响，放出成百颗发磷光的大弹小弹，连续不断，像成串的念珠。千百串有弹性的念珠朝着我们方向延伸，拉得要绷断了，到了我们的高度爆炸开花。

事实上，那些没有打中我们的炮弹，从侧面看，切线上升时快得令人昏眩。眼泪变成了闪电。这时，我发现自己埋在黄如麦秆的弹道堆里。置身在长矛密林中央。受到流星般的千针万扎的威胁。整个原野跟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我周围编织一个闪光的金线网罩。

啊！俯视地面时，我发现这些有高有低的发光水泡，像一片片雾悠悠往上飘。我发现这是一股挟着种子的慢旋风；脱落的麸皮就是这样飘的！但是我若平看，就成了一束束长矛！是射击吗？不！我受到的是冷武器的进攻！我见到的是刀光剑影！我觉得……这不是危险的问题！我陷在珠光宝气中，眼睛也睁不开了！

“啊！”

我从座位上蹦起二十公分。飞机像给山羊角拱了一下。飞机要裂开了，要粉身碎骨了……但是不……但是不……我感到飞机还是听从使唤。这仅是无数次顶拱中的第一次顶拱。可是我一点看不到爆炸。炮弹的硝烟肯定与深暗的土壤混同一色：我抬起头，望着。

这种情景看不到一线生机。

第二十一章

俯视地面时，我没有注意到云与我之间的空间在逐渐扩大。曳光弹放出麦子的光芒：我怎么会知道，曳光弹放到顶点，会射出一个个暗色物体，像打钉子一样？我发现这些物体堆积成令人晕眩的金字塔，如同一块浮冰向后面漂移，慢慢慢慢的。处在这样的位置，我觉得自己一动没动。

我知道这些金字塔刚筑成，就消耗尽了自己的能量。每团云絮只在百分之一秒的时间内握有生杀大权。但是它们趁我不知不觉把我围住了。它们的出现猛地压在我的后颈上，像一种可怕的谴责。

沉浊的爆炸声连续不断，被发动机的隆隆声盖没，更使我产生一种静得出奇的幻觉。我什么也感觉不到。等待的空虚在我内心扩大，仿佛人在踌躇不决的时候。

我想……我还是想：“他们放得太高了！”仰起头看到一群苍鹰依依向后面飘荡。这些鹰舍我而去了。但还是没什么可希望的。

没有把我们打中的武器又在瞄准了。又在我们的高度上建筑铜墙铁壁。每门炮在几秒钟内，用炸药筑起一座金字塔，这塔一消失，立刻转移地点另筑一座。炮弹不是在追我们，是在包围我们。

“杜泰特，还差得多吗？”

“……再坚持三分钟就可结束……但是……”

“可能闯得过……”

“不行！”

这团灰黑影子，这群纵放在外的黑猎犬，来意不善。原野是蓝的。无边无际的蓝。海底一般的蓝……

我可以盼望活上多久？十秒？二十秒？爆炸的震动不歇地摇晃我。近处的气浪打在飞机上，像岩石跌进了车厢。在此以后，飞机遍身发出一种几乎是悦耳的乐声。奇怪的叹息……但是有几下没有打中。听来却像几声霹雳。霹雳愈近，声音愈纯。有几声冲击纯得不能再纯，就是说弹片撞上我们机身了。兽群要杀一头牛，不是去撞翻它，而是用爪子笔直地插进肉里，也不撕拉。牛落在它们掌握之中。这样，机身就像肌体，上面留下累累伤痕。

“伤着了吗？”

“没有！”

“喂！机枪手，伤着了吗？”

“没有！”

这些值得大书特书的冲击不算什么。是在咚咚敲一个壳，擂一面鼓。虽不会打破我们的油箱，也可以剖开我们的肚子。但是肚子本身也只是一面鼓。身体，谁还管它？重要的不是身体……啊，这真出人意料啊！

对身体我有几句话要说。日常生活中，显而易见的事反而受到漠视。要暴露显而易见的事，必须遇上情况紧急。必须这一阵阵火雨直喷，必须这一镞镞箭矢猛袭，总之，必须搭成了这座最后审判台。这时，人才懂。

穿衣时，我问自己：“最后时刻会是什么样的？”生活总是否定我自己招来的魔影。这一次，真可说是一丝不挂走在路上，听任愚蠢的拳头乱打乱挥，甚至没有曲一曲肘臂去保护面孔。

我确对我的皮肉做过一番试验。我想象试验是做在我的皮肉上。我采取的观点也必然是我肉体的观点。人对自己的肉体真是操心之至！多少次给它穿、洗、保养、刮胡子、喝水、吃饱。人把自己等同于这个家庭动物。人陪着它上理发店，看医生，动外科手术。人跟着它受苦。跟着它喊叫。跟着它爱。提到它时，总说这是我。而今一下子这个幻觉破灭了。人对身体并不关心！只把它归入奴仆一类的人物。只要脾气来了，爱情激动了，仇恨解不开了，这种所谓亲密关系宣告破裂。

你的儿子困在火里了？你就是要救他！没人拦得住你！你会烧着的！你悍然不顾。你这一身皮肉，谁要你就给谁当抵押。你发现你并不看重那么令你操心的东西。遇到障碍要用肩去顶，你舍得把肩压垮！你寓居于你的行动中。你的行动，才是你。你不在其他地方！你的肉体是属于你的，然而不再代替你了。你要冲吗？没人能以肉体受威胁这条理由制止得了你。你是什么？是要置敌人于死地。你是什么？是要救儿子出险。你转化了。你在转化中不感到失去什么。你的四肢呢？是工具。切切削削时，工具崩了，谁会在乎。你转化成为你敌人的死，你儿子的生，你病人的痊愈，你的发明创造——倘若你是科学家的话！大队的一位同志遭到重伤。嘉奖令说：“那时他对他的观察员说：我完了。你走吧！抢救文件……”唯一重要的是抢救文件，或者抢救小孩，治愈病人，打死敌人，发明创造！你的意义照得人耀眼。这是你的责任、你的恨、你的爱、你的忠诚、你的发明创造。你身上找不出其他别的。

火不但把肉体，并把肉体的崇拜也撇到了一边。人再也不计较个人得失。唯一悬挂心头的是他的实质。倘若死了，他不是离去了，而是融合了。他不是失去自己，而是找到自己。这不是什么伦理学家的夙愿。这是常见的真理，每日的真理，只是给每日的幻觉密密层层遮住了。我穿飞行服，怕肉体吃苦而害怕，怎么能够想到我是为一些废话白操劳？要把这个肉体献出去时，大家——无一例外——才惊异地发现自己对肉体多么不在乎。当然，平时生活中，没有急事控制我，我的意义没有受到威胁时，我感到什么问题都不比我的肉体问题更重要。

我的肉体啊，我才看不起你呢。我已从你这里脱颖而出，我什么也不希望了，什么也不惦记了！我否认我在这秒钟以前的一切。那时想的不是我，那时害怕的不是我，是我的肉体。我总算拉拉扯扯把它领到了这里，在这里我发现它一点也不重要。

我的第一课是在十五岁时学到的。数天来，我的一个弟弟病势危殆。有一天清晨四点，他的护士叫醒我：

“您的兄弟请您过去。”

“他不行啦？”

她没回答。我匆忙穿上衣，去找弟弟。

他对我说，声调跟平时一样：

“我要在死前跟你说几句话。我要死了。”

一阵痉挛使他全身抽搐，话也说不下去。发作时，他摇手表示“不”。我不懂这手势什么意思。我想弟弟不愿死。但是，一静止他就向我解释：

“你不要怕……我不难受。我不痛苦。我没法阻止自己这样做。这是我的身体。”

他的身体——这片异国土地，已分离了。

但是这个二十分钟后去世的弟弟要做得郑重其事。他迫切需要身后也能存在。对我说：“我要立一份遗嘱……”他脸红了，显然为自己做事像个成年人而自豪。如果他是大楼建筑师，会把大楼托付给我建造。如果他是个父亲，会把儿子托付给我抚养。如果他是军事飞机驾驶员，会把航程记录托付给我保管。但是他只是一个孩子。能托付的只是一台蒸汽机、一辆自行车和一把卡宾枪。

人不会死。人原来以为自己怕死，是因为人怕意外，怕爆炸，怕自己。死呢？不怕。遇到死的时候，死不存在了。弟弟对我说：“别忘了把这些都写下来……”当肉体瓦解时，本质显露了。人只是联系中的一个纽带。只有联系对人是重要的。

肉体，这匹老马，会遭人抛弃的。谁在死亡中还想到自己？那么一个人我还没见过呢……

“上尉？”

“什么？”

“不得了啦！”

“机枪手……”

“……是的……”

“什么……”

我的问题在震动中跳过了。

“杜泰特！”

“……尉？”

“挨着了吗？”

“不。”

“机枪手……”

“是啊？”

“挨……”

我像撞上了一堵铜墙。我听到：

“啊！啦！啦！……”

