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门迪鲁塞家族

埃德米拉·汤普森· 德·门迪鲁塞

胡安·门迪鲁塞·汤普森

露丝·门迪鲁塞·汤普森

易变的英雄们或曰镜子的易碎

伊格纳西奥·苏维塔

赫苏斯·费尔南德斯－戈麦斯

先驱与反对启蒙运动的人们

马特奥·阿吉雷·本戈埃切阿

希尔维奥·萨尔瓦蒂科

路易斯· 丰泰那·达·索萨

埃内斯托·佩雷斯· 马松

被诅咒的诗人

佩德罗· 冈萨雷斯·卡雷拉

安德烈斯·塞佩达·塞佩达，绰号“贵族骑士”

有学问的女士和女旅行家

伊尔玛·卡拉斯科

达妮埃拉· 德· 蒙特克里斯托

两个德国人在天涯

弗朗茨·茨威考

维利·舒尔霍尔茨

幻象，科幻

J.M.S. 希尔

扎克·索邓斯坦

古斯塔沃·博尔达

巫师，短工，穷人

塞贡多·何塞·埃雷迪亚

亚马多·库托

卡洛斯·埃维亚

哈里·西贝柳斯

千面马克斯·米雷巴莱斯马克斯·米雷巴莱斯，别名马克斯·卡西米尔，马克斯· 冯· 豪普特曼，马克斯·勒·格勒，雅克· 阿尔蒂博尼托

美国诗人

吉姆·奥巴侬

罗里·朗

雅利安兄弟会

托马斯· R.默奇森，外号“得克萨斯人”

约翰·李·布鲁克

传奇的斯基亚菲诺兄弟

伊塔洛·斯基亚菲诺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绰号“油球”

拉米雷斯·霍夫曼，无耻之徒

献给魔鬼们的后记

1. 一些人物

2. 一些出版社、杂志社、地方……

3. 一些作品

如果河水流速缓慢，又有好自行车或者马匹，那倒是可以在同一条河里洗澡两次（根据每人卫生需要，甚至洗上三次）。

—奥古斯托·蒙特罗索[1]

[1] 奥古斯托·蒙特罗索（Augusto Monterroso，1921—2003），危地马拉作家，长期生活在墨西哥。主要作品有《黑羊及其他寓言》和短篇小说等。—中译注，下同

门迪鲁塞家族

埃德米拉·汤普森· 德·门迪鲁塞

Edelmira Thompson de Mendiluce

（1894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993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

她十五岁出版了第一部诗集：《献给爸爸》。这让她跻身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上流女诗人的大排行末位。从那时起，她就成为席美娜·圣迭戈以及苏珊娜·莱斯卡诺·拉菲努尔—20 世纪初拉普拉塔河两岸高雅抒情诗的两位女霸主—家中沙龙的常客。正如人们所料，她早期的诗表达亲情、宗教思想和花园。有时冒出想当修女的念头。学会了骑马。

1917 年认识了比她大二十岁的塞巴斯蒂安·门迪鲁塞—牧场主兼实业家。让大家吃惊的是二人相识仅寥寥数月就结婚了。根据那时的历史资料证明，门迪鲁塞瞧不起文学，尤其是诗歌，他缺乏艺术感觉（虽然也常常去看歌剧），说话的水平与他农场里的雇工和工厂里的工人在同一水平线上。他身材高大，孔武有力，但说不上漂亮。不管怎样，他拥有无限的财富是毫无争议的。

埃德米拉·汤普森的朋友们都说，这是一门有利可图的婚事。但实际情况是她因爱情而成婚。是一种无论是她还是他都一直说不清楚的爱情，让他俩白头到老。

许多早期成名的女作家往往因为结婚而结束了创作生涯，但埃德米拉相反，婚事让她下笔更加熠熠生辉。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办了自己的文艺沙龙，与两位女霸主的沙龙一争高下。她保护了一批年轻的阿根廷画家，不仅购买他们的作品（到了1950 年，她的阿根廷雕塑艺术画廊，不能说是最好的，但的确是阿根廷共和国收藏最多、内容最奇特的画廊之一），而且常常带着青年画家们去她位于阿苏尔[1] 的农庄，让他们远离闹市并且提供一切生活所需，安安静静地作画。她创办了南方油灯出版社，该社出版了五十多部诗集，其中许多作品是献给她的，称赞她是“土生白人文坛的善良仙女”。

1921 年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我的一生》， 是一部田园牧歌般稍嫌平淡的自传，没有闲话，有大量的景物描写和诗论。与作者的期待相反，《我的一生》平平淡淡地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各家书店的橱窗里。埃德米拉感到沮丧，遂在两个小儿子和两个女佣的陪同下，拉着二十多个行李箱，动身去欧洲了。

她参观了卢尔德和一些大教堂。教皇接见了她。她乘坐帆船周游了爱琴海列岛，在一个春天的正午到达了克里特岛。1922 年，她在巴黎出版了法文和西班牙文儿童诗集。后来回到了阿根廷。

但是，形势发生了变化，埃德米拉感觉在自己的国家里不舒服。有一家报纸对她新诗集（《欧洲的1923 年》）采取了指责的态度，说她华而不实。国内最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路易斯·恩里克·贝尔马尔博士说她是“闲极无聊的幼稚的贵妇人，应该把精力花在慈善事业上，花在那些在祖国大地上乱跑的小叫花子的教育上”。埃德米拉回击批评的方式是，以文雅大方的姿态邀请贝尔马尔博士和别的评论家参加她的沙龙聚会。出席聚会的只有四位饿死鬼式的专栏作家和负责社会新闻的记者。受到冷落的埃德米拉于是跟少数几位忠诚的追随者躲进了阿苏尔的农庄。她在安静的农庄一面听着穷苦勤劳的人们说话，一面创作新诗，准备回击那些诋毁她的评论家。《阿根廷时刻》（1925 ）从问世之日起就掀起了争执不下的轩然大波。在新诗里，埃德米拉一反往日静默沉思的风格，发动了进攻。她攻击评论家，攻击女文人，攻击文化生活中充斥的堕落现象。她主张回到本源：农活和荒蛮的南方边境。她不再写缠绵的情话。埃德米拉要写史诗、史诗般的文学作品，到了歌颂祖国的时候，她绝对不会手软。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本书都是成功的。然而为了表示谦虚，刚刚品尝了作品被认可的甜蜜滋味不久，她就再次动身去欧洲了。陪同她的有两个儿子、两个女佣和作为私人秘书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哲学家阿尔多·卡罗索内。

1926 年她在众人的陪伴下周游了意大利。1927 年门迪鲁塞加入了进来。1928 年他俩的第一个女儿在柏林出生，取名露丝·门迪鲁塞，一个四公斤半重的可爱女孩。德国哲学家豪斯霍费尔答应为露丝做洗礼教父，参加洗礼仪式的有德国和阿根廷的文化精英，连续庆祝三天，最后在拉特诺[2] 附近的森林里为答谢豪斯霍费尔举办一场小鼓独奏会，由音乐大师蒂托·巴斯克斯表演，轰动一时。

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迫使塞巴斯蒂安·门迪鲁塞返回阿根廷的时候，埃德米拉和她的几个孩子受到希特勒的接见。（后来，希特勒抱了小露丝，还说：“真是一个绝妙的女孩。”）他们合影留念。这位帝国未来的领袖给阿根廷女诗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告辞时，埃德米拉送给希特勒几本她的作品以及一册精装的《马丁·菲耶罗》[3] 。希特勒表示衷心感谢，请她当场翻译一首她自己的诗。

在卡罗索内的帮助下，她得以完成这件事情。希特勒听了表示满意。这些诗句完美无瑕，意义深远。埃德米拉很高兴，希望希特勒出出主意：她的两个大孩子上什么样的学校才好？希特勒推荐了一所瑞士寄宿学校，但补充说最好的学校是生活本身。接见结束后，埃德米拉和卡罗索内都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做个坚定的希特勒分子。

1930 年是旅行和冒险的一年。埃德米拉在卡罗索内、小女儿（两个男孩已经寄宿在伯尔尼的一所贵族中学里了）以及两个来自潘帕斯草原的女佣陪同下，游览了尼罗河，参观了耶路撒冷（她经历了一次“神秘体验”或者说神经发作，迫使她在旅馆里卧床三日）、大马士革、巴格达……

她脑海里翻腾着好几个计划：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准备成立一家新出版社，翻译欧洲思想家和小说家的作品；她梦想研究建筑学，设计宏伟的学校，将来建在阿根廷那些尚未开化的地方；她希望创办一个为家贫而有艺术才华的姑娘们能实现艺术理想提供帮助的基金会，以纪念她的母亲。渐渐地一部新书开始在她心中成形。

1931 年她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始落实上述计划。办了一本杂志，取名《现代阿根廷》，由卡罗索内领导，发表新诗和新散文，但也不排斥政治文章、哲学随笔、电影评论和社会问题研究。这本杂志的问世适逢她新作《新泉》出版。《现代阿根廷》用了一半的篇幅介绍《新泉》。这本新书一半是游记，一半是哲学论述，是对当代世界尤其是欧洲大陆和美洲大陆命运的反思，同时发出共产主义对基督教文明产生威胁的警告。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她非常多产：写了一些新书，交了一些新朋友，多次外出旅行（走遍阿根廷北部，骑马穿越玻利维亚国境线），在出版方面有大举措，在艺术方面有新感受（1935 年写出了歌剧台本《被救赎的农妇安娜》，从而在哥伦布剧场首演时舆论界褒贬不一，在观众间引发了言语和肢体冲突），画出了一系列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风景画，与乌拉圭戏剧家文塞斯劳·哈塞尔合作把三部剧作搬上了舞台。

1940 年塞巴斯蒂安·门迪鲁塞逝世。“二战”的爆发让埃德米拉旅欧之梦未能实现。她痛不欲生，亲自撰写讣告，阿根廷各大报纸以整版的篇幅加以刊登。讣告的下方署名：门迪鲁塞的遗孀—埃德米拉。正文很自然流露出她那时精神状态的不稳定。这引起了人们的嘲笑和讽刺，更引起了阿根廷文化界多数人的蔑视。

她再次遁入农庄，陪伴她的有小女儿、永不分离的卡罗索内和青年画家阿蒂略·弗兰凯蒂。上午，她或写或画。下午，她或独自散步，或者用几个小时读书。读书和善于描绘内心世界的才干成就了她的新作—最佳作品《坡的房间》（1944），它预先展示了“新小说”和后来许多先锋派作品的特点，并且为门迪鲁塞的这位遗孀在阿根廷和西班牙美洲文坛上赢得了声名。故事是这样的：埃德米拉阅读了埃德加·爱伦·坡的《家具的哲学》。这部作品让她兴奋，觉得在装饰问题上找到了知音。围绕这话题，她与卡罗索内以及弗兰凯蒂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弗兰凯蒂严格遵照坡的指示，作了一幅画：一个长约30 英尺、宽25 英尺的椭圆形客厅，有一扇门，另一端有两扇窗户。家具、墙纸、窗帘、帷幕都由弗兰凯蒂极精确地绘制出来。但是，精确不精确，埃德米拉觉得无所谓，重要的是再现坡房间的本色。为达此目的，她派人在农庄的花园里按照坡所描绘的那样建造一个房间；接着，派遣她的代理人（古董商、家具商和木匠们）去寻找《家具的哲学》中描写的器具。寻找的结果仅仅完成了如下一半：

—落地大窗，安装在深深的凹槽里。

—深红色窗玻璃。

—宽大的红木窗框。

—凹槽内侧代替窗帘的是银丝制成的椭圆饰物，它与窗户的形状一致，呈小皱褶状，松松地悬挂着。

—凹槽外侧，有非常厚的深红色丝质窗帘，镶有金丝网边，衬里有银丝套，构成外层的帷幕。

—帷幕的褶子沿着天花板与墙壁的交界线下走遍整个金色的屋檐。

—帷幕的拉开与关闭由一条粗粗的金色绳子操作，绳子松松地垂在一边，顶端是个简单的绳结；没有钉子和类似的什么装置支撑。

—帷幕和帷幕缘饰的颜色，就是说深红加金色，大量地出现在各处，决定了房间的“性格”。

—萨克森[4] 地毯有半英寸厚，底色也是深红色，突出了金绳的颜色（与帷幕边缘的金绳相似），在底色的基础上金色微微凸起，构成一系列不规则的交叉曲线。

—壁纸为银灰色，布满了小小的阿拉伯式图案，也以深红为主，但没有那么浓艳。

—画很多。主要是风景画，富有想象力，例如，斯坦菲尔德画的仙女洞，或者查普曼画的迪斯默尔沼泽的湖。但是，也有三四个轻飘飘的美女头像，是萨利[5] 风格的画像。所有画品的色调都是暖色的，但有阴影。

—没有小幅作品。因为小画会给一个房间带来“污点”，会给这些精心润色的漂亮艺术品增添瑕疵。

—画框宽大，没有纵深；做工精雕细刻，透亮而精美。

—画品全部巧妙地贴在墙壁上，不用绳索悬挂。

—一面不大不小的椭圆镜悬挂在无论谁坐在什么位子上都映照不出身影的地方。

—座位是两张蒙着红丝绸的红木长沙发，红绸上面绣着金花；还有两把同样是红木的轻便椅子。

—还有一架同种木料的钢琴，没有罩丝绒套，琴盖是打开的。

—沙发附近有一张漂亮的大理石八角桌，镶有金边。桌子上没有任何桌布。

—四个塞夫尔生产的大花瓶，里面露出美丽的鲜花，占据着房间椭圆形四角。

—一座高大的枝形烛台，安装着香油古灯，竖立在一把躺椅附近（躺椅是坡的朋友、漂亮房间主人睡觉的地方）。

—带有金边的轻巧搁板用带有金色流苏的深红绸带吊起来，上面放着两三百本精装书。

—除去一盏阿尔甘灯[6] （有红色透明玻璃灯罩）用一条精美的金链悬挂在高高的拱顶上之外，没有别的陈设了，只剩下灯亮儿投射在所有物件上平静而魔幻般的光线。

阿尔甘灯并不难购得。购置窗帘、帷幕、地毯和躺椅也不难。壁纸有些问题，但门迪鲁塞的遗孀拿出弗兰凯蒂特别设计的样图直接交给工厂生产也就解决了。斯坦菲尔德和查普曼的画作难以觅得，但是画家弗兰凯蒂和画家的朋友阿图罗·贝拉斯科— 一位年轻有为的艺术家—联手作画，满足了埃德米拉的愿望。红木的钢琴也有些麻烦，但后来也都一一解决了。

房间大功告成，埃德米拉认为应该动笔了。《坡的房间》的第一部分描写房间的细部。第二部分简要介绍内部设计的高雅风格，以坡的某些观念为出发点。第三部分是房子修建在阿苏尔的农庄花园草坪上的过程。第四部分详细描写寻找家具的经过。第五部分再次描写房间重建的过程，与坡描写的房间相似但有区别，特别强调光线、深红色彩、每件家具的来源和保存的状态、画作的质量（埃德米拉对每幅作品逐一描述，不吝笔墨，不忽略细节）。第六部分是最后也是最短的部分，描绘了坡的那位朋友、那位睡觉的先生的模样。有些评论家也许过于敏感，认为那位朋友就是刚刚过世的塞巴斯蒂安·门迪鲁塞。

这部作品出版后的反应平平淡淡。但是，这一次，埃德米拉对自己写的内容非常自信，那些表示不理解的意见几乎对她没有影响。

1945 到1946 年间，她的对手们说，她常去无人的海滩和秘密的小海湾，那里是阿根廷欢迎秘密游客的地方，那些人去找德国舰队司令指挥的潜艇残骸。有人还说，《阿根廷第四帝国》杂志以及后来问世的同名出版社的资金都是埃德米拉提供的。

1947 年《坡的房间》增补修订版问世。这一次书中插入了弗兰凯蒂画作的复制品：从门口角度看房间。只能看到那位睡觉朋友的半张脸。那人的确有可能是塞巴斯蒂安·门迪鲁塞，或者也有可能只是个魁梧的男人。

1948 年在保留《现代阿根廷》杂志的同时，她又创办了新杂志《土生白人文坛》，但是把领导权交给了儿子和女儿—胡安和露丝。不久，她去了欧洲，直到1955 年方才回国。有人说她是因为与埃娃·庇隆结怨甚深不得不长期住在国外。但是，那个时期的许多照片显示埃维塔与埃德米拉经常合影，有时在酒会上，有时在招待会上，有时在庆祝生日的晚会上，有时在首演之夜，有时在体育运动会上。埃维塔可能从来没翻阅过（或者最多读了不过十页）《坡的房间》。埃德米拉则肯定不认可这位总统夫人的社会背景。但是，的的确确有第三方的文件和信件证明这两位女士都参与了共同的计划，比如，创建一座大型博物馆（由埃德米拉和年轻的建筑师乌戈·博西设计），用于展览当代阿根廷艺术，为参展的年轻和并不年轻的现代画家们提供全部食宿服务，这是世界上的大博物馆中见所未见的设施，也避免了阿根廷艺术家移民到巴黎或者纽约去。有人还说到了一份由这两位女士共同撰写的电影剧本，是关于一位年轻花花公子（将由乌戈·德拉卡里尔主演）的生平与不幸事件，但是这个剧本就像别的很多东西一样丢失不见了。

实际情况是埃德米拉直到1955 年才回到阿根廷，那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文坛冉冉升起的明星是她女儿露丝·门迪鲁塞。

埃德米拉后来出版的作品并不多。1962 年她的《诗集》第一卷问世；1979 年第二卷出版。1968 年出版了她的一部回忆录《我所经历的这个世纪》，是与她忠实的朋友卡罗索内合著的；1972 年出版了一本短篇故事集《欧洲的教堂与公墓》，展示了她杰出的判断力；还有一部她青年时期未发表的诗选《热情》（1985）。这样就收齐了她晚年创作的全部作品了。

尽管岁月不饶人，她对艺术事业的鼓动与提携新人的工作始终没有减少。在不计其数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这位门迪鲁塞遗孀写的序言和后记，或者给某人的汇款；同样还有不计其数的初版著作的出版费用是由她支付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78 年胡利安·里科·阿纳亚写的长篇小说《古老的心和年轻的心》，这部作品在阿根廷国内外都掀起了热议；还有卡罗拉·莱伊娃的诗集《无形的修女》，它给阿根廷某些小圈子围绕第二次超现实主义宣言以来诗歌的徒劳争论画上了句号。在资助出版的著作中，不能不提到《阿根廷港口的孩子们》， 这是一部关于马岛战争有些夸张的回忆录，作者是当过兵的豪尔赫·埃斯特万·彼德罗维奇，他以此跻身于阿根廷文坛。还有就是《镖与风》，一本作品选，作者是一位家境优裕的青年诗人，它的美学追求就是不使用同音重复、不和谐音以及日常粗话，该书由胡安·门迪鲁塞作序，出乎意料地畅销。

埃德米拉的晚年是在阿苏尔的农庄度过的，有时关在坡的房间里打盹，梦回过往，有时在主楼的宽大阳台上埋头读书，或者欣赏风景。

她直到临终前头脑依然清醒（用她经常说的话是“狂怒”）。

[1]阿根廷城市，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南三百公里。

[2]德国东部城市。

[3]阿根廷经典史诗。

[4]德国城市，出产品质优良但价格昂贵的地毯。

[5]托马斯·萨利（1783—1872），美国最佳肖像画家之一。其风格雅致，富于浪漫激情，强调形式与色彩的简练。

[6]阿尔甘灯，1784 年由瑞士人A. 阿尔甘在英国获专利的第一盏结构科学的油灯。这是数千年来在灯具上的一个根本革新，它的原理适用于以后的气灯。

胡安·门迪鲁塞·汤普森

Juan Mendiluce Thompson

（1920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991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

胡安·门迪鲁塞是埃德米拉·汤普森的第二个儿子。他从年轻时就知道一生可以为所欲为。他尝试从事的活动有：体育（网球打得尚可，赛车玩得极糟）；赞助文艺活动（他与放荡不羁的人及犯罪分子交往，于是父亲和强壮的大哥给予口头警告并拳脚相加，强行要他退出）；攻读法律和文学。

二十岁时他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自私的人们》， 一部推理和歌颂青春的故事，发生地点在伦敦、巴黎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故事围绕一个表面上无意义的事件展开：一个平日温文尔雅的家长突然大声要求老婆带着孩子们逃跑，或者躲到一个房间里去并且锁上房门。他本人也立即钻进了卫生间。一小时后，老婆从丈夫下令躲藏的房间里走出来了。她去卫生间一看，发现丈夫已经死了：他手里握着刮脸刀，颈部有刀口。这桩表面看去明白无误的自杀却引起一名热衷招魂术的苏格兰场警官和死者儿子的关注。办案持续了十五年以上，并由此带出了一连串人物，包括一名年轻的法国新保皇主义者，一个德国纳粹青年，作者让这些人物大量说话，并且有意让他们为自己发声。

这部小说获得了成功（到1943 年已销售一空，在阿根廷再版四次，在西班牙、智利、乌拉圭和其他拉美国家成为畅销书）；但是，胡安·门迪鲁塞却放弃了文学创作，从事政治活动去了。

在一段时间里，胡安自认为是长枪党党员，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1] 的追随者，反美，反资本主义。后来转为庇隆分子，甚至在科尔多瓦省和首都联邦区担任政府高级职务。他在政府部门的作为是无懈可击的。庇隆政权倒台后，胡安的政治倾向发生了新的转变：亲美（实际上，阿根廷左派指责他在自己主持的杂志上刊登介绍美国中央情报局二十五名特工的情况，无论怎么看这个数字都有些夸张），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最有名的律师事务所之一的合伙人；后来还被任命为阿根廷驻西班牙大使。从马德里回国后，他出版了长篇小说《阿根廷骑手》，书中抨击了人们缺乏精神信仰的现象，批评了人们缺乏同情心和怜悯心，批评当代小说（尤其是法国小说缺乏理性和粗野轻率）不能理解人们的痛苦，因此无力创造人物。

他被人们称作是阿根廷的加图[2] 。为了控制那份家族杂志，他跟妹妹露丝·门迪鲁塞打架。他赢了，继而试图向缺乏感情的当代小说开战。适逢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马德里之春》问世，书中攻击亲法分子，攻击暴力崇拜者，攻击无神论和外来思想。《土生白人文坛》和《现代阿根廷》成为他发难的平台，提供阵地的还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各类报刊，它们欢迎或者是震惊于胡安能抨击胡里奥·科塔萨尔，骂他不真实又嗜血；抨击博尔赫斯，说他写出来的故事是“拙劣而又拙劣的仿制品”，故事里造出来的人物都是英法文学中那种毫无生气的角色，一种衰落中的文学，“情节不断重复，令人听了厌烦”；他抨击的范围越来越大，波及了比奥伊·卡萨雷斯、穆希卡·莱内斯、埃内斯托·萨瓦托（认为此人是暴力和无端侵犯的崇拜者）、莱奥波尔多·马雷查尔等人。[3]

后来，他又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青春的热情》是对1940 年阿根廷国情的反思；《巴塔哥尼亚地区的小佩德罗·萨尔达尼亚》是一部兼具史蒂文森和康拉德风格的南半球历险记；[4] 《发光的黑暗》，讲述有序与无序、正义与非正义、上帝与虚无的关系。

1975 年他为投身政治活动而再次放弃文学创作。依然效忠于庇隆政府和随后的军政府。1985 年长兄去世后，他承担起家族事务。1989 年他把职责转交给自己的侄子和儿子。他本打算写一部长篇小说，没有完成。卡罗索内的儿子埃德米罗·卡罗索内将这部未完成之作以评注版出版，题为《下沉的岛屿》，有五十页。小说是关于形象模糊的几个人物之间的谈话以及对江河与海洋的混乱描写。

[1]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José Antonio Primo de Rivera，1903—1936），西班牙独裁者里维拉之子。长枪党创始人。

[2]即老加图，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家，又称监察官加图。

[3]以上均为20 世纪阿根廷著名作家和重要代表人物。

[4]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与约瑟夫·康拉德都曾以自己的游历为题材创作过著名的游记小说。

露丝·门迪鲁塞·汤普森

Luz Mendiluce Thompson

（1928 年生于柏林，1976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

露丝·门迪鲁塞是个漂亮健康的女孩，是个丰满忧郁的少女，也是个酗酒和不幸的女人。除此之外，她还是家族所有作家中最有才华的。

那张希特勒怀抱着一个几个月大女孩的照片，陪伴着她走完一生的道路。照片装进了一个精美的银相框，悬挂在家中大客厅里，两侧是几幅阿根廷画家为她（童年和少女时）画的肖像画，通常总有母亲陪同。她家虽然有些名画，但如果发生火灾，露丝·门迪鲁塞宁可先抢救这张照片，也不管别的东西，包括未出版的文稿笔记。

如有来客对这张照片的出处产生兴趣，她解释的版本有几种。有时她说那女孩只是一个孤儿，拍照的地点是孤儿院，那是政治家们为了拉选票和造知名度所拍的照片之一。有时她说那是希特勒的外甥女，是个勇敢和不幸的姑娘，十七岁时在苏军围攻柏林时英勇战死。有时她直截了当地说照片上的那个人就是她，希特勒怀抱的就是她，甚至在梦里她还能感觉得到希特勒有力的臂膀和在她头上呼出的热气；还说也许那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这些话不无道理。

她是个早熟的诗人，十七岁就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十八岁就已经有了三本出版的著作，那一年她实际上已经独立生活，决定跟阿根廷的年轻诗人胡里奥·塞萨尔·拉库蒂尔结婚。虽然男方一开始就表现出了诸多不合适的地方，婚事还是得到了女方家庭的许可。拉库蒂尔年轻、文雅、有教养、有少见的阳刚之美，但是身无分文，写出来的诗也很平庸。蜜月去了美国和墨西哥。露丝·门迪鲁塞在墨西哥城举办了诗歌朗诵会。问题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拉库蒂尔嫉妒老婆的才华。他报复的手段是玩别的女人。在阿卡普尔科的某个晚上，露丝四处找他。拉库蒂尔正在小说家佩德罗·德·梅迪纳家中。白天的时候，那里为欢迎女诗人露丝·门迪鲁塞举办过烧烤会；晚上则成了欢迎女诗人丈夫的妓院。露丝找到拉库蒂尔的时候，他身边有两名妓女陪伴。起初她还保持平静，在小说家的书房里喝了两杯龙舌兰酒，陪同她的有主人佩德罗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人奥古斯托·萨莫拉。这两人试着劝她平静下来。他们说到了波德莱尔、马拉美、克洛代尔、苏联诗歌、保罗·瓦莱里和索尔·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1] 。一提到索尔·胡安娜的名字便点燃了导火索。露丝发作了，她随手拿起身边一个东西，回到了丈夫所在的卧室里。拉库蒂尔酩酊大醉，正忙着穿衣裳。那两个妓女身穿内衣，站在房间一角望着他。露丝忍受不了此情此景，把雅典娜女神的铜像砸在丈夫的脑袋上。拉库蒂尔被打成重度脑震荡，不得不在医院里住了十五天。随后两人双双回到了阿根廷，但是四个月后就分手了。

婚姻的失败让露丝感到绝望。她上酒吧喝酒，找布宜诺斯艾利斯几个最不堪的人寻欢作乐。她那首著名的诗作《跟希特勒在一起我幸福》就是这时候问世的。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不理解作品的意思。母亲打算送她去欧洲但她拒绝了。那时，她体重九十公斤（身高才一米五八），习惯每天喝一瓶威士忌。

1953 年，斯大林和迪伦·托马斯[2] 逝世，露丝出版了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探戈》，里面除去收录了修订的《跟希特勒在一起我幸福》之外，还收入了部分她最好的诗作：《斯大林》是一首介于伏特加酒瓶和难以理解的叫喊之间混乱的寓言诗；《自画像》可能是阿根廷20 世纪50 年代最令人痛苦的诗作之一；《露丝·门迪鲁塞与爱情》是前一首诗的续篇，但是增加了讽刺和黑色幽默的元素，读起来不太痛苦；《五十岁启示录》描述她到了那个年纪保证会自杀。认识她的人都说她过于乐观，以她那种生活方式，三十岁恐怕就到头了。

一个以露丝为核心的小圈子逐渐形成。对露丝母亲来说，这些作家都太过怪异，而在她哥哥看来，他们太激进了。在纳粹分子和不满分子眼里，在酒鬼们和在性别或者经济上被边缘化的人们眼里，《土生白人文坛》杂志变成了硬性的参照点；露丝·门迪鲁塞变成了人们的伟大妈妈以及阿根廷新诗的女教皇。这把作家协会吓坏了，非要灭了他们不可。

1958 年露丝再次恋爱。这一回选中的对象是一位二十五岁的画家，金发，蓝眼，愚蠢到了令人无言以对的程度。二人的关系持续到1960 年。这一年画家去了巴黎，拿着露丝通过哥哥胡安弄到的奖学金走了。情场上的再次失意成为她孕育大作的动力。她出版了长诗《阿根廷绘画》，分别从收藏者、艺术家的妻子、早年当模特的角度，回顾了她与阿根廷画家不大和谐的关系。

1961 年结束第一段婚姻之后，她与诗人毛里西奥·卡萨雷斯结婚。此人是《土生白人文坛》的撰稿人，是自己命名的“新高乔诗歌”[3] 的创始人。这一回露丝接受了教训，立志做个模范妇女。她把《土生白人文坛》交给丈夫打理。（这个安排引发了与胡安·门迪鲁塞的许多争执，他骂卡萨雷斯是窃贼）。她放下了写作，一心一意要当贤妻。由于卡萨雷斯主编《土生白人文坛》，纳粹分子、愤青、问题青年很快纷纷成为“新高乔诗歌”派。胜利让卡萨雷斯冲昏了头脑。有一阵子，他甚至以为再也不需要露丝和门迪鲁塞家族了。他认为机会到了，便对胡安和埃德米拉发难。甚至敢蔑视自己的老婆了。很快一批新的缪斯女神出现了，拜倒在强劲的

“新高乔诗歌”主张下的年轻女诗人们吸引了卡萨雷斯的注意。一度表面上不在意丈夫活动的露丝，突然再次爆发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各大报纸对此有详尽记录。此事的结果是卡萨雷斯和《土生白人文坛》杂志社的一名编辑受了枪伤，住进了医院。编辑受了轻伤。卡萨雷斯住院一个半月。露丝的遭遇也不见得有多好。她冲着丈夫和丈夫的朋友开枪后，躲进卫生间，一口吞下了小药箱里全部药片。这一回，欧洲之旅的确势在必行了。

1964 年露丝住了几家疗养院之后，再次给了她为数不多但十分忠诚的读者一个惊喜—新诗集《如同飓风》问世，里面有10 首长诗，计120 页，由女诗人苏西·达马托作序（几乎不懂露丝的诗句，但她是露丝所剩的屈指可数的几个朋友之一），由墨西哥一家女权主义出版社出版。出版者很快因为不该寄希望于一个“著名的极右分子”而后悔不迭，他们不了解她真正的党派所属，尽管露丝的诗行里不影射政治，然而某些比喻总是不合时宜地出现（比如：“内心深处我是最后一名纳粹”）。这本诗集一年后在阿根廷再版，获得一些好评。

1967 年露丝终于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定居。一个神秘的光环罩在她头上。在巴黎，朱尔·阿尔贝·拉米斯翻译了她的全部诗作。露丝身边有个年轻的西班牙诗人，名叫佩德罗·巴尔维罗，给她当秘书。露丝叫他小佩德罗。这个小佩德罗与她的阿根廷前夫和情人完全不同，他殷勤，办事专心（也许有点粗鲁），最重要的是忠诚。露丝重掌《土生白人文坛》大权，还领导一家名为“受伤的老鹰”的新出版社。很快就有一群追随者围在了她身边，歌颂她的所有想法。此时她体重100 公斤。长发留到了腰间，很少梳洗。衣服很旧，常常是衣衫褴褛。

她的感情生活平静了许多。也就是说露丝已经不再为感情痛苦了。她有情人，酗酒，有时吸毒过量，但心灵上的平衡使之安然无恙。她为人严厉无情。那些对她的文学述评又怕又爱的作家都惬意地期盼着自己不被她那富有才智的苛评所伤害。她坚持与某些著名的阿根廷诗人（都是男人，都是名人）进行尖锐的论战，狠狠地挖苦他们是同性恋者（露丝公开反对同性恋行为，但是私下里她有一大堆这类朋友），骂他们低下的社会背景或者共产主义信念。阿根廷许多女诗人欣赏她，阅读她的作品，尽管不是所有人能认可她的观点。

与哥哥胡安为争夺《土生白人文坛》的控制权（这份杂志使她投入了大量心血，也给她带来了无尽的烦恼），二人大打出手。她输了，带走了所有的年轻人。住进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套公寓里，有时住到巴拉那州的庄园里。她把那里变成了艺术家公社，那是她的王国，在那里没有人反对她。在巴拉那河边，这些艺术家聊天，睡午觉，喝酒，绘画，全然不睬外面世界的政治变幻。

但是，没有世外桃源。一天下午，克劳迪娅·萨尔达尼亚来到了庄园。她年轻，是个诗人，长得漂亮，陪着一位朋友来到这里。露丝对她一见钟情。她命大家都来见见克劳迪娅，对克劳迪娅表示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克劳迪娅在庄园里过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第二天准备回她住的罗萨里奥市。露丝为她朗诵自己的诗作，给她看自己已经翻译成法文的作品，请她看那张幼年时与希特勒的合影，鼓励她写作，请求她拿出诗作来给大家看看（克劳迪娅说刚刚开始写诗，写得很差），坚持把她的客人无意间拿起的一个小木雕送给了她。最后她企图把她灌醉，使她卧床，不让她离去。但是克劳迪娅还是走了。

两天后（露丝觉得度日如年），她发现自己坠入了情网。感觉自己像个小女孩。她弄到了克劳迪娅在罗萨里奥市的电话并打过去。她早晨起来以后仅仅喝了一口水，几乎难以克制心中的激动。她约对方见面。克劳迪娅答应了：她们可以三天后在罗萨里奥市见面。露丝不满足，希望当天就见面，至少也是第二天。克劳迪娅暗示说，她还有别的承诺，不可推卸的承诺。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再说马上约会也办不到。露丝无可奈何但是高兴地接受了对方的条件。当天夜里，露丝又哭又跳又喝酒，直到昏了过去。毫无疑问，这是她第一次对某人产生了这样的感情。她对小佩德罗坦白地说：真爱上了。小佩德罗点头称是。

在罗萨里奥市的约会并不像露丝设想得那样美妙。克劳迪娅明白而坦率地陈述了二人之间发展亲密关系的诸多障碍：她不是同性恋，年龄差距太大是根本问题（露丝比她大二十五岁还多），二人的政治观点就算不是对立的，也是大相径庭的。克劳迪娅难过地说：“你是我的死敌啊。”这个说法让露丝感兴趣。（如果是真爱，同性恋不同性恋无所谓。而年龄就是一种假象罢了。但是，“死敌”的说法引起了她的好奇心。）为什么是死敌呢？克劳迪娅回答：“因为我是托洛茨基分子，而你是个臭法西斯分子。”露丝挨了骂，但是笑了。由于爱得发狂，她仍然问道：“没救了吗？”克劳迪娅回答：“没救了。”露丝问：“那诗歌呢？”克劳迪娅回答：“这种时候，诗歌在阿根廷能做的事情寥寥可数。” 露丝听了几乎要哭出来，但是承认：“也许你说得对。但是也许你搞错了。”分手是难过的。露丝开了一辆天蓝色阿尔法·罗密欧跑车。肥胖的身躯让她钻进车门时颇为费力，但她态度坚决，面带微笑地努力着。克劳迪娅站在二人相会的咖啡馆门口一动不动，静静地望着她。露丝动作加快了。后视镜里的克劳迪娅的身影始终未动。如果换了别的什么人处在露丝这个位置上早就泄气了。可露丝不是随便的什么人。文如泉涌般的冲动占据了她的心头。从前她在热恋或失恋的时候，会长时间辍笔休耕。如今，她发疯似的写作，也许因为预感到了命该如此。每天晚上她都给克劳迪娅打电话，二人聊天，争论，给对方念诗（坦率地说，克劳迪娅的诗作的确糟糕，但是露丝小心翼翼地不说出来）。每天晚上，露丝都坚持要求再次约会。她还提出一些匪夷所思的建议：二人从阿根廷出走，逃到巴西或者巴黎去。这计划引得克劳迪娅哈哈大笑，笑声里没有恶意，也许带点伤感罢了。

很快，露丝觉得巴拉那的农庄和艺术家公社令人窒息，于是决定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到了首都，她试着恢复社交生活，去拜访朋友，去电影院或者剧场。但不成，她仍没有勇气去罗萨里奥看望克劳迪娅，没后者的许可。于是她写出了阿根廷文学史上最怪异的诗作之一：《我的女孩》，长750 行，充满了爱、悔恨、嘲讽。她仍然每夜给克劳迪娅打电话。

如果设想一下多次谈话之后二人之间产生了真诚友好的情愫，也不算不合理。

1976 年9 月，露丝满怀绵绵情意地驾驶跑车飞速开往罗萨里奥市。她打算告诉克劳迪娅，她准备改变政治立场，实际上她正在变化之中。开到克劳迪娅的家门口，进去一看，发现她父母处于极度的悲痛之中。原来是一群陌生人绑架了克劳迪娅。露丝立即找朋友们帮忙，找母亲的朋友们、大哥二哥的朋友们帮忙，闹得翻天覆地，最后毫无结果。克劳迪娅的朋友们告诉她：克劳迪娅在军人手里。露丝不信，什么话都不相信，她要等下去。两个月后，克劳迪娅的尸体出现在城北的垃圾堆里了。第二天，露丝驾车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途中跑车撞进了一家加油站。爆炸声震天。

