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中华远古史/王玉哲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中国断代史系列）

ISBN 978-7-208-15598-5

Ⅰ.①中…　Ⅱ.①王…　Ⅲ.①中国历史上古史　Ⅳ.①K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94345号

责任编辑　周珍

封面设计　范昊如　夏雪　等

中国断代史系列

中华远古史

王玉哲　著

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25.25

插页　6

字数　550，000

版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5598-5/K·2799

定价　118.00元

目录

版权信息

作者简介

自序

第一章 原始群居的社会生活

第一节 绪说

一、人类的起源

二、原始社会史的分期

第二节 中国历史的序幕——中国猿人

一、元谋猿人

二、蓝田猿人

三、北京猿人的发现及其体质特征

四、北京猿人的石器和用火

五、北京猿人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组织

六、其他地区猿人化石的发现

第三节 “古人”时期的文化发展

一、古人时期人类化石的发现及其体质特征

二、古人阶段人类的劳动工具和石器

三、古人时期人类的生存环境

四、古人时期的原始社会关系

第四节 “新人”时期的文化与氏族的产生

一、新人时期人类体质和文化的特征

（一）这一时期的古人类化石

（二）这一时期的古人类文化遗址

二、新人时期原始氏族和原始宗教信仰的产生

附：中国原始社会史表

第五节 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原始经济生活

第二章 妇女为中心的母系氏族公社

第一节 母系氏族公社的出现

一、氏族公社的起源

二、我国境内母系氏族公社的遗迹

（一）我国境内的中石器时代的文化

（二）弓箭的出现

（三）妇女成为氏族公社中心的原因

（四）新石器时代的村落

第二节 母系氏族社会的婚姻关系和墓葬制度

一、男女分区埋葬制与族外婚制

二、迁移合葬所反映的女性中心

第三节 母系氏族公社的经济生活

一、原始农业的出现

（一）北方仰韶文化时期的农业

（二）南方河姆渡文化时期的农业

二、制陶、纺织与石器等手工业

三、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生产关系和生活

第四节 我国古文献上有关母系氏族社会的史影

一、“知母不知父”

二、族外婚

三、婿称岳父为舅，称岳母曰姑；妇称丈夫之父为舅，称丈夫之母曰姑

四、父子不相续相处，而祖孙相续相处

五、古帝王称“毓”称“后”

六、图腾痕迹

七、姓的性质

第五节 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原始的科学、艺术和宗教

一、原始科学

二、原始艺术

三、原始宗教

第三章 父系氏族公社

第一节 从母系氏族公社到父系氏族公社的转变

一、母系家族的产生和父系氏族制的萌芽

二、父系氏族公社制的确立

第二节 父系氏族社会经济的重大发展

一、北方草原地带的细石器文化与游牧经济

二、细石器文化的来源问题

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一）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的大汶口文化

（二）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青莲岗文化的关系

（三）龙山文化时期的经济生活

（四）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

（五）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及其他

四、手工业与原始交换

第三节 私有制、阶级的出现与氏族公社制的瓦解

一、私有制的产生与贫富开始两极分化

二、阶级、奴隶制的出现与氏族公社制的解体

第四节 父系氏族社会时期的文字和艺术

一、文字的产生

二、父系氏族社会时期的艺术

第五节 古史传说中的部落战争及氏族社会进一步解体

一、古代传说中诸部落居住的地域

二、部落战争促使氏族制度益趋崩溃

第四章 唐、虞、夏与先商——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上）

第一节 唐、虞、夏的禅让制与军事民主选举制

一、尧、舜、禹的生活

二、禅让的传说

三、篡夺的传说与“天下为家”的产生

第二节 传说中的夏王朝

一、夏王朝的开国

二、夏王朝的历史传说及夏代的社会性质

三、传闻中的夏时

第三节 考古发掘与夏文化

一、夏族活动的地域

二、所谓“河南龙山文化”应包含多种不同类型的文化

三、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

四、夏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关系

五、二里头第一、二期遗存所反映的夏文化

第四节 商族的兴起和先商的社会阶段

一、商族的来源

（一）商族来源的四种不同说法

（二）商族起于东方的证据

（三）从考古学上推测商族的来源

二、先商的世系

三、商族在先商时所处的社会阶段

第五章 商王朝前期的历史——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下）

第一节 商汤的灭夏

第二节 商代前期的政治

一、商汤和伊尹

二、商代前期的“盛君”

第三节 从田野考古上看商代前期的文化（一）

一、二里头遗址三、四期所反映的早商青铜器与农业生产

二、二里头文化的早商宫殿建筑

三、二里头文化的艺术生活

第四节 从田野考古上看商代前期的文化（二）

一、二里岗文化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的分工

二、商代前期的城池建筑及其意义

三、商代前期的青铜器和漆器兼论陨铁的利用

第五节 商代前期的阶级对立与第一个阶级社会的逐渐形成

第六章 商代阶级国家的形成

第一节 盘庚迁殷及其社会意义

一、自汤至盘庚五迁的问题

二、盘庚迁殷的原因及其意义

第二节 商代后期阶级斗争的尖锐和国家的出现

一、商代后期的阶级对立

二、国家的出现

第七章 商代后期奴隶的数量、“众”或“众人”的身份及商的社会属性

第一节 商代后期有多少奴隶

一、商代后期人殉和人牲的数量惊人

二、商代后期的奴隶数量要具体分析

第二节 众或众人的身份

一、众或众人是商代后期主要的生产劳动者

二、商代“族”的组织及其同“众”的关系

三、众或众人所受的剥削

四、“众人”的政治待遇

第三节 “古代东方”的理论与商代后期的社会性质

一、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

二、“古代东方”奴隶制的社会特征

三、商代后期社会近于古代东方的家庭奴隶制

第八章 商代后期的经济发展

第一节 商代后期农业的发展

一、卜辞中的“年”、“侑雨”、“受年”

二、商代后期农作物的品种和酿酒所反映的农业情况

三、商代后期的农具与耕作技术

第二节 畜牧、田猎与渔业

一、畜牧与田猎

二、渔业

第三节 商代后期手工业的辉煌成就

一、精致的青铜器

二、陶器的新创造

三、纺织和其他

四、商代后期的土木建筑工程

第四节 交换、货币、交通

一、商代后期的商业和货币

二、商代后期的交通

第九章 商代后期的社会组织与政治机构

第一节 商王朝的政治疆域

一、商的王畿及其据点

二、王畿与四土、四方、邑的关系

第二节 商族的氏族组织

一、商代后期商氏族的地域性

二、商的世系及其继承制度

（一）商王朝的世次和世数

（二）商人的名号

（三）商王世次及其“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

三、“兄终弟及”制是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

四、商代的婚姻制度与宗法制度

附：商代先公先王世系表

第三节 商代后期的政治机构

一、商代的王

二、百官

三、诸侯方伯

第四节 商与各方国

一、鬼方

二、方（方）

三、土方

四、羌方

五、人方

六、虎方

七、周及其他

第十章 商代的文化、科学与艺术

第一节 商代的文字

一、汉族文字起源的传说和最早的汉字

二、甲骨文已达到文字发展的进步阶段

三、汉字的读音问题

四、甲骨的发现和卜辞文例

五、甲骨卜辞的史料价值

第二节 商代的宗教信仰

一、自然神的崇拜

二、祖先崇拜

第三节 商代的科学成就

一、商代卜辞所反映的天象

二、商代的历法

三、其他科学

第四节 商代的艺术

一、雕塑艺术

二、音乐与乐器

三、其他艺术

第十一章 先周族的来源及其社会发展

第一节 周为夏族的分支

一、周始祖的时代问题

二、周族为夏后的推测

三、先周人物传闻

第二节 周族最初的地望

一、周族克商前夕的根据地是陕西岐山

二、先周族最早来源于山西

（一）山西汾水流域自商至西周一直有周族的根据地

（二）姬姓之古国在山西者独多

（三）姜姓之族原亦在山西

（四）古有易与先周的关系

（五）周原一地原在山西太原

（六）先周族的迁徙是自东而西

第三节 先周的文化及其社会阶段

一、由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

二、先周的文化

三、周原所出的甲骨文问题

第十二章 周王朝的建立

第一节 周武王的灭商

一、武王克商前中原的形势

（一）商王朝内部的阶级矛盾

（二）民族矛盾

二、灭商的步骤

（一）克商时商周兵力的对比及其胜败的原因

（二）克商的日期

三、政权的建立

（一）周武王革商受命的大典

（二）反映武王灭商的《大武》舞

（三）周初的三监问题

四、西周开始的年代问题

第二节 周公旦及其东征

一、武王死后周政权的危机

二、周公践位称王问题

三、管蔡之乱与周公东征

四、周公营建东都洛邑和还政成王

第三节 周王朝政权的巩固

一、分封措施

二、对商遗的政策

三、制礼作乐

附：西周帝王世系表

第十三章 西周的政治及其发展

第一节 西周的政体形式与“成康之治”

一、政权是君主专制，还是城邦民主制

（一）西周政权既有民主旧传统又有专制新因素

（二）西周的阶级关系压倒血亲关系

（三）周天子与诸侯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君臣关系

（四）西周政体是君主专制

二、“成康之治”

（一）成康盛世的历史条件

（二）成王事迹

（三）康王即位典礼

（四）康王的武功

第二节 西周的政治制度

一、西周政治制度导论

（一）史料根据

（二）地理环境

（三）层累组织的特点

（四）神权

二、西周的宗法制度

（一）宗法制度的特征

（二）宗法制度推行的范围

（三）宗法制度的继统法及其制定之用意

三、西周的分封制度

（一）分封制度起于周初

（二）分封制的具体内容

（三）西周分封多少诸侯邦国

（四）分封的典礼与程序

（五）分封诸侯的等级问题

（六）周王与诸侯的封建关系

四、西周的监国制度

第三节 西周的官制

一、周初的最高长官——太保、太师

二、西周卿士的性质

三、西周的政务官和文史官

（一）政务官

（二）文史官

（三）西周职官的来源

四、世族的世官、世禄制度

（一）何谓世族

（二）世族制度的产生

（三）西周的异姓世族

（四）世官世禄必须由上级重新册命

（五）世官制与宗法制的矛盾

第四节 西周的兵制与刑法

一、兵制

（一）周武王克商时的兵力

（二）周初的武装编制

（三）西周的正规士兵和族兵

二、刑法

（一）周初刑法制定的原则

（二）西周刑法的特点

第五节 西周“国家”的历史作用

第十四章 西周的社会经济

第一节 西周的农业经济

一、西周农业的地理环境

二、西周农作物的品种

（一）黍

（二）稷

（三）麦

（四）菽

（五）稻

三、西周劳动生产的编制、生产工具和技术

（一）西周的集体生产与小生产

（二）西周的农业生产工具

（三）西周的耕作技术

第二节 西周的土地制度

一、西周田制的基本内容

二、田制分公田和私田就是所谓“井田制”

三、孟子“井田论”的内涵

四、西周为贵族土地所有制

（一）西周井田制既不能称为“农村公社”，也不是“土地国有”

（二）西周的“藉”、“助”是劳役地租

（三）西周土地制度是“彻”与“助”并行兼“贮”的制度

五、西周“仆庸土田”和“民”的身份问题

（一）“仆庸土田”问题

（二）西周“民”的身份

第三节 西周的手工业、商业

一、西周的手工业

（一）西周的青铜器手工业

（二）陶瓷业

（三）玉、石业，骨、角业，竹木业

（四）纺织业

（五）论“百工”的身份及民间手工业

二、西周的商业

第四节 西周的社会性质

一、社会性质研究的重要意义

二、西周的社会性质问题何以长期不能解决

三、历史研究应从历史实际出发

四、西周社会形象的四大特点

第十五章 西周的衰微、灭亡

第一节 西周衰微始于何时

第二节 周厉王专利与国人暴动及国人暴动的伟大意义

第三节 何谓“共和行政”

第四节 所谓“宣王中兴”

第五节 幽王昏乱、灭亡与平王东迁

附录一 大事年表

附录二 本书引用甲骨著录书目简称表

作者简介

王玉哲（1913—2005），河北深县人。1936年至1943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及北大文科研究所（昆明）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学位。1943年至今先后受聘于华中大学、湖南大学及南开大学历史系，任副教授、教授及博士生导师等职。兼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等职。著作有《中国上古史纲》、《古史集林》等书；主编有《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国历史大辞典・先秦史卷》等；撰有先秦史研究论文百余篇。

自序

一

《中华远古史》是从中国的原始社会至西周末这一段的“断代史”。所谓“断代史”，就不是一般目的仅在于传授历史知识的“通史”，而是要按今天人们所需要的新的“断代史”的原则去写作。我们认为新的断代史的写作与一般通史的区别，不仅仅在其内容详略的不同，更重要的是至少应当按以下三个原则去写作：

第一，新的断代史要侧重介绍历史研究方面如何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意在给予读者这方面能力的锻炼。因为断代史面对的读者，是那些对历史已有一定的基础知识，而想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人。所以，本书便把古史上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提出来供大家讨论，使读者可以借此作为进一步研究的阶梯。不过具体到我们这一断代，由于内容是讨论古代的东西，总难免反复征引古文，这样便会在行文上出现不够通顺的晦涩形式；有些古史问题至今还没有达到下结论的时候，也就不免要用辩证的笔调加以解释，会出现拖泥带水，使人有不太干脆的感觉。最后，我们还应当把自己的一些看法尽可能地反映出来，以便使全书一以贯之，自成体系。

第二，要做到尽量将历史文献与田野考古、民族学、古文字学等有关的资料结合起来，交相印证，并注意吸取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新成果，尽量使其不至于落后于现代新的学术水平。

第三，我们认为首先要做到“实事求是”，做到理论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认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1]，去搜集史料、分析史料和最终进行综合、论定。我们主张通过具体史实，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去发现和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不是从定义或从原则出发，把历史史实仅仅借用来作为说明历史发展规律的材料。这样做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而“实事求是”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以上三个原则，只是我自己在写《中华远古史》这部断代史前，所构拟、追求的一个高目标。但是，像我这样学识浅陋、理论水平不高，对这个高标准能否做到，能达到多少？自己却毫无把握。也许仅仅是“高山仰止”，心向往之而已。

二

这部《中华远古史》在内容叙述上比过去也有些新的变革，举其荦荦大端，约有下面五个方面：

（一）关于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

新中国建国以来，为了贯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的重要力量，有一个时期，史学界写历史书因为怕冲淡了人民群众的作用，往往忽略了历史人物这方面的叙述，即使叙述也只是着重于批判，如对旧史书批判其宣扬帝王将相，对旧史学看不到人民群众的作用，批判得更是不遗余力了。当然，这种批判是对的，也是应该的。但是，不要矫枉过正，误认为马克思主义就不重视历史人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所写的历史书中，除了农民起义的领袖外，看不到一个历史人物了。其实，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人物的好坏对历史的进程都起到一定程度的推动或阻碍作用。马克思对历史人物绝对没有漠视。以此，在本书中对有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包括帝王将相在内，都适当地给以评述。

（二）着重“过渡时期”

过去有些学者对社会发展的质变和量变的看法和处理有些不妥当，比如奴隶、私有、剥削、阶级等奴隶社会的主要现象，在原始社会的末期都已出现。但是，这些现象的出现，并不等于奴隶社会已经出现。因为那还只是这些因素在量变的过程。一种社会过渡到另一种新社会，并不像刀切斧砍那样两段截然分明，而是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时期，前后两种社会的因素是犬牙交错的。具体地说，就是原始社会的若干现象，如公有制因素，还在继续，但同时奴隶社会的若干新因素——奴隶、阶级、私有、剥削等也已经出现。这时并不等于就是奴隶社会正式出现了，应该是属于量变的过程。一俟这些新因素增长到一定的程度，这些新因素的分量压倒或超过了旧因素时，才由量变转为质变，这才由原始社会正式变为奴隶社会。同样，由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也是如此。研究历史对量变固然要注意，但更重要的是要抓住这个质变。不能看到量变一出现，就误认为质变了。商末周初的社会，我们认为就是一个量变的过渡时期。

（三）提出远古时中原是诸氏族或民族杂处的时代

中国的中原地区（黄河中下游），战国以后基本上已是清一色的华夏族的天下。可是在春秋以前中原地区除了华夏族人建立的几个或几十个据点（城邑）外，周围环绕着的还有不少不同种姓、文化高低不同的少数民族杂处其间，这是一种“华戎杂处”的局面。这种现象，越往上推就越普遍。

西周时期和其以前的夏、商，在中原的黄河南北两岸同时并存着无数的小氏族、部落。当时的所谓“国”，实际是一个大邑，所谓“王朝”（如夏、商）也不过是一个大邑统治着在征服各地后建立的若干据点小邑。大邑与其统治的小邑之间的地区，还分布着许多敌对的不同种姓的小方国。它们中有些还没有文字，与华夏语言也不同。所以，它们之间以及与华夏之间，都各自为政，互不干犯，有时又相互战争。它们只有势力大小的不同，还没有谁服从谁的一统的思想。所以，当时人所想到的王朝国土，只会有分散在各地的几个“据点（小邑）”的概念，还没有以大邑为中心的“整个面”的概念。在这种群“点”并立的情况下，自然更不会有“王朝边界”的概念了。

商王朝大邑商（殷墟）的周围就散布着很多少数民族部落，如鬼方、方、土方、羌方、虎方、夷方和周方等。甚至周克商时所联合的八个氏族，如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也大都是近在中原的少数民族（旧注以为在四川、湖北等地，不可信）。这些大小不同的氏族方国（当时的商或周也包含在内）之间，还存在着不属于任何方国的广大空旷的荒野地带。对当时这种具体情况了解了，就有助于了解远古时的许多历史大事，例如商汤前后夏、商、周是三个大小不同的民族同时并立，它们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没有后人所想象的那种君、臣隶属关系。商汤灭夏，仅仅是把夏桀赶跑了，夏都邑为商族所占领，而散居在各地的夏族人仍独立存在。周武王灭商也同样仅仅是把商纣杀掉，占领了商都殷墟，仍令商纣的儿子武庚统治着殷民，只派遣三监对他实行监督而已。那种君臣上下隶属的体系，是从周公东征胜利，占领了广大地区，创立了一套完整的“分封制度”以后，才逐渐形成的。

（四）应辨明“夏文化”与“夏时文化”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中国历史上在商代以前有一个夏代，这是从传世的古文献，尤其是《史记》中得知的。《史记·殷本纪》中所记的商代历史，已被安阳出土的甲骨文所证实，太史公的《殷本纪》既被确认为信史，由此，联想到《史记·夏本纪》所记的夏史也许同样有其根据，而并非虚构。所以，考古学界希望也用考古手段来证实夏史，这种做法是完全合理的。

据古文献传说，夏族人的活动最初是在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地区，但其后期在灭亡时已转移到河南西北部的伊、洛下游一带（有所谓“伊、洛竭而夏亡”）。

考古工作者在山西南部夏县的东下冯遗址与河南西北部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其文化面貌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两个地区又是夏族人活动的地方，经过碳14测定，其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900—1600年，与夏代纪年大致一致。于是大家便认为这可能就是夏代的文化遗址。

但是，二里头遗址文化层有四期，它们是否都属于夏文化呢？学术界的看法历来有分歧，我们赞成一、二期是夏文化；但在三期遗存中明显地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因素，到第四期就更为显著，而且三、四期遗存与商代二里岗期文化有很多相同之处，则三、四期属于商族文化可能是没有问题的。

这里遇到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夏文化”？什么是“夏时（或夏代）文化”？这两个词组的内容、含义很不相同，若不先辨明白，在讨论历史或考古学问题时，很容易由于误解对方而辩论不休。

我们认为所谓“夏文化”主要是指夏族人自己的文化，尤其是自夏禹至桀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夏族人所创造的文化，强调的是“夏族”；而“夏时文化”则是指夏禹至桀这一时期内与夏族并存的许多文化高低不同的氏族（包括夏族、先商族以及其他族）所创造的文化，这一词组强调的是“夏时”。

现在史学界和考古学界都希望多找些“夏文化”遗址，用以弥补或丰富对“夏文化”的认识，重点是指夏族人所创造的文化。这确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历史研究课题。

至于“夏时（代）文化”，因为着重的是“夏时”，所以似乎比较易于解决，只要把某一文化遗址，经过碳14的测年方法，证明其时代在夏代（公元前1900—1600年）范围之内，就是“夏时文化”了。这个文化到底是什么族人创造的，则是另外的问题。

前面我们已谈过，中原地区在夏、商、周三代时是群族杂处的时代，除了夏族、商族以外，不要忘记还有不少其他族在内，所以在审核文化遗址时，不要轻易地认为不是商文化就是“夏文化”。在寻找“夏文化”遗址的今天，我们强调首先要对“夏文化”与“夏时文化”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分辨清楚，其意就在于此。

（五）研究先秦史利用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的主次问题

研究先秦史这一历史阶段，除了最古的原始社会由于当时尚无文字，当然不会有古文献资料，只能依据田野考古所发现的地下材料去构拟和论述。其他如商代史，由于从殷墟发现大批商代晚期的甲骨文资料，不但证实了《史记·殷本纪》对商代史的简陋记述基本可信外，更重要的是大大丰富了商代史在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的面貌，使商代史的研究起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足见甲骨文资料对研究商代史的重要意义。

但是，我们设想假如没有《史记·殷本纪》对商代史的简陋记载，只凭地下发现的甲骨文资料，任你是伟大的古文字学或古史学大家，是否能顺利地把甲骨文资料整理成系统而丰富的商代史还是个疑问。因为《殷本纪》虽然简陋，但它是讲“历史”，而甲骨文资料，丰富则丰富矣，但却属于“史料”。历史和史料不同：“历史”是讲“发展过程”的，是个有系统的整体；而“史料”则是一盘散沙，是零散的。打个比喻，“历史”好像“一吊钱”，用线绳把一个个零散的制钱（史料）穿起来，才构成完整的“一吊钱”（历史）。由此可知，我们研究商代史，对地下发现的甲骨文资料当然必须重视，但对简陋的传世文献《殷本纪》的价值也绝对不能低估，或弃之不用。

至于西周史的研究，最感困难的还是史料不足。因为西周史料存世的古文献，只有《诗经》、《尚书》中的一部分及春秋战国时人追述西周的一点点材料。能补充的考古材料，只有传世的铜器铭文。新中国建国几十年来，田野考古发现了大批西周的文化遗址、遗物，尤其是大量的西周铜器铭文，这无疑大大丰富了西周史的资料。因此，唐兰先生70年代就开始撰写《用青铜器铭文来研究西周史》（《文物》1976年第6期）。接着日本的白川静先生继起，也大量地利用金文资料写出了《西周史略》一书，这是一种对西周史的新的研究方向，是开拓性的，是大有前途的。

西周的铜器铭文保持了当时第一手史料的原貌，没有经过后人戴着有色眼镜的加工润色，具有绝对的可靠性。所以，依据铜器铭文重新构筑西周史，有些地方确实可以纠正传统史观之偏见和弥补文献之不足，确有其很大的优点。但是，能否做到像白川静先生所说的那样“要代替依据文献而编纂的周王朝史”[2]，我却持怀疑态度。因为传世古文献史料与青铜器铭文史料各有其优缺点和局限性。从作为史料的高低看，铜器铭文因为是第一手资料，确高于几经后人加工、传抄的古文献资料。但铜器铭文作为史料用，也同样有其不足之处。

例如，铜器铭文自古就被认为是后世子孙有意识地颂扬其先祖而作的褒辞，所谓“孝子孝孙之心”对其先祖只“称美而不称恶”（《礼记·祭统》），其所称颂者未必属实，更何况铜器铭文的内容涉及的社会面较窄，其行文格调几乎千篇一律，其内容也远比甲骨卜辞贫乏[3]。史学工作者若只依据铜器铭文构筑西周史，实难达到完美的西周信史。

本书《中华远古史》在讲西周史时，则是以传统文献、田野考古和铜器铭文三类资料互相印证、分析、综合而后着笔的。我很同意美国芝加哥大学夏含夷先生在《西周之衰微》一文中所提出的理论。他说研究西周史，“应以传统史料为基础……同时也当然需要尽量利用出土文物来弥补其不足之处”[4]。我在本书中也是仍以贫乏的传统古文献资料为本，并利用铜器铭文补苴其罅漏，只不过利用的数量很有限而已。这是因为截止到今天，学术界对西周青铜器的断代问题，仍很有分歧。例如《大丰簋》这样一件西周重器，有人认为是周克商前文王所作（孙作云）；有人认为是武王克商后所作；又有人认为是康王时所作（白川静）。一件重要铜器铭文没有十分肯定的年代学来系属，几乎就难以很好地利用。我们写一部正式的史书，与写学术论文不同，学术研究应当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有利于对真理的追求、探索，真理是越辩越明；而一部正式的史书或教科书，在立说上则应当慎重其事，对一件铜器铭文，非有十分之见，不敢轻易利用[5]，稍一粗心，就难以避免“张冠李戴”，对史实不但没有增补，反而又造出新的混乱。因此，我写本书时对铜器铭文利用不多。我主张写史书可以“宁缺毋滥”。由于这种考虑而造成的疏漏，必然会冒“保守”、“老一套”之讥，只有请读者体谅作者之苦心了。

以上五个方面，是我在写本书时注意的重点，这也是与现在流行的史书稍微不同之处，是否正确，只有留给读者去品评和批判了。

三

1999年11月中旬，《中华远古史》的最后一章写完，全书总算基本告成。抚今追昔，感慨万端。盖多年所怀之愿望，日萦回于梦寐间者，仅完成其半（原《先秦史稿》之一半），并且草创伊始，即非一帆风顺，而是经过了一番曲折的过程。

本书写作的缘起，早在1977年秋，那时“文化大革命”刚过，我住在北京的人民出版社，修改我们集体编写的一部书稿时，忽然接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一封信，要求我把50年代出版的《中国上古史纲》稍加修改，他们将重新出版。当时我写信提出：那部书在古代史分期问题上，与“文化大革命”长期必须遵从的说法不合，若必须改成那种流行的说法，我就不打算再版了。很快我便得到出版社的复信谓，出版社主张百家争鸣，完全可以按自己的看法去整理。这样，我便接受了修改《中国上古史纲》的任务。

《中国上古史纲》原为中国通史的第一段，修改应按通史的原则，以简明、通俗为主。可是，我制订修改计划时，却偏大了，逐渐使我产生了一个想法：与其修改旧书受到必须简明的限制，何如另写一部材料较丰富的断代史呢？于是，我提出这个改写成断代史的计划，与出版社联系、商议后，不但得到出版社的完全同意，而且还得到大力支持和鼓励。我乃于1979年下半年开始准备编写。这部断代史，从远古到秦末，预计约一百多万字，书名为《先秦史稿》。

在编写这部新的断代史的过程中，当时自己总感到年富力强，同时还接受了校内外许多别的任务，除了在校内负责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之外，曾南北奔波足迹遍及半个中国，最远的是于1983年应教育部之聘出国访问了联邦德国，这些当然占去了我的很多时间，所幸在1980年我编写的《先秦史稿》草稿，已写到西周中段。这时，我曾与出版社商定，因《先秦史稿》全书分量大，可以分上、中、下三册先后分册出版。于是，我回过头来首先整理上册草稿（自中国猿人至商代），修改、誊清后交出版社审查。大约在1986年获知出版社同意上册先出版，告诉我将《先秦史稿》上册修改稿和所附的图片都准备好，寄来即可排印出版。

就在我准备图片期间，出版社又开会研究，发现过去出版社分上下册的书分期出版会影响销路，决定今后该社取消分期出版的计划，凡分上下册的书必须一次发稿出版。这样一来，像我这部《先秦史稿》本计划先出上册的打算，自然也就落了空。

由于我考虑到这部《先秦史稿》若上、中、下三册全部完稿，还不知到何年何月，当时我手头还有一部民族史书稿，正在完成阶段，无形中我就把《先秦史稿》的写作暂时停顿下来。没想到时间过得这样快，一停就是十年，虽然每年经常收到出版社的催稿信件，我的写作还是毫无进展。在这些年中，史学界一些朋友见面经常问我：《先秦史稿》写完了吗？我只有惭愧，无言以对。

1992年9月出版社鉴于《先秦史稿》迟迟未能交稿，责任编辑亲自来天津与我商量有关《先秦史稿》如何能早日出版的问题。因为出版社知道我的草稿已写到西周，所以认为从原始社会到西周末也是一个完整的历史段落，建议能否加一个新的书名首先出版，后面部分写好后，再用另一书名出版。出版社提出的这个办法，我认为可以同意，问题是这一段历史的书名不容易定。最后，我们商定可以按出版社提出的意见，截取西周末以前部分作为一个完整的断代史先出版，书名问题可以从长考虑。

1994年责任编辑来信，建议这部断代史是否可以命名为“远古史”，我考虑“远古”一词是个通名，没有具体年代的限制，可以采用。于是，我又加了“中华”两字，书名就确定为《中华远古史》了。

接着，我开始把《先秦史稿》拿出来重新整理时，察觉到原稿毕竟是十年以前写成的，近十年来中国境内又出土了不少重要的古文化遗址和文物，尤其是原始社会部分，必须根据新出土的材料，再一次修改、增订后，才可心安。这一任务，我曾取出前三章誊清稿，请朱彦民同志代我重新审查、修订。所幸我的《先秦史稿》前十章（到商末）都有整理过的誊清稿，现在进一步整理较易。但是，西周部分已写出的约20万言仍为草稿，整理起来，就遇到一个问题，我本人主要的力量是继续写下面尚未写完的部分，一身不能二用，哪有时间再去誊清旧稿！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这部断代史要急于在近一两年内出版，几乎是不可能的。

正在一筹莫展之中，1996年德国Trier大学的教授、汉学家乔伟博士来南开大学历史系进行短期讲学，他是位热心于中国学术事业、倡导中德文化交流的学者，凡是有助于弘扬中国学术的活动，他都乐于支持。当他听说我有几十万言的草稿一时尚无力誊清，当即主动提出解决方案，并大力支持，使这一难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

那时我正决计谢绝一切外务，潜心写作，打算快点写完尚未完成的书稿。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的妻子张景巧女士长年抱病，于1997年病情加重，接着不幸逝世。老年丧偶，使我情绪一直波动，坐卧不宁。记得在第二年亡妻周年忌日，我所写的《悼景巧》诗中，有“弦崩遽尔成孤雁，步月清宵影自怜”之句，可以想见当时遭到这一巨变的打击。

一直到1998年底，我的心情才逐渐地安定下来，觉得《中华远古史》的写作不能再拖了。于是，开始重理旧稿，对所积史料分析排比，按计划进行。原稿已写有五十多万字，预计再写十万字，全书即可告竣。可是朋友们怜见我年老体弱，总劝我赶紧收缩一下就成了，不要铺开大写。出版社也希望能尽快出版。可是，我要写的部分包括社会、经济，是西周的重要部分，哪能简单？所以我还是照计划进行。同时，我也不愿意拖以时日，于是加倍努力。有时写到酣处，真是欲罢不能，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当时写作已很顺手，进度也很快，估计若按这个速度，一鼓作气，很快就可以完稿。但就在1999年5月的一天，我的右脚被一根电线绊倒，造成右胯骨骨折，大夫告以回家卧床三个月到半年。静养床上，写作计划自然完全中断。

在骨折卧床期间，正值酷暑的三伏天，连续高温达37度以上，而心中还惦记着尚未写完的书稿。这时，不要说铺开大写，就连小写也力不从心了。我曾写过一首小诗《自遣》，诗曰：

耄耋老翁犹膑脚，

踉跄史海益低迷。

蓬莱未卜何方是？

几变航标东与西。

这足以想见当时我对史稿写作的焦虑和彷徨的心情。

卧床三个月后，未经大夫的允许，我试着开始坐起和站立活动。可是，长期卧床后一时想立起来，当然是难以如愿的。但我还是坚持每天锻炼。一二十天后，我虽然还不能站稳，可是却能在床上安稳地坐着了。9月20日让家人把书桌放在我的床前，开始我的书稿写作工作，计划每天上午坚持写三小时，下午卧床。这时，由于身体活动不便，只能听从朋友们的劝告，尽量收缩着写。事实上也无力大写，因为自己不能行动，完全依靠别人从书架上寻取所需要的参考书，是很困难的。只能依据自己过去手头已搜集到的材料和几本笔记、卡片等，勉强写作了。

说来还算顺利，自9月20日到11月11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将最后两章写完。至此，《中华远古史》全书全部完稿。

四

本书内容第一部分原始社会，非余所专，且有些问题，考古学者论证已详，折衷取舍，择善而从，其为己说者不多；夏史文献不足，只能依靠地下考古，但二者如何结合，实非易事，凡所论列，至为疏阔，实亦无以加详。商、周部分，亦多根据前人和并世学者的研究成果，推其未竟之绪，而我自己对其中一些问题，经多年的探讨，也建立了一个新体系，提出了一些新看法，谈不上什么成就。但既然与别人有所不同，也可能有其一得之愚，应当提供别人参考。任何一部新著，肯定都是在综合多人的成果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说，或使别人的说法更加明确，这对学术均是有利的（当然，综合前人的成果，使之更深入、更明确，也是一种创造）。尤其是先秦史，由于史料的残缺，坚定不移、合乎客观真理的结论是不多的，大多是一种暂时的说法，或者说是一种“假说”，因为有一些大家长期认为坚不可摧、颠扑不破的说法，到后来，由于新资料的发现，却一个个又被新的结论所取代。我在书中提出的所谓新说，只能是我对此问题的一种理解、看法，是我暂时认为比较心安理得的、暂时性的结论，仅足聊备一说而已。

做任何学问，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要尽量占有全部有关问题的资料，包括前人的研究成果；第二要有所创新。这两者缺一，就够不上是研究学问了。研究学问好比接力赛跑，是在前人创造的成果基点上前进。所以，我们对前人的任何些微成绩都应当尊重，不能抹杀。一切问题的解决，都有一个过程。最初总是有筚路蓝缕的创说人，他们虽然从古人或别人的旧说中解脱出来，发明一些新看法，但仍不免有些地方受到时代的局限或束缚，因而又可能出现另外的错误，我们绝对不能对前人或别人要求过严。所以，我在本书中本来是想只谈自己的理解，尤其是不要批评前人的说法，不过这是极难办到的，有时想绕弯走，也绕不过去。对前人的有些不妥当或错误如不明确地指出，自己的意见也就无从表达。我们为了真理的探求，只能实事求是，打破“为贤者讳”的旧框框。对前贤一些不妥当的论点，应适当地加以说明。不然的话，会使读者迷惘而不知所从。

总之，这部小小的《中华远古史》的完成，绝对不能看成是我个人的功劳，除了得助于前贤积累的成果外，还得到一些师友的大力支持，才能使本书顺利地与读者见面。在此书行将出版之际，哪能忘掉他们过去付出的劳力和所作出的无数功德呢？

他们中如德国汉学家乔伟先生、历史系刘泽华先生，在我写作的过程中，经常给以关怀和帮助。

其他如在本书内容方面，常得到朱凤瀚、朱彦民两先生的具体协助，尤其是朱凤瀚，有些我需要的资料或科研信息，很多是他供给的，遇到一些犹豫不决的问题，往往是我们共同讨论而后定。

再如赵伯雄、张荣明、陈絜、张经、阎爱民诸先生，有的协助誊清底稿，有的负责对清样的审阅，凡于此书出版有益，均使我衷心感谢，拜嘉无极。

最后，还应一提的是在我患病后期，虽然已勉强恢复了写作工作，但两腿还不能下地行动，生活不能自理，都是靠我女儿、女婿的服侍，我写作时需要的书籍，基本上也是依靠他俩代为寻取。没有他们的帮助，这部书是不能这样顺利地完成的。在美国工作的儿子，于返国探亲的短短十数天中，也帮我誊清部分稿件。在本书即将问世之时，对家人适当地提一笔，恐怕也是应当的。

五

这部《中华远古史》经过多年的惨淡经营，终于全书告竣，自己也获得不少新的体会：第一个就是觉得写书也是一种学习，或者说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更重要的学习，它比一般学习更严格地要求我们对问题要从各个角度去考虑，对史实与理论的全部结合和贯通的重述，更能深入地理解所述的理论和阐述的逻辑性。多年来史稿的写作，对我的思维能力、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宝贵的训练，这方面的收获也是很大的。比如我一向欣赏清儒乾嘉学派的治学谨严，并推崇王国维的研究方法，而未陷入旧的一味考据而不能自拔的传统。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提高了认识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写书要时时刻刻不忘记其目的性，不仅仅是为了给人以狭义的历史知识，而且应当使人学会利用史实，如何追求真理的方法。

长期的写作锻炼给我的第二个体会是：使我真正理解了“学而后知不足”。学习越深入，越发现自己的知识之不足，真像有人比喻学如登山观海，自叹未能穷其涯涘。余幸生于今日，得据时贤之成说勉强完成此书，偶有一得之愚，也常犹豫于取舍之间。有时，稿甫就，却又旋觉其误者。而其未自觉，未能自己删正者，必所在多有；还有一些自己认为是新论点，今天却发现前贤已先我言过，而自己却矜为新创；或者学者早已提出正确的结论，而我孤陋寡闻，尚妄自停留于旧说者。总之，学习越深入，越能发现自己的诸多毛病。只因年已老迈，常以不能完稿是惧。若必待一切完备无误而后发稿，必然是白头可期，杀青无日。今幸得诸君子的扶翼，而完成此苟合之稿，虽多有未惬，而亦决定公布之，聊偿昔日之夙愿也。所以，更望并世宏达匡其不逮，纠其剌谬，以待异日修订补苴，或可稍舒作者寸心之内疚。今此书出版有日，即拉杂书此以为序。

王玉哲

1999年11月于南开大学寓所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分布示意图

商代形势示意图

第一章　原始群居的社会生活

第一节　绪说

一、人类的起源

我们讲中国古代史，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华民族的祖先是从哪里来的？人类又是怎样出现的？第一次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的，是一百多年前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C.R.Darwin）。

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他的名著《物种起源》，说明生物是进化来的，不是上帝创造的。书里还提到人类也同样是进化的产物。不久，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T.H.Huxley）用比较解剖学、胚胎学、古生物学等方面的知识，详细阐述了动物和人类的关系，论定了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首次提出了人、猿同祖论。

达尔文和赫胥黎发现了生物发展的法则，推论现代人是由一种远古生存的古猿演变而来，这就奠定了生物学上进化学说的基础，给后人指出了正确的研究道路，这是他们的卓越功绩。但是，古猿为什么会演变成人？他们却始终没有找到演变的根本原因。到了1876年，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篇论文中才肯定地指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6]这就是说，古猿由于劳动的结果，才逐渐演变成人类。近百年来，世界各地陆续发现了许多从猿到人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人类化石，完全证实了从达尔文到恩格斯的人类进化的理论。

科学家们在欧、亚、非等洲从地下发掘了许多一两千万年前的古猿化石，这些古猿有些特征是介于人和猿之间的。

过去，有些学者认为森林古猿（Dryopithecus）可能是人和猿的共同祖先。但经过多年的研究，学术界已经否定了这个推测，而把森林古猿划入了猿科。

迄今为止，科学家公认人类是从拉玛古猿（Ramapithecus）或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发展而成的。南方古猿的化石，最初是1924年在南非金伯利市北汤恩（Taung）火车站附近的山洞里发现的。后来在其他地区迭有发现。目前已发现的，总共约90多个个体。包括头骨、下颌骨、牙齿、肩胛骨、四肢骨等，男女老幼都有代表性的个体。其特征是有突出的颌，没有下颏，头盖低平，额向后倾，外貌很像猿；但脑积可达600毫升，显然大于猿，眉骨脊有的不甚发达，牙齿的构造和排列同人很接近，并且脑底部大孔的位置也比猿类靠前，盆骨、腿骨都近似人，已能直立行走，只是不如现代人平稳、挺直。这表明他们已逐渐离开了真正的猿。

南方古猿大概已能使用天然工具。但还没有人工石器，也没有用火的痕迹。这种具有人和猿的特征的现象，说明他们是向人类过渡的古猿，是“正在形成中的人”（恩格斯语）。

拉玛古猿的化石，首先发现于印度北部西姆拉低山区的中新世后半期或上新世前半期地层中。1956到1957年，在我国云南开远小龙潭上新世初期的煤炭层中先后发现了10颗古猿牙齿的化石，专家们经过研究，最后把它们划入拉玛古猿[7]。1976年在云南禄丰又找到了古猿下颌骨和牙齿，专家们初步认为也应归属于拉玛古猿[8]。近来学者认为，禄丰拉玛古猿在形态上更接近于人类，可能是人类的直系祖先[9]。1978年12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又在云南禄丰县石灰坝古猿遗址中发现禄丰古猿头骨化石，面骨保存较为完整，眼眶、梨状孔以及上颌牙齿的形态都清晰可见。它是迄今世界上所发现的晚中新世到早上新世各类古猿中的第一个古猿头骨[10]。这种古猿，一般地说，身体有黑猩猩那样大小，面部缩短，有拱形的腭和形似南方古猿的下颌骨，牙齿和上颌骨的特征和南方古猿也接近，牙齿的纹饰具有许多人类牙齿的萌芽，几乎是距今1500万年到1000万年前的人类的前驱了[11]。

关于人类起源的学说，历来存在着一元（即一祖）或多元（即多祖）的问题。所谓一元说即认为全世界人类起源于一种古猿，这种古猿后来才演化成各种不同的人种；而多元说则认为世界各地不同的人种是由各种不同的古猿演化来的。近几十年来，由于广大地区发现大批的猿类和人类化石，经过科学家的分析研究，已充分证明一元说是正确的。

人类既是出于一祖，那末这最初人类的诞生地在什么地方呢？有些学者看到非洲发现的化石材料中有1500万年前可能是人类最早的祖先的拉玛古猿，又有其后的南方古猿，以及更后的能人、直立人等这些较完整的整个人科系列的化石材料，而在亚洲则至今还未发现从七八百万年到三四百万年前之间的比较完整的人科化石，因而认为非洲地区最可能是人类的诞生地。

主张亚洲是人类的摇篮的学者则认为，亚洲不仅有拉玛古猿化石，而且材料比非洲更多；较晚的猿人（直立人）化石的最早年代为近200万年前，也比非洲为早。1978年5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在瑞典召开名为“早期人类的现代论证”的诺贝尔学术讨论会。会上一位美国生物学家提出他进行的病毒基因序列的研究成果。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各个人种的病毒基因序列的变异范围，和从亚洲猿类所得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而与非洲猿类则有相当大的不同，从而论证人类应是起源于亚洲而不是非洲[12]。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布朗博士通过解析人体细胞中的“线粒体”的遗传基因，证明不管黑人、白人还是黄色人种都起源于亚洲，在36至18万年前（相当于亚洲出现“大荔人”和欧洲出现“尼安德特人”的时代），他们都具有相似的遗传基因。尼安德特人的形态和现在的人有很大差异。所以，其是否是现代人的直接祖先，值得怀疑；而在中国发现的大荔人却具有“北京人”及新人共同的要素，最后得出结论：人类从“北京人”经过“大荔人”发展成现在的各个人种[13]。

人类的发源地到底是在非洲还是在亚洲，学者们对这个问题意见分歧，难以作出一致的结论。当然，从现有的各方面的证据来看，可以说非洲和亚洲南部的广大地区都有可能是人类的发源地。如何更进一步论定具体的地区，有待今后广泛的田野发掘和科学家们深入的分析研究。

人的祖先古猿究竟是怎样转变成人的呢？从现有的材料分析，不外内因和外因两方面的因素。内因是这种古猿本身的结构就存在着向人类发展的基因，如古猿的手和脚的运用已经有了某种分工；他们懂得利用天然的木棒或石块来保卫自己和获得食物；能直立行走，两眼能向前平视，以扩大视野和增强观察能力等等。当然，只具备内因还不行，还需要外因的刺激促其转化。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鸡蛋因得到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14]古猿变人的外因是气候的改变。

据古地质学家研究，在远古时期曾经有过地壳运动，使大陆上升，因而引起气候的变化。地球上又突然遭受到冰川袭击，气候寒冷，很多生物不能适应新环境而灭绝了。那些参天的原始森林，有的也渐渐冻死。古猿生活所在的热带森林也变成草原间隔的树丛。因此，惯于树上生活的古猿被迫转移到地面上来，用两手采集生活所需要的东西，如捡拾果实等。两只手勤于劳动的结果，使大拇指与其余的四指更加分开，抓拿东西更方便、更灵活，因而成了两只运用自如的手。从此古猿的体质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如前肢变成手，不得不把走路的任务让给后肢去担任，后肢发展成单独支持身体的脚。手和脚分了家，身体完全直立起来。古猿用四肢行动的时候，头部如太大，颈项侧面的拉力不能支持，这样就限制了头脑的增长。等到完全直立行走后，以颈椎支持脑袋，头部再增大也可以支持得住。这就创造了使头部发达的条件，脑容量得以发展，因而也就增长了智慧。再加上人类因为群居、劳动的需要，逐渐尝试制造粗笨的工具，用以弥补手足的不足。又由于直立行走，头颅位置的改变，使喉咙如释重负，加强了喉咙和口腔的联系，声带等发音器官得以逐步改造，促进了发出单音节声音的能力，在劳动过程中慢慢地发展成简单的语言。这一系列的变化，才使得古猿逐渐过渡到人类。

人是从古猿发展而来的，这已是目前世人公认的观点。但分子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人类不是从某一种古猿直接演化而来的，而应是不断分化的结果。而且我们认为，在从古猿向人类发展的每一阶段，这种分化的趋势都存在：一部分停滞在某一阶段水平上，另一部分继续向靠近人类的方向发展……直到能人，到直立人，到智人。

大约到四五百万年前时，人类同古猿揖别而分离开来。此时南方古猿中的一支粗壮型南猿，有的已能制造石器，应该属于人类范畴。但这一支“猿人”因身体构造过分特化，终于在100万年前或稍晚一些时候灭亡了。而另一支纤细型南猿则可能通过能人而发展到直立人。

二、原始社会史的分期

古猿一迈进“人”的范畴，人类社会也就同时出现了。在人类社会史中第一个阶段就是原始社会。这个阶段年代最长，从人类的产生到国家的最初出现，有好几百万年，而阶级社会的历史，总共才几千年。

原始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组织随着时代的推移，发生着重要的变化。因此产生原始社会史怎样分期的问题。

19世纪初期史学家把人类文化演进的次序，从物质上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原始社会属于石器时代。由于石器时代太长，因而分为旧石器与新石器二期。这种分期法一直到今天还为考古学工作者所袭用。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中，原始社会的分期，是从社会经济这个角度划分的。最初是按照恩格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转述的摩尔根（L.H.Morgon）的分期法。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把原始社会分为“蒙昧”和“野蛮”两期。蒙昧时期起自正在形成中的人到弓矢的发明；野蛮时期则从制造陶器开始，也是农业和畜牧业发生与发展的时期。恩格斯说，直到日益增多的资料认为需要改变时为止，摩尔根所提供的时代划分法“无疑依旧是有效的”[15]。

恩格斯和列宁利用了摩尔根的分期法，并进一步从生产关系的发展上，区别为原始群和氏族公社两大阶段。如1875年恩格斯在致彼·拉·拉甫罗夫的信中说：“最初的人想必是群居的”[16]。请注意“群居的”是指最初的人，不是指古猿。列宁在1913年12月写给高尔基的信中更明确地提出原始社会分为“原始人群和原始公社”两个连续阶段[17]。所谓“原始人群”即恩格斯所说的“群居的”人。列宁的说法与恩格斯所说的是一致的。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又说到“使用棍棒的猿猴群、或原始人、或组成克兰社会的人们的原始组织”[18]。有的学者便说列宁这里所说的“使用棍棒的猿猴群”，是专指“原始群”，认为这是在完全形成为人类社会之前，因而把“原始群”（即使用棍棒的猿猴群）和“原始人”以及“组成克兰社会的人们的原始组织”并列，定为原始社会的三个阶段[19]。这种三段分期法，是根据人类化石的新发现提出的。新的事实需要作出新的解释，这种态度是科学态度，应当受到鼓励。然而这种提法本身是否正确，还应该讨论。为什么呢？主要有以下三点理由：

第一，恩格斯说过：“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了新的因素——社会。”[20]所谓“完全形成的人”必然已经进入会制造工具的真人阶段，这就是说，只有到形成人的阶段，才能有这个新的因素——社会。显然，列宁说的“原始群”，若是指人类社会第一个阶段，就必然是指已会制造工具的“原始人”的组织，决不会专指“使用棍棒的猿猴群”。因为向人类发展的“猿”，还不是人，怎么能把尚属于“猿”的群体，单独提出来，说成是人类社会一个独立的阶段呢？

第二，列宁讲的“原始人群”（或称“原始群”），就是这里说的“原始人”的群体，绝对不会是专指“猿猴群”，因为若是指“猿”群，就没有必要分别什么原始、不原始。“原始群”也好，“原始人”也好，显然基本上已进入了人的范围。所以，我们认为“原始群”是指“原始人”的“人类社会”组织的第一个阶段。不过，既然承认人是由古猿转变来的，就必须承认形成人类之前有古猿这个过渡阶段。它虽然不能单独构成人类社会的一个阶段，但可以附属在人类社会原始群之内。

第三，列宁所说的“组成克兰社会的人们的原始组织”，实即前面他所说的“原始公社”。所谓原始公社，是原始氏族公社的简称。有了氏族，才能有公社。

根据列宁的说法，人类的原始社会，应当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1.原始群阶段，包括向人类过渡的古猿和已会制造工具的“原始人”。2.原始氏族公社阶段，分前后两期：前期是母系氏族公社，后期是父系氏族公社。

列宁这个两段分期是符合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分期法的。恩格斯采用摩尔根的说法，把原始社会分为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两期。蒙昧时代的低级阶段实际是指还不会制造工具的古猿，也就是列宁所说的“使用棍棒的猿猴群”；中级阶段相当于原始人知道用火、会制造工具的旧石器时期；高级阶段是指发明了弓箭的中石器时期。整个蒙昧时代和列宁所说的“原始群”的内容，完全相同。野蛮时代是从陶器的应用开始的，也就是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期，相当于列宁所说的“原始公社”的社会阶段。

为了把原始社会两段分期与三段分期的异同表示清楚，可以简单地列成下表：

原始社会两段分期与三段分期异同表

三段分期法与两段分期法基本上是相同的，其中主要的不同在于三段分期法把两段分期法的第一阶段（原始群）又细分为两期。这种分期法的最大缺点，就是把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独立的阶段，这在逻辑上也是不易说通的。

历史科学尤其是原始社会的历史学，是随着古人类学、考古学的新发现、新研究的进展而发展的。学者们对原始社会史的分期，也应根据新的发现而发展和改变。但是截止到现在，我们认为恩格斯、列宁的两段分期法“无疑依旧是有效的”。

下面所要讲的原始社会，基本上按照两段分期法进行叙述。

第二节　中国历史的序幕——中国猿人

人类是从古猿逐渐过渡来的，这个过渡期长达一两千万年以上。从真正的人类产生到现在大概只有两三百万年。

我国是人类产生、发展的地区之一。1956到1957年，我国云南开远县小龙潭村发现了10枚古猿的牙齿化石。1978年云南禄丰县又发现了禄丰古猿头骨化石。这些古猿距今约有1000多万年。他们大概就是现代人和现代猿的共同祖先。这种古猿已经在生活中本能地学会使用石块、木棒等天然工具，但还不会制造工具。他们在发展进程中已经达到两足直立行走的质变，恩格斯说：“这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21]但是，由于他们的生产活动至多是搜集，恩格斯说，这还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22]。制造工具的劳动是区别人和猿的唯一标志。只要古猿第一次利用石块把另一石块打制成工具，不论这种工具多么原始、粗糙，就应承认进入了人的范畴，因为“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23]。所以，我们应把开远小龙潭所发现的古猿划入猿类，至多是正在形成中的人，还不是完全形成的人。

人的祖先古猿从学会制造工具时才开始变成人类。在最初的阶段，他们的形态还很像猿，低低的前额，高高的眉骨，嘴巴向前突出，以及不完全直立的身躯等等。所以，这种从古猿刚刚过渡到人的原始人类，处在人的新质不断克服猿的旧质的阶段，虽然由于已会制造工具而进入了人的范围，但是还具有亦猿亦人的性质，所以被称为“猿人”。

一、元谋猿人

我国科学工作者在我国境内广大的国土上，发现过中国猿人的骨化石和他们活动的遗迹，证明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在一两百万年到四五十万年前就已经劳动、生息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其中以1965年在云南元谋县发现的“元谋猿人”（Homoerectus Yuanmouensis）年代为最古。科学工作者认为元谋猿人化石地层是地质时代新生代的第四纪、早更新世，元谋猿人的绝对年代采用古地磁方法测出是距今170万年左右[24]。

图1　元谋猿人上中门齿化石，1965年云南元谋大那乌出土。

元谋猿人本身的化石，目前只发现同一个体的两颗上中门齿（见图1）。石化程度很深，除齿根稍有缺失外，其他部分保存较好。将元谋猿人从形态上与北京猿人作比较，可以看出元谋猿人更具有原始性。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期类型的直立人的代表。

元谋猿人的文化遗物，有原始的粗糙石器、带有人工痕迹的动物骨片以及可能为人工用火的遗迹（见图2、3）。由于发现的石器材料不多，对于当时石器的全貌以及与我国其他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关系，还有待今后的深入考察。但这时的人确已发明了人造工具，学会了用火。这就进一步证实了元谋猿人已离开动物类而迈进真人的门槛[25]。恩格斯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26]所以，我们可以说，至少在170万年以前，中国历史的序幕便正式揭开了。

图2　元谋猿人的石器：刮削器，1973年云南元谋大那乌出土。

图3　元谋猿人用火遗迹。

二、蓝田猿人

比元谋猿人时代稍晚的是蓝田猿人。1964年，我国科学工作者在陕西省蓝田县陈家窝附近和公王岭两个地点，发现了猿人类型的人化石，被称为“蓝田猿人”（Sinanthropus Lantianensis，见图4）[27]。

图4　蓝田猿人头盖骨化石。

公王岭出土的头骨化石大约属于一个30岁左右的女性。其特征是头骨壁极厚，额部明显后斜，前额低平，没有额窦，眼眶圆孔硕大，眼眶上方几乎形成一条横行的眉脊。圆枕两侧向外延展，向后明显缩窄。头骨高度较小，脑容量为778毫升。

陈家窝出土的下颌骨化石大概属于一个老年女性，其特征是具有多个颏孔，有明显的联合部突起和联合棘，下颌明显向后倾斜并有明显的颏三角。从整体上看比北京人原始，但比公王岭的头骨要稍进步一些。尽管如此，由于两者的主要特征所显示的阶段性相似，故可定为同一类型，称为蓝田直立人（Homo erectus Lantianensis）[28]。

蓝田猿人的时代，过去根据地层、古生物、地貌以及化石本身的形态特征，一般估计约在50万年前。通过古地磁研究，把蓝田人生活的年代重新测定为：陈家窝猿人下颌骨化石的年代为距今65万年左右，公王岭猿人头骨化石的年代为距今75万至80万年之间。总之，把蓝田猿人的生活年代定为距今65万至80万年比较合理[29]。蓝田猿人头骨的发现扩大了早期猿人的分布范围，增加了我们对早期人类的了解，为人类起源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根据。

蓝田猿人的石器尽管分布得相当广泛，但所采集到的材料却不够典型，数量也不多（见图5）。在陈家窝猿人地层中及其附近有石片、小型砍斫器等。在公王岭猿人头盖骨化石地点没有找到石器，只在附近地表拾到几件。所以，蓝田猿人的物质文化是不够清楚的。

图5　蓝田猿人使用的三棱尖状器，陕西蓝田出土。这是人类以石块制作的原始工具，利用它的刃与尖来切割、刮削和砸砍。

猿人活动的史迹，截止到现在，材料最丰富的，仍首推举世闻名的“北京猿人”。

图6　陕西省蓝田县公王岭远景。

三、北京猿人的发现及其体质特征

北京猿人化石发现于北京市西南周口店龙骨山的洞穴里。从1927年开始发掘，所发现的北京猿人的骨骼化石，有头盖骨、面骨、下颌骨、牙齿、股骨、胫骨、肱骨、锁骨、肢骨等，根据科学家的研究，认为是四五十万年以前的原始人类[30]。1976年学者用古地磁方法对北京猿人洞穴堆积物进行研究，从而得出北京猿人的年代不早于距今69万年的结论[31]。周口店所发现的这些北京猿人的骨骼属于40多个男女个体，学者定其学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Sinanthropus Pekinen-sis），简称“北京猿人”或“北京人”。

北京猿人的体质结构已具备了人的基本特征，但仍残存着现代类人猿的一些特点。和现代人比较起来，身材较矮，男性平均高162厘米，女性平均高152厘米；其面部较现代人稍短而向前伸出；前额低平，不像现代人那样隆起；脑壳大约比现代人要厚一倍；鼻子宽扁，颧骨高突；眼眶上缘有两个互相连接的粗大眉骨，像屋檐一样遮着两眼；牙齿粗大，臼齿咀嚼面比现代人复杂得多，齿面上具有许多皱脊；上下腭骨向前突出，没有下颏（见图7、8）；脑容量平均为1075毫升，比年代更早的蓝田猿人（脑容量780毫升）大得多，比现代类人猿（脑容量平均为415毫升）则大一倍以上，但是如果与现代人相比，只等于现代人（脑容量平均为1400毫升）的80%。

图7　北京猿人的头骨比猿高，前额比猿隆起，眉脊比猿稍低，嘴部向前伸的程度不如猿大。

图8　北京猿人头骨的三面观察。

北京猿人的下肢骨基本上具备了现代人的形态，只是骨壁厚、髓腔小。虽然可以肯定已能直立行走，但多少还具有若干原始性质。至于上肢骨则发展得几乎与现代人极为相似了。这是由于北京猿人在长期的劳动中促使手、足发生显著分化，尤其是双手适应着各种需要，进行着复杂的动作，便日益变得灵巧，距离猿类就更远了。

由此可见，北京猿人身体各部分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其进化的先后次序是，上肢骨发展得最先进，较早地进化到与现代人相近的程度，下肢骨次之，而头骨则最后。这主要是由于北京猿人经常利用前肢制造和使用工具，前肢的劳动较多，因而这部分最早发达起来。前后肢的分工越来越明确，后肢要单独负担走路，腿和脚也就跟着发展了。人直立行走以后，颈椎支持着脑袋，头部才逐渐稳定下来，促进了脑量的发展。所以，头骨是随着四肢的分化和手的劳动而发展的，因而其发展落在四肢的后面，保留着较多的原始性。可见人类体质各部分的变化是由劳动决定的。这为人类的起源和恩格斯所说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32]的结论，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四、北京猿人的石器和用火

北京猿人自从在周口店生活时起，就进行着艰巨的劳动。当时他们已经掌握了两种征服自然的知识：一是制造石器，一是用火。最初的原始人类大概只会利用天然石块或木棒作为生活用具，到了猿人时代才逐渐学会拣取河边上的砾石或任何其他的砂岩、燧石、石英岩石块，打制成粗笨的石头用具。北京猿人制造的石器已有大量发现，原料以脉石英和砂岩为主，也有少量的燧石和水晶。他们制作石器的方法是用另外一块石头砸打，打去圆边，现出薄刃，就可以用来切割兽皮、兽肉，也可以作为武器。有的是从山地采集一种脉岩，把它们砸成碎片，使露出锋利的薄刃。石英岩石片很坚硬，不易打碎，石片上打击的痕迹多不清楚。这种石片多为细长形，有使用过的痕迹。用燧石和水晶做原料的石器，因原料稀少，所以遗留下的很少（见图9、10）。

图9　北京猿人使用的两块砾石石器。

考古学家把北京猿人的石器勉强分为：锤状器、砍伐器、平圆器（或名盘状器）、尖状器和刮削器等。

北京猿人虽然能制造工具，但这些石器都很粗糙，带有很大的原始性。最主要的特征，据学者归纳不外三个：

一是各种工具的用途未十分“分化”，一件工具既可以用于刮削与切割，又可以用于钻凿。

图10　北京猿人使用的石英石器1和燧石石器2以及由厚燧石石片的两侧边缘向器身一面加工的尖状器3。

二是彼此均有“个性”，即每件工具有每件工具的式样。这是由于技术幼稚，不能打成一定的形状，用途相同的工具器形尚未规格化。

三是使用时不加第二步工作，任选一片即行使用。

这种粗糙的用打制的方式制造的原始工具，考古学家称之为“旧石器”，使用这种石器的时代便称为“旧石器时代”。

在北京猿人住过的山洞中，不但发现了大批石器，而且还发现了火烧过的成层、成堆的灰烬和一块块颜色不一的经火烧过的兽骨、石头（见图11），还有被火烧过的朴树籽以及紫荆树木炭块。这许多烧过的东西，并不是分散在地层里，而是堆积在一起。这就清楚地说明，这不是天然的野火所留下的痕迹，而是经人类有意识地使用过的火的痕迹。

图11　烧石与烧骨，北京周口店出土。

我们现在还不能够证明北京猿人已经发明人工取火的方法，很可能他们只知道利用和保管天然发生的火。从元谋猿人到北京猿人，在长期劳动中，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从认识火到利用火和控制火，必然有一个长期实践的过程。他们可能把火带到洞中，经年累月地保存着火种，以便随时利用。火的使用给人类带来了光明和温暖，扩大了生活领域；火使人类能够熟食，结束了过去“茹毛饮血”的时代，熟食缩短了消化过程，有利于摄取食物的营养，促进人类体质，尤其是大脑的发展和健康；火还可以驱逐猛兽，增强了人类自卫的能力。所以，火的发现和使用，确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巨大飞跃。

五、北京猿人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组织

北京猿人当时的生活环境和现在是大不相同的。50万年以前，周口店一带的气候还相当温暖、湿润[33]。从所发现的动、植物化石看，这里的高山和丘陵上长满了松树、桦树、朴树和紫荆，是一个灌木丛生的地区。凶猛的剑齿虎、庞大的纳玛象以及犀牛、熊、豹、狼等野兽出没在山野间，经常威胁着北京猿人的安全。周口店的东南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成群的梅花鹿、肿骨鹿、羚羊、三门马到处奔驰。在山下，河泽湖沼中有水牛、水獭和游鱼等。

北京猿人就是生活在这种高山密林、禽兽遍野的环境里。他们每个单独的个人几乎无力量抵御野兽，根本不可能生存下去。为了生存的需要，必须结合成群体，以群体的联合力量来弥补个人力量的不足。这种原始群大约是以十几个人到几十个人为一个单位，这就是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这种群体内部很松散，不很稳定，群与群之间也没有多少经济联系。他们之间的两性关系是一种杂乱的关系，各对配偶只是临时的结合，在习俗上这种两性关系和禽兽一样，不可能有任何限制。

在原始群里，所有成员共同协作，共同制造和使用工具，共同防御野兽和猎取食物。由于一切产品都是集体创造的，所以产品也平均分配，共同享用。北京猿人住过的山洞中留下了大批打碎或被烧过的鹿骨，可以说明他们大概靠群力猎取各种野鹿作食品，也捕捉其他小动物，或采集各种野生植物的果实和根、茎作为补充食物。

北京猿人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他们靠着集体力量，集体劳动，使用简陋的工具和武器，和大自然及凶猛的野兽作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在这种艰险的环境里，有时因为猎取不到食品而挨饿，有时还会被野兽吃掉。困难的生活折磨着他们，使他们的寿命一般都比较短，在周口店发现的40多个个体中，约有三分之一活不到14岁就死去了。但是，他们由于发明了群体的组织，有了简单的石器并已知用火，通过集体的劳动和斗争，顽强地改造着自然，也改造着自己的体质，终于克服了一切困难，向现代人继续迈进。

六、其他地区猿人化石的发现

除了上述的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和北京猿人外，在中国境内其他地区也发现有猿人化石，为研究人类起源和人类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

湖北郧阳猿人化石　1975年、1976年分别在湖北郧县和郧西县出土了猿人牙齿骨化石。郧县猿人出土于郧县梅铺的龙骨洞，发现三颗猿人牙齿化石。门齿比较大，齿冠两侧缘向内卷起，使舌面呈铲形，舌面有明显的底结节，臼齿粗壮。这些特征与北京猿人基本相似。伴出物有剑齿虎、大熊猫、乳齿象、剑齿象、桑氏鬣狗等动物化石和人工打制石核形石器。郧西县猿人出土于郧西县神雾岭白龙洞，发现两颗猿人牙齿化石。其特点和郧县出土的猿人化石相似。伴出物有人工打制石片20余件[34]。

河南南召猿人化石　1978年在河南南召县云阳镇杏花山的中更新世红色黏土层中，发现了一颗青年个体的第二前臼齿化石，被定名为“云阳猿人”。齿冠硕大，沟纹明显，具有早期猿人的牙齿特征，时代与北京猿人大致相当。伴出物有剑齿象、剑齿虎、肿骨鹿和中国鬣狗等动物化石。附近还发现有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器[35]。

安徽和县猿人化石　1980年于安徽省和县陶店镇汪家山龙潭涧棕红色砂质黏土层中，发现了一个较完整的头盖骨、一块左下颌骨和五颗单个牙齿，代表着三个不同的个体。头骨的特征是：头盖骨低平，颅骨壁宽厚，额部后倾，头顶有矢状脊，圆枕特别粗壮，眉脊高而连在一起，下颌粗壮，其厚度大于蓝田猿人和北京猿人。经鉴定，此头骨为一男性个体。和县猿人的总体特征有些像北京猿人，又有些像爪哇猿人，被命名为“和县直立人”（Homo Erectus Hexianensis）。伴出物有华南类型的东方剑齿象、大熊猫、小型猪、中国獏和华北类型的肿骨鹿、大河狸、剑齿虎、中国鬣狗以及华东特有的四不像、扬子鳄等动物化石和一些人工打制石器、骨器及火烧骨头与灰烬[36]。

辽宁金牛山猿人化石　1974年在辽宁省营口大石桥西南的金牛山发现猿人居住洞穴遗址。在此后的多次发掘中，于第六层中发现猿人化石。化石有头骨、脊椎骨、肋骨、尺骨、腕骨、掌骨、指骨、髌骨、臗骨、跗骨和趾骨等，全部骨骼化石属于一个个体。根据髋骨较窄、三角形闭孔和髂骨窝较深等特征，应为一男性个体，年龄约25—30岁。金牛山猿人头骨特征与北京猿人极为相似，但眉脊没有北京猿人那么粗壮，骨壁也较薄。这表明金牛山猿人比北京猿人要稍进化些。伴出遗物有肿骨鹿、田鼠等动物化石和人工打制石器、骨器以及用火灰烬。地质年代为中更新世中期，距今约30万年[37]。

另外，在山东沂源县骑子鞍山也发现猿人化石；在安徽巢县银山村也曾发现枕骨化石；在河南淅川也曾收集到牙齿化石多枚，等等。这些都属于直立人阶段的人类学标本。

由此可知，大约在中更新世，猿人（直立人）在我国境内已有广泛的分布。这些猿人化石资料，必将对人类起源、直立人种族及体质划分等问题的研究，产生积极的作用。

第三节　“古人”时期的文化发展

猿人阶段的人类经历了大约几十万年的漫长岁月，就逐渐发展到了“古人”阶段。在考古学上相当于旧石器时代中期。

一、古人时期人类化石的发现及其体质特征

这个阶段的原始人类化石和文化，在我国分布较广，已发现的有：

马坝人　1958年在广东省曲江马坝狮子山石灰岩洞中发现了马坝人化石。化石是一个头盖骨，包括额骨、部分顶骨、右眼眶骨和鼻骨。头盖骨的特征是：头骨粗壮，表面较粗涩，眉骨明显突出，几乎连成一条横线，眉部上方逐渐与额部、颞骨邻部相连结，额骨后倾明显收缩，但高于北京猿人。头骨最宽处在上脊稍上处，眼眶上缘为圆弧形，鼻骨宽阔。从以上特征看，似为一个男性个体。伴出物有鬣狗、熊猫、虎、象、犀牛和剑齿象等。时代为中更新世中晚期[38]。

长阳人　1957年在湖北省长阳县下钟家湾附近一个洞穴中发现了长阳人化石。化石为一块带有两颗牙齿的人的上颌骨碎块和单独的一颗臼齿。其特征是吻部不甚向前突出，上颌骨的倾斜度没有北京猿人明显，但还有一些原始性。臼齿相当大，咬合面有许多皱纹，构造较复杂。1980年又在该县果酒岩发现了古人类的头骨和肢骨化石。头骨包括额骨、左右顶骨、颞骨、蝶骨、颧骨、枕骨等。其骨骼特点是：头骨壁较厚，肢骨髓较小，臼齿较粗壮。长阳人化石的伴出物有剑齿象、中国犀、中国鬣狗、虎和熊猫等动物化石。时代约为旧石器时代中期[39]。

丁村人　1954年在山西省襄汾丁村附近的汾河两岸约20多个地点发现了丁村人化石。其中有约两岁小孩的一块右顶骨和十二三岁儿童的三颗牙齿。小孩头骨的骨壁较薄，门齿舌面底部有明显的底结节和指状突起，明显比北京猿人进步。丁村人的伴出物主要是动物化石，达26种之多，有梅氏犀、纳玛象、扁角鹿、野马、野驴、斑鹿、羚羊等及鱼和蚌、蜗牛等软体动物化石。从地质年代和打制石器来看，丁村人时代相当于旧石器时代中期[40]。

许家窑人　1976年在山西阳高古城许家窑村梨益沟发现了许家窑人化石。这里是出土这一时期人类化石最多的一处遗址。化石计有顶骨11块（其中两块完整），枕骨两块，左上颌骨一块并附连四颗牙齿，右侧下颌枝一块，单个牙齿两颗，代表10多个男女老幼不同的个体，从7岁幼儿到年过半百的老人，其平均寿命大约30岁左右。头骨壁厚，顶骨内面脑膜中动脉分支不像北京猿人那样粗大和分叉简单，颅顶较高。头骨最宽处位置靠上，枕骨圆枕不及北京猿人宽突，吻部不大突出，牙齿粗大，齿冠嘴面比较复杂。伴出文化遗物很多，石器达1万多件，还有不少人工制造的骨器。动物化石很多，主要有中华鼢鼠、田鼠、野马、披毛犀、赤鹿、普氏羚羊、原始牛等。时代属晚更新世早期或中更新世晚期[41]。

大荔人　1978年在陕西省大荔解放村甜水沟中发现了大荔人化石。化石为一较完好的人头骨化石，唯失缺全部牙齿和下颌骨，为男性青年个体。头顶低矮，眉脊粗壮，骨壁颇厚，这与北京猿人接近；其顶骨相对较大，枕骨隆凸下移，顶枕部较高，吻部不很突出，脑量稍大，这比北京猿人进步。大荔人介于直立人与早期智人之间，属早期智人中的古老类型。大荔人伴出物有肿骨鹿、大角鹿、古菱齿象、犀牛等哺乳动物化石和一些石制品。时代属于中更新世早期[42]。

另外，1976年在北京周口店新洞（第四地点）[43]、1972年在贵州桐梓县云峰岩灰洞[44]分别发现了这一阶段的古人类牙齿化石。

这些古人阶段的人类的体质，虽然还残留着不少的原始性，但比猿人进步多了。如马坝人的头骨已比猿人薄，前额也比猿人高。丁村人的牙齿特征和体质的发展也比猿人进步，较接近于现代人。据专家研究，认为丁村人的两枚上门齿的舌面都呈明显的铲形，这是现代蒙古人种上门齿较为明显的特点[45]。

二、古人阶段人类的劳动工具和石器

这时的人类经过了几十万年的劳动实践，积累了相当多的劳动经验，劳动工具的制作技术有了很大改进。他们的劳动工具比猿人时期有了更多的类型，加工也比以前精细。从数量和打制技术上看，都比猿人时期有了显著的提高。他们不仅继续使用北京猿人的直接打击方法打制石器，而且还常常用交互打击的方法，制造各种砍砸石器，这种砍砸石器有单边刃的，也有多边刃的。并且，有许多石器经过了第二步加工。

这个时期的文化遗物，以石器为代表。以丁村人遗址为例，所发现的石器连同人工打制的石片和石核在内，一共有2000多件。石器是用角页岩的砾石制成的，大部分是石片，经过第二步加工的真正石器虽少，但可以分出尖状器、多边器和石球等类型（见图12）。这些石片虽然没有经过第二步加工，但用放大镜观察，大部分石片的边缘都有使用的痕迹，从制作的技术观察，无疑比猿人文化进步。其文化年代约属旧石器时代中期[46]。

图12　山西襄汾丁村的石器文化遗物：1第二步加工的石器，2多边形石器，3、4砍砸器，5三棱大尖状器，6石球。

三、古人时期人类的生存环境

古人的生活环境与现代有很大差异。马坝人和长阳人生活在江南的时候，气候温热湿润。山间是浓密的森林，丘陵地带则长满了灌木和茂草，虎、熊、野猪、鬣狗和剑齿象等兽类出没其间。马坝人和长阳人天天在这里猎取各种动物作为食物。

丁村人生活在太行山西边的汾河流域，那时气候比现在温暖。这一带山林里有豺、狼、狐、熊等野兽。山前有丘陵和广阔的草原，生活着披毛犀、梅氏双角犀、大型的马、纳玛象等等。那时的汾河河谷要比现在宽阔，汾河里有青鱼、鲤鱼，河岸的泥沙里有各种河蚌。河岸附近生活着原始牛、水牛和河狸。这些都是丁村人的渔猎对象。

四、古人时期的原始社会关系

此时的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原始人的婚姻关系，大概已从杂乱的两性关系进入血缘群婚。就是婚姻按辈分划分，只限于在同一行辈的兄弟姊妹之间建立婚姻关系。这种血缘家庭据恩格斯说，“是家庭的第一阶段”[47]。

第四节　“新人”时期的文化与氏族的产生

一、新人时期人类体质和文化的特征

大约从四五万年前开始，我们的祖先从“古人”进化到了“新人”阶段，人类学家把他们命名为“新智人”。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已大量发现这个时期人类的遗迹。其中主要有广西柳江的“柳江人”[48]和来宾县的“麒麟山人”[49]，四川资阳县的“资阳人”[50]，内蒙古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河套人”[51]，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52]，山西朔县的“峙峪人”等。

这个时期的人类，在体质形态上，“猿人”遗留下来的原始性已经逐渐消失。他们的相貌身材，大体上已接近现代人。比如他们的肢骨管壁逐渐变薄，髓腔扩大了。脑量逐渐增大，如北京猿人的脑量平均为1075毫升，而柳江人、山顶洞人则为1300—1500毫升，已在现代人脑量的变异范围之内。头颅骨的厚度也逐渐变薄，最宽处由耳孔上方移到顶骨结节附近，前额的倾斜也逐渐减小，额部逐渐丰满。上下颌骨已后缩，形成如现代人那样的下颏。总之，柳江人、资阳人、山顶洞人的头骨，都已具备现代人头骨的基本特征。

在劳动技能上，这时的人类由于经历了长期的劳动，双手愈加灵巧，头脑的思维能力也发展起来。他们的劳动工具有了显著的进步，改善了打击和修理石器的方法，制造出的石器类型更明显，形状对称均匀，刃部锋利适用。器物的种类也增多了，如尖状器就有双刃带尖的或三棱长尖的；刃器有凹刃、凸刃、圆刃和双刃的刮削器。尤其是这一阶段的人类已初步学会挖孔和初步磨制技术。这种类型的石器文化，考古学者划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步磨制技术在石器发展史上是一个飞跃，它标志着打制技术的旧石器时代行将为磨制技术的新石器时代所取代。

（一）这一时期的古人类化石

河套人　其遗址在河套地区发现，所以叫做河套人。主要的遗址有两个：一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东南灵武的水洞沟，一在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乌审旗的萨拉乌苏河（又称无定河或红柳河，即榆林河的上游）小桥畔村附近。在前一地点，发现了很多石器；在后一地点，发现了很多动物化石，石器较少，但是其中有一枚人类的牙齿，据专家研究，认为是一枚左上侧门牙，保存极好，毫无残损，齿冠无磨蚀的痕迹，齿根尚未生长成熟，是一个八九岁幼童的恒齿。另外还发现了三件肢骨，其中两件是大腿骨，一件是上臂骨。这三件肢骨，原先有些人认为是属于河套人的，后来经过科学家的分析，证明这三件肢骨不属于河套人[53]。

1957年又在萨拉乌苏河滴哨沟湾村发现了河套人顶骨和股骨化石。发现这两件人骨化石的地址，同1923年法国传教士桑志华发现那枚河套人门牙化石的地址相隔仅2公里多，骨化石和牙化石的颜色也一样。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的专家鉴定，这块顶骨有四个角。每个角的平均厚度达6.85毫米，比现代人顶骨厚度的平均数5.2毫米厚，比猿人头骨平均厚度薄。在这块顶骨化石的里层，还遗留着动脉分支的痕迹，着重在前半部的中间——猿人的动脉分支着重在中部，现代人着重在前部。这些充分表明河套人处在猿人与现代人之间[54]。

水洞沟的石器大部分用硅质灰岩和石英岩制成。当时河套人已能打出一定数量的长石片。石器以刮削器为最多，尖状器的制作比较精致，还有带半圆形缺口的刮削器。有一部分石器的刃缘较为平整（见图13）。值得注意的是，在水洞沟遗址发现了一件用鸵鸟蛋壳穿孔制成的装饰品，四周边缘有磨平的痕迹，代表了当时发展了的技术水平。在萨拉乌苏河遗址发现的石器不多，其中有一部分石器系用小砾石制成，还有可以确定的细石器（见图14）。

图13　水洞沟的各种石器。

图14　萨拉乌苏河的各种石器。

河套人也是生活在野兽出没的地域。从动物化石看，已知者有40多种，以偶蹄类为多，奇蹄类次之，食肉类再次之。其中有很多是已经灭绝的兽类，如巨齿象、披毛犀、巨鹿、巨鸵鸟等。河套人在这里从事狩猎，羚羊、野马、骆驼和水牛是他们的主要猎取对象。

峙峪人　196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山西朔县峙峪村发掘了一个古文化遗址。这个遗址坐落在桑干河的发源地——黑驼山的东麓，位于朔县城西北15公里，在峙峪河和小泉沟汇流处的一个沙丘中。遗址的地质时代属于更新世晚期，经放射性碳素测定，距今约为28945±1370年（半衰期值5730年）。遗址中发现一块人类枕骨和大批石器。这一带有山陵和草原，当时的动物大体上与萨拉乌苏河相当。峙峪人经常猎取草原上的野马。根据所获得的全部材料，野马总数至少有120匹，所以有人称峙峪人为“猎马人”。

峙峪人制作石器的原料有脉石英、硅灰岩和黑色火成岩。器型细小精致，种类有砍砸器、尖状器、各类刮削器。有些已具有原始细石器的形态。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还发现雕刻器多种，有一件由一面钻孔的石墨片装饰品（山顶洞发现过一个两面对钻孔的小砾石）。另外还发现原始的石镞[55]。可以推想峙峪人已发明了弓箭，这是前所未有的武器，等于把手延长了几十米，在当时来说是最有威力的狩猎工具。

在这个遗址中还发现许多被打碎的骨片，有很清楚的加工痕迹，显然是打制成的骨器，包括尖状器和作工具用的骨片。这也反映了当时文化的新的进步。

山顶洞人　1933年我国考古学家为了继续探寻周口店北京猿人洞穴的顶部遗存，结果发现另外一个人类穴居遗址的人类化石，因为在北京猿人洞穴的顶部发现，所以定名为“山顶洞人”。遗址的绝对年代，过去定为10万年左右，后来根据碳14测定，为距今18865bp±420（ZK136—0；半衰期值5730年），即距今约在18445—19285年之间。从10万年左右缩短到19000年左右。

山顶洞人已经能够制作比较精致的各式各样的石器和骨器。石器有绿色砂岩打制成的巨大敲砸器，石英、火石、燧石的碎片（见图15）。骨器内有一件骨针，长82毫米，眼部残破，针眼是刮挖而成的，整个针身圆滑，是磨制而成的较精致的骨器（见图16）。可以推测当时人类已有连缀兽皮作为衣服的能力，不再完全赤身露体了。

图15　山顶洞文化遗物：（上）燧石石片，（下）砾石石器。

图16　山顶洞人使用的骨针。

山顶洞里发现了火烧的灰烬，大约这时的人类已学会了人工取火的方法。因为这时初步的钻磨技术已经出现，而磨擦技术是磨擦取火的基础。燧人氏“钻燧取火，以化腥臊”[56]的古代传说，正是这一历史阶段人工取火的反映。人工取火对人类发展有重大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57]

在山顶洞遗址还发现了很多晶莹美丽的石器，可见这时的人类对于工具的取材，除注意到实用价值外，同时顾及颜色的美观。而且他们已知道佩带装饰品，因为我们在洞中发现很多有孔的鹿、狐、獾的犬齿（见图17）；还有带孔的石珠、钻孔的小砾石、骨坠等一系列装饰品（见图18）。此类装饰物，大概都用皮革穿起来，系于衣服或项、臂之上。这说明当时的人已有一定的爱美观念；也反映出当时生产力有了提高，人们的生活因之丰富起来。

渔猎是山顶洞人的主要经济行为。洞穴的东南方不远处有池塘，其中的大草鱼是他们的捕捞对象。在平原草地上生活着野马、羚羊和野兔等。山顶洞人猎取最多的是鹿、野牛、野猪、羚羊等。这时，他们和自然作斗争的本领大大提高了。

山顶洞中又发现一些异乡之物，如海蚶、厚壳蚌及鱼卵状之赤铁矿（即赭石）等。海蚶产于东南海中，厚壳蚌产于黄河以南，赤铁矿产于宣、龙地区（距周口店约有300里）。得来之法，或与他族“以物易物”交换而来，或从他族掠夺而来，想必当时人类已有些直接或间接的交通能力。

图17　山顶洞人用作装饰品的有孔兽牙1、3和鸟骨骨管2。

图18　山顶洞文化遗物：（上）钻孔小砾石，（下）石珠。

资阳人　1951年修筑成渝铁路时，在四川省资阳黄鳝溪桥基旁发现了资阳人头骨化石。颅底除左侧颞骨岩部保存外，其余大部分残缺；上腭的牙齿全部脱落，仅保存上左第一前臼齿的第一个牙根。经学者初步鉴定，是一个十四五岁的男性个体[58]，但也有人认为是一老年女性个体[59]。头骨较小，表面光滑，额部较丰满，顶结节也很明显。但眉骨较发达，两内侧端几乎相连，前囟点位置较现代人靠后，颞骨蝶部较低缓而平整，弯曲度不如现代人。资阳人的头骨较高，最宽处在两侧顶结节的地方。冠状缝和矢状缝的锯齿纹较简单，与现代人很相似。尽管目前考古学界对于资阳人的年代有不同的看法，但从这些体质特征来看，肯定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新人类型”。其伴出物有骨锥、三棱形骨片等骨器以及东方剑齿象、中国犀、水鹿、猛犸象等动物化石。

广西的“新人”化石　广西是发现这一时期人类化石较多的地区，说明该地区是古人类活动和生活的重要地区。该地区发现的“新人”化石计有：麒麟人、柳江人、灵山人、荔浦人、干淹人、九山人、都乐人、白莲洞人等。

1956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麒麟山盖头洞发现一个人头骨化石，包括颅骨的一部分、上颌骨、腭骨、右侧颧骨和大部分枕骨，是一个男性个体。特征近似现代人。伴出物有石英岩砾石打制的刮削器，以及剑齿象、熊猫、鹿、猪等动物化石[60]。

1958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江通天岩山洞内发现一个完整的人头骨化石，四个下胸椎骨（连有五股肋骨）、全部腰椎及骶骨、髋骨和一段肢骨，骨骼多呈灰白色，石化程度中等。其中除股骨属女性外，其余皆属于40岁左右的男性个体。柳江人头骨没有现代人高，股骨之壁较厚，中段髓骨比山顶洞人还小，说明具有原始性。但柳江人颧骨高而大，鼻骨低而宽，有蒙古人种特征[61]。

1960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马鞍山附近的三个洞穴中，发现了三个人头骨碎片和一些牙齿、股骨和髋骨等，代表四五个不同的个体。体质形态和柳江人相似，具有蒙古人种特征。伴出的动物化石有熊、獏、中国犀、豪猪、牛、鹿等[62]。

1961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苏村岩东洞，发现一颗小孩的左下第二前臼齿，个体粗大，带有一定的原始性[63]。

1972年和1977年，分别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加贵乡干淹岩发现两颗人牙化石，在地苏乡九山溶洞中发现四颗人牙化石。伴出物有大熊猫、剑齿象等动物化石。时代为更新世晚期[64]。

1975年和1980年分别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东南部的都乐岩蘑菇洞发现一颗人的臼齿和一段臼齿化石，在市西南白面山白莲洞发现一颗人的第三个臼齿化石，其特征和现代人近似，并伴出打制石器和一件骨针、一件骨锥[65]。

西畴人和丽江人　在云南省西畴孤峰仙人洞发现五颗牙齿，其特征接近现代人，但伴出的32种动物化石中有六种已经灭绝。地质年代属于晚更新世，即旧石器时代晚期[66]。在云南省丽江木家桥发现一个完整的人头骨和三段股骨。头骨为一女性个体，特征虽近似现代人，但仍具有原始性，表现出明显的蒙古人种特点[67]。

下草湾人　1954年在江苏省泗洪下草湾发现古人类右侧股骨上半段化石。股骨较直，骨壁较厚，其支数和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接近，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化石[68]。

建平人　1958年在辽宁省建平搜集到一块古人类右侧肋骨化石，据鉴定属男性骨骼化石。从骨骼表面桡神经沟较浅和骨干中部的前后径大于横径看，与山顶洞人的肋骨相似[69]。

榆树人　1951年在吉林省榆树周家油坊一带，发现了古人类化石，其中有人头骨碎片两块、胫骨一块和幼儿臼齿一颗。1977年又在此发掘到一些打制石器和用动物骨片制成的刮削器和尖状器。动物化石有猛犸象和披毛犀等[70]。

左镇人　在台南左镇乡莱察溪发现“左镇人”头盖骨化石，系20岁左右的青年男性个体头骨，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与山顶洞人同时[71]。

另外，在山东新泰乌珠台溶洞、贵州兴义猫猫山岩洞、陕西蓝田涝池河沟（上层）、浙江建江乌龟洞等地，也都发现了新人化石。

（二）这一时期的古人类文化遗址

除了上面所述的这一时期的古人类化石外，考古工作者还在西起新疆、宁夏、青藏高原，东到江苏、台湾，北自黑龙江、辽宁，南达广东、云南的广袤地域，发现了很多这一时期的古人类文化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安阳小南海遗址　1960年在河南省安阳小南海附近的一个石灰岩洞里，发现一些动物化石、人工打制的石器和灰烬。据碳14测定，距今13075±220年（ZK170—0；半衰期值5730年）。这里发现的石器，经过精致加工的有石核、敲砸器和各种石片石器，如尖状器、刮削器等。还发现一件带孔石饰。石料主要是燧石，其次是脉石英。这些石器有的类似细石器，这是我国中石器及新石器的先驱[72]。

阳原虎头梁遗址　虎头梁遗址发现于河北省阳原桑干河左岸的虎头梁村一带，共有九个旧石器地点。比较重要的是七三〇一地点，发现三处篝火遗迹，有木炭和烧过的兽骨、鸵鸟蛋以及打制石器，还发现穿孔贝和赤铁矿块。打制石器以石英岩为主，以楔形石核为代表，品种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和雕刻器。伴出动物化石有鼢鼠、野马、野驴、普氏羚羊、披毛犀、猛犸象等[73]。

呼和浩特大窑石器制造场　该遗址有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东郊大窑村南山和前门莫板村脑包梁两说。发现大量的打制石器，以小型石片为主，制作技术高，有半圆形石锤和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石球等[74]。

宁夏水洞沟遗址　该遗址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东南的黄河东岸。遗址中打制石器石质为各种颜色的石英岩和砂质灰岩。制法以锤击法为主。器型有石核、柱状石器、长而宽的石片，制作较规整。以圆头刮削器为代表。另有磨制骨锥和用鸵鸟蛋壳磨制的穿孔装饰品以及动物化石伴出[75]。

西藏旧石器遗址　新中国成立后，曾在西藏自治区的定日和申扎、双湖一带发现旧石器遗址。石器多为打制的石片，石片厚大，石质多为角岩。石片上多保留原砾石面。第二步加工多从劈裂面的背面锤击加工，修整比较细致。石器种类有长刮器、圆头刮器、双边刮器和尖状石器等。石器的有些特征与华北地区的旧石器为一个形制系统[76]。

台湾旧石器遗址　地质学研究表明，在第三纪和第四纪之间，台湾与大陆相连。台湾发现的第四纪地层中的动物化石与福建、广东同期的动物化石相同。发现于台东长滨乡樟原村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有打制石器6000多件，骨、角器100多件。石器石质为矽质砂岩、辉长岩、石英岩和玉髓。器型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石核和石片。打制方法和形制，基本上和大陆同时期的石器相同[77]。

此外，见于发表的这一时期的古人类文化遗址还有黑龙江呼玛十八里站遗址、辽宁省凌源西八间房遗址、山西省沁水下川村历山遗址、河南省灵宝函谷关遗址、洛阳市凯旋路遗址、陕西省韩城禹门口遗址、山西省阳城固隆集遗址、四川省汉源富林镇遗址、重庆市西北铜梁张二塘遗址、贵州省兴义猫猫山洞穴遗址、云南省洛南地区北盘江两岸七处遗址、元谋白龙江两岸四处遗址、广西百色盆地和右江两岸十余处遗址等等。

这个时期的人类，虽然能够制造比较复杂的石器，但还是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他们还不知道把石器磨光滑；不知道制造陶器；他们喜好打猎，但还不知道把野兽驯养成为家畜；他们会采集植物的果实，但不知道种植的方法。这就是那时候的人类生活。

从出土材料来看，第一，当时盛行狩猎生活，兽骨的运用渐广，骨器普遍起来。第二，旧石器时代发明了用火，随着狩猎生活的愈加进步，用火的机会就愈多、愈普遍。第三，这些原始人群的生活是艰苦的，他们流徙在一定的食物区，共同生产，共同占有，没有任何私有财产。第四，这一时期人类的分布相当广泛，从其体质及文化遗物特征的大致相同来看，当是同一种族的分化，但此时已有一定的地方性特征和发展的不平衡性。

二、新人时期原始氏族和原始宗教信仰的产生

新人时期生产工具的逐渐改进，劳动技能的日积月累，对自然界客观规律认识的加强等等，都说明这时的生产力较前有了很大的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集体生产的扩大，要求人们有比较稳定和持久结合的群体，并要求群与群之间发生一定的联系，以便保持继续不断的社会生产的劳动经验。这就和当时那种松散的原始群发生了矛盾。长期的矛盾斗争的结果，引起社会结构的根本改造。基于共同劳动的需要，劳动时逐渐按年龄组合分工，人类开始从松散的原始群转变成比较固定而持久的团体。婚姻方面，也逐渐脱离从前那种乱婚状态，而进入血缘群婚阶段。就是按照同一辈分来婚配，同一辈分的男女构成共同夫妻，这时不排除同胞兄弟姐妹之间的通婚关系。这种婚姻关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人们的社会组织的基础，较固定的血缘关系的团体，取代了松散的原始群。

此后，原始人在长期的生活中，逐渐发现这种按辈分的血缘群婚，即直系血缘近亲的通婚，给第二代或更远的后代的身体发育带来许多缺陷。于是逐渐改进婚配关系，进一步排除了直系父母兄弟姐妹间的婚配，而实行一个集团的众兄弟和另一个集团的众姐妹间的群婚，虽然最初还不是稳固的，但这种族外婚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氏族形成的契机和重要因素。恩格斯说：“自一切兄弟和姊妹间，甚至母方最远的旁系亲属间的性交关系的禁例一经确立，上述的集团便转化为氏族了。”[78]从血缘群婚过渡到原始氏族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阶段。从目前考古发掘的材料看，我国的原始人，到新人阶段可能已产生了原始氏族组织。这与恩格斯所说的“氏族在蒙昧时代中级阶段发生”[79]的论断也是相合的。

据山顶洞人文化遗址所反映的情况，可以推测当时已有氏族的萌芽。氏族社会存在着按性别、年龄的不稳定的简单分工。男子多从事狩猎、捕鱼以及防御猛兽等；妇女则多采集果实、看守住所、缝制衣服、养老抚幼等；老人和儿童从事辅助劳动。山顶洞人住的穴洞，长约12米，宽约9米，面积90多平方米，可容十几人到几十人。洞内有上室和下室。上室在洞口处，是他们的公共住室；下室在洞的深处，是他们的公共墓地。墓里埋葬着一个青年妇女、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老年男子。他们的尸体上撒着赤铁矿的粉粒，随葬的有燧石器和石珠、穿孔兽牙等装饰品。这意味着对所有氏族成员同样看待，不分厚薄。下室墓地对死者的安排，正是上室活着的人的生活写照。这种男女老少埋在一起，反映着血缘亲族关系的密切，反映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因血缘关系而形成的集体已正式出现。他们在随葬品的分配上没有多大差别，这意味着氏族成员的生活是平等的。

附：中国原始社会史表

从死者身上撒布赤铁矿的粉粒和随葬物品来看，当时人类已经有了灵魂观念。近代一些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氏族部落，往往认为红色代表鲜血，是生命的来源和灵魂的寄生处；而且认为人死后，灵魂离开肉体到另一个世界去，过着和人世间同样的生活。这就是一种原始的宗教信仰。宗教是现实生活在人们意识中的虚幻而且歪曲的反映。原始人类对大自然的斗争软弱无力，他们在无法有效地制服自然界的时候，就会在精神世界中产生出这样一种幻觉。

第五节　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原始经济生活

我国古书中记载有不少远古人类生活的传说。关于狩猎生活的传说如下列记载：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80]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81]

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82]

古之民……就陵阜而居，穴而处……衣皮带茭……素食而分处。[83]

饥即求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革。[84]

这一时期的人类，还不知道用火，正是传说中所谓“未有火化”之时。关于用火的传说，如：

上古之世……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85]

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86]

这些传说似与地下考古所知者不谋而合。大概上古巢居时代的观念，在战国时相当普遍，所以孟子谈洪水，也有“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87]的话。惟其中“有巢氏”、“燧人氏”及“王天下”等词语，系受了战国时人的想象及大一统观念的影响。《礼记·礼运》就没有这类词语：

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为醴酪。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朔。

这里很清楚地把古人住、食、衣等生活方面的演进，归功于“修火之利”，把火的利用看得很重。并且没有“有巢”、“燧人”诸名词，也不强分时代，或许更接近实际。

远古时代的原始群，在“日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88]的环境里，如果有人要离群索居，是不可能的。他们必须团结成群，才能克服危险，才能生存。那时的婚姻，可能还处在“聚生群处”[89]的血缘群婚阶段。他们之间无亲疏等级之别，也无尊卑长幼之分，《礼记·礼运》说：“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是一种不固定的社会组织，易于解体。

稍后，原始群由于生产的需要，渐渐开始了性别与年龄的分业。男子从事狩猎，女子从事采集，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建立了新的关系。儿女虽然还不知道父亲是谁，但由于喂养的关系，他们已认识谁是母亲了。这时就是传说中“民知其母，不知其父”[90]的社会阶段，即所谓“普那路亚”婚姻的家族制。群居生活逐渐转变到原始氏族公社。