我抬头看空中，测量乌云的距离。显然，我愈往横里看，黑色云絮愈像层层叠叠堆积一起。往直里看，好像没那么稠密。所以我发现这只黑色叶饰大皇冠正扣在我们额上。

臀部的肌肉威力惊人。我往脚蹬上一压，仿佛去推倒一堵墙。我把飞机往斜里抛。飞机突然滑向左边，发出格格的震颤声。皇冠溜在右边。我把皇冠从头上摇落了。我骗过了炮弹，它打在其他地方。我看见一团团无用的弹烟聚集一起。但是我还没用另半边臀部做出相反的动作，皇冠已压在我头上。这是地上那些人摆正的。飞机吭吭几声，又滚到泥淖中。但是我全身再一次狠命压在脚蹬上。我把飞机往反方向盘旋，或者更确切说，往反方向侧滑（正确盘旋，没门！），皇冠往左面摇落。

继续玩吗？这种游戏是玩不久的！我徒然两脚猛踩，炮火在前面潮水似的去了又来。皇冠又形成了。我肚子也感到震荡。若往下看，又看见慢得令人昏眩的水泡正朝我升上来。我们还完整无缺，真不可思议。可是我发现自己是刀枪不近身的。我感到自己像个胜利者！我在每一秒钟都是胜利者！

“挨着了吗？”

“没……”

他们没有挨着。他们是刀枪不近身的。他们是胜利者。我是一个胜利者机组的头儿……

从此，每声爆炸不像在威胁我们，而是在磨炼我们。每次，十分之一秒内，我想象我的飞机被炸得七零八落。但是，它始终听我使唤，我把它往上提，像勒马一样，紧紧拉住缰绳。那时，我心放松，并感到暗喜。我没有时间感到害怕，在我只是一声巨响引起我肌肉收缩，响声未了已经发出如释重负的唏嘘。我大约先是感到吃惊，接着是害怕，接着又是轻松。但不是那么回事！没有时间！我先是吃惊，接着是轻松。吃惊、轻松。少了害怕这一环节。我不是生活在等待下一秒钟的死亡中，我是生活在度过上一秒钟的重生中。我生活在一团喜气里。我生活在满路欢悦中。我开始感到一种意外的、妙不可言的乐趣。仿佛每一秒钟我的生命都会重生。仿佛每一秒钟我的生命会更敏感。我活着。我是活的。我还是活的。我永远是活的。我不是别的，我是生命的源泉。生命叫我陶醉了。有人说：“战斗的陶醉……”这是生命的陶醉！嗨！下面向我们开炮的人，知不知道他们是在锤炼我们？

滑油箱、汽油箱都破了。杜泰特说：“完了！往上飞吧！”又一次，我目测我与乌云的距离，我爬升了。又一次，我把飞机往左侧、然后往右侧。又一次，我向地面看一眼。那种景色我今后忘不了。漫山遍野短短的火舌噼噼啪啪。肯定是快速炮。巨大的蓝水池里不断浮起一串串水泡。阿拉斯的火焰发出深红色的光，像铁砧上的一块烙铁。阿拉斯的这团火焰靠着地下矿藏凝聚不动地烧着，人的汗水、人的发明、人的艺术、人的回忆和遗产，都集结在这束黑头发中，上升化为烟灰，随风飘去了。

我已经碰到最前面的几团烟雾。我们四周还有飞腾的金箭，从下面戳破乌云的肚子。云已经把我围住，最后一个景象就是通过最后一个洞看到的。有一秒钟，阿拉斯的火焰在我看来像是空旷深邃的殿堂中的一盏长明灯。用于祭祀，但是代价昂贵。到明天会把一切耗尽烧光。我把阿拉斯的火焰当作证据带走了。

“行了，杜泰特？”

“行了，我的上尉。二百四十。二十分钟后钻到云下。到了塞纳河上空再定方位……”

“行了，机枪手？”

“……是的……我的上尉……行了。”

“没吓坏吧？”

“……不……是的。”

他说不清楚。他兴致很好。我想起加瓦勒的机枪手。一天夜里，在莱茵河上空，八十台探照灯把加瓦勒罩在罗网中。在他周围建起一座巨大的长方形教堂。这时炮弹纵横交叉。加瓦勒听到他的机枪手低声自言自语。（喉头送话器会泄露心事。）机枪手对自己在说知心话：“好哇！我的老弟……好哇！我的老弟……做老百姓到哪儿去找这号事！”他兴致很好，这位机枪手。

我慢慢呼吸。胸脯吸得鼓鼓的。呼吸真是桩美事。有不少事我要明白了……但是我首先想到阿利亚斯。不。首先想到我的农庄主。我要问他仪表的数目……哎！有什么法儿呢？我有了主意就是不肯放。一百零三。还有……油量表、油压表……油箱坏时，最好监视这些仪表！我监视它们。橡皮罩没事。这可是个了不起的改进啊！我还监视陀螺仪：这堆云可没法住人。带雷电的云。它狠狠摇我们。

“您认为可以下了吗？”

“十分钟……最好再等十分钟……”

我就再等十分钟吧。啊！是的，我刚才想的是阿利亚斯。他真打算再见我们吗？有一天我们迟了半个小时。半个小时，一般说来，是严重的……我跑去归队，他们正在吃饭。我推开门，跌倒在阿利亚斯旁边我的椅子上。恰在这个时刻，少校叉起一捆面条，往嘴里塞。可是他吓了一跳，唰的停住了，目瞪口呆地对着我。面条挂着，一动不动。

“啊！……好……见到你真高兴！”

他把面条放进嘴里。

按我的看法，少校有个严重缺点。他死乞白赖地要问飞行员搜集的情报。他对我也要问的。怀着可怕的耐心望着我，等待我向他口述第一手真实材料。他配备一张纸、一支钢笔，不让这份起死回生的仙露散落一点一滴。这使我想起我的青年时代：“考生圣埃克苏佩里，您怎样求解伯努里[8]方程式？”

“……”

伯努里……伯努里……我呆在那里，一动不动，在这样的目光盯视下，像一个昆虫身上穿了一根别针。

任务中搜集情报，这是杜泰特的事。杜泰特，他是从上往下直看的。看到许多东西。卡车、驳船、坦克、士兵、大炮、马、车站、停在站上的火车、车站长。我么，完全是斜看的。看到的是云、海、河流、高山、太阳。我看得非常粗略。我得到一个总的印象。

“您知道，我的少校，飞行员……”

“别那么说，别那么说，东西总是看到一些吧。”

“我……啊！火灾！我看到了火灾。这，有意思……”

“不说这个。一切都烧了。别的呢？”

阿利亚斯的心为什么这么狠？

第二十二章

这次，他会问我吗？

我执行任务中带回来的东西，没法写在记事本上。我将如一名中学生“挂黑板”下不来了。我将显得很不幸，其实我不会不幸。不幸从此过去了……第一阵炮火发亮时，不幸已飞走了。若早一秒钟往回飞，我对自己还会一无所知。

我不会知道我心中产生的美好感情。我现在朝家里人走去。我是回家的心情。像一名主妇，跑完菜场，准备回家去了，默想做什么菜让家里人吃得高兴。拎了菜篮子左右晃动。不时翻开盖篮子的报纸：要买的都买了。一样也没忘。露一手叫他们吃惊，她笑了，多遛了一会。她向货架看一眼。

我也很乐意向货架看一眼，倘若杜泰特不逼我住进这座发白的监狱。我会望着田野移动。说真的还是留心一点吧，这里的风景是有毒的。一切都在搞鬼。就说这些外省的小城堡，里面有一块有点好笑的草地，十二棵经过修理的树木，在天真的少女看来像是个朴实无华的首饰盒，实际是战争的陷阱。飞得低，招来的不是友好的表示，而是炮弹的爆炸。

不管乌云的肚子，我还是从菜场回来了。少校的话有点道理：“你们到右边第一条路拐角，给我买几包火柴……”我心安了。火柴在我口袋里。或者说得更确切，在我的同事杜泰特的口袋里。看到的一切他怎么去回忆？这是他的事啰。我要想正经事。着陆以后，我们若不必为重新搬家乱忙，我要向拉科代尔挑战，下棋赢他。他恨输棋。我也不爱。但是我会赢的。

拉科代尔昨天喝醉了。至少……有点儿：我不愿意阴损他。他是借酒消愁而醉的。他回来，忘了放起落架，着陆时机腹擦地。唉，阿利亚斯也在现场，神情忧郁地望着飞机，但是没有开口。老飞行员拉科代尔就像还在我眼前。他等待阿利亚斯责备。他盼望阿利亚斯责备。严厉的责备使他心里好受些。这顿脾气一发，可引起他发一顿脾气。反唇相讥时，也可解解恨。但是阿利亚斯只是摇头。阿利亚斯在想飞机；他才不想拉科代尔。这事故对少校只是一场无名的不幸，类似税务统计。只不过是最老资格的飞行员一时愚蠢和分心。现在不公正地犯在拉科代尔身上。除了今天这个差错外，拉科代尔在技术上无懈可击。所以阿利亚斯——他只对受害者感兴趣——自然而然地向拉科代尔本人询问他对损坏的意见。我感到拉科代尔闷在肚里的怒火又升了一级。你彬彬有礼地把手放在施刑者肩上，对他说：“这个可怜的受刑人……嗯……他一定很难受……”人心活动变幻莫测。这只温柔的手想叫施刑者发善心，却使他暴跳如雷。他向受刑人恶毒地瞪一眼。只恨没有把他结果了事。

