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大托铺的笑话

小引

豫陕川行感慨深

卖书人和读书人

暮色中的起飞

忆妓与忆民

李鸿章的诗

大托铺的笑话

一片二片三四片

溃堤以后

湖南的官

旧时花价

上供和还愿

陈后主和晋惠帝

改字诗

文人之苛

学与商

民意和士气

太行山的故事

古人写书房

九里松题字

人之将死

写铭旌

此亦人子

囊萤映雪

卧碑

佟国舅讲文艺

挽口和挽手

五人之墓

不在不通之列

角先生及其他

角先生和肉苁蓉

布商何某与贾人之妻

盛世修史

官多不做事

晚清警监

清朝的官俸

书吏与长官

童心和童趣

刘麻子的笔记

文章的长短

洗马

平上去入

一树梨花压海棠

神童读经

助哭

说倒提

也谈四库全书

奉正朔

二百一十六年后平反

恬笔伦纸

鸳鸯牒

附：我编书，我写书

一个平凡的读书人

打成右派“不冤枉”

出周作人的书

出《走向世界丛书》

出《曾国藩全集》

本人的研究和著作

要有关怀和担当

那时多少豪杰

前记

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

关于叶德辉之死

从曹州教案到普方协会

隔膜——读胡风《三十万言书》札记

无可奈何花落去——读格·阿·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

聂绀弩的“运动档案”

重读《娜拉走后怎样》

知识分子和老百姓

胡适的苏联观

亚纳耶夫的最后一搏

丁文江这个人

《胡适文集》前言

《鲁迅后期杂文选集》序言

冯亦代徐铸成卧底异同论——读《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

附录：从鲁迅研究开始

那些人那些事

序

辑一 记忆

在梁漱溟家过夜

掉了皮的纪念册

长忆吴牛喘月时

话说张东荪

怀念蒋路

流沙河

且与鬼狐为伍

道旁甜李

在苏联办年货

辑二 悦读

世事关心天地间——读资中筠的《斗室中的天下》

暴风骤雨的年代——读袁鹰的《风云侧记》

话剧《彼得大帝》彩排记

诠释西蒙诺夫抒情诗《等着我吧》

与果戈理对话

果戈理没结婚

姑娘为何变成老马

可当史书读——《人·岁月·生活》序

共产国际的收支

“向帕夫利克看齐！”

俄国人眼里的康生

读书札记之一：康生在莫斯科

康生在莫斯科

读书札记之二： 康生在延安

衙门这碗饭

小序

第一辑 读与思

孔子标准像

读《论语》

从美刺到扯淡

从谲谏到猜谜

从猜谜到扯淡

历史的吊诡

历史的颠覆

历史上的酷刑

佛门一出戏

请愿的结局

人格的尊严

主子只有一个

绝命辞

信仰的隳败——读《僧家竹枝词》

衙门这碗饭——读《儒林外史》

神仙局

读画知人

读剧小札

学问与戏文

骂殿

脸谱

观剧杂咏

第二辑 思与忆

数字是这样“炼”成的

挖蝇蛹 数蚊子 轰麻雀

达标

我们曾把老师赶下台

找敌人

读书的事

名字的悲喜

名字的敏感

祸福无门

幸亏未署名

造像的悲喜

造像悲喜

佩戴悲喜

碎像悲喜

“最高指示”

稿费

改名的故事

一夜间我改变了“成分”

分配：拉到篮里就是菜

“靠山进洞”

“四边”方略

人生际遇

不成片段的回忆

常委会

“宣传宝”

挖祖坟

《找灵魂》补遗

自序

一九四七年

长短句

窗花

一九四八年

葭水之恋（节选）

太平愿

沙果林记（节选）

一九六七年

四幕话剧《二十七号岗》

附录

历史现场与个人记忆——《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一九四六—一九七六》引言

大托铺的笑话

钟叔河 著

小引

应向继东兄之约，从历年作文中选得四十八篇，成此小集，仍循例以一篇名作为集名，就叫《大托铺的笑话》。

大托铺是长沙南郊的老地名，笑话笑的也是路旁酒肆中向壁题诗的陈年旧事，想不到却触犯了一位公馀喜吟七言四句的“副省级”。他怒气冲冲地批判我道：“自己划过右派，对待传统的古典诗词，却轻视，鄙夷，左得不能更左……”

“副省级”是读书时的老熟人，不过云泥暌隔，早就生分了。八十年代我在岳麓书社上班，有次他忽然不耻下问，来问他们几个搞的一本旧体诗能否由岳麓印行。我一时忘了“级别”，仍以从前开玩笑的口气答云：“可惜岳麓只能印古人的诗、死人的诗。”话一出口，他即默然不再做声，我自知唐突，但驷不及舌，亦属无法。

《大托铺的笑话》是在十年之后写的，此时建国前“参加”的人包括我和他均已离休，我早就不记得这回事了，他好像也已转移兴趣，开始去研究“西方来的马克思”。谁知他在《文汇报》上读到这则笑话，仍怒从心起，要来批判。批判文章《文汇报》不登，又寄《同舟共进》；《同舟共进》又不登，便面交湖南某报最高主管某主席。某主席也是从前的老熟人，但是官做得更大，乃正省级，将其批给了编副刊的向继东，并有“钟叔河的文章确令人气愤”等语，意思是必须予以批判。下面我就引用向兄九八年发表的《先行者并不孤独》中一段话，作为第三方的叙述：

“认识钟叔河先生是从一篇批评他的文字开始的。不久前，我谋职的那家报纸副刊收到一篇指摘钟先生的文章。作为编辑，我觉得那种批评至少是缺乏理性的，但此文经一位要人转至编辑案头，且有总编的签字，不发是不行的。于是辗转找来钟先生的电话，我问他要不要看看此文。钟先生说：‘没有看的必要，你们觉得可发就发吧。’后来他读到此文，我说你可以反批评。他却说：‘我还有别的事正忙着呢。’”

其实我当时还讲了这样几句：“我不仅不反对你们发，而且很赞成你们发。马克吐温不是说过，若是觉得谁的文章荒谬不通，最妙的办法，便是将其发表出来，广为传播么？”

事隔多年，人也走了，但这个比“大托铺的笑语”还好笑的笑话不写出来让大家都笑一笑，实在可惜。好在向兄两度“作为编辑”，当可证明这笑话乃是百分之百的真实，也就是我原来不“反批评”现在却来旧事重提的缘故了。

甲午正月初八日，钟叔河于长沙。

豫陕川行感慨深

读严秀《豫陕川行小记》关于汉武帝的议论后，对这个历史人物发生兴趣，想从《史》《汉》中印证一下；印证的结果也是“三七开”，不过是“倒三七”。

破格起用奴隶出身的卫青为大将军，一打就打出了北边几千里江山；对于我这个有点沙文主义的人来说，这当然是件好事。

实行“推恩令”，使分封的诸侯王不能够世袭罔替，凤子龙孙也有做平头百姓的一天；虽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中央集权，但对于我这个有点反太子党情绪的人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除了这两件，可以评功摆好的就不多了。

起用了一个卫青，埋没了一个李广，正一加负一，在用人这项上只能等于零。

打匈奴虽有功，可是“边庭流血成海水”，也不能不想一想儿子或丈夫被送去填了血海的母亲和妻子们的悲苦。

最大的负数莫过于滥杀人。《汉书·刑法志》：

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

大辟者，杀头也。四百零九条律法，一千八百八十二项刑名，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件判例，挨着一点边就要杀头。张献忠不过七杀，这位皇帝老子却要千杀万杀，而且一杀就是几万。《汉书·武帝纪》：“元狩元年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赐谋反，诛，党与死者数万人。”杀自己人也同样下得手。光是这一条，就够七分光了。

个人品德的印象分也只能是负数。《史记考证》说，司马迁作《史记》，武帝“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后坐举李陵降匈奴故，下太史公蚕室”。如此惨酷地残害知识分子，隐秘的原因不过是知识分子没有跟着山呼万岁，满足他一己的虚荣心，这难道能给天下后世留下一点点好印象？

对自己的妻子阿娇，先是以金屋贮之，另有新欢后把她往长门宫一送，让她一辈子养病；后来又宠幸上一个李夫人，老仍渔色，妄求长生，白日见鬼，成亿万地浪费民脂民膏；求神祷鬼不灵又把替自己祷求的方士杀掉，连尚了公主的栾大也难逃腰斩：这难道又能给天下后世留下一点点好印象？

严秀从嵩山柏树“大将军”“二将军”的封号，看出了皇帝老儿信口开河知错不改，跳出了从古至今赞颂秦皇汉武的窠臼，鞭辟向里，深得我心，题诗二章，聊以寄意：

能令家奴拥钺旄，贤贤将将足称豪。

功劳盖世推恩令，罪恶滔天大辟条。

霸上无官呵李广，长门失眷锁阿娇。

嵩山柏树年年老，留与游人说汉朝。

好大喜功雄主事，饰非拒谏独夫心。

抗胡一打三千里，见鬼虚抛亿万金。

壮志敢追秦始帝，衰年只爱李夫人。

王朝历史重新写，豫陕川行感慨深。

勉强凑成这二八一十六句，完全是为了将名言“功劳盖世，罪恶滔天”八个字做在里头，会心者当知此意耳。

卖书人和读书人

读书人不能不买书，买书即不能不和卖书人打交道，读书人和卖书人的关系，由来久矣。

卖书之为业，不知始于何时。《书经》说殷之先人“有典有册”，那是放在机要室里的东西，普通人无从得读，更无从得而卖之。直至天下合久必分，王纲解纽，春秋战国时有了不吃王粮的读书人，才有了属于个人的书。不过当时写在竹木片上用孔夫子翻断过的那种皮条穿成的书，大概还没有成为商品进入市场。惠施“其书五车”，苏秦“陈箧数十”，书的字数当以万计，恐怕也是本人最多加上几个门徒“书之竹帛”而成的。

及揣摩既成，读书人做了官，位尊而多金了，如果还要读书，才有可能命人或雇人来抄写，雇来的人便是所谓“佣书”。“佣书”能出卖的只有自己的手眼，比起后世《清明上河图》中书坊里的卖书人，收入恐怕相差甚远，亦犹支月薪编辑匠之于黄泥街书老板焉。

最早的书市见于《三辅黄图》，王莽谦恭下士时，长安太学规模颇大，那附近有个“槐市”，“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籍、笙磐乐器，相与买卖”，这情形简直同美国大学校园里的 street fair 差不多。可见学生下海，古已有之，这也是王莽为了坐上金銮殿着意营造 “文化繁荣”的一个侧影。

还是纸张的发明和利用，才促成了书的普及和专业卖书人的出现。《后汉书·刘梁传》云：“梁宗室子孙，而少孤贫，卖书于市以自资。”出身高贵的宗室子弟都以卖书为业，其时卖书人必定不少。《王充传》云：“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家贫无钱买书，偏能过目不忘，来到洛阳书市，专门只看不买，王充这位读书人真是够精的了。洛阳卖书人的服务态度也真好，允许王充尽量揩油，如果没有他们行方便，《论衡》也许就写不得这样好。可惜范蔚宗没有记下一两位卖书人的姓名，不然奉之为书店业祖师，岂不比铁匠行崇奉太上老君更为得当？万一找不着为王充服过务的，就请刘梁来坐这把交椅也好呀！

唐时开始雕版印书，至宋而刻印大行，书业更盛。南宋书棚本《朱庆馀诗集》末页末行文云：“临安府睦亲坊陈宅经籍铺印”。这家“陈宅经籍铺”，看来已是编辑、印刷、发行三合一，开近代“商务”“中华”之先河了。下至明清，仍然如此。《儒林外史》第十三回，写蘧公孙到文海楼书坊，拜访坊中请来编书的马二先生。马二先生食宿均由书坊招待，两个月编选成一部书，得了一百两银子，付了采红的身价，平息了一场官司，还剩有银子去游西湖，稿酬似比今为丰。又看第十八回，文瀚楼主人同匡超人谈话，不仅于“编印发”都显得内行，对读者和作者也是熟悉而有办法的。

我想，卖书人以书为生计，自不能不以读书人为衣食父母（今称上帝，则比父母更尊矣）；而读书人若真以书为性命，亦当视卖书人如救苦救难观世音。联结二者的纽带就是书，只要彼此都喜欢书，看重书，熟悉书，自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共存共荣，融洽无间。只怕身在书业，而心不在焉，对于书和读书人一概漠然，即使没穿“烦着哪，别理我”的文化衫，脸上却明摆着那样一副神气，那就不是观世音菩萨，而成十殿阎罗王了。

暮色中的起飞

黄裳称张宗子为“绝代的散文家”，胡乔木说聂绀弩的诗“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乍一看，也觉得这些话说得太绝了。其实，他们的意思未必是说，从此就再不会有张岱似的文笔，绀弩似的诗才，不过于世道人情了解较多，于文章与世变相因的道理也了解较多，故知如张岱之写五异人之一的燕客：

在武林见有金鱼数十头，以三十金易之，畜之小盎，途中泛白则捞弃之，过江不剩一尾。……一灵壁砚山，数百年物也，燕客左右审视，谓山脚块磊尚欠透瘦，以大铁钉搜剔之，砉然两解，燕客恚怒，操铁锤连紫檀座捶碎若粉，弃之西湖，嘱侍童勿向人说……

又如绀弩之咏女乘务员：

长身制服袖尤长，叫卖新刊北大荒。

主席诗词歌宛转，人民日报诵铿锵。

口中白字捎三二，头上黄毛辫一双。

两颊通红愁冻破，厢中乘客浴春光。

都是特定条件下才会有的人和事，纵然江山代有才人出，后之作者也是摹想不出来的。

我于古人中，独喜张岱的文章。他的风格，我觉得可以四字括之，就是“自说自话”，绝不作陈言套语。写人事，他不用心歌颂什么暴露什么，而爱怜哀矜之意自然流露，能感人于百载之后。发感想，他从不想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而家国之忧、无常之痛时见于字里行间，如《西湖梦寻序》：

余生不辰，阔别西湖二十八载，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实未尝一日别余也。前甲午、丁酉两至西湖，如涌金门商氏之楼外楼，祁氏之偶居，钱氏余氏之别墅，及余家之寄园，一带湖庄，仅存瓦砾；则是余梦中所有者，反为西湖所无。……乃急急走避，谓余为西湖而来，今所见若此，反不若保吾梦中之西湖为得计也。……犹山中人归自海上，盛称海错之美，乡人竞来，共舐其眼。嗟嗟，金齑瑶柱，过舌即空，则舐眼亦何救其馋哉！

这样的文章美不胜抄，抄多了也怕人说贪稿费。我只奇怪，如今古人的文集出得滥而又滥，张岱却一直还没有出一个认真的全集，也许这和他亡过国却没有死不无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非名贤大儒的文人和女人一样，总是倒霉的时候居多。国家一旦被实际负责政治经济军事的人弄到了崩溃的边缘，他们或她们就得出来承担责任。晚明的文人和文章从“左联”时代起一直挨骂，张岱自难例外。

我在“文学青年”阶段，亦非林语堂们的信徒，倒是颇为尊信鲁迅从俄国搬来的“文艺政策”的，至今对于“飞去飞来宰相衙”的山人和带着舞女歌童到处献艺的名士亦无好感，并不赞成把晚明的文章和文人一律供到神龛上去。但我更不赞成将他们统统看成“国之将亡必有”的东西，说什么欣赏明人小品便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几篇文章，哪有如此这般的力量？对于“国之将亡”时文人的命运，“五百年犹比膊”，忝为同类，固亦不能不稍具同情。

张岱自称“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出身大地主阶级是毫无问题的。但他绝顶聪明，有特别突出的艺术才华和文人气质，生长于三世藏书三万馀卷的家庭，少时即与画家陈老莲、剧作家阮圆海、园艺家范与兰、名演员彭天锡、说书家柳敬亭、茶艺专家闵汶水、名妓王月生、工艺名家李仲芳、濮仲谦、甘回子等交游，浸淫于江南士大夫文化中而尽得其精萃。后来经过了翻云覆地的变故，“向以韦布而上拟公侯，今以世家而下同乞丐”，像颜黄门那样“一生而三化”，真可以说是“备荼苦而蓼辛”了。天生一颗敏感的心，养成了顶尖的艺术趣味，但又与钱谦益、阮大铖辈不同，他一生不做官，不伺候上司，从来不看别人脸色行事，即使成了穷光蛋时也是如此。我想这就是他能“自说自话”，使我对他有一种特别的好感，愿意不断跟他亲近的缘故吧。

黑格尔有言：“智慧之鸟的猫头鹰，在文明的暮色中才开始起飞。”如晚明者，岂非以地主庄园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前文明垂暮之时代乎？虽然和密涅发的猫头鹰同时起飞的，还有病态十足的夜莺和不利小儿的“暗夜”（见朱翌《猗觉寮杂记》）。但智慧之鸟毕竟不是鸡鹜之流可比的。在世纪末的废墟下，既埋葬着历史文化的遗传病体，也埋葬着提炼精纯了的末代仕女们刹那的悦乐和永恒的悲哀。陈寅恪先生《钱柳因缘诗释证》感赋云，“推寻衰柳枯兰意，刻画残山剩水痕”，可谓深知此意矣。

忆妓与忆民

宋蓉塘评香山诗，谓其“忆妓多于忆民”，梁晋竹称之为“腐论”（见《两般秋雨庵随笔》）。腐者，迂腐，也就是不够开放的意思。

宋氏的话，对香山居士明显怀有贬意，对于只读过《卖炭翁》这几首诗和总想从《长恨歌》中找人民性的人来说，恐怕不易认同。但若将白氏全部诗作二千八百一十二首分类统计，则不能不承认“忆妓多于忆民”确是事实。

白居易诗中所“忆”之妓，有官妓，也有家妓；有正在走红的妓，也有已经过气的妓；有十六岁的女道士（“绰约小天仙，生来十六年”），也有十四岁的“小尼姑”（“头青眉眼细，十四女沙弥”）。唐代之女冠女尼，有的本是变相的妓女，可公开接客，应召侑觞的。玩家妓则更为方便，只举其《不能忘情吟》一首为例：白居易七十岁时，“既老，又病风”，本拟将家养的一匹马和一名妓女（就是“樱桃樊素口”的樊素）转让，据说此马此妓都眷恋老主人，不肯离去，于是改变主意，继续留供己用，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吾疾虽作，年虽颓，

幸未及项籍之将死，何必一日之内，弃骓而别虞？

乃曰：素兮，素兮，为我歌杨柳枝，

我姑酌彼金罍，我与尔归醉乡去来。

七老八十的人，尽可以搞他的黄昏恋，但若凭致仕尚书的权势，或凭二千石的财势，或凭大诗人的声势，像畜犬马一样畜着此“年二十馀”（《不能忘情吟》诗序自云）的靓女，让她们提供性服务。“既老，又病风”，则可以转让给别人；“幸未及项籍之将死”，又可以继续留给自己。这种诗的本事虽真，总难说是美，也难说是善吧。

当然，正如西儒在《道德观念变迁史》中所云，人类的道德观念，社会生活的准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九一九甚至到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男人狎妓纳妾，都既不触犯法律，也不触犯道德。作古正经如贾政，于王夫人之外，也还有一个周姨娘，一个赵姨娘。薄命司中又副册上的袭人、香菱、平儿一干人，也就是白香山的樊素、苏东坡的朝云了。这种家庭里的性奴隶，实在比浔阳江头、秦淮河上做生意的还要可怜。同属买卖行为，前者既经“买断”，恐怕连不肯的自由也没有，倒不如花魁娘子有时还有“倒贴”的权利。

上面所说买卖的是性，还有没有情呢？贾政之于赵姨娘，恐难说有情。而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是除了性之外，总还多少需要有一点情。张爱玲虽是女人，但她从父祖辈的生活中见惯了海上花开花落的情形，有一段话实在说得对男人们够体谅的：

有产阶级的男子，既没有同本阶级女性平等社交的自由，这种自由就只有到长三堂子里去找了。

精通东西文化的辜汤生说得更不客气却也更幽默：

中国人之召妓，有如西洋人之求爱；中国人之娶妻，则如西洋人之宿娼。

明乎此，自知何以赠校书、悼亡姬都是中国爱情诗的正宗，杜十娘、李香君、小凤仙则是中国爱情戏的主角，香山居士又岂足深责。

如今大兴古学，大捧古人，古典文学比胡适陈独秀时代更吃香了。我却希望积极学古的青年朋友能看到，在古典文学里有《卖炭翁》，也有《不能忘情吟》，这里无妨套一下公式，也就是所谓精华与糟粕吧。白乐天自不妨其为伟大诗人，但也要看到伟大的亦有不伟大的一面，硬要把七八十岁老人御女说成多么美好伟大，说樊素、小蛮、女道士、小尼姑等人也沾上了伟大的光，硬要请她们来当什么戏的主角、做什么公司的董事长，就更加可以不必了。

李鸿章的诗

李鸿章被蒋廷黻称为中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他曾以“年家子”身分到曾国藩门下受业（其父文安与国藩同年进士），一生事业皆发轫于曾氏幕中。故国藩逝世，鸿章挽联的下联是，“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表明了师弟之谊，并以接班人自居。

这个班接得怎样，从职位、名分看，是接稳了的。不仅曾氏的军事指挥权和两江、直隶两处总督印信都移交给了李，而且二人一封侯一封伯，一做到武英殿大学士一做到文华殿大学士（清朝不设宰相，大学士即称相国），死后一谥文正一谥文忠，也差堪步武。若从立德立功立言看，在德行上历来皆褒曾贬李，此与人们心目中曾不要钱而李“好货”不无关系；论功绩则时势既殊，标准亦异，只能由历史学家评说，蒋廷黻自然也算一家；这里想谈的，不过是“立言”方面的一点点罢了。

十多年前在京西参加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国务院正式批准的规划是影印《曾文正公全集》和《李文忠公全集》原刻本，再另行编印集外文。我当时不很赞成这个主张，其实它也不无道理。因为全集本不是要普及的书，原刻本的编者又是黎庶昌、吴汝纶等高手名家，并不陋劣。如果影印，可以大大降低书价，缩短出版时间，特别是可以避免重印无法避免的错讹（不管编辑如何能干负责，也无法包办录入、校对一切事务）。这些当然都是题外话，可是当时为了准备讨论，我曾赴北图检阅过原刻本，发现二者有一绝大不同：曾集一百四十卷中，有七十卷是创作和编辑的诗文，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文艺作品和学术著作，另一半才是奏稿、书札和批牍；李集一百六十五卷，则全是奏稿、函稿和电稿，其中固亦有蒋廷黻所谓“最具历史价值的文章”，但是学术文和抒情文却一篇也没有。难道真如有的人所说，曾国藩有学有术，郭嵩焘有学无术，李鸿章有术无学么？

假如由现在的人事部门来考核，李鸿章的文化程度和学历都不亚于曾国藩，他也是学而优则仕的正途出身，成进士时年龄比曾还小四岁，后来又同样进了翰林院（入翰林对书法和词赋有特殊要求，须写作俱佳）。看来他不是不能诗文，只是他的全集没有收诗文。五十年前读“国文”，曾氏的散文读过《原才》和《欧阳生文集序》，韵文读过《五箴》，李氏的诗文则在多如牛毛的近人选本中也不得一见，岂非全集不收，流传不广的缘故么？

去年张爱玲死后，闲中忽发兴趣，想查考一下这位才女的家族文学史，找来她祖父张佩纶的诗集看后，又想找她外曾祖父李鸿章的诗看看，图书馆电脑中却总也找不到。乱翻清末民初的笔记闲书，在李伯元的《庄谐诗话》中发现了几首，又觉得南亭亭长的东西不好作为依据。好不容易才在广东大学图书馆张白影君帮助下借到几册旧刻本，乍见大喜欲狂，因为全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李鸿章的诗赋文章，而为《李文忠公全集》所未收的；但书已残破，没有题签，没有扉页书牌，也没有序跋。于是又找北图张英安、李森两位女士咨询，最后才弄清楚，原来在光绪末年全集付梓之前，鸿章之孙国杰曾“家刻”过一部《合肥李氏三世遗集》，收入其曾祖文安、祖父鸿章、父亲经述三人的诗文，分送戚族。《遗集》共十二册，前有“门下士秦际唐”和“外孙张士珩”两序，一作于光绪甲辰，一作于光绪乙巳，张白影君借给我的，正是其中属于鸿章的一部分。此系“家乘”，故刊刻比全集为精，印刷则似较少，后来又一直没有重印过，孤陋寡闻如我者自然无从见到。

《遗集》收有鸿章所作赋十四首（ 曾氏全集收赋两首），文五十二篇，诗一百三十九首，诗文数量虽不及国藩，也不算很少了。最早的诗作于鸿章二十岁时，如《入都》之一：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定须捷足随途骥，那得闲情逐野鸥。

笑指芦沟桥畔路，有人从此到瀛洲。

“少作”自然难免浅露，但诗律完全合格，“意气”也很轩昂，强烈地表现出一位入京应试的青年人对事业和功名的追求和渴望。

这样的诗，曾国藩是不会作的，即使作了，也不会留着入集的。他于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写给老弟的信中道；“四弟之诗，又有长进，第命意不甚高超，声调不甚响亮。命意之高，须要透过一层，如说考试，则须说科名是身外物，不足介怀，则诗意高矣；若说必以得科名为荣，则意浅矣。举此一端，馀可类推。”其实曾李同为功名中人，并无二致，曾氏论诗时的“命意”固然较高，矫情之处也就多少显露出来了。

鸿章三十五岁入曾军幕，有《随曾帅西征示家人》四首，其二云：

谁表中原再出师，东川士马尽如貔。

丈夫重义轻离别，历惯风波不险巇。

豪情依旧，却显得老练些了。

第二年他在《感事呈涤生师》的一组诗中，写下了“风高劲草犹披拂，岁晚乔松待护培”，“往事悠悠同逝水，诸公衮衮共扶轮，杜陵流落江湖久，老向人间逐后尘”和“春茧吐丝终自缚，冻蝇钻纸总难通”这样的句子。据李鸿章年谱介绍，“文正以公少年科甲，志高气盛，难于驾驭，必有以折之，使之就范”，诗中也仿佛透露了些这方面的信息。曾于驾驭人才富有经验，李则桀骜不驯，不免牢骚，他的这首诗比较真实地抒发了自己当时内心的感受，也就是所谓诗言志吧。

据我这个不懂诗的人看，李鸿章有些诗是写得比较好的，如《龙潭阻风怀彭雪琴》：

秋风纵酒浔阳郭，夜月联吟赤壁舟。

往事隔年如昨日，故人击楫又中流。

万篙烟雨楼船静，六代江山画角愁。

不见元龙湖海气，卧闻凉吹撼汀洲。

《抚州晚霞楼宴集》六章之三：

二十学书剑，北登黄金台。

三十负弓弩，弃官归去来。

蚍蜉妄拟撼大树，奋张直起蛟螭怒。

濡坞沙堤云列屯，巢湖战舰月横渡。

矛头盾鼻作生涯，一椎不中再椎误。

流光瞥眼倏惊电，青春不回绿鬓变。

送尽茫茫几辈人，中夜起舞泪如霰。

灞陵猎马着短衣，昨梦封侯今已非。

南浮富春下彭蠡，山川辽绝音问稀。

任人呼牛或呼马，长醉不醒胡为者？

这些似不比曾国藩的诗为差，虽然二人学诗的门径不同，诗体诗格都不同。

后来李鸿章办洋务，使欧美，有些诗的题材是曾国藩所不能有的，如《寄越南王》、《伦敦火车道中》、《荷兰海口》、《随醇邸巡海》、《南苑海淀阅操》之类。《寄越南王》末联写自己的态度是，“垂老伏波犹矍铄，五溪南去不胜情”，表现的大国主义态度虽然不妥，汉奸帽子总戴不上。又如《阅操》中一联云，“破阵兰陵盖世雄，赋诗横槊两难工”，和咱们的老帅诗词一比，也可以看出翰林公毕竟不同。

英国诗人布莱克（William Blake，比李鸿章早生六十六年）说，没有男女之间的情爱，便没有诗。咱们中国自《国风》、《楚辞》至唐诗宋词，亦莫不如此，只有曾国藩集似是例外。鸿章集中则有《七夕咏牛女》等篇，其《江上曲》应该说是一首较好的情诗：

春尽怨流水，花娇怜晓寒；

握手不忍别，况复行路难。

赠我连环玉，报君同心结；

同心不同住，江涛为呜咽。

思君若春潮，昼夜来无时；

潮来借雨添，君来待风吹。

江草碧如带，江树绿如油；

心随樯燕去，拍水双双浮。

还有八首题为《追悼侍姬冬梅》的绝句，太多不具录。

在十九世纪以前，中国士大夫纳妾狎妓都是常规，不触犯道德，更不触犯法律。看过《红楼梦》的都知道，作古正经如贾政，于王夫人之外，也还有一个赵姨娘一个周姨娘。精通东西文化的辜鸿铭，甚至说中国人之召妓，正如西洋人之求爱；中国人之娶妻，则如西洋人之宿娼。故赠校书、悼亡姬都是中国爱情诗的正宗，杨玉环、李香君、小凤仙则是中国爱情戏的主角，李国杰将他祖父大人“追悼侍姬”的诗收入《遗集》自无不妥，不过由曾门四大弟子之一所编的《李文忠公全集》不收诗文，是不是与此多少有关？

曾国藩也纳过妾，第一个妾买来一年多便死了，却未在其诗中留下任何痕迹。最有意思的是，他想纳妾，却说是为了挠痒痒，咸丰十一年十月十四日与澄弟书有云，“癣疾如常，夜间彻晓不寐，手不停爬，人多劝买一妾代为爬搔”。此其所以为“文正”欤，李鸿章“忝为门生长”，这方面却比老师差远了。

大托铺的笑话

长沙过去流传一则笑话，说某人极喜作诗，尤喜到处题诗，一日行至大托铺（在长沙城南，原为一乡村小镇），入路边酒店小坐，见壁上画有一虎，即援笔题云：

走到大托铺，壁上画只虎。

旁人偶语：“铺字念去声属‘二十六宥’，虎字是上声属‘七麌’，不协韵呀。”他听了从善如流，忙将虎字涂掉，想另找个押韵的字，想来想去，想出了个富字，刚刚写上，又有人问：“画只富，这是什么意思呀？”他又想了想，遂在富字下加上四个字注文，成为：

走到大托铺，壁上画只富（富者，虎也）。

放下笔，挥挥手，走了。创作活动至此结束，作者读者都完成了任务，本可圆满收场，却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一个人，在后面又续了两句：

作诗不像诗，放你娘的裤（裤者，屁也）。

笑话便说完了。

但我请诸公先莫笑，此人想亦是退了以后，闲得无聊，又不甘寂寞，才以作诗自遣，亦值得同情。本来旧体诗也实在难作，有押韵、平仄、对仗种种麻烦，哪能面面俱到？既负时望，不得不题，盖势逼处此耳。

我看旧体诗和京戏、儒学一样，是属于古代的东西，在古代早就发展到了顶点，顶点也就是尽头了。清末民初，王湘绮学汉魏六朝，樊樊山、易哭庵学晚唐做艳体，散原老人、海藏楼学宋诗，总算极尽其能了，但比陶谢、温李、苏黄何如？今之学步者比湘绮诸人又何如耶？

汉魏六朝唐宋下洎清代流传下来好的古近体诗，有如晋帖唐碑，宋画明刻，世世代代皆当爱重呵护；但仿造的假古董纵使造得精美，也只能换几百千把块钱而已，更何况绝大部分都是大托铺壁上的货。

故窃以为，时至宣统逊位百年后的今天，还要用五七言四八句来做诗，只有两种做法才可望有存在的价值：一是聂绀弩郑超麟式的旧瓶装新酒，如“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交心坦白难”，“民间疾苦分明在，辜负先生笔一枝”之类是也；一是干脆用市民野老的语言来打油，突梯滑稽，谈言微中，做得好也可以取得谐文漫画的效果，“放你娘的裤”即是一例，只要见到壁上画只虎就想题诗的人不绝于世，此种谐诗亦即可保持其生命。

不过，为息事宁人计，我还是希望在名胜古迹、纪念建筑、豪华画册、报纸杂志上的题诗少一点好。采石太白楼过去有副对联：

我辈此中宜饮酒；

先生在上莫题诗。

旨哉言乎，吾辈亦宜警惕，即以此铭诸座右可也。

一片二片三四片

一片二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

九片十片十一片……

乾隆皇帝这几句诗，因《宰相刘罗锅》而天下闻名。我没有恭读过御制诗集，对它们却似曾相识，心想查一查出处，而手边只有一部《清稗类钞》，《恩遇类·高宗南巡赋诗》云：

沈文悫公尝扈从高宗游幸西湖，值严冬大雪，高宗戏吟曰：“一片一片又一片，三片四片五六片，七片八片九十片……”沈鞠跽而前，曰：“请皇上赐与臣续。”高宗许之。沈吟曰：“飞入梅花都不见。”高宗击节称善，且以貂裘赐之。

沈文悫公即沈德潜变成了刘墉，因为“不是历史”，无须辩说；“飞入梅花”改为“飞入草丛”，也许是迁就布景的缘故，却不禁使人有点金成铁之感。

电视片的水平如何，非我所敢多谈；此刻只想稍微谈谈皇帝的诗，因为现在已经没有皇帝了，谈谈大概还不要紧。学过点历史的人都知道，专制时代的皇帝，在权力的等级上是至高无上的。年轻的朋友们却未必都知道，乾隆皇帝作为一位“诗人”，他在诗歌创作的数量级上也是至高无上的。梁章钜《浪迹丛谈·诗集之富》云：

乾隆一朝御制，以集计者五，分卷者四百三十四，分篇者四万二千七百八十八，而乐善堂全集三十卷更在前焉。

从古至今诗做得多的，唐朝数白居易，有二千八百多首；宋朝数陆游，人称“六十年间万首诗”，实数亦有九千多。而乾隆所作，在位期间的五部御制诗集，加上即位前和退位后所作，竟相当于陆游的五倍，白居易的一十六倍，几乎等于《全唐诗》二千二百多位诗人全部存诗的总和，这真如《四库全书总目》所云：“自古吟咏之富，未有过于我皇上者矣。”

可惜的是，万岁爷的这四万多首诗，能够在天下后世人们口上和心中流传下来的，却连万分之一，不，连四万分之一还不到；直到这一次，才有了这经过加工变形了的四分之三首“一片二片三四片……”

皇帝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本只需对社稷安宁、人民福祉负责，完全不必靠笔墨功夫来“作秀”。当然皇帝也是人，也具有人的欲望和爱好，若真有魏武帝之诗才，李后主之词格，宋徽宗之笔力，亦未尝不可以诗词书画名家，虽然这对于国运民生未必是好事。无奈我们的皇上当“文华天子”之心虽切，却不够格做“魏武之子孙”，以阿斗般的才质，偏想克绍箕裘，在文化上露一手，破“自古吟咏之富”的纪录，正所谓心有馀而力不足，于是只好“一片一片又一片”，靠沈德潜等文学侍从之臣帮忙了。此盖是悲剧，非滑稽戏也。

沈德潜替皇上当枪手，清人多有记载。《清稗类钞》说乾隆曾一次交诗稿十二本叫沈德潜改，命之曰：“改几处，均依汝。”这时君之爱臣，可谓无以复加，在一首赐诗中，甚至公然说“我爱德潜德”，又恭维沈“诗当不朽照千秋”。可是当沈德潜老病退休后，“圣眷”便渐渐地衰减了。最不可思议的是，据《清实录》记载，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癸丑，忽然发出一道上谕，借徐述夔《一柱楼诗》一案，对死去的沈德潜大加斥责，说沈“并未为国家丝毫出力，众所共知”，又骂沈“贪图润笔，为囊橐计，其卑鄙无耻，尤为玷辱缙绅”，宣布“将沈德潜所有官爵及宫衔谥典尽行革去，其乡贤祠牌位亦一并撤出，所赐祭葬碑文派专人前往查明扑毁，以昭炯戒”。这与其说是专制帝王天威莫测，喜怒无常，还不如说是靠别人笔杆子放创作卫星的主子想将枪手焚尸灭迹。

我读史时常想，跟装斯文“搞文治”的陛下帮忙或帮闲，恐怕比跟自称无赖无法无天的刘季朱温们干活更加危险，此吴学究之宁肯跟托塔天王而不要白衣秀士也。沈德潜忝为“江南老名士”，于保身之道其实并不明通，一句“飞入梅花都不见”，当时虽拿到了一袭貂裘这个特等奖，殊不知已蹈“庭草无人随意绿”和“空梁落燕泥”之覆辙，也就种下死后撤牌扑碑的祸根了。

在伏侍皇上做诗这件事情上，纪晓岚似乎比沈德潜聪明。何刚德《春明梦录》中记有一则故事，大意是说有次纪晓岚随侍乾隆游幸白龙寺，寺里的钟声一响，乾隆就要吟诗（不然怎么能弄出四万几千首），起句云：

白龙寺里撞金钟

听到如此高雅的诗句，纪晓岚忍不住扑嗤一笑。乾隆的脸色立刻大变，严问纪何敢如此不敬。纪晓岚闯了大祸，但他脑子特别灵，随即恭恭敬敬回奏道：“陛下出口成章，竟得一副绝妙好联，故臣喜极而笑。”乾隆问是何联语，纪奏曰：

黄鹤楼中吹玉笛

紧接着道：“陛下所作，与唐人此语相合，岂非一副绝妙好联？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真真可喜可贺。”于是龙颜大悦。

纪大烟斗本有将“潘金莲大闹葡萄架”跟“刘玉树小住芙蓉庵”巧对的本事，这不是旁人轻易学得到的。次于纪氏一等的还有梁绍壬在《两般秋雨庵随笔》中介绍的一位李总兵，乾隆的诗集刻成后，普赐天下文武百官，他也得到了一部，照例须上谢表，赞颂御制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这种颂歌也是不大好唱的，以前朱洪武就很砍过几个上谢表拍错了马屁的官儿的脑壳。这位李总兵的谢表却做得十分精彩，其警句云：

乍聆天语，真目所未睹之奇；

欲赞微词，凛口不能言之惧。

得到的评语是“立言最为得体”。我则觉得这里面很有几分幽默，也就是高明的挖苦话，虽然代李总兵作谢表的师爷未必有此贼心贼胆。

然而，御制诗御体“永远健康”时占尽了风光，改朝换代后身价就一落千丈，也是不争的事实。《清稗类钞·考试类·龙汝言一体会试》记述，乾隆皇帝龙驭上宾后，嘉庆皇帝便亲口说过：“南方士子，往往不屑读先皇诗。”他虽然奖赏了能背诵“先皇诗”的龙汝言，却并没有对“不屑读先皇诗”的士子们怎么着，因为这时候需要崇拜的已经不是先皇而是作为新皇的他自己了。我甚至怀疑，“一片一片又一片”和“白龙寺里撞金钟”此类小道消息得以刊布流传，恐怕还是新皇和新皇的文学侍从们有意安排的结果。有位外国文人说得好，若是厌恶某某人，希望他跌价，最妙的办法便是将其荒谬不通的诗文印出来示众。试想一想，如果创造了“自古吟咏之富”纪录的先皇头上的耀眼光环不减损一些，新皇的光辉形象又怎么能突显出来呢？

据说，有的人一生只作过一首诗，如“劝君莫惜金缕衣”的杜秋娘，这一首诗不朽，这个人也就不朽了。白居易、陆游的诗做得多，多了就不免夹杂平庸之作，但他们毕竟是真正的诗人，所以仍有不少好诗传世。香山居士已经死去一千一百多年，放翁“身作稽山土”也已经快八百年，“司马青衫”和“沈园柳老”之类佳句名篇，却仍能保持其不老的生命，此亦即是真正的文学艺术的一点为帝力所不及的力量。我们的乾隆皇帝升遐还不到二百年，却只剩下一句可说是他作也可说不是他作的“一片二片三四片”，在插科打诨的电视片中充当笑料，这固然是他过河拆桥扑毁“江南老名士”墓碑的报应，岂不也应验了共产党的一句老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么？

溃堤以后

从报纸上看到，领导一再强调要保证大江大河安全度汛，“哪个地方出问题，由那个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这时我正在病床上打吊针，枕旁只放一册《清稗类钞》，里面正好有一则《高家堰河决案》，说的是一百七十年前发生在江苏的一件事。原来那时候哪里溃堤成灾，那里的“主要领导”也是要负政治、法律责任，不能换上夹克便装，到灾民中去走一转，拍几个电视镜头，便可以完事的。《清稗类钞》原文为文言，现译述如下，算是讲个故事吧。

道光四年（一八二四）十一月，苏北发大水。在一次风暴中，高家堰十三堡的大堤决口，洪泽湖水泛滥成灾，淮安、扬州两地区几乎全部被淹。皇上得知后，极为震怒，派大学士汪廷珍、尚书文孚前往查办。

第二年正月间，汪、文一行经过一段时间调查取证之后，到达清江浦（今江苏淮阴市）南河总督衙门。当时黄河不入山东，由此东流入海。在黄河北岸万柳园河督衙门辕门外站班等候的人员有：两江总督（江南、江西两省最高军政长官，江南辖今江苏和安徽）孙玉庭、漕运总督（负责经运河由南方向北方调运粮食事宜的行政长官）魏元煜、南河总督（负责江南境内黄河水利工程的行政长官）张文浩以及他们属下的文武官员。

官员们站立了一些时候， 只见一人骑马奔来，高声喊：“中堂（大学士的称呼）请漕台魏大人准备恭请皇上圣安！”听到只招呼漕督一人，孙玉庭和张文浩便知道自己已经被撤职，得准备接受处分了。

汪、文一行进了衙门，魏元煜跟着入内请过圣安，仍复退出。接着，便传呼孙、魏、张三人接旨。这时中门大开，有四位办事人员捧护着皇上亲笔用银朱写的谕旨出来，肃立在专门设立的香案前，孙、魏、张三人跪下听宣。当听到：“孙玉庭辜负国恩，疏忽职守，犯有不可原恕的罪错，皇上问孙玉庭知罪否？”孙玉庭连忙摘下自己的官帽，口称“孙玉庭昏愦糊涂，辜负天恩，只求皇上从重治罪”，同时不住地往地上碰头。谕旨随即宣布：“孙玉庭革去大学士、两江总督职务，听候处理。两江总督一职，由魏元煜代理。”魏元煜叩首谢恩。

钦差继续宣旨：“张文浩于防汛时不接受正确意见，刚愎自用，处置失宜，直接导致此次洪灾，使人民蒙受巨大损失，其罪行尤为严重，皇上问张文浩知罪否？”这时张文浩已经换下官帽官服，听后伏地痛哭，自称祸国殃民，罪该万死，求皇上明正典刑。上谕：“张文浩革职后立即拘禁，先加刑具在当地示众两月，再从严究办。”执法人员早已将刑具准备好，乃是用木板做成的一副枷，长宽各尺馀，上用黄绸覆盖（因是皇上特命，用于枷系大臣，故加黄绸），拿来枷在张文浩的颈上，便将他带到河堤上示众去了。

接着便召集道、厅、营级官员齐跪庭中，宣布旨意：“钦差临行时，皇上当面交代，自古刑不上大夫，何况张文浩官居总督，为什么还要戴枷示众？乃是因为，国家最重人民生命，设官行政都是为了保护人民。堤防决口，人民生命不保，百姓家园被毁，被迫漂荡流离，实是朝廷的耻辱。故不能不严惩负有直接责任和领导责任的官员，以示国家对民命的重视。两淮官民，务须体会皇上的用意。”

然后，汪、文一行回京复命。张文浩最后定罪，被充军发配伊犁。

这则故事是讲完了，有人也许会说，大水大风都是天灾，河督大人戴枷充军，总督大人撤职查办，未免过当。为此我特别查了《清实录》，原来在高家堰决口之前，张文浩已因办理河工不善，迭经上谕切责，还被“拔去花翎，降为三品顶戴”；孙玉庭也因未能“早为参奏”张文浩，受过降级处分。高家堰决口后，派汪、文南下察看，又先查问过有关道厅官员，知道在黄汛来时，各道厅曾禀请堵闭御黄闸，放泄洪泽湖水；而张文浩固执己见，不肯听信，应闭不闭，应开不开，以致湖水过高，掣塌口门二处，坍卸石堤一万一千馀丈，故此张文浩确实应负主要责任。道光四年十二月己未，即汪、文到达清江浦之前，皇上还批阅过孙玉庭一道奏章，孙奏称堤防决口，“实由暴风狂猛，人力难防，张文浩但为节省启闭钱粮，迟堵御黄坝，蓄清过旺（黄汛到来前所蓄清水水位过高），转致棘手”，竭力为张文浩也就是为他自己开脱。皇上朱批云：“风暴由天，‘蓄清过旺’亦由天乎？……误国溺职之人，朕断不能姑息也。”

“风暴由天，‘蓄精过旺’亦由天乎？”这问问得好，我们不能因为它是皇帝的批语，便以人废言。堤垮了，垸子倒了，当然是因为水太大，是天灾。但人在天老爷面前从来就不是丝毫无能为力的，不然，又何必要修水利？何必要设官施治，花费老百姓的钱粮？自古国家皆以社稷民生为重，农田（社）、作物（稷）和老百姓受了巨大损失，享俸禄的地方长官即不能不负其该负之责。看来，专制君主所施行的虽是人治而非法治，但当关系“人命至重”的时候，亦不得不依法办事，办几个负责任的封疆大吏。要讲历史的话，这也算是一种历史吧。

《清稗类钞》提到的“大学士汪廷珍、尚书文孚”，中华书局印本将文孚错印成“文学”。查《清实录》道光四年十一月辛亥，“命吏部尚书文孚、礼部尚书汪廷珍驰往江南查办事件”，文孚列名在前。又查萧一山《清代通史》所附《清代宰辅表》和《清代军机大臣表》，汪廷珍于道光五年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则其充协揆尚在命往江南之后（也有可能在其到达清江浦之前已授协揆，故能称中堂）。文孚则嘉庆二十四年即入军机，四年又加太子少保，位望实在汪前。而被查办的孙玉庭，却在道光元年就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四年闰七月授体仁阁大学士，仍督两江，资格比文、汪更老。孙是两朝重臣，政声一直很好，这次也是因张文浩牵连受过；只因为他是地方上的一把手，“守土有责”，即不能不负其责。其时他已七十二岁，第二年就以“编修”退休，降了一十二品（大学士为正一品，编修为正七品）。又过了十年，他“重赴鹿鸣”，才赏了个四品顶戴，旋即故去，到死也没能官复原职。

一百七十年前，对防汛疏忽，溃了堤，死了人，负有直接责任和领导责任的地方主官，其处理经过情形就是如此。史云，“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但不知说古是不是太过时。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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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的官

中国从来是“官本位”的国家，这则小文所讲的几个小故事，讲的是敝省湖南历史上的几个官，有大官，也有小官，聊供谈助，也算是对桑梓作的一点小贡献吧。

第一个故事是“梁抚台饿饭”。乾隆三十六年，梁国治（阶平）任湖南巡抚，一省之长少不得要到州县视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下去检查工作。下去了，当然得在下面吃饭，照例由随从人员安排。这位梁抚台一贯自奉俭薄，总怕给下属和老百姓添麻烦；他的随从人员中，却不免有的想跟首长出差，多捞一点油水。到了某县，这些人见县官太“不懂味”，十分恼火，自己又不便发作，便故意压着不传开饭，想教抚台大人发饿肚子脾气。谁知梁抚台过午不食也不做声，一直坐在桌前看禀帖，批文牍。捱到申时（下午四点多钟）光景，所有随从都饿得受不住了，见抚台还是不闻不问，没法子只好传开餐。两顿饭做一顿吃，梁抚台却一如平时，饭后传见知县，处理公事，也一如平时。

第二个故事是“陆抚台求雨”。乾隆四十九年到五十年间，任湖南巡抚的是陆耀（朗夫）。这是个有学问又能做诗的人，有诗句“思开南岳千重云，但饮湘江一杯水”，其廉政事迹甚多，曾拒受盐商“例规”三万两，移作接济岳麓、城南两书院贫苦学生的经费，此处只讲他的“求雨”。原来在湖南巡抚之上还有个湖广总督（驻武昌，辖湖北、湖南两省），是位满人（不记得是特成额还是伊里阿），来到长沙阅兵，照例必须招待，陆耀却不去陪吃。这位总督也想做好官，不拿架子，见抚台没来，便打轿到抚台公馆看望。碰上陆耀正在吃饭，桌上只有韭菜、豆腐两样菜。这本是陆耀的常供，他却托辞“近几天正在求雨，戒杀生，所以吃得简单，让大人见笑了”。总督回到行馆，见到满桌酒菜，忙骂自己随从，怎么不知道此地正在求雨，命把酒席撤了。

一连两个故事都是讲招待上官的，讲多了恐怕喜欢办招待的同志不高兴，第三个故事就来讲一讲“黄土老爷”。黄土老爷是诨名，本名寿嵩，为北京旗人，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由吏部派充湖南靖州吏目。州吏目也是命官（公务员），职级在县典史（县长助理）之上。他到了长沙，往藩台衙门交部文，吏房按陋规伸手要钱，他不给，事情就办不成。实在他也无钱可给，单身来湖南的盘缠都是借的，早已用光。没能在藩台衙门办好手续，无法去靖州上任，流落在长沙，衣衫当尽，食用俱无，他只好挖黄泥卖，每日挣十几文糊口，晚上则代巡夜人打更，睡在街口窝棚内。有次藩台涂宗瀛坐轿子从藩正街出来，遇上他卖黄泥与人争价，一口京腔引起了涂的注意，停轿问为何喧闹。他陈述时自称“卑职”，藩台有些奇怪，以为他是神经病，也就罢了。不久后，他又因坐在窝棚内打更，被查夜小吏发现，抓起来要打屁股。这时讲出身份，拿出吏部文书，才知他也是一位命官。事情经县、府报告到藩台那里，藩台猛然想起那个自称“卑职”的人，立刻传见，又向靖州查问。靖州回复道，新吏目一直还没到任，代理者正愁无法交卸。于是衙门很快给他办好手续，又拨了一些银子给他作用费，消息传开，长沙城里都知道出了位黄土老爷。

黄土老爷到藩台衙门辞行，藩台着意慰勉，对他说：“老兄受委屈了，我请府、县送了一点银两，到靖州去安家应该差不多了。经过这番历练，老兄更加体察了民情，一定能胜任愉快，希望好好努力。”他鞠躬答道：“谨遵大人训示，但所赐银两却不敢受，已经送回长沙县库了。”藩台惊问何以不收，他说：“吏目官虽然小，也有一份朝廷俸禄，卑职是吃过苦的人，此去布衣蔬食，总比卖黄泥巴强得多，要更多的钱做什么？还是留着备公家作开支吧！”藩台大为叹服，黄土老爷的名声从此进一步传遍了三湘。

旧时花价

长沙虽是古城，却非繁华都会，消费水平历来不高。我在此生活前后垂五十年，见到鲜花成为大宗消费品，还是近年来的事。长沙的花事不仅比不上广州、上海、昆明，就比更为内地的成都、洛阳也差得远。

其实在过去，长沙也是有花市的，而且出现过很高的花价。近阅《湘绮楼日记》，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年，距今正好一百二十年）王闿运移寓长沙营盘街，三月十九日记云：

楼居颇燥，芍药十盆，仅开一花。

这楼上盆中的芍药花，当然不会是自家栽种，而是从花市买回来的。三月五日记：

外出，至储备仓看牡丹，有紫者一朵，遣问价，云七千。

储备仓为长沙旧时地名，在今粮道坪、皇仓坪一带，一“千”即铜钱一吊，是当时通货常用的计数单位。牡丹自古称花中之王，价位最高，白居易咏牡丹云，“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并未说明实价；许浑的诗写得具体一些，“近来无奈牡丹何，数十千钱买一窠”，一窠至少总有十几朵，那么一朵就价值数千钱了。王闿运所见紫牡丹七千一朵，比唐朝时候恐怕还要贵。

“七千”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数目，从《湘绮楼日记》中看到，该年二月十九日，王氏因有人乞借，“搜家中，仅二千四百钱”。三月二十六日“遣子弟辈上湘（潭）县考，欲以数千钱与之，借至四五家，竟不可得”。若以一千钱折银一两计，这朵紫牡丹的身价约合银币十圆，大约相当于现在一千元左右，可以称得上高贵了。湘绮楼中存钱不到此数的三分之一，当然也就买它不起。

没有人买的货物，是不会有人卖的。可见一百二十年前长沙城里，也有买得起紫牡丹之类名贵鲜花的主顾。这当然不会是王闿运这样的文人，他只能将其当作稀奇物记在日记里。

即使在当时，长沙鲜花消费的普及程度和繁荣程度，好像亦不如成都。这样说的证据是，王闿运家在长沙过年，日记中从没有买鲜花的记载，也未记过有人送花。而光绪四年冬他应聘到四川尊经书院掌教，十二月二十七日抵成都，二十九为除日，即有友人元卿来寓所“送梅二枝，一红一黄，黄者甚香”。三天后，他给夫人梦缇写信，说成都地方：

冬暖如春，江梅、海棠殆可同时，最与居游相适。惜无缩地法，令诸女妾妇侍卿暂来一游也。

看来他对成都的气候和成都的花事都很满意。

王氏从长沙到成都，水陆行经四十九日。若在今时，无须“缩地法”，夫人和女公子大概有半日便能飞去陪他看花了。“妾妇”们却不大好办，纵然可以换上助理、秘书、护士、服务员之类名目，却也不一定方便和太太小姐一道坐飞机吧？

上供和还愿

上海的城隍庙仍然有名，城隍老爷的名声则想必不如从前，因为他下台实在很久了。但我知道，古时的城隍神，乃是阴间掌正印的地方官，和阳世上的州县大老爷一样为民父母，权威是大得很的。老百姓们事神亦犹事官，少不得要供奉，尤其是在需要求福或者避祸的时候。

所供奉的第一当然是钱，烧冥锭纸钞还比较好办，不像对活的老爷们得送硬通货，还得藏着掖着，不仅费力，更得费心。

居第二位的便是吃，这也是表现诚意决不可少的。泥塑金身无法上酒店进包厢，只好将猪头三牲供献到香案上去。城隍老爷手下，还有办事的判官，执行的鬼役，都必须打点。小时曾在本县城隍庙附近呆过，每天尤其是初一、十五，总见庙里供桌上堆着各色供品，有整鹅、整鸡、猪头、方肉，还有馒头、包子，以及各色糕点和水果，似乎按神的职位大小各有等差，都得照规矩办。

供品在神们享用以后如何处理，当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最近看褚人获《坚瓠秘集》，卷四记着一个有趣的故事：明朝末年苏州有个俞胖子食量惊人，把父母遗产吃完了，便用最后四两银子在城隍庙里租下一尊“皂隶”（城隍神左右的鬼役，服色同戏台上老爷问案时站在两旁吆喝的“红黑帽子”差不多），每天去取那里的一份供品，代为咀嚼消化。但俞胖子的肚皮太大，一尊皂隶的供品还吃不够，亲族们只得再集资四两，为他又“包”下一尊，这才能“充然果腹”。这样一直吃到明灭清兴，顺治初年俞胖子死后，亲族们将两尊皂隶转租给别人，为他置办了衣衾棺木安葬。

这下我才明白，原来过去庙里的供品，是可以由人出钱“承包”了拿去吃，而且这承包权还可以转让的。皂隶的地位，不过等于如今一名法警，一尊即可收包银四两，以此类推，全庙此项收入必然可观，庙祝们笑纳之馀，恐怕还得上缴一部分也说不定。

中国本土没有产生过正经的宗教，老百姓敬神的行为却非常普及。城隍神之上还有东岳、南岳、玉皇大帝，之下则有土地和灶君。土地亦犹今之社区主任，灶君则深入各家各户，简直无处不在，等于家家都有一个治安员照看着。老百姓按时按刻“敬”这些神，并不是因为对他们有什么好感，而是因为接受了他们的统治，不得不常常“表示表示”，买一个平安。如果不是想要灶君“上天言好事”，那香甜的扯麻糖又怎么会在腊月二十三供到灶头上去呢。

到庙里去敬神则更郑重一些。城隍庙属于常规，此外则想发财敬财神，怕起火敬火神，求子孙就敬送子娘娘。至于求雨敬龙王，驱疫敬药王，则知府知县也得斋戒沐浴为民祈福。反正所有敬神的都持实用主义的态度，有所求才来敬，敬时必“许愿”，即承诺比猪头三牲更多的好处，或挂幛上匾，或演戏三天，直至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如宋公明对九天玄女娘娘所保证的。当然“还愿”的条件是神得应人之所求，“有求必应”的神便是最灵的神，那神庙的香火必更旺，供品亦必更多。

这种以许愿还愿、有求必应为特征的敬神，也就是人神之间的权钱交易、行贿受贿。人们这样做，或是为了祈求，或是为了报答，总之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而决非信仰。行之既久，像逢年过节提了礼品往领导家里去一样，就习惯成为自然了。

既然是一种应酬和交易的关系，自然不会有发自内心的敬，更不会有真挚的爱。这便是中国人缺少真正宗教感情的原因，虽然在磕头磕到发昏时也可能产生一时的幻觉和狂热。城隍庙里香火再旺，鸡豚再多，玄奘所述曲女城会场和梁启超笔下西敏寺院中的空气无论如何不会出现。

正因为如此，所以鉴真东渡、达摩面壁一类坚苦卓绝的行为，只能在外来宗教的信徒中才能见到。而白莲教众喝了符水打冲锋，头几个一倒随即作鸟兽散，或做顺民，或当土匪，约翰·巴尔、胡斯和贞德式的殉教者，在神州大地上亦难出现。

听说现在许多地方的庙宇又修起来了，只要有庙，就会有人烧香，上供还愿的一定不会少，但不知供品都折成人民币没有？如仍为食物，则冰箱易满，保存为难，还能够再招几个俞胖子来承包么？

陈后主和晋惠帝

十月六日《新民晚报·夜光杯》载季羡林先生《漫谈皇帝》文中有云：

生长于高墙宫院之内，养于宫女宦竖之手，对外面的社会和老百姓的情况，有的根本不知道，或者知之甚少，因此才能产生陈叔宝“何不食肉糜”的笑话。

季先生在这里弄错人了。

老百姓断了粮，饿死了，却怪他们为什么不吃清蒸狮子头，的确荒唐得可笑。这笑衬着一层专制统治阴森的背景，简直有点近似今之黑色幽默了。但笑话的主角却是晋惠帝司马衷而非陈后主陈叔宝，这两个皇帝的年纪相差二百九十多岁，中间还隔了东晋、宋、齐、梁四个朝代哩！。

司马衷是个弱智者，父亲司马炎派了位宫嫔去教他“房帷之事”，怀上了愍怀太子，生出来长到三四岁，他居然不知道有这个儿子。他的皇后（贾氏）用宫车将“城南少年”载进宫来淫乱，“见留数夕，共寝欢宴”，他也不知道。后来他的第二个皇后（羊氏）被刘曜抢去做了老婆，刘曜问他：“我何如司马家儿？”羊氏回答道：“自奉巾栉（译成现代语就是‘和你上床’）以来，始知天下有丈夫耳。”一句话便可见他是一个怎样的窝囊废。

除了“何不食肉糜”，这位司马家儿还有个流传得很广的笑话，在华林园听到青蛙叫时问左右：“这样起劲地叫，是在帮官家叫，还是为着私人叫啊？”周作人有诗咏曰：

满野蛙声叫咯吱，累他郑重问官私。

童心自有天真处，莫道官家便是痴。

案云：“惠帝已非幼年，兹但取其孩子气耳。”

司马衷做皇帝从三十一岁做到四十八岁，早已成年，连蛤蟆叫都不知怎么回事，哪里会是什么孩子气，也不止是一般的痴。知堂在这里看似宽容，其实不过是在我田引水罢了。

至于后主陈叔宝，则不仅不弱智，还很有一点聪明才智，决不会闹出“何不食肉糜”这样的笑话来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有《陈后主集》，收诗文一百多首。诗如：

留人不留人，不留人也去。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还有：

午醉醒来晚，无人梦自惊。夕阳如有意，偏傍小窗明。

文如《护军孙玚铭》：

秋风动竹，烟水惊波。几人樵径，何处山阿。

今时日月，夙昔绮罗。天长路远，地久云多。

功臣未勒，此意如何。

放在同时文人作品中总还过得去，就是和其他皇帝的文字比起来，亦未见得如何逊色。

《陈书后主本纪》的结论“史臣曰”由魏征执笔。魏征决不是个会讨好的人，何况对于已经亡国之君更用不着讨好，论陈后主仍谓其“昔在储宫，早标令德，及南面继业，实允天人之望”。他的毛病就是太热心文学而荒废政务，“贵臣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宾礼诸公，惟寄情于文酒”。后来又沉湎女色，昵近群小，以致朝政日益紊乱，面对着积极要统一南方的强大的隋朝，自然只有亡国的份了。这正如魏征所说：“非唯人事不昌，盖天意然也。”

“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也是魏征评后主的话，即季先生“生长于高墙宫院之内，养于宫女宦竖之手”的原本。其实，所有王朝自“二世祖”以下，除了帮着父亲一同打天下的曹丕和李世民，哪一位嗣皇帝不是“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的呢？但作为生物的人，他们之中仍会有优秀和庸愚的区别，这一点和平民百姓是一样的。优秀者如康熙，不仅能自学三角几何，还能亲自耕田布谷，知道一些稼穑的艰难；庸愚者如司马衷，便只会问“何不食肉糜”了。陈叔宝虽难称上智，亦绝非下愚，不过是一个更不争气的李后主和宋徽宗，“一江春水向东流”和瘦金书他写不出，禽虫鸣叫系自然非关人事总还晓得，不然的话又何能作出“丝调听鱼出，吹响间蝉声”的诗句？

隋兵灭陈，后主抱着孔、张二妃躲在胭脂井里，没有以身殉社稷。被俘献长安后成了杨坚的统战对象，列席筵宴时照样饮酒赋诗，还表示“愿得一官号”，被讥为“全无心肝”，这便是他的名声历来不好的原因。其实这亦不过把性命看得重，和刘禅、李煜一样，是人性软弱的表现。比之隋炀帝那样残民以逞，玩完自家天下，斫去自家头颅倒还罢了，再搭上千万小民性命也毫不顾惜，这种软弱总还比较无害。

写随笔未必查书，误记一二人名是难怪的。我自己在《看成都》文中，即曾将刘长卿的一首诗误为刘禹锡作。写这则小文，只是对陈叔宝、司马衷的事感到兴趣，借此谈上几句，凑凑热闹。陈叔宝无论矣，司马衷以开国雄主之后成了现世宝，如果不相信是报应，从遗传变异的角度来看也许更值得研究，当代不是也还有这样活生生的例子吗？

改字诗

过去的滑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改字诗”，即将人们熟知的诗中的字和词略加改易，借以对人事进行调侃；因为人们熟知的诗以唐诗为多，所以又叫做“改唐诗”。《湘绮楼日记》丁亥（光绪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记云：

城中诸少年改《长恨歌》咏卞、龚事，云曾重伯所为。遣问之，答云二陈作也。

此时王湘绮住在长沙，改《长恨歌》咏的是长沙城中事，王氏和曾重伯又都是湖南人，这便引起了我的兴趣, 想找寻究竟。

寒斋藏书极少，翻检的结果，只在《南亭诗话》中找到了一首长沙地方的“改《长恨歌》”，南亭亭长介绍的本事是：

湖南某提督以纳妓女祝金莲，致系大狱，奉旨派恩承与薛允升二人查办。邑绅有刘昆者，是薛房师。某提督央刘说项，后遂含胡了事。

所改诗句例如：

将军好色思倾国，带勇多年求不得。祝家有女初长成，

养在堂班人尽识。……

涂家胖子长沙客，能以孝廉见年伯。为感将军辗转思，

遂叫首县殷勤觅。……

鸦片烟间五云起，其中五万多银子。中有何人说不清，

丙申师弟参差是。……

“堂班”即妓院。“涂家胖子”是一位“孝廉”即举人，先为某提督介绍妓女，后又帮他拉上刘昆的关系，送了五万两银子给刘昆、薛允升，“年伯”为其对刘昆之尊称。“首县”指府、省所在地的县令。“丙申”则是薛允升中进士的年份，刘薛二人“师弟”的名分便是这一年确定的。此类语词今天的读者或不易了解，在当时却是通俗的了。

丙申为光绪二十二年，已在丁亥后九年，诗中未涉及姓卞的和姓龚的，可见《南亭诗话》和《湘绮楼日记》说的并不是同一首诗，此亦可见当时长沙改诗风气之盛。

改字诗多用于游戏，不是正经作品，但要改得好也不容易。大抵原诗须得是人们十分熟悉的，改易的字句亦不宜生涩，更不宜多，尤须有滑稽之趣。儿时听本家长辈说，他光绪年间在城南书院肄业，尝与二三同学在南门外里仁坡坐茶馆，见一炸麻花女子姿色颇佳，遂与通款曲，随后往访，则不见踪迹矣，乃改崔护诗：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成为下面这样的一首：

去年今日里仁坡，人面麻花相对搓。

人面不知何处去，麻花依旧下油锅。

听得我哈哈大笑，时间过去了六十年，至今仍然记得。

后来又从明遗民谈迁《北游录》中读到，御史李成纪巡按江南，有“铁面”之称，而颇善饮，苏人也改了崔护这首唐诗刺之云：

去年今日此门中，铁面酕醄相映红。

铁面不知何处去，酕醄终日醉春风。

由我看来，还不如本家长辈所述的一首有趣。

“麻花依旧下油锅”虽然有趣，格调并不高。但也有高手之作，虽仍属滑稽打油，却能隐刺时事，谈言微中，等于在涂饰庄严的丈八金身鼻尖上涂上一点白粉，那便是有意义的讽刺诗了。读之虽未必人心大快，至少也可以小快一下，康有为揶揄张之洞的一首即属此类。张总督湖广时，开办汉阳铁厂和纱麻丝布四局，纱麻产品用布包运销各处，本是德政，但他过于标榜自己，以效法曾文正（国藩）相号召，说过：

文正治家有方，为总督时犹日课家中妇女日纺棉花四两。予设四局，亦文正公经纶家国意也。

他又好色，曾纳武昌文昌街茶馆女为妾，时人讥之；还很迷信，本欲移督署鹦鹉洲，后知三国时黄祖开府于此不吉，乃止。章太炎遂改李商隐“紫泉宫殿锁烟霞”诗调侃之：

汉阳铁厂锁烟霞，欲取鹦洲作督衙。

玉玺不缘归载沣，布包应是到天涯。

于今梁上无君子，终古文昌唤卖茶。

地下若逢曾太傅，岂宜重问纺棉花。

除了铁厂、鹦洲、布包、文昌、纺棉花这些活典外，“玉玺不缘归载沣”指溥仪幼稚、摄政王无能，“梁上无君子”则指梁鼎芬先附张而又叛去，切合时事，一时传诵。

不久前《三湘都市报》上有何云波一文，介绍了讽刺贪官污吏腐化生活的一首改字诗，可见这种体裁的生命力还是存在，现凭记忆默写如下：

当官不怕应酬难，万盏千杯只等闲。

美酒壶中腾细浪，珍肴腹内走泥丸。

桑拿顷刻周身暖，麻将通宵夜不寒。

更喜佳人肤似雪，三陪过后尽开颜。

文人之苛

“苛”本是统治者的一种性格，表现之一是对下诛求无度，督责过严，《礼记》所云“苛政猛于虎”，《诗序》所云“哀刑政之苛”，都是这个意思。人们谈起专制时代的文禁和文网，便少不得用上这个“苛”字，因为它是明朱洪武、清雍正和所有暴君统治的特征。

历史上的文人都不是统治者，而是被统治者，是文化专制的受害者，是“苛”的对象。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李斯，在毁害韩非、建议焚书时，也显得那样的“苛”，那样心狠手辣。但他早已削尖脑袋钻进“核心”，成为了统治者，不复是文人身份了。但即使是当上丞相的李斯，最终还是斗不过厮役出身的赵高，被夷了三族，他在全家被杀时对儿子说的话：

欲与若复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很有形象思维色彩，仍是文人本色当行，但紧接着挨的拦腰一刀，却比韩非吞毒药还痛。

李斯为名利所驱，紧跟秦皇，不得不身体力行，虽可恨犹有可说。令人不解的是，历史上竟还有这样的文人，他一不是当朝一品，二不是文化班头，并没有挤入统治者的行列，为君为师的责任全都没有，吃着自家的老米饭，偏要以文化监察御史自居，对文人和文事的态度甚至比统治者更“苛”，《养一斋诗话》的作者潘德舆便是一个妙不可言的例子。

潘德舆，字四农，山阳人，清道光举人。其《养一斋集》中有诗话十卷，有云：

予欲世人选诗读诗者，如曹操、阮籍、陆机、潘岳、谢灵运、沈约、范云、陈子昂、宋之问、沈佺期诸乱臣逆党之诗，一概不选不读，以端初学之趋向，而立诗教之纲维。盖人品小疵，宜宽而不论，此诸人非小疵也。

公然要将曹操阮籍等人的作品一律枪毙。

说他妙不可言，妙就妙在力主严办的同时，却又说“人品小疵，宜宽而不论”，仿佛执行的政策仍然是“从宽”。看来，曹操在铜雀台上玩几个女人，阮籍跟酒家老板娘吊吊膀子，宋之问和沈佺期犯一点“经济错误”，这类问题本可“不论”。那么，为什么“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些千百年流传不朽的名作，却必须“一概不选不读”呢？唯一的理由，便因为这十个人是他所说的“乱臣逆党”。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里，这十个人都有专条，除了对宋之问、沈佺期二人的“人品”（这却是养一斋认为“宜宽而不论”的）略有微辞外，并未作任何否定的评价，更无一人被戴上“乱臣逆党”的帽子。陆机、潘岳、谢灵运、陈子昂、宋之问五人确实是被杀的，但或死于政局纷争，或死于仇敌告讦，或死于冤狱陷害。且不说他们没有举兵造过反，即使真正造过反的人，如黄巢、牛金星，恐怕也不能永远说成是乱臣逆党吧。阮籍、沈约和范云等人，不过在统治者倒台后没有以身殉之，用春秋笔法来说就是“事过二主”或“身历两朝”（沈约则身历过宋、齐、梁三朝）。如果这就算是“逆”，又该如何评价一九四九年成群结队的起义将领？何况阮籍他们只是逆来顺受，并未举旗起义或弃械投诚呢。至于曹孟德，他倒没有身历两朝，只因他儿子在他死后取代了不中用的汉献帝，他就成了名单上的头一名，这里真用得着聂绀弩的警句，“奸臣曹操是篡贼曹丕的儿子”了。

民国前期军阀混战，一边称讨贼军，一边称靖逆军，然而“贼”和“逆”都是打击对方的口号。你可以这样叫我，我也可以这样叫你，究竟谁是贼谁是逆，老百姓是不会明白也无须明白的，只求能在炮火连天中草间偷活就是如天之福了。文人如不做“可怜跑死阮忠枢”，到某一边去领薪水，也大可不必操这份心来搞明白吧。

这里说的有点离题了，其实我的意思不过是，所谓乱臣逆党奸贼匪帮的帽子太大，当时压得死人，过后看来却往往并不那么合式。正如过去国民党说共产党领苏俄卢布，一把手要“国际”指定，代表大会也要到莫斯科去开，就是“赤色帝国主义的走狗”……一九四九年后这些说法又成了反革命的毁谤和污蔑，是非岂不是颠倒过来了么？

尤其是在只论诗文，而不是帮古人写档案作结论的时候，似乎更不必要把当时就未必很对头的政治帽子从历史灰土里捡起来，双手捧着硬往已经不能作声了的古人头上戴，也就是说，不必那么“苛”。

潘德舆做八股只考上一个举人，他的《养一斋集》也没有多少人读（至少我没读过），偏要替汉献帝、司马昭来出气，讨伐他们的“乱臣逆党”，欲令普天下之人都“不选不读”曹孟德、阮嗣宗的诗文。究竟他是不甘寂寞，还是心理失衡呢，不便妄加揣测。但不管怎样，朱洪武、清雍正都没有禁止，顶讲究“诗教”的朱文公亦未加指摘的这些文字，他却要如此气愤填膺地反对，一副悻悻然不共戴天的样子，称之曰“苛”，总不至于十分冤枉。

中国的文人（再往前叫儒生）有一种遗传病，对于暴政从来俯首帖耳，社会生活中遇横逆之来亦退避唯恐不及，唯独对于同类却“气”特别盛。文网稍宽时，生怕大家呼吸轻松，总想制造一点能够锻炼成文字狱的材料出来才甘心，好像统治者不“苛”他反而不好过似的。这可以称之为想“苛”的瘾，不知道几时才能根除。

历史上文人吃“苛”的苦头太多了。如果文人还要帮统治者挖墈寻蛇，不断地从活着和死去的同类中找“乱臣逆党”，不断地把禁书的单子开出来，那么，文人作为一个整体，挨整只会挨得更加厉害。

二千二百年前，秦始皇坑了四百六十多个儒，文人谈起来至今痛心疾首。但《史记》明明写着，四百六十多人中的大多数，也是在“案问”时“互相告引”攀扯出来的，大约是最初被“案问”的人觉得别个没有被“案问”，自己心理不平衡，也就是犯了“苛”的瘾。

统治者的事不好说，我只希望被统治的文人们对于同是文人的人和文不要太“苛”了。为世间多留下几篇“月明星稀”之类的文字总不是什么坏事，因为我们和我们的后人不能只读《养一斋集》。

学与商

传统读书人多轻商，《儒林外史》里的牛玉圃，只能算读书人中的败类，在新认的侄孙面前，也要装出一副看不起盐商的样子。予生也晚，已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对读书人轻商的情形亦曾亲见，不全是从《儒林外史》里看来的。

可是，公认为传统学人最后的代表的陈寅恪先生，却在我出生前十多年便发表过相反的意见。一九一九年九月八日的吴宓日记中，记载过陈先生的一段话：

孔子尝为委吏乘田，而其事均治。抱关击柝者流，孟子亦盛称之。又如顾亭林，生平极善经商，以致富。凡此皆谋生之正道。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经商最妙，Honest means of living（谋生之正道）。若作官以及作教员等，决不能用我所学，只能随人敷衍，自侪于高等流氓，误己误人，问心不安。

下面还有几句批评“妄倡邪说，徒言破坏”，且不必引。

在这里我只想指出，陈氏所揭橥的原则——事学问者不可倚学问以谋生，是颇有几分道理的，至少在“理想国”中应该如此（吴宓系因译述柏拉图《理想国》而及陈氏之言）。因为学人如倚学问以谋生，即不能不随人敷衍，屈己从人；学问文章成了营求名利的手段，即不能不牺牲独立性和纯粹性，水平和价值均不能不大打折扣。

但另一方面，人既然是生物，便有生活要求。李后主填词、宋徽宗作画的条件，千百年才得一二，则常人自不能不寻求维持生活的手段，陈氏所反对的只是把自己从事的学问充当手段罢了。舍此他求，则四民之中，除去士子的本业，还有农工商三条路好走。务农，做工，都需要力气或手艺，非读书人所能，于是“经商最妙”便成了合乎逻辑的选择。这也是到过哈佛，读过柏拉图，能用洋文表述“谋生之正道”的人才能作出的结论，因为他们早就走出《儒林外史》，进入现代社会了。

为委吏、乘田，无须“道中庸而极高明”，孔子不过将这类小差使当作谋生的手段，而这类差使亦没有妨碍他删诗书订礼乐，成为万世师表。庄子当漆园吏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他绝不会对上司朗诵《逍遥游》或《养生主》。

就是陶潜、杜甫以至写《儒林外史》的吴敬梓，也是靠别的来源生活，没有谁领取过一文稿费。而陈先生虽志行高洁，敢于遗世独立，卒不能不以“作教员”终其一生，此今昔之不同也。然则，“于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又岂易言哉！

时至今日，情形又已大变。人们的观念，早已由轻商变为重商。“学者”“文人”早职业化，各有各的组织和单位，而工薪微薄，诱惑甚多，故从企业家那里取得金钱，于面子和里子均有极重大之关系，得之则群以为荣焉。有钱的老板“赞助”出了几本书刊，开了几场讨论会，也就成了名誉理事、名誉主席，偶发雅兴，想发表“著作”和“作品”，代笔和捧场者自大有人在。至于那些靠经营或色艺发了财的“名人”以及“名女人”，其传记、小说、写真写假更是汗牛充栋。看起来，这些名人、企业家倒真是“于学问道德以外”，找到了进一步赚钱赚名的大道和乐土，不知陈氏地下有知，将会作何感想。

我虽不敢言“经商最妙”，亦断乎不敢轻商。在读了陈氏关于顾亭林的话以后，还真希望在“儒商”中多出几个能追慕亭林先生的人，并不奢望他写《日知录》，只要他在醉饱之馀有兴趣弄弄学艺时，能照亭林先生《与人书十》中所说的那样，要铸铜钱便自己去“采铜于山”，不要专门从所谓的文人学者们手里“买废铜充铸”，便很好了。

其实以读书人经商而大大成功的，还有一位范蠡，应该说他比顾亭林更加有名得多，不知道为什么陈寅恪没有提及。也许是他在“左提鼓，右援枹，以应（吴国）使者”时讲的那几句话：

余虽靦然而人面哉，吾犹禽兽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

这种勇敢和坦白只能是古典的，今人断断乎做不出来，所以也就不敢将他树作典型了吧，虽然有西施小姐陪着去游五湖总会有人艳羡。

民意和士气

去年夏天，王稼句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一九四八年北平“彩华印刷局”印的《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我心想，卷子不就是将书画裱成的手卷么，怎么印成了一本书，“林屋山民送米”又是怎么回事呢？于是写信去问。旋即收到了他请赵国忠君寄来的复印本，果然是一册书，首为胡适题签及亲笔序文，末为版权页，有字六行：

林屋山人送米图卷子／珂罗版印壹百册／保藏兼发行者：暴春霆／承印者：北平彩华印刷局／版权所有不得翻印／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六月初版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即一九四八年，胡适的序写成于是年一月九日。再过十一个月零六天，胡就坐飞机离开即将被共产党接管的北平，北平随后也就改称为北京了。

林屋山民送米却是发生在一八九零年（光绪十六年庚寅）年底的事情，肇源于林屋山（太湖洞庭西山）甪头司巡检暴方子“得罪上司”被撤职。巡检为从九品，是最起码的芝麻官，其去留本不足道。但此芝麻官得罪上司是因为“遇催租蠲赈事一意庇民”，他又因廉而贫，撤职后无钱搬家，甚至无柴米做饭，所以民众都同情他，给他送柴送米。旬月之间，来送者达八个村庄的七八千人，太湖厅、苏州府、江苏省都为之震动。

暴方子的祖父和著名文人俞樾（曲园）同榜进士，方子的官职虽小，却与俞曲园关系密切，因此苏州太湖一带的文人很同情他，并为山民的义举所感动。明年（辛卯）春，诗画名家秦敏树（散之）画《林屋山民送米图》相赠，并题了诗。俞曲园也为此题了一首长歌，末几句云：

君官山中有年矣，止饮太湖一杯水。

不媚上官媚庶人，君之失官正坐此。

乃从官罢见人情，直道在人心不死。

……

君今归矣斯图传，披图谁不知君贤。

岂无大官解组去，投来瓦石盈其船。

此唱彼和，题咏渐多。暴方子将这些画和诗裱成一个手卷，甲午（一八九四）年带着北上，在京师和关外又请吴大澂、吴昌硕等人观题，卷子的笔墨不断增加，内容也不断丰富。第二年方子不幸病逝，其后人将此卷子视为传家之宝，宣统和民国年间，仍有名家在上面题诗。及至一九四八年，方子之孙春霆随部队到了北平，带着这个卷子找到俞樾后人俞平伯，说是准备精印成若干份，以利保存。胡适一见，连称：“写得好，题得好，事迹更好。”当即应允为之作序。接着，张东荪、冯友兰、朱自清、黎锦熙、陈垣、游国恩、沈从文……都在卷子上作文作诗，徐悲鸿还补画了幅《雪篷载米图》，终于印成了这样的一册。

据了解，暴春霆交彩华印刷局印成的一百册书，只分赠给题跋诸人，并未对外发售。他本人在北平解放后成了“旧军官”，卷子原件和家藏所有图书，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付之一炬了。赵国忠君收藏的这一册，可能出自俞平伯家。究竟在这一册之外，还有没有“珂罗版印壹百册”的《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流落在民间呢？那就很难说了。

《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的内容很丰富，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是一九四八年胡适、张东荪等人的题记，最可注意；一部分主要是清光绪辛卯、甲午两年间俞曲园、秦散之等人的诗书画，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我则更看重其艺术以外的价值；还有一部分则是暴方子本人和林屋山民送米的材料，则更具有艺术以外的意义，亦即是胡适称之为“中国民治生活史料”的意义。

中国的“民”，向来是被“治”于人的。“治于人”的民众，对于“治人”的政府和政府官员，总会有各种各样、或好或坏的意见，这便是民意。社会的“民治”的程度，全视民意能不能伸长，起不起作用。暴方子因廉而贫，又能“遇催租蠲赈事一意庇民”，民众就同情他；上司因其“不媚上官媚庶人”而撤他的职，民众就不同意。七八千人送米，一人送两斤即达一万几千斤，怎么吃得了，自然是有意向政府表示自己的“不”，这也就是民意的表现了。

关心国家社会的读书人，对于民意总不能漠不关心，若发而为议论，或者托诸笔墨，表现出一种不阿附官方的独立的精神，这种精神便是可宝贵的士气，它是民意的体现和升华。暴方子被撤职，就有人写“夺民廉吏来何速”；林屋山民送米，就有人写“官如能造福，民岂不知恩”；到处都是贪官污吏，就有人写“寄语当今婪索辈，洞庭山下有廉泉”，都表现了峥嵘的士气。

在不停滞的社会里和有信心的政权下，民意和士气总是能够伸张，对政府起到强大的监督作用的，这就是民治的社会和民治的国家的标志。而到了清朝末年，当巡检的暴方子，尽管民意支持他，士气鼓舞他，如果举行普选，他当选肯定不成问题；但“百姓之讴歌，万不敌上官之考语”，“不获乎上，则民不可得而治”，他终于还是被罢了官。可见在当时，民意和士气是不被尊重不得伸张的，国家社会的状况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张东荪先生在《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上有一段议论：

曲园（致暴方子）函札谓今之官场无是非可言，其时距清之亡不过十馀年，然即此一语已足证清之必亡矣。窃尝读史，每当革命之起，其先必有一黑暗时期，无是非，无赏罚，固不仅贪婪无能而已。……此馈米图在春霆本以表彰先人品德，而吾以为大有历史价值。即此一事，亦已足证清室之必亡。盖未有贪污横行，是非不辨，赏罚不明，而能永临民上者也。

贪污横行，是非不辨，则国必亡，这话说得多么精彩。

林屋山民送米的四年之后是甲午大败，又六年是庚子大乱，又十年发生辛亥革命，清朝就玩完了，说这一段是黑暗时期当然不错。但不管怎样，林屋山民还可以给被撤职的暴老爷送米送柴，俞曲园、秦散之他们还可以给罢官归去的方子兄题诗作画，暴方子本人只要不当这个鸟官，还可以抱着送米图卷子大摇大摆地进京出关，干自己想干的事。由此可见，即使在那样的黑暗时期，民意和士气虽不受尊重，不得伸张，也还是不绝如缕的，这也就是清朝虽亡而中国不亡的重要原因罢。

一九四八年胡适等人所题的诗文，各抒所见，都很精彩。如冯友兰先生写道：

近年以来，我们亲眼看见许多官吏，对于办理政治，只顾自己的考成，不管百姓的死活。而中国之大，尚没有发现一个像方子先生那样以直道忤上的廉吏。于此更可见方子先生的行为，是难能而可贵的了。

陈垣先生却写道：

《旧唐书·崔暐传》载辛玄驭之言谓“儿子从宦者，有人来云贫乏不能自存，此是好消息；若闻赀货充足，衣马轻肥，此是恶消息”。凡世当大乱之后，恶消息必多，然好消息亦自不少。春霆所示之图虽旧闻，亦一好消息也。

各说各话，观点并不相同，却都肯定《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和暴方子事件的重要意义。这种“不一律”正是真正的民意和士气的本色，是强制“舆论一律”的专制独裁者不能接受，也不敢接受的。其中我尤其喜欢朱自清先生题的那首白话诗的最后两句：

这幅图这卷诗只说了一句话，

傻心眼儿的老百姓才真公道。

可见士气本与民意相通，“傻心眼儿的老百姓”正是发议论的“士子”发扬意气的道德基础，这就比曲园老人的“不媚上官媚庶人”更具现代意识，也就是在政治上更加自觉了。朱先生在诗末署云“春霆先生嘱题，朱自清，卅七年”。这很可能是他最后写的一首新诗，对于一位诗人来说，也就可以称为他的绝笔了。但在观察的深刻上，张东荪先生文章的结尾更可称为警策，他写道：

春霆以是图遍索人题，余披览之馀感慨或与人不同。当清末季，岌岌可危，士大夫犹欲竭智荩忠，以谋挽救，顾终无济，岂非病已深入膏肓耶？则今日读此图，能不令人感慨系之。

这种“感慨系之”，生逢盛世有福了的我们应该不会再有，但感念畴昔，多思者仍不能不为一介书生之竭智荩忠忧国忧民而感动。书生本是最没用的人，却又“偏好事好出主意”（朱自清句），虽然他们的主意总是“无济”的，岂止无济，常常还要惹火烧身，或者被当成毒草诛锄掉。小官儿暴方子撤了差，幸得林屋山民送米，才不致饿坏；大教授张东荪撤了差，罪名更大，想送米的只怕也不敢登门了。

但书生也有值得羡慕的东西，就是他的思想和文章。暴方子“广征”而成的这份“卷子”，包括他亲笔写呈上司的禀帖，张东荪的“未有贪污横行，是非不辨，赏罚不明，而能永临民上者也”的议论，便都活得比他们的肉体久长。若无此一卷流传，无论如何暴方子这个人我们是不会知道的。语云，“纸墨寿于金石”，当然更寿于个人的生命。我来介绍这册《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亦无非想借纸墨延长一点书生意气，就是能让它再不绝如缕些时也好。

太行山的故事

中国山多，人也多。若问全国好多亿人最熟知的是哪座山，我想那一定是太行山。因为“天天读”过“老三篇”，都知道有一座太行山挡路，自己的任务就是“每天挖山不止”，以期“感动上帝”来把山搬走。虽然太行山至今仍纹丝不动，山名却早已“深入人心”，加之《我们在太行山上》一唱好多年，什么山还能有太行山这样的知名度？

现在我再锦上添花，来讲一个太行山的故事，却是从前人笔记中看来的。为了讲它，先还得讲一讲汉字。汉字的特点之一便是多音多义，比如说“大”字，它既可以读“瘩”（大小），又可以读“代”（大夫），又可以读“泰”（大极）；又比如说“行”字，它既可以读“形”（进行），又可以读“杏”（品行），又可以读“杭”（银行）。这在口头上谁都分得清，望文生义时却不免夹缠。尤其是读“泰”的“大”，后来都写成“太”了，“大太不分”，更易混淆，于是便引出了这个太行山的故事。

说的是古时有主仆二人出外旅行，行至山前，见一座石碑，上面刻着“大行山”三个字。主人十分高兴，大声道：

“今天见到太行（杭）山啦！”

“老爷您认白字了。”仆人说：“这碑上刻的明明是大行（形）山，您怎么念成太行（杭）山了呢？”

主人见仆人无知，便告诉他，这里本来是太行（杭）山，碑上的“大行”二字应该念“泰杭”。仆人却坚持说是“大行”（形），说是主人认了白字不服输。见主人横直不理他，仆人便说：

“何不干脆找个本地人问一问，如果真是太行（杭）山，我宁愿老爷您扣掉我一吊钱工钱，算是认罚；如果是大行（形）山呢，您便赏给我一吊钱去喝酒，好不好？”

主人见仆人又蠢又倔到了这样的程度，觉得十分可笑，便答应了他。正好路边有一所学堂，主人心想找读书人问问更好，便带了仆人进去，见到一位教书的老先生，便向老先生说明原委，请他裁判。老先生听后，笑呵呵地指着仆人，对主人说：

“您就赏一吊钱给他喝酒吧。”

“如何，我说的不错吧！”仆人快活地叫了起来，立刻向主人讨了一吊钱，兴致冲冲地出外买酒喝去了。仆人一走，主人便埋怨老先生道：

“您是读书识字的人，怎么也跟着蠢奴才说话呢？”

老先生一直在笑，听主人这样一说，笑得更厉害了，回答道：“您也真是的，出一吊钱算什么，让这蠢东西一世不认得太行山，岂不好么。”

这则故事，我所见最早的文本，在宋人李之彦《东谷所见》中。明人赵梦白《笑赞》、清人金埴《不下带编》、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等均有记述。清人重考据，对别人讲的故事也要来认真，《不下带编》引《资暇录》云：

太行（杭）本俗称，当以太行（形）为正。《山海经》：“太行山一名五行山，《列子》直作太形。”则形乃本音也，知之者鲜矣。

我查了一下，上面所引都出自郝懿行的笺疏，郝氏乃是严肃认真的学者，他的考证是可信的。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也引以为证，说：“此仆之考核，胜乃主多多矣。”清末周荇农《思益堂日札》亦采此说，并认为读“泰杭”与宋代以后应制文字中讳“大行”二字有关，因为新死的皇帝皇后叫“大行”，所以山名不能不避讳。

对于我来说，此类考据文字，读来均不免有买椟还珠之感。到底是行还是形，专门家也许可以去讨论，像我这种不搞学问的普通人觉得有趣味的，却是学堂老先生最后说的那句话，而以赵梦白的文本最为隽永：

你输他一次东道不要紧，让他一世不识太行山。

梁绍壬的按语也很妙：“老儒之言，甚有意味；盖有真是非遇无识者，正不必与之辨也。”

在我们一生中，硬要将太行山叫做大形山的情形，恐怕也见到过不少回吧。将遍地碉堡的小叫化子国家称为“社会主义明灯”，将考场交白卷的考生称为“红色学习模范”，如今张艺谋拍的影片又将焚书坑儒杀人无数的暴君称为“护国护民”的“英雄”了。当一阵风压倒一切时，吾侪小民还敢“与之辨”吗，也只能“让他一世不识太行山”，去他妈的算了。

好在太行山仍旧巍然不动地屹立在中国大地上，上帝却如尼采说的那样“死掉了”。山本来是移不开挖不动的，移山填海，无非梦呓，何况并没有人真去挖过一锄头。

古人写书房

古埃及和巴比伦五千年前就有了书，但那时的纸草书卷和粘土书板，模样和现代的书很不相同。中国的简策（册）起源于西周，去今也差不多三千年，那用皮条或麻绳“编”起来的，近时在长沙、江陵、临沂还出土过，虽然皮和麻都已腐朽，只剩下一支支竹简。

一支竹简上最多写十多个字。《老子》五千言一张纸可以印完，竹简却要一大堆好多斤。庄子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试想想五牛车书得有间多大的房子来装。因此古人读书放书，也必有专用的书房，写书就更不用说了。但就我所知，“书房”一词（包括书屋、书斋、书室等别称）却出现较晚。“秘阁书房次第开”“仰眠书屋中”和“书斋望晓开”都是唐人的诗句，更早写书房的好像不多。

查《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第七十五至第一百十六卷宅、堂、斋诸部，见有关于卧室、药室、佛室……，独无书室，唯“椅榻屏架”条中有云：

书架及橱俱列，以置图史，然亦不宜太杂如书肆中。

这些架上橱中所置的“图史”，看来是为了陈设，而不是为了读的。那末，陈列书架书橱的房子，恐亦不能称为书房，而是主人休息待客的处所。

明清之际，江南士人的读书趣味和生活情调，精致化到了很高程度，这时的文字记载中才常见到书房。李笠翁《闲情偶寄·居室部》有一节论“书房壁”，颇多精义：

书房之壁，最宜潇洒，切忌油漆。石灰垩壁，磨使极平，上着也；其次则用纸糊，可使屋柱窗棂共为一色。

这种四白落地的装修法，本来宜于书房，不仅采光好，朴素处也与读书的氛围正合。

张宗子的《陶庵梦忆》是我最佩服的文章，书中说“余家三世积书三万馀卷”，又说“大父至老手不释卷，每至于夜分不以为疲”，写到他自家亭园楼阁的篇目也不少。有《梅花书屋》一篇云，“陔萼楼后老屋倾圮，余筑基四尺，造书屋一大间”，之后却只记叙前后的花木，言不及书。又《悬杪亭》云，“余六岁随先君子读书于悬杪亭”，也只介绍其建筑的奇巧。只有《天镜园》写到了读书生活，算是唯一的例外：

天镜园浴凫堂，高槐深竹，樾暗千层。坐对兰荡，一泓漾之，水木明瑟。鱼鸟藻荇，类若乘空。余读书其中，扑面临头，受用一绿。幽窗开卷，字俱碧鲜。

这种境界，在六面钢筋混凝土中的我辈心目中，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因为从来没有体会过。如今很有权很有钱的人，当然营造得出“受用一绿”的环境，再加上高科技设施，享受肯定要超过张岱的水平。但他们身心俱忙，“幽窗开卷，字俱碧鲜”的味道只怕也难领略。但张岱也只写了这一小段，接下去写的便是春老时运笋过园：

择顶大笋一株掷水面，呼园中人曰：“捞笋！”鼓桨飞去。园丁划小舟拾之，形如象牙，白如雪，嫩如花藕，甜如蔗霜。煮食之，无可名言，但有惭愧。

这篇一百多字的文章便写完了。

我猜想古人会读书，会写文章，何以却不多写写自己的书房呢？大约他们把读书只看作个人私生活的一部分，未必有曾国藩那样修齐治平的志向，也不会像刘禹锡似的想作秀出风头，所以写不出也不想写《求阙斋记》和《陋室铭》那样虽以书房为题而意实不在书房的“古文”来。此亦犹人人都要“居室”，写《天地交欢阴阳大乐赋》的毕竟也只有白居易的弟弟一个人吧。

九里松题字

谈起叶绍翁，大家都记得的恐怕只有“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其实他的《四朝闻见录》，乃是研究南宋历史的重要著作，《四库提要》也称其“所论颇属持平”。甲集中有《九里松用金字》一条，说到西湖北边九里松处的匾额为吴说（字傅朋）所书。宋高宗有次去天竺，路过九里松，见到这块匾，命令取下来，想换题“黼黻湖山”四字，结果写了几十遍，终于叹息道：“还是代替不了吴说的字啊！”便叫人将原来的匾填上金，仍旧挂回原处。

绍翁后来阅《挥麈后录》卷六，其中亦记述了此事，却说高宗已经将自己题的匾代替吴说的挂了些时候，才对吴说道：“朕有一事，每以自歉。卿书九里松牌甚佳，向来朕亦尝书之，终不逮卿，当复以卿书揭之。”于是在天竺佛寺中找到原匾，重新挂上，并没有提到以金填字。绍翁在丙集中全引了《后录》的记述，诘问道：

至今九里松字尚填以金，过者皆见，则绍翁甲集所载似是，而傅朋不以语挥麈，何也？

其实在我看来，宋高宗到底换了匾还是没换匾，吴说的字到底填了金还是没填金，好像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皇帝能公开承认自己写的字“不逮”吴说，“无以易说所书”，终于把西湖上的“九里松牌”让给吴说了。后世像乾隆这样的皇帝，书法不过“半瓶子醋”，却要把一切重要的题字全都包下来，相形之下，连偏安江左的宋高宗也不如，真枉称作“十全老人”。

董其昌谓吴说“真书为宋朝第一”。宋高宗的字其实也写得很好，陆游说他“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王应麟说他“专意羲献父子，直与之齐驱并辔”，这是有传世《御书石经》为证的。既为书家，有发表欲想留名也是正常的心理，如此而能虚心逊让，就更为难得。

反观乾隆，近人马宗霍《霁岳楼笔谈》谓其“每至一处，必作诗纪胜，御书刻石，其书千字一律，略无变化，虽饶承平之象，终少雄武之风”。即在帝王之中，这评价也比宋高宗差远了。可见即使为“留名”计，“每至一处”都要“御书刻石”，既费心费力，又不免相形见绌，何如承认天下人字写得比自己好的还多着，让出几块牌匾纪念碑什么的给别人去写，岂不是还能赚得叶绍翁一番称赞，说“圣人不没人之善如此”么。

至于字写得远不如乾隆，甚至被公认为恶札的帝王或准帝王，也要学乾隆那样到处都题，人们会怎样评价，后世会怎样记述，我就不好推测了。

还有些连帝王的边都挨不上的地方官吏，也偏好舞文弄墨，到处题写。长沙近郊最近重建“洗心禅寺”，道场颇大，联匾亦多，落款却多是党政官员，甚至一人写了两三处，其书法却实在不敢恭维。联想起九里松题字，觉得古今人相较，羞恶之心真是相去太远。

人之将死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善倒未必善，不过比较真却是可能的，有的还比较美。

刘宋朝的王景文被皇帝赐毒酒处死，诏书和毒酒送到时，他正在同客人下棋。看过诏书，先放在一旁。等棋下完，把棋子收好，将诏书递给客人一看，然后举起毒酒道：

这壶酒只好我一个人喝啦！

便一饮而尽，上天堂或下地狱去了。

这句话的原文是“此酒不宜相劝”，寥寥六字，可是讲得多么潇洒，多么不失身分啊。比起苏格拉底说“我还欠庙里一只鸡的愿，请替我还了”，金圣叹说“豆腐干和花生米同嚼有火腿味，不可不知”，瞿秋白说“中国的豆腐，其实也很好吃”等名言来，这一句岂不显得更加自然，更不作态，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么？

冯梦龙《古今谭概》记下了此事和“此酒不堪相劝”这句话，但欲知其详，还得去看《南史》的列传第十三，便可知道，王景文出自高门，又有学问，少时即为宋武帝爱重，要将女儿嫁他，甚至把他的名字作为宋明帝的名字，又要明帝选了他的妹妹做皇后。而王景文倒并没有野心，多次辞谢加官晋爵，还以有病为由辞不尚主。明帝登基后，他更加小心谨慎，虽一再被任命做中书令、中书监，为太子太傅，仍固辞不拜，不得已才接受虚衔，仍请求到外地镇守，远离朝政。即使如此，宋明帝自知不起时，怕以后皇后临朝，他是“元舅”，自然要出掌国政，以他的资望和才能，天下便可能会由姓刘变成姓王，所以还是对他下了手。明帝叫送毒酒的使者对王景文说道：

朕不谓卿有罪，然吾不能独死，请子先之。

总算讲了句老实话，没有先制造一个叛国案，没有先给要赐死的人戴上顶反什么的大帽子。

这便是专制政治最可怕的一面。君要臣死，臣便不得不死，即使位极人臣，也救不得自己一条命。苏格拉底虽也是饮鸩自尽，还为自己辩护了一回，再由“人民代表”往瓶中投贝壳来表决，走了趟民主合议的过场。金圣叹和瞿秋白未经审判即被“明正典刑”或“密裁”了，“黄泉无客店，今夜宿谁家”和《多馀的话》仍能纸写笔载，传之后世。像王景文这样，爱之要公主同他睡觉，恨之（也许该说惧之）则赐一壶毒酒，但毕竟“此酒不宜相劝”六字还能让它保存下来。只有后来苏联“大审判案”用酷刑迫令“犯人”自污，杀张志新先割断她的气管，像“杀哑巴鸭”那样捏住颈根使不出声，连明白话都不让留下一句，才是最黑暗最灭绝人性的暴政。

然而王景文留下的这句话，却说得实在有风度，实在美。

曾经有个想法，便是将古今中外写得好的绝命词、绝笔诗，以及遗嘱、遗书、遗言，还有人在辞世时最后留下的话，选编一册，题名就可以叫做“人之将死”。这个想法如果能够实现，王景文的这句话一定得选。

写铭旌

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光绪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云：“临陈丧，为写铭旌而还。”

这铭旌是什么东西呢？《儒林外史》第二十六回“向观察升官哭友，鲍廷玺丧父娶妻”说戏子鲍文卿死后，他搭救过的向知县这时已经做了道台，到灵前来吊孝，问孝子鲍廷玺道：“你父亲几时出殡？”又问：“谁人题的铭旌？”鲍廷玺道：“小的和人商议，说铭旌上不好写。”

为什么不好写呢，因为做戏子是“贱业”，写出来不够光彩，可是向道台道：“有什么不好写？取纸笔过来。”当下鲍廷玺送上纸笔，向道台取笔在手，便写道：

皇明义民鲍文卿享年五十有九之柩，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福建汀漳道老友向鼎顿首拜题。

写完对孝子道：“你就照着这个送到亭彩店去做。”

这才知道，铭旌原来是介绍死者身份的一句话。这句话得由人先写在纸上，然后送到亭彩（纸扎）店去做成架式，出殡时可以高高举起走在棺材前头，专门给死者增添光彩的。鲍文卿是个戏子，本来毫无光彩，加上个“皇明义民”的头衔，又有做道台的“老友”落款题写，便光彩起来了。王闿运是名举人，当过书院山长，当然有资格帮丧家题写铭旌。

吴修龄在《围炉诗话》里，谈到他在苏州见到一家举殡的铭旌，则更有意思，其文云：

皇明少师文渊阁大学士申公间壁王阿奶之灵柩

少师即太子少保，官居一品，文渊阁大学士又是最高的文职。少师加文渊阁大学士，相当于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岂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申公之显赫自不待言。但这跟住在申公隔壁的王阿奶，除了隔壁邻居这一点以外，可以说毫无关系。王阿奶的铭旌却偏要大言炎炎地将“皇明少师文渊阁大学士”写在上头，真可以算得善于拉关系了。

“皇明少师文渊阁大学士……”，只要不接着看下去，当然比“皇明义民”光彩得多。王阿奶的铭旌要这样写，无非欲借重申公，增加光彩。小家子想把事办得风光一些，本也情有可原，无奈《围炉诗话》的作者却不表同情，他指桑骂槐道：

今人作诗，动称盛唐。曾在苏州，见一家举殡，其铭旌云“皇明少师文渊阁大学士申公间壁王阿奶之灵柩”，可以移赠诸公。

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三“诗傍门户”条全引此文，又加上一句:“此虽虐谑，然依人门户者可以戒矣。”这就不能不使人作进一步想：依人门户者，看来并不止一个王阿奶。

不是么？编《传世藏书》要请季羡林挂名主编，印《闲情偶寄》要请余秋雨为文介绍……不都是依人门户么？

王阿奶拉上皇明少师，还有隔壁邻居关系做引子。而如今事事须凭关系，处处得找关系，能人之能，就是能从本来没有一点关系的地方“建立”起各种关系来，其难度比写铭旌大多了。

此亦人子

陶渊明是否晚婚，我不知道，但他确实是晚育的。《与子俨等疏》中说，他自己“年过五十”，可是儿辈仍然“稚小”，《责子诗》又自叹，“白发被两鬓”了，大儿子阿舒还只有十六岁，小的更“不识六与七”，“但觅梨与栗”，只知道淘气。

东晋义熙四年秋天，陶渊明离开柴桑（九江）的家，到百里外的彭泽（湖口）去当县令。为了顾惜儿子，他从彭泽派回一名“力”（干力气活的奴仆），来帮家里做打柴挑水之类杂事，为此给儿子写了这样一封信：

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看得出他是怜儿子“稚小”，“自给为难”，才“遣此力”以助其“薪水之劳”，完全是出于父子之情，陶渊明真是笃于天性。但这里最感动人的，却是他在顾惜自己儿子的时候，还能够想到所遣去的人也是别人的儿子（“亦人子也”），也是人生父母养的，也应该得到顾惜（“可善遇之”），虽然此人只是一名卑贱的奴仆。

“此亦人子”，县令的少爷也好，卑贱的奴仆也好，同样的都是人之子，都是人，都应该得到顾惜，这就是平等的观念，人道主义的观念。古时也有过“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理想，但能于家居日用中贯彻实行，又以温煦慈祥的口气说出来，便和在庙堂之上讲大话说什么“天下黎元皆吾赤子”完全不同，而不能不使我五体投地地佩服了。

“此亦人子”这句话最可贵的价值，就在于要把人当人。和这种价值观相反，一切专制独裁者最核心的观念，就是不把人当人。为了他们的野心和妄想，可以让成千上万、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几万万的人去死。或死于原子弹，或死于毒气室，或死于修长城，或死于大饥荒，全都一样。“此亦人子也”，他却毫不顾惜，反正死了好多还有好多。

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冠冕堂皇的口号下进行的。秦始皇刻石宣传“烹灭强暴，振救黔首”，电影里也说他是心怀天下“护国护民”的英雄；那么他所杀的人（包括一次坑掉的四百六十多个儒生）自然不能算“黔首”，而都是一些对“天下”不利的“强暴”，活该“烹灭”的了。

也许是英雄所见略同吧，古今中外的独裁统治者在杀人时，都要先给被杀者戴上顶帽子，以便杀起来理直气壮，可以大张旗鼓。希特勒活活烧死的几百万人都是“劣种”，斯大林赶到西伯利亚去冻饿而死的上百万人都是“富农”，四人帮杀掉的张志新和遇罗克们则是“现行反革命”。他们以为这样便名正言顺，自己也大可以心安理得了。其实，所有被虐杀者“亦人子”，不讲迟早必遭断子绝孙的报应，就凭一副双手沾满人之子的鲜血的狰狞面目，和陶公的温煦慈祥相对照，这形象也实在太恐怖，太恶劣了。还是让它早点从公众记忆中消失为好，我以为。

囊萤映雪

“囊萤映雪”，是形容古来两个读书模范的典故。“囊萤”的主人公是一千六百年前的车胤，《晋书·车胤传》说到：

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以寒素博学，知名于世。

“映雪”的主人公则是一千七百年前的孙康，《尚友录》所讲他的故事是：

少好学，家贫无油，于冬月尝映雪读书……后官至御史大夫。

书上这么载着，千馀年来读书人这样传述着，但囊萤映雪真能够代替油灯，在黑夜里照亮书本让人阅读么？

据写《昆虫记》的法布尔说：“萤火之光虽然鲜明，照明力却颇微弱。假如拿了一个萤火在一行文字上面移动，黑暗中可以看得出一个个的字母，或者整个的字，假如这并不太长；可是这狭小的地面以外，甚么都看不见了。这样的灯光会使读者失掉耐性的。”周作人在《萤火》一文中，引证法布尔的话，和《车胤传》相对照，结论是：

这囊萤照读成为读书人的美谈，流传很远，大抵从唐朝以后一直传诵下来，不过与上边《昆虫记》的话比较来看，很有点可笑。说是数十萤火，萤光能有几何，即使可用，白天花了工夫去捉，却来晚上用功，岂非徒劳，而且风雨时有，也是无法。

牛皮便算是拆穿了。

“囊萤”我没有实验过，“映雪”却是幼稚地试过的。那还是第四次湘北会战期间，我正读初二，跟学校逃难到大山中，夜自习两人一盏油灯，下了自习必须熄灯归寝，入寝后更不得留灯。有次弄到一本《儒林外史》急着想看完，便围上围巾站到雪地上的月光下去，虽然有“明月照积雪”映着，小说书上的字却再努力也只能依稀辨识几个笔画简单的，终于无法卒读，只能回寝室钻进冰冷的被窝做好学生。

可是，像这类美化“模范人物”的“大头天话”，父师拿来教训子弟，却一以贯之地教了几百上千年，从来没有人来揭穿。直到明末才有个“浮白主人”，在他写的笑话书里跟这两尊偶像开过一次玩笑，说的是：

夏天孙康去看车胤，不见车在家读书。问人到哪里去了，家人答道：“去野外捉萤火去了。”到了冬天，车胤来回看孙康，老远便见孙站在门外，久久地抬着头望天。走拢去问：“为何不读书？”回答是：“今日这个天，不像是要下雪的样子。”

真使人忍俊不禁。

积千百年之经验，深知欲破坏高高供在神龛上的偶像是徒劳的，说不定还会有危险。所以只有学“浮白主人”的样子，讲讲笑话，无伤大雅，闷在心里的这口鸟气也多少能发泄一点。

卧碑

《清代科举考试述略》书中有一张府县学宫（文庙）的平面图，大成殿之东为明伦堂，这里是生员（秀才）听讲的地方。堂前立有一块“卧碑”（通常的石碑，高度总是大于宽度的；此碑因条文较多，宽度反大于高度，不像立着却像卧着，故称“卧碑”），上刻晓谕生员的文告十三条。明代的六条颁行于洪武十五年，清代补充的七条颁行于顺治九年。明代的头两条是：

国家明经取士，说书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尚。今后务将颁降《四书》、《五经》……课令生徒诵习讲解。其有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

天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惟生员不许。……其事不干己，辄便出入衙门，以行止有亏革退。若纠众扛帮，骂詈官长，为首者问遣，尽革为民。

清朝又加了三条：

生员当爱身忍性，凡有司衙门，不可轻入。即有切已之事，止许家人代告。

为学当尊敬先生，若讲说皆须诚心听受。……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

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

谁说古时候没有政治教育，读书人享有学术自由和思想言论自由呢，“卧碑”不明摆在明伦堂前吗。“一二八”时骂胡适，说他劝学生要安心读书莫上街游行，是帮蒋介石镇压学生运动；其实胡适只不赞成学生“纠众扛帮”，并不反对“言天下利病”也就是批评国家政治，也不曾“黜革”过学生，更不要说将其“治罪”了。比起明清的专制政府来，洋博士还是多了些宽容，讲一点民主的。

佟国舅讲文艺

《啸亭杂录》作者昭梿，嘉庆中袭爵礼亲王，为清朝十位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之一。所记贵族世家故事，出于亲闻亲见，与转抄稗贩之说不同，颇能见微知著，如卷七之记佟国舅。

佟国舅大名佟国维，为写康熙的戏文小说中必不可少的脚色。他既是皇帝的舅父，又是皇帝的岳父，历任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位高权重。《啸亭杂录》却说他“不以揽权为要，暇时惟延学士讲文艺以为乐”，这当然是客气话，但接着看下去就有意思了。

国舅“讲文艺”是如何讲的呢？卷七这一节题为《佟国舅讲左传》。《左传·僖公四年》记齐桓公伐楚：

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过去读过中学的人，大概都读过这篇文章，都会懂得“风马牛”的意思，他老人家却是这样讲的：

左丘明之文果神妙，世间有疯马牛共驰之，焉能相及也。

于是 “人皆捧腹”了，自然也只能偷着笑，偷着乐，当了面谁都不敢。

明明大权独揽，偏装出“不以揽权为要”的样子，还要找一班文人学士来帮闲凑趣，显示自己不仅“善于领导”，还能“讲文艺”。可惜一遇上“风马牛”，不学无术的原形就毕露了，徒供人们讪笑。虽然自己在殿阁宫院中听不见，但被人白纸黑字记录下来，流传后世，亦可哀矣。尤其是被宣扬到碧眼儿那边去了（《啸亭杂录》有英文译夲），造成国际影响，中华各族人民都蒙羞受辱，岂不更糟糕了么。

挽口和挽手

《酌中志》的作者是明朝宦官刘若愚，书中自述宦官的生活，如说：

内臣最好吃马驴不典之物，曰“挽口”者，则牝具也；曰“挽手”者，则牡具也；又“羊白腰”者，则外肾卵也；至于白牡马之卵，尤为珍奇贵重不易得之味，曰“龙卵”焉。

其实驴马的牝具（阴户）和牡具（阴茎），是炖不烂炒不脆的，根本吃不得。

宦官因为被割去了睪丸和阴莖，完全丧失了性功能，才会特别艳羡驴马巨大的阴茎和睪丸，将其视为最好的补品和食品。这完全是一种性心理的变态，任何一个正常和健康的人，对此无论如何不会不鄙视和恶心。《酌中志》又说：

内臣饱食逸居，无所事事，多寝寐不甘。又须三五成群，饮酒掷骰，看纸牌，下棋，打双陆，至二三更始散，方睡得着也。又有独自吃酒肉不下者，亦如前约聚，轮流办东，帮凑饮啗。所谈笑者，皆鄙俚不堪之事。多有醉后争忿，小则骂打童仆以迁怒；大则变脸挥拳，将祖宗父母互相喚骂，为求胜之资。然亦易得和解，磕过几个头，流下几点泪，即欢畅如初也。

简直就是一幅“稚幼化痴呆症”患者的“行乐图”，活生生画出了一群生理残毁心理扭曲的不正常人的面目。

宦官的来源，最初多是奴隶和罪孥，还有穷人家出卖的幼童，本都值得同情。但人体既被戕贼，人性永遭压抑，不健全的身心便难以造成美善，却易于演出丑恶，所以我对于宦官从来没有什么好感。魏忠贤、安德海辈无论矣，就是蔡伦和郑和这样的名宦官，也不过在宮中有点“地位”，办了点皇上交办的差事，并非实际操作者，更非发明创造者，改良造纸和指挥航海的功劳也不该记在他们名下。几千年历史，亿万计先民，何必硬要把阉人当祖宗，供奉在香烟缭绕的神龛上？若是还要请“三宝太监”来充当代表国威阳刚之气的海军前辈英雄，就更加会使人觉得不伦不类。

当然，我对宦官无好感，只限于那些自幼“净身”，或自宫卖身，充当皇室家奴，专门为帝王及其妾妇服务的阉人。至于像司马迁那样因思想政治原因受宫刑的，当然不在其内。他们虽然失去了器官，本来却是健康优秀的正常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千方百计去寻找驴马的生殖器来吃得津津有味的。

五人之墓

读过周作人介绍《清嘉录》的文章后，便记得了顾禄即顾铁卿的名字，后来又见到了他作的另一种记苏州风土的笔记《桐桥倚棹录》。顾颉刚云，《清嘉录》有日本翻刻本，求索易得；《桐桥倚棹录》则“刻版十馀年后即遭兵燹，流传至寡”。

顾氏接着又说，“此书最佳部分，为市廛、工作、园圃诸部，足见当时苏州商业、手工业及园艺业之情况”；我却以为，其“冢墓”部分不像别个风流自赏的文人那样津津乐道真娘、徐兰等名妓的“旧埋香处”，而着重介绍了明末带头闹事被杀掉的“五人之墓”，这一点更为难得。

“墓在山塘， 墓基即普惠生祠， 毛一鹭所建以媚珰者。”山塘位于去虎丘的路旁，历来为苏州胜地，普惠生祠是为了拍太监（珰）魏忠贤马屁而建的纪念堂，毛一鹭则是捕杀五人的苏州巡抚。明朝天启年间，魏忠贤擅权，大肆诛逐忠良，派特务来苏州逮捕“有德于乡”的周顺昌。苏人极为愤怒，“不期而集者数万，咸执香为周请命”。和平请愿受到了武力威吓，遂激化成暴力冲突，一名特务被当场打死，毛一鹭狼狈躲入茅房才免遭群殴。事后捕杀“倡乱者”五人，都属于“人皆得以隶使之”的小市民。五人则自云“我等好义，非为乱也”，“意气扬扬，谈笑以死”。

魏忠贤辈残酷杀害“好义”而“非为乱”的五人，在广大市民和士大夫中喪尽了人心，正好助长了李自成张献忠们“为乱”。五人被斩首，当时便有人“哀之，捐金得首，合其尸敛葬”。两年后天启帝一死，魏忠贤完蛋，生祠被拆掉成了五人的新墓址。此处后人题咏极多，《桐桥倚棹录》刊载了蒋士铨、舒位、赵翼诸人的题诗，都写得不错。但我觉得顶好的还是李福的这几句：

五人奋臂呼，万人并力赴，击死缇骑走一鹭。

人生快意亦自足，延颈怡然就显戮。

今日英魂同聚处，曩时普惠生祠屋。

虎丘塘，七里长。花市丛中三尺土，五人名姓千秋香。

如今的苏州游记，多把苏州人写成软语吴侬，名胜也只讲几处庄园，“五人之墓”早被冷落，连《古文观止》压卷的《五人墓碑记》也没谁选读了。难道说在黑暗腐朽透顶的专制统治下聚众闹事，到如今还是“佛言不可说不可说”的么？

隔“五人之墓”不远处，还有一座顾义士墓，埋的是一位清朝带头罢工被杀的织工顾某，碑阴题有四个字：“义无反顾”。二十多年前去苏州，好不容易寻到了“五人之墓”，凭吊流连时发现了这座碑，在这四个字前又默立了许久。

不在不通之列

说一个人“不通”，很不客气了。汪中评骘时人，称其“不在不通之列”，似乎更不客气。但他又说，“读书十年，可望不通”。杨钧《草堂之灵》引此语后，接着说王先谦辈看书五年，自称无一不通，实在无一可通，举其补注《汉书》为例，曰：

读《汉书》遇不可解处，偶翻王先谦《汉书补注》，彼亦茫然。所可解者，彼亦明晰。补注之功，究在何处？

读书“遇不可解处”，尽力求解仍不得解，即是汪中所说的“不通”。此种境界亦不易达到，汪氏便费了十年以上的功夫。而求解之一法，便是多看前人的注释。但如果我所能解者“彼亦明晰”，我不解者“彼亦茫然”，这种注释便不能够帮我求“通”，只能使我仍处于“不在不通之列”的地位。那么，作这种注释的人，实际上恐怕也比我高明得不会很多，顶多能够把六字考语的头一个“不”字去掉罢了。

《草堂之灵》所指出的《汉书补注》的毛病，近二十年来的注释夲是更加多，也更“小儿科”了。短文不能长说，只举一句为例：

时道光三十年正月既望，××××甫识于汉皋孙氏枕流漱石之馆。

这短短的一句话竟出了六条注，“道光三十年”、“正月既望”、“甫”、“识”、“汉皋”、“枕流漱石”之类人人尽皆可解的（最多一查工具书便可解，如道光三十年之为公元一八五零年），都不厌其详“明晰”地注出来了；而我所不解却又很想能够得解的“孙氏枕流漱石之馆”究在“汉皋”何处，作者又为何住到这馆里去了呢，作注者却似乎和我一样“茫然”，只以“不详”二字敷衍了事，让读者去拿石头打天。

读书尤其是为书作注，总要求通。尽力以求，还是“不通”，也就罢了，但这注也就大可不作。如果硬要知其不可而为之，拼命去抄工具书或前人的笺释，品格那就更低，虽然比起连抄都不晓得抄的来还要略胜一筹。

角先生及其他

潘光旦译蔼理斯（Havelock Ellis）《性心理学》，堪称名著名译。译者于卷首题诗四首，其二云：

人生衣食住行私，墨翟而还孰费辞？

礼失野求吾有意，风流霭氏是良师。

这“衣食住行私”的“私”，指男女之私，也就是性。

性于人生本来和衣食住行同样重要，古人对此并不讳言。《汉书·艺文志》著录“房中八家”，比“医经七家”还多一家，出土竹帛书中也常见有这方面的内容。但在罢黜百家独崇儒术以后，正经的“经史子集”便绝少涉及性事，不肯为此“费辞”了，题诗实在是有感而发。

潘氏译书的功力，充分表现在所作的五百七十多条译注上。他在序文中说：十分之七的注都是用“中国的文献与习惯中所流传的关于性的见解与事例，与原文相互发明，或彼此印证”。他自称“一向喜欢看稗官野史”，所以引用的“关于性的见解与事例”，绝大部分均取材于此类杂书。

我并非学者，不敢妄谈学问，但不免也有普通人常有的好奇心，总想知道一点人们过去生活的情形，性生活自然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经史子集”既然不能为我提供有关的知识，便只有求之于古人的笔记杂录也就是潘氏所谓的稗官野史了。当然，读古人笔记，有如披沙拣金，涉猎多而收获少，还得注意纠正迷信和偏见的歪曲，但总多少看得出一点前人生活的痕迹。尤其是“关于性的事例”的叙述，从中还能发现叙述者也就是当时文人的见识和心态，这使我觉得更有意思。

潘氏引用的材料，多数我是都见过的，但还可以作些补充。有些潘氏未予采用的材料，亦“可与原文相互发明，或彼此印证”，这里便来介绍一点。

角先生和肉苁蓉

《性心理学》第三章谈到女子手淫时利用的工具，也就是人造的阳具，潘氏在这里加了一条注（七一），却格外简短，只有寥寥九个字：“中国也有，叫做‘角先生’。”其实清道光十八年刊行的《林兰香小说》中即有如下记载：

京师有朱姓者，丰其躯干，美其须髯，设肆于东安门之外而货春药焉。其“角先生”之制尤为工妙。闻买之者或老媪或幼尼，以钱之多寡分物之大小，以盒贮钱，置案头而去。俟主人措办毕，即自来取，不必更交一言也。

东安门外大街为京师（北京）主要街道，“案头”就是“柜上”。这则记事，说明在一百六十多年前，“角先生”便已经在市肆公开供应，如今遍地开花的性用品商店，可以说是其来有自的了。而“买之者或老媼或幼尼”，以及“不必更交一言”的交易方式，都有性统计学和性商业史的意义。《野获编》卷六所述“入小唱谷道不能出遂胀死”的“假具”，《聊斋志异》所述被误作下酒物切条装盘“举座不知何物”的“藤津伪器”，尽管出现在前，文献价值却还比不上这一则。

第三章注（七三）“首饰盒子”一条，云女子有以骨簪一类首饰自慰的，这仍然属于使用人造的工具。此外还有利用自然物的，潘氏却并没有提到。而明人谢在杭《五杂组·物部三》却有这样一则：

肉苁蓉产西方边塞土堑中及大木上，群马交合，精滴入地而生。皮如松鳞，其形柔润如肉。塞上无夫之妇时就地淫之。此物一得阴气，弥加壮盛。采之入药，能强阳道，补阴益精。或作粥啖之，云令人有子。

无论是鲜活的还是制成了药材的肉苁蓉，我都没有见识过，但《汉语大词典》卷八中有一张图，圆柱形茎顶端密集的花序呈半卵圆状，若真“柔润如肉”，也许可以代充龟头；而茎之“皮如松鳞”，则简直有如虎鞭上的倒刺，那就够“就地淫之”的“无夫之妇”消受的了。

至于说肉苁蓉系“群马交合，精滴入地而生”，可能系据《本草纲目》而言。但《纲目》讲的原是活动话。（陶）弘景曰：

（肉苁蓉）代郡雁门属并州多马处有之，言是野马精落地所生。

大明注云：

（肉苁蓉）生勃落树下并土堑上，此皆非马交之处，陶说误耳。

颂注云：

旧说是野马遗沥而生，今西人云大木间及土堑垣中多生之，乃知自有种类耳；或疑其初生于马沥，后乃滋殖，如茜根生于人血之类是也。

茜根色红，便说生于人血；苁蓉能壮阳，便说生于马精，其实都是想象之词。

《本草》将肉苁蓉列为草部，《大词典》也说它是草本植物。“塞上无夫之妇时就地淫之”，“时”者，时常也。草本植物又如何经得起时常折腾，恐怕一两次便会玩完，“一得阴气，弥加壮盛”，大概也不会是事实。周作人说过：

写自然事物的小文向来不多，其佳者更难得。英国怀德（GilbertWhite）之《自然史》可谓至矣，举世无匹。在中国昔日尝有段柯古的《酉阳杂俎》，此次则此《五杂组》，此二者与怀德书不能比较，但在无鸟之乡此亦蝙蝠耳。

这段话也可以代表我的意见。大抵中国文人缺乏科学的精神，信古书信传说胜过了信观察信实验。但无论如何，像谢在杭这样能够将无夫之妇就地应急的事情记述下来，比起做八股写颂圣诗文，对后世人生还是更为有用和有益的。

布商何某与贾人之妻

《性心理学》第四章说：兽交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的当事者多是乡僻地方低能的人，可以称为bestiality；一类的当事者则在精神上有病态，可以称为zooerastia。原书曾举出前者的例子：“一个德国农民在法官前面替自己解释道：‘我的老婆好久不在家，没有办法，我就找我的母猪去了。’”在谈到“利用得最多的是母猪”时，潘氏加了一条注（四六），引《槐西杂志》卷二云：

乌鲁木齐多狎邪，冶荡者为所欲为，官弗禁，亦勿能禁。有宁夏布商何某，年少美风姿，赀累千金，亦不吝，而不喜为北里游。惟畜牝豕十馀，饲极肥，濯极洁，日闭户而沓淫之。豕亦相摩相倚，如昵其雄。仆隶恒窃窥之，何弗觉也。忽其友乘醉戏诘，乃愧而投井死。迪化厅同知木金泰曰：“非我亲鞫是狱，虽司马温公以告我，我弗信也。

从前看《槐西杂志》时，只将此视为“人与物交”之一例，像褚人获那样对于“宇宙之大何所不有”略感惊诧而已。后来恭逢“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跟两位右派朋友漫步长沙街头，有次看到好几张“集中打击破坏春耕生产犯罪分子”的布告，有四五个人的罪名都是“兽性大发，强奸母牛”，还有“摧残耕牛身体健康”字样。转入僻静小巷后，三人禁不住“偶语”起来。我说：“兽性再大发，‘强’奸母牛只怕也有点为难吧。”一位朋友说：“要说摧残身体健康，也只能是摧残人的身体健康呀！”另一位则皱起了眉头：“一整张一整张宣传这事，让外国人看了，岂不丢中国人的脸。”虽然当了右派，爱国之心仍然不减。

“強奸母牛”的几位，和霭理斯说的那个德国农民一样，显然都是bestiality者，他们找母猪母牛，都是“不得已而思其次的权宜办法”。乌鲁木齐的布商何某却与他们不同，他年轻漂亮，有钱又舍得花，绝不会找不到女人，至少去“北里”（红灯区）找“狭邪”（妓院）是会大受欢迎的，却偏要养上十几头母猪等它们发了情来“相摩相倚”。正如潘氏在译注中分析的，“则其人在性心理上恐不无变态”，应该是一个zooerastia者了。

社会与法律对于兽交的态度，也是《性心理学》研究的问题。布商何某的投井死是由于“愧”而非由于“畏”，由于受不了社会的鄙视和嘲笑，而非由于惧怕法律的制裁。此事之所以惊动迪化厅同知，是因为出了人命，知情的仆隶和友人不能不到官说明，才能结案；不然本人已死，还追究什么呢？但兽交如果触犯了伦常，则在古代中国也会有严重的后果。《聊斋志异》乃常见之书，其卷一“犬奸”一则中的人和犬，便都被处了“寸磔”的极刑，潘氏却没有用来作注。其文云：

青州贾客某客于外，恒经岁不归。家蓄一白犬，妻引与交，习如常。一日夫归，与妻共卧，犬突入，登榻啮贾人竟死。后，里舍稍闻之，共为不平，鸣于官。官械妇，妇不肯伏，收之，命缚犬来，始取妇出。犬忽见妇，直前碎衣作交状，妇始无词。后人犬俱寸磔以死。

对兽交的态度，因为民族和宗教的关系，常常有很大的不同。书中说，在色里希人（Salish）中，“犯此之人并不因此受人鄙薄，并且根本也不算是一种过错的行为”；而在中古时代的欧洲，特别是法国，“犯者和母猪或母牛，或母驴，就一并被判处荼毗（烧死）了”。

古代欧洲对兽交施严刑重罚，盖宗教认为此乃亵渎神明的罪孽，故犯者均不可饶恕。古代中国最重视的则是纲常名教，贾人之妻所以被寸磔，非因其与犬奸，而因其“奸杀亲夫”，不过杀亲夫的是一条犬罢了；如果没有“杀亲夫”，她是无论如何不会死的。注（四七）引《瀟湘录》说的杜修己妻，与所养白犬“奸淫无度”，亦仅仅“被出归母家，而犬仍往来不绝”，便足以证明。布商何某如果脸皮厚一些，更不至于死。卖布的又不是养猪专业户，“畜牝豕十馀，饲极肥，濯极洁”，已经是半公开了，要荼毗的话，岂不早就被抓到宗教裁判所去了么？

盛世修史

《云自在龛随笔》作者江阴缪荃荪，在清朝当国史馆总纂，在民国又当清史馆总纂，是公认的修史专家。《随笔》论修史云：“马迁至欧阳修，十七史皆出一人之笔，虽美恶不等，仍各有体裁”；后来《宋史》有三十人纂修，《元史》有十六人纂修，反而体例参差，挂漏甚多，“此人多手杂之故也”。可见缪氏并不认同“人多好办事”，并不主張靠“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办法来修史。

时行说“盛世修史，明时修志”。在说修史之前，先说说修志吧。日前购得一部大书《北京市志稿》，有一十五册，一九九八年北京出版，却是一九三八至三九期间修成的。据介绍：北京市政当局一九三八年秋设立修志处，拨款一万馀元，处长由市政府秘书长兼任，派秘书一人总管处内一应事宜，聘任总纂、分纂和特约编纂夏仁虎等十馀人分撰十四门三表，一人担任一门或一表，共二百卷四百馀万字，仅仅一年时间，至一九三九年秋，除《故宫志》一门未交稿外，便全部竣工了。

这是不是粗制滥造的伪劣产品呢？却并不是。新写的出版说明云：“此书不仅广泛蒐集了前代的文献，而且保存了大量民国时期的史料，有着无法比拟和不可取代的价值。”我浏览了一下《艺文志》和《艺文志补》，所收约两千种关于北京“地与人”著述的目录和提要，比到国内任何图书馆去检索能得的多得多。《礼俗志》中记北京本地小吃，“驴打滚乃用黄米面蒸熟，红糖为馅，滚于炒豆面中，使成球形；各大庙会集市时，多有售此者，兼亦有沿街叫卖，近年则少见矣”，也写得津津有味。持与近年所出志书相比，说它“有着无法比拟和不可取代的价值”，似乎并非过誉。

如今修史的详情无从知悉，修志的情况则多少晓得一些，即拿敝省省志中的“新闻”“出版”二志而言，这两册最多顶得《北京市志稿》中的两册吧，而所花的人力、财力、时间，都不知多出了多少倍。一九三八至三九年的北京断非盛世明时，夏仁虎等人何以能干得如此“多快好省”，愚如我者真百思不得其解。听说前苏联研制秘密武器，设计者多为本国的犯人和敌国的俘虏，严密监管下不仅工效特高，保密也更放得心，难道夏仁虎他们，也是在刺刀和皮鞭伺候下，创造高效率高质量的么？

当事人的说法又否定了这种臆测。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苏晋仁先生一九三八至三九年参加过这部《北京市志稿》的编纂工作，一九八八年又为《志稿》出版写了总序。他说，当时的总纂、分纂诸人“大都为学术界名流学者，各有专长，因而待遇优厚，礼敬有加”。“这些老辈不但对史例的制订，条目的安排，史料的选择，人物或事件的评骘各抒己见，互相切磋，且从善如流，吸收年轻人来从事工作”（苏先生当时便只二十几岁），“所以如此庞大的著述，才能于短短一年内竣工”。既然“礼敬有加”，当然不会刺刀皮鞭伺候；而“待遇优厚”，则肯定要在一万元之外办“特供”。

现在该“点题”来说说“盛世修史”的事了。近见报纸刊载：“十年中将有几千名清史研究学者参与清史纂修，以工程招标的模式由各界承包，总经费至少在六亿元以上。”几千人和缪荃荪认为“人多手杂”的三十人和十六人相比，多了不止百倍，六亿元则是一万元的六万倍，真是盛世才有的空前盛况。只不知盛世的司马迁、欧阳修是谁？如今的缪荃荪又在哪里？他们会不会来投标承包呢？

官多不做事

《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的作者崇彝，为咸丰戊午“顺天乡试科场案”被斩（后又平反）的大学士柏葰之孙，出身八旗世家。著名历史学家邓之诚谓其书“字字珍祕，皆亲见亲闻，当今无第二手”，评价极高。

书中记述了当时国家机关主官过多反不做事的情形，例如“总管内务府大臣定制六缺”，安排的全是皇室宗亲、满蒙贵族，公事都由五品的“郎中”办，“各堂端拱无为而已”。光绪中叶时的六位大臣是福锟（曾任中堂）、嵩申、师曾（本姓田）、巴克坦布、崇光（本姓金）和文琳，于是流传出这样一首调侃他们的歌谣：

嵩不知，巴不管，

胡（福）涂中堂填（田）不满。

禁（金）不住，肩背软，

末后跟着文四眼（文琳近视戴眼镜）。

不知，不管，肩背软，跟着走，都是官多不做事的表现；填不满则是贪得无厌到处伸手，为害更大。因为官多不做事，闲事无聊，灰色收入又多，游乐饮宴于是盛行：

宴会酒席中食品多者至五十馀种，盖开筵以二十品侑酒……首荐以八宝果羹，次之以燕窝，加之以鱼翅，中加烧整猪、整鸭片，大件凡五簋。中碗炒菜亦八味。间以点心三道，皆每人一份，一甜点心，二奶点心，三荤点心。最末以四大汤菜四炒菜为殿，冬日尚加以什锦火锅，亦云侈矣……又各主酒会，最盛者有“湘军”“树军”两会。湘军者宝湘石（棻，户部司官）为盟主，凡入会者，必能立饮二十五碗（三斤左右），否则不得加入。……二军较量时，各据五十斤绍酒一坛，必灌尽对垒者，彼军亦必不示弱。所以有达旦之饮，甚矣沉湎也。

吃饱喝足后，则征歌选舞，玩戏玩票。理藩院韩季长所创票房，张之万当政时最为欣赏，“因之各大员及各名流多附和之，各家每逢生日或喜庆事，无不以演此为荣，因之哄动九城矣。”玩够了还得动真格的，“当时西城妓女（即口袋底）有大、小玉凤二人为有名，其后均归巨室，予犹及见之。”南书房（称南斋）翰林供奉是最清贵的官职，徐颂阁入南斋几四十年，官做到协办内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兼管国子监事务，人称其：

阁、部、监、斋，处处不到；

酒、色、财、气，种种俱全。

资深翰林大学士尚如此，其他官员更不用说了。

总之，机构越大，设官越多，认真办事的便会越少，官场风气也会越加败坏，这大概是专制政治的一条铁律。

晚清警监

中国的警察，开办于光绪辛丑（一九零一）年间。在最早的警官中，留下了好名声的，毓朗恐怕算得上一个，其执法不避权贵，尤为难得。

十丈愁城主人撰《述德笔记》，“专为表彰毓朗而作，而所记动关政史，治国闻者所宜览观”（徐一士语），兹介绍其禁赌之一二事，以见一斑。

建警之前，京师治安归步军统领和巡城御史管，负责缉查包括赌博斗殴在内的一切违禁不法之事。自从庚子年义和团、八国联军先后入京，社会秩序乱了，社会风气坏了，“强有力者以设赌庇匪为荣”，衙门都不敢管。一九零二年毓朗任工巡局（警察厅）总监，“乃亲访聚赌处，饬分局总办自往查抄。有溥十者，某贝子之子也，有设赌庇匪之事，毓朗弹劾之，囚于宗人府一年。”贝子是满语，即“天生贵族”，地位仅次于亲王、郡王和贝勒，乃皇室宗亲。毓朗敢将小贝子爷拉下马，关上一年，真不简单。

同一年，清政府遵照辛丑和约，修建“克林德坊”，这项国恥大工程成了官商大肥肉，由本领通天的奸商高尚仁承修。此人得意忘形，纵容手下人在通衢大道的工地上开赌。警察前往缉拿，赌徒自恃有高尚仁在场，猖狂抗法，殴警致伤。警厅于是拘押了高，可是很快便接到内务府奉宸苑（专门为太后、皇帝服务的机关）文书，令将其释放。文书一开头就是：

承修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仪鸾殿钦命要工商人高尚仁……

后面还列出了庆亲王、大学士某某等十多个头衔。毓朗却不为所动，正色道：“这是市井无赖走后门托关系弄来的，妄图假借权威，违法而不受罚；如果警厅再让这种惯技得逞，地方上又怎能安静。”即将高提至公堂，指着来文对他说：“袭警之事，详细情形明天再问；你胆敢诈传文书制造假证，先该杖责。”重重地打了他一顿板子。

这里须得另行说明：《大清律》定的刑罚，本有笞（小三年）、流（充军）、死五种。又有规定：笞、杖可由治安主管定夺施行，徒刑以上则移交刑部判处。当时尚未改行新律，毓朗之杖高尚仁，正如包公之铡陈世美，都属于正常执法。据说新加坡现在还保留了鞭刑，皮鞭抽在赤裸的背上，恐怕比板子打在屁股上更痛。

奉宸苑的文书，当然不等于圣旨。但首先就将慈禧皇太后的“圣讳”捧了出来，也差不多等于“政治秘书”代传“最高指示”了。如果是先意承旨热心巴结的人，岂不是表现效忠的大好机会，还有不立即照办的吗？可是毓朗却将其搁在一旁，高尚仁的屁股照打不误。这就说明，在毓朗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只有法律，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这正是一个好的执法者最可贵的品质。

清朝的官俸

公务员工资是大家关心的问题，清朝的官俸（也就是那时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却是相当低的。人们常说“升官发财”，那时候升官其实并不能发财，除非做贪官。《大清会典》卷二一“文职官之俸”条：

一品岁支银一百八十两，二品一百五十两，三品百三十两，四品一百五两，五品八十两，六品六十两，七品四十五两，八品四十两，正九品三十三两有奇，从九品、未入流三十一两有奇。

此为基本工资，称“正俸”；而“京员（中央机关和京城地方官员）例支双俸”，即在基本工资之外加发同样数目的津补贴，称“恩俸”；此外“每正俸银一两兼支米一斛，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加倍支给”，称“俸米”；三者相加，就是清朝公务员的薪俸了。

清朝不设宰相，一品当朝的大学士便“位极人臣”了。但升官升到大学士，亦不过正俸一百八十两加恩俸一百八十两再加俸米三百六十斛（一百八十石），按全年十二个月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仅有银三十两、米十五石，这又如何能发财呢？

那时候，随你做好大的官，自己使用的人，上至幕友师爷，下至门房仆役（更不必说红袖添香的侍女了），都得自家开支；坐轿乘车，公家也不报销，必须自备。何刚德《春明梦录》云：

大臣许坐四人肩舆，然亦有不坐轿而坐车者，以贫富论，不以阶级分也。缘坐轿则四人必备两班三班替換，尚有大板车跟随于后，且前有引马，后有跟骡，计一年所费，至少非八百金不办；若坐车，则一车之外，前一马，后或二三马足矣，计一年所费，至奢不过四百金，相差一倍。京官量入为出，不能不斤斤计较也。

何刚德任京官十九年， 最后只做到五品郎中（ 司局级），《春明梦录》云：

余初到京，皆雇车而坐，数年后始以二十四金买一骡，雇一仆月需六金；后因公事较忙，添买一跟骡，月亦只费十金而已。然在同官汉员中已算特色，盖当日京官之俭，实由于俸给之薄也。

五品官年俸银百二十两、米六十斛，这百二十两银子刚好付每月十两的骡马费，何刚德一家人的生活，六十斛米又如何能够维持，势不能不于官俸之外另行设法。《春明梦录》也多少透露了一些这方面的信息，如云：

京官亷俸极薄，所赖以挹注者，则以外省所解之照费、饭食银，堂（各部首长）司（郎中等司官）均分，稍资津贴耳。各部之中，以户部为较优，礼部尚书一年千二百金，侍郎一年八百金而已。

讲到他自己，则：

有印结银，福建年约二百金左右（他在吏部分管福建）；有查结费，与同部之同乡轮年得之，约在印结半数；此外即饭食银也，每季只两三金耳；得掌印后，则有解部照会，月可数十金，然每司只一人得之，未得掌印，则不名一钱也。

何刚德“在同官汉员中已算特色”，就是因为他“得掌印”的缘故。

这些都是公开的额外收入，此种收入“以户部为较优”，但即使升官升到户部尚书侍郎，光凭额外收入生活仍然只能是清贫的。何刚德的乡试座师孙诒经为户部侍郎，兼管三库，有次说家里有菜，留何吃饭，六个碗里盛的却不过是些炖肉和炒肉，还有一次，“乃以剩饭炒鸡蛋相饷”。何刚德不禁感慨系之地说道：“户部堂官场面算是阔绰，而家食不过如此，师之俭德，可以愧当时之以八十金食一碗鱼翅者矣”。孙诒经的俭德是表彰了，那“以八十金食一碗鱼翅者”是谁，他的官俸是多少，食鱼翅的银子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春明梦录》却没有说。

书吏与长官

民国初年，清朝遗老在世的还多，他们笔记同（治）光（绪）时期的朝野见闻，实际上是在写自己的回忆录，读来饶有兴味。

山东潍县的陈恒庆，光绪丙戌成进士，分发工部，后任巡城御史。民国六年，他用“谏书稀庵主人”的别号，刊行过一册《归里清谈》，其中谈到衙门书吏弄权索贿，财多势横，“远非寻常司员（司级官员）所能及”，甚至尚书侍郎也奈何他们不得。如户部书吏史恩溥（松泉），在发给山东河工费时索贿一万两，因为山东巡抚张曜和户部侍郎孙诒经系儿女亲家，便告诉了孙。孙却是个好官，《清史稿》本传称其“一时为学者所宗”，“风采皆隐然可见”，此时已入直毓庆宫，称“帝师”了，得知此事后极为震怒，即将史传至户部大堂，当众严讯，立予斥革，并勒令缴出赃银一万两，然后交坊（管理治安刑案之处）关押候审。

书吏非朝廷命官，一雇员耳，如此处理，并不过分，当时还有御史说孙办得太“轻纵”。殊不知“此辈蠹吏手眼通天”，部内上上下下，部外方方面面，都为史某开脱，对孙则蜚语中伤，阴施报复。结果史以“讯无实据”结案，仅谓其“平日车马衣服，奢侈逾度，遇事招摇”，予以杖一百（吏胥辈本可杖责），徒三年（事实上羁禁一年便开释了）；孙诒经反奉上谕，“办理殊属失当，应得罚俸一年，着毋庸在毓庆宫行走”，仕途从此打止。《归里清谈》述后事云：

（史恩溥）释出后豪富自如。房屋连亘，院落数层，皆四面廂廊，雨雪不须張盖。日日有美伶为之烧烟，其酒食之美，尤异寻常。绍酒每坛百斤，或五十斤，皆陈过百年而后开，醇如胶，甘如醴，饮至十杯则醉如泥，而不作酒恶，酲解时喉润如酥，都中沿街酒帘飘扬门牌华丽者无此佳釀。有白官燕（窝），以烧鸭丝加青嫰竹笋和炒之，以饷老饕，予可尽一簋。又有自造南豆窝，鸭汤煨之，上加金华火腿细末作红寿字，鲜明不忍下箸，侑酒者以匙送予口，乃食之。

津津乐道如此，原来作者早被这“酒食之美”拉拢了。《归里清谈》叙其原委云：

（史恩溥）既脱书吏籍，日与吾邻往来，予常见之，故相识。其门外安上马石两大方（书吏家所不应有，斥革后更不应有），巡街御史逼其拆去，丐予为之缓颊，认修正阳门外石桥一丈，事乃解，故以盛馔相饷。

看得出陈恒庆对史家的“盛馔”是极感兴趣的，从此“每逢投柬邀饮，则欣然而往”，白官燕“可尽一簋”，舒服得很。书吏的地位本来远低于士大夫，但只要贪污受贿搞足了钱，即使案发被开除，被拘讯，仍能大事化小，依然“豪富自如”，进士出身的御史老爷也乐与周旋，甘供驱使。

这可说是晚清政府中“反索贿”之一例，结果却是反索贿的好官吃亏，索贿的蠧吏继续享福。光凭这一点，清朝就该亡，也真的亡掉了。

童心和童趣

写童年，写儿童，若能写出童心和童趣，读来便会觉得温馨，会自然而然地发出微笑，虽然对于饱尝世味的成年人来说，这微笑有时也不免带上一丝苦辛。

古人笔记很少记述儿童生活，能特别注意童心和童趣的更少，所见者只有史悟冈《西青散记》写的最为生动：

幼儿学步，见小鸟行啄，鸣声啁啾，引手潜近，欲执其尾。鸟欺其幼也，前跃数武，复鸣啄如故焉。凝睇久立，仍潜行执之，则扈然而飞。鸟去，则仰面谰哰而呕呢，鸟下复然……

其次则还有舒白香《游山日记》所述：

予三五岁时最愚，夜中见星斗阑干，去人不远，辄欲以竹竿击落一星代灯烛。于是叠几而乘屋，手长竿，撞星不得，则反仆于屋，折二齿焉。

沈三白在《闲情记趣》中，则说他儿时喜欢观察事物，凭空想象：

夏蚊成雷，私拟作群鹤舞空，心之所向，则或千或百，果然鹤也，昂首观之，项为之強。

也十分有趣，只可惜此外就再难见到这样的描写。

史籍和其他正经书中的儿童，则不是神童，便是孝子，从娘胎里一落下来便看得出他最后的成就，反正个个都是“小大人”，根本不见童心和童趣。如《宋史》写周岁的曹彬：

父母以百玩之物罗于席，观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持俎豆，斯须取一印，他无所视。

一手执干戈以卫社稷，一手持俎豆从事庙堂，未来鲁国公的模样俨然，印把子早就抓到手里了。还有《唐书》写三岁的谢法慎：

母病，不饮乳，惨惨有忧色。或以珍饵诡悦之，辄不食。

其实索乳乃是幼儿的本能（常见有母死后婴儿还在索乳的记载），得珍饵不食尤其不合三岁孩子的情理，却偏要这样写，无非是为了说明他生而非常罢了。三岁的谢法慎如此，四岁的孔融亦是如此：

（融）与诸兄共食梨，引小者。人问其故，答曰我小儿法当取小。由此宗族奇之。

这让梨的故事从汉末流传下来，事情真相究竟如何且不说，记述的目的只在于取得“宗族奇之”的效果，这一点却是十分清楚的。为了张扬主流的意识形态，可以不顾人情物理，可以抹杀儿童的天性，这大概就是所谓宣传的精义罢。

为了宣传，即难免作伪。和“孔融让梨”比美的另一故事是“陆绩怀橘”，《吴志》说六岁的陆绩在袁术拿出橘子来招待时，偷偷将三枚橘子藏在怀中，不小心一弯腰坠落地上了。

术谓曰，陆郎作宾客而怀橘乎？绩跪答曰，欲归遗母。术大奇之。

既然“欲归遗母”是行孝的好事，便尽可以光明正大行之，何必偷着藏之怀中呢？即使在今天，小孩子这样做，也是要受家长和老师批评的，不是什么光彩的事。露了马脚再“跪答曰欲归遗母”，虽可称机智，却不够诚实，天真的童心早被传统的“孝道”异化了。

有人说，欧洲到十五世纪才发现人，十八世纪才发现妇女，十九世纪才发现儿童。从儿童本位出发来看儿童，写儿童，在中国恐怕更是德赛两先生来了以后才有的事。放翁诗“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意境的确很好，却只能是已入“老境”感到“白发无情”的人才有的体会，被父师督责着在“青灯”下课读的儿童是不会觉得“有味”的。因为他们所读的书决不会是《阿丽斯漫游奇境记》，就连《老虎外婆》之类民间故事，也没有格林兄弟那样的人收集整理编成足以上升到文学殿堂的好书，来提供给他们。摊在灯盏前面的，不过是三味书屋中要背的“上九潜龙勿用”和“厥土下上上错”之类东西，儿童们读来是不会觉得多么“有味”的。

刘麻子的笔记

谈到笔记文，总以为这是古人的作品，其实笔记作为一种文体，在近代直到现代也并没有消亡。周作人的《茶话》可比《老学庵笔记》，汪曾祺的《五味》可比《山家清供》，張中行的《流年碎影》也差不多比得《陶庵梦忆》，只是稍微平淡了些。还有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则完全是传统面目的笔记了。刘成禺（面有麻点，人称麻哥）一九五三年才去世，书一九六零年才出版，董必武题记说它“甚可喜，亦可观”，一点不错。

光绪三十二年，清廷预备立宪，派端方、戴鸿慈等大臣出洋考察，到了美国旧金山。刘成禺是端方任湖北巡抚时从湖北官费出洋的留学生，算是端门弟子，此时正在加州大学肄业，常于《大同日报》上发表排满的文章。端方遂令驻旧金山总领事钟某到报馆，要刘前往相见。《世载堂杂忆》记刘本人和钟、端的对话，十分精彩，摘抄如下：

予（刘自称）曰：“端方是钦差，我是主笔，两不相关，何故见他？”钟曰：“端大人说你是他的学生，凡是他的湖北学生都来见过，就是你一个人未去，派我来务必挟你同去。”予曰：“报馆事甚忙，容迟时日。”钟曰：“有汽車在门，你不去，我不能回去交差。”予曰：“出报稿尚须整理二小时。”钟曰：“我坐候二小时。”

事毕同去，端戴皆在。端介予告戴曰：“此是我学生。”指戴曰：“此是戴少怀尚书。”问予近况毕曰：“你是我的学生，何以不来见我？”予曰：“予在报馆，卖文为学费，白日读书，晚上作文。”端曰：“我未来金山，即读汝在《大同日报》所作之文，我语汝，从今以后，那些话都不要讲了。”予曰：“我不知所讲何话。”端曰：“就是你讲的那些话。”予曰：“没有讲甚么。”端曰：“就是你天天讲的那些话。”予曰：“我天天并未讲甚么话。”端曰：“你自己还不明白，就是你讲出口的那些话，你也明白，我也明白，从今以后，都不要讲了。同是中国人，一致对外。此次考察回国，必有大办法。老弟，再不要讲了。”临行，端又曰：“我忝居老师，你屈居门人，你给我面子，那些话此后都不要讲了。”

未几，金山大地震，端由欧洲惠金五百，函附湖北回电原纸，由（留学生）监督周自齐手交。其回电为梁鼎芬覆端电，电文云：“请刘生湖北官费，此乱党也，已禀南皮（湖广总督张之洞）作罢。”而端方口中所谓“那些话”，盖排满论也。

刘成禺是官费留学生,因被目为乱党，官费便停发了。看来端方为了使刘不再讲“那些话”，曾打电报替刘再“请”官费，湖北的张之洞却没有应允。接到回电时，大臣们己经考察到了欧洲，端方便从欧洲汇来五百两银子，名义上是补助地震给他造成的损失，实际上是想以此封他的口。结果刘成禺的口并没有被封住，宣传排满的“那些话”一直还在讲。但直到晚年写《杂忆》时，他对端方的态度仍然比较客气，比对张之洞客气得多。

大臣们反复劝诫不要讲“那些话”，甚至不惜“惠金五百”；被劝诫者虽然笑纳了银子，“那些话”仍不曾住口，对施惠而不一味施压者却也不无好感。能够生动地记下这类有意思的故事，则今人的笔记亦不让古人了。

文章的长短

清人田雯在《古欢堂笔记》中极力反对写长文章，说他对长文章总是望洋而叹，只能将其当作催眠药。对此我亦有同感，尤其是在翻阅报纸时，因为每天过目的文字，报纸上的要占相当一部分，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长文章实在太多，短文章实在太少。

文章的短长当然不等于文章的好坏，但报纸非书刊，更非典籍，乃是快餐式的读物，新闻也好，评论也好，最好都能在一到几分钟内看完，副刊文字也不应该例外。就是长篇连载，每天切的“豆腐块”亦宁小勿大，还须首尾相应，精彩迭陈，《阿Ｑ正传》和《奥列佛尔》在报纸上初发时的情形正是好例。若《尤利西斯》那样好多页不用一个标点的高文，则宜印成巨册，供人细读深思，而不必登报，这也绝不会妨碍它和狄更斯作品一样成为英文名著。