我们对待这些古籍流传下来的远古传说，哪怕是带有神话性质的传说，也不能弃之不理。我们既不能盲目地信为实录，也不能全部斥之为荒诞不经。有巢、燧人、伏羲、神农、黄帝等传说均出现于战国，至汉太史公考信于六艺，才从《尚书》中的尧，到百家所言之黄帝等一系列传说人物，择其尤雅者，依《五帝德》、《帝系姓》，综合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等为《五帝本纪》，使原本各自独立的原始氏族的古史传说系统，统于一个系统，以黄帝为共祖。这是在殷、周至汉初华夏民族逐渐产生，一切方面都有一统要求的历史趋势下，将各氏族的祖先绾合起来，统之于黄帝，造成了一个固定的世系系统。此亦沿托古改制之遗意也。不过这些古代传说大都多少有些口耳相传的依据，不会完全是无根的向壁虚造。对于中国古籍留传下来的那些传说，都应认真加以分析的。

第二章　妇女为中心的母系氏族公社

第一节　母系氏族公社的出现

一、氏族公社的起源

我们的祖先自从过渡到新人阶段，也就是到了旧石器时代的晚期，由于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和生产的需要，出现了氏族组织。不过，这种新的社会组织直到进入新石器时代才达到发展、繁荣的阶段。恩格斯说：“氏族，直到野蛮人进入文明时代为止，甚至再往后一点（就现有资料而言），是一切野蛮人所共有的制度。”[91]所以，我们为了深入理解原始社会，就必须首先弄清什么是氏族公社制度。

“氏族制度，在绝大多数场合下，都是从普那路亚家庭中直接发生的。”[92]所谓“普那路亚”（Punalua），是一种原始的家庭结构，原为夏威夷语，义即“亲密的同伴”。例如，一列或数列姊妹成为一个共同体的核心，而她们的同胞兄弟则成为另一个共同体的核心，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所说的普那路亚家庭便是经过这样的途径而由血缘家庭发展出来的。按夏威夷的习惯，若干数目的姊妹（同胞或血统较远的）曾为她们共同丈夫们的共同妻子。但在这些共同丈夫中，排除了她们的兄弟。这些丈夫彼此已不再互称为兄弟，而称为普那路亚，即亲密的伴侣；同样，一列兄弟（同胞或远房的）则跟若干数目的女子（只要不是自己的姊妹）共同结婚，这些女子也互称为普那路亚。所以，这种家庭的主要特征是：“一定的家庭范围内相互的共夫和共妻，不过在这个家庭范围以内是把妻子的兄弟（起初是同胞的，以后更及于血统较远的）除外，另一方面也把丈夫的姊妹除外”[93]。这种婚姻关系，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禁止同胞兄弟姊妹的子女、孙子女以及曾孙子女之间结婚。这有助于人类的发育和蕃衍。摩尔根认为人类的这一进步是由于“自然选择原则”发生作用[94]。普那路亚集团禁止同胞的和旁系的兄弟姊妹间的婚姻关系，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种外婚制。由此，必须有两个这样的集团互为婚配，才能存在下去。每一个这样的集团，其中的姊妹集团连同她们的子女以及她们的兄弟（即母方同胞的及血缘较远的兄弟）等等一群人，正是后来构成原始形式的氏族的成员。可见，氏族公社组织是自然而然地从普那路亚家庭发展起来的。氏族公社又分为母系和父系两个前后相衔接的阶段，而以母系氏族公社制度为其典型的形态。

二、我国境内母系氏族公社的遗迹

从我国各地的新石器遗址中，可以看到丰富的氏族公社的文化遗迹：在黄河中游及其支流广大地区，有“仰韶文化”[95]；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有“马家窑文化”[96]；从东北部起，经内蒙古、宁夏直到新疆的广大地区，散布着“细石器文化”[97]。在其他各地区，近年来广泛发现各种不同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也都属于母系氏族公社的阶段。

（一）我国境内的中石器时代的文化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是从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发展起来的。在几十万年的漫长岁月里，人们不断改进用石头和石头互相打击制作的粗糙工具，逐渐知道使用凿磨过的较精致的石器。这标识着石器文化的一大进步。这种新石器，有的还安上木柄，或者钻孔穿绳；有一定的形状；用途的区分更加细。这时，人类还发明了陶器，成为新石器文化的主要特征。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类生活领域的扩大，他们就不再过着到处为家，以渔猎为生的流徙生活，而是比较安定地居住在平原上了，因而有了发展畜牧业和农业的条件。这时，人类有了多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能力。这是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和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基本上不同的地方。但是，由旧石器过渡到新石器，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而是经过相当长的一段过渡阶段。考古学上名之为“中石器时代”[98]。中石器时代后期的人类发明了弓箭。弓箭不仅是一种武器，同时也是最主要的生产工具，有助于人类同自然界的斗争。

目前在中国境内很少有中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根据现有的材料，黄河流域发现了河南灵井遗址[99]、陕西沙苑遗址[100]，北方地区发现了内蒙古札赉诺尔遗址[101]、黑龙江松山遗址[102]、内蒙古大义发泉遗址[103]，南方地区发现了广西芭桥芭勋遗址[104]，以及西藏自治区的亚里遗址[105]等等。其中灵井和沙苑最为典型，可作为中石器文化的代表。

1965年在河南省许昌灵井砦地下10米深的砂层中发现两段人的股骨化石，采集到千余件石制品。石器基本上可分为三类：砾石石器、石片石器和细石器。砾石石器很少，主要为砍砸器和刮削器；石片石器中则有尖状器、雕刻器、小型厚刃斧状器及各式刮削器；细石器中有各种形式的石核、扇形石器和大小不等的长形石片。其中打制石器具有旧石器时代传统，而占相当大比例的典型细石器则具有进步的特征。该遗址在中石器时代遗址中属于较早的一处。

1956年在陕西省朝邑和大荔沙苑地区的沙丘地带，发现了十多处细石器和石片石器共存的文化遗址。其细石器与北方细石器文化有共同处，制作技术稍原始，如两面加工的石器较少，石器上大部分保留着原来的岩面等。石片石器是这里的典型产物（见图19），而在北方细石器文化中则很少见到。并且在这里没有发现早期的陶片，同石器共存的兽骨已开始石化。考古学家认为，沙苑地区的文化遗存可能处在中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初期阶段。

图19　沙苑文化的石片石器：1—4尖状器，5有一锐角，周身有精致的加工，6—9为刮削器。

（二）弓箭的出现

沙苑的细石器中有石镞，可以证明当时已发明并使用弓箭，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106]。以前人们对于天空中的飞鸟，对于距离较远的兽类很难猎取，有了弓箭就可以射杀了。恩格斯说：“由于有了弓箭，猎物便成了日常的食物，而打猎也成了普通的劳动部门之一。”弓箭的发明和使用，在当时“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107]。弓箭使打猎的范围扩大，提高了打猎的效果，从而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三）妇女成为氏族公社中心的原因

根据当时人类简单的劳动分工，妇女是主管采集经济的，原始农业就是那时妇女从采集实践中逐渐发明的。由于农业逐渐成为人类维持生活的必要的经济部门，原始农业的产生和发展，使妇女在经济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和占有崇高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当时的群婚制下，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所以，社会上便逐渐形成了以女子为中心的母系氏族公社。

（四）新石器时代的村落

它们分散在我国各地新石器时代的氏族文化遗址中，反映母系氏族公社生活情景比较全面的是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是因1921年首先在河南省渑池仰韶村发现而得名。嗣后在西起甘肃、青海东部，东达河南中部，南至丹江流域，北到内蒙古的广大地域，都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仰韶文化的中心区域在陕西关中、山西南部和河南大部。在这广大地域内的仰韶文化各自承袭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等发展而来，蔚为三个地区的七个类型：关中、豫西、晋南地区的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和西王村类型，郑州、洛阳地区的大河村类型和王湾类型，豫北、冀南地区的后岗类型和大司空类型。比较重要的遗址有：陕西宝鸡北首岭、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邠县下孟村、华县泉护村、元君庙、华阴横阵村、河南安阳后岗、大司空、陕县庙底沟、渑池仰韶村、洛阳王湾、郑州大河村、山西芮城西王村、河北磁县下潘汪、界段营等等。通过对一些典型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仰韶文化的面貌、当时居民的族属、经济生活和社会发展阶段等方面，我们已经有了较全面的认识。

仰韶时期的人是今天的中国人的血亲，这是考古学上已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在半坡、北首岭等遗址所发现的数百具骨架，经过人类学家的研究，结论是：都属于蒙古人种，和近代蒙古各支人种比较，则与太平洋支的南亚人种系、远东蒙古人种系接近。其接近的程度以与南亚人种系较为近，而与蒙古人种大陆支的中亚细亚系相去较远[108]。这是由于在原始时期，华南、华北都住着我们的祖先。后来居住华北的居民不断与北方来的民族融合或同化（如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宋元时期），体质特征起了变化。而南方居民则保持着原来的特征。因而仰韶文化的人的体质特征接近于近代南方人。可见仰韶文化的人确是我们的祖先。

仰韶文化半坡遗址是一个典型的氏族村落。遗址略呈椭圆形，北部和东北部为氏族墓地，当中和南部为居住区，东部为制造陶器的公共窑场。窑场、墓地和居住区之间各有深、宽各五六米的壕沟，可能是一种防护性设施。遗址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还发现好几十座当时人居住的房子，有的保存很完好，如1955年清理的第二、三、六号方形房子和第三、四、九号圆形房子。

方形房子分方形和长方形两种。从它们的建造和结构上说，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可以以第三号方屋为代表。这是在当时地面上下掘深约0.8米、长4.1米、宽4.75米，东西长的长方形圆角坑。以坑壁作为墙壁，壁上涂抹一层厚约2.5到3.5厘米的黄色草泥土。门开在南边。门道是长1.7米的一道狭槽，作阶梯形，共四级，宽仅0.4米，仅能容一人出入。门道南端两旁各有一柱洞，当为门道棚架的支柱。门口有宽1.3米、长0.42米的门坎。屋里有烧火的灶坑，灶坑附近堆积有灰烬和木炭渣。居住面为细的黄色草泥土。在屋内中心偏西有一个柱洞，可能是支撑屋顶的木柱的遗迹。房屋周围尚未下掘，没有发现像第一号方屋那样密集的柱洞。第二类以第六号方屋为代表，形状几乎成正方形。屋基和居住面保存较完好，南北长3.58米，东西宽3.89米。墙壁是用黏土夹木柱和木板筑成的。屋四周和中间共12根粗大的柱子，东西成三列，每列四根，排列整齐。除屋基有明显的柱洞外，在居住面以上还保存有高约0.1米的黏土烧过的墙壁，其中有明显的木柱痕迹。居住面与当时地面中间还隔有厚约0.3米的灰土堆积。居住面下部接近灰土部分，铺一层木板，然后再在木板上涂抹一层厚约8到15厘米的草泥土，且经过篝火烧烤，成为坚硬的红烧土面[109]。

圆形房子有近乎正圆的，也有椭圆形的。墙壁当中夹有木柱，相当稠密地排列在居住面的周围。屋顶也是由木柱支持的木板或木椽排列而成，上面盖以黏土。如1954年所发现的第一号圆屋，房基略呈正圆形，直径约5米。周围有残留的立壁。立壁有垂直的，也有部分向内弯曲成弧状的，高度平均0.22米。西南部分保存较好，高0.38米。房子中间是一个匏形的灶坑。灶坑两边有六个对称的柱洞，隔墙的壁中夹有长方形、三角形或多边形的小木柱作为骨架。这个房子根据发掘的资料，能够恢复它的原形[110]。

在居住区屋旁还有许多储藏东西的窖穴，是氏族的公共仓库。居住区当中那规模很大的第一号长方形房子，可能是氏族的公共活动场所，氏族会议大概就在这里举行。根据已发掘的房屋数量推测，整个村庄同时存在的房屋有100多座，可居住四五百人，这是一个人口众多的村庄。

1972年开始发掘的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是一处比西安半坡保存得更好的仰韶文化村落遗址（居住区发现了90座房址，也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到1979年为止，已经进行了历时8年的11次科学发掘，发掘面积累计达16000多平方米。先后发现的重要遗迹有：房址143座，灶坑331个，地窖504座，墓葬685座。发现了陶、石、骨、角、蚌质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以及其他用品1万多件。这是一个仰韶文化初期比较完整、清晰的母系氏族村落基址。有两条壕沟将居住区和墓葬区隔开。居住区的中心是一个约4000平方米的广场，房屋建于广场四周，它们的门朝向广场。东、西、南、北四面有5座面积80至120平方米的方形大房屋，大概是供氏族会议或宗教活动用的。在每座大房屋附近，分布着十几到二十几座方形或圆形的中小型房屋，这是氏族成员日常生活、居住、贮物的地方，从而形成了以大房屋为中心的五个建筑群。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这里的居民可能分属几个家族或氏族，而共同组成一个氏族或部落。姜寨这个村落遗址保存得这样完善，布局这样清楚，充分显示出6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是如何生活的完整面貌[111]。

关于新石器时代的村落问题，有必要提出的是发现于陕西、河南、河北等地的与仰韶文化有密切联系而年代又早于半坡遗址的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

自20世纪6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逐渐在陕西、甘肃地区发现了老官台文化。这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因首先发现于陕西华县的老官台一带而得名。老官台文化的遗址在陕西关中和甘肃陇东一带已发现十余处，如陕西华县元君庙、宝鸡北首岭、西乡李家村、临潼白家村、渭南北刘白庙村、甘肃秦安大地湾一期等遗址。老官台文化的基本特征是：遗迹中已发现有圆形半地穴式房基、各种形状的灰坑、公共墓地。如秦安大地湾一期的半地穴式房基，面积一般为六七平方米，房基一侧有一个斜坡门道。房基内和门道内都挖有圆形柱洞，洞周用土夯实，房基内周壁似经火烧，坚硬而呈红色。灰坑分圆形直竖平底坑、圆形圆底坑和不规则形坑等。墓葬形制一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但也有少数为圆角方形坑。墓内死者多是一次单人葬，只有个别的为二次葬。死者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多，侧身屈肢葬为少。有些墓的排列似有规律，墓内死者头向多朝西或西北。墓中有随葬品，有石器和陶器，有的还有猪的下颌骨。遗物中主要是石器和陶器。石器有磨制、打制两种，品种有铲、斧、矛、镞等。陶器多为手制，胎质以砂质红褐陶为主，泥质红陶较少，还有少量的泥质灰陶，火候低，质松易碎。器表除素面外，多饰绳纹，还有锯齿纹、锥刺纹和划纹。器类有小口深腹平底罐、小口鼓腹罐、三足筒形罐、圆底钵、三足钵、假圈足碗和小口壶等[112]。

1977年和1978年在河南新郑的裴李岗发掘出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址。这种文化主要分布在河南中部，如郑州、新郑、尉氏、中牟、密县、巩县、登封、长葛、鄢陵、陕县、项城和潢川等地。经过发掘的有新郑裴李岗、密县莪沟、长葛石固和舞阳贾湖等遗址。裴李岗文化的基本特征是：遗迹中已发现有房基、灰坑、陶窑和墓葬等。房基多为圆形半地穴式，少数近方形。房的一侧挖有一个底呈斜坡形的窄房门。房的周壁或中间有圆形柱洞。室内地面用黄砂或黄土铺垫。灰坑有圆形、椭圆形、不规则形几种，有些应是储藏东西的窖穴。所发现的陶窑规模很小。墓葬形制多为长方形竖穴，死者多是一次单人葬，个别的为合葬。死者头向多朝南或西南。葬式多为仰身直肢。多数墓内在死者两侧放随葬品，数量不等。男性墓多随葬石铲、石斧、石镰和石镞等生产工具和陶器，女性墓则多随葬石磨盘、石磨棒等。这表明当时男女在生产上分工不同，男性以从事农耕和狩猎为主，女性以加工粮食为主。遗物中有石器、骨器、蚌器等生产工具和陶质生活用具。发现的陶器数量很多，以泥质红陶为主。制法多为手制，以泥条盘筑为主。器表以素面为多，但已有拍印与压印的篦纹、指甲纹和划纹。器类主要有深腹平底罐、敞口圜底钵、三足钵、平底或假圈足碗、小口双耳壶等。在舞阳贾湖遗址中，还有骨笛和刻有符号的龟甲出土，说明了当时的宗教与巫术情况[113]。

1976年在河北省邯郸市武安磁山村靠近沼河的台地上发现了磁山文化遗址。类似的遗址在武安的岗南牛宗堡、西万年、容城和河南北部的淇县等地也有发现。磁山文化的基本特征是：遗迹中有房基和灰坑。房基分为圆形和椭圆形半地穴式两种。房基直径约3米左右，深约1.2米，有台阶式门道。房基周围有圆形柱洞。灰坑有圆形、椭圆形、方形和不规则形等。灰坑一般不是很大，内有陶片、兽骨等遗物，有的还有炭化粟粒。遗物以石制生产工具和陶质生活用具为主。石器多以青色石灰岩为质，皆磨制而成，品种有扁圆体双面刃斧、上窄下宽扁平体铲、扁平体双面刃镰、椭圆形扁平体三足或无足磨盘、圆柱体磨棒等。陶器多以砂质红陶、褐陶为质，制法有泥条盘筑和捏制两种。器表除素面外，绳纹较多，还有篦纹、划纹、剔刺纹、指甲纹、附加堆纹与器底的编织纹等。器类有砂质的直口或侈口深腹平底罐、直口深腹平底盂，泥质的敞口圜底三足钵、敞口碗、直口直壁平底盘、小口双耳壶、四足器和靴形支座等。此外，还有狗、猪、鸡等家畜与家禽骨和大量粟的炭化遗存[114]。

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从文化面貌上看，三者具有一定的共性，当然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三者都表现出与仰韶文化的早期阶段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如三者的典型器物有圜底钵、三足钵、大口深腹罐、假圈足碗和双耳壶等，均见于仰韶文化，而绳纹等纹饰在仰韶文化中更为普遍。这些迹象充分表明它们属于仰韶文化的先驱[115]。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与磁山文化经碳14断代，都有好几个不同的数据，但都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这无疑是华北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目前已知的最早遗址。

新石器时代的村落和住房虽然简陋，但是，这确是人类征服自然的一件大事。过去人们住在天然的山洞中，束缚在固定的地方，受着天然地形的限制，很不自由，并且集体居地的扩大也受到限制。这时因为发明了房屋，可以按照人们生活的需要增加住地，并可以选择适宜的地方居住。人们有了住房，便结束了穴居野处的生活，冬夏可以避寒暑，平时可以避风雨，并且还可以防备猛兽虫蛇的侵害。这样，人们的生活比以前要安定多了。这对氏族公社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节　母系氏族社会的婚姻关系和墓葬制度

一、男女分区埋葬制与族外婚制

母系氏族社会的婚姻制度，前期实行普那路亚群婚，后期则转变为对偶婚，这是一种族外婚，是以禁止氏族内部通婚为特征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男女分区埋葬的现象，便是当时实行族外群婚的反映。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墓地[116]，就是男女分区聚集埋葬。同一块墓地的两个区域内，一边多是男子单人葬，另一边则是女子单人葬。西安半坡遗址发掘的250多座墓葬中，都是男女分别合葬。照母系氏族习惯，女子是氏族的主体，当然不能离开本氏族，而是男子出嫁到另一氏族。但是男子死后仍然要归葬于出生的氏族，同一氏族内的男女既然不通婚，归葬的男子当然不能与本氏族的姐妹同葬一坑，于是只能男女分区埋葬了。

1949年以前我国的少数民族如云南的纳西族、佤族和拉祜族，都还保留着若干母系氏族制度的残余，他们的公共墓地是以母系血缘为纽带实行埋葬的。配偶男女不葬在一起，就是同一氏族内部也按性别、辈分分区埋葬。由此可见，上面所述的仰韶文化的特有葬俗，是母系血缘关系在墓地上的反映，也是禁止氏族内部通婚的表现。

二、迁移合葬所反映的女性中心

陕西华县元君庙和华阴横阵村发现了几十座迁移合葬墓[117]。每座人数多少不一。元君庙墓葬中最多的有23人，横阵村多达44人。有些是以一具女性尸体为一次葬，其他的男女骨架则是二次葬，是从别处迁来与她合葬在一起的。随葬物品的数量，一般说来女性的也较男性的为丰富。临潼姜寨遗址的仰韶文化墓葬中，一般没有随葬品或只有一两件随葬品的多属男性。七号墓葬的是十六七岁的少女，随葬品极多，仅骨珠就达8577枚。有一座九人合葬墓，均为男子，随葬品仅有六件[118]。这种现象表明妇女生前在社会上和在家族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是社会上以女性为中心的真实反映。

但是，华县元君庙的氏族墓葬中，也有几座以男子为中心的迁移合葬墓。这表明当时已经在初步向父系大家族转化，反映了已处于对偶婚的后期阶段，是氏族制度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的过渡现象。

对偶婚是指一个男子在他的一群妻子中，已有一个比较固定的“主妻”；一个女子在她的许多丈夫中，有一个比较固定的“主夫”。这种婚姻关系表现为：一方面，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有了明确的对偶；另一方面，夫妻之间的结合又很不稳固，可以根据任何一方的意愿随时解除。所以，对偶家庭本身很脆弱，不会导致自营的家庭经济。对偶家庭仍是丈夫到妻子氏族中去居住，世系和财产仍据母系计算和继承。不过，由于有了“主夫”，子女就有了确认生父的可能，这就给从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创造了条件。

第三节　母系氏族公社的经济生活

我们的祖先在氏族制度形成之后，根据各氏族的历史、地理等不同的具体条件，从事生产活动，因而，各地区的氏族部落在经济生活和文化面貌上，就产生了各种差异，各氏族间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越来越显著。有一些氏族部落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如黄河流域）；有的则形成了以游牧业为主的经济（如北方、东北和西北的草原地带）；还有的虽然也经营农业，但其中渔猎经济所占的比重很大（如南方的一些古氏族）。

一、原始农业的出现

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大约在六七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和南方的长江流域，开始了原始的农业经济。可以推测原始农业的起源必然在这之前。

随着氏族制度的发展，妇女在长期经营采集经济的实践中，经过反复观察，逐渐掌握了一些野生植物的生长规律，发现某些植物的种子在一定的土地、水分、季节条件下，可以发芽、开花、结果。她们有意无意地在住地附近撒些吃剩下来的种子，以待其生长，这就是最简单、最原始的农业。所以，农业的发明，应归功于妇女。这也是决定妇女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占重要地位的原因之一。

（一）北方仰韶文化时期的农业

原始农业就是通常所说的“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第一步是将原始的草莽树木砍伐掉或放火焚烧；第二步是用石斧、石铲、木棒松土点种。这种耕作技术是相当原始的。我国北方仰韶文化时期的农业，就处在这个阶段。从遗址上可以看到，当时的耕地分布在村落附近。使用的农具已从过去打制的粗糙石器，改进为以磨制为主的较精致的石器。有磨光石斧、石刀、石杵、石锛等，骨器以骨铲较多。在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和华县泉护村等遗址的窖穴、房屋和墓葬中，都发现了谷物的皮壳，经河北农学院鉴定是粟（小米）。粟是比较耐旱的农作物，适宜于我国干燥性气候的黄土地带。渑池仰韶村遗址中发现有猪、狗的骨骸，还有狩猎、捕鱼等的生产工具。西安半坡遗址发现的骨制鱼钩制作精巧，其中两件还有尖锐的倒钩，其制作精巧合用的程度，可与今天的鱼钩相媲美。姜寨和半坡遗址都发现了饲养牲畜的圈栏遗址[119]。从仰韶文化各遗址所发现的诸种遗迹、遗物的数量比例上看，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是以农业为主，而其他如采集、渔猎和家畜饲养，只不过作为副业而已[120]。

另外，在半坡遗址的一个陶罐里，还发现有白菜或芥菜之类的种籽[121]，可能是当时人有意储藏，以备种植用。总之，考古发掘资料可以证明，在我国的农业生产上，不但是种粟，而且种植蔬菜也已有悠久的历史。

（二）南方河姆渡文化时期的农业

1972到1974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一个新石器文化遗址，获得了大量的文物[122]。这个遗址由四个文化层组成，地层叠压关系非常清楚，每层遗物各有特色，前后互相联系，逐步发展。其中第三、四层是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地区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文化层。它的绝对年代距今约6700年到6900年[123]。在遗址第四层十多个探方广达400平方米的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谷壳、稻秆、稻叶等的堆积，厚度从一二十厘米到三四十厘米，最厚处达七八十厘米。根据对部分完整谷粒外形的鉴定，认为属于栽培稻的籼稻稻谷[124]。

另外，河姆渡遗址第四层出土的农具是骨制耒耜。一般多认为耒和耜是一种农具的两个组成部分，《国语·周语》韦昭注：“入土曰耜，耜柄曰耒。”就是说，这种农具的头部叫耜，耜的木柄部叫耒。但这种流行的说法与先秦文献有关耒耜的记载多有不合。如《管子·海王》云：“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可见耒和耜是两种独立的农具。《吕氏春秋·任地》谓：“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亩也。”耜长六尺，显然不是指入土的耜。所以，有的学者明确地说，耒和耜是两种农具，其区别在于刃部的不同。耒是双齿刃，而耜则是有宽度而尖首形的耕具[125]。有的学者还分析耒耜出现的历史，谓最初是单齿木耒，后来改进为双齿耒，或改进为板状刃，就是耜[126]。根据这些合理的说法，河姆渡遗址所发现的所谓“骨耜”，我们认为不都是“骨耜”，那些双齿刃的是“骨耒”，其他如斜刃的恐怕原来也是双齿刃耒，因使用磨损而成了残“骨耒”（见图20）。这种骨制的耒耜，仅第四层就出土了76件。骨耒耜不仅数量多，而且制作精，这是原始农具的一次重要发现。它是用个体较大的偶蹄类动物的肩胛骨，去掉骨脊制成的。它的刃部多为平铲状或半圆舌尖状，也有叉状或波浪形的。骨面正中有一道浅槽，两侧有两个平行的长孔；顺着浅槽绑上一根木棒，再用绳穿过长孔把木棒绑紧。骨柄厚处凿有横穿的方孔，可以穿过一条小木棒，以供足踏，把刃部压入土中，从事翻土耕种。这已是一种比起刀耕火种要进步的农耕方法。

图20　右：骨耜。中：可能是骨耒，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左：石耜，半坡出土。

从河姆渡出土的文物观察，当时的农作物主要是水稻，农具有骨制耒耜，家畜有猪、狗、水牛。还有干栏式以榫卯技术建造的精致木构建筑。陶器是夹炭末的黑陶，有釜、钵、罐、盆、盘，而没有鼎、豆。这种文化面貌和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比较起来有所不同：仰韶文化的农作物主要是粟（小米），稻谷很少（河南淅川下王岗仰韶文化遗址红烧土中印有稻谷痕迹）；农具是石铲，没有骨耜；家畜有猪、狗，而未见水牛；住房是半穴居；陶器以红陶为主，彩陶较为普遍。很明显这是南北两个相异类型的文化。但是，经碳14测定其绝对年代，两者几乎是同时的[127]，南方的河姆渡文化比半坡的仰韶文化还要早一点。这些现象，可以纠正过去考古学上的一些不当说法：

第一，过去考古界总认为长江流域的文化在历史上一向落后于中原，以为新石器文化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后来才逐渐向南方传布。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不全面了。长江流域如同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中华民族古文化的重要摇篮。

第二，国内外考古界过去多认为中国最早的稻谷种植是从印度传来的。印度出土的稻谷其年代距今只有三四千年左右，最早的一处距今4300年，巴基斯坦出土的炭化稻谷距今4500年，而我国出土的稻谷遗址共20多处，大多距今四五千年以上，其中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籼稻距今近7000年。可见，稻谷种植从印度传入中国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128]。

二、制陶、纺织与石器等手工业

新石器时代一项新兴的手工业是制陶业。先前人们在改进石器、骨器时，只能改变工具的形状，不能改变其性质。到了制作陶器时，人类才第一次利用火的烧炼，使陶坯起了化学变化，制成多种样式既美观又便于利用的器物。

制陶业是仰韶文化的最高成就。在西安半坡、华县泉护村等遗址，都发现了一些专为制造陶器的土窑遗址。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器，陶土经过精细淘洗，不含粗大砂粒。在陶坯将干未干时，将表面打磨光亮，然后用红色（赭石）或黑色（锰化物）绘上各种编织纹、叶子纹、方格纹花纹，或各种动物形象。有时在上彩之前还涂上一层白色或浅红色的陶衣，使整个画面更为鲜艳。最后放入封闭不很严密的窑中烧制。火候一般高至1000℃到1400℃。甘肃半山彩陶火候约在900—1100℃。陶器因氧化作用而变成红色或红褐色，彩绘纹饰附着在陶器上，洗刷也不会脱落。由于这种精美花纹的特点，故有人称之为“彩陶文化”（见图21）。

图21　甘肃半山与马家窑的彩陶。

浙江河姆渡遗址的第三文化层和第四文化层出土了10多万片陶片，已复原的陶器有235件。陶土中含羼和大量草类植物的杆、叶碎末及种子皮等有机物，烧成后，这些有机物变成炭，因而陶质呈黑色，俗称“夹炭黑陶”。全部都是手制，火候较低，有釜、罐、盆、盘、钵等比较简单的陶器。与仰韶彩陶比较起来，造型简单，器形也不规整，陶胎壁厚度不均，显示出当时制陶技术还很原始。

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种类较多，如炊具有鼎、甑、釜和陶灶等，陶灶可以随意搬动，使用方便；饮食器有钵、碗、盆、盘、杯等；汲水的用具有小口尖底瓶；储藏食品或盛水的有瓮、罐等（见图22）。

陶器的发明对人类的生活有着重大的意义。在这以前，人类处理食物一般采用烧或烤的方法。有了陶器后，人类增加了煮熟食物的方法，并且便利了饮用水的运送和储存，使人类比较能够定居下来，从事农业生产。所以，陶器的制作是人类与自然界斗争中一项划时代的发明创造，也构成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当时，制陶业主要是有经验的妇女的公职。河姆渡遗址第三、四层出土的陶器均为手制。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也是以手制为主，有的口部经过转动较慢的陶轮的修整。从烧出的陶器具有很大的一致性看，仰韶文化的制陶技术已成为一种专门的工艺。

与制陶相媲美的手工业是纺织和缝纫。从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纺轮和陶器上布纹的印痕，可以推知当时妇女已在剥取野麻纤维，用陶纺轮或石纺轮捻成细线，织成布。陕县庙底沟和华县泉护村发现的布痕，每平方厘米有经纬线各10根，织布技术已有相当水平[129]。这时，兽皮当然仍是人们的衣着原料。从南北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骨针、骨锥等，可知人们已经能够穿上布制或皮制的比较像样的衣服了。

图22　半坡类型陶器：1瓮，2、9罐，3大口尖底器，4钵，5、12彩绘动物图案，6人面纹，7、8盆，10彩陶壶，11小口尖底罐。

手工业中除了制陶、缝纫外，最突出的是加工复杂的生产工具。如石器的制作，已从打制逐步过渡到磨制。在旧石器时代，是选一块合适的石头，用另一块石头将它打制成所需要的形状。这样制造出来的最简陋的石器，是和天然的石块没有多大差别的。

后来，制造石器的技术逐步发展，渐渐发明了用琢削法和压削法，最后才知道把石器磨光和磨出刃部。磨光后的石器，为了便于装上木柄或穿绳子，于是发明了钻孔的技术。对石器的磨光和钻孔是人类的一个重要创造，也是进入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旧石器时代，人们只是从河床上拣些砾石作为制作石器的原料，当时还没有在石山上开采石料的能力。到旧石器时代末期，尤其是到新石器时代，则出现了专门开采石料、制作石器的工场。目前已发现的石器制造场有三处：一处是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郊的大窑文化遗址，一处是广东南海的西樵山遗址，一处是山西怀仁鹅毛口遗址[130]。除第一处遗址属于旧石器时代末期外，后两处均属于新石器时代。石器制造场的出现，意味着手工业有了相当的规模。

新石器时代生产工具不断改进，品种也日趋多样化，如木耒、骨耜、石镰、石铲等，种类繁多。仰韶文化中石铲使用较多，在半坡就发现了13件[131]。这就大大加强了社会生产力和人们与自然作斗争的力量。

三、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生产关系和生活

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生产力，虽然比以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仍然是低下的。氏族成员必须共同劳动，平等互助，才能勉强维持生活。从现代民族志上可以看到，处在这一社会阶段的氏族，在农忙季节，妇女率领全体氏族成员一齐出动，男子砍伐树木，开辟土地，妇女松土整地，掘洞点种。收获时也是妇女率领全体氏族成员共同进行。劳动产品归氏族成员所共有，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进行分配。仰韶文化遗址中有组织的聚落布局，清楚地显示了氏族社会集体生活的图景。人们共同作息，死后埋葬在同一地点。在半坡和姜寨遗址，储藏产品的地窖密集地分布在房屋外，有的10多个集中分布在一个地方，形成窖群。这说明当时劳动果实还没有被私人所占有，而是集体储存，平均分配。他们的随葬品绝大多数为生活用具，并且，在母系氏族公社的初、中期一般没有显著的差别，这也表明了当时氏族成员的平等和民主生活。

由于生产力和产品数量的限制，人们虽然过着无剥削、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但是生活是十分艰苦的，这时并不是什么黄金时代。从陕西华县元君庙150副成人骨架观察，他们的下颌骨都较现代人粗壮，牙齿严重磨损，说明他们的食物极为粗糙。骨架中多出现压缩性的骨刺，可能是由于负重过多所致。死者的寿命多在三四十岁之间，而幼童早夭的更多。这些现象充分反映了当时人们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条件下，集体生产，辛勤劳动，仍不免遭受冻馁以至饿死，生活之困难可以想见。

因为当时的产品很不丰富，而且是公共财产，只能用来分配，不可能用来交换。各地区氏族或部落之间偶然也有物物交换，但只限于以氏族为单位来进行，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借以获得彼此所缺乏的物品。这样也就增加了氏族或部落之间的接触，促进了彼此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于社会发展有一定的意义。

第四节　我国古文献上有关母系氏族社会的史影

中华民族的历史，最晚在夏以前，还是原始公社的历史。那时，生产资料为社会所公有，工具仅仅是石器以及后来出现的弓箭，生产力是非常低下的。部落酋长由大家公选，没有什么特权。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完全是集体共同生产、共同分配。这一切适应着集体共同所有制。《礼记·礼运》所描述的夏以前的社会便是如此：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酋长公选），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生产品共同所有）。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不欺诈），盗窃乱贼而不作（不掠夺），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在氏族社会从事采集经济之时，妇女负责采集植物果实及可食的根、茎，以及监守氏族财产，教养子女等，她们的劳动在公社生活里起主要作用，据说农业即为那时的妇女所发明。男子以渔猎为主要行业，渔猎在经济上不占最重要的地位。所以，那时是以女子为中心的母系氏族社会。在浅耕农业社会，粮食不足，男子仍须出外狩猎，社会经济的经营管理权还是掌握在久居田园的妇女手中。直到畜牧经济普遍，发明了深耕农业，男子在氏族中才占主要地位。因为深耕必用笨重的农具掘松土地，这不是妇女之力所能胜任，于是男子渐渐扩大其经营范围。更进一步，男子掌握了农业生产，妇女变为辅助者。于是男子长期居家经理财富，男子地位跃居首位；妇女反而退到第二位，父系氏族社会因而发生。大体言之，畜牧经济标志着母系社会衰替的开始，而深耕农业则结束了整个母系制度。

氏族社会是社会发展所必经的阶段，世界各民族都曾普遍地经历过。我国黄河流域的氏族部落，由于这一带是平原沃野，很容易定居下来，长期从事农业生产，从而由浅耕农业逐渐过渡到深耕农业，可能始终没有经过一个纯畜牧时期。中原人自古不食牛羊乳酪，这就充分地暗示着不曾有过严格的牧畜生活的锻炼，理应有过长时间逗留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的可能。

所谓母系氏族社会，就是财产由妇女经营，世系按妇女系统传递，子女随母而姓，子长则出嫁，女长则居家招夫。这个时期的婚姻即摩尔根与恩格斯所说的“普那路亚”群婚。很自然的，社会就成为母系的了。

中国的古籍上有不少关于氏族社会，特别是母系氏族社会的痕迹，现列举下面七点来阐述：

一、“知母不知父”

《吕氏春秋·恃君》：

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

《庄子·盗跖》也说神农时“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又如商的始祖契，史称其母为简狄；周的始祖弃，史称其母为姜嫄，都不知道他们的父亲是谁，这正是母系氏族社会的明证。

二、族外婚

《国语·晋语四》：

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

这一段关于黄帝之子的传说，内容有矛盾，也有许多附会之处。但其中暗示的一种“族外婚”，是符合氏族社会的特征的。就是本族的男子一定要出嫁给他族的女子；同样，本族的女子也一定要招外族的男子来自己族内为夫。黄帝之子须出嫁，嫁到哪一氏族，所生的子女便以他所嫁的那一氏族的姓氏为姓氏。“同姓者二人”是因为兄弟中有两个人嫁给同一个氏族的缘故。

我国古代曾有过这种族外婚现象，还可以从古代亲属称谓上看出来。《尔雅·释亲》说：“男子谓姊妹之子为出；女子谓晜弟之子为侄。谓出之子为离孙；谓侄之子为归孙。”在母系氏族社会里，姊妹的儿子须出嫁与外族女子结婚，所以叫“出”，犹如今日女子出嫁一样。兄弟的儿子生于外氏族，可以与姊妹的女儿为婚，夫从妻居，至姊妹族而居，故谓之“侄”，“侄”是“至”的意思。“出”的儿子虽不生于本族，然血统为“孙”，故谓之“离孙”；“侄”之子由归子而生，生于本族，故谓之“归孙”（参看下表）。

母系氏族社会通婚表

三、婿称岳父为舅，称岳母曰姑；妇称丈夫之父为舅，称丈夫之母曰姑

《尔雅·释亲·妻党》：“妻之父为外舅，妻之母为外姑。”《礼记·坊记》也说：“婿亲迎，见于舅姑。”郑玄注：“舅姑，妻之父母也。”《尔雅·释亲·婚姻》又说：“妇称夫之父曰舅，称夫之母曰姑。”这种称岳父母为舅姑与称公婆为舅姑的现象，实际上也是母系氏族社会的残余。我们看一看上表，姬男（2）为姬女（1）之子，而姬男（1）为姬女（1）之兄弟，则姬男（1）乃姬男（2）之“舅”；姬男（2）的岳父又是姬男（1）。那就是说，姬男（1）既是姬男（2）的舅，又是岳父。同样，姬女（1）既是姜男（2）之姑，又是岳母。这就是所以称岳父母为舅姑的原故。妇称丈夫之父母为舅姑，就是由于丈夫的父母既是她的公婆，又是她的舅姑。

像以上这种称谓，只有用母系氏族社会的现象去解释。所以我们说中国上古曾有过母系氏族社会的阶段。

四、父子不相续相处，而祖孙相续相处

氏族社会的一个根本规则，就是氏族成员不得在氏族内娶妻，只能和本部落以内其他氏族的女子结婚。这样，以氏族单位来说，是严格的族外婚；若以一个包括各氏族的部落来说，便是同样严格的族内婚了。所以每个部落必须至少包括两个氏族，以期独立存在。例如某一部落内，有姜与姬两个氏族。姜氏族男子，只能娶姬氏族女子；姬氏族男子，也只能娶姜氏族女子。但由于母系社会子女都从母姓，奉母亲氏族的图腾，所以姜男娶姬女所生之子女为姬男姬女，而姬男娶姜女所生的子女为姜男姜女。但又由于稍后渐变为妇从夫居（最初是丈夫至妻氏族住），所生之子女也养育于夫家，所以第二代居地互易，即居某氏族地者并不奉某氏族的图腾；至第三代居地始回原地，即居某氏族地者又即奉某氏族图腾之人，与第一代同；至第四代，居某氏族地者又不再系奉某氏族图腾者，但与第二代同。这样就成了相连两代不相同，隔一代后又回复原状（参看下表）。

氏族社会内女子出嫁表

照此表看来，就是祖孙同图腾（姓），而父子则否。在我国古文献上所载的祭祀，实含有这种痕迹。《礼记·曲礼上》：“礼曰：君子抱孙不抱子。此言孙可以为王父尸（古代祭祀时代表死者受祭的活人），子不可为父尸。”《曾子问》：“祭成丧者必有尸，尸必以孙，孙幼则使人抱之。”《祭统》也说：“夫祭之道，孙为王父尸。”为什么行祭祀的时候，“尸必以孙”，而子反而不能为父尸呢？这正是氏族社会的遗存。因为祖孙是同一图腾，而父子不属同一个图腾，这是祖孙相续之义。以往的经学家不知道这种社会制度，当然没法解释清楚。

此外如周人宗庙昭穆之制，祖昭父穆，子昭孙穆，也是孙承祖而子不承父的氏族社会遗存的残迹。

五、古帝王称“毓”称“后”

甲骨卜辞中有“自上甲至于多毓”的辞句，这是说自上甲以来的许多先王。“毓”为什么是先王呢？我们可以从文字上去分析，“毓”为《说文》“育”字之或体，所以“毓”即生育的意思。“毓”字甲骨文作（《甲》818）、（《甲》842）或（《后》1.20.11），像一倒子形在母或人之下，而有水液之点滴。王国维说像妇人产子之形，即生育的育字初文。“毓”字有的可以厘定为“居”（此非居住之居），讹变为“后”。毓、居是一个字的繁简之异，而居住之居，古文字作“”（凥），像人之坐形。“后”为“居”（毓）字的讹刻，中国古文献上往往以“后”字代表古帝王，《尚书·盘庚》屡称“我前后”、“我古后”、“高后”、“先后”，《诗经·商颂·玄鸟》也说“商之先后”，又《诗经·大雅·下武》以太王、王季、文王为“三后”，《尚书·吕刑》以伯夷、禹、稷为“三后”。以含女性字义的毓或后称古帝王，实暗示远古母系社会之酋长为女性，故以母之最高属德之生育尊称之。又如传说中的女娲氏是女酋，西王母也是女酋，其他乃至简狄、姜嫄可能都是女酋。这不都是古时母系氏族社会的孑遗吗？中国古时有女子称姓的习惯，而所有古姓，大半从女偏旁，如妫、姚、姬、姜、嬴、姞、好、匽等几个最普通的姓都从女。这也暗示我国古代社会有过一个女性为中心的时期。

六、图腾痕迹

原始的社会单位，系依动植物或自然物的名称而区分，即以这种动植物为本族的族徽。属于各社会单位的氏族，相信其本身与同名之动植物保有亲密的关系；或认为他们的祖先是由作为他们族名的动植物转变来的。这种动植物的名字或图画即名“图腾”（totem，此语源于印第安人的土语，义为“他的亲族”）。这样，图腾便成了氏族的标志，被认为可起到保护和庇佑的作用。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上绘有蛙、鸟，仰韶文化的彩陶上有人首虫身的图像，有些可能就是当时一些氏族的图腾。

在中国古代传说中，图腾的痕迹不少。如《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语曰：“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这里所谓云、火、水、龙、鸟都是当时氏族社会的图腾。此外如《诗经·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可能就是商氏族的图腾。《国语·周语下》云“我姬氏出自天鼋”，周之图腾可能为鼋。这种图腾崇拜是上古氏族社会的特征之一。所以从这一方面看，我国古时也必定经过氏族社会阶段。

七、姓的性质

最后我们再从姓的性质来看看。姓的特征有六：一是姓是出自同一祖先的团体；二是姓有母系的形迹（如多从女）；三是姓为不能自相通婚的团体；四是姓有图腾形迹（如风姓即凤，卜辞尚假凤为风；姜姓乃以羊为图腾）；五是姓可能有部分的共同墓地与祭典；六是同姓相互支持。我们若拿这六点与美洲易洛魁人的氏族制度诸特征比较一下，就可以感觉到，中国的姓实即氏族制的具体而微。这可以使我们理解到“姓”大概是氏族制度的残余。

把以上七点综合起来观察，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国在远古时候，一定有过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氏族社会时期。

第五节　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原始的科学、艺术和宗教

一、原始科学

原始科学乃是由于社会实践与物质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所以，首先出现的是那些多少与社会物质生活和生产有关的自然科学。

生产实践促使人们去认识某些自然现象，例如，远古人类在狩猎和农业劳动中，需要熟悉天气的寒暑交替和动植物的生长、出没的特点。在长年累月的实践过程中，逐渐考察其互相依存以及各种现象的规律性。这样就出现了天文学和动物学、植物学的萌芽。

半坡、姜寨、庙底沟等仰韶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汲水用的小口尖底罐，汲水时由于重心下垂，自动倾斜，便于提水，造型是很合乎科学原理的（见图23）。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有石、陶制的纺轮，当时人必然已知利用纺轮旋转的原理捻纱的技术。由此可以推证当时已经有了一些物理学的理论知识。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的干栏式建筑，利用了榫卯的技术，实是建筑学上一个重大的成就。这些都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在六七千年前就已有了原始的科学思维了。

图23　尖底罐汲水方法。

另外，在姜寨遗址出土的1万多件遗物中，最珍贵的是有一铜片，经有关部门化验，铜占65%，锌占25%，余为少量的锡、铅、硫、铁等，属于铜锌合金、杂质较多的黄铜[132]。由这件遗物可知，我国的冶金史可以提早到6000年以前。

二、原始艺术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生产力提高到使劳动者有了剩余的精力去进行美术构思和欣赏，艺术便会应运产生。山顶洞人的遗址里发现了一些装饰品，可见至迟在新人阶段的人类已出现了爱美的观念（参见第一章第四节）。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里已经发现了很多原始艺术品。

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彩色绘画，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彩绘以动物、植物的花纹和几何纹的图案为主，还有一些绘的是奔鹿、飞鸟、游动的小鱼和跳跃的青蛙等等，都形象逼真，栩栩如生。这反映了人们在长期的艰苦劳动中，获得了对周围事物进行细密观察的能力。半坡遗址中还出土了人头像的陶塑品，神态生动，造型浑厚质朴，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在造型艺术上有显著地位[133]。南方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雕塑品也颇具特色，其中有双鸟朝阳象牙雕、鸟形象牙圆雕、木雕鱼形柄、圆雕木鱼、双头鸟形骨匕、编织纹骨匕、刻纹骨簪、陶塑鱼、陶塑人像、陶塑狗形器钮和刻划在陶器上的稻谷穗、叶纹和猪纹图形以及玉质的璜、玦、管、珠等。这些雕塑品制作精致，形象生动，为新石器早期所鲜见[134]。

说到原始造型艺术，不能不提及近年来发现的红山文化。红山文化是北方地区一种重要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因1935年发现于今内蒙古东部赤峰市红山后遗址下层而得名。其主要分布范围是：北起内蒙古昭乌达盟的乌尔木伦河流域，南到辽宁朝阳、凌源和河北北部，东至哲里木盟与锦州地区，广及东北三省、内蒙古、新疆等地。主要遗址有沙锅屯、昂昂溪、红山后、大口、新乐、新西流、南杨家营子、蜘蛛山、水泉、胡头沟、白斯朗营子、小珠山、东山嘴、牛河梁等。其中在辽宁喀左东山嘴和建平牛河梁遗址中，分别发现了陶塑人像、玉饰和镂空的彩色陶器残片。其中的小型孕妇裸体像、大型人塑坐像、双龙首玉璜等均是极其精致的工艺品。在牛河梁的所谓“女神庙”祭祀遗址中，墙壁上用赭红和黄、白色绘出彩色图案。在此出土的一件人头塑像，相当于真人大小，面涂红色，眼珠用圆玉片镶嵌，颧骨高耸，额头丰满，双耳长圆，大嘴微咧，形象十分逼真。在积石冢墓中，也多随葬雕刻精细的璧、环和龙、虎、鸟、鱼、蝉、猪形玉器[135]。这些都为研究新石器时代先民的原始艺术活动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三、原始宗教

原始社会的人们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对自然界的雷、电、风、雨等自然现象，不能理解，也无力控制，于是他们便产生了对大自然的恐惧和崇拜心理，对那些自然现象赋予人格化，并想象它们有超自然的伟大力量，反过来再企求这种力量给自己以帮助和保护。这样就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同时由于他们还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也不了解生和死的区别，以为人的死亡只是肉体存在的终结，灵魂在另一个神秘世界里继续“活”下去，这就出现了人死后以生活用具随葬的做法。所以墓葬的种种现象，不仅反映了氏族社会的发展阶段，而且也反映了原始宗教的萌芽。

中原仰韶文化时期盛行单人仰身直肢葬和迁移合葬，并且尸体的头部大都朝着西方。马家窑文化墓葬中的死者，则多头朝东、面向北。死者的头向基本一致，表示人们幻想死后灵魂要返回老家或者要到另一个世界去生活。有的还在尸体旁随葬死者生前用过的石斧、石锛、石铲等生产工具，釜、盆、罐等生活用具和一些装饰品等，有的陶器里还放有食物。显然，这一切都是当时人们相信人死后灵魂不灭的表现。

原始社会中的万物有灵观念，是形成原始宗教的一种思想基础，而图腾崇拜是最古老的宗教形式之一。从灵魂观念到图腾崇拜、神灵崇拜的相继出现，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作为对客观存在虚幻的、歪曲的反映的宗教，便逐渐形成了。

在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的建筑遗迹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宗教活动或宗教意识。如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的901号房子，是一座由前堂后室和东西两个厢房构成的多间或大型建筑，以前堂的建筑最为讲究，宽16米，进深8米，面积近130平方米。正门朝南，有门垛，左右有对称的两个侧门，在东西墙上还各有一门通向厢房。从正门进去，迎面有一个大火塘，直径超过两米半，残高约半米。地面、火塘表面、柱子、墙壁和房顶里面均抹上灰浆，显得洁净明亮。地面做工更加考究，表面经压实磨光，呈青黑色，很像现代的水泥地面。这房子规模很大，质量考究，远远超过了一般居室，当是一所召开头人会议或举行宗教仪式的公共建筑。其中的大火塘显然不是为一般炊事之用，而可能是燃烧宗教圣火的处所。这样的公共建筑，堪称仰韶文化后期的原始殿堂。与901号房子类似的是405号房子，其地面结构、火塘、顶梁柱和扶墙柱等同901号房子的前堂差不多。因此当也是一所举行头人会议或宗教仪式的公共建筑，只是规格比901号房子低一级罢了。在405号房子以西的一座小型建筑，也与此相似，只不过规模小些。这个房子的地面和墙壁也抹有灰浆，显得非常圣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火塘后面的地面上画了一幅颇大的宗教画，像是两个人在一个方形台子旁边跳舞：两人都是双腿交叉，左手摸头，右手持棍棒。台子上则放着两个牺牲。其内容可能是描绘杀牲献祭的仪式，也可能是祈求狩猎成功的巫术画。如此神圣的地面当不能让人随便践踏，而这个房子面积较小，留不出足够的地方让人居住，因此这个房子应是一所宗教性建筑，而不是一般的居室[136]。

又如在辽宁省喀左东山嘴发现的石砌祭祀建筑基地，坐落于山梁正中一片平缓地带的台地上。整个基地分中心、两翼和前后两端几个部分。中间是一座大型方形建筑，东西长11.8米，南北宽8.5米，四边用石块砌墙，现存墙高约半米。基址内地面为平整、坚硬的黄土地面，地面上有用长条石组成的椭圆形石堆。方形基址南面约15米处有一个用石块铺成的正圆形台地，直径约2.5米。在这个圆形台地的南面约4米处，还有三个相连的圆形基址，皆用石块砌成，顶部用小石块平铺。两翼的建筑是在方形基址的两侧，分南北两部分。北部两翼为两道南北走向的石墙壁，南部两翼为零散的石堆，均接近方形基址南部东西两侧部位[137]。再如辽宁建平牛河梁的“女神庙”，也是一处重要的祭祀遗址。该庙是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物构成。主体建筑为多室结构，位于庙址北部。南部为单室，两室相隔约两米左右。主体建筑南北总长18.4米，东西残宽6.9米，其间为中间一个主室和相连的几个侧室与前后室[138]。从东山嘴和牛河梁两处红山文化的大型祭祀建筑群来看，在布局上都有一条中轴线和对称建筑物，左右两侧配有附属建筑。祭祀建筑物的发现，对研究我国5000多年前的建筑史及其宗教意识，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除一些建筑与宗教有关外，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不少带有宗教色彩的墓葬。近年来在河南濮阳发现的西水坡遗址，正是一个这样的典型。西水坡45号墓是一个在东、西、北三面各设一小龛的土圹墓。墓主为一壮年男性，仰身直肢，头南足北。东、西、北三龛各置一尸体，皆为少年个体。在墓主东西两侧，分别用蚌壳精心摆塑一龙一虎图案，进一步突出了他在墓穴中的身份地位。龙头朝北，背朝西，全长1.78米，高0.67米，昂首，曲颈，弓身，前爪扒，后爪蹬，状似腾飞；虎头朝北，背朝东，全长1.39米，高0.63米，头微低，圜目圆睁，张口露齿，虎尾下垂，四肢交递，状如行走。在45号墓之北，还有一合体龙虎，虎背上有一鹿，龙的头部有一蜘蛛，正对龙的前方有一圆球。在这合体龙虎以南，又有一蚌壳摆塑的龙，头朝东，背上骑一人。这龙以北还有一蚌壳摆塑的虎，虎头朝西，作奔跑状[139]。无疑，摆塑的动物群当是埋葬45号墓主时进行祭祀活动留下的遗迹。我们且不管墓主的地位如何重要，也不管这些动物造型的艺术性多高，单从先民创造的龙这个非实有动物形象来看，就已反映了与其有关的宗教信仰的发展进程。龙之为神话动物，集中了许多实有动物的特点并超越它们，成为能兴云作雨的神异灵物，成为华夏民族流传几千年的民族信仰表记，成为后世封建时代皇帝权力的象征，这正是宗教意识的进一步加深并将宗教意识寄托于它的结果。著名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先生对西水坡遗址进行了研究，认为龙、虎、鹿摆塑艺术形象的寓意，是原始道教上的龙、虎、鹿三。据此认为濮阳西水坡墓主是个原始道士或巫师，而用蚌壳摆塑的龙、虎、鹿乃是他能召唤使用三作为他行走的脚力的艺术形象[140]。此说新奇可从。由此还可以推定，墓中少年殉葬是侍奉巫师的宗教行为。从整体来讲，这组遗存可视为是巫师率领子弟乘御三上天入地的宗教仪式的反映。

第三章　父系氏族公社

第一节　从母系氏族公社到父系氏族公社的转变

距今大约四五千年以前，我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一些氏族部落，先后从母系氏族逐渐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代。地下考古材料，如黄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等，长江流域的青莲岗文化、良渚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等，都具体体现了这种社会变革[141]。

一、母系家族的产生和父系氏族制的萌芽

中原的仰韶文化和江南的河姆渡文化都是以原始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农业技术已进展到耒耜耕种阶段。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大批骨耜，半坡、姜寨等仰韶文化晚期地层中发现了大批石锄、石镰。这些工具的出现，提高了农业的生产力。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畜牧业由于有了饲料，也有可能发展起来。不过，从西安半坡所发现的饲养猪的骨骼看，绝大部分都是在幼小的时候宰杀的，这可能是因为饲料尚不丰富，无力长期饲养的缘故。可见，当时饲养家畜的经济价值还不大。大汶口文化，家畜的饲养好像有所发展。大汶口遗址中出土了不少猪、鸡、狗的骨骼。9号墓还出土了一件红陶兽形器，体形肥壮、拱鼻张口，显然是猪形。这是家畜饲养较为普遍在造型艺术中的反映。

在母系氏族制度繁荣阶段，农业、畜牧业不断发展，促使当时的社会组织也不断地变化。仰韶文化晚期半坡类型遗址的墓葬出现多人合葬的新现象。在陕西华阴横阵村遗址还发现了大葬坑套小葬坑的集体埋葬制。如1号大坑里面套5个小坑，每坑埋4至12具骨架，共44具。每坑都有随葬品。其他的多系单个合葬坑，以二次葬居多。合葬坑中一次葬死者或二次葬死者的头骨排列有一定的方向[142]。这些现象肯定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意的安排。

墓葬习俗是和人们的现实生活相一致的。比如在氏族公社前半期，生产资料和财产是氏族公有。氏族作为当时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既是一个血缘集团，同时又是一个经济集团。全氏族成员在生产时，共同劳动，共同占有产品，死后一同埋在公共墓地里。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氏族社会的民主生活。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同自然作斗争的能力不断提高，过去需要整个氏族才能从事的生产活动，而今在较小的范围内就能够胜任了。为了便于生产，氏族内部便依照血缘的亲疏，自然而然地形成若干个小生产集团，这就是氏族内部划分成若干个母系家族的原因。母系家族作为一个共同生产、生活，共同占有财产的小单位，逐渐取代了氏族这样的大单位在这方面的职能。华阴横阵村发现的氏族公共墓地中，在一个长方形大坑内套有5个或7个多人合葬的小方坑，每个小方坑中的成员，大概就是一个母系家族。整个大坑的成员可能是由几个母系家族组成的母系氏族。大坑、小坑内的成员只能包括共产制家族经济中的母系血缘亲属，即同胞姊妹、姨表姊妹等及其子女，以及她们的归葬的同胞兄弟们，决不可能是对偶家庭的合葬墓，因为这不合乎氏族制度的根本法则。共产制家族经济下的对偶家庭成员，包括一些始终属于别的氏族的男子，他们死后必须归葬到自己出生氏族的墓地。所以，这些大坑套小坑的埋葬方式，仍属于母系氏族墓葬制度，小坑内的死者都是同一个祖母所生的后代，除了出嫁到别的氏族，回来归葬的兄弟们之外，其余都是生前同一个家族中的成员。这种家族的产生，意味着母系氏族制度开始走下坡路，并以缓慢的步伐向着父权制氏族制度前进[143]。

仰韶文化时期，尤其是在它的晚期阶段，人们已从群婚过渡到对偶婚占主导地位的婚姻生活。这种松散的婚姻虽然还不具备夫妻独占性的同居，但已包含着一夫一妻制的萌芽。当时子女已初步意识到谁是他们的生父，这就给以后的父系氏族制的产生打下了基础。马克思说过：“父权的萌芽是与对偶制家族一同产生的，父权随着新家族越来越有一夫一妻制特征而发展起来。”[144]在华县元君庙仰韶文化遗存中，458号墓中为一男性老人，葬式为仰身直肢二次葬，骨架保存较好，墓椁较大，墓内有层台，用三至四层砾石砌成石棺。随葬品有尖底罐、钵、盂等[145]。这种较为庄重的男性墓葬，在仰韶文化遗存中是少见的。另外，在仰韶文化晚期还出现几座以男子为中心的迁徙合葬墓。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父权的增长，可能是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迹象。

二、父系氏族公社制的确立

大约从5000年前开始，我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一些氏族、部落，先后从母系氏族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代。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华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前期还是母系氏族因素占主要地位，到中、后期便开始转变到父系氏族社会了。在西部地区，马家窑文化还是母系氏族，到齐家文化就过渡到了父系氏族社会。在长江中、下游流域，马家浜文化可能还是母系氏族，可是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大概已是父系氏族了。长城以北草原地带的细石器文化遗址，所出土的陶器在技术上比中原地区的原始，有的遗址根本就没有发现陶片。那里的人们主要从事狩猎和游牧，可能较早进入以高级的畜牧业为主的生活。而高级畜牧业往往是以男子劳动占主要地位的。因之，我们推测细石器文化地区可能较早地进入父系氏族公社的时代。

母系氏族社会之所以转向父系氏族社会，主要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有了进一步发展，男子在农业和畜牧业劳动中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山东宁阳堡头龙山文化遗址墓中，凡尸体头部有装饰品的，大都是妇女，并且都随葬纺轮；反之，头部无装饰品的，大都是男子，多随葬农业生产工具[146]。又如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的120多座墓葬，凡头部有装饰品的，均随葬纺轮；头部无装饰品的，多随葬农具[147]。1974年开始在青海乐都柳湾发现的马厂类型的氏族公共墓地，有成年男女的合葬墓，如三二〇号墓等。根据对人骨性别的鉴定，已知男女性别的随葬物，53个男性中有45人随葬斧、锛、凿、刀等农具，只有8人随葬纺轮；而在31个女性中则有28人随葬纺轮[148]。

从山东堡头、青海柳湾这些墓葬所反映的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男女间在劳动上有了较明确的男耕女织的分工。男子在作为主要生产部门的农业和手工业中，逐渐成为主要的劳动力，而妇女则从事纺织和家务等次要的劳动。这与仰韶文化早期妇女主要从事农业，男子从事作为辅助经济的狩猎，恰成鲜明的对比。男女生产劳动分工的变化，决定了男女社会地位高低的变化。这时社会经济的主要生产者既然已不是妇女，她们也就逐渐失掉了过去那种崇高的社会地位，代之而起的是男子变成了社会的主宰。

从墓葬制度上看，仰韶文化时期那种迁移合葬墓已经绝迹，群男合葬与群女合葬的习俗也消失了。这时流行的是单人埋葬制度，并出现了一对男女（夫妻）合葬墓，以及个别一男二女的合葬墓。这说明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的雏形已逐渐出现。甘肃临夏秦魏家齐家文化的十余座成年男女合葬墓中，如九十五号墓、一〇五号墓、一二四号墓等，右边是男性，仰卧直肢；左边是女性，下肢弯屈，侧身向着男子[149]。在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现一男二女合葬墓，如二十四号墓，男的仰身直肢居正中，女的侧身屈肢位于左右两侧，皆面向男子，当系一夫二妻的合葬墓[150]。青海乐都柳湾的原始社会墓葬里，也发现成年男女合葬墓[151]。山东大汶口墓地有八座合葬墓。经鉴定，其中有四座为男女成年人合葬。这四座墓中除一座埋有三人（内有一儿童）外，其余三座都是两人，皆为一次葬。男子居墓穴正中，女子却在扩出的长方形坑内（如一号墓），随葬品也多偏置于男性一侧（如一号、十二号、三十五号墓），这显示出男子居于主要地位，而妇女则居于从属地位，表现出父权制已经确立。在属于龙山文化的陕西长安客省庄、华县泉护村、山东万荣荆村，齐家文化的临夏张家嘴等遗址[152]，以及1979年在湖南安乡县汤家岗遗址[153]，都发现了反映男性崇拜的石器或陶器。尤其是在青海乐都柳湾的马厂类型遗址发现的一件彩陶壶，上面雕有一男性裸体像[154]。这些都反映了男性崇拜，也是男子为中心的父系氏族社会的最好证明。

父系氏族社会的一个主要标志，是按男系确定血统关系和继承权。男子既然在社会生产和家庭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他们也就拥有更多的财产。但是，在母权制按女系计算时，男子的财产在他死后要归他出生的氏族，也就是落到母方血统的兄弟姊妹和姊妹的子女等亲属之手。随着对偶婚进一步发展，子女已确知谁是自己的生身父亲。子女迫切要求改变旧的继承法，由自己继承父亲的财产，父亲也愿意自己的子女继承自己的财产。但是，财产不能流出本氏族。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改变原来女子留在本氏族、男子出嫁的旧传统，变为让男子留在本氏族，女子出嫁到男方氏族，随男方居住，血缘关系按父系计算。这种变化虽是人类史上的一次大变革，但又是在完全不自觉的状态下进行的。因为这一变革，并不损害任何别的氏族成员，父亲和儿女是欢迎的，妇女为了有利于自己的子女，当然也是欢迎的。

在这一大变革过程中，原来夫妇不甚巩固的对偶婚，逐渐向一夫一妻制过渡。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是男女双方比较牢固和持久的结合，一般都是终身的夫妇关系，这就形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细胞，因而也就成为氏族制瓦解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节　父系氏族社会经济的重大发展

一、北方草原地带的细石器文化与游牧经济

我国边远的北部、西北部的草原地区，如新疆、西藏、宁夏、内蒙古和东北古代的一些氏族，是以细石器为共同特征的。这些地带气候比较干燥、寒冷，草原和沙漠交错。这种天然形成的自然条件，正是经营畜牧业的适宜环境，居住在这里的远古氏族，长期逐水草而徙，以牧养牲畜为生。他们为了适应这种游牧生活，自然就制造并使用一种同狩猎和切割兽肉、加工皮革有关的工具，如箭镞、矛头、石片、石刀等细小石器。这些石器的共同特征是：普遍使用玛瑙、燧石等石料，用间接打片法或压削法加工而成的细小精致的石器。器型一般有镞、尖状器、刮削器、石叶、石片和石核等，过去，习惯上称之为“细石器文化”。这种细石器流行的时间很长，可能从中石器一直持续到新石器时代之末，大概包括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两个阶段。

典型的细石器文化，主要是在新石器时代形成的。1976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深入藏北，分别在那曲和阿里地区发现和采集到典型的细石器，有形状细小的石核、刮削器和石叶等，没有陶器共存，其时代据估计可能属于中石器到新石器时代初期[155]。1972年9月考古学者在内蒙古察右中旗大义发泉村细石器文化遗址进行试掘，发现绝大多数石器是以火石制作的，主要有各种刮削器和石核。其中有一件半透明玛瑙制成的石片，另一件为褐色火石制成的石片，两件都有使用过的痕迹，可能是镶嵌在骨或木把上的“刀片”。这里出土的细石器，制作技术比较粗糙，未见到用压削法制作的箭头等较精致的石器，也未见到陶片，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156]。

另外两个典型的细石器遗址，一个是黑龙江的昂昂溪，一个是内蒙古的林西。

黑龙江省龙江县附近的昂昂溪遗址，是1928年开始发现的，后来经1930年、1933年和1940年三次发掘，发现的细石器有石核、小石片、圆刮器、短刮器、尖状器、石钻、雕刻器、石镞等（见图24）；磨制的石器仅有斧、锛两种，数量很少，磨制粗糙，形状也不整齐；骨器有骨鱼镖、骨刀梗、骨锥等（见图25）；陶器的数量不多，均为手制（见图26）。因为已经初步有了磨制石器的技术，能够制作手制的粗糙的陶器，所以把这个遗址列入新石器时代初期，考古学家定为细石器文化的“龙江期”[157]。从整个文化遗物进行观察，对农业尚未重视。骨器中有骨枪、骨鱼镖及猎兽用的三角形箭镞，并在遗址里发现蛙、鱼、鸟、猪、兔和狗等七种动物的骨骼。根据用具特点和动物骨骼类别，可以推知是以渔猎为基础的氏族社会。

图24　昂昂溪出土的细石器：1钻类石器，2小石锛，3小石錾，4完整的细石锥，5、6石镞，7石核钻。

图25　昂昂溪出土的骨器：1单排倒钩枪头，2小骨枪头，3、4骨鱼镖。

图26　昂昂溪出土的陶器：1、2陶罐，3带流钵。

内蒙古林西遗址中的细石器有石核、小石片、细长石片、圆刮器、尖状器、石钻和石镞等（见图27）。另外还有打制成的柳叶形石犁，形体庞大，有经使用而磨光的痕迹，据推测是耕种用的石犁（见图28）。磨制的石器种类、数量很多，有石犁、石杵、石磨盘（见图28）、有孔石锤、斧、半月形石刀等。因为其中有石犁、石磨盘、石刀等农具，可见当时除了渔猎外，又兼营农业生产。还发现圆砾石制作的巨大石器和陶器，技术更为进步，石器多为磨制。时代大约已到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家定为细石器文化的“林西期”[158]。

图27　林西出土的石器：1石镞，2石钻，3石叶（细长石片），4锥形石核。

图28　林西出土的石器：1打制的石犁，2磨制的石犁，3石杵，4石磨盘。

细石器文化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城一带与南来的仰韶文化的彩陶传统相遇，形成一种混合文化。在同一个遗址和层位里，既含有细石器文化的因素，又含有仰韶文化的因素。只是每个遗址中两种文化因素有多有少，并不完全相同。当然，可以根据两种文化因素的多寡，把这类遗址并入细石器文化或并入仰韶文化系统之内。可是我们觉得，把这类遗址定名为“混合文化”，也许更能说明历史现象。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是采用了混合文化的说法。典型的如内蒙古赤峰的红山后、河北张家口附近的高家营子、辽宁锦西的沙锅屯等遗址，都是属于这种混合文化[159]。这种混合文化最北所及，我们现在知道的有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曼旗的大沁他拉、开鲁县及科尔沁左翼中旗的查干等地[160]。

大致说来，细石器文化与仰韶文化约以长城一带为界。长城附近多为二者的混合文化。以北为细石器文化，以南为仰韶文化。这种细石器文化的主人是历史上什么民族的祖先，由于材料的限制，现在尚不能完全论定。不过从地域及文化特点看，无疑的，它关系着我国北方民族的早期历史。是否与周代历史上的肃慎族、匈奴族有联系？这应当是今后我们古史研究者的重要研究课题。

细石器文化的氏族一般是过游牧生活，逐水草迁徙，飘忽不定，因而其文化层堆积都较薄。陶器制作不发达，并且很粗糙。大概他们最初主要是从事狩猎，从狩猎活动中逐渐学会了驯养畜群，产生了畜牧业。为了长期畜养畜群，需准备饲料，于是又发明了原始农业。各地区细石器文化的氏族社会经济发展有快有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东北和内蒙古北部，以黑龙江齐齐哈尔附近的昂昂溪遗址为代表，那里的人们主要从事渔猎生产。内蒙古西部一直到新疆一带，则以狩猎和畜牧业为主。在林西遗址发现了不少石犁、石铲等农具，说明他们除了猎取野兽、放牧牛羊外，还兼营农业。这些差别反映了细石器文化在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不平衡性。

二、细石器文化的来源问题

我国北部、西北部和东北部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文化的来源问题，是学术界争论不决的问题之一。有学者认为它与俄罗斯西伯利亚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新石器文化有密切联系，可能发源于贝加尔湖附近。因为受气候的影响，人类逐渐南移，到了中国北部和东北部，就创造了中国典型的细石器文化[161]。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文化遗址的分布不能和部族迁移混为一谈，并强调文化分布是“同一种族社会生产不断发展的结果”[162]。在山西省阳高许家窑和朔县峙峪村等旧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发现一些原始类型的细石器，于是有的学者提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文化就来源于华北地区[163]。

在研究和分析一种文化的来源时，应该考虑到这个问题的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某一文化的传播、影响和渗透的可能性，就是说某种文化最初可能发源于某一地区，后来，从这一地区向四方传播、流徙，分散于各地；另一种是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时，只要有相同的天然环境和相近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都有可能产生大致相同的文化。

学术界多重视第一种可能性，而往往忽略第二种可能性，或者重视不够。

当然，我们承认，古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是没有国界的，中国的细石器文化有从外国传来的可能性，但是与其向遥远的西伯利亚或贝加尔湖找根源，何如在邻近地区的山西许家窑和峙峪村等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寻找，这样不是更有可能吗？何况，1976年又在山西沁水下川盆地发现一个细石器文化遗址。经碳14测定，距今为20700±600年和16400±900年，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或中石器早期，和北方草原地带的细石器时代更接近。

不过，许家窑遗址中的近似棱柱形的石核和圆头刮削器以及峙峪村遗址中的圆头刮削器和近似有铤石镞，虽然都近似细石器的形式，但仔细观察，它们与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无论在制作技术上，还是在器形的规整上，都有不少差别[164]。而且，从地下考古资料来看，许家窑、峙峪村等旧石器时代文化中这些细石器不见有发展成为细石器文化的任何迹象和可能性。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我国分布在东北、华北、内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地的细石器文化的来源，可能是多元的，不必勉强地从其他地区去找一个总的根源。各地区的部族，其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为了适应新的生产力的需要，而各自制造一种体积细小的石器。有的由于自然环境的关系，逐渐向农业经济发展，石器就向适应农业生产的大型的石农具发展；有的地区例如草原地带的部族，为了适应狩猎生产的特殊需要，各自发展其细石器，类型愈来愈多，制作技术也愈完善，于是逐渐发展成为新石器时代这种细石器文化。当然，我们这种多元的说法，并不排除个别地区是由传播和影响而形成的可能性。

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说到父系氏族社会的经济发展，北方草原地带的游牧经济并不是主要的。这个时期经济发展较突出的，则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农业和畜牧业。

从考古资料上看，黄河中、下游和淮河及东部沿海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长江下游、钱塘江流域及太湖沿岸的良渚文化等，都是在进入父系氏族公社后，在生产力得到大的发展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经济体系的。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锄耕农业经济要求男劳动力更多地投入农业劳动。他们不断改进种植技术，改革旧工具，创造新工具，扩大耕地面积，增加农作物品种，使得农业生产比母系氏族公社时期更为发达和繁荣。

（一）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的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是1959年在山东省宁阳堡头村发现的一种有别于仰韶文化的地区文化。大汶口文化遗址集中发现于鲁中南及东南丘陵地区和江苏淮河以北一带，在胶东半岛、鲁西平原东侧、皖北及河南中部也有所发现。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不下百处。主要遗址有山东滕县岗上村、泰安大汶口、安丘景芝、曲阜西夏侯、邹县野店、兖州王因、胶县三里河、日照东海峪、诸城呈子、前寨、茌平尚庄、莒县陵阳河等和江苏邳县刘林、大墩子、新沂花厅以及安徽淮安青莲岗等。大汶口文化以地区划分又可分为：分布于山东中南部泰安、济宁地区的大汶口类型，分布于江苏淮河以北的大墩子类型，分布于山东潍坊和日照等地区的三里河类型[165]。据碳14测定的年代数据，大汶口文化从公元前4494年持续到公元前2340年左右[166]。大汶口文化处于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时期。从墓葬材料可知，大汶口文化前期仍保留有母系氏族社会的痕迹，但到其后期，则已是父系氏族社会了。

从大汶口文化众多遗址出土的遗物和遗迹来看，当时的社会经济以农业经济为主。关于农业工具，由于发掘的典型居址不多，墓葬中特别是早期墓葬中随葬石器又少，所以对石质农具的了解不够。早期墓葬所出土的石器一般磨制精致，有断面为椭圆形的斧、穿孔斧、穿孔铲、刀、锛、凿等。中期以后发现有大型石锛、有段石锛、有肩石铲，可能用于翻地、中耕，发现的石刀、牙镰、蚌铲，可以收割农作物。在大墩子、大汶口、三里河还发现鹿角锄及骨、角、牙、蚌质的镰刀，在大墩子发现了酷似今天镐头的石镐。同黄河流域的其他原始文化一样，大汶口文化的主要农业作物是粟。在三里河遗址的一个大型窖穴中，发现有1立方米左右的粟粒。这也说明至少在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粮食作物有了广泛的种植，并且有了剩余。在大汶口文化中多见小容量的高柄杯（见图29），在晚期墓葬中往往同鬶、盉共出，因而推测高柄杯很可能是一种酒器。酒器之多说明当时酒事之盛，而造酒业的出现又是以农作物生产有了剩余为基础的。这也说明当时农业已发展到一定的水平。

在原始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以养猪为主的家畜饲养业也发展起来。据发掘报告，大汶口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墓葬用猪骨随葬，如六〇号墓用半只猪架，十七号、二十四号、三十五号等墓在鼎内有猪蹄骨，最多的是用完整的猪头随葬，共43座墓，93只猪头，最多的一座有14只。同大汶口遗址时代相当的刘林遗址，还有牛、羊骨和犬骨。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鉴定，大汶口墓葬的猪头骨是人工饲养的家畜，而且成年母畜占有一定比例。猪的饲养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可靠的肉食来源，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减少了对狩猎经济的依赖，同时也对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67]。

图29　大汶口出土的陶器。

（二）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青莲岗文化的关系

山东邹县野店的地层材料证明，山东龙山文化的堆积叠压在大汶口文化层之上，从而确定了这两种文化的先后序列[168]。

1975年在山东日照东海峪发现了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的过渡地层。文化堆积分三层：上层属龙山文化早期，下层属大汶口文化晚期，中层具有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向龙山文化早期过渡的性质。如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黑陶高柄杯，经过中层的蛋壳高柄杯，发展成龙山文化的大宽沿蛋壳杯；中层的觯形杯发展成龙山文化的小平底近直腹的带耳杯；外有堆纹的等腰三角形鼎足发展成盛行于龙山文化的鸟首形鼎足，等等[169]。这都可说明龙山文化早期是继承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这不仅解决了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两者的断代问题，而且还解决了龙山文化蛋壳陶来源之谜。两种前后相连的文化，有共同的代表性器物——鬶和蛋壳黑陶杯。但是，大汶口文化毕竟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陶器以手制为主，前期多红陶，后期才出现轮制；而龙山文化则正处于轮制时期，主要是灰黑陶。可见两种文化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

下面我们谈大汶口文化与青莲岗文化的关系。首先必须指出，长江下游的青莲岗文化，有在苏北的，有在苏南的，文化面貌上虽有很多共同特征，可是也“有较明显的差别”[170]。所以，它们到底是一种文化，只是由于大江南北两岸地区不同而存在差异呢，还是根本就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

苏北的淮安青莲岗、新沂花厅村、邳县大墩子、刘林等遗址所反映的青莲岗文化，与山东大汶口文化在埋葬习俗、陶器形制组合的发展序列和文化面貌上有诸多相同之处，两种文化“显然有着密切的关系”[171]。

其中，尤其是大汶口和大墩子两处人骨的体质特征也是一致的，两处都发现有人工头骨畸形和成年女性拔除侧切齿的习俗。两族之间，物质文化的影响渗透比较容易，而损坏身体改从异族风俗，在历史上是比较罕见的。所以，苏北的青莲岗文化，与其说与苏南的青莲岗文化为同一个系统或同一个部族的文化，倒不如说苏北的青莲岗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为同一个系统或同一个部族的文化更合理些。有的同志曾从文献记载上指出，大汶口文化和所谓苏北青莲岗文化，正是商、周王朝时代夷族活动的区域，可能同为东夷的遗迹；而江南的青莲岗文化则是古越族分布的地方。因而，以大江为界，将青莲岗文化分为两种不同的文化，这种意见可能是正确的。

（三）龙山文化时期的经济生活

1928年在山东章丘龙山镇的城子崖首次发现一个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有轮制的灰陶和有光泽的黑陶，生产工具有磨制的石镰、蚌镰等。考古学家就把这种特殊类型的文化定名为“龙山文化”。这种文化分布的地区主要是山东、河南、河北、晋南和陕西渭水流域，文化的地域性差别显著。这意味着各地区的龙山文化可能有不同的来源。前面我们曾讲过，山东的龙山文化的一个来源是大汶口文化。1956年到1957年河南陕县庙底沟的发掘，又证明这里的第二期文化属于龙山早期，并且可以看出由仰韶文化发展为河南的龙山文化的过渡过程，可见河南的龙山文化有一支是来源于仰韶文化。1931年在安阳后岗发现了三个交叠的文化层遗址，更清楚地证明龙山文化早于殷的小屯文化而晚于仰韶文化。

山东和河南的龙山文化是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进一步的发展，所以龙山文化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比过去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时生产工具种类增多，有石斧、石锛、石铲、石枪头、石凿、镰形石刀、双孔半月形石刀及各种石镞等（见图30、31）。这批石器都磨得相当精致。骨器有骨凿、锥、针、梭等。角器多用鹿角，有锥、凿及斧等用具。蚌器多已破裂，有铲、刀、环、锯、箭头（见图31）等。其制法大都经过打、磨、修三个步骤，其用途与石器同。

图30　山东五莲县丹土村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石器：1、4磨制石斧，2残琢磨石斧，3残单孔石斧。

又如在河南陕县庙底沟龙山文化灰沟里，发现了当时人们使用木耒挖土所留下的许多痕迹，因而推知那时在农具方面开始出现双齿木耒[172]。其他农具，如磨制的半月形石刀和镰，都是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所未见的。这表明龙山文化的农业工具有了新的进步。从磨制工艺说，仰韶时期石斧多只磨刃，龙山时期则斧体全磨；仰韶时期石刀打制的多，磨制的少，龙山时期石刀是全部磨制。这显示了龙山时期磨制工艺的使用更加广泛，磨制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制孔工艺来说，仰韶时期的有孔工具只有有孔石斧、有孔石刀等，龙山时期出现了有孔石镰、有孔蚌镰，种类增多了。仰韶时期的石刀是单孔，龙山时期则变为双孔，使农具与皮革或绳子更好地结合使用，有利于劳动生产。这些改进，反映了龙山时期的生产力比仰韶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173]。另外，人们发明了装柄使用的石镰、蚌镰，把原来摘取禾穗改变为连秆收割，这不仅提高了劳动效率，而且也为牲畜储备了大量的饲料。龙山文化中的收割工具，不但石刀数量增多，而且比过去的加宽变长、刃部锋利，这也说明了龙山文化农业的收获量有了较大的增长。

图31　在龙山镇城子崖发现的蚌镰1、双孔石刀2、骨器3、蚌箭头4。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龙山文化中畜牧业也相应地繁盛起来。龙山镇遗址中发现了大批兽骨，经鉴定有狗、兔、马、猪、獐、鹿、麋、羊、牛等九种。其中以猪骨和狗骨为最多，马骨和牛骨次之，鹿骨和羊骨较少，兔骨最为少见[174]。从骨骼的鉴定上，可以说明这些动物已是驯养的动物。驯养这么一大批动物，其劳动是极为繁重的，似乎已不是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在业余时间所能办到的。所以我们推测，畜牧业这时大概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经营部门，初步出现了第一次社会劳动大分工。

龙山文化中的制陶业也很繁荣，器型多种多样，实用性加强，这是当时人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表现。总之，龙山文化时期人们的经济生活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畜牧业、手工业和渔猎、采集为补充的多种经营，这是当时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特色。

（四）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

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是1923年在甘肃临洮马家窑发现的一种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主要分布于甘肃的洮河、大夏河和青海的湟水流域。社会经济也是以农业为主。因为发现的陶器有黑色的花纹，所以，过去曾被称为甘肃仰韶文化。

1957年在甘肃马家窑—瓦家坪遗址中，发现了马家窑文化遗存在上部，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遗存在下部的地层叠积情况，又发现齐家文化灰层叠压在马家窑文化（甘肃仰韶文化）灰坑的上面[175]，从而清楚了这三种文化的相对年代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早于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早于齐家文化。根据碳14测定，马家窑文化的距今年代为4525±100年（公元前2575±100年，树轮校正为3100BC±190）。

1974年在青海乐都柳湾发现一个规模很大的氏族公共墓地，包括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马厂类型和齐家文化的墓葬。已发掘马厂类型合葬墓24座，其中有夫妻合葬墓，如三一九号、三四八号墓，一为老年夫妇，一为成年夫妻。这反映了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出现和父权制的建立。柳湾的发掘，有力地证明了马厂期已经产生了私有制和贫富分化的现象。当时作为生活主要来源的农业和手工业中，男子逐渐成为主要的劳动力，而妇女主要从事家内纺织[176]。

齐家文化作为马厂类型的继续和发展，在社会面貌上有了更大的变化。同时在齐家文化层中还发现了少量的红铜质的小铜件[177]，这是重要的发现。这说明当时人类已使用早期的铜器。其他地区如甘肃武威皇娘娘台，临夏大何庄和秦魏家等齐家文化遗址中，也都发现了红铜的制品，制法比较原始，仅少数铜刀用单范铸造，其余均为冷锻法制成[178]。从总的情况看，齐家文化所代表的时代是氏族社会正在崩溃、阶级社会行将诞生的时代，齐家文化的人们正在大踏步地向着阶级社会的门槛迈进。

（五）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及其他

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是1937年在浙江余杭良渚镇发现的。最具代表性的遗物是造型规整、表面光亮的漆黑色陶器，已普遍采用轮制，特征为圈足上常有镂孔，有的还饰以匀称的弦纹。根据碳14测定，良渚文化的年代为公元前3300—2250年，相当于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时期[179]。

根据学者的研究，良渚文化来源于马家浜文化，而马家浜文化又来源于较早的河姆渡（下层）文化[180]。

从生产工具来看，良渚文化比它以前的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要发达得多。石农具无论种类和数量都很突出，主要有磨制精细的大型三角形犁形器、大量的扁薄长方形穿孔石斧、半月形石刀、耘田器、石镰等，还有较多的长锋短铤、断面呈菱形的石箭头和矛头，以及扁薄的常型锛和有段锛。其中穿孔石斧由马家浜阶段器身较厚、弧刃发展到良渚阶段器身扁薄、近平刃，而大量半月形石刀、石镰以及耘田器是以前阶段所没有的，这就可以看出，良渚时期农业生产确已发展。

与河姆渡文化一样，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都发现有稻谷遗存。良渚文化的稻谷已有粳稻与籼稻两个品种，同时还有蚕豆、花生、芝麻、甜瓜等多种农作物的种子出土。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时太湖流域的原始农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81]。

从考古发掘的材料看，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都以种植水稻为主，它们和黄河流域的以种粟为主的仰韶文化等原始文化南北遥相辉映，同样都是源远流长，同样构成我国远古文化的摇篮。

长江流域另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是中游的屈家岭文化。

屈家岭文化遗址在1954年发现于湖北京山屈家岭。文化分布范围在长江北岸由荆山、武当山、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所环绕的江、汉地区。这里地处汉水中、下游，地势低平，湖泊河流星罗棋布。屈家岭文化的居民就聚居在这一带。通过多年来的发掘、调查，我们对典型的屈家岭文化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它的相对年代，在鄂西北地区，根据地层叠压关系，证明它晚于仰韶文化，早于龙山文化[182]。它的绝对年代，据碳14测定是公元前2730BC±145（ZK91）、2695BC±195（ZK125）和2635BC±150（ZK124），约在公元前2750—2650年，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晚期，河南龙山文化早期和良渚文化中、晚期[183]。

屈家岭文化的原始农业，种植水稻已经比较普遍。遗址中发现大量的红烧土块上印有密集的粳稻痕迹，就是有力的证据[184]。生产工具有磨制石斧、大型石斧和有孔石斧，还有石刀、石镰等收割农具。

据观察发现的遗物遗迹，屈家岭文化部落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他们将草木丛生的沼泽地带开辟成为水田，普遍栽种水稻，为发展这种农作物奠定了基础。

农业发达了，畜牧业也跟着有所提高。从腐朽的动物残骨中仅能辨别出猪、狗两种动物。出土的兽骨和狩猎工具很多，说明狩猎在当时的社会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纺织业也比较发达，各式陶纺轮的大量发现，反映了这个事实。

另外，1972年到1975年在广东曲江发现了石峡遗址，后来定名为“石峡文化”，这是我国岭南地区新石器晚期文化之一。在石峡遗址的中层、下层及其墓葬中发现的稻谷遗迹，经鉴定属于人工栽培稻，而且包括籼稻和粳稻，以籼稻为主。出土稻谷的地层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根据碳14测定，距今年代为4300年到4500年。当时石质的生产工具有石钁、石铲、石锛、石凿、石镞、石钺、网坠、石片、石棒和砺石等，多通体磨光，并运用切割、钻孔等技术（见图32）。可见石峡文化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在石器制作上都发展到通体磨光，石材的切割、钻孔、抛光、雕刻等，达到新石器时代的纯熟阶段，都出土了有段石锛和穿孔扁平石铲。陶器形制上虽各具地方特点，但都流行使用圈足器、三足器和圜底器及镂孔装饰。这又可以说明石峡文化和长江流域一些地区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和不同程度的影响[185]。

图32　广东曲江石峡文化的石器：1梯形石锛，2石凿，3长身锛，4有段锛，5石钁。

石峡栽培稻遗迹的发现，其意义尤为重大，它不仅填补了珠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栽培稻发现史上的空白，而且把我国南方地区尤其是广东的原始农业发展史上溯至4500年前的原始社会晚期[186]。

从上面所述的史实可以看出，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居住着的氏族、部落，都过着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生活，并且，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比以前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四、手工业与原始交换

父系氏族社会中手工业得到重大发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手工业与农业逐渐分离，手工业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如制陶业和冶铜业都是比较复杂的手工业，像过去那样一面从事农业劳动，业余时间从事陶器的制作和金属的冶炼是不行的，多样性的品种和制作艺术已经不是一个人所能胜任的，必须使农业和手工业彻底分离，才有利于生产。这种新的社会劳动大分工，是从轮制陶和冶铜业的出现开始的，以后又逐渐扩展到手工业的其他各个部门。

制陶业在母系氏族社会时已有所发展。不过，那时还处于手制阶段，到了母系氏族社会后期才发明了慢轮修整。如仰韶文化的彩陶，虽然也很有艺术性，但是存在器形欠规整和陶壁厚薄不匀的情况。到龙山文化时期，创造了转动很快的陶轮，用陶轮快速旋转的力量把陶泥塑成器皿的方法制作的陶器，形状规整，厚薄均匀，并且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这时陶窑的结构也较仰韶文化时期进步：火膛加深，火口缩小，提高了窑室里的温度。在高温下因窑密封的结果，陶坯中所含的铁素得以还原，又有意让烟炱熏黑，烧成的陶器颜色漆黑。龙山文化的黑陶特点：一是陶质细腻，表里光滑而有闪光；二是器物大多为轮制，陶壁甚薄，即所谓“蛋壳陶”；三是表里皆为黑色，陶壁内部亦为黑色，表面皆无装饰物（以精制者为限）；四是陶器以扁足、舌足的鼎，高足的豆，前有扁嘴、后有把的三空足鬶和三足鬲等最为重要，最具代表性（见图33）。由于龙山文化是以黑色陶为其特点之一，因而有人曾称之为“黑陶文化”。这时还出土了少量的白陶，是用高岭土烧成的一种刻纹的白色陶器。屈家岭文化中有一种薄如蛋壳的彩陶器，代表了当时制陶技术的最高水平，那是屈家岭文化的特征之一。这说明制陶业已有较大的成就。

图33　龙山文化的黑陶三足器：1、3、4是鬶，1、4在城子崖发现，3在两城镇发现，2是高足单耳鬲，在不召寨发现。

父系氏族时期，手工业生产方面较突出的，除了快轮制陶外，就是冶铜业。

冶铜业最初是冶炼红铜。红铜有延性，用红铜制作的器物可以重新改铸，比石器优越。所以，红铜器的出现代表了文化的进步，红铜的冶炼也就成为新的有前途的生产部门。在田野考古中，从唐山大城山原始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两个呈梯形的铜牌[187]，这是值得重视的。

另外，在齐家文化一些氏族部落的住地和墓葬中，普遍发现了红铜器。如甘肃武威皇娘娘台、临夏大何庄和秦魏家等遗址都有零星红铜器发现。红铜质地柔软，直接锤打就能制成各种工具。当时是用冷锻法，间或也经过冶炼，用单范铸造。制作的器物有小刀、锥、凿等，一般都是很小的器物和装饰品[188]。红铜器的制作和使用虽然有限，并且也不能取代石器，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为我国以后的青铜的出现开辟了道路。尤其是制作铜器需要采矿、冶炼、制模、熔铸等一系列复杂过程，劳动的时间也长，必须有专业人员专司其事，这就又促进了手工业的分工，使其他手工业也因之而得到了发展。

除了制陶业、冶铜业外，其他手工业也相应地有很大发展，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大量发现玉器、骨器和麻布等就是明证。

手工业大大提高和发展，物品生产一超过本氏族生活所必需的数量，就很自然地产生了商品交换的条件。在青海乐都柳湾的齐家文化马厂类型墓葬中，一九七号墓、二一一号墓及五六四号墓随葬品最多[189]。其中五六四号墓仅陶器就有91件，显然超出一人生活所需。一个人拥有这么多的陶器，一方面反映这时生产已经有了剩余，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私有制已经萌生。财产的占有欲也会导致商品交换的产生。最初的交换当然是以物易物，还没有货币。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使个别商品从许多商品中分离出来，逐渐起着货币的作用。最后，约定俗成，某种商品便形成了货币。四十五号墓出土了三枚海贝，九十一号墓出土了仿海贝制成的石贝，三四五号墓出土了骨贝，五〇三号墓出土了蚌壳。这些东西虽然还有装饰品的作用，还不能算作纯粹的货币，但是从其普遍性和以石、骨仿制贝的出现来看，贝也可以说是原始的货币了。海贝不是西北地区的产物，很可能是由交换得来的。总之，这时原始交换已正式出现于历史舞台。

第三节　私有制、阶级的出现与氏族公社制的瓦解

一、私有制的产生与贫富开始两极分化

我国新石器时代，尤其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如大汶口、龙山、齐家和良渚等文化时期，都出现了经济的大发展。“一切部门——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190]这时，总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剩余，就为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前提。

以大汶口文化为例，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不仅减轻了使用时的劳动强度，而且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所以，农业、手工业方面的产品都有大幅度的增长。尤其是因为农业的发展，使饲料增多，促进了家畜饲养业。从大汶口墓葬中所反映的情况看，当时人们饲养家畜很兴盛。如大汶口的墓葬三分之一以上都用猪骨随葬。有的用半只猪架（六〇号墓），有的用猪下颌骨，也有的把猪蹄放在鼎中（三十五号墓），最多的是用完整的猪头随葬，43座墓中有93个猪头，最多的一座有14个[191]。

黄河上游齐家文化的大何庄，三十四号墓中有36件猪腭骨，六十三号墓中有16件猪腭骨。秦魏家的墓中也随葬猪下腭骨，有的达68件之多[192]。这些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墓葬中的猪骨，除了反映那时的一种葬俗外，在所有制方面所反映的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论在古代或现代民族中，真正的私有制只是随着动产的出现才出现的。”[193]家猪是大汶口文化时期人们的一项重要的动产。所以，这些随葬的猪，应当是墓主生前的私产。这些家畜最初是归氏族所有的，可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动产，后来逐渐被有势力的人物据为己有，变成个别家庭的私有财产了。

伴随着猪等动产变为私有，经过一段时间，私有财产的范围逐渐扩大。如生产工具、陶器和各种装饰品等也成为财富积聚的对象。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墓中，常常随葬成百件的物品。如西夏侯一号墓有陶器119件，大汶口十号墓有陶器93件，野店六十二号墓有陶器66件。很明显，这些随葬的陶器大大超过了墓主实际生活的需要，意味着是私有财产的聚敛。大汶口二十五号墓有石铲6件，玉笄1件，臂玉环1件，指环2件，骨、角、牙器12件；一二五号墓有石器19件，骨、角、牙器26件，陶器19件[194]。这些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以及装饰品，一定都是墓主生前的私有财产。

从上面所列举的材料看，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社会，已经产生了私有制。

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必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氏族内部出现了富有者和贫穷者。随葬品的不均在大汶口早期墓中已经显示出来，其中有两组墓相当明显：十二、十三、二十六、五十四、五十八、五十九、六十三号七座早期墓随葬品较丰富，以十三、二十六、五十九号三座为最多，早期的象牙器也仅见于这三座墓中；相邻的一组墓则十分贫乏，一一四、一一五、一一九、一二〇号四座墓中仅有陶器10件，骨、牙器3件，还有1件獐牙。可见，随葬品的贫富之别，在大汶口早期墓中就已经出现了[195]。贫富分化在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的墓葬中更加明显，其中十号墓随葬的陶器就有93件，二十五、四十七号墓每座都有陶器57件，一二六号墓有陶器71件[196]。这说明当时少数人已集中了大量的财富。

1974年到1975年在青海乐都柳湾发现规模很大的齐家文化氏族公共墓地[197]。据统计，一九七号墓随葬器物共66件，其中有斧、锛、凿等生产工具，有罐、壶等彩陶；二一一号墓随葬品共66件；五六四号墓随葬品共95件。这三座墓随葬的陶器，都远远超出死者生前生活所必需，这显然代表死者所拥有的财富。与大墓形成对比的是小墓，如一七〇号墓随葬的陶器仅有灰罐1件，粗双耳罐2件；一七六号墓随葬的陶器仅有小垂罐、侈口罐各1件；二四三号墓随葬彩陶壶1件、侈口罐1件及一残陶器底部。这些贫乏的小墓和那些丰富多采的大墓，形成贫富悬殊的对照。

通过这些不同的墓葬可以了解到，在原始社会的末期私有制已经产生，私有制的出现是贫富分化的必然结果。此后，接着而来的就是奴役和掠夺。于是，阶级和奴隶的出现，便成为必然的事了。

二、阶级、奴隶制的出现与氏族公社制的解体

原始氏族社会的中、后期，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劳动分工的出现，引起交换的增长，并促进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更大提高，从而使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增多，这就赋予劳动力以特殊的价值，并且对它的需要也扩大了。人剥削人的奴隶制，在经济上的可能性便产生了。

