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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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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 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经验哲学之父”培根早就归纳了启蒙的主旨。培根蔑视那些所谓的传统大师们，他们最 初“相信，他人知其所不知，他们又相信自己知其所不知。但事实上，盲听轻信，满腹疑虑，草率作结，夸夸其谈，惧怕反驳，不思进取，漫不经心，咬文嚼字，一知半解——所有这些都阻碍人类心灵与事物本性的和谐一致；相反，却使人类心灵与空洞的观念及盲目的实验结合起来；不管这一结合有多么体面，其后果与结局是不难想象的。称得上伟大发明的印刷术，毫不起眼的火炮，人们早先多少己经有所了解的指南针，这三样东西给那个世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啊！第一个发明引起了学识的变化，第二个发明引起了战争的变化，第三个发明则 引起了金融、商业和航海的变化！而我认为，人类只是偶然或碰巧得到了这些发明。因而毋庸置疑的是，人类的优越就在于知识，知识中保留着许多东西，是君王们用金银财宝买不到，用金科玉律决定不了的，更是他们的密探和媚臣 所打听不到，他们的航海家和探险家所无法达到的。今天，我们用我们的观念 去把握自然，却又不得不受到自然的束缚：倘若我们能够在发明中顺从自然，我们就能在实践中支配自然。”

培根虽然不长于数学，但他的观点却与他身后广为流传的科学观念相辅 相成。培根认为，人类心灵与事物本性的和谐一致是可敬的：人类的理智战胜 迷信，去支配己经失去魔力的自然。知识就是力量，它在认识的道路上畅通无 阻：既不听从造物主的奴役，也不对世界统治者逆来顺受。如同资产阶级经济 在工厂里或是在战场上的所有目标一样，出身问题己经不再是企业家们的障 碍：商人比国王更能直接地控制技术，技术与它所涉及的经济系统一样也是民 主的。技术是知识的本质，它的目的不再是概念和图景，也不是偶然的认识， 而是方法，对他人劳动的剥削以及资本。培根认为，知识中“存留着的” “许多东西”其本身也仅仅是一种工具：无线电就是一种精致的印刷术，轰炸机是一 种更有威力的火炮，遥控系统则是更为可靠的指南针。人们从自然中想学到 的就是如何利用自然，以便全面地统治自然和他者。这就是其唯一的目的。 启蒙根本就不顾及自身，它抹除了其自我意识的一切痕迹。这种唯一能够打 破神话的思想最后把自己也给摧毁了。如今，面对求实思想的胜利，甚至连培 根的唯名论信条都可能被怀疑为一种形而上学的偏见，或者像他曾断言过经 院哲学那样，被断定是无稽之谈。权力与知识是同义词。培根与路德都认为，“知识不是满足，也不是像交际花那样去寻求某种快乐，而不考虑有什么结 果。”知识并不满足于向人们展示真理，只有“操作”，“去行之有效地解决问 题”，才是它的“真正目标”：“在我看来，知识的真正目的、范围和职责，并不存 在于任何貌视有理的、令人愉悦的、充满敬畏的和让人钦慕的言论之中，或某 些能够带来启发的论证中，而是存在于实践和劳动中，存在于对人类从未揭示 过的特殊事物的发现中，以此更好地服务和造福于人类生活。这里，并没有 什么秘密可言，这里，也不会有什么开启秘密的希望。

唤醒世界就要根除泛灵论（Annrnsmus)。色诺芬嘲笑众神，因为神是人 造出来的，是人的仿制品，并充满了偶然和丑化特性；最新的逻辑学派也大肆 贬低突出的言辞，认为它们只不过是伪币，最好用中性的筹码来加以替换。这 个世界正在变得混乱不堪，它需要整体的解放。动物的图腾、占卜的梦幻和绝 对的理念之间己经没有什么明确界限。在通往现代科学的道路上，人们放 弃了任何对意义的探求。他们用公式替代概念，用规则和概率替代原因和动 机。原因只被当作衡量科学批判的最后一个哲学概念：或许因为它是唯一能 够继续为科学批判提供参照的古老观念，是创造性原则的最后一个世俗化形 式。对实体和质量、能动和受动、存在与生存这些概念作出合乎时代的定义， 正是培根以降的哲学的关注点，然而科学却己不再应用这些范畴了。这些范 畴被当作旧形而上学的理论偶像（idolatheatri)而遭弃绝，它们己经成了当时 的历史本质和历史权力的象征，神话用这些范畴描绘和编造了生与死。这些 范畴被西方哲学用于定义其永恒的自然秩序，因而它们标明了俄耳枯斯（0+ cus)、帕尔塞福涅（Persephone)、阿里阿德涅（Ariadne)和涅柔斯（Nereus)曾 一度占有的地位。前苏格拉底的宇宙论具有某种过渡性质。被当作是自然始 基（themmst)的潮湿物，不可分物、空气和火等，体现了理性战胜神话观念的 过程。正如由尼罗河流传到古希腊，源于水与土的创造图景在这里成为物活 论的原理和元素一样，所有神话中的魑魅魍魉都被理性化为存在本质的纯粹 形式。柏拉图的理念，最终甚至使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灵家族都被哲学意义上 的逻各斯（logos)所浸淫。然而，启蒙运动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遗 产中却发现了某种古老力量，并且对普遍的真值要求顶礼膜拜。启蒙运动认 为，在一般概念的权威下，仍存在着对神灵鬼怪的恐惧，通过把自己装扮成神 灵鬼怪，人们试图对自然发挥影响。从那时起，物质便摆脱了任何统治或固有 权势的幻觉，摆脱了潜在属性的幻觉，而最终得到控制。对启蒙运动而言，任 何不符合算计与实用规则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一旦它摆脱了任何外在压 迫的阻挠，便会生长发展，一往无前。在这一过程中，启蒙运动始终将其自身 的人权观念看成是更为古老的普遍概念。因此，启蒙运动每一次所遭遇到的 精神抵抗，都恰恰为它增添了无穷的力量。这表明，启蒙始终在神话中确认 自身。任何抵抗所诉诸的神话，都通过作为反证之论据的极端事实，承认了它 所要谴责的启蒙运动带有破坏性的理性原则。启蒙带有极权主义性质。

启蒙总是把神人同形论当作神话的基础，即用主体来折射自然界。由 此看来，超自然物，比如精神和神灵都是人们自身畏惧自然现象的镜像。因 而，许多神话人物都具有一种共同特征，即被还原为人类主体。俄底浦斯 (Oedpus)对斯芬克斯之谜的解答：这就是人！”便是启蒙精神的不变原型，不 管它面临的是一种客观意义，或是一种秩序的轮廓，对邪恶势力的恐惧，或是 对拯救的希望。启蒙进而把只有在整体中才能被理解的东西称之为存在和事 件：启蒙的理想就是要建立包罗万象的体系。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对于启蒙 的理解在这一点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即使是个别学派对这个公理的解释有 所不同，但其科学的整体结构却是相互一致的。培根假设，不管研究领域有多 少，都存在着一种普遍科学（una scientiauniveralis)；培根的这一假设不能 适用于自由的领域，就像莱布尼茨的一般数学不适用于非连续性领域一样。 各式各样的形式被简化为状态和序列，历史被简化为事实，事物被简化为物 质。培根也认为，普遍性的秩序可以在第一原理与观察命题之间提供一种明 确的逻辑联系。德•麦斯特（DeMaistre)嘲笑说，培根抱有“一种等级的偶像 崇拜（unetbled'helle)”©。形式逻辑成了统一科学的主要学派。它为启蒙 思想家提供了算计世界的公式。柏拉图在其后期著作把理念和数字等同起 来，这点具有神话味道，但它体现了所有祛除神话的渴望：数字成了启蒙精神 的准则。同样的等式也支配着资产阶级的正义和商品交换。“如果‘不等式加 上等式所得为不等式，成立的话，那么，这条规则难道不就是正义以及数学的 基本命题吗？难道在相互取得均衡的正义与算术和几何比例之间不存在一种 真正的一致吗？”市民社会是由等价原理支配的。它通过把不同的事物还原 为抽象的量的方式使其具有了可比性。对启蒙运动而言，不能被还原为数字 的，或最终不能被还原为太一（Erne)的，都是幻象；近代实证主义则把这些东 西划归文学虚构领域。从巴门尼德到罗素，同一性一直是一句口号，旨在坚持 不懈地摧毁诸神与多质。

