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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寨来啦

- 山寨之火可以燎原

- 山寨生存之道

- 从手机开始

- 平民对贵族的挑战

- 平民崛起（1）

- 平民崛起（2）

- 山寨的雏形

- 四种幕后推手（1）

- 四种幕后推手（2）

- 四种幕后推手（3）

- 四种幕后推手（4）

- 四种幕后推手（5）

- 山寨2.0版

- 山寨决策（1）

- 山寨决策（2）

- 山寨式薪水

- 山寨设计

- 山寨式生产

- 山寨式思维

- 心理转变

- 序幕已经拉开

山寨来啦

深圳的形状就像一支手枪，蛇口半岛是南北向的握把，东西向的枪管大约50公里，南北最宽的地方不到10公里。从107国道过南头关就进入了枪膛——深南大道，全路段设计标准宽度为140米，两边绿化带各30米，路面净宽80米，并在路中间预留了16米的绿化带，以作将来建设轻轨之用。后来深圳市政府决定建地铁，16米的绿化带继续保留，种上红花绿草，绿化带变成了道路中间的一条大花毯。

虽然是一个千万人口的大城市，但主要的建筑物却都分布在枪膛的两侧。从西向东，深圳大学、科技园、世界之窗、锦绣中华一晃而过，然后经过竹子林到中心区，再往东就是上海宾馆、华强北、地王大厦、东门。顺着枪膛，深圳几乎所有建筑的、商业的、景观的经典犹如电影胶片一般在眼前闪过。

科技园正好在扳机的位置，在中国，“科技园、软件园、高科技园区、科技一条街”恐怕是城市中最泛滥的地名，以至于“正派人”羞于谈“科技”二字，这充分体现了我国人民俗化名词的能力。不仅是俗化名词，俗化产品的能力也堪称世界一流。但是，深圳的科技园还是有点儿不同，首先，它成就了中国两家电子行业的研发高投入公司——华为和中兴，这两家公司不仅规模较大，在人员构成和研发投入等方面和全球电子行业一流的公司也比较相似；其次，以科技园为集中地，分布着不计其数的研发型小公司，其中大部分属于计算机、通讯、电子等行业。

“正派人”羞于谈“科技”二字，这充分体现了我国人民俗化名词的能力。不仅是俗化名词，俗化产品的能力也堪称世界一流。

从科技园到华强北大约有15公里，一路过来研发的比重越来越小，销售的比重越来越大，华强北则是这里一个最重要的电子产品的集散地。因为毗邻香港，无论走私还是正常的贸易，华强北都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因为获得了先发优势，即使后来者具备同样的条件，也很难和这里竞争。华强北的销售市场和科技园的研发相得益彰，它提供的元器件非常齐全，电子研发型公司可以在这里采购到所有元器件，也可以把自己研发的比较简单的产品拿到华强北一带销售。在山寨手机之前，相对而言，深圳的电子市场还是有点科技含量的，不完全是倒买倒卖。

所谓山寨手机和品牌手机之间原本没有界限。个人计算机多年以前就有中关村攒的和联想、戴尔等大品牌之分，人们把这些没有品牌影响力或者自己买零件DIY的计算机统一叫做兼容机。“山寨”这个词之所以火起来，全都拜手机所赐——没有品牌影响力的手机一夜之间红遍中国，渗透到全球，所以广东人给这类手机一个统一的“品牌”，即山寨。

《IT经理世界》详细报道过山寨手机的情况：

在华强北高科德电子交易中心的一层，有一家星巴克咖啡厅，从外表上来看，它和别的星巴克并无二致。但区别最大的是，这里的人在喝咖啡和抽烟时，聊的全都是手机生意。

在最靠边的一个角落里，几个波兰人正围着一个穿着白衬衣、斜跨黑色大包的中国小伙子，他们手里拿着一款来自Orange的运营商定制的手机，正在咨询是否能够仿制。小伙子很认真地将手机后盖打开、取出电池，然后一项配件一项配件地记录着，不时抬头用英语问道：“This 24 RMB，OK？This 8 RMB，OK？”

这只是山寨手机国际影响力的一个缩影。在深圳，电子配件资源极其丰盛，距离华强北数百米远的华强路地铁站旁，有易通、庞源等一批规模庞大的手机配件市场，里面的手机配件琳琅满目、种类齐全，每个柜台都是“专精一门”，有专门卖电池、触摸笔的，也有只卖手机芯片、键盘的。圈内有一个夸张的说法：“在华强路楼上楼下跑一圈，一部手机就出来了，连标签都有了。”

再加上科技园和华强北之间的车公庙附近聚集着的几千家手机设计公司、宝安区大片的工厂，在深圳，手机链条的每个端点都相当完整。这条世界少有的廉价而又快速的“手机流水线”，已经在国际上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

越是发达国家，反而客观上越限制了市场的自由竞争。

在巴西、中东、巴基斯坦、俄罗斯等地，手机监管制度不同于中国国内，山寨手机基本上和正规手机的待遇相同。全球电信监管机制可以说是政府监管和自由市场博弈的一个缩影，大体情况是越是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占的比重越大，比如，在印度和俄罗斯等地，谁想经营电信业务都行，门槛也不高。越是发达国家，反而客观上越限制了市场的自由竞争。电信行业也像其他行业一样，在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记录了福特以来工业进化的轨迹。《IT经理世界》的文章写道：

山寨手机因其价格便宜、性能不错，主要占据国际市场中的低端市场。深圳不少手机卖场里的很多柜台上都有阿拉伯文、泰文、越南语等招牌，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些?机都卖到了哪些市场。

一方需求巨大，另一方则供给积极。对经销商来说，“外单”不仅数量大，而且不需要提供售后服务的支持，生意更加好做。

这使得山寨手机的出口变成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生意，甚至连一些国家的小电信运营商，都会专程到深圳来定制、购买山寨手机，也有一些国外的批发商在深圳设立专门的采购办事处。山寨手机的外销，从2007年年中开始逐渐升温。以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的50%出口量和约15亿部的年产量计算，山寨手机在2007年出口了7 000余万部。有山寨手机厂商充满豪情地说，“现在山寨手机走出国门只有一年的时间，国外还有很大的一片空白需要我们去开拓”。

有一些山寨机在国内虽然默默无名，但在国外却变成了当地的“名牌”。“比如星马牌手机，在南亚的泰国、印度等地销量很大，已经相当有名。”

在龙胜手机批发市场，有一家专卖手表手机的柜台。据柜台老板赵春燕介绍，做手表手机的这家公司以前就是做手表MP3的，这手表手机别看是三码机，质量却不比那些五码机差。目前该款手表手机虽然在国内不是行货，但在香港已经走完了全套的手续，能够摆放在商场，与诺基亚、三星手机放在一起卖，而且已经卖出了几万台，下订单的更有来自印度、巴西等国家的批发商。

……

与海外市场相比，山寨手机在国内市场的需求也正在缓慢拉开帷幕。从2007年底开始，媒体对山寨手机的报道也悄然发生转变，从一味的负面报道变为部分肯定，甚至许多网站都出现了专门针对各类山寨手机的评测文章。借助互联网，人们对山寨手机的印象已经从原有的质量低劣、信誉奇差变成了造型前卫、充满激情。

像很多产品一样，在山寨手机产生之前，中国就已经是手机生产大国。2007年中国手机产量达到549亿部，出口483亿部。令国人倍感苦恼的是，中国只是“生产”了手机，而不是“拥有”了手机。在世界产业链分工中，生产者只能赚小钱，拥有者才能赚大钱。

全球手机市场大约有1 900亿美元，年销量约12亿部，主要的市场被几家根深叶茂的“贵族”瓜分。根据2008年第三季度全球手机市场份额的报告显示，诺基亚以394%的市场份额遥遥领先；三星以173%的市场占有率位居第二，同期相比上涨26%；索尼爱立信以86%的占有率位居第三，同期相比下降03%；第四位是摩托罗拉，市场占有率为85%，同期相比下降128%；LG以77％的市场占有率稳居第五，同期亦有所上涨。其他成千上万家厂商瓜分了剩余的近20%的市场。

2007年，全球最畅销的10款手机中诺基亚占据7席，索尼爱立信占据其余三席，位于第十的机型年销量超过150万部，最畅销的则达到600万部。此前，摩托罗拉的超薄手机更是创下了单款销售500万部的纪录。

手机市场的容量超过了个人计算机，这当然是很有吸引力的。国内很多较大型的厂商早在1999年就尝试进入手机行业，此后几年虽然也取得过辉煌，但只是昙花一现。2007年，国内品牌手机大企业几乎全部出现亏损，其中波导亏损5亿多元，夏新更是亏损844亿元，有些企业甚至退出了市场。

而山寨手机交出的成绩单却十分了得。虽然生产厂商难以计数，但出货量很容易统计，因为它们都有一颗共同的芯——核心芯片都来自联发科，同时山寨手机几乎是联发科芯片的唯一用户。这种小细节本身就是很蹊跷的事情，若联发科的芯片缺乏竞争力，山寨手机用它为什么会火？若联发科芯片很有竞争力，为什么国内的、国际的品牌手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不用它的芯片？不用诺基亚的芯片是因为人家可能不卖给你，而联发科和各手机厂商之间完全是生意关系，在自发形成的市场中形成了用联发科和不用联发科两个群体，这在其他行业未曾有过。

山寨之火可以燎原

山寨之火点燃的是草根意识。很多之前被认为理所当然的壁垒一下子受到了挑战，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秩序是靠着既定的习惯不知不觉地维持着的。在山寨手机之前，人们从来不认为个体户小公司也可以做这种产品。人们认为，看春节联欢晚会只能寄希望于央视，要么不看；人们认为精英就是精英，草根就是草根、庙堂是庙堂，江湖是江湖。有时候现实发生很久，人们才承认它是现实，因为我们的大脑结构是在变化非常缓慢的原始环境中进化的，适应现代社会如此飞速的变化的确勉为其难。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对变化经常熟视无睹。

手机是个人随身携带、把玩的东西，如果世界商品的影响力能够量化，手机行业每年创造的价值恐怕不止1 900亿美元，就像好莱坞在世界的影响力要比它创造的产值大得多一样。以2007年生产出的15亿部山寨手机估算，整个产值也就在1 000多亿元左右，这还比不上联想公司当年的销售额。但它的影响力巨大，山寨手机的成功消除了原来人们头脑中的藩篱，开始去尝试原本想都不去想的事情，就像奥巴马那句响亮的竞选口号：“Yes，We can！”

继山寨手机成功夺取了一座山头之后，其他行业竞相仿效，山寨产业如星火燎原之势迅速铺开，山寨平板电视、山寨相机等也跃跃欲试。与此同时，山寨也已经跨越了纯经济范畴，山寨明星、山寨春晚、山寨搜索引擎、山寨百家讲坛等一一出笼。总之，凡是比较火的，“我也可以做的”东西都被非正统的人山寨一把，人们不再囿于成见，草根们开始广泛地尝试让自己感觉到比较“爽”的事情。

据称南京文安街曾出现过山寨一条街，曲同氏、必胜糊、李明、巴克星、哈根波斯、3个门洞的麦当劳等店铺一夜之间冒了出来。遗憾的是，这条具有娱乐特色、比较“雷”人的街不久就被取缔了。以前，你看到一本书写着金庸新著，直觉上会理解成是金庸的新书，而实际上是金庸新这个人的作品。有一次我就买过一瓶冰红茶，一喝不对味，仔细一看才知道这不是康师傅，而是康帅傅。

山寨生存之道

显然，包括山寨商品、山寨版明星在内的山寨系列产品确实走的是模仿的路子，山寨手机里面也有基诺亚等模仿名牌名字的产品、模仿名牌形状和功能的高仿机。但我觉得不能把绝大部分山寨手机看成是骗人的，因为人家没有假装是诺基亚卖同样的价格，买者知道是高仿机，只花正品价格几分之一的钱。

由于山寨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媒体开始竞相报道山寨，分析山寨，炒作山寨。几乎所有媒体都发表评论员文章，探讨山寨现象。我在写作这本书时也搜罗了不少有关山寨的评论，评论大多以批评为主，这里引用两段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时代周报》记者米兰采访了知名文化学者、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所长朱大可教授。下面是其中的一个片段：

“山寨”一词制造了语义学的误会，似乎这种盗版行为中含有民间、草根、侠义和反垄断的光明成分，这也是盗版产品获得社会同情的语义学根源。

我要在此反复强调的是，“流氓”不是一个负面的司法与道德判断，它是一个中性词语，用以描述华夏社会中身份缺失的社群。作为“流氓文化”的山寨/江湖文化，包含着两种彼此对立的价值:一方面是对现有文化秩序的反叛、解构、颠覆、挑战和嘲弄，由此展示出积极的社会批判意义;另一方面，它也对社会正面价值进行了颠覆。“流氓文化”总是在倒洗脚水的同时，把婴儿也一起倒掉。

负责手机检测的官方机构、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泰尔实验室主任何桂立做客新浪访谈时强调：

我们认为山寨手机如果这么持续地发展下去，会导致我们正规的企业没有办法健康地生存和发展，会导致正规企业的破产，最后会导致技术的衰退和产品的匮乏。

还有一个问题，我看到有些深度报道里面谈到，说“山寨手机现象”既然存在，那么就是合理的。但是，我对这个提法有不同的看法。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个是不对的。我举个例子，比方说癌症病毒是一种存在，但是对于我们人类的健康和生命来讲，它不是合理的，它的存在是一种现象，但是并不合理。