过去生产力低下，一个人的劳动所能生产的东西，仅能维持他个人及其子女的生活，也就是说，只有必要的劳动，还没有剩余劳动。战争时捉住俘虏，一般是把他杀掉。后来，由于生产力提高，有了剩余劳动，战俘才被保留下来，强迫他们从事劳动，以榨取其剩余产品。不仅他们的劳动力及其劳动成果全部归主人支配，连他们本身也如同牛马一样，成了主人的财产。主人对他们有生杀予夺之权，主人死时还往往用他们殉葬。这些人就是奴隶，主人便是奴隶主。两个对抗的阶级出现了。

阶级的出现，在原始社会晚期的文化遗存中也表现出来，如邯郸涧沟龙山文化的一个房基内和一个乱葬坑内，有砍伤的人头骨；一个圆坑里杂乱地埋着10具人骨，男女老少都有；还有一个水井被废弃后，埋有五层人骨架，也是男女老少都有，或者身首分离，或作挣扎状[198]。这些死者不是葬于公共墓地，而是男女老少同埋一处，显然不是自然死亡，而是由于一种外来强加的暴力致死。西安客省庄二期文化中的乱葬坑，有的人骨架呈单膝跪的样子，并与狗埋在一起[199]，可见他们地位低下。

乱葬坑中的尸骨，生前当是俘虏或奴隶。恩格斯说：“奴隶制起初虽然仅限于俘虏，但已经开辟了奴役同部落人甚至同氏族人的前景。”[200]奴隶制最初仅限于奴役战争中的俘虏，随着社会的发展，氏族内部出现贫富分化，一些贫穷者也逐渐沦为奴隶。

父系氏族公社的大家族内部，与丈夫奴役妻子的情况并存，出现了家内奴隶。奴隶是父家长和父系氏族首领的财产。这些富有的父家长或氏族首领，逐渐成为氏族部落的显贵，成为支配氏族部落的力量。他们凭借职权，用各种手段侵占氏族财产，将战争掠夺或对外交换等作为他们发财致富的途径。

氏族显贵、奴隶和剥削等的出现，破坏了全族共同生产劳动、共同分配、无阶级、无剥削的原始社会的一些特征，使氏族制度逐渐走向解体。

处在大汶口晚期文化、龙山文化、齐家文化等阶段的氏族，虽然已出现了奴隶，但由于当时奴隶在生产劳动中并没有构成主力，奴隶和主人还没有形成两大对抗阶级，因此只能说是“零散现象的奴隶制”[201]。奴隶劳动也还没有形成一种经济体系。从一些大墓中出土了生产工具，说明大墓主人还没有完全脱离生产劳动。氏族制度虽已处于解体阶段，还不能说已达到完全的解体。

第四节　父系氏族社会时期的文字和艺术

一、文字的产生

原始人类的文化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便是传达思想感情的方式之创造。在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劳动和生活的需要，人与人之间迫切地需要解决如何互通声气，到了这个时候，沟通思想的方法才会产生。沟通思想的方法有多种形式，用于当面表达的有手势和语言；用于较远距离或者超过一定的时空的则有文字。语言和文字实际是一物的两面，因为文字不过是写下的语言而已。只是语言的发明先于文字，大概在猿人时期就已经有原始的语言了。而文字一般则产生在原始社会瓦解的时候。

我国的文字起源于何时？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里，发现过一些近似文字的刻划和符号，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解决。

西安半坡新石器遗址以出土彩陶著称。值得注意的是，在出土的陶钵口沿上，常发现刻有简单而又整齐规则的符号，据统计，不同的种类有四五十个之多。最常见的是一竖划，其次是“”形（见图34）。在临潼姜寨遗址所发现的陶器上，有120多个刻划符号，共39种。

1974年在青海柳湾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墓葬出土的彩陶壶上也发现一些符号，已收集的达50余种之多（见图35）。其中以“╋”、“━”和“”符号最常见。

图34　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

图35　柳湾马厂类型墓葬出土彩陶上的刻划符号。

这几处陶器上的刻划符号不尽相同，可能是各个氏族的一种特定的记号。我国古代在文字产生之前，流行“结绳记事”和“契木为文”，这些刻划符号，当是我国古代原始文字中的一种。

研究我国的原始文字，必须首先看到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古代各族可能都有自己的原始文化。古史、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曾指出：“我国的疆域如此广阔，民族如此众多，在古代决不可能只有一种民族语言，也不可能只有一种文字”。他又说：“一直到唐宋以后，我国境内还存在着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彝文、纳西文等等。我们应该认识到我国由于历史悠久，在汉族居住的广大地区内，语言文字逐渐趋于统一，但是决不能认为我国从古至今，只有这一种语言文字。”[202]

半坡陶器和柳湾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到底是我国哪一民族的原始文字，学术界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讨论。于省吾先生曾把半坡陶器上的个别刻划符号与汉字作对比，认为这种陶文就是我国汉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简单文字[203]。

于先生这种推断有其可能性，所举的那九个有关数词和象形的陶文，和甲骨文确实有点相似。不过，从陶文的整个体系看，与甲骨文的体系显然有别。各民族的原始文字，一般都来源于客观的图像。因而各民族的原始文字，在数词和个别象形字方面，都是相近或相似的[204]。所以，半坡、柳湾出土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是不是我国今天流行的汉字的原始阶段，或是属于我国兄弟民族的原始文字？根据现有的材料，还难以提出足以服人的定论。

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和诸城前寨两个大汶口文化遗址，共发现了刻在16件陶器上的18个图像文字[205]。其中有两个是斧和锄的象形。唐兰先生释为“戉”和“斤”。另两个图像，是日出的意符字。显然，这两个字一个是繁体，一个是简体。唐先生认为这个字的上部为“日”，中部为“火”，下面是“山”，因而释为“”，简化为“炅”字。于省吾先生则认为上部的“”像日形，中间的像云气形，下面像山，谓：“山上的云气承托着初出的太阳，其为早晨旦明的景象，宛然如绘。”又谓：“这是原始的‘旦’字，也是个会意字。写成楷书则作。”[206]我们认为于先生这个说法是合理的。这个字在两处遗址的三种器物上重复出现，显然已经发展成为定型的文字。唐先生说：“这些象形文字跟商、周青铜器文字、商代甲骨文字以及陶器文字，都是一脉相承的。”[207]由此，我们可以把汉字的渊源，追溯到大汶口文化时代。

大汶口文化可以分为三期。有文字的陶器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我们推测陶文出现的年代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

二、父系氏族社会时期的艺术

父系氏族社会时期艺术有重要发展。从彩陶、灰陶和黑陶的造型上看，因为已普遍使用快轮，制出的陶器规整大方，陶胎厚薄均匀。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陶器上几何图形多样化，直线、曲线组成的三角纹、方格纹、波浪纹、菱形纹、圈纹和锯齿纹等，变化多端。线条流畅优美，布局均衡对称，其艺术价值是很高的。大汶口出土的猪形器，猪身肥壮，耸耳拱鼻，短尾上翘，栩栩如生。1976年在甘肃兰州焦家庄和十里店出土了一批半山类型的彩陶[208]，彩纹为黑、红两色相间，以黑纹为主。器形制作精美，胎壁薄而均匀，图案简练大方，颇为美观。

大汶口文化中期，骨雕、玉刻艺术也发展起来，所发现的象牙雕筒、透雕象牙梳及模拟花朵雕刻成单环、双连环、四连环的花形玉串饰，反映了这时的镂雕工艺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其中有一件骨雕筒，嵌有十颗绿松石珠[209]。这是现在知道的我国最早的绿松石镶嵌工艺品。其他如山东龙山文化墓葬中，也发现大批玦、璜、璧等玉石、玛瑙装饰品；南京北阴阳营青莲岗文化墓地出土了近300件玉石和玛瑙饰物。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时代，能对象牙、骨头和玉石雕琢加工，制造出这么精美的艺术品，没有长期的实践、经验积累和艺术修养，是不可能的。

上面所说的是属于静态的艺术。另外还有由运动表现美感的艺术，如舞蹈和音乐等。舞蹈可称为活动的图画，这种艺术在原始社会中所处地位之高，远非近代所能比拟。原始的舞蹈实为原始民族审美情感的最完美、最有效的表现。原始舞蹈可分为“模拟式的跳舞”与“操练式的跳舞”，模拟式的是按节奏模拟动物和人类的动作，操练式的是像体操一样舞动肢体，两种舞蹈同时存在于原始民族的生活中。

1973年秋在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了一件绘有“舞蹈”花纹的彩陶盆，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它直接表现出当时人们的文化生活。通过画面，可以看到他们五人一组，手拉手，面向一致，从不同方向摆动的发辫和尾饰，体现了舞蹈的韵律和节奏。很明显，他们是欢乐的舞蹈队伍。给人的印象是：先民们劳动之暇，在大树下、小湖边或草地上，正在欢乐地手拉手集体跳舞和唱歌。画面用实线条描绘得极为简略，但明朗、质朴的舞蹈动作透露着先民们纯真的感情和欢乐的情绪，洋溢着团结、勇敢和与自然作斗争的精神[210]。

舞蹈与音乐有密切的关系，不带音乐的跳舞在原始民族中是罕见的。因为音乐主要含有节奏律与和声律两项，这两项正好配合跳舞的动作，把乐与舞构成一套完整的艺术。《毛诗·国风》郑氏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个说法把原始社会舞蹈与音乐的关系叙述得很正确，只是没有指出其总根源是劳动，是人类劳动生活中创造和发展出来的。原始社会既然有舞蹈，则音乐必随之而来。现在所能见到的原始社会的乐器，只有少量陶埙出土，其他情况所知尚少。

第五节　古史传说中的部落战争及氏族社会进一步解体

据我国古代传说[211]，大约在四五千年以前，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曾居住着许多部落和部落联盟。黄帝、炎帝等华夏部落居于黄河上游、中游，太皞、少皞等东夷部落居于黄河下游。南方的长江中游是苗蛮部落的根据地[212]。这些部落之间有时和平共处，有时又不断发生战争。

一、古代传说中诸部落居住的地域

传说黄帝氏族与炎帝氏族同出于少典氏和有氏，“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因而黄帝为姬姓，炎帝为姜姓[213]。两族的地望，可以从比较可靠的姜水所在推知。《水经注》“渭水”条下说：“岐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岐水在岐山的南面，今陕西岐山县的东面，就有西出岐山、东过武功、南入渭水的一条小水。炎帝的发祥地大概在今陕西的渭水上游，东可能到山西。关于姬姓氏族的地域，古代大都传说在陕西的东北部和山西的南部。两个氏族一直到后代历世都有婚姻关系。《周语下》说：“夫亡者岂繄无宠，皆黄、炎之后。”可见黄帝、炎帝成为世代婚姻的联盟部落，似乎是春秋以前的一致传说。

炎帝又名赤帝，《大戴礼记·五帝德》载黄帝与赤帝战于阪泉之野，而《史记·五帝本纪》则为轩辕（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记同一事，一作“赤帝”，一作“炎帝”，足证赤帝即炎帝。“炎”与“赤”古文字均从火，字形相近。《说文》“赤”字的古文即从炎土作“烾”。因而一人讹变为二人。

炎帝一支族名共工氏，《山海经·海内经》谓祝融出于炎帝，而共工又出于祝融，可见共工实为炎帝之族。其地域在哪里，从来说法不定。传说“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214]，而空桑和以共为名的古地名，大抵不出今山西、河南、山东三省相连之地。共工氏的地望，我们似乎可从中知其踪迹矣。

总之，黄、炎集团是北方的部落，居留之地，西到陕、甘，东与东夷部落交错，南与苗蛮部落为邻，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显赫部落。

东方有太皞（或作太昊）、少皞、蚩尤等氏族。传说春秋时风姓的任、宿、须句、颛臾等东方小国，都是太皞的后裔[215]，而“陈，太皞之虚也”[216]。陈在今河南淮阳县。这些都足以说明太皞是东方的部落。

关于少皞的传说，春秋时郯子曾自谓少皞是他们的祖先，并说少皞以“鸟名官”，有凤鸟氏、玄鸟氏、伯赵氏、青鸟氏、丹鸟氏，有祝鸠氏、鴡鸠氏、鸤鸠氏、爽鸠氏、鹘鸠氏等“五鸠”，还有“五雉”和“九扈”，共24种鸟。这大概是代表以这些鸟为图腾的24个氏族。

蚩尤也是东夷氏族，《逸周书·尝麦解》说：“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蚩尤既居少昊之地，那么他的氏族应该是在山东西南东夷所处之地。《盐铁论·结和》内说：“轩辕战涿鹿，杀两曎、蚩尤而为帝。”“两曎”即“两皞”，太皞、少皞也。可见蚩尤与太皞、少皞实为同一集团。

春秋时居住在淮水流域的东夷，有英氏、六、蓼和群舒。他们共祖皋陶、庭坚[217]。传说中的高阳氏的八子，实即八个氏族，其中有庭坚[218]。高阳氏、庭坚、皋陶都属古东夷系统。按照司马迁的说法，高阳氏就是颛顼，则颛顼的后裔祝融八姓也应为东夷氏族。传说“卫，颛顼之虚也”[219]。“郑，祝融之虚也”[220]。卫在今河南濮阳，郑在今河南新郑。颛顼、祝融原先在今河南，后世不知什么时候才南迁。

总的看来，古代传说中的东夷，居住的地方颇为辽阔，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山东、江苏、安徽以及河南中部以东的广大地区。其中有一支可能在商末周初从江苏、安徽逐渐沿长江西上，到达现在的湖北一带。东夷较早与黄、炎系统的部落融合，成为后来的华夏族。

最后，我们要讲居处在我国江、汉流域的苗蛮系统。

这部分古代氏族中最有名的是三苗氏，又叫做苗民。苗与蛮二字古通用，“苗、蛮二声当系阴阳对转，古字同音同意。”[221]所以，古时的三苗，可能就是后来的南蛮。古三苗的地望，《战国策·魏策》说：“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而《韩非子》佚文所记则作“左洞庭而右彭蠡”[222]。其他文献如《史记·吴起列传》、《韩诗外传》三、《说苑》中《君道》篇和《贵德》篇、《水经》湘水注和沔水注等，都作“左洞庭、右彭蠡”，和《韩非子》同。由此可知，《战国策·魏策》作“左彭蠡”、“右洞庭”，系颠倒无疑。

从吴起的话里可以推知，古三苗之所在，左面是洞庭，右面是彭蠡。古地理方向，多以面向南而分其前后左右。那就是说，前为南，后为北，左为东，右为西[223]。如此则三苗东面是洞庭、西面是彭蠡当无可怀疑。彭蠡见于《禹贡》，然《禹贡》之彭蠡在大江之北，并非今日江南的鄱阳湖。宋以来的经学家（朱熹、蔡沈、崔述、魏源、倪文蔚等），已经辨得很清楚。连《史记·封禅书》所记汉武帝浮江，自寻阳出枞阳过彭蠡之彭蠡也在江北，不在江南。所以，我们不能说现在的鄱阳湖是古彭蠡。大多数学者认为，古彭蠡当在大江北岸怀宁、宿松一带[224]。而洞庭又在这个地区之东。过去，笔者曾经考证这个洞庭是指江苏的太湖，决非指今日湖南的洞庭[225]。则古之三苗氏所在，大概不出今江苏、安徽的长江流域。

与苗蛮部落有密切关系的是祝融氏族。它虽然最早是在中原地带，但以后不但其后人成为南方集团的领导，而且每当提到它的名字时，很自然地会使人联想到它是南方氏族的象征。

《左传》说：“郑，祝融之虚也”[226]，即祝融原居河南中部的新郑县境。他的后裔分为八姓，即所谓“祝融八姓”。笔者曾考证过这八姓的散居之地，大约相当于今天河南的大部、河北南端的一小部及山东西南、江苏西北的一小部[227]。所以，这一氏族大概起于河南中部，后世东迁山东、江苏一带，再从江苏北部南迁于江苏、安徽间的古三苗故地，最后才沿江西上，停留在江、汉之间，楚国乃其后也。

由此可知，祝融氏族本来属于东夷系统，后来迁到南方的苗蛮地区。虽然他们不属于苗蛮集团，但由于其势力强盛，因而成了南方氏族的主要代表。

二、部落战争促使氏族制度益趋崩溃

古代传说中我国境内从西到东，从南到北，居住着许多不同的氏族和部落。他们平时各自生活在自己一定的空间地域，长期和平共处。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氏族和部落内部产生了财产的差别，各部落间逐渐形成了共同的利益，也产生了矛盾和冲突。氏族和部落内部出现了阶级分化，因而有了氏族和部落贵族。有些氏族、部落显贵已不满足于用正常的生产和经济剥削办法来积累他们的财富，在当时使财产迅速增长的一种有效手段是战争掠夺，于是，氏族或部落的贵族们便发动了意在掠夺财富的一系列战争。

较早的传说经常提到黄帝、炎帝联合，与东夷蚩尤的一次战争。不过，各种记载颇多矛盾抵触之处。大致是说：炎帝（即赤帝）族与蚩尤族发生冲突，炎帝族战败，求救于黄帝族。有的说这次与蚩尤作战的是炎帝族的一支——共工氏，战事不利，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致使“天柱折、地维绝”[228]，足见战争之激烈。最后，炎帝所有的疆域全失掉，不得已，“乃说于黄帝”[229]，即求救于黄帝族。于是黄帝“使应龙畜水”，用以淹没蚩尤的军队。蚩尤乃请风伯和雨师作大风雨，冲破了应龙的水阵。黄帝又请来旱神女魃，使天放晴。后来终于战胜蚩尤，擒杀蚩尤于冀州之野[230]。

从这些神话传说中我们可以推测，那次大战延续的时间一定很久。原始人类迷信巫术，他们作战时都采用念咒语、降神等迷信行为，这也是合乎情理之事。

蚩尤战败后，黄帝与炎帝之间又发生了一次战争。《史记·五帝本纪》说：炎帝“欲侵诸侯”，争夺盟主地位，而“诸侯咸归轩辕”。轩辕就是黄帝。黄帝乃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也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的说法。此后，以黄帝为首领的部落联盟便成为黄河流域最强大的部落联盟。

年代稍后的一次战争，是黄、炎集团与南方的三苗氏族的冲突。先秦的群经诸子谈到这次战争的很多。《左传》有“虞有三苗”[231]；《吕氏春秋》有“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232]；《墨子·非攻》所述稍详，谓三苗大乱，高阳乃命玄宫、禹征有苗等等。这次战争奠定了南北两集团胜败兴衰的局势。不过由于资料不多，除了知道三苗战败外，其他详情就都很茫然了。

这时已经到了氏族公社制的末期，族与族之间的冲突、战争，其性质已由过去的血亲复仇，转变为财产的掠夺。过去，氏族之间的血亲复仇起着巩固氏族团结的作用，而这时，战争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满足氏族显贵的财富掠夺，这就增大了氏族内部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所以，战争对氏族起到了瓦解的作用。战败的氏族往往丧失了一切，有的甚至全氏族成员沦为奴隶；战胜者所掠夺的财物、奴隶等，则落入氏族、部落酋长或军事首领的手中。这些显贵所掌握的财富和奴隶越多，权势越大，他们的地位越是超出一般氏族成员之上，距离本氏族成员就越远，最终分裂成统治与被统治两个对立的阶级。所以，部落战争的结果，是促使氏族制度进一步解体。

第四章　唐、虞、夏与先商——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上）

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是由于社会制度的转变，必须经过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一种社会制度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制度，不像刀切斧砍那样两段截然分明，而是有一个相当长的，含有前后两种社会因素、犬牙交错的过渡阶段。具体地说，就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的私有制、剥削、阶级和奴隶等新的因素都已出现，同时，旧的原始社会的若干原则仍在继续起作用，一直等到奴隶制的新因素增加到超过或者压倒旧因素时，社会制度才由量变转为质变，奴隶社会才算正式产生。所以，我们对社会性质的判定，固然要注意其量变的细节，更重要的却是看是否出现质变，不能把量变误认为质变。

我国历史上，自唐尧、虞舜、夏禹到商的前期，就是这个过渡时期。

第一节　唐、虞、夏的禅让制与军事民主选举制

一、尧、舜、禹的生活

我国古代传说中唐尧、虞舜和夏禹的时代，基本上还处在原始氏族制度的末期，那时社会生产力不高，个人的生产品大都仅足个人之所需，供他人剥削的剩余部分还不大。所以，当时的氏族酋长的生活情况，与普通人民无多大区别，酋长亦须在田中从事生产劳动。我们且看看尧、舜、禹当时的生活：

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铏。[233]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234]

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235]

（大舜）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236]

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237]

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238]

尧、舜、禹的卑宫室和亲自耕稼，实因当时是氏族公社制度，生产力低，产品贫乏，所以，他们虽身为酋长，仍与人民共同生活、共同劳作，在生活上与一般平民差距不甚显著。

二、禅让的传说

《尚书·尧典》和《史记·五帝本纪》等叙述尧、舜、禹时的王位更替，是实行一种“禅让”制度。据说唐尧不将帝位传给他的儿子丹朱，而咨询四岳（姜姓）。四岳推举虞舜为继位人。舜经受各种考验后，摄位行政。尧死，舜正式即位。舜也照样不传给他的儿子商均，而选出禹来摄行政事。舜死，禹继位。禹在位时，本来也不传其子启。当时众人举皋陶为继位人；不久，皋陶死，又举皋陶子伯益为继位人（似乎已有父死子继之意）。禹死，其子启夺伯益位自立，禅让制度至此废止。

《尧典》的著作时代不会早于春秋、战国，但其中一些术语和制度，合于甲骨卜辞的不少，可见其史料价值，不能忽视。其中关于禅让的故事，也见于孔子以来的诸子百家。尤其是儒、墨两家对此极为称道。首先看看儒家的记载：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239]

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240]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与之。……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241]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命也。[242]

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243]

尧授能，舜遇时，尚贤推德天下治……舜授禹以天下，尚德推贤不失序，外不避仇，内不阿亲，贤者予。[244]

墨子也盛道尧、舜的禅让：

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245]

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246]

战国末年韩非子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247]实际确如韩非子所言，儒、墨两家同称颂尧、舜的禅让，不过，都是根据自己思想的本体去推衍其内容。儒家主张仁政，所以说他们之所以实行禅让，是为民求贤。墨家主张节约，提倡生产，所以特别强调其亲身参与劳动，与平民无别。这都是借尧、舜禅让的故事，以证实其学说的正确性。

战国时其他各家，如道家[248]、法家[249]、杂家[250]等，亦莫不皆有关于尧、舜禅让的记述。可见尧、舜的禅让制度，是晚周人一致的传说，必有部分史实根据，而不会完全出于向壁虚造。

但是，尧、舜、禹的“王位”为什么不像后世帝王那样，以自己儿子作为继承人，而是这样大公无私地让位给其他的圣贤呢？后世儒家说什么由于尧、舜、禹是“圣人”，其子丹朱、商均为人不肖，故传贤而不传子。我们今天对这种说法绝对不能轻易相信。从社会发展的规律上看，当时还属于原始氏族社会，生产资料是公有制，人们的私有观念还比较缺乏，把首领的职位视为绝对私有的想法还未产生。当时固然已是父系氏族社会，并且已经到了末期，但是，过去母系氏族社会的一些旧传统不是一下子就能铲除干净的。在母系氏族社会里，儿子属于他们的母亲的氏族，儿子与父亲不属于同一个氏族。父亲的财产或职位，当然不能传给异族的人。父亲死后，其财产和职位只有另从父亲的氏族内选举继承人了。所以，各地母系氏族社会里，酋长的更替都是通过氏族成员民主选举产生，而不可能实行传子。尧、舜、禹是在父系氏族社会时代，可是这种旧传统仍在继续。这就是古代传说中“大同”社会的“选贤与（举）能”[251]的制度，也是传说中的“传贤”或者“禅让”制度。

三、篡夺的传说与“天下为家”的产生

在原始氏族制的末期，部落战争已具有掠夺财产的性质。当时有一些军事首长或氏族部落首领的权力和财富迅速增大。他们逐渐由氏族成员的公仆，变成为特殊的显贵。首领职位的继承已不再是氏族会议民主选举产生，而多少是由首领利用职权，把占有的职位当成私产，设法辗转地传给自己的儿子。恩格斯分析这种情况时说：

掠夺战争加强了最高军事首长以及下级军事首长的权力；习惯地由同一家庭选出他们的后继者的办法，特别是从父权制确立以来，就逐渐转变为世袭制，人们最初是容忍，后来是要求，最后便僭取这种世袭制了；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奠定下来了。[252]

恩格斯的这种分析完全符合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的情况。

尧、舜、禹禅让的传说，恐怕正是处在这个由民主选举到王权世袭的过渡阶段的产物。因而，周、秦诸子虽然大都认为尧、舜、禹是实行禅让制，可同时在晚周人中间也流传着与此完全相反的“篡夺”的传说。如《韩非子》就有这样的记载：

奸臣愈反而说之曰：古之所谓圣君明王者，非长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构党与、聚巷族，逼上弑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因曰：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253]

尧为人君而君其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254]

关于“舜逼尧”，又见于战国时人所写的史书《古本竹书纪年》：

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255]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256]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57]

从《山海经·海内南经》称尧之子为“帝丹朱”，可证尧之子丹朱曾一度继父位为帝。总之，《韩非子》、《竹书纪年》、《山海经》中所引的这些传说，都反映尧在末年把酋长职位传给儿子丹朱，而有势力的有虞氏舜，借口尧破坏了民主选举制，把尧囚起来，又放逐丹朱，把最高领导权篡夺到自己手中。舜临死前也想把酋长职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夏禹也借口不能破坏旧传统，逼迫舜把酋长职位让给他。夏禹最后终于占据了这个最高职位。

关于尧、舜、禹职位的继承是“禅让”还是篡夺，周末同时流传着这样完全相反的两种传说，到底哪一种说法正确或者更接近于事实呢？我们认为两种说法同时并存的事实，正是部落酋长由“传贤”制转变为“传子”制过渡阶段的真实反映。两种对立的传说，可能都有几分事实根据。尧、舜、禹处在这两种制度转变的过程中，民主选举的旧传统“禅让”制虽然仍在执行，但是，这些酋长都已经视其职位为私有，都想传给自己的儿子。另外一些显贵，则利用氏族民主选举的传统，作为进行夺权的借口。一旦夺取成功，又效法他的前任，把职位传给自己的儿子。每经过这样一次反复，传统的氏族民主选举制就进一步遭到削弱。而父子相传的世袭制就是在这种反复的斗争中逐渐产生和加强的，人们逐渐感觉到“选贤与（举）能”、“天下为公”的旧制度已经过时，于是，“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天下为家”[258]的新时代终于正式出现。

第二节　传说中的夏王朝

一、夏王朝的开国

唐尧、虞舜和夏禹基本上都还是由氏族民主选举选出的领袖。夏禹和唐尧、虞舜所不同的是：唐尧、虞舜至少在形式上还是执行着民主选举这一古老的制度，而夏禹则经过一段曲折斗争的过程，最后传子制战胜传贤制，因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

关于夏王朝，古籍上叙述的史实不多。但至迟在周初就有人说过：“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259]又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260]足证西周人认为周以前有殷，殷以前有夏。这应当是无可怀疑的。汉司马迁作《夏本纪》，所载夏世系十七君十四世，世系分明；并且所列诸王名，竟与数百年以后晋人在汲冢所发现的战国时人所撰《竹书纪年》记载的大致相合，可见司马迁作《夏本纪》一定是有所根据的。所以说，中国历史上确实有一个夏代，是不容置疑的。

过去有些疑古学派的史学家，往往对夏代的全部传说一概加以怀疑，这种做法，现在看起来是不妥的。又有人疑禹与夏无关，然《墨子》已有“夏禹”二字连用之词[261]。足证禹为夏祖的传说，出现得很早。

传说夏部落是由包括夏氏族在内的十多个氏族联合发展而来的。其活动地区，西到今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东至河南、河北和山东三省交界的地方，与我国其他氏族部落形成犬牙交错的局面。据说在唐尧、虞舜为部落首领时，黄河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水，大地一片汪洋，人们没有住处，扶老携幼，东西游荡，十分艰苦。这时，舜派禹去治理洪水。据说禹在治水期间，“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卑宫室，致费于沟洫”[262]。最后，他领导民众用疏导的方法，终于把洪水治平，立了大功。由于当时已是氏族公社制的末期，禹在他个人声威上升当中，拥有了驾于群众之上的特殊权力。他利用获得的威望和权力，继承舜，当上了部落酋长。在他任酋长期间，又打败了南方的三苗[263]。这一显赫的战功，进一步加强了他的地位。

禹之子为启，晚周文献多有记载。不过，关于启继承禹的传说很不一致。有的说禹当时曾举荐皋陶为继承人，皋陶先卒，又举其子益为继承人，可是禹死后，人民“不归益而归启”[264]；有的说禹的继承人是益，后来“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265]；有的说禹死后，其子启继位，“益干启位，启杀之”[266]。这些都是周末人所记，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公天下”变为“家天下”，是自启开始的。这是古代一大变局。

这个时候在经济方面虽然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引起了“职位”私有的观念，不过旧的“禅让”的传统习惯为启所破坏，一定会有很多思想保守的人起来反对，经过较长时间的动乱，而后安定。据说当时有扈氏就“仗义”起兵，反对启破坏旧制，因而展开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也就是“传贤”与“传子”的斗争。结果，启战败有扈氏，罚有扈氏做牧奴[267]。

关于这段历史，各书所记颇有分歧。《尚书》有《甘誓》一篇，即记征伐有扈氏，大战于甘而作的誓师辞。从文字很平易这点来看，可知决非夏代的作品。并且有扈究竟是谁？征有扈氏的是夏王朝的哪一个王？扈和甘两地到底在何处？自古即无定说。今文家谓有扈为义而亡，并谓有扈是启的庶兄[268]；古文家谓有扈为姒姓，并谓有扈为无道国[269]。有的说《甘誓》是禹伐有扈[270]；或以此篇为启伐有扈而作[271]；或以此篇为夏之相伐有扈而作[272]。扈地，旧注疏家多谓在扶风鄠县[273]，即今陕西户县。并说甘在有扈南郊，又引《说文·邑部》及《汉书·地理志》扶风鄠县有“扈谷”、“甘亭”为证[274]。这些说法仅系猜测，并无实证。但较古的文献《左传》以“扈”为夏异姓诸侯，而东夷少昊族有“九扈”[275]，有的学者认为此即“有扈”。“扈”亦作“雇”[276]，作为地名见于甲骨文，亦不会西至陕西。

由此可见，由于没有夏代原始史料流传下来，对夏史出现一些传闻异词是毫不足怪的。根据顾颉刚、刘起釪对《甘誓》篇的研究[277]，与有扈氏作战的是启而不是禹。有扈氏不是夏的同姓部落，而是异姓的东夷少昊族的“九扈”。“扈”就是殷代的雇，在今郑州北原阳一带。“甘”在今洛阳西南。这一说法与传说中夏族活动的地域及发展的路线暗合，是个较妥当的看法。

总之，启战胜了有扈氏，才使夏代的传子制真正巩固下来。传子制的产生是从父系氏族社会开始的。因而，有了传子制，并不等于原始公社制的解体与消灭。不过它表明在“氏族内部已经有了特殊的显贵家庭底最初萌芽”[278]。也可以说是原始公社解体的一个先行步骤。夏王朝和传子制几乎是同时产生的，处在这样一个父系氏族社会刚开始解体状态的夏代，对其社会发展阶段决不能估计过高。我们称夏代为“王朝”是习惯用语，“王朝”不代表阶级社会。现代史学家大多认为夏代已正式进入奴隶社会，我们感觉到这种说法是值得怀疑的。

二、夏王朝的历史传说及夏代的社会性质

夏王朝自禹和启建立了传子制，于是禅让制终止，出现了夏王朝父子相继的各代世系。司马迁所作《夏本纪》列有十七王的名字，事迹记得很少，大概是只根据《世本》和《谍记》两种材料写成的[279]。晋时出土的《竹书纪年》所列之夏世系，与《夏本纪》所记大致相同。《世本》、《谍记》和《竹书纪年》都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学者辗转传抄，于是出现了一些分歧。下面，我们根据《夏本纪》所记夏王朝的点滴史迹，略作说明。

据说启死后，继位的是太康、仲康等兄弟五人。《史记》称：“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尚书》中之《五子之歌》已亡佚[280]。所说的“昆弟五人”，《楚语》作“五观”，《墨子·非乐》作“武观”。于是后人有谓“五子”即“五观”[281]，亦即“武观”[282]。其实谓“五子”为“五观”尚可，谓“五子”为“武观”则不可，因《墨子》所说的“武观”似为书名，不是人名。

太康失国的原因，孔安国谓其盘于游田，不恤民事，为羿所逐，不得返国[283]。夏初，游牧经济一定尚处于重要地位。这从后来殷代卜辞中卜猎之多，可以想见在商以前的夏初，游牧、田猎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一定更大。所以，田猎是当时正当的生产活动，不会构成失国的原因。

《史记》又称太康死，弟仲康立。仲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曾往征，并作《胤征》誓师词。《胤征》篇久亡，内容不可详知[284]，而其羲和乱日，则今古文经说相同。伪《古文尚书》有：“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历史上这次日食到底有没有发生？发生在哪年哪月？均无从考定。唐人始明著其事为仲康五年癸巳岁九月庚戌朔日蚀[285]。此又由伪《古文尚书》推演而出。《汉书·律历志》、《晋书·天文志》都未载此日蚀事，可见唐以前尚无此说。而一些中外学者却根据伪《古文尚书》研究这次日蚀，提出了七八种不同的具体日期，也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其中持公元前2137年10月22日或公元前2165年5月7日两说的人较多[286]。但由于所根据的是伪书，所以这些研究可以说毫无价值。

夏代在太康、仲康、相及少康时，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夏与东夷的斗争。东夷自古居住在今山东全省、江苏北部、安徽东北角、河南东部一带，即所谓太皞、少皞之后。他们的姓氏传说有风、盈、嬴、偃等。《论语》有“九夷”之称。有夏一代长期与他们进行过战争。奇怪的是司马迁写《夏本纪》对此却一字未提。所以，《索隐》、《正义》及《左传疏》都讥太史公此处的疏略。这件史实存在于《左传》（襄公四年、昭公二十八年、哀公元年），《楚辞》（《离骚》、《天问》），《论语》（《宪问》）诸书所载故事中。根据故事传说，夏的太康天天宴饮游乐，不恤民事，引起人民的怨愤。这时，东夷有穷氏的酋长羿知道人民不拥护太康兄弟，就取而代之，“因夏民以代夏政”[287]，当了夏族的首领。可是为时不久，羿也因荒于田猎，被其大臣寒浞所杀，寒浞占有了羿的妻妾和家业。

后来夏的仲康及其儿子相逃奔同姓部落斟寻与斟灌（今河南巩县西南一带），寒浞来攻，灭相。幸喜相妻后缗方娠，逃奔母家有仍氏（河北任县），生子少康。少康年长，做了有仍的牧正，又被寒浞所逼，逃奔到有虞氏（河南虞县），虞君妻以二女，叫他在纶邑经营。少康后来终于纠合同姓氏族，将寒浞灭掉，恢复故土。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少康中兴”。这次夷夏之争，至少有好几十年，夏王朝经过了三世，其斗争，在那时来说，是相当激烈的。

上面这段故事，当然也跟其他传说一样，其中包含着一些后人附会的成分，甚至还杂有神话传说。但是，其中一定含有真实的历史。首先是启以下还是兄弟相及，这可以说是母系氏族社会的残遗。其次，羿是夷族，他可以当夏族的首领，好像成了部落联盟的酋长。但这要获得夏民的同意，所谓“因夏民以代夏政”，足见当时人民还有很大的民主权力。其三，寒浞被其父所逐，羿将他收留下来[288]，这是氏族社会中收养义子的习惯。寒浞既是作为羿的本氏族成员之一，所以他可以“篡”羿之位。因为被收留的义子，其权利与本氏族成员完全平等。他的篡位还是在“外内咸服”的条件下进行的。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窥见夏代的原始公社制虽然正处在逐渐崩溃之中，但还保留着原始氏族社会基本的民主权利，其社会性质还应划入原始社会。夏代的农业生产大概有很大发展。传说禹这个尚未脱离生产劳动的酋长，曾大力倡导农业，“躬耕而有天下”[289]，“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290]。又“尽力乎沟洫”[291]，变水灾为水利。传说夏时已知造酒[292]。酒是由谷物制造的，酒的出现，也可说明农作物的产量已大大提高。

少康以后传六世到孔甲，据说他好鬼神，事淫乱，诸侯多叛。又传三世就到了夏的最末一代桀。据说桀是一个有名的昏君，后世几乎把古今所有恶事都推在他的身上。当然其中必有附会不实之词，但他不是受人拥戴的氏族首领则可断言。据传说，人民诅咒桀早死，桀听了，笑着说自己是天上的太阳，太阳什么时候死，他才死哩[293]。夏民于是指着太阳骂他说：“你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破灭呀？我们情愿跟你一同死亡！”[294]这说明夏末氏族首领职务已在转化为统治权力，一族之长高于一切人之上，已经以统治者自居，甚至自比为永不灭的太阳。不过，桀的罪恶只限于夏邑，与别国或别的氏族没有多大关系，更无关于天下。这时东方与夏并存的商氏族的酋长汤，利用夏民恨桀的心理，率众起而灭夏。《易》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可见，夏代已处在氏族社会的崩溃阶段。

有关夏代历史，还有两件事自古聚讼，未能解决：

一事是禹都所在，《诗经》、《尚书》、《左传》、《史记》内均无明确的记载。后人所举有多处：一为阳翟[295]；一为平阳或安邑或晋阳[296]。周末人所传，一为阳城[297]，一为晋阳[298]。从周初封唐叔于夏墟，并“启以夏政，疆以戎索”[299]来看，周初人认为在今山西省的晋国为夏之本土。

旧说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此皆根据应劭、皇甫谧之说[300]，古书并无明证。但考《夏书》佚文有：“惟彼陶唐，率彼天常，有此冀方。”[301]陶唐即尧[302]，而河内曰冀州[303]，即指今山西省地。唐尧既居此，唐尧、虞舜、夏禹实行王位禅让制，则夏禹初年亦当居此同一区域为是。

综合诸种说法，则禹都当在今山西境内，似无可疑。不过，到夏代末世，则夏都确已迁至河南河、洛之间（详见本章第三节“考古发掘与夏文化”）。大概夏代初期在山西南部，后来向南、向东发展，于是从山西进到河南省的洛阳一带。

再一事即夏代的历年问题。《古本竹书纪年》一说夏代“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304]，可是又说夏年多于商[305]；《左传》则说商年多于夏[306]。这些都是周末人的记载而分歧如此。如果夏年多于商年，则夏年当不止471年，因《古本竹书纪年》谓商用岁496年[307]。又考汉人或说夏400余年[308]，或说夏432年[309]，可见夏代的精确年数久难考定。从禹到桀大概经历了400多年，以公元计算，有夏一代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到前16世纪之间。

三、传闻中的夏时

夏代劳动人民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逐渐积累了天文、历法方面的知识。春秋时孔子主张“行夏之时”[310]。大概夏代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已有了简单的历法。现在乡间所流行的阴历名“夏历”，是以月亮环绕地球一周为一月，以十二个月为一年，五年二闰。其所分月份是以月亮的盈亏为准。农民不必计算，一望而知时日。古埃及人也是以一个新月到第二个新月来计算一个月的时间的[311]。夏历对古人来说，不失为一种较便利的历法。

夏　世　系　表

这种“夏历”在西周时确乎存在，如《诗经·豳风》中各诗、《竹书纪年》和《左传》中之晋地即均用“夏历”。这种以建寅之月为岁首的古历，可能多少保存着一部分夏时的历法。

《大戴礼记》中有一篇《夏小正》，由“经”和“传”两部分组成，按十二个月，分别记录各月的物候、气象、星象等。旧说认为这就是夏时的历法。其中“经”部分大多是二字、三字或四字为一独立句，文句极为简奥，其行文不似战国以来的文体。从其所透露的历法上看，只将一年分为十二个月，既无置闰痕迹，又无四时分别，在五月记“时有养日”，在十月记“时有养夜”。什么叫“养”？其“传”解释说，“养者长也”。“经”中此语，谓五月里有白天最长的一天，十月里有夜间最长的一天。这与《礼记·月令》中仲夏之月“日长至”（夏至），仲冬之月“日短至”（冬至），意义是相同的，只不过十月“养夜”比“日短至”（冬至）早了一个月，没有《月令》精确。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夏小正》虽然还没有提出历法上的“二至”，但已有了“一种雏形”，这“说明了《夏小正》产生时代的古老；说明它还只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观象授时的历法”，又说“《夏小正》成书的时代可能是商代或商周之际”[312]。这个结论虽然证据还感薄弱，但是，我们觉得这个看法是合理的。因之，《夏小正》400多字的“经”和时代稍后的“传”，都成为我们研究先秦史，尤其是古历法的重要文献。

第三节　考古发掘与夏文化

夏的历史由于没有同时代的文献记载，长期以来只能停留在传说阶段。对于这些片断的历史传说，如何进一步地深入理解和证实，我们认为唯一的途径，只有通过地下的考古发掘，把实物资料与传说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研究，才能解决。

自1959年夏徐旭生先生到传说与夏有关的地区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中部一带调查“夏墟”以来[313]，已发现和发掘了包括河南省偃师二里头、巩县稍柴、登封告成、临汝煤山和山西省夏县东下冯在内的百处以上的二里头类型文化遗址，从地层年代上看，基本上补齐了从河南龙山文化到商代二里岗期文化中间的缺环。这就给商以前的“夏文化”的探索工作提供了物质条件。

一、夏族活动的地域

所谓夏文化，主要是指夏族人在商汤灭夏以前的历史发展阶段中所创造的文化。这首先牵涉到夏族所处的地域和夏代的绝对年代问题。关于夏代的年代，一般都认为约在公元前21到前16世纪。这个说法问题不大，可以不论。至于夏族人活动的地域，见诸史籍者甚多，主要的有下列数地：

夏墟《左传》定公四年：“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可见，西周初晋之封国即夏之本土，极为明白。

大夏《左传》昭公元年：“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成王灭唐，而封太叔焉，故参为晋星。”大夏、夏墟，有的说在晋阳，有的说在翼（杜预、顾亭林、全谢山所说各异）。笔者曾考证大夏在平阳，即今之临汾[314]。不管是哪一说，均在今山西汾水流域，这是一致的。

郩《左传》僖公三十二年：“郩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以避风雨也。”杜注：“郩在弘农渑池县西。”

帝丘《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卫迁于帝丘……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公命祀相。宁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卫之罪也！”帝丘，杜注：“今东郡濮阳县。”

东夏《左传》襄公二十二年：“晋人徵朝于郑，郑人使少正公孙侨对曰：‘……间二年，闻君将靖东夏。四月，又朝以听事期。’”杜注：“谓二十年澶渊之盟，先澶渊二月往朝，以听事期。”澶渊所在，杜注：“在顿丘县南，今名繁汙，此卫地，又近戚田。”卫为东夏，则夏之本土当在卫地之西[315]。

伊、洛《周语上》：“幽王二年，西周三川震。伯阳父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伊、洛之于夏，犹西周三川之于周，河之于商。可知夏桀亡时，夏都在伊、洛附近。《逸周书·度邑解》：“自雒汭延于伊汭，居易勿固，其有夏之居。”《史记·吴起列传》：吴起说：“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据此以证夏之末年必在伊水、洛水之间。

崇山、有崇《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位于耹隧。”《周语下》：“其在有虞，有崇伯鮌，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韦昭注谓崇，崇高也，即嵩高。《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云：“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即崇国殷末当在渭南。《左传》宣公元年云：“晋欲求成于秦，赵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赵穿侵崇，秦弗与成。”然则，在春秋时晋、秦界上犹有以崇为号之国。徐中舒的《再论小屯与仰韶》即谓：汉弘农郡，今嵩县附近地。古嵩、崇本是一字。《周语上》所说的“融降于崇山”即嵩高山，足证夏族地处嵩山一带。

斟寻、斟灌《古本竹书纪年》谓太康居斟寻，相居斟灌[316]。清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旁征博引证斟寻在河南伊、洛附近。《水经注·巨洋水》引薛瓒《汉书集注》：“按《汲郡古文》：‘相居斟灌’，东郡灌是也。”

据以上各书所记夏地，连同前所考禹都（见本章第二节），可知夏之区域包括今山西省南部（即汾水流域），河南省西部、中部（即伊、洛、嵩高一带），东可以达豫、鲁、冀三省交界的地方，西到渭水下游。在这一地区考古发掘所发现的新石器遗址有：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类型的文化。这个地区的这三种文化，必然成为我们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

二、所谓“河南龙山文化”应包含多种不同类型的文化

195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了发掘，又继续不断地在河南中部、山西南部发现了不少这种类型的文化遗址，并对二里头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及其与夏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和研究。目前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是夏文化。

第二种，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的一、二期是夏文化。二里头文化的三、四期为早商文化。

第三种，二里头第一、二、三、四期文化都是夏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不是夏文化。

第四种，二里头文化是先商文化，时代上虽然相当于夏代，但不是夏文化。

第五种，二里头文化的前三期是夏文化，第四期是早商文化。

要考查这五种看法哪一种正确，首先必须解决如何正确认识所谓“河南龙山文化”的问题。

典型的龙山文化是指分布在今山东省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一种文化。后来在中原各省都发现了这种类型的文化遗址。于是考古工作者按不同地区而分为山东龙山文化（即典型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山西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河北龙山文化、湖北龙山文化等等。这种命名方法非常笼统，并且是很不科学的。所以，有的学者指出：“龙山文化一辞似乎已超出了考古学文化的范围，而有点历史阶段的意味了。”[317]因为各地区的所谓“龙山文化”，其内涵极其复杂，各有其特点，虽然在时间上可能同时，不见得就是一种文化。吴汝祚就曾明确地说：“这些所谓龙山文化的不同类型，在文化面貌上各不相同，在发展关系上，来龙去脉也各异，不能作为同一个文化，而应该区分为不同的文化。”因而对其中的“河南龙山文化”一词避而不用，代之以“后岗第二期文化”这一命名[318]。我们认为这种论点和做法是很有见地的。

“河南龙山文化”固然与山东、河北、湖北等省的龙山文化不同，就是仅以河南地区而论，也同样不会是单纯的同一氏族的文化。河南这个地区，从来就是多种氏族、部落、民族争逐、杂居之地。尽管各族文化由于互相渗透，存在着明显的共性，但这只能说明在它们之间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而不能说它们属于同一族人的共同体。它仍在各自的一定地区内，按着客观法则和各自的社会关系、文化系统向前发展。为了研究当时各族之间的联系，对它们之间因互相影响而出现的共性固然应当重视，但更重要的是应当注意到它们各自的特性，才能看出它们是属于多种氏族、部落的不同文化。

考古界有的研究者由于只注意它们的共同性，所以把这些不同氏族、部落的多种不同的文化，统名之为“河南龙山文化”。这个笼统的命名，对学习中国古代史者是不妥当的，因为它很容易使人产生错觉，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了，似乎在河南地区只存在着一种单一的原始氏族共同体，这是与历史的真实性不适合的。

已经有一些学者注意到河南龙山文化之中存在着不同的特征。如豫西和豫中的龙山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而豫东与豫西相比，豫东的龙山文化较接近山东龙山文化[319]。所以，河南龙山文化中，有的可能来自山东典型龙山文化，有的来自仰韶文化，有的来自其他源头。有人根据陶器的陶质、制法、纹饰、器形等方面的特征，把河南龙山文化分为四个不同的类型：

第一，三里桥类型：豫西、晋南和关中东部的后岗二期文化，以三门峡市的三里桥遗址为代表。

第二，煤山遗址类型：颍水上游地区，以临汝煤山遗址第一期文化为代表。

第三，王油坊类型：豫东地区，以永城王油坊遗址为代表。

第四，大寒类型：豫北、冀南地区，以安阳大寒遗址为代表[320]。

河南龙山文化分成这四个类型是否正确？当然还需要田野考古进一步证实。但是，根据现有的材料看，在河南龙山文化中确实存在着不同的类型。不同的类型应有其不同的来龙去脉，每种类型代表一个共同体。

河南龙山文化包含不同的来源，我们结合历史上中原地区古代民族的情况看，这几种类型，有的可能是夏文化，有的可能是先商文化，有的可能是先周文化，有的甚至可能是其他少数族的原始文化。所以，有的认为河南龙山文化就是夏文化，有的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是商文化或先商文化，这种不加分析、以偏概全的说法，都是不妥当的。正确的提法应当是：河南龙山文化中的一支可能是夏文化。

三、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

考古工作者为了探索夏文化，大多把注意力集中到偃师二里头遗址。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工作和探索的范围逐年扩大，发现这个文化层堆积形成一种比较典型的文化[321]，普遍存在于豫中、黄河南岸、陕县、荥阳、郑州，洛水、伊水流域的洛阳、偃师、巩县、宜阳、临汝、登封、嵩县等地，以及山西西南部永济、汾河下游一带。二里头文化，从时代上看，一般来说介于典型的龙山文化和商代前期文化之间。根据已经公布的材料，考古工作者将偃师二里头遗址分为四期。第一期，陶器以夹砂黑陶和泥质黑陶居多，灰陶较少，纹饰以篮纹为主，陶器以平底为主，盆、罐等器物在形制上与典型龙山文化基本相同。其绝对年代，根据对属于第一期的蚌片所作的碳14的测定，距今为3585±95年（公元前1620±95年），树轮校正年代范围是公元前2080—1690年[322]。第二期，灰陶增多，磨光黑陶减少，纹饰以细绳纹为主，篮纹减少。第一、二期都不见有较粗的绳纹。第三、四期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黑陶进一步减少，粗绳纹出现，篮纹几乎绝迹。器形同郑州二里岗期商文化常见的同类器物已很接近。尤其是第四期中，这种陶器的数量更多，形制同二里岗期的同类器物更趋一致。在第三期中还发现大型的宫殿建筑和少量的青铜器。其绝对年代，经碳14测定为距今3210±90年（公元前1245±90年），树轮校正年代范围是公元前1590—1300年，相当于商代早期。这一期的文化面貌，也基本上是商代文化的特征[323]。

在二里头遗址中，第一、二期与三、四期有显著的差异：第一、二期未发现铜器，而第三、四期已进入青铜时代；第一、二期文化接近由仰韶文化过渡而形成的一支河南龙山文化，可是第三、四期则接近二里岗期的商文化。第三期遗存中既有以第一、二期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又有新出现的鬲、簋、斝、卷沿圜底盆、大口尊等陶器。这种类型的陶器，是二里岗期商代文化的特征。

那种认为二里头第一、二、三、四期文化都属于夏文化，或者说都属于商文化的观点，对于第一、二期与第三、四期在文化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点，是无法解释的[324]。所以我们推测，二里头遗址第一、二期与第三、四期可能是两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偃师是夏族、商族共同活动过的地域，从绝对年代看，二里头第一、二期基本上处在夏代及夏代末年范围之内（夏代纪年为公元前21—前16世纪），而第三、四期则基本上处在商代的早期。我们已知第三、四期的文化接近二里岗的商文化，可能就是早商文化。第一、二期既然与第三、四期在文化内涵上有显著的差异，则第一、二期不会是先商文化，从时间和地域考虑，可能是夏文化。

有的研究者还注意到二里头遗址的第三期（有的说第二期）出现两种文化因素并存的现象，认为原来在这里发展着的以第一、二期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到第三期突然又出现外来的一个新的、强大的、接近二里岗商文化的因素[325]。这种现象的出现，只能以商汤灭夏这一政治变革才能解释清楚。从这一点看，那种认为二里头前三期是夏文化，第四期才是早商文化的说法[326]，也显得不够妥当了。在夏代末年，伊、洛附近的洛阳、偃师一带为夏王朝的政治中心。夏桀时，东方兴起的商族西向灭掉夏之与国韦、顾和昆吾，最后驱逐夏桀，建立了商朝。这时可能正当二里头遗址的第二、三期，在文化上自然会出现夏、商两种文化因素并存的现象。这就是说，二里头遗址第一、二期是夏文化，第三、四期是早商文化。

四、夏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关系

有人主张仰韶文化是夏文化，过去笔者也赞成这一说法。可是后来在河南地区发现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的遗址越来越多，清楚地表明仰韶文化与夏文化之间，从时间上看，还有一段距离。早在1931年在安阳后岗的发掘中，就发现商文化层压在龙山文化层上面，而龙山文化层又压在仰韶文化层上面，可见龙山文化是早于商而晚于仰韶文化。1956年到1957年陕县庙底沟的发掘，证明这里的第二期文化属于“河南龙山文化”早期，并且可以看出由仰韶文化发展到“河南龙山文化”的过渡过程。那末，紧接商之前的夏文化，就不会是仰韶文化了。

前面我们已经论证了二里头遗址的第一、二期可能属于夏文化，而第一期有浓厚的“河南龙山文化”色彩。所以，二里头文化的来源，可能就是“河南龙山文化”的一支。通过1970年在河南临汝煤山遗址的发掘和1975年到1976年对洛阳矬李遗址的发掘，这种可能得到证实。

临汝煤山遗址的调查和发掘，最大的收获是找到了“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类型文化的重叠层。这个遗址基本上可分为三期：第一期属于“河南龙山文化”的范畴，可能晚于郑州王龙山文化，而早于偃师二里头遗址的第一期，从而填补了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一期与“河南龙山文化”之间的缺环。煤山第一期也系由“河南龙山文化”到二里头一期文化的过渡类型。第二期属于二里头文化的第一期。第三期为二里头文化的第二期[327]。这就证实了二里头类型文化是由“河南龙山文化”直接发展而来的。

洛阳矬李遗址的发掘，考古工作者认为虽然表层保存得不好，但根据地形，台地从下至上其文化层可分为五期：第一期为仰韶文化。第二期与郑州王遗址的“河南龙山文化”相似。第三期与煤山遗址第一期相似，同属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第四期与二里头遗址第一期和煤山遗址第二期为同时期的文化。第五期与二里头遗址的第二期属于同一时期[328]。

这几个遗址所反映的连接关系，不仅再次证实了二里头类型文化是由一支“河南龙山文化”发展来的，同时也弄清了矬李遗址的文化是由仰韶文化到“河南龙山文化”，再到二里头类型文化，三者是连续发展的。二里头第一、二期属于夏文化，从绝对年代上看，“河南龙山文化”一支的晚期当然属于夏文化的范围，再往上推，处在山西南部和河南中部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的中期、早期和仰韶文化，可能是“先夏”的文化了。因此，说仰韶文化是夏文化不正确。可是，说它是夏王朝以前的夏人的远古文化，可能是正确的。

五、二里头第一、二期遗存所反映的夏文化

根据前面的讨论，二里头类型的第一、二期文化可能是夏文化。现在就从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一、二期遗存和与此同类型、同时期的洛阳矬李遗址的第四、五期的遗存，对其所反映的夏文化进行探讨[329]。

二里头遗址和矬李遗址位于洛阳平原，紧邻洛河、伊河，东和西两面是较低的平地，南面有高耸的嵩山，北面有绵亘的邙山。两遗址都处在两山和两河之间，土地肥沃，宜于人类居住和生活。

从生产工具的品种和数量上看，当时的社会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农业生产工具有石斧（两面磨刃，中间钻孔）、石铲、蚌镰、玉铲、石凿等，还有少量的骨器。生活用具有陶鼎、陶罐、陶盆、陶甑、陶尊、陶簋、白陶鬶、泥质灰陶盉、灰陶豆等。这些原始生活用具，与古文献中有关夏代生活的传说是相符的，如说夏禹曾亲身耕种[330]，并说当时已会造酒[331]。可以推测当时的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

我们认为可能是夏文化的遗址中，有两个现象必须注意：一个是没有发现铜器，另一个是没有发现文字。

二里头第三期中出现的铜渣、坩埚片和铜镞、铜凿、铜刀、铜锥、铜鱼钩等，经鉴定，属于青铜。据我们的看法，二里头第三、四期是商的早期文化。所以，这只能证明商族老早就进入了铜器时代。可是，属于夏文化的二里头第一、二期则不见一点青铜器的影子，甚至连红铜也不见。宋以来所著录的和一直到近年所出土的铜器颇多，至今还没有一件能确定为夏器。因此，我们认为夏族可能尚未进入铜器时代（但并不排除有可能由同时的先商的商族传入一些青铜器）。文献传说夏代铸鼎于昆吾[332]，又有夏代“贡金九牧，铸鼎象物”[333]等等记载，未必可信。

至于夏族是否已经发明文字，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墨子》称《尚书》首《夏书》[334]。但是，群经诸子所引的《夏书》逸文及现存之《禹贡》、《甘誓》等，绝不似周以前之作品。明人所传《大禹岣嵝碑》（旧称在湖南衡山），宋人所传之《夏琱戈》、《夏带钩》等[335]，也决不是夏代文字。所以可以说，确切的夏代文字，至今从未发现过。我们倾向于夏族在当时可能还未行用文字这一看法。虽然同时代的先商的商族人已经有文字了。

第四节　商族的兴起和先商的社会阶段

一、商族的来源

灭夏的商族最初在哪里活动？商族的来源，在文献上可征信的史实不多。我们只能根据有关商族的传说和考古收获来研究这个问题。

商族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部族。据《史记·殷本纪》的记载，商族的始祖契大致与夏禹同时。相传他曾跟禹一同治水，被舜任命为“司徒”，说明当时他们共处于一个部落联盟中。传说契的母亲简狄，“见玄鸟堕其卵”，遂“取吞之，因孕生契”。这种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说明商族当时也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经历过漫长的母系氏族社会阶段。大概在契时，商族开始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契以下的世系是按父系排列的。从契至大乙（即汤）传了14世。到汤时，才完成了灭夏的事业。史称：“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336]。汤以前的先公时期，大体上相当于历史上的夏代。从汤至最末的王帝辛，即历史上的商王朝。《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自契以来的先公先王，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基本上都得到了证实。

众所周知，安阳是考古界所公认的盘庚以后的殷商都城，晚商文化即以安阳小屯的殷墟为代表。1954年在郑州市人民公园发现了相当于殷墟的晚商文化层，叠压在二里岗期文化之上的地层关系，又确定了二里岗期商文化早于殷墟期的关系。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一、二期文化属于夏文化，而第三、四期文化是早商文化。二里头第三、四期从时期上说，又早于二里岗的商文化。二里头第三期文化无论从年代或陶器上看，都与二里岗下层近似，在文化面貌上表现了一脉相承的风格，陶器的制法都是以轮制、模制和轮模合制为主，都流行圜底，纹饰都以绳纹为主。可以推测二里岗下层文化是继二里头第三、四期类型文化发展起来的。

从考古学上看，清楚地表明商族在灭夏后最初阶段的活动地域，主要是在今河南的洛阳、郑州和安阳一带。但先商时期的商族，在灭夏之前是从何处来到河南的呢？这是史学界一个长期聚讼不决的学术问题。

（一）商族来源的四种不同说法

关于商族最早的地望，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说，商始祖契被封在商。郑玄说这个商“在太华之阳”。皇甫谧谓即“上洛商是也”[337]。这就是说，商族的始居地在今陕西。《殷本纪》又说商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可见亳也是商族最早的居地。司马迁还说过：“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338]这几句话明确指出汤所居之亳在西方。此后，许慎的《说文》称：“亳，京兆杜陵亭也。”《史记·六国年表》集解引徐广之说：“京兆杜县有亳亭。”总之，司马迁、许慎、郑玄、皇甫谧、徐广等人，无一不说商族的兴起地商和亳在西土。

近代王国维则一反旧说，明确地指出商族早期的居留地商和亳两地决不在关中，而认为商是河南的商丘，亳则位于今山东的曹县[339]。丁山不同意王氏的说法，而谓商地“当在漳水流域，决非两周时代宋人所居之商丘”。又谓：“我敢论定商人发祥地决在今永定河与滱河之间。”[340]徐中舒从1930年起就坚决地打破商族西来说，而谓：“古代环渤海而居之民族即为中国文化之创始者，而商民族即起于此。史称商代建都之地，前八而后五。就其迁徙之迹观之，似有由东而西渐之势，与周人之由西而东渐者，适处于相反之地位。”[341]王、丁、徐三家虽各不相同，但均主商族起于东方。

金景芳又提出商人起源于北方，谓商远祖昭明所居之砥石在辽水发源处，今昭乌达盟克腾旗的白岔山[342]。邹衡则说：“商文化是来自黄河西边的冀州之域，是沿着太行山东麓逐步南下的。”[343]

商族起源于何地，是西方，东方，还是北方，或是来自冀州？揆之于文献与考古两方面的材料，觉得还是东方说最为合理。下面根据具体的史料，加以分析证明。

（二）商族起于东方的证据

1.东方古民族一般都有鸟降生的神话传说

《诗经·商颂·玄鸟》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长发》称：“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商颂》是春秋时殷商后裔宋人的诗，宋人用玄鸟生商来歌颂其祖先。《楚辞·天问》也说：“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嘉？”也是较早的商族鸟降神话传说。这个故事，《吕氏春秋》和《史记》所记比较详细，撮录于下：

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344]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345]

这两段记载所构成的完整故事是说，商族的始祖是玄鸟卵生的。这类神话是商族以鸟为图腾的反映。马克思说：“图腾一辞表示氏族的标志和符号。”[346]大概商族在先公时代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生产力水平很低，各种自然的外在力量在威胁着他们。所以，他们崇拜自然，并产生某一氏族同某种动物或植物存在着血缘联系的幻想，从而把它作为氏族的图腾，幻想它是这个氏族的祖先、保护神或标记。

商族在上古时代曾以鸟为图腾，不但见于文献传说，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也可以找到直接可靠的证据。胡厚宣曾从甲骨卜辞中找到一些祭祀商的远祖王亥的卜辞。王亥之“亥”字，有些作（《宁》1.141、《京》3926）、（《佚》888）。这个亥字从亥从鸟或从隹，隹也是鸟形。胡先生认为这是商族以鸟为图腾的确证[347]。

我们从古文献上看到，以鸟为图腾的古部族，除了商族以外，还有淮夷、夫馀、高句丽、嬴秦等族：

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348]

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如大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后产子……名东明……东明善射……南至掩淲水……因都王夫馀。故北夷有夫馀国焉。[349]

高句丽者，出于夫馀。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朱蒙遂至普述水……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号曰高句丽，因以为氏焉。[350]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351]

夫馀、高句丽都是东方之族，惟嬴秦自西周以来即在西土，因而学术界有些人就认为秦是西方土著民族[352]。其实秦为嬴姓，传说为少皞的后代，而少皞之墟在今山东曲阜。嬴姓诸族如奄、郯、徐、费、莒、黄、江、终黎氏、菟裘氏等等都分布在今山东南部、河南东端及江苏、安徽北部一带，则《史记·秦本纪》所述秦的远祖从东方逐渐西迁的史实必为可信[353]。如此可知，以鸟为图腾的秦、夫馀、高句丽等同为东方的部族。这些以鸟为图腾的古部落都地处东方，商族既然也以鸟为图腾，因而我们推测，商在远古时也同样是东方的氏族部落。

2.商的远祖居地近海

《诗经·商颂·长发》谓：“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为先商甚早之先公，竟能戡定海外，可以推想当时商族决不会远在西方的关中。其居地很可能在东方滨海一带，才能声威远震海外。《商颂》为春秋时商的后裔宋人歌颂其祖宗而作，其追述先人掌故当有所根据。又考《商书·尹告》佚文称：“尹躬先见于西邑夏”[354]。夏晚期的都邑在今河南中部洛阳、偃师一带，商人称之为“西邑”，则商族当时的根据地在今河南省之东，当无问题。

3.王恒、王亥与有易的斗争

《山海经·大荒东经》谓：“有困民国，句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注引《竹书纪年》曰：“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緜臣也。”王国维认为，《山海经》注引《竹书纪年》中的王亥与《楚辞·天问》所说的“该”，是同一人、同一故事。《天问》说：

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昏微遵迹，有狄不宁……

这里的“该”，据王氏说，就是王亥，也是《史记·殷本纪》中的王振。王亥、王恒之名亦见于殷墟卜辞，故知该、振均为“亥”字之讹。这里的“有扈”、“有狄”，就是《山海经》和《竹书纪年》中的“有易”。“扈”是“易”字之误[355]。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王恒、王亥当为兄弟，同为王季之子，昏微则是王季之孙。商的远祖，祖孙三代都与有易进行了斗争。最后，上甲微假师于河伯，才战胜有易。可知这时的商必为有易之邻国。据王国维的说法，有易地处今天河北省的易水流域。则商必在今河北省的中部或南部。

4.从商和亳的地望定商为东土之族

从文献上可知，商的先世是一个经常迁徙的部族，汉张衡《西京赋》称：“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尚书·序》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史记·殷本纪》同。较古的文献所记自契至汤八迁，其具体的地名不多，计有：

商：《荀子·成相》：“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史记·殷本纪》也称契封于商。

商丘：《左传》襄公九年谓：“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世本》：“相土徙商丘，本颛顼之虚。”[356]

蕃：《世本》：“契居蕃”[357]。

砥石：《世本》：“昭明居砥石”。又见《荀子·成相》，前已引。

亳：《史记·殷本纪》：“汤始居亳，从先王居。”

据较古的文献所记商族居住的地名，很难凑成八迁。清梁玉绳《史记志疑》作过具体考证，近代王国维又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作了考证。他认为契自亳居蕃为一迁；昭明居砥石，又迁于商为二迁、三迁；相土东徙泰山下，复归商丘为四迁、五迁；《今本竹书纪年》谓帝芬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为六迁；孔甲九年殷侯复归于商丘为七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为八迁[358]。王氏的考证很不科学，因为有的记载说契居商，有的又说契居蕃。商和蕃是一地而二名呢？还是其中有一个记载失实呢？另外，商与商丘是否一地，昭明、阏伯是否一人？等等，这些问题王氏均置而不论。马马虎虎地凑成八迁之数，未免太轻率了。尤其是《今本竹书纪年》出于明人伪撰，没有史料价值，王氏本人已有详考，不应该再利用。因而，我们就不能完全依靠他们所考证的迁移路线，来证明商人的来源了。

商汤以前所居留之地，我们认为主要是商和亳两地，下面将分别讨论。

先说商，《史记·殷本纪》说，商族的老祖宗契封于商。《荀子·成相》称：“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左传》则说相土居商丘[359]。这就是说，商人最早的先王居地是“商”。然而《诗经·商颂》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又称：“帝立子生商”。则“商”又不像地名，而似人名，或者是族名。从文献和卜辞中看，从未见商的始祖有名商的。所以，我们推测“商”是族名。这就是说，商人认为他们的族是玄鸟生的。玄鸟是他们所崇拜的图腾。甲骨文中“商”字作等形，上面的即鳯字上面的鸟冠。所以，“商”字上面的代表他们所崇拜的鸟图腾。“商”字下面的形是什么意思呢？徐中舒说似穴居形[360]。因此我们说，“商”字是商族的族名，后人就把商族居处之地也名之为“商”了。

商和商丘是两个地方，还是一地二名呢？自来众说纷纭无定论。《诗经·商颂》正义谓：“经典之言商者，皆单谓之商，未有称为商丘者”。这是主张商和商丘为二地。杜预《春秋释地》则说：“宋、商、商丘三名一地”。王国维也说，古之宋国，实名商丘，就是今河南省之商丘。现代学者多信从之。但是，宋地在微子未封前名宋，不名商丘。这已清楚地记载于《史记·宋世家》。文、武丁时期卜辞中有“宋伯歪”，如“……取宋〔伯〕歪……”（《铁》38.3）；“己卯卜王贞，鼓其取宋伯歪……”（《佚》106）；“……于宋亾”（《南无》500）；“丙子……又子宋”（《人》3171）；“乙巳卜□王子宋”（《京》2094）。卜辞中这个“宋”是否指今河南商丘虽不能定，但由此可知在晚商时期已有“宋”之名。故不得把灭夏前的商或商丘说成是今河南之商丘[361]。

《水经注·瓠子河》说：

河水旧东决，迁濮阳城东北，故卫也，帝颛顼之虚；昔颛顼自穷桑徙此，号曰商丘，或谓之帝丘，本陶唐氏火正阏伯之所居，亦夏伯昆吾之都，殷相土又都之。故《春秋传》曰，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是也。

这是说濮阳也有商丘，又名帝丘。岑仲勉认为，《水经注》所说的濮阳之商丘才是灭夏前的商丘[362]。奇怪的是，相传夏后相也曾居住过这个地方。皇甫谧说：“帝相徙于商丘，依同姓诸侯斟寻。”[363]

商丘又名帝丘，《左传》僖公三十一年曰：“卫迁于帝丘……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此即《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说的卫、颛顼之虚者。而《太平御览》引《世本》曰：“相徙商丘，颛顼之虚”，则商丘、帝丘为一地。不过从时间上说，相是夏启之孙，相土是商契之孙，两人是同时代的人，夏、商两族怎么可能同时建都于一地？此地很可能本名帝丘，夏后相曾居住过，后来商人也曾住过，因而又有商丘之名。相土所居，可能是另外一个商丘。因为相土与夏后相名字相近，因而附会成相土也曾居住过帝丘这个地方。

《史记·郑世家》记述唐尧迁其火正阏伯于商丘，“集解”引贾逵曰：“商丘，在漳南。”这个“漳”，指河北省南部的漳水。可见这个商丘在河北省的漳水旁。

总之，从古文献上看，古代地名叫“商”或“商丘”的不止一处。河南旧归德地有商丘（即今商丘市），黄河北的濮阳有商丘，河北漳水流域也有商丘。

殷墟卜辞是晚商的遗物，卜辞中的地名有商、中商、大邑商、天邑商、丘商等。这些地名可能不是一地。罗振玉谓卜辞中屡言“入商”，田游所至曰“往”、曰“出”，商独言入，可知文丁、帝乙之世虽居河北，国号尚称商。又谓“天邑商”即“大邑商”之讹[364]。董作宾以为大邑商是商丘[365]，他又见《殷虚书契后编》有一片有“才商贞，今日步于亳”一语，因知商与亳相近，故认为商是今河南商丘，亳是谷熟之南亳[366]。陈梦家综合有关的卜辞而推论商之地望[367]如下：

商、丘商——今商丘附近；

大邑商——今沁阳附近；

天邑商——可能为朝歌之商邑，今淇县东北；

中商——可能在今安阳。

陈先生所考的诸商地望，虽然未必都正确（如商、丘商恐怕不在今商丘，天邑商也未必是朝歌的一个小地名），但他指出名商者不是一地，则合乎史实。丁山说，商代可能有两个以上的都城。“大邑商”是首都，那末，“中商”该是陪都。无论首都、陪都，总是名商。《史记》称卫为“商墟”，正是应用商代的本名，比“殷墟”要合理[368]。

这些称“商”的地名，大概是出自商族最早的一个名商的居地，随着他们的后裔移徙各处，把“商”的地名也带到各处。

较早的“商”或“商丘”在什么地方呢？丁山认为“商”地得名于滳水。卜辞中有此水：

王涉滳，射，又鹿、。（《续》3.44.3）

涉滳，至，射左豕、。（《粹》950）

葛毅卿有《说滳》一文，将“滳”读为“漳”[369]。杨树达有《释滳》[370]，也是以滳为漳水。“滳”与“漳”从声类上说，是可以通转的。古书上往往“商”与“章”通用[371]。所以，卜辞中的“滳”字是可以解为“漳水”的。

文献上，漳水始见于《禹贡》：“覃怀底绩，至于衡漳。”衡漳，《汉书·地理志》作浊漳水，谓浊漳水出自山西省，“东至邺，入清漳”。《水经注·河水》：“又东北过高唐县东，又东北过杨虚县东，商河出焉。”这条商河俗称小漳河或称清水（实即清漳水），也就是《史记·苏秦列传》中所谓：“赵，南有河漳，东有清河”的“清河”，即清漳水。漳水下游，丁山说分为两支：“一支由滹沱入海，所谓浊漳也；一支由绛河故渎，张甲河左渎，屯氏河故渎，入小漳河，所谓清漳也。清漳下游，一名商河，正与卜辞所见滳水名字相应，殷商时代漳河的干流，应该属此。”[372]

明白了滳水与漳水、滹沱河的支干系统关系，又知道了“商”地最初可能是以鸟为图腾的商族所处之地，乃名之为商。这商地之水名之为滳水，就使我们推想，商族最早的发祥地，当在今河北省中南部滹沱河与漳河流域一带。契被封于商，昭明所迁之商和相土“因之”的商丘，由于史料的缺乏，难以指实其地，但必不出这个范围。《左传》定公九年说：“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郑笺以为东都当在泰山下。则相土所居之商丘，必在泰山之西。这与上面我们所划定的范围，也是相合的。

再说商汤在灭夏前所居之亳。《史记》称商开国祖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可见亳不但是商迁居之地，而且是其祖先较早居住过的地方。考古地名以“亳”名者甚多，故汤所居之亳究在何地？自汉起，古今聚讼了两千年，也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主要的有六说：

关中说：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序》谓：“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集解”引徐广曰：“京兆杜县有亳亭。”许慎《说文·高部》也说：“亳，京兆杜陵亭也。”

偃师西亳说：《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县：“尸乡，殷汤所都。”《尚书正义》引郑玄谓：“亳，今河南偃师县有汤亭。”

河南商丘南亳说：《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皇甫谧说：“梁国谷熟为南亳，即汤都也。”

山东曹县北亳（又称景亳或蒙亳）说：《后汉书·郡国志》注引皇甫谧《帝王世纪》：“蒙有北亳，即景亳，汤所盟处。”《汉书·地理志》山阳郡薄县下引臣瓒注：“汤所都。”薄、亳二字通用。此亳地在今山东曹县南20里。王国维主此说。

河南内黄说：岑仲勉在《黄河变迁史》中提出（第99—100页）。

郑州说：邹衡在《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中提出。

以上这六种说法的六个地方，确乎都名为亳，但其中有些并不是汤所居的亳。《孟子·滕文公》说汤居亳，与葛为邻。又说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葛为今河南宁陵。若汤居关中的亳，或居偃师西亳，都距宁陵八九百里，怎能使亳众去为之耕呢？这一点，前人皆已指出，故关中说和西亳说早已不为人所信。孙星衍（见《外集·汤都考》）、胡天游（见《石笥山房集》）、郝懿行（见《山海经笺疏》）、金鹗（见《求古录·礼说》）、毕亨（见《九水山房文存》）、王国维（见《观堂集林》）都主张汤始都应在东方。《尚书·尹告》佚文说：“尹躬先见于西邑夏”[373]，则此时亳在桀都之东可知。至于今商丘之南亳说，1936年考古学者曾在商丘搜访南亳遗址，毫无线索[374]。可见此说也不可信。

内黄说和郑州说，至多只能证明这两地也有亳称，至于是否就是汤之所居，实在也没有提出什么有力的证据。如内黄之亳，岑仲勉所根据的材料是明、清的文献，可靠性已成问题。何况这也和“与葛为邻”不合。邹衡的郑州说，虽然提出了四条证据[375]，可惜都经不住推敲。比如说郑州发现了东周时期的“亳”字的陶文，的确可以证明“郑州商城在东周时仍名亳”。但它能说明的问题，也就止于此矣。至于是不是汤都？却帮不了多大忙，因为历史上名为亳的地名太多了。

郑州距宁陵的葛也相当遥远，邹衡因而不得不又在郑州南找到名长葛和葛伯城两个含有葛字的地名，以弥补其“与葛为邻”的缺陷。可是长葛北距郑州至少也有一百六七十里，葛伯城北距郑州更在三百里左右，“使亳众往为之耕”，也很不合情理。

根据《尚书·尹告》佚文“尹躬先见于西邑夏”，则当时汤所居之亳在夏桀都之东，夏桀亡国时确在伊、洛流域，汤之用兵次序，《尚书》称“汤一征自葛始”[376]，《诗经·商颂·长发》称“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葛在今河南宁陵，韦在今河南滑县，顾即卜辞中之雇，在今黄河北岸的原武、原阳一带，昆吾在今河北濮阳县一带。这些与夏同盟的小氏族都处在夏和亳之间，商汤用兵，自东徂西，首先征服他们，为征夏扫清障碍，最后才一举灭夏。若汤所居之亳在郑州，则葛、韦、顾、昆吾都在郑州的东面和东北面，有的比距夏都还远，汤何以不直接西征夏，而先用兵郑州的东面、东北面？这是与汤的用兵路线不合的。

汤在灭夏以前所居之亳，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很多说法都有不可掩饰的缺点。我们认为还是应当以《尚书》、《诗经》和《孟子》所反映的情况为主要依据。凡与此不合的，都必须抛弃。检验的结果，诸说中以第四说即今山东曹县的北亳说比较合理。王国维的《说亳》从三方面加以证实[377]，其中固有一些可商之处，但基本的结论还是难以动摇的。

最后，再谈谈偃师西亳。我们已经否定了它是汤在灭夏前所居之亳，可是自汉班固、郑玄以来，都说这个地方是汤都，还是事出有因的。

前面已讲到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其文化堆积层分为四期，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商的早期文化。并且二里头三期层中还发现了宫殿遗址。这期的绝对年代经碳14测定距今3210±90年（公元前1245±90年），树轮校正年代范围是公元前1500—1300年[378]，正相当于商代早期。毫无疑问，这座宫殿遗址是商代早期的。

由于这个早商遗址的发现，有些考古学者又提出了关于汤都西亳的问题。他们说这是汤都西亳有力的实物证据[379]。我们认为偃师二里头早商遗址虽然是早商文化，但是从地区上看，它不可能是汤灭夏前汤所居之亳，已辨如前。但是汤灭夏之后，很可能即把商都从东方的亳迁到夏都，又把“亳”这个名带到新都。偃师二里头遗址的一、二期是夏文化，也就是夏晚期的政治中心，二里头三、四期便是商的新都亳了。《齐侯镈》铭文：“成唐（汤），又严在帝所，尊受天命……咸有九州，处禹之堵（都）”。这是汤灭夏而移居其地的明证。此器做于春秋中世，其传说可能较古。再从二里头的宫殿遗址的年代和规模上看，和汤早期的亳都是相符合的。

所以，说偃师西亳是汤灭夏前所居之亳是不确的，但若说偃师西亳是汤灭夏后的商都，可能是真实的（参见第五章第三节）。

综合以上商和亳的地望，均说明商为东方之族。

5.蕃、蒲、薄、蒲姑、番吾均为“亳”音之转

前面讨论汤都亳的问题时，已经看到名“亳”的地名有六个之多。其实若在文献中仔细搜索统计一下，实际数字大大超过此数。如《左传》昭公九年云：“昔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这是近于幽、燕之亳，可能在易水流域。《春秋》襄公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此为郑地之亳。《左传》定公六年谓：“盟国人于亳社”，此鲁国之亳。同名“亳”的地名这么多，当然不会所有名“亳”者都与商汤有直接关系。可是，名“亳”的地名如此之多，又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商族在古时频繁迁徙造成的。

先商时代的商族还停留在氏族社会阶段，过着粗放的农业或畜牧经济生活。他们基本上是逐水草而居，无一定的久居之地，史称商汤以前八迁无定处。我们从历史的惯例看，迁徙的民族，往往以其旧居的地名，名新迁至的新土。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是不乏其例的。如周的京都原在陕西为宗周，东迁河南洛阳附近为成周；鲁原在河南鲁山，后徙封于山东名鲁；燕原本在山西，后徙封于河北北境，仍名燕。战国时的魏，本在河东，迁都河南开封后，仍号魏。又如南北朝时，有所谓侨州、侨县。许多北方人民跟随东晋南迁，所住的新地仍依他们的旧日家乡名来命名，从冀州南迁的叫做南冀州，从雍州南迁的叫做东雍州。

世界史上如十六七世纪西班牙人到了中美、南美，于是就名其地为新西班牙；英人到了北美中部东陲，于是就号其地为新英伦。英、美同名的地名相当多，如波士顿、牛津、剑桥等地名，都是英美两国都有。

像这种以旧地名重名新地的民族习惯，古今中外，大致相同。商族的祖先最初居地可能名“亳”，后来他们由于生活的需要，而逐渐迁于其他地方。他们当然也会沿此习惯，把“亳”的地名带到新居地去。于是随着他们的迁徙，以“亳”为名的地名，也就散而之四方。从亳地名的蔓延上，我们可以考见当时商族的发祥地，以及他们的迁徙路线和活动范围。

《史记》称“汤始居亳，从先王居”。意思是说汤的先王所居之地也名亳，可能是异地同名。汤最早的先王是契，《世本》称“契居蕃”，或作“番”[380]。这里的“蕃”或“番”据丁山说是“亳字音讹”[381]。这很可能。二字古韵部虽然不易通转（蕃、番二字在段氏十四部，而亳则在段氏第五部），但声纽上是可通的。由此可证“契居蕃”，就是“契居亳”。《左传》昭公九年所记的北土的“肃慎、燕、亳”的“亳”，与肃慎、燕连言，三地必为近邻。肃慎地在东北，燕在今北京，则此“亳”必在今河北省北部。丁山认为“在易水流域”，这可能就是契所居之地。

商的始祖居于河北易水流域的亳地，其后世子孙散而他迁，于是以“亳”为名的地名遗留于各地。

我们从历史地理上看，在河北省的中南部，山东省的河水、济水流域内，有一些与“亳”名有关联的地名和水名。如：

博水、博陵、蒲水、蒲阴《水经》：“滱水又东，过博陵县南。”注云：“滱水东北，径陵阳亭东，又北，左会博水。……博水又东北，左则濡水注之。水出蒲阴县西昌安郭南。……濡水又东得蒲水口。……《地理志》曰：城在蒲水之阴。……《地理志》曰：博水自望都东至高阳……”

蒲吾、番吾《汉书·地理志》常山郡有蒲吾县；《史记·赵世家》与《苏秦列传》作“番吾”。

蒲姑、薄姑《左传》昭公九年：“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左传》昭公二十年谓晏子对齐景公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史记·周本纪》谓周公东征，“残奄，迁其君薄姑。”《尚书序》作“蒲姑”。

文献上这些古地名中的“博”、“蒲”、“薄”、“番”等字，以声类韵部求之，可能都是“亳”字一音之转。“亳”字为并纽铎韵字，上古声为]，段玉裁定为五部。“薄”与“亳”声完全相同，可以不论。而“博”字与“亳”仅清浊不同，均为五部字。“蒲”为模韵，《切韵》音为，但模部字上古音应有一个浊纽的韵尾辅音。段玉裁也定为五部字，故与“亳”相通。“番”的韵部虽然与“亳”字音较远（番字是段氏十四部），但其声母与“亳”也是可以通转的。

至于两字名的“薄姑”、“蒲姑”、“蒲吾”与“番吾”中的“姑”和“吾”两字，一为见纽，一为疑纽，都是舌根音，发音部位相同。所以，“蒲吾”、“番吾”也就是“薄姑”。这些名字虽然写法不同，但实际上都来源于“亳”字。因为“亳”上古音是，若缓读之，韵尾辅音用见纽的“姑”或疑纽的“吾”字标出，即构成“薄姑”、“蒲姑”、“蒲吾”、“番吾”等两字之词。“亳”字的古音仍保存于日本，日语的吴音读“亳”为，与“薄姑”两字音极为相近。

由此观之，则博水、蒲水、蒲吾、番吾都可能是商族最早居地“亳”字一音之变，是商契后裔移徙时带到各地的遗迹。博水、蒲水、蒲吾等地名、水名大致的分布地域，和前面我们讨论的商、滳水、漳水、滹沱的地域也大致相同，我们认为商族最早生活在河北省中南部一带，若合符节。

《世本》和《荀子·成相》都说商的远祖昭明居砥石。这个砥石之所在，也应当不出这个范围。丁山说，“砥为泜字传写之误”，又谓砥石即泜水与石济水的混名。《山海经·北山经》：出于敦与之山的有泜水。又《汉书·地理志》：常山郡房子县赞皇山，石济水所出，东流入泜。由于石济水入泜水，泜水自可名为泜石水。所以，砥石应在今河北省的元氏、平山一带[382]。1978年河北省元氏县西张村出土一批有铭文的西周铜器。其中的《叔父卣》铭文有“女期用乡乃辟侯”的文字，《臣谏簋》铭文有“隹戎大出〔于〕”、“亚旅处于”。这里的“”可能就是“砥石”的“砥”，而侯或即西周封于“”的贵族[383]。李学勤、唐云明也认为这里的“”，就是“泜”，“国实由地处泜水流域而得名”[384]。这种论断非常正确。有的研究者以《淮南子·墬形训》的“辽出砥石”的“砥石”说商祖昭明所居之砥石[385]，恐怕失之过远了。

又《吕氏春秋·慎大览》：“亲郼如夏”，高诱曰：“郼读如衣，今兖州人谓殷氏皆曰衣。”《尚书·康诰》：“文王殪戎殷”，《礼记·中庸》作“壹戎衣”，《沈子也簋》：“念自先王先公迺克衣”，这些“衣”即“殷”。故知殷、衣、郼三字古通用。郼即卫字，“卫”为康侯所封之国，地在卫辉、大名一带。古时豕韦所居。《左传》哀公二十四年杜注谓：“东郡白马县东南有韦城。”晋之白马县当在今滑县东。《吕氏春秋·有始览》云：“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过去的学者早已提出殷、衣、郼、韦、卫、兖诸字，从音韵学上看，可能出于一源，后世逐渐分化为不同之名[386]。这个所谓殷、衣、卫、兖的地望，大概就在大河与济水之间。现在所熟悉的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是盘庚迁都以后的事。

考察一下博水、蒲吾、砥石及韦、兖、殷诸地的分布情况，则汤以前先公发祥自北而南的踪迹历历在目。

至于蒲姑、薄姑的地望，据春秋时王使詹桓伯说，“蒲姑、商奄，吾东土也”[387]。这个周东土的蒲姑，杜注：“乐安博昌县北有薄姑城。”《汉书·地理志》千乘郡有博昌县，即今山东的博兴县。《左传》哀公十一年有鲁伐齐“克博”。杜注：博，齐邑也，在齐的西南境。战国时齐有博邑（见《齐策》），有博陵（见《史记·田齐世家》），有博关（见《战国策·齐策》及《史记·苏秦张仪列传》）。这些地名，在山东西北部。两周时齐国的南面是鲁国。《左传》定公六年谓鲁国阳虎“盟国人于亳社”。《春秋》哀公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灾”。《公羊传》作“蒲社”，并谓：“蒲社者何？亡国之社也。”周人所谓“亡国之社”，当然是指商社。可见鲁地也有“亳”称。《左传》哀公十四年载宋景公曰：“薄，宗邑也。”薄即亳，即春秋末年宋亦有“亳”。

总之，与商族古史有关的亳、博、薄姑之古地名，均分布在今山东、河北的河、济之间。则商族远古居留移徙之迹，可推知矣。

（三）从考古学上推测商族的来源

从考古学上论证商族的来源，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必须首先确定，哪些是属于商人的古代文化遗址。河南安阳小屯遗址，自1928年以来历次的考古发掘，由于出土了大批甲骨，这些甲骨文与文献记载互相印证，证明这个遗址确是属于商人的，是盘庚所迁的殷都。并且根据《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知道“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

小屯殷墟只是商代后期的遗址，对商代前期、中期300多年的文化遗存，过去人们了解得很少。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在郑州发现了以二里岗期为代表的商代文化，面积约有25平方公里，埋藏着丰富的遗迹和遗物。这处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证明，相当于殷墟的晚商文化层叠压在二里岗期商文化层之上。从而确定了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比安阳殷墟的年代早[388]。在郑州商代遗址中心，还发现了一座商代城墙遗址[389]。郑州商代遗址的时代是早商还是中商，在学术界是有分歧的[390]。属于这一时期的商代遗存，还有1973年在河北省藁城台西村发掘的商代遗址[391]，和1963年在湖北黄陂盘龙城所发掘的商代遗址[392]。我们赞成把这同一时期的三个遗址（郑州、藁城、盘龙城）定在商代的中期阶段，因为从郑州地区一个遗址的发掘，已确证其层位关系是：龙山晚期早于二里头，二里头期早于二里岗期。前面我们已经论述了二里头三、四期是商汤灭夏以后的早商文化，则在其后的郑州二里岗期文化自然是属于中商文化了。

商汤以前的先商文化遗址，为考古界所一致明确承认的，还一个也没有。像商这样一个泱泱大族，当然不会是自建立商王朝以后才出现的。但是，他们在先商阶段，为什么没有一点踪迹呢？恐怕不外两个原因：一个是尚埋在地下未被发现，一个是已经发现了，只是尚未被认识。

从文献上看，商汤的灭夏是从东向西征伐的。他们又称夏为“西邑夏”，则先商的文化遗址，应当在夏的政治中心——伊、洛、偃师的东面，也就是到河南的东北部和山东的西部去找。这一带的史前新石器文化遗址，现在已发现的有河南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等。

山东的龙山文化，除了与河南龙山文化的一支有联系和影响之外，似乎有一个本地的来源，夏鼐说：“最近几年的新发现，证明这个本地的来源便是大汶口文化”[393]。这个看法后来证明是正确的。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的关系，十几年来积累的资料表明，大汶口文化早于山东龙山文化。两个文化共有的代表性器物——鬶和蛋壳黑陶杯，一脉相承，吻合无间，其渊源关系十分清楚。山东日照东海峪的遗址，第一次揭示了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到山东龙山文化早期的过渡地层。因为上层属山东龙山文化早期，下层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中层具有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向山东龙山文化早期过渡的性质[394]。这就可以说明，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是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的前后不同的发展阶段。

我们感觉到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与一支河南龙山文化有一些共同特点，都与商代文化有关联。如白陶、黑陶及大量的专用酒器成组随葬，玉器装饰、象牙雕刻、卜骨等等，都是商文化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基本上也都出现在上面提到的这三种文化的遗存中。根据这些现象，是否允许这样的推想，就是说，河南地区偏东部的一支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就是远古的先商文化呢？考古界的学者们是有这种想法的[395]。

如果这个推测不错的话，那就是说，先商的部落在远古的母系氏族时期可能是在山东一带生活的。后来，大概有一支向南移徙，就构成了苏北和皖北一带的大汶口文化（包有部分青莲岗文化），可能就是古文献上记载的远古的东夷族文化。此后，仍在山东的先商文化发展到山东龙山文化的晚期，又有一支向北发展，到河北省的北部与辽宁一带，构成了夏家店下层文化。

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关系，通过辽宁省敖汉旗白斯朗营子、辽宁北票丰下遗址和赤峰四分地遗址的发掘，认识逐步明确。夏家店早期的文化遗存包含的龙山文化因素较为明显。在这类遗址和墓葬中，越是早期，磨光黑陶占的比重就越大，并且都有卜骨的出现。这也反映了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承受龙山文化的影响发展而来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估计它的主要堆积时代，根据碳14的测定在距今3500—4000年左右，即跨越我国历史的夏到早商阶段[396]。1972年在辽宁北票丰下遗址出土的彩绘黑陶器上，那种由曲折而相互勾连的类似云雷纹的母题构成的复杂图案，暗示其与商代青铜器花纹的内在联系。1974年在辽宁省敖汉旗大甸子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所出土的彩绘陶器，上面的花纹与商代青铜器花纹有密切关系。总的看来，夏家店下层文化既包含有浓厚的龙山文化因素，又具有商文化因素和特点[397]。当然，这不是说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商代文化的前身，而只是说，它和中原的商代文化可能有着共同的根源（在夏家店文化大甸子墓葬中发现两件小青铜器。赤峰四分地同一类型文化遗址的一座窖穴中，出土一件刻有合范符号的铸铜小陶范。夏家店文化中的这些现象，都是应当注意的）。

山东的龙山文化还有一支不知什么时候（可能在夏前）向西北进入到河北省的中部。这一支可能就是商文化的正身。因为在古史传说上，这一带正是商的远祖契、昭明、相土、王恒、王亥等所居留过的地域（已详前）。那时先商氏族部落过着粗放农业和游牧生活，居依水草，迁徙无常。古人类文化的发展，不能不在河流附近。商部族的踪迹，似乎就在黄河入渤海的三角洲上。易水、清漳水（滳水）、浊漳水、泜水、博水等纵横其间。古黄河也经这一带入海。古黄河的入海处，由于文献不足，久已失考。《禹贡》在导河一节里，也语焉不详。前人已有“自大伾以下，水道难考”之叹。《礼记·礼器》：“晋人将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恶池。”郑注：“恶当为呼，声之误也。”《释文》：“池，大河反。”所以“恶池”实即“滹沱”，而“滹沱”二字《切韵》音为。古汉语中浊纽的易于失落。有的学者主张“滹沱”二字急读即“河”字一音[398]。所以河北省的滹沱河可能是古黄河的故道，一直流经河北省的北方入海。有易之国距河不远，因而才有上甲微假师于河伯以灭有易的故事。

上面从文献记载和田野考古两方面考查，我们认为商族最远的祖居可能是山东，后来才西到河北省中部，即游牧于北至易水、南至漳水等流域，到夏的末叶主力定居于河北省南部和山东省西部，卒能西向灭夏，建立商王朝（当然，在河北省中部居留的先商氏族逐渐南迁时，总会有一部分人未跟着迁徙，而仍居留原地。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石家庄、保定、满城、蠡县、平山、获鹿、赵县、安新、曲阳、定县、邢台、隆尧、内丘、宁晋、藁城等地，发现了商代中、后期的遗址和墓地达40多处。所出土的青铜器造型古朴，与殷墟遗物风格基本相似）。

二、先商的世系

商族的先世，据《史记·殷本纪》所载，凡十四世而至汤。此说与《周语》及《荀子·成相》正同。司马迁所根据之书，大概是《世本》及《谍记》，而《世本》、《谍记》所据何书，今已无考。《殷本纪》记载这一阶段的历史传说和世系，非常简略。过去的学者是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后来甲骨卜辞出世，竟能基本上为之证实。因之，《殷本纪》的真实性就不容怀疑了。

现在先把《史记·殷本纪》所载商汤以前的世系列出，并以其他材料校正之：

喾《三代世表》作“俈”；《山海经》作“俊”；《帝王世纪》曰：“帝喾名夋”。

契《三代世表》作：“”；《诗经·商颂·长发》称“玄王”；《荀子·成相》谓：“契玄王”。

昭明

相土

昌若

曹圉《殷本纪》索隐引《世本》作“粮圉”；《礼记·祭法》正义引《世本》作：曹圉—根国—冥，则多出“根国”一世；《古今人表》、《鲁语上》韦昭注作“根圉”，则“根国”盖为曹圉之讹，并非多出一世。

冥《天问》有“该秉季德”、“恒秉季德”，则王亥、王恒之父名“季”，不名“冥”，与《殷本纪》异。

振《殷本纪》索隐引《世本》作“核”；《世本·作篇》则作“胲”；《天问》作“该”；《古今人表》作“垓”；《古本竹书纪年》作“殷王子亥”；《山海经·大荒东经》作“王亥”，与卜辞合；而《吕氏春秋·审分览·勿穷》王亥讹作“王冰”。

微《鲁语》作上甲微；卜辞作“上甲”。

报丁“报”卜辞作“匚”；《鲁语》：“商人报上甲微”，报乃祭祀之名。卜辞中的次序是报乙、报丙、报丁，《史记》误倒。

报乙

报丙

主壬　卜辞作“示壬”，当以示壬为正。

主癸　卜辞作“示癸”。

天乙　卜辞作“大乙”，也作“天乙”。天、大在古文字上是一字。天乙即汤。

图36　商世系三片缀合。

《殷本纪》自契到汤十四世，与《周语下》“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合。《荀子·成相》：“契玄王，生昭明……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也与《史记》合。足证《殷本纪》上所载商之世系及其先公，必有所本，不会是出于虚构。尤其是自振（即王亥）以后，都见于殷墟卜辞。王国维根据卜辞对《殷本纪》的世系作过系统的研究，他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可以说对《殷商史》有划时代之功。王氏曾以《殷虚书契后编》所载一骨与戬寿堂所藏刘铁云旧藏一甲骨合之，乃知系一骨之折为二者。此后董作宾又取善斋所藏甲骨中一骨合之，知为该骨之第三段（见图36）。此实一重大之发现。商之先公先王部分世次井然不紊。殷先公先王自上甲至大庚之名俱在。其文为：“乙未上甲十，报乙三，报丙三，报丁三，示壬三，示癸三，大乙十，大丁十，大甲十，大庚……”