然而，被启蒙摧毁的神话，却是启蒙自身的产物。科学在计算事实时是不 用过去神话解释事实的观点的。神话试图对本原进行报道、命名和叙述，从而 阐述、确定和解释本原：在记载和收集神话的过程中，这种倾向不断得到加强。 神话早就在叙述中成为说教。每一种仪式都包含着一种发生的观念以及应当 受到巫术影响的观念。这种仪式中的理论要素在早期各民族的史诗中就己赢 得了独立地位。悲剧诗人们所创作的这些神话，己经显露出被培根推崇为“真 正目标”的纪律和权力。代替各地神灵鬼怪而出现的，是天堂和天堂的等级制 度；代替巫师和部落的天职而出现的，是分成不同等级的祭礼和以强制性命令 为中介的不自由劳动。奥林匹斯诸神们不再与元素直接一致，而就是这些元 素。在荷马史诗中，宙斯（Zeus)象征的是苍天云雨，阿波罗（Apollo)是日神， 赫利俄斯（Helios)和埃厄斯（Eos)则完全变成了一种隐喻。众神们己与物质 元素区别开来，并成为它们的总体性。自此时起，存在就分解为逻各斯（这种 逻各斯随着哲学的发展而被归结为单子[monad]，归结为单一指谓项）和外部 的万事万物。这种对自身存在与实在的区分压倒了其他一切区分。世界被人 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主宰。在这一点上，犹太教的创世记和奥林匹亚宗教 是一致的。“……让他们掌管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整个土地，以 及每一个在地上爬行的爬虫。”“啊，宙斯，天父宙斯，你是天堂的主宰，你遍 览人类的劳作，不管他是邪恶，还是正直，甚至是野兽的狂妄肆虐；公正是你的 信条。”“正因如此，人们就要当下或者稍后进行直臆的忏悔，如果有人逃避 和无视神旨降其头上的厄运的话，那么最后他也会遭到厄运的光顾，即便不周 及到他，也会周及到他的子孙和后辈。”只有那些永远屈尊的人们，才能在众 神的面前得以生还。主体的觉醒也必须以把权力确认为一切关系的原则为代 价。面对这种理性同一性的观念，神与人的分离己经变得无关紧要，而这正是 对荷马的最早批评以来那种彻底的理性最为关注的问题。造物主与秩序精神 在统治自然的意义上是相似的，人类与上帝的近似之处体现在对生存的主权 中，体现在君主的正言厉色中，也体现在命令中。

神话变成了启蒙，自然则变成了纯粹的客观性。人类为其权力的膨胀，付 出了他们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不断异化的代价。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 待人。独裁者了解这些人，因此他才能操纵他们；而科学家熟悉万物，因此他 才能制造万物。于是，万物便顺从科学家的意志。事物的本质万变不离其宗， 即永远都是统治的基础。这种同一性构成了自然的统一性。而巫术招魂乞灵 的前提既不是自然统一性，也不是主体的同一性。萨满仪式直接求助于外部 世界的风、雨和蛇，或是病人躯体中的魔鬼，而不求助于材料和样本。巫术并 不是受同一个精灵驱使：它如同膜拜仪式中的面具一样不断变化，而这些面具 是依据不同的精灵制作的。巫术是一种彻头彻尾虚假的东西，尽管它并没有 将自身转换成为纯粹真理，或者把自身装扮成支配世界的特定基础，以此来否 认其中的统治特征。巫师们装神弄鬼，他们时而举止张狂恐怖，时而安然镇 静，目的是要恐吓或安抚鬼魂。巫师只是在扮演，他还不能把自己想象成文明 人，因为只有对文明人而言，那些极乐世界的一般禁区可以分成一种统一的宇 宙秩序，一种包含一切巧取豪夺的可能性概念。巫师们从来没有把自己看作 拥有无形权力的形象；而这一形象正是人类获得自身同一性所特有的。同时， 这种同一性也并不能在与他者的同一过程中丧失自身，而是要永久地拥有自 身，而且常常戴着一副深不可测的面具。它是灵魂及其相关事物的同一性，是 牺牲了质的多样性的自然统一性。这样，没有实质区分的自然就陷入了单纯 分类的混乱状态，而无所不能的自我也陷入了单纯的占有状态，即变成了抽象 的同一性。在巫术中，总存在着一些特定的替代物。敌人的长矛、毛发和名字 就象征着他个人，而被宰杀的动物牺牲所替代的正是神。在祭祀过程中，替代 物的出现标志着向推理逻辑迈进了一步。牝鹿献祭给女儿，羔羊献祭给长子， 这些东西还具有特殊的性质，但它们己经代表了人类。它们也己经具有了样 本的随意性。但是，当下（hicetnunc)的神圣性，即表现为被遴选事物的唯一 性，却将其彻底区分开来，并使其变得不可替代。科学预设了这一情形的终 结。科学中不再具有特定的替代物：如果没有了献祭的动物，神也就销声匿迹 了。替代物变成了普遍的可替换性。一个原子无法以表现的方式发生裂变， 而只能是物质的一个样本；一只兔子也没法表现自己，事实上它只不过是实验 室里的一个样本而己。正是因为实用科学的这种区分很是随意，每个事物都 划入到同类物质之中，于是，科学的对象变得僵化了；正是因为这种区分把其 它事物整齐划一起来，先前时期的那种一成不变的仪式都似乎变得灵活多变 起来。巫术世界中尚存留着区分，而语言形式中的这种区分却踪迹无存。 生存者之间各种各样的亲密关系，被有意义的主体与无意义的客体、理性意义 与偶然意义中介之间的简单关系所抑制。在巫术的层面上，梦与意象不单单 是事物的记号，而是通过相似性或名称和事物发生关联。这种关系不具有意 象性，而只具有亲和性。同科学一样，巫术也有所追求，但是通过一种摹仿的 方式，而不是通过不断地把自身抽离于客体的方式来实现的。巫术绝不是建 立在“观念万能”的基础上，而只有原始人，如同那些具有神经质的人一样， 才相信观念万能。在思想与现实尚未得到彻底区分的情况下，也绝不可能会 认为“思想过程高于现实”。弗洛伊德不合时宜地认定，巫术“坚信能够彻底统 治世界”，这种信念只有通过更加成熟的科学，才能与现实的统治世界相一 致。用包罗万象的工业技术来替代“巫医”受到严格限制的“操作实践”，首先 就要求观念独立于客体，因为这种独立过程是在吻合现实的自我身上进行的。

父权制的太阳神话本身，作为一种语言表现出来的总体性，它的真值要求 抑制了那种古老的神话信仰，即国家宗教，成为了在同一水平上可与哲学形式 相对照的启蒙。而今天，它终于得到了回报。神话自身开启了启蒙的无尽里 程，在这个不可避免的必然性过程中，每一种特殊的理论观点都不时地受到毁 灭性的批评，而理论观点本身也就仅仅是一种信仰，最终，精神概念，真理观 念，乃至启蒙概念自身都变成了唯灵论的巫术。这种命中注定的必然性原则 取代了神话中的英雄，同时也将自己看作是神谕启示的逻辑结果。这种原则 一旦被形式逻辑的严密性所限定，那么它就不仅控制着西方哲学的所有理性 主义体系，而且也支配着体系的结果：这些体系肇始于众神的等级制度，并且 在偶像的黄昏中把对不公正的愤慨当作同一性内容而传了下来。如同神话 己经实现了启蒙一样，启蒙也一步步深深地卷入神话。启蒙为了粉碎神话，吸 取了神话中的一切东西，甚至把自己当作审判者陷入了神话的魔掌。启蒙总 是希望从命运和报应的历程中抽身出来，为此它却在这一历程中实现着这种 报应。在神话中，正在发生的一切是对己经发生的一切的补偿；在启蒙中，情 况也依然如此：事实变得形同虚设，或者好像根本没有发生。作用与反作用的 等价原理确定了凌驾于现实之上的再现权力。随着巫术的消失，再现便会以 规律的名义更为残酷无情地把人们禁锢在一个怪圈中，它所设想的自然规律 的客观过程赋予它自身一种自由主体的特征。启蒙运动推翻神话想象依靠的 是内在性原则，即把每一事件都解释为再现，这种原则实际上就是神话自身的 原则。由于所有的无聊游戏都玩过了，所有的精深思想都思考得差不多了，所 有未来的发现都己经得到了确定，而人们都己经决定把自我持存当作适应手 段，因此，这种枯燥的智慧就不再是世上的新鲜事物——这种枯燥的智慧所复 制的也只是其自身予以拒斥的想象的智慧：即以惩罚的方式不断改造其既成 形态的命运裁判。不同的事物被同化了。这就是最终通过批判所确定的可能 经验的界限。万物同一性的代价就是万物不能与自身认同。启蒙消除了旧的 不平等与不公正——即绝对的君王统治，但同时又在普遍的中介中，在所有存 在与其它存在的关联中，使这种不平等长驻永存。启蒙精神就是克尔恺郭尔 所赞颂的新教伦理，也是在赫拉克勒斯（H e r a c 1 e a n )史诗中的神话权力的原生 形象。它摈除了一切不可度量之物。它不仅在思想中消除了质的属性，而且 迫使人们与现实一致起来。幸运的是，市场可以不考虑人们的出身来进行交 换，交换者可以天生地依据在市场上进行买卖的商品生产来规划他的生产潜 力。人们越是在每种情况中显露出与众不同的独特个性，那么他们就越是与 他人有着共性。但正因为特有的自我尚未完全丧失，甚至在自由主义时代中， 启蒙也始终与社会动力保持一致。受到操控的集体统一性就在于对每个个体 的否定，因为个性正是对那种把所有个体统归于单一集体的社会的嘲讽。青 年希特勒组织（deHitlerJugend)，这帮昭然过市的乌合之众，并没有倒退回 野蛮状态，而是一种强制性平等的胜利，他们把正义的平等发展成为平等的非 正义。法西斯主义的虚假神话之所以展现为古老的真实神话，是因为在真实 神话中人们看到的是报复，而虚假神话则盲目地把这种报复体现在祭祀活动 中。每一种彻底粉碎自然奴役的尝试都只会在打破自然的过程中，更深地陷 入到自然的束缚之中。这就是欧洲文明的发展途径。抽象，这种启蒙工具，把 它的对象像命运一样，当作它必须予以拒斥的观念而加以彻底清算。抽象的 同一支配使得每一种自然事物变成可以再现，并把这一切都用到工业的支配 过程中，在这两种支配下，正是获得自由的人最终变成了“群氓”，黑格尔称他 们是启蒙的结果。