我并不“逢长必反”，说的只是报纸的副刊，每期就是高只有几寸宽最多尺把版面，所以不能不“短些再短些”，这和古时的笔记很有点相同。笔记或记叙，或议论，也有“纯文学”的抒情，字数多半只有三五百，很少上千。副刊计算稿酬的方式也最好改改，由按字数多少改为按篇计酬，如果按字数算，《世说新语》和《志林》的作者要是活在今天，一篇顶多卖得几十元，岂非笑话。

田雯字纶霞，自号山疆子，是康熙时德州人，曾督学江南。他的笔记编在《古欢堂集》里，卷五一则云：

元人修宋史，如反贼李全一传，凡二卷六万馀字，虽览之数过，亦不知其首尾何说，起没何地。……朱子作《張魏公浚行状》，四万字犹以为少，流传至今，盖无人能览一过者，繁冗故也。南丰“为人后”“救灾”等议，谁能记诵之乎？予资钝下，读书最难，所谓“一传未终，恍已迷其姓氏；片文屡过，几不辨其偏旁”也。见文之繁冗无体要者望洋而叹，聊以为引睡之媒而已。

朱子指朱熹，南丰指曾巩，都是大权威，这里却老实不客气把他们的文章当作反面例子，看来确实是又臭又长的裹脚布使他恼火了。

大凡享有盛名的作者，这盛名便是高其声价的招牌。如果只认招牌不认文，贸贸然奉之为圭臬，让他们在版面上当大地主，亲近后才发觉全不是那么回事，这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就会比被迫去改不通的文章更加烦人，无怪乎山疆子要生气。

朱熹四万字的文章找不到，找到了也没勇气读。《元丰类稿》架上倒有一部，《为人后议》和《救灾议》都在第九卷中，按现今的标准来说虽然并不特别长，却同样无法读下去，因为太寡淡了。看来冗长虽是毛病，更要命的却是“无体要”也就是没写好，读来无味，不太长也就会觉得长。

卷六又有一则云：“《新唐书》索然无味，不及《旧唐书》远甚，直废之可也。”这就完全不是比文章的短长，而是比文章的好坏了。说报纸副刊应该多发短文，其实这短文也首先得是好文章。即拿唐宋八大家来说，《小石潭记》和《杂说四》当然最好，就是长一点的《读張中丞传后叙》也还会有人看，至于《張魏公浚行状》和《为人后议》那样的长文，不想打瞌睡的人恐怕就只能像山疆子那样望洋而叹了。

洗马

中国是“礼仪之邦”，最重称谓。离退休人员聚会，“老局长”“老书记”之类招呼声不绝于耳，极少听到喊名字。我们的前辈，还以使用古称为尊敬，为风雅。林纾写信给蔡元培反对北大改革，本来该称蔡校长，偏要称“鹤卿先生太史足下”。蔡元培字鹤卿，不直呼其名还算当时通例；但因为他是前清翰林，有修史之职，便用汉以前的官衔“太史”来称呼，这就有点可笑了。而当时的风气确是如此，不如此反而要被认为失礼。

现在电视屏幕上多演“历史剧”，摹拟古人口吻尤其是称谓常常出错，甚至错得十分可笑。如乾隆皇帝叫太监“给和大人搬把椅子”，曾国藩夫人叫丈夫“国藩呀”……当然，笑过之后，又觉得不必计较这些，反正鲁迅《故事新编》亦是这样编的，人家学鲁迅难道可以指责，索性也来讲个笑话罢。

且说汉朝太子太傅的属官中，有太子先马十六人。古时“先”“洗”相通，读音亦同，有时便写成太子洗马。《后汉书·百官志》旧注：“（洗马）职如谒者，太子出，当值者在前导威仪。”“在前”就是在太子马前，也就是“太子先（洗）马”。当时这十六人的地位并不高，曹魏时仅定为七品。从晋代起，人数减少，职责变为“司经”（管理书籍），得用文人，梁、陈时“尤为精选，皆取甲族有才名者为之”，品级于是逐渐提高。到明朝已为从五品，比知县高三品，比状元特授的翰林院修撰还高两品，算是高级文化官员了。清康熙后不设太子，仍于詹事府设司经局洗马，以备翰林升转，属于士大夫心目中的“清华之职”。

笑话发生在明朝弘治年间，杨守陈已经做到了吏部右侍郎，却请求解除部务，到詹事府当洗马来修史书。耿向定《先进遗风》说，杨有次请假回乡省亲，途中以“洗马”身份入住驿馆。驿丞无知，以为“洗马”是在宮中洗御马的芝麻绿豆官，便大大咧咧地问杨：“你负责洗马，一天要洗多少匹？”

听了驿丞的话，杨公并不生气，反而想开开玩笑，便回答道：“这没有规定，想洗就多洗几匹，不想洗就少洗几匹。”此时忽听说有位御史要来住驿馆，驿丞对七品御史奉若神明，马上叫杨守陈让房间。杨说：“让是理所当然，但等老爷来时再让，岂不更加显得恭敬。”驿丞也默认了。 结果御史进门，见了杨守陈立即行礼，因为既是他过去的学生，又做过他的下属。驿丞也顾不得向御史老爷请安了，慌忙跪下磕头如捣蒜，求杨大人原谅。

关于洗马的笑话，还有陆釴《病逸漫记》里头所写的一个，原文云：

兵部尚书陈公汝言退朝，遇太子洗马刘公定之，遂戏之曰：“君职在洗马，所洗几何？”刘公应声曰：“厩马皆洗过矣，独大司马（兵部尚书古称大司马）洗不得也。”闻者为之绝倒。

这是两位大人彼此寻开心，与驿丞无知而又势利的表演不属同一档次；至于今之编剧、导演和演员属于什么档次，那就不大好说了。

昨夜枯坐无聊，偶看《云南铜案》，一心想嫁给“左都御史”（一品大员）钱沣做小老婆的丫头片子，也在大庭广众中一口一个“钱沣”地叫。这位钱大人写的字，是六十多年前当小学生时临过的。在电视频道中听到这样叫，心中不免另有一番感觉，想笑也笑不起来了。

平上去入

柴君是位技术专家，老来忽然想做旧诗，他说做诗并不太难，难在分不清“平上去入”。我说你是湖南人，住上海六十年，习惯了讲一口下江腔的普通话，“平上去入”自然难得分清，其实分不清也呒啥，不做近体做古体便是了。

分“平上去入”四声，是汉语固有的特点，一千五百年前的沈约发现并做了阐明，《南史·沈约传》：

（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襟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梁）武帝雅不好焉，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

清人胡式钰《窦存》卷二引了这两句君臣问答，以为答语十分“敏妙”，因为“天”是平声，“子”是上声，“圣”是去声，“哲”是入声，“天子圣哲”四字连读正好合上了“平上去入”。如此回答，既具体说明了何谓四声，又恭维当今天子乃是圣哲，拍上了梁武帝的马屁。

古时读书人从小受“平上去入”的训练，对这一套都是烂熟于胸中的。清代诗词名家朱竹垞，也曾举出过两个《四书》中合四声的四字句，一为“兵刃既接”一为“康子馈药”，被《熙朝新语》等书记录下来，作为“著述固已风行海内，即一二绪馀亦颖异独绝”的代表。

我久居长沙，在长沙话里，“天子圣哲”至今仍然是合“平上去入”的，若是说普通话就不合了。夏仁虎《旧京琐记》卷二云：

北京音无入声，凡入声之字皆转入平、上、去三音，此人所习知也。然有一音而变数字者，如六、禄、陆、绿，均为入声，南人读之一音也，京音即数目之六读如溜，姓氏之陆、爵禄之禄均读如路，颜色之绿读如虑。凡如此类，不可枚举，初学京音，往往而误。

在《新华字典》中，“天子圣哲”的读音，便已经成为“阴平、上、去、阳平”了。

阴平、阳平、上、去，仍为四声。长沙话属于南方话系统，六、禄、陆、绿还读入声，就有五声。如果用汉语拼音写姓氏，嵇康、祁太公（祁奚）、纪晓岚、季札、吉鸿昌都姓ji，五姓成了一姓。这“嵇祁纪计吉”，正好代表了长沙话的五声（普通话则祁吉同声，只读四声）。“文革”中坐牢，日长如小年，以凑五声姓氏为戏，凑了半天，才凑成这五个，他如“黎李厉栗”、“胡虎傅”、“刘柳”都凑不成五，尤其是姓“张”的，再也找不出别的姓，只好让他一张独大。

有位古人，还用“平上去入”来开过玩笑。此人即纪晓岚，他当过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于教育部长、副总理，为《四库全书》实际上的主编，卒谥文达，是清乾隆时名气最大的知识分子。徐珂《清稗类钞·诙谐类》说，浙江山阴（今绍兴）有位姓平的翰林在京师续娶，纪晓岚送的贺礼为《诗韵》一部，平某不懂何以将韵书作新婚礼物，在酒席上从容请问。纪氏答道：“诗韵者，‘平上去入’而已。您平老爷办喜事，还不是‘平上去入’啊！”这玩笑带“咸湿”，但毕竟不那么显露，文坛领袖说起来也就不太伤风雅。

纪大烟斗开起玩笑来，本来常常有点“那个”的。《清稗类抄》说，某次新科状元刘玉树前往谒见，纪问刘住何处，刘云“现住芙蓉庵”，纪氏“忽笑不可仰，旋即退入内室，久不能出”。刘不知何故，再见时请问，纪氏才说，“刘玉树小住芙蓉庵，潘金莲大闹葡萄架”，岂不是天生一副绝妙好联么？

一树梨花压海棠

古人咏“二八佳人八二郎”云“一树梨花压海棠”，看似逗趣，实含讥讽。古时富骄贫孱，男尊女卑，多妻和买淫事属平常；但男女年龄过于悬殊，仍不免使人觉得不近情理，也不合乎自然之道，这才会引起讪嘲，形诸笔墨。 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有一则云：

吾乡胶西張编修复我，举于顺治戊子，乙酉秋送其孙赴试济南，过余，信宿大椿轩，神气不衰。今又三年，戊子闻又送其孙来济，年八十二矣。八十时游吴纳一小姬，年才十六。

寥寥数语，只写出老翁“年八十二矣”，而所纳小姬 “年才十六”（二八一十六，正是二八佳人）就够了。意在言外，婉而多讽，漁洋山人真可谓文章妙手。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二也有“老人漁色”一则：

山西阳城王太宰国光，休致时已七十馀，尚健饮啖，御女如少壮时。

休致后九年，王早年过八旬，仍谋取新寡少妇为妾，将其逼死。结语云：

夫踰八之年，或嗜仕进、营财贿者，世亦有之。至于漁色宣淫，作少年伎俩，则未之前闻。或云王善房中术，故老而不衰。

直斥这位退休大老“漁色宣淫，作少年伎俩”，态度比王漁洋更为严正。

或曰，男女关系，主要看双方是否自由结合，只要自由自愿，也就合理合法了。上述八十多岁的張编修和王太宰，既有名，又有银，还可以靠房中术保持“不衰”，在男女关系上当然是“自由”的；至于十六岁的“小姬”和被逼自杀的寡妇，前者乃是买来的，后者则宁死不从，肯定都不自由，更不会自愿。那么，这世上究竟有没有自由自愿让“梨花”来压的“海棠”呢？

余德水编《熙朝新语》刊行于清嘉庆二十三年，卷十记“涪州周大司马煌”自述其祖父之事。此老九十九岁尚未娶妻，但身体健旺，仍能上山打柴，有天意外从山中得到不少金银，便告诉一位姓吴的穷朋友，说想结婚成家，“愿以万金为聘，但非处子不可”。九十九岁还要娶处女，吴某将这当成笑话讲给自己家人听，不料十九岁的女儿听后，当即跪下请求双亲将自己嫁去，说：“父母贫且老，生女不生男何恃？今周叟高年骤获多金，天将福之，未必遽终于此；女愿嫁之，父母得万金之聘，可以娛老矣。”于是这对年龄差八十岁的男女，很快成了明媒正娶的合法夫妻，“后年馀，生一子，时叟年百岁矣。及见其子游庠食饩，抱孙后乃卒，寿一百四十岁。女先一岁卒，年五十九”。

人能不能活到百四十岁，百岁老翁能不能娶妻生子，我没查吉尼斯世界纪录，不好确说。大司马即兵部尚书，等于今之国防部长，讲自己的祖父，理应不会说谎。这位十九岁的姑娘，嫁给九十九岁的丈夫，自己活到五十九岁还死在丈夫前头，并不曾当寡妇。看来她当初下的决心没错，向父下跪求嫁，“自愿”亦无问题。这对梨花与海棠，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结局又如此美满，儿子游庠食饩（成秀才后又成了廪生），孙子做到兵部尚书（三代都得了一品封赠），旁人还有什么说三道四的馀地。

我想说的只有一点，即吴氏之“自愿”是愿在“得万金之聘”，使贫穷的父母“可以娱老”；自愿虽是自愿，自由却在家庭沦于绝对贫困时便已经失掉了。据说也有不是为了谋财而是为了慕名的，柳如是、顾横波“愿为夫子妾”，也不曾计较钱牧斋、龚芝麓的年龄。但仍想斗胆再问一句，难道在自愿给“一树梨花”压过之后，这些秦淮河畔的“海棠”就得到了自由，终于能够逃脱残花败柳的命运么？

神童读经

上海有人办起了全日制私塾，学生是四岁到十二岁的儿童，学的是《论语》、《易经》……，方法则“除了背诵还是背诵”。报纸上将这作为新闻，引起了注意；其实“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宋人笔记早就有类似的报道。庞元英《文昌杂录》云：

四月初五日，礼部试饶州童子朱天锡，年十一，念《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论语》《孟子》凡七经各五道，背全通无一字少误，召至睿圣殿，赐“五经”出身。十月四日，礼部试饶州进士朱天申，年十二，念《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孝经》《论语》《孟子》《扬子》《老子》凡十经（《老子》即《道德经》，《扬子》即《太玄经》，也算是经），各有百通，前所试童子天锡之再从兄也，亦赐“五经”……二十七日，礼部试抚州进士黄居仁，年十三，诵《尚书》《毛诗》并《正义》《礼记》《周礼》《孝经》《孟子》《老子》及《太玄经》凡九经，合七十五通，又试论试文义三道，文理稍通，赐“五经”出身。

“五经”出身，即可做官，凭的全是读经和背诵。黄居仁兼试了一下“文义”，不过“文理稍通”，朱天申十经连念一百遍，念得滚瓜流油，尤其是朱天锡年龄最小，居然能将七经“背全通无一字少误”，于是都光荣及第，上殿面君，接受封赏，朗读和背诵的功效之大，于此可见。 后来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又作了后续报道，云：

饶州自元丰末朱天锡以神童得官，俚俗争慕之。小儿不问如何，粗能念书，自五六岁即以次教之五经。以竹篮坐之木杪，绝其视听。教者预为价，终一经偿钱若干，昼夜苦之。中间此科久废，政和后稍复，于是亦有偶中者。流俗因言饶州出神童，然儿非其质，苦之以至于死者，盖多于中也。

朱天锡及第在元丰七年（一零八四），后来提倡儿童读经背诵的做法停止了一些时候，政和（一一一八）后又恢复了，可见社会上和执政者始终是赞成这样做的。家家都愿将小孩装入竹篮吊到树顶上去，逼其日夜读经背诵，积极性不可谓不高。“上边”的意旨，则可以举出一个前朝的例子，唐刘晏八岁能文，皇帝要宰相面试之，宰相曰：“国瑞也。”于是龙心大悦，即授太子正字，号神童，名震一时。可见“考神童”实始于唐朝，宋朝不过是继承传统罢了。

叶梦得的词填得好，从《避暑录话》看，他的见解也很不错。卷四论考神童如此时行的原因，一是“小人之规时尚”，为了私利，投机趋时；二是“执事者乐闻之”，制造“国瑞”，点缀太平；三是“父兄幸于苟得”，一成神童，名利俱收；结果则是“苦其子弟以为市，此岂复有人材哉”。叶氏自述在蔡（州）许（州）亲见“神童”来考的情形，“率皆一老书生挟二三人，持状立庭下求试，与倡优经过而献艺者略等”，简直成了“超女”之流，虽“志在得公厨数十千为路费”，其实却在供人看把戏寻开心了。叶梦得“抱之使升堂（毕竟是幼童），坐定问之，为之怅然”。

神童即早慧的孩子确是有的，此乃自然现象，最好是听其自然，不要拔苗助长。何况神童未必都会背诵，“除了背诵还是背诵”更不可能造成神童。“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者固多，“早熟必早衰”的也很常见，《啸亭杂录》卷九有《神童》一则，全文如下：

乾隆戊辰纯皇帝东巡，济南张宦家有童子年七岁，能默诵五经及上御制《乐善堂集》中诗。上大喜，颁赐举人，命后宫遍览之。一时传为神童，不久即卒。

如果不逼着默诵五经和御制诗，七岁举人恐怕也不会“不久即卒”吧，这就是神童的闹剧和悲剧。

如今“神童科”不会再恢复了，“少年班”却仍然在办着，听说今年还是上海去投考的人数最多的一年，言念及此，亦不禁和叶梦得一样为之怅然。

助哭

马大帅到办丧事的人家“干哭活”，跪在屋外灵柩前呼天抢地，真正的孝子则坐在屋里打麻将，只吩咐给“活干得好”的人多加点工钱。我家来自农村的保姆说，她们乡下死了老人，也会请人来帮着哭，只是哭得不如马大帅精彩。

清朝咸丰丙辰年间，汉军旗人福格写了部笔记《听雨丛谈》，卷七有一则“助哭”，说的也是这件事。“至尊亲临大臣之丧，或望衡（门）即哭，或见灵而哭，各视其臣之眷也（因大臣生前享受的待遇不同而有所区别）；哭毕，祭酒三盏，既灌（以酒洒地），复哭。”皇帝会这样一哭再哭么？原来也有专职的“马大帅”们代劳，“每哭必有中官助哭，虽列圣大事，亦有助哭之宦寺等辈；一人出于哀切，众人出于扬声，闻之自有别也。”“出于扬声”的，便是马大帅们所干的活儿。

《丛谈》记旗人的丧礼，“属纩（换衣）、成殓（入棺）、举殡（送葬），则男妇（子媳）擗踊（搥胸顿足）咸哭；朝晡夕（早中晚）三祭，亦男女咸哭。男客至，客哭则孝子亦哭，不哭则否；女客至，妇人如之”。广东汉人丧礼，则“客一登堂，丧家男女同声举哀，且以妪婢助哭于内，其声不绝，客则弗哭也”。看来旗人做吊客更不容易，汉人则守古礼更为认真，但哭是都得哭的。吊客不断地来，没有“助哭”的看来还真不行。

《周礼·丧大记》说，古时“君、大夫、士皆有代哭者”，这“代哭”也就是“助哭”。《礼记》和《仪礼》对主人主妇何时哭，如何哭，是抚尸而哭还是跳起脚哭，都有十分详细的规定，若要严格执行，确实相当费力，超过了一般人体力承受的限度，故只能令人代哭。《仪礼·士丧礼》“代哭”下原注云：“代，更也。孝子始有亲丧，悲哀憔悴，‘礼’防其以死伤生，使之更哭，不绝声而已。”这时的“哭”已经成为一种礼仪行为，不是自然的感情宣泄了。

专制宗法社会不承认个人的主体地位，总要用礼法来规范和控制个人的行为。人生活在这种氛围中，养成了压抑和克制的心理习惯，对于礼教必信必从，“一切行动听指挥”，连哭都不得例外。历史上亦曾有人对此提出过质疑，《从谈》中引《南史》云，王秀之遗令曰：“世人以仆妾值灵助哭，当由丧主不能情至，欲以多声相乱，魂而有灵，吾当笑之。”又引《王阳明年谱》：“父卒，久哭暂止，有吊客至，侍者曰宜哭，先生曰，客至始哭，则客退不哭，饰情行诈也。”但这两位不赞成“饰情行诈“也就是不赞成装模作样假哭的观点，却一直不能成为社会的共识。

《丛谈》作者的态度，也是赞成助哭，并且主张吊客也要哭，即使是假的。他一再提到《礼经》，谓“此礼行之已久”，不同意王秀之和王阳明。还说：“今京师吊丧者，直以哭为吊礼，并不计涕之有无，人多笑之；然《说文》云，哭，哀声也，有其声而已矣，哭为哀礼之文，哀者固哭，不哀者亦当袭其文也。”事实上“马大帅”们是绝对不会哀的，吊丧者们则哀者固有，不哀者必更多，但哀声均不能不作，当然就只能“光打雷不下雨”，作金圣叹所嘲笑的干嚎。

讲到这里，不禁想起另一则故事：某大官的母亲去世，下属前往吊唁，大官披麻戴孝放声大哭，下属则个个干嚎，只有某人真的泪下如雨。事后有人问他：“何得此一副急泪？”答道：“见到老太太的丧事办得如此风光，想起不久前凄凉死去的小妾，我的眼泪就忍不住了。”这故事可能是哪位促狭鬼编出来的，但也只有在人身依附盛行、主从关系为重的社会里，才编得出这样的故事来。

说倒提

鲁迅写过一篇《倒提》，说洋人在租界优待动物，不许倒提鸡鸭，“有几位华人便大鸣不平”，这些“自叹不如租界的鸡鸭者”是“没出息的”；又说“我们的古人”想到过“人民的倒悬之苦”，却“还没有察出鸡鸭的倒提之灾”。廖沫沙对“没出息”之说不以为然，作《论“花边文学”》一文，力诋“花边文学家的嘴和笔”；但对于引起争议的由头，即“不许倒提鸡鸭”，行令者是否只有租界的洋人，就没有过“我们的古人”呢？他却未置一词。

鲁迅视廖沫沙的文章为“暗箭”，特地将“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花边文学”四个字，作为自己文集的书名，以志不忘，又在文集的序言里对廖进行了反击。这场笔墨官司我并不觉得多么有味，后来它上升为“意识形态领域里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案，就更加使我觉得可怕了。语云“不贤识小”，这里便来识一点小，“我们的古人”其实是干涉过倒提鸡鸭这件事情的。 清同治年间，海宁人陈其元著《庸闲斋笔记》，卷四末一则云：

先大夫署福建光泽县时，邻县某因禁私宰梏杀牛者，而以牛肉环置架上，暑腐臭烂，熏蒸致死。渠因生肖属牛，故爱牛同于骨肉。……宋徽宗时，宰相范致虚上言，“十二宫神，狗居戌位，为陛下本命，今京师有以屠狗为业者，宜行禁止”，因谕指挥禁天下杀狗，赏钱至二万。元延祐间，都城有禁不许倒提鸡，犯者有罪，因仁宗乙酉生，本命也。明正德朝，下诏，禁天下食猪，盖武宗以“猪”与“朱”同音，为犯国姓也。古今事无独有偶者乃如此。

“元延祐间”在鲁迅作文前七百二十馀年，都城（今北京）便曾经禁止过“倒提鸡”，犯者有罪。延佑皇帝（元仁宗）生于至元乙酉，酉属鸡，于是禁止倒提鸡（没有提到鸭，此与北方少鸭应不无关系），和某县令属牛禁杀牛，宋徽宗属狗禁屠狗，明武宗姓朱禁杀猪一样，都是迷信，也是统治者以意为法的表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不许倒提鸡，犯者有罪”毕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它说明“我们的古人”也曾经“察出鸡鸭的倒提之灾”，鲁迅在这里是失察了。

鲁迅说：“鸡鸭这东西，无论如何，总不过送进厨房，做成大菜而已，即顺提也何补于归根结蒂的命运；然而它不能言语，无法抵抗，又何必加以无益的虐待呢？”租界上的洋人和大元朝的皇帝，大约也是这样看的吧。愚如我者却不禁要想：若是再搞运动又要将我吊起来，自然是宁愿头朝上顺吊，怕脚朝上倒吊；“鸡鸭这东西”的感受则殊难揣测，顺提是提脖子，倒提则提腿脚，究竟哪样更难受，哪样算“无益的虐待”，除非轮回入畜生道去亲历一番，还真无法回答。

五七年后的二十多年中，我一直从事体力劳动，也曾在长沙市毛家桥“鸡鸭仓库”干过活，“经手”过的鸡鸭成千上万，所以知道“鸭提颈根（脖子）鸡提脚”乃是常规，这里根本不存在是虐待还是善待的问题。当然，这样做乃出于人们的经验，是从操作便利出发的，并未站在鸡鸭的立场上考虑，但无论是提颈根（顺提）还是提脚（倒提），都不曾发生过将鸡鸭弄伤弄死的情况。

如果我是一只鸡，当然希望在丛林中自由地饮啄。如果我是一只鸭，当然希望在池沼中自由地游弋。既不幸成了家禽，食人之粟，即不能不成为人之盘中餐，当然还会希望能遇到《儒林外史》中的范进，抱着我一步一踱，这比“倒提”的确要舒服些，虽然他踱着也是将我“送进厨房，做成大菜”——但范进又岂是人人愿做、人人能做的呢？

现在的刑法和治安罚则中，都不见有惩办倒提鸡鸭的条文，可见元朝的禁令和租界的法规，并未能行之久远，这也是“理之固然，势所必至”的。善哉清雍正帝之言曰：“法令者，必其能禁而后禁之；明知法不能胜而禁之，则法必不行。”这是雍正三年八月上谕的话，见《听雨丛谈》卷八。当时诸臣奏请将臣民穿戴逾制（超等）者一概禁止，雍正却不准行。穿戴逾制与倒提鸡鸭毫不相干，雍正的话却好像是有意讲给“不许倒提鸡鸭”者听的。

在夺权不择手段、杀人翻脸无情的暴君中，雍正是最令人憎恶的一个。但他知道禁令并非万能，“必其能禁而后禁之”，这就比“明知法不能胜”偏要执法的愚蠢的统治者聪明多了。大元皇帝和租界洋官不更多地关心民生疾苦，却来禁止本不必禁事实上也禁不了的“倒提鸡鸭”，不管其动机是想当慈善家还是爱自己的“本命”，总是庸人自扰。文人要表示爱国爱民，或宣传“文艺政策”，或者想抑人扬己，做文章其实也可以选另外的题目。

也谈四库全书

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抗战前商务印书馆影印过珍本；原书到台湾去了以后，在那里又全部影印了一次。二十年前，大陆拿台湾影本复印了大肆销售，本单位打算买一部，我不赞成。当时我正在出周作人的书，就顺便引他的话道：

中国读书人说起《四库全书》来，总是五体投地的佩服，这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它是誊写本，不讲校勘，远不如后来诸家校本之有学术价值；尤其是按照皇帝的意思乱改古书，如乾隆尊崇关羽改谥壮缪为忠武，将陈寿《三国志》里的本文也改掉了……

我的话没人肯听，周作人的话更不能听，书很快就买来了。开始还有人出于好奇，去翻看一下文渊阁那颗大印，很快就无人问津了，因为这里并没人做学问，做学问也不可能用《四库全书》；编辑工作有时需要核对，经史子集又都有本可查，比翻《四库全书》既可靠又方便。束之高阁几年后，书库要腾地方，便将其“借”给一家新开张的大酒店（当然是关系户）装饰厅堂去了。

七部《四库全书》（今存三部半）全都出于誊抄。誊抄必然出错，今古盖无不同。周作人说它错得多，近阅瞿兑之《读史零拾》，可知周氏说得不错。《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叫修的，也是修给乾隆皇帝看的，《读史零拾》便用乾隆皇帝批评《四库全书》的话，以说明《四库全书》错误之多。它引乾隆御制诗集卷四十《戊申题文津阁》一首的原注道：

缮写《四库全书》，每份三万六千册，鲁鱼亥豕，原有不免。去秋驻跸（避暑）山庄，偶阅文津阁之书，初不意其讹舛至于累牍连篇。

于是对总纂官纪昀（晓岚）、陆锡熊“薄示创惩，以为误公者之戒”，对于总校官陆费墀则降旨革职，并罚其出资将文汇（扬州）、文宗（镇江）、文澜（杭州）三阁之书装潢制函排架，大概陆将好多年的俸禄都赔光了。御制诗卷五十二《庚戌文渊阁题句》一首又注云：

缮写《四库全书》，卷帙浩繁，不能保其无错，初不意连编累牍，竟至不胜枚举。

左一个“累牍连篇”，右一个“连篇累牍”，都是皇帝老子自己在开金口。不然的话，有谁敢批评“盛世修文”，敢批评钦定的“文化工程”呢？但《四库全书》错误之无法掩盖，却由此可见。

抄得错字连篇，还只是《四库全书》过错的“小焉者也”，更要不得的是它的乱改古书。周作人的话也许不足为凭，那么就来看看鲁迅是怎么说的吧。《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云：

学者们几乎一听到“钦定四库全书”这名目就魂不附体，膝弯总要软下来似的。其实呢，书的原式是改变了，错字是加添了，甚至于连文章都删改了。

《准风月谈·四库全书珍本》云：

（四）库（全书）本有删改，有错误，如果有别本可得，就应该用别的善本来替代。

《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云：

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七经，二十四史，《通鉴》，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

就是这样一部书，偏偏有人要印，有人愿买。印了文渊阁本，又印文津阁本，又印文澜阁本（这可是只剩下半部后来补抄的），恐怕转移到“三线”去了的文溯阁本也在计划着要印了吧，这就是今天的学术界和出版界！

奉正朔

古时的专制帝王，不仅要求臣民绝对服从，还要求“外夷”也来“奉正朔”，即根据他自己登基时的“改元”（颁布新年号）计年份。明人笔记《玉堂丛话》云，常忠武王（遇春）死后，高丽国王派人来致祭，祭文没署“洪武”年号，接待的大臣曾鲁便严词质问：“不奉正朔，君臣之义安在？”沈德符所著《万历野获编》，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谓其材料丰富，叙述可信，不久前浏览一过，觉得大体不虚，但补遗卷四中《外夷夸诞》一条，也表现出和曾鲁差不多的态度，这恐怕是当时读书人的一种通病。

那一条是这样说的：

宋世日本国僧来朝， 云其国一姓相传， 已千馀年，实未可信。本朝宣德七年爪哇国入贡，其移文乃称一千三百七十六年，但不著年号，其果为一姓与否，亦难诘问。但如此夸诞，近于戏侮，当时典属国者，何以不拒回？想虑失远人之心耶？

这里提出了三点质疑：（一）日本说天皇世代相传已千馀年怎么可信；（二）爪哇纪元一千三百七十六年更属荒唐无稽；（三）这都是“外夷”对“天朝”的戏弄和侮辱，管理来朝入贡者为何不严词拒绝，斥令其返回，难道还怕得罪了外国人么？

这三点质疑，都是站在要求“外夷”奉正朔的立场说话，以为不奉正朔的纪年便不可信，便是胡编乱造。其实世界之大，远不是“莫非王土”，一厢情愿地要求别人都接受自己的“教化”，其实是无法做到的。

日本天皇向称“万世一系”，“万世”有神话成分，但是“一系”却是真实的。中国研究日本的第一部可靠著作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列有一份“中东年表”即中日年代对照表，日本“以崇神纪元为始”，即是从汉武帝天汉四年（公元前九十七年）算起，而“宋时日本国僧来朝”，指的是宋太宗雍熙元年（公元九百八十四年）日本留学僧来华。从公元前九十七年算到公元九百八十四年，正好是“千馀年”。《宋史》也曾记录这位留学僧（名字很怪，上为“大”字下面一个“周”字，下为“然”）所述历代天皇凡六十四世，宋太宗“闻其国王一姓传继，臣下皆世官，因叹息谓宰相曰：此島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继袭不绝，此盖古之道也。”可见所说“一姓相传已千馀年”，一点没有夸張。

爪哇岛上的国家，常常不止一个，在中国南北朝时即曾先后“来朝”（这也是自我感觉太良好的说法），历代史书上称之为阇婆达、诃陵、社婆，《元史》才开始称爪哇。至元二十九年（公元一二九二年），元世祖忽必烈命史弼率军渡海征之，可是却打了败仗，结果是“弼自断后，且战且行，行三百里得登舟，行六十八日夜达泉州，（五千）士卒死者三千馀……于是朝廷以其亡失多，杖十七，没家资三之一”，给败军之将以惩罚收场。爪哇因此从來没有奉行过中国的“正朔”。明朝洪武二年，朱元璋“遣使以即位谕其国，且赐以大统历”。皇历虽然送去了，那边却没接受，所以来文才自称一千三百七十六年，此当是以“希吉来”（阿拉伯语“迁徙”的音译，指穆罕默德率信徒由麦加迁徙到麦地那之年）纪元的回历年份。因为从十四世纪起，伊斯兰教即已由苏门答腊和孟加拉传入爪哇，很快便取代了原来的印度教和佛教，直到如今尚是如此。

爪哇“入贡”，日本“来朝”，用他们本国的方式纪年，乃是正常之理。接受这个事实，也是起码的外事常识。值得注意的是，既无当事之职又无发言之责的沈德符，却表现得比宋太宗赵匡义和宣德朝“典属国”还义正词严，硬要斥之为夸诞和戏侮，主張驱逐来人，断绝来往，实在未免过分。

古时读书人将一片忠爱之心全寄托在“圣明天子”身上，自己甘心做臣妾便认为普天下（全世界）的人都该做臣妾，越是国力孱弱如南宋和明朝时，士大夫的虚骄之气越足，连沈德符这样有学识的人亦未能例外。另一部明人笔记《谷山笔麈》卷三云：

三代以下，国体之尊，莫有过于我朝者。如汉唐盛时与匈奴、乌孙，犹称甥舅之礼。宋之全盛，与契丹为兄弟之国，此其最尊时也。本朝控制四夷，皆为臣妾（请注意，称呼的确是臣妾）……诸夷自称奴婢，视甥舅兄弟之国，何啻霄壤。

其实明朝对外打一仗输一仗，国势不仅远弱于汉唐，即和北宋盛时亦不能相比。读书人却还要为“外夷”不奉正朔而气愤填膺，又没有跨海征东的本领，只能在嘴巴上头打打胜仗，骂骂奴婢臣妾解气。这倒真可说是夸诞和戏侮，不过戏侮的只能是盲目要求别人“奉正朔”的自己罢了。

二百一十六年后平反

京剧《草桥关》中姚期有一句教训儿子姚刚的唱词，“天威莫测儿要多加小心”，这是他一生政治经验的总结，一点也不错的。专制君王特别是秦皇汉武朱元璋这类“雄主”舍得杀人，尤其舍得杀自己人，其“天威”之“莫测”，有时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比如说，朱元璋杀了自己的亲家、开国第一功臣李善长的全家， 却又向李的儿媳、自己的长女临安公主承诺，二百一十六年之后，一定给李家平反。

此事记载在崇祯朝刑科给事中李清所著的《三垣笔记》里。他亲见临安公主的九世孙李世选，“捧高皇御笔龙封”，从安徽绩溪进京，“自云善长赐死后，驸马都尉李祺嫡子李盛庆贬绩溪为民，即临安公主出也，因（公）主号泣于（太祖）前，故赐之龙封”。“龙封”上的“高皇御笔”全文如下：

勅赐皇亲外孙李盛庆：尔祖善长因国事罚贬去守龙关（不说诛杀，而说贬到阴间去守龙关，真是妙绝）。尔二百十六春为民，依数满，我封此旨，到京见主开拆，复忠臣勋爵，护国永远。世世不忘刘、李、徐勋臣，保障我为主，收伐陈友谅，天下俱服，十大功劳，秋毫无犯。洪武二十三年出给李盛庆收拆。

封内还有一道详尽的勅书，口气居然是在对已被“正法”的李善长说话：

勋臣善长：众臣诈伪，坐胡惟容（庸）不晓自犯，向后复查，毫不干你事。……忠臣与我，股肱心腹。你为国为民，我不忍忘，天誓我常害怕。你先年同刘基一时，败友谅十六万大兵，今你男李棋（祺）外孙福缘已故，止存三外孙。李盛庆长外孙贬罚二百十六春为民，取复护国，准旨到京见主，复韩国公。收过家资钱粮，数万国用养老，三万还你开国勋臣。……

御笔亲署的“洪武二十三年”，就是杀李善长的当年。李善长确实是朱元璋的“股肱心腹”，《明史》说元璋打天下，“事无巨细悉委善长，一切听便宜行事”，得天下后封韩国公，授太师、丞相，位在徐达、常遇春、刘伯温之上，“制词比之萧何，褒称甚至”，只差没喊“惟我李大将军”了。彼此还结为亲家，赐铁券丹书“父免二死，子免一死”，可见优遇之极和倚仗之深。

但雄主驭下纯用权术，倚之深则忌之更深，待天下坐稳，就要杀功臣了。朱元璋先杀了李善长推荐的胡惟庸，“词连善长”，终于锻炼成叛国大案，善长“并其妻女弟姪家口七十馀人悉诛”，只有驸马李祺“以公主恩，得不坐”，但旋即“亡故”，只留下他和公主所生的“皇亲外孙李盛庆”等，也被“贬罚二百十六春为民”，赶回安徽老家“为民”去了。

在“高皇”的赫赫“天威”下，胡惟庸案、蓝玉案都诛杀了好几万人。李善长也是“坐胡惟庸”的一个。他功劳居第一，挨刀自然也居第一，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令人“莫测”的是，将李氏后人（还是公主亲生的呢）“贬罚为民”的期限，何以不多不少恰恰定为“二百十六春”，又何以要承诺二百十六春后“复韩国公，还你开国勋臣”呢？是杀了“向后复查，毫不干你事”，于是这样来补救一下呢；还是“天誓我常害怕”，想给斫脑壳鬼一个“将来总会平反”的希望，免得夜夜梦见髑髅血模糊来索命呢。

无论如何，这“二百十六春”期限是如何定出来的，总是“莫测”得令我辈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是刘伯温贡献出来了比《烧饼歌》更神奇的秘本，使朱元璋真能未卜先知，知道明朝只有二百多年的气数，到“二百十六春”之后再来翻案，翻不翻得成，对大家都已经无所谓了么。

事实也确实如此。李祺和公主的九世孙世选“捧高皇御笔龙封”进京时，明朝大势已去，救亡还来不及了。崇祯将此事交阁臣讨论，大家揣摩圣意，翻案不如不翻，于是说字迹不尽似太祖笔迹，又胡惟庸写作惟容，李祺写作李棋，可能有假（其实太祖高皇帝本是白字连篇的，如果是别人造假，又怎么会写错字）。仅因安徽抚臣查明，“盛庆以三岁贬，世选为善长后，俱实”；绩溪县令也奏称，“龙封相传已久，士大夫及里民俱知，非新造者”；《三垣笔记》的作者时司刑科，也力陈非假，世选方得免予刑罚，遣送回乡。

但这对于这位九世孙来说，也未见得是什么坏事。因为另一个姓李的人很快就帶兵打进了京城，朱家最后一个皇帝（也就是坚持不肯给平反的崇祯）吊死在煤山，所有公侯伯子男等世袭贵族统统都完蛋了。天终于塌掉，“天威”也就化为乌有，平反不平反都没啥关系了。

恬笔伦纸

《千字文》有一句“恬笔伦纸”,蒙恬造笔和蔡伦造纸从此得到普遍承认，秦始皇的将军和东汉时的太监从此登上了文化名人的宝座。《千字文》成书于宋，其实宋时便有位马永成著了部笔记《懒真子》，对此提出了质疑：“蒙恬造笔，然则古无笔乎？”

这一问问得好。本来嘛，蒙恬是秦时人，如果笔到秦时才造出来，秦以前经史百家的文字又怎能书之竹帛，流传至秦，焚都焚不尽呢？

《懒真子》还举出了不少先秦有笔的证据，如《尔雅》曰“不律谓之笔”，《曲礼》曰“史载笔”，孔子“绝笔于获麟”，庄子描写“舐笔和墨”……结论是“古非无笔”，毛笔非蒙恬所造。这当然是有说服力的；但接下去又说，蒙恬虽然不是笔的发明人，用兔毛制笔却是从蒙恬开始的，理由便是“《毛颖传》备载之”。拿寓言小说里的话作证，这就明显不对了。

蔡伦造纸之说出于《后汉书》，其实《后汉书》也只不过说，蔡伦由小黄门（小太监）做到尚方令（总管太监）后，监督管理过宫中应用器物（包括纸）的制造事务。所云“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者，只能是专业造纸的工匠，决不可能是自幼即被阉割如今身居高位的蔡伦。事实不过是由蔡伦呈进的一批纸张特别好，“帝善其能”，予以奖励，“蔡侯纸”就这样出了名。

至于蒙恬造笔，根本就于史无据。《史记》历述蒙氏三世为秦将，始皇命恬破齐国，逐戎狄，筑长城，修驰道，都言之凿凿，而无一语言及造笔，只说“恬尝书狱典文字”，不过是少年时的一种历练。而秦法繁苛，书狱者众，难道都得等这位将门之子造出笔再来“书”么？

蒙恬后五百年，张华写《博物志》，才说“蒙恬造笔”，但《志》中其他内容，如“五月五日埋蜻蜓头于西向户下，埋至三日不腐，则化为青真珠”之类，多均不可信。但因为蒙恬是名人，蔡伦也是名人（太监中名人不少，赵高、郑和、刘瑾、魏忠贤、李莲英皆是也），后人便将笔和纸的发明权归之于他们，此皆“名人效应”，去事实甚远。

《懒真子》不信蒙恬后五百年张华的《博物志》，坚持说“古非无笔”，却信蒙恬后一千年韩愈的《毛颖传》。但《毛颖传》压根就是一篇寓言体的游戏文章，“毛颖”就是一只毛笔头。文章假托秦始皇命蒙恬伐楚，军过中山（历史上并无其事，只因中山之地多兔，兔毛制笔，故如此写），“围毛氏之族，拔其毫，载颖而归，献俘于章毫宫，聚其族而加束缚焉”（“聚而束缚”意思便是扎紧兔毛制成笔头）。始皇遂封颖为管城子，命其掌书记，常侍左右，呼为中书君。后颖年老发秃，始皇嬉笑曰：“吾尝谓君中书君，而今不中书耶？”此即是戏语：你头上没了毛，写不出好字了。

“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是大名人，《毛颖传》亦是好作品，此文一出，“管城子”和“中书君”便成了毛笔的别名直至如今。但游戏文章毕竟不能充历史文献，《懒真子》作者却奉假为真，对之五体投地，居然将《毛颖传》“备载”的当成史实，自己原有的一点质疑精神完全缴了械。

民智未开之时，群众惯于吹捧名人，膜拜偶像，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依附他们，总希望为他们“重修庙宇，再塑金身”，人间的业绩也总往他们名下挂。小炉匠奉太上老君为行业神，戏班子尊唐明皇作祖师爷，看似荒唐，其实无非是典籍中黄帝造舟车、神农作耒耜的通俗化，二者并无高下之分，都不过是偶像制造和膜拜的表现罢了。

轮车、舟楫和锄犁，都是追求文明进步的多少代人不断创改的成果，根本不可能是某个伟大人物灵机一动“造”出来的，笔和纸也一样，决不会是谁和谁的发明。长沙左家公山战国木椁墓中发现的毛笔，杆用竹管，一寸多长的笔头全用兔毫，西汉时的麻纸近年来也多次在考古发掘中出土，都是蒙恬和蔡伦之前的制成品，是否定“恬笔伦纸”的铁证。

话虽如此说，但习惯的力量是强大的，膜拜偶像上了瘾也难得戒除。如果有人硬要相信“恬笔伦纸”，正如硬要相信三宝太监用木头造得出比航空母舰还大的船，比哥伦布还先发现美洲，也只能由他吧。

鸳鸯牒

《苌楚斋随笔》印成于一九二九年，作者刘体信是清末四川总督刘秉璋的儿子，他一九五九年才去世，应该算新中国的人了，却是典型的清朝遗老。所记江阴秀才赵彝鼎殉清事，说赵“视死如归，其撑拄纲常，有功名教，死诚有重于泰山者”。并抄录其自挽联：“一秀亦君恩，愿作圣清之鬼；五经由我读，岂为革党之民。”其自注云：“岂不知匹夫匹妇之为谅？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使人不可以汉（族）外视我君为满（族）也。”立场观点，可谓鲜明之至。

对这些我并不特别感兴趣（只是想到溥仪在东京喊日本皇太后做亲娘，被红军俘虏后又向斯大林申请加入共产党，才觉得那位赵秀才死得真是太冤）。感兴趣的倒是笔记中有一则大骂晚明程羽文作《鸳鸯牒》，谓其牒中以魏甄后配曹植，以汉班婕妤配梁简文帝，是“帝王后妃亦遭轻薄”，是“倡乱导淫”，“当诛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以保存名教”。

这名教是什么呢，大概就是赵秀才为之而自杀的三纲五常，也就是专制宗法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吧。晚明本是将亡之国，那时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社会上的思想解放和文化上的创作自由，有了点空子可钻，反名教思潮因之而起。如果清兵不入关，这倾向是有可能导致现代化启蒙的，我想。

《鸳鸯牒》开列古名女子婚姻有“彰彰缺陷者”三十六人，为之另行择配，各下一牒。序文中引明人谭元春之言，谓“古今多少才子佳人，被愚拗父母扳住，不能成对，赍情以死，乃悟文君奔相如是上上妙策”。这几句话便是它反名教的鲜明表现，也是要保存名教的刘体信气得要杀人的缘由。

《鸳鸯牒》的三十六则牒文，有的写得颇有点意思。比如将续成《汉书》的曹大姑，配给首席经师郑康成，双方都是著名学者，婚宴“以六经为庖厨，百家为异馔”，便写得相当得体，打趣仍不失大方，能使读者会心一笑。又如以“文姬归汉”的女主角，配“击鼓骂曹”的男主角，说“蔡文姬灵心慧齿，辱迹穹庐，宜续配祢正平，以胡笳十八拍佐渔阳三挝鼓，宫商迭奏，悲壮互陈”，也使人觉得痛快，因为董祀于文姬，和后来的张汝舟于李清照一样，正所谓“齐大非偶”，曹孟德胡乱主婚，真该让祢衡击鼓再骂他一通。还有上面说过的以甄后配曹植，理由是为了“慰此洛神痴赋，蒲生怨诗”，则不仅能使为这一双才子佳人“有情无分”怅然若失的人得到满足，也符合一般人的心理预期。

但也有写得不太好的，如以王昭君配苏武，“旄落毡残之馀，咻琵琶一曲，并可了塞外生子一案”，就显得牵强。还有武则天配给曹操，双方的“层次”虽然相当（两人生不同时就不必管了，大概人死后就不会变老了的吧），但目的是为了将武氏“锁之铜雀台上，无使播秽牝晨”便近乎荒谬。而以谢道韫配潘安仁，“一则风高林下，一则美擅车中，移花就柳，端不恨天壤王郎”，那就太低估了咏絮的高才，难道她看重的只是能逗得女人们“掷果盈车”的小白脸么？

《鸳鸯牒》只是篇游戏文章，刘体信却“上纲上线”，尽量将其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斥之为“亡国之音”，云：“其流毒比张献忠李自成奚啻千万倍，不待张李作乱，明季之人，心亡久矣，虽欲天下不亡，得乎？”他却不想一想，究竟是因为文人写了几篇文章，轻薄了一下帝王后妃，便将明朝弄得亡国了呢？还是明朝的统治腐败堕落，所标榜的名教早成烂空的臭皮囊，这个国早就“将亡”了，才出现敢于和帝王后妃开玩笑的“亡国之音”呢？

程羽文是早于刘体信三百多年的人， 写得出《鸳鸯牒》；刘体信是后于程羽文三百多年的人，写的却是《苌楚斋笔记》。看起来，后人也并不一定比前人高明。如今提倡和谐，思想活跃，新观点新主张不断见之于报端网上；对于线装书里的东西，则多视之为老古董，连五四先贤欢迎德先生都被讥为“落后”了。银幕上歌颂秦始皇为大英雄，荧屏上则吹捧乾隆皇帝的风流文采，仿佛真的爱情只能从三宫六院中产生。看这样的“新作品”，真的还不如读《鸳鸯牒》，虽然挨刘体信们的骂恐亦难免。

附：我编书，我写书

一个平凡的读书人

前些时，可能是在宣传部门的主导下，在湖南很炒作过一阵子 “湖南精神”，很强调“湖南读书人的传统”。对这种宣传我不感兴趣。因为我认为，读书人——知识分子不能分为湖南的、湖北的、广东的……他们都是公共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一个普通的、做编辑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如果按职业来界定，大体可以分为三部分：最大的一部分是教育工作者；另外一部分是创作研究者，包括写作者和科研工作者；还有一部分是信息传播者，包括记者和编辑。划分不一定很准确，但大体上是这样。

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在汉语中是怎么出现的，我不很清楚。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一九三九年发过一个重要文件——《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文件里讲的“知识分子”，和Intellectual是很不相同的，不是一回事。所以我有时宁愿自称读书人，虽然我读的书不多，外文书读不了。

我所说的这三部分人，要求具备的素质各不相同。唐朝写《史通》的刘知几讲过，论人材看“才、学、识”。

我认为，教育工作者首先要有“学”，教书的人总要比被教的人多一点学问；看他合不合格，先看他有没有学问。搞创作研究的首先要有“才”，学问当然要有，但更要有天分，要有才；如果他没有一点天分，搞创作研究那是不能搞的。做记者采访，搞传播，当主播、主编、主笔呢，对于他们而言，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识”，要有见识。

当然，“才、学、识”三者不是孤立的。要有见识，还是先应该有学问，孤陋寡闻是不可能有见识的。周作人讲过，搞鉴赏没有诀窍，就是要多看，看多了，即使自己不能画出一幅画来，但他就能看出好画，能识货。搞编辑这行，看书看文章，看人，看事，都应该能看得出好坏，才能不错判，不上当。这就需要有一点见识。如果不具备这一点，你就很难做好。

我这个人的“学”很不足，毕竟只有自己看书看来的一些知识，七零八碎。“才”也不怎么样，中人之资，顶多在及格线上。只能够说，文字功夫还是有一点点，边做边学也算积累了一点经验，对于中西交通，对于周作人，对于民俗文化这些方面有一点兴趣，谈不上有什么专门研究和学问，写点散文也看不出有多少才情。不过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我多少有一点自己的见识，这是唯一差堪自信的。

我做编辑的时间，其实并不很长，十八岁到《湖南日报》（当时叫《新湖南报》），先搞采访，后当编辑，当到反右时不过四五年。那时在报社里当编辑，比现在的自由还少，自己能够做的事情不多，空间小。真正来编书，还是在一九七九年落实政策以后，不回报社，到出版社，才认真做了几年，但一九八九年我又离开了岗位，总共只有十年时间。当然，一九八九年以后我还编过一些书，但已经不是坐在出版社里“做工作”，而是自己想编啥就编啥，用现在的话叫“自由编辑”了。

报纸上说我小时候家庭条件不错，是世家子弟。其实根本谈不上，只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家，当然也不是劳动人民出身。过去，祖上要做大官，后代要有封荫，有稳定的产业和地位，生下来至少也是个“承仕郎”什么的，才能算世家。我的先人没这个资格，只是普通的读书人家。

一九四九年八月报社和新华社办了一个新闻干部训练班，我考了这个班，还没等到发录取通知，就和另外几个人到报社工作了。

我本来是要进大学读书的，想去学考古或者植物学。我父亲是教数学的，我哥哥学农的，我看过些自然知识方面的书，对植物学感兴趣，也看过一些介绍考古文化的书，对挖掘人类古文明的事更有兴趣。我考新闻干部训练班纯粹出于偶然，那时我才十八岁，正是青春期，有一个女孩子，我对她有好感，她要考新干班，我便跟着她去考。

我本来想读书，家里也有这个条件。父亲五十多岁才生我，一九四九年他已经七十多岁，早退休了。国民党省政府给了他一个“文献委员会委员”的名义，有一份收入。共产党来后，仍旧给了他一个“文史研究馆员”的名义，还是有一份收入。这种名义不会有很多钱拿，但毕竟还有点钱，而且是闲差，不必上班做事，也不必去开会学习，这就很不错了。而且他还是堂堂正正的“省人民政府工作人员”，高知待遇，不属于“地富反坏”，所以我要读书还是可以读，何况那时进大学读书不要钱，都是公费。但是，报考新干班就算是参加了革命，安排了工作。他如果不需要你了，可以叫你走，往远处一调，不走也得走；他如果需要你，那就是“革命需要”，“个人必须服从组织”。不让去读书，去读书就是脱离组织，脱离革命。其实那时候，考北大、清华都行，因为北京的大学都空了，清华、北大的绝大多数学生都不要文凭南下了。只有少数人还想读书，但原来的课都停了，朱光潜、冯友兰他们都不讲课了，只讲社会发展史，讲猴子变人了。这样子，再加上开头几年在李锐、朱九思手下做事还痛快，又和朱纯恋爱了，结婚了，也就没有去上学读书了，自己读吧。

打成右派“不冤枉”

我在报社，负责同地方记者、通讯干事联系。通讯干事就是新闻干事，每县设一个，地市则设立记者站。我把通讯干事和地方记者发回的稿子整理见报。朱纯就是衡阳记者站的记者。一九五七年，我和朱纯都被打成 “右派”了，当时的《湖南日报》有五十多个右派，《人民日报》才十几个。“反右办”的人对我说：“如果报社只划一个右派，那就是你钟叔河。右派划多划少并没有指标，有多少划多少，不会冤枉。即使有冤枉，你这一个总是不冤枉的。只要有一个，那就是钟叔河，那就是你。”

为什么他这么说呢？

因为我的“言论多”，“有纲领”呀。为了批判我这个右派分子，报社给我一个人编了一本书，一百五十多页，全是“同志们”检举揭发我的“右派言论”。比如“民主总是越多越好，专政总是越少越好”，“知识分子向工农学习学不到什么东西”……检举揭发的有几百条，“反右办”拿来和我“见面”，叫我把自己承认的写下来。有些话我确实是讲过的，认为也没什么不对，便写下了四十八条。加上不得不奉命作出的“自我分析批判”，便成了这样的一本，作为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他们说我“错就错在要思想”，这一点我承认。

“右派”的处理分几种。“情节严重态度恶劣者送劳动教养”，这是第一种，其中“态度特别恶劣或情节特别严重者，并开除其公职”。我是“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幸亏我既无“家庭成分问题”，亦无“政治历史问题”，够不上“反革命”；又没有犯过“生活作风错误”和“经济错误”，不能叫做“坏分子”。于是由父亲出面，“申请回家自谋生活”，免于去劳动教养，朱纯也没有去。

说是说申请回家“自谋生活”，自己却并没有谋生的本领，的确苦过一阵子。父亲家里的生活本来还不很苦。我们夫妻两个原来的工资都不低，比我父亲的文史馆员还高一点，却从不储蓄。开头各带一个小孩回各自父母家“啃老”，但“三年自然灾害”跟着“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接踵而来，纵然父母并不怨尤，自己也无法安心“啃”下去。于是一两个月后就从父母家搬出来，自己租个房子，我拖板车，朱纯糊纸盒子，来养活自己。刚拖板车时，真是拖得一身痛，主要是躺在床上没睡着时和睡觉醒来时痛得很。再痛还得拖，好在年轻没生病，痛了几天，睡了几天，就不痛了。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朋友往来，真正看书看得多就是那一段，还有就是后来关在牢里的时候。年轻时我有个长处，看书看得很快，而且看了就记得。

我父亲家里有些书，他还有省图书馆发给“高知”的特种借书证，我用他的证去图书馆可以借书看，连刻本《金瓶梅》都借出来了。说来你不信，拖板车拖得骨头都散架子了，还看《金瓶梅》。我对朱纯说：“饭还是要吃的，书还是要看的，要我们死我们是不得死的。”拖板车拖了几个月，慢慢在社会上找出了点门路，便到大专学校去刻写讲义。刻蜡纸，八毛钱一张，多时一个月刻五六十块钱，比拖板车强多了。后来又学会了机械制图，学会了做模型（翻砂木模和教学模型），钱容易挣些，书就更看得多些。我主要是绘图，出于兴趣也做木工，如今还留下两个欧式的木工刨子，就是我自己做的。欧洲的木匠是世界上最好的，他们的手工刨，结构、做工和用材，都比中国的好。

出周作人的书

抗战八年在平江老家，老家没新书看，全是线装书。哥哥和姐姐的初中教科书，国文、历史、地理、动物、植物，成了我最喜欢的读物。大姐比我大八岁，哥哥比我大七岁，他们的课本里面有周作人、冰心、朱自清、叶绍钧等人的文章，我对周作人的文章最感兴趣。他的文章不做作，经得看，开始看难懂些，但是越看越有意思。不像“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那样琅琅上口，但读过几遍就乏味了。有一篇《金鱼、鹦鹉、叭儿狗》，后来才知道是从《看云集·草木虫鱼·金鱼》中摘录的，真是百读不厌，每次读都有新的体会和感觉，至今仍然如此。课本中的“作者介绍”，介绍他有《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等作品，我脑子里便牢牢记住了这些书名，后来一见到就弄来读。总之，这个人的文章对我的胃口，我就是喜欢他的文章。

参加工作后不久读到上海出版的《鲁迅的故家》，署名周遐寿。其中有一节《一幅画》，说他的小弟弟三岁时死了，母亲叫他找人画一幅像，又没有照片，不知道什么样子，画师完全是凭想象画的。这幅画在母亲的房里挂了“前后足足有四十五年”，在母亲八十七岁去世后，周作人写道：“这画是我经手去托画裱好拿来的，现在又回到我的手里来……现在世上认识他的人原来就只有我一个人了。”真是至情之文，看后很是感动。

后来又看到一本书，叫做《希腊的神与英雄》，也署名周遐寿译，也觉得很好，希腊神人的名字多与通用者不同，便写信去问出版社。那时候出版社对读者来信不像现在，是很重视的，他们自己没有回信，把信转给周作人。周作人回信给出版社，再转给我，我才知道周遐寿就是周作人。后来我就给他写信，问他要书，请他写字，他都一一回应了，从此便和他通信。一九八九年周丰一整理他父亲的东西，发现了我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写给他父亲的一封信，便将其复印一份寄回给了我。

若要问我给周作人写信的时候，想没想过他的汉奸问题？我的答复是：没有想。

周作人和日本合作，做“华北教育总署”的“督办”，这肯定是不应该的，是他一生的败笔。但我想这并不影响他的文章的价值。我的态度是“人归人，文归文”。即使要完全否定这个人，也仍然可以看他的文章。

汉奸问题，毛泽东都说过，“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这就铁板钉钉，盖棺论定了。

汉奸是汉族同异族（金族、满族……）冲突时出现的名词，同时出现的当然还有“金奸”、“满奸”……而金、满现在都成为兄弟民族了。日本是异国，和占有香港达一百五十年的英国和派人拿钱来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俄国一样。同异国合作，当然比跟异族合作更不好。

周作人如果不当“督办”，只在“伪北大”教教书，问题也许就没这么严重。北京的“伪北大”，南京的“伪中大”，在那里读书的毕竟都还是中国大学生，其中还出过有名的大人物，他们总不能等到抗战胜利“国府”还都再来进大学。

因为有了这段交往，所以我八十年代在岳麓书社出版了许多周作人的书。

出周作人的书，不只是因为我喜欢他的文章，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思想和见识有启蒙的意义。四十年来不印他的书，对新文化的建设是很大的不幸，该设法补救。当时出他的书有风险，有阻力。后来岳麓书社终于未能将书出齐，半途而废，即可见阻力之大。

一直有人骂周作人，这并不奇怪。一个已经被打倒、已经戴上了“帽子”的人，骂他既可以显示自己“正确”，又不至于给自己带来任何风险。刘少奇倒了后骂刘少奇，“四人帮”倒了后骂“四人帮”，都是同一样的心态。这是一种习惯，一种文化。还有一种观点，就是所谓“大节有亏，一切都完”，文章也不好了。它有时候很容易误导人。而我看一个人，是先看他的人文主义情怀，看他的文化观是有害于人民还是有利于人民，看他是在做有害于文化的事还是做有利于文化的事；并不是先看人们给他戴上的帽子，贴上的标签，因为帽子和标签是可以变换的。

我出他的书，采取了一种态度，就是我自己不去写周作人，不去评论周作人。要写我也可以写一写，可能无法写得像别人那样好，但至少可以写得比别人早。为什么我不写？因为我一写，就要卷入到争论中去。我不参加关于周作人的争论，但我出他的书总是没有错的。即使要批判他，也要掌握他的材料吧？你不能瞎批啊，没看过他的文章怎么批？

当初出周作人的书时，的确承受了很大压力。岳麓书社是一家“古籍出版社”，周作人的书并非古籍，你古籍社为什么出周作人？这是不务正业。《走向世界丛书》还是文言文的东西，“五四”以后的就不是了。周作人写的是白话文，而且还是白话文的开山祖，别人看来这是和古籍不相干的。

出曾国藩的书开头也有人反对。报纸上有很长的文章说，曾国藩是汉奸刽子手，还要出他的家书，“如此家书有何益”，文章的标题就是这七个字。有人写材料寄到北京，说钟叔河钟爱汉奸，出了曾国藩又出周作人。但我坚持认为：这两个人是绕不开的。要了解晚清的政治和文化，你就绕不开曾国藩；要了解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就绕不开周作人，他们是客观的存在。如何评价他们，是研究者的事；我不是研究者，我只是一个出版者，只提供资料。如果要我办出版社，我就要出这样的书；不要我办，我立马就走。

出《走向世界丛书》

《走向世界丛书》是我从牢里平反出来到出版社后编的第一套书。一九七零年把我打成“反革命”，判刑十年，坐了九年牢。

一九七零年，“文革”中搞“一打三反”，有人检举揭发我这个右派分子家里常常高朋满座，说我当众大讲，不该说什么“天下大乱，越乱越好”；不该把《史记》《红楼梦》的线装本烧掉，“烧了以后难得印”。这类的话我也确实讲过。最要命的是，有一些中国国民尤其是中国读书人的品质是很差的。以后如果再来一次“运动”，干这种检举揭发勾当的人仍然还会有，永远不会缺乏。

一九七九年，终于平反出狱了。平反以后，本应该回报社的，但我不愿意回去。到出版社来，是比我先“改正”的朱正推荐的。朱正早就出过自己的著作，名气比我大。我本就想编书，不愿意编报，编报纸副刊也觉得没有多少意思。

到了出版社，先是建议编《曾国藩大全集》，紧接着就动手来编我自己心目中的《走向世界丛书》，把最早走出封闭的古老中国的大门，最早走向现代外部世界的人们的记述整理好，印出来。

这个想法我早就有，早觉得这些书应该流传。当然，在坐牢的时候，并不会想到自己来编书，但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怎样才能“变”，变成一个现代国家。中国从清朝起，面临的大问题就是怎样实现现代化。为什么要现代化呢？因为中国还是一个现代化前的国家，是一个封闭的国家，它不跟外部世界正常地、自由地交流接触，它脱离了全球文明进步的正轨。地球上所有国家和地区，在中世纪前都是这种情况，那时候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是互相隔绝的。在航海大发现和产业革命以前，欧洲也是封闭的。世界被分割成不同的地区，西北欧是日耳曼蛮族，古罗马是希腊的范围，阿拉伯又是另外一个世界，东亚属于汉文化圈，美洲则是印第安人，各种文明都是不相往来的。后来经过文艺复兴，经过航海大发现和产业革命，西方就开始走向世界了。“天朝帝国”却以为自己“独居天下之中，四裔皆夷狄”，自己的“精神文明”最优越……

三十多年前，要出曾国藩的书，要出《走向世界丛书》，都有阻力，有压力。我深深感觉到，在中国做任何事情都会有压力，如果要坚持自己的理念。

《走向世界从书》，为什么要取这样一个书名呢？因为我不想它看起来像古籍。不是说岳麓书社只是一家“专业分工的古籍出版社”吗？我就是要打破这个框框。它们本来就不是古籍，写的是火轮船、德律风（电话）、巴力门（国会）之类现代事物嘛。我也是世界上的一个人，牢狱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不可能完全和社会隔绝，思想更是牢门关不住的。在坐牢的时候，我就长时间思考过中国为何会如此，中国为什么会走到现在这一步，以至于把我们这些从不犯法更不造反的读书人都关到牢里了。我们不过看了几本书，关心些历史和世界上的事，有一点对文化对社会的想法，怎么就成“反革命”了。这是只有在做几句诗就会被砍头的文字狱时代才会发生的事情嘛！哪怕是实行了清宣统三年的“钦定宪法大纲”，实行了沈家本等人主持修订的《大清刑律》，这样的事情也就绝不可能发生了。由此可见，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如何与世界同步，如何走向现代世界，如何使中国成为全球文明的一部分，如何实现现代化。

清朝也好，慈禧太后也好，都是抗拒现代化的，他们认为统治者的麻烦是现代化带来的。中国传统社会本是个超稳定的系统，它内在要求变革的动力是很弱的。中国文化本质上也是内向的、自满的，我们自己的什么都是很好的，我们不需要外面什么东西，只能“用夏变夷”，用伟大的华夏文明去改变那些外面的野蛮和落后，而绝不能“用夷变夏”。我们的东西都尽善尽美，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心态。

当然，中国的文化确实有它的优越性，我并不蔑视传统文化。中国人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他的文化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但凝聚力也就是保守力，保守得住。正因为如此，中国要走向世界非常艰难。

中国对西方的了解，比起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起步要晚一千年。中国人真正走出去看世界，是鸦片战争几十年后的事。西方中古有四大东方游记，后来利玛窦他们还带来了大量的书，带来了西方的文化，当然那时候他们不叫文化叫宗教。中国走向世界的艰难，从《走向世界丛书》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像郭嵩焘那样的人是凤毛麟角，像刘锡鸿那样的人是骂外国人的，有些人承认外国有些技巧上的东西，但“礼教”即文化上是不行的。这些看起来很可笑，但将这些记录下来，在文化思想史上就很有价值。

《走向世界丛书》在头一年里出了十二种，一个月一种。之所以要集中地出版，是因为如果分散地、一本一本地出，不容易给读者留下深的印象。原书都是用的文言文，不一定什么人都能看懂，所以还得在每种书前面得写很长的导言（叙论），介绍这个人的基本情况，和他到外国去的背景，还有他记载的最有意义的事物。透过这些记载，看出他的心态和他的见识。后来我自己出了两本书，一本叫《走向世界》，我加了个副标题——“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另外一本叫《从东方到西方》。前一本是在自己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后一本就是丛书几十篇叙论（导言）的合集。

《走向世界丛书》出版后，社会影响很大，但我自己只感觉做得比较累。但因为做的是自己心里想做的事情，虽累也不觉得特别苦。只说写叙论，长的一篇三四万字，最短的也有一万多字，各篇之间少有连续性，几天一篇，这就相当不容易了。

每种书先要找人抄出来，抄稿要校过才能发排，排字后又要校改两到三次，再加旁批作注释。一个月一种书，开头一种就是一本，平均十多万字，从发稿到付印，全过程都是一个人做。那时候我确实忙得连电视都没看过，仍然搞得津津有味。开头我是编辑室主任下的一个编辑小组组长下的一名编辑，只能单打鼓独划船。书前的叙论（导言）也是我坚持要写的，因为不写叙论书就没人看，所以只能打起精神来写。为了能够顺利通过“三审制”，前若干篇叙论都不用我自己的名字，用的是“谷及世”，就是“古籍室”的谐音，还用过“何守中”（钟叔河倒转）、“金又可”（钟叔河之半）。直到丛书“成功”以后，才找人帮忙校点过几种。但自己还是要做大部分的事，要选书，要写叙论，别人帮忙校点的书自己也还得看校样。

出《曾国藩全集》

一九七九年到了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到岳麓书社当了四年总编辑，所做的事值得回忆一下的，除了出周作人的书和出《走向世界丛书》两件事外，还有一件事便是力争将新编《曾国藩全集》列入国家出版规划，并组织实施。

新中国成立前，我看过曾国藩的家书，也看过他的文章。我并不认为曾国藩能够解决今日中国的问题，因为他属于过去了的时代。但他是旧文化的最后一个集大成者，他的个人能力是出色的。在决策方面、组织协调方面，以及学术文化方面，他都是第一流的人材。他做实际工作时间不长，却做出了那么大的成绩，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物。研究人才学，他是一个标本。另外，他在培养教育人，发现人才方面有独到之处。他的文笔也好，可读。

曾国藩不单纯是一个军事政治人物，他还是个学者，有很高的文化。他深入地研究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做了大量的编辑整理工作。中国的旧体制在当时走到了穷途末路，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要么赶快实现现代化，跟上世界潮流，要么就是被世界潮流抛弃。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曾国藩的思想反应和表现作为，是特别值得深入研究的。把曾国藩的书列为禁书，是没有一点道理的。就是要批判曾国藩，也得研究他的书，研究他的全部著作。而且，越是研究曾国藩，就越能够认识到，连曾国藩这样有作为、有能力的人物，都无法挽救旧体制的崩溃，那只能说，这个旧体制的确到了不能不崩溃的时候。这一点更加深刻地说明了旧中国必须改变。

一九八三年，李一氓因为《走向世界丛书》的缘故，让我去北京开会（国家古籍出版规划会议）。在京西宾馆的会上，我做了发言。《走向世界丛书》这时无须讲了，我就讲曾国藩的全集必须要新编出版。国家规划原来只允许影印刻本《曾文正公全集》，我说那不行，原来删掉和漏掉了大量的书信和批牍，还有不少其他集外文，都必须收集编印，将曾国藩的所有资料编成一部“大全集”。我跑到北京图书馆去，把旧刻本和台湾影印的材料同时搬到会场上，一篇一篇、一条一条指出旧版本为什么不完善，不能简单地影印。就这样，新编《曾国藩全集》才列入了国家规划。

一九八四年，我被动员到岳麓书社当总编辑。此时，书社已经将《曾国藩全集》列入了选题，分配了某一位学中文的同志做责任编辑。我去了以后，发现他更适合编古典文学书，便决定改由邓云生（唐浩明）来当责任编辑。邓学过工程，我觉得这正好是他的一个优点，因为学工的人经过科学技术训练，工作方法比较周密。我对他说，你搞《曾国藩全集》正好，学过工科是你的优势，何况你后来还是文科研究生呢。于是便调整分工，让唐浩明来做《曾国藩全集》的责任编辑。

为了出《曾国藩全集》，书社和我承受了很大压力。唐浩明后来因为写小说《曾国藩》出了名，但当时还没有出名。我却已经搞了《走向世界丛书》，在全国有了一点影响。在湖南，我在一九五七年是著名右派，报纸上登过头条，大家都知道。书社的总编辑又是我，所以这个压力主要只能由我来承受。

《曾国藩全集》付印的头一本《家书》出版后，《湖南日报》发了一篇大文章《如此家书有何益？》，反对出这个书。还有人向省委告状，说曾国藩是汉奸刽子手，岳麓书社为何如此热心出他的全集，“不出我们的学术成果”。我对社里同志们说，沉住气，我们不必和个人去争论，这种争论一开展起来，就会没完没了。只要快出书，出好书，在国际上，至少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正面的影响，只要大家觉得这个书出得好，反对的声音自然就压下去了。

很快，内地、香港、美国的报纸都发表了评论，把湖南新编《曾国藩全集》比成“爆炸了一颗文化上的原子弹”，都说出版曾国藩的书是大好事。省里面做官的人和负责审读的人，他们其实并不在乎事情本身的是非，只在乎“上头”和全国舆论界是肯定还是否定这个事情。“上头”和舆论界肯定了这个事情，他就不会多说多管了。

有人后来说：“策划出曾国藩的书没什么值得提的，刻本《曾文正公全集》光绪年间就出了，民国时期到处印，列入规划算什么呀!”现在来看，印曾氏的书当然不算什么，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讨论出版规划的会，说这话的人也没去参加，怎么知道当时的情况呢？当然我也并不认为提议、策划出一部书有什么“值得提的”。做这件事情开始是出于我的本心，后来是我当总编辑的责任；选派适当的人当责编，也是我分内应该做的。如果这部书还有缺点，作为总编辑，首先也是我的责任。

我从来不认为别人发表文章批评反对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今天还有人不赞成出曾国藩的书，出周作人的书，也没有关系。提倡自由，不能只意味着我要自由，别人也要自由，也有他说话的自由。曾国藩的书和周作人的书，一万年以后还会存在的；对曾国藩和周作人的评价各有不同，会发生争论，也是一万年以后还会存在的。我认为，评价曾国藩和周作人是一回事，出版他二人的书又是一回事。我一般不去读评论曾国藩或者周作人的文章，更不去参加争论，那样反而会妨碍书的编辑出版。我总是站在提供资料的立场，这样就立于不败之地了。我只说，要肯定他，要批评他，都得看他的书；不看他的书，讲的很多话就没有常识。这样立论最站得住脚。虽然我一直在出书，在出书方面我却没有受过来自北京的任何批评，没有被抓过辫子。

我认为，在出版政策上，如果觉得这个人“倾向好”，他的东西就发表，就尽量出他的书；那个人的“倾向不好”，就不准出他的书，连有价值的东西也不出，这本身使是一种反文化的态度。

本人的研究和著作

从一九七九到一九八九，编辑工作做了十年。到九十年代离休以后，自己的研究和著作，属于散文和读书随笔方面的不必在这里说。只说三本书，就是《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从东方到西方》（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中国本身拥有力量》（江苏教育出版社），都是研究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及其反应的。

我认为，现代性与传统的冲突和趋同，乃是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中最重要、最基本的事实之一。现代前中国社会的领导阶层是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现代世界时，这个阶层对自己社会的信心如何？其传统的价值观与制度面临怎样的考验？对西来的新事物和新学说他们持何种态度？对帝国主义侵略、基督教渗入以及一切“洋务”、“洋人”又作何反应？这些都很有必要作具体的研究和分析，也就是我进行上述工作的主要意图。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似乎尚处于比较零散、比较初级的阶段，或者停留在几个代表人物身上，或者把士大夫阶层和其他阶层的“人民群众”笼统地混在一起。起初，国外有学者做过一些小范围的定性和定量分析，但往往只能从他们所熟悉的史料着手，影响也相当有限。

历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是由士而仕、官文合一的。士大夫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性格。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个占领导地位的士大夫阶层有着难以克服的致命弱点。十九世纪开始了全球文明时代，十九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根本问题就是走向世界、走向全球文明的问题，也就是实现现代化的问题。

现代化的“现代”，就是全球文明的时代，其重要标志即各个地区（国家）固有传统文化的交融和趋同。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这样艰难曲折？就是因为近代前中国社会的领导阶层——士大夫阶层对现代化没有内在的要求和思想准备，对此他们始终是被动的、消极的。士大夫身上遗留下来的依附性、保守性和软弱性成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精神障碍。当然，中国士大夫中不乏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仁人志士，但他们在没有脱胎换骨之前，都是空有砥柱中流之志，而乏回天挽澜之力。

汤因比曾经说过，在各种文明发展过程中，“挑战愈强，刺激就愈大”。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之后，国难、国耻的重压，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入侵，极大地激起了民族政治情感的高涨，而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更是忧国忧民，以至谭嗣同发出“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望神州”的沉痛呼号，这种忧患意识似乎是某些中国士大夫民族觉醒、思图变革的一个契机。到十九世纪中叶，西方一些国家已经现代化了，国力强盛，经济发达，而中国依旧是国弱民穷，经济落后。多数的中国士大夫却还是以近代化以前的社会文化观来看待西方国家，闭关锁国，妄自尊大，认为中国是“天朝上国”、“礼仪之邦”，西方国家则是无父无君的“夷狄”。这就是“内中国而外夷狄”，“足乎己无待于外”的传统偏见在作怪。

可是“天朝上国”的鸟枪土炮却敌不过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结果是一败涂地，被西方国家打开了国门。由此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才开始清醒意识到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图强国富民已是刻不容缓。然而，士大夫们只肯承认西方国家物质文明的“厉害”，却始终认为“精神文明”还是我们这个“礼仪之邦”优越。他们坚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比西方国家优秀，把“国粹”视为命根子，视为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至于洋人的坚船利炮，花钱买进来就是了。恭亲王、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办“洋务”，他们的指导思想（至少公开宣布的指导思想）就是如此。

士大夫中的确也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先行者。当时湖南的魏源把西方国家的富强之道作为客观参照物，探索立国之本，撰写《海国图志》，介绍大西洋欧罗巴各国，毅然提出了“师夷长技”之说。还有郭嵩焘、容闳、黄遵宪、薛福成等人，他们提倡走向世界，有意识地介绍西方文化科学，都起了思想先驱的作用。站在这些人后面的大人物是曾国藩。容闳是在曾国藩的支持下组织幼童留美，为上海制造局去美国买机器的，他在《西学东渐记》中推崇曾“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说他自己的这些工作都“因曾（文正）乃得告成”。郭嵩焘和曾氏既有金兰之好，又是儿女亲家。薛福成和黎庶昌都属于“曾门四子”。

正统的士大夫对异质的西方文化历来就是坚决抵制的，这且不论。就是对西方近代文明持欢迎和接受态度的士大夫中的先进分子，在思想意识深处也仍然存在新旧观念的矛盾和传统与现代的情感纠葛，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梁漱溟这一批人，他们中的一些在后期，或多或少地回归了传统。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才开始出现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陈独秀、蔡元培都是从士大夫阶层中蜕变出来的，蔡元培本是翰林，陈独秀也应过科举。但是，旧士大夫的大部分却并没有（我认为也不大可能）完成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例如林琴南、王国维就是如此（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在某些学术领域内不能接受新的观念和新的方法）。他们不能把握住时代的潮流，不能站在大时代潮流的前头，以致酿成无可挽回的时代悲剧和个人悲剧。

那么，旧士大夫要转变成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关键何在呢？旧士大夫要转变成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关键在于必须与陈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要通过民主与科学的洗礼，脱胎换骨。熟读《离骚》可能成为感慨悲歌的名士，却无助于现代化观念的形成。

现代化的观念就是民主和科学的观念。鲁迅著作的价值，正在于无情地鞭挞了专制和愚昧，深刻地批判了腐朽的传统观念。周作人的著作亦是如此。周氏兄弟正是从旧士大夫蜕变成现代知识分子的成功典型。

我们研究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及其反应，可以看出他们受传统文化束缚的深重，看出他们要接受现代化观念和否定自己的旧意识的艰难。只有引进和发展了新的生产力，看到了新制度的优越性，出现了新的劳动者阶层和新的管理阶层；通过认真比较，以及本身经济地位和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变，才能比较自觉地放弃陈旧的思想，接受新的观念。这个过程十分复杂和曲折。研究这个问题对我们今后搞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因为我们也是士大夫的第二代、第三代，在我们血管里流着的还有士大夫的血液。

正如我在《走向世界丛书》的总序中所言，历史无情亦有情，后人的思想和事业肯定要超越前人，但前人的足迹总可以留作后人借鉴，先行者总是值得纪念的。庄子云：“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编辑，能发出的光和热甚至还不及爝火。但我编的书，我写的文章，我所进行的一点研究，总可以发出一点微弱之光，投射在人们摸索前进的道路上。即使它能起的作用再小，再微不足道，至少总是无伤乎日月之明的吧。

要有关怀和担当

本人的研究和著作，和本人的编辑工作是一而二，二而一，密不可分的；和本人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至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的思想轨迹和心路历程，也是关系密切，影响明显的。

我觉得，生而为人，生而为读书人，总不能不关怀人文，总不能不关怀社会。自己写书也好，编书也好，总得要体现出这种思想，并且要为此承担责任。

一九五七年我被划为右派，当时湖南日报“反右办”编印了一本《继续揭发批判钟叔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小册子，公布了我的四十八条“右派言论”，其中一条是：“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是没有矛盾的”。

五十一年后回忆这段历史，其实我当时想要的自由，不过是希望能够允许我自己来思想，来读自己想读的书。这样是不是错了呢？反复思来想去，结论是自己没有错。

此后，被开除公职的我申请回家“自谋生活”。开始只能靠拉板车，辛苦一天赚几毛钱。好在身体没有病，适应能力强，拉车回家后全身酸痛，痛个把星期也就不痛了；两三个月后，反而不拉板车就不舒服，小腿胀。加上妻子后来学会了做木模，自己改作绘图、裱糊等事，生活得以维持下来。

没了社会交往，没了政治学习，看书的时间反而多了。我用父亲的借书证从省图书馆借书，绘图做木模挣了钱，还能到旧书店买点书，民国二十五年北平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便是那时买得的。周作人的书，还有《走向世界丛书》中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书，也是那时买得的。

一九七零年，我又因“污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判刑十年，被送到劳改队，在那里有时仍忍不住要思考国家和文明兴衰的规律。劳改中当然不会想到编书，但总是忍不住要思索，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中国人怎样才能享受民主自由？《走向世界丛书》即缘起于此。

一九七九年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当了编辑。一到，我就立即建议并着手编纂《走向世界丛书》。

为此，我广泛搜览了前人的出国记述，近代留学、出使、考察、旅游欧美、日本的记载，一共看过两百来种，包括难得一见的手稿和抄本，如张德彝《随使法国记》、周作人藏黄遵宪最后定本《日本杂事诗》、钱单士厘《归潜记》家刻毛本等。

看了这些书，就等于对我们民族从封闭社会走向现代世界的历史，做了一番纵横观察。我决定选出其中一百种，编成《走向世界丛书》。

从林则徐、魏源到康有为、严复，近代一百四十年的前七十年历史，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如今我们正在向现代化进军的时候，重温一下昨天和前天的这段历史，是十分有益和有用的。

我将全部精力投注于此。当时没有电脑，要请人誊抄原稿，再逐字校对，逐句标点，加旁批，做索引。考虑到如果分散地、一本本地出，不易使人留下印象，大学生、中学生也不一定都能看懂。所以每篇前都要写很长的导言，介绍作者和他到外国去的背景，还要介绍他眼中的外国，透过记载，看出他的心态和见识。

每一本书的导言（叙论）长的三万多字，少的一万多字。付印以后，又要几次校对。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书的时候，编辑工作开头完全是一个人在搞。但因为是自己一直想要做的事，不但不以为苦，反而苦中得乐。我自己后来的两部著作《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和《从东方到西方》，也是在这几十篇导言的基础上写成的。

一九八零年八月，《走向世界丛书》的第一种《环游地球新录》（李圭著）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到一九八三年，在该社共出版了二十册（有的几种合为一册）。当时编辑室的出书计划一年才有三十本，我争着要出二十本，但只同意我出四本，就是这最初的四本引起了轰动，引起了李一氓和钱锺书等人的注意，“四本”的限制也就突破了。

钱锺书对《读书》杂志的董秀玉表示，希望和我见面谈谈。一九八四年一月我们就在北京见了面，钱建议我把自己写的叙论结集单行，表示愿为作序。

我一直以为，写书的人，编书的人，还有出版的人，他们的眼睛，应该望着渴望文明进步的读者，望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在当下出版条件下，总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

后果和遗憾显然在意料中。在有的时候，有的地方，出书并不容易。《走向世界丛书》计划出一百种，只出了三十六种。出版周作人的书，也被迫中途放弃，并被攻击为“不务正业”、“出汉奸的书”。出曾国藩家书，省报上发表大块文章指责《如此家书有何益》。有老局长认为钟叔河不听招呼，“硬要出汉奸的书”，把状告到了北京。

有朋友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不怕戴卖国主义的帽子吗？”萧乾也担忧地提醒我，不要“自找麻烦”。我在一篇文章中援引西人的话应答：“中国本身拥有力量，可以在真正完全摆脱迷信的重担和对过去的崇拜时，迅速使自己新生。”只要自己出的书有助于“摆脱迷信的重担和对过去的崇拜”，自己就拥有了力量。

我出曾国藩、周作人的书，和出《走向世界丛书》是一脉相承的。这些书在改革开放之前都是被禁锢的，我就是要突破这种禁锢。出版人有职责，不能让文化留下空白，读书应无禁区。当然，这些都是“小众书”、非大众悦读的畅销书，出书的目的只在于影响思想者，为改革和进步开路。

二零零七年，一名大学生博友以我说的知识分子“才学识三要素”立论，指责当前某些知识分子丧失独立人格，依附利益阶层，在精神上缺钙，一时引起波澜。其实，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沦为利益阶层的附庸，或者进入利益阶层，是不可避免的。从前的士大夫读书就是为了做官，但不追逐个人利益的读书人仍然不绝如缕。如果没有这样的人，这个国家和民族早就没有希望了。渴望文明进步的读者也总不会少，从我不断收到的读者来信可以看出。

古老的中国文化，确实是一条源远流长的大河。自从碰上“五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条大河得要转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古老大河的文明终于开始转弯了，当代价值开始被尊崇，自由民主的要求也可以表达了。

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的名著《世界是平的》指出：当今的世界是越小越平，各国都牢牢拴在全球化的链条中。这一观点与我一九八零年在《走向世界丛书》总序中所说的“今天的世界是一个迅速缩小的世界”相合。

现在已经多了些言论自由，不会再因言获罪了。但“走向世界”的过程仍远远没有完结。走向世界文明正轨的过程很复杂，拐点的出现可能还要再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古老文化的遗传性和复制力很强，遗传的病毒使肌体的更新力下降，脱离全球文明的正轨也实在太远了一点。

国人对传统文化的特质不了解。改革不仅要克服体制上的障碍，经济上的束缚，还有更多的是人的内心思想上的问题，这一点非常容易被忽视。

一种文化绝不能靠排斥其他文化而得到真正的发展，有没有容纳外来成分的气魄，能不能吸收和消化新的分子，而又不机械搬运、盲目崇洋，正是衡量一种文化有没有生命力的标志。但中国有力量追求进步，现在认知世界的科技手段日新，世界都在一张网上。中国将从这个变化中受益，在文明进步上更加快速地发展。为了这个远大的目标，个人承担点风险，付出点代价，我以为是值得的。

【说明】 本文由《与之言集》中访谈录《一个平凡的读书人》《生活简单，思想复杂》《从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和《大河在这里转弯》四篇综合而成，均由采访的记者执笔，但已经本人校阅并酌加了少量必要的字句。

那时多少豪杰

朱正 著

前记

向继东兄策划一套百家小集，承他不弃，也把我算作百家中的一家，于是我就从已经发表的文章（包括已经编入集子的和还没有编入集子的）里选编了这一本。选的都是我自以为比较可以看看的文章，算是我的样品展览。

我前前后后大约编辑过大大小小十多部书吧，这些书我大都写有序跋。这里只选了我为花城出版社编辑的《胡适文集》写的前言和我为海南出版社编辑的《鲁迅后期杂文选集》写的序言。是有一点向读者介绍这两个选本的意思。

所选的文章里凑巧有三篇和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有关。胡适在苏联国势如日中天之时就断言这一场试验已经失败；阿尔巴托夫作为体制内的高级干部探讨了这个结局的必然性；亚纳耶夫为了挽狂澜于既倒，做了徒然的最后一搏。这三篇不是同一个时间写出的文章，现在放在一起，我自己看了，也觉得有一点趣味。也许可以供愿意思考这个题目的读者作一点参考吧。应该顺便说明一下的是：《亚纳耶夫的最后一搏》这一篇，当初在报刊上发表的时候，为了减少字数，不得不把所引用的苏联档案材料删去，现在就把被删去的部分恢复，文章也就更觉完整了。

所选《附录：从鲁迅研究开始》一篇，是为葛剑雄、丁东、向继东三位主编的当代学人自述第一辑《望尽天涯路》写的，没有收入过自己的集子，正好编在这里，向读者作一回自我介绍。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朱正于长沙

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

一

李大钊（一八八九～一九二七），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受人崇敬的革命先烈。

白坚武（一八八六～一九三七），先后担任军阀李纯、吴佩孚的幕僚，后来又受日本军方指使阴谋制造伪华北国。卢沟桥事变后不久，以“汉奸首领”罪处死，久已被世人遗忘。

这两个人，可是好朋友。

一九○七年，十八岁的李大钊从河北乐亭家乡来到天津，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他自己说：

钊感于国势陵夷，慨然起研究政治以期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思想，乃与二三同学乘暑假之便赴天津投考学校。其时有三种学校正在招考：一系北洋军医学校；一系长芦银行专修所；一系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军医非我所喜，银行亦违我素志，故皆决然弃之而入法政。是校为袁世凯所创设，收录全国人士，规模颇大。钊在该校肄业，习法政诸学及英日语言。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思潮亦日益腾高。此六年间均系自费。（李大钊《狱中自述》，二○○六年人民出版社版《李大钊全集》第五卷，第二二六页，所收有删节，此处所引，据《党史研究资料》第二册，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一○七～一○八页）

同时考进这学校的，就有河北交河县人白坚武。

他们在这里求学的几年中间，闹过一次学潮。这次学潮，在郭廷以编著的《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中有极简略的记述，一九一○年（宣统二年）十月十九日（夏历九月十七日）：

保定各学堂学生罢课，要求开国会，并争东三省路矿（十月二十日及十月二十一日京、津学生继之）。（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册，中华书局一九八七年版，第一三七一页）

这次风潮，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大约是天津闹得最凶的。白坚武日记中说：

冬月，国会请愿风潮起，法校独为大吏怒，欲以兵围焉。余与李君寿昌约待之，后竟无事。（《白坚武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第四页。按：白氏日记自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起逐日记载，此前只有简略追记，无详细月日。本文引用时，此日之前者注印本页码，之后者即在引文之末注以六个阿拉伯数字，首二字表年，中二字表月，末二字表日）

学潮闹起来，参与的不会只有少数人。他单单和李大钊相约，从容面对军队包围的威胁，可见他们的交情和志趣，也可以想象当时颇有点燕赵之士慷慨悲歌的气概。

一九一三年六月，他们毕业了。李大钊是赴日本留学。白坚武入直隶都督冯国璋幕中。李启程去国的时候，白已随军南下，竟无从话别，就写了《南天动乱，适将去国，忆天问军中》一诗，以抒思念之情：

班生此去意何云？破碎神州日已曛。

去国徒深屈子恨，靖氛空说岳家军。

风尘河北音书断，戎马江南羽檄纷。

无限伤心劫后话，连天烽火独思君。

（《李大钊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二○○六年版，第二四○页）

所谓“南天动乱”，是指国民党癸丑讨袁之役，号称“二次革命”。袁世凯命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率军沿津浦路南下，进逼南京。白坚武以书生从军，诗中就拿班超来比他。自己行将去国，却怀着屈原似的忧国之心。

李大钊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留学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李大钊《狱中自述》，见《李大钊全集》第五卷，第二二六页）。在国内的白坚武，也常常怀念这位远别的挚友，一天接到了他的来信，兴奋地在日记中说：

久不接李寿昌讯息，念甚。前日捧其手札，太快慰。年来堕落，深愧我进德修学之良友。闻渠近作《联邦论》，胸中颇具有统系底案数则，欲以相告，苦无能达。（151224）

他是把比他小三岁的李大钊看作“进德修学之良友”，想起他就使自己深觉惭愧的。

乙卯年除夕。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在四邻的鞭炮声中，独居北京的白坚武在孤寂中写了三首诗，一首《除夕感怀》，牢骚满腹，一首《除夕寄内》，抒发对留在家乡的妻子的怀恋，一首就是《除夕怀李寿昌》：

阔别李君久，山河有泪痕。

精诚翻海立，肝胆照人温。

鸡塞乡音寂，国门残梦喧。

蓬瀛当此夜，杯酒更何论。（160203）

这诗一开头就教人想起杜甫怀念李白的诗：“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末句又使人想起他的另一首怀念李白的诗：“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他多少有点把两人的关系看得有如杜甫李白那样的文章道义之交吧。对于李大钊近作《联邦论》这个题目，他也有些思考，可是李远在蓬瀛，又何能杯酒论文呢？

李大钊回国之时，梁启超汤化龙他们正在筹办《晨钟报》，即邀他担任该报总编辑，他又邀白坚武合作。一九一六年八月十五日《晨钟报》创刊号上，刊出了李大钊写的《“晨钟”之使命》《新生命诞孕之努力》两文，同日还刊有白坚武的《议会与政党之回顾》一文。可是半个月之后白即因为“意见不合，脱离《晨钟报》关系”（160902）。不久，李大钊也脱离了。多年之后，白坚武重提旧事，说：

昨晚无意检得五年《晨钟报》创刊一纸，上载余之《议会与政党之回顾》一文，词意俱美；在当日系有感而作，至今日亦尚有可纪之价值。《晨钟报》为学友李守常所主办者，约余任主笔，时帝制甫倒，由申到京后，以余之此文宣布，刘崇佑、汤化龙等意见有出入，余同守常先后脱出该报。（281023）

《晨钟报》是研究系的报纸。这两位朋友是无法同研究系走到一块去的。

后来，李大钊在学界，白坚武在军界，不再有共事的机缘，但是书简往来，诗歌赠答，是不曾间断的。

白坚武游十三陵，作诗一首：

销沈王气黯燕门，陵迹犹闻野老论。

驴背纵谈兴替事，万山无语看中原。（170506）

李大钊很欣赏这诗，作《复辟变后寄惺亚》一诗作答。诗前有小序：“复辟变后，仓皇南下，侨居沪上，时惺亚在赣江，赋此寄怀”，其中回应了白坚武诗中“万山无语看中原”一句：

英雄淘尽大江流，歌舞依然上画楼。

一代声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

竹帘半卷江天雨，蕉扇初迎海外秋。

忆到“万山无语”句，只应共泛五湖舟。

（《李大钊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二○○六年版，第二五七页。）

白坚武骑驴游览于帝王陵寝之间，历代兴亡，都来心头眼底。一种落寞苍凉之感顿生。诗中的这种情绪，很引起李大钊的共鸣，才起了同他“共泛五湖舟”的想法吧。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白也很喜欢李的这一首。他在日记中说：“守常并寄见怀诗一首，浩气凌云，悲歌斫地，如见其人。惟哀愤稍过，会当有以慰勉之。”（170806）

一次白收到李一信，日记中就此写下了一段感慨：

守常为人品洁学粹，俯仰今日之污世，大材不克收相当之用。余年来清友惟斯人耳！来函有言：“今日所能得之佳象，最佳亦与今象不甚相远；今日所能得之恶象，最恶亦与今象不甚相远。兄试澄心以思，吾等所夙兴夜寐所构求之好消息，实亦至无聊赖。放眼神州，即吾侪所谓好消息之一境，衡诸国家政治之性质品位，尚不知相去几千万里。此真那时多少豪杰所谓沧海横流，人间何世也矣。”可谓伤心见道之语，非一般时流政客所能梦见也。（170911）

白坚武在南京李纯幕中的时候，李大钊曾因为参与某项政治活动，由白介绍同李纯相见，“代表某君有所接洽”（171109）。李大钊离开南京之时，白赋诗送别：

守常北行，吾党感于年来行役之不得尽其材，缘斯自负所天，湛然深悟者，惟兹一人。吾党灵光，赖以仅存。于其行也赠以诗，以敦其志：

海内儒冠尽，神州已陆沉。

文章千古事，赤血铸丹心。

夜十二时匆匆作。（171110）

这里的“吾党”，不是说政党组织，只是吾侪、吾辈、吾曹、同气、同调等等意思，总而言之：自己人。

李大钊送过几期《新青年》杂志给他（180426），他在第四卷第三号上看到了沈尹默、胡适、陈独秀、刘半农几位的白话诗，手痒起来，也做了一首《葫芦行》，“并将所作白话《葫芦行》歪歌函寄守常一阅。”（180719）这诗似乎更像现在一些人学做的七言古风，是没有能放得开的解放脚，很难说是“新”诗。这里就不引录了。不久，响应来了：“接李守常函一件，并白话诗三首”（180819），就是现在收在《李大钊全集》第五卷里的《山中即景》（三首）（第二五二页）和《悲犬》（第二五四页）。

五四运动爆发，学生集中天安门游行，火烧赵家楼。白坚武在日记中说：“晚闻北京学界全体以国权丧失，联合游行街市，作示威运动，焚卖国党曹汝霖宅，殴章宗祥几毙，足征人心未死。”（190505）这位北洋军人的同情完全在学生方面。

这期间，白坚武和胡适也有过接触。他在日记中说：“胡适之电李守常约余过谈。胡神采清爽奋发，一灵活青年也；今虽寄身学界。未必以教授终其身。凡有政治欲望之人终不能常以清净生活为满足。”（200929）可见他对胡适的看法很好。他看出胡适热衷政治，后来胡适真也相当深的转入政治之中。

一九二○年春天，第三国际派维经斯基来中国建立支部，先在北京同李大钊等人接触，一时间，报刊上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多了起来，同时也引起了反对的舆论。反对者抓住“过激党”这个来自日本的不确切的译名大做文章，白坚武对这些论者很不以为然。他在日记中说：

凡奸人之倾陷人，恒先污之以丑名，以挡清议之驾；次则累之以危祸，以坚权要之心，计乃得售。余观于今之以过激名义陷人者，往往不脱此圈套。过激二字，原本不能成立。何所谓激，何所谓不激？无如世人总是浑蛋多，闻见往往囫囵错过，遂令小人横行，正谊消灭耳。（200507）

有这样的见识，才有两人这样的交情，也才会有第三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柏烈伟会见他，同他“谈中国现在并将来”的事。（201010）（日记中译作包利克，外金斯克）

《新青年》杂志第八卷第三号刊出了陈独秀的《国庆纪念底价值》（《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第二七七页），白坚武看了，在日记里说：“阅《新青年》国庆纪念文，余甚佩独秀陈君所见。”（201124）他看了《新青年》杂志第八卷第五号刊出的李达的《马克思还原》，在日记里说，这篇文章“至有价值”（210202）。可见这时他和李大钊的政治观点政治态度是颇为接近了。

这时，白的日记中流露对李怀念之处甚多，例如：

寄李守常一函，叙别来状况。契友久别，通函不易，着笔意绪纷涌，正不知从何处说起。身在虚伪场中，每忆共晨夕之旧侣清友，有如繁奢喧嚣，酣睡后残酲已退，斜月上窗，顿思清醴。此其余意，余尝一征之，再绎之，不知大千世界有同证者否耶？（200602）

一九二一年六月三日，北京大学等国立八校教员因教育基金和教育经费独立问题向政府请愿，与卫兵冲突，有人受伤。当时情况马叙伦回忆说：

到了这日（六月三日），北京国立八校的教职员既决议向徐世昌说话，上年分手的公立中小学教职员也自动地临时加入，还有小学以上的学生也共同来做教育经费运动，一共有三五千人，都齐集在教育部内外，请马代部长（邻翼）率领往总统府见徐世昌，马先生倒并不推辞，可是，总统府早已关了新华门（总统府大门），布置了队伍，在门外迎接我们，我们一到，就被拦阻，就被枪击。我是以八校教职员会联合会主席的身份，和联合会书记李守常（大钊）先生走在教职员学生前头。我和几个同事都被打得头青脸肿……（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三联书店一九八三年版，第六八页）

白坚武听到这事，很关心李大钊的安危。日记中说：“北京教育界大受武力摧残”（210606），“阅北京学生界通电，教职员被摧残者李守常亦在其列，殊为悬虑，斯真率兽食人也”。（210607）

二

不久，白坚武入吴佩孚幕中，颇得吴倚重。这就开始了李大钊同白坚武交往最密切的一段时期。共产国际要在中国的实力人物中寻找合作者乃至代理人，这时很看好孙中山和吴佩孚两人，为了争取这两个人的合作，越飞和马林都作过不少努力。在争取吴佩孚的工作中，李大钊和对吴很有影响力的白坚武的交情就是党的一笔重要资产。白坚武日记：“李守常自京来电，有要事相托，已托陈仲甫来接洽。”（220309）现在虽然不知道陈独秀这次洛阳之行的具体情况，但是可以断言就是为了执行共产国际的争取吴佩孚的任务。由党的领袖亲自出马，也可见对这一任务的重视了。

一九二二年五月的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吴佩孚打败了张作霖。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成了国内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北京的中央政府也在其操纵之中了。吴佩孚一时成了国内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共产国际也就更加紧了争取吴的工作。

战事刚刚结束，吴佩孚要在政治上进一步有所作为了，这时，白坚武一面为他起草主张“恢复法统”的通电（220510），一面上条陈，“请吴子玉将军聘李大钊、王试功、万鸿图、张书元、张则民诸君为顾问，赞助进行统一问题”。（220511）推荐五人，李大钊名列第一，置于参议院议员王试功、万鸿图和众议院议员张书元之前。不久之后，白的日记中就有“李守常来，接谈两日，为吴公赞助”的记载（220607）。李大钊这回到洛阳去两天，大约就是为了贯彻执行共产国际争取吴佩孚的方针。

从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中可能看到当年争取吴佩孚的一些情况。

一九二二年，维经斯基致契切林和托洛茨基的电报中说：

中国政治中的主要人物是吴佩孚将军，他掌握着军队、财政、交通以及内政部，南方多数省份现在投靠了吴佩孚，其结果是孙逸仙政府几乎彻底垮台，经我们中国朋友长时间做工作，六月二十七日，我受吴佩孚的邀请访问了他的大本营，进行了非常有意思和有益的谈话，最后吴佩孚委托我转交给俄国武装力量领导人托洛茨基一封信，信中谈到俄中在远东任务的一致性问题。我认为这是中国和苏俄之间签订军事政治协议的出发点。（《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卷，第九七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

这里说的“孙逸仙政府几乎彻底垮台”，指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反对孙中山的军事叛乱。

“中国朋友长时间做工作”，大约就是李大钊通过白坚武做的工作。

越飞在给吴佩孚的一封谈他本人来中国谈判的使命的长信中，这样称颂吴佩孚：

俄国人民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国人民为从政治上和组织上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进行的民族斗争。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同上书，第九九页）

从这些档案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共产国际有一个颇为奇特的想法，就是要促使吴佩孚和孙中山这彼此怀有甚深敌意的两个人携手合作。派克斯给加拉罕的电报中说：

吴佩孚认为同苏俄签订协议是他取得最后胜利的必要条件。我试图说服他转向国民党，同孙逸仙和解，现在还未取得成效：前半部分他接受，后半部分他断然拒绝。昨天内务总长孙丹林（吴佩孚安排的人）来访，让我相信他能防止吴佩孚同孙逸仙发生冲突。（同上书，第九八页）

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越飞从北京发给加拉罕并呈送斯大林的电报中说：

（格克尔）从吴佩孚那里回来了，说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他受到最高礼遇，包括军事礼遇。吴佩孚及其政治顾问宣称完全同意我信中的意见，都说自己亲俄。吴佩孚给我寄来一张照片，并作了以下声明：

1．不值得与现时的中国政府打交道，它不中用，将在七至十天内被他们驱散。顾维钧外长是亲英分子，但鉴于他很老练，是可以接受的。

2．孙逸仙是中国的思想领袖，吴佩孚是军事领袖，两人联合后将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现在他们在进行谈判，希望他们达成协议，孙将任共和国总统，并亲自兼任军事部长和总司令。（下略）（同上书，第一○七页）

引文末句或有错字。想来原意是：吴任军事部长和总司令。

这里说的孙吴二人在进行谈判。确实有这事。一九二二年八月三十日越飞给加拉罕的电报，通报他的信使从孙中山那里回来的情况，其中有这样一句：“他（指孙中山）谈了他同吴佩孚谈判的情况”（同上书，第一一三页）。在俄国，当然是极希望促成孙、吴的合作。一九二二年九月十八日越飞给吴佩孚的信中说：

我个人觉得，只有您与孙逸仙先生一起建立的政府，才是唯一能够使中国摆脱严峻局面和建立统一而独立的中国的政府。这个政府完全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全面支持。（同上书，第一三二页）

可是俄国想让这两个人合作的愿望是太不现实了。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日孙中山给越飞的信中说：

从我们最近一次交换信函时起，我就同吴佩孚进行了接触，试图弄清在统一中国和建立强大而稳定的政府方面同他合作的可能性。很遗憾，我不得不指出，与他打交道确实很困难。我所掌握的情报使我认定，他现在对我的态度实际上很强硬。（同上书，第一四四页）

促使孙吴联合的主张没有成功。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有一段文章说到了这事：

当时中国共产党确有一种机会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以现今共产主义叛徒陈独秀做代表，他当时对于吴佩孚确有很大的幻想，而有所谓“孙吴联合”的主张。北京方面李守常同志确是同意此种主张的。（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七页）

邓中夏当时是中共中央委员，竟也不知促使孙吴联合是共产国际的主张，而以为是陈独秀提出来的机会主义的主张，也可见这事是在严格保密的条件下进行的，不是参与其事的，就是中央委员也不让知道。

这件事情虽然没有成功，李大钊还是利用白坚武对吴佩孚的影响力帮共产党办成了一些具体的事情。重要的一件就是，让共产党派几名党员到铁路上去开展工人运动。

派党员到铁路上去工作，是中共建党初期的一件大事，甚至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也得到了肯定，拉狄克在会上的发言中说：“当吴佩孚同张作霖打仗时，他有长江一线和那里的兵工厂做后盾，但是他没有掌握北方的铁路，控制铁路的人被日本收买了。他是怎么办的呢？他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寻求支持，共产党派了一些党代表给他，在战争中间，党代表们牢牢地掌握了铁路，供在那儿进行革命斗争的吴佩孚部队使用。……后来，工人向吴佩孚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共产党人也使这些要求部分地得到实现。”（同上书，第二卷，第三五三页）

关于此事。有过多种记载。我见到的最早的是邓中夏：

经过李守常同志向吴佩孚御用内阁交通部总长高恩洪建议每路派一密查员，得其允许，于是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六条铁路都有一个密查员（守常同志荐去的共产党员）。这样一来，第一，我们可以免票来往坐车不用花钱，并且任何同志都可利用免票乘车；第二，六个密查员都有百元以上的薪水，除一定生活费外其余归党。此时，正因职工运动费用支绌，得此不无小补；第三，密查员是各路现任职员最害怕的，因此共产党员得着护符，不仅不怕人而且使人怕，得以往来各路，通行无阻。这六个密查员，当然不对任何人宣布，实际上即是职工运动特派员，主要的是在各路工人群众中活动，帮助工人组织俱乐部和进行斗争。对于交通部则选择某地为工人所最痛恨的交通系的职员，胪列其营私舞弊的罪状，作成报告送去。再则这六个密查员对交通部虽是有固定的人名，但出发各路可换别的同志，真的，这样一来，我们在铁路上的工作得到顺利的发展，差不多六条铁路都建立了工人俱乐部，共计十六个之多。（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五～二六页）

高恩洪是吴佩孚的蓬莱同乡，吴的亲信。因为吴的提名于六月十二日入阁任交通总长，翌年初因曹锟和吴佩孚的矛盾而下台。他让共产党员到铁路上去当密查员，是因为他要打击交通系在铁路上的势力，却给共产党提供了开展工人运动的条件。只是李大钊跟高恩洪非亲非故，既不同乡又不同学，可说是素无渊源。他是通过白坚武才同高拉上关系的。白与高都是吴的心腹人。从白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同高过从甚密。包惠僧的回忆录是说到白坚武的：

一九二二年五月前后，党通过李大钊与孙丹林（北京政府的内务总长，吴佩孚的亲信）、高恩洪（交通总长）、白坚武（吴佩孚的参谋长）的私交关系，介绍张昆弟（后在湖北牺牲）、安体诚（后在上海牺牲）、陈为人（后病故）、何孟雄（后在上海牺牲）和包一宇（后脱党）到交通部工作，先是用密查员名义，后改为育才科视学名义。高恩洪对他们的要求是调查交通系在各铁路上的小组织和骨干人物，以便进行清洗交通系在各铁路上的势力。党的计划则是，要在每条铁路上有一个公职人员身份的人作掩护，来秘密进行工人的组织工作。交通部根据当时的工作条件，分配张昆弟在津浦路工作，何孟雄在京绥路工作，安体诚在京奉路工作，陈为人在正太路工作，包一宇在京汉路工作。（《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第九八页）

朱务善的回忆文说得更加简明，却突出了白的作用：

那时在吴佩孚幕下有一位政治顾问名白坚武者，是守常同志的老同学。据守常同志当时对我们说，白坚武曾建议吴佩孚“保护”劳工，吴大帅欣然采纳了这个建议。后来白坚武曾向守常同志说请其介绍共产党员在铁路担负工作。北京党组织和守常同志一致认为可以利用时机在各铁路上打下我们工作基础，于是决定指派了六个党员同志到京汉、京奉、陇海、津浦各线当秘密检查员的工作。他们在各铁路上权威很大。确实，我们在上述各铁路进行了不少的工作。（朱务善《中共成立前后在北京工作的回忆》，见《“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第一○○页）

在这件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两个人：居中联系促成其事的是白，最后签发委任状的是高。

白坚武日记，“李守常来函，道知人不易，少年人偶尔失检可谅也。但不知属于何项事耳”。（220706）李在信中只提出了应该原谅年轻人的过失这个原则，收信人也弄不清楚他为何要说这些话。我想大约就是为了铁路密查员的事。张国焘回忆说：

这六个年轻的共产党员顶着密查员的特殊头衔，携着铁路长期免费乘车券，在铁路上各处活跃，发展铁路工人的组织，经常向铁路当局提出改良铁路工人生活的要求。他们把高恩洪所赋予他们排除梁士诒交通系的使命置诸脑后，一心一意的干他们心目中认为是纯洁的职工运动。这在吴佩孚和高恩洪看来，不是帮助他们，而是给他们增加麻烦。彼此间的关系也因而恶化起来了。（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二○○四年版，第二四五页）

大概李大钊已经听到吴高对密查员的作为不满的反应，他想到白是这事的中间人，于是写了这封信，希望得到他的谅解吧。

白坚武日记中所记的二人最后一次交往，是“鄢公复以李守常、李寂庵之介绍重来洛，余甚爱其才，惜军幕有人满之患，为介绍于农商部李印泉。覆守常函告衷曲”。（230119）这次所介绍的鄢公复其人的情况，待查。在这事以后不久，就发生了“二七”惨案。

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根据吴佩孚的命令，在汉口江岸、郑州和长辛店等地发生了屠杀铁路工人的惨案。这一意料之外的暴行给予中共的打击是沉重的。维经斯基就中国形势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的报告中说：“听马林说，在汉口罢工遭到破坏后，我们的人情绪非常沮丧，对今后工作的前景看得过分悲观。”（同上书，第二三四页）吴佩孚成了工人运动的死敌。共产国际对他的评价也立刻改变了。在《向导》周报第二十四期上发表了孙铎（即马林）写的《吴佩孚与国民党》一文，其中说：

吴佩孚现在这些行为，已足证明他是一个比以前世界上一切的专制皇帝还专制的人物。京汉路惨杀的四十余工人，林祥谦的枭首示众，施洋同志的枪毙，都可以提醒中国人民要反对洛阳军阀的专制。

从此，共产国际就一心一意争取孙中山了。

白坚武对“二七”事件的态度，他在日记中逐日有所反映。京汉铁路总工会定于二月一日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白的日记：

闻五路工人在郑州开会，吴使制止。余函劝可准其开会，倘有逾范行动，再加以制裁。（230130）

郑州工人开会，闻已和平制止。余劝解吴使之效果，仅至此耳。天下事多为无识人所扰。（230202）

二月四日京汉铁路工人二万余人举行总罢工，全路为之瘫痪。对于出现如此事态，白在日记中评论说：

集会结社，本为法律所许，军警等官张大其辞，一禁迫便为多事，况匾额亦不准其挂，遂致演京汉路罢工，殊暗因势利导。（230207）

京汉路尚未通车，各路亦有响应之讯。余虑一误再误，复函谏吴使勿终信小人之言，并会商李倬章参谋长谋郑州军警速决此事办法。（230208）

二月九日罢工结束，京汉路恢复通车。这天白坚武在从郑州开北京的火车上。日记中说：

闻车小工言，知工人渐悟自身利害，从事结合。凡言被煽惑者，均不知工人内容者。（230210）

他认为，工人运动，并不是由于谁的煽惑，而是为自身利害而斗争，是军警的过分行动才激起工人罢工的。他的同情是在工人一方。在事情发生之初和惨案发生之后，他两次上书吴佩孚劝谏，希望能在法律范围内解决，希望能用温和的办法解决。虽说他的劝谏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但他在这次惨案中是没有责任的。

不过这只是他个人的态度。站在李大钊的政治立场上看，只要白坚武还是吴佩孚的高级幕僚，就是敌对营垒中的一人，也就不便同他再有所交往了。

三

一九二三年八月，苏俄派加拉罕来华谈判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那时苏俄在外蒙古有些损害中国主权的活动。加拉罕不愿谈这个问题，却要求中国先同意恢复外交关系，以致谈判迟迟不能开始。十月，曹锟就任总统。不久，中国代表王正廷即与加拉罕进行谈判。谈判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到一九二四年三月，草签了一个协定草案。这份草案只规定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条约，却不包括苏俄同外蒙古所签订的条约；在苏俄从外蒙古撤军的问题上接受了苏方一些有损中国的条件；草案还承认了苏俄对俄国东正教教会在中国的房地产权。草案重提了废除辛丑条约和退还庚子赔款的事，但规定在扣除以庚子赔款为担保的各项义务所需之后，余额由苏俄确定其用途。中国政府讨论了这份草案，认为这些规定都是不能接受的，决定解除王正廷谈判代表的职务，以后改由外交部与加拉罕谈判。

加拉罕得知中国的这一决定，立刻作出强烈的反应。他致函中国外交部，要求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宣布接受他同王正廷草签的这一协议。他威胁说，如果中国不在所限时间内给予圆满答复，中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

在国内，一些支持苏俄立场的人也对政府施加压力。李大钊就是这些人中很积极的一个。顾维钧回忆说：

北京大学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到外交部要求与我面谈。我记得代表团的团长是李大钊。他是那个由大约八至十名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学生组成的代表团的发言人。他的主要观点是王正廷博士与加拉罕先先生所达成的协议草案是中国外交史上最好的协议。他想了解政府予以否决而不批准的原因所在。向他们讲明政府何以反对这一协议并不困难，于是我便向他们解释了协议草案中的各点，并着重指出，外蒙问题是中国对该地区的主权和中国领土完整问题，不容随意侵犯。在谈判中，王博士无权将过去俄国与中国或任何其他方面所签署的有关外蒙的条约排除在外而不置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列，从而默认外蒙不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李大钊教授的回答使我极为震惊，他说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的支配和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也有可能生活得更好。他讲话时非常激动，以致使我觉得他已失去了辨别是非的理智。因此我便对他说，他当然可以发表或坚持个人的见解，但是我，作为中华民国的外交总长，有责任设法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使之免遭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由于考虑到李大钊教授的意见与我的见解完全相反，我便告诉他，鉴于我们的观点截然不同，我没有必要就此问题与他讨论。于是我说了句“请原谅”，便起身告退了。（《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三三九～三四○页）

外交总长是从国家利益出发，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是从国际主义出发，当然彼此听不懂对方所说的语言了。在李大钊，倒是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发表过这种意见的。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七日，即所谓“十月革命节”，他就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一文，一开头就说：

在十月革命的火光里，诞生了劳农群众的国家和政府！这是全世界劳农群众的祖国，先驱、大本营。（《李大钊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二○○六年版，第九九页）

不言而喻，这也是他李大钊的祖国。率代表团给顾维钧施加压力，也就是在为他的那个祖国效劳。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对俄外交问题，他要求：“要即日无条件的承认劳农政府！”“要即日无条件的开始中俄会议！”“我们要严重的监视外交当局的对俄外交！”（同上书，第一○○页）

有意思的是，在中苏谈判这一件事情上，白坚武采取了和李大钊大致相同的态度。他在日记中说：

中俄交涉协定大纲，本平等互惠之精神，平妥无大损，犹可为桑榆之收；徒以顾维钧与王正廷争私见之故，多所挑剔，并中途收归外部以专职责，全不知中国所居国际地位及笫三国之居心，深堪痛恨。连日吴电中央迅为决定，并约齐萧两使、王副使、冯检使等协争。电王兰亭秘书长陈元首速定俄约，为国家留光荣。（240322）

熙钰（字宝臣）来洛，聆其言，似受国务员之委托，为辩护中俄会议停顿而来者。余告以现日国际环境，过此以往，即此不满足之规定恐亦不可得。（240324）

清末以来，少年新进为公使者，恒于国情及政治方针隔膜，一遇交涉或特殊事变，非眩于外即人云亦云，无形中断送国家权利者曷可胜数！即如中俄协定大纲，膺外长者纵不争私见，就其所宣示之意见亦近于无意识矣。（240326）

他以为王正廷所签草案是好的，把顾维钧贬得很低，顾王只是私见之争。他日记中说的由吴佩孚出面，约齐燮元、萧耀南、王承斌、冯玉祥联合通电给内阁施加压力，这事顾维钧也说到了：

我曾收到一份由北京政府所管辖的各个省份的高级将领和督军们拍来的电报，其中包括吴佩孚将军。当时，人们认为他是北方的领袖，至少是军界的领袖。此外，他还是曹锟政权的主要支持者。这份通电是由齐燮元和长江下游、四川、河南以及山东等省的督军签署的。电报显然是在吴佩孚将军的怂恿下发来的，但其幕后操纵者却是王正廷博士本人。电报中所讲的与以李大钊为首的代表们所提出的非常类似，亦即认为协议草案是表明中国能使人承认它是与一个外国处于平等地位的国家的第一个协议。电报还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即既然这是中国所签订的最好的协议，我有何把握能把它修改得更好？（《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三四○～三四一页）

顾维钧有一点没有说对，促使吴佩孚发动这份通电的并不是王正廷，恐怕应该说是白坚武。据白日记，王正廷派吕咸到洛阳向吴游说，事在二十七日，而吴发电报，早在二十二日之前。

由于顾的坚持，加拉罕不得不作了一些让步，草案作了一些修改之后，于五月三十一日签订，这就是《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四

一九二四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白坚武随军驻秦皇岛大本营。二十三日，冯玉祥倒戈，由前线潜回北京发动政变，囚总统曹锟。吴佩孚率残部二千余人浮海南下。北京政权转移到奉系手中。白坚武的处境也一夜之间从峰巅坠落到了深谷。他的日记中止于十月二十二日，直到一九二七年九月六日才恢复日记。这三年时间，在他的日记本上，是一片空白，而在历史书上却不是空白，这三年正是多事之秋，发生了许多事情。和本文有直接关系的，就是李大钊的死。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北京最高领导人，也是国民党北方负责人之一。为了安全和同加拉罕联系的方便，中共北方区北京地委就设在东交民巷西头俄国兵营二十八号。兵营属苏俄大使馆管辖。李大钊以及北京共产党国民党的一些领导人也多在兵营住宿。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上午十点多钟，北京军警和宪兵闯入俄国兵营，接着又包围了苏俄使馆旁的中东铁路办事处和远东银行，查抄文件，抓人。李大钊看到军警来了，即着手烧毁文件，可是来不及了，文件还是被搜去不少。李大钊等六十余人被捕。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钊等二十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被处绞刑，另一些人被判徒刑。

关于此事，顾维钧回忆说：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我任总理和外交总长时，中国宪兵袭击了苏俄使馆并没收了大量秘密文件。袭击的命令是张作霖大帅下的，由安国军宪兵在张作霖总司令部外事处的指挥下执行的。

我记得，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但是，外交部和国务院在事件发生前均未得到通知。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感到十分不安。我和张大帅总司令部的人以及执行袭击任务的宪兵队长研究了这件事。我记得他们对我解释说，他们之所以没有通知外交部，是因为他们深知外交部不会同意。他们也知道，这件事一定会使外交部为难。

当时，在政府不知道的情况下，在苏俄使馆里的李大钊被捕了。后来，他被判处死刑。（《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三六四～三六五页）

事发之前，李大钊已经得知将要出事的信息，本来是可以避开的。章士钊回忆说：

当张作霖为大元帅时，受帝国主义之唆使，蓄意搜俄使馆，对守常不利。杨晳子先从汪伯唐所得此讯，急走告吾，吾谓吾妻：窃恐守常不肯趋避。已而果然。盖共产党之萃集俄使馆者约百三十馀人，守常闻讯，遣去百许，独二十馀人坚守不动。或曰欲走而未及走也。然噩耗酝酿，亘四五日，欲走则径走耳，无来不及理，守常及同辈二十馀人执意成仁，于斯益可信。此时吾曾为守常事晤杨邻葛，反复讨议甚久，以邻葛之悍，亦为之浩叹不置，并恨其无法相救，其时帝国主义之惨毒，盖可知也。（章士钊《我所知道的守常》，见《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第一四六页）

章士钊说他同杨宇霆（邻葛）“讨议甚久”，以表示他为营救的事出过力。对此，梁漱溟另有一种说法：

我记得一九二七年春有一天去东交民巷旧俄国使馆访看守常，只见来人满屋，大都是青年求见者。守常接待忙碌，我不便打扰他，随即退出。不多日后就闻知他全家被捕消息，原来他家属大小均同住一起，还有些同志亦同住的，因而被拘捕时一同遇难者颇有多人，但亦有恰好出门而得幸免者。当时正是张作霖自称大元帅驻军北京和执政之时。我闻讯从西郊赶入城内访章行严先生，愿与章老一同出面将守常家眷保释出来，俾守常少牵挂之念，至于守常本人在势不能免于一死了。惜章老不同意，自称与杨宇霆交好，他可保守常亦不死。结果直至守常死时，亦不知其家人儿女安全否。（梁漱溟《记李守常（大钊）先生事》，见《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第四八四～四八五页）

杨度透露将有搜查俄使馆的事，这话后来白坚武也听说了。他在日记中说：“李子衡之少君李兆瑞来谒，叙故友李守常在京俄使馆之轶事，闻被捕之先一日，杨度君曾密告之，而守常殊大意，未及避去，以故遇难。”（280829）

这时白坚武自己也在困顿之中，但是总还是尽力设法帮助一下亡友的遗属。日记中有：“年来学友零落，李守常既以共产死，张适吾又以被俘病死，余皆恤其遗孤，以表畴昔故旧之谊。念人世如此，感慨系之。”（290826）“李守常夫人来函告贫乏，余现日生活困难，未能兼顾，前者接济之二百元已属勉输，现实无能为力。他日略有转机仍当尽力接济耳。”（290906）一日，和一友人叙谈，“言及李守常、陈独秀向年之情操意趣，慨然惜之，不禁悲从中来。”（310816）

李大钊本人，倒是从容就义的。他在狱中写的供状中，很平静也很真诚地表白了平生素志：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又有陈者，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谨呈。（李大钊《狱中自述》，见《李大钊全集》第五卷，第二三○页）

他要求的，是能够保护他的青年同志，不要株连。对于身后事的交代，只表示希望藏书不要失散，到死还在为未来的文化着想。

五

李大钊死后，白坚武还活了十年。

一九二七年吴佩孚最后失败，流寓四川。白坚武同他分了手，回到天津，做寓公了。没有了收入，生活都很困难。前些年在北京买了栋房子，租出去，房客又总是拖欠房租。又从一些老关系那里筹措了一笔本钱，开了一个干鲜货栈，觉得这样也好：“下野而谋生，不得已而逐十一之利，慰情差胜于无，以视在政治得非分之财者则有天壤之别矣。”（310902）可是他自己不会经商，雇请的经理又不得其人，也赚不到钱。“仁和栈张经理梦九又来通融资金，以年十余万之生意仅敷开销无余利，前途尚虞危险，由今之道而不改弦更张，只有收束耳。”（321001）“至仁和货栈一视，尹经理国勋在栈时极少，所经手款项外放等事无一有成绩，无一能负责任，糊涂而无良心……余谋生之术太拙，又加以疏忽大胆，故所事恒失败。”（321110）他已经拮据到这等地步：有朋友欢迎他到东北一游，“余应而未往，盖旅游经费亦负担不起也”。（290910）

这只可以说是“隐于商”，其实他两眼还是注视着政坛，一心还在想干一番事业。国民党战胜了北洋军阀，可是在国民党内，蒋介石、冯玉样、阎锡山、李宗仁这四大军阀之间的矛盾很快就尖锐化明朗化了。一九二九年四月，发生了蒋介石同桂系的战争，蒋取得胜利。接着，蒋又布置了对冯的战争。冯的部将石友三、韩复榘叛冯投蒋。冯阎合作同蒋打了一场中原大战。又是天下纷纷的局面了。白坚武看了，心里痒起来，于是就卷进这漩涡中去了。

日记：“石（友三）感于日来环境立脚不易，有请余往筹助之意，余应之。……今日风云扰攘，就中原言之，冯、阎、张（学良）三方之局势已成，若又从而附之，任在何方亦为牛后之列，且亦不为人所欢迎。余意欲集合石友三、王金钰，刘春荣孤臣孽子无所依附之军成一组，最小之限度，对前三方形势之下足以自存，不至随时感风雨飘摇之患。以余之平日在各方信誉，当可完成此大计。”（291005）

“作同志军盟约四条，以备时局有变化，为孤臣孽子利害相同之军团结存在张本，天下事有备无患。蒋介石一日而在，此等军队固可依蒋而在，奉公尽职。盟约则为中央无主备也，下一柱闲棋为来日地耳。”（291008）

为了这事，他仆仆道途，很忙碌了几个月：到德州会见石友三，到徐州会见王金钰，到开封会见韩复榘，为石友三划策，起草电文，又作为石的代表到太原去见阎锡山。他以吴佩孚的幕僚，来做石友三的幕僚，真也太自贬身价了。石友三是个成不了气候的人物，几个月共事之后，日记中写下了对此人的评价：“晚接石汉章来电，又询同人前途办法。既为团体之一员，遇机会不能彻底，平常又忽东忽西，所谓‘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此等人不堪指导矣。”（300113）对于自己这几个月的辛苦奔波，他总结说：“余自退隐津沽以来，本不愿轻出，徒以情面所关有兹一出，竖子不足与谋，真不值耳。友谊一场为之赞助，告一段落亦属对得起，不可在无聊环境中太拖泥带水也。”（300106）

对于这一次活动的目的，他作了这样的表白：“午后陈湘帆来叙，言及《新天津报》对余外出具微辞。余之进退纯以友人之谊，国家之故，意在扶助友人树立根据，若能凭藉时会打破一党专政，是即余对于国家之所以自效，亦即余之夙志也，舍此别无他图。”（300209）

他以为自己这些活动是没有结果的，不值得的。可是有人却不这样看，中原战场上蒋军第三军团总指挥何成濬（王金钰的第四十七师即在其麾下）就对白坚武的活动很感到头疼，以为他起了很坏的作用。属于阎锡山部的傅作义当时任天津市警备司令，他告诉白坚武：“何雪竹电各方，言余组同盟军扶阎倒蒋，将时局变化之责全推之余身，实则非真相也。果为余主持，石汉章何至回蚌？石头城早已攻下，何至有今日现状耶？竖子无谋，遂令余拖泥带水，亦复可笑。”（300211）可见别人对他兴风作浪的能力是并未低估的。

这一场忙碌过后，冷静下来，他为自己今后定出了这样的方针：“余于现日混乱局中，各方作为均不合于余之意旨，惟有默守不问，所有约请一律逊谢，公私皆无参与之必要，何须自去拖泥带水耶。”（300412）

蒋方在中原大战中的胜利结束了混乱的局面，不愿同国民党发生关系的白坚武一时也没有参与的机会了，于是回过头来经营他的仁和干鲜货栈。

“九一八”事变发生，他在报纸报道之前就知道了：“向晚何庭流来，言日兵实行占据沈阳、长春、安东、营口、哈尔滨等处。蓄心积虑，已非一日。所怪东北当局平时既根本准备之毫无，时变到来又无神敏应机应付之可能，惟历次入关贪得一时之便宜，忘却永久之祸患，为可痛耳。事势至此，急切别无良法，惟有以卧薪尝胆之精神，期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再雪此耻耳。”（310919）这天的日记接着还写了他对日后收复东北之后，移民实边，充实人口等等加强国防的种种思考。

在致吴佩孚的信中，他把失陷东北的责任归之于国民党：“此次东北事变为党治之总罪案，尚不知自省，反益复争权分赃，计崩溃之期不远。”（311023）他认为“国民党误国至此，理应退避，以谢国人”（320128）。

“一·二八”事变爆发，他这样看此事对于中日两国的关系：“日军犯沪。在中国以自乱，内争数月，无人之政府不能先事预防，固为自致其侮，而日军一逼再逼，致自焚之祸，将来亦有不堪问之结局也。……为日本计，即欲倒国民党，扶助中国另成一新局面，亦非横冲直撞所能做到；若是所为，是自暴其无理于世界也。……中国如何，另一问题，日本则末日将至耳。”（320130）他把日本横冲直撞扩大对华侵略，看作是日本走向末日的一个步骤。

有几个失意政客想组织一个“宪政期成会”，约白坚武加入，“余以无此兴趣谢之，今日理论非可收效者也。昔清廷预备立宪，急进之士视为不足与谋，尚复毅然倒之；今党治视昔之清廷何如，而谓可向之请愿开放政权耶？余今日手无斧柯，又不能上山为寇，然心实反对国民党之一人，有实行反对者，余必为其中之一分子，若加入理论中请愿，余惟谢不敏耳。”（320125）

他在这一年除夕的日记结尾处写道：“大凡怀才有抱负之人，不能扼之常〔此处印本疑有脱漏〕之不得，志若终不得展，则挺险横决而已。且毁誉是非亦非定于一时，俗谚所谓最后见者，终有大白之一日，否则负污名以长没，亦所甘心，较沉沦不得伸亦愉快多矣。余畴昔尝一参蓬莱之政，但北洋派相携出于自争，自溃自杀而莫克挽。既而静观国民党之施设，亦颇望其成功，积年累月亦濒于绝望。返视国家民族无一领导自拔自救之人，余忍之久矣，最后不能不一试，会待机会耳。”（321231）这不但是他一年的总结，他前半生的总结，也是预示他未来的作为。他忍耐得太久了，有机会就要一试了。

六

到了一九三三年，他所等待的机会出现了：时局又起了大变化。

日本占据东北，在那块土地上建立了一个伪“满洲国”之后，到一九三三年初又开始了新的侵略行动。一月六日进攻山海关，二月二十四日又向热河进攻，三月四日占领承德。白坚武在日记中说：“热河全部之失，不出一星期。无人之境急行军，亦不过如此，可谓前此未有之奇，如是将领，不亡何待矣。”（330304）他看到，热河之后就是华北，华北已经处在日军的枪口之下了。他不希望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怎样来避免这个前景呢？他异想天开，想在日军攻占之前，先弄出一个“华北国”来。他觉得这个危急存亡的局面给了他一试身手的机会。可是他一无钱二无人，怎么能够实现这个设想呢？于是想去寻求日本人的支持。从长远来说，日本人未必会赞成建立一个不同于“满洲国”的“华北国”，但是就眼前来看，却不妨利用他来同中国政府捣乱。日本人看到，他反对执政的国民党态度是坚决的，又同军界有甚深的渊源，是一个可以利用的人物。于是他们就勾结起来了。

他的日记明显反映了他的心情和态度：

五时晤日本参陆两部代表坂垣少将，谈华北军事近情。前方已崩溃不能成军，再无革新之局，则救济无望，坐侍沦亡而已。目下急起直追尚虑不及，安有徘徊延伫之余地。余日来感于人员之无训练、无责任心，旷日误事，悲痛万分，然本身已心力交瘁矣。（330417）

古北口及滦东日军俱压迫甚紧，京津再无自动改革之局，待日军到时华北又成满洲国第二，自救之机会永失矣。吾人为保全人格，尊重体面计，始终不仰外人之鼻息；若一味迁就，则面目全非，将不能达彻底救国之主旨，何以见国人乎。（330512）

当时在白坚武同日本人之间牵线的是何庭流。他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时任天津市政府外事秘书。看来他同日本军方有特殊关系，或者干脆就是日本特务，所以能够在报纸报道之前把“九一八”事变的信息告诉白坚武。白定居天津不久，何就陪日本新闻记者来访问过他（271115），后来又多次带领日本军方人士来同白接触。白的“华北国”计划，就是通过何同日本人联系的。“偕何庭流晤日友坂垣少将，商洽一切，结果尚佳。午后同日友崎一良、何庭流、余三人结盟。”（330308）“访日友林康夫叙谈。偕何庭流同救国，决心既定，成败利钝在所不问。”（330313）“向晚收到接济费五万元，分配各人。晚移入新居，从此决心进行，成败利钝置之度外矣。”（330318）这五万元是从哪里收到的，日记中未写明，当然不问可知。这不但是肮脏的钱，而且是罪恶的钱。可是有意思的是，他把这钱分配给党羽的同时，也汇了五十元给李星华（330321），李大钊的长女。到了这样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帮助一下亡友的遗属。

拿了日本人的钱，就得办日本人的事。第一件事就是布置刺杀于学忠。于原是吴佩孚部将，吴败后投奉张，成了东北军的重要将领。一九三二年八月受任为河北省政府主席。他手握重兵，对日本毫不妥协，深为日方忌恨，决心要除掉他。白跟他曾在吴佩孚部下同事，不久前还有些往来。这时于学忠成了他的华北国计划的头一个障碍，也就顾不得私谊了。于学忠在《我是怎样被日寇逼出华北的》一文中说，白坚武和何庭流一共布置了三次暗杀活动，第二次是“收买我的随从副官巫献廷和五十一军司号官傅鉴堂对我进行暗杀。……据二人口供，系白坚武、何庭流所主使，已酝酿多日，枪是何庭流亲交的，钱是白坚武所发的。”（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中华书局一九六一年版，第一六七～一七○页）于学忠还说，这次阴谋行刺的第二日晨八时，日本驻津总领事还给省府来电话约于晤谈，就是窥探谋刺是否成功。这事白坚武在日记中有记载：“翟子符引傅传达长来见，余勉以国家大义，晓以利害，伊允为效力。给资三千元，令结合同人。”（330428）“非常之事运用多日今始克就绪，余对傅鉴塘除至诚报告外，并以严重礼节促其效力。彻夜劳忙未能一刻安眠，黎明复遣人询探讯息，诚以华北存亡在此一举耳。”（330501）“得确实信息，傅子泉偕其友吴树增为奸人所陷，报国捐躯，闻之痛绝。”（330503）

在布置刺杀于学忠的同时，另一项重要的活动是运动军队。“马廷福来见，神气态度似张效坤之流亚。自言对十四旅确有把握，其同人俦侣言在十八旅、十四旅中亦具有好感。反于之同人俱集，余之所计定可实现耳。晚召杨砥山来，令往保定运用十八旅之一大部分。……于其行也，送旅资千元，运用资两万元，勉以大义，期以重任，欢欣鼓舞而去。”（330505）“午后马治安、杨紫丞来见，陈报运用情形。”（330507）“十四旅张俊卿团长遣人欢迎马治安往部指挥。余告治安可即往。”（330523）

拉出队伍来就要举行暴动。“午后召马治安来议定往塘沽接收十四旅，协同十三旅首义。同往者日友三野少佐、大迫中佐助同运用一切。天不亡中国，此举幸而成功，国家从此有望耳。”（330524）

让正在侵华的日本军人参加中国的救国活动，这话说来真太离奇。白坚武辩解说：“余决心久矣，非忍痛打开一局，救国之局无从实现。晋文公、唐太宗皆曾借外兵定国，大丈夫视终局如何耳，一时浮议安足计耶！今日仅外卿耳，必要时请外兵亦所弗惜，然非所谋于小丈夫也。”（330525）

为了鼓励这些拉来的队伍肯卖命，他给两个团长悬了赏格：“先入津者给资三十万，官兵另有厚赏，擢升军长；入京先到者并以卫戍司令相待。时机已迫，好自为之，勿落人后也。”（330526）可是这次暴动又失败了，“治安及张俊卿团长情急智乱，仓皇逃遁，今尚存亡莫卜，出师未捷先折大将，损失殊大，不胜痛恨”。（330528）

行刺和暴动都失败了。正好这时中日签订了塘沽协定，“签字后，日当局对倒党救国运动暂行不助”（330601）。白坚武一时就无所事事了。再说他感到住在国内也不安全，于是就动身到“满洲国”去。（330603）在那里，他常去找日本和“满洲国”的一些要人，请求他们援助。可是日本人对他越来越冷淡了。

他向日本人提出：“招集热河民兵两万人为解决华北根本。热民储枪甚多，日本收枪易激民变，不如移河北，一举两得。此亦少少转移之法，为日计亦殊佳，犹历代定鼎移民。”（330807）这个计划得到了热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大佐的赞同（330826）。后来松室调任龙江特务机关长，这事就半途而废了：“余之来热由松室发起，今事至半途，借债拉友，一塌糊涂矣。不告之于始期，而告之于中途，此所谓教人骑虎，又从而止之，何可为训？种种失信，奚以为人矣？”（340117）“热河之行本由松室敦约，乃松室调任龙江后一无回音，致令我劳民伤财，一无所成；及何庭流晤之于新京始告我底蕴，殊恨其不早耳。”（340215）其实他应该早就感觉到这底蕴，即日本军方并不支持他的热河计划：“日友三野友吉力阻余热河之行，余再四譬说伊终坚持，其劝余在津合作大亚细亚主义。”（331009）你自以为这“为日计亦殊佳”，也许正是他不愿你插手之处呢，这日本人的事也难办的很哪。

领不到钱，热河之行还借债赔了钱进去，日子也就更难过了：“日用不足，当金表百元”（340302），要过端午节了，“余正处山穷水尽之际，乃当皮衣付三十元，实无法也”。（340613）“托向土肥原助筹小款以资运用。”（340519）

一九三五年，白坚武还策动了一次兵变。六月二十六日北平军分会所属铁甲车大队驻丰台的第六中队长段春泽率部叛乱，冲击永定门，因已有戒备，失败了。（邹文敬《“九一八”后日寇制造“华北国”的阴谋》，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文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年版，第六六～七三页）他还进行过一些策反军队的活动，也都没有结果。“日来心绪极劣，感今后之无路，英雄无用武之地，此生不能成业，便当入山为僧，了此残生矣。”（370611）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九日“午后，《大公报》号外：中日军停止冲突，保安队接防宛平县城。图穷匕首见之局，能拖几时”。（370709）“何庭流函潘燕生约余往平任要职。此何时也，余安可仕！复庭流代谢而已。”（370808）当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之后，他无法再同日本合作了，终于也同何庭流分了手。

白坚武的日记终止于八月十四日，“八一三”上海战起也记了一句。以后即没有了。据日记印本的编辑说明，“九月，在冀南肥乡县被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所逮捕，旋经审讯以汉奸首领罪被处决。”不知道当时宣布的罪状是怎样写的，就凭他自己日记中所记的那些事实，判他十次死刑也可以了，杀得不冤枉。

不过，如果要问他自己主观上的想法，那么我们在他的日记里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话：

何庭流偕东京日日新闻社、大阪每日新闻社记者小村俊三郎来访，余告以中国变乱，以幅员之广，民众之多，交通之不便，当然需经长久之时间方有最后之成功。各友邦于兹期中，只宜善意的赞助维持，若出以过度之干涉，实于彼此不利云。（271115）

日友三野友吉及同人何庭流、吕圃芹来叙，言中日共同利害，只宜经济提携。不宜土地侵占。（330124）

中国人救中国总宜表明严峻光明气概，方能令外人钦服，溥仪之傀儡吾等决不屑为也。（330509）

黄郛北来之内容，将以华北为牺牲品而实行其妥协卖国。张志潭、王克敏等卖身投靠，不惜为虎作伥，可杀也。（330516）

白坚武的悲剧，就在于他以为他做的一切，日本人希望他做的一切，包括行刺、策反这样的事情，都是为了中国的利益。“余为救国大计，万不得已出此方径，自信终可质之天地神明也。”（330401）这是多么的悲哀呵。

七

李大钊与白坚武，这两个同窗好友，年轻时有着共同的志趣。后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主观上都是为了中国的改革和进步。中国知识分子中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他们可以说是两个典型。

李大钊是在俄国使馆中被捕，被张作霖绞死的；白坚武是因为同日本人的关系被冯玉祥处死的。

俄国和日本，这两个邻国，都对中国有太多的“关心”，太大的影响。要了解近代的中国，就必须了解同这两个邻国的关系。

李大钊成为俄国的朋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俄国宣扬的马克思主义，曾经在世界范围内吸引了几代知识分子。白坚武成为日本的朋友，就有点莫名其妙了：日本宣扬的大亚细亚主义，难道可以算作一种理论吗？这大约也就是二人身后荣辱之分的原因吧。

这两个人，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可供思考的题目。

（原载《辫子小脚及其它》，一九九九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二○一四年二月修订）

关于叶德辉之死

一九二七年湖南农民运动的高潮之中，处死了一些土豪劣绅。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赞颂农民办了“十四件大事”，第二件就是“政治上打击地主”，在记述了从清算，罚款直到驱逐等项打击手段之后，最后也是最重的一种手段就是枪毙。在这篇《考察报告》中，毛泽东记下了这样一些事例：

枪毙。这必是很大的土豪劣绅，农民和各界民众共同做的。例如宁乡的杨致泽，岳阳的周嘉淦，华容的傅道南、孙伯助，是农民和各界人民督促政府枪毙的。湘潭的晏容秋，则是农民和各界人民强迫县长同意从监狱取出，由农民自己动手枪毙的。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这样的大劣绅、大土豪，枪毙一个，全县震动，于肃清封建余孽，极有效力。这样的大土豪劣绅，各县多的有几十个，少的也有几个，每县至少要把几个罪大恶极的处决了，才是镇压反动派的有效方法。

这篇《考察报告》是一九二七年三月五日至四月三日在《战士》周报（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连载发表的。当然不可能有四月十一日枪毙叶德辉一事的记载。如果在一个月前就把他杀了，想必《考察报告》是会要写上这事情吧。他的知名度比《报告》中列举的各人要大得多，杀了他，就不是全县震动，而是全省震动，全国震动了。

果然是全国震动，深受学术界崇敬的王国维在六月二日自杀，就和这件事的刺激不无关系。梁启超在六月十四日写给女儿梁令娴等人的信中说：

静安先生（按：王国维字静安）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箠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版，第一一四五页）

那时梁启超和王国维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同事，时有接触，是了解他的心境的。不过这里要作一个更正，王葆心（一八六七～一九四四），湖北罗田人。当时说他在农民运动中被枪毙，只是一种不实的流言。这流言也给了王国维很大的刺激。

梁启超说叶德辉“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是确实的。就学问说，他是个全国知名的学者，是近代一位重要的藏书家﹑刻书家﹑目录学家﹑版本学家﹑考据家。在学术史上有他的地位。可是，如果要说到政治态度﹑政治立场，处在历史大变局中的叶德辉却一直站在历史潮流的对立面，站在守旧乃至反动的一边。梁启超在长沙办时务学堂，是当年维新运动中的一件大事，他反对。戊戌政变之后，湖南有人将攻击维新变法的论著编为《翼教丛编》一书，其中就收了叶德辉的许多文章和信札。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湖南多人被杀，叶德辉说他们“身膺显戮，大快人心”。袁世凯要做皇帝，设筹安会为之鼓吹，叶德辉就当了筹安会湖南分会的会长。农民运动起来，他又加以攻击，这样一个人，在革命与反革命激烈斗争的高潮中，是有取死之道的。

说起他攻击农民运动，我还记得小时候听长辈说的一件事：农民协会成立，叫他写一副对联，他写的是：“农运方兴，稻粱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成群。”横批是“斌尖卡傀”，骂他们是不文不武不小不大不上不下不人不鬼。这真是自己找死了。

叶德辉是怎样死的？龚育之的《从叶德辉之死谈到黄兴的流血革命和胡元倓的磨血革命》一文中说：

叶德辉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日夜在长沙被农民自卫军抓获，十一日上午被特别法庭公审判处并执行死刑。（《中国文化》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号，见《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下册第九九五页，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周作人在一九五○年发表的《叶德辉案》一文还谈到了这一公案的“远因”，他说：

去年夏天在上海遇见一个北大旧人，五四前后在校，所以年纪也有五十多了吧。因为他是湖南人，谈话便拉到了叶德辉上边去。事有凑巧，那时他正在湖南党部办事，这叶案即是他经手办理的，他便把这经过讲给我听。

据说这事经过还在民国四年（一九一五），袁世凯预备做皇帝，各地官绅群起劝进，叶德辉忽发奇想，在民间征发了五十名十五﹑六岁的少女，说要训练了送到洪宪宫中去当女宫，他在地方上很有势力，老百姓哪敢违抗。不久帝制被迫取消，女官已用不着了，可是叶德辉自己“先都用过了”。随后再打发她们回家去。事隔十年，人民革命在两湖开始，那些女人有的已成了干部，便向农会申诉这事，其时农会是有武力的，便把他捉了起来，由党部主持公同审理。那些原告一一陈述，时地都有确凿的证据，他也无可否认，讲话的人说，“我们也像现在这么样坐着，并没有什么形式，我们便问他，叶先生你怎么说，他回答说，那么杀一儆百可也。”这件事便是这样解决的。（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十卷，第七七八～七七九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九年版）

上引龚育之和周作人的两种材料，都是说先把叶德辉抓来，经过一定的审判程序再将他处决的。至于执行的方法，是斩决﹑绞决还是枪决，都没有说明。所引梁启超的信件倒是明确说了是枪毙的。这里还可以来一个“有诗为证”：胡适的三首《悼叶德辉》的诗。

郋园老人不怕死，枪口指胸算什么!