[1] 索尔·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Juana Inés de la Cruz， 1648 或1651—1695），墨西哥女诗人、学者、修女。大才女，有“第十个缪斯”之称。

[2]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1914—1953），威尔士著名诗人。

[3]高乔诗歌是表现阿根廷潘帕斯草原生活的流派。代表作《马丁·菲耶罗》。

易变的英雄们或曰镜子的易碎

伊格纳西奥·苏维塔

Ignacio Zubieta

（1911 年生于波哥大，1945年卒于柏林）

伊格纳西奥·苏维塔是波哥大最优裕家庭之一的惟一男孩，他的生活方向似乎从一开始就指向了顶峰。他是好学生，出色的体育运动员，十三岁就能正确地说和写英语和法语，身材修长健美，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显得十分出众，他举止落落大方，熟谙西班牙古典文学（十七岁时自费出版了一本关于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伟大诗人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的研究专著，受到哥伦比亚文学界一致好评）。他是一流的骑手，同代人中的马球冠军，优秀的舞蹈演员，穿着无可挑剔（稍稍偏好运动装），书迷，爱玩儿但没有恶习，他身上的一切都预示着成就辉煌或者至少会为国为家带来好运。但是，他赶上（和选择）的可怕时代或者机缘不可避免地摧毁了他的前途。

十八岁时他出版了一本贡戈拉[1] 风格的诗作。评论界认为有价值，有意义，但是丝毫无助于那时的哥伦比亚诗歌的发展。苏维塔明白个中缘由。六个月后，在好友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陪同下，他前往欧洲。

在西班牙，他出入上流社会的沙龙。人们爱上了他的青春、可爱、聪明以及那时他修长身材上方笼罩的悲情意蕴。据说（那时波哥大报纸的花边新闻专栏里的说法），他与巴哈蒙特斯公爵夫人过从甚密。这位夫人孀居，富有，比他大二十岁。但没有任何证据能证实这件事。他在卡斯特亚纳大街的住处是诗人、剧作家和画家聚会的地方。他着手研究16 世纪冒险家埃米略·恩里克的生平和著作，但没完成。写诗，但不发表，很少有人看到。去欧洲和北非旅行，不时地给哥伦比亚的杂志写些游记，画些风景素描。

在1933 年，有人说他险些闹出丑闻。他离开了西班牙，在巴黎作短暂停留，游览俄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苏联给他留下的印象是矛盾和神秘的：在不定期给哥伦比亚报纸的投稿中，他赞美莫斯科的建筑，赞美辽阔的雪原，赞美列宁格勒的芭蕾舞演出。对政治的看法他很谨慎，或者说没有看法。他把芬兰描绘成一个玩具王国。觉得瑞典妇女都像滑稽可笑的农妇。认为挪威的峡湾里没有自己的诗人（易卜生令人恶心）。六个月后，他回到巴黎，在埃乌丝大街一套舒适的公寓里安家落户。不久，他那位密友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与他会合同住。此前，费尔南德斯由于患上肺炎不得不留在哥本哈根养病。

苏维塔的巴黎岁月是在马球俱乐部和艺术家聚会中度过的。他对昆虫学有了兴趣，去巴黎大学听安德烈·蒂鲍教授的课程。1934 年，他去柏林旅行，陪同者有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和一位年轻的新朋友、画家菲利普·勒梅西埃，他画过一些令人头晕目眩的风景画和“世界末日场景”。苏维塔用某种方式保护他。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不久，苏维塔和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去巴塞罗那旅行，后来又到了马德里。在此逗留了三个月，拜访了为数不多没有逃走的几个朋友。后来，让不少熟人大吃一惊的是他俩进了佛朗哥的占领区，作为志愿者加入了佛朗哥的军队。苏维塔在军队里升迁很快，作战英勇，获得不少勋章，但也不是总能得到。少尉升中尉，后来几乎没有停留就又升到了上尉；据说，他参加了占领梅里达小块地区的行动，参加了北方战役，参加了特鲁埃尔战役。但是战争结束时，他是在南方的塞维利亚，在行政部门服役。哥伦比亚政府非正式地任命他为驻罗马的文化参赞。他谢绝了。他骑白马参加了1938 和1939 年韦尔瓦者的朝圣活动，活动办得平平淡淡，但是还算喜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和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正在毛里塔尼亚旅行。整个战争期间，波哥大报界仅仅收到两篇他写的文章。尽管苏维塔就是那些正在发生的政治和社会事件的得天独厚的见证者，他却没有在文章里提及。在第一篇文章里，他描写了撒哈拉大沙漠里的各种昆虫。第二篇写的是阿拉伯马，与哥伦比亚驯养的纯种马做了比较。丝毫没有提及西班牙内战，没有提及笼罩在欧洲上空的灾难，没提文学，没提自己。可是，他的哥伦比亚朋友们依然翘首盼望着苏维塔的大作问世，因为此人命中注定是个大才子。

1941 年应好友狄奥尼西奥·里特鲁埃豪之约，他第一批参加了西班牙志愿师，老百姓称之为蓝师。在德国训练期间（他觉得乏味得要命），与密友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一道翻译席勒的诗歌，后来同时发表在卡塔赫纳[2] 的《现存的诗歌》杂志和塞维利亚的《诗学与文学灯塔》上。

在俄罗斯，他参加了沃尔科夫河流域的军事行动，参加了波萨德和克拉斯尼耶– 波尔战役，由于表现英勇获得了铁十字勋章。1943 年夏天独自回到巴黎，因为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受伤在里加的军队医院养病。

在巴黎，苏维塔恢复了社交活动。经常与作家和艺术家见面。在画家勒梅西埃的陪同下去西班牙旅行。据说，他再次见到了巴哈蒙特斯公爵夫人。马德里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他翻译的席勒著作。他听到许多赞美之声，应邀出席一些聚会，受到上流社会宠爱；但是，苏维塔已经不是当年的苏维塔了：一张严肃的面纱罩在脸上，他仿佛预感到了死神的提前到来。

同年10 月蓝师被遣返回国，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也回到了西班牙。二人在加的斯重逢。他俩加上勒梅西埃，三人一道去了塞维利亚。后来去了马德里，举办了席勒诗作朗诵会，地点在大学剧场，与会者来自四面八方，非常热情。接着，三人去了巴黎，并最终在那里定居下来。

在盟军登陆诺曼底之前的几个月里，苏维塔与卡洛马格诺旅[3] 的军官们有所接触，但是法国党卫军组织的档案里没有苏维塔的名字。苏维塔佩戴着上尉军衔，重返俄国前线，仍然有密友费尔南德斯－戈麦斯陪同。勒梅西埃于1944 年10 月收到了苏维塔从华沙写来的信，其中有一部分后来成为苏维塔的文学遗产。

加入了顽强的法国党卫军之后，在第三帝国的末期，他所在的营被围困在柏林。据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的日记记载，苏维塔死于1945 年4 月20 日的柏林巷战中。当月25 日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把苏维塔的部分文稿以及他自己的一盒文稿材料交给了瑞典驻德国大使馆，1948 年该大使馆把这些东西转交给了哥伦比亚驻德国大使。苏维塔的文稿最后转交到了他家属手中。1950 年波哥大出版了精美的苏维塔诗集，由勒梅西埃画插图。这位画家最终定居在这个美丽的南美洲国家。这本诗集题为《鲜花十字架》。每首诗不超过三十行。第一首题为《白纱十字架》；第二首题为《鲜花十字架》；以下都是各类十字架（倒数第二首是《铁十字勋章》；最后一首是《废墟十字架》）。无需赘言，这些作品归根到底都有自传性质，但是经过了神秘的语言处理后都带上了朦胧的色彩，对于那些试图从中钩沉出苏维塔生活经历的人来说，它们晦涩难懂，神秘的色彩总是笼罩在侨居生活、选择前途、显而易见的无意义死亡上。

苏维塔的其他作品鲜为人知。有人断言，没有其他作品了，或者说，只有一些令人失望的讽刺短文。有一段时间，人们推测苏维塔有过一本500 多页的隐私日记，让他母亲付之一炬了。

1959 年波哥大有一群极右分子获得了勒梅西埃的许可但未经苏维塔家属同意（后者把勒梅西埃和出版商告上了法庭）出版了《铁十字勋章：一位与布尔什维克作战的哥伦比亚人》（显然，苏维塔对这正副标题都不能负责）。这部长篇或者说中篇小说（80 页，有五张苏维塔身穿军服的照片，其中一张是在巴黎一家餐厅里，面带冷笑，展示铁十字勋章—可能是“二战”中惟一颁发给哥伦比亚人的）是对袍泽之谊的赞美，是这类文学中无论如何都会出现的主题之一。那时有位评论家把这部作品界定为斯文·哈塞尔[4] 与何塞·马里亚·佩曼[5] 的混合物。

[1]贡戈拉为西班牙黄金时期伟大诗人，诗作用词怪僻夸张，含意晦涩艰深。

[2]哥伦比亚城市。

[3] 法国支援德军的志愿兵部队。

[4] 斯文·哈塞尔（Sven Hassel，1917—2012），丹麦作家，出身士兵，写以“二战”为背景的自传体小说。

[5] 何塞·马里亚·佩曼（José María Pemán，1898—1981），西班牙著名记者、诗人和剧作家，皇家语言学院院士。系西班牙保守派阵营的首领之一。

赫苏斯·费尔南德斯－戈麦斯

Jesús Fernández-Gómez

（1910 年生于卡塔赫纳，1945年卒于柏林）

赫苏斯·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的生平和创作一直默默无闻，直到他死后三十年阿根廷第四帝国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部分作品为止。其中一部长180 页的自传体小说《一个美洲长枪党人在欧洲斗争的岁月》是作者在里加军队医院养伤时用了三十天写出来的；书中讲述了自己在西班牙内战中以及在俄罗斯作为250 师（著名的西班牙蓝师）志愿兵的惊险故事。另外一部著作是长诗，题为《新秩序宇宙起源学》。

先从《新秩序宇宙起源学》说起吧。全诗有三千行，写于1933 至1938 年，分别在哥本哈根和萨拉戈萨[1] 写成。这部带有史诗野心的长诗讲述了两个平行发展又不断相互穿插的故事。一个是一位日耳曼武士必须杀掉一条毒龙；另一个是一位南美学生必须在恶劣的环境里表现自己的生存价值。日耳曼武士一天夜里梦见自己杀掉了那条毒龙，在毒龙原来的王国里建立了新秩序。南美学生梦见了自己必须杀人，必须服从杀人的命令，必须弄到枪并潜入被害人的房间，他一进房间只看到“大量让他永远失明的镜子”。日耳曼武士醒来之后，满怀信心地去搏杀，最后死于搏斗中。南美学生失明后，在一座寒冷的城市街道上漫步，直到死去为止，那造成他失明的闪光反而让他精神振作了。

《一个美洲长枪党人在欧洲斗争的岁月》开篇处回顾了作者在自己的故乡卡塔赫纳，在自己“贫穷但诚实和幸福”的家庭里的童年和少年生活；讲述了最早的读书体验和最早的诗作。接下来讲述自己与苏维塔在波哥大一家妓院相识的经过，讲述了这两个年轻人的友谊、共有的雄心壮志以及周游世界和冲破家庭束缚的愿望。第二部分记录了在欧洲的岁月：住在马德里一套公寓里，新结识的友人，他和苏维塔最初的争吵（甚至大打出手），堕落的老男人和老女人，无法在家里工作的原因，长时间躲在国家图书馆，那些大部分时候颇愉快但有时也不顺的旅行。

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对自己的青春年华感到惊奇：他说到了自己的身体、性功能、阴茎的长度和酒量（他讨厌喝酒，喝酒是因为要适应苏维塔的习惯），说到了自己连续几天不睡觉的本事。他还对自己在遇到困难时能够轻易地回到内在世界感到惊奇和高兴；文学创作给他带来安慰，他希望写出伟大的作品，能让他“感到有尊严，会洗涤一切罪孽，赋予他生活和牺牲的意义”， 哪怕对这“牺牲”的性质感到一头雾水。他想说说自己，而不是苏维塔，但是他自己也承认，苏维塔的影子“紧紧地绕在他脖子上，如同强制要求打上的领带，或者如同要命的忠心”。

他未在书中涉及政治话题。他认为希特勒是欧洲的恩人，别的不再多说。但是，能具体接近权力让他感激涕零。书中大量描写了这样一些场面：陪同苏维塔一道参加社交晚会或者礼仪活动、领奖、阅兵、做弥撒和舞会。对于那些位高权重的人—通常总是将军或者教会的权威人物—都有详尽的描写，行文的口气如同母亲描写儿女那样充满爱意和唠叨。

西班牙内战对他来说是个重要时期。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热情和勇敢地参战，但是他立刻明白了苏维塔在身边是个沉重的包袱，并且把这个想法写进了书中。对1936 年马德里战事的再现是逼真和生动的（他和苏维塔像活动在幽灵中的幽灵，寻找那些逃避红色恐怖的朋友，或者去拉美使馆打听消息；接待他俩的那些外交官令人失望，他们很少或者根本不提供有用的情况）。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很快就适应了这特殊环境。军旅生活，前线的艰苦，行军和撤退都没有影响他的精神状态和情绪。他有时间读书、写作、帮助苏维塔（处处依赖他）、思考未来和制订回哥伦比亚的计划（始终没能完成）。

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他与苏维塔的关系更加密切，几乎没有过渡就转而参加了蓝师去俄国的冒险行动。他用令人震惊的现实主义手法，没有半点抒情诗的痕迹，叙述了波萨德战役。描写被炮火打得血肉横飞的身体偶尔令人想起弗朗西斯·培根[2] 的画作。书的末尾说到了里加军队医院的悲惨情景，袒露了他这位战后武士卧床休息、没有朋友时的孤独心情，以及他只能沉湎在波罗的海令人惆怅的黄昏里，悲哀地将此情此景与远方的卡塔赫纳的黄昏作比较。

《一个美洲长枪党人在欧洲斗争的岁月》虽然未经修订，却因为是在切身经历的范围内写出来的作品而有力量，另外它对苏维塔生活中鲜为人知的侧面有着丰富多彩的具体说明。因为涉及私密，就不多说了。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躺在里加的病床上对苏维塔多有指责，我们就只记录他关于翻译席勒诗作中二人纯文学的关系吧。不管怎么说吧，两位好友又重逢了，尽管有第三者（画家勒梅西埃）在场，三人与那个有争议的查理曼大帝师重新上路了。很难说清楚究竟是谁把谁拖进了后来的冒险活动中。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的最后一部作品是色情小说《布拉卡蒙特女伯爵》（不管它是否是真的最后一部）， 是由哥伦比亚卡利城奥丁出版社于1986 年出版的。有见识的读者会轻而易举地辨别出故事中的女主角就是巴哈蒙特斯公爵夫人，书中两青年就是时刻不分离的苏维塔和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小说里不乏幽默感，尤其是对1944 年巴黎那个时代的描写。可能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的笔墨有些夸张，他笔下的布拉卡蒙特女伯爵三十五岁，而不是人们猜测的巴哈蒙特斯公爵夫人四十挂零的年纪。在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的小说里，那两个哥伦比亚青年（名叫阿吉雷和加尔曼迪雅）与公爵夫人共度良宵。白天二人或睡觉或写作。作品对安达卢西亚地区各种花园的描写既细致又生动。

[1]西班牙城市。

[2]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909—1992），英国画家，擅长以扭曲的肢体表达精神困境。

先驱与反对启蒙运动的人们

马特奥·阿吉雷·本戈埃切阿

Mateo Aguirre Bengoechea

（1880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940 年卒于里瓦达维亚海军准将城[1]）

马特奥·阿吉雷·本戈埃切阿在阿根廷丘布特省拥有一座大庄园。他亲自管理，很少有朋友能进入那里。他过的日子很神秘，有时是田园式的静修生活，有时又像大力神化身般的活跃。他喜欢收集手枪和匕首，喜欢佛罗伦萨画派但是讨厌威尼斯画派。他十分熟悉英语文学，虽然定期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欧洲的书店订购图书，但是藏书没有超过一千册。讲究独身生活，对瓦格纳的音乐、某些法国诗人（科比埃尔、卡蒂勒·孟戴斯、拉弗格、班维尔）的诗和某些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奥古斯特– 威廉·施莱格尔、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谢林、施莱艾尔马赫）的著作充满热情。在他写作和处理庄园事务的房间里，摆满了地图和农具；墙壁和书架上各类字典和实用手册和平共处，同时存在的，还有阿吉雷祖先的老照片以及他的那些获奖动物的光彩照片。

一生写过四部长篇小说，恰如其分地分布在以下各个时期：1911 年《暴风雨和年轻人》；1918 年《魔鬼之河》；1928 年《安娜与武士们》；1936 年《瀑布之魂》。还写过一本诗集，抱怨自己生不逢时，出生在一个太年轻的国家里。

书信往来很多，这是不可缺少的。与他通信的是欧美各种不同文学流派的作家，他一一认真读他们的作品，但是从来没有以“你”相称。

他以高贵的品位坚决地反对阿方索·雷耶斯[2] 。

去世前，他在一封写给布宜诺斯艾利斯友人的信中预言：人类将进入一个光辉的时期，一个全新黄金时代将胜利降临；他在思考阿根廷人能否有资格进入那样的时代。

[1] 阿根廷城市。

[2] 阿方索·雷耶斯（Alfonso Reyes，1889—1959），墨西哥诗人、作家、教育家、外交官。他所受的古典主义教育和人文主义思想使他的作品十分典雅。

希尔维奥·萨尔瓦蒂科

Silvio Salvático

（1901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994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

希尔维奥·萨尔瓦蒂科年轻时曾提出多项主张：恢复宗教裁判所；恢复当众体罚制；长期对智利、玻利维亚、巴拉圭进行战争，把这种战争当成国民的体育训练；实行一夫多妻制；为避免阿根廷种族异化而消灭印第安人；削减有犹太血统的公民的权利，大量吸引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移民，让国民的皮肤逐渐变白（因为西班牙人与土著人多年混血后皮肤已经发黑）；提供终身文学奖学金；免除艺术家的所得税；建立南美洲最强大的空军；开发南极洲；在巴塔哥尼亚地区建设一批新城市。

踢过足球，当过未来派诗人。

1920 到1929 年期间，写作并出版了十二部诗集，其中有些作品获省、市级文学奖；经常出入文艺沙龙和时尚咖啡馆。从1930 年起，一桩极糟的婚事和众多子女套在了他脖子上。他在首都几家报社当编辑和花边新闻专栏作者，时常出入低级酒吧，研究小说艺术总是不得要领。出版过三部小说：《荣誉场》（1936 ）说的是在鬼魅般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城里存在着的半公开决斗活动；《法国贵妇人》（1949 ）讲述几位善良的妓女、探戈歌手和侦探的故事；《凶手的眼睛》（1962 ）奇怪地预言了七八十年代才有的精神病杀手电影。

他死于路罗镇的养老院里，仅有的家当是一个装满了旧书以及未发表手稿的行李箱。

他的作品从未再版。未表发的手稿可能被养老院的看护扔进了垃圾堆或者付之一炬了。

路易斯· 丰泰那·达·索萨

Luiz Fontaine Da Souza

（1900 年生于里约热内卢，1977年卒于里约热内卢）

青年时期著有《驳伏尔泰》（1921），赢得了巴西天主教文学界好评。鉴于该作品篇幅宏大—640 页，加入了丰富的评论和书目资料，作者又如此年轻，从而赢得了学术界的赞美。1925 年似乎为了延续他第一部著作的光辉前景，《驳狄德罗》问世了，这部作品长达530 页；两年后，《驳达朗伯[1] 》出版，长达590 页。这三部著作使他成为巴西天主教哲学界的魁首。

1930 年出版《驳孟德斯鸠》，长620 页；1932 年出版《驳卢梭》，长605 页。

1935 年他在佩特罗波利斯[2] 一家医院住了四个月，治疗精神病。

1937 年出版的《巴西问题备忘录之后的欧洲犹太人问题》，如同他的其他作品一样也是一部煌煌巨著（552 页），阐明了如果巴西的混血现象普遍化，那么潜在的种种危险会接踵而至（混乱，滥交，犯罪）。

1938 年出版了《驳黑格尔，首先简要地驳马克思和费尔巴哈》（635 页），许多哲学家，包括某些读者，都认为这是狂人之作。丰泰那是无法驳斥的，他熟悉法国哲学（因其精通法语），德国哲学则不然，他不通德语。他对黑格尔的“驳”，常常把黑格尔与康德等人混淆，更糟糕的是与让·保罗、荷尔德林[3] 、路德维希·蒂克[4] 混淆，据评论家们说，此事令人遗憾。

1939 年他出版了一本言情小说，让人们大吃一惊。在短短的108 页里（篇幅短小也令人吃惊），讲述了一位葡语文学教授追求新汉堡[5] 一位几乎是文盲的有钱女子的爱情故事。小说题为《对手的搏斗》，勉强售出了几本，但是作品优美的风格、敏锐的感觉以及完美简洁的结构，都没有被评论家忽略，他们毫无保留地大加赞扬。

1940 年他再度住进佩特罗波利斯疗养院，三年后才出院。在疗养院的漫长时间里（即使偶尔由于过圣诞节或者与家人度假而外出，也总是有一名女护士严格护理），写了《对手的搏斗》续篇《阿莱格里港的黄昏》， 副标题为“新汉堡启示录”，阐明这部作品的整体意思。故事的起点正是《对手的搏斗》的中断处。《阿莱格里港的黄昏》放弃了优美的风格、敏锐的感觉以及完美简洁的结构，从几个视角讲述这座巴西南部城市的一个漫长而又快速消失的黄昏时光，与此同时，在新汉堡（由此引出《新汉堡启示录》这个副标题），那位富有但不识字的女继承人的仆人们、亲属和随后赶来的警察，在女继承人卧室中巨大的四柱床下，发现她已死于乱刀之下。按照作者家属的吩咐，这部小说直到60 年代很晚的时候才得以出版。

后来，经过一段漫长的沉寂时期，直到1943 年，他才在里约热内卢一家报纸上发表一篇反对巴西参加“二战”的文章。1948 年，他在《巴西妇女》杂志上发表一篇关于帕拉州、特别是塔帕若斯河与欣古河流域之间花卉与民间传说的文章。

这样到了1955 年《评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第一卷（350 页）问世，只谈《存在与虚无》“导言”中“对存在的探索”的第二和第三节。即“存在的现象和现象的存在”和“反思前的我思和感知的存在”；在他的诋毁中，丰泰那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一直讲到卓别林和巴斯特·基顿[6] 的电影。1957 年第二卷问世（320 页）， 涉及萨特“导言”的第五节，即“本体论证明”，以及第六节，即“自在的存在”。这两本书可以说是悄悄地从巴西哲学界和学术圈溜过去了—鲜为人知。

1960 年第三卷问世。在整整600 页里，谈及了《存在与虚无》第一卷《虚无的问题》的第一章（“否定的起源”）的第三、四、五节（即“虚无的辩证法概念”、“虚无的现象学讨论”、“虚无的起源”）以及第一卷第二章（“自欺”）中第一、二、三节（“自欺和说谎”、“自欺的行为”和“自欺的‘相信’”）。

1961 年在死一般的寂静中（连出版人也打不破）， 第四卷问世（555 页），内容针对《存在与虚无》第二卷（《自为的存在》）第一章（“自为的直接结构”）中的五节（“面对自我的在场”、“自为的人为性”、“自为和价值的存在”、“自为和可能的存在”和“自我和唯我性的圈子”）以及第二卷第二章（“时间性”）的第二和第三节（“时间性的本体论A”、“静态时间B”，此外还有“时间的动力”、“原始的时间性和心理的时间性：反思”）。

1962 年第五卷问世（720 页），里面跳过了第二卷第三章（“超越性”），第三卷（“他人的存在”）第一章的几乎全部小节以及第二章（“身体”）的全部，浓墨重彩地谈及第一章的第三节（“胡塞尔、黑格尔、海德格尔”）以及第三卷（《为他》）第三章中的三节（“对待他人的第一种态度：爱、语言、受虐色情狂”、“对待他人的第二种态度：冷漠、情欲、憎恨、性虐待狂”以及“‘共在’[mitsein] 和‘我们’”）。

1963 年，就在他写第六卷的时候，他的兄弟和侄子们不得不再次把他送进疗养院治疗精神病，他一直住到1970 年。从此没再拿笔。七年后他猝死在里约热内卢雷布隆大街的舒适公寓里，当时他正在听阿根廷作曲家蒂托·瓦斯克斯的唱片，正在向窗外张望，看着里约的夜晚降临、过往的车辆、人行道上闲谈的人们、闪烁明灭的万家灯火和关闭的窗户。

[1]达朗伯系18 世纪法国博物学家，他创立了牛顿第二运动定律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2]巴西东南部城市。

[3] 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著名诗人。他最成功之处是把古典希腊诗文的形式移植到德语中来。

[4]蒂克（1773—1853），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运动的作家、批评家，一个天生的讲故事者。

[5]巴西城市。

[6]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1895—1966），美国默片时代的电影演员和导演。

埃内斯托·佩雷斯· 马松

Ernesto Pérez Masón

（1908 年生于马坦萨斯[1]，1980 年卒于纽约）

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表现主义小说家，颓废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崇拜者，创作了二十几部作品，以优秀的中篇小说《无情》（1930 年于哈瓦那出版）开启了文学生涯，小说讲述了受卡夫卡影响的怪梦，那个时候加勒比地区很少有人知道卡夫卡的作品；最后一部著作是《唐璜在哈瓦那》（1979 年于迈阿密出版），这部散文内容充满怨气，语言刻薄，行文嘎吱作响。

马松是《起源》杂志相当特殊的成员，他与莱萨马·利马[2] 为敌的故事传播甚广。他三次向利马挑战，要与他决斗。第一次是在1945 年，他把决斗的地点定在比那尔德里奥[3] 郊外农村，关于那个地方他写过大量文章，说当地主是如何如何幸福，还从本体论的角度把那说成是命运的安排。莱萨马·利马当然不理睬他的这一挑衅。

第二次是在1954 年，决斗地点选在哈瓦那一家妓院的后院，选择的武器是军刀。莱萨马再次不予理睬。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挑衅发生在1963 年。马松选中的地点是安东尼奥·诺阿拉尔特博士家的后花园，那里正在举行诗人和画家聚会。方式是搏击，这是传统古巴式决斗。莱萨马这回刚好在现场，在埃利赛奥·迭戈和辛蒂奥·魏铁尔帮助下得以逃脱。这一次，马松虚张声势的结果很糟糕。半小时后警察来了，他争辩了几句就被带走了。到了警察局事情变得更糟。据警方说，马松打伤了警察一只眼。据马松说，那是莱萨马和卡斯特罗政权精心设计的圈套，作家和政府不同寻常地勾结在一起找机会陷害他。结果是他被拘禁十五天。

这可不是马松最后一次身陷囹圄。1965 年他的长篇小说《穷人的菜汤》问世。无懈可击的艺术风格媲美肖洛霍夫，故事讲述的是1950 年哈瓦那一个大家庭的苦难。这部作品共有十五章。第一章这样开始：“黑姑娘佩德拉回来了……”；第二章是：“她特立独行，胆怯但执拗……”；第三章是：“胡安是勇敢的……”；第四章是：“她满怀爱意地扑到他怀中……”；很快跳出来一位有经验的审查官。发现每章的第一个字母可以组成一句话，结果是：“希特勒万岁”。这乱子可大了。马松用轻蔑的口气自我辩护道：纯属巧合。一批审查官动手查阅，又有了新发现：每章第二段的字母可以组成一个句子：“混蛋小国”。每章第三段开头字母可以组成：“我们期待”。每章第四段开头字母可以组成：“给你们每人一堆狗屎”。这样一来，由于每章一成不变地都有二十五段，审查官和一般读者很快就可以发现二十五个藏头句。后来他说，我搞砸了，做得太容易了。我真要是弄得复杂些，那谁也发觉不了。

闹乱子的结果是入狱三年。但是最后在大墙里面蹲了两年。期间他用英语和法语出版了他的早期长篇小说。一部是《巫婆们》，讲述某人如何厌恶妇女的故事，里面故事很多，故事里又套故事，作品的结构或说根本没结构很像雷蒙·鲁塞尔[4] 的作品。一部是《共济会的奇才》，一部玩弄词形变化又吊诡的作品，因为无法确切知道马松真正要说的是他先祖思维敏锐呢，抑或是一群共济会成员的才智。[5]19 世纪末时他们在糖厂聚集，策划古巴革命以及随后的世界革命。后来（1940 年）赢得了维尔吉利奥·皮涅拉[6] 的赞扬，认为这是古巴版的

《巨人传》。再一部是《绞刑架》，讲述一个晦涩的故事，写法上是黑暗的、加勒比式的哥特风格，流露出对共产党人的恐惧（奇怪的是第三章集中讲述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柏林战役的英雄朱可夫元帅的军事生涯；这章本身虽然与作品的其他内容毫无关系，却成为20 世纪上半叶拉美文学的华彩篇章之一），对同性恋的厌恶，对犹太人和黑人的仇恨，这招致了皮涅拉的反对，但皮涅拉始终承认这部作品像一只沉睡的鳄鱼，有着令人害怕的力量，它很可能是马松最好的作品。

直到1959 年古巴革命胜利之前，马松一直在哈瓦那一所高等学院里担任法语文学教授。50 年代时曾经试图在他那故事里常说的比那尔德里奥乡下的一亩三分地上种植花生和山药，后来新政权把他的土地收归国有了。关于他出狱后在哈瓦那的生活，故事成堆，但多数是瞎编。据说，他成了警察的线人，说他为政府里一位著名政治家写了许多演讲稿，说他成立了一个有法西斯倾向的诗人和杀手的秘密帮会，说他练巫术，说他访遍了作家、画家、音乐家，请大家为他在当局面前说情。

他说，我只想工作，只想干活，只想做我惟一会做的事情，就是写作。

出狱时，他已经写完了一部200 页的小说，没有哪家古巴出版社敢出版。作品讲述古巴60 年代扫盲运动初期的情况，故事写得无懈可击。审查官们在字里行间徒劳地寻找晦涩的信息，结果白费力气。尽管如此，仍然不能出版。马松把仅存的三份手稿付之一炬。多年后，他在回忆录里写道：这部作品从头到尾就是一部“绝密”密码手册；但是已经没有作品能证明了，他这一说法就算可信，在迈阿密的流亡者圈子里也遭冷遇，他们指责他早期急急忙忙地赞美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和切·格瓦拉。马松回击的办法是写了一部色情小说（以阿贝拉尔多·德·鹿特丹的名义出版），口气凶狠地反对美国政府，把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巴顿将军写成主人翁。

1970 年，据他的日记所述，他打算成立一个“反革命文学家和艺术家”组织。加入这组织的有画家阿尔西德斯·乌鲁希亚和诗人胡安·何塞·拉萨·马尔多内斯，可是没人知道这两人的情况，可能是马松虚构的人，除非是亲卡斯特罗政权的作家化名，在某个时候成了疯子或者想玩两面派手法。这个组织的大写缩写字母是G.E.A.C ，据某些评论家分析，暗藏着“古巴雅利安作家组织”的意思（或许是加勒比地区？），详情直到马松在纽约安逸地定居后方才在回忆录中说出。

他被政府孤立起来的岁月已经属于传说了。也许有过二次入狱的事情发生，也许没有。

经过多次失败后，他终于在1975 年离开了古巴，定居纽约。在那里，他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写作和参加辩论会。五年后逝世。《古巴作家辞典》（哈瓦那1978 年版）对卡夫雷拉·因方特[7] 忽略不提，却令人吃惊地选收了马松。

[1] 古巴西北部城市。

[2]何塞·莱萨马·利马（José Lezama Lima，1910—1976），古巴著名作家，对拉美文学影响深远。创办有《起源》杂志，许多作家正是通过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作品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

[3]古巴一省会。

[4]雷蒙·鲁塞尔（Raymond Roussel，1877—1933），法国作家，以独特的写作风格影响了20 世纪的法国文学。

[5]西班牙语中“马松”与“共济会成员”均是“Masón ”。

[6]维尔吉利奥·皮涅拉（Virgilio Pi.era，1912—1979），古巴著名诗人、小说家、剧作家。

[7]卡夫雷拉·因方特（Cabrera Infante，1929—2005），古巴著名流亡作家。

被诅咒的诗人

佩德罗· 冈萨雷斯·卡雷拉

Pedro González Carrera

（1920 年生于智利康塞普西翁，1961年卒于瓦尔迪维亚）

关于佩德罗·冈萨雷斯·卡雷拉为数不多的一些赞扬性的传记资料，一致认定他的著作辉煌，他的生平灰暗，也许其中不无道理。他出身寒门，小学教员，二十岁成家，生有七个子女；命途多舛，长期在山村小学教书，家庭不幸或者个人受辱让经济拮据的状况雪上加霜。

他早期的诗作是对坎波阿莫和埃斯普龙塞达等人不成熟的模仿。[1] 二十一岁在《南方花卉》杂志上发表了第一首诗。这家杂志专门宣传“农业、畜牧业、教育和渔业”；编委会由一群康塞普西翁和塔尔卡瓦诺两市的小学教员组成，其中的重要角色弗洛伦西奥·卡波是诗人的发小。据为冈萨雷斯作传的作家们说，他在二十四岁时打算在《圣地亚哥教育学院杂志》上发表第二首诗。

卡波那时已经迁居到首都，是杂志的撰稿人，据他自己说，没看冈萨雷斯那首诗就介绍给了杂志。那首诗发表了，同时发表的还有二十首其他诗人的作品，他们有的是首都的老师，但绝大多数是外省的，他们也是这本杂志的核心读者群。此事虽然仅限于国内教育界，但立刻成了丑闻，而且掀起了轩然大波。

这首诗完全摆脱了坎波阿莫式的甜言蜜语。冈萨雷斯这首三十行干净利落的诗要求为元首[2] 被唾骂的军队恢复名誉，为意大利人的勇气恢复名誉（那个年代，无论拥护同盟国还是轴心国的圈子都一致认定意大利人是胆小鬼；一位圣地亚哥的政治家说到一旦与意大利化的阿根廷人发生边境冲突，智利政府只要派遣一个连的纯种智利警察就可以击败阿根廷的一个师，此言传遍全国）；同时，他的诗自然而然地就否定了意大利必败的说法，他还信誓旦旦地保证最后的胜利“一定会秘密地、出其不意地”来到意大利人手中。

那场风波（冈萨雷斯那时在圣巴巴拉附近一个小村里教书，是通过三封信得到消息的；其中一封信是卡波写的，他反对了冈萨雷斯的立场，重申了友谊，开脱了责任）帮助《铁心》杂志与他建立了联系，也使得教育部把他的名字列入潜在的法西斯第五纵队名单上。

接下来，他在1947 年才又开始发表作品。发表了三首诗，是抒情与叙事的混合，是现代主义与超现实主义隐喻的混合，使用的意象有时令人困惑：冈萨雷斯眼里的男人们都穿着盔甲，是“另一个星球上的墨洛温[3] 王朝的人”，他们行走在没有尽头的木制走廊里；他眼里的女人们都是金发女郎，她们睡在露天的小溪边，溪水腐臭；他眼里的机器好像只在夜间运转，反射出的闪光像“犬牙做成的头饰”。看见人们的动作（没加描写）令人恐惧，但是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诗中的地点不是地球，而是一个平行宇宙，在那里“意志和恐惧是一回事”。

1948 年他在《铁心》杂志上又发表了三首诗。那时他已经迁居到蓬塔阿雷纳斯[4] 去了。这三首诗与前三首在场景和氛围上保持一致，稍稍有些变化而已。冈萨雷斯在1947 年3 月8 日致卡波的信中，在抱怨工作艰难和家庭经济拮据的同时，认定自己写诗的灵感产生于1943 年夏天。那一年外星的墨洛温王朝的人们第一次来访。但究竟是梦中来访呢还是真的来访，冈萨雷斯没有说明。在致卡波的信中，话题拓展到了言语的混乱、耶稣显灵、隧道尽头的神奇意象。信中说，他在小学校里工作到深夜，感觉又困又饿，打算起身回家。没站起来，或者是没完全站起来，信中未说清楚。后来，一小时后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附近的荒地上，脸朝上，天上繁星遍布，于是，所有的诗从头到尾都在他的脑子里。卡波不仅收到了信，还同时收到了冈萨雷斯寄的《铁心》杂志，读完之后他回信说：应该赶快搬家，否则在那样孤独的环境里人是会发疯的。

冈萨雷斯听从了关于迁居的劝告。但是仍继续固执地要开发自己的诗歌富矿。在随后发表在圣地亚哥一家报纸文化副刊上而不是《铁心》杂志（那时已经不存在了）上的三首诗中，他放弃了对超现实图像的歌颂，放下了象征主义的包袱，放弃了对现代主义怪癖的追求（应该指出的是，冈萨雷斯对上述几个流派实际上几乎一无所知）。如今他的诗句简洁明快，意象简单；在上述六首诗中常用的形象经受了巨大的改造：那些墨洛温王朝的武士变成了机器人；那些女人在意识的臭水河边垂死挣扎；那些无缘无故开垦土地的神秘拖拉机变成了来自南极的秘密船只，或者变成了神迹（“神”是大写的）。这一回，他用对比的方式描绘了一个形象：作者自己的形象，迷失在祖国无边原野的模样：像个法律公证人一样注视着奇迹的出现，但总之一句话，他不知道为什么奇迹会出现，不懂得这一现象学理论，不懂得奇迹的终极目的。