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距离是抽象的前提，它是以占有者与其通过占有物而 获得的事物之间的距离为基础的。荷马史诗和《梨俱吠陀》中的赞美诗可以一 直追溯到最初的统治时代，那时好战的优等种族总是把自身置于安全之所，而 对被征服土著居民施以控制。众神之神形成于这种市民社会之中，国王作 为武装贵族的首领，控制着被征服者和土地，而医生、算命先生、手工业者和商 人之间也形成了社会交往。随着游牧生活的结束，建立在一定的所有制基础 之上的制度便形成了。统治和劳动分离开来。奥德修斯式的所有者，“远远地 掌管着放牛人、牧羊人、养猪人和仆人等一群经过细致划分的民众。黄昏己 临，他只有从他的城堡中看到万盏灯火遍布村野，才能安然入梦：他知道，昂首 挺立的仆卫正严阵以待，时刻防范着野兽的侵害，同时他们也准备着把窜入领 地的窃贼强盗一一赶走。”由推理逻辑发展而来的一般思想及其在概念领域 内的支配作用，都是在支配现实世界的基础上得以提升起来的。通过概念统 一性来实现的对巫术传统以及旧的松散观念的摈弃，表现出来一种由自由民 通过命令所确立的生活等级体系。在征服世界的进程中，自我学会了遵守现 行秩序和接受从属地位，但他很快就把真理与管理思想等同起来。如果这种 思想中不存在内在形式的区分的话，普遍真理便无法存在。这种思想就像摹 仿巫术一样，把一切与对象相吻合的知识都变成禁忌。有时，它的敌意甚至扩 展到那些业己消失的史前时代及其虚幻幸福的图景。原始居民的冥神被驱逐 到了地狱，而在陀罗（Indra)和宙斯的太阳教和阳光教中，世界终变成了地狱。

但是，天堂和地狱是扭结在一起的。这就好比在那并不排外的膜拜仪式 中的宙斯之名，不仅意指地府之神，也意指光明之神；也正如奥林匹亚诸神 与冥间群神的每一种交流：善与恶的力量，拯救与灾难也是无法完全分得清楚 的。它们如存与亡、生与死、夏与冬一样不可分割。在迄今己知的人类最早阶 段，有一种混沌不明的宗教准则，被尊称为曼纳（Mana)，它存在于灿烂无比的 希腊宗教世界中。一切陌生未知的事物都是本原的，未曾分化的，超越于经验 范围之外的；一切事物要比我们先前己知的实在有着更多的蕴涵。在这个意 义上，初民所经验到的并不是一种与物质实体相应的精神实体，而是与个体相 应的自然（dieNatur)。面对陌生之物，人们因恐惧而惊呼，而这种惊呼之词 就成了该物的名称。它总是在与己知事物的关系里确定未知事物的超验性， 继而把令人毛骨悚然的事物化为神圣。自然作为现象与本质、作用与动力的 二重性曾经使神话与科学变成了可能，这种二重性正源于人类的恐惧，而恐惧 的表达则变成了解释。这里，并不如心理主义（Psychologismus)所认为的那 样，灵魂进入了自然；曼纳，这个游动着的精灵并不是一种投射（Projekturn)， 而是在原始人羸弱的心灵中自然实际具有的超越力量的回响。生命与非生命 的分离，魔鬼与神灵特有的栖居之地，最初都是源于这种前泛灵论，而在这种 前泛灵论中，主体与客体实际上己经分离了开来。一旦树木不再只被当成树 木，而被当作他者存在的证据，当作曼纳的栖居之地，那么语言所表达出来的 便是这样一种矛盾，即某物是其自身，同时又不是其自身，某物自身既同一又 不同一。©通过这种神性，语言经过同义反复又转变成为语言。人们通常喜 欢把概念说成是所把握之物的同一性特征，然而，概念由始以来都是辩证思维 的产物。在辩证思维中，每一种事物都是其所是，同时又向非其所是转化。这 就是观念与事物相互分离的客观定义的原初形式。这种形式在荷马史诗中己 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而在近代实证科学中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而这种 辩证法是软弱无力的，因为它是从那种恐惧的嘶喊，以及恐惧本身所带来的二 重性和同义性特征中发展而来的。众神无法使人类摆脱恐惧，因为他们为人 类带来了惊诧之声，就像他们的称谓一样。人类也只能假想只有在其无所不 知之时，方能最终摆脱恐惧，获得自由。这便是人们祛除神话进程的决定因 素，神话把非生命与生命结合了起来，启蒙则把生命和非生命结合了起来。启蒙就是彻底而又神秘的恐惧。实证主义的纯粹内在性及其最终产物不过是所 谓普遍的禁忌。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因为单纯的外在性观念是恐惧的真正源 泉。原始人由于亲人被害而产生的复仇心理，有时就是通过把谋害者接纳到 自己家庭当中而得到平息。这正说明了族外血缘注入族内的事实，即内在 性的产生。神话二元论并没有超出生存的范围。整个世界都充满着曼纳，甚 至印度和希腊的神话世界也不例外，而且永远如此。每个生命都以死亡为代 价，每种幸福都连带着不幸。人与神都试图在其短暂一生中以另一种方式来 评判自己的命运，而不是去盲目地听任命运的摆布，但现实最终战胜了它们。 甚至他们扭转厄运的正义，也具有厄运的特点：它是与周遭世界充满压力和痛 苦的社会所造就的人（不管是原始人，还是希腊人，野蛮人）的世界观相对应 的。这样，对神话的正义性以及启蒙的正义性而言，罪恶与忏悔，幸福与不幸 只不过是一个等式的两端而己。正义归入了法律范畴。萨满用其意象方式防 范了危险。等同性是其手段，它规范了惩罚与奖赏的文明制度。神话观念可 以一直追溯到自然语境当中。如同双子星座一样，其它二元性符号都意指一 种无法规避的自然循环，它自己有着象征自己身世的古老标记，因此，象征着 整个父权世界公正性的宙斯手中的天平，说到底也是一种自然现象。在从混 沌到文明的进程中，自然条件并不是直接发生作用，而是通过人类意识这个中 介，但这丝毫也没有使等价原则发生改变。人与其他一切生物一样，为了这一 进步而不得不崇拜曾经奴役他们的事物。在此之前，偶像是服从于等价规律 的，而现在等价物本身变成了偶像。蒙上正义之神（Justma)的眼睛，不仅仅 意味着不应侵犯正义，同时也意味着正义并非来自自由。

祭祀学说具有象征意义，因为其中的符号和图像是一致的。象形文字表 明，文字最初也具有一种图示功能。这种功能后来进入了神话。神话同巫术 仪式一样，体现着生生不息的自然，成为象征的核心：即存在或过程，我们可以 想象它们是永恒的，因为它们在完成象征仪式的过程中，应当能够不断地成为 现实。这里所指的用之不竭、变换更新和持续不断的性质不仅是所有符号的 属性，而且也是符号的本质内涵。认为世界原生于母祖、母牛或蛋卵的创世表 述是象征性的，它不同于犹太教的创世说。古代人对完全人性化的诸神的嘲 弄，并未触及到核心问题。个体性并没有穷尽诸神的本质。他们仍有着一些 曼纳的因素，因为他们把自然体现为普遍权力。带着他们的前泛灵论特征，他 们在启蒙精神中也突现了出来。在奥林匹亚丑闻的朦胧面纱中，混淆不清、彼 此的困扰以及元素间的相互冲撞的学说就己经初露端倪，但不久它就把自己 确立为科学，把神话变成虚幻的图像。随着科学与诗的明确分离，它所促成的 分工延及到了语言领域。就科学而言，语词就是一个记号，它们作为声音、图 像及专门词汇分布在不同的艺术领域中，而不允许以附加、牵连、或总体艺术 作品（Gesamtkunstwerk)的组合方式来重建自身。作为一种符号系统，语言 若要认识自然，就需要听任计算的摆布，需要抛弃适应自然的要求。作为一种 图像，语言若要全面反映自然，就需要听任镜像的安排，需要抛弃认识自然的 要求。随着启蒙的发展，只有真实的艺术作品才能够避免对既存事物的单纯 摹仿。艺术与科学之间实实在在的对立，使它们被分割为不同的文化领域，以 便使它们从总体上加以把握。同时，这种对立甚至通过彼此不同的作用方向， 将艺术和科学作为完全相互对抗的力量交织在一起。依据新实证主义观点， 科学正在成为唯美主义，成为独立的符号体系，并且没有一点儿超越这一体系 的意图；科学正在成为数学家们长久以来由引以为豪的游戏。而具有整体表 现性的艺术，在各个细枝末节上都效仿科学，并重新迎合着世界，成为意识形 态的复制品，成为一种温顺的再生物。符号和图像的分离是不可避免的。但 是，一旦无意识的自我满足再次促成这种分离，那么这两种彼此孤立的原则便 都会发展成为真理的破坏因素。