事情就是这样。我回自己的家去。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是我的家。我理解家里的人。我不会看错拉科代尔，拉科代尔也不会看错我。我感情上毫不含糊地觉得大家和衷共济：“我们这些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的人！”哎！这里七零八落的材料组合在一起了……

我想到加瓦勒和奥什台。我感到我与加瓦勒和奥什台和衷共济。我问自己：加瓦勒他从哪儿来的？他显出一种淳朴的农民本质。不由唤起我一个温馨的回忆，使我的心一下子充满芬芳。我们驻扎奥贡达时，加瓦勒和我一样住在一家农庄。

一天他对我说：

“女房东宰了一头猪。请咱们去吃烤肉肠。”

我们三个人：伊斯拉埃尔、加瓦勒和我，大嚼又黑又脆的美味肉肠。农妇给我们倒白葡萄酒。加瓦勒对我说：“我买了这个送她，让她高兴高兴。应该签个名。”这是我写的一本书。我一点不感到窘。我高高兴兴签了名叫人也高兴高兴。伊斯拉埃尔在装烟斗，加瓦勒在挠大腿，农妇显得很高兴接受了一本有作者签名的书。肉肠香气扑鼻。我喝了白葡萄酒有点醉了，不感到自己是个外人，尽管在一本书上签了名——以前我把这种事总看得有点可笑。我不感到自己没人理睬。尽管写了这本书，我不以作者，也不以旁观者自居。我不是从外界来的。伊斯拉埃尔亲切地望着我签名。加瓦勒不拘礼节地继续挠大腿。我从心底感激他们。这本书原可使我显得是个抽象的旁观者。可是，尽管写了这本书，我还是不以知识分子、不以见证人自居。我是属于他们的。

见证人的工作一直使我讨厌。我算是什么，倘若我不身体力行？为了存在，我需要身体力行。我用同志的品质营养自己——这种品质并不自知，因为它对本身是漠视的，这不是由于谦虚。加瓦勒从不自命不凡，伊斯拉埃尔也不。他们与自己的工作、职业、责任交织一起。与这块冒烟的肉肠交织一起。这些人内心充实令我陶醉。我可以默不作声。可以喝我的白葡萄酒。甚至可以在这本书上签名而不与他们疏隔。什么也破坏不了这种情谊。

我这样说不是在贬低聪明的步骤、意识的胜利。我钦佩明白事理的聪明，但是人还成什么呢，如果他缺少实体？如果他只是观察而不求本质？我在加瓦勒或伊斯拉埃尔身上就发现实体。在吉约梅身上也如此。

我从事写作可得到好处，比如说，可以享受这种自由：倘若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的工作不称我心，我可以退出去找其他事做；这样的好处我怀着惊骇的心情去谴责。这不过是不思存在的自由。凡义务都使人得到成长。

在法国，我们差点给没有实体的聪明坑害了。加瓦勒是存在的。他爱，他恨，他追求快乐，他发牢骚。他与外界息息相关。如同我在他对面品味这种香脆的肉肠，我也品味使我们大家融为一体的工作义务。我爱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我不是作为发现了美景的欣赏者来爱的。我不在乎美景。我爱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因为我是其中一分子，因为它营养我，因为我也营养它。

现在我从阿拉斯回来了，比从前更属于我的大队。我与它多了一道联系。内心加强了和衷共济的感情，这感情要在静默中品味。伊斯拉埃尔和加瓦勒经历的风险，可能比我更艰苦。伊斯拉埃尔已经失踪。但是，今天这次散步，我也应该回不来的。它使我更有权利坐上他们的桌子，跟他们一样默不出声。得到这份权利要付极大的代价。但是，这是“存在”的权利，确也值这么大的代价。这说明为什么我在书上签名不感到窘……它不损害什么。

可是，等会儿少校问我，我结结巴巴说不上来，我想到脸红。我为自己难为情。少校想我这人有点儿蠢。如果说书上签名这类事不使我窘，这是因为我即使写出一座图书馆的书，这样的能力也救不了我到时候难为情。难为情不是我要玩的一种游戏。我不是那种怀疑论者，苦心孤诣去迎合某种催人泪下的做法。我不是那种城里人，在假期装扮成农民。我在阿拉斯上空再一次为我的诚意寻求证据。我把我的肉体投入这场历险。我的整个肉体。我存心把它输掉的。我献出我能献出的一切，遵守这些游戏规则。目的使这些游戏规则不成其为游戏规则。我获得了等会儿少校问我我发呆的权利。也就是身体力行的权利。与人联系的权利。心灵相通的权利。接受与奉献的权利。超越自己的权利。达到内心充实的权利。体验我在同志身上体验到的爱的权利，这种爱不是受自外界的一种冲动，不要求表露于外——从不——除了有时在告别宴会上。那时，你有点醉了，乘着酒兴向同席的人弯下身去，像一株果枝太沉的树向一边倾斜。我对大队的爱不需要表露。它是千丝万缕织成的。它就是我的实体。我属于大队。这便是一切。

我想到大队，不能不想到奥什台。我可以说一说他在战争中的勇气，但是我会感到自己可笑。这不是勇气问题：奥什台把全部身心献给战争。可能比我们大家都做得好。奥什台自始至终处于这种状况，使我难于望其项背。我穿衣时骂娘，他不骂娘。奥什台到了我们要去的地方。我愿意去的地方。

奥什台是一名老士官，最近提升为少尉。当然，他的文化程度不高。不会清楚表达自己思想。但他是个扎实的人，品格完整的人。对奥什台，责任这个词不含任何多余的意义。大家都愿意像奥什台承担责任那样去承担责任。对照奥什台，我责备自己出力不多，粗心大意，偷懒，尤其不该到时候冒出种种怀疑主义思想。这不是美德的标志，而是人所共知的嫉妒的标志。我愿意像奥什台存在那样存在。一棵树根正干直，美。奥什台始终不渝，也美。奥什台不会叫人失望。

奥什台的战斗任务，恕我一句不说。他自愿吗？我们这些人执行一切任务都是自愿的。这是模模糊糊地需要信任自己。这时人可微微超越自己。奥什台当然是自愿的。他“就是”这场战争。这件事那么自然，以致若要牺牲一个机组，少校马上想到奥什台：“您说吧，奥什台……”奥什台在战争中就像修士在宗教中，都是修炼。他为什么战斗？他为自己战斗。奥什台融合在某种需要拯救、也具有自身意义的实体中。在这个阶段，生与死也有点难分难解。奥什台已经溶化了。他不怕死，可能自己并不知道。延续，使延续……对奥什台来说，死亡与生存融合为一体。

当初他令我迷惑不解的是他的焦虑，当加瓦勒想向他借用怀表测量地面速度时。

“我的中尉……不……叫我挺为难。”

“你真傻！借十分钟做个调整！”

“我的中尉……中队仓库里有一个。”

“是的。但是六星期来它停在两点零七分下不来了！”

“我的中尉……表这东西是不能借的……我的表，我没有义务借……您不能这样要求！”

奥什台尽管刚从一团火焰中摔下来，奇迹似的没有损伤，军事纪律和等级制度还是可以要求他，立即再坐上另一架飞机，去执行另一项出生入死的任务……但是没法要求他把一只精致的表交到一只不知爱惜的手里；这只表花了他三个月的饷银，每晚他怀着一种母爱给它上弦。看到这些人双手乱舞，可以猜到他们对表一点不懂。

胜利者奥什台争回了自己的权利，把表揣在胸前，离开中队办公室，余怒未消，这时我真想拥抱奥什台。我发现了奥什台珍爱的宝藏。他会为自己的表斗争。他的表就存在。他会为自己的国家去死。他的国家就存在。跟他们连在一起，奥什台就存在。他与世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我爱奥什台，而不用对他这么说。平生最好的朋友吉约梅是在飞行中死的，我失去他后避免去谈他。我们飞行在同样的航线上，参加过同样的开拓工作。我们属于同样的实体。我感到自己随同他有点儿死了。我把吉约梅看成我在沉默中的同伴。我属于吉约梅。

我属于吉约梅，我属于加瓦勒，我属于奥什台。我属于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我属于我的国家。大队的人都属于这个国家……

第二十三章

我变多了！这些天，阿利亚斯少校，我悲哀。这些天，入侵的坦克一往无前，敢死队任务使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二十三个机组牺牲了十七个。我觉得我们——您是第一个——为了群众场面的需要在接受扮演死亡的角色。啊！阿利亚斯少校，我悲哀，我错了！

对一个精神实质模糊不清的责任，我们——您是第一个——死抠其中的一字一句。您从本能上推着我们不是去胜利——这是不可能的——是去成长。您跟我们一样知道，得到的情报没有谁可以交。但是您在拯救一些仪式，其力量是隐蔽的。您一本正经问我们坦克屯留地、驳船、卡车、车站、车站里的火车，仿佛我们的汇报能派上用场。我甚至看您怀有恶意，叫人恼火：

“怎么会呢！怎么会呢！从驾驶座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可是，您说得也有道理，阿利亚斯少校。