老夫谈命三十年，总算今天轮到我。

杀我者谁共产党，我若当权还一样。

当年我要杀康梁，看来同是糊涂账。

你们杀我我大笑，我认你们作同调。

三十年中是与非，一样杀人来“翼教”。

这诗是叶死四年之后（一九三一年六月十八日）作的（见《胡适文集》第九卷，第三三三页），事情过去还不久，记忆犹新，他说是“枪口指胸”，应该是不错的。

上文所作的几种资料，都出自于二十世纪的出版物。在二十世纪，似未见异辞。时间到了二十一世纪，却出现了新的说法。在二○○八年九月出版的一本《书林清话》上，有“标校”者李庆西写的一篇《叙略》，其中谈了这书著者叶德辉生平劣迹之后，这样谈到了他的死：

叶氏最终殁于非命，一九二七年旧历三月间，遭乡人群殴而毙。关于此中原委，各种说法互有出入，一云农民运动大势所致，一云其欺凌乡邻而激起民愤，事情究竟未详，而叶氏之死，俨然是“土豪劣绅”的下场。

对这一段话只能作这样的理解：虽说存在“互有出入”的“各种说法”，那是指叶德辉为什么会“遭乡人群殴而毙”的原因，究竟是因为“农民运动大势所致”呢，还是因为“其欺凌乡邻而激起民愤”？未详。至于他是“遭乡人群殴而毙”这一点，在《叙略》的作者显然是认为确定无疑的了，只是他并没有说明这个说法有何根据。

也许《叙略》作者确是在某一出版物看到有此一说吧。而他在“标校”《书林清话》的时候，为了查明著者的生平，应该看到更多的不同的说法，为什么他不说他究竟是被斩决还是被枪毙“各种说法互有出入”，而将那些说他是被处死的资料一概视若无睹，一口咬定是被“群殴而毙”呢？我看也许是想为决策处死他的人开脱责任吧。如果是群殴，你一拳，他一脚，谁也不必承担打死人命的责任了。其实并没有这样回护的必要。《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认为这是一件应该大大赞颂的大好事。

事情过去四十一年之后，毛泽东从一个革命党的领袖变成了一个执政党的领袖，对于这件事又有了更深一层的思考。前面引用过的龚育之的那篇文章里，还有这样一段：

记得曾经听说，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间说到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一批二保”时说过当年杀叶不妥的意见。……直到从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中查到冯记下的毛谈“一批二保”的大概日期（一九六八年十月），才终于弄清楚毛是在八届十二种全会闭幕会（按：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上讲到杀叶德辉一事的。毛说：编《翼教丛编》这个保孔夫子，反对康有为的，此人叫叶德辉。“后来顾孟余问我，有这件事吗？我说有这件事，但是情况我不清楚，因为我不在湖南（按：当时他在武昌）。对于这种大知识分子不宜于杀。那个时候把叶德辉杀掉，我看是不那么妥当。”

这大约是毛泽东对这一公案最后表示的态度。我们今天要谈到叶德辉其人及其著作，是不是可以循着毛泽东的这个思路重新思考一番呢？

（原载二○○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时代周报》）

从曹州教案到普方协会

我的《公式的缺陷》（载《随笔》二○○一年第一期，又见《随笔三十年精选》下册，第六四页）一文是据曹州教案立论的。作为对比，文章还提到了二○○○年发生在南京的普方一家被杀的案件。

我写曹州教案，所依据的仅仅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年出版的《义和团史料》中所收的那一篇署名“若虚”的私人记载。它大体上如实记下了事情的梗概，只是稍嫌简略。

至于普方被杀一案，我是根据阅读报纸残留的记忆写下的，就更加简略了，连受害人的姓名、案发的具体时间，都没有写（我不记得了）。

这两件案情，都是盗贼入室行窃，惊醒事主，以致杀伤人命。案情相同，可是事后的影响大不相同。曹州教案，众所周知，直接引发了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的滔天奇祸。而普方一家的横死，我只写了“没有引起任何外交纠纷”一句，至于它后来还有什么发展，我不知道，当然也就没有写了。后来我看到了一些相关材料，可以把这两件事都说仔细一些了。本来这两件事都是值得细说一下的。

先据中华书局一九九○年出版的《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来说曹州教案。曹州教案，起因是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七（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在山东省曹州府（今菏泽地区）巨野县张家庄发生的一起凶杀案。其经过，据山东巡抚李秉衡的一份奏折（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五日）说：

据署巨野县知县许廷瑞禀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八日，据地保姚云章禀，据教士薛田资投称，德国教士能方济，自汶上至曹县传教，在伊教堂与韩理一处住宿，于初七日夜三更时分，被贼抗门进院行窃，经教士韩理等惊觉喊捕，贼即临时行强，砸毁窗户，入室用标枪扎伤韩理、能方济倒地，劫得钱票、衣物逃逸。韩理、能方济均各移时因伤身死。（《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中华书局一九九○年版，上册，第三二页）

后来总理衙门（即一九○一年以后的外务部）大臣奕訢关于结案办法的一份奏折（一八九八年一月十五日）把这事的始末说得更清楚一些：

兹据李秉衡咨称：缘惠二哑吧即惠潮现、雷协身即雷继参、张高妮即张沁春、王大脚即王莽又名王衍溃、贾木即贾东洋、高大青、萧盛业、姜三绿、张允，分隶巨野、嘉祥等县，平素游荡度日，均先未为匪犯案。雷协身探知巨野县张家庄洋教堂存有钱物，起意行窃，纠允高大青及惠二哑吧、张高妮、王大脚、贾木、萧盛业、姜三绿、张允，并不识姓名二人，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七日傍晚时分，在巨野县杨家楼村外空地会齐。即于是夜二更时分，惠二哑吧、张高妮、王大脚、贾木各携尖刀，高大青持绳鞭，雷协身、萧盛业、姜三绿、张允及不识姓名二人分携刀棍。行至中途，萧盛业、姜三绿、张允三人畏惧同逃。惠二哑吧等偕抵张家庄教堂门外，惠二哑吧、雷协身爬墙进院，开启大门，放张高妮等进院。惠二哑吧用刀撬拨屋门未开，教士能方济、韩理惊觉，由窗孔开放洋枪，轰伤不识姓名两人，随各逃逸。惠二哑吧因同伙被伤，气忿莫遏，起意行强，雷协身允从。惠二哑吧即与雷协身砸开窗户进屋，开门放进张高妮等。惠二哑吧用刀扎伤教士肚腹，雷协身亦用木棍扺格，随即搜劫赃物，分携逃逸，亦有将赃物、刀棍撩弃路上。讵教士能方济、韩理伤重，旋各殒命。（同上书，第七九页）

对这些案犯如何惩办，奕訢的这道奏折接着提出的是：惠二哑吧和雷协身两犯“斩立决枭示”〔注：枭首示众，即把砍下的头颅悬挂在木柱上示众〕，张高妮、王大脚、贾木、高大青四犯“监候待质”，萧盛业、姜三绿、张允三犯“从重监禁五年”。

这分明是一宗简简单单的刑事案件。有意思的是，德国政府不愿意这样看。德国公使在致总理衙门的照会中对这事件作了另外一种叙述：

十月初七日夜间，约有三十人携带刀枪等凶器，闯入巨野县张家庄教堂，堂内有韩理、薛田资、能方济三人安歇。该匪撬窗进屋，持刀向韩理、能方济二人如野兽扑人相似，刀扎数次致死，后查能方济尸身伤痕有十三处，韩理有九处，内有五处甚重。按杀伤情形如此惨毒，可知非寻常抢掠，必系格外暴虐仇杀所致。（同上书，第四四页）

德国政府不肯承认这是一宗“寻常抢掠”的刑事案件，表明他们决心尽量扩大事态，作为外交谈判的筹码。这一点，清廷是看到了的。据《光绪朝东华录》所记：“壬申（即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日），上还宫。以山东曹州杀毙洋人，饬李秉衡速派司道大员驰往该处根究起衅情形，务将凶盗拿获惩办。”（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版，第四册，第四○○○页）当天总理衙门就用电报将这一道圣旨发给李秉衡了。圣旨提醒李秉衡注意：“现在德方图借海口，此等事适足为借口之资，恐生他衅。”（《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第三○页）果然，德国就以此为借口侵占了胶州湾。

官方档案中的这些原始文件说的，就比若虚的私人记载更详实，更具体，也更具权威性了。

关于普方被杀一案，我原来不知其详。最近在一月十二日的《作家文摘》上，看到一篇《普方协会：源于凶案的慈善》（摘自二○○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国青年报》蒋昕捷文）我才知道了这一凶杀案的详情和这以后的事情。

文章里，简单地叙述了案情：

二○○○年四月一日深夜，来自江苏北部沭阳县的四个失业青年潜入南京一栋别墅行窃，被发现后，他们持刀杀害了屋主德国人普方（时任中德合资扬州亚星——奔驰公司外方副总经理）及其妻子、儿子和女儿。案发后，四名十八岁至二十一岁的凶手随即被捕，后被法院判处死刑。

这四个男青年并非有预谋要杀人。他们一开始只是想偷摩托车，但换来的钱并不多，后来他们看到一个广告，得知玄武湖畔的金陵御花园是南京最高档的别墅区。那晚，他们潜入小区，想去洗劫一间不亮灯的空宅，结果那套正在装修的别墅没有东西可偷。最终他们选择了隔壁的普方家。盗窃的行动被普方一家查觉，因为言语不通，惊惧之中，他们选择了杀人灭口。

文章也简单介绍了受害人的情况：

五十一岁的于尔根·普方为人谦和，行事严谨，循规蹈矩。妻子佩特拉·普方比丈夫小十一岁，是一位和善的全职太太。他们的一双儿女，十五岁的女儿桑德拉和十三岁的儿子托斯腾，都是南京国际学校的学生。

这篇文章里最令人感动的是，惨案发生以后德国人的反应。文章说：

据说案发后，普方的母亲从德国赶到南京，在了解案情之后，老人作出一个让中国人觉得很陌生的决定——她写信给地方法院，表示不希望判四个年轻人死刑。

“德国没有死刑。”在南京经营德国餐厅和甜品店十多年的贺杰克解释说，“我们会觉得，他们的死不能改变现实。”

在当时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有德国记者转达了普方家属希望宽恕被告的愿望。外交部方面回应“中国的司法机关是根据中国的有关法律来审理此案的”。最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四名被告的上诉，维持死刑的判决。

与此同时，更多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已经开始寻求一件更积极的方式，去纪念普方一家。

就在那年十一月，在南京居住的一些德国人及其他外国侨民设立了纪念普方一家的协会，自此致力于改变江苏贫困地区儿童的生活状况。协会用募集到的捐款为苏北贫困家庭的孩子支付学费，希望他们能完成中国法律规定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为他们走上“自主而充实”的人生道路创造机会。

庭审中的一个细节给我们触动很深：那四个来自苏北农村的年轻人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没有正式的工作，其中有一个做过短暂的厨师，有一个摆摊配过钥匙。

“如果你有个比较好的教育背景，就有了自己的未来和机会。”普方协会现任执行主席万多明努力用中文表达自己对教育的理解，“有机会的话，人就不会想去做坏事，他会做好事，这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

万多明是德国巴符州驻南京代表处的项目主管，他坦言，自己也是在德国的农村长大的，只是在德国不需要付费，就可以完成小学、中学的学业，后来考上大学，自己才有了比较好的工作。

这事让我深深地感动了。

为了纪念在中国被杀的德国人，在北京城里，曾经有过一座克林德碑。那是义和团使国家蒙羞的纪念碑。那是强横的威廉二世皇帝欺压中国人的证据。随着德国在“一战”的失败立刻被中国人拆毁了。花岗石建造的又怎么样？它立在那里还不到二十年。今天的德国人和过去的完全不同了，他们用了一个全新的办法来纪念普方，一个深受中国人欢迎，也得到中国人真诚合作的方法。

这些德国人看清楚了普方一家被杀这一不幸事件发生的原因。假如那四个来自沭阳县的年轻人曾经有过受到正常教育的机会，能够通过正当的途径维持生计，他们就不至于成为窃贼和杀人犯吧。严刑峻法可以起一些震慑的作用，但对于解决青年人的求学和就业这样的社会问题却是无能为力的。普方协会资助贫困学生的学费，使他们不因为贫穷而失去入学的机会，这倒是一个正本清源的办法。我不知道这个普方协会将会存在多长的时间，但是我可以说，这精神，将是一块永世长存的纪念碑。有了普方协会，有了普方协会的工作和成绩，就可以说，普方一家的横死，并不是毫无价值的了。甚至四名罪犯的伏法，也起了促成此事的作用。这八个人以不同的形式丧失了生命，却都意外地获得了积极的结果。

据所引的这篇文章说，九年来，得到普方协会帮助的贫困学生超过五百人。在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里，五百人是一个太不起眼的数字。可是重要的并不在于人数，而在于树立了一个榜样：一个珍爱人的生命的榜样，一个为弱势群体做一点切实事情的榜样……

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原载二○一○年《随笔》第三期

隔膜——读胡风《三十万言书》札记

我读胡风的“三十万言书”，越读下去，就越想起鲁迅那篇谈清代文字狱的名篇《隔膜》：

凡这等事，粗略的看一看，先使我们觉得清朝的凶虐，其次，是死者的可怜。但再来一想，事情是并不这么简单的。这些惨案的来由，都只为了“隔膜”。

……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

发生在一九五五年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可以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场（按时间先后排列）大文字狱。这一冤狱的发生，有很复杂的原因。就事主胡风这一方面来说，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隔膜。

胡风是个怎样的人？他在《我的自我批判》中说：“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解放前许多年，我在群众眼睛中不仅是一个单纯的作家，而且是一个站在党底周围的文学工作的组织者。”尽管毛泽东拒绝接受他的这个自我批判，以为是“继续欺骗读者”，“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不过其实，这倒真是胡风的由衷之言。

尽管胡风本人的愿望或者说自我感觉是这样，可是由于隔膜，矛盾和摩擦早就产生了。一九三六年他同周扬之间就有两个口号之争。在革命胜利的前夜一九四八年，就为了批评胡风，在香港出版了《大众文艺丛刊》。一步一步，他成了共产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中的“异类”。“完全把我当做文艺工作上的惟一的罪人或敌人”，这话在“三十万言书”里说了许多次。

使普通人感到难于理解的是，到了这个时候，他仍然没有放弃多年来一直想加入共产党的愿望，这在“三十万言书”里也是几次写到了的。例如，他曾在写给胡乔木的信中表示，“希望能够解决组织问题”（五六，指湖北人民出版社二○○三年版《胡风三十万言书》的页码，下同）一九五二年他把家从上海搬到北京来，他就计划“搬京后申请解决组织问题”（六三）。到了一九五三年一月，这时，批评他的会已经开了，他也奉命写检查，却还是在一月二十六日向邵荃麟提出申请解决组织问题。“我不提出能够通得过的检讨就不能解决组织问题，早已有同志告诉过我了；还有同志忠告过我，现在提组织问题一定被拒绝，等检讨了自然会有人找我谈的。现在向邵荃麟同志提出，是经过了慎重考虑，以为非提出不可的。”（七四）从这里，是很可以看出隔膜的程度的。

当时要求胡风检查他自己理论上的错误。他检查了，并且还真检查出来了一条。他在《论民族形式问题》里，论及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领导思想，他说的是：“以市民为盟主的中国人民大众底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正是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累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学传统底一个新拓的支流。”现在他检查出来，这个提法违反了毛泽东的分析和结论。因为毛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的是：“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既然提法跟毛著不同，胡风承认当然是他自己错了。“检查出来了这个原则错误，我就口头向林默涵同志汇报了。”（六七）胡风认为，这当然应该算是自己认识上的进步。可是令他沮丧的是，“对五四当时领导思想的错误提法，是我自己检查出来作了检讨的，但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在文章里提都不提一句。”（七六）不但不提，而且，在批评胡风的会上，“林默涵同志甚至把我自己检查出来的关于五四当时领导思想的错误提法也当作他自己的意见再说一次。”（七二）

这事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提了许多次，显然他是把这看做一件大事。其实，跟《新民主主义论》的提法不一致，也不一定就要把它看做错误。这里，可以举出毛泽东本人的说法作为参照。

事例之一是：一位在广州中山大学讲学的苏联学者，在访问孙中山故居途中，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他对《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的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看法。中山大学党委认为此人说的“有损我党负责同志威信”，于是向中央宣传部报告，并提出是否有必要向苏方反映。毛在这报告上写的批语是：

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注：当时苏联驻中国大使）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九页）

事例之二是，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毛泽东同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谈话时，谈到《新民主主义论》中说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已经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之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毛对两位外宾说：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见《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七一○页注〔十七〕）

可见，在毛泽东本人看来，《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论断，并不是不可讨论不可改动的。胡风把自己在没有读到《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写的一段话当成大错误来检讨，更可见在他的心目中把毛泽东放在一个怎样神圣崇高的地位。

这在胡风，确是十分注意的地方。在“三十万言书”中，他对林默涵、何其芳的批评进行反批评，也总是说他们“把毛主席的某些原则歪曲地做成了庸俗社会学的教条”（四十），表明自己只是反对他们对毛的歪曲。可是毛却不这样看，他在给《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写的一条按语中断定，胡风所用的是“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的“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著名策略”（见《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第一一五页）。因为毛知道，周扬、林默涵、何其芳，是他放在文艺工作方面可以信任的代理人（至少在当时），他们没有（也不敢）歪曲毛的意见。这一点，后来甚至用决议的形式表述了出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论毛泽东思想，说是“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所反驳的周扬、林默涵、何其芳的那些论文，都属于阐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表作。他们丝毫也没有“独出心裁”。“三十万言书”反驳林默涵、何其芳的批评，其实是在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论战。

“三十万言书”在反驳林默涵、何其芳的时候，所用的一个重要武器是苏联的文艺理论。这还是从“左联”开始的传统，那时把苏联一些文艺理论方面的文章和文件，都当作经典翻译介绍过来，甚至像鲁迅和冯雪峰，都曾经大力从事这一工作。在“三十万言书”里，我们看到，斯大林的一句“写真实”成了胡风的重要的论据，此外就是苏联报刊上一些论文译文的大段摘引。加里宁的话也不只一次加以引用，甚至还写下了“加里宁的目光如炬的科学分析力量”（一二○～一二一）这样的话。这又从另一个角度表示出他的隔膜来了。“三十万言书”是一九五四年写的。这时斯大林已经死了一年了，苏联社会和政坛已经进入了后斯大林的时代。虽说明白表示出这一点的苏共“二十大”这时还没有举行，但已开始出现情况将有所转变的迹象。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向国内报送了《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的材料，指出这种改变从一九五三年四月起已见端倪，到七月份便已十分明显。大使当然能够掌握驻在国政治空气的变化，胡风接触不到直接的信息，没有能够感觉到已经开始的变化，是不足怪的。只是他还跟过去一样把斯大林奉为神圣，把他的话奉为经典，不能不认为这表明他对苏联情况的隔膜。

胡风还把加里宁捧到很高的地位，和恩格斯、列宁并列。其实他不过是苏联政坛上的一员高官和福将罢了，并不是什么理论家、思想家。用他的名义发表的文章，不知道是他哪一位秘书的作品，写的也不过是一些常识性的套话。在“三十万言书”里，这些也被当作经典不止一次地加以引用了（第一一九、一四七页）。

在向林默涵何其芳作反批评的时候，“三十万言书”中还多次引用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作为论据（如第一一一页）。胡风没有想到，写在苏联作家协会章程里的这个定义，只不过是斯大林文艺政策的产物。随着后斯大林时代的到来，这个定义就受到挑战了。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举行的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西蒙诺夫在所作的报告中就发表了批评这个定义的长篇议论。一九五六年九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刊出了何直（秦兆阳的笔名）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响应西蒙诺夫，批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公式。胡风在写“三十万言书”的时候，没有敏感到将会发生这些变化吧。

胡风和林默涵、何其芳的争论，理论上的谁是谁非，这里且不去说它。但是可以指出一点，至少，林默涵说胡风“看不到旧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第一一一页）这一点，是并没有冤枉胡风的。有趣的是，胡风针对这一批评所作的辩解，恰好是坐实了这个批评。你是说我看不到这“根本区别”吗？胡风的辩词是：“这区别，在斯大林的‘写真实!’的原则里面似乎找不到根据。”（第一一一页）接着，他引证了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中所载的那个定义，并对它作出了自己的解释。这定义中有一句“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胡风的解释是：这就是说它“也是从现实主义传统中所含有的宝贵成果发展出来的”（第一一二页）；定义中有一句“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教育和改造劳动人民”，胡风的解释是：“这，是继承了现实主义传统中宝贵的成果的，过去的伟大的现实主义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第一一二页）。他的这些解释，岂不是在努力淡化批判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二者的区别么？

胡风还引证了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所作报告中的话：“典型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的表现的基本范围”（第一二九页），并以此为论据，发挥说：“马林科夫用‘现实主义’的要求指出了文艺的任务，并不是大意地省去了或者忘记了社会主义这个形容词，更不是对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批判的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却始终混淆不清’的。”（第一一三页）他以为马林科夫报告中的这一提法表明，是没有必要强调这二者的区别的。

其实，作为文艺理论家的胡风，是应该看到这二者，即旧现实主义或者叫批判现实主义，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有原则区别或者说根本区别的。不论从定义来看，还是从作家实践来看，这区别都是十分明显的。定义中说的，“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描写现实”，就是说，不是要去写实际存在的现实生活，而要去写革命发展中的现实，例如某种萌芽状态的“新事物”，甚至连萌芽也还没有，而只是根据政策要求理应出现的“新事物”。简单些说，批判现实主义写的，是现实生活中有的东西，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的，是现实生活中还没有，只是希望它将会出现的东西。举具体的作品为例，像果戈理、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这些被认为是旧现实主义或者说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作品反映的是真实的社会生活。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却不是这样。举斯大林文学奖得主巴巴耶夫斯基为例，他的获奖作品《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都是被宣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重大收获的，写的却是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人物和事件。

胡风这一位鉴赏力甚高的文学评论家，他赏识的是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这样能深刻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厌恶那些公式化概念化的伪文学，处在当时那种理论环境中，他就只好努力来淡化批判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区别。而周扬、林默涵这些领导文艺工作的官员，当然不会欢迎深刻反映社会生活的作品，他们提倡和鼓励的，当然是那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粉饰生活的东西。所以他们就一定要强调这二者的“根本区别”“原则区别”了。

在“三十万言书”里，胡风的宗派情绪还是表现得颇为清楚的。说“反革命集团”，当然是冤案。但是说他有“宗派情绪”，却是他自己也承认的（见《我的自我批判》）。说到宗派情绪，周扬也是有的，周就对胡风说过：“党内人的意见总要对些。”（第六六页）胡风也一样，也是把亲疏关系放在很重要的地位。这里可以举两个小例。

一是文化部编选的《新文学选集》里没有选入丘东平的作品，胡风对此不满，批评说：“他（丘东平）是党员，又是在抗日的敌后战场（新四军）上牺牲了的惟一的作家，他的作品所写的主要内容是海陆丰革命斗争中的人民和新四军的战士，给他在《新文学选集》中保留下来，在单纯的政治影响上说也应该是有意义的，至少也不应该不选他而选上庸俗作家王鲁彦之类。想不到我的情况使死者都受到了拖累。”（第五七页）

胡风认为，是因为丘东平同自己的友谊才妨碍了他作品的入选。《新文学选集》未收丘东平一事是否恰当，这事当然可以讨论，我想，把他收入应该也是可以的吧。只是要问：为什么未收丘东平，就不应收入王鲁彦呢？凭什么说王鲁彦是“庸俗作家”呢？鲁迅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里，选入了他的两个短篇，序言中说他“似乎也是乡土文学的作家”，并且给了这样的评语：“对专制不平，但又向自由冷笑。作者是往往想以诙谐之笔出之的，但也因为太冷静了，就又往往化为冷话，失掉了人间的诙谐。”对这一位不幸短命（一九○二～一九四四）的作家，在《新文学选集》里给他留下一本，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

再举一例。路翎当然是因为受到胡风的拖累而受到压抑的作家，以致没有能够尽其长才，写出更多的作品。这当然是极可痛心也极令人愤慨的损失。“三十万言书”中一再说到他被压抑的事，也是完全合情合理合乎事实的。不过，胡风以沈从文、张恨水作对比的陪衬来立论，就未必有多少道理了。例如说，“沈从文、张恨水都可以写，而且还能得到领导同志的词意恳切的鼓励，但路翎非完全放下笔去接受五年的劳动改造不可”（第三○五页），后面还说到似乎沈从文、张恨水受到了多么好的待遇：

甚至对于沈从文，也用“求贤”的态度词意恳切地劝他恢复创作生活，甚至对于张恨水，也要把他的作品拿到国家出版社出版，还劝他把能够靠“题材”吸引读者的“梁祝故事”写成小说，由这来建立他的作家地位。（第三三二页）

大家所知道的是：一九四九年以后，沈从文就不再写文学作品了，这以后他出的书，只是像《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龙凤艺术》这些了。可见词意恳切的“求贤”，并没有能够消除沈的顾虑。不知道胡风会不会想到：沈从文、张恨水也是有才能有成绩有读者的作家，如果说剥夺路翎的写作权利是错误的，那么不给沈从文、张恨水写作的条件倒是正确的吗？

胡风从一开始，就是以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理论家的形象同公众相见的。左翼文艺运动的宗派情绪（以左右分亲疏）和“左”倾观念，他都有。就是后来，他同周扬、林默涵论战，但是就某些最根本的思想倾向来看，他们却是大同小异的。例如，在“三十万言书”里，他写了这样的话：“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自由主义是绝对不能容许的。”（第九三页）这岂不表明他同主流意识形态完全合拍吗？

最后举一个例：一九五一年，发生了一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这事，“三十万言书”是这样说的：“反动的《武训传》之所以能够在庸俗社会学的伪装下面打了进来，绝不是一个偶然的错误。”（第四二页）可见他对这一场大批判是毫无异议的。一九八五年，胡乔木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到了批判电影《武训传》这事，他说：

我可以负责地说，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这个批判最初涉及的是影片的编导和演员，如孙瑜同志、赵丹同志等；他们都是长期在党的影响下工作的进步艺术家，对他们的批判应该说是完全错误的。（见《胡乔木谈文学艺术》，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三二七页）

而胡风在写“三十万言书”的时候，却是赞同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的，给影片作了“反动的”定性。我看到这些地方，忽发奇想：假如命运安排胡风坐在周扬的椅子上，情况会怎样呢？就艺术感受力和文艺理论水平来说，他大约要高一点吧，但是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毛泽东写了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社论，他同样会组织这样一场大批判。看到他竟也被当作敌人，受了那么重的打击，真不能不为他抱屈。

胡风，这个大冤案的事主，是值得人们同情的。但是要总结这个冤案的历史教训，我们就还应该有新的思考的角度。

（原载二○○五年《随笔》第六期）

无可奈何花落去——读格·阿·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

格·阿·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中文译本的书名是《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应该细细研读的书。

十年来，写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的书出得不少，有叙述事件过程的，有分析这事发生的原因的，有不同的角度，更有不同的深度，更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当然，读者也是有不同的深度，不同的立场和态度的，因此，对于哪些书中的意见能够赞同，哪些书中的意见不能接受，也就各不相同了。对于阿尔巴托夫的这一本回忆录，读者能不能接受呢？为了确定这一点，不妨照多年前的老规矩，先对作者作一次“政审”。

阿尔巴托夫，一九二三年生，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服兵役，炮兵连长，在苏德战争中负伤，立有战功。一九四三年加入共产党。战后升学，成为历史学博士。曾任《共产党人》《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等杂志编辑和评论员，并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几年。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苏共中央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这就是他的身份。比身份更重要的是态度，他在这本书中说：“一九八五年春天，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带着怀疑和失望但仍然是忠诚的共产党员。”“直到一九八七～一九八八年，我仍然相信党的新生是有可能的，党将能帮助这个制度进行改革。”就是到了苏联和苏共都不复存在以后，他还说：“不管国家的现状如何，我不同意说我们的失败已使社会主义思想本身终结这种意见。社会主义思想是随文明的发端而诞生的，它过去有，现在仍然有追随者，它有真正的生命力。”看了他的这种表态，我想，我们中国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亲切地叫他一声“阿尔巴托夫同志”了。他不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可以放心地读他的书。

这本书主要是写斯大林之后的四十年。斯大林在一九五三年死去，却给后人留下了一大堆矛盾和问题。这是一宗沉重的可怕的遗产，不把这个包袱卸下来，这部机器就无法正常运转了。在他之后掌权的人都面对了这样一个现实。斯大林的问题，斯大林的遗产，最初是以“个人崇拜”一语来概括无可奈何花落去——读格·阿·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的。最初揭露出来的是他对无辜者的大规模镇压。实际情况比这严重得多，斯大林时期确立的那种体制，涉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造成了深重的创伤。这里只讲一个它在思想方面所造成的后果。阿尔巴托夫指出：

斯大林主义的最危险的表现之一恰恰在于经过长达几十年的顽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企图使人们丧失思想能力，依靠无情的镇压和无所不在的宣传把人们变成极权主义的国家机器上的没有思想的螺丝钉。（第六页）

在斯大林时期，起先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教条，后来则变成了宗教。更有甚者，如果用这一类比来看的话，那么先是急急忙忙地从教徒那里把旧约收回，后来又把新约收回——我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还有列宁著作的真实思想。留给教徒们的只有唯一的“宗教教科书”，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尤其是它的可悲的出了名的第四章）以及“伟大领袖”的文集、小册子、文章和讲演。（第九页）

在斯大林时期，恐惧不仅使人们不敢说禁止说的事情，而且也往往不敢想被禁止的东西。（第一五页）

斯大林主义的遗产之一就是不能把社会科学置于宣传框架之外。社会科学的地位被降低到只能充当政策的奴仆，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论证领导人的每一个新的政治花招，即使这种花招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第九八页）

不但在国内政策方面，就是在同外国的关系上，斯大林主义的遗产也是够沉重的。只是他以后的几任继承人大体上都继续执行了他的对外政策，这一点放到以后再谈。

总而言之，这多年形成的局面已经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这时，赫鲁晓夫接掌权力，于是历史就将改革者的使命赋予他了。当然，正如阿尔巴托夫指出的，再加上他在权力斗争中的需要，一九五六年他就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那个有划时代意义的秘密报告，苏联走上了非斯大林化的改革之路：一条漫长的、曲折的、困难的道路。

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的当天晚上，阿尔巴托夫就知道报告的细节了。是出席大会的弗兰采夫告诉他的。弗兰采夫是《真理报》主管国际问题报道的副主编，著名的埃及学家和哲学史家，担任过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这一位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干部还谈到了自己的感想：“我曾经想过，这种情况总有一天会发生，也应该发生，但我没有想到，我会活着看到这一天。”（第五五页）这事迟早要发生，它早已在苏联人的意料之中，岂不是说明改革的必要性已经完全成熟了吗？

阿尔巴托夫说：

现在回顾当年，也许可以说，二十大向人们讲出了他们曾经猜测的许多事情的实话后，与其说它给我们的社会提供了答案，毋宁说是提出了问题——它的历史意义恰恰就在这里。当时谁也没有答案，重要的是把主要问题极其尖锐地摆出来，即必须变革，必须探索新的社会主义模式。（第五六页）

可是，这改革却十分艰难。首先，在党内，就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在最高领导层，政治局（当时叫做中央主席团）中很大一部分成员，如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不同意二十大和对斯大林的批判。在广大党员和各级干部中也有阻力，阿尔巴托夫指出：“我们社会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对变革毫无准备。很多人过去长期受的教育和灌输就是要他们循规蹈矩，完全按照规定的方法行事；他们不会或者害怕表现任何首创精神，进行任何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和承担任何责任。”（第一九○页）“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中的老的领导干部在最初不知所措之后很快就清醒过来，极力把代表大会思想的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而把那些郑重地接受二十大并希望走得更远些的人加以惩处。”（第六○页）

还有赫鲁晓夫本人的情况。正如阿尔巴托夫深刻地指出的：“从赫鲁晓夫的全部思想和精神素质来看，他是斯大林主义的‘产儿’。”（第七二页）“如果他不是在自己的某些很重要的信念和素质上以及在自己的性格上成为真诚的同斯大林思想观点一致的人，他不仅无法成为斯大林的接班人，而且也可能无法活下来（甚至许多彻头彻尾的斯大林分子也没有活下来，要知道这是事实）。因此，也只有赫鲁晓夫那样一个多少具有这些缺点的人，才能起到他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第七三页）“当然，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推动了革新社会的深刻的政治过程。这是赫鲁晓夫的巨大功劳。但是，要在清除斯大林主义遗产方面做更多的事，他多半是根本做不到的，他不了解也看不到其他任务，因此在政治上他变成了‘在原地跑步’。”（第一四一页）“赫鲁晓夫揭露的、批判的并力图战而胜之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主义。”“对于进行这种揭露的必要性本身是没有理由去怀疑的。可是这仅是走上革新社会道路的第一步。然而，赫鲁晓夫却只字未提必须在经济、政治、社会精神生活方面进行重大变革和改革。虽然那时在苏联发生的许多事件都已显示这种改革的必要性。”“当时许多人都已感觉到赫鲁晓夫及其政策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空转打滑、毫无作为的地步，虽然他离开了习惯了的斯大林政策的此岸，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找到彼岸。换句话说，他失掉了人们对他的信任和个人的声望。”（第一三九页）

赫鲁晓夫的威望降到了最低点。这样，就鼓舞了一小撮阴谋分子发动一场政变。勃列日涅夫是个平庸的甚至是低能的、弱智的人，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够继赫鲁晓夫之后成为苏联的领袖。阿尔巴托夫说这个人，“被中央委员会机关及中央委员会周围的大多数人认为是个能力弱的人，而许多人认为他是个临时性的人物。我不排除，也正因为这样，政变参加者把他作为中央第一书记候选人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在过去曾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如果没有普遍接受的担任领袖角色的人，那么别的领导人就会设法寻找妥协人物，尤其是尽可能选能力差的人，而不选被认为是能力较强的人”。（第一五四页）

苏联的这个选拔干部的原则，不但对于最高领袖是如此，对于各级领导干部也是如此。阿尔巴托夫指出：“如基里连科、契尔年科、波利扬斯基、谢列斯特、沃罗诺夫、索罗缅采夫、格里申、杰米切夫等等，虽然性格、观点、履历各不相同，但有一个特征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平庸。这些平凡琐碎之辈之所以能够爬到如此之高，在一个伟大强国中占据如此要职，只是由于斯大林专制制度造成的特定历史条件罢了。”“他们熬过来了，从复杂坎坷岁月的众多弯道中走过来了，是因为他们没有属于自己本人的坚定信念；他们之所以浮到上面，首先是因为地位比他们高的人没有把他们看作是竞争对手。”（第三三七页）阿尔巴托夫痛心地说：“早在个人迷信时期建立的机制不仅把权力集中在领袖个人手里，而且一贯有目的地把领导人的大多数有竞争潜力的对手在距争当领导人还很远的时候就‘打掉了’。”（第二六七页）“斯大林个人迷信，如果如实地说，他的残酷的暴政、专制、专断的令人最痛心的后果之一，就是他将国家的未来置于危险境地，其中包括使国家陷于整整几代的软弱无能的领导之手。”（第一六三页）

在勃列日涅夫平庸的乃至低能的领导之下，更错过了不少时机。这里只说一件事：那时，世界上正开始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阿尔巴托夫等有识之士多次提出需要采取一些紧急措施，以免被抛到世界发展的后面。他们向上面提交了一份长达一百三十页的文件。阿尔巴托夫回忆说：“后来我才明白，全部问题在于领导不准备在经济上进行认真的变革，而且根本就不准备解决严重而复杂的问题。呈报的文件正是在这方面简直使他们恼怒，因为他们期待的是某种‘平稳’得多的、圆滑的、宣传性的、满篇好话的东西。”（第二一七页）后来戈尔巴乔夫看到了它，称它为“一个有意思的文件”。可是时间白白过去了二十年！问题更加重了。阻碍改革进程的因素，一个是意识形态的成见。阿尔巴托夫指出：“苏共二十大后形成的形势可以概括为：党宣布了斯大林活动中的错误和罪行……但与此同时，大家认为，并常常说意识形态本身、列宁之后的社会主义概念和党的路线本身一直是正确的。”（第七四页）他还指出：“至于说到较广大的社会阶层，那么在这里改革的经验也雄辩地证明，意识形态上的成见和阻力也起了很大的消极作用。说实在的，我国宣传工作几十年，灌输的社会意识——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所有制和社会公正的肤浅的、有时是歪曲的理解——回过头来都打到了改革者头上。因此最先进的经济学家早就提出的那些思想长期以来在社会公众那里简直得不到支持，而往往被曲解。”为了破除这种阻力，他呼吁：“我们必须停止把由官僚们管理的国有财产说成是属于每个公民的公有财产。我们必须让私有财产具有合法地位。”（第二九六页）

还有一些人反对改革，其目的不过是害怕丧失自己的既得利益，害怕丧失自己享有的特权。阿尔巴托夫指出：“他们实际是在保卫专制秩序，更精确地说，是在保卫他们自己的权力和特权。”（第一九一页）“特权”是怎么一回事？他说：“革命以后，由于我们的困难的生活条件，特权一直是保持极权统治的有效工具。特权不仅仅是收买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一种手段。存在特权这一事实本身也使党政军领导干部害怕失去特权，并大大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特权是保证服从和上层的一致的十分有效的办法。他们的负面是容易引起得不到特权人的嫉妒和仇恨。特权只有在保密的情况下至少是作为生活中不受注意的一个方面，才得以存在下去。”（第一一五页）“我确信，这是斯大林故意采用的政策，目的在于收买党和苏维埃机关的上层，使其落入某种连环套之中。这是一种路线，旨在借助于直接收买，借助于灌输丢掉职位就丢掉特权、失掉自由甚至生命的恐惧思想，从而保证官员们绝对听话，并积极地为个人迷信服务。”（第三一二页）不仅这样，它不仅当时能够为这个权力结构正常运转服务，还能够为抵制改革、保卫这结构永世长存服务。阿尔巴托夫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也是一个享有特权的高级干部了，却并没有让特权收买他的良心、是非观念和社会责任感，而把它揭露了出来。且看看他的一段描写吧：“高级机关干部的主要津贴来自克里姆林宫的食堂（作为一种伪装，它的官方名称是‘医疗饮食食堂’）。每个月的中饭和晚饭餐券官方定价为一百四十卢布，但我们只需付一半的钱。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在那个食堂吃饭，人们用他们的餐券到那里去买各种食品，买到的食品供他们的全家食用还绰绰有余。那个食堂出售许多最昂贵的食品包括鱼子酱、高级鱼类、由专门工厂生产的质量大大超过一般商店出售的香肠以及上等的高级糖果和水果。当我第一次把我的四天的食品份额带回家的时候，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我的岳母简直不能相信她的眼睛，她说，在新经济政策以后，她从未见过这样的食品。这样我们一家的食品只需花我们收入的百分之十，而普通的公民则需花他们收入的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第一一三页）有的人就因为舍不得失去这些而成为改革的反对者。

在对外关系方面，这里可以分做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和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两项来讲。同中国的关系是个大题目，在这篇短文里容不下，不说了，只说东欧的那些国家。阿尔巴托夫指出：“这些国家在我国的积极参与下，甚至是按照我们的意旨，在四十年代末期被迫接受符合我国（要加上：当时的）社会主义概念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国内秩序。这是我国政策最重大的失误之一。我们宁愿舍弃相互尊重的良好的睦邻关系，热衷于建立军事政治同盟并对邻国内部事务进行粗暴干涉。当时就付出了诸如柏林、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等等的代价。然而真正受惩罚时刻的到来则是在八十年代末。”（第三六○页）谈到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他说：“匈牙利为这些事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我们也为此付出了不少的代价。首先是我们国内已经遇到许多困难的非斯大林化政策和改革政策被刹住车了。”（第七○页）对此，他作了这样概括的总结：“历史证明，一个社会在极权主义的暴虐专政之后，留存下来的常常是一片烧焦了的土地，历史上曾有过许多例子说明，在这种专政之后，跟随而来的或者是长时期的社会萧条，或者甚至是国家和社会的解体。的确，成为斯大林主义的最终牺牲品的不是所谓的东欧卫星国，而是我们国家自己。”（第四页）

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只说一个美国。苏美关系方面书里说到的题目很多，这里只提一个军备竞赛问题。阿尔巴托夫指出：“在这些年内我们全力以赴地狂热地卷入军备竞赛的漩涡，很少考虑这样做会导致什么样的经济后果和政治后果。”（第二七九页）“在这个时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地向美国、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表明，我们要赶上他们的任何新军事计划，有时甚至用两个或三个计划回答他们的一个计划。美国人很快就算出来，在苏联国民生产总值比美国及其盟国少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情况下，这件事开辟了一条可靠的（主要的是）对于他们没有任何风险的破坏苏联实力的道路，归根到底，通过在无望的军事角逐中的经济消耗，有可能使苏联遭到彻底失败。正是在里根时期，在他执政的最初几年，制定了‘竞争战略’构想，制订了军事建设计划，其目的专门在于‘使苏联以往的国防投资成为过时的’，他们借助自己的计划，强迫我们在非常不利的、代价高昂的、拖垮我们的环境中进行竞争。”（第二八三页）戈尔巴乔夫接掌权力之后，感觉到了这个危险，他提出“新思维”，重要的出发点之一就是停止军备竞赛。可是已经晚了。

阿尔巴托夫说：“我们从斯大林后四十年中应该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在政治机制方面必须破旧立新，必须建立民主制度、政治文化以及文明的公众意识。我坚信，这就是改革的主要任务。我们能否解决这一任务，解决到何种程度，关系到我们强国的未来，甚至关系到我们的国家究竟还有没有未来。”（第三三二～三三三页）还有没有未来？这问题提得太尖锐、太可怕了。阿尔巴托夫作为一位高级干部，一个体制内的人物，当然是力图避免这“没有未来”的结局。为此，他曾经利用每一个机会去影响决策人，都没有结果。眼看着一个接一个的机遇被白白错过，眼看着一个接一个的失误积累起来，最终出现了他力图避免的可是又是意料之中的结局。我在他的书中，看到了一种无力回天的痛惜之情。

（原载二○○二年《随笔》第四期）

聂绀弩的“运动档案”

《聂绀弩全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十卷“运动档案”。他的小说、散文、杂文、论文、旧诗和新诗，早就结集出版过了。只有这一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而我，却有幸在它公开发表之前读到过了。大约是在一九八四年，绀弩让我帮他编辑回忆文集《脚印》。我把散见在他各个集子里的回忆性质的文章，以及还没有编集的报刊上的这一类文章，收集起来。一天，他交了一大包复印的手稿给我，原来是他在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和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写的检查交代材料。他要我从里面找找看，看有什么适当的材料可以编到《脚印》里去。这真是一包很珍贵的传记材料，只是就体裁说，似乎不宜编到《脚印》那本散文集里去。只从其中选用了《槛房杂记》一篇。

大手笔就是大手笔。尽管这些只不过是并不经心写出的交代材料，可是它是出自聂绀弩的笔下，也就是好文章了。就内容说，它不但是绀弩最重要的传记材料，而且反映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重要阶段的历史。这些是大有公开出版的价值的。

一九八六年三月绀弩去世。那时我正在编印“骆驼丛书”，就想把这些材料编入。我请人用有格稿纸誊抄清楚以便发排，还拟好了《自诬和自述》做书名。不料却因为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事，我交卸了工作，这“骆驼丛书”也就没有出下去了。现在，这一批“运动档案”编入《聂绀弩全集》正式发表，可说是了却了我一项多年的心愿。

聂绀弩是黄埔军校出身，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的同学之中，有蒋经国、康泽、谷正纲、邓文仪……这几个在一九四九年初都是被列名为战争罪犯的。他二十六岁，就当上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副主任（即副社长）。他就利用这些一般人所没有的经历和关系来进行革命活动。例如，一九三九年他从新四军出来，到了金华，同邵荃麟等人编辑《东南战线》月刊。刊物被禁，他奉派去找谷正纲疏通，谷是第三战区政训处主任，正管这事。他听绀弩说明了来意，就说，“原来是来谈《东南战线》的？共产党的刊物，没有什么好谈的”。绀弩说：“他们不是共产党，不过言论有时左一些。”谷说：“跟你一样。”绀弩说：“我不是共产党，不过在新四军呆过。”谷正纲拿他没办法，笑问道：“毛泽东是不是共产党？”纠缠的结果，《东南战线》复刊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还是同意由绀弩出面另办一个名为《文化战士》的刊物，让它出了两期。

就是一些诸如此类的经历，加上他同胡风有过的交往，到了一九五五年的肃反运动中，这位有了二十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就成了肃反对象了。从现在留下的那些反省和交代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斗争对象的心理活动。

在反省的初期，我是有着抗拒的情绪的，觉得自己最多不过落后而已，何至与反革命三字有关。经过写历史材料，这些材料不但提供给组织，同时也提供给我自己，用真凭实据把自己证明给自己看，那些材料的每一件事对我自己都是一顿鞭打，使我在心理和生理上都起了变化，彻夜彻夜失眠，几乎要淹死在自己流的汗里，而同时又不可忍耐地发冷发麻，这样经过一个相当长——一个月以上的时期，才认清了自己，哑口无言地在证据面前低头。

这一个肃反对象说服自己的方法，就是回想自己的全部经历，把自己做过的每一件事，包括应该被认为是功绩的事，都解释为罪行。这里可以举两个小例。一件是一九四三年下半年，他刚到重庆，没有任何收入，生活很成问题。那时张道藩所主持的文化运动委员会，有一个办法，即以特约名义给外地来的作家发“稿费”，每人每月两千元。并不真要写稿，真写了稿去还另付真正的稿费。按当时的币值，两千元已经不算多，不无小补而已，茅盾、冯乃超、冯雪峰、以群等人那时都在“特约”之列。绀弩也就去见了一次张道藩，成了一名“特约”。在交谈中，张提到聂曾经是国民党员，说聂“在（国民）党外流浪了多年”，聂马上警觉起来，说：“原来这事是有条件的，那就不用谈了吧。”张连忙说：“没有条件没有条件。”就这样，他这每月两千元的特约稿费，大约拿到一九四四年底。这么一件简简单单的事情，绀弩在肃反运动中所写的交代材料里，是这样认识的：“伪文化运动委员会聘请别的同志作特约和我自己进行去拿那笔钱，政治意义是刚刚相反的。”这就是说，茅盾他们拿这钱是可以的，而他自己也拿了就是一种罪行。

另一件事。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绀弩写了一首新诗《命令你们停战》，发表在十一月十三日《文萃》第六期上。现在收在《聂绀弩全集》第五卷里。这是一首反对内战的诗。这时，抗日战争结束三个月了，国民党、共产党双方都在准备内战，并且不时有了些小的接触。在共产党这一方面，希望大规模的全面内战尽可能迟一点爆发。十月十日国共两党代表（共产党的代表是周恩来和王若飞）签字的《双十协定》就写上了“坚决避免内战”的话。甚至内战已经打起来了之后，共产党仍旧提出“反对内战”的口号。到了一九四六年七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还在说国民党当局“公开号召全国内战，而禁止人民反对内战”，“因为只有内战才能压制我国人民要求独立民主的力量，便利于他们的军事独裁”，《宣言》提出了四条“紧急呼吁”，第一条就是立即在全国范围内无例外无条件无限期停止军事冲突。（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第二三四、二三六、二三七页）绀弩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发表《命令你们停战》这首诗，可以说正好是宣传中共中央的这个意图。他在一篇交代材料中说：“这首诗周总理看见过，说我丧失立场，说今天国民党打我们你反对固然不错，但我们是革命的，有一天国民党不打我们，我们要打他，你也反对吗？”据我看来，绀弩本来是可以为自己作一点解释的，因为这是一首诗，不可能说得如同政治文件一样说得面面俱到。记得在一本清人写的笑话集中看到过一个笑话。有人做了一句诗：“一轮明月照姑苏”，一位书吏看了，批评道：难道这明月单只照了姑苏一处地方吗？得改一改，就提笔改为“一轮明月照姑苏等地”。这样确是全面了，可是诗也就没有了。绀弩却不曾为自己辩解，在肃反运动中写的交代材料里，对这首诗作了这样的检讨：

为敌人作党内代办，不但表现在某些行为上，也表现在某些文字里。……臭名昭彰的《命令你们停战》，说两党都不要打内战，自己站在“两党”之外和之上，把革命的党和革命的战争与反革命的党和反革命的战争等量齐观，一齐称之为“内战”，这就混淆了党和战争的性质，抬高了敌党，降低了我党，实际上尽了为敌党宣传辩护的任务。

绀弩跟胡风的关系甚深，他是由胡风介绍加入“左联”的。到了一九五五年，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的肃反运动中，这就成了他必须作重点交代的题目了。在他所写的材料中，把他同胡风交往中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情全都列举出来。在写了这一切之后，他不能不如实表白了自己的认识：“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他是怎样的反革命”。

通过这样的反省和检查，绀弩说服了自己，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了。他检查说，他对反革命有先天的契合，对革命有先天的抗拒，“这大概是所谓反革命阶级根性，使我这里那里凡碰见党群相对的地方，我总站在群众立场，反党立场。问题是我自己检查来检查去，一点主观上的反党反革命的意思都没有。赶紧声明：决不想用这句话来企图什么，不过说一点内心的真话，也明知道凡是反革命，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反革命，大概有一条规律：自己不说知道自己是反革命”。他说，他“越反省越不了解自己”，得到的结论是“天生的反革命”!

肃反运动结束的时候，苏共二十大已经开过，赫鲁晓夫已经开始批评斯大林，政治空气有了一点点宽松的趋向，因而对那一百三四十万肃反对象的定案也就比较宽了一点。这样，绀弩也就没有定案为反革命分子了。后来他在一份材料中写下了当时的心情：

反省结束，我被宣称为不是反革命，但有严重的历史政治问题，又被支部一致决议开除党籍，虽未批准，但在那时期，心境还是很阴暗的。常想，既然我不是反革命，为什么要我隔离反省呢？难道不可以用其他办法把问题搞清楚么？我总觉得，我自由主义，犯了严重错误，都可以整我斗我，惟独用反革命这名义斗，我不完全心服。

我根据胡乔木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中所提供的数字，已经计算出来，肃反运动的错案率是百分之九十四强。当年被肃错的一百三十多万人，大都是绀弩所说的这种心态吧。这种政治运动造成的伤害有多深，绀弩在这篇材料中说：

事后，有一次楼适夷问我在反省期间是否相信党，我说，当我承认我是胡风分子，是反革命的时候，就是最不相信党的时候。

一九五七年整风期间，他的妻子周颖（就是《散宜生诗》里亲昵地称作周婆的）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在绀弩帮她修改的发言稿中，有这样一段：

如果他是一个冷静的人，他就会觉得斗争他的人在说谎；如果他是一个有风趣的人，他就会觉得斗争他的人在念咒；如果他是一个急躁的人，他就会觉得恐怖、冤屈、是非颠倒、天昏地暗。总之，他会感到真理、正义不在斗争的人那一边，而在他这一边。这样的心理，哪怕只有一秒钟的存在，我认为也是我们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共产党的威信的损失。

可惜的是听不进去这样的忠鲠之言。作这发言的周颖被划为右派分子了。帮助妻子修改这篇发言，也成了绀弩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一条重要材料。

这些几乎尘封了五十年的“运动档案”得以公开出版，表明中国在这五十年里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今天读它，不仅是让人们知道，在我们的历史上有这样的一页，而且提醒人们思考一下，有什么办法能够保证这一类事件不再重演。

（原载二○○四年十二月十日《文汇读书周报》）

重读《娜拉走后怎样》

鲁迅的文章里多次提到易卜生。早在一九○七年的《文化偏至论》里，就称赞他的“瑰才卓识”。“五四”时期，他在《新青年》杂志的《随感录》中表示：“即使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也总比中国陈旧的好。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第四十六页）对于一些人主张“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的那种如意算盘，鲁迅回答说：“‘西哲’易卜生盖以为不能，以为不可。”（第四十八页）他引证的是易卜生剧本《布朗德》中的一句著名的台词：全有或全无。（《易卜生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一八八页）

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婚姻和家庭制度的改革一时成了热门话题。后来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回忆说，在这个背景之下，“输入易卜生的《娜拉》和《群鬼》的机运，这时候也恰恰成熟了，不过还没有想到《人民之敌》和《社会柱石》”。《新青年》杂志还专门出了一期“易卜生号”。《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是鲁迅参与社会改造讨论的一篇重要文章，其中就引证了《群鬼》中的情节，说“这种事情，中国也很多”。

《娜拉走后怎样》原是鲁迅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即后来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文艺会讲演的记录稿，经过他本人修订，后来编入论文集《坟》里。易卜生的这个剧本又名《玩偶之家》，娜拉是剧中主角。从世俗的眼光看来，她是生活在一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里，深得丈夫的宠爱，其实不过是丈夫的玩偶罢了。渐渐地，她对这情形感到不满了。丈夫海尔茂问她：“你在这儿过的日子难道不快活？”娜拉回答说：

说不上快活，不过说说笑笑凑个热闹罢了。你一向待我很好。可是咱们家只是一个玩儿的地方，从来不谈正经事。在这儿我是你的“玩偶老婆”，正像我在家里是我父亲的“玩偶女儿”一样。我的孩子又是我的泥娃娃。你逗着我玩儿，我觉得有意思，正像我逗孩子们，孩子们也觉得有意思。托伐，这就是咱们的夫妻生活。（《易卜生文集》第五卷，第二○一页）

娜拉觉悟到了这一点，于是毅然抛开了丈夫和儿女，从家中出走了。她跟丈夫最后的对话中有这样一段：

海尔茂：丢了你的家，丢了你丈夫，丢了你儿女！不怕人家说什么话！

娜拉：人家说什么不在我心上。我只知道我应该这么做。

海：这话真荒唐！你就这么把你最神圣的责任扔下不管了？

娜：你说什么是我最神圣的责任？

海：那还用我说？你最神圣的责任是你对丈夫和儿女的责任。

娜：我还有别的同样神圣的责任。

海：没有的事！你说的是什么责任？

娜：我说的是我对自己的责任。

海：别的不用说，首先你是一个老婆，一个母亲。

娜：这些话现在我都不信了。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同上书，第二○二页）

“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这真是一篇掷地有声的《出走宣言》！

作了这一番义正词严的表白之后，娜拉飘然出走，这一场戏剧也就落幕。如果有观众关心出走以后娜拉的命运，易卜生可没有说，只好留下永远的悬念了。

鲁迅的这篇讲演，就是以易卜生的终点为起点，专门来讨论娜拉走后会怎样这问题。她会怎样呢？鲁迅说：“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为什么呢？出走之后，她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生活下去，她就必须有钱。鲁迅说：“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他的小说《伤逝》里的女主角子君，多少有一点像娜拉。你看她，从父亲的家里出走，来和爱恋中的涓生同居，你听她的表白：“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岂不是同娜拉所说的“我对自己的责任”，“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同样的态度吗。可是问题首先出在钱上，涓生没法筹到维持两人生计的钱，终于不得不分手，她终于回到父亲冰冷的家中，终于凄苦地死去。这也就是娜拉出走以后的一种可能的结局吧。鲁迅说：“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鲁迅写《伤逝》，未必是有意为了回答“娜拉走后怎样”这问题。但是，他写它的时候，想必还是想起两年前的这篇讲演的。你看，这篇讲演中说的：

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

再看小说中写的：

局里的生活，原如鸟贩子手里的禽鸟一般，仅有一点小米维系残生，决不会肥胖；日子一久，只落得麻痹了翅子，即使放出笼外，早已不能奋飞。现在总算脱出这牢笼了，我从此要在新的开阔的天空中翱翔，趁我还未忘却了我的翅子的扇动。

两篇对照来看，可以看出意思和表达方式都很相近。

经济权是要紧的。女子怎样才能得到经济权呢？鲁迅在这篇讲演中说：“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这就说到社会改革乃至社会革命、为社会革命而剧烈的战斗上去了。傅立叶有一句名言：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争取女权的斗争，本来就是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的组成部分嘛。

可是所有这些，易卜生都没有说。他在剧本《布朗德》中，借主人公布朗德的口，作了这样的表白：“现在我明白：当初我自以为掌握了救世良方，这是错误的。”（同上书，第三卷，第一八七页）所以他写剧本，只提出问题来，却并不负责提供答案。这或者可以说是他的一个特点，是他的过人之处。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就着重指出了这一点：

易卜生是聪明人，他知道世上没有“包医百病”的仙方，也没有“施诸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对于社会的种种罪恶污秽，只开脉案，只说病状，却不肯下药。

他知道人类社会是极复杂的组织，有种种绝不相同的境地，有种种绝不相同的情形。社会的病，种类纷繁，决不是什么“包医百病”的药方所能治得好的。因此他只好开了脉案，说出病情，让病人各人自己去寻医病的药方。

易卜生既然是这样一种看法，当然不会来回答“娜拉走后怎样”这问题了。

一些热心救世的人，例如刚才说到的傅立叶，还有圣西门、欧文他们，都是最热心来回答这问题的人。他们设计出了种种理想社会的方案。可是他们，甚至那些把他们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科学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种种设计，都无不带有乌托邦的性质。屡经试验，没有一个药方是真正能够治病的。

在剧本《布朗德》的第五幕里，有这样一段对话：

管事：……请问，人家说的“人民的前程”是怎么回事？

校长：我的好管事，说起“人民的前程”话就长了。这是怀着很高期望的一股力量所追求的目标。不过你要明白，这个宏大的目标要到将来才能达到。

管事：告诉我，人家说的那个“将来”，究竟哪一天才能来？

校长：它不会来，永远不会来。……因为它来到了，它就成了现在——再也不是将来了。

管事：……但是那“前程”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

校长：我不是刚说过：“人民的前程”是一个未来的公约；它在将来才能实现。

管事：好，那么请问：这将来什么时候到来呢？

校长：（旁白）这个管事是个傻瓜！（大声）我的好朋友，难道我还要重说一遍？将来是不可能到来的；因为它到来了，也就是过去了。（同上书，第三卷，第二四三～二四四页）

你看，易卜生已经毫不客气地把执著地期望将来前程的那位管事称为傻瓜了。他深知决不能寄希望于“永远不会来”的将来。对于这个意见，鲁迅是赞同的，他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八日复许广平的信中也写了些类似的话：

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交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其中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

“将来”这回事，虽然不能知道情形怎样，但有是一定会有的，就是一定会到来的，所虑者到了那时，就成了那时的“现在”。然而人们也不必这样悲观，只要“那时的现在”比“现在的现在”好一点，就很好了，这就是进步。

这些空想，也无法证明一定是空想，所以也可以算是人生的一种慰安，正如信徒的上帝。

鲁迅是并不反对给苦痛的人生一点慰安的。就在这篇讲演中，他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那么，就做梦去吧。去做怎样的梦呢？紧接着，鲁迅作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提示：

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惟有说诳和做梦，这些时使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倘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

鲁迅在这里，对于那种以“未来幸福”“长远利益”“根本利益”等等名义要求人们作出现实的牺牲这一类说教，明确表示了他的反感。这里表现出了他过人的清醒。这也是他同易卜生心心相印之处吧。

当娜拉觉悟到她只是丈夫逗着玩儿的玩偶，而不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的时候，决心改变这种情况。实现这改变的第一步，就是出走。接踵而来的，就一定会发生“走后怎样”的问题。假如我们把“娜拉走后怎样”这问题抽象化，问题就会以这样的形式提出来：当自己追求的某一目标达到了之后，下一步将会得到什么呢？这可是每一个在思考历史进程的人都得想想的问题。思想家顾准在他的《漫谈民主》《民主与“终极目的”》这些文章里不只一次把这一问题提出来过。例如，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思考，就说：

不过，我们也可以效法鲁迅“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口吻，问一下，罗伯斯庇尔不死，而且彻底胜利了以后怎样？也许，答案是罗伯斯庇尔自己会变成拿破仑。不过，这个拿破仑也许不会称帝，不会打算建立一个世袭的皇朝。也许，区别只不过是这一点点。这种区别在现在来看无关重要。（《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二○○二年版，第三八○页）

对于当代中国和世界影响更大，关系也更深的俄国革命，顾准也就思考得更深也更多了。他说：

问题还在“娜拉出走以后如何”。列宁相信直接民主，他甚至有充分的勇气，在布列斯特和约订立以后，解散了全部军队，用赤卫队（亦即公民的民兵的军队）代替常备军。他说，“机关”，不过是会计和打字员，可以无特权的雇员组成；他说，群众的统计监督可以代替企业管理和政府阁部。列宁的计划委员会是由技术专家组成的，它不是什么经济管理机构。

实行的结果是：

苏联的军队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支职业军队。

它的官僚机构是中国以外最庞大的机构。捷尔任斯基的契卡成了贝利亚的内务部。

以工厂苏维埃和农村苏维埃为其基层的直接民主制，列宁生前已被工厂的一长制所代替。一切权力归苏维埃递变为一切权力属于党，再变而为一切权力属于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同上书，第三八二页）

追求的如此，获得的如彼。在看到了这样的结局之后，顾准反思了当年列宁跟第二国际考茨基、伯恩斯坦的论战，他重新思考了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考茨基的《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等等著作，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所以，论到夺取政权，考茨基错了。论到“娜拉走后怎样”，考茨基对了。（同上书，第三八七页）

当伯恩斯坦回到康德，即回到经验主义，说“运动就是一切，终极目的是无所谓的”时候，他破坏了这个飘扬的旗帜，理所当然地要成为修正主义。可是，这发生在“娜拉出走以前”。娜拉出走了，一九一七年胜利了，列宁跟他那时代的青年人说，你们将及身而见共产主义。一九一七年的青年，现在（按：顾准这篇作于一九七三年。）恐怕已经死掉不少了，还活着的人，目睹的是苏联军舰游弋全球，目睹的是他们的生活水平还赶不上捷克，目睹的是萨哈罗夫的抗议和受迫害。而究竟什么叫做共产主义，迄今的定义，比马克思亲自拟定的定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条件”（见《宣言》）愈来愈分歧，愈来愈不一致，也愈来愈难理解。（同上书，第三九六～三九七页）

在发了这一通感叹之后，接着，顾准提出了这样一个看法：

假如真有共产主义的话，他们现在比几十年前离共产主义近得多了。也许，让一千年前的人活过来看现在的世界，他们会说，这就是共产主义。不过，每一代人都不会满意他的处境，都在力求向上、向上还向上，因此每一代人都有他的问题（按辩证法说叫做矛盾）。至善是一个目标，但这是一个水涨船高的目标，是永远达不到的目标。娜拉出走了，问题没有完结。（同上书，第三九七页）

在另一篇文章里，顾准写出了他对“娜拉走后怎样”这个问题的结论性思考。他说：

我老老实实得出结论，所谓按人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的绝对真理论，来自基督教。所谓按人的思维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的绝对真理论，来自为基督教制造出来的哲学体系，黑格尔体系。

我也痛苦地感到，人，如果从这种想像力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

“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只能经验主义地解决。（同上书，第三四一～四三二页）

我们当然无从知道在天上的鲁迅会不会接受顾准在他提问五十年之后所作的回答。不过，我以为我们今天又比顾准多看了几十年历史变迁的现代读者，是可以赞同他这意见的。

（原载二○○六年《随笔》第一期）

知识分子和老百姓

薛涌的《从中国文化的失败看孔子的价值》（见《随笔》二○○八年第一期，以下简称“薛文”）一文的最后结语说，为了中国文化的复兴，“我们需要说的是：知识分子要从老百姓的生活中滚开!”

读完这篇，我就想：难道“知识分子”同“老百姓”竟是如此不共戴天势不两立了么？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先得弄清楚知识分子和老百姓这两个概念的涵义。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老百姓：人民；居民（区别于军人和政府工作人员）”。大约这是芸芸众生包括士农工商的总称吧。士，用现代语言来说，应该就是知识分子。薛文中说，“余英时将古代的‘士'与现代知识分子的概念相衔接，在这方面作了非常卓越的研究”，文中还用了“‘士’或者知识分子”这样的表述方式，表明他是能够赞同古代的“士”即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知识分子，只要他没有成为政府工作人员或军人和军队文职人员，他就是老百姓中的一员。知识分子并不是在老百姓之外，而是在老百姓之中。如果要按照薛文的主张，将知识分子逐出老百姓的行列，于是四民只剩下三民，这种主张可以称为另一种“三民主义”了，一笑。

知识分子即士原是老百姓的一部分，这两者是部分与全体的关系。可是，士农工商，毕竟士为四民之首，现在把他单独提出来，当然是着眼于他不同于其他社会成分的特点。既然号称知识分子了，他应该受过比较完备的教育（包括自学成才的那一部分），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和思考能力，通晓从历史到现实的发展，明白中国同外国的差异，因而在老百姓之中，他应该承担更多道义上的责任，常常很自然地成为老百姓事业的领头人。薛文中（从贬义）用了“精英”一词。知识分子当然并不全是精英，而精英大抵总是出于知识分子，有例外也不多吧。薛文中说的知识分子的过错，有一条是：“他们总觉得自己比老百姓更懂得什么是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在这句话里，“老百姓”一词出现了两次。如果说，第一处是不包括知识分子自己在内的，第二处是包括自己在内的，那么，他们总是这样觉得就不但不能不说是什么过错，甚至是应该努力做到的事情。如果他不能懂得并代表老百姓（包括他自己）的根本利益，就不是一个好的知识分子。

薛文反对的，正是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历史定位。在谈到中国人的国民性的冷漠与麻木的时候，他说：“救治这种冷漠，并不是靠鲁迅这样的精神贵族来改造老百姓的灵魂。正相反，这些精神贵族应该少过问老百姓的事务，应该让老百姓来组织自己的生活。当知识分子总要指令老百姓往哪里走时，老百姓当然冷漠。但是，当老百姓自己可以决定自己往哪里走时，他们的责任感也绝不会比知识分子差。”我当然也衷心祷祝中国终于会出现“老百姓自己可以决定自己往哪里走”的局面，但是这并不是必须以排除知识分子的参与为条件。我以为这里说的“老百姓”，应该是把知识分子包括在内的大概念。

不过，薛文也并没有把知识分子完全看成是一种消极因素。它说：“乡村秩序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让农民真正具有权利来处理家乡的公共事务。他们必要时可以雇用知识分子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但知识分子绝无指导他们的权力。”这就是说，知识分子跟老百姓（不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小概念）不是一种平等合作共事的关系，而是低人一等的雇工和雇主的关系。

看到这里，我就不能不想起孙中山政治学说中“权”与“能”要分别的道理。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五讲里面说：

我们可以拿《三国演义》来证明。譬如诸葛亮是很有才学的，很有能干的。他所辅的主，先是刘备，后是阿斗。阿斗是很庸愚的，没有一点能干。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刘备临死的时候，便向诸葛亮说：“可辅则辅之，不可辅则取而代之。”刘备死了以后，诸葛亮的道德还是很好，阿斗虽然没有用，诸葛亮依然是忠心辅佐，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由这样看来，在君权时代，君主虽然没有能干，但是很有权力，像三国的阿斗和诸葛亮便可以明白。诸葛亮是有能没有权的，阿斗是有权没有能的。阿斗虽然没有能，但是把什么政事都付托到诸葛亮去做；诸葛亮很有能，所以在西蜀能够成立很好的政府，并且能够六出祁山去北伐，和吴魏鼎足而三。用诸葛亮和阿斗两个人比较，我们便知道权和能的分别。（《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版，第三二五～三二六页）

孙中山的这段话，我看正好和薛文互为注释。薛文中说的，“必要时可以雇用知识分子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但知识分子绝无指导他们的权力”。这样的理想境界其实是出现过的。在上一世纪五十年代，农民穿上了干部制服，坐在大大小小的领导岗位上，有权（却无能）；同时雇用了（或者说吸收了、招考了、招聘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来工作，他们有能（却无权），于是在全国大小机关普遍实行外行领导内行的制度。虽说一九五七年把那些不赞成外行领导内行的人一概打成右派分子，但是究竟无法长期坚持，到了开放改革时期提出了干部队伍要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选拔了若干知识分子取代工农干部担任了领导职务。讨论这样做的得失，不是本文的任务。这件事至少表明：薛文中提出的这个主张，在试行一段之后终于以失败告终，不得不改弦易辙了。

薛文批评了“鲁迅这样的精神贵族”。给鲁迅作这样的历史定位，我以为是武断了一点。这里，我愿意介绍他谈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关系的一段话，那是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里说的：

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但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二○○五年版，第一○四～一○五页）

这里，鲁迅说到了事情的两个方面。第一，“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知识分子只不过是老百姓的一部分；第二，他又是最初即把改革的任务承担了起来的人，这不但是中国和外国历史所证明的，就是现在和将来，知识分子恐怕也仍将担当这样的使命。就说这篇薛文，岂不也是表明一个知识分子希望自己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一点影响吗？只是他想用贬损乃至全盘否定知识分子这种手段，未必能产生积极的结果罢了。

薛文贬损知识分子，是以鲁迅作为靶子的。在鲁迅的生平事迹中，有两件事是人们津津乐道，任何一本鲁迅传记都要大书特书的。一件是他中断了医科的学业，而改以文学为毕生事业，这样才有了文学家鲁迅；另一件是他写了《阿Q正传》，创造出了阿Q这一典型形象，这样才使他成为文学史上的不朽的作家。可是正是这两件事，在薛文里却遭到了最严厉的谴责。

鲁迅从医学转到文学，这一“转变”的动机，鲁迅的想法，薛文是这样概括的：

在鲁迅和他的追随者们看来，阿Q所代表的中国农民，就是一群蒙昧不堪，甚至没有判断什么是自己利益的基本能力的劣等人类。他们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这一点，在鲁迅对他留日期间著名的“幻灯片事件”的叙述中交代得就很清楚：他作为一个医学院的学生，看到中国人被当作俄国的间谍遭日军处死，一群麻木的国人在那里看热闹；他由此受到刺激，觉得这样的国人心灵不救治的话，肉体也不值得救治。

薛文对鲁迅的想法作了这样的概括之后，就宣称这是“挑战文明社会的基本医学道德的宣言”。这“上纲”就不可谓不高了。不能不指出的是，这一“概括”，只是一种武断和曲解，同鲁迅的原意完全不符。鲁迅的想法，他自己在《〈呐喊〉自序》里说得很清楚。他说，在那场“幻灯片事件”之后：

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全集》第一卷，第四三九页）

这段话的意思，怎么能够“概括”为“声称灵魂没有得到拯救的中国人肉体也不值得救治”呢？怎么能够指它为“挑战文明社会的基本医学道德的宣言”而加以谴责呢？

就来说说医学道德问题吧。假如鲁迅已经是一个医生了，他当然必须遵守医学道德的准则，也就是说，他应该竭尽全力救治他的病人，对待求治的病人应该是只看病情，对症施治，而不问其他。什么身份的尊卑，家境的贫富，关系的亲疏，见解的同异，学问的高低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不在考虑之列，都不能影响他对病情的尽心治疗。假如他不是这样做，或者如若干年前说的，在医疗工作中“贯彻阶级路线”，那么当然可以说是违反了文明社会的基本医学道德原则。鲁迅虽然一度学医，可是从未行医为业，怎么能用医生的职业道德去要求他呢？至于一个人是不是愿意选择医生这职业，并不表明他是赞同还是挑战了文明社会的基本医学道德，这本来是分属于两个不同范畴的事情。薛文对鲁迅的这一谴责，我看是不能成立的。

对于鲁迅的名著《阿Q正传》，薛文作了更多的谴责。除了上面已经摘引了的一段之外，还有好几处说到了。请看这一段：

《阿Q正传》和那篇声称灵魂没有得到拯救的中国人肉体也不值得救治的《藤野先生》，已经问世了几十年。在这几十年中，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就被这样的作品所激励。所以也不值得奇怪，我们会有山西黑砖窑中的奴隶制度，会有广东打死讨薪民工的惨案。读《阿Q正传》长大的民族，怎么可能对农民公道？

这里对《阿Q正传》这部才二万五千多字的中篇小说的影响（当然说的是负面影响）未免评价过高了。中华民族的形成，缩小一点，汉民族的形成，少说也是几千年前的事情了。而《阿Q正传》呢，其第一章在《晨报》副刊开始连载，是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四日的事。它作为一篇完整的小说第一次全文发表，是在一九二三年八月初版的小说集《呐喊》中，到今天才八十几年，怎么能说这“民族”是读《阿Q正传》长大的呢？再说，山西黑砖窑和广东打死民工这两案的罪犯是否《阿Q正传》的读者，想必在审讯记录中并无记载，无从臆测。如果说，这些案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有《阿Q正传》的“激励”，那么，我想，还可以作点增补：阿Q不是调戏过小尼姑，对吴妈有过性骚扰的记录么？不是进城去当过窃贼么？不是抢了静修庵的宣德炉么？未庄不是当真发生了明火执仗的大抢案么？因此，现今所发生的一切性犯罪、盗窃、抢劫等等刑事犯罪，大都可以从《阿Q正传》里找到渊源所自，或激励，或示范，或教唆，而且都比薛文所举山西广东两案的关系要更加密切一点。至于说，读了《阿Q正传》就不可能对农民公道，我看也未必尽然，可以举一个显然的反证；薛涌先生肯定是读过《阿Q正传》的，他对农民就不仅十分公道，而且十分偏爱，认为他们比知识分子更好。只是他提出的叫知识分子滚开的主张，未必真正符合农民的利益就是了。

关于《阿Q正传》，薛文中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鲁迅本人并无直接当农民的经验。他的阿Q的原型是从哪里来的呢？”接着，他自己作了回答，是来自鲁迅留学日本期间日本的那些把中国人丑化、非人化的媒体：“鲁迅留日时，正赶上这类宣传品大行其道。他受了刺激和影响，接受了日本版的中国人的观念，创造了阿Q的形象，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鲁迅为什么要创造阿Q这一形象？他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说了，他是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鲁迅全集》第七卷，第八三页），后来他在《伪自由书·再谈保留》一文中更说，他写《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鲁迅全集》第五卷，第五五四页）。作品中所写的“国人的魂灵”“国民的弱点”，主要只能是他自己观察和思考所得，当然也不排除书报影视等等媒体给他的启发。当年日本那些丑化、非人化中国人的宣传，显然引起了他很深的思考和很深的反感。“幻灯片事件”引起他那么强烈的反应，就是著名的一例。他读外国人讲中国的书，认为说得对的，就接受，认为不对的，就反驳。一直到后来他都是这个态度。这里可以讲一讲他评论安冈秀夫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这书的事。在看了书中《耽享乐而淫风炽盛》这一篇之后，他在《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一文中说：

我对于外国人的指摘本国的缺失，是不很发生反感的，但看到这里却不能不失笑。……“纣虽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研究中国的外国人，想得太深，感得太敏，便常常得到这样——比“支那人”更有性底敏感——的结果。（《鲁迅全集》第三卷，第三四八页）

接着，鲁迅对安冈这书中所举的一些实例作了反驳。从这一例也可以看出他决不是把外国人的那些丑化中国人的宣传都不加辨析地接受了的。

鲁迅看到过的日本人写中国的书，还应该提到内山完造的《活中国的姿态》。鲁迅给它作的序言中说，它“有多说中国优点的倾向，这是和我的意见相反的”（《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二七六页）。他不赞成内山书中多说中国优点的态度，是因为他想促使中国国民性的改变，所以总是强调指出它的缺点，这也就是他在《〈自选集〉自序》里说的，“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鲁迅全集》第四卷，第四六八页）的意思。其实，就说国民性，鲁迅是既看到了病态的一面，也看到了另一面的。《活中国的姿态》的中文译本书名作《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鲁迅在致中译者尤炳圻的一封信里，比较了中日两国的国民性：

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内山氏的书，是别一种目的，他所举种种，在未曾揭出之前，我们自己是不觉得的，所以有趣，但倘以此自足，却有害。（《鲁迅全集》第十四卷，第四一○页）

像“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这些话，表明鲁迅看国民性，是两个方面都看到了的。《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的一段话，已经是人们熟知的名言了：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二二页）

这就是鲁迅的看法。说他把中国人看成了生命没有价值的劣等人类，真是厚诬古人了。

薛文中还有一处很有点意思的自我表白，值得在最后拿来谈一谈。那是几年前他对给他看病的外国医生断言：“从现代历史的角度说，中国文化是个失败的文化，至少不能说是个成功的文化。”怎样论证他的这一判断呢？用他“单刀直入”的说法是：“我愿意我和我的孩子生活在这里。你希望你或你的后代生活在那里吗？”

我相信这是他由衷的选择。但是显而易见，这并不是两种文化的比较和选择，而是两种生活条件（包括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等等）的比较和选择。这样说，完全没有能够回答中国文化是成功或是失败的问题。不过，他这样说，确实表明了他和鲁迅完全不同。增田涉的《鲁迅的印象》中记下了一次鲁迅同几个日本友人的会见：

那时，鲁迅很说了些中国政治方面的坏话。白莲君便说，那么你讨厌出生在中国吗？他回答说，不，我认为比起任何国家来，还是生在中国好。那时我看见他的眼里湿润着。

鲁迅写小说，写杂文，揭露中国的消极现象，目的是为了中国好啊。

现在我们在讨论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国民性，中国的现状和未来，谁最有发言权？让我来说，应该是挚爱这片土地、坚守在这片土地上、为这里还存在的消极现象感到痛心，而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使情况逐渐有所改善的人。这样一种态度就使他决不会发出不负责任的言论，不会提出不负责任的主张。而像薛文所表白的，他已经厌弃了这片土地，不但自己不想回来了，连子孙后代也不回来，他对这片土地还有什么责任心呢？隔着辽阔的太平洋，说些什么“中国文化的失败，正是孔子所代表的文化精神早已失传的结果”呀，“阿Q的麻木，其实是鲁迅的麻木”呀，等等等等，怎么能让读者认真看待呢？

二○○八年三月七日

（原载二○○八年《随笔》第三期）

胡适的苏联观

胡适少年时代就对专制的沙皇俄国产生了敌意。在他的自传《四十自述》里就记有这样一段一九○五年他在上海求学时候的事：

这一年是日俄战争的第一年。上海的报纸上每天登着很详细的战争新闻，爱看报的少年学生都感觉绝大的兴奋，这时候中国的舆论和民众心理都表同情于日本，都痛恨俄国，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仇俄的心理增加了不少排满的心理。这一年，上海发生了几件刺激人心的案子。一件是革命党万福华在租界内枪击前广西巡抚王之春，因为王之春从前是个联俄派。一件是上海黄浦滩上一个宁波木匠周生有，被一个俄国水兵无故砍杀。这两件事都引起上海报社的注意；尤其是那年新出现的《时报》，天天用简短沉痛的时评替周生有喊冤，攻击上海的官厅。我们少年人初读这种短评，没有一个不受刺激的。周生有案的判决使许多人失望。（《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二○○三年版，第十八卷，第五五～五六页）

沙皇俄国对中国的欺侮，在中国的横行霸道，引起中国人的反感是很自然的事情。

胡适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国彼得格勒爆发革命。十五日，沙皇尼古拉二世签署退位宣言。成立临时政府。专制的沙皇俄国被推翻，变成了共和国。胡适十分欢迎这个变化，欢迎新俄国的诞生。四月十七日，他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写了一首《沁园春·新俄万岁》：

客子何思，冻雪层冰，北国名都。看乌衣蓝帽，轩昂年少，指挥杀贼，万众欢呼。去独夫“沙”，张自由帜，此意如今果不虚。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冰天十万囚徒，一万里飞来大赦书。本为自由来，今同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狂态君休笑老胡。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胡适全集》第十卷，第六七页）

真是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可是胡适没有能够预料到的是，这个“新俄”只存在了几个月，到十一月，布尔什维克党发动政变，推翻了临时政府，成立苏维埃政权，在俄国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试验了。

胡适对于俄国进行的这一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试验的态度，是赞成和佩服的。对于新出现的苏俄，是持友好态度的。一九二三年九月二日，苏俄代表加拉罕来中国谈判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和解决历史悬案问题。胡适在九月十六日出版的《努力周报》上发表《“大国民”的外交》一文对加拉罕表示支持，实际上是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其中说：

苏俄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大本营，是我们被压迫民族的好朋友，此次加拉罕代表东来备受我国社会各方面的欢迎，足以证明我们国民已经认识了苏俄是我们的好友，既经认识了。他是我们的好友邦么？中俄交涉的根本问题，即在缔结中俄两国的亲交，中俄亲交的第一步表示，就在承认苏俄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经解决，其他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了。

我们应该把承认苏俄这件事，作为纯粹友谊的表示，不该把他作为商卖式的外交交换品，只有力能承认苏俄的政府，才能接受并保有苏俄退还中国的权利，但是这件事如何是那“替人家看守大门”的“维持国际现有之地位”——被国际帝国主义压迫的地位的外交家所能做得到的呢？（本篇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六日出版的《努力周报》第七十期，《胡适全集》未收）

一九二六年胡适到英国去出席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议，途经莫斯科，在莫斯科停留了三天，在短短的三天里，他参观了革命博物馆，参观了监狱，都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他七月三十日的日记里记下的参观革命博物馆的事：

下午到革命博物馆，馆中用史料表现革命史的各时期，起于十七世纪Stanka Rasin［斯坦卡·拉辛］之农民革命，终于一九一七之“二月革命”及“十月革命”。最后为 Lenin Corner[列宁厅]，表现列宁一生历史及著作。凡他的手泽，遗物，皆搜罗陈列；中有他变服为铁匠时的假发，饭锅，护照等。他死后的各国代表团体之花圈也陈列在此。（《胡适全集》第三十卷，第二一九页）

次日他致友人张慰慈的信中说到这次参观，“很受感动”。

八月二十七日致徐志摩的信中说：

我在莫斯科三天，觉得那里的人有一种seriousness ofpurpose，真有一种“认真”、“发愤有为”的气象。我去看那“革命博物馆”，看那一八九○～一九一七年的革命运动，真使我们愧死。我想我们应该发愤振作一番，鼓起一点精神来担当大事，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做点事，方才可以对得住我们现在的地位。（以上两信都见胡适《欧游道中寄书》，收于《胡适全集》第三卷，第四九、五三页）

在《欧游道中寄书》中，还有他七月三一日致张慰慈的信中，其中说：“这是莫斯科的第三晚了。在一个地方遇见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Merriam与Harpers。今早同他们去参观监狱，我们都很满意。”这件参观监狱的事，胡适在这一天的日记里有详细记载：

十一时，参观第一监狱。地在郊外。此地有三百九十二人，皆犯重罪，须隔离者。现改为每二人一室。不穿囚犯制服，允许穿其家送来之衣服。每日工作八时，所得工资，除必需之费用及作工原料外，皆寄与其家人。作工之外，各依其性情与教育，组为各种文化的与教育的活动，如补充教育，音乐会，文学讨论会，政治讨论之类。室中二榻，向例皆悬起下锁，至睡时始放下。今皆去锁，随时可卧。每室有自来水，有一桌二凳。有一室独有二桌，因其一犯人为音乐家，平日须作谱，故与一桌。别处监狱皆有自治制，此间因皆系重犯，故除文化的与教育的活动之外，管理仍由专人司之。那时午餐正熟，每楼之食品皆已分配好了，正要抬出去。我们到厨房，他们请我们试吃一点。面包比Saroy Hotel[萨罗旅馆]的还好，也是犯人自作的。医药室中除专有常驻狱医外，另有专门医生如花柳病专家等不时来此。又有心理病专家，专研究犯人的心理的状态，遗传，环境，等等犯罪的原因。有牙医室，每月来若干次。其工场中以织物为最重要，其设备宛然一个小工厂，其出品甚佳。据导者说，向日此项重犯以隔离之故多生精神病态。今改革之后，人有工作，病态大减了。（《胡适全集》第三十卷，第二二○页）

他在七月三十一日写给张慰慈的这封信里谈他对苏联的观感，说：

我的感想与志摩不同。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 of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

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

今天我同Merriam谈了甚久，他的判断甚公允。他说，狄克推多向来是不肯放弃已得之权力的，故其下的政体总是趋向愚民政策。苏俄虽是狄克推多，但他们却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

我看苏俄的教育政策，确是采取世界最新的教育学说，作大规模的试验。可惜此时各学校都放假了，不能看到什么实际的成绩。但看其教育统计，已可惊叹。（《胡适全集》第三卷，第五○～五一页）

下一封信又说：

我这两天读了一些关于苏俄的统计材料，觉得我前日信上所说的话不为过当。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试验，不能不表示佩服。凡试验与浅尝不同。试验必须有一个假定的计划（理想）作方针，还要想出种种方法来使这个计划可以见于实施。在世界政治史上，从不曾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乌托邦’计划居然有实地试验的机会。求之中国史上，只有王莽与王安石做过两次的“社会主义的国家”的试验；王莽那一次尤可佩服。他们的失败应该更使我们了解苏俄的试验的价值。

去年许多朋友要我加入“反赤化”的讨论，我所以迟疑甚久，始终不加入者，根本上只因我的实验主义不容我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更不容我以耳为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我这回不能久住俄国，不能细细观察调查，甚是恨事。但我所见已足使我心悦诚服地承认这是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大政治试验。我们的朋友们，尤其是研究政治思想与制度的朋友们，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我们应该承认这种试验正与我们试作白话诗，或美国试验委员会制与经理制的城市政府有同样的正当。这是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

至于这个大试验的成绩如何，这个问题须有事实上的答案，决不可随便信任感情与成见。还有许多不可避免的困难，也应该撇开；如革命的时期，如一九二一年的大灾，皆不能不撇开。一九二二年以来的成绩是应该研究的。我这回如不能回到俄国，将来回国之后，很想组织一个俄国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来作一较长期的考察。

总之，许多少年人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们的“武断”也是不好的。（《胡适全集》第三卷，第五一～五二页）

从他的这些书信和日记中，可以看出，在一九二六年，胡适还是很看好苏联的。他在一九二八年写的《名教》一文中还说到了这样一件事：

现在我们中国已成了口号标语的世界。有人说，这是从苏俄学来的法子。这是很冤枉的。我前年在莫斯科住了三天，就没有看见墙上有一张标语。标语是道地的国货，是“名教”国家的祖传法宝。（《胡适全集》第三卷，第六六页）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写的《“协和外交”原来还是“焦土外交”》中说：“苏俄的伟大的试验，在这两年之中，也逐渐得着了世人的承认与了解。”（《胡适全集》第二二卷，第九○页）

后来胡适对苏联国内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对苏联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关系有了更多的了解以后，胡适的看法就渐渐改变了。他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在《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一文中，有一段论及苏联国内政治控制的运作方式，真是说得又生动又深刻：

现代的独裁政治可就大不同了。独裁政治的要点在于长期专政，在于不让那绝大多数阿斗来画诺投票。然而在二十世纪里，那是不容易办到的，因为阿斗会鼓噪造反的。所以现代的专制魔王想出一个好法子来，叫一小部分的阿斗来挂一个专政的招牌，他们却在那招牌之下来独裁。俄国的二百万共产党，意大利的四百万法西斯党，即是那长期专政的工具。这样的政治与民主政治大不同之点在于过度利用那班专政阿斗的“权力欲”，在于用种种“骗人的利器”哄得那班平日“看体育新闻，读侦探小说”的阿斗人人自以为是专政的主人：不但“逢时逢节”去做画诺投票的事，并且天天以“干部”自居，天天血脉奋张的拥护独裁，压迫异己，诛夷反动。

换句话说：民治国家的阿斗不用天天干政，然而逢时逢节他们干政的时候，可以画“诺”，也可以画“No”。独裁政治之下的阿斗，天天自以为专政，然而他们只能画“诺”而不能画“No”。所以民主国家的阿斗易学，而独裁国家的阿斗难为。民主国家有失政时，还有挽救的法子，法子也很简单，只消把“诺”字改做“No”字就行了。独裁国家的阿斗无权可以说一个“No”字，所以丁在君先生也只能焚香告天，盼望那个独裁的首领要全知全德，“要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要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要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万一不如此，就糟糕了。（着重点是引者所加，下同。）（《胡适全集》第二二卷，第二三三～二三四页）

这篇文章还指出：

独裁政治之难学，不光是“独裁的首领”难得，也不单是专门人才难得，还有那二百万或四百万的“专政阿斗”最不易得。凡独裁政制之下，往往有许多残暴不合理的行为，并非是因为那独裁首领要如此做，只是因为（如丁在君先生说的）“多数人对于政治根本没有兴趣”，你要他们丢了棒球新闻来做你的棒喝团，抛了侦探小说来做你的冲锋队，你就不能太摆上等人的臭架子，东也有所不为，西也有所不为。你只好充分利用他们的劣根性，给他们糖吃，给他们血喝，才能领他们死心塌地的替你喊万岁，替你铲除反动，替你拥护独裁。独裁政治的成绩的大小，和独裁政制之下民众与国家受的福利或祸害，往往系于这二百万或四百万的“专政阿斗”的程度与经验。这是一个国家的生死关头。（《胡适全集》第二二卷，第二三四～二三五页）

这样，胡适就把当年苏联（以及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的那个庞大的无孔不入的控制机器是怎样构造成功以及如何运作的秘密揭露出来了，表明了他对这种体制的深知。

就在他对苏联看法已经有很大改变的时候，他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六日作的《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一文中，还深有感情的回忆起当年的莫斯科之游：“我们现在看见苏俄的压迫个人自由思想，但我们应该想想，当日在西伯利亚冰天雪地里受监禁拘囚的十万革命志士，是不是新俄国的先锋？我们到莫斯科去看了那个很感动人的“革命博物馆”，尤其是其中展览列宁一生革命历史的部分，我们不能不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决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胡适全集》第二二卷，第二八五页）

一九三六年起，苏联开始了大规模的肃反。八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十六人被判死刑。一九三七年一月，皮达可夫等十三人被判死刑。六月十二日，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其他七名高级将领被处死刑。胡适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日《独立评论》二三九号的编辑后记里说：“这几天苏俄国内清党清军的惊人消息又占据了世界报纸的首页地位，又使我们心里不能不重新估计这个新国家的巨大试验究竟有多大的稳固性。”（《胡适全集》第二二卷，第五七一～五七二页）他是把苏联大规模的肃反和这个政权的稳固性联系起来考虑了。

胡适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在北平广播电台作题为《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的广播演说，最后说到，“世界文化还有第三个共同的理想目标，就是民主的政治制度”。他说：

有些人听了我这句话，也许要笑我说错了，他们说最近三十年来，民主政治已不时髦了，时髦的政治制度是一个代表劳农阶级的少数党专政，铲除一切反对党，用强力来统治大多数的人民。个人的自由是资本主义的遗产，是用不着的。阶级应该有自由，个人应该牺牲自由，以谋阶级的自由。这一派的理论在眼前的世界里，代表一个很有力的大集团。而胡适之偏要说民主政治是文化的一个共同的理想目标，这不是大错了吗？

我不承认这种批评是对的。我是学历史的人，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的趋向，那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最近三十年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体专制的潮流，在我个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我们可以不必因为中间起了这一个三十年的逆流，就抹煞那三百年的民主自由大潮流，大方向。

俄国的大革命，在经济方面要争取劳农大众的利益，那是我们同情的。可是阶级斗争的方法，造成了一种不容忍，反自由的政治制度，我认为那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不幸的事。这种反自由，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不好的，所以必须依靠暴力强力来维持他，结果是三十年很残忍的压迫与消灭反对党，终于从一党的专制走上一个人的专制。三十年的苦斗，人民所得到的经济利益，还远不如民主国家从自由企业与社会立法得来的经济利益那末多。这是很可惋惜的。（着重点是引者所加）

我们纵观这三十年的世界历史，只看见那些模仿这种反自由，不容忍的专制制度一个一个的都被打倒了，都毁灭了。今日的世界，无论是在老文明的欧洲，或是在新起的亚洲，都还是朝着争民主，争自由的大方向走。印度的独立，中国的结束一党训政，都是明显的例子。

所以我毫不迟疑的说：世界文化的第三个理想目标是争取民主，争取更多更合理的民主。（《胡适全集》第二二卷，第六九三～六七四页）

海耶克在一九四四年出版了《到奴役之路》一书，书中指出：“还很少有人愿意承认，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并不是对于前一时期社会主义趋势的一种反动，而是那些趋势的必然结果。”论证了计划经济之类的政府干预是通往奴役之路。殷海光将它翻译出来，在《自由中国》上连载。一九五四年三月五日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社的欢迎茶会上，以《从〈到奴役之路〉说起》为题发表讲演，其中他提到一九四一年七月他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讲演，说明了他为什么会改变对苏联的看法。他说：

我这里应当声明一句：我这个变不是今天变的。我在海耶克的书以前好几年已经变了。诸位看过在《自由中国》的创刊号有张起钧先生翻译我的一篇文章：《民主与极权的冲突》，但是没有记上年月。其实那是一九四一年七月我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讲演的文章，原题目是Conflict of Ideologies［“思想的斗争”或“思想的冲突”］。这里面有一句话：“一切的所谓社会彻底改革的主张，必然的要领导到政治的独裁。”下面引一句列宁的话：“革命是最独裁的东西。”实在，要彻底的改革社会制度，彻底的改革社会经济，没有别的方法，只有独裁——所谓“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才可以做到。这是一九四一年七月我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讲演的意思。那时候我就指出民主和极权的不同。我就已经变了。为什么大家都变了呢？这个不能不感谢近三十多年当中，欧洲的可以说极左派和极右派两个大运动的表演；他们的失败，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教训。极右派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德国的纳粹与意大利的法西斯；德意两国的失败是大家所明见的。极左派是俄国三十七年前的布尔雪维克革命；苏俄自己当然以为是成功的，但是我们以社会、历史、经济的眼光看，不能不认为这是一个大的失败。这都是社会主义，极左的，与极右的社会主义，拿国家极大的权力来为社会主义作实验；而两种实验的结果都走到非用奴役、集中营，非用政治犯、强迫劳工，非用极端的独裁，没有方法维持他的政权。因为这个三十多年的政治、经济的大实验，极左的、极右的大实验的失败，给我们一个教训，我们才明白就是方才我这位朋友在信中所指出的：“社会主义也不过是共产主义的一个方面；它的成功的程度，还远不如共产主义那么大。”这话怎么讲呢？就是，如要社会主义成功，非得独裁不可，非用极端独裁、极端专制不可，结果一定要走上如海耶克所说的“奴役之路”。

今天我要讲的不过如此。我们在台湾看到《自由中国》、《中国经济》，大家都不约而同的讨论到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一切计划经济，一切社会主义，是不是与自由冲突的？在外国，如在美国，现在有好几个杂志，最著名的如《自由人杂志》（Freeman），里面的作家中有许多都是当初做过共产党的，做过社会主义信徒的，现在回过头来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这种在思想上根本的改变，我们不能不归功于三十七年来世界上这几个大的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使我们引起觉悟——包括我个人，在今天这样的大会里当众忏悔。我方才讲，这是好现象。（着重点是引者所加）（本篇《胡适全集》未收，现在据花城出版社《胡适文集》第四卷，第二二三～二二五页）

对于胡适更大也更直接的刺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对中国的损害。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一日胡适给周鲠生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回顾了自己对苏联看法的改变,信中说：

就拿我自己做个例子。老兄知道我向来对苏俄是怀着很大的热望的。我是一个多年深信和平主义的人，平常又颇忧虑中国北边那条世界第一长的边界，所以我总希望革命后的新俄国继续维持他早年宣布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主义的立场。这种希望曾使我梦想的俄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爱好和平到不恤任何代价的程度（peace at anyprice）。老兄总还记得，我曾用这“爱好和平到不恤任何和平代价”一个观念来解释苏俄最初二十多年的外交政策，说他从布雷斯特李托乌斯克和约（Brest-Litovsk Treaty）起，一直到一九三九年的对德不侵犯条约，都可以说是“爱好和平到不恤任何代价”的表示。一九三九年九月以后，波兰被瓜分，芬兰被侵略，这些事件确曾使我对苏俄开始怀疑。但我总还不愿意从坏的方面去想，因为我的思想里总不愿意有一个侵略国家做中国的北邻。老兄还记得我在一九四一年年底在美国政治学会年会的演说，我还表示我的一个梦想：我梦想中苏两国的边界，能仿照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边界的好榜样，不用一个士兵防守！前几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先生访问苏俄与中国，他在重庆下飞机时发表的书面谈话里，还引我那个中苏边界不用武装兵士防守的梦想。老兄在一九四四年出版的大作《求得太平洋的和平》（Winningthe Peace in the Pacific）里，也还引我这个梦想的全文（第九一页）。

老兄，我提起这一大段自述的故事，为的是要表明我对苏联确曾怀抱无限希望，不愿意想像这个国家会变成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

但是雅尔达秘密协定的消息，中苏条约的逼订，整个东三省的被拆洗，——这许多事件逼人而来。铁幕笼罩住了外蒙古、北朝鲜、旅顺、大连。我们且不谈中欧与巴尔干。单看我们中国这两三年之中从苏联手里吃的亏，受的侵害，——老兄，我不能不承认这一大堆冷酷的事实，不能不抛弃我二十多年对“新俄”的梦想，不能不说苏俄已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

这是世界最不幸的事，也是苏俄自身最不幸的事。苏俄是世上第一个疆土最大的国家，今日是他的国力最强盛的时期，全世界公认他是两个最大强国之一。这正是他应该修善睦邻的时期了。暴力是终久靠不住的，德国、日本都是眼前的镜子。一个强国也还需要朋友，需要诚心爱护他的朋友。无论怎么强的霸国，到了邻舍害怕他、朋友抛弃了他的时候，就到了开始下坡的日子了，他的极盛时期已经过去了。

我抛弃了二十多年对苏俄的梦想，我自己很感觉可惜。但是我观察这几年的国际心理，这样从殷勤属望变到灰心，从爱护变到害怕忧虑，恐怕不止是我一个人。即如老兄，难道你真不承认这个可怕的侵略势力吗？老兄试回想你我两人在五六年前对苏俄那样热心的期望，试回想我们当时亲眼看见的西方民主社会对苏俄那样真诚的友谊，——我们不能不惋惜：苏俄今日被人看作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真是苏俄自己的绝大不幸，自己的绝大损失了。（《胡适全集》第二五卷，第三一八～三二○页）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日胡适收到北京大学工学院学生邓世华的一封长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一九九～二○一页，中华书局一九八○年版），诉说自己对于时局的极端苦闷。他问胡适：“国家是否还有救？救的方法为何？”胡适当天半夜给他回信，其中说到：

国家当然有救，这一次的日本侵略，中国确有亡国的危险，我们居然得救了。现在的强国，除了苏俄之外，绝对没有一个国家要侵略我们的。我们的将来全靠我们今后如何努力。（《胡适全集》第二五卷，第二五七页）

这时他已经把苏联看成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了。几十年过去，一些事情已经成为朝野的共识。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邓小平对来中国访问的戈尔巴乔夫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时期。当时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条约，承认了雅尔塔的安排。”（《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二九三页）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七日胡适在以《当前中国文化问题》为题的一篇演讲里。两处谈到他对苏联的看法。一处说：

我走过许多国家，我没有见到一个国家牺牲经济自由可以得到政治自由；也没有见到一个国家牺牲政治自由可以得到经济自由。俄国人民生活程度三十年来提高了多少？人民生活痛苦减轻了多少，经济自由得到了没有？牺牲政治自由而得到经济自由的，历史上未有先例。

又说：

目前的反动并不是大反动，只是小小的反动，看起来声势浩大，但他们自己就缺乏自信，不相信自己的人用最专制的权力来压迫自己人，经过三十一年长时间还不许人家进去，不许自己人出来，不敢和世界文化交流，这正表示他们的胆怯。所以我说这只是一个小反动。依我的看法，民主自由一定得到最后胜利。（《胡适全集》第二二卷，第七四九～七五○页）

胡适一九五○年六月九日致沈怡的信中谈到自己在几个月的大动荡、大变局中对苏联问题的深思，他说：

我去年四月出国，廿一日（“和平”破裂之日）到金山，迄今十三个半月了！这十三个月来，我曾收罗一些书报，并且自己每日剪粘五种日报。我很想对国家的困厄与世界的危机，得一个自己认为比较满意的解释。十三个月之中，我差不多没有作一次公开的讲演，讨论十三个月的结果，我稍稍明白这十几年的历史。五月十八日，我在Councilon Foreign Relations领导一个小规模的讨论会。我说了一点钟，又答了一点钟的话。我的结论大致是说：“这十几年中，只有国际共产党大致知道他们的目的与步骤，止有他们比较的明白他们所谓战略与策略；此外，所谓大国领袖，所谓大政治家，都不免古人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胡适全集》，第二五卷，第四四八～四四九页）

一九五○年七、八月间，胡适循着这个思考的结论写出《斯大林策略下的中国》一文。他在八月十五日的日记里说：“写完我的一篇英文文字‘How Stalin’s Strategy ofConquest Succeeds in China After 25 Years’ Chinese Resistance’[《斯大林的战略在中国遭到二十五年的抵制之后如何获胜》]。此文费了我四十天的工夫，甚不值得。”这一篇可说是他的苏联观的总结。在这篇文章里，他详细谈到了美国罗斯福、英国丘吉尔、苏联斯大林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的事：

三强会议，于一九四五年在雅尔塔举行。会议延长到七天。在即要完毕的一次会议中丘吉尔首相没有出席，而罗斯福总统——据霍浦金斯的记录——则“疲倦而不愿再从事辩论”。在这个会议中，斯大林提出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条件。最后的协议，对中国保守着秘密；直至六月十四日，才由赫尔利大使在重庆告诉蒋委员长，说是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于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代表他们各人的政府，在雅尔塔签订了一个秘密协定。

由于这些极浮泛的条文，东北和全中国以及韩国（虽然这里没有提到），甚至很可能整个亚洲大陆的命运便被注定了。历史倒退了四十年。这三个签字人当中，显然的只有斯大林是把历史记得还不差的。因为在日本投降的时候，斯大林发表了一件文告：在这文告里面，他说明他的四天对日作战是俄国于一九○四年——一九○五年败于日本人手里的报复。这文告里面说：“俄国军队于一九○四年的失败，……在人民心里留下辛酸的记忆。它好像在我们的国家上面涂了一个黑点。我们的人民相信并且希望总有一天我们会把日本打破而把污点擦去的。我们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已有四十年了。”

这就是秘密协定中的主要的文句“过去曾为苏联所有，而因日本于一九○四年的诡谲攻击而受到侵害的权益应予恢复”的历史的意义。斯大林是用俄国的报复的历史的理由来恳求罗斯福的支持的。依据霍浦金斯的记录：“斯大林向罗斯福说，如果他所提出的条件没有得着承认，那便很难向俄国人民解释为什么要叫他们去打日本了。……但是斯大林又说，如果他所要求的政治的条件能够被承认，那他便不难向最高苏维埃和人民解释到底什么是他们参加远东战争的报酬了。”

整个事件是一套欺骗的策略。中国当时没有在场，但是罗斯福总统应采取行动以获得中国的同意。甚至于总统这样答应还不够。斯大林坚持把这个协议写成文约，并且须含有这句话：“三强领袖同意，苏联此等要求，于日本失败后无疑应予实现。”这便是说，就是中国拒绝同意，苏俄亦要取得这些要求的！

斯大林是在深思熟虑的了欺骗并且讹诈罗斯福……

我回忆到一九三九年的九月一天了。在那天，我以中国大使的资格去拜会罗斯福总统。战事已在欧洲爆发，总统颇感烦恼。他告诉我说，“我正在考虑斡旋中日和平的事情。最困难的当然是东北问题。我有一个新公式：我们刚和英国签订一种新协定，是关于太平洋中康登（Canton）和恩德背理（Enderbury）两岛的共同利益和管辖的；我可以在相同的基础上解决东北问题。为了中日两国的利益和安全，关于东北正可以订一种相类似的协议。”

我辞别他之后，就设法多知道一点关于这两个珊瑚岛的事情。我随即发现，康登岛九英里长，最宽的地方五十码。岛上居民有四十人。恩德背理三英里长，一英里宽，并且有居民四人！东北，大家知道，有居民三千三百万人，面积四十一万三千平方英里。我现在确信，一九四五年在雅尔塔，罗斯福总统心中必念念不忘他一向得意的康登岛和恩德背理岛的成例。这两个小岛，照着英美两国政府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六日所签订的协议，由两国共同管理五十年。

在一个伟大的人物恢廓的理想上玩弄诈谋的人，历史决不会宽恕的。（《斯大林策略下的中国》，台北胡适纪念馆，一九七四年版，第四二～四七页）

他在一九五○年六月九日致沈怡的信中写的“这十几年中，只有国际共产党大致知道他们的目的与步骤，止有他们比较的明白他们所谓战略与策略；此外，所谓大国领袖，所谓大政治家，都不免古人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大约就是指这些事吧。

胡适给周鲠生的信中说的“中苏条约的逼订”，指的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其实只是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具体化。这个条约，正如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说的，“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中国对日作战牺牲最大，时间最长（中国从“九一八”事变算起是十三年十个月二十八天，从卢沟桥事变算起是八年一个月八天，美国是三年九个月六天，苏联是六天），到了战争胜利之时，却得到这样一个条约，在人类历史上还少见如此不公的先例。其实苏联方面也知道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后来，斯大林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五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就坦率地说：“中国共产党掌权后，形势已根本改变，苏联政府已经通过了取消这个不平等条约的决议……”（见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二七八页）

至于胡适给周鲠生的信中说的“整个东三省的被拆洗”这件事，给胡适极大刺激的这件事，在当时和后来都有不少报道。这里只引一个国民党人和一个共产党人的证言。

国民党人的，《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中说：

说到苏俄掠夺我东北物资，尤堪使人发指。自九一八日本据有东北后，刻意经营各种轻重工业，十余年来，投下资金，在一百亿美元以上。俄军侵入后，竟以此项工业设备，视为战利品，建议由中、苏双方共同经营，我方提出对案，指定南满铁路及其附属事业、水电工厂、抚顺煤矿、鞍山钢铁厂、东北航空及松花江航运，均不在共同经营之列。苏俄不以此项对案为然，公然拒绝我方接收，并将我政府所派之东北矿区特派员张莘夫一行八人，加以杀害，苏俄之面目，至此已暴露无遗。

美国国务院于三十五年（一九四六）二月十一日，照会中、俄两国政府，认为日本在国外财产，应由盟国组织日本赔偿委员会作最后分配之决定。苏俄亦全然不睬，在此以前，苏俄对东北之工业设备，除可劫掠者外，即予破坏，至此仍依旧进行。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盟国日本赔偿委员会美国代表鲍莱关于东北工业状况的调查报告中有云：“估计该地于俄军占领期内，工业上的直接损失达八亿五千八百万美元，如果计算工业设备的复置费用和质量的变坏损失额，应为二十亿美元。”（东方出版社二○○九年版，第一三九页）

共产党人的，夏衍的《懒寻旧梦录》中回忆说：

就在这之后不久，就发生了所谓苏军拆运工厂事件。在当时，惨遭战祸的广大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都是渴望和平的，所以对马歇尔的调解难免还寄予一点希望。而苏联的拆走日本和伪满所有的工厂设备，又正好给英美新闻媒介以一个很好的反苏宣传的机会。我记得很清楚，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苏联驻上海总领事在外白渡桥领事馆举行建军节招待会，国民党就组织了一次有四、五千人之多的反苏集会，群众包围了领事馆，高呼反苏口号，我和凤子等几个文艺工作者穿过包围圈进入领事馆就遭到了一片“打倒卖国贼”、“打倒共产党”的呼声。国民党一直是害怕群众的，从来不敢也不可能动员群众来举行示威活动的，可是这一次苏联对盟友的掠夺行径，却给了国民党以一个反苏反共的机会。说实话，即使在当时，我们的心情也是很矛盾的。尽管英美通讯社的报道有夸张，但苏军运走了所有日伪留下来的工业设备，则是连塔斯社也不能否认的。（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一九八五年版，第五五九页。）

就是这些事情，使胡适作出了最后的结论：苏俄今日已经成为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

应该注意的一点是，胡适看苏联，总是和中国共产党联系在一起来看的。他是把中国共产党看做苏联利益的代理人，是在苏联的指挥下活动的。他没有能够预料到后来中苏之间会发生那样尖锐的分歧和对立。他是一九六二年去世的。而标志中苏交恶的苏共中央来信，和中共中央复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都是一九六三年才发表。胡适当然无从知道。至于后来苏联的解体，却不能说他没有预见到，即从本篇摘引的一些材料中看，他已经多次论证苏联的这一场试验已经失败了。

二○一三年二月七日作

（原载《领导者》总第五十一期，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

亚纳耶夫的最后一搏

《捍卫苏联的最后一搏》一书，副标题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反对戈尔巴乔夫”，讲的是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到二十一日苏联发生的那一次失败了的政变。作者亚纳耶夫，戈尔巴乔夫当苏联总统的时候，他是副总统，二把手；在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时候，他下令宣布：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不能履行苏联总统职权”，现在由他亚纳耶夫“行使苏联总统职权”（第七页），成了一把手。政变失败后被捕，一九九四年二月，俄罗斯国家杜马对参加政变各人实行大赦获释。这是一本为自己作辩解的书。

这本书的书名有一点自相矛盾。书中说：戈尔巴乔夫“内心不希望把苏联弄垮。无论人们怎么议论他，这个倒霉总统还是想保留自己的‘王冠’，用尽最后的力气把权力抓住。”（第七一页）事情当然是这样，他当苏联总统的前提是苏联必须存在，一旦苏联不存在了，他这个苏联总统也当不成了。他当然要用尽最后的力气维持苏联的存在。现在你反对的是一个最不愿意苏联垮台的人，怎么能把这事说成是“捍卫苏联”的举动呢？事实是，这次政变给戈尔巴乔夫的政敌叶利钦帮了大忙，使他在政治斗争中大大得分，几个月之后，他和白俄罗斯以及乌克兰的领导人一起，宣告了苏联历史的终结，当然也同时宣告了戈尔巴乔夫苏联总统任务的终结。由此看来，把这次政变称为“葬送苏联的最后一着”，也许更符合实际情况一些吧。

亚纳耶夫的政治态度，书中表明，他不但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反对赫鲁晓夫的改革，反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露和批评。书中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宣读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中，其‘主要内容’基本上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品行进行攻击。根据赫鲁晓夫的看法，这些品行是苏联国家的主要灾难。由极端的个人动机所决定的赫鲁晓夫反科学、非常庸俗的论述与公开的臆造掺杂起来……对斯大林和我国苏维埃历史极尽诽谤之能事。”（第一○六页）亚纳耶夫当然知道：“也不可能绕开所谓的斯大林镇压的问题。”不绕开，怎样去面对呢？他的逻辑是这样：虽然“在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实施的‘大清洗’和其他‘活动’中，毫无疑问有无辜受害的人。”但是，“在一个直到现在都处在前所未见的敌对势力包围的国家里，还有全球性的军事对抗就在门口，严格说来，所有这些现象毫不奇怪，而且是完全合乎规律的”。（第一一五页）亚纳耶夫还告诉他的读者们：那些参加过对德作战的老战士们，并不关心斯大林镇压了多少人，“他们依然怀着崇敬的心情对待苏联唯一的大元帅”。（第一三二页）

关于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亚纳耶夫这本书只说到了波兰一国。斯大林对于波兰人民的贡献，书中列举了三条：“第一，它体现在把波兰领土从希特勒分子手中解放出来，为此苏联将士付出了六十万人死亡的代价，实际上是把波兰人从被纳粹分子彻底消灭的计划中拯救出来了。第二，保留——准确地说是复兴波兰作为单独的国家，一九四五年以斯大林为团长的苏联代表团在波茨坦坚持了这一点。第三，扩大了以‘波兰’为名的重新建立的国家的领土，把什切青和东普鲁士的其他城市和土地并入其国家。”（第一三○页）这三件事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和结束以后的事情。第一件事，说的是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苏军进攻德军占领下的波兰，进而进攻德国本土，进攻柏林的战争。大约是在波兰战场上阵亡了六十万兵员吧。可是，苏军在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攻入波兰之前，一九三九年也有过一次攻入波兰的军事行动，你怎么就不说了呢？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军突然攻入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现在人们已经知道，在一星期以前，德苏两国已经在莫斯科签订了瓜分波兰的秘密协定，划分了各自占领的地盘。如果没有这个秘密协定，希特勒未必会在九月一日发动进攻。这样说来，“二战”是希特勒和斯大林联手发动的。

德军以闪电战攻入波兰，进展神速，就一再催促苏军早日出动，苏军却总是迟迟其行。并不是因为准备军事行动有什么困难，而是一时找不到一个可以欺骗世界舆论的口实。阿诺德·托因比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以下简称《二战史》）第三卷“轴心国的初期胜利”对此有简略的记载：

俄国人想借口德国威胁在波兰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作为他们干涉的动机，这种主意德国政府自然是不喜欢的。……莫洛托夫承认，“苏联政府提出的理由，含有刺激德国人感情的口气”，但是他要求，“鉴于苏联政府的困难处境”，德国人不要对这一点小事介意，苏联政府“不幸实在看不出有可能找到其他任何理由，因为苏联以前从来没有为它居住在波兰的少数民族同胞的困境操过心，目前的干涉，对外界总得找个借口，以言之成理。”（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四七～四八页）

找到了“理由”，师出有名，就可以开始军事行动了。《二战史》接着说：

九月十七日清晨，俄国以大批装备精良的部队开始侵入波兰，几乎不曾遇到什么抵抗，在一个星期之内挺进了大约一百五十英里——差不多到了寇松线。驻在东部各省的波军在九月的第三周中溃不成军，俄国人的进攻完全出乎波军的意外。俄国人散发的传单上印有德军进攻范围的地图，以涣散波军的士气，入侵者还造谣说，他们是来打德国人，而不是来打波兰人。（前引书，第五二页）

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库利克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向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报告前线状况说：“一、红军转入进攻时，波兰军队士气一落千丈。除边防部队、民团和总司令部领导的撤退部队所进行的零星抵抗外，红军几乎没遭遇任何抵抗。二、俘获大量普通士兵和军官。……四、大部分居民情绪高昂地迎接红军。但在大城市中，特别是斯坦尼斯拉沃夫，知识分子和商人对红军的态度比较冷淡。五、在与罗马尼亚接壤的扎列希基市缴获了一家银行，其中有没运走的部分贵重物品和纸币。在那里还缴获了一辆准备开往罗马尼亚的装满钱的汽车。……七、由于我们推进速度快，所以除几座小桥外，铁路网和桥梁都没被破坏。……”（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二年版，第一九卷，第一三七～一三八页，本书以下简称《苏联档案》）

苏军的进军如此顺利，第一个原因是波兰正在以全部力量抵抗从西线入侵的德军，还有一个原因是波兰方面没有把苏军看作敌军。波兰利沃夫城防部队司令西科尔斯基准将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日在俘虏营写给苏军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的申辩信中说：“您肯定相信，我们彻底履行了我们作为士兵的天职，与德国侵略者进行了斗争，同时，我们也以相应的形式执行了波兰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没有把红军看成是作战的对方。”（《苏联档案》第十九卷，第一八六页）波军没有把苏军看成作战的对方，苏军却是把波军看成是作战的对方的。俘虏了数以万计的高、中、低级军官，包括将军，几个月之后，他们就在卡廷森林被秘密处决了。

这件事一直不为人们所知。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国进攻苏联。七月六日德军攻占斯摩棱斯克。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三日德国人宣布：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卡廷森林中发现大片波兰军官的坟墓，共找到四千四百四十三具尸体。从此卡廷屠杀案就为世人所知。苏联方面却一直抵赖，说这些人是德国人在占领斯摩棱斯克期间杀害的，甚至后来还在那里立碑，说这是“一九四一年盖世太保杀害的波兰军官之墓”。直到一九八九年苏联才承认了凶手是苏联内务部。后来叶利钦、普京都以俄罗斯总统的身份为此事向波兰道歉。

可是亚纳耶夫决心把抵赖坚持到底。他在书中说，一部名叫《卡廷》的电视片是“臆造”，“与纳粹的说法完全一致”（第一三○页）。不过他稍微作了一点让步：如果说苏联处死了波兰人，那也是该死的罪犯。他的说法是：“我们要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身处苏联领土的波兰人里，也有一些人对苏联公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可能，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把他们处了死刑。”（第一三一页）这个说法能够成立吗？他们是俘虏，被集中关押在俘虏营里，有武装看守把他们和苏联公民隔离开来，他们有什么可能“对苏联公民犯下滔天罪行”呢？而且不是少数几个人，而是成千成万的人！

这本书中还说，关于这卡廷案件，“戈尔巴乔夫分子‘历史学家’伪造的那些‘文件’从政府的特别档案中‘失踪’了”。（第一三一页）我不知道“失踪”了的伪造文件是些什么。但是我知道沈志华主编的《苏联档案》第十九卷有一个“苏联进军波兰与卡廷事件”专辑（第九九～三九八页），整整三百个页码，共收档案八九件。现在中国的普通读者都很容易看到了，担任过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副总统的亚纳耶夫，如果愿意调阅，应该是随时可以办到的，不知道他是不是看到过。现在我转录其中的两件档案在下面，这样将有助于读者了解此事的真相。

档案号：No.08094

贝利亚就枪毙三个专门战俘营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中的波兰军官、宪兵、警察和民团分子等给斯大林的报告

（不早于一九四○年三月五日）

莫斯科

794/6号

机密

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

斯大林同志：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营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目前关押着大量原波兰军队军官、原波兰警察局和情报机关工作人员、波兰民族反革命政党成员、公开反革命暴动组织参加者、越境分子等。所有这些人充满了对苏维埃制度的仇视，是苏维埃政权的万恶敌人。

战俘营中的军官战俘和警察战俘企图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和反苏宣传。他们每一个人都等着获释，以便有机会积极投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西部地区的机关，破获了一系列反革命暴动组织。在这些反革命组织中起积极领导作用的是原波兰军队军官、原警察与宪兵。

在拘捕的越境分子和国境线破坏分子中，也查出大量反革命间谍和暴动组织成员。

战俘营中共关押着（不计士兵和士官）一万四千七百三十六名原军官、官员、地主、警察、宪兵、监狱看守、民团分子、情报人员，百分之九十七以上是波兰族人。

其中：

将军、上校和中校 二百九十五人

少校和上尉 二千零八十人

中尉、少尉和民团少尉 六千零四十九人

警察、边防军和宪兵队军官和初级指挥员 一千零三十人

普通警察、宪兵、监狱看守和情报人员 五千一百三十八人

官员、地主、天主教神甫和民团分子 一百四十四人

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共关押囚犯 一万八千六百三十二人（其中一万零六百八十五人为波兰人），其中：

原军官 一千二百零七人

原警察、情报人员和宪兵 五千一百四十一人

间谍和破坏分子 三百四十七人

原地主、工厂主和官员 四百六十五人

各种反革命和暴动组织成员、各类反革命分子 五千三百四十五人

越境分子 六千一百二十七人

由于他们是苏维埃政权的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的敌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认为必须：

一、建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

（一）对战俘营中一万四千七百名原波兰军官、官员、地主、警察、情报人员、宪兵、民团分子和监狱看守的案情；

（二）以及对逮捕并关押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中的一万一千名各种反革命间谍组织和破坏组织成员、原地主、工厂主、波兰军官、官员和越境分子的案情——以特别程序进行审理，对他们采取最高惩处措施——枪毙。

二、审案时，不传唤囚犯，不提起公诉，不出示侦查终结书和判决书，而采用以下程序：

（一）对战俘营战俘案，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

事务管理局出具的证明材料审理。

（二）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的囚犯，根据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出具的案卷中的材料审理。

（三）由贝利亚同志、梅尔库洛夫同志和巴什塔科夫同志（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特别处处长）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审理案件并作出决定。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拉·贝利亚

（第三九○～三九二页）

全文之末有选编者的附注：原件一处用蓝铅笔删去了贝利亚的名字，显然是斯大林所删，一处用蓝铅笔填写了“科布洛夫”，显然是斯大林所填，又第一页批注：在文件正文和页边有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米高扬用蓝笔写的个人签名，有莫洛托夫用普通铅笔写的个人签名。边空处有显然是斯大林秘书写的“加里宁同意。卡冈诺维奇同意。”

档案号：No.08095

联（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十三号会议记录摘录（一一四页）

（一九四○年三月五日）

莫斯科

绝密

特档

关于枪毙三个专门战俘营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中的波兰军官、宪兵、警察、民团分子及其他人的决定。

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

No.1113/144

一九四○年三月五日

中央政治局会议第十三号会议记录摘录。一九四○年三月五日决定

一一四——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问题

一、建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

（一）对战俘营中一万四千七百名原波兰军官、官员、地主、警察、情报人员、宪兵、民团分子和监狱看守的案情；

（二）以及对逮捕并关押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中的一万一千名各种反革命间谍组织和破坏组织成员、原地主、工厂主、波兰军官、官员和越境分子的案情——以特别程序进行审理，对他们采取最高惩处措施——枪毙。

二、审案时，不传唤囚犯、不提起公诉，不出示侦查终结书和判决书，而采用以下程序：

（一）对战俘营战俘案，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出具的证明材料审理。

（二）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点头哈腰地区监狱的囚犯，根据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出具的案卷中的材料审理。

三、由梅尔库洛夫同志、拉布洛夫同志和巴什塔科夫同志（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特别处处长）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审理案件并作出决定。

中央委员会书记

（第三九三～三九四页）

档案材料确凿证明：此事与德国盖世太保完全无关。甚至不能把责任归之于苏联内务部，内务部是执行联共（布）中央的决定，即斯大林本人的决定，他们不过是刑场上行刑的刽子手罢了。亚纳耶夫花了那么多笔墨为卡廷事件辩解，自欺则可，欺人的目的却没有能够达到，真是枉费心机了。这种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成见、偏见来曲说历史，颠倒是非，这书的价值也就不必评论了。

亚纳耶夫作为八月十九日事件的重要角色，他写的回忆录，对于人们研究苏联存在时期的这最后一个重大事件总是有点史料意义吧。如果拿其他亲历者的回忆录来对照，他这书的史料价值就有一点可疑了。这里只讲一件事。当他们已经把戈尔巴乔夫软禁在克里米亚的时候，派了总统办公室主任波尔金（一译博尔金）、苏共中央书记奥·舍宁、国防部副部长瓦·瓦列尼科夫等人飞到克里米亚，找戈尔巴乔夫谈话，要求他认可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作为。当然遭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拒绝。亚纳耶夫的书中写道：

当听到代表团到福罗斯觐见他的消息并通报很快将实行紧急状态时，他开始怒火中烧，开始骂娘和吼叫。实际上没有任何类似的行为。戈尔巴乔夫马上提出两个问题：谁派你们来的，逮捕叶利钦了吗？如果逮捕了叶利钦并向戈尔巴乔夫通报这个消息，一切会是另外的样子。（第二三页）

照这个说法，戈尔巴乔夫到了这个时候还在念念不忘收拾自己的政敌！可惜这又是曲说。戈尔巴乔夫的“文胆”、总统助理阿·切尔尼亚耶夫（他曾协助戈氏完成他的名著《改革与新思维》），这时正随戈尔巴乔夫一同被软禁。后来他在《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一书中记下了那一次“觐见”第二天的一件事情：

当我第二天早晨进到别墅的小楼时，我很长时间找不到人问戈尔巴乔夫在哪里。最后是他的外孙女娜斯佳跑到我跟前，把我领到了楼上。戈尔巴乔夫躺在床上，正在便条本上写着什么。我在他旁边坐下，开始大骂那帮无耻之徒。他用忧郁的眼光看着我说：“是的，结局可能会很糟。但是你听我说，在这种场合我相信叶利钦。他不会对他们屈服，不会对他们让步。不过那时候就会要流血。昨天我曾问他们叶利钦在什么地方，一个人回答说‘已经逮捕’，另一人纠正说‘将要逮捕’。“（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二○○一年版，第五七八～五七九页）

原来戈尔巴乔夫是在关心叶利钦的安危！和这一伙人斗争，他知道现在只能寄希望于叶利钦了。而叶利钦也真像他希望的那样，为粉碎这一场政变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从这一例也可以看出亚纳耶夫的判断与实际情况距离有多远。

亚纳耶夫的书中还讲到一件与他本人有关的事情：

他们请求我临时承担起国家元首的职责，起初我坚决予以拒绝……当时瓦列里·伊万诺维奇·波尔金刚从福罗斯回来，他用慢吞吞的哲人般口吻宣布：“好吧，根纳季·伊万诺维奇（亚纳耶夫），我们不得不在你不参加的情况下行动。明天我们将会遭到逮捕，这近乎百分之百。

随后，再没有人说服我。我拿起钢笔签署了关于建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所有文件。（第七四～七五页）

这一次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同事们敦劝亚纳耶夫出来领导的聚会，在瓦·博尔金的回忆录《戈尔巴乔夫沉浮录》里有详细记载。记下了许多人的谈话，可是其中既没有什么人敦劝亚纳耶夫的话，也没有他自己说的促使亚纳耶夫最后下决心的那句至关重要的话。他那篇“现场记录”有好几千字（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第一一～一五页），请恕我不转录了。难道博尔金写书的时候忘记自己说过这句起了重要作用的话吗？亚纳耶夫已经不在人世，也无从去问他了。

亚纳耶夫态度鲜明的拥护斯大林，反对赫鲁晓夫，反对戈尔巴乔夫，反对改革。像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的卡廷事件，还要强为之辩。这些都足以说明他这本书的倾向了。可是在中国，有人愿意翻译介绍这本书，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本书，据译者说，还“得到一些读者的好评”（译者序第六页）。这就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信息：亚纳耶夫的见解在中国还颇有市场。这倒是一个不能不重视的问题。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九日于长沙

(原载二○一三年五月三十日《南方周末》）

丁文江这个人

丁文江（一八八七～一九三六）是一位很关心政治的科学家。一九二二年五月，他和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人联名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九二六年五月到十二月月，他担任了孙传芳任命的“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其职权相当于上海市市长。在任期间，就收回上海会审公廨一事与英、美、日、荷、挪五国总领事谈判，极力维护国家主权。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一九二二年五月至一九二三年十月）和《独立评论》周刊（一九三二年五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发表过不少政论作品。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共产党的问题是中国政治生活中最大问题之一。丁文江就其政治倾向看，应该说是属于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他是怎样看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呢？

在《中国政治的出路》一文中，丁文江谈到当时的年轻人，有这样一段话：

近几年来，许多中年人不知自反，而反要把一切社会的堕落，学校的腐化，归咎于青年。我个人的经验，现在青年的勇气和常识，比十几年前的青年高明的多。不错，许多青年进了共产党，许多青年在学校里闹风潮。但是平心而论，假如我今年是二十岁，我也要做共产党，也要闹风潮。（《丁文江集》，花城出版社二○一○年版，第一六○页。以下引自本书的只注明页码，不再注明版本）

丁文江说，他假如是二十岁，也要做共产党，这可是一个极为勇敢的表态。在那时，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说的那样：“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七七～七八页）丁文江公开这样声称，就不只是一般的同情共产党了。

当时，正是国民党集结重兵对江西“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进行“围剿”之时。国民党把他们进攻共产党的作战说成是“剿匪”。丁文江在《所谓“剿匪”问题》一文中反驳说：

我们对于国民政府，要请他们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是政敌。

共产党是有组织，有主义，有军队枪械的政敌。国民政府为自卫计，想用兵力铲除这样迫胁它自身存在的政敌，这种心理是一个政府不能没有的。然而政府何不自己反省：究竟这种政敌是谁造成的？是什么东西造成的？

无疑的，共产党是贪污苛暴的政府造成的，是日日年年苛捐重税而不行一丝一毫善政的政府造成的，是内乱造成的，是政府军队“赍寇兵，资盗粮”造成的。

共产党所以有今天，是湖北、江西、安徽几个主席帮他们忙的。（第一五一～一五三页）

共产党在江西、在鄂豫皖创造的红色区域能够出现，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造成一个这样的局面，丁文江的这个分析是很中肯的。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列举了当时中国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指出“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二页）因此，丁文江提出：如果真要与共产党作斗争，就得去做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彻底整顿司法行政和财务行政这些事。

在《中国政治的出路》一文里，丁文江提出了一个正本清源、避免发生革命的办法：

第一我们要求国民政府绝对的尊重人民的言论思想自由。这是和平改革政治最重要的条件。这一层要做不到，纵然我们不赞成革命，革命是万万不能免的。要免除革命，第一是要使异党的人有对于人民宣传他们信仰的机会，使他们有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的可能，使得人民觉得革命不是必要的牺牲。我们的要求是绝对的，是普遍的。例如我们以为在不扰乱地方秩序或是违犯其他刑法规定范围以内，共产党应该享有同等的自由。（第一五八页）

丁文江主张政府尊重人民发表各种不同政见的自由，接受一种和平转移权力的程序，这一点执政的国民党绝对不会同意。他希望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成为一个从事政治斗争的政党，革命的共产党也是绝不同意的。书生论政，纸上谈兵，自由主义者的丁文江，除了写点这样的文章之外，大约也找不到实现他这主张的途径吧。

声明假如是二十岁也要做共产党员的丁文江，在他四十六岁的时候发表了一篇《评论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员》，在和以前一样继续表明对共产党的同情态度之外，详细说明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说明了他为什么不再有做共产党员这想法的原因。

首先，他对共产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疑问。“我们仔细分析起来，马克斯（思）的价值论是很难成立的。”（第一七○页）并不是只有人的劳动才能够创造价值，“从事实看起来，现代社会是很复杂的。价值是从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产生的，很难追求每人制造的成分。分工合作的结果使得生产的价值超过每个人生产总数的价值。没有问题，交换——供给和需要——能增加物品的价值”。（第一七○页）“他的价值论与其说是经济的真理，不如说是政治的口号”。（第一七一页）

对于这个“价值论”问题，后来国内外已经有好些学者作了深入的研究，今天的认识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丁文江所论述的水平。

在这篇文章里，丁文江还说到了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的问题。他说：

我对于共产主义表相当的同情，但是对他们的手段绝对的反对。因为我不相信任何人的预言，而共产党的手段一部分是从马克斯的预言产生的。马克斯预言的不可尽信是很容易证明的。我已经说过，马克斯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使穷的人越穷，而事实上西欧北美工人的生活程度比十九世纪中叶增高得很多。我现在再举一个例：马克斯说共产革命一定是先在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发生，而事实上是在工业最落后的俄国。（第一七八页）

这里，他说，“我已经说过”，是指文章前面的这一段话：

马克斯说资本主义的结果穷人越来越穷。但是这七八十年来西欧北美工人的生活程度远高于马克斯做《资本论》的时候，谁也不能否认。就是在世界经济极端恐慌之下，在英国的失业工人所得到国家的失业津贴还远高于苏俄的工资。（第一七四页）

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命题，以及列宁作为补充和发展提出的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两个范畴，长期以来聚讼纷纭。不只丁文江一人，不少学者已经论证了此说不能成立。胡乔木在一九八○年七月五日的一次谈话中说：“从马恩以后，形成了一种对他们的崇拜。梅林在《马克思传》中就说过这个意思。直到现在，对一些理论问题，如绝对贫困化相对贫困化等，还当作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来争论。”（《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二○○四年版，第六四三页）这就是说，仅仅是出于对马克思的崇拜，还在对于此说是否能够成立进行争论。争论中的那些强辞夺理的文章当然是无法使丁文江信服的。

丁文江最反感的，是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他说：“中国共产党不过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一切举动不能自由的。莫斯科是共产主义罗马，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地位很像教皇。中国共产党就譬如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教会。”（第一七九页）

在丁文江写这篇文章的一九三三年，情况就正是这样。当时中共的领袖王明，就是这第三国际忠实的代理人。他严格遵循第三国际的意图来领导中国革命。第三国际通过他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害，在党史著作中已有记载。

丁文江说：

我希望中国共产党党员仔细想想在第三国际的铁腕之下，中国共产党是否能达到它的目的。我知道第三国际除去鼓励世界革命之外并没有其他的用意——我知道苏俄并不利用第三国际来谋苏俄一国的利益。（按：这句话表明天真的丁文江太不了解情况。）但是革命的情形是很复杂的，从莫斯科发号施令是否有成功的可能。我们看第三国际对于英国共产党的处置就可以知道这种制度的弱点。在一九二六年英国总罢工的时候，英国工党完全谢绝与第三国际合作，因为共产党完全不知道英国的国情，处处失却同情。这是因为莫斯科以马克斯列宁的遗教为天经地义，强把不相符的事实来凑合他们的教旨。对于相距比较近，言语容易通的英国尚且是如此，何况中国。（第一八○页）

我不希望中国共产党党员放弃共产主义，我只希望他们从实际政治立场，脱离第三国际，放弃暴动政策，从秘密党变为公开党，要求有公开宣传主义的自由。因为就是要暴动也得得到如列宁所说“革命机会成熟”方才可以着手。暴动要成功，也得脱离第三国际的牵制，方始有成功的希望。（第一八二页）

不然，单靠莫斯科发下来的小册子，跟着人家喊口号，中国共产党永远是不懂我们国情、固守马克斯列宁教旨的第三国际的牺牲品！（第一八三页）

丁文江根据媒体的报道，提到了第三国际对英国总罢工处置的错误。至于中国的情况，因为他无从知道党内的秘密，不能举出具体的例证。这要党内的人，才有切肤之痛。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在《论十大关系》中就说过：“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第四二页）这里，“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可以看作同义词。他一九六二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更说：“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二九九～三○○页）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书中有《共产国际犯了两个大错误》，说：

列宁建立了一个集中制的共产国际，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原则错误。这种组织永远不能搞。从这里就可以产生社会帝国主义。在列宁的好些著作里都有这样的观点，尽管一方面关于要尊重民族特点讲了很多，可是另一方面，每个党采取的任何一个策略步骤是正确还是错误，又都要由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来判断。这就是把人的智慧上帝化了，不是经过集体的讨论来判断，而是由个人的智慧来判断。所以，毛泽东思想在这方面，是对列宁、斯大林的共产国际的一个否定。不承认共产国际的集中制，不承认这种集中制是正确的。（第六四五页）

毛泽东是在同第三国际的指导方针的斗争中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回过头来看丁文江的这篇文章，他说第三国际“不懂我们国情”，反对“从莫斯科发号施令”，中国革命只有“脱离第三国际的牵制，方始有成功的希望”，都是些很中肯的意见。不知道当年党内对他这篇文章有怎样的反应，不过在实际上，毛泽东就是这样做的。

（原载二○一○年《同舟共进》第十期）

《胡适文集》前言

一

胡适一九二二年七月十日的日记里记了一件事：

往山东时，车上看见蔡先生为尔和写的扇子，写的是赵翼的三首白话绝句，内有一首云：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几百年。

我看了大惊喜：我生平不曾读瓯北诗，不料他有这种历史的见解！

这真是一种历史的见解：随着时间的推移，李白，杜甫，这些唐代诗坛上璀璨夺目的明星，他们的历史地位渐渐被后起的群星所取代。一本一本的文学史、学术史、思想史，就是这样写成的。胡适，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教育领域，学术思想领域留下了深深的个人的印记，最终也逃不了赵翼所说的这个规律。

胡适是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去世的。五十年前，在胡适离开人世的时候，立了一个墓碑，碑文中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这样盖棺论定，当是当之无愧的。如今，他的著作已经成为社会公有的财产。就在全社会接受这一份丰厚的遗产的时候，我想还是应该作一回盘点：其中哪一些是最应该珍视的，哪一些是不必怎样重视的。

二

胡适出生的时候，儒家的四书五经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统治着全国。又因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和世界各国有了越来越多的交往，一些最先觉悟的知识精英已经认识到外国的文化、思想中确有比我们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要优长的地方。严复翻译介绍的外国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名著，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宣传介绍外国的历史、人物、思想、学说等等，都对于推动中国知识界思想的变化起了很大的作用。胡适十三、四岁在上海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的时候，就得读《新民丛报》，得读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群己权界论》了。他从这里最早得到了日后批判中国文化传统的思想资源。

胡适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师从当代大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胡适这样介绍杜威的历史的方法——“祖孙的方法”：“他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他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这个方法的应用，一方面是很忠厚宽恕的，因为他处处指出一个制度或学说所以发生的原因，指出他的历史的背景，故能了解他在历史上占的地位与价值，故不致有过分的苛责。一方面，这个方法又是最严厉的，最带有革命性质的，因为他处处拿一个学说或制度所发生的结果来评判他本身的价值，故最公平，又最厉害。这种方法是一切带有评判（Critical）精神的运动的一个重要武器。”这也就是胡适后来惯用的方法。

一九一一年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这是一场取得伟大成就的政治革命。它推翻了君主制，推翻了满族统治集团，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并且为后来的思想文化方面的革命开辟了可能性。胡适对于辛亥革命很觉兴奋。他在一九一二年年初致胡绍庭信中说：“祖国风云，一日千里，世界第一大共和国已呱呱堕地矣！去国游子翘企西望，雀跃鼓舞，何能自已耶！吾恨不能飞归为新国效力耳！”

胡适是“五四运动”前夕开始他的事业的。“五四运动”发生在中国历史正要发生大转折的时刻。他和蔡元培、陈独秀，以及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等人就是“五四运动”最重要的推动者。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易卜生主义》这些文章在当时所发生的影响，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用浅近的文言文写成的《文学改良刍议》是主张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文章，他所主张的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这些方面，很快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几年之后在小学教科书和新闻媒体中已经没有了文言文的地位。他介绍易卜生主义的用意，曾在回答读者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宗旨在于借戏剧输入这些戏剧里的思想。足下试看我们那本《易卜生号》便知道我们注意的易卜生并不是艺术家的易卜生，乃是社会改革家的易卜生。”这一篇中的名言：“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五四运动”是一个彻底地批判中国文化传统的运动，是以外国先进文化为武器来批判中国的文化传统的。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甚至可以说，‘五四运动’就是提倡全盘西化的运动。”而胡适，确是正面表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他说过：“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独立评论》第一四二号编辑后记）其实在五四诸贤中并不是只有胡适有这样的主张。像陈独秀，他在《青年杂志》的创刊（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发表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也表示了这样的意思：“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皙种（注：白种人）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第一六○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九年版）还有鲁迅，他在《新青年》上的随感录四十六里又说：“即使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也总比中国陈旧的好。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从这里人们看见，鲁迅也是属于主张全盘西化的一人。

胡适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中对他说的“全盘”一语的意思作了一点解释和澄清，说明：“‘全盘’的意义不过是‘充分’而已，不应该拘泥作百分之百的数量的解释。……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在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他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一文中更举例解释说：“吃饭的，决不能都改吃‘番菜’，用筷子的，决不能全改用刀叉。”我觉得近年来出现的“普世价值”这个提法，要比“全盘西化”的提法好。因为“普世价值”明确地划定了“化”的范围，或迎或拒，都有个标准。我们就把他说的“全盘西化”理解为“普世价值”好了。

胡适表示了“全盘西化”或者“充分世界化”的态度，对中国的文化传统作了深入的批判。可是对于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并没有采取简单的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提出了一个“整理国故”的任务。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说：“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为什么要整理呢？因为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故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因为前人研究古书，很少有历史进化的眼光的，故从来不讲究一种学术的渊源，一种思想的前因后果，所以第二步是要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因为前人读古书，除极少数学者之外，大都是以讹传讹的谬说——如太极图，爻辰，先天图，卦气……之类——故第三步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因为前人对于古代的学术思想，有种种武断的成见，有种种可笑的迷信，如骂杨朱、墨翟为禽兽，却尊孔丘为德配天地，道冠古今！故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这叫做‘整理国故’。”在这一方面，胡适做了大量的工作。皇皇巨著《说儒》就是他整理国故的一项成绩。对于旧小说的研究方面，他更做出了很多成绩。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醒世姻缘传》《红楼梦》《镜花缘》《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和《宋人话本八种》等等，都写了好些十分精彩的考证和研究文章，这些文章所用的方法，足有示范的作用。只是限于篇幅，本书只选录了很少几篇。胡适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五日致王重民的信里，也说起了自己在这方面的贡献：“我和马隅卿、孙子书诸人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只是用校勘考证的方法去读小说书。”

三

胡适在五四时期所写的文章，都是思想、文化、文艺方面的。但是正如他在《我的自述》（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作）一文中说：“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当我在大学时，政治经济的功课占了我三分之一的时间。”他先后主持过《每周评论》《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三个政论性周刊，表明了胡适对政治的关心。

《每周评论》创刊时是由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他在一九二二年二月七日日记中回忆说：“当《每周评论》初办时，我并不曾热心加入。我做的文章很少，并且多是文学的文章。后来独秀被捕了，我方才接办下去，就不能不多做文字了。”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他的重要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篇文章的成因，后来他在《我的自述》一文中说：“直到一九一九年六月中，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那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里提出我的政论的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在《努力周报》上，胡适与蔡元培，李大钊等共十六人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了“好政府”的口号，包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等等。”这些项目。

这一同签名的十六人中后来有三人入阁：王宠惠代理国务总理，罗文干为财政总长，汤尔和为教育总长。对他们入阁之后的实际作为，胡适感到失望了。他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说：“‘好人’政府不等于‘好’政府。好政府不但要人格上的可靠，还要能力上的可以有为。”

《每周评论》（后期）、《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三个政论性刊物，胡适既是编者又是最重要的作者，他在上面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对于当时不论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哪一个方面发生的事件立刻作出反应。当年他所评论的这些时事，现在都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我们这一个篇幅不大的选本只能选录很少几篇。对这些历史事件有兴趣的人，请读原刊好了。

胡适一九二九年在《新月》月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拥护人权的文章：《人权与约法》《〈人权与约法〉的讨论》《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说”述评）。这些文章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国民党的创始人和“先知”孙中山。针对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关于“训政时期”、“宪政时期”的这种提法，胡适批评说：“中山先生的根本大错误在于认训政与宪法不可同时并立。……中山先生不是宪法学者，故他对于‘宪政’的性质颇多误解。如《大纲》第廿五条说：‘宪法颁布之日，即为宪政告成之时。’这是绝大的错误。宪法颁布之日只是宪政的起点，岂可算作宪政的告成？宪法是宪政的一种工具，有了这种工具，政府与人民都受宪法的限制，政府依据宪法统治国家，人民依据宪法得着保障。有逾越法定范围的，人民可以起诉，监察院可以纠弹，司法院可以控诉。……故宪法可成于一旦，而宪政永永无“告成”之时。故中山先生之宪政论，我们不能不认为智者千虑之一失了。”（见《〈人权与约法〉的讨论》）胡适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蒋介石，提出了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因为语言上挺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的事。这些文章在《新月》月刊上陆续发表的时候，就受到国民党的压制了。胡适一九三○年二月十五日的日记里记下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一道密令的内容：“查最近在上海出版之《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载有胡适作之《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及罗隆基作之《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二文，诋毁本党，肆行反动，应由该部密查当地各书店有无该书出售，若有发现，即行设法没收焚毁。”一九三○年二月胡适将这些文章加上梁实秋的一篇和罗隆基的三篇，辑印为《人权论集》在上海新月书店出版。他在为《人权论集》写的序言中，引用了周栎园《书影》里的一个典故：“昔有鹦武飞集陀山。山中大火，鹦武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他把自己做这些文章比做鹦鹉救山火一样，不过是尽一点自己的心：“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这话说得十分动人。

胡适的政论作品中所宣扬的主张，许多方面都是前后一贯，少有变化的。只是在对苏联的看法上前后有很大的变化。一九二六年七月，他赴英国出席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议。途经莫斯科。他当时在《晨报》发表的给友人张慰慈的信《一个态度》中，说了他对苏联的观感，说：“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 of 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在世界政治史上，从不曾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乌托邦’计划居然有实地试验的机会。求之中国史上，只有王莽与王安石做过两次的‘社会主义的国家’的试验；王莽那一次尤可佩服。他们的失败应该更使我们了解苏俄的试验的价值。”可见这时胡适对苏俄这“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是持赞许态度的。可是他一九四八年一月写的《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给周鲠生先生的一封信）中说：“战后的苏联可能是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还有些人觉得这个侵略势力可能比德国、日本还更可怕，因为他们本钱比德日还更雄厚，他的野心比德日还更伟大，他的势力比德日极盛时还更普遍。有这种忧虑的人，世界各地都有，在中国特别多，因为苏联近年对中国的行为实在不能不叫人害怕而忧虑。”“雅尔达秘密协定的消息，中苏条约的逼订，整个东三省的被拆洗——这许多事件逼人而来。铁幕笼罩外蒙古、北朝鲜、旅顺、大连。我们且不谈中欧与巴尔干。单看我们中国这两三年之中从苏联手里吃的亏，受的侵害——老兄，我不能不承认这一大堆冷酷的事实，不能不抛弃我二十多年对‘新俄’的梦想，不能不说苏俄已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我抛弃了二十多年对苏俄的梦想，我自己很感觉可惜。但是我观察这几年的国际心理，这样从殷勤属望变到灰心，从爱护变到害怕忧虑，恐怕不止是我一个人。即如老兄，难道你真不承认这个可怕的侵略势力吗？”二十多年过去，胡适对苏联的看法有了根本的改变。一九二六年他对苏联“政治新试验”的赞许，是说出了个道理来的，当时至少能够得到左倾人士的赞同；一九四八年他说苏联是“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当时的左倾人士就会说他反动了。在这一场历时七十四年的“政治新试验”以失败告终之后，当年他说的这些也已经是朝野的共识了。

胡适在《我的自述》一文中说：“哲学史成了我的职业，文学做了我的娱乐。”他留下了好几种哲学史的著作。从体例说，这个选本不能收整本的书。而且就价值而论，这些也并不是胡适本人最重要、最成功的作品。

四

现在我们是给胡适编选集。其实他自己曾经编选过一本《胡适文选》，选了二十二篇文章，都是他认为最重要、也最希望读者阅读的文章。这是一九三○年选的，这以后他还写了很多重要文章。据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一九六○年十二月月二十九日条）所记：“先生今天想起《胡适文选》是三十年前选的，应该有个《文选》第二集。像《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一篇，可以收入第二集里。”所以我们这个选本不但包括《胡适文选》所选的二十二篇文章，也选录了像《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这样的后期的重要作品。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条）里记下：“先生看了孙德中选的先生文选的目录，说：‘像《丧礼的改革》《贞操问题》，这些几十年前提出的社会问题，现在连影子也都没有了，很少人实行的。还有一些思想问题方面。你们都不读我的书，你们不知道应该怎样选。还是让我自己想想看。’”这里胡适提出了一个有的文章失了时效的问题。经过几十年时间，社会风气和人们的观念都有了不小的变化，当初胡适必须呼吁的丧礼的改革和妇女的贞操问题都已经不成问题了。这一类文章就不再有必要选录给今天的读者看了。

这一部选集是以安徽教育出版社二○○三年出版的四十四卷本《胡适全集》为工作底本。在工作过程中，我们改正了工作底本的一些错误。台湾出版的《胡适文集》当是收文更全的，可惜不曾见过，这里仅从台湾出版的一种选本中编入几篇晚年的文章，现在的这一本不问而知是有欠缺的。至于作全面补充修正的机会，我想，还是留待将来罢。

二○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于长沙

（《胡适文集》，二○一三年一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鲁迅后期杂文选集》序言

一九三三年出版的何凝（瞿秋白的笔名）选编的《鲁迅杂感选集》，是鲁迅杂文的第一个选本。这个选本是在鲁迅本人合作之下编成的，带有作者自选的性质，选辑了从《坟》《热风》开始直到《二心集》——那时已经出版了的七本杂文集——里面的文章，其中一些最好、最重要的杂文，大都入选，没有什么遗漏。这七本以后、以外的鲁迅杂文作品，当然都没有能够包括在内了。现在选的这一本，即与瞿秋白选的那一本相衔接，选录从《南腔北调集》开始的七本杂文集，这以外，还选录《集外集》及其拾遗补编里的两篇文章，这在时间上不属于后期的“正编”，就作为“前编”置于卷首。这一本篇幅大体上和前一本持平。

因为所选各篇大都写在前一选本之后，所以用了“后期杂文选集”做书名。其实鲁迅的杂文，不论前期的也好，后期的也好，他对中国文化、对中国社会都是持批判态度的，鼓吹改革，也是前后一贯的，在这些方面，并没有必要特别强调前后期的差别。如果要说差别，我以为可以指出这样一些：

一是作者的身份。前期他是教育部的官员和大学的教师，薪给是主要的收入来源，版税和稿费收入只居于次要地位；后期他是自由撰稿人或者说是职业作家，著译的版税和稿费是他主要的收入来源，在被裁掉了大学院特约著作员的最后五年里，更是他收入的惟一来源。他自己说过，他的文章是逼出来的。也有别人这样说过。这个“逼”字，在前期，当是指报刊编者的约稿和催稿；在后期，恐怕还得增加一点为生活所逼的意思，不得不找题目做文章了。

二是作者的处境。在前期，他面对的言论空间相当宽松，那时没有书报检查制度，他要办《语丝》、办《莽原》，办就是，没有申请登记批准的程序；他写文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样写就怎样写，也没有发生过文稿被删、被改、被禁的事情。在后期，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文禁严了，设立了审查机关，他的文章被删改、被查禁的事时有发生，本书中一部分选文里用黑体字排印的字句，只有《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篇是作者自己所加的着重号，其余各篇都是表示在报刊上发表的时候被检查官删去的部分。他在《花边文学·序言》里谈到，在书报检查制度之下的文章，“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他说他“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可见他写作时的处境了。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戴着镣铐的跳舞”。有人把“隐晦曲折”说成是鲁迅杂文的基调或风格，其实是为了对付检查制度不得不然。

三是作者的态度。在前期，他的文章主要是批判社会，少有针对政府当局的；在后期，他对政府当局有了更多的敌意，甚至直接投身于政治斗争，成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一员。他这时的许多文章就是为了左联的战斗任务而写的了。不过他在左联内部的处境却是并不愉快的。从本书所选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答〈戏〉周刊编者信》《花边文学·序言》《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诸文和给胡风、萧军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和左联一些战友是怎样的关系，他又是怎样一种心情。

这些前后期的异同，在杂文的风格、题材以至形式等等方面，也带来了一些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也就可以单独提出“后期杂文”这个概念来了。

毛泽东说，“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只是他并没有举出鲁迅的任何一篇杂文作品来支持他的这个论点。

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例如王元化在《思辨随笔·鲁迅的曲折历程》中说：

从《二心集》开始，鲁迅虔诚地接受了被他认作是党的理论家如瞿秋白等的影响。这一时期，他的不少文字带有特定意义上的遵命文学色彩。例如，他对“第三种人”的批判，对文艺自由的论争，对阶级性的分析以及对大众语和汉字拉丁化的意见等等，都留下了这样的痕迹。

现试举另一例。早期，鲁迅在一九○七年写的《文化偏至论》中说“布鲁多既杀该撒，昭告市人，其词秩然有条，名分大义，炳如观火；而众之受感，乃不如安东尼指血衣之数言。于是方群推为爱国之伟人，忽见逐于域外。夫誉之者众数也，逐之者又众数也，一瞬息中，变易反复，其无特操不俟言；即观现象，已足知不祥之消息矣”。这分明是排众数的主张。但是，他在一九三四年写的《又是“莎士比亚”》和《“以眼还眼”》，对杜衡援引莎剧《裘力斯·凯撒》所描写的这同一历史事件，却作了完全不同的评价：“我就疑心罗马恐怕也曾有过有理性，有明确的利害观念，感情并不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所操纵的群众，但是被驱散，被压制，被杀戮了。莎士比亚似乎没有调查，或者没有想到，但也许是故意抹杀的……”布鲁斯特（布鲁多）不仅在文艺复兴时代，而且也在启蒙运动时代，都被当做推翻专制暴君的英雄加以歌颂。鲁迅在早期也是持这种观点，可是后来他不再提了。上面那些为群众辩护的话，显然是牵强的。它使人感觉到鲁迅担心如果不作一些肯定的评价，会使人丧失对群众的信心，其实这是多余的。在罗马以后十几个世纪，俄国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这样说到专制时代的俄罗斯：“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列宁评论这段话说：“公开的和暗藏的俄罗斯奴隶是不喜欢回忆这些话的。然而我们却认为这是本着对祖国真正热爱所说的话，是因感慨大俄罗斯民众中间缺少革命性而吐露的爱国热情的话。”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并不一定主张讳言群众的落后性，或者甚而把群众加以理想化。

在这几年中，纵使从鲁迅身上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某些思想倾向的影响。早年，他经常提到的个性、人道、人的觉醒……在他的文字中消失了。直到他逝世前，才开始超脱左的思潮，显示了不同于《二心集》以来的那种局限性，表现了精神上新的升华。他最后发表的那些文章：《我的第一个师父》、《女吊》、《死》、《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等，写得既沉郁又隽永。（《思辨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三三四～三三五页）

两种针锋相对的评价。如果人们读一读鲁迅的这几本杂文集，就不能不认为王元化的说法是符合鲁迅的实际的。人们看到，鲁迅后期写的那些文化批判、社会批判的杂文，也同前期同样犀利同样精彩。成问题的是政治方面的题材，这里不妨举一点例。像《我们不再受骗了》这一篇全面为苏联辩解的文章，就是轻信了苏联官方的欺骗宣传，又转过来帮同欺骗别人。其中作为例证的实业党审判案，现在人们已经从解密的苏联档案中知道，就是一宗假案和冤案。文中那些辩词也都是强词夺理不能成立的。又如一九三三年初北平古物南迁这事，如果真有一点辩证的观点，就应该想到：尽管政府当局做错了许多事，但是把珍贵文物抢运到安全地区以免遭到战争破坏这事，总是无可非议的，而鲁迅却一再作文进行攻击，为此写了《学生和玉佛》《崇实》等文章（就文章技巧说倒真是巧妙可喜的），这里实在看不见辩证法。

对鲁迅后期杂文有不同的评价，这就牵涉到本书选录的标准问题了。本书中选录了的《选本》一篇，其中就有鲁迅本人对于选本的意见：

读者的读选本，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即以《文选》为例罢，没有嵇康《家诫》，使读者只觉得他是一个愤世嫉俗，好像无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不收陶潜《闲情赋》，掩去了他也是一个既取民间《子夜歌》意，而又拒以圣道的迂士。

具体到我们的这一本选本，选不选《我们不再受骗了》《学生和玉佛》这一些文章？不选它们，会不会被指摘为“掩去了”鲁迅曾经受到过左的思潮误导这一时代的局限呢？考虑再三，决定还是不选。因为这只是一个篇幅不大的精选本，应该让读者尽量多地读到鲁迅那些最精彩、最重要的文章。如果收一篇鲁迅没有写好的文章，就要挤去一篇鲁迅写得好的文章，对于读者来说就是一个损失。只是在这篇序言里提醒读者一下，大智大慧如鲁迅者，也有受蒙蔽、受局限的时候，也有败笔，这也就够了。这个选本主要只是供青年读者阅读的入门书。如果真要研究鲁迅所受的历史局限，是个大题目，当然不能凭仗这么一个小小的选本，就得去阅读《鲁迅全集》了。

欢迎读者对本书的选目和这篇序言提出批评指正。

（《鲁迅后期杂文选集》，海南出版社二○一三年一月出版）

冯亦代徐铸成卧底异同论——读《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

几年前我读了冯亦代的《悔余日录》（二○○○年六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李辉主编“沧桑文丛”之一），这是他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后以悔恨的心情写的一本日记，其中写了他被某机关招募，到章伯钧家中去作卧底的事情，他和章伯钧一家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每次从章家出来，都立刻把谈话的内容写出来，向机关汇报。我看了，就写了一篇《冯亦代之悔》，介绍这本书。我说：“看了这本日记，我不禁为章伯钧捏一把汗。如果在反右派斗争之后，他有什么出格的言行，出格的交往，那就不免会落到几年前张东荪那样的境地了。”又说：“招募右派分子到右派分子群中去活动，以收集情况，恐怕各地都有这样的需要。冯亦代未必是仅有的一例。”

今年九月《炎黄春秋》刊出了贺越明先生的《徐铸成当卧底》。这个题目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这篇文章是根据《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三联书店二○一二年出版）写的。我连忙去把这本书找来。果然让我大开眼界。从这里我才知道，徐铸成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之后。曾经按照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江华的布置，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收集情报的事。他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写的《交代我和李平心的关系》这篇材料中说：

五九年九月我摘帽后，市政协领导我们右派改造的江华找我谈，要我多找些人谈谈，做些所谓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并说：主要的对象不是右派，而是一般高级知识分子，问我相熟的是哪些人。我一一告诉他了。他说：“你主要找李平心、傅东华二人好了。”他并指示说：“找他们的目的，一是“量温度”，看他们的思想发热到什么程度；二是送养气，尽可能把自己的感想，对党的感念，和他们谈谈。总的目的，是把他们的想法如实向党反映，以便党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他并指出，不要常去，可以隔几个月去一次，遇着国内外重大问题发生时去一次。我从那时起，直到六五年冬，先后到李平心家去过五六次，每次去前都告诉了江华或江所指定和我联系的同志，去见过李后，立即把谈话的经过（以对话的体裁）详细记录下来，第二天即送交江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即再未去过。（《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第一九八页）

关于这件事，他一九六八年二月七日写的《交代我的社会关系》这篇材料中说得更详细一些：

和李平心见过几次面，是江华派我去的。六○年，我摘帽不久，江华就去动员我去做一些“高知”的所谓“思想工作”，并且说：“这是对你的考验，看你能否打消顾虑，为党做些工作。”他问我以前和哪些高级知识分子熟悉？我举出李平心等，他就叫我先去看李。我问：“像我这样一个犯过大罪的人，如何去做工作？”江华说：“正因为你犯过错误，他们可能对你谈些真话。”他还指示，这类工作的目的是两条，一是“量量温度”，看他们头脑发热到什么程度；二是送送养（氧）气，必要的时候你可以把对形势的体会以及改造的心得向他们谈谈。我说：“后一点我没有把握，一定会讲错。”他说：“自己没有把握的就不讲，只听听他们的意见，如实反映让我们另派人去做工作。”那时，李平心正在《光明日报》等大写文章，大发关于什么生产力自行增值论的谬论，我去找他谈过两次。以后，在周谷城的谬论遭到批判时，江华又叫我去看过李一次，每次谈话后，我都把交谈内容详细地写成书面送交统战部。（同上书，第五一～五二页）

他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未再去过李平心家了。当然未再去过了。“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李平心就被中共上海市委点名批判。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他就在家中开煤气自杀了。

他在这一篇材料中接着还说了在李平心之外，他还去收集了哪些人的材料：

除李平心外，江华还叫我找过金兆梓和傅东华以及大右派王造时、刘海粟；每次找他们谈话，是根据江华的指示，了解他们的哪些思想，谈后都写成详细的书面汇报交出去。除掉为完成“任务”以外，我从未自动去找过这些人。

看了他写的这些“交底”的材料，我知道了许多事情，原来读徐铸成写的书，一些似懂非懂的地方，现在却都能够看懂了。比方，后来他在纪念亡友李平心的文章《平心二三事》一文中说的：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曾发表过一组文章认为生产力的发展，虽然主要依靠生产关系的变革，但生产力本身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管理的改善，也不断发展。

这个论证，当时仿佛成为大逆不道，受到了不少所谓“专家”和卫道士的围攻；重则说他是变革生产关系（拔高来说，就是反对革命），轻则说他是什么二元论。总之，莫名其妙的帽子、棍子，雪片似的飞到他的头上。

那时，我正是“破帽遮颜过闹市”的时期，他是我仅有的可以毫不介意、坦率交谈的朋友之一。老实说，我曾劝他：“这样的文章，你还是不必再写下去吧。”当时他已迁居淮海大楼里，三间相当大的房间，满是书架，他指着书架说：“我查阅了德文、俄文版马、列的原著，证明他们有的是误译，有些引用原文，则故意断章取义；我认为我的论点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不论从实际情况，还是根据马列的论述，我都没有错。只要报刊尚给我发表的机会，我还是要写下去，和他们辩论个水落石出。”（徐铸成：《旧闻杂忆续编》，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一七八～一七九页）

原来这正是当年徐铸成奉命收集的一项材料。上面所引他在《交代我的社会关系》这篇材料中正好说了这件事。

当年收集材料的时候，显然是把它作为一种“谬论”收集的。在“文化大革命”时候写这篇材料，当然也只能说它是“谬论”，到了后来写纪念文章的时候，徐铸成不再说这是谬论了。他在《平心二三事》一文中接着说的是：

时间是最公正的证人，正是在他义正词严提出这个论点的时候以及随后的若干年，由于电子、激光等等新的科学的发明、发展，引起了欧、美、日本等国生产的大幅度“起飞”，而这些国家的生产关系，基本上依然原封不动。

这也就足以说明这种体制的可怕了：凡是和习惯的说法有一点不同的东西，凡是情报人员自己不懂的东西，就都有可能被认为是反动言论，都会给论者招来麻烦，甚至杀身之祸。

据徐铸成这篇材料说的，摘帽右派沈志远也和他一样接受过这样的指派。《徐铸成回忆录》里讲了沈志远摘帽之后的情况：

我的好友沈志远先生，“帽子”刚摘去，统战部的人即找他“交心”，要他汇报真实思想感情，他天真地说，他只有两点想不通：一、为什么天安门一定要挂斯大林的像，使中苏关系更多了一个疙瘩！二、目前农业生产还容许保留自留地，为什么分配上不容许有自由市场的流通渠道？真是祸从口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上海那位“一言堂”（按：指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就认为这两点，都是对外对内的要害问题。从此以后，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那位马列主义专家所说的，对沈暗中念念有词，并假借别的“罪名”，又狠批了他达半年之久，紧箍咒念得他滚地、翻腾、抓头、抓耳，实在无法忍受了。后来，他终于在“文革”前一年就仰药而与世长辞了。哀哉！这是后话。（《徐铸成回忆录》修订版，三联书店，二○一○年版，第二六四～二六五页）

沈志远是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六日服毒自杀的。

沈志远和徐铸成一起接受江华的指派去收集情报的事是这样的：

六一年冬，江华还叫我和沈志远做过一批从北京出来视察的全国人大、政协委员的“工作”，他们之中有大右派费孝通、浦熙修、宋云彬、潘光旦。江华指派沈志远找费和潘，叫我找浦和宋，并关照要请他们吃饭，和他们多谈谈，我就请浦熙修和宋云彬在文化俱乐部吃饭。以后，也把详细的谈话内容书面汇报。（《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第五二页）

不知道是不是沈志远对于这种改造的考验很觉得厌倦，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就自杀了。

江华还要徐铸成去找过傅雷。这却是一件自讨没趣的事情。徐铸成在反右派斗争中提出过傅雷的问题，傅雷认为这跟他被划为右派大有关系，一直怀恨在心。徐铸成在《交代我的社会关系》这篇材料中谈到了这样一件事：

傅雷是反右斗争初期我在北京交代时首先揭发他的反党罪行的，他对我一直怀恨。六○年，统战部的江华一再要我去看他，做他的“思想工作”，我刚进他家的门，就被傅雷的老婆推了出来，说傅生病，不能见人。直到六四年春节，有一天魏文伯在文化俱乐部请吃饭，才看到了傅雷，也没有交谈，从此就没有再看到他。（同上书，第五一页）

多年之后，徐铸成在《“阳谋”亲历记》一文中为这件事作了一点解释。他说，那是《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发表之后不久的一天，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找他去谈话：

李维汉部长问我检查得怎样了。我说：我苦苦思索，实在是什么都倒出来了，但还得不到同志们的谅解，说没有交代清楚和章罗同盟的关系。他说：我知道你和章罗没有特殊的交情，我也了解你是一贯对党有感情的，为什么把报引到这条道路上去？受了什么人的鼓励报才这么办的？你应该讲讲明白。我说：“我这个人，脾气很顽固，向来没有什么人会诱导我走邪路。《文汇报》如果办的方针不对头，一切责任在我。”他说：“你的思想不用太褊狭，想想你的上下左右，和什么人接触过？有意无意受到什么影响？”我心想：《文汇报》复刊方针、计划是党中央审批的，邓拓同志、夏衍同志、姚溱同志最关心《文汇报》，但这些，我能讲吗？万万不能讲。他又再三逼我，我只得说：“我平素最钦佩的是傅雷、宋云彬两位，关于文学艺术问题我知识不够，有时向他们求教。主意还是我自己定的。”这间房子里本来只有李维汉、刘述周和我三个人，讲到这里，我忽然看见旁边一间小屋里，有两个人在记笔记，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了。

宋云彬同志先我陷入罗网，而傅雷同志则因我这一句话，可能要受牵连了，自己追悔莫及。（《徐铸成回忆录》修订版，第三六○～三六一页）

他是说，这虽然给傅雷造成了伤害，可是并非本意，到头来自己还追悔莫及。这时傅雷夫妇早已不在人世，他写下这一点，是为了求得自己心的平静吧。

冯亦代和徐铸成在反右派斗争之后，都奉命在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中做收集情报的工作，都在刺探这些工作对象的思想动态向党反映。他们两个人的工作性质、工作方法，大致说来没有什么分别。不过据我看来，他们两个人的情况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看来冯亦代似乎是参加了一个组织，是不是履行了填表、批准、宣誓等等一系列手续，我不知道。但是在他这本日记里，像“组织”“领导”“家里”这些字眼真是触目可见。例如，他说一位同志“代表组织”对他说：“工作中要放得开，不要畏首畏尾，正义在我们这一方面，没有顾虑的必要。有事要造成缓冲机会，和家里多商量，同时要使工作更为深入。”（《悔余日录》第二三二页）一次上级和他“谈了工作，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对方以进步面目出现时，也要从中发现问题，因为谈话中不能不透露他真实的思想，我以前总觉得一听了正面话之后，工作就只能到此为止，这惟一能说明的，就是我的工作的不深入。而从任何一句话，一种思想的表现中去发现问题，只能开动脑筋，深入地去思索，才会得到结果。这一点的提出，给我的启发极大，也就是给我一个有效的工作方法”。（同上书，第二五二页）冯亦代是已经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保卫工作者”（同上书，第二五八页），他认为自己“是在第一线作战”了。（同上书，第二八八页）

他甚至很为自己所从事的这种工作感到自豪。他说：“我这一行工作要有一天发给一个勋章报上刊登出来是不可能的，这样不啻是告诉别人自己是个什么人，而且以后就不用再想干这一行了，想到解放前地下工作的同志们为了保卫党的利益而牺牲一切幸福，甚至生命，则今天在极端顺利条件下工作，又怎能把个人利益提高到党的利益之上呢！想到这些，我也就释然了。”（同上书，第三三五页）

冯亦代为了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还很注意研读相关的书籍。日记中说：“去东安市场逛书店，买了一本《一个肃反工作着的手记》，回来即一口气读完，十分有兴趣。”（同上书，第二一一页）“读苏联小说柯兹洛夫所写的《在克里米亚地下》，其中有段写到他装扮成一个农民，但一见别人有西红柿，便急着买了吃，险些暴露了自己，给我的启发很大，一个做工作的人，必须随时注意自己的行动，不能有丝毫的疏忽，否则便要危害工作。”（同上书，第二三七页）“看了一本好书，是索菲诺夫的《捷尔任斯基生活的片段》，值得重看，对于契卡一段，更须好好研究，从中吸取教育自己的材料。”（同上书，第三○八页）

在冯亦代的日记里还可以看到某机关给他发过经费：“家里给了我一些费用”（同上书，第二三三页），这里所说的“家里”就是指招募了他的某机关。这也是中外古今一切情报机构的通例，都是提出“组织如家庭”的口号的。

而在《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里，却看不见任何一点诸如此类的痕迹。尽管这两个人都奉命干了一些收集情报的事情，但是看来徐铸成和冯亦代在身份上还是有所不同的。徐铸成还不是一个被招募的专业的情报人员。用打仗作比方，虽然都参加了这一场战争，但是一个是正规军，一个是民兵吧。

我看了这些书，反省自己：在我当右派分子的二十二年里面。如果有某机关来招募，我会应募吗？如果说，要我填表参加某一个组织，我或者会觉得兹事体大，恐怕不敢轻易答应。幸好那时我连一个高档人士也不认识，按照情报机关的标准，毫无利用价值，还没有列入招募对象的资格。不过如果这时领导上只是对我说：“这是对你的考验，看你能否打消顾虑，为党做些工作。”我想我也不免会接受这个考验，去做些这一类的事情吧。不要忘记，我们曾经生活在一个这样的时代。整天接受的都是那种把是非善恶标准完全颠倒过来的说教，那种像催眠术一样的说教，这时我能够清醒地主宰自己的行为吗？推己及人，我以为对于做过这些事的徐铸成，甚至对于陷得更深的冯亦代，都不要深责。

（原载二○一三年十月十日《南方周末》）

附录：从鲁迅研究开始

我后来被一些人说成是一个“学人”，起点是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传略》。我很早就想写一本鲁迅的传记了。那是在一九四五年秋冬，我上初中二年二期，萧鸿澍老师教国文课。他很喜爱鲁迅的作品，在课堂上大讲《阿Q正传》，大讲《死魂灵》。在他的教导和影响之下，我也热心搜求鲁迅的书。在以后的几年里，我把已经出版的鲁迅著作大都读过了。这时，在我的感觉中，鲁迅就是一个我很熟悉、很了解的人了，我就想写一本鲁迅的传记。

《鲁迅传略》这本书是我在长沙新湖南报（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现在改名《湖南日报》）当编辑的时候写的。一九五五年的肃反运动中我被列为肃反对象，到了一九五六年初，肃反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开批斗会、写交代材料这一类活动已经停了下来，虽然还不允许外出，在报社大门之内可以自由活动了。我就利用这一半的自由写出了这本书稿。

我写这书的时候，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些当作我的“经典”，努力遵循。此外就是参考主流媒体（主要是《人民日报》《文艺报》等等）讲鲁迅的文章，完全是一本人云亦云、绝无自己见解的书。那时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刚刚过去，我在书中谈到鲁迅和胡风的关系的时候，就说：“胡风老早就是一个极端敌视共产党和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了”，“鲁迅没有能够看出胡风的本相，一时被他蒙蔽了”。恐怕正是这种紧跟形势的态度，适应了当时宣传的需要，这部书稿才会被选用并且很快出版的吧。如此说来，这个起点真要令我感到羞耻。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中，我被划为右派分子，一九五八年四月就被开除公职，送到株洲湖南省新生工程队去劳动教养了。这是一个为了集中和惩罚右派分子而新设立的机构。我们在这里修铁路，做土方，都是很重的体力劳动，可说是已经与学术活动无缘了。事后看起来，我是在这里才真正开始了我的学术研究工作。我这一生的学术活动，稍微值得一提的，主要在两个方面：就是关于反右派斗争史的研究和关于鲁迅的研究。在关于反右派斗争史的研究这个方面，不用说，在自己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后，在劳动教养中，在劳动教养之后，我都在不断思考这个题目：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正好是《人民日报》宣布反右派斗争开始社论的标题）我想自己，也看别人，对这一历史事件越想越清楚，越想越深刻了，尽管一时不能把研究成果发表出来。当我四十年之后把它发表出来，立刻受到读书界的重视。在关于鲁迅的研究方面呢，我却意外地得益于一个奇遇。和我同在一个小组劳动教养的董树楠先生，原是在长沙某中等专业学校担任语文教师的时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他订阅了一份《新观察》半月刊。一九五九年的某一期开始连载许广平新著《鲁迅回忆录》。董先生知道我对这有兴趣，每期刊物他看过之后就送给我了。正是许广平这一本有着许多错误的《回忆录》成了我的研究对象。后来我把我发现的这书中的错误逐一加以考证，写成文章。这就是我做《鲁迅回忆录正误》的开始。这才是一项真正的学术研究，在这里，我不只是弄清楚了史实的真相，对我的思辨方法也是个实际的训练。而《鲁迅回忆录正误》将是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

一九七五年，我把这些文章的一部分寄给冯雪峰先生请教，得到了他的肯定。他在给我的复信中说：“你确凿地指出了许先生的这些不符合事实的地方，这指正本身已很有说服力。”就这样，我同冯雪峰先生取得了联系，又因为他，同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的孙用先生、王仰晨先生（编辑室主任）取得了联系。

正好周海婴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写信给毛泽东，请求毛泽东指示出版局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一部比较完善的注释本鲁迅全集（包括书信和日记）”。毛泽东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于是这事就积极运转起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了准备在一九八一年鲁迅百岁诞辰的时候出版的这部全集，将鲁迅著作的各个单行本分给一些高等学校中文系，再吸收当地一些工农兵参加作为陪衬，组成各书的注释组，先出“征求意见本”。每本都是绛红色封面，就被业内人士简称为红皮本。因为这时冯雪峰和孙用两位已经向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主任王仰晨介绍了我，所以红皮本每出一本就都寄给我了。我每收到也都认真看了写出意见寄回去。应该说，从那时起，我已经在事实上参加新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了。

看来我给红皮本提的那些意见受到了重视，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就想借调我到北京去直接参加新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他们派了编辑室副主任李文兵先生等二人手持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介绍信来到长沙办理借调的事。可是这时他们从派出所知道：朱正头上不但有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还有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借调的话就不用提了。后来李文兵先生告诉我，他们原来想的是，和我见个面，一起在长沙玩两天，听派出所这么一说，就泄了气，当天晚上就坐车回北京去了。

到了一九七九年三月，当年反右派斗争以及后来“文化大革命”加在我身上的那些“历史遗留问题”算是解决了。给我恢复了公职，分派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当了一名编辑。一九八○年二月，我才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新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

一九七九年这一年，我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当了一年编辑。因为我出版过一本《鲁迅传略》，后来又写过一些有关鲁迅研究的书稿，湖南省出版局的领导就因人设事，在湖南人民出版社成立了一个“鲁迅研究编辑室”。我和编辑室内的两位同事合作，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出版了十多种有关鲁迅研究的书籍，包括冯雪峰、孙用、李霁野等人的著作。当然，我自己的两本书稿，《鲁迅回忆录正误》和《鲁迅手稿管窥》也趁这机会出版了。当时在外省的出版社中间出版有关鲁迅研究的书籍，湖南要算多的，一时还颇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

我的那本《鲁迅回忆录正误》正式出版的时候，不只是纠正许广平的误记，还加上了对于陆万美、陈沂等人回忆文中的失实之处的考证文章。出版之后，颇受到研究鲁迅的同行注意。这以后写作鲁迅传记的作者，大都接受了我考证的结论，而不引用那些失实的材料了。

注意到了这一本书的还有胡乔木，他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在看了教育部关于筹办编辑专业的报告之后写给教育部的信中，提到这一专业“亦可资参考之用”的书籍，就举了姜德明的《书叶集》和我的这一本《鲁迅回忆录正误》。他的这封信当初我是在《出版工作》一九八四年第十期上看到的，后来收入胡乔木《谈新闻出版》（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五三○页），这信中说：“编辑学在中国确无此种书籍（编辑之为学，非一般基础课学得好即能胜任，此点姑不置论）。有一些近似编辑回忆、编辑经验一类的书籍，如鲁迅、茅盾、叶圣陶、韬奋的部分著作和一些老报人的回忆里就有这样一些资料：近年出的书叶集（花城出版社）和鲁迅回忆录正误（湖南人民出版社），以及前些年出的重庆新华日报回忆录，商务印书馆回忆录（？）、三联书店纪念录（？）等，亦可资参考之用。”

一九八○年二月，我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安排担任《鲁迅全集》第六卷的责任编辑。第六卷包括《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且介亭杂文末编》三个集子。在一九五八年出版的十卷本《鲁迅全集》里，这一卷的责任编辑是孙用先生，他的工作认真仔细，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的日常工作就不必细说了。只有《且介亭杂文末编》里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篇的注［1］，在发稿时有过一些曲折，现在说起来，也可算是一条掌故。

这篇涉及当年左翼文艺运动内部许多人事纠纷的文章，其注［1］即题注本来是容易引起是非的。五十年代出版的十卷本《鲁迅全集》的这一条注释，说的是：

徐懋庸给鲁迅写那封信，完全是他个人的错误行动，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组织事前并不知道。鲁迅当时在病中，他的答复是冯雪峰执笔拟稿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于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一些党员作家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由于当时环境关系，鲁迅在定稿时不可能对那些事实进行调查和对证。

就这样否定了这篇文章，却也注意开脱了鲁迅的责任。至于来信，这只是徐懋庸个人的错误行动，周扬、夏衍事前并不知道，当然也是并无责任的。徐懋庸、冯雪峰在不久前的反右派斗争中刚刚被划为右派分子，正好由他们来承当责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九期）刊出了阮铭、阮若瑛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副题是“评《鲁迅全集》第六卷的一条注释”。要将争论的责任归之于周扬他们。

我们，也就是参加这一版《鲁迅全集》编注工作的人们认为，在新版的注释中，没有必要再这样来谈责任问题，只客观地交代一下本篇发表情况和有关背景就行了。可是，我们按照这个思路草拟的注稿在送审时出现了曲折。

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第一、二卷是由胡乔木审稿的，以后改由林默涵审稿了，但一些重要的地方，还是送请胡乔木去看。这一条注释就送请他看过，他作了一些修订。不久之后，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考虑，又给这条注释作了第二次修订。这个第二次修订稿，在倾向上，有点向一九五八年版的旧注靠拢，个别提法甚至超过了旧注。如旧注说写信是徐的个人行动，而这回的修订稿则说是他个人的意见了。更加使我感到为难的是，这次修订稿提出参看《新文学史料》所载茅盾作《需要澄清一些事实》和《文学评论》所载夏衍作《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事》这两篇文章。当时参加这一编注工作的人员都觉得有必要请胡乔木收回成命，就由我执笔，以参加编注工作的全体人员名义，给胡乔木写信。

我写出第一稿之后，一些同事看了这信稿，以为不必写上那些刺激性的字句，我即删去了一些。大家以为还不行，于是我又执笔按照大家提出的意见写了第二稿，陈早春先生略有改动，第一稿中的一些话，例如“鲁迅明确指出‘这口号不是胡风提的’。如果我们想在这一注文中提到胡风、冯雪峰二人和这一口号的关系，也只能说‘鲁迅注意到这些情况，经过和茅盾、胡风、冯雪峰等人商议，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不过，这样一改，不是加重了胡风、冯雪峰承担的责任，反而更提高了他们的声望，这岂不更加会使几位同志感到不快么？”“即使我们愿意一手遮尽天下后世读者的耳目，也将会是力不从心的。”就都删去了。下面就是这第二稿的原文：

乔木同志：

您好!