《通信世界》在《国产手机5大怪象》的报道中梳理：

目前国内手机厂商已经进入基带、射频、多媒体环节，但是在内存储芯片、模拟技术领域尚难涉足。显示屏方面还停留于购买国外技术专利授权阶段，其产品基本以组装形式推出。结构件主要是对按键、外壳等手机部件的统称，从近期诺基亚方面宣布的对软质、透明的纳米手机材料研发进展来看，国内厂商在这方面依然有"代差"。 软件方面，核心的协议栈上，目前在GSM领域，只有中兴一家实现了自主掌握。

模仿是山寨最初的生存之道，这完全可以理解。广义来说，如果我们不模仿，那现在可能还停留在四大发明阶段，绝大多数的创新都是从模仿开始的。后发企业必然模仿先行者，举世皆然。模仿、抄袭乃至盗版、侵权是一个度的问题，只要不超过这个度，也是可行的。

媒体对山寨手机、山寨产品、山寨文化、山寨精神等评论大体上分成两派，反对派的主要论据就是模仿、侵权等。人类历史其实是发明加仿效的历史。

不能简单地认为模仿就是没有骨气的“孬种”。大家乘坐的飞机、汽车等无一不是模仿的产物，飞机的发明人是莱特兄弟，汽车的发明人是卡尔•本茨，灯泡的发明人是爱迪生，现代力学的奠基者首推牛顿。写本书尽管我没有简单地采取复制加粘贴的方式，也搜罗了不少别人的东西和想法，在行文方式上可能也不知不觉地模仿了某些人。当然，模仿应该有个度的问题，但是这个度不是我定的，也不是你定的，而是由被模仿的当事人和法律界定的。

回顾改革开放30年，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事件不少，联产承包责任制、特区成立、邓小平南方讲话、香港回归等。在中国，几乎所有大事件通常都跟官方相关联。而这次完全不同，仅仅是一部小小的手机，它只是一阵风还是预示着什么呢？

从手机开始

“攒电脑”是中关村的传统行当。1992年我就在中关村的小公司攒过电脑，只是电脑行业把小公司攒的电脑叫做兼容机，尽管普通话也有“山寨”一词，但用于形容一种特殊的生产模式则源于广东、源于手机行业。

我攒过电脑，大致清楚手机其实本质上和电脑类似。但是，2000年的时候，通讯设备公司的专家告诉我手机虽小，可是一个大系统，研发难度非常大。当时，手机市场被国外的几家公司垄断，我当时并不怀疑这种说法，起码手机不像电脑一样可以买到各种配件。

相比电脑，手机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没有网络的手机没有用途，而电脑插上电源就可以工作。手机是网络终端，全世界具有网络性质的行业很多都受到监管，比如，自来水网、电网、有线电视网等。

牌照，牌照！

不仅仅是技术，要想生产手机，牌照也是一个重要障碍。电信设备行业是一个高度管制的行业，“没有牌照肯定很难搞”，至少人们当初是这么想的。

有时候，越是控制，人们就越想得到，其情形就像明星越东躲西藏，就越能吸引媒体挖空心思地跟踪追击。唱片公司发行唱片故意限量，反而勾起了人们的购买热情。手机生产许可证就像限量唱片一样，被人为地搞成了一个稀缺物品。

按照政府的观念，发牌照是为了保护国产手机，停发牌照也是为了保护国产手机，否则会造成过度竞争。

平民对贵族的挑战

从技术上说，通信产品和计算机产品差不多。两者最关键的区别是通信产品一直被大公司把持，而计算机则是自由的、草根阶层逐步建立的产业。造成这种差别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通信是一张网络，设备的唯一埋单者是像中国电信、中国移动那样的运营商，由于通信的网络属性，所以不管何种监管体制，运营商总体上都是一些大的玩家。

贵族的生活

公司采购体系原则上和封建社会的婚姻惯例是一致的，即非常讲究门当户对。通讯设备供应和运营商之间的交道是贵族之间的游戏，小公司、独行侠很难掺和。

1988年，中国建设了第一个模拟移动网络。1994年，数字移动网络即现在的GSM开始放号。从大哥大开始，若干年间手机终端都由摩托罗拉、爱立信、诺基亚几个通讯设备巨头把持。虽然手机终端也像计算机一样，被摆在电子市场供客户选购，但它像通讯网络一样具有贵族血统，开放性远不及计算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个人和小企业想都没敢想过做手机终端。

相较个人计算机而言，相对封闭、竞争力比较弱的手机行业一直有比较高的毛利，如诺基亚多年以来一直维持着大约40%左右的毛利率，而戴尔、惠普这些计算机大佬毛利水平都在20%以内。

维持高毛利的企业通常需要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销售量比较低。大多数奢侈品毛利奇高，可是销售量比较小，分摊掉高昂的店面成本和广告费后，算下来也赚不了多少钱。这种行业即使进入往往也无利可图。

第二，具有绝对的领先或者垄断优势。如Google、中国移动、IBM等都通过不同的途径建立了很难仿效的竞争优势。

手机的高毛利主要靠封闭性维持，它不像个人计算机，起步阶段就是一个开放的、高强度竞争的行业。

手机的高毛利主要靠封闭性维持，它不像个人计算机，起步阶段就是一个开放的、高强度竞争的行业。这样诱人的行业，一旦竞争壁垒松动，大家立即就会蜂拥而至。第一波的部队是国产品牌手机大军，尽管他们不久就败下阵来，但高昂的毛利仍在；接着，山寨手机很快又杀入这个行业。

在自然界，一块肥沃的土地，再加上风调雨顺，不久就会长满各种作物，以最大的限度利用这块土地。在企业界，高利润一旦持久，就会产生各种腐败来消耗多余的利润，这是规律。就像清末那些凭借祖宗福荫的八旗子弟，领着“月钱”，游手好闲，好逸恶劳，沾染恶习，腐化沉沦。

企业的情况要复杂一点，他们可能要假装忙活，其实做的都是自欺欺人的无用功，明明已经人浮于事，还整天喊人手不够，要不然就显得工作量不饱满，没有绩效。总之，理由只有一个：企业有钱就一定会养一堆像八旗子弟一样的贵族。

我写到这些内容时，网络上又得到一则新消息：微软将在2009年1月22日宣布，裁员约5 000人，占公司员工总数的6％。

微软目前在全球拥有约9万名员工，这实际上是大公司冗余病的一个案例。前IBM的CEO路易斯•郭士纳在《谁说大象不能跳舞》中承认：“IT行业受技术控制的程度几乎达到了荒唐的地步。IT公司真的相信他们所作出的异想天开的宣言，所有的公司每时每刻都在追寻下一次巨大的科技浪潮……从正规的商业实践活动来看，IT行业是一个巨大而非理性的行业。”

微软实际需要多少人？这个问题不好说，即使你是微软的一员也说不清楚到底需要多少人。他们超过70%的收入都来源于Windows XP和Office。这两种产品都是标准化的产品，他们只是把这两种产品卖了无数的拷贝。微软需要9万人的唯一理由就是养得起9万人。

贵族天生已经习惯了高成本的生活方式，即使是没落了，也像《飘》里面的阿什礼一样，无法过平民的生活，这是产业转移的主要原因。联想收购IBM个人计算机部门时，柳传志解释说：IBM的个人计算机毛利率是23％还亏损，联想的毛利率是14％，可是联想还能有4％～5％的净利润，这就是摊销的问题。IBM总部的成本过大，好比一个要过豪华生活的老头，靠三个儿子来供养，大儿子是做银行的，二儿子是搞房地产的，三儿子是炸油条的，尽管油条炸得不错，但是要承担这个事情很困难，所以IBM愿意把它分出来，好专注做其他的业务。IBM就好比是穿着西装卖油条，个人计算机业务是可以赢利的，只是它不应该在IBM，因为摊销太重才亏损。

手机行业是电信设备行业一直延伸出来的一场“豪门盛宴”。手机体积很小，再加上思维定势，在手机发明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手机制造一直是一个垂直系统——整部机器由一个公司制造。即使产业链上端有得州仪器、高通、英飞凌、飞利浦等，但它们也只给几个手机大佬供货。

所谓山寨手机和品牌手机的区别并不在于有没有品牌，这只是表象，很多山寨手机也有自己的品牌，iPhone是品牌，为什么HiPhone就不是品牌？只是一个出名，另一个不出名而已。山寨手机区别于品牌手机主要是运作模式不同，公司规模不同。传统手机基本上都是大公司的游戏，他们玩的是规模、内部协调生产、封闭模式；山寨手机玩的是灵活、外部协作、开放的模式。

封闭让手机行业有比较高的毛利，让它们过上了贵族生活，同时也染上了一些富贵病。第一波国产品牌手机浪潮的成功，很大原因是我们具有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第二波山寨手机的成功则要从运作模式上找原因，因为光靠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内品牌手机已经败走江湖了。

富贵病

随着公司规模不断扩大，官僚主义开始滋生，效率低下是一个难以诊断、难以治愈的综合性疾病，一些著名的企业领袖都曾经和这种疾病作过顽强的斗争。

随着公司规模不断扩大，官僚主义开始滋生，效率低下是一个难以诊断、难以治愈的综合性疾病，一些著名的企业领袖都曾经和这种疾病作过顽强的斗争。

平民崛起（1）

对贵族最早的冲击来自中国国产品牌手机，继波导、TCL之后，联想、海尔、康佳、夏新等一系列家电厂商疯狂涌入。2003年，这些厂商在中国已经打下半壁江山，整体上超过了国外品牌手机。

此景不长，山寨手机已经悄悄崛起。

为什么国产品牌手机昙花一现？尽管史料丰富，但也很难说清楚。从时间序列上看，山寨手机尚未成气候之前，国产品牌手机已显颓势，国产品牌手机的溃败并不能“归功于”山寨手机。常言道，兵败如山倒。山寨手机并非导致国产品牌手机的主力军，很大程度上来讲，还是国产品牌手机自身出了问题，人工成本低的比较优势难以撼动国外品牌手机的综合优势。

山寨手机之所以后来居上，在国产品牌手机大溃败的大背景下能够异军突起，我觉得只有两个原因：主观上，它们的革命性更彻底；客观上，联发科提供稳定的芯片。此前的国产品牌手机除了贴牌用的都是高通等公司的芯片，在核心成本上和国外品牌手机没有多少差异和优势可言。

山寨手机没有首领，当然也没有“军师”，它们只知道别人的手机卖多少钱，我要是做出同样的手机需要多少钱。名牌高端手机一直在每部三四千元，而高仿机价格只是正品的几分之一。下面是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播放的有关山寨手机的采访片断：

记者：“这是诺基亚N95？”

山寨手机开发商：“650元。”

记者：“和它的一样吗？”

山寨手机开发商：“你这是6500S，他这卖600多。”

记者：“怎么便宜这样多？”

山寨手机开发商：“它不一样嘛，仿的，1比1，样子跟它一样。”

让记者感到吃惊的是，做工如此精细的国际品牌手机竟是仿制品，这款手机在每个细节上，都完全仿造了品牌手机的外表和功能。

……

这些被仿制的国际品牌手机，都被称为高仿机，在这里记者发现，被仿制的国际品牌手机有很多，它们都是世界知名品牌手机中最畅销的机型。

实际上，高端的高仿机大多数和真机只是形似，由于模具技术的发达以及对外形的关注，高仿机的外观和包装工艺都非常精美。通常情况下，高端真机都是智能手机（智能手机最主要的特征是可以像计算机一样灵活地装各种应用软件，一般普通机做不到这一点），而高仿机仅有简单的功能，在摄像头、内存卡上为了节省每一分钱的成本也有明显的差异。而非智能手机，高仿机可以做到和真机一模一样，据说诺基亚的维修中心都无法分辨真伪。有一个高仿厂做的三星手机没有什么缺点，以致三星公司和这个厂谈代工真机的事宜。当然，这可能是一个夸张的笑话。

大品牌高端厂商普遍走智能手机的道路，而山寨手机还不能做到这一点，有人认为这是山寨手机遇到了实质性的技术难题，也是山寨手机“没有出息”的证据。但从技术上说有Google的手机系统开放平台以及Linux等各种开放软件，智能手机其实是一个很容易攀登的山峰。而山寨手机更注重价格，更注重外形，完全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为什么山寨手机可以做到这么低的价格？网络上有很多分析，诸如省了入网检测费、偷税漏税、设计费用低廉等。其实除了这些因素，还因为品牌手机一直以来过的是贵族式的生活方式；而山寨手机则生活简朴，省略了所有不必要的程序和费用，所以成本低廉。

在山寨手机兴起之后，国产品牌手机并没有退出市场。2007年，在出货量排名上，联想、波导、夏新等仍然名列前茅，只是都亏损，而深圳一些不知名的企业出货几十万部都能赚钱。大多数人都把原因归结于偷税漏税，但这并非主要原因。

深圳金立通信的老板刘立荣指出，山寨手机兴旺、国产品牌手机没落的根本原因是经营成本不同。金立通过研发外包降低经营成本，目前公司付工资的研发人员有100多人，金立将手机研发外包给了独立设计公司，它的研发人员有三四百人。相比之下，有一两千人研发队伍的企业，算起来研发人工成本就比金立多出3亿多元。金立的研发分割和多年前的固定电话厂商侨兴研发外包如出一辙，两者的区别是研发一体化通过公司内部管理协调各部门，而分割则完全通过市场价格机制。