王国维谓即上甲。田狩之田作“田”，而人名之上甲作“”，亦有作为报乙、报丙、报丁。《鲁语》称：“商人报上甲微。”《说文》：“匚，受物之器，读若方……”方与报古为双声，故为报。此三片缀合后之全文，既可以证明《史记》中报丁、报乙、报丙次序错排，当以此片报乙、报丙、报丁为是，又可以证实《世本》、《殷本纪》所载之先公世系为实录。

《殷本纪》世系中自振以上的先公名，在甲骨文中还找不到确实可信的史料，用以互相印证。卜辞中有“”（《后》下14.5），王国维释为，因卜辞称“高祖”，谓即帝喾或作俈，亦即《山海经》中之帝俊，《史记·五帝本纪》注引皇甫谧曰：“帝喾名夋”。王氏此论，作为一说，本无不可。但还不能认为是信史。

卜辞中有对土的祭祀：

贞尞于土三小，卯一牛，沈十牛。（《前》1.24.3）

贞勿年于土。（《前》4.17.3）

王国维以为所祭之土即社，并土为邦社。后来又以为是相土，没有取得学术界的承认，恐不可靠。

《天问》有“该秉季德”、“恒秉季德”，王国维因此认为“该与恒皆季之子，该即王亥，恒即王恒，皆见卜辞。则卜辞中之季当是王亥之父冥矣”。并谓《天问》“昏微遵迹，有狄不宁”之昏微为上甲微[399]。王氏以卜辞中之季、王亥、上甲即典籍上的季、该（振）、上甲（微）是正确的。王氏以《天问》和卜辞中的“季”即本纪中的“冥”，则有可商之处。因为“季”与“冥”字形既不类，古音亦难通。过去笔者曾提出《天问》“该秉季德，厥父是臧”，王亥（该）称“季”为父，也可能是“诸父”之意，未必是亲生父。并谓卜辞与《天问》中之“季”，疑为“冥”之兄弟。“昏微遵迹”之昏微当为二人，微为上甲之名，不应又名“昏”。疑“昏”为上甲微之兄弟。《天问》说的是昏和微兄弟二人相继即位，率循其先人之迹，使有狄（即有易）因以不宁。

另外，还有一些商族的远祖先公见于甲骨卜辞，但不见于文献记载。如：

辛亥卜，又尞于。辛亥卜又尞于。（《续》1.50.1）

孙诒让释“岳”（《举例》上20），罗振玉释“羔”。董作宾释兕，以为即契。所释虽未必确，但岳和兕必皆为商族的远祖。

卜辞中还有一个“河”字，旧误释为“妣乙”合文[400]，郭沫若释为“汅”，谓即河之初文[401]。有卜辞作：

辛未贞，禾于高祖河，辛巳。（《摭续》1）

贞于南方□河宗。（《续》1.38.3）

卜辞中既称河为高祖，而又与义为祖庙的“宗”连文，则“河”必为先公名，而非河水之河。

总之，商族的先公先王在振以前是很渺茫的，可以说是神话传说时代，自王振以后已见于卜辞的系统祀典，并且从上甲微开始有了以日为名的特点。郭沫若说：“殷之先世，大抵自上甲以下入于有史时代，自上甲以上则为神话传说时代。”[402]王国维谓：“疑商人以日为名号，乃成汤以后之事，其先世诸父生卒之日，至汤有天下后定祀典名号时已不可知，乃即用十日之次以追名之，故先公之次乃适与十日之次同（按此指先公中最后的自上甲、报乙下至示癸六世），否则不应如此巧合也。”[403]董作宾也说：“我疑心这是武丁时代重修祀典时所定……至于成汤以前，先世忌日，似已不甚可考，武丁乃以十干之首尾名此六世……观于甲乙丙丁壬癸的命名次第，并列十干首尾，可知如此命名，实有整齐划一之意。不然，无论此六世先公生日死日，皆不能够如此巧合。”[404]于省吾则说：“王、董二氏之说，二示的庙号既然为后世所追定，当然二示配偶的庙号也是如此。但是，为什么二示庙号之上省掉戊、己、庚、辛四个日干不和报丁衔接呢？为什么二示配偶的庙号妣庚、妣甲不按照日干的次序拟定呢？为什么甲骨文周祭中的先妣自二示的配偶开始呢？这只能说，商代先公和先妣的庙号，自二示和二示的配偶才有典可稽而已。”[405]其实于先生所提出的疑问，董氏已于1951年所作的《论商人以十日为名》一文中，早已解释清楚。他说：“成汤的父母祖妣死日当能知之。再上四世，便无从查考，不得已乃借用甲乙丙丁的次序以为代表。”“无论以生日或以死日为名的成汤的祖母庚、母亲辛，必是真有其日，因而祖壬、父癸，也必有其日，妣庚以上的高祖母、曾祖母、高祖、曾祖等四代，当然不会知道。因此只把甲乙丙丁作为前四世的神主代表，而不再造四世先妣的神主了。”又说“……真日名的神主壬癸，叫作示壬示癸（主壬主癸），先妣也就从真神主开始祭祀，称为妣庚、妣甲，壬、癸偶然两天相连，是可能的（如祖己、祖庚……）”[406]。根据王、董、于三先生的研究，说商人的典册，自夏代末期开始已经有了简单的记事，这种论断应当是有一定道理的。

三、商族在先商时所处的社会阶段

商族的始祖契和唐尧、虞舜、夏禹同时，《史记·殷本纪》说他曾“佐禹治水有功”，被舜任命为司徒，说明他们曾共处于一个部落联盟中。传说契的母亲简狄吞玄鸟卵，“因孕生契”。这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社会阶段的反映。但是，自契开始已完成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因为契以下的世系分明，都是按父系排列的。

自契到汤的前一代示癸为先公时期，大体相当于历史上的夏代；由汤灭夏之后，一直到最末的商王帝辛，是历史上的商王朝。《史记·殷本纪》、《世本》、《竹书纪年》所载的一系列的父系商世系，大部分在甲骨文中基本得到证实。父系氏族社会的建立，是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相联系的。

商族在先商时期，一直有着比较发达的畜牧业。历史记载的古代传说中，有关这方面的反映不少。如说商的远祖“相土作乘马”、“胲（亥）作服牛”[407]。王亥是先商时代最显赫之祖，卜辞称他为高祖。这个故事，据《山海经·大荒东经》说，王亥带着牛羊到有易去从事放牧，被有易的酋长杀掉，牛羊也被掠夺了。《易经·大壮》爻辞说：“丧羊于易”，《旅》爻辞说：“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这也是说王亥丧牛羊于有易的同一个故事。可是汉以来的经学家却把“有易”之“易”都错误地说成难易之易。足证这个故事，至迟到汉代已经不清楚了。

《楚辞·天问》和《古本竹书纪年》也有这个记载：

该（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有易），牧夫牛羊？……有扈牧竖，云何而逢？……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昏微遵迹，有狄不宁。（《天问》）

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緜臣也。（《山海经·大荒东经》郭璞注引《古本竹书纪年》）

上面引的这两段记载，透露了先商时期的经济生活，在相土、王亥时代，他们还处在一种游牧经济比重很大的社会。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开始利用畜力为人类服务，使社会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生活自然也有了改善。王国维认为王亥为始作服牛之人。夏代奚仲作车，或尚以人挽之，至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而车之用途益广。又引《管子·轻重戊》云，“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可见相土、王亥对先商畜牧经济作出了贡献。王亥、王恒、上甲微三人与有易发生激烈的冲突，王亥被杀，上甲微复仇。可见他们三人都是对商族的生存有大功的人。殷墟卜辞中可以看到他们都特别得到其后世子孙的崇敬。见于甲骨卜辞的有下列诸辞：

贞于王亥三百牛。（《后》上28.1）

贞于王亥牛，辛亥用。（《前》4.8）

癸丑卜，争，贞□伐自上甲至于多。（《前》5.42.5）

乙未贞，其自上甲十又三示牛，小示羊。（《后》上28）对王亥一次要用40头牛，甚至300头牛来祭祀，可见其隆重程度。祭上甲而曰“自上甲”，足证上甲微实居先公先王之首。《国语·鲁语》也谓：“上甲微能师契者也，商人报焉。”《天问》对先商历史的记述，也是从王亥、上甲微开始。可以推测，先商历史在王亥、上甲微这一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前是神话传说，自此以下可能便逐渐进入信史时代。

前面我们曾说到商族在建立王朝以前，是一个迁徙频繁的氏族或部落。史称汤以前凡八迁，是否确为八次，倒不必拘泥，意思是说屡迁而已。为什么屡迁？前人有谓避河患。但是他们迁徙的地址，总不出沿着河水、济水两旁的区域，若真的是为避河患，前车之鉴，自应远离河、济。为什么搬来搬去，总不肯远离这个“河患”泛滥之区呢？对于他们屡徙的根源，还是要用社会经济的眼光去看待。

我们已经说过先商的氏族还在过着游牧或游农经济生活。这个时期他们尚停滞于父系氏族社会阶段。游牧或游农氏族社会与城郭居民的社会不同，他们随水草而居，不能长期定居于一处，这恐怕就是“殷人屡迁，前八后五”的原因。

第五章　商王朝前期的历史——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下）

夏王朝末年，居住在黄河下游的商族，已经逐渐强盛起来，从河北南部向着黄河中游河南地区发展，形成与夏族东西对峙的局面。后来终于推翻夏王朝，建立起了商王朝。自此以后，商王朝共传了十七世、三十一王。时间约从公元前16世纪到前11世纪，历时约600年左右[408]。我们把商王朝盘庚迁殷前后分为前后两大期。前期基本上仍处在氏族社会崩溃期，后期才正式进入奴隶社会。

第一节　商汤的灭夏

商灭夏事件，《史记·殷本纪》述之曰：“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当是时，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夏师败绩。汤遂伐三，俘厥宝玉……于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孟子·滕文公下》也说：“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孟子·梁惠王下》引《尚书》曰：“汤一征，自葛始。”《诗经·商颂·长发》也说到汤的用兵：“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夏、商之际的征伐战争，在文献上之可考者，仅此而已。

在卜辞中商先公的名字，有大乙而没有“汤”字。另外，还有一个“唐”。其中有一条为“唐、大丁、大甲”[409]三人相连。王国维认为这个“唐”就是大乙汤。他说：“《说文》口部，啺古文唐，从口昜。与汤字形相近。《博古图》所载《齐侯镈钟》铭曰：‘成唐，有严在帝所，尃受天命’。又曰：‘奄有九州，处禹之堵’。夫受天命，有九州，非成汤其孰能当之……案唐亦即汤也。卜辞之唐，必汤之本字，后转作啺，遂通作汤。”[410]“汤”与“唐”是同韵字，一为定纽、一为透纽，仅清浊之异，“唐”变为“汤”完全有可能。

《史记·殷本纪》称汤自言：“吾甚武，号曰武王”。《诗经·商颂》也称汤为武王：“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武王靡不胜，龙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玄鸟》）；“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长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殷武》）。这些都是歌颂商汤的武功。商族到了汤时，主力已进至中原，而且武力已很强大，与西方的夏族，成为东西相峙的两大部落。其他四周的较小氏族，不属于夏就属于商。这时夏的政治中心在河南洛阳、偃师一带，已见前章。商汤的用兵次序，大概是首先收拾夏的一些与国，所谓“汤一征，自葛始”，接着灭掉韦、顾和昆吾。葛在今河南宁陵，韦在今河南的滑县，顾在今黄河北岸的原武、原阳一带。昆吾在今河北濮阳县。可见汤出兵，灭葛、灭韦、灭顾、灭昆吾，最后才西征攻夏桀。夏桀败绩，一说桀徙鲁（《逸周书·祝殷解》），一说桀奔鸣条（《夏本纪》），再一说称桀走南巢（《鲁语》），其说不一。鸣条、南巢的地望，也异说纷纭，尚难论定。

汤的征夏，首先灭葛。此盖因战略上、地理上的需要，必须如此。《孟子》所称其原因为葛伯不祀、葛伯杀童子[411]，实为假托之辞。《孟子》又说汤使人为葛伯耕田，尤为不近情理。据《殷本纪》所载夏桀之罪恶，一则曰“虐政淫荒”，二则曰“有夏多罪”，三则曰“舍我啬事，而割政”，曰：“夏王率止众力，率夺夏国”。《吕氏春秋》则称其罪恶为“矜过善非”、“迷惑于末嬉”[412]，杀谏臣关龙逢[413]。《古本竹书纪年》载其罪恶为“筑倾宫、饰瑶台”[414]等。这些记载，虽不免言过其实，但桀为当时暴虐的统治者，则无可疑。所以，汤革夏命，实即利用夏民对桀的不满，而推翻夏王朝。《尚书》有《汤誓》篇，这样说：

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我）小子，敢行称乱，天命殛之。今尔有众，女曰：“我后[415]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女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征）。今女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是）日曷丧？予及女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女；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女，罔有攸赦。

这是汤的誓师词。从其文字平易上看，未必是周初以前的作品。此篇大概成于后代史官的追述或经后人加工整理。其中有“予则孥戮女”一句，与《甘誓》结语相同，这也是出于后人手笔之证。并且《国语·周语》、《墨子·尚贤》所引《汤誓》数语，又不见于今本《汤誓》。是今本《汤誓》已非原文可知。其制作之年代虽不会早于周初，但必为战国以前的作品，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的。从这篇誓师词上看，夏、商两族是平等的关系，毫无以臣伐君的口气。大概当时夏、商本为平等的两个氏族，只有大小强弱之别，而无天子、诸侯之分。并且，从上面所引的文献中，可知夏桀的罪恶只限于很小的夏邑而止，和其他各部落氏族无关，更无关于天下。

从《汤誓》的辞意中还可以看出，商族的臣民不赞成商汤征夏，认为这事与他们无干。灭夏之后，而“夏民大悦”，对征服者还“亲郼如夏”[416]。这种现象，正反映了当时社会还处在氏族社会的成分占优势的阶段。若不然，夏族为什么对征服他们的商族那样欢迎、那样亲昵呢？这只能以夏、商两族联合为一个部落联盟来解释。不过，这时部落的首领已由夏桀改为商汤了。

商汤灭夏后建立的商王朝，虽然还带有浓厚的氏族社会传统，但当时已出现了阶级，出现了奴隶。《汤誓》里：“予则孥戮女，罔有攸赦”，这句话已充分反映出，商王对人民具有生杀予夺之权，逐渐超出了氏族酋长的权限，进一步发展，就快要正式过渡到第一个阶级社会了。

第二节　商代前期的政治

一、商汤和伊尹

史称汤胜夏，大概即把夏都变为商都，并把“亳”名也带去，称“西亳”。汤作《汤诰》，伊尹作《咸有一德》[417]，以告天下。汤又“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殷本纪》）。于是，商王朝政权就这样正式成立了。

旧说在汤当政时有七年没有下雨[418]，一说汤有五年之旱[419]。汤乃为民祈雨，以身为牺牲，祷于桑林[420]。汤告天曰：“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421]。上古人迷信甚深，这种举动，可能是真实的。由此，可知商汤在当时确是一位较好的首领。连后来的周公旦都认为汤是“明德慎罚”的圣王，上帝命他吊民伐罪，殄灭夏桀，继承夏氏的政权，为万民之主[422]。

商汤的武功很大，除了推翻夏朝外，又向四方征伐，大大扩展了商的政治领域，兵威一直影响到黄河上游。到春秋时人们还称颂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423]可见在汤时商的政权疆域已经很大了。

《礼记·大学》曾引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或谓此即汤时所作之铜器流传于后世者。可惜此盘今已不存，无由考定。郭沫若从铭文含有伦理思想这一点，起了怀疑。因为现存商、周铜器铭文以千数，“曾无一例纯作箴规语者，此铭何以全不相侔？”因而悟及可能出于对铭文的误读。郭先生推测此盘系残器，铭文也残缺。其原文当是“兄日辛　祖日辛　父日辛”，如图37，由于铜器的上部残缺，“兄”字成了，与苟字相近，祖（且）残成日，父残成又，于是成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了[424]。这个说法很顺理成章，则此盘确为商人遗物，但未必为汤所作耳。

图37　殷盘铭文构拟示意图。

商汤之能顺利地灭夏，据文献记载，是由于其大臣伊尹的帮助。伊尹之名，多见于战国时之文籍，并且也见于殷墟卜辞。《吕氏春秋》称伊尹之母居伊水之上，故命之为伊尹[425]。《孟子·万章上》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汤使人以币聘之……汤三使往聘之……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战国时对伊尹有各种传说。有的说伊尹请为有莘氏媵臣以归汤[426]；或说伊尹负鼎俎以滋味说汤[427]；有谓伊尹为有莘氏女师仆[428]。《天问》谓：“成汤东巡……乞彼小臣……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墨子·尚贤下》也称：“汤有小臣”；《吕氏春秋·尊师》：“汤师小臣。”《叔尸镈》：“伊小臣唯傅。”这里的“小臣”均指伊尹。或谓伊尹为汤之间谍[429]，《国语·晋语》称：“末喜与伊尹比而亡夏”。《古本竹书纪年》也称“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430]。《吕览》说：汤“欲令伊尹往视旷夏，恐其不信，汤由亲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亳”[431]。战国末年有关伊尹的这些说法，不一定都可信，但其中必有部分信史。

《孟子·万章上》：“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这就是说，伊尹看到太甲不贤，把他囚于桐宫，自己摄行政事。后来太甲改邪归正，伊尹就迎他复位。可是，《竹书纪年》则称“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又称“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432]。可见两书所记显然不同，一为篡位，一为忠君。两说中哪一说法正确呢？这可以从卜辞中找到一些线索，有关祭祀伊尹的卜辞，有这样的记载：

癸巳卜，又，勺，伐，于伊，其乂（肴）大乙，肜。（《后》上22.1）

肜伊尹。（《菁华》11）

岁于伊尹二牢。（《后》上22）

伊宾。（《续》6.21.11；《粹》151；《佚》802）

癸丑卜，上甲岁，伊。（《明续》513）

伊尹能配享大乙和上甲，而且能有二牢之祭，可见其典礼之隆重了。对伊尹的祭礼几乎比于先王。终商之世，总是以特祭待之。倘伊尹果如《竹书纪年》所说是一个篡位的叛逆者，则商之后世子孙对伊尹决不会如此追念。可见《孟子》之说似较近情理。盖上古时君臣等级观念，不如后世之严。商的前期还处在氏族制占支配地位阶段，早商的君主，还多少保存着氏族首领的特征，君不称职则放之，如果改过则复之，本不足为异。后人谓伊尹、太甲为圣贤[433]。又谓：“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色。”[434]又谓“祖伊尹世世享商”[435]。这些记述都是和卜辞与《孟子》的说法一致的。

伊尹是汤的“小臣”。所谓“小臣”，实为管理君王烹调膳食之官吏。《墨子》云：“昔伊尹为有莘氏女仆师，亲为庖人。汤得而举之”[436]。《孟子》说：“伊尹以割烹要汤”[437]。这种官吏在《周礼》内属于“天官”的“膳夫”，“掌王之食饮膳羞”。可知“小臣”的爵位并不高，但权力很大。如周厉王时官为膳夫的克，就能口衔天宪，出纳王命。《克鼎》有：“王若曰：克，昔余既汝出纳朕命”，又谓“王命膳夫克命于成周，遹正八师”。可见管理帝王饮食的官吏之权力是够大的了。这就是晚周文献之所以称辅佐汤并力能夺王位的伊尹为“小臣”的道理。

伊尹大概名为“伊”，官为“尹”。一直到春秋时的楚国尚有令尹之官。《史记·殷本纪》称“伊尹名阿衡”，《毛诗·长发》也说：“阿衡，伊尹也。”伊尹是不是又名“阿衡”？恐未必。《尚书·君奭》：“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若保衡即指阿衡，则伊尹、阿衡是两个人，而且一在汤时，一在太甲时。《诗经·商颂·长发》：“昔在中叶，有震且业，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全诗所述，由有娀氏说到玄王、相土，然后说到汤灭夏，最后才说到中叶。这个中叶当然是指汤之后，可能就是指太甲时。阿衡即保衡，“保”是官名，“衡”是其私名。这个中叶的阿衡、保衡，当然不会是汤时的伊尹了。卜辞中除了有祭祀伊尹的内容，还有致祭黄尹的内容，见于武丁时的卜辞：

贞，黄尹我。贞，黄尹不。（《前》1.52.1）

贞于黄尹，七月。（《金璋》501）

己亥卜，贞，伐于黄尹，亦于蔑。（《前》1.52.1）

丙寅卜，即贞，□勺于黄尹。（《续》1.46.8）

郭沫若谓“黄乃假为衡，黄尹，即阿衡”[438]。衡、黄古音通用。所以这个说法可能是正确的。这就更可以证明汉时的经说，包括司马迁在内，以伊尹、保衡为一人之说的错误了。

二、商代前期的“盛君”

商汤在位多少年，已无可考。汤有子太丁早卒，有孙名太甲，年幼。汤死之后继位者是谁？古史家对此产生一大问题。《尚书序》说汤后即直接太甲元年，而《史记》则谓汤与太甲之间，还有外丙三年、仲壬四年。自此以后，二说并立，莫衷一是。信《尚书序》者为古文学，信《史记》者为今文学。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宗《史记》，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则宗《尚书序》。今按《孟子·万章上》言：“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古本竹书纪年》也在汤之后，有外丙、仲壬二君[439]，则汤之后，确实经过外丙、仲壬，而后太甲才立。我们应当尊信去古未远的周人记载，不应信汉人依托难凭的《尚书序》。今考殷墟卜辞王名有卜丙：

丙辰卜，贞，王卜丙日，亡尤。（《前》1.5.3）

乙酉卜，尹贞，王卜丙，肜夕，亡。十二月。（《粹》180）

辞中的卜丙，罗振玉主张即外丙[440]。卜辞中虽未发现“仲壬”，而有卜壬、兄壬、南壬，其中之一是否即是仲壬，尚难断定。

关于“太甲”，据说被伊尹所放，太甲悔过，伊尹又迎回复位。因而后人都说太甲和伊尹为圣贤。《史记》称：“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伊尹嘉之……褒帝太甲称太宗。”[441]有关太甲的历史，《尚书·无逸》还有一段记载：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

周公这段话里的祖甲不是武丁之子祖甲，而是太丁之子太甲。这段文字，可能经后人窜改。原文应当是祖甲一段在中宗之前。徐中舒先生说：“祖甲当即太甲。后人见《史记·殷本纪》祖甲为武丁子，故移于高宗之下。不知殷人祀典，凡祖以上皆可称祖，其大中小皆后人分别之词，非固有之称，故大甲亦可称祖甲。”[442]这是非常正确的。过去笔者曾在一篇论文中举出六条证据，证明祖甲这一段，原文在中宗一段前面，并证明此文之祖甲为汤孙太甲，非武丁子祖甲[443]。现在把它们抄在下面：

（1）汉《熹平石经》据洪氏《隶释》所载汉石经残碑，祖甲一节洪氏计其字数，以为必在殷王中宗之前。

（2）《汉书·韦玄成传》载刘歆等议，谓周公作《毋逸》举太宗太甲、中宗大戊（案中宗当指祖乙，不是大戊。《太平御览》八十三引《古本竹书纪年》云：“祖乙滕即位，是为中宗居庇。”卜辞也有“中宗祖乙”之文）及高宗武丁三宗以劝成王，可证《无逸》原来的次序。

（3）《书疏》引王肃说，谓祖甲为汤孙太甲。

（4）《太平御览》八十三引皇甫谧《帝王世纪》谓：太甲一名祖甲，享国三十三年。

（5）日本旧钞本《史记》卷子《殷本纪》在“褒帝太甲称太宗”下引裴骃《集解》云：“《书·无逸》太甲享国三十三年”，足见刘宋裴氏所见之《尚书·无逸》，也以祖甲为汤孙太甲。

（6）《晏子春秋·内篇谏上》景公将伐宋瞢二丈夫立而怒晏子谏第二十二：“夫汤、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也以太甲、武丁、祖乙三宗并举。

由以上六点，即可确证《尚书·无逸》周公所举以戒成王的商先王，一定是太甲、祖乙、武丁三人。最后的武丁是盘庚的下一代，所以这三人大致可以代表商代前期的“盛君”。

从《无逸》这段话里可以看出，商王朝前期，这几个有名的“盛君”，都还没有脱离生产劳动，他们曾杂于“小人”的行列，从事农业生产。并且他们“能保惠于庶民”，虽然早就有了剥削，但对庶民的剥削还不很严重；早已有了奴隶，但奴隶的数目不会很大，还不足以形成一个社会阶层。从经济制度的比重上看，商王朝前期的君主，表面上已称为“王”，实际上还是近于氏族酋长；这时虽然习惯上称为“王朝”，实际上还应属氏族的范畴，最多只能说接近奴隶制社会，距离正式的奴隶社会还有一间之差。

第三节　从田野考古上看商代前期的文化（一）

考古学上有关商代的文化遗址，1949年以前，除了安阳殷墟以外，几乎没有发现别的什么重要的商代遗址。因而对盘庚迁殷以前的商代历史，只能凭文献传说和甲骨文的有关记载去了解。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工作者在黄河中下游南北两岸和长江流域，开展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先后在河南的辉县、安阳、郑州、密县、荥阳、偃师、洛阳、伊川、临汝、巩县、登封、陕县、新郑、永城；河北的磁县、邯郸、武安、邢台、藁城、石家庄；山东的济南、益都、昌乐、寿光、曲阜、胶南；陕西的华县、扶风；山西的夏县、闻喜、永济、芮城、运城、翼城；湖北的江陵、黄陂，以及安徽、江西等省内发现一些商代遗址。这就大大丰富了商代的史料。尤其是补充了盘庚迁殷以前的所谓前期（早商和中商）的一段空白，从而使我们对商代历史的发展，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代表商代前期的遗址，又分为二里头文化期和稍后的二里岗、藁城和黄陂等遗址。

一、二里头遗址三、四期所反映的早商青铜器与农业生产

商代前期是自商汤灭夏以后开始的。夏王朝晚期的政治中心在河南的伊、洛流域。《史记·吴起列传》载吴起之言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444]《国语·周语》载西周时“三川震”，伯阳父说：“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是谓伊、洛之于夏，犹西周三川之于周，黄河之于商，是指京都附近的河流对国家盛衰之影响。可见夏桀亡国时之都城确在伊水、洛水之间。商汤灭夏的用兵路线，是自东而西，先伐韦、顾、昆吾，最后才进军至伊、洛攻灭夏桀。

伊、洛一带的田野考古，主要的发现是1959年春以来，在偃师二里头发现的一种早期文化。这一类型的遗址，范围大、堆积厚，文化遗址和文化遗物很丰富，最具代表性，因而命名为“二里头文化”。偃师二里头遗址的位置，正处在伊、洛流域，同传说中的夏桀所在中心地区，大致相符。从遗址层位的叠压关系上看，这一文化遗址，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早于郑州二里岗商文化的堆积。其考古编年共分四期，基本上可以分前后两大期；一、二期为前期，三、四期为后期。一期蚌片碳14测定的年代为距今3585±95年（公元前1620±95年），树轮校正年代范围是公元前2080—1690年。三期的绝对年代，经碳14测定为距今3210±90年（公元前1245±90年），树轮校正年代范围是公元前1590—1300年。一、二期在夏积年之内，三、四期则应是早商阶段（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从三期开始，政治上便由商汤政权代替了夏桀政权，也就是商文化代替了夏文化。

下面就根据二里头遗址三、四期所反映的早商文化，作一个概括的叙述。

从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四期所出土的遗物，可以看出这时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社会分工和交换也有了发展。三期文化层中出土的铜渣、坩埚片和铜镞、铜戈、铜爵、铜凿、铜刀、铜鱼钩、铜铃等（参见图38），最具代表性。这些铜器经过鉴定为青铜器[445]。可知商代早期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这也是我国中原地区现在所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

图38　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青铜器。

1、2.镞　3.鱼钩　4.小刀　5.锛　6.凿　7.锥　8.爵　9.铃

所出的这些青铜器，制作都相当精致，特别是曲内铜戈，制作工整。绿松石镶嵌的圆铜器，制作尤为精美。这种工艺不仅需要熟练的铸造技术，而且需要工艺美术上熟练的镶嵌技术与之相结合。铜爵的铸造工艺更为复杂，它是仿自陶爵，采用多合范（从铸痕上看，至少四块范）铸成。圆形铜器及铜泡形铜器[446]不知作什么用途，可能是镶嵌在他物之上的饰物。这些铜器反映出商代早期的青铜铸造业已经相当发达了。

青铜铸造业是商代早期极其重要的生产部门。并且从铜镞，尤其是铜容器的出现，可以看出已不是刚刚产生的初级阶段，更不是萌芽时期，而是经历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因为合范法铸造需要较高的铸铜技术，没有较长时间的实践经验的积累是不可能办到的。但另一方面，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发现的数量并不太多，器小而薄，造型简单，几乎全是模仿骨、蚌、陶等器具铸成的。所以这时的铸铜工艺还保留着相当程度的原始性，似乎距离开始掌握这种新技术还不太久，其发明很可能是在龙山文化晚期。

二里头三、四期的青铜器的出现，意味着农业和手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分工，意味着农业已能够提供较多的食粮，从而使社会上一部分人可能脱离农业生产，专门从事手工业。二里头三、四期文化，大概已处在这样的经济发展阶段。

这个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有铲、斧、刀、镰等。以石器为最多，骨、蚌器次之。大量农业生产工具的普遍存在，说明农业在当时整个经济中已占主要的地位。出土的陶器中有大量的酒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的水平已经不低，如果没有较多的粮食，大量酿酒是不可能的。但是，对当时的农业也不应过分夸大。因为从文献记载上看，盘庚迁殷以前还是一种粗耕农业，当时商人仍处在氏族社会末期。从《尚书·无逸》可以看出，商代前期即使身为王或天子，也无例外地杂于“小人”行列，共同劳动。他们当时过着游荡的粗耕农业的艰苦生活[447]。

二、二里头文化的早商宫殿建筑

1972年到1973年春、秋两季，在二里头基址上进行了三次发掘，主要的收获是一处宫殿基址。宫殿基址的周围还发现相当数量的房基、窖穴、灰坑、水井、窑址，以及铸铜的陶范、坩埚碎片、石料、骨料等等。由此看来，这个二里头遗址已具有古代早期都邑的规模，而不是一般的村落。这个宫殿台基上面有二里头遗址四期的灰坑和墓葬，下面有二里头遗址二期的灰坑，上下地层关系清楚。这座宫殿建筑是在二里头遗址的三期。这一期的绝对年代和文化面貌，也完全符合商代及其特征。《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县下注：“尸乡，殷汤所都。”此后，一两千年来，关于汤都西亳的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二里头发掘所发现的这个宫殿建筑，为商汤灭夏后都西亳提供了有力的物证（汤在灭夏前所都的亳是今山东曹县的亳）。

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一座宫殿遗址，也是地下保存比较完整的一座宫殿遗址。宫殿坐落在二里头遗址的中部，面积约1万平方米，占地在15亩以上。台基中部是一座面阔8间、进深3间的殿堂。挑檐柱的存在，说明殿堂的屋顶可能是四坡出檐。堂前是平坦的庭院，南面有宽敞的大门，四周有彼此相连的廊庑，围绕中心的殿堂，从而组成了一座十分壮观的宫殿建筑。

从各方面进行的研究已经判明：这座宫殿是由堂、庑、门、庭等单体建筑所组成，布局严谨，主次分明。其平面安排，开我国宫殿建筑之先河。这组宫殿建筑是按一定的营造设计建成的。它的组合、布局和规模，应该说是反映了一定的宫室制度。在台基中部有几个灰坑较大，有的里面还有人骨架。“例如H80口部有三座墓葬，一座是弓身屈肢葬，两座是俯身葬。H108内有具俯身葬的人骨架和一具兽骨。”[448]这就意味着二里头宫殿基址可能附有宗庙建筑。据《左传》记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449]，二里头既有宗庙，说明二里头基址在当时应该是一个都城。这和商汤所都西亳的历史应当是相符的。

三、二里头文化的艺术生活

二里头文化遗址除出土有造型优美的青铜器外，所出的陶器上，往往刻划或打印各种云雷纹、曲折纹、叶脉纹以及动物形纹等，出土的一件残陶器上有两条浅刻龙蛇纹，其中一条是一首双身，眼珠外凸，身上仰卧一只小兔。这两条龙蛇纹刻划均极生动，是件富有神秘色彩的艺术品。

玉器工艺已达到较高的水平。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一件玉戈，双重内，内中部有一单面穿，穿援之间有若干平行浅刻细线。援面一面平，一面略凹下。双面刃，刃与援面有分界线，琢磨精细。另有两件玉柄形饰，外形似鞭，共分六节。节分粗、中、细，三者相互交错，粗节有单线或双线的兽面纹。柄的顶端及其正背两面各有一孔，三孔相通。末端侧面有一对穿孔。它综合了研磨削切、勾线阴刻、阳刻浮雕、钻孔、抛光等多种琢制技术。这些技术，据现代一些玉器厂的技术人员说，也是具有较大难度的。“像勾线阴刻和阳刻浮雕工艺，即使在今天要想做出较好的效果，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这件三千多年前制作的玉饰，却把这些技术有效地糅制到一起，光是这一点，当时就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技艺成就。”[450]还有两件玉钺、一件玉铲形器、两件绿松石饰物等，制作工艺水平也都很高，是不可多得的精品。其雕琢线条流畅，抛光光洁，看不出雕琢痕迹。这是我国工艺美术史传统的实物见证。

这些琢制得相当精美的玉饰、玉器，若不是有一批多年从事琢玉、积累了丰富制作经验的专业玉工，是绝不会做出这样的效果来的。

二里头文化除了铜器、玉器之外，还出土有大石磬、布和贝。石磬是这批遗物中形体最大的，当是我国目前发掘出来的最早的石磬，也是我国音乐史的重要资料。在一件镶嵌圆铜器上所包裹的四种布中，除最细的那种布未确定性质外，其余都是麻布。这是我国现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纺织品实物之一。出土贝12枚，当是早商时期的初型货币。还有以骨和石仿制的贝。这些都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生产、交换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一些情况[451]。这些初型货币，当然并不排斥其仍然作为装饰品使用。

第四节　从田野考古上看商代前期的文化（二）

一、二里岗文化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的分工

稍后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的商代前期文化遗址（或称之为中商文化），以郑州二里岗上下层遗址，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和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等为代表。

郑州是商族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1950年在郑州市旧城南的二里岗首次发现商代前期遗址，堆积丰厚。除了居址和墓葬，还发现有铸铜、制骨、制陶等作坊遗址。1954年在郑州市人民公园的发掘，发现了相当于安阳殷墟的晚商文化层叠压在二里岗类型商文化层之上的地层关系，从而肯定了这类遗存的相对年代早于安阳殷墟，并定名为二里岗期早商或中商文化。

二里岗期商文化是由二里头类型商文化发展来的。一些考古工作者已承认，在文化面貌上两个遗址表现了一脉相承的风格。二里岗文化在许多方面显示了一定的进步性。当时人的经济生活，主要是农业。生产工具是传统的石、骨、蚌制器。挖土工具是扁平石铲，有时兼用蚌铲和骨铲，主要收割工具是石镰和蚌镰，而石刀和蚌刀很少。在郑州二里岗发掘，仅出土了3把残石刀和9把蚌刀，而石镰却出土了121把[452]。

农业工具中有一件掘土工具青铜钁。郑州南关外铸铜作坊遗址出土近两千件陶范，其中钁范的数量仅次于镞范，说明这种掘土工具是青铜手工业作坊中主要产品之一，在农业生产上已有相当数量的使用。但是，青铜器因其本身的弱点，从世界各国的历史上看，一般地是不能完全排除石器的，因而我们不能把这些青铜器在农业生产上的作用估计过高。

在遗址中居址的附近，发现了密集的大型窖穴，有长方形、圆形、椭圆形三种，以长方形为最多。这些窖穴有些应是贮藏粮食的仓窖。从当时墓葬中发现的觚、爵、斝等酒器，我们可以推测当时已有酿酒和饮酒之风。酒，是粮食的再制品，没有足够的粮食，酿酒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储粮的窖穴和酒器的出现，意味着粮食的生产必然比过去有很大的提高，至少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二里头文化。

农业的发展，粮食产量的增长，为农业与手工业进一步分工提供了基础。到了商代中期，重要的手工业不仅从农业中进一步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且在手工业内部也有固定的分工。比如青铜器和陶器、骨器、建筑各方面，每种的工序都是比较复杂的，每种手工业必已趋于专门化[453]。这些手工业的成就，没有细致的分工是办不到的。

二、商代前期的城池建筑及其意义

传说早在夏代立国之前，就已经发明了城池的建筑[454]。在1976年田野考古发掘的相当于夏代的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据说找到了一座早期城堡。不过后来有的研究者说此不是城墙，而是河堤。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中国最早的城墙建筑，是郑州的商城和湖北盘龙城的商城。城池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1955年秋在郑州白家庄一带的商代二里岗期文化层下面，发现有叠压的坚硬的夯土层，最初疑为商代墓内填土，后来又认为可能是一般夯土构筑的河堤。1956年春又进行了全面的调查、钻探，才初步判断它是一座商代城址。从1956年到1973年对商代城墙进行了发掘。在探沟中发现二里岗期下层文化层压着城墙夯土层，在这些文化层中包含有大量的二里岗期下层的陶片和一些石器、骨器、蚌器、卜骨等遗物。还发现有的地方是商代二里岗期上层文化层叠压在二里岗期下层文化层之上，或直接压着城墙夯土层。文化层内包含有大量的以二里岗期上层为主的陶片，以及石器、骨器、蚌器、卜骨等遗物。这种地层关系证明城墙筑成后，从二里岗期下层一直到二里岗期上层时，都有人居住在城内。从层位上观察，这座商城夯土墙晚于洛达庙期，更晚于龙山文化，其上限不会早于商代二里岗期下层，下限也不会晚于商代二里岗期下层。根据城墙探沟内出土的木炭，进行碳14测定，其年代有两个数据：第一，距今3235±90年（公元前1285±90年），树轮校正年代为3570±135年（公元前1620年）；第二，距今3215±90年（公元前1265±90年），树轮校正年代为3545±135年（公元前1595年）[455]。这种测定年代的方法虽然局限性很大，但是可以给一个大致的年代，郑州商城是属于商代前期。

郑州这座商城，据钻探考查，初步获知夯土城垣周长6960米（将近7公里），在四周城墙上还发现可能是城门的11个缺口。从城遗址规模上看，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的早商时代，能有这样宏大的建筑，不能不说是我国历史上的奇迹。

在商城的探沟中还发现有二里岗期下层和上层的残破房基多座。其中属于二里岗期上层的房基有八座，房基周围多残留有墙壁，部分房门开于南墙。这些房基都是在商代城墙筑成后，居住在城内的人们遗留下来的。

在城内东北部一带，约6万多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几处大面积的夯土台基和大型房基，最长的有60余米。有的台基周围还发现不少玉簪、铜簪和玉器等。显然，这很可能是商代前期的宫殿所在。可见郑州商城不是一般的都邑，而是商代早、中期商王朝的都城。有人曾推测可能是商王仲丁所迁的隞都[456]。城外周围分布有密集的商代遗址，城东南角之外的郊区就是著名的二里岗遗址。这里的房基较小，还有一些窖穴和墓葬[457]。

城外还发现一批手工业作坊遗址，如铸铜作坊、人骨和兽骨作坊遗址、烧陶作坊遗址等等。从其布局看，已经有了明显的行业分工。有这样的城市，正说明商代早、中期的政治、经济已相当繁荣，开始逐渐步入文明时代。

稍后于郑州商城的，是1963年在湖北黄陂境内发现的盘龙城遗址。1974年的发掘确定了盘龙城古城为商代二里岗期的又一座古老的城址，并发掘出又一座保存很好的商代大型宫殿基址。

这座古城位于今盘龙湖滨的一个小山丘上，三面环水，东北高而西南低。东北隅高地上有密集的大型宫殿建筑群。盘龙城的规模不大，看来是一个属于宫城性质的古城。郑州商城是二里岗期下层时修筑的，盘龙城则建于二里岗期上层。所以，这是我们已知的我国第二座最早的古城。

这座古城的建筑同郑州商城几乎一样，是用层层水平的夯土筑出城垣的主体部分，其内侧筑出层层斜行夯土，而在两种夯土的交接处，则有垂直的木板朽痕。这样筑起的城墙，自然是主体高耸而内侧为斜坡。古城的城垣是和宫殿建筑群同时营建的。这种营造的顺序关系，既说明了古城是中途才形成的，又可以说明它是属保卫宫殿的宫城性质[458]。

盘龙城的二里岗期商文化和黄河流域的商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统一性，比如城墙与宫殿的建筑技术几乎完全相同。另外，埋葬的风俗、青铜工艺、制玉技术等等，也极相似。这种现象，如果没有民族文化的同一渊源或政治、经济的密切联系，恐怕是难以形成的。盘龙城这座商城和宫殿是商王朝统治贵族的居地，还是统属于商王朝的方国，现在还不清楚。我们颇倾向于后者。总之，盘龙城商城文化的发现，说明了早在三千多年以前，黄河流域的早商文化已经达到长江之滨，这就大大地扩大了我们对商文化领域的眼界。

城池的建筑是为了防备别人对自己财产的侵夺，所以，城市、宫殿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标志着当时已经有区域经济中心，政治和军事的中心，城乡对立已经逐渐形成，氏族制度已到崩溃的边缘，阶级对立也大大增加，恩格斯说：“用石墙、城楼、雉堞围绕着石造或砖造房屋的城市，已经成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中心；这是建筑艺术上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是危险增加和防卫需要增加的标志。”[459]商代前期正是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

三、商代前期的青铜器和漆器兼论陨铁的利用

郑州二里岗期中商文化遗址，所发现的青铜冶铸业是当时最先进的主要生产部门之一。在不少地方都发现了青铜遗物和冶铸青铜留下的铜渣与陶范。这时期不仅能铸造刀、镞、锥、钻之类的小件工具，而且还铸造了斧、钁、戈、矛等较大件的工具和武器，还有鼎、鬲、斝、爵、觚、盘、罍等青铜容器。这说明当时青铜器在社会生产和生活领域已经广泛地使用了。

冶铸青铜的技术是比较复杂的，因为青铜是红铜与锡熔成的合金。所以，首先要把矿砂放在坩埚里用火熔化成纯净的红铜，然后再按不同器物加入一定比例的锡，注入陶范，才能制成青铜器物。这时铸造容器已采用三合范或多范。每套陶范有子母口或榫头榫眼，有的留有注铜口和气孔，以便倾入铜液和散发范内的空气。这时期铸造的青铜容器的特点是：器壁较薄，平底器较多，器表花纹简单，以单层凸起的饕餮纹和弦纹为主，没有地纹，形制多模仿陶器。

郑州商代前期青铜器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74年9月在郑州市张寨南街施工过程中，出土的两件商代前期大铜鼎[460]。这两件方鼎的形制、纹饰基本相同，均为双耳，斗形方腹，四个圆柱形空足。器表饰饕餮纹与乳钉纹。两鼎出土时保存完整，腹底和足表皆有烟熏痕。通高100厘米，口径横长62.5厘米、纵长61厘米，腹壁厚0.4厘米，重约86.4公斤。它虽然没有安阳出土的司母戊方鼎的形体大和重，但比司母戊方鼎的时代早。这两件方鼎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商代前期青铜器中罕见的重器。

1949年以来，在郑州商代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不少商代前期的青铜器，在一些冶铸作坊遗址中出土了各种铸造陶范，说明郑州商代前期的青铜器就是在郑州铸造的。从上述两件青铜器的形制结构和纹饰看，已具备了高度的冶铸水平，反映当时已熟练地掌握了炼铜液、精工制范和浇注等复杂的铸造技术。这两件方鼎是在商代二里岗期上层埋入的，在此之前必然有相当长的冶铸发展过程。

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不仅出现在中原地区的郑州，远在长江流域的湖北黄陂和北到滹沱河流域的河北藁城等地也有发现。

盘龙城商代二里岗期遗址和墓葬所出青铜器，截止到1976年已达159件，器型有25种之多。这批青铜器无疑是研究我国长江中游商代社会、经济的重要资料。从盘龙城遗址中发现了许多冶炼坩埚和一些孔雀石、木炭、红烧土等，说明这些青铜器是就地冶铸的。铸造方法，基本上和郑州所出的青铜器一致，也是属陶合范的通体浑铸。如三足器上，从口颈、腹、足的中轴线至器底，有三条铸缝线汇于器底的中心或一侧，这是浑铸的证明。有的器物有附件，如卣的提梁，簋的双耳，应是分铸附件后，再通体合铸。盘龙城的青铜器大小不一，花纹各异，未见过两件完全相同的，可见其铸造是一器一范。这样的生产，其效率是不会高的。

盘龙城与郑州两地相隔千里，两地所出青铜器，在器型、纹饰、制作技术等方面有着大致的统一性，这就扩大和丰富了我们对商代前期的疆域和政治、文化影响的认识，改变了过去总认为商文化局限于黄河中游一带的看法。

通过对郑州二里岗、安阳殷墟等遗址的研究，我们已明确了郑州二里岗的商文化是安阳殷墟文化的前身，盘龙城二里岗期青铜器与殷墟的青铜器相比，也表现出它们的相承的发展关系。如殷墟出土的、簋、卣、圆流爵，过去一直搞不清它们的渊源，后来在盘龙城找到了它们的祖型。所以，殷墟的大部分器型，是商代二里岗期的继承和发展。

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1972年发现了鼎、瓿、斝、觚、匕、刀、戈、矛等青铜器，还伴出一件铁刃青铜钺，这是我国考古工作的一次重大收获，引起了科学界的注意。

1973年对台西村商代遗址进行正式发掘，在M17墓内所出的铜刀、铜镞、铜钻等青铜器中，有件青铜戟。这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早的一件。过去误认为一直到商代后期还是戈和矛单独使用，到周代才出现“辛村式”的十字形浑铸戟。M17联装戟的发现，恰好补正了上述说法，同时也表明周代的浑铸戟，当是承袭商代分铸联装戟而来的[461]。

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所出青铜器中意义最大的，是1972年出土的一件商代铁刃青铜钺[462]。青铜钺的铁刃宽达60毫米，铜外部分已经断失；铜身夹住部分约厚2毫米，深10毫米。残刃已全部氧化，使鉴定极为困难。科学家利用光学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和电子探针等工具，对从铁刃断口表面采取的样品进行分析。观察其成分，铁刃中残留有一些含高镍和低镍的铁粒，具有陨铁的特点，说明铁刃的原材料只能是来自天体的碎块，即当时或早些时候陨落的流星铁[463]。所以，藁城的铁刃青铜钺是用陨铁经过热锻而成的。

1977年8月北京市平谷县刘家河商代中期墓也出土一件铁刃铜钺，与藁城出土的形状大体相同，但约小三分之一。根据已有资料对照，估计仍为陨铁锻制。铁刃铜钺的再次发现，说明铁已确被当时人所认识，使用陨铁不是偶然的现象[464]。

过去，据说在河南浚县还出土过约为商末周初的两件镶铁铜兵器。一件是铁刃铜钺，和藁城的铜钺相似，铁刃保存稍好；另一件是铁援铜戈，铁援局部断失。1949年前，这两件兵器被盗卖后流入美国。最初也被误认为是冶炼的铁，后来经过进一步分析，才得出估计也是陨铁所造的结论[465]。

陨铁是天空中的陨石铁，数量是很少的，用少量的陨铁制成的工具，当然更少。这些有限的陨铁工具，在生产上当然不可能产生多大作用。但是，这毕竟是铁器，至少可以证明早在大约3300年前，我们的祖先不仅已认识了铁，而且能够用简单的工具铸造成青铜和铁的复合工具，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古代冶金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商代前期的手工业，当然以青铜冶铸业成就为最大，其他方面，如陶器、骨器、玉石、缝纫[466]和漆木业等方面，也都有很大的成就。集中反映时代特点和工艺技术最高水平的，除了青铜器外，就是藁城台西遗址所发现的漆器。在F6室内外发现了一些漆器残片共26块。其中两块画彩，其他都是先在木胎上用利刃雕成花纹，然后再涂朱、髹漆、镶嵌，表面呈现浮雕式的花纹。发现的器物木胎已腐朽，但据残片观察，有些仍能看出器形，有盘有盒，花纹有饕餮纹、夔纹、雷纹、蕉叶纹等，均为朱红地黑漆花，有的花纹上还嵌有磨制成圆形、方圆形、三角形的嫩绿色松石，色彩绚丽鲜明，漆面乌黑发亮，花纹精巧、比例匀称。而且漆器胎薄，在雕花木胎上髹漆，使漆器表面呈现出浮雕式的美丽花纹[467]。这些技艺不仅表现了古代劳动人民在髹漆方面的卓越成就，也说明当时镶嵌艺术的高超水平。从漆器制作的成就看，当时漆工可能已经脱离木工而成为一项专门行业。

第五节　商代前期的阶级对立与第一个阶级社会的逐渐形成

我们从文献传说中，论述商王朝前半期的“盛君”，如太甲、祖乙等，虽身为一族之长，还要杂于“小人”的行列，共同从事生产劳动。这与当时商人仍未超出氏族社会的末期是相符的。但是根据《尚书·无逸》所述，此后的商王就大不相同了：“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他们不但不劳动，而且逐渐变成沉于逸乐的社会寄生虫了。

再从商王位继承方面看，这时也在发生大的变动。商代前期的继统法，基本上是以“兄终弟及”为主。到后期，由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生活起了根本的变化，就由氏族制的末期，正式进入了奴隶社会。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当然也影响着王位继统法的转变。于是在商代后半期，开始从“兄终弟及”逐渐过渡到反映私有制的“父死子继”的继承制度。这两种不同的继承制度反映了前后社会性质的不同[468]。

我们曾从考古发掘上谈过商代前期二里头文化已有了宫殿建筑，郑州二里岗期的商城和湖北盘龙城商的宫殿建筑群的出现，都标志着人类社会的享受、侵夺和压迫现象的日趋严重。因为，宏伟的宫殿和高大的城墙，显然是在阶级奴役制度下，实行强制劳动的产物。宫殿和城池本身也是暴力机关——奴隶制国家出现必不可少的象征。它标志着奴隶主与奴隶、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两大对立阶级的分化和斗争，更趋明朗了。

在郑州商城的发掘中，发现了不少人的头盖骨，其中比较集中的有三堆。有些人头骨带有明显的锯痕。这些头骨中，大多数是男性青壮年。看来这些被杀害的人，不是战俘，就是奴隶。大概是用奴隶作为祭祀的牺牲，或作为建筑物的奠基[469]。商代前期由于经济发展，阶级矛盾由缓和而日趋尖锐，表面上的氏族首领，实质上已是奴隶主。他们为了镇压奴隶的反抗和防止别族的侵扰，于是大兴宫殿、城池。在生产工具十分简陋的情况下，这些夯土城垣，必定是征集大批失去自由的劳动者，从事长年累月的劳动，才建筑起来的。

从掌握的大批材料上看，商代前期墓葬，发现人殉和人牲的地点，除河南安阳、郑州商城、湖北盘龙城外，还有山东益都苏埠屯、江苏铜山丘湾和河北藁城台西村等处。商代前期的殉葬人，我们不能认为都属于奴隶身份，从埋葬的布局看，有的可能是墓主人生前的随身侍从，是与墓主人关系最密切的人。有的则可能是墓主人生前的敌对者，大概是战俘，战俘还不是奴隶。

古时的丧葬制度是当时人生前生活习惯的反映。商人相信人死后变为鬼，鬼的形状及其生活情形谁也没有见过，他们就按照自己的实际生活去幻想，以为人有住室、有衣服用具，鬼神必然也一样有住室、衣物等；当时人喜欢好饮食，喜欢别人服侍等，认为鬼神也必然如此。一个人生前所拥有的排场，其死后子孙当然也不愿使之减色。所以，商人墓葬中男侍女妾、大量卫士断头后排葬于墓外等等。厚葬之风就这样逐渐兴起来。

商代前期大墓不多，在殷墟侯家庄西北岗墓地已发掘的，有HPKM1500和HPKM 1217两座大墓。M1217大墓全墓面积约1200平方米。墓室平面为亞字形，面积约380平方米。东西南北四边各有一个墓道。此墓曾多次被盗掘，墓内详细结构和人殉情况已看不出来了。

M1500大墓的规模略小。全墓面积约800平方米。墓室平面为方形，面积约320平方米，东西南北四边各有一个墓道。北道中部东西两壁有台阶直通地面。其随葬器物也已被盗一空。遗留下的据说有大理石雕刻和殉葬的人头骨等[470]。

商代前期较小的墓，在河南郑州、湖北黄陂等地都有发现。如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发现的李家咀M2是个男墓，未经扰动，出土物很丰富[471]。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深为1.41米，墓圹口小底大，底为12.8平方米。有棺椁，但已全朽，清理出十多块椁板板灰，一面有精细的雕花，一面为涂朱素面。最大的椁顶雕花板灰有两块，其一长2米，宽40厘米；另一块长1.5米，宽22厘米左右，皆阴刻饕餮纹和云雷纹，每两组图案间的阴线部分涂朱，阳面涂黑，板灰则呈白色，出土时色彩斑斓，极为美观。随葬品有铜器、玉器、木器、陶器等。仅铜器一项就有63件。这些充分反映了当时贵族的豪华奢侈的生活。酒器大都置于棺与椁之间，炊食盛器则都在内外椁间。其中最大的鼎，高达55厘米，在商代前期铜鼎中，仅次于郑州出土的两件大方鼎。兵器和工具共40件，计有钺2件、戈5件、矛2件、刀7件、斧1件、銎斧1件、镞18件、锛1件、凿1件、锯1件、镦1件。兵器中的一件大钺，长41厘米，刃宽26厘米，援部周边饰变形夔龙纹和蝉纹。这种大型兵器是象征权威的仪仗之物，表明墓主人生前掌握一定的镇压之权，可能是统治阶级的重要首领之一。在此墓中还发现殉人三具，均无棺木，可能是奴隶，则更可以证明墓主人是奴隶主身份。

另外，郑州白家庄第3号墓，墓室长2.9米、残宽1.17米、深2.13米，墓室底部有腰坑，坑中埋一狗。墓有棺有椁，在椁外二层台上，发现成组的青铜容器和一具殉人骨架[472]。墓主人一定也是中上阶层的人物。

还有一类小墓，墓室面积都在2平方米以下，甚至有不少还不到1平方米。在郑州、辉县、陕县之地，据不完全统计，共发现34座。墓室结构，无椁，少数有腰坑，都没有殉葬人，随葬的器物没有铜礼器，只有陶器：鬲、、盆、豆等，个别的有陶罐、大口尊等。随葬的生产工具，有石铲、石镰、纺轮等，可见这些墓主是农业生产劳动者。随葬铜戈、石戈等兵器的5个墓，墓主人可能是战士。那些小土坑墓，无椁、无腰坑，有的有棺，有的无棺，有的全无随葬品。不难看出，死者生前掌握的生活资料是贫乏的[473]。这些只随葬简单的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的墓葬，其墓主人的地位尽管由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社会地位急剧分化，而已接近奴隶，但其身份可能还是属于平民阶层，或是城市贫民。

真正的奴隶墓葬在田野考古上是找不到的，因为奴隶只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在生前奴隶主可以随意处死，死后更不会举行什么埋葬仪式。只能从奴隶主墓葬中的人殉和人祭遗骨看到一点残迹。

以上所列举的这些大小不等的墓葬中，阶级分化是非常清楚的。贵族内部已有高下不同的等级差别。小墓主人可能是破产的自由民，随时有可能下降为奴隶。总之，从商代前期的墓葬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已存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分化和对立，真正的奴隶制社会已经临近，个别地区甚至有可能已经进入奴隶制社会。

第六章　商代阶级国家的形成

商王朝的历史，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上看，可以盘庚迁殷为界线，分为前后两期。盘庚迁殷之前，商族还处在氏族制到奴隶制的过渡阶段，盘庚迁殷前后，才算正式跨进奴隶社会。

第一节　盘庚迁殷及其社会意义

一、自汤至盘庚五迁的问题

商族在汤以前就是一个迁徙频繁的流动部落，传说有八次迁徙，其实恐怕还不止此数。汤以后至盘庚，据说又有五迁。汉时张衡的《西京赋》有“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居相圮耿，不常厥土”的话。后面这五迁也见于《尚书》，《盘庚》篇谓其先王“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可是，《史记·殷本纪》说：“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尚书序》也有：“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这些不够明确的记载，使有些学者误认为《史记》和《尚书序》说的“五迁”属于盘庚一人[474]。实际上，若细读整个原文，就可以发现这种看法是对《史记》和《尚书序》的误解。

《史记·殷本纪》所说的五迁，是从汤始居亳，继而迁隞、迁邢，再补盘庚时已都河北一句，连同盘庚复居亳，说的是自汤至盘庚共五迁，不是指盘庚一人有五迁[475]。至于《尚书序》的“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我们也认为决不是指盘庚一人有五迁。考《尚书序》作者已历举商人的迁徙：

汤始居亳，从先王居。

仲丁迁于嚣。

河亶甲居相。

祖乙圮于耿。

盘庚五迁，将治亳殷。

《尚书序》作者把“汤始居亳”作为商人首次迁徙，仲丁迁嚣为第二次，“河亶甲居相”为第三次，“祖乙圮于耿”为第四次，盘庚迁殷为第五次。可见《尚书序》说的“盘庚五迁”，不是指盘庚一人有五迁，而是从汤居亳算起，至盘庚迁殷已是第五次迁徙。这样理解，就能把有关这一问题的所有史料都读通了（至于是不是只有这五次，那是另一个问题）。

这五次迁徙的地点，各书所记不尽相同：

《尚书序》：亳（汤）、嚣（仲丁）、相（河亶甲）、耿（祖乙）、殷（盘庚）。

《史记·殷本纪》：亳（汤）、隞（仲丁）、相（河亶甲）、邢（祖乙）、亳（盘庚）。

《古本竹书纪年》：亳（外丙）、嚣（仲丁）、相（河亶甲）、庇（祖乙）、奄（南庚）、殷（盘庚）。

以上三书所载的地名共有九个：（1）亳、（2）嚣、（3）隞、（4）相、（5）耿、（6）邢、（7）庇、（8）奄、（9）殷。所以，“五迁”实是屡迁之意。九个地名中，汤或外丙居亳，前面讨论商族来源时已讲过了，这里可以不论。《尚书序》谓仲丁迁于嚣，而《殷本纪》则作仲丁迁于隞。嚣、隞二字声近，可以相通。地在今河南荥阳。河亶甲居相，相地，《汉书·地理志》谓相县属沛郡，《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谓故殷城，在相州内黄县东南，也没有什么问题。至于《尚书序》“祖乙圮于耿”，《殷本纪》作“祖乙迁于邢”，而《古本竹书纪年》则谓祖乙“居庇”，耿、邢、庇是三个地方，还是一地异名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耿”是现在的什么地方？旧说在河东[476]。“邢”旧有两说：一谓在河北的邢台[477]，一谓在河内，即今河南温县[478]。不管两说中哪一说为是，均言邢与耿非一地。《皇极经世》和蔡沈的《尚书集传》都认为祖乙时圮于耿、徙居邢，曾两迁，其根据不详。唐司马贞的《索隐》则谓：“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东皮氏县有耿乡”，地在今山西河津县。“邢”与“耿”古音同部（同在段氏十一部），二字是可以通转的。所以，有可能邢与耿为一地的异写。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引《说文》谓：“，郑地，有亭。”因而疑此地为祖乙所迁。可是《说文》又在“邢”字下说：“周公子所封，地近河内怀。”王国维的《说耿》谓后说指《左传》宣公六年之邢丘。地在今黄河北岸之温县。并谓：“祖乙所迁，当即此地。”我们也觉得王氏此说颇合事理。

关于“庇”的地望，说法也很多。有谓“庇”与“邢”为一地者，清徐文靖就说：“邢与庇当是一地……《史记》谓祖乙迁邢者，当即为《竹书》所云迁庇者也。”[479]他赞成《皇极经世》祖乙圮于耿，徙居邢之说，谓祖乙从相迁耿，又自耿迁于庇（邢），前后两迁[480]。李斐然认为“庇”即《毛诗》的“邶”[481]。岑仲勉并从古音上证明有转变的可能[482]。丁山则认为祖乙所迁之“庇”可能是鲁西南之费邑。费、比一声之转，古文常通用。他举出《尚书》之《费誓》，《说文》引《古文尚书》作“粊誓”。粊、庇俱谐比声，则祖乙所迁之“庇”，即鲁西南疆之粊或费[483]。我们觉得如果《竹书纪年》所记南庚曾迁东方的奄可信，则“庇”之地望以在山东最为合理。

南庚所迁之奄，当即《左传》昭公九年所说的“蒲姑、商奄，吾东土也”的“奄”，也就是史称周公在周初曾“伐奄三年，讨其君”[484]的“奄”。可是文献上又有周公伐商盖的记载，如《韩非子·说林上》云：“周公旦已胜殷，将攻商盖。辛公甲曰，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众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盖服矣。”“商盖”其实就是“商奄”，奄、盖二字的中古音为，同是闭口韵，其上古音段氏《六书音均表》均列入第八部。可见先秦时这两个字是可以通用的。奄或盖的地望，当在今山东曲阜一带。

再谈谈盘庚迁殷的问题。

《古本竹书纪年》称：“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虚，南去邺州三十里”[485]。《尚书·盘庚》也说：“盘庚迁于殷”，“盘庚作，惟涉河以民迁。”盘庚所迁的殷或殷墟，实即《史记·项羽本纪》所说的洹水南的“殷虚”，也就是今甲骨文主要出土地，安阳西5里之小屯，其地在黄河之北。盘庚自奄（山东曲阜）迁殷（河南安阳）必经黄河，所以《盘庚》说：“涉河以民迁”。这本来是没有问题的。只因为《尚书序》说：“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殷”字前加了一个“亳”字，使注疏家、史学家错误地理解为这是指黄河以南的“亳”。其实，凡是商的先公先王停踪之邑都，都可能留下“亳”名，“亳”可以有好多个。黄河北安阳的殷墟当然也可以称“亳”。以这种看法去读《尚书序》，就能文从字顺，没有什么可疑了。司马迁见《尚书序》说盘庚“将治亳殷”，错误地认为这是指黄河南的“亳”，于是说：“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他知道商纣亡国时在河北，于是又不得不接着说：“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486]。可是，武乙之徙毫无根据。所以，司马迁所谓盘庚迁殷为渡河南迁，是完全错误的。

关于这个问题，晋人束皙则说《尚书序》的“亳殷”是错字，他说：“《尚书序》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旧说以为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尚书》云：‘将始宅殷’，是与古文不同也。《汉书·项羽传》云：‘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阳西有殷”[487]。我们认为束皙所见之壁中书，可能确是“将始宅殷”，但《尚书序》“将治亳殷”未必是错误的。这两种文献记载，文字上虽略有差异，从意义上说，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指盘庚迁往安阳的殷墟。

过去传统的说法谓自盘庚迁殷后，商又称为殷[488]。但甲骨卜辞中没有“殷”字，从卜辞看，商人自己是始终称“商”而不自称为“殷”的。郭沫若说，周初铜器中才称商为殷。起先是用“衣”字，后来才转为“殷”。并谓周人称商为衣、为殷，大约出于敌忾[489]。这是对的。

从上面的讨论看，汤以后至盘庚的居地，有亳、嚣（隞）、相、耿（邢）、庇、奄、殷等七个。假如《世本》所说的“太甲徙上司马”可信[490]，则有八地，迁徙的次数为七次。可见“五迁”之数不足信。至于所迁的这些地方，都在华北平原，大体上俱处于距黄河两岸不远的肥沃地带。

二、盘庚迁殷的原因及其意义

商族的迁徙历史，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从盘庚开始，商族“不常宁”、“不常厥邑”的生活习惯，一变而为定居生活。《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491]商前期的先公先王们为什么要屡迁，盘庚以后为什么改为定居？这种生活上的转变，是由于什么原因呢？自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汉、晋人有的说商人是为了纠正奢侈的风气才迁都[492]。但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来没有由于要改变奢侈生活而迁都的。《尚书·盘庚》是盘庚在迁徙前后，向商人进行动员和安慰的讲话，没有一句涉及生活奢侈或其他政治上的原因，而只是反复强调迁徙对人民有利，留恋故居对人民不好等等，到底为什么原因，成了千古之谜。

后来最流行的说法是，为了避河水为患。如宋代朱熹的学生蔡沈就说：“自祖乙都耿，圮于河水，盘庚欲迁于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迁，胥动浮言。小民虽荡析离居，亦惑于利害，不适有居，盘庚喻以迁都之利，不迁之害。”[493]这是指盘庚这次迁徙是由于河患。但是否每次迁徙都是为了避黄河水灾？这仍然是个问题。

顾颉刚、刘起釪竭力主张，商人屡迁，是“水涝给旧地造成祸患，引起了经济、社会问题，不得不迁。这是促使其离开旧都的客观原因”[494]。

但是，这个“河患说”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上自商代，下至周定王五年河徙，在古文献和殷墟卜辞中，几乎看不到有关河患的记载。最初说到河患的，是后出的《尚书孔氏传》。它说：“圮于相，迁于耿，河水所毁曰圮。”这句话，文字是不通的[495]。所以，《孔传》的说法是没有多大信值的。

《盘庚》中有“惟涉河以民迁”，又说“殷降大虐”。前人解释，这就是透露出河患和因水灾而迁徙的文句。其实，所谓大虐，固然可以推想可能是水灾，但也可能是别的灾难。至于“涉河”，更不能与河患相联系。尤其是河水若泛滥成灾，这是人人易见的祸害，即使盘庚不动员，人们也会顾及身家性命，急于迁到别处，决不会口出怨言的。并且，商人所迁的地方，都在距黄河两岸不远的地带。此足证避河患说之难通。岑仲勉说得明白：“假如说商族屡迁，都为避河患而起，那末，前车可鉴，自应远远搬走，为甚么转来转去，总不出二三百里的范围，只就这一点设想，我们已很难坚持‘河患’的论调了。”[496]

河患说既不能成立，于是又有人认为商人当时可能过着游牧经济生活[497]，逐水草游荡于各地。然而，从历史上看，当时的商族不可能是游牧社会，有很多事实可以为证。冯汉骥很早就指出，游牧民族中少有用陶器的，因为陶器脆弱，迁移时搬运不易。可是从地下考古可知，商人是有陶器的，并且非常精美，足见商人不是游牧者。其次，以游牧为生的民族多有饮乳或吃乳制品的习惯，而商人则未闻其有食乳的习惯，这也是商人非从事游牧的一个旁证。至于殷墟卜辞中累载祭祀时用牲有多至数百头者，这是一种家畜，而家畜亦为农业社会的特征之一[498]，不能因为他们养有大批牛羊，便以为是游牧社会。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值得提出，这就是游牧民族迁徙是为了逐水草，一般都是一年之内屡迁其地。而商族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商族的迁徙至少是十年或数十年才迁一次，显然不能拿游牧行国的习俗去解释。

据地下考古和文献记载，商人在盘庚以前，农业经济已占很大的比重。《盘庚》也说：“若农服田力啬，乃亦有秋。”“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从这几句话里，也可以推测当时商人对农业已经很重视，这决不像以游牧经济为重心的人们所说的话。

农业社会的人，是比较适宜于定居的。为什么商人时常迁徙？到盘庚时迁殷，人民何以又不肯迁？《盘庚》里都没有交代明白。所见到的只是商王一味地把“祖宗”和“天”抬出来，用以威胁反对者，他说“我们的先王没有一个不是只图拯救和保护人民的。先王那样关心着人民，所以很能顺着天时活动。每当老天降下大灾来的时候，我们的先王总是为着人民的利益实行迁徙，从不留恋他们亲手缔造的原有都邑。”（“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戚，鲜以不浮于天时。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商王一再强调为了民的利益，一则曰：“视民利用迁”，再则曰：“予若怀，兹新邑，亦惟汝故，以丕从厥志。”奇怪的是，他始终不曾明白地说出为了他们的什么利益。既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为什么他们要反对呢？

孔颖达《尚书正义》认为，人民反对盘庚迁都，是由于“恋旧情深”；又说：“以豪民室宇过度，逼迫贫乏，皆为细民弱劣，无所容居，欲迁都改制以宽之。富民恋旧，故违上意，不欲迁也。”这话不知有何根据，但以情理度之，似乎多少有点近于事实。不过，需要加以解释才能明白。

所谓“恋旧情深”，所谓“富民恋旧”不欲迁徙，自然是经济的原因。但是，迁徙既不是由于河患，又不是由于游牧生活，是什么重大原因迫使他们不能长期定居于一地呢？商族很早就已进入到以农业为中心的社会。在营农业的社会经济中，初期的粗耕农业，在一地耕种几年后，地力耗尽，就必须转移至新地。商族在盘庚以前正是处在这样一种社会经济阶段。早在1944年，傅筑夫就提出这种看法，他认为商代处于“游耕”或“游农”阶段，先焚烧林莽，耙平土地，播上种子，每年轮换不同的作物，到了第五个年度，地力耗尽，只得放弃，另迁他地。他说商人“不常厥邑”，就是农业发展到游耕或游农阶段的必然结果。所以，商代迁都不是为了政治原因，也不是为了河患，而是为了改换耕地[499]。傅先生又进一步阐述其说法，谓：“三千多年以前的殷人，不可能了解土地收获的逐渐减少，是由于土地的肥沃力有一定的限度，他们只是从长期的经验中，体会出在一个地方住过若干岁月之后，必发生收获递减的现象，他们以为这是上天降下来的灾殃——‘殷降大虐’，不许人们永久住在一个地方，故非迁徙不可。及迁到一个新的地方以后，又获得丰收，所以盘庚才说：‘视民利用迁’，说：所以要迁到新邑中去，正是为了你们大家的利益，而这个利益原是大家所一致要求的，这个利益就是大家切身的经济利益”[500]。

冯汉骥也赞同傅筑夫的说法，并以塔纳拉人的历史同商族的历史互相印证[501]，商人“不常厥邑”的原因就愈益清楚了。我们先看看塔纳拉人的生活情况：

马达加斯加西部山地之塔纳拉人的经济情况、社会组织及其文化水平与商族颇相似，故可以互相比较。塔纳拉的社会组织，以父系宗族之大家庭为其基础。其下分为单独的小家庭。约200年前，其生产主要为刀耕火种之旱稻种植，也是一种粗耕农业。根据当地的土壤条件，用这种方法开垦的新田，第一年可得丰收；以后5至10年之间，可有相当的收获。此后，这块田地必须放弃，任其荒芜，俾其恢复地力，至少要到20至25年之后，方能再行种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每隔十数年或数十年，他们必须迁徙一次，在另一地方重新开垦新田。其迁徙大概有一定的区域，在其中循环迁徙。如原来地方之地力已恢复，亦可迁返原处。当迁到一新地时，族中之首领即将新村附近待垦之森林加以划分，分配给各家族去开垦。

我们看看商人是怎样的情况。他们在盘庚以前，情况与塔纳拉人差不多。他们的“不常厥邑”，不是由于河患，也不是游牧生活的需要，实际上这是粗耕农业社会的特征。其迁徙的地方，总不出今山东、河北、河南之间，循环迁移。游牧民族往往一年数迁，决不会十数年或数十年才改换一次牧场。只有较进步的粗耕农业社会才会如此。

盘庚以前的商代主要是粗耕农业经济，故人民视迁徙为当然，一地之地力已尽，即行搬迁，毫无犹豫，因为不迁则无以为生。但至迟到盘庚迁殷前后，农业上想必已有很大的进步，即由粗耕而进入比较精耕的阶段，这使得他们可在一地久耕，不必迁徙。《竹书纪年》谓自盘庚以后即定居于殷，不再迁移，就是这个缘故。但我们所说的商代社会的变化，并不是说自盘庚迁殷那一年开始，便从粗耕农业一下子变成了精耕农业，而是说盘庚迁殷所引起的这个事件，正反映了商的社会经济至迟到这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自汤到盘庚约300年间，只有几次迁徙，大概人民逐渐趋于定居，迁徙逐渐不易。到盘庚时，可能社会变革已深，再想搬迁，就必须加以命令或威胁才能做到。

再以塔纳拉人为例，塔纳拉人原为烧耕、种旱稻及十数年一迁之部族。到后来，逐渐知道种植水稻。起初不过以水稻为副产品，各小家庭自行于低洼有水处种植之，与全族无关。其所获亦为各小家庭自己留用，不交给族中均分。水稻收获甚丰，并且可以长期种植，无地力已尽之患。利之所在，小家庭遂各自尽力种植，收获物完全为小家庭之私产。但无水稻田者所种之旱稻田，过一定年限地力已尽，即无法再种植，就是种植亦无收获。并且，十数年一迁为塔纳拉人根深蒂固的成法。无水稻田者需要迁移，而有水稻田者因其投资所在，则不愿迁移。因水稻种植为一种精耕农业，垦种不易，当然不愿放弃而随人他迁。塔纳拉人社会至此时，若不迁，一部分人可以生活，另一部分人则不能生活。首领为了照顾旧法种植者的生活，强迫全族迁移。但此后精耕的水稻种植法逐渐被全部族人所采用，从此以后就可以不必时常迁徙了。

盘庚时的商代社会与此相类似。盘庚可能见他所统率的部落中，一部分人仍营粗耕农业，不迁移即不能生活，故不得不胁迫全族一齐搬迁。而另一部分从事精耕农业者不愿搬迁，即所谓“富民恋旧，故违上意，不欲迁也”。或许盘庚为一守旧的君主，因为“不常宁”是祖宗的成法，当时虽然已进至精耕农业，可以不必时常搬迁，而盘庚还是守着祖宗的法规一定要搬，故人民反对他。此二者，想来盘庚必居其一。总之，这时商族的经济正处在从粗耕农业到精耕农业的过渡之际。

可见，盘庚以前商族的“不常厥邑”，确如傅氏、冯氏所说的，是由于粗耕农业的原因。顾颉刚、刘起釪则反对此说，认为凡是实行粗耕农业因而经常迁徙的，是较原始的民族，“多是处在野蛮阶段，还没有进到奴隶社会时期，根本还不知道有‘国家’这一社会组织，怎么能用他们的粗耕迁徙，来比附解释这一早已进入文明时代，在生产和文化都颇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商王朝奴隶制国家的迁都活动呢？要知道这完全是古代文化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的事，不能混同”[502]。

顾、刘两位先生的怀疑在于他们先有商族自汤灭夏起就已进入文明时期的成见，认为商这个奴隶制国家怎么能用野蛮时代粗耕迁徙的理论来比附解释呢。其实，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已经看到商代前期（指盘庚迁殷以前），还停留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或者说是原始社会的末期，盘庚迁殷以后，才逐渐进入奴隶制社会。所以，商代前期商人迁徙频繁，符合粗耕农业的特征。迁殷以后，便进入精耕农业的定居生活。这样理解是顺理成章的。

一般人往往把殷墟卜辞和殷墟青铜文化误认为是整个商王朝的文化，于是讲商代前期的历史也引用甲骨文材料，这是不妥当的。因为，殷墟卜辞是盘庚迁殷以后的遗物，这时是商王朝的后半期，其社会经济当然已发展到文明阶段了。但是，在盘庚迁殷以前，当是尚处在粗耕农业阶段，当时一人的劳动仅够一人之所需，很少有剩余可供他人剥削。所以，我们可以设想那时的劳动者中，纵使有奴隶，数目恐怕也不会很多，不足以形成社会阶层。大体言之，从事粗耕农业，不能把耕地固定在一定的地点，这种时常在迁徙的社会，是很少有大批奴隶的。当时生产既然有限，平时亦就无固定工作可使奴隶任之。倘有许多奴隶，则消耗者增多，反而成为累赘。只有当生产技术达到半精耕农业及精耕农业，或有相当之工商业时，一个人的劳动所得除去其自身消费之外，还有剩余可供养他人，奴隶的数目与重要性才会逐渐增加。所以我们说，在商代前期，距离原始公社的末期还不甚远，应当仍属于从原始氏族社会逐步迈进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至迟到盘庚时，生产技术已经改进，农村由流动变为定居，奴隶劳动的使用也随之增多，奴隶社会才有可能正式形成。

第二节　商代后期阶级斗争的尖锐和国家的出现

一、商代后期的阶级对立

商族在盘庚迁殷前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表现为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奴隶制逐渐成为社会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社会上除了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差别外，又出现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别。富者就是主人，是剥削阶级；贫者有的变成了奴隶，是被剥削阶级。这一阶级的利益就是那一阶级的灾难，两个阶级完全处于对立的地位。

商王朝的前期已出现了卫护富者贵族财产的“城郭沟池”和宫殿建筑。恩格斯说：“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503]郑州商城、湖北盘龙城商城及其宫殿基址和墓葬，无不透露了商代前期的阶级分化和对立，标志着商王朝那时已经临近奴隶制国家的边缘了。

商代后期，尤其是盘庚迁殷以后，阶级斗争的现象就更明显了。证以地下考古，1949年以前，在殷墟侯家庄发掘出十座大墓，1949年以后，1950年在武官村发掘出了一座大墓，都是属于商代王室的。大墓为“亞”字形，有东、西、南、北四条墓道。次一点的为“中”字形，仅有南、北两条墓道。这些大型墓葬规模很大，墓室长度有达22米的，小的也在14米以上。内部宝藏已经被盗过，但仍有铜器、玉器、雕石、花骨、白陶、釉陶、象牙、贝、龟、蚌以及车器、兵器、漆器和丝、麻织物等未被盗尽的遗留物。从这些残留的物品看，也都可以定为艺术珍品，远非一般平民所能拥有。在基本上还是使用木石工具的情况下，修建这样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墓，不要说金玉满藏的随葬品，仅土木工程就不知要耗费多少时日，浪费多少人力和物力。

还有数目很多的人殉排葬坑、人祭散葬坑、车马坑、鸟兽坑、器物坑等分布在大墓的近旁。修建这些豪华大墓，其墓主如果不是脱离平民的大贵族，对劳动者进行残酷的剥削，是办不到的。这些大墓的主人，不仅生前残酷地压榨、剥削奴隶和平民，死后还要用大批人来殉葬，幻想继续役使他们。不仅墓室、墓道内层层有殉葬人，在墓室周围及其附近发现的殉葬人更多。殉葬人的数目少者数十，多者数百。葬式有仰有俯，有生殉也有杀殉。多数殉葬人一无所有，少数则有棺木和少量随葬器物。这些殉葬人虽然都是被压迫者，但显然其中有不同的阶层。从四盘磨一座墓的发掘中所见，无棺无椁，只有一条破席铺地，随葬的只有一个陶盆，其身份可能不是奴隶。大墓周围的排葬坑，数人共埋一坑，连破席也没有，有的甚至没有头颅，当是奴隶或战俘。这些被殉葬的人有些是青壮年，他们肯定不会俯首帖耳、束手就擒，当时必然经过一番斗争。

从文献上看，也可以获知当时阶级对立的轮廓。《尚书·盘庚》三篇文字奇古，读起来真是“佶屈聱牙”，其核心部分可能是商代传下的文献。周公说过：“惟殷先人有册有典”[504]。这可能就是商代遗留下的典册残篇。但其文法和用字，有不少是周代的形式。所以，即便是商代传下来的，也可能经过周人的加工润色，成为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盘庚》这个样子。

盘庚在临迁殷前分别召集各阶层人，所讲的话还保留在《盘庚》中。对贵族（百姓）、邦伯、师长、百执事说话时比较亲切，他说：

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钦，罔有逸言，民用丕变。……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动用非罚，世选尔劳，予不掩尔善，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邦之臧，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盘庚》上）

今予其敷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于朕志，罔罪尔众，尔无共怒，协比谗言予一人。……呜呼！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尚皆隐哉！（《盘庚》下）

盘庚对贵戚、百官讲话是这样委婉和气，甚至一再表示，“国家若弄得好，是由于你们大家的功劳，国家若弄糟了，只是由于我行使刑法有疏失。”又说：“现在我要掏出我的心肠来，一一同你们百家讲话”，真够和蔼的了。

可是，他对被统治的民和众讲话，就完全换成一种粗暴的态度：

明听朕言，无荒失朕命。……予迓续乃命于天，予岂汝威，用奉畜汝众，予念我先神后之劳尔先，予丕克羞尔，用怀尔然。失于政，陈于兹，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万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与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孙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罚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劳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则在乃心，我先后绥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断弃汝，不救乃死。……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盘庚》中）

这些话活现出一副威严、狰狞的面孔。他这是说：“我明白告诉你们，要老老实实听我的话，你们的生命，是我从上帝那里为你们保下来的。如果你们心中有了毒害的念头，我们的先王一定会知道。你们的先祖先父受了你们的牵累，就弃绝你们，不救你们的死罪了。我们要将你们中的坏人斩尽杀绝，在我所迁的新邑内，不能让一个孽种留存下来。”这种强硬的口吻，充分显示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矛盾。

从甲骨文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商王是统治阶级的代表，他有时自称为“余一人”，表示他大权独揽。他的兄弟支庶称为“王族”，他的子侄辈则称为“子族”。他们都占有土地，并有人民和奴隶为他们服役。甲骨卜辞中有臣、仆、奚、妾等身份的人，他们大概是贵族统治者的家内奴隶。至于“众”、“众人”，郭沫若认为是农业生产奴隶，我们觉得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如卜辞中有“贞众灾？九月”（《前》5.45.5），这是商王占卜众有无灾祸。如果“众”是奴隶，商王为什么对奴隶那样关心？我们虽然认为“众”是被统治、被剥削的对象，但不赞成“众”是奴隶的说法。这个问题留待下面再详论。

总之，通过上面的讨论，可以清楚地看出商代后期的阶级对立情况，以商王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中，包括诸侯、邦伯、师长、百执事和“百姓”等贵族。他们的生活达到锦衣玉食、穷奢极侈、豪华富丽的程度，至今还给我们以深刻的印象。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是建立在残酷剥削被统治阶级的基础上的。被统治阶级包括商族的平民、奴隶和战争俘虏等。他们被投入社会生产，成为创造财富、创造文化的基本队伍。他们的劳役很繁重，生活却很苦，多数臣、妾被断送了性命，有的甚至被惨杀或活埋，充当统治阶级的殉葬品，或作为祭神的牺牲。在宗庙的近旁，有成排的被砍去头的人骨，与车马一起埋葬，总数有的达数百人。这种惨无人道的人殉、人祭现象，真是令人惊心动魄。他们的生活和遭遇与统治阶级形成天壤之别，完全暴露出两大阶级的对立。

二、国家的出现

两个对立的阶级正式出现，也就逐渐出现了国家。恩格斯曾说：“为了使这些对立，这些经济利益相互矛盾的各阶级，不要在无益的斗争中互相消灭而使社会同归于尽，于是一种似乎立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似乎可以缓和冲突而把它纳于‘秩序’之中的力量，便成为必要的了。这个从社会中发生而又高居于社会之上而且日益离开社会的力量，便是国家。”恩格斯又举出国家的两个本质特征，一个是“和大众分离的社会强制力”；另一个是“按地域标准”来划分其统治下的居民[505]。

商代的阶级矛盾及氏族内部经济利益的矛盾，使原来氏族、宗族赖以维系的血缘纽带废弛了。个别的家族、宗族可以离开原氏族的土地，到未开垦的新地区去，或者去和没有血缘关系的集团杂居。商人的商业已经兴起，劳动分工越来越细，商贾和工匠往来奔走谋生。氏族成员与一定地域的联系解除，这就破坏了氏族在地域上的完整性；另外也造成了属于不同氏族的杂居村落，相当于西方古史中的农村公社。这种新的社会联合是用地域关系逐渐代替血缘关系，是按地区来组合成共同体，而不是按氏族、血缘集团来划分。如甲骨文中沚、攸、盂、宋、奠等地，是从属于商王的新的政治地区，而不是氏族集团原有的氏姓。在统治阶级中，可能还有旧氏族贵族，但多数更可能是新兴贵族，例如武丁的儿子虽然大都有领地，但有封爵者仅一两人，无封爵者居多。此即旧氏族贵族在政治上逐渐退居次要地位的证据；而得势者有些是外来的。以地域代替血缘区分其统治下的人民，是国家形成的一个特征。

此外，商王，尤其是盘庚迁殷以后的商王，都具有强制权力，而且是和大众分离的社会公共强制力。在以前的氏族社会晚期，当然也有强制力，但它与后来的国家的强制力有本质的不同。在氏族社会中，强制力代表着全氏族成员的意志，为着全氏族成员的利益，而且没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制机构。可是到商代后期，商王不仅拥有武装队伍，还有监狱等一系列的强制机构，这些是以前氏族社会制度中所没有过的。

首先，我们认为商王自盘庚起，已是古代国家的专制君主，而不再是氏族社会中的军事酋长了。《尚书·盘庚》中的“王”即表现得十分明白，盘庚对反对迁都的人说道：“凡尔众，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后日，各恭尔事，齐乃位，度乃口，罚及尔身，弗可悔。”像这样专断的训斥不正是一个专制君主的口吻吗？商王又惯于自称“一人”或“余一人”[506]。“天下之大，四海之内，惟天子一人为至高无上，惟我独尊，这便充分代表了这种专制暴君的口吻。”[507]典籍和卜辞中的这些材料，一方面表现了国家的强制权力，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这时的商王已经可以把人民的生命、自由放在其权力支配之下。

商代后期的王是当时特权阶级的最高者，为了镇压人民和奴隶，必须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从卜辞中可以看出，当时已有征兵制度，卜辞说：“戊辰卜，贞：登人，呼往伐方。”（《续》3.4.4）“登人”就是临时征兵。当时“登人”三千、五千、一万是常见的[508]。因为这种兵需要登用才能够成为士兵，可知其平时不是士兵，显然不是常备兵[509]。卜辞中还透露有常备兵。如卜辞谓：“王作三：右、中、左。”（《粹》597）又有“戎马：左、右、中，人三百。”（《前》3.31.2）这里的“”是不需要“登”的兵，有一定的编制，可能是常备兵。由此可知商代后期统治阶级用以压迫人民的武装力量是很大的。

商代后期，王朝的强制力量除了军队以外，还有刑罚、牢狱等，这也是以前所没有的。在原始社会中，社会秩序是由氏族道德或习惯来维持的。但到商代后期则不然了，各种刑法与刑具都已具备。《左传》昭公六年谓：“商有乱政，而作《汤刑》。”《汤刑》的内容已不可考（以汤为名，未必就是商汤时所制定的）。《韩非子》说：“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510]。《荀子·正名》说：“刑名从商”，是说商代的刑法是很典型的。《史记·殷本纪》说：

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

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憙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

由此可知商有“断手”、“炮格”、“醢”、“脯”诸种酷刑。1971年在殷墟后岗的一次发掘中，发现一座商代长方形土坑竖穴墓M16，据简报说，墓主人的骨架已朽，在左侧的二层台上有一个殉葬人，骨架保存较好，但少一下肢骨，可能生前就已残缺[511]。胡厚宣先生认为这个“少一下肢骨”的殉葬人是一个生前受过刖刑残害的奴隶[512]。在武丁时期的卜辞中有（《前》6.30.6）、（《续补》1560）等字，所从之“大”是一正面人，一足长，一足短，有的仅长足有趾，另一短足的趾没有了。短足下像锯，或以手持锯。整个字像用锯或以手持锯截断人的一足之形。胡厚宣谓，此是刖刑字的最原始的文字[513]。《国语·鲁语》有：“中刑用刀锯”。韦昭注：“割劓用刀，断截用锯”。《司马法》谓：“小罪聅之，中罪刖之”[514]。《周礼·司刑》：“刖罪五百”，郑玄注：“刖，断足也。”从这些记载推断，武丁时期已有刖刑。把一个人活活地锯下一条腿来，其残忍可知。

商代后期的刑法、刑具，根据1937年殷墟第十五次发掘所出的囚俑，可以证明其存在。陶囚俑的形象是两手枷在一起。甲骨文中“”字作（《前》5.36.4）、（《摭续》293），正像用刑具梏人之两手。这种刑法就是《周礼·秋官·掌囚》中的“梏拲”，郑司农注：“两手共一木也”。“”字中之为刑具，多见于甲骨文。另外，甲骨文还有（《前》6.53.1）字。这是把戴刑具的人关在方形围墙或方形地窖内防其逃逸。叶玉森即谓此字像一罪犯“执置于圉，仍梏其手”。这个囗形就是后世的囹圉，甲骨文有（《存》下323），即圉字，《说文》谓：“圉，囹圄，所以拘罪人”。可见商代后期确有监狱存在，这也正是阶级斗争更加激烈的反映。

商代后期的公共权力，不仅有军队，“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515]。这种公共权力的创设，就是国家形成的第二个显著的特征。

总起来看，商代在盘庚迁殷前后，国家的两个特征已经具备，所以我们可以说，商代到这个时期，国家才正式出现。

国家既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那就意味着它的出现负有一定的历史使命。主要的是，使当时两个对立的阶级，不至于在阶级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掉（即便不至于消灭，也使当时的社会经济停滞不前）。所以，在人类古史上，国家的出现是一个进步因素，必须首先看到这一点。当然我们也应当指出，它的这一进步因素是借助于对异己阶级力量的镇压，含有反动的一面。过去史学工作者多注意到国家是镇压人民的工具，在国家对人民的残暴、压迫方面，挖掘、发挥得很深、很透彻，而在国家对历史所起到的进步作用这一主要方面，研究得却远远不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欠缺。下面有关章节，我们还要分析申明这一问题。

第七章　商代后期奴隶的数量、“众”或“众人”的身份及商的社会属性

第一节　商代后期有多少奴隶

商代已出现奴隶，这是人所共知的。不过对当时奴隶的数量还存在着争论。因为确定商代后期是奴隶社会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有奴隶，而在于奴隶的数量。要不然，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明清，任何一代都存在奴婢，能说都是奴隶社会吗？我们知道社会性质定为奴隶制，必须是奴隶生产在社会经济中占主要成分。于是，有的研究者为了证明商代后期是奴隶社会，有意无意地任意夸大奴隶的数量。如对《殷契粹编》中的一条卜辞“癸卯卜，□隻（获）□□其三万，不……”（《粹》1171），认为这是指在一次战争中俘获的战俘奴隶。对《左传》昭公二十四年所引《大誓》：“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认为这是纣在征东夷时俘获了成十万、成百万的夷人作奴隶。对晚商的田野考古，发现有以人殉葬，动辄将三四百或四五百人杀殉。并且，晚商祭祀大量地以人为牺牲，有时在1000人以上。因此认为这些人殉和人牲都是奴隶，并说：“他们的奴隶已经多到一次就糟蹋两三千人而不足惜的程度。”[516]“这样的现象，不是奴隶社会是不能想象的。”[517]给人的印象是：商代后期奴隶之多，已大大超过典型奴隶社会的代表——古代的希腊、罗马。其实，仔细推敲起来，这种说法是很成问题的。

首先，《殷契粹编》记载的获“三万”是甲骨刻辞所记数字中最高的，但是所获的对象是什么？是在战争中所俘获，还是在田猎中所擒获？并不明确，有可能不是在战争中，而是在田猎中，所获的不是俘虏，而是野兽哩。《大誓》所说的“纣有亿兆夷人”，据赵光贤先生的理解，认为不是说纣王征东夷而俘虏的夷人，而是从周人的立场，说纣有商人及其属国东夷人达亿兆，这与奴隶无关[518]。至于商代后期人殉、人牲的数量确是很高的，但其身份是否都为奴隶？这需要作具体分析。

一、商代后期人殉和人牲的数量惊人

在原始社会，因为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死后自然也想不到要有人来侍候，以人殉葬的现象当然不会出现。后来进到阶级社会，奴隶主生时剥削奴隶，也想在死后役使奴隶，殉葬制度因此而产生了。根据卜辞的记载和田野考古的发现，商代后期确是存在杀人祭祀和殉葬的风俗。历次殷陵和殷墟的发掘，发现的这种遗迹多得很。

河南安阳小屯及其附近的遗址是商代后期的都城，即所谓殷墟。大约在洹水南小屯一带是商的王宫，洹水北侯家庄、武官村一带是商的王陵，周围散布着各阶层的居民住址、手工业作坊及一般墓葬等等。1934年到1935年，在洹北侯家庄西北岗商的王陵地区曾经发掘过三次，发现商王大墓九座，连同一座埋葬器物的所谓假大墓共十座。这九座大墓都经过古代、近代多次盗掘，墓室器物基本上都被盗一空。但就在这些空洞的墓坑中，仍然发现大量杀人殉葬的残迹。

如1001号大墓，经清理，墓底中心腰坑殉一人、一玉戈；四角各有两坑，每坑都殉一人、一犬、一铜戈；墓室旁侧殉1人，墓室椁顶殉葬的有11人；四个墓道夯土里殉葬人骨全躯2具，无头肢体61具，成行地排列着，人头骨73具；墓坑东侧另有人殉22坑，每坑殉葬人少则一二人，多则六七人，共68人。这样一座大墓，虽然屡遭破坏，但仍然发现殉葬者达225人之多。其他各墓也都有类似的多人殉葬的现象。

1950年，在洹北武官村发现了一座大墓，属于商王陵的范围。这座大墓也经过几次盗掘、破坏。经过清理，计中心腰坑殉1人及一铜戈。二层台上东侧殉17人，多为壮男；西侧殉24人，从装饰品看，可能是女性。南北墓道有殉葬的车马，又有蹲葬2人、跪葬1人。墓坑夯土里，有殉葬人头34具。总计墓内殉葬者，全躯的45具，人头34具，共殉79人。

另外，在大墓东南，有排葬坑四排17坑，共有152人。还有散葬坑9个，内有全躯人骨6具，无头肢体42具，人头骨22具，共70人。这些排葬坑和散葬坑应属于祭祀坑。同样的祭祀坑估计有好几处，构成当年商王室专门祭祀祖先的公共祭祀场所。

武官村这座大墓虽几经破坏，又遭过火灾，但在墓室、墓道中，连同排、散葬坑，人殉、人祭还达300余人[519]。

1976年春，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在武官村北地商王陵区进行了大规模的钻探和发掘，又发现了250个祭祀坑。发掘了其中的191座，坑中被屠杀的人骨架计1178具。有些坑中遗骨紊乱，无法弄清人的个体。还有被盗坑，骨架无存。暂以平均每坑埋人8具，部分被破坏的坑平均每坑4具计算，191座坑原来所埋的人不会少于1458人。如果把未发掘的坑计算在内，每坑暂计8具人骨架，那末这次发现的250个祭祀坑所埋的不会少于1930人。

地下考古发掘所见到的商代后期人殉和人祭有确数的，根据胡厚宣的统计共有3684人，若再加上几个复原和不能确定的数字，将近4000人[520]，这个数字确是大得惊人。

再从甲骨文中看，关于用人作祭牲的卜辞，名目繁多，数目更是惊人。其中有伐祭：

于成卅伐。（《乙》6043）

于大甲，伐十五。（《乙》4916）

乙丑卜，于妣庚，伐廿，鬯卅。（《前》1.35.5）戊寅卜，贞三卜，用血三羊，伐廿，鬯卅，牢卅，二于妣。（《前》8.12.6）

癸未卜，庚妣，伐廿，鬯卅，牢卅，三。（《前》4.8.2）

“伐”，《说文》谓：“击也，亦斫也。”《广雅·释诂》曰：“伐，杀也。”甲骨文作“”，像斩首之形。早期金文有（《父乙鼎》）字，也像以斧钺斩首之形，大概也是“伐”字。伐祭就是把人砍掉头，祭祀祖先。卜辞中有一条经常被引用：