1955 年冈萨雷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做了巨大的牺牲，出资在马乌莱省会考克内斯市一家印刷厂自费印刷了一本只有十二首诗的小册子。那时他已经搬到该市居住了。小册子名叫《十二》，封面是作者亲自设计的。如果要谈谈冈萨雷斯为了给自己的诗配插图（都是亲自作画，这些画作直到他死后方才被人们了解），那么封面上的是第一幅，值得多说一句：封面上“十二”这两个字下方是老鹰的爪子抓住一个火焰中的万（卐）字饰。万字饰下面依稀可见一片起伏的海浪，像是孩子的画。海浪中，可以清楚地看见有个孩子在哭喊：“妈妈，我害怕。”这句话用模模糊糊的对话框表现。孩子和大海下方，有些线条，有些污迹，不知道是火山还是印刷缺陷。

这十二首新诗为以前的九首增加了新形象和新风景。在机器人、意识流和船只的基础上，现在添加了“命运”和“意志”，这两者的化身是躲藏在船舱里的两个偷渡者；还加上了“疾病机器”、“语言机器”、“记忆机器”（从远古开始就有破损）、“虚拟机器”、“精准机器”。以前诗中惟一的人（就是冈萨雷斯）现在加上了“残忍律师”— 一个有时说话像一般智利人（或是小学老师标准上的“一般”人），有时说话像女预言家或希腊预言家的怪人。这十二首诗的场景依然和以前的一样：深夜里的旷野，或者是设立在智利腹地的大型剧场。

这个小册子完全被人们忽视了，尽管冈萨雷斯不遗余力地给首都和外省各个报纸寄送样书。瓦尔帕莱索一个花边新闻专栏作家写了一篇讽刺性的书评，题目是《咱们也有了一位乡下的儒勒·凡尔纳》。在一份左翼报纸上，有人著文说智利的文化生活正在法西斯化，例证之一就是这本小册子。其实，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没人看这小册子，更谈不上支持它，也许卡波例外，但他在远方，二人的友谊也因为《十二》封面上的插图而被冲淡了。在考克内斯市，有两家文具店让小册子陈列了一个月。后来就交还给了作者。

冈萨雷斯顽强地继续写作和画画。1959 年他给圣地亚哥两家出版社寄去了一部长篇小说的手稿。两家后来都退稿了。在致卡波的信中，他谈到了这部长篇小说，说是一部科学著作，汇总了他传给后代的科学知识，但众所周知并且显而易见的是，他的物理、天体物理、化学、生物和天文知识都是一片空白。乔迁到瓦尔迪维亚附近的小村后，本来已经虚弱的身体终于垮了。1961 年6 月他在瓦尔迪维亚省立医院逝世，终年四十岁。被葬在乱坟岗。

多年以后，多亏了爱斯基尔·阿兰西维亚和胡安·艾琳·拉索两位操心—他俩熟悉冈萨雷斯发表在《铁心》上的诗作，开始对冈萨雷斯的作品进行搜寻和严肃的研究工作。幸运的是，冈萨雷斯的遗孀在先，一个女儿在后，保存了冈萨雷斯的大部分文稿。最后是弗洛伦西奥·卡波，他于1976 年献出了老朋友写给他的信。

这样，1975 年由阿兰西维亚编辑和注释的《冈萨雷斯诗全集》（350 页）第一卷问世。

1977 年第二卷也是最后一卷出版（480 页），附有1945 年冈萨雷斯编制的创作总计划的说明以及数量众多且具有更多创意的图画，是作者用来帮助自己理解那个“困扰我心灵的最新灵感”的来临。

1980 年长篇小说《残忍的律师》问世，献词很是奇怪：“献给我那位意大利朋友、陌生的士兵、可笑的牺牲者”。作品（150 页）邀请读者小心翼翼地翻阅：不追随风潮（冈萨雷斯身居马乌莱省也很难了解文学风潮），不对读者迁就，不对自己迁就。阿兰西维亚在前言中给这部作品下的定义是：冷酷但迷人。

最后，1982 年《书信全集》—一本90 页的小册子问世。里面有他恋爱时写的情书、给好友卡波的信（是本书的主体）以及给杂志主编、同事、教育部官员的信件。关于他的创作说得不多；关于他不得不经受的苦难说得不少。

如今，在考克内斯市郊区，靠近瓦尔迪维亚北部被拆掉的广场附近，多亏了《南半球评论》策划和编辑们的倡议，有几条小街用佩德罗·冈萨雷斯·卡雷拉的名字命名。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是在纪念谁。

[1] 均为西班牙19 世纪浪漫主义诗人。

[2]这里指墨索里尼。

[3]墨洛温（486—751），法国第一个封建王朝。

[4]智利最南端城市。

安德烈斯·塞佩达·塞佩达，绰号“贵族骑士”

Andrés Cepeda Cepeda, llamado el Doncel

（1940 年生于阿雷基帕[1]，1986 年卒于阿雷基帕）

塞佩达的起步阶段深受阿雷基帕诗人和音乐家马科斯·里卡多·阿拉尔孔·查米索的良好影响。他俩经常在“安第斯山凤尾船”餐厅联手写诗，消磨下午时光。1960 年塞佩达出版了小册子《皮萨罗大街的命运》，副标题为“无尽的门”，预想在新大陆纵横着一系列“皮萨罗大街”，其功能一旦被发现（因为“皮萨罗大街”通常是隐藏的）将给“美洲概念”提供一个新框架，其中的

“意志”和“梦想”会融合在一种对现实的新看法—一种“美洲的觉醒”—里。《皮萨罗大街的命运》中有十三首诗，均用相当模糊的十一音节诗行组成；评论界持冷漠的态度。只有阿拉尔孔·查米索例外，他给《阿雷基帕先驱报》写了评介文章，特别赞扬了作品中的音乐感，那种“埋藏在热烈语言背后的音节神秘感”。

1962 年塞佩达开始为双月刊《全景》杂志撰稿。出版地点在利马。主编是著名的大律师、能言善辩的安东尼奥·桑切斯·卢汉。塞佩达认识这位大律师的地方是阿雷基帕扶轮社为欢迎大律师而举办的晚宴上。他的笔名“贵族骑士”就是那时诞生的。从此，无论是政治赞美诗还是影评和书评都署名“贵族骑士”。1965 年他把为《全景》撰稿与为《秘鲁晚报》每日的专栏文章结合起来。该报的业主是面粉和海产大亨、卢汉的干亲，名叫佩德罗·阿尔戈特。那时塞佩达正处于少数的光辉时刻：他的文章像约翰逊博士那样五花八门，招致人们长期的反对和怨恨。无论什么问题，他都发表意见，自认为能解决万事。然而却连连出错，连连被起诉，连连输官司。1968 年就在他的首都生活变成了混乱的漩涡时，他再版了《皮萨罗大街的命运》，在原来十三首诗的基础上，又补充了新创作的五首，正如他在自己的专栏文章里（《诗人的劳作》）坦白的那样，这些诗花费了他八年的艰苦努力。这一次，尽管有“贵族骑士”的名气，这本诗集仍未能免遭讨伐，那是最尖锐的抨击。在评论家们使用的形容词里，挑几个最刺耳的吧：史前纳粹之作，次品，资产阶级拥护者之作，资本主义傀儡之作，中央情报局特工之作，白痴诗人的蹩脚之作，抄袭埃古伦[2] 之作，抄袭萨拉萨尔·邦迪[3] 之作，抄袭圣—琼·佩斯[4] 之作（这个指责的提出者是圣马可大学里一位特别年轻的诗人，他在大学范围里还引发了追随与反对圣—琼·佩斯之间的论战），从阴沟里爬出来的狗腿子之作，廉价的预言家之作，强奸西班牙语之作，替魔鬼写诗者之作，落后教育的产物，暴发户之作，神志不清的乡巴佬之作，等等，等等。

但是，《皮萨罗大街的命运》第一版和第二版之间的差别并不明显。最明显的差别有以下几处：阿雷基帕版有十三首诗，献词是写给阿拉尔孔老师的；利马版有十八首，没有献词。原来的十三首中，只有第八首、第十二首、第十三首经过润色和小改动，有些同义词（困境代替困难、才智代替理智、多样代替混杂）与原意小有区别。而新增加的五首新诗则似乎按照同一个模子炮制出来：都是十一音节诗行，刻意追求一种有气势的腔调，刻意追求一种神秘性，创作手法平平淡淡，时不时来点穿凿附会，毫无创意可言。但这后五首诗补充了一些意思，或者是对前十三首诗阅读后的深入思考或者启发性说明。有了这五首，从前神秘、模糊、老一套的借助神话人物的办法，变成了明白无误、是非清楚的思想。那么这位“贵族骑士”追求什么呢？他赞成什么？赞成回归铁器时代，那应该是在皮萨罗[5] 统治时期吧。他主张秘鲁种族对抗（那时只说到秘鲁，而这一点也许比他的种族斗争论重要，为此，另外有两首诗他取消了种族斗争论，现在他包括了智利、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后来，他主张秘鲁与阿根廷（阿根廷包括乌拉圭和巴拉圭）对抗，对此，他命名为卡斯托耳与波吕丢刻斯之争[6] 。胜负难料。预测双方的失败将在3033 年。在最后三首诗里，他不遗余力地提醒一个金发婴儿将诞生在一个死一般的利马的废墟里。

作为诗人的塞佩达的声望持续的时间不到一个月。

“贵族骑士”的文学生涯要长一些，但他风光的时刻已成往事。由于塞佩达公开批评了某部部长的无能（这是众所周知且公认的），由于他批评了一位印第安血统的啤酒业大亨，为了平息权贵人物的震怒，《秘鲁晚报》拿他当替罪羔羊，先是骂他无端诽谤他人，接着请他走人。

他再也没出版过任何书。

余生靠给《全景》杂志撰稿度日，有时在广播电台打零工。偶尔也给报社做做校对。起初，他身边还有些欣赏他的人，他们自称“贵族骑士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小撮人也就逐渐散去了。1982 年他重返阿雷基帕，开了一家小小水果店。1986 年春天，因脑溢血猝死。

[1]秘鲁城市。

[2]何塞·埃古伦（José María Eguren，1874—1942），秘鲁著名诗人。

[3]萨拉萨尔·邦迪（Salazar Bondy，1924—1965），秘鲁著名诗人、小说家、评论家。

[4]圣-琼·佩斯（Saint-John Perse，1887—1975），法国著名诗人。

[5]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1475—1542），西班牙殖民者，征服了印加王国。

[6] 希腊神话中的两兄弟，前者善骑，后

有学问的女士和女旅行家

伊尔玛·卡拉斯科

Irma Carrasco

（1910 年生于普埃布拉[1]，1966 年卒于墨西哥城）

伊尔玛是墨西哥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女诗人，喜欢用生僻词。二十岁出版了第一本诗集《为你憔悴的声音》，表达了对索尔·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作品热心乃至狂热的阅读。

她的祖父母和父母都支持波菲里奥·迪亚斯[2] ，她大哥是神父，反对执行宪法中有关宗教问题的条款，在1928 年的战乱中被枪毙。1933 年，她发表了《妇女之命运》，承认自己热爱上帝、生命和墨西哥的新曙光；她不加区别地称之为“复活、觉醒、梦想、恋爱、宽恕和婚姻”。

她性格开朗，既出入墨西哥上层社会的沙龙，又参加新潮艺术聚会；和蔼可亲，态度坦率，这立刻赢得了革命诗人和画家的好感，尽管他们都非常清楚地知道她思想保守，可是依然高高兴兴地接纳她。

1934 年伊尔玛出版了《云的悖论》，有十五首十四行诗，都是贡戈拉的风格；出版了《火山组图》，是一些宣泄内心的情感诗，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正在发展中的天主教教义下的女权主义先驱思想。她的创造力旺盛。乐观主义态度有感染力。情趣高雅。美貌动人，内心宁静。

1935 年恋爱五个月后伊尔玛就结了婚，这在那个时代就显得过于匆忙了。丈夫名叫加维诺·巴雷达，建筑师，是索诺拉州埃莫西约人，半秘密状态下的斯大林主义者，公开状态下的花花公子。蜜月是在索诺拉沙漠里度过的，那里孤寂的氛围给伊尔玛和巴雷达都带来了创作灵感。

回家后，夫妻俩定居在科约阿坎市一处殖民时期的老宅子里。巴雷达改造了老宅子，使得它成为第一处拥有钢板加玻璃墙的殖民时期的房子。外表上，夫妻俩令人羡慕：年轻，富有，丈夫是标准的杰出且有理想的建筑师，对于建设美洲大陆新市镇有宏大的构想；妻子是典型的美人，自信、自豪而聪明、理性，艺术家婚姻的组成需要这样一个优秀的舵手。

但实际上，日子不是那么回事，伊尔玛不无失望感。巴雷达经常鬼话连篇，找下流女歌手鬼混。巴雷达对她毫不客气，几乎每天都揍她。巴雷达经常公开在朋友和陌生人面前蔑视她和她的家族，说他们是“混蛋基督徒”或者“该死的臭肉”。有时，实际生活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1937 年二人前往西班牙。巴雷达去拯救西班牙共和国，伊尔玛去拯救自己的婚姻。在马德里，佛朗哥的飞机在轰炸这座城市，伊尔玛在斯普林多尔饭店304 号房间里挨揍，那是她一生中经受过的最野蛮的暴打。次日，伊尔玛二话没说，离开了西班牙首都，前往巴黎。一周后，巴雷达出去找她。但她已经不在巴黎了：已经进入佛朗哥占领区，住在布尔戈斯[3] ，是天主教加尔默罗会修道院女院长（她的远亲）帮助了她。内战期间，她生活得像一部传奇。据说，她在前线救护站当护士；据说，她给士兵们自编自演宗教剧；据说，她与哥伦比亚天主教诗人伊格纳西奥·苏维塔和赫苏斯·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相识并成为好友；据说，穆尼奥斯·格兰德将军一见到她就哭了，因为将军立刻就明白了：她绝对成不了他的女人；据说，长枪党的年轻诗人们给她取了一个亲热的绰号叫“战壕女神”或者“战壕天使”。

1939 年她在萨拉曼卡[4] 出版了《美德的胜利或曰上帝的胜利》，是一本有五首诗的小册子，用字斟句酌，对仗工整的诗句庆祝佛朗哥将军的胜利。1940 年定居在马德里，出版了另外一本诗集《西班牙的礼物》和一部剧作《布尔戈斯的平静之夜》，后者很快就被成功地搬上了舞台，后来还上了银幕，讲述一个即将出家的见习修女如愿以偿的幸福生活。1941 年由德国文化部赞助，与一群西班牙艺术家一道在欧洲各国做凯旋式巡回宣传。访问了罗马和希腊、罗马尼亚（进入恩特雷斯库将军府，结识了将军的未婚妻、阿根廷女诗人达妮埃拉·德·蒙特克里斯托，立刻产生反感，后来她在日记中写道：“种种迹象表明此人是个婊子……”）和匈牙利，乘船游览了莱茵河和多瑙河，恢复了由于缺乏刺激或者缺乏爱情或者由于滥情而遮蔽的才智的闪光。这一才智的恢复让她萌生了从事一个充满激情的新行当的念头：新闻工作。写文章，写政界或者军方人物的简介，用生动的风景如画的细节描写访问的城市，关注巴黎的时尚，关注罗马教廷的问题和利益。她写的报道发表在墨西哥、阿根廷、玻利维亚和巴拉圭的报纸杂志上。

1942 年墨西哥对轴心国宣战。尽管伊尔玛觉得此举简直就是胡闹，或者说得好听一点，也是一个荒唐的玩笑，但她毕竟是个墨西哥人，遂决定回西班牙，等待事情的进一步发展。

1946 年4 月的一天，她的剧作《她眼中的月亮》在马德里大剧院首演获得初步成功后（评论界和观众审慎地表示好感），有人敲响了她在拉瓦比耶斯大街朴素但舒适的公寓大门。结果，出现的竟然是巴雷达。

这位如今住在纽约的建筑师是来复婚的。他进门便下跪求饶，信誓旦旦地保证做到伊尔玛希望听到的一切。这位墨西哥女子敏感的心再次燃起了旧情。

二人回到了美国。巴雷达的确变了。在横渡大西洋的途中，他无微不至地关心和爱护老婆。从欧洲起航的轮船把二人送到了纽约。巴雷达在纽约第三大道住所里，的确为迎接伊尔玛的到来做了充分准备。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夫妻俩又过了一次蜜月。在纽约，伊尔玛体验到了什么叫巨大的幸福。他俩决定尽早要小孩。但是，伊尔玛没能怀孕。

1947 年夫妻俩回到了墨西哥。巴雷达重新恢复了与老朋友们的每日交往。这些老友或者是墨西哥的空气，再次把巴雷达改造成了复婚前那种可怕的样子：脾气暴躁，酗酒，找女歌手，既不听妻子的话，也不跟她说话，一开口就是骂骂咧咧的。一天夜里，伊尔玛当着一些朋友的面，为佛朗哥政权的诚实态度和建设成就辩护。巴雷达当众揍了她。

继家庭暴力复发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几乎每天发生的虐待。但是，伊尔玛在创作。这救了她的命。她忍受着拳打脚踢、谩骂以及种种侮辱，把自己关在科约阿坎的家中，就是不放下笔杆子。与此同时，巴雷达酗酒，参加墨西哥共产党无休止的讨论会。1948 年她完成了剧作《胡安·迭戈》，这是一部奇怪而巧妙的作品；两位演员塑造了瓜达卢佩地区一位印第安人和他经过炼狱时的保护天使，其过程似乎没完没了，作者好像要告诉人们：炼狱是永恒的。《胡安·迭戈》首演后，萨尔瓦多·诺沃[5] 到化妆室去向伊尔玛表示祝贺，亲吻了她的手，互相说了一些恭维话。与此同时，巴雷达与几个朋友谈话，或者是假装谈话，但视线始终没离开老婆。他显得越来越紧张，伊尔玛的形象在他眼里越来越高大。他满头大汗，说话结结巴巴。最后失去理智：推推搡搡地走到诺沃身边，大骂这位著名的散文家，当众给伊尔玛几个耳光。这让大家目瞪口呆，人们迟迟才把夫妻二人分开。

三天后，巴雷达被捕。一道被抓的还有党中央的一半委员。伊尔玛再次获得自由。

然而她没有抛弃巴雷达。她去探监，给丈夫送去建筑方面的书和侦探小说。她操心丈夫的饮食，与辩护律师多次长谈，担负起丈夫未了的生意。巴雷达在莱昆贝里蹲了六个月，与共产党同志们吵架。这些人在牢房里有机会亲自验证此人的脾气实在令人难以忍受。他差一点儿被自己的同志私刑处死。出狱后他退党，公开宣布退党，与伊尔玛一道去了纽约。种种迹象表明，夫妻俩可能再次开始新生活。远离墨西哥后，伊尔玛相信夫妻生活能恢复幸福，恢复和谐状态。实际上并非如此：巴雷达一肚子怨气，她只能为丈夫受过。二人在纽约的生活（曾经幸福过）如今变成了地狱。终于，一天早晨，伊尔玛决定放弃一切，上了第一班公交车，三天后回到了墨西哥。

直到1952 年夫妻俩才重新见面。那时，伊尔玛已经又完成了两部剧作：《墨西哥皇后卡洛塔》和《巴拉尔维约的奇迹》，两部宗教剧都进行了首演。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秃鹫山岗》也问世了。内容是她惟一的哥哥晚年的生活。小说引起了墨西哥评论界截然对立的意见。一些人认为，伊尔玛就是要墨西哥回到1899 年[6] ， 认为这是挽救这个已经濒临灾难的国家的惟一办法。另外一些人认为，这是一部启示录式的长篇小说，书中隐约可见民族未来的灾难，无人能够阻挡或制止。作品给出的题目《秃鹫山岗》，就是作者哥哥华金·马里亚神父被枪毙的地方；他的回忆和思考构成作品的主体；刑场意味着墨西哥未来的地形，它荒芜，孤寂，将成为更多罪行的完美舞台。行刑队队长—阿尔瓦雷斯上尉—代表着革命制度党，即造成灾难的执政党。行刑队员代表着被欺骗和去基督教化的墨西哥人民，他们不动声色地出席自己的葬礼。首都一家报纸的那个记者代表墨西哥知识分子，他们空虚、不信神、只对金钱感兴趣。那位化装成农夫远距离观察行刑场面的老神父代表着教区教堂的态度：面对人类的暴力行为厌烦而恐惧。那位希腊行商尤尔格斯·卡兰多尼斯在村子里听说了行刑的事情，出于好奇上山去看，仅仅为了消磨时间，他代表希望：华金·马里亚神父被子弹射中的时候，卡兰多尼斯跪下痛哭。最后，是那群在小山另外一侧背对着刑场的地方，在玩投掷石子的孩子们，他们代表着墨西哥的未来：内战和无知。

她对妇女杂志《家务》的记者说：“我百分之百相信的惟一的政治制度就是神权治理，虽说佛朗哥将军的独裁统治也不算太糟糕。”

墨西哥文坛上的人们无一例外地不理睬她。

1953 年她与巴雷达破镜重圆。这时的巴雷达已经成为著名建筑师。夫妻俩去东方旅行：夏威夷、日本、菲律宾、印度为她提供了新的灵感，其新诗《亚洲的圣母》，是触及现代性伤口的辛辣十四行诗。这一次，伊尔玛主张回归16 世纪的西班牙社会。

1955 年她因多处挫伤和骨折住院治疗。

如今主张绝对自由的巴雷达，现在的声望如日中天：已成为国际上承认的著名建筑师；他的工作室里堆积着来自世界各地要求设计的项目书。伊尔玛则相反，放弃了戏剧创作，一门心思管家务，与丈夫一道参加社交活动，努力完成一部直到她去世后才能面世的诗作。1960 年巴雷达首次提出离婚。伊尔玛运用一切力所能及的手段加以拒绝。一年后，巴雷达终于抛弃了妻子，离婚的事务交给律师们去办理。这些律师给伊尔玛施加压力，以切断经济来源威胁她，用公开她家丑闻恐吓她，借助她的常识和善心（与巴雷达在洛杉矶同居的女子已经怀了他的孩子）打动她。但是都没用。

1963 年巴雷达最后一次看望了妻子。伊尔玛病了，估计这位建筑师还有同情心或者好奇心或者类似的什么心理，是完全可能的。

伊尔玛穿上最好的衣裳，在客厅里接待他。巴雷达拉着两岁的儿子进门。外面的车里坐着他情妇：一个美国女子，比伊尔玛年轻二十岁，怀着六个月的身孕。这次见面（恐怕是最后一次了）很紧张，在某些时刻甚至有点戏剧性。巴雷达关心她的健康，还关心她的诗作。他问：还写诗吗？伊尔玛严肃地点点头。巴雷达的儿子让她感到不安，起初她感到拘束。后来克制住自己，用一种逐渐变得讥讽和暗藏的逼人口气说些冷漠的话。等到巴雷达一提到律师和离婚的必要性时，伊尔玛直勾勾地盯着他（还有他儿子）的眼睛，再次断然加以拒绝。巴雷达没再坚持说下去。他说：“我是作为朋友来看你的。”伊尔玛口气威严地问：“你，作为朋友？”她声明：“你不是我朋友，而是我丈夫啊。”巴雷达笑了。岁月磨平了他粗暴的性格，或者他在装蒜，或者也许觉得伊尔玛无关紧要了，根本用不着他生气。那小孩站在那里不动。伊尔玛可怜孩子，胆怯地劝孩子去院子玩耍。房间里剩下二人了，巴雷达提到有必要让孩子们在婚姻健全的家庭里长大。伊尔玛反驳说：“你懂得什么！”巴雷达承认：“是啊，我懂什么。”二人喝酒。巴雷达喝萨乌萨牌的龙舌兰酒。伊尔玛喝蛋奶酒。那孩子在院子里玩耍，伊尔玛的女佣差不多也还是个孩子，于是二人一起玩耍。在光线昏暗的客厅里，巴雷达喝着龙舌兰酒，泛泛地评论这所宅子保存的状况。后来，他说该走了。伊尔玛没等他起身，飞快地给他斟满酒，说道：“干杯吧。”巴雷达说：“为咱俩走好运干杯。”二人对视一下。巴雷达开始感觉不舒服了。伊尔玛嘴巴一咧，一副既像蔑视又像发怒的怪相，把蛋奶酒杯扔到了地上。杯子碎了。白色的瓷砖地上流淌着黄色的液体。巴雷达还以为她要把酒杯摔到他脸上，因而吃惊和慌张地望着她。伊尔玛说：你揍我吧，来，揍我吧，揍呀，说着，把脑袋伸过去。叫喊声越来越大了。但是，院子里，那男孩和女孩继续在玩游戏。巴雷达瞥了一眼孩子。他们好像沉浸在别样的时间里，不，是别样的空间里。然后，再看看伊尔玛，刹那间，他有一种朦胧的恐惧感（立刻就忘记了）。他走了，在抱着儿子穿过院门时，觉得听见了伊尔玛低沉的叫喊声。她留在客厅里，站在那里，除去这最后一幕婚姻场景，对一切都无动于衷；除去自身温柔的反复邀请或驱邪或作诗的声音之外，一切都听不见。那是一首去掉皮囊的诗，比塔布拉达[7] 的任何一首俳句都要短小，那是她惟一的实验性作品，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没有什么诗了，没有什么蛋奶酒了，只有死一般的寂静，直到死神来临为止。

[1]墨西哥城市。

[2]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1830—1915），墨西哥总统，独裁者。

[3]西班牙北方城市。

[4] 西班牙城市。

[5]萨尔瓦多·诺沃·洛佩斯（Salvador Novo López，1904—1974）， 墨西哥著名散文家、剧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和语言科学院院士。

[6]指波菲里奥独裁时期。

[7] 胡安·何塞·塔布拉达（Juan José Tablada，1871—1945），墨西哥著名诗人。喜欢仿照日本的俳句作诗。

达妮埃拉· 德· 蒙特克里斯托

Daniela de Montecristo

（1918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970年卒于科尔多瓦[1]）

关于达妮埃拉早期在欧洲时（1938—1947 ）的传闻，内容不但不一致还相当矛盾。她有着传奇般的美貌，身上总是笼罩着一圈神秘的光环。据说，她是几位德国和意大利将军的情妇（其中就有意大利的秘密警察头子、臭名昭著的沃尔夫）；据说，她爱上了一位罗马尼亚将军，他名叫欧金尼奥·恩特雷斯库，1944 年他被自己的士兵钉上了十字架；据说，她化装成了西班牙修女，逃离了布达佩斯包围圈；据说，在三名战犯陪同下她偷越奥地利– 瑞士国境线时，把满满一箱子诗稿给弄丢了；据说，她于1940 和1941 年受到教皇接见；据说，一位乌拉圭诗人和一位哥伦比亚诗人因为得不到她的爱而自杀；据说，她左臀上有文身，是个黑色的万字饰；据说……

她的文学作品，如果不把丢失在瑞士雪峰上的青年时期的诗以及永远不为人所知的作品计算在内，那只能构成一部书，名字宏大的书—《亚马孙人》，是阿根廷鹅毛笔出版社出版的；由门迪鲁塞的遗孀作序，她的溢美之词可说是毫无保留（有些段落仅仅凭借女性的直觉就把丢失在阿尔卑斯山的诗稿与胡安娜·伊瓦武鲁[2] 以及阿尔丰西娜·斯托尔尼[3] 的作品相提并论）。

这本大书激流般地触及所有的文学类型：爱情小说、间谍小说、回忆录、戏剧（某些章节甚至有先锋派写作的影子），还有诗歌、历史、政治短论。故事情节围绕着作者、祖父母、曾祖父母的生平展开，有时会上溯到亚松森[4] 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建城后不久的岁月。

有些篇章是原创的，尤其是描写关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建立“女子第四帝国”和在巴塔哥尼亚建立训练营的文章，或者怀着乡愁、依靠一些伪科学知识写成的关于一种能分泌爱意的腺体的文章。

[1]西班牙城市。

[2]胡安娜·伊瓦武鲁（Juana de Ibarbourou，1892—1979），乌拉圭女作家。

[3 ] 阿尔丰西娜·斯托尔尼（Alfonsina Storni，1892—1938），阿根廷女作家。

[4]巴拉圭首都。

两个德国人在天涯

弗朗茨·茨威考

Franz Zwickau

（1926 年生于加拉加斯[1]，1971 年卒于加拉加斯）

弗朗茨·茨威考旋风般地扫过自己的一生和文学生涯。父母是德国移民。他很好地掌握了父母的语言和他自己出生地的语言。那时的新闻报道将他形容为一个拒绝长大的有才华而不信权威和传统的少年（塞贡多·何塞·埃雷迪亚有一次说弗朗茨是“委内瑞拉最好的校园诗人”），老照片呈现的形象是这样的：年轻，高个子，金发，运动员的体格，具有杀人犯或空想家的目光，或者说二者都有。

他出版过两部诗集。一部是《摩托车手》（1965），

包括二十五首节奏和格律都很另类的十四行诗，都是青少年感兴趣的题材，例如，摩托车、绝望的爱情、性意识觉醒和渴望纯洁。第二部诗集，题为《战犯之子》（1967），标志着弗朗茨诗作的根本性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委内瑞拉那时诗歌的变化。这是一本要命的、令人毛骨悚然而且写得很糟的书（关于修改诗作，弗朗茨有个奇怪的理论，这在一个开始写诗就写十四行诗的人身上是有点不寻常），里面充满了责难、诅咒、谩骂、绝对瞎编的自传细节、诽谤性地嫁祸于人以及噩梦，等等。

有些诗令人难忘，例如：

《与赫尔曼·戈林在地狱里对话》，诗人骑在他早期十四行诗中提到的黑色摩托上，来到委内瑞拉海岸一座废弃的飞机场，那里距离马拉开波不远，叫做地狱；他发现了帝国元帅的身影；二人谈起了各种话题，例如，空军、眩晕、命运、无人居住的房子、勇敢、正义、死亡。

《集中营》则相反，幽默中不乏些许的柔情，讲述作者在首都一中产阶级小区从五岁到十岁的童年生活。

《祖国》（350 行）用一种西班牙语和德语的混杂语言—夹带俄语、英语、法语和意第绪语—像法医经历了连环凶杀案后在夜晚的停尸间里工作的冷漠语言来描写自己身体的隐私处。

《战犯之子》是一首长诗，口气慷慨激昂，夸张，作者恨自己晚生了二十五年，最大程度地发挥出自己的语言能力，让心中的仇恨、情绪及生活中的无望释放出来；作者用自由诗体（此前委内瑞拉诗坛少见），把一种残酷、难言的童年搬上台面，把自己与1858 年美国亚拉巴马州的一个黑孩子比较；他唱歌，跳舞，手淫，举重，梦见寓言般的柏林，背诵歌德、荣格尔的诗，批评蒙田、帕斯卡（熟悉这两位作家），采用了阿尔卑斯山登山运动员的口吻，采用了农妇口吻，采用了一个1944 年12 月死于阿登省的德国贝蓓尔旅坦克兵的口吻，采用了一个在纽伦堡采访的美国记者的口吻。

这部诗集，无须赘言，就算不是被评论界按照惯例阴险地遮盖起来的话，也是被忽略了。

有一阵子，他出入塞贡多·何塞·埃雷迪亚的文学圈子。后来他积极参加了雅利安天然主义公社，结果写出了惟一的中篇小说《土牢野营地》，书中多次嘲笑公社的创建者（很明显以卡马乔—平原上的罗森贝格[2] 为原型），还嘲笑卡马乔的弟子们为纯种混血儿。

他与文坛上的人一直很难相处。只有两部委内瑞拉诗选收录了他的作品：一部是1966 年由阿尔弗雷多·古埃尔沃编辑的《诗坛新声》；一部是由范尼·阿雷斯帕科切阿编辑的《1960—1970 年委内瑞拉青年诗人》， 问世后引起争议。

在骑摩托车从洛斯特格斯去加拉加斯的途中，车子摔下了悬崖，那时他还不满二十五岁。直到去世后，人们才知道他用德语写过诗，收集起来有一百五十多首，充满了田园气氛，题为Meine Kleine Gedichte[3] 。

[1]委内瑞拉首都。

[2]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1893—1946），纳粹德国政府核心幕僚之一，宣扬种族理论。

[3]德文，意思是“我的小诗”。

维利·舒尔霍尔茨

Willy Schürholz

（1956 年生于智利新生移民镇，2029年卒于乌干达坎帕拉）

新生移民镇距离特木科[1] 四十公里。表面上看，它是这个地区诸多大庄园之一。然而细看就能抓住某些重大区别。首先，在新生移民镇有小学校、门诊部、汽车修理部和一整套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从而无需依赖智利人所谓的“智利的现实社会”，或者干脆说“现实社会”。可能过于乐观了。新生移民镇生财有道。它的存在让外界感到不安：秘密过节，只限于自己人参加，不邀请外边的人，无论穷富。有人死了，那就埋葬在自己的公墓里。最后一个区别的理由，也许无关紧要，但是很容易引起外界人或者为数不多客人的注意，那就是镇上的居民，无一例外，都来自德国。

居民采取公社式劳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雇佣农工，不转租土地。从表面上看，他们很可能被认为是一群德国新教徒，由于逃避教会的迫害和服兵役而移民到美洲来。但他们不是什么教派，来到智利的时间刚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

每隔一段时间，镇上的活动或者说掩盖活动的迷雾都成为国内报纸上的消息。据说，镇上有异教徒的纵欲狂欢、性奴和秘密处决。一些不十分可信的目击者发誓说，庭院里不升智利国旗，而是白圈里饰有黑色万字形的红旗。据说，艾希曼、博尔曼、门格勒[2] 都曾经在镇上躲藏过。实际上，惟一在镇上待过几年的战犯（全心全意种蔬菜）就是瓦尔特·劳斯。后来，有人故意把皮诺切特政权初期的刑讯拷打与此人联系起来。真实的情况是，劳斯死于心脏病，发病时他在看1974 年联邦德国举办的足球世界杯：两德对抗赛。

还据说，镇上由于近亲通婚，生下了畸形儿和弱智儿。周围的农民说，夜间有开拖拉机的白化病人种地；那时的杂志上，有些经过技术处理的照片，让吃惊的智利读者看到一些不知疲倦地从事农业劳动的脸色苍白、表情严肃的人。

1973 年皮诺切特发动政变之后，新生镇不再是新闻了。

维利·舒尔霍尔茨是五兄弟中最小的，直到十岁后才学会正确说西班牙语。十岁前，他的广阔天地就是新生镇用铁丝网圈起来的土地。他的童年有着严格的家规，下地干活，有优秀的教师，既讲授国家社会主义军国主义，又让他相信科学，所有这一切养成了他一种孤僻而固执的性格，且极端自信。

一个偶然的机会，家长送他去圣地亚哥攻读农艺学。在首都，他很快发现自己真的有诗才。他可以打出任何一种牌而不怕轰然失败：他最早期的诗作中都有一种自成一格并且坚持到死的美学路线。舒尔霍尔茨是一位实验诗人。

他早期的诗是一种散乱的句子加上新生镇地形图的混合物。没有标题，难以卒读。诗作不指望读者理解，更不希望读者参与。有位评论家以为可以把这些作品看成是逝去的童年时代的藏宝图之类的东西。有位评论家含沙射影地说，这是秘密墓穴的图纸。他那些先锋派的诗友，通常是反对军政权的，亲热地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藏宝图”，但最后发现舒尔霍尔茨的政治信仰与他们大相径庭。可发现得太晚了。舒尔霍尔茨根本就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

他在圣地亚哥的日子很穷，很孤独。举目无亲，不交女友，避免与人交往，当德语翻译得来的小钱用来支付每月的房租和饭费。食物就是麸皮面包。

他第二个系列的诗在天主教大学文学系一间教室里展出，是一组很晚才被人们破解的大平面图，附有诗句，用少年时的细致书法写成，给出了位置和使用的相关说明。这些作品晦涩难懂。据一位研究这个问题的意大利文学教授说，这是特莱辛、毛特豪森、奥斯威辛、贝尔根– 贝尔森、布痕瓦尔德和达豪集中营的地图。这次诗展持续了四天（本来准备展出一周），没有引起广大观众的注意。看过诗展并且理解内容的人们也意见分歧：一些人说，这是在批判军政权；另外一些受舒尔霍尔茨那些先锋派诗友影响的人说，这是认真而罪恶地建议在智利重建那些集中营。这种意见范围虽小，而且是秘密的，但足以给舒尔霍尔茨罩上“被诅咒的诗人”的黑色光环，并且陪伴他走完一生的道路。

《思想与历史》发表了他两组麻烦较少的图文。有些评论家认为他是那位神秘且销声匿迹的拉米雷斯·霍夫曼的惟一弟子；但是这位弟子缺乏霍夫曼的恣意妄为：他的诗艺讲究条理，主题单一，内容具体。

1980 年在《思想与历史》的支持下，他出版了第一本书。该杂志主编费希勒打算写一篇序言。舒尔霍尔茨婉拒了。书名是《几何》，展示了铁丝网圈地的数不清变种，背景是用诗行密密缝连起来的空白。从空中俯瞰这片圈地清晰而美观。旁边的文字轻声细语地诉说着抽象的痛苦、阳光和头疼。