平民崛起（2）

通过销售和采购制度的管理，也为金立降低了很多成本。刘立荣介绍，金立手机发货是先付款后交货，且不实行调价补差，而对手企业每个月用于渠道上的调价补差款达两千多万元。此外，企业除了要有库存的概念，还要注意库存的成本。“原材料入仓1个月，要提10%的损失；成品在通路或仓库，每个月每部就要提80元的损失。”他说，不能因为一个产品好卖就下大单，要多批次，小批量下单。从手机销售的实际来看，产品会出现实然卖不动，如果多批次下单，单价成本的区别只是1%，如果形成了库存，则有可能造成亏损，卖不了就是全亏。2008年有家企业在旺季时，下单300万部，到了八九月，还下单100万部，结果被库存搞跨了。

采购管理方面，金立与对手们也有差别。刘立荣透露，联想的采购提前期是6～8周，金立是一个月，有的原材料低至10天。手机采购提前期主要是控制印刷电路板（PCB），其他大多数材料的采购都不是大问题。

即使我们默认小公司、个体公司确实靠偷漏税款谋取利润，那么像金立、天宇朗通这样比较大的山寨手机公司仍然能够赚钱，偷漏税款说就很难成立了。

在庞大的山寨大军、庞大的国产品牌、庞大的国外品牌之间，从人员上来讲没有什么区别。联发科的交钥匙模式除了成本优势以外，它还改变了原有手机行业的资源配置模式。

国产品牌手机时代，尽管比早期进入手机行业容易许多，可是没有一定的规模，没有一定的资金还是不可能进入的。联发科把手机行业变成了一种平民模式，平民对贵族的战争由此展开。

比较优势

公司的兴盛与衰朽可能是策略和执行力的问题，比如，联想手机很强而海尔手机不行，或者摩托罗拉一落千丈而诺基亚异军突起。像国际品牌、国内品牌、国内山寨之间大面积的品类上的兴衰，肯定是系统的原因，说到底就是看哪种模式更具有比较优势。

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自由贸易是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最重要的思想。他以亚当•斯密关于个人劳动分工的理论来分析两个国家间贸易的好处。假定制造一单位布，英国需要50个劳动日，葡萄牙需要25个劳动日；制造一单位酒，英国需要200个劳动日，葡萄牙只需要25个劳动日。可以看出，葡萄牙制酒、制布所需的成本都比英国绝对低，即都处于绝对优势。不过，葡萄牙在酒的生产中表现出的优势更大，葡萄牙的制酒成本相对低，处于比较优势，制布成本相对高，处于比较劣势。而英国制布成本相对低，处于比较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放弃生产比较劣势的酒，专门生产比较优势的布。如此分工，两国合起来不仅可以生产出更多的酒和布，英国还可以用布换到较多的酒，而葡萄牙用酒可以换到更多的布。两国同时获得国际分工与国际交换的好处。

比较优势理论不仅适用于国家之间的贸易，也适用于公司之间的竞争。干同样的工作，你要一万元，我只要五千元，我胜；同样的商品，谁的成本低，谁赢。前提是，大家的产品一样，我的能力和你的能力差不多，可以相互代替。很多情况下，这个基本原理需要修正。早期爱立信、摩托罗拉能做手机，中国不能做，便无法替代；中期，中国虽然也能做，价格也较低，但是质量达不到客户的预期或者出让的利益不足以抵消别人的品牌溢价，还是难胜；晚期，质量有所提高，出让的利益足够抵消领先者部分品牌优势，胜利的天平开始倾向后来者。

原则上说，比较优势理论一直统治着世界贸易乃至企业之间的竞争格局。《世界是平的》一书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本书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发现，以印度为代表的国家中很多人正在干与美国人同样的事，成本却比美国低很多。以投资银行的一名分析师为例，在印度班加罗尔一年的成本是15万美元，而纽约或者伦敦却需要8万美元；在印度一名接线员每月的成本只有500美元，这只相当于美国的1/10，而且人们趋之若鹜。以前可贸易的物品只有有形的货物，随着技术的发展，像呼叫中心这种纯粹的服务性工作也加入了全球竞争的行列。

世界越来越平坦，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国产品牌手机发起的第一波攻势主要利用国内劳动力成本低廉这一比较优势，在运作模式上与国外品牌手机如出一辙。尽管劳动力成本低，可是劣势也不少：没有自己的芯片和技术，规模比较小，元器件采购成本较高等。尽管如此，国内品牌手机在当时还是能够比国外同等档次的机器便宜20%左右。

比较糟糕的是，国产手机质量上的不尽如人意很快就抵消了这些优势，瞬间就从波峰跌落到谷底。质量问题向来是后来者追赶领先者的拦路虎，消费者对质量问题很难容忍，一旦质量没有达到预期，经久的受骗上当感挥之不去。我没少听到过这样的话：再也不买国产电视！再也不买国产手机！

厂商也有难言之隐，现在的各个公司之间的竞争有无问题多数情况下已经不是障碍，障碍是优劣。一见有利可图，就一哄而上，使各个厂商只能边战斗、边生产，没有那么多的精力从容地改进质量。另外，消费者的头脑容不下那么多具体厂商的情况，他们只是简单地划分成日本货、美国货、国产货等，众多的国产品牌除非同步提升质量，否则也要一同背黑锅，所以一直缺乏提升质量的动力。

联发科交钥匙模式对质量的保证也是很重要的，它把手机厂商开发量降到最低，质量主要靠上游保证而不是具体的厂商，生产工艺和设计水平的进步也使得晚几年出生的山寨手机比国产品牌手机有了更好的质量保证基础。

说到底，山寨手机爆发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但核心优势则是生产方式的优势。因为山寨手机很红火时，国产品牌手机全面处于挣扎状态。两者在质量、劳动力成本等要素上是相同的，唯一的不同是生产方式。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发展的原理说起来比较简单，就是一直拥有劳动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学就可以了。别人做什么样的产品；我们也做什么样的产品；别人怎么经营，我们也怎么经营。但问题出现在模仿者太多，模仿得太快，在中国任何一项新产品的流行很快就形成大量的同质化竞争。同样是模仿起家，日本有六大电子公司、三大汽车公司，韩国有三星、LG等知名度较高的品牌。而中国除了国家垄断的几个行业外，基本上没有特大型企业，也没有特别有名的品牌，这是很多中国人的心病。简而言之，中国工业总体上一直具有山寨化的特征，只是没有手机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彻底的山寨化。

我总觉得中国企业发展的轨迹之中必有原因，在写《达尔文密码》时用进化演替的规律进行了一翻解释。我说工业的演替犹如一片新开垦的、废弃的土地，起初是野草阶段，慢慢会被灌木取代，最后到乔木阶段稳定下来。开始时繁殖速度是主导因素，慢慢地单株植物的竞争力就成了主导因素，最后的结果总是大企业取胜。现在看来，我要修正这种看法，将来可能是小型企业、小型组织大发展。

山寨现象虽然受到许多的诟病，但它之所以能够发展势头迅猛，主要是因为使用了很多非常规的“超限战”法。

山寨的雏形

公元前2690年关于胡夫金字塔的确切建成年份，考古界还未有定论。一般有公元前2560年，公元前2670年，公元前2690年等说法。——编者注，古埃及建成了胡夫金字塔。1900年，从福特开始，人类社会建造了有史以来人类社会最庞大的无形金字塔结构。2000年，人类社会的金字塔结构达到顶峰，开始风化、瓦解……

人类所有的大工程都是通过层级组织完成的。从摩天大楼到航天飞机，从计算机到汽车，我们一直把这种组织形式当成一个无须质疑、无须证明的公理。在政界，为了控制庞大的国家，复杂和多层次的组织是独一无二的方式，庞大的政府组织不断被要求精简机构，可每次裁减都会产生新的分支，越减越多，政客上台之前都是激进的反官僚斗士，上台之后便成为官僚的维护者。现在社会任何一个组织和机构都酷似一棵树，控制、分派、计划、干涉是金字塔型社会的运作法则。统治、被统治是金字塔型社会主要的人际关系，人生的目标就是爬到更高的位置，以便有更大的控制权，更多的剥削所得。

我必须理性一点提醒自己，爬到上层的人并非都是坏蛋，被剥削阶级也不见得都是好人。金字塔型社会的上层非但不是一堆坏蛋，而是有很多具有救世主情结的领导者，他们掌控一切，充满责任感，认为只有他们才能让大家生活的更好。

在这样的社会中，大批的人才被压制在一个极小的活动空间，领导力成为稀缺资源。人们给位于顶层的主管不断增加筹码，相互挖来挖去，因为金字塔型社会相信领导力就是一切。金字塔型社会具有一种人类自我驯化的机制，领导者越觉得自己有领导力，下面的人就越觉得自己只是一个白痴。

在金字塔型社会中，人们把被无限驯化了的人性当成了真实的人性，一直推行到极致的程度。

山寨是一个类似于网状的社会，任务不再通过强力的控制方式完成。组织虽然尚存，但已经被很大程度地弱化，自觉、自主、兴趣将取代控制、干涉、分派。这不是白日梦，也不是乌托邦。其实，自然界本身存在这种方式的高效组织方式，只是人们熟视无睹而已。

除了人类，建造复杂建筑物的动物还有非洲的白蚁，白蚁的体长约04英寸（约1厘米），但它们建造的蚁穴重达数百吨，最高可达40英尺（约122米）。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40英尺只是地面部分，它们还能在地下挖出225英尺（约686米）深的洞穴。建造蚁丘的时候，有时需要一批一定规格的细枝，这时所有成员立刻都着魔般搜寻起规格的细枝；后来，外墙的建筑就要完成，要盖顶，细枝的规格要改变，好像从电话里接到了新的命令，所有的工蚁又转而去寻找新型号的细枝。如果你破坏了蚁丘某一部分的结构，数百只蚂蚁会过来修补那一部分，直到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当它们觉察到远方的食物时，长长的队伍像触角一样伸出来，越过平地，翻过高墙，绕过巨石，去把食物搬回来。

很多种类的蚁穴功能非常完善，有王后室、产卵室、育婴室，甚至还有保持空气流通、调节温度的空调系统。动物学家尚未搞清楚，脑细胞不足10万个的蚂蚁或者白蚁通过什么机制建筑如此复杂的蚁穴，完成庞大的系统工程。只能笼统地说这是一种本能。

科学家观察过白蚁筑巢的全过程。最初，它们没有既定的方案，一群白蚁乱哄哄地搬运东西，一个小土块经常被搬来搬去。一旦有了某个雏形，比如说一根柱子之类的，蚁群立即获得了灵感，然后聚集一群蚂蚁从事这样的任务，一个个的任务形成，蚁群根据任务量分配兵力，整个蚁穴就是这样由无序到有序的方式建成的。蚂蚁的才能不仅仅体现在建筑巢穴上，有些种类在搜索食物等方面，也有惊人的能力。大自然不仅创造了人类这种靠大脑构建复杂性的动物，也创造了另外一种我们尚不完全理解的神奇。

大自然不仅创造了人类这种靠大脑构建复杂性的动物，也创造了另外一种我们尚不完全理解的神奇。

我觉得蚂蚁组织工程的方式极有可能类似于山寨方式。如此复杂的工程，没有人类一样的层级架构，理论上是很难如此出色完成的。虽然蚂蚁也进化出来了职别分工，有兵蚁、蚁后、工蚁等种类，但是他们绝对没有相当于我们的厂长、处长、科长之类的。由于体型太小，蚂蚁之间的通信也只能通过信息素（嗅觉）进行。在建造蚁穴的过程中，不会有一个总工程师，把图纸先设计好，然后分解任务，分派任务。但是，通过类似于编写百度百科的方式建造蚁穴则是可能的。

当我们打破复杂的工程只能由复杂的组织支撑，大工程只能由大公司承建的偏见之后，眼前的世界豁然开朗。我们原以为山寨不可能事件其实很多都是可能的，弱组织或者无组织的方式完成巨型、复杂任务越来越多，官僚和控制不再是人类社会唯一的保障体系。

无组织和弱组织的方式已经实现了很多伟业，只需要我们去发现。

四种幕后推手（1）

复杂、高度的企业内部分工，有限的货架空间，商品质量不太容易保证，电视的传播能力等因素促成了工业革命以来的大型化、集中化。很显然，上述因素有利于大公司，即便是大公司整合成本很高，效率低下，仍然比小公司更有利。

潜在因素的逐渐成熟，则有利于小型组织。相比之下，造就工业革命以来大型化的因素虽然强有力，可是大型化本身的副作用也越来越大。这好比楼房相对于平房更节省占地空间，但是随着楼房高度的增加，用于上下楼的电梯井所占面积的比例越来越大，沟通成本越来越高，最后失去经济性。有利于小型简单的组织的因素虽然缓慢增长，却没有副作用。在持久战中，形势越来越利于后者。

网络

很多的时候，网络像一个垃圾场、充斥着无聊、大众霸权主义和一波接一波的愚昧运动。但是，一切都不能妨碍网络日益加速的进化能力，网络对社会的影响现在还只是冰山一角，就好比法拉第发现了电磁原理，现在人们刚刚都点上电灯，电视、电脑等更有趣的东西还没有发明出来一样。