在直观与概念的关系中，哲学己经觉察到了符号与图像分离的极限，并一 再徒劳地做着将它填平的尝试。事实上，哲学正是通过这种特有的尝试来定 义的，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哲学是脚踏在其得以正名的立场上的。柏拉图 对诗的禁令正如实证主义对理念学说（Ideenlehre)的拒斥一样。荷马名垂千 古的艺术，并不是为了去实行一系列公开的改革或是私下的改革，也不是为了 去赢得一场战争，或是做出什么发现。据我们所知，在他死后也没有多少尊敬 和拥戴他的后继者。艺术必须首先证明它的功效性。柏拉图和犹太人一样 都唾弃摹仿。理性和宗教都是蔑视和谴责巫术魔法的准则。艺术也在自我疏 离真实存在的放逐中，具有了非真实性；它的实践者变成了巡游者，变成了今 天在己确立的既成事实面前发觉自己居无定所的流浪者。主宰自然的不应再 是近似性，而只能是劳动。艺术作品还尚存有某些魔幻的特性，它把自己假想 为一个与世隔绝的领域，从世俗存在的境况中脱离出来，适用于特殊规律。每 一种艺术作品都必须描述它避离现实性的境遇，就像巫术仪式必须首先划清 神圣权力得以实行的界限一样。这种与巫术感应区分开来的舍弃自身影响力 的极端做法，实际上在更大程度上继承了巫术传统。它既设定了截然对立于活生生的现实生存的纯粹意象，又汲取着此在（Dasem)要素。在艺术作品的 意义中，或是在审美表象中，那些新鲜而可怕事件变成了原始人的巫术：即在 特殊中表现整体。艺术作品总是不断地被复制，而通过复制，事物则成为精神 的表现和曼纳的表达。这一切造就了艺术的氛围。艺术作为一种总体性的表 达，极力要求尊重绝对性，并由此而促使哲学承认艺术优先于概念知识。谢林 认为，正是在知识摈弃人类的地方，艺术走到了前台。“艺术是科学的原型，只 有艺术存在之地，科学方可入内。”按照谢林的学说，“通过每一种纯粹的艺 术表现，便可彻底消除”图像与符号的分离状态。资产阶级世界很少公开这 样信奉艺术。它对知识的严格限定，通常并不是为了艺术的缘故，而是要给信 仰留出地盘。借助信仰，新时代的那些争强好战的宗教虔诚希望去调和托尔 克马达（Torquemada)、路德和穆宇默德，调和精神和此在。但是，信仰是个私 人概念，倘若它无法继续展示与知识的对立或一致之处，那么这个概念就会作 为信仰本身而被消除。既然它总要对知识加以限定，它本身也就会受到限定。 就像史前时期一样，新教信仰试图去发现直接存在于语词本身中的真理的先 验原则（没有这一原则，信仰就不可能存在），与此同时，它也通过符号力量对 这一原则重新赋与意义，并且以对语词的遵从，而非对神谕的遵从为代价。只 要信仰继续保持着与知识的紧密联系——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它便在 竭力克服这种分离的特殊斗争中使这种分离持存下来：狂热的信仰正是其非 真实性的标志，任何客观承认自己只拥有信仰的人也会因此而丧失信仰。问 心有愧（dasSchlechteGewissem)便是信仰的第二本性。信仰中固有的内疚 意识，即把调和作为职业的内在矛盾，正是所有那些信仰者总是极为敏感，并 充满危险的原因所在。那些火与剑，反对改良和支持改良的残暴斗争，都不是 虚张声势，而是信仰原则的自我实现。信仰一再把自己展现为一种支配世界 历史的同类样式——事实上，信仰在近代己经转变成为它的致胜武器和特殊 策略。正如黑格尔所证明的，（在这点上没有人比他更有睿见），不仅18世纪 的启蒙运动是不可阻挡的，而且思想进步的本身也是不可阻挡的。不管是低 等的还是高级的洞见都同样表明，正是这种对真理的逃避把那些辩护士变成 了骗子手，信仰的矛盾特征最终蜕化成为一种欺诈，演化成为20世纪的神 话，并且信仰的非理性到了彻底启蒙者手中变成了合理之举，从而把社会引 向野蛮状态。

早在语言进入历史的时候，祭祀和巫师们就成了它的大师。谁要是损害了符号，谁就要以超自然权力的名义，将其置于它的世俗权力的支配下，而经 过筛选的社会机构正是这种世俗权力的体现。己经发生的一切都秘而不宣。 人种学所宣扬的那种曼纳得以产生的敬畏感总是能够得到认可，或者至少说 是得到那些部落头领的认同。这种模糊易变的曼纳被人们赋予一种持续性， 并获得了客观有效性。不久以后，巫师们每到各处，都传播着万物源自神灵的 流溢说，并在各个圣地实行了与其相应的各种神圣仪式。在灵魂世界及其特 性的扩张中，他们增加了专门知识和扩大了权力。神圣存在把它的本性移植 给与它“私交甚密”的巫师。在游牧生活的最早阶段，部落成员还以个体形式 影响着自然发展过程。男人狩猎，女人则从事无须严格管制的劳作。风俗习 惯对如此简单的生活秩序产生了多大程度的影响，是难以衡量的。就是在这 种简单的秩序中，世界也被分为权力领地和世俗区域。就像曼纳的流溢一样， 自然的演化过程被提升为一种必须服从的规范。但是，即便在所有服从中，未 开化的游牧民族仍参与决定他们服从方式的巫术活动，并且为了悄悄靠近猎 物，把自己装扮成为被追捕的猎物。因此，在后来，他们开始了与灵魂交流，继 而服从本身也被分成了不同等级：一方是权力，一方是遵从。对于被征服者 (不管是来自外族部落的势力，还是来自本族派系的势力），反复出现、永远相 同的自然过程总是在每一种野蛮的鼓声、每一个单调的仪式中，在棍棒皮鞭的 抽打声中，变成劳动的节奏。这种符号本身具有了一种拜物教的特征。在这 个过程中，符号所指称的是自然的周期性，而这种周期性总是表现出一种由符 号所呈现出来的持久不断的社会强制作用。己经成为固定形象的敬畏感变成 了己经得到确立的特权统治的标志。这就是一般概念的命运，即使是在它们 己经弃除一切形象内容的时候。甚至科学的演绎形式也反映出了这种等级性 和强制性。最初的范畴表现了有组织的部落及其支配个体的权力，同样，整个 概念的逻辑秩序，概念的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相互发展、相互统一都表现为社 会现实的相互关系，即分工。但是，正如涂尔干（E. Durkhem)所说，这种思 想范畴的社会特征还不能成为一种社会团结的表达，它只能证明社会与统治 之间令人难解的统一。统治为自成一体的整个社会提供了连贯性和支配力。 由统治发展而成的社会分工使一切被统治者得以自我持存。但是，这样一来， 整体作为整体，作为对其内在理性的证明，就必然会成为特殊性的表现。对个 体而言，统治表现为普遍性，即现实中的理性。借助于强加在人们身上的分 工，社会所有成员的权力——他们除此之外无路可循——一次又一次带来了 整体的实现，整体的合理性也恰恰以此方式得以成倍增长。少数人对所有人 的所作所为，总是呈现为多数人对个体的支配：社会压迫总是表现出集体压迫 的特征。这便是集体和统治的统一，而不是思想形式直接表现出来的社会普 遍性和协同性。正是凭着这种普遍有效性的要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种 表述世界的哲学概念，把他们曾经加以实体化的条件提升到真实实在的层次 上。正如维柯（G.Voco)所说，这些概念最先起源于雅典集市贸易；它们以 同样的明晰性反映了物理学规律，即全体市民的平等，以及妇女、儿童和奴隶 的低贱地位。语言为其自身所确定的内容提供了统治条件，即作为资产阶级 社会交往的普遍手段。形而上学式的强调，以及依靠理念和规范作出的裁定， 都只不过是一种固着性和排他性的实体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概念通常被 迫作出如下假设：无论何时何地，语言都能够强迫统治者共同体统一起来。作 为加强语言社会权力的唯一手段，理念随着权力本身的发展一样，越来越变成 纯粹多余的了，科学语言己经埋葬了这些理念。一些类似于恐惧物神的暗示 也不再内在于意识判断中；相反地，集体与统治的统一只能在形而上学和科学 所确定的拙劣的语言内容之普遍性中展现出来。特别是在概念与现实之间无 法调和的关系中，形而上学的辩解暴露出了社会现状的不公正性。公正的科 学语言己经无所作为，它丧失了任何表达手段，剩下的只是些中性符号。这样 的中性特征甚至比形而上学还要形而上学。启蒙运动最终不仅摧毁了象征符 号，而且也摧毁了它的继承者，即一般概念；与此同时，启蒙运动除了产生于集 体又惧怕集体的抽象恐惧之外，没有残存下来一点儿形而上学的因素。概念 在启蒙运动面前的尴尬处境就像领养老金者面对工业托拉斯一样，没有一丝 安全感。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还允许在概率中出现点儿误差的话，那么人种 学实证主义则陷入了如此境地：“我们对于或然性与典型性的模糊观念，只是 这种更加丰富的概念的阴影而己。”——也就是说，它只是一种魔幻实体而 己。