后来的作品题为《几何II 》、《几何III 》，等等。依然坚持老话题：在新生镇地图上设计的集中营平面图，或者是在一座具体城市（施图特霍夫和瓦尔帕莱索、迈达内克和康塞普西翁）地图上设计的集中营，或者是建立在一个空旷的乡下的集中营。纯文字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牢固和明晰起来了。不连贯的句子变成了关于时间、关于风景的谈话片段，变成了一段段剧情，表面上看剧情里没发生什么事情，只有岁月的流逝，岁月的缓缓流逝。

1985 年他突然走红，此前仅限于智利文学界、美术界的大圈子里，这时由于一些智利和美国企业家的支持，知名度达到顶峰。一支挖掘队支持他在阿塔卡马沙漠开垦理想中的集中营土地：从地面上看就是一个纵横交错的网络，一系列令人不安的直线，但如果从直升机或者飞机上俯瞰，那就变成了一幅优美的曲线图。文学部分写明了五个元音字母，是诗人亲自在肮脏的沙土上随心所欲地分布和用镐头雕刻出来的。此举很快在夏天的智利文化界里引起了轰动。

这次经历后来稍加某些有意义的变化又在亚利桑那沙漠和科罗拉多一块麦田里重演。给他赞助的人们十分起劲，准备为他在天上绘制集中营提供一架小型飞机。但是，舒尔霍尔茨拒绝了。他理想中的集中营应该从空中俯瞰，只能画在地面上。与拉米雷斯·霍夫曼一争高下的机会再次失去了。

很快人们就发现了舒尔霍尔茨根本不想跟谁竞争，也不想飞黄腾达。一次，纽约一家电视台采访他，他竟然呆若木鸡。嘟嘟囔囔地声明，关于视觉艺术他一窍不通；相信有一天可以学一学。如此谦虚的态度，开头很迷人，很快就令人讨厌了。

1990 年，让他的追随者们惊喜的是，他化名加斯帕尔·豪泽尔出版了一本儿童短篇小说集。短短几天后，所有评论家都知道了豪泽尔就是舒尔霍尔茨。书中的儿童故事一一被加以冷漠的审查或者无情的剖析。作者在这些短篇小说里可疑地把童年理想化为失语、失忆、听话、沉默的样子。他的目标似乎是让人物变得无形。尽管批评的意见很多，可是卖得很好。作者笔下的主要人物“无名氏”成了智利少儿文学中的新“帕贝鲁乔”[3] 。

不久，在某些左翼人士的抗议声中，政府任命他为智利驻安哥拉使馆文化参赞。舒尔霍尔茨接受了。在非洲，他找到了心仪之地。从此不回智利了。余生依靠摄影和给德国游客当向导过活。

[1]智利南方城市。

[2]三人均为德国纳粹分子。

[3]相当于中国的流浪儿三毛。

幻象，科幻

J.M.S. 希尔

J.M.S. Hill

（1905 年生于托皮卡，1936年卒于纽约）

一支昆特里尔游击队率先走在五百名骑兵前面，正在穿越堪萨斯州，骑兵们人人举着画有早期万字符号的旗帜，他们个个都是绝对不屈服的战士，计划穿越堪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南达科他州、北达科他州、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艾伯塔省和西北地区，从而到达大熊湖；一位拥护南方同盟[1] 的哲学家梦想在北极圈附近建立一个理想化的共和国；一次远征，途中由于人类和大自然的围追堵截而失败，最后只有十二名骑手筋疲力尽地到达大熊湖，下马……这些可能就是希尔于1924 年在“幻想故事丛书”里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主要故事情节。

从那时起直到他十二年后英年早逝为止，出版了三十多部长篇小说和五十多篇短篇小说。

他书中的角色常常以内战的人物为原型，有时甚至用他们的名字（尤厄尔将军变身为《厄尔利英雄传奇》中失踪的探险者厄尔利，《毒蛇世界》中的记者李则以年轻的杰布·斯图尔特为原型）；[2] 故事发生在一种扭曲的现在时里，表面上是虚无缥缈的；或者发生在遥远的未来，在一座座废弃的城市，有着可怕的寂静风景，很多方面类似中西部那些城市。情节里多有天赋异禀的英雄和疯狂的科学家；在特定时刻会冒出来与别的隐蔽部落斗争的秘密部落；聚集在茫茫草原牧场上的身穿黑衣的秘密团体成员；需要寻找在别的星球失踪者的私人侦探；被劣等种族偷走的儿童—为的是让他们成人后控制和引导该部落充当祭品；隐藏并且贪吃的动物；发生突变的植物；无形忽然变成有形的星球；陪葬的少年；只有一个居民的冰城；天使探视过的牛仔们；沿途毁灭一切的移民；挤满武士的地下迷宫；准备刺杀美国总统的种种阴谋计划；放弃火焰中的地球去开发木星的宇宙飞船；有心灵感应的杀手团体；在黑暗和寒冷的大院里独自成长的孩子们。

他的文学作品不是那种华而不实的东西。他笔下的人物说起话来很像1918 年的托皮卡人。行文中的高度热情掩盖了偶尔出现的话语瑕疵。

希尔的父亲是圣公会牧师，属于主张统辖教会权力的应该是主教团而不是教皇的派别，他有四子，希尔是老幺。希尔的母亲待人亲切，喜欢幻想，结婚前在老家的电影院当售票员。希尔几乎一辈子独身。只恋爱过一次，不幸失败。偶尔谈到自己的时候，他说，首先他是个专业作家。私下里，他吹牛说纳粹的部分制服和装备是他设计的，但毫无疑问这可能性很小。

他的长篇小说里充满了英雄和巨人。景色孤寂、辽阔、寒冷。写过西部和侦探题材的作品，但是最优秀的还是科幻小说。然而在他作品中看到三种小说元素的混合也不足为奇。从二十五岁起，他住在纽约一个小公寓里，六年后离开了人世。人们在属于他的物品中发现了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是虚构的历史题材，题为《特洛伊陷落》，直到1954 年才得以出版。

[1] 指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南方派。

[2] 　尤厄尔与杰布· 斯图尔特均为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著名将领。

扎克·索邓斯坦

Zach Sodenstern

（1962 年生于洛杉矶，2021年卒于洛杉矶）

扎克·索邓斯坦是非常成功的科幻小说作家。他创作了《冈瑟·奥康纳传奇》和《第四帝国传奇》；这两部传奇合二为一，成为第三部传奇，或者说叙述冈瑟·奥康纳从西海岸的犯罪分子变成政界领袖时，他成功地进入美国中西部第四帝国地下世界的传奇故事。

他有不止十部长篇小说是写第一和第二部传奇的；有三部（其中一部未完成）写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传奇。其中有些故事的确值得注意。《纳帕城的小屋》（是《冈瑟·奥康纳传奇》的开端，1987 年问世）用生硬的语言描写一个恣意妄为的世界：青少年走向暴力犯罪，其中没有道德说教，没有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这部长篇小说表面上看是一连串事件，种种令人不快的情节和侵害的行为直到完结时才中断叙述。乍看不像科幻小说。只有少年冈瑟·奥康纳的梦境或者幻觉才给作品抹上了一点预言和幻想的肤浅知识。字里行间没有太空飞行，没有机器人，没有高科技成果；恰恰相反，书中描写的社会似乎在文明的等级上倒退了。

《坎德西》（1990 ）是冈瑟·奥康纳传奇的第二部。少年奥康纳已经变成二十五岁的青年，决心改变自己和别人的生活。小说讲述冈瑟·奥康纳当建筑工人的种种意外，讲述他爱上了一个名叫坎德西的女子，她年龄稍大，嫁给了一个腐败的警察。开篇时，奥康纳的一条狗上场，是一条变种的德国牧羊犬，有心理感应能力，带着纳粹倾向。到了最后五十页，读者明白了：加州发生了大地震；美国有过一次政变。

《革命》和《玻璃大教堂》是这部传奇的第三和第四部的名字。《革命》主要记录了奥康纳和牧羊犬（名叫福利普）的对话以及坍塌的洛杉矶城里边缘群体的极端暴力行为。《玻璃大教堂》讲述上帝、原教旨主义传道人和人生的终极意义。作者把奥康纳描绘成一个心平气和但喜欢沉思的人，总是带着最心爱人的头盖骨（坎德西在第二部里被丈夫杀害），把它装在小口袋里捆在腰间；总是怀念电视剧（不可思议地记得各种细节）以及能成为他惟一朋友的牧羊犬。牧羊犬越来越占据主角地位：牧羊犬的冒险活动和思想感情成为这部小说中的重要支线。

《头足纲动物》和《南方武士》给《奥康纳传奇》画上了圆满句号。《头足纲动物》记录了奥康纳和牧羊犬在旧金山（完全被男女同性恋者控制）的旅行和冒险活动。《南方武士》讲述了加州地震幸存者与几百万墨西哥饥民（从南边出发沿路吞食一切）之间的冲突。这令人想起罗马帝国时期罗马人与蛮族的冲突。

《控制地图》是《第四帝国传奇》的第一部。作品里充满了附录、地图和难以理解的人名索引，意在展示一个互文性作品，但有理智的读者大概不会读这种东西。故事主要发生在丹佛和中西部一些城市里。没有主要人物。虽说整部作品不混乱，但很像任意拼凑起来的短篇小说集。《我们的朋友B》和《普韦布洛[1] 的废墟》继续走第一部的路子。人物都用字母或者数字命名，内容不像是混乱的拼图游戏，而像这种游戏里的碎片。《丹佛的第四帝国》虽然被当作小说卖，实际上它是前三部的导读。《辫子》是《第四帝国传奇》与《奥康纳传奇》合为一体之前的最后一本书，是一篇反对美国黑人、犹太人和拉美人的地下宣言，充斥着各种矛盾的解释。

索邓斯坦被认为是有文化教养的作家，有些作品被搬上了银幕。他在最后三部作品里讲述了奥康纳在美洲大陆中部地区最初的旅行以及后来与第四帝国神秘领导人的会晤。《蝙蝠大盗》讲述奥康纳和牧羊犬穿过落基山脉的故事。《阿妮塔》记录了年老的奥康纳与一个酷似老情人坎德西的少女恋爱，实际上是作者索邓斯坦那时的情感说明，作者那时像个小伙子一样爱上了一位洛杉矶大学女生。《A》讲述奥康纳最终打入第四帝国内部，后来还被选为帝国领袖的故事。

在索邓斯坦的写作计划中，《奥康纳传奇》和《第四帝国传奇》原来准备由五部长篇小说组成。但人们只找到了最后两部的草稿，还有难以破解的名单。第四部原打算取名叫《到达》，准备讲述一个不眠之夜：奥康纳、阿妮塔和牧羊犬以及第四帝国的成员等待新救世主的诞生。第五部没有书名，可能打算讲述新救世主出生后给世界带来的后果。在索邓斯坦电脑的一个文件里，暗示说新救世主可能是牧羊犬的儿子，但一切都让人以为这个注释无关紧要。

[1]美国科罗拉多州城市。

古斯塔沃·博尔达

Gustavo Borda

（1954 年生于危地马拉，2016年卒于洛杉矶）

博尔达是危地马拉最伟大和最不幸的科幻小说家。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在农村度过。父亲是月桂树庄园的工头。东家的图书馆让他读到了出生后的第一批书，也受到了最初的羞辱。读书和羞辱后来伴随了他一生。

喜欢金发女郎，性欲难以满足的传言，成为谈论他的大批笑料的来源。惯于恋爱和自爱，一生的确是不断受辱，他能像受伤的野兽一样沉着对待。加州盛传着大量关于他的奇闻趣事（而在危地马拉则很少，尽管在一段时间里，他被认为是危地马拉最伟大的作家）：说他是好莱坞所有施虐狂偏爱的靶子；说他至少爱上了五个女演员、四个女秘书、七个女服务员，但她们都拒绝了他，严重伤了他的自尊；说他不止一次被兄弟、朋友或者他所追求女子的男友暴打；据说，朋友们喜欢把他灌醉，然后把他随便扔在什么地方；据说，他被文学经纪人、房东、邻居骗过（邻居名叫阿尔弗雷多·德·马里亚，是墨西哥科幻小说家和电影编剧）；据说，他一出席美国科幻小说家大小会议就成为众人嘲讽、蔑视和挖苦的对象（博尔达与大部分同行相反，他缺乏基本的科学知识，他在天文学、天体物理、量子理论、信息技术等方面的无知程度尽人皆知）；总之一句话，仅仅由于他活在世上就能让那些由于这样或那样原因与之邂逅的人立刻产生龌龊和下流的本能意识。

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一切能让他感到沮丧。他在日记里把一切都归咎于犹太人和高利贷主。

博尔达身高只有一米五，肤色发黑，黑发平直，大牙雪白。而他笔下的人物则相反，个个高大，金发碧眼。他作品里出现的宇宙飞船都是德国名字。船员也都是德国人。太空殖民地分别叫新柏林、新汉堡、新法兰克福、新哥尼斯堡。他笔下的宇宙警察穿着打扮和举止行动就像盖世太保，而他们将存活到22 世纪。

此外，他书里的情节都是大路货：首次旅行的年轻人，迷失在浩瀚太空里的孩子们遇到了非常有智慧的老飞行员，与魔鬼签订条约的浮士德式的故事，能找到青春永驻源头的星球，秘密存在的古代文明……

他在危地马拉城和墨西哥生活过，干过各种工作。早期作品无人理睬。

在第四部长篇小说《力量之城的悬案》被译成英文后，他成了专业作家。后来迁居到洛杉矶，再也没离开过。有一次，他被问及为什么在一位中美洲作家的作品里，故事中总有那么奇怪的日耳曼元素，他回答说：

“有人对我干下了太多背信弃义的事情，有人总是唾弃我，有人多次欺骗我，让我惟一生活和写作下去的方式就是让我的灵魂转移到一个理想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我就是一个困在男人体内的女人……”

巫师，短工，穷人

塞贡多·何塞·埃雷迪亚

Segundo José Heredia

（1927 年生于加拉加斯，2004年卒于加拉加斯）

他是个感情冲动、容易发脾气的人。青年时期有个外号叫苏格拉底，因为喜欢没完没了地争论各种问题。他则自比理查德·伯顿[1] 和T.E. 劳伦斯[2] 。埃雷迪亚像这两位先生一样也写了不少冒险故事，以下述三部开始:

《军官P》（1955），讲述一个前德国纳粹党卫军士兵的故事，此人迷失在委内瑞拉的丛林里，他在那里是去帮助一群修女的。这些修女长期与政府发生冲突，与印第安人发生冲突，与丛林里大批冒险家发生冲突。《夜间信号》（1956），是一部讲述委内瑞拉空军创建初期的小说。为了写好这部小说，他不仅学会了驾驶轻型飞机，还学会了跳伞。《罗斯的供词》（1958），故事放弃了对国家巨大空间的描写，集中描写一家精神病院的内部生活，甚至描写病人脑海里的事情，大量使用内心独白、多视角的叙事手法，使用了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医生和侦探圈子里的行话。

在随后的几年里，他数次周游世界，导演了两部电影，加拉加斯的文艺青年都围着他转。他们创办了一份双月刊杂志《第二回合》，既关注艺术，也关注一些体育项目（登山、拳击、橄榄球、足球、马术运动、棒球、田径、游泳、打猎和捕鱼），写文章的人都是埃雷迪亚能召集起来的好手，大家都从文学和冒险的角度着墨。

1970 年他出版了第四部也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自认为是鸿篇巨制的《纵情狂欢》，讲述两位年轻朋友的故事：他俩用了一周的时间在法国旅行，目睹了从未见过的残忍事件，不大清楚是梦境还是现实。书中不乏对人满为患的监狱中的强奸、性虐待、劳动虐待、乱伦、桩刑（把人钉在尖桩上）、活人祭祀的描写；不乏模仿柯南·道尔的复杂之极的凶杀案；不乏对巴黎每个居民区真实而生动的描写；不乏对一位女性的崇拜—她叫艾莉森达，是这两个年轻人的对头，是20 世纪下半叶的委内瑞拉叙事文学中塑造得最成功、最令人震撼的女性形象之一。

《纵情狂欢》（有一段时间在委内瑞拉是禁书）由南美的两家出版社再版过。后来就被遗忘了，作者不愿意再提到它了。

埃雷迪亚60 年代在瓜里科州卡拉沃索附近创办了雅利安天然主义公社（诽谤他的人说是“裸体主义公社”），结果昙花一现。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埃雷迪亚几乎不重视日常生活，根本不碰文学创作。

[1]理查德·伯顿（Sir Richard Francis Burton，1821—1890），英国东方学专家和冒险家。

[2]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T. E. Lawrence，1888—1935），英国军人。在“一战”期间受命前往阿拉伯地区从事活动而屡建奇功，被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根据其自身经历写成的《智慧七柱》是著名的战争传记文学。

亚马多·库托

Amado Couto

（1948 年生于巴西茹伊斯－迪福拉，1989年卒于巴黎）

库托写过一本短篇小说集。没有哪家出版社愿意出版。手稿丢失了。后来他进了暗杀小组干活，绑架，参与折磨人，看别人如何杀人。但是，他自己一心惦记着文学，更确切地说，是考虑巴西文学需要什么东西。巴西文学需要先锋派，需要实验文学，有活力的文学，但是不要那种平淡乏味的教授（甘波斯兄弟）作品，他感觉无聊；也不要奥斯曼·林斯[1] ，坦白地说，看不下去（可是为什么出版奥斯曼·林斯的作品，而不出版他的小说呢？）。要点现代的玩意儿，最好是自己感兴趣的比如犯罪小说（不要美国那种，要巴西特色的），说得明白些，要继承鲁本·丰塞卡[2] 的路数。丰塞卡写得好，尽管有人说此人是婊子养的，但库托不管。有一天，库托开车在一片荒地上等候的时候，忽然想到绑架丰塞卡，迫使丰塞卡干点什么，这主意不赖。他把这想法说给头目们听了。头目们听了之后没有照办。把丰塞卡放入一部真正的长篇小说心脏里，这想法让库托的梦境忽明忽暗。头目上面还有头目，丰塞卡这个名字在头目们的链条上什么地方消失了，不存在了。但是，私下里，在库托心中的链条上，这个名字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有威信，越来越开放，越来越能让他“进入”，仿佛丰塞卡这三个字是个伤口，库托是把刀。于是，库托读丰塞卡的作品，要读懂这个“伤口”，直到它出脓为止。后来，库托病倒了。其他杀手送他进了医院。据说，库托发高烧，说胡话：他看见肝胆科病房里有一部巴西犯罪小说大作，看见了作品中的细节、故事、高潮和结尾；觉得自己在埃及沙漠里，自己像浪花（自己就是浪花）一样扑向正在建设的金字塔。于是写了小说，出版了。书名叫《无话可说》，是一部犯罪小说。书中的英雄名叫保利诺，有时给几位先生当司机，有时当侦探，有时像个骷髅一般，站在走廊里一面吸烟一面倾听远方的呐喊。这个骨瘦如柴的家伙可以出入家家户户（家家户户做不到，但是可以出入中产阶级或者赤贫人家的住处）。但是从来没有真正接触过什么人。这部长篇小说是列入“黑手枪丛书”里出版的，这套丛书包括美国、法国和巴西犯罪小说，但是，巴西当地作品近来较少，因为钱都花在购买外国版权上了。他的杀手同事们看了这部小说，但是谁也看不懂。那个时候，他们已经不再驾车外出绑架或刑讯拷打什么人了，不过还是有人偶尔杀人。库托在什么地方这样写道：“我必须脱离这伙人去当作家了。”可是很费力气。有一次，库托打算去见丰塞卡。据库托说，二人见面了。他想，丰塞卡太老了，已经不是能治疗自己的曼德拉草了，什么也不是，但如果自己能变成丰塞卡，哪怕是一周也值。他还想，丰塞卡的目光可比他冷酷。他写道：我生活在水虎鱼里；可尊敬的丰塞卡先生是生活在形而上的鲨鱼缸里。他给丰塞卡写了一封信，没回信。于是，库托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题目是《遗言》，被收入黑手枪系列。他再次把保利诺搬上了舞台；其实，骨子里库托像是站在丰塞卡面前脱衣服，还毫无羞涩，仿佛告诉丰塞卡：我就站在这里，独自一人，带着水虎鱼，与此同时，我的同事们正在黎明时分游走在市中心的街道上，像是用背包带走孩子的男人，[3] 这些都是文学的秘密。尽管他可能知道丰塞卡绝对不会看他的作品，仍然继续写作。《遗言》里再次出现了骨瘦如柴的人。保利诺差不多整天都像一具骷髅。保利诺的客户们也都是骷髅。与保利诺谈话、上床、吃饭的人们（通常保利诺独自吃饭），也是骷髅。第三部长篇小说，题为《小哑女》，里面的巴西主要城市好像放大的骷髅；村镇像小孩骷髅；有时，甚至连词语也变形为骨头了。他再也不写东西了。有人告诉他，其他那些杀手一个个开始失踪。这让他感到害怕，甚至可说是恐惧之极，深入骨髓。他打算回身去寻找熟悉的面孔，但是就在写作的时候，一切早已经改变了。有些陌生人开始谈他的小说了。其中一人可能是丰塞卡，但实际上不是。就在库托像梦一样消失之前，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把他捏在了手里。后来，他去了巴黎，在希腊饭店的某个房间里悬梁自尽了。

[1]奥斯曼·林斯（Osman Lins，1924—1978），巴西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忠诚和石头》和《希腊监狱皇后》等。

[2]鲁本·丰塞卡（Rubem Fonseca，1925— ），巴西作家。代表作有《囚犯》《莫雷尔事件》和《新年快乐》等。

[3] 此比喻源自恶名昭著的海地“国家安全志愿军”，当地人称为“背包叔叔”的秘密警察组织，作用是镇压反对派，任意绑架、监禁人民。

卡洛斯·埃维亚

Carlos Hevia

（1940 年生于蒙得维的亚，2006年卒于蒙得维的亚）

埃维亚写过一部不朽的但大部分是编造的圣马丁[1] 传记，其中有个说法：圣马丁是乌拉圭人。他写过不少故事，收集在《海洋与办公室》里；还写过两部长篇小说：一是《哈松的奖品》，是个寓言故事，提出地球生活是星系间电视竞赛的失败结果；一是《蒙得维的亚人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关于友情的小说，充满各种彻夜长谈。

他的一生与电视新闻业密切相关，干过次要工作，偶尔当过制片主任。

在巴黎住过几年，了解了《现代史评论》的各种理论，这对他产生了终生影响。喜欢并且翻译法国哲学家艾蒂安·德·圣艾蒂安的著作。

[1]何塞·德·圣马丁（José de San Martín，1778—1850），阿根廷民族英雄，南美洲独立战争时期的领袖之一。

哈里·西贝柳斯

Harry Sibelius

（1949 年生于里士满，2014年卒于里士满）

促使哈里·西贝柳斯写出他那个时代最复杂、内容丰富而难懂、可能也就无用的作品之一的原因，就是他读了诺曼·斯宾拉德[1] 和菲利普·K. 迪克[2] 的作品，也许还有就是后来他对博尔赫斯一个短篇小说的一点想法。这部长篇小说不是史书，表面上看起来简单。他是这样假设的：德国与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维希政府结成同盟，在1941 年秋天打败了英国。1942 年夏天四百万大军进攻苏联。1944 年苏联投降，只有西伯利亚还有少量小规模抵抗。1946 年春天，欧洲联军从东边、日本人从西边进攻美国。1946 年冬天，纽约、波士顿、华盛顿、里士满、旧金山、洛杉矶先后陷落；德国步兵和装甲车穿越阿巴拉契亚山脉；加拿大人撤退到内地；美国政府迁都到堪萨斯城，各条战线都在溃败。1948 年美国投降。阿拉斯加、加州的一部分和墨西哥的一部分划归日本。美国的其余部分由德国人占领。所有这前一部分，哈里·西贝柳斯在十页的导言里不大情愿地做了解说。这个导言（实际上是为了让读者尽快理清故事里的历史参照点而给出的“关键日期”）题为《飞鸟》。1333 页的长篇小说《约伯的真子》就从这里开始讲述了；内容是阿诺德·J. 汤因比[3] 的《希特勒的欧洲》的黑色写照。

《约伯的真子》的结构以汤因比的著作为样板。第二个导言（其实是真正的前言）题为《历史难以捕捉》， 与汤因比的前言恰恰一样；汤因比的话是这样的：“历史学家的观点总是受限制的，在各个方面受制于他所处的时间和空间；而由于时间和空间总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在这个主观意义上，任何历史都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故事，不可能为各个时代的读者都接受，更不可能被地球各处接受”，这话成为西贝柳斯前言围绕思考的主题之一；当然了，西贝柳斯的意图有别于汤因比。这位英国历史学家著述的目的是为了人们不要忘记人类的罪恶。而西贝柳斯那时似乎认为，人类的罪恶在某个“时间和空间”已经取得了胜利，因此要清点一下。

汤因比的《希特勒的欧洲》的第一部分题为《希特勒的欧洲之政治结构》；西贝柳斯的第一部分题为《希特勒的美洲之政治结构》；这两本书都由六章组成；但是，汤因比说的是事实，而西贝柳斯说的是现实在一团混乱的故事里的扭曲反射。西贝柳斯笔下的人物有时好像是直接从一部俄国小说里走出来的（《战争与和平》是他心爱的作品之一），有时是从动画片里摘下来的，尽管许多时候毫无连续性可言，却活动、说话、生活在反小说的各个章里，比如第四章《行政管理》，作者用冗长的笔墨设想：（1）合并区的生活；（2）民政长官管理区的生活；（3）附属地区的生活；（4）占领区的生活；（5）“行动区”里的生活。

他用二十页特意给读者介绍人物的体貌特征、精神状态、饮食和体育爱好、雄心与灰心就不奇怪了；同样不奇怪的是，这个人物在以后的故事里不再出现了；同样不奇怪的是，另外一些他仅仅是顺便提起的一些人物却一再出现在不同地方和不同的工作里，这些地方和工作并没有明显排斥和对立之处。他对官僚机器的运作写起来毫不留情。第二部第四章《交通》，又细分为（a） 《战争爆发时德国和美国的交通状况》；（b）《关于德国和美国交通军情变化后果》；（c）《德国对整个美国的交通管制办法》；（d）《德国对美国交通的组织安排》，一共250 页，任何一个非专业读者都会感到厌烦。书中的故事并非都是原创的，所有的人物几乎都不是。在第二部第三章的《工业与原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海明威笔下的哈里·摩根和罗伯特·乔丹以及罗伯特·海因莱因[4] 笔下的人物，还有《读者文摘》的情节。在第七章《金融》的第二节里—《德国对外国的开发》—有经验的读者会（有时西贝柳斯竟然不怕麻烦地改了他们的名字！）辨认出福克纳笔下的几个人物：沙多里斯、本博和斯诺普斯（在《德意志信贷银行》中）；辨认出沃尔特·迪斯尼笔下的班比；辨认出戈尔·维达尔[5] 笔下的迈拉·布雷肯里奇和约翰·凯夫（在《没收黄金和外国财产》中）；辨认出郝思嘉和白瑞德，同时还有格特鲁德·斯泰因[6] 笔下的赫斯兰家族和邓宁家族—这让一位尖刻的批评家发问：西贝柳斯是否是惟一读过《美国人的成长》的美国人—（在《占有成本以及其他税收》中）；还可以辨认出约翰·多斯·帕索斯[7] 笔下的人物，同时还有杜鲁门·卡波特笔下的霍莉·戈莱特丽，还有帕特里夏·海史密斯笔下的雷普利、查尔斯·布鲁诺和盖·丹尼尔·海恩斯（在《清算协定》里）；还能认出哈米特的萨姆·斯佩德和冯内古特的埃利奥特·罗斯瓦特、霍华德·坎贝尔和波克农（在《操纵汇率》中）；还能辨认出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笔下的艾默里·布莱恩、盖茨比和门罗·施塔尔以及罗伯特·弗罗斯特和史蒂文斯诗中的人物，就是说，比较抽象、隐晦、黑白混合的人物（在《德国控制美国银行》里）。

在《约伯的真子》里，他笔下的故事无缘无故地交叉在一起，不遵循任何准则，不追求整体观（纽约一位评论家把它与《战争与和平》进行比较之后荒唐地这样批评）。西贝柳斯笔下的故事发生了就发生了，无缘无故，它是释放出自身潜力的偶然产物，自己做主，置身于人类的时间和空间之外，处于新时代的曙光里，那里的时空观开始变形，甚至消失。西贝柳斯说到了新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很难看懂。他客观明白地谈到了宗教、种族、司法、工业新法令。他的专长是行政管理。但是，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借来的与否，他的故事，无论是借来的与否，只要侵占并凌驾于官僚机器（是他费了好大力气建造起来的）之上，于是，就登上了叙事艺术的顶峰。故事越混乱（这是难免的）西贝柳斯就越出色。

至少在文学方面，西贝柳斯是独一无二的。《约伯的真子》出版后，他同来的时候一样，悄然隐退了。他还在美国各种战争游戏杂志和发烧友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参与过多款游戏的设计：一款以安提塔姆战役为背景，一款以钱斯勒斯维尔战役为背景，盖茨堡战役战棋游戏，以怀尔德尼斯为背景的战略游戏，还有夏洛伊之战，布尔溪之战……[8]

[1]诺曼·斯宾拉德（Norman Spinrad，1940— ），美国科幻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家。

[2] 菲利普·K. 迪克（Philip K. Dick，1928—1982）， 美国科幻小说家。

[3]阿诺德·J. 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代表作《历史研究》共12 卷。

[4]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Anson Heinlein，1907—1988），美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

[5] 戈尔·维达尔（Eugene Luther Gore Vidal，1925—2012 ）美国作家、散文家、编剧、政治活动家。

[6] 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1874—1946），美国作家、诗人。

[7] 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1896—1970），美国著名作家，代表作为《美国》三部曲。

[8]均为美国南北战争中的著名战役。

千面马克斯·米雷巴莱斯马克斯·米雷巴莱斯，别名马克斯·卡西米尔，马克斯· 冯· 豪普特曼，马克斯·勒·格勒，雅克· 阿尔蒂博尼托

Max Mirebalais, alias Max Kasimir, Max von Hauptman,

Max Le Gueule, Jacques Artibonito

（1941 年生于太子港，1998年卒于莱凯）

他可能叫马克斯·米雷巴莱斯，但他的真名实姓无法得知。他如何进入文坛的是个秘密：突然有一天，他出现在一家报社的编辑部办公室里，然后他就满大街乱跑去找新闻了，或者，更多情况下，他为上司办差和送信。他的学徒生活备受海地新闻界的奴役和慢火煎熬。锲而不舍的精神让他两年后登上太子港《箴言报》社会版助理编辑的岗位；借助这个工作，他眼花缭乱、倍感困惑地目睹了首都高级住宅里的聚会和社交活动。毋庸置疑，从最初的一刻起，他就想置身于上流社会。很快他就明白了，要想进入上层只有两个办法：一是通过公开的暴力手段，这招不行，因为他性格温和，还容易紧张，看见血就恶心；二是通过文学创作，因为文学是一种隐秘的暴力，是获得名望的通行证；在某些新兴国家和敏感地区，它还是那些一心往上爬的人用来伪装出身的画皮。

马克斯选择了文学，选择了逃避艰苦的学徒生活。他最初发表在《箴言报》文化副刊上的几首诗，是艾梅·塞泽尔[1] 作品的仿制品。太子港某些知识分子看了以后嗤之以鼻，公开讥笑这位年轻的诗人。

从后来他抄袭的作品来看，他学会了这门功课：如今他模仿的诗人是勒内·德佩斯特[2] ，其结果虽然没能赢得一致喝彩，倒是得到了某些评论家和教授的首肯，他们预测这个初出茅庐的作家前途光明。

他本可以继续追随德贝斯特雷的脚步，可马克斯不是傻子，他决定博采众长：他以工匠般的耐心、废寝忘食地抄袭安东尼·费尔普斯[3] 和达维迪格[4] 的作品；取了第一个笔名马克斯·卡西米尔，那是他堂弟的名字，他把自己初期遭人嘲笑的诗作统统归到卡西米尔名下。那些嘲笑他的人中有海地文学团体的创建者：菲罗克忒忒、毛利赛奥和莱加内乌。遭到相同待遇的还有诗人卢辛·莱莫内及让·迪奥多那·卡松。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已经变成了善于拆解别人的诗作而后变成自己作品的老手了。很快，他洋洋得意地要试着冲击世界文学了。法国诗歌为他提供了广阔的狩猎场，但是他决定从海地周围入手。他在笔记上写好了计划：要把黑人文化富有表现力的全部作品用完。

于是，先榨干二十几个作家的作品（很难找到，但是阿波利奈尔法文书店免费提供给他）之后，决定把马提尼克岛诗人乔治·德斯波尔特斯和埃杜阿尔特·克里桑特的作品归到米雷巴莱斯名下，把马达加斯加的诗人弗拉文·拉纳伊沃的作品、塞内加尔的诗人利奥波德– 塞达尔·桑戈尔归到马克斯·卡西米尔名下。在抄袭桑戈尔的作品时，其手段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

没人发觉马克斯·卡西米尔发表在1971 年9 月第二周《箴言报》上的五首诗，竟然是桑戈尔在《黑色圣餐饼》（1948 年瑟伊出版社出版）和《埃塞俄比亚人》（1956 年瑟伊出版社出版）中的内容。

政界注意到了他这个人。这位社会版的记者继续满怀热情地写好关于太子港的社交活动。但是，如今活动的东道主们接待他了，把他同样介绍给大家（让非文学界的客人感到困惑），说他是“我们尊敬的诗人马克斯·米雷巴莱斯”，或者说是“我们亲爱的诗人马克斯·卡西米尔”，或者按照一些不拘礼节的军人习惯，说他是“我们的宝贝诗人卡西米尔·米雷巴莱斯”。给他的报酬很快来了：任命他为驻波恩文化参赞。他去了欧洲，这是他第一次出国。

结果，国外的生活可怕之极。没完没了地生病，在医院里住了三个多月之后，他决定再取一个笔名：马克斯·冯·豪普特曼，当个半德国半海地诗人。这一回，他模仿的是作家费尔南·罗兰[5] 、皮埃尔·瓦瑟– 德克罗斯[6] 和朱利安·迪尼拉克[7] 的作品，他认为海地很少有人了解这三位诗人。他把他们的作品摆弄、化装和改头换面之后，树立起一个这种形象的诗人来：他寻找和歌颂雅利安人和马萨伊人[8] 同样辉煌的作品。巴黎一家出版社退稿三次后，决定出版他这些诗。冯·豪普特曼立刻获得了成功。于是，就在米雷巴莱斯消磨使馆工作造成的无聊，或者不得不接受没完没了体检的同时，巴黎的一些文学圈子开始认为他是加勒比地区另类版本的佩索阿。当然，没人发现（甚至被他抄袭的那些诗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很可能看过冯·豪普特曼的作品）他的骗人行为。

当个纳粹诗人而又不放弃黑人文化学者的角色，让米雷巴莱斯兴奋不已。他决定深入提高冯·豪普特曼的创作水平。他从说清—也许是搅浑—个人经历入手。冯·豪普特曼不是米雷巴莱斯的笔名。米雷巴莱斯是冯·豪普特曼的笔名。他说，他父亲当过邓尼茨潜艇舰队的军官，在海地海岸遇上海难，成了被敌对国抓住的鲁滨逊，受到几个马萨伊人的保护，他们把他当成朋友。后来，他父亲娶了马萨伊人中最美丽的姑娘。1944 年他出生（谎话，他出生于1941 年，为了成名成家，他让自己年轻三岁）。法国人自然不相信他的话，可是也没觉得这样的荒唐言行有什么不好。所有的诗人都编造自己的历史嘛，法国诗人尤甚，无人能及。海地诗人中对此反应不一。有些人骂他是不要脸的废物。有些人突然之间也编造说自己的父亲或者祖父是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遇上了海难或者是被遗忘在海地岛上某个角落里的冒险家。一夜之间，米雷巴莱斯·冯·豪普特曼之风像病毒一样蔓延到整个权势阶层。冯·豪普特曼在太子港出版诗集，马萨伊人的说法（海地岛上可能根本没有马萨伊人的后代）加上传说和家史花样翻新，甚至有两个基督教新教的牧师助手大显身手，去抄袭那位抄袭者的作品，但不很成功。

但是，冯·豪普特曼的名气在海地没有维持多久。等到他从欧洲回国时，那股风已经被人遗忘。有权势的人们—杜瓦利埃王朝、少数富豪和军人—有比推举理想的混血形象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被海地阳光照耀得眼花缭乱的米雷巴莱斯痛苦地发现，建立秩序和反共要比日耳曼民族、马萨伊民族以及二者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共同命运要重要得多。但是，他没有被吓退，准备摆出一副傲慢的姿态再向世人抛出一个笔名。于是，马克斯·勒·格勒这名字诞生了，他是抄袭术之花，剽窃魁北克、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黎巴嫩、喀麦隆、刚果、中非和尼日利亚诗人的作品（除了马里诗人西里曼·西索科和几内亚诗人凯塔·佛代巴之外，这二人的作品是阿波利奈尔法文书店忽冷忽热的老经理热情借给他的，他进入这些作品时热情之极，放下时浑身战栗）。

剽窃的结果是乐观的。读者没有反应。

至于米雷巴莱斯的爱情生活，他在《箴言报》社会版工作的几年里处于休眠状态，那里的工作量太少而且不稳定，他在海地电话公司找了一个兼职的小活计，因为报社的工作无法维持生计。