网络社会使大家获得知识变得异常容易。以前，生病去医院医生说啥就是啥，开啥药就吃啥药，现在很多人首先上网，很快就成了半个医生。人们只是看到了网络是门外汉变成内行的现象，并未理解其深意。金字塔型社会的层次结构，有很多情况依赖信息垄断。30年前，学木匠要给师傅免费干三年活，分文不取还要十分尊敬师傅。现在没有人这么干了，学木匠不再用那么长时间，这不仅是工具的进步，而是信息和信心的改变。网络正在迅速地消灭着人们的信息壁垒和信心壁垒，在现实层面使人们掌握了差不多的技能，在心理层面逐步会建立平等而部分统治与屈从的观念。

极富洞见的亚当•斯密人在《国富论》中就观察到：“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并不像我们所感觉的那么大。人们壮年时在不同职业上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才能，在多数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

金字塔型社会的人们通过强联系组织在一起。对于工作的人，首先这种联系是基于组织的，同事、领导、下属是主要管理。身边的人、同学、朋友之间偶尔相聚接触，组成一个强联系的圈子。在网络时代，通讯方式的多样化，弱关系在生活、工作中将越来越有用。

传统社会的工作都是指定的，是先结婚后恋爱方式，因此没有办法找到爱好者和有天赋的人，同时这也是工作不快乐的一个主要原因。山寨社会的圈子则由兴趣爱好者组成，兴趣爱好者更有能力打败专业人士，一种爱好往往对应着一种天赋。

山寨社会的圈子则由兴趣爱好者组成，兴趣爱好者更有能力打败专业人士，一种爱好往往对应着一种天赋。

如果你要登山，传统社会就要把身边的同事、朋友召集在一起，如果召集不到，只好作罢。在互联网络模式下，你可以到网络上搜索一下哪些人要在这个星期登哪座山，然后交钱报名就可以了。有召集人，但他们不是你的领导，有一些驴友有登山的经验，他们携带比较齐全的装备，登山时相互照应，下山之后大家去“撮一顿”，把剩下的钱再分发给大家，最后各回各家。登山组织分文不取，对心理的意义比省几个小钱要大，在这样的团队中的一天，你会感到非常舒畅。作为登山的组织者，他们顺便卖一些登山背包、冲锋衣、登山鞋等专业用品，质量可靠，价格也比在百货商店中便宜。有组织、有纪律的旅游公司已经受到这种山寨旅游方式的极大冲击。旅游公司按照传统方式组织，他们的导游、组织者干的只是一份规定的工作，并不一定乐在其中；而团队成员更多的情况是同一个组织的成员，名为旅游，实际上是一种组织活动，有时候大家很不自然地要给领导溜须拍马，很无趣。而山寨的组织者必然是一位热衷于旅行的驴友，他们更能和登山的成员打成一片，大家都是出于自身的意愿参与活动，娱乐得更纯粹、更充分。

如果没有网络就很难将分散的、即兴的登山者组织在一起。Linux和百度百科等也是通过弱联系，把兴趣相投的人组织在一起来完成一个大工程。弱联系在未来社会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写过一篇名为《弱联系的强度》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格兰诺维特从交往双方的互动频率、感情投入程度、亲密关系以及互惠交换四个方面来测量关系的强弱。一般而言，双方交往次数多、感情好，形成了亲密关系以及交换范围广而多的则为强联系，反之则为弱联系。

如果交谈的对方属于自己的强联系范畴，误解是很难出现的。比如，我的MSN联系人大约有 200多人，其中“亲人”、“同事”、“同学”三组都属于典型的强联系范畴，对于这部分人，即使出现了我离开但状态没有及时改变的情况，误解也不太可能出现。因为，跟强联系中的人交流，除了网络交流手段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社会线索，比如，电话、当面沟通，以及以往对他/她的了解等等。我可能会给他辩解道：“真的有事情外出了。”

相反，对于其他几组处在弱联系范畴的朋友，比如，其中的“网友”组，很可能会出现误解的情况。因为，相对而言，社会线索欠缺很多，交流所凭借的线索，可能完全来自于MSN聊天。我可能会想：“这人，真没礼貌。”或者，“这人，没诚意”。

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则是，处在弱联系范畴中的“网友”组与处在强联系范畴的亲人组，对沟通障碍的容忍程度差异性显著。一旦出现了沟通障碍，亲人组往往会真的存在很大疙瘩，而网友组则相对来说，容忍程度高一些，经过解释之后，能够较快地恢复信任。

从联系手段上看，弱联系经常比强联系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写一本书通常不会打电话与朋友探讨创意或者给书起名字的问题，因为“不太值得”打电话讨论这些问题。要是在MSN上见到，就很有可能聊起这个话题，有时候这样的讨论是非常能激发灵感的。在公司业务中，如果你不是别人的领导，没有从属关系，旁系部门的人们之间很难建立联系。他的业务情况我了解起来是有困难的，如果打个电话询问别人的业务情况，对方都感觉比较奇怪，有点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的嫌疑，很容易造成误解和猜忌。若在MSN上恰好碰上了，打个招呼，聊一聊就很自然，他掌握的市场情况就有可能对你的设计有巨大的帮助。

弱联系扩大了人们交流的范畴，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到网络上发一个帖子，兴许会得到比较专业的回答。

在网络时代，提问题的能力远比解决问题的能力重要。只要你有想法，输入你的问题之后，答案很快就会浮现出来。尤其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问题，在传统模式下检索极为困难，结果就不再检索。科学已经越分越细，本科生可能粗略地了解一台机器，硕士只了解一个部件，博士只研究一个零件。这个定理在网络时代可能要失效，弱联系、弱知识聚集起来没准成就一个大创造。

互联网社会和山寨社会交织在一起，前者是后者的子集。弱联系使协调创造、设计、生产成为可能，网络搜索和交易平台则给小型组织提供了无限的机会和货架空间。

构成金字塔型社会、大公司主导经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们能够摊薄交易成本，小公司在大范围内销售产品障碍重重，网络很大程度上正在解决这个问题。网络交易对卖方的优势是交易可以到达任何地方，即不用掏店面租金，销售范围又广。这样成本比较低，可以把传统销售模式给渠道和店面的钱优惠给消费者，相对就形成了吸引力。对于买方而言，最主要的吸引力是便宜，尤其是一些不常用的商品，在实体店面中还不容易找到。网络的劣势是买方无法亲自看到实物，可信度上会打折扣。

亚马逊火暴的时候，我认为网络销售很难延伸到到图书以外的产品，因为其他产品需要现场看货，同时网络也无法保证可信度。现在看来，我过分保守、拘泥于自己设定的条条框框了。但网络交易平台提供了可信度的进化机制，淘宝上的交易由中间商支付，买方可以先把钱交给支付宝，在收到货物满意后，再下达指令付款。对于比较小的低价值产品，网络上也提供可靠性投票机制，你不满意的话可以投一票把卖家“黑”一下，这样从心理上也获得了一点满足，同时供后来者参考，对卖东西的人形成有效的约束。

根据淘宝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淘宝年交易额为9996亿元，与2007年的433亿元比较，同比增长了131%，强劲的增长则是2008年9月之后的事。淘宝的销售额约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这个数字不包括从淘宝获得信息进行线下交易的很大一部分。

当然，互联网不只是小商小贩的市场，互联网不仅销售山寨手机，也销售诺基亚手机、三星手机。在传统模式下，很多小公司没有规模很难运营，现在则获得了和大公司同场竞技的平台。

有人担心，万一淘宝做的非常大，不形成新的垄断吗？就是所谓的店大欺客。我并不担心这个问题，淘宝为了竞争业务，在淘宝上开店一直是免费的，希望有一天做的非常大，筑高竞争壁垒。但是，淘宝再大也无法形成沃尔玛或者百思买一样的控制力。一旦它收费比较黑，自然有其他网站可以取代它，人们可以到其他交易平台上开店。网络店面和现实店面相比，不受空间和供给量的限制，只要你稍微黑一点，人们就可以转移到其他平台上去。

上述例子都是一些司空见惯的“平庸事件”，一些富有想象力的神奇事件将会陆续出现。人们在设想未来的细节上屡次被证明是乏善可陈的。日本人说，我们准备搭建承载一万个电视台的网络，因为未来人人都有可能有一个电视台；电信公司说未来每个人需要N兆的独立宽带；盖茨说网络无处不在；IBM说因需而变。尽管互联网占据了人们全部的想象力，但这些想象都是不靠谱的胡思乱想。网络是山寨社会的先导，网络的作用在于消除金字塔型社会的藩篱，解放人们的智慧和人性。在互联网领域，我们发现人们的落实能力比想象力要强很多，好像有点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味道。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公众号：古德猫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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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幕后推手（2）

先驱

尽管山寨社会总体上是没有首领的社会性运动，但这场运动也有先驱，如蔡明介、李纳斯、马化腾、吉米•威尔士、拉里•桑格等。

山寨手机是一场革命，无须理论指导和罕见的禀赋，尝试人的足够多，只要条件合适，总有成功者脱颖而出，成功者的故事又特别快地被其他人知晓和复制，一个产业群落就这样迅速地形成了。

社会分工的无限细化也降低了尝试的门槛，很多小电子公司聚集在深圳，因为深圳很容易找到各种配套产品和人才。在手机配套市场，难以想象的小零件都可以找到，自己想DIY一部手机并不是很困难。

公司日益庞大、复杂，并不意味着大公司是唯一的出路，很多人在大公司混并不爽，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位极人臣高层的高管也觉得不爽。这些人拥有一些资源，包括技术、人才、市场、运作模式等，一旦条件具备，就准备跳槽出去另立门户，这些人往往成为革命先驱，在美国硅谷和中国各行各业都一样。绝大多数小型企业、山寨企业源于大型公司，在中兴和华为出去的人中就涌现了很多山寨手机行业的革命先驱，他们都是隐形冠军。

山寨化一旦成功，示范效应就非常显著，从DVD、手机、计算机等行业的变迁，能明显地感觉到革命先驱一旦成功，就会有人迅速跟进，山寨化就成为一个潮流。

市场

无数不知名的贡献者成就了网络，随着人们衣食富足，为兴趣而工作的义务贡献者越来越多。我并不想走得太远，遥远地预测山寨社会成为一个人人都“低头拉磨不看路，只求奉献不认钱”的乌托邦。

多种力量才会推动社会向山寨化转型，光有网络还不够，光有奉献也不够。线下的交易和高效率的利益分配机制必不可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包容经济中的万物。现代社会尽管交通发达，通信发达，贸易发达，但是人们仍然为市场交易支付了过高的成本。为什么要买大牌产品？因为它更可信，但是消费者通常都要为这种可信性支付额外的成本。

很多出国的人发现国外很多商品比中国要便宜，有人说这是税收的原因，但是地道的中国产品在国外也要便宜。我以为这主要是竞争程度不同造成的，比如，很多产品在美国的竞争强度较中国高，所以产品必然要便宜点。后来一个既做外单也做内销的同学告诉我说不全是这个因素，他给外商的产品价格比国内要低，因为外商可以按照合约付款，不拖欠，这样即使便宜一点也愿意做外单；而国内经常拖欠货款，需要拿赚到的钱补贴可能的亏空，成本自然要高一些。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无限分工，生产者和消费者分离，市场给假冒伪劣提供了天然的牧场。这个道理很简单，牛奶造假的原因是生产的牛奶不用于自己消费，而是用于销售。货物越不容易识别，市场范围越大，造假的驱动力也越大。“一锤子买卖”一般很难有信誉可言。

金字塔型社会很多的约束条件就是为了冲销不信任机制产生的成本。除了很多人要支付溢价买大公司的产品之外，公司内部每天在支付这种惊人的成本。很多人也设想过创造性、脑力劳动的公司像传统公司那样管理是不合时宜的，它无法把最合适的人安排在最合适的位置上。问题在于如果不采用金字塔型的方式，不给每个人分配任务，大家就有可能偷懒。

在“没有首领的起义军”一章中介绍了深圳小电子产品市场机制的案例，企业之间或者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市场总体进化趋势是不断地消除信任成本，电子交易机制让一次性博弈有了很多历史纪录，就像淘宝上对商户信誉的评价等。同时，信息的流通为消费者鉴别商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一个消费者在买房子时，忽略了某个条款，只要在网络上曝光之后，很多人都不会再上同样的当。

信息流通不畅时，发明一条欺骗手法可以管用一年，而现在一个月就失效了。我的一位同事，买一台新液晶电视，先到网络上搜索各种信息进行比较，她发现一条关键信息，商家为了应付激烈的价格战，很多都采用尽量价格低廉的“软屏”。为了在商店展示时争取消费者，则样品用显示效果较好的“硬屏”，型号都是一样，只是成本不同，顾客把产品买回家之后也不会注意到这些细节。知道这一点后，她就要求销售商提供和样品一模一样的产品，信息的流动就是这样向消费者倾斜的。

虽然小企业众多，企业之间的交往诚信还是主流，但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话——“这个圈子很小”，彼此之间都比较熟悉，公司之间做假概率远小于一个大组织部门之间相互欺骗的可能性，价格机制剔除了所有不必要的步骤和成本、虎头虎脑的东西根本没有人为之买单，这是价格机制相对于管理机制的巨大优势。