我们参加《鲁迅全集》注释编辑工作的全体人员开了一次会，仔细研究了您关于鲁迅答徐懋庸信题注的再次修订稿，一致认为其中一些提法未尽完善，希望你能重新考虑一下。

一、徐懋庸同志生前在文章和谈话中反复申述过：他给鲁迅先生的这信虽是他个人自发地写的，但其中表达的意见除了有关巴金部分是他个人的意见之外，其余部分，都是他经常和周扬等同志谈论的题目。所以，人们可以说徐写这信是他个人的行动，却不好说信中所表达的只是他个人的意见。在鲁迅方面，也是从一开始就并不认为这是徐懋庸个人的意见，所以他在复信中不仅针对徐的来信，同时还涉及了当时周扬同志、何家槐同志等在《文学界》发表的论文。所以，我们以为，似无必要强调徐的这信是否个人意见这一点。

二、关于参看茅盾同志和夏衍同志文章的事。这在注释的体例上就有困难，因为不好叫读者去参看期刊上的文章。再说，《新文学史料》第二辑还是一本内部发行的刊物，一般读者不易看到。而且，针对茅盾同志的这篇《需要澄清一些事实》，《鲁迅研究资料》编辑部在该刊第四辑（一九八○年一月出版）上发表了一篇《也来澄清一些事实》，对茅盾同志的“澄清”作了再“澄清”。此外，针对夏衍同志的《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事》一文，楼适夷同志也写了一篇文章，大约也将会在某个刊物上发表。当我们明知道已经有了不同意见之后，却只是提请读者参看一种意见的文章，恐怕是不很恰当的。据我们所知，夏衍同志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的反响颇为强烈。听荒煤同志说，《文学评论》编辑部收到了不少论难性质的文章。一些读者认为夏衍同志此文的态度不够客观。如果我们还要在注释中提请读者参看，那就不是爱护夏衍同志。

三、说“鲁迅在复信中所涉及的一些事实，他在当时情况下不可能核对，所以难免与实际情况有些出入”，是以提请读者参看的两篇文章为依据的。现在既已出现另外的文章公开指出这两篇本身也不尽客观不尽符合事实，是否宜于参看还有待重新考虑，那么，如果仍要保留这几句，似宜提出另外的依据，或具体说明文中何处“与实际情况有些出入”才好。

四、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是谁提出的，说“鲁迅注意到这些情况，采纳了胡风、冯雪峰提议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似乎也有难处。鲁迅在本文中明说了“这口号不是胡风提的”，而是“几个人大家经过一番商议的”，参加商议的人们中，无疑地是包括有胡风和冯雪峰同志的，此外，据鲁迅说，“茅盾先生就是参加商议的一个”。茅盾同志本人在《我和鲁迅的接触》（《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第七一页）中谈了一点当时鲁迅先生和他商议这口号的情形，正好和鲁迅本人的文章相印证。我们以为，不论有谁参加了商议，也不论他们在商议中发表了多少意见，这新口号毕竟是经过鲁迅加以肯定才提出来的。所以，我们固然没有必要一口咬定说这就是鲁迅一个人提出来的口号，同样，也没有必要说成这完全是别人首先提出来的口号，似乎与鲁迅关系并不很大。鲁迅自己说得好：“问题不在这口号由谁提出，只在它有没有错误。”

如果我们冷静地回过头来看历史，两个口号的拥护者都不能说自己是毫无错误和缺点的，但是，比较地说，当时鲁迅本人恐怕要算是错误少些，态度正确些的一个。即以本篇而论，例如，尽管他提出了新的口号，但他依然认为“国防文学”口号“仍应当存在，因为存在对于抗日运动有利益”。尽管他在信中对周扬同志表示了明显的不满，但他依然怀有希望，“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尽管他自己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的提出者，但他在批评徐懋庸错误的同时，也批评了聂绀弩错误地解释这口号。应该认为，在当时参加争论双方中，鲁迅的态度是比较最好的，真不愧是左翼文坛的领袖。我们这样说，并不是神化鲁迅，而只是为了尊重历史事实。其实，在注文中，我们仅仅希望客观地说明有关史实，完全不必涉及是非褒贬的问题。

周扬同志和夏衍同志等后来为革命文艺运动作了大量的工作，有巨大的功绩，这是世所公认的。即使在《鲁迅全集》中的正文和注释中涉及到“左联”时期的一些往事，也不过是一段往事罢了，并不会损伤读者对他们的尊敬。例如周扬同志一九七八年初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座谈会上的发言（见《人民文学》一九七八年第一期），那态度比起夏衍同志的这篇文章来，就使读者认为更加实事求是一些。

我们现在担心的是怕在注释工作中不够忠实于历史事实，因而遭到读者的谴责，甚至扩大论争。这就违背我们维护安定团结的初衷。

我们的意见已如上述。我们希望这一条注文仍能按您上次的修订稿发排。第一稿甚好。如果您以为这样不好，那么，仅仅保留注文的开始几句，即简单说明一下该文的发表情况，其他一概从略也行。对一些情况一时不加说明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

由于出版社已和上海印刷公司订有合同，发稿期日益迫近，不能推迟，我们恳望您能早日批复。

肃此布达，顺致

敬礼!

当时我对一些同事说，如果一定要那样作注，我这个责任编辑就没法当了，只好辞去这个借调的职务回长沙去，出一个我并不想出的风头。结果胡乔木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后来印成的《鲁迅全集》这条注释中就没有那些令我们感到为难的内容了。

第六卷交了稿，还有一点时间，王仰晨先生又让我把《译文序跋集》接过来。这本书原是孙用先生分担的，他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只是这时他那老年性白内障越来越严重，阅读书写都很觉困难了，只好让我完成最后的扫尾工作。到一九八○年底，我完成了借调的任务回湖南去了。一九八一年九月纪念鲁迅一百周年诞辰的时候，这部十六卷本的《鲁迅全集》出版，我算是有幸参加了这一盛事。

这件事完了，我就着手来重写《鲁迅传略》了。我不再考虑大人物是怎么说鲁迅的，主流媒体又是怎么说的。我要按照自己对鲁迅的了解来写了。在已经做过《鲁迅回忆录正误》之后，加上又看到了一些原先没有看到过的资料，重写起来就比较有把握了。

重写本于一九八二年九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名虽说还是《鲁迅传略》，其实完全是重新改写过的，字数也从原来的十万字增加到了二十万字。比起旧本，新本增加了不少内容，例如加写了传主的私生活。他同朱安的婚姻，同许广平的爱情，都写了。他应厦门大学之聘，就是为了离开朱安，和为了同许广平的结合作经济上的准备。

有些地方新本和旧本的说法完全相反了，例如传主在“左联”内部的实际地位。旧本只说了他是“左联”的领导者、“左联”的灵魂、是文化战线上反“围剿”的统帅。而实际上，他在“左联”内部所受到的“摆布”却无一字提及。在新版中却写了这些，诸如因为《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开罪周扬，遭到了首甲（即祝秀侠）等四人联名反驳；以及林默（即廖沫沙）和绍伯（一说是田汉，田汉说是他的表弟）都发表了攻击传主的文章。这种同是“左联”成员公开发表文章的攻击，很可以说明传主在“左联”的实际处境了。增加了这些内容，也才比较地接近了真实，比较像一本人物传记了。

在一九八二年版《鲁迅传略》出版之后，我又应人民出版社“祖国丛书”编者的约稿，写了一本《鲁迅》（一九八五年）。一本简略的小传，不到十万字。这本书后来又因为广东教育出版社的约稿，稍加修改，请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王得后兄编配插图，以《鲁迅图传》的书名出版（二○○四年）。

一九八五年十月到一九八七年一月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叫我担任了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忙于开会、审稿之类的事情，自己的业余研究和写作的时间就很少了。在我的总编辑任内最后一件事，也是引起最大风波的一件事，就是出版了《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一书。

我们出这书，可以说唯一的目的就是想赚钱。那时我们社很少有印数大的、能赚钱的书，承受的经济压力是很大的。为了摆脱困境，全社上下都是在想主意。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一天，译文编辑室主任唐荫荪向我提出了出版《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建议。

这个提议使我犹豫起来。我知道它会有个较大的印数，可以赚一点钱，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也知道，劳伦斯的这部小说刚一出版，在他的本国和美国就被认为是一部色情小说而遭到查禁，打了多年官司，直到一九六○年才获准合法发行。虽说在外国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在中国出版，恐怕还是有风险的。再三考虑，于是想到仿照人民文学出版社凭购书证发行《金瓶梅词话》（删节本）的办法，我们也来个凭证发行，把发行范围限制在大学文科师生、作家、翻译家、社会科学研究者……之内。商定之后，还真印出了一大堆购书证。这大约是一九八六年十月的事。

这年十月十九日是鲁迅逝世五十周年的日子，中国社会科学院为此召开了一个国际学术讨论会，我应邀赴会了，记得主持开幕式的是副院长钱钟书先生。在这几天会期里，我抽空到国家出版局去看朋友，在闲谈中，我说起要出《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朋友连忙说，这书不能出，漓江出版社报了这个选题，没有批准。说着，他就从办公桌上拿出一张打印件给我看，大意是，漓江出版社：你社选题计划中的《恰特利夫人的情人》不得安排出版。话虽说只这一句，可是毫无弹性。我就想，这书是不能出的了。

一回到长沙，我就提出立即刹车，不出这书了。可是在社领导班子的会上，五个人中有四个（正副社长和两个副总编辑）反对刹车。他们的理由，一个是，我看到的那个文件是给漓江出版社的，又不是给我们社的，不用管它；一个是，开印前的各项工作都已完成，要是不印了，前期的投入收不回来，经济损失不小。总之是已成骑虎之势。我想，既然大家都主张印，那就印吧。由此也可见我并没有最后拍板定案的权威，我这一年总编辑也当得够窝囊的。

这书刚刚出版，武汉一家书店的负责人写信给《红旗》杂志的总编辑熊复告状了。熊复把这封告状的信转给了邓力群，邓力群马上作了批示。他批示之后，国家出版局不敢怠慢，即将这事立案，雷厉风行地进行查处了。

既然国家出版局已经立案查处，中共湖南省委也就不能不重视了。一天，主管意识形态的省委副书记刘正找了省出版局局长李冰封、副局长黎维新、湖南人民出版社社长戴超伦和我这个总编辑，四个人到他那里去谈话。他说，他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看书，让秘书看了一遍，把有问题的地方折了出来给他看，他看了，觉得“真不像话”。我默不作声，心想：文学作品能够这样去读，去批评的么。谈到最后，他要我写个检查，说“这样主动一些”。我回答说：这检查我不能写，我写了人家就会说我是外行了。

这件事最后的处分是：李冰封、黎维新受党内警告处分，戴超伦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我不是党员，受行政记大过处分，总编辑的职务当然也就交卸了。

交卸了总编辑的职务对我来说倒是一种解脱。从此所有的时间都是我自己的了。这以后我大约写了十来本书吧。最重要的当然是一九九八年五月我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九五七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

反右派斗争史这个题目我早就想做了。从一九五七年想起，想了几十年。一九九二年年底或者一九九三年年初的一天，我去看望邵燕祥兄，他把他刚写好的《一九五七：中国的梦魇》一稿拿给我看。这当然是一篇深入探讨反右派斗争的极有分量的文章，只是才一两万字的篇幅，只够提出一些论点，如果要征引一些必不可少的史料，就得写成一本书了。燕祥很赞同我这写一本书的想法，我就动手来做了。燕祥兄给了我重要的帮助。像姚文元的那一本文学论文集，就是他借给我的。没有这书，要写文艺界反右那一章就难了。写作过程中舒芜兄也给我提供了一些资料线索。

到一九九三年年底，我这书的初稿算是写出来了，大约四十万字。它一年写成，写作应该说是比较顺利的。写成之后，想联系一个出版的地方可就极不顺利了。先先后后找过十来家出版社，都没有成功。我就想起了一个化整为零的办法，把一些可以独立的章节先拿到刊物上去发表。厦门大学的谢泳教授那时在山西省作家协会的《黄河》双月刊担任副主编，我就把书中关于文艺界的反右那一章寄给了他。这一章就以《五十年代的中国文艺界》为题在《黄河》一九九五年第五期刊出，我就寄了一本刊物给舒芜兄。一九九五年十月十六日他给我的回信说：

《黄河》前已收到。大文极佳，当即介绍给许觉民兄看。有些事当时知道，有些事当时不知道，系统重温，感慨甚多。如艾青、企霞谈论别人谁是右派，不虞自己先成右派；田汉、信芳批祖光，不知几年后自己所遇更酷；远在延安，王子野即是丁玲的批判者：这些事都令人深思，真得有上帝那样俯瞰的角度，才能够把几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大悲剧的全景，看得周全。即此一章，已见全书之有功于世道矣。何日出版，企予望之。

我将书稿复印了几份，拿了一份向我的老师李锐先生请教。大约是一九九五年末或一九九六年初，李锐先生向前去约稿的河南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祝新刚先生推荐，祝先生表示愿意接受，这部书稿才算是有了着落。

这时，龚育之先生也表示想看看这部稿子，我就给他送去了一份复印件。他看过了，还来的时候，他和夫人孙小礼分提着袋子两边提手的带子，他说：这稿子很重。小礼同志应声补充说：写的是我们党史上沉重的一页。我想，一千来页A4复印纸，的确是颇有一点斤两的，一人提着颇有点吃力，才两人合力提着吧。

龚育之同志说：“作为一个读者，我喜欢看这样的书。只是你为什么要送审呢？出了不就出了吗？比方说《顾准文集》，如果要送审，就不容易通过的，它不送审，出了，比香港版的还多收了一篇。”我说：“又不是我要送审，是出版社要送审呀！”交谈中，他问我：“你自己觉得能够出版吗？”我应声答道：“如果我觉得不能出版，我就不会进行了。”现在想来，他这问题提得够水平的，而我的回答也可说是旗鼓相当了。

河南人民出版社即按照程序申报选题，送审书稿。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将书稿送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提出了审查意见。出版社要我按照这意见修改书稿，给了我一份复印件，现在转录如下：

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

河南人民出版社送来的朱正著《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反右派斗争本末》书稿，已由我室室务委员石仲泉研究员，第二研究部主任杨先材教授，科研部主任王朝美教授再次进行审读。现将三同志的审读意见综述如下：

总体上看，该书资料丰富，述之有据，历史线索清楚，对深入研究反右派斗争问题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文字亦具有可读性。作者的写作态度也是严肃认真的。

鉴于反右派斗争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政治敏感性强的历史课题，在国内出版这类书籍要特别注意对历史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重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书稿中有以下问题应予以注意：

一、全书所反映的作者对反右派斗争的反思和认识的基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一九八一年“历史决议”中关于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的精神，尚需有必要的、实事求是的反映。

二、书中大量引用了未经正式发表的毛泽东著作和言论以及党的内部文献（如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到外地视察时的一些讲话等等），对此宜慎重处理。过去中央有过要求，仍须执行。建议作者最好不要采用直接地、大段大段地摘引的方法，尽管这些内容在海外已广泛流传，但在国内至今未公布这些文献档案。

其中有些分析和评论也需要再斟酌。例如：

P．一七九— 一八○、一八七，对于毛泽东的讲话在公开发表时作了修改的原因的分析似欠妥。

P．一八四— 一八六，在论述六条政治标准时，联系一九七九年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说“需要研究一下的倒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条。因为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并不总是很确定的。……在一段较短的时间里来看，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条的含义似乎还是相当确定的，而如果放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看，它却是颇为不确定的了。为了不触犯这一条，稳妥的办法是把社会主义道路理解为现行政策的同义语”。此处的立论和分析似欠妥。对于“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这一条标准，书中说“是写给赫鲁晓夫看的”，是“在明知破裂不可避免的时候，又要将日后破裂的责任归之于对方”，是“作出一个维持团结的姿态”，此说亦似欠妥。

三、书中写了一些对毛泽东的心理分析，应当注意分寸。例如，P.九四— 九六，认为罗隆基讲的小知识分子和大知识分子的问题，使“中师毕业的毛受到刺激”，“触及毛的自卑感和自尊心”，这种说法似欠妥。还有一些用语也要斟酌，如称毛泽东的“臣民”等。

四、书中直接点名的人物众多，需要注意区别对待，评述得当。对于当年错划为“右派”的人，介绍其历史情况，可以起到澄清事实以正视听的作用。但是，对于当年参加批判右派的人、特别是有社会影响的知名人士，大量引用其批判发言，并夹有带讽刺挖苦语气的许多议论（较为突出的例子，如P.一一八对周建人的评述），恐将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这类问题应本着“宜粗不宜细”，“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妥善处理。

五、P.四六四— 四六五，在分析叶笃义在人大会议上的检讨时，说：“他应该明白，软弱无力，正是长期共存的前提。强大了，有力了，共存的前提也就不存在了”。此处涉及对中共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理解，评述欠妥。

总之，此书尚待作者参考上述意见对书稿作进一步修改，使其在总体上更能体现《历史决议》的精神之后，方可出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部

一九九六年四月八日

我以为这份审稿意见反映了当时担任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龚育之先生的态度。最重要的是给它放了一条生路，没有说不准出版，只说经修改后“方可出版”。其次是用字的分寸，全文没有用一个“错误”“失实”这一类重字，只说“欠妥”，甚至“似欠妥”。而且在四页之中，还写了三行肯定的话，像“资料丰富，述之有据，历史线索清楚”这些话，看了很觉得舒服的。

我于是就按照这审稿意见来修改书稿了。这修改其实很简单，把审稿者指为“欠妥”或“似欠妥”的地方一概删去就是了。除此之外我也别无他法，假如我把这些地方改写成审稿者认为“甚妥”或“似甚妥”了，我就没必要写这本书了。只有一处地方，我不能用这种简单切除的外科手术，那就是我在书稿中曾大量直接引用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始记录稿，审稿意见说：“建议作者最好不要采用直接地、大段大段地摘引的方法，尽管这些内容在海外已广为流传，但在国内至今尚未公布这些文献档案。”怎么办呢？二月二十七日毛讲这番话，六月十九日正式发表这篇讲话的修订稿，是两件事，任何一本写反右史的书中都必须明确指出这是不同的两件事。假如我只是将这些直接引文删去，用什么办法表明这次讲话和后来发表的完全不同呢？我挖空心思，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就是利用当年四月份《人民日报》发表的那一系列宣传新方针的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十日）、《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十三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十七日）、《工商业者要继续改造，积极工作》（二十二日）、《全党必须认真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二十三日）、《从各民主党派的会议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二十六日）。我把这六篇社论和《毛选》五卷中所收二月、三月的两篇讲话的改定稿相对照，摘录出相应的段落，比较其异同，从两者相同之处，证明了“这些社论是为了向广大公众传达毛的讲话内容而写的，相当准确地介绍了讲话的内容”，在做到了这一点之后，又从两者相异之处，即在社论中引人注目的一些意见却不见于《毛选》中了，即可以推知毛修改讲话稿的倾向和目的。这样做虽说不如直接引用讲话原文那样干脆和有力，也大体上可以说出我要说的意思了。

修改之后，书很快就出了（一九九八年五月）。出版社将书名改为《一九五七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我为这一版写的后记如下：

这本书是一九九三年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写的。这以后的几年里，我又陆续把在书报中遇到的有关材料随手增补进去。一九九六年有几位中共党史方面的专家教授看了这部稿子，即根据他们的意见作了一次修改，将他们指出欠妥之处悉数删除。几经周折，现在算是得到出版的机会，于是将近年所写几篇有关这一公案的文章附于卷末，供读者参看。

写作此书，我与其说像个著作家，不如说更像一个节目主持人。我把当年这些人物，不论被认为左派还是右派的，都一个一个请来，让他们走到前台，各自说各自的话。希望这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再现当年的场景。

在本书将要出版之际，我应该感谢许多朋友的帮助。从开始构思、收集资料、动手写作、直到联系出版者，每一个环节都是朋友在帮忙。如果没有朋友们的帮助，也就不会有这本书了。我将永远铭记他们的友情。

我设想现在印出的只是个征求意见本，希望读者给我指出书中的错误和缺点。我想在数年之后能够有一个补充修订的机会，把一些现在未能用上的材料补进去。

一九九八年三月七日，朱正于北京旅次

出版之后，一时还颇受读书界的重视。民营的席殊书屋评一九九八年的好书，文学类、非文学类各十本，我的这一本列入非文学类之中。他们为宣布这评定的结果开了一次会，那天，龚育之先生去了，李锐先生，于光远先生也都去了，都作了简短的发言。

有朋友问我：“你一直是写鲁迅的，怎么又写起反右来？”我说：“写鲁迅是我的兴趣，写反右是我的责任，”

也就是这本书出版以后，一天我去看龚育之先生，交谈中，他忽然转过身去拿来一张《文摘报》送给我，说这个材料可以补充到你的书里面去。我一看，它讲的是《徐秋影案件》平反的事。《徐秋影案件》是一部著名的反特故事片，它的“本事”却是哈尔滨市公安局用逼供诱供的手段制造出来的一起冤案。法院认为证据不足，退回检察院复查，市检察院审判监督处的杨同喜奉命复查此案，他在查阅卷宗提讯在押人员之后排除了当事人的特务嫌疑。本来这一冤案是可望避免的了，可是在不久之后的反右派斗争中，杨同喜等人却因为复查此案被划为右派分子。一切都翻了过来，此案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公开宣判，处死了两个无辜的涉案人，还有被判处死缓和徒刑的，这是反右派斗争破坏法制的一个典型事件。直到一九八七年七月才由最高人民法院平反了此案。二○○四年我这本书以《反右派斗争始末》为书名在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增写了“为了法治”一章，将这一材料补充进去了。

后来二○○○年李锐先生的女公子李南央女士又为我联系出了一个台北版，书名改为《两家争鸣——反右派斗争》，我为这一版写的校后记如下：

本书是一九九三年十二月月脱稿的。联系出版却很不顺利。直到一九九八年稍加删节之后，才在河南人民出版社以《一九五七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的书名印了出来。不过，在这拖延的五年中，我也得以增补了一些新见到的材料。

现在请位手中的这一本，却是按初稿排印的。当初我将一份复印件付托给李南央女士，几经周折，终于得到苏绍智先生的鼎力帮忙，得到允晨文化公司接受，使这个台北版得以问世。对于各位帮忙的女士和先生，我深深感谢。比起河南版来，没有增补，也没有删节，算是保存了最初的原貌。利弊得失，读者诸君自有评断。

允晨公司杨家兴先生的编辑工作做得很细心。为了减少错误，他将二校样寄我看了一遍，我即趁机作了两三处小的修改，改正原稿的错误。在校样上当然不可能作更多的修改和增补。但愿今后还有补过的机运。

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朱正于长沙

根据事先的约定，出版者不付稿费，送二百本书作为报酬。书出了之后从台北把这些书寄到了长沙。长沙海关通知我：经送请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审查，认为不宜进口，已经退回台北去了。

后来我将河南、台北两个版本合并，并增补了不少我新看到的材料，于二○○四年在香港明报出版社分上下册出版，书名改为《反右派斗争始末》，我写的后记如下：

这本书是一九九三年用了一整年时间写成的，联系出版社却花了好几年时间。直到一九九八年五月才以《一九五七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的书名在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一年一月，又以《两家争鸣——反右派斗争》的书名在台北出版。台北版出得晚，可是它是按照初稿付印的。脱稿几年后我不断作的一些增补和修改都没有在这一个版本中得到反映。这些在河南版中是得到反映了的，不过，令人泄气的是，它是经过删节之后才得以出版的。我曾经想出一个香港版，有几位老友出力帮我联系，都没有成功。现在承蒙潘耀明先生不弃，愿意将它收入明报出版社所出的“二十一世纪文库”，使我宿愿得偿，在我既是幸事也是快事。当年程千帆教授看了那个删节的河南本之后表示，希望能够像孙盛的《晋阳秋》一样，别存一个“辽东本”。现在我的“辽东本”就要出来，而程千帆教授不能分享我的快乐了，真是悲哀的事。

我看到过一些评论，有赞同我的意见的，也有批评的。赞同者给我以鼓励，我很感谢，这里就不去说它了。批评的意见呢，有一些是无法回答也无须回答的，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是也。但是李慎之先生的批评我是很重视的。二○○一年四月十五日他致胡绩伟信，后来加上《对反右派斗争史实的一点补充》这标题，编入自印本《李慎之文集》之中，其中有一段说：

几年前出版的，颇得好评的朱正的《一九五七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就认为毛本来是好心好意地号召鸣放，没有料到右派分子如此猖狂，他才不得不反击。这是我完全不能同意的。我所以在一九九七年写《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实际上是对朱正的反驳。（上册，第一九六页）

我为河南本“结束语”增写了第五条，就是回答这个意见的。李先生去世之后，我发表了《君子和而不同》纪念李先生，其中说：

当然，我也能够理解，李先生的这种看法，是基于他对毛的基本评价。就这一点来说，他当然是对的，我也完全赞同他的这个评价。一个讲诚信的政治家，刚刚信誓旦旦地宣布”言者无罪”，怎么能够一下子就改口说“‘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呢？根据他自己说过的“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人们岂不是有足够多的理由来怀疑他原先的动机究竟有多少善意吗？不过我以为这同他有时也想作一点改善形象的努力并不是不相容的。（《随笔》二○○三年第五期）

这一段写在纪念文章里的话，当然无法就正于李先生了。现在只好听凭读者的评判了。

二○○四年六月四日朱正于北京

近年来有关反右派斗争的资料（包括一些受难者自费出版的回忆录）我又看到了不少，使我有可能又作了许多增补。至于这个增补本何时才能够与读者相见，我就不知道了。[1]我行年已八十有一，来日无多，但愿能够在有生之日看到这书的增订版，听到读者的批评。

我研究反右史的作品，已经发表的成果还有《报人浦熙修》（二○○五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和若干单篇论文。

在这些年里，我在鲁迅研究方面还出版了几本书。一本是应东方出版社的约稿写了一本《周氏三兄弟》（二○○三年），编入他们的一个书系之中。当时写得匆忙，不免有些粗糙，颇有一些错误。后来我作了一些修改和增补，用《鲁迅三兄弟》这个书名，于二○一○年七月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一本是《重读鲁迅》（二○○六年，东方出版社），是以我现在的认识，重新评论了鲁迅的一些诗文。在“后记”里，我谈到了自己研究“视角”的变化。我说：

我还清楚记得我写《鲁迅传略》那时的心情。那时，我二十多岁，仰望着这一位五十多岁作家高大的身影，真是无限景仰。我熟读他的书，接受他的见解，以他的是非标准为是非标准。……

接着，“后记”说：

这也是七十多岁的评论者去评论四五十岁作家的文字，阅历和经验应该说总要多一点，读者诸君能够不责备我僭妄吗？在我，倒正是因为出于对鲁迅先生由衷的敬爱才这样做的。从他那些写得最好的文章（例如《春末闲谈》、《灯下漫笔》等等）里，人们看到：这是一位多么富有批判精神的文学家、思想家。这是他留给后世的一份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而他后期那少数几篇没有写好的文章，人云亦云地为他自己并不深知的东西强作辩护，完全背离了他一贯的批判精神。只有弄清楚了这一点，才能懂得鲁迅的真价值。

老一辈的鲁迅研究专家们写了许多书，可惜他们大多没有活到二十一世纪，他们写的都是二十世纪的见解。我有幸活到了新世纪。我是站在新世纪来评说一位上一个世纪的作家，如果不能与时俱进，没有一点新意，岂不辜负新世纪了吗？

我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请邵燕祥兄同意将他写的《重读鲁迅的“费厄泼赖”论》和《重读〈肥皂〉》编入本书。我很高兴有他的合作。

一本是《鲁迅的一世纪》（二○○七年一月，湖北人民出版社）是我有关鲁迅的单篇文章的选辑。

一本是《鲁迅传》（二○○八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在自序中，我说：

我写的鲁迅单独一人的传记，算来已有四本了。可是没有一本是能够保存得下去的。我希望现在写的这一本能够保存下去。它比起我原先写的各本，进步是很明显的。这进步首先要归功于时代的进步。只说书中所用的资料，许多都是近年才出现的。不但一九五五年，就是一九八二年，也没有这些。再就是学术界的空气，意识形态的色彩，有所淡化，实事求是的态度，有所增加。而我的主观条件也可以说有了一些改善，在这些年里，又多读了一点书，增加了一些阅历，对鲁迅的一生事迹，自以为大体弄清楚了。拿这本书和一九五六年出的那一本对照来看，有些说法是完全不同了。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认为《鲁迅传》这书名少有特色，不足以吸引买主，在出版这书的简体字本的时候，将书名改为《一个人的呐喊》。这两本书名不同，其实内容是一样的。不同的地方只有一点，即北京版卷首一页印了严家炎、邵燕祥、王得后、钱理群、孙郁、陈丹青六位先生简短的评语，香港版卷首有一篇刘再复兄的序言。所有这些评语和序言都是以一种友好的态度写的溢美之辞。

《鲁迅的人脉》（二○一○年上海东方出版中心），书中收了写鲁迅与夏震武、陈独秀、傅斯年、曹聚仁等等许多人物交往的几篇文章。其中《鲁迅与他的三个美国朋友》一篇，写史沫特莱和伊罗生的时候，引用了共产国际的档案资料，以前似乎少有人注意。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人不妨看看。

对鲁迅的研究和对反右派斗争史的研究，是两个独立的题目。这中间似乎并没有重叠之处。令人意外的是重叠之处竟然出现了。二○○一年周海婴出版了《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其中披露了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罗稷南的一次对话。罗稷南问了毛泽东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这时正是反右派斗争白热化的高潮之中，罗稷南提出的问题的实质是：在当前的反右派斗争中，要是鲁迅还活着，你看他会不会被划为右派分子？毛对罗问的理解是完全准确的，立刻作出了毫不含糊的斩钉截铁的回答：“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当时就有人对周海婴书中披露的这个材料提出质疑，从时间、地点、同时在场的人、毛泽东对鲁迅一以贯之的崇高评价等等方面，竭力证明不可能存在这样一次对话。这时陈明远先生约我写一篇文章，要我谈谈对毛罗对话的看法，我写了。为了回答这种质疑，我从各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特别是举出当时在场的黄宗英也发表了文章予以证实，确有其事，这一点应该说是并无疑义了。陈先生还给我提供了一九四六年十月号《文艺春秋》的复印件，使我还能够写出那篇《一九四六年的答案》。我的这两篇就都收在陈先生编的《假如鲁迅活着》书中。于二○○三年八月在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为“文汇原创丛书”之一。当时我对陈先生说：如果这本书增订再版，我还可以收集点材料，写一篇鲁迅交往中的右派分子。我以为这是对我已经写的两篇的一个延伸。将这一篇补写出来，这个题目才可以算是做完整了。

后来我就陆陆续续搜集资料，先后写出了四十多个鲁迅交往中的右派分子。不久前又加上收在《假如鲁迅活着》书中的两篇，合编成了《“鲁迅”在一九五七》的书稿。我在这本书的前记中谈到，假如鲁迅在一九五七年还活着，他会是怎样的命运：“其实想一想就可以明白，这里他并没有给鲁迅提供自由选择的两种可能性。鲁迅是个作家，如果他不再写作了，他还是作家吗？鲁迅从来就是一位‘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的杂文家，如果他不再写带刺的杂文了，他还是鲁迅吗？这就是说，如果他还是鲁迅，那么他唯一的前途就是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只有当他不再是鲁迅的时候，才可以考虑给统战人士周树人安排一个什么名义。”又说：“我现在做这一个题目有一个方便之处，那就是我为《鲁迅传》和《反右派斗争始末》那两本书准备的材料都没有用完，那许多剩余的材料正好用到这本书里面，这样，这本书也可以说是对那两本书的一个补充，我把新写成的这一篇，合上当年陈先生约我写的两篇，印成了现在的这一本。我关于这个题目的思考，就都反映在这里了，给也愿意思考这个题目的朋友提供一份参考材料。”可以说，这本书既是我对鲁迅研究的成果，也是我对反右派斗争史研究的成果。

二○一二年一月六日

（原载葛剑雄、丁东、向继东主编的《当代学人自述：望尽天涯路》，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二○一三年一月出版）

那些人那些事

蓝英年 著

序

我一向爱逛书店，翻翻这本翻翻那本，一本本翻过去。遇到喜欢的，站着多翻一会儿，但也不一定买。逛书店是生活中的一种乐趣。但有一阵书上架了，要看哪本书得请售货员从书架上取，很不方便，乐趣减去了一半。好在这种售书方式很快就取消了，又恢复了原有方式。但不久新的变化也随之出现：书架上十六开本的大书、硬皮书（精装版）越来越多。什么外国文学名著、中国当代优秀小说、中国名人传（不管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以及中国通俗历史小说如《七侠五义》、《施公案》、《狄公案》等。这种书像一块砖头，拿起来费劲，而且只能放在桌子上正襟危坐地阅读，像我们古人那样。难道书商培养我们端坐桌前，振作精神，像古人那样聚精会神地读书吗？不大可能。在信息化的今天，谁还会有这种糊涂的想法？书商关注的是经济效益：十六开本的特大精装书总比三十二开的平装书价钱贵吧。但谁又会买这种拿不动、翻不开的铁衣铁帽硬皮书呢？我的侄女婿给我解答了这个问题。十几年前我在他家住过，发现他两个书架都摆满了书。我知道他是个整天忙于事务，从不读书的人。我多次劝他读点书，做个有文化知识的人。我以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读书了，我对他说的话没白说。可是他的回答让我惊愕不已：“叔叔，这是人家送的礼品书，现在时兴送礼品书，表示风雅。”原来印得这么大这么厚的书是送人的礼品，一种赚钱的新手段，谈什么风雅！

我喜欢睡觉前，或疲倦的时候，或在医院等待叫号的时候随便翻书。上面提到的那种大书根本无法读。我读的都是篇幅不长的、大小三十二开本的书，因为这种书大多是内容多样，集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为一体的作品，引人入胜。家里也没有一本十六开本以及十六开本以上的硬皮书，因为哪个书架也叉不进去。

向继东兄准备出一套小开本的“百家小集”，邀我加盟。我对这种阅读方便的小开本书喜不自胜，欣然从命。从旧作中选出二十余篇，一半以上虽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但由于种种原因未曾收入集子；也有过去收入集子，且还有些情趣的文章一并编入这本小册子。我想“百家小集”定会受到读者欢迎。书不贵，随身带，随时看，磨损了或丢了也不值几个钱。

感谢曾昭华女士帮我细心审阅文稿，改正错字或不顺的句子。她是我的老学生，一直在报社担任编辑，有丰富的看稿经验，错字、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对《那些人，那些事》也付出了心血。

二○一三年十二月于北京

辑一 记忆

在梁漱溟家过夜

二○○○年春天，边区联中老同学在北京聚会。五十三年前大家曾在一间茅舍里读书。当年的少男少女如今已成白发翁媪了。吃午饭时我同魏扬坐在一起。他忽然问我：“你还记得游颐和园的事吗？”我马上想起来，说道：“当然记得。”两人抚掌大笑。

一九五○年我们还是中学生。深秋的一天，我同魏扬、周虎游颐和园。他们两位都没去过颐和园，只有我一人小时候去过。我带他们从知春亭出发，沿昆明湖绕了一圈。后来爬上后山，在一所小院前休息。小院前挂着一块“闲人免进”的牌子，院里一点声音也没有。靠墙有一棵槐树，魏扬爬上树往院子里张望，说了句“里面没人”便翻墙跳了进去。周虎是爬树高手，也爬树翻入院里。两人在院里喊：“没人，快进来！”我也翻墙过去，两脚刚一落地，不知从哪儿冒出两名公园职工，把我们当场抓住。一位职工问我们：“看见门上的牌子没有？”我们身上虽有游击习气，但对明显的事实也无法抵赖。我们被带到石舫附近的公园管理处。管理处的一位干部问我们是哪个学校的，马上给学校打电话。我们老师说了很多道歉的话，并说回校一定严厉批评我们。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只听见管理处干部说：“好吧，我们马上放人。”可我们万万没想到管理人员会如此惩罚我们。他没立刻放我们，跟我们聊了半天，还让我们跟他们一起吃晚饭。直到八点静园后才放我们回校。我们走到大门时看见双门紧闭，周围没有一个人，只得往回走。起初东走走西走走，还觉得蛮有诗意，有一种“倘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的感觉。天渐渐黑下来，诗意变成不安。我们到哪儿过夜？周虎说他舅公梁漱溟住在颐和园，可以在他那儿过夜。可梁先生住在哪儿？无人可问。只好敲旁边一个小院的门。两次被警卫员赶走。第三次敲出一位中年妇女，态度和蔼，告诉我们：“这是柳亚子先生住宅，梁先生住在石舫旁边。”我们总算找到过夜的地方了。敲开梁先生的门，我们被带进北房，见到梁先生。记得他上身穿白布对襟褂子，下身穿着白裤子，等他问清我们为何“晏夜来访”后，哈哈大笑起来，连声说：“勇敢！勇敢！”他大概还说了别的话，但我一句也记不得了。他让服务员把我们带到东厢房睡觉。第二天清早，我们没同梁先生告别，对服务员说了一声便走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梁先生。他同我们呆了不到半小时。

以后再没见过梁先生，也没有他的消息。一九五四年听说梁先生犯了错误，说什么“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一九七七年《毛选》第五卷出版，我才读到《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比我听到的尖锐得多。对梁先生的批评是因他在政协的发言引起的。我在《梁漱溟全集》中找到这篇发言稿。梁先生最后的一段话是这么说的：

“过去二十年的革命全在于发动农民，依靠农民。依靠农民革命所以成功在此，而农民在革命中亦有成长，但进入城市后，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成长起来的农民亦都随着到了城市。一切较好的干部都来城市工作，此无可奈何者。然而实在……今天建设重点在工业，精神所注更在此。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农民往城里跑，不许他跑。人力才力集中都市，虽不说遗弃吧，不说脱节吧，多少有点。虽然农民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农民。对人民照顾不足，教育不足，安顿不好，建国如此？当初革命时，农民受日本侵略，受国民党反动派暴虐，与共产党亲切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五~七页）

梁先生坦率批评中共的农村政策，希望中共改正，在建国方面做得更好。不少与会者也是这样理解的。但梁先生的批评激怒了毛泽东。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听取彭德怀关于抗美援朝情况的报告后，不点名地批评了梁漱溟，并上纲上线到“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就是帮助了美国人”的高度：“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行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是大仁政。行小仁政而不行大仁政，就是帮助了美国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一〇七页）。梁漱溟不服，给毛泽东写了几封信：“听了主席的一番话，明白实为我昨日的发言而发，但我不能接受主席的批评。我不仅不反对总路线，而且是拥护总路线的。主席在这样的场合，说这样的话是不妥当的。不仅我本人受屈，而且会波及他人，谁还敢对领导党贡献肺腑之言呢？希望主席给我机会当面复述一遍我原来的发言而后指教。”（《梁漱溟问答录》，第一三三页）梁漱溟再次发言后受到严厉的批判。周总理讲话时，毛泽东频频插言，痛斥梁漱溟，说他是“一个杀人犯”：

“……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杆子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一〇七~一〇八页）

一九八三年，周虎带我到木樨地看望梁先生。梁先生已经很衰老了，但谈话仍有精神。他谈的很多，我已记不清楚都谈什么了，只记得他说：“我的错误是让润之下不来台，但我的话并没错。”

一九八八年六月，我参加了梁先生的追悼会。那天下着小雨，我来到北京医院大门旁边的一间小屋里。参加追悼会的大约四十人，我鞠了三个躬便离开了。出门时看见小屋门楣上贴着一张旧报纸，上面用毛笔写着四个字：中国脊梁。不知为何我进门时没看见。我想很多人也未必看见了。

掉了皮的纪念册

济南《老照片》的编辑问我要老照片，我说没有，“文革”期间都烧毁了。编辑还是让我找找，万一有“漏网”的呢？我只好翻箱倒柜找起来，但仍一无所获。却意外地找到一九四三年我的一本纪念册，封皮已没有，同普通的小记事本一样。翻了一下，早已忘却的往事涌上心头，把我带回少年时代。

一九四一年先君蓝公武从日本宪兵队释放出来后，全家便从北平城内北沟沿庚二十八号搬到西郊成府街红葫芦二号。宪兵队的拷打并未使父亲屈服，他依然宣传抗日，并誓不与当汉奸的朋友往来。全家靠典当度日，把北洋余孽、大汉奸王揖唐以老朋友身份送来的米面倒在街上。父亲的抗日爱国行动受到华北知识界的敬佩。

父亲要看报，但没钱订报，只好看朋友们的报。我上午到成府街一家店铺取报，拿回家给他看，他看完后下午我再送给订户。我送了半年多报。走到红葫芦胡同口，便看到永远坐在小酒店门前的掌柜郭大胖子，他有个弟弟叫郭二胖子，替燕园住户搬家。郭氏兄弟虽算不得燕大的名人，但燕大师生没有不知道他们的。

拐过小酒店便到槐树街了。顾名思义，街道两旁都是槐树。夏天每棵树上都挂着几条“吊死鬼”。我一边捉“吊死鬼”一边往前走。先到陆志韦先生家。陆先生是著名心理学家、语言学家，担任过燕大代理校长。我按铃，开门的多半是陆太太，但她并不接报，慈祥地把我让到屋里，陆先生走过来接报。他同我没什么可谈的，摸摸头或给我几颗小孩弹的玻璃球。这些玻璃球可能是他孩子们弹过的。陆先生有四子一女，年龄都比我大得多，从来没同我玩过。他们的名字我都记得，但不知怎么写。只会写老三陆卓元的名字，因为他在我的纪念册上画过一幅水彩画，画的是燕大东大地的一角，上面写着：“文泰（我那时的名字）小弟留念。卓元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二日”。陆先生除慈祥外没给我留下其他印象，但我却记住了陆太太脚上穿的一双绣花红鞋。一九五二年我在王府井大街上遇见陆先生和陆太太，陆先生仍非常客气，客气到谦卑的地步，一再握着我的手上下摇摆。我低头看陆太太的鞋，仍是绣花红鞋，不过已经很旧了。陆先生告诉我他在语言所工作，并给我留下地址，但我没去看望他们。我当时是进步的大学生，岂肯同司徒雷登的同事交往。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实在幼稚，还有几分内疚，此后再没见过这对慈祥的老夫妻了。

再往前走一段路便到郭绍虞先生家了。郭先生是燕大中文系主任，中国古典文学第一流学者。但那时我对他的学术成就一无所知，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我几十年后才翻阅过。我记得郭先生夏天衣服穿得很少，仿佛赤膊。郭先生同样慈祥，接过报也不同我说什么，有时摸摸头。郭伯母倒同我说话。他们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女孩子们都比我大，我称她们为姐姐，小儿子郭泽宏与我同年，我们能玩到一起。但他同我与其他小伙伴的玩法不同，不到河边捉蜻蜓或到圆明园摘酸枣，而是在屋里画画。大概郭伯母不让他到外面玩。那时街上贴着日本人的宣传画《第五次强化治安》，“皇军”的刺刀指着两个小人：“共匪和奸商”。我们便画一个中国人，刺刀指向“日本和满洲”。姐姐们有时过来看看，夸我画得比泽宏好，泽宏便不高兴了。我的纪念册上有两位姐姐写的话：“文泰弟：愿你永远保持着天真孩子的心，并有着永远的可爱。以宁，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四日。”以宁是三姐。“文泰小弟：愿你天真活泼的性格永远存在世上，愿你努力读书将来为国争光。之翰志于故都，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四日黄昏。”之翰应是二姐。从笔迹上看，两位姐姐已经是高中生了。她们现在何处？早已事业有成，儿孙满堂了吧。还记得我这送报的小弟弟吗？一九七七年，我陪同一位先生到上海访问郭先生。郭先生接待了我们，仍那样慈祥，但比我送报的时候苍老多了。我坐在那儿，希望他能认出我来，但他没认出来。我终于忍不住问道：“郭先生，您不认识我了？”他不好意思地说：“年纪大了，开会时认识的年轻朋友记不清了。”“郭先生，我是您住槐树街时给您送报的小孩啊！”“噢，你是……”他想起送报的小孩，却叫不出我的名字，“蓝公武先生的孩子？”说着拉住我的手。我有很多话想对郭先生说，问问郭伯母、姐姐们和泽宏的情况。但访问者问个没完，我是陪他来的，不能喧宾夺主。访谈的时间过长，郭先生显得疲倦了，我们便匆匆离去。郭先生没挽留我，只分手时握了握手。以后再没见到郭先生。偶尔在朋友家见到郭先生写的条幅，我便后悔不迭。我若求郭先生一幅字，他肯定会写的。

我的纪念册里还有张宗颖和张宗烨写的话。宗颖是张伯伯（张东荪，我从小就管他叫张伯伯）第三个儿子，写的是：“愿你长得又高又大志气也高大。文泰小弟留念。宗颖书二月七日”。字写得漂亮。“文革”期间张三哥和张三嫂双双自杀。宗烨是张伯伯的小女儿，与我同岁，写的是：“文泰兄留念：我们要做好儿童，为国家民族争光。妹宗烨一九四三年二月七日”。小孩的字体。她叫宗烨，可我们都管她叫大华。宗烨是著名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是张伯伯唯一在世的子女。我见过张伯伯多次，了解的却极少。北平解放后我亲耳听他说过：“北平和平解放是生平第一快事。”言下之意他是出过力的。他曾是林彪和傅作义之间的联络员，把林彪的意思传达给傅作义，再把傅作义的答复转告林彪。张伯伯对自己的作用有几分得意。一九五○年，我随父亲从城里到燕大东大地三十四号看他。他吃过午饭说要休息，撇下老友径自上楼了。父亲便到红葫芦旧居看望老房东，等张伯伯睡醒午觉继续谈话。一九五二年突然听说张伯伯出事了，他来看父亲，连连说：“志先，我听你的。”也是我亲耳听见的。这是我同张伯伯的最后见面。

我的纪念册里没有陆先生、郭先生和张伯伯写的话。我根本没想到请他们写，如果请他们写，他们也许会写几句。我的纪念册上就有比我大得多的杨明照先生选录的张华的诗：“水积成渊，载澜载清。土积成山，鄗蒸郁冥。山不让尘，川不辞盈。勉尔含弘，以隆德声。选录张华励诗以诒文泰小友。明照壬午孟春”。上面盖了印章，并贴着照片。还有杨太太写的“自求多福”，上面也贴着他们夫妇抱着一岁多小孩的相片。杨先生英姿勃发，杨太太憨厚慈祥。杨先生录的诗我自然看不懂，但字写得工整有力，我非常佩服。杨先生是陆先生、郭先生和张伯伯的晚辈，我见他时不过三十几岁。杨先生现在桃李满天下，我的一位朋友便是他的高足。两年前在《文汇读书周报》上见到杨先生的近影，蓄着长须，俨然美髯公了。

我翻阅纪念册，回首往事，深感人生苦短，须臾间，连我这个送报小孩也步入耄耋之年。

长忆吴牛喘月时

二○○一年秋天，我应邀到俄罗斯海参崴市远东大学汉学系执教。十二月的一个夜晚，内子从北京打来电话，告诉我史学家漆侠先生去世了。消息来得突然，我顿时惊呆了，一股悲痛涌上心头。我穿上大衣，走出宿舍大门，想一人在海边走走，但被猛烈的寒风赶了回来。我在宿舍的吸烟室里踱来踱去，回想起“吴牛喘月”的日子。

一九六六年我与漆侠先生同在河北大学任教，他在历史系，我在外文系。他是著名的宋史专家，五十年代出版的《王安石变法》被史学界公认为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专著，并被译成日文和俄文。我则是外语系俄语词汇课的教师，一九六五年才发表第一篇文章《屠格涅夫小说〈前夜〉人物谈》。我写这篇文章是受到钱谷融先生的文章《〈雷雨〉人物谈》的启发。一九九九年见到钱先生的高足王晓明先生，请他代为转达敬慕之意，晓明先生说最好我亲自向先生表达。但我始终没有见到钱先生的荣幸，只好在这里表达了。

“文革”前我同漆先生并无交往，我知道他，他不知道我。在一次全校大会上，一位外语系教师指着坐在前排的一位戴眼镜的人说：“他是漆侠，河北大学唯一能上《人民日报》的人。”后来在校园碰到他，便特别留意。原来他个子很高，身材清瘦，额头特别宽大，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走在他旁边的是身材矮胖的史学家李光璧教授。后来又听说他是范文澜的得意弟子，一九五三年从科学院历史三所调到河大来的。

一九六六年六月，我和漆先生都是第一批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他是反动学术权威，宣扬翦伯赞的让步政策。我则反对中央“文革”，有人揭发我一九五八年著文骂姚文元打棍子，吹捧赫鲁晓夫。我确实写过一篇文章，反驳姚文元，其中有“应当说理，不应打棍子”之类的话，但文章并未发表。至于说我吹捧赫鲁晓夫，我在课堂上称赞赫鲁晓夫的话都是教材里的话。我看出同红卫兵无理可讲，只得低头认罪，免受人身侮辱以至皮肉之苦。漆先生的情况似乎好一些，因为副校长戴树仁让他写文章批判吴晗和翦伯赞，说是“以毒攻毒”。不久戴副校长也被揪出来。漆先生和我一起打入劳改队。我们个子一般高，红卫兵便让我们抬一根扁担。我们从花房里抬花盆。我把花盆往我这头移一点，漆先生发觉后一定要移到当中。走到无人的地方，漆先生便问我是哪个系的，我告诉他在外语系教高年级俄语词汇课。他听我是学俄语的，便问我最喜欢俄国哪个作家，我说偏爱果戈理。漆先生说他读过鲁迅先生翻译的《死魂灵》。漆先生对俄苏文学不大熟悉，但著名的作家他都知道。每天一起干活，渐渐便熟了，互相增加了信任。有一天中午休工的时候，漆先生悄悄对我说：“注意增加营养。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呀。”我说：“在学校食堂里牛鬼蛇神只能买最便宜的菜。”漆先生用头指指校外，我立刻领会了他的意思。我们到校外“下馆子”，点好菜，吃得开心，心里感谢漆先生的“点拨”。但好景不长，很快被红卫兵发现，当场挨了一顿批斗。学报上也登出揭发“漆侠等牛鬼蛇神在校外大吃大喝”罪行的文章。漆先生对我说，我们大意了，得离学校远一点。我便到离学校远一点的地方去，照吃不误，没再遇见红卫兵。

一九六七年，红卫兵忙于打派仗，学校又从天津迁至保定，革命干部和红卫兵小将都不满意学校搬迁，没心思管我们了。劳改队改为学习班，后名存实亡。我们由牛鬼蛇神变成逍遥派。这一年夏天，我同漆先生经常接触。有一天他来找我，气愤地说，他刚跟军宣队吵了一架，他当时把帽子往地上一摔，对他们说：“我老漆也不是没名没姓的。”为什么事我已记不清了。他看我正在看一本俄文书，问我什么书，我说是一九五二年出版的果戈理传记。他说你应当自己写一部，从俄文书里找材料，书里面的注便是寻找材料的引子。作者使用其中的一部分，他未使用的材料未必无价值，你可以找出来使用。他建议的方法我后来使用过：某篇评论文章，作者引用别人的话，注明出处。我根据出处，找出作者所引用的书刊，仔细阅读，确有他未使用的珍贵材料。漆先生问我读过古文没有，我说读过《古文观止》里的几篇，还读过《战国策》《左传》和《史记》的注释本，但一篇也不能背。他又问诗词呢，我说能背几首。他问我喜欢哪个诗人，我说最喜欢义山的诗和小山的词，他听了哈哈大笑，并说学外文的人往往缺乏国学基础，这最要不得，外文再好，充其量不过是个洋人，所以学外文的人一定要学点古文。这些话现在听起来不算什么，但那时上起纲来不得了：牛鬼蛇神厚古薄今，抗拒改造。

傍晚我们常常到保定市郊的农田散步，那一年特别热，一到田里便脱下背心，赤膊交谈。漆先生称之为“吴牛喘月”。他说：“这种局面不可能长久，学问决不能丢，你写你的果戈理传（我并无此意），我写我的宋代经济史。中国需要文化。”接着他说：“我不明白打倒一个刘少奇为什么要砸烂全国党组织。”我也想不明白。他告诉我他是如何从历史所调到河北大学来的。他在历史所时深得范老赏识，有时他还没起床范老便到宿舍来了，掀起被子，叫他起床。范老还请他到家里吃饭，不少文章都让他执笔。他看到所里某些出身好的党员业务水平稀松，写不出文章来，但整起人来却个个是好手。他向范老反映过，范老却批评他自高自大。他说当时不理解范老的苦衷，现在才明白，不少人都有背景，得罪不起。他那时年轻气盛，在一次会议上忍不住说道：“党员都是菜包子，干活还得靠我老漆。”这话放在一九五七年肯定划为右派。虽然是一九五三年说的，中国还没有右派一说，但得罪了所里的党员。范老考虑到他在历史所再呆下去，必然会受到打击，便把他调到河北大学。一九六六年范老去世，漆先生悲痛不已，请求到北京参加范老的追悼会，遭到红卫兵一顿责骂：你算什么东西，还想参加范文澜同志的追悼会？

管制一松，漆先生又开始读书了。我每次回北京，他都让我找他老同学张守常先生替他借书。他开的书目我都不熟悉，所以一本书名也没记住。他为了节省时间，就在靠近宿舍的学生食堂吃饭。他读书非常快，一摞书几天就读完了。我问他怎么读得这么快，他说只看他所需要的材料，找到便抄下来，其余的地方便跳过去了。在他的影响下，我也读起书来。我从李白研究专家詹锳教授那里借来一套三注三评本《聊斋》，静心细读，心想身为牛鬼蛇神，就同鬼狐为伍吧，它们比红卫兵可爱。夜晚读累了，便到漆先生宿舍转转，总见他埋头抄写。他见到我常说，再读几百本就可动笔了。他独居保定，万师母留在天津，生活极为不便，但从未听他抱怨过。儿子燕生有时到保定来看他，他们两人便共睡一张单人床。

山东大学魏晋南北朝史教授郑佩欣到保定看我，他是我多年老友，曾一起下放到青岛李村劳动锻炼。我带佩欣见漆先生，他们一谈如故。佩欣在保定时，漆先生几乎每天都到我宿舍来。以后他们联系非常密切。漆先生对佩欣评价很高，佩欣对漆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卓著的学术成果非常佩服。但有一次佩欣对我说，史学界以翦伯老的文字最好，著作易于流传。有的史学家功力深厚，材料扎实，观点新颖，但文字不好，是很吃亏的。不知他是不是暗指漆先生属于吃亏的一类史学家。

我调到北师大后，同漆先生仍有来往。一九八○年，我把翻译的《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一书寄给他，没接到他的回信。第二年，我又翻译出版了《回忆果戈理》，这次是让我在河北大学读研究生的侄女带去的。没想到漆先生对她说：“告诉你叔叔，要写书，不要译书。”这一方面说明漆先生对我期望过高，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不理解翻译的辛苦。此后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听说他在筹建宋史研究所。一九九八年我到保定看他，这时宋史研究所早已成立，漆先生任所长。我径直去宋史研究所，漆先生见到我非常高兴，马上对秘书说：“把牌子翻过来！”翻过来是“今日不办公”。漆先生请我到学校大白楼吃饭。他谈到研究生水平太差，读古文困难；评定职称弊病很多，往往同党政职务挂钩，系主任和党支书记容易评上。他为一名研究生的分配同校长吵了一架。后来我听人说，他要把这名研究生留在所里，学校却留了另一位。他去找校长，对校长说，要不留他看中的人，“我老漆就走人”！校长说：“我可以走人，漆先生可不能走。”他看中的研究生留下了。我带了两本随笔集给他，他说在报刊上看过我的文章，“写了些新东西”，算是他对我文章的评价。他不满意我写随笔，更不赞成我翻译书，一定叫我写专著。我说实在力不从心。漆先生批评我怕吃苦，我确实懒散成性，不能像他那样勤恳治学。现在我也不认为辜负了漆先生的期望，因为原本不是那块料。能写几本随笔，译几本书，也就知足了。漆先生不懂外文，不知翻译的甘苦，对翻译有偏见。

一年后，我再到保定看漆先生，他显得虚弱，从宿舍到研究所，中间都要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会。这次我才知道漆师母双腿截肢，不能自理，漆先生也不能回天津照看她。漆先生仍很热情，又让秘书把牌子翻过来。他读了我写的《重提贝利亚》，详细问我贝利亚的事，他自己说得少了。当晚又在大白楼宴请我，在饭桌上说好两年后给他过八十大寿。谁知这次见面竟成为永诀，再也听不见他那山东口音很重的言谈，见不到他嘴角微露嘲讽的笑容。

他的《宋代经济史》早已出版，他没送给我，我只有一本他“文革”期间送给我的《王安石变法》。我和漆先生共同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并建立起友谊。漆侠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但我也永远成不了他那样的学者。漆先生，别生我的气，安息吧。

话说张东荪

张东荪是何许人？七八十岁的老知识分子可能多少知道一点，再年轻的就未必知道了。如果七十年前问我，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张东荪是张伯伯。”张东荪与先君同庚，一同东渡日本，还曾同住在一间房间里。此外，张东荪的夫人是我婶母的胞姐，我堂兄一直住在张家。张伯伯有四个子女，长子张宗炳，著名昆虫学家，次子张宗燧是著名物理学家，据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与爱因斯坦齐名；三子张宗颖精通英语，由于早婚，考上庚款却没能出国留学，女儿张宗烨健在，为中科院院士。张伯伯的三个儿子都比我大，我依次称为张大哥、张二哥和张三哥，女儿与我同庚，比我小几个月，我管她叫小妹。张东荪的长兄张尔田，是著名清史专家，我称他为好爸爸。为什么这样称呼，我至今弄不明白，大概随张家兄弟称呼吧，因为他们管伯父叫好爸爸。总之，我从小就认识张伯伯。他居住过的大觉胡同、东大地、朗润园和大城坊我都去过，但由于年龄的差距我对张东荪毫不了解。他见到我只摸摸头，好像没跟我说过话。

如果六十年前问我，我会回答：“张东荪是燕京大学哲学教授，为北平和平解放立过大功。”一九四九年建国前夕他来看过父亲，我也随父亲到过他家。张大哥住得离父亲近，也带儿子看望过父亲。一九五二年春天，我从学校回家，张伯伯正在同父亲谈话，我走进书房，叫了声张伯伯，父亲叫我出去。我走到客厅门口听见父亲高声说：“你不要再说‘北平和平解放是生平第一快事了’，想想自己的问题，怎样才能过关。”张伯伯说：“志先，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知道张伯伯出事了，检查通不过。但为什么他爱说“北平和平解放是生平第一快事呢”，为什么事检查，又为什么通不过呢？我那时刚入大学，吸引我的新鲜事很多，没再留意张伯伯的事。后来又听说张东荪是美国特务，向燕京大学老校长司徒雷登出卖抗美援朝的情报。回来问父亲，父亲回答：“我也不清楚，东荪不会这样糊涂，你不要问了。”父亲似乎不相信张东荪是特务。直到最近读了戴晴女士的力作《张东荪和他的时代》才解开我心中的疑惑。有些事如她不写我永远也弄不清楚。

张东荪是五四后中国著名学者兼社会活动家。哲学家牟宗三先生说，五四时期没有哲学家，五四以后有三位：熊十力、张东荪和金岳霖，因为他们的学说都成系统。牟先生的看法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从中可以看出张东荪的学术地位，能与熊十力和金岳霖相提并论的人并不多。熊先生和金先生的大作我没读过，张东荪的书我不仅没读过，甚至没见过。但读过他著作的片断，多半是批判他的时候引用的。今天看来，张东荪的很多预言都为五十多年的实践所证实。张东荪专心著书立说，大概是一九三○年秋天从上海迁到北京后开始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邀请他和乃兄张尔田一起到燕京大学任教，此前他在上海主持《时事新报》。一九一七年张东荪接手《时事新报》，他先抨击时弊，后渐转为介绍西方哲学，柏格森的《创化论》就是他翻译并在报上连载的。不久他又增编对中国文学影响深远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学灯》先刊载外国文学译著，一九一九年后开始发表国人的创作。张东荪聘请宗白华编《学灯》增设的《新文艺》版，郑振铎编文学副刊《文学旬刊》。《学灯》为当时的文学青年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园地。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就是在《学灯》上首次发表的。茅盾用白话文翻译的一系列短篇小说也发表在《学灯》上。郁达夫的《银灰色的死》和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也都发表在《学灯》上。后来的共产党领袖张闻天和毛泽东不仅是《时事新报》的读者，也是撰稿者。可以说毛泽东那时就知道张东荪了。一九二一年毛泽东写道：“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一九四九年一月初，解放军围困北平的时候，毛泽东在给林彪的电报中写道：“……转告傅作义派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和张东荪一道出城到你们那里来谈判。”张东荪是著名哲学家，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被查封，他被日本人逮捕，在日本人面前表现得大义凛然，受到知识分子的敬重。他说的话，比共产党人的言论更令知识分子信服。于是毛泽东想起了张东荪，请他作为和谈的见证人。张东荪就这样参加了解放军与傅作义的和谈。请张东荪参加和谈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但傅作义并不认识张东荪，介绍他们认识的是北平第一任市长、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先生。何先生与傅作义是北伐时期的老朋友，与张东荪不时诗词酬和。何先生在北池子八十八号何宅宴请傅作义、邓宝珊和张东荪。我问过何其巩的后人那天的情形，她告诉我他们都在厨房吃饭，什么也不知道。但见过何其巩事先写好的一副送给傅作义的条幅：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为保护北平的文物古迹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张东荪以六十四岁的高龄积极投入和平谈判。一九四九年一月七日张东荪和傅作义的代表周北峰冒着严寒越过封锁线，抵达平津前线司令部所在地——蓟县八里庄村。聂荣臻司令员接见了他们。聂司令问出城前傅作义向他们交了哪些底？周北峰回答傅先生表示了几点想法：第一，平、津、塘、绥一齐解决；平津解决以后能否允许其他报纸发行；军队不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械方式，采取分批调出城外整编方式。聂司令又问傅作义能否命令蒋系部队出城。周北峰认为中下级军官多为傅的人，傅能控制。张东荪接着说，他看傅作义已打不下去了，但他要面子，得让他体面投降。傅先生派他们来是希望尽快达成和平协议，以免北京毁于战火，百姓遭受涂炭。聂司令把谈话内容电告中央，九日中央复电：“……傅作义派人出来谈判，具有欺骗人民的作用，并有张东荪在场，故我们应注意运用策略……你们应与周北峰讨论实行此条的具体办法，逼傅在十二日开始实行，使张东荪看了认为我方宽宏大量，完全是为保全平津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出此……如张东荪不愿久待，即可派车送他来中央所在地，并派人妥为照顾。”

九日双方开始会谈。解放军方面参加会谈的有林彪和聂荣臻，傅作义方面是周北峰，张东荪也参加了。周北峰提出六个条件。林彪根据中央军委来电，谈了中共方面的意见。聂荣臻分析了当前形势和平津战局：“傅先生除放下武器，把文化古都北平和工业城市天津保全下来，为人民做些好事，别无出路，希望傅先生早下决心，当机立断。”十日下午双方就军队出城改编、城市管理、人员安排进行最后磋商。解放军苏静处长整理出一份《会谈纪要》，并强调傅作义在十四日以前必须答复。林、聂在《纪要》上签字，周北峰随后也签了字。《纪要》放在张东荪面前，请他签字，但张东荪拒绝了：“我是民盟成员，代表不了傅作义将军，只能在你们双方之间充当调解人和见证人。我这次不回城里了，打算返回燕京大学，而后启程去石家庄拜见毛泽东主席。”张东荪见证了《会谈纪要》草签的过程，认为自己做了件了不起的大事，得意洋洋。返回燕京大学的当天晚上，张东荪在燕大礼堂作了著名的《老鼠与花瓶》的演讲：“北平是个花瓶，傅作义是瓶子里的老鼠。老鼠是可恶的，人人都想消灭它，但它却躲在一个精美的花瓶中；既要消灭老鼠，又要不打碎花瓶，就不得不采用和平方式，用和谈的办法解决。”朋友们纷纷写诗赞扬张东荪的功绩。他把这些诗以《围城题记》为标题，亲手抄录下来，并写了后记，准备留给子孙。他写道：“戊子冬，北平围城。余与刘厚同、赵少伯、彭岳渔、张丛碧倡议罢兵，以保全人民古物。以余为双方信任，使出城接洽。当时虑或不成，栗栗为惧，乃幸而一言得解。事后友人义之，有此题咏颂。余亦自谓生平著书十余种，实不抵此一行也。因装成幅，留示子孙。东荪自识”。“一言得解”，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张东荪不仅在知识分子眼中增加了威望，在民盟中的地位也上升到第三位，仅次于张澜和沈钧儒。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他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张东荪此时有些飘飘然了。建国后不久，父亲到燕大东大地（燕东园三十四号）去看他，我也去了。午饭后，他上楼睡午觉，把父亲撂下不管。尽管是多年老朋友，这样做也算失礼。父亲倒不计较，带我到城府街遛弯，回到张府张东荪才从楼上下来。

毛泽东虽说过：“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但在内外政策上，两人的看法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或者说，完全对立。张东荪不赞成“一边倒”的对外政策，认为不能忽视西方，特别是美国，应与美苏保持同等关系。张东荪虽不一概反对革命，但对革命有自己的理解：“以增产而求平均，并非仅以再分配而求平均……这其间区别甚大，因为均贫富既非增加生产总量，并且同时对于增加生产的努力进行上反是一个妨碍，故必须力避此种过激而有害的举动。须知凡是一个革命，如果只把经济上的不平等用再分配的办法来平均一下，其结果并未使生产总量有所增加，这个革命终归失败。”张东荪这些见解，毛泽东听了未必高兴，但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前夕，不便当面批驳。也许那时在毛泽东的心里就产生教训张东荪的念头了。张东荪拜见毛泽东回家后，对家里人说，在石家庄西柏坡见到毛，话不投机……毛大谈梁启超。并说外交上将“一面倒”。

到一九五二年思想改造运动，张东荪就难过关了。二月八日在小文学院礼堂作检查，从未作过检查的人是作不好检查的。他们不理解作检查就是为了通过，而不是真心自我反省。张东荪的检查分三部分：第一，作为哲学系主任，没把哲学系办好，有做客思想；第二，对校务不大关心，开会不到；第三，对“骂人团”不理睬，让他们闹得自己翻船。他承认自己受到资产阶级学说的影响，是唯心主义的俘虏，喜欢马克思，但反对辩证法。这样的检查当然通不过。二月二十九日举行全校教职员工批判张东荪大会。据章诒和的文章：在这次大会上，有两个人的发言引人注目。一位担任燕大教务长的翁独健……另一个就是已经调到历史系并有权代表历史系教师发言的翦伯赞。翁独健，这个哈佛大学毕业的大蒙古史专家的发言太令官方失望了。总共不到二百字，讲了不到五分钟，只希望张东荪“低头向人民认罪”。翦伯赞就不同了。章诒和写道：“他的讲话辞锋凌厉，暗含杀机，指认张东荪所谓的‘中间路线’完全是幌子，思想上是‘一贯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翦伯赞列举了以下事实作例证：一，张东荪在一九三一年出版的《道德哲学》一书里，就说‘资本主义不会灭亡，共产主义不能实现。如实现则劳动者就会饿死。’又说‘把马克思主义列为学说，乃人类之奇辱，是思想史上的大污点’；二，在一九三四年出版的《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书里，张东荪说‘马克思派的企图不但不会成功，其结果只弄成既非科学又非哲学的东西，终谓四不像而已。’三，一九四六年出版的《思想与社会》一书里，张东荪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民主的，结果必变成少数人的专政，而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翦伯赞的发言给张东荪的历史问题定了性——反苏、反共、反马列主义。会场群情激奋，振臂高呼“彻底肃清反动亲美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等口号。这时一位揭发者走上台，展示张东荪在《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书上的亲笔题词：“如有人要我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二者当中选择其一，我就会觉得这无异于选择枪毙还是绞刑。”会场哗然，仿佛爆炸了一颗炸弹。其实这句话不是张东荪说的，而是英国政治理论家柯亨的话，张东荪抄录了，说明他赞成柯亨的看法。张东荪自然又过不了关。

张东荪的问题驻校工作组处理不了，上交北京市委。北京市委请示中央统战部，统战部把张东荪转交给民盟中央。民盟认为张东荪的问题属于思想和言论反动，并没有反对共产党的行动。民盟副主席沈钧儒向中共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建议，让张东荪请假回家反省，李维汉表示同意。沈对张说：“不妨不动，请假反省。”这时毛泽东发话了。他在彭真呈报的材料上批示：“送来关于学校思想检讨的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对分子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周炳琳自然顺利过关，而张东荪在民盟总部接连检查了四次仍通不过。民盟主席张澜不得不过问了。张澜约李维汉和统战部副部长徐冰一同拜见毛泽东。张澜说：“东荪先生的问题还是从缓处理为是。”李维汉代毛讲出张东荪的要害：“我们不能和这样的坏人合作。他出卖了国家情报。”毛说，这样的人，坏分子张东荪，我们不能坐在一起开会了。并做出定案结论：辞职，既往不咎，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养起来。张澜得知张东荪还有一个重大情节没有交代，即通过美国间谍王志奇向美国出卖抗美援朝的情报，大吃一惊，立即告诉了张东荪的夫人。

王志奇是个神秘的人物，我从未听说过。我堂兄知道有个姓王的与张东荪一起办过报，张东荪受他牵连。他就知道这一点，连王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张东荪的学生姚克殷被日本宪兵队抓进监狱，王志奇与他同号。王告诉姚，自己是因与苏联沈阳领事关系密切而被捕的。并吹嘘自己有钱，社会关系广泛。他们先后出狱后，姚克殷把王志奇介绍给自己的老师张东荪，并对张东荪说：“可以与王合作。”抗战胜利后，张东荪与姚克殷在北京办了一张小报《正报》，王志奇知道后解囊相助。后担任《正报》副社长兼经理。但王的资助很快就停止了，《正报》不得不因经费不足而停刊，王志奇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旧政协闭幕后，国内形势不仅没缓和，反而紧张了。王志奇又出现了。他对张东荪说，先前只与苏联有关系，现在通过妻妹，与美国也搭上关系。接着王又消失了，再次出现已经是北平解放之后了。以后不断被捕又不断被释放，总之，行踪十分诡秘。但张东荪仍与他保持联系。一九四九年秋冬的一天，王志奇告诉张东荪，美国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麦克阿瑟正在部署。张东荪担心中国成为美苏交战的牺牲品，心中十分不安。张东荪请王志奇如有重大消息一定告诉他。张东荪问王志奇能否把他的意见转达给美方：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千万不要打中国。美方应当阻止蒋介石反攻大陆，不要让国民党进来。民主党派当中谁可以充当中美之间的调停人。王在张东荪的桌子上看见中央政府会议印发的材料《国家预算收入和商农所占的比例》。可见张东荪对王志奇信任到何等程度。不久张申府告诉张东荪，王志奇因欠款被扣押，张东荪立即叫长子张宗炳出面把王志奇保出来。王志奇表示感谢，送张家四吨煤。一九五○年秋中国政府决定向朝鲜派志愿军。张东荪从会上得知，各民主党派将于十一月三日发表宣言，支持志愿军入朝作战。二日晚上，张东荪约见王志奇，劝他尽快离开北京，因为中美即将成为交战国，无法再传递消息。张鼓励王继续在政治方面（非情报方面）努力，一定设法让美国不把中国当成敌人。王志奇离开北京，全家迁往香港，希望张能给他推荐一个在香港帮他翻译材料的人。张将上海的熟人朱高融推荐给他。朱到香港后，王叫他翻译情报，又不付薪水。朱不愿翻情报，认为翻译情报是下流工作，并断定王是骗子，一九五○年从香港回来。一九五一年春天，王志奇又出现在北京。他说刚从香港来，住在张申府家，得到政府特许，作进出口生意。但几句话后，他又探询张东荪对朝鲜战争的看法，并暗示他仍有渠道把民主人士的意见转达给美方。张东荪终于觉察此人是骗子，请他赶快离开。这是张东荪与王志奇最后的一次见面，此后王志奇便永远消失。这大概就是“张东荪出卖情报案”的案情了。从此张东荪成了“坏人”。

张东荪这样的“坏人”岂能再住在燕东园，他从住了十几年的燕东园三十四号搬到校内朗润园一百七十八号，燕东园的小楼让给别人。这段时间张东荪的生活相对平静，与外人往来稀少，闭门读书。我堂兄一九五二年在我们家举办婚礼，记得那天张东荪也来了。这大概是他遭受批判后第一次出门做客。他心情看来不错，一直笑眯眯的，记不得他说过什么话了，但记得那是我同他最后的一次见面。马寅初离开北大后，张东荪也被清出北大，工资关系转到北京市文史馆，但一家仍住在朗润园。反右运动结束后，他不能在北大校园内容身，搬到北大东门外大城坊三十七号一座大杂院里。几家住户共用一个厕所，用水从胡同里提。张家提出安装自来水，学校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张东荪就在这座大杂院里迎来了自己的八十寿辰。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疯狂的年代，抄张东荪的家是情理之中的事。据张东荪的孙子张饴慈回忆：“凶徒前来翻抄的时候，祖父站在一旁一动不动。骂他反共、反革命，他任凭他们骂去。唯当那些人骂他‘汉奸’，八十一岁的老人猛扑过去，用头撞他们，要和他们拼命。”一九六八年一月，张东荪和长子张宗炳同一天被关进秦城监狱。张东荪被关进监狱一两个月后，我从天津河北大学牛棚溜回北京。我到了城府街，突然想看看张伯伯。我不知道他是否在世，张家住在哪里，也无处打听。灵机一动，去找城府街一家理发店，进去问刘师傅还在不在。刘师傅走出来，尽管已经苍老了很多，但脸上的麻子还在，我断定他就是四十年代给父亲、张东荪等教授理发的刘师傅。我问他知道不知道张东荪家的地址，他说知道，有两个月没给他理发了，并把我带到张家。张家住北房，我推门进去，一眼就看见张伯母。张伯母也马上认出我来。年过古稀的张伯母并不显老，还是我最初见她的样子。她对我说张伯伯被几个军人带走了。军人发现家里有件美军皮猴，拿起来厉声质问皮猴是哪里来的，张伯伯说和谈的时候林彪赠送的，军人赶紧恭恭敬敬放下皮猴。张伯母忽然骂起我婶母来，骂她没有良心。其实婶母一直挂念老姐姐，几次要来看她都被我堂兄阻拦住。在那人人自危的年代哪还有亲情呢。张伯母叫我等大华（张宗烨）回来，我身为牛鬼蛇神，溜回北京，岂敢在美国特务家久留，没等大华回来我就向张伯母告辞。一生相夫教子的善良的女人在这几间破旧的屋里住了三十年。

张宗烨以母亲的名义给周恩来写信，不敢提丈夫张东荪，只讯问儿子张宗炳的下落。这封信竟神奇般地落到周恩来手中。周恩来批准张家可以到秦城监狱探监。这时张东荪已转移到复兴医院。张宗烨陪着母亲赶往复兴医院，这对恩爱的老夫妻终于见面。张东荪对妻子说：“林彪出事了。”张伯母说：“别瞎说，好好的。”张东荪说：“你不用瞒我，我看得出来……还是我对。”“还是我对”指的是中美建交。这时中美建交的《上海公报》已经公布。

张宗炳是著名的昆虫学家，美国康乃尔大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一九六八年与张东荪同日被捕。这位单纯、天真、待人和蔼可亲的张大哥在监狱里被逼疯了。张宗炳一九七三年出狱，儿子张饴慈记得：“……他已整成神经病。发病的时候，同时装成两个人：一会儿是审判员，横眉怒目；一会儿是犯人，可怜又无奈。那时家里已经没有房子，他回来就和奶奶住大城坊——他在病中只相信自己母亲一人。”在老母亲的精心看护下渐渐康复。一九八一年公安部给张宗炳做了结论，否定特务嫌疑，并补发了关押期间的工资。张大哥在张家兄妹中给我的印象最亲切、随和。每当在电视上看到农作物害虫成灾的时候，我便想起他。如果他参加灭害虫，以他的学识和才智，定能发挥积极作用。

次子张宗燧一九六九年底不堪凌辱服安眠药自杀，终年五十四岁。张宗燧是著名物理学家，剑桥大学毕业生。曾在剑桥开课，恐怕是第一个在剑桥开课的中国人。他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宗燧是卓越的科学家，但对中国政治一窍不通。比如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张宗燧就不同意毛的论断，说美国的科学非常厉害。遭到同事批驳后，他辩解说：“如果非要说美帝是纸老虎，那也是厚纸做的。”毛说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他说：“工人阶级不能领导科学研究。”总之，张宗燧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格格不入，难以生存。《中国大百科全书》有张宗燧条目，对他的科学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我与他最不熟，只见过一两面。还记得他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办婚礼的情景。张宗燧一身笔挺的西服，新娘傅小姐身穿深色旗袍，两人款步走向亲友，向大家致谢。

三子张宗颖是我见面较多的人。一九四六年在张家口解放饭店还同他见过一面。他在我的纪念册上写道：“英年小弟愿你长得又高又大，志气也高大。”那年我十二岁。张宗颖的问题是所谓电台问题。“文革”期间天津革命群众逼他交出电台。这个问题公安部门早已做出结论，不是敌台。电台是他表姐夫林嘉通的，用来收听新华社广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怕日本人查出，早已毁掉了。张宗颖交不出电台，与妻子双双自杀，时年四十六岁。张家第二代健在的只有张宗烨院士一人了，也已垂垂老矣。我的纪念册上也有她写的话：“我们要做好儿童，将来努力为国争光。”她实现了儿童时代的理想，在高能物理方面做出卓越的贡献，为国家争了光。张家的第三代我就完全不熟悉了。

怀念蒋路

蒋路同志逝世已经九年多了。他的音容笑貌至今仍浮现在我眼前。他大概因为耳朵背，同人说话的时候，右耳总靠近说话的人。他说话的声音很响，特别是打电话的时候，声音格外浑厚。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看到出版社出书越来越从经济效益出发，一些有文学和历史价值的书出不来，而满足读者不健康趣味的书却成泛滥之势。我给蒋路打电话，发牢骚，说现在没法译书了，想译的书没人出版。他显然与我有同感，但还是为出版社辩解了几句，送我两句话：只管耕耘，不问收获。这是他治学的格言，他的《俄国文史漫笔》和《俄国文史采微》就是他这条格言的实践。当然，还得付出辛勤的劳动。他多次穿越半个北京城到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凌芝夫人写道：“晚年他将历年积累的治学心得加以爬梳归纳、字斟句酌写成《俄国文史漫笔》。这本书倾注了他近十年的精力，被他视为最爱。无论从史学、构思或文笔角度看，篇篇都闪烁着作者的智慧。有时为了补充或核实一些资料，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不管酷暑还是严冬，他和我乘坐公交车去国家图书馆，一去就是一天。”

一九九七年收到他寄来的《俄国文史漫笔》，他打电话说，这些文章都是离休后写的，请我读后提意见。“请提意见”这类话现在不过是客套话，不能当真。但我知道蒋路却不是随便说的，他真诚地希望我对他的文章提出意见。我认真阅读后，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博览群书》上。我打电话告诉他，他这本书是难得的好书，涉及俄国文史方面许多重要的事件和人物，而这些事件和人物往往又是正统文学史略而不提的；如民粹派、哥萨克和民意党女侠索菲亚等，书中有不少真知灼见。但读者未必多，因为书中讲的都是留里克和罗曼诺夫两个王朝的事，没有一定俄国文史知识的人，不一定读得下去。如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自己也未必读得明白。那时我对俄国历史很不熟悉，连罗曼诺夫王朝的朝代也排不下来。一九八九年到苏联教汉语后才拼命补课，即所谓“恶补”。我说把《博览群书》给他寄去。他一定不让我寄，说他儿子可以买到。他在任何一点小事上都不愿给人添麻烦。我说去看他，他回答住得太远，天气热，不要来了。我看他并没有什么事，知道他不喜欢无事拜访，便没有去。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纪念建社五十周年，我应邀参加，一进会场就看见蒋路。他从前排走过来同我热情握手。他瘦得厉害，但精神很好。我还以为这是通常说的老来瘦呢，说明他身体不错。吃饭的时候他招呼我到他那里去，他旁边坐着绿原，前面是梅志。记得他告诉我，社里一位他赏识的女编辑准备搬入老年公寓，他觉得住老年公寓未必合适，但又不知如何劝阻。这是我与蒋路最后的一次见面。

蒋路的名字我早就知道。一九四七年我所在的中学转移到阜平县陈南庄，在山坡上开设了一间简陋的图书室。我借了一本《奥斯特洛夫斯基传》，以为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的传记。读了才知道不是，而是另一个奥斯特洛夫斯基，俄国大剧作家。这本书的作者名字忘了，却记住译者蒋路的名字。上世纪五十年代读过他翻译的屠格涅夫的《文学回忆录》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我对前者的兴趣大于后者，特别是屠格涅夫对果戈理的回忆。那时我正迷恋果戈理。我不喜欢备受赞许的《怎么办》，结构杂乱，作者不过借形象和情节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而已，但蒋路对两本书的注释非常详尽，令我佩服。我那时天真幼稚，也动了翻译念头，很想向蒋路请教，但连他在哪儿工作都不知道。

光阴荏苒，一九七七年春天福建师范大学组织“鲁迅序跋研讨会”，我和蒋路都参加了。在那次会上我才见到心仪已久的蒋路。一九七七年是万物复苏的年代，搁笔已久的学者、作家和翻译家人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都想为文化事业做一番贡献，所以来自出版社的人备受青睐。蒋路是著名的翻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国家出版社的代表，身边自然围绕着很多人，我无法同他接近。我倒拜访过住在二楼两端的林辰先生和戈宝权先生，他们是以鲁迅博物馆顾问的身份来参加会议的。戈宝权先生告诉我他有《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原文版，回北京后我从他那里借来，并把它译成中文，并于一九八○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蒋路住在几层楼、哪间房间我都不知道。研讨会散会后，不知谁组织部分与会者顺路访问浙江大学，游览西湖，其中有我和蒋路。在杭州我们同住一室，有了接触的机会。傍晚我们沿里西湖湖畔散步，谈起俄国文学。我说爱读作家回忆录，比如老阿克萨克夫写的《我与果戈理相识始末》，让我了解果戈理所处的时代和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蒋路对回忆录也很感兴趣，他说也想读这篇回忆录，不知收在哪本书里。我告诉他收在一九五二年为纪念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而出版的《同时代人回忆果戈理》一书中。我有这本书，他要看我可以借给他。我们谈得很投机。回北京后没再联系，我没有到出版社找过他。一次看内部电影《悲惨世界》，在电影院门口与他相遇，他请我翻译库普林的中短篇小说。他说南京大学有意翻译库普林的作品，并寄来选目，但他觉得我更适合翻译库普林，说到这里电影开演了，我们一同进去看电影。我有点惊讶，因为他不了解我的水平就约我译古典作家的作品有点冒险。我那时对他还不了解，觉得电影院门口说的话未必可信。几天后他把库普林作品三卷集和一本库普林评传送到我家。他那时住在苏州街，我住在南池子，没有顺便的公交车，他是走来的。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拎着四本洋装书走路是很吃力的。他说：“你先译《冈布里努斯》，我准备收入《俄国短篇小说选》，然后再译其他小说。《摩洛》要译，其余由你选。‘冈布里努斯’是音译，没查出什么意思。”我译好《冈布里努斯》交给他。他看后叫我到出版社去，把稿子还给我。我发现稿子改动得很少，只用铅笔改了几个地方，并指出“跳舞”的“舞”并未简化为“午”。他说稿子可用，后面的译稿他不看了，译好后交给责编姚民有即可。字体娟秀清晰，凡见过蒋路字的人都知道。他问我还译了哪几篇，我说译了《阿列霞》。他要我把《阿列霞》交给他，这篇小说收入文学小丛书，一九八○年出版，一次就印了十万册。这是我与蒋路接触的开始，以后接触多了，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

蒋路的职务是编辑，有人说他是学者型的编辑。这种评价并不全面，学者只是他的一个方面。蒋路是深邃的思想家、眼光远大的出版家、知识渊博的学者、卓越的翻译家和诲人不倦的教师。他为人谦和，埋头工作，不喜欢出头露面，很少参加俄苏文学界的活动，所以同他接触不深的人，未必了解他真正的价值，以及他为中国出版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在他领导下工作过并深受他影响的艾珉女士写到她同蒋路的一次对话：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究竟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对社会的推动作用更大？”艾珉问蒋路。

蒋路回答道：“按说，这两者应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不可否认，任何社会变革都需要舆论作先导。自然科学的发展也需要扫除观念上的障碍，这一点，欧洲历史是最好的证明。”他接着说：“欧洲近代文学中有许多东西会对我们的传统观念形成冲击，这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中国历来是帝王崇拜、祖宗崇拜，很容易产生迷信和盲从；不像近代欧洲的价值观，把人的独立自主精神、创造精神、开拓精神看得很重要……一个健全的社会，本应把尊重人、爱护人、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作为社会的基本准则，可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人类思想精华被当成垃圾抛弃了。”

蒋路想把欧洲文化精华引入中国，像五四时期的先行者们把“德先生”和“赛先生”引入中国一样。他把出版事业看成实现理想的手段。立足点就高出大多数编辑。他翻译《怎么办？》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文学》，并积极参加《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文艺理论丛书》的编辑工作都是抱着这样的目的。

蒋路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都能感到。艾珉说：“有一天，我遇上一个有关俄国历史的细节问题，在饭桌上请教了蒋路，他的回答明确清晰，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没想到第二天他又捧出一部大书，专门把我找去做了一番详细的讲解，态度之认真令我大受感动，这才明白老编辑们原来是这样工作的。”

一年春节前，我得了四头漳州水仙，我知道蒋路夫人凌芝喜欢水仙，便给他们送去两头。那时我刚读完他们夫妻合译的《巴纳耶娃回忆录》，发现他们把抹大拉的马利亚译成马格大林纳了。我对蒋路说了。蒋路顿足道：“这是编辑改错的。自己不懂，又不肯查工具书，连郑易里的英汉词典里都收入了。”他翻开郑易里的词典给我看。接着他强调从事外国文学的人一定要有圣经和希腊神话知识，没有要学，起码遇到问题知道到哪里去查。蒋路是《欧洲文学史》的责任编辑，艾珉说：“北京大学当时主管《欧洲文学史》工作的罗经国老师告诉我，看了蒋路加工的《欧洲文学史》稿，他们都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整部书稿改得密密麻麻，所有史实或细节，他都已核实订正；结构欠合理处已重新调整，有的段落甚至改写或重写。在他们看来，蒋路远不止是编辑，而应是重要作者之一。可是他们请他参与署名时，蒋路却坚决谢绝了。”蒋路对《欧洲文学史》的校订已经充分说明他的欧洲文学史知识何等丰富。但他还担任过《瑞典文学史》和《捷克文学史》的编辑。他加工后的《捷克文学史》，判若天渊，质量上有极大的提高，致使编者看后非要他署名不可，他当然又谢绝了。熟悉欧洲大国的文学史已属不易，而对瑞典和捷克这样小国的文学史同样如此熟悉，我想象不出第二人。蒋路编辑周扬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充分表现出他甘愿为人作嫁衣裳的可贵精神。凌芝在《蒋路文存》编后记中写道：“《生活与美学》译者周扬主动提出请蒋路将他这本由英文转译的旧译本根据俄文校订。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往往被人视为畏途，如同改造一幢旧房屋，即要用新材料表现现代感，又要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有的风貌，这实际意味着比重译一遍还难！可是蒋路做到了。尽管由于年代的久远和当事人的离去，许多细节已渐渐暗淡起来，责编蒋路究竟为这本书的再版付出了多少心血也变得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本书获得了新生。成稿时，连俄文版书名《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也恢复了它的原貌。周扬看了改文，十分满意，主动把蒋路校三个字写在他名字后面，却被蒋路毫不犹豫地勾掉了。后来周扬再一次把他的名字写进后记，结果照样被勾掉了。此书出版后周扬接见蒋路，问他有什么要求可以帮他解决，蒋路什么要求也没提。”这件事蒋路也跟我谈过，我再补充几句。他说几乎每个句子都要重译，可为了照顾周扬的面子，不得不保留周扬的某些词句，这是最费劲的地方。为此他绞尽脑汁。蒋路认为周扬译文的错误是可以谅解的先行者的错误。周扬表示不要稿费，稿费归蒋路，但蒋路还是把稿费退回去了。周扬不知如何表示感谢，请蒋路吃了一顿饭。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巴尔扎克全集》《托尔斯泰文集》《普希金文集》和《高尔基文集》等世界文豪的文集或全集。编辑程文说：“这都堪称是人民文学外文部乃至全社的支柱工程。蒋路同志是这些工程的总设计师和主任工程师之一。”而这些文集和全集都是在蒋路离休前完成的。他分秒必争，组织人力，制订编译体例，在离休前了却自己的心愿。蒋路是当之无愧的总设计师。这几句概括的话，还不足以表示蒋路做了多少工作。

我没有找到蒋路对《托尔斯泰文集》等全集或文集制定的选目和编译体例，只找到他对《屠格涅夫选集》中“文论”部分写的意见，建议撤销六篇文章。由于篇幅的关系，我只引用两条：

①《侄女》：作者图尔及其小说在俄国文学中不占重要地位，我国读者对她更是十分陌生，而屠格涅夫的论文又太冗长；

④《关于“现代人”杂志决裂的原因》太简略，未能说明决裂的真相。该文自一八六二年在刊物上发表后，作者生前从未重印，可见他自己也不满意。

他建议撤销的六篇文章我一篇也没读过，想来一般读者也未必熟悉。蒋路用几句话就把撤销的原因说得清清楚楚，概括能力之强，文字之凝练，非等闲编辑能做到，另一方面也说明他的知识何等渊博。

谁担任责编是成败攸关的问题。蒋路独具慧眼，善于识别人才，不问资历，大胆使用他所信任的编辑。艾珉一九七五年调入出版社，不能算老编辑。蒋路让她担任《巴尔扎克全集》的编辑。陈馥女士八十年代从新华社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可以说是个新编辑，蒋路委任她编辑《托尔斯泰文集》。这两套丛书就出自两位令人尊敬的女编辑之手。蒋路不仅敢于使用新人，而且热情帮助。艾珉写道：“记得我接受《巴尔扎克全集》的任务时，颇有些思想负担，这么大的项目，做砸了这么办？于是我坚持要蒋路复审。蒋路为我复审了《全集》的前三卷。期间对我的指点和启发，让我终身受益无穷……对于译稿，只要有一丝费解之处，他都要求重新核查原文，以避免理解上的错误；对于编辑加工，他要求顺应译者的文风，与原译完全融为一体；至于注释，他要求务必处处为读者着想，不但要使读者通过注释加深对作品的理解，还要尽可能帮助读者扩大知识面，了解西方的历史与文化观念。”蒋路对译文的要求，对译者的尊重，恐怕没有人持疑义，但今天恐怕也没有人能做到。我与蒋路讨论过做“注释”的问题。我说有些译本，读不懂的地方译者不注，读得懂的地方反而注，令人啼笑皆非。他说注释应当像辞书的条目，概括地阐明事件或人物的主要特征。如注人物，绝不能仅注生卒年月，而要点出这个人最主要的方面。但字数又不能多，所以做注绝非易事。那时我们打算办个培训班，我请蒋路去讲如何做注释的问题，他勉强答应了。后因经费不足没有办成。我到他家表示歉意，看见他桌上摆着用工整的字体写好的讲课提纲。

今天有多少外文编辑像蒋路那样对待编辑工作呢？说绝对没有未免主观，但说少而又少是不争的事实。不少编辑不懂外语却担任外文编辑。有的编辑找他认为外语很好而实际上很差的人审阅。不但不能提高译稿质量反而糟蹋译稿。有的编辑不看就发排，制造出大量劣质译文。我们过多批评译者，却放过编辑和出版体制，因此刹不住劣质译文潮水般的涌现。不从源头整治，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蒋路非常重视培养出版事业合格的接班人。他用人只看才能和工作态度，不看政治身份。他所看中的人有党员，也有非党员。蒋路非常赏识陈馥，她文学修养深厚，中俄文水平很高，但她像我们通常说的，属于“政治上不开展”的那类人，在新华社的时候还被错划为右派，到出版社以前没做过编辑。到出版社不久蒋路就让她担任《托尔斯泰文集》的编辑，对她十分信任，约稿、校改和退稿都由她全权负责。只有她遇到困难，才帮她解决。《托尔斯泰文集》出版后，蒋路满意地笑着对她说：“没想到托尔斯泰文集竟出在你手里。”艾珉和陈馥虽进入出版社的时间都不算长，但都是中外文造诣很深的人，与刚出大学校园的人完全不同，蒋路对后者的要求严格得多。对他们主要是培养，先干一年校对，再到编辑部见习。

我渐渐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们熟了，有时路过出版社便上去坐坐，喝杯茶。一天我到编辑部，冯南江先生正在谈论《日瓦戈医生》，一口咬定没有俄文版，各国的译本都是根据意大利文转译的。大家都不说话，因为没人知道有没有原文版。我说有原文版。冯南江说：“你见过？”我说：“何止见过，我有原文版《日瓦戈医生》。”蒋路听了吃惊地问：“你真有？”我说明天拿来给大家看。

我真有《日瓦戈医生》的原文本。一九五八年我下放到青岛郊区李村镇劳动锻炼。在山坡上休息的时候，公社通讯员送来人民日报。打开一看，一则苏联作家协会开除帕斯捷尔纳克会籍的新闻引起我的注意。说来惭愧，我这个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毕业生竟不知道帕斯捷尔纳克是何许人。苏联专家讲文学史的时候只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如高尔基、法捷耶夫和马雅可夫斯基等，不讲帕斯捷尔纳克。不知道更加好奇。我给远在美国的叔叔写信，请他寄一本《日瓦戈医生》来。我回北京探亲的时候，《日瓦戈医生》已经寄到北京。书是密西根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封面是一棵果实累累的大树被烈火焚烧。“文革”时期我被打成牛鬼蛇神，随时都有被抄家的危险。这本书被抄出来还得了，烧了又实在舍不得。我把它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上，夹在马恩列斯俄文版的著作当中。红卫兵再无知也不敢抄马恩列斯的著作。果实下的烈火可以解释为世界革命的熊熊大火。《日瓦戈医生》就这样逃过“文革”一劫。

我把书带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们见了都很惊讶。蒋路当场拍板翻译，并指定由我翻译。当时不订合同，口头同意就行了。我说一个人翻译不了，蒋路说那你就再请一个人吧。我请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张秉衡老先生合译，老先生欣然同意。我们便干起来。帕斯捷尔纳克是诗人，诗人写的小说很难翻译。我们埋头翻译，不理会社会上发生的事。这时一场轰轰烈烈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开始了。蒋路不管当代作品，由另一位副总编辑主管外文部。我找他，他不说停译也不说继续译，态度模棱两可。我找蒋路，他说还是继续翻译，运动迟早会过去。我们松懈了，时译时停。运动很快过去了，出版社又积极起来。每天打电话问进度。我们像上了弦的发条，拼命翻译。出版社还嫌我们进度慢。孙绳武先生带着三个编辑到我家来，在日历上划了一道，说这天必须交稿，译好一部分就派人来取。我们按期交稿，责编程文先生干脆住在印刷厂，边看边发排。从交稿到出书只用了一个月时间。这样赶译当然无法保证译文质量。以后这本书一再印刷，我做过小的文字修改，但无法重新校订。我决定终止合同，重新翻译，也是受蒋路的影响。蒋路翻译的《怎么办》一九五三年出版，以后又出版过两次。我向他要过，他说已通知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编委会，不再印刷，手头没有了。他请陈馥重新校改，并对她说不要有顾虑，就像她通常校改译稿那样校改。陈馥是极认真的人，把《怎么办》从头到尾校改了一遍，蒋路非常满意。当然，不会有高人替我校改《日瓦戈医生》，只好自己重译了。可我早已过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能做得到吗？

一九八九年我到苏联教汉语，课余时间到高尔基图书馆看书。看感兴趣的书，做札记，没有“收获”的想法。回国后在董乐山先生的“催逼”下，根据札记写的随笔陆续在《读书》、《博览群书》和《随笔》等杂志上发表，后以《寻墓者说》为书名结集出版。我寄给蒋路一本。他很高兴，打电话说：“你从翻译家变成作家了。”这句话是他随便说的，但我想起三年前他对我加入作协的冷淡态度。有人介绍我加入作协，需要两个人签名，我兴冲冲找蒋路。没想到他态度非常冷淡，他说：“加入作协没什么意思，你要加入，我可以签名。”我很扫兴，便找了戈宝权先生。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我觉得蒋路的话太对了。

蒋路为人极其低调，谦虚和蔼，但他身上有股鼓舞人向上的力量，与他接触较多的人都有这种感觉。蒋路培养过多少人，帮助过多少人，我说不清楚，但我非常清楚他是我的引路人。

流沙河

流沙河先生是我敬重的作家，虽至今悭吝一面，但他对我有过很大的影响，正面的和负面的都有，可我无法说清我与他的关系。说神交吧，应当彼此精神沟通，可我知道他而他并不知道我，说神交未免一厢情愿。说心仪已久吧，只能说我对他的仰慕，包括不了我受到他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干脆就说我与流沙河吧，这等于我和他并列，平起平坐，也不敢当。只能就事论事了。

一九五六年我在北京俄语学院当助教。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我在新华书店买到流沙河先生的诗集《告别火星》（作家出版社出版）。读后觉得小诗清新可喜，与过去读过的反映阶级斗争或抗日战争的诗不同，诗人抒发了个人对生活的感受。如《表》《火柴》和《金鱼》等。

表

得滴——得滴——得滴……

为辛苦的人伴唱，

为偷懒的人叹息。

红色的秒针，

光阴的鞭子，

追赶主人，一点也不留情。

火柴

你烧毁自己，

把火给人类，

短促的一生只不过几秒钟，

却比虚度百年的人更可贵。

金鱼

一只金鱼，

摇着轻飘飘的大尾，

披着红艳艳的花衣，

吻着绿茵茵的水草，

沿着亮晶晶的玻璃，

游来游去，

自言自语：

“哦，原来大海这样美丽！”

这三首诗现在看都没有问题，当时也没有问题。但由于《草木篇》的缘故流沙河被划为右派分子，他所写的诗就都有问题了。我不知道一九五七年五月中旬四川文联便开始批判他了，仍向平时接近的人推荐《告别火星》。同屋老刁专心钻研俄语语法，从不读文艺方面的书。我向他推荐《告别火星》。没想到他不仅读了，对其中的几首还很喜欢，竟把上面引的三首抄寄给他弟弟小刁。小刁是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的学生，系团总支书记。小刁必定也喜欢，不然不会在一次团员大会上朗诵了。六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在“什么话”一栏里转载了《草木篇》，并加了批判流沙河的编者按。我这“吹捧流沙河”的人理所当然地成为系里的批判对象。批判我并不冤枉，我的确向人推荐过《告别火星》，但却没有“到处宣扬《草木篇》”，因为《告别火星》没收入《草木篇》，我没读过。让我深感内疚的是老刁也受到批判，小刁因在团员大会上朗诵过流沙河的诗竟被划为右派分子。如果不是我，他们兄弟两人都安然无恙。我感到自己罪孽深重。《草木篇》我是在《人民日报》的“什么话”里读到的，《人民日报》转载的目的是供大家批判，却没想到我不但不批判反而非常喜欢这组诗，并且背下来。一九五八年十月我戴着大红花光荣下放农村劳动锻炼，在田地里把这组诗背给一同下放的老郑听。老郑就是当今魏晋南北朝史的领军人物郑佩欣教授。他也很喜欢，很快也背下来了。我们还背给其他下放的人听。如果这时候批判我，倒真是“到处宣扬《草木篇》”了。我们还把周围的人分别戏称为“白杨”“ 藤”“仙人掌”和“梅”等。如果领导知道，我们肯定要挨批判的。可当时不知为何却没人汇报。“文革”期间，还有人给老刁贴大字报，揭发他在反右运动中，和“右派分子”蓝某某一起宣扬《草木篇》，但这张大字报没有什么影响，只能算“流沙河诗歌事件”的余波罢了。况且我沾先君的光，侥幸漏网，只被调离北京。

如梦如烟的岁月过去了。此后流沙河先生出的书我遇到的都买了。他的《锯齿啮痕录》读过几遍。他的文字凝练，蕴藉棘刺，令我倾倒。通过他的作品，不知为何使我更加了解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这时可以用我对他“心仪已久”了。听燕祥兄说，流沙河伉俪到过北京，并曾同燕祥夫妇一起到承德旅游。可那时我正在俄罗斯教汉语。

后来收到四川作协黄先生来信，向我要拙著《寻墓者说》，并替流沙河先生要一本。我知道流沙河先生喜爱俄苏作家，“文革”期间抄家的时候他写过一首短诗《焚书》： “留你留不得/藏你藏不住/今宵送你进火炉/永别了，契诃夫//夹鼻眼镜山羊胡/你在笑/我在哭/灰飞烟灭光明尽/永别了，契诃夫！”可见他对俄国作家契诃夫难割难舍之情。话说回来，我们这代人有谁不热爱俄国和苏联文学呢？

我把送给黄先生和流沙河先生的书寄给黄先生，并在信中希望得到流沙河先生的《Y先生语录》。黄先生回信说《Y先生语录》已经没有了。我本未抱多大希望，所以也未十分失望。一星期后忽然收到黄先生寄来的流沙河先生的书和一幅字，黄先生说：“沙河先生说书没有了，可今天早上他夫人送来《Y先生语录》和一幅字，现寄上。”我知道流沙河的字很难求，不存非分之想。如今收到书和字，大喜过望。书上写道：“英年先生一笑 流沙河九九年五月十八日”。字是一首七绝：

野外小河红莓花，梨花天涯喀秋莎。

转眼兴亡悲往事，白发人听后庭花。

左上方写的是“欣闻将赠《寻墓者说》一册 流沙河”。下面是两枚印章。

遗憾的是至今没能见到流沙河先生，我想总会有见面的机会吧。

且与鬼狐为伍

一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傍晚，有人告诉我礼堂里有我的大字报，我吃完晚饭便到礼堂去看。礼堂里贴满声讨我的大字报，成了我的大字报专室。我一篇篇看过去，大字报的字写得歪歪扭扭，白字连篇，语气非常凶狠。但鸡毛蒜皮的事多，要害的事少。只有一张以系总支三位委员联名写的大字报最有分量，揭发我反对中央文革和吹捧赫鲁晓夫，并有我亲笔写的文章和使用过的教案为证，很难赖掉。我算被揪出来了。我从礼堂出来，骑车直奔水上公园。我需要冷静思考对策，使自己摆脱险境。路上我不禁背诵起张元幹的《贺新郎》来：“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大概因为这首词与我当时的心境吻合吧，自然而然地从心底涌出。我高声朗诵，不怕红卫兵听见。听见也没关系，反正他们听不懂。我骑到水上公园，把车靠在柳树上，自己坐在河边。我得考虑被揪出来后如何对付。我确定两点，第一保护自己，第二不伤害并尽量帮助别人。我对“最高指示”早已失去狂热，不仅失去狂热，而且不再盲从。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举行开国大典，我欣逢其事。我们学校的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的时候，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喊道：“师大附中的同志们万岁！”我听了热血沸腾，愿为他牺牲一切。在以后形形色色的运动中，我都是骨干。直到一九五五年肃反的时候，我才开始学会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那时我是材料组组长。虽区区组长，但岗位非常重要，批判肃反对象的材料都经过我们整理。不久我便与领导小组负责人发生第一次冲突。他要把一个十七岁的炊事员定为反革命。这个炊事员的罪行是经常在厨房里表演“反动节目”，逗大家一乐。他自己先说一段快板：八路军吊郎当，破鞋破袜破军装，破子弹破大枪。说完有人问他：你是谁？他挺胸说：我是蒋介石第二。听的人哈哈大笑，有时还让他再来一遍。接到检举材料后我们去调查，他又高高兴兴地表演了一遍，一点都不害怕。负责人说他是现行反革命，叫我整理他的材料。我说他是落后青年，二百五，哪有反革命公开说自己是蒋介石第二的？这个青年是贫下中农家庭出身，平时干活卖力，人缘很好。我坚决不同意整理他的材料，负责人让步了。在我担任材料组组长的时候他没被定为反革命，他以后的命运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以后我又与负责人发生过几次冲突。他在会上揭发肃反对象时往往歪曲我们整理的材料，添加很多材料上没有的东西。我找负责人，指出他说的很多东西材料上都没有。他说以后注意。以后他不但没“注意”，反而变本加厉，添加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耸人听闻。我问他要不要实事求是，不根据调查材料胡乱揭发不等于坑害人吗？他火了，说我一贯右倾，立场站在敌人那一边，不适合担任整理材料这项重要工作。很快我就被撤下来了。

我根据亲身的经历对揭发胡风的材料也怀疑起来。从信中摘出几个句子就下结论，很可能断章取义。比如“他说国民党骂共产党是共匪”，去掉“国民党骂”，或改为删节号，就变成“他说共产党是共匪了”。这种深文周纳的手法自古有之，是统治者迫害文人司空见惯的伎俩，为什么在新中国又死灰复燃呢？不久又开始鸣放和接踵而至的反击右派斗争。鸣放期间家里人告诉我不许胡说八道，不要贴大字报。我说很多人说的话都有道理，他们出于对共产党的热爱，指出工作中的缺点以便改正，有什么不好？我姐夫厉声说我是温室里的花，不懂得阶级斗争。我的三个姐夫都是从延安来的，两个还参加过长征，是部队的领导干部。老干部都有过挨整的经历，所以说话非常慎重。比如，我曾问一个姐夫，彭柏山怎么会是胡风分子，他只回答了一句：“彭柏山打过仗。”答非所问。其实表达了他对彭柏山的态度。我中学的几个老师也是从延安鲁艺来的，给我讲过不少延安整风的内幕。内容就是韦君宜在《思痛录》里所披露的那些，但在五十年代初期没到过延安的人是不知道的，知道的人也不会说。我脑子里自然比同龄人多了几个问号。我这几位老师大概在延安时期整得还不够，没有汲取教训，说话随便，五七年通通被划为右派。

我听姐夫们的话，鸣放期间没贴过一张大字报，学生要我参加罢课，我劝他们不要罢课，并说你们不去我一个人也去上课。我表现得算不错了吧，但仍然险些被划为右派。原因是不积极参加反右运动，与右派分子划不清界限。批判会上从不发言，会后还同右派来往。书记认为我在心里抵触反右运动，是没有右派言论的右派分子。还是父亲蓝公武在冥冥中保护了我。一九五七年九月，正当全国划右派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党为了表明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对革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团结尊重，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坚决打击，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为父亲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由刘少奇主祭，董必武代表党中央追认父亲为共产党员。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党委就不便把我划为右派分子了。

一九五六年我还读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惊愕不已。五十年代中期有一批从苏联回国的中国人，大多数是联共党员，我为了练习口语，经常到他们那儿去。闲谈的时候，他们告诉我“红杠子队”（即乌格勃，克格勃前身）厉害极了。一九三八年张鼓峰事件后，海参崴黑头发的，除日本人外，都抓起来审查。有的人被关进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集中营。比我大二十岁的曾先生，在里面蹲了十七年。我问他犯了什么罪，他说因为头发是黑的。张鼓峰事件是日本人挑起来的，但居住在海参崴的日本平民却平安无事，只被遣送回国，斯大林不敢惹日本人。曾先生跟我很要好，给我讲了劳改营中很多骇人听闻的事。我当时半信半疑，读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后才相信。赫鲁晓夫所列举的事实并非造谣，从此我不再盲目崇拜苏联。

我虽未被划为右派，但在原单位呆不下去了，山东大学来要人，我欣然前往。一到山东大学便披戴大红花光荣下放到崂山脚下的农村劳动锻炼。在这里我迎来大跃进。没有经历过大跃进的人很难想象大跃进荒唐到何种程度。比如公社决定扫盲，规定每个人，包括老人和妇女，三天内，不脱离生产，认三千三百个字。到第四天，便敲锣打鼓到公社报捷去了。比这更荒唐的例子还很多。我们带薪劳动锻炼，比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强得多，起码没饿死人。但对人祸的感受却同样强烈，年轻时代的理想烟消云散，不再崇拜权威。

二

“文革”初我被揪出来，打入牛棚。大概由于出身好，年纪轻，被任命为牛鬼蛇神队队长，每天带着十七八个牛鬼蛇神（多半为老教师）劳动。出发前先齐声高唱牛鬼蛇神嚎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对人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要是我不老实，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我指挥得很快，唱完马上把他们带到校园最偏僻的角落拔草。我对他们说咱们离红卫兵远一点，大家愿意怎么拔都行，可以坐着，躺着，但红卫兵要来了，赶快蹲起来。

如果红卫兵为研究如何执行毛主席伟大的战略部署而在教室里争吵不休，放过我们，这一天便平安无事了。但这样清闲的日子越来越少。一天，红卫兵把全校牛鬼蛇神押到礼堂批斗，浩浩荡荡的队伍经过我们拔草的地方，红卫兵向我们吼道：“快滚进来！”我们赶紧从草地上爬起来，加入牛鬼蛇神的行列。我们被押进礼堂。礼堂里摆了一排纸糊的帽子，叫我们自己戴上。我立即挑了一顶较矮的、糨糊干了的帽子戴在头上。动作慢的，或不肯戴的，红卫兵给他们戴上最高的，刚刚糊好的帽子，糨糊从头上流到下颚。上台接受批斗前，红卫兵端来一盆蓝墨水，叫我们画成花脸再上台。我双手蘸墨水，把额头和脸颊抹蓝，尽量不让墨水流进眼里。心理系的一位副教授，不但不抹，反而大喊起来：“你们这样做是破坏毛主席的政策。”话音未落，蓝墨水便从他头上倒下来。我想他怎么这么糊涂，毛主席是红卫兵的红司令，红卫兵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毛主席什么时候说过不能往牛鬼蛇神头上倒墨水？比这严重得多的事他老人家也没说过话。墨水流进眼里会伤害眼睛的。我利用牛鬼蛇神队长的权力，向他喝道：“你对红卫兵小将什么态度，还不滚出去！”他出去的时候，我用手指在眼前晃了晃，示意他赶快去洗眼睛。我这样做是很冒险的，我有什么权力叫牛鬼蛇神离开批斗的现场？原来红卫兵来自各系，分成各派，没有统一的指挥。谁都管事，谁又都不管事。我让他滚，这派不管，那派也没管。我钻了红卫兵领导不统一的空子。红卫兵批斗外语系教授陈先生，质问他为什么诅咒毛主席早死？他回答说“毛主席万岁”在英语是假定式，表示希望他长寿，但人活不了一万岁。他马上遭到一顿打。他还要同红卫兵讲理，我已经站在台上，无法也无力制止他，只能眼看着他挨打。这次是全校批斗大会，有书记和校长们在前面顶着，我虽罪孽深重，但只有外语系的红卫兵知道，别的系的红卫兵并不知道，所以没批斗我，我只算陪斗。但红卫兵打人的场面我看得清清楚楚，知道同他们无理可讲。其实这一点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得很清楚了。可是我们很多教师却不了解这一点，还要同红卫兵讲道理，大概还是毛著没学好的缘故。

三

我在外语系的“地位”从牛鬼蛇神升到现行反革命了（红卫兵把“现行”写成“现形”，也通。我原先是俄语教师，其实是暗藏的反革命，终于现出原形）。红卫兵批斗我，说我是赫鲁晓夫的孝子贤孙，我对他们承认我就是，烧成灰都是。我弯腰做“喷汽式”做得标准，无懈可击。所以我挨斗的时间少，陪斗的时间多。我有机会观察红卫兵。我教四年级两个班，四十个学生。最凶狠的不过五六个。都来自农村，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是两个班里学习最差的学生。其中有位女生，两个班里唯一的党员，已经蹲了三年班。因为吃够了她的苦头，我至今仍记得她的芳名。她口齿不清，大舌头。俄语有个颤音，她四年都发不出来。我晚上经常辅导她，什么办法都用过，比如含水发颤音，但毫无效果。她对动词也不理解。在一二年级的时候，她说睡觉不是动词，睡着了怎么还会动呢。在我之前的一位老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让她明白表示状态的词也是动词。她不适合学俄语。我为她的前途着想，向总支书记建议将她转到政教系去，毕业后做个政工干部。我同总支书记的谈话被揭发出来，成为我迫害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的一大罪状。另外几个来自农村的学生功课比这位女生略好，没蹲过班。但他们记不住生词，弄不清语法的变格变位。考试多半不及格，或勉强得三分。他们知识面狭窄，或者说除党的宣传口号外，什么都不知道，并且不以此为耻，反而以此为荣。他们一句话就能把你驳倒：那些都是封资修的破烂玩意，知道越多越反动。人总有表现欲望，他们没有别的可表现，除自己的家庭出身外（用动词“骄傲”造句，他们的造句都是“我以我光荣的家庭出身为骄傲”），只能表现对标语口号的狂热响应。他们根据某一句话，或党在某个时期的政策，判断一切事物。一次我因北京修建地铁谈起地铁，我说伦敦、纽约和莫斯科都有地铁，莫斯科的地铁修建得较晚，但最漂亮。有个考试不及格的男同学批判我，说我放毒，没有一点阶级觉悟。伦敦和纽约的地铁是供资本家坐的，莫斯科的地铁是供修正主义分子坐的，我竟说他们的地铁比中国修建得早，还说莫斯科的地铁最漂亮，安的什么心？我立即承认我说这些话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让中国红旗落地，国家变修。我先把纲上得最高，他们反而无法表现批判我的本事了。生长在天津市的大多数学生与他们有所不同，虽然也给我贴大字报，但内容都是从别人的大字报上抄来的，没有新的揭发。我课下同他们交谈时，介绍过俄国美术和音乐流派，介绍过俄国和苏联作家，甚至介绍过已成为批判靶子的萧洛霍夫。这些他们都没揭发。他们心里同情我，一次我扫地时，一个同学把纸团扔进簸箕里。我在没人的地方打开一看，上面写着：今晚批斗可能下跪，裤子穿厚一点。我钦佩他的胆量，竟敢给现行反革命分子通风报信。我也感到慰藉，并非所有青年人的革命意志都坚硬如钢。一九六九年毕业分配工作的时候，那位发不出颤音的女生和出身好的几位学生都留在天津市，成绩优秀的学生分配到河北各县。

四

我挖空心思，一心琢磨如何推掉两项严重罪行：吹捧赫鲁晓夫和攻击中央文革。前一项可以推到教育黑线上去。我是根据教育部审定的教材讲赫鲁晓夫的一篇报告的，教案中就有称赞赫鲁晓夫的话。我受到教育黑线的毒害，是受害者。第二项很难赖掉，因为是我在文章里写的，批评姚文元打棍子，姚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批评他自然是攻击中央文革，白纸黑字，岂能赖掉。尽管文章是一九五八年写的，那时姚文元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但能说得清吗？

我的工资被红卫兵扣发了，每月只发十五元生活费。母亲和妻子都叫我增加营养，不要把身体搞垮，学校伙食不好，可以到外面加餐，妻子从北京偷偷给我送钱来。我们在天津北站的一个公园里会面，像地下工作者接头。她们的建议与我不谋而合。我在校园里挂着牛鬼蛇神牌子，我的牌子较小，可以侧过来夹在腋下，从远处看好像夹着一本书。一出校门我就摘下来放进书包里。我和史学家漆侠先生到附近的饭店吃饭。他的牌子大，我们把牌子从中间剪开，用细线缝上。出校门叠起来放进书包，进校门展开，红卫兵看不出来。我们点荤菜，喝啤酒，吃得痛快。但不久被红卫兵撞上了，当场把我们批斗了一顿。我问漆先生，还吃不吃，他说换个地方，照吃不误。我们到离学校远的饭馆吃饭。以后红卫兵忙于打派仗，对我们管得松多了。漆先生又开始治学，为他后来出版的《宋代经济史》做准备，并多次劝我读书，甚至叫我为写果戈理评传做准备。这当然做不到，且不说没有资料，我也从未有过写专著的打算，与他不同。他是著名的史学家，已出版过《王安石变法》等专著。读书还是可以的。晚上独居宿舍楼，我开始读书。读的是三注三评本《聊斋志异》。这是张中行先生的挚友韩文佑先生借给我的。我过去没通读过《聊斋》，只读过《画皮》《崂山道士》《促织》等几篇。夜阑人静，红卫兵小将们都闹革命去了。我打开《聊斋》，渐渐进入蒲松龄所创造的鬼狐世界。我最爱读的是写花仙的故事《葛巾》《黄英》和《香玉》。爱不释手，竟抄起来，就抄在封皮上印着林副主席题写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笔记本上。蒲松龄为我打开了美丽的鬼狐世界，他绝妙感人的文字同样让我着迷。读《聊斋》是我那段时期生活的中心，并受益至今。

五

我过着两种生活，现实的生活让我难以忍受，便逃入鬼狐世界。鬼狐给了我力量，对大喇叭广播的暴力语言似乎增强了承受力，但心病并未消除。反对中央文革的罪名仍像秤砣似的压在我心上。趁红卫兵打派仗之际我溜回北京。同妻子一起到学部看大字报。忽然看到有一张揭发何其芳如何推行文艺黑线的大字报，其中揭发他反对中央文革。大字报说“文革”前姚文元曾想调到文学研究所来，但何其芳拒绝接受，说姚文元写文章强词夺理，打棍子，文学所不能接受这样的人。我看过后心中暗喜，但这绝非幸灾乐祸。我与何其芳无冤无仇，何况他还是我敬佩的作家。我特别佩服他的文字，他的书我都有，至今仍藏有一九三六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画梦录》。何其芳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无法证实，反正他是走资派，已被打倒。但这张大字报可以成为我的救命稻草。我马上抄下来，和妻子连夜写造反大字报。何其芳是党内文学权威，我对他过于崇拜，中了他的毒，并在他的影响下，错误地攻击了姚文元同志。我吹捧赫鲁晓夫是中了教育黑线的毒，攻击姚文元同志是中了文艺黑线的毒，虽中毒太深，但仍然是要革命的，不是牛鬼蛇神。我把罪责一股脑推到教育部和何其芳身上。我这样写并不会增加何其芳的罪行，他专案组的人对天津一名无名小卒受到过他的影响不会感兴趣，但这样做有可能挽救我。大字报写好后，我把它贴在红卫兵的两个司令部（井冈山和八一八）之间的墙上，我造反了，自我解放。也许真能解放，也许挨一顿批斗，再次把我赶回牛棚。前者的可能性大些，因为大多数红卫兵对我没有恶感，恨我的几位革命小将抄家的时候手脚不大干净，没当上头头。早上贴出后，中午去刺探，在大字报前走来走去，看看红卫兵的反应，没有批斗我的迹象。下午又去，一个红卫兵竟叫我“老蓝”，我受宠若惊，觉得造反成功了，从牛棚中挣脱出来。多年后听井冈山司令部的红卫兵说，他们讨论过我的造反声明，大多数红卫兵认为现在矛头应指向走资派，不管我了。八一八司令部如何反应我就不知道了。

六

《聊斋》中有一篇《书痴》，写到烧书。郎生酷爱读书，终日讽诵，不管其他事。终于在书中找到颜如玉。颜如玉让他把书全部烧掉，免遭灾祸，郎生不肯。邑宰以郎生为妖。“见书卷盈屋，多不胜收，乃焚之；庭中烟结不散，冥若阴霾。”这是蒲松龄的艺术虚构。烧书不是“烟结不散”而是火光冲天。八月的一天晚上，我们牛鬼蛇神正在学习，红卫兵冲了进来，命令我们到操场烧书。我们赶到的时候，书已点着，我让老鲍跟我一起拨拉烧着的书，我递给他一根长棍子，他嫌长，自己拣了一跟短的，我劝他他不听。这根短棍子几乎要了他的命。老鲍自然是牛鬼蛇神，他年龄比我大得多，比所有牛鬼蛇神都大，那年八十二岁。他是清华第一批留美学生，后担任过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外文系资料室管理资料。他办公桌上的玻璃板下压着他留美时期喂梅花鹿的相片。他就是因为这几张相片被揪出来的。老鲍个子矮小，只有一米六几。他拿着短棍子拨火，被火苗烧着。后面是红卫兵，前面是火堆。后退必遭红卫兵打骂，只能向前拨火。我的棍子长，拨火烧不到自己，想跟他交换已不可能。书烧成灰烬时要用水浇灭，我负责打水。每次打水都偷喝很多水。老鲍则一直被火烤着。八月天气闷热，一个年过八十多岁的老人如何受得了，终于倒在灰烬上。幸亏灰烬已被我用水浇过，不然会被烧死。红卫兵骂他偷懒，但没再管他。烧完书后，我把他抱回教研室，放在桌上。他胸上，胳膊上，都烧出燎泡。我先让他喝水，然后打了一盆凉水给他擦身，他渐渐缓过来，对我说：“他们都是长虫！”我扶他走出校门，叫了一辆三轮车拉他回家。人有做人的底线，比如子女不能打父母，学生不能打老师，对年长者礼让，对年幼者爱护。底线被突破，人就不成其为人了。红卫兵都是年轻的后生，怎么对老鲍没有一点同情心呢？我联想起在北京火车站看见红卫兵把一群老太太押送出北京的情景，她们身上挂着“地主婆”“资本家臭老婆”等牌子，有的干脆把成分贴在额头上。她们多半是北京的老住户，因出身而被轰出北京。她们一动不动地坐在地上，有的人双腿瘫痪，让人看了心碎。押她们的红卫兵没有一点同情心，嘻嘻哈哈说笑，特别是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们笑得更开心。看到祖国的花朵得意的样子我同样心碎。

七

红卫兵打派仗后，便不管我们了；不仅不管革命教师，连牛鬼蛇神也不管了。而我这时已成为人民的一员，忝列革命教师行列。我有时回北京，在天津的日子便跟随韩文佑先生一起读鲁迅的杂文。从第一卷《坟》开始。我先读一两遍，晚上坐在他宿舍前的马扎上，同他讨论，听他讲解。韩先生对鲁迅作品之熟令我惊讶。他不仅对每篇都熟，甚至能背出句子和段落来。韩先生讲完后，我回去再重读他讲过的几篇，接着按顺序读下面的杂文。我们就这样一直读完第六卷的《且介亭杂文末编》，平均每篇都读过三四遍。韩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对北大、清华教授的趣闻逸事知道得很多，也讲给我听。其中有关清华教授的逸事，张中行先生写入《负暄琐话》，也是听韩先生说的。韩先生还把周作人、郁达夫和徐志摩等人的作品借给我看，并且都是初版本，让我眼界大开。他让我先看周作人的《谈龙集》和《谈虎集》，然后再看《雨天的书》和《自己的园地》等集子。我读周作人比读鲁迅吃力，对他那些抄书文章读不下去。韩先生说过了五十岁我就读得下去了。五十岁以后，“文革”早已结束，是我最忙的时期，办刊物、翻译书、带研究生，没有时间再读周作人的书。现在过了七十岁，仍没再读，只读过论述周作人的著作。那时听韩先生讲鲁迅的还有一位中文系的讲师周先生，是研究现代文学的教师。他专门研究叶圣陶，但对五四时期的其他作家也很熟悉，他也谈到很多大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弥补了我这方面的缺陷。可以说“文革”期间我上了半个中文系。如今这两位先生都已作古，回想起他们的音容笑貌，心里仍充满感激，没有他们不知多少时间会白白浪费掉。

军工宣队进入后，就不能再同韩先生一起读书了。不久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北平沦陷期间韩先生与周作人有过往来，还同朋友办过刊物，这些成了严重的问题。那时把我们教职员编入三种学习班：一类属于有严重问题的，集中住在学校交代问题，不许回家。第二类属于有问题或思想反动的，一面学习，一面交代问题，但可以回家。第三类是普通教职员，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政治觉悟，争取思想尽快革命化。我被编入三类学习班，韩先生编入一类学习班，我们两人的处境颠倒过来。我们不能再见面。三类学习班师生混编在一起，学生领导我们学习毛著。每天三个单元，坐在一间教室里学习，即所谓三磨：磨时间，磨嘴皮，磨裤子。我当时已属于革命群众，地位与红卫兵相当，但政治上仍低人一头，在学习班上仍是死角。我过去和现在都非常厌恶冗长空洞的发言，可那段时期对这类发言不但不反感，反而由衷感激。如果没有人发言，可能叫我发言。我不得不违心说套话，那滋味难受极了。学习班上有位同学是结巴，喜欢发言，能够结结巴巴讲一小时，我对他简直感激涕零，希望他一直讲下去。有人发言，我便可以回到《聊斋》中去，或在脑子里复习韩先生讲的鲁迅，或复习过去背过的诗词。听着他结结巴巴的发言，我想的是《王桂庵》中的水仙词：“钱塘江上是奴家，郎若闲时来吃茶。黄土筑墙茅盖屋，门前一树马缨花。”还有位爱表现的学生，喜欢卖弄辞藻，但又用词不当，常念别字，听起来很好玩。比如他把“造诣”念成“造脂”。大概是他新学来的词，颇为得意，一连说了几遍。同学们没有反应。我想起《嘉平公子》：“何事可浪？花菽生江。有婿如此，不如为娼！”我脸上大概露出笑容，这个傻家伙以为我听得入迷了，以后对我特别客气，叫我“老蓝”。我每天都在脑子里复习学过的东西，从不在下面“开小会”。主持会的同学认为我专心听别人发言，态度很好，只是发言太少，如果积极发言，可以不算死角。不久我又获得一个表现进步的机会。

校军工宣队号召革命师生开展大批判，外语系军工宣队要俄语专业学生批判苏修。他们大概从中央首长的讲话中知道苏联有个萧洛霍夫，是苏联文艺界修正主义的鼻祖，便决定批判他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军工宣队头头想出风头，希望外语系的批判文章至少要在全校广播，争取登在校刊上，最好在天津《文联红旗》上发表。他们顾不得阶级路线了，找了三位功课好但出身不大好的学生，由他们组成批判小组，任命一个学生担任组长，并给他们找了一间教室。批判组的学生立即身价十倍，不参加学习班的学习，随意外出搜寻材料（图书馆已经没有了），一起构思批判弘文。但他们只是二年级学生，不仅俄语还没入门，也缺乏起码的写作能力。我敢说，除文理不通的大字报外，他们没写过任何东西。他们写出的第一稿，连系军工宣队都看不上。但他们是革命小将，不会被困难压倒，拿出三天时间务虚，学习毛主席著作，怀着对苏修的仇恨，再次投入战斗。第二稿系军工宣队通过了，但被校军工宣队打回来。这些都是我参加批判组后才知道的。时间有限，系军工宣队急于出成果，通知我参加批判组。有人说这叫以毒攻毒。我提出不参加学习班的学习，并且要求回宿舍去写。他们居然都答应了。我把学生写的二稿拿回家，打开一看，觉得纲上得不坏，只是逻辑混乱，文理不通，对小说的时代背景毫不了解，对故事的情节一无所知。我向姚文元同志学习，保留了学生上的纲，理顺逻辑，改正病句和错别字，一篇蛮不讲理的批判文章就炮制出来了。我把这篇文章的题目定为《革命战争万岁！》，两天后我把誊清的稿子交给批判组组长，对他说他们写的文章很好，我只稍微改了一点，如改得不妥，请再改回来。《革命战争万岁！》很快便以外语系军工宣队的名义在全校广播了，并一连广播了几次。接着刊登在校刊和《文联红旗》上。军工宣队非常满意，批判组的小将得意洋洋。我有机会就向人说，这都是红卫兵小将的功劳，我没出什么力。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军工宣队竟给了我半个月的假，使我和妻子爬了一次几乎没有游人的黄山。

我在“文革”中所受到的迫害比很多人轻，浪费的时间也比不少人少。我毕竟还没有完全停止学习。这与我对“文革”的认识有关。“文革”一开始我就认定又是一次荒唐的政治运动，决不能狂热投入，而要尽量在运动中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但运动如此猛烈发展，持续时间如此之长，是我始料不及的。现在对“文革”的权威评价是彻底否定，因为“文革”把国家的经济引向崩溃的边缘。这算的是经济账，当然对。我觉得还应算一笔伦理道德账。“文革”把传统的伦理道德以及人类共同遵循的道德准则同样引向崩溃的边缘，而后者对中华民族的损害决不小于前者。今天社会上出现的很多负面现象难道与“文革”无关？我想弄清发动“文革”的真正动机，设立过各种假说，又都被我一一推翻。我经历过“文革”，却无法真实地、全面地认识“文革”。看别人的著作，也不能完全得到解答。也许我们亲历“文革”的这代人智力不够，只好寄希望于下一代了。

道旁甜李

“道旁苦李”这个典故出自《世说新语》。讲述神童王戎的故事。王戎是竹林七贤中年纪最小的一位。七岁时与一群孩子在路上玩耍，看见路旁有棵李子树，上面结满李子。孩子们一窝蜂跑过去摘李子。只有王戎视而不见，一动不动。大家问他怎么不去摘李子，王戎说：“李子树长在路边，却还结这么多李子，李子一定是苦的。”大家一尝，果然是苦的。

这个故事很有趣，小时候就记住了，佩服王戎的智慧。去年夏天到美国女儿家避暑。她住在旧金山湾区的居民区。那里比北京凉快得多。这个居民区面积不大，周围还有几个与它类似的居民区。住房通常是平房，也有两层楼房，但没见过三层楼房。来到女儿这儿凉快是凉快了，但极不方便。没有交通工具，哪儿也去不了。我垂涎已久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离女儿住处仅两小时的车程，咫尺天涯，就是无法去。白天女儿女婿上班，我们留在家里，同蹲禁闭差不多。吃过晚饭我同内子便出去散步。我们不仅在我们居住的小区散步，还走到邻近的小区。两个月来，我们把邻近小区都走遍了。

这里每家都有柠檬树和李子树，院子里有，门前也有，道旁也有。有的家还有杏树。每棵李子树都长满紫黑色的李子，熟透的落在地上。有的住户已迁走，大门紧锁，门前的李子树仍果实累累。我在树下地上捡了两个李子，回去女儿女婿一起说我：“你怎么摘街上的李子？”我说不是摘的，地上捡的。他们仍然责备我：“地上的也不要捡。”我只好说想检验王戎的话灵验不灵验。为此我还向他们简单地讲了竹林七贤和《世说新语》，但他们仍对我不满。我把李子洗过吃了一个，非常甜。老实说，我在国内还没吃过这么甜的李子。遍地李子树，棵棵长满李子，落了一地，却没人摘。美国人的脑子是怎么想的？我揣摩他们大概是这样想的：“是我的我一定要，不是我的我绝不要。”

今年夏天是在北京过的。溽暑天气实在难熬。开空调吧，就是开到二十八度也觉得皮肤发紧，不舒服，只能开小风扇。原来想重译《日瓦戈医生》，但脑子发胀，译不下去。一个半月只翻译了俄国女作家苔菲的十三篇短篇小说，加起来还不到两万字。

只要天不热得无法喘息，我傍晚都到明城墙遗址公园散步。我散步的路边有两棵树根连在一起的桑树。我看桑树发芽，抽叶，结出桑葚；桑葚由青变紫，熟透的落在地上。总有人在地上捡桑葚，大人比孩子多。一天我走过时看见一位妇女带着两个孩子在树下捡桑葚。忽然一个孩子把一根短棍朝桑树扔去，打落的桑葚就不止是紫色的熟桑葚了。他快活地向妇女喊道：“妈，快点捡！”我对孩子说：“公园的桑葚不能打。”他说：“谁说的？”。母亲不说话，脸上露出凶相。我知道再说下去没有好结果，只得向前走了。没过几天，桑树紫的、青的桑葚都没有了，树上垂挂着打断的枝条。明城墙遗址公园原是居民区，北京人家里喜欢种枣树和香椿树。居民迁走，树留下了。春天香椿树如何遭抢劫，我没看到，因为香椿树都不在路边。但路边枣树被折磨的惨状我看见了。枣还没长熟，人手够得着的树枝都已光秃，只有几颗青色的小枣躲在树梢上。我揣摩我们的同胞的想法：“是我的我一定要，不是我的我也要。”我对那位母亲的态度深感忧虑。她怎么不管孩子打桑葚呢？孩子顶撞老人怎么不说孩子呢？能教育出好孩子吗？