流亡国外的岁月也是学习的时光。米雷巴莱斯的诗作数量增加了，卡西米尔的诗作增加了，冯·豪普特曼的诗作增加了，勒·格勒的诗作增加了。这四位诗人变得深沉起来了；四人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冯·豪普特曼是日耳曼民族的歌颂者，坚决主张混血纳粹；勒·格勒特别讲究实用主义，主张铁腕和拥护军人掌权；米雷巴莱斯是个抒情诗人，主张爱国主义，高举以下三位独裁者的旗帜：杜桑·卢韦杜尔[9] 、德萨利讷[10] 、克里斯托夫[11] ；卡西米尔则相反，是歌颂黑人文化、故乡、非洲歌舞的诗人）。四人也有相近之处：都十分热爱海地、秩序和家庭。在宗教信仰问题上，四人的分歧在于：勒·格勒和米雷巴莱斯是天主教徒，对待别的信仰相当宽容；卡西米尔则信仰伏都教；冯·豪普特曼则是个马马虎虎的新教徒，不宽容。分歧使得四人吵架（尤其是冯·豪普特曼和勒·格勒二人像斗鸡），也能妥协。四人互相采访。《箴言报》刊登过某一篇此类采访报道。如果想一想米雷巴莱斯也许某天晚上梦见他独自一人就以自己的灵感和雄心支撑起当代海地诗坛，那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米雷巴莱斯在诗情画意方面（所有被海地官方审查的文学都可说是诗情画意）打算对名利场做最后一次冲击。

他认为，人们对以19 世纪为支柱的文学已经不感兴趣了。诗歌正在死去。小说还没有，可他不会写小说。有几个晚上，他气哭了。后来决定想办法，不找到办法决不罢休。

早在他当社会版记者的漫长经历中，就认识了一位非常年轻而出色的吉他手；据说此人是一个上校警官的情人，在太子港贫民窟艰难度日。二人成了朋友，起初，米雷巴莱斯并没有什么计划，纯粹喜欢听他弹奏罢了。后来，他建议组一个乐队。乐手接受了。

这样一来，米雷巴莱斯最后一个笔名诞生了：雅克·阿尔蒂博尼托—作曲兼主唱。他写的歌词抄袭自上沃尔特[12] 的诗人纳克罗·阿里度、德国诗人戈特夫里德·本、法国诗人阿尔芒·拉努的作品。曲子就是那吉他手（名叫欧斯塔切·德莎内）自己的，他愿意无偿放弃著作权。

这对歌手的经历可不同寻常。米雷巴莱斯没有歌喉，却执意唱歌；没有节奏感，却偏偏要跳舞。二人录了唱片。欧斯塔切用一种深知一切的温和态度对米雷巴莱斯言听计从，更像机器人，而不是吉他手。二人走遍海地的四面八方：从太子港到海地角，从戈纳伊夫岛到莱奥甘。两年后，二人只能在海地最肮脏下流的地方演出了。一天夜里，欧斯塔切在与米雷巴莱斯同住的旅馆房间里自尽了。米雷巴莱斯在监狱里蹲了一星期，直到最后查明是自杀才得以出狱。出来后很快收到了恐吓信。欧斯塔切的那位上校朋友公开宣布要教训米雷巴莱斯。《箴言报》已经不愿意聘用他当社会版记者了。朋友们纷纷离他而去。

米雷巴莱斯处于孤独之中。干各种最下等的杂活，继续默默无闻地从事他称为“我仅有的那些朋友的创作”，就是卡西米尔、冯·豪普特曼和勒·格勒的诗，无论是出于匠人的纯粹自豪，还是出于这个时候难以克服的厌烦情绪，他拓展抄袭来源，诗作毫无疑问已经变形。

1994 年他去探访一位热情回忆起米雷巴莱斯的社会纪实文章以及冯·豪普特曼诗作的宪兵军官的时候，一群衣衫褴褛的人和一群准备出国的军人正打算绞死他。米雷巴莱斯气急败坏，躲到南方省会莱凯去了，在酒吧间里朗诵诗歌以及在仓库码头充当中间人。

就在他用几个笔名写身后著作的时候，死神降临了。

[1]艾梅· 塞泽尔（Aimé Fernand David Césaire，1913—2008）， 马提尼克岛诗人，政治活动家。

[2]勒内·德佩斯特（René Depestre，1926— ），海地著名诗人。

[3]安东尼·费尔普斯（Anthony Phelps，1928— ），海地诗人、小说家。

[4]达维迪格（Davertige，1940— ），海地诗人。

[5]费尔南·罗兰（Fernand Rolland，1920— ），法国当代艺术家、诗人。

[6]皮埃尔·瓦瑟– 德克罗斯（Pierre Vasseur-Decroix），法国当代诗人。

[7]朱利安·迪尼拉克（Julien Dunilac），法国当代诗人。

[8]非洲一个游牧民族。

[9]杜桑·卢韦杜尔，1801 年海地总督。

[10]德萨利讷（1758—1806），海地皇帝，1804 年宣布海地独立。

[11]克里斯托夫（1767—1820），1807 至1810 年任海地总统，1811 至1820 年自封皇帝，后被推翻，自杀而亡。

[12]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的旧称。

美国诗人

吉姆·奥巴侬

Jim O’Bannon

（1940 年生于梅肯，1996年卒于洛杉矶）

吉姆·奥巴侬是美国诗人和足球运动员，既喜欢武力又渴望得到娇嫩易损的东西。他早期尝试性的文学作品有着明显的“垮掉的一代”的美学痕迹，他的第一部诗集《梅肯之夜》（1961 年）可以为证，出版地点为梅肯，收在昙花一现的《燃烧的城市》丛书里。作品献给一大堆诗人：艾伦·金斯伯格、格雷戈里·科尔索[1] 、杰克·凯鲁亚克、斯奈德[2] 、劳伦斯·弗林格蒂[3] 。他与这些诗人不曾谋面（此前从未离开过佐治亚州老家）；但是，至少与其中三位诗人保持热情而内容丰富的书信往来。

1962 年他搭顺道车前往纽约旅行，与金斯伯格以及一位黑人诗人在村里[4] 一家旅馆会面。三人谈话，喝酒，高声朗诵诗歌。后来，金斯伯格和那位黑人建议他们一起做爱。奥巴侬起初没听懂。后来，一位诗人给他脱衣服，另一位开始抚摩他，可怕的事实降临到了他身上。一瞬间，他不知该如何是好了。随后，他将两位诗人暴打一顿，遂扬长而去。后来他说：“我之所以没有踢死他俩，因为他俩让我伤心啊。”

金斯伯格虽然挨了揍，还是把奥巴侬的四首诗收进了“垮掉的一代”诗人作品集里，一年后在纽约出版。奥巴侬这时已经回到佐治亚州，打算起诉金斯伯格以及那家出版社侵权。律师们都劝他不要这样做。于是他决定回纽约，当面教训金斯伯格。在几天的时间里，奥巴侬毫无结果地在纽约城里跑来跑去。后来，他以此为题写了一首诗，题为《步行者》，写一位天使步行穿越纽约，找不到一位好人。他还写了一首与“垮掉的一代”决裂的长诗，作品带有启示录的意味，把读者带入不同的历史场景或者人的内心（借助谢尔曼的力量进入亚特兰大，写一个希腊小羊倌的垂死挣扎，小城镇的日常生活，住满同性恋、美国黑人、犹太人的洞穴，以及悬在每个人头上的用镀金与合金铸成的救赎宝剑）。

1963 年他获得了丹尼尔·斯通促进青年艺术家发展奖学金，前往欧洲旅行。在巴黎，他拜访了艾蒂安·德·圣艾蒂安，觉得此人肮脏，爱发脾气。在巴黎，他还结识了朱尔·阿尔贝·拉米斯—法国新古典主义伟大诗人，美国文化的崇拜者。二人成了永远的好朋友。奥巴侬租了一辆车，去游览意大利、南斯拉夫、希腊。用完奖学金后，奥巴侬决定留在法国。朱尔·阿尔贝·拉米斯帮助他在迪耶普一家旅馆（拉米斯家族产业）找到一份工作。结果，他觉得这家旅馆“很像一处公墓”；不过，这份工作让他有大量空闲时间可以写作；英吉利海峡灰蒙蒙的天空给他插上了灵感的翅膀。到了1965 年底，亚特兰大一家几乎不知名的出版社终于同意出版奥巴侬的第二部诗集。奥巴侬对这部诗集表示非常满意。

但是他没回美国。一个下雨的傍晚，一位来自佐治亚州不伦瑞克市的女游客出现在旅馆里。她名叫玛格丽特·欧甘。二人一见钟情。两周后，奥巴侬离开旅馆，跟随欧甘小姐（后来成了他第一任妻子和惟一的缪斯）游览西班牙的名胜古迹。六个月后，在法国首都，二人举行了公证婚礼。激动、惆怅、善于演说的拉米斯为这对年轻人主持了婚礼。那时，奥巴侬的作品已经在美国媒体里受到评介了，反应不一。有些非正式的“垮掉的一代”比正式的“垮掉的一代”人物还要起劲，面对那位从前的“垮掉的一代”诗人奥巴侬的攻击，他们用公开使对方名誉扫地的办法加以反击。另外一些人，其中有金斯伯格，表现冷漠。诗集《勇士之路》把一种罕见的自然观（一个空空荡荡到不可思议的、没有生物、混沌、至高无上的大自然）与一种喜欢骂人、诽谤和抨击的倾向结合在一起，还不算每首诗里的威胁口气以及各种大话。有人说这是民族复兴，也不乏热情的读者说这些诗里有20 世纪下半叶卡尔·桑德堡[5] 的影子。亚特兰大的诗人圈子反应冷漠。

与此同时，奥巴侬在巴黎加入了官员俱乐部，这是拉米斯主持的文学社；拉米斯的弟子们都以专门方式加入了该组织，其中有两位在翻译《勇士之路》，后来不久就在给拉米斯出书的那家出版社里出版了《勇士之路》的法译本。这为奥巴侬在美国诗歌评论界（一向关注大洋彼岸的动向）获得好名声奠定了基础。

1970 年奥巴侬回美国。他的作品开始每年定期在书店橱窗里展览了。继《勇士之路》后，又出版了《未耕地》、《诗歌救火云梯》、《与吉姆·奥布莱迪交谈》、《楼梯上的苹果》、《天堂和地狱的梯子》、《重访纽约》、《吉姆·奥巴侬最佳诗选》、《河流及其他诗》、《美国黎明中的吉姆·奥布莱迪子女》，等等。

他在美国各地举办讲座和诗歌朗诵会，以此为生。四次结婚，四次离婚，尽管他总是坚持最爱的就是玛格丽特·欧甘。岁月软化了他的文学批评：从《约翰·布朗的负面影响》流露出的生硬、粗暴、爱挖苦转变为《纪念蔓藤街上的一条狗》中的病态和高傲，确有天壤之别。直到晚年依然保持对犹太人和同性恋者的歧视，但是对美国黑人开始可以接受时，死神已经来到他身边了。

[1]格雷戈里·科尔索（Gregory Corso，1930—2001），美国诗人。属于“垮掉的一代”。

[2]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1930— ），美国诗人、散文家。属于“垮掉的一代”

[3] 劳伦斯·弗林格Lawrence Ferlinghetti，1920— ），美国诗人、出版家。“垮掉的一代”文学运动发起人之一。

[4]指纽约的格林威治村，曾是垮掉派作家的聚集之地。

[5]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1878—1967），美国诗人、小说家、历史学家、民俗学者。两次获得普利策文学奖。

罗里·朗

Rory Long

（1952 年生于匹兹堡，2017年卒于拉古纳海滩）

罗里·朗的父亲是诗人马库斯·朗，后者是查尔斯·奥尔森[1] 的弟子和朋友。奥尔森一年总有几天要去朗的家中住。朗的家位于亚利桑那州的锯木厂新村，近凤凰城。马库斯·朗在大学讲授美国文学。在某位得意门生陪伴下度过一些快乐时光。这会让人联想到奥尔森也会对小罗里非常有好感，他（当然还有马库斯）真正教会了小罗里读懂诗，亲自给小罗里讲解什么是“投射诗”和“非投射诗”。还有一种可能性：小罗里躲在门廊外面偷听父亲和奥尔森的谈话，与此同时，亚利桑那的黄昏景色定格在永恒状态。

总之，肤浅地说，“非投射诗”是传统的作诗法，写内在“封闭性”的诗，其中总是可以看到市民诗人某些吝啬表现，一面作诗，一面拍拍肚皮或者睾丸或者吹嘘自己的欢乐与不幸；反之，“投射诗”—有时通过埃兹拉·庞德和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作品表现出来—就是“开放性”的诗，“能量移动”的诗，以近似于“在场中构成”的手法写成。一句话，为了咱们别像奥尔森那样迷路，“投射诗”就是“非投射诗”的反面。

或者说，小罗里就是这样理解的。“封闭性”诗就是多恩[2] ，就是埃德加·爱伦·坡，就是罗伯特·勃朗宁，就是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3] ；“开放性”诗就是庞德和威廉斯的作品（并非全部）。“封闭性”诗属于个人，从诗人到读者，都属于个人。“开放性”诗是无人称的，从回忆部落生活的猎手（诗人），到倾听这一回忆以及未来记忆的接受者（读者）。罗里认为圣经就是“开放性”诗歌，活动在或者说爬行在圣经阴影下面的人，就是理想的读者，就是渴望得到睿智“话语”的人们。当罗里建构起这个宏大空洞的体系时，还不到十七岁。但他那时浑身是力气，即刻动手开工了。应该开发体系，因此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买一本圣经，因为在家里没有找到。于是，后来他开始背诵圣经的段落，一段又一段地背下去；他发现里面的每句话都直接说到心坎上了。

罗里到了二十岁，在美国真殉道者教会保护下成了布道师，出版了一本诗集，没人阅读，包括他父亲，因为他父亲有启蒙运动思想，看到儿子跟那些活动在大书[4] 阴影下爬行的人一道爬行感到羞愧。但是，任何失败也不能吓倒罗里。那时他已经像飓风一样走遍了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得克萨斯、俄克拉何马、堪萨斯、科罗拉多、犹他；然后再从新墨西哥开始逆时针走一圈。这差不多就是他的感觉，逆反的感觉，推心置腹地说，奥尔森让他感到失望（但不是那“非投射诗和投射诗”）， 他很晚才读到奥尔森的作品—诗论和自己的无知让他感到困惑，奥尔森的诗是个骗局（看到《最高级的诗歌》时，他呕吐了三个小时）；美国真殉道者教会让他失望，该教会的成员看到了圣经的表面，但是没看到它的离心力，看到了地面，没有看到火山群和地下河流；70 年代让他感到失望，因为到处是伤心的嬉皮士和悲哀的妓女。他甚至想自杀！但没动手，仍然读书。继续写作：书信、歌曲、剧作、电视脚本、电影剧本，继续写没完结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动物寓言故事、连环漫画故事情节、传记、经济和宗教方面的小册子；尤其是写诗，把上述各种文学形式都混杂在一起了。

他试图用无人称写作：给阅读圣经的人写导读，给找不到圣经真谛的人写指南。他给自己做了两处文身：一处在右臂上，是颗破碎的心，象征着自己在寻找；一处在左臂上，是一本火中书，象征着自己的职业。他试着写口头诗：不是呐喊，不是模拟的声音，不是与圣经平行的某个部落那丧尸般的人们的语言游戏，不是他自己的一部分，也不是回忆童年和初恋的农夫絮语，而是一个热情洋溢、亲切熟悉的声音，如同世界末日来临时的电台主持人。接着，他成了主持人的朋友，打算看看自己能不能学点什么，看看能不能听出来传遍美国的声波是不是无人称的。那是戏剧性的说话声调。一个全心观看的人到处寻觅，最终找到一个全心聆听的人。于是， 年复一年，人们看见他从一座教堂到另外一座教堂，从一户人家出来到另外一户，别人出书的时候，他不出书，不改变地位，而是继续写作，继续在奥尔森等人的理论泥淖里探究，浑身疲惫，但是睁大了眼睛，无论如何，他没有愧对那位诗人父亲。

等到从泥淖里钻出来的时候，他好像变了一个人。更瘦了（身高一米八五，体重六十公斤），更老了，但是他已经找到了可以很快通向金光大道的捷径。那时，他在为得克萨斯末日教会宣讲教义和自己的政治主张（从前是混乱的，现在已经明晰）。他认为美国有必要复活，认为自己了解这一复活的特征（有别于此前试验过的一切特征）；相信美国家庭的力量，认为美国家庭有权利得到各种真实信息，有权利不受犹太复国主义的信息或者美国联邦调查局操控信息的毒害；相信杰出人物，认为美国有必要重整旗鼓再上航天之路；认为一种致命的疾病正在吞噬美国的大部分肌体，因此有必要做手术。他忘记了奥尔森，忘记了父亲，但是没忘记诗歌（出版了一本集短篇故事、诗和种种“思想”为一体的题为《诺亚方舟》的文集，大获成功），在西南地区从事宣传自己教义的工作，也很成功。成功的渠道有广播和录像，事情很简单。尽管往事越来越迅速地模糊难辨，有时他纳闷：此前怎么花了这么大力气才找到了正路呢？

他发福了（体重到了一百二十公斤），赚到了钱，很快就光顾只有有钱人才光顾的地方。他去加州，创建了加州基督徒灵恩会。追随他的信众实在太多了，传播福音实在太容易了，因此他还有时间写诗，写讽刺诗，写幽默诗：这些作品让他自己都笑了，笑容让他在干净的镜子里变了模样，他独自一人待在一个得克萨斯人的房间里，或者待在一群像他一样发胖的陌生人中，那些人自称是他朋友、他的传记作者、他的代理人，他们聚集在一个接着一个的慈善晚宴上。比如，他写了这样一首诗：莱尼·里芬施塔尔[5] 与恩斯特·荣格尔[6] 做爱。一位是百岁男士，一位是九十高寿的女士。做爱就是一堆行将就木的皮包骨的碰撞。罗里在他散发着臭味的书房里叹道：老天爷啊，老恩斯特不客气地骑在她身上，那位德国老妓女要求：“使劲！使劲！再使劲！”是一首好诗啊：一对老男女眼睛发亮，熠熠生辉，令人羡慕；二人互相亲吻，衰老的下巴骨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一面动作细致地给读者上课，一面斜眼看读者的反应。这堂课上得明明白白。民主应该结束了。这些纳粹分子为什么如此长寿？瞧瞧赫斯[7] 吧：要是不自杀，如今能到一百岁了。是什么让这些纳粹分子长寿的呢？是什么让他们几乎长生不老？是流血？是圣经的传播？是提高了觉悟吗？ 加州灵恩会转为地下了。那是一座迷宫，恩斯特和莱尼在里面一再做爱，很难将他们分开，就像牧场里两只激情如火的牧羊犬。那是一群失明的羊吗？是一群被催眠的羊吗？罗里想：我的声音把它们给催眠了。可什么是长寿的秘诀呢？是纯洁，是从不同角度对这一千年的研究、经营和创造。有几个夜晚，他以为用指尖触摸到了“新人类”的身体。瘦了二十公斤。恩斯特和莱尼在天上为他性交。他明白了那不是普通（它炽烈如火）催眠术疗法，而是真正的火焰圣饼。

那时，他完全疯了，诡计在他身体的各个角落里安家落户了。他有钱，有名气，有一群大律师。有广播电台、报社、杂志社、电视台。在美国参院里有朋友。直到2017 年3 月某一天中午之前，还有钢铁般的健康。那天中午，一个名叫鲍德温·罗恰的黑人青年把他的脑袋给炸飞了。

[1]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1910—1970），美国前卫派诗人，文学理论家，“黑山诗派”创始人，该诗派主张诗是诗人把“能量”传递给读者的东西，要以顺应呼吸的“音乐片语”代替传统诗律中的节拍，强调诗的自发性和口语化。

[2]约翰·多恩（John Donne，1572—1631），英国诗人，玄学派代表人物。

[3]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1892—1982），美国诗人，普利策诗歌奖得主。早期诗作受艾略特和庞德影响。

[4]指圣经。

[5]莱尼·里芬施塔尔（Leni Riefenstahl，1902—2003），德国女导演，主要作品有《意志的胜利》、《奥林匹亚》等。

[6]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1895 —1998），德国小说家、短论作家。

[7]鲁道夫·赫斯（Rudolf Walter Richard Hess，1894—1987），纳粹副元首，在纽伦堡被判无期徒刑，后自缢于狱中。

雅利安兄弟会

托马斯· R.默奇森，外号“得克萨斯人”

Thomas R. Murchison, alias el Texano

（1923 年生于得克萨斯州克鲁塞斯市，1979年卒于俄勒冈州沃拉沃拉市的监狱）

默奇森一生与牢狱结缘。诈骗，盗车，投机，贩毒，玩儿遍了各种犯罪项目，没有专攻一行，没有特别具体专业。并非意识形态让他走进了雅利安兄弟会，而是在狱中服刑和强烈的生存欲望使然。体质弱，性格不好动武，这就需要团体，如果他还想活下去的话。他从来没当过头目，但是有幸为这个被他称作“愁容骑士”的团体办了第一本文学杂志。1967 年在弗吉尼亚州克劳福德监狱里，《铁窗文学》第一期问世了。编委会由马库斯·帕特森、罗杰·泰勒和默奇森组成。这份杂志有四页纸，版面很小，除去提供书信、监狱内部和克劳福德当地的消息之外，还刊登一些诗（确切地说是歌词）和三个短篇小说。小说作者署名“得克萨斯人”。作品受到广泛赞许。特点是既嘲讽又幻想，主人公是囚徒，或者是与恶势力斗争过的教友会的前囚徒；恶势力的化身则是腐败的政客，或者是巧妙化装成人类的来自太空的外星人。

这份杂志获得了成功。尽管有些官员态度有所保留，但还是传到了别的监狱。默奇森漫长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走运的犯罪生涯，使他得以为大部分监狱文学杂志撰稿，这时他已经成了编委会的重要成员，或者是其他监狱的特约记者。

在他少有的自由日子里，几乎不看报，尽量不与教友会有关的老囚犯联系。在狱中，他读赞恩·格雷[1] 的作品以及别的西部小说。最喜爱马克·吐温的作品。有一次，他这样写道：我的密西西比就是牢房。默奇森死于肺气肿。作品散见于一些杂志中，计有五十多部短篇故事和一首七十行诗，是献给一只雪鼬的。

[1]赞恩·格雷（Zane Grey，1872—1939），美国作家，擅长写描绘美国西部生活的浪漫主义小说。

约翰·李·布鲁克

John Lee Brook

（1950 年生于加州纳帕市，1997年卒于洛杉矶）

这位后来被看成是雅利安兄弟会中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和20 世纪末加州最杰出的诗人之一的约翰·李·布鲁克，是十八岁时在一所监狱冰凉的教室里学会读书和写字的。入狱前，他的生活道路可以定义为“连续小偷小摸，无章无法，出身于加州下层白人家庭的少年”； 家庭破碎：没有父亲，母亲在怀孕的时候还只是个孩子，工作收入微薄。扫盲后，布鲁克的犯罪生涯来了一个九十度转弯：介入贩毒生意、买卖白人妇女、盗窃豪华轿车、绑架、杀人。1990 年被控杀害了杰克·布鲁克及其两名保镖。审判期间，约翰自称是无辜的。但上台后十分钟，他突然打断检察官的话，接受全部指控，还承认四桩没破的凶杀案（此前已经被人们遗忘）：杀害色情小说家阿道夫·潘托利亚诺、色情电影女演员苏西·韦伯斯特、男演员丹·卡迈恩以及诗人阿瑟·克兰，前三桩案子发生在四年前，最后一桩发生在1989 年。

约翰·李·布鲁克被判处死刑。加州文学界有影响的人士支持他上诉，结果维持原判。1997 年4 月被执行死刑。据目击者说，约翰在最后的几个小时里从容不迫，万分镇定，静静地读着自己的诗。

他的作品有五卷，内容充实，受到惠特曼潜移默化的影响，对话形式很多，非常接近叙事诗，但并不忽视美国抒情诗的其他流派。他偏爱的题材（在他所有的诗作中多有重复，有时十分痴迷）有白人居民区中的赤贫现象，美国黑人和监狱中的性侵犯，总是描写成小鬼或者神秘厨师的墨西哥人，女人的稀缺，被视为继承了边境精神的摩托俱乐部，街头和监狱中黑社会的等级，美国的衰落，孤独的武士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诗作有：

《约翰·李·布鲁克要求恢复名誉》是一系列长篇累牍作品中的第一部，作者常常说这些作品是“文字流”，里面的诗一定要超过500 行，他称之为“打碎的小说”。这部作品中的约翰·李·布鲁克已经成为诗人，尽管写这部作品时他才二十岁。这首长诗说的是青春病以及惟一能治疗这种病的方法。

《无名街道》是一部把麦克利什以及康拉德·艾肯[1] 的语录与奥兰治县监狱菜单以及一个每周二、四去监狱给犯人讲课的文学教授的鸡奸梦结合在一起的作品。

《我和桑地诺》是诗人和洛·桑地诺的谈话片段，后者是布鲁克的假释官。二人的话题包括体育（美国最棒的体育项目是什么？）、妓女、电影女明星们的生活、监狱里的著名人士以及这些名人在监狱内外的道德权威。

《查尔斯》（正是一位监狱名人）不是表面和具体描写查尔斯·曼森[2] 而是写他的内心世界。约翰于1992 年认识了他。

《女伴》写一次主显节聚会，参加的人有精神病患者、连环杀手、鬼迷心窍的人、痴迷于美国梦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梦游病人和偷猎者。

《坏人》写一种近似于天生杀手的人；约翰·李·布鲁克是这样描写那些坏人的：“恶人/ 随心所欲的孩子/ 在一座铁制的迷宫或者沙漠里/ 脆弱得如同狮笼里的猪……”

《坏人》写完的日期是1985 年，收录在他第三本诗集里（《孤寂》，1986 年出版），《南加州心理月刊》和《伯克利大学心理学杂志》分别刊登了两篇研究文章，观点截然相反。

[1]康拉德·艾肯（Conrad Aiken，1889—1973），美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

[2]查尔斯·曼森（Charles Milles Manson，1934— ），邪教组织“曼森家族”创立人。被判终身监禁。

传奇的斯基亚菲诺兄弟

伊塔洛·斯基亚菲诺

Italo Schiaffino

（1948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982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

伊塔洛·斯基亚菲诺至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至少在他赶上的年代，恐怕没有第二位诗人比他更能坚持写诗了。但是，后来一颗新星升起了，盖住了他的光辉，那就是他的弟弟、诗人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

家境贫寒，生活里他只热衷两件事：足球和文学。十三岁辍学，十五岁时他已经在堂埃尔科莱·马桑托尼奥的五金店里干了两年杂工了，成了恩索·劳尔·卡斯蒂略内帮的成员，追捧博卡青年队。

他进步很快。1968 年卡斯蒂略内入狱后，伊塔洛当上了头目，写出第一首诗（至少是人们记得的第一首诗）和第一篇宣言。诗的题目是《发抖吧，猎犬们》， 有300 行，其中有些段落帮里的朋友们能背诵下来。基本上是一首战斗诗；用伊塔洛的话来说，就是“献给博卡队小伙子的一首《伊利亚特》”。有了订阅费之后，这首诗于1969 年出版，印刷1000 册。佩雷斯·埃雷迪亚博士写了序言，文中欢迎这位新诗人登上阿根廷诗坛。那篇宣言的内容则不同。在五页的文字里，伊塔洛阐述了阿根廷足球的形势，抱怨危机在即，指明了造成危机的罪魁祸首（不能培养优秀球员的犹太富豪统治以及把国家拖入衰败的赤色知识分子），说明了危险的性质以及排除危险的各种方法。宣言题为《阿根廷青年的时机》，用伊塔洛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需要一群土生白人按照冯·克劳塞维茨[1] 的思想来唤醒祖国最激动不安的心灵”。这篇宣言很快就变成了卡斯蒂略内帮的必读物，至少在最铁杆的圈子里是如此。

1971 年伊塔洛拜访了门迪鲁塞的遗孀；但是，没有留下来照片和文字的记录。1972 年伊塔洛发表了《荣耀之路》，沿着四十五首诗留下的足迹，回顾了博卡青年队另外一些球员的生涯。诗集中包括了《发抖吧，猎犬们》以及佩雷斯·埃雷迪亚博士亲切的序言，还包括博卡俱乐部副主席的《无异议》。此次出版的费用是由伊塔洛帮的成员们资助的，印数事先预订了，多余部分在周日的赛事中卖给体育场附近的观众。这一次，专业评论家们打破了沉默：两家体育报介绍了《荣耀之路》， 佩斯塔洛齐博士主持的电台节目《足球百分百》里邀请作者去做客，请伊塔洛对处于危机关头的阿根廷足球问题发表意见。做节目时（体育界名人荟萃），伊塔洛表现得稳重谦恭。

1975 年又一部诗集《像凶猛的公牛》送去印刷。如果在他的诗作里听到了何塞·埃尔南德斯[2] 、里卡多·吉拉尔德斯[3] 以及卡列戈等高乔诗的声音，那是不足为怪的；伊塔洛时而讲述，时而细致描绘他所领导的一帮人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各地以及两次前往科尔多瓦和罗萨里奥去助阵的情况，结果是他们取得胜利、球迷们声音嘶哑以及数次肢体冲突（没有发展成巷战，但是教训了“敌方”孤陋寡闻的群众）。《像凶猛的公牛》尽管口气特别好战，却是最成功的作品，风格比较自由而自然，读者能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位年轻的诗人艺术完美，善于把自己与“祖国最纯洁的空间”联系起来。

同样，还是在1975 年，他把奥内斯托·加西亚帮、胡安·卡洛斯·伦蒂尼帮与他自己的帮派整合在一起，随后创办了季刊《与博卡队同在》，从此这份刊物就成了他表达和传播自己思想的工具了。他在1976 年第一期上发表了《犹太人滚蛋》，当然是指滚出球场，而不是阿根廷，尽管如此，仍然让人对他产生了许多不理解和敌意。同样，在当年第三期《不满球迷的回忆》中，他假装河床队的球迷，对这支布宜诺斯艾利斯敌对俱乐部的球员和球迷极尽调侃之能事；随后在1977 年第一期、1977 年第三期和1978 年第一期上，分别刊登了《不满球迷的回忆》之二、之三和之四，受到《与博卡队同在》读者的一致好评。退休上校佩尔西奥·德拉·富恩特博士在一篇研究土著白人话语和俏皮话的论文中引用了上述作品的话，这篇论文发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语义研究》杂志上。

1978 年是伊塔洛的荣耀之年。这一年阿根廷首次获得世界杯冠军，帮派成员们上街庆祝。这时的大街变成了特大狂欢节通道。这是“为小伙子们干杯”的一年，写讽刺、狂放诗的一年；他把国家想象成一个庞大的足球流氓团伙，迎向自己的命运。也是在这一年里，他多次“体面”而“成熟”地登台亮相：他的诗作得到广泛评论，不仅限于体育杂志；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电台邀请他做特约评论员；一家亲政府的报纸邀请他每周为青年写专栏文章。伊塔洛全都接受下来，但是，很快他那支热情而烈性的笔就与大家发生了冲突。无论电台还是报纸，人们很快就发现，在伊塔洛心中，最重要的是当博卡帮的头目，而不是什么雇员。冲突的结果就是肋骨断了，玻璃碎了，他开始了一次又一次下大狱。

如果没有他的捐助人的支持和保护，伊塔洛的抒情血液似乎就要凝固了。1978 到1982 年间，他几乎完全投入到了啦啦队和维持《与博卡队同在》的发行工作上了。他继续在这份刊物上发表文章，攻击足球和阿根廷的弊病。

他在球迷中的影响依然未减。在他领导下，博卡帮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壮大。他的威望，即便是秘密和隐蔽的，也是无可匹敌的：家庭相册中至今保存着博卡队的领队和球员们与伊塔洛的合影。

1982 年伊塔洛因突发心脏病而猝死，生前正在收听关于马岛战争最新战况的广播。

[1]18 世纪普鲁士将军，著名的军事思想理论家。

[2]何塞·埃尔南德斯（José Hernández，1834—1886），阿根廷高乔诗最重要的诗人。代表作长诗《马丁·菲耶罗》。

[3]里卡多·吉拉尔德斯（Ricardo Guiraldes，1886—1927），阿根廷高乔小说的代表作家。代表作长篇小说《堂塞贡多·松勃拉》。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绰号“油球”

Argentino Schiaffino, alias el Grasa

（1956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2015年卒于底特律）

阿亨蒂诺的生涯在不同时期可以同文学和体育一起变化，有时是对立的形象进行比较。因此，1978 年，一个名叫帕利托·克鲁格尔的人在第三期《与博卡队同在》中著文说：阿亨蒂诺的生平和创作与兰波差不多；1982 年这份杂志另外一期上，有人著文称，可以把他比作土生白人中的狄奥尼西奥·里德鲁艾霍[1]；1995 年，冈萨雷斯·伊鲁霍教授在《阿根廷神秘的诗人》诗选中作序，把阿亨蒂诺与巴尔多梅罗·费尔南德斯[2] 相提并论；阿亨蒂诺的几位好友写信给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几家报纸，盛赞阿亨蒂诺是一位可与马拉多纳相比的公民；2015 年，在美国亚拉巴马州塞尔玛一家报纸上刊登的一则简短讣告中，约翰·卡斯蒂亚诺把阿亨蒂诺比作林戈·博纳韦纳[3] 那样的悲剧人物。阿亨蒂诺在生平与创作中的沉浮，从某种程度上讲，在他的同类人当中很有代表性。

的确，他是在哥哥的庇护下长大的。哥哥让他爱上了足球，迷上了博卡队，对作诗的秘密产生了兴趣。但兄弟二人的差别是明显的。伊塔洛身材高大，健壮，专横，性格冷漠，缺乏想象力；那模样令人敬畏：瘦高，结实，神情相当阴郁，但从二十八岁以后开始危险地发胖了，大概是荷尔蒙失调所致，后来肥胖要了他的命。阿亨蒂诺则是中等偏下身材，微胖（绰号“油球”由此而来并陪伴他终生），想象异常丰富，性格平易近人，有胆量，尽管不大专横，却颇有领袖气质。

阿亨蒂诺十三岁开始写诗。就在哥哥的《荣耀之路》获得成功的时候，他冒险自费油印了五十册第一本诗集，由三十多首讽刺短诗组成，题为《阿根廷最佳笑话选》。他亲自卖给博卡队的球迷们。一周内销售一空。1973 年4 月，继续用老法子，出版了短篇小说《智利入侵》，用黑色幽默的手法讲述一场阿根廷和智利之间假想的战争（有的地方像充满血腥暴力的电影剧本）。同年12 月，发表了题为《我们烦了》的宣言，批评裁判不公，说他们体力不好，有时吸毒。

1974 年初诗集《钢铁青春》问世（油印版五十册）， 里面有内容厚重的诗或曰军人进行曲；该诗集惟一的功劳就是作者第一次离开感情自然流露的框框—足球和幽默的框框。随后，他创作了一个剧本，题目是《各国元首会议，或曰怎样才能走出黑洞？》，五幕喜剧，内容说美洲几个国家的元首在德国一座饭店里开会，讨论如今拉美足球在欧洲全方位足球的威胁下如何恢复它传统和自然的主宰地位。剧本很长，令人想起先锋派戏剧的某些场景—从阿达莫夫[4] 、热内、格洛托夫斯基[5] 到科皮[6] 和萨瓦里[7] 的作品，尽管“油球”是否真的会专门研究他们的作品值得怀疑（但并非不可能）。下面引出几幕供大家欣赏：1、委内瑞拉文化参赞关于“和平”与“艺术”词义的独白；2、尼加拉瓜总统、哥伦比亚总统和海地总统在饭店某个卫生间轮奸尼加拉瓜大使；3、阿根廷和智利两国总统跳探戈；4、乌拉圭大使单独朗读诺斯特拉达穆斯的预言[8] ；5、各国总统组织手淫比赛，三种取胜的方式：粗细、长短和射精。厄瓜多尔大使最粗，巴西大使最长，阿根廷大使射精最多。6、后来，哥斯达黎加总统生气了，他认为这种比赛是“低级下流，污秽不堪”的；7、德国妓女来了；8、大打出手，一片混乱，筋疲力尽；9、曙光来了，“粉红色的霞光让这些大人物感到格外疲倦，他们终于承认自己失败了”； 10 、阿根廷总统独自吃早饭，放了几声响屁之后，上床睡觉。

同年他又发表了两部作品。一篇短小的宣言发表在《与博卡队同在》上，题为《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在一定程度上，继续演绎《各国元首会议》。他建议，拉美回击欧洲全方位足球的办法就是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最优秀的球员，比如克鲁伊夫、贝肯鲍尔等人。他又油印出版一本新诗集，印刷了一百册，题为《天空景象》， 是些短小轻快的诗，歌颂博卡青年队里历史上一些球星，与伊塔洛那本受到称赞的《荣耀之路》有相似之处。话题一样，作诗的方法近似，有些比喻相同，但是哥哥作品里的严谨和刻意规定故事范围的愿望，在弟弟作品里则是寻找意象和韵脚，其中不乏对古老神话的喜爱，减轻了沉重感、话语的威力以及时而出现的华丽色彩。人们会觉得在这本诗集里阿亨蒂诺写得更好。