当买卖双方信息完全对等时，品牌的价值就严重缩水，我们为金字塔型社会的约束机制支付的成本就减少了。

对?公司内部的管理而言，脑力劳动者的行为和效果比较容易记录在案，靠金字塔型组织分派任务的方式其实并非唯一可行的机制，只因传统习惯人们不愿意作出改变。Google已经通过管理实践证明了这一点，只是Google的管理方式要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尚需时日。

公益性溢出效应

以前像五笔字型输入法都是要钱的，现在非但不要钱，各种免费的软件还争着让你安装。在装Google输入法时，会有几个对话框，问你是否要把Google作为首页，是否装Google工具条等。大家竞相提供很好的、很实用的应用软件，只是为了让你上它的网站瞧瞧，或者了解一下它的产品。

我们把Google提供输入法、百度提供百度百科这种事情叫做公益性溢出效应。我并不想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人家——这小子就是为了增加顾客的黏性，但不能否认他们确实做了一些好事，我也是受益者。

公益性溢出效应首先导致软件免费化，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这样的模式由于背后有利益支撑，比纯粹基于兴趣的维基模式更持久、波及更广泛。据说，在Google新产品立项首先考虑的不是商业上如何赢利，而是什么东西对人们更有用，至于商业模式则靠以后慢慢生长，自然进化。这样做的并非Google一家，低边际成本的产品越来越多的成为公益性溢出免费产品。

这一点对山寨社会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前人们认为山寨手机不过是低档货，不可能向高档进军，可是Google提供了免费的、不错的手机操作系统，还奉送源代码，极大地方便了小型公司开发智能手机。

蔡明介为了销售他的套片，也提供不错的手机软件。苹果公司为了销售它的iPhone手机，辅导小公司在上面开发应用软件。由于网络上很容易获得免费的代码，改造后的Linux被装进了机顶盒、游戏机，小公司开发产品非常方便。

专利保护是大公司统治世界的一个重要工具，但专利本身有保护期限。在药品行业，很多小型制药企业盯着到保护期的药品，一旦到期迅速仿效，原来一家大公司控制的产品变成山寨型产品，大公司只好不断地研发新的药品。大型制药企业为了赢利，不断地并购，或者收购小公司的新发明。靠创新的竞赛很难长期持续下去，以立普妥为例，辉瑞要想在这个领域赚钱，必须研制出一种比立普妥更管用的药品，这是很困难的，立普妥赚钱是因为它已经很有效了，但治病是有极限的，99分和100分差别不大，况且新型疾病的产生速度是相当低的。人类在药品上取得的最辉煌的成就是抗生素，现在已经成为既好用又便宜的普通药品，由一堆小山寨公司生产，每个公司生产的都差不多。

在比较优势的驱使下，跨国公司把产品开发或者服务的部分工作转移到成本低廉的地区，这对它们来说是一柄双刃剑，徒弟学会了自然会抢师傅的饭碗，概莫能外。现在印度的纯软件外包公司已经在部分项目上和原来的雇主成为竞争对手。

我粗略地分析了英特尔、微软、思科、IBM、惠普、康柏、戴尔、Sun等八大IT公司成长情况，2004年它们的总营业额为3 200亿美元，2008年为4 000美元。在全球500强公司中属于增长较缓慢的行业。2004年IBM作为全球最大的IT公司在全球500强中排名第19位，2008年惠普作为最大的IT公司在全球500强中只排名第41位。集中度增长最显著的行业是银行、石油、零售等资源性行业。这是否因为IT行业的集中度受到外溢效应的制约，抑或是大公司的创新成本太高越需要创新的领域越不利于大公司？我很难轻率地下一个结论。

以上4种趋势显然更利于小型化组织，大公司时代也许在资源类行业，网络类行业长期延续，很多行业也许越来越利于小型化。

山寨10版

1980年，我当时正上初中，举国上下开始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以我朴素的想法，对这个一刀切的制度有点怀疑。我觉得在不适合机械化生产的丘陵、山地，推行包产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可能比较好。要是在平川之地，推行这个制度可能引起生产力的倒退，很显然的一个事实是包产到户之后不利于机械化的发展。同时，平川之地都有“机井”等水利灌溉工程，一旦田野被分割，你种大豆想灌水，而我种的是土豆，正好不要灌水。即便是大家种一样的东西，灌溉系统这个设施由谁来维护也很成问题。

上小学时，也经常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我看大家劳动积极性都很高，以提高劳动积极性为目的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缺乏意义。

我的想法并没有完全错误，在最初的几年，确实有很多原本的水浇地成了靠天吃饭的旱地，机械无人用、机井无法用的情况出现了。我虽没有调研，但是有的地方明显感到有生产力倒退的现象。现在看来，联产承包责任制可以算是最初的山寨运动。

四种幕后推手（3）

联产承包责任制可以算是最初的山寨运动。

按照正规的线索，生产力的发展就是劳动分工越来越细，不断地出现复杂组织，生产大量或者复杂产品。西方经济导师亚当•斯密也是这么说的。联产承包一开始就把所有的农民都禁锢在土地上，打乱了原来的劳动分工，看来是一种倒退。然而，世界上有错误的理论，没有错误的事实。

以我“高度概括”的解释，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乃是分权组织战胜集权组织的成功，是山寨型社会对金字塔型社会的成功。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工业革命以来的规模经济已经到到达了顶峰，太多的弊端和寄生虫正在迅速地蛀空这幢大厦，传统的社会结构和观念正在日益瓦解，山寨革命将来席卷全球会成为主流的经济形式，主流的组织形式。很多人都讨厌大公司、大机构等复杂组织，也看到了规模经济的缺陷，但拿它没有办法。

“反大公司、大组织”派基本上都从个性化和多样化着眼，论述小公司的优势，如钱德勒的巨著《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中认为规模经济必将被品种经济取代，个性化是将来的主流，个性化意味着小公司。以钱德勒的理论倒是很好地解释了山寨手机现象。

姜奇平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当钱德勒把规模和品种当做两种并列的维度，用来表述经济发展方式时，我们赫然发现，西方人其实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没有那种把规模当上帝的偏见。"从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转向小批量、多品种生产"的说法，隐含这样的灵活看法：规模经济，也可以读作"品种不经济"；范围经济，也可以读作"品种经济"，或"规模不经济"。到底哪种好，要与所在的历史条件结合起来看。如果处在传统工业化阶段，规模经济是"好"的，范围经济是不那么现实的；反之，如果处在信息化阶段，范围经济是"好"的，品种不经济越来越非主流。

如果我们接受了旧的发展方式中，片面强调规模是"不好"的，还是比较容易的；那么在理解在新的发展方式中，什么是好的，尤其是要跟品种联系在一起，脑子就不容易转弯了。

我们观察日本，与中国、韩国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就是一切都见小，在"小的就是好的"方面，比中韩学西方学得像。我在日本所见最不可思议的现象之一，是连一平方米不到的空间如窗台、拐角，居然还要设计成景观。往深层去想，发觉是理念不同。他们所理解的集约，与我们理解的从根上就不同。它可能不是从规模经济性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从品种经济性的角度考虑问题。无论是节省能源、降低能耗、精细制造，还是精巧设计、利用人力，出发点是如何在不成规模的情况下，仍然保证经济性。这样，经济就越做越集约，越做越节能，越做附加值越高。它实际是在降低差异化的成本、复杂多变化的成本，而我们的思维方式是反的。比如降低能耗，我们预设的前提是，批量小了根本降不下来，所以要按粗放的方式把规模放大几个数量级，从规模效应里省出一些成本来。

西方人没有那种把规模当上帝的成见。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好。对国外，我了解得不多。在中国，有人把规模当成了真理。中国经济有各种潮流，全球500强热一直没有退烧过。

中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可能预示着下一个流行的经济结构不再是简单的“大就是好”的模式，而是一个山寨模式主导的时代。看一看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广东、江苏、浙江等都不是靠几个伟大的企业支撑的，而是靠一堆小公司。

支持企业很多时候理由竟然不是这样，企业赚不到钱，赚不到钱怎么发展？在网络上大把以此理由抨击山寨手机的文章。大还是小，简单还是复杂，控制还是灵活？这绝对是一个高深的问题，起码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是：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多样化是否一定是山寨化的充分必要条件，我倒是没有什么把握，服装、鞋帽、手机等行业如此，但并不能简单地归纳出这样的结论。在单一的、大规模经济领域，山寨化也未必就不可行，我注意到“原料药”这个细分的行业就是众多小型公司做几乎一模一样的产品。现代社会越来越具备蚂蚁啃骨头的方式，复杂项目也不一定是大公司的专属领地，大型工程并不一定是大型组织，即使是大型组织在其运作的方方面面也要经过山寨化改造，例如更多职能部门在竞争的压力之下，可能会由“管理模式”转变成“采购模式”。

现代社会越来越具备蚂蚁啃骨头的方式，复杂项目也不一定是大公司的专属领地。

金字塔型社会的壁垒并不都是特权阶级别有用心树立的壁垒，更多的则是有害的常识和既定的所谓组织架构造成的。

缺乏传统意义上的严密组织，或者传统组织正在被改造以尽量挖掘每个成员的创造潜力的故事已经上演，这就是我所说的山寨10版的故事。

Linux的故事

由于商业太过发达，以至于人们认为商业利益是社会发展唯一的驱动力。Linux的成功揭示了非商业因素也可以成功，对金钱的执著和对一件事情的狂热都可以成功，只是如果没有金钱，对某项事业的狂热经常难以为继，以至于夭折，这只是通常的情况，并非所有的情况。比技术更高级别的科学基本上都不是利益驱动的，而是具有某些特殊禀赋的人的好奇之心。挣钱不是科学的目的，有些科学只是碰巧能挣钱而已。很多技术起初也不是商业利益驱动的，只是为了娱乐、尝试解决问题的乐趣。Linux就是这样的。

1998年，Linux得到了IBM、惠普、康柏、Sun、硅图、戴尔、甲骨文、Informix、SAP、Sybase、CA、英特尔、SCO等，除微软之外的几乎所有计算机大公司的支持。虽然已被一群信徒崇拜多年，Linux这个稳定、开放、可靠、廉价的操作系统，在1999年才堂而皇之地跻身业界主流，成为微软帝国合法的竞争对手，成为地球上最炙手可热的软件。

四种幕后推手（4）

一台邮件服务器成年累月运行，却从不需要重新启动；一台网络服务器面对海量访问，却从不崩溃；一个操作系统还带源代码，可以自由地无限制地修改。这一切，听起来可望而不可及。但实际上，数以千百计的公司真的找到了实现了网络零故障的秘诀。它不是Windows，而是Linux。

光芒四射的Linux凭借产品的卓越脱颖而出。毫无疑问，这要归功于世界各地无数富有才华却又不计报酬的“黑客”（特指执著狂热的程序员），尤其是李纳斯•托沃兹创世纪般的贡献。

因为Linux不仅仅是一个产品，其背后有着人性中最悠久的底蕴，有着自由软件深厚的传统，又有着互联网势不可当的自由共享精神的背景。而且它所摧毁的不仅是一家公司，而是整个软件产业封闭的传统商业模式。因此，Linux掀起的不只是一场战役，而是一场影响深远的革命。

李纳斯，1969年出生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在他的自传《乐者为王》中，记述了Linux的诞生和李纳斯本人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

1990年，李纳斯还沉浸在许多世俗的事物中。由于大学的机器无法同时处理16个以上的用户，要用机器就得排长队等待。那时李纳斯刚刚得到一台电脑。他从笨拙的DOS操作系统学不到任何东西，而他的课本中就有安德鲁•塔南鲍姆的《操作系统：设计与实现》，该书提供了Minix（Unix的变种）的操作指南。Minix虽然很简单，功能有限，但是却在李纳斯的脑海中奏出一个和音：“1987年发布后两个月来，就有一个新闻组汇集了世界各地的40 000名用户。”许多用户需要更多的功能。塔南鲍姆说：“我每天都收到几百个电子邮件，要求增加这个功能、那个功能。但我只能一再回绝，使许多人都非常沮丧和失望。”

李纳斯开始自己试验性地编程，他将Minix当做脚手架，开发一个新的程序。他按两个过程进行，一个过程写A，另一个过程写B，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创建一个内核（操作系统中用于实时处理和控制工作的部分），他只通过阅读新闻组来修改两个处理过程。

一开始，他向赫尔辛基大学申请FTP服务器空间，可以让别人下载Linux的公开版本。“Linux是我的工作名，但如果我把它作为正式名字，别人肯定会认为我是一个自大狂，不会把Linux当回事。于是我给它起了一个很糟糕的名字：Freax，是Free（自由）+Freak（怪诞）+X组成。但负责FTP站点的阿里•莱姆克极不喜欢这个名字，“他倒喜欢我当时正在使用的另一个名字——Linux。”

李纳斯采纳了标准GNU技术许可方案，即“Copyleft”（简称GPL）。这种通用公开授权，允许用户销售、拷贝并且改动程序，但你必须将同样的自由传递下去，而且必须让你修改后的代码也免费公开。这一举措成了Linux成功的强大力量。