启蒙运动作为一种唯名论运动，总是停留在排他性精确概念，或者是专有 名称这样一些唯名的阶段。正如有人所言，专有名称最初是否是类名词，现 在己经无法弄清了，但是专有名称与类名词却有着不同的命运。休谟与马赫 所否认的自我实在与这种名称也是不相一致的。在犹太教中，父权制概念发 展到了极点就是要消灭神话，但人们仍旧只能在对谈论上帝之名的禁忌中得 到对名实关系的认识。己经去魅的犹太教世界用对上帝观念的否定而与巫术 取得调和。犹太教禁止向悼念死者的人们述以安慰。它将希望只与如下禁律 联系起来：即禁止把虚妄当作上帝，把有限当作无限，把谎言当作真理。拯救 的保证是拒绝一切能够取代它的信仰：它本身就是在放弃幻想中获得的知识。 诚然，否定并不抽象。任何不加积极区分的疑惑，空无的定式，像佛教所使用 的那样，都把自身置于禁止用名称命名绝对者的禁律之上：这和与其相对立的 泛神论，或它的资产阶级怀疑主义的漫画形式是一样的。把世界解释为一切 或空无的做法都是神话学，通往救赎的可靠途径也都不过是纯粹的巫术实践。 在预知未来中寻求的自我满足和在遁入救赎中进行的否定性转变，都只是抗 拒欺骗的虚假形式。意象的公正性总是存在于对其禁律虔诚的追求中。这种 追求，这种“确定的否定性”，不像怀疑主义不分青红皂白地把真假一律予以 否定那样，用抽象概念的自主性来抵制错误的直观。确定的否定对绝对和偶 像中尚不完满的观念予以拒斥，而严肃主义则不同，后者想用它本身无法企及 的绝对理念来对照上述绝对和偶像。与此相反，辩证法却要把每一种图像解 释为文字，它要人们根据图像的特点来认明它的虚假性，或者使其失去效力， 或者使其符合真实。因此，语言不是一个单纯的符号系统。黑格尔通过“确定 的否定性”这一概念，揭示出了把启蒙运动与其所谓的实证主义倒退区别开来 的因素。当然，黑格尔把整个否定过程的意识结果，即把体系与历史中的总体 性最终化做一种绝对的做法，既违反了禁律，自身又陷入了神话学。

上述情形不止发生于被当作进步思想之典范的黑格尔哲学中，也发生在 启蒙运动自身中。启蒙运动以为自己具有缜密性，因而不同于黑格尔和形而 上学，因为启蒙运动与任何体系一样都是总体性的。启蒙运动的非真实性并 不在于它的浪漫主义之敌一直攻击的分析方法、还原为元素的方法，以及借助 反思的解析方法等方面，而毋宁说在于一开始就注定要在进程之中。一旦未 知数在数学步骤中变成一个等式的未知量，便说明在所有价值尚未设定之前， 它就是完全己知的了。在量子理论形成前后，自然就被理解为是数学意义上 的；甚至那些尚未论定之物，不管是不能分解的，还是非理性的，都受到了数学 定理的改造。启蒙事先就把追根究底的数学世界与真理等同起来，启蒙以为 这样做就能够避免返回到神话中去。启蒙把思想和数学混作一团，并且通过 这种方法把数学变为一种绝对例证。“一个无限的世界，在这里也是一个理想 的世界，被设想为这样的一个世界：其对象不是单个地，不完全地，仿佛偶然地 被我们获知的，而是通过一种合理的连贯的统一方法被我们认识的。随着不 断的发展，每个客体都会依据其内在的完满存在而得到彻底澄明……然而通 过伽利略对自然的数学化，这种自我在现代数学的指导下被理念化了：即用现代方式把其本身表达为一种数学集合。”思维把自身客体化为一种不由自主 的自我推动过程，客观化成一种机器的化身，这种机器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 的，以便最后思维能够被这种机器彻底替代。启蒙把对思考思想这一传统 需求弃置一边——费希特哲学是其最高表现——因为它想要竭力避开费希特 自觉遵从的强制实践的箴言。也就是说，数学步骤变成了思维仪式。尽管有 着自我限定的公理，数学还是认定自身有着必然性和客观性：它把思想变成了 物，变成了工具——他自己也是这样说的。这种将一般思想加以平均化的摹 仿形式，把现实的事物转变为特有的事物，甚至使无神论自身也陷进了禁止形 而上学的观念之中。对于代表着启蒙理性之仲裁法庭的实证主义来说，转向 理智世界这一做法己不再被禁止，它只不过是一种无意义的咿呀学语而己。 实证主义之所以（侥幸地）没有成为无神论，是因为它的对象化思维方式甚至 连问题都提不出来。实证主义检查官们允许己经得以确立的膜拜仪式像艺术 一样，自愿地作为社会行动中一种自由认识的特殊领域逃离出来，但他们却绝 不放弃把自己当作知识的主张。科学主义认为，为了适应现实而逃避实际生 活里的特权领域的做法，也就是把思想从具体事务中分离出来的做法，是荒唐 之极的，自我毁灭的。同样，原始人里的巫师也会认为，想跳出他为招魂仪式 所设的巫术圆阵的举动，是荒唐之极的，自我毁灭的。在上述两种情况中，对 禁忌的冒犯实际上注定恶人会自食其果。支配自然也有范围，这个范围正是 纯粹理性批判所约束的思想范围。康德就把永远无限进步的学说与坚持其固 有的缺陷性和永恒的有限性统一起来。康德的这一判断是一个圣谕。世界上 不存在任何科学所不能深入的存在，而科学所能深入的又并非就是存在。康 德认为，哲学判断的目标是新生事物，但它却不承认任何新生事物，因为它总 是去回忆，回忆那些理性常常存留在客体里的东西。但是，哲学也为这样的一 种思考方式付出了代价，即依靠各种科学来回避占卜者的梦境：世界对自然的 支配反过来与思维主体本身发生了对抗；主体除了拥有必然伴随着自我的所 有观念的那个永远相同的我思以外，便一无所有。主体和客体都将变得虚无。 为记录和抽象过程作以证明的抽象本身只能对应以抽象材料，而抽象材料除 了占有这种实体以外，别无其他特征。只有通过精神和世界的相互限定，才能 最终实现精神和世界的等同划一。从思想到数学公式的还原过程，同时也是世界对其自身标准的认定过程：所谓主体理性的胜利都归属于逻辑形式主义 的实在，都以理性对既定事物的直接顺从为代价。因此，对既定事物本身的理 解，不仅要理顺那些可以恰好把握事实的抽象时空关系，而且要反其道而行 之，把这种关系只看作是纯粹表面的东西，看作是只有在社会、历史和人类的 发展意义上才能被实现的中介概念因素等等，所有这些认识都得要放弃。认 识的任务不在于单纯的理解、分类和计算，而在于对每一种当下之物加以明确 否定。但是，数学形式主义的中介却是数字，是所有非中介的最抽象的形式， 相反它却一直固守着纯粹的非中介性思维。真实性凯旋，认识却被限定在其 重复性之中，而思想则成了同义反复。思想机器越是拘泥于存在物，便越是盲 目地满足于再现这些存在物。这样，启蒙便返回到了神话学中去，知道了摆脱 神话学的途径。因为神话学形式包含着现存事物的本质：世界的循环、命运和 统治都被当成了真理，并且放弃了希望。同样，在丰富的神话图景和明晰的科 学公式中，真实的永恒性是被确定了的，纯粹的生存都被表达为它所禁止的意 义。世界作为一种宏伟的分析判断，作为科学梦想的仅存结果，就像宇宙神话 把春秋的更替同劫持帕耳塞福涅的故事联系起来一样，是在一个模子里造出 来的。神话过程的独特性就在于将事实合法化，这是一种欺骗！本质而言，对 女神的劫持和自然的死亡是同一回事。每年秋天都在重复发生的事件，甚至 这种重复性本身，己经不再是分离的结果，而是相同的时间。随着时间意识的 确立，过程也在己逝的时间里被固定为一个特定的时间，在每一个新的季节交 替过程中，人们求助于那些逝去己远的事情，试图在仪式中去抚慰对死亡的恐 惧。而分离是无效的，通过对特定过去的确定，这种循环更替具有了不可规避 性，在把每一事件都作为过去事实的单纯重复中，恐惧产生了。这种真实性， 不管是被纳入到史前时期的传说故事中去，还是被纳入到数学的形式主义中， 不管是在仪式中把当下事物与神话过程象征性地联系起来，还是在科学中把 它与抽象范畴联系起来，都会把新事物表现为被预先决定好的，因此，本质来 说，一切新事物都不过是旧有事物而己。丧失希望的不是存在，而是知识，因 为在图形或是数学符号中，知识把存在篡改成一种图式而加以占有。