飞机下的这群人，我就是在阿拉斯上空打入报告的。我只与我效过力的人连在一起。我只对我接近的人有了解。泉水滋润我的根苗时，我才存在。我属于这群人。这群人属于我。现在我从乌云中钻出来，以每小时五百三十公里速度，从二百米高度，在黄昏中接近他们，像一个牧羊人，眼睛一扫，把羊群点过数，赶拢来，合成一个集体。这群人不再是一群人，他们是人民。我怎么会没有希望呢？

尽管失败使人消沉没落，我心中却像领受圣事出来，感到这种庄严持久的喜悦。我沉浸在支离破碎中，可是我像个胜利者。哪个执行任务回来的同志不感到自己是个胜利者？贝尼珂上尉跟我谈到今天上午的飞行：“我看出这些自动武器中有一支瞄得很准，拨转机头朝它全速擦地笔直冲过去，开上一梭子机枪，把这团红光一下子扑灭，像风扫残烛。十分之一秒钟后，我呼隆隆向敌军炮台扑去……像飞机炸了似的！那群炮兵给我冲得到处乱窜，地上打滚。我好似玩上了九柱戏。”贝尼珂笑了。贝尼珂豪迈地笑了。贝尼珂，胜利的上尉！

我知道任务使加瓦勒的这位机枪手也面貌一新，他在夜里闯进了八十台探照灯组成的集交火束，像参加军人的婚礼，在剑的夹道中钻了过去。

“您可以飞九十四。”

杜泰特在塞纳河上空定了位。我朝离地一百米高度下降。大地以每小时五百三十公里速度，推着种上小麦、苜蓿的长方形田野，还有三角形森林，朝着我们过来。我瞧着我的船头不知疲劳地把平静的镜面纷纷震碎，感到一种奇怪的生理乐趣。塞纳河出现在我面前。我横越时，塞纳河往后躲，像在旋转。这个动作使我快乐，像在跳轻柔的芭蕾舞步。我稳稳坐着。我是飞机的主人。油箱经住了震动。我要与贝尼珂打扑克，赢他一杯酒，然后下象棋击败拉科代尔。我是胜利者的时候，就是这个样。

“我的上尉……他们打炮了……我们飞入了禁区[9]……”

是他计算的航线。要挨骂轮不着我。

“炮火猛吗？”

“他们拼命的打……”

“我们回去？”

“喔！不……”

声调是饱经风霜的人的声调。我们见识过洪水。防空炮火对我们只是一场春雨。

“杜泰特……要知道……在家门口叫人打下来才叫傻呢！”

“……什么也打不下来的……是给他们锻炼锻炼。”

杜泰特悲哀了。

我不悲哀。我幸福。我要跟自己家里的人说话。

“……是的……炮打得像个……”

咦，这个人还活着！我注意到我的机枪手从不自发地表明自己的存在。他把整个历险消化了，不感到需要与人交流思想。除了炮火最猛烈时发出“喔！啦！啦！”的声音。无论如何，这不是在和盘托出说心里话。

但是，现在他的专业用上了：机枪。专家谈到自己的专业时，就口无遮栏了。

我没法不把这两个领域进行对比。飞机领域和土地领域。我刚才挟着杜泰特和我的机枪手超过允许限度。我们看到法国熊熊燃烧。看到海洋闪闪发光。我们在高空中老了。俯身望着一片遥远的土地，像望着博物馆的玻璃柜。在阳光中跟敌人歼击机灰尘作游戏。然后我们又往下飞。朝火灾扑去。我们牺牲了一切。这时，我们对自身的了解比沉思十年学到的还多。我们最后走出这座修道院，确也过了十年。

此刻，在往阿拉斯飞时越过的这条公路上，我们可能又会遇到这群队伍，他们至多前进了五百米。

他们把一辆抛锚的汽车推到沟里的时间，替换一只轮胎的时间，为了等待岔路口清理漂流物而坐着不动，手指在方向盘上轻轻弹的时间，我们已经回到了机场。

我们跨过整个失败局面。我们像那些香客，他们历尽艰辛，但不以沙漠为苦，因为他们精神上已经进入了圣城。

逐渐下降的黑夜将把零乱的人群赶进痛苦的栅栏。人挤在一块。他们朝着什么喊叫呢？而我们，朝着同志奔去，我觉得我们匆匆忙忙在赶一个节日。比如一间简陋的小屋，远处灯光闪烁，会使最严酷的冬夜变成一个圣诞夜。我们到了那里，会受到欢迎。我们到了那里，会通过晚餐的面包达到感情相通。

今天，经历的事够多的了：我幸福和疲劳。我将把一架弹孔装点的飞机交给机械师去照应。我将脱下沉重的飞行服，天太晚了，不能跟贝尼珂赌酒喝了，还是老老实实坐在同志中间吃晚饭……

我们迟到了。迟到的同志有的不会回来了。他们迟到了吗？太晚了。也无可奈何了！黑夜使他们跌翻在永恒中。晚饭时刻，大队计算死者人数。

死者在记忆中愈长愈美。人们总看到他们最悦目的笑容停留脸上。我们沾不上这份光了。我们将像邪恶的天使、非法的猎人偷偷摸摸出现。少校一口面包又会咽不下去。他望着我们。可能会说：“啊！……你们回来了……”同志们不说话。他们几乎不看一眼。

我从前对大人的敬意不多。我错了。人是不会老的。阿利亚斯少校！人回来时也可以是纯洁的：“你来了，你是属于我们的……”腼腆使人沉默。

阿利亚斯少校，阿利亚斯少校……你们之间的种种情谊我体验到了，像盲人体验到火。盲人坐下，伸出双手，他不知道他的欢乐从哪个方向来的。我们完成任务回来，准备接受一种滋味陌生的报答；这种报答说穿了就是爱。

我们认不出这就是爱。我们平时想到的爱，充满骚乱和激情。但是这里谈的是真正的爱：使人成长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二十四章

我问过农庄主仪表的数目。农庄主回答我：“你那玩意儿里的东西我一点不懂。仪表准是少了几件——至少那些可让我们打赢仗的仪表少了……您跟我们一起用饭吗？”

“我用过了。”

但是他强迫我坐在侄女和女主人中间：

“你，侄女儿，往那边靠靠……给上尉让个位子。”

我发现我不仅与同志们连在一起。通过他们还与全国人连在一起。爱，一旦发芽，根须便会无尽地蔓延。

我的农庄主在静默中分面包。白天的操劳使他神情肃穆，气质高贵。他从事这项分配工作，像主持一项仪式似的，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我想起四周的田野，生产了这个面包的原料。敌人明天要占领田野。武装人员的纷扰是看不到的！地球很大。占领，在这里，可能只表现为无垠乡野中一个孤独的哨兵，田埂上一颗灰点子。表面什么也没有变化。但是，关于人的事，一个标志可使一切改观。

吹过庄稼地的风与吹过海面的风，始终相像。但是吹过庄稼地的风在我们看来更加强劲有力，是因为它席卷时是在巡视一份祖业。它保证未来。它是对妻子的抚摩，头发上的轻拍。麦子，明天会变了样。麦子不只是肉体的养料。抚育人绝不同于喂养牲口。面包的作用数不胜数！由于一起分享面包，我们体会到面包是建立人类大家庭的一个工具。由于靠额上汗水赚到面包，我们体会到面包是劳动的伟大形象。由于贫困时用面包赈济，我们体会到面包是怜悯的主要媒介。分享的面包的滋味无物可以比拟。而今，这块麦田生产的精神面包，也即这个粮食的精神力量，处境危险。我的农庄主明天分面包时，可能不是在主持同样的家庭宗教仪式。面包，可能在明天，不会在眼睛里燃起同样的光。有的面包像油灯的油。油会变成光的。

我看侄女，她很美，我对自己说：面包在她身上变成忧郁雅致。变成腼腆。变成静娴。可是同样的面包，只要麦海岸边出现一颗灰点子，明天就是点燃同样的灯，恐怕也发不出同样的光。面包的本质力量变了。

我进行斗争是为了保持光的质量，更先于拯救肉体的养料。我进行斗争是为了一种特殊的光照，可使国内家家户户的面包改观。这位神秘少女身上，首先令我感动的是那种神态。我说不上一张脸上的线条是怎样连接的。这就像看书不是看书页，而是看书页中洋溢的诗意。

她感到有人瞧着自己。朝我抬起眼睛。好像向我笑了一笑……仿佛易碎的水波上吹过一阵清风。这表情使我惶惑。我感到属于这里——不属于他处——的特殊灵魂神秘地出现了。我体验到一种和平，我要说：“这是静默王国的和平……”

我看到麦子的光亮了。

侄女的脸又变得光洁无纹，表情莫测。女主人叹口气，向四周望一下，没说话。农庄主默想未来的日子，知趣地一声不出。各人的静默中都有一份内心的财富，像一座村庄的祖产——同样受到威胁。