1992年1月，大概只有100人左右使用Linux，但他们为Linux提供了十分关键的洗礼。这些早期的上传和评论十分重要，尤其是那些同行们为修补代码错误而上传的补丁。李纳斯很偶然地闯进一个在线Karelia，开始着手将补丁拼凑起来。在网上，任何地方、任何人都可以得到基本的Linux文件。电子邮件使他们可以方便地进行评论并加以改善，而Usenet新闻组则提供了一个讨论的论坛。Linux以个人的产品起步，变成了一个百锦图，成了志向相同的黑客们的一场运动。

1994年3月，正式的Linux 10版发布，它的出现无异于网络的“自由宣言”。

1998年，Linux得到了IBM、Informix、甲骨文等巨头的支持，这意味着Linux可以运行很多非常重要的应用软件。但这么好的商机，李纳斯竟然不为金钱所动。

Linux表明了人们为什么喜欢团队体育项目，尤其是想成为团队中的一员。

在Comdex电脑展览会上，李纳斯把Linux比作一项全球性团队的体育项目。他说，Linux表明了人们为什么喜欢团队体育项目，尤其是想成为团队中的一员。

这个比喻非常好，人们为了快乐而参加体育运动，与高尚和财富无关。当然，专业的体育比赛已经被金钱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说Linux是一项民间的体育运动。

这位普通的芬兰人，简单而强大的Linux操作系统的创造者，超越了盖茨的神话。也有传闻说盖茨是一个卓越的程序员，但李纳斯是货真价实的高手，还在大学里时他就完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操作系统。

在《时代》周刊根据读者投票评选出的20世纪100位最重要人物中，李纳斯居然排到了第15位，而从20世纪的最后几年起就开始霸占全球首富称号的盖茨不过才排到第17位。

记者问他，如果见到比尔•盖茨想说些什么，他说：“在我们俩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可言，他所做的事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但我却丝毫不感兴趣。我所做的事在世界上也可能是最优秀的，但他也不感兴趣。我对他经商提不出任何建?，他对我的技术也提不出任何看法。”

Linux发端于芬兰，而不是计算机技术的中心——美国，也不完全是偶然因素。北欧4国超高的社会福利政策，相对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和美国公开鼓励贪婪不同，北欧人相对而言对金钱的态度更显淡漠。

李纳斯到了美国之后，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约见了他，目的是邀请他“干点事”。乔布斯是一位咄咄逼人的、极端重视成功的美国价值观的代表人物。

在《乐者为王》的开头，李纳斯说：

四种幕后推手（5）

我们人类被这三种事物所驱使——对于人类以外的其他生命行为也是如此。这一次序是：生存，社会交往，寻找乐趣。它也是进化的次序。这就是我选择‘Just for Fun’（乐者为王）作为自传书名的原因。”

狂热的嗜好，多余的智商，分布式的普遍联系造就了Linux的传奇。商业帝国变得日益强大的同时，富足的人也越来越多，不为五斗米折腰，为自己的理想和爱好而生活的人越来越多。一方野心勃勃追逐金钱，另外一方纯属兴趣爱好，缺乏目标和组织。这可能是主导世界的两种主要力量。

Google的故事

作为一个营利性的组织，甚至是大型组织，等级分明的复杂组织也不是唯一的出路。Google的崛起就是一个明证。

作为一个年营业额160亿美元公司的CEO，埃里克•施密特刚刚加入Google时，Google所有员工都没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但员工们还是觉得有必要给他一个相对安静的办公场所，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十分小的独立办公室。

施密特不久就发现了自己的“特殊化”，于是他坚决要“跟群众打成一片”。在他的坚持下，他跟另外一个工程师共享了一个小办公室。所以，迄今为止，Google依然没有一个员工拥有独立办公室。

一个刚到公司上班的秘书在传真机面前看上去很困惑，这时候来了另一个准备发传真的同事，他就耐心地帮助这位秘书发了传真，并教她如何使用这个复杂玩意儿。这个秘书十分感谢，就问他怎么称呼，他说自己叫施密特。

也许你觉得上述故事不过是作秀或者装蒜而已，但这样的秀做多了自然就成为公司的一种行为方式。Google认识到大公司的最大弊端是不能充分发挥员工的潜能，所以在设计组织架构和原则上，尽量避免传统金字塔型结构的清规戒律。Google认为他们并不知道谁是公司最牛的人，最好的想法可能在一名最基层员工的脑子里。为了充分挖掘这种分散型的智慧，在立项、研发、协作上，尽量山寨化，不受金字塔型结构的限制。

Google认为他们并不知道谁是公司最牛的人，最好的想法可能在一名最基层员工的脑子里。

用施密特的话说就是：“新世纪（21世纪）前25年里，企业获得成功的关键将依赖于对知识型员工的有效利用。这是未来25年里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独一无二的且最重要的因素。”

因此，Google围绕大公司是否有效利用知识型员工展开热烈讨论，因为不能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的员工将被辞退。以下就是Google在最有效利用知识型员工的10条黄金法则。

一、由委员会负责招聘。Google招聘每个新员工都将经过至少6轮面试，从部门经理到未来的同事都将参与面试。这样的方式可以充分考虑各方意见，使招聘流程更加公平和严格。

二、满足每个员工的需要。正如管理大师德鲁克所说，管理的目标能“去掉任何妨碍你前进的事情”。对此，Google除了为员工提供一套标准的附加福利，还给他们配备了一流的餐饮设施，健身房、洗衣间、按摩室、理发室、干洗店甚至便利的公交枢纽站。

三、缩短员工间距离。由于Google的每个项目都是团队项目，成员间的交流必不可少。最好的交流方式就是在办公室数英尺的范围空间内安排更多的位置，Google的所有员工都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

四、使沟通顺畅。因为一个团队的所有成员都挤在数英尺范围内，所以项目协调起来相对容易。除了物理上的近距离接触，每个员工需要每周给他的同伴发送一封简述他最近工作进展的邮件。这使所有员工都容易跟踪其他成员的进展，更容易监控进度并协调工作流程。

五、注重产品内部测试。Google员工频繁使用公司提供的各项工具。最常用的工具就是Web，事实上在公司内部网页上可以显示所有项目和任务，因而员工可以根据自己兴趣选择任何可能的项目。Google还充分利用其他信息管理工具，有些工具最终还成为公司的产品，Gmail就是最好的例子，推出之前在公司内部测试了好几个月。

六、鼓励创新。Google的工程师们能花费20%的工作时间参与其负责的项目。因此，项目中需要层层审核和仔细勘查，但更重要的是Google希望激励创造性员工能有更多创新。一项已不是秘密的武器就是“想法邮递列表”，这像一个面向全公司的可以由员工发布任何想法的留言板，例如从测试流程到下一个最佳软件。这种软件允许每个员工对新想法加以评论和打分，使最有创意的想法能涌现出来。

七、努力达成一致。现代管理中的神话人物莫过于出现能统一所有意见的英雄。Google对此的看法是“三个臭皮匠抵一个诸葛亮”，因此在作任何决策时都尽可能征求更多人的意见。在Google里，经理扮演的角色仅仅是意见的综合者而不是意见的独裁者。想达成意见一致经常会耗时更长，但总是使决策更有?且更容易被员工接受。

八、拒绝邪恶，洁身自好。Google有许多口号，但最根本的就是这条，特别是在管理层级中。因为任何组织中的员工都热衷于拥有自己的观点，因此Google努力营造一种谦让和相互尊重的气氛，避免公司里处处都是好好先生。

九、凭数据作决策。在Google里，任何决策都是依赖于定量分析。他们自建了一套信息管理体系，除了基于互联网的大体系还有公司内部的小体系。因此，许多分析师们可以深入海量数据中进行分析，挖掘趋势使其他员工时刻保持前瞻性。Google拥有许多类似的在线 “数字仪表盘”，可供所有企业直观的获取一些即时信息。

十、有效的沟通。每个星期五Google都将举行一次全体员工的发布会，以产品介绍或者提问回答方式。这使管理层时刻掌握知识型员工的最新动态，反过来同样如此。

由于Google是一家技术型公司，大多数员工是工程师，所以他们关注的是一个特定的群体，不过这些法则中的一部分仍适用于各种知识型的员工。

在成熟的、鲜有创新的领域，山寨化的趋势已经比较明显，如农业、汽车零部件制造业等。在创新度较高的行业，如网络行业、手机行业等，山寨社会的“分布式智慧”不仅可行，而且显示出比强力组织、大型公司更明显的活性。即使传统的赢利组织，也很有必要进行山寨化改造。意识形态总是落后于实际，鲜明的事实已经摆在那里，人们还不觉得其存在，正如罗素所说：“提到过去，每个时代都承认它是事实；提到当前，每个时代都否认它是事实。”

有些事件，虽然轰轰烈烈，过后也不会留下什么痕迹；有些事情，平平淡淡，无声无息，却是一场变革的前兆。山寨10版则属于后一种情况。

山寨2.0版

软件代码行业有点类似于传统行业里爬格子的人。尽管软件已经不是当初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完成的产物，都被工程化了，但山寨的本质犹在。

软件行业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行业，它生产无形产品，如果仅仅局限于编写代码，即便都是山寨也很难构成一场革命。

软件和网络上的东西拷贝和沟通成本为零，所以比较容易组织零散的力量。真正的山寨社会必须能够超过这样的行业壁垒，杀到有形经济领域并且成为主导。它必须比所谓的民主社会更深入、更广泛，这样才能从10版本升级到20版本。

山寨决策（1）

假如有比我们更高级的外星人造访地球，写一份关于人类的考察报告，他也许会说：人类在认识自然方面已经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们已经接近洞悉宇宙的秘密，他们制造各种复杂、精美的机械、电子、化学产品。但是，人类在权力、组织方面做得非常差，几乎和蒙昧时代差不多。不了解情况的人高高在上瞎指挥，基层组织和成员钩心斗角，互相掣肘，人类的组织效率极为低下。

据美国兰德公司估计，世界上破产倒闭的大企业，85%是因企业家决策失误造成的。在山寨社会，组织效率和决策效率会有很大的进步，一方面会有很多小型企业取代大公司的霸权，决策更加分散。另一方面，传统组织的理念也吸收山寨模式的优点，尽最大的可能解放全员的潜力。

工业革命之前的情况很清楚，在电视中经常有这样的镜头：一个人要见“老爷”被门卫挡住，然后给门卫几个钱，门卫就进去禀报老爷了。

旧时理论上太监没有任何权力，而实际上可能权力极大，从赵高、高力士到魏忠贤、李莲英都曾经掌握大权。赵高出现的年代很早，由于他是篡权、忤逆的宦官，后来的帝国都知道这个教训，大多明文禁止宦官干政，用刑不可谓不重。然而，这是等级森严、金字塔型权力结构固有的缺陷，太监经常能接近最有权的皇帝，总有可能和皇帝比较投缘或者通过手段博得皇帝的信任。

在古代，沟通工具不发达，皇帝要想知晓全国各地的情况比较困难，层层汇报在当时是一种有限条件下的决策方式。皇帝为了搞清楚下面的实际情况，有时也会微服私访。但这只能是金字塔型社会决策机制的一个小亮点，主流上皇帝必须依附层级复杂的官僚体制。

由于信息无法及时沟通，造成重大损失的案例在古代非常多。

在电视剧《走西口》中，二当家的假装脚崴了，大当家刘一刀下山打劫，二当家的想乘此机会拿钱走人，被刘一刀的老婆风摆柳发现，二当家的杀了风摆柳。恰好被掳来的田青借大当家的下山的机会逃跑，二当家的就把杀掉风摆柳的事情栽赃到田青身上。我想要是有手机的话，就不会有这个情节了，因为风摆柳很容易把这件事情告诉大当家的。拿破仑折戟滑铁卢，败给威灵顿，只是因为他的副将格鲁希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没有及时赶来援助拿破仑。假如拿破仑能够给格鲁希打个手机，这样的失误也就不可能产生了。

工业革命之后，这种结构也没有多大的改观，权力还是按着一个金字塔型架构的方式分配。

我小时候，秘书这个词还是权利的象征。市长秘书、县长秘书可能是无冕之王，虽然理论上也没有多少权力，但因为他接近最有权的人，他有更多的机会和最高领导沟通，大家为了竞争沟通权，秘书是一个主要通道。秘书手里掌握最重要的交换筹码，所以自然就很有权。

金字塔型结构的缺陷显而易见，这与所有制没有任何关系，即使是私人所有制企业，如果还是金字塔型社会的老观念，也存在“决策沟通瓶颈”。所谓“屁股决定脑袋”，金字塔型结构的最高决策者总是会受到身边利益集团的影响和左右。金字塔型结构社会是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冲突的温床，大到国家、小到大公司概莫能外。理论上，大公司考虑整体利益的只有总裁一人，其余的人全部为自己的局部利益游说和奋斗，庞大的组织使总裁不可能知道各个业务单元的情况。为汇报而汇报、为粉饰太平而汇报、为表功而汇报的情况非常普遍。

通讯虽然消除了沟通障碍，现代社会的金字塔型决策和沟通机制与古代仍然区别不大。如果技术的变化是奔驰的汽车，思想观念的更新则像缓慢的乌龟。马克思说生产力是主导因素，生产关系始终落后于生产力，我要续上一句，社会心理也总是落后于生产力。我们的心理结构是缓慢变化的原始环境的产物，不是迅速变化的现代社会的产物。