我想起七十年前的往事。我五六岁的时候，母亲带我逛北海公园，走到五龙亭的时候，我采了路边的一朵喇叭花，准备给姐姐，她喜欢这种花。母亲看见立刻说我：“公园里的一草一木都不能动。你要记住。”她为了让我记住，还编了个神话。她说喇叭花有花神，你掐它的花，夜里它会来找你，把你缠得透不过气，我也不救你。吓得我以后再也不敢采花了。

时间过得飞快，我已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傍晚散步时，不时想起美国的甜李、中国孩子向桑树扔棍子，特别是那位母亲的凶相。时间是倒退还是前进了？中国人何时才能分清“公共的”和“自己的”？男孩子又如何教育自己未来的孩子？想着想着不觉走到桑树前，桑叶满枝，树下一个人也没有了。

附：写完这篇小文和内子到天坛散步，看见一个中年汉子在用竹竿打银杏树上的白果，神情自若，旁若无人。我走过去看，地上袋子里已装了半袋。

在苏联办年货

一九九○年的春节我是在苏联海参崴过的。那年我在远东大学执教，由于寒假期间短，无法回国团聚了。还有四位刚从国内来的中国年轻教师，也留在海参崴。我们决定五个人一起过春节。四位年轻教师热情很高，一定要在国外热热闹闹过春节，不让大家有“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感觉。一位女教师心细，拟了一份菜单，并说：“一定要过得跟在家里一样。”我年纪最大，他们照顾我，叫我什么也别干，买菜做饭都由他们包了，我坐享其成。他们高高兴兴分头办年货去了。我看了菜单，心想他们刚从国内来，对苏联的市场行情太不了解，估计什么也买不到，我还得亲自出马。

海参崴的副食店除了人造黄油和面包等少数食品外，几乎什么食品都没有，更不用说酒了。我刚来的时候，见到空空如也的商店，立即想起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当然，一九八九年俄国人的生活还是比一九二○年好。从中国运来很多食品、蔬菜，但苏联自己的产品，如啤酒、酸奶油、香肠、猪肉等，不见踪影。商店有时也进啤酒、乳制品、香肠等，俄国人一拥而上，一抢而光，不走后门休想买到。最让人难理解的是海参崴是滨海城市，却没有海产品。一九五八年十月赫鲁晓夫同中国吵完架回国，在海参崴停留了几天。渔业工业部部长向他报告，由于缺乏冷藏设备，他们打了鱼无人收购，只好再放回大海，但政府的指标必须完成，所以还得再打，打了仍无人收购，再放归大海。就这样打了放放了打。赫鲁晓夫听了大怒，当即让米高扬给莫斯科有关部门打电话，解决冷藏问题。但一九五八年没能解决，一九八九年我去的时候仍没解决。苏联官僚主义的生命力太强大了。

我有办法，我同副食店的女售货员长期交往，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夏天我和俄国朋友坐船钓鱼、捞扇贝。在海上钓鱼与在河边钓鱼完全不同。船停在海上，放下二十多米长的尼龙线，等鱼咬钩，手略有感觉，猛地往上一扯，一条一两斤重的鱼便钓上来。季节的不同，游过的鱼群也不同，主要有两种鱼：比目鱼和鲱鱼。我没有钓海鱼的经验，手感不好，但每次出海也能钓上十几条鱼。捞扇贝也要乘船出海，停在扇贝多的地方，跳下海去捞。我下去过，潜到两米深的地方，便能摸到扇贝。海参崴的扇贝比青岛的扇贝大几倍。我一次能摸到一两个。但海水太凉，我下去一两次就不敢下去了。我享受钓鱼和捞扇贝的乐趣，并不在乎成果。但俄国人还把自己钓的鱼和捞的扇贝给我。我拎回宿舍，又分成几份，送给俄国朋友。自然先送给图书馆管理员，同她们搞好关系至关重要，因为我离不开图书馆。我与国立高尔基图书馆、市立法捷耶夫图书馆和远东大学图书馆的关系良好，除高尔基图书馆外，进入其余两个图书馆如入无人之境，可以随意进入书库。其次送给副食店的胖大婶们，当然是为走后门。送的时候还得有一点技巧。比如我对她们每个人都说：“这是专门给您的。”胖大婶们笑逐颜开，对我表示感谢。我的空罐头瓶就分别放在几个副食店里。只要酸奶油一到，她们就给我装满罐头瓶。我爱吃的其他东西，她们也一定给我留出来。有时我经过副食店，胖大婶会从店里跑出来告诉我：“下午进啤酒，您要几瓶？”或者：“燕子牌矿泉水来了，我给您留了一箱。”我得在这里辩解一句，我向大婶们“行贿”也实属无奈。不走后门只得排队。我没有排队的时间，也没有排队的经验。他们可以同时排几个队，排一两小时，怡然自得。多年来，凡是来到苏联的人听见的第一句话都是：“谁排在最后？”可见他们有悠久的排队传统。如果不与大婶们搞好关系，我就什么也买不到了。我的“行贿”是劳动所得，不怕别人上纲上线。另外，我称她们 “胖大婶”绝无轻蔑之意。她们都四十岁开外，体形硕壮，不是妙龄女郎，形容她们只能说“胖”，绝不能说“苗条”。

我走出宿舍，先到去离宿舍较远的副食店，由远而近。我说我们要过中国传统的节日，要买食品。胖大婶们便从柜台下面、库房里给我找出猪肉、鸡、香肠、啤酒，甚至俄国人都难弄到的伏特加。我又买了白面包和黄油，满载而归。回来看见同伴们垂头丧气，不出所料，他们什么也没买到。他们见我大包小包拎回来，惊喜得跳起来。这时图书馆管理员送来半条马哈鱼。她有文化，知道春节是中国最大的节日，表示祝贺。鱼肉都有了，他们烹调起来，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宛如在家过年。我的中国同伴们怎能理解我与胖大婶们用海鱼和扇贝凝成的友谊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年轻人，还得向老汉学习。

辑二 悦读

世事关心天地间——读资中筠的《斗室中的天下》

我读过资中筠先生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给我的印象是她写的都是自己的真实想法，而这些想法又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时有真知灼见，没有空话套话。仿佛她在向你娓娓述说，不像通常的评论文章那样高谈阔论，莫测高深，但文章中的观点是社会上流行的还是作者独有的，读者难以弄清。而资先生文章的主语或主体永远是她自己，并且说得明明白白。这次集中在一起读，更加深了这种印象。

朱正兄说读资先生的文章想起鲁迅，这是因为在某些问题上她和鲁迅的观点吻合。我觉得她的文风更像巴金。巴金老人提倡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资先生正是把一颗忧国忧民的心呈现在读者面前。也许她没把真话都说出来，但她说出来的都是真话。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她的看法，都不能不为她的真诚所感动。这就是她所说的“修辞立其诚”。资先生的文章有的写得汪洋恣肆，韩潮苏海，如《重建精神的家园》和《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困境》；有的又写得玲珑剔透，含蓄隽永，如《在胡志明家作客》和《特殊年代的童趣几则》。从她的文章中还能品味出一种浅淡的幽默。她在《但开风气不为师》中写李慎之先生：“他有教无类，对各种水平各种年龄的人，不管理解力如何，都同样开讲。这种即兴的高谈阔论对于他本人和听者都是一种精神的享受。”我有幸聆听过李先生的“开讲”，而且不止一次。他确是不问周围的人能否听懂，只管侃侃而谈，“有教无类”。我看到这里会心一笑，这就是李慎之先生。

资先生常有生不逢时的感叹：既太晚，又太早。这种感叹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大学生最能理解：已经没有前辈学者治学的环境，又不具备后来学者年龄上的优势，这已是无可挽回的事了；但仍赶上 “有些不合时宜之论还有发表的空间”的时代，所以仍不得不勤快写作。这本二十六万字的随笔集大多是资先生这一两年写成的。她硕果累累，还有这种感叹，我辈就无地自容了。怎么办呢？我教资大姐一个办法，在心理上把自己的年龄减去三十岁，我们不就都成为四十多岁的年轻人了吗？

资先生谈的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像如何重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之类的问题，意义十分重大，关系到民族的兴衰。资先生认为“还是得回过头来接着‘五四’的茬走下去”，即还得重新举起 “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面旗帜。我也有同样的看法，但由于功力不逮，学养不足，不能像她分析的那样鞭辟入里，令人信服。在《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困境》中，她把中国的“后发”分为四次，而四次都坐失良机。她认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四小龙”“是在冷战的夹缝里充分利用了美国这个最大的市场，而且美国为了冷战的需要给它们很多优惠政策，同时那时美国的经济正处于绝对优势，可以用暂时的经济利益换取战略利益，非常慷慨地开放市场。日本是获利最多的。”中国却错过了这个“后发”时机。这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我觉得那时正是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时机，错过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也就错过了利用美国市场的时机。这两篇重要文章一定会引起撰写书评者的注意，我才疏学浅，不多谈了，留待高人阐发吧。资先生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我只能就自己较熟悉的问题谈一点体会。

《学术繁荣与翻译质量的悖论》和《忠实第一，力求神似》谈的都是翻译问题，对此我也有话要说。去年《文艺研究》编辑采访我，我对俄语翻译界的现状发表过不合时宜的意见。不少译者把翻译当成赚钱和晋级的手段，在此情势下，还谈何敬业精神？ 二○○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批评《阿赫玛托娃札记》中译本的文章，指出标题就译错了。明明是作者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苏联著名女作家）写的记录阿赫玛托娃生活和创作的札记，怎么变成阿赫玛托娃本人的札记了？只要稍微认真一点，就不会犯这种错误。批评者接着指出：“如果说第一册错误俯拾即是，那么在第二册里错误已无须再拾。它们像扑面而来的狂风，像兜头砸来的冰雹，让人无法逃遁。”这本书是一位博士生导师带着几个研究生赶译出来的。这位博导二十年前是我的学生，我对他的俄语水平和治学态度有所了解。以他的水平而言，不至于犯这么多低级错误。但他自我感觉太好，信手译来，不把翻译当回事。遗憾的是像他这样的译者并非凤毛麟角。更可悲的是他们并不能从批评中汲取教训。这位博导看到批评文章后找我，对我表示心服口服（何必对我），可又对同班同学说，发誓十年不译书，并要把自己的四卷《俄汉详解大词典》送给他。这哪是认识错误的态度，分明是赌气。另外还可举一个例子。林源先生批评东方出版社出版的《骑兵军日记》。这是一本记录上世纪二十年代苏波战争的译著。书中竟出现这样的句子：“列宁在参谋部睡着了，一脸傻气，无论如何也醒不过来。”“列宁的嘴唇肿胀，耷拉着肩膀，他很辛苦。”列宁从未亲自参加过苏波战争，译者把列宾误译成列宁了。还把“水力磨房”译成“水灵的小妹妹”。如此等等，造成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林源先生文章发表后，译者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写了一篇反批评文章，为自己的译文辩解。译者的反批评又引起新一轮的批评，最后译者承认了错误。这是迫于压力而承认错误，未必真的口服心服。几年前我曾批评过错误百出的译文，结果除了招致被批评者的怨恨外，没有起过丝毫的积极作用。俄罗斯民歌《三套车》有一句歌词：“你看吧，这匹可怜的老马，它跟我走遍天涯，可恨那财主把它买了去，今后苦难在等着它。”财主买老马干什么？当年译者误把“姑娘”译成“老马”，把同样可以代替“姑娘”和“老马”的人称代词弄错了，以讹传讹，一直唱到今天。你批评你的，他照唱他的。

我坚信批评或教育不能扭转粗制滥造的译风，必须建立一种制约机制。这要看出版社的态度了，一是有没有诚意，二是有没有能力。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时就存在过这种机制。我在译库普林小说之前，蒋路先生先让我先试译两万字给他看，看后他决定让我选译一本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集。篇目是我和编辑部一起定的。我译完后由责编姚民有对着原文校订，发现问题立即与我商量。这种机制可以挡住劣质译文，水平不够的，试译的时候就会被淘汰。懂外文的编辑校订一遍，能大大减少错误，尽管无法根除。把西方著作译成中文不可能没有错误，但译者要尽一切力量减少错误。等值翻译可能存在于西方语言的相互翻译之间，如把法文译为意大利文，也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出版社的总编辑和各部门主任懂不懂外语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编辑的外语水平。如果出版社各级领导不懂翻译的艰辛，不重视译文的质量，那当然不利于优秀翻译作品的出版，还可能造成劣质译文的泛滥。但如果有懂行的外文编辑，领导又从善如流，情况并不难改变。可现在有些出版译文的出版社并没有外文编辑，不懂外文的编辑对译文拍板，其结果可想而知。哪个出版社也不会承认自己乐意出版劣质的译文，但他们往往既没有建立我上面提到的制约机制的能力，又不肯借助社会力量，无法把关，于是劣质翻译作品犹如冲破河堤的洪水，奔流而下。

这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与此相比，选题同样重要，假如不是更重要的话。是引导和提高读者的美学鉴赏力还是迎合读者的低俗阅读趣味？是为读者提供有价值的精神营养还是用光怪陆离的洋玩意儿搅乱读者的头脑？尽管面对市场经济，前者似乎并不占上风，影响不大。翻译过来的那些介绍哲学、文学、历史、战争、国情、民风的书，如拨云见日，澄清了读者知识储备中的历史积淀，使他们用新的眼光审视曾被歪曲的知识。通过阅读，我对二战中英、美的作用就有了新的认识。战胜轴心国并不都是苏联和斯大林的功劳，像我五十年代所理解的那样。美、英同样功不可没。至于《上海宝贝》、木子美日记等书原本是中国土产，并非舶来品，与翻译出版无涉。总的来说，在翻译作品的选题上出版社是慎重的，问题主要出在“技术层面”。

怎样才能译好书，什么样的译文才算好译文，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钱锺书先生提出一个 “化”字，资中筠先生认为“忠实第一，力求神似”，比钱先生说得更具体。可要做到非常之难，没有译过书的人不易体会其中甘苦。要忠实原文，又要译得神似，必须透彻理解原文。而没有深厚的外语功底，就无法透彻理解原文。要把握住原著作者的风格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有的作家风格鲜明，如果戈理、左琴科，容易感觉到却难以表达。有的作者风格并不鲜明，只是文字流畅，要用同样流畅的汉语表达也并不容易。没有深厚的中文功底，包括古文基础，就是理解了也表达不出来。译者除了外语技能还需要有多方面的修养，译德或敬业精神更不可缺少。翻译过程也是查工具书的过程。就拿通俗小说《廊桥遗梦》来说吧，人名、地名、作家生卒年月还得查工具书。有些词你自以为认识，可在文中偏偏不是你理解的那个意思，也得查字典。没有宽阔的知识面，遇到问题想查都不知道到哪儿去查。

我有幸接触过老一代俄苏文学翻译家戈宝权、草婴和蒋路等先生。他们的敬业精神、渊博知识（不仅在俄苏文学方面）和中文修养都是我学习的榜样。有一次我请教戈宝老一个问题，刚收到他的回信，随后又接到他的电话。他带着浓重的苏北口音对我说，信中的回答作废，他查到了更准确的资料，马上再写信给我寄来。一年春节前我给蒋路送漳州水仙，在他家闲谈时，我说他在与夫人合译的《巴纳耶娃回忆录》中，把抹大拉的马利亚误译为玛格大林娜了。他听了非常感谢，说他校的时候没校出来，也是他的错误。草婴先生在“文革”中受尽折磨，躺在硬板床上几个月不能翻身，“文革”结束后，马上动手翻译托尔斯泰全集，并在古稀之年全部译出。他们具有何等的胸襟，何等的毅力！

我很少参加俄苏文学圈子的活动，与年轻一代俄苏文学译者接触不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接触。一次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位编辑问我一天能译多少字，我说只能说平均数，一千到一千五百字吧。他听了笑着说：“您可真落后了。人家少则六千，多则八千、一万。”译者“高产”与出版社不无关系。编辑不懂外语便会把翻译看得很简单，对懂外文的人又估计过高，为迎接书市，把交稿时间定得过短，逼得译者不得不赶译。有的译者信心过足，一口气翻译几百首俄国象征派的诗，并说他看不懂的地方别人也未必看得懂。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过分自信，不像我那样心虚，老怕译错了。我也同个别译者闲谈过，发现他们全身心投入自己热爱的专业中（马列文论、作家研究和苏俄文学史等），对专业以外的事绝不旁骛。中国历史、古典文学、“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都不在他们视野之内。从这样的译者当中能产生优秀的翻译家吗？我接触的人少，看法可能片面，也许有不少年轻译者正在茁壮成长，毕竟长江后浪催前浪嘛。

资先生对学术腐败深恶痛绝，这从文章题目《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便能看出来。谈到学术腐败，有良知的人谁不痛恨？她在文中说： “从制度上讲，此弊病的根源在于‘课题制’。”（她指的是文科）。老实说，像课题制呀，核心刊物呀等新事物，我是这一两年才知道的。先是我一个学生申报教授，告诉我刊物有核心与非核心之分，核心刊物又分一类二类，在核心刊物上发表文章算分，非核心刊物不算分，而在一类核心刊物上发表分最高。他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过几篇文章，但仍未评上教授。后来他告诉我没评上的原因是因为没申请到课题。课题又分省、市级、教育部级和国家级几种，能领到国家级课题笃定能评上教授。我按他说的查看核心刊物，原来二十几年前我筹办的《俄罗斯文艺》也已列入二类核心刊物。这份刊物发行量很小，俄苏文学圈子外恐怕没人知道，没什么影响。上面发表的文章我多数看不下去。再看其他核心刊物，除两三种有气势的外，多为各大学学报，发行量都不大，只是在为评定职称提供市场。有的大学给我寄学报，请我“审稿”。我读都读不下去，怎么“审”呢？翻开这类刊物，空话、套话连篇，很难找到一点鲜活的思想。文字流畅的文章实属凤毛麟角。即使作者有独到的见解，这类刊物也未必肯发。要发文章必须遵循刊物的方针，即写得满篇名词术语，虽空洞无物，却装腔作势。我始终没弄清楚“核心刊物”和“非核心刊物”是谁规定的，为什么在社会上影响很大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不算分？为了帮助学生评教授，我曾老着脸皮向一位青年朋友主持的刊物推荐文章。这位青年朋友重情谊，慨然允诺，并兴奋地对我说：“我们不收版面费。”我这才知道发表文章要交钱。过去只听说过卖文为生，现在又知道买文提升。这样提升的教授能有多高的水平？他们又将教出什么样的学生？

课题费的问题我知道得最晚。打听了一下，数目还真不小呢。怎样才能获得课题费呢？教师（我猜想主要是副教授，教授恐怕就不迫切了）自己申请，逐级上报，最后由省、市、教育部和国务院评审小组批复。如有人疏通，批准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我知道一位副教授的课题，那是个与现实不沾边的课题，对了解俄罗斯的今天和反思苏联的昨天都毫无帮助，但他所得到的课题费超过我两年的退休金。课题尚未完成副教授已经受益：因为有国家课题，所以顺利评上了教授。资先生说课题费可能变成生活补贴，未必尽然。课题未完成就评上教授是最理想的境界，很少人有此殊荣，只能一个脚印一个脚印走：先花钱买版面，在核心刊物刊登文章，再与出版社联系出专著。后一项的费用远远超过前一项，但不必担心，课题费充裕，支付两项费用绰绰有余。有了论文和专著，评上教授便顺理成章了。评上教授就上了一个台阶，工资提高不说，奖金也提高了。如此整存零取，又何必用课题费贴补生活呢？他们才看得远呢。资先生担心这种课题制出不了有价值的成果，这种看法本身就脱离实际。 “课题制”是炮制教授的体制，不是出硕儒的体制。我记得有人问费孝通先生，多少年才能出现像他那样的学者。费先生回答，要过五十年。费先生是去年去世的，他应当了解现行的教育体制。他都没灰心，我们也不应失望。还有一个小问题：课题费出自国库，全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想知道这样花值不值？令人欣慰的是中国出现了一批年轻学者，年龄在四十岁左右。他们是体制外的自由撰稿人，不可能有课题，也不会有职称和学位，但他们却写出一批极为出色的文章。也许大儒将出现在他们中间。

读资中筠先生的《斗室中的天下》收获颇多，不能一一写出。最后我还想说说她的文风。她的文章深入浅出，这才是写文章的真功夫，与充斥所谓学术刊物的浅入深出的文章形成鲜明对比。那些浅入深出、面目可憎的文章作者如果读一读《斗室中的天下》，不知会作何感想。

暴风骤雨的年代——读袁鹰的《风云侧记》

我与袁鹰先生没交谈过，但见过面，相互赠送过书。在不久前上海报业集团在北京举行的座谈会上，还见到他。他坐在主宾席上，我坐得离他较远，不便打招呼。他的文章我当然读过，他给我的印象谦和恭谨，一位忠厚长者。这种印象来自他的文章，还来自与他接触较多的林林老人的谈话。两年前林林老人有意自费出版自《救亡日报》以来所写的文章，但找不到出版社，袁鹰先生向老人伸出援助之手。

这次读袁鹰刚刚出版的《风云侧记》，印象却已不同。用笔仍然平和，但爱憎分明，显现出袁鹰“血性”的一面。他作为党中央《人民日报》文艺部的编辑，高屋建瓴，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主要的政治运动。这些运动我都经历过，但因年龄小，除文革在劫难逃外，大多数运动擦肩而过。读他的书，搅动了陈年的记忆，心惊胆战的画面重新浮现出来。袁鹰讲了许多我当时不可能了解的运动背后的事。他自己说，把他所经历过的运动讲给年轻一代人听，他们会觉得是天方夜谭，无法相信。但这确实是我们民族经历过的悲惨岁月，年轻人应当知道。我作为过来人，读的时候仍抑制不住心头的悲愤。

一九五一年批判《武训传》的时候，我以为这是为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作舆论准备。那年我见过戴白韬，他是陶行知的弟子，两人关系亲密。他当然不会对我说什么，他是上海教育局局长，我不过是个准备考大学的高中生，地位和年龄都过于悬殊。但我还记得他那副准备挨批的紧张样子。那时说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是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而不是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我以为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就是要树立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恐怕不少人也这样看。读了《风云侧记》才知道，批判武训并非仅仅是为了树立毛泽东的教育思想，而是因为江青插手了这件事。袁鹰引用夏衍的一段话：“《武训传》事件所以会惊动党中央和毛泽东，这和江青的插手有关。孙瑜、郑君里、赵丹这些人三十年代都在上海电影、戏剧界工作，知道江青在那一段时期的历史，这是江青的一种难以摆脱的心病。加上赵丹、郑君里等人都是自由主义者，讲话随便，容易泄露她过去的秘密，所以《武训传》就成了打击这些老伙伴的一个机会。”我联想到最近《王芳回忆录》中透露的一个情节。一九五四年江青为一封匿名信找公安部部长王芳，两人谈话中江青提到杨帆。杨帆时任上海市公安局长。上世纪三十年代新四军政委项英听说毛泽东要和江青结婚，表示反对，发密电给中央：“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附了一份江青被捕变节、风流丑闻和复杂社会关系的材料；并按照行文常规，注明材料来源——提供人乃军部秘书杨帆，但未注明材料是谁写的。由此江青恨死杨帆，一定要将这封匿名信立案侦查，引到杨帆身上。毛泽东默许了。匿名信案马上升级，成为要案。侦查结果匿名信与杨帆无关，是革命元勋林伯渠同志妻子朱明写的，朱明当即自杀。但一九五五年杨帆仍然被捕，接着潘汉年被捕。两人在监狱里关了二十多年，潘汉年瘐死，杨帆逼疯。对与自己有关的案件江青怎能不插手？两件事证明袁鹰的论断：此后二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凡事只要江青一插手，问题立刻就严重而且变了性质。一九五四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也与江青有关。是她发现李希凡和蓝翎批判俞平伯的文章，并拿给毛泽东看的。“文革”期间江青自己说，她看报刊上的文章，觉得重要的用红蓝铅笔划出来给毛泽东看，还假装惺惺地说：“我的工作就这么一点点。”毛泽东给政治局的那封信也是江青带到人民日报社传达的。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能有多大意义，谁读过这本冷僻的书？批判俞平伯只是“过场”，目的是带出胡适，掀起一场规模浩大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国所有知名的老知识分子几乎都与胡适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于是他们就得检讨自己，否定自己。最典型的例子是史学家陈垣和哲学家冯友兰，他们为划清与胡适的界限，痛骂自己，丑化自己。全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带有原罪感，要在运动中改造自己。应当说，这场运动达到了让知识分子抬不起头来的目的。

一九六六年砸碎“文艺黑线专政”的狂飙，也是从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开始的。原来的文件是《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袁鹰写道，林彪明确宣布它是“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的。其中一处重要的修改，就是在原题《江青同志召开的……》前面，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这六个字一加，重如千钧，谁还敢说半个不字。砸烂文艺黑线专政，使多少文艺工作者惨遭迫害，当众挨斗，被捕入狱，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袁鹰并未列出统计数字，只举了文艺界有影响的几个人物做例子。我读到这里眼前浮现出田汉、邵荃麟等人在王府井挂牌挨斗的一幕，那是我亲眼看见的。青年人很难相信中国发生过这种惨绝人寰的事，但确实发生过。很多书记录了这段历史，《风云侧记》就是其中优秀的一部。知道我们走过如此坎坷的道路，才能理解今天提倡构建和谐社会多么符合人心。

袁鹰记录了一九五七年五月发生的“左叶事件”，我对这件事记忆犹新。我是学俄语的，对苏联的一切都很关心。伏老（我们这样称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自然会注意他的一举一动，所以记得“左叶事件”。一九五七年四月刘少奇陪伏老参观全国农展馆，记者与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发生口角。参观时有位同志始终挡在刘少奇和伏老面前。新影制片厂记者韩德福无法拍照，便轻轻拉了那位同志一下说：“同志，请你让开点！”那位同志扭过头来，睁大眼睛，样子吓人，喊道：“怎么！你重要还是我重要？再挤叫你们滚出去！”说话的人便是左叶，由此引起记者们的围攻。我至今仍记得方成画的那幅漫画《谁重要？》，觉得左叶太官僚主义了。但没想到报道这件事的记者在反右期间通通受到批判，有的还被划为右派，更没想到左叶同志在“文革”中惨遭迫害。

袁鹰写到杂文家反右期间遭受迫害的时候，禁不住激愤地写道：“……手无寸铁的文人哪有招架之功、还手之力？于是纷纷应声入网，‘无可奈何花落去’，从此被打入另册，陷入二十余年的厄运。有的长期委身草莽，穷愁潦倒；有的更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直到二十二年后，才陆续重见天日，有的人等不到那一天，早已成为游魂孤鬼了。”他记得因在《人民日报》发表过杂文而被打成右派的有徐懋庸、秦似、曾彦修、平心、舒芜、陈梦家、吴祖光、李长路、徐淦、唐达成、文怀沙、鲍昌、蓝翎、邵燕祥、邓友梅、焦勇夫、沈同衡和丁聪等。我所爱读的《人民日报》专栏《长短录》的作者夏衍、吴晗、廖沫沙和孟超等人的下场更悲惨了。这些劫后余生的作者成为粉碎“四人帮”后最活跃的杂文家，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风云侧记》内容非常丰富，时间跨度很大，非这篇短文所能容纳得了的。如果年轻的朋友能读读这本书，便会了解这段历史并非天方夜谭，而是浸透冤屈者的血泪史，尽管骇人听闻，但确实在中国发生过。读了这本书会更加感到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和重要。

话剧《彼得大帝》彩排记

阿·托尔斯泰是中国熟悉的苏联作家，他的长篇小说《粮食》《苦难的历程》和《彼得大帝》很早就译成中文，对六七十岁以上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根据小说《彼得大帝》拍摄的同名影片曾在北京等地放映。彼得大帝由苏联著名演员尼·西蒙诺夫扮演，演得极其出色。

小说《彼得大帝》是阿·托尔斯泰的得意之作。他醉心“彼得大帝”题材，在写小说的同时还编写了同名电影脚本和话剧剧本。话剧剧本《彼得大帝》一九三四年完成，同年由莫斯科第二艺术剧院排练，准备在该剧院上演。第二艺术剧院曾由俄国作家契诃夫的侄子米·契诃夫领导，辉煌一时。但一九二八年米·契诃夫离开苏联、改由优秀演员布列森涅夫担任经理后，剧院开始走下坡路，票房一落千丈。布列森涅夫为使第二艺术剧院再度辉煌，决定排练阿·托尔斯泰的剧本《彼得大帝》，想一炮打个翻身仗。布列森涅夫把宝压在阿·托尔斯泰身上显示出他的远见卓识。阿·托尔斯泰属于十月革命前成名的“旧作家”，并有伯爵爵位。他不接受十月革命，用他自己的话说：“在红军与白军生死搏杀的年代，我站在白军一边。”一九一九年他流亡巴黎。但不久觉得自己错了，需要转变，于是一九二一秋天跑到柏林去编辑路标转换派的报纸《前夜报》。不久又觉得自己转变得不够，还需要转变，于是一九二三年夏天返回苏联讴歌苏维埃政权及其领袖。此举使他立即得到苏维埃政权及其领袖的礼遇，日子过得舒舒服服，被同行称为“无产阶级伯爵”。像他那样经历的人回国后受到如此礼遇，没有第二个人。因此排练他的剧本不仅政治上保险，还能借用他的余荫重振剧院。

三十年代苏联书刊检查日趋严厉。书刊检查人员生怕一不留神放过毒草，贻害读者，自己也跟着完蛋。剧目审查更严。中央剧目、演出检查委员会几经周折才勉强同意话剧《彼得大帝》彩排。彩排邀请领导人和评论家审查，经他们讨论决定是否公演。

彩排安排在一九三四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斯大林和全体政治局委员莅临。还有红色教授学院的一批教授，此外便是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人员。领导人和教授分别坐在楼上包厢和楼下池座，保安人员则挤满楼道和出入口。

大幕拉开后，观众与其说观看话剧不如说观看斯大林。台上台下的目光都投向他，捕捉他脸上每个细微变化。扮演彼得大帝的演员上台前布列森涅夫再三叮嘱他：“尽量少表现彼得大帝的英雄气概，不然要犯宣扬君主制的严重错误。多注意斯大林同志的表情，你从正面看得清楚。”然而斯大林坐在包厢里端然不动，脸上毫无表情，未鼓过一次掌。离剧终还有一刻钟的时候，斯大林突然站起身离开包厢，向出口走去。布列森涅夫吓得魂飞魄散，一路小跑赶过去送斯大林。布列森涅夫感到大祸临头，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壮着胆子夹在保安人员当中送斯大林走出剧场。但斯大林兴致很好，走到休息厅停住，同他谈了一会儿，并肯定话剧《彼得大帝》。布列森涅夫顿时心花怒放，激动得喘不过气来。斯大林走了很久以后，他仍一动不动地站在剧院门口，沉浸在幸福之中。猛地想起剧场里正在讨论彩排，他才转身返回剧场。

剧场里的气氛非常紧张。舞台上的道具已经撤掉，换上长桌和讲台。长桌后面坐着彩排审查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人人面带杀气。四十个人登记发言，一个个走到讲台前发表自己对彩排的看法。他们从斯大林冷漠的表情和提前退场的举动中揣摩出自己应持的观点。前十位发言人都是红色教授学院的教授，他们一致彻底否定这出话剧。情绪一个比一个激动，措辞一个比一个尖锐。如果头两个人猛烈抨击话剧，说它坏得不能再坏，中间的几个人在抨击话剧上已无文章可做，便把攻击的矛头转移到与彩排有关的人身上，甚至要追究导演和中央剧目、演出检查委员会人员的政治责任。最后的两位为表现自己的高度觉悟，干脆要求追究剧本作者阿·托尔斯泰的责任，查禁小说《彼得大帝》第一部，并不允许第二部、第三部出版。

布列森涅夫返回剧场时，第十一位发言人正提着皮公文包向讲台走去。他身材矮小，把皮公文包垫在脚下，以显得魁伟。他厉声喊道：“同志们，我完全赞同前面几位同志的发言，我甚至找不出语言表达心中的怒火、抨击这出极端恶劣的反革命话剧。作者竟把彼得大帝写得如此具有英雄气概，这是明目张胆地宣扬君主制……” 这时布列森涅夫走上舞台，请求会议主席允许他打断矮小同志的发言，说几句话。得到主席同意后，布列森涅夫用挖苦的口吻说道：“同志们，法国有句谚语说得好，真理诞生于交锋中。今天我们就话剧《彼得大帝》彩排交换意见必将再次证明这句谚语的正确。我很高兴十位发过言的人和第十一位正在发言的人一致严厉谴责这个剧本，但我相信下面发言的人将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一小时前斯大林同志同我谈话时对彩排发表了如下看法：‘剧本写得很好。遗憾的是彼得大帝的英雄气概表现得不够。’我完全相信后面发言的人，如果不是全体，起码也是大多数，将会赞成斯大林同志的看法，所以说交锋产生真理嘛。请原谅我打断极有教益的发言，大家继续发表高见吧。”布列森涅夫说完大厅里一片死寂，接着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斯大林同志万岁！”的口号声。站在皮公文包上的矮小教授仿佛被一场地震震得无影无踪，只剩下地上的皮公文包了。第十二位发言的人仍来自红色教授学院，他是这样开始的：“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述我对前十一位发言人的愤慨，他们竟然否定我们刚刚看过的演出，竟然诋毁如此优秀的演出。正如斯大林同志英明而正确地指出：‘剧本写得很好！’作者和导演唯一的错误，正如斯大林同志英明而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彼得大帝的英雄气概表现得不够！”后面的发言人完全赞同第十二位发言人的观点，同时严厉谴责前十一位的言论。中央剧目、演出检查委员会立即批准话剧《彼得大帝》公演。布列森涅夫把矮小教授落下的皮公文包带回办公室，等他来取，可他一直没来。

斯大林并未看到话剧结尾，但政治上一向敏感的阿·托尔斯泰却感到有修改的必要。话剧是这样结尾的：彼得大帝咽气的时候，窗外涅瓦河上空雷雨交加，他所心爱的英格尔曼兰号巡航战舰渐渐下沉。这似乎象征彼得大帝的事业后继无人。阿·托尔斯泰再三修改，最后改成：彼得大帝临终前召开参政院会议，对参政员发表演说：“同志们！你们要知道，尽管不会很快，但按照自己新的方式继承我彼得事业的那个人必将出现。”

前面提到话剧《彼得大帝》是一九三四年秋天彩排的。对不熟悉苏联历史的人来说一九三四年并不说明什么，所以我想提醒一下：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列宁格勒党魁基洛夫遇刺，全国大清洗就此开始，而一九三四年秋天则是大清洗之前夜。

诠释西蒙诺夫抒情诗《等着我吧》

一九四一年希特勒背信弃义进攻苏联，斯大林仓促应战，接连失利，大片领土沦丧，一时人心惶惶。苏联领导人当务之急是稳定民心，鼓舞斗志。正在此时，西蒙诺夫的《等着我吧……》一诗在《真理报》上发表。一经发表，其影响之大，任何形容词都显得苍白无力，只好套用词话里的一句话：“凡有红军战士处皆能诵‘等着我吧’”；就连歌曲《喀秋莎》和爱伦堡的政论都无法与之相比。诗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只是你要苦苦地等待，

等到那愁煞人的阴雨，

勾起你的忧伤满怀，

等到那酷暑难挨，

等到别人不再把亲人盼望，

往昔的一切一股脑抛开。

等到那遥远的他乡，

不再家书传来，

等到一起等待的人，

心灰意懒——都已倦怠。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死神一次次被我击败！

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

从死神手中，

是你把我救了出来。

我是怎样死里逃生的，

只有你我两人将会明白——

全因为同别人不一样，

你善于苦苦地等待。

前线的士兵和后方的妇女都把这首诗当成护身符放在贴心的口袋里。丈夫一想到忠贞的妻子倚门守待，从前线凯旋归来时迎接他的是爱妻的拥抱，便斗志倍增。妻子相信自己的等待能使丈夫避开死神，平安归来，又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一首短诗能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功能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属罕见。

西蒙诺夫为什么要写这首诗呢？他在一篇谈如何创作《等着我吧……》的文章中写道：“当时我在西部战场，在行进的战车中、掩蔽所里写了许多诗，其中就包括这首献给远方爱人的《等着我吧……》，因为它表述了千千万万战士内心的思想感情：亲人朋友在等待他们，而他们又理所当然地被等待。这种等待可以减轻战争对他们的重压，这种等待有时会挽救他们的生命……”他所说的是诗所产生的客观效果，而不是触发他写这首诗的灵感。私下问他时，他回答道：“真不知道怎么会写出这首诗，是它自己冒出来的。”后来又补充一句：“爱情的指使吧。”

最后这句话虽接近创作本意，但仍嫌笼统。西蒙诺夫不论公开还是私下都没说实话，因为实在说不出口：祈求妻子瓦利娅·谢罗娃等待他，别把他遗忘，或者迫使自己相信妻子在等待他，因为西蒙诺夫已经预感到妻子不会等待他。西蒙诺夫的女儿玛莎·西蒙诺娃一九九三在第六期《星火画报》上所发表的文章《我记得……》中谈到父母时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他那样爱她，所以不能不写。而她却不会等待，尽管《等着我吧……》仅为她一人而写。最后的诗句：‘全因为同别人不一样，你善于苦苦地等待’成为对千百万妇女不容置疑的肯定，但对作者却是自我肯定，他想相信，以男人的固执迫使自己相信。”一九九五年八月三十日玛莎在回答《青年报》记者提问时又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上面这段话，可见她对自己的看法深信不疑。为什么瓦利娅·谢罗娃同别人不一样，不善于苦苦等待呢？这得从她同西蒙诺夫的关系说起。要说清他们如何从相爱到破裂又得从瓦利娅·谢罗娃的身世说起。

谢罗娃出身于戏剧世家，母亲波洛维茨卡娅是著名的话剧演员。谢罗娃十七岁考入青年工人剧院附属的戏剧学校，毕业后留剧院当演员。一九三九年在影片《倔强的姑娘》中饰演女主角，一举成名。后来她又在《等着我吧……》《俄罗斯问题》和《作曲家格林卡》等影片中饰演女主角，成为四十年代苏联红极一时的女影星。她生得标致、丰腴、性感，同美国影星梦露有相似之处。一九三八年同苏联歼击航空兵飞行员安纳托利·谢罗夫相遇。谢罗夫一见钟情，立即向她求婚。瓦利娅怕嫁给飞行员整天担惊受怕，犹豫不决。一次她随剧院赴列宁格勒演出，谢罗夫到车站送行，恋恋不舍地望着瓦利娅。次日瓦利娅抵达列宁格勒，一出车厢便看见谢罗夫手捧鲜花站在车厢门口，瓦利娅惊讶万分，问他怎么会在这儿。谢罗夫告诉她送走她后直奔机场，他的飞行员朋友把他带到列宁格勒。就在这一刹那瓦利娅决定了自己的终身。婚后谢罗夫以志愿军身份参加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击落六架敌机，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一九三九年谢罗夫在一次试飞中牺牲，瓦利娅痛不欲生，一个月后生下儿子。她说如果没有这个孩子她绝活不下去。为纪念父亲儿子也取名安纳托利。

西蒙诺夫一九四○年在青年工人剧院舞台上初次见到瓦利娅的时候，正是她在痛苦中挣扎的时期。瓦利娅的美貌令西蒙诺夫神魂颠倒。于是瓦利娅便从舞台上走入西蒙诺夫生活中。西蒙诺夫从第一个剧本《一次爱情经历》直到五十年代中期所写的所有剧本都是献给瓦利娅·谢罗娃的。西蒙诺夫和谢罗娃的婚姻在莫斯科传为美谈。西蒙诺夫对谢罗娃爱得如醉如痴，对小安纳托利也很好，孩子也爱科斯佳（西蒙诺夫的昵称）叔叔。但谢罗娃眼里却不时流露出淡淡的忧伤，对女友乌沙洛娃说：“儿子越长越像父亲，一看见他我便想起安纳托利，回想起我们一起度过的无比美好时光的每个细节，心便碎了。科斯佳是个好人，可我……”谢罗娃内心的波动敏感的诗人不会感觉不到。

卫国战争爆发后，西蒙诺夫同许多作家一样以《红星报》记者身份奔赴前线。他预感到谢罗娃对他的感情将会冷淡，以至变心。预感并未欺骗西蒙诺夫。一九四三年谢罗娃随同乐团赴布良斯克前线演出，与方面军司令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相遇。有美男子之称的英俊统帅与绝代佳人双双坠入情网。谢罗娃心里又掀起久已平息的感情巨浪，谁料叱咤风云的元帅也是多情种子，两人爱得昏天黑地。但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像他们那样身份的人的爱情只能昙花一现。短暂而炽热的爱情不仅加深了她同西蒙诺夫已有的裂痕，而且给予她本人以致命的打击。她以酒麻痹内心的灼痛，逐渐成瘾，无法戒掉。罗科索夫斯基对谢罗娃一往情深。战争结束后仍经常到西蒙诺夫寓所前小立片刻，望一眼谢罗娃卧室的窗帷。多年后谢罗娃剧院的老搭档帕维尔讲了一件他所目睹的事：一次谢罗娃对他说，五点整，一秒不差，一辆政府要员的轿车准时开到她家门前。车里的人走出来，将在门前“立正”几分钟，并说帕维尔可能见过那个人。五点整谢罗娃拉开窗帷，一辆吉普车刚好开到。从车里走出一个人，帕维尔一眼便看到军服上的元帅肩章。一九四九年罗科索夫斯基被斯大林派往波兰任国防部部长，吉普车才不再出现。此后她同西蒙诺夫的关系并未好转，反而恶化。谢罗娃已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桃色事件时有发生。一九五○年谢罗娃生了个女儿，西蒙诺夫见到后意味深长地说：“头发是黑的，这么说是我的啰！”西蒙诺夫终于无法再忍，由爱转恨，同她决裂。他们是一九五七年离婚的。除《等着我吧……》一诗上留有瓦·谢两个字外，西蒙诺夫删掉所有作品中她的名字。这时西蒙诺夫已跻身高位，担任苏联作协副总书记，并多次荣获斯大林奖，成为有影响的人物。他不希望谢罗娃的名字再出现在海报和银幕上，这些机构的领导对此自然心领神会。

离婚后谢罗娃的日子更艰难。她离开列宁共青团剧院，在小剧院也没待住；又转到莫斯科苏维埃剧院，仍没待住，影片当然没再拍。为同自己的母亲争女儿玛莎的赡养权，她打了一年官司。母亲认为她是酒鬼无权抚养女儿，应由外婆抚养。谢罗娃虽最终胜诉，但精神已经崩溃。她同儿子安纳托利一起酗酒，家里能变卖的都变卖了，唯一保存下来的是西蒙诺夫给她写的信。上世纪七十年代西蒙诺夫生病住院，玛莎来看父亲。西蒙诺夫叫她把他写给她母亲的信全部取回，他看过还给她。玛莎把信交给父亲，西蒙诺夫让她三天后取走还给母亲。玛莎取信的时候发现父亲一下子仿佛老了十年。西蒙诺夫对女儿说：“这些信仿佛昨天写的。凡是提到你的地方我都剪下来还你，其余的通通烧掉，不能落入他人之手。”

现在，不少人还记得三十年代苏联著名影星，如马卡罗娃、拉德尼娜、奥尔洛娃，可有谁还记得四十年代令观众着迷的谢罗娃呢？她完全被人遗忘了。

西蒙诺夫写这首诗的动机和它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大，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所罕见的。

与果戈理对话

我：“果戈理先生，您在天堂，我在尘世。您又上了年纪，今年二百零二岁了，我说话您听得见吗？”

果戈理：“我虽二百零二岁了，但眼不花耳不聋，看得见听得清，你说的我听得见。”

我：“先向您表示感谢，从小到大，我都在听您讲故事。在我最空虚或最倒霉的时候您的作品成为我的精神支柱。我还读过评论您的专著，但我仍然对您了解得太少，我想向您请教几个问题。”

果戈理：“你提吧。先告诉我你读过谁写的评论我的专著？”

我：“有七八个人。就说主要的吧：叶尔米洛夫、赫拉普琴科和马申斯基。”

果戈理：“你怎么读他们的书呢。叶尔米洛夫是打手，对与他观点不同的人抡起棍子就打。打手能有什么观点，就知道恬不知耻地歌颂斯大林，歌颂他们建立的体制，对文学一窍不通。他不是写我，而是图解列宁和斯大林引用过我的话，借吹捧领袖邀宠。赫拉普琴科什么都往阶级斗争上扯。我在《死魂灵》里写的几个地主身上的毛病，其实就是俄国人身上的毛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有。干吗非把他们与地主和农奴联系在一起？俄国的地主早被布尔什维克消灭光了，可我的人物绝迹了吗？至于马申斯基，不过拾赫拉普琴科之流的余唾罢了。”

我：“您怎么熟悉这三个人呢，他们可比您晚出生一百多年啊。”

果戈理：“这是帕斯捷尔纳克告诉我的，他可被叶尔米洛夫一伙整苦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被他们整得活不下去，书不能出版，连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剧本都不能出版。他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写了一首歌颂斯大林的诗，被迫向新政权表忠心。”

我：“我也听说他是第一个写赞美领袖诗的人。”

果戈理：“是不是第一个我不敢说。这是阿赫玛托娃告诉我的，他自己不好意思说。其实，我也写过阿谀沙皇和贵族的信。不恭维他们，能给我钱吗？没有钱我怎么生活，怎么写作？我敢承认，我收了他们的钱仍写我想写的。以我当时的名气，写什么都能出版，靠稿费也能过活，但我那样做就分散精力了。我宁肯向沙皇贵族要钱，完成自己的使命。我这种做法很多人不理解。”

我：“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请您谈谈，您那时的写作环境同俄国变成苏联后有什么不同？”

果戈理：“我正赶上尼古拉一世，一个反动的时代。全国实行书报检查制度，写了东西先送交书报检查部门审查，看看里面有没有反对沙皇的话。我的《死魂灵》是书报检察官尼基琴科审查的。他是文化修养很高的人，别林斯基把手稿带给他，他读后立即批准出版。俄国当时的书报检察官都是文化水平很高的人，有的本人就是作家。你知道冈察洛夫吧，就是写《奥勃洛莫夫》、《平凡的故事》和《悬崖》的那个人，他也是书报检察官。而苏联的检察官都是契卡分子，大字不识几个，怎么审查，就知道肆意迫害知识分子。”

我：“您是说只要作品里没有号召暴动、推翻沙皇的内容就可以出版？”

果戈理：“你这样概括有点绝对，但大体不错。我在《钦差大臣》里对官员们百般嘲笑，剧本不仅出版，还上演了。首演的那天，沙皇率领大臣们到剧院观看。他们是来寻开心的，喜剧嘛，逗乐而已。特别是丢尔先生饰演主角赫列斯塔科夫，丢尔是著名的喜剧演员，特别善于插科打诨，王公贵族都爱看他表演。但沙皇和大臣越看脸色越阴沉，看完尼古拉一世说：‘诸位都挨骂了，我挨得最多！’”

我：“您可要倒霉了。”

果戈理：“我到意大利去了。”

我：“您被驱逐出境了？”

果戈理：“怎么被驱逐出境呢！我自愿去的，到意大利写我的《死魂灵》。当局并没找我麻烦。沙皇时代与苏联时代不同，作家可以随意出国，像我的晚辈同行屠格涅夫，长年住在国外，在法国呆腻了就上德国，想回国随时可以回国。根本不存在驱逐出境、叛逃这种概念。”

我：“原来俄国和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还是有区别的。我原以为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是继承沙俄的呢。”

果戈理：“你怎么这么糊涂，苏联是推翻俄国临时政府建立的，临时政府又是推翻尼古拉二世建立的，怎么能继承呢。你不能看它们相似就认为后者继承前者。两个检查制度不同的地方很多。沙俄的报刊多数是私人办的，苏联的报刊通通是国家办的。不论是《新世界》还是《十月》都隶属于苏联作协，而苏联作协是国家衙门。一个作家组织变成政府部门，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沙皇时代发不发文章由编辑决定，苏联时代主编没这种权力，还得通过苏共宣传部。宣传部是党的一个部门，按说只管党内的事，可苏联党政不分，什么都管。特瓦尔托夫斯基跟我说过，他主编《新世界》的时候吃尽苦头，为发表一篇文章要到宣传部跑几趟，同官员们争论、解释、恳请甚至哀求。”

我：“您也见过特瓦尔托夫斯基？您还见过哪几位苏联作家？法捷耶夫、马雅可夫斯基或者潘菲洛夫、柯切托夫？”

果戈理：“法捷耶夫和马雅可夫斯基不能到我这里来，因为他们是自杀的。潘菲洛夫和柯切托夫也没到这里，去了另外的地方。”

我：“后两位在中国名气很大。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上世纪五十年代就译成中文，但读者不多。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落角》和《你到底要什么》陆续译成中文，读者要比潘费洛夫多得多。您怎么看这两位作家？”

果戈理：“儿童文学作家丘科夫斯基同我谈过他们，所以我对他们略知一二。潘菲洛夫是顽固不化的极权体制的护卫者，声嘶力竭地歌颂农业集体化。但他不仅缺乏文学才华，文化水平也不高，句子都写不通，高尔基就曾批评过他。读他的作品是浪费时间。柯切托夫同他是一路货，一味歌颂党的政策，只不过文化水平略高一些，更善于投机一些。他们的得意门生是巴巴耶夫斯基，就是那个写《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的家伙，比他们两位文化水平还低，算个半文盲吧。听说巴巴耶夫斯基的作品也译成中文。中国太迷信苏联了，凡是获得斯大林奖金的作品就翻译。潘菲洛夫主持《十月》杂志多年，柯切托夫主持过《文学报》。他们能发表什么好作品？他们看中的必定是拙劣的，优秀的绝不允许发表。”

我：“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事。连诬蔑中国人的《旅顺口》也获得斯大林文学奖，并翻译成中文了。”

果戈理：“没有人向我提起《旅顺口》，我不知道这本书。索尔仁尼琴告诉我柯切托夫是拍苏斯洛夫马屁爬上去的。他讲了一则趣闻：每当柯切托夫接苏斯洛夫的电话时，第一句话一定是：‘苏斯洛夫同志，我站着接您的电话。’苏斯洛夫是仅次于勃列日涅夫的第二号人物，苏联意识形态总管，人称灰衣主教，拍他的马屁自然爬得快。你说柯切托夫的读者比潘菲洛夫多得多，我知道什么原因了，是你们的巴金告诉我的。柯切托夫后几部作品是在你们文革前后出版的，那时不让读书，把年轻人赶到乡下。年轻人不读书怎么行？于是他们各显神通，到处找书，找到后互相传阅。柯切托夫的书就是那时读的。柯切托夫的书里有故事，也有点爱情什么的，青年们就读他的书，饮鸩止渴，因为没有别的书可读。中国青年没有接触过优秀的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便把柯切托夫当成俄国和苏联文学的代表，太荒唐了。而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是早翻译的 ，‘文革’前已列入禁止阅读的苏修文学范畴，所以青年们没读过。”

我：“我与当年的知青谈起过苏联文学，他们很多人知道柯切托夫，却不知道帕乌斯托夫斯基。那时他们在农村里没事干，又没有其他的文娱活动，靠读书打发时间，碰到什么书读什么书，其中就有柯切托夫。后来各奔前程，忙于工作，没有时间读书，而当年读书的印象就留在脑子里。”

果戈理：“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让青年人读书？中国不是学习苏联吗？苏联还让人读书呢。当然，有他们的宣传导向，号召青年人阅读宣传他们政策的书，但其他的书也可以读，比如我的书，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书。”

我：“后来中国很多书也可以读了，可‘文革’期间外国文学（包括苏联和西方）和中国古典文学被定为封资修文学。还不止文学，也包括其他学科，我不多讲了，您弄不清，不是中国人谁也弄不清。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我请教您第二个问题：谁是您的嫡派传人？包括俄罗斯的和苏联的作家。”

果戈理：“要说嫡派传人一个没有，要说受到我创作影响的人就多了。俄罗斯著名的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和契诃夫，苏联著名的有苔菲、布尔加科夫和左琴科。当然不止这六个人，我不过举例而已。也不是说他们的创作风格跟我一样，完全不是，如果那样就变成模仿了，而他们各有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就连屠格涅夫也受到我的影响，但他的风格与我迥乎不同。影响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这么说吧，他们吸收了我的‘创作之魂’。‘创作之魂’听起来有点玄妙，你自己琢磨吧。但他们对我的景仰是我生前所未料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们都是我的小说《外套》孕育出来的，布尔加科夫说愿用我墓碑下的一块石头做他的墓碑，而他太太居然弄了一块。他和我都安葬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我提到的三位苏联作家，除左琴科外，其他两位你们中国人可能不大熟悉，不得不多说几句。布尔加科夫一直受到拉普（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攻击，最卖力的当然是叶尔米洛夫。布尔加科夫写过许多剧本都不能出版、上演，直到他死后二十多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得以出版、上演。他把我的《死魂灵》改编成剧本，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一段时间就靠《死魂灵》的演出税过活。他的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和《狗心》都是苏联的优秀作品，从中或许能看到我的《鼻子》的影子。至于苔菲，是苏联时期的作家，但并不是苏联作家。她自己对我说，热爱俄罗斯，但仇恨布尔什维克，确实如此。‘十月革命’，现在中学教科书又改为‘十月政变’了，不管叫革命还是政变吧，反正一九一七年以后苔菲逃到法国，这才是流亡呢，与我到意大利完全不同。苔菲是聪明的女作家，善于捕捉人性可笑之处。一九一七年以前，她在俄国已经闻名遐迩了，从王公大臣到邮差摊贩，没有不读她的书的。连沙皇尼古拉二世都爱读她的小说。她在国外写了很多短篇小说，是侨民作家当中最出色的，引起另一个侨民女诗人吉皮乌斯的嫉妒，向我说了她的很多坏话。吉皮乌斯是个平庸的作家，怎能同苔菲比。就文学成就而言，也比不上她丈夫梅列日科夫斯基。梅列日科夫斯基写过一部《果戈理与小鬼》，当然少不了胡说八道，但还是赞扬我。你读过吗？”

我：“我没读过。我只读过他的《诸神之死》和《诸神复活》。没有读过女诗人吉皮乌斯的任何作品。您也见过梅列日科夫斯基？”

果戈理：“我没见过他。他恨布尔什维克恨得头脑发昏，临终前在巴黎发表广播讲话，竟把进攻苏联的希特勒比作决心把法国从英格兰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圣女贞德。这样的人到不了这里。再回头说苔菲。一九四六年夏天西蒙诺夫和爱伦堡访问巴黎。斯大林给西蒙诺夫一项任务：把俄国作家布宁或苔菲请回国，两个人都请回来最好，请回其中的一位也行。苔菲告诉我，布宁对布尔什维克的仇恨不亚于她。两人绝不回苏联。但苔菲听说西蒙诺夫和爱伦堡要在苏联驻法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宴请俄侨作家。二战期间他们在法国过的日子苦极了，平日吃不饱，几个月不沾荤腥。现在有宴会岂能不去饱餐一顿？一群衣衫褴褛的俄侨作家抱着同样的想法来到大使馆。桌上摆满珍馐美味，莫斯科的香肠，堪察加的马哈鱼，令人垂涎欲滴的俄国鱼子酱，这次可不是过屠门而大嚼了。西蒙诺夫先致辞，介绍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苏联人民为此付出的巨大牺牲，斯大林的英明领导是胜利的保证。西蒙诺夫致辞时，苔菲向布宁使个眼色，两人抄起刀叉，瞄准鱼子酱大嚼起来。西蒙诺夫举杯为斯大林的健康干杯，大家都站起来碰杯，没站起来的只有苔菲和布宁，他们完全沉浸在美味中。等到西蒙诺夫请同胞们品尝祖国的美味时，马哈鱼只剩下鱼头鱼尾，鱼子酱也所剩无几。”

我：“怎么像您在《死魂灵》里写的梭巴凯维支呢？”

果戈理：“这都是苔菲亲口告诉我的，也许她讲的时候想起梭巴凯维支了。斯大林为什么这时邀请苔菲和布宁回国呢？领袖的想法莫测高深，让人捉摸不透。过了两三个月开始猛烈批判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列宁格勒党魁日丹诺夫把他们俩骂得狗血淋头，可他们都是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呀，从未公开说过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话。左琴科跟我说，表面上批判他们，实际上是日丹诺夫派同马林科夫派的斗争。批判他是因为他在列宁格勒杂志《星》上发表《猴子奇遇记》，但这篇小说不是他的投稿，而是马林科夫一伙捣的鬼，把他发表在儿童刊物《脏孩子》上的儿童故事转载在大型刊物《星》上，嫁祸给日丹诺夫，因为列宁格勒是日丹诺夫的地盘。他的地盘上竟发生这样的事，说明日丹诺夫丧失警惕性。他们知道斯大林看列宁格勒刊物，在严肃的刊物上突然出现一篇儿童读物必定引起他的注意。这是左琴科最重的罪行。批判阿赫玛托娃是因为她过去的经历，一九一七年前写的诗，翻陈年旧账。可布宁和苔菲不同，他们公开咒骂布尔什维克，咒骂苏维埃政权，咒骂苏联领导人。布宁在《诅咒的日子》骂得厉害极了。把他们请来接受批判？按照苏联的法律他们两人都应处决。”

我：“听说左琴科被开除作协后断了生路，靠修鞋过活。他为了发表作品，写过‘歌颂讽刺小说’，结果失败。”

果戈理：“荒谬绝伦，怎能把对立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呢。都说左琴科是我的传人，其实不是。我写的是俄国人身上的劣根性，他批判的是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对苏联人的影响。苔菲倒有几分像我，嘲讽的是俄国人身上固有的丑陋，你读过她的作品吗？”

我：“读过，但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了。五十年代上苏联文学史课，别说苔菲了，就连帕斯捷尔纳克也不讲。八十年代前不仅我不知道苔菲，俄国人也不知道苔菲，她是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后才回归祖国的。我想向您提第三个问题：您是怎么写作的。”

果戈理：“苏联作家魏列萨耶夫写过一本《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你读过吗？”

我：“读过，并且把它译成中文。这本书很受中国读者欢迎，印了五六版。鲁迅很推崇这本书，请孟十还译成中文。我算是重译。您同意魏列萨耶夫的看法吗？”

果戈理：“你说鲁迅推荐过这本书？就是翻译过《死魂灵》的那个鲁迅？”

我：“就是翻译《死魂灵》的那个鲁迅。”

果戈理：“我见过他。他很喜欢我的作品，除自己翻译《死魂灵》外，还请年轻朋友韦素园翻译《外套》。鲁迅大概不是从俄文直接翻译的，把死农奴译成死魂灵容易让人误解。我的故事梗概就是乞乞科夫利用已死但尚未注销的农奴发横财。译成‘魂灵’就费解了。俄文这个词有两个意思：农奴和灵魂。‘灵魂’可以理解，而‘魂灵’而且还是死的，就不知所云了。”

我：“鲁迅是根据日文并参照德文翻译的。书名译得确实有问题，不看过书不知是一本什么书，而您的俄文书名概括全书，一目了然。”

果戈理：“魏列萨耶夫从搜集材料、写作过程、修改手稿和征求别人意见等几个方面谈我的创作，大体不错，基本同意他的看法。他还编了一本《果戈理资料》，印数不多，你未必见过。”

我：“我不仅见过，还有这本书，戈宝权先生一九三五年随同梅兰芳博士访问苏联时买的。后来戈先生送给我了。”

果戈理：“《果戈理资料》不必全读，太繁琐，但资料不少，可供查阅。魏列萨耶夫说我不深入生活，我身在生活中，到处有生活，还怎么深入？我与人接触就是观察人。我特别愿意听人清谈，从中能汲取很多创作素材。《外套》的故事就是听来的，我不过改变一下情节而已。我特别爱听普希金清谈。他谈到忘情时，什么都谈，连自己的创作计划也谈。他知道我有‘偷听’的本领，发现我在场就紧张。我说《死魂灵》和《钦差大臣》题材是普希金给我的，其实是我‘偷听’来的，这么好的题材他岂肯给我？我听说他一次对家里人笑着说：‘当着这个乌克兰佬的面说话可得当心，他抢劫我的东西我连喊都喊不出来。’”

我：“听说您请母亲给您描写乌克兰姑娘的服饰，搜集乌克兰古老的传说，这些您都写进《狄康卡近乡夜话》里了。”

果戈理：“那又怎么样？作品可是我的呀！”

我：“我怎么老写不好文章，文字不简洁，句子不流畅，您有何见教？”

果戈理：“文章要反复修改。写好后不急于发表，放在一旁，干别的事，旅行啊，看书啊，或什么事也不干呀。过一段时间，您再修改稿子。修改完，一定亲自抄清，再放在一边，干别的事。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修改，修改后亲自抄清，放在一边。过一段时间再修改抄清 。这样做八遍，文字就简洁凝练了。”

我：“修改——抄清——再修改——再抄清，要做八遍，现在的人很难做到，我也未必做得到。”

果戈理：“做不到八遍，少一点也行。主要是别急于发表，写好后放一段时间，修改后再发表，这一点你总能做到吧。多看有关修辞的书，避免出现病句。有位中国人告诉我，中国现在出版的书不通的句子比比皆是，仿佛米饭里掺沙子，难以下咽。他问我怎么办，我就把刚才对你说的话对他重复了一遍。”

我：“可是出版机构催怎么办？特别是翻译的时候，编辑老在屁股后面催。编辑不懂外文，没译过书，认为翻译简单不过，不过把外国字译成汉字。滥译的人不算，认真的译者被催得苦不堪言。请您说句公道话。”

果戈理：“我尝试过翻译，但我的法文太蹩脚，放弃了。但我深知翻译的艰辛。一定要给译者充分的时间，像你说的情况，出不了好译文。”

我：“最后一个问题。听说您在作品发表前喜欢给别人朗诵？特别喜欢给那些不喜欢您的人朗诵，果真如此？”

果戈理：“你们没有朗诵作品的习惯，我们那时经常朗诵自己的作品。普希金朗诵诗，我朗诵小说或剧本。朗诵时自己能发现问题，听众也能发现问题，是一种修改作品的好方法。我乐意给不喜欢我作品的人朗诵自己的作品，不喜欢给无论我写什么都一味赞扬我的人朗诵。我曾给莫斯科省长朗诵过《死魂灵》。他专门挑毛病，批评起来又严厉无情。他是一个富有实际经验而对文学一窍不通的人，当然免不了胡说八道，但有时提的意见我可以采用。读给这些聪明的、非文学界的审判官们听，对我恰恰是有益的。我根据我的作品对不大读小说的人所产生的印象来判断它们的价值。如果他们发笑了，那就真正可笑，如果他们被感动了，那就真正感人。因为他们坐下来听我朗诵的时候，是绝对不准备发笑，不准备受感动，不准备赞美的。”

我：“与您对话受益匪浅。谈的时间不短了，您该休息了，如果有机会再向您请教。”

果戈理没结婚

果戈理一生充满矛盾。他的作品真实地揭示出十九世纪俄国愚昧、野蛮和残酷的现实，剖析了俄国人身上的民族劣根性，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但果戈理笃信宗教，交往的多是达官显贵（农奴主），是他们的座上宾。果戈理的思想与他的作品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他的真实社会地位与他的文学声望同样存在巨大的差异。他的作品尖锐地嘲讽了俄国地主和官吏身上一切丑陋的东西，他笔下的人物可以称为丑陋的俄国人。直到如今，多数俄国人身上或多或少存在果戈理人物的影子。果戈理时代贪污受贿风行，无处不在，同今日的俄罗斯没有区别。果戈理曾敏锐地预言，贪污腐败已成顽症，如不根除，必将导致俄国灭亡。在烧剩的《死魂灵》第二卷最后几页残页中，果戈理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这几页没头没尾，一般人不会注意。乞乞科夫被释放后，公爵召集全城达官显贵，对他们讲了一段话，大意是：现在贪污腐败成风，你撤换贪污腐败分子，换上诚实的人，但过不了多久，诚实的人又变成贪污腐败分子，这样不断撤换，直到无人撤换为止。下面是果戈理的原话：“公爵对达官显贵说……重要的是，我们面临拯救祖国的重任，我们的国土已在日益沦亡，敌人不是二十种外族语言（指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入侵俄国的军队。这支军队由各种民族组成）的入侵，而是我们的自身；在合法统治之外，已经形成了另外一股统治势力，它比任何一种合法势力都强大得多。它制定出自己的条件，给一切都标上价格，甚至使这些价格达到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的地步。这种邪恶风尚，是任何一位国君都无法加以纠正的，纵然他比天下所有立法治国的君主都贤明，纵然他设置监察员竭力限制品格恶劣的官员的行动，也无济于事。只要我们每个人还不知醒悟，觉得自己应该如同起义时代人民武装反抗入侵之敌一样，奋起反抗不义，一切都将是徒劳无益的。”（《死魂灵》，第四六六~四六九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百五十年前果戈理就看到国家法令之外还存在着潜规则，而社会的运转依赖的就是这种潜规则。一切政府法令和规章通通没用。今天俄罗斯怎么样了呢？二○○九年七月二十七日，俄罗斯内务部经济安全局发布了全国贪污腐败数据。数据显示：俄罗斯平均每次贿赂金额已攀升到两万七千卢布（约合人民币七千元），比此前增长了三倍。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虽然大张旗鼓地反贪腐，但收效甚微。俄罗斯反腐调查中心认为反贪腐工作只触及皮毛，执法部门不愿意插手危险的“灰色地带”，以免触犯禁忌，招来横祸。反腐调查中心负责人巴菲洛娃女士坦言道：“两万七千卢布仅仅是贿赂医生或因行车超速而通融警察的数目，真正的商业贿赂尚未曝光。”她认为俄罗斯目前的反腐还仅限于基层，无力在政府中层展开，如对俄罗斯各州首长和国家各部委官员肃贪（却无力推行）。执法人员不敢对俄罗斯权贵阶层肃贪，投鼠忌器。如对大权在握的政府大员的贪污腐败案件处理不当，执法人员往往会丢掉乌纱帽，甚至沦为“阶下囚”。（《世界博览》二〇〇九年第十七期）

果戈理一百五十年前的话不幸成为谶语。潜规则代替了国家法令。前些日子俄罗斯领导人封闭了莫斯科切尔基佐沃市场，使中国商人损失惨重，有的血本无归，也是潜规则运作的结果。中国商人想走“白色清关”，但俄罗斯伙伴却千方百计地让他们走“灰色清关”。因为这样海关才能获益，伙伴才能任意宰割中国商人。如一定要走“白色清关”，货物不知要扣压多久。与俄国人接触多了，便会发现其中有不少人不讲信用，夸夸其谈，懒惰酗酒，使你不禁想起果戈理笔下的人物。他的人物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一直快快活活地活到今天。

果戈理出生于乌克兰小地主家，社会地位不高。他中学毕业后来到彼得堡。二十三四岁出版了《狄康卡近乡夜话》，接着又出版了《密尔格拉德》，成为普希金之后文坛上又一颗耀眼的明星，深受知识分子喜爱，普希金也给予他极高的评价。青年人更不用说了，果戈理成为他们的偶像。一八四二年《死魂灵》出版后，大学生们不上课，在教室里轮流朗诵《死魂灵》。但在沙皇和保守的大臣眼里果戈理不过是弄臣，插科打诨的人，而对这类人沙皇的态度是宽宏大量的，说过头话也不见怪。一八三六年喜剧《钦差大臣》上演，沙皇尼古拉一世率领大臣们观看。他们是到剧场寻开心的。特别是主角赫列斯塔科夫由著名喜剧演员丢尔扮演，更让沙皇和大臣们相信喜剧一定逗乐。但他们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脸色越来越阴沉，演出结束后，沙皇走出剧院说道：“大家都挨骂了，我挨得最多。”但沙皇并没有把果戈理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宽恕了果戈理，因为果戈理在他眼中不过是弄臣而已。试想一下，如果斯大林率领全体政治局委员看戏，闭幕后，斯大林说：“大家都挨骂了，我挨得最多。”剧作家的下场如何，导演和演员的下场如何，不难想象。因为斯大林把作家视为人类灵魂工程师。苏联作家的神圣使命就是歌颂斯大林所领导的体制以及他本人。一八四六年果戈理准备到耶路撒冷圣地旅行，他请求沙皇尼古拉一世发给他一本特殊护照，他经过的所有地区都要接待他。沙皇说俄国没有这样的护照，但仍令果戈理途经地区的俄国使馆接待他。沙皇满足了弄臣果戈理过分的请求。其实中国伟大的诗人李白在唐玄宗眼里何尝不是弄臣呢？李白说唐玄宗的大太监高力士为他脱靴，杨国忠为他研墨，但他写的《清平乐》是赞美杨贵妃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唐玄宗和杨贵妃正在欣赏牡丹，要人助兴，便把李白叫去了。李白和果戈理当然不是弄臣，但在唐玄宗和尼古拉一世的眼里未必不是。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沙皇宫廷女官斯米尔诺娃-罗谢特回忆道，一位公爵问她，果戈理是何许人？当时果戈理已名满天下，可公爵却不知道果戈理。当然不只他一人不知道，很多脑满肠肥的大贵族也不知道果戈理。果戈理的求婚被拒绝是贵族对他的蔑视的露骨表现。果戈理与维利耶戈尔斯基公爵一家关系良好，不时拜访，有时还给他们朗诵自己的作品。维利耶戈尔斯基一家待果戈理也很好，每次果戈理来访都热情接待。维利耶戈尔斯基公爵是亲近沙皇的重臣，为《死魂灵》的出版出过力。果戈理爱上公爵的女儿安娜公爵小姐，托安娜的姐夫代他向安娜公爵小姐求婚。但果戈理的求婚激怒了维利耶戈尔斯基公爵一家，遭到断然拒绝，并从此不许果戈理踏入家门。这件事在上流社会流传，等于打了果戈理一记响亮的耳光，使他无地自容。果戈理从此患上忧郁症。维利耶戈尔斯基是世袭贵族，安娜的母系更加显赫，出自比龙家族。比龙是安娜·伊万诺夫娜女皇的宠臣兼面首。他们怎么看得起小地主家庭出身的果戈理呢。作为作家的果戈理他们可以接待，就像接待各类艺人一样，但绝不会把女儿嫁给一个身份比他们低贱得多的人。在他们眼里果戈理同样是弄臣。果戈理活了四十三岁，没有再见到果戈理向女人求婚或与女人恋爱的记载。

果戈理的作品无情地鞭笞了俄国的现实，但他却没有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一厢情愿地赋予他的推翻农奴制的使命。俄国朋友送了我一本最新出版的《果戈理百科辞典》，我翻了一下，看到他与贵族地主的交往，他们的通信。他的思想与这些大农奴主的思想没有多少区别。比如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农奴给地主干活是上帝的意志，所以要好好干活。女人守寡也是上帝的意志，那就好好守寡吧。他对贵族的那种阿谀口吻让人看了反感。别林斯基特别看重果戈理的作品，因为果戈理展现了俄国丑恶的现实，抨击了农奴制，从艺术上确认了别林斯基的思想。其实，果戈理写的都是他亲眼看到的，他不得不这样写，但他并没有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主观上要推翻农奴制。他出版《与友人书信选》是他一贯思想的集中表露。世界观与创作之间的矛盾在不少作家身上或多或少存在，但在果戈理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我们常说，作家要改造思想，深入生活，才能写出无愧为时代的作品，但在果戈理这儿得到的恰恰是反证。为什么会这样？我一直想不明白。

姑娘为何变成老马

翻译中出现错误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翻译是件很难的事，一个错不出是不可能的。译者只能竭尽全力，勤查字典和工具书，尽量减少错误。近年来俄语翻译的情形恰恰相反，错误不是逐渐减少而是日趋增多。原因是各式各样的，这篇小文当然无法说清。我只想谈谈人名地名的误译和永远无法改正的错译。人名和地名误译又分两类。一类误译已为读者接受，约定俗成，译正确了反生歧义。有的错误则必须改正过来，可改正起来比登天还难。

电视台正在播放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角保尔·柯察金大家都熟悉，但这个名字便是误译。按新华社编的《俄语姓名译名手册》应译为帕维尔·科尔恰金。可谁知道帕维尔·科尔恰金？梅益先生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误译已被读者接受，不必改正。夏伯阳是同名电影在中国放映时，译者误把英文字母V看成Y而译成的，很像中国名字。大概因为译名离原名发音相差太远，后改译为恰巴耶夫，但夏伯阳比恰帕耶夫顺口，更为流行。人们提到这位苏联内战历史人物时仍然称作夏伯阳。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也是误译的姓名。安娜的丈夫姓卡列宁，按俄国习俗女人婚后随丈夫姓，所以应译为《安娜·卡列宁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托尔斯泰选集的时候，有人提出改为《安娜·卡列宁娜》，但编辑部考虑读者已经习惯旧译名，没有改正。《死魂灵》也是误译，有“灵魂”这个词，可不知道“魂灵”什么意思，而且还是死的。原文意思清楚：死去的农奴，所以正确译名应是《死农奴》，但也不必改正，因为《死魂灵》是鲁迅翻译的，名气实在太大，改了反而不知是什么书了。鲁迅译著中不规范的人名地名还很多，如《工人绥惠略夫》是从德语转译的，按俄语拼音应译为《工人舍维廖夫》，而舍维廖夫在俄国还是大姓。瞿秋白二十年代初所写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中的人地名多不规范，如把托洛茨基译为杜洛次基，高尔基译为葛里基，托尔斯泰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田庄译为清田村，现在早没人这样译了。我们不能因此而责备先行者，因为那时译名尚未规范，大家都在探索。

译名是逐渐规范化的，现在大多数历史人物已有固定译法，并收入各类工具书，翻一下便能找到通用的译名。如果今天译者不按通用译名译，自己杜撰，那就属于另一类错误了。最近出版的《斯大林秘闻》中，译者把李维诺夫译为李特维诺夫，越飞译为约费，李可夫译为雷科夫，暴露出译者缺乏历史常识。俄苏历史人物的译名应以《列宁著作资料汇编》的译名为准。上面提到的几个人物都是苏俄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资料汇编》都收入了。李维诺夫曾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可夫是列宁时期联共（布）政治局委员，列宁逝世后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九一八年布列斯特和约谈判期间越飞担任苏俄代表团首席代表，一九二三年在上海与孙中山举行会谈并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学过《联共（布）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人都熟知这些人物。译者没学过也能查到，懒得查当然要误译了，而这种误译是不允许的。还有更甚者。去年十二月十五日的《远东经贸导报》竟将伏罗希洛夫译为沃拉什洛夫，加米涅夫译为卡门涅夫。看来译者是年轻人，不知道这两位历史人物。加米涅夫死得早，没学过苏联历史的人可能不知道，但他曾显赫一时，是联共（布）政治局委员，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列宁的亲信之一。伏罗希洛夫在中国名气更大，一九五七年他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身份访问中国，中国人亲切地称他为“伏老”而不是“沃老”。查出这些姓氏并不困难，翻翻工具书就可以查到，可译者连这点力气都不肯花。

下面的错误属于理解错误，但与其他理解错误不同，很多人都知道译错了，可就是无法改正。我指的是我们十分熟悉的俄罗斯民歌《三套车》歌词的译文。潘安荣兄一九九八年就在《光明日报》上著文，指出歌词译文的错误。但歌词一配上谱就难改了，要改就得重新配谱，这已不是译者一人能改的了，永远按照误译的歌词唱，听起来很不舒服。请看至今仍在演唱的歌词：

冰雪遮盖着伏尔加河，河上跑着三套马车，有人唱着忧郁的歌，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

小伙子你为什么忧愁，为什么低下你的头，是谁让你这样伤心，问他的是乘车的人；

你看吧，这匹可怜的老马，它跟我走遍天涯，可恨那财主把它买了去，今后苦难在等待着它。

这首歌词分三段。第一段讲赶车人唱忧伤的歌，第二段乘车人问赶车人为何忧伤，第三段赶车人说出他忧伤的原因。原来赶车人舍不得离开他的老马，这就不合逻辑了。马老了总要换的，马车夫一生不知要换几匹马呢。每次换马他都要唱忧伤的歌，未免太多情了。问题出在第三段。马车夫为什么要可怜跟他走遍天涯的老马呢？因为马老了，跑不动了，不应再让它拉车，马车夫心疼老马。财主为什么非要花钱买一匹没用的老马呢？老马怎么被财主买去必定受苦难呢？实在令人费解。莫非财主比马车夫使用老马还狠？既然是财主就不可能只有一匹老马并且只使用这匹老马。怎么解释也解释不通，因为第三段翻译错了。

请看第三段正确的译文：

咳，老爷，圣诞节即将来临，她再不属于我。可恶的财主看中了她，她不会有快乐的生活。

歌词漏译了“圣诞节即将来临”这句重要的话。按俄国习俗，圣诞节是婚娶日，这一天，姑娘就要被迫嫁给自己不爱的财主了，所以不会快活。财主看上漂亮的姑娘并把她从贫困的年轻人手中抢走，在沙皇俄国是司空见惯的事。马车夫心爱的姑娘被财主抢走，他才痛苦地唱起忧伤的歌。这才是歌词深刻感人的地方。译者除漏译一句重要的话外，还把代词的指代弄错了。俄语中的代词она即可指代女性名词，如女人、姑娘，也可指代任何阴性名词。马便是阴性名词，译者不根据上下文理解歌词，又漏译了一句，便认定指代姑娘的она指代的是老马，便把姑娘变成老马了。

悲怆的诗句消失了，只剩下悲怆的旋律，怎能不让人遗憾呢。

可当史书读——《人·岁月·生活》序

海南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的插图本，是一本颇值一读的书。一九九○年我在苏联远东大学图书馆见过《人·岁月·生活》的俄文版插图本，每页下面附有相应的插图。我翻了几页便被内容和插图所吸引，爱不释手，一心想弄到一本，花多少钱都行。但哪儿也买不到，俄国朋友也弄不到。刹那间脑子里甚至闪过“邪念”，就对图书馆说书丢了，我赔钱好了。但理智马上制止了我，怎能干这种不体面的事呢。以后我一直在寻找，但没有找到。现在终于如愿以偿，有了中译本插图本，同我在苏联看到的样式一样，也是每页下面附有相应的插图。出版社的人告诉我，他们是从爱伦堡女儿那里弄到的书，真下了不少功夫。

爱伦堡是苏联著名作家，自以为诗写得最好，小说次之。但读者并不认同，他的诗从未吸引过读者，没有人把他看作诗人。他的小说昙花一现，流行过，但很快便被人遗忘。比如《解冻》，谁还记得书中的内容，只记得概括那个时代特征的书名而已。唯独他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写的政论，曾极大地鼓舞苏联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斗志，至今仍充满火热的激情。他足以传世的作品除了政论便是这部回忆录了。回忆录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新世界》杂志上陆续发表，一时人人争读，洛阳纸贵。爱伦堡打开了苏联人的眼睛，让他们看到当局想方设法不让他们看到的国家坎坷的过去和苏联以外的另一个世界。今天在俄国，人所共知的国内外著名的诗人、作家和艺术家，还是广大读者四十年前从爱伦堡的回忆录中读到的。我看到过一则报道，在地铁的一节车厢内就有四五个人同时阅读刊载《人·岁月·生活》的《新世界》杂志。

爱伦堡活了七十六岁，他把六十年来接触过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写入回忆录中。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苏共虽已召开过二十大，赫鲁晓夫做了《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但许多迫害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决议并未撤销，受迫害的人并未平反昭雪，外国很多作家、艺术家仍被看作敌视苏联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爱伦堡写出自己与各类人的接触，展现他们所处的特定时代，竭力为他们画出一幅幅肖像。肖像画得未必都成功，但出于真诚的心愿，真实而客观，不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回忆录是按年代写的，从俄国第一次革命一直写到他本人去世。写得最多的是诗人和作家，也是他接触最多的人。他写与茨维塔耶娃、巴别尔、曼德尔施塔姆和帕斯捷尔纳克等作家和诗人的会面。茨维塔耶娃是长年流亡国外的女诗人，写过赞美白军的《天鹅营》。她的丈夫埃弗隆便是逃亡国外的白卫军。他们并未改变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但迫于生计，埃弗隆不得不与苏联派往巴黎的克格勃合作，为苏联绑架白军将军穆勒。这件事曝光后，茨维塔耶娃一家受到法国俄国侨民的一致谴责，俄侨所有报刊拒绝刊登茨维塔耶娃的诗作，他们一家无法在巴黎生活下去，被迫返回祖国。埃弗隆回国不久就被克格勃处决，茨维塔耶娃疏散到大后方叶拉布加镇，在那里上吊自杀。茨维塔耶娃在苏联当局眼里是畏罪自杀的反革命家属，她的文学成就当然无人提了。这位现在与阿赫玛托娃并称为苏联诗坛双子星座的茨维塔耶娃，是爱伦堡第一个介绍给苏联读者的。爱伦堡几次同茨维塔耶娃会面，曾劝说她不要发表《天鹅营》，因为白卫军十分残暴，不应赞美。茨维塔耶娃不相信，他们争吵起来。茨维塔耶娃把诗集《别离》赠送给爱伦堡，上面写道：“您的友谊对我比任何仇恨都珍贵，您的仇恨对我比任何友谊都珍贵。”茨维塔耶娃最终放弃出版《天鹅营》的打算。在爱伦堡的笔下，茨维塔耶娃是天才的诗人，但倔强，孤独，幻想，永远脱离现实，自己折磨自己。爱伦堡写她那一节的小标题是《钟情而坚贞的女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因写讽刺斯大林的诗被捕入狱，瘐死在海参崴二道河子劳改营转运站，是死有余辜的反革命分子。爱伦堡把他写得天真可爱。曼德尔施塔姆被白军逮捕，关进监狱，大声喊道：“我是诗人，生来不是蹲监狱的。”白军才不管你是不是诗人呢。爱伦堡对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才评价很高，同他情深义重，写他的时候笔端充满感情。他们分别拥抱的时候，爱伦堡已预感到他们不会再见面了。巴别尔因小说集《骑兵军》“攻击”布琼尼老总麾下的第一骑兵军而获罪，加上克格勃罗织的其他罪名被处决。爱伦堡在《戴眼镜的巴别尔和〈骑兵军〉》一节里，开头就坦诚说巴别尔是他最亲近的最忠实的朋友。对他的《骑兵军》称赞备至，对布琼尼的漫骂不屑一顾。把沉埋多年的苏联优秀小说家从历史的尘埃中挖掘出来，呈现给广大读者。巴别尔的《骑兵军》和《敖德萨故事》已译成中文，中国读者定能判断作品的价值。帕斯捷尔纳克一九五八年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受到致命的打击，家里的门窗被天真的大学生打碎，并要求他“滚出苏联”。苏联当局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迫害愈演愈烈，如果不是印度总理尼赫鲁给赫鲁晓夫打电话，表示他愿意担任保卫帕斯捷尔纳克委员会主席的话，帕斯捷尔纳克可能被驱除出境。帕斯捷尔纳克虽准许留在苏联，但已身心交瘁，两年后郁郁而终。爱伦堡把帕斯捷尔纳克视为伟大的诗人，只是性格孤僻，又太天真。爱伦堡指出诺贝尔奖不是他应获得的。苏联主流作家获得过苏联设立的各种奖项，但没有一个人获得过诺贝尔奖，怎能轮到帕斯捷尔纳克呢。爱伦堡把上述已被苏联人民遗忘的作家一一介绍给苏联读者，语调平和友善，把苏联当局仍视为敌人的人当成自己的朋友，娓娓诉说与他们的交往。这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不可不说是壮举。

爱伦堡还道出他所了解的主流作家鲜为人知的一面。爱伦堡写了法捷耶夫，但他们不能算朋友。法捷耶夫是作协领导人，斯大林的文学总管，可以说在作协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法捷耶夫给人的印象总是昂首挺胸发表演说的样子。一九四九年法捷耶夫率苏联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在故宫太和殿讲话。我有幸见过他，就是一副昂首挺胸的样子。法捷耶夫在同非党人士接触时，知道对方不会对自己造成伤害，会放下首长的架子，现出本来的面目。在国外出差的时候，他向爱伦堡倾吐衷肠。法捷耶夫说他一生最爱两个人，也最怕两个人：母亲和斯大林。他向爱伦堡讲述了长篇小说《黑色冶金业》的悲惨故事。“一九五一年马林科夫把我叫去：‘冶金业有一项将改变一切的发明。倘若您把它写出来，您就给党帮了大忙。’他告诉我，如何揭露出一帮搞破坏勾当的地质学家。我开始搜集材料，研究问题，在乌拉尔呆了很长时间……我想，我一定能写出一部真正的长篇小说。不料，‘发明’原来是假的，国家花了几亿卢布，给被诬陷的地质学家恢复了名誉。总之，小说失败了。”小说《青年近卫军》同样让法捷耶夫伤透了心。法捷耶夫认为《青年近卫军》是他的得意之作，小说确实博得好评，并获得斯大林奖。导演格拉西莫夫把小说搬上银幕，影片触怒了斯大林：影片描写了德国占领区内苏联少年与德国人斗争的英雄事迹。斯大林问，共青团组织到哪里去了？党的领导到哪里去了？格拉西莫夫回答是根据同名小说拍摄的。《真理报》立即发表严厉批评法捷耶夫的文章，法捷耶夫只得违心检讨。法捷耶夫说修改后的《青年近卫军》已经“不是那本了”。一次法捷耶夫问爱伦堡想不想听真正的诗，说着背诵起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来。法捷耶夫在公开场合总是称赞马雅可夫斯基，因为斯大林把马雅可夫斯基钦定为苏联最伟大的诗人，但真心喜欢的却是帕斯捷尔纳克。法捷耶夫是懂文学的人，却要执行斯大林的指示，内心十分痛苦，又无处发泄，只好借酒浇愁，终于成为酒鬼。法捷耶夫对爱伦堡抱怨兼职太多，没有时间写作。爱伦堡则认为法捷耶夫是眷恋权势的人，一旦被解除各项职务反而会感到失落。后来果然不出爱伦堡所料。

爱伦堡介绍了许多外国作家。他把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比作螟蛾，指责他轻浮，经常改变看法。但爱伦堡列举的事实是纪德对苏联态度的转变。上世纪三十年代，苏联为摆脱国际上的孤立，邀请左翼作家访问苏联，向他们展示苏联的光明面，以便向世界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人们容易相信左翼作家的话。天真的纪德对苏联怀有好感，到处称赞苏联，在西方俨然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代表。一九三六年他应邀访问苏联，近距离地接触苏联的现实后，改变了对苏联的看法。他回国后写了《访苏归来》。他写道：“在苏联，共同的幸福是以牺牲个人的幸福为代价的。”他指出，在苏联，对任何事情，在任何问题上，只允许有一种观点，一种看法；稍微发表一点不同的看法或批评，就会招来大祸。这本书惹恼了斯大林。斯大林不仅开动苏联的宣传机器猛烈抨击纪德，还发动西方左翼作家批驳他。但这件事已过了近三十年，爱伦堡不应为此挖苦纪德。几乎与纪德同时访问苏联的罗曼·罗兰在《莫斯科日记》中对苏联的看法几乎同纪德一样。纪德的肖像没画好。两位外国朋友看到的事实敏锐的爱伦堡竟看不到？

回忆录中还写了特殊人物，也可以说反动人物。这些人物在工具书中只有两行字，在爱伦堡笔下就有血有肉了。如社会革命党领导人萨文斯基。萨文斯基在社会革命党内负责组织暗杀。爱伦堡与他有过交往。爱伦堡把他写得神秘可怕。萨文斯基有几分文学才华，写过小说甚至诗歌，又是讲故事的能手。他对爱伦堡说阿泽夫把他毁了。阿泽夫也是社会革命党成员，是政府打入的奸细。他被另一名社会革命党成员揭发。萨文斯基主持审讯阿泽夫。阿泽夫先矢口否认，后见势不妙，声称家里有证明他对党忠诚的文件，他现在去取，半小时回来。大家不让他走，但萨文斯基让他走了。阿泽夫当然一去不复返。萨文斯基说阿泽夫毁了他，指的就是这件事。他们两位都算不上历史上的大人物，但又是研究俄国历史绕不开的人物。爱伦堡任何材料都不肯割舍。

爱伦堡通过对人物的介绍记录了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如一九四六年八月日丹诺夫当众辱骂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和幽默作家左琴科。两位知名作家受到粗野的辱骂当时影响很大，知道的人很多。不久斯大林又发动了反对世界主义，反对向西方资产阶级卑躬屈膝运动，知道的人少一些。运动牵扯到很多文化名人，不过处理得相对较轻。处决、逮捕、流放的人很少。爱伦堡几次提到犹太剧院著名演员米霍埃尔斯在明斯克惨遭车祸，不治身亡。斯大林死前发动了一场迫害犹太人的运动，米霍埃尔斯之死是开端，“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是尾声。迫害犹太人从消灭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开始。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立于一九四二年四月，为苏联政府向美国筹措军费。成员除外交部副部长左洛夫斯基和莫洛托夫的妻子热姆丘任娜外，大多是著名的苏联犹太裔文化名人。米霍埃尔斯到美国募集了很多钱，有力地支持了苏联紧张的经济。一句话，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对苏联战胜德国起了不小的作用。战后以色列建国并倒向美国，斯大林极为恼火，把心中的怒火都撒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身上。在真正意义上消灭了反法西斯委员会，主要成员均被处决。斯大林怒气未消，又撒在苏联犹太人身上。炮制出的“克里姆林宫医生案”的医生都是犹太人，斯大林想利用这个案件掀起反犹高潮，把苏联犹太人通通赶到西伯利亚去。斯大林强迫苏联文化界和科技界的犹太裔知名人士在《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上签名。这是一封用恶毒语言诬蔑犹太人的信，很多文化科技犹太名流在巨大的压力下被迫签名。唯独爱伦堡拒绝签名，冒死上书斯大林，反对他这样做。爱伦堡发信后在家里坐以待毙。这时已经到二月末了。爱伦堡等了几天不见动静，原来斯大林死了。所以爱伦堡说自己命大。

《人·岁月·生活》是一部内容极其丰富有趣的书，我只极其粗略地介绍几个人物，挂一漏万。这本书可以当文化史书读，也可以当工具书使用。我把它当作工具书，每当有疑问的时候便翻开有关的章节看看。有时呆坐桌前，文思枯竭，脑子里一片空白，随便翻一翻《人·岁月·生活》，往往会受到意想不到的启迪。

共产国际的收支

共产国际，通常指第三国际，即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成立的第三共产国际。如果提到第一或第二国际，都要标出“第一”或“第二”两个序数词。只说共产国际都是指第三国际。有时甚至简化为“国际”，也是指第三国际。我所写的《共产国际的收支》中的共产国际，指的自然也是第三国际。这三个国际差别极大，混淆不得。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是列宁、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等人成立的，由季诺维也夫任主席，目的是实现世界革命。最初的设想是共产国际领导各国共产党，各国共产党以支部身份加入共产国际，并交纳会费，以供开展革命活动的需要。但各国共产党，特别是欧洲共产党，虽然要革命，但缺乏经费，甚至没有经费。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参加会议的代表便向联共（布）中央求助。列宁等人是坚决支持世界革命的，认为联共（布）为世界革命者提供经费义不容辞，理应解囊相助。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暴动后，俄国国民经济遭受到毁灭性的破坏，百孔千疮，苏维埃政权自己的卢布也不多。怎么办呢？好在联共（布）有的是珍宝，可以用珍宝兑换外币，或者干脆给各国革命者直接发珍宝。这些珍宝是“掠夺‘掠夺来的财物’”。贵族、官僚、地主、资本家、神父等剥削阶级的财富是从人民手中掠夺来的，现在布尔什维克再从他们手中掠夺过来。掠夺神父的“掠夺来的财物”，我有些不解。从文学作品中看，俄国神父富有的并不多。直到读了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的新著《记忆的漩涡》我才明白，掠夺的不是神父，而是教堂。雅科夫列夫是苏共最后一届政治局委员、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直接领导的为政治迫害牺牲者平反委员会主席，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档案，他的话应当是可信的。他写道：“打家劫舍的政权对东正教教堂的财富早已垂涎三尺。这些财富是教堂几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历代沙皇和贵族、富商、信徒捐献了多少钱财和珍宝，给圣像装上金银服饰，服饰上的珍珠闪闪发光。圣经封面是烫金的。几代最卓越的首饰能工巧匠制作的教堂器物都是无价之宝，成为殿堂、大寺院、修道院和教区教民的骄傲。教堂做了很多有益于社会的工作。建立免费医院、孤儿院、养老院、收容所、中学和专科学校等。众所周知，一九二一年俄国遭遇饥荒，教堂无法对上百万人饿死而无动于衷。高尚的大牧首吉洪给列宁写信，建议出售教堂的一部分珍贵物品购买粮食。大牧首哪知道列宁对这类善举异常反感。他认为任何善举都是资产阶级的诡计。列宁在政治局宣读了大牧首的信，并声称，我们将利用这封信谴责教会不愿意救助灾民，政府必须抢劫教堂。”（《记忆的漩涡》，第一五〇页，二〇〇一年俄文版，同仁出版社）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彼得格勒真理报》报道：“……共夺取三十普特珍宝。最贵重的是两件镶满钻石的圣像服饰。一座圣像服饰上镶嵌着一百五十一颗钻石，其中有三十一颗大钻石，服饰上还有串起来的珍珠和无数小钻石……另一件圣像服饰上有七十三颗钻石，红宝石十七颗，绿宝石二十八颗，珍珠二十二颗。圣像头顶的光环镶满宝石，价值连城……”该报同月二十二日报道：“五月十八日苏维埃政权对伊萨基辅大教堂的财产进行清理并没收。被没收的珍宝装满两卡车……”看来布尔什维克落实了列宁的指示，“掠夺‘掠夺来的财物’”。俄国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里保存了部分共产国际的档案，现已公开。据档案记载，三月，即共产国际成立的那个月，联共（布）就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简称执委会）一百万卢布，五月——三百万卢布，数字一直攀升到一千万卢布。从四月到八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从联共（布）那里收到六百四十万卢布，从列宁秘密基金中收到价值三百五十二万卢布的贵重物品，从国家银行先后收到八千和五万瑞士和奥地利克朗，十二万五千和七万七千三百德国和芬兰马克。秋天，斯堪的纳维亚局从执委会收到一百万卢布和价值六万克朗的珍宝。

这些珍宝是镶嵌大祖母绿宝石、红宝石、蓝宝石的首饰和从五克拉到二十克拉的钻石，圣像和贵妇人的装饰品。布尔什维克到底有多少珍宝，他们自己也说不清，只是用眼睛随意估量一下罢了。档案上记载，主持柏林共产国际出版社的雅柯夫·雷赫从联共（布）那里获得价值三十万卢布的珍宝。他回忆，把他带进克里姆林宫地下室，让他自己拿，他装了满满一手提箱宝石。就算手提箱不大，装满了也不会低于三公斤。地下室里珍宝堆积如山。发给巴尔干共产党员的珠宝价值一百万卢布。

把宝石带出境只能靠走私。执委会有走私能手，公开的身份是商务代表。他们把珍宝藏在鞋底、箱底、箱帮、装果酱或蜂蜜的罐头盒里。然而共产国际的商务代表对待所携带的贵重物品并不都认真负责。一九一九年某位博罗金把珍宝带往美国，他怀疑有人跟踪，便把装珍宝的手提箱交给同路旅客，请他把手提箱带到芝加哥。哪知同路旅客消失得无影无踪。还有位女士把两箱珠宝带往斯德哥尔摩，被芬兰人偷走一只箱子。另一类商务代表就不是不认真负责，而是居心叵测。卢森堡女记者给德国和法国共产党运送两颗硕大无朋的红宝石，突然消失不见了。后来传说她买了庄园，过起优哉游哉的日子。布尔什维克对这些现象或充耳不闻，或根本不知道，他们不算经济账。但共产国际执委会不得不过问了，成立了预算委员会，调查经费使用的情况。但从已有的档案中无法算出共产国际一年的收支。第一，执委会除公开的收入外，还不时收到补充拨款；其次，执委会的财务是严格保密的，多半没有记载。

共产国际第一次东方民族代表大会一九二○年九月一日至八日在巴库召开。代表们满怀革命豪情，制定了共产国际在东方的政策：刻不容缓地在各地发动革命。大会总共花了多少钱，无法统计，因为没有完整的记载。参加大会的代表大部分是欧洲人。当时俄国发生灾荒，饿死上百万人。执委会还是竭尽全力招待代表，但外国革命家们对生活条件仍不满意，经常抱怨。他们的抱怨惹恼了老布尔什维克们。工农检察院检察员气愤地说：“你们吃饱喝足。每个人每天的马车费就五万卢布。意大利人和东方革命者娇惯坏了，到哪儿都得坐马车，仿佛离开马车不会走路了。”

一九二○年联共（布）在莫斯科为共产国际创造了一切条件。执委会领导先搬入克里姆林宫，后苏维埃政权在政府大楼为他们提供了舒适的住宅。共产国际的普通工作人员、会议代表和滞留在莫斯科的外国革命家住在位于特维尔大街的豪华宾馆。凭住宿证和代表证领取女士内衣和绒衣，丝绸衣服，皮外套，雨鞋和毡靴，毡斗篷，女士皮鞋，裤子，领带，怀表，公文包，甚至手绢。尽管国内灾情严重，赤地千里，饿殍遍野，这里的日子却过得蛮不错：换下的床单和内衣送进洗衣房，设有专为代表免费服务的缝纫店和修鞋店，还有免费餐厅。解密的一份财务报告让我惊讶不已：一九二○年十月至一九二一年三月一日“在免费餐厅用餐的代表一百零五人，工作人员三百二十人，工人四十人”，这些人消费了多少食品呢？报告是用普特计算的，一普特约合十六公斤。鸡肉一百二十三普特，黄油七百九十四普特，熏肉五百五十四普特，咖啡六十四普特，食糖三百六十九普特，面粉八百普特，白面包七百一十五普特，蜂蜜十三普特。共产国际的人还吃了十一普特的鱼罐头，一千九百一十一听蔬菜罐头。沙丁鱼、鱼子、乳酪、苹果、鲜黄瓜和鸡蛋敞开肚皮吃。所有食品都没有标价，所以无法统计开支的数字。

共产国际的人过着天堂般的日子，但俄国的灾情越来越严重，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布尔什维克政权已经无法向外国掩饰了。一九二二年张国焘到莫斯科参加远东劳苦人民大会（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我与威金斯基（维经斯基——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谈过‘克勒巴’问题（即面包问题）。他承认面包问题的确严重；全俄有两千多万人在挨饿，有几百万人可能饿死。因此，民怨沸腾，惨状横生。”（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卷，第一七三页）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各界有良知的人士不能不做出反应。大牧首吉洪给列宁写信，向政权伸出援助之手，其结果是教堂的珍宝被掠夺。克里姆林宫的地下室里又增添了许多珍宝。俄国各党派和知识分子也行动起来。高尔基与那时尚存在的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等政党的社会名流商议，并以自己的名义建议政府成立饥荒救济委员会，向西方呼吁，请求富国赈济俄国灾民。列宁虽有自己的想法，但接受了高尔基的建议。于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做出成立饥荒救济委员会的决定。委员会在全国各地拥有很大的权力，并拥有驻外代表。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加米涅夫担任饥荒救济委员会主席。名流们纷纷响应高尔基的号召，给西方政府、慈善机构和有影响的人物写信，向西方报刊发表谈话，恳求西方拯救濒于死亡的俄国人民。他们的积极活动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大批救济物资源源运往俄罗斯。饥荒救济委员会委员要求监督救济物资的分配，国际联盟主管赈济俄国灾民的南森也建议苏维埃政权允许西方派代表监督粮食在俄国的分配。这些建议列宁是不能接受的，促使他下决心解散饥荒救济委员会。委员会很快被解散，大部分委员被逮捕。著名俄国侨民作家、饥荒救济委员会委员扎伊采夫在回忆录《莫斯科》中描写了名流们是如何被逮捕的：“我们坚持委员会向欧洲派遣代表团，以便弄到更多的粮食和钱，然后运往灾区，这不合‘他们’心意……我们按照规定五点钟前到达一幢住宅参加会议。今天决定下一步怎么办。加米涅夫主席没到场。我记得走廊里忽然响起一片嘈杂声，刹那间十几名穿皮夹克、长筒皮靴的人举着手枪从昏暗中冲了进来，其中的一位大喊了一声：‘根据全俄非常委员会的决定逮捕在场的所有人！’”名流被捕的消息对高尔基不啻晴天霹雳。他与加米涅夫大吵了一架，随后黯然离开俄国。民间两次赈灾行动都以发起人悲惨的结局告终。粮食运往何处，灾情有无减缓，不得而知。但大多数知识分子仍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是不争的事实。

俄国的灾荒对共产国际的经费毫无影响。大部分外国共产党花共产国际的钱从不知节省。如一九二一年二月雷赫给德国共产党带去两千五百万马克和价值三千七百万卢布的珍宝。他们还嫌不够。老布尔什维克斯塔索娃给列宁写信说：“某些同志公开说，如果党得不到共产国际的资助，就不得不解散，他们靠共产国际补贴工作。”联共（布）不得不又送去五千万马克。副财政人民委员阿尔斯基对共产国际庞大的开支向执委会提出质疑。据他所知，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某些代表们把发给他们回国的外汇兑换成卢布在市场上采购黄金。他在致执委会的信中写道：“我国的工人和农民正在挨饿，流浪儿童为一块面包在街上和车站上倒卖破烂……外国代表中不自觉的同志的这种态度是有罪的，决不允许再继续下去。必须采取果断措施直到代表离开的时候对他们搜身，这样才能查出为发财而来的坏家伙。”共产国际负责人皮亚特尼茨基解释了开支过大的原因：“四百五十名欧洲人和美国共产党的代表领取九百九十七万马克，一万三千八百克朗，四百英镑，六千四百美金。因为很多代表经过几个国家才抵达俄国，在所经过的国家要停留几天。不少代表由于参加三月起义，受到警察的通缉，不得不装成富有的资产者。他们需要买护照、付住宿费、饮食费和交通费。这些开支是可以理解的。”接着他谈到防止个别人利用革命发财的措施：“路费在临行的那天发，使他们没时间兑换卢布购买黄金和白银。”但也有代表到莫斯科领取生活费后立即兑换成卢布，仍然能购买俄国便宜的黄金。为避免造成国际影响，共产国际没扣留过一个代表，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自一九二○年起共产国际陆续建立了一系列组织和学校。如青年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国际工人救济会、国际支援革命战士协会、农民国际、军校、国际列宁学校和三个共产主义大学（西方少数民族大学、东方劳动者大学和中国劳动者大学即孙中山大学）。这些组织和学校为外国培养出一批革命者。建立组织和成立学校仍需大批经费，自然也得由联共（布）提供。

面对如此巨大的开支联共（布）也左支右绌了。布尔什维克想出两个办法：向国外出售珍宝，在国外设立代售点，换取外汇。中国哈尔滨的马迭尔宾馆便是代售点之一；其次是为这些组织（不包括学校）提供条件，让他们自己筹措经费。一九二二年三月托洛茨基提出向外国出售国内珍宝，坚信世界革命即将成功，成功后工人阶级将没收被剥削阶级买去的俄国珍宝，完璧归赵。但这两项措施似乎都不成功，世界革命并没有马上成功，不少俄国珍宝流失海外。各种革命组织惯于依赖共产国际，自己不善经营。以国际支援革命战士协会为例。它给一百零五名工作人员换上新装，派往国外支援革命。革命家像商人那样阔绰地接待外国客人，但钱很快就花完了。联共（布）把餐厅、几个国营农庄、制鞋厂、建设局和出版社拨给协会，让他们自己经营，解决经费问题，但不久餐厅关门，工厂倒闭，农庄荒废，没挣到一分钱。发动世界革命的革命者不仅不会挣钱开展工作，连自己的衣食还得依赖联共（布）。布尔什维克终于明白这种赔本的买卖不能再做了。一九三六年后共产国际很少再资助外国共产党，仅在政治上给以指导。共产国际自一九一九年成立至一九四三年解散到底花了多少钱，恐怕没人算得清。共产国际的收支是一笔糊涂账。

“向帕夫利克看齐！”

一

帕夫利克是位俄国少年的名字，姓莫罗佐夫。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是何许人呢，恐怕中国读者没人知道。但在俄国和现已独立的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包括波罗的海三国中，六十岁以上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他们可能不知道苏联伟大的作家、画家、作曲家和科学家等杰出人物，可能不知道列宁和斯大林之外的党政要人，但一定知道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因为这些国家六十岁以上的人都参加过少先队，戴过红领巾。他们入队的时候，必须在莫罗佐夫的铜像、水泥像或石膏像前宣誓（铜像不多，水泥像不少，很多城市都有，石膏像则每所中学校都有），给他戴上红领巾，然后齐声高唱队歌，队歌中有句歌词便是“向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看齐”。少先队每次活动的时候唱队歌，也要唱“向帕夫罗夫·莫罗佐夫看齐”，所以他们从小便记住了他的名字。

苏联对莫罗佐夫的宣传超过对任何人的宣传，甚至超过对斯大林的宣传。不知有多少街道、学校、图书馆、集体农庄、轮船和飞机以莫罗佐夫的名字命名，有多少作家为他树碑立传，多少诗人为他唱赞歌，多少画家为他作画；就连明信片、邮票和火柴盒上都印着他的头像，连斯大林也没有享受过如此的殊荣。我就没听说过火柴盒上印斯大林头像的事。一九五二年我在苏联《星火》画报上看到过一幅画：一位少先队员站在屋子当中，昂首挺胸，面对仰倒在椅子上的白胡子老头，老头左边坐着一位左手托腮的中年男人。这幅油画是一九五二年全苏美展获奖作品，画家是切布拉科夫，收入特列嘉柯夫美术馆。我不明白画的意思，便去问苏联老师。她告诉我，少先队员是苏联少年英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农业集体化时告发父亲，左手托腮的是他父亲，白胡子老头是他祖父。我记住了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是告发老子的少年英雄。

二

帕夫利克生在乌拉尔格拉西莫夫卡村，村子位于原始林区，居民多数是沙皇时代从白俄罗斯迁移过来的农民。这里地广人稀，只要辛勤劳动，要开垦多少耕地就能开垦多少。莫罗佐夫一家有三个壮劳力，帕夫利克的祖父谢尔盖、叔父伊万和父亲特罗菲姆。伊万和特罗菲姆后来各自成家，在农业集体化之前，大家日子过得不错。但他们没有文化，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只想着 “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特罗菲姆娶塔季扬娜为妻，帕夫利克是他们的头一个孩子。一九三二年，乌拉尔农业集体化的那年，帕夫利克十二岁，进入村里刚开办的小学，告发了父亲特罗菲姆。特罗菲姆内战时期参加过红军，为捍卫苏维埃政权流过血。复员后三次被选为村苏维埃主席，在村子里人缘很好。帕夫利克因告发父亲成了英雄。记载帕夫利克英雄事迹的书多如牛毛，但内容大致相同：帕夫利克这年春天向苏联政治保安局，即后来的克格勃，告发父亲，说父亲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帮助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告发三四天后特罗菲姆被捕，消失在极北地区的劳改营中。后来帕夫利克和他八岁的弟弟费佳被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杀死在森林中，帕夫利克被宣布为英雄。从此苏联儿童便在课堂上学习帕夫利克英勇的斗争精神，学习他的榜样，也向苏维埃政权告发家里的人，包括自己的父母，如果他们变成敌人的话。

真实的情况是帕夫利克的父母闹翻了。邻居们说塔季扬娜是邋遢女人，屋里脏得下不了脚，她从不打扫。特罗菲姆受不了，打了她几回，但她仍然不改。特罗菲姆一怒之下，离家出走，跟别的女人过去了。这在那时农村里是极其平常的事。父亲离家后，喂马养牛，清除牛棚马圈，准备过冬的劈柴等活都落在帕夫利克肩上。母亲帮不上忙，弟弟们年纪又太小。没有父亲帕夫利克无法应付。帕夫利克的母亲想，只有用惩罚手段吓唬特罗菲姆，他才会回心转意。六十年后，当年的乡村女教师卡宾娜回忆道：“母亲怂恿儿子告密。她是个愚昧的女人，整天惹丈夫生气，结果丈夫把她抛弃了。她唆使儿子告密，她想，特罗菲姆一害怕就会回家。”帕夫利克的小学同学说得更干脆：“特罗菲姆不离家出走，帕夫利克便不会告密，也不会被杀害，也就成不了英雄。可当时不能这样写。”

帕夫利克告发父亲什么呢？乌克兰和库班农业集体化后，大批“富农”流放到西伯利亚和乌拉尔，也有人流放到格拉西莫夫卡。这里紧靠西伯利亚，气候异常寒冷，冬天气温降到零下四十度。南方人受不了，他们想离开，返回故土或到气候温和的地方去，但没有村苏维埃证件寸步难行。作为村苏维埃主席的特罗菲姆便偷偷给他们开证件，帮他们离开。这批“富农”是被武装人员赶出家门，什么东西都没带出便被押解到这里。很多人倒毙在路上。把他们赶到原始林区就是让他们自生自灭。这些“富农”都是勤劳农民，种田能手。他们可能贪婪，但绝不是懒汉。他们忙不过来的时候雇工，但不会亏待雇工。他们知道，如果亏待雇工，雇工便不好好干活，吃亏的还是自己。他们生活得比懒汉们好便成了“富农”。特罗菲姆这样做违背了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势必受到惩处。但帕夫利克和费佳为什么又被杀害了呢？是谁杀害了这两个孩子？

三

区苏维埃派法官来到格拉西莫夫卡村，未经调查便在村里召开公审大会，审判帕夫利克的祖父、祖母和舅舅，宣判他们是杀人凶手，并对他们立即执行枪决。审判声势浩大，向全区直播。那时直播是在各村安装大喇叭，让各村的人都能听到法官宣读的判决辞。接着从中央《少先队真理报》到州、区报纸大量报道这次公审大会。法官说，帕夫利克带着弟弟费佳到森林采浆果，祖父和堂兄丹尼尔在森林里把他们杀死。我看过部分审讯记录，祖父和堂兄都否认杀死帕夫利克兄弟。祖母根本没到过树林。审讯并没提到舅舅，不知为何舅舅顶替了堂兄。帕夫利克住在祖父母家，他们把他养大，对他有感情，下不了狠心亲手杀死自己的孙子。舅舅是帕夫利克的教父，很喜欢外甥，怎么会杀他呢。他们肯定不满意帕夫利克告发父亲的行为，可能会骂他，打他，但不会杀他。那么谁杀的呢？为什么要杀呢？我从材料中找不到可信的凶手。俄国有位专门研究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学者德卢尼科夫，研究了十四年，仍找不到凶手，但断定凶手不是被处决的那三个人。他提出凶手是“执行者”，即为造成一种声势浩大的社会舆论，把儿子告发老子的审讯宣传得耸人听闻，必须把儿子杀死，然后把他变成英雄，所以必须有个执行者。这人是谁并不重要，就像帕夫利克是不是少先队员并不重要一样。女教师卡宾娜和其他当地居民后来都说，一九三二年偏僻的原始林区还没有建立少先队，帕夫利克不是少先队员，但这并不妨碍舆论工具根据来自上面的指示，把顽劣少年变成优秀少先队员。

斯大林所推行的农业集体化，遭到农民的顽强抵抗，他们不交粮食，不加入集体农庄。苏维埃政权需要粮食出口、供应城市居民和养活军队。但经过战乱，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苏联粮食的产量远远低于沙皇时代的一九一三年。斯大林认为地方领导人推行农业集体化不得力，派他的亲信到各地督战：莫洛托夫——乌克兰，卡冈诺维奇——高加索和库班，苏斯洛夫——乌拉尔。格拉西莫夫卡位于乌拉尔，是农业集体化进展最慢的地区，不要说“全面集体化”，连“片面”也达不到。农民就是不交出他们赖以为生的口粮（根本没有余粮）。格拉西莫夫卡处于原始林中，农民藏匿的粮食征粮队很难找到。向农民施加暴力，他们不开口仍找不到粮食。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必须从家庭突破，而儿童正是突破口。这不知是多年控制苏联意识形态的灰衣主教苏斯洛夫的创议，还是斯大林的英明决策。

“‘儿子反对老子’的社会模式的出现并非偶然。”俄国学者德卢尼科夫写道，“对政权有利，不但如此，这种实践还是必不可少的。革命后十五年（从帕夫利克告密的一九三二年算起）家庭仍然是抗拒布尔什维克掠夺、捍卫自己的“细胞”，农村家庭尤其如此。儿子——告密者从内部破坏家庭，使家庭丧失抗拒能力。帕夫利克的例子帮助政权恐吓那些藏匿粮食并确信家人和孩子不会告密的人。家庭必须变成国家的基层组织，服从国家并受它监督。消灭私有财产和毁坏家庭成为斯大林时代唯一的过程。格拉西莫夫卡的审讯只是全民族悲剧的一个插曲。”

国家实行工业化和扩建军队都需要粮食，但粮食匮乏。人民不满的情绪直线上涨。布哈林在秘密报告中写道：集体化完全失败，农庄散伙，农民挨饿，国家越来越贫困。斯大林受到指责。斯大林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反击政敌对他的攻击，果断采取四项措施：一，找到廉价的、无偿的实现工业化的劳动力，这就是被划为富农和被加上各种其他反革命罪名的人，强迫他们修建运河、海港、水电站和铁路；二，不惜任何代价夺取粮食，不管农民死活。据统计，农业集体化期间，农民死亡的数字为六百万至两千两百万；三，坚决镇压不满情绪；四，把责任推给布哈林等人，让他们为国家的贫困和人民的饥饿承担责任。

从一九三二年起，苏联宣传机构为了毁坏农村家庭，扫清农业集体化的障碍，铺天盖地地宣传告密小英雄帕夫利克，并及时提出相应的政策。不仅儿童受到教育，大人也受到影响。新政策规定，揭发藏匿粮食的富农，揭发者获得被没收富农财产的百分之二十五。于是没有财产的农民也学帕夫利克的样，把告密当成一种致富的捷径，踊跃揭发富农。但过于积极的农民，一连揭发四个富农，便获得百分之百的富农财产，自己也变成富农，只好去充实劳动大军了。

四

在莫斯科召开的共青团中央委员会议上，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波斯特舍夫代表斯大林发言：“帕夫利克应当成为苏联所有儿童的光辉榜样。”宣传帕夫利克的指示从上面传达下来：“为所有儿童剧院编写戏剧脚本、拍摄影片”，“印刷歌颂英雄少先队员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书籍和宣传画”。《少先队真理报》报道，苏联全体少先队员捐钱购买 “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号飞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高尔基一马当先，响应党的号召，在帕夫利克遇害地建立的纪念碑上写道：“对他的怀念不应消失。”

一九三四年八月苏联作家协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召开前，帕夫利克传记的第一个作者索洛明把自己的作品《在富农巢穴中》寄给高尔基和其他几位作家。只有高尔基立即回了信，批评他的书写得肤浅、拙劣，没有经过深思熟虑。高尔基写道：“如果写得巧妙，表现出莫罗佐夫所具有的强大精神力量，少先队员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英雄行为对少先队员会产生极大的社会教育意义。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会明白，如果亲属变成人民的敌人，那他就不是亲属了，只是敌人，没有宽恕他的任何理由。”高尔基接着写道：“读者读完这本书会说，这是瞎编的，并且编得不高明。罕见的材料糟蹋了，就像用金子做鸡圈门把手一样……”一个月后，中央各大报刊载了高尔基写的文章，果然比索洛明高明得多。我摘录其中的一段：“与破坏分子——杂草和小偷小摸人的斗争，教会孩子们与两条腿的大家伙们斗争。这里我要提到少先队员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功绩，这个孩子明白，有血缘关系的人，完全能够成为精神上的敌人，而对这种人决不能宽恕。”

斯大林用高尔基的嘴宣布，现在主要的任务是监视和揭发家庭中的破坏分子——两条腿的大家伙，这个光荣的任务落到孩子身上。现今苏联的头号英雄已经不是为农业集体化而斗争的小英雄，而是家庭的告密者。“对他的怀念不应消失，”高尔基声称， “应当为这位小英雄建立纪念碑，我坚信纪念碑必将建成。”高尔基的信心未必来源于自身，因为决定在莫斯科中心建立纪念碑的人不是他。原先准备建立在红场入口处，后来不知为何改建在了较为偏僻的街区。

苏联作家协会代表大会期间，再次提出莫罗佐夫的问题。高尔基提醒作家们注意：“新人的成长特别鲜明地表现在孩子们身上。”作家马尔夏克作完儿童文学的副报告之后，由少先队员向作家们致辞。我看到过一篇速记稿，是一位叫阿拉的女孩子代表西伯利亚儿童的致辞：“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说得对，应当给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竖立纪念碑。我们，少先队员们，一定要做到。我们相信，全国都会支持我们。值得为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竖立纪念碑。你们在世界任何地方能找到国家为孩子竖立的纪念碑吗？我们这里有几千个这样的纪念碑。”有几千个因告密而被杀害的少先队员？小姑娘大概夸大了数字。《共青团真理报》报道，作家们当场捐款，高尔基带头捐了五百卢布，作协主席团成员跟着捐款，接下来便是作家们了。报纸没有报道其他作家各自捐了多少卢布。

作家们（文艺工作者）开始各显神通，用各种体裁讴歌告密小英雄。作品太多了，我只举苏联著名导演爱森斯坦为例。爱森斯坦一九二五年拍摄的《战舰波将金号》是苏联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一九二九年被美国全国电影评议会选为“世界电影佳作”的第三名。这位大导演决心表现帕夫利克的英雄事迹，一时却不知从何处下手。他终于在俄国作家屠格涅夫那里找到灵感，把《猎人笔记》中的《白净草原》作为展开故事的背景。屠格涅夫不是写了五个孩子吗？其中有两个还叫帕维尔和费佳呢。要表现帕夫利克如何英勇，就得表现富农如何凶狠。要表现富农凶狠，还得表现他们的对立面对他们如何残酷镇压。征粮队带着武装人员到处搜寻富农藏匿的粮食，掀翻屋顶，挖开坟墓，把家里翻个底朝天。不懂政治的艺术家把农业集体化表现得血腥味太重了，违背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宣传政策。电影拍好后审查机构没有通过，爱森斯坦本人受到严厉的批判，从此一蹶不振。后来他又拍摄过几部历史题材的影片，但始终未能重获斯大林的欢心。

五

把帕夫利克制造成告密英雄完全是斯大林的计谋。告密行为从儿童培养起，他们长大成人后，告密便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为个人利益诬告他人是一种卑鄙的行为，在哪个社会都为正派人所不齿。人应当保持独立人格，有正义感、荣誉感、同情心，懂得尊重隐私权。但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这些道德观连一点影儿都没有。布尔什维克政权把人类这些高尚品德统统归入资产阶级道德或封建社会道德的范畴。认为人道主义、平等和博爱都是资本主义虚假的宣传，苏联不需要这些骗人的把戏。斯大林要建立苏联的新道德，一种同以往完全不同的道德。苏联政权公开提倡告密，把告密视为光荣的行为，尽管很多人仍坚持全人类共同遵循的道德观念，不肯接受这种做法。苏联提倡告密是革命的需要，政权的需要。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进行过几次大规模的镇压，人民处于极度惊恐之中，与此同时，生活水平直线下降，人民对政权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为了巩固政权，必须把这种不满情绪压下去。要了解人民的情绪，仅靠克格勃等机构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全体人民动员起来，一起揭发具有不满情绪的人。为此苏联建立了强大的情报网。每个单位都设有情报员，情报员与克格勃人员单线联系。每个情报员负责监视几个人，注意他们的一举一动，把他们的言行记录下来。等到克格勃人员找他汇报情况时，便直接把记录材料交出去。情报员自己不能主动找克格勃人员，这些监视别人的人自己也被别人监视。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加林娜·维什涅夫斯卡娅是享誉全球的苏联大剧院女高音歌唱家。一九八九年她和丈夫回国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到欢迎他们的盛大场面。她也曾被克格勃招募为情报员，不定期地向克格勃大尉报告大剧院几位演员的言行。加林娜对此十分厌恶，但每次大尉叫她，她又不敢不去。她报告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因此受到大尉的批评，认为她的报告没有价值。加林娜痛苦万分，却无法摆脱大尉。一九五五年赫鲁晓夫带布尔加宁和米高扬到南斯拉夫“负荆请罪”，改善苏南关系。为了调剂气氛，还带了个歌舞团，加林娜被选入歌舞团，认识了布尔加宁。布尔加宁当时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又是一个六十岁的老鳏夫。他对加林娜一见钟情，从贝尔格莱德追到莫斯科。一次布尔加宁请加林娜吃饭，加林娜正准备动身，大尉来找她，要她报告最近的情况。加林娜忍无可忍，对大尉说了一句：“您给我走开，别再纠缠我！”说完转身就走。加林娜离开大尉后害怕了，在苏联谁敢让克格勃大尉走开？其后果不堪设想。加林娜见到布尔加宁后，告诉他对克格勃大尉说了不应该说的话。布尔加宁把“别再纠缠我”理解成大尉追求她，醋劲大发，马上叫副官给克格勃主席谢罗夫拨电话。电话接通后，布尔加宁对着听筒把谢罗夫痛骂了一顿，让大尉马上从加林娜身边滚开。大尉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加林娜不用再做情报员了。布尔加宁是苏联领导人当中最有文化修养的人，如果后来成了加林娜丈夫的大提琴家斯拉瓦不出现，加林娜可能嫁给布尔加宁。后因加林娜和斯拉瓦与作家索尔仁尼琴关系密切，被迫流亡国外。从加林娜的例子可以看出苏联情报网撒得多大，但加林娜摆脱克格勃的方式是极为罕见的，谁能像她那样摆脱克格勃？很多人一生都摆脱不了克格勃的“纠缠”。并不是所有人都憎恨告密，因为告密是升官发财的捷径，报复的有效手段。在正常的社会里，人们通过辛勤劳动获得合法的财富。但苏联情况不同，除尖端科技部门外，再怎么努力劳动生活也仍然贫穷。现实迫使人们走上邪路。苏联是官本位社会，当了官便有了一切。很多人是通过告密当官的，即使主要不是靠告密爬上去的，也一定告过密。告密者未必把告密看作光彩的事，但在实际利益驱使下，照样告密不误，因为现实中有滋生告密的肥沃土壤。

一九八九年我到莫斯科的时候，告密小英雄已失去往昔的光彩。我请一位俄国朋友带我去看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纪念碑，他不屑地说：“那有什么好看的，早该拆了。”我只好独自前往，很快便找到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铜像。铜像竖立在圆水泥墩上，手里举着一面迎风招展的铜旗，周围没见到一个少先队员。我走到水泥墩前，上面刻着一九三二年九月某日遇害的字样，日子记不清了。以后我又到过莫斯科几次，没再去看帕夫利克的铜像。一九九一年铜像被拆除。

今天俄罗斯已没人再提帕夫利克，大概也没人再告密了，因为失去了滋生告密的土壤。没人需要告密，因此也就没人告密了。

俄国人眼里的康生

读书札记之一：康生在莫斯科

这是一本俄国人写的评介康生的书。作者维克托·乌索夫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俄罗斯著名的汉学家，著作等身。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上世纪二十年代苏联情报机构在中国》《末代皇帝溥仪》《邓小平及其时代》和《中国的贝利亚——康生》。读过《中国的贝利亚——康生》（二○○四年奥尔玛出版社出版）后，觉得作者所使用的材料大部分来自中国，有一种“出口转内销”的感觉。尽管“出口转内销”，但有些材料我还觉得新鲜，年轻的读者知道的恐怕也不多。近年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材料，我则闻所未闻。乌索夫通晓中文和英文，广泛搜集材料，仅注释就有五百三十九条，看来下过一番功夫。

乌索夫把康生比作贝利亚，因为俄国人不知道康生，但知道贝利亚，把他们放在一起，容易吸引俄国读者的注意。但把两个人相提并论并不恰当。我们所熟悉的贝利亚是在同赫鲁晓夫争夺权力失败后的贝利亚，赫鲁晓夫愿意给他安什么罪名就安什么罪名，破坏分子呀，外国间谍呀，凶神恶煞呀，淫棍呀，十恶不赦的刽子手呀。所以赫鲁晓夫制造出来的贝利亚并非历史上的贝利亚。这绝不是说贝利亚是位爱民如子、一心为人民谋福利的领导人。一九三八年斯大林把贝利亚从格鲁吉亚调到莫斯科担任内务人民委员就是为了镇压人民。苏共政治局委员哪一个没镇压过人民？谁敢违抗斯大林的意愿？谁没在枪决无辜的人的命令上签过字？贝利亚当过七年内务部部长，当然干过不少坏事。但并不比他的前任和后任坏，也不比政治局的同僚赫鲁晓夫等人坏。相反，他还做了几件好事。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八年开展的大清洗，上百万人被枪杀、流放、监禁，发动者是斯大林，执行者是叶若夫，而刹住席卷全国清洗狂飙的是贝利亚。一九三八年他接任内务部部长后，释放了很多人，其中被捕的军官就释放了四分之一以上。苏联卫国战争中发挥过巨大作用的苏联元帅和将军们，如梅列茨科夫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和戈尔巴托夫大将等都是贝利亚释放的。贝利亚不赞成枪杀被苏联红军俘虏的波兰军官，不赞成把整个民族从祖居地迁往西伯利亚。贝利亚对苏联军事工业的建设也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他担任过苏联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一九四九年八月苏联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就是贝利亚指挥的。俄罗斯二○○一年出版的大百科辞典收入贝利亚词条，列出他担任过的职务，提到他有苏联元帅军衔，最后写道：“他是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期大规模镇压的积极的组织者之一。”说他是“积极的组织者之一”，这种评价是公允的。

而康生一生都干过什么？除整人、怂恿领袖发动各种名目的运动，整得千百万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外，没干过一件好事。从乌索夫披露的材料上看，康生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海时期就开始整人，一直整到“文化大革命”。整人起家，死在整人的岗位上。康生是遗臭万年的人物，可惜他不像秦桧那样遗臭万年，还不到三十年就被人遗忘了。我为写这篇文章到学校图书馆查资料，请一位年轻的女图书馆管理员帮我查找康生的材料。我问她知道康生吗？她摇摇头。我又问她知道林彪吗？她迟疑了一下说道：“林彪反对毛主席？”我对她大加夸奖：“你知道林彪，了不起。”她去查书目，说只有一本，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而俄国人这本书是二○○四年出版的。俄国人没忘记康生，我们却把这个应该永远钉在耻辱柱的千古罪人忘记了。

康生在莫斯科

康生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入党，曾任上海大学中共特支委员会书记，参加过上海工人起义。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总书记。向忠发没有文化，缺乏掌控全局的能力，实权落到李立三手里。康生最大的特点是善于揣摩最有权势领导者的心思，千方百计讨好他。这是他在云谲波诡的情势中永远不败的法宝。这也是他出奇制胜，逢凶化吉的法宝。他看出向忠发虽是名誉上的第一把手，但实权掌握在李立三手中，便百般逢迎李立三。在一次党的会议上，中共上海沪东区委书记何孟雄批评李立三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很多人无谓牺牲，令人痛心，不能再蛮干下去了。参加会议的康生看到向李立三表忠心的机会到了，做了针锋相对的发言：李立三同志是我们的好领导，反对李立三就是反党，反国际。我坚决拥护立三同志制定的路线。康生很快得到李立三的赏识，把他从江苏省委组织部调到中央组织部担任秘书长。然而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共产国际改变了路线，一九三○年九月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到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的错误路线。李立三在会上受到严厉的批评。康生惊出一身冷汗，马上反戈一击，在会上说他早已看出李立三执行的是一条错误路线。李立三妄自尊大，听不进任何意见。康生厉声质问李立三：“你领导中央仅一年多，已经给革命造成巨大的损失，牺牲了多少人？让人痛心。”康生反戈一击，与李立三划清界限，化险为夷，更加相信自己的政治手腕。接着，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上海召开了由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俄国人米夫坐镇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彻底清算了立三路线，撤销了李立三的领导职务，派往苏联“学习”。米夫不过是个二十九岁的青年，操纵选举，他的爱徒王明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实际上米夫一个人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人选。向忠发仍被选为总书记，但大权落入王明手中。康生虽然庆幸自己没卷入“立三路线”的浊流中，但对前景仍有几分担忧，因为他与王明有过“过节儿”，惧怕王明报复。事情的经过大致如此：一九二九年王明回国时，曾遭受李立三的打击，而那时康生站在李立三一边。王明自命不凡，准备回国担任要职，大显神通。没想到李立三不买他的账，只分配给他一个不起眼的工作，由康生通知王明：“中央决定你先到基层锻炼一个时期，担任上海沪西区委宣传干事。”王明只好把火气压在肚子里。一九三○年三月王明被捕，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但经党组织大力营救，很快出狱。尽管王明被捕没有给党组织造成多大损失，但他在狱中的表现仍受到严厉的批评，而批评王明的人又是康生。中央政治局以丧失警惕性的名义给予王明党内警告处分。王明已经从自己老师米夫那里得知共产国际准备撤换李立三，自己出头之日指日可待，只好暂时忍气吞声，等待时机。一九三○年七月，王明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一次会议上忍不住了，批评李立三：李立三的路线是错误的，给革命造成巨大的损失。李立三蛮横自负，不接受别人意见，这样下去，中国革命就有断送的危险。不知内情的康生怎能放过反驳王明讨好李立三的机会呢。他说反对李立三就是反党，建议给予王明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康生是组织部秘书长，处分王明的事又是他经手办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一切都颠倒过来，李立三下台，王明掌权，康生苦思冥想，如何改换门庭，投入王明怀抱。

一天康生夜访王明，承认自己对待王明的态度错了，向他道歉：李立三当权的时候给王明的两次处分他都想不通，但李立三大权在握，不能不服从，所以也有责任。历史证明王明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他错了，希望王明同志原谅他。王明刚刚掌权，正在招兵买马，对康生的投靠表示欢迎。康生又说了一段肉麻的话：“把你这样具有雄才大略的人选为领袖，中国革命就有希望了。我也投了你一票，愿在你领导下做点具体工作。”说得王明反而谦虚起来：“我一个人干不了什么，还需要大家支持。今后希望我们合作。”康生立即说：“怎么是合作呢，是领导。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我一定尽力。”康生轻而易举讨得王明的欢心，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王明对康生并非没有戒心，但那时正是需要人之际，就不能过苛要求了。

一九三一年六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很多机构遭到破坏，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王明吓得半死，觉得不能在上海待下去了，又不想到艰苦的苏区去。王明通过恩师米夫，同年九月调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康生没有王明的本领，仍留在上海。但他通过王明，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带着老婆曹轶欧也离开上海来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当时俄国人的生活极其贫困，食不果腹，几家人挤在一栋楼房里，但外国共产党代表团享受特殊待遇。他们住在留克斯（豪华宾馆），每天牛奶面包，牛排肉饼，过着奢侈的生活。康生对王明感激涕零。康生到莫斯科的第二天，王明为他接风洗尘。康生在宴会上说：“今后能在王明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是我最大的心愿。我代表全家为王明同志的路线奋斗终生。”康生说到这里站起来，举杯向王明宣誓：“王明同志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康生为表示自己对王明的忠诚，从两方面着手：吹捧王明和打击王明的对手。康生知道王明最看重他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便大肆宣传，想方设法出版。一天，康生来到中山大学，受到中国留学生的欢迎。康生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话锋很快就转到王明身上：“王明同志是我党的领袖，谁反对王明同志就是反党，就是打进来的暗探……我们要挺身而出，为捍卫我们的领袖王明同志而斗争。”他振臂高呼：“王明万岁！”王明对康生卖力吹捧自己投桃报李。在王明的操纵下，康生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然而风云突变，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解除博古总书记和李德军事顾问的职务。选举张闻天为总书记，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消息传到莫斯科后，康生心里又嘀咕了。先投靠李立三，李立三垮了。又投靠王明，原以为王明必能当上总书记，自己跟着飞黄腾达，现在看来希望不大了。又一想，这次会议没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算不算数还不一定，也许还能保住王明。他向拜访他的中国留学生暗示，让他们向共产国际请愿，要求任命王明为总书记，不承认遵义会议选出的新领导。但共产国际并未理睬学生们的请愿。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代表团为庆祝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闭幕举行招待会，康生站起来举杯大声说：“兄弟党的同志们，我们坚决拥护王明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兄弟党的同志们莫名其妙，他们知道十个月前中共选出新的中央领导，选举张闻天为总书记，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怎么王明成了总书记？我在书中找不到共产国际对遵义会议的反应，但共产国际看重毛泽东确是事实，排名时把他排在季米特洛夫后面。康生认为共产国际没有批准遵义会议选出的新领导，继续为王明造势，竟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联共（布）中央为庆祝中共诞生十五周年举行的庆祝会上振臂高呼：“王明万岁！”让我百思不解的是共产国际对康生的举止为什么没有反应？

王明、康生一到莫斯科就开始整李立三。动机不完全相同，王明是报复，康生是向王明表忠心。王明、康生大权在握，李立三成为他们的俎上肉，任他们宰割。王明、康生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共产国际召开的会议上，猛烈批判李立三，李立三做了深刻的检查，彻底批判立三路线。与会者认为李立三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有了认识，不必再检讨了。但王明、康生不干，继续批判李立三；大会小会让他一次次检讨，一直批判到一九三五年秋天才把他分配到共产国际工人出版社担任中文部主任。李立三的问题似乎已告一段落。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国除王明、康生外，参加会议的都是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和留学生中的党员。几乎没有来自国内的人。康生利用大会期间，把中国代表召集在一起，宣布召开中国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选举王明为总书记。代表们必须各个签名。李立三也是代表，康生要他签名。李立三认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都因国内形势无法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由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选举总书记是不合法的，并拒绝签名。李立三是代表中级别最高的党员，他的态度影响了其他代表。他们纷纷拒绝签名，并对召开中国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的做法提出批评。王明、康生看到他们的计谋未能得逞，便取消了选举计划。王明已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为保护这棵大树，康生承担了召开大会的责任，王明也做了自我批评。他们对李立三更加仇恨，非除掉他不解心中之恨。而机会就在眼前。

一九三四年，即康生到莫斯科的第二年，苏联领导人基洛夫遇刺。斯大林认为基洛夫是托洛茨基分子刺杀的，发动一场镇反肃托运动，即我们通常说的大清洗。王明、康生利用镇反肃托运动清算他们的对头。李立三自然首当其冲。李立三担任工人出版社中文部主任的时候，上班时把公文包落在电车上，里面没有任何文件，并且第二天就找回来了。康生却诬告他“遗失机密文件”。工人出版社在印刷共产国际七大文献的时候，排字工人误把“七次大会”排成“七次犬会”。李立三知道后，认为这是粗心大意的错误，批评了排字工人，事情就过去了。但这件事又被康生抓住，认为这是有意诬蔑与会代表：参加会议的人都变成狗了。

有的朋友劝告李立三还是回国吧，落在王明、康生手里不会有好结果。李立三觉得朋友的话很对，自己也有这种担忧，便向王明、康生打报告，要求回国。王明和康生不批准李立三回国。他们自知这几年对李立三打击得太厉害了，李立三不是无能之辈，如果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对他们十分不利。现在手头上有他的把柄，通知苏联内务部，指控他遗失机密文件，诬蔑共产国际七大代表，在上海时贪污两万美金。康生通知苏联内务部：“李立三是危险分子，暗藏在中国党内的托派。”一九三七年王明和康生回国前，一定要把李立三置于死地，又给他加上很多罪名，希望苏联内务部尽快逮捕他。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和康生回到延安，次年二月李立三在苏联被捕，罪名是“莫斯科中国人反苏托派反革命组织负责人”。李立三一伙人的目的是推翻苏联，刺杀斯大林。罪名吓死人。李立三在狱中受尽种种非人折磨。据毛泽东的翻译师哲的说法：“李立三就是王明和康生在共产国际活动后被捕的，幸而未被处决。一九三八年王稼祥和任弼时先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才逐渐审查清幸存的在押的中国同志，使他们重见天日……李立三的证明材料就是我整理起草的，他于一九三九年获释出狱。”还有另一种说法：一九三九年周恩来去苏联治疗臂伤，听到李立三被捕的消息，便同苏联有关部门交涉：“你们是否关押了一名叫李立三的同志？”俄国人查了花名册，回答道：“有这个人，是根据你们代表团的建议逮捕的。”周恩来激愤地说：“那是一桩冤案。李立三有错误，但不是托派，罪名都是捏造的。”周恩来同苏方反复交涉，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终于把李立三从监狱中营救出来。王明、康生向中央提出要求，建议联共（布）把李立三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周恩来出面替李立三说话，李立三才得以留在莫斯科。但李立三无户口，无党籍，无工作，只得靠卖文翻译维持生计。李立三直到一九四六年一月才回到祖国。但李立三终于没逃过康生的魔掌。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文化大革命”期间迫害致死。有人说他是自杀，自绝于人民。也有人说是中央文革顾问康生害死的。李立三是不是康生下令害死的，没有确凿的证据。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康生对谢富治下令处决卢福坦确是事实。卢福坦工人出身，曾是中共五大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叛变革命，知道康生一九三○年被捕叛变，并把康生被捕叛变的事告诉冲进监狱的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卢福坦建国后一直关在上海监狱里，处决时已七十八岁。炙手可热的康生怂恿造反派打死李立三应当是轻而易举的事。

王明、康生对反对过他们、对他们的做法提出过质疑、了解他们底细的人坚决整肃，一个也不放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立了肃反办公室，王明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王明喜欢夸夸其谈，不屑做具体工作，所以实权掌握在康生手里。不少中国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前都曾在上海等地工作过，了解康生心术不正，卑鄙狠毒，会拿他们开刀。康生把他们召集到中国代表团住处，为制造恐怖气氛，讲了一番令人胆战心惊的话：我们要严厉打击混进党内的敌人，决不留情，人人都可以揭发、怀疑周围的人，当面揭发，背后揭发都可以。可以怀疑任何人，也可以怀疑他嘛！他正告有问题的人，已布下天罗地网，坏人插翅难逃。

东方大学旅苏支部委员萧寿煌，一九三二年曾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知道康生那时叫赵容，假借清除叛徒名义坑害过不少人。康生早想除掉他，现在机会来了。康生诬蔑萧寿煌是叛徒、特务、托派。萧寿煌坚决否认，对康生说：“如果说我工作上有错误，我不否认，但我绝不是叛徒、特务、托派。你说我有历史问题，请拿出证据来。你凭什么一口咬定我有历史问题，我还说你有历史问题呢。”康生气得拍桌子，大声喊道：“我说你有历史问题你就有历史问题。”康生对萧寿煌日夜审讯逼供，萧寿煌最终死在康生手里。康生迫害另一个人是武胡景。武胡景是山东人，康生的老乡，一九二九年调到中央组织部，同康生一起工作过。一九三一年调任北满特委书记，第二年又调回上海中央军委。康生知道武胡景嫉恶如仇，心直口快，鄙视自己，怕他说出对自己不利的话，想试探他。武胡景生病住院，康生带着水果冒雪来看他，武胡景非常感动。康生叮嘱他在上海的工作情况在这里就不要对外人说，那时是单线联系。康生套他说：“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才向你打个招呼。尤其对负责同志不要说三道四，这里情况复杂。”武胡景以为康生对他推心置腹，也向康生敞开心扉：“我以为你在上海是靠整人爬上去的，现在看来我误解了你。我看问题偏激，今后请你多批评。”“你在莫斯科听到对我有什么议论？”康生试探道。武胡景略一沉思说道：“有人说王明本性难移，在上海的时候就骄傲自大，唯我独尊，居心叵测。到莫斯科旧病复发，你也跟着他整人。”康生装出虚怀若谷的样子问道：“那你怎么看呢？”武胡景不想对老乡说假话：“王明在国内的表现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到莫斯科故技重演，不得人心。下面说你是他的帮手，希望你不要跟他跑。”康生装出感谢的样子，一只手放在武胡景肩上说道：“我们毕竟情同手足，才能肝胆相照。”老实的武胡景哪里知道这几句老实话把他送上断头台。康生一回去就向王明报告了，两人决定此人决不可留。康生对王明说：“非除掉此人不可。他不是简单的炮筒子，还有思想，是个危险人物。”康生指示肃反办公室昼夜围攻武胡景，逼他承认自己是叛徒特务。武胡景感到受到莫大的侮辱，对康生一伙说：“你们说我是双料坏人，拿出材料来。刀架到脖子上我也不承认。”康生只得把武胡景以叛徒、特务的罪名交给苏联内务部，被内务部拉出去处决了。

康生处理人的时候， 往往不顾事实， 仅凭想象。一九三六年东北抗日联军二军二师政委王德林奉命到苏联学习。王政委穿过层层封锁奔向莫斯科。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朝鲜女，蓬首垢面，携家带口逃难。王政委问她从什么地方来，她说是黑龙江富锦人，日本人怀疑他们是抗日分子，四处追捕。他们躲进深山老林，但粮食吃完，饥饿难熬，只好跑到苏联避难。王政委动了恻隐之心，对朝鲜妇女说：“你们有家难回，咱们一起走吧。有我吃的，就有你们吃的。”他们一起来到莫斯科。王政委向康生汇报这件事的时候，康生勃然大怒：“一个男人领着妇女成何体统？女的还是从敌占区来的朝鲜人，你能担保她没问题？她来历不明，一定是日本特务。”朝鲜女人马上被逮捕，王政委也被送交内务部，以失去警惕性为名判了八个月徒刑。刑满出狱后，又被送到北极地区劳改了八年。

莫斯科列宁学院中国部负责人周大文，看不惯王明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作风，严厉地指出：“共产党员要正派，不能跟着王明这样的人走，他要自立为王。”王明知道后气得要命，康生马上通知苏联内务部，把周大文流放到远东伯力地区劳动改造。周大文是列宁学院有影响的人物，王明的报复行为激起在学院学习的中国留学生陈郁、林铁、杨秀峰和何一鸣的激烈反对。这些人可不是等闲之辈，后来都成为党和国家的栋梁。陈郁是一九二五年入党的老党员，工人运动领袖，参加过广州起义，中共中央委员。一九三一年被派到苏联学习，与王明几乎同时抵达莫斯科。陈郁了解王明在上海的劣迹，对他极为蔑视，不向他靠拢。王明则对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的陈郁恨之入骨，但由于陈郁是中共中央委员，不敢对他轻易下手。一九三三年康生的到来对王明如虎添翼，他借刀杀人，让康生收拾陈郁。康生为向王明表忠心，欣然接受他的指示。苏联大清洗期间，康生诬蔑陈郁反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给予陈郁党内警告处分。王明嫌处分太轻，很不满意。于是康生把陈郁下放到斯大林格勒劳动改造，以期他永远回不了国。一九三九年周恩来到苏联治病，得知陈郁在斯大林格勒劳改，向联共（布）中央交涉，把陈郁从斯大林格勒接回莫斯科，同他一起回国。建国后，陈郁担任过广东省省长等重要职务。“文革”期间，康生对被他整过但没整死的人格外仇恨，一九七四年“文革”期间陈郁受迫害致死。林铁和杨秀峰都反对王明对周大文的报复，被王明、康生视为反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反动分子。林铁被发配到乌拉尔化工厂劳动，杨秀峰则下放到乌拉尔山区铁矿场劳动。杨秀峰劳动几个月便回国了，林铁劳动的时间长一些，但也安全返国，他们都属于被康生整过但没整死的人，回国后都担任领导工作。杨秀峰任教育部长、高教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林铁任河北省委书记兼河北省军区第一政委。如果不凭借外力，康生未必有能力再次迫害他们。“文革”开始，康生身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有了发泄宿怨的机会。迫害杨秀峰拿他夫人孙文淑开刀，康生认定孙文淑是托派分子，杨秀峰当然也是走资派、托派、叛徒了。邓小平评价杨秀峰时说：“文官不爱钱，武臣不惜死，杨兼而有之。”这样性格的人很难熬过文革。杨秀峰坚决否认对他的诬蔑。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硬顶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或暗示会有什么后果。杨秀峰被逼到剖腹自杀的地步（未遂）。林铁除走资派外，还被被诬蔑为托派、叛徒、里通外国，受过怎样非人的折磨，经历过“文革”的人不难想象。俄国作者用“受到残酷迫害”就显得过于笼统了。但两个人都挺过来。林铁一九八○年七月彻底平反，杨秀峰不仅平反，二○○七年他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在他故乡河北迁安竖立了铜像。

王明、康生一九三七年七月途经新疆回延安。他们在新疆还干了一件伤天害理的事。盛世才主政新疆时期，一度靠拢苏联，曾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申请加入联共（布）。一九三五年斯大林派二十五名中国留学生支援新疆，俞秀松任队长。俞秀松是中共和青年团早期领导人。一九二五年中共中央派一百零三人赴苏联学习，俞秀松任领队。俞秀松到新疆后颇受盛世才的赏识，任命他为省立一中校长，并把妹妹盛世同嫁给他。俞秀松和王明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班同学，俞秀松任联共（布）中山大学支部委员。俞秀松看不惯王明对校长米夫露骨的阿谀奉承，以及不断向米夫诬告中国同学的无耻行径。俞秀松批评过王明几次，王明表面接受，心怀不满。后两人又都陷入中山大学派系之争，成为死对头。但俞秀松是联共（布）党员，王明得势后对他无从下手。王明、康生一到乌鲁木齐就散布苏联派来的二十五人都是托派，而俞秀松是托派首领的谣言。王明、康生回到延安后仍在《解放》杂志、苏联《真理报》和巴黎《救国时报》上发表文章，揭发俞秀松的“托派罪行”。次年，俞秀松等人被押回苏联秘密处决。俞秀松和盛世同的婚姻当时被看成斯大林促成的政治婚姻，原因是他们结婚时斯大林送了一台照相机作为贺礼。但盛世同对俞秀松是有感情的，为俞秀松与哥哥盛世才吵翻。俞秀松押解回苏联后，她一直千方百计打听丈夫的消息。直到一九四九年王稼祥大使来信，才弄清俞秀松于一九三九年被处决。盛世同想把俞秀松的骨灰运回国，安葬在他的故乡诸暨。但被秘密处决的人没有骨灰。可喜的是一九六二年五月俞秀松被中共中央追认为烈士。一九九九年俞秀松百年诞辰，诸暨建立俞秀松烈士陵园，李先念题词：“俞秀松烈士永垂不朽。”一九九六年俞秀松的后代收到俄罗斯检察院为俞秀松平反的证明书。王明、康生一手制造的俞秀松冤案彻底平反。

读书札记之二： 康生在延安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康生和王明回到延安。康生仍然把宝压在王明身上。他已经知道毛泽东在党内的势力，但仍然相信王明有共产国际的靠山，王明的恩师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王明的实力超过毛泽东，二虎相争，尚不知鹿死谁手。他跟王明一起工作四年，志同道合，镇反肃托，相得益彰。如果不是抱定紧跟王明的决心，不会到延安后，于一九三八年初，他陪同王明到枣园给敌区干部训练班作报告的时候，率领学员们振臂高呼：“我们党的天才领袖王明同志万岁！”他同毛泽东从未谋面，彼此不熟悉，互相不信任。但康生在毛泽东身上也下过赌注。毛泽东知道，康生回国前亲自到法国马赛港把张学良部下从上海带到那里的毛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接到莫斯科的举动，不免感动。舐犊之情人皆有之。毛泽东的孙子、解放军少将毛新宇在《我的伯伯毛岸英》一书中写道：“康生当年从法国把我伯父接到莫斯科，通过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驻地的生活与交往，我伯父对康生印象不错。他自小缺少别人的关心和照顾，康生对他嘘寒问暖，出于人的自然本能，一种亲和力便从心底油然而起。”康生和曹轶欧把毛氏兄弟视如己出，关怀备至。康生回延安不久，就发现对形势判断失误，王明远非毛的对手，必须改换门庭，逐步与王明拉开距离。毛虽对康生照顾毛家兄弟心怀感激，但对他仍不信任，把他视为王明的人。毛知道康生是党内老资格的情报和肃反专家，却只给了他一个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的虚职。康生明白不做出重大贡献得不到毛的信任。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毛和任弼时等少数人提议王明应留在延安工作，不必返回武汉。康生投票支持毛、任的提议，走出改换门庭的一步。康生的举动立即得到回报，被毛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离开冷清的职工委员会。从三月至六月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康生紧跟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等人，不断批评王明领导的长江局，同王明的距离越拉越大，渐渐得到毛的赏识。但得到毛对他的完全信任还是毛与江青结婚后。当时不少老干部反对毛同江青结婚，认为江青历史不清白，只有康生力排众议，保证江青历史清白，坚决支持毛江结婚。几个月后，一九三九年二月，毛任命康生为中央社会部部长兼情报部部长、敌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取代了邓发，一跃成为保卫和情报部门的最高负责人，中国的捷尔仁斯基。康生大显身手的时刻终于到来。

我们一般人理解，延安整风运动是整顿党风、学风和文风，即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时间的跨度是一九四二年二月至一九四三年六月。实际上，在这之前有肃托运动，在这之后有抢救运动，时间跨度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肃托是王明和康生从苏联带回来的舶来品。始作俑者自然是斯大林。肃托运动在中国不大被人提起，在读过俄国人写的这本书前，我只知道中国有托派，不知道还有个肃托运动，以为只有整风运动。包括前期的整风，后期的审干和抢救，都是康生领导的。人们不大熟悉的肃托运动开始于一九三九年。康生担任社会部兼情报部部长之后，整风运动的前三年，规模多大，伤害了多少人，有关的材料不多；记录在案的只有康生在延安制造的三大冤案。令人不解的是这三个人都同托派无关，为何称为肃托运动，同后面的肃反有什么区别？

钱惟人案：钱惟人时任边区公路局局长，曾同边区交界的国民党地方当局商议过修建公路事宜，同国民党对口负责人接触过，被康生诬蔑为国特。康生为掌握动态，叫钱的妻子监视他，对他的一举一动都向社会部报告。对钱百般逼供，使用暴力手段，但钱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国特。康生下令把他关进黑窑洞，一直关押到日本投降。最后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

王尊极案：十九岁的少女王尊极是北平女学生，华北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她在救亡运动的感召下，痛恨自己的汉奸家庭，毅然放弃小姐生活，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康生就凭她是王克敏的侄女把她定为日特兼国特，双料特务，一九三九年四月下令逮捕王尊极。采用车轮战术审讯她，审讯人员轮流休息，不让她睡觉。王尊极被折磨得两腿粗肿，无法行走，只得供认自己是日特兼国特。供认后就得交代罪行。王尊极说她怕记不住联络密码，把密码编在毛衣的花纹里。她编造的故事荒诞不经，破绽百出，康生不相信，审案人员同样不相信。部分审案人员甚至怀疑王尊极是特务。康生下令把她关进黑窑洞，一直关到一九四五年，关了整整七年。

李凝案：李凝是东北地下党员，一九三八年来到延安。康生见她走路像日本女人，并听说她有一件日本式的女衬衣，便把她定为日本特务。李凝坚决否认，并对她的指控一一反驳。康生下令把她监禁起来。李凝最终下落不明，很可能被秘密处决。