八日辛亥，允伐二千六百五十六人……在十二月。（《后》下43.9）

有人说这也是指伐祭，但是也可能是指战争中斩杀敌人的数字。

另外，卜辞中还有与“伐”意义相近的“”字，字从奚从戉，像以斧钺砍杀一个被双手反缚、抓住发辫的人。武丁时的卜辞有：

贞，王多屯若于下乙。（《乙》4119）

小辛三牢，又二。（《前》1.16.5）

前述在商王陵的祭祀坑发现了不少无头人骨架和没有躯体的人骨，大概就是用“伐”或“”来祭祀祖先的物证。

卜辞中最常见的人祭是“用”，如：

癸丑卜，，贞五百用。旬壬戌用百。三月。（《京津》1255）

三百羌用于丁。（《续》2.16.3）

戊子卜，宾，贞、今夕用三百羌于丁，用，十二月。（《殷契卜辞》245）

“用”字即《左传》“用鄫子于次睢之社”，[521]“用人于亳社”[522]之“用”，旧训诂家早已指出这是杀人祭祀。卜辞中，杀人祭除了“伐”、“用”以外，还有等祭名。有人统计，卜辞中用人祭共13052人，有些未记人数。杀人祭祀总数当至少有14197人[523]。

卜辞中的人祭完全可以和地下考古发现互相印证。被杀的人有男有女，从字形和尸骨状况看，有颈戴枷锁，或双手背缚，或焚烧，或土埋，或砍头，或刖足，或杀而以血祭等等。这种凄惨的形象，真是触目惊心。

二、商代后期的奴隶数量要具体分析

商代后期人殉和人牲的数量的确是够高的，但是这些人的身份是什么？主张商代后期是高度发展的奴隶社会的人，一般都认为是奴隶。其实在卜辞中，这些人并没有明显地透露出是奴隶身份。古今中外历史上杀战俘的记载是很多的，商代后期这些人殉、人牲也可能是战俘。奴隶固然多来源于战俘，但战俘绝对不能和奴隶划等号。商与各方国战争频繁，俘虏的数目很大，如果把俘虏误作奴隶，自然就把商的奴隶数量夸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姚孝遂《商代的俘虏》一文[524]，综合大量有关人祭的卜辞，通过分析和概括，认为有很多是俘虏而不是奴隶。最后，他明确地指出：“俘虏并不等于奴隶，只有把俘虏活着保留下来，强迫其从事某种劳役的时候，俘虏才算是取得了奴隶的身份。从甲骨刻辞中所见到的情况是，俘虏在没有能够取得奴隶身份之前，就已经被当作祭祀的牺牲而杀掉了。”若把他们的身份断定为奴隶，这是不恰当的，是不符合于实际情况的。因此，我们承认商代后期有奴隶，但实际上奴隶的数量绝对不能想象成那么大。

可见，之所以夸大商代后期奴隶的数量，除了误认为俘虏就是奴隶外，另一方面又由于混同了人殉与人祭的区别。

其实，殉葬人和被杀祭的人牲，其身份是不同的，人殉和人祭是两种不同的宗教仪式。已有很多学者看到了这一点[525]。分析清楚这两种人的身份，有助于澄清对商代后期奴隶数量的误会。

人祭和人殉两种习俗都发生在原始社会末期，通过田野考古，如在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中，都已得到证实。后来进入到阶级社会，这种习俗流传下来。所不同的是，这时已经打上了深刻的阶级烙印。

在奴隶社会，统治阶级举行人祭和人殉，虽然同是为了他们的阶级利益，但两者却有不同。人祭是为了活着的贵族的利益，幻想用人牲作祭品供献给鬼神，祈求鬼神给他们降福；而人殉则是为了死去的贵族的利益，幻想在阴间仍能继续他们的贵族生活。人殉和人牲的作用不同，所以，被选的牺牲者的身份也不会一样。人牲是活人供献给鬼神的祭品，不是出于死者生前的爱好，因而大都是以与死者毫无关系的战俘作为主要的祭品，很少用死者的亲信、侍从或奴隶作祭牲，当然也不排除有个别奴隶的可能性。人牲数目很大，是因为墓主死后，其后世子孙每年都用人牲祭祖，多年积累而成。

人殉则与之不同，被殉者往往是墓主生前所选定的，或由其子孙近亲所选的。墓主幻想死后能继续其生前的享受，所以，入选的殉葬者都是死者生前的侍从、武士和伺候他的家内奴隶，以及车、马、犬、猴等。因为是为了死后的享受，所以绝对不会用死者生前的敌对者俘虏来殉葬。人殉和人牲在数量上也不同，从考古发掘中可以看出，人牲的数量要比人殉多得多。

从上面的分析看，人殉和人牲总的数量虽然很多，但占多数的是以战俘为主的人牲，而人殉的数量本来就少，除去侍从和武士以外，剩下的用于殉葬的奴隶数量是不能过高估计的。

相反，主张商代后期还是氏族社会或者是初期奴隶社会者，对奴隶的数量又过分地缩小。他们把用作祭祀和殉葬的人都认作是俘虏。姚孝遂的文章也有这个倾向。细检姚文所举的有关人牲的卜辞，是俘虏还是奴隶，从卜辞上看是不明确的。因为战俘和奴隶不是互相排斥的两个概念，战俘可作为祭祀的牺牲，作牺牲前也可以役使他们进行生产劳动，那就成了奴隶。这种历史现象在世界史上是不乏其例的。

尤其是姚文把商的属国向商王贡献的作为贡品的人也说成是俘虏，那就更成问题了。因为俘虏来自战争，属国平时贡献给商王的只能是奴隶，而不是俘虏。如卜辞：

来一羌，一牛。（《甲》525）

来。（《南师》2.110）

妥来羌二人。（《存》2.340）

眔氏羌。（《乙》6373）

卜辞中“来”、“氏”义为贡献[526]。“”、“妥”、“”等均是商的臣属，不是交战国，从这些卜辞中丝毫看不出是在战争之后。在平时，属国的贡品羌、等应是奴隶。姚文所举《虢季子白盘》所说的“献馘于王”，以及《春秋》、《左传》所说的献捷、献俘诸例，无一不是在战后。并且，从战争中获得的俘虏，时间一久，也必然变成奴隶，因为不可能长期养着那么多吃闲饭而不劳动的战俘。

甲骨文中的仆、臣、妾、（或奚）、等字形，也反映了商代后期奴隶的存在。

（《后》20.10）罗振玉释为“仆”，郭沫若从之。字形像一个有尾饰的人，手持箕具清除垃圾，所以释为“仆”（有人持反对意见）。问题是在商代这种人应很多，为什么在十多万片卜辞中仅此一见？其疑终莫能明。

臣　甲骨文像一目形。《说文》：“臣，牵也，事君也，像屈服之形。”郭沫若说，臣是奴隶的形象，“人首俯则目竖”，正是对主人要俯首屈从之义。康殷认为“臣”是被人刺盲一只眼的人，用以代表奴隶，似较为简单明晰[527]。

卜辞中有：“臣七十妾□□”（《续补》10485）；《尚书·微子》说：“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诗经·小雅·正月》说：“民之无辜，并其臣仆”，臣与仆同义，都是奴隶的名称。卜辞中之“小臣”地位较高，既可以率众耕种，又可以随王出征。王有时赠给小臣贝，小臣还向王贡纳。则小臣不但不是奴隶，而且可能是官吏。

妾、都从辛、从女。“辛”原为刑具，引申为被压迫者的标志。所以，“妾”为刑余的妇女，或为女奴隶。武丁时卜辞有：“贞伐妾媚。”“卅妾媚。”（《乙》5316+5689+5846）妾字又作，卜辞中有“大乙，其，唯。”（《粹》387）“丁巳卜，其尞于河，牢，沈。”（《后》上23.4）“王其又母戊一，此受又。”（《粹》380）《左传》僖公十七年：“男为人臣，女为人妾”。《尚书·费誓》：“臣妾逋逃”。可见一直到西周春秋时，臣妾还是奴隶的通称。

奚、奚字，甲骨文的字形像用手抓一个人的发辫。即女性的奚。字则像用斧钺砍断“奚”的头。总之，用这几个字称呼的人，是一种不自由的人。卜辞中有言用奚、为祭品的，或言奚、又奚、用奚等，都是指用奚祭祀祖先。《周礼·春官·序官》：“奚四人”，郑玄注：“奚，女奴也。”又《禁暴氏》：“奚隶”，郑玄注：“奚、隶，女奴、男奴也。”

甲骨文中多见，字形像一个人在屋内劳作。叶玉森释“寇”，商承祚释“浴”，郭沫若释“宰”，胡厚宣释“仆”。不管是现在的什么字，从卜辞中可以看出，其身份是家内奴隶。武丁时期的卜辞有：

癸丑卜，，贞五百用。旬壬戌用百。三月。

贞五百勿用。

，贞五百用。

癸丑卜，，贞五百……（《京》1255+《前》7.9.2）

这是用作人牲来祭祀，一次要杀500人，可以想见当时贵族统治阶级的残忍和凶狠。

以上我们只把仆、臣、妾、奚、等几个甲骨文举出来，可以看到这些人的身份都是不自由的人。但是，俘虏也同样是失去自由的人，怎么知道他们不是俘虏，而是奴隶呢？这可以从两方面分析：

第一，这些字一直到西周春秋时，一般地说都还有奴隶的涵义，因此在西周以前也是指奴隶的可能性很大。有人可能会说，文字的涵义是随历史时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不能因为他们在后世的身份是奴隶，就证明他们在商代也是奴隶。这种看法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这几个文字产生在商代，造字时是根据实际形象摹绘的，有几个字正像人劳作之形，因此，说他们是奴隶，比说成是俘虏要合理些。

第二，从人祭的数量上看，一次祭祀要杀几百人。这些人牲都是战俘吗？从每条卜辞中，看不出每次祭祀和战争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若以为商平时养着成百上千专供祭祀用的不劳动的俘虏，前面我们已说过，不会有那样傻的统治者。若认为在祭祀前临时去捉，而且捕捉的数量又那么大，这又谈何容易。

根据这两方面的分析，这种身份的人，与其说是俘虏，不如说是奴隶更合情理。

另外，再谈谈“羌”的问题。

羌，卜辞作（《前》6.2.2）、（《甲》119）、（《佚》229）、（《佚》499）、（《前》1.41.7）诸形。其基本的形象是戴羊头的人。这个字被厘定为“羌”字。可是郭沫若却释为“”，并以为是“狗”的象形文[528]。这个说法证据太薄弱。

羌，《说文》谓：“西戎牧羊人也”，可见羌很早就是我国西部的少数族。羌大概是以羊为图腾的氏族。所以，既可以称为“羌方”，也可以称为“羊方”（见《存》1.351；《甲》3510；《京》4381）。这个方国氏族，在商时武力一直很强，武丁伐羌方时的兵力，动辄数千人。出动兵力最多的一次在1万人以上：“辛巳卜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一万，乎伐羌。”（《库方》310）动用那么多的兵力去讨伐，可以想象俘虏一定不会少。卜辞中俘羌的次数很多（见《乙》865；《乙》4858；《乙》4509；《续》3.42.2；《前》4.50.6等）。俘获的羌人怎样处理，这关系到这些羌俘的身份问题。见于卜辞最多的，是祭祀时用羌作为人牲：

癸酉俎于，羌三人，卯十牛，又。（《续》1.52.2）

己未俎于，羌三，卯十牛，中。（《前》6.2.3）

己未俎……，羌……人，卯十牛，左。（《前》6.2.2）

……旅……上甲岁……于唐岁五□羌五十，亡尤。（《录》260）

丙□□，出，贞王□，五牛，羌五十，卯五十□。（《掇》360）

“卯”是杀宰，这是说杀了10头到50头牛用于祭祀，杀了3个到50个羌人作牺牲。武乙时的卜辞说：

王其又（侑）于小乙，羌五人，王受又（佑）。（《新获卜辞写本》198）

甲辰贞，来甲寅，又伐上甲羌五，卯牛。（《后》上21.13）

甲辰贞，又伐于上甲九羌，卯牛一。（同上）

“伐”字像以戈杀人头形，义为杀戮。“伐羌”和“卯牛”对文，很明显，这也是记载杀羌人祭祀其祖先。

三百羌用于丁。（《续》2.16.3）

戊子卜，宾，贞，今夕用三百羌于丁，用。十二月。（《契》245）

用三百羌于丁。（《燕》245）

三羌用于且乙。（《前》1.9.6）

羌十人用。（《甲》2124）

“用羌”就是以羌人作人牲来祭祖。武丁时的一片卜辞中，有“用羌”多达400人的，如“□□卜，贞□羌四百□于且□”（《续存》上295）。俘获的羌人与牛、羊一样，一次祭祀就活活杀掉三四百人，残忍极了。

羌人除了用作人牲外，还用于生产：

乎多羌逐，隻（获）。（《续》4.29.2）

乎羌逐……（《库》1976）

多羌隻（获）鹿。（《前》4.48.1）

这是把俘来的羌人用于田猎的记录。此外，《殷契粹编》中有一条：“贞，王令多羊田。”（《粹》1222，见图39）“多羊（原作“”，简化为羊）”，郭沫若释为“多”，谓即狗，是有误的。唐兰释为“羊”，甚是。这是指以羊为图腾的羌人。“多羊”即“多羌”。“田”，丁山释为“田”[529]。徐中舒释为“贵田”[530]。于省吾则释为“圣田”。张政烺释为“裒田”。于、张两先生都认为是垦田、开荒的意思[531]。我们赞成这一说法。这条卜辞是令羌人垦殖农田的[532]，也是记载役使羌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唯一例子。

图39《殷契粹编》1222：“贞，王令多羊田”。

那么多有关羌人的卜辞，从无令羌人代其征伐的记录。俘获的羌人被用于田猎和垦田开荒，自然就变成了生产奴隶。但是，从比例上看，变为奴隶的只是少数，大部分被杀死作为人牲，用以祭祀祖先。姚孝遂说过：“除了极大一部分是作为祭祀的牺牲而被杀掉以外，也有一部分是被活着保留下来，驱使他们做一些劳役。这样，这些俘虏就取得了奴隶的身份。”[533]这个论断是正确的。

总之，对商代后期奴隶数量的看法，既不要任意夸大，也不要无端缩小。社会现象是复杂的，不能只看到一面，就否认另一面，要全面地看问题。从上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商代后期奴隶的存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贵族祭祀所用的人牲不会全是战俘，可能有为数不多的奴隶。

（2）人殉中有一部分奴隶。

（3）各方国向商王贡纳奴隶。

（4）存在仆、臣、妾、奚和等奴隶。

（5）俘获的羌人大部分用于祭祀，少部分留用为生产奴隶。

上述这些奴隶，在商代后期的农业生产中不是主力，在整个社会的生产劳动者中，他们也不是多数。当时的生产劳动者中，数量最大的是“众”或“众人”，这部分人决定着商代后期的社会性质。我们赞成并主张商代后期是奴隶社会，但“众”或“众人”不是典型的奴隶。

第二节　众或众人的身份

一、众或众人是商代后期主要的生产劳动者

在谈到商代后期的“众”或“众人”的时候，首先必须搞清楚这是同一种人的不同称呼，如甲骨卜辞云：

令众步（《卜》675）；贞勿令众人，六月。（《甲》3510）

王其乎众戍（《邺》3.43.6）；贞，乎众人〔逐〕麋。（《甲》3538）

丁酉卜，亚□（）以众涉于□，若（《粹》1178）；以众人。（《南明》731）

丁未卜，争贞，勿令氐众伐（《粹》1082）；丁未卜贞，亚氐众人步，二月；贞王勿令氐众伐方。（《后》上16.10）

壬戌卜，不丧众。其丧众（《甲》381）；贞，我其丧众人。（《佚》487）[534]

从以上所举辞例的句法看，令、乎、以、氐、丧等动词下，既可以是“众”，又可以是“众人”，可见众和众人并无不同。若是强加区分[535]，未免蛇足。

众或众人是当时主要的生产劳动者，卜辞中有这样的记录：

□□卜，贞，王大令众人曰田，其受年，十一月。（《续》2.28.5）

戊寅卜，贞，王往氐众黍于冏。（《前》5.20.2）

丙午卜，贞，□众黍于□。（《珠》788）

贞，小臣令众黍，一月。（《前》4.30.2）

贞：惟吴呼小众人臣。（《续存》476）

丙辰卜，争贞：呼耤于陮，受有年。（《乙编》4057；《合》220）

这些卜辞，除末条外，都记载了众或众人从事农业生产，并且大都是在王或王的大臣命令之下进行的。众或众人的身份，从甲骨文本身看不出来。所谓“田”，是指众人集体耕作。“”字从三力，义为劳动者的协作。古时生产力水平很低，必赖协作互助才能生存。“王大令众人曰田”，据朱凤瀚的考证[536]，是“属于商王向商族之族众发出的不要误农时的命令”，也就是指令各族在他们自己占有的耕地上劳作。这个意见是可取的。因为商所辖各族对商王存在着贡纳关系。各族收成的好坏，会间接影响到商的财政收入。因而，商王除了关心王田外，对所辖各族的农耕也同样关心。

这些有关农耕的占卜，大部分是属于商王直接经营的王田或称籍田。如第二条“王往氐众黍于冏”，“氐”是征发或招致的意思，“黍”是动词，“冏”是地名。这条卜辞是说，王征调众人在冏地的王田上种黍。第四、第五条中的“小臣”、“小众人臣”，都是替商王监督众人在王田上从事农耕的官吏。第六条中的“耤”字，《说文》释：“帝耤千亩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谓之耤。”就是征调民力，为王在籍田上耕种。“陮”字为地名。这条是说，丙辰这天占问招集众人耕种陮地的田能否得到收成。众人耤耕是经过王的“呼”或招集，才离开居地，来到某地劳作，显然这是商王直接经营的田，与“大令众人曰田”不同。郭若愚《殷虚文字缀合》中有一片卜辞：“丁酉卜，贞，我受甫（圃）耤在年。三月。丁酉卜，贞，我弗其受甫（圃）耤在年。”（《合》222）对于在地的耤田，商王卜问“我”是否“受年”，显然这是属于商王的籍田，而不是某一族的耕地[537]。

众或众人不仅是商代后期农业的主要担当者，他们还参与田猎，如卜辞云：

贞，呼众人〔逐〕麋……（《甲》3538）

贞，其令马亚射麋？贞，其又众？（《甲》2695）

田，亡灾，以众。弜从。（《甲》393）

以众？？（《京津》4560）

这些是关于招集众人田猎的卜辞。商代后期以农业经济为主，而副以田猎和畜牧。众或众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因而众或众人的社会身份、生产关系如何，决定着当时的社会性质。下面再探讨众或众人同商族的关系及其被剥削的情况。

二、商代“族”的组织及其同“众”的关系

商代“族”的组织很复杂，见于卜辞者有“王族”、“多子族”、“三族”、“五族”：

乎王族先。（《河》589）

令……王族。（《铁》93.1）

贞多子族令从古王事。（《后》下38.1）

贞令多子族从犬侯璞周，古王事，五月。（《续》5.2.2）

令三族从沚伐土方。（《甲》948）

三族令。（《人》2534）

五族其雉王众。（《邺三》38.2）

王其令五族戍。（《粹》1149）

以上有关“族”的卜辞，大率都和师旅有关。从甲骨文看，“族”字作（《甲》948）、（《粹》1149）、（《后》2.42.6），从㫃、从矢。㫃为旗子，是氏族标志，矢代表军旅，卜辞中之王族、三族、五族、多子族的辞义相近。《左传》定公四年卫祝佗提到“殷民六族”、“殷民七族”，谓“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这就是说，“族”下有“宗氏”，有“分族”，有“类丑”。《左传》襄公十二年：“同姓于宗庙，同宗于祖庙，同族于祢庙。”可知最高的是姓，其下是宗，宗下是族。陈梦家先生说：“殷民六族或七族是子姓下的六个七个同姓的氏族。每个氏族下有若干同宗的宗族（宗氏），宗族下有若干同族的家族（分族）”[538]。“姓族”、“宗族”、“家族”表示亲疏层次关系，也可以总称为“族”。卜辞中的“族”可能是指宗族或家族。

三期卜辞中有一片记载了直属于王的五族众人：

戍，弗雉王众？

戍黹，弗雉王众？

戍，弗雉王众？

戍逐，弗雉王众？

戍何，弗雉王众？

五族其雉王众？（《邺三》下38.2）

、黹、、逐、何为五个地名，每地派一族去戍守，五地派五族。戍守的人为“王众”。“雉”，据于省吾先生说，雉、夷字通，有夷伤之义[539]。可见往这五地去戍守的五族，都是直属于王的众人。这条卜辞可以证明，“五族”、“三族”是“王族”的组成部分。王族是商王近亲的同姓宗族。

“众”和“众人”是与商王同姓的族人。《尚书·盘庚》记载众人反对迁都，盘庚召集众人训话：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动用非罚，世选尔劳，予不掩尔善。兹于大享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邦之臧，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商王盘庚的先王与“众”的祖和父同甘共苦。盘庚大享先王，“众”的祖先也能一同受祭。足证王与“众”在血统上是密切的。《左传》僖公十年狐突说：“臣闻之，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僖公三十一年宁武子说：“鬼神非其族，不歆其祀。”这就是说，鬼神不享非其种类的祭典，老百姓也不祭祀别族的祖先。“众”的祖先既然与商王的先王在祭礼上同享，“众”与商王必定是同族。

至于“子族”，则是由“王族”分出的派生宗族，因为有好多“子族”，故称之为“多子族”。卜辞中有一条：

丁酉卜，王族爰（援）多子族立（莅）于。（《南北》、《明》224）

这是说王族到达地去援助多子族。可见王族与多子族是有区别的。其共同点是都属于商族，而非异族。“族”既是一种血缘组织，战时又是一种军旅组织。族的基本成员就是众人。也就是说，“众”或“众人”是商族的族众，而不是从外族俘虏来的奴隶。

卜辞中有命令犬族或犬从事农耕的记载：

戊子卜，宾，贞：令犬族田于虎。（《京都》281）

□寅卜，令犬田享。（《甲骨续存》1853）

头一条是一期卜辞，是说在戊子日占卜，问是否命令犬这一族到虎这个地方田。第二条是三期卜辞，占问是否命令犬从事享地的农田工作。张政烺先生说：“这两片卜辞中间隔两三个王，时间约半个世纪以上，可见犬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族名。”[540]这个意见是正确的。见于卜辞的族名还有，如：

癸卯〔卜〕，宾，贞：〔令〕田于京。（《殷契卜辞》417）

□卯，贞：王令田于京。（《殷契佚存》250）

第一条是一期卜辞，占问是否命令在京地田。第二条是四期卜辞，占问商王是否命令在京地田。两片卜辞间隔四五个王，相去百年左右，从人的寿命和劳动年龄上看，不可能是一个人名，而应是一个族名[541]。

卜辞中又有：尞于。（《甲》1147）

御于父丁。（《南北》、《明》6.24）

族能参加商族先公先王的祭祀，必定是商的同姓宗族[542]。其他见于卜辞的族名有，竝、弜等[543]。每族的成员就是众或众人。族是一个有血缘关系的小共同体，遇有敌人来侵，王即命族长召集其族众进行战争，如第一期卜辞：

贞：王勿令氐众人伐方。（《后》上16.10）

丁未卜，争贞：勿令氐众伐〔方〕。（《粹》1082）

这是商王是否命令族长召集其众人伐方的占卜记事。

除了王族、多子族等与商同姓的宗族外，还有异姓诸族。甲骨文中有：“多子飨？多生飨？”（《甲》380）其中“多子”与“多生”并举，“多子”是指和商王同姓的多子族，而“多生”即“多姓”，可能是指与商王异姓的诸族。林沄认为，和商王有最近的血缘关系的亲属如亲兄弟、亲子侄等所属的族为“王族”，与商王室血缘关系较远的同姓宗族为“多子族”。卜辞中还有“逆”和“何”（见《乙》8896），可能是两个与商王异姓的宗族[544]。这个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概括起来说，商代后期的“族”是商族内的一个小共同体，既是军旅组织，又是同血缘宗族组织。“众”或“众人”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三、众或众人所受的剥削

众或众人是商的族众，是一般的社会成员。但是，主张商代后期是奴隶社会者把甲骨文中常见的“众”和“众人”说成是奴隶。郭沫若首先提出这个说法。众字，甲骨文作（《邶三》下38.2）、（《甲》1439），从日、从三人。郭沫若说：“像多数的人在太阳底下从事工作。再从发音上来说，童（僮）、种、众、农、奴、辱等字是声相转而义相袭的。”[545]于是断定众是奴隶。这个说法，五十年代时学术界采用或尊信者颇多（包括笔者在内）。但是经过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才发现这个说法的根据太薄弱了。为什么太阳下面的人一定就是奴隶，而不是平民或贵族？丁山先生就认为：“日为殷商民族的大神，众人在日下，应作受日神保护的民众解释，其地位应与罗马帝国时代的‘公民’相等，至少也该是自由民；可能是公卿大夫的子弟。”[546]

众或众人是什么身份？应当从当时的生产关系、从众人受剥削的方式这个角度，去分析、归纳史料，才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希望。

众或众人是什么身份，这在其生产方式和受剥削的方式上，清楚地反映了出来。众人被迫为王种田：

戊寅卜，宾，贞：王往氐众黍于冏。（《前》5.20.20）

贞小臣令众黍，一月。（《前》4.30.2）

贞乎黍，受年。（《前》3.29.7）

贞，乎黍于，受年。（《存》1.178）

丙子卜，乎□□耤，受年。（《前》7.15.3）

庚子卜，贞，王其雚耤，往。十二月。（《后》下28.16）

“氐众黍”即征调众人种黍，“乎黍”也是令众人种黍。有时令“小臣”到籍田督责众人耕作。“黍”字在这里是动词，即种黍之义。商王还要亲自“雚（观）耤”。这里的众人是被征集来的，当然是强迫性的。

另外，众人还要负担为王垦荒的劳役：

戊子卜，宾，贞：令犬田于虎。（《京都》281）

癸卯〔卜〕，宾，贞：〔令〕裒田于京。（《殷契卜辞》417）

□卯，贞：王令田于京。（《殷契佚存》250）

癸巳卜，宾，贞：令众人……田。（甲3510）

像壅土之形，有“圣”、“粪”、“贵”等释；于省吾释“”，张政烺释“裒”，均谓即开荒垦殖之义[547]。这几条卜辞是说，王命令犬族长、族长率其族之众人，为王开荒垦殖。

卜辞中还有关于建筑宫室王寝的记载：

□□卜，大，贞：作王寝于□。（《前》4.15.5）

甲午，贞：其令多尹作王寝。（《续编》6.17.1）

戊子卜，，贞：我勿作宗。（《龟甲兽骨文字》2.7.8）

辛未卜，作。（《乙编》8812、8896）

丁卯卜，作于洮。（《乙编》5061）

这些有关建筑宫室王寝的卜辞，虽然没有明确记载劳动者是什么人，但是我们推测，绝对不会是贵族统治者，其中有“多尹”，尹是族长，这大概是说很多族长率领他们的族众来为王劳动。

关于修建“邑”、“墉”的卜辞也不少，如：

贞王勿作邑。（《缀合》260）

作邑于鹿。（《乙编》3212）

……立众……立众人……立邑墉商……（《缀合》30）

“邑”即城，“作邑”即筑城。“墉”是城墙，这里是动词，即修城墙。“立邑墉商”是修筑商的城墙。“立众”、“立众人”的“立”即“莅”，义为临，有征召会聚之义。“立众”就是征召众人。这意味着从事这些力役的是众或众人。

为王室服役，负担最重的可能是军役：

己酉卜，争贞：众人，乎从。王事。五月。（《前》7.3.2）

丁酉卜，贞：今春王人五千，正土方，受又。三月。（《后》上31.6）

贞勿人伐土……（《续》3.11.1）

甲辰贞以众伐旨方受又。（《粹》1124）

丁丑贞王令以众伐旨受又。（《人》2525）

己卯贞令从众伐。（《库》1001）

贞：王勿令氐众伐方。（《后编》1.16.10）

人三千乎伐土方。（《叕》74）

贞登人三千乎伐方受又。（《续》1.10.3）

勿登人乎伐羌。（《乙》4598）

辛巳卜，登妇好三千，登旅一万，呼伐羌。（《库》310）

“”在这里与“登”同义，“登”字即《尚书·尧典》中“登庸”的“登”，义为登用。这里登众人伐某方，就是征召众人作军士，可知这是临时征兵，而不是常备兵。商与相邻的方国，如方、土方、夷方、羌方等，经常处于战争状态，因而商王“登众”、“登众人”的记载大量出现于卜辞中，从而可以想见众人的军役负担是很繁重的。

众人对王室除了以上各种劳役、兵役外，还要负担对王的贡纳。卜辞中有：

氐刍其五百。（《乙》6896）

氐新鬯。（《续》4.15.1）

□辰卜，古贞：呼取马于？氐？三月。（《续》5.45）

贞晏乎取白马，氐？（《乙》5305）

氐牛？（《林》2.4.12）

贞，来牛？（《乙》6964）

王室的经济来源，除了自己拥有王田、畜群和手工业外，就是依赖各宗族、家族的贡纳。从武丁时的卜辞所见到的贡物有牛、马、龟、象牙、贝、玉等。此外还有人牲、美女、舞伎等等。

从上文看，众或众人确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对象。他们自己没有土地所有权，被牢固地束缚在“族”的农业共同体中，负担着贵族统治阶级的兵役、贡纳、徭役等等。所以，他们虽然不是典型的奴隶，可是也处于和奴隶主阶级对立的地位。

四、“众人”的政治待遇

“众人”被奴役、受剥削的程度那么重，但为什么不是奴隶呢？这是因为他们在政治待遇上，远不是典型的奴隶所能相比的。

第一，众或众人可以参与商族的祀典，众的先祖也一样受祭。见于卜辞的如：

（《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1074）

这片卜辞虽残缺不全，但其大意是说，族长招集众人在先王宗庙举行侑祭[548]。《尚书·盘庚》中有这样几段话：

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

予念我先神后之劳尔先，予丕克羞尔，用怀尔然。……古我先后，既劳乃祖乃父，汝其作我畜民，汝有戕则在乃心，我先后绥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断弃汝，不救乃死。

盘庚既迁，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绥爰有众曰，无戏怠，懋建大命……罔罪尔众，尔无共怒。……予其懋简相尔，念敬我众。朕不肩好货，敢恭生生。

这是盘庚对反对迁都的“众”的训话，盘庚说：“现在我大祭先王，你们的祖先也一起受祭。”如果众是奴隶，他们的祖先决无资格与奴隶主的祖先在一起受祭。并且商王对众曰“罔罪”，曰“念敬”，不像对待奴隶的口气。众的地位被商王看得如此重要，怎么会是没有独立人格、没有任何自由和权利的奴隶呢？商王想迁都，奴隶哪有资格接受商王的亲自动员和说服？

第二，众或众人是商王征兵的主要对象。兵役是众人最繁重的负担之一，那是从被剥削、被压迫的角度上说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当兵又是当时平民的一种权利。因为，在奴隶社会里，一般地说奴隶是没有资格当兵的。军队是奴隶主的一种自卫力量，奴隶主怎能把枪杆子交给自己的敌对者奴隶呢？

商的武装力量有两种，一种是遇有征伐大事，临时征集起来的众人。这就是卜辞中大量出现的“人”、“登人”的记载，如：

丁酉卜，贞：今春王人五千征土方，受又（佑）。三月。（《后》上31.6）

贞勿登人乎伐方，弗其受又。（《佚》51）

辛亥卜，争贞：众人立（莅）大事于西奠。。六月。（《林》乙11.16）

这里的“”、“登”二字同义。“人”、“登人”、“众人”意义也相同，都是指征调众人从事兵戎活动或出征的大事，即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549]。“立大事于西奠”，大概是说商的西部边界这个地方有警，临时征调众人进行防御。这些临时征调的众人，也就是族众，是商政权依靠的主要武装力量。他们平时是生产劳动者，到战时才组成武装力量。

另外，商还有一种常备武装，如卜辞：

丁酉，贞：王作三：右、中、左。（《粹》597）

丙申卜，贞：戎马左、右、中，人三百。六月。（《前》3.31.2）

前面我们已说过，商对外战争很多，他们的作战力量主要是依靠王族和多子族临时征集的众人。上面这两条卜辞，可能是指商王的常备兵。他们有一定的编制，分左、中、右三“”。“三”即后世的“三师”。这里没有说他们是临时征集的，可能是平时就存在的武装组织，并且有一定的人数，每师为100人，三师为300人。商王平时的常备武装大概只有300人。数量虽然有限，但战时有临时征集的族众，可以有三族、五族，人数达到三五千，甚至上万[550]。这种以“”为单位的武装当然也是来自族众，但是它与“族”不同，“族”以血缘为纽带，是自然形成的，既是亲族组织，又是军事组织。把“族”与“”的组织混同起来，这是不妥当的。

总之，商王室的武装力量，不论是临时征调的，还是常备兵，都是来源于众或众人。众人既具备当兵的权利，一般地说，他们就不会是奴隶（部分家内奴隶有时也出征，但不是商的主要武装力量）。

第三，众、众人经常受到统治阶级的关心。卜辞中有：

贞：众（有）？九月〔才〕。（《前》5.45.5）

……众……，一月。（《京》1926）

这两条卜辞大概是商王卜问他的族众是否有灾祸。如果“众”是奴隶，商王会那么关心他们吗？从上面所论，我们已知众或众人不仅是商农业的主要劳动者，也是战时为商王披坚执锐的战士。所以，众是商政权主要的依靠力量，出于卫护政权的需要，商王对他们非常关心。卜辞中还有：

……卜，贞，□其米众？（《库》1809）

贞，令米众？（《铁》72.3）

卜辞中的“米”即《尔雅》、《广韵》中的“敉”字。《尔雅·释言》谓：“敉，抚也。”《广韵》谓：“敉，抚也，爱也，安也。”这里是商王安抚众人或者令大臣去安抚众人的记载。商王对众人这样关怀备至，若众人是奴隶，是讲不通的。

卜辞中还有大量“丧众”、“不丧众”的记载，举几个例子：

戊午卜，，贞：不丧众。（《宁》3.43）

贞：其丧众。（《南明》191）

贞：我其丧众人。（《佚》487）

有些研究者认为“众”是奴隶，故“丧众”就是奴隶逃亡。但从辞义上看，丝毫看不出有奴隶逃亡的含义。前面我们曾说过，众就是族众，也就是商王的一种武装力量。而卜辞中凡是有“丧众”、“不丧众”的记载，都和当时的战争有关。大概是在战前或战后占卜其军士是否有损失，这和后世的“丧师”的含义是一样的[551]。

把“众”误认为是“奴隶”的学者，常以卜辞中的“众”、“众”为最大的证据。卜辞说：

贞：王众人。（《前》6.25.2）

贞：王勿往众人。（《续》3.37.1）

“”即“途”字，此处作动词用。于省吾解释这个字谓：“义为屠戮伐灭，应读为屠”[552]。卜辞还有：

贞：命乘眔上舆虎方。十一月。（《缀》8）

“虎方”是商的敌人。“虎方”，照于先生对字的解释，就是屠伐虎方。同样，“众人”应是对众人的镇压。

被镇压是否就意味着一定是奴隶呢？笔者认为其中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例如卜辞中还有“”、“”：

贞：吴令子。（《殷契卜辞》16）

贞：乎来。（《前》6.26.5）

被“”的子、子都是商“子族”的族长，是为同姓贵族（见前），当然不属于奴隶。

卜辞中还有：

乙巳卜，才兮。众。（《合》45；《甲》2572）

“”字与卜辞中常见的“”（《后》2.34.7）、“”（《京津》1451）等字的含义相同，均为双手持网具捕兽之形。“众”为逮捕众人之义。这与所说的“众”一样，被捕捉、被镇压的人未必就是奴隶。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商代后期的众或众人是当时主要的农业生产者，他们与商王为同族，受商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和剥削，在“族”的共同体中担负着繁重的贡纳、徭役和兵役，但是他们又确非奴隶。卜辞中那么多杀人祭祀的记载，从没有杀“众”以祭的事例。可见“众”是有部分人身自由的。那末，众人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呢？根据马克思对社会发展史的研究，古代世界普遍存在着“农村公社”的组织。商代的“族”和“邑”是否就是这种“农村公社”组织呢？“众”或“众人”的社会特征，与“农村公社”的成员极相近。所以，“众”或“众人”的身份就是商代的“农村公社”的成员。

第三节　“古代东方”的理论与商代后期的社会性质

中国地处亚洲，属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古代东方”的历史范围。但是，我们研究中国古史，决不能用“古代东方”的理论，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学说，来约束自己。研究中国古史，首先应当根据中国史料所反映的各种具体史实，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归纳、分析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找出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而不应当不顾中国历史的实际状况，先入为主、盲目地用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削足适履地生搬硬套中国古史。

为了避免公式化和教条主义，我们在前面论述商代具体历史时，未涉及“古代东方”的理论。我们认为，首先要把商代的史实摆出来，然后再把“古代东方”理论的特征讲清楚，两者互相对照，商代后期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的社会，读者自然就会作出公断了。

一、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

研究“古代东方”的理论，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叫“亚细亚生产方式”？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19世纪50年代末马克思初步总结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提出的。后来，马克思、恩格斯都陆续作过不少的论述。但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国内外史学界从1929年以来，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迄今未能取得一致的看法。其中最主要的有下列四说[553]：

第一，封建社会说。

第二，早期奴隶社会说。

第三，与古典奴隶制并列的另一种社会类型的奴隶制。

第四，原始社会说。

第一说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封建社会，这是原苏联史学界最初研究这一问题时一些人的见解。后来经过深入讨论，这一说法很快就被否定，再也没有人坚持了。

第二说认为是早期奴隶社会，倡导者是原苏联的古代东方史学家斯特卢威，主张“古代东方”是“早期奴隶制社会”。这种看法显然与恩格斯所说的“东方的奴隶制”有矛盾。恩格斯在论述日耳曼人的奴隶制时指出，“由于这种野蛮状态，他们还没有达到充分发展的奴隶制：既没有达到古代的劳动奴隶制，也没有达到东方的家庭奴隶制。”[554]可见东方与希腊、罗马一样，都是“充分发展的奴隶制”。斯特卢威把古代东方理解为尚未充分发展的早期奴隶制是不对的，至少是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的。

第三说以原苏联的久梅涅夫为代表，他在1957年写的《近东和古典社会》中提出：“在古代东方和古典的奴隶占有制社会的历史上，我们看到的不是奴隶占有制的两个连续的发展阶段，而是各具特点的两种奴隶占有制的社会类型。”[555]这个说法，我们觉得比前两说前进多了。不过，对两种类型的奴隶制的共性和特性，不能任意夸大或缩小，尤其对特性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第四说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的是原始社会。在早期讨论中，我国有较多学者持此看法。日本和印度的个别学者也有此主张。后来，学术界经多年的讨论，这一看法已不为学者所重视。可是到了七八十年代，这一说法又抬起头来，风靡于我国史坛[556]。不过，我们经反复推敲，觉得这种说法还是缺乏根据。这牵涉到如何对待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问题。我们尊重这两位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但是，他们提出一整套的社会发展史的规律理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由浅入深地调查、探索，从建立粗疏的轮廓，到理论的不断检验、修正、补充和完善，最后才臻于完成。早期马克思的著作，以及由黑格尔左派到新世界观树立的转换期的著作，到马克思主义成熟后的著作，其中前后的论点可能存在着不一致。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重点在于掌握其整个思想体系，重视其后期的作品，也就是说应采用其学说成熟期的论点。而不能从他们任何时期提出的一句话，即作出判断。我们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真正含义，也应该是这样。

1859年1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说道：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557]

这里说得很明确，所谓“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中的第一个时代，它在“古代的生产方式”之前。这里马克思指的确是原始社会，不容许有任何的曲解。可是，在28年以后，1887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的《序言》中则说：

在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隶制，即与其说是群众被剥夺了土地，不如说他们的人身被占有。[558]

这里说得也很清楚，“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一样，都是“奴隶制”。前面提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这里的“亚细亚古代”含义不同，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东方社会历史方面不断深入、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看法的反映。19世纪50年代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提法，仅仅是探索、研究的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到80年代，对亚细亚问题的提法已经改变了[559]。

改变说这个看法是有史实根据的，马克思最初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术语，是建立在对印度的“公社”的最初看法上的。那时，马克思、恩格斯对整个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刚刚开始。对印度的“公社”，马克思当时只看出它的“土地公有”的特点，以为这是原始的组织。他说：“仔细研究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就会得到证明，从原始的公社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例如，罗马和日耳曼人的私有制的各种类型，就可以从印度的公社所有制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560]

其实，印度所存在的“公社”虽然有“公有”的因素，但不一定就是原始社会的组织。因为马克思也多次指出：“在这种村社内部存在着奴隶制和种姓制”[561]，“小小的公社身上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标记”[562]。又说，这种公社，“从遥远的古代直到19世纪最初10年，无论印度的政治变化多么大，可是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563]。可见马克思当时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或印度的这种公社，不但指原始社会，而且还包含阶级社会。由于当时学术界对原始氏族公社组织还没有认识清楚，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个时期所写的文章中往往把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和阶级社会的“农村公社”混在一起，而且还误把亚细亚的、特别是印度的“农村公社”当作是最原始的形式[564]，误认为欧洲各地的公社所有制“起源于印度”[565]。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研究了俄国土地公有制，特别是研究了俄国史学家科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并做了详细摘要，在深入研究了俄国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后，抓住了“农村公社”的本质——二重性的特征，清楚了它不但有“公有制”的残余，还具备“私有”的成分，明确了农村公社的过渡性。马克思在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三份草稿中说：

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不言而喻，次生的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566]

这时，马克思不再认为“亚细亚形态”的农村公社是最古老的原始形式，而把它看作是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组织，并长期保留在阶级社会中，承认他过去“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567]。他又明确地提出，德国的农村公社“决不是从亚洲输入的东西”[568]。马克思将最初所提出的印度公社的“原始性”和“普遍性”都否定了，尤其是看到了印度公社已超出了原始社会。这时马克思逐渐感到，以对印度公社的认识为基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提法缺乏科学性。所以，有的研究者认为，马克思在1881年发现“农村公社”的本质，并且把原始社会和古代东方社会的内容逐渐搞清楚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再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术语[569]。这个说法，我们认为是符合客观事实的[570]。

二、“古代东方”奴隶制的社会特征

放弃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不等于说东方社会没有某些自身的特点。世界上各民族的历史，在具有共同的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也各有其不同的特点，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讲述日耳曼人的历史时指出：“由于这种野蛮状态，他们还没有达到充分发展的奴隶制：既没有达到古代的劳动奴隶制，也没有达到东方的家庭奴隶制。”[571]即西方的是“劳动奴隶制”，东方的则是“家庭奴隶制”。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历史问题时，常采用综合概括的方法，把具有共同特征的东方各国的奴隶社会统称为“古代的亚细亚”、“亚细亚共同体”、“东方形态”、“东方社会”、“古代东方”等等；而把西方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称为“古典的”、“古代的”、“古代社会”等等。下面我们来看看“古代东方”的家庭奴隶制的社会特征，综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其具体特征有下列各点：

（1）农村公社广泛存在：从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对农村公社的组织一直进行着深入的研究，逐渐认识到它的产生、特征和职能。这种组织大概产生于原始社会解体和阶级社会形成时期。在西欧，农村公社到资本主义时期就消灭了。但在俄国，则一直存在到农业集体化以前。农村公社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而变化着。拿俄国的历史来说，农村公社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十月革命后至农业集体化以前等历史阶段。在这些历史时期，农村公社的类型、组织与职能都有很大的变化。典型的农村公社广泛存在，是古代东方奴隶制的特征之一。

（2）土地制度是公共所有和私人占有：马克思曾指出：“在东方财产仅有公社财产，个别成员只能是其中一定部分的占有者，或是世袭的或不是世袭的，因为任何一部分财产都不属于任何成员自己所有；反之，个人则系公社底直接肢体，即直接同公社形成一体，不能跟公社分开。因此，这样的个人只能是占有者。只有公有财产，只有私人占有。”[572]马克思在1853年6月14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帕特尔多半是世袭的，在某些这样的村社中，全村的土地是共同耕种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每个土地所有者耕种自己的土地。”[573]马克思在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也指出，农村公社的最本质特征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574]。也就是包含“公有”和“私有”二重性。

（3）主要的生产劳动者不是奴隶，而是农村公社成员：在东方，发生在原始公社制末期的农村公社，到了奴隶制时期继续保留着，土地和水属于公社所有，农村公社成员必须通过公社占有土地。因此，与西方比较起来，在这里私有制并不发达。由于农村公社长期存在，所以，当时的农业生产主要是依靠村社成员集体劳动，这点是有别于西方的。如希腊、罗马的经济生产，主要是由奴隶进行的。

农村公社是由原始氏族社会的家庭公社演进而来的。根据恩格斯的观点，家庭公社是一种父家长制的家庭，“若干数目的自由人及其非自由人在一个家长底父系权力之下组成家庭。”把“非自由人”即奴隶包括在家庭之内。Famulus是指一个家庭奴隶，而Familia则是属于一个男子的全体奴隶。所以，家庭公社包括一父所生的数代后裔以及他们的妻子，并且包括许多非自由人。土地共有，共同耕作，家庭公社受一个家长管理。这种家庭公社，后来过渡到阶级社会的农村公社[575]。农村公社包括本家族的成员和家庭奴隶。这种家庭奴隶虽是奴隶身份，但同时又是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参加到农村公社之中。他们与公社成员一同参加生产劳动。实际上，这种家庭奴隶在农业生产上只起到助手的作用，不能代替主人（其他家庭成员）把全部生产担当起来。因而，在古代东方家庭奴隶制下，真正奴隶的劳动，据马克思说，“并不伤害劳动的条件，也不改变关系的本质”[576]。意思是说，当时真正奴隶的生产仍维持着公社生产的一切主要的旧传统，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并无改变，可以说他们没有起什么决定性的作用。

（4）普遍奴隶制：东方的家庭奴隶制的社会生产是以农村公社为基础的。农业生产虽然有奴隶参加，但只处在辅助的地位，主要的劳动者还是农村公社的成员。农村公社的成员一般地说，与真正的奴隶是有区别的，但也不是真正的自由人。因为在古代东方，农村公社的成员“单独个人从来不成为财产的所有者，而只不过是一个占有者，所以事实上他本身即是财产，即是公社的统一体人格化的那个人的奴隶”[577]。所谓“公社的统一体人格化的那个人”，是指东方的专制君主。在古代东方专制国家里，没有真正的自由人，每个公社成员都被看作是专制君主的“奴隶”，对君主必须绝对服从，负担各种各样的徭役。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公社成员和家庭奴隶没有很大的差别。他们虽然表面上称作“自由人”，但实质上和家庭奴隶差不多，都是专制君主的奴隶。因此，马克思将古代东方的社会称为“普遍奴隶的东方”[578]。

古代东方社会的主要生产劳动者是农村公社成员，有些学者称他们为“自由人”、“自由民”，可是这些人若真正是自由民，由此而构成的生产关系，就不能称之为奴隶社会了。因为我们知道，奴隶制必须是奴隶生产在社会经济中占主要成分。所以，我们对农村公社的成员，应从其本质上去看待，最好不称其为“自由人”，实质上他们是有别于古典类型奴隶的另一种类型的奴隶。在古代东方各国，尽管古典类型的奴隶（即真正的奴隶）数量没有公社成员多，而且在生产上又不占重要地位，但是，主要的生产劳动者农村公社成员所处的地位表明，他们也应属奴隶性质，由他们所构成的生产关系，也是一种奴隶制，即古代东方型的家庭奴隶制。

三、商代后期社会近于古代东方的家庭奴隶制

我们曾论述了商代后期的主要生产劳动者是众或众人，以及这些生产劳动者所受的剥削和政治待遇等具体情况。又专门谈论了学术界多年来所争论的“古代东方”的理论，明确了“古代东方”是有别于希腊、罗马奴隶社会的另一种类型的奴隶制。两相对照，就可以比较容易地确定商代后期的社会性质了。

从商代田野考古材料和甲骨文中所反映的史实，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看到商代在盘庚迁殷前后，基本上已从原始氏族公社进入了阶级社会，这是我们已经论证了的史实。但是，这个阶级社会的性质到底是什么？还需要进一步阐明。

商代后期主要的农业生产劳动者是众或众人。他们是在族的组织下生活和劳动的，所以又称族众。族有氏族、宗族和家族。众人与商王为同族，是商王的统治和剥削对象，又是兵役的负担者，其身份不是奴隶。因为当时确实还有典型的“会说话的工具”——奴隶存在。从众或众人被剥削的程度和社会身份特征看，与前面讨论过的古代东方的农村公社成员极为相近。

在商代的史料中，哪些材料是指农村公社，不是很明确。文献上和甲骨文中有“邑”，有的学者主张这就是商代的农村公社。邑，《说文》谓：“国也，从□，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从……”按许书所谓“从”，非是。甲骨文的邑字作，□下像人跽形，邑义为盖，即有人居住之地，可能有土围子，其周围有耕地[579]。《公羊传》桓公元年谓：“田多邑少称田，邑多田少称邑。”邑有大有小，大的邑是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堡，如文献中有“大邑商”、“西邑夏”、“作新大邑于东国洛”等等，都是指都邑、王都，而小邑可能是村落，也就是“公社”。从世界古代史看，在任何一个古代民族的历史上，公社组织在原始社会解体之后是普遍存在的，晚商刚从原始社会转入阶级社会，当然也不会例外。这种“邑”，在商代后期是原始社会中的氏族公社、家庭公社，还是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而流行于阶级社会的农村公社？从商代后期商王在全国已建立了专制统治，当时已是阶级社会来分析，应该已是农村公社了。

甲骨卜辞中有关“邑”的记载非常多：

……

贞：洹其乍兹邑，祸。（《续》4.28.4）

贞洹弗乍兹邑……。（同上）

……卜，争贞：洹其乍兹邑，〔祸〕，王曰，其乍隹……（《掇二》476）

这是武丁时期的卜辞，“兹邑”可能是指洹上的都邑。卜辞中还有王“乍邑”、“作大邑”的记载：

己卯卜，争贞：王乍邑，帝若，我从之唐。（《乙》570）

戊申卜，亘贞：勿乍大邑于□。（《金》696）

我（乍）邑。（《续》5.12.6）

这些大概是直接属于商王族的农村公社。其他地区的邑有：

弗其卅邑。（《铁》213.3）

乎从臣沚卅邑。（《乙》696）

取卅邑。（《续》5.20.2）

沚告曰：土方征于我东（鄙），二邑，方亦侵我西（鄙）田。（《菁》2）

告曰：〔方〕、夹、方、四邑。十三月。（《珠》1182）

武丁时期的卜辞所反映的邑数多至四十。大概“邑”的范围有的不会很大。沚地的东鄙有邑，数在两个以上，西鄙有田。邑是聚众而居的地方，田是耕地。卜辞中还有“文邑”（《甲》3614）、“唐邑”（《乙》700）、“西邑”（《林》1.9.14；《乙》7283；《叕》18）、“邑”（《前》2.13.3；《合》283）、“邑”（《前》4.13.3）、“邑”（《前》6.43.5；《林》2.8.1；《乙》4539）、“氐邑”（《林》1.20.10；《遗》1376）等等。邑上之字，有的是邑的地名，有的代表邑的方位，有的如“氐邑”可能是向王贡纳邑，还有的意义不明。

所举辞例中“取卅邑”大概是指商王取自外族的邑。若是外族的邑并入王族，则必然构成本族人和外族人混居的邑。邑内的成员便超出了血缘关系，这正合乎农村公社的性质。从卜辞所反映的“邑”的总体情况看，与前面我们谈到的农村公社很相近。

假如这个推测不错，那就是说，在商代后期这种村社组织也是广泛存在的。

关于商代后期的土地制度，目前还不是很清楚。卜辞所反映的大都是商王所经营的田地，名之为“王田”（《乙》6374）、“大田”（《乙》1155），或称“我田”（《菁》3）。前面我们曾说过，在这些王田上耕作的，是商王征集来的众人。卜辞有：

□□人三千耤。（《粹》1299）

乎耤于陮，受年。（《乙》4057）

……申卜，贞：乎耤生。（《乙》7396）

丙辰卜，争，贞：乎耤于陮，受年。（《合》220）

（甫或苗）耤于，受年。（《乙》3212）

这些卜辞中的“耤”字，甲骨文字形像人踏耒而耕之形。西周金文则去人形而加声符“昔”，成了形声字。《说文》：“耤，帝耤千亩也……从耒昔声。”耤田即锄田，耤田的劳动者由王亲自率领，或由王派遣“小耤臣”监督耕种。王田大概都是离王都不很远的王有土地。其他较远地区的耕地，名义上虽然也是王有，实际上是由各个小共同体族或邑集体占有，可能负有向商王贡纳的义务。那时土地还不会私有。这些情况，一半是零星史料的反映，另一半则出于推测。商代后期土地制度的真相，还有待于学者从史料到理论深入地挖掘和探索。

商代后期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者不是奴隶，而是地位比奴隶稍高的众或众人。但他们也不是真正的自由人，很可能是农村公社的成员。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普遍奴隶”制的“奴隶”。如此，商代后期社会从各个具体方面观察，都符合或相近于古代东方的奴隶社会。

当然，我们看问题不能绝对化。在所有国家的历史上都存在过两种奴隶。也就是说，典型的奴隶和公社成员类型的奴隶同时并存。不过，当时总是以一种奴隶占主导地位，而另一种只起到辅助作用而已。具体到商代后期，则是东方的家庭奴隶制占优势。

第八章　商代后期的经济发展

第一节　商代后期农业的发展

一、卜辞中的“年”、“侑雨”、“受年”

以河南、河北、山东为其主要活动地区的商族，从文献上和考古发掘来看，在商代前期就已经是一个以耕稼农业为主的民族了。不过，在盘庚迁殷之前还处在一种游荡的粗耕农业阶段。到盘庚迁殷前后，商族才进入定居的农业生活。若不然，商王盘庚迁殷就不会引起臣民的坚决反对。臣民之所以反对，主要是由于当时农业已达到比较精耕的阶段，增大了收获量，可以久居一地，不用因生活问题而必须搬家了。于是，农民产生了安土重迁的心理。在《盘庚》中，有诸如“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之类的训词。如没有农业生活的底子，是不会出现这种训词的。

商代后期农业之繁盛，甲骨卜辞中反映得很清楚。甲骨文中有关农事的文字很多，诸如农、畴、疆、田、井、圃、囿、米、啬、耤、桑、年等字。农产品的种类则有麦、黍、粟、禾、等字。出现了这么多与农业有关的文字，正是农业已被时人所重视和关心的反映。

农业已是当时商人生活所依赖的主要生产部门，农产品的丰歉直接影响到商代统治者的生活，因而他们便经常向天帝、祖先以及山川之灵等祈求卜问：

帝令雨足年。贞：帝令雨弗其足年。（《前》1.50.1）

甲申卜，贞：兹雨隹我祸。（《乙》4742）

辛未卜，贞：黍年足雨。（《合》229）

己酉卜，黍年（有）足雨。（《前》4.40.1）

商人以“帝”为至上之神，以为雨是天帝所降，卜问天帝是否降充足的雨量，是为了农产品的丰收。可是雨水太多又会成祸，因而有“兹雨隹我祸”的占卜。所谓“黍年”，是因为黍是商代主要的农产品之一，卜问有没有充足的雨量，使黍获得好年成。

辞中还有“年”与“侑雨”：

其年于河，此又（侑）雨。（《南明》424）

于河年，又（侑）雨。（《粹》834）

其年于岳，又（侑）大雨。（《南明》426）

其年祖丁，先，又（侑）雨。（《甲》1275）

“又”读作“侑”，有要求之意。“年”“侑雨”，即求年祈雨，都是为了农业获得好年成而进行占卜和祭祀。在河水灌溉未发明以前，农作物的生长依靠天雨。所以，商人求雨的卜辞很多。一期卜辞中还有占东、西、南、北方“受年”的记录：

东受年。（《粹》903）

癸巳卜，争贞，东土受年。（《乙》5242）

南土受年。（《粹》904）

贞，西土受年。（《乙》7009）

乙巳卜，贞，西土受年。三月。（《后》下38.3）

□卯卜，北受年。（《粹》906）

……北土受年。（《乙》4423）

以上各辞都是武丁时所卜。廪辛、庚丁以后，“受年”也作“受禾”（《粹》905；《佚》653；《摭续》111）。《说文》：“年，谷孰也。”《穀梁传》桓公三年：“五谷皆熟为有年也。”“禾”，《说文》：“嘉谷也……”段玉裁注：“嘉谷之连稿者曰禾，实曰粟，粟之人曰米，米曰粱，今俗云小米是也。”卜辞中“受年”与“受禾”同义，都是祈望五谷丰登之意★★★“禾”有广狭二义，狭义是指一种特定的谷类，而广义则是谷类的泛称。“受禾”的禾大概是泛称。于省吾认为，在卜辞中有“受黍年”、“受年”、“受年”、“受麦年”。但是没有一个“受禾年”的例子，由此可以推知。

综合上面所引卜辞中有关农业的情况，虽然还看不出当时的农业已达到多高的水平，但至少可以证明商族对农事的重视和农业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二、商代后期农作物的品种和酿酒所反映的农业情况

商代后期农作物的品种，从甲骨文中看来，已经相当复杂了。但是，那些品种到底相当于今天的什么谷类，目前可以说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卜辞中所见到的谷物，大家的意见基本一致的是“黍”和“麦”，其他的则众说纷纭。

黍“黍”字，甲骨文作或省水作。下面引几条卜辞：

甲子卜，贞，我受黍年。（《续》2.29.3）

庚申卜，贞，昔且丁不黍隹南。（《乙》1968）

戊寅卜，贞，王往氐众黍于冏。（《前》5.20.2）

庚戌卜，贞，王立黍，受年；贞王勿立黍弗其受年。（《乙》下6964）

贞，王勿省黍。（《契》492）

贞小臣令众黍，一月。（《前》4.30.2）

贞帚妌黍受年。（《续》4.27.4）

贞乎帚妌黍受年。（《金》645）

贞，帚妌黍萑。（《戬》25.1）

这都是有关黍的占卜。“受黍年”是希望黍有好收成，有的“黍”是动词，即种黍之意。卜辞中之“我”、“小臣”、“帚妌”等贵族统治者当然不劳动，劳作者是他们所“令”、所“氐”的众人。其中“立黍”与“省黍”同义。“立”即古“莅”字，意思是说他们到田间去监督或省视生产。

“黍”在商代是主要农作物，占卜的辞例有上百条之多，可见黍在商代是最普通的粮食。黍即今天我们所说的黍子，去皮叫大黄米。《说文》：“黍禾属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种，故谓之黍，从禾，雨省声。孔子曰，‘黍可为酒，故从禾入水也’。”商代酿酒大概用黍而不用稻。

麦

月一正，曰食麦。（《后》下1.5）

翌乙未，亡其告麦。（《前》4.40.6）

翌丁，亡其告麦。允亡。（《契》41）

翌辛，亡告麦。（《京津》567）

卜辞里“麦”的字形毫无问题，不过有关“麦”的记载不多。第一条郭沫若引《月令》“孟春之月食麦与羊”[580]为证，当然是很正确的。只是下面几条中的“告麦”是什么意思，很难解说。胡厚宣认为是侯伯从各地来向王告麦之丰收[581]。于省吾则不同意，因为按卜辞通例，有关丰收都叫“受年”。于先生认为也不是祭告用麦，因为祭祀言告决不用“亡其”，也不用“允”字作为验词。所以，于先生认为“告麦”的意思是：“商王在外边的臣吏，窥伺邻近部落所种或所收获的麦子，对于商王作了一种情报，商王根据这种情报，才进行武力掠夺。”[582]

于先生的说法也不能自圆其说。因为在商代谷物中，麦不是最贵重者，也不是商人的主食。商代的黍、稷等农作物远贵于麦，为什么只有“告麦”而绝无“告黍”、“告”、“告稻”等？所以，于先生用掠夺说来解释“告麦”，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小麦的收获有一种异于他种谷物的特点。别的谷物如小米、高粱、玉米等成熟之后，晚收几天，甚至十几天，都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小麦则不同，成熟后若不马上收割，其麦穗干透，麦粒极易脱落。若迟几天收割，会有大量麦粒碰落地上，损失甚大。所以，小麦一成熟，农民往往连夜收割。因此，我们是否可以推想，卜辞中的“告麦”是当麦刚一成熟，立即有人向商王报告，使及时收割，免受损失。当然，这仅是一种推测，是否能成立还有待于进一步深考。

，麦的一种）

王其，弜；王弜，王弜。（《摭续》106）

乙亥卜，受禾。（《粹》887）

贞，自上甲，若。（《甲》2805）

甲辰卜，登且乙。（《库》995）

甲辰贞，其登。（《甲》353）

癸未卜，登于上示。（《库》1061）

卜辞中的“”字，自罗振玉、王国维一直到胡厚宣、陈梦家诸先生，都释为往来的“来”字。于省吾释为“”字，字作禾首来身[583]《说文》谓：“，齐谓麦也，从禾来声。”段玉裁注：“来之本义训麦，然则加禾旁，作俗字而已，盖齐字也。据《广韵》则埤苍来字作。”“”大概是“麦”的一种。

（稷）

己酉卜，年足雨。（《前》4.40.1）

受年，三月。（《库》1029）

于。（《宁沪》1.128）

眔小丁。（《京津》4039）

于宗。（《佚》563）

癸未卜，其征登于羌甲。（《京津》4025）

□□卜，其登于羌甲。（《邺》三下42.7）

这个“”字，甲骨文作等形，于省吾先生厘定为[584]。孙海波先生释粟。陈梦家先生厘定为，谓：“可能是粱字”，“还可能是字或粟字”[585]。这个字在卜辞中凡四十见，出现次数之多仅次于黍。可见是商人的主要食粮。《尚书·盘庚》有“越其罔有黍稷”，《酒诰》有“纯其艺黍稷”。从文献上也可以看出，黍和稷是商人最普通的食粮。卜辞中的字，可能就是文献上的稷字的本字。稷字，《说文》谓：“也，五谷之长”；而字，《说文》则谓：“稷也，从禾声。或从次。”由此可证，很可能是稷的本字。所谓稷，今天北方人称为谷子，去皮就叫做小米，为北方农民的主食。

䊤（稻）

受䊤年。（《乙》中4567）

癸未卜，争贞：受䊤年。（《契》491）

戊戌卜，贞，我受䊤年。（《粹》870）

辛未卜，王䊤。（《京津》2355）

己丑卜，贞，䊤于……吉。二月。（《人》2311）

“䊤”字，罗振玉释酋，金祖同释粟，陈梦家释秬[586]。只有唐兰先生释䊤，并谓读作䆃或稻[587]，我们觉得此说比较可信。关于稻谷的种植，在长江流域，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就已经很发展了。到商代，不会传播不到黄河流域。据说郑州白家庄早商遗址中曾经发现稻壳痕迹[588]，就是证明。

秜（野生稻）

丁酉卜，争贞，乎甫秜于，受年。（《乙》上3212）

“秜”字，卜辞作，陈梦家先生厘定为秜。于省吾从之，并引《说文》：“秜，稻今年落来年自生谓之秜”，因谓此即野生早稻[589]。这个说法是可遵从的。

综合上面所谈的商代后期的农作物品种，已有黍、麦、（麦的一种）、（稷）、䊤（稻）和秜（野生稻）等六种之多。此外还有，不知道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品种。现代流行的主要谷物，大概在商代就已大致具备了。

商代后期农业的发展，农产品的丰盛，还反映在酿酒业的发达上。在中国历史上，商人以喜好饮酒而驰名。《尚书·酒诰》说：商人“惟荒腆于酒……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这当然是周人给商定的重大罪状。可是商的贵族微子也承认他们喝酒过量，致使国家丧乱。他说：“我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沈酗于酒。”[590]周初的金文中也有同样的文辞：“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粤殷正百辟，率肄于酒，故丧师。”[591]周人所作的诗歌中也有：

咨汝殷商，天不湎尔以酒，不义从式，既愆尔止，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592]

战国时人的记载中有：

纣为长夜之饮，惧以失日，问其左右，尽不知也。[593]

这两段文字，将狂欢呼号、以白天为黑夜的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描写得活龙活现。从卜辞中也可以找到证明。卜辞中用酒祭祀的辞例举不胜举，如：

乙卯贞，大乙……。（《粹》133）

贞王于于上甲。（《掇》2.98）

癸酉卜，争贞：来甲申，，大报自上甲。五月。（《甲骨文零拾》第21片）

贞昱乙酉，唐足。（《遗》4）

昱丁亥，大丁。（《乙》4510）

癸卯卜，，昱甲辰大甲。（《乙》7258）

卜辞中酒字作酉，或作（《甲》2121）、（《京都》1932）。上面卜辞中之“”，甲骨文作，是用酒祭祀的专用字，不是酒字。上面所引的卜辞都是记录用酒祭祀祖先。商人酿酒用黍而不用稻，因而黍在卜辞中是最多见的谷类。

商人有一种酒叫鬯，卜辞有：

癸卯卜，贞：弹鬯百，牛百，用。（《前》5.8.4）

鬯五卣又（有）足。（《京》4237）

其福新鬯二升一卣，王……（《戬》25.10）

……

羌……人，鬯一卣，卯牢又一牛。（《后》下7.5）

鬯是一种香酒，《说文》：“鬯，以酿郁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由此可知，商人用鬯敬神，动辄数卣，有的竟达百卣之多。还有一种酒叫醴（《粹》232），据说是一种甘酒。说明商代后期酒的品种复杂，祭祀用酒和饮用数量又大。另外，从殷墟出土的铜器，十之七八是酒器。据安阳发掘报告，铜器中如卣、爵、斝、盉、觚、觯等，都是饮酒用的，制作都极为精美。可见统治阶级对酒器制作和酿酒的重视。当时这样大量地酿造酒，必定是在有大批剩余农产品的基础上才能进行的。所以，商代后期酿酒业的发达，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农业已经发展到相当高度。

农业生产得到发展，粮食的收获量必然增大。于是，粮食的储藏问题就突出了。在郑州、辉县、邢台、藁城等地的早商遗址和殷墟的晚商遗址中，发现了很多大概是用于贮藏粮食的窖穴[594]。我国古代一直流行窖藏粮食的传统，如《礼记·月令》记载：“仲秋之月，可以穿窦窖，修囷仓。”这是说周代的窖藏。商遗址中所发现的窖穴，修造得很讲究。其口部为长方形、圆形或椭圆形，有的深达8至9米。窖壁直而光滑，上下有梯形的对称脚窝。所以有学者认为，这就是商代贮藏粮食的窖穴。

从商代后期农作物品种的繁多、酿酒的兴盛和贮粮窖穴的发现，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确实有了较高的发展。

三、商代后期的农具与耕作技术

商代后期农业发展的原因，与生产工具的改进很有关系。商代已是青铜器时代，这是毫无疑问的。自1928年开始在安阳对殷墟进行有系统的发掘，到现在已达数十次之多，挖出来的劳动工具，有青铜器、石器、蚌器等，但从未发现铁器。1952年在郑州二里岗发现了钻凿卜骨用的铜凿。我们知道商人是最重视占卜的，他们用于占卜的工具，一定是当时质量最好的，是最坚锐的工具。此前有人怀疑青铜工具是否能胜任钻凿坚硬的甲骨，误认为当时必有比青铜器更坚锐的利器。二里岗铜凿与卜骨的一同出土，证实了商代最坚锐的劳动工具就是青铜器（采李亚农说）。但是，当时有没有青铜农具？却是个一直在争辩着的问题。

在田野考古中，发现过少量的青铜农具，或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青铜工具，主要有等。如1963年、1974年在湖北黄陂盘龙城中商遗址的墓葬中，出土有斧等青铜农具[595]。1953年在安阳大司空村晚商晚期层中发现一把大青铜铲，全长22.45厘米，刃宽8.5厘米，重1.125公斤，上端有方銎枘，可以安装木柄，有明显的使用痕迹[596]。1960年在苗圃又发现一把，长21厘米，宽11厘米[597]。可见在商代确以青铜制作农具。由于青铜农具极少发现，因而有人认为青铜是珍贵的东西，不会用于农具的制作[598]。有人则认为商代既然是青铜器时代，正是以青铜生产工具和兵器而得名，商人只用木、石、蜃、蚌制作农具，而不用青铜制作农具的说法是不合逻辑的[599]。

我们的看法是商代有青铜农具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但考古发掘所反映的客观事实表明，青铜农具的数量确实寥寥可数，而木制、石制、蚌制的农具却是大量的。在这种客观事实面前，我们可以对青铜农具出土稀少的原因作出种种推测。从世界各国的古代历史看，在青铜器时代而行用石器农具是普遍的现象，不独中国为然。恩格斯说：“铜、锡及两者的合金——青铜，都是最重要的金属；青铜可造有用的工具及武器，但是还不能完全代替石器；这只有铁才可以做到，而当时还不知道采铁。”[600]所以，商代虽然有青铜农具，但是数量可能很有限，这是合乎历史条件的。对商代后期农业生产起重大作用的不会是青铜农具，而应该是大量出土的石器农具。

1928年秋殷墟第三次发掘，在小屯村北的大连坑B14及其稍北，一次出土了上千件石刀[601]。在一个坑的3.6米以下，出土了“极多石刀”[602]。1932年秋第七次发掘E区，在E181方窖内，与甲骨、白陶、玉器、残铜器一同出土有石刀444件，石斧1件，蚌器78件[603]。蚌器是蚌刀、蚌锯。据主持殷墟发掘的李济统计，小屯出土的石刀，从第二次至第七次发掘，所搜集到的标本总数达3640件之多[604]。这些石刀就是石镰。从出土的集中现象看，这些石农具是王室贵族所有，大概在收获季节临时发给劳动者，收获完毕再交还王室。在考虑商代的社会性质时，这一点应当注意。

商代后期的农具主要是石制的，其次有蚌制和木制的。蚌铲、蚌铚是用天然河蚌稍加磨制而成，所发现的多为残器。蚌铚与石铚差不多，二里岗商代长方形一孔蚌铚与小屯长方形一孔石铚很相近。《淮南子·氾论训》：“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这是有关上古用蚌制农具的最早记载。“蜃”就是产于淡水中的蛤蚌。蚌铚、蚌镰在二里岗、安阳都有发现，都是收割工具。

木制的农具，由于易腐朽，当然不会保留到现在，地下考古中是不会发现的。但是，1958—1959年在殷墟的不少窖穴壁上发现清晰的木耒痕迹，都是双齿。例如在小屯西地H305坑发现大型耒痕，齿长19厘米，齿径7厘米，齿距8厘米。在大司空村H112坑发现的小型耒痕，齿长18厘米，齿径4厘米，齿距4厘米[605]。木耒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即已开始使用[606]，一直流行到商代。从甲骨文“耒”字像人持耒而耕形，也可以得到证明。

商代后期这些石、蚌、木制农具和少量的青铜农具，一般说来还是很原始的。但是，为什么他们能用这样简陋的农具创造出繁荣的农业呢？是不是因为耕作技术的进步呢？商代后期是否已发明牛耕？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郭沫若谓犁字初作，又从牛作，似用牛拖犁而耕的形象[607]。我们推想，即使已有牛耕，也一直没有通行。牛早已被服用，如传说商的祖先王亥作服牛。牛既已被服用，可以用于拉车，当然也不排除用于拉犁。从卜辞看，商代的牛主要用作祭祀的牺牲。祭祀时经常杀牛，从一头、几十头到数百头。到春秋以后，牛耕才逐渐普遍。

当时，与农耕有关的历法已很进步，年、月、日和平年、闰年的推算都很科学。何时下种、何时收获，就是按准确的农历进行的。田亩的划分，从卜辞“田”字的形状看，有作（《粹》1544）、作（《拾》6.7）、作（《拾》6.1），可见不都是四方规整的方田，而是随自然地形略加规划。

甲骨文中的耤田、田、圣田，既是一种耕作组合，也含有劳动技术。卜辞中有：

乎耤于陮，受年。（《乙》4057）

辛丑贞：□□人三千耤。（《粹》1299。耤，郭沫若释“尽”）

己亥卜，贞，令吴小耤臣。（《前》6.17.6）

庚子卜，贞，王其雚（观）耤，。十二月。（《后》下28.16）

贞，小臣令众黍，一月。（《前》4.30.2）

□□卜，贞，王大令众人曰田，其受年。十一月。（《续》2.28.5）

，五百四旬七日至，丁亥，从。在六月。（《乙》15）

戊子卜，宾贞，令犬田于虎□。（《京都》281）

贞，王令多田。（《粹》1222）

癸亥，贞：王令多尹田于西，受禾。（《京都》2363）

卜辞中“耤”字作（《前》6.17.5）、（《前》7.15.3），像人侧立推耒，或像一人手持耒的长柄，足踏耒下端之形。“耤”字下部有“止”（趾），表示用趾踏耒使耒深入土下，郭沫若、余永梁、徐中舒诸先生先后有所考释[608]。《淮南子·主术》说：“一人跖耒而耕”。《盐铁论·取下》曰：“不知耒躬耕之勤也”。《未通》篇谓：“民耒而耕”。所谓“耒”、“跖耒”，都是指以脚踏耒，这是一种原始的耕作方式。从以上诸文献中，亦足见这种耤耕一直流行到秦、汉时代。殷墟出土过铜铲，其窖穴留有木耒痕、铲痕，则知这种耕作方式在商代后期确曾通行。又甲骨文“方”字作（《存》595）、（《铁》162.4），徐中舒先生谓亦像耒的形制，初无方圆之意，像柄首横木，下长横即足所蹈履处，古者秉耒而耕，刺土曰推，起土曰方。《诗经·小雅·大田》曰：“既方既阜”。《诗经·大雅·生民》：“实方实苞”。徐先生谓此两“方”次序均在莳艺之先，亦当为坺土之事。又甲骨文有（《甲》1268）、（《甲》1439），当即“”（耜）字。耜字，小篆作、作枱、作鈶，文作，经传作耜。

“”像碎土锄草之工具。另外，甲骨文有（《后》上19），可能是犁字之初文，还有从牛的作（《后》上三）。犁亦为当时的耕具。后人往往写作“物”。《周礼·地官·载师》：“以物地事”；《地官·人》：“则物其地”；《左传》成公二年：“物土之宜”；《左传》昭公三十二年：“仞沟洫，物土方”。这些“物”字，当均为“犁”字，用作动词。

上举卜辞中“田”之“”字，实即《吕氏春秋·长利》中“协而”的“协”字。《说文》谓：“协，同众之龢也。”字的力即耒形，即许多耒，人们在田中并肩合耦而耕，这样可以更有效率地从事大面积的松土。

在商代后期，不论是耤田，还是田，都是众人彼此互助进行生产劳动。其区分，耤田是在王直接管理的田地上劳动，因而王经常要躬亲去“雚”（观）或“省”，或者派“小耤臣”、“小臣”去监督；而田则是在族有或者公社所有的土地上耕种。

卜辞中“田”的“”字有多种写法，有等形，学者们有多种读法，其中余永梁释为“圣”，并引《说文》“汝颍之间谓致力于地者曰圣”[609]为证，最善。后来，郭沫若从之，不过解释为“筑场圃之事”，则未达一间。于省吾认为圣是垦字的古文，“圣田”即指商时的“垦田”[610]。张政烺则释为“裒田”，谓系指商时的“开荒”[611]。于、张两先生的解释都是有理有据，逐渐为学术界所公认。

古时中原系森林草莽之地，开田垦荒是极为繁重的劳动。上面所举卜辞第七例，这次“圣田”经历了547天。这条卜辞是在六月即夏至月占卜，到第二年十二月的“日至”这天即丁亥（从张政烺的句读），一次垦荒达一年半的时间。商代后期的统治阶级为了扩大生产面积，集中财富，经常派遣农官率众到远方异域，经年累月地从事艰苦的垦殖活动，因而商王的国有土地在不断地扩大。

第二节　畜牧、田猎与渔业

一、畜牧与田猎

商代后期，农业已相当发达，畜牧业退居次要的地位。但是，这不等于说这时畜牧业已无足轻重了。从卜辞和地下考古所反映的情况看，当时畜牧业仍很可观。商人祭祀时，用牲的种类有牛、羊、犬、豕等；用牲的方法有“沈”、“埋”、“”、“卯”等；用牲的数量更是惊人，从一牲到十牲、三十、四十、五十，多的有一百，最多的达到三百、四百。关于用牲的卜辞不胜枚举，此举几例：

丁亥卜，贞：昔乙酉，箙旋御于大乙、大甲、祖乙、百鬯、百羌，卯三百〔牛〕。（《后》上28.3）

贞，御牛三百。（《前》4.8.4）

乙亥……丙大……五百牛……伐一百……（《库》181）

贞，肇丁用一百羊、一百九十九豕。十月。（《甲》3518）

仅从这四条辞例看，便可知商代后期的畜牧业规模是很大的。甲骨文中的“牢”、“”是人们所豢养的牛、羊。甲骨文中还有一个“”字，见于三期卜辞：

王畜马才兹……（《宁》1.521）

……畜马才兹。（《粹》1551）

这个“”字，像马厩中豢养着马。卜辞中牢、字所从之宀作，正像圈养家畜的圈栅之形。《说文》：“牢，闲养牛马圈也”；“圈，养畜之闲也”。商代后期所驯养的大概主要有马、牛、羊、豕、鸡、犬等六畜，并有专职的小臣管理。牛、羊大都用于祭祀和食用，马用来牵引战车，猪，用于食用，狗除用于食用外，还可用于守卫和狩猎。

这些畜类，有一个由野生变为家畜的驯养过程。最初是把野生的兽类用绳索束系一段时间，或加牿于其角、头、鼻。甲骨文中“牛”字有作（《续》1.4.1）者，像有牿之牛；“羊”字有作（《铁》252.1）、（《乙》4512反）者，系用绳绊束之形。“鸡”作（《前》2.37.1）、（《前》2.28.5），从隹从奚，隹为禽，奚从爪从。高冠修尾，宛如雄鸡，所从之奚，正表示鸡为家畜。

据文献记载，商代后期还豢养驯象用于战争[612]。服象的证据，从甲骨文的“”字上也清楚地反映出来，甲骨文作（《后》2.10.12）、（《乙》7589），正像一手牵象之形。

商代后期除了畜养牲畜和家禽，还经常在森林里、原野上狩猎。狩猎的方式有追逐、矢射、设陷阱、焚山、布网等等，均见于卜辞：

逐

贞：其逐兕，隻（获）。（《佚》25）

……亥卜，贞：其逐兕，隻。（《遗》920）

甲午，王往逐兕，小臣甾车马，硪驭王事。（《菁》1）

……逐鹿，隻（获）。（《前》3.32.3）

贞，王往逐（麋），隻（获）。（《福》5）

辛未卜，亘贞：往逐豕，隻（获）。（《甲》3339）

贞：乎逐豕，隻。（《粹》947）

杨树达谓卜辞中追、逐二字有别：追是追人，而逐则是逐兽[613]，这是很正确的。

射

乎射鹿、隻（获）。（《前》3.32.6）

王其射兕亾。（《宁》1.388）

卜辞中之彘、雉等字也表示用箭射杀之形，如彘字作（《前》4.51）、（《铁》210），雉字作（《前》7.24），都从矢，义即用箭射猎而获。

陷阱

壬申卜，贞：甫，丙子（阱）允二百九，一月。（《前》4.4.2）

贞于……己巳。（《存》1.767）

丙戌卜□亥王允三百又八。（《后》下41.12）

这个“”字像设阱陷麋之形，《易经·井卦》“旧井无禽”的“井”即陷阱。“”字，孙诒让谓即禽（擒）字。用陷阱一次能捕获多至348头兽类，这是田猎卜辞中的最高纪录。

焚

其焚？癸卯允焚，隻（获）兕七十一，豕十五，廿五。（《乙》2507）

《春秋》桓公七年杜注：“焚，火田也。”《尔雅·释天》：“火田曰狩。”

布网

从网鹿弗（擒）。（《人》2116）

卜辞中还有“”等字，可见商代后期确有以网作为狩猎的工具。卜辞中还有大量“隻象”（《前》3.31.3）、“隻兕”（《乙》764、2507、7859）、“隻虎”（《乙》2908）、“虎”（《拾》6.13）、“隻鹿”（《续》3.16.10）、“隻生鹿”（《粹》951）、“隻”（《粹》935、956）、“隻豕”（《乙》764、2507）、“隻”（《乙》2908）等记载，不知道是用什么工具捕捉的。甲骨文中“射”字作（《铁》78.1），“弹”字作（《前》5.8.4），“网”字作（《前》6.38.2），“”（禽）字作（《甲》2285），“单”字作(《后》2.12.7），“阱”字作（《前》6.41.4）。从这些字形中，可以想见商代后期的狩猎工具是多种多样的。

当时，狩猎的对象最常见的有鹿、虎、豕、兕、、象等。其中的“兕”字是唐兰先生所考定的；“”字释为“麋”，也是从唐先生之说[614]。豕是指野猪。“隻”的“”字或释为“狼”，或释为“狐”，疑莫能定。田猎中所获最多的为、鹿，其次为兕、豕，再其次为虎。据杨钟健、刘东生《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补遗》所述，殷墟前15次发掘所出土的动物骨骼有6000余件，哺乳类动物有29种，其出土数量可分为以下四项：

（1）圣水牛、肿面猪、四不像鹿等3种，在1000件以上。

（2）牛、殷羊、猪、梅花鹿、獐、家犬等6种，在100件以上。

（3）兔、虎、獾、狸、熊、竹鼠、黑鼠等8种，在100件以下。

（4）象、豹、猴、狐、犀牛、貘、乌苏里熊、猫、山羊、扭角羚、田鼠、鲸等12种，都不满10件。

其中一、二项中有些动物可以定为家畜，我国传统的家畜是马、牛、羊、鸡、犬、豕，称为六畜，除鸡外，都是哺乳动物。这个统计表内没有马骨，但并不意味着殷墟没有马骨，因为马一般都埋葬于车马坑中。郭宝钧先生说，殷墟第10次发掘得马58匹；第15次发掘得马21匹[615]。1950年殷墟发掘时，在武官村大墓墓道中，揭出部分就有22匹马，未揭出部分至少还有10匹[616]。仅此三宗已在100件以上，可见六畜中之马骨亦居多数[617]。

从卜辞和地下考古两方面的材料看，商代后期畜牧业虽然已退居为次要的生产部门，但其规模还是够大的。王室大贵族每次祭祀，都有牲畜作为祭品，用牲的数量少的一牲、二牲，最多的达到三百、五百：

贞：御牛三百。（《前》4.8.4；《佚》873）

丁亥卜，贞：昔乙酉箙旋御……大丁大甲且乙百鬯，百羌，卯三百〔牛〕。（《后》上28.3）

五百。（《乙》9098）

商代后期祭祀用牲数量惊人的事实，也反映了当时畜牧业发达的情况。

二、渔业

关于商代后期的渔业，卜辞中记载不多，举例如下：

辛卯卜，贞：王勿鱼，不若。（《乙》6751）

辛卯卜、贞：王往鱼，若。（同上）

丁卯卜，王……大隻（获）鱼。（《遗》760）

戊寅……王兽（狩）京鱼。（《前》1.29.4）

庚寅卜，争贞：鱼，甲寅，十月才……（《甲》1958）

王渔（此渔字从四鱼）十月。（《前》6.50.7）

王弜渔，其兽。（《佚》656）

弜渔。（《粹》1565）

甲骨文中“鱼”字作（《后》下35.1；《掇》1.142；《粹》1565）、作（《前》5.45.5；《甲》1085）等形。可知当时捕鱼不外乎用钓钩或设网进行捕捉。在商代遗址中，经常发现渔具，有镞、弹丸、网坠等。殷墟出土的鱼骨，已鉴定的有黄颡鱼、青鱼、鲤鱼、草鱼、赤眼鳟和鲻鱼六种。前五种是当地的鱼种；后一种则产在我国东海沿海江河入海之处[618]，它们出现于安阳一带的原因，现在尚不可知。

商代后期的渔业，虽比不上农业和畜牧业重要，但一般平民的捕鱼活动，也是他们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至于卜辞中关于贵族渔猎的记载，与其说是生产活动，不如说是一种娱乐，倒更为确切些。

第三节　商代后期手工业的辉煌成就

商代后期随着农业、畜牧业的发展，与此相适应的手工业也迅速地发展起来。商代后期的手工业，特别是王室的手工业，已经分成许多生产部门，每个生产部门中又有专业的分工。手工业更大规模地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考古发掘所得大部分是属于王室的，但也有民间制造的石器、陶器、蚌器、竹木器。这时，手工业中最重要的是青铜器的铸造，其次是釉陶、白陶，再其次是纺织等。手工业的分工颇细，生产规模空前扩大。

一、精致的青铜器

青铜器的命名是对红铜器而言的。最早的铜器是用红铜制的。红铜是纯铜，在我国原始社会时期就已发现。红铜质软，甚至还不及燧石坚利。所以，红铜虽然发现很早，但对经济生产起不了多大作用。能够起到划时代作用的，是青铜器的铸造。

青铜是纯铜与锡的合金。这种合金熔点比纯铜低，硬度比纯铜高，制造出的器物远较纯铜器用途大。原始社会末期即已出现青铜器，但由于青铜器在当时所占的比重不大，还不能排除石器，其作用还不显著。随着青铜器所占比重的逐渐增大，社会生产力也因之渐次提高。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逐渐丰富起来，社会面貌起了很大变化。社会生产有了剩余产品可供剥削，于是产生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原始社会逐渐为阶级社会所取代。

中国青铜器最初的出现远在先商阶段（时间相当于夏代）。到商代后期，青铜器已达到繁荣阶段。在郑州发现过两处较大的商代铜器作坊遗址。一处在今南关外东南，总面积约1050平方米。遗址范围内有坩埚残骸、红烧土、炼渣、木炭和上千块陶范等。另一处在紫荆山北，出土的陶范主要是镞范和刀范，表明它是以铸镞和刀为主的作坊[619]。1959—1960年发掘安阳小屯东南的苗圃北地铸铜遗址，知其总面积至少在1万平方米以上，出土陶范达三四千块[620]。从郑州和安阳小屯铸铜遗址的发掘中可以看出，商代青铜器的铸造是很复杂的。根据学者的研究，至少要经过这样几个步骤：

选砂　铜矿砂在入炉之先，必须经过选择，使铜的成分提高。在殷墟炼铜遗迹中，曾发现孔雀石（氧化铜的一种），1929年秋发现一块较大的重18.8公斤。还发现炼渣、炼砂和炼铜的坩埚（有人称之为“将军盔”）等。

提炼　冶炼时需要达到能熔化金属的高温，故矿砂入炉时，要加入一定分量的熔剂——木炭。再经提炼，获得纯铜。

掺锡　炼得的纯铜，再加入一定量的锡，使成合金，即青铜。青铜合金中铜和锡的比重，是依器物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比例。

制模、翻范、浇铸　合金既成，还要制模（母型）、翻范，然后再浇铸成器。

修饰　由铸范产生的器物，表面粗糙，棱角槎枒，自难十分光润。从青铜器精致的花纹估计，当时铸工对铸件必定进行过琢磨和修饰，这是铸造青铜器的最后一道工序[621]。

商代的青铜器，铜胎厚重，器体与所附的耳、足、鋬等，一般都是整体铸成，不易分裂。1974年9月在郑州出土了两件商代大铜方鼎，从铸造痕迹观察，我们初步认为它们是采用分范分铸的方法制成的，即先铸鼎耳，再铸鼎腹，后铸鼎足。鼎耳由两范铸成，铸鼎腹时再把鼎耳铸结在一起。从伴随的遗物判断，这两件铜方鼎属于商代二里岗期上层，比安阳殷墟的年代略早[622]。到商代后期，青铜器的种类和数量都大大增加。历年来出土的青铜礼器，粗粗估计总数可达数千件之多，加上其他种类如兵器、车马饰等，可达万件。巨型青铜器，如1938年在安阳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通高133厘米，横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量竟达875公斤。这是迄今出土的最大青铜器。像这样的庞然大物，出现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真可以说是奇迹了。

铸造八九百公斤重的大鼎，在当时的条件下确非易事。由于铜液冷却很快，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一次把铜液灌注完毕，否则就会形成冷隔，器物会分裂。已发现的“将军盔”坩埚，一个一次只能熔铜12.5公斤。要铸875公斤重的青铜大鼎，必须有七八十个这样的坩埚同时熔铜，才能一次满范。坩埚多，需要大场地才能摆得开。当时从事铸造工作的，有烧炭、观火色、运料、运铜液浇灌等诸种分工。以一个坩埚配一至二人计，也需要一二百人。灌铸只是铸造过程中的一个工序，若再加上其他工序，则需要二三百人以上。这就需要有合理的组织，密切的协作，才能有条不紊地顺利进行。并且必须有受过多年专门技术训练的专门人材，才可以胜任。这充分反映了商代青铜器制造所达到的高度发展的技术水平。

商代后期青铜器种类很多，从遗址中发现的陶范观察，主要有礼器、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和武器等。常见的有：鼎、鬲、、、爵、斝、卣、壶、尊、觚、觯、觥、盘等，约十数种。1976年春在安阳殷墟发现一座保存完整的“妇好墓”，出土1400多件青铜器、玉石器、牙雕等珍贵文物，其中有四面铜镜，使我国铜镜出现的年代较旧说提早了500年[623]。商代的各类青铜器，每一件的大小、式样各不相同。有的像动物，如鸮卣、豕卣、象尊等。器物上都有富丽繁缛的纹饰，如饕餮纹、夔龙纹、夔凤纹、蝉纹、云雷纹、蟠龙纹等，令人对器物产生一种神秘、庄重的感觉。当时铸造的青铜武器有戈、钺、刀和镞等。值得注意的是最易浪费铜的青铜镞，在商代前期就已大量生产，这显示了商代青铜工业的高度发展。

青铜器上有的铸有族徽或铭文。较早的有铭器物，只有一个或几个字。商代末年的有铭器物，有的铭文长达几十个字。

青铜工具有斧、锛、刀、锯、凿、钻、铲等，主要的是手工业工具。

商代青铜器的出土地域非常广。在北方，长城以北300公里的克什克腾旗出土了商代的青铜器；在辽宁许多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和喀左北洞村等处，也有商代的青铜器发现。在南方，长江中下游的商代遗址不断发现，除已讲过的湖北的盘龙城外，见于报道的还有湖北黄陂袁李湾，江陵张家山，汉阳纱帽山；湖南石门县皂市，宁乡县黄村；江西清江吴城；安徽阜南月儿河等处，都有不同数量的商代青铜器出土。在东部地区，山东益都苏埠屯发现商代后期大墓，出土的青铜器上有铭文“亚（丑）”，卜辞中有“小臣丑”（《林》2.25.10），两者有什么关系，还有待研究；苏北铜山丘湾和滨海的海阳等地，也发现了商代青铜器。在西部地区，陕西一些地方也出土了商代青铜器。这表明在商代青铜冶炼技术已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广泛发展起来。

再谈谈用陨铁制造的铁刃铜兵器。关于商中后期的铁刃铜兵器，除了1949年以前已流入美国的河南浚县出土的铁刃铜钺和铁援铜戈各一件外，1977年8月在北京市平谷县刘家河一座商代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铁刃铜钺[624]。这件铁刃铜钺的刃部已锈蚀残损，残长8.4厘米，阑宽5厘米。直内，内上有一穿孔，孔径1厘米。钺身一面扁平，一面微凸。这件铁刃铜钺与河北藁城出土的形状大体相同，但约小三分之一。经北京钢铁学院进行X光透视，发现铁刃包入铜内的根部残存约1厘米，尚有少量铁质未氧化。经放射性同位素X光、荧光鉴定为铜锡合金。铁刃残部锈块有明显分层现象，经光谱定性分析含有镍，没有发现钴的谱线。与已有资料对照，估计仍系用陨铁锻制。把铁镍合金的陨铁锻造成2毫米左右的薄刃，再将薄刃与青铜浇铸成一体，在当时使用原始工具的条件下，充分显示出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总之，铁刃铜钺的再次发现，给我们研究我国早期铁器的锻造提供了新的资料。

二、陶器的新创造

青铜器的制作在商代后期尽管已高度发展，但几乎全为王室、贵族所垄断，广大的人民仍然只能以陶器作为日常生活器皿。因而，制陶业在当时的手工业生产中仍占有重要地位。

商代后期的制陶业是很发达的。那时大量生产的是灰陶，还有少量的红陶和黑陶。这是当时贵族和平民普遍使用的器物，所以需要量是很大的。在郑州铭功路曾发现一个规模较大的制陶作坊遗址，范围约有1400平方米。有陶窑14座，与制陶有关的房基10余座。陶窑呈圆形，上有窑室，下有火膛和火门。在陶窑和房基周围还出土了几十件陶柏子和陶印模，以及大量的残毁陶器，多为泥质陶，如盆、甑、、瓮之类，尤以盆、甑为最多，缺乏夹砂陶，如鬲、之类[625]。可见这个作坊是专门烧制盆、甑等泥质陶的。这也体现了制陶业内部的分工。

代表商代陶器先进水平的是釉陶和白陶，质地硬、火候高，没有显著的吸水性。郑州出土的商代前期的原始瓷釉相当光亮，釉色以青绿为主，少数呈褐色或黄绿色。釉陶所用的釉，经过化学分析表明，其成分已接近一般瓷器所用的釉。因此，可以把这种釉陶称为原始瓷器。这种原始瓷器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和江西吴城也有发现。三地出土的虽然有其共性，但又有较大的区别。说明三地出土的原始瓷器不是在一地产生的。郑州商代遗址中曾出土了一些未成品（器表尚未施釉），还有被烧裂的原始青瓷片。由于不可能从别处运来烧坏的废品和没有施釉的瓷器，这些废品出土在郑州，可以证明它们就是在郑州附近烧制的[626]。这些原始瓷器的发现，把我国发明瓷器的历史提早到了3000多年以前，纠正了此前有人认为我国瓷器源于汉代或魏晋的看法。

商代陶器中，以刻纹白陶代表陶器烧制的最高水平。制造刻纹白陶，同原始瓷器一样，也是用高岭土作坯胎，烧成温度在摄氏1000度以上，陶质坚硬。器型有鼎、簋、豆、皿、爵、尊、觯、罍、卣等，雕刻着庄重的花纹，或模仿青铜器的纹饰，如饕餮纹、夔纹、云雷纹等，造型秀丽，色泽皎洁，可以说是我国陶瓷史上的光辉杰作。这种白陶因费工大，产量不多，为贵族阶级所垄断，一般人不能享有，故遗存很有限。商以后，刻纹白陶无人继作，所以这种白陶成为昙花一现的千古绝唱。今天能见到的一些商代白陶的残品，几乎成为罕见的珍品。

晚商墓葬中还出土有专为随葬而制造的陶器，这就是“明器”。这类陶器，有的是仿铜器，如鼎、、簋、觚、卣、爵等，有的仿日用陶器，如鬲、盘、豆、盂等。这类陶器因为是象征性的，而非实用器物，所以制作简陋，火候较低，花纹粗略。有的仅具器物的大概轮廓，一望而知不是实用的器物。这表明，“明器”的制作最迟在商代就已经有了。