如果技术的变化是奔驰的汽车，思想观念的更新则像缓慢的乌龟。

当通讯不成为问题之后，数学障碍成为另一只拦路虎。在金字塔型组织中，需要最高主管决策的事情太多，需要汇报的情况数不胜数。即使是那些很注重下基层亲历亲为的领导和总裁也只能部分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况且若敞开视听的话，任何一个大型组织的首脑办公室都会被挤爆。首脑不是超人，无法处理太多的、自相矛盾的信息，只能退守到金字塔型汇报体系中。

金字塔型决策的第三个原因是人性障碍和利益驱使。很显然，决策不透明更有利于那些作出决策的人。从人性的角度看，处于较高位置的人有一种通过仪式树立威信的倾向，地位低下的则低着头走路，只能低声下气。

“社会能够让那些被赋予较低社会地位的人接受并相信自己的地位，这是社会最大的成功——同时也是社会最大的失败。”（James Baldwin，1955）

不用我说，人人都很清楚决策的重要?以及现有决策体制的缺陷：它压抑了绝大多数人潜在的创造力，比较容易成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会助长组织内部的博弈、虚假和欺骗，降低决策效率，而且常常脱离实际。从某种角度来说，金字塔型机制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为了尽量行驶在正确的轨道上，人们尝试了两招棋。

山寨决策（2）

第一，能人模式。较早的能人模式是集权式的，到了市场经济时期，又流行新形势下的能人模式，找一个英明神武的领导者来决策，这就是全球CEO薪酬越炒越高的原因。加在第二段后面：前惠普CEO菲奥莉娜因经营业绩较差，与董事会意见不合，离开了惠普公司，其离职费加上补偿金高达4 200万美元，而惠普的股价与她刚刚上任时相比已经下降了超过50%。雷曼兄弟成为全球第一个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倒闭的大投资公司，而其CEO理查德•富尔德5年内却从公司拿走了3.5亿美元的报酬。

第二，分权模式。从国家的层面，用温家宝总理的话来讲就是：为了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加在第三段后面：在大型企业，普遍采取权力下放的事业部机制，把权力下放给各部门，最上层领导不再决定一切。这种方式虽然获得了让了解信息最充分的人决策的好处，可是牺牲了大公司的优越性。大公司之所以大，是因为相互依赖统一行动。

我总感觉改善权力体系并不复杂，很多时候不一定言必称机制，拘泥于制度设计，只要稍微克服一下利益的障碍和人性的障碍，情况就会大为改观。

2008年10月，重庆出租车因为10年待遇未变，而整体经济已经上了一个台阶，进行了全市范围的罢工。

新上任不久的重庆市市长薄熙来采取了一种所谓的新形式解决问题，把出租车管理方、出租车代表、出租汽车公司代表召集到一起商讨解决方案，并且在电视上直播。按照传统的用词方式一般会用“这是执政民主化的一个进步”，而我用“山寨”这个词。

薄熙来做这件事情是有难度的，因为他挑战了封闭决策体系的利益分配。地球人都知道出租车公司是稳赚不赔的暴利公司，是属于政府组织和某些特权阶层的一块自留地。

重庆出租车罢工成功之后，好几个地方竞相仿效，最终都平安解决，没酿成大祸。否则，以后多年都不会有人敢于进行这种形式上的创新。

时代需要的东西，终将破茧而出，这就是山寨社会的自组织性。杭州市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让群众参与政府事务决策。从2007年11月14日起，杭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开始邀请市民列席会议。迄今，已先后邀请100多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几十位市民代表列席会议。

杭州市政府常务会议上网直播，始于2008年4月2日的第二十六次会议。4个小时的会议，吸引了1 066人次观看，政务论坛被点击率达2 346人次，网民对此举赞赏有加。

杭州市政府又宣布，出台《杭州市人民政府开放式决策程序规定》的征求意见稿，以政府发文形式规范开放式决策。

非常传统的行业，也在尝试改革集权化的管理方案。

海底捞是一家火锅连锁店，这是一个典型的老板说了算的行当。但就是这样非常古老的行业也发生了变化，在海底捞的公司目标里，“将海底捞开向全国”只排到第3位，而“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工作环境”，“致力于双手改变命运的价值观在海底捞变成现实”则排在前面。

海底捞给一线服务员的授权很大，包括可以为客户免单的权力。每个员工都有一张卡，员工在店里的所有服务行为，都需要刷卡，记录在案。这种信任，一旦发现被滥用，则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

为了防止决策失误，克服领导者自大的天性，蒙牛乳业发明一个“全盲定律”，由于我们每个人的视野都是有限的，都不能穷尽所有，总有自己看不到的地方，因此在决策中，大家全都是“盲人”，全都扮演着“盲人摸象”里的某个角色——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从总裁到门卫，无一例外。因此，每个人都需要借助别人的眼睛来延长自己的“视线”。

除了建立“互联网通道”、“信箱通道”、“会议通道”，蒙牛公司还设立“反对意见奖”——重奖那些因为提出反对意见、推翻错误方案而使公司避免重大决策失误的人。

山寨式决策、分布式智慧将来会成为社会的一种潮流。1980年，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系统性地论述了中央集权的弊端：

第三次浪潮把社会推向一个更加多样化、更复杂的层次，所有领导人物都必须仰仗更多的帮助制定决策和执行决策……第三次浪潮需要一个新的领导作风。第三次浪潮领袖所需要具备的条件现在还不十分清楚。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个领导人物的能力不在于他的果断，而在于他肯倾听；不在于强制力，而在于想象力；不在于夸大其词，而在于承认新世界的领导工作限制良多。明日的领导人物可能会面对一个权力更分散、参与感更强，进入更复杂多样化的社会。他们不再是全知全能的人物。

托夫勒也想到了民众决策需要民众有一些必要的知识，他举的一个例子是瑞典关于能源的公众决策之前先普及有关能源的基本知识。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基层民众的知识面已经极大地拓展，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大为改观，在政府政策、公司内部管理等诸多方面，民众已经具备了参政议政的基础。

山寨式薪水

2008年，从美国华尔街金融行业开始，全球陷入了一次严重的衰退；12月29日，美国新当选的总统奥巴马直言痛斥华尔街金融业发放巨额年终红利为无耻。根据纽约州主计审查长28日发布的报告，华尔街的金融公司和银行在2008年底共发放了184亿多美元的年终红利，与2004年经济兴旺时相当，创下了有史以来的第六次新高。华尔街的银行和金融公司一只手拿进美国政府的天文数字救助金，另一只手却为自己发放巨额的年终红利，这立即引起了美国民众的公愤。对于华尔街银行和金融公司的所作所为，奥巴马严词批评说，接受政府救助的银行和公司，发放巨额年终红利是极端不负责任和无耻的行为。

当天，副总统拜登更发言表示，他很想把那些坐领巨额红利的家伙都抓起来，正是这些贪婪的家伙，把美国经济搞到现在的地步。有的国会议员也明确表态，要求财政部运用一切可行的法律手段，追讨这些公司和银行发放出去的巨额红利。

现代经济繁荣的背后一个极大的问题是分配不平等的加剧。在这一问题上，政界饱受非议，这是世人最大的错误，实际上政界现在分配机制比企业要平均得多。美国总统年薪不过是40万美元，只相当于大公司总裁的1%。即使“高薪养廉”的楷模新加坡，其总理年薪也不过309万新元。对企业高管的收入状况放任自流，而且收入越高越被标榜成英雄。其逻辑是政府的钱是大家的钱，理应盯住，企业的钱是人家企业自家的钱，怎么分配与我无关。此言差矣！同样是企业，日本、美国、北欧的分配方式各不相同，我们只是政府方面以新加坡为榜样，企业则向美国学习。

在报酬离谱的不平等方面，我非常赞同奥巴马的看法，在《无畏的希望》中，奥巴马认为：造成首席执行官工资变化的不是市场规则，而是文化。工人平均工资曾经一度很少或没有涨幅，而美国许多首席执行官在摄取和利用圆滑、温顺的公司董事会方面几乎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

无论是政界还是企业高管，都是很多人向往的职位，没有一个国家因为领导职务收入低廉而吸引不到足够优秀的人才。

美国总统大选竞争之激烈自不必说，小的城市地方政府由一些收入很低的志愿者组成，形成了“民众代表大会”式的地方政府管理模式。这是一种大民主式的管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民众代表由各个选区直接选举产生，一般由240～255人组成，任期2～3年，每年改选一部分。地方政府的决策权归民众代表大会，被称为“Town Meeting”（社民会议）。在其基础上，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5人组成的理事会——这相当于我们地方政府的“常委会”，来负责召集会议，决定一些在民众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事项。理事会成员任期2～3年，每年改选一部分。所有这些民众代表和理事会成员，都是没有报酬的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只有少量的车马费补贴，因此他们在从事地方政府工作的同时，也必须有自己谋生的职业。

高薪养廉的逻辑是一旦腐败失去职务的损失比腐败所得还要大。在现实中也看到这样的例子，某领导岗位的收入非常高，人们非常珍惜这个职位，兢兢业业，并且尽量向上爬。这种机制的副作用是隐性的——这是一种利于自私本性更甚、野心家、阴谋的自然选择机制，并非一个优秀的机制。我们要承认人与人之间在秉性上还是有差异的，领导选择机制应该利于更有公德心的人，而不是相反。

一旦社会人格回归到正常状态，而不是金字塔型社会的极化和扭曲状态，低薪领导模式将取代现在的高薪加高职位双回报的极端不合理的分配方式。

在山寨社会，由于人们已经比较富足，以奉献、干事业为初衷的人数越来越多。一旦社会人格回归到正常状态，而不是金字塔型社会的极化和扭曲状态，低薪领导模式将取代现在的高薪加高职位双回报的极端不合理的分配方式。

山寨设计

生产固定电话的公司前几年就撤销了自己的设计部，转而从山寨设计公司购买方案。手机行业即将步固定电话公司的后尘，有的大公司已经放弃了自己的设计团队，根据用户的需求到市场上寻找合适的设计，把它买回来，再到生产厂商那里去生产。

像龙旗一样，最初的手机设计公司都是大公司衍生出来的小公司。经验证明，在大公司中，某个环节如果具备了可独立运作的环境，掌握相关技能的人员就倾向于自立门户，这也是社会山寨化的一种很实际的动力。自立门户的小公司去掉了冗余的程序性工作量，去掉了繁文缛节、减少了食利阶层，外部环境成熟时就会形成良性循环。

原则上看，传统的机械行业、建筑行业，只要一个行业的产品数量足够多而不是像航空母舰一样，都有可能形成山寨化的设计。

Linux展示了无组织方式设计大型复杂工程的可能性，传统行业、包括手机等大多数设计远比Linux要简单得多，更容易实现山寨化。Linux的优势是自始至终很好地利用了互联网这样的工具，通过互联网自动形成一个以此为乐的圈子，通过互联网交流大家的想法和成果，通过互联网优胜劣汰等。而山寨设计几乎完全没有网络的潜在优势，设计成员由传统方式聚集或者招聘在一起，它不能充分发挥潜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智慧。

随着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多，各种社会团体、圈子弱联系的爆炸性增长，像Linux一样无利益驱动的设计也越来越多，不图报酬、不要回报，也不留名字的义务工作者越来越多。设计本身就是一项智力活动，对于爱好者而言，有时就像电子游戏一样有趣。

一个美国同学接下了给某公司编一个小应用软件的活，他没有雇人编程序，只是把详细的需求信息发布在网络上，不久网络上的程序员就编号了这个程序，分文不取。

山寨式生产

生产工艺的模块化促成了兼容机到山寨手机，相对于传统的纵向一体化模式，模块化、标准化竞争会往深处发展，从整机的竞争深入到零部件的竞争。深入到零部件的竞争会使整个产品更新换代的节奏变快，各个零件独自为战会导致更多的发明，更充分的市场选择。而一台封闭架构的机器，所有部件都采用自己工厂生产的，每个零部件很难在市场上选择最好的、最具有竞争力的组合。手机的多样化更主要的是机壳的多样化，而机壳的多样化则是竞争更加充分、参与的厂商更多的缘故。

像汽车这样的产品没有采取计算机一样兼容性、模块化的设计方式并不完全是生产工艺的原因，而是当时的生产条件和人们的观念限制了这种可能性。以电视机为例，采用模块化的设计方案不一定比计算机复杂，只是传统的一体化观念限制了这种方式。电视机的设计者认为一台电视机由一个工厂生产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尽管有组装的兼容计算机却没有兼容电视机。

随着制造工艺水平的提高，模块化设计、山寨化生产已经成为一种明显的趋势。亨利•福特时代甚至自办炼钢厂生产汽车用的钢铁，种植橡胶生产轮胎；现在汽车工厂的规模虽大，生产广泛地外包，总部的空壳化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仅在广东省就有两万家以上的汽车零配件生产厂商。大汽车公司现在是品牌拥有者、整车组装者、汽车设计者。表面上，大公司非常强大，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和控制权，模块化的深度发展，社会观念的慢慢改变，大公司的控制力在不知不觉地消蚀。

山寨式思维

大公司现在尚没有找到解决效率低下、创新能力缺乏、食利族像蟑螂一样繁殖的药方。现在世界上很多大公司的实际运营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你买的某个大公司的产品极有可能是地地道道的小公司产品，只不过是贴上了一个大公司的牌子而已。