在启蒙世界里，神话己经世俗化了。在其彻彻底底的纯粹性里面，实在虽 然清除了鬼魅及其概念派生物，却呈现出了鬼魅在古代世界里的种种特征。 就像巫医在神灵的保护伞下是神圣不容侵犯的一样，社会的非正义以它所衍 生出来的邪恶事实为幌子被倍加保护地奉若神明。这种支配不仅仅为人与其 支配对象相异化付出了代价，随着灵魂的对象化，人与人的关系本身，甚至于 个体与其自身的关系也被神化了。个人被贬低为习惯反映和实际所需的行为 方式的聚集物。泛灵论使对象精神化，而工业化却把人的灵魂物化了。自然 而然地，经济机构，甚至在全盘计划之前的经济机构，为商品设定了决定着人 类行为的价值。这样，随着自由交换的结束，商品就失去了除了拜物教以外的一切经济特性，而拜物教则将其不良影响扩展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凭 借大生产及其文化的无穷动力，个体的常规行为方式表现为唯一自然、体面和 合理的行为方式。个人只是把自己设定为一个物，一种统计因素，或是一种成 败。他的标准就是自我持存，即是否成功地适应他职业的客观性以及与之相 应的行为模式。其它一切事情，不管是观念，还是罪行，都受到集体力量，受到 从班级一直到工会这些集体力量的监控。但是，连具有威慑性的集体也只有 着骗人的嘴脸，而它根子里却隐藏着把集体操控为权力工具的权力。这种权 力野蛮地把个体拼凑起来，全然不能体现出人的真正性质，就像价值全然不能 体现出消费品的真正性质一样。物与人在求助于没有偏见的认识过程中，采 用的却是一种可怕的扭曲形式，这恰恰证明了它所具有的支配力量，这正是由 鬼怪神灵里的曼纳特别规定的，从巫师和巫医的花招里产生出来的准则。史 前时期的人类厄运，即那种不可名状的死亡，如今完全变成了人们不言而喻的 真实生存状态。在把自然作为总体的幡然领悟中，人们极度的慌张畏惧，就像 当今时代每时每刻都要爆发出来的恐慌一样：人们在期待，这个毫无结果的世 界，将被一种总体性置于水深火热之中，人们自身己经成为这种总体性，并且 在这种总体性面前他们己显得无能为力。

由启蒙带来的神话恐惧与神话本身同出一辙。启蒙对神话的揭示，不仅 是用语义学语言批判所认为的那些含混概念和语词，而且也用所有人的表达， 而这种表达在其自我持存的目的语境中己经毫无立足之地。斯宾诺莎的“自 我持存的努力乃是德性的首要基础”这句绎理，包含了整个西方文明的真正 原则。有了这一原则，资产阶级在宗教与哲学上的分歧就没有了。从方法论 上把一切神话学意义上的自然足迹都彻底消除之后，自我也就不会再是肉体、 血液、灵魂，甚至原始自我，但是自我一旦被提升为先验主体和逻辑主体，它就 会构成理性的参照点和行动的决定因素。按照启蒙运动或是新教主义的观 点，任何人如若不通过合理地依照自我持存的方式来直接安排自己的生活的 话，就会倒退到史前时期。冲动本身就像迷信一样具有神秘意义。侍奉不是 自我设定的上帝，就像酗酒一样也是愚蠢至极的。对于直接的自然存在，无论 顶礼膜拜还是同流合污，进步为它们所预设的命运都是一样的；进步也强烈谴 责了思想和快乐对自我的遗忘。在资产阶级经济中，每个个体的社会劳动都 是以自我原则为中介的；对一部分人而言，劳动所带来的是丰厚的剩余价值， 而对另一些人而言，劳动则意味着对剩余劳动的投入。但是自我持存的过程越是受到资产阶级分工的影响，它越是迫使按照技术装置来塑造自己肉体和 灵魂的个体产生自我异化。启蒙思想再一次注意到了这种情况：认识的超验 主体作为对主体性自身的回忆，最终似乎也被摈弃了，并被自动控制的秩序机 器那种更加平稳的运转所代替。为了进一步实行严格的控制，主体性悄悄地 把自己转变为所谓中立的游戏规则的逻辑。实证主义，最终没有给思想自身 留有任何余地，消除了个体行为与社会规范之间最后的壁垒。主体在取消意 识之后将自我客体化的技术过程，彻底摆脱了模糊的神话思想以及一切意义， 因为理性自身己经成为了万能经济机器的辅助工具。理性成了用于制造一切 其它工具的工具一般，它目标专一，与可精确计算的物质生产活动一样后果严 重。而物质生产活动的结果对人类而言，却超出了一切计算所能达到的范围。 它最终实现了其充当纯粹目的工具的夙愿。逻辑规律的排他性正是在这种特 殊的功能意义中，最终在自我持存的强制本性中产生出来的。自我持存在生 存还是毁灭的选择中发展到了极至状态，并不断在或真或假这两种对立观念 的原则中展现出来。这一原则的形式主义，以及建立这一原则的一切逻辑的 形式主义，是从既含混又复杂的社会旨趣里产生出来的，而这些旨趣得以存在 的社会里，维持形式和保存个体两者之间也只是偶然协调起来的。思想派生 于逻辑的观念己经在课堂上认可了人在工厂和机关里的物化。于是，禁忌主 宰了禁忌力量，启蒙主宰了启蒙精神。但是这样一来，自然作为真实的自我持 存在这个过程中就获得了解脱，这个过程发誓要将其彻底清除出去，其中，不 管是个体还是集体，都会面临着危机和冲突的命运。如果理论还能作为唯一 的统一科学的理想规范的话，那么实践就必然会淹没在势不可挡的世界历史 进程当中。而只有依靠文明才能被完整领会的自我，变成了一种文明一直在 躲避的非人性因素。人们对丧失自我名称的原始恐惧就说明了这一点。对文 明而言，纯粹的自然存在，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都是极端的威胁。行为的摹 仿模式、神话模式、形而上学模式都先后是各个时代发展过程中的行为模式， 回到这些年代一直充满着恐惧，害怕自我会倒退到那种单纯的自然状态，自我 历经千辛万苦才脱离了自然状态，却也因此而百遭惊慌失措。在每个时代里， 所有人对逝水流年——不管是古老的游牧生活，还是所有前父权制社会—— 的緬怀追忆，都遭到了严厉的惩罚，并在人类意识中被彻底清除掉。启蒙精神 用来代替焚身和车磔的烙印，铭刻着所有非理性的特征，因为它带来的是腐化 堕落。享乐主义是有限制的，它和亚里士多德一样都反对走向极端。资产阶 级的自然理想，己不再是混沌不清的自然，而只是中庸的品德。荒诞无度与禁 欲苦行，穷奢极欲与忍饥挨饿，尽管是对立的，但作为消解力量又是完全一致 的。少数统治阶层同他们的保护人一起，用满足人们的需要来决定人类整个 生活的方法，维护着整个社会的持续稳定。从荷马时代一直到今天，统治精神 都力图在斯库拉（Scylla)返回到简单再生产和卡律布狄斯（Charybdis)无限地大地上曾经发生的一切”，包括奥德修斯亲身经历的一切。海妖们也知道： “在特洛伊的土地上，阿耳戈斯的孩子们和特洛伊人在众神的意志面前所遭受 的一切苦难。”正如歌中所唱到的那样，她们用对欢乐的充满诱惑的诺言直 接唤起对逝水流年的回忆，她们唾骂父权制度，因为在这种制度中，每个人只 能返回到一板一眼的时间尺度中去。谁要是落入了这个圈套，谁就会遭到灭 顶之灾，相反，只有靠精神永恒再现的力量，人们才能得到摆脱自然的生存方 式。即使海妖们知道了己经发生的一切，她们也需要把未来作为获得知识的 代价，这样就使回归幸福的诺言变成了欺骗。欺骗的目的就是要用过去来诱 捕人们的渴望。奥德修斯受到了喀耳刻（Klrke)这个能把人变成牲畜的神的 警告。奥德修斯反抗着喀耳刻，而喀耳刻又给了它反抗其它那些分裂力量的 力量。但是，塞壬的诱惑力简直太大了，闻其声者无一幸免。人们不得不对自 我干一些可怕的事情，直到同一的，有目的的，充满阳刚之气的人类本性形成 为止，这些本性在每个人的童年时代都会重复出现。人们必须依循自我发展 的各个阶段来对自我（Ich)加以把握，而丧失自我的诱惑却又总是盲目而又坚 定地介入和维护着这种把握。打个比方，酗酒成瘾可以给自我带来窒息中的 亢奋状态，但也可以借助死一般的昏睡来缓解这种亢奋状态，这正是维持自我 保持和自我毁灭之平衡的最古老的社会结构——是一种自我维持自身生存的 尝试。对丧失自我的恐惧，对把自我与其他生命之间的界限连同自我一并取 消的恐惧，对死亡和毁灭的恐惧，每时每刻都是与一种威胁文明的幸福许诺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条道路就是通往顺从和劳作的道路，尽管在它的前方 总是临照着烂漫之光，但那仅仅是一种假象，是一种毫无生气的美景。奥德修 斯对此心领神会，他既不屑于死亡，也不屑于幸福。他知道在他面前只摆着两 条逃生之路。一种就像他让水手们做的那样：用蜡塞住水手们的耳朵，让他们 竭尽全力地划桨，想要活命，就绝对不能听到海妖们的诱惑之声，一直到他们 无法再听到这种声音为止。整个战船必须遵守上述规定。划手们必须强壮有 力，必须集中精神勇往直前，不得左顾右盼。划手们也必须顽强不懈，内心坦 荡，努力前行，从而竭力避开诱惑。只有如此，他们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但 是，奥德修斯作为让他人为其劳作的领主，却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他把自己牢 牢绑在桅杆上，去听那歌声，这诱惑之声越是响亮，他越是把自己绑得更紧 ——这种情形就像后来资产者在自身权力膨胀的同时，却要坚决否认自己的 享乐一样。歌声对奥德修斯并未产生任何后果，而奥德修斯也只是点着头表 示他将从这捆绑中解脱出来。但一切都太晚了，“充”耳不闻的水手们，只知道 那歌声是危险可怕的，却不知道它是多么的美妙悦耳。他们把奥德修斯牢牢