这三个案子应属于肃反范围，同托派不沾边，也没把肃反对象定为托派。可俄国作者却把这次“抓特务”称为肃托运动，也许还有我不了解的深意。这三名受害者同康生无冤无仇，从未在他领导下工作过，康生为什么对他们痛下毒手？这三个案子是康生为树立自己的威权小试牛刀。尽管肃托是在康生领导的社会部内秘密进行的，但康生整人的狠毒手腕渐为人知，他的名字成为恐怖的代名词。他身穿苏联皮夹克，脚蹬长筒马靴，在四个警卫员的簇拥下，威风凛凛地走在延安街道上。

一九四二年二月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康生已经是整风运动中仅次于毛泽东的重要人物。他身兼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社会部部长兼情报部部长、中央总学委副主任数职。

中央总学委不归政治局和书记处领导，只服从总学委主任毛泽东。总学委领导延安整风运动。这个组织很像文革中的中央文革小组，凌驾于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上，只听从“最高指示”。康生领导整风运动，也只听从总学委主任的指示。全党从学习马列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很快转入审干、肃反。康生说：“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即整风必然引向审干、肃反。我在晋察冀边区上中学的时候听说过抢救运动，我们的很多老师都参加过延安整风，不少人被抢救过。他们的口径一致：整风是在王实味事件发生后转入肃反的。康生搞得过火，伤害了很多人，由毛主席出面纠正，还向受害者赔礼道歉。毛原本不知道肃反过火，知道后马上纠正。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没再听说过肃反和抢救运动。俄国作者看法不同。他认为康生大张旗鼓地搞肃反和“抢救落水者”运动毛是知道的，毛未必下过指示，而是康生揣摩毛的想法自行进行的。在《读书札记之一》里我介绍过康生有揣摩领导意图的高超本领。毛在六月十九日的讲话中，做了明确的部署：“要区别好人和犯错误的同志，各机关要冷静观察。”毛的讲话过了一个月，运动仍无斩获，他很不满意。康生再立新功，炮制出“张克勤反革命特务案”。

延安枣园后沟有座西北公学，培训保卫干部，隶属中央社会部。西北公学成为康生肃反的试验田。在西北公学学习的学生张克勤被康生定为特务。张克勤不仅承认自己是特务，还到处作报告，规劝特务分子不要执迷不悟，赶快坦白认罪，重新做人。这就是著名的“张克勤事件”。张克勤原名樊大畏，十九岁，一九三六年十月在西安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派他到兰州做地下工作，并在兰州入党。一九三九年六月国民党怀疑他是共产党，中共驻甘肃代表林伯渠把他调回延安。父亲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妻子被捕后也随即叛变。整风期间延安保健药社接到重庆李某给张克勤寄来的国民党刊物《中央周刊》。西安三青团报纸刊登过共产党员自首名单，为首的便是张克勤。从鲁艺也转来检举张克勤是特务的材料。康生把张克勤定为特务，理由是：一、张克勤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国民党特务容易从他入手；二、张克勤来自国统区，国统区中共组织已被国民党特务渗透；三、张克勤家庭背景复杂，父亲和妻子相继叛变，他自己可能也已叛变；四、张克勤与国统区至今保持联系；五、西安三青团报纸已刊登张克勤叛变的消息；六、鲁艺有人揭发他是特务。康生的逻辑是：如果张克勤不是特务，延安还有谁是特务？于是下令逮捕张克勤，开始昼夜不停地审讯他。向张克勤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怎么到延安的？张克勤把到延安的经过说了一遍。第二个问题是：你到延安来干什么？张克勤说自己是兰州党组织派到延安来学习革命理论的。张克勤直到这时还保持镇静，以为不过是审查他的历史，这种情况他遇到不止一次了。但第三个问题完全把他问懵了：有人揭发你到延安是搞特务的。张克勤坚决否认：“我没参加特务组织，而参加了党组织。”审讯人员大声吼道：“你狡辩！比你地位高、年龄大的人都交代了，你还敢抵赖？”康生下令对张克勤实行车轮战、突击战和神经战，三天三夜不让他睡觉。十九岁的张克勤终于支持不住了，承认自己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康生初战告捷，利用胜利的东风制造舆论。有舆论才有压力，有压力才能震慑特务分子。几天后康生召开检举坦白大会，他在大会上说：“今天召开坦白、规劝大会，现在由张克勤交代自己的特务活动！”

脸色苍白的张克勤走上讲台，痛哭流涕地控诉国民党怎么把他拉下水，要求特务们猛醒，赶快交代问题。自己带头揭发，一口气揭发了十几个特务。他还谈了自己的转变过程，衷心感谢党组织对自己的抢救，一定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张克勤事件”掀起审干高潮，从整风变成审干，从审干变成抓特务。手段从人身侮辱、恫吓、车轮战等升级到用刑。

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胡宗南派高级参谋胡公冕按照事先议定的日程到延安与中共谈判。胡公冕原为中共党员，后投靠国民党，但一直同情共产党。康生认为胡公冕是来联系延安特务的，所以在他到达延安的前一夜下令大逮捕。四月一 日夜里逮捕了多少人没有准确的数字。据任弼时秘书师哲回忆，超过四百人。这些人都是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被秘密逮捕的。康生有自己的逻辑：“有材料还需要审问吗？先抓起来再说。正因为不清楚才关起来审问，审问就是为弄清问题。”先逮捕人，后逼供口供，这是康生惯用的伎俩。关押在窑洞里的人，除夜间连轴转逼供外，还施加暴力。一心向往革命的青年忽然被宣布为特务，对他们精神上的打击太大，超过对肉体的折磨。自杀的，逼疯的，哭喊的，充满阳光的世界变成悲惨世界。这就是延安的抢救运动。薄一波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七十年的回忆与思考》中写到他亲眼见到的抢救的“惨状”：“有一件我难忘的往事，其情景多年来不时涌上心头……那时母亲也与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诉我：他们都是被‘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

师哲作为参与逮捕行动的安全部人员，回忆一九四三年三月末康生是如何圈定被捕人员名单的：康生手里拿着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做记号、打圈点，嘴里念叨：这个是“复兴”，这个是“C.C”“汉奸”“叛徒”“日特”……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中央机关召开抢救失足者动员大会，康生发表了胜利者的演说。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弗拉基米尔在《延安日记》中写道：“意外地邀请我们参加在杨家岭举行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彭真宣布开会，他告诉共产党员们，形势十分严重，有一大批‘国民党特务’已经暴露，并遭逮捕。……彭真说：‘特工部抓不尽充斥于延安的所有特务，因此我要求共产党员们在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上给予帮助。’彭真讲完话，一些悔悟的‘特务’排队上台——自然是事先安排好的。他们恳求宽恕，发誓要在毛泽东领导下忠实工作。一共十二个人上台讲了话……”接着由康生作“抢救失足者”报告。弗拉基米尔写道：“第二个发言的是康生。这个情报局头子怒气冲冲。他咬牙切齿，发了疯似地挥手叫喊：‘你们十分清楚，你们有很多朋友被捕了！等你们一离开这个礼堂，就会发现你们之中又有很多人失踪！要是今天在这里参加会的许多人明天被关起来，你们不要大惊小怪。’

“然后，康生开始要求会议的参加者和延安的所有党员行动起来清除特务，挽救特区。‘你们所有在这里的人都是替国民党做特务！’康生大叫大喊。‘你们干嘛要搞破坏？我们什么地方亏待了你们？你们什么都有，有房子，有口粮……为什么你们要置我们于死地？只要悔过，我们就宽恕你们，但你们也必须记住，悔过不都是诚心诚意的！再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康生的讲话起了吓唬人的效果。一种令人窒息的寂静笼罩着礼堂，听众显然都吓呆了。”令康生意想不到的是会议结束前，朱德上台发言：

“朱德以平静的声调问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开过会后，我就该不再信任我的朋友和战友了？’‘这是不是说，从现在起，我就该担心自己被捕，或等着看我的朋友被捕？你怎么敢用这种方式来对待党的积极分子，对待党的优秀分子和骨干？’朱德讲完掉头就回到他座位上。”作者没写康生的反应，想来是愕然、气愤，但亦无可奈何。反对康生领导的抢救运动的领导不止朱德一个，陈云便不在自己领导的组织部内搞抢救运动。但他们都没有制止康生的能力，因为总学委凌驾于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上，康生是总学委副主任，只服从正主任毛泽东。

李锐评价这次会议时写道：“康生的这个报告被称为‘恐怖’的报告，把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反奸’斗争推向了高潮……几个月的时间里，清凉山解放日报社系统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成了‘特务’，以致后来再抓出‘特务’、斗争‘特务’的人也都是‘特务’。”李锐先生说四月十五日康生的报告把“反奸”推向高潮，把“反奸”的高潮推向各抗日根据地。但抢救的发源地是西北公学，“张克勤事件”炮制出来后，抢救运动很快在延安各单位展开。自张克勤现身说法，在大会上坦白交代自己当特务的经过后，各地竞相召开坦白大会，“特务分子”纷纷上台坦白交代。绥德师范学校召开坦白大会，十六岁的马逢臣跳上主席台，大喊了一声“我交代”，接着说：“我是受过特务机关训练的特务，任命我当石头队长。”说着他举起一块石头。“这就是我的物证。他们让我用石头杀人。”会场上的人感到惊愕不解。接着又发生了一件更加让人无法理解的事。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跑到主席台前，痛哭流涕地说：“我根本不是真心实意参加革命，而是受万恶的特务指使。他们让我用美人计腐蚀干部，从他们身上搜集情报，把他们拉下水。”康生欣赏自己的“杰作”，但中央领导人不能不过问了。很多领导干部对康生的做法提出意见。但要想制止康生的所作所为，只有他的顶头上司总学委主任毛泽东一人。周恩来和任弼时劝告毛停止抢救运动，延安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特务。然而毛认为他多次批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反对“逼供信”，为纯洁革命队伍，运动继续下去又有何妨？他这样说，心里也不相信延安有那么多的特务，但要找一个适当的口实收场。

这时共产国际已经解散，没有指导中共的国际机构。但就在这时毛泽东收到共产国际前主席季米特洛夫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个人名义发来的电报：

毛泽东（亲启）：

一，关于令郎。我已安排他在军政学院学习，他毕业后当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军事方面获得扎实的学识。这个小伙子很能干，我相信您会把他培养成一个可靠的好帮手。他向您致以热烈的敬意。

二，关于政治问题。不言而喻，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它过去的任何领导人都不得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情考虑，我又不能不告诉您我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的担忧。您知道，从一九三五年起，我就不得不经常密切过问中国的事物。我认为，从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中退缩的方针，以及明显偏离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政治上都是错误的。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战争期间，采取这样的方针，有把党孤立于人民群众之外的危险，有导致内战加剧的危险。这只能有利外国侵略者及其在国民党内的代理人。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应该把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排除在党外，而应把他们保留在党内，千方百计利用他们为党工作。另外一件使我担心的事是，一部分党的干部对苏联抱有不健康的情绪。我对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虑。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把党团结起来的党内正确的措施，被康生及其机构扭曲得面目全非。这样做只能散布互相猜疑的情绪，引起普通党员群众的无比愤怒，帮助敌人瓦解党。早在今年八月，我们就从重庆获得完全可靠的消息说，国民党决定派遣奸细混入延安挑动您同王明和党内其他活动家争吵，挑起敌对情绪以反对所有在莫斯科居留和学习过的人。关于国民党的这一诡计，我已及时预先通知了您。国民党秘而不宣的打算是，从内部瓦解共产党，从而轻易把它摧毁。我毫不怀疑，康生的所作所为正在为这些奸细助长声势。请原谅我这种同志式的坦率。我对您怀有深深的敬意，坚信您作为全党公认的领袖，定能洞察事务的真相。仅仅由于这一点，我才如此坦率地同您谈问题。请按我给您发送这封信的方式给我一封回信。紧紧与您握手。

季（米特洛夫）

抢救运动是在季米特洛夫直接干预下刹车的。季米特洛夫指出“康生的所作所为正为这些奸细助长声势”，话说得很重。季米特洛夫虽已不担任共产国际主席，但毛泽东知道他同斯大林的亲密关系，也许这封电报是斯大林让他发的，毛泽东不得不接受。中共中央领导人早已对康生表示不满，除前面提到的朱德外，还有周恩来、陈云、任弼时等人，对毛也有一定影响。但毛仍然袒护康生，自己承担责任，公开向被受害的党员道歉。康生则没有作自我批评，不肯为毛泽东分担责任。康生在莫斯科和延安犯下的罪行没有清算，以至到“文革”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后，犯下更大的罪行。康生一生风光，死后哀荣。“四人帮”粉碎后才得到彻底的清算。

衙门这碗饭

陈四益 著

小序

苏东坡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好气派！但那说的是周郎，三十四岁指挥东吴三万之军，联合刘备荆州之众也不过五万余人，同率兵八十余万的曹操战于赤壁，大获全胜，岂能无此气派！

但“谈笑间”，并不只属于非常人物。你看《桃花扇》首出中说书的柳麻子，末出中唱曲的苏昆生，一个把那《论语》说得活灵活现：“暗红尘霎时雪亮，热春光一阵冰凉，清白人会算糊涂账。这笑骂风流跌宕，一声拍板温而厉，三下渔阳慨以慷”；一个把那大明的兴亡唱得荡气回肠：“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圣君贤人，王朝兴替，都入了渔樵闲话。也算是谈笑间灰飞烟灭了。

读书，若是直不起腰板儿，以为其中句句是真理，一句抵一万句，生怕自己领会不来，是极苦的差事。读史，若诚惶诚恐，以为那里面句句是实，半分无假，多份儿也是呆子。这样的呆读，充其量只是个书袋子，引不起多少兴味。但若能从不疑处生出疑惑，从涂饰中看出真相，那就真是“清白人会算糊涂账”了。读书，读到不被瞒过，别有所得，就不算白费了灯油，也才会有一点“谈笑”的兴味，能不能“灰飞烟灭”并不重要。

为这本小书作序而说了一堆“谈笑间”，只是因为其中一半篇幅是我读书的小小感想。这些感想大多是从字缝儿里或与现实的关照中体味得来，虽不是什么经国之大业，却也可能带一点憬然若有所悟的趣味。

另一半内容，是一组对人生中一段经历的观照与回想。事情发生在“史无前例”那场“大革命”及其前后，所叙却不是什么烈烈轰轰的壮举。那场“大革命”或曰“大动乱”，若从当时发动者的“义正词严”来看，自然是场“正剧”；若从多少无辜者在历时十年的悲惨遭遇来看，则是一场悲剧；但若从那十年无穷无尽的荒诞来看，又是不折不扣的喜剧与闹剧。

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先生曾讲到一段“干校”的经历：一位被送到“干校”劳动改造的“校友”，每到星期五，都要到校部向“牛政委”交代一篇编造出来的“罪行”，于是，到周末他便可与其他“革命群众”一道回城休假。钟先生起初不值其人，但在一次可以坦诚交谈的场合，这位“校友”倾诉了他不得已的苦衷：他的妻子瘫痪在床，无人照料。一周如果不回去帮她擦洗，浑身都会发臭。不得已，才出此下策，以假交代换取回城的机会。其实，那位“牛政委”也并非不知交代是假，但为了证明“革命政治”的合理与正确，他需要这样的交代——哪怕它是假的。一方迫于无奈，必须编造假话以欺骗；另一方明知是假，却需要这种欺骗。这是多么绝妙的喜剧题材。钟先生慨叹：有个莫里哀，该多好！可惜中国太缺少喜剧。

这组短文的所忆所思，大都是些可悲、可气、可笑、可叹之事。虽然都不是什么大事、要闻，但也不妨归入笑谈，从中可以看到，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环境，那样的氛围中，一个伟大的民族，曾经怎样一本正经地做着那些今天看来已觉荒诞不经的事情。

是什么条件，使十几亿人如此癫狂？如果相同的条件再次出现，是否还会同样的癫狂？谈笑，也是为了思考——总要长点记性才好。

谈笑归于谈笑，书名却须另起，《神仙局》？《主子只有一个》？似乎都行。但想来想去，还是叫《衙门这碗饭》吧。

二O一四年一月十四日

第一辑 读与思

孔子标准像

听说要给孔子制定“标准像”了，此事还呈报高端部门审批，很觉得有趣。“标准像”一词，先前并没有听说过，新旧《辞海》也未见收录。尽管一九四九年以后，先是毛、朱，后是毛、刘、周、朱，后又是毛、刘、周、朱、陈、林、邓的画像到处挂，但那时似乎都叫“领袖像”。我第一次听到“标准像”，是在“文革”之世，王洪文因为造反有名，加上毛泽东夸奖他当过兵、做过工云云，一下子从什么厂子直升北京，成了“中央首长”，所以有传说替他拍了“标准像”——大概以前的照片随意而为，歪瓜裂枣，不够标准，现在飞黄腾达，不能马虎，必须正襟危坐，规格统一，有朝一日可以悬诸闹市，以正观瞻吧。从此，我才知道大有头脸的人物，不但称呼要标准，比如“伟大领袖”“副统帅”“旗手”“英明领袖”之类，一经定下，举国一致，不能擅改，相貌也要标准，不能各挂各的。孔子是封过“王”的，当然大有头脸，所以为孔子争地位的人，就要吵着嚷着来制定“标准像”了。如果老老实实，像孔子看待自己一样来看待孔子，只把他当作一位教育家、思想家，即便加上“杰出的”“卓越的”乃至“伟大的”，也是想不出“标准像”这些花样的。

但真要制作孔子的“标准像”，实在不易，因为去日苦多，那时也没有出个肖像画大师如顾虎头那样能够传移摹写，更没有照相术、摄像术，所以谁都不知道孔老夫子是何模样。

文字记载有没有呢？有一点，但也说得模糊，有些还不可信。司马迁下距今天虽有两千多年，但上去孔子也已好几百年。他对孔子的相貌已经没有清晰的记述了。说他“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只涉形体，不及面貌。说他“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讲到他头顶中间凹而四周高，略涉相貌，但要凭借这句并不十分可靠的传说来制定“标准像”，弄出来的大概同旧时绣像小说中鬼谷子的模样仿佛。仔细找找，还能找到一些记述。比如，说孔子的样子同阳货很像，以致同阳货有仇的匡地百姓把他包围了好几天，弄清错认才解围而去。可惜阳货长得什么样，我们也搞不清楚，不能照猫画虎。又比如，孔子到郑国的时候，跟弟子走失了。弟子们到处找老师，有郑人指点说：东门那儿有个人，脑门儿像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子产，但是从腰以下，要比禹少三寸，那副倒霉样子就像一条丧家之狗。弟子找到孔子，把这话学给他听，孔子笑道：样子倒是细事，丧家之狗，说得太对了，太对了。不过，同样可惜的是，我们无法弄清尧的脑门儿、皋陶的脖子、子产的肩膀是什么样子，所以对制定标准像也没有多少用。

孔子闲居的时候“申申如也，夭夭如也”，一副平和舒缓的模样；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形态大致如卧佛，但面貌依旧没有，而标准像照例是不取卧姿的；孔子在自己宗族长者面前，一副谦恭的样子，好像不善言辞，而在庙堂之上，虽然恭谨却善于辞令；孔子对小官、大官、君主说话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孔子吃饭和睡觉的时候是不说话的；朋友死了，无力安葬，孔子说：我来！颇有点侠气……关于孔子的生活习惯还有很多可靠的和未必可靠的记述，可以据以想象孔子的风度，但一样无法倚此“制定”孔子的模样。

自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被历代帝王推为治国的指导思想。虽然学说的内容与时俱变，但孔子作为这种学说代表人物的地位一直没有改变。不过就在给孔子封公封王的时代，也不曾给孔子“制定”过什么“标准像”。我小时候在孔庙（或称文庙）里看到的，也只是至圣先师的牌位，并没有什么“标准像”的。我想，那是因为儒学毕竟是一种学说。对于学说，重要的是学习它的典籍，弄懂它的内涵，力行它的思想，苏轼所谓“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便是这样一种态度。而“读书之法无他，惟是笃志虚心、反复详玩为有功耳”（朱熹语）。因为重视的是“学”，所以孔子之学始终没有发展成为“儒教”，尽管过去今天都有人想把它变成“儒教”。推崇一种学说，要求的是“学”。推崇一种宗教，要求的是“信”。学，所以求知，所以励行。信，所以虔心，所以不疑。因此对待学说，要求诵读、领会、质疑、思辨并求其发展。对于宗教，则要求诚心、笃信、无疑、膜拜以尽其虔诚。

佛教，起初也是一种思想、一种学说。当初释迦牟尼集众讲经之际，有设问，有答疑，有论辩，有探讨。及至成了宗教，除了高僧大德还探究佛理（但也多为阐释），一班信徒则只是焚香顶礼、口宣佛号而已。佛学发展的迟滞，其因大抵在此。倒是禅宗之兴，呵佛骂祖，反为佛学注入一些生气。儒学在它发展过程中，也有宗教化的倾向，譬如对孔子的话语一概不准有疑和某些膜拜的形式，但它最终没有形成宗教，没有把精研学理变为烧香磕头、口宣圣号。这实在是它的幸运，因为任何一种学说，一旦成了不可移易的终极真理，它的创始人成为供人膜拜的偶像，那么这种学说也就僵死了、再也不能发展了。“文革”之世，“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语录歌”，看起来把毛泽东及其思想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实，适足以走向他的反面。

给孔子制定“标准像”的意图，透露了某种制定“像教”的消息。佛学在宗教化后，虽说既有经教，又有像教。实际上经教只局限于少数高僧大德，绝大多数信徒不过是对着佛像叩拜如仪。因为重像教，所以也确实为佛制定了标准像，还有记载此标准的《造像量度经》，让人“因经文得其尺寸，以图样明其运法”。众多寺院塑出一模一样的佛像，皆得力于此。但像教只利于招募信徒，无益于佛理的精研。前些时已有建立“儒教”的意见，这些时又有为儒学制造“像教”的消息。这些旨在把儒学宗教化或半宗教化的努力，或许可以网罗信徒，但只能使已经衰微的儒学更加速其衰微。如果把孔子当作人，当作春秋时期的一位智者，探讨其学术，汲取其精华，那么，孔子将历千百年而不朽。如果把力气用在制造一位圣人，供人磕头，希图以此重建儒学独尊的地位，恐怕孔子又将再一次受到不肖徒孙的连累，而得益者不知竟是何人。

我们谁也不知道孔子什么模样，因此不必徒劳无益地去为他制定“标准像”。出于对一位古代思想家、教育家的崇敬，历代艺术家已经从各自对孔子的理解，创造出了不同的孔子的艺术形象，今后还将会有艺术家因孔子产生艺术创作的冲动，就像对孔子的学说也还会有各种诠释和评论一样。但要想利用某种行政性手段来“制定”所谓“标准像”，即便对以孔子为题材的艺术创作也是一种可怕的桎梏。总之，作为一份历史遗产，孔子不朽；若要造神，对于孔子和造神者，大概都未必会是幸事。

读《论语》

《论语》忽地又当红了，一本讲《论语》的书听说销售甚畅，可惜没有读过，不知是怎样的讲法。好在书橱里有几本销售并不很畅的《论语》，因为是薄薄一册，不像砖头那么厚重，躺在床上翻翻倒也轻松，而且字大，看着不费力，所以也找将出来，算是临老再趁一趟热闹。

这晚读到《季氏第十六》。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读后真觉得孔老夫子不愧是至圣先师，看事情洞若观火。“礼乐”不是像今天某些“国学家”说的是要讲礼貌呀，有艺术鉴赏力呀什么的。如果只是见师长要磕头（或鞠躬）、要称“您”、要让座、要倒水之类，大概也犯不上一定要“自天子出”。“礼乐”是一种政治制度，在当时就是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度，高低贵贱，等差有序，处下不得犯上。这样的制度要是天子不能控制，让大夫们或庶人们自行其是，岂不要天下大乱？“征伐”更不得了，大家动刀动枪起来，贵人们还能有太平岁月么？

但是，为什么“庶人不议”就是“天下有道”呢？起初想想，也有道理。如果为政者事事办得妥帖，样样尽善尽美，无刺可挑，“庶人”们山呼万岁还来不及，有什么可议的呢？但再想想，孔老先生的思虑未必周详，因为这实在难于做到，或者说根本做不到。天底下哪里有尽善尽美的事呢？人的需求——物质的和精神的——不断在提高，食有鱼了，还要出有车，出有车了，还要有以为家。就像今天，填饱肚子，还要买车，还要买房，做不到，就要说三道四、发表意见，甚至骂娘。样样尽善尽美，就是今天都做不到，何况两千几百年前诸侯并起的时代！既然做不到，就会有“议”，这本不奇怪。怎么办？听着就是。有过必改，有错必纠。虽不能尽善尽美，也可以逐渐接近那“有道”的境界。

但孔老先生没这么说。中国的帝王们也不这样想。他们一个个牛皮烘烘，都想当有道的圣君，恨不得天天有人在耳边唱颂歌，决不肯承认自己治理的社会并不曾达到“天下有道”。何况孔老先生立了一根绝对化的标杆在那里，如果“庶人有议”，岂非“天下无道”？哪一个君王肯认这个账？

这样，孔老先生就给后世的君王出了一道无法解开的难题——又要做有道之君，又无法做到庶人不议。不过，中国的君王们都是乖角儿，他们能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困难所压倒。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于是想出一个妙着，把孔老先生的话稍作颠倒，变成了“庶人不议，则天下有道”。这一来，事情好像就容易得多了，只要让庶人“不议”，岂不就是“有道”的天下？让庶人不议的办法很多，最为简便的就是把庶人们的嘴巴封起来。从秦始皇开始，封嘴巴的办法无非两个：你若一定要“议”，就把你的脑袋砍掉——始皇帝时叫“弃市”——或关到牢里；你若要写（也就是书面的“议”），就把你写的书查禁或者烧掉，可以因书废人，也可以因人废书。这办法一直沿用到清代也没有改变。现在被有些人吹到天上的《四库全书》，据说是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其实，那不过是老例的应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禁毁、删改的书籍真要超过秦始皇一百倍，而酿成文字狱所砍的头颅也是始皇帝望尘莫及的。

两千多年了，为了封住庶人的嘴，一直沿用着这些老办法，如果细细道来，可以编一部皇皇巨著。不过，这个办法实行的结果实在很不理想。嘴巴封起来了，还可以“腹诽”，书烧掉了，还可以藏在墙壁里，还可以偷着印，一样地流播四方。而且因为“禁”，更增加了几分诱人的魅力。不是有“雪夜闭门读禁书”之说吗？这样的环境，读这样的书——够刺激。可以说，禁，正是书籍流通的助力。那时还没有互联网，如果今天还用那种老办法，更是“可怜无补费精神”了。君不见，那些并未遭禁的图书，一旦发行，聪明人也要找几个哥们儿出头在网上开骂，骂一个狗血淋头，然后作者再一通回骂，骂他个一佛出世、二佛涅槃。骂来骂去，骂得读者兴起，于是销量大增。若是政府再出面来禁，那雪夜网上读禁书就更不可免了。掌握权力的君王如果迷信这种封杀的权力，久而久之，自己也会失去说话的能力，因为说话能力是在交流、交锋中发展起来的。没有了对手，也就失去了自己。

这还仅是从流播着眼。若从社会的治理来说，把庶人的嘴都封起来，不但不能成就一个“有道”的治世，恰恰相反，堵塞了言路，只会使本来无道的社会更加无道。无道到了极点，就是社会的崩盘，即所谓“坑灰未冷山东乱”。所以历代的明白人总要苦口婆心地劝说为政者不要仗着手里那点权力企图塞尽天下人的嘴巴，而要在“有道”上着力，才是正途。魏徵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韩愈说“川不可防，言不可弭”；朱熹说“上无失政，则下无私议。非箝口使不敢言也。”这一劝，劝了一两千年，无奈始终劝不醒梦中人。所以一个一个王朝都灰飞烟灭了。一直到了“共和”，说是民主了，依旧在封人的嘴巴，只要看看所谓“图书审查委员会”的政绩和国民党政府那长长一串禁书的清单，就可以明白。所以，“民国”没有几十年也就灰飞烟灭了。

《论语》读到这里，只有一声叹息。看来读《论语》，也未见得就能多么高明。读了几千年，这一句“庶人不议”，终于未曾读得明白。时至今日，还让小孩子傻傻呵呵地读什么“经”！

从美刺到扯淡

有人说，中国是诗国。有道理。三百篇而下，诗人之多，作品之多，怕是无与伦比，不知是否已有好事之徒，把这列入什么“世界之最”中去。

中国人写诗，讲“美刺”。套用现代的术语，“美”就是歌颂；“刺”呢，当然就是暴露了。既要歌颂，又要暴露，可见我们的古人还不懂得为艺术而艺术的高雅。但是，古人毕竟愚鲁，不像现代人什么都要定量分析，所以，虽然讲“美刺”，却从未想到要定下个比例，比如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之类，也没有规定一篇作品中是否要以“美”为主或以“刺”为主。

因为没有这些规矩，美便是美，刺便是刺，爽气得很。“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这是“美”。“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这是“刺”。歌颂起来热情洋溢，暴露起来也辛辣尖锐。

不过，时间长了，写诗的人便渐渐发现，“美”是不要紧的，即便说点过头话也决没有人来追究责任。“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彼四海，四海来假。”没有听说有人会去核查一下那邦畿是否真有千里，也没听说过有人去推敲一下“四海”是否真的都来朝贡。“美”是从来不受制约与惩处的。“刺”就不同了。又是兜老底，又是揭疮疤，甚至指着鼻子骂。若是刺的是小民百姓，他或许隐忍不发，若是刺的是大人先生，他能受得了吗？《硕鼠》《伐檀》，还是泛泛地骂，当事者可以顾左右而言他。《新台》《南山》，则差不多像贾府的焦大，把爬灰、养小叔子之类的丑事都抖搂出来了。主子们听了，能不施以颜色吗？塞一嘴马粪，已算是从宽处理了。

马粪塞多了，诗人们便悟出了些门道，知道“刺”是可能挨整的，弄不好还会掉脑袋。人命关天，非同儿戏。于是，脑子灵光点的诗人想出了“主文而谲谏”这个妙招儿。

“主文”不用解释，写诗嘛，总不能都是标语口号。“谲谏”呢，就很有一些奥妙。意见还是可以提的，不过不能直说。含含糊糊，隐约其辞，采用譬喻、象征的手法，让大人先生们自己去领悟。就像今天，如果直拔直地说“你腐败，快些改”，不行；如果说“屋梁若遭虫蛀，总有一天会折断的”，那就好些了；若是说“皓月微云翳”呢，那就更好了。

谲谏，可以不塞马粪，这就是“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后来的人，忘掉了前面的“主文而谲谏”，单单把后面的“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拿出来大讲特讲，结果吃足了苦头。这是不肯好好读圣贤之书的结果。塞一嘴马粪，怪得谁来！

从谲谏到猜谜

不过，“谲谏”到底要“谲”到什么程度，分寸依旧难以掌握。“谲”得不够，失之太直、太露，上头一发脾气，不免呜呼哀哉；“谲”得太过，又失之隐晦，上头是不发脾气了，但下头也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说不定还要问上一句：他说的是什么呀？

且看一例：

佳人自折一枝红，把唱新词曲未终。惟向眼前怜易落，不如抛掷任春风。

这是著《诗品》的那位司空表圣先生的诗，题为《读史有感》，也有作《南北史感遇》的。那么，他究竟是读了《南北史》中哪一段才发出了这些“感”呢？很难猜。有人说这是有感于梁武帝的。第一句，写梁武帝自取天下；第二句写他虽有所振作而终无大效；第三句写他自知帝业不能长久；末句讲他舍身佛寺，抛掷天下不复爱惜。

讲诗的人讲得头头是道，听者却仍不免存有疑惑，因为诗歌本身的意象与这解释距离未免太远。

司空图大约总有些不好直说的感触，这才曲曲弯弯地写成这首诗。但费大半天劲，读诗的人莫名其妙，岂不是很悲哀的么！

再看一例：

晴窗初睡稳，好梦正浓，佳境渐入巫峰。蜂媒蝶使殷勤说，西家曾见朦胧。相推又还就，早锦裆怎褪，罗带轻松。心头微颤，恐鸾衾飞落余红。　　何事忽来山雨，惊破觅无踪。甚处重逢？空惹恹恹春病，琼篝麝息，宝瑟尘封。向谁行诉，只斜阳冉冉怜侬。最销魂，高树初蝉乱咽，恨锁齐宫。

如果就词论词，这写的是一场春梦，然而好梦难成，终被惊破。幸亏作者马叙伦先生自己后来作了笺释，这才使人明白，原来它隐括着袁世凯称帝这一大变局。

首句说袁世凯刚刚当上总统，地位初稳；“好梦”二句说他已想入非非，图谋称帝；“蜂媒蝶使”指劝进的筹安会诸人；“西家”事指拿破仑称帝；“相推”以下，写筹备大典、改元，兼及袁世凯犹疑恐惧的心态。下阕，写蔡锷云南首义，各省响应，袁氏被迫撤销帝制，因而致疾，终于在斜阳蝉咽声中，去了他该去的地方。

把袁世凯称帝比作一场春梦本也不错，但写得这样“谲”，字面上如此不着痕迹，如不自作郑笺，他人如何解得！

专制使人不敢直言，只能隐晦曲折地表露思想。当着这种无可奈何的隐晦，成为诗学中公认的法则时，解诗也就成了猜谜。

从猜谜到扯淡

猜谜式的解诗，也自有它的趣味：

“美人如花隔云端”，这是思念皇上；“玄都观里桃千树”，这是讽刺新贵；“高处不胜寒”，这是处高思危；“山深闻鹧鸪”则是行不得也，哥哥！

专制企图扼杀一切反对者的声音，但它不曾料到，结果竟成了一切声音都被认作反对者。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的这首《滁州西涧》本是“有标题音乐”，是一幅山水小品，写得清丽脱俗。但让发掘微言大义的解诗者一讲，情形便截然两样了：幽草生于涧边，喻君子在野；黄鹂鸣于深树，刺小人而居高位，巧言如流；春潮带雨，其急可知，哀国家之多难也；“野渡无人舟自横”，叹济世之才如孤舟横野，特君相不能用耳。眼睛一霎，老母鸡变鸭。一首山水诗，经此一解，立马变成了政治讽喻诗。但是，这种猜谜式的解诗法，由于把一切都生拉硬拽地拖向政治，诗歌也便成了政治的婢妾。更糟糕的是，由于一切诗歌都可以替它披上政治的婚纱，便从此为政治迫害与政治陷害打开了方便之门。

如果说刘禹锡因咏桃诗而再度遭贬，是因为诗中隐喻过于明显，那么，苏东坡因“乌台诗案”差点“断送老头皮”便是一场政治陷害了。那位副相王珪，在政事方面别无长干，只会请圣旨、领圣旨、得圣旨，被称为“三旨相公”；他的诗，因好用金玉珠璧等字样，被称作“至宝丹”。但是，他在搞政治陷害方面却颇为得心应手。因为苏轼《咏桧》诗中用了“蛰龙”一词，王珪便状告东坡，说他在皇上之外还要再找一条龙，有“不臣”之心。亏得宋神宗还算解事，不是那种干儿子干女儿在耳边灌几句闲言语便不问青红皂白大动肝火的昏虫，只说了一句“彼自吟桧，何预朕事”便一笑置之。不然，又不知要生出多少是非。

这种政治陷害活动，在清初最为活跃，那是因为秉政者鼓励，想借此摧残知识分子的锐气，使他们俯首帖耳为清廷所用。

陈鹏年一句“代谢已怜金气尽”，因宵小告发（今天叫举报或打小报告），说“金”是大清入关前的国号，便被摘印下狱。也是亏了康熙还明白，说了一句“诗人讽咏，各有寄托，岂可有意罗织以入人命”，才保住了性命。更多的人，则都成了这种政治诬陷的牺牲品。徐骏因一句“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杀了头；胡宗藻因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被斩了首；徐树夔因诗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一类句子，惨遭戮尸，连带着家人、生徒、诗友，也都杀头的杀头，杖流的杖流，为奴的为奴，好不悲惨。

以诗定谳，借诗陷害，这固然都同中国诗歌“谲谏”、“比兴寄托”的传统有关，但哪里还是在解诗，只能算是扯淡罢了。

历史的吊诡

一

人们总说改革推动历史的进程，但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者，却大多没有好下场。这很令人伤感，却也是历史吊诡之处。改革者没有好下场，其改革自然也没有好结果，所以，中国历史上每有改革，最后总是仍复旧观，回到先前的路上去。改革如此，造反也一样，除去换一家做皇帝，其他没有什么两样。

二

吴起是想做些事情的。他在鲁国、魏国都未能施展，终于得到楚悼王的信用，于是“明审法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种种措施，要在富国强兵。果然，楚国强兵拓土，令诸侯患之。但这伤害了楚国贵族的利益，“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等到吴起的支持者悼王一死，宗室大臣便作乱而攻吴起。吴起无路可逃，只好伏于悼王尸体之上，希望作乱者有所顾忌。不料报复心切的贵戚们全然不顾，吴起仍被乱箭射死，连带楚悼王的死尸，也没有逃脱乱箭穿身的结局，足见作乱者怨毒之深。

三

秦孝公用商鞅为左庶长，定变法之令。他的变法，令秦国宗室，没有军功不能入属籍，享爵秩，失去了往日的特权。不但宗室，即便太子违背了法令，也要“刑其傅，黥其师”。

普通百姓虽可以军功论赏，但也要编为什伍，犯事连坐，不告奸者腰斩，藏匿奸人与降敌同罚，妄议政令，迁于边城。各种严刑峻法不一而足。

商鞅相秦十年，秦国国富兵强，诸侯侧目。但他的老朋友赵良说他“相秦不以百姓为事”，又令“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孝公卒，太子成为新君，与旧贵族联手报复，指商鞅欲反，发吏捕商鞅。商鞅逃亡，要住店，店家说，商君的法令，没有证明而收容客人是要连坐的，不纳。逃亡魏国，魏国拒之。无路可逃的商鞅，终遭车裂而死。

四

王莽也算一个改革者，还建立过一个短命的王朝——“新”。他所施新政，带有一些理想主义的色彩，胡适甚至说他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此人有点呆气，不谙世情。他以为发布一些政令，改变一些名称，造出一些口号，就能改变现实。手下又多阿谀之徒，无办事之人，结果，他的均田、废奴、改币等新政或系短命，或流于空谈。下层从他的改革中未得到实惠，上层又被他的改革弄得怨气冲天。最后，他死于乱兵之手，斩首裂身。死后，有关他的记载几乎都是坏话：说它篡位，说他虚伪，说它邀名，说他矫情，说它弄权，诸恶归焉。这也不稀奇，因为话语权都在新的统治者手中。

同吴起、商鞅不同，王莽是一个失败的改革者，吴起、商鞅的改革却都取得了一定成效，至少楚国、秦国的国力一时得到了明显的增强。

五

北宋王安石的变法，主要指向也还是要发展生产，丰盈国库。也就是“富国”。北宋的经济是很发达的，但北宋的国力却很弱，国家没钱。王安石的改革，确实收到了一定效果。他的许多办法，出发点未尝不好，但在实行过程中却弊窦丛生。譬如青苗法本是为青黄不接时缺少资金的农民发放国家贷款，以免遭受高利贷者的盘剥。可一旦把放贷额同政绩挂钩，官吏们便强迫农民贷款，以致并不需要借贷的农民也要借贷付息，自然怨声载道。又如，宋代许多吏员是没有俸银的。他们的收入全靠受贿与盘剥。充盈国库后，王安石使吏员们有了固定的薪饷，但这并未能终止手已拿滑了的官吏保有他们原先的利益，腐败依旧。如此种种，百姓未能认可改革的受惠，而豪家大吏的利益却受到了损害，于是议论风起，攻讦交至。宋神宗在，还能勉力推行，神宗一死，王安石罢相，司马光执政，所谓“新法”也就寿终正寝了。好在北宋有不杀大臣的祖训，王安石得免一死，赋闲居家，郁郁以终。

六

明代万历朝，张居正执政时，皇帝冲幼，太后把持着施政的方向。张居正没有打出改革的旗号，变革只是在悉守旧规的旗号下进行。为了得到后宫的支持，他不惜同太监大珰结成同盟。他在官吏中肃清贪腐，经济上实行一条鞭法，还丈量土地、清查隐匿，施政十年，明王朝财力大大增强，在暮色中现出一道最后的亮色。但是，张居正的措施伤害了官僚集团的利益，待到居正死去，心怀怨恨的官僚们便着手剪除了他生前布下的羽翼，又从他的政治盟友——贪腐的大珰冯保——下手，削弱了皇帝对他的信任，而张居正自己对财富权势的贪婪也成了击败他的致命要害。

张居正死去不过九个月，便被夺取谥封，接着又被抄家，在追索财物的拷问中，一个儿子自杀，一个儿子两次自杀未遂，落得个家败人亡。

七

还可以举出晚清的戊戌变法。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康有为、梁启超等提出变法改制，裁汰冗员，撤减衙门，废八股，倡实学等新政。但这场变法从开头到终结不过区区百日，便被反变法的势力扑杀。变法诸“君子”，杀头的杀头，逃亡的逃亡。百日维新，就此消歇。清王朝也从此失去了复兴的希望，一路下坡，终至灭亡。

八

一次次的改革、变法、维新，没有成效，以改革者流血告终；有了成效，仍旧以改革者流血告终，就像中国历史上的“造反”或曰革命，不论成败，最后都回归原来的体制，只不过招牌换记，变了一个皇帝。

九

想得到的原因：

一是中国历史上的变法也罢，维新也罢，大抵发生在中央积弱，内忧外患，弊窦丛生之时。为了维持王室政权，君主有心振作，便支持改革。但改革的第一目标总是强王室而充府库。利国，未必利民。在实行过程中，为了强王室，甚至常常不惜以牺牲或伤害下层百姓的利益来求取速效。败也百姓苦，成也百姓苦，因此下层民众观望者多而拥戴、参与者鲜。没有广大百姓的参与与支持，所谓变法维新，就只是统治集团内部力量的角逐。

二是历朝历代，但有变法，或曰改革，必然是一种利益关系的调整。强王室而充府库，就不免要损害亲贵豪强的既得利益。这就必然引起这个庞大利益集团的反噬。王室强势，变法得以继续；一旦支持变法的君主死亡（换了新主子），或遭废弃（也要换新主子），或支持改革的君主慑于亲贵豪强的压力，或统治集团的内斗更直接威胁到政权的存亡，为了稳定，便会撤销对改革的支持，或回归旧法。这时，积极改革者就成为牺牲、泄愤的对象而遭报复，那命运自然是很悲惨的。

十

改革的轮回反复进行。只要改革的形势不变，改革者的运命便难于改变，历史的吊诡也就依然存在。

改革的成败决定于它给最广大民众能否带来切实的利益。有了民众真心实意的参与而不是淡漠的旁观，改革就有了强大的民意支持。得民心者得天下，并非虚言。

改革成败的另一关键，是防止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和破坏，更要防止利益集团借改革之名，将改革的各项措施变为新的聚敛与剥夺民众的手段。强国先必富民。民众真正觉得这个国家是自己的国、自己的家，才是改革成功切实的保障，也是改革者命运转捩的肯綮。

幻想要利益阶层开明从事，放弃利益，支持改革，历朝历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成功的改革不能只依靠个人的权威，必要成为统治集团的共识，而且要有不因最高权力执掌者的人身变动或看法更变而改弦易辙的保证。

有这样的条件，义之所在，永厚先生引入了《孟子》中曾子的壮语：“虽千万人吾往矣！”

历史的颠覆

一

常听说：“这是历史形成的”或“历史证明的”。似乎既成历史，便铁板钉钉，无可移易。但是，历史并非都是靠得住的，写成文字的史书并非都是不能颠覆的。

二

历史之所以靠不住，可以是由于“文献不足”，孔子已有此叹。司马迁，良史也，无论史德、史识、史才，都让后人钦敬，但他作《史记》时，许多史料已湮没无闻。据说墨子曾“见百国春秋”，太史公能见者就寥寥了（《汉书·艺文志》所载史书，先秦只得二十三种）。尽管他几乎读遍所能见到的著述、档案，还辅之以见闻、游历所得，终究不免“自周已往，言所不赅，其文阔略，无复体统”（刘知几语）。何况后之德才识皆不如而史料掌握更为疏阔者。

然而，史料不足并不是唯一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

三

有人说，中国是一个有修史传统的国家。这是不错的。但说中国也是一个修史必须看皇上或权要脸色的国家，这大概也是不错的。虽然因齐太史、晋董狐秉笔直书，世代舆论树为良史的标杆，但正因为这样的史家罕有，所以特别为人乐道。事实是历代秉笔直书的史家大都没有好下场。那位“齐太史”，连同他的弟弟，都因不看上面脸色，掉了脑袋。所以，后世修史者大多“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这样修出来的官史，无论“好人”“坏人”，欲求靠得住，不亦难乎？子贡有言：“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同样，尧舜之善，也未必如是之甚也。只不过他们充当了“箭垛式”的人物，所以天下之恶与善尽归焉。近求诸史，也依旧沿袭着这个传统。“文革”前史书之于陈独秀、王明、张国焘，“文革”中之于刘少奇，因为被指为“机会主义头子”，也都成了众恶之渊薮。众恶皆有所归，众善自然也便归于另一类未必一贯正确也未必无比伟大的“箭垛式”人物了。

四

史官是皇上任命的，史馆是皇家开设的，史料是皇家垄断的。所以鲁迅说过，先前的正史等于是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即便这样，那些“谱主”也还是不放心，生怕一不留神，上了书，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为了保持史实的真实性，也为了使最高当权者有所忌惮，按规定，帝王的一言一行史官都要记录在案，而记录这些言行的《起居注》，帝王自己与他的后人是不能看的。但历代不断有帝王看、删《起居注》的事件发生，雄才大略如汉武帝、唐太宗也不能免。这样看过并删过的《起居注》，见不得人的都被芟夷，剩下的自然只是伟大光荣的颂辞了。

五

越是雄猜之主，对历史越是不放心，但也对历史越是缺乏敬畏。因为他们觉得，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只要成了胜利者，大权在握，事实可以修改，材料可以编造，历史不过是他们可以随便打扮的女孩儿。这一点从古及今，概莫能外。他们以为这样编撰的历史可以千秋万代，成就英名。然而，人既云亡，权亦易手，后来的权势者，又会根据他们的需要和另一些原有的或编造的史料改写历史。完全相信各种史书的撰述，大抵都是呆子——大抵。

六

中国的史书大多是后朝修前朝的历史。这样似乎可以少一些忌讳。其实未必。新朝的“笔杆子”为了颂美新朝，必增夸饰；贬抑旧朝，必多诋毁，全相信也要上当。

事实上，既往官修的史书，大抵都经过粉饰与取舍，因此都不是完全靠得住的。有眼光的史家，总是要对照野史记载，比照原始材料以及各种新发现的资料、文物，自己向地底下看。今人之重视口述历史，重视中外各种解密档案，那意思也是想多一些参照系，以免被编造的传说瞒过。

七

除了史料的不足与增删，除了权力的横加干预，史家的学术品格也直接影响着史书的可信。畏权势者，阿意承旨，篡改历史；护亲尊者爱憎由己，高下在心；泄私愤者诬人之恶，持报己仇。于材料，或取或弃，或显或隐，或偷梁换柱，或断章取义，即《史通》所谓“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于笔端”。这些毛病，非但正史，就是野史笔记、民间著述、个人回忆、口述历史，亦不能免。

八

对历史的亵渎，势必导致历史的报复。这报复就是公众对历史失去信任，乃至全盘颠覆。以为生前销毁材料，删定史实，统一“口径”，乃至钦定史书，便能永远保定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者，大抵也是呆子——大抵。须知，及至尔曹身既灭，能禁他人论短长？可惜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乃至雍正乾隆，一切被颂为“英主”者，大都有些霸气，以为无所不能，因此也就有此呆气。

九

对历史的不信任，引起对历史的颠覆。小颠覆是对一人一事的考订发覆，纠错订讹，翻案重评，以尽量恢复历史原貌。但若谎言太多，整部历史便都会受到质疑。质疑越多，编造的历史便越不足信，于是，那虚假的构建便有整体崩坍的可能。历史的崩坍，难免玉石俱焚。有人以为继续维护虚假的历史，或可维系自身的地位或维系那动摇的王朝，殊不知这种维系恰恰是这王朝催命的无常，因为承袭错误，不思更张，令人更加绝望。

十

以绝望的心态对待历史，是一种虚无。一切对的、错的、崇高的、卑劣的、应当摈弃的、值得保留的，在这种虚无面前尽归于尘土，而信史的重建，将是更加长期艰难的过

程。

十一

明末清初，有过这样的例证。一个是山东人贾凫西；另一个是湖北人熊开元。贾凫西的《历代史略鼓词》：“将盘古以来，中间如许年的故事”“一一替他捧出心肝，使天下后世的看官，看他个雪亮。”他不但颠覆了史书上“君贤臣良、父慈子孝”的光鲜门面，认为一部历史“不知便宜了多少鳖羔贼种，埋没了多少孝子忠臣”；而且否定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道德说教。此书读过的人较多，不再赘引。熊开元的《击筑余音》则读者较少，不妨略引少许。

十二

熊开元，湖北嘉鱼人，天启乙丑进士，做过崇明知县，在闽中唐王麾下当过大学士兼行左右副都御史的官职。后来，看到事不可为，已经风雨飘摇的南明小朝廷及各派势力间还要钩心斗角，形同水火，便称疾引去，后又弃家为僧，号蘖庵和尚。

《击筑余音》散曲一套，前后各缀一诗，道是“世事浮云变古今，当筵慷慨奏清音”。他从盘古开天辟地讲起，直写到明亡，把圣君贤相、孔孟老庄一概骂倒。

十三

对三皇五帝，他道：“女娲氏你斫甚么柱天鳌，有巢氏你架甚么避风潮（巢？），那不识字的老伏羲你画甚么奇和偶，那不知味的老神农你尝甚么卉和草。更有那惹祸招非的老轩辕，你弥天排下鱼龙阵，匠意装成虎豹韬，便留下一把万古杀人刀。”

对尧舜，他道：“笑笑笑，笑那唠叨置闰的老唐尧，你何不把自己的丹朱来教导？笑笑笑，笑那虞庭授禅的女夫姚，终日里咨稷契，拜皋陶，命四岳，杀三苗，省方巡狩远游遨，到头来，只博得湘江两泪悲新竹，衡岳枯骸葬野蒿。试向那九嶷山前听杜宇，一声声道不如归去好。”

十四

对孔孟，他道：“最可笑那弄笔头的老尼山（按：指孔子），把二百四十年的死骷髅提得他没颠没倒；更可怪那爱斗口的老峄山（按：指孟子），把五帝三王的大头巾磕得人没头没脑；还有那骑青牛的说玄道妙（按：指老子）；跨鹏鸟的汗漫逍遥（按：指庄子）。记不得许多鸦鸣蝉噪，秦关楚蹻，兰卿鬼老，都只是扯虚脾、斩不尽的葛藤，骗矮人、弄猢狲的圈套。”

十五

对秦、汉他也没有什么好话。等而下之，更是些“鼠窃狗偷”“马前牛后”“狼奔豕突”“狗屠驴贩”“枭唇舌”的东西。及至明末，更是污秽不堪：“胡哄哄闹一回，痴迷迷溷几朝。献不迭歌喉舞腰，选不迭花容月貌。终日里醉酕醄，烧刀御量千钟少。更传闻，圣躬坚巨赛敖曹，却亏了蟾酥秘药方儿妙。没来由、羽书未达甘泉报，翠华先上了潼关道。一霎时南人胆摇，北人气骄，长江水臊，钟山气消，已不是大明年号。”一个腐败的皇家，腐败的官场，大明的气数也就尽了。

十六

面对一个没有希望的政权，面对一群醉生梦死、全不以生民为念、全不以社稷为重的官僚群，熊开元绝望了：“呸呸呸，俺老先生摆手摇头，再不来和你们胡厮闹。”绝望到了极点，便会对他毕生信奉的一切理想、信念、伦理、道德，乃至全部历史架构产生彻底的怀疑，几千年建构的历史也因此崩坍。

十七

历史的颠覆是可怕的。绝望的若只是一个两个，十个八个，还可以逃禅，可以隐居，可以闭门推出窗前月。若是绝望的太多，信任完全丧失，接下来便是社会动荡的到来。但因此带来的损失也是巨大的。明智的办法，是及早革新政治，整顿吏治，扫除腐败，改善民生，在生活中重构历史，而不要指望涂饰历史、掩盖黑暗。压制不满，只会加速而不会维系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局面。可惜历来的统治者都不懂这些浅显的道理，所以才不断会有颠覆历史的《击筑余音》绕梁。

历史上的酷刑

形容某些人的残酷时，人们常常说他“像野兽般凶残”。这其实是不确的，因为我们人类有时会比野兽更加凶残。野兽不过是用爪、用牙撕咬，人类所能想出的手段，其惨酷真是匪夷所思。

据古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乌斯记述，僭主纳比斯有一具精美的刑具，外形就像他的妻子阿格帕，穿着华美的盛装，但在这“女人”盛装的里面——胸前、臂上、手上——却安装有隐藏着的锋利尖刃。每当被他“邀请”到家里的公民不肯答应他的需索时，他便动用起“阿格帕”的“说服力量”了。他把那位公民推向刑具，推得紧紧地靠拢它，然后按动刑具背后的机栝，弹出锋刃，那公民就被固定在刑具上了。

这样的刑具经过精心的改进，到中世纪，仍在德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使用，并且有了更为动听的名称——“处女之吻”“纽伦堡新娘”或“纽伦堡处女”“铁姑娘”等等。由于时代久远，到了十九世纪初，许多人都以为这样恶毒的酷刑只是出于想象或传言，但考古发掘却证实了“纽伦堡处女”的存在。挖掘出来的这位“处女”有一个铁皮做成的锥形身体，上面是带有无边女帽和环状衣领的女人头，脚下是木制的底座。“处女”身穿的斗篷，是两扇可以打开的门，门上分别安装了十二枚和二十一枚刺钉。把门打开，受刑的人就可以被推入处女的怀抱。而当两扇要命的门渐渐关上时，三十三枚精心排列的刺钉就分别刺入受刑者的各处要害，包括人的一双眼睛。在宗教裁判所，“纽伦堡处女”也会被造成圣母玛利亚的形状，不知这算是对天主的敬畏还是亵渎。

正常人的心理很难揣度各类酷刑的别出心裁。美国人布瑞安·伊恩斯所著的《人类酷刑史》对此有着详尽的记述。但是，同许多西方人的著作一样，当他们详尽地叙述了西方国家的材料后，便以为他们已经讲述了整个世界。布瑞安还是试图照顾到东方世界的。他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记述“东方的罪恶”，包括了中国、日本和印度，其中中国部分不足两千字。其实，中国有关酷刑的材料，只怕多得可以列入“世界之最”。缺乏了对中国史实的占有，是很难称得上“人类酷刑史”的。

我们最早的政府文献记录，大概要算《尚书》了。《尚书·吕刑》中便已说到“五虐之刑”，虽然说的是三苗九黎，也同是我们民族的祖先，何况从后来的记载中看，所谓中原教化之处，刑法的酷虐是不亚于三苗的。墨子就说“圣王制为五刑以治天下”“有苗之制五刑以乱天下”。可见五刑是处处都有的，只不过胜利者用它就叫“治”，而失败者用它就叫“乱”罢了。

“五虐之刑”，一说是劓、刵、椓、黥，再加上大辟。劓是割去鼻子，刵是断耳，椓是毁去生殖器，黥则是在额上或颊上刺字再纹以墨使之永不磨灭，大辟就是杀头了。另一种说法，五刑是指膑、宫、劓、割头、庶黥，把割耳朵变成了挖去膝盖骨——大军事家孙膑的名字就是因受膑刑而得，而宫刑就是椓刑，大史学家司马迁就曾受此酷刑。听听这些刑法的名称，就可以知道，在古代中国，这一类酷刑是明文写进法律，公开地无忌惮地施行的。五刑之外，还有种种酷刑。如殷纣王时就有炮格之刑。那办法是用一根铜柱放在炭火上烧，而令“有罪”之人在铜柱上行走，忍受不了，就掉在炭火之中；另一种说法是作一铜格，放在炭火上烧，使“罪人”行走其上，所以叫炮格。据说这办法是因为看到蚂蚁在热铜斗上爬行废足而死受到的启发。《封神演义》里不称“炮格”而叫“炮烙”，同史书记载有些不同，以为是一根空心的铜柱，里面用炭火烧红，然后用铁链将“罪人”捆在铜柱上，“不须臾，烟尽骨消，尽成灰烬”。想是后人的想象。但这想象也非凭空。中外历史上类似的刑具是确确实实存在着的。

古希腊时，一个叫佩里劳斯的人为僭主法拉里斯设计过一只铜牛，牛屁股处有一块活动的板，可供人出入。把“罪人”关进铜牛之中，然后在牛下烧火，“罪人”就会在牛内发出悲鸣。这悲鸣的声音经过一定的装置传出，犹如牛鸣的声音。法拉里斯把佩里劳斯放进牛中，成了这一酷刑的第一位尝试者。这件事让人想起武则天时代周兴与来俊臣的故事。周兴与来俊臣都是有名的酷吏。后来，周兴成了嫌疑人，武则天命来俊臣鞫问周兴。来氏在同周兴吃“工作餐”时问道：“囚犯不肯招承，应当用什么办法？”周兴道：“这事儿好办。拿个大瓮来，周围架起火，把囚犯放在里头，还有什么事不肯招承！”于是，来俊臣说道：“宫里有令让我审你。那就请你先进瓮里去吧。”故事的情节与审讯的手段如此相像，实在是很令人讶异的。当然，铜牛的时代要比大瓮早得多，但若同炮烙相比，中国还是占着先筹。

纣王时代还有许多令人毛发耸然的酷刑，比如挖人心、醢人肉、设虿盆（放有无数毒蛇的大坑）等等，大抵因为商纣已经成了反面典型，所以一切罪恶都归到了他的身上。虽然未必都是纣王的首创，但这些酷刑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都确实存在过，其他如鞭刑、拶刑、车裂、凌迟、竹签钉指、剥皮实草等等，有些外国也曾有过，有些则是我们的“国粹”了。随便想到，便自不少，如果有人肯下功夫，细为收罗，写一部《中国酷刑史》，那材料当比伊恩斯那本书丰富得多。

我之所以希望有人来写这样一本书，并非对各种酷刑有什么特别的兴趣，那些灭绝人性的手段，看了只令人作呕。但我以为，人们应当认真研究一下酷刑是怎样产生的？什么人喜欢使用酷刑？他们想用此达到什么目的？结果造成了怎样的后果？为什么惨痛的后果不能令人惊醒？为什么人类已进步到今天而酷刑仍在使用，而且吸收了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变得更加精致也更加残酷？研究它，是为了能够有效地禁绝它。在已经逝去和正在经历的这两个世纪，作为人类耻辱的标志之一，就是酷刑依旧存在，并被一些国家的政府或政府的某些部门变本加厉地使用着。

在中国的“文革”之世，我们也曾经历过酷刑的复苏。从最初一些“小将”用皮带抽打所谓的“牛鬼蛇神”，到后来无控制的造反群众和有组织的专案小组，都重新启用或发明过许多酷刑的手段——肉体的摧残、精神的折磨，样样俱全。《人类酷刑史》中转录了一段关于中世纪西班牙异教徒游街的记载：

这些走在游街队伍里的受害者穿戴着袍子和一种高高的帽子，在脖子上绕着绳子……衣服上画着穿着这身衣服的人在火中受难、龙和小鬼在扇着火苗的图案。这说明穿着这套衣服的人，将作为不可救药的异教徒被烧死。……高帽是一种纸板帽子，九十厘米高，最上边是尖顶。帽子上画着十字、火焰和魔鬼。……一些受刑者的嘴被塞住，还有许多备用的塞嘴用具，以防在沿街游行的过程中，受刑者们侮辱审判官或说出宗教裁判所的秘密。

这样的游街，比起“文革”时的花样百出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一位在党内极受尊敬的老同志，坐过国民党政府的牢，又坐了“文革”时期的牢。她说，“文革”时看守她的人，整日整夜用极强的电灯照射她的眼睛并禁止她转过脸去。她不仅无法睡觉而且因此两眼失明。我在这里讲的远不是最残酷的。这类酷刑事实，也是应当有人把它记录下来的，因为它是中国最近时期有关这方面的史料，而且酷刑的滥用对于那一代中国人——无论是施刑者或是受刑者——都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对于中国的道德建设、法制建设无疑也带来深刻的影响。

对于什么是酷刑，是否应该坚决禁止酷刑，认识上并不完全一致。《大英百科全书》作了这样的解释：“酷刑是为了惩罚、胁迫、强迫和获取口供或情报的原因而采用的造成肉体或精神痛苦的行为。”它既有政府行为，并且成为国家法律体系的一部分；也有个人行为，发生在各种可怕的罪行中。它既可能是肉体的摧残，也可能是精神的折磨。联合国反酷刑大会上成立的“特赦国际”，则着重于政府官员所煽动或默许的酷刑行为。大概他们认为没有政府或政府官员的支持，个人的酷刑是不难制止的吧。回想“文革”期间的暴行，这种认识未始没有道理。如果不是最初的武斗得到了领导“文革”者的默认和支持，也不至于发展到后来无法无天的全面内战。

制止酷刑是人类良知的一致要求。但也有人希望为酷刑留下一片天地。他们提出了这样的假设：一个恐怖分子在人烟稠密处安放了一颗定时炸弹。恐怖分子落网了，但他拒不交代炸弹安放的地点，成百上千的生命因此遭到威胁。这时，为了获得口供，是否能够而且应该使用酷刑呢？看来，提出问题的人是要说，对于恶棍，我们不妨使用一切手段。为了更多的人的生存，我们不必在乎一个人的生存。这个命题似乎是正义的。但是，我们怎样能保证被施用酷刑的对象都是真正的坏种呢？“文革”中受到酷刑的人里，许多在当时都是被当作十恶不赦的坏蛋对待的，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鼓动施刑者才是真正的恶棍，他们利用酷刑得来的口供制造了上自国家主席下到普通群众的无数冤案。痛定思痛，我们对于酷刑应当以最坚决的态度予以禁止。一切政府工作人员直接或间接使用酷刑都应当受到惩处。在这个问题上不应有丝毫的动摇。或许，我们会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受到损失，但权衡利弊，不能退让。

人类直到二十世纪，也未能终止这种残酷——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这应当被当作人类的耻辱。“知耻，近乎勇。”或许在二十一世纪，我们能够终止这样的残酷吧——我期盼着，但没有必成的信心。

佛门一出戏

一部《维摩诘所说经注》，得来有段因缘。

还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因为读刘大杰先生《中国文学发展史》，知道有一部文学趣味很强的佛经，叫《维摩诘经》。大杰先生说“维摩诘经它本身就是一部富有文学趣味的小说式的经典”。但他只是在讲到唐代变文时顺便提到，书中引证的“文殊问疾”一段，乃是《维摩诘经变文》，并非经文。“文革”前，要找佛经颇为烦难，读佛经会被认为思想不健康。“文革”中更是庙宇都要砸烂，和尚被逼还俗，只有“红宝书”可读，哪里还敢探求佛经！

“文革”结束后，宗教信仰开始恢复，“读书无禁区”虽还引起过激烈的争论，但毕竟时移世易，除了某些部门的官员，一般人已经懒得去管他人读什么书了。不过，刚刚经过一场大劫，需要重印的书太多，连美学一类过去只是学界冷门的书籍，一时也成了畅销书。出版社忙着印歇洛克·福尔摩斯，忙着印阿加莎·克里斯蒂，哪里顾得上印佛经，何况出版界的思想也尚未开放到后来的地步。

也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叶，一家对外发行的刊物要介绍中国宗教的恢复，约我写一篇佛学院的采访记。中国佛学院在北京法源寺，地处宣武门外教子胡同。那时，李敖的小说《法源寺》还没出版，法源寺没有成为公众关注的地方。我虽耳闻那里丁香极盛，有“香刹”之名，也知道林则徐、龚自珍一干人物都同法源寺颇有渊源，但到北京四五年，竟从不曾探访过。

法源寺内非常宁静，很宜静修，不像今日商业化熏染后的寺院那样飞扬浮躁。第一次采访，同大和尚们座谈；第二次去则同小和尚（佛学院学员）座谈。同老师父谈，自然说到教材，他们拿出两部佛经，都是自行翻印的，并不对外发售。一部是《中论》；另一部恰是《维摩诘所说经注》。两部都是大乘佛学的经典，也都是南北朝时期由鸠摩罗什翻译的。《维摩诘经》由僧肇作注，其中保留了一些鸠摩罗什的解说。他们允许我带回阅读。于是我得以寓目这二十多年前就想一睹的经书。

第二次去法源寺，我送还了《中论》。《中论》亦称《中观论》，是大乘佛学一部极重要的著作，但我素乏慧根，对玄奥的“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易，不来亦不出”似懂非懂，如堕五里雾中，所以准备先行奉还。《维摩诘经》则还想留些时日细读。

佛学院的学员大多是中学毕业不曾考入大学的，进入佛学院的初衷各不相同。座谈中有的学员还作了偈语，虽然还难见性，词句也颇生拗，但总是一个起步。座谈中最令我不曾想到的，是一位学员忽然提出“我们国家的佛教为什么不改革”？我一时没有弄清他的意图，便问他说的是哪些改革。他说：“日本的僧人可以结婚，我国为什么不行？”宗教的戒律要由宗教界来定，请他问学于老师，如果既要修习佛学又不能接受出家的戒律，不妨去当居士。但我也由此预感，随着不同成分的弟子进入佛门，迟早会给中国当代佛教带来一些未可预知的变化。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佛门变化之巨，只要看看少林寺便可了然了。

临别之际，我把《中论》奉还，不意大和尚马上就问：“还有一部呢？”我回以“还想再细读，是否可以”？大和尚说：没问题，如果喜欢，也可以奉赠。并解释说：“在教言教，施主不曾说想要，自然不好赠送。”原来如此！早知如此，我会把《中论》也留下慢慢参详，或许能有所悟。现在既已奉还，倒不好贪多务得了。

说《维摩诘经》“富有文学趣味”，不自大杰先生始。之前，胡适先生就称“《维摩诘经》为大乘佛典中的一部最有文学趣味的小说”，又说它是“半小说，半戏剧的作品”。陈寅恪先生更认为，《维摩诘经》影响于中国文学艺术甚巨，从《维摩诘经》经文——演说经文的演义——章回体小说，“可推见演义小说文体原始之形式，及其嬗变之流别，故为中国文学史绝佳材料”。

《维摩诘经》讲了一个极有趣的故事：居士维摩诘有无限神通道力，一天，他生病了，佛想派一位弟子前去问疾。不想“五百声闻，咸辞问疾；八千菩萨，莫能造命”，门下目犍连、大迦叶、阿难等十大弟子竟一个个都推托不去，并每人讲了一则故事，证明居士的神通而自己道力不及，不堪担任问疾的责任，连聪明绝顶的舍利弗也不是对手。最后，当然有佛来收场，并告阿难要“受持是经广宣流布”。阿难请示此经何名，佛言“是经名为‘维摩诘所说’，亦名‘不可思议解脱法门’”，于是皆大欢喜。

佛门一出戏，有人物，有对话，有故事，当然还有哲理。把大乘经义用一个个故事串起来，避免了从道理到道理的枯燥。看来，任何一种宗教或信仰，如要广泛流布，都要把道理讲得有趣才行。

佛教起初的教徒都是出家的僧侣，僧侣有严格的戒律。但戒律越严密，教众就难于扩大，因为并非人人都能如此严酷地约束自己。天主教的苦修派兴了一阵，后来不行了，因为苦修要绝财、绝色、绝意；中国墨家热闹过一阵（所谓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后来也不行了，因为它主张吃苦、力行，而且过于严酷，乖角儿都不肯进去。倒是儒家、法家虽然都要行道，但都是依靠君王，执掌权柄，博得个封妻荫子，即便道不能行，也不过优游林下，并不要吃苦，所以一直传了下去，中国长期的专制主义制度，就是靠这两家支撑着的。中国共产党不是宗教，但也遵行一种信仰，即牺牲自己以拯救大众，所以在革命年代，当前景未明之际，大抵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人才肯加入，及至政权在握，不用提着脑袋，还能得到好处，往里钻的人就多起来了。

鲁迅先生在《小杂感》中云：“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这话我一直似懂非懂，后来见的事多了，才猜测那是因为道士没有什么严酷的戒律，肉也吃得，酒也喝得，女人也睡得，人也杀得，钱可以点石成金，寿可以服食升仙，什么苦也不用尝而什么福都可以享。若是懂得这一点，真可以懂得中国大半，至少可以懂得何以中国自古以来就成群结队要往官场钻，他们是把官场当做欢喜道场的。

陈寅恪先生说：“大乘佛典之编纂，本后于小乘，而维摩诘经者，又为更后一期之著作。否则在家居士岂能凌驾出家僧侣之上。”可见，《维摩诘经》的出现，当是家修居士地位升高的反映。这对于不愿离世间生活而同样可以达到彼岸世界的人自然是一种鼓励，但我想佛教修行的戒律也会从此松弛了下来。中国的文人，称居士的多而真出家的少，因为他们中每多乖角儿——高谈阔论是一种游戏，而酒色财气是一种享受。他们一样也不肯放弃。

《维摩诘经》里所讲的佛理，我依旧似懂非懂，但那论辩之精微，还是使我趣味盎然，不时会拿来随便翻翻，有时觉得若有所悟，有时又觉得更加糊涂，可能就因为此，它才对我有如此长久的魅力吧。一眼能够望尽的，一瞥也就放过了。

请愿的结局

《世说新语·方正篇》中有这样一段：

郭淮作关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屡有战庸。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当并诛，使者征摄甚急。淮使戒装，克日当发。州府文武及百姓劝淮举兵，淮不许。至期，遣妻。百姓号泣追呼者数万人，行数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还。于是文武奔驰，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与宣帝书曰：“五子哀恋，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则无五子。五子若殒，亦复无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

这一则故事置之《方正》，实在想不出是何道理。明明是既不方也不正的一出戏，演得也有些过火。

事情的缘由是因为郭淮的妻子是王凌的妹妹，而王凌则因为想扶持楚王曹彪来抗衡独揽朝政的司马懿，被司马懿诱杀。与此事相关的人都被夷了三族。王凌作为主犯，妹妹当然跑不了。司马懿那边派了御史前来坐索，势在必得。郭淮作为一个混迹官场甚久的官员，当然知道事关重大，要混过去不太容易。当初魏文帝曹丕即位时，奉使贺文帝登基的平原府丞郭淮却误了时间。文帝大为不悦，责问道：“当初大禹会诸侯于塗山，防风氏来晚了，就被拉出去砍了。现在普天同庆，你独独晚来，该当何罪？”这一问来得凶险，但被郭淮几句话说得曹丕转怒为乐，保住了性命。因为他说：“在五帝的时代，都是用教化导民以德，到了夏后氏政风衰颓，这才不得不用大刑。我现在遇到的是尧舜那样的好时代，想必不会像防风氏那样被杀头的。”曹丕刚登九五，正在兴头上，被郭淮几句马屁拍得浑身通泰，不但没杀他，还提拔他当了幽州刺史，封为征西将军。

然而，这一次不同。曹家的势力已经中衰，司马家的势力已经足以左右朝政。王凌被诛是司马家同曹家的较量。故伎重演，靠几句马屁绝不会再有上次的运气。于是，郭淮决定同司马懿演了一场外柔内刚的大戏：

他先是作出大义灭亲的姿态，克日打点行装，要把老婆交出去，让州县文武都来劝他举兵对抗，而郭淮就是不准。等到打发老婆上路时，又突然来了数万“百姓”，牵衣拦道、号泣追呼地阻挡——《三国志》注引《世语》，说来阻挡的是郭淮属下的羌胡渠帅等数千人，恐怕比较近于实际，因为郭淮是西北一带的军政首领。在《世语》的记载中，郭淮的五个儿子还叩头流血恳求老爸救救老妈。戏演到这一步，可算铺垫十足。郭淮这才开口让人把太太追回。然后写信给司马懿，说孩子死了娘，孩子就活不了，孩子活不了，我也就活不了了。

一般说来，对于专制的统治者，请愿是不起作用的。请愿的规模愈大，专制者愈感到威胁，下手也就更辣。譬如后来司马懿的两个儿子要杀嵇康，太学生也曾聚众请愿，要追随嵇康学习。这样的请愿，只是加快了嵇康的死亡。鲁迅对专制制度的这套把戏看得很透，“三一八”之后他写文章说，希望从此不要再请愿。可惜未经世事教训的人是不容易读懂鲁迅的。前些时，有人写了一篇文章，讲刘文典教授因为得罪了蒋介石，被拘禁了好多天，胡适之等先生著文批评蒋政府不是法治是人治，认为刘文典应当到法院控告蒋介石。对此，鲁迅曾著文讥刺。作者以为鲁迅大大不该。照作者的想法，人家胡先生在向蒋介石争民主、争法治，鲁老先生何以非但不支持还要讽刺？我以为这就是因着对国情认识不同而产生的隔膜。鲁迅劝学生从此不要请愿，他难道还会劝刘文典的家人与虎谋皮、去国民党的法院控告国民党的主席么？即便法院受理，结果会如何也不难想象。在人治的政府下，即便是标榜公正的法院，也依然是受权势者操控的。

但是，这次王凌的部下和儿子们演出的这出请愿戏却得到了意外的成功：司马懿专门奏请皇帝赦免了郭淮的妻子。我想，以司马懿的老奸巨猾，不会看不懂这出戏是郭淮导演的。赦免他的妻子，不过是将计就计、以戏对戏罢了。郭淮长期驻守西北，拥有重兵，一面要对付蜀国，一面要安抚羌、胡。为了一个无足轻重的王凌妹妹，如果逼反了郭淮，让他同蜀国、西羌联成一气，收拾起来就没有王凌那样便当了。从大局考虑，放过郭淮的妻子，示恩笼络，安定西陲，才是上策。所以，这一次请愿的成功，并不是请愿的结果，而是力量的平衡、利害的估量达成的一种妥协。

一出两厢算计的权谋较量，被《世说新语》采入了《方正》类，实在是很滑稽的事。但也正是这样，才把这场较量与妥协的闹剧，变成了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的一出正剧。内里的钩心斗角全被厚厚的油彩涂饰得金碧辉煌了。读历史是常常会被那些涂饰瞒过的，尤其是官修的正史。

人格的尊严

下面这则故事，记录在《世说新语·方正篇》中：

齐王冏为大司马辅政，嵇绍为侍中，诣冏咨事。冏设宰会，召葛旟、董艾等共论时宜。旟等白冏：“嵇侍中善于丝竹，公可令操之。”遂送乐器。绍推却不受。冏曰：“今日共为欢，卿何却邪？”绍曰：“公协辅皇室，令作事可法。绍虽官卑，职备常伯，操丝比竹盖乐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为伶人之业。今逼高命，不敢苟辞，当释冠冕，袭私服。此绍之心也。”旟等不自得而退。（《方正十七》）

在专制主义政治体制下，由于权力高度集中，谁拥有最高权力谁就拥有了一切。于是，攫取最高权力就成了上层、尤其是王室成员梦寐以求的目标。兄弟相残，政坛翻波，也就成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屡演不衰的“保留剧目”。司马冏当上大司马，是在他伙同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起兵诛杀篡位的赵王司马伦之后。没过多久，司马冏又被河间王、长沙王攻杀。这场旷日持久的“八王之乱”，最后葬送了短命的西晋王朝。这些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嵇绍是嵇康的儿子。嵇康被杀于司马昭，但嵇绍却被山涛劝出来做了司马家的官，这时，在惠帝身边官居“侍中”。后来他舍了性命保护惠帝，成了晋室的“忠臣”，入《晋书·忠义传》。这也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且说司马冏诛杀赵王司马伦之后，把被废黜的晋惠帝迎了回来，自己则以大司马之位秉持国政。名为辅政，其实大权独揽，惠帝本就近于白痴，这时更不过徒具名分而已，一切事宜都决于大司马，所以嵇绍虽在惠帝身边，有了事情还是要去请示司马冏。

请示政事，正好到了吃饭时间，于是就在饭桌上边吃边谈，这是至今仍然沿袭的方式。司马冏设“宰会”，有人疑心是“宴会”之误，因为“宴”“宰”形近。有人以为“宰”即是“官”，“官宰”“宰官”都是官员的泛称。“宰会”就是设酒邀集官员聚会。好在意思都差不多，不必细辨。参加这次“豪华工作餐”，知道姓名的还有葛旟、董艾等人。葛、董二人都是司马冏的腹心，坏事样样有份，及至司马冏被杀，他俩也都没逃得性命，这时则正在备受信用、春风得意之际。

专制政制下，固然也要有圣臣、良臣、忠臣、智臣、贞臣、直臣去替上头办政事，称之为“六正”；但最为得势、最受宠信的往往是具臣、谀臣、谗臣、奸臣、贼臣、亡国之臣，他们在政事上常常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在讨当权者欢心方面却颇为能干，名之曰“六邪”。司马冏秉政之后，大兴土木，纵情声色，手下“六正”难觅，“六邪”尽多，正是葛、董之流用事之时。所以，一上酒宴，政事不谈，先撺掇着要嵇绍演奏乐器。这是一石二鸟之计。一方面讨好了司马冏，一方面又想给嵇绍难堪。乐器送来了，但遭到嵇绍的拒绝。

嵇绍的父亲嵇康是音乐的大行家，当年临刑之际，索琴弹奏一曲《广陵散》，叹道：“《广陵散》于今绝矣！”然后从容赴死，曾耸动一时。嵇绍善于丝竹，当是家学渊源。今天的人不大理解嵇绍的拒绝，人大政协议政之际，文艺界的代表、委员不是常常要歌舞一番以庆升平么？领导人出访不是也时而要弹弹吉他、敲敲钢琴以展示才艺，并不觉得有失身份么？但今天或许可以，那时却定然不行。人要有尊严，要讲人格。对于士大夫，音乐可以是一种修养，一种学问，一种情感的自然流露，一种特定场合的礼仪，却不能是娱人的伎艺。伎艺是优伶的事情，是卑贱的营生。在议政的场合，要一名高级官员奏乐侑酒，无异于俳优蓄之，是人格的侮辱。司马迁的《史记》中曾记载秦昭王与赵惠文王会于渑池时的一段故事：秦王倚其强势，要赵王鼓瑟，赵王不得已而鼓之，于是秦国史官记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令赵王鼓瑟。当此之时，赵王的随从官员蔺相如舍了性命逼着秦王敲缻，也命史官记下：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缻，这才找回了面子。否则，赵国国君为秦王演奏，国格何在？嵇绍面临的局面也如赵王。如果他慑于权势，为司马冏演奏，便失去了官格也失去了人格，使自己沦为俳优之流。如果他抗命不从，就可能招来不测之祸，而葛、董二人正等着看他的笑话。

嵇绍不愧为名门之后，善于应对。他对司马冏的回答不卑不亢，有理有节。先说您现在辅佐皇上，做事都要让大家能够仿效。接着又说，我虽然官不大，但毕竟是天子左右亲近的官员，不能穿着先王的法服作优伶的工作。意思是，如果那样做，成何体统，叫人如何效法！然后又把话锋圜转回来道：但是您今天的高命我也不能随便推辞。奏乐的事得等我脱去官服，换上便装时才成。这一番话，说得入情入理、义正词严，司马冏一时也无从发作，葛、董之流讨了个没趣，便讪讪地走了。《世说新语》的作者大概觉得嵇绍能够守正不阿，所以把它记入了《方正》篇。

嵇绍这个人，因为他父亲被司马家杀了，而自己却当了司马家的官，最后还为司马家一个弱智皇帝死节，历来颇有争议。他到底该不该出来当官？当了官是不是大逆不道？山涛同嵇康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他为嵇绍设计的道路是不是对嵇家进一步的陷害？这些问题需要专文讨论，这里叙述的事情，只是表明嵇绍虽然出来做了司马家的官，但仍然爱惜羽毛，时时维护着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保存着一份家传的傲骨。

今天的社会说是已经同过去完全不同了，其实未必。长期的专制主义传统，使得上级与下级之间，并不完全如我们希望的那样，形成一种为了共同目的平等协同的关系。相反，由于权力的滥用，下级于上级呈现着某种人身依附的状态。一些没出息的人为了自己的某些利益，千方百计讨好领导，也如旧时的“六邪”，而这样的人也一样得到某些领导的宠信，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在这些方面，我们实在去古未远。

有一句在官场流传的“俏皮话”：“当了秘书长，把胃献给党。”意思是说，秘书长因其地位的关系，在各种饮宴场合，既要为首长向客人劝酒，又要在客人回敬时替首长代酒。长期过量饮酒，能保全一个健康的胃可谓凤毛麟角。无论哪一级，秘书长的职位都是相当重要的，几乎是他那一级机构的总管。姑且不谈这种朝朝寒食、夜夜元宵的吃喝风应当如何治理，单说一个秘书长整日充当陪酒侍者，就应当感到羞耻，怎么还好意思用一些肉麻当有趣的俏皮话来炫耀？做官不操心于政事，只是在首长鞍前马后效力、讨好、捧场的人，自然不限于某一特定的职位，比较起来，不管做什么工作，若能尽心于公事并像嵇绍那样尊重自己的官格与人格，就总还算有点傲骨的传承。《广陵散》是否真的“绝矣”，嵇康说了不算，嵇绍说了也不能算，若是真的“而今而后，已而已而”，那时再说不迟——至少我还存着希望，因为大匠虽逝，典型犹在；大音虽稀，遗响犹存。

主子只有一个

这是《世说新语·文学篇》中记述的一则故事：

习凿齿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为荆州治中。凿齿谢笺亦云：“不遇明公，荆州老从事耳！”后至都见简文，返命，宣武问：“见相王何如？”答云：“一生不曾见此人。”从此忤旨，出为衡阳郡，性理遂错。于病中犹作《汉晋春秋》，品评卓逸。

习凿齿是东晋襄阳人，家里宗族繁盛，世为乡豪。这样的家庭，在那个时代当然有做官的资格，但毕竟不像王、谢那样的豪门，要做官，一要有点才气，有点声望；二要有人推荐，有人赏识。那时，州郡长官可以自己选用僚属。已有一定名气的习凿齿，经人推荐，被当时任荆州刺史的桓温选为从事，帮助他处理一些政务。大概因为他有才气，有见识，笔下来得，很受桓温赏识。不久，就升任治中。治中，是刺史的助理，居中治事，不同于一般的从事。据《晋书》本传，后来又升为别驾，是刺史的佐官，总理众事，职权更重了。

那是一个人身依附的时代。谁用你，谁就是你的主子，你就要效忠于他。桓温赏识习凿齿，固然因为他能干，更重要的可能还因为他向桓温写了效忠信：“不遇明公，荆州老从事耳！”——要不是遇到贤明的您，我到老不过当一个小小的荆州从事罢了。感激涕零之情溢于言表。旧时的官场讲究培植死党。所谓死党，就是不问是非曲直，跟着一个人，到死不变心。所以，后来官场说到某人，常习于说，某是某某的人，以示派系。跟人不跟线，听我话的，庸碌之辈也步步高升；若有异见，再高明也决不重用等等陋习，都是这种人身依附的延续，把官场的上下级关系变成了主奴关系。

桓温是个权势欲望极强的人，对晋室有觊觎之心。而朝廷与之抗衡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后来当了简文帝的司马昱。司马昱长期辅政，很忌惮桓温，于是笼络人才、任用官吏，动了不少脑筋，想削弱、牵制桓温，但桓温军权在握，司马昱也奈何不得。桓温虽想篡晋自立，但时机尚未成熟，所以在他行废立之事把海西公赶走以后，仍不得不把司马昱扶上帝位。两人的关系势同水火而表面未至破裂。

习凿齿犯了一个官场不可原谅的错误，就是他在两个政敌之间没有一边倒。当他有机会到都城见到那时还是相王的司马昱，回到荆州，桓温问他：“见了相王觉得怎么样？”习凿齿竟说：“平生没见过这样的人。”赞扬之意洋溢。“平生未见”，将置桓温于何地？一个在桓温面前这样夸奖他政敌的人，桓温是无法容忍的。他会想到，从赞扬、仰慕，到追随、拥护，并不是一条漫长的道路。而自己倍加赏识、大力提拔的人这样赞扬政敌，更使他感到威胁。主子只能有一个，吃着这个锅里的，望着那个锅里的，只有一个结果，就是被清除——哪怕他再有才华。在权势者的眼中，不能忠实为己所用的才能，就是敌对的力量。习凿齿的贬斥也就不可免了。在这则故事中，习凿齿竟因此而神经错乱，好像在他说那些话时一点也没有估计到严重的后果。但《晋书》本传没有这样说。如果他还能作《汉晋春秋》，如果他在书中借批评曹氏篡魏而影射桓温，并证明晋承汉室的合理性，那么，习凿齿虽然受到桓温重用，也感激桓温的知遇，但在政治观点上仍是一个与桓温政见不同的人。

背弃了主子的人，不管你对还是错，都要被清除——这是以人身依附为原则的官场的一条铁律。而在专制主义体制下，奴才，只能有一个主子。忠顺的奴才才是最受信用的人。

绝命辞

生死事大，于大人物犹然。所以，大人物的生死，必要有非常之事，非常之举。生，不是苍龙见，就是黄龙现，这是我们中国特有的国情。这类征兆今天已经知道是根据五行说编造出来，以上膺天命，骗骗老百姓的，但老百姓也因此学会了这花样，不见梁山泊上也演出了“石碣受天文”的一幕么？

死呢，当然也要异于常人。“上宾于天”——到天上作客——是不消说的（今天所谓“到马克思那里报到”也含有这样的意思，如果不自以为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大概也没有资格去的），还必定会伴随着奇异的天象，不是星坠，就是山崩，所以君主死了也叫“山陵崩”。这意识一直流传至今，不少人还相信一九七六年的大地震，是应在三位当年去世的大人物身上。

一般的百姓既然没有受命于天，他们的死活上天当然不系于怀，生枕草荐，死没蒿莱，赤条条来，赤条条去，如是而已。但是，对一些特殊人物，如风流才子，薄命佳人，忠臣侠士，节妇义夫，如果就这么马马虎虎地死去，总觉得有点可惜。因此，对他们的死，也总会有些不一般的记载。如果没有，就编造一些，让人听起来过瘾。

这种事，汉以前似乎还不多。李斯是丞相，腰斩之前，太史公只记载了他对同被处决的儿子说：“我想同你再牵着黄狗，一道出上蔡东门追逐狡兔，还能有机会吗？”于是，父子相对而泣，就这样被夷了三族。一点也没有悲壮的色彩，但却真实可信。

到了晋代的嵇康先生，他在刑场上的表现就有点像做戏了。三千太学生，在嵇康就要杀头的时候，一起上街，要求拜嵇康为师，已经有点匪夷所思——但或许只是把先前曾经发生过的事搬到此时并加以放大，以增加些死前的气氛吧。不然，要犯处决，学生闹事，司马家的还不出动军队砍瓜切菜才怪呢。刑场最后一幕，更是过分艺术化了：嵇康看看日影，知道时辰将到，便对监斩官道：“拿琴来！”监斩官果然命人取来一具，好像事先准备好的。嵇康正襟危坐，浩浩洋洋，弹奏了一曲《广陵散》。弹毕，叹道：“《广陵散》从此绝传了！”天下或有嵇康这样的人，只怕难有这样的监斩官吧。为了怕犯人说话，割断喉管再行刑的事古今多有，哪里敢让他临刑奏曲，藐视王权。

再往后，编造的痕迹就越来越明显了。明初有个孙蕡，字仲衍，广东人，与黄哲、李德、王佐、赵介并称“南园五先生”，在朱元璋洪武年间当过几任小官儿，诗名薄有，官运多舛。他曾在大将军蓝玉的画上题了首诗，待到蓝玉案起，便被当作蓝党，糊里糊涂砍掉了脑袋。大概人们觉得这位孙诗人死得冤枉，又觉得诗人死时岂能无诗？于是就有了故事流传：说他将刑之际，口占一绝：“鼍鼓三声急，西山日又斜。黄泉无客店，今夜宿谁家？”很有点豪迈之气。接下去，故事又道，行刑后，朱元璋问监斩官：“他死前说了什么？”监斩官以此诗报告。于是朱元璋大怒，说：有这样的好诗，为什么不先报告，就这么杀了！朱元璋是不是还曾要监斩官“还我孙蕡”，于史无证，不好编造，只得从略。

这样的曲终奏雅，把杀头的惨剧、屠夫的凶残刻意诗化，真不知是什么心理。蓝玉一案，株连杀戮的不下一万五千人，朱元璋杀得兴起，哪里管得其中有无一个会作诗的。就是知道，这位连孟夫子都不肯放过的专制君王，岂会顾惜一个二三流的诗人！至于这首诗，后来有人查出，是五代时一个叫江为的人所作，不过被人移到孙蕡头上罢了。

编造这类绝命辞的人，或许并无恶意，但把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为黑暗的世间抹一道亮色，总让人感到一阵冷漠与悲哀，因为他们对杀戮不是抗议，而是津津有味地旁观。鲁迅笔下的阿Q不会作诗，但在浑浑噩噩去刑场的路上，也学着高喊一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大约也是中了这诗化杀戮的毒，而人丛中像豺狼嗥叫一般的那声“好！！！”，便是看客们的欢呼了。

鲁迅毕竟不凡。他写阿Q直到死前，想喊的只是“救命……”，但是已经来不及喊，耳朵里嗡的一声，全身就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无人救他的命，也不会有那些诗意的绝命辞，有的只是屠戮和看客。

信仰的隳败——读《僧家竹枝词》

一

竹枝词始起于民间，唐代刘禹锡在建平见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歌舞扬袂，击鼓赴节，闻而好之，乃作竹枝九篇，有“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之句。后之作者历代不绝，内容多咏风土人情，是民俗学、社会学的可贵资料。已有不少研究者注意及此，广为蒐罗。北京丘良任先生抄录的便有两千多种，两万余首，蔚为大观，涉及地域不仅中原，塞外、回疆、大理、苍洱、台湾、澳门，以至域外之柏林、伦敦、东京、江户都有。他的《竹枝记事诗》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收诗二百余，提到的重要作品近三百种，可惜在注重于“正确导向”和“经济效益”的今日，这些作品很难有出版的机会。施蛰存先生曾为之慨叹。现在，施先生早已仙逝，慨叹也还仍旧只是慨叹。

二

《僧家竹枝词》在丘先生的《记事诗》中未曾提及，但也不是什么秘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曾两次影印出版，一次在一九九○年，另一次在一九九六年，我是在金陵刻经处偶尔见到，觉得有趣，便买了一册。作者开霁和尚，号孤峰，自称孤峰老衲或孤峰朽衲，生于清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卒于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享年六十七岁。

孤峰俗家姓严，江苏淮阴人。祖父在徽州作学官（教授），家于歙，他也入塾读书。洪杨事起，金陵沦陷，徽州失守，祖父卒于馆舍，合家卜居歙西之潭渡村。后孤峰投军，随湘军左宗棠部入浙，鞍马数年，父母皆亡，仅存一妻一子。到同治三年（一八六四）金陵、苏（州）、杭（州）、嘉（兴）、湖（州）相继克复，又随军入闽粤，清剿洪杨余党。事定，论功行赏，他也“薄宦十七载”，在浙江余杭、桐庐等地做了几任县令。但他不大会做官，“催科政偏拙”，“世故厌周旋”，于是选择了遁世学禅的道路，在普陀出家，禀具足戒后，在几座寺院当过主持。《僧家竹枝词》是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他主龙游灵耀寺时为课徒所作，由弟子传脩等付梓。那年他六十一岁。

三

《僧家竹枝词》共四十八首，前面二十七首，从入山、祝发、求戒、坐香、念佛、礼佛、拜经、阅藏，一直写到持咒、修忏、朝山、挂单等种种僧家必修功课，谆谆告诫弟子们何为修行，何者当法，何者当戒。对于有心出家者有益，对于一般信行者，也可知道不能重外轻内，舍本逐末，是讲信仰的。佛教，是一种信仰，因信及行，以求得正果。剃度、受戒、礼佛、坐禅、念经等等都是践行信仰的行动。如果没有信仰，无法践行严格的清规戒律，这和尚是多半做不成的。即便硬做，不过是借个招牌而已。

四

这些修行的办法，有些未必可取，孤峰似也并不胶柱。

譬如“然指”与“然臂香”，都是佛门当时一种信行。然指，就是燃指，把一根手指当香烧，以消冤愆。此风当时宁波阿育王寺最盛，普陀、九华等处也有。“然臂香”也类似，即将香置于臂上燃烧。大乘是要舍身供养诸佛的，然指、然臂香，都是能否舍身的考验。如果连一指也舍不得，如何能证舍身的誓言！但是，这样的信行未免残酷，所以孤峰咏道：“无始冤愆不可消，忍将一指当香烧。果能坚誓从今立，万劫轮回顷刻超。”孤峰的评论是：戒定真香，只在心间，虽然然指、然臂香之类“片念微诚亦可钦”，但“究竟修行之道不在此”。这样的见解，颇为通脱。又如“打饿七”也是佛门修行中的一种现象，即，有的高僧因为苦志研求向上一路的境界，忘餐七日而不觉饥饿。但后世僧众却反其道而行之，用忍饥挨饿的模样，来炫耀自己已到某种境界。这就不是虔诚而是作秀了。孤峰讥之为“而今未解安心法，也学前人饿肚皮”。

五

不可取的修行方法，自可革除，但若心中没有信仰，佛门戒律一概不遵，甚至只是把佛门当做栖身之地或混饭吃的所在，更有甚者竟把佛门当做生意场所，甚至将佛门做了盗贼的渊薮，信仰的隳败便不可挽回了。

《僧家竹枝词》的后二十一首，写了当时许多佛门怪事，并都有所评论。透过这些现象，看到的是戒律的废弛和信仰的隳败。读来更加令人深思。

六

有一首竹枝题为《赶经忏》。词曰：“教典禅宗不暇闻，甘心舍己为人芸。东奔西走缘何事，赢得青蚨百数文。”

这些和尚，出家只是为了混碗饭吃，对佛学并不精研，但凡有好处的地方无处没有他们的身影。中国自南朝梁时，就有延僧礼忏，超度亡灵的活动，即俗云“做佛事”。有些和尚乐此不疲，只是为了弄几个钱来。孤峰认为这样做“误己正事，所得不偿所失”，但又补充道：“近今佛法得以苟延，庵寺不致毁败，无不赖有经忏，可以延生度亡，启檀那之敬信耳，若拼此而无之，则视僧家在世毫无所用。”可见那时佛教之凋零。没有钱，连寺院也难存续。但若只有超度亡灵一类礼忏才能体现佛法的用处，那么佛教的信仰也就所余无几了。

今日佛寺香火旺盛，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许多寺庙也还是靠经忏维持。不过，钱多了，僧众们是否就肯去钻研教典禅宗呢？只看今日那些万分阔气的寺院，就不难明白，信仰并不是有钱就会有的，得其反，对钱的信仰往往会压倒对佛法的信仰。

七

如来可卖，也是一奇。一首竹枝写道：“假我衣服贩如来，我佛前知实可哀。往岁此风行沪上，宰官严禁亦雄哉。”题为《开佛店》。这些人未必受戒，租两间屋，供一尊佛，便可以卖如来了。孤峰说他们“穿戴似僧，行同市侩”。

前些年听说台湾亦有此情，若问其家是做什么的？答曰：“开庙的”。颇奇。读此才知一百多年前上海就有此行当，倒是我少所见而多所怪了。《楞严经》云：“云何贼人，假我衣服，裨贩如来，造种种业”，倒是颇有先见之明。孤峰认为这也是“气运使然耳”。“气运使然”，此言不差。但究竟是什么条件使得曾有光辉过去的佛教运交华盖呢？孤峰没说。

八

今日说某些人不认真工作，叫做“应付”。佛教徒则有“应赴”之说。据说，战国时秦赵长平之战，秦将白起曾坑杀被俘投降的赵国士兵四十余万。这些冤魂进了地狱。到南朝梁武帝时，得冤魂托梦，要他设法超拔，于是梁武帝办了七昼夜水陆道场，一时天下高僧应诏赴会，称为“应赴”。后世遂把应请出门做佛事的活动称为“应赴”。但到孤峰时，所谓“应赴”别有专家。按孤峰的说法，这些人“公然食肉，所用法器略异禅门，大半未曾受戒，遂以应赴二字归之若辈矣”。词曰：

“门庭各别异禅宗，饮啖居然与俗同。说到修行非我事，吹弹歌唱是家风。”

九

更为恶劣的现象叫“马溜”。

何谓马溜？按孤峰的解释是：“修行不讲，经忏不习，居无定所，结党成群。遇有孤身禅客，辄强借诈索，不饱其欲不止，甚至夺彼衣物。旁观不敢过问，受害者亦无处鸣冤。此等人所在有之，僧家呼为马溜。”和尚而成“马溜”，已是一群地痞流氓，若再强化组织，便成黑社会群体。细思此事也不自清末始，读《水浒传》，许多寺院、道观还不都是“马溜”窝点？词曰：

“不念弥陀不诵经，闲来三五总成群。居心惯是欺孤寡，老眼知为马溜僧。”

十

大凡作为一种信仰，大约总是信众越多，成分越杂，也就是孤峰所谓“古时出家难”，所以一旦出家，“无刻不以向上为念”，因之高僧辈出。“今时出家易，僧众愈多，真衲愈少”，许多出家人竟不知修行为何物。

这一点，不单佛教，一切有主义、有信仰的社会组织、宗教团体，乃至政党，无不如此。因此，一个以信仰来维系其组织的团体，最后的败坏，几乎都在于“僧众愈多，真衲愈少”，看起来浩浩荡荡，细数起来，真正坚持信仰者为数寥寥。

十一

历史上一切革命或革新团体，其初，都是些忧国忧民者所倡。为了一种革新社会的信仰，吃苦，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前赴后继，烈烈轰轰，至今思之，仍令人毛发耸动，生钦敬心，生效法心。于是，这团体或组织便得到民众的心许或追随。

一旦这个团体渐渐有了些地位，有了些权势，追随者中，便不免开始分化，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及至这个团体执掌了大权，甚至坐稳了天下，因为没有吃苦、牺牲的忧虑，反有享乐、获利的便宜，参加进来的许多分子，怀私利者渐夥，不是甘于吃苦，而是为了享乐；不是为了奋斗，而是为了做官；不是为了付出，而是为了牟利。这样的分子一多，就是这组织或团体隳败的开始。

这些人“赶经忏”的赶经忏，“贩如来”的贩如来，“应赴”“马溜”多如过江之鲫，信仰、救民只是口头作秀。这团体若无力振作，便就从此隳败下去。终于会被新起的团体代替。于是又开始了下一度的轮回。

十二

十几年前去九华山，晚间见着袈裟者进出歌厅，大奇。询之寺僧，道是外来和尚。或许九华佛徒戒律精严，但佛门一体，外来和尚也是佛徒。十几年过去，许多佛寺金碧辉煌，但若谈信仰，仍未见精进。重外轻内，舍本逐末，以集缘兴造为急务，置身心性命为缓图。表演性的活动替代了静参妙谛。拈花之旨，西来之意，大半束之高阁。热闹颇为热闹，欲求佛教之兴盛只怕难矣哉了。

回瞻历史，近看现实，我们似乎又到了一个关口。一个组织，无论是宗教、团体或是政党，其希望只在于是否有自我净化的能力。自我赞扬可以吹得天花乱坠，毕竟只是虚花。民心的信仰一旦缺失，这种自夸自赞只会引人厌恶。民心的信仰，只在实行。连自己也不相信、也不遵行的事，别人哪会信行！

衙门这碗饭——读《儒林外史》

自从有了衙门，就有了吃衙门饭的人。一代一代，越吃越有滋味。

皇上设置了各级衙门，派官员主管。官员不管能干的还是不能干的，哪怕你三头六臂，也不能单枪匹马，包打天下。因此，必须有人替他掌管各项事务，钱谷、刑名、文书、河工；还要有人替他跑腿，催粮、催款、抓贼、拿人。这些办事的、跑腿的，就是“吏”。如果说“官”还有一半是吃的皇家饭，“吏”，便是吃定了衙门饭的人群。

别看官员或因世袭、或以科举、或靠捐纳得了顶乌纱，好像八面威风，体面得紧，其实官府的实际权力，倒多半掌握在这批吃衙门饭的人手中。他们只要善于运作这个权力，就可以肥肥美美地弄到许多好处。

比方说，当官的要图个好的官声，就要做许多表面文章，礼贤下士啦，体察民情啦，解衣推食啦，明察秋毫啦，花样多得很。在官，他是想借这官声，谋取升迁。只要官升得高，好处就随之而来。但吏就不能指望随太爷高升了。太爷高升了，他就跟着新的主子，还是吃这碗衙门饭。所以，他所图的是更加直接的眼前实惠。《儒林外史》楔子中写那危素，看到王冕的画，就要同王冕套近乎，无非是要显得他尊重人才、爱惜人才。时知县赶紧派人去传王冕，是要讨好危素这位老大，好得到他的提携——这都是官的想法。但派去传人的翟买办，王冕是否去见太爷，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他图的可是眼下的实惠。你听他说的：“这件事，原是我照顾你的，不然，老爷如何得知你会画花？论理，见过老爷，还该重重地谢我一谢才是！”他的心里这样盘算：怎么，你以为你是个专家、是个人才，就要把你供着？你是不是专家、是不是人才，谁说了算？我说了才算。我让你去见领导，给领导讲讲课，座谈座谈，让你露露脸，你就是人才；我不让你见，你就不是人才。你还不该谢我吗？如果遇到个想顺竿爬的主儿，早就几十两、上百两地送上了，谁知碰上个王冕不识抬举，不但不送钱，还根本不愿去，这还不把个翟买办气得三尸暴跳，七窍生烟？连骂带吓，总算从王冕那里榨出了三钱二分银子，没有白跑了这趟差。

比起翟买办，嘉兴府秀水县的差人就幸运得多也会吃得多。为了蘧公孙的一只书箱和一个逃跑的丫头，吃了原告吃被告，竟弄到了近百两银子的好处，足见衙门饭的滋味着实不错。当然，他也是亏了一个老练差人的点拨，才多懂了一些吃衙门饭的门径。此事已有另文讲过，这里就此略去。

真正会吃衙门饭的，还要数潘三爷潘自业。他在布政司衙门充吏。一个行省政务部门的衙吏，气象自然与县里的小吏不同。他到底是个什么吏，书中未作交代，但种种事情都牵到他那里，足见是个很兜得转的角色。

他到店里叫了酒菜，不用会账，出门时只消吩咐一声“是我的”，店主人便“忙拱手道：‘三爷请便，小店知道’。”没有一点神通，不是经常光顾的熟客，店家是不会如此恭敬的。

但这还是小意思。他竟敢在家里开设赌场，放债抽头。那些赌徒对他无不唯命是听。无论古今，大凡这类赌钱、卖淫、吸毒之类的非法勾当，衙门里没点过硬的靠山是谁也不敢做的。如果身在衙门，自己就是吃衙门饭的，做起来自然得心应手。

在他家中进进出出的人，几乎没有什么正经之人，所谈也几乎没有什么正经之事。一桩是财主要包买应当押解回籍的使女；另一桩是强抢人妻、买托制造伪证，潘三都一口应承：“这是什么要紧的事。也这般大惊小怪。”能有这样的口气，也就该有这样的神通。他久惯衙事，深谙衙情，知道所谓“正大光明”的衙门，其实办事不离关系与打点。“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这是县里差役也懂的道理，潘三能不懂吗？这边县里的朱签，那边县里的回批，公文样样俱全，但神不知鬼不觉，瞒天过海，一个要押解回去的使女就在公文往返中消失了，不，落到那个馋涎欲滴的财主胡某人口里去了。潘三则从中得到了二百两银子。

潘三最为惊人之举，是他大包大揽，替金东崖的儿子弄了个现成的秀才：“你总不要管，替考的人也在我，衙门里打点也在我。你只叫他把五百两银子兑出来，封在当铺里，另外拿三十两银子给我做盘费，我总包他一个秀才。若不得进学，五百两一丝也不动。”那时的科举是做官的阶梯，科考是朝廷的大典。对作弊的防范极为严密。乡会试时，参加考试的士子在入场那天由贡院东西门循序而进，唱名给签，然后依次从站成两排的搜查人员中间经过，每两人搜查一个考生。考生的用具，帽用单毡、袜用单毡、鞋用薄底。坐具要毡无里、皮无面。不许携带厚褥，卷袋不得装里子，砚台不得过厚，笔管要镂空，蜡台用锡，水注用磁，木炭长止两寸，糕点食物都要切开，各种规定，极为琐细。考试期间，不要说外人不得擅入考场，就是周围百姓放爆竹、放鸽鹞、掷砖瓦都要严行拿究。试场内外还不断巡查。童生的考试虽不如乡试气象，但要舞弊也着实不易，但潘三竟若咄嗟能办。他是怎样做成的？不妨看看《儒林外史》的描述：

潘三“三更时分，带了匡超人，悄悄同到班房门口。拿出一顶高黑帽，一件青布衣服，一条红搭包来叫他除了方巾，脱了衣裳，就将这一套行头穿上。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不可有误。’把他送在班房，潘三拿着衣帽去了。交过五鼓，学道三炮升堂，超人手执水火棍，跟了一班军牢夜役，吆喝了进去，排班站在二门口。学道出来点名，点到童生金跃，匡超人递个眼色与他，那童生是照会定了的，便不归号，悄悄站在黑影里。匡超人就退下几步，到那童生跟前，躲在人背后，把帽子除下来与童生戴着，衣服也彼此换过来。那童生执了水火棍，站在那里。匡超人捧卷归号，做了文章，放到三四牌才交卷出去，回到下处，神鬼也不知觉。发案时候，这金跃高高进了”。

你看他写得何等便捷，但这中间要打通多少关节，摆平多少关系，不是深明其道的人哪里弄得明白。今天的潘自业们已经有了现代科技，“枪手”可以用短信之类于考场大显身手，但如果没有吃衙门饭的便利与关系，要做得天衣无缝又谈何容易。

有衙门在，就有吃衙门饭的人在。他们成群结队，把个官场弄得乌烟瘴气。你要请领导？可以。中介费若干若干，出场费若干若干，一手交钱，一手安排。你要考大学？可以。偷送试卷、考场舞弊，偷梁换柱，李代桃僵，各有各的价码。你要搞赌场淫窟？可以。保护费送齐，保你平安。你要升官？也可以。多大的官多大的价，自古如此。犯了案要放情卖放？也可以，只要给的数目过得，有人自会操作。

当然，这样吃衙门饭也有风险。抚台那里访牌下来，或如今天一旦“双规”，那些事只要抖落出一角，就够受了。你看潘三的那张访牌：“访得潘自业（即潘三）本市井奸棍，借藩司衙门隐占身体，把持官府，包揽词讼，广放私债，毒害良民，无所不为。如此恶棍，岂可一日容留于光天化日之下！为此，牌仰该县，即将本犯拿获，严审究报，以便按律治罪。毋违。火速！火速！”于是，县尊也不曾问什么，只把访的款单掼了下来，把与他看。他看了也没得辩，只朝上磕了几个头，就送在监里去了。潘三倒了，自然是大快民心，民心大快。但吃衙门饭的人依旧成群结队，并不收敛。因为那风险比之收益，显得微不足道。就说县里的太尊，同衙的僚属，对潘三的作为岂有不知之理？但若不是上司访拿，谁会动他一个手指？潘三若不从上到下都打点好了，他哪有那样的胆子？如果不是做得太过，或在无意中怠慢了什么人，或利益未能均分，被人咬出，上司也未必拿他开刀。你只看那张访单，一开首就先把布政司衙门开脱——说他借藩司衙门隐占身体，就如说他是混进官吏队伍的不良分子一般——就知道并非真想严办。至于潘三，心里当然明白，只要不牵连他人就能得到照应，因此辩也不辩，磕几个头入狱去了。清除了潘三，当局可以说严惩了奸细，百姓多以为清除了恶棍，但在吃衙门饭的人眼里不过是多了一个撞在枪口上的倒霉蛋。他们或许会暂时有所收敛，但衙门饭决不会敛手不吃。这就是潘三的后继者不绝如缕的原因。

神仙局

睡前又读了《儒林外史》第十四、十五两回。一回讲的是“马秀才山洞遇神仙”，另一回讲的是“葬神仙马秀才送丧”。刚刚遇到的活神仙，忽地就死了；刚刚要发的一笔横财，忽地就没了，只落得凄凄惶惶，好不伤感人也。但既然神仙也如凡人一样要死，现在，该死的已经死了，该埋的已经埋了，戏已唱完，幕布落下，我也就迷迷糊糊梦周公去了，后面匡超人的故事，留待明朝再看。

迷迷糊糊，来到了一个地方，不是西湖的城隍山，不是丁仙祠，好像是一处硕大的建筑，怪模怪样，就像一个只有两条腿的巨人。门口停着一排排汽车，汽车上走下一些男男女女，有洋服绅士，有妙龄女郎，有龙钟老者，也有一些学生模样的少年，大家一齐向那腿裆涌去。我随其后，只见“腿”前的海报上写着：“国学大师，文学泰斗，百岁耆宿，主讲中华文明。”两旁大字，道是：“一朝闻道，终身受益。”

演讲厅里，人头攒动，大幕低垂，尚不见大师身影，想必还在贵宾休息室里接受仰慕者的恭维和崇拜者的瞻仰吧。这时，只听得嘁嘁喳喳，此起彼落。凝神听去，好像听得说大师年过百岁而望之如五十许人，又有压低的声音似在传递什么秘密，说是大师最爱十八岁的女孩，年逾百岁尚能……又有说中华文化之精髓，书上是读不到的，如容成、素女，彭祖、房中之术久已失传，全在大师肚子里头，那是不肯随意传人的。今天能来讲道，不知主办者花了多少银子？另一人显然别有消息来源，说，大师哪会看上这点小钱儿，人家拿点儿石头一化，就是大把的黄金。现在金融危机，美元贬值，货币体系即将崩溃，只有黄金才是保险的。

听着听着，铃声大作。低垂的幕布徐徐升起，在主持者的引领下，大师快步向台前走来，一时掌声雷动，欢声大作，轰的一声大家都站了起来。后面的人生怕看不见，竟站到了椅子、椅背之上，有那没有站稳的又从椅背上栽了下来，一片倒地的椅子声伴着周围人的惊叫声。好不容易大家落座，这才看到了那位在台上顾盼自如的“大师”。

这一看不打紧，若不是急忙捂嘴，差一点就把“老洪”的名头叫了出来。台上坐的不是别人，正是在丁仙祠里把马二先生吓了一跳的活神仙，名叫洪憨仙。他那句“若要发财，何不问我？”让马二先生这个书呆堕入彀中，成了他的“托儿”。我端起高倍望远镜仔细端详：“一部大白须，直垂过膝”，分毫不差，因已脱去方巾，向后梳理的白发，在聚光灯照射下熠熠生辉。茧直裰换了一身时兴的“唐装”。龙头拐杖也化为一把洒金描花的折扇。只见他把折扇一翻，向着台下，原来折扇这面题着首诗，道是：“八百年来忆旧游，闲吟又过旧神州。胡三马二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虽说抄了唐人一句，细揣诗意，真个是憨仙重到，只是不知当日棺材中装殓的竟是何人。不过仙家妙用无穷，说不定那日装殓的只是一根拐杖，真身早已遁去，不然这台上大师何以同憨仙如此相像！

正在出神，大师已经讲毕，据说讲的是八字真言，总共只讲了七八分钟，真是要言不烦，可惜我心有旁骛，竟不曾听得明白。掌声雷动中，大师身后已多了四个长随，齐齐整整都是一身黑色唐装，簇拥着大师扬长而去，听说都是新收的弟子。问问周围听众都听到了些什么，回复俱是一脸不屑，好像在说，这么难得的机会，你都干什么去了！只有一位长者不忍我毫无所获，告诉我这位大师真不简单，一百岁了，骂女王，坐监牢，写了一千多万字的书，啊呀呀，那八字真言是他毕生学问精华，真是——我已无心再听，赶紧别过老者，想回家去仔细查一下《儒林外史》，看有没有指点憨仙来历的文字被我忽略。

翻来覆去，总算被我看出了些名堂。当年洪憨仙病故，只是马二先生觉得他“断气身亡”，毕竟没有经过法医验尸，也没有医生诊断的证明。英国的罗密欧当初不也以为朱丽叶断气身亡吗？其实只是吃了一种药暂时闭气而已。那罗密欧不明底里，贸然自杀，铸成终生大错。这马二先生或许也被憨仙瞒过，你看，马二先生买了棺材，候着将洪憨仙装殓罢，就叫脚子抬到清波门外厝着。等他备了牲礼纸钱送到厝所，并没有再看一眼，就匆匆看着用砖砌好，辞别回去了。这里漏洞太大，同作者针脚细密的作风迥然不同。看来，吴敬梓是存心要留下这一破绽，好让后世再见憨仙时不致过于惊讶。在下这一点心得，为先前研究《儒林外史》者不曾道得，若写成文章或到“百家讲坛”讲上几讲，怕不惊世骇俗！儒林揭秘，不但有文本的证明，还有亲眼见到憨仙在台上神气活现的实证，不像红楼揭秘一类只是一味附会推演，不着边际。

查出了这点底细，我已经断定，仅凭那副长相，刚才见到的“大师”，定是憨仙无疑，何况，他那一番做作，也都是袭用原封伎俩。

洪憨仙当初怎样慑服了马二先生的？第一招就是那一副扮相。京剧演员若是扮相出色，先就讨得观众几分欢心，不用开腔就是一个碰头彩。那老洪一出场，马二看到的就是：“身长八尺，头戴方巾，身穿茧直裰，左手自理着腰里丝绦，右手拄着龙头拐杖，一部大白胡须，直垂过脐，飘飘有神仙之表。”有了这般卖相，自然要占得几分便宜。若是长得獐头鼠目，像只老鼠，任你张牙舞爪，表演出色，口角流利，眉飞色舞，总不像神仙一流，让人生敬畏心、钦敬心，倒像娄阿鼠再世，惹人生疑。

当然，单是卖相还不够，还得有特殊的资历。资历何在？就在他于住所墙上那冰盘大的二十八个字上：“南渡年来此地游，而今不比旧风流。湖光山色浑无赖，挥手清吟过十洲。”马二先生是编过书、有点文化的，自然一看诗就知道“南渡”是宋高宗的事，屈指一算，此老已经三百多岁了。这资历谁能比得？当下就吃了一惊，心里便存了敬畏。今日大师扇面上那二十八个字虽然小些，但随身携带，更便展示，那一句“八百年来忆旧游”，便是自南渡迄今八百多年的寿数。但今世毕竟被那“科学”搞坏了，谁也不信什么神仙，所以八百多年的话头只能写在扇上，让有心人意会，若是自己说出，反招物议，弄不好冠之以邪教，岂不麻烦。因此大师叮咛随从，对外只说是百岁老翁，只此也足够摆起老资格了。你想，今日活到百岁的能有几人？活到百岁又有些学问的更是难有其人。一个卖相，一个资格，在敬老尊贤成风、老人把持一切的中国，纵然不能横行无忌，混个大师、泰斗已是绰绰有余。君不见，如今世上，连那毛头小子也要挂牌大师，何况百岁老翁呢！

有了卖相和寿数还不够，要使人生敬仰心，总得露上两手。这两手就要因人而异了。当年洪憨仙因为知道马二手头拮据，所以在他面前独标一个“钱”字。先让他“权且发个小财”，又许他“大财须缓一步”。结果真个是“任他奸似鬼，也喝老娘洗脚水”，马二用老洪教他的办法，烧出了几十两银子，解了燃眉之急，从此对憨仙产生了信仰，言听计从，再不生疑，充当了那场骗局居间的中人。此时，胡三公子那万两白银似乎已经稳稳落在了洪憨仙的袋里。若非老洪突然化去，被他把银两卷走，一场官司是注定要落在马二头上了。

憨仙的化去，据他的长随（书中交代，这四个长随，其实是他的子侄女婿）说：“笑话！他老人家今年只得六十六岁，那里有什么三百岁！想着他老人家，也就是个不守本分，惯弄玄虚。寻了钱又混用掉了，而今落得这一个收场。”好像这洪憨仙真的就此寿终正寝一般。其实这班长随，虽是老洪子侄，不过识得几个俗字做做小本生意，并无多少见识。他们随着老洪，因为可以借此混口饭吃，待到老洪一死，自然各自须寻各自门，怎会有什么好话。他们哪里知道，像憨仙这等人物，岂是随便死得的？吴敬梓写《儒林外史》当在清代康乾之世，早他一二百年，已有憨仙活动的踪迹。

看看下面三段记载：

明天启中，昆山有一富翁，酷好丹术。遂为丹客所欺，盗去千金。忿甚，乃悬百金为赏，以物色之。逾数日，或报客在东门外酒肆中聚饮。密偕觇之，果然。索赏而去。主怒，急入肆。正欲发话，客笑容可掬，欣然起立，遽携主人手，止之曰：“方与众有约，勿扬吾短。君物俱在，且饮三杯，当即奉还。”主人喜而信之，坐与剧饮，连唤酒肴，杂沓而至。客起小便，伺间逸走。候久不来，问同席者，皆云：“偶此群集，初不相识。”询之店家，云：“彼来说是你请他，订此相候，钞自公出。”其人无奈，只得算还酒价。始悟报信者亦其党，因贪重犒，并来设骗耳。众询其由，皆为一笑。

客有以丹术行骗局者，假造银器，盛舆从，复典妓为妾，日饮于西湖。鹢首所罗列器皿，望之皆朱提白镪。一富翁见而心艳之，前揖，问曰：“公何术而富若此？”客曰：“丹成，特长物耳。”富翁遂延客并其妾至家，出二千金为母，使炼之。客入铅药，炼十余日，密约一长髯突至，绐曰：“家罹内艰，盍急往！”客大哭，谓主人曰：“事出无奈何，烦使君同余婢守炉，余不日来耳。”客实窃丹去，又嘱妓私与主媾，而不悟也，遂堕计中。与妓绸缪数宵而客至。启炉视之，佯惊曰：“败矣！汝侵余妾，丹已坏矣。”主君无以应，复出厚镪醻客。客作怏怏状去。主君犹以得遣为幸。

嘉靖中，松江一监生，博学有口才，而酷信丹术。有丹士先以小试取信，乃大出其金而尽窃之。生惭，愤甚，欲广游以冀一遇。忽一日，值于吴之阊门。丹士不俟启齿，即邀饮肆中，殷勤谢过。既而谋曰：“吾侪得金，随手费去。今东山一大姓，业有成约，俟吾师来举事。君肯权作吾师，取偿于彼，易易耳。”生急于得金，许之。乃令剪发为头陀，事以师礼。大姓接其谈锋，深相钦服，日与款接，而以丹事委其徒辈，且谓师在无虑也。一旦复窃金去，执其师，欲讼之官。生号泣自明，幸而得释。及归，亲知见其发种种，皆讪笑焉。

这三桩事情都出自明代，地点都在苏浙一带，有一则还发生在洪憨仙活动的杭州。伎俩大都相似。可见洪憨仙之前早有洪憨仙，那么，洪憨仙之后难道就不会有洪憨仙吗？如果再往前推，那么，为始皇帝求仙人与不死药的徐福、卢生之流，为汉武帝通神仙、见亡灵的李少君之俦，为唐玄宗觅杨妃魂魄的临邛道士之辈，都是洪憨仙的前辈。可以说，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绵延不绝，始终都有洪憨仙们的身影在游荡。

我忽然觉得那位“大师”正朝我窃笑，那副悠然自得的神态，似乎在说：洪憨仙是不会死的。仙人的变化岂是常人所知。历朝历代，都有人想埋葬我，马二不是也把我埋了吗？可是我仍然活着，而且活得很好。你已经看到大厅里如痴如狂的人群，我就生活在你们的人性之中。人性不变，憨仙不死。

我无法辩驳。从古至今，洪憨仙之流，你说他是骗子也罢，你说他是无赖也罢，但你无法否认在人性中确实存在他们存活的土壤——这就是人类的欲望，那种不可遏制的欲望。

秦始皇“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当是之时，所欲在履至尊而制六合，所用皆谋臣良将。及至皇帝之位坐稳了，这时想的就是怎样把这位子一直坐下去。于是便要不死，便要长生。这种欲望一旺，洪憨仙们便有了用武之地，于是有了徐福、卢生之流。汉武帝、唐明皇招来李少君、临邛道士，也因其所欲。前面引述明代那三则故事，皆因事主或贪财、或好色，才使那些丹客得手。洪憨仙能行其道，也因马二、胡三欲望膨胀。时至今日，人们仍旧不能摆脱洪憨仙，归根结底仍是因了那一个“欲”字。只因这“欲”字难控，或贪财、或好色、或迷权，不知有多少人着了洪憨仙们的道儿。至于这位“大师”，他的伎俩又比那些方士、丹客高出一筹。他利用的是人们既怕费力又欲求知的欲望。求知本是一桩十分辛苦的事情，但他允诺无须费力，只要凭借耳食之言便可贯通经史，成就无上学问。这等好事，岂非绝大便宜。可惜便宜无好货，好货不便宜。等到你入其彀中，把他当作“神仙”，于是立马推出一堆“著作”，大卖其钱。

唉，人不能无欲，但人的欲望不能以理性调控，洪憨仙们就永远不会绝迹。这同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并不同步的。

一阵铃声由远及近，我似乎又来到那两腿之前，报告会又将开场。我冲进会场大吼：“洪憨仙，别再做戏了。”但四周空空荡荡，寂无人声，似乎是个无物之阵，又似乎在每一暗处都有一张嘲笑的脸在朝我挤压过来，奋力一推，忽地醒了过来。哪里有什么双腿，哪里有什么会场，哪里有什么嘲笑的脸庞。《儒林外史》还在枕畔。拿过一看，正翻在“思父母匡童生尽孝”一回。

读画知人

我与李苦禅先生未曾有一面之缘，承苦禅先生哲嗣李燕先生厚意，赠我苦禅老“文革”时期写意小品一册，夏日披阅，有如饮冰，顿觉肺腑凉澈。虽然画面上仍是他笔下常见的鱼鹰、松石、瓜菜之属，但那个特定的时代，老人的爱恨情仇，历历如在眼前。

清人周济论词，有“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之语。寄托，是中国诗学的一个传统。无论诗人、词人，吟咏山水也罢，感伤时序也罢，怀人念友也罢，总包蕴着作者的理想、爱憎、褒贬、思考。同论说文字不同，这种理想、爱憎、褒贬、思考，不是以说理的形式表达，而是寄寓在诗人构造的形象或环境氛围之中，显得更加含蓄而耐咀嚼。于是“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实际创作过程中，这种寄托的表现，要复杂得多，并非只是某种事物的借喻。专制主义禁锢思想愈深，这种寄托愈是隐晦难解。因此，对寄托的理解，必须同作者的时代、境遇、交往、思想联系起来，方能大致不差。此之谓知人论世。

这种诗学的传统，起初似乎并没有影响于中国的绘画，但到宋代，文人画兴，把诗学引入画论，绘画同样借重于寄托，别开了新的局面，尤其是文人画中一些遣兴小品，更因有所寄托而增添了画作的意蕴。这样的画作，笔墨、才情固然不可或缺，但人品、思想却显得更为紧要。

苦禅老人为白石弟子，但作画有自家面目。还在一九四八年，白石老人题苦禅画作，即有“思想笔墨，色色神奇”的赞语。到一九五○年，白石老人九十岁时，更在苦禅先生一幅《双鸡图》上题道：“雪个先生无此超纵，白石老人无此肝胆。”用八大山人（雪个）与白石老人自己来衬托苦禅的英特，奖掖之殷，可谓造极，亦足见对这位弟子期望之切。

苦禅老人“文革”时期的小品，其寄托之远，意求于千载之下，旨得于言象之外，读之每有会心。

中国的国画艺术家，在一九四九年之后，曾有过一段彷徨。亦如京剧演员一时不知帝王将相如何搬演，国画家也不知传统的花鸟虫鱼，如何“为新中国的政治服务”。及至白石老人荣获世界和平金奖，被推为世界文化名人，国画界才松下一口气来。不料此后政治运动不断，画家们作画，如临渊履冰，战战兢兢，生怕一不小心犯了忌讳，惹出麻烦。好在花鸟虫鱼毕竟略可超脱于现实政治，所以这种戴枷的舞蹈，一跳也跳了十几年。及至“文革”之世，花鸟虫鱼一概成了“四旧”，国画家们即有所作，也多为自娱、遣兴。因为不是为了发表或出售，绘画中多有“寄托”。这既成了国画艺术家感慨、忧虑、痛苦、呼号的婉曲表达，也被别有用心者滥用为罗织罪状的工具。

鱼儿和鱼鹰是苦禅先生常画的题材。鱼鹰即鸬鹚，色黑而嘴曲如钩，能没于深水取鱼，渔人常豢以捕鱼。古人诗中咏鱼鹰的虽有，但不多，画鱼鹰的就更鲜见了。据李燕说，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苦禅先生便把鱼鹰引入写意山水画中，并将画作呈老师齐白石评阅。其时白石老人也在画山水鱼鹰，便在画上题道：“苦禅仁弟写此，与余不谋而合也。”后来师徒均画鱼鹰，而苦禅先生只画近景之鱼鹰，以示有别于师。“文革”之时，苦禅先生所作小品，颇多捕鱼之鸟与吞鱼之鱼。这恐怕不仅只是个人的偏好，而是同心境、情感的寄寓有关了。

一场“文革”，从开始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到后来的大抄家，到整“党内走资派”，再到大打派仗，“文攻武卫”，“清理阶级队伍”，“批林批孔”，无一不是一部分人整另一部分人。今日老革命，明日又成了“老反革命”。今日整人者，明日又被人整。今日革命派，明日又成了反革命派。套一首清代剃头诗，可谓：“都说整人好，人人要整人，有人皆需整，不整不成人。”那时，人人都在窥视：或窥视自己是否要挨整，或窥视如何去整人。苦禅先生当是看惯了这种覆雨翻云的世相，所以鸟食鱼、鱼食鱼的形象在他脑际挥之不去。一九七三年，他画半张残缺荷叶、一只破碎莲蓬，荷残莲碎如此，荷杆上还停着一只回头张望的翠鸟，题道：“企待鱼儿来。”一九七四年他又画了一只立于石上回头张望的鱼鹰，又题：“企待鱼儿来。”这两只等待鱼儿浮出的鸟儿，同某类布置罗网，等待他人“犯错误”或“跳出来”，以便“聚而歼之”的人，其心态颇有相似之处。另一帧同作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探水鱼鹰，用意相似，只不过那伸长颈项的神态，更体现了等待鱼儿浮出的急切神情。“文革”比之过去历次政治运动，张网更密，扫荡更烈，尤其是文化界，较有成就者几乎一网打尽。苦禅老人另外两帧鱼鹰图，一帧题曰：“水禽时见之，写之亦不难”；另一帧题道：“鸬鹚游过池塘清”。对那些食鱼者尽管辨之不难，但当其挟势而行，所过之处仍无噍类。感慨之深，无可名状。当然，对世情看得真切的苦禅先生，所思考者并不止于此。他的一幅吞鱼图，画鲶鱼、鳜鱼各一，鲶鱼本是食鱼者，而此时鳜鱼大张其口欲吞鲶鱼。跋曰：“吞鱼者鱼恒吞之，信矣。”这不是因果报应，而是复杂环境中现实政治生态的写照。懂得了这一点，才能领会作于一九八一年那幅《重脱口》所含化险为夷的心境。直到三中全会开过，老人才感到了“‘鹰’口脱险”的侥幸——“脱口而出，险哉！”这恐怕是劫后余生者共同的心态。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举粉碎“四人帮”时，千百万人自发涌上街头，敲锣打鼓，欢呼雀跃的缘由。

除去对没完没了“阶级斗争”的恐惧与厌恶，在“文革”之世，恐怕唯有相濡以沫的亲情或友情，能够激发艺术家创作的灵感与激情。当着第一轮横扫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风暴过后，斗争的矛头开始指向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反动权威”则因已成“死老虎”而暂得残喘。这时，受尽凌虐的“牛鬼蛇神”，只有家庭才是唯一的避风港湾。那些因“斗争哲学”侵入家庭而失去避风港湾的受难者，往往因绝望而自己了结了苦难的人生。据李燕说，“文革”中，苦禅先生屡遭批斗、抄家、辱骂、诬陷与毒打。惨痛已极而呼天，人之常情。读他《梅神万岁图》上的题跋：“梅花神万岁，保佑保佑，南无阿弥陀佛。全家供养敬祷”，当时绝望的心境可知。但苦禅先生有幸，不但有一个理解并始终信任他的家，而且有许多理解并同情他的普通百姓和民警。在他们掩护下，得以暂时避居于李燕家中。他的多幅小雀栖于蕉叶上下的小品，恐怕也有蕉叶一片，聊避风雨的意思，而他那些母子鸡图则是无情世界的有情。冷漠世界中仅余的一丝温情，往往是使人坚持下去的力量。这两种情感在《蕉叶竹鸡图》的跋语中完整地表达了出来：“一叶华盖，闻香不翔。”虽只一片蕉叶，不是什么铜墙铁壁，但其下有兰，香韵足可流连。

“文革”之世，是一个今天的青少年无法想象的社会。在“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口号下，人们噤口无声，生怕一句话说得不妥，惹来横祸。因此，即便老友相见，也都畏谈国是。有时说一些听来全无意义的话，大家相视一笑，都心知肚明。譬如，把“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改为“到处莺歌燕舞，唯有潺潺流水”，谁都知道是指商品极度匮缺。于是有人纠正：“不是唯有，是更有。”说者便道：“呦，记性不好，记岔了。”于是大家哈哈一笑。有过这样的经历，再读苦禅先生“两个老汉爱谈古，第一句就是烤白薯”；“三位老翁竟日谈，一说海，二说山，三聊山精海怪和云烟。此谓之上下宇宙谈”等画跋，才能领会其中深意。苦禅先生另有一幅《二蕉问答图》，画两片蕉叶如二人对坐相语。题道：“二蕉问答，仙语之景图也。涉事。”所涉何事，很难猜测，但那两片蕉叶的形状已经透露出，想必与老友有一次愉快的交谈，所说皆“仙语”，皆“天机”，你知我知，天知地知，非可与外人道者。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想必都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

中国的诗学讲“诗言志”。受中国诗学影响的中国绘画，也讲“画”言志，在绘画中体现画家的理想、情操、向往和做人的伦理。这也是一种寄托。松柏在中国画里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孔夫子说过，“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是人格的体现；荷花为画者喜爱，因为其中寄托着“出污泥而不染”的高尚情操；兰与竹，正如苦禅先生所题：“兰竹有清节，可师之也。”即便白菜、竹笋，也如李燕所记，苦禅先生曾云：“白菜者，清白也；笋者，胸中有节也。”至于苍鹰的形象更为苦禅先生钟爱，这不仅因为鹰的高远、矫健、敏锐、不同凡俗，更因为他本名李英杰、李英，“英”“鹰”同声，每取以自喻。苦禅先生的人品由此可见一斑。

有几帧小品来得突兀。画的都是大瓜。苦禅先生出身农家，农家常用物屡屡见于笔端并不奇怪，但画得如此顽健老硬，却别有深意。“文革”时期，批斗者常喊的一句口号是“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常用的词语是“顽固”“死不改悔”。在“造反派”心里，他们应当是“所向披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但是他们总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那幅《大瓜图》上有一只黑雀停在瓜上，瞪大眼睛，却不知如何下口。苦禅先生以瓜自喻，好像在说，任你批斗不断，老夫顽健如初，尔等其奈我何！

“文革”时期美术界一桩大公案是一九七四年的所谓“批黑画”。此事经过，已多有记述，不再赘言。其手法则是中国的老方子，即滥解寄托，妄加罪名，罗织成案。人们都还记得，清朝初期的文字狱中，“明朝期振翮，一举下清都”“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这样一些诗句，怎样被罗织成狱，送掉了许多人的性命。其实，“文革”之世的罗织更有甚于此。记得“文革”初起之时，便有一则传闻：说是“文革小组”那个顾问康生，一日在人民大会堂观画，看到傅抱石与关山月合作的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时，众人均赞其气势，而康生则不阴不阳地说道：“人家的意思是，大好江山，可惜无人。”于是众人缄口。这一传闻无从核实，难断真假，但一九七四年“批黑画”时罗织罪状的手段，却如出一辙。那批所谓黑画，是一九七二年根据周恩来指示，组织国画家为一些涉外宾馆画的。此时却被指为“文化黑线”回潮，含沙射影攻击社会主义。黄永玉的猫头鹰，一只眼睁，一只眼闭，被指为对社会主义不满；宗其香的三虎图，被说成赞誉林彪虎虎有生气，理由是三虎成“彪”；许麟庐画了三只柿子一棵白菜，说他自诩三世清白，为反动家庭翻案。最为奇特的是苦禅先生画的《残荷图》因为有荷花八朵，便被指为攻击八个样板戏为残荷；因为画了一只翠鸟停在青石上便说是刺江青称霸。更为可笑的是因为翠鸟上没有一撮羽毛，被说成拿江青生理缺陷取笑——或许是江青头上无发吧。若非批判者泄露，这可是很少有人知道的“秘密”。中国画确实讲究寄托，但这样滥解，却是完全不懂寄托的罪名罗织。苦禅先生对此十分鄙视。他画了好几幅小品，嬉笑怒骂，痛快淋漓。《墨竹鸟瓜图》，一枝墨竹，两只大瓜，瓜上立二青鸟。题道：“此王母所食之瓜，尚余两枚，命青鸟使者守护之，盖恐为后之妻窃走也。因东方小儿已先盗去数枚。此幅亦可谓守瓜图。暑气逼人，写此欲驾王母辇适北冰洋之冰宫也矣。噫嘻！”若不是李燕记下苦禅先生画后大笑之语，读者真不知这一番稀奇古怪的跋语是什么意思。原来，苦禅先生说：“我瞎编胡扯这一套题字，如果被那帮小子抄去，叫他们倒着查《辞海》，三天三夜也查不出什么‘反动影射’，急着向主子邀功，憋死也憋不出个屁来！”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在“文革”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画作，只有懂得了那个时期画家生活的环境和思想，才能读懂画作隐藏着的深刻内涵。

读苦禅先生的写意小品，深感小品不小。对这位未曾一面的画界前辈充满敬意，似乎在那非常时期，曾亲聆教诲，同他心意相通，这才知小品中可以蕴含着大历史，大情感、大笔墨。这不仅是苦禅先生一位画家的抗争。如果能将国画家文革时期画作认真蒐集，纵观横览，定会有非常的发现。研究中国现代美术史者，恐怕不可忽略了这特殊时期绘画艺术的特殊内涵和特殊形式。

读剧小札

学问与戏文

学问好的未必会写戏，会写戏的又未必有学问。二者得兼的不是没有，才难而已。过去，理论家用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不同来解释。后来好像不行了，说是没有逻辑思维的形象思维是不存在的。再后来好像又行了，因为空头理论说得头头是道的学问家毕竟写不出一部像样的戏，而按照理论家规定模式创作的戏文也大抵是没人看的。

到海南，听朋友讲起历代海南名人，提到邱濬，想起此公的一些事情，不禁又想到了学问与戏文。

邱濬是海南琼山人，明朝代宗五年中的进士，后来官运亨通，一直当到文渊阁大学士，位居宰辅，比他的老乡海瑞辈份儿高得多，官也做得大得多，但政绩好像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说得雅一点——乏善可陈。著述倒有一些，比较著名的是《大学衍义补》。邱濬是信奉朱熹的，而《四书》中的《大学》，又是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宋朝的真德秀著了一部《大学衍义》，邱濬认为，真德秀的书只讲了格致、正诚、修齐，而没有讲治国平天下的学问，所以他要来“补”一下。他的《大学衍义补》号称博洽，东拉西扯地把什么都扯了进来，有时也能发一些有见识或惊世骇俗之论，有见识的如主张举行海运，亟言其利，惊世骇俗的如认为范仲淹多事，秦桧有再造之功等等，后世为秦桧翻案的，思想渊源似有相关。前人称道他学识的渊博，但以为无济于事体，是平允之论。然而，不管怎么说，他堆了那么些材料，也总还可以有点用处。

如果说他的学问还不无可取之处的话，那么他一插手戏剧便出乖露丑了。这位官僚兼理学信徒，并不懂得文艺。从官僚的角度他要求戏剧作品为封建的官僚政治服务，成为政治的婢妾；从理学信徒的角度，他要求戏剧作品成为道德的说教，伦理的榜样。他动手写了不少戏，如《投笔记》《举鼎记》《罗囊记》《五伦全备纲常记》等等，有的已经佚失，余下的，最为出名的大约要算《五伦全备纲常记》了。这部戏之著名，并不是它在思想艺术上有什么精彩之处，而是它直言不讳地宣称他的戏也像八股文一样，是替圣人立言的，即所谓“备他时事曲，寓我圣人言”，“若于伦理无关紧，纵是新奇不足传”。他在戏中写了伍伦全、伍伦备兄弟，为臣则尽忠，为子则尽孝，夫妇则和好，兄弟则极敦睦，朋友相处从无嫌隙之言，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中，样样都称表率，十足的高、大、全。如果出于“文革”之世，当是一出样板戏了。只可惜这位邱大人，除了会复述圣人之言，并无多少才情，而道德的说教又从来是惹人厌的东西，所以这部《五伦全备纲常记》，尽管作者自己以为思想性、政治性都很强，但读者观众并不买账，以致戏剧评论界称这类戏“陈腐臭烂，令人呕秽，一蟹不如一蟹矣”。邱濬虽然位居宰辅，却也没有利用政治权力，灭尽一切作品，让天下只演他那几部样板的魄力与权力。当然，即便他有，也最多风行几年，终于还是要归于尘土的。一切违背客观规律的事情，最终都是要失败的。以为把政治教条、道德教条变为几个模式化人物的对话或对唱就是最好的戏剧，便是违背艺术创作规律的一个著例。

骂殿

赵匡胤（宋太祖）死后，皇位没有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了他的弟弟——赵光义（宋太宗）。兄终弟及，在商代虽然是常例，但到后世，这事便大悖于封建世袭的伦常，因此引起了当时和后世的许多猜测。“烛影斧声”，说得阴森可怕，还编了一出戏叫《贺后骂殿》，教赵匡胤的遗孀登台大骂山门，发泄那一腔怨气。当年是程砚秋老板的拿手好戏。

但是，学者们考据，以为事不可信。因为那位“贺后”先于赵匡胤而死，因此不可能再还过魂来上殿骂人。但这并不妨碍《骂殿》照演，因为缺少历史依据并不等于缺少性格依据。若论赵光义的品性，不过一流氓耳。有史为证——当然，官家的正史里是不会有的。

《野获编》载：“宋人画《熙陵幸小周后图》，太宗戴幞头，面黔色而体肥，周后肢体纤弱，数宫人抱持之，周后作蹙额不胜之状。”此事姚叔祥《见只编》也有记载：“余尝见吾盐名手张纪临元人《宋太宗强幸小周后》粉本，后戴花冠，两足穿红袜，袜仅至半胫耳。裸身凭五侍女，两人承腋，两人承股，一人拥臂，后身在空际，太宗以身当后，后闭目转头，以手拒太宗颊。”姚叔祥是见过那画的临本的，所临之本是元人的。这样辗转临摹，足见此画流传相当广泛。

小周后是南唐后主李煜的小姨。大周后病重时，李煜便同小姨有染，后来就索性娶了过来。南唐国破，李煜和小周后都成了俘虏。李煜亡国之后所受的痛苦，可以读他的词，小周后所受的蹂躏，就全在那幅画上了，而蹂躏小周后的罪魁正是那个接替他哥哥当了皇帝的赵光义。

奸淫女俘，是战争中常见的暴行，新皇帝收用前朝的后宫也是常例，但对敌国的后妃公然强奸，还要教人把强奸的场面画下来以资炫耀，恐怕只有最最无耻之徒才干得出来。另有记载，后蜀的花蕊夫人蜀灭后是被赵匡胤“收用”的，而赵匡胤病重时，赵光义也调戏逼奸过花蕊夫人。这样的人，为了获得最高权势，还有什么做不出来呢？

谈历史有脏唐臭汉之说，看来天水一朝也不干净。中国的所谓道德，一向只是为老百姓设的，至于皇上，大抵狗彘其行。新近编的历史剧——正说也罢，戏说也罢，都把皇上们放在了灿烂的光环之内，虽然技术手段是现代化了，但似乎连骂殿那一点勇气也没有了。奇怪。

脸谱

看戏，我说的是中国的戏曲，一定要识得脸谱，至少要大体知道脸谱的象征色彩，如红色表示忠耿，黄色表示干练，白色表示阴鸷，黑色表示憨直，绿色表示凶狠，蓝色表示桀骜，紫色表示忠谨，金色表示超特，而脸红的忠耿之士到了老年，气血已衰，便只能用粉红色了。懂得这些，一个人物一上场，便不致弄错了他的角色类型。

脸谱的起源，有人追溯到初民的文身，有人溯源于巫觋的舞蹈，无妨各备一说。我则猜想是因为广场演出，不如此，远处观众无法辨认台上的是张、王、李、赵。面具固然也可起此作用，但戴上面具既不便于动作，又遮盖了面部所有表情，所以脸谱才取代了面具。形式产生于需要，如此而已。

不过，脸谱的好处也有限。类型化的结果，是把人简单化。人之不同，各如其面，尽管明清两代戏曲的行当已经渐次细化——如宋元时代的净丑已细化为大净、副净和小丑——但脸谱仍不过那么几张。流传下来的明代戏曲脸谱大约还有五十多种，剔除神魔鬼怪，人物的脸谱不过一十五种。以有限的脸谱来套无限的人物性格，削足适履是免不了的。

生活中的人，实在太复杂了。道貌岸然的君子，容或是奸刁促狭的小人；乌纱朝服、气象端庄的大臣，其实是窃夺国帑、贪赃枉法的大盗；不学无术的混混儿，居然执掌着翰林院；庄严神圣的佛殿道观，竟成了纳垢藏污的所在，而应属三花脸的人物中，倒也不乏忠荩才智之士。脸谱化的戏曲实在难以勾画出生活的无比复杂与多样。更何况广场演出剧场化以后，加之现代的音响与灯光，以及望远镜的发明，使观众产生了观看演员面部细腻表演的需求，他们不再满足于远远地看个大略情形。或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后起的地方戏曲，大抵都不用脸谱了。

今天的人，不是生活在偶语弃市的专制时代，他们更喜欢戏剧能把生活的真实揭示给人看，把种种的假面（包括脸谱）剥开给人看，以防被各种忠贞、神圣、庄严、贤明或别的什么脸谱将真相瞒过。如果这个判断不错，那么脸谱只怕也只能作为一种历史的遗迹保留在传统的剧目中了。

观剧杂咏

电视剧《三国演义》是连续剧，我看的则是“断续剧”，因为长达八十余集，无法天天奉陪。好在小说看过多次，戏也听过不少，隔三岔五地看，倒也并无妨碍。

有人说，看戏要进入纯娱乐的境界，我办不到，看着看着，便不免东想西想起来。看的是零珠散玉，想的自然也便成了断简残篇。

诸葛亮从二十六岁被刘备请出“茅庐”，到五十三岁病死军中，整整二十八年。综观其行事，当得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但是，不知是因为他太能干了，还是对别人放心不下，无巨无细，事必躬亲。结果，诸葛之后，西蜀似无杰出人才。俗谚云：“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六出祁山，衰年统兵，固然是他忠心耿耿的表现，但也是后继乏人的悲剧。有诗为证：

事必躬亲叹孔明，一人身重万人轻。

后生但有伯言辈，不教衰年再统兵。

比起诸葛亮，孙权似乎更懂得培养年轻的英才。陆伯言（逊）威名未著，孙权就敢起用为大都督，统率一班老将，抗御刘备这样的枭雄，没有过人的胆识，岂敢如此！陈寿在《三国志》中评道：“予既奇逊之谋略，又叹权之识才，所以济大事也。”这是一点不错的。有诗为证：

得放手时须放手，吴侯气度实难侔。

若无陆逊施奇计，百万哀兵下石头。

《三国演义》虽云讲史，其实距史实甚远，章学诚病其七实三虚，良有以也。即以一味揄扬刘备而贬抑曹操，便难为公论。好在它只是一部小说，重在塑造艺术典型，不能以史实确凿与否论高下。但即以塑造典型论，缺憾也甚显明。鲁迅说，“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妖”，诚为不刊之论。

把非人的“神性”加于孔明，其本意或为尊崇，其果却是损害。赤壁借东风，五丈原禳星，均为败笔。今人不知，复沿其习，结果也是一样。有诗为证：

合一天人道未通，装神弄鬼借东风。

可怜智略超群者，竟落巫师神棍中。

刘备，枭雄也，他能从一个卖草屐、织草席的小贩，乘时而起，居然弄成那样一个局面，堪称不易，没有过人的见识与手段，怎能做到？诸葛亮雄才大略、智谋过人，能甘居其下，鞠躬尽瘁，刘备若无过人之处，岂能如此！何况以知人善任著称的曹操，当青梅煮酒之际，也以为天下英雄“使君与操耳”。

但是，在《三国演义》中，刘备却成了个大仁大义的化身。于是，刘备成了一个贴满儒学标签的虚假形象。鲁迅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一语破的。人物一旦成为理念的标签，便成败笔。有诗为证：

乱世枭雄佛样肠，谁知翻作臭皮囊。

毕生本领唯能哭，一世功夫只在装。

第二辑 思与忆

数字是这样“炼”成的

“大跃进”的年代是出数字的年代。钢多少，粮多少，时时都有新的纪录出现。亩产几千斤、一万斤刚让人惊喜，亩产十万斤的记录又已创下。

革命的时代“一天等于二十年”，“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这个“造”，真是点睛之笔。谁若不信，便是“观潮派”。一入“观潮派”的行列，就很容易成为批判的对象，因为这是对人民群众伟大创造力的怀疑，是对党领导下的“革命变革”的怀疑。于是“观潮派”又可能升格为“怀疑派”。“怀疑派”对革命的新生事物一是怀疑，二是反对。就像小脚女人，需要对他猛击一掌。这一掌非同小可，若不赶紧“跟上”，“怀疑派”又可能升格为“反对派”——革命新生事物的“反对派”，发展下去就是反革命派。这样一路上纲，谁还承受得起？所以不管心里真信还是不信还是半疑半信，从嘴里喊出来的都是兴高采烈，热烈欢呼。

我那时正在复旦大学读书，按说同这些钢呀粮呀的数字没有太大的关系，知、信、行三者，知不知、行不行无所谓，只要“信”就可以了。但是不然。我本无心编数字，宁知数字逼人来。全国都在“放卫星”，按照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大学怎能置身事外？所以我们也要开荒种地，也要“放卫星”。好在那时复旦还不像现在这样高楼密集。生物楼与学生宿舍之间有一片操场，在操场边角划一块地，插块牌子，也称之为“试验田”。种什么呢？从农村走出来的同学以为种萝卜为好，一是好种，二是产量不低。于是就定下指标：亩产一万斤。

一万斤萝卜是什么概念，我一无所知，但是家在农村的同学就不同了，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即便按照毛泽东的“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样样齐全，也难于做到。何况我们这群全无生产经验的学生，在这操场边上，瓦砾堆中，哪里就能弄出亩产万斤的卫星呢！但是，心中虽有疑虑，嘴里谁也没说。只有一位同学，记得名叫范瑞云，在劳动休息之际，直言不讳，说：“要能亩产一万斤，我把它都吃下去！”这位同窗，后来没有读完大学就休学回家了，说是精神有些错乱，无法继续学习，后来就一直没有了消息。回想起来，那时全班都相信（至少嘴里都相信）能够亩产万斤萝卜，只有他才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要说精神错乱，其实我们才真是有些精神错乱，惟其错乱，对各种异想天开的“创举”才可以麻木地接受。范瑞云兄倒是因为过于清醒，所以才被那纷乱的时代刺激得无法忍受了吧。

五十年后，王学泰兄说起那时的“跃进”，妙语连珠，道是“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但精神一旦背离了实际，闹得离谱儿，那就不是有点精神，而是有点精神病了。因为王学泰君的这句妙语，邵燕祥、王学泰和我各有《蝶恋花》一阕。他们二位身处北地，我在江南，可见那时举国若狂之情状，地无分南北，都是一样的。将三词抄录如下，“采风”者或有兴录之：

邵词：遍地山鸣兼谷应，旗帜争飞、锣鼓喧天竞。一变精神成物用，英明自是夸天纵。振奋三生真有幸。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直到浇头知水冷，瘟神何待瘟神送。

王词：倒海排山豪气冲，笳鼓争鸣、跃进普天庆。驱遣玉皇为我用，天堂熠熠神州竞。梦醒南柯成一哄。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数米夜深锅灶冷，词人解撰河清颂。

陈词：记得少年拼傻劲，三尺深翻、不放些儿剩。熟土掘光颗粒罄，茫茫大地真干净。撞倒南墙人未醒。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树欲止而“疯”不静，沉沙折戟催残命。

“萝卜卫星”自然没有放成，但也无人追究，大约此类牛皮太多，我们这一小块边角料实在是不足道的小焉者也，追究也无价值，何况这些牛皮都是上有所好造成的，追究谁的责任？后来彭老总在庐山一追究，闯下了弥天大祸，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了。

时过境迁，当初作废了的豪言壮语渐渐忘却。但积渐成习，上上下下先定下个高指标，然后限时限刻完成的风气至今未曾衰歇。对付这样的高指标，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其间各种应对方略，今人料已难明。若有人发大心愿，收集整理，编辑成书，当是皇皇巨编，亦可窥一时风气的形成与流变。

我当时虽是大学学生，见闻甚少，也还记得一些校园的数字“趣事”，不妨说与不曾经过那个时代的朋友听听，以增广见闻。先说一件“提意见的数字指标”：

很少有人听说提意见也有指标，但它确确实实存在。一九五七年共产党的整风，一变而为对提意见者的整肃，于是大家噤声。连毛泽东也有了“万马齐喑”之叹。但是“阳谋”之后，谁还肯冒险犯难去捋虎须、批龙鳞，往刀口上撞？

到了一九五八年，“反右”基本结束，于是又自上而下发动了所谓“双反运动”。“双反”，一是反浪费，二是反保守。其目的何在？当时不明所以，现在想来，大概一是表示虽然打了“右派”，整风还要继续，以明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二是目标指向党内“反冒进”诸公，即所谓“保守派”（按：我疑心当初发动整风，目标原本就是针对“反冒进”诸公的，不料未能如愿）。

在大打了几十万（或曰数百万）“右派”之后，只要是党的号召，一例举国拥护，因为不拥护的后果谁都见到了。但“双反”景况又有些不同。年前发动整风运动时，是要大家放手给党提意见，帮助整风。不料意见提了不少，右派抓得更多。喘息方定，又要大家提意见，谁个还敢！于是，学校党委层层发动，到了年级党支部，干脆下达了数字，说是当天每个人都要对校方各级领导提出一百条整改意见。谁要提不出，就不能睡觉。这叫对党负责。