以前，我曾经买过一台惠而浦的洗衣机，不到两年就彻底坏了，维修师傅开出的维修费用比买一台新的便宜不了多少钱。我说惠而浦是世界名牌怎么这么容易坏？他告诉我说你买这个型号是惠而浦在中国收购的一个小公司的产品，其实和惠而浦根本没有关系。我告诉你哪些是真正的惠而浦的产品，你去买吧。当时，我觉得被骗了。

还有一个例子是多年前，我有一个哥们儿在街边买了一台DVD，推销的人说大品牌的太贵是因为钱都花在广告上了，他们的便宜并不代表质量不行，只是把广告费省下来给消费者了。此言有理，可是买回家之后发现稍微一振动盘就读不出来了。找到推销的人，推销的说：这证明我们的DVD比较好，因为这样可以保护机器不受损害！

这两个例子都是山寨（当时还没有这个词）或者说是小厂的东西其实并不可信。无数这样的事实证明山寨并不可信，很多人也据此预言山寨手机不过是昙花一现。

然而，我们并不能忽略另外一个事实：现在大厂、名牌厂商贴牌现象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这说明山寨小厂的产品有竞争力或者质量有了实质性的提高，显示出其持久的生命力，它们之所以持久忍受廉价地给大厂和品牌厂商贴牌，乃是屈服于人们难以改变的思维方式。拿手机来说，反对山寨的人质问：“你说中国移动会采购山寨厂商的产品吗？”我认为确实不会，但中国移动并不能保证采购的名牌产品不是山寨产品，甚至它们明知是贴牌产品，也不肯买原厂商的产品，宁愿多付点钱，买它们需要的牌子，这是金字塔型社会组织的一种顽固的习惯。

心理转变

我们很多人感受到，现在物质生活虽较几十年前有了巨大的提升，可是幸福感并没有增强，甚至还有下降的嫌疑。

幸福是什么？普通人和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各有各的答案。以我自创的“动物分析学派”分析，所谓幸福只有三个指标：食物、性、社会关系。对其他社会性动物而言，食物第一，性第二，社会关系最次。食物已经很充足、性被社会法则所约束，我以为人类幸福与否的根源主要在于社会关系。

食物的目的是生存，性的目的是繁衍后代。有性繁殖以来，这两项就成为动物毕生的追求。很多人认为，动物不会像我们人类一样去“想”怎么样。此言差矣！动物和人其实是一样的，古罗马时期的思想家奥古斯丁说人类是唯一把性作为娱乐而不是生育的动物，还博得了多数人的赞同。这完全是一种错误。大多数发情动物通过化学信号激起性欲，肯定不是它们想到了繁衍后代，而是和人类一样，都是为了“爽”一下而已，由于“爽”的强度如此之高，有很多动物会为交配大打出手。至于“爽”和生育后代之间有什么联系，只有我们人类自己知道，这倒是真实的。

只要满足了性欲，争夺到足够可口的食物，它的基因就会延续下去，其他的都没有太多的意义。只有这两项要求牢牢地绑定在基因之上，因为基因一旦不具备嗜好交配和食物的“性格”就会被具有这种性格的基因淘汰。

我们人类成员之间的密码绝大多数包含在作为社会性动物的进化历程之中。

社会关系是怎么回事呢？这是群居动物（专业说法叫做社会性动物）特有的习性。对于食草动物这种性格有助于防御攻击，对于食肉动物则有利于捕食。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这一点毋庸置疑，社会成员聚集在一起曾经有利于我们在远古时代的生存，我们骨子里有群居、相互依赖的习性。大体上说，社会性动物除了交配和食物需求之外，还进化出协调成员关系、相互依存、相互斗争的内驱动力。我们人类成员之间的密码绝大多数包含在作为社会性动物的进化历程之中。社会关系问题是一个有趣又复杂的问题，几乎是社会科学的核心问题。

序幕已经拉开

为什么只有800万人口的瑞典，就有爱立信、绝对伏特加、宜家、H&M、沃尔沃、伊莱克斯等世界著名品牌？为什么山寨手机在深圳兴盛？为什么擅长电子消费品的日本在手机行业却难见峥嵘？

这是很多人直觉的疑问，迈克尔•波特也想解释这个问题。

1990年，波特推出洋洋百万言的《国家竞争优势》，连同《竞争战略》、《竞争优势》构成竞争三部曲，波特也因此在这个领域扬名立万，开创了竞争学这个分支。

波特认为，国家竞争优势论有四个点，组成一个四边形，通常被称为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钻石理论”，具体如下：

A要素条件：土地（包括自然资源）、资本、劳力、劳力教育水平、国家基础设施质量等。这些要素条件有些是自然因素，有些则是政府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B需求条件：国内市场是否足够大。多数公司首先的目标是着重于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如果国内市场很小，公司很难开发出新产品。

C相关及支撑产业：聚类自然形成，产业和相关上游产业是否有国际竞争力。

D公司战略，结构及对抗表现：国内的竞争环境造就了公司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

我想从基本的文化背景和微观条件上来理解国家、城市、产业的兴衰问题。

我国台湾地区对大陆电子产业的变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他们的眼光和行动往往超前于大陆。

和大陆一样，台湾地区也是一个实用主义至上的地区，从加工中得到了实惠，从此乐此不疲。台湾并不注重品牌，富士康曾经小规模尝试过推广自有品牌的电脑等，他们发现东西虽然可以卖得贵一点，但与接订单、制造模式相比，出货量实在太低，销售十分缓慢，所以浅尝辄止，又退回到纯粹的制造模式。以台湾地区为首的制造外包也就是我所谓的工业革命以来的第三次产业变革，实质性地奠定了山寨社会的基础。

台湾地区和大陆最本质的区别只有一点，台湾是小市场，大陆是大市场，台湾模式一旦转移到大陆，就会产生新的变形，以适应范围广阔的市场。

历史上的山寨产业几乎都在中国，而不是技术更领先的日本、韩国，原因在于日韩都是大企业统治一切的现实产业。日本有六大电子公司加上六大汽车公司，韩国的三星一家公司的销售额相当于其全国GDP的20%以上。以我的划分方式，日韩是工业革命福特模式的延续。此一原理也适用于西方绝大多数发达国家。

从市场来看，就比较清楚。

很多人都在骂中国移动的垄断。其实，日本是世界上电信运营商垄断程度最高的国家，日本电话电报公司垄断了80%的移动电话业务和近90%的固定电话业务。在日本街头几乎没有几款手机可以买，这在非常喜欢电子消费品的日本是难以想象的。其实原因很简单，日本是全球少数几个以运营商发放手机为主的国家，零售市场几乎被运营商霸占了。欧洲发达国家的情况也差不多，在英国、德国等地基本上没有山寨手机，原因很简单，市场已经被几家大运营商霸占了。

多年以来，中国由于市场巨大、经济发展太快、消费者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懂行，各行各业都采取了低价、快速、质量平庸甚至欺骗的策略，大家谁都没有建立起霸主的地位。毋庸讳言，这既是山寨化的原因也是山寨化的结果，此起彼伏、生生不息。

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中描述，反映了中西之区别：“中国人之心灵何以不适于科学方法之发育，其理甚显。因为科学方法除了分析之外，常包含愚拙而顽强的苦役的钻研。而中国人则信赖普通感性与内省的微妙之旨，故疏于分析。至于归纳法的论理，在中国常被应用于人类的相互关系（人伦为中国人最感兴趣之题目），在西方往往有流为呆笨之结果，此例在美国大学中屡见不鲜。就是今日用归纳法所作之博士论文也得使培根痛哭于地下，真是死不瞑目。在中国，大概没有人会那样愚笨，好似写一篇研究冰激凌的论文，经过不断地努力之后，却宣布其犹豫不决之结论谓：制造冰激凌所用糖之主要作用为使之甜。”

实用主义、快速反应、广阔的市场、无穷无尽的各种层次人才的供应成为山寨模式最好的土壤。

实用主义、快速反应、广阔的市场、无穷无尽的各种层次人才的供应成为山寨模式最好的土壤。实用主义、从众心理导致中国任何一个成功都会被迅速地发现，并且以极快的速度复制，这是山寨的特性。

其次山寨首先一定发端于大城市，因为大城市有一个优势就是分工更加充分，配套更方便。

广阔的市场也是山寨很重要的条件，山寨上网本的起源本来在台湾，但是市场空间太小，所以只能由大公司销售。非常大的市场才有如此大的包容性，各种小厂商才能获得更好的生存空间，如果一款山寨手机生产5万部，在更大的市场上销售的可能性才大；在很小的市场上，很容易被竞争剿灭。

就像亚当•斯密所说：有些业务，哪怕是最普通的业务，也只能在大都市经营。例如搬运工人，就只能在大都市生活。小村落固不待言，即使普通都市，亦嫌过小，不能给他们以不断的工作。散布在荒凉的苏格兰高地一带的人迹稀少的小乡村的农夫，不论是谁，也不得不为自己的家属兼充屠户、烙面师乃至酿酒人。

中国这样的地方还有两个，即北京城市圈和长江三角洲。

在电子产品的三大基地中，北京是最早的基地，中关村很早就成了倒卖计算机相关产品的集散地。尽管中关村一带高校、研究所云集，这个地方始终都以倒买倒卖为主，政府大力扶植、国家高度重视也没有改变这个局面。

上海虽然也是大城市，工业基础雄厚，人才也比较充裕，但上海电子行业的以“轻公司”轻公司：一般指没有工厂、没有工人、没有实体店，主要依靠产品设计和推广销售营利的公司。它们通过互联网和IT技术获得组织能力，拥有极强的市场能力，低成本的组织企业边界之外的资源，形式利益共享的价值网络。——编者注为主，电子制造业远不如深圳周边发达。据说，上海的山寨手机的设计公司比深圳还多。深圳是山寨的生产、交易基地，在上海则云集了几家大的手机设计公司，稍微调查一下几家公司就很清楚，它们的“根”都源于深圳。

故事的梗概是深圳大公司的人员另立山头，地点选择在上海，因为这是中国最吸引人的一个大都会。其中的潜规则是假如创业公司和原公司有点法律纠纷，地方政府向着谁？我恰好在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地生活多年，以我的体会，深圳是电子行业最佳创业地，无与伦比的产业配套、创业草根的激情、年轻人的事业等都属深圳最好。

深圳在电子行业的集群优势在全国独一无二，从科技园到华强北15公里的深南大道两旁分布着无数的电子公司，越往科技园越偏重于研发，越靠近华强北销售公司的比重越大。电子产品本来就是年轻人从事的行当，这一点正好和深圳这座特别年轻的城市相匹配。表面上，深圳有很多不足，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高校，多年以来只有几个院士被当做国宝。按说，这不是一个适合发展科技产业的地方，然而就是这样的一座城市却成为中国电子行业研发的火车头。在深圳有华为、中兴两家研发密集型公司，现在已经是含金量十足的国际化公司。在互联网行业，深圳有名的公司只有腾讯一家，但是它的销售额几乎相当于其他所有有名互联网公司的总和。很多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人都以为深圳公司的发展有特殊的背景，他们认为大多数都靠走私等捞到了好处。事实正好相反，正是因为这是一个草根阶层聚集的城市，相对缺乏特权和赚“容易钱”的途径，反而会把一些公司逼上梁山。在产业发展的初期，一旦有少数成功者的示范效应，很容易形成集群。但是，草根阶层也有草根阶层的坏处，很多富豪、风雅之士已经不再喜欢这个草根城市。不但产业有集群现象，人员也有集群现象。很多深圳起家的人到上海去创业，却没有听说上海起家的到深圳去创业。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我的看法，关于城市、产业的看法有其多样性，否则无法解释商品的多样性。我喜欢山寨手机，周边也有人拒绝山寨手机，所以品牌和山寨才并存。城市和产业也是同样的道理，每个人都有他的看法，每个人有不同的机遇，所有微观事件加起来构成了宏观事件。

整整六个星期，我写完了《山寨革命》这本书，这是我写的最快的一本书，应该说它是激情的产物，在这42天里，除了想山寨就是写山寨或者查阅资料。我准备再去感受一下山寨，从南头出发，直接进入深南大道这个枪膛，到了华强北我转了半天，虽说龙胜手机批发市场已不如往昔，但仍然比较热闹。山寨也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赛格广场和华强北电子批发市场上挂出了“同心协力，共同渡过经济危机”的条幅。但相对家具市场、超市、百货商场，感觉山寨手机还是受经济危机影响最轻的行业。在万头攒动的人海中，坐在拥挤的手机柜边和摊主聊山寨，看着周边的顾客砍价。我时常想，喧闹、简单的交易背后逐渐进化出完美的机制，“看不见的手”这个描述恰当又抽象，几十万人、上万家公司之间构成了相互依存、相互竞争的关系，尽管人类对自己高智能过分自信，实际上没有人能够完全参悟如此多环节精细的配合与竞争机制。假如亚当•斯密、亨利•福特在世，他们会如何畅想我们的社会？是否也认为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我们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我们需要敞开心扉，付诸行动，有更多的发现，创造的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Table of Contents

山寨来啦

山寨之火可以燎原

山寨生存之道

从手机开始

平民对贵族的挑战

平民崛起（1）

平民崛起（2）

山寨的雏形

四种幕后推手（1）

四种幕后推手（2）

四种幕后推手（3）

四种幕后推手（4）

四种幕后推手（5）

山寨2.0版

山寨决策（1）

山寨决策（2）

山寨式薪水

山寨设计

山寨式生产

山寨式思维

心理转变

序幕已经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