一个奇怪的道理，使我觉得自己要对这些看不见的宝藏负责。我离开我的农庄。我慢慢走。带着这份责任，虽沉重，但更亲密，像怀里睡着一个孩子。

我答应要跟我的村庄进行这次对话。但是我没有话要说。几小时前，焦虑的情绪平静时，我想起了树，现在我就像树上结的果子。我感到自己与家里的人连接一起，很自然。我属于他们，就像他们属于我。当我的农庄主分面包时，他什么都没有给。他在分享，在交换。同样的麦子在我们体内流转。农庄主没有贫困。而是富裕了：因为面包由大家分享，他吃了更有营养。我今天下午起飞为那些人执行军事任务，我什么也没有给他们。我们大队的人什么也没有给他们。我们是他们战争牺牲的一部分。我理解奥什台参战为什么不发豪言壮语，只像一名村里打铁的铁匠。“您是谁？”——“我是村里的铁匠。”铁匠工作得很幸福。

如果说此刻他们失望而我希望，我跟他们也没有不同。我不过是他们希望的一部分。当然，我们已经输了。一切都在未定之天。一切都在崩溃。但是我依然感到胜利者的平静。这话不是矛盾吗？我才看不起话呢。我像贝尼珂、奥什台、阿利亚斯、加瓦勒。我们找不出语言说明我们胜利的感情。但是我们感到自己是负责的。没有人能够同时感到负责和失望。

失败……胜利……我不擅于运用这些公式。有的胜利令人振奋，也有的胜利令人堕落。有的失败令人毁灭，也有的失败令人清醒。生命不是以状态、而是以步骤来表明的。我唯一不表怀疑的胜利是孕育在种子繁殖力里的胜利。种子埋进了广阔的黑色沃土，已经可算是胜利的种子。但是看它茁壮成长为麦子，则需借以时日。

今天早晨，还只是一支溃败的部队、一群流散的人。但是一群流散的人若有一个思想集结他们，就不会再流散。工地上若有一个人，即使单枪匹马，想到建造教堂，工地的石头四处分散也仅是表面现象而已。零星的泥块沾上一粒种子，我就不用为它担心。种子会破土而出，成为栋梁之材。

谁进入沉思，会变成种子。谁发现一条明白的事理，会拉别人的袖子指给他看。谁有创造发明，会立刻宣讲。我不知道奥什台这样的人怎样表心意或行动。但是这我不在乎。他默默的信念会在周围扩散。我更看清各种胜利的共同原则；谁只想在建成的教堂内谋求做一个圣器保管人或椅子出租者，已是一个失败者。但是谁心中有建造教堂的宏图，已是一个胜利者。胜利是爱的果实。爱才认得清要塑造的面目。爱才催人朝那个面目走去。聪明为爱服务才有价值。

雕塑家心里掂着他的作品；他若不知道怎样去雕塑，这不重要。捏了又捏，错了又错，矛盾了又矛盾，他通过黏泥直向他的创造走去。聪明和判断都不是创造者。雕塑家只有技巧与聪明，他的双手便缺乏天才。

我们对聪明作用的误解由来已久。我们忽视了人的实体。以为卑劣的灵魂靠了手段巧妙，也能完成高尚的事业，以为八面玲珑的自私自利也能鼓动牺牲精神，以为干枯的心通过巧言令色也能建立友谊或爱。我们忽视了本质。雪松的种子长成的总是雪松。荆棘的种子长成的只会是荆棘。从今以后，我判断一个人，决不根据他为自己的决定而作的申辩。言辞的保证犹如行动的方向，太容易叫人上当。往家走的人，我不知道他去吵架还是去爱。我要问自己的是：“他是什么样的人？”那时我才知道他倾向于做什么，会到哪里去。归根结蒂，人总是往他倾向的方向走的。

阳光照射到的根芽，总会在地面的乱石堆里找到自己的道路。纯粹的逻辑学家若没有阳光照引，会淹死在纷乱的问题中。我不会忘记敌人本身给我的教育。装甲队应该选哪个方向去封锁敌人的后方？他回答不出。应该是什么样的装甲队？这个装甲队——既然遇到的是堤坝——应该有海的力量。

应该做什么？做这个。或做相反的事。或做其他的事。对未来的事用不上决定论的。应该是什么？这才是主要的问题，因为只有智慧才会使聪明受胎。使它孕育未来的作品。聪明则可使作品呱呱落地。要造出第一艘船，人该做什么？这个公式太复杂了。归根结蒂，通过千万次反复的摸索船才会问世。但是这个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这里，我在探索创造的根本。他应该是个商人或士兵，因为那时，有必要，出于对遥远土地的爱，他鼓动有技术的人，招募做工的人，有朝一日，把他的船抛出去！要整座森林飞腾，应该做什么？啊！这太难了……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冲天的火！

我们明天将进入黑夜。白天重临时，希望我的国家依然存在！要救它应该做什么？如何提出一个简单的办法呢？必须做的事又是彼此矛盾的。重要的是拯救精神遗产，没有精神遗产，民族出不了天才。重要的是拯救民族，没有民族，精神遗产要湮没。逻辑学家缺乏一种语言去兼顾这两种拯救，不免要牺牲灵魂或牺牲肉体。但是我不理会逻辑学家。我要的是白天重临时，我的国家——在灵魂上和肉体上——依然存在。为了依照我的国家的利益行动，我应该每一时刻，怀着我全部的爱，朝着这个方向压。海往一个方向压，不会找不到水道。

我不可能对复兴存丝毫的怀疑。我更理解我的盲人找火的故事。盲人若朝火走去，这是他内心需要火。火已经支配他的行动。盲人若去找火，可以说火已找到了。同样，雕塑家若去捏黏土，他已胸有成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感到我们联系的温暖，这说明我们已经是胜利者。

我们对自己的大家庭深有感触。号召别人加入，我们当然要把这点说出来。这要在觉悟和语言上作出努力。但是，为了不使实体受损，我们也不应该跌入权宜的逻辑、哄吓诈骗、论战空谈的陷阱。我们必须首先不否认我们所属的一切。

所以，我执行阿拉斯任务回来，仿佛受了启示，在乡村的静夜里，靠在一堵墙上，开始给自己确定几条终生不背离的简单规则。

因为我属于他们的，我决不否认他们是自己人，不论他们做什么。我决不煽动别人攻击他们。若有可能为他们辩护，我为他们辩护。他们若使我蒙受耻辱，我把耻辱埋在心里，一声不出。不管我对他们有什么想法，我决不去做原告的证人。做丈夫的不会挨家挨户，亲口告诉邻居他的妻子是个荡妇，这样做不能挽回自己的名声。因为妻子是他家的人。他不能自以为清白攻击她。回到家，他有权利表示愤怒。

因而，凡有失败我决不推卸责任——失败虽经常使我抬不起头。我属于法国。法国造就了雷诺阿、帕斯卡、巴斯德、吉约梅、奥什台这样的人。法国也培育了无能者、政客和骗子。但是我只承认与前者、而否认与后者的亲属关系，未免太轻松了吧。

失败造成分裂。失败会打败一切可以不败的东西。并会有死亡的威胁；我不去加深这些分裂，把灾难的责任推在想法与我不同的人身上。这种没有法官的官司一无可取。我们大家都是失败者。我失败了。奥什台失败了。奥什台不把失败推在其他人身上。他对自己说：“我，奥什台，我属于法国，我做了弱者。奥什台的法国做了弱者。我通过它做了弱者，它通过我做了弱者。”奥什台知道，他若与自己人不沾边，他只是在捧自己。从而，他不再是某一家、某一家族、某一大队、某一国家的奥什台。他只是一片荒漠中的奥什台。

我若接受我家的屈辱，我可以对我家做一番工作。它属于我的，就像我属于它的。但是，我若拒绝屈辱，家会离我而去，我可以做个光荣的孤家寡人，然而比死人还无用。

为了存在，首先要承担责任。才几小时前，我还看不见。我悲哀。但是现在，我看清了。自从觉得自己属于法国后，我拒绝埋怨其他法国人，同样我也不以为法国可以埋怨世界。每人对人人负责。法国对世界负责。法国原可向世界提出世界团结的共同尺度。法国原可作为世界的拱顶石。假使法国保持了法国的风貌、法国的光辉，全世界可通过法国成为抵抗力量。我今后否认我对世界的指责。如果世界缺少灵魂，法国就有责任去充当灵魂。

法国原可号召别人。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接连作为志愿军参加了挪威战争、芬兰战争。挪威和芬兰对我们的士兵与士官代表什么？我总觉得他们模模糊糊接受死，像去参加什么圣诞节庆。拯救世上的这种风貌，仿佛值得他们牺牲自己的生命。倘若我们那时是世界的圣诞节，世界会通过我们得到拯救。

世界人类精神大家庭并不倾向我们。但是，我们建成这个大家庭，就可拯救世界与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完成这项任务。每人对人人负责。每人单独负责。每人单独对人人负责。我第一次懂得了宗教的一个神秘，我自认我所从属的这个文明就是从宗教来的：“承担人的一切罪恶……”每人承担一切人的一切罪恶。

第二十五章

谁说这是一种弱者的学说？承担一切的人是领袖。他说：我给打败了。他不说：我的士兵给打败了。真正的人是这样说话的。奥什台会说：责任在我。

我理解屈辱的意义。屈辱不是贬低自己。屈辱是行动的原则。我欲宽恕自己，若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命运，我在向命运投降。若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众叛亲离，我在向众叛亲离投降。但是，我若承担错误的罪责，我是在行使做人的权力。我能对我所属的东西有所行动。我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名成员。