地绑在桅杆上，只是为了拯救奥德修斯和他们自己的性命。他们使他们的压 迫者连同自己一起获得了再生，而那位压迫者再也无法逃避他所扮演的社会 角色。实际上，奥德修斯绑在自己身上的那条无法解脱的绳索也使塞壬远离 了实际：她们的诱惑显得毫无作用，只成了沉思冥想的一个单纯对象，成了艺 术。被缚者就像出席了一场音乐会，他静静地聆听着，像别的晚上光临音乐会 的观众一样，他兴高采烈地呼唤着解放，但这终究会像掌声一样渐渐平息下 来。这样，艺术享受和手工劳动自打史前时代的那个世界起就分离开来了。 史诗中就包含着与其相应的理论。文化财富与遵令而行的劳动有着严格的呼 应关系，而对自然进行的社会控制为二者奠定了不可抗拒的强制性基础。

在奥德修斯的战船上针对塞壬的诱惑而采取的措施，成为了启蒙辩证法 充满预见的隐喻。表现力就是统治手段，而统治则是最有力的表现行为，因此 表现力本身同时就成了进步和倒退的表现手段。在特定条件下，不管对失业 者一方，还是对社会等级的另一方而言，被免去工作便意味着能力缺失。统治 者尽心体验着他们可以不为之牵肠挂肚的生活，他们把自己当作社会的基础， 只想着维护自身的支配地位。原始人则不同，他们只把自然物当作难以捕捉 的欲望对象。“主人把奴隶放在物与自身之间，并由此把自己与物的依赖性结 合起来，而予以尽情享受；与此同时，他把对物的独立性的一面让给了奴隶，让 奴隶对物进行加工改造。”奥德修斯也正是在这种劳动中被表现出来。奥德 修斯没有接受那个会导致自我放纵的诱惑，因此他作为有产者，最终也没有去 参与劳动，甚至最后他不再对劳动进行指挥。然而，他的水手们虽然与自己的 劳作对象非常亲近，但却不能享受劳动，因为这种劳动是在强制下进行的，他 们在劳动中没有希望，感官也被彻底堵塞了。奴隶在肉体和灵魂上受到了双 重奴役，而主人却相反。任何权威都必须付出如此代价，相似的历史循环过程 正通过上述这种弱点，对这种权力等价物作出了解释。人类的技艺和知识随 着分工的发展产生了区别，然而在人类学的意义上，人类又被迫返回到了更原 始的阶段。这是因为，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生活的安逸，统治也以更为沉 稳的压榨手段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同时也确定了人类的本能。想象力萎缩了。 这一灾难不能只归于个人己经退避到社会及其物质生产的背后的缘故。在机 器发展己经转变为机器控制的地方，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趋向总是相互交织在 一起，最后导致的是对人的总体把握，这种落后的状态也并非是不真实的。与 此相反，对进步权力的适应既引起了权力的进步，又每每带来了退化的结果， 这种退化所展现的并不是进步的失败，恰恰正是进步的成功。势不可挡的进 步的厄运就是势不可挡的退步。

这种倒退并不局限于与肉身紧密相联的感性世界经验，但它却影响着想要征服感性世界而脱离感性世界的独断理智。理智作用的同一性是通过控制 感觉而得以实现的，这种同一性以及思想对制造一致性的放弃等，都意味着思 想和经验的贫困：思想领域和经验领域的分离导致了各自的残缺不全。从狡 猾的奥德修斯一直到今天天真的管理者们，都把思想限制在组织和管理的工 作范围之中，这必然意味着所有的限制性权力都要由大人物来掌握和限定，一 旦它己不再仅仅是操纵一些小人物的事情。精神实际上变成了统治与自我统 治的机器，资产阶级哲学向来都误以为是这样的。自从神话时代起，无产者们 就己不再具有比沉稳老成的占有者们更多的优越条件，他们总是逆来顺受，眼 花耳聋。社会的过度成熟，靠的就是被统治者的不成熟。长期以来，生产系统 一直规定身体是为社会机构、经济机构以及科学机构服务的所造就的生产系 统，这些机构越是复杂和精致，身体所能得到的经验便越是贫乏。通过理性化 的劳动方式，消除人的本质以及把人变成单纯的功能等做法从科学领域进入 了经验世界。这些做法无非是再一次使人的经验类似于两栖动物的经验。今 天，大众的退步表现为他们毫无能力亲耳听到那些未闻之音，毫无能力亲手触 摸到那些难及之物，这就是祛除一切己被征服了的神话形式的新的欺骗形式。 借助包揽着一切关系和感情这一总体社会的中介，人们再一次变成了与社会 进化规律和自我原则相对立的东西，变成了单纯的类存在，他们在强行统一的 集体中彼此孤立。桨手们不能彼此交谈，他们相互以同一节奏扭连在一起，就 像在工厂、影剧以及集体中的现代劳动者一样。社会的现实工作条件迫使劳 动者墨守成规，迫使劳动者对诸如压迫人民和逃避真理这样的事情麻木不仁。 让劳动者软弱无力不仅只是统治者们的策略，而且也是工业社会合乎逻辑的 结果；因为工业社会竭力想摆脱本来的命运，最后却还是落入了这一本来的命 运。

但是，这种逻辑必然性尚未盖棺定论。它还受到统治的约束。它既是统 治的反映，同时也是统治的工具。因此，这种逻辑必然性的真实性是不容置疑 的，正如它的自明性是不可辩驳的一样。当然，思想总能能够把自身的模棱两 可的性质具体地描述出来。思想不是一个主人随便就能控制得了的奴隶。自 从人定居下来，并进入商品经济社会，统治本身被物化为法律和组织，因此，它 必然会对自身形成限制。工具赢得了独立性：独立于占有者意志之外的精神 中介作用，缓解了经济领域内明显的不公正。统治工具应当包括一切，诸如语 言、武器、以至于机器等，必然被所有人所掌握。因此，合理化因素本身在统治 过程中倒显露出与统治互不相同的一面。工具能够得以普遍运用，是因为它 有着对象性特征，这种对象性本身就己经包含了对统治的批判。思想是作为 批判手段出现的。在神话学通往逻辑主义的道路上，思想丧失了自我反思的 要素，今天，尽管机器供养了人们，但它使人们变得软弱无力。但是，正是在机 器形式中，异化理性正在对社会——这个社会把作为物质和精神机制的固定思想模式同自由、生活和思维调和起来——发生着作用，并把社会本身当成思 想的真正主体。因此，思想的特殊根源与普遍观念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今天，随着工业所导致的整个世界的转变，思想的普遍观念及其在社会中的现 实运用己经影响深远，以至于统治者为了其自身利益不得不否认思想只是一 种单纯的意识形态。从领袖的直觉到动态的世界观（Weltanschanung)，这些 集团的启示与早期资产阶级自我辩护的论调是截然相反的，不再把自己的过 错看作是法律的必然结果；但这点恰恰是这些集团居心叵测的体现，而经济必 然性最终也体现在这些集团身上。他们为此而使用的有关使命与命运的神话 谎言是绝对不能揭示出所有真理的：那些曾经主宰着企业家行为的客观市场 规律消失了，迎来的却是一场灭顶的灾难，相反，独裁者所作出的是明智决策， 决定了 了古老的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命运，其结果和盲目的价格机制比较起 来更具有强制性的力量。统治者们其实并不相信任何客观必然性，尽管他们 有时靠着这种必然性来阐明他们的治国韬略。他们宣称自己是世界历史的总 设计师。只有被统治者才接受发展具有不容置疑的必然性，这种发展在号称 能提高它们生活水平的时候，却使他们会变得越来越软弱无力。只要那些仍 旧被雇佣来操作机器的人们，只靠为社会统治者工作不多的劳动时间就能保 证自己生活的话，那些过多的剩余劳动和庞大的人口数量就会被训练成为一 支后备军，并作为一种附加的物质力量服务于社会体制正在实施和将要实施 的宏伟计划。由此，广大群众被驯养成一支失业大军。在广大群众的眼中，他 们己经被彻底贬低为管理的对象，预先塑造了包括语言和感觉在内的现代生 活的每一个部门，对于广大群众而言，这是一种客观必然性。对于这种客观必 然性，它们除了相信之外无能为力。这种作为权力与无力相对应的悲惨境地， 连同想要永远消除一切苦难的力量一起得到了无限的扩大和增长。每个人都 无法看清在他面前林林总总的集团和机构，在这些集团和机构内，从最高的经 济指挥阶层到最低的职业行当都各自维护着各种既存地位。对一个工会领导 人来说，更不用说一个经理了，无产者只不过是广大群众多余的一员，而老板 们则只是在想到濒临破产的时候才会吓得浑身冷汗。