一九五七年“反右”，凡是给党支部提了意见的，很少逃脱“右派”的命运。理论是：党是由无数基层组织构成的，否定了基层组织就否定了党。现在又要给各级领导提一百条意见，真是岂敢呀岂敢！然而，又无法逃避，只好挖空心思，拣些无伤大雅的事情写写。

把鸡毛蒜皮的意见写上几十张大字报，已是搜索枯肠，但还远不足百条之数。实在想不出来，又熬夜犯困，就跑到校园瞎逛，看到哪里一盏路灯不亮，就回去写一篇“路灯坏了没人修，该谁负责”；看到食堂洗碗处龙头漏水，就写一篇“龙头漏水无人问，浪费谁心疼”，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实在不行，还可以看看别人贴的大字报，换个例子，改个标题，或换个角度，一样可以滥竽充数。待到终于凑满了百张之数，如释重负，坦然倒卧，梦周公去了。

发动群众提意见之后，运动进入整改阶段，这时，和“群众”的关系就不大了。只要听听领导总结，整改成果，“便鸣锣收军”了。总结中自然有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全校师生一共提出了多少条意见，整改了多少项工作之类的数字，但我已经记不清了。那些贴满校园的大字报也就随之清除，送到废品回收站去了。

数字，听来着实惊人。但晓得这些数字是怎样“炼”成的，对那些伟烈丰功也就只能付诸一笑了。

挖蝇蛹　数蚊子　轰麻雀

一九五八年的大学生活，尚可记者，还有“除四害”。那样轰轰烈烈地同苍蝇、蚊子、老鼠、麻雀交战，动员之广，场面之壮观，古之所无，今亦罕有。

除四害，讲卫生的提出，好像是在讨论农业发展纲要十七条的时候，但作为一场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发端当在一九五八年初，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发文件，足见重视。

共产党做事，在延安整风时期就已由毛泽东总结为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即不但要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还必须有群众的积极性。“两种积极性”的办法，到建国以后，化为接二连三的群众运动。不论什么事，都要全民动员，全民参与。记得读初中时的“三反五反”，其一是“反贪污”。“贪污分子”名之曰“老虎”。我所在的北京汇文中学，校长名叫高凤山，现在已经重被称为优秀的教育家了，但当时硬说他是“老虎”，还是“大老虎”。“打虎”要有声势，除了“打虎队员”即骨干力量的“冲锋陷阵”，我们这些初中娃娃，也被组织起来，跟在校长后面大唱“贪污分子你睁开眼，两条道路由你挑：一条活路，一条死路，一条光明，一条黑暗。想想吧，随你走向那一条！”那样一弄，不但校长颜面扫地，而且不管最后如何定性，至少已经“轰轰烈烈”——群众发动起来了。最后，即便弄错了，挨整的也还要“正确对待群众”，怪不到领导头上。“反浪费”也是如此。北京一些大屋顶的新建筑被指为浪费的典型。我们这些不懂什么建筑的娃娃，其实同这“大屋顶”并无干系，但也被动员起来哄哄。演个活报剧，唱的歌词好像是“我不吹，我不夸，我是个伟大的建筑家。人民有钱，我呀，我呀，我呀我呀我会花，哈哈”。

那样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是不是梁思成先生的主张，那时年少，弄不清楚，但直到今天，看着留在三里河、景山后街的那几座楼，还是觉得这样的建筑虽不无可议之处，但毕竟是一种民族风格的尝试，同当时北京古老的风韵也较为协调。及至把那些还想顾及民族风格的建筑家都搞臭了，此后北京乃至全国就都是火柴盒子式楼房的一统天下了。

到发动“除四害”的时候，我已是大学生了。讲究卫生，减少疾病，增进健康，自然是好事，何况这是党中央的号召，岂能不坚决拥护，积极行动？老鼠有洞，麻雀会飞，苍蝇、蚊子虽不难打到，但时届早春，苍蝇蚊子都还少见。一成运动，就要声势，若是几天报不出惊人数字，岂不泄气？所以班级里大家商议，怎样才能立见成效。还是家在农村的同学有见识，说是苍蝇从幼虫到蝇蛆再变蛹，到天气再暖些才能羽化为蝇，但现在去挖蝇蛹可以把苍蝇消灭在成蝇之前。蛹在土里，不会动，一挖一个准儿。

这一说，立即士气高涨，于是三五成群，利用课余、周末去打蝇蛹歼灭战了。但校园里都是现代的下水设施，很少有蝇蛹存身的地方。好在复旦地处五角场附近，现在虽已繁华一片，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却还是比较荒凉的地段，离得不远就有大片农田。农田附近都有粪坑，周围是蝇蛹藏身之所。那时政治热情高涨，虽是臭气熏得眼疼，还是不顾一切在坑边挖蛹，挖出的蝇蛹还用纸盒装好，以便回去上缴点验。这一来，效果立见，数字喜人，但不久就出了麻烦——有两位学兄得了传染性肝炎，后来知道叫“甲肝”。一查究竟，多半是挖蝇蛹后未能彻底冲洗消毒，以致病从口入。病者要隔离，这事就惊动了校方，于是下令不准再去挖蝇蛹。挖蛹之事就此暂停。

这时，天气渐暖，蚊子已出来活动，便回师灭蚊。打蚊子大家很起劲，因为蚊子着实讨厌。不但吸血叮人，伤处搔痒难耐，而且晚间温课之际在耳边嗡嗡嘤嘤，挥之不去，暂逸又返，弄得人心烦意乱。一则谜语道：“为你打我，为我打你。打死了你，流出了我的血”，颇肖拍蚊情状，噼啪之声，打得自己生疼。

若只是打蚊子倒也罢了，但既是群众运动，自然就要有评比，看谁个消灭得多。要评比，就要有数量，总不能笼而统之，都说“消灭了大批蚊子”吧。有些地方灭鼠，要缴鼠尾，以证实灭鼠数量。蚊子体小，打死了也很难清点蚊尸，而且一间宿舍充其量也不过几只，不大会饕蚊成阵，即便清点战果，也不会令人“震撼”。但是既要争先，便会激发出各样巧招。那时复旦北面并没有什么围墙，只是一道铁丝网隔离了校区和校外。铁丝网外一片荒凉，一条臭水沟成了校外的“界河”。水沟两侧葭苇丛生，杂草簇长，杂草间大约因为有人行走，踏出了一条小土路来。每到傍晚，蚊子成群飞舞，像一团团青烟。我们吃过晚饭，就在脸盆里倒一点水，再擦上肥皂，到那小路上迎着蚊团一挥，便有几十只蚊子粘在盆上。连挥几回，总有百数。清点一过，便拿着脸盆去报告战绩，费时不多，战绩可观。起先，大家还认真，班干部有时还要复点。日子一长，就有点感到无聊。蚊子每天还在孳生，并未因捕杀而减少，而清点数字也着实麻烦。渐渐地，大家只是估摸着报个数字，而班干部也就报多少，写多少，反正也没人较真儿。日子再一长，又要围歼麻雀，数蚊子的事也就无疾而终。终于蚊子还是蚊子，每到夏天，扰人依旧。足见人要胜天，谈何容易！

“除四害”中声势最为浩大的，还是围歼麻雀。上海围歼麻雀是怎样发动的，身处下层，不知高层的部署，但听到的传说却活灵活现：说是那年毛泽东驾临上海，住在锦江饭店。一日凭窗而望，一只苍蝇不识相，恰恰停在伟大领袖的手上。于是毛主席道：“上海还有苍蝇啊。”在旁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赶紧检讨，说上海“除四害”还搞得不彻底。接下来就发出指令，“打一场围歼麻雀的人民战争”。这样的传闻是否确实，无从核对，只能聊备一说，以资谈助罢了。不过，这样的“人民战争”却绝非上海一处的发明，有记载称，北京在那年四月十九日就出动了三百万人灭雀。最近看到俞明先生的小说《姑苏烟云》，才知道同上海差不多的时间，苏州也曾倾城出动剿灭麻雀，办法同上海、北京是一样的。

这种事大概只有中国能做。一声令下，学生不上课，干部不上班，工厂大动员，连里弄的大爷大妈都一下子扑到街头巷尾、城境郊区。手执锣鼓、脸盆、鞭炮、喇叭，还有短棍、长竿，上面都扎有红色布条或旗子，一队一队，好不威武雄壮。我的“阵地”就在学校附近，说得具体一点，复旦大学校门斜对面，现在高楼林立的所在，当初还是一片农田，我就站在农田中间的田埂上，拿着一根木棒，一只脸盆，任务是看到麻雀飞来就连喊带敲，不让它落脚。据说，麻雀不耐久飞，这样“到处不留爷”，就会因疲劳而坠落、死亡。偌大一个上海，要让麻雀无处落脚，真不知要动员多少人力。

那天很热，带了一瓶水很快就喝完了，加上大声吆喝，真是咽如焦釜，精疲力竭。看到校门外有外文系一位女生，颈上挂一个饼干桶，左侧背着一个军用水壶，麻雀来了也不吆喝，只是用手轻轻将饼干桶敲敲，然后吃上一片饼干，喝上一口水，好不逍遥。起先很瞧不上这样的“资产阶级臭小姐”，及至自己口焦舌燥，有类虚脱，又不禁有点羡慕起来。

好容易挨到鸣金收兵，如获大赦。回到宿舍，学友们有的说看到麻雀落地，我则未曾见到一只，大概都落到别处去了吧。

后来的报道，记得大都在描绘领导的指挥，队伍的雄壮，士气的高涨，民众的赞扬，至于全国性剿灭麻雀的“人民战争”，总共消灭了多少麻雀，出动了多少人力，耗费了多少财力，多收了多少粮食，均未见报道，这大概也是不算经济账，只算政治账的原则吧。

又后来，大概一年之后，听说动物学家认为，麻雀主要吃的是害虫，只在某些季节吃些草籽谷粒，得失相权，益大于害。于是麻雀也蒙皇恩大赦，成为益鸟，而先是臭虫，后是蟑螂，填充了“四害”的空缺。

“除四害”原是利民之举，只是好事也要有科学的方法。经济是一门学问，一味迷信群众运动，动辄千百万人齐上阵，未必就会引出积极的结果。后来的大炼钢铁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达标

达标，这个词儿现在还在用。不管做什么事，都有一个标准，定下标准之后，就要执行，达到了这个标准就叫“达标”。这好像没什么稀奇。但是，在一定的气氛下，或者说在一定的环境中，“达标”，也可以闹出许多笑话。大标准的“达标”有大笑话，小标准的“达标”有小笑话，酿成的后果不同，但形成的原因无异。我所经历的当然是小标准“达标”闹出的小笑话，但因小见大，也可窥一时风气。

话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前期，为群众性体育活动制定了一套标准，叫“劳卫制”，说得稍全一些就是“劳动卫国制”，再说得完全一点应当叫做“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这套制度大体是照抄苏联的“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只是把“保卫祖国”简化为“卫国”罢了。当然具体标准并不相同。

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正值“标准”颁布。那时大家热情很高，锻炼强身之外，不同等级达标的证书与证章，对年轻人也有颇大吸引力。我那班级就有一两位学兄在高中毕业之际，通过了某一项“健将”级的测试，令大家啧啧称羡。当时社会的风气大体是求实的，“达标”也是实打实的，测评相当严格，并不要求一个班级或一个年级或一所学校人人都要“达标”，更没有下达什么指标，限期完成，尽管我所在的班级是全校有名的以黄继光命名的“英雄班”。

到了五十年代后期，“大跃进”兴，风气为之一变，虚矫、浮夸成为普遍现象。全国各地大放“卫星”，粮食亩产高得吓人，你高我更高，吹牛不打稿。锣鼓震天响，民歌唱四方。跃进民歌中描述粮食、棉花堆上了天，坐在堆顶，可以“凑着太阳吸袋烟”。人也张狂到“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据说这都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大学校园里也锣鼓喧天，歌声漫地，到校党委报喜。杨西光那时虽然还兼着复旦党委书记，但已升任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长。来到学校，耳闻锣鼓歌声，眼看大红喜报，激动地在大会上说，“很有点共产主义气氛嘛”。吴玉章老前辈到复旦，陈望道先生请他讲文字改革，他却大讲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决议的伟大意义，神情兴奋，好像真的找到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桥梁。足见即令高层，对这类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就一路敲响的“跑步进入社会主义”，进而又要跑步迈向共产主义的“跃进锣鼓”，也已失去了正常的判断，何况我等凡庸之辈。

虚矫与浮夸是不能鼓励的。虚矫、浮夸一受鼓励，求真、笃实就遭打击。那时，“三面红旗”打头的是“总路线”，内容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据说，这“力争上游”四个字是周谷城先生建议加上的。周谷城是复旦大学教授，复旦与有荣焉，自然更要“力争上游”了。作为复旦的学生，眼看着别人天天报喜，自己班级不声不响，岂非“甘居下游”？我所在的班级，在中文系本来总是身处“上游”，不但要种亩产万斤的萝卜试验田，在“双反”运动中每人百条意见超额完成，还在“教育革命”中大批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把老师也赶下过讲台。还能做什么呢？于是提出要全年级通过“劳卫制”。

但这难度很大。原因是我们这届学生进校时，虽然多数是应届毕业生，但也有不少调干生。调干生有多年工作经历，年龄已经三十上下，长期缺少体育锻炼，一下子说要“劳卫制”达标，谈何容易。就是应届毕业生，也是书呆子多，运动并非长项。不少人做引体向上，吊在单杠上许久，上不去也下不来。但是，“大跃进”的精神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后来这一句改作“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牛已经吹出去了，覆水难收，岂能认栽？何况别的系、别的年级，也有提出这指标的，难道他们能行，我们不行？

可是，有些事情就是勉强不来。譬如，单杠的引体向上，臂力的养成不是一周两周所能速成；短跑一百米，虽说距离不长，但要达到规定的速度，也不是人人做得到的。

如果大家吹牛，大家完不成，倒也罢了，但是左顾右盼，偏偏已有别的年级“报喜”完成“劳卫制达标”。这一来年级的体育委员坐不住了，课余时间对“困难户”加紧了训练，谁知加大了运动量，过于疲劳，反而成绩不断下降。于是，派出“探子”打听人家有何“妙招”。不打听不知道，一打听不由心里有了底，于是——“山人自有妙计”。

“妙计”之一是在平路上跑不快，就到坡路上跑。复旦校门外有国权路桥，那时车辆不多，从桥顶往下跑，借着冲势，成绩大有提高，一批与标准相差无几的学友立马“达标”。

“妙计”之二是前拉后推。单从坡路冲下还不行的，就有跑得快的同学帮忙，一个在前面拉着，一个在后面推着。果然，又有几位学友借此“达标”。

“妙计”之三，是对几位连推带拽还不能“达标”的，那就在测评上“下功夫”了。哨子吹过两秒才掐表，离开终点线还有好几米就掐停，这样前延后减，岂有不“达标”之理！

没过几天，我们也就敲锣打鼓报喜去也。

这办法不是我们首创，人家这样就能报喜，我们怎能自甘落后？好在大家都在玩猫腻，也就不觉得羞惭了。

二十年后，我当新闻记者时，在采访中才得知当年这类“报喜”，这类“典型”，到处都有，遍及城乡。在湖南宁乡县，冬季兴修水利，为了表示“干劲冲九霄”，男的要光膀，女的穿背心，还有的化妆出工，带上髯口，涂上油彩，以应大跃进民歌中“老的赛过老黄忠，妇女个个穆桂英”的景象，一时也颇轰动。在四川，一位公社干部讲到大跃进岁月何以一个赛一个订下高指标时说，并非真的相信会有这等高产，只是谁家公社订下指标，就受表扬，就可以回家；谁家若坚持做不到，就留在县里不准回家，再不行就会成为“右倾”，弄不好就会撤职、开除出党，当反面教员。问：订下高指标，完不成怎么办？答：别人怎么办我也怎么办？人家若都说完成了，报个数字谁不会？谁知道虚报的结果是高征购，把口粮都搜刮干净，百姓们就只好饿肚子了。

听到这些，我想，我们的劳卫制达标，同农村的高产卫星，形成的机制是一样的，所不同者，我们只是骗了上头，不至于饿饭，而农村的高产卫星却不但骗了上头，还带来了无数死亡。但是，“上头”就真的那样容易受骗？未必。就说在短短的时间里，一个一个班级劳卫制都全体“达标”，这种事上面难道就不存疑？就没想派个人下来明察暗访？只不过那时的领导也正醉心于这样一种敲锣打鼓的气氛，以显示自己领导有方，所属部门都在响应号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谁耐烦自己去揭短，弄不好还惹祸上身呢。那些所谓的高产卫星，过后的那些高征购，再过后的大面积饿饭，大规模浮肿，数千万人死亡，要说上面都不知情，都是受蒙蔽，谁相信。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浮夸风的蔓延，只是因为得到了自上而下的默许与鼓励，才刮得“蹶石伐木，梢杀林莽”的。今天说起当年事，有如白头宫女说玄宗，听者只觉得荒唐可笑。但是，当年的荒唐，已经改变了某种社会基因，形成了某种遗传的基础。只要环境合适，同样的荒唐未必不会重演或变相重演——这一点近几十年又已经多次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被验证了。

我们曾把老师赶下台

我进大学是在一九五七年秋。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正在我准备应考期间，无暇顾及。因为是从北京病休回沪之后以“同等学力”报考，所以连中学如何“鸣放”，如何“辩论”也不知晓，每天只是照例到附近的虹口公园温课复习。公园里人不多，很清静，回想起来倒像是桃花源中人。

及至入学，一进校门便见两旁一片“反击”的大字报，上面点名的，记得有孙大雨、王造时、王中诸先生，还配有漫画。孤陋寡闻，均不知先生何许人也，只记得把王中画得赤膊上阵，张弓搭箭，如凶神恶煞一般。后来才听说他原来是资格很老的共产党，只不过新闻观点与时新潮流有异，在外地的学术讨论会上“鸣放”了几句罢了。

到了开学，高年级还在开批判会，我们新生则忙于熟悉大学生活，成立党团支部，凡事自有班主任指点，依旧是宿舍、食堂、教室，三点一线，多了的不过是去图书馆抢位子罢了。

到了第二年，情形便不同了。“反右”过后，都知道了共产党的厉害，凡有号召，莫不积极响应，而上面的花样也真是层出不穷。

先是说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怎样破除？怎样解放？就是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迷信洋人，不要迷信古人，不要迷信权威，不要迷信教授。辗转传达下来的讲话，还有许多闻所未闻的妙论，如从来都是年青的打倒年老的，没有学问的或学问少的打倒有学问的或学问多的；历史上成大事的都是年青人，赤壁之战时曹操已经五十多岁，而周郎只有三十四岁，诸葛亮、孙权更是年方二十七，结果是年青的打败了年老的。在列举成大事的年轻人中，甚至还包括了给张生、莺莺牵线的小红娘。这些话闻所未闻，听得我们热血澎湃，觉得也应当破除一下迷信，解放一点思想。

怎么解放思想？我记得的有两个口号。

一个是上面传下来的。起先是毛泽东就张奚若批评共产党“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做了转移论题的发挥，以为就是要“好六万万人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过去不轻视不行，迷信将来则人人如此。后来又成了一个口号叫做“厚今薄古”。厚今薄古，如果不把它绝对化，未始不包含着真理性的思考，但在那时的语境下，虽然也有主张今古并重者或“不薄今人爱古人”者，但绝大多数都把厚今薄古当作响应党的号召来认同。

另一个口号则是我们学生自己从“厚今薄古”演绎出来的，叫做“以党校精神办中文系”。什么是“党校精神”？就是要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主。于是，文学概论应当改为“党的文艺路线与政策”，如《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道路以及历次文艺领域的批判与斗争等等；语言学概论则应改学党的语言政策，如简化汉字、拼音化方向、维护祖国语言的纯洁性，以及帮助少数民族创造文字等等。至于古典文学、外国文学以及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对不起，只要稍有了解就可以了。

把这样的“解放思想”推而广之，又提出现在这样的大学应当改造。改成什么样？根据“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路线，觉得应该打破现在的教育体系，办“黄芽菜大学”“油菜子大学”，学校办在农村，与贫下中农相结合，专门研究黄芽菜、油菜子的种植。若是学出来，个个放卫星，亩产超万斤，那才算名牌大学。

一面解放思想，一面就破除迷信。首先破除的当然是对老师的“迷信”。

先是对老师不大客气了。譬如，章培恒先生因胡风案的牵连，一直在图书馆工作，这时刚刚回到系里给我们上课。章先生正值母丧，又极孝敬，不能披麻戴孝上讲堂，就在颈项上系了一根细麻绳。因为他出身不属劳动人民，这就引起了一些同学不满，背后叽叽咕咕，说他立场有误。及至上课，开口刚说“诸位”二字，立即就有同学站起，说：“不要诸位诸位的！”因为不曾料到，章先生有些不知所措，喃喃地说：“那么怎么称呼？”对曰：“叫同学，叫同志都可以嘛。”大概生怕叫“同志”又惹麻烦，章先生只好说“同学们”。这场课堂风波，也算是“解放思想”小试牛刀吧。

进一步的“解放”，就干脆把老师赶下讲台，由学生自己讲课了。譬如，讲简化汉字，便由一位同学主讲，老师也在台下听讲。那位同学曾在部队当过文化教员，便以战士学习汉字之难为例，说简化汉字的好处。他举出一个繁体的“儍”字，说那复杂的笔画战士总记不住，只好告诉他们“儍”字左边是个人，右上是一张脸，那四点是脸上长的麻子，讲得大家哄堂大笑。从此班上平添了许多“朱麻子”“李麻子”的绰号。直到如今都逾古稀之年，见到了仍是“麻兄”“麻公”地混叫。

再进一步的破除迷信，是通过批判老师的学术思想和学生自己编写教材来完成的。要批判，学问不够怎么办？不要紧，据说只要“方向对头”，就可以“所向披靡”。后来知道，“所向披靡”虽然未必，但老师们，哪怕是大教授，谁也不敢回嘴倒是真的，因为这是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而支持、组织“群众运动”的，谁都知道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这样闹腾了两年左右，也像全国经济一样，把教育弄得一塌糊涂。我们自己也觉得虽然烈烈轰轰，但学业终于不能长进。经济上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教育也改弦更张要回复正轨，出台了高教六十条，强调打基础，叫做“三基”，即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校方反复强调要向老专家学，老老实实学，甚至还说要拿出过去学徒给师傅倒夜壶的精神向老专家学习。至于“内部”，则说现在知识掌握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要派青年人去学，即便派去十个，九个烂掉，有一个学出来，也是胜利。足见即便调整，对老知识分子要同共产党争夺下一代的成见并未消除。

就这样，一场高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大戏，就慢慢收场了，但这两年间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习气和学术界那种动辄批判的肃杀、严酷氛围已经养成。而把大学当做“党校”的观念，更是此后始终不曾改变的成见。戾气在蓄积——直到六年以后，一场更大的风暴袭来，那时，我也成了老师，又见证了一次在更大范围内把老师赶下台，不但动口，而且动手，酿成了无数惨剧。当初提倡“三基”、强调向老专家学习的，也便沦为高校中“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批斗、打倒、挂牌、游街了。

找敌人

先前的各次运动，虽然都有“敌人”，但因我尚年少，不过跟着哄哄，最多只是所谓“站脚助威”，帮个人场。但到一九六四年的“四清运动”（全称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已留在复旦大学任教，同在读的学生一道下乡，就免不了要“独挡一方”了。

“四清”起初的意思是“清账目、清工分、清仓库、清财物”，即所谓“小四清”，但到了这时，早已扩大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大四清”了。

下乡之前，当然要认清形势，明确任务，掌握政策，武装思想。办法就是学习文件。文件无他，主要是中央前后两个《十条》（即所谓“前十条”、“后十条”）和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所谓“桃园经验”，是王光美在河北抚宁县卢王宕公社桃园大队蹲点“四清”的总结。刘少奇在北京动员高级干部下去“四清”的会上说：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现在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这个“经验”后经毛泽东批准，下发全党，就成为所有“四清”工作队员的必读文件了。按照两个《十条》和那个经验，真把人吓了一跳，据说有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即我党）手中，已经变质。所以下到乡里，当地的党组织和干部都不能信任，要靠扎根串联、访贫问苦来重新组织阶级队伍。说得玄玄乎乎，听得心惊肉跳，好像今日农村处处龙潭虎穴，一不小心，就会落入“阶级敌人”设下的圈套。王光美的思想是否就是刘少奇的思想不得而知，但刘少奇赞同这样的估计和分析则确凿无疑。

下去不久，又传达了“小站”经验，那是陈伯达和周扬各自在天津小站蹲点“四清”的总结。详情已经记不真了，只记得是把袁世凯小站练兵当作历史背景开头的，后来的情形则同“桃园经验”一样，需要夺权，还“揭露”了两个假“劳模”，说是阶级异己分子云云。国家建立已经十五个年头，一直说是英明领导，成就空前，怎么一下又有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手中，实在匪夷所思。现在想想，其中或有玄机。经历了三年多的大饥荒，饿死了那么多的人，总得有个说法，要有人负责。上面既然伟大光荣正确无可以移易，逻辑的推演，问题自然出在下面。于是，农村基层干部就成了代罪羔羊，要担当起破坏“大好形势”的罪责。但那时不敢也不可能作此想，上面这样说，哪敢怀疑。只不过，形势竟如此险峻，令人忐忑不宁。

我去的是上海郊区的奉贤县。市里派下的工作团由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任总团长。全县宣布“四清”正式开始那天，枪毙了两个“阶级敌人”。什么罪状，过了四十多年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那阵势很有点出师祭旗的肃杀。当时，一些文艺作品描写农村阶级斗争的通行套路是：“队长犯错误，支书去帮助，贫下中农来忆苦，背后揪出个老地主”，所以，运动伊始，大都先把“四类分子”（指已经戴上帽子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集中训话，令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同时也是为即将开始的“四清运动”立一个下马威。有的学生还在屋顶上用石灰水刷出大标语：“四类分子永无出头之日！”此事被复旦大学副校长陈传纲知道后批评说：如果“永无出头之日”，他还有什么希望？没有希望，还会努力改造吗？这才停止了“标语战”。那时觉得陈传纲言之有理，不料两年之后的“文革”中，陈传纲的这些话又成了保护阶级敌人的“罪证”，他也因种种原因叠加，服安眠药自杀了。

闲话少叙，言归正传。“四类分子”毕竟只是浮在面上的，有名有姓有档案，好找。难办的是怎么从好人堆里找出“敌人”。

我被分配到奉贤县胡乔公社的秀才大队。大队工作组组长是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姓叶，一位严肃但并不过激的女士。这个大队一共有十三个小队，工作队员除去复旦的师生、党校的教员，还有宝山县的机关干部。

我同另两名工作队员——一位是复旦的学生，一位是宝山县的年轻干部——分到了第十三小队，是全大队最小的一个生产队，总共只有十二三户人家，没有地主，没有富农，也没有所谓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要从这十几户人家中找“敌人”，真不知如何下手。按照桃园经验，要扎根串连，访贫问苦，但这“根”扎在何处，就是个难题。队长、会计尽管都是雇农、下中农之家，但现当着干部，是运动的对象。若是一头扎进去，说不定就“进了圈套”；几户中农，虽是普通农户，但按照阶级分析的理论，属于动摇不定的中间力量，难于依靠；再有，同队长、会计沾亲带故的，也要防范。左排右排，最后只剩下两家合于标准。一家姓姜，一家姓唐。出身贫农，不当干部，唐家的大儿子还是复员军人。于是，我们分头住进了这两户，算是扎“根”了。其实，若按生活水准，这两户倒是生产队中较为富裕的人家。一家的老爷子是木匠，年事已高，不宜农活，每天吃过早饭就到镇上去泡泡茶馆，也揽点活儿，晚上回家再带些小鱼小虾，伙食开得不差；另一家因为劳力强，在队里也比较富裕。但按照阶级分析，也再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别无选择，也好，省得犹疑不定。

根扎下了，“敌人”呢？上面只说阶级斗争尖锐复杂，三分之一基层政权不在手中，可到了一个个大队、生产队，谁是“敌人”，还得自己去“挖”，挖深挖浅，挖多挖少，据说就看你阶级斗争立场与敏感如何了。如果挖出的“敌人”多，斗争激烈，自然成绩卓然，可以博得个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考语。可我在队里横看竖看，“死老虎”一只没有，“活老虎”四顾无踪。别的生产队烈烈轰轰，又是批斗地、富，又是背靠背揭发，面对面检举，热火朝天，心里真是发毛。这样冷冷清清，成何了局？

我们倒也扎根串连、访贫问苦，队上十几户家家跑遍，几次三番，可就是什么问题也没有发现。队长名叫陆益余，有人说他新中国成立前当过土匪，但查无实据。也有人说他家是赤贫，“日脚过得老作孽”（沪语，即日子过得很可怜的意思）。到他家看看，床上除了一床烂棉絮什么也没有，只能用家徒四壁来形容。身上穿的也破破烂烂，用一条草绳束腰。解放已经十五年了，竟仍旧一贫如洗。他十分委屈地说：土改时，工作队要搭台开会，他把门板也拆下来送去，到现在那扇门还是没有装上，后来一直是上级叫做啥就做啥。家里有什么？全都看得见。看到他的家境，心里有说不出的怜悯。这样的赤贫户，要说他贪污盗窃、多吃多占，谁信！会计姓何，年纪很轻，大约初中文化，老老实实，不是那种花样很多的人。虽说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生产队并无多少油水。访贫问苦的结果，社员也没有反映出队里干部有什么不法之举。只有一位社员吐露了对队长的不满，但听来听去并非什么违法乱纪或贪污盗窃，倒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个人意气，何况那些意气，其他社员并不认可。

在高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时代，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我竟然一个“敌人”也看不到、抓不到，心想至少是“嗅觉不灵”，“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恐怕就难以过关了。

大队工作队员开会时，各队都大有斩获，查出了多少多少“四不清”的问题，有多少多少干部交代了问题。唯独到了我这个队，毫无进展，心情更是郁闷。后来听说有些队里大搞“算账”，譬如，有一位社员检举干部吃队里鱼塘的鱼，另一位社员揭发干部吃了桃园的桃子。于是，就同干部算账，一天吃几斤鱼，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总共吃了队里多少斤鱼；一天吃了多少桃子，一年总共吃了多少桃子。这样算出来的“多吃多占”，在高压之下，干部们也只好认账。但我不敢效仿，也不会造势威逼，所以除了经过反复宣讲政策，多半还是借助了其他队的威势，会计自己坦白了曾经私拿过几十斤面粉，再无别的发现。

大概觉得十三小队太过冷清，大队工作组长亲自来听了一次“帮助会”，会上社员对队长、会计说了许多心里话，既肯定了他们的劳累，也批评了他们的缺点，队长、会计也都表示诚恳接受。会开得很平淡，没有什么奇峰迭起。我想组长一定会觉得太过冷清，不料她却说“群众发动得蛮好”。这倒使我放下了心。后来，相邻一个小队的会计由于扛不住高压上吊自杀了。这事引起了社员的不满。小队负责的工作队员（一位法院的干部）也因此调离。那种施压逼供的办法才渐渐收敛。

没过多久，传达了最高层关于“四清”运动的“二十三条”，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听说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虽然回过头来看，“二十三条”同样是一个狠抓阶级斗争的文件，但因为把对象从基层转到上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顿觉一松。果然，不久就通知学校的工作队员全部撤回学校，那些在高压下取得的“战绩”，大体也马马虎虎一风吹了。因找不到“敌人”而积聚的烦恼，心头的重负，也便就此消除。

直到一年以后，才渐渐领会到所谓“二十三条”，非但不是放松阶级斗争，而是筹划着更加激烈的一场清洗运动。上自国家主席刘少奇下到各级领导干部，都被整得呜呼哀哉。这才懂得了“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真实含义。自“大跃进”以来惹下的祸胎，刘少奇想把责任推到基层干部的“四不清”上，而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这责任必须栽到一条“由上到下、又粗又黑”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头上，栽倒由上到下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并借以维护所谓“革命路线”的绝对权威。

在“四清”运动中已经找不到“敌人”的我，到了“文革”之时更是一头雾水，怎么上上下下一大批“老革命”一夜之间都成了“老反革命”？此是后话，暂且带住。

读书的事

北京胡同里的“小宅门”（中等人家，与大宅门相应，戏称之为小宅门）也多为两扇对开。门上大多写有门联，见得多的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可见那时门第、传承，同“诗书”大有关系。

“革命”了，就不同了。尽管最初宣传与策划革命的都是知识阶级，但真要“暴动”，冲在前面的倒多是斗大字不识一担的“革命先锋”——亦所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读过几天书，就喜欢研究、分析，不免引经据典，瞻前顾后，对“革命”策划者的理论、方针、计划、措施评头品足，用起来不那么顺手，这在策划者看来就成了“革命”的“障碍”。

所以，革命的策划者大多贬抑知识阶层而抬高无知识阶层。即如《水浒》中的宋公明，最看重的还是那个持两柄板斧、不惜性命、唯哥哥之命是从的“铁牛”。于是，策划者便有了“书读得越多越蠢”“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一类高论流传。如果一定要读书，那就只读策划者的书。别的书呢？若与策划者的理论不合榫，大概就属于读得越多越蠢之列了。

不过，在“史无前例”之前，还没有走到极端，不听话的知识人是在不断整肃了，但各种书籍，尤其是大学图书馆，古今中外，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大多还是可以借阅的。有些书对学生不出借，但对教师是出借的；有些书对一般人不出借，但对一定级别的干部是出借的。所以然者何？说不清，就那样规定，毫不通融。

譬如，《金瓶梅》，在“我大清”时就列为禁书。民国时，虽不说禁，但仍躲躲闪闪。郑振铎编《世界文库》，收入《金瓶梅词话》，文中每夹有若干行“框框”，一字一框，以示此处共删多少字。到了“新中国”，据闻，反倒是“伟大领袖”说：“《金瓶梅》不可不读”，并在高层会议上向党的各大区第一书记推荐。大概因为有了“不可不读”的纶音，人民文学出版社便印了线装足本《金瓶梅》若干部，规定部级以上干部可以购买一部，也就是仅限于“高层”，专门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专家据说经审批也是可以买的，但印数有限，供不应求。此事颇为费解，是因为部级以上干部不怕腐蚀，还是部级以上有此需要？说不清。反正《金瓶梅》虽然有限度地开放，但那是高层，我们这些“低层”，尽管读的文学专业，要想借阅，根本没门儿。

到了六十年代初，因为中苏论战，印了一些，包括赫鲁晓夫、铁托、卡德尔、热德拉斯等“修正主义”的言论与著作；为了批判“修正主义”文艺，又印了爱伦堡回忆录《人·岁月·生活》，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等小说，再加《第四十一》《士兵颂歌》《雁南飞》等一批电影；此外，还有表现所谓“垮掉的一代”的英美小说《向上爬》、《在路上》《麦田守望者》，代表日本军国主义倾向的电影《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战》等等。当然，这些书也都是“内部发行”，要讲级别。电影也都是“内部放映”。不够“内部”的，仍无缘一睹。

到了一九六六年，要和旧世界作“最彻底的决裂”，不但摧毁着学校，摧毁着教师，也摧毁着人类几千年积累的知识和文化。不要说那些“内部发行”的“反动书籍”，就是原先公开发行的作品，也几乎一揽子定为“封资修”，锁在书库不准借阅，图书馆也就关起门来闹“革命”了。当然，“革命”的策划者们还是想看什么就看什么的，我的一位老师那时在北京图书馆任职，“伟大领袖”要看什么书，都由他负责配齐。后来听他说到那些书名，大抵都是市面上要“砸烂”、被抄没的货色，而京城一些学者的私家收藏，据后来披露，被抄后，许多也落入了指导“大革命”的“小组”顾问或成员私囊。不属高层也无缘“内部”的人，“合法”的阅读物，只剩下“红宝书”外加“马列”和一个鲁迅一本《红楼梦》了。若不识时务，难免尴尬。

在去苏州的火车上我曾遭遇一次尴尬。因为有一两个小时车程，随手带了本《呼啸山庄》在路上解闷儿。艾米莉·勃朗特的这部小说是公认的“世界名著”。不想一位身穿军装的青年径直向我走来，问我在看什么书。那时，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在巡视着不符合“红彤彤新世界”规范的行为。我不发一言把书交给他，听候处置。这位小战士大约从未接触过这类书籍，拿在手里翻来翻去，不知如何是好。从封面上看，画着一个穿带裙撑裙子的外国女人，自然是“资本主义”的，但看内容简介，却又分明写着，反映了英国当时的“阶级斗争”之类的话语，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当时，反映阶级斗争的书当然不好归于“四旧”。于是，“当兵的”只好“劝诫”道：“虽然这书反映了阶级斗争，可是不知道的人看到这些画，还以为你这人觉悟太低呢，收起来吧。”看来这位是温和派，没有横加没收，还讲点道理。在“工农兵”领导一切的时代，我当然不好争论，只能听命。

工宣队（全称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后，我又听说了另一次“尴尬”。上海工宣队进驻大学之后第一个“革命行动”，便是全校性抄检“黑材料”。因为是在“红革会”（好像全称是“上海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炮打张春桥”之后，所以大学成了抄检“黑材料”的重点，那办法有类于《红楼梦》里的抄检大观园。那天抄到我一位同班学友的宿舍。那位学友忠厚诚笃，因为当着学生指导员，所以住在学生宿舍，书架上大多是“马列”，只有一本《裴多菲诗选》引起了工宣队员的怀疑。因为毛泽东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里有“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的“最高指示”，所以一见“裴多菲”三个字便神经紧张，拿着那本书左看右看，不肯放下。直到一个学生看不过去，说“老师傅，这是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菲的《诗选》，同那个裴多菲俱乐部前后差了百多年，没关系”。那位工宣队员这才如释重负，把书丢过一边。裴多菲因此逃过一劫。

这两件小小的趣事，可见当时书禁之严。这样大规模的禁书，恐怕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所没有的了。

名为“文化革命”，却先把文化毁灭，那办法也同名为政治大革命，先把所有干部都打倒一样。据说“文革”期间，张治中老先生在天安门上对毛说：“主席啊，你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了。”“那些元帅都被打倒了，你怎么办呢？”毛回答：“你放心吧，我们可以甄别嘛。”不知那些当做“封资修”一揽子查禁的书籍，是否也要等到“革命”后期一一甄别，但至少在当时，给我的感觉，同旧世界彻底决裂，就是要把人类所创造的文化统统铲除。这样的想法，令人不寒而栗，甚至怀疑是否还生活在一个能够正常思维的世界。

一场“文革”，看起来书禁甚严，几乎所有图书都被打为“封资修”加以查禁，甚至化为纸浆。但谁也没想到，这场横扫“封资修”的“大革命”，恰恰变成了一场“封资修”的大普及……

记得“文革”初期，因一位同学在中共华东局工作，曾在他那里看过劫后的图书室。“灰皮书”、“黄皮书”，当时所谓“内部发行”者，大体都不见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线装《金瓶梅词话》，零零落落只剩下几册，大约是匆促劫掠后散落的。这些书后来在青年学生中颇多流传。譬如世界知识出版社“内部发行”的威廉·夏伊勒所著《第三帝国的兴亡》，便在大学生中风传一时。希特勒怎样依靠“群众政治”上台，被津津有味地私下传播。“小将们”从中学到了什么，难言之矣，只能说，公开的极有限的阅读与私下的无遮拦的阅读，构成了“文革”时期一种特殊的阅读状况。这同“文革”前高层的无遮拦阅读与低层的极有限阅读，相映成趣。所以，在整个“文革”中虽然一直在高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从阅读领域看，也仅是场面话了。

我在被关“单间”的时候，因为要“闭门思过”，桌面上始终放着四卷合订本《毛选》，但因实在觉得厌气，在工宣队员和“革命群众”都去开会的时候，不免从被子里拿出另一些书——如《唐宋名家词选》之类——来解闷儿。革命“小将们”虽然开会时要领读《语录》，批斗时要高呼《语录》，但从他们平时的交谈中却不难知道他们传看的是另一些设法弄来的书籍。

“文革”中的读书，还有一些有趣的现象，就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倡导者每每一时反对某种现象，一时又自己践行曾经反对过的现象。举例而言，“文革”前期，是坚决反对“影射”的。于是到处抓“影射”，《海瑞罢官》是影射，《燕山夜话》是影射，《三家村札记》也是影射，连带着各省报刊上的杂文专栏几乎都被指为影射，“挖”出了大大小小无数的“三家村”“四家店”。我的一位师长，也是朋友徐震，翻乐府诗翻出了一句“公无渡河，公竞渡河”，于是用了“公今度”作笔名，这时也被指为要“攻击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整得呜呼哀哉。甚至刚刚当了“文革小组顾问”，成了中国第四号人物的陶铸，一眨眼，又成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他的杂文集《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也变成了“影射”“黑话”的大超市了。不但大人物或小名家，就连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笔记本也都在监控之列。在我还没有被关单间的时候，工宣队一位师傅忽然来找我，拿了一本笔记本，里面有一些诗词，既不说谁是笔记本的主人，也不说此人有什么背景，更不许问，就让我看看里面有什么问题。此事颇令我踌躇。诗无达诂，求之过深，可能入人以罪；含糊了事，又可能被指为包庇。所幸一看，全是常见的唐诗宋词，这才松了一口气，告诉工宣队，何诗何词为何时何人所作，不过抄录而已，就此交差，而工宣队师傅也终于吐露，是一家工厂审查一位青工，看不懂这些劳什子，以为有什么“影射”或“黑话”，拿到大学来“鉴定”的。此虽小事，也足见那时风气。

按说，经过这番整肃，神经已经异常过敏，应当再不敢“影射”以投罗网了吧，但是不然，到了“文革”后期，当初大批别人“影射”的，自己却大搞起“影射”。

“文革”后期，同读书相关的事，最著名的大约是“评法批儒”与“评《水浒》”了。“批儒”有毛老人家“孔学名高实秕糠”的诗句为据；评《水浒》也有他的指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些话一出来，立即被演绎成了一场运动。“评法批儒”名为批林，其实谁都明白是要批周，而评《水浒》，反所谓“投降派”，矛头指向则是从新起用不久的邓小平。那时京沪两地写作组的各种文章早已锋芒毕露，只是谁都不肯捅破这层窗户纸罢了。

这是赤裸裸的影射。如果毛有此意，那么是他带头搞影射，但据说毛泽东晚年，视力不佳，就是专为他印的大字本，看来也很吃力。要人帮他读古代辞赋、小说之类，身边护士难任其职，于是特请人民大学一位教师为他读。据那位教师说，上面那两段“指示”就是在听读之际的随口评论，并不觉得有明确的现实指向。果真如此，那就是发动评《水浒》那批人在大搞影射，而这批人正是文革初大批别人影射的人。历史有时就是这样滑稽。

仔细想想，农民革命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并非毛泽东的发明，因为斯大林和鲁迅都有类似的见解在前，而毛泽东对小说的评论也大多喜欢同阶级斗争拉关系，如《红楼梦》是写“四大家族”之类。这些评论，随意性甚大。若按评《水浒》的逻辑，是否也可以说《西游记》“好就好在投降”呢？大闹天宫的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又被观音菩萨招安，保着唐僧，对自己过去的兄弟大打出手。是不是也算“修正主义”不好说，但至少是“叛徒哲学”吧，但毛泽东却在“今日欢呼孙大圣”呢。看来，评《水浒》也只是一种影射而已。这种影射是毛的本意还是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借力，我等凡人就很难讲得清了。

读书的事，有时也会弄得这样鬼影幢幢。

名字的悲喜

一到运动来临，人的神经都变得异常敏感。不仅敏感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也敏感于自己对别人的看法。平时嘻嘻哈哈的人，这时一改常态，变得谨小慎微。比如对老师，平时可以尊敬有加，但到运动来时，就要绷紧一根弦，看看他是否会有“问题”以确定需要保持的距离，防止万一有了“问题”，会因接触频繁受到牵连。比如对同学，平时可以无所顾忌，这时就“未可全抛一片心”了，虽不必逢人只说三分话，也要防着哪天会牵丝攀藤地卷入某些事件。这时，喊名字也大有讲究。如果一个人没有被“揪出来”，那么自然该称“老师”或是“先生”，一切如旧。如果他被疑或竟扣上了“叛徒”“特务”“反动学术权威”或其他什么“帽子”，那就要直呼其名，而且语气要冷淡，否则或许就是因为语气稍稍亲昵，遭人检举，便会带来麻烦。对同学也一样，不管是叫“变色龙”还是“小爬虫”，尽管不是什么正式的定罪，也要做出“划清界限”的模样。

这一点，非止中国，凡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民众，好像都受过同样的训练。

何以见得？有事为证。

名字的敏感

“文革”前一年，刚从“四清”归来，我被调去教越南留学生汉语。“文革”风起，这汉语也便渐渐教不成了，不过越南学生一时还没有撤回。

就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的晚上（这个日子之所以记得清楚，是因为这一天《人民日报》以醒目标题在一版刊登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校党委宣传部长徐震忽然叫我和新闻系谭启泰同学随他一起去《解放日报》。晚间前往，所为何事，不曾说明。到了那里，才知道是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召见，布置要复旦连夜写两篇大字报以呼应聂元梓的大字报，次日分别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刊发，并规定每篇要有四五人联署，领衔者要同聂一样，是总支书记一级的干部。他还关照《解放日报》把这事儿告诉《人民日报》，转载与否，他们看着办。当时觉得说话的口气很大，颇奇。后来才明白，《人民日报》因为迟迟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已经失宠，没有了党中央机关报的神气，而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正是由上海市委直接组织的，所以风头正健。第二天，“呼应”见报，由复旦党委办公室主任徐余麟和党委宣传部长徐震领衔，我和谭启泰是起草者，自然也分列其中。这样的遵命文字，朋友、同事心里有数，没有什么反应，没有料到的是几位已经久不交谈的越南学生，这天竟悄悄对我说：“老师，你没有问题。”见我愣在当场，忙解释道：“我们看到报上有你名字。”我这才想到，同是社会主义国家，同样的党内斗争，大概办法也都大同小异，所以能无师自通，从报上的署名来判断各人的境况。这倒也是小小趣事一桩。

不久，越南学生都撤回国去，随着“文革”的延续，“名单学”也成了十几亿中国人个个精通的学问。一个经常见报的名字忽然不见，多半是出了问题；一个久已消失的名字忽然见报，必是重新起用；不点名和点名的区别；全点名和半点名的不同；“出席会议的”与“出席会议的还有”有何不同，主席台上坐在左边者和坐在右边者有何两样，凡此种种都属名单学的范畴。

运动中，人的“敏感”，就这样渗透于每一个细节。而因着这些细节，又搬演着无尽的冷暖悲欢。

祸福无门

凡是“运动”到来之际，总有一种刺激，让一些人兴奋，一些人恐惧。恐惧的自然可能有飞来横祸，兴奋的也往往惹上无妄之灾。

“文革”之初，经过“反右”的，以经验应对，生怕再来一次“引蛇出洞”的“阳谋”，所以大都坚决拥护校党委，保卫校党委；而初生牛犊，不知“反右”为何的，便奋起“响应号召”，“炮轰校党委”。我自以为有点经验，替造反者暗暗捏了一把汗，不料这一回“伟大领袖”就是要整党内，所以一反其道，支持“造反”。于是，拥护党委派一下吃瘪，被当成“保皇派”而万分失落，但心里决不服气。而奋起造反的，则因得到“最高”的支持，兴奋莫名，大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八月初，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传到上海，于是参加“造反”的学生们连夜游行，热烈欢呼。他们从复旦一直游到市区，又从市区游回复旦，差不多整整奔波了一宿，待回到学校，已是精疲力竭，但仍嘶哑地反复高呼：“炮打司令部，保卫毛主席！”

喊得多了，难免出错。一位朱姓同学（好像是生物系的），临近学校，竟颠倒了词语，喊成了“保卫司令部，炮打毛主席”。这一喊不打紧，恰被在路旁观看的另一派红卫兵听到。原本不服气的他们，马上抓住这个机会，把那喊错口号的同学当做“现行反革命”抓了起来，游街批斗。而游行的那一派明知他是口误也无法解救。一夜之间，为了热烈欢呼，竟从“革命派”一下堕入“反革命派”的深渊，也真是祸福无门了。这位同学后来的命运如何，因为是外系，再没了消息，想来一定是吃了许多苦的。后来我到湖南，在山沟里，听说运动初期，时任岳阳县委书记的毛致用也曾因挨批斗过于疲劳，喊错口号，被整得呜呼哀哉。可见，一时口误，在那样精神疲惫的岁月，本也难免——无论是批斗的还是挨斗的。

我一直想不明白的是，上层的斗争何以一定要拿不明真相的下层民众来陪绑？不论是这一派还是那一派，其实都是无辜者。他们都自以为是在捍卫什么真理或保卫什么路线，其实都是在为上层斗争垫背。多少场悲喜剧就这样接二连三地搬演：“站不完的队，流不完的泪，犯不完的错误，请不完的罪”。待到这一切结束的时候，才发觉那些激情，那些躁动，那些兴奋，那些拼杀，直如过眼云烟，一场幻梦。到头来，尽管上层出将入相，变了一些面孔，社会的情状却什么也没有改变。

据传，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曾问云南省委书记（是阎红彦还是谭甫仁记不清了）是否读过大观楼的长联。那位书记弄不清毛的用意，回到昆明，就直奔大观楼。当他读到“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时，不知是否曾憬然有悟？

幸亏未署名

到了一九六六年年底，“中央文革”那一伙儿大概不满于上海市委始终按兵不动，于是把聂元梓等一批“响当当”放到上海来“放火烧荒”。在他们之前，曾来过一批北京的中学红卫兵，但中学生不过狠巴巴拿着皮带到里弄“抄家”“造反”，掀不起大浪。待到聂元梓一来，大约“尚方宝剑”在手，矛头直指上海市委，同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徐景贤、朱永嘉以及“工总司”搞在一起，召开了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贴出了“打倒陈曹杨”以及许多“火烧”“打倒”“砸烂”的标语。“陈”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曹”是市长曹荻秋，“杨”是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

批判大会在陕西南路文化广场召开。只见聂元梓披着一件军大衣，神气活现地坐在主席台上，当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被反拧着手臂押上主席台时，一群“红卫兵”拿着蘸了浆糊的扫把往他们身上一刷，然后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类的标牌贴在他们身上。

听了几个发言，都是火药味的口号，并无实质内容，我就离开了。回去后那种拧臂、揿头、刷浆糊的形象始终在脑际挥之不去，于是写下了一篇短文，题目叫做《颂聂》，文章开头的“聂元梓究竟不凡”，是仿鲁迅的《颂萧》。后面，语带讥讽，记下了她在那天会上的言行。写过之后，倒也未尝准备张贴，因此也不曾落名。不料到了午后，几位外系的学生朋友来聊天，看到了那篇《颂聂》，便兴致勃勃拿去抄写张贴，后面也不曾落款。谁想这篇短文贴出后，又被上海一些中学生抄去刻印散发。这一下可就惹了大祸，几乎全市的学生造反派，都把这当做一桩天大的事件。大字报、高音喇叭，弄得动静很大，还口口声声要把大字报的炮制者揪出来示众。

但是，查来查去，一直没有查到“源头”。大概他们总以为这是上海市委策划的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反扑”，所以查找的方向总向着上头。我开始并未觉得此事有什么了不起，整日听喇叭里喊叫，颇感滑稽，还笑嘻嘻地问一位老同学，“你知道那是谁写的吗？”那位同学是“造反组织”的成员，而且正担任着系里“革委会”的主任。听我一问，再看看我的神色，马上警觉地问：“是你写的？”我毫无顾忌地点了点头。倒是他比我还要关切，看看周围没人，便郑重地告诫我：“这事儿他们正在查呢。你可千万不能说，一说麻烦可就大了。”说完，又再三叮咛“千万不能说”。听了他的告诫，我才明白了事态的严重，如果那时被“揪出来”，大概真如喇叭里喊的，要被“砸烂狗头”了。此事查无着落，日子一长，也就冷了下来，何况那时造反派与市委缠斗正酣，区区一张大字报渐渐也就淡忘了。

但我却长久难忘。“革命”要人抛弃亲情和友情，但在那对立两派之间闹得“你死我活”的疯狂时代，或许全靠人与人之间未曾泯灭的亲情、友情，在维系着四分五裂的社会。许多人因着这宝贵的情感，得以躲过灾难，许多人正是从这无情世界的感情中，得到了苟活的勇气。

造像的悲喜

一场“文革”，在当时是作为正剧搬演的，据称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何等义正词严。

但是，十年的“命”革下来，弄得疮痍满目，哀鸿遍野，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教育败坏，科技停滞，经济也弄到了崩溃的边沿。这样看，“文革”又是一场特大的悲剧。

然而，如果从“文革”中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种种表演来看，从人性的扭曲与风魔来看，它又像是一场无穷无尽的闹剧。

关于“正剧”，有当时官方种种决定、指示、讲话、社论大加阐述；关于“悲剧”，有“文革”结束后的伤痕文学以及后来民间的许多回忆、追记、调查、史料详作披露；唯于闹剧，较少见诸笔端。

电影评论家钟惦棐生前曾作一文，题目是《有个莫里哀，该多好》。记述了“五七干校”一位“校友”的故事。那位校友每到星期五，照例要到干校连部向“牛政委”坦白，交代一段编造的“罪行”，然后到月末的那个周末，就可以因“认罪态度”良好，取得同“革命群众”一样回家一次的待遇。钟先生本来不值其人，但在一次同去街上买毛笔的时候，他听到了这位“校友”的肺腑之言：“你当我愿意搞这样的政治游戏么？我在这游戏中扮演了多么可怜的角色！可我怎么办？你替我想想，我老伴儿风瘫在家里，拉屎撒尿都要人伺候。这大夏天，浑身臭的快长蛆了，我得回去给她洗澡呀！”他本不想欺骗，但必须欺骗；那位“牛政委”呢？他又何尝不知道这位每周来交代一次的“反动分子”其中有诈？但从他的“政治”考虑，恰需要不断有这样的“交代”才能证明这“革命政治”的合理。因此，精明的“牛政委”尽管不想被骗，却又需要被骗。从这段既可笑又可悲的经历中，钟先生发现了绝妙的喜剧素材。

这样的喜剧素材，可惜无人发心收集。聊记数则，希望能勾起广闻博见者的兴趣，使这些素材不致湮没。

造像悲喜

“文革”风起，对毛泽东的崇拜达到顶峰。上海、北京各大学都建造毛泽东的塑像以表尊崇。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对着塑像三呼万岁，好不虔诚！虽然曾传达毛泽东说：“他们好残酷哟，叫我日晒雨淋，站岗放哨。”但谁敢真个拆除？所谓“一句顶一万句”，不过是句空言，就像尽管毛泽东生前在中央领导中，带头亲笔签下死后火葬的倡议书，但真个归去，他的最最亲密的战友们却没有一个敢于说要遵从死者遗愿火化，反而要用玻璃棺、防腐剂永久保存，为此还特地造了一个保存遗体的纪念堂。毛泽东的话，只是在他们感到有用时才奉为金科玉律。

直到“文革”过后，才感到举国塑像林立并不表示崇敬而只意味着愚昧，于是纷纷拆除，但因余悸尚存，多于夜间施工，并围以布幔。路人有不知者询问幔中所施何工？答者不敢直言，但模糊应之曰“把那玩意儿敲了！”鼎盛时颠倒众生，宝相庄严；风头一过，又成了挨敲的“玩意儿”，可知个人崇拜也如冰山，难于久恃。近来造像之风又起，还竞相比大，不知所为何来？

佩戴悲喜

造像，是大工程，只能以公家之力完成，若要人人都“请”一个（“文革”时都兴说“请”而不说“买”，让我顿时想起侯宝林的相声《请佛龛》），则只能仰仗小巧的像章了。

周恩来在“文革”中始终只戴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我想，那恐怕是为了委婉地表达他的信念不在对某人的崇拜，而在坚持为国人服务的精神（今天人们对周多所褒贬，我看多因对当时的语境和许多曲折的表达太过隔膜）。但多数人那时都用佩戴一枚毛泽东像章来表白“红太阳”时时都在心中——不管表白的是真情还是敷衍。为了表现“感情之深厚”，像章越做越大，越做越精致，材质也越来越考究，铝制之外更有瓷质、竹质、塑质等品类。直到据说因大量消耗铝材，毛泽东说要“还我飞机”，才稍有收敛。不过，那时早已差不多人人胸前有“红太阳”了。

几乎人人都有像章的时代，若要表现一种与众不同的非凡感情，佩戴者还会以某种怪异的方式来凸显“忠诚与敬爱”。复旦大学一位“革命派”学生，做过一次“讲用”——这个词后来者多已不明，其实就是自己讲述怎样“活学活用”毛泽东的著作，同今天的宣讲团大同小异，不过那时更加普遍而已——讲自己佩戴像章的“心路历程”。他的像章原本同别人一样，佩戴于胸前上衣，但是，上衣脱去，像章也便离身。大概也如陶渊明“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不忍须臾分离吧，他要实现身不离像，像不离身。怎么办？就试着把像章别在肉上。别在肉上自然很痛，所以一次不行再来一次。这样试了多次，据说每次失败后都要“斗私批修”，检讨自己对毛泽东是否忠诚，然后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终于成功。说到这里，他把衣服一脱，那像章赫然别在肉上，看得听讲的人惶然、骇然。可惜他作“正剧”表演的，在听者只觉得近乎走火入魔，只是当时都噤声不说而已。后来他像章的别针是否生锈？不太发达的胸大肌是否发炎？那像章这样挂在肉里究竟保持了多久？虽然昼夜不离但也不能时时脱去上衣让人观光，他那份忠心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些问题因他的离校，再没了消息，对我就成为不解之谜。

碎像悲喜

同像章有关的另一个故事，就带有些悲剧的氛围。

上海的公交车总是很挤的。因为拥挤，常常要车下的人拼命把那些吊在车门外的乘客推进去，才能勉强把门关上。那一回，一名年轻的女子在售票台侧，手扶台边铁管站立，胸前佩戴一枚瓷质的毛泽东像章。那时瓷质像章还少见，得到一枚不易，我想她是很喜爱也很珍惜的。因为拥挤，她被挤得紧紧贴在售票台前。不料胸前的瓷质像章正靠着铁管。后面一挤，只听啪的一声，像章破裂。今天的人大约最多觉得惋惜，但在特殊的年代，那女子的反应令我吃惊。她先是惊慌，继而恐惧，然后不管车中拥挤，力排众人，跪在地上，捡起破碎的像章捧在胸前，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喊：我有罪呀，我对不起毛主席！我有罪呀，我对不起毛主席！喊声渐渐变成喃喃自语，周围的人都不敢相劝，只是默默听着她的呢喃，直到车子到站，看她捧着像章，失魂落魄地哭着下了车。

经历过“文革”，看到过因为一个排字的失误（把“万寿无疆”的“万”排成了“无”），“革命派”大举围攻报社，定要“砸烂狗头”场面的人，见到过因把旧报纸贴在收音机后面的挡板上，恰恰被人发现那报纸上有一张毛泽东的照片而被当做“反革命”惨遭批斗的人，都会理解那女子为何因一次无心之失，那样地惊慌与痛苦。对领袖的尊敬或爱戴，如何化为一种恐怖与悲怆，今天的人是无法理解的了。他们不懂，怎么会有一种热爱叫恐怖，怎么会有一种忠诚叫野蛮。

“最高指示”

“文革”中，《毛主席语录》是人人必备的工具，无论到哪里，都有用处，如果不备，会遇到许多麻烦。譬如，从上海乘火车到长沙，那时没有什么暮发朝至的快车，更没有动车、高铁，在火车上要度过一天两夜或两夜一天。因此，列车员便要把车厢变成“毛泽东思想大课堂”。每天早晚，照例要“早请示、晚汇报”。请示汇报之前，照例要念几段毛主席语录。这时，列车员便会站在车厢一端，摆起架势，挺胸抬头，手执《语录》，右臂平抬置胸前，大家立即起立，如法炮制，并在列车员带领下翻到某一页。然后，列车员领呼：“最高指示——”于是，大家齐声朗读。这样的朗读，每每要四五段、五六段方告结束，这才各自默声或喃喃“请示汇报”。那情形颇似基督徒的饭前祷告，感谢主赐予恩惠。但这话谁也不敢说，若是说出来，车厢便可能成为“大批判的战场”。

从形式到内容的“宗教化”，是当时的潮流。“五四”以来的科学启蒙，局限于知识阶层，宗教式的迷信则依然弥漫于底层社会。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实只是共产党发动的“农民革命”或曰“农民暴动”。历来的农民革命，都以“天命”或宗教为号召，新的“革命”虽以马克思主义为号召，但多数卷入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依然是宗教式的信仰与崇拜。听前辈说，延安时，一位经历长征的老革命，因缺少文化，一直是个炊事班长。只有加以培养，才便于提拔，于是送到党校学习。回来问他学到什么？终因文化太低，只答曰：“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二导师。马克思是个大胡子，恩格斯是个长胡子。”这同许多佛教徒对如来、观音的了解只限于宝相庄严、救苦救难，相去未远。即便到了今天，不少干部，包括很高层的干部，仍旧相信风水、卜卦、烧头香，“天命”依旧盘踞于心中。

但在知识阶层中，经过了“五四”以后“德先生”“赛先生”的熏染，对这种“宗教化”信仰并不那么容易接受，所以在整个革命中，因独立思考、质疑这种迷信而受到整肃的大多是知识分子。不过，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所处的环境和根深蒂固的传统，从来都处于依附地位。毛泽东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来形容知识分子同无产阶级的关系，并不准确。但若说在长期专制主义社会里，欲求闻达的中国知识分子与现政权的关系，倒确是如此。因为依附，所以压迫一到，便很容易屈服。而一旦屈服，为了表白自己对现政权或高层集团的忠诚，其宗教化的情绪甚至会表现得比工农更为虔诚。在“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大学后，我所在的学习组每次“学习”，若是工宣队员主持，起始念语录不过四五段，而教师中的头头主持学习，领读语录要多到十段甚至十数段，每段念完，还要手挥语录，有节奏地领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后来我到山沟沟里的军工厂，这样的“三呼万岁”，在工人和解放军中反倒几无所见。

随着“文革”的深入，这种宗教化程式越来越繁琐。譬如吃饭，在学校食堂门口竖一毛泽东像，于是进入食堂前，先要朗读“最高指示”，然后才能去买饭菜。那时，食堂供应并不充分，去晚了，好吃的菜买不到不说，每个窗口前面长长的队伍也让人心烦。所以“小将”们（那时中央文革自江青以下都称红卫兵为“小将们”，同后来把他们统统赶下乡时不同）到了门口，总是拣最短的语录念上三遍，便冲进食堂去了。最短的语录，大约就算“要斗私批修”，所以选择这一段的最多。至于念完之后冲在前面抢买好菜，同“斗私批修”有何关系就难言之矣。也有选别的“语录”的，如“大师傅，惹不起！”倒是很合情境，但这段“语录”未见于《语录》和《选集》，出自何处，我一直没有弄清，大概是什么回忆录或记述毛青年时代的什么书中的吧，反正没人追究，由他们念去。当时又有传闻，说红卫兵批斗陈毅，念语录时，陈毅道：“毛主席教导我们：‘陈毅是个好同志’。”听到这个传闻，无不心里大乐，因此饭堂前的“请示”，也有高喊：“毛主席语录第二七三页第三条：陈毅是个好同志”的。尽管《毛主席语录》没有那么多页，而陈毅那时也因所谓“二月逆流”靠边站了。庄严一化而为佻达，语录之泛滥可见一斑，虽不曾到禅宗和尚们那样呵佛骂祖，却也并不那么恭敬了。

当然，这都是学生们在日常情境中的花样，像我这样当了老师的就不敢了。倘若“聊发少年狂”，后果是难以预料的。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青年教师李华兴与吴维谷，我都熟悉。李为人小节不拘，吴为人老成持重，笔下都很来得，是青年教师中比较出色的。那时，大凡毛泽东说了什么话，报上登了出来，与“最高指示”相应，就叫做“最新指示”。一有“最新指示”，照例要“热烈欢呼”，“传达不过夜”，办法是当天晚上大家高呼口号从邯郸路游行至外滩的市革命委员会，然后再一路游回复旦。这天，又有了“最新指示”，听说李华兴拿了一张报纸正好碰到了吴维谷，便调笑地扬了扬报纸说：“圣旨到！”这本是一句玩笑话，但在彼时彼地，在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而又紧，一个个都盯着所谓“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时候，这句玩笑话便被当做对“伟大领袖”的恶毒攻击，李、吴二位因此被隔离。中间如何审查，如何定案，从复旦出去的那位市革委会常委有什么批示，详情我不知晓，但历史系弄出了个“邹吴李反革命小集团”，吴维谷坠楼而死，却是全校都知道的。接着，根据什么人（姑隐其名）“密报”，什么人传递（也姑隐其名）和那位常委的批示，在中文系又如法炮制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小圈子”，一“圈”就圈进了几十名青年教师。时髦的推论是：历史系有，中文系就没有吗？所以“常委”批示，要“三打白骨精”。这一“打”，自然轰轰烈烈。按照“最高指示”，“圈子”就是“朋党”，也就是“宗派”。当初反胡风，就是从圈子、宗派，逐步升级到“反革命集团”的。所以中文系的“小圈子”起先称“一打三反的继续”，后来实在没有什么材料，才降调为“整党的继续”，再到干校接受再教育，迁迁延延，直到“九·一三”事件之后，才算作罢。当初挥笔批示的那位“常委”，现在摆着一副教师爷的架势，装得像没事人一样，但吴维谷——一个诚笃、用功、有为的青年学者，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死去了。

在“语录”风行之时，自有人出来推波助澜，花样翻新。于是又有了“语录歌”和“语录操”。“语录歌”以李劫夫所谱最多，而以林彪《毛主席语录前言》为最长。那时，毛主席语录称为“红宝书”，这些语录歌当可算得货真价实的“红歌”了。今日“唱红”不知为何不选，而“妹妹坐船头”之类倒莫名其妙地成了“红歌”，也是颇有趣的现象，大可研究。“语录操”的花样也不少，但兴起之时我已在山沟，消息不通，未曾操练，只听说“虚心使人进步”是向上振臂两次，而“骄傲使人落后”则是下蹲两次。

“最高指示”能够用来唱歌，做操，当然也可以用来做别的用，买物品，打电话，都可以用上，但“最高指示”用得最多的却是在打“派仗”的时候。不同观点的对立两派，各自都以“语录”为武器相互攻击，这算“文斗”。“文斗”斗得不可开交，便拿起棍棒刀枪“武斗”起来。死于这样的“武斗”究竟有多少人，迄今没有任何统计。后来有“最新指示”说，经过了“文化革命”的演习，将来“右派”会借一些“语录”来搞资本主义复辟，而“革命派”则会借另外一些“语录”来打倒他们。好像那些“最高指示”，只是谁都可以打的幌子。“文革”中各派“语录战”的实践表明，所谓“歌”也罢，“操”也罢，“最高指示”也罢，“最新指示”也罢，到头来都是争斗双方打击对手的工具，其实谁都不想遵行。在前些时热闹了一阵的“唱红”中，我隐隐又嗅到了那种气息。这样的争斗，既不革命也不复辟，只是为自己争位子、谋权势，结果也只能是两败俱伤，最终把国民经济弄到了崩溃的边沿，而所谓“革命”也走到了尽头。这大概也是当时激烈斗争的两派以及他们背后的操纵者所始料未及的。

稿费

“文革”前，稿费是不好随便拿的——虽然那时确有稿费制度，而且是官方定下的，但谁要是发表点文章，有了点稿费，各种议论便会纷沓而至：

——“不专心工作”。这是最轻的一种。逻辑是这样的：他要写文章，自然心思就不会放在工作上。你看，我们白天做工作，夜里想工作，就这样，还总觉得时间不够用，生怕达不到领导的要求，哪里还会有心思去写文章！

——“风头主义”。文章谁不会写！就他臭显摆。这种人就是要出风头，不愿做无名英雄，不愿做默默无闻、勤勤恳恳的老黄牛。

——“名利思想作怪”。为什么不把心思放在工作上，要去写文章？还不是因为文章发表，有名有利。名利当头，个人主义膨胀。个人主义膨胀，势必同组织离心离德，发展下去是非常危险的。

——“精神贵族”。这个说法出现较晚，大致在同苏共论战期间，是指那些生活条件优裕的文化名流。因是名流，居住条件大多较好，再加除去工资之外还有稿酬收入，生活水准自然较高。在普通人眼中就成了“贵族”。现在，都把“贵族”当成高雅之士，喜欢给人冠以“最后的贵族”“文化贵族”之类徽号，在当年，“精神贵族”却是当做“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入了另册的。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流传一句顺口溜：“穷则变，变则通，通则富，富则修。”这句话多少反映着当时的一种认识，即越穷革命，富了就变修。人只有永远穷，才能保持革命的本色。

那时，中国从上到下都统一于最高方面的意见，认为战争不可避免。有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一旦发生，无产阶级就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起来革命，像俄国当初那样。有革命战争：或因殖民主义掠夺，或因国内阶级压迫太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就会起来革命，革命就是暴动，就是战争，像中国曾经做过的那样。有帝国主义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恨之入骨，必要颠覆而后已，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一旦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无论哪种情况，战争都不可避免，所以“要准备打仗”，耗费了很多人力财力到处挖防空洞。这些“人防工程”，后来大多闲置、倾圮，有些还成了蚊子苍蝇一类毒虫的孳生地。

要打仗，越穷越没有负担。那时说：富了，坛坛罐罐多了，就不想革命，就怕打仗，就变“修”了。因此，穷是保证革命精神传递的要诀，而“富”则是修正主义的温床。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似乎成了一时风气。“三代贫农”“工人世家”还是说的家庭出身，说到现在，也是“穷光荣”，谁要穿着稍稍讲究，出手比较阔绰，就会被人侧目而视，当做“另类”。这究竟是真的坚信越穷越革命，还是为了掩盖经济上的失败，编造出来充作贫穷者的安慰剂，我一直不曾想得明白。因为当时的高层大多享受着一般人难以仰慕的豪华。

在那时的中国，谁富裕呢？

经历了“大跃进”的大破坏，“人民公社”非但没有体现“一大二公”解放生产力的优越性，反而因其大锅饭的劳动分配制度，束缚并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每年到农村“三夏”“三秋”，看到农民依然家无长物。即便上海郊县农村，农民出工，也只把门带上，并不上锁。起初，惊异于农村治安的良好，以为大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之风。后来渐渐明白，即便有窃贼光顾，其实也没有什么值钱之物可偷。

工厂工人的收入，每个月也就那点工资，并无其他来源。有一段时候（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为了调动积极性，发过有限的奖金，不久又被指为“物质刺激”而取消了。

唯独知识分子，特别是名演员、名作家、名教授，既有社会地位，工资又较高，还有额外收入，便被划入资产阶级复辟的社会基础。

其实，当年最高工资是毛泽东，据说是五百元，等而下之，分作二十多级，大学毕业生到机关，是二十二级（戏称二十二品文官），第一年在上海拿四十八元，北京少两元，是四十六元，因为有地区差价。第二年转正，上海就拿六十元，北京不记得是五十六元还是五十八元。如果是中专毕业，第一年不过三十多元，转正后可拿四十多元，不同地区也有几块钱差别。这些钱依当时的物价，勉强可以度日，但要想吃点好的，穿点好的，就不能了。大学教授也同样分级，一级教授好像也是五百元，等而下之，刚毕业的助教也是二十二级。

不同的是，教授、作家可以著书立说，那时的稿酬同当时的工资比例，比今天可要高多了。在报纸上发表一篇千字文，约有十五元稿费，名家不在此例。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长徐震，当过校共青团委书记，新闻系、中文系总支书记，常以丁艾、公今度等笔名在报章发表杂文，同我份属师生而情同朋友，一文发表便戏言“一个礼拜小菜钿（小菜钿，沪语，即买菜所需的钱）有了”。一个青年助教如果一个月能写两三篇“豆腐干”，就相当于工资翻倍。如果有一部长篇小说出版，简直可谓骤富。至于有些戏曲名演员，当初工资改革时，没有按行政级别套改，收入就更高了。这样一来，就有了所谓“三名三高”，即名演员、名作家、名教授，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这“三名三高”就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如果年轻人也想成名成家，那就被当做“修正主义苗子”，也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证据。

说不清楚的是，各级领导干部不是也一样按照级别拿不同的工资吗？青年人中不是也有一心想当领导干部的吗？领导干部不是一样拿稿费吗？毛泽东的稿费大概全国第一，何以这部分人就不会成为复辟基础而是继续革命的动力呢？当年在大学，大凡文章写得多，稿费拿得多的青年教师，大多被看做另类。徐震虽是地下党员，资格不浅，但一到“文革”，首先被校党委抛出来的“党内走资派”便是他，其间当然也有“稿费惹的祸”。后来，“学术批判”盛行，参加批判叫做“投入战斗”，上面也鼓励成立写作组、写批判文章，但为了表现是为“革命”而非为“稿费”，写作组里往往谁拿到稿费就买书送给大家，或放在组里公用。若是装进自己口袋，好像就有点“不纯正”了。

到了“文革”，出书，写文章，都是“革命需要”，稿费在革命的名义下被废止了。但后来听说领导革命的人还是照拿不误的。那么，“革命”也还是只“革”了别人。就像当年反对“打砸抢”，但“革命的打砸抢”却又“好得很”了。

稿费取消后，报社大概觉得人家写了文章，总还要鼓励鼓励。物质刺激不行，就搞精神刺激。有的送《毛选》、送《语录》；有的送像章、送“毛主席去安源”的石膏像，也有的送《马恩列斯语录》《鲁迅语录》，总之，都不算“物质”，而是“精神”。

不过这样的东西一送多，也就成了负担。那时，一家人有两间房就算阔绰，年轻如我辈，能有一间房间也很不错了。那些书籍还好办，可以摞起来，那些石膏像就很难办了。小小房间，放一床、一桌、一五屉柜就满了，可以堆放石膏像的面积有限，只能挤作一堆。但那都是“伟大领袖”啊，既不能丢弃，也难于送人，还要好生伺候。石膏不能水洗，落了灰会说你“不忠”，不小心跌破，更是“罪该万死”。幸好不久就离开大学到山沟沟里去了，告别城市，告别报刊，也告别了作为“物质刺激”的稿费和作为“精神刺激”的各种光辉著作与光辉形象，少了一大堆的麻烦。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事情每有循环往复的变化。近三十年出书、写文章，拿稿费，已成正常，作者们还为目前稿费太低引经据典，说什么人当年稿费可以买多少东西，什么人五十年代一部小说的稿费买了一座四合院，大有盛况难再的唏嘘。而当年把拿稿费当做“修正主义”，弄得作者胆战心惊，编者左右为难的景况，新进作家中，许多人或许已经不知道了吧。是为记。

改名的故事

度过了久远的宗法社会，洎乎近世，虽说已经过无数“革命”，但家族的烙印深入肌髓，即便清末以来的各种革命党，骨子里仍旧像个大家族，领袖便是大家长。家族之事成于众手，但决于一人。这种家族式的革命党犹如水泊梁山，虽也能聚合英雄于一时，终究会因“家族”内的分歧或大家长的独断，闹到火并乃至败亡。

家族为核心的宗法社会，对姓名常带有一种迷信，只相信同姓的弟兄，不相信异姓的朋友。这种迷信有时会闹到非常可笑的地步。

两汉之交的王莽夺了刘姓的江山，便大封王姓族人，甚至把一个看城门的，一个卖饼的，一下拔至前将军和卫将军的高位，原因就因为他们姓王，而且一个叫王兴，一个叫王盛。面子上的话，说是上应符命，其实大约看中的是那姓名意味着王氏的兴盛。这同他对支持他的刘姓皇族赐姓为王，是一个意思——既然改姓了王，便“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了。而清代的雍正皇帝，把他两个弟弟（老八老九）改名为“阿奇那”和“塞思黑”，有说是猪、狗的意思，有说是“俎上之鱼”和“讨厌的”意思，不管是什么吧，总之是要把他们革出家族，表明“非我族类”。所以，姓名对于在宗法社会中生活的人是十分重要的。

攀高枝要更姓改名，避祸也一样要更姓改名，因为在宗法社会中，家族中倘有一人获罪，动辄连坐，往往满门都要罹祸。所以共产党处于地下时，许多参加者都曾更名改姓。秦邦宪更名博古，陈绍禹改名王明，张闻天更名洛甫，都是著例。我家几位长辈，当年参加革命，也都是更了名换了姓的。到得共产党从地下转为地上，成了执政党，不少人又改回了原名，当然也有一仍其旧的，不过，这时已不是为了避祸，而是对当初革命生涯的一种认可和依恋，或因叫惯了，改回来反而不便罢了。

不曾想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近二十年，又闹起了一阵改名的高潮，地要改名，人也要改名，其时正是“文革”之世。改名的因由各自不同，但都有着一本正经的理由，今天说来，皆成笑谈。

一种改名是因为当初取名时不免带有旧时历史或伦理的痕迹，而“文革”一开始就以“破四旧”为名，烧书籍，毁古迹，挖古墓，敲佛像，成一时风潮。烧不掉、敲不成的建筑或城市街道，则更名换姓，以标榜革命，如北京的长安街改称“东方红大街”，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王府井改称人民路；上海的大世界改为“东方红剧场”，豫园则改为“红园”。后来我到长沙，发现那里的黄兴路已改称“大庆路”，而蔡锷路则名为“大寨路”，这才知道改名风潮波及全国，心里思忖，如果改掉一个名称就更换了一个世界，那么要造成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也未免太过简便了。其实，改名者亦多禁忌，如“天安门”“中南海”就都没敢责令改名，大约也还是“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吧。

街道、建筑的名字可改，人的姓名自然也可改。何况“伟大领袖”在天安门上已有为宋彬彬改名宋要武的先例，连带着宋彬彬的母校——著名的北京师大女附中——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于是，或出于“破旧立新”的决心，或出于“免祸消灾”的心态，许多人也改掉了自己的名字。一时间赵钱孙李皆呼“向东”“卫东”；周吴郑王尽名“卫红”、“文革”。我的两位学长也把“尔寿尔康”的“尔寿”，改为“立新”；把笃于学而富于才的“笃才”改作了“耕”，用以表示破旧立新与勤于耕作、向贫下中农学习吧。还有一位学弟，跑到派出所要求改名。派出所的民警表示户籍上的名字不能乱改。但这位学弟却振振有词，说：“我的名字叫‘康生’，但康生是中央文革顾问，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人。你不让我改，有人叫‘康生同志’，我若应了，岂不是冒充‘中央文革顾问’？这责任是你负还是我负？”这一问，把派出所民警问懵了，只得为他改名，送走了事。改名之所以风行，还因为一些自称“革命派”的，为了打倒他们要整治的人，往往也在名字上大做文章。“文革”时，小报流行，其中每有危言耸听者。譬如河南的不知什么派，要打倒豫剧名演员常香玉，便在小报上登载文章，说常香玉三个孩子分别叫常爱国、常爱民、常爱党，于是说这名字的意思是“常爱国民党”。当时我颇疑惑，中国人的习惯子从父姓，怎么常香玉的孩子不姓陈而姓常呢？常香玉在抗美援朝时倾其所有捐献飞机，这是举国皆知的事，即便确有给孩子取名其事，那也只是表明她对新中国、对人民、对共产党的拥护，又怎能牵强附会说她怀有异心，反党反人民呢？后来知道常香玉的孩子两个随母，常小玉、常如玉，一个随父名陈嘉康，这才知道小报造谣生事之卑劣。所谓“革命派”，固如是乎！这也就难怪许多人纷纷改名，以免名字被人当“辫子”，一把揪住，无限上纲。

这样的改名，还是“要改名”，有的改名就是“被改名”了。宋彬彬自毛泽东在天安门上说了“要武嘛”，报上就说她已改名宋要武。几十年后，又有说她并不想改名是记者硬给安上的，那么她的改名就是“被改名”了。为什么会这样？原因要么是“伟大领袖”并非随口而言，盖有深意存焉，记者体察上意，广为传播；要么是有人利用这句话要向外传递一个信息——“文化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果然，这一信息的传递，开了全国武斗之风，先是对所谓“走资派”或牛鬼蛇神拳打脚踢，挂牌游街，乃至棍棒交加，许多花样极为残酷；后是不同派别的群众组织，互争地位，大打出手。上海在所谓“一月风暴”后，王洪文率领的工总司组织了“踏平联司”大武斗，当时传闻有高端人物在电视机前看了全过程，并予赞扬，至今不知此传闻是真是假。若是真，那么“要武嘛”原是本意；若是编造，那么仍旧应了有人有意要传递“武斗有理”的信息。

改名暗含杀机的事例不止一桩。到得“批林批孔批周公”，江青把天津宝坻县的小靳庄作为试点，在那里又演出了一场改名的闹剧。当她问到一位女社员姓甚名谁时，那位社员答曰“周福兰”。于是江青要她改名“周克周”，还说要用“咱们这个周克制他那个周”。周公姬旦已经死了几千年了，不是墓木已拱，而是尸骨无存，难道还要一个史书也读不懂的人民公社女社员来“克制”？醉翁之意何在，不难明白。从“文革”前的评忠王李秀成，评“让步政策”，到“文革”初的评《海瑞罢官》，再到“文革”中的读《红楼》，评《水浒》，“批林批孔”，每一次都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借着古人的衣冠开展现实政治的争斗。经历了这些的中国人，早已知道“听话听声儿、锣鼓听音儿”的道理。这一回的“批周公”和江青替人改名，明显是对毛之手法的模仿，想向外传递一个不便明言的信息。只是这模仿过于拙劣，也太过生涩。联系到毛泽东去世前一直不曾放弃对所谓“经验主义”的批判，并一直在修改延安整风时期批判经验主义的几篇文章，那么，“批周公”本已蓄势待发，只是时机未到。江青的躁进，过早暴露了意图，打乱了部署，所以受到批评，只好暂时偃旗息鼓，使这出改名的闹剧没能再唱下去。

多数人的改名，是表达一种“革命”的冲动。随着这“革命”的退潮，冲动又复归于理性，有的回复了本名，有的因已注册户籍，碍难更改，只得一仍其旧，但给下一代取名的时候，已难见“文革”时的流行名了。这也标志着时代风气的改变。研究社会史或民俗史者，或当留意这些更迭。

更有趣的是，“文革”中的改名风波，发生在宣称要同旧世界彻底决裂之时，发生在大批“孔老二”之际，但倡导这次“革命”者自己却似乎依旧迷信着孔二先生的“正名”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好像任何事物只要给它更改一个名称，就能改变事物的本质。不但如此，那些帝王权术、君臣伦理、炮制冤狱，滥施酷刑，旧中国专制主义社会中的恶劣文化，都在“革命”的旗号下复活。一面声称要同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作最彻底的决裂，一面又偷偷地搬运着旧思想、旧文化中最黑暗者，这才是那个时代最为吊诡的现象。改名的闹剧，特其一也。

一夜间我改变了“成分”

自打初中起，我就没完没了要在各种表格上填写“成分”。这是新社会的规矩。“成分”这东西究竟是什么，好像很清楚，但好像又很不清楚。不过我知道，“成分”如何，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前途。譬如在农村，成分是雇农、贫农，自然响当当。中农还凑合，没有什么优待可也没有什么苛待。富裕中农就差点事儿了。若是富农、地主，升学、高考、工作、婚姻、提拔，麻烦可就多了。虽说党的政策既是有成分论又不是唯成分论，但事到临头，“有成分论”好掌握，有硬指标；“不唯成分论”却难于把握，弄不好，一顶“阶级敌人保护伞”的帽子一扣，难免呜呼哀哉。所以做领导的，总是以稳妥为先。“成分”便成了考察下属的首选标准。“文革”初期的一副有名联语，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自然是“好出身”家的孩子写的。虽然后来也被批判为“血统论”，但他们的前途并未受到什么影响。那些“成分”有点问题的，写篇“出身论”，反对完全以“成分”定优劣，最后遭遇的却是灭顶之灾。

“成分”，又分家庭成分和本人成分。大致爹妈是干什么的，就相应有了一个家庭成分。譬如，爹妈是教书的，家庭成分便是“职员”。如果爹妈开爿小店，那就是“小业主”，开大厂则是“资本家”或“资产阶级”。爹妈在解放军，是“革命军人”，而爹妈在国民党军队还当过官，孩子的家庭成分就要填“反动军官”了。至于本人成分，就是指自己是干什么的了，学生、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等等，各就各位。

家庭成分虽然无法选择，但却因此会带来无尽幸福或无尽麻烦。我的父母都是教员，家庭出身算是职员，不算太好，也不算太不好，中不溜儿吧。个人成分读书时是学生，工作后是教员，也就是职员，也算中不溜儿吧。这中不溜儿的成分，在“文革”之前还没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到了“文革”情况就不同了。我的“老子”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这“路线”当初都说是“党的路线”，运动一来，不认账了，于是执行者都成了“牛鬼蛇神”。从公教人员都要集体参加国民党的时代过来，虽然履历清楚，也成了“残渣余孽”，自然不是“英雄”。作为他的儿子，当然也不会是好汉。至于是不是“混蛋”，因为还没到运动后期，一切尚未定案，所以暂时也未归于“混蛋”之列。

不过，那时又有另一个说法，先是“黑五类”，指的是“地、富、反、坏、右”（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及其子女。后来随着“文革”发展，又增加了“叛徒、特务、走资派”，成了“黑八类”。再后来，知识分子成了“革命”的对象，用江青的话说，就是“骨髓里浸透了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怎么进入骨髓，弄不清楚，但在当时的语境下，有此一言，已经臭不可闻，所以叫做“臭知识分子”。于是“黑八类”又成了“黑九类”。知识分子排名第九，所以借用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匪首的排名，戏称为“老九”，或称“臭老九”。那时我已经毕业，留校任教，自然也就归入“老九”行列了。好在威虎山上老九是杨子荣，所以“老九”们或堪聊以自慰。

这一来，我的家庭成分和本人成分都起了“颠覆性”（套用当今的说法）的改变。这对我个人，是时乎、命乎，无可奈何，颠覆就颠覆吧，但对过去讲授的一套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却也同样产生了“颠覆性”的改变，过去划阶级的一套办法统统都被打乱了。

过去讲阶级划分，经典定义是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那段话：“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用的大体就是这个标准。

但是，“黑九类”的划分，就很难用这标准了。就说“走资派”吧，早几天还是“革命干部”，自然是无产阶级。一朝打倒，名列“黑九类”中，又成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再过几天，说是“解放”了，“三结合”了，于是又从“黑九类”中脱出来，成了“革命干部”，又成了无产阶级。说变就变，真像变戏法——“眼睛一霎，老母鸡变鸭”。

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所以一切行动都要找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依据。但这样划分“阶级”，却完全没有经典著作的支持。“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尽管后来的“批林批孔”，大批“孔老二”的正名说，但在此之前，没有“理论依据”仍是“造反者”的一块心病。于是就有了据说是康生的一大发明。这“发明”的大意是说，由于革命的变革已经使地主、资本家失去了生产资料，按照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寡等等来划分阶级的方法已经不再适用。今后应按思想倾向来划分阶级。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今后如果你的思想同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不一致，你就是“资产阶级”；如果同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致，你就是无产阶级。这倒很符合“文革”的实际。譬如要打倒邓小平的时候，因为他同“无产阶级司令部”思想不一致，所以是“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当然是资产阶级头子；一朝需要，希望他保持一致，于是邓小平复出，立马成了“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自然是无产阶级领袖了。没过多久，邓小平同“文革”无法一致，于是难得的人才又成了“还是白猫黑猫”，再被打倒，又成了资产阶级。阶级划分，定于一人一言，真是口含天宪，要怎样就怎样，犹如儿戏。当然，这是后话。

我当时尚无此先见，只是感到，按照这种划分阶级的方法，从事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成了极度危险的行业。研究，总要有研究结果，总要讲话、写文章。稍有不慎，一言不合，岂不就会落入“资产阶级泥潭”？这危险令我战栗。后来的事实证明我怕得有理。

大概在林彪座机爆炸之后，毛泽东提出“大学还是要办的”。又说“‘老九’不能走，还是要”。于是，复旦大学也开始“复课闹革命”了。一个月前，“干校”的工宣队长成师傅刚跟我谈话，说“我要培养你在干校长期留下去”，要我去学开拖拉机，令我过了一把瘾，学了两三回便在海边大堤上运了一车麦子回干校，差点撞上了停在干校进口处的一辆三轮卡。言犹在耳，校部的工宣队又把我们调回学校，说要准备复课了。

不过，我已无心继续留在复旦，尤其是得知工宣队在我们回校之前曾对选拔前来学习的工农兵学员部署“既要听他们讲课，又要随时准备批判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之后，更感到了今后行路的艰难。帽子总是高悬于头上，一不留神，扣将下来，如何了得！于是，决心离开上海，到一家地处湘北山沟里的工厂谋生了。至于到了那边，究竟会是什么样子，实在没有把握——“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啊。

但事有大出于意料者。这家山沟的工厂是部队新建的，各级领导大多从总后勤部和军工单位调来，大多都在“文革”中当过走资派，尝过那些花样翻新的“阶级斗争”的味道。工人则大多是初中毕业的学生和复员军人，大多没有尝过无法无天“造反”的“乐趣”。从科研单位和大学毕业生中调集的一千多人，构成了这家工厂的基层技术骨干，新来的工人对他们都称师傅。我从大学来到工厂，年龄又比青工大许多，自然也就成了“师傅”。“文革”中，“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师傅”是尊称，见人就称“师傅”，说全了，应当叫“工人老师傅”；就像今天“科教兴国”，知识分子吃香，见人就叫“老师”一样。一个在上海被列为臭知识分子的“老九”，坐了一夜火车，一下子就成了“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一员。昨天工宣队和革命干部还不断对我们敲打，要改造思想，脱胎换骨，觉得前路茫茫，不料“脱胎换骨”竟来得如此容易，一宿火车便告完成。这或许也是“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忽地又灵了。

几十年弹指一挥。今天的人，对“成分”这东西已经不大在意了。阶级斗争也不再没完没了了，于是不少人为我离开上海，离开大学，抛荒专业，感到惋惜。但他们可能忘了，也可能不知道，山沟沟虽然苦点，学业抛荒固然可惜点，但毕竟换得了几年不用战战兢兢、每天牵头皮的生活。想起“文革”中这段一夜改变成分的经历，心想今后或许不再有人会知道这其中的有趣与荒诞，不觉莞尔一笑。

分配：拉到篮里就是菜

坐了一夜火车，从上海到湘北山沟一家工厂，我立马就改变了身份，套一句《楚辞》——何昨日之“老九”兮，今直为此“师傅”也。

这家工厂，是部队所属，还是“三线”工程。“三线”，恐怕八○后、九○后，已有许多人不知其为何物了。简单说，就是落实“伟大领袖”“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在崇山峻岭之中，“靠山进洞”，建设一批工厂、仓库、基地等等，以防备“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突然袭击时，工业基础全被摧毁。在西南大山里的叫“大三线”。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这些当初花费了巨大财力物力人力建起来的山里洞中之工程，不知还有几处保留，见到报道的，有些已变成了游览参观所在，徒令人为其规模之巨，挢舌不下。

我去的这家工厂地处大江之南，有山，但不高，名曰黄茅。石油化工企业离不开水，所以近长江。据说也有“最高指示”，是京剧《失空斩》里诸葛亮的一句唱词：“靠山近水扎大营”。因为不在“大三线”的区域，所以叫“小三线”。企业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炼油，地处江边，建有码头，以便于运输。炼油的工艺本已成熟，但听说起先也要“照办”“靠山进洞”，非要把立式的炼塔卧倒塞进山洞，费尽心力不成，这才罢手。我去的时候，一座座炼油装置已经矗立在江边了。另一部分是化工，虽不进洞，却也进沟，一条大山沟进去，分出许多沟岔。沟岔编号，十来家工厂各占一条。再一部分，是纺织总厂，厂址建在湖北蒲圻的山里。江边，就是昔日赤壁之战的古战场，据说还能捡到箭镞之类旧物，也算是“折戟沉沙铁未销”了。据考，苏东坡的《赤壁赋》搞错了地方，这里才是正宗。靠近江边有一座小庙，里面供着刘、关、张和诸葛先生四尊泥塑。“文革”之世不曾砸烂，还有当地百姓用印花被面做成的袍子披挂在身，也算异数。对岸今属洪湖，曹操“危于乌林”，就在彼处。蒲圻的

这么大一家企业要平地而起，所需人手自然很多。领导，由总后勤部调派；“三通一平”有总后勤部一个工程兵团；厂房、装置，有“四化建”（第四化工建设公司）；技术力量呢？一个轻工部的合成纤维研究所整体从北京迁到了山沟，成了研究院。搞研究的专家，留洋的博士，在那里一切重起炉灶，白白耗费了许多光阴。不过那时到处都在折腾，也就无所谓了。还是套一句《楚辞》——与世而皆折腾兮，吾又何怨乎此间人。

至于各个工厂的技术人员从哪里来？好办。一九六六年起，全国大学生都留在学校“闹革命”，没有分配工作。后来到了“斗批改”阶段，大都陆续被赶到军垦农场劳动。部队用人，只要到各军垦农场调看档案，“按图索骥”，谁敢不从？于是，上千大学生浩浩荡荡云集山沟，先是挖土、卸货、建房，待到土建完成，就要分配到具体单位了。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我们的干部分配办法，大致就是解放区方式和苏联方式的结合。解放区方式其实也是从苏联搬来的。革命时代，革命党的工作就是革命。所以不用讲什么专业对口，更不要说什么个人志愿或个人爱好，挑三拣四就会被认为拈轻怕重或个人意见第一。有了这样的考语，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所以，“服从分配”是唯一选择。建国以后，专业性工作多了，大学毕业生又稀缺，所以分配工作，原则上还是要考虑专业对口，不过，毕业生没有自己选择的权利，一切“服从分配”还是同革命年代一样的。时兴的一句话，就是：“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后来学雷锋，又变成：“我是一颗螺丝钉，党把我拧在哪里，就在哪里闪闪发光。”

大概是一九五六年前后吧，看过一场话剧，剧本是苏联的（现在许多报刊都喜欢说“前苏联”，但谁是“后苏联”呢？既无后，怎有前？譬如刘邦建了汉朝，因为又有一个姓刘的所建朝代也称汉，所以才有以时间来区分的前后汉或以都城位置区分的西东汉。苏联解体之后，分为若干国家，没有一个还叫苏联，加一个“前”，似无必要）。剧名、剧情通忘了，只记得剧中一位老太太对大学生分配发了一通牢骚，说：真不明白，好好一对恋人，为什么女的分到乌克兰，男的非要分到堪察加？这句台词儿引起了全场大笑。因为中国的分配也大同小异。譬如，当年大学生是不准谈恋爱的。如果有人“恋”上了，而且“暴露”了，那么，在分配时遇上不讲人情的领导，作为惩罚，便一定将其拆散。如果遇到顾惜人情的，多半也会把两人一起分到艰苦的地方或别的学生不愿去的单位，以示虽有照顾，亦有惩戒。

不过，学校的分配只是第一道工序，到了报到的地方，还要作第二次分配。这第二次分配，遭遇就各不相同了。

一位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分到了一个小县城里，县里没有报纸，也没电台，往哪儿分呢？管分配的一问，说还学过摄影。于是大笔一挥，分到了县里的照相馆，算是专业对口。山沟里一下来了那么多大学生，虽说几乎都是出身名校，无奈要人时不管需要，拉到篮里都是菜，到了这里，许多人的专业能派什么用场，管分配的也实在难于搞清。于是分配也只能如中医说的“医者，意也”，来个以意忖之。

一位留洋的博士，虽说所学同合成纤维有关，但却不是工科，在实验室做研究自然得心应手，却分到车间当了技术员。车间里的活儿是进料岀料，同实验室全然不同，自然全无头绪，结果被工人嘲笑一通，说：连这都不懂，还博士呢！亏得这位博士脾气好，没把这些嘲弄当回事。但在那个时代，这却印证了“读书越多越蠢”的“真理”。“真理”就是这样炼成的。

分配中更为滑稽的事情还多：

学什么的？“物理。”专业？“磁学。”听者以为是“瓷学”。化工厂里学“瓷学”的往哪儿放呢？只有物资总库里坛坛罐罐多，不乏陶瓷制品，于是便到物资总库报到去了。岂知此磁学不是彼瓷学。总库没有办法，反正大学生都多认几个字儿，笔下来得，于是叫他去了宣传科。

另一位也是来自名校。学什么的？“内燃机车制造。”好吧，去运输大队。可怜运输大队虽有一截铁路，却只有一台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制造，到此何用？不要紧。大学生嘛，到宣传科去吧。

我到工厂变成“师傅”之后，不久也到了宣传部门，同各分厂的宣传科交道打得多了，才知道宣传科大学生多的奥妙。

这类分配，所在多有，大家都见怪不怪，习以为常。“行行出状元”嘛，干什么都是干革命。“革命”崇拜是上个世纪占统治地位的信仰。于是只要以“革命”为名义。一切不合理的事情都有了合理的解释，而且不容辩驳。多少青年的热情、理想、抱负、青春，也就这样消融在“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了。

“靠山进洞”

一九七一年，我正在的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和上海政法学院三所大学合办的五七干校劳动。干校地处奉贤，滨海，堤外一片荒地，近海是芦苇滩。干校就在这片荒地上。附近还有好几处“干校”，市直机关的也在那一带。“干校”虽有学校之名，其实只是把一些斗也斗过、批也批过、终于无法“定性”的人，或先前已经处理、又未发现新问题、但始终信不过的“另类”，放到那里，派一些工宣队员和“积极分子”监管起来，从事体力劳动，省得这些不顺眼的人妨碍了“革命派”闹革命。劳动之余要不断反省——即所谓“斗私批修”。被认为有问题的，还要接受批判，交代问题。因为“身份”如此，所以尽管各所干校相距不远，为防“反革命串联”之类莫须有的罪名，相互并不走动，就像是一种不是监狱的监狱，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制度创新。据说古代圣王治下，画上一个圈儿，叫有“罪错”的人站在里面，无人监管，那人也不敢走出圈儿去。“干校”之设，“群众专政”或许都可算是“圣王之治”之流亚吧。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监管”忽地松了下来。工宣队同积极分子都神秘地回市区开会，听传达。其他人尽管消息未通，经历了五六年的翻云覆雨，神经也都变得敏感，隐隐觉得有什么事情发生。果然，不久就传来关于林彪的“小道”。起先，还是传闻，像打隐语。说是北京一些外国记者，见林彪久不露面，便变着方儿打听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得到的回答令他们讶异，说是“嗝儿了”或“嗝儿屁了”，最完整的是“嗝儿屁着凉大海棠”。于是发出信息，说林彪因吃海棠着凉，打嗝儿、放屁，病倒了。真是天大笑话。上海人多不懂这些京片子，但在北京呆过六年，这些土话我懂。人死之际，据说往往上打嗝儿，下放屁，所以北京土语对不喜欢的人死了，就称“嗝儿了”或“嗝儿屁了”。

林彪真个死了？私下可以暗传，公开谁也不明说，闹不好定个传播“反革命谣言”，岂不呜呼哀哉！好在没过多久，温都尔汗的事情就正式传达了。又没过多久，我们这批在干校的又被召回学校，说是要“复课闹革命”了。这大约也是对人心的一种安抚。

前面我已经讲到离开复旦、一夜火车，立马改变成分，成了“工人老师傅”的经历，此处不赘。但离开学校来到工厂后，可资笑谈的事情也正自不少。

我去的这家工厂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两年之前，我的女友在军垦农场劳动结束后，原是要回到当初分配的上海冶金局报到的。没想到事到临头突然变卦，她的档案被军垦农场直接转到了总后勤部企业部的化工生产管理局，地处湘东北，在岳阳到汉口之间。她的哥哥和姐姐早已去了外地，如果她再离开，两位老人谁来照料？但在“革命”的年代，没有条件可讲，尤其是“老九”。于是，我们只好“突击结婚”，以便后来可以有个要求团聚的理由。

结婚证上印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婚后不过两周，也就只好按“舵手”的指引天各一方了。此后的两年，我忙于写交代、挨批判、下干校，总算等到林彪爆炸，审查结束，从干校返城，这才得到申请调离的机会。

总后化工生产管理局是一个新组建的部门，其实就是一家石油化工联合企业。目标是要为解放军换装，用化纤替代棉布。那时涤纶叫“的确良”，也有写作“的确凉”的。其实，的确“凉”穿着的确“热”，不透气，并不舒服。但它看着挺括，不像棉布皱皱巴巴，而且洗后易干。解放军穿上，可收外观焕然之效。

北京的燕山石化总厂，也是那时建的，起先叫“东方红”；总后的这家，也曾动议叫“太阳升”，都是时风使然，但因尚在土建阶段，未曾正式命名，所以一直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二三四八工程指挥部”。它包括三个部分：一处是一家炼油厂，在临湘县路口铺，靠近江边，现在叫长岭炼油厂；二处在临湘县云溪镇，是正在建设的石油化工总厂，包括涤纶、锦纶、环氧树脂、腈纶、人造橡胶以及水、电、机修、运输、物资总库、医院等十多个单位。北京轻工部所属合成纤维研究所也连人带设备整建制地搬到了山沟里。三处在湖北蒲圻，是纺织总厂，也建在山里。

我到云溪的时候，路口铺的炼油厂已经投产。但起先也曾有过一段可资笑谈的经历。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起，就开始了所谓“三线建设”。这主意是毛泽东的。毛泽东的许多主意常引史书或戏辞来表达。譬如，“三线”建设，便用了京剧《斩马谡》里的唱词：“叫你靠山近水扎大营”。

“三线”之兴，是为了备战，那时的估计好像大战在即，怕一下子把沿海的工业摊摊打烂了，所以要把一些工厂，尤其是军需工厂放到云贵川那些大山里头，以为钻了山沟就可保安全。其实，那还只是抗战时期的经验，对于后来武器发展趋势似所知不多。搞工业不能没有水，因此要“靠山近水”。为了“准备打仗”，毛泽东又有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这三句话，又是从明初一位叫朱升的老儒给朱元璋出的主意化出来的。朱升那三句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现代战争靠城墙是没什么用处的，所以改成了“深挖洞”。“缓称王”，虽要“缓”，但还是要“称王”，当然不能说，所以改成了“不称霸”。其实，那时我国的实力，想称王图霸也没这个谱儿。

一个“靠山近水”，一个“深挖洞”，就成了三线建设的“指导方针”。湘东北，不算“大三线”，可也算是“小三线”。炼油，少不了水，原油要靠油轮运输，自然要有停靠的码头，所以选址就在长江边。但，只是靠水不行，还要“靠山进洞”，这才全面贯彻了最高指示。所以，领导要把炼塔横过来塞进山洞里。路口铺一边临水，一边靠山，虽然并非高山大峒，但总是“山”。靠山近水，若再能使设备进洞，可称尽善尽美，完整地体现了毛泽东思想。

可惜，事与愿违。炼油工艺本来是成熟工艺，可要把竖立的炼塔横着塞进山洞，还要它炼出油来，即使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也依然失败接着失败。几经折腾后，只得放弃，仍旧让炼塔矗立在那里，很快就出油了。如果横置进洞成功，一定会大做文章说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可是，失败了，无话可说。所以，此后再不提“进洞”的事了。如果不是亲历其事的朋友笑谈此事，我这个后来者是不会知道的。

据说，云贵川那边的“大三线”，不少工厂是真修在山洞里的。工程之巨，叹为观止；但最后只得撤离，那些巨大的工程，现在不知何用！损失之巨，也叹为观止。凭着一时的“灵光显现”，不经科学论证便举国推行，这样的事情在那个时代何止一桩！徒耗时日的炼油塔“进洞”，不过是大呼隆中的小事一桩。今人大概无论如何也想不透那时的人怎么会如此疯狂！

“四边”方略

按说，在大学读书时，也没少下过工厂。上钢五厂、上海柴油机厂都去过，每次不少于半个月，但都是去参加劳动，打打小工。回来需要汇报的是学到了哪些工人阶级优秀品质，对工厂组织，生产设备，动力系统，工艺流程以及产品销售等等，全不在意。所以，尽管耗费了不少时日，工厂内情如何，依旧说不出个子午卯酉，只是一味按报刊上的调子大唱颂歌。

到了一九七二年，离开干校，来到湖南省临湘县云溪镇，成了一家部队化工厂的一员，情况就不同了。当初听到关于这家工厂的介绍，说是一家大型化工联合企业，完全现代化，坐火车上下班，闻之神往。不料到得那里，不过是山沟一片。一条大山沟进去，又分出许多小沟岔，各条沟岔编了号，里边要建一座厂。譬如，二号沟是○二厂，将来生产锦纶；三号沟是○三厂，将来生产涤纶；四号沟五号沟分别是晴纶厂和橡胶厂。此外，当然还有电厂、水厂、机修厂、物资总库、运输大队以及医院、研究所等等。

这样矮而浅的山沟，于战备其实全无意义，不要说精准的制导导弹，就是普通的轰炸机，那小山沟也无能遮拦，但因为是在人迹稀少的山沟里，远离城市，所以所有公用设施都要自建，连商店、电影队、文工团、中学、小学、托儿所都得自办。耗费之大，自不待言。我去之前的两三年，一直在搞基建，别说坐火车上下班，就是挖沟、填土、运水泥、运钢筋、埋管线，也都是人拉肩扛。

“革命”的年代，多产的是革命口号：“大雨当小雨，小雨当流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串一串，都表现着当年的豪情。若是遇到评选标兵模范，还要替他们编织豪言壮语。据先我来到的一位朋友说，当初他们为一位劳模“编写”“讲用稿”的时候，因为这位模范讷于言也不敏于辞，竟挤不出一句闪亮发光的语言。于是，几位“秀才”只能代劳。闭门造车，想了一整天，终于有人憋出一句“活一分钟就要绕红太阳转六十秒”——脑汁绞尽的秀才们不由大喜，于是，这句话就成了这位模范“讲用稿”的“核心语言”，广为流传。

云溪是个小站，火车一到，各种器材连夜抢运。为了埋管线又突击挖沟，挖好沟又突击回填。这样赶来赶去，看起来很快，但现场不及清理，许多建材、器材就这样被填在土下。百千年后，如果从这里发掘出大批工具、不锈钢管或成袋的水泥，一定会使考古学家搔首踟蹰，不知这些东西当初为什么要埋在地下。

待到我去的时候，厂房已经竖起，设备也大体安装就绪，可就是无法正常运转，为了打通生产流程，就没完没了地“攻关”。起初我并不明白一个新建的厂，为什么就会问题成堆？后来渐渐明白，那时正值“革命”，什么事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都要“敢想、敢说、敢干”，都要“打破常规”。前文说过炼油厂要把炼塔横过来塞进山洞里，即是“敢想敢说敢做”的一例。尽管失败了，仍旧“精神可嘉”，花点钱嘛，只当学费，不在话下。

在化工厂的建设中，也同样“豪气冲云霄”。为了争速度，抢时间，按时“让亲人解放军换装”，实行了“边设计、边施工、边安装、边投产”的“四边”方略。按照常规，生产工艺的设计，先要做小试，然后做放大实验，也叫中试，经过验证没有问题，才正式施工建设。所有工艺上的问题都应在前期解决，才不至造成浪费。但是这种科学的态度被当做“条条框框”，统统打破。结果，以涤纶厂为例，未经中试就直接建厂，弄得后患无穷。一九七二年我到这家工厂时，机器已经安装，但流程一直没有打通，不是这里堵，就是那里漏。日复一日的“攻关”弄得从厂领导到技术人员精疲力竭，失去信心。一车间是氧化车间，车间主任是学化工的。氧化塔老是堵塞成了整个流程的第一个瓶颈，车间主任的压力当然很大。我们两家住在隔壁，看他那筋疲力尽的样子着实同情。一个个新的“攻关”方案带来希望，又带来失望。当又一个方案拿来时，这位主任丧气地说：“不管你是什么方案，反正你要留一个口，堵了我可以捅。”无奈的回答，成了失去信心的典型——自动化的生产线要靠人工来捅堵，岂非笑话！但谁也不敢明说这是前期盲目求快，不尊重科学带来的后患。这后患直到“文革”结束，依然不曾解决，虽也曾几次“报喜”，几番“验收”，但都是骗骗上头，通一点蒸汽，便说流程打通；把研究院实验室里做出的一点涤纶丝扎上红绸，便称献礼。到了工厂，我才开始知道许多“伟大的业绩”是怎么“造出来”的。

那是全国大学解放军的时代，不曾料到就在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工厂里，弄虚作假竟一样通行，而所谓用“革命精神”打破的条条框框，恰恰是“科学精神”。想要多，反得其少；想要快，反得其慢；想要好，反得其坏；想要省，反得其费。从这里，我开始悟到了“大跃进”“总路线”失败的原因。“多快好省”何尝不好，但若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便定然要走向反面。及至大错铸就，又不思回到科学道路上来，反而误以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结果愈趋愈远，终至不可收拾。

幸好后来发现，“的确良”（或称“的确凉”）并不适于制作军装。一来它透气不好，夏天穿，闷气。更为要命的是化纤制品一遇火星便会粘在肉上灼伤皮肤，所以后来并不催逼投产。到了一九七五年，这家部队企业整体交给了地方，部队干部统统撤离。以后又花了无限气力，才变成了现在的巴陵石化总厂。多少技术人员一生的精力都耗费在如何让这家因“革命加拼命”弄到濒死的企业起死回生。

三处是纺织总厂，地处湖北蒲圻的山沟里。因为化工部分一直不能正常生产，依靠化工化纤原料的纺织厂自然无事可做。我曾去过那里，山下江边就是赤壁之战的古战场，据说江边沙滩还可以捡到折戟断箭。山上的厂房虽已建起，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这么闲置了一二十年。后来，我问起那里的情况，答曰：早已荒芜，只剩得断壁颓垣了。

荒唐的事还有许多：纺丝车间是一座七层厂房。原先设计图纸都有厕所。不知是哪一位领导在审查图纸时，大笔一挥，说车间里还修什么厕所？于是，在“革命化”的理由下，砍掉，把厕所建在了车间后面山坡上。纺丝车间大多是女工，上个厕所要从几层楼上跑下来，再跑到山坡上那个简易厕所，然后再跑下山坡，爬楼回到工岗。费工误事，遇到下雨，一路泥泞，更是苦不堪言。大家都在骂，可是谁也无法追究在“革命”旗号下的失误。

最早的一批职工宿舍，是在“学大庆”的口号下修建的。大庆的“干打垒”是学习的榜样。但大庆是在东北平原，多的是土，云溪山沟里却缺的是土。于是只好勉为其难，存其名而易其实，从山上采石建房。“石质干打垒”是建成了，石头之间用水泥灌接，结实美观，冬暖夏凉，但建造的成本比烧砖还贵。这才改弦更张，改用红砖砌房。那几栋“干打垒”成了“学大庆”的标本。

为了“学大庆”，还派出过赴大庆学习团。回来之后，台面上讲的当然都是“革命加拼命”“三老四严”“铁人精神”等“通用教材”，但私下里传的却是大庆的福利，七个还是八个“不要钱”以及那时被当做“修正主义”的奖金之类“物质刺激”。于是，上面高喊的口号是“工业学大庆”，下面私议的口号却是要求“全面学大庆”。那年头，聪明的企业领导都在口头上高喊“学大庆”，而背地里却暗用奖金、福利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一味精神“挂帅”的呆子，几乎没有成功的范例。宣传部门总喜欢夸耀所谓“精神原子弹”的威力，其实离开了看得见的“物质”利益，那些空对空的宣传全无实效。

这些笑谈在当时是不会也不能公然讲的，但却无法禁止人们的私议。我总奇怪，为什么明知假话却偏要大讲，而明知实情却偏要禁言。难道真有人以为重复假话就可以成为社会的直接现实？或许他们是太清楚社会的直接现实，因而企图用各种假话空话大话来涂饰？

人生际遇

人一生的际遇常常是意想不到的。初中毕业的时候，两部电影决定了我人生的第一次选择。一部是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一部是中国电影《祖国的花朵》，都是讲教师生活的。两部电影使我觉得教师这个职业非常崇高，何况我的父母也都是教师。所以，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保送北京师范学校。进校后进行“专业思想教育”，才知道还有什么“家有二斗粮，不当小孩王”一类看不起小学教师的俗语。

师范学校是“吃饭学校”，不收学杂费还管饭。无论民国时期还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许多家境艰难而刻苦求学的青年都选择师范，但毕业后，至少要去小学“服务三年”。可我毕业那年（一九五六），又碰上号召“向科学进军”，大学扩招，应届高中生不敷需要。于是，我被动员报考北京的两所师范院校——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学院（今之首都师范大学）。谁料那年患了结核，高考告吹，被分配到北京一所新建的中学教书，终因肺疾不愈，获准病休，回到上海家中。谁想几个月后竟得痊愈，又赶上一九五七年报考在即，请示校方获准后，便在上海以“同等学力”考入复旦大学。

这一连串的转折本已离奇，没想到大学毕业留校工作后，又碰上“文革”。在经历了不解、追随、挨批、被斗、关单间、下干校后，逃到了湖南山沟里一家工厂。东留一个脚印，西留一点痕迹，真应了苏东坡“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谁知这还不是终点。进了工厂，才知道这里人才济济。光是大学毕业生就有上千人，学什么的都有，听年轻朋友悄悄告诉我：“还有一位‘李鼎铭先生’”。那时都要读“老三篇”，“李鼎铭”就是“老三篇”里讲到的那位提过“精兵简政”建议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

厂里这位“李鼎铭”何许人也？一打听，原来大名鼎鼎，就是当年轰动全国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作者之一，新华社记者周原。

周原怎么会来到这山沟里的工厂？周原怎么会是“李鼎铭”？渐渐地我才知道了些究竟。原来人生故事比我曲折离奇的有的是，周原就是一位。

周原并不是他的本名。他姓乔，大名乔元庆。父亲一九三九年便到了延安，四二年牺牲于太行山反扫荡战斗中；祖父在家乡沦陷后不甘做亡国奴，自缢身亡；堂叔祖在沦陷后的北平从事抗日活动，被敌人枪杀。可谓满门忠烈！他自己十五岁参加八路军，十六岁加入共产党并担任区委书记，十七岁随中原人民解放军皮定均部突围，经历过血雨腥风的考验。新中国成立时，他已是十四级干部，差一级就进入了“高干”行列。

新华社的记者，有责任通过《内参》，向中央反映各地存在的各种真实情况。修建三门峡水库时，他看不惯省里大员和苏联专家那些铺张浪费的习气，便“参”了一本，谁知因此惹恼了河南省的大官老爷。当时不便发作，到了一九五七年，乘“反右”之机，就一定要将他“打”为“右派分子”，并发配劳动改造。于是，他丢了党籍，丢了工作，劳改四年，饥饿和高强度的劳动，差一点把命也搭上。

“大跃进”的失败，使发热的头脑稍稍清醒，现实的问题成堆，也使“阶级斗争”那根弦绷得不那么紧。一些冤假错案，得机开始清理。新华社在风头上大抵无力保护记者，可一旦有了机会，还是想尽力挽回。于是，周原又回到河南分社当记者，但依然是“摘帽右派”。“摘帽”，不是“平反”，“摘去”帽子，但“帽子依旧拿在群众手里”，其实，还不是拿在领导手里！什么时候看着不顺眼，就可以重新扣上。

回到记者岗位，周原又一下子扎到农村作了七个月调研。农村的凋敝，人民的苦难，他了解得十分清楚。焦裕禄这个典型，在新华社就是他最早发现的。当穆青（当时任新华社副社长）、冯健（当时任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到河南调研时，听了周原的介绍，拍板采写焦裕禄的事迹。长篇通讯的第一稿就是周原在继续调研的基础上写出，后由穆青、冯健最后改定的。

人生常常就是这样，如果你一朝“犯了事”，不管是真是假，是冤是直，便入了另类。哪怕从轻发落，也同样背着无法分辩的罪名。《焦裕禄》发表了，走红了，虽然周原名列作者，人家只说是穆青写的，同你周原何干！但到了“文革”，阶级斗争为纲，早已去世的焦裕禄，也被批为只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的反面“典型”。这时，一切罪过又都要周原承担了。周原被“革命群众”赶出了新华社河南分社——连同他的妻子，一位非常能干的记者。就这样，湖南这山沟里便多了一位“李鼎铭先生”。

这样的经历，算悲剧？可以，但更像一场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闹剧。在同周原的交往中，我受到一种感染：一个人在经历了种种不公的遭遇后，还能如此坦荡，如此热爱生活，依旧议论风发，生气勃勃，那需要多么坚强的心灵。我知道，以皮定均部悲壮的中原突围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覆灭》，就是他在那个处境、在那条山沟里完成的。

就在这时，他的命运又发生了转折。林彪事件发生后，一段时间里，开始批判极“左”思潮。新华社也就在这时让被“赶出”新华社的记者“归队”。周原夫妇也在“归队”之列。周原的命运又发生了一次转折。没想到的是，因为他的转折，使我的命运也发生了转折。

周原离开前，有一次，看似随意地问我：“你老呆在这山沟里干啥？”这话问得突兀，毫无准备的我便随口答道：“我不呆在这里能干啥。”于是周原问我是否愿意到新华社工作？那时我根本没有想过，回答说：“行吗？”几年的接触，他可能觉得我窝在这山沟里有点可惜，便说要回去推荐。他已经历了几次起落，背负的“罪名”尚未洗脱，却已经在为旁人着想，这使我十分感动，但也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只把它当做一位师友的好意，铭记罢了。

没想到一年之后，新华社湖南分社真的到这山沟里把我要去了。没有人告诉我是怎么会到这山沟里来调人的，只说因为这山沟沟里的部队工厂奉命交给地方管理，分社经当时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同意，到这里招人。又过了几年，我又从湖南分社调到总社《瞭望》周刊工作。一天，社长穆青到《瞭望》来，正好同我在楼梯口迎面相遇。我侧身避过，却被总编辑叫住，说，“过来见见穆青同志”（新华社在很长的时间里，对社长是不呼官职的。社里没大没小当面直呼“穆青同志”，背地则称“穆老头”或“老头儿”，现在这传统已经消失），并向穆青说了我的名字。我怕见领导，随口轻声说了句“他不认识我”。没想到这话被穆青听到，便说：“我怎么不认识他！你问问他是怎么到新华社来的？”这一下我才明白，周原回到新华社后，确实作了推荐，并且是直接向穆青推荐的。而穆青也确实要湖南分社作了考察。

人生的际遇往往就是这样在很多的“偶然”中不断改变。在这不断地改变中，你会认识许多人，懂得许多人，也通过对人的认识，加深对这社会的了解。这些，在官修的史书、堂皇的报告中是没有记载的。

不成片段的回忆

记者生涯，很辛苦，也很有趣，可以见识许多想象不出的事情，从中窥见世态。虽不成片段，却未必无趣。

常委会

初到新华社湖南分社，还处“文革”时期，就奉命跑“运动”情况。这对我来说，完全陌生。“文革”最初五年我在上海，因为没有卷入漩涡深处，所以于内情知之不多。到湖南三年，在山沟工厂，属部队领导，忙着打通生产流程，倒像桃花源中人，很少“运动”的干扰，对湖南的情况也全无所闻。及至到了长沙，才听说湖南“响当当”的“造反派”头头，一个叫唐忠富，一个叫胡勇，湖南“响当当”的“造反”组织叫“湘江风雷”。领导交代，分社老记者身处运动之中，难免会有一些成见。叫我去了解运动情况，是因为我同各派均无瓜葛，或许可以比较客观地观察问题。但我以为，因为对前因无所知，所以对当前的事件也很难追根溯源。

起先，我只跑省会长沙的情况，旁听市委常委会。经过“整党”，常委会也已是“三结合”了。也就是说，有“革命干部”代表，也有“造反组织”的代表。市委书记是当初支持“造反派”的；当初“造反”的头面人物，一个算工人代表，一个算农民代表。还有几位，听得出持另一种观点。那位代表“农民”的常委，怎么看怎么不像农民。开着开着会，就忽然蹲在沙发上或坐到沙发背上，指手画脚地嚷嚷。会上不同意见，一边说东，一边说西，会上各说各的，会后各干各的。那时，邓小平正在抓整顿，所以“造反派”气势不旺，很难左右局面，但参加了一年常委会，印象里，没有谈成一件大家都赞成的事情。后来，省委看着市委班子这样散不行，便重新调整了班子，从湘潭调来齐寿良同志任书记，还从衡阳调来两位副书记。本来以为经过整顿和班子调整，市委可以正正经经办些事情，不料又来了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整个又乱了套。“造反派”认为他们“受压”，大标语刷得满大街，要追“风源”。全国的“风源”在“邓”；省里的“风源”在省委书记张平化和省委；市里的“风源”自然就在“市委”了。本来在“市委”里已经有点“蔫”的“造反”代表，这时重又活跃起来，市委会又开成了吵架会。

有一次闹得太不像话，齐寿良忍无可忍，会议休息时，悄悄问我：“你说是继续和稀泥还是干脆崩了？”这让我很为难。新华社那时的纪律是只听不说，不介入，有情况通过总社向上反映。于是我只好问：“平化同志是什么意见？”他说：“平化的意见当然还是捏合。”我说，既然如此，当然还是按省委意见办。

其实，那个时候，不是“翻案不得人心”，而是“批邓不得人心”，刚刚稳定一点的局面又被搅乱，大家心里都窝着火。在一次旁听一位省委常委同一个“造反派”代表谈判时，便因为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言不合，双方都拍起了桌子，不欢而散。

省委不能正经开会，市委不能正经开会，就像一个人手不能抬，脚不能迈，一切都半死不活。

了解了这些，对后来一举抓捕“四人帮”，为何举国欢腾就不难理解了。当时，党心、民心，都不在他们那边，只是碍着“最高”，不敢言而敢怒罢了。

“宣传宝”

长沙人说一个人傻，叫做“宝”。譬如“宝仔”，就如北方人说“傻孩子”一般，带着疼爱；而“宝里宝气”，就是说这个人“傻里傻气”，带有些轻视，却又并不一定鄙夷。

“文革”后期住在长沙的，大多知道有个“宣传宝”。“宣传”在那时是褒义，譬如“工宣队”的全称就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而“军宣队”的全称就是“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当时浩浩荡荡开进机关、学校、文艺团体，是要“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而再早些的红卫兵大夺权、大串联，也是打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或“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小分队”旗号的。但怎么在长沙会出现一个被人调侃的“宣传宝”呢？原来这是一个没有组织的“单干户”。他通常穿一件旧军装，戴一顶旧军帽——这是当时十分时髦的“革命派”服装。手里拿着一个纸糊的喇叭形喊话筒，斜背着一个布书包。如果哪天“两报一刊”发表了“社论”或“最新指示”或“编辑部文章”，他就会出现在公交车上。上得车来，先是几段“最高指示”，然后就开始大段背诵或朗读当天报上文章的内容，乐此不疲。

你要说他精神不正常，他说的话、背诵或朗读的文章都是当时主流话语，而且内容只字不差。你要说他正常，不论时间，不分场合，不管到站人上人下，都自顾自不断背诵或朗读，又令人不解。等到文章读完，他就下车，等下一辆车来又上去重复上演这一出。售票员懒得叫他买票，人们也不好说他傻，因为他说的不是“最高指示”，就是社论、文章，说他傻，说他有病，都可能被人扣上“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帽子；但又觉得他有异于常人，精神并不正常，于是便赠送了一个“宣传宝”的绰号。

“宣传宝”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踪影消失。他到哪里去了？没问过。是他自己不愿再“宣传”，还是他的家人送他治病去了，不得而知。

过去只知道疯子在民间有“文疯子”和“武疯子”之别，武疯子往往有暴力倾向，令人害怕，“文疯子”则不会伤及他人；也知道人之所以会“疯”，总是受到某种意外的打击或剧烈的刺激，出现了精神错乱；但不知道一种持续不断的、长时间的、强迫性的政治氛围、政治口号或政治行动的刺激，也会令人精神错乱。这在精神医学中或许应当归类于“强迫性精神障碍”。我见过经过严厉的、反复的批斗后，被批斗者整日喃喃自语“我有罪，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也见过被大场面的批斗弄得失魂落魄，刹那间会头脑一片空白的青年；但像“宣传宝”这样症状的，只此一例。可惜，精神暴力对人的伤害，常常会被忽略，因而使精神暴力至今未曾断绝。

挖祖坟

“文革”，起先说是“文化大革命”，后来又说是“政治大革命”。不管怎么说，都说是要同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作最彻底的决裂。所以“文革”一开始就以“破四旧”为发端。但就是在“破四旧”的行动中，复活的却恰恰是那些最落后、最陈旧、最野蛮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这些还都冠以“破四旧革命行动”的桂冠。譬如：剃阴阳头、墨汁淋头、戴高帽、游街、罚跪、鞭笞、自辱，以及种种非刑，乃至任意杀戮，都是文明社会所不容的。又譬如：“三忠于”“四无限”、关政府、停学校、毁佛寺、封教堂、设“牛棚”、抄家、焚书、乃至公开抢掠，也都是法治社会所不容的。但那时，都在“革命”的名义下大行其道，无人追究，还大赞“革命的行动好得很”！

这些，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司空见惯，不以为奇了。但有一些事情还是令我唏嘘。那是在“文革”结束以后，去宁乡花明楼采访时听到的。韶山和花明楼分别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家乡。韶山属湘潭，花明楼属宁乡，离得并不远。“文革”前，毛泽东与刘少奇都是两处乡民的骄傲。毛泽东曾经回韶山，有“别梦依稀咒逝川”诗流传；刘少奇也回过花明楼，恰值“大跃进”失败后农村饿饭的时候，听说他掉了泪。但是，我不知道也想不到的是，在花明楼采访时，那里百姓告诉我，“文革”中，韶山有人扛着锄头、铁锨到花明楼，要挖刘少奇的祖坟，因为当地百姓无人肯为指认，最后无功而返。保护刘家祖坟，成了当地人引以为豪的谈资。

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又有人告诉我，说有人到河南滑县去挖赵紫阳的祖坟。说得有鼻子有眼，但我未经证实。不过，有了宁乡的经历，我对这样的事也并不觉得稀奇，只是悲哀于时间已经进到二十世纪，这样愚昧的事情竟然还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出现。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的文明似乎并没有多大的长进。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风水、求签、算命、卜卦，现在竟“晋级”为“科学”，而那些“大师”级的“科学”骗子，竟都是谈笑有高官，往来无布衣。有权有钱被称为“精英”的人，反而更好这口儿。一个莫名其妙的传言：说某领导因为去了山东海边的“天尽头”，所以后来的官运便到头了，于是一些大大小小官员就再不敢去“天尽头”了，连带着海南的“天涯海角”也不敢去了，生怕断送了自己的前程。这种事闻之令人喷饭，也令人伤感。

鲁迅有诗：“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八十年过去了，长进不大。这究竟是国人的坚守，还是国人的悲哀？

《找灵魂》补遗

邵燕祥 著

自序

这本小集是《找灵魂》一书的补遗。

《找灵魂》是广西师大出版社二○○四年五月出版的，有一个副题为“邵燕祥私人卷宗：一九四五—一九七六”，是我的人生实录之一。

我在编著《沉船》《人生败笔》等人生实录过程中，检点旧卷宗，有从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发表或未获发表的文学习作，其中思想、感情和文学审美的变化、得失，不无值得深思的余地。

我在二○○一年写的《历史现场与个人记忆》作为引言，说了《找灵魂》一书的缘起（现全文附录在本书后面）:

……我决心把那些卷宗里带着深刻时代烙印的旧作编成一本书。但它不是一份文学读物，而是一份知识分子改造史的个案。

说它不是一份文学读物，不仅因为有些虽属文学体裁，其实徒具形式而不具备文学的品格；而且因为这些作品主要是作为作者世界观（具体到政治思想和文学观点）的载体以供考察。

说它是一份知识分子改造史的个案，则因为它历时三十年，从怀着某种叛逆精神及自由主义、浪漫主义的幻想和激情投身革命始，中经自愿和强制的思想改造，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时，已经习于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难道不是体现了以毛泽东思想改造一个个体的胜利吗？

《找灵魂》在编辑体例上，一九四五年以前着重收入当时已经刊出的作品；一九四○年代至一九七○年代着重收入未曾刊发的作品。这些作品都可看出作者思想一步步纳入主流意识形态的轨迹。

《找灵魂》全书三百多页，近三十万字，篇幅已经够大。限于篇幅，在我手里和编审者手里，在集稿和审定时，抽去了部分篇目。现在有机会编一册“补遗”，如能对照《找灵魂》一书，会觉得这块“化石”更显完整，即使单看“补遗”本，也能感到一个小知识分子从少不更事到哀乐中年，伴随着思想改造的进程，经历的心路是十分曲折、复杂的。因知涉及人的精神世界的问题，是不可简单化地对待的。

面对本书的读者，我想把“找灵魂”再做一次解释。

人是有灵魂的么？

这是祥林嫂提出过的问题，也是唯物论哲学课回答过的问题。

如果不是毛泽东讲“政治是灵魂”，我相信在长达二三十年间，灵魂两个字就会从中国大陆上消失。

由于有了毛泽东这句话，在主流话语中有时还把灵魂用于修辞，比如骂某人“为资本主义招魂”，或是“被打倒的阶级阴魂附体”之类。

毛说政治观点是人的灵魂，当然指“正确”的政治观点，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观点。不具有这样的观点，自然就是失魂落魄的行尸走肉了。

诗人伊甸曾有一篇随笔，提到墨西哥土著旧有“等灵魂”之说。说有一群人替雇主运货，突然在中途停下来，怎么说也不迈步了。过了一两个小时，头领一声令下，才又动身。原来，按他们的说法，是他们走得太快，把灵魂走丢了；因此必须站住，等灵魂赶上来再走。

这种说法对我很有启发。不像我国从屈原赋以来就写过的“招魂”是施之于已死的人，也不像我国民间历来对一时神志不清的人“叫魂”那么阴阴惨惨；而视灵魂如旅伴如密友，如影随形，不可离开而竟会离开，暂时离开却还能“等”回，很亲切，虽虚而实，不那么虚无缥缈，不可捉摸。

准此，我设想早年从完全与政治无关到逐步走向革命，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用毛泽东“政治是灵魂”来衡量，该算找到灵魂了。那时批判所谓“非政治倾向”“脱离政治”的观点，说“你不找政治，政治也要找上你”。在反右派斗争中，这个“政治”不但找到我，还把我打倒了。我的所谓“政治生命”于焉结束。我真的成了背离“政治正确”的丢魂落魄之人。

从那以后，我集中全部生命力来努力“脱胎换骨”的改造过程，也可以说是按照毛泽东的指引，建立“正确的政治观点”——一句话，就是找灵魂的过程。

找来找去，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自以为亦步亦趋，步步紧跟，该是找到灵魂了。一声惊雷：中共中央的有关决议认定，从一九五七年往后，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他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观点和实践是不正确的。

那么，我的灵魂在哪里？

找都找不到，“等”能等来吗？

我也到所谓晚年了吧，这才发现：只有自由思想、自由意志，独立精神、独立人格，才是一个人的灵魂。

找灵魂的路，好艰难啊。我愿与一切找灵魂的“过客”们，一起相扶掖彳亍前行。

邵燕祥

二○一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一九四七年

长短句

坟墓

有人类

便有死亡，

有死亡

便有坟墓。

泥土覆盖着死尸，

死尸化作火。

取火者从地下来，

要提防

翻转来的坟窟，

是陷阱。

不然，新的勇敢，

依然走进坟墓。

火柴

取灯儿，我惋惜你，

我要向你学习。

燃烧了自己，

抛掉火星星，

遗嘱

还留下一把燎原野火。

呵，跳进

时代的炼狱，

火葬便是

火的赞礼。

干戈

像卜算一样的

大胆，

像赌博

一样的欺骗。

为回忆留下

多难的风景。

为死亡张罗着

亲吻的脸蛋。

畸形

许多许多的

畸形，

在蒙羞的土地上

相逢，

就结成一片

肮脏的浮肿。

赏赐

赏赐不等于

是希望。

空无的爝火，

闪烁于

欺骗的诺言。

望得见而

捉不着，

捉着一把，也

没得美丽处。

绳子

给上边的人们，

牢系交换的礼品。

给下头的人们

自尽。

帮助那些中间的

向上攀登。

有一天这绳子

忽然断折，

活着的在高高云上，

下头的都已死尽，

丰饶的土地上，

失掉了人民。

寂寞呵，土地，苦难的，

你这寡妇和母亲。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四日

以上刊于一九四八年一月四日《经世日报·文艺周刊》

岛屿

从前在海洋上生活，

双桨耕划着水波，

岛屿在浪涛间起落，

岛上又起落着爝火。

今天我在生活的海洋里航行，

却不知到何处停泊。

手杖

煣弯了坚直自然的

树木，

自己却不会走路。

听人携带，

听人的言语，

承受了无比的侮辱。

因为手杖，你

已先忘却了自己。

我可以抹煞尊重之心，

任意地将你摈弃。

生命

难道只是为了

穿丧服，

难道只是为了

排泄一缕炊烟

和一堆诅咒？——

便从痉挛中来

跳进灾难洗澡，

湿漉漉地

又坐上葬仪的破花轿？

而长久地服役，

种植悲哀的灌木，

弱灵魂支持了成熟，

那生命便和悲哀

嵌成了

一副子母扣？

鞋子

我是多么感谢你，

感谢你永远

不会委靡。

踏遍明朗而

蓝的天空，

踏遍茸茸的草地。

踏遍山路的崎岖，

伴着我的褴褛。

你可真是铁鞋了，

伴着我的

停的寻觅。

忘记

倘然为了解脱，

我们不妨

相忘却。

让时间泯灭了恩仇，

忘怀

分离了我和你。

悲哀的蛰居，

我们无能忍耐。

为自己铺满了疑冢，

于是又安然地杀戮。

没一篇历史

没战争这个字，

终于还是各分手，

相互地忘记。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四日

以上刊于一九四八年二月一日《经世日报·文艺周刊》

星光

夜的小铃铛，

开一满天，

还在脚步声中，

微微地响。

夜的小星辰，

开一满天，

在月黑晚上，

把方向

呈献夜行人。

踏在夜的尾巴上，

行人疲倦又朦胧。

星辰飞也似

凝在一起，

赶赴那闪耀的

金红色的

黎明！

光亮开始耀眼睛，

光亮的声音

踏在心坎上，

光在森林里

一齐呼啸，

光在平原是

一阵疾风，

光在河流里

迅速地

游泳；

因为光是

乱坠的星星！

喷泉

不停地飞着

水的银花，

这是一匹

平地的飞瀑。

仿佛是个

伟大的英雄，

被饥渴的泥土

等待，并且拥护。

白的泡沫

闪烁于阳光，

一匹银泉

夸耀着金黄。

在黑夜，在五更天，

白的下午，或

沐着四月的阳光

永远有这样的

喷泉，

永远有这样的

图案。

蜜蜂

说媒的蜜蜂儿

来了，

在这闹嚷嚷的

春天。

蜜蜂儿有了食粮

花朵儿有了

亲眷，在这

闹嚷嚷的春天。

风尘

我曾有这样的憧憬：

愿使

春天的沙尘

迷了眼。

后来当我在

酿风的白日下

奔走，却

紧紧闭上了眼，

只让瞳孔

望着前面。

但是我老了，

这就叫做——

老于风尘。

远了，少年！

鸩酒

每一个生命有一个灵魂，

每一个灵魂有一只杯，

每一只杯里满斟着记忆，

记忆是如此寂寞而

褴褛。

我们对不住地球，这

贫穷哀愁的记事珠子，

因为太多人抢夺

饮了这杯鸩酒

并且太多人

生来是为安排

死！

唉唉，从来如此。

树木

人，为什么

携带这么些条件？

不像树的

生长的喜欢。

只要魔术的阳光

一个允诺

绿的繁花，红的叶，

一齐在黄金中闪烁。

树木呵，容易

茁壮的结实，

一个夏天的阳光和雨水，

你也作了父亲。

人却要承当旧年苦难（那还算是幸福！）

和五千年悲哀的账目

用死亡来

偿还。

浪花

浪溅着海的秘密，

年轻的海水练习沉默。

而沉默乃死在天堂上了，

海水的胸膛

又有浪花迸落于

蓝波。

爆炸

爆炸的喧哗

接着是

死亡的寂寞，

我不爱听爆炸的声音，

谁来贩卖，

我便将它击破。

以上刊于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经世日报·文艺周刊》

窗花

抗日战争中，由于炮火与死亡的角逐，泛滥，许多曾经繁华的地方荒芜了，然而也正因此，在苦难里结合的都去开垦另个地方，荒芜于是也产生繁华。就像年纪老的拖了白胡子衰亡，少壮的渐渐长成。少壮人生活工作在逐渐繁华的土地上，使那地方更为繁荣。

四○年晚秋，我怀着少年的心情，从一个沦陷的小镇启程往边域去，开始了我五千里的长征。猎猎北风，并不能使我畏缩，我反而在风霜凛凛中，越过太行山日军封锁线上巡逻兵的眼睛，行在幽深的峡谷，同伴只有一个栾同志，两人都把脚走出了茧，终于更冒险跨过结冰的黄河，几于丧命。从患难里钻出，便到了美丽的黄土地带。时候已是冬天，但这里的冬天是暖和的。

真难述说那时的感激心境。当我们走进一个村庄，其时冻得寒噤都麻木了，却有个带一脸慈祥与温情的老大娘，为我们拿两双毡靴来，我们那时还穿着草鞋。脚，早就紫红二色了。穿上毡靴一股温暖穿心，我们真的至于涕零了。

“来吧，小伙子，穿上这双鞋就暖和多了不是？……行路难呀！”老大娘还告诉我们这两双鞋都是他大儿子的，他的大儿子在风陵渡打游击，月前还捎了信来，说过年时能回来一趟。他二儿子在邯郸，可远了。老大娘和两个女儿住在这里搞“生产”，三人一天可以纺出五斤既匀洁又紧细的棉纱，这样娘儿三个便在嗡—扎—扎—嗡土蜂叫似的愉快的声音里过着和平舒适的日子。

“我一点惦记也没有，二小子在河北省跟女同志结了自由婚，都养活个小娃子了。大小子那方风声紧过一阵，鬼子兵叫他们干了千数多，这会儿也平安无事。成天个我就是和两个闺女纺纺棉纱，后方搞生产，前方才能打胜仗，你说是不是？同志！”她也不再管我们叫小伙子而叫同志了。

我们进了她家，就见平平当当放着三架纺车，这时有两个女孩子也都喜气洋洋地从纺车前站起来，我看她们都穿着崭新的红毛线衣，手里还握着纺锤，洁白的线缕——增产运动看情形很进步了。

她们屋里几乎贴满了窗花，窗格上，墙壁上，还有那两个女孩子自学的新字谱书皮上。

“我们灵凤巧凤可是能干儿咧！”老大娘很有骄傲的神气：“手可是比我灵巧，说画，说剪，不到抽袋烟大工夫，就成一张啦，”那两个女孩子，叫作灵凤和巧凤的听了都很高兴地笑着。

“来，妹妹，剪两张送给客人当礼物”，灵凤和妹妹一边说，一边便放下纺锤，过来找花纸。

“得了，不叫客人，我们是同志！”栾同志说。

巧凤从粗三连的小抽屉里翻出一叠图样，接口道：“好，同志，你要什么的？春牛耙地？上公粮？大生产？小娃上学？王三捡粪？……”

我这时才注意到她们的图样分外新，不是经常看见的那些兔、鸟、公鸡之类。有的画着很高很高的青苗，有的画着游击队员红缨枪，有的画着“家畜多”。

“啊呀，都是新样子。”我不禁高兴地叫。

灵凤巧凤不搭言，互看一眼，抿了嘴笑，我才知道这都是姐俩手笔。

“我要一张拥军爱国，垦春泥……”栾同志也高兴地说。

“给我剪一张好过冬吧，这一张太别致了。”

灵凤巧凤连连应着，我们便不言语，看她们敏捷地将金银花纸印在图纸上，轻轻用针串几下，便点起灯来熏，不大工夫，我见花样渐渐侵透过来了。煨着微微熏黑的痕迹。

“好了，得了！”几个人都簇拥来看。

鸡鸣的声音，犬吠的声音，山歌的声音，河流，泥土的色相，都从这土风的窗花上跑出来。我和栾同志心也笑开花，口也笑开花，小心翼翼地收起那栩然欲活跃然欲动的花纸，把随身带的一本小版画送给了灵巧姐俩。那都是从前苦心剪贴的结果，现在也都觉得不值得什么了。

老大娘炊了小米饭。吃过饭，日头偏西，我们又要起身了，老太婆格外关心地告诉我们说：“前面胡家寨子，有个叫安光的变工队队长，是我们灵凤的女婿。”说时灵凤的脸羞赧地扭了一扭。

“姐们儿同志，纺线吧，我们耽误了你们生产工作。”

“老妈妈，过年我们来问好。祝祷您身子硬朗。”

“说啥哩，同志都是一家人，客气啥。”

我们走出来，冬天的晌午，风小一些，可是村落里的纺车声都隐约地散在发毛的白色的日光里，我们揣想着这个地方将来的繁华，都仗着纺车和犁耙，我又想起“纤纤擢素手，扎扎弄机杼”的诗。

傍晚时分，我们走进另一个村庄，就是叫作胡家寨子的，似乎比走过的那村子还要繁华些，土窑前有小娃子在玩，门前堆着一些什物，和晾干的菜蔬等等，红裤绿腰的小辣椒像童话中小儿的鞋子似地，被扎作一束束挂着，日头仿佛捱地很近，就要在村外落下去。有一点晚霞在天边。

我们也走过不少的村子，都被热诚地招待着，但从来没有今天这样被高度欢迎。也许看我是一个小孩子还带着城市模样被领进来的缘故吧，农民都热情地向我们看着。“问所从来，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我们便好像这样子。

有个圆脸盘的少妇正在揭锅，顺手把馍馍递过来两个，饥肠辘辘的我和栾同志，都立刻香甜地咽下去。

我们被一个老汉引到他家里去，吃过晚饭，休息了一会，点上菜子油灯，感慨地说：“从前哪里有灯点？哪里吃得上小米子饭？澄黄的！”我从他鬓边忧患的年纹看出旧社会的鬼魅生活。

渐渐地，各家都吃过饭，就一个个跑到老汉家里来说话。我才知道老汉姓陈，村长陈立元是他的侄子。他跟前没有儿子，也没有亲人，只因为他的人缘好，四邻八方都照应他，他的侄子陈立元今年才二十六岁，好小伙子，去年被选上当村长了，整天在外边奔波，天黑还没回来。

这时一个外来户扯扯我的衣裳，很行家地说：“这是东洋货呀！”

“我们这里都穿土布，”陈老汉说：“自己个儿织的，又暖又舒适！这两年生产也进步，婆姨们，女娃子，都得闲就纺线，有时候也纺毛线，不远还有两个毛线工厂。——就是我，得闲也纺些。”果然，在他屋角也静静地躺着一架手摇纺车。

他瞥一眼外面夜的天空，星子眨着眼，忽然担心地说：“立元还没回来么？上城也该回来了。”

“老汉，他没有上城哩，他夥了寿丰他们上山去打狼……”

我，老汉，栾同志全愕然。这时外面有脚步声。接着一个很结实的青年走进来，身后跟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背有两只猎枪也匆匆闯进来。

“说着说着就来了！”

年青的村长首先看到我和栾同志，便过来执手，我看见他脸上还在冒汗珠。他抄炕沿坐下。我等不及，便朝他问道：“你们是上山打狼去了么？”

村长扑哧地笑了。那叫寿丰的壮汉抢着说：“是咧，就是晌午些有个老奶奶，住在山底下的，找立元来告状。告的是狼，说她家养了一窝猪，昨天个后半夜，山上狼来把她家猪给吃了，还把猪娃抱了去。她说，民主政府保护百姓，要不然，狼来了把她的小孙子抱去怎么好？立元抓头皮，想不出计策，我就跟他上山去打狼……”

“狼呢，打死了吗？”

“等等，别忙呀！”村长揩揩汗说：“打死了还不抬回来？”大家的脸色都变了。

“我说你们是不是荒唐，”陈老汉说，“高山大林的，狼上哪去找？没伤了人还不是好的？年青人太莽撞……”

村长沉静地笑着：“不是的。狼窠都找着了，沿着山道有猪血。狼窠就在山坳一个洞里。我和寿丰一步步爬到前头去，呵呀，三只，小狼崽子正像狗似的睡觉，我就跟寿丰把窠堵住，活活打死，就把那半死不带气的狼崽子倒提尾巴找老奶奶交账。可是，把狼崽子放在村里，老狼是会找来的，狼，有灵性，要是找到她家，不是要她的命？我就跟寿丰又把狼崽子送回去，天就耗到这早晚……”

大家都很轻松地呼一口气。

“原本我打算就同寿丰守在那里，等老狼，可是天晚了，山风是一阵紧一阵，肚子又饿，只好明天再去。——谁敢跟着我去打狼？”村长脸上英雄地笑着，又看着我：“小同志，你敢不敢去？”

我兴奋地望着一屋里的眼睛：“我去！敢去！”

“咱也去。”“这有啥子不敢！”“去，打去”，“陈老汉，去不去？”

“我么？”陈老汉捧着胡子，沉吟一会：“去，我也去，观阵去。想当初我也会使枪打鸟，打野兔，今儿个，去！”

“可是，要是惊动了狼呢？大家伙都得带上家伙，有枪拿枪，有棍拿棍，明儿个清早在我这里集合好吧？”

于是人渐渐散去，回家准备。屋里只剩了我，村长，陈老汉与栾同志。

我们默契地坐着。并不寂寞的菜子油灯跳着焰。外面月光同灯亮夹映着窗花，那背了猎枪的窗花上的人几乎要走下来了。我记得在家乡乡下曾经猎过鹰，憧憬过“大叔于田”的火猎。猎人生活，我也仿佛经历过了，至于重阳节打迎霜兔，再在山下赌输吃酒，用鹿舌酱拌生兔肝的旷荡梦，那是前一代的升平景象了。然而这时却一同活在我心中，跳动着，幻化着，“猎人日记”也在心中翻动起来。——明天，要到山上打狼祭枪了。

村长看我们沉湎于深思，便打破寂寞说：“同志，你是上××么？××，三年前我上那里受过训，你如果见到×××，他会知道我的。”

“你们这里，是什么时候繁华起来的？”栾同志问道。

“哎，那可难说。”陈老汉接口道，“自跟鬼子开战以后，上这里来的就多了，繁华起来，是在那时候。要说从旧社会成了新社会，可早了，约摸也有八九年，那年打春的时候，土地翻了身，我们也翻了身。可是那当儿还荒得很，直到这两年，前边军队打得好；后方百姓爱政府，搞生产，打鬼子，这才繁华起来。”

“翻身以前是怎么样的？”

“唉，这儿闹荒旱的时候，那罪就没法说了，我的老伴，两个孩子就是那时候活活饿死的。立元他爹，唉，那是让人打死的，立元原本有个妹妹，就卖出去了，我带着立元跑出来……立元，你也都还记得吧。”

“哦，那不用说了，尝过的人都记着。可是，迩刻咱们都翻身了。”村长的神色又从悲哀回转到喜悦，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同志，你的苦难受得少呵，你过的都是好日子。明年春天，你来看，看这里的田地，黄黄绿绿更好看得多哩！”烧炕的灶火劈劈剥剥，火舌把我们脸照亮。

栾同志这时有些疲倦，我又何尝不疲倦呢，只是兴奋在燃烧着疲倦，于是只觉得兴奋了。

早晨醒来，冬天早晨山鸟在敲碎石子一样清脆地叫着，走出门去，拦路都是红艳艳的太阳。这时只觉我属于天地，天地属于我。

风很寒冷，村长同志为我戴上了皮帽子。喝了几碗糜粥，不一会，提了棍和枪的人都英武地集拢来，像是倒提哨棒的打虎武松似的。老汉要看家没走去。精神的小孩子也都要去，但被妈妈们叫住了，妈妈们也都含了笑高声地叫道：“来，回头看活狼！可不要死的。”

穿过田垄，月亮还在西边浮着要跌下去了。太阳照着冻天冻地，山上也枯索得可怜。但我们一来就热闹了，于是村长同志警告我们噤响。我们这时都手牵手，亲热地走着。我感觉到这就叫作同志爱。这样的同志爱最坚固。只要一小时的互相的认识，便抵得十年患难交了。

栾同志这时笑笑和我说：“我真傻，真的。我只知道狼会在冬天出来。现在是春天了，我便把一筐豆子，交给小毛。小毛是最听话的……”

大家蓦地都畅笑了。原来这里的年青人差不多都认识字，而且读过鲁迅的《祝福》。

村长同志这时又在警戒我们：“小心一些，这只狼现在是我们胡家寨子里唯一的反动势力！”

“对的，三害只剩一害了，不要轻轻放过这一只革命对象！”

“可要活的！”我这样提醒说。

大家沉静了一些，寿丰插嘴：“不知道老狼看见它的崽子死掉，要怎么样对付！”

我们为这担忧而更沉静了，就离狼窠不远，村长说：“到了！”

忽地，一只狼反从我们的身后扑来。两条脚站立着，向寿丰抓去，原来是从路边一个石隙里钻出来的。

“拍！”一颗枪子从寿丰的枪孔里迸出。只打中狼的后脚，狼一怔忡，蹒跚地仍旧向前扑。栾同志手里扼着原意打算开开玩笑的菜刀，忽然得到机会，向狼的前脚砍去。

“哧！”血流了出来，于是狼仆倒在地上，嚎着。而我们轰然而笑。

“用刀，挖出他肚里的猪娃！”

“可惜，又不是活的了。……呵，还有活气！”

狼还没死，我们却用绳将它捆起来。绳是方才找得的，最初大家忘记了携带。

我和栾同志到狼躲藏的石隙边去查看，只是一块浮掩的石头。石后土蓬松着，浅浅地埋着三只血淋漓的狼崽。我们再由村长同志领着到狼窠时，已经一干二净，了无痕迹了。

“这只狼，倒是个很好的窗花样子哩！狼，要是穿上中山服抱人家的猪娃，谁还敢不给哇？”我说。

“对对，那就又得求安光了！”

那被称作安光的，有点腼腆地红了脸。我知道他叫安光，遂加意一看。旁边的村长同志也打趣他，向我解释道：“你不知道，安光是胡家寨子的艺术家。他的没过门的媳妇灵凤又是黄土营的艺术家哩！”他这样一说，我才知道方才我们经过的那村落叫黄土营。我说：“我知道！”说着便拿出身上带着的窗花，一下便被安光认出来了，我便说了经过黄土营在灵凤娘家歇脚的事。

“那么安光同志，请你也把画狼的图样剪个窗花送给我们吧。”

安光毫不忸怩地说：“好吧，同志。”

于是我们抬了狼回去，狼崽子的尸首就抛在山中了。

出了山，路上有一辆卡车陷进个松软的土坑，约摸有五六尺深。开车的正在着急。村长见了便首先迎上去，我们也哗啦啦跟着，人多手快。不多时竟将卡车拖出来了。

村长同志问道：“你这车是开到哪达的？”

“××，”司机笑着说。

“呵呵，那么，你可以顺便带两个同志么？”村长指着我和栾同志。

司机打量了我们一番，便笑着说：“可以可以。”

我还向他说：“谢谢你，劳你驾，可是请你等一等。我们就来。”于是我和栾同志跟了安光到他家去，只有一刻钟工夫，便完成了艺术品——狼的四幅造像。

“祝你们工作顺利！明年春天我们还能见面！”

“好，陈老汉，村长，寿丰同志，诸位同志：祝你们好，也祝安光同志艺术结婚！”