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在安静地创作。1975 年结婚并开始在一家汽车修理部干活。据说，这段时间，他靠搭顺风车的办法去巴塔哥尼亚地区旅行，读了到手的所有书，一门心思研究美洲史，用精神治疗药物做实验；其实，他每个礼拜天都跟哥哥的博卡帮在一起。他在帮里的威望越来越高，有时在博卡队的主场，有时在客场上，为球队打气加油。还有人说，那几年里，他积极参加安东尼奥·拉库蒂尔上尉的暗杀小组，当驾驶员和汽车修理工，地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上尉的庄园里，但是无法证实。

1978 年阿根廷举办世界杯。“油球”拿出一首长诗，题为《冠军们》（油印1000 册，亲自在体育场各个出入口售卖）。作品很难阅读，有时写得很乱，不加任何过渡就从自由体转向了亚历山大体[9] ，转向了对句，转向了押韵两行体，有时甚至转向不完全音步（钻研阿根廷国家队复杂隐蔽的各个方面时，他采用加西亚·洛尔卡的《吉卜赛谣曲》的调子；研究对手球队时，他能从老比斯卡恰[10] 的拉迪诺语[11] 告诫用到曼里克[12] 在《民谣》中的先见之明）。长诗在两周内卖完。

再次进入长时间的默默创作期。1982 年，据他在自传中说，打算当志愿兵，参加马岛战争，没能如愿。不久后，他前往西班牙旅行，跟着一群疯狂的球迷去看世界杯。阿根廷输给意大利后，他在巴塞罗那一家旅馆被捕，被指控在公共场所企图杀人、偷盗和制造混乱。他和五名阿根廷球迷一起在巴塞罗那模范监狱蹲了三个月。后因证据不足，被释放了。回国后，博卡帮拥戴他当新头领，这个头衔他不感兴趣，而是慷慨地让给了莫拉桑博士和建筑师助理斯科蒂·卡维略。但是，他在精神上对哥哥的追随者的影响却持续了一辈子，对于一代代新球迷来说，他的生平事迹却越来越具有传奇色彩。

1983 年，尽管莫拉桑博士一再反对，《与博卡队同在》杂志还是停刊了。此事剥夺了“油球”惟一的表达渠道，但是后来成了好事。1984 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政治—文学读物小出版社黑与白出版社印制了一本《一段未收复的记忆》，尽管文坛普遍表现冷漠，但它却是阿亨蒂诺走出自费油印之外的第一部著作。这是一本有明显自然主义影响的短篇小说集。最长一篇作品没有超过四页，回忆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人区里玩儿足球的日日夜夜；里面的人物是四个孩子，自称是“启示录四高乔”[13] ，从传记中可以看到伊塔洛和阿亨蒂诺兄弟的童年身影。最短的一篇不到半页，用诙谐幽默的口气和大量布宜诺斯艾利斯俚语，描写某个远方的无名人士在某个下午得了什么病或者突发心脏病或者忧伤的心情。

1985 年，还是那家小出版社为他出版了《疯子们的粗话》，是本比上一本书还要单薄的小书（仅有56 页），乍一看，像是上一本书的附录。这一次，有人注意到了这本书，写了书评。其中有一篇说作者是白痴。另外一篇把书批得体无完肤，但没有对阿亨蒂诺的语感有所指摘。另外两篇（一共就这么四篇）多多少少地公开热情赞美他。

不久，黑与白出版社倒闭了。阿亨蒂诺像往常一样，似乎不仅沉默了，而且处于隐匿的状态。有人说，黑与白出版社的一半股份或者大部分股份属于阿亨蒂诺，这似乎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消失。至于阿亨蒂诺从什么地方弄来钱办出版社，仍旧是个谜。有人说，那些资金是军政府时期从被盗窃和隐蔽的国库里弄出来的，从神秘而不可告人的渠道提供的。但是，这无法核实。

1987 年阿亨蒂诺再度出山领导博卡帮。此时，他已经与妻子离异，如今在科连特斯市中心一家餐厅当服务生；他那家喻户晓的幽默感很快让所有顾客感到亲切可爱。到了这年年底，油印了三篇小说，每篇不超过七页，题为《布宜诺斯艾利斯优秀餐馆小说》。他不摆架子，亲自卖给自己的顾客。第一篇小说讲的是一个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黎巴嫩人打算把全部积蓄投入到一笔可靠的生意里去。此人爱上了一位当肉贩的阿根廷姑娘。二人决定一起办一家专营各类肉食的餐厅。本来诸事顺利，后来黎巴嫩人的穷亲戚纷纷露面了。最后，卖肉姑娘把那些亲戚一一消灭了，从而解决了全部问题。给她当助手的是一个绰号叫“小猴子”的帮厨。她和“小猴子”有婚外情。故事的结尾是一片表面的田园风光：卖肉女及其丈夫和“小猴子”三人去乡下度假一天，准备在祖国的蓝天白云下吃烤肉。第二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有权势的餐厅老板，这个老头子打算寻找一生中的最后爱情；为达此目的，他跑遍了夜总会、妓院和有大姑娘的友人家等处。等到终于找到了梦中情人的时候，他发现竟然是在自己的第一家餐厅里，女方是个二十岁的探戈歌手，生来是盲女。第三个故事讲述一群朋友的晚餐，他们聚会的地点是其中一位的餐馆，这里特意为了聚餐而打烊。晚餐开始时似乎是为告别独身生活的聚会，后来为了庆祝某位朋友的什么成就，后来为了悼念某人去世，后来就是单纯为了品尝阿根廷佳肴而会餐，最后成了大家或者是几乎所有人为一个叛徒设下的圈套，但是书中没有交代那所谓的叛徒究竟背叛了什么：只是朦朦胧胧提到信任、永恒的友谊、忠诚、荣誉。这个故事内容模棱两可，仅仅靠食客们的对话支撑；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情绪越来越坏，越来越浮躁，越来越狠毒，或者相反，越来越直接，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刻薄。遗憾的是，故事的结尾是在预料之中的，除去没有必要之外，还特别凶残：那个叛徒在餐厅的卫生间里被分尸了。

属于1987 年的作品还有长诗《孤独》（640 行）， 出版费用是莫拉桑博士支付的，这位博士还为《孤独》写了序言；博士的侄女贝尔塔小姐还为长诗用泼墨手法做了四幅插图。这是一首怪诗，绝望的诗，骚动的诗，它有助于澄清作者生平中一些空白：诗的发生地是1986 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还有阿根廷。时间是世界杯期间。阿亨蒂诺是长诗的绝对主角，他思考“冠军们的孤独心情”，这些球员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似乎是被遗弃在辽阔的潘帕斯大草原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后来，读者看到阿亨蒂诺乘坐阿根廷航空公司的飞机前往墨西哥，陪同他的是“两个黑人保镖”，很可能是帮内成员，或者是具有震慑力的人物。在墨西哥逗留的故事发生在下等酒吧里，在那里证实了不同文化混合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但表面上他与“那些墨西哥酒鬼”相处得很好。那些墨西哥人把他看成一位“蜗牛王子，拥有一座被毁坏的城堡”；那里还描绘了他为跟踪蓝白军团而流动居住的城市和旅馆。阿根廷队最后获得了胜利，受到广大球迷一致好评：阿亨蒂诺看到一个像飞碟那样巨大的光团飞临阿兹台克体育场[14] 上空，还看见有透明物体从光团中脱离出来，物体后面有长着人脸和皮毛着火的一群小狗跟随，物体用金属链条牵引着它们。他还看见一个“约有三十米长”的手指头告诫性地指示着什么，大概是方向，或者指示广阔的天空中一片乌云。欢庆胜利的队伍沿着墨西哥首都“冻土般”的街道前进；队伍里迷迷糊糊的“油球”最终筋疲力尽，重新回到了墨西哥旅馆的孤独中去了。

1988 年阿亨蒂诺用复印办法印刷了五十册短篇小说《鸵鸟》，这是纪念发动军事政变的那些阿根廷军人的作品，公开赞扬秩序、家庭和祖国，但是仍然有辛辣狠毒、言语污秽的讽刺笔墨，同时那些文字风格又是肆无忌惮、滑稽可笑、戏谑模仿的，是登峰造极的阿亨蒂诺的文风。1989 年出现了一本题为《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最佳作品选》的书，没有出版社的名字，没有日期，里面收入了阿亨蒂诺的诗、短篇小说和政论文章。明白人很快就猜到这是阿根廷第四帝国出版社出版的作品，这家像秘教组织般的出版公司，1965 到2000 年期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界多次出现又消失。

阿亨蒂诺的形象在阿根廷新闻传媒界越来越有知名度。他参加一个专门讨论足球流氓问题的电视节目，第一个出来为足球流氓的暴力行为恢复名誉，搬出来的理由诸如荣誉、正当防卫、团队精神、街头打斗的纯粹和简单愉悦性质。被告变成了原告。参加电台和电视台的辩论，谈及更多种类的问题：财政政策、拉美年轻的民主制度的衰败、探戈在欧洲音乐舞台上的未来、布宜诺斯艾利斯歌剧现状、难以接近的时装、阿根廷各省的公共教育、大部分阿根廷人对国土范围的不了解、国产葡萄酒、重要工业的私有化、一级方程式大奖、网球和象棋、博尔赫斯、比奥伊·卡萨雷斯、科塔萨尔和穆希卡·莱内斯的作品（他发誓一辈子也没看过上述作家的作品，但是敢于发表结论性意见）、[15] 罗贝托·阿尔特[16] 的生平（钦佩阿尔特，尽管站在各自严重对立的派别互相恶斗）、边境骚乱、彻底解决失业问题、斯文犯罪和街头犯罪、阿根廷人天生的独创性、安第斯山脉脚下的锯木厂以及莎士比亚的作品。

1990 年前往意大利举办的世界杯赛场，他和另外三十个阿根廷足球流氓团伙被认为是具有潜在危险的来客。此前，“油球”已经表示他打算会会英国足球流氓，搞一次和解性活动，即为马岛战争牺牲者们举行一次弥撒祈祷，然后办露天烤肉聚餐。尽管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个意向性声明，这个消息却闹得天翻地覆；阿亨蒂诺回国后名声大震。

1991 年他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热调味汁》（作者自己出版，四十页，印了100 册），是对卢贡内斯[17] 和鲁文·达里奥[18] 拙劣的模仿，有的地方干脆就是直接生硬地剽窃，很少有人能说清他为什么要写这种东西，尤其是写完了还要发表；另外一本是《铁船》（栗子出版社出版，五十页，印刷500 册），由三十首散文诗组成，中心议题是男人之间的友情现象。作品推断出友谊是在危险中考验出来的这种老生常谈的结论，这似乎预告了“油球”未来几年的生活。1992 年他率领一大群帮内成员在大马路上伏击河床队的球迷们，枪击造成两死数人受伤的结果。法院下达了通缉和逮捕令。阿亨蒂诺消失不见了。他打电话给一些电台，声称自己是无辜的；然而根本不谴责对河床队球迷的伏击行为。但是，有许多目击者（其中包括不止一个后悔的成员）出来证明案发时阿亨蒂诺就在现场。在媒体上他很快被认为是伏击的主谋和教唆者。从此开始了“油球”生涯的幽灵时期，开始了出现各种猜测和把他生活神秘化的最佳时期。

他是逃犯，从他让人拍的照片上得知，他到过体育场，像球迷一样给自己的球队加油。博卡帮，帮内的小圈子，那些从一开始就跟他哥哥和他本人在一起的成员，纷纷热情地保护他。他出逃的生活激起年轻人对他的敬佩；有些人读他的书；有些人模仿他，追随他的文学道路。但这个“油球”是无法模仿的。

1994 年美国举办世界杯期间，他接受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体育杂志的采访。“油球”在什么地方呢？在波士顿。此言一出，闹剧可就大了。阿根廷记者们从安保措施上猜出来，美国警方防范的对象就是他们，他们认为这有损自己的职业尊严，于是嘲弄美国警察的安全措施；拉美其他国家的记者，再加上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记者，都积极响应这个嘲弄美国警察的活动；这个消息，加上此事引发的很多故事，闹得翻天覆地。波士顿警方加上联邦调查局开始行动。但是，“油球”不见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人知道“油球”的下落。博卡帮公开承认：不晓得老大的去向。直到斯科蒂·卡维略在狱中收到一封长信，贴着美国邮票，里面是“油球”的诗《地是空虚混沌》，是从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寄出来的。这首长诗（莫拉桑博士急忙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球迷们进行征订出版）一开篇就用有韵律的自由诗体，把美国和阿根廷的空间做了对比，一个在新大陆南边，一个在北边，接着详细回忆了一些监狱的情况— 是“热情和无知迫使作者和朋友们下了牢房”，这是指斯科蒂眼下正在服刑两年的监狱；长诗的结尾是一片混乱，既有种种威胁的话，又有回忆童年的田园生活场景（母亲，新鲜意大利面的香味，餐桌旁兄弟姐妹们的笑声，荒地变成了足球场，大家玩儿塑料球直到天黑）， 还有亵渎神明的下流玩笑，这是阿亨蒂诺最后诗作的特别之处。

一直到1999 年，大家都不知道“油球”的更多消息。博卡帮保持着绝对且也许是真诚的沉默。虽然莫拉桑博士有所暗示，说了些真心实意的隐语和模棱两可的话，但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在阿根廷没人知道“油球”的去向。一切都是推测，即便如此，在1998 年，最执拗的几个人前往法国看世界杯的时候，仍坚信一定会找到“油球”，认为他会一如既往地给蓝白军团助阵。实际上并非如此。“油球”在这段时间里，告别了他热衷的足球，投身到读书和写作中去了：读手头所有的书，尤其是历史、侦探小说和畅销书，学习英语（始终没能超过初级），跟一个名叫玛丽娅·特雷莎·格雷科的美国女子结了婚，她是新泽西人，比他大二十岁，这样他就加入了美国籍。他住在佛罗里达南部的一座小城贝里斯福德，在一个古巴人开的餐厅里当吧台经理。他从容不迫地准备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500 多页的惊险小说，故事发生在好多国家，时间持续好几年之久。他的生活习惯变了，变得井井有条，在某些方面，他像个和尚。

如上所述，到了1999 年，他再度有了活动的迹象。这时，斯科蒂已经出狱，几乎完全退出了博卡帮和足球的旋涡，他收到的不是信，而是“油球”打来的电话。这让斯科蒂大吃一惊。“油球”的声音没有变化，一连串说出种种计划、项目、复仇的打算，热情一如既往，这吓了斯科蒂一跳，仿佛时间停住了脚步。他告诉“油球”，博卡帮的头领已经换人，“油球”并不感到扫兴。他要下令，请斯科蒂执行：一、通知小伙子们他还活着；二、大张旗鼓地宣传“油球”要回去了；三、开始找一个能出版他写的伟大的美国长篇小说的西班牙语版的人……

斯科蒂一一照办，只有最后一条除外：阿根廷没人对“油球”的文学作品感兴趣。没有履行诺言的是“油球”，在不多的追随者里营造了他回国的气氛之后，他再度怪异地沉默起来了。

2002 年日本举办世界杯期间，有些阿根廷球迷在大阪体育场用望远镜四处寻找，以为在南边附近的看台上发现了“油球”。等到喜忧参半地过去见面，他已经走了。三年后，坦帕[19] 的海盗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一个阿根廷人的回忆录》（350 页），里面有很多强盗、驾车追逃的警察、光彩照人的女子、未侦破的杀人案、私人侦探和正派警察聚会聊天的酒吧、黑人住宅区的冒险经历、腐败的政客、受到威胁的电影明星、伏都教仪式、工业间谍，等等。这本书相对比较成功，至少在美国南部讲西班牙语的居民中如是。

此前，“油球”已经成了鳏夫，后来再次结婚。有人说，他和三K 党联系上了，与美国基督教运动和振兴美国组织接上了头。但真实情况是他在经商和创作，在迈阿密地区拥有两家烤肉店，仍在锲而不舍地撰写一个大部头，但他拒绝回答相关问题。

2007 年“油球”自费出版了一本散文诗集，题为《懊悔的骑士们》，尽管带有混乱的色彩或者说故弄玄虚，却讲述了一些在美国的冒险经历，从他当逃犯起，到认识伊丽莎白·莫雷诺—他的第三任妻子—为止，这本书就是献给她的。

终于到了2010 年，其一再许诺和令人期盼的长篇小说问世了。书名简洁，让人产生联想—《宝藏》。故事情节伪装成阿亨蒂诺在回忆往事：讲述他过去的生活，掰开揉碎地分析，考量利弊，寻找解释的理由。读者看完535 页后，逐渐了解了作者生活中鲜为人知的侧面，有些地方的确令人吃惊，但总的情况是，作者披露出的内容仅限于家长里短：例如，我们知道伊丽莎白和他不能生育，于是就领养了一个名叫托米的六岁爱尔兰男孩儿和一个名叫辛西亚的四岁墨西哥女孩儿；按照“油球”的愿望，他俩又给辛西亚改名为辛西亚—伊丽莎白。政治上，他清清楚楚，是按照他的方式清清楚楚。

他不是右派，也不是左派。既有黑人做朋友，也有三K 党人做朋友（书中的照片里有一张是在后院烤肉时拍摄的；所有的食客都着三K 党的服饰：身穿长袍、头戴风帽；只有“油球”例外，他身穿厨师工作服，头戴风帽，他还多备了一个白色风帽，用来擦汗）。他反对各种垄断，尤其是对文化的垄断。他相信家庭，但也相信“男子汉天生有爱玩儿的脾气”。对美国有信心（已经加入美国籍），但也罗列了一大串（很长，没有意义）应该改善的地方。

用在描写他在阿根廷的生活，尤其是突出他在帮派间举足轻重的地位的章节，如果与评注他在美国的经历比较，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有伪造历史的毛病，但是这样的伪造如同胡乱的隐喻一样，是在掩盖某些真相。比如，他说他参加过马岛战争，起初是普通一卒，后来由于在几次战斗中表现出色而获得了圣马丁勇敢奖章和上士军衔。他对鹅绿湾一役的描写有大量黑色幽默式的细节，但从严格的军事方面来说，有似真非真的毛病。关于他长期领导博卡球迷啦啦队的事情，落墨很少。他总是抱怨阿根廷从来不大注意他的作品。反之，他在美国的生活，无论是真的还是想象的，都讲述得活泼生动，细致入微。书中有很多章节是写女人的。其中，他的第二任老婆占据荣誉席，“这位亲爱而又令人思念的伴侣”为他打开了“私人图书馆的大门”。关于体育，他只对拳击和围绕拳击活动的人们感兴趣，他们是他的第一手材料：意大利人、古巴人、忧伤的老黑人，都是他的朋友，他让他们都开口说话，讲述了大量故事。

《宝藏》出版后，他的生活似乎最终进入了正轨，实则并非如此。财产管理不善，或者说一群狐朋狗友把他领上了破产之路。两处餐厅都输光了。接着就是离婚。2013 年，他离开了佛罗里达，迁居到新奥尔良，当上了阿根廷农庄餐厅领班。到了年底，他在新奥尔良自费出版了最后一本诗集《在德尔塔听到的故事》，荟萃了既非伤感又非肆无忌惮的一些笑话，写成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最佳诗句。2015 年，他离开了新奥尔良，原因不详。几个月后，一个或者几个陌生人在底特律一处秘密赌场后院把他杀害了。

[1] 狄奥尼西奥·里德鲁艾霍（Dionisio Ridruejo，1912—1975）， 西班牙作家，第一代战后诗人。佛朗哥长枪党政治家。

[2] 巴尔多梅罗·费尔南德斯（Baldomero Fernandez，1886—1950）， 阿根廷著名诗人。

[3]林戈·博纳韦纳（Ringo Bonavena，1942—1976），阿根廷重量级拳击手。在美国被害。

[4]阿瑟·阿达莫夫（Arthur Adamov，1908—1970），法国荒诞派戏剧奠基人之一。

[5]耶日·格洛托夫斯基（Jerzy Grotowski，1933—1999），波兰戏剧家。“贫困戏剧”理论的提出者。

[6]阿根廷剧作家劳尔·迪亚曼蒂·博塔纳（Raul Damonte Botana， 1939—1987 ）使用的笔名。

[7]热罗姆·萨瓦里（Jér.me Savary，1942—2013），阿根廷当代剧作家。

[8]诺斯特拉达穆斯（1503—1566），法国星占学家、医学家、预言家。1555 年出版预言集，题为《百诗集》。

[9 ]alexandrine ，诗歌韵律的一种，每行诗含抑扬格6 音步。

[10] 《马丁·菲耶罗》中的人物。

[11]一种犹太语。

[12]豪尔赫·曼里克（Jorge Manrique，1440—1479），西班牙诗人。

[13]《新约·启示录》中有四骑士的故事。

[14]世界著名体育场，位于墨西哥城。曾举办多项重大赛事，包括1986 年世界杯决赛。

[15]以上均为阿根廷著名作家。

[16]罗贝托·阿尔特（Roberto Arlt，1900—1942），阿根廷著名作家。

[17]莱奥波尔多·卢贡内斯（Leopoldo Lugones，1874—1938），阿根廷著名诗人。

[18]鲁文·达里奥（Ruben Dario，1867—1916），尼加拉瓜著名诗人，拉美现代主义诗歌运动领袖。

[19]美国佛罗里达州城市。

拉米雷斯·霍夫曼，无耻之徒

卡洛斯· 拉米雷斯·霍夫曼

Carlos Ramírez Hoffman

（1950 年生于智利圣地亚哥，1998年卒于西班牙尤莱特[1]）

拉米雷斯·霍夫曼这个无耻之徒，他的职业生涯大约开始于1970 或者1971 年，就是萨尔瓦多·阿连德当智利总统期间。

几乎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他在康塞普西翁参加过胡安·切尔尼亚科夫斯基文学工作室。那时大家叫他埃米利奥·史蒂文斯，写过一些切尔尼亚科夫斯基并不责备的诗。但工作室里的明星是玛丽娅和玛达蕾娜（孪生姐妹，姓贝内加斯），是纳西缅托当地的女诗人，十七岁，也许十八岁，一个攻读社会学，一个攻读心理学。

那时埃米利奥在泡（这个词让我起鸡皮疙瘩）玛丽娅。实际上，他和这对孪生姐妹经常一起出去看电影，听音乐会，看话剧，听讲座，仅此而已，有时三人坐贝内加斯家的车—一辆白色大众甲壳虫—去海滩看太平洋晚霞，一起抽大麻；我估计这对姐妹也跟别的男孩出去玩耍；估计埃米利奥也跟别的女孩出去；那个年代，大家都跟别人出去玩耍；人人以为自己知道别人的一切。这种自以为是相当愚蠢的，很快就证明了什么叫愚蠢。为什么这对姐妹会跟他泡在一起呢？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秘密，一件平常事。估计这个所谓的埃米利奥·史蒂文斯是个帅哥，聪明，敏感。

1973 年9 月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一周后，在一片混乱中，贝内加斯姐妹离开了康塞普西翁的住处，回纳西缅托老家去了。姐妹俩跟一位姑妈住在一起。姐妹俩的父母都是画家，在她俩还不满十五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给她俩在比奥比奥省留下了房子和土地，因此她俩生活得还不算拮据。姐妹俩常常说起父母，经常拿父母当做她们诗中的人物，想象着父母迷失在智利南方，陷入一种不抱希望的创作和不抱希望的爱情之中。有一次，仅仅那么一次，我有幸看到了那对夫妻的一张照片：男的又黑又瘦，面带忧伤和困惑，是比奥比奥河流域的人们常有的长相；女的比男的高，微胖，面带甜蜜随和的微笑。

这样，姐妹俩去了纳西缅托，整天关在自己家中—村里最大的房子之一，位于城郊，两层木结构小楼，原本是父亲家族的产业，里面有七八个房间，还有一架钢琴。姑妈跟她俩住在一起，她那高大的身躯可以保护两姐妹不受任何伤害，尽管她俩并非人们说的那种胆小的姑娘，恰恰相反，非常勇敢。

有一天，估计是两周后吧，也许是一个月后，埃米利奥·史蒂文斯来到了纳西缅托。应该是这样。一天夜里，也许早一点，大概是黄昏时分，就是仲春时节南方那种令人惆怅的黄昏，有人敲门。原来是埃米利奥·史蒂文斯。姐妹俩看见他很高兴，向他提了一大堆问题，邀请他吃晚饭，又告诉他可以留下来过夜。吃饭后点心时，姐妹俩朗诵了诗。史蒂文斯没有朗诵，他什么书也不愿意看，说是正在准备新玩意儿，微微一笑，摆出神秘兮兮的样子，或者根本没笑，只是干巴巴地说不。姐妹俩点点头，以为理解他的意思了，她俩太天真了，其实什么也没懂，可是以为明白了，于是读了自己的诗，很好的诗，内容丰富而难懂，混杂了维奥莱塔、尼卡诺尔·帕拉、恩里克·林恩，[2] 好像这样混杂在一起是可能的；是一种由乔伊斯·曼苏尔[3] 、西尔维亚·普拉斯[4] 以及亚历杭德拉·皮萨尼克[5] 掺和在一起的鬼酒[6] ，是可以跟白天说再见的完美鸡尾酒，那是1973 年必定要过去的一个白天。到了夜里，埃米利奥·史蒂文斯像个梦游症患者一样起床，也许他是跟玛丽娅睡在一起的，也许不是；但实际情况是他像梦游症患者那样很自信地下了床，向姑妈的卧室走去，与此同时，耳边传来汽车引擎越来越近的声音；后来，他就割了姑妈的喉咙。不对，他在她心口上扎了一刀，干净利落，捂住她嘴巴，用匕首捅了捅；后来，他下楼开门。于是，进来两个男人，迈进了胡安·切尔尼亚科夫斯基文学工作室两位女明星的家门。这该死的黑夜进了家门，几乎立刻又出去了，黑夜进入，黑夜离开，敏捷而迅速。

没有尸体，或者说有尸体，有一具，一具多年后出现在乱葬坑里的尸体。是玛达蕾娜的，仅仅这么一具，好像是要证明埃米利奥是人，而不是神。那些日子，有很多人失踪了。那位南方的犹太诗人胡安·切尔尼亚科夫斯基失踪了；而大家都认为这个赤色分子失踪是很正常的。但是后来，切尔尼亚科夫斯基，如同他那位传说中的俄国犹太叔叔一样，又重新出现在拉美所有的动荡地区，切尔尼亚科夫斯基成了传奇人物，成了智利飞人的楷模，他到过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危地马拉，一手举枪，一手举拳，仿佛在说：婊子养的！我来了！他是智利南方丛林地区最后一名犹太布尔什维克，直到有一天彻底失踪了，可能牺牲在萨尔瓦多的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发动的最后一次进攻中吧。康塞普西翁另一个诗人，马丁·加西亚也失踪了。他在医学系办了一个诗歌工作室，是切尔尼亚科夫斯基的朋友和对手。二人总是在一起谈论诗歌，哪怕智利天塌地陷也不在乎。切尔尼亚科夫斯基高个子，金发；马丁·加西亚矮个子，黑头发。切尔尼亚科夫斯基活动在拉美诗坛上；马丁·加西亚在翻译法国诗人的作品（除他之外无人知晓）。这事让很多人感到愤怒，这么一个又矮又丑的印第安人[7] 是怎么翻译阿兰·茹弗鲁瓦[8] 、德尼·罗什[9] 、马塞兰·普莱内特[10] 的作品，并且还跟这些法国诗人书信往来呢？天啊！米歇尔·比尔托、马蒂厄·梅萨热、克劳德·佩利乌、弗兰克·维纳尔、皮埃尔·蒂尔曼、丹尼尔·比加又都是些什么人呢？这个什么乔治·佩雷克[11] 到底有什么特别？德努埃出版社出了他的书，加西亚总是带着那几本书到处给人看。自命不凡的混蛋。没人想念马丁·加西亚。也许很多人听说他死了还会高兴呢。现在写写他的事情，简直是瞎说。可是，马丁·加西亚跟切尔尼亚科夫斯基（再也没见过此人）一样，却在欧洲出现了，他先是流亡到了东德，后来趁机离开了，到了法国，依靠教授西班牙语和翻译拉美前卫作家的作品给小出版社过日子，那些拉美作家大多出生于20 世纪初，痴迷数学或者色情问题。后来马丁·加西亚也被害了。但那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就在人民团结阵线政权[12] 被人拆台的日子里，我也被捕了。把我抓进拘留所的情况，就算不是荒唐的，也是无关紧要的；但是这让我看到了拉米雷斯·霍夫曼（埃米利奥·史蒂文斯）第一次搞诗歌表演的情景，尽管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拉米雷斯是何许人也，也不知道玛丽娅和玛达蕾娜姐妹的命运如何。

事情发生在一天黄昏—拉米雷斯喜欢黄昏，那时我正在跟别的犯人在贝尼亚体育中心—位于康塞普西翁郊区，差不多属于塔尔卡瓦诺的地界了—我们的临时监狱院子里玩象棋消磨时光。天空本来是晴朗的，突然开始有了向东方飘去的乌云。那云彩有的像笔，有的像香烟，先是灰色的，后来成了玫瑰色，最后成了发亮的紫红色。我觉得望着天空的囚犯只有我一个。慢慢地乌云里出现了一架飞机，是老式飞机。开头，它是个比苍蝇体积大不了多少的黑点，静悄悄地飞着。是从大海那边飞来的，渐渐向康塞普西翁上空靠近。方向是城市的中心，给人的印象是它飞得像乌云一样慢。等它飞到我们头顶上的时候，它的轰鸣声像是一台破旧的洗衣机。后来，它又向高空升起，达到一定高度后，已经飞临康塞普西翁的上空了。于是，在那样的高空，飞机开始写诗了。黑灰色的文字出现在湛蓝的天空，让看它的人感觉眼睛刺痛。我念出来了，那是青春…… 青春。我的印象—百分之百地肯定—那些字母是印刷体。这时，飞机再次向我们飞过来，再次盘旋，再次飞了过去。这一回，留下的诗句要长得多，这就要求飞行员有更加娴熟的技巧：IGITUR PERFECTI SUNT COELI ET TERRA ET OMNIS ORNATUS EORUM[13] 。有一阵工夫，飞机好像消失在安第斯山脉的方向了。但它又回来了。有个犯人，名叫诺尔贝托，简直要发疯了，他打算登上将我们与女犯人隔离开来的院墙，同时大喊起来了：“是一架梅塞施米特[14] 式战斗机啊！纳粹德国的军用机！”所有犯人都起身抬头张望。在通向晚间我们睡觉的体育馆大门处有两名警察，他们也停止了交谈，眼睛望着天空。那个发了疯的诺尔贝托抓住墙头，哈哈大笑着说，“二战”又回到地球上来了，应该轮到咱们智利人欢迎大战啦！那架飞机又飞回到康塞普西翁上空来写下了一行字：死神面前人人好运！我费力地读懂了这句话。那时我想，假如诺尔贝托想要离开，恐怕没人能阻拦他。除去诺尔贝托，大家都没有动弹，人人都面对天空。在此之前，真没看见过如此悲伤的场面啊。飞机再次盘旋回来了，完成一个圆圈，升高之后，再回到康塞普西翁来。诺尔贝托说着：

“好样的飞行员，简直就是汉斯·马赛[15] 转世！”我看见了这样一些字：DIXITQUE ADAM HOC NUNC OS EX OSSIBUS MEIS ET CARO DE CARNE MEA HAEC VOCABITUR VIRAGO QUONIAM DE VIRO SUMPTA EST[16] 。最后几个字母朝着东方而去，消失在比奥比奥河上空的云彩间。片刻后，飞机也跟着从天空中完全消失了。好像那一切只不过是海市蜃楼，或者一场噩梦。我听见有个罗塔矿山的工人在问：伙计，那上面写的是什么？有人回答说：想不出来。另一个说：瞎胡闹呗。但是声音发抖。体育馆门口的警察人数已经增加到四个了。诺尔贝托在我前面，双手勾住了墙头，低声说：这只能是闪电战，要不然就是我疯了。后来，他沉重地叹息一声，似乎安静下来了。就在这个时候，飞机又回来了，从大海方向过来的。此前，我们并没看见它转弯子。诺尔贝托说：老天爷啊，饶恕我们的罪孽吧！声音很高。别的犯人以及警察都听见了，也都笑了。但是我明白，其实人人心里都不想笑。飞机从我们头顶上方飞过去了。夜幕正在降临，云彩已经不是紫红色的了，而是黑色。当飞机飞到康塞普西翁上空时，几乎看不清它的影子了。这次它只写了一句话：向火焰学习吧！字母很快在夜空里变得模糊不清了。接着就消失了。有几秒钟的工夫，没人说话。最初做出反应的是警察，他们命令我们排队，开始报数，每天在把我们关进体育馆之前都要清点人数。我们一面向体育馆内走去，诺尔贝托一面对我说：波拉尼奥，我对上帝发誓，这是一架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我说：肯定是。诺尔贝托说：那是用拉丁文写的。我说：对，可我一字不懂。诺尔贝托说：我懂，说的是亚当和夏娃，还有圣徒维拉戈，还有我们脑海里的花园，还有祝愿咱们大家好运。我说：是个诗人。诺尔贝托说：对，是个有文化教养的人。

多年以后，我得知，这首诗或者说这个玩笑，让拉米雷斯·霍夫曼在牢房里蹲了一星期。他一出狱就绑架了玛丽娅和玛达蕾娜姐妹。在1973 年底的节日里，他再次做了空中写诗表演。在神鹰军用机场上空，他画了一颗星星，与黄昏后第一批星星混杂在一起；接着，又写了一首诗，他的空军上司里没人能看懂。有一行诗句说到了玛丽娅和玛达蕾娜姐妹。如果有谁能完全看明白的话，会以为姐妹俩已经死了。在另外一行诗句里，提到了一个什么帕特莉西亚。说她们都是学做烟火的学徒。观察他放烟写字的将军们以为那几个女子是他的未婚妻或者女朋友，要么就是塔尔卡瓦诺当地几个妓女的名字。相反，有几个朋友知道拉米雷斯·霍夫曼写出来的是死去的几个女子的名字，祈求她们显灵。那段时间，他还参加了另外两次空中飞行表演。有人说他是那一届飞行员里最聪明也是最容易感情冲动的家伙。他能毫无困难地驾驶猎鹰式战斗机或者作战直升机，但他最喜欢的还是驾驶老式装载烟雾的飞机登上祖国的晴空，用巨大的字母写下他的噩梦—也是我们的噩梦，再让清风吹散它们。

1974 年，他说服一位将军一同向南极圈飞去。飞行很困难，中途多次着陆，但是，他在每次着陆前都在空中写诗。欣赏他的人们说，对于智利人来说，那是预示着一个新铁器时代即将到来的诗。他没有半点儿那个文学上孤僻动摇的埃米利奥·史蒂文斯的影子。拉米雷斯·霍夫曼为人自信而勇敢。从智利南端的蓬塔阿雷纳斯飞到阿图罗·布拉特南极基地，一路充满了危险，险些丢了性命。回来后，记者们问他最大的危险是什么。他回答说：是穿越寂静的天空。合恩角的巨浪舔到了飞机的肚皮，浪很大，但没有声音，像无声电影。他说，寂静如同尤利西斯的美人鱼之歌；但是，你要是勇敢地穿越寂静的空中，那也不会发生什么坏事。在南极一切都好。拉米雷斯·霍夫曼写下了南极是智利这行字。然后摄像和拍照。随后他独自一人驾驶着一架小飞机飞回了康塞普西翁，据此前那个疯子诺尔贝托说，那是一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的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

那时他正处在巅峰时期。圣地亚哥下令他去首都做点响亮的事情，做个精彩表演，以表明新政权对先锋派艺术的关怀。拉米雷斯·霍夫曼高高兴兴地赶去了。他住在同班同学的公寓，白天他去林德斯特伦上尉机场训练，晚上在住处自费张罗一个摄影展，开幕的时间恰好赶在他空中写诗的日子。住处的主人多年以后声明：一直到最后一刻也没看到拉米雷斯·霍夫曼打算展出的照片。关于照片的种类，主人说，拉米雷斯·霍夫曼打算来个惊喜，只是提前对他说了一句：是一种直观的实验的诗、纯艺术，会让大家都喜欢的东西。邀请的范围当然是很小的了：飞行员，有文化的年轻军人（最老的不超过少校），三个记者，一小撮非军人艺术家，某个年轻高贵的夫人（据说，看这个展览只有这么一位女性：塔蒂亚娜·冯·贝克·伊拉奥拉），还有拉米雷斯·霍夫曼的父亲（住在圣地亚哥）。