我心中有一个人，我把他打倒才可使自己成长。必须经过这个艰苦历程，我多少辨清我心中要打倒的那个人和要成长的那个人。我不知心中要出现的这个人到底什么形象，但是我对自己说：个人只是一条道路。借这条路走向人的境界，这是唯一重要的。

论战中的种种真理再也不能令我满足。责备个人有什么用。他们只是道路和途径。我的机枪上冻，我不再说是官员的疏忽；友邦人民不来援助，我不再说是他们自私自利。失败当然通过个人的失责表现的。但是，塑造人的是文明。我若认为自己的这个文明由于个人的缺陷而受到威胁，我有权利问自己，为什么这个文明塑造的不是另一种人。

一个文明如同一门宗教，埋怨信徒怠惰也就是控诉自己无能。它应该鼓动他们的热情。埋怨非信徒的憎恨，也是如此。它应该感召他们。然而，我的文明从前经历了考验，激励了使徒，推翻了暴君，解放了受奴役的各国人民，今天却再也不会激励和感召。我若想找出我失败的种种原因的总根子，我若有复活的雄心，我首先应该找回我失去的热忱。

因为，文明说来也像麦子。麦子养活人，人又留下麦种拯救麦子。麦种的保存像祖业，一代接着一代，受到尊敬。

光知道盼望长什么样的麦子对我是不够的。我若要拯救某一类人——及其能力——必须同时拯救培育这类人的原则。

我保留了我认为是自己的这个文明的形象，却失去了传递这个文明的规则。我今晚发现我以前使用的词句接触不到事情的根本。我以前宣扬民主，没有察觉我在人的品质与命运上说的不是一整套规则，而是一连串祝愿。我祝愿人相亲相爱、自由和幸福。当然啰。谁会不同意？我知道摆道理说明人必须“怎样”——却不会说明人必须是“什么样”。

我说到人类大家庭，词义不明。我影射了那种气候，仿佛气候不算是某种具体社会结构的产物。我像在提起一条天然的事理。天然的事理是不存在的。法西斯队伍、奴隶市场也都产生于人类大家庭。

这个人类大家庭，我以前没有作为建设者住在里面。我托庇于它的和平、容忍和福利，我对它毫不了解，只知住在里面，住在里面像个圣器保管人或椅子出租者。因而也像个寄生虫。因而也像个失败者。

如同船上的旅客。他们乘在船上，从不给船做什么。他们关在客厅里——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场合——进行他们的赌博。他们不知道船的肋骨不停地承受海水的重压。倘若风暴打得船粉身碎骨，他们有什么权利指责？

倘若各人一蹶不振，倘若我给打败了，我去指责什么？

确有一个共同尺度，衡量我宣扬的文明培育下的人具有的品质。确有一条拱顶石，支持他们应该建立的具体大家庭。确有一条原则，从前的一切赖以长根壮干，抽枝结果。那是什么呢？那是埋在人的沃土中强有力的种子。唯有它能使我成为胜利者。

我在村上这奇妙的一夜里，好像懂得了许多事情。静也是静得异乎寻常。轻微的响声像钟声，充满整个空间。没有东西对我是陌生的。牲畜的呻吟、远处的呼唤、关门的声音，一切像在我心中穿过。一种即将消逝的感情，我应该赶快领悟其意义……

我对自己说：“这是阿拉斯的炮火……”炮火打穿了一层外壳。整个白天，我无疑是在脱胎换骨。只是进行的时候嘟嘟囔囔。是呀，嘟嘟囔囔的是那个个人。但是，出现了人。他代替了我，如此而已。他望着流离四散的人群，看到了人民。他的人民。人，是人民与我的共同尺度。所以，我朝大队奔去时，像奔向一堆大火。人通过我的眼睛在看——人，是同志们的共同尺度。

这是一个征兆吗？我几乎相信起征兆来了……今晚，一切都叫我心领神会。任何声响我听来都像是一个信息，又清楚又模糊。我倾听一个平静的脚步声响彻黑夜：

“嗨！你好，上尉……”

“你好！”

我不认识他。我们这声招呼，像两艘船对遇时船伕的一声“嗬嗨”。

又一次，我感到一种神奇的亲属感情。今晚，在我身旁的人，不停地清点自己的亲人。人，是人民和民族的共同尺度。

那一位他回家来，怀着他的一份操心、想法与意象。搂着自己的货物，秘而不宣。我可以上去跟他讲话。我们可以在白色乡村路上交换一些回忆。像岛上回来的商贩，见了面交换宝贝。

在我的文明中，不同于我的人不会损害我，只会丰富我。我们的团结居于我们之上，是为人建立的。在第三十三联队二大队，晚间讨论不会危害、只会加深我们的友谊，因为没有人希望听到自己的回声，瞧着镜子里的自己。

法国的法国人和挪威的挪威人同样也是为人而走到一起的。人使他们团结，同时又促进他们有不同的习俗，而不引起相互抵触。树也是这样表达自己的思想，它长出的枝条，与根不是同样面貌。因而，倘若那里的人爱写雪的故事，荷兰人爱种郁金香，西班牙人爱跳即兴的佛拉芒戈舞，我们大家都在人面前得到丰富。可能这说明为什么我们大队的人愿意为挪威而战……

现在，我好似经过长途跋涉，到了朝圣的目的地。我没有发现什么，但像梦中醒来，只是又看见了自己以前没再仔细看的东西。

我的文明是通过个人建立对人的崇拜。几个世纪来，我的文明追求的就是要指出什么是人，就像它教导我们要辨清石头与教堂。它宣扬的这人比个人重要。

因为我的文明中，人不是以众人作为标准。而是众人以人作为标准。在人之中，像在任何本质之中，有些东西不是构成它的物体所能解释的。一座教堂与一堆石头毕竟不可同日而语。教堂中有几何学和建筑学。这不是由石头来确定教堂的特性，而是教堂以其本身的意义丰富了这些石头。这些石头成了教堂的石头而有了风光。形形色色的石头都服务于教堂的统一。甚至龇牙咧嘴的兽形排水管也被教堂吸收了，组成它的赞歌。

但是，渐渐地，我忘了自己的真理。我一度相信人概括了众人，好像石头建筑概括了石头。我混淆了教堂与石头堆，渐渐地，遗产湮没无闻了。应该恢复人。人是我的文化的精华。是我的大家庭的钥匙。是我的胜利的原则。

第二十六章

强迫各人服从固定的规则，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社会秩序，这是容易的。一个俯首忍受主人或《古兰经》约束的盲人，摆布他也是容易的。但是，成功要高尚得多，它要解放人，又要使人懂得自律。

但是，什么是解放？我把一个毫无感受的人解放到一片荒漠中去，他的自由意味什么？要走向某个地方去的“某个人”才谈得上自由。解放这个人，也就是教他什么是渴，并向他指出水井的道路。那时，才向他提出步骤，这些步骤就不是没有意义的了。如果不存在重力，解放一块石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石头就是自由，也哪儿都去不了。

我的文明追求的是：超越个人，在对人的崇拜上建立人与人的关系，目的使各人的行为不论对自己还是对别人，不是盲目遵从清规戒律，而是自由行使爱的权利。

重力的道路是看不见的，但可解放石头。爱的斜坡是看不见的，但可解放人。我的文明追求的是：每人都成为同一位王子的使节。它把个人看作是道路或使命，去达到更高一层境界。个人有上升的自由，它则给他指出磁力的方向。

我了解这种重力场的起源。几个世纪来，我的文明通过人去景仰上帝。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大家尊重人心中的上帝。人在上帝面前是兄弟。上帝的这种反映赋予每人一种不可剥夺的尊严。人与上帝的各种关系，显然建立了各人对自己和对他人所负的各种义务。

我的文明是基督精神价值的继承人。我将对教堂的构造进行思索，以便更好理解它的建筑。

景仰上帝是建立人的平等，因为上帝面前人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关系有一个明确的意义。因为大家只能在某个事物面前实现平等。士兵和军官在国家面前是平等的。若不在某个事物面前去求这种平等，平等只落得是一句空话。

我很明白，这种平等——各人对上帝的权利的平等——为什么不允许限制个人的上升：上帝能够决定把他作为道路。但是，因为上帝“对”各人的权利也是平等的，我明白为什么各人——不管是谁——都要承担同样的责任，对法则表示同样的尊重。表达上帝的宗旨时，他们的权利是平等的。为上帝服务时，他们的义务是平等的。

我明白，为什么在上帝面前建立的平等不会引起矛盾与混乱。不确立共同尺度，蛊惑人心的宣传乘虚而入，平等原则会蜕化为同等原则。那时，士兵会拒绝向军官行礼，因为士兵向军官行礼，变成为向个人而不是向国家致敬了。

我的文明承袭了上帝，使人在人面前平等。

我明白人与人相互尊敬的起源。大学者向司炉工本人表示尊敬，因为他通过司炉工尊敬的是上帝——司炉工也是上帝的使节。不论这一个如何优秀，另一个如何平庸，谁也不能试图把另一个沦为奴隶。使节是不可侮辱的。但是对人的这种尊敬不是去迁就各人的平庸、愚蠢或无知，既然首先尊敬的是上帝使节这个身份。因而，上帝的爱建立了人与人之间的高尚关系，遇到事情都要超越各人的身份，而以使节身份去处理。