三、纺织和其他

商代后期纺织手工业也有很大的创造。不过，由于纺织品易朽，在考古中不容易发现实物，只能从随葬的铜器锈痕中发现一些遗痕，衣服上的花纹则可见于石刻人像。从这些考古材料中，可以了解到当时的纺织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平。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蚕桑丝织业的国家，这种手工业大概在原始社会晚期已经出现，商代后期又有很大的发展。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的商墓，其随葬器物中有蚕形玉，长3.15厘米，共有七节，保存完整，白色，扁圆长条形[627]。1966年在山东益都苏埠屯的晚商大墓里，也发现了同样的玉蚕。晚商青铜器花纹中有蚕纹。1949年以前在安阳殷墟发掘所得的青铜器上附有“为铜酸所保存的纺织物遗痕”[628]。1929年殷墟第三次发掘，在小屯村西北地十八·二号墓出土戈形兵器，上面有“极显著的布纹”[629]。1934年至1935年殷墟第十至十一次发掘，大墓中出土的铜器上有席纹、麻纹，还有细布遗痕[630]。1950年在安阳武官村晚商大墓中发现三件铜戈，上面“皆有绢帛”的痕迹，有的“裹有极细绢纹”，有的“以銎受柲，裹布纹”[631]。这些考古发现的丝织物遗痕，证明了商代后期纺织业产品的丰富多采。

甲骨文字中有桑、丝、帛等字，从衣、从巾、从网、从丝的文字已有数十个。至于有没有蚕字，现在还有争论。甲骨学者自叶玉森以来，都把用双钩写的“它”字释为“蚕”字，张政烺提出异议，认为这个字是“它”字，而不是“蚕”字。“它示”不是蚕神，而是指旁系先王。这个解释很有道理[632]。问题是商代确实已有丝织品，已有蚕桑事业，在卜辞中会不出现蚕字吗？或许当时蚕也以名蛇的“它”字名之，或许另有“蚕”字而我们尚未认出。

考古发现的实物和甲骨文字所反映的情况，都足以说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蚕桑丝织业的国家。远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已有丰富多采的丝织业。

再谈谈当时的骨、角类器物。这种手工业在商代似乎都有专门的作坊进行生产。

1949年以后在郑州商城之北发现一个骨器作坊遗址[633]，出土了1000多件骨器成品、半成品、骨料等等，以及制骨器所用的砺石。这些骨器以骨镞和骨簪为最多。1958年在安阳小屯西3公里的北辛庄发现一处骨器作坊遗址[634]，出土的骨料、废料和成品、半成品等共达5000余件。这些骨料能辨认的有牛、马、猪、羊、狗、鹿等的骨骼，以牛骨、猪骨为最多。半成品和成品中以笄、笄帽和锥为最多，大概是一个以制骨笄为主的作坊。制骨工具发现有小型的青铜刀、锯、钻和粗、细砂岩砺石等。从这两处遗址来看，骨器制作业无论在商代早期还是晚期都是繁荣的。它不但和青铜业、制陶业有了分工，其内部似乎也有某处偏重生产某种制品的趋势。

骨、角制品中，以象牙制品较名贵，郑州二里岗商墓发掘出象牙觚、象牙梳[635]。安阳殷墟发掘出象牙鸮尊、象牙梳等，都是难得之品。

商代的玉石工艺也极精致，已发现的玉石器物有璧、瑗、环、璜、玦、琮、圭、璋等和各种动物形佩饰，除了作为饰品外，同时也是一种礼器。还有一些玉石戈、矛、钺、斧、戚、刀等玉兵器，可能是一种仪仗。另有玉人雕像，或坐或卧，非常生动。由于玉质坚硬，青铜工具是无法刻雕的，当时可能已发明利用轮子来带动粘着研磨砂的圆形工具，对玉料进行磨制的工艺[636]。

石雕是玉石工艺中的一个部门，晚商陵墓中发现了不少大理石雕像，有人、虎、牛、鸮、龟、蛙等形象，大都是墓内的建筑构件。石雕中还有石簋、石乐器等。

其他手工业还有皮革、漆器、竹木器、舟车制作和建筑等等。漆器在商代前期遗址中已有发现（见前文）。安阳殷墟是商代后期的都邑，解放前在安阳小屯YM三八八号墓中发现豆、罍之类的漆器[637]，虽已腐朽，但还是可以看出上面的精美花纹，如豆腹上的夔纹和豆足上的饕餮纹；漆罍的花纹与铜罍上的很相似，反映了当时的漆器工艺已达到相当发达的水平。漆器制作可能已脱离木工等而形成了一个专门的行业。

四、商代后期的土木建筑工程

商代后期，农业、畜牧业以及生产生活用品的手工业等方面已经相当发展，与此相适应，人的居住条件一定也有相应的进步。

商人的住居，有穴居与宫室两种，文献记载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638]。可知穴居野处是我国上古的习俗，随着文化的发展，才开始出现宫室建筑。商代宫室建筑技术，在盘庚迁殷以后取得了高度的发展。《周礼·考工记·匠人》说：

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卜辞中仅“室”一种就很复杂，有所谓“东室”（《乙》4699）、“中室”（《甲》624）、“南室”（《甲》2123）、“血室”（《铁》176.4）、“大室”（《库》1669）等等。从字形上看，卜辞中“高”字作（《后》上3.6）；“宫”字作（《甲》573）、（《前》4.15.2）；“室”字作（《甲》161）；“京”字作（《掇》2.111）；“亯”字作（《乙》4247）；“墉”字或“郭”字作（《前》5.8.4）、（《前》8.10.1；《人》3241）。这些图形文字，反映了商代各式各样的房屋。屋顶是刀脊，便于雨水下流。屋顶盖的是草还是板不详，但不会是瓦，因为在殷墟从未发现瓦的痕迹。其中有些字形像楼房，即所谓“四阿重屋”，可以推想当时已有宫室崇楼。

卜辞中高、京、亯、墉等字，像是地面上筑台，台上再盖房。有人认为：“积土为高台，殷代尚未见。”主张“台基”是西周以后才出现的[639]。但从甲骨文字上看，这一说法未必确切。更何况文献上也有明文记载，如《史记·殷本纪》就说过：商的末年纣有“鹿台”之建，后来他又“走入鹿台，衣宝玉衣，赴火而死”。集解引如淳曰：“新序曰：鹿台其大三里，高千尺”。《殷本纪》又说纣“益广沙丘苑台”，正义引《括地志》谓：“沙丘台在邢州平乡东北二十里。”晚商已有高台建筑，似乎不容怀疑。

从考古发掘看，盘庚迁殷之后，商的建筑规模大大发展。在对殷墟的多次发掘中已发现房基56个，大都是长方形。其平面，大型的有的达到40×10米；中小型的有的是28.4×8米，至少为5×3米。第七次殷墟发掘，发现长60米的版筑堂基，基上有排列匀整的柱础石，南北都成准确的子午方向。在小屯村北也有版筑基址，有的有台阶可以上下，又有窖，深七八米，好像是商宗庙宫室之所在[640]。第八次发掘，又发现版筑基址东、西两个。东址长30米，宽9米，除石础之外，还发现铜础10个；西址长20米，宽8米[641]。基址上有穴居遗迹，郭宝钧以为商人居穴在先，住室在后。居穴之中为灰土层，无穴之处均为黄土[642]。版筑居室“跨填平之居穴”之上，是穴坑久已废弃，而在其上另建宫室。1950年春发掘殷墟时，还发现了一条人行的路径，是石子路，方向正东西，长6.3米，宽1.36米，厚0.2米，用鹅卵大的石子密铺而成，周边都是夯土[643]。

根据房基遗存，推测当时建筑的程序是：首先在从前的居穴处填土并夯打平实，或者在地面上挖下去1米多深，再填土，层层打实，打到高出地面1米为止，为的是使房基坚牢，载重稳固。第二道工序是埋柱础，先挖一个方坑或圆坑，底部略施夯打，埋些不加琢磨的天然鹅卵石作为垫石（即柱础）。垫石的大小一般是30—60厘米，厚度10—20厘米。有的宫殿还使用了铜础。铜础出土共十余个。铜础之下往往有一个平面向上的石础，铜础和石础之间还有厚约20厘米的灰土。基础完成，最后一道工序就是立柱、架梁和筑墙、盖屋顶。

商代后期的地面建筑结构如何？因原物早已腐朽，不容易复原。我们只能从文献记载中发掘研究：

纣为鹿台糟邱、酒池肉林，宫墙文画，雕琢刻镂，锦绣被堂，金玉珍玮，妇女优倡，钟鼓管弦，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国亡，为天下戮。[644]

殷纣作琼室，立玉门。[645]

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646]

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647]

通过这些记载，很自然地在我们的脑海里形成一幅奢华富丽的宫殿画面。

与统治阶级居住的华贵宫殿相对照，在殷墟外围的晚商遗址中，发现了一些城市贫民所住的小房子的基址，它们一般不经夯打，也不涂“白灰面”，墙上开一小门，房内迎门处有一片烧土地面，有的在房内一角挖个火坑。这种简陋的住室，可能是平民或奴隶的栖身之处，深刻反映了晚商社会贵族与平民、奴隶主与奴隶的区分。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商代后期手工业包括土木建筑，在技术上已是相当复杂，而且已有相当的发展。自从金属工具用于生产后，推动了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手工业不但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形成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而且手工业内部因产品、技术条件的不同，也有了更细的分工。分工愈细，技术易于熟练，产品益精。到了商代后期，手工业的成就已很可观，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分工的发展，使各种行业的人往往聚族而居。于是，这种基于行业的族居渐渐多于纯血缘关系的族居，同业关系比血缘关系渐渐重要起来，于是出现了以职业为氏的现象。如从文献上看，在周武王克商时，晚商遗民清楚地以职业的不同而分成各种家族[648]，如将晚商的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六族分给鲁公；将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七族分给康叔。在这13族中，至少有9族是手工业家族，如索氏应即绳工的家族，长勺氏、尾勺氏应即酒器工的家族，陶氏应即陶工，施氏应即旗工，繁氏应即马缨工，锜氏应即锉刀工或釜工，樊氏应即篱笆工，终葵氏应即椎工。这些商族的手工业工人，因有世传的专门技艺，受到战胜者周人的重视。如周公教康叔杀违禁饮酒的人，独对违禁的商族手工业工人加以宽恕，“勿庸杀之，姑惟教之”[649]，使他们能各展其所长，更好地为周人服务。

第四节　交换、货币、交通

一、商代后期的商业和货币

商代后期农业、手工业有了很大发展，产品必然会出现剩余，进行产品交换的商业亦就随着工、农业的发展而相应发展。商业的发展是以工、农业的发展为前提的。

社会上有了分工，人们的需求与剩余必然会发生不平衡。某种物品有多余的，但同时又缺乏其他物品。为了满足需要，各族、各行业就得互相交换产品。产品进行交换，这就是一种商业行为。最初的商业是产品的互相交换，《孟子》说：“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650]；“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651]；“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652]这种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自古一直流行到东周。

商后期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的记载，仅见于《尚书·酒诰》：“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这句话不仅反映了晚商时有人赶着牛车外出做生意，而且也说明至迟到商代后期，大概已有专业商人了。从殷墟发掘出来的文物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例如在殷墟出土的蚌壳、贝和鲟鱼甲，都是海洋里的物产，铜矿石、玉料、金子和绿松石等也不是郑州和安阳本地的物产，尤其是冶铸青铜器所需要的锡，更不是本地所产，而是产于华南。在郑州、安阳一带的晚商墓中发现这些东西，一方面说明当时人们已有远距离交通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些东西可能是通过交易得来的。

商代后期在交换日益扩大并成为经常现象的情况下，物物交换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需要，根据长期交换的经验，逐渐从若干商品中自然形成了共同用某一种具体商品同其他商品进行交换。时间久了，这种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共同使用的商品，起到了商品之间互相交换的媒介作用。这种媒介物就是“货币”。

商代后期在交换中是不是已经有了这种媒介物——货币？尚无明确的证据。商代后期从远地换来奢侈品，如在殷商遗址所发现的物品中有一种海贝，外壳坚实、美丽，甚宜作装饰之用。但中国沿海不产此物，因而数量稀少，价值很大，极合乎作为货币的条件。1953年考古研究所在殷墟大司空村发掘，165座中、小墓中，只有83座随葬海贝，总数为234枚，平均每座墓不到3枚，以葬1枚者为最多[653]。有些贝放置的部位像是作为装饰品使用的，但有的含在死者口中，或握在手中，或放在足旁或胸上，似乎是表示财富。1928年第一次发掘殷墟时，只得贝96枚。1929年在大连坑得贝一薄层。1931年第四次发掘，在E16坑中发现贝壳，B14坑中有孔贝略多。1932年在E181井中发现大贝2枚，小贝163枚。1933年在后岗大型晚商墓中发现小贝6枚[654]。从考古材料看，商代后期的用贝数量不大。

卜辞中有关贝的记载：

取贝。（《铁》104.4）

庚戌……贞：易多女（母）贝一朋。（《后》下8.5）

……

不，易贝二朋。一月。（《南坊》3.81）

……十朋……受……（《粹》1310）

贝以朋为计算单位，王国维主张“五贝一系，二系一朋”[655]。则一朋为十贝。卜辞中出现的贝的数量也不多。

我们认为，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贝在商代后期或已从单纯体现使用价值的装饰品，逐渐变成交换的媒介物，以货币的角色出现于商业舞台。但地下考古和卜辞中所反映的贝的数量都不大，不像流通的货币。郭宝钧先生说过：“这样微小的数量，若分配到10万人的大都市，还不足供社会的收藏，如何能敷市面的流通，作交换媒介之用？”[656]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最稳妥的说法应当是：商代晚期海贝已有两种功用：一是作为贵重的装饰品；一是作为交换的媒介物货币。贝的这两种职能同时并行。在安阳还发现了骨贝、玉贝。1953年大司空村还发现了铜贝，直到周初仍有铜贝在使用。这种仿制的铜贝，更可能是货贝了。

货币的出现，对商代后期的商业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当商人实现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时候，他们开始了交易行为。在以物易物的办法实行起来后，逐渐感到非常困难。有时候，对方有自己需要的东西，但自己的东西对方不需要，没有适当的东西可以交换。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应运而生。货币的出现，又成了商业经济发展的促进力量。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便发生了第三次有决定意义的大分工，这次大分工创造了一个专门从事产品交换的阶层——商人。这就进一步加速了氏族公社制度的解体和奴隶制的形成。

二、商代后期的交通

商业和交通是互相促进的，商代后期商业发展起来，农业、手工业产品交换的需要，必然使前往各地从事商业活动所必需的交通工具也发展起来。

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车辆，甲骨文中的“车”字有着非常形象的反映。如（《明藏》641）、（《京津》2821）、（《佚》980）等，可以推想晚商的车已有伞盖、车箱、车轮、车辕等组成部分，车是单辕，用两匹马驾车。

发掘安阳殷墟，在好几处发现车子的痕迹。木质已朽，只能从印痕中看出。1949年以前第十二次发掘西北岗东区，一处理了25辆车，五车为一组；第十三次发掘小屯C区，五辆车埋在相近之处，或一车四马三人（M20），或一车二马三人（M40），马数不同，而轭都是一对。195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安阳大司空村一个墓葬区，发掘一个车马坑，里面埋了一车二马一人，也是一对轭[657]。

车舆部分，大司空村出土的为长方形，四角近圆。小屯M20出土的呈簸箕形，狭面向前，人在舆后上下。1972年在安阳孝民屯南地发掘清理了一个晚商车马坑[658]，这是目前发现的保存得最好的车马坑。殉葬的两匹马，分置在车辕的左、右两侧。车子的木质结构已全部腐朽，只能根据残存的痕迹，剥剔出车子的形状。车箱（舆）放在辕和轴相交处的上面，为矩形。这个牛马坑的车子遗迹保存完整，对晚商马车的复原有重要帮助。

卜辞中“舟”字作（《甲》637）、（《前》7.21.3）等形，笔画简单而形象逼真。卜辞中还有（《粹》1294；《前》6.32.4）、（《合》303）等字，郭沫若说“像一人操舟之形”[659]。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个殷饕餮纹鼎，内部铭文作，像一人荷贝立于船中，并绘作以手划船前进之形。李亚农先生说：“有人挑着货币（贝）在船上到另一地区去……当然是做生意”[660]。这种解释是合情合理的。

从晚商田野考古中，我们虽然还没有发现当时的舟的遗迹，但从上面的文字形象中可以了解到，晚商已用舟作为交通工具了。

有关商代后期的交通工具，除了上述所举的车、舟以外，据于省吾的研究，还有乘辇（人驾的车）、骑马和驲传制度[661]。晚商时交通事业的进步，带来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构成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九章　商代后期的社会组织与政治机构

第一节　商王朝的政治疆域

一、商的王畿及其据点

商的疆域有多大，《史记·殷本纪》没有明言，偶尔讲到一些地名，也多未能指实其地。卜辞中的古地名多至二三百个，更是异说纷纭，未能折衷一是。汉人称商、周王朝最盛的武丁和周成王时之商、周疆域，“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荆蛮，北不过朔方”[662]。即指幽燕以南，汉淮以北，陕西以东，苏皖以西，以河南为中心的区域。这仅是一个大概的推想，并无实证。

那末，商王朝疆域的四至到底远到哪里？有些史学家用地下考古的材料研究这个问题。从历年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商代遗址不仅分布在黄河中、下游，而且向南已达长江以南，向北则在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均有分布。

如1974年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中期遗址进行发掘，肯定了这里是和郑州商城同时期的又一个商代城址。在1973年新发现的江西清江吴城和横塘遗址，以及南昌市等地，都发现了商代的遗物[663]。其年代从商代中期一直延续到西周初期。盘龙城和吴城的商代遗址，以及历年来在湖北、江西、湖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零星出土的商代铜器，反映了当时长江流域和中原地区商文化基本一致的密切关系。

在北方发现的商代遗址就更多了。尤其是1973年对河北省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的发掘，明确了这是由商代早、晚两期居住遗存和早、晚两期墓葬构成的。从所获得的遗物看，台西遗址的文物虽然有自己的特性，但与安阳、郑州商代遗址有许多共同点，这是非常明显的。它与江南和中原商代文化之间互有交往、互相影响之迹斑斑俱在。整个河北省地区，南起磁县，中经邢台、藁城，直至涿县、易县、北京一带，商代文化遗存分布得相当密集。而长城内外一线的许多地方，也曾发现商代的遗迹或遗物。例如，陕西的绥德，山西的保德、忻县，河北的丰宁、卢龙等地，所出之铜器和其他物品，绝大部分都具有商代文化的风格。另外，华北北部与辽西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也具有商代文化的某些特征[664]，如赤峰[665]、宁城[666]、北票[667]、敖汉旗大甸子[668]、唐山[669]、蓟县大厂[670]和北京琉璃河[671]等地。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上限约晚于龙山文化，下限可能已到西周。在辽宁喀左县北洞村两个商周之际的铜器窖藏坑填土中，也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陶片[672]。在第四章第四节中讲到从考古学上看商族的来源时，曾指出夏家店下层文化既包含着浓厚的龙山文化因素，又具有商文化的某些特点。这并不是说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中原商文化的前身，而只是说它和商文化可能有着共同的根源，与中原的商文化是平行发展的。

在西部地区，1957年曾在陕西华县发现过商代遗址[673]。1955年以来，在陕西城固县发现并清理了一批商代铜器。这批铜器数量有四五百件之多，制造精致，对陕西地区来说，这在以前是少见的[674]。这给研究商的疆域及陕西南部地区的商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1958年以来，山西石楼县先后发现商代晚期墓葬和铜器十数件，有人推测可能是殷墟西面的沚国[675]，不知确否，有待于今后继续研究。

在山东地区发现商代遗址的有济南大辛庄[676]、曲阜[677]、滕县[678]、平阴[679]和益都苏埠屯[680]等地。

从地下考古材料看，与商文化有关的遗址，其分布范围真不小。值得注意的是，北面达到昭乌达盟和辽西地区，远在长城以北300公里的克什克腾旗，也出土过商代的铜器。喀左北洞一号窖藏，从出土的铜罍上的铭文来看，很可能与商王朝分封的同姓国孤竹有关。与商文化有关的文化遗址分布得这样广，于是有人误认为商是个统一的大帝国，其疆域有遗址分布的地域那么大。其实这是误用今天“国家”的概念去理解古代。这一点应当辨别清楚。

所谓统一的大帝国，在我国历史上，是在战国以后才逐渐出现的。这是由于当时中原各国纷争，每个诸侯国基本上出现了各自的国境边界，在一国疆界之内的土地和人民，统统由该国管辖。可是上古时代并不如此，尤其是夏、商、周初，中原南北地旷人稀，当时只存在着无数氏族、部落，各自为政，并没有一个所谓的天子统一之。一般地说，各氏族、部落或政权只有大小之不同，其所居之土地既非受之于天子，自然也就不受任何限制。他们可以自由迁徙，不常厥居。如夏后羿自迁至穷石[681]，商先后迁徙18次[682]，周先公古公亶父自邠迁至岐山[683]，皆可为证。在商代后期，真正的“国家”刚刚出现不久，国家的边界还不像后来那样明确。所谓“国”，只限于国都，实际上是一个大的邑。大的邑有城墙，“国”就是指这个城。春秋时所称的“国人”，即居住在城里的人。《孟子·离娄下》谈到有个齐人的妾，一个早晨尾随其丈夫走遍城中，没见到有人和他谈话，称：“遍国中无与立谈者。”这个“国中”很明显是指城中。《左传》中凡称他国皆曰“大国”，自称则曰“敝邑”。《尚书·汤誓》：“率割夏邑”，《史记·夏本纪》作：“率夺夏国”；《尚书·牧誓》：“以奸宄商邑”，《史记·周本纪》作：“以奸轨于商国”，足证古时“国”与“邑”是通用的。《说文》也说，“邑，国也”。古文献称夏曰“西邑夏”[684]，称商曰“大邑商”或“天邑商”[685]，称周为“大邑周”[686]。夏、商、周王朝所统治的地区有许多邑，以其中最大的邑为都，都周围不远的地方，由王直接控制，即所谓“王畿”。王畿以外征服的新地，就把自己的亲戚封在那里，成为一个诸侯方国。这样，王畿之外的四方星罗棋布地分散着王朝所分封或承认的许多大小方国。它们杂厕于许多与王朝并立或敌对的其他方国之中。这当中还夹杂着一些无主的荒地草原。一直到春秋时还有这种情况，如华戎杂处和宋、郑之间有无主的六块隙地[687]。

在这种情况下，隶属于王朝的诸侯方国对王朝的贡赋是很有限的，它们只是名义上的服从，而当时的王也只是名义上的“共主”。那些与王朝并立或敌对的其他方国，当然更是独立于王朝之外了。王朝所能控制的是以一个大邑为都城的中心地区，以及四方远远近近散布着的属于王朝的几个或十几个诸侯方国。每一个方国其实就是王朝所能控制的“据点”。“据点”与“据点”之间，散布着不属于王朝的许多方国。所以，当时人对王朝的国土，只会有几个“据点”的观念，还没有整个“面”的概念。当然，对王朝边界的概念，就更不会有了。诗人称西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不过是美化的颂辞。

到春秋以后，尤其是战国中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原地区开辟殆尽。诸侯方国之间，逐渐达到互相接壤的程度。各国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和军事上的大发展，使疆土逐渐由“点”发展到“面”。这时才出现了国与国之间的边界。边界以内这一大片土地的所有权，才真正统属于集权的政府。

所以，商的疆域，从文献和考古发掘上看，似乎幅员辽阔，但其直辖的地区，仅商人居住的一个大邑及其周围地区，即所谓王畿，相当于今河南省北部、中部。另外，在南北广大地区，散居着数十个与商同姓和有血缘关系的异姓的诸侯，是商的封国或与国。封国作为商王朝势力的据点，基本上是各自为政，与商的关系只是名义上的服属和道义上的支援。如周武王克商，攻下商的都城，摧毁了商的武装力量，商就算灭亡了。至于商在东方和北方的一些据点，仍然存在着，周的势力并未到达。所以，周武王一死，商纣的儿子武庚认为有机可乘，联络过去商在东方的据点——同姓与异姓诸侯徐、奄、薄姑、淮夷等，共同举起反周的旗帜，这就是很好的说明。

二、王畿与四土、四方、邑的关系

商代后期的王畿是以殷墟为中心、围绕殷墟不远的地区。王畿的界线具体划到哪里？有多大范围？《诗经》称武丁时“邦畿千里”[688]，这可能是诗人的溢美之辞。《孟子》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689]。商代后期的王畿，研究起来比较困难。但是，我们已知王畿是由商王直接控制的，是商王直接剥削的对象，这个地区经济收入的多少，当然会影响到商王。商代主要的经济是农业，所以卜辞中与农业有关的年成丰歉、风雨顺逆之辞，占了很大的比重，最多的是占卜某地是否受年。受年与否之所以要卜问，是因为这些地方年成的好坏，与商王是休戚相关的。我们若知这些地名的具体方位，那末，王畿的具体范围和服属于商的诸侯方国的位置自然也就明了了。

可是，卜辞中所出现的大部分地名，到底是现代的什么地方，不容易搞清楚。其中只有少数辞例，我们可以推知应是指王畿，例如：

东土受年。（《乙》3289、5242、8167）

南土受年。（《粹》904；《京津》530）

西土受年。（《乙》3409、7009；《后》下38.3）

北土受年。（《乙》3925、4423）

东受禾。北方受禾。西方受禾。〔南〕方〔受〕禾。（《佚》956）

大邑受禾。（《甲》3612）

商受〔年〕。东土受年。南土受年。西土受年。北土受年。（《粹》907）

受年，王。（《师友》2.47）

受年，商。（《乙》98）

受中商年。（《前》8.10.3）

大邑、商、中商等应当是指商的都邑，是否就是“大邑商”或安阳，还不敢确定。其东、西、南、北四方或四土，是指距王都不远的区域。因为这些地方的受年或不受年，与商王有着直接的经济利害关系。因此我们可以推定，这些地方就是商代后期的王畿之地。商的国都可能同时有好几个。西周时有西、东二都，是其遗制。都和邑不同，《左传》称：“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690]都和邑的区别：一是大小不同，都大而邑小；二是有无庙主，都一般设有宗庙，邑则无之；三是有无城墙，都大概都建有城墙，而邑则仅仅建立起一个村落。

商都称为“大邑”、“天邑”等，见于卜辞如：

贞：作大邑于唐土。（《金》611）

甲子贞：大邑受年。（《缀》306）

丁未卜，才□贞王其入大邑商，亾。（《佚》987）

天邑商公宫，衣。（《缀》182）

天邑商皿宫，衣。（同上）

从以上卜辞看，商王到大邑商称“入”，可见平时可能住在这里，天邑商建有“公宫”和“皿宫”，说明其高于一般的邑。

一般的邑，大概就是一个有血缘关系的小的共同体，相当于一个村落。邑的周围有田地，可以从事耕种和狩猎。这样的邑在当时数目很多，有的称为“兹邑”，见于卜辞的如：

贞：洹其作兹邑，祸。贞：洹弗作兹邑……（《续》4.28.4）

……雨，帝異……降兹邑，祸。（《库》134）

帝兹邑。（《续》6.7.2）

贞兹邑其（有）。（《拾》4.9）

乙丑卜，贞：兹邑亾。（《续》3.1.3）

这些都是武丁时的卜辞，第一条中的“兹邑”，是指安阳洹水附近的邑。陈梦家说，此“兹邑”很多是指洹水边上的邑[691]。地在殷墟附近，当然是直接属于商王的邑了。

卜辞中关于邑和田、和鄙的关系，有这样的记载：

癸巳卜，贞：旬亡祸。王曰：，其有来嬄，乞（迄）至五日丁酉，允有来嬄自西。沚告曰：土方征于我东（鄙），二邑，方亦侵我西（鄙）田。（《菁》2）

从这条卜辞可以看出，商王所住的都邑，东鄙有一些邑，西鄙有田。可见邑与田不同，邑是人们聚族而居之地，而田则是耕种或田猎之地。鄙当是靠近都城的小边邑。

弗其邑。（《铁》213.3）

乎从臣沚卅邑。（《乙》696）

……大方伐……

廿邑。（《粹》801）

乎告曰〔方〕征我奠，四〔邑〕，亦焚廪三。（《缀》117）

告曰：〔方〕、夹、方、䍒四邑。（《珠》1182；《通》498；《缀》118；《叕》28）

贞，乎从奠取炋、三邑。（《前》7.21.4）

这些卜辞所记的邑数，有多至三四十的。在不大的范围内有这么多邑，可见邑这种村落组织必然是不大的。春秋时有所谓“十室之邑”[692]和“百室之邑”[693]（还有“千室之邑”，见《论语·公冶长》，这是指大都邑，不在一般邑之列）。商时一般的邑有多少室，是否可以由此推测呢？

邑内住的是什么身份的人，卜辞中也找不到直接的记载，不过从辞例内容的辗转联系中看，可能住的是“众”或“众人”。张政烺先生断定说：“邑和皆是众人聚居的地点”[694]。这个意见是可信的。卜辞中的王众（《合》30；《佚》922；《邺》三38.2）就是住在直属于王的邑内。卜辞中有“乎耤”（《乙》4057；《乙》8151），大概是征集这部分众人到王田上劳动，由王率领或派遣“小耤臣”（《前》6.17.6）、“小臣”（《前》4.30.2）进行管理。王进行对外战争，有时要征调众人出征，如：“王人五千征土方，受又（佑），三月。”（《后》上31.6）“王登人三千乎……”（《乙》6581）所征调的人，有的大概就是这部分众人。

综上所述，商代后期的王畿是以殷墟这个“大邑商”为中心的附近四围之地。王畿之内，散布着数量众多、从事农业的村落，这就是当时所称的“邑”。商王直接控制的就是这部分土地和其中散布着的诸邑。邑内的众人既是商王直接剥削的对象，又是商王的武装力量。

第二节　商族的氏族组织

一、商代后期商氏族的地域性

我们已论证了商代前期还处在氏族社会的末期，真正的阶级社会应当开始于盘庚迁殷的前后。

社会制度的变革，当然也反映在王位继统法的改变上。基本上来说，前期实行的是“兄终弟及”，后期变为嫡长子继承制。但是，上层建筑的变革一般来说总是落在经济基础的变革之后。所以，商代后期虽然已经进入阶级社会，可是前期的氏族制度的残余还清楚地存在着。《左传》定公四年把商末的氏族组织说得很具体：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分康叔以大路、少帛、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这里说分封给鲁和卫的商民就有13族之多，其他地方当然也有商民，如见于《史记·殷本纪》的就另有7族：

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

仅从这两处文献看，商的氏族有名可征者已经有20个之多。若在甲骨卜辞和商铜器铭文中搜集一下，一定会多至以百计了。所以，丁山说过，“殷商后半期的国家组织，确以氏族为基础”[695]。这话是信而有征的。从上面所引的《左传》定公四年那段话可以看出，分给鲁公的商民六族，可能就是同为子姓的六个氏族，每个氏族下有宗族（宗氏），宗族下又有分族，即家族，每个家族内还包含“类丑”。氏族这个血缘组织的次序由大到小是：氏族、宗族、家族。“丑”是战争中俘虏来的异姓，是族人使用的奴隶，附列在这一系统之内。这就是《左传》所谓的“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的实际意思。

前面我们曾经说明，商代后期族的含义一般是指商族内一个小的共同体，既是军旅组织，又是同血缘的宗族组织，众或众人是族的成员。商的“王族”，是王畿内直接属于商王的同族的众人，战争时构成王的中坚力量。一直到春秋时还流行着这种遗制，如《左传》成公十六年说：“楚之良在中军，王族而已。”所以，商代的“族”既是血缘团体，又是武装团体，其来源于原始社会的氏族是很明显的。

当然，商的这种氏族组织已逐渐变质，氏族社会那种纯血缘的因素，已经受到手工业的专业性和地域性因素的侵入。如分给鲁、卫两国的商族，在13族中至少有9族是手工业的家族。又如《史记·殷本纪》所举的子姓族，是“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这7族都是以地名为氏族名。地域性增强，这是氏族组织行将崩溃的信号。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专业的手工业工人和商人为了便于经济交流，由这一氏族住入另一氏族的现象不断发生。各个氏族因为生活的需要，也都欢迎他们的到来。于是氏族、部落成员中，有了外来的居民，使原来纯血缘的氏族团体，开始变得不纯了。氏族组织经常举行的“大事”是祭祀活动。在举行这种活动时，当然不能吸收异姓人。可是又不可能长期地把他们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有一个区域性的组织，来代替纯血缘的组织，这就演变成了商代后期那种地域性很强、已变质的所谓氏族。

二、商的世系及其继承制度

商代前期的社会还是属于氏族制度的范畴，到后期才过渡到真正的阶级社会，氏族也从纯血缘的组织，过渡到有了区域性。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相应地起了变化，如王位继承制度的变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从前期的“兄终弟及”变化为后期的“父死子继”。

有关商代的王位继承制度，王国维最早根据他对甲骨卜辞及《史记·殷本纪》的研究，提出了精辟的结论。他说：“商之继统法，以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无弟然后传子。”[696]王氏说的是指商的前中期，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没有得到有些史学家的同意[697]。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看，我们认为王氏的说法是不容怀疑的。下面谈谈这种继承制度。

若要研究商代的继承制度，首先必须搞清楚商先公先王的世系，然后才可以看出其前后继承的次序。

（一）商王朝的世次和世数

《史记·殷本纪》对商的世系记载得比较完整，在卜辞记载的祀典中，也可以找到不少商的先公先王，一世一世地排列着。我们用卜辞考校《殷本纪》所载的世系，可以看出，除极少数有错误外，大体上与卜辞是一致的。我们以《殷本纪》为底本，参以近人的研究成果，加以订正，列出一个“商代先公先王世系表”（见附表）。根据这个表和其他文献及甲骨文中所见的商王世次、世数，加以讨论。

王国维整理卜辞，发现商人祭祀“有特祭其所自出之先王，而非所自出之先王则不与者。”[698]也就是说，合祭一系列先祖，一世一王，只有直系（可以是兄，也可以是弟）而无旁系。王国维曾在《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拓本中发现一片可以与《殷虚书契后编》中的一片相合的卜辞。后来，董作宾又从刘晦之（善斋）所藏的骨版中，发现有一片可以与上两片相合，其辞如下：

乙未上甲十，报乙三，报丙三，报丁三，示壬三，示癸三，大乙十，大丁十，大甲十，大庚七……

从上甲一直到大庚，世系井然。大庚以后的直系世次，则又见于下列卜辞中：

……求雨自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甲，大庚，大戊，中丁，祖乙，祖辛，祖丁十示，率。（《殷虚文字甲编》2282，即3.2.0056、3.2.0063、3.2.0077、3.2.0120相合）。

甲辰卜贞，王宾，求祖乙，祖丁，祖甲，康祖丁，武乙，衣，亡尤。（《后》上20）

对最后一条，王国维说：“武乙以前四世为小乙、武丁、祖甲、康丁，则祖乙即小乙，祖丁即武丁”[699]，其所说极是。我们综合以上三条卜辞，可以得到自上甲到武乙20世直系的世次如下：

上甲—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祖乙—祖辛—祖丁—小乙—武丁—祖甲—康丁—武乙

由此可以证实，自上甲到武乙的世系，《殷本纪》除了把报丁误置于报乙之前，及误以祖乙为河亶甲子以外，其余世次、世数都与卜辞相合。

至于上甲以前的世次，除《史记》的《殷本纪》、《三代世表》和《汉书》的《古今人表》以外，找不到其他完整的参考资料；世数方面，除《史记》外，还见于《荀子》和《国语》。《荀子·成相》说：

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

这几句押韵的文字，是说自契至商汤14世。《国语·周语下》也说：“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按《殷本纪》所载的世系推算，自契至振（即王亥）为7世，加上已经证实的自上甲至大乙汤7世，正好为14世，与《国语》、《荀子》相合。

世次与世数，我们目前所能肯定的，如上所述。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商人的庙号、继承及嫡庶等问题。

（二）商人的名号

关于商人的名号，从“商代先公先王世系表”上，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其命名的特点，就是上甲微以下37人，毫无例外都是以天干为名。这种命名的来源和意义，史家说法很多，陈梦家曾归纳为四说[700]，我们又增加三说，共七说：

（1）生日说：《白虎通·姓名》：“殷家质，故直以生日名子也。”《殷本纪》索隐引皇甫谧曰：“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为名，盖自微始。”其他见《易纬·乾凿度》、《太平御览》八三引《帝王世纪》等书。

（2）庙主说：《殷本纪》索隐：“谯周以为死称庙主曰甲也。”“谯周云：夏、殷之礼，生称王，死称庙主。”

（3）祭名说：王国维曾说：“殷之祭先，率以其所名之日祭之。祭名甲者用甲日，祭名乙者用乙日，此卜辞之通例也。”（《观堂集林》卷九《上甲》）陈梦家推论，认为某一先王在祀谱中规定于哪一天干日致祭，即以该日为其庙号。这就是说，商人命名来源于祭日名。

（4）死日说：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第326页）谓成汤以来，以日为名，当是死日，非生日。

（5）致祭次序说：陈梦家认为商人命名及庙号，“既无关于生卒之日，也非追名，乃是致祭的次序；而此次序是依了世次、长幼、及位先后、死亡先后，顺着天干排下去的。凡未及王位的，与及位者无别。”又说：“我们则进一步以为庙名即祭名，而祭名者某一先王在祀谱中规定于哪一天干日致祭，即以该日为其庙名。”[701]

（6）选日说：李学勤认为商人的以日为名，不是依生、死日次序等固定不变，而是在商王刚死去后，用占卜法选择日名。他曾把《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一书里的两片肋骨卜辞985和1106缀合，得到13条辞，其中9条是：

乙巳卜，其示帝？

乙巳卜，帝日丁？

乙？又日。

辛？又日。（以上为一面）

乙巳卜，其示？

弜？

乙巳卜，其示？

弜？

乙巳卜，帝日丁？（以上为另一面）

根据缀合的卜辞，李先生说：“这是给刚死的王选择日名的卜辞。商人常以甲、乙、丙等日干为名，如汤日名为大乙，纣日名为帝辛。日名只在死后应用，且与祭日有关，但它是如何确定的，某一人为什么名为甲而不名为乙、丙等，自汉代以来即有种种推测。有人主张按生日决定，有人认为按死日决定，也有人提出依兄弟次序，议论纷纭，莫衷一是。《库方》985+1106依次卜问丁、乙、辛三个日名，在乙、辛两辞下附记‘又（有）日’，应该是确定日名为丁。这说明日名不是依生日、死日、次序等固定不变，而是在死后选定。”[702]

（7）生前政治势力的分类说：张光直提出，商人天干命名不是由什么生日、死日、占卜或长幼、继位及死亡等自然时间的次序等偶然因素来决定的，而是以死者生前在亲属宗族系统中的地位为根据，而作的死后在祭仪系统中所属范畴的归类。张氏的论证，以商王世系表中的甲、乙、戊、己为一组（A组），丙、丁、壬、癸为一组（B组），庚、辛暂不分组。A、B两大组很有规律地隔世轮流出现，即兄弟或祖孙属于同组，而父子不同组。商王室的亲属制度是以“父方交表婚配为经”，“舅甥继承王位”为纬构成的。商族子姓王室之内，政治势力最大的两组，隔代轮流执政[703]。

以上这七种说法，哪种说法正确呢？我们经过分析之后，觉得“死日说”、“祭名说”和“庙主说”都有一定的正确性，并且三者是一致的。商人生前皆有私名（如《太平御览》八三引《竹书纪年》所载自外丙至廪辛十五王的私名）。死后即以死的那一天的天干日为祭名，为以后的致祭日，也以此天干日为庙号。这种风俗的残余，一直流传下来。如明清人祭祖，是以祖先的死日为“忌日”，子孙每年即定于此日祭祀。所不同的是已经没有以日为名了。所以，现在我们还是认为“死日说”是正确的。虽然这一说法也有一个弱点，就是商纣的死日，文献上传说是甲子，可是他不名“帝甲”而名“帝辛”。这确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再有，商先公自上甲至示癸六世的庙号，是按着甲、乙、丙、丁、壬、癸等十干首尾排列的，这样整齐划一，不论生日还是死日，都不可能如此巧合。因此，王国维以为这是“成汤有天下以后”的“追名”[704]。董作宾也认为这是由于“成汤以前，先世忌日，似已不甚可考”，因而在“武丁时代重修祀典时所定”。并进一步认为“成汤的父母祖妣死日尚能知之，再上四世，便无从查考，不得已乃借用甲、乙、丙、丁次序，以为代表”。他的意思是说，上甲、报乙、报丙、报丁为虚拟的日名，而示壬、示癸及示壬之配偶妣庚、示癸之配偶妣甲则是真日名。壬、癸偶然相连是可能的[705]。王、董二氏之论断都是合理的。所以，我们考较诸说论点，还是倾向于“死日说”。

七说中张光直的说法，虽然也有民俗学和人类学的理论根据，也的确能够构成一种合理的假说，但是假说终究难以变为事实。因为根据他把商王庙号分成A、B两组列表的结果，所列三十八王、太子中，合A、B两组划分者有二十七王（A组13、B组14），不合者七王，不定者四王。这些不合及不定的十一王的出现，就是张氏说法致命的创伤，因而是难以成立的。

至于陈、李两先生所提出的“次序说”和“选日说”，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点。

如陈梦家认为“卜辞中的庙号，无关于生卒之日，也非追名，乃是致祭的次序”。就是说，商人的天干名号既不是生日，又不是死日，而是后世子孙在祭祀祖先时，依祖先们的世次、长幼及即位的先后，顺着十个天干名次排列下去的。这个说法，对上甲至示癸六世还可以讲得通，但对于商汤以后的先王则不能适合。我们可以看看，自大乙下至帝辛十七世三十二人中（包括未即王位的大乙之长子大丁及武丁之长子孝己二人），只有河亶甲传位中丁之子祖乙及盘庚传位小辛两例与天干次序相符，其余的人全都与天干次序不合（见世系表）。我们不能拿一两个即位的次序与天干次序偶然相合的例外，来推论这十七世所有人的庙号都是按天干次序排列的。陈先生也知道这种情况，他说：“但大乙以后，相邻次的先王，其天干很少是顺着十干紧相联系的，中间有了许多空缺，如阳甲与盘庚之间，缺了乙、丙、丁、戊、己五名。”[706]其实岂止阳甲与盘庚之间有空缺，差不多每两世及两兄弟之间都有空缺。陈梦家说：“这是因为早一个王朝所遍祀的诸祖诸父诸兄，到后来，因亲疏之别，而逐渐地减少所祭的对象。易言之，每一个王朝，致祭于死去的祖、父、兄、子需要许多天干，但此朝所祭的祖父兄子，到下一世或下几世就逐渐的被淘汰了。”[707]商的先公先王可能有少数是被淘汰了，因而未能记载于《殷本纪》。但这种先王为数不会很多，因为在甲骨卜辞中出现的商汤以后先王的庙号，不见于《殷本纪》的为数极少[708]。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以用“称谓”作为甲骨断代研究的一个绝好的标准。如《殷虚书契后编》上卷中有一片卜辞为：

父甲一，父庚一，父辛一。（《后》上25.9）

王国维即据甲、庚、辛在一世惟阳甲、盘庚、小辛，称他们为父，则可定为武丁时所卜[709]。又如《殷虚书契后编》中有一片为：

祖辛一牛，祖甲一牛，祖丁一牛。（《后》上27.7）

王国维说：“祖辛、祖丁之间惟有沃甲，则祖甲亦即沃甲，非武丁之子祖甲也。”[710]这都是用“称谓”定其时代。照陈先生的说法，商先王的庙号是由其子或孙祭祀时，“顺着天干排下去的”，最初都是衔接的，今日所见世系表上所缺的天干（即不衔接处），原先都实有其人，只因为经过几世之后，“逐渐的被淘汰了”。笔者曾把商自大乙以下的先王世系表上天干日不衔接处，按着天干顺序补了一下，最少可以补入100人以上（这只是以一世不超过一个天干周为原则，否则可补入的人数会更多）。这样一来，使以“称谓”作为断代研究的标准（例如判断上面所举的两片甲骨的时代）成为不可能。特别是后一片，由于祖父以上皆称祖某，则祖辛、祖甲、祖丁未必是祖乙以后的祖辛、沃甲、祖丁了。

另外，还有一件材料也可以证明陈先生的说法有问题，就是罗振玉所藏出土于河北易县的三件商代句兵[711]，其铭文为：

（1）“大祖日己，祖日丁，祖日乙，祖日庚，祖日丁，祖日己，祖日己。”

（2）“祖日乙，大父日癸，大父日癸，中父日癸，父日癸，父日辛，父日己。”

（3）“大兄日乙，兄日戊，兄日壬，兄日癸，兄日癸，兄日丙。”这是商时为祭祀或纪念诸祖、诸父、诸兄三世而做的三件兵器，其日干庙号与大乙以后的先王们同，就是没有顺着十干的次序。假如我们按着陈先生的意见，把中间未衔接的天干名号填进去，则至少可以补上98人，也就是说第一铭缺了34人，第二铭缺了48人，第三铭缺了16人。这些人若根据陈先生的说法，都是后来“因亲疏之别”，“到下一世或下几世就逐渐的被淘汰了”，问题在于第二铭是子辈对其诸父，第三铭是弟辈对其诸兄而言，都是当世，而不是“下几世”，何以就有64人被淘汰了呢？这64人既是疏远的，可以淘汰的，他们为什么又排进日干次序中去呢？这是无法解释通的。从商汤以后的世系表和这三件句兵的铭文来看，可以断言，商人名号决不是后人顺着天干次序排的。假如认为商人是以死日天干为名，上述的困难自然就不存在了。

我们再讨论李学勤提出的“选日说”。

这个说法的主要根据是《库方》中的两片甲骨985和1106缀合后构成的13条刻辞，认为这是给刚死去的王选择日名的卜辞。其中依次卜问丁、乙、辛三个日名，在乙、辛两辞下附记“又（有）日”，李先生认为这就是“确定日名为丁”。并说，“这说明日名不是依生日、死日、次序等固定不变，而是在死后选定”。

我们对这一说法有两点怀疑：

第一，既然是按天干的次序依次卜问，选择其中的一个天干日，为什么不是按甲、乙、丙、丁……的次序依次卜问，而是前后骈列的丁、乙、辛？并且丁、乙、辛这三日又是怎么选择的？

第二，假如每个商王及其配偶死后的日名都是这样占卜选定的，死去的王和妣的人数很多，可以推想，这类选日的卜辞一定是大批存在的。可是，事实上却完全相反，仅仅出现了这么一片，宁非怪事？

这两片甲骨，经过李先生到美国卡内基博物院亲自审核了原骨，认为“刻辞刀法精熟，决非伪作”[712]，我们不能对这两片卜辞再有所怀疑。但是，两片卜辞的内容到底说的是什么？很可能与商王的命名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这是条肋骨卜辞，是稀见的。一般来说，肋骨和胛骨不同，其构形细而厚，是不适宜用来占卜的）。

在上面两点怀疑未能消除之前，我们对“选日说”还不便接受。

（三）商王世次及其“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

现在我们讲商人的继承问题，为叙述方便起见，我们从商汤有天下以后开始谈起。

商代自大乙下至帝辛共三十王，典籍上的记载与卜辞中所见者，大抵一致。其中仅仲壬、沃丁与帝辛未见于卜辞，帝辛为商的最末一王，卜辞中自然不会见其名号。所以，实际上不见于卜辞的，只有仲壬和沃丁二人。然有人认为甲骨卜辞中有“羌丁”（见《前》5.8.5，此从于省吾说），此片若确为“羌丁”，则可以“羌甲”为“沃甲”例推之，《殷本纪》之“沃丁”，可能即卜辞的“羌丁”。如此，则仅“仲壬”一人未见于卜辞了。

根据许多甲骨学者对卜辞和古文献上所载商王的研究成果[713]，概括地总结于下，凡已经成为定论者，即径行引用，不再重述。

一世：大乙。《史记》误作“天乙”，名“汤”，卜辞作“唐”。

二世：大丁、外丙、仲壬。“外丙”卜辞作“卜丙”，“仲壬”卜辞未见。《孟子》、《竹书纪年》、《史记》均谓大乙汤死，长子大丁未立，传位于大丁之弟外丙、仲壬，卜辞亦有外丙之名，后出的《书序》独误为汤既殁，即接以大甲元年。

三世：大甲（大丁之子）。陈梦家先生根据乙辛周祭卜辞，以为“外丙的祭序当介于大甲、大庚之间”。他根据的卜辞是：

甲申卜，贞王宾大甲，亡尤。

乙酉卜，贞王宾卜丙彡夕，亡尤。（《前》1.5.1）

丙申卜，贞王宾卜丙彡日，亡尤。

庚子卜，贞王宾大庚彡日，亡尤。（《续》1.11.4）

据此，陈先生说：“由此可知卜辞的祭序是：大甲—卜丙—大庚，而不是如《殷本纪》所述大丁—外丙、仲壬—大甲。”[714]我们认为祭序不见得必与即位序相合。后世子孙祭祀祖先，可能有时把所自出之祖置于旁系之前。所以我们不能以祭序很死板地去改即位序。并且我们细审《殷虚书契前编》卷一第5页陈先生所引的那片卜辞，“乙酉”二字不够明晰，释“乙酉”未必可信。按卜辞周祭通例，祭某王在某王所名之日致祭，祭外丙应在丙日，不应在乙日。所以我们不能以此片为根据而怀疑《殷本纪》所述的次序。此外，我们知道《殷虚书契后编》上卷第2页第3片与第7片实为一骨之折，接合起来，可以得卜丙等四个先王的次序，是：卜丙、大甲、大庚、大戊。正与《殷本纪》所记相同。足证外丙仍当在大甲之前。

四世：沃丁、大庚（二人均大甲子）。“沃丁”不见于卜辞，不过于省吾先生却谓“甲骨文中有‘羌丁’（《前》5.8.5），即《史记·殷本纪》之‘沃丁’，羌之讹沃，与羌甲讹为沃甲同例”[715]。《殷虚书契前编》这片卜辞残缺过甚，是不是必为“羌丁”，还有研究的余地。

五世：小甲、雍己、大戊（三人均大庚子，《三代世表》误以三人为大庚弟）。卜辞为“雍己”二字之合文，从吴其昌说[716]。

六世：中丁、外壬、河亶甲（三人均大戊子，《古今人表》误以为大戊弟）。“外壬”卜辞作“卜壬”，“河亶甲”卜辞作“戔甲”，从郭沫若先生说。

七世：祖乙（据卜辞祖乙为中丁子，而《殷本纪》、《三代世表》均误为河亶甲子，《古今人表》则误为河亶甲弟）。

八世：祖辛、沃甲《二人均祖乙子）。卜辞中有“甲”，郭沫若先生谓即“沃甲”，极为正确。惟将释为，并以为是“狗”的象形文[717]，则很值得商榷。而“”更无由变为“沃”（、侯部与沃、宵部不易通转）。卜辞中有：“三人卯十牛”（《簠》4.30；《续》1.52.2；《合》71），以人计算，可见决不是狗。又有“多获鹿”（《前》4.48.3），“多田”（《粹》1222），实即带索的羊，就是“多羊田”。“多羊”也就是“多羌”（已详前第七章第一节，此不赘）。会捉鹿，会从事田间劳动，足证是人不是狗。所以，我们认为仍当从一般释为“羌”为是。卜辞中的“羌甲”，又有作“甲”（《掇》1.456）、“甲”（《粹》255）、“甲”（《前》1.41.7）诸形。“羌甲”的“羌”，尤其是最后一个字形从羊是很清楚的，更可见不是狗的初文。

1956年笔者写过一篇文章[718]，谈到这个问题时，曾从古音韵上说明卜辞中的“羌甲”就是《史记》中的“沃甲”。笔者曾说：“羌”古属喻纽，而“沃”古属影纽，均为喉音，古声纽上是可以通的。文章发表后不久，就接到当时武汉大学教授谭戒甫先生的来信，指出羌字应属溪纽，不是喻纽。1962年杨向奎所著《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册出版，也对此说法提出异议。他说：“王先生的说法也没有解决古声韵上的问题，因为‘羌’古音作溪纽，或作晓纽，羊字才属于喻纽；溪纽字和影纽字实在不容易相通。”（见第25页）因而杨先生认为“这个字是羌也是，因为羌和在古代字形相同，读音也相同，本来是一个字，后来才分化成两个字”。并引清人薛寿《释茍》一文（载《学诂斋文集》卷上），把茍字和敬、亟联系在一起，既是同义字，读音亦相同。杨先生说：“茍”是见纽字，“革”字亦见纽字，所以在古代两字可以通假，而“狗”亦见纽字，“茍”和“狗”古音也可以通假，这是两个字后来混在一起的原因，“狗”字之读作“古厚切”是取“茍”字之声而不是其形。古“羌”字溪纽和见纽字也相通。最后他说：“茍、亟、棘古音皆在职部，和‘沃’字皆属入声k尾音，顾炎武也本来是放在一部的，因为同部相假，所以‘甲’可以转为沃甲。”（见第25—26页）

这段话，我们认为其根据是薄弱的。按顾炎武的《音学五书》、《古音表》把古韵分为十部，入声职部字在第二部（即支、脂、之……部），而入声沃韵字一半分在第五部（即萧、宵……部），“沃”本字即列在第五部。可见茍、亟、棘字在第二部，而“沃”字则在第五部。顾氏并未放在同一部。顾炎武以后，段、戴、孔、江、王、章、黄等人也从未有把这两类字放在同一部的。据近人对上古音音值的构拟，职部字是，而沃部字是。虽然韵尾辅音都是，但其中主要元音很不相同，是很难通转的。因而杨先生所说的“甲”可以转为“沃甲”的说法，自然就失去了根据。

再说“羌”古属喻纽的问题。

“羌”字在《切韵》时代确如谭戒甫、杨向奎两先生所指出的是属溪纽，但是在先秦时代应当是喻纽字。《说文》谓：“羌，从羊儿，羊亦声。”羌字从羊得声，而“羊”乃是喻纽，据古文字的谐声原则：上古音中谐声字之声母、主要元音及韵尾辅音三要素，大致与主谐字相同[719]。“羌”字既从羊得声，则其上古音应属喻纽，大概是不会有问题的。“沃”字古属影纽，古时声纽喻并于影（从章太炎、黄侃说）。如此，则“羌甲”自然可以转变为“沃甲”。

九世：祖丁、南庚（祖丁为祖辛子，南庚为沃甲子）。

十世：阳甲、盘庚、小辛、小乙（四人皆祖丁子，《古今人表》以小辛为盘庚子，误）。阳甲卜辞作“象甲”，盘庚卜辞作“凡庚”或“般庚”。

十一世：武丁（小乙子）。

十二世：祖己、祖庚、祖甲（三人均武丁子）。“祖己”文献上作“孝己”，死于其父武丁之前，未及王位。

十三世：廪辛、康丁（二人均祖甲子）。康丁《殷本纪》作庚丁，误。

十四世：武乙（康丁子）。

十五世：文丁（武乙子）。《史记》误作太丁。

十六世：帝乙（文丁子）。卜辞中有“文武帝”，陈梦家先生以为即帝乙[720]。

十七世：帝辛（帝乙子）。未见于卜辞。

以上是有商一代总的帝王及其父子或兄弟关系和世系。现在我们根据这些帝王的亲属关系，参证以《殷本纪》及本节后所附的世系表，看看他们的王位继承次序，就可以发现十七世中，有九世是兄弟相传的。从《殷本纪》及卜辞的称谓上看，可知兄弟的继承还是以长幼为次的[721]。“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者计有：

大丁传弟外丙，外丙传弟仲壬。沃丁传弟大庚。小甲传弟雍己，雍己传弟大戊。中丁传弟外壬，外壬传弟河亶甲。祖辛传弟沃甲。祖丁传从弟南庚。阳甲传弟盘庚，盘庚传弟小辛，小辛传弟小乙。祖庚传弟祖甲。廪辛传弟康丁。

以上弟继兄者十有四位。整个商代十七世三十王中，有九世十四王是兄终弟及。其他父子相传的十二王，叔侄相传的四王。可见商代王位，“兄终弟及”不是“例外”或“变例”[722]，而实为商代王位继统法的一个主要方面（以兄终弟及为主，同时必辅以父子相传，因为兄弟是同辈，是横的，终有传完之一日）。试问商代以后的王朝中，哪个朝代有这么多的“兄终弟及”呢？

怀疑商代继统法以“兄终弟及”为主的人，以为商王是一夫多妻制，王子兄弟一定很多，但实际上兄弟为王的一世最多不过四人。如陈梦家就说：“若是商人以弟及制为主的，则必无弟才传子，此与商人的婚制不合。据卜辞，商王是多配偶的，则其多子的可能性很大，即使某王本身不育，商人兄弟不限于同父母，故凡从兄弟均有继为王的权利。”[723]商人的婚姻制基本上是一夫一妻制，实际上是一夫多妻制。因为所谓一夫一妻制，只要求妻方遵守。“这种妻方面的一夫一妻制决不妨碍丈夫的公开或秘密的一夫多妻制”[724]。例如商王武丁虽然合法的配偶始终是一个（武丁的三个合法的妻“妣辛”、“妣戊”和“妣癸”，都是一个死了续娶一个），但非法定的妃妾，据胡厚宣先生的统计有64人之多。他有这么多的妻妾，儿子当然也多。武丁的儿子，据胡先生统计有53人[725]。这种统计虽然不见得精确，但武丁的妻妾和儿子数目不少则是正确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儿子都有及王位的资格。正如商代的祭典，只有合法的嫡妻才有资格与祖配祭，而妃妾是没有配祭的权利的。妻有嫡庶贵贱之不同，子以母贵，嫡妻所生的儿子与庶妻（妃妾）所生的儿子，他们的地位是不会相同的。只有嫡子们才能继承王位，庶子不得继承。商末有个故事反映得很清楚，《吕氏春秋·当务》：

纣之同母三人，其长子曰微子启，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纣也，甚少矣。纣母之生微子启与仲衍也，尚为妾。已而为妻而生纣。纣之母欲置微子启以为太子，太史据法而争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纣故为后。

《史记·殷本纪》也有类似的记载：

帝乙长子为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故立辛为嗣。

这两处记载大同小异：纣与启一为同母兄弟，一为异母兄弟。但两处都反映了商末已有嫡庶不同的待遇了。因而胡厚宣先生根据这两种记载，谓商末已有立嫡之制[726]，这是很正确的。不过，上述记载只表示立嫡制最晚在商末已经存在，并不意味着在商末才发生。“太史”既是可以“据法而争”，只有嫡子们才有继承王位的资格之规定，则可能老早就有了成“法”。商代既是已有嫡庶的分别，王子虽然可能很多，有继承王位权的嫡子则决不会多（因为王有很多妃妾，其嫡妻生子不会多）。所以商代才有兄弟相传一世最多不过四人的现象。

总起来看，商代的王位继承是以“弟及”为主，以子继为辅，与当时的婚姻制度没有什么不合。

三、“兄终弟及”制是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

商代的继统法确是以“兄终弟及”为主。这种制度的产生，不能归之于一种偶然性，实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所产生的。

我们看到商代“兄终弟及”制有一个特点，就是“王位”继承的优先权是自己的兄弟，而自己的儿子反在其次。兄弟传完了，才传给儿子。这种特点只有在氏族社会末期才能存在。过去，已经有学者指出“兄终弟及”制“犹保存母系时代之孑遗”[727]，有的说是古代的“贵族选举制”[728]，又有说是“兄弟共权”[729]。这些提法虽然有的还不很妥当，但都能从社会史的角度看这一问题，并且认为是氏族社会的制度，则是非常正确的。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叙述母系氏族社会下财产继承的情况时，这样说：

根据母权制，即是说，当血统只按女系计算的时候，并依照氏族内最初的继承制度，氏族底死者原来是由他的同族人继承的，财产必须留在氏族以内。因为最初构成财产的物品数量不多，它在实践上大概老早就落在最亲近的同族人的手里了。即是说，落在母方的血缘亲族的手里了。……在畜群的所有者死亡以后，他的畜群，首先应归于他的兄弟姊妹及姊妹底子女，或者他的母亲底姊妹底子女所有。他自己的子女是没有继承权的。[730]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母系氏族社会下遗产继承的特点是：一个人的兄弟姊妹们及姊妹的子女等人对他的财产有继承权，而他自己的子女反倒没有。氏族酋长职位的继承，与财产继承的关系是相一致的。恩格斯叙述易洛魁人及其他印第安人的酋长职位继承情况，有下面这么一段文字：

我们已经看到，易洛魁人及其他印第安人底酋长职位是怎样继承的。在氏族内部，在多数场合之下，一切职位都是选举的，因之，在氏族范围内也都是世袭的。在递补遗缺时，最近的同族人——兄弟或姊妹底儿子，便渐渐地享有了优先权，除非有摈除他的理由。[731]

根据恩格斯前后这两段话，可知在母系氏族社会中，血统按女系计算，酋长职位虽说是选举的，但自己的兄弟有优先继承权。至于自己的儿子，因为“是属于别一氏族”（恩格斯语），当然是毫无继承权的。

现在我们拿这种情形与商代的“兄终弟及”制比较，觉得有截然不同处，但也有相同或相近的地方。母权制在商代毫无疑问已经成为过去。因为自商始祖“契”以来，已不是按女系血统计算，而是按父系计算。酋长的职位已不是出于选举，而是兄弟的当然世袭。这是和母系氏族时代很不相同的。其相同或相近的是：首领的职位，兄弟有优先继承权，儿子则否。也就是说，从亲疏方面讲，至少在形式上，父子关系反不如兄弟关系密切。这种很不相同和相同的两种现象同时存在，很明显地意味着商代社会已经从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了父系氏族社会。因为这种过渡“乃是十分复杂的，需时很久的过程，在这一个过程中，母权制的不少的残余，在长时期内被保存着，从而产生了若干特殊的，明显地带有过渡性质的形式”[732]。商代的继统法即是母系氏族制的一些残余形式，被保留在父系氏族社会中，同时父系氏族社会的特色也必然深深地渗入它的内部（如儿子固然没有优先继承权，但已经可以继承了）。于是，出现了商代这种“兄终弟及”的继统方式。

像这种继统方式，在近现代世界的某些部族中还有存在，如澳洲北部维多利亚河左近的“瓦独蛮”部落，已由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其酋长的继承，可以说与商代是极为相同或相近的。斯宾塞在《澳洲北部土人部落》中说：

图腾团体的首领名为总公尼（Tjungunni）。他故时则由其最长的兄弟继位，若是以遍及诸兄弟，并包括其父的兄弟的诸子在内。若这些弟兄皆已不存在，那末，就由最长之子继位。譬如有兄弟三人，而其长者卒，总公尼之位并不由长者之子承继，但归由生存兄弟之最长者，但若其两兄弟皆已前卒，则将由其兄之长子继立。[733]

这不也是“兄终弟及”制的典型例子吗？由此，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制度决不是由于“王子年幼”的偶然原因所造成的，而是父系氏族社会末期多少有些必然的产物。

商代前期的社会是不是仍滞留在父系氏族社会末期呢？我们的答复是肯定的。

所谓商代前期，是指盘庚迁殷以前，那时商族正如此前我们讲过的那样，是一个迁徙频繁的流动部族。史称自契到汤凡八迁，自汤至盘庚凡五迁。见于记载的前后十三次，实际上恐怕还不只此数。可是自盘庚迁殷之后，就改变了以前那种“不常厥邑”的习惯，一直“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迁都”（《古本竹书纪年》）。很显然，商族在盘庚前后实代表中国古代史上一大变动时代，由“不常宁”的流动部族，转变为定居的部族；社会制度上商代前期还处在父系氏族社会的末期，后期便进入了真正的阶级社会。

这种社会制度的变革，当然也反映在王位继统法的改变上。基本上说，前期是实行“兄终弟及”，后期则变为嫡长子继承。不过，由于政治作为上层建筑，总是滞后于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所以武丁以后，社会虽已变革，可是还有两世的兄弟相传。这就是前期的习惯保留于奴隶社会的一些残余。自武丁以后的王，都是前王生前预立。《尚书·无逸》谓：“自是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徐中舒先生认为，这就是武丁以后预立王嗣的明证[734]。卜辞中有“小王”或“大子”的记载[735]，应该也是同样的意思。王位的继承，由兄弟的当然世袭，变为前王生前的预立。由于爱子胜于爱弟，子继自然易于成为常例。所以康丁以后，便都是父死子继了[736]。

四、商代的婚姻制度与宗法制度

中国历史发展到了商代，已经跨进了文明时代的边缘，与之相适应的婚姻发展阶段，正是所谓一夫一妻制。据恩格斯说，一夫一妻制的家庭“是在野蛮中级阶段与高级阶段的交界上由对偶家庭发生的；它的最后的胜利乃是文明时代开始底标志之一”[737]。商代的甲骨卜辞中有一种特祭，即商王专祭其所自出之王（直系亲属）而不祭非其所出之王（旁系亲属）；祭直系先王时又必兼祭其配偶（先妣）。这种特祭先妣的事例，正是当时已实行一夫一妻制的证明。

在商人祀典的卜辞中，从上甲微开始才有庙号。对上甲微以前的远古先公，如为王亥、相土等举行的祀典，也很隆重，但是他们都不在“周祭”之列。可能因为这些祖先代远年湮，所以没有给他们加庙号。有庙号是从上甲微开始的，这就意味着，在商人看来，自上甲微以后的历史才比较可靠。但是，上甲微至示癸六个先公的庙号和汤以后不同。汤以后诸王的庙号都是以死那天的天干日为名。而上甲微以下六世（上甲、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的庙号则是按天干的自然次序排列的。人世间绝对不会有那样的巧合，六世的王都按着天干的自然次序死亡。所以，学者们认为这六个先公中，至少前四个先公的庙号是后人追赠的。并且商人特祭先妣祀典，也是自示壬、示癸开始的。报丁以上至上甲微，先妣的庙号阙如。这或是因年久遗忘；或者正像李亚农先生所说：“在报丁以前，殷人是没有法定配偶的，男女关系极不巩固，说不上谁是谁的妻。在示壬以后，才开始有法定配偶。换一句话说，就是从示壬开始，才实行一夫一妻制。”[738]这话说得很合乎情理。

从卜辞的祭典中可以看出，商代的每个帝王大都只有一个法定配偶。如示壬奭妣庚、示癸奭妣甲，大乙奭妣丙，大丁奭妣戊，大甲奭妣辛……武乙奭妣戊，文武丁奭妣癸等十二世，皆只有一个法定配偶。惟中丁有两个（妣己、妣癸），祖辛有两个（妣甲、妣庚），祖丁有四个（妣甲、妣乙、妣庚、妣癸），武丁有三个（妣戊、妣辛、妣癸），祖甲有两个（妣戊、妣己），是例外。这种例外怎样解释呢？很可能是元配死后继娶的。如武丁就属于这种情况：

殷高宗有贤子孝己，母早死，高宗惑后妻之言，放之而死。[739]

高宗就是武丁，这就是说武丁的法定配偶虽然有三个，但她们不是同时并存，而是由于先妻早死，才有后妻。其他有两个以上配偶的王，可能也是由于这种情况，在一定的时候只有一个法定配偶，无碍于他们实行的一夫一妻制。

但是，无论哪个民族，当其一夫一妻制出现的时候，伴随而来的就是一夫多妻制。恩格斯说：“奴隶制与一夫一妻制底并存……使一夫一妻制从其开始之日起，就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性质，使它成为只是对妇女的一夫一妻制，而不是对男子的。”[740]当时的商王及贵族们虽有法定配偶，但同时还有一个或是无数个的非法定的配偶。例如武丁的合法的妻子始终是一个，但非法定的妾却有好多个。

当时的亲属称谓，还比较简单，如对于自己的生父固然称“父”，但是对生父的兄弟也都称为“父”，对于父的配偶，不管是不是生母，都一律称“母”。如武丁就把阳甲、盘庚、小辛、小乙称做父甲、父庚、父辛、父乙。同时，不仅称小乙的配偶为母庚，而且把阳甲、盘庚、小辛的配偶也都称为“母”。对上两代或两代以上的先王称“祖”或“高祖”，其配偶称“妣”或“高妣”。直系和旁系、正和庶的区别，在亲属称谓上还没有清楚地体现出来。

“兄终弟及”的传位制度，在商代后期逐渐为嫡长子继承制所代替，而嫡长子继承则是以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为前提的。并且这种嫡长子优越地位又是宗法制度的核心。这种宗法制度的雏形，在商代末年大概已经存在，如史载帝乙的长子是启，但因为启的生母身份微贱，不能继位为王；纣是少子，由于其生母是帝乙的正妻，于是纣就继承了王位。从这个故事中，可以推测区别嫡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至迟到商代末年已逐渐形成。

卜辞中已有大宗、小宗和大示、小示的名词：

丁亥卜，才大宗，又伐三羌，十小，自上甲。（《佚》131）

己丑卜，才小宗，又岁自大乙。（《佚》131）

吉，才大宗卜。（《明续》728）

辛亥彡……自上甲才大宗彝。（《明续》523）

大示卯一牛。小示卯羊。（《殷契卜辞》6）

大示五牛。大示三。大示□牛。（《甲》2905）

小示羌。（《甲》2123）

从以上卜辞可知，大宗与小宗有分别，大示与小示也有分别。“宗”是宗庙，而“示”则是祭祀时的神主（或称庙主）。商人所谓“大宗”，乃是大的祖庙，庙主自上甲起。在大宗举行合祭的祀典，是祭自上甲或大乙以下的大示；“小宗”是小的祖庙，庙主自大乙起，在小宗举行合祭的祀典，是祭自大乙以下的小示。所谓“大示”是指的自身所出的直系先公先王，而“小示”则是指包括旁系的先公先王。这是宗法制度中“大宗”和“小宗”的根源。

宗法制度是为了制定家族中亲疏之别的需要而产生的。就祭祀范围来说，商人遍祀其多祖、多妣、多父、多母、多兄等，若每一代都继续不断地遍祀，势必多至无法遍祀。因此，凡久远的亲属采取逐渐淘汰的办法。哪一先公先王应当保留或淘汰的法则，即是所谓宗法（此采陈梦家先生说）。

卜辞中所反映的商代宗法，零零碎碎不够完整。大宗是王室的直系，每世一王，只有直系王的配偶才可以参加周祭。但直系不一定是长兄，凡是其子继承王位的都属于直系。这点与以后西周的宗法是不同的。但是，宗法制度不论其如何千变万化，从其性质和目的来说，都是为了巩固贵族阶级的统治权而设的。

附：商代先公先王世系表

本表说明：

第一，本表以殷墟卜辞为主，参以《史记·殷本纪》、《三代世表》，《汉书·古今人表》，《世本》及《古本竹书纪年》诸书，综合整理而成。卜辞多采郭沫若先生说。

第二，本表圆括号内人名为典籍中所见之名，其未见于卜辞者，以方括号表示之。

第三，甲表为商族远祖的传说时代；乙表为进入较可征信的历史时代，此在商时已然，观其祀典之有差异即可判知；丙表为商有天下之后的世系。

第四，丙表商有天下以后之王数、世数，各书所记不同。据《殷本纪》则商三十一王（大丁除外为三十王）共十七世。《三代世表》以小甲、雍己、大戊为大庚弟（《殷本纪》为大庚子），则为十六世。《古今人表》以中丁、外壬、河亶甲为大戊弟（《殷本纪》作大戊子），祖乙为河亶甲弟（《殷本纪》作河亶甲子），小辛为盘庚子（《殷本纪》作盘庚弟），则增一世，减一世，亦为十六世。今由卜辞证之，以《殷本纪》所记近是。

①《殷本纪》误置报丁于上甲微与报乙之间。又上甲至报丁，卜辞所作之㘡、匚为盛主匣的象形，侧看作匚，正看作㘡，据《说文》读如方。后世译作“报”，又作祭名用。

②《古今人表》以中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皆为大戊弟，非是。《殷本纪》又谓祖乙为河亶甲子，亦误。

③《古今人表》以小辛为盘庚子，误。

④《竹书纪年》作文丁，卜辞作文武丁，而《殷本纪》误作太丁。

第三节　商代后期的政治机构

中国历史到了商代，尤其是到了后期，国家的本质已逐渐明朗化。社会上已出现了对立的两大阶级，并且公共的、强制的统治机构已经成立。统治阶级中地位最高的是“王”，其次是贵族邦伯和百官。下面逐一加以讨论。

一、商代的王

商代最高统治机构的首脑是王，他是最大的土地、财物和奴隶的所有者，最高的军事首长，又是最高的政治权力掌握者。商代的王和以前原始氏族社会的首领有着重大的区别：氏族的首领是由氏族成员会议选举出来的，当这个首领不称职时，氏族会议有权罢免他。他对于人民的生命、自由，没有任何处置权。例如传说中的尧、舜、禹等，就是由氏族联盟会议民主选举出来的。可是，商代的王则不然，他不经过选举，而是王室男系的当然世袭，人民无权罢免他。而且商王对于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有着绝大的处理权。举例说，如盘庚要迁都，当时一部分人民和贵族表示反对，于是盘庚便对他们发表了一篇很严厉的演说，其中竟然说到，假如他们不遵从命令，他就杀戮他们。商王对人民有生杀予夺之权，不是很明显吗？全国人民的自由、财产当然更操纵在王一人之手了。

商代的甲骨卜辞和有关文献上，屡见“余一人”的称谓。如卜辞说：

癸丑卜，王曰，贞翌甲寅三，自上甲衣至毓，余一人，亡。（《金》124）

癸未卜，王……三万，翌甲申自上甲至……余一人亡……。（《宁》3.94）

甲戌王卜贞……□妥余一人。（《陈》92）

贞其于一人（祸）。（《甲》2123）

《尚书·盘庚》说：“不惕予一人。”“听予一人之作猷。”“邦之臧，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国语·周语》引作“国之臧，则惟女众；国之不臧，则惟余一人是有佚罚”，可证“邦”即“国”，“予一人”就是“余一人”。邦、国互通；予、余古今字）

《尚书·汤誓》：“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国语·周语》引作：“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

以上所引甲骨卜辞和《尚书》中的“余一人”或“予一人”，都是商王自谓。胡厚宣先生认为：“自殷武丁以迄帝辛，‘余一人’与‘一人’者，已为国王一人所专用的称号。”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专制形象已经形成。胡先生又说：“古代东方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在这种制度下，全国最高权力，集中在国王手里。他把全部土地宣布为‘王土’，把所有土地的直接生产者，都算作‘王臣’。”[741]在商代后期，万人之上的最高王权的出现，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

二、百官

与商王一同掌握国家大权的还有大批贵族官吏。当时的百官机构是比较复杂的，大致可以分为文官和武官两套系统。奔走于王廷的文官，总称为“多尹”，即《尚书·酒诰》所说的内服官吏“百僚庶尹”，这是商王主要的辅佐，地位很高，权力最大。卜辞中有尹、多尹、作册、多工、卿史，还有臣正、耤臣等等。尹的职责大概至少有“作大田”或作宫室：

令尹乍大田。勿令尹乍大田。（《乙》1155+2044）

王其曰多尹，若。贞勿曰多尹。（《乙》867）

其令多尹乍王。（《续》6.17.1）

本表说明：“作册”在西周是主持册命的官，在帝乙、帝辛时的卜辞中已经有了：

辛巳卜，贞：王其宁小臣乍册商□□，王弗每。（《前》4.27.3）

另外，《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703与《殷虚文字缀合》268武丁卜辞也有“乍册”二字，可见“作册”这一官职在商代后期的确已出现。

卜辞中的“工”（《拾遗》14.8）、“多工”（《拾遗》14.7）大概都是工官。又有“司工”（《存》1.70）、“司我工”（《掇》431），可能相当于西周时的“司工”（司空）之官。卜辞中的“史”官，有“卿史”（《前》4.21.7；《卜通》615）、“御史”（《续》5.18.8；5.15.6），可能主祭祀。此外还有“大史”（《甲》3536；《续》2.6.4）、“右史”（《乙》3350）等。

卜辞中的臣正，大概相当于后世的大臣，官级有高低，高的可以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辅。如春秋时期《齐叔尸钟》铭曰：

尸典其先旧，及其高祖，成唐（汤），有严在帝所。敷受天命，伐夏后……伊小臣维辅。咸有九州，处禹之都。

这里的“伊小臣”，就是指伊尹。《墨子·尚贤》曰：“汤有小臣”，《吕览·尊师》也说：“汤师小臣。”晚周文献都称伊尹为“小臣”。商代的“小臣”是王的贴身近臣，专司王的饮食起居。王对他当然是极为亲近的，因而这类表面上地位低下的“小臣”官吏，实际却掌握着国家的大权。见于卜辞的小臣有：

小臣令众黍。（《前》4.30.2；《续》3.47.1）

小臣墙令乎从，王受又。（《粹》1161）

王易小臣湡责五年。（《三代》3.53.2铜鼎铭）

辛丑小臣，宜才。（《殷墟发掘》图版二五，石）

己亥卜，贞：令吴小耤臣。（《前》3.17.6）

贞吴乎小众人臣。（《存》2.476）

丁亥卜，宾贞，雪，乎小多马羌臣。十月。（《陈》116）

在卜辞和晚商铜器铭文中，关于小臣的记事，多得不胜枚举，视其职位有高有低，小臣可以受王命出征，可以具车马、司卜事，有的是专管理农事的。他们的地位不同，但都握有一定的实权。

以上所举的官吏，一般都属于管行政事务的文官。至于管理军事的武官，见于卜辞的也很复杂，有多马、多亚、多射等等。如卜辞云：

多马逐鹿，隻（获）。（《乙》4615；《丙》76）

乙亥卜，贞：令多马，亚，至于从嵩川从。九月。（《存》1.66）

马乎射，。（《金》401）

令多亚犬。（《宁》2.16）

这里有“多马”及“多亚”，“马”和“亚”都是官名，其中“多马、亚”，据陈梦家说就是多马与多亚。“马”这种官职，后世三司中有“司马”，很可能与之有联系。卜辞中有“先马”（《拾遗》6.5；《后》下33.4），可能是后世的“洗马”官职之所出。“亚”也见于《尚书·酒诰》所述的商制：“惟亚、惟服。”亚与服都是官名，从西周文献（《尚书·立政》、《牧誓》，《诗经·周颂·载芟》）看，大概都属于武官。卜辞中还有“多射”、“卫”等：

贞，翌己卯令多射。二月。（《后》上30.15）

令多射、卫。（《后》下25.8，26.1；《粹》15）

令射、卫。（《续》3.47.1）

王其乎卫。（《戬》40.1）

以上的“多射”、“射”和“卫”都是有关射猎、保卫和师旅的武官。卜辞还有“三百射”（《乙》7661，2803），或作“射三百”（《乙》751，4473）。陈梦家说：“殷代师旅似以百人为一小队，三百人为一大队。”[742]这种推测，与卜辞中的两条：“王乍三：右、中、左”（《粹》597），“马，左、右、中人三百”（《前》3.31.2）所反映的商人的军队组织是相合的。

以上所述的文武百官都属于“内服”职官，就是在商王直接统治区中央政权和王畿之内，为王室服务的官。除此之外，还有在王畿以外设立的诸侯，称之为“外眼”的官职。

三、诸侯方伯

商王畿以外的南北广大地区，散居着数十个与商同姓和与商有血缘关系的异姓小方伯、诸侯，这是商王朝的封国或与国，也就是商王朝分布在远方的势力据点。周人称他们为“殷边侯甸”[743]。“千里之内曰甸”，“千里之外设方伯”[744]。所以，“方伯”乃是甸服以外的诸侯君长。《尚书·召诰》和《酒诰》称商制有“侯、甸、男、卫、邦伯”等大小不同的封君。卜辞中有：“多甸”与“多伯”：

余其从多田（甸）于（与）多白（伯）征盂方伯。（《甲》2416）

多田亡。（《京》4563）

癸亥卜，永贞，克氐多伯。（《库》1062）

卜辞中称“侯”的有：“杞侯”（《下》37.5），“虎”（《前》4.44.6），“攸喜”（《缀》189；《南明》786），“犬侯”（《前》5.7.7），“㠱侯”（《前》2.2.6），“光”（《前》4.41.6），“唐”（《库》200、201），“申”（《库》1109），“喜”（《明》154）等。称“伯”的有：“絴伯”（《下》33.9），“宋伯”（《佚》106），“伯”（《库》1108），“长伯”（《乙》2156）等。侯某、伯某和某侯、某伯之某是私名还是族邦名，现在还不易断定。很可能在“侯”、“伯”前面的为族邦地名，在后面的为私名。如“攸喜”、“虎”中之“攸”、“”为地名，“喜”、“虎”则为私名。

这些侯、伯有的是商王朝分封的，有的是原有的旧邦改服属于商。传说商的北边有孤竹国（在今河北卢龙），是商的同姓。1973年在辽宁喀左出土一个铜罍，上面有“父丁、竹、亚”等铭文[745]。其中的“竹”二字，有的学者认为就是“孤竹”，认为北洞一号坑商代铜器的发现，从实物上证明喀左一带是孤竹国的范围[746]。另外，在一个方鼎上有铭文“亚”。这个“㠱”是否就是卜辞中出现的“又老㠱”（《前》2.2.6），现在还无从证明。我们只知道㠱族是商代一大族名。其地望，有的说在山东境内[747]。所以，从田野考古上，也同样可以看出商的封国或同姓国分散的范围是相当辽远的。从“受年”的卜辞看，他们是商王朝所关心的，他们所在地区农业收成的好坏，与商王朝有关，可能存在着贡纳关系。有时他们还受商王的命令往伐其他方国。所以，也可能还有出征的义务。并且他们之间有时也存在着敌对的战争关系。

总之，以上所述这些方伯、诸侯，分布的地域很广，有的远离王畿地带，也有在王畿之内的。他们都是商王势力分布在各地的据点。他们之间还夹杂着一些不属于商王朝的敌对的方国。《禹贡》所说的“五服”制，《职方》所说的“九服”制，每服各距五百里的说法，是与商、周的实际相违背的，因而也是不可信的。

第四节　商与各方国

商的王畿内外，分布着许多诸侯、方伯和方国。一般地说，商王都城附近多是商贵族被封的侯伯，或是服属于商的小诸侯。这类诸侯、方伯，距王都越远分布得就越少。同时，在这些地区内也夹杂着一些与商敌对的方国，就是“多方”。并且距商都越远，这类与商敌对的方国就越多。这两类性质不同的方伯、方国，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有的前期本是商的敌国，后来臣服于商。还有的对商是时叛时服的。所以，可以划分为不同性质的两类，也只能是大致划分，不是绝对的。下面分别介绍常与商为敌的主要方国。

一、鬼方

鬼方一族见于文籍者，以《易经》与《诗经》为最早：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易经·既济》九三《爻辞》）

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易经·未济》九四《爻辞》）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诗经·大雅·荡》）

从这几条记载看，自商高宗武丁下至商末，鬼方一直是商的敌对方国，并且商王武丁为中兴之主，经过一些波折才取得胜利，鬼方的强盛就可以想见了。不过商武丁时的卜辞里，有关鬼方的记载却很少。如：

己酉卜，贞：鬼方昜，亡。五月。（《乙》6684）

己酉卜内……鬼方昜……。五月。（《甲》3343）

壬辰卜，争贞：隹鬼，。（《乙》3407）

允隹鬼眔周，。（《乙》3407反面）

上面“鬼方昜”的“昜”字不知何义，或以为是人名，或读为飏[748]。丁山说：“鬼方远颺，似乎不需要长期的征讨；而且武丁时代的卜辞，今所发见的甚多，记载伐鬼方的事，仅此一见，决难证明是‘三年克之’。”这种怀疑是很有道理的。从卜辞上观察，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商时的鬼方，不是一个强大的方国。因而我们认为《易经》谓“三年克之”的“三”，可能是古人的习惯用数。《易经·卦辞》、《爻辞》还有“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蛊》），“三日不食”（《明夷》），“昼日三楼”（《晋》），“田获三品”（《巽》），“三驱”（《比》），“三就”（《革》），“王三锡命”（《师》），“三岁不兴”（《同人》），“三人行”（《损》），“妇三岁不孕”（《渐》），“不速之客三人”（《需》），“三岁不得”（《坎》），“田获三狐”（《解》）等等。这些“三”字不会是代表三个、三次或三什么的数字。所以，“三年克之”不能理解为整整打了三年的仗才攻克。所谓“三年”，可能是高宗即位的第三年伐鬼方。也可能是指商高宗令服属于他的周等小方伯伐鬼方，时间可能长达数年。《易经·未济》那条《爻辞》所说的“震用伐鬼方”的“用”为“周”之讹，就是指周人伐鬼方（证据将于先周部分详之）。所谓“有赏于大国”，徐中舒说：“此虽不注何人伐鬼方，但下文云有赏于大国，大国则指殷人言。”[749]其说其是，盖周初文献，凡周人自称则曰：“小邦周”[750]，称商则曰“大国殷”、“大邦殷”[751]。所以这条《爻辞》说的伐鬼方者确系周人。鬼方和周本来同是商的敌人，上面所引的最末条卜辞就是明证。卜辞中的“”字，据于省吾说“初义为以扑击蛇，引申为割杀之义，‘’即《说文》‘’字，经传假施为之”[752]。“”字在卜辞中有用牲，或用人为牲，如：

羊。（《存》1.1494）

卅牛。（《明》1164）

羌百……（《续》2.29.3）

杀羊、牛和俘虏为祭牲。卜辞中所说的“鬼”和“鬼眔周，”，就是商人用鬼方、周人等俘虏为祭牲。《易经》所说的“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大概是这时周人已被征服，于是为商所驱使，去讨伐鬼方，因为取得胜利而受到商的奖赏。

《后汉书·西羌传》注引《古本竹书纪年》云：

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753]

所谓“西落鬼戎”，实即“鬼方”[754]。商代末年周尚服属于商，经常受商命出征。大概经过此次战争，鬼方被征服而亦臣服于商。《战国策·赵策》：

昔者鬼侯、〔之〕鄂侯、文王（按之字为衍文，鲍本无。黄丕烈云：案《史记》无），纣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于纣，纣以为恶，醢鬼侯。鄂侯争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闻之，喟然而叹，故拘之牖里之车（按车鲍本作库，黄丕烈谓《史记》作库）。百日而欲舍之死（按舍鲍本作令，黄丕烈谓《史记》作令）。

此“鬼侯”，《史记》作“九侯”，《殷本纪》谓“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鬼、九同为见纽字，可通假，鬼侯当即鬼方之君，服属于商时被封之号。可见，鬼方在商代末年和周一样，也成了商的属国。

关于鬼方的地望，众说纷纭。汉人见《诗经》“鬼方”与“中国”对举，因而以为是远方之国。其实“中国”为华夏的代辞。所以，与中国对举，只意味着鬼方不是华夏族，毫无远方之意。或以鬼方为北方国[755]，或以为在西[756]。王国维则根据《古本竹书纪年》及小盂鼎和梁伯戈的铭文，证明鬼方在商、周时的地望，在汧、陇之间或岐周之西而包其东北，东及太行、常山间[757]。王氏之说旁征博引，过去学者多视为定论。其实，王氏的论点，证据极为薄弱。首先他错误地把鬼方混同于狁和混夷，因而他所提出的鬼方的地望忽而东、忽而西，其说可资商榷之处不一而足。1945年，笔者曾写《鬼方考》一文，对王氏所举各点详加驳辩，并分析商、周时之鬼方实即《山海经·海内北经》之鬼国。王充《论衡·订鬼》所引则言：“北方有鬼国。”根据《逸周书》、《山海经》、《穆天子传》、《竹书纪年》及《吕氏春秋》诸书，证其先在山西北部，之后始渐次南移。

根据前人和笔者的研究，春秋时隗姓之赤狄为鬼方后，《左传》宣公十五年称：“晋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及洛。”这个“洛”就是《国语·郑语》所说的周之北有“潞、洛、泉、徐、蒲”之洛。韦昭注谓：“皆赤翟隗姓。”其中“潞”即《春秋》宣公十五年谓“晋灭赤狄潞氏”。潞氏为赤狄已有明文，可见韦氏此注必有所本。如此则“洛”亦为隗姓之狄，当可信。又《左传》闵公二年申生所伐的“东山皋落氏”，也是赤狄。这些与隗姓赤狄有关的地名洛、潞、东山皋落等，实即《竹书纪年》所说商末年周王季所伐西落鬼戎之西落。很明显春秋赤狄所居之地洛、潞、东山皋落皆在山西长治、壶关，河北磁县一带。我们断定商、周时周王季所伐的赤狄的祖先鬼方必然也在山西，应当是很合理的，此其一。

《史记·殷本纪》“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集解引徐广曰：“九侯一作鬼侯，邺县有九侯城。”正义：“《括地志》云，相州洛阳县西南五十里有九侯城，亦名鬼侯城。盖殷时九侯城也。”按唐之相州即清之彰德府，决不能远包洛阳。“洛阳”或为“滏阳”之讹。清张琦《战国策释地》卷下所引《史记正义》正作滏阳县可证。唐贞观初，滏阳县属相州，则《括地志》所谓相州洛阳县，必为滏阳县无疑。鬼侯城在滏阳（今为磁县）、邺县（今在临漳县之西南）一带，应去其原来国土不远，此鬼方当在晋之又一证，此其二。

《左传》定公四年谈到周武王克商，周公分封诸侯，对唐叔分有“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等等。王国维以为怀姓即鬼方所姓的媿、隗之讹[758]，其说甚是。唐叔所受的怀姓九宗，既为鬼方，则其地当在山西的夏墟附近。此其三。

《国语·郑语》史伯答郑桓公友之言曰：“当成周者……西有虞、虢、晋、隗、霍、扬、魏、芮”。此八国中之隗国实即春秋时媿姓之狄，王国维谓鬼国即鬼方之遗裔[759]。其说甚合情理。笔者曾对史伯所说的八国，一一考察其地望，皆确在河东[760]。此鬼方应在今山西之南部，证四也。

春秋时隗姓之赤狄为鬼方后，已详如前。吾人如确知诸赤狄之所在，则其祖先鬼方地域，亦因之而明。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谓“赤狄之种”有六：曰东山皋落氏，曰廧咎如、曰潞氏，曰甲氏，曰留吁，曰铎辰。东山皋落氏据《续汉书志注》引《上党记》谓在壶关城东南。潞氏在今山西潞城县，甲氏在今河北鸡泽县境，留吁在今山西屯留，铎辰在今山西长治县，廧咎如地望虽不能确指，然晋、卫与白狄皆曾伐之。则其所在，亦当距晋、卫和其他赤狄不远。总之，隗姓赤狄之地域不出今山西、河北南部，黄河以北之地，此又为鬼方地应在山西南部之证，五也。

综此五证，我们说商、周时的鬼方地域在晋中南部，可以说信而有征了。鬼方在商、周时系一游牧民族，尚处在氏族社会阶段。游牧民族随畜牧而转徙，居处无定。今所考鬼方地域在成周北之长治县西南之洛，磁县西南之九侯城，怀姓九宗所居之夏墟周围，河东之隗国及春秋时山西南部之赤狄居地一带。鬼方民族即活动于以此诸地为中心的区域中。解放以后，有些学者根据卜辞中地理的系联方法，也提出鬼方的地望应在晋南[761]。可见此说已逐渐成为定论。

二、方（方）

商王武丁时重要的敌对方国有“方”，字是现在的什么字，不清楚。孙诒让释“昌”（《举例》上32），叶玉森释“苦”（《钩沈》2），王国维疑是“吉”字（见《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第25页）。于省吾从林义光释为，读为鬼。于先生认为即商、周时之鬼方[762]。按释昌、释苦其误明显，现已无人信从。释吉亦缺乏根据。从文字学角度看，释较有说服力。不过这个方到底是文献上的什么方国，仍是问题。但其决非鬼方，因为卜辞中明明有鬼字，又有“鬼方”之文，怎么会又以方为鬼方呢？所以，林、于以方当鬼方，仍难以令人接受。唐兰则将此字厘定为字，并谓“为从工之字，可以断然无疑，像工在中，以象意声化例推之，当为从工声。今无其字，卜辞用为国名，则当是邛之本名”（《天考》54）。

我们觉得从字形上看，唐先生的说法更为合理，问题是这个方到底是文献上的什么方国，还是不容易确定。我们不妨先从卜辞中研究方在当时的活动情况，到底它相当于文献上的什么国家，最后再提出我们的看法。

方见于下列卜辞：

癸巳卜，贞：旬亡？王曰：有，其有来嬄，迄至五日丁酉，允有来嬄自西。沚震（从李学勤释震）告曰：土方征于我东（鄙），二邑，方亦侵我西（鄙）田。（《菁》2）

王曰：有，其有来嬄，迄至七日己巳，允有来嬄自西。友角告曰：方出，侵我示田，七十人五。（《菁》2）

己卯卜，贞，方出。王自征。上下若，受我……（《柏根氏旧藏甲骨卜辞》25）

贞，于大甲，告方出。（《后》上29.4）

贞，方其来，王逆伐。（《金》508）

丁巳卜韦贞，方其震。十一月。（《金》531）

乙巳卜争贞，王往伐方，受又。（《后》上17.2）

乎多臣伐方。（《前》4.31.3）

贞王勿命氐众伐方。（《后》上16.10）

辛酉卜争贞，勿乎氐多方，弗其受又。（《粹》1074）

贞登人三千乎伐方，受又。（《续》1.10.3）

贞，方亡。贞登人五千，呼见方。（《续》1.13.5）

从以上有关方的卜辞，可以看出方与土方同为商的敌对方国，经常处于战争之中。有时商王亲自出征，带兵多达数千，战争的规模不能说小了。其活动地望大概是在商王都的西面和北面。李学勤综合有关地名，考证方当在太行山北的山西东南隅和中部[763]。陈梦家推测方在中条山，东界沚而西邻唐，与沚界于安邑和济源之间[764]。这些说法都是正确的。

前引卜辞最后一条中的“”，就是“婚”字。可能是在方被征服后，商与方发生了婚媾关系。下文虽然有“登人五千”，但不是“伐方”，而是“见方”。可见当时商王朝与方虽然互相征战时多，但有时也趋于和好。

商时大的方国如羌方、人方一直到西周仍然存在，就连较小的如鬼方，西周初年也见于铜器铭文和文献。方在商时固然比不上羌方、人方强大，但商王朝与之作战时所动用的武力要上千，则当时方的武力也是不会小的。可是，为什么到周代竟见不到它的一点踪迹呢？

我们想只能有一种可能，就是商人所称的方，到周代又改称别的名字，后人对其名字的前后转变关系已经失传。于是，方的后裔便不为人所知了。

周代有一强大的方国，名曰“狁”，可是说到它的先世，却很渺茫。王国维以为商曰鬼方，周曰狁，误认为鬼方、狁为一族之异名[765]。其实鬼方媿姓而狁为允姓，后世族姓分别很严，无由定为一族，前已言之。我们考校卜辞、金文和文献上的史料，觉得卜辞中的方到周代可能又名为狁了。

周代“狁”的“”，金文作（《不簋》）、（《虢季子白盘》），很明显此字从“敢”得声。而“敢”字《说文》作，谓“从古声”。从谐声原则看，许氏此说是错误的，因为“敢”与“古”古音不同部（“古”在五部而“敢”则在八部）。所以“敢”决不是从古得声。按籀文“敢”作“”，从“”不从“古”。从“敢”的字如等字，《说文》均从籀文的“敢”从不从古。籀文“敢”字，所从之“”，实为甘字之倒[766]。金文“敢”字正从甘作（《大簋》）、（《番生簋》。从口实即从甘，古文字甘、口一字）。《说文》“敢”字作，实应是从从口，为争字，像两手争一物（金文“敢”字所从之争，稍有讹变），所从之口实即甘字[767]，所以应改为从甘声。

等字古时既是从甘得声，在段氏八部，其《切韵》音为，上古音应为方之“”是从工得声的字。“工”在段氏九部，其《切韵》音为，上古音则应为[768]。“狁”之“”与“方”之“”，二字上古音同为见纽，同为闭口韵，只是元音稍微不同而已。所以，我们主张商时的方，就是周时的狁，从音韵通转上是完全可以讲得通的。