一开始就很糟糕。空中表演那天早晨，天一亮就有厚厚的乌云压境，从中央谷地一直压向南边。有些长官劝他停飞，拉米雷斯·霍夫曼不听劝告，他飞上去了。观众更多地怀着忧虑而不是惊奇，想看到他来几个前奏性的直立旋转。后来，他跃上一定高度之后，就消失在缓慢向城市上空移动过来的云团里面了。他已经离开机场很远，到了圣地亚哥郊区。于是写下第一句诗：死亡是朋友。后来飞到一些铁路仓库上空，那里像是废弃的工厂，写了第二句：死亡是智利。然后向市中心飞来，在总统府上空写下了第三句：死亡要讲责任。有些行人看见这句话了。阴暗的空中出现了潦草的字母。只有很少几个人破译了这句话。风在几秒钟之内就吹散了字母。在返回机场的途中，他写下了第四句和第五句：死亡是爱和死亡是成长。一看到机场，他又写下了：死亡是交流。但是，没有哪个将军和将军夫人，或者军队、地方和文化当局的高官能看明白这句话。空中正在孕育着一场雷电风暴。指挥塔上，一位上校命令他迅速着陆。拉米雷斯·霍夫曼说：明白。但是又向高空升起。这时，在圣地亚哥另外一边，一道闪电落了地。拉米雷斯·霍夫曼写下：死亡是扫除。但是写得摇摇晃晃。气象条件非常不利观看，几个观众开始从座位上站起来，打开了雨伞，寥寥几个人明白了文字的意思。空中只剩下了几缕细丝，像小孩子胡乱涂画的线条。但是，几个真正懂得文字意思的人认为拉米雷斯·霍夫曼可能疯了。下雨了，人群作鸟兽散。在一个飞机库里，已经临时办起了一个酒会；那个钟点，由于阵雨的缘故，人人又渴又饿。烤面包不到二十分钟就被吃光了。几个官员和夫人说那个飞行员诗人真是奇怪。但是，多数客人在谈论和关注国内国际大事。与此同时，拉米雷斯·霍夫曼继续在空中与天气搏斗。只有一小撮朋友和两位记者（空闲时写写超现实主义诗的人）还在由于雨水而反光的跑道上—站在一个酷似“二战”影片的场景里—追踪那架仍在暴风雨里的小飞机的变化。飞机在写（也许是想写）：死就是我的心。后来又写：拿走我的心吧！后来又写：咱们的变化，咱们的好处。后来没烟雾可写了，可还是写下了：死亡就是复活。地面上的人们什么也看不懂，但是明白拉米雷斯·霍夫曼在写什么东西，明白这位飞行员很有毅力，还知道即使什么也不懂，可还是亲历了一件对未来艺术影响重大的事件。

后来，拉米雷斯·霍夫曼顺利着陆。一名负责塔台指挥的军官狠狠地骂了他一顿，几个在酒会上转悠的高级指挥员也批评了他。他走了，要回去准备他的圣地亚哥演出的第二幕。

前面的事情大体如此。也许并非如此。可能智利空军的那几位将军没带老婆。也许林德斯特伦上尉机场根本就没举办过什么空中诗会。也许拉米雷斯·霍夫曼在圣地亚哥空中写诗，没向任何人申请批准，没通知任何人，尽管这种可能性不大。也许那天圣地亚哥根本没下雨。也许整个事情发生的方式完全不同。可是，在他住处举办的摄影展却是千真万确的，正如下面所表述的：

晚上九点，头一批客人来了。到了十一点，二十几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喝醉了。至此还没有一个人走进客房卧室，那里是拉米雷斯·霍夫曼睡觉的地方。根据朋友们判断，霍夫曼会把照片展示在墙上。古尔西奥·萨巴莱塔中尉（几年后出版了一本题为《绞索套在脖子上》的书，作品对自己在军事政变初期所作所为进行了自我痛责）说，拉米雷斯·霍夫曼表现正常，招待客人的样子好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问候很久没见面的同班同学，跟着大家一起议论上午发生在机场的事情，开玩笑，也心甘情愿地忍受着这种聚会上大家开的玩笑。他还时不时地躲进卧室里，但缺席的时间都不是很长。终于，到了夜里十二点整，他请求大家安静，说吸收一点新艺术的时刻到了（据萨巴莱塔中尉说，原话如此）。他打开了卧室的门，把客人一个一个地放进去。先生们，一次进一个。智利艺术不允许拥挤。据萨巴莱塔中尉说，拉米雷斯·霍夫曼说这话的时候，语调是诙谐的，一面瞅瞅父亲，挤挤左眼，再挤挤右眼。

第一位走进室内的是塔蒂亚娜·冯·贝克·伊拉奥拉，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室内灯火通明。没有什么蓝色或者红色的灯，没有什么特别营造的氛围。室外，过道处，再远些的客厅里，大家继续聊天，或者以年轻人和胜利者的放纵态度喝酒。过道处乌烟瘴气。拉米雷斯·霍夫曼站在卧室门外。两位中尉在卫生间门口谈论什么。在排队的人群里，拉米雷斯的父亲是少数表情严肃认真的人之一。据萨巴莱塔中尉自己说，他踱来踱去，很紧张，心里充满了不祥的预感。那两位超现实主义记者在跟房子的主人聊天。萨巴莱塔断断续续听见了几句话，他们在说旅行、地中海、迈阿密、热带海滩和热情奔放的女人们。

塔蒂亚娜·冯·贝克从进去到出来没过一分钟。出来后，面部苍白，脸色很坏。她看了拉米雷斯·霍夫曼一眼。她本打算到卫生间去，结果没办到，在过道上就呕吐起来了。后来，在一位军官（自告奋勇陪伴她，尽管她一再表示拒绝）帮助下，走到室外。第二位进去的是一个上尉，没有马上出来。拉米雷斯·霍夫曼站在半敞开的门边，在微笑，感到越来越满意。客厅里有人在问：什么鬼玩意儿咬了塔蒂亚娜？有个萨巴莱塔不熟悉的声音说：她喝醉了。有人放上了一张平克·弗洛伊德的唱片。你们怎么能在没有女人在场的时候跳舞？这像是同性恋聚会，有人说。那两个超现实主义记者在窃窃私语。一名中尉建议立刻召来妓女。可是过道里几乎没人在聊天，好像那儿是一个牙科诊所或者噩梦中的候诊室。拉米雷斯·霍夫曼的父亲推开人群，进了卧室。房子的主人跟了进去，他几乎立刻就出来了，与拉米雷斯·霍夫曼面面相对，刹那间好像要揍拉米雷斯，后来一转身向客厅走去，要喝点什么。从这一刻起，所有的人，包括萨巴莱塔，都进了那间卧室。那位上尉坐在床上，边抽烟边看着一些说明，似乎安安静静地沉浸在阅读中。拉米雷斯·霍夫曼的父亲正在欣赏几幅照片，它们只占装点在墙壁和天花板上的几百张照片中的一小部分。一个士官生—萨巴莱塔中尉不明白此人为什么会在这里—哭了，骂人。大家只好把他拖出去。那两位超现实主义记者脸上露出不高兴的样子，但是态度冷静。忽然间没人说话了。萨巴莱塔中尉记得只有一名没走进拉米雷斯卧室的中尉（喝醉了）在客厅里打电话的声音。中尉在跟未婚妻争论什么，话语不连贯地为不久前什么事情道歉。其余的人静悄悄地回客厅去了。有几个人马上就不辞而别了。

后来，那个上尉请别人都离开卧室，只让拉米雷斯留在房间。二人关在里面有半小时之久。据萨巴莱塔中尉说，整个公寓只剩下了八个人。拉米雷斯的父亲好像不是特别激动。房主躺在一张扶手椅上，愤怒地盯着拉米雷斯的父亲。这位父亲说道：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把我儿子接走。房主说：不用。您儿子是我朋友，咱们智利人懂得珍惜友谊。他完全醉了。

两小时后，来了三名情报局的军人。萨巴莱塔中尉以为他们要逮捕拉米雷斯。结果，他们只是把卧室里那些照片都给清理走了。那个上尉跟着情报局的三人走了。有一阵子大家不知说什么才好。后来，拉米雷斯从卧室里走了出来，站在窗边抽烟。萨巴莱塔记得，那时的客厅很像一座大屠宰场被掠夺之后的冷库。房主最后问道：你会被拘留吗？拉米雷斯背对着众人说：估计会的。说着望望窗外圣地亚哥的灯火，圣地亚哥稀稀拉拉的灯火。他父亲缓缓地向儿子走过去，动作慢得让人恼火，好像不敢去做要干的事情，但还是拥抱了儿子。抱得很轻，儿子没有回应。超现实主义记者之一靠在没火的壁炉上，说道：这太夸张了。房主说：我上当了。一名中尉问：现在怎么办？房主回答说：睡大觉。萨巴莱塔中尉再也没看见拉米雷斯。但是，他的形象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乱糟糟的大客厅里，一群脸色苍白神态疲倦的人，拉米雷斯站在窗户前面，状态很好，一手举着威士忌酒杯，并不发抖，一面望着窗外的夜景。

从那天夜里起，关于拉米雷斯·霍夫曼的消息混乱而自相矛盾；他的名字在智利摇摆不定的文坛上时隐时现，他的身影总是在云里雾里，像一条龙那样飘逸洒脱。传闻他被开除了军籍，离开了智利空军。他那一代里思想最荒唐的人声称看见他漫游在圣地亚哥、瓦尔帕莱索、康塞普西翁，从事各种不同的工作，参加各种怪异的艺术活动。他改名换姓了。跟他有联系的不只一家短命的文学杂志，那种杂志刊登一些永远也不会发生的事件，或者可能是秘密发生的事件消息。一本戏剧杂志刊登了一位署名奥克塔维奥·帕切克（无人知晓此人）的短剧。它特别怪异，故事发生在一个只有连体双胞胎生活的世界里，那里的人们玩SM 简直就是儿童游戏一般。有人说，拉米雷斯在当飞行员，飞南美洲到远东某些城市的航线。无党派诗人塞西利奥·马卡杜克，鞋铺工人，曾经是切尔尼亚科夫斯基文学工作室成员，借助在国立图书馆意外发现的一个信箱，他在一直跟踪拉米雷斯·霍夫曼的足迹：那里有埃米利奥·史蒂文斯发表的最后两首诗，有拉米雷斯·霍夫曼空中写诗的照片证据，还有发表在阿根廷、乌拉圭、巴西和智利各种杂志上的文章以及署名奥克塔维奥·帕切克的短剧。让马卡杜克大吃一惊的是，他至少找到了七本1973 年至1980 年间的智利杂志，是他没有听说过的。还找到了一本薄书，褐色封皮，八开本，上书《胡安·萨乌埃尔访谈》。书是阿根廷第四帝国出版社出版的。这个胡安·萨乌埃尔接受采访时回答的问题谈到了照片和诗的事，于是，他明白了这个胡安就是拉米雷斯·霍夫曼。他在回答问题中概述了自己的艺术理论。马卡杜克觉得令人失望。但是，在智利和南美的某些圈子里，拉米雷斯在诗坛上以其闪电式的经历变成了读者崇拜的对象。但是，很少有人能对他的创作有个完整的印象。最后，拉米雷斯·霍夫曼离开了智利，离开了公众社会，失踪了；尽管他人不在场（实际上，他一向都缺席），却没有中断人们对他的猜测，中断对他作品引发的阐释，人们继续热情地在寻找他的作品。

他的文学之旅留下一道血淋淋的痕迹和由哑巴提出的一些问题。还留下了一两个无言的答案。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并没有被遗忘，而是成了一个神秘的人物，他的主张也有了更多的追随者。拉米雷斯·霍夫曼的足迹消失在南非、德国、意大利；有人甚至说他充当加里·斯奈德的黑色替身去日本了；可是，他仍然保持沉默。但世界新风气在呼唤他出山，要求他恢复创作；不乏有人认为拉米雷斯是先驱。几位热情的年轻作家出国去找他。长途跋涉之后，他们失败了，两手空空地回国了。拉米雷斯的父亲有可能是惟一知道儿子下落的人，但于1990 年去世了。

于是，智利文学界有了其实是自我安慰的想法：拉米雷斯·霍夫曼“也死了”。

1992 年拉米雷斯·霍夫曼的名字出现在司法部门调查的受刑讯迫害和失踪人员的名单上。1993 年，有人把他跟一个“独立行动小组”联系起来了；这个小组应该对康塞普西翁地区和圣地亚哥几个大学生的死负责。1995 年萨巴莱塔中尉的书问世了，其中有一章讲述了摄影展的事。1996 年塞西利奥·马卡杜克在圣地亚哥一家小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专著，是关于1972 年至1992 年间智利和阿根廷法西斯杂志问题，其中最神秘和灿烂的明星毫无疑问当属拉米雷斯·霍夫曼了。当然，肯定有人出来为之辩护。军情局一位军官出来声明：拉米雷斯·霍夫曼中尉为人有些古怪，做事并不专一，常常出人意外地感情冲动；但是在反共斗争中却屡建奇功。有个在圣地亚哥跟拉米雷斯一道参加过镇压群众活动的军官走得更远，声称拉米雷斯·霍夫曼说过，如果你先对某个囚犯进行了刑讯，那就不应该让他活着，这话百分之百有道理；并说拉米雷斯：“他的历史观是历史与自然都处在永恒的运动中，自然居万象中心，吞噬一切再重生，这让人眩晕，但是又灿烂得像个奇迹，先生……”

司法部门不抱任何希望地传唤拉米雷斯到法庭作证。有些法院发出传票，指控他有罪。康塞普西翁一位法官试图发出通缉令，结果没了下文。寥寥数次开庭审判都是在拉米雷斯·霍夫曼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智利共和国的事情太多，哪里有精力关心一个多年前就失踪了的连环杀手在何方呢。

智利把拉米雷斯给忘了。于是，阿维尔·罗梅罗登台亮相了。于是，我再次登台亮相了。智利也把我俩给忘记了。罗梅罗在阿连德执政时期是最有名的警探之一。我依稀记得他的名字跟比尼亚德尔玛[17] 发生的一桩杀人案有关系。用罗梅罗自己的话说，那是一桩“经典的密室杀人案”，让他干净利落地破了案。尽管他一向在警局重案组工作，却也手持双枪进入卡门庄园“解救”了被自我绑架的一位上校，当时上校由几名祖国与自由组织[18] 的打手保护。那次行动的结果让罗梅罗获得了阿连德总统亲自颁发的勇敢奖章，这成为他职业生涯中最得意的事情。皮诺切特发动政变后，他被捕入狱三年。后来去了巴黎。如今在寻找拉米雷斯·霍夫曼的踪影。我在巴塞罗那的地址是马卡杜克提供给他的。我问他：我能帮您什么忙？他答：诗歌方面的事。拉米雷斯是诗人，我是诗人，而他不是，因此为了找到一位诗人，他需要一位诗人的帮助。我告诉他：在我心中，拉米雷斯不是诗人，是罪犯。他说：好啦，好啦，也许在拉米雷斯或者随便什么人心里，您也不是诗人，或者是个坏诗人，而他们或者他则是诗人。一切都看具体情况，您不这样认为吗？我问他：给我多少钱？他说：这就对了，我喜欢开门见山的人。报酬很高。雇用我的人很有钱。于是，我俩成了朋友。第二天，罗梅罗来我家了，带来满满一箱子文学杂志。我问：是什么理由让您觉得拉米雷斯人在欧洲？他说：我对这个人已经做了全面研究。四天后，罗梅罗来了，抱着一台电视机和一盘录像带。他说：这是送给您的。我说：我不看电视。他说：这样不好，您不看，许多有意思的事情就错过了。我说：我看书写作。罗梅罗说：这是明摆着的。他立刻补充说：别误会，我一向尊敬神父和一无所有的作家。我说：这样的穷作家，您肯定认识很少吧。他说：您是第一位。接着，他解释说：在他住的福尔多尼画家大街公寓里安装电视机不可能，也不合适。我问他：您认为拉米雷斯是用法语还是德语写作？他说：都有可能。他是个有文化教养的人。

在罗梅罗给我留下的许多杂志中，有两本我认为可以看出拉米雷斯·霍夫曼的手笔。一本是法国杂志；另外一本是一群在马德里的阿根廷人出的杂志。那本法国杂志（顶多不过是同人刊物）是一个叫做“野蛮写作运动”的官方杂志，倡导者是巴黎一个老看门人。这个组织的活动之一就是举办祭鬼活动，其中包括毁坏经典著作。老看门人开始活动的时间是1968 年5 月。就在大学生们搭建街垒的同时，老看门人关在德奥斯大街一幢豪华大楼的门房里，用雨果和巴尔扎克的书手淫，冲着司汤达的小说撒尿，朝着夏多布里昂的书上抹屎，把福楼拜、拉马丁和缪塞的漂亮著作剪成碎片，涂上鲜血。据他说，这样就学会了写作。加入“野蛮写作运动”的人有店员、肉铺工人、保安、锁匠、小公务员、助理护士、临时演员。马德里那本杂志则相反，水平很高；撰稿人不仅限于某个文学倾向或者流派。我在这本杂志里看到了专门研究精神分析的文章、关于新基督教义的论文、卡拉班切尔监狱的犯人写的诗—前面还有一篇聪明甚至奇特的社会学导读。其中有一首诗，肯定是最好的，也是最长的，题为《死神的摄影师》，神秘兮兮地说是“献给探险者”的。

在法国人办的那份杂志上，我觉得好像看到了拉米雷斯·霍夫曼的影子，那是在一篇评论文章里发现的，文章赞扬从事“野蛮写作”的作家们作品。文章的署名者是个什么儒勒·迪佛，声嘶力竭地鼓吹文学创作要由与文学无关的人们来进行（政治也应该这样，正像眼前发生的事情[19] 一样，为此表示祝贺；搞政治的人就应该与政治无关）。迪佛随后说道：即将到来的文学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废除文学本身。到了那个时候，就是非诗人来写诗，非读者来读诗。我知道，任何人都可以写诗，任何一个想把世界烧掉的人都能写诗；但是，我有一种预感：那个巴黎老看门人的领导就是拉米雷斯·霍夫曼。

卡拉班切尔监狱的囚诗从另外一个视角提出了问题。马德里那本杂志上并没有拉米雷斯·霍夫曼的文章；但是有一篇文章里谈到了他，尽管没有指名道姓。那个《死神的摄影师》题目，可能借用了鲍威尔[20] 或者皮斯伯格[21] 某部老电影的名字，记不清是哪一个了，但是也可能是拉米雷斯·霍夫曼早期爱好的暗示。从根本上说，尽管主观情绪束缚了他的诗，风格还是朴素的：一位在世界上漂泊的摄影师，说到摄影师用镜头记录的犯罪行为，说到星球上突然出现的空白状态，说到摄影师的厌倦心情，说到自己的理想（绝对理想），说到他在陌生土地上的流浪生活，说到自己对付女人的经验，说到在那无尽的黄昏和夜晚欣赏爱情的种种表现：一对情侣之爱，“三人行”、群交。

我把上述情况告诉罗梅罗之后，他要求我看他带来的四盘录像带。他说：我认为咱俩已经找到拉米雷斯先生的下落了。听了这话，我有点害怕。我和罗梅罗一起看了录像带。是些小成本的色情片。看到第二部中间，我对罗梅罗说：连续看四部我可受不了。他离去时说：今天晚上你自己看吧。我问：需要在演员里找出拉米雷斯·霍夫曼吗？罗梅罗没回答。他神秘地笑笑，临走前，他把我选出来的杂志地址记下来了。五天后，我再次见到了罗梅罗。这期间，我把录像带都看完了，看了不止一遍。无论哪一部都没有拉米雷斯·霍夫曼的影子。但是，每一部片子后面，我发觉都有他在。等到我和罗梅罗再次见面的时候，他解释说：这很简单嘛。拉米雷斯中尉是在摄影机后面的。后来，他给我讲述了一个故事：一群人在塔兰托海湾一处别墅里拍摄色情电影。一天早晨，所有的人都死了。一共是六人。三名女演员，两名男演员，还有摄影师。有人怀疑是导演兼制片人作案。他被捕了。被捕的还有别墅的主人—科里利亚诺当地的一位律师，此人牵涉暴力色情的灰色产业：真实展现暴力场面的色情表演。二人都有不在场证明，都被释放了。拉米雷斯·霍夫曼跑哪里去了呢？还有另外一个摄影师，某个名字缩写为R.P. 的人，他一直下落不明。

罗梅罗问我：要是您再见到拉米雷斯·霍夫曼，能认出他来吗？我回答：不知道。再次见到罗梅罗已经是两个多月以后的事了。他告诉我：我找到儒勒·迪佛了。咱们走吧。我二话没说就跟他出门了。我有好长时间没出巴塞罗那了。出乎我的想象，我俩上了海岸线火车。我问他：谁给您的钱？一个智利同胞。罗梅罗回答说。他眼睛一直望着窗外的地中海。海面很快从废弃工厂的夹缝露了出来，随后是马莱斯美区的第一批楼房。我问：给得很多吗？他答：相当多。又说：是位发了财的同胞。他叹息一声：看来智利有很多人在发财。我问：您拿这笔钱打算干什么？他说：回国，用来重新创业。那个雇用过您的人不会是塞西利奥·马卡杜克吧？（忽然，我想起马卡杜克以前没离开过智利，如今每两年出一本书，为整个美洲大陆的杂志撰稿，还时不时地在美国一些二流大学讲课；刹那间，我想起马卡杜克除了是成名作家之外，还是富翁。我刹那间有点愚蠢，出于羡慕吧。）罗梅罗回答说：不，不，不是他。我问：找到拉米雷斯·霍夫曼以后，您打算怎么办？他说：啊，朋友，波拉尼奥，您得先把他认准。

我们下车的地点是布拉内斯[22] 。我们从火车站乘坐公交车前往尤莱特小镇。春天刚刚开始，但是小镇上已经有成群的游客聚集在旅馆门前了，或者漫步在镇中心的街道上。我俩向只有公寓楼的小区走去。拉米雷斯·霍夫曼住在其中一幢楼里。我问：您会杀了他吗？这时已经走进一条幽灵般的街道上了。旅游商店要到一个月后才开门营业。罗梅罗说：别提这种问题。他由于痛苦或者别的什么原因而满脸皱褶。我说：行。不问了。

当我俩从一幢八层的楼房前（表面上看没住人）经过时，没有停下脚步。罗梅罗说：拉米雷斯·霍夫曼就住在这里。我有些害怕。罗梅罗训斥我：嘿，别回头！我俩继续朝前走。往前走了两条街后，有一家酒吧是开门的。罗梅罗送我到酒吧门口。他说：过一会儿，具体我也说不清楚，他会来喝咖啡。您仔细看看他，然后告诉我。坐下！别动！天黑以后，我来找你。分手时，我俩笨拙地握握手。他问：没带本书看看？我说：带了。那就再见吧。想一想：时间过去二十多年了。

从酒吧的窗户向外望去，可以看见大海和湛蓝的天空以及在近海作业的几只渔船。我要了一杯牛奶咖啡，希望别走神。酒吧里几乎是空的：有个女人坐在桌边看杂志；两个男人在跟吧台里的人聊天。我打开胡安·卡洛斯·比达尔翻译的《布鲁诺·舒尔茨[23] 全集》。打算看书。看了几页后发觉什么也没看明白。书上的字母看不懂，像是小孩乱画的线条。没人走进来。室内没人动弹。时间仿佛依然停留在过去。我开始感觉不舒服了：海面上的渔船忽然幻化成了帆船，海岸线成了灰色，整齐划一；时不时地有人走来走去，或者骑自行车的人蹬着车子上了空空荡荡的大道。我要了一瓶矿泉水。这时，拉米雷斯·霍夫曼来了。他在窗户旁边坐了下来，距离我有三张桌子远。我觉得他老了。衰老的程度可能跟我差不多。不对。他显得更老些。胖了，脸上皱纹多了。我想，他显得至少比我大十岁，其实他只比我大三岁。他望着大海，抽着烟。样子跟我相同，发现这一点，我连忙掐了烟，装成看书的样子。布鲁诺·舒尔茨的词语刹那间有了巨大的空间，大得几乎令人难以忍受。等到我再看拉米雷斯的时候，他已经侧过身去了。我认为他像个硬汉，如同某些拉美人那样—一过四十岁—只能成为硬汉了。这样的硬汉有别于欧洲人或者美国人。是一种悲哀和不可避免的生硬和冷漠。可是，拉米雷斯的外表不像是悲哀的样子，而这恰恰是一种无尽的悲哀。像是“成熟”了。但我立刻知道，这不是成熟。像是镇定自若。他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法则内，管他别的什么，他比安静的酒吧内所有的人都镇定自若。他比此时此刻在大街上走路或者忙着准备迎接旅游旺季的人们都更加镇定自若。他冷漠，一无所有，或者有也不多，似乎一切对他来说都无关紧要。他似乎正处于倒霉的时刻，脸上的表情是那种善于等待而不是精神错乱或者善于梦想的人的样子。不像诗人。不像智利空军的军官。不像传说中的杀人犯。不像那个曾经飞越南极在空中写诗的人。根本不像，一点不像。

夜幕降临时他走了。突然，我觉得心情愉快，也饿了。我要了面包夹西红柿和火腿片以及一瓶无醇啤酒。

过了一会儿，罗梅罗来了，我俩离开了酒吧。起初，我俩走的方向好像距离拉米雷斯的住处越来越远，其实仅仅兜了一个圈子。罗梅罗问我：是他吗？我说：是他。你确定？我确定。我本想多加一句。可是罗梅罗加快了步伐。拉米雷斯住的那座大楼在月光下露出了侧影。它被1973 年冒出来的一个魔杖触及以后，因而变得特立独行，相较之下，别的楼房便显得模糊不清了。罗梅罗指给我看街头公园里的一条长凳。说道：在那儿等我吧。你会杀掉拉米雷斯吗？长凳在一个昏暗的角落里。罗梅罗脸上有个表情，可我看不清楚。在这里等我，要不然你就去布拉内斯火车站，上头班车走人。我说：求您别杀他。那人已经害不了什么人了。其实我心里也不信自己这话。他说：肯定还会害人的。咱们人人都可能伤害别人。我马上回来。

我坐下来，看着黑黢黢的灌木丛，罗梅罗的脚步声渐行渐远。二十分钟后，他回来了，胳膊下夹着一个文件夹。他说：咱们走吧。我俩上了尤莱特驶往布拉内斯火车站的公交车。直到返回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广场火车站之前，我俩都没说话。罗梅罗送我回到家门口。他给了我一个信封。说道：给您添麻烦了。我问他：您怎么办？他答：今天夜里就回巴黎，我坐十二点的航班。我叹息一声，或者说是气呼呼地咆哮一声：真他妈的丑恶！我没话找话地骂道。罗梅罗说道：是啊，这都是智利人干得出来的事情。我看着站在门廊外的他，罗梅罗在微笑。他肯定有六十岁了。多保重，波拉尼奥。说完，他走了。

[1]西班牙地中海东南沿岸小镇。

[2]以上三位都是智利20 世纪著名诗人。

[3] 乔伊斯·曼苏尔（Joyce Mansour，1928—1986），英国女诗人。

[4]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1932—1963），美国女诗人、小说家。

[5]亚历杭德拉· 皮萨尼克（Alejandra Pizarnik，1936—1972）， 阿根廷著名女诗人，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

[6]智利民间自酿的葡萄酒。

[7]指马丁·加西亚。

[8]阿兰·茹弗鲁瓦（Alain Jouffroy，1928— ），法国作家、诗人、艺术家。

[9]德尼·罗什（Denis Roche，1937— ），法国作家、诗人。

[10]马塞兰·普莱内特（Marcelin Pleynet，1933— ），法国诗人、散文家、评论家。

[11]乔治·佩雷克（Georges Perec，1936 —1982），法国当代著名先锋小说家。代表作《物》、《生活使用说明》。

[12]即阿连德总统的政府。

[13]拉丁文。意思是天堂里的一切像大地一样完美。

[14]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空军使用的飞机。

[15]汉斯·马赛，纳粹空军王牌飞行员。

[16]拉丁文。意思是：亚当说，这人是我骨中骨、肉中肉，应该称为英雄，送往东方。

[17] 智利瓦尔帕莱索港口旁边的小城市，旅游胜地。

[18]智利右翼组织，支持皮诺切特反对阿连德总统政府。

[19] 指巴黎红卫兵上街。

[20]迈克尔·鲍威尔（Michael Powell，1905—1990），英国著名电影导演。

[21]艾默力·皮斯伯格（Emeric Pressburger，1902—1988），匈牙利出生的英国籍电影导演、制片人。

[22] 西班牙城市，位于巴塞罗那附近。

[23] 布鲁诺·舒尔茨（Bruno Schulz，1892—1942），波兰作家、艺术家。被德国法西斯杀害。

献给魔鬼们的后记

1. 一些人物

马科斯· 里卡多·阿拉尔孔· 查米索（Marcos Ricardo Alarcón Chamiso），1910 年生于阿雷基帕，1977 年卒于阿雷基帕。诗人，音乐家，画家，雕塑家，数学爱好者。

苏西·达马托（Susy D'Amato），1935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2001 年卒于巴黎。阿根廷女诗人，露丝·门迪鲁塞的朋友。晚年在法国首都出售拉美手工艺品。

巴哈蒙特斯公爵夫人（Duquesa de Bahamontes）， 1893 年生于科尔多瓦，1957 年卒于马德里。公爵夫人，科尔多瓦人。仅此而已。她的情人（柏拉图式的）多达数百人。她排尿有麻烦，无性快感。晚年是个出色的园丁。

佩德罗·巴尔维罗（Pedro Barbero），1934 年生于西班牙莫斯托莱斯，1998 年卒于马德里。露丝·门迪鲁塞的秘书、情人和亲信。参加右翼人民党后化名米盖尔·埃尔南德斯。写过几首无产阶级式的十四行诗。

加维诺·巴雷达（Gabino Barreda），1908 年生于埃莫西约，1989 年卒于洛杉矶。著名的建筑师。起初赞成斯大林主义，晚年成了萨利纳斯分子[1] 。

塔蒂亚娜· 冯· 贝克· 伊拉奥拉（Tatiana von Beck Iraola），1950 年生于圣地亚哥，2011 年卒于圣地亚哥。女权主义者，艺术馆女主人，记者，观念雕塑家，智利文化生活的积极推动者之一。

路易斯· 恩里克· 贝尔马尔（Luis Enrique Belmar），1865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940 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文学评论家。曾断言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2] 一钱不值。对埃德米拉·汤普森·德·门迪鲁塞做过激烈批评。

乌戈·博西（Hugo Bossi），1920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991 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建筑师。主持设计一座酒店式博物馆，承认灵感来自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一所耶稣会学校的寄宿生活。酒店式博物馆除了当做博物馆向公众开放之外，还为穷艺术家提供住处，有几条地下跑道，一条自行车道，一座电影院，两个剧场，一座小教堂，一家超市以及一个隐蔽的小警亭。

杰克·布鲁克（Jack Brooke），1950 年生于新泽西，1990 年卒于洛杉矶。是与贩毒和洗钱有关系的艺术品贩子。业余朗诵诗歌和演戏。

毛里西奥· 卡萨雷斯（Mauricio Cáceres），1925 年生于特雷斯阿罗约斯，1996 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是露丝·门迪鲁塞的第二任丈夫。社会上称他为“启示录的马丁·菲耶罗”。担任过一段时间《土生白人文坛》杂志社社长。

弗洛伦西奥·卡波（Florencio Capó），1920 年生于康塞普西翁，1995 年卒于圣地亚哥。佩德罗·冈萨雷斯·卡雷拉的朋友和亲信。尽管喜欢他的这位朋友，却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他能有身后之名。

丹·卡迈恩（Dan Carmine），1958 年生于洛杉矶，1986 年卒于洛杉矶。色情电影演员，智力超常，阴茎长29 厘米。眼睛在他那一行里最蓝。在阿道夫·潘托利亚诺执导的几部影片里工作过。

阿尔多·卡罗索内（Aldo Carozzone），1893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982 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享乐主义哲学家，埃德米拉·汤普森的私人秘书。

埃德米罗·卡罗索内（Edelmiro Carozzone）， 1940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2027 年卒于马德里。阿尔多·卡罗索内的独生子。出生前，父亲打算给他取名叫阿道夫（为纪念阿道夫·希特勒）；但是在关键时刻，他给儿子取名叫埃德米罗，表示对女东家和恩人的敬意。孩提时代经常爱大惊小怪，时而也露出快活的样子。给门迪鲁塞家族当过秘书。

约翰·卡斯蒂亚诺（John Castellano），1950 年生于莫比尔，2021 年卒于塞尔马。[3] 美国作家。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称他是“亚拉巴马州元首”。

恩索·劳尔·卡斯蒂略内（Enzo Raúl Castiglioni）， 1940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2002 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支持博卡青年队的博卡帮老大。他入狱后，伊塔洛·斯基亚菲诺被推选为老大。据他的同代人说，他长得特别像老鼠。另外一些人说，像是老鼠和火鸡杂交的产物。家里人则说，他是个不幸的可怜虫。

胡安·切尔尼亚科夫斯基（Juan Cherniakovski）， 1943 年生于瓦尔迪维亚[4] ，1984 年卒于萨尔瓦多。诗人。在中美洲打过游击。苏联将军伊万·切尔尼亚科夫斯基的侄子。

阿瑟·克兰（Arthur Grane），1947 年生于新奥尔良，1989 年卒于洛杉矶。诗人。写过几部有分量的著作，其中有《同性恋者的天堂》和《儿童行为准则》。他放任自己的自杀倾向，经常出入下流场所，和来历不明的人交往。那些人每天抽三包烟。

欧金尼奥·恩特雷斯库（Eugenio Entrescu），1905 年生于罗马尼亚巴克乌，1944 年死于乌克兰基什尼奥夫。罗马尼亚将军。二次大战期间，在攻占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包围战、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表现出众。阴茎勃起时足有30 厘米长，比色情演员丹·卡迈恩长将近两厘米。曾任第二十师师长、十四师师长以及第三步兵军团司令。他的士兵们在基什尼奥夫附近一座村庄里把他送上了十字架。

阿蒂略·弗兰凯蒂（Atilio Franchetti），1919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990 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画家。参加过“坡的房间”设计。

佩尔西奥·德拉·富恩特（Persio de la Fuente）， 1928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994 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上校，阿根廷杰出的符号学专家。

奥内斯托·加西亚（Honesto García），1950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2013 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博卡帮老打手和老头领。死于乞讨生活，生前高声唱探戈，哭泣，在德沃托镇的一条偏僻小街上，把屎拉在裤子里。

马丁·加西亚（Martín García），1942 年生于智利洛斯安赫莱斯，1989 年卒于佩皮尼昂。智利诗人，翻译家。他设在康塞普西翁医学系的文学工作室是世界上最龌龊的事情之一，穿过两步之外的走廊，就是医学院学生解剖尸体的手术室。

玛丽娅·特雷莎·格雷科（María Teresa Greco）， 1936 年生于新泽西，2004 年卒于奥兰多。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的第二任妻子。据见过她的人说，她又瘦又高，皮包骨，一副鬼魂的样子，或者是意志的化身。

文塞斯劳·哈塞尔（Wenceslao Hassel），1900 年生于乌拉圭潘多，1959 年卒于蒙得维的亚。戏剧家。著有《美国内战》、《如何做人？》、《阿根廷女人在巴黎》等；他的作品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蒙得维的亚和智利圣地亚哥的剧场深受观众欢迎。

奥托·豪斯霍费尔（Otto Haushofer），1871 年生于柏林，1945 年卒于柏林。纳粹哲学家。露丝·门迪鲁塞的教父。几个歪理邪说的创立者：地球是空心的，宇宙是实心的，各种文明原始就有，雅利安部族来自外星。被三个喝醉酒的乌兹别克士兵强奸后自杀身亡。

安东尼奥·拉库蒂尔（Antonio Lacouture），1943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999 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军人。打赢了国内战争，打输了国外战争（马岛）。是使用“潜水艇”和高压电棒的专家。[5] 发明了一种用到老鼠的游戏。他手下的女俘一听见他的声音就发抖。荣获过几枚奖章。

胡利奥·塞萨尔·拉库蒂尔（Julio César Lacouture）， 1927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984 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露丝·门迪鲁塞的第一任丈夫。著有《圣马丁颂》和《奥希金斯颂》， [6] 两次获得市级文学奖。

胡安·何塞·拉萨·马尔多内斯（Juan José Lasa Mardones），古巴诗人，人生是个谜团。人们仅仅了解他一些零散的诗作。是不是埃内斯托·佩雷斯·马松编造出来的角色呢？

菲利普·勒梅西埃（Philipe Lemercier），1915 年生于讷韦尔[7] ，1984 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法国风景画家。为伊格纳西奥·苏维塔出版过遗作。

胡安· 卡洛斯· 伦蒂尼（Juan Carlos Lentini）， 1945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2008 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曾经的足球流氓团伙老大。去世前是阿根廷联邦政府职员。

卡罗拉·莱伊娃（Carola Leyva），1945 年生于马德普拉塔[8] ，2018 年逝世于马德普拉塔。阿根廷女诗人。追随埃德米拉·汤普森和露丝·门迪鲁塞。

苏珊娜·莱斯卡诺·拉菲努尔（Susana Lezcano Lafinur），1867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949 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通过文艺沙龙积极推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文化生活。

马库斯·朗（Marcus Long），1928 年生于匹兹堡，1989 年卒于凤凰城。他的诗作很像查尔斯·奥尔森、罗伯特·洛威尔、W.S. 默温、肯尼斯·雷克思罗斯和劳伦斯·弗林格蒂[9] 的作品。文学教授。罗里·朗的父亲。

塞西利奥·马卡杜克（Cecilio Macaduck），1956 年生于康塞普西翁，2021 年卒于圣地亚哥。智利作家。喜欢写怪异作品，重视细节和沉重气氛的描写。在读者中和评论界有很高威望。三十三岁前一直在鞋铺当店员。

贝尔塔·马乔·莫拉桑（Berta Macchio Morazán）， 1960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2029 年卒于马德普拉塔。

业余插画家。莫拉桑博士的侄女，据说也是该博士的情妇。还做过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的情妇。做姑娘时极度敏感。跟上述二人的关系导致她进入疯人院，数次企图自杀。莫拉桑博士喜欢把她捆绑在床上或者椅子上。阿亨蒂诺则喜欢比较传统的扇耳光或者在她胳膊和大腿上摁灭烟头。她还是斯科蒂·卡维略的情妇，偶尔也给博卡帮老卫队的八九个成员当情妇。莫拉桑博士总是说爱她赛过女儿。