哗的一声大家全笑了，司机也笑着，一手揆着嘟嘟的喇叭，向我和栾同志说：“打狼同志！”

一九四七十月十七日

刊于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平明日报·星期艺文》

一九四八年

葭水之恋（节选）

春天，你以为是快乐的季节么？诚然，昆虫开始绿在绿色植物上了，蠕动着，飞翔着。苇叶河两岸上的苇叶抽了嫩芽，河身也确如一条细细的苇叶，弯弯曲曲地打折，最后把叶子尖伸向遥远的蓝天与绿野边缘的接壤处。

我于是踏着河边软软的草，断续砧声从芦苇丛中传出，我的感情的细丝被捣断了。我屏息伫立，我听着，这也是种傻事情，自己的漠然悲哀没有把心叶啮碎，还要从别处讨寻了悲哀的分量来加上。我毫无怜悯地折磨着自己。哦，该是童养媳受了气，把眼泪一颗颗滴落在石砧上了。我，我又不是童养媳……

说这河美丽吧，水却不见得清澈，有脏衣裳溅起的浮沤，有上游里漂下来的和花鸭爪上带来的秽物；河水消化了他们，但并未呈现出完全坦白洁净的心。

我这时从寂寞里钻出头来，才开始作个可怜的摸索。我一个人沿着河边走上去。许多新奇的事物一下奔入我贫乏的眼睛，从未见过的鸟儿鸣着，从未见过的植物绰有余裕地茁生着，水涓涓地不停地奔流，也像是对我迟缓脚步的比赛。沿着河走，河水就是最好的同伴，不停地告诉我新的事情。——在我，新得出奇呀。我看见太多的人来来往往在悲欢里旋转，我被启示除了我平静地、可怜地度着苍白的生活，并以寂寞装点着梦以外，许多人在忙着生，忙着死，那么活跃，那么朝气，那么有韧性。

我一向只见过砖和瓦的房屋，这回我却惊奇地发见了土墙，草顶子，和有如犬牙一般不整齐的东西。我开始想，许多人奔走时，而我没有奔走，许多人挣扎时，而我没有挣扎，我是多么自私，多么罪过呀。于是，我像长了翅膀一样欣跃地高喊起来，让跳动的音标安插在包着无限声音的河流上。

再上去，回头来路已远了。这儿原来是个渡头，以前我从未知道苇叶河里会走趸船的，我以为苇叶河只是像我所见到过的那样窄窄一湾浅水，浮在两岸浅草的原野上。或者桥梁也只是如我所见过的像裤裆一样的窄小，呵，今天，世界大了，葭水也大起来了。我像一个完全陌生的，没有来过这世界上的人，扶一把船，立刻手上扎了两支粗刺，手上流出血来。

但我只出神地倾听撑船水手的牢骚，和行商们粗野的争辩，讨价，还价，谩骂，拉手，成交……

我的心跳着，腿有点颤，是迎接一件新的知识呵，好像儿童第一次听见父母吵嘴时所有的畏怯一样，新奇刺激着我。我回归到孩提时候，只会用眼睛痴痴地瞅，用耳朵痴痴地听的光景了。

水哪！你教给我这些新事情，从前是流动的孤独和寂寞，如今是鼓舞的声音和力量。从前，我自以为对水和其他事情知道得太多太多，然而今天却是这样可悲哀的穷乏。

那总该因为，我的灵魂有一堵高高的墙，在我五岁以前，甚至于连日光的认识都还不充分。我只当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在自己的高高的墙里，连飞着的鸟儿都是飞向它自家的高墙中去的。我只是坐在阴凉的台阶上，让无力的草坐在我身边，而孩子的孤独寂寞的梦是凉到心坎的。我在沁凉的感觉下也许会睡了起来，像草花一样在微风中战栗。

尤其缺少的是泥土的知识，以及与泥土息息相关的二十四节气，什么雨水啦，清明啦，小满啦，霜降，白露啦，它们最初给我的只是孱弱的联想，而不是诚朴农民心上记忆的那些开犁，撒种，灌溉和收获的经验。虽然我也知道不少关于泥土的神话，譬如农民最早的祖先是生在一个巨大脚印的拇趾上的，以及土之子们为了感恩才在泥土与粮食的祭坛前虔心地捧着五色土跪倒，甚至有痴心的皇帝也这样做过，我饥渴的灵魂追求的只是一些亲切而又辽远的梦，我把它们安排到我的诗歌里，同时却又作了文字的奴隶。我惭愧我竟没有想过是谁们的汗珠结为粮食，而粮食在哪些人身上只落得辛苦的血，汗，一同又还给泥土。今天，不然，一时有许多张悲哀的脸，瘦瘠的手脚，干枯的胸背，晃在我眼前，仿佛在控诉。我的心微微地颤抖：“你们工作于田地之上，土地与农具却不是你们的！”

我捧着流血的手，猛烈跳动的心，走回去，日头已落在水里，有些船上张起黄晕的灯光。黄昏了，这是我第一次发现春天，春天正在轻飘飘地飞扬着，也正在沉甸甸地坠落着，新风暖洋洋地在我心上宛如槐树虫似的去、去、去地爬。你该知道我从来也没有嗅到这晚风在夕阳中送来如许的泥水的芳香呵。

这是我从许多寂寞的夏天里跨出来的第一步，那些寂寞的春天原像玉连环一样重重挽着手的，原像冬眠一样沉重的套在我的心环上的。从此我望着黄昏时分花溜儿花溜儿流动的河心，那摇摆着瘦弱身体的芦苇，迎着我灵魂的窗子扑来的，不复是感伤，而是舒坦的安谧了。然而我没有沉醉——从那时我就永远不再有沉醉了——因为心里想着许多事情，以至一颗心上上下下地在水面沉浮摇荡。

柳条在河风里揭橥它那鹅黄的头发了。河边树木的姿态也都像河水一样不同，有俯有仰，有倾有斜，有肥有瘦，各依各心任意地练习体操，垂绿的鞭子遥指着空翠欲滴的天边，那儿已有布谷鸟在飞翔鸣叫。烟锁渡头鸭绿，柳树的烟绿成了堆，像一堆蓬松的头发，直要飞上天空去，这里不太常见什么奇花异卉，和娇生惯养的植物，有的只是阡边野花，很放肆地闪笑在田塍上。草是在春风中苏醒了。

柳絮迷了眼，迷了心，我抛却苍白的沉默，活泼地享受着第一度真正属于我的美好春光。照眼的山踯躅在我的梦魇般的生活里红起一个长长的四月直到端阳。

四月，有莺语间关，有燕身赌胜。我的快乐仍是一个久经寂寞孩子的快乐，自私地珍惜着，不愿分给别人……

因为活泼起来些，接受着初夏风光所启示的欣欣向荣之感，就多多少少遗忘了寂寞。但我和其余的人，像那些农民们，仍旧距离得很远，那时我已快活得飘在天上了。

夏天终于来了，我常在早上到河边去乘凉，从前露水珠滴在我的心上是苦的，现在却已有些微甜的绿意。我的易于伤风的身体强健多了，细弱的皮肤也粗了许多，这都是一种难得的至上的快乐。到芦荻相对悲白发而深长的叹息时，苇叶河——葭水又开始呜咽，秋天渐老了。有时在夜里，月色淡，霜华却浓。月光下，芦荻萧萧，一片雪似的穗子交相垂拂，好像在唏嘘。

葭水结冰时，我常不在家，到外祖母家去度残腊，火炕，炭盆，把我和表哥弟表姐妹们从生疏烧到熟稔，在一团笑语中，寂寞再来造访时，该成为一种好玩的排遣了，我渐渐懂得怎样珍惜我的岁华，不是吝啬，只不想再无聊地打发了。

在我离家的几个年头里，从一串跃动的春天，我强壮起来，我的快乐不再藏起来燃烧自己，如其快乐是鼓舞的火种的话，我把它分给了所有需要它的……

遐想，回忆，眷恋，就又到了当年的渡头。隔不远的万人坑上，连草芽都没有，人尸的血，肉，骨，一并喂了冬天时猖獗的狼仔了吧。记得从前这儿曾有一片小客店，现在却也是连瓦砾劫灰都荡然无存了。

渡头早已寥落，只剩一湾浅水，比当年的我还寂寞地飘着蒙蒙几缕荒烟，完全没有半丝儿繁华迹象，我的心窒塞着，凝结着走回去，还总难免有些怀旧者的幽情。

当月亮爬上了夜的阑干时，我颓丧而失望地在归路上彳亍，这完全不是我的故乡，我的故乡绝不是如此的，我的关情被锁在心底，埋在难言的情绪中。我明知道这种无味的余情，也许是更不必要而有害的，但要把它驱除干净，却也自知是件不大容易的事了。

（一九四八年四月第三夜改录）

刊于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八日《华北日报·文学》

太平愿

羊肚坑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季节的，三百六十天熬不到头的苦难，甚至于连年关都没有，永远是天寒地冻，也很少晴天，莽原上的回风夹了黄沙，在坚硬而寒冷有时还穿上一层冰甲的土地上，疯狂地打旋。

唯一可以略寻季节迹象的是一片榆树，到春天就都抽出绿叶，三、四月便撒下榆钱了，但如今已被剥得赤条条的露出惨白的树心，各自奄奄地默立着。榆皮粉甚至也磨光了，小苓子已几乎忘记了饼的样子，汤，汤，一天三顿是珍贵的野菜汤，却已不再陌生了。是不是野菜也有吃不上的时候哇？小苓子不知道，他提着荆篮寻觅着，就像钢硬钢硬的白地上会埋着几瓮金子似的。

小苓子知道，大约是冬季天了，毛草不生的地，从底冷起，直钻他的心。并且不远便有丈来长的裂纹，冷气似乎便从地缝里冒出来，向下看，填着这洞黑的罅隙的，也只有冷气。

抬起头往南看，一带榆树林光秃秃的，细小的枝子都被砍去作柴火，每棵树独剩一枝短短的粗干，托着几个大枝，像断手断脚的伤兵一样的。伤兵，小苓子看见过。现在这一队榆树也真的像伤兵似的沮丧，沉默，还有些悲哀的模样。静静地不作一声，疾风扫过的时候，也摇都不摇，全然哑了，兀立看着羊肚坑的荒凉，饿馑，贫穷，和闹兵以来半年间的杀戮，掠夺，奸淫所演的种种沧桑。榆树们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连眼泪似的落叶也不剩一枚。它们是和羊肚坑的百姓一样穷光了！穷得没有衣裳。

一阵风从低空驰过，携带着黄沙，沙沙作响，好像说：呵，这一片废墟呵。

榆树林的这边是火车道，枕木也早被抱来当柴烧光了。车轨旁边的轱辘桩被沙土埋起来。深深地埋起来。远方的天空是那么庄严，庄严得显着残忍。东方，西方，莫不这样。北方的天，涂着黑灰的颜色。小苓子记得，夏天军队在这里推磨的时候，天一煞黑，枪子儿便紧起来，密起来，带着尖号擦过房顶，往北看时，地平线上会正打着露水闪。那时候，他躲在屋里，不敢出来，出来时，已是埋在自家房屋的砖头瓦块，土片木屑里了。整个羊肚坑仿佛死掉，从土堆里爬出来，抹抹惊吓的泪和泥，汗和血，用半截木头就着半壁颓墙支起窝棚来。不久“官军”占了羊肚坑，第二天羊肚坑的富裕人家就都搬了，十多辆牛车，听说是逃往“北京城”去了。

小苓子爹是春天抓走的。那时候还没打仗，一天保长来说，奉了上峰命令，把田里的青苗一例砍掉，不然就是和土匪通气，抓起要枪毙。小苓子爹听了这话，哭了，好一片烟苗呵，砍了，拔了，到秋季天还怎么交租子呢。这可怜的实诚人想得太远，他还想到城里派来征税的粮丁。

小苓子的爹被抓走了，保长说有他给说情，不枪毙，开到前方充军去了。保长向妈妈说：“咳，你个女人家，哭什么。充军正是好当项（注：机会），给国家打土匪哩……”

小苓子妈望着田里一天天长起的狗尾巴草，她捶着胸，披着头发，嚎着，闹着，谁也听不懂她说的话。但，小苓子爹是一点消息也没有了。

小苓子妈病了，脸青得难看，头发焦黄，说是一闭眼就瞅见小苓子爹挂了彩，捱军棍呢。不知怎么，又说阎君召她了，呻吟着，诅咒着，小苓子的奶奶说不出话，小苓子吓糊涂了，过去拉着妈妈的手，那鸡皮一样痉挛着的手呵。但是妈妈忽然痛叫了一声，像脊梁被椎子刺痛一样跳起来，哀呼着又静下去，小苓子去扯妈妈的手，已然凉了：“奶奶，妈……”

妈妈的眼睛睁着，努着，奶奶过去给掩上眼皮，那六十多岁的老人没有太多的眼泪，她的眼泪早洒在土地上，洒在丈夫身上，儿子身上，被苦难的遭遇烘干了，她只抖着，抖着，良久说不出话，跌坐在炕沿上。

借来一张席，多亏隔壁的连锁帮忙，卷一卷，抬出去，默默的，三个人的行列，在晚春的可是荒芜的地头上踏出悲哀的足音，妈妈的尸体，就被草草地埋在榆树林外一个埂边。

连锁在第二天也被抓走了，充了军——保长说。

羊肚坑真是一点声音也没有呵，只剩稀落的窝棚落在一片荒凉的废墟上了。小苓子想着，想着，又不觉走到妈妈的坟前了，而哪里有坟？但刚打个照面，他连忙扭过脸去，不断的悲苦的记忆，咬着他的心，他抑制不住心头的悲苦，才这样小小的年纪呵。

又一阵风跑过去，像恶毒的鞭子一道一道抽在他光露的身上。他打一个寒战，哈一口气暖暖伸不直的紫芽姜似的手指，又低下头去。

秋天的雾幻作风晕。风是多的，窝棚往往就叫鬼嚎狼叫的疾风整个掀了顶。如今是冬天了，风刮得更狠。

日头刚露出一抹温柔浊重的姜黄色，就跌进了云堆。连苍白的脸都再也不露一露，渐渐偏西，一晃就又不见了。

而小苓子的筐里还只半满，他缅想着春天来时满地的苋菜，猪耳草，还有树上的榆钱……他想：还会长起来么？那拌着露水苍白的野菜。确是像快要绝根了的样子。

除了小苓子，这时也还有一些苍白的病妇们，在埋着亲人尸体的旷野上，弓腰细心寻找着，分散在旷野上一个一个小黑点。他却是更可怜的孤独一个人。

瘟疫满天飞；像枪子儿一样也窜进了羊肚坑，奶奶病了。想起这个，他更焦急，还不满半筐。尽呆着想什么了？

冷风像刺一样扎遍他冻僵的身体，他还得沉重地拖着两脚，两脚像拖着镣一样，被寒冷的地气吸着，还只穿一只破草鞋哩，光脚板快落在地上了。

他要回去了。天黑下来，四野里没人，没有声音，快死了似的，野地被强奸了一样腆着苍白的肚皮，没有声息。又是一阵风来了，难道野地在哭么？想起曾经在春天，这儿的黄绿交错，春光是梦么？离他那么远了。

他畏缩地向四周看，天沉落在远处，他虽然胆子早大了，却像恐怕鬼要出来把他抓去，那灰黑的长天，不正是要走来的鬼似的么？

跳过一道深坑，站一会定定神，肚里饿得他一点力气没有，若不是望得见家门口那条瘦驴，他愿意躺下歇息了。

那只驴，像人一样，瘦得只剩皮包骨，他认得，分明是姐姐回娘家了吧……

“哼哽，哼哽……小苓子哎……”奶奶翻一个身，她是睡在这夜里看得见星星，白天却没有日光的棚里，“我活够了，我活够了，罪孽呵……”

连锁媳妇甩着眼泪陪伴她，心里却想着，“十天半月也不举火了，怕连锁还不知道家里化成灰哟……”

小苓子的姐姐三枝盘腿坐在薄薄的草铺上，默默给奶奶轻捶着腿。与呻吟的声音作成悲哀的节奏。连锁媳妇抽咽够了，低头想事情，不时抬起头用红肿黑边的眼睛望望三枝，她想爬起来顿足痛哭，可是连这点力气，眼泪，声音都没有。三枝也好像睡着一样愣着，在她的深陷的凝定的没神的眼睛前面，好像梦一样：二全儿他爹怎么样和她商量卖了那条牛，她怎样不肯，二全他爹怎样一横心牵了牛出去，牛怎样饿得叫，怎么不见回来，不见回来，怎么就听石老婆的儿子跑来告诉她，牛被“官兵”征走了，人也被抓走了……

二全儿他爹愁眉苦脸，二全儿的小小的瘦脸……她跑到乡长那里，被枪托打出来，说什么“志愿当兵”……

“哎……”三枝提起破烂的旧小夹袄底襟擦着眼睛，委屈地哭着。

小苓子正低头择着菜根和菜叶，他不敢言语似的，只管把野菜投到一锅清水里。

奶奶又翻一个身，模糊地叨念着：“应了呵，应了呵……来一来，咬一口……”

嗖的一声，风从席棚缝上压了下来，小苓子走出去拾柴，屋里又只剩了三枝和连锁媳妇，和躺着的奶奶。

三枝头发披散着，像是砍伐了青苗后从田里茁生的野蒿。她特意回娘家探视的，不料落得这般光景，她有半年不曾来过，也曾听说羊肚坑遭难的传闻，但为了二全儿的爹被抓走，天天伤心，家里事又忙，抽不出身，始终没得来。来了，只见弟弟脸上浮肿，一身瘦骨，挂着布片，爹不知生死，妈妈死了，奶奶……她不能再想下去。

小苓子害怕而疲乏地踯躅走回把怀里的柴摊拢来，火总不旺，他有点焦急地把锅坐上去。风在他身边哨着，背着席棚往远处看，觉到天和地空空的，一点依靠也没有，黑幕张下来，好像有鬼。

许多痛苦的记忆七上八下地翻腾着，定一下神，却又都只一闪，一掠便过去，他茫然了……

“你尝尝……”奶奶爬起身，指一锅不热的菜汤给三枝。

三枝呷了一口，她的眼泪便不自觉地淌到眼眶上，冷风一阵阵从棚顶漏下来，吹得人发指。

“奶奶，我走了。”

“啊，三枝，走了么？”奶奶躺下去懵懵地咿唔着。

“奶奶，我该回去了，天黑了，连锁嫂你费心……”

奶奶仿佛全然没有听见，说：“你，叫小苓子陪你姐回去，天晚……”说着呛咳起来。

姐弟默默地走着，小苓子不时抬起头望着姐姐含泪的眼睛，他认得路，甚至于知道哪里埋着谁，但他抖战着说不出话，夜，太冷。

撵着瘦驴，姐姐用手搂过小苓子，小苓子感到一阵温暖。

“砰！”从远处响了一声枪，枪子儿带着尖锐的尾音，在夜空划过去。忽然窜过来几个兵士的黑影。

“什么人？”

还不及回答，其中一个跃到前面：

“打个人靶子！”

“喝，驴……”“好！”“娘的……”

“砰哧！”小苓子迷茫地倒了，“奶奶呀，姐姐……”

小苓子软弱的声音消失了。地上流着一摊血，在夜里是黑色的一摊血呵。

三枝明白了，她悲哀地望一眼弟弟瘦瘠的脸，和卧在地上的身体，“小苓子，小苓子，小……呵……”

她激动地哀呼着向枪筒扑过去！

“砰！”

倒了。

……瘦驴默默地跟着兵士们走了，不曾回头，踽踽地，似乎极疲乏无力。

一阵莽原上凭空卷起的疾风啸过来，有如在荒山猎人射中一只善良无辜的小兽听到临终凄厉的叫唤。

旷野复归于死寂，腆着苍白的肚皮……

月亮上来，照着两具死尸，冬夜的月光像撒下一片浓浓的霜华。旷野里只剩风啸着，卷着，奔滚着……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日

刊于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三日《平明日报·星期艺文》

沙果林记（节选）

五月时，地土还是潮阴阴的，老汉衔着烟袋躺在地上，头枕着一棵树根的疙瘩上，仰望着闪亮油绿的叶子，从那茂密的叶片间的锯齿，透出天空的晴蓝，并且缓慢地渡着白软的云彩，往前看，几百棵沙果树荫蔽了半山，染着浓郁苍翠的颜色，一概收进眼底，张老汉的心浸沉在希望的安慰里，绿叶间缀挂起豆大的绿果，正将在夏天里膨大，但接连着二十天没有雨点，这天空也仿佛要千百年长此燃烧下去，受不住的是山中溪水，虽然仍旧不断地向山下流去，可是在打几个折转以后，便干渴得瘦弱了，河身渐渐窄下去。这是所有山里人的大恐慌，灾害就要来了。

泥土所贪婪渴饮的水分都被一只无形的烫手摄去，逐渐被刮成一片一片，裂开很阔的缝隙，犹如一个患皮肤病者的皮肤一样粗糙，并且结着痂。树叶最初是缩，缩，缩，僵成草纸似的，终于憔悴得虫蛀一般卷起来，一弹，便碎成粉末，至于已经落在地面的树叶，也都变硬变脆，踏在上面吱吱作响，有如过年时城里人为了“岁岁平安”的祝福踩踏松枝似的。

结成绿豆似的小果实也急速地枯了，枯了，枯了。

六月二十四，关老爷磨刀还不下雨，当真旱灾来了。不仅是沙果林，还有和沙果林毗邻的梨树园，王豹子夫妻抱怨老天，着急上火，喉咙喑哑。张老汉的孙女，十一岁的环环，整天但见祖父的愁眉苦脸，不知闯了什么大祸，白日里作恶梦，就昏昏地病倒了。张老汉没了主意，尽管在沙果林里横冲直跑，呼天抢地。天还是不落半滴雨。

山下无人去的荒凉地方，也是一样，雷劈的老樗树剖开肚皮，赤褐色的树皮一点即燃，像柴一样触处成火。别的树木虽没被雷劈，也全在垂死中等待着苏生的雨，湿黑的洞穴却也变得干烫，成群饥饿的鸟撞死在这里，尸体曝晒着，甲虫蚂蚁全都遁迹。平常这里是最阴凉甚至有一些鬼气森森的地方，灌木林间常回荡着阴冷的游魂一样的风，并且在乞丐一样的树枝丫上挂着风肠子现在却连风丝也找不到。

从前一片绿色的原野上，拦羊的孩子们不来了，山洼里，狗尾巴草也要枯死了，野莓萎了，绿草全衰老而白了头，灼热的阳光照着，直到最远处它照不到的地方。像熨斗一样烫着平坦的大原野。

沙果林，原先绿蓊蓊的沙果林，眼看着挂满蜷曲的枯叶，落尽后，便要成为几百棵光杆了。平时既是首先迎接阳光的地方，现时，更躲也躲不开了。

沙果林边的小屋，像捧的火盆上一样。环环的喉咙说不出话。

“环环，喝水么？……怎么，又睡了？……”

“爷爷！……”环环叫了一声，又翻身呼呼睡去。

老汉过去推推环环肩膀，端一碗薄粥过去。环环爬不起来。只睁开一只眼睛，摆了摆手，微微掀动嘴唇：

“爷……不……”

老汉废然却步了：“唉……”

到黄昏，老汉觑见落日边上航行着一朵乌黑而沉重的云彩，走近，走近，他匆忙而没有选择地跪下了，叨念着：

“老天，老天爷，长眼睛，可怜见，渴死我老汉，别渴死我的树……”

他匍匐在白硬而发烫的干土上，浑身已失去了感觉，抽搐痉挛着，脸上有眼泪，也有汗，流动在皱褶的皮肤上。

“老天，有罪的降祸，没有罪的，留一条活命吧……天……”

“爷——，爷，您作什么哪？”环环忽然很清醒地在床上喊。

一听见环环的声音，老汉也顾不得再磕头，转身向屋里跑。几乎被什么绊倒了。

“爷，我梦见……”

“环环，喝粥，喝粥，这是刚——”老汉把碗举到环环口边，搀她坐起：“借来的红糖，加进去的。”

“爷，我梦见……”

“慢慢，别呛——”

“——下雨了！”

“什么？”

“我梦见，爷，下雨了！”

老汉把脸凑到土窗口，他去寻找那一朵乌黑而沉重的云彩，但那云彩，哦！那云彩往山后飞去了，缓慢地。

“——呵，”老汉张开手，仿佛要呼叫，要紧抱住那云彩。于是半碗粥泼出去了。环环吓得失声惊叫道：

“爷爷，怎么！你怎么了？”

“我……我……不怎么……”老汉怔忡地睁着两只眼，他又去拭拂那洒在环环身上的粥。环环也许久许久，睁着两只无限深邃的眼睛注视着祖父。忽然，祖父张大了嘴，一边眼里闪着泪，委屈地耸着肩膀，抽咽起来：“天，天，……眼睛……”

环环不知应怎样安慰祖父，额头一阵发晕，便躺倒睡下去。夜来了。老汉在黑雾里昏乱地躺到床上。环环醒来，像往日一样，她给祖父说着她的梦：

“我梦见下了雨，爷爷，咱们的沙果树都蛮有精神，绿得像水儿似的，结了沙果，真红，真甜，爷爷，”她比每一天都清醒，感到轻松，夜气出奇地凉沁，爷爷已经睡去，环环也只得合上眼睛。她的耳朵枕在棕床上。

她的耳朵枕在棕床上，夜黑里，她听见了树木磕打树木的声音，她听见了风吹墙，沿着山壁峡谷奔过来的声音，她听见鬼撕布，花啦花啦唏唏哩哩的声音，她梦见小河里水猛涨了，她梦见石磨被一声巨响砸碎了，她梦见许多饱满的绿树都披了绿头发，携着手，在风雨里奔跑，她仿佛也是其中的一个……

曙色才上树梢，老汉就醒来了，他老远地望见树身还湿淋淋挂着宿雨，跑出门，地下有积水潭，山流几乎漾出来，飞快地哗响地奔流着。

“呵，老天……”他感谢地伏在地上，他想，他可以带了环环到山底求个药方了。但这时环环已然醒来，活活泼泼站起，病不知哪里去了。

偌大的沙果林，仿佛听见了树叶滋滋地吸着水，朝天伸一个懒腰，树叶都勃勃地张开了，老汉的心也张开了，夜雨打下许多枯瘪的果苞，但孑遗的却都在雨露的浸润里，射出夺目的光辉，拳头一般大了。鸟们还没有绝迹，重新练习飞翔。梨子园王豹子的媳妇担了水桶快活地来挑水，老汉打个祝福的招呼。

我从一个友人的书信中摸索着一个劫后荒凉沙果林的轮廓。光秃秃的树木好像电线杆。山中虽没有太多的人居住，但在敌人一次残酷的杀戮里，却像某一个神话里说的，使血痕漫漫地红上山腰了。唉！我叹息着。后来又接到来信说，日军抢运木材连沙果林砍伐得童山濯濯，我无语良久。

许许多多事情，山中风物，那几十个秋天的繁华和凄凉，老汉的笑语，环环的面颊……都忽地一下在眼前晃过去了。

沙果林呵，我所怀念的沙果林呵，有着沙果林的那座山呵，这里那里星散着坟冢吧。我发誓不愿回去了，永远地，不要去了，当作那山像从前一样的荒凉吧，当作它陆沉了吧，不再怀想了吧。

透过十一个战乱的秋天，今天又是潇潇暮雨，听见贩卖沙果的吆唤，我默念着两句忘记了作者的古诗：

不堪红叶青苔地，

又是凉风暮雨天。

我想着，正有一只瘦瘠的蹇驴从泥滓的山道里转出来吧，两筐沙果，湿漉漉的。也许跨过木桥，跨过田塍，走上大道，踢踢得得而来了。远远近近，一片荒芜。我问我自己，野火在天野的边缘升腾着袅袅的白烟的时候，秋天，在无边忧郁的旷野与田畴里，还是收割之月么？在哪里，还有沙果张点着亮灯在绿幔上呢？……秋天的风雨遮窗来了，又一声水果贩的吆唤，凄凉地从窄巷里穿来。

七月二十三日抄。（一九四八）

刊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华北日报·文学》

一九六七年

四幕话剧《二十七号岗》

《找灵魂》一书“一九六六至一九六九”部分中有关《二十七号岗》的叙述

我在一九六七年多事的七月写了一个四幕话剧《二十七号岗》（限于篇幅，这里没有收入）。这个剧本如同五年前改编的《叶尔绍夫兄弟》一样，写的是苏联生活；不同的是，我呼唤苏联人民起来革命。剧本对苏联的现行体制，作了否定性的描写：大学党委书记已经蜕化为与群众为敌的死官僚，“克格勃”针对普通的工人、学生，劳动人民不能忍受物质匮乏尤其是失去自由的生活，他们和他们的子女不得不起而抗争——反对苏联当权者的修正主义，他们缅怀的是列宁，向往的是毛泽东，或者说，我所描写的苏联人民的又一次革命，是在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中国“文革”模式的影响下发生的。

对这个剧本，我很投入，因此可以从中了解我一九六七年时真实的思想和感情轨迹。这里复活了早年的激情，融入了当下的错觉，寄托着颠覆性的想象，也影射了某些国内的现实。总的说来，是极左思潮的产物。写剧本时，由于苏联已被断定“变修”，写它可以毫无顾虑，仿佛一吐胸中块垒那样，自由地抒写“革命”，下笔十分酣畅，一天写一幕，四天就写完了。

《一九六七：一个剧本和一种思潮》（二○○四年加写的说明）

剧本是一个未曾发表过的剧本，思潮是一种未见深入研究的思潮。

如标题所示，这个名为《二十七号岗》的四幕六场话剧剧本，是我在一九六七年夏天写的。它反映的、宣扬的或者说承载的，是当时社会上泛滥的一种思潮。这种思潮，无疑是对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响应，又是它的思想基础，从而也形成从上而下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得以一呼“众（千百万人）”诺的群众基础。然而这种思潮，当它同政治运动中每个个体参与者的具体处境和具体思想、情绪、动机、心理结合时，呈现了有同有异、大同小异的民间特色。

一些年来，人们习惯于把左右“文革”的全过程、左右“文革”进程的合力的思想方面，统称为极左思潮，应该说大体是不错的；然而人们对于不同的社会群体中极左思潮的多种形式及其各有异同的内涵，恐怕还是研究得不够充分。

我在这里提供的是由我亲手炮制的一具标本。

说一说这样做的缘起。

几年前，我曾把“文革”十年各阶段中跟我个人有关的档案材料编为实录性《人生败笔》，主要是以之重新审视自己，并借以惕厉后人。近年我又编辑了实录性的《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一九四五至一九七六》一书，检点我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的发展和归趋；其中除属于政治性的档案材料如入党申请书、思想总结和某些职务写作之类外，主要是一九四九年前发表过的和一九四九年后未发表的带“文学性”的东西（我不能通称之为文学作品）。限于篇幅，这个剧本没有收入。

我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起，就以“摘帽右派”的政治身份生活和劳动，不久“文革”开始，自然无可幸免地成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打击对象。这年八月，经批斗三天后送到所谓“政训队”集中关押至年底。转年我回到原单位劳动，已经成为“陪斗”的配角，因为运动重点已经明确为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及大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初期我所在单位把我送去关押的“文革小组”此时也已经靠边站，群众组织暂时当权，群众也因观点歧异而急剧分化。随着上海“一月风暴”的辐射效应，不但国内的宣传一片“夺权”之声，而且从中苏论争进而在国际共运中“反对以赫鲁晓夫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也更加白热化，发展到中国留苏学生在莫斯科红场上与警察发生冲突，被苏方驱逐出境。而国内对苏联社会由统治集团拥有特权而“变修”的宣传报道，也从多年来的“内部参考”转而充斥于党报党刊。我在反右以后力求“听党的话”以改变自己的政治处境，此时自不会处于这一影响之外。

我从六十年代初即在一个剧团工作，还曾以一个由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剧本《叶尔绍夫兄弟》（内部演出），作为集体编剧的执笔者而获奖。这是一个实际上维护斯大林而反对赫鲁晓夫新政的东西。但我为此读了不少当时所能见到的有关苏联的资料。在一九六七年七月，本单位群众组织间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我成为两派争议的焦点之一，为了回避而请了几天事假；此时在全国也是派性斗争达到高潮的时节（各地武斗升级，还在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群众组织绑架了中央文革小组一成员，毛泽东在周恩来等护持下脱险），我虽在家独处，却依然陷于关注全局的激情之中，我即以苏联的场景和人物，写了这个大造苏联统治集团之反的剧本。其中穿插的一些诗，多半是我从五十年代末以来写的，整个剧本，也许勉强可以算做“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吧。剧团的部分同志看了，的确还一度想付诸舞台演出，但形势瞬息万变，时过境迁，单位军管，我也再度进入所谓“专政队”。

我在《找灵魂》一书有关年份的章节导言里，这样说到《二十七号岗》：

这个剧本……我呼唤苏联人民起来革命，剧本对苏联的现行体制，做了否定性的描写：（大学）党委书记已经蜕化为与群众为敌的死官僚，“克格勃”针对普通的工人、学生，劳动人民不能忍受物质匮乏尤其是失去自由的生活，他们和他们的子女不得不起而抗争——反对苏联当权者的修正主义，他们缅怀的是列宁，向往的是毛泽东，或者说，我所描写的苏联人民的又一次革命，是在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中国“文革”模式的影响下发生的。

对这个剧本，我很投入，因此可以从中了解我一九六七年时真实的思想和感情轨迹。这里复活了早年的激情，融入了当下的错觉，寄托着颠覆性的想象，也影射了某些国内的现实。总的说来，是极左思潮的产物。写剧本时，由于苏联已被断定“变修”，写它可以毫无顾虑，仿佛一吐胸中块垒那样，自由地抒写“革命”，下笔十分酣畅，一天写一幕，四天就完成了。

我想，在这里首发一个三十七年前写的剧本，其意似已不在说明我在“文革”中“人还在，心不死”，而是为有心的读者和研究者献上一只可供解剖的“麻雀”，不止可以从中了解到有像我这样的人即使在“文革”初期就受到冲击，为什么思想感情和行动上仍然以自己的方式支持“文革”，而且可以从而探讨为什么极左思潮能够泛滥，使各具不同利益动机的人统一到一个“大方向”上来，这不是简单地归之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就足以解释清楚的。

期望读者和研究者得出自己的结论，并有以教我。

二○○四年四月十日

〔附〕剧本《二十七号岗》（据初稿，篇首格式亦按当时惯例）

二十七号岗（四幕话剧）

最高指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九三○年

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

一九四七年

伟大的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之所以是牢不可破的，是因为我们的友谊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的国际主义的原则而建立起来的。……显然，我们这种友谊所产生的力量是无穷无尽和真正无敌的。

一九五三年

“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

一九五七年

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一九五七年

人物

玛琳娜·乌斯金诺夫娜·彼得洛夫娜（简称祖母）七十岁，十月革命前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

丽达　孙女，二十三四岁，大学历史系毕业班学生。

朱加施维里　二十三四岁的格鲁吉亚青年，丽达的同学。

薇拉　二十四岁，大学图书馆女管理员。

达尼亚　十九岁，女售货员。

柯斯嘉　四十多岁，曾是水兵和海员，“精神病院”的逃犯。

塔玛拉　三十多岁，柯斯嘉的妻子，清道女工，丽达的邻居。

萨沙　三十多岁，电工。

安娜　三十多岁，萨沙的妻子。

男女工人、学生等革命群众若干人。

斯塔霍维奇　苏修大学党委书记。

巴加耶夫　苏修保安机关上校官员。

科修科夫　苏修大学校长秘书。

赫拉文斯基　苏修大学团委书记。

雷达柯夫　苏修一个党区委监察委员。

季托夫　苏修大学历史系“权威”。

保安警察。

小丑、流氓、打手等若干人。

场景

第一幕

时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上

地点：莫斯科郊外工人区一间平房

第二幕

时间：一九六七年一月列宁忌辰晚至夜

地点：莫斯科某大学文化厅的休息室

暗转后为红场列宁陵墓前不远处

第三幕 第一场

时间：紧接前幕的第二天夜里

地点：在大学苏修党委书记的办公室

第二场

时间：与前场同时，直到黎明

地点：同第一幕

第四幕 第一场

时间：几个月以后

地点：大学里的一个会议厅

第二场

时间：紧接前场

地点：在大学楼顶平台

尾声

时间：不久以后的一个夏夜

地点：在苏联某地的一个橡树林中

第一幕

时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上

地点：莫斯科郊外工人住宅区一间矮小的土房

〔房子是简陋而破旧的，使人担心一阵大风雪就会把它摧垮，但是屋里很整洁：靠墙的窄床，质朴的方桌，特别是一个小小书架上的书是经过认真整理的。在门、窗之间的墙上，醒目地挂着一张列宁半身像，他戴着工人帽，一手插在裤袋里。列宁像镜框旁边有几个小相片镜框，里面的集体合影把人带回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无言地叙述着那被人称为遥远的、遥远的往事。只有嘀答的挂钟在宣告：时间在前进，历史在前进。

〔在侧面墙壁上有一张希施金的油画《橡树》的铜版复制品。

〔幕启。

〔室内静无一人。从唯一的窗户透入一点光亮，玻璃上是冰凌霜花。厚重的门推开了，祖母乌斯金诺夫娜·彼得洛夫娜提着煤斗进来，拉开电灯，收拾地炉。炉上坐着古老的茶炊。

〔这位七十岁的老祖母摘下了头巾，脱下棉外套，坐在方桌旁边，戴上老花眼镜，从桌上拿起一方丝巾，继续一针一线地绣起来。

〔塔玛拉推门进来。这是个三十多岁的女清道工，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她手里还提着一个纸包。

塔玛拉：（带着一阵风扑到老祖母跟前）乌斯金诺夫娜·彼得洛夫娜，你祝贺我吧！

祖母：塔玛拉，是柯斯嘉有消息了吗？

塔玛拉：不……我转成正式的清道工人啦！

祖母：哦，（抚摸塔玛拉的脸和手）快歇一歇，看把你冻的，阴天，风又这么大。

塔玛拉：（倒一杯冷水，大口喝着）总算有了结果。我今天是第九次找到清洁队的队长和党组织书记，他们答应照顾我的困难，从明年一月起让我转为正式工人。

祖母：照顾你？你把柯斯嘉失踪的事情告诉他们啦？

塔玛拉：没有。我说他……死啦。……从明年一月起，我可以有三十五卢布的固定工资啦。乌斯金诺夫娜·彼得洛夫娜，柯斯嘉失踪这半年，我吃在你家，住在你家……你的养老金本来就不多，丽达放了学还要去干零活儿，她的助学金又减少了，我给你增加了负担。

祖母：不要这么说，塔玛拉，我把柯斯嘉看成我的儿子，你就是我的儿媳妇。你跑了一天，一定饿了吧。（端来一盘小麦面的蒸糕。）

塔玛拉：这么白！就是新年每人分配的两公斤白面吗？

祖母：吃吧。

塔玛拉：还是等丽达回来一块吃。几点钟了？该回来啦。你不是已经承认我是彼得洛夫家的人了吗？天天一块吃晚饭，今天也不破这个例。

祖母：天一黑我的心就悬起来。

塔玛拉：路灯又坏了。一路冰上是积雪，雪又踩成了冰，连我这清道工人都觉得路不好走。

祖母：听说又出了抢人的案子。

塔玛拉：你放心吧，丽达是不会受欺侮的；再说还有保护人（用手比络腮胡须）送她回家。（打开纸包）好，今天咱们好好吃一顿晚饭。

祖母：酸白菜！在哪儿买到的，是零售店供应的年货吗？

塔玛拉：什么年货！还过什么新年！一九六六年马上过完了，它比一九六五年坏，可比一九六七年还要好啊！

祖母：塔玛拉，你还年轻。四十几年前，我们一天只有二两半面包，在新年晚会上还是唱啊、跳啊！

塔玛拉：那是大家常说的，革命的年代啊！那是遥远的、遥远的往事了。

祖母：谁说革命是遥远的往事了？咬着今天的黑面包，想起了当年的黑面包，那歌声、笑声好像还在耳边，内战的炮火就从我眼前闪过。

塔玛拉：对，革命五十年，咱们总算能在年节的时候按人口分到两公斤加拿大的面粉了。

祖母：（苦笑）……

塔玛拉：而为了寻找俄罗斯的酸白菜，我跑遍了半个莫斯科！为了祝贺我将要转成正式工，我从高尔基大街直到马戏院旁边的中心市场，至少问了二十几家大大小小的店铺：土豆，没有；通心粉，没有；腌黄瓜，更是没有……最后，到底遇上了酸白菜，大家在排队等酸白菜！我想我今天运气是不错。今天早上我和丽达一起出门，她特地祝福了我，叫我晚上早点回来吃饭，那神气就像要过节一样。

祖母：咱们的生活里节日太少了，今天就让咱们过节吧！

塔玛拉：可丽达怎么还不回来？（把酸白菜交给祖母，提水桶欲下）自从柯斯嘉失踪以后，我老是觉得谁都会失踪似的。（推门出。）

祖母：（追到门口）天黑，路滑，当心呐！

〔祖母切菜，整理杯盘。

〔钟敲七响。

〔祖母把桌上的刺绣端详后，叠起放到屋角的三角架上。她又从三角架下端出一件黑布包，打开，原来是个收音机。她把收音机搁在窗前，然后把布抖开，挂在窗前，这是一面黑一面红的遮光布幛。

〔门外脚步声，人声。塔玛拉：“到啦！就是这儿！”达尼亚：“怎么没有灯光？”

〔门开。叫做达尼亚的姑娘走在前面，她和塔玛拉抬着一桶水。后面跟着戴眼镜的姑娘薇拉。

达尼亚：（一边解着围巾、大衣，一边说）乌斯金诺夫娜·彼得洛夫娜，我们到你家做客来了。我叫达尼亚。

薇拉：我叫薇拉。

塔玛拉：她们都是丽达的朋友。我去打水，正遇着她们问路：“我们要到乌斯金诺夫娜·彼得洛夫娜家里去，她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前入党的！”

祖母：烤烤火吧。大学里没出什么事情吗？丽达到现在还没回来。

达尼亚：我们还是昨天约好的。

薇拉：我们紧跑慢跑，直怕迟到。丽达怎么还不回来？（到窗前掀起布幛向外探望）哦，为什么还挂灯火管制的窗帘？

塔玛拉：这样屋里就显得更暖和、更亮堂。

祖母：你今年多大了？你还认得“灯火管制”的窗帘？

薇拉：我二十四岁，四二年生的。

达尼亚：她也是战争中的孤儿。

薇拉：我不记得我的父亲，不记得我的母亲，当然更不记得什么灯火管制。我从一懂事，就拼命了解卫国战争的历史；这些都是我从书本上知道的。

祖母：你害怕战争吗？

薇拉：害怕？不。害怕战争的思想才可怕哩。是的，在战争里，敌人的子弹夺去了我的爸爸，敌人的轰炸机夺去了我的妈妈。但是，我们苏维埃祖国毕竟战胜了敌人。可怕的是，最最危险的是，有一种什么力量，不费一枪一弹，夺去了我们的祖国！夺去了我的爸爸妈妈用鲜血和生命保卫过的无产阶级国家！

〔静场。

塔玛拉：姑娘，你说得好，你说得大胆！但是你不知道，这样说有多大危险！今天你说三句大实话，明天你就会失踪。

薇拉：不会的。

塔玛拉：谁说不会！我的丈夫就是这样失踪的，半年还没有半点消息。

达尼亚：真的？

祖母：她叫塔玛拉，从前是邻居，现在是一家人。

薇拉：我们已经认识了。乌斯金诺夫娜·彼得洛夫娜，我们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也就知道住在你家里的不会有坏人。

塔玛拉：谢谢你们这样信任我，但是你们永远也不要轻信。天真、轻信会使好人吃亏的。

达尼亚：我们决不轻信。……第一，我们听丽达谈起过你。第二，我们一问路，就感觉到你的热情，当你听说我们是乌斯金诺夫娜·彼得洛夫娜的客人的时候。第三，你的劳动者的服装和劳动者的双手，向我们说明了一切，像你这样的人是不会站在……沙皇一边的。

塔玛拉：你们俩也不像是贵族的小姐。

达尼亚：我和薇拉每月也都拿不到几十卢布。

祖母：你们俩不是丽达的同学吗？

薇拉：又是又不是。我在大学做图书管理员，达尼亚在学校大楼零售商店当售货员。

达尼亚：薇拉和丽达是老朋友了。四年了吧？

薇拉：四年半。丽达从大学一年级就到图书馆来借书。开始只是她借书、我找书。后来她教会了我怎样读书。当然，我也给她提供一些帮助，比如，她可以通过我，看到一些外面看不到的书。

祖母：（笑问达尼亚）那么你呢？丽达是不是也可以通过你，买到一些外面买不到的东西呀？

塔玛拉：我可从来没见丽达买到什么缺门货。

达尼亚：我几乎不记得丽达来买过什么东西。我到大学零售商店才只半年多，丽达我认识了不到两个月。但是我们是生死的朋友了。

薇拉：乌斯金诺夫娜·彼得洛夫娜，丽达没有对您说过吗？——是这么一回事……

达尼亚：还是我说吧。今年六月我从商业学校毕业，就来到这个倒霉的零售商店。当时有人警告我：在商业部门工作要有特别的本事，劝我最好想法改行。可是我还认定我走向柜台边自己的岗位，就是开始了光辉灿烂的生活道路哩。从七月份起，开始经常短钱。我找出了原因：来货不够数。我报告给商店经理。经理说我多管闲事、不安分。有一天运来了一卡车西瓜，我从早八点卖到晚八点。第二天应该我休息。可是经理把所有剩西瓜和破西瓜放到一块，强迫我加班。我说：“我的腰和胳臂酸疼，我不行了。”他威胁我说：“好吧，等着瞧，西瓜这笔账让你一辈子也还不清。”从这回以后，我这儿缺款的事越来越多。十一月六号的夜里，就是十月革命节的前夕，一清账我又缺三十五卢布——两箱桃脯的价钱。我去找经理，我说：“提货单我一眼也没瞧过，来货分量光凭你一句话，销货的缺款怎么能由我一个人负责呢？”我要求看提货单，仔细盘货，经理说没有这个制度。我说：“我每个月都要拿工资来补偿一部分缺款。我的薪金一共只有五十五卢布啊！我家里房租欠着，因为我没钱付。妈妈和我们一家五口人，弟弟妹妹都还小。我怎么能够月月都空着手去见妈妈呢？”经理板起面孔，一口咬定说：“就是因为你老哭穷，我肯定是你拿了钱，是你！”我从来没拿过公家一分钱。可是最后经理警告我说：“新账老账一起算，你已经欠了二百一十卢布了；你必须把账还清，不然我们要找你妈妈算账。谁知道你拿了钱，是自己上了酒吧间，还是交给了你妈妈！”……我可怜的妈妈呀！

祖母：后来呢？

薇拉：后来，在十月革命节的早晨，在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走上检阅台的时候，达尼亚自杀了。

塔玛拉：啊！

达尼亚：是丽达救了我，还有大胡子的朱加施维里，还有薇拉。

薇拉：总而言之，我们就这样和达尼亚交上了生死朋友。

祖母：你妈妈知道你到这儿来不？你这么晚不回家她不着急吗？

达尼亚：妈妈知道，知道丽达邀我来过节。（诡谲地一笑）过枞树节。

塔玛拉：啊呀，今天是十二月二十……五号。看我过了这半年神魂颠倒的日子，把枞树节都忘到脑后了。

达尼亚：刚才我们经过别墅区，那儿一片灯火辉煌。

薇拉：所有住在别墅区的老爷、太太、公子、小姐们，今天在跟梵蒂冈一起纪念他们的耶稣的诞辰。而大半个苏联在跟北京一起庆祝一个最最伟大的诞辰。

达尼亚：大半个世界！所有跟我们心连心的人。

塔玛拉：谁？谁的诞辰？

祖母：（把她拉到身边）十二月二十六号……（悄悄地说。）

塔玛拉：（恍然大悟，喜形于色）这才是真正的节日！真正的节日！（半跑半跳地下。）

达尼亚：（打开书包，拿出一把胡萝卜）看，我们带来了节日的盛餐！薇拉，玛雅可夫斯基是怎么说来着？

薇拉：（朗诵《好！》中的一段）

“我拿着

两个

小小的胡萝卜，

提着绿色的小尾巴，

不是回家，

不是去做汤，

而是到爱人家里去

做客。

我曾经送过她

许多糖果和花束。

但是，

这名贵的胡萝卜

和那

半根

白桦树木柴，

比所有

贵重的礼物

更使我难忘。

两颊臃肿。

眼睛——

两道小缝。

蔬菜

和温情

治好了眼睛。

两眼比盘子

还要大，

在注视着

革命。”

祖母：（拭泪）玛雅可夫斯基和我们共过患难，他写得真好。可惜，他死得太早了。

达尼亚：他是自杀的，和我一样。但是他当时没有遇到丽达来救他。

祖母：不，玛雅可夫斯基这样的人不会自杀的。

薇拉：所有的书都是这样记载着：他用手枪——（用右手顶住额头。）

祖母：当时敌人在围攻他，迫害他，（拉住薇拉的右手）而他的右手背叛了他。

达尼亚：乌斯金诺夫娜·彼得洛夫娜，我懂得了，我不该自杀，我永远也不会自杀了。丽达教会我斗争。丽达和她的一群同学，带着我一起去质问我们的经理。经理害怕了，不敢再叫我补那二百一十卢布莫名其妙的欠款了。哼，他还装做恩赐赦免的样子，呸！究竟是怎样造成的欠款，这笔账还没有算清哩！

薇拉：我们要算的，远远不止这二百一十卢布的账！

〔塔玛拉上，她已换着便装，提着半瓶酒。

祖母：说得对，孩子们。压迫我们的也远远不止一个商店经理。现在我们国家里，有那么一些帝国主义的新走狗，地主资本家的新子孙。他们欠下我们苏联人民一笔债，烈士的血，母亲和妻子的眼泪，孩子的青春和前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叫他们还给我们！

达尼亚：要从他们手里夺过来！

薇拉：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就这样毁灭，不能！不能够！……还记得我刚刚上小学的时候，我是没爹没娘的孩子，但是我还是感到幸福、温暖、光荣、自豪！我的靠山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我把斯大林当做自己的父亲。我学会的第一支歌就是《祖国》：（唱）“……从来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现在……唉！

塔玛拉：（走上前来）薇拉，别难受。如果要诉苦，我真想大哭一场！我比你大十几岁，梦见我的童年和少女时代，半夜都会笑出声来。可在一九五三年、五四年以后，我受的委屈我吃的苦，乌斯金诺夫娜·彼得洛夫娜，她全都知道！今天不说这些。我们高高兴兴来过节。让我们为这个伟大的诞辰干杯。这是半瓶伏特卡，柯斯嘉留下没喝完的。在我们家里能卖的都卖了，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这半瓶酒。进了我的家门，四壁都是冰冷的，连酒瓶都冻得黏手；但是这酒不会冻结，它是火热的，它要沸腾，它要燃烧！

祖母：（警觉地）有人来了。……是丽达，我听得出她的脚步声。

〔塔玛拉开门迎出。

塔玛拉：（在门外）朱加施维里，你背的谁呀？

〔朱加施维里背萨沙上，丽达在旁搀扶。塔玛拉随入。

〔朱加施维里是一个有着络腮胡子的格鲁吉亚青年。他把穿着工人服的萨沙放到床上，背后垫起枕头。丽达帮着萨沙脱靴，用毯子盖起来。丽达去端茶炊找热水。祖母连忙将桌上的伏特卡倒一满杯，交到丽达手里。丽达半跪在床头给萨沙喂酒。祖母守望在床边。

塔玛拉：（将朱加施维里拉到一边）朱加施维里，他是你们同学吗？

朱加施维里：不认识。

薇拉：是……？

朱加施维里：我和丽达走到铁匠街口，看到地下倒着一个人，身边扔着一本《电工学》。我们看他身上并没有伤痕，就把他背起来。

薇拉：（从丽达提包中找出《电工学》，又去端详萨沙面孔）我认得他，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是夜大学的。

达尼亚：是个工人。……背起来一直没有醒？

丽达：（高兴地）醒了！醒了！

萨沙：啊，我在什么地方？

祖母：你放心，我们都是……好人。你叫什么？

萨沙：萨沙·伊万诺维奇·巴特曼诺夫。

祖母：萨沙，你再喝一杯酒，暖暖肚子。你想吃点什么吗？

萨沙：你们……（环顾室内）也是工人吗？

达尼亚：你放心吧，我们都是一个月挣几十卢布的人。刚才，是她（指丽达），和他（指朱加施维里），见你倒在街上，把你背回来的。

薇拉：萨沙，你是夜大学的吧？

萨沙：你们都在这儿？……你不是图书管理员么？

祖母：（摸萨沙的额头）你有病吗？

萨沙：没有。您看我身体多壮实啊。我还没有问您的名字？

祖母：玛琳娜·乌斯金诺夫娜·彼得洛夫娜。这是我的孙女

丽达。这是我的……亲人塔玛拉。这是丽达的同志和朋友，朱加施维里，薇拉，达尼亚。

萨沙：你们都是大学生吗？

丽达：我和朱加施维里是大学生。但是我们都是“坏学生”。

朱加施维里：不仅是坏学生，而且是罪犯。我就有三条大罪：第一，是格鲁吉亚人，斯大林的同乡；第二，名字叫朱加施维里，恰恰是斯大林的本名；第三，“为什么要留斯大林青年时代的连鬓胡子？”——其实，我留起连鬓胡子，是因为买不到刮脸刀片！（大笑）

达尼亚：大学生跟大学生也不一样。我在大学商店里见得多了：有个大学生是将军的儿子，整天吃喝玩乐，经常穿上黑色礼服，捧上鲜花，去耍女同学；有个名教授的儿子，天天早晨领着一条狗去逛马路，作业完不成，实验报告写不出，可是谁也不敢给他打“两分”。公子哥们考试，公开作弊，他们分数高，助学金也高。像丽达这样的学生，助学金却很低，而且一减再减，她下课还要找零活儿干。

丽达：不要说我，我是加入不了共青团的“坏学生”。我追求的不是分数，不是文凭；爷爷和奶奶，老布尔什维克，从我一记事就教会我区别好人和败类，叫我不要忘记革命的历史。我不想靠一张文凭去换清闲的职业、安稳的生活。

萨沙：可是你知道吗？在我们这里，没有大学毕业证书就寸步难行，谁也不把你当人看，就永远只能挣这几十卢布。我工作了十多年，每月工资还不过八九十卢布。加上我妻子的工资和母亲的养老金，不够一家四口人的生活。……我只好经常到医院去——

达尼亚：你又上班，又上夜大学，哪还有工夫去干零活儿呀！

萨沙：我到医院是去……卖血！……今天就又卖了一次，没吃晚饭去到夜大学听课，听了一半头昏，四肢没劲，我提前出来回家，半路上不知怎么一来……

塔玛拉：你家住在哪儿？

萨沙：柯鲁科洛夫大街一百三十二号。

塔玛拉：（披围巾）离这儿不远，你在这儿休息一下，我去给你家送信。

萨沙：（挣扎欲起）不，不用，我可以起来，我就回家去。

朱加施维里：我去。

塔玛拉：我最懂得萨沙妻子现在的心情。

达尼亚：（对朱加施维里）你们陪着萨沙，我跟她（指塔玛拉）一道去。

祖母：路上当心啊！

〔塔玛拉、达尼亚下。

丽达：萨沙，你在夜大学多久了？

萨沙：两年半了。

丽达：你以为你读完了夜大学，有了一张文凭，就可以增加工资了吗？你以为增加了工资就是最大的幸福吗？就算你们家每天吃土豆烧牛肉，而两万万苏联人的生活又怎么样呢，你想过吗？

萨沙：从前我没有想过。现在有时候想，但是没有结果。我想我也许是利己主义者吧？但是，我经常在出卖自己的鲜血，还填不满肚子；如果说我是利己主义者，而那些穿着四十五卢布一双的法国皮鞋，穿着英国花呢的西装、日本维尼纶的连衣裙、澳大利亚的毛线衣，吃着阿联的大蒜、保加利亚的豆角、东欧的西红柿——两卢布一斤的西红柿——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他们倒是共产主义者吗？我想不通，想不明白。我想不明白的事情越来越多了。

朱加施维里：（伸过手去）让我们交个朋友吧，让我们一起来寻找答案。

丽达：我们小时候，唱过一支歌：

（唱）“谁要是能够为胜利而奋斗，就让他同我们齐歌唱。谁要快乐就能微笑，谁要做就能成功，谁要寻找就能得到。”（斯大林年代《风之曲》）萨沙，我们一定能找到答案，一定能找到出路，就像我的祖母和祖父他们那一代，在列宁的教导下做过的那样。

薇拉：而这些答案，在《电工学》里是找不到的。我们要到列宁的书里去找，到今天禁止公开流通的书里去找。而你，萨沙，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你到图书馆里来借的书，除了线圈，就是电路……

朱加施维里：就是没有——人应该走什么路线的。

丽达：萨沙，咱们年轻人对年轻人，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

萨沙：你们刚才对我讲的，工厂里也有人对我讲过。

丽达：是吗？这样的同志多吗？

萨沙：有，但是不多。

朱加施维里：在学校，在工厂，在集体农庄，这样的人会一天比一天多起来。就像我故乡高加索的群山里，从这儿来的泉水，从那儿来的泉水，汇流成小小的山溪，一条小溪，又一条小溪，从四面八方奔腾而来，当他们汇合的时候，互相拥抱着、拍打着、撞击着，发出一声声响亮的呼唤：“同志！同志！同志！”

薇拉：“同志”！这是一个响亮的、高贵的字眼！

丽达：是的，只有决心为人民贡献一切、不惜牺牲自己的人，才配称为同志，在这个队伍里，走在前面的有被列宁同志和斯大林同志称为同志的工人赤卫队员、红水兵、红军战士、余粮征集队员，最老的布尔什维克。

薇拉：在我们这儿，就是十月革命前入党的乌斯金诺夫娜·彼得洛夫娜。

祖母：不，不对。……在任何时候，千秋万代，我们队伍里最老的同志永远是：马克思。今天我们队伍里站在最前面的最伟大的旗手是：毛—泽—东！

〔钟敲八响。

丽达：让我们听一听来自毛泽东身边的声音吧！

〔朱加施维里扭开收音机。随即出门探视。

〔收音机传出《东方红》的乐声。

〔朱加施维里进门，锁门。

〔《东方红》后开始广播。一直有“衰落”现象，并受干扰，但主要的内容是突出的，清楚的。大家自然地聚向收音机旁。

广播员的声音：ΓаваритΠекин！ΓаваритΠекин！（北京广播！北京广播！）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现在播送一位苏联青年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这封信是被苏修统治集团无理勒令回国的我国留学生带回来的。信里这样写着：

“亲爱的毛泽东同志：

您是我世界上最亲近的人。您是当代的列宁。

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生的。我的人生观的形成，和修正主义在我国的统治是同时期的。但是除了修正主义的影响以外，我还接受了另一方面的影响。我的祖父和祖母，都是老布尔什维克，从我小时候他们就教我如何区别好人和败类，教我不要忘记过去的革命道路。一九六二年我开始收听北京广播；一九六三年以后，我完全站到你们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一边。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您的思想，才能够拯救我的祖国。我愿意用您的思想把自己武装起来，改造我的思想。

自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更加迫切地想成为您的战士。我宣誓为反对以苏共领导为核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而奋斗到底，不惜一切力量，甚至生命，就像在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中那些和我年纪相仿的战士献出了自己的青春一样。将来，全世界人民一定会看到，在克里姆林宫的上空升起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您的思想的旗帜！

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不愿做现代修正主义的牺牲品，而要做一名真正的革命者！”

〔一个停顿以后，出一个完整和强烈的乐句。

〔急促的敲门声。

〔萨沙关收音机。

〔祖母开门。柯斯嘉衣衫不整地出现在门口。

柯斯嘉：乌斯金诺夫娜·彼得洛夫娜！不认识我了吗？

祖母：柯斯嘉！

柯斯嘉：丽达！朱加施维里！——还是那颗心，还是那颗脑袋，还是那个柯斯嘉！……（对薇拉、萨沙）你们是谁？

祖母：都是自己人。塔玛拉就回来。

柯斯嘉：我已经在门外替你们放哨二十分钟。你们的收音机简

直像装上了扩大器！

薇拉：啊！（在人们寒暄时下。）

萨沙：你冷吧？（脱下棉衣给柯斯嘉披上。）

柯斯嘉：（看到桌上的残酒，一饮而尽）我在南极工作过。（对萨沙）你不信？他们可以作证。我从前是水兵，后来是海员，我是捕鲸船队的水手。（连薄薄的外衣也脱下，露出白底蓝道的海魂衫；朱加施维里又替他披上，扶他坐下，他又站起来说）但是我的水手生涯结束了。我的最后一次航行，你们知道吗？在冰山、冰海作业的船队，一点不改装，硬到热带干活，鲸油工场六十五度，七十度！不是工场，是地狱！七十个人的汗水，两桶也盛不下，而供给七十个人喝的淡水，只有一桶！炎热的船室里也没有通风器，只有鲸鱼的恶臭！作业台上就不断有人昏倒，像维塔里，原来是潜水员，很棒的运动员……值夜班的人躺在吊床上翻来覆去，眼皮睁不开，又热得睡不着。而在这时候，总船队长索里雅涅科和他老婆斯维特兰娜，正泡在凉快的游泳池里，这是总船队长叫修理班在船上建造的，白瓷砖的游泳池！如果用这笔建造费，去安装热带作业的必要设备，那么，船员切哥斯基不会热死在鲸油场上。当然，光是天热、肉体的痛苦还不能把我们压倒。但是总船队长的压制，却使我们一上船就感到疲劳。老船员阿夫拉缅科有高血压症，船上医生检查高压二百一十，劝他说：“乘只冷冻船回国吧！”可是总船队长把医生骂了一顿，说：“没什么！换点活干！”就这样阿夫拉缅科也回到港口啊，可是躺在棺材里上岸的。我跟着上岸以后，才知道我已经被开除了。理由就是总船队长的一句话，索里雅涅科当着大家的面说：“我要使不满分子离开，像剥圆白菜叶子那样剥掉！”我回到莫斯科当临时工，为的是更好到上级机关控告。可是没有几天，我又被宣布为精神病患者，送进了疯人院。

丽达：疯人院？

柯斯嘉：我很感谢他们。在疯人院里我学到了在外面没有学到过的东西，在被宣布为疯子的人中间，我找到了真正的老师。

丽达：现在你的身份？

柯斯嘉：名义上是精神病患者，实际上是逃犯。（发现塔玛拉的头巾，注意。）

祖母：塔玛拉一会儿就会回来。

柯斯嘉：我不等她了。乌斯金诺夫娜·彼得洛夫娜……

萨沙：我去，我去找她回来。（朱加施维里制止他。）

柯斯嘉：……丽达，朱加施维里，谢谢你们对塔玛拉的照

顾。我现在顾不上她了。

祖母：塔玛拉一直在到处找你，等着你，她已经转为正式清道工了。

柯斯嘉：好，请你替我祝福她。

祖母：你要到哪儿去？

柯斯嘉：到很远的地方去。我是来向你们告别的。塔玛拉回来，请你替我吻她。

祖母：她马上就会回来了。

柯斯嘉：我马上就要走了。朋友们，同志们，我也许很快回来，也许很久才回来，也许永远也不回来了。你们记住柯斯嘉这个水手吧。

朱加施维里：（和柯斯嘉拥抱）你已经不是半年前的柯斯嘉了。你要想法给我们捎信来啊。

丽达：相信吧，在我们广大的国土上，你不是孤独的。

萨沙：我们和你在一起，柯斯嘉。我第一次来到你们中间。今天这一晚上，你们把我带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我在这里才又重新找到了无产阶级的友爱，感觉到了革命的脉搏。看着你的水手服，我想起了“曙光号”巡洋舰……

柯斯嘉：（朗诵）

那是在五十年前

黑暗的晚上九点钟，

巡洋舰泊向南岸，

轰响了大炮一声。

那些穿着蓝条衫的水手

曾经怎样酝酿、争论？

他们之间谁是布尔什维克？

他在伙伴中起了什么作用？……

面前是一杯苦酒，

仰头把苦酒喝干；

为了年轻的苏维埃政权，

何尝为个人打算！

〔柯斯嘉举杯欲饮，祖母拦住了他。

祖母：柯斯嘉，你说得不对，不是苦酒。我以老布尔什维克的名义批评你，批评小资产阶级的伤感情绪……

柯斯嘉：接受您的批评和鼓励。来，大家共同干一杯，为我送行吧！

丽达：不光是为你送行，首先为我们的节日。

柯斯嘉：（愕然，沉思片刻）我明白。列宁说过：“革命是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盛大节日。”

丽达：是的，在为你送行的时候，在喝这杯节日的祝酒以前，我送给你一句珍贵的话：“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朱加施维里、薇拉先后随同她一起朗读。）

柯斯嘉：这一定是毛泽东同志说的，这样带劲！

丽达：是的。（拿出《毛主席语录》）送给你随身带着。

〔柯斯嘉擎着毛主席语录本，久久说不出话。

朱加施维里：（举杯）俄罗斯的伏特卡烧人，格鲁吉亚的葡萄酒醉人；然而世界上可有一种美酒，能使人热血沸腾，而又心明眼亮？那就是——毛泽东思想。

丽达：我们要像饥思食、渴思饮一样学习毛泽东思想。

朱加施维里：毛泽东思想比粮食和水更宝贵。

祖母：这是武器呀，孩子。

柯斯嘉：（对丽达）谢谢你给我这样的武器。

丽达：不是我，是远在北京的毛泽东同志。而明天，就是毛泽东同志的诞辰。

〔柯斯嘉恍然。把语录本按在胸口，为大家斟酒。

大家：（举杯，碰杯，干杯）祝毛泽东万寿无疆！祝毛泽东万寿无疆！祝毛泽东万寿无疆！

柯斯嘉：我走了，要走在保安机关前头。

〔祖母为柯斯嘉包扎干粮。萨沙将自己的衣服披在柯斯嘉身上，朱加施维里将自己的衣服脱下，替换萨沙的衣服，祖母又取一件棉工装上衣替换下来。

祖母：丽达的爸爸留下的，旧了，可还是暖和的。

〔柯斯嘉吻别祖母。

萨沙：我送你走，在路上也许能遇到塔玛拉。

朱加施维里：（劝阻）你还需要休息。

〔朱加施维里紧跟柯斯嘉推门出。一下撞到正在门外呵手顿脚的薇拉身上。

薇拉：啊！

朱加施维里：你怎么在这里？

薇拉：我在给你们放哨啊！

柯斯嘉：谢谢你，姑娘，再见啦！（再次回到门口，向屋内）再见啦！（把丽达等推回）这不是正常情况下的送行。（关门。）

〔祖母拉着薇拉冻红的手到炉边烤火。丽达搀扶萨沙坐到桌旁。

〔丽达走到窗前，谛听渐远的脚步声。薇拉也跑到窗前，一边擦着眼镜。

薇拉：达尼亚、塔玛拉也该回来了。丽达，咱们商量活动计划吧。材料我带了一些来。（打开书包）这是玛雅可夫斯基的诗，这是回忆录……

丽达：（对萨沙）我们计划开一个回忆列宁的晚会，欢迎你和你工厂里的同伴们来参加。

萨沙：什么时候？

薇拉：一月二十一。

祖母：你们想，这会是很顺利的吗？

丽达：（摇头以后，坚毅、镇定地）毛泽东说：“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

——幕落

第二幕

时间：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晚至夜

地点：莫斯科某大学文化厅的休息室，暗转后为红场列宁陵墓前不远处

〔幕启：一群青年工人和学生正围在祖母旁边，听她谈话；有男孩子，也有女孩子。

〔有几个学生忙碌地穿场而过，拿着写有“回忆列宁，怀念列宁，学习列宁”的横幅标语，还有人捧着列宁的石膏头像，抱着成叠的唱片。

〔丽达和朱加施维里上，向捧列宁像的人嘱咐了几句话。

群众：丽达，朱加施维里，你们来这里歇会儿吧。

祖母：萨沙来了吗？

丽达：他一直在文化厅，帮助布置会场。萨沙是埋头苦干的模范。

朱加施维里：前几天海报就出去了。听说有乌斯金诺夫娜·彼得洛夫娜作回忆列宁的报告，许多同学来得很早。等参加文艺演出的同志到齐，我们的晚会就可以开始了。（看手表。）

群众：（对祖母）您刚才说到共产主义义务星期六……

祖母：我是跟着亚历山大铁路修理厂的工人同志们，有的是布尔什维克，有第一批共青团员，也有非党的积极分子，我们在喀山城发起了第一个“义务星期六”。我们唱着《船夫歌》，唱着“同志们，勇敢地前进！……”在那个忘我的年代，在那个忘我的地方，干哪，干哪。我们的工作服让汗湿透了，休息一下又让风吹干了，然后又干活，又湿透了，我们喊着：“一切为了共产主义！”我们怎么也没想到，伟大的列宁给了我们那么崇高的评价。

群众：您那次见到列宁了吗？

祖母：喀山，是列宁学生时代待过的地方。我们的义务星期六是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七号。那时候列宁在莫斯科。但是他高瞻远瞩，什么他都看得到，什么他都知道。好事坏事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一下子就听到了我们唱的歌，听到了我们喊的口号，并且把这些写进了他的一篇光辉著作：《伟大的创举》。

我们读到这篇著作的时候，我们高兴得哭了。列宁，伟大列宁的左肩膀上还留着社会革命党人的子弹哪！我们多想见见列宁啊……这个愿望在一年以后实现了。

〔男女孩子们爆发出一片欢呼：“快讲讲吧！”

“一九二○年！”“在什么地方？”

祖母：一九二○年十月二号，共青团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我到现在还后悔，因为我是准时到会场上去的；我进了会场，头一眼，看到一片红旗让灯光照得好像燃烧起来一样。接着就看到，在一片火红的光芒里，会场的左边，已经围拢着一大圈人，是伟大的列宁在大家的中间！我想去听听列宁的讲话，更想看看列宁是不是恢复了健康，而我刚要挤进去的时候，开会的铃声响了。……列宁讲了话。四十六年过去了，我还记得他当时是这样说的：“当人们看见他们的父母怎样在地主资本家压迫下生活的时候，当人们亲自也受到那些发动反剥削者斗争的人所受到的痛苦的时候，当人们看到为了保持已经争得的成果而继续奋斗是要经受怎样大的牺牲，看到地主资本家都是如何凶暴的敌人的时候，——那时他们就会在这种环境中训练成为共产主义者。”

〔短暂的静场。

〔萨沙匆忙上，群众随上。

萨沙：丽达，你们大学的共青团书记带着一群人来，占据了文化厅。

〔团委书记赫拉文斯基上。

赫拉文斯基：（气势汹汹地）谁是这个回忆列宁晚会的负责人？

丽达、朱加施维里：我们！

赫拉文斯基：我正式通知你们，今天晚上文化厅另有用场。

丽达：今天晚上纪念列宁的忌辰，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吗？

朱加施维里：而且我们前几天已经贴出海报，决定在这儿开会，你们临时来占会场，这不是突然袭击吗？

赫拉文斯基：我们庆祝共青团成立四十七周年，我们有这个权利。

群众：你们的庆祝活动不是早搞过了吗？——你们不是开过大会了吗？——你们不是已经办起了摇摆舞训练班吗？

祖母：（对赫拉文斯基）你是谁？

赫拉文斯基：（狂傲地）我是赫拉文斯基，大学的团委书记。我在履行我的职责。哦，想必您就是那位海报上说的，老布尔什维克喽？（轻蔑地伸出手。）

祖母：（不睬）你们今天的庆祝活动都有什么内容？

群众：有什么内容！问问他自己在那一次大会报告里说了些什么话！

赫拉文斯基：我们要搞一个丰富多彩的文艺晚会。

群众：什么文艺晚会！就是舞会！乐队已经来了。

丽达：你认为在列宁的忌辰，跳摇摆舞，也是一种纪念吗？

薇拉：赫拉文斯基本人就是个舞迷；上次他在共青团大会上号召过：“你们干吗要过问政治问题，跳舞去吧！参加晚会去吧！谈情说爱去吧！”

祖母：团委书记，如果这些话是出自你的口里，你不感到你是在把共青团员引上邪路吗？

赫拉文斯基：不错。这些话是我说的，我祝福我的同代人，男女青年们能够在大学里找到漂亮的爱人，毕业后找到满意的工作，建立起幸福的家庭。列宁不幸离开了我们，不然他也会同意我们，因为共产主义也就是仁慈，最富于人情的，也就是最共产主义的。

朱加施维里：不许你诬蔑列宁。你这些话都是外面新出的廉价小册子里的胡说八道。列宁对帝国主义者什么时候讲过仁慈？列宁对革命的敌人有的只是憎恨！乌斯金诺夫娜·彼得洛夫娜，您是在列宁的时代战斗过来的，您可以作证明。

祖母：沙皇和他的走狗，资本家和地主，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英、法、美、日的干涉者，考茨基和托洛茨基，对所有这些敌人，列宁是从不容情的。你们比我文化程度高，可以到列宁的书里去看一看。

赫拉文斯基：乌斯金诺夫娜·彼得洛夫娜，我可以理解您，由于您的年纪，您的头脑还留在那个教给人仇恨的年代，光记住一些教给人仇恨的教条。这是不奇怪的。这是“人对人是狼”的旧社会的意识的残余嘛。而我们现代人，要把人对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当作青年们永远遵循的原则。

丽达：这么说来，比如约翰逊吧，那些在南越、在刚果杀人放火的美国佬，也都是你的朋友、同志和兄弟吗？“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你能够既爱保尔·柯察金，又爱白匪，既爱卓娅，又爱纳粹吗？

赫拉文斯基：我不同你辩论。请你注意，辩论，这是从中国进口的时令病。我不受这种传染。但是我想提醒你，保尔·柯察金这样的英雄已经过时了。

薇拉：不！我以图书管理员的身份证明，保尔·柯察金没有过时，他作为列宁旗帜下的一个红色战士，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你听听吧：“当我们在前线上奔驰和体验着战斗的风暴时，难道你以为太阳就不照着我们或者生活就不是美好的吗？问题正是生活号召了我们，而我们也许比别人更感觉到它的魅力呢，只是我们却十分清楚，目前最主要的是消灭敌人和保卫革命。这种觉悟压倒了一切，它在我们年轻的心里燃烧起热情和反对剥削者的伟大的愤怒。我们拔出了军刀，像旋风一般地向敌人的队伍冲去，谁碰上了我们，谁就倒霉……”

赫拉文斯基：算了，算了，不要背书了。

祖母：你们共青团如果还是共青团的话，就应该在团员中培养这样的精神，这正是列宁所要求的。

丽达：严重的问题，不仅是有人抹杀了保尔·柯察金这样的形象，而且是，他们千方百计地要歪曲伟大列宁的形象；在电影里，小册子里，要把列宁说成是个没有原则的老好人。

朱加施维里：这不止是歪曲，这是对列宁的背叛。（对赫拉文斯基）就是因为这个，我们今天开这个晚会回忆列宁。

萨沙：我们要听乌斯金诺夫娜·彼得洛夫娜的报告，我们要听列宁喜爱过的革命歌曲，朗诵关于列宁的诗。

赫拉文斯基：（对萨沙）你好像并不是我们大学的学生。……欢迎你参加我们的舞会。哦，你对诗歌有兴趣？我们请到了大名鼎鼎的青年诗人叶甫图申柯，他一定会满足大家要求，在舞会上朗诵他的新作。

小丑：（从赫拉文斯基身后跳出来）叶甫图申柯的朗诵，真是有味！（朗诵）“斯大林没有投降！……哼哼，我们从陵墓里把他搬开！但是怎样从他的继承者身上，把他搬开呀？”

朱加施维里：住口！

〔幕后，大批唱片被打落地上的声音。人声噪乱。在文化厅里，流氓们大打出手了。

〔青年甲紧抱列宁像上，随后，青年乙抱着部分唱片和唱片碎屑上。

〔流氓打手随上。

青年甲：谁敢碰列宁像，我跟他拼了！

青年乙：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打碎了列宁讲话的纪录片！你们打碎了列宁喜爱的歌曲的唱片！你们还要打人！

流氓打手：少说废话！我们要跳舞！我们要开舞会！

小丑：（又一次从后台跳到赫拉文斯基面前）莫伊塞耶夫舞蹈团的教练来了。——喝！优美的摇摆舞，女性的魅力，正如《真理报》所说，原子世纪的奇迹！——请！

赫拉文斯基：再见！（由小丑簇拥下。）

〔传来调理乐器的怪声。

丽达：（对流氓打手）你们侮辱列宁的塑像，……你们要对你们的行为负责！

流氓打手：负责怎么样，不负责怎么样！——不许你们捣乱我们的舞会！

〔流氓打手抢唱片。

〔丽达、朱加施维里、薇拉和群众保护祖母，保护列宁像，保护唱片。他们挽起手来，高唱《同志们，勇敢地前进》一曲。

朱加施维里：今天，我们一定要回忆列宁，一定要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起纪念列宁！

〔流氓打手熄灯，台上一片漆黑。

流氓打手：打！

祖母：（挺身而出，“追光”）住手！孩子们，跟我来，我们到列宁那儿去！

〔在高昂的革命歌声中暗转。

〔舞台复明。

〔隆冬的莫斯科，在红场列宁墓前不远。后景模糊可见克里姆林宫墙和高塔。

〔明月照着积雪。

〔丽达和朱加施维里正在朗诵一首纪念列宁的诗。在祖母和捧着列宁像的同志身边，簇拥着革命群众，有工人、学生和行人。手持扫帚的塔玛拉也在这里。

〔有一个坏蛋在暗角里用小录音机录音。

丽达、朱加施维里：（朗诵，有时分，有时合）

北风掠过凛冽的天空，严冰封锁寒冷的大地；

高塔的圆顶也像冻结，响亮的钟声早归于沉寂；

银色的月光，仿佛／把红场镀上了一层镍，

宫墙和岩石，全都／棱角分明而轮廓清晰。

墙边那高举红旗的女神／正独自把腰弯低，

守护着莫斯科巷战的牺牲者／他们死于一九一七。

还有多少墓碑在墙边，还有多少人睡在这里！

有人睡着以他的骨灰，有人睡着以他的尸体；

有的死于忘我的工作，有的死于漫长的苦役，

有的死于敌人的枪弹，死后还受敌人的攻击。

先烈们淌尽了汗珠和血滴，为革命死而后已；

在敌人的诅咒中又站起来，他们原不曾安息！

烈士墓边，柏树丛里，发出一声声飒飒的声息，

是风声？不是风声，随着沸腾的思潮一伏一起：

“告诉我们，你们在哪里？告诉我们，有没有放弃阵地？

是不是在前进，在坚持斗争？可有人对敌人奴颜婢膝？”

待回答，还未回答，沉默中谛听一阵耳语，

是骨灰焦急地作响，花圈上飘带低声发问：

“在那黑暗的半球，人民／可准备好用暴力回答暴力？

丢掉了锁链的人们，可曾粉碎敌人的阴谋复辟？”

肃穆的列宁陵端庄方正，像一叠经典的书籍，

在这些书页上镌刻着／全世界无产者的真理。

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人，他的肖像多么熟悉，

山鹰一样地高瞻远瞩，精神矍铄而目光奕奕，

热情地论战，严峻地决断，永远在思考问题，

并且永远号召着斗争，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

“工人、农民和士兵兄弟，你们能不能捍卫社会主义？

你们的眼睛是否受到了蒙蔽？你们的双手是否放松了武器？

是否有人在宣扬新的宗教，教你们挨打不可还击？

教你们忘记过去，放弃将来，忍气吞声做他们的奴隶？

是不是第二国际正借尸还魂，也许甚至还变本加厉？

必须无情地揭穿他们，像当年揭穿叛徒考茨基！

地球永远也不会倒转，太阳永远也不会殒灭，

共产主义永恒的真理，必将获得最后的胜利！”

〔摩托车队急刹车声。

〔几个武装军警闯上，驱赶群众，但群众在萨沙带领下集拢得更加紧密。

〔塔玛拉用她手中的扫帚抵挡军警。

〔《国际歌》声起。

丽达、朱加施维里：（继续朗诵；最后变成群众合诵口号）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列宁的心永远跳动，在我们的胸底！在我们的胸底！

〔《国际歌》声转强。

——幕落

第三幕 第一场

时间：紧接前幕的第二天夜里

地点：在大学苏修党委书记的办公室

〔幕启。

窗帷紧闭。

舞台一角斜放着党委书记斯塔霍维奇的大办公桌，上有电话。

斯塔霍维奇坐在办公桌后面，与沙发上穿着便衣的保安机关官员巴加耶夫交谈。

巴加耶夫：斯塔霍维奇同志，我们请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把丽达·彼得洛夫娜和那个格鲁吉亚小伙子，由你们学校当局保释出来。

斯塔霍维奇：由我们？

巴加耶夫：或者直截了当地说，用您，大学党委书记的名义。让您来做好人吧。

斯塔霍维奇：难道你们的监狱住不下了吗？

巴加耶夫：那是次要的问题。

斯塔霍维奇：难道他们的案情还不够严重吗？

巴加耶夫：我们拜读过您写的关于“重新打掉劣根性”，呼吁加强纪律性的论文。

斯塔霍维奇：那么你们为什么还不把这样的传染病患者隔离呢？你们知道这次红场上的事件不是偶然的；还在去年，他们就煽动大学零售商店的一个售货员，又是自杀，又是请愿，又是捣乱，这些不是都向你们报告过吗？你们是办案的老手了，应当早就弄清楚了吧？

巴加耶夫：斯塔霍维奇同志，我们不是老同行吗？怎么你调动到大学来不久，也沾染了学究气呢？——我们释放他们，正是因为我们不仅要弄清一个零售商店、一个朗诵诗的问题啊。

斯塔霍维奇：（意会）还有什么线索值得……

巴加耶夫：请问你听不听北京广播？（瞥视屋角的收音机。）

斯塔霍维奇：（紧张表白）我不听。我为什么要听北京广播！

巴加耶夫：不过北京广播过一封苏联青年来信的事情，你该知道吧？

斯塔霍维奇：那当然。国家安全委员会通知以后，我们写过调查报告，我们这儿的中国留学生，一直同我们的学生隔离得很好。

巴加耶夫：也许你认为是这样的。但是你想没想到，那个往北京捎信的苏联青年，说他的祖父和祖母都是老布尔什维克呢？

斯塔霍维奇：（打电话）科修科夫同志，请你到我这里来一下。

巴加耶夫：您为什么不把这个线索，跟丽达·彼得洛夫娜的家庭联系起来看一下呢？特别是，跟她的祖母参与了昨天的事件联系起来看一下。

〔校长秘书科修科夫上。

斯塔霍维奇：（介绍）巴加耶夫上校。校长秘书科修科夫。（对科修科夫）请坐。你对丽达·彼得洛夫娜的事件怎么看？

科修科夫：助学金减少恐怕是她不满情绪的一个因素。据说她下课以后还要去干零活。一个姑娘，穿不上新式衣裳，上不起酒吧间，没有人邀请她参加什么私人舞会，甚至没有人给她献花、求爱，顶多有那么一个格鲁吉亚大胡子……

斯塔霍维奇：你认为她会不会是那封黑信的作者呢？

科修科夫：哦，哦……这是一个有益的提醒。但是可不可以说，如果在她和那个格鲁吉亚小伙子之间挑选一个嫌疑犯的话，我倒愿意相信，干这种事情的，恐怕男人比女人多。

巴加耶夫：朱加施维里的祖父母都是老布尔什维克吗？

科修科夫：这个……

巴加耶夫：好了。这个问题就谈到这里。从现在起，我们就把他俩交还给你们了。（打电话）把他们带到斯塔霍维奇同志办公室来。（转对二人）请你们和他们多谈一谈吧。

〔丽达、朱加施维里上。

科修科夫：请坐吧。

斯塔霍维奇：你们自由了。我以党委和我个人的名义把你们保释出来。

朱加施维里：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如果是保释，为什么半分钟以前还有人押解？究竟是释放，还是审讯，你们在玩什么花招？

丽达：（对巴加耶夫）看你很面熟，你就是从汽车里跳出来指挥武装警察的那个上校吧？

巴加耶夫：你认错了，我是刑法学教授，为了保释你们，斯塔霍维奇请我来当顾问的。

丽达：就算你是刑法学教授，那么在承认苏维埃法治的前提下，是我们纪念列宁的活动违法，还是镇压我们、逮捕我们的武装警察犯法了呢？

巴加耶夫：那要看你们的活动符合常态秩序，还是群众任意行动的胡闹。

朱加施维里：什么叫群众任意行动的胡闹？什么叫常态秩序？这个话不是你的创造。几十年前有一个蠢货就在列宁面前说过这样的话，而列宁回答他说：“革命秩序就是历史上最常态的秩序！”

巴加耶夫：你们在苏维埃国家里还要闹革命吗？

丽达：纪念革命导师列宁，就是我们的一个革命行动。

斯塔霍维奇：你们纪念列宁，不要忘记列宁的时代还有捷尔任斯基，还有契卡，专门对付违法乱纪的家伙。

朱加施维里：不许你诬蔑捷尔任斯基！契卡是工农政权手中的宝剑！捷尔任斯基专门对付的是白匪、间谍、阶级敌人！捍卫的是无产阶级专政！

丽达：昨天红场上武装警察的所作所为，是百分之百的资产阶级专政！

科修科夫：说哪里话！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专政，我们是全民国家，阶级早就消灭了嘛！

丽达：你虽不是什么刑法学教授，但你是校长的秘书，你也经常替校长起草报告，大讲列宁主义。你不感到你所宣扬的这一套阶级斗争熄灭论，离列宁的思想十万八千里吗？

科修科夫：你是历史系五年级的学生，应当知道列宁在一九二四年就死去了。他的话都是针对一九二四年以前的情况讲的。应该历史地看问题呀！

丽达：一九二四年以前列宁抨击的阶级敌人，今天还是我们的敌人。

斯塔霍维奇：你难道认为今天在我们苏联还有阶级吗？

朱加施维里：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不能睁眼不看事实。

巴加耶夫：我也提醒你这个历史系的学生注意，列宁在世的时候，社会主义还没有在苏联建成，这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的观点，不是列宁的思想，这是毛泽东的思想。

斯塔霍维奇：而毛泽东的思想是不适合苏联国情的。

丽达：你这句话非常像过去一个人说的：列宁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科修科夫：这是谁说的？

丽达：蒋介石！

巴加耶夫：看来你对中国的历史很熟悉，那么你对中国的现状也很关心吧？（转向朱加施维里）还有你？

丽达：我关心全人类。你呢，你关心的是什么？

朱加施维里：恐怕首先是你的既得利益吧？

巴加耶夫：我关心的是你们，年轻人，你们不要在一条危险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要知道在我们苏联早已不存在什么阶级斗争。但是国外的敌人总是通过各种途径向我国渗透。比如说，你们在红场上朗诵的诗，假借列宁的名义宣扬的那一套，为什么跟北京的广播那么相似啊？

丽达：看来，你是北京广播的听众啦？

朱加施维里：你如果经常收听北京广播的话，恐怕和你这个……“刑法学教授”的身份不大相称吧？

巴加耶夫：……

〔电话铃响。斯塔霍维奇接听后，将听筒交给巴加耶夫。

巴加耶夫：啊，我是。……嗯，立即行动。（放下听筒。）

斯塔霍维奇：年轻人，巴加耶夫上……教授说得对，我们关心的是如何挽救你们。我们学校不能容许各种劣根性存在，我们是要执行纪律的，这是我作为党委书记的善意的警告。

朱加施维里：你要执行怎样的纪律呢？

科修科夫：不是半年前已经出了布告吗？对于表现了劣根性的学生，要执行纪律，从记过到开除。

丽达：你们的布告我们看过了，党委书记的论文我们也拜读了。你们要惩治劣根性，但是什么是劣根性？你们要执行纪律，你们执行的是什么纪律？在你领导的这个大学里，有流氓，有酒鬼，有游手好闲的人，他们仗着父母的权势和金钱，横行霸道，胡作非为，你惩罚过他们的劣根性吗？学生宿舍成了闹市，倒卖进口货，倒卖外币，投机倒把，甚至欺侮女孩子，干种种肮脏下流的勾当，你执行过纪律没有？

科修科夫：你们的逻辑真是奇怪，一会儿抱怨专政，一会儿又抱怨自由。你们自寻苦恼，又把这苦恼的原因推给别人。总是指责这个，指责那个。年轻人追求幸福的生活，有什么不好？“消费并非不道德”，提高生活水平早就写在我们二十二大的纲领上了嘛。

丽达：提高了的是谁的生活水平？大学里的特别学生，从父母那儿拿到手大笔的学费，又从你们那儿拿到手大笔的助学金；他们泡饭馆、泡咖啡馆，大吃大喝，拦住女学生不让走，还要打女服务员……

科修科夫：你不用多说了，如果你的学习成绩有提高，我们可以考虑调整你的助学金。

丽达：我要说。你以为我是为了争取加几个卢布的助学金吗？助学金制度不合理，但这还不是根本问题。你提到生活水平，确实有人是大大提高了，他们吃着澳大利亚火鸡、意大利的龙须菜，喝着法国的马蒂尼酒、苏格兰的威士忌，酒足饭饱，穿着巴黎和罗马的时装，去跳美国的“喳喳喳”舞！但是你到工人的食堂去看看，没有土豆和通心粉，没有肉，没有蔬菜！这就是赫鲁晓夫吹嘘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

巴加耶夫：赫鲁晓夫要对缺货情况负责任，他不是已经下台了吗？

朱加施维里：赫鲁晓夫是一颗病牙，它是拔掉了，可并没连根拔。这就叫人更疼，你承认不承认：没有赫鲁晓夫，照样有赫鲁晓夫主义？

巴加耶夫：好了，我们可以结束政治问题的讨论了。你们是学生，你们是学校当局，还是谈谈学业问题吧。

斯塔霍维奇：你们要知道，我们今天是以极大的耐心来和你们谈这一次话。你们都应该知道我们的学年论文制度；特别是你，丽达·彼得洛夫娜，你已经到了交出毕业论文的时候了，而你成天在搞些什么名堂！你如果不能按时交出毕业论文，并且在答辩会上通过，你就面临着不能毕业的危险！

科修科夫：在这个关键时刻，你要很好地选择。你如果顺利地通过这一关，就可以得到大学文凭，甚至被认为有“天才”，提作研究生，将来闹个副博士。你就可以得到称心的职业，住进漂亮的住宅，甚至在不远的将来，拥有私人的轿车……

丽达：算了吧！你这一套说教使我想起了《共产党宣言》里对资产阶级的批判；钱！钱！钱！利己主义！利己主义！第三个还是利己主义！

斯塔霍维奇：谈论这些你还不够资格。知识就是力量，你的知识还有限得很。你顶多不过是背诵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吧！

巴加耶夫：（冷笑）也许还有毛泽东的！

丽达：而你们呢，你们是在背诵赫鲁晓夫的教条！

斯塔霍维奇：（对丽达）我正式通知你，我们的大学是为国家培养高等文化水平的人材的。你必须重视毕业论文的准备：或者通过毕业，或者开除学籍。（对朱加施维里）你不在毕业班，但是也一样，要准备学年论文。给你们充分的时间做这方面的准备；停止你们扰乱学校秩序的一切社会活动！

巴加耶夫：社会活动还可以照样进行嘛，只要你们能按时交出论文来。这关系到你们今后一生的命运。

丽达：（轻蔑地）谢谢你们对我们命运的关心。既然是这样，（笑对朱加施维里）哈，那么可以吧？

朱加施维里：（沉着地颔首）可以。

——二道幕落

第三幕 第二场

时间：在前场同时，直到黎明

地点：同第一幕

〔二道幕启。

祖母，乌斯金诺夫娜·彼得洛夫娜，独自一针一线地在锦旗上刺绣着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头像。

祖母：（哼唱着列宁喜爱的一首西伯利亚民歌《斯捷潘·拉辛的悬崖》最后两段）

如果在我俄罗斯／还有这样的人，

他不贪安乐，不只顾自身，

对待那穷苦人，没有不义之行，

热爱真理像热爱他母亲；

他能奋不顾身，为真理斗争，

请他登上这悬崖的绝顶，

这悬崖便要将伟大斯捷潘的理想

全都忠实地告诉给他听。

〔祖母起身，展示绣像。

祖母：列宁同志，我见到您，那是在一九二○年的秋天，在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只见过您一次，但是毕生难忘，仿佛我的手心还留着当时鼓掌的余温。

斯大林同志，我不止一次见到您，听到您的教导，最最难忘的是一九四一年的十月革命节，在红场上您的讲话，每个字像一滴血滴进我的心里。

毛泽东同志，您远在万里之外，但是我知道您的胸怀包容着整个世界，牵念着亿万人民，您一定能够理解我，莫斯科工人区小屋里一个普通布尔什维克党员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理解我思念您的心情。毛泽东同志，您是我们的灵魂，您是我们的希望。我没有见过您，只在画报上见过您的照片；我的孙女说我把您绣得太年青了，我说，就要这样，我就是要祝福毛泽东同志万寿无疆！

〔稍停。急骤的敲门声，并有呵斥声。

〔祖母沉吟了一下，把锦旗折叠整齐，放进胸前衣服里。然后沉着地开门。

〔苏修党区委会监察委员雷达柯夫带一名保安警察上。

雷达柯夫：乌斯金诺夫娜·彼得洛夫娜，打搅你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党区委会监察委员雷达柯夫。

祖母：认识。

雷达柯夫：这位是——

警察：（出示搜查证）手续合法。

祖母：（轻蔑地看了一眼，掷还给他）搜吧！

〔保安警察开始翻箱倒柜，雷达柯夫则四处窥视。

〔祖母凝坐不动。

警察：（发现了收音机，失望地）这个破烂，十八世纪的！

（意欲搁置一边。）

雷达柯夫：短波没有剪掉。（对祖母）是不是经常用它收听敌台广播啊？

祖母：敌台？——它虽然破旧了，听听莫斯科台还是可以的。

雷达柯夫：莫斯科台是敌台吗？

祖母：你说的是敌台。我说的是莫斯科台。这个收音机你们要就拿去吧！

雷达柯夫：你这个老太婆不要装疯卖傻。（对警察）没收！

警察：（摘下装有大大小小褪色照片的镜框）这些都是什么人？

祖母：我的亲人！我的丈夫！我的儿子！我的媳妇！我的……

雷达柯夫：都是什么伟大人物啊？

警察：呸！（把照片镜框扔到桌上。）

祖母：（愤懑地拾起，珍惜地捧在胸前）他们不是什么伟大的人物，但他们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儿女，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儿女！他们献出自己的精力、鲜血和生命，维护共产主义事业，保卫苏维埃祖国，可惜，也保护了你们这样的败类！

雷达柯夫：乌斯金诺夫娜·彼得洛夫娜，您不必这么动气，骂这个骂那个的。您不必再为您悠长的党龄感到光荣和自豪了，党区委会正在考虑您的党籍问题。老实告诉您，真正的苏共党员，党龄都要从一九五六年二十大算起。而您恰恰从那以后表现消极，甚至抵制党的活动，一直发展到参加流氓学生的队伍在红场捣乱的行为。您如果自觉一点，自动申请退党不是更体面一些吗？

祖母：你们有什么办法都使出来吧，我要看看你们怎样处理！

雷达柯夫：其实，您如果不抱着这种老年人的执拗，您的处境完全会改变得好些。把您选进监察委员会不是不可能的，房子也可以住得舒服一点……

祖母：想必你住得比我舒服；假如从我这里搜集到足够的“罪证”，你就可以住得更舒服了吧？

〔保安警察摆弄列宁画像的镜框，到镜框后面去摩挲，突然把镜框摘下，一翻，镜框的背面原来嵌着斯大林的画像。

警察：这是谁？

祖母：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

雷达柯夫：从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现在已经十年了。您又怎么解释这个表现呢？

祖母：随你的便！我怀念斯大林，我怀念列宁—斯大林时代的革命生活。

雷达柯夫：您到今天还这样迷信斯大林，这更加证明了肃清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必要性。

祖母：你是赫鲁晓夫的应声虫，你们恶毒地诽谤了斯大林。

雷达柯夫：我并不迷信赫鲁晓夫，他犯了很多错误，什么在哈萨克开荒啦，等等。可是为了他反对个人迷信的功勋，值得发给他这么大一个金质奖章！我是十分客观的。您能否认斯大林犯过错误吗？

祖母：鹰飞得再低也是鹰，鸡飞得再高还是鸡！斯大林在列宁离开我们以后，继承、捍卫了列宁的事业。

雷达柯夫：斯大林违反了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

祖母：你要跟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搞集体领导吗？他们搞反党活动，不把他们消灭，他们就要消灭我们。不打破鸡蛋，就吃不成鸡蛋卷。

雷达柯夫：您是不是公开宣称，您捍卫斯大林？

祖母：对！斯大林是列宁的学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过去捍卫他，我将来还要捍卫他。在二十年代，内战的硝烟还没有散尽，投机商人到处横行，富农把持着半边天下的时候，我们捍卫斯大林，坚信“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在三十年代，我们捍卫斯大林，乡村里实行了集体化，荒野上到处是脚手架、基础坑，我们实现了工业化；在四十年代，我们捍卫斯大林，斯大林指挥我们，把德国法西斯，消灭在斯大林格勒街头，莫斯科城下，直到柏林国会大厦门前！所有反对斯大林的人都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同伙。

雷达柯夫：按照您的逻辑，您把我也列入托洛茨基分子了。可惜我连托洛茨基都没有见过。

祖母：那么，你可以算是新托洛茨基分子吧。

雷达柯夫：假如在三十年前，您可以把我送到法庭，送去流放，送上刑场；但是今天，您没有这样的权力了。您的孙女已经被拘留，我们对您也正在审查；今天我们就像您所说的，是在搜查你们的罪证。

祖母：你可以把我送上法庭，送去流放，送上刑场嘛。

雷达柯夫：我们按照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的程序办事。

警察：雷达柯夫同志，您看，这个笔记本，丽达·彼得洛夫娜的。第一页就写着一句煽动性的反革命口号。

雷达柯夫：什么？

警察：“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记得有一张反革命传单上就这么写过。（自做聪明地对祖母）这是你孙女写的，还是你教给她的？

祖母：都不是，这是另一个人写的。

警察：谁？

祖母：玛克西姆·高尔基。

警察：他住在哪里？你老老实实讲出来！

祖母：（讥笑）不要着急，他会等着你的。他住在那儿整整三十年了。

警察：什么地方？快说！

祖母：红场，克里姆林宫墙下。

警察：那儿……

雷达柯夫：（喝止）死人！没收！（随着翻阅书架上的书籍，将列宁论文集抛给警察）没收！

祖母：列宁的著作也犯法吗？

雷达柯夫：（继续将书抛掷给警察）《共产党宣言》！

祖母：《共产党宣言》也是禁书吗？

雷达柯夫：你们不配读这些书。你们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祖母：难道你倒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吗？

雷达柯夫：毛泽东的著作在哪里？

祖母：不是你们早就回收销毁了吗？

雷达柯夫：打开天窗说亮话，根据许多迹象，你家里藏有毛泽

东的著作。到底藏在什么地方？

祖母：告诉你吧，只要我还在呼吸，你们是挖不出也抢不走的。

雷达柯夫：到底你们把毛泽东思想藏在了什么地方？

祖母：（指着心脏）在心里！在血液里！

〔灯光转暗。

〔灯光转明。

〔室内被保安警察搞得物件狼藉，门也半开，风吹得咿呀有声。

〔祖母披衣伏在桌上睡着了，时间已是后半夜。

〔墙上只剩下挂钟和一幅画：《橡树》。

〔丽达、朱加施维里上。关门。略略环视室内，趋向祖母跟前。

丽达：（轻轻地）奶奶！

〔祖母惊醒。

丽达：我们回来啦！

〔祖母起立，抚摸丽达和朱加施维里。

祖母：（放开手，严峻地）你们没有屈服吗？

丽达：没有。

朱加施维里：他们主动把我们释放的。

丽达：用学校当局的名义保释出来。

朱加施维里：我们怀疑这里面有鬼。

祖母：萨沙、达尼亚他们呢？

丽达：刚才我们叫薇拉到达尼亚家去看看。我们到萨沙家去了，他还没放回来。

祖母：（走到门边，向门外张望后）那可以肯定有阴谋。他们

还想从你们身上得到更多的东西。过去沙皇的警察厅就常常这样做的。

朱加施维里：家里也抄过了？

祖母：刚走。他们要找毛泽东的著作，但是没找到。只是发现了斯大林像，还搬走了收音机。

〔静场。

祖母：（对丽达，指书架）没收了你的一个笔记本。

丽达：我的笔记本不在那里。

祖母：大概是你小时候的纪念册，第一页写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丽达：让他们拿去！可惜里面还夹着我收集的一些邮票。

朱加施维里：这挂钟倒还安然无恙。勃列日涅夫不是专门收集古老的钟表么？为什么这一个他倒不要？

祖母：这挂钟虽然老了，但是还随着时间在前进。

丽达：这张希施金的《橡树》还在这里。（把它改挂在正中，原来悬挂列宁像的地方。）

祖母：我们坐下来，想想这一天的事情吧。

丽达：我们一定要“变得聪明些”。

朱加施维里：这二十四小时，只不过是一次爆发。

丽达：毛泽东同志说：“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就是因为政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了，克里姆林宫才可能用警察、用监狱来镇压我们。

朱加施维里：而他们迫不及待地现在动手，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把他们吓慌了。毛泽东同志响亮地提出了夺回被阶级敌人篡夺了的政权的问题。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在我们苏联，它已经形成一个特权阶层、统治集团，成了一座大山，压在苏联人民头上。

丽达：但是，归根结底，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他们只是一抔黄土；但是在战术上，必须把它看成一座大山，这样才能用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的“愚公移山”的精神，一锄头一锄头地挖掉它！

丽达：对，今天的苏联需要第二次十月革命。

朱加施维里：“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

祖母：我们要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这些叛徒、工贼、野心家、阴谋家手里夺权！他们就是二十世纪的沙皇。

丽达：奶奶，您说得对！冬宫里的旧沙皇，那个渺小的尼古拉二世，他的尸体是法国人收买走的；而克里姆林宫新沙皇，是连灵魂一块出卖给帝国主义了。

朱加施维里：什么时候我们提到克里姆林宫的时候，能够重新抱着从前那样的心情。

丽达：就是当毛泽东思想的红旗飘扬在我们天空的时候，克里姆林宫塔顶上熄灭了的红星重新燃烧起来的时候。

祖母：我还记得在列宁逝世以后，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第一次开放。（对丽达）我和你祖父，带着你父亲到那儿去。向导同志说，当年警卫列宁同志的哨位是第二十七号。

我的心潮汹涌澎湃，

满眶热泪，陷入遐想：

当年谁守卫在列宁身边，

谁是光荣的二十七号岗？

守望在列宁同志的门口，

巡回在办公室外的走廊，

一颗忠心，一双锐眼，一条枪，

怒对全世界敌人仇恨的目光。

午夜，停电，莫斯科已安睡，

列宁台前是摇曳的烛光；

黎明，察里津的战局怎样？

前线来的电话铃声又响。

列宁把一面一面小红旗

插在墙头巨幅的地图上，

革命是一寸一寸在前进，

通过那血火交织的战场。

列宁踱到了巨大的窗前，

常青的棕榈树沐着阳光。

回头凝视哈尔图林头像，

他是牺牲在沙俄的牢房。

革命必须战胜多少敌人！

新生的国家正遍体鳞伤。

列宁捍卫着无产阶级专政，

守护列宁的则是二十七号岗。

保卫共产主义万岁千秋的事业，

保卫列宁主义不朽的思想，

怒对一切阶级敌人仇恨的目光，

让我们永远作——二十七号岗！

丽达：让我们永远作——二十七号岗！奶奶，你说得真好。我们把这当作一个口号写出去吧！

朱加施维里：我们要抓紧写一批材料，包括这次红场事件的真相，公布出去。

祖母：用什么形式？

丽达：原来我们想写一批大字报。

祖母：新沙皇能给你们这样的无产阶级大民主么？

朱加施维里：后来考虑到各方面的具体情况，我们决定印刷传单。

祖母：这个工作很要紧。《联共党史》第一章就提到了列宁写传单的事。关于革命的舆论准备，毛泽东同志是怎么说的来着？

丽达、朱加施维里：“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都要先造成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敲门。

〔塔玛拉上。

塔玛拉：你们自由啦？！

丽达：从小的监狱放出来，放到大的监狱里来了。

塔玛拉：他们不会放过你们的，他们还会盯梢、密探、偷听……说不定什么时候再把你们从大监狱收回小监狱里去。

丽达：我们也要暂时离开家了。

朱加施维里：离开莫斯科。（对祖母）我们还没有征求您的意见。您同意吗，我们要到人民中间去，去了解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思想，感情，同时做我们能做的宣传和组织活动。

丽达：最重要的是像毛泽东同志说的，“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朱加施维里：我们身上穿的是无产阶级的服装，我们的头脑里还不是完全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祖母：对，对，你们听毛泽东同志的话，我完全赞成你们。你们虽然都生长在劳动家庭，不是新贵族的子弟，但是你们十几年来毕竟没有离开过学校的教室。你们要走出大学生的圈子，到更广大的世界里去。

塔玛拉：我跟你们一道走吧。我不能只是打扫街道上的垃圾，我要扫除历史上的垃圾；我要把新沙皇从克里姆林宫扫出去，从苏联扫出去，从地球上扫出去！……我虽然一直也没有脱离过劳动，但是我的天地太窄小了，甚至在柯斯嘉受到了迫害以后，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困惑的，不理解的。谢谢您乌斯金诺夫娜·彼得洛夫娜，谢谢你，丽达，朱加施维里，你们带领我参加了一些社会政治活动，你们让我听到了当代的列宁——毛泽东的声音！我的眼睛亮了，在我面前展开了广阔的道路，就是这条道路上有多少泥泞、风险、绊脚石，我也要走到头。……柯斯嘉叫人捎信来，给了几个联络地点。我前些天还没有打定主意。现在他们帮助我下了决心。由于红场出事的时候我也在场，清洁队已经把我开除了。

祖母：要走，你们就赶紧走吧。还有什么要做的事情留下给我。

丽达：我们已经跟薇拉，还有几个同学交代了。如果薇拉不来，您记住一个信箱号码就行了。（耳语。）

朱加施维里：希望您帮助照顾一下萨沙的妻子和孩子。

〔丽达收拾东西。

〔祖母从一个隐秘的地方取出了俄文版《毛泽东选集》，交给了他们，手手相传，最后由朱加施维里收藏在衣服里面。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无言中进行的。

〔祖母和三人吻别。

祖母：你们不要挂念我。我自己会照顾自己的。（指《橡树》一画）我也会像这棵老橡树一样，雷鸣闪电暴风雨都不能把我劈倒。因为我是列宁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今天的一切，使我回想起五十年前，就是十月革命前那一段地下活动的生活。我好像又回到了那迎接革命高潮的青年时代。——难道不是这样吗？

〔在《心中想念毛泽东》曲声中送丽达等启程。

——幕落

第四幕 第一场

时间：几个月以后

地点：大学里的一个会议厅

〔幕启。

会场里熙熙攘攘。舞台就是像平常大会的主席台那样布置。天幕空无一物，台上空无一人。

待一会，校长秘书科修科夫跑上。从他的衣服可以看到时序已经变换为初夏。

科修科夫：公民们，同学们，请安静。请大家再等候一下。本来今天的毕业论文答辩会还是按照常规在教学大厅进行的。但是没想到要求旁听的人这么多，临时改到这个大会场里，请大家耐心等候一下。我们准备欢迎一些著名的学者到会。

〔待一会，团委书记赫拉文斯基跑上。

赫拉文斯基：（摇铃）同学们，共青团员们，今天我们的论文答辩会本来要按照常规举行的。但是毕业班有一个学生，就是大家知道的丽达·彼得洛夫娜，在长期擅自离开学校以后，又回来了，并且煽动、勾结一些校外的人来参加今天的论文答辩会。大家知道，丽达·彼得洛夫娜早就是一个坏学生，干了许多败坏我们大学声誉、扰乱社会秩序的事情。广大的共青团员早就呼吁把她开除学籍。学校当局，特别是党委书记，斯塔霍维奇同志，和我，为了挽救青年，在几个月前，把她从保安机关保释出来，并且给她这样一个机会，就是让她规规矩矩准备毕业论文，那么，还可以让她有机会享受大学毕业生的待遇。可是她又一次辜负了我们，辜负了苏联党、国家和共青团的期望，她不但没有按时交出毕业论文，并且，几个月，没影儿了！可是突然，在我们举行毕业论文答辩会的前夕，跑了回来要求参加答辩，那么好吧，待一会儿让我们看看她要搞些什么名堂。

〔论文答辩会主席团一批以斯塔霍维奇为首的牛鬼蛇神上台就座，主持答辩会的是一个老朽不堪的货色，历史系主任季托夫。

季托夫：（像旧时代的法官一样）现在，我们历史学系一九六七年论文答辩会开始。第一个进行答辩的是，应届毕业生丽达·彼得洛夫娜。

〔掌声。丽达上。在丽达的讲话过程中，不断听到台下的欢呼和鼓掌。

丽达：我提出的毕业论文，题目是《革命辩证法和苏联的现实》。

季托夫：（摇铃）请你注意，辩证法是哲学系的题目；今天是历史系的论文答辩会，而不是要讨论现实问题。你在大学里五年，学的是历史！

丽达：什么叫历史？“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现在我就来宣读自己的论文。

季托夫：（摇铃）我已经宣布，你的论文题目没有征得系领导和导师的同意，而且不符合历史学系毕业论文的规范。取消你宣读论文的资格。下一个……

丽达：我的论文，你连一句也没有听，凭什么就取消我宣读的资格？

〔台下听众：“让她宣读！”“不能取消资格！”

丽达：（宣读）“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当代的新阶段，出现了一个高峰，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或者叫毛泽东主义。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都重复历史上攻击马克思、攻击列宁的那种滥调，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诋毁和攻击。”

季托夫：你这不是历史学论文，而是政治宣传。

丽达：教授，你不是也在做政治宣传吗？你在苏共中央刊物《共产党人》上发表的文章，题目叫《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主义》，你那些谬论，不是政治宣传吗？

季托夫：有目共睹，我那篇论文，完全是一篇学术论文，完全合乎纯学术的规范。而且我没有离开我的本行。我是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专门有一节就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辩证法和诡辩术》。

丽达：我就是要来驳你的什么《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辩证法和诡辩术》。我的论文就是对你的论文的答辩。你听着吧！

〔季托夫还要说什么，被台下一片掌声淹没了。

丽达：（接着宣读论文，有时离开讲稿，口头补充说明）在毛泽东的光辉著作《矛盾论》里，极其深刻地阐明和发挥了革命辩证法的伟大真理。而他，（指季托夫）这位教授先生，在他的论文里，就是把矛头指向《矛盾论》，指向革命辩证法的。

季托夫：这一点不错，我是对《矛盾论》提出了批判。

丽达：而毛泽东好像早就预见到这一点，他在一九三七年就这样写道：“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斯塔霍维奇：你也要借毛泽东之口，宣称自己是共产党人吗？

赫拉文斯基：你连共青团员都没当上！

季托夫：而我们，（指主席台上就座的）才都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丽达：如果您还有一点历史知识的话，请不要忘记，托洛茨基也曾经有过党证的。我希望你们不要干扰我宣读我的论文。

〔斯塔霍维奇等耳语。赫拉文斯基下。

季托夫：你的论文没有什么新鲜东西，不过是抄录毛泽东的著作。

丽达：真理是不怕重复的。毛泽东的著作每一句都是真理。

季托夫：我不否认，毛泽东的著作，比如《矛盾论》里讲到鸡蛋可以转化为鸡，我是完全同意的。在这一点上，应该承认事物是可以转化的。

丽达：问题在于，绝不止限于这一点上。毛泽东关于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转化，即“互易其位置”的论点，对于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有着巨大的意义。革命就是转化。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由被统治的地位到统治地位的转化。

然而，反动的统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像你们，（指季托夫等）极端害怕革命，因此特别仇视这个论点，反对把这个论点“用于革命过程”。

因为，按照这个论点，正如毛泽东所说，“……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经过革命转化为统治者，原来是统治者的资产阶级却转化为被统治者，转化到对方原来所占的地位。”

季托夫：那就是说，工人阶级要“变为”资产阶级喽？

丽达：你这是无耻的歪曲。通过革命，无产阶级由被统治者转化为统治者，怎么能说是变为资产阶级呢？

季托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被统治地位和统治地位，是从来没有也不会转化的。

丽达：可敬的教授，您的历史知识等于零。您连《共产党宣言》也没有读过吗？

《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

而您在说些什么？您不是在说：资产阶级注定永远是统治阶级，无产阶级注定永远是被统治阶级，这不是资本主义秩序永恒不变的说教吗？假如事情真像你说的那样，那么，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也就不必为夺取政权而斗争了，也就不必革命了。

季托夫：革命，已经是五十年前的历史了。我们还是来进行学术研究……我在论文里已经阐明：革命改造的结果，不是对立阶级位置的简单互换，而是各阶级本身发生根本变化，产生新的阶级关系。只有形而上学者才会认为：由于革命的结果，即使采用了新的生产方式，而老的阶级仍然会留下来，只是改变位置而已。

丽达：这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论调，是反对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作为统治阶级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只有资产阶级和他们的走狗才极力鼓吹“当新的生产方式出现时”“老的阶级”马上就会消灭。列宁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的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对季托夫）您记得列宁这段话是出在哪部著作吗？

季托夫：（支吾）……

丽达：（对主席台上其他人）你们呢？

〔众牛鬼蛇神哑然。

〔台下哄笑。

丽达：记住！列宁这本书，叫做《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指点台上牛鬼蛇神）列宁在同一部著作里又说，被推翻的剥削者，要以十倍的努力、百倍的仇恨，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这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指季托夫）你所谓的“老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剥削者被推翻了，但是它并没有立即消灭。要消灭它，“第一步”就要使它变为被统治阶级。实行这种“位置”的转化，就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方面出了问题，资产阶级仍然可能由被统治阶级再转化为统治阶级，实行复辟。苏联的历史教训和严酷的现实就是这样。

季托夫：你完全违反了历史常识和数学常识。十月革命已经五十年了，失去了“天堂”的剥削者，算他当时二十五岁，即使活着，也早就七十多岁，何况早已经死的死、跑的跑了呢。

丽达：您的常识实在高明。先不说当前还有老的资产阶级分子在活动，就说看看十月革命以后滋生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吧。像你，你，你，（指点）你们这些被西方记者称为肥胖而舒适的共产党人，就是苏联国内所谓红色资本家，就是他们的代表！你们早已背叛了列宁，成了考茨基的徒子徒孙。

斯塔霍维奇：你在进行政治煽动！你把北京的大批判搬到莫斯科来了！

科修科夫：你怎么敢利用论文答辩会攻击我们领导人！

丽达：你们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过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喽啰。就是你们的头子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在这里，我也要照样质问他，驳斥他，批判他！

季托夫：现在我宣布毕业论文答辩会休会！

〔斯塔霍维奇向科修科夫示意。

科修科夫：对于丽达·彼得洛夫娜的行为，学校当局将公布相应的决定。

〔主席团人员起立欲下。

丽达：站住！你们胆怯了！你们不敢听完我的论文。我现在宣读我的论文的结论：矛盾的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这是一条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经过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苏联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了资本主义复辟，他们的日子也长不了，苏联人民将以一次新的“十月革命”，把这一小撮败类赶下台。革命的辩证法必然要胜利，这是革命必将做出的结论。

〔主席台上的牛鬼蛇神鱼贯狼狈下。

〔台下欢呼声、掌声，杂以少数人的嘶喊、呼啸。

——二道幕落

第四幕 第二场

时间：紧接前场

地点：在大学楼顶

〔二道幕前。

〔赫拉文斯基陪同着第二幕出过场的保安机关官员巴加

耶夫，引着第三幕出过场的苏修党区委监察委员、保安警察等匆匆过场。

赫拉文斯基：（回转身来，面向观众席）共青团员们，团组织号召你们，来参加对丽达·彼得洛夫娜的惩罚！（回身呼叫）走！

〔前面曾经出过场的流氓、打手、小丑等呼啸而过。

〔从观众席中站出了乌斯金诺夫娜·彼得洛夫娜，工人萨沙，售货员达尼亚，图书管理员薇拉，和其他一些工人、革命学生，涌上舞台，从侧幕下。

〔二道幕启。

〔在楼顶平台的一角。没有任何道具，只有不到一米高的混凝土围墙，越过它可以望见远近一座座楼顶，显出这座楼的高度。

〔以赫拉文斯基为首的坏蛋们正在围攻丽达。巴加耶夫退居一旁坐镇。党委书记斯塔霍维奇随后也来了。

在侧幕后面，不时传来一阵阵争吵的声音，有人要冲上楼顶，有人在阻拦。

赫拉文斯基：刚才，丽达·彼得洛夫娜已经用她自己的言论和行动，证明她是一个背叛祖国的败类！

丽达：在苏联，的确存在着败类，背叛苏联无产阶级、背叛苏联人民、背叛祖国的败类。正是这些败类，在贝尔格莱德，赞美那儿的阳光比莫斯科温暖；在戴维营，和艾森豪威尔接吻、拥抱；正是这些败类，说到了美国像回家一样；正是这些败类，在廉价地拍卖西伯利亚！你们说我是败类，我问你们，这些肮脏的勾当是谁干的！？

赫拉文斯基：停止你的政治煽动！我们有充足的证据来对你进行判决。

一坏蛋：我来揭发。她说过“工人无祖国”，这不是背叛祖国的言论又是什么？你说过没有？

丽达：可能说过。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里面说过了。他们还说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坏蛋们：他们那么说，他们负责；现在问你，为什么也要那么说。

丽达：因为我完全拥护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观点。我认为隐蔽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马克思、恩格斯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创始人。遵循他们的教导，在我的心里，有着南越丛林里的战士，印度乡村的饥民，纽约哈莱姆区的黑人。

另一个坏蛋：你不要把你煽动反对苏维埃国家的罪行推给马克思、恩格斯，你在红场上朗诵的诗里那些恶毒的用语，你又怎么解释？！

赫拉文斯基：给她放录音！

〔坏蛋放丽达、朱加施维里在红场朗诵诗的一段录音。

“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人，他的肖像多么熟悉，

山鹰一样地高瞻远瞩，精神矍铄而目光奕奕，

热烈地论战，严峻地判断，永远在思索问题，

并且永远号召着斗争，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

工人、农民和士兵兄弟，你们能不能捍卫社会主义？

你们的眼睛是否受到了蒙蔽？你们的双手是否放松了武器？

是否有人在宣扬新的宗教，教你们挨打不可还击？

教你们忘记过去，放弃将来，忍气吞声做他们的奴隶？

是不是第二国际正借尸还魂，也许甚至还变本加厉？

必须无情地揭穿他们，像当年揭穿叛徒考茨基！”……

赫拉文斯基：这首诗在《列宁全集》的哪一卷上？

丽达：《列宁全集》里没有诗体。

保安警察：她在《列宁全集》里所有反对修正主义的地方都划了线，加了着重点！

坏蛋：打倒伪造列宁的话的败类！

丽达：这段诗的文字是我们写的。但是精神完全符合伟大列宁的思想。

坏蛋：不许诡辩！——你说，谁宣扬新的宗教？

丽达：本来，这是一种象征的、比喻的手法。但是今天，事实恰好证明，你们不但在宣扬新宗教，而且在传播老圣经。克里姆林宫已经和梵蒂冈的教皇拉起手来。

坏蛋：你有什么事实？

丽达：事实就是有人跟罗马教皇勾勾搭搭，有人出版了《圣经故事》。

赫拉文斯基：那不过是给小孩子编的故事书。你这样的历史系学生也需要有点历史常识！

丽达：正是我的历史常识告诉了我，你们的《圣经故事》缺少重要的一章！

坏蛋：哪一章？

丽达：叛徒犹大为了三十块银币就出卖了耶稣！你们，和你们的主子，比犹大更犹大的犹大，你们不敢讲这个故事！

雷达柯夫：现在不是哄小孩、讲故事！现在是裁判你背叛祖国的罪行。

丽达：你们有事实，也拿出来吧。

雷达柯夫：当然有。比如（拿一个文件夹，里面嵌着几张中国邮票）这些邮票是你的吧？

丽达：你们从我家里，抢走了我的集邮本。

雷达柯夫：这是中国的邮票吧？

丽达：是。

雷达柯夫：这还不足以证明你同外国势力有某种联系吗？经过有关机关的鉴定，从邮票的品种和邮戳看来，最早的一张是一九五四年的。

丽达：不错。当时我十岁，读三年级。按照你们的推论，我是从那时候起，就同外国势力有某种联系，证据是有中国的邮票，也就是同中国有联系，因而也就是叛国的罪犯，是不是？

斯塔霍维奇：邮票，这只是给你一点小小的提示，事实远远不止这一点。你有大量的言行是同中国的宣传相呼应的。

雷达柯夫：比如，在你家里就藏着斯大林的大幅画像。你不知道吗？今天，只有在北京的天安门才找得到斯大林画像，你知道吗？……当然，这和你的祖母也是有关系的。我们也要制裁她，开除她的党籍！

巴加耶夫：放她进来！

〔祖母，乌斯金诺夫娜·彼得洛夫娜昂然入。

坏蛋们：打倒亲华的叛国分子彼得洛夫娜！

巴加耶夫：你们接受北京的指示，在苏联进行颠覆活动。现在，苏联的群众，（指坏蛋们）也要采取你们所向往的“中国方式”，对你们来进行群众性的批判、斗争了。

丽达：抗议你们对我的秘密审讯！抗议你们对我的祖母施加迫害！

巴加耶夫：对于你们同中国的联系，北京广播有所透露，但只是很少一点。你们同北京，实际上存在着各种方式的广泛得多的联系。

祖母：拿证据来！

保安警察：你家有短波收音机，你们就是用它接受北京的指示。

丽达：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在你的办公室里，有一台落地式收音机，比我家那个灵敏性更高吧！

斯塔霍维奇：你不要转移视线。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在你们家里经常秘密集会，朱加施维里就是参与者之一。而你和朱加施维里几个月行踪不明，至今他还没有回来。你要招供，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丽达：朱加施维里有宪法保证给他的人身自由，而你们在践踏宪法！

巴加耶夫：通敌叛国的嫌疑犯，是不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

丽达：拿证据来！

巴加耶夫：你以为我们保安人员是吃白饭的吗？（从文件夹中取出一封信来）这就是外国给你们的指示信。“寄自中国，北京。”看，写给你的，而还要问候她（指祖母）。

祖母：卑鄙啊！可耻啊！

巴加耶夫：一封信，但是偏用诗体来写。你以为我们是傻瓜蛋吗，《致俄罗斯的老橡树》。只有开头写了这么一行散文：“想起了你家墙上的那一幅《橡树》。”

保安警察：就是，就是，她们家墙上有一张画，画的橡树，原

来就是暗号！

巴加耶夫：（把信交给丽达）这里面有什么暗示，你来解释一下吧。

丽达：（接过来朗诵）

西伯利亚的风雪

可曾压折了你的枝条？

西伯利亚的风雪

可曾压折了你的枝条？

可曾

压折了

你的枝条？

俄罗斯的老橡树啊，

我怀念你。

你的根深深伸进黑土。

你的枝叶亭亭如盖。

你的脊梁决不弯曲。

我怀念你，

还有你的众多的兄弟：

远东的针叶松，

乌拉尔的云杉，

高加索的山毛榉，

莫斯科的菩提，

伏尔加河的白桦林……

多少树生来挺拔坚劲，

多少树酷爱击掌高歌，

多少树高高擎着树伞，

啊，

经历了多少忧愁风雨。

你的年轮

印下了半个世纪的历史。

俄罗斯的老橡树啊，

我怀念你。

西伯利亚的风雪

可曾压折了你的枝条？

还有那成长在二十年代的，

三十年代的，

四十年代的，

众多的树啊，

和那防风林带的稚嫩的树苗……

愿你们不被那狂风摧倒！

愿你们不被那狂风摧倒！

不被那

狂风

摧倒！

你的亲密的中国同学张民望、陈娟。

祖母：哦，张民望，陈娟，谢谢你们。

巴加耶夫：张民望、陈娟是什么代号？

丽达：他们是中国留学生，去年才被你们赶走的！

巴加耶夫：不！这不是个人的书信。你们必须招供，是什么人、什么机关的代号！

坏蛋们：招供！招供！——我们有权利宣判叛国分子死刑！——不招供不要想活着出去！——张民望、陈娟是什么代号？

祖母：是中国的代号！

巴加耶夫：好，好，你接着说。

祖母：这不是两个中国孩子写给我们的信，这是七亿中国人民写给两亿多苏联人民的信。从这封信里，可以感到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的热爱和期望。

坏蛋们：他们期望什么？

祖母：期望苏联人民起来革命！

巴加耶夫：这么说，你承认，你听命于中国？毛泽东就是你的领导？

祖母：对于我和一切布尔什维克、一切革命者来说，中国就是我们的一切，毛泽东就是我们的列宁！今天，只有毛泽东同志在真正保卫着苏联，保卫着列宁主义故乡的人民的前途！

坏蛋们：打死这个死心塌地的叛国犯！

〔一个坏蛋用匕首向祖母的心脏刺去。

〔乌斯金诺夫娜·彼得洛夫娜向后仆倒在丽达怀中。祖母从怀中掏出已经完成的列宁、斯大林、毛主席头像，刺绣的白色衬底，一角已为鲜血染红，交到丽达手中。

祖母：现在……只有靠毛泽东了。……活着一天，就要好好……学习……他的著作。（溘然长逝。）

〔坏蛋们愣住一阵以后，又重新骚动起来。一个坏蛋抢过祖母的尸体向楼下抛去。

坏蛋：要把你这老橡树连根拔掉。

〔另一个坏蛋接着要把匕首刺向丽达，一边喊着：“挖出你的心来！”被巴加耶夫示意制止，他们私声指示：

“要活的！”

〔与此同时，丽达跳上楼顶的短墙，向下面招展着血染的绣像锦旗。

丽达：祖母！你安息吧！我还要战斗下去！……（向楼下）同志们，公民们！法西斯暴徒在杀人了！莫斯科的新巷战开始了！苏维埃人参加战斗吧！

〔天幕上风云奔滚。

〔后台和侧幕后人声鼎沸。

丽达：（向坏蛋）这里是我的心脏，你们用刀扎吧，你们开枪吧！

〔坏蛋们犹疑，用目光向巴加耶夫询问。

巴加耶夫：我钦佩你的勇敢……

丽达：“与其被浑蛋所赞扬，不如战死在他的手里！”

巴加耶夫：但是你还是投降吧！你已经被孤立在楼顶上了！

丽达：孤立的不是我，而是你们，你们的主子，一小撮死硬派！你们“坚决地反对人民，站在人民的头上横行霸道，因而把自己孤立在宝塔的尖顶上”，你们“不要几天就会从宝塔尖上跌下去”啦！

巴加耶夫：但是如果你不投降，现在就叫你从楼顶跌下去！

丽达：（一手高举着血染的锦旗，一手从怀中掏出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本，高举着在围墙上走动示威）我永远革命！永远要喊列宁主义万岁！永远要喊毛泽东万岁！

〔雷鸣，持续。

〔巴加耶夫示意坏蛋们行动。坏蛋们趑趄不前，有的人走到围墙边，想拉住丽达的腿，被丽达踢到一边。

〔杀害祖母的那个凶手冒胆从另一端爬上围墙，要想抢夺丽达手中的锦旗和语录本，并想趁势将丽达推回楼顶平台。

〔丽达一个矫健的动作，将这个暴徒从围墙上撂到楼下去了。

〔在场的牛鬼蛇神瞠目结舌，大惊失色。

〔正在这时，革命群众冲破阻拦，登上楼顶。为首的是工人萨沙。

丽达：（张开双手跳下围墙，向他们扑去）我的同志！我的战友！……

〔《同志们，勇敢地前进》乐声大作。

——幕急落

尾声

时间：不久以后的一个夏夜

地点：在苏联某地的一个橡树林中

〔幕启。

篝火将熄。粗壮坚实的橡树披着一层月光。舞台一角露出半个行军帐篷。

〔篝火边围坐的人们纷纷站起来。他们是：丽达，朱加施维里，柯斯嘉，萨沙，塔玛拉，薇拉，达尼亚，和另外四五个曾经出场的青年男女工人和学生。

柯斯嘉：现在我们宣誓。

〔人们迅速列队并举起毛主席语录本。

〔丽达站在队列前展示着血染的锦旗。“追光”辉耀着列宁、斯大林、毛主席的绣像。

柯斯嘉：（宣读誓词）

“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在这个世纪开始的时候号召说：‘给我一个革命家的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

“当代的列宁，我们敬爱的革命导师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说：‘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

“我们，伟大列宁的后代、伟大毛泽东的学生，宣誓要在已经被现代修正主义者篡夺了党和国家领导权的苏联国土上，高举伟大十月革命的火炬，和毛泽东思想的火红的旗帜，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我们总结了一个时期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决定成立列宁—毛泽东二十七号岗小组，誓和全苏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小组和其他革命组织一起，为在苏联建立巨大的革命队伍，粉碎资本主义复辟、恢复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准备。

“‘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我们宣誓要认真地学习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特别是关于党的建设、关于武装斗争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政策和策略；加强同广大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接触与结合，深入地研究社会生活的情况，研究当前运动的特点和规律；‘分清莠草和小麦’，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推动历史的车轮，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

“我们宣誓要学习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在斗争中把我们的思想放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去。我们首先要以毛泽东同志的‘老三篇’武装自己。“当我们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同志指引下踏上漫长的艰苦的斗争道路的此刻，我们宣誓：用鲜血和生命，英勇奋斗，争取革命的盛大节日早日到来，迎接胜利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高高飘扬的一天更早地、更早地到来！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万岁！

“伟大的、光芒万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人民的伟大救星，也是苏联人民的伟大救星、世界人民的伟大救星毛泽东同志万万岁！”

〔晨光破晓。

〔橡树林后景隐去。

〔天幕一片红光，映出毛主席的伟大形象。

〔《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声四起。

〔全体革命者向毛主席欢呼：“祝毛泽东同志万寿无疆！”“乌拉！”欢声不绝。

——幕徐落·剧终

一九六七年七月作于北京

附录

历史现场与个人记忆——《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一九四六—一九七六》引言

我在一九八〇年代之初，整理有关个人在反右派运动中经历的人生实录《沉船》，在九〇年代中期又编了有关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的《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都是为了拒绝遗忘，抢救记忆，给那一段不堪回首又必须审视的岁月留下一些细节，脚注，也是在场者的证词；其中档案性或准档案性的材料，更是当事人在现场留下的物证。

原以为这就算对历史作出了交代，可以卸下心头的那块石头了。谁知在检点旧日卷宗准备束之高阁的时候，又看到从一九四〇年代到七〇年代发表或未获发表的文学习作，许多纸面都已发黄变脆；稍加整理，发现其中思想、感情和文学审美的变化，得失，不无值得深思的余地。不是自恋，也不是怀旧，我再一次把目光转向往昔。

正在那时我读到冯至晚年诗中的一首《搬家了》：

搬家了，发现了许多陈年旧货，

我目前非常珍爱的东西，

又不知丢在哪里。

陈年旧货怀着恶意向我招手，

我非常珍爱的东西，

想必是在另一个世界里哭泣。

这首诗若即若离地切合了我的心境。一个渐渐老去的人不免时时惘然地想起：追求的和失去的……

一九九八年，接受沈敏特的约稿，写了回顾平生的《狂欢不再》一文，又接受应红为《世纪之问》（李辉、应红合编）所作的访问，追忆了一九四九年以来亲历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全过程。

于是我决心把那些卷宗里带着深刻时代烙印的旧作编成一本书。但它不是一份文学读物，而是一份知识分子改造史的个案。

说它不是一份文学读物，不仅因为有些虽属文学体裁，其实徒具形式而不具备文学的品格；而且因为这些作品主要是作为作者世界观（具体到政治思想和文学观点）的载体以供考察。

说它是一份知识分子改造史的个案，则因为它历时三十年，从怀着某种叛逆精神及自由主义、浪漫主义的幻想和激情投身革命始，中经自愿和强制的思想改造，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时，已经习于以党的是非为是非，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难道不是体现了以毛泽东思想改造一个个体的胜利么？

在本书编辑体例上，一九四九年以前着重收入当时已经刊出的作品，按文体分列；五〇年代至七〇年代着重收入未曾刊发的作品，则以成文先后为序，其间穿插了一些政治生活中的写作（如报告、总结、检讨、交代）和少量职务写作，可作了解同期文学写作的背景看。

跨进毛泽东时代，跨进革命的“门槛”

一九四五年夏，中共“七大”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并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这标志着中国现代历史进入了毛泽东时代。这一时代经过三十年，大体上随着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而告终。

本书入选卷宗时限为一九四六至一九七六。正与毛泽东时代相终始。

我生于一九三三年，一九四六年开始持续写作并发表作品。形象地说，我带着一支笔走过整个毛泽东时代，这支笔先是写抒发性灵的诗文，后来写以文艺样式出现的宣传材料，以及“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检讨。从十三四岁到四十三四岁，度过一个人最宝贵的年华。

我写过一首略嫌感伤的绝句：“枉掷年华如废纸，又从废纸忆华年。梨枣春秋馀一梦，旧时燕子奈何天。”

面对一堆废纸，或温和地说是一堆故纸，仿佛与那消逝的年代的故我重逢。有几分陌生了，但面对当年的自己，不能不痛切地感到，自己的历史是自己书写的，尽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不时左右着我的手腕以至心灵。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主导内容和主流精神就是革命。从我来说，以一九五七年为界，前半是主动参与，后半是被动参与；也就是从革命到被革命罢。当然，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把我作为“敌我矛盾”处置之前，作为一个新参加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也要自觉“革”自己的“命”，即在政治上同“民主个人主义”划清界限，在思想上检讨自己“灵魂深处的小资产阶级王国”，以适应集体的、阶级的、组织的纪律要求和意识形态要求，力求完成从个性到党性的转变。经过反右，我沦为“反动派”的敌人身份，当时的合理解释就是，因为我没有按照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相反地总要以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党，也就是以资产阶级世界观向党进攻云云。

而我当初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缘于一定的机遇，却百分之百地是心甘情愿的。一九四九年前地下活动的日子里，我还没读到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没有文学要为政治服务的意识，那时诗里的抒情完全是直抒胸臆，但一九四八年夏写的《蜕》，就借一只蝉的蜕变隐喻知识分子的革命化，并写道：

——或者和我们同行

或者死！

看来是敌我分明，党同伐异，你死我活，没有中间地带也没有调和余地，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一指导思想暗合，连诗风也因张扬暴力，舍温文而就粗犷了。

在读了孙玮译的杨卡·库巴拉《芦笛集》中的《最好的歌，歌唱斯大林》之后，自发地模仿写出“最好的歌，歌唱毛泽东”的诗句。

这一个例子表明我后来从领袖崇拜到参与造神自有思想基础，其中包括斯大林体制文化的示范力量，也许还有东方专制主义传统沉淀下来的臣民潜意识。

前一个例子中的极左倾向，似乎是无师自通的，其实也来自“红色三〇年代”以来普遍左倾的大气候；我在学生运动有限的实践中获取的狭隘经验，同时由于当时杂览博收，也不排除十九世纪俄罗斯无政府主义、民粹派等的精神影响。

不仅仅是我一个。我们那一代，大概不少人是默诵着《门槛》中斩钉截铁的回答，跨进革命这一“门槛”的：

——呵，你想跨进这道门槛，你知道等待着你的是什么吗？

——知道，——姑娘回答说。

——知道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蔑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死亡吗？

——知道。

——你知道你会跟人世隔绝，完全孤零零一个吗？

——知道……我准备好了。我愿意经受一切苦难，一切打击。

——知道不仅要躲开敌人，而且要抛弃亲人，离开朋友吗？

——是的，……都可以离开他们。

——好吧，你情愿去牺牲吗？

——是的。

——去作无谓的牺牲吗？你将会死去，而且任何人……任何人都将不会知道你的名字，不会把你纪念！……

——我不需要任何感激，也不需要任何怜悯。我不需要名声。

——你情愿去犯罪吗？

姑娘低下了头……

——也准备去犯罪。

在屠格涅夫笔下的革命者那里，革命从来就是在对逆境的反抗中坚毅地生存。意味着如此决绝地忍受肉体的酷刑和精神的虐杀，需要面对这样的考验而义无反顾。我们接受了这个壮烈的启示。但是屠格涅夫只写了来自敌人的迫害，没有写到跨进这道“门槛”以后，还有来自“自己人”的，“以革命的名义”的迫害。这就要求革命者接受曲解、诽谤、屈辱、各种形式的惩罚，却误以迫害为对革命忠诚和坚定的考验了。

想走进一个房间，却走进另一个房间

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动荡的时代生活促成了一代人的早熟。我从一个仅知吟咏诗文的懵懂少年，一跃而自觉地站在被压迫者一边。这也是存在决定意识，起初生活在沦陷区北平，体会日本占领者的压迫之苦，日本投降以后，又亲身感受国民党的压迫。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格局下，我诗中歌颂的光明，就寄托于中国共产党身上，我诗中向往的原野，就喻指一步步扩大的解放区。这样，战场上由北向南，节节胜利，有如摧枯拉朽，“我们向着黑暗的远方，如一串熊熊野火向前烧”，无异于列宁说的革命是被压迫者的盛大节日，无异于一场节日的狂欢。

那时，我是革命的受惠者，是新政权的受惠者。我如醉如痴地倾心歌唱，并不像鲁迅所讥的“借革命推销自己的作品”，而是邂逅革命的机缘，于无意间填补了因一代成熟的诗人、作家搁笔而形成的空缺；在五〇年代前期，不期而至的一些荣誉光环和实惠降临到我头上。这实在是由于我当时的社会角色符号，在突出政治标准的情况下易被选中，优于许多极富才华的同辈。是的，“红”与“黑”，浮沉与荣辱，都取决于“政治标准第一”无误。

五〇年代初期，我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抒情作品就有了“政治诗”之目，这是完全符合当时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原则的。我有意识地学杜甫之为“诗史”，学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也可以从为政治服务的宗旨来阐释。然而成也“政治”，败也“政治”，当我写“政治诗”兼及针对社会现实的讽刺诗文超越了现实政治设限的“雷池”时，就遭到了政治追究和政治批判。

我从一九四九年起接受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实并没有真正读懂，只记住了为政治服务，当作教条来服膺；而对中国的国情党情，中国的现实政治，其实又蒙昧无知，可谓一窍不通：这样，在反右派运动中碰壁，遭到政治打击，却未能就此走出误区，反而以为是为政治服务得不好或不够之故，因此要“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在几近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情势下，越陷越深地令笔下成为某种政治概念、政治意图的复述、图解、传声筒。反右派运动后近二十年里，我的写作一直摇摆在“紧跟”和“跟不上”之间，我的为人则一直徘徊在“求用”和不为所用之间。尤以“文化大革命”十年为最。这时的我，已经从飞扬的浪漫主义下降到匍匐的“现实主义”，从“不识人间有折腰”堕落到发誓遵命听话，以冀做一个驯服的宣传工具而不可得。至于说不对任何个人折腰，只向党和人民俯首，不过是掩耳盗铃，聊以解嘲的自欺而已。

“飞蛾甘死光明愿”这句诗的誓言，如果在早年表达对一种乌托邦的盲目追求，也许还可以理解，不失其世纪的悲剧性；但到了以失魂落魄为脱胎换骨的日子里，就不无阿Ｑ式自虐和反讽的色彩了。

假如为我那过去的三十年树一座墓碑，应该严肃地铭刻这样两行字：

政治上无名的殉难者

文学上无谓的牺牲者

一次又一次本想进入这一个房间，却进入了另一个房间，甚至弄不清自己究竟想进入哪一个房间，已经进入的究竟是哪一个房间。[2]

一次又一次动摇了“我是我”的自信，相信了被人告知的：我非我；又一再被人告知：必得我非我，才能我是我。或者，不劳别人指点，自觉地沿着一条捷径：我忘我，我失我，我非我，殊途同归。

于是在房间与房间之间，人与我，我与人，我与非我之间辗转颠踬，滚打打滚，说是革命与被革命，被革命却还是从个人遭遇着眼；“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追求的既没有得到，怎么能说失去的恰是所追求的？追求要付出牺牲，牺牲却没有代价。然而这岂止说的是个人得失？

一个一个失去了的个人，一个一个迷失了的灵魂，如其灵魂在杳茫中迷失，还有哪个灵魂为迷失的灵魂招魂？三十年间，政治被称作灵魂无所不在，而无数个体的灵魂却在时代的祭坛上，也许原想奉献给上帝，结果说不定交给了魔鬼。

“对于天堂的理想，也可以把人驱赶到地狱里”

时代是泛政治的时代，个人已不复是个人，成为政治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只有当受到某一群体以革命的、阶级的、组织的名义压迫、排斥和打击时，这个献身革命而消融在政治群体中的个人，才重新意识到负有阶级出身的、文化知识的“原罪”的个体的人的存在。

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中说：“我们生活在政治的暴风雨之中，生活在争夺政权的混乱之中，这种斗争在唤起人们的美好感情的同时，也唤起了非常阴暗的感情。”

那最美好的感情，革命者理直气壮为自己辩护的感情，无疑是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理想激发的热忱。在这种热忱鼓舞下，会抱定牺牲的决心投入政治。这当然不是今天人们所理解的那个仕途，而是如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梁启超的“舍己为群”，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样在生死抉择间走上不归之路。

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核心，是经过暴力革命和阶级专政实现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从理论上说这是“能杀才能生”的政治。“给我一个组织，我能把世界翻转过来”。手无缚鸡之力因而与暴力无缘的知识分子个体，或因向往革命的暴力能使风起云涌而投入集体和组织，或因投入集体和组织，才更迷恋和坚信革命暴力能够翻天覆地。对于他们来说，实际政治的逻辑已经是只有依靠集体和组织，才能感到并借以发挥自己的力量和作用，否则将如革命领袖的告诫：一事无成。

个体和群体，个性和党性，自由和纪律，个体人格所体现的个人尊严和政治暴力所支持的革命权威：每一个跨进“门槛”的人，如果不在第一步那就在第二步上面临这样的取舍。

在日常政治生活中，这种取舍表现在例如生活检讨会、思想总结会所要求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克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达到与党“一条心”，听党的话；到了一波又一波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中，被发动和组织起来的“群众”就会以急风暴雨之势，先后向这一或那一个体施加政治压力了，那就是不折不扣的围剿。原先相信“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的基本原则，相信自己在革命全局中是站在大多数人（也就是特定范畴的“人民”）一边的革命者，这时就只有向“人民”缴械投降，接受“群众”监督。

这里有一个怪圈：以少数服从多数为标志的民主，是经由什么变成了多数服从少数的局面呢？很简单，多数以至“沉默的大多数”，乃是分散的一个个的个人，为了成为“主权在民”的民主主体，需要形成有组织的群体；而一个群体形成组织后，对外要有代表者，对内要有领导者，这只能由少数人担任；在组织内部强调服从而缺少健全的民主机制的情况下，多数转而服从少数；少数领导者更可能由独断专行发展为独裁专制。

革命诉诸暴力的先天性质，加上革命最初赋有的民主倾向在运动进程中不可避免发生异化，这或许就是“对于天堂的理想也可以把人们驱赶到地狱里”（王蒙语）吧。

人们说，“文化大革命”把人性中最卑劣的部分调动起来，暴露出来。其实正是一次次整人的思想批判和政治运动，把事态一步步推向极致，“文革”不过登峰造极罢了。高尔基说是“唤起了”“阴暗的感情”，太客气了。这种温和的指认，只适用于挨整的人和处于中间状态的人，而整人的一方，或虽也挨过整但处在整人地位和时段的人，他们在整人中所“焕发”的野蛮、残酷和恶毒，他们表现的伤天害理、灭绝人性，有时超过了同类不相残的兽类的兽性。

我在反右派运动中打入另册。是属于挨整的人了。[3]但虽被视为异类，却犹自以为正统，所谓“不把自己当外人”，总是想证明自己一不反党，二不反社会主义；从不想推翻政权另起炉灶，当然是在现体制下要求能为所用，种种名为自我改造的努力，都是为了早日“回到人民中来”，“回到革命队伍来”，直到“文革”后期，也还力求表现“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无非希望被“解放”出来“使用”而已。如果能有浩然、张永枚那样的机遇，我也会去写“诗报告”，或写诗学习“样板戏”；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我应有自知之明。这一切表明，三十多年来的思想改造政策，“文革”所强调文化领域的专政，在我这个小知识分子身上取得了不容置疑的胜利。

自然，我终于被当权者认为是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也不是毫无根据的。从反右到“四人帮”垮台前，我的精神状态是听天由命，逆来顺受，随遇而安，“苟全性命于乱世（或“治世”）”的。但其间我亦曾先后有所怀疑：初想我亦革命者，你亦革命者，为什么你有权随意处置我，而我竟无辩白余地？继而想我亦中共党员，你亦中共党员，为什么你享受的权利大大超过了我按党章应享的党员权利？三则想我是中国人，你也是中国人，为什么你竟在大家共有的中国把我打成人下人，是谁给你这样的权力？最后归结到我也是一个人，跟你一样是人生父母养的，天生也有做人的根本权利，你凭什么剥夺了我的权利，让我屈辱地俯首听命，不许这样，不许那样？

虽由于长期思维模式的局限，我的这些诘问多是针对基层的执行者（执行者有的止于唯上是从，照章办事，有的则层层加码）；但质疑的指向，一旦触发了长期压抑造成的逆反心理，唤醒了心底沉眠已久的、早年促使我献身革命的叛逆精神，就逐步临近我觉悟的时刻，虽然这觉悟是迟到的。

我们经历了一个充满偏见的时代。任何时代都有偏见，但把偏见强加给大多数人，则是特定的体制下所独有。

我们的前一代欺骗了我们。我们这一代也曾互相欺骗。

我们不能再欺骗后人了。在我出版收录了包括检讨交代揭发汇报等私人档案的《人生败笔》后，有好心人以为是“自毁形象”。但我在再一次披阅旧日卷宗时，从文学写作的追求与失落入手，却发现了一个整个人格扭曲蜕变以至丧失良知的轨迹，这如此深刻地发生在自己身上，虽不完全意外，仍然十分震悚。我以为，以真相和本色示人，强似苦心孤诣以角色面具装扮和美化自己，既然已经悟到过去一个历史时期内的自欺欺人之可悲，那么，除了遵循求真和求实的原则，还有什么能在有生之年减少新的遗憾呢？

司马迁说：“述往事，思来者。”陈寅恪说：“温旧梦，寄遐思。”历史不仅属于过来人的记忆，也会成为后来者的镜鉴吧。往者已矣，来者可追。

二〇〇一年五月四日

[1] 这个增补本已于二○一三年十二月在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反右派斗争全史》的书名分上下册出版。

[2]记得好像是朱学勤说，顾准的道路，与其说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不如说是“从专制主义到自由主义”。然而像顾准这样的一大批甚至一代理想主义者，原先必定是向往自由才走上革命道路的。

[3]我在读阿•雷巴柯夫《大清洗的日子》所写的一文中说，人们把自己所遭遇到的无权和不自由的生活，分出了“不可忍受的”和“比较可以忍受的”，是一个悲剧性的选择。这其实含有自我批评，我在划右以后心情庶几近之：一是毛泽东“不采取极端的做法”（即不像苏联那样大批处决），我在《沉船》里写到了“不杀之恩”云云；二是从处分类别及事后待遇看，“比上不足，比下有馀”，于是“安下心来接受改造”，说明“分化”政策收效了，原来不用刻意收买，只是比别人少打两鞭子或多给一口残羹剩饭，就足以使之就范或说“归顺”了。

Table of Contents

大托铺的笑话

小引

豫陕川行感慨深

卖书人和读书人

暮色中的起飞

忆妓与忆民

李鸿章的诗

大托铺的笑话

一片二片三四片

溃堤以后

湖南的官

旧时花价

上供和还愿

陈后主和晋惠帝

改字诗

文人之苛

学与商

民意和士气

太行山的故事

古人写书房

九里松题字

人之将死

写铭旌

此亦人子

囊萤映雪

卧碑

佟国舅讲文艺

挽口和挽手

五人之墓

不在不通之列

角先生及其他

角先生和肉苁蓉

布商何某与贾人之妻

盛世修史

官多不做事

晚清警监

清朝的官俸

书吏与长官

童心和童趣

刘麻子的笔记

文章的长短

洗马

平上去入

一树梨花压海棠

神童读经

助哭

说倒提

也谈四库全书

奉正朔

二百一十六年后平反

恬笔伦纸

鸳鸯牒

附：我编书，我写书

一个平凡的读书人

打成右派“不冤枉”

出周作人的书

出《走向世界丛书》

出《曾国藩全集》

本人的研究和著作

要有关怀和担当

那时多少豪杰

前记

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

关于叶德辉之死

从曹州教案到普方协会

隔膜——读胡风《三十万言书》札记

无可奈何花落去——读格·阿·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

聂绀弩的“运动档案”

重读《娜拉走后怎样》

知识分子和老百姓

胡适的苏联观

亚纳耶夫的最后一搏

丁文江这个人

《胡适文集》前言

《鲁迅后期杂文选集》序言

冯亦代徐铸成卧底异同论——读《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

附录：从鲁迅研究开始

那些人那些事

序

辑一 记忆

在梁漱溟家过夜

掉了皮的纪念册

长忆吴牛喘月时

话说张东荪

怀念蒋路

流沙河

且与鬼狐为伍

道旁甜李

在苏联办年货

辑二 悦读

世事关心天地间——读资中筠的《斗室中的天下》

暴风骤雨的年代——读袁鹰的《风云侧记》

话剧《彼得大帝》彩排记

诠释西蒙诺夫抒情诗《等着我吧》

与果戈理对话

果戈理没结婚

姑娘为何变成老马

可当史书读——《人·岁月·生活》序

共产国际的收支

“向帕夫利克看齐！”

俄国人眼里的康生

读书札记之一：康生在莫斯科

康生在莫斯科

读书札记之二： 康生在延安

衙门这碗饭

小序

第一辑 读与思

孔子标准像

读《论语》

从美刺到扯淡

从谲谏到猜谜

从猜谜到扯淡

历史的吊诡

历史的颠覆

历史上的酷刑

佛门一出戏

请愿的结局

人格的尊严

主子只有一个

绝命辞

信仰的隳败——读《僧家竹枝词》

衙门这碗饭——读《儒林外史》

神仙局

读画知人

读剧小札

学问与戏文

骂殿

脸谱

观剧杂咏

第二辑 思与忆

数字是这样“炼”成的

挖蝇蛹 数蚊子 轰麻雀

达标

我们曾把老师赶下台

找敌人

读书的事

名字的悲喜

名字的敏感

祸福无门

幸亏未署名

造像的悲喜

造像悲喜

佩戴悲喜

碎像悲喜

“最高指示”

稿费

改名的故事

一夜间我改变了“成分”

分配：拉到篮里就是菜

“靠山进洞”

“四边”方略

人生际遇

不成片段的回忆

常委会

“宣传宝”

挖祖坟

《找灵魂》补遗

自序

一九四七年

长短句

窗花

一九四八年

葭水之恋（节选）

太平愿

沙果林记（节选）

一九六七年

四幕话剧《二十七号岗》

附录

历史现场与个人记忆——《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一九四六—一九七六》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