我的文明承袭了上帝，通过各人建立对人的尊敬。

我明白博爱的根源。人在上帝面前是兄弟。人只能在某种事物面前是兄弟。不存在串联他们的纽带，人是并列的，不是相连的。人不可能是纯粹的兄弟。我的同志和我在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面前”是兄弟。法国人在法国“面前”是兄弟。

我的文明承袭了上帝，使人在人面前是兄弟。

我明白以前向我宣扬有义务做慈善工作的意义。慈善施之于个人，服务于上帝。不管个人如何平庸，慈善是对上帝的偿还。这样的慈善不使受惠者屈辱，也不使他受图报的约束，因为这份礼物不是给他，而是给上帝的。行善决不是向平庸、愚蠢或无知致意。最庸俗的人得了瘟疫，医生也应冒生命危险去给他治病。医生服务的是上帝。他不因在小偷病床边度过不眠之夜而有所贬低。

我的文明承袭了上帝，这样把慈善作为通过个人赠给人的礼物。

我明白各人要谦恭的深刻意义。谦恭不使人低下，它使人高尚。它向他阐明作为使节的任务。谦恭要求他通过别人尊敬上帝，同样自己内心尊敬上帝，做上帝的信使，为上帝奔波。谦恭要他了解忘私才会达到崇高。如果一个人自命不凡，道路立刻变成墙壁。

我的文明承袭了上帝，主张尊敬自己，也即是通过自己尊敬人。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上帝的爱建立了人对人的责任观念，要他们把希望作为美德[10]。因为希望使每人做同一个上帝的使节，把世人的得救交于每人之手。无人有权利绝望，既然他是个普通的受命者。绝望即否认自己内心的上帝。希望的职责可作出如下的理解：“你认为自己那么了不起？你绝望说明你多么自负！”

我的文明承袭了上帝，使每人对人人负责，人人对每人负责。各人应该牺牲自己救助集体，但是这里说的不是一种愚蠢的算术关系。这是说通过各人尊敬人。我的文明的伟大在于：一百名矿工应该冒生命危险救一名埋在地底的矿工。他们救的是人。

我经过这样的启示，清楚明白了自由的意义。它是一棵树种在土壤上生长的自由。它是人的上升的气候。它像一种顺风，帆船靠了顺风才可在大海上自由行驶。

这样培育的人具有树的力量。哪块空间他不能用自己的根须去覆盖！哪根苗子他不能润泽，令其在阳光下茁壮成长！

第二十七章

但是一切都给我糟蹋了。我挥霍了遗产。我听任人的观念腐烂。

通过各人崇拜所景仰的一位王子，崇拜在人与人关系中建立高尚品质；为了拯救这种崇拜与高贵品质，我的文明还是花费了相当的精力，运用了非凡的才华。“人道主义”的一切努力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人道主义担负的特殊使命是阐明和延续人高于个人的观念。人道主义宣扬人。

但是谈到人，语言变得不敷应用。人不同于个别的人。只谈石头，那就没有谈到教堂的要义。用人的品质去说明人，那就没有说清人的要义。人道主义就是这样朝着一条死胡同在工作。它力求用一种逻辑的、伦理的论据去确定人的观念，然后把这个观念传播到人的思想中去。

没有一种语言解释可以代替心领神会。本质的一致没法用言词传播。有的人不懂祖国与产业，我欲教育他们爱祖国与产业，却找不到论点打动他们。组成产业的是田野、牧地和牲畜。这些东西，或个别的，或一起的，都可使人富。可是产业中也有东西没法用物资分析，既然有些业主出于对产业的爱，要保住它不惜倾家荡产。恰是这“东西”使物资有一个特殊的高尚品质。那时这些物资才称得上某一产业的牲畜、某一产业的牧地、某一产地的田野……

因而，我们也应成为某一祖国、某一职业、某一文明、某一宗教的人。但是要具备这样的本质，首先在于创立这样的本质。不存在祖国感情的地方，什么语言也传播不了祖国感情。如何创立所要具备的本质，唯有通过行动。本质不属于语言王国，但属于行动王国。我们的人道主义忽视了行动。它的试图失败了。

基本的行动在这里另有一个名字。叫做牺牲。

牺牲不意味割爱或苦修。主要是一个行动。把自己奉献给自己企图具备的本质。要懂得什么是产业，非得是为有它而舍身牺牲过，为救它而奋斗过、为美化它而劳苦过的人。那时他心中会泛起对产业的爱。产业不是利益的总和，那样看就错了。产业是心血的总和。

我的文明依靠上帝时，拯救了牺牲的观念，把上帝建立于人的心中。人道主义忽略了牺牲的根本作用。它企图用言词而不是用行动传播人的观念。

为了通过人不使人隐没，人道主义掌握的手段无非是一个用大写字母美化的“人”字。我们很有可能在一个危险的斜坡往下滑，有一天会把人看作是人的平均数或全体的象征。我们很有可能把我们的教堂与一堆石头混淆不分。

渐渐地，我们失去了遗产。

我们不去肯定通过各人实施人的各种权利，却开始谈论集团的权利。我们看到不知不觉间引入了一种漠视人的集体伦理道德。这个道德后来明确地解释为什么各人应该为大家庭牺牲自己。却不直截了当地也解释，为什么大家庭也应该为一个人作出牺牲。为什么把一人救出不正义的牢笼而死了一千人也是得失相抵的。这类事我们还记得，但是渐渐淡忘了。可是，我们的伟大首先在于这个原则，使我们与蚂蚁窝所以有如此明显的差别。

我们——由于缺少有效方法——从以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滑向以人群为基础的这个蚂蚁窝。

我们有什么可与这类宣扬国家或群众的宗教相抗衡呢？来自上帝的人的伟大形象又怎么样了呢？通过一种已失去实体的词汇，这种形象已经面目难辨了。

渐渐地，忘了人，我们把我们的伦理道德局限于个人问题。我们要求各人不触及另一个人。各块石头不触及另一块石头。当然，石头散在地上时，是互不触及的。但是，它们相互触及才能造出教堂。教堂又使它们树立自己的意义。

我们继续宣扬人与人的平等。但是，忘了人，我们对自己说的事就一无所知。因为不知道在什么基础上建立平等，我们作出一个模糊的确认，也不知道如何实施。以众人的问题来说，贤人与恶人、愚者与智者之间的平等怎样去确定呢？以物的问题来说，平等也就是——如果我们妄图明确定义和付诸实施的话——要求每样东西占同等的位子，起同样的作用。这是荒谬的。平等原则会蜕变成同等原则。

我们继续宣扬各人的自由。但是，忘了人，我们把自己的自由说成是一种模糊的为所欲为，仅限于不损害他人。这没有实际意义，因为没有一个行动不涉及他人。我做了士兵，若把自己弄成残缺，就要被枪毙。不存在单独的个人。谁退出，谁触及大家庭。谁悲伤，也使得别人悲伤。

我们行使这样理解的自由权利，没法不引起克服不了的矛盾。由于不知道确定在什么情况下我们的权利可以实施，什么情况下我们的权利不可实施，我们假仁假义地闭上了眼睛，为了拯救一条含糊不清的原则，不去注意任何社会对我们各种自由会设置数不尽的障碍。

至于慈善，我们甚至不敢宣扬。确实，从前，创立本质的这个牺牲称为慈善，施之于人而荣归上帝。我们通过各人，给了上帝或人。但是，忘了上帝或人，我们只是给了个人。从此，慈善往往成了令人难以接受的工作。保证施舍公正的应该是社会，不是个人的好恶。个人的尊严要求本人不因另一人大方而低人一等。占有者除了占有自己的财物以外，还要求非占有者的感激，这是违情悖理的。

但是，尤有甚者，是我们受人误解的慈善背离了原来的目的。慈善纯粹建立在对个人的怜悯上，禁止我们去进行有教育意义的惩罚。真正的慈善是超越个人而履行对人的一种礼拜，强调要打垮个人而让人成长。

我们就这样失去了人。失去了人，我们的文明宣扬的博爱也失去了温暖的内容，既然大家在某个事物面前是兄弟，而不是纯粹的兄弟。分享不能保证博爱。只有在牺牲中才凝聚博爱。博爱凝聚在比自己更广大的共同献身中。但是，把这种真正存在的根源混同为一种毫无报偿的退让，我们把我们的博爱贬低为一种相互容忍。

我们已经停止奉献。我若把一切只给自己，也得不到别人的赠答——因为我不能给自己增一物——就什么也成不了。若有人要求我为某些利益去死，我会拒绝。利益莫大于人之生。什么样的爱的冲动令我不惜去死呢？人为一幢房子死。不会为一些什物和几堵墙。人为一座教堂死。不会为几块石头。人为一个民族死。不会为一群人。他若是一个大家庭的柱石，会为人的爱去死。人只会为了自己赖以为生的事物去死。

我们的词汇好像一如既往不见变化，但是我们的死已失去真正的实体，引导我们——倘若我们想达到什么结果——走向毫无出路的矛盾。我们没法不对这些争端闭目不看。因为不懂建筑术，就没法不让这些石头散放在地上。谨小慎微地议论集体，又不敢明确我们议论的东西，因而我们的议论实际上也是空谈。集体不凝聚在某个事物上，集体这个词是没有意义的。数量成不了本质。