阿尔弗雷多· 德· 马里亚（Alfredo de María）， 1962 年生于墨西哥首都，2022 年逝世于比利亚维西奥萨。科幻小说家。在漫长的两年里，在洛杉矶与古斯塔沃·博尔达[10] 为邻。消失在索诺拉州比利亚维西奥萨— 一个杀人的村庄。

佩德罗·德·梅迪纳（Pedro de Medina），1920 年生于瓜达拉哈拉[11] ，1989 年卒于墨西哥城。墨西哥小说家，擅长写革命和农民题材。

塞巴斯蒂安· 门迪鲁塞（Sebastián Mendiluce）， 1874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940 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百万富翁。埃德米拉·汤普森的丈夫。

卡洛斯·恩里克·莫拉桑（Carlos Enrique Morazán），1940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2004 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伊塔洛·斯基亚菲诺死后，担任博卡帮头目。十分崇拜伊塔洛的弟弟阿亨蒂诺。诡异心理学博士。

伊丽莎白·莫雷诺（Elizabeth Moreno），1974 年生于迈阿密，2040 年卒于迈阿密。古巴咖啡馆女服务员。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妻子。

阿道夫·潘托利亚诺（Adolfo Pantoliano），1945 年生于加州瓦列霍，1986 年卒于洛杉矶。色情电影导演兼制片人。作品有《发情的兔子》、《操我屁眼吧》、《前科犯》、《发情少女》、《三个三个来》、《奥里恩对科里纳》，等等。

奥古斯丁· 佩雷斯· 埃雷迪亚（Agustín Pérez Heredia），1935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2005 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与体育界有关系的阿根廷法西斯分子。

豪尔赫·埃斯特万·彼德罗维奇（Jorge Esteban Petrovich），1960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2027 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作家。著有三部长篇小说，集中写马岛战争。后来当广播和电视节目主持人。

朱尔·阿尔贝·拉米斯（Jules Albert Ramis），1910 年生于鲁昂[12] ，1995 年卒于巴黎。法国获奖诗人。贝当政府官员。修正主义分子。偶尔从事英语和西班牙语翻译。国民议会议员。业余哲学家。艺术赞助人。创办了官员俱乐部。

胡利安·里科·阿纳亚（Julián Rico Anaya），1942 年生于阿根廷胡宁，1998 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带有极端天主教倾向的阿根廷民族主义作家。

鲍德温·罗恰（Baldwin Rocha），1999 年生于洛杉矶，2017 年卒于比奇湖。用冲锋枪射杀了罗里·朗。三分钟后死于自己的保镖枪下。

阿维尔·罗梅罗（Abel Romero），1940 年生于智利蒙特港，2013 年卒于圣地亚哥。前智利警察，长期流亡在外。回国后，他开了一家成功的殡葬公司。

艾蒂安·德·圣艾蒂安（étienne de Saint étienne）， 1920 年生于里昂，1999 年卒于巴黎。法国修正主义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创办了《现代史评论》杂志。

克劳迪娅·萨尔达尼亚（Claudia Salda.a），1955 年生于罗萨里奥[13] ，1976 年卒于罗萨里奥。阿根廷女诗人。未曾发表过任何著作。被军政府杀害。

席美娜·圣迭戈（Ximena San Diego），1870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938 年卒于巴黎。对妮娜·德·韦拉德[14] 进行了僵化和落后的描述。

洛·桑地诺（Lou Santino），1940 年生于圣贝纳迪诺[15] ，2006 年卒于圣贝纳迪诺。约翰·李·布鲁克的假释官。有人说，布鲁克在他们中间是圣人；另外一些人说，布鲁克是无耻的龟儿子。

赫尔曼·斯科蒂·卡维略（Germán Scotti Cabello），1956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2017 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莫拉桑博士的左右手；无条件钦佩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

安德烈·蒂鲍（André Thibault），1880 年生于尼奥尔[16] ，1945 年卒于佩里格。哲学家、查尔斯·莫拉斯[17] 的追随者。被佩里戈尔地区一群地下游击队员枪毙。

阿尔西德斯·乌鲁希亚（Alcides Urrutia），古巴画家，缺少更多资料。很可能是卡斯特罗监狱里的客人。会不会是又一个埃内斯托·佩雷斯·马松创造的人呢？

蒂托·瓦斯克斯（Tito Vázquez），1895 年生于罗萨里奥，1957 年卒于里约热内卢。阿根廷音乐家。创作有两部交响乐，几首室内乐曲，三部进行曲，一首哀乐，一首小奏鸣曲，八支探戈曲，这些作品让他晚年过上体面的生活。

阿图罗·贝拉斯科（Arturo Velasco），1921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983 年卒于巴黎。阿根廷画家。开头是象征派画家，晚年模仿胡里奥·勒帕克[18] 。

玛丽娅·贝内加斯（María Venegas），1955 年生于纳西缅托，1973 年卒于康塞普西翁。智利女诗人。被军事独裁政权杀害。

玛达蕾娜·贝内加斯（Magdalena Venegas），1955 年生于纳西缅托，1973 年卒于康塞普西翁。与玛丽娅是孪生姐妹。被军事独裁政权杀害。

苏西·韦伯斯特（Susy Webster），1960 年生于伯克利，1986 年卒于洛杉矶。色情电影女演员。为阿道夫·潘托利亚诺执导的几部片子工作过。

古尔西奥·萨巴莱塔（Curzio Zabaleta），1951 年生于圣地亚哥，2011 年卒于比利亚德尔马尔。智利空军退休上尉。修道士。写过几本田园生活和生态环保的著作。

奥古斯托·萨莫拉（Augusto Zamora），1919 年生于圣路易波多西，1969 年卒于墨西哥城。耕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但是私下里写超现实主义诗。是同性恋者，但一辈子不得不假装是个爷们。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成功地让他的同事们以为他懂俄语。1968 年10 月在莱昆贝里地方监狱露面。出狱后一个月，走在大街上突发心脏病逝世。

[1]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领导人，1988 年当选为总统。

[2]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Macedonio Fernández，1874—1952）， 阿根廷著名作家、诗人、小说家。

[3]均为美国亚拉巴马州城市。

[4]智利城市。

[5]为两种刑具。

[6]圣马丁和奥希金斯均为拉美独立战争中领导人，开国元勋。

[7]法国城市名。

[8]阿根廷城市名。

[9]劳伦斯·弗林格蒂（Lawrence Ferlinghetti，1920 —　），美国诗人。积极参加政治活动，20 世纪50 年代中期在旧金山发起“垮掉的一代”文学运动。

[10]古斯塔沃·博尔达（Gustavo Borda，1948— ），哥伦比亚诗人，外交官。

[11] 墨西哥城市名。

[12]法国城市名。

[13]阿根廷城市名。

[14] 妮娜·德·韦拉德（Nina de Villard，1843—1884），法国著名女诗人、演员、钢琴家。

[15] 美国城市名。

[16]法国城市名。

[17]查尔斯·莫拉斯（Charles Maurras，1868—1952），法国作家、政治理论家。主张极端的民族主义。

[18]胡里奥·勒帕克（Julio Le Parc，1928— ），阿根廷现代先锋艺术家。

2. 一些出版社、杂志社、地方……

受伤的老鹰出版社　露丝·门迪鲁塞创办。《加利福尼亚曙光》　雅利安兄弟会杂志。《现代阿根廷》　埃德米拉·汤普森创办的月刊；早期由阿尔多·卡罗索内主持。黑与白出版社　阿根廷极右出版社。南方油灯出版社　埃德米拉·汤普森创办。存在时间为1920 至1946 年。没有赚到一分钱。栗子出版社　专门出版阿根廷歌谣集和大众作品。

《核心集团》　雅利安兄弟会刊物。燃烧的城市出版社　梅肯专门出版诗歌的出版社。官员俱乐部　由朱尔·阿尔贝·拉米斯成立的形而上学和文学团体。《指挥部》　战争游戏杂志。哈利·西贝柳斯曾经为它撰稿。雅利安天然主义公社　1967 年由塞贡多·何塞·埃雷迪亚成立，地点在瓜里科州卡拉波索附近的一座庄园里。弗朗茨·茨维考带领几个有雅利安血统的委内瑞拉青年到过那里。

《与博卡队同在》　伊塔洛·斯基亚菲诺创办的杂志。存在时间为1976 年至1983 年。

《铁心》　智利纳粹杂志，狂热的推销者本打算让它存在于南极潜水艇基地里，结果却在蓬塔阿雷纳斯出现了。

阿根廷第四帝国　是最奇特、有胆量、锲而不舍的出版社之一，这样的出版社在美洲大陆很多，对于那些濒临疯狂、接近非法和愚蠢的行当来说，这里有沃土。这家刊物创办的时刻正值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在这危难时刻，它及时拿出第一期杂志的全部篇幅去驳斥纽伦堡审判的合法性。第二期中，在一些彻底被遗忘的德国作家的作品中间（其中有巴尔杜尔·冯·席拉赫一首赞美栀子花的诗，此人曾任希特勒青年团的头目，那时因反人类罪正在纽伦堡受审），读者还能找到恩斯特·荣格尔三篇不同题材的文章。第三期、第四期仍坚持纽伦堡审判的主题，还给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些著名的长枪党或者庇隆主义者诗人们做了简短的选辑。第五期拿出全部篇幅（100 页）有理有据地提醒人们：布尔什维克威胁是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欧洲惟一真正的威胁。第六期改变了风格：刊登描写老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区、港口、拉普拉塔河、传统、民间文艺的文章。第七期出于一时冲动，刊登写布宜诺斯艾利斯未来的文章，既写城市建设（专门由年轻的建筑师乌戈·博西负责，写出了新颖的无情曙光，后来让他闻名遐迩），又写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方面的文章。第八期重新回到了现实生活，通篇揭露纽伦堡法庭的谎言以及犹太财团对报业的完全控制。第九期回到了文学：在《今日欧洲文学》的标题下，蜻蜓点水地提到了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罗马尼亚、瑞士、立陶宛、斯洛伐克、匈牙利、比利时、拉脱维亚和丹麦的诗人和作家作品。第十期由于警察下了禁令未能出笼。这份杂志成了非法刊物。杂志社变成了出版社。它出版的一些书，有些带有第四帝国的标志，大多数没有。它奇特古怪的毛病一直保持到2001 年。始终无法知道谁是社长。

《白人种族神奇的冒险经历》　雅利安兄弟会的刊物。

《文学诗论明灯》　塞维利亚杂志。存在时间为1934 至1944 年。

《将军》　战争游戏杂志，哈利·西贝柳斯为它撰稿。

《猛士饭店》　雅利安兄弟会杂志。加州基督徒灵恩会　罗里·朗于1984 年创办的教会。

美洲真殉道者教会　罗里·朗担任布道师的教会。

得克萨斯末日教会　罗里·朗担任布道师的教会。

《钢铁花园》　雅利安兄弟会杂志。

《土生白人文坛》　双月刊，埃德米拉·汤普森创办，存在时间为1948 至1979 年。由胡安和露丝·门迪鲁塞共同掌管，引起兄妹二人多次吵架。

《铁窗文学》　雅利安兄弟会杂志。

《思想与历史》　智利专业杂志，最初几期刊登了欧美军事历史和地缘政治的论文。君特·费希勒担任总编期间—毫无疑问就是最富有和雄心勃勃的时期— 他打算把一系列日耳曼后裔的智利小说家（阿谢尔·奥谢罗德、巴西利奥·罗德里格斯·德拉·玛塔、赫尔曼·奎托·鲍威尔、奥托·蒙森、罗多福·埃内斯托·格鲁贝尔等人）的作品推向市场，成绩虽然不小，但投入多产出少；后来成了人人皆知的惨败：其中只有二人过了二十五岁以后还仍然坚持写作，一人直接用德语写作，当然是在德国。第一任总编J.C. 霍夫勒在出版了《一战秘史》之后，又出版了《二战公开史》，还第一次严肃地用西班牙语翻译了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诗选》。1979 至1980 年期间，沃纳·门德斯·梅尔担任总编，此人是激进的未来派艺术家，曾经用拳头解散了编委会和杂志的赞助人；此人著有《拉米雷斯·霍夫曼中尉的可靠消息》，立刻引起争议，无论朋友还是敌人，都把它看成是近似于精神分裂症一样的大笑话。第三任总编（1980—1989 ）是君特·费希勒，创作了巨著《太平洋战争史》，内容是智利与秘鲁– 玻利维亚同盟之间发生于1879 年的冲突，是一本雄心勃勃的巨作（740 页），详细描写了从双方军服到战略、战役、战术计划的细节。这部巨著引起了国家文学奖的注意，1997 年这项大奖就落到了作为历史学家的费希勒头上了，毫无疑问，他是这家杂志社历任总编中最受尊敬的一位。卡尔– 海因茨·里德勒上任后，开始了公开修正方针的时期。里德勒深受法国哲学家艾蒂安·德·圣艾蒂安的影响，这位颇有争议的法国哲学家兼里昂大学教授试图从科学角度证明（包括那些允许犹太肉铺营业的可疑执照）“二战”期间在全部集中营里仅仅死掉三十万犹太人。遵照圣艾蒂安的教导，费希勒这部作品是一种妙文杂记，他运用那套列举– 历史– 数学的方法推出最后结论。在费希勒时已经出现的衰败景象，最后落实到了安东尼奥·卡皮斯特拉诺头上（1998—2003），此人是田园风格诗人，从前与《南半球文学杂志》有联系，关于他，人们都说他是个能干的管家。到了21 世纪初，已

经没钱了，已经没日耳曼后裔智利人的热情了，那些毫无保留支持他的人还在信息高速公路上继续拼搏。黑手枪出版社　里约热内卢专门出犯罪小说的出版社，为大量形形色色的巴西作家提供了出版园地。《活诗》　西班牙卡塔赫纳地区的文学杂志。存在时间为1938 至1947 年。

《白种人起义者》　雅利安兄弟会杂志。

《南半球文学杂志》　《思想与历史》的同代刊物。埃斯基维尔·阿兰西维亚和胡安·艾琳·拉索这一冒险行动的企图是，除去给读者增加一种选择之外，智利文化学者要回答日耳曼文化学者的问题。在阿兰西维亚和拉索提出的问题里，《思想与历史》的人员占据着德国和国家社会主义的领土，而意欲集结在《南半球文学杂志》的人员将占据掌权的位子。具体到阿兰西维亚，他主张意大利式的唯美加吹牛的法西斯主义；艾琳·拉索则主张西班牙式的天主教加长枪党及何塞·安东尼奥[1] 主义加上反资本主义。政治上，二人一向支持皮诺切特统治，但是在“内部批评”上，都多次批评皮诺切特的经济政策。文学上，他俩只欣赏佩德罗·冈萨雷斯·卡雷拉的作品，为他出了全集。与《思想与历史》的日耳曼文化学者不同，他俩并不歧视巴勃罗·聂鲁达和巴勃罗·德·罗卡，他们系统研究了这两位大诗人的自由体诗、长诗和具有强劲张力的诗，多次举例说这两位诗人是战斗诗的楷模：只是应该换掉一些人名即可，把斯大林换成墨索里尼，把托洛茨基换成斯大林，稍稍调整几个形容词，改掉几个名词，宣传诗的理想模式就准备好了；他俩公开推崇这种模式是出于历史卫生的需要，但从没想过要将这种诗推上诗歌艺术的宝座。反之，他俩痛骂尼卡诺尔·帕拉和恩里克·林恩的诗作，认为这两人的作品言之无物、颓废堕落、冷酷无情、令人绝望。他俩是优秀的翻译家，把大批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佛兰德语、瑞典语甚至南非白人语（据他朋友们说，一本词典加上三次南非之行就能让他学会南非语言）鲜为人知的诗人的作品介绍到智利来。在初期，他俩打算仅仅推介在政治和文学上观点相近的作家，对于有别的倾向的作家保持一种好战的态度。他俩在各省发动组织诗歌朗诵会和作品研讨会，包括那些最偏远和缺乏文学传统的省份（文盲率之高能吓退没有热心办此事的人们）。他俩创立了“南半球诗歌奖”，历届获奖者有：艾琳·拉索、德梅特里奥·伊格莱西亚斯、路易斯·戈耶内切·阿罗、埃克托·克鲁斯、巴勃罗·桑胡安等人。他俩打算在智利作协内部为年老的和经济困难的作家设立养老基金。作协普遍表现出冷漠和吝啬，这个创意泡汤了。阿兰西维亚的文学作品集中在三本小诗集里，还有一本关于佩德罗·冈萨雷斯·卡雷拉的专著。在阿兰西维亚的作品里，由于他热情和无限的好奇心，还应该加进他为了寻找那个幽灵般的拉米雷斯·霍夫曼的下落而做的富有传奇色彩的欧洲和南非之旅。胡安·艾琳·拉索著有几部诗集，几部不同种类的剧作，还有小说三部曲，讲述美洲有一种以爱情为基础的新感觉正在孕育和诞生。拉索晚年主持这本杂志的工作时，试图敞开大门，面向几乎所有的智利作家，结果仅仅局部实现。他获得了国家文学奖。《南半球文学杂志》的第三任总编路易斯·戈耶内切·阿罗著有十多部诗集，但是纵观整体，仅仅是第一部的变种；他上台后，打算走艾琳路线，结果收效甚微。他在任期间的工作是该杂志社最为平庸的。接任者巴勃罗·桑胡安，是阿兰西维亚的弟子，冈萨雷斯忠实的崇拜者，他打算改变航向，让杂志社这条船驶向旧有的理想去，但是又不放弃对其他声音和思想的开放政策，而过去他曾多次直接删减别样的思想，因而引发不少冲突和争吵。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要交朋友，但是结果有的只是敌人。

《第二回合》　文学与体育杂志，由塞贡多·何塞·埃雷迪亚创办，集合了一大批委内瑞拉年轻又忘恩负义的作家在自己周围。《战略与战术》　战争游戏杂志，哈利·西贝柳斯为它撰稿。

《弗吉尼亚战争游戏》　战争游戏杂志，哈利·西贝柳斯为它撰稿。

[1]何塞·安东尼奥（1903—1936），西班牙长枪党创始人。

3. 一些作品

《A》　扎克·索邓斯坦著　洛杉矶2012 年版。《献给爸爸》　埃德米拉·汤普森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09 年版。《凶狠的律师》　佩德罗·冈萨雷斯·卡雷拉著　圣地亚哥1980 年版。

《无形的修女》　卡罗拉·莱伊娃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75 年版。此书献给埃德米拉·汤普森，实际上是对露丝·门迪鲁塞诗作厚颜无耻的抄袭。

《瀑布之魂》　马特奥·阿吉雷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36 年版。

《曙光》　罗里·朗著　凤凰城1972 年版。

《亚马孙人》　达妮埃拉·德·蒙特克里斯托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66 年版。《被救赎的农妇安娜》　埃德米拉·汤普森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35 年版，歌剧台本。

《安娜与武士们》　马特奥·阿吉雷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28 年版。

《阿妮塔》　扎克·索邓斯坦著　洛杉矶2010 年版。

《阿根廷最佳笑话选》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72 年版。

《一个美洲长枪党人在欧洲斗争的岁月》　赫苏斯·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75 年版。

《力量之城启示录》　古斯塔沃·博尔达著　墨西哥城1999 年版。

《绞刑架》　埃内斯托·佩雷斯·马松著　哈瓦那1958 年版。

《诺亚方舟》　罗里·朗著　洛杉矶1980 年版。

《青春热望》　胡安·门迪鲁塞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68 年版。

《阿莱格里港的黄昏》　路易斯·丰泰那著　里约热内卢1964 年版。

《鸵鸟》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88 年版。

《铁船》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91 年版。

《为小伙子们干杯》　伊塔洛·斯基亚菲诺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78 年版。

《巫婆们》　埃内斯托·佩雷斯·马松著　哈瓦那1940 年版。

《后悔的骑士们》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著　迈阿密2007 年版。

《特洛伊的陷落》　J.M.S. 希尔著　美国托皮卡1954 年版。

《荣耀之路》　伊塔洛·斯基亚菲诺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72 年版。

《冠军》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78 年版。

《土牢野营地》　弗朗茨·茨威考著　加拉加斯1970 年版。

《荣誉场》　希尔维奥·萨尔瓦蒂科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36 年版。

《棒球场》　希尔维奥·萨尔瓦蒂科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25 年版。

《坎德西》　扎克·索邓斯坦著　洛杉矶1990 年版。

《墨西哥皇后卡洛塔》　伊尔玛·卡拉斯科著　剧本，1950 年在墨西哥城卡尔德隆剧场首次公演。

《纳帕小屋》　扎克·索邓斯坦著　洛杉矶1987 年版。

《玻璃大教堂》　扎克·索邓斯坦著　洛杉矶1995 年版。

《头足纲动物》　扎克·索邓斯坦著　洛杉矶1999 年版。

《发送中心》　希尔维奥·萨尔瓦蒂科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27 年版。

《威尔·吉玛丁热情的智囊》　J.M.S. 希尔著　纽约1934 年版。

《男孩们》　色情小说，埃内斯托·佩雷斯·马松化名的阿贝拉尔多·德·鹿特丹著　纽约1976 年版。

《热调味汁》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91 年版。

《血腥耻辱部落》　J.M.S. 希尔著　纽约1929 年版。

《警惕性俱乐部》　J.M.S. 希尔著　纽约1931 年版。

《秃鹫山岗》　伊尔玛·卡拉斯科著　墨西哥城1952 年版。

《如同猛牛》　伊塔洛·斯基亚菲诺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75 年版。

《如同火山》　露丝·门迪鲁塞著　墨西哥城1964 年版，布宜诺斯艾利斯1965 年最后一版。

《绞索套在脖子上》　古尔西奥·萨巴莱塔著　圣地亚哥1993 年版。

《元首会议》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74 年版。

《布拉卡蒙特女伯爵》　赫苏斯·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著　哥伦比亚卡利1986 年版。

《罗萨供词》　塞贡多·何塞·埃雷迪亚著　加拉加斯1958 年版。

《控制地图》　扎克·索邓斯坦著　洛杉矶1993 年版。

《与金·奥博拉蒂谈话》　吉姆·奥巴侬著　芝加哥1974 年版。

《古老的心和年轻的心》　胡利安·里科·阿纳亚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78 年版。

《书信集》　佩德罗·冈萨雷斯·卡雷拉著　圣地亚哥1982 年版。

《新秩序宇宙起源说》　赫苏斯·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77 年版。

《世界生物》　埃德米拉·汤普森著　巴黎1922 年版。

《力量之城的悬案》　古斯塔沃·博尔达著　墨西哥城1991 年版。

《评〈存在与虚无〉》第一部　路易斯·丰泰那著　里约热内卢1955 年版。

《评〈存在与虚无〉》第二部　路易斯·丰泰那著　里约热内卢1957 年版。

《评〈存在与虚无〉》第三部　路易斯·丰泰那著　里约热内卢1960 年版。

《评〈存在与虚无〉》第四部　路易斯·丰泰那著　里约热内卢1961 年版。

《评〈存在与虚无〉》第五部　路易斯·丰泰那著　里约热内卢1962 年版。

《鲜花十字架》　伊格纳西奥·苏维塔著　波哥大1950 年版。

《铁十字勋章》　伊格纳西奥·苏维塔著　波哥大1959 年版。

《丹佛的第四帝国》　扎克·索邓斯坦著　洛杉矶2002 年版。

《四位海地诗人：米雷巴莱斯、卡西米尔、冯·豪普特曼和勒·格勒》　马克斯·米雷巴莱斯著　太子港1979 年版。

《欧洲犹太人问题》　路易斯·丰泰那著　里约热内卢1937 年版。

《法国贵妇人》　希尔维奥·萨尔瓦蒂科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49 年版。

《皮萨罗大街的命运》　安德烈·塞佩达·塞佩达著阿雷基帕1960 年版。利马1968 年增订版。

《妇女之命运》　伊尔玛·卡拉斯科著　墨西哥城1933 年版。

《十二》　佩德罗·冈萨雷斯·卡雷拉著　智利考克内斯1955 年版。

《痛苦和意象》　希尔维奥·萨尔瓦蒂科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22 年版。

《唐璜在哈瓦那》　埃内斯托·佩雷斯·马松著　迈阿密1979 年版。

《自私的人们》　胡安·门迪鲁塞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40 年版。

《孩子们》　埃德米拉·汤普森著　巴黎1922 年版。

《采访胡安·萨乌尔》　可能是拉米雷斯·霍夫曼的自我采访录　布宜诺斯艾利斯1979 年版。

《天堂和地狱的梯子》　吉姆·奥巴侬　洛杉矶1986 年版。

《点燃诗歌的梯子》　吉姆·奥巴侬　芝加哥1973 年版。

《写在空中》　拉米雷斯·霍夫曼空中诗作照片集　圣地亚哥1985 年版，未经作者同意而出版。

《天堂景色》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74 年版。

《我们是穷光蛋》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宣言　布宜诺斯艾利斯1973 年版。

《可恶的远征》　J.M.S. 希尔著　纽约1932 年版。

《铁路与马》　希尔维奥·萨尔瓦蒂科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25 年版。

《热情》　埃德米拉·汤普森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85 年版。她青年时代的诗不包括在《全集》　中。

《家具的哲学》　埃德加·爱伦·坡著　收入《散文与评论》，胡里奥·科塔萨尔译。

《一种朴素的哲学》　罗里·朗著　洛杉矶1987 年版。

《蝙蝠侠》　扎克·索邓斯坦著　洛杉矶2004 年版。

《几何学》第一卷　维利·舒尔霍尔茨著　圣地亚哥1980 年版。

《几何学》第二卷　维利·舒尔霍尔茨著　圣地亚哥1983 年版。

《几何学》第三卷　维利·舒尔霍尔茨著　圣地亚哥1984 年版。

《几何学》第四卷　维利·舒尔霍尔茨著　圣地亚哥1986 年版。

《几何学》第五卷　维利·舒尔霍尔茨著　圣地亚哥1988 年版。

《南方的武士们》　扎克·索邓斯坦著　洛杉矶2001 年版。

《坡的房间》　埃德米拉·汤普森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44 年版。后多次再版，译成了外文，命运各有不同。是埃德米拉·汤普森最重要的作品。

《热带一间房》　马克斯·冯·豪普特曼著　巴黎1973 年版。1976 年于太子港出版增订版。

《与美洲说话》　罗里·朗著　洛杉矶1992 年版，附带密纹唱片CD 光盘。

《战犯之子》　弗朗茨·茨威考著　加拉加斯1967 年版。

《金·奥布拉迪的子女们在美洲的曙光中》　吉姆·奥巴侬著　洛杉矶1993 年版。

《在德尔塔听到的故事》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著新奥尔良2013 年版。

《阿根廷时刻》　埃德米拉·汤普森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25 年版。

《欧洲时刻》　埃德米拉·汤普森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23 年版。

《青春年华》　伊塔洛·斯基亚菲诺宣言　布宜诺斯艾利斯1969 年版。

《海滩足迹》　希尔维奥·萨尔瓦蒂科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22 年版。

《欧洲的教堂与公墓》　埃德米拉·汤普森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72 年版。

《共济会的奇才》　埃内斯托·佩雷斯·马松著　哈瓦那1942 年版。

《智利入侵》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73 年版。

《下沉的岛屿》　胡安·门迪鲁塞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86 年版。遗作。

《阿根廷骑手》　胡安·门迪鲁塞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60 年版。

《胡安·迭戈》　伊尔玛·卡拉斯科著　剧本，1948 年在墨西哥城女伯爵剧场首演。

《耶罗的青春》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74 年版。

《业力爆炸：流星》　约翰·李·布鲁克著洛杉矶1980 年版。

《盗窃指纹的人们》　J.M.S. 希尔著　纽约1935 年版。

《到达》　扎克·索邓斯坦著　洛杉矶2022 年版。长篇小说遗作。

《对手的搏斗》　路易斯·丰泰那著　里约热内卢

1939 年版。《明暗》　胡安·门迪鲁塞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74 年版。

《眼中的月亮》　伊尔玛·卡拉斯科著　1946 年在马德里大剧场首演。《梯子上的苹果》　吉姆·奥巴侬著　亚特兰大1979 年版。

《海洋与办公室》　卡洛斯·埃维亚著　蒙得维的亚1979 年版。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最佳作品选》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89 年版。

《吉姆·奥巴侬最佳诗选》　吉姆·奥巴侬著　洛杉矶1990 年版。

《一个阿根廷人的回忆录》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著　坦帕2005 年版。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回忆录》　埃内斯托·佩雷斯·马松著　纽约1977 年版。

《我的小诗》　弗朗茨·茨威考著　加拉加斯1982 年版，柏林1990 年再版。

《我的伦理学》　希尔维奥·萨尔瓦蒂科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24 年版。

《巴拉尔维约的奇迹》　伊尔玛·卡拉斯科的剧作1951 年在墨西哥城瓜达卢佩剧场首演。

《蒙得维的亚人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人》　卡洛斯·埃维亚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98 年版。

《摩托车手》　弗朗茨·茨威考著　加拉加斯1965 年版。

《阿根廷港口的姑娘》　豪尔赫·埃斯特万·彼德罗维奇　布宜诺斯艾利斯1984 年版。虚构的战争冒险故事。

《小哑女》　亚马多·库托著　里约热内卢1987 年版。

《罗斯科·斯图尔特的荒野世界》　J.M.S. 希尔著　纽约1932 年版。

《毒蛇世界》　J.M.S. 希尔著　纽约1928 年版。

《新力量之城的诞生》　古斯塔沃·博尔达著　墨西哥城2005 年版。

《无话可说》　亚马多·库托著　里约热内卢1978 年版。

《比德尔盖斯丢失的船只》　J.M.S. 希尔著　纽约1936 年版。

《不眠之夜》　希尔维奥·萨尔瓦蒂科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21 年版。

《梅肯之夜》　吉姆·奥巴侬著　美国梅肯1961 年版。

《布尔戈斯平静的夜晚》　伊尔玛·卡拉斯科剧作，1940 年在马德里大剧场首演。

《曙光在前》　希尔维奥·萨尔瓦蒂科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29 年版。

《布宜诺斯艾利斯优秀餐馆小说》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87 年版。

《我们的朋友B》　扎克·索邓斯坦著　洛杉矶1996 年版。

《重访纽约》　吉姆·奥巴侬著　洛杉矶1990 年版。

《新泉》　埃德米拉·汤普森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31 年版。

《T.R. 默奇森全集》　西雅图1994 年版，几乎包括了默奇森发表在兄弟会杂志上的全部短篇小说和散文。

《凶手的眼睛》　希尔维奥·萨尔瓦蒂科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62 年版。

《伤心的眼睛》　希尔维奥·萨尔瓦蒂科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29 年版。

《和风国度》　马克斯·米雷巴莱斯著　太子港1971 年版。

《疯子们的粗话》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85 年版。

《发抖吧，猎犬们》　伊塔洛·斯基亚菲诺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69 年版。

《云的悖论》　伊尔玛·卡拉斯科著　墨西哥城1934 年版。

《死亡通道》　约翰·李·布鲁克著　洛杉矶1995 年版。

《巴塔哥尼亚的小佩德罗·萨尔达尼亚》　胡安·门迪鲁塞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70 年版。

《走运的母狗》　希尔维奥·萨尔瓦蒂科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23 年版。

《阿根廷绘画》　露丝·门迪鲁塞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59 年版。系1500 行的长诗。

《上帝的诗歌》　马克斯·卡西米尔著　太子港1974 年版。

《机械论的诗歌》　希尔维奥·萨尔瓦蒂科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28 年版。

《佩德罗·冈萨雷斯·卡雷拉诗全集》第一卷　圣地亚哥1975 年版。

《佩德罗·冈萨雷斯·卡雷拉诗全集》第二卷　圣地亚哥1977 年版。

《埃德米拉·汤普森诗全集》两卷　布宜诺斯艾利斯1962 和1979 年版。

《阿根廷神秘的诗人》　费德里科·冈萨雷斯·伊鲁霍编选和评注的“怪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95 年版。

《哈松的奖品》　卡洛斯·埃维亚著　蒙得维的亚1989 年版。

《马德里之春》　胡安·门迪鲁塞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65 年版。

《伟大的第一共和国》　马克斯·卡西米尔著　太子港1972 年版。

《一段未收复的记忆》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84 年版。

《减速器》　J.M.S. 希尔著　纽约1933 年版。

《驳伏尔泰》　路易斯·丰泰那著　里约热内卢1921 年版。

《驳狄德罗》　路易斯·丰泰那著　里约热内卢1925 年版。

《驳达朗伯》　路易斯·丰泰那著　里约热内卢1927 年版。

《驳孟德斯鸠》　路易斯·丰泰那著　里约热内卢1930 年版。

《驳卢梭》　路易斯·丰泰那著　里约热内卢1932 年版。

《驳黑格尔，首先简要地驳马克思和费尔巴哈》　路易斯·丰泰那著　里约热内卢1938 年版。

《西班牙的礼物》　伊尔玛·卡拉斯科著　马德里1940 年版。

《返回力量之城》　古斯塔沃·博尔达著　墨西哥城1995 年版。

《约翰·李·布鲁克要求恢复名誉》　约翰·李·布鲁克著　洛杉矶1975 年版。

《火山组图》　伊尔玛·卡拉斯科著　墨西哥城1934 年版。

《革命》　扎克·索邓斯坦著　洛杉矶1991 年版。

《魔鬼之河》　马特奥·阿吉雷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18 年版。

《河流及其他的诗》　吉姆·奥巴侬著　洛杉矶1991 年版。

《普韦布洛的废墟》　扎克·索邓斯坦著　洛杉矶1998 年版。

《厄尔利英雄传奇》　J.M.S. 希尔著　纽约1926 年版。

《健康与力量》　罗里·朗著　洛杉矶1984 年版。

《决定性的圣马丁》　卡洛斯·埃维亚著　蒙得维的亚1972 年版。

《军官P》　塞贡多·何塞·埃雷迪亚著　加拉加斯1955 年版。

《纵情狂欢》　塞贡多·何塞·埃雷迪亚著　加拉加斯1970 年版。

《猛士的小路》　吉姆·奥巴侬著　亚特兰大1966 年版。

《夜间信号》　塞贡多·何塞·埃雷迪亚著　加拉加斯1956 年版。

《我所经历的这个世纪》　埃德米拉·汤普森与阿尔多·卡罗索内合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68 年版。

《辫子》　扎克·索邓斯坦著　洛杉矶2003 年版。

《无情》　埃内斯托·佩雷斯·马松著　哈瓦那1930 年版。

《无题》　扎克·索邓斯坦长篇小说遗作　洛杉矶2023 年版。

《关于那颗迷失的星星》　约翰·李·布鲁克著　洛杉矶1989 年版。

《孤独》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87 年版。

《孤独》　约翰·李·布鲁克著　洛杉矶1986 年版。

《失踪儿童的影子》　J.M.S. 希尔著　纽约1930 年版。

《穷人的菜汤》　埃内斯托·佩雷斯·马松著　哈瓦那1965 年版。

《戴安娜之梦》　希尔维奥·萨尔瓦蒂科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20 年版。

《布宜诺斯艾利斯探戈》　露丝·门迪鲁塞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53 年版。

《暴风雨和年轻人》　马特奥·阿吉雷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11 年版。

《地是空虚混沌》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96 年版。

《宝藏》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著　迈阿密2010 年版

《未耕耘的土地》　吉姆·奥巴侬著　亚特兰大1971 年版。

《我的一生》　埃德米拉·汤普森的第一部自传，1921 年出版于布宜诺斯艾利斯。

《献给阿根廷的三首诗》　希尔维奥·萨尔瓦蒂科著布宜诺斯艾利斯1923 年版。

《美德的胜利或曰上帝的胜利》　伊尔玛·卡拉斯科著　萨拉曼卡1939 年版。

《遗言》　亚马多·库托著　里约热内卢1982 年版。

《水星上最后一条运河》　J.M.S. 希尔著　纽约1934 年版。

《山洞里的牛仔们》　J.M.S. 希尔著　纽约1928 年版。

《约伯的真子》　哈里·西贝柳斯著　纽约1996 年版。

《雪地上的游客》　J.M.S. 希尔著　纽约1924 年版。

《生活马马虎虎》　维利·舒尔霍尔茨化名卡斯帕尔·侯赛著　1990 年出版于圣地亚哥。

《亚洲的圣母》　伊尔玛·卡拉斯科著　墨西哥城1954 年版。

《半人马座β上的来客》　J.M.S. 希尔著　纽约1928 年版。

《为你憔悴的声音》　伊尔玛·卡拉斯科著　墨西哥城1930 年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洲纳粹文学/( 智) 波拉尼奥(Bolano,R.) 著；赵德明译.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ISBN 978-7-208-12091-4

I. ①美… Ⅱ. ①波… ②赵… Ⅲ.①长篇小说－智利－现代 Ⅳ. ① I78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3677号

策划编辑 李恒嘉责任编辑 陈欢欢装帧设计 陆智昌

美洲纳粹文学[智利] 罗贝托·波拉尼奥 著赵德明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制 版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00毫米 1/32

印 张 9

插 页 2

字 数 143，000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2091-4/I·1229

定 价 45.00元

LA LITERATURA NAZI EN AMéRICA by Roberto Bola.oCopyright . 1996, Roberto Bola.oAll rights reserved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by Horizon Media Co., Ltd.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through the Wylie Agency (UK) Ltd.and Bardon Chinese-Media Agency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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