周时狁的地望，过去多从王国维说以为在今陕西西北境，这是不正确的。其实从《诗经》和金文的史料看，狁在周代应是今山西中南部的民族。那就与上面我们所讲方的地望若合符节。所以，从地望上看，周时的狁很可能就是商时的方。关于狁的具体情况，将详于讲周史的章节中。

三、土方

土方与方经常同时骚扰商土，如卜辞：

迄至五日丁酉，允有来嬄自西。沚震告曰：土方征于我东（鄙），二邑，方亦侵我西（鄙）田。（《菁》2）

迄至九日辛卯，允有来嬄自北，告曰：土方侵我田，十人。（《菁》6）

从这两条卜辞看，土方在沚之东，方在沚之西。两个方国都在山西中南部。

贞，告土方于唐。（《天》61）

贞，王从沚震伐土方。（《后》上17.6）

……登人三千乎伐土方。（《叕》74）

丁酉卜，贞：今王人五千征土方，受有又。三月。（《后》上31.6）

征土方也动用数千人的兵力，可见土方与方的武装力量差不多。唯土方事，仅见于武丁中期卜辞。《诗经》“禹敷下土方”（《商颂·长发》），是否即卜辞中的土方，也值得考虑。有人怀疑土方就是周的唐杜氏。《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土说：“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左传》文公六年有杜祁，金文有“杜伯”（《杜伯鬲》）。战国典籍上记载有“杜伯射王于鄙”（《周语》上）。总之，关于杜的事迹，记载不多，可见土方在入周以后就式微了。

四、羌方

羌或羌方自古以来就是我国西部的少数民族。据古文献记载，羌在商汤时就曾服属于商。《诗经·商颂·殷武》说：

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

这是说商汤时羌人即向商王臣服贡献。商王武丁以后，羌方的事迹更大量见于卜辞。我们在讲商代的奴隶数量时，曾经谈到卜辞中的“”就是“羌”，是以羊为图腾的氏族，所以有时就称“羊方”（《存》1.351；《邺》3.43.7），而多数是以羊头人的“羌”字代替，称为“羌方”。武丁时羌方的武力远胜于土方、方，这从甲骨文里反映出来：

商方步立于大乙，羌方。（《粹》144）

王……令五族戍羌方。（《后》下42.6）

辛巳卜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一万，乎伐〔羌〕。（《库》310）

后一辞出自英人库全英之摹本，羌字残缺，只存一羊角，我们推测是“羌”字。如果这个估计正确的话，伐羌需要13000人，比伐土方、方的规模大得多，则羌方必为一大部族。

羌方的地望自周以来是在西方，不过在商时，从无称西羌的，但有“北羌”之名，如：

己酉卜，王北羌，伐。（《前》4.37.1）

贞北羌告曰。（《邺》3.34.14）

卜辞所记与羌作战的沚、戉、、雀等，或在山西南部，或在太行山区域。这里又是西周、春秋时羌氏之戎的根据地（如《周语上》谓周室王在千亩败绩于姜氏之戎，千亩在今山西介休县）。姜姓的齐、许、申、吕最初也是在山西（将在周代史中详论），“姜”就是“羌”。姜姓之族的祖先可能就是商代的羌方。所以，羌方最初的活动区域应在山西一带。

羌方对商经常进行战争，获羌的卜辞也是大量的，如：

卜贞，戉隻（获）羌。（《续》3.42.1）

己酉卜贞，隻（获）羌。（《前》4.50.6）

俘获的羌人大部分用作人牲，祭祀鬼神（详第七章第一节），小部分用于狩猎和养牛羊，作为生产奴隶，如：

辛卯卜，贞：乎多羌逐，隻。（《续》4.29.2）

来氐羌刍……（《库》1794）

甲辰卜，亘贞：今三月光乎来。王曰：其乎来，迄至，隹乙。旬二日，乙卯，允来自光，氐羌刍五十。（《遗珠》620）

第一辞是用羌人进行狩猎活动，后两辞的“羌刍”则是指用羌人豢养牛羊，这部分生产奴隶数目是有限的。卜辞所记用人牲祭祀大部分是用羌人、羌伯及少数其他方伯。杀羌祭祀一次达三四百人之多，可见商人与羌方的战争次数和俘虏人数是很可观的。但是，到周代大部分羌人（姜姓之族）与华夏族融而为一。

五、人方

人方，文献上称东夷，是商末东方的一个很强的方国。《左传》昭公十一年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这就是商纣王末年与东夷进行的长期战争，虽然最后终于征服了东夷，但是商王朝也耗得精疲力尽，遂为周人所乘，而终于灭亡。五期卜辞记伐人方的辞例很多，仅帝乙时就曾先后两次征人方，这里略举几条：

甲午王卜贞，乍余，朕，余步，从侯喜征人方，上下示受有佑。不祸。告于大邑商……在九月，遘上甲□唯十祀。（《通》592）

癸酉卜，在攸。派贞王旬亾尤，王来征人方。（《前》2.16.6）

癸亥王卜贞……在九月。王征人方，在雇。（《林》1.9.12）

癸未王卜贞，旬亾。在十月又二。王征人方。在舊。（《前》2.5.1）

癸巳卜贞，王旬亾尤。在二月。才齐。隹王来征人方。（《前》2.15.3）

癸卯卜贞，王旬亡。在五月。在，隹王来征人方。（《续》3.18.4）

征人方所经过的地名很多，有关征人方的各辞例，计有大邑商、雇、齐、乐、攸、、淮、亳、䲨、杞、等不下十数个。这些地名是现在的何地？学者间意见不一致，并且是大有径庭的[769]。考校各家所拟出的征人方的路线，我们认为人方的地望，当在今山东、安徽、江苏一带或淮水流域。后代的淮夷、岛夷可能就是它的后裔。

六、虎方

商时的方国，有虎方。如卜辞云：

贞，令乘眔舆虎方。十一月。（《叕》19）

舆其虎方，告于大甲。十一月。（同上）

……虎方。十一月。（同上）

……舆其虎方，告于丁。十一月。（同上）

……舆其虎方，告于祖乙，十一月。（同上）

虎方的地望从卜辞中看不出来。廪辛、康丁时期的卜辞中有“涉虎”（《前》6.63.6）和“在”（《后》上119.）。丁山认为“”为水名，可能是《水经注·渠水》中的虎溪水，位于今河南新郑县北，中牟县西。西北即是虎牢。所以，丁山主张商时虎方当在今虎牢、中牟、新郑三角地带。俟商亡后，大概受到周人的袭击，逐渐向东南移徙。宋徽宗时安州出土的铜器《中鼎》有“王令南宫伐反虎方”的记事。《左传》襄公四年有“楚人既克夷虎”。这时所谓“虎方”、“夷虎”的地望已经是位于今安徽寿县一带的淮夷或群舒之地[770]。

虎方的“虎”，甲骨文多作（《余》17.1；《燕》643）等形，为真正老虎的形象。另外，有作（《燕》198）者，实是虎头和人的合文的“虎”字，成为以虎为图腾的氏族名。正如“羌”字作是羊头和人的合文，“羌”是以羊为图腾的氏族名一样。不同的是，羊形的“羊”字和羊头人的“羌”字都流传了下来，而完整的老虎形象的字未流传下来。今天见到的只有代表氏族名的虎头人的“虎”字，于是老虎形象的字也只能用“虎”字来代表了。

七、周及其他

周在商代本为一小氏族，对商叛服无常。因为其势力不大，在甲骨文中反映的也不多。如：

……贞，弗周。十二月。（《铁》261）

己卯卜，充贞，令多子族从犬璞周。古王事。五月。

（《续》5.2.2）

允隹鬼眔周。（《乙》3408）

壬子卜王令雀（周）。十月。（《后》下19.3）

丁未卜，周。八月。（《拾》4.12）

（周）方弗亡。……周方弗其。（《合》181）

勿令周往于。（《续》3.28.3）

令周氐子帚。（《前》6.63.1）

贞帚周。（《乙》8894）

以上是有关周的卜辞，周字甲骨文作等形，作与金文的“周”字同，或简作，或加两手，笔者认为应当都是“周”字。上面卜辞各辞例中的周就是商、周的周，已经得到大部分学者的承认，唯徐中舒不同意。他说武丁时有关“周”的卜辞，“远在太王迁岐以前，应与姬姓的周族无关”。又说“这些卜辞都应与殷周之间的历史无关”[771]。

当然，徐先生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因为据史称，自周太王迁岐山周原后才有周名。商王武丁的时代远在周太王之前，那时卜辞上的“周”，未必就是姬姓之周。可是我们主张远在迁陕西岐山周原之前，“周”之名就早已有了。所以，我们仍赞同上面所举的卜辞就是有关商、周之周的记事。不过，我们认为那时周人活动的地区是在今山西省的中南部，而不是在陕西境内。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解释清楚的，现在先简单提一下，打算在下面讲先周的历史时再去详论。

从上面举的那九条卜辞看，周和商的关系，有时敌对，有时和好。、“伐”、“”四字的含义不是挞伐就是伤害。而“令周”、“帚周”则是服属商时才能出现的关系。其中的“璞周”的“璞”字作（《前》4.32.1），唐兰先生释为“璞”，以为像高山之下，两手举辛，扑玉于甾，即璞之本字，读为，即伐之[772]。丁山一方面说唐说极精谛，一方面却又说“像入山扑取金玉形，决是字初文。”并认为“周”即为“聘周”[773]。这一辞例如读为“璞周”即成敌国，如读为“周”即成友邦。一字之不同，意义便完全相反。谁是谁非，根据现有的材料，还难以评定。无论是释为“璞伐周”或释为“报聘周”，总还有个问题难以解决，就是为什么商的敌对方国和友好方国那么多，但对别的方国从未用过这一字，只对周用呢？

卜辞中只有武丁时有关于周的记事，以后则绝少。可是在文献上，越到后来则两族接触的关系越频繁，见于《古本竹书纪年》者如：

武乙三十四年周王季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马八匹。（《太平御览》八三引）

三十五年周主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后汉书·西羌传》注引）

大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后汉书·西羌传》注引）

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同上注）

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同上注）

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同上注）

文丁杀季历。（《晋书·束皙传》引）

帝乙二年周人伐商。（《太平御览》八三引）

武王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唐书·历志》引）

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坶野。（《水经注·清水》引）

王亲禽帝受辛于南单之台，遂分天之明。（《水经注·淇水》引）

可见商代末年武乙、文丁时，周王季历本服属于商，至文丁杀季历，商、周关系才逐渐彻底破裂。

卜辞中所见到的方国，除了前面七个以外，还有龙方、御方、马方、印方、黎方、基方、井方、、亘方、兴方、方、林方、大方等数十个之多。由于材料不多，只好略而不谈了。

第十章　商代的文化、科学与艺术

第一节　商代的文字

一、汉族文字起源的传说和最早的汉字

文字的出现是文明时代最主要的标志之一，因为有了文字，人类就可以把许多劳动的经验和智慧传给下一代，或者传达给其他地区的人。这对文化的积累和交流起到媒介作用。因而，文字构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很重大的动力之一。

谈到汉族文字的起源，一定会联想到《易经·系辞》中的说法：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这就是说，在“书契”之前，有一个以“结绳”帮助记忆的阶段。《庄子·胠箧》也说：

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

从世界各地的民族志中可以看到，一直到近代，许多原始民族还在使用结绳辅助记忆的方法。《庄子》所说的这些“结绳而用之”的民族，并不表示其什么“至德”，而只不过是表示其原始性。“结绳”还不能和文字联系在一起，所以，战国时有些知识分子又创出仓颉造字的传说：

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荀子·解蔽》）

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韩非子·五蠹》）

仓颉作书。（《吕氏春秋·君守》）

沮诵、仓颉作书。（《广韵·九鱼》引《世本·作篇》）

仓颉是何时人？说法纷纭莫定，说他创造文字，更是毫无征信的传说。因为文字不可能是某一个人创造的。远古的祖先们在与大自然及不同族类的斗争中，出于交换经验或集体劳动的需要，逐步创造出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并把见到的事物描绘下来，作为一种有助于交际的工具或资料，于是这才出现了原始的图形文字。

汉字的渊源，根据现有的考古材料，大致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阶段（见第三章第四节）。那时陶器上已出现了图像意符文字，“旦”字作，还有“戉”和“斤”两个象形字。所以，最初阶段所创的图画文字与绘画是同一祖源的。古人在打猎时，打到一只野牛，想把这件事告诉别人，于是照着野牛的模样画了下来。别人看了立刻可以明白。这种原始图画后来分为两条道路发展：一条偏向美术的描绘，就发展成为今日的图画；另一条偏于意义的表现，即成为今日的文字。

这种偏于意义表现的原始文字与绘画不同，在绘写时只把意思表现出来，其任务就算完成了。所以，绘写“牛”时，只消画出“消”的显著部分牛头，使人一看知道是牛就可以了，画“象”时强调其长鼻子，不再仔细去描绘其整体。我国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字，有的仍滞留在这一阶段。如云南纳西族的“东巴文”就是一种象形表意文字，总数有一千左右。我国汉族原始社会末期的文字画，大部分没有流传下来。今天所能见的，只在商、周时的甲骨文和青铜器上，还残留了一些图像文字，举几个例字，可以想见一斑：

二、甲骨文已达到文字发展的进步阶段

商代的甲骨文、金文虽然残存着一些文字画，但大体上距原始的文字画时代已经很远了。安阳殷墟卜辞所处的年代据估计是在公元前1300/前1028年之间。这时的甲骨文已经超出纯图形阶段，比如横腹的兽类，为了便于书写，往往描绘成竖立的形象，如豕作（《佚》43），马作（《前》7.5.2），犬作（《燕》813）等等，这是与兽类的生活实际不相合的。又如羊、牛的头角最为人所注意，故描绘羊、牛时只写头部，如（羊）、（牛）。这些都是象征而非写实，是摘取动物的特点，令人一望即可立辨其含义，这就是后来的象形字。甲骨文字，据归纳已有约三四千字，真正可识的还不到一千。此类象形文字在不满一千的可识文字中，约居百分之三十七，而当时需要表达之物，凡可以用图像描绘的已应有尽有，可见在盘庚、武丁时，甲骨文字就已行用很久了。

象形文字的表达力是有局限性的，有些无形的意念、物性的区别、动物的活动等，画出来就不容易了。所以，逐渐创造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图像组合起来以表其意的手法。如（《甲》265），像以手执鸟形为“隻”（获）；（《甲》2700），像手持肉在神示前为“祭”；（《明藏》534），像一人跪在神示前伸头张口为“祝”；（《京津》4535），像一手抓一人之发为“奚”；（《甲》205），像一人弯腰低头垂舌于一器皿上为“饮”；（《拾》6.3），像矢置弓上为“䠶”；（《前》5.47.4），像一犬特大其鼻（自）为“臭”。这类字在甲骨文中多得很，如人卧席为“宿”，人就食为“即”，人食讫为“既”，人荷戈为“戍”，人执戈杀人为“伐”等等，不胜枚举。这类字就是后来的会意字。

另外，还有一些事物无论用象形字或会意字都难以表现出来，怎么办呢？没别的办法，只好写“别字”，反正只要音相同，便借来暂用一下。如（《佚》518）（隹），本像鸟形，卜辞中多借为“唯”字；（《京》520）、（《铁》55.3），本是凤凰的凤字，与刮风的“风”音近，因而在甲骨文里多假借为“风”。（《前》4.3.2），（《前》5.4.4），像羽毛之形，“羽”与日的音同，于是卜辞中借用为“翌”。（《甲》751），像箕形，借为代名词。这些字就是许慎所说的“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假借”字。

世界上各国文字发展的趋势，大都由衍形走向衍音，中国文字自然也不能例外。在商代遇到“象形”、“会意”、“假借”都无法表现时，也就逐渐走向衍音的阶段。可是，没有像有些民族的文字，用分析音素、制订音标的方式，走向拼音文字的道路。而是仍用形意不同的方块字作为音符（即假借）。一个“字音”有好几种含义，为了区别开来，按其各种意义，再加上一个适合其意义的形符偏旁，使之各自成一字。这种字的构成是：一边是声，一边是形，所以叫做“形声”字。比如“羊”声的羊，本来是动物羊的名称，可是有一条河其名也为，为了区别于动物的羊，于是加上一个意符“水”偏旁，造成了从水、羊声的“洋”这么一个新字；一个名羊的民族，就加上一个“人”或“女”偏旁，造出从儿、羊声的“羌”和从女、羊声的“姜”两个字；羊（yɑng）声又有吉庆之义，加上“示”偏旁，就构成有吉祥意义的从示、羊声的“祥”字等等。这些形声字都是以音为主，注以形符，借以区别其意义。这种造字规则一发现，于是产生出一系列的新字，如“水”类在甲骨文里有“河”、“洛”、“汝”、“淮”、“洹”、“沚”、“湄”、“涿”、“沈”、“洎”、“滳”等字；“火”类字有“”、“焛”、“烄”、“熹”等；“牛”类字有“牡”、“牝”、“牲”、“物”、“告”等；“马”类字有“”等；“犬”类字则有“狩”、“狂”、“献”、“犹”等。像这种用声符和意符联合而造的新字，很快就发展起来。一直到现代科学家创造一些化学元素的新字，如氢、氧、氟、氮、锌、镍、钾、钛、钴等等，仍是袭用原先形声字的造字规则。这类文字的优点是令人一看即可以大致知道其读音和所代表的意义。

中国汉字基本上是沿着以上象形、会意、假借和形声四个途径而产生的。尤其是最后的形声类造字规则的出现，说明中国这种方块类型的文字已经基本成熟了。甲骨文中有很多形声字，这表明甲骨文已不是原始文字，而是已走到很进步的阶段。

三、汉字的读音问题

甲骨文字是现在所能见到的大批的最古的汉字。这种汉字的特点是一个字只代表一个音节，这与其他民族的拼音文字一个字具有两个以上的音节不同。一个方块汉字只含有一个音节，而中国汉语却可以是单音节或多音节。所以唐兰先生就曾指出，汉语中的“字”（character）和“语”（word）不一致，应当分析清楚。他认为一个方块汉字（character）只有一个音节，而汉语（word）里一个基本单位可以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节。若一个汉语词包括两个以上的音节，用汉字写出来，就必须用两个以上的汉字才能表达出来。如汉语“葡萄”是外来语，虽然用两个汉字译写，其实是一个双音节“语”（word）。我们决不能把这两个汉字拆开来，去考虑“葡”是什么？“萄”是什么？先秦时代的汉语，可能也是这个样子。例如“参差”、“蟋蟀”这两个“语”，每个“语”都是用两个汉字标记的。把两个汉字分开来，“参”或“差”中任何一字都没有“参差”的意思；“蟋”或“蟀”，任何一字也不代表“蟋蟀”[774]。所以，葡萄、参差、蟋蟀等都是两个音节的语，两个音节的语就用两个方块汉字表达。这样看来，古汉“语”可以有复音节，而古汉“字”没有复音节，也没有必要去创造复辅音了。

这里牵涉到古汉字是否有复辅音的问题。现代一些语言学家，由于看到“印欧语系”一般都有复辅音，于是遇到汉语、汉字一些不好理解的问题，他们就立刻想用复辅音去加以解释。最著名者如高本汉（Karlgren）和林语堂等都主张中国汉字是有复辅音的。但是他们所举的证据并不充分。他们看到来纽的字与见纽的字相通转，可是在语音学上“K”与“L”发音部位不同，是难以通转的。于是，便认为这种现象必然是古有复辅音，才能说得过去。举下列几个字为例，以便说明：

各：从“各”得声的有“络”、“烙”、“骆”、“酪”、“略”、“赂”、“路”柬：从“柬”得声的有“阑”、“炼”，“练”等。

兼：从“兼”得声的有“廉”、“镰”等。

监：从“监”得声的有“篮”、“览”、“滥”等。

鬲：从“鬲”得声的有“隔”、“膈”等。

娄：从“娄”得声的有“窭”、“屦”等。

以上之各、柬、兼、监等是见纽字，可是它们的谐声字，很多变为来纽；鬲、娄是来纽字，而其谐声字则入见纽。这种现象，就使得他们设想这些见纽、来纽的字，上古音可能是复辅音，以后变为，浊纽易于失落，故后来变成这样委曲婉转地证明汉字古有复辅音，完全近于猜测，说服力太弱了。其实汉字来纽与见纽的通转，完全可以用音韵学的一般规律讲明白。在语音学上，我们知道发音部位相同或相近的声母可以互相转变。来纽的字在现代方言中已发现有两种读音：大部分汉语区读，可是有部分汉语方言区有时又读，如山西大同、文水、平阳和甘肃的兰州读为[775]。“路”字，大同人读。高本汉说，除了在前面外，都读作[776]。音是浊音，发音部位是口齿边音，同时舌背的后部高起来，等于波兰文的，俄文的Л。这种l有两读的现象在英语里最普遍。一般是l后面不与元音相拼者，如“bowl”、“rule”等字中之l，都读作，而bowling和ruling中之l读作[l][777]。从这些现象看，我们可以推论汉字上古音的来纽字，其声母也有两类，一为，一为。而是加舌根作用的辅音，与舌根音见纽的声母发音部位极相近，当然可以互相通转，又何必用与汉语系统完全相背的复辅音的理论去解释呢？

四、甲骨的发现和卜辞文例

甲骨卜辞是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后期的文字。清光绪年间，当地农民在耕地时偶然发现了甲骨，充作药材“龙骨”出卖。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有商人把甲骨携至北京、天津，第二年天津的孟定生、王襄和北京的金石学者王懿荣鉴定甲骨是古代遗物。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有百年历史了。

甲是龟甲，骨是牛骨，还有少数鹿骨。甲骨是古人占卜的遗物。在商代，人们非常迷信鬼神，他们崇拜已死去的祖先和自然神。对任何生活琐事都不敢轻易作主，一定要求神问卜，才能决定。占卜者有时是王或贵族，有时是专职的卜人（或称贞人）。占卜什么和占卜的结果，都刻在甲骨上，因而称之为“卜辞”，间或有简单的记事文字。这些文字都是当时贞人的手笔，年代从盘庚迁殷到纣之亡，共273年，都是当时人直接刻写的历史资料。出土的甲骨，粗粗估计，约有十数万片。当时所用的文字总数约有三四千个。经过学者多年的研究，其中已被确认的字还不到三分之一[778]。

当时行文的文例，从卜辞中观察，一般来说是自上而下地直行，然后向左转行，但是靠甲骨外缘的卜辞都向内转行。如在左侧边缘的卜辞向右转行，在右侧边缘的卜辞向左转行；在腹甲上，靠近当中“千里路”的卜辞则向外侧转行。

占卜的惯例是每事都要从正反两方面卜问，所以卜辞都是成对的。一条完整的卜辞，一般应包括前辞、贞辞、占辞和验辞这四个部分（当然也有省略某一部分的），试举武丁时期一条完整的卜辞为例：

癸巳卜，贞：旬亡祸？王曰：有，其有来嬄。迄至五日丁酉，允有来嬄自西。沚或释震）告曰：土方征于我东鄙，二邑，方亦侵我西鄙田。（《菁》2）

前辞：“癸巳卜，”，这是说癸巳那天名的卜官进行占卜。这部分包括贞卜的日期和贞人。

贞辞：“贞：旬亡祸？”这是问今后十天内是否无灾祸，是贞卜的内容。

占辞：“王曰：有，其有来㛸。”这是王看兆纹后说：有灾祸，可能要发生不吉利的事情。这是判断辞。

验辞：“迄至五日丁酉，允有来㛸自西。沚告曰：土方征于我东鄙，二邑，方亦侵我西鄙田。”这是说，从癸巳起到第五天丁酉这天止，果然从西方来了祸事。沚告诉说：土方侵略我东郊区，祸害了两个邑，方同时侵扰我西郊的田地。这是记载这次占卜应验不应验。

五、甲骨卜辞的史料价值

甲骨文是世界上现在所能见到的最古的文字之一，它的发现，在我国历史科学的研究上，有着极大的意义。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商代史的研究，以前只能根据为数不多的文献材料。如《尚书·盘庚》的产生时代[779]，虽然多数学者认为可能出于商人之手，但经过两千年来经生的传写，抄错和润色加工之处必然是不少的。《尚书》其他几篇有关商史的记载，都是西周或以后人的作品。至于《春秋》三传、《国语》、三礼、《战国策》、《世本》、《竹书纪年》、《山海经》以及先秦诸子等有关商史的传说，其史料价值就更是等而下之了。现在我们能见到三千多年以前当时人亲自刻写文书的原物，竟达十多万片。其文字本身也是很珍贵的史料。有帝乙或帝辛时的一块牛胛骨小臣墙刻辞，正面记录战争的俘获，上端残缺。由反面六十干支推算起来，全文约长150字左右。这是现在能见到的记述文字最长的一片刻辞。周人说：“唯殷先人，有册有典”[780]，从甲骨文看，这话应当是可信的。可惜商代的典册大都未流传下来。我们根据这一大批甲骨卜辞新史料，对文献不足征的商史，可以大讲而特讲了。就是商以前和商以后的一些古史问题，也往往借此启发而得到解决。

原先对《史记·殷本纪》有人完全信为实录，有人则完全持否定的态度，轻易抹杀其历史价值。自见到甲骨文，这两种走极端的看法，自然得到纠正。通过对甲骨卜辞的研究，发现《殷本纪》有关商代诸王的世系和名号，除一两点外，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因而，使《殷本纪》的史料价值大增。但《殷本纪》所记商王世系，有上甲微、报丁、报乙、报丙，而甲骨文则作上甲、匚乙、匚丙、匚丁。两者所记商先公的次序不同，显然卜辞是而《殷本纪》非。文献资料与地下发掘的实物材料互相补充和纠正，使商史的研究取得了超越前人的可喜成果。

对于一些旧史料的看法，也由于甲骨文的出现而为之一变。譬如《山海经》一书，连太史公都认为它荒诞不经，作《史记》时，摒而不取。历代史书的经籍志、艺文志也往往把它列入小说类。但王国维却从《大荒东经》里发现了商先公“王亥”的事迹，与甲骨文可以互相印证。又如《竹书纪年》及《尚书》的《尧典》，大家都知道其写作的时代很晚，讲西周及西周以前的历史，都不敢引用。可是自甲骨文出，在这些书里往往有整套的商代史料，可以与甲骨文互相发明[781]。所以，我们对许多古代史料，不要轻易抛弃，应当运用科学方法，去伪存真，深入地加以研究。绝对不要因为其中杂有一些后世的色彩，就一笔抹杀。

第二节　商代的宗教信仰

商王朝正是从原始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的时代，当时的人们还继承着原始社会宗教迷信的若干传统。在他们看来，自然界中充满了神秘和恐怖，人力是无法与之抗衡的。于是对自然的迷信和崇拜的心理逐渐浓厚起来，使大自然都变成了各种各样的超自然力量的神。如山有山神，水有水神，甚至有火神、风神、雨神等。另外，为了依靠氏族集体劳动生产和与敌人作斗争，需要团结和加强血缘关系，于是又赋予共同祖先以神性。希图借助于祭祀共祖，来团结本族的人们。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相适应的。商代尤其是在后半期，已经逐渐脱离氏族制而开始走向完全的阶级社会。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开始改变，宗教思想也必然要改变。但是数千年来的传统习俗，不是轻易地一下子就能废除的。经济基础尽管已经发生变化，而作为上层建筑的宗教信仰，往往还要经过长期的延续。所以，在商人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他们仍会保留一些前一阶段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意识，当然这时在人们的意识中是已经发生了变化的自然神和祖先神。

一、自然神的崇拜

商人把自然现象中的风、云、雷、雨，都看成是受天神上帝所驱使的神灵。所以在商人的心中，天神上帝有很大的权威，它是人世间一切的主宰，见于卜辞的如：

帝令雨。（《乙》1894、6256、6666）

帝不令雨。（《乙》2740、5497、6406）

羽癸卯帝其令凤（风）——羽癸卯帝不令凤（风）。（《乙》2452、3094）

从这几条卜辞可以知道，商人认为风和雨都是受上帝支配命令的。陈梦家认为卜辞中令风、令雨的主宰，十分之九以上都是帝[782]。并且人间的吉凶祸福，帝也有降赐的能力：

帝其降。（《前》3.24.4）

帝其降我。（《甲》766）

“”字罗振玉释为“艰”，郭沫若先生释为“馑”，唐兰先生释为“”，谓即今之“旱”字。从卜辞观察，以释天旱的旱为是。帝降祸的卜辞：

帝弗其降（祸）。十月。（《佚》36）

……雨，帝異……降兹邑（祸）。（《库》134）

帝其乍王（祸）。（《乙》4861）

贞帝弗乍王（祸）。（《乙》1707）

我其己乍，帝降若。我勿己乍，帝降不若。（《前》7.38.1）

王乍邑，帝若。（《乙》1947，6750）

帝若王——帝弗若王。（《乙》5786+5896）

卜辞中的“”字是福祸的祸，《说文》：“祸，害也，神不福也。”卜辞中的“若”、“不若”，即顺与不顺。《左传》宣公三年：“故民入山林不逢不若”，不若即不顺、不吉利之意。可见商人认为“帝”有保佑人的能力。因而，甲骨文中常有卜问是否能得到上帝保佑的卜辞：

伐方，帝受我又（佑）。（《林》1.11.13）

勿伐，帝不我其受又（佑）。（《前》5.58.4）

“受又”即“授佑”，这是占卜，问伐或不伐方是否受到保佑。另外，商人认为年成的丰歉也掌握在上帝手里：

贞隹帝我年。二月。（《乙》7456）

贞不隹帝我年。（同上）

不雨，帝受我年，二月。（《掇》464）

“年”是灾年，“受年”是丰年，他们认为这些事，上帝也是完全可以左右的。

从以上诸辞看，上帝的权威可真不小，诸如天气的阴晴、年成的好坏以及战争的胜败，都在它的支配之下。上帝对当时的王和人民都可以降福祸，在这时上帝与人王之间还看不出有什么“血统关系”。所谓“天子”，据陈梦家先生的看法，是到西周初年才出现[783]。《尚书·召诰》：“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从这几句话看，周时王确已有上帝之子的味道，当时的文献出现了“天子”一词[784]。

商人对自然神的崇拜，除了上帝外，还有对日、月、风、雨、云等神的祭祀：

乙巳卜，王宾日。弗宾日。（《佚》872）

御各日，王受又。（《粹》1278）

辛未又于出日。（《粹》597）

尞于云。（《珠》451）

尞豕四云。（《库》972）

于帝史风二犬。（《卜通》394）

其风三羊、三犬、三豕。（《续》2.15.3）

风，北巫犬。（《明续》45）

其风，方，。（《粹》1182）

……土（社）风。（《摭续》3）

其大风。（《粹》827）

勿雨。（《珠》1161）

其雨于方。（《粹》1545A）

其尞于雪，又大雨。（《金》189）

以上“宾日”、“尞云”、“风”、“雨”、“尞雪”，就是对日、云、风、雨、雪诸神的祭祀，方、土（社）等是风时求告的对象。商人以农业经济为主，他们认为农业生产主要依靠雨水，而风、云、雨、雷都是由上帝所命，日、月、云、风、雨等各有神灵，与上帝共同掌握着人间农业的年成。所以，商人对这些自然界的天神要经常供奉和祭祀。

卜辞中还有对“东母”、“西母”的祭祀，如“于东母三牛”（《后》上23.7），“于东母、西母，若”（《后》上28.5）。陈梦家先生引《山海经·大荒东经》、《礼记·祭义》、《史记·封禅书》等资料，证明卜辞的东母、西母指日月之神[785]，证据虽嫌薄弱，但其说法近于情理。

自然神除了上帝、风、雨等天神以外，还有地祇，也就是说当时有地神，如社、方、山、川之神等。

贞勿年于土。（《前》4.17.3）

贞又尞亳土。（《佚》928）

这里的“土”即“社”，《诗经·大雅·緜》：“乃立冢土”，毛传云：“冢土，大社也”。《国语·鲁语上》：“土发为社。”《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诸侯祭土”，何休注：“土谓社也。”《说文》：“社，地主也。”《白虎通·社稷》：“王者所以有社稷何？为天下求福报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文献上祭社的记载多得很。所谓土、社，实即土地之神。卜辞中还有祭祀方神的，如：

西方，氐牛自上甲。（《甲》2029）

年于方，又大雨。（《粹》808）

其□雨于南方。（《甲》753）

尞于东。（《续》5.12.5）

尞于西。（《乙》7061）

尞于北。（《珠》464）

辛卯卜，，其又于四方。（《明续》681）

这些“方”或“四方”，大概是指东、西、南、北四方的神。《礼记·曲礼》下：“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诗经·大雅·甫田》：“以社以方”，笺云：“秋祭社与四方，为五谷成熟报其功也。”可见祭社、祭方的传统是源远流长的。

卜辞中关于山川之祭确实是存在的，不过由于甲骨文中的“山”和“火”二字字形相近，混淆难辨，有时不知道是祭“山”还是祭“火”。另外，商先公之名与山川之名，有时也混在一起，不易分辨。如“河”和“岳”，有人认为是“黄河”、山岳，有人却认为是先公之名。举几条明显的祭山川的卜辞：

辛□贞，尞于十山。（《掇》376）

庚午卜，其雨于山。（《邺三》38.4）

尞〔于〕洹。（《前》6.60.3）

辛丑卜，尞湡三牢。（《佚》234）

年于滳，又大〔雨〕。（《掇》384）

丙子卜宾，贞嬖珏河。（《铁》127.2）

辛亥卜，其年于河，王受〔又〕。（《南明》456）

壬寅卜贞：河弗王。（《乙》5265）

以上是对山川等自然神的祭祀和祈求，足证商人认为自然界是高临人们之上的，具有全能的力量。

二、祖先崇拜

商人尚鬼神，死去的祖先在他们心里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认为这些祖先与上帝有同等神力，能给人以祸福。故商人对鬼神几乎天天在轮流祭祀。旧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786]所谓“殷礼陟配天”[787]。从卜辞上观之，商王和贵族们在日常生活中，事无大小，都要求神问卜，才能决定他们的行动。于是无事不卜，无日不祭。诸如风雨的有无，年岁的丰歉，出入的吉凶，战事的胜败，田猎的获否，甚至疾病的轻重，妇人的生育等等，无不问之于鬼神。

占卜用龟甲兽骨，据说这是沟通人和神的工具。占卜的吉凶体现着神和祖先的意旨。为了祈求祖先的保佑，就要经常祭祀。祭祀实是人们用祭物来收买鬼神。他们幻想鬼神受了人们的礼物，就会以赐福来报答他们。这就是为什么卜辞中会出现那么多的祭祀记载。

商人祭祀的方式是很多的，对先公先王的祭祀，主要有“尞”和“”，如：

丁丑卜贞：年于上甲，尞三，卯三牛。二月。（《续》1.3.1）

癸亥贞，其又于示壬尞三小，卯三牛。（《戬》22.；《续》1.6.2）

乙亥卜贞：牛于丁。（《后》上256）

乙巳于且乙一牛。（《宁》2.35）

“尞”，甲骨文像燃木之形，或省去火焰之形，或于火焰外更增一火的形符。《说文》：“尞，祡祭天也。”《尔雅·释天》：“祭天曰燔祡”。这都是说焚烧积薪以祭祀鬼神。“”为享祭人鬼的祭法。

商人以甲子纪日，即以十个天干（自甲至癸）和十二个地支（自子至亥）组合而成六十天。商代王族不论性别，死后都以死的那天的天干作为庙号。祭祀时即按这一天干日祭祀。按着天干日祭祖一周为祀周。每旬之祭，我们称之为“小祀周”；凡用“羽日”、“彡日”、“日”三种主要祭法遍祀其先王与其法定配偶，一周而毕，称为“一祀”，我们称之为“大祀周”。“日”是用“祭”、“”、“”三种方式联合举行的。所以，商代的主要祭祀方式实际是羽、彡、、祭和五种：

癸丑卜壬贞：旬亾，才四月甲寅，自上甲。（《佚》906）

癸亥卜王贞：旬亾，乙丑，于大乙才五月。（同上）

……贞王宾示壬奭妣庚彡〔日〕，亡尤。（《河》354，即孙海波《甲骨文录》）

辛卯卜亘贞，彡于上甲亾，九月。（《粹》107）

乙酉卜行贞，王报乙，彡，亾尤。才十月。（《金》26）

辛丑卜行贞，王宾大甲奭妣辛，，亡尤，才八月。（《后》上2.7；《缀》24）

癸巳王卜贞，旬亡，王……曰，大吉，才九月。甲午，祭大甲上甲。（《续》1.9.9）

癸卯王卜贞，旬亡，在四月甲辰小甲大甲。（《遗》247）

商代这几种主要的祭法，具体方式有什么不同，不太清楚。有的说“彡”祭是伐鼓而祭；“羽”是舞羽而祭；“祭”是用肉、酒为供献；“”是献黍稷；“”是联合他种祀典，合历代祖妣而祭之，不知确否。其他祭祀名目还多得很，如夕、勺、岁、、濩等等，这里就不详谈了。

商代的祭祀对象，包括风雨、星辰、山神、土地，但主要的则为祖先。前已谈及商代以六十甲子纪日，祭日是按先祖世系忌日和历日、次第相符者，用主要祭法“彡”、“羽”和“”等组合排列，是为祀统。因为是按这三者的次序周而复始轮番举行，故称为“周祀”。但是周祀所占的时间长短不同。如在祖甲时和在帝乙、帝辛时就不一样。因为祖甲世数次序靠前，只需要三十旬就能遍祀一周；可是到商末帝乙、帝辛时，较祖甲时又多了五六世，即先公先王又增加了五六世，每祀一周，必须延至三十六旬才能祭完。这三百六十日的时间，约相当于太阴历的一年，故商至晚期称一年的时间为“一祀”。《尔雅·释天》说：“商曰祀、周曰年”。《尚书·尧典》引孙炎曰：“祀取四时祭祀一讫也。”这种以“祀”为“年”的传统，一直流行到周初。

不过祀谱的一周与太阴历的一年不是密合的。我们至今还不知道周祭从何时开始。假如周祭以彡上甲为始，祭上甲当然必在甲日，而甲日却未必是正月初一日。这样看来，祭祀周与太阴历的天象自难相合。因而我们只能说，祀与年大致相合。

商人在一年三百六十日中几乎无日不卜，每旬必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他们天天处在繁琐的祭祀中。他们想象世界上到处都有鬼神存在，真是天天战战兢兢，只怕得罪了鬼神，会大祸来临。于是他们想尽一切办法，用隆重的祀典向鬼神讨好，有时不惜残民以事神。如盖屋宇宫殿，怕新屋有祟，则奠基有祭，安门有祭，上梁、安柱无不有祭，有时还要杀人以祭。这种遗迹，在小屯宫室基址下，在武官村、侯家庄大墓中，随处可见。

商人的迷信鬼神，经过长期的事实验证，逐渐使他们看到风雨不验、丰歉不时、祸福不灵的现象。商代晚期商王对鬼神的灵验已有所窥穿，故武乙敢于“射天”，帝辛也敢“慢于鬼神”[788]。可是，另一方面商代的统治阶级又发现，可以借用鬼神迷信作为麻痹和驯服人民的工具，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商人的上帝从很早之日起，就是统治者欺骗和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了。

由此可见，商代的宗教信仰，源于人智之愚昧，对自然的危害无力抵抗而产生；而宗教的长期延续，则是由于统治阶级有意识地利用，有时甚至故意夸大其神力，使之为其巩固统治的目的服务。

第三节　商代的科学成就

一、商代卜辞所反映的天象

商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进一步认识自然界，并与之作斗争。在这个斗争过程中，劳动人民逐渐积累了自然科学知识，其中最主要的是天文知识。

我们的远古祖先，天天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逐渐经过中天向西方降落。又观察到天空中的月亮从圆到缺，又从缺到圆，总是这样周而复始。其他如寒暑的交替，晴夜的流星等等。这一些经常见到的天象，都使古代的人们感到惊奇。为了解释这些现象，同时也是为了实际生活，需要掌握它们的规律，因而就产生了天学。

天学是研究日月星辰变化规律的科学。如日月蚀的出现，商人当然不可能知道其原因，但已经注意到这种现象。卜辞有：

贞，日食。（林泰辅《龟甲兽骨文字》卷一第10页第5片）

癸酉贞，日月又（有）食，若。癸酉贞，日月又（有）食，隹若。（《佚》374）

卜辞中日食记载稀少，这是合乎情理的，因为日食和月食不同，日食的次数本来就少，在殷墟地区能以肉眼看得见的就更少了。有关月食的记载则较多：

……旬壬申夕月食。（《簠》天二）

〔癸〕未卜争贞，羽甲申、易日、之夕，月食。七不雨。（《丙》56）

〔己〕丑卜贞：……六日〔甲〕午夕，月食……（《丙》54）

……己未夕，庚申，月食……（《金》594）

……七日己未庚申，月食……（《库》1595反）

……月食，闻……八月。（《甲》1289）

六日〔甲〕午夕，月食。（《乙》3317）

“月食”即“月有食”。“月食，闻”中之“闻”即“昏”，意指月全食而天昏地暗。这几次月食，没有一片甲骨卜辞是年、月、日俱备的，所以无法确定其确切的年、月、日期。有的学者试图定出绝对年代的朔日和日月食的绝对年代[789]。但是，并不能提出坚实可靠的证据。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些月食都发生在公元前14到前12世纪之间。

有关天象之卜辞，还有对虹的记载：

其□设，于西。（《前》7.7.1）

昃亦设，出自北□（饮）于河。（《叕存》35）

王曰：，八日庚戌，各云自东母，昃，亦出，自北饮于河。（《菁》4）

卜辞中之字，有释桥或释蜺者[790]，唯于省吾先生释虹[791]，这是正确的。卜辞有谓虹饮于河，这是有关虹霓的神话。《释名·释天》：“蝃蝀，其见每于日，在西而见于东，啜饮东方之水气也。”《汉书·燕王旦传》：“是时天雨，虹下属宫中，饮井水，水泉竭。”《梦溪笔谈·异事》：“世传虹能入溪涧饮水，信然……虹两头皆垂涧中。”文献传说与卜辞上的记载可以互相印证。

卜辞中有“日又戠”的记载：

日又戠，祸，隹若。（《粹》55）

日又戠，夕告于上甲九牛。（《甲》755）

日戠于甲寅。（《佚》384）

这个“戠”字，郭沫若认为“戠与食音同，盖言日蚀之事”[792]。陈梦家则“读若识、志或痣，乃指日中黑气或黑子”[793]。两种说法都是推测，未知孰是。

卜辞中有四方之名及四方风名，其文为：

东方曰析，凤（风）曰。

南方曰，凤（风）曰。

西方曰，凤（风）曰彝。

〔北方曰〕勹，凤（风）曰。（《京》520）

古文字学家对这片甲骨文虽然还有不同的解释，但大家一致认为它与《山海经》、《尚书·尧典》可以互相印证。文献上虽略有讹变，但其因袭演化之痕迹，依然清晰可寻。

从上引这片甲骨文看，商代对东、南、西、北四方和四方风各有专名。甲骨卜辞中还有大量的关于商代气象的记载。其中如下雨、不下雨、云、雷、虹、雾、霁、霾、阴、晴等的变化都有记载。然而，商人并不认为这些都是自然现象，而把它们看成是有神灵的。它们来自四方，因而四方也被认为具有神灵，帝则为神灵之首。

二、商代的历法

历法与其他科学一样，产生于社会实践与物质生产的需要。生产实践尤其是农业生产的需要，促使人们去了解天体运行的规律，掌握寒暑的变化，以便更好地从事农业生产。

古人对天体的运行、月亮的圆缺、寒暑的交替等现象观察久了，自然会逐渐形成日、月和年等种种时间观念，逐渐发现阴阳历的一年里有朔望月12个，或为13个月。从武丁时的卜辞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历法已经具备平年、闰年。如：

辛丑卜辛亥十二月。

辛丑卜，于一月辛酉，十二月。（《甲》3049+3089）

帝其及今十三月令。

帝其于生一月令。（《乙》3282）

所谓“生一月”即当时在本年十三月卜明年的一月。从这两辞可知，商历有平年12个月和闰年13个月之别。一个月的日数根据干支排列，有的是30日，有的是29日，称之为“大月”、“小月”（《甲》2122）。一年中出现有12个月或13个月的现象，这就意味着商历是阴阳历并用。但是我们知道，月亮绕地球和地球绕太阳两个周期不能很好配合。月亮绕地球一周需要29.530588天，即29天12小时44分3秒的时间；地球绕太阳一周需要365.242216天，即365天5小时48分46秒的时间。两个周期不能互相除尽。这个矛盾怎么解决？阴历月大30天，月小29天。一年6个大月、6个小月，共354天，要比太阳年少11天多。要是每3年增加1个闰月，还多几天。倘若在19个阴历年中增加7个闰月，则和19个太阳年几乎完全相合。当然，商人还不知道十九年七闰之法，但似乎亦使用三年一闰。从他们经常调整置闰之法，可以推知。在祖甲以前，一般是闰年必在年终十二月后增加一个“十三月”，这就是年终置闰。可是武丁时也出现了年中置闰的迹象。如武丁时的一片卜辞：

癸亥　二月

癸酉　三月

（癸未）

（癸巳）

癸卯　五月

癸亥　五月（《殷契遗珠》199）

假如癸酉是三月第一旬，依干支表计之，癸卯当不是五月，可知三月、五月之间应再加六旬，也就是两个月。这两个月中必然有一个闰月，这个闰月不是闰三月，就是闰四月。再如祖庚、祖甲时的一片卜辞：

癸丑　六月

癸亥　六月

癸酉　（六月或闰六月）

癸未　（闰）六月

癸巳　（闰六月）

癸卯　（闰六月或七月）

癸丑　七月（《殷契佚存》399）

此片卜辞可证实祖庚、祖甲时年中置闰。当然，在这同时也出现十三月之名，可能在某个时期二者是并行的。

从卜辞中我们所了解到的商代历法，可以确定的有五点：（1）商历是阴阳合历，闰月最初置于年终称十三月，后来改为年中置闰。（2）一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3）大月30日，小月29日；一年中大小月相错，也有频大月的。（4）当时的历法比较粗疏，计日算法不很精确。以干支计日。即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干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支相配。从甲子到癸亥，配成60日，周而复始。（5）当时还没有四季之分。卜辞中已有“春”、“秋”两字，但其含义与后代不甚相同。

三、其他科学

商代的科学知识主要是天文学。但是天文学只有借助于数学的发展才能发展，所以我们推想商代的数学一定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在商代数的观念已相当周全，个、十、百、千、万都已出现，卜辞中见到的最大数字是三万。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都市和大建筑物的发展，使当时已能运用数学运算，绘制比较复杂的几何图形。

从商代制造的青铜器可以看出，商人已能很好地利用铜和锡的一定比重，制作青铜合金。

在医药方面，卜辞中记载了许多疾病的情况和名目，如“耳鸣”、“丧明”、“疾趾”等等。治疗疾病的药物，似乎已经有了，1973年在河北藁城县台西村商代遗址中发现了“桃仁”和“郁李仁”，有人推断这就是用作治病的药物[794]。

药物的发明是我国劳动人民在寻觅食物的同时，逐渐发现了一些不能吃但是对某种疾病有治疗作用的植物。这些桃仁、郁李仁的发现，可能就是药学的萌芽。尤其是在台西村商代墓葬M14中发现一件石镰装在一件长方形漆盒内[795]。据学者推断，这个石镰是一件古老的医疗用具“砭镰”。

总之，台西商代文化层出土的与医药有关的遗物，正是反映出三千多年前我国医药发展水平的物证[796]。

第四节　商代的艺术

一、雕塑艺术

商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劳动者，有较多的时间对艺术品进行加工。而统治阶级的享受欲和需求面，又不断增大。艺术品产量的增加和面的扩大是必然的。于是连日用器物也在追求艺术化。所以，这时的用具逐渐形成了既是实用物，又是艺术品。当时的艺术家就是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的劳动人民。就是通过这些手工业工人，创造出大批优秀的艺术珍品。

商代艺术品中最突出的是雕塑艺术。1935年第十一次发掘殷墟侯家庄西北岗1004号大墓，出土的牛鼎四壁雕铸牛头，鹿鼎雕铸鹿头[797]，都是仿照动物形象塑造的。湖南宁乡曾出土一个四羊尊，把四只羊头的造型和布局同方肩尊的器形特点，巧妙地结合起来。三四千年前能铸造这样复杂的艺术品，真令人赞叹。湖南宁乡还出土过一个人头鼎[798]，是用浮雕的人面为装饰，形象极为逼真。1939年在殷墟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鼎，耳侧雕铸二虎共食一人头。1957年在安徽阜南月儿河出土之龙虎尊，雕铸三龙三虎，虎口将吞食不能逃逸的三人，三龙三虎皆作一头二身两面表现法。龙虎尊的花纹特点是无地纹作陪衬，整个花纹结构虽有凸起的浮雕，但线条粗细、深浅若一[799]。其中食人的形象刻画出了饕餮那种“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800]的神话传说。日本的住友友成所藏饕餮食人卣[801]，整个器身像一怪兽，口中衔一人头，作将咽未咽的形象，大概就是按想象中的饕餮做的。

商代一些器物用具，无论铜器、陶器、玉石器、牙骨器还是漆木器，其装饰花纹都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最常见的花纹，有饕餮纹、夔龙纹和云雷纹三种，而以饕餮纹与夔龙纹居主要地位。另外，还有蝉纹、鸮纹、鸟纹、蚕纹、龟鱼纹以及牛头纹、鹿头纹、虎头纹等。这些纹饰取材于动物形象，经过巧妙的艺术加工，构成独具时代风格的画像。

1975年2月在湖南醴陵出土了一件商代象尊，完全按象的形态塑铸，花纹精致繁缛，象鼻似凤鸟，鼻端作凤首形，凤冠上伏一虎，虎口衔一蟠虺，全身皆以云雷纹衬地，饰有饕餮、虎、夔龙和凤等图像，整个形体极为生动逼真。

谈到商代后期的艺术品，自然会使我们想到1976年春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大批珍贵文物。

这座墓在小屯村西北约100米，地处殷墟大片宫殿遗址的西北侧，与1975年冬出土龟、鳖等小型玉雕的商代房基相距不远。这是殷墟发掘50年来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墓葬，共出土1400多件青铜器、玉石器、牙雕等珍贵艺术品，数量之多，制作之精，都是殷墟发掘以来之最。其中有青铜器400多件，不少是过去从未发现或罕见的珍品。如造型奇特的偶方彝，通长88厘米、通高60厘米，形似两件方彝连成一体，盖作四坡屋顶形，并有双钮，饰凸起的鸱鸮状鸟纹，器身也以鸟纹为主，间以凸起的兽首和兽面等纹，两端有附耳和象首饰件。另外有两件铸有“司母辛”铭文的大方鼎，体积仅次于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通高80厘米，重117.5公斤，四壁的中部平素无纹，上侧饰四条夔龙组成的饕餮纹，左右和下侧饰排列整齐的乳钉纹，四只中空的柱足饰饕餮面。30多件鼎中，又有成对扁足方鼎，高42.4厘米，四足是扁形的，过去很少发现。另外，具有艺术价值的还有酒器：铜盉、铜斝，造型雅致，令人见而生爱。

妇好墓出土的500多件玉石器，品种繁多，雕琢精细，晶莹可爱。其中最突出的是各种立体或浮雕的雕像：写实的形态逼真，栩栩如生；写意的构思奇特，极为传神。有十多件玉石人，发型、服饰各不相同，有的跪坐戴冠，有的赤足盘发，衣纹清晰，腰带紧束。从不同的服饰，可以了解到当时不同社会阶层的风俗人情。

图40　安阳殷墟妇好墓位置示意图

还有数十件动物玉雕，有象、虎、熊、牛、羊、马、猴、兔等兽类；有鹰、鹤、鸱鸮、鸽、鹦鹉等禽类；还有龙、凤和龟、蛙、蝉、鱼、螳螂等，品种繁多，雕琢得都很生动。两只黄褐色的玉象，体肥耳宽，长鼻高扬，真是精雕细刻，确是不可多得的艺术品。

石雕方面，在侯家庄、武官村一带的陵墓中，发现过大批动物白石雕像。如双兽雕像，长达一米有余，造型雄壮。小的如石鸮、石虎，高约30余厘米，也是神气十足。又如武官村出土的虎纹大石磬，用刚劲而流利的线条，刻画出一只张牙舞爪的猛虎，均匀地布满整个石磬。因为是一种乐器，雕工们要考虑到如何改变虎身轮廓，以屈就此半肥半瘦、左右不对称的乐器。这可以说明商代雕塑家的艺术水平和匠心独运的技巧。

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在阶级社会里，艺术品必然渗透着统治阶级的思想，无论是神怪饕餮或食人猛兽等形象，都使人望而生畏。显然，这是统治阶级权威的象征。

尽管如此，这些独具风格的艺术作品，都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充分体现了艺术家们的高度智慧和非凡才能。他们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文化的创造者。

二、音乐与乐器

商代的统治阶级在锦衣玉食的生活中，必然也要求相应的娱乐。歌舞升平是他们娱乐的一个方面，于是，在音乐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文献上记载，商汤时即有了一些乐章，名曰《大护》、《晨露》、《九招》、《六列》等[802]；商纣时乐器已有大鼓、钟、磬、管、箫等[803]。商纣并命师延“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804]。可以推想当时的音乐水平是不会低的。

殷墟所发现的乐器，有陶埙、石埙、骨埙，形如鸭卵，顶上有一吹口，前半腹四孔，后半腹两孔，能吹整个七声音阶。而且还可吹出其中一部分半音。

商代铜乐器有铜铃、铜铙等。其中突出的有一铜兽面纹大铙，器重154公斤，高89.5厘米，直径59厘米，是目前所见青铜铙中最大、最重的一个。铜铙一般是拿在手里敲击的乐器，像这样大型的，则只能把柄插在座上，才能敲奏。

石制的乐器还有石磬，是悬挂着敲奏的乐器。1950年春在安阳殷墟武官村大墓出土一件极为完好的大石磬，长84厘米，高42厘米，厚2.5厘米。正面雕着一个虎形动物，作张口吞食状。线条刚劲优美，宛然欲动。若把它悬挂起来，它上面的斜边与自然垂直线成三十一度的角度。微微敲击，音韵悠扬清越，近于铜声。这是中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两件乐器之一。

后来又在安阳小屯的“妇好墓”中发现一个鹦鹉刻纹磬和一个“妊竹入石”刻纹磬。前者形体较小，作鹦鹉的形象，刻有单线图案；后者体长44厘米。两者石质似玉，俱极精美。

铙和磬这两种乐器，在当时都是一组三件、三音。在辉县发现的三个陶埙，陶埙下面正背皆三孔。我们从二组铜铙皆三件三音，陶埙皆三孔三音上推断，商人当时已有三度协合的观念。音乐学家对部分乐器试行测音的结果是，可以肯定商人的音乐水平已相当高了，据说已具有下列五个特点：

（1）有一定音程关系的组合，不是偶然的组合。

（2）这三音组合可以奏出曲调。

（3）从小陶埙连续八个半音的存在，知商代确有了半音观念。

（4）商代已有比较固定的音高观念。

（5）商代的铜铙是旋律乐器。十二律体系的历史基础，在商代已经奠定了[805]。

三、其他艺术

商代的艺术，除了雕塑、音乐与乐器等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以外，其他方面应当提出的还有不少。诸如白陶卣、皿、盘、罍、尊等，其形制与青铜器一样丰富多彩，花纹也一样精工。商人“色尚白”，白陶在当时也是极其名贵的东西。又如商代的釉陶，已经可称之为原始瓷器了。

另外，商代大墓出土的骨笄、骨匕、骨柱、骨柄和象牙器上，都刻着精美的花纹，因而也就成为艺术品或装饰品。

商代的建筑艺术必然也相应地讲究起来。文献上曾描绘商末贵族的建筑相当华丽，且举几条：

宫墙文画，雕琢刻镂，锦绣被堂。（《说苑·反质》引《墨子》佚文）

殷纣作琼室，立玉门。（《文选·东京赋》注及《吴都赋》注引《古本竹书纪年》）

糟丘酒池，肉圃为格，雕柱而桔诸侯……作为顷室，筑为顷宫。（《吕氏春秋·贵直论·过理》）

从这些记载，可以推想商代晚期的建筑，是绘画与雕刻的综合艺术。可惜这种古代艺术均不可复见矣。

有商一代的各种艺术品，一般来说都是奢侈品，是贵族阶级享乐的弄器。社会经济的发展决定着艺术的发展，当时劳动人民是在阶级斗争中，以及在各种各样的观念形态的影响下，发挥他们的智慧和艺术天才，创造了辉煌的作品。所以，这些典型艺术发展起来不是偶然的，艺术思想和艺术水平是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和相统一的。

商代的社会经济，通过大量的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的研究可知，确实已从氏族社会逐渐过渡到了阶级社会。当时农业、手工业的分工更加扩大，青铜文化已有高度发展。在大批甲骨卜辞中，可以看到王室和贵族对其他部族经常进行掠夺财富和人口的战争，并流行用战俘或奴隶祭祀和殉葬的风俗，阶级矛盾很突出。联系其他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我们可以充分说明，当时已迈进了阶级社会的第一个阶段。这是不以人意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不过商代后期所形成的奴隶制度，与西方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不同（其实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下，都各有其自己的特点。同是奴隶社会，每个民族又构成其不同的类型）。商代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者不是奴隶，而是“众”或“众人”。“众”或“众人”的社会地位比奴隶稍高，但也不是真正的“自由人”，与马克思所说的“普遍奴隶制”的“奴隶”极相近似。所以，商代的奴隶社会是较接近于古代东方的家庭奴隶制的。

商代的奴隶制很快就走到了它的尽头。加以最后的商王纣是个骄奢淫逸之主，史载他不以国事为重，而是“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作“长夜之饮”，天天过着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更加速了社会经济的崩溃，阶级矛盾也更趋尖锐了。就在这危机四伏之时，富有朝气的周族，挟其新兴蓬勃之势东征，商王朝及其奴隶制度，便同时寿终正寝了。

第十一章　先周族的来源及其社会发展

第一节　周为夏族的分支

一、周始祖的时代问题

灭商而建立周王朝的周族，也是一个古老的部族。《史记》据《世本》、《五帝德》、《帝系姓》记载，谓商、周二代之祖先，皆出自帝喾（见《三代世表》），实无可信价值。当为后世子孙以其祖微，故托始于上古帝王，借以自重，所附会之耳。传说周的始祖曰后稷，始祖母名姜嫄。《诗经》中歌咏其远祖，是这样说的：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诗经·大雅·生民》）

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奄有下土，缵禹之绪。（《诗经·鲁颂·閟宫》）

这两首诗作于西周或春秋前期，应为有关姜嫄、后稷之最早的记录。诗人歌咏之事迹，认为姜嫄是最早的人类，而后稷是姜嫄与上帝生的。因而一下生就有鸟、有牛羊来保护。这个故事到太史公作《史记》时，加以更加生动的描写，并谓姜嫄无夫而生子，“以为不祥”，故生而弃之，“因名曰弃”。故事情节虽然是附会的，但其中如周与姜姓的关系、始祖为女性等等，又合乎人类的发展规律。故其附会之中，必亦有部分史实为之素地。

后稷以后至于文王的世系，据《史记·周本纪》中传闻，列表如下：

《史记》所记周的世系，从表上可以看出，后稷（弃）至文王共十五世。《周本纪》又说：“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就是说周祖后稷与唐尧、虞舜、大禹同时，但是若校之年代，就发生了矛盾，如孔颖达《毛诗正义》已经指出：“《外传》称后稷勤周十五世而兴，《周本纪》亦以稷至文王为十五世。计虞及夏殷周有千二百岁，每世在位皆八十许年，乃可充其数耳。命之短长，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许载，子必将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推之，实难据信。”（《毛诗·公刘》疏）按商历十七世，夏也有十四世，夏、商合约三十余世。为什么经历相同的时间，而周的世数独少？所以，后世史家都想给这个矛盾弥缝，有人将《世本》所传述的异名别为数人数世，那也只能勉强凑上四五世，仍难满足那“千二百岁”之数。并且，这完全是臆测，并无根据。又有人认为不窋非后稷子，不窋以上世代失考，也无凭证[806]。若后稷至文王确为十五世，则后稷决不会与尧、舜、禹同时。

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这好像是说周弃为商的稷官，是商时人。《国语·鲁语上》说：“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夏兴起而说周弃继之，显然不合情理。此“夏之兴”的“兴”字，或为“衰”字之讹。考《礼记·祭法》承用《鲁语》的话，其中“夏之兴”正作“夏之衰”，可以为证。所以，我们认为当以夏衰为是。因为夏衰而周弃才继之以兴。由此观之，周祖弃本为商之稷官，时代大约在夏末商初。《周语下》谓：“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兴”，又说：“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世而文始平之”（均见《周语下》），则《周本纪》所记十五世先祖，必非无据。《史记》所述商代先公先王既有殷墟卜辞为之证实，可以想见，《史记》所述周代先王世次亦未必没有确实根据。现在我们认为周祖弃确是夏末商初的人。这样，史实上的一切矛盾就迎刃而解了。

二、周族为夏后的推测

前引《国语·鲁语》柳下季之言，谓夏衰之后，周弃接着兴起。他不说夏亡商兴，而特别举出周来。可见周的始祖弃属于夏族，这才说夏族虽然衰亡，但夏是后继有人的。周人自己经常说是夏裔，见于周初记载的，如《尚书·康诰》是周公告诫康叔之辞，其言有：

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

周公提出文王崇尚明德慎罚，因而才缔造了“夏国”。可见周初人称自己国家为“夏”。同样在《尚书·君奭》篇也有类似的记载：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

意思是说像文王这样有道德的人，才能把我们夏国治理好。《尚书·立政》篇也是周公所作。历述夏、商兴亡的历史以告诫成王，其中说：

呜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习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钦罚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商王纣性情强暴，接近坏人，政治昏乱，上帝于是给他以惩罚，使我们“夏国”代替商纣接受了天命，于是奄有广土众民。

这几篇收入《尚书》，都是周初文献，极为可靠。周人称自己国家为“有夏”，这就更证实了《国语·鲁语》和《礼记·祭法》所说的“夏之衰也，周弃继之”。周和夏确是同族，周也可能是夏族的一个分支。

我们在讲夏文化时曾认为河南龙山文化包涵多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又说到它有不同的来源和不同的走向。有的可能是先夏文化或夏文化，有的可能是先商文化，还有的可能是先周文化（参见第四章第三节）。山西境内的史前文化也同样有此情况。山西太原地区所发现的光社文化，已经有人认为就是先周文化[807]。这种文化与夏文化是什么关系，还不清楚，但它是在夏文化地区以内。

三、先周人物传闻

先周时代的人物事迹多不可考，《史记·周本纪》关于其始祖姜嫄、后稷有一些神话传说，其后十五世子孙，大都仅有人名，毫无事迹可言，偶尔记载一些，又未必可靠。《诗经·大雅》有《生民》篇记后稷之事，《公刘》篇记公刘之事，《緜》篇记古公亶父之事。此皆西周时作品，乃周人记其先世历史，应具有可信的价值。下面以这几篇为主，兼采其他记载为副，把先周几个著名的历史人物简陈于下：

公刘　公刘为始祖弃的四世孙。史称公刘复修后稷之业，提倡农耕，“周道之兴，自此始”（见《史记·周本纪》）。因而博得诗人歌咏称颂。《诗经·大雅·公刘》曰：

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积乃仓，乃裹糇粮……

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陟则在，复降在原……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

笃公刘，于京斯依，跄跄济济，俾筵俾几……执豕于牢，酌之用匏……

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

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乃理，爰众爰有……

其诗分六章，首言公刘不自安逸，勤于农事，仓廪充实。次言其人民繁多，择地而迁，经过胥和原等地，最后到豳。公刘从何地迁来，诗人未提。解诗者认为是自邰迁居，也无佐证。诗中谓“瞻彼溥原”，溥原可能是地名，金文《大克鼎铭》说：“赐汝田于原”，此原当即《诗经》之溥原。确实地望不可知。

公刘以后的先祖最为后世所称道的还有弃的十世孙高圉、十一世孙亚圉和亚圉孙太王。《国语·鲁语》称：“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周人对其祖先举报祭，都是“有功烈于民”、“前哲令德之人”（展禽之言）。《左传》昭公七年周王使追命卫襄公曰：“余敢忘高圉、亚圉。”盖高圉、亚圉皆为周先祖之有功烈者，惜其具体史迹均已缺逸，只好从略。至于有关太王及其子季历的史料，则颇为翔实。

太王与季历　现在流行的说法，太王就是古公亶父，说是后世追尊他为太王[808]。首先看看《诗经》中的有关诗句：

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徂）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原，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诗经·大雅·緜》）

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诗经·鲁颂·閟宫》）

从诗中看古公亶父曾从土迁至岐下，又说其所居之地周原土地肥美。迁徙的原因，诗中没透露。周秦人著作对其迁居所述颇详，摘录《庄子》、《孟子》两则：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与人之父居而杀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且吾闻之，不以所用养害所养。”因杖策而去之，民相连而从之，遂成国于岐山之下。（《庄子·让王》）

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所欲者，吾土地也……我将去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孟子·梁惠王下》）

此故事又见于《吕氏春秋·审为》，与《庄子》、《孟子》所记大同小异。由此观之，太王不愧为仁惠爱民的首领。其避狄徙新地而居，也很轻易，可知远古地广人稀，一般多可自由占据土地，传之子孙，那种像后世必须受某某封，或受某某赐与的制度尚未发生。所以，也可能当时古公亶父已有太王之称。

太王有三子，《周本纪》谓“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虞仲，《史记·吴太伯世家》作仲雍）。太史公称太伯、虞仲看到弟弟季历的儿子昌很能干，料想他将来一定能担负得了国家大事，所以他俩想把君位让给季历，以便将来传给这位能干的昌。两人乃亡如荆蛮，以让季历。大王死后，季历立为君，是为公季。《论语·泰伯》篇谓泰伯“三以天下让”，而《微子》篇称虞仲为逸民。《左传》僖公五年谓：“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太史公所记大概综合诸说而成，称季历为“公季”，其他各书称“王季”。司马迁盖仍囿于儒家所谓商、周有君臣关系，诸侯不得称王之说。其实商自商、周自周，商、周哪有什么天子与诸侯、君与臣的关系？当时只有大国、小国之别，而无天子、诸侯之分。国小微弱则服属于大国，大国有时也吞并小国。任何一国势力强盛，都可以称王，自认为受之天命，并视为当然，无可诧异。《尚书》记载周公说：“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尚书·无逸》）称季历为王季，可能近于实录。大概周族到季历时国土扩大，势力增强，所以周君这时称王为王季，无可怀疑。

王季为人有好的德行，《诗经·大雅·皇矣》称：

……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

周王季不但很有德行，而且还有煊赫的武功。在商王武乙时周王季去朝见商王，“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瑴，马八匹”（《太平御览》卷八三所引《纪年》）。王季的战功见于《古本竹书纪年》：

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后汉书·西羌传》注引）

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后汉书·西羌传》注引）

太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后汉书·西羌传》注引）

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后汉书·西羌传》注引）

（太丁）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后汉书·西羌传》注引）

其中除了伐燕京之戎失败，其他各役均获全胜。这许多戎狄大概都在今山西境一带。商王大丁看见周人的势力越来越大，再也忍不住，于是找个机会把周王季杀死[809]。

文王　王季死后，子昌嗣立，是为文王。文王为当时之尊号，并非后人追称。他一生中文功武迹甚多，其子武王克商多赖其父经营之力。《诗经》中歌颂其美德者，例不胜举。文王是在太王、王季经营的基础上，把周的势力更进一步发展，并且由于文王在岐邑推行了一些礼让、友爱的政策，周在西方成了当时各小部落王国钦羡的榜样，《诗经·大雅·緜》说：

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性）。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

这是诗人歌颂文王的政绩，虞（今山西平陆）与芮（今山西芮城）两个小国如何受到感化的故事。《史记·周本纪》有生动的描写：“西伯（文王）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也。’”徐喜辰在《周文王及其在周族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中主张虞、芮二国已成了周的附属国，或是周文王领导下的部落联盟中的一个氏族或部落。总之，这可证明周族这时已经发展成一个很像样的部族了。

文王时周族势力已大有发展，自可称王，董仲舒曾说：“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春秋繁露·郊祭》），是文王受命称王久有此说。从周人所作的铜器铭文中也可证明。如《盂鼎铭》“丕显玟王受天有大令（命）”，不但称为“文王”，而且“文”字从王从文，也意味着文王已称王。可见西周以前本已有些小国与商、周同时称王。称王则谓受之天命，本无足异，前已言之。可是像郑玄等人却谓受命为受商王嗣位之命（见《毛诗正义·文王》引郑玄说），于是便构成一大争论问题。其实商与周并没有天子、诸侯之名分。当时为诸侯草创时期，凡诸侯嗣位也未必受他人之赐命。所谓受命实指称王而言，惟《尚书》家谓文王伐崇后称王（见陈寿祺《尚书大传定本》卷二），诗家谓文王称王而后征伐（见《史记·周本纪》引）。二说虽不同，但谓称王则一。其实《诗经》、《尚书》中久有明文。如《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有“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大明》篇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尚书·康诰》有“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君奭》篇“在昔上帝割，申劝宁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大诰》也说：“宁王惟卜用，尧绥受兹命”。其中宁王即文王之误[810]，则文王当时称王极为明白。而有些清儒不信较早的《诗经》、《尚书》，而反信周末人意度之说，以文王为纣之三公（见《战国策·赵策三》），因妄以文王与商纣为有君臣关系，以君臣大义立说（见崔述《丰镐考信录》卷二），适见其陋[811]。

文王为一勤政爱民的典型，历代史书传颂不绝。《尚书·无逸》说：

周公曰：呜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这是说文王能够秉从先祖的德业，继续致力于农耕[812]，并且节俭勤劳，爱恤小民的情景。这种《孟子》说文王治岐时“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鳏寡孤独皆有所养（见《孟子·梁惠王下》），是一致的。

文王的战功，见于《史记·周本纪》：

“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邘。

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

文王所伐的这些国的地理和征伐的先后，自来说经者异说甚多，极难论定。见之于《诗经·大雅·皇矣》：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冈……度其鲜原，居岐之阳，在渭之将，万邦之方，下民之王。……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

这里主要是歌颂文王伐密、伐崇的战争，可见这是文王时期的大事。密，《周本纪》作密须。《汉书·地理志》：“安定郡……阴密，《诗》密人国。”地在今陕、甘二省边界灵台县西五十里。《周语》谓：“恭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密康公即古密须之后，由此可证其国又离泾水不远。文王伐密，巩固了西北面的疆土。伐耆与伐邘，则是扩充东面的势力。耆，《周本纪》集解引徐广说：一作“”。《正义》说：“即黎国也”，地在今山西东南部的长治。文王戡耆而商之大臣祖伊恐，奔告于纣。可见伐耆之关系重要。邘，《史记集解》引徐广谓：在野王县西北；《正义》引《括地志》谓故邘城在怀州河内县西北二十七里。盖即今河南的沁阳。文王在伐密、伐耆、伐邘之后，最后攻打崇国。《左传》僖公十九年记载这件事说：

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

《说苑》讲得更详细：

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闻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长老，听狱不申，分财不均，百姓力尽，不得衣食。余将来征之，唯为民。”乃伐崇。令：“毋杀人，毋坏室，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崇人闻之，因请降。（《说苑·指武》）

当然，这些具体的细节，未必可信，因为文王既为传说中之贤君，载笔之人往往夸大描写，多溢美之辞。

古崇国，地在今陕西户（鄠）县东。《诗经》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文王在灭崇之后，嫌岐山下的都城不便于经营东方，就迁到沣水旁边崇国的故地，称之为丰邑。他本来很想在这里做出一番大的事业，不幸迁丰的第二年就去世了[813]。他那蓄意已久的伐商大志，只有留待他儿子武王去完成了。

第二节　周族最初的地望

一、周族克商前夕的根据地是陕西岐山

克商而建立周王朝的周族，在文王、武王以前的先周历史，文献记载极为疏略，但其活动中心在陕西泾、渭二水流域则是明确的。且节录几段专讲先周地理的有关材料，再展开讨论。其中叙述最备者为《史记》：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古公亶父立……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周本纪》）

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其后三百有余岁，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从亶父而邑焉。作周。（《匈奴列传》）

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十有余世，公刘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马箠居岐，国人争随之。（《刘敬列传》）

先周族迁徙和定居之地名曰邰、曰豳、曰漆沮、曰梁山、曰岐。《诗经》歌咏先周历史也提到一些地名：

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周原……（《大雅·緜》）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载生载育，时维后稷。……有邰家室……（《大雅·生民》）

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笃公刘，于豳斯馆……（《大雅·公刘》）

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鲁颂·閟宫》）

周族在克商之前所活动过的地方，除《史记》所说的邰、豳、岐、梁山、漆沮外，《诗经》又有土、漆、周原、溥原等地。孟子述周太王事谓：“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孟子·梁惠王下》）。据此则《诗经》、《史记》所说的“豳”，即孟子所说的“邠”，二字形体虽异，古今字耳。以上所举先周族所居处的这些地名，学者们很早就主张都在陕西泾渭地区。最清楚的如《太平御览》所引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说：

后稷始封邰，今扶风是也。及公刘徙邑于邠，今新平、漆之东北有邠亭是也，故《诗》称“笃公刘，于邠斯馆”。至太王避狄，循漆水，逾梁山，徙邑于岐山之阳，西北岐城旧址是也。故《诗》称“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南有周原，故改号曰周。

皇甫氏以为邰在扶风，而《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谓邰即“故城，一名武功城，在雍州武功县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国”。豳或邠，皇甫氏所说的新平，即今陕西彬县。这就是说，远古时的先周族所居处之地，在渭水北的岐山扶风、武功和彬县一带。其他如《诗经》、班固《汉书·地理志》、郦道元《水经注》，以及《史记》三家注等，历代凡言古地志者所说具体地点虽然有分歧[814]，但在泾渭地区，这种看法则大体是一致的。尤其是1976年春考古队在陕西岐山的凤雏村发现了大型的宫室建筑基址（编号为甲组宫室建筑基址），并认为这是“周人迁丰以前的岐邑所在”[815]，有的研究者更直率地论说这里的宫室建筑遗址是周太王时所建[816]。可见克商前周族的根据地是渭北的岐山，从考古学上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这也说明了前人的说法在这一点上基本是信而有征的。

二、先周族最早来源于山西

周太王迁岐以前先周族所居留的邰、豳、漆沮、梁山等这些早期的地望是不是也如前人所说都在陕西泾渭地区呢？到目前为止，从田野考古上一直找不到明确的迹象。30年代在陕西宝鸡发掘了一批瓦鬲墓。邹衡先生通过田野考古和出土器物的研究，认为瓦鬲墓第一、二期是先周文化。瓦鬲墓第一期的年代不会晚于殷墟文化第四期。殷墟文化第三期和殷墟文化第四期的绝对年代已被估计为商代廪辛至帝辛之间。邹衡先生说：“早在先周文化第一期以前，泾渭地区已存在相当于早商和晚商早期的青铜文化。”[817]1972年1月就在岐山县京当发现几批青铜器，据说“应属于商代晚期前段，即殷墟早期阶段”。1973年12月在扶风的白家窑修建水库，发现一批陶鬲、陶豆、陶罐，“时代大体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一期”[818]。邹衡先生就指出：“可见岐山、扶风一带确实分布有相当于武丁以前的商文化遗址与墓葬。”[819]李仲立也说：“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直至目前为止，有关专业人员虽然进行过多次调查，也未能在武功邰之地发现先周文化遗迹。”[820]

据此，则泾渭地区在周太王从邠迁岐以前，虽然有古遗址，但不是先周文化，而是商或其他部族的文化居于主要地位。并且，可以明确地说：“先周文化第一期也决不是从陕西的商文化第一、二、三期直接发展来的”[821]。很显然，旧说先周族早期迁徙地点邰、豳等地在泾渭地区，未必可信了。

那么，先周族早期的文化地望到底在什么地区呢？

早在30年代钱宾四先生就曾提出，先周族最初的根据地不在陕西，而在今山西黄河之东。我们从周人自称是夏后，可能是夏的一个分支，而夏迹又多在山西、河南两地观之（参见第四章第二、三节），则周人最早的渊源，似也应在山西、河南一带。因之钱先生之说甚有可能。所以，国内外的史学界采用或者相信此说的逐渐增多[822]。

关于钱宾四先生所提出的一些论证[823]，我们可简单地列举如下：

按周祖后稷所封之邰，实即山西汾水流域之骀。《左传》昭公元年：“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今晋主汾而灭之矣。”《水经注·涑水》涑水兼称洮水，是台骀居汾涑之域。《左传》昭公九年谓：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这个骀，可能即居于汾水、洮水流域的台骀所居之地。据詹桓伯言骀地当距魏、芮不远（魏、芮二国在晋南），似乎也应在晋南。解经者多谓“骀”即后稷所封之“邰”。

《太平御览》引《隋图经》：“稷山在绛郡，后稷播百谷于此山。”闻喜稷山一带有后稷的传说并有后稷墓。

《史记·刘敬列传》言公刘避桀居豳；《吴越春秋·吴大伯传》同；《诗经·大雅·公刘》篇亦谓“笃公刘，于豳斯馆”；《匈奴列传》亦说，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邑于豳。可知周人公刘时就从骀迁到豳地。邰若在陕西武功，周与夏两地悬远，和夏政的善恶无关，为什么公刘要避而远去呢？可以想象公刘原先所居之地必距夏甚近。这也是邰当在晋境之一证。至于豳字《孟子》作邠，以因“岐”而邑者为“”、因“沣”而邑者为“酆”例之，则“邠”最初当为滨汾水之邑。《逸周书·度邑解》有“（武）王乃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汾”一作邠。《史记·周本纪》引作“豳”。这个豳或邠或汾之地一定距商邑不远，当以在山西南部为是。清梁玉绳即谓：“若在栒邑之豳，何从登其阜以望商邑乎？”

《汉书·地理志》右扶风之栒，班氏自注谓“有豳乡，《诗》豳国，公刘所都。”应劭曰：“《左氏传》曰：‘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郇侯、贾伯伐晋是也。”臣瓒曰：“汲郡古文晋武公灭荀，以赐大夫原氏黯，是为荀叔。又云文公城荀。然则荀当在晋之境内，不得在扶风界也。今河东有荀城，古荀国。”师古曰：“瓒说是也。此栒读与荀同，自别邑耳，非伐晋者。”今按《水经注·汾水》：“古水出临汾西，又西南径荀城，在绛州西十五里。”此汾域之荀也。《水经注·涑水》亦谓：“涑水经猗氏故城北，又西径郇城，郇伯国也。”此涑域之郇也。今秦之豳乡在郇邑，返而推之，则公刘所居之豳或邠，当离汾域之荀为迩也。

《水经注·汾水》：“汾水西过长修县南，又西与古水合。水出临汾县故城西黄阜下，东注于汾。”《太平寰宇记》：“临汾故城即汉临汾县也，在今绛州东北二十五里。”然则临汾有古水，公亶父本居其地，故称古公，也就是公刘居豳之又称豳公也。由此推之，公刘居邠及于公亶父，盖在临古水之滨。

然则后稷、公刘所居之骀与邠，实在山西的汾、涑二水流域，公亶父得名于古水。古公亶父逾梁山迁岐，所逾的梁山实即《汉书·地理志》夏阳下所说的“《禹贡》梁山在西北”之梁山，在今韩城县西北九十里。

钱先生所论周人最早源于晋境，衡以当时地理情势，固无不合。下面还可以从另外六个方面，对周人最早源于晋境说加以证实。

（一）山西汾水流域自商至西周一直有周族的根据地

周族本为夏族一分支（见本章第一节）。他们一则曰：“用（‘用’应为‘周’）肇造我区夏”（《尚书·康诰》）；再则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君奭》）；三则曰：“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立政》）。这是他们自称周国为有夏。山西既为夏早期的发祥地，原属于夏族的周，夏亡之后在山西理应仍有他们的活动地盘。但由于史料缺逸，这方面并无直接的材料，只能从残存的零星史料中，辑出一鳞半爪，加以分析：

1.歌颂周族远祖最初之迁徙的诗篇称：“民之初生，自土沮（徂）漆。”（《诗经·大雅·緜》）意思是说周的远祖从土迁往漆。这个“土”实即古史经常提起的“土方”。《诗经·商颂·长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土方既与禹发生关系，其地望应当距夏墟不远，而夏墟古在山西南部（参见第四章第三节）。一直到商时山西南部仍居有土方之族，见于武丁时卜辞：

癸巳卜贞：旬亡。王曰：有，其（有）来嬄。迄至五日丁酉，允（有）来嬄自西，沚告曰：土方征于我东二邑，方亦侵我西田。（《菁》2）

迄至九日辛卯，允（有）来嬄自北。告曰：土方侵我田，十人。（《菁》6）

郭沫若根据此卜辞，认为“沚国在殷之西，土方在沚东，方在沚西，由殷而言，则土方当在殷之西北或正北”。又说：“土方之距殷京约有十二三日之路程也。”[824]陈梦家则认为土方即杜，亦即《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之唐杜氏[825]。唐杜在今山西境。邹衡认为“卜辞中土方的地望应在今石楼一带”[826]。按“土”本为一地名，或名为土方，居住此地的一少数族即以地为族名。

总之，土方既在山西，而《诗经·大雅·緜》谓周族曾“自土沮（徂）漆”，则周族最早曾住过山西，当无可疑。

从田野考古的角度上看，似乎也有先周最早源于山西的迹象。邹衡分析了陕西、山西所出土的器物得出结论：“先周文化陶器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陶鬲，经过我们的分析，这两种陶鬲是有不同的来源的。联裆鬲是来自东方的山西地区，而分裆鬲反而来自西方的甘肃地区。”又说“在光社文化的中期陶器中[827]，就有联裆鬲的发现。……这些特征除楔形点纹外，恰好都与先周文化的联裆鬲相同。而且两者的圆肩平底陶罐也有些相似。这当然不会是偶然的巧合，它们之间一定存在必然的联系。……即先周文化的联裆鬲是从光社文化来的，而绝对不可能相反”（邹氏书第336页）。“光社文化”是以山西太原北光社遗址为代表的文化[828]。在山西芮城发掘的龙山文化遗址，具有晋西南龙山文化的特征。它与平陆盘南村、万荣荆村等遗址一样，是属于豫西地区龙山文化的范畴，但具有比较特殊的性质，而且越向北发展，这种特点越明显[829]。这些山西境内的龙山文化，其中有的具有早周作风，可能与先周有关系[830]。所以，先周族最初来自山西境，又有考古学上的证据了。

2.商末先周族与山西境内少数族的频繁斗争，见于《古本竹书纪年》：

（商）武乙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瑴，马八匹。（《太平御览》八三引）

（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后汉书·西羌传》注引）

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后汉书·西羌传》注引；《通鉴外纪》二引“周人”作“周公季”）

太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也。（《后汉书·西羌传》注引；《文选·典引》注引作“武乙即位，周王季命为殷牧师。”）

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后汉书·西羌传》注引）

（太丁）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后汉书·西羌传》注引；《通鉴外纪》二引作“大丁十一年，周伐翳徒戎”。）

商末武乙、文丁之世，正相当于先周的王季时，周族和一些少数族进行过多年的战争。这些少数族计有西落鬼戎、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始呼之戎和翳徒之戎。这些戎狄的地望，大概都在山西境。

西落鬼戎：按西落鬼戎即商、周时的鬼方，其地望王国维旧说在岐周之西（见王国维《鬼方昆夷狁考》）。1945年笔者在《鬼方考》一文中，已指出其错误。这个“西落”实即《左传》宣公十五年所说的晋侯“立黎侯而还，及洛”之“洛”，也就是《国语·郑语》所说的当成周者“北有卫、燕、翟、鲜虞、潞、洛、泉、徐、蒲”中之“洛”。这个“洛”地在今山西长治县。春秋时住在洛地的是隗姓之赤狄，即鬼方之后。因此，我们认为周王季所伐的鬼方必在山西[831]。

燕京之戎：所谓“燕京之戎”实即住在燕京之地而得名的戎。燕京一地据《淮南子·墬形训》：“汾出燕京”，高诱注谓“燕京，山名也，在太原汾阳，汾水所出”。《山海经·北山经》：“北次二经之首，在河之东，其首枕汾，其名曰管涔之山。”郭注：“今在太原郡故汾阳县秀容山。”以《淮南子·墬形训》校《山海经》，则“管涔”为“燕京”的音变。所以《水经注·汾水》：“汾水出太原汾阳县北管涔山。”郦注云：“《十三州志》曰：‘出武州之燕京山’，亦管涔之异名也。”则燕京之戎古时在山西汾水上游，大概没有问题[832]。

余无之戎：徐文靖《竹书统笺》以为是余吾与无皋二戎。笔者在1943年写《狁考》，曾考证这个“余无”实即《左传》成公元年所谓刘康公败绩于徐吾氏之“徐吾”，也就是《山海经·北山经》“北鲜之山是多马，鲜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涂吾之水”中之“涂吾”，也是西周铜器《兮甲盘铭》“王初各伐允于”中之“”。而《汉书·地理志》上党郡有余吾县，这都是一个地名的不同写法，地在今山西的屯留县[833]。

始呼之戎、翳徒之戎：历代史家对此二戎地系未详。《周官·职方氏》：

正北曰并州，其山镇曰恒山，其泽薮曰昭余祁，其川虖池、呕夷，其浸涞易。

虖池即滹沱，钱宾四怀疑此地即王季所伐始呼、翳徒二戎所居之地（见《周初地理考》）。此说若确，则二戎也都在山西的东部。

上面我们考察了这些少数族都在山西境内，远在商代末年，周人连年与晋地的戎狄进行战争。先周之族这时已迁居于陕西岐山，与山西距离遥远。假如山西南部这二带没有周族的土地，王季为何劳师远征？这是不可理解的。可是，我们若想到先周族本为居山西的夏族一分支，夏亡后，周族主力虽已西迁，但必仍有部分居民留在山西一带，作为周族原居地之留守者。王季以此为根据地连年向诸戎展开战争，扩充其东方的势力。这样，王季与山西诸戎的连年战争就可以理解了。

3.周厉王奔彘与周宣王“料民”于太原：西周末年周厉王时发生了一次“国人革命”的事。这是由于厉王暴虐、专制，国人再也忍耐不下，就自行集合起来打进王宫，厉王抵挡不住，只好离开镐京逃命。据史书说他逃避到山西汾水之旁的彘邑，一直到死，住了十四年之久。所以，诗人称他为“汾王”[834]。周厉王逃命为什么不逃他处，而选择逃往山西呢？山西必然是周王室除镐京外，唯一有保障的地盘，所以，他才能在彘邑安居了十四年之久。

厉王以后的宣王在位四十多年，专事征讨，宣王三十九年，与羌氏之戎战于千亩（今山西介休），吃了败仗。《国语》称：“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周语上》）。国家军队遭损失需要加以补充，乃料民，为什么周王能在山西的太原料民？可见太原之民是直接属于周王的民。《左传》桓公二年师服称：“晋，甸侯也。”《左传》昭公十三年子产说：“卑而贡重者，甸服也。”《周语中》周襄王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备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是则甸服从制度上说是周王畿的土地。叔虞封晋，其地自在王畿，晋既为甸服，晋之汾水流域自然是直接属于周室，周厉王当然可以用为避难之地，而周宣王也可以“料民”于太原了。

通过以上三点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山西汾水流域部分地区，自商末到西周末年一直有周王室的根据地。

（二）姬姓之古国在山西者独多

周族为姬姓，而姬姓之国在山西者特多。《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谓：“虞、虢、焦、滑、霍、扬、韩、魏，皆姬姓也，晋是以大。若非侵小，将何所取？武、献以下，兼国多矣。”以上所说的八国，有六国又见于《国语·郑语》，史伯答郑桓公友之言曰：“当成周者……西有虞、虢、晋、隗、霍、扬、魏、芮。”这两处所提到的国家除隗外，其余均姬姓，以下依次考察它们的地望：

虞　虞又见于《左传》桓公十年谓虢公出奔虞，《左传》僖公五年谓虞灭于晋。《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大阳下云：“吴山在西，上有吴城，周武王封大伯后于此，是为虞公……”由此可证古之虞国在今山西平陆县东北六十里。

虢《汉书·地理志》弘农郡陕县下云：“北虢在大阳，东虢在荥阳，西虢在雍州。”周幽王时虢公石甫灭焦，徙都下阳，是即北虢。虢之宗庙社稷皆在此。《春秋》僖公二年曰：“虞师晋师灭下阳”，此后遂无虢事，这也是虢都下阳的明证[835]。故《郑语》史伯所说之虢当指北虢。北虢下阳即大阳，在今平陆县东北。从地位上看，虞在晋南，虢又在虞南，因而才有晋献公“假道于虞，以伐虢”[836]的事。

焦　焦地最早见于《诗经》：“狁匪茹，整居焦、获”（《小雅·六月》。按旧以焦获连读为一地，非是。其实焦与获为二地）。这个焦也就是《左传》僖公三十年烛之武见秦伯曰“许君焦、瑕”之“焦”。《战国策·赵策三》：“赵以公子部为质于秦而请内焦、黎、牛狐之城以易蔺、离石、祁于赵。”《汉书·地理志》弘农郡陕县下注云：“故虢国有焦城，故焦国。”《水经注》则谓陕城中有小城故焦国也。大概河南陕县为古之焦，地近山西之平陆，春秋时属晋。

滑《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秦偷袭郑时曾灭滑，此滑在秦、郑之间。《左传》成公十七年郑子驷侵晋虚、滑。杜注谓虚、滑为晋之二邑。旧说滑在今河南偃师，近晋。

霍《史记·管蔡世家》谓文王子霍叔处封于霍。其后晋献公灭霍。韦昭《国语注》：“霍，周文王之子霍叔处之国也。”《左传》昭公十五年记籍谈之言曰“晋侯……景、霍以为城”中之霍，与霍叔之霍同一地。《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彘县，谓霍太山在东北。

扬　扬为春秋时晋羊舌氏邑，《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晋魏献子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故城在今山西洪洞县东南十五里。

韩　韩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旧说在今陕西韩城。然《诗经·大雅·韩奕》为韩侯受赐与娶妻之诗，篇中列举的地名有梁山、屠、汾、燕等地，均在山西境，燕国离陕西韩城绝远，何以诗称韩城为“燕师所完”？可见旧说不可信。

《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尔雅·释山》“梁山，晋望也”。则梁山当为晋地之山。《晋语二》有屠岸夷，《史记·赵世家》有晋大夫屠岸贾，皆因地为氏，知晋地有屠。燕立国于汾水旁。韩既是与梁山、屠、汾、燕四地有关，则其地望必亦在晋明矣。

《左传》僖公十五年述秦、晋在韩之战，秦伯占之曰：“涉河，侯车败。”这是晋惠公戎马还泞而止之先兆。又说晋侯“三败及韩，曰寇深矣”。知韩必近绛都。因为秦师涉河，绛感威胁，是韩必在河东可知[837]。

魏、耿　晋献公十六年作二军，灭耿、灭霍、灭魏（见《左传》闵公元年）。服虔谓三国皆姬姓。《史记·魏世家》谓魏之先，毕公高之后，毕公高与周同姓。《史记正义》引郑玄《诗谱》谓魏“姬姓之国，武王伐纣而封焉”。魏国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汉书·地理志》河东郡河北下注曰：“《诗》魏国，晋献公灭之，以封大夫毕万。”地在今山西芮城东北。《汉书·地理志》河东郡之皮氏下注谓“耿乡，故耿国，晋献公灭之，以赐大夫赵夙”。则耿也在今山西西南芮城附近。

芮《左传》桓公三年谓芮伯万为其母芮姜所逐，出居于魏。则芮伯所封之国必近魏。《左传》疏引《世本》：“芮、魏皆姬姓”。《左传》昭公九年王使詹桓伯辞于晋国说：“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这是指克商前先周的土地，也是魏、芮连举。历代史志中芮有两：一为《汉书·地理志》冯翊临晋下“芮乡，故芮国”，今同州朝邑县西南二里，芮城故址是也；一为魏收《地形志》谓河北县有芮城，今山西解州属县也，与蒲州之虞乡接壤。清雷学淇谓：“盖周之芮在同，殷时之芮在解，《诗》所谓虞芮质厥成也。”[838]大概芮原在河东，武王克商后，芮始改封于河外。

燕《史记·燕世家》谓燕国始祖是召公奭，与周同姓。周武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未确指其地。《汉书·地理志》始定其国都在今河北大兴县境。其实燕国原来也在山西汾水流域，周初才改封在河北北部[839]。从召公奭之名，可知被封于北燕之前是在召地。据白川静考证，卜辞有（《前》2.21.5），金文（伯盉）等厘定作“召”。白川静据商王游猎之卜辞推断，地在商都之西，可能在山西南部黄河北岸。这个姬姓之召族在商末与商为敌，商武丁时卜辞有征召方的记载[840]。在周族大队人马西迁时，这一姬姓之召族未跟着西去而留在山西本土。

姬姓之国在山西者，除前面所谈的诸国外，还有很多。如晋国，史实明备，可以不论。其他还有荀、贾二姬姓国，均见于《左传》桓公九年。“荀”又作“郇”（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地在今山西解县。贾，大概就是《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所说晋献公娶于贾的“贾”，刘昭引《博物志》谓临汾有贾乡、贾伯邑。

另外，还有姬姓的戎狄，其最初似乎也大都在晋境。出自唐叔的大戎狐氏（见《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春秋时白狄之鲜虞（《国语·郑语》韦昭注及《穀梁传》昭公十二年范注，均谓为姬姓）等等，一直飘忽于山西南、北部。《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谓晋伐骊戎。杜注骊戎为姬姓（《国语·晋语一》韦昭注亦言姬姓），其地望旧说在陕西的骊山。顾颉刚考证，根据《晋语四》，“公（晋文公）说，乃行赂于草中之戎与丽土之狄以启东道”，此“丽土之狄”即是骊戎，既谓“以启东道”，则此戎在晋都之东，析城、王屋一带[841]。可证骊戎不在骊山而亦在山西南部。

以上所说的地处山西境的姬姓之国，随便检之，数已近二十。若详为博稽，恐怕绝不止此数。从一般史书看，周与陕、豫两地远比与山西为密切，何以姬姓在山西境者独多？

上所举在山西的姬姓戎狄，一定不是周的封国，这些原始的姬姓氏族，理应老早就住在山西境内。其他如虞为“大王之昭”，虢为“王季之穆”（见《左传》僖公五年），荀为“文王之昭”（《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晋唐叔虞为武王子，成王时受封（见《左传》昭公元年、定公四年及《史记·晋世家》。然金文《晋公铭》谓“我皇祖唐公□受大命，左右武王”，则与旧说成王灭唐封唐叔说不同，未知孰是），虞为克商以前周太王时即居山西南部，史有明文。其余姬姓诸国，大都不知何时所封[842]，未必都是灭商之后才自陕西东殖者。

根据山西境内姬姓之国独多这种现象，是否可以推想，周人原先本为山西境内的部族，当周太王率众西迁时，难免有一部分或好多部分没有跟着迁移而仍留守原地未动。于是才出现了两种现象：一为周人自商末即与晋地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为姬姓之国在山西者独多。

像先周族这种现象，在西欧的古史里也有其例。如恺撒（Julius Cæsar）在比利时之高卢所发现的六千阿杜亚提西（Aduatici），乃系迁徙中之辛姆布利人之支队，在此照管多余之平原与行李；同时大队则继续向意大利前进。这段史实和先周的迁徙有些相像。