随着支配自然的力量一步步地增长，制度支配人的权力也在同步增长。 这种荒谬的处境彻底揭示出理性社会中的合理性己经不合时宜。社会必然性 只是一个幻象，就像企业家的自由一样，最终在无法逃避的争斗和合同中暴露 出来了它们的强制本性。在这样一种幻象中，被彻底启蒙了的人类丧失了其 自我，这种幻象是无法用一种作为统治机构的思想来澄清的，因为思想本身也 只能被迫在命令和服从之间作出选择。虽然这一思想没有能力摆脱陷于史前 时期的窘境，但它仍有能力去识别首尾一致却又自相矛盾的非此即彼的逻

辑，它可以借助这种逻辑把自身彻底地从自然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不可救药 和自我异化的自然。自然在思想的强制机制中反映出来，并保存下来。而思 想本身也不可避免地表现为自我遗忘了的自然，表现为强制机制，这是思想的 必然结果。观念只是一件工具。人们在思想中远离自然，目的是要以想象的 方式把自然呈现在自己面前，以便按照他们设定的支配方式来控制自然。物 质工具在不同的条件下具有同一性，它把世界划分为复杂与熟悉、多元与统 一，以及差异与一致；概念也是一样，它作为思想工具，适用于人所能及的一切 事物。如果思想一味要去否定那些诸如划分和对象化这些分离功能的话，那 么思想本身也会变得具有虚幻特征。一切神话的统一永远都是欺骗，都是为 了避免革命的那些软弱无力的内心痕迹。但是，正由于启蒙针对任何乌托邦 的假设维护了它的公正性，并且不断声称其统治具有分裂性，因此，启蒙拒绝 掩饰的主客体的分离，就成了其真实和不真实的标志。对迷信的排斥不仅始 终指的是统治本身的进步，而且也指对统治揭露的进步。启蒙绝不仅仅是启 蒙，在其异化形式中，自然得到了清楚的呈现。精神作为与自身分裂的自然， 在其自我认识中，就像在史前时期一样，自然呼唤着自我，但是不再直接用它 的全能之名，把自己唤作曼纳，而只是把自己叫做一种闭目塞听、残缺不全的 存在。自然的衰败就在于征服自然，没有这种征服，精神就不会存在。一旦精 神承认是统治并隐退于自然，那么，它就会放弃这种能使其成为自然的奴仆的 统治观念。人类在逃离必然性的过程中，在进步与文明的状态下，如果不自行 放弃知识，就不会自我止步，即便如此，人类至少不再会错误地把那座反抗必 然性的坚实堡垒，把制度和控制实践看作是未来自由的保障。这些制度和实 践在征服自然过程中会对社会产生反作用。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和统治一起 对平息统治的视角加以更新。然而，真实的历史是由真实的苦难编织而成的， 而这苦难并不因为消除苦难的手段的增加而得到相应的减少，统治远景的实 现也要求助于概念。因为概念不只是作为科学使人们远离自然，而且还作为 科学在盲目经济趋势的束缚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的自我关注，对不公正永恒 距离加以测量。正是因为主体如此深恋着自然，并在其实现的过程中拒不承 认藏在其背后所有文化的真实性，启蒙便与统治根本对立起来；甚至是回响在 凡尼尼（Vanini)时代的制止启蒙的呼声，也并非产生于对精确科学的惧怕，而 是产生于对难以驾驭的观念的憎恨，这种观念来自于对自然的束缚，因为它承 认自己只不过是自然对自身的极端恐惧而己。教父们总是为了维护曼纳的尊 严而对启蒙先驱施以报复，这些先驱们却经常用一些冠以恐怖之名而让人心 惊胆寒的观点来博得曼纳的好感，而启蒙的占卜者们则在其傲慢自恃中与牧 师结为一体。启蒙作为资产阶级形式的启蒙，早在杜尔哥（了urg〇t)和达朗贝 (d’Alembert)之前，就己经丧失了自己的实证主义环节。启蒙从来没有受到 过用自由交换自我持存的影响。概念的悬隔，不管是以进步的名义，还是以文

化的名义——进步和文化早就相互秘密结盟来共同反对真理——都为谎言敞 开了大门。在这个言之必须有据的世界里，大思想家的卓越贡献被贬低为遭 人遗弃的陈词滥调，而谎言与中庸的文化商品的真理也不再有什么区别。

但是，统治被认为是未取得和解的自然，这种统治甚至渗透到了思想自身 当中，这就意味着一种必然性的松动，社会主义本身轻率地把这种必然性确定 为一种对反日常意识（reactionarycommonsense)的认同。社会主义把必然 性抬高到未来的基础地位，并且从唯心主义的角度把精神贬损到最低地位，为 此，社会主义紧紧抓住了资产阶级哲学的所有遗产。这样，必然王国与自由王 国的关系便只有着量化意义和机械意义了，而完全被置于异化境地的自然，就 像早期的神话一样，不仅具有了极权性质，而且把自由和社会主义一并吞噬掉 了。思想用数学、机器和组织等物化形式对那些把它忘在脑后的人们实施了 报复，放弃了思想，启蒙也就放弃了自我实现的可能。启蒙对一切个体进行教 育，从而使尚未开化的整体获得自由，并作为统治力量支配万物，进而作用于 人的存在和意识。但是，真正的革命实践则取决于理论对麻木不仁拒不妥协， 后者正是社会使思想发生僵化的原因。危害上述实践得以实现的，并非实现 的物质前提，也并非是那些获得自由的技术。社会学家们坚持这样认为，为此 他们又在寻找着一种救世良方，为了获得这种救世良方，很有可能会采取一种 集体主义的措施。问题就在于令人迷惑的社会语境。世间的人们对其不断 创造出来的现成事物的神话般地、科学般地尊重，最终变成了 一个确凿的事 实，一座坚实的城堡，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和城堡，革命的想象自惭形秽，认为自 己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对待客观历史趋势，最终则是服服帖帖。启蒙作为这种 适应机制，作为一种单纯的建构手段，就像他的浪漫主义之敌所责难的那样， 是颇具破坏作用的。只有在它摒弃了与敌人的最后一丝连带关系并敢于扬弃 错误的绝对者，即盲目统治原则的时候，启蒙才能名副其实。这样一种毫不妥 协的理论精神，试图把认定目标不再放松的冷酷的进步精神翻转过来。这种 精神的先驱者培根所梦想的许多东西是“君王们用金银财宝买不到，用金科玉 律决定不了的，更是他们的密探和媚臣所打听不到的”。正如培根所希望的那 样，这些东西降临在那些资产者，那些君主们被启蒙了的子孙的头上。资产阶 级经济通过市场的调节作用使权力成倍增长，它同时也使其自身的对象和力量成倍增长，以至于它们的管理者己不再是那些君主，甚至也不再必然是那些 中产阶级，而是所有的人。他们最终从事物的权力中学会了放弃权力。只有 在实践的近期目标展现为它目前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的时候，只有在君主们 的“密探和媚臣们打听不到的”范围，即被占据支配地位的科学一直忽视的自 然被看作是发源地的时候，启蒙才能获得自我实现，并最终自我扬弃。今天， 当我们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用行动来支配自然”这一培根式乌托邦的时候， 我们才能揭示曾被培根归罪于尚未征服的自然的那种奴役本性。这就是统治 本身。培根曾经坚持认为“人的优越性就在于知识”，现在，知识却随着统治力 量的消除而发生了变化。然而，正是由于这种可能，启蒙在为现实社会服务过 程中，逐步转变成为对大众的彻头彻尾的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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