若说我们的社会还有可取之处，是人在社会中还保留了些威望，这是因为真正的文明——被我们无知背叛的文明——留在我们身上的光辉没有完全泯灭，不顾我们自己还在拯救我们。

我们自己不再懂的东西，我们的对手怎么会懂呢？他们看到我们只是一堆散放的石头。既然我们由于忘了人不再知道什么叫集体，他们就给集体找一个意义。

一部分人一下子轻松愉快地得出逻辑的极端结论。并把这些结论作为绝对的套子。石头与石头必须是同等的。每块石头都由自己支配。无政府主义没忘记人的崇拜，但是把人的崇拜一丝不苟用于个人。这种一丝不苟产生的矛盾，比我们自己的矛盾更要不得。

另一部分人把这些散放在地上的石头集合在一起。他们宣扬群众的权利。这种公式难如人意。因为，个人虐待群众固然不可容忍，群众虐待个人同样不可容忍。

还有一部分人把这些没有力量的石头攫为己有，拼凑它们成一个国家。这样的国家也不会使人上进。它同样代表了乌合的一群。把集体的权力操于一人之手。是一块石头的统治，这块石头高踞于众块石头之上，还妄称自己与其他石头打成一片。这个国家明确宣扬一种集体的道德，我们至今加以拒绝。为了人而拒绝是很有道理的；但是由于忘了人，我们自己也在慢慢向这样的道德走去。

新宗教的信徒反对许多矿工冒生命危险去救一名埋在地下的矿工。因为那时这堆石头要受到触动。如果一名重伤员拖住了部队的行进，他们会结果他。大家庭的利益他们是用算术计算的——指挥他们行动的也将是算术。上升到一个更高境界，他们会受损失。从而憎恨一切与己不同的东西，既然在更高境界中他们支配不了什么与自己不分彼此。一切外来的习俗、民族、思想，对他们必然是一种冒犯。他们没有能力吸收。要把人的品质转化为自己的品质，适当的方法不是要他受损害，而是表明志向、确定愿景目标、创造发挥潜力的空间。转化人，不过是解放人而已。教堂可以吸收石头，石头在教堂中取得一种意义。但是一堆石头吸收不了什么，少了吸引能力，这堆石头只会重重压在他物身上。事实也是如此——但错的是谁呢？

集合的石头分量很沉，胜过散放的石头，我对此并不奇怪。

可是，最强的是我。

我是最强的，如果我不迷失道路。如果我们的人道主义恢复了人。如果我们懂得建立自己的大家庭，如果我们在建立中使用了唯一有效的工具：牺牲。我们的文明从前建立的大家庭，不是我们利益的总和，而是我们心血的总和。

我是最强的，因为树比土壤中的元素强。树把土壤中的元素吸收到自己身上。滋养自己成了树。教堂比石头堆辉煌。我是最强的，因为我的文明有唯一的能力，把不同的力量凝聚团结，而不使谁受损害。它使自己的力量源泉喷涌不止，同时又在其中汲取不尽。

出发时刻，我企图先接受后奉献。我的企图是空的。就像谈到可悲的语法课。应该是先奉献后接受——先盖屋后居住。

母亲献出她的奶，为她的亲人建立她的爱，我献出我的血，为我的亲人建立我的爱。这是神秘之所在。建立爱要从牺牲做起。然后，爱可以引来其他牺牲，无往而不胜。人总是应该走最初几步。他必须先生而后存在。

我执行任务回来，建立了我与农庄主侄女的亲属关系。她的微笑在我是一目了然的；通过她的微笑，我看到了我的村子。通过我的村子，看到我的国家。通过我的国家，看到其他国家。因为我所属的文明，选择了人作为柱石。我所属的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愿意为挪威而战。

很可能，阿利亚斯明天又要我去执行另一项任务。我今天穿上飞行服，向一位我看不见的神效劳。阿拉斯的炮火打破了外壳，我看见了。我这里的人同样也看见了。倘若我在黎明起飞，我会认识到我还在为什么战斗。

但是我极想回忆我看见的东西。为了今后容易记，我需要归纳成一个简单的信条。

我将为人高于个人——如普遍高于个别——而战斗。

我相信普遍精神的崇拜激励和凝聚个别的财富，并建立唯一真正的秩序，也即生命的秩序。一棵树是合乎秩序的，尽管它的枝杈不同于它的根须。

我相信对个别的崇拜只会导致死亡，因为它把秩序建立在相似上。它混淆了本质的一致与部分的等同。把石头排列成行建筑不了教堂。谁妄图把个别的习俗强加于其他的习俗，个别的国民强加于其他的国民，个别的民族强加于其他的民族，个别的思想强加于其他的思想，我将与谁斗争。

我相信，人高于一切的原则建立唯一有意义的平等和自由。我相信，每人在行使人的权利上是平等的。我相信，自由是向上做人的自由。平等不是同等。自由不是鼓励个人去反对人。谁妄图把人的自由屈从于个人和一群个人，我将与谁斗争。

我相信，我的文明为了确立人的统治，把同意为人作出的牺牲称为慈善。慈善是通过个人的平庸给人的献礼。慈善塑造人。谁借口我的慈善是在鼓励平庸，从而否定人，并把个人囚禁在永远的平庸中，我将与谁斗争。

我将为人斗争。反对人的敌人。但是也要反对我自己。

第二十八章

我回到了同志身边。我们大家都在半夜集合，接受命令。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困了。大炉子的火焰变成一团炭火。大队表面上还撑得住，这仅是一种幻觉。奥什台愁眉苦脸看他那只表。贝尼珂在角落里，后脑靠着墙，闭上了眼睛。加瓦勒坐在桌上，眼神茫然，两条腿往下挂，像个快要哭的孩子撅着嘴。阿赞勃望着书摇晃。只有少校一人精神抖擞，但苍白得怕人，拿着纸在一盏灯下低声跟杰莱商量。“商量”也只是一种假象。少校讲话。杰莱点头，说：“是的，当然。”杰莱死死念他的“是的，当然”不改口。他对少校的布置愈贴愈紧，像溺水者抱着救生者的脖子不放。我要是阿利亚斯，语气不变地对他说：“杰莱上尉……天一亮您要枪毙……”我看他也会这样回答。

大队三天来没有睡觉，像一座纸糊的城堡那样挺着。

少校站起身，走向拉科代尔，把他从梦中叫醒——在梦中，拉科代尔或许下棋把我赢了：

“拉科代尔……您一大早就走。超低空飞行任务。”

“好的，我的少校。”

“您应该睡觉……”

“是的，我的少校。”

拉科代尔又坐下。少校往外走，身后跟着杰莱，像钓竿上拖了一条死鱼。肯定，杰莱没有睡不是三天，而是一星期了。阿利亚斯也是如此，他不但驾驶飞机执行军事任务，还肩负大队的责任。人的耐力是有限度的。杰莱的限度已经超过了。他们俩——救生者与他的溺水者——还是一起出发去追逐幽灵般的命令。

韦赞疑虑重重向我走来。韦赞也像个梦游者，在站着睡觉：

“你睡啦？”

“我……”

我把后脑勺靠在椅背上，因为我发现了一张椅子。我也是，睡着了，但是韦赞的声音在折磨我：

“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事前设防……下去是不行的……

“你睡啦？”

“我……不……什么下去是不行的？”

“战争。”

这，倒是新鲜事儿！我又坠入睡乡。模模糊糊地回答：

“……什么战争？”

“怎么？‘什么战争’？”

这样谈话是谈不深的。啊！波拉，倘若空军大队有几个蒂罗尔保姆，我们全体队员早就上床多时了！

少校一阵风似的打开门：

“上级决定。撤离。”

他背后站着杰莱，非常清醒。他可把他的“是的，当然”留到明天再说。今后剩余多少天他自己也不知道，反正今夜还可借用，去干那些累死累活的苦活。

我们大家站起身。说：“啊……好……”除此还能说什么呢？

我们什么也不会说。我们将保证撤离工作。只有拉科代尔一人等待黎明起飞，去执行他的任务。要能回来，直接上新基地集合。

明天，我们也是什么都不会说的。明天，在证人看来，我们是失败者。失败者应该缄默。像种子。

[1]在本书中，这句话已经恢复写上。

[2]Israël，作为普通人名，本书依照《法语姓名译名手册》译为伊斯拉埃尔。此词与以色列（Israël）国名拼法一样。

[3]1939年9月3日，法国向德国宣战。1940年6月17日，法国贝当政府请求停战。本书出版于1942年，“这场战争”系指停战协定前的战争。

[4]耶稣在犹太的伯利恒出生时，东方有三博士循着他的星光寻访他。事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二章。

[5]巴斯德（1822—1895），法国微生物家、化学家。

[6]塞尚（1839—1906），法国画家，后期印象派代表人物。

[7]笛卡儿（1596—1650），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

[8]伯努里（1700—1782），瑞士物理学家。

[9]1940年6月22日，法国政府与德国政府签订停战协定。后把法国本土划分为若干区域，有“自由”区（归法国维希政府管辖）、德国占领区、意大利占领区、禁区等。

[10]基督教教义中有三德：信德、爱德、望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