先周族大概在周太王避薰育从豳迁岐时，也有一部分仍留原地。《左传》僖公五年载宫之奇说：

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

什么是“不从”，杜注谓，“太伯、虞仲皆太王之子，不从父命，俱让适吴。仲雍支子，别封西吴，虞公其后也。”顾炎武驳之曰：“不从者，谓太伯不在大王之侧尔。《史记》述此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为不从，其义甚明，杜氏误以不从父命为解，而后儒遂傅会《鲁颂》之文，谓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从。此与秦桧之言莫须有者何以异哉！”[843]崔述《丰镐考信录》也说：“《晋世家》云：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不从为亡去，是所谓不从者，谓不从太王在岐耳，非有他也。”[844]案顾、崔二氏之说，基本上是正确的。当年太王与私属转徙，“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史记·周本纪》）。可是太王之子太伯、虞仲却“不从”其父一起西迁。他俩没有跟随去陕西的岐山，因之也就没有嗣太王的王位，而仍留在原来的旧地，作了山西虞国之祖。可能在周武王灭商的先后，又有部分虞的族众东迁至太湖附近，又成了吴国的始祖。

上述山西境内大部分姬姓之国，恐怕也和太伯、虞仲一样，在周太王西迁时他们未走而仍留守在山西境内。在周武王克商之后，这些小国由周王重新封之。

（三）姜姓之族原亦在山西

姬姓之族多在山西，与姬姓关系最密切的姜姓之族，从古史上看，最初也多在山西。

姜姓的古部族最著者有齐、许、申、吕四国。四国的渊源均来自四岳。《国语·周语下》曰：

昔共工氏弃此道也……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申吕虽衰，齐许犹在。

从这段史文中可知，姜姓的齐、许、申、吕，都出自四岳，并且与传说上的共工有关系。若知道共工建国的地方和四岳的所在，姜姓部族最初的根据地，自然也就推知了。徐旭生先生曾考古地名，水以共名者三：一在今山西省五台县境内；一在今山西芮城县界，离黄河东曲处不远；一在今河南新安县界内，去“莘、虢之间”不远。国以共为名者二：一在今陕西泾川县与灵台县之间；一在今河南北部的辉县。徐先生最后说：

这分处四省的五个地方，全有为共工氏旧居的可能性。但是，共工在古代传说中特别同水有关系，又同颛顼很有关系。《潜夫论·五德志》以至于把他同颛顼相混。“颛顼之虚”为帝丘，今为河南的濮阳县。共工氏如果远在西方，就不会同颛顼发生关系。独辉县与濮阳邻近，颛顼常与共工战（《淮南子·兵略训》），才有可能。它同漳水发源的发鸠山，赵、代间的空桑，全相去不很远，所以炎帝少女精卫溺海和衔木石填海的神话，同振滔洪水以薄空桑的神话才有发生的可能。它们旧地在今辉县境内，大约可无疑义。[845]

传说中的共工建国既是在黄河北岸的冀州区域，而姜姓部族的远祖在传说上和共工有密切的联系，这自然就使我们推想，古代的姜姓之族也有发祥于冀州的可能性。

《国语》所说的齐、许、申、吕均出自四岳，所谓“祚四岳国”，盖因姜姓最初住在四岳区域之内，所以说其祖先为四岳。四岳一地又见于《左传》昭公四年，司马侯之言曰：“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杜预注四岳谓“东岳，岱；西岳，华；南岳，衡；北岳，恒。”这是以后世之五岳地理释之，未必为古代四岳的原义。并且据《周语》所说祚有吕以四岳，明指吕国所居之一方域。那时小小的吕国，焉能有如杜注所定四岳广包好几千里呢？四岳决非指四座大山明矣。

古文献上“四岳”的异文又作“太岳”，《左传》中有两处：

夫许，太岳之胤也。（《左传》隐公十一年）

姜，太岳之后也。（《左传》庄公二十二年）

这两处记载若和前引《周语》之文比较一下，就知道“四岳”实即“太岳”。按“太”或“大”《说文解字》中籀文作，与战国时的四字形极相近，大概古原作“太岳”，后因形近而讹为“四岳”[846]。太岳一地确知在今山西境。《禹贡》：

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

导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按岳即嶽，史迁岳作嶽）

郑康成《诗谱·唐风》谓：太岳在河东故县彘东，名霍太山。《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彘下班氏自注曰：“霍太山在东。”是知河东彘县的霍太山称太岳，也就是说四岳即今山西南部霍太山，极为明白[847]。姜姓的申、吕等国即出自四岳，可能就是住在山西南部霍太山附近的部族。《诗经·大雅·崧高》就说：“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这里的甫就是吕。《尚书·吕刑》在《礼记·表记》引作《甫刑》，是其证。《毛传》谓：“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岳，四岳也。”赞美太岳山之高大灵异，故能生吕、申等国[848]。这又是姜姓最初应当是山西中南部的部族的最好说明。

姜姓的齐、许、申、吕等国源于山西霍太山一带，但春秋以前，他们的主要族众早已迁出山西。当然在他们迁徙时，可能有部分遗民仍留在山西境。春秋时晋人有吕甥、吕相，地名有吕乡、吕城（霍县附近）。建国于山东的齐国，原出自吕国，如其始祖太公望曰吕尚，其子丁公曰吕伋（《尚书·顾命》亦有吕伋），还是用最早居地名为氏。大概他们自商末就住在山西，周武王平定天下，又重封之。周人灭商，吕尚出力大，于是从山西太岳山区的吕国，改封到山东的营丘[849]。吕国的另一支族和申国，则到周宣王时才从山西南迁到河南的南阳一带。此段史实见于《诗经·大雅·崧高》，诗中申与甫（即吕）并举。但因申伯是周宣王之舅（即《诗经》谓“丕显申伯，王之元舅”），故诗中只对申伯加以赞颂。诗句有“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登是南邦”，“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迈，王饯于郿。申伯还南，谢于诚归”。从这些诗句中可知，他们所封之地为谢，在今河南南阳一带。诗中一再称谢为“南”，则其原居地必在北无疑。诗句谓“王饯于郿”之“郿”，《毛诗传》只注为地名，不详其所在。后世注疏家多以陕西古扶风之郿县说之，这是错误的。实此郿也在山西境[850]，故得于郿饯之。

西周春秋时有姜姓之戎也自称是四岳之后。《左传》襄公十四年姜戎氏言曰：“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可见姜姓之戎也应在晋地。《国语·周语上》记周宣王“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按千亩一地，《左传》桓公二年谓，晋穆侯夫人姜氏，以千亩之战时所生之子名成师。《后汉书·郡国志》太原郡界休有千亩聚，大概就是古之千亩。周宣王既是与姜氏之戎战于此地，我们猜想姜姓之戎，在周宣王时也在山西境内，这种推测应是不过分的。

姜姓之族还有一部分文化比较落后，一直过着游牧生活的部族，这就是史书中所说的羌人或称西羌。《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姜与羌古原为一字，已成定论。后世看到这部分姜姓之族在陕、甘一带，因而名之为西羌。

羌人在商代称为羌或羌方，当时是势力强大的部族，大致位于商都的西面、北面。伐羌的记载，见之于甲骨卜辞者极多，摘录几条如下：

辛巳卜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一万，呼伐〔羌〕。（《库》310）

癸卯卜，贞，呼令沚方。十月。（《前》6.60.6）

商方步立于大乙，羌方。（《粹》144）

商人伐羌方动用13000人，规模之大可以想见。羌族的地望卜辞中也有反映：

己酉卜，王北羌伐。（《前》4.37.1）

王乎伐马羌。（《林》2.15.18）

贞令多马羌。（《粹》1554）

丁未卜争……告曰马方……河东。（《前》4.46.4）

这里的“马方”，陈梦家谓“可能是马方之羌”[851]。此说若确，则这种马羌活动范围在河东。卜辞中的“河东”可能即汉代的河东郡一带，称“北羌”应在殷墟之北。如此，则姜姓的羌方在商代大概在山西境内的中北部。

上面所论姜姓之族，不论是属于诸夏的姜姓诸国，还是属于姜姓的戎狄和羌方等，自商末到周初，都活动于山西境内。我们又知道姜姓之族自始就与姬周有极密切的关系。姜与姬累世婚姻，两族必自古就住在一起，或者为相邻部族，才能维持这种密切关系。从姜姓族居地也可证明先周族必亦源于山西。

（四）古有易与先周的关系

上古传说中在夏、商时北方有古国曰有易，见于《山海经》、《竹书纪年》、《天问》及《周易》等书：

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服牛。（《山海经·大荒东经》）

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曰緜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上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郭璞《山海经注》括《竹书纪年》之文）

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诒，女何嘉？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扈为易之讹），牧夫牛羊？……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昏微遵迹，有狄不宁……（《楚辞·天问》）

丧羊于易，无悔。（《易经·大壮》六五爻辞）

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易经·旅》上九爻辞）

这些有关有易的历史资料，古代学者一直没有注意到，就是注意到也不知说的是什么。自从王国维发现甲骨卜辞中的商先公先王有王亥、王恒，并取《竹书纪年》、《天问》、《山海经》、《吕览》、《世本》、《史记》诸书证之[852]，有易的历史才为近人所知。后来顾颉刚又从《周易》中检出上引两爻辞，并指出这也是说有易的故事[853]。于是有易的历史才较为清楚了。

根据学者多年的研究，有易的地望“当在大河之北，或作易水左右”（王国维语）。《天问》中的“有扈”为“有易”之讹[854]。有易又作有狄。狄、易二字古音同部，故可相通假[855]。有狄也就是历史上的狄人。这一古代部族，最初居于河北北部的易水流域。有易曾与商的先公王亥发生过冲突。综合有关的零星史料，其整个故事是说，商先公王亥带着很多牛羊，到河北易水流域去放牧，那位有易国的首领緜臣把王亥杀掉，并把他的牛羊夺去。商兴师问罪，打了两世的仗，才把緜臣杀死，报了大仇。所谓“昏微遵迹，有狄不宁”，大概就是由于这次的冲突，有易在河北北部再也不能平安地住下去，于是才从易水流域西迁到山西。因而到商末，有易（或有狄）又在山西与当时居汾水流域的先周族发生冲突。《孟子》和《史记·周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

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孟子·梁惠王下》）

古公亶父……薰育戎狄攻之……乃与私属遂去豳……止于岐下。（《史记·周本纪》）

这里的“狄人”又名“薰育戎狄”，就是古有易的后裔。

周太王居邠为有易所攻事，从地理形势上观之，则先周族所居之邠必在山西，而不会在陕西明矣。

（五）周原一地原在山西太原

商末先周族所居地见于《诗经》者，有周原一地[856]，张守节《周本纪正义》谓“因太王所居周原，因号曰周。”周原地望，据《周本纪集解》引徐广曰：“（岐）山在扶风美阳西北，其南有周原。”骃案：“皇甫谧云，邑于周地，故始改国曰周。”这些说法只能说明陕西岐山下有地名周原，但不能证明这个周原就是周族最早的根据地。皇甫谧、张守节说由于周族人迁到周原，于是才开始有周之名。迁陕西岐山周原是在周太王时，那就是说在这以前，先周之族还不名“周”。可是，殷墟一期卜辞早在周太王以前武丁时，就已出现“周”族之名，足证皇甫谧等之说毫无根据。

案周族居地“周原”之名有二：一个在今陕西岐山地区，古今学者无异辞。另一个在周太王迁岐之前所居之旧地，可能也有周原之名。如山西太原古时就有“周原”之名。请看下面的材料便清楚了。

《春秋》昭公元年：“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大卤”一名不见于其他史志，《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三传均作“大原”，是知大卤、大原实为一地。为什么一地有这样两个名字？《公羊传》谓：“此大卤也，曷为谓之大原？地物从中国，邑人名从主人。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穀梁传》谓：“中国曰大原，夷狄曰大卤，号从中国，名从主人。”这就是说，周人按地的形势高大而广平，故名之为“大原”。别国的人则称之为“大卤”。可是，此地名卤，毫无意义，笔者认为此“卤”为“周”字之讹。“大卤”为“大周”之误译。

案“卤”之金文作“”（《免盘》），“周”字金文作“”（《簋》），二字古文字形极相近。自赵宋到清的金石家，如薛尚功（《钟鼎彝器款识》卷九《鲁公鼎》下）、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四《鲁公鼎》下）、徐同柏（《从古堂款识学》卷一三）、方濬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卷三《鲁公鼎》下）、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卷四）等等，都把“周”误认为是“卤”字。卤、鲁同音，于是本为“周”国，误为“鲁”国，本是“周公”而误为“鲁公”。一直等到后来发现《令彝》，盖铭和器铭文辞全同，唯盖铭“周公子明保”，器铭作“公子明保”。这才确认不是卤字而是周字。由此，我们可以推想《春秋》说荀吴败狄于“大卤”，实即“大周”之误。此地大概是先周时周族人聚居之地，外族人即以周族的族名称此地，遂有“大周”之名。周人自己则以此地形势高大广平，因而名曰“大原”。这就是《穀梁传》所谓“中国曰大原，夷狄曰大卤（周），号从中国，名从主人”之由来。或以大周与大原两名合之，于是才出现“周原”之名。所以，周原实即山西的太原。

先秦之太原，初见于《诗经·小雅·六月》和《尚书·禹贡》。具体的地望，历来是学者间争辩的问题。有的认为在今之甘肃[857]，有谓在今之陕西[858]，有谓在今之内蒙古[859]，又有谓在今之山西者[860]。其实先秦文献中的太原、大卤、大夏、唐、夏墟为一地之异名[861]。笔者对古之大原作过专门的考证，根据先秦记太原之史料，爬梳抉择，比较参验，最后立六证推定：古之太原在今山西的临汾县[862]。

古之太原既已证明是周原，所以周族最初所居之周原，实即在今山西之临汾。大概在商末周太王时，才从山西的周原西迁到陕西的岐山下，并且以原来居住的旧地名，称其新迁之地，于是陕西才也有了周原之名[863]。

又《易经·未济》有爻辞说：“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其实这个“用”字乃“周”字之讹。在殷墟卜辞中“周”作“”或“用”。如卜辞中就有这种辞例：

用方弗亡。（《合》181）

贞：用弗亡。（《合》218）

这里的“用”实即“周”字之别构。古文字的“周”和“用”极易相混。《说文》口部“周，密也，从用、口”。甲骨文、金文中的“周”大都无“口”，即成了“用”字。所以《易经·未济》爻辞所说的“震，用伐鬼方”的“用”，实为“周”字之讹变，爻辞说的商高宗武丁时，震和周两个小方国伐鬼方有功，得到大国即商的赏赐。当时鬼方是在山西境内[864]，这也反映周族在商武丁时还居住在山西，从而就近可以征伐鬼方，这与前面我们所论先周族所居之周原在山西是相合的。

（六）先周族的迁徙是自东而西

先周族从豳迁岐山是在古公亶父（周太王）时，《史记·周本纪》说：

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公亶父）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

这是说周太王从豳地渡过漆沮，越过梁山，最后达到岐山。从豳到岐，没有说明其迁行方向是西迁还是南迁。在这一点上，《诗经·大雅·緜》篇却有明确的记载：

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徂）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原……

这里虽然没有说从何处迁于岐下，但先周自公刘就“于豳斯馆”，大概也是自豳迁岐。其方向很明白地说是“率西水浒”，是从东西迁。

与《竹书纪年》一同出土的《穆天子传》也说：

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穆天子传》卷二）

既说“始作西土”，其原处必在东可知，封吴太伯于“东吴”是指山西南部的虞。吴、虞古本一字，称虞为东，则其迁地在西。所以《穆天子传》和《诗经》的说法完全一致，都说周太王从豳迁岐是自东徂西。

按照旧说，以豳为今陕西泾水上游的邠，岐为陕西的岐山县，从地理位置上看，邠在岐山之北，从邠迁岐应当说是南迁，不应说是“率西水浒”或“始作西土”。可见旧说极不正确。奇怪的是，千年来竟无人发其覆者何哉？

其实，太王“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根据我们的看法，豳为山西汾水旁边的一个地方。漆沮乃指陕西渭水北的洛水。《禹贡》：“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沣水攸同。”又说：“导渭自鸟鼠同穴，东会于沣，又东会于泾，又东过漆沮入于河。”文字很清楚，漆沮水是指泾水与黄河之间流入渭河的洛水。《水经注·渭水》就说：“洛水入焉，阚骃以为漆沮之水也。”《汉书·地理志》述《职方》谓“曰渭、洛。”颜师古注曰：“洛即漆沮也，在冯翊。”可见漆沮为洛水，前人多能言之。后人徒以惑于周人自陕西泾水旁之邠迁于岐山县之说，把漆沮一名析为漆和沮二水，并谓在汉之右扶风。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过去笔者曾用周金文及较早的文献证明渭北之洛水，古只名漆沮水，到战国末年始有洛水之名[865]。

太王迁徙时所逾之梁山，大概在河西。按梁山、岐山之名，山西与陕西都有。《禹贡》：“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以《尔雅》“两河之间曰冀州”度之，则此梁、岐二山，必在山西境。《汉书·地理志》左冯翊夏阳下班氏谓：“《禹贡》梁山在西北。”班固所说的《禹贡》梁山虽然未必可信，但谓河西有梁山或是事实。太王所逾之梁山，恐即指此。至于岐山即在今陕西省岐山县，近已有田野考古证实之。

周太王从山西汾水旁的豳西迁，逾今之洛水，逾河西之梁山，再往西即到达陕西岐山。可见先周族这次大迁徙，确是自东而西，与《诗经》、《穆天子传》所记完全相合。

从以上六个方面看，我们下一结论，说先周族最早来源于山西，当非孟浪之言也[866]。

第三节　先周的文化及其社会阶段

一、由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

周族的始祖据传说是姜嫄，与商的始祖为简狄一样，都是女的，并且都是无夫而生子，生的孩子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这反映了当时还处在母系氏族社会阶段。

周的始祖母姜嫄，据说有一天在野外走路，看见路上有巨人的脚印，她一时高兴，踏在上面，肚里便怀了孕，足月即生一男孩，以为不祥，把他弃置在一条小巷里，马上便有牛羊来给他吃奶；又要把他掷于树林里，正值有人砍伐；又把他放在寒冰上，就有鸟飞来，张开翅膀温暖他。因为生而弃之，故名之弃。等他长大后，从事农业生产很有成绩，所以他的子孙给他一个农作物的尊号，叫“后稷”[867]。

结合这个故事可以看出：第一，周人认为他们最早的祖先是姜嫄，是始祖母。姜嫄生的儿子后稷是周族第一个男祖，并且是无父而生。这意味着后稷以前，可能还是母系氏族社会。第二，据古史记载，从后稷起一直到克商，周族便有了以男系相传的十五代世系。这就是说从后稷开始，便从母系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

后稷的时代，我们已论定是在夏末商初（参见本章第一节）。我们又知道，后稷以前的周族基本上还过着母系氏族社会的生活。可是同时代的夏族，早已是父系氏族社会了。由此可以推证，周虽然与夏为同族，但其社会发展阶段相差悬远，所以周族不可能是夏族的正支，很可能是夏族的一个分支。他们从夏族分出之后，夏族正支很快发展了，可是分出去的这支周族却比较落后，长期停滞在母系氏族社会阶段。一直到夏末，即后稷时才开始转入父系社会。

《周语》称“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兴”，又谓“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自后稷开始以下十五世，据《史记·周本纪》所载，都是父子相承、一世一人的父系世系。所以，后稷到周文王时代周人已是父系社会是没有问题的。

前面我们讲商代历史时，曾经阐明在父系氏族制中，氏族首领的职位，兄弟有优先继承权，儿子则否。也就是说，从亲疏方面讲，至少在形式上，父子关系反不如兄弟关系密切，这是一种母系氏族制的残余形式被保留在父系氏族社会中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于是出现了像商代前期那种“兄终弟及”的继统方式。到后期才出现父死子继（参见第九章第二节）。奇怪的是，《周本纪》所述周人在父系氏族社会的先周时代的世系，自始至终都是一世一人，看不见有什么兄终弟及的痕迹，好像自始即实行父死子继，这是不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

在商代甲骨卜辞中，学者们发现商王武丁以后的礼典，有一种“特祭其所自出之先王，而非所自出之先王则不与者”。也就是合祭一系列的直系先祖，一世只祭一人，而无旁支。若把这种祭祀的卜辞归纳起来，得自上甲至武乙二十世的先公先王，就是一世一人，祖孙父子相承。这些直系先公先王，商人称之为“大示”，祭祀时则在“大宗”（大的宗庙）。而旁支或王的兄弟等先王则称之为“小示”。在合祭中远世的旁支小示，凡无特殊德业者，即逐渐被淘汰[868]。我们从这里得到一点启示，那就是《殷本纪》所载商汤以前的世系和《周本纪》所载后稷至文王的世系，很可能就是根据这种祀典的大示名单记录的。假如这种推测正确的话，则《周本纪》所载后稷至文王昌的先周诸世系是完整的，惟人数不全，后稷到文王十五世，继承为首领的不止十五人。原来也是兄弟相传，不过每世非直系的先公名号未被传下来而已。

那些非直系的先周的先公名号虽然不见载于《周本纪》，但是从其他载籍中，似乎可以钩稽出一些线索来。下面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首先列举见之于《周本纪》的先周诸公名，而以《世本》、《国语注》、《三代世表》和《汉书·古今人表》校补，其中颇多异文异说：

（1）后稷（弃）。

（2）不窋（后稷子。按日本《史记会注考证》根据流传于日本的旧抄本作“不窟”）。

（3）鞠（不窋子。按《周语》宋公序本作“鞠陶”，《世本》亦作“鞠陶”；然《三代世表》、《汉书·古今人表》皆作“鞠”，与《周本纪》同）。

（4）公刘（鞠子）。

（5）庆节（公刘子）。

（6）皇仆（庆节子）。

（7）差弗（皇仆子。按宋明道本《国语》韦注作“羌弗”，而宋公序本作“差弗”，与《周本纪》同）。

（8）毁隃（差弗子。按《世本》作“伪榆”；《三代世表》作“毁渝”）。

（9）公非（毁隃子。按《世本》作“公非辟方”，皇甫谧云：“公非字辟方也。”《汉书·古今人表》以辟方为公非子）。

（10）高圉（公非子。按《世本》作“高圉侯侔”。《汉书·古今人表》谓夷竢、亚圉为高圉子，又以高圉为辟方子）。

（11）亚圉（高圉子。按《世本》作“亚圉云都”，皇甫谧云：“云都，亚圉字”；《汉书·古今人表》谓云都，亚圉弟。《史记索隐》谓“按如此说则辟方、侯侔亦皆二人之名，实未能详”）。

（12）公叔祖类（亚圉子。按《索隐》谓：《系本》〔即《世本》〕云：太公、组绀、诸盩，《三代世表》称叔类凡四名〔《三代世表》今所见本作“公祖类”，与《索隐》所见本不同〕。皇甫谧云：“公祖，一名组绀诸盩，字叔类，号曰太公也。”《汉书·古今人表》作公祖。《国语·周语》韦注公序本作“公祖”）。

（13）古公亶父（公叔祖类子。《汉书·古今人表》作大王亶父）。

（14）太伯（古公亶父长子）。

虞仲（古公亶父次子）。

季历（古公亶父少子，即公季）。

（15）昌（季历子，即文王）。

我们把先周的先公作如上的辑录和补充。可以看出，《周本纪》所记的先公名字与《世本》所记不同，《史记》所记多为两字名（只公叔祖类和古公亶父为四字），而《世本》所记的四字名却有多个，有的多到六字。若与其他书所记合起来，一名可以到八个字（如公叔祖类，《世本》作“太公组绀诸盩”，《汉书·古今人表》作“公祖”）。但历史上华夏族人的命名，传统均为一个字或两个字，绝不会有四字或四字以上的。皇甫谧于是为之弥缝，认为一名多字者乃是一名一字一号。按人的字或号始于何时虽不能确知，但绝对不会古于西周。所以，我们可以断定一名多字者既不会是字，也不会是号。并且毁隃以上，皆只举其名，并且一人之名字数至多为二字。为什么自公非以下四世的人名有多达六字的？足见皇甫氏之说，实难据信。

《汉书·古今人表》谓：“云都，亚圉弟。”“云都”既不是亚圉的字，也不是亚圉的重名，而是亚圉的兄弟，是另外一人。以此推之，其他如《世本》中的“辟方”、“侯侔”、“太公、组绀、诸盩”等可能都不是字，而都应当是别为一人。假如允许我们再进一步推想，凡四字名的都不是一人而可能是兄弟两人，六字为名的是兄弟三人。具体到周的先公世系上，辟方是公非的兄弟，侯侔为高圉的兄弟，云都为亚圉的兄弟已有明文，公叔祖类或太公、组绀、诸盩、公祖可能是四兄弟。古公亶父是古公和亶父兄弟二人。古公大概是得名于古水之地名（《水经注·汾水》：“汾水又西与古水合，水出临汾县故城黄阜下”）[869]，亶父则是迁岐山的周太王，是二人。这些兄弟当日都曾做过周的氏族首领，也是实行的“兄终弟及”，只因为后世子孙举行特祭时，一世只祭一人，有些旁支因属于小示，逐渐被淘汰，名字流传不显而已。《周本纪》所载的后稷至文王的世系，虽然代数可能完整，但人数不全。所幸还部分地保存于《汉书·古今人表》和《世本》诸书中。另外见于《山海经》的周之先公还有台玺和叔均两世。《大荒西经》谓“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海内经》却谓：“稷之孙曰叔均”。据《路史·后纪·高辛纪》：“后稷勤百谷而山死，取姞人是生玺……玺生叔均”，“玺”大概即台玺，则《海内经》所说叔均为稷之孙为是。现在不妨按我们这种新的理解，重新安排一个先周世系示意表如下：

我们所构拟的这个表，只是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理论安排和设想的，肯定会有误排处，由于书缺有间，已不能深考，其大枝大节可能只是个合理的假说，以待今后地下发现更多的考古材料，从而再进一步研究考证，以期达到可信的定论。那就是说后稷至文王共十五世，其中有八世是兄终弟及。这与我们认为后稷至文王是父系氏族社会的说法相吻合。

先周世系示意表

二、先周的文化

周族是一个古老的姬姓氏族，很早就和姜姓氏族组成了部落联盟，周的始祖弃就是有邰氏的姜姓女子姜嫄所生。姬、姜世代通婚，一直延续到西周春秋之世。《诗经·大雅·思齐》谓“思媚周姜，京室之妇”，这是说周太王姜姓之妃。春秋时姬姓的鲁公有夫人如齐姜、哀姜、孟姜等等多为姜姓；而齐的国君夫人则如王姬、蔡姬、卫姬等等多为姬姓，这就是姬、姜两姓长期通婚的历史证明。当然，在周族建国之前的先周时代还是氏族社会，姬、姜通婚表示着两个不同氏族的联盟。自西周以来，周族进入阶级社会，这种氏族社会形成的姜、姬联姻的传统仍长期地延续下来。

周族一直到太王、王季、文王的时代还没有超出氏族社会的范围。《诗经·大雅·緜》叙述先周历史说：

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

这就是说古公亶父时周人住在窑洞或土穴里，还没有什么家室，过着野蛮时期“穴居而野处”的生活。他们的文化，仍在使用陶器的阶段。所以他们的社会，充其量也只达到社会发展史上的所谓氏族社会的末期。

一直到文王时代社会还没有什么质的变化。周公作《无逸》以训诫成王，历举商之大甲、祖乙、武丁诸盛君，说他们如何“旧为小人”、“旧劳于外”、“不敢荒宁”等等，什么“先知稼穑之艰难”，“勤劳稼穑”等等。接着述其先祖之事而告之曰：

呜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从《尚书·无逸》上下文的故事及其联贯的含义看，这里讲到自己的先王时，亦必指其对农田耕稼如何勤俭才是。过去学者解释“文王卑服”，一般都说是文王穿着卑贱的衣服。赵光贤则认为“卑服”是“服从”、“顺从”之意，“卑服”实即《墨子·非攻》、《韩非子·十过》、《国语·吴语》等书中所见之“宾服”，并举《旧唐书·突厥传》说匈奴“强必寇盗，弱则卑服”，可证卑服决不可解为破旧衣服。赵先生这种新解，确实有理有据，信而有征。照这样说法，周公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周太王、王季能谦抑敬畏，文王也遵顺着这种作风，继续从事农田耕作[870]。这样解释当然可以成立，并且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古字的训诂，往往也有一字多义的现象，“服”字除了顺从之义外，是不是还有别的含义呢？我们不妨列举古文献上的材料作进一步的分析：

初服于公田。古有公田焉者，古者先服公田而后服其田也。（《大戴礼·夏小正》）

正月令农始作，服于公田农耕。（《管子·乘马》）

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尚书·盘庚上》）

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尚书·酒诰》）

亦服尔耕。（《诗经·周颂·噫嘻》）

上面所举的这些“服”字的用法，没有一个可以作为“服从”解。所谓“服”就是职事，出仕曰“服官”，经商曰“服贾”，农业耕作就叫“服田”。其实“服”字古时也有衣服之义。我们姑且引几条史料看看：

载是常服。（《诗经·小雅·六月》）

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论语·卫灵公》）

子服尧之服……子服桀之服。（《孟子·告子下》）

燕朝服于寝。（《仪礼·燕礼》）

主人玄冠朝服。（《仪礼·士冠礼》）

以上所引都是战国和战国以前的史料，这些“服”字作动词用时，即穿戴衣物，作名词用时，除了作为衣服解释外，别无他义。

因此，我们认为《无逸》所说的“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赵先生的解释固然可备一说；但照传统的说法，以为文王这位酋长，穿着破旧衣服，亲自下田风谷，可能也不错。况且《楚辞·天问》也说文王“伯昌号衰（荷蓑），秉鞭作牧”，和这种传统说法是一致的。

从文献上看，周文王似乎还是没有脱离生产劳动的氏族酋长。因而《诗经》称他“经始灵台”时，“庶民”就像儿子对父亲那样踊跃地替他劳作。可见那时社会的阶级矛盾并不像奴隶制那样尖锐，似仍停留在家长奴役制的阶段。奴隶生产还未成为社会经济的主流。

总之，周族的社会发展在克商之前大概落后于商族。当时商族早已进入奴隶社会，而同时代的周族还处在氏族社会的末期。

周族在武王立国以前，不但社会发展阶段落后于商族，而且整个物质文化都比较落后。比如克商之前周族有没有青铜器文化？是否已使用文字？这些都是值得怀疑的。现在有些学者认为先周已有自己制作的青铜器，并且“已有了非常发达的青铜工业”[871]；有的说：“周人在铜器制作方面，有极其悠久的传统，其时代之早，或不下于商人”[872]；又说：“周人早已经有了文字，周人的文字盖与商人的文字同源而平行发展”[873]。但是我们考较他们所提出的证据，这种说法难以令人信服。

主张周人在灭商前即已有精美铜器者，为已故孙作云先生，他认为夏人有铜器，而周人的铜器继承夏人的传统，在西方发展[874]。按夏人是否已有青铜，现在还没有明证，很可能夏人尚未进入铜器时代（参见第四章第三节）。说周人的铜器是继承夏人的，便成为无根之谈。孙先生认为《天亡簋》（旧称《大丰簋》）是灭商以前的铜器，其主要的证据是铭文中有这么四句话：“文王见（监）才（在）上；不（丕）显王乍（作）相，不（丕）（肆）王乍（作）（赓），不（丕）克气（讫）衣（殷）王祀！”孙先生说，这是“武王向文王祷告，求文王保佑他赶快灭掉商国”，又说“从这里可以证明：《天亡簋》中的这四句话，一定是祷祝之词……祈祷多是祈求尚未实现之事，此铭既曰：‘丕克气衣王祀’，则一定是尚未灭商。由此可见，此器是武王灭商以前之器”[875]。

可是我们多次审读这四句话，一点也看不出是祈祷文王保佑他快灭商。其实这里并没有祷告祈求之意，而实是歌颂文、武克商的功业。这四句话的大意是说，由于已死去的文王在天上的关照，加以武王又继续经营，于是“丕克，讫殷王祀”。丕者大也，克者胜也，“丕克”就是大胜；“讫殷王祀”，就是终止了殷王的国祚，“气衣王祀”与《西伯戡黎》“天既讫我殷命”（上天既然终止了我们殷国的大命）中的“讫我殷命”语义全同。概括地说，就是颂扬文王、武王的德业和大胜灭商的事功。绝无祈祷未然之事，而实是颂赞已成的功业。尤其是铭文最后，“每（敏）扬王休于白（簋）”这就是说，颂扬王休，并刻之于铜器上。更可见是颂辞而非祷辞了。所以，《天亡簋》是武王克商以后所作之器，这个论断应无可疑。

《天亡簋》既不能证实是武王克商前所作，其铭文当然也不能代表周朝建立前的先周文字。那么，那种认为周人早在克商前就已经有了文字的说法，也就失去了依据。

至今我们从田野考古上，见到为数不少的商代青铜器和少量有铭文的青铜器，可是还没有看见过周武王克商以前确实可信的先周的青铜器和文字。这一事实，意味着周族使用青铜器和文字，基本上应是在攻克商王朝后，他们承袭和学习了商族的文化。我们若把商末的青铜器和周初的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前者的典雅，后者的粗糙，周人借用和模仿商人文化的痕迹历历可见。

因此，我们说周族在克商之前基本上还没有青铜，还没有使用文字，其整个文化落后于商族。这恐怕是难以否认的客观事实。但由于商末年，商、周两族早已有接触，所以，我们当然也不能否认在先周时期商族的少量青铜器有流入周族的可能性。所以，在先周遗址或墓葬中发现少量的青铜器，也是可能的，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已定的结论。

1976年在周族的祖居地陕西岐山周原发现了早周宫殿、墓址。1977年在这宫殿、墓址内清理出大批甲骨，计有17120片，其中卜甲190多片，文字数达五六百字[876]。据说这批甲骨文的文字系用锋刃器刻成，而且小如粟米，要在放大五倍的显微镜下才能看得清楚。从刻辞所透露出的年代和经碳14的测定，这批甲骨文大多产生在周族克商之前。一些史学家因而推测先周族既已有甲骨文，又具备刻坚硬的龟甲这种微雕技术，则其文化水平决不会低于商，其社会发展阶段决不会仍滞留在氏族社会末期。但是，经我们对这批甲骨文具体地分析之后，发现甲骨的绝大部分不属于周族，而是商末商王室的遗物。所以，我们也就不能用其说明先周的文化了。

三、周原所出的甲骨文问题

我们说周原所出的甲骨文绝大部分不是出于周族人之手，仍应是来源于小屯的商人之手。对这个问题，笔者曾作过一些研究[877]，试举下面两条周原甲骨予以说明：

癸巳彝文武帝乙宗，贞：王其祭成唐（汤）……（H11：1）

贞：王其又（祐）大甲，周方白（伯），□足不（丕）左于受又（有）又（佑）。（H11：84）

第一辞的“文武帝乙”就是商纣的父亲“帝乙”，“成唐”即商祖“成汤”。这条卜辞大意是说癸巳这一天在商纣的父亲帝乙的宗庙里，“王”举行商祖成汤之祭。第二辞是说“王”“”周方伯，用以祭祀商先王大甲。这两辞的“王”有一些人认为是周王，于是乎说第一辞是“周人祭祀商人的祖先”[878]，或谓“这片甲骨文中的王，当即周文王。……是周文王祭祀成汤。这反映了周与殷的密切关系”[879]。认为第二辞是“周文王求佑于太甲，太甲告周方伯丰年厚足”[880]，或谓“是周王祭祀太甲，祈其佑福。”[881]这些人的意思是说，这批甲骨是周文王时周人的甲骨卜辞，周文王曾祭祀商的祖先成汤，周人求佑于商之先王太甲，还祭祀商纣的父亲帝乙等等。但是从中国历史传统上看，周王祭祀商先王这种现象是绝对不会有的。为什么呢？

第一，商、周两族在商末年已处于敌对的地位。《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周文王的父亲王季被商纣王的祖父文丁所杀（见《晋书·束皙传》所引），又谓在纣的父亲帝乙二年“周人伐商”（见《太平御览》卷八三所引）。从此，商、周两族已构成世仇。周人由于感到力量尚弱小，对商维持表面上的服属，而内心却仇恨已极。像丧葬祭典、祈神降福等礼俗，完全是内心的信仰，都不是强迫的。周文王怎么会自愿对有杀父之仇的敌人祖先举行祭祀呢？其他的周王也不会祭商先王太甲，乞求仇人的祖先给自己降福佑。所以，上举二辞中的“王”不可能是周族的任何一个王。

第二，商、周时人在丧葬祭奠上，只有本族人祭祀本族人的祖先，跨族的祀礼是少有的。在春秋时一个诸侯王死，异族诸侯去吊丧，没有资格进到宗庙之内，只能哭“临于外”[882]，当然更谈不到异姓祖先之间的互祭了。甚至鬼神也不接受异族人的祭品，所谓“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883]，“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884]，其意是说鬼神不受异族人的供品，人们对异族的鬼神也不祭祀，这是自古流传下来的旧礼俗传统。

殷墟卜辞中那么多的祭祀记录，被祭祀者限于商王族的直系和非直系的祖先，祭祀异姓祖先则极为少见。前面我们已知，周原甲骨卜辞被祭祀的确系商的先王，则祭祀者当然应当是这些商先王的子孙，不会是周人。并且，我们推测这两片卜辞的“王”，可能是商纣王帝辛。第一辞是帝辛在其父帝乙的宗庙里祭祀其祖先成汤，第二辞是商王祭祀先祖大甲，祈求福佑。

第三，周原甲骨84号卜甲谓“王”祭祀大甲，而“周方伯”。“周方伯”有人认为是周文王，确否不可知，但必是周族的首领是可断言的。“”字殷墟卜辞中屡见，有的学者认为就是《说文》曰部中的“”字，许慎说，“，告也，从曰从册，册亦声。”按古文字中“曰”与“口”经常混用，所以“”很可能就是《说文》中的“”，不过许氏的说解可能不是文字的原义，而是后来的引申义。我们认为于思泊先生谓有砍杀义[885]是正确的。殷墟卜辞中在祭祀商的祖先时，经常出现“三十宰”（《后》上23.11）、“二牛”（《福》18）、“……百宰”（《乙》5408）等等，这就是杀牛、杀羊用以祭祖。周原84号卜甲之“周方伯”，很明显是以“周方伯”作为牺牲，用以祭祀商先王大甲，祈求福佑。杀周族的首领作为祭牲去向商先王求福的“王”，绝对不可能是周王。

第四，周原地处西北丘陵黄土高原地带，不是龟甲的产地，同时周族在克商之前，人少势孤，也不会有东南沿海产龟的部落向其进贡。周原所出的这17000余片龟甲，说成是周族原有的，似不大可能。

从以上四个方面考查，我们认为周原这批甲骨绝大部分是商王室的，不是周人的。但是商王室的甲骨，为什么不出于商都小屯，却出土于周人的发祥地周原呢？我们推测这批周原的商王室甲骨，可能远在丰镐建都之前，也就是周灭商之前，就从商王室运到周原。商灭亡前夕，周原是周文王时代周族的政治中心。很可能在商末年商纣王时，掌管占卜的卜人见商纣暴虐无道，于是弃商奔周，他们为了取得周人的信任，就载其甲骨档案，挟以俱来[886]。因此，周原出土的甲骨及其文字所反映的除少部分外，大都不是先周的文化。商的卜人既是弃商奔周，他们来到周原，当然也要为周人服务，所以在周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少数反映周人的情况，这也是必然现象。

笔者读到李学勤先生《论周文王时期的四片卜甲》[887]，也谈到上面我们所引的那两片周原卜甲，李先生说：“卜辞的‘王’与‘周方伯’同见，前者为主辞，后者为宾辞，绝不能是指一人。因此，‘王’不可能是周王，只能是商王。”文章最后认为，有些甲骨是周人卜官将所卜之甲，从殷墟“携回周原”。

第十二章　周王朝的建立

第一节　周武王的灭商

一、武王克商前中原的形势

建于中原五六百年的商王朝，牧野一战，就被西方“小邦周”的武王轻而易举地打垮了。武王之所以胜商，他所凭借的是什么历史形势呢？我们认为不外两个有利的条件：一个是商纣暴政残虐，万民痛愤，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只要一人振臂一呼，就有土崩瓦解之势；另一个是商国周围众多的敌对方国乘机叛商，民族矛盾日趋尖锐。

（一）商王朝内部的阶级矛盾

先说当时的阶级矛盾：商王朝自武丁以后社会经济逐渐走下坡路，加以统治者生活奢侈腐化，更加速了这种趋势。《尚书·无逸》谓商末“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这就是说商末诸王都是一些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他们不事生产，只知坐享安逸。尤其是到了商朝最末的王帝辛（即纣）时，骄奢淫逸到了发狂的地步。《史记·殷本纪》叙述说：

（纣）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冣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

这些有关商纣的荒淫，大概是得之于晚周学者间的传闻。如《说苑》引《墨子》佚文谓：“纣为鹿台糟丘，酒池肉林，宫墙文画，雕琢刻镂。锦绣被堂，金玉珍玮，妇女优倡，钟鼓管弦，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国亡，为天下戮。”（《说苑·反质》引）《吕氏春秋·贵直论·过理》谓：“（纣）雕柱而桔诸侯……作为室，筑为顷宫。”《文选·东京赋》注引《竹书纪年》：“纣作琼室，立玉门。”从近年来对殷墟的考古发掘，可以证实商末年的宫殿建筑确实可以称得上富丽堂皇了。《管子·七臣七主》谓：“昔者纣是也……驰猎无穷，鼓乐无厌，瑶台玉馆不足处，驰车千驷不足乘。列女乐三千人，钟石丝竹之音不绝。”[888]

晚周人对商纣这些荒淫腐化生活的传说，不见得都是实录。因纣为亡国之君，而周人又视之为仇敌。所以周人对其罪恶必言过其实，任意夸大，方能显示其征商为拯民伐罪。这一点春秋战国时人已经有所察觉。子贡曾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战国末年的荀子也说：“古者桀纣……身死国亡，为天下大僇，后世言恶则必稽焉。”（《荀子·非相》）顾颉刚于1924年写过一篇《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古史辨》第二册），将《今文尚书》中所述纣的罪恶聚集起来，也只有酗酒、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听信妇言、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等六大罪状，不像战国时人所传说的那样厉害。但无论如何，他决不是好的统治者，则是可以断言的。

在商纣时，商贵族们酗酒必为事实，不但见于周末诸子的传闻[889]，而且也见之于较早的文献如《诗经》：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尔以酒，不义从式。既愆尔止，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诗经·大雅·荡》）

这是西周诗人借文王之口说到商之末世贵族沉湎于酒，晨昏颠倒的情景，周公认为商族之所以亡国，与商末贵族嗜酒有重大关系。所以周初以商之余民封康叔为卫君于殷墟之后，周公特作《酒诰》以教谕康叔，内有谓商“民罔不伤心，惟荒腆于酒……故天降丧于殷”；训诫谓“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周公畏酒如此，可见他以为酒为商亡国之重大原因。

商末统治阶级过着这样奢侈豪华的腐朽生活，自然会激起人民的反叛。部分贵族也看到当时阶级矛盾加剧，国家岌岌可危。如微子启就曾痛惜地说过：

我祖底遂陈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仇。（《尚书·微子》）

微子的意思是说，纣王由于抛弃了成汤的旧传统，沉湎酒色，法度不明，政治昏乱，招致人民的反抗。社会上真是达到了诗人描写的所谓“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诗经·大雅·荡》）的地步。纣王为了对付叛乱，加强了严刑峻法。据周秦诸子传说，其滥刑有截、剖、醢、炙、腊、脯诸种（见《吕氏春秋·行论》、《过理》，《韩非子·难言》，《战国策·赵策三》）。经常为后人道者还有所谓“炮烙”之刑（见《荀子·议兵》、《韩非子·难一》）。“炮烙”一作“炮格”，据《吕氏春秋》高诱注谓“格以铜为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烂，坠火而死”（《吕氏春秋·过理》注）。这种酷刑的采用，充分体现了商纣的残暴。

商纣时奴隶主阶级生活奢侈腐化，对劳动人民剥削加重，再加以滥用刑罚等等，自然就激起了广大民众的反抗斗争。这就是纣王的庶兄微子启所指出的“小民方兴，相为敌仇”（《尚书·微子》）的真实情况。纣王并任用“善谀、好利”的费中和“善谗”的恶来为政，国事不堪闻问。纣的亲族微子、箕子和比干强谏，纣杀比干，囚箕子。纣的一些亲信如微子及太师疵、少师彊对商王朝感到失望，乃持其祭器、乐器西奔归周[890]。所以这时商的最高统治者已经走到众叛亲离的境地。《左传》引《大誓》说：“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891]盖实情也。

（二）民族矛盾

阶级矛盾尖锐，甚至已经到众叛亲离的商王朝，其周边的各少数部族对商也纷纷举起了背叛的旗帜。

在第九章第四节，已经说到商王朝的周围散布着的一些少数部族，有鬼方、方、土方、羌方、虎方、夷方和周族等数十个方国。他们与商的关系，有时是和平共处，有时也互相侵夺。商末年，帝乙与帝辛的征东夷是两次较大的战争，而且也是对商王朝命运攸关的战争。

商末年帝乙时就与东夷有过频繁的战争[892]。商纣时与东夷的战争见于《左传》者有两处：一谓“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左传》昭公四年），一谓“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可见商纣的覆亡与东夷之叛，大有关系。

为什么纣“为黎之蒐”而东夷就背叛？这里面的因果是什么呢？

首先看看黎在何处？“黎”即《尚书·西伯戡黎》之“黎”，《史记·殷本纪》作“西伯伐饥国灭之”。而《周本纪》则作“败耆国”。《宋世家》作“国”。《说文》邑部“”字下谓“殷诸侯国，在上党东北……《商书·西伯戡》”。按黎、、饥、耆、五字乃一字之异写，或为古今字，或为同音假借，实为一地。过去学者有人强分耆与黎为二地，并谓文王伐耆，武王戡黎非一时事[893]。耆、黎分为二地，实未可信。这个地方据《汉书·地理志》上党郡壶关县下注云：“有羊肠阪。沾水东至朝歌入淇。应劭曰：黎侯国也，今黎亭是。”《后汉书·郡国志》谓壶关有黎亭，故黎国。刘注：“文王戡黎即此。”可见黎在汉之上党郡壶关，为汉以来古说。《读史方舆纪要》谓黎亭在山西长治县西南三十五里。清《嘉庆重修一统志》谓黎国本在今山西省长治县西南三十里黎侯岭下。其后晋立黎侯或徙今之黎城县地。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杜预注《左传》谓“黎，东夷国名”（《左传》昭公四年注），乃是由于与下句“东夷叛之”错误地联想臆造出的。

丁山主张“商纣为黎之蒐”与“西伯（周文王）戡黎”是一个战争，他认为这是商、周在黎的一次有名的决战[894]。商纣在西方与周进行战争的时候，东夷乘机起来叛商。“东夷”的地望，据商、周时都称其为东，则知必在商、周之东。徐中舒考证谓商末甲骨文和铜器铭文（如《小臣艅尊铭》）上之“人方”，即“夷方”，亦即古文献、古器铭之“东夷”，而“东夷”当指徐淮夷一带而言。其地适在江汉以东，宋、鲁以南，与所谓南夷，实有辅车相依之势[895]。可知东夷大概在今山东、江苏滨海之域。

殷墟五期卜辞，在商王帝乙、帝辛时代有很多屡征夷方的记载。其战争时间从卜旬的日期看，往往经年，所驻跸之地遍至济、汶、淮诸水之域。这确是一种长期而艰巨的战争。并且在商末年，周人大概为了牵制纣王在西方的兵力，派遣打入商内部的间谍吕尚，入东夷为之鼓动叛商[896]。商纣不得不调用大部分人力、物力对付东夷，因而展开了长期的消耗战争，这样便注定商王朝国运日趋没落。

商在东方与东夷的战争，倾全国的兵力，经过多年的征讨，总算把东夷攻克，但耗费了大量财富，国家元气大伤。就在这个当口，西方以周族为首的许多少数族联合起来，卒能一举灭商。

周人所联合的许多少数族见于《尚书·牧誓》篇的有八族：“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这些少数族的地望，据《尚书孔氏传》认为，这八国都是蛮夷戎狄，并谓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卢）、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谓房州竹山县及金州为古卢国。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国。陇右岷、洮、丛等州以西为羌。姚府以南是古髳国之地。戎府之南，古微、卢、彭三国之地。濮在楚西南，有髳州、微、濮州、卢府、彭州。总之，汉唐以来的人都把这些少数族说成是我国西南部的方国，据我们考察并不尽然，有一些是山西境内的部族。

八族中的髳盖即《诗经·小雅·角弓》“如蛮如髦”之“髦”。《诗经》郑笺谓“髦，西夷别名”，不知何据。其实就是《春秋》成公元年“王师败绩于茅戎”之“茅”。按《左传》成公元年谓周“遂伐茅戎……败绩于徐吾氏”。徐吾为茅戎所在地。“徐吾”据笔者考证，即西周末年器《兮甲盘》王伐狁所在地之“”。《山海经·北山经》有“涂吾之水”，地在今山西屯留县西[897]。从与茅戎的战地，可以推测茅戎当在山西。《史记·秦本纪》谓秦“缪公乃自茅津渡河封郩中尸”。这个茅津在晋，大概也是以茅戎所在之地而得名。可见征商的“髳”原先应是今山西境内的少数族。徐中舒则疑髳即后世所谓苗，因定其地在汉水流域[898]。我们认为证据单薄，未便遵从。

八族中的“羌”多见于殷墟卜辞，是商族的敌对方国。其地望，大致位于商都的西方、北方，前面讲先周时已经讨论过（见第十一章第二节）。“羌”从古文字上看与“姜”为一字。历史上姜姓之族为齐、许、申、吕，文献记载谓均出自太岳，而太岳（即四岳）即山西南部的霍太山。所以姜姓之族最初当居于山西境。姜戎一直到西周春秋时还停留于这一带。《国语·周语上》记周宣王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千亩在今山西介休。属于姜姓诸国，不论是华夏齐、许、申、吕，还是戎狄的羌方，自商末到周初都活动在山西境内[899]。由此，可以推测从周克商的“羌”，很可能也在山西，而不是西南夷。

另外，八族中的“微”在什么地方？《周本纪》集解引孔安国谓在巴蜀。《尚书·立政》篇有“夷微卢烝，三亳阪尹”，郑康成注微北临大河，在东成皋、南轩辕、西降（函）谷之间。按这只能证明西周以后微的地望，可能在这一带或更在西南。至于商末年今山西境内也有微地，卜辞中的微和羌临近，李学勤就认为“羌近于微”，都在今山西[900]。《太平寰宇记》卷四五潞城县下谓“微子城，在县东北二十里”。《嘉庆重修一统志》潞安府有微子岭、微子桥。所以笔者颇疑心与周联合克商的微人是在山西的微人，那时未必是西南夷。

其余的庸、彭、濮、卢四族均见于《左传》[901]。《汉书·地理志》南郡中庐县，《后汉书·郡国志》为古卢戎。庸，《汉书·地理志》汉中郡有上庸县，《后汉书·郡国志》云“本庸国”。楚人伐绞涉彭，罗人欲伐之。则彭亦当去罗不远，而罗《后汉书·郡国志》注谓宜城县西。濮见于《左传》文公十六年百濮伐楚，又见于《左传》昭公九年“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庸、彭、濮、卢都与楚有战争关系，则其为南方近楚的部族，当无问题[902]。至于“蜀”，有谓即巴蜀之蜀，在今四川；有谓古时应在东方，还有说在中原[903]。由此可见庸、蜀、彭、濮、卢五族，在商末周初或确在商、周南或西南，因名之为西南夷。笔者颇怀疑这些所谓西南夷少数族，商末年，虽名西南夷，但所处之地距殷墟不会太远，不会超越大江以南。只是经西周春秋以后，因不竞于中原，才逐渐远徙。

商末年在民族矛盾方面，除了上面已讲过的外，主要的要算商与周两族之间了。

这时两族的冲突，已步入对两族首领刺杀活动的阶段。这些情节没有明显的记载，但古文献中透露出了一鳞半爪。其中如商王武乙，周王季历与文王之死，大概与民族斗争有关。

《史记·殷本纪》只说商王武乙暴虐，猎于河、渭之间，暴雷震死。按渭水流域是周族势力范围，武乙猎于河渭，是在“周王季历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后汉书·西羌传》注引《古本竹书纪年》）之后。武乙看到周族逐渐强大，他的西畋不一定只是田猎，而很可能是对周的侵犯。武乙不是死于雷震，而实是死于与周之战争。这一点，丁山主之最力，他说：“商、周两大民族的对立，到了武乙时代，确很严重。我所以断定武乙死于河渭之间决不是‘暴雷震死’，而是死于兵败。”又说：“武乙之死于河渭，似乎不是田猎，可能是去征伐周王季，兵败被杀，殷商史官乃讳言‘暴雷震死’而已。”[904]揆诸当时的政治形势，丁氏此说是合乎情理的。

关于周王季历之死，《世本》、《史记》等书，止言王季历卒。《吕氏春秋·开春论》说“王季历葬于涡山之尾”，《战国策·魏策》作“楚山之尾”，《论衡·死伪》则作“滑山之尾”，其他皆不详。唯《古本竹书纪年》有“文丁杀季历”（《晋书·束皙传》引，《史通·疑古》、《杂说》引），是季历为商王文丁所杀。按《吕氏春秋·孝行览·首时》谓：“圣人之事，似缓而急，似迟而速，以待时。王季历困而死，文王苦之，有（又）不忘羑里之丑，时未可也。武王事之……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下面又说到伍子胥报父兄之仇，带兵攻楚，亲射王宫，鞭平王之坟。那么所说的“王季历困而死，文王苦之”，似乎也是说武王伐商与报旧怨有关。《史记·龟策列传》所记宋元王语有商纣“杀周太子历”，《索隐》谓“杀周太子历，文在‘囚文王昌’之上，则近是季历，季历不被纣诛，则其言近妄，无容周更别有太子名历也”。季历与纣不同时，说季历被纣所杀，固属“近妄”，但其谓季历死于被杀，而杀者又为商人，则与《竹书纪年》、《吕览》之说若合符节。特以周之后世子孙，羞言其祖被敌人杀害之事，是以不见于一般古书载记。但是，综合上面这些片断记载，我们倾向于认为《竹书纪年》之说为近实。

下面再谈谈文王死因之谜。

《史记·周本纪》说西伯受命称王，断虞、芮之讼，后十年而崩。《尚书大传》谓文王七年而崩。是病死，还是被害？不详。武王伐纣时的誓师词《泰誓》记载周武王曾说：“予克纣，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纣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905]这几句话是说：我若战胜商纣，并不表明我们武功大，而是由于我父亲文王本来无罪；纣若胜我，并不是文王有罪，而是出于我之无能。细审武王之言，为什么伐纣要以其父无罪为借口？而《吕氏春秋·首时》把季历困而死，文王囚羑里同时举出，说武王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即指伐纣事），又述伍子胥伐楚报杀父之仇。我们很自然会联想这些故事似属同类史例。周文王之死可能也是被杀害。武王之伐纣，也似乎是为父报仇。尤其是伍子胥攻入楚都，掘其仇人楚平王墓，鞭其尸三百[906]。这与武王灭商后，对已死的纣，亲自以箭射之，又以剑斩其头，前后作为何其相似乃尔？我们揆情度理，则周文王或死于商纣之手，周武王伐商当含有报仇雪耻之意，不是很显然吗！这种看法，主之最力者为丁山先生。他曾钩稽载记传闻，证之以《泰誓》“文考无罪”之说，乃认为“纣为黎之蒐”与西伯戡黎实为商、周两族的一次决战，结果文王兵败被俘，死于羑里。周武王与纣有不共戴天之仇。因而在誓师时极言其父无罪，载以文王木主，显示文王死于非命，归骨未得，借木主以激士气。自称“太子发”，以顺续文王受命之年，不自改元，以自惕励。这些真情不见于《诗经》、《尚书》，是因为《诗经》、《尚书》大抵周人之遗，文王死于羑里，尤为周人奇耻大辱，后世子孙皆所不忍言故也[907]。

“父死不葬”，1977年陕西周原所出甲骨文，有“王其又（佑）大甲，周方伯”（H11：84），所谓“”，实即杀祭，这片卜辞是说商王杀周方伯（可能是周文王），用以祭祀商先王大甲以求福佑[908]。这就对周文王死于羑里说又增加了地下文物上的证据。截止到现在，我们对于周文王到底是寿终于周，还是为商纣所杀？还难以作出最后的定谳，只能两说并存。但是，不管怎样，商末年自武乙死于河、渭之间，文丁杀周王季历，周文王复仇未遂，而被囚于羑里，或说死于羑里，都说明商、周两族的仇恨越来越深了。

总之，商灭亡之前，商王朝所面临的两大问题——国内阶级矛盾恶化与境外众方国群起叛商，使商王纣顾此失彼，难以应付。社会上已充满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大动乱气氛，预示着大的革命风暴就要来临了。周武王就是在这个紧要关头，因缘时会，兴师东征，故能一举灭商。

二、灭商的步骤

周族到文王时代日渐强大，伐密须、伐畎夷、伐耆、伐邘、伐崇，迁都到丰，已有了长期灭商的准备。可惜这时文王在这武功兴盛时期不幸身死，灭商的大事只能留给其子武王去完成了。

武王时期，周人到底已积累了多大兵力，以一个蕞尔小国而能一举灭了已有悠久历史、武功卓越的殷商大国呢？

（一）克商时商周兵力的对比及其胜败的原因

《史记·周本纪》中记载“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今河南孟县），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武王看到天命未至，“乃还师归”。居二年，闻纣暴虐滋甚，武王乃“率戎车三百乘，虎贲（勇士）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909]。这大概是本之于后出之《尚书·泰誓》。然所谓八百诸侯、四万五千甲士，恐皆不可信。《尚书·牧誓》仅言友邦冢君，《孟子·尽心》、《吕氏春秋·贵因》均言武王之兵力为三百乘、三千人，并无八百诸侯、四万五千人之说。按西周在其鼎盛时期，王室的军力，只拥有两支大军：镇守东方的一支称“殷八师”，或称为“成周八师”，西方留守丰、镐京的称为“西六师”。两支共为十四个师，每师的人数，据考证是二千五百人[910]，十四个师的总人数不过三万五千人，当其还是商末一个自称为“小邦周”的小国时，哪里可能有甲士四万五千人之多呢？

《周本纪》说：“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按“七十万”也似乎太众（有人认为是十七万之倒讹），但纣兵肯定远多于周。《诗经·大雅·大明》称纣兵：“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

说商人之军队多如森林，周末人所引用之《泰誓》称“纣有亿兆夷人”[911]。

总之，商人所拥有之军队数量必很多。商周牧野之战，纣与武王的武力，众寡如此悬殊，武王何能在很短时间内取得胜利？古文献有一些记载：

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孟子·尽心下》）

武王之诛纣也……厌旦于牧之野，鼓之而纣卒易乡。遂乘殷人而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无首虏之获，无蹈难之赏。（《荀子·儒效》）

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史记·周本纪》）

汤武革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士亿有余万，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战。武王左操黄钺，右执白旄以麾之，则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纣有南面之名，而无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淮南子·泰族》）

从这些材料上看，牧野之战并没有经过什么大的激战，只因为纣的军队倒戈以迎武王，于是商的军队便溃败了。但是，也有相反的说法，如战国时孟子所见之《尚书·武成》有武王伐纣之战，“其血之流杵”（《孟子·尽心下》），若然，则牧野一役一定是经过了激烈的流血战争，不过孟子已疑之，谓“以至仁伐至不仁”不应如是。东汉王充则信之，谓“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战，血流浮杵，赤地千里”。他并提出四证，说明武王兵不血刃之说不足信（《论衡·语增》）。关于牧野之战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传说，何是何非？三千年后的我们，当然更难论定了。所幸近来新发现的《利簋》铭文中既言甲子这天一早便“克，昏夙有商”，旦夕之间既能把商攻克，那就决不会杀得“血流浮杵，赤地千里”了。如果再结合当时商国内阶级斗争的尖锐情况看，则纣兵倒戈之说似乎是事实。

（二）克商的日期

武王克商的具体日期，《史记》仅说“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912]。这大概是本之于后出之《泰誓》或未亡之《武成》，仅此简略数语，其他均未能详。《史记》所称之“九年”、“十一年”到底是谁的纪年？郑玄以为此本之于文王受命而数之（《毛诗正义·文王》引）。文王七年而崩，武王在文王八年即位，不自改元。文王九年武王伐纣因而自称太子发。关于此点，古今文说均相同，可能是正确的[913]。所谓九年、十一年当即武王袭用文王九年、十一年也。

至于克商之月日问题，异说更多。《周本纪》作“十二月戊午”渡盟津，“二月甲子”至牧野。《书序》则作“一月戊午”渡盟津，《齐世家》作“正月甲子”至牧野。《汉书·律历志》引《周书·武成》逸文：“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逸周书·世俘解》则作“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综合上举各书，日期一致，只是月份不同。渡盟津之月有十二月和一月之异；至牧野斩纣有正月、二月和三月的不同。可见其中所记，必然有误记或后人传写所误者。按积划而成的一、二、三，极易相混。哪种说法正确，二千年来未能论定。王国维根据《汉书》保存的《古文武成篇》佚文，证以钟鼎铭文，考定月相名词，推断周初每月是四分的，即所谓一月四分之说。他解释凡旁死霸皆自二十五日起，既死霸皆自廿三日始。因之推定，“戊午”为二月二十一日，师渡盟津。越五日的“甲子”日，至牧野斩纣为二月二十七日[914]。岑仲勉认为刘歆所谓《周书·武成》佚文，实即《逸周书·世俘解》稍加润色而来[915]。《武成》的“三月”乃“二月”之误[916]。二月甲子日是武王师至牧野和纣被斩之日。“甲子”不但见于《尚书·牧誓》、《泰誓》、《武成》，《逸周书·世俘解》，《吕氏春秋·首时》、《贵因》等，而且1976年在陕西临潼发现的武王时代的铜器《利簋》铭文也记载着武王克商的日期是甲子，铭文全文如下：

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又（有）商。辛未，王在师，锡有吏利金。用作公宝彝。

这是同时代的珍贵史料，铭文清楚地记载克商的日期是“甲子朝”，与《逸周书·世俘解》所记全同，足证这天是信而有征了。铭文所说之“岁鼎”的“岁”，是指岁星。“鼎”，据张政烺说应读为丁，意即当。“岁鼎意即岁星正当其位，宜于征伐商国。”[917]这个解释是对的。《淮南子·兵略训》：“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这也证明武王伐纣时正好岁星（即今最大行星之一的木星）出现于东方。《国语·周语下》记载伶州鸠对周景王说：“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岁之所在，则我周之分野。”韦昭注：“岁星所在利以伐之也。”《荀子·儒效》也说：“武王之诛纣也……东面而迎太岁”。按“太岁”可能是“岁”之讹，因“太岁”是战国末年人从岁星虚构出来的，时代较晚。铭文大意是说武王征伐商纣在甲子这天早晨，东方有岁星出现在天空，象征着大吉大利。旦夕之间即攻克商国。

但是甲子这天到底是武王誓师的日期，还是商、周两军会战的日期，或是商纣兵败自焚死的那天，或是武王斩纣头的那天呢？从《周本纪》上看，好像都在这一天，这样一个大战，又是如此复杂，不会都集中在甲子这一天进行吧？丁山说：“其实甲子，是周武王‘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纣拒周师，应在甲子以前；而其环玉自焚也，绝非甲子日，这从帝辛的庙号可以论定的。按照商代先王庙号的通例，死于甲日者谓之某甲，死于乙日者谓之某乙，纣号帝辛，当然是辛日自焚的。《周易·蛊卦》曰，‘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假定甲即甲子日，则‘先甲三日’为辛酉，纣之兵败自焚，或在此日。”[918]丁山这个说法虽然证据不多，但确是合乎情理的解释。按《吕氏春秋·古乐》说：“武王……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牧野。”从这个记载可以推断，周武王是以锐师作为先头部队首先到达牧野克商。大概商纣此时即自焚死。数日后武王才率六师大军赶到纣死处。此证丁山说是可信的。如果暂依王国维四分一月说对武王伐纣的日程安排一下，则武王是于文王受命之九年上祭毕[919]，东观兵于盟津，未战而返。十一年又伐商，二月二十一日戊午师渡盟津，周的先遣部队与商纣师接战，二十四日辛酉，商纣兵败。纣见大势已去，乃趋奔鹿台自焚死。过了两天到二十七日甲子早晨，武王才率大军赶到商郊牧野。来到纣死处，对尸体亲自射之，最后又“以黄钺斩纣头”。

《利簋》又说辛未这天在师赏赐给利金，利因而为公作此簋以为纪念。按“”地名多见于商周之际的铜器（见《戌嗣子鼎》、《宰椃角》），徐中舒说就是“管”，从柬与从官之字古韵均属同部（段氏十四部），可以相通。徐先生认为管在今郑州，后来三监中的管叔即驻此监殷[920]。而黄盛璋则认为这个地名实即“洹”，即安阳殷墟[921]。“洹”与从柬之字，古音也同部。由于这个地方有商的宗庙（见《戌嗣子鼎》），所以，黄说更较合理。公与作器者利是什么关系不详。这个，唐兰先生读为“檀”，推论可能是封在檀国的檀伯达[922]。《左传》成公十一年传“晋郤至与周争鄇田。王命刘康公、单襄公讼诸晋。郤至曰，温，吾故也，故不敢失。刘子、单子曰：昔周克商，使诸侯抚封，苏忿生以温为司寇，与檀伯达封于河”。杜注：“苏忿生……与檀伯达俱封于河内。”按檀为周邑，在今河南济源县境，可能这就是利的封邑。所以，从《利簋》整个铭文上看，大概在克商后第八天的辛未，武王到地赏赐了利。

三、政权的建立

（一）周武王革商受命的大典

周武王灭商之后，当然要建立一个以周统治者为首的政权。建立政权是国家大事，所以一定要有一个隆重的立国大典。《史记·周本纪》和《逸周书·克殷解》透露了武王立国仪式的史影，《史记》所记述如下：

武王已乃出复军。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纣宫。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驱。武王弟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毕从。毛叔郑奉明水（郑玄注：“鉴，镜属”），卫康叔封布兹（徐广注：“兹者，籍席之名”），召公奭赞采（《正义》曰：“采，币也”），师尚父牵牲。尹佚筴祝曰：“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屉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天皇上帝。”于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周本纪》）

经过这个隆重的仪式，周王朝宣布正式代替商王朝。周武王乃亲自行使政权发布命令。把商纣的儿子武庚禄父[923]封以商之余民续商祀。又发巨桥之粟，赋鹿台之财，以示民无私；封比干之墓，靖箕子之宫，表商容之闾。然后渡河西归。纵马于华山，放牛于桃林，衅鼓旗甲兵，藏之府库，示终身不复用[924]。

（二）反映武王灭商的《大武》舞

关于周武王战胜商纣，成为当时中原共主的历史故事，还透露在周初人所作的《大武》乐歌里。这个歌舞，一直流行到春秋战国时代。如春秋时孔子听了古乐之后，说：“《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荀子也说：“绅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庄。”（《荀子·乐论》）而《礼记》两次说“冕而舞《大武》。”（《礼记·郊特牲》、《明堂位》）可见《大武》歌舞从周一直流行到战国时代。此后舞姿失传，而歌辞却保存于《诗经》里。其他先秦古书也有关于《大武》的零星记载，如《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就说：

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

《荀子·儒效》篇也谈到武王诛纣以后，偃武修文，作《武》乐事：

武王之诛纣也……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声乐，于是《武》、《象》起，而《韶》、《护（濩）》废矣！

《吕氏春秋·古乐》谓：

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牧野；归乃荐俘馘于京大室，乃命周公作为《大武》。

尤其是《礼记·乐记》记载着《大武》舞的六个舞蹈阶段，正象征着武王自灭商以来的武功和政功的前后次序，其文曰：

夫武始而北出（谓奏乐象征武王率师从镐北向殷都）；再成（郑玄曰成，犹奏也）而灭商；三成而南（舞者第三奏往而向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史记·乐书》“分”下有“陕”字），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第六奏返回原位）。

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大武》舞正是象征武王灭商从第一场出征到第六场班师还朝的过程。

至于其歌辞的次序，却是异说纷纭。《左传》楚庄王说武王克商作《大武》，其“卒章”是“耆定尔功”，此句见于《诗经·周颂·武》，可见《武》应该是《大武》的最后一章。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见于《周颂·赉》，那么《赉》必是《大武》的第三章。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此见于《周颂·桓》，那么《桓》该是《大武》的第六章。《赉》是《大武》的第三章已确定无疑，可以不讨论。但是《大武》共六章，《桓》既已说明是第六章了，那么“卒章”的《武》又该怎样安排呢？高亨就提出疑问：“《左传》既引‘其六’，又引‘其卒章’，那么《大武》诗至少有七章，这和《大武》舞有六场，不相符合。”[925]于是高亨把“卒”字说成是“次”字之形之误。果尔，《武》篇就成了第二章了。可是宋时朱熹曾说：“《武》，《春秋传》以此为《大武》之首章也”（《诗集传》卷八）。清马瑞辰遂谓：“‘卒章’，盖‘首章’之讹。朱子《集传》云，《春秋传》以此为《大武》之首章。盖宋人所见《左传》原作‘首章’耳！”[926]我们赞成马瑞辰这个意见，但是，与一般的理解不同，我们不认为是《大武》六章中的第一章。这个首章是整个《大武》舞曲中开场的首奏，它好像一部书的绪言，是这个《大武》的总概括，总述武王继文王之志胜商、戢兵、定功等圣迹。下面才是《大武》具体的六场内容。我们之所以有这个认识，是根据以下四点理由：

第一，从《大武》舞的命名上看，《论语》、《左传》、《荀子》、《吕氏春秋》、《礼记》等书凡引这个乐章都以“武”名之。而古时诗名、篇名命名的习惯，往往采取本诗、本篇的开始两字或第一部分为名（如《诗经》中各诗和《论语》中各篇之命名均如此）。《大武》舞的乐章名《武》，可知《武》必是本乐章的开始部分。

第二，从《左传》引述的次第上看，《左传》记载着《大武》舞尚在流行的时代，楚庄王所见六章的次序：首先是“耆定尔功”（《周颂·武》），其次是“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周颂·赉》），最后是“绥万邦，屡丰年”（《周颂·桓》）。其次第是《武》、《赉》和《桓》。其中《赉》是第三章，《桓》是第六章，而《武》篇必在这两诗之前，决不会是最末。所以《左传》说的“卒章”的“卒”肯定是错误的。

第三，《荀子》所引古乐的次第也是《武》篇在前。荀子说：“故钟鼓管磬、琴瑟竽笙，《韶》、《夏》、《护》、《武》、《汋》、《桓》、《箾》、《简》、《象》，是君子之所以为愅诡其所喜乐之文也”（《礼论》）。荀子是把《武》放在《汋》（《酌》[927]）与《桓》两篇之前的，而《酌》、《桓》均《大武》的篇章，则《武》篇在《大武》整个篇章的排列上，必在《酌》、《桓》之前。

第四，王国维根据《礼记·祭统》谓“舞莫重于《武·宿夜》”，郑注“《宿夜》，《武》曲名也”，断定《大武》有《宿夜》一章，而且认为“宿夜”即“夙夜”[928]。一般都公认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从《祭统》中可知《大武》舞的次第大概是，首先为《武》篇，其次为《夙夜》篇。而《夙夜》篇王国维认为是《周颂》里的《昊天有成命》。其实这是错误的。因为这首诗明明有“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两句，“二后”是指文王、武王，而“成王”为武王之子姬诵。所以《昊天有成命》决非颂扬武王功烈的《大武》之一章。我们赞成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提出的《周颂·我将》就是《大武》中的《夙夜》的观点[929]。

综合以上四点，我们断定《大武》舞正舞共六章，而《武》篇是序幕。连序幕应该是七场。其次序最无问题的是第三场《赉》和第六场《桓》。其他各场根据王国维的考据还有《宿夜》、《般》、《酌》。其次序各家说法不尽相同[930]，我们参酌诸前贤所提出的证据，断以己见，《大武》歌辞初步厘定的次序：《武》为序幕。下有六章，一为《夙夜》，王国维以《夙夜》为《大武》的第一章，但认为是《昊天有成命》是错的，我们从高亨说以《夙夜》乃《周颂·我将》；二为《时迈》[931]；三为《赉》（《左传》宣公十二年）；四为《般》（从高亨说）；五为《酌》（从高亨说）；六为《桓》（《左传》宣公十二年）。

总之，《大武》舞的舞姿与歌辞内容是一致的，主要是西周人歌颂周武王讨纣灭商和建立政权整个丰功伟绩的过程[932]。

（三）周初的三监问题

周武王灭商后，对广大的商遗民如何处治，从文献记载来看，对当时商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变动。并且商以北和以东的商之与国诸侯，仍属于商。《史记·周本纪》称：“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殷本纪》也说：“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宋世家》称“武王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使管叔、蔡叔傅之。”[933]可见商之广大群众仍由武庚代其治理。不过武王恐其叛变，乃在商都复封其兄弟管叔鲜、蔡叔度以采邑，以相武庚，起监视作用。只是《史记》中没有说明这时武庚和管叔、蔡叔所封的具体地点，好像三人都封于一地。班固《汉书·地理志》记之稍详：

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庸、卫国是也。（即邶），以封纣子武庚。庸，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故《书序》曰：“武王崩，三监畔”，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弟康叔，号曰孟侯，以夹辅周室。……故邶、庸、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

唐颜师古注曰：

自纣城而北谓之邶，南谓之庸，东谓之卫。

从司马迁、班固和颜师古的话中，牵涉到周初的两大问题：第一个是“三监”是指哪三人？第二个是“三监”所封的具体地域在哪里？这都是中国古史上长期争论不决的大问题。

先说第一个。班固说商畿内分邶、庸、卫三国，以武庚、管叔、蔡叔分别治之。好像指他们三人即为三监。后来《尚书孔氏传》则云“三监：管、蔡、商”。这就明确地说明所谓“三监”即管叔、蔡叔和武庚。与此不同的如郑玄认为三监无武庚而有霍叔。郑氏《诗谱》曰：

周武王伐纣……以其京师封纣子武庚为殷后。

庶殷顽民被纣化日久，未可以建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监，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监教之。

这是以管叔、蔡叔和霍叔为三监。后来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从之[934]。以上这两种说法，谁是谁非，经学家一直聚讼莫定[935]。清儒崔述的《丰镐考信录》以为《左传》称“二叔之不咸”，又称“管、蔡启商，惎间王室，王于是乎杀管叔而放蔡叔”。又云：“管、蔡为戮，周公右王。”无一言及霍叔者。此外《史记》、《尚书大传》、《汉书·地理志》等言以商叛者，止管、蔡二叔而无霍叔。崔氏认为武王死后，叛周作乱者实只有管叔和蔡叔二人[936]。崔氏此说有理有据。但他又认为至晋皇甫谧始增入霍叔，伪创三监之说，则未必是。因三监之说，不但已见之于东汉郑玄，而且早在先秦文献《逸周书》已道之。《逸周书·作雒解》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叙述虽作隐约概括之语，然其谓立三叔为三监，极为明白。可能霍叔未参与叛乱或者因其罪小，故诸记载多未及之也[937]。至于《尚书》伪孔传明确地把武庚也算为三监之一，则肯定是错误的。因所谓三监实为一种监察制度，武庚为商遗正是被监者，被监者怎能包括在监者之中？足证“三监”决不会有武庚，而实指管、蔡、霍三叔。

关于第二个问题，三叔之封地，《史记·管蔡世家》谓：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封叔处于霍。“管”，《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谓“郑州管城县外城，古管国城也，周武王弟叔鲜所封”。是管在今河南郑州。蔡叔度原封之蔡，《周本纪》正义所引《括地志》谓今河南上蔡县，即古蔡国。霍叔初封之霍，据《管蔡世家》索隐引《地理志》谓即河东彘县，实即今山西霍县。按此三叔所封的管、蔡、霍三地可能均系武王克商前的旧封，三地距商都甚远。在克商之后，三叔作三监时盖均未就原封国，而是到商畿以便于执行对商民的监视作用。犹如周公封鲁，而身留周室以便于相王室。

那么，三叔监商民时的居地在哪里？《汉书·地理志》等文献谓即商之畿内为邶、庸、卫三国。邶，封纣子武庚，由霍叔相之，管叔治庸，蔡叔治卫。邶、庸、卫三邑当即三叔居地。许慎《说文》谓：“邶，故商邑，自河内朝歌以北是也。”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也说：“殷都以北为邶，霍叔监之。”（《周本纪》正义引）晋孔晁注《逸周书·作雒解》也说：“霍叔相禄父。”案商亡时纣都朝歌，朝歌北鄙之邶邑，封武庚。朝歌本邑原为纣之故都，本名“殷”，或作“衣”、“韦”、“卫”，实一音之变[938]。这个原为纣都的朝歌称“卫”，是蔡叔监商的根据地。而管叔所居之“庸”，据颜师古注谓在纣都南。这就是说朝歌南为庸，又名为东。《逸周书·作雒解》谓：“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又曰：“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畔。”又曰：“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以此三“东”字与殷、徐、奄并列，则东不是方向之东，而是一具体的地名。可见“庸”又名为“东”。名之为东，是对周的西土而言，古时潼关以东皆可称之为“东”。所以，管叔监商时所居商都朝歌以南之畿内的庸，自可名之为“东”[939]。总之，三叔监商时所居之邶、庸、卫三国，确如《汉书·地理志》所说在原商的畿内。因而当周公平三监乱后，乃“尽以其地封弟康叔”（《地理志》引《书序》），这也就是后来的“卫国”。由此可推知邶、庸、卫三监之地，必不出西周春秋时卫国境内。

可是王国维却由于北伯器出土于河北涞水县，因而认为邶即燕，在今河北省的北部，庸即奄，在鲁，即今山东的曲阜[940]。此说甚为新颖，所以近代学者颇多信者。揆诸当时情势，王说必非事实。盖因周武王灭纣时，周之武力所能控制的仅仅是商都近畿一个小范围（所置三监，理应于此求之）。当时之余民仍由武庚禄父统治，至于商的潜在势力，如山东的奄及淮夷、徐戎，可以说没有受到一点影响，他们仍然雄踞东方。所以武王崩，周公当国，管、蔡妒周公，三监与武庚并叛。山东的商奄、薄姑、徐戎、淮夷及熊、盈之族也群起响应，天下大震。周公率师平乱，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并乘胜东征三年，商在东方之残余势力才基本崩溃。周的兵威于是真正达到东海边商奄、薄姑旧地。以此例之，河北省的北部在武王时周的势力未能到达。所以，在周公第二次克商诛武庚以前，河北北部、山东曲阜一带仍远非周的势力范围，武王所置三监之邶和庸绝对不可能远到河北北部和山东境内[941]，因而王国维的所谓邶即燕、庸即奄之说是不可信的[942]。

古史专家顾颉刚先生的遗著《三监人物及其疆地》[943]于1984年正式刊布。顾先生也认为武庚是三监之一，霍叔并未监商。笔者于1990年曾发表《周初的三监及其地望问题》，最后部分就是针对顾先生的说法，从武庚是不是三监之一，霍叔有无监商和史源的早晚三个方面，再一次说明管、蔡、霍三叔为三监，而且监的是武庚[944]。

四、西周开始的年代问题

周武王克商，周王朝才开始出现，所以这也是中国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是其绝对年代到底如何确定，由于史料缺乏，后人创为种种说法，据笔者所见粗粗统计武王伐纣之年，其主要的不下十二种之多：

（1）1122 BC：刘歆《三统历》（《汉书·律历志》引《世经》）；吴其昌《金文历朔疏证》，1934年。

（2）1116 BC：皇甫谧《帝王世纪》（《史记·周本纪》集解引）。

（3）1111 BC：唐僧一行《大衍历议》（《新唐书·历志》）；董作宾《殷历谱》，1945年。

（4）1075 BC：唐兰《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年代问题》（《新建设》1955年第3期）。

（5）1067 BC：姚文田《周初年月日岁星考》（《邃雅堂学古录》卷四）。

（6）1066 BC：[日]新城新藏《周初之年代》（沈璿译《东洋天文学史研究》，1928年）。

（7）1057 BC：张钰哲《哈雷彗星的轨道演变的趋势和它的古代历史》（《天文学报》第19卷第1期）；赵光贤《从天象上推测武王伐纣之年》（《历史研究》1979年第10期）。

（8）1047 BC：林春溥《古史考年异日表》。

（9）1027 BC：雷海宗《殷周年代考》（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二卷第1期，1931年）；陈梦家《西周年代考》（1944年），《商殷与夏周的年代问题》（《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瑞典]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Some Weapons and Tools of the Yin Dynasty（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17，1945，pp.101—144，esp.pp.116—120）；丁山《周武王克殷日历》（《责善》半月刊1：20，1940年）；何炳棣《周初年代平议》（《香港中文大学学报》第一卷，1973年）。

（10）1025 BC：劳幹《周初年代问题与月相问题的新看法》（《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74年）。

（11）1018 BC：周法高Certain Dates of the Shang Period（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ⅩⅩ　Ⅲ，1961）；Chronology of the Western Chou Dynasty（《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四卷第一期，1971年）。

（12）1044 BC：江晓原《武王伐纣时的天象研究》（天津《今晚报》1999年1月28日）。

按以上十二种不同的说法[945]，其先后有104年之差异。他们所根据的史料主要是《古本竹书纪年》和《汉书·律历志》所引古文《武成》篇两种文献。其他异论则是根据对这两种文献的不同理解算出来的。如《新唐书·历志》所引《古本竹书纪年》有“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于是有人将这个“庚寅”年，作为西周的开始。如已故董作宾就是采用这种看法，推得西周开始于公元前1111年（庚寅）。但是，《新唐书·历志》所引的这条史料，其原文未必有“庚寅”二字，清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卷上“帝尧元年丙子”条下案语说：

案古人不以甲子名岁，自王莽下书言：“始建国五年，岁在寿星，仓龙癸酉”，又云：“天凤七年岁在大梁，仓龙庚辰”，是始变古。原古人之法，以岁星定太岁之所舍。星有超辰，则太岁亦与俱超，故不可以甲子名岁也。东汉以来，步历家废超辰之法，乃以甲子纪年，以便推算。此“丙子”二字，疑荀勖、和峤等所增也。

朱氏这个说法是正确的，那末《古本竹书纪年》之“庚寅”两字也同样必非战国时的原文，而为后人依干支推算所加。何炳棣就说《新唐书·历志》记载僧一行依新历推算往古年历，涉及《古本竹书纪年》所记武王伐商之年，这是讲的《大衍历》的推算方法。因而断言《古本竹书纪年》中的“庚寅”两字“系据《大衍历》推算而来，决非《纪年》原有。因为干支纪日起源虽早，至迟于晚商已有，而干支纪年，不得早于东汉初叶[946]。这都是有理有据的论断。干支纪年既非汉前所有，则董氏所推得的公元前1111年（庚寅）说便失去了根据。

其他诸家论西周积年如《周历》、《鲁历》著于汉刘歆《三统历·世经》者，讫无定说。刘歆采用古文《武成》篇“一月壬辰旁死霸”的记事，以及《周语》中之“武王伐殷岁在鹑火”之句，用超辰法推定周初克商之年代为公元前1122年。班固赞美为推法密要，后世学者皆以刘歆为宗[947]。但《周语》之说系公元前4世纪之人用当时不超辰之岁星纪年法推步西周初之天象[948]，而刘歆的公元前1122年乃是用超辰之岁星纪年法推算所得，其结果当然无当于实际。并且其所据之古文《武成》篇实即今天仍流行的《逸周书·世俘解》[949]，未必是西周初年的实录。刘歆《三统历》是用当时之月相，推算朏霸而决定周初之年代。但生霸、死霸之真实含义为何？异说纷纭。刘歆所谓：死霸，朔也；生霸，望也。俞樾、王国维以来的学者均非之[950]。用误解的生霸、死霸之含义，依之推定周初克商年代为公元前1122年，自然必不正确，这是很显然的。

唐初僧一行所推算的公元前1111年，系用与刘歆相同之方法，惟以《大衍历》代刘歆的《三统历》而已，其因袭刘歆对生霸、死霸之误解，故算法虽巧，结果也同样无任何价值。

总之，刘歆《三统历》与一行《大衍历》皆以后世历法推算古史，事实上商、周古历不可确知。用后世的密率以追溯上古历数，即使确实合于往古天象，也未必尽合于当时周王所颁布、实行的有差误的朔策，这确是今天研究古历者不能解决之难题。

用后世历法推算西周纪年，既遇到了如此难以克服的困难，所以，若想解决这个西周开始年代问题，必须放弃运用历法的途径，而改以《古本竹书纪年》为主要的依据对象。其实西周开始年代在《古本竹书纪年》中记载得很明确，如《史记·周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曰：

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

按这里的“至幽王”是指至幽王亡。周幽王确死于公元前771年[951]，“二百五十七年”是指西周的总年数。771加上257为1028，那就是说武王灭商为公元前1028年。这样简单明了的问题，何必搞得那样复杂，使人走入天算的迷宫，或者曲解史料，硬说“灭殷”不是指克商，而是指周公还政成王（董作宾），或者纠缠在古文《武成》与《逸周书·世俘解》中的干支纪日校勘问题上（庄述祖、王念孙父子），以及争论至今尚未取得一致认识的分月法和月相名词的含义（从刘歆、孟康、许慎、马融至王国维、黄盛璋等）。

关于周初克商的年代，《古本竹书纪年》恐怕是最重要的文献了。《古本竹书纪年》写成的时间虽然晚在战国，但在秦灭之前，周王室和主要诸侯国的谱牒文献必然尚在，《古本竹书纪年》的编者完全可以据以推算。所以《古本竹书纪年》有关年代的数字，哪怕是片断，也是可贵的。何炳棣就说过：“《古本纪年》虽佚于宋，西周总年代幸而被征引在未佚之前，而且从不同征引之处，我们可以肯定《纪年》西周总年代的数字，并没有版本传抄上的错误。客观上，《纪年》的周初年代是具有最高史料价值的。”（《周初年代平议》）这样的评论是公允的。关于武王克商年代问题，“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年5月正式启动，进行研究。学者们是采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多学科交叉的方式进行的。他们已取得具有突破意义的成果，其中之一就是把克商年的范围缩小了。据说已确定在公元前1050—1020年之间，从而把克商年范围从100多年缩小到30年，这是个惊人的伟大成就。我们在本书中采用的1027BC说，所幸也在这个范围之内。“断代工程”对武王克商年虽然还没有作出结论，但也有倾向性的意见，不久将会正式公布。

第二节　周公旦及其东征

一、武王死后周政权的危机

周武王克商后，封同姓，立三监，即班师西归。表面上似乎周已代商而有天下，但实际上当时武王本人已感到“天下未集”，周的政权尚未巩固。所以，武王真是如芒在背，夜不能寐。他很清楚，虽然把纣杀掉，而商是有悠久历史的大国，其东方的潜在势力依然存在，“天保”未定，如何不忧虑呢？武王为了巩固周王朝的统治，曾对他弟弟周公旦说，河南伊、洛之间是过去夏王朝活动的中心地带，是“天下之中”[952]。他的话似乎已暗示今后应在这里建立统治东方的据点。

可惜周灭商刚刚两年，大局尚处在风雨飘摇之秋，武王便一病不起了[953]。当时儿子成王年少，武王如果一旦死去，这个复杂的政治、军事局面，如何应付呢？所以，《史记·周本纪》记载说：“群公惧，穆卜。”情况之紧急，公卿之怵惕，可想概见。据说，作为武王弟弟的周公旦更是忧心忡忡，亲自为武王的病向上帝、祖先祈祷，愿以身代武王死，命令太史代他向先祖太王、王季、文王祝告：

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是”与“实”通）有丕（《史记》“丕”作“负”）子之责（按即古“债”字）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按王念孙谓“若”为“而”之转，“考”与“巧”通。仁若考即仁而巧。见《经义述闻》），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呜呼！无坠天之降宝命，我先王亦永有依归。……（《尚书·金縢》）

这个祷词大意是说，假如三王实负一子之债于天，我本人自身仁巧过于武王，我自己愿代武王归天以事鬼神。这种行动与言词虽然非常幼稚可笑，然三千年前之社会心理大抵如此，观其质朴，正可证明其真实可信。文献记载，周公祈祷之后，武王的病似有些好转。但终因病体沉重，没过多久，武王还是死去了。

这时成王年岁不大，《周本纪》载武王在克商之后曾说：“维天不飨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954]克商时武王在六十岁以下，而汉人却谓武王年九十三而崩（《礼记·文王世子》），又称武王崩，成王幼，在襁褓（《尚书大传》、《史记·蒙恬列传》、《淮南子·要略训》并同）。以九十三岁之父而尚有幼在襁褓之子，揆之情理，必非事实。盖武王享寿若干，古书已无可考，但“九十三”说决不可信。《古本竹书纪年》谓武王崩时“年五十四”。朱右曾考证“文王崩，武王年三十七，即位五年而生成王”[955]。这就意味着武王崩时成王不过是个无知的童孩。《荀子·儒效》称武王逝世，成王幼。《尸子》逸文也言成王少（《毛诗·灵台》疏引《尸子》）。是其年岁当在成人以下。正当周政权处在这个摇摇欲坠的时刻，若由这样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即王位，能否膺此大任？确实是会令人担心的。周公为了稳定新政权，毅然决定担当此重任，暂时躬自以身代替成王治理国事，历史上称之为“周公摄政”，或称“周公受命称王”。本来周初政权已濒临危亡，通过周公这样艰苦地黾勉从事，才又转危为安。

二、周公践位称王问题

周公称王问题，也是我国经学史上长期争辩的问题。史书记载武王崩，新建的周政权出现了国内外危急的征兆。《尚书·大诰》一则曰：“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再则曰：“予惟小子若涉渊水，予惟往求朕攸济。”当时局势的严重，溢于言表。这种复杂的局面，年幼的成王是绝对应付不了的。周公鉴于国家局势的需要，决定负起存亡继绝的重任，代替成王践祚称王，这本来也合乎情理。如果不是周公摄政，今后是否周之为周，尚未可知。故早就有人称“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礼记·明堂位》）。

周公践祚称王，见于先秦的一些文献：

周公旦假为天子七年。成王壮，授之以政，非为天下计也，为其职也。（《韩非子·难二》）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按倍通背）周也。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荀子·儒效》）

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礼记·明堂位》）

这些都是有关周公称王的明确记载。另外，如《尸子》也有周公假为天子七年（《艺文类聚》卷六引）；《韩诗》称周公履天子之位，听天子之政（《外传》卷七）；《淮南子》称周公摄天子之位，负扆而朝诸侯（《齐俗训》）；《论衡》引《尚书》谓“周公居摄，带天子之绶，戴天子之冠，负扆南面而朝诸侯”（《书虚》）等等。周公称王的古代传说如此普遍，可见其未必为后人虚造。或者有人认为这是战国末年人之说，时代较早的文献是否也有记载呢？按目前我们都承认《尚书》为现存文献中最古老者，其中的《大诰》和《康诰》就是周公诛武庚、封康叔前后所作的[956]。《大诰》谓：

王若曰：猷，大诰尔多邦，越尔御事，弗吊。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无疆大历服。……绥予曰：无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宁考图功。

这里的“宁考”实为“文考”之误[957]。古以“父为考”，所以，这是称文王为父[958]。可见《大诰》中的“王”是周公而非成王，此为周公称王的确证。上面所指的“幼冲人”，当然是指成王了。又如在《康诰》里还有这么几句话：

王若曰：孟侯[959]，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

按《史记·卫世家》谓康叔名封，为周公之同母少弟。《康诰》中的王直呼康叔之名称为“小子封”，并称其为“弟”，又称文王为“考”，此“王”绝对不会是成王。因康叔于成王为叔父，成王怎能对其叔父康叔称“朕其弟”呢？更不应称其祖父文王为“考”。所以从称谓上看，《康诰》中的“王”非周公莫属。按《康诰》、《酒诰》、《梓材》三篇皆作于封康叔之时（见《史记·周本纪》及《鲁世家》、《卫世家》），皆在周公称王期内，所以三篇中之“王”即周公自谓之辞[960]。

周公称王七年之后，才还政于成王，故《尚书·立政》说：“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尚书·洛诰》又明确地说：“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这都是周公受命称王七年，乃致政成王之明证。主张《大诰》、《康诰》等篇内之王为成王者，反而是出于较后的王肃[961]及伪孔传。后世儒家多狃于“君臣之义”，故不信周公有称王之事[962]。以考信名家的崔东壁也不信周公践祚，甚至不信周公摄政，而以为此不过如古者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而已[963]。清儒由于长期浸润于帝王权威之伦理思想，其有色眼镜一时不易除去。可惜一直到今日尚有持此说者[964]，岂非怪事？

总前所论，周公摄政称王不但合乎当时局势，而且又有那么多古文献作证，可见其必为事实。周初新建，内外不稳，不以幼主当国，而由王叔摄政践祚，此本自然之事。何况当时商周之际，周族尚处在氏族社会的末期。氏族首领的职位，依照旧传统兄弟比儿子更有优先继承权。如商代的“兄终弟及”制，就是这种继统法的残余形式[965]。周文王舍其长子伯邑考之子而立武王[966]，武王崩，其弟周公立。这种兄弟相及，在当时视为固然，本无可异[967]。周公在位七年而致政成王，并从此开始废除“兄终弟及”的旧传统，改为长子继承制度，以后历代相沿，才成为定法。

三、管蔡之乱与周公东征

周公继武王践天子位以治天下（《礼记·明堂位》）。于是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尚书·金縢》）《左传》宣公四年也有“管、蔡启商，惎间王室”，这就是说管叔、蔡叔对周公代替成王当国不满，所以制造流言蜚语，说周公篡位。“惎间王室”就是恶毒地离间王室，在国内造成贵族之间的分裂，在国外则“启商”，引诱商遗武庚借机叛周。《史记·管蔡世家》：“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以作乱”。《卫世家》也说，管叔、蔡叔疑周公，“乃与武庚禄父作乱。”可见作乱的主谋是管、蔡二叔。管叔之对周公不满，是由于他是周公之兄，按兄终弟及继统法的原则，武王死后继承的应是他而不是周公。因此，他联合东方的商遗，举起反周的旗帜。

当时情况之严重，古文献中已有所透露。如周公在东征之初所作的《尚书·大诰》就说：“天降割（害）于我家，不少延。”“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越兹蠢。殷小腆诞敢纪其叙。天降威，知我国有疵，民不康。”这就是说上帝把大祸降到我周家，西方有很大的灾难，而且商的余孽武庚，也竟敢妄图复辟称乱。当时的局势，确实非常险恶。《大诰》记载：周公说只要有十个人帮助我，那我就可以平定叛乱，完成文王、武王所要达到的伟大武功。我现在要发动讨逆的战争，占卜的启示是吉利的[968]。周公又以作室和种田喻之：譬如建屋，父亲定出法度，儿子却不肯去奠定堂基，房子如何能建起来？譬如农作，父亲把耕地开垦了，可是儿子却不肯播种，怎能有收获[969]？意思是说文武两代经营的开国大业，尚未完成，犹如作室而未有堂构，菑田而未播种，岂能因东方三监叛乱而功亏一篑呢？最后，周公决定东征平乱，“矧今卜并吉，肆朕诞以尔东征”，“于伐殷逋播臣”（以上并见《大诰》）。《诗经》也有“周公东征”（《豳风·破斧》）之记载。《尚书大传》称：“周公摄政，一年救乱（谓管、蔡），二年克殷（谓武庚），三年践奄。”（《隋书·李德林传》引；《毛诗·豳风》疏引同）又谓：“奄君薄姑（郑玄谓薄姑齐地，非奄君名）谓禄父曰：武王既死矣，成王尚幼矣，周公见疑矣。此世之将乱也，请举事。然后禄父及三监畔也。”（《左传》定公四年疏引）足证禄父之叛与管叔、蔡叔及奄、薄姑等国之煽动有关。于是周公不但东平三监、武庚，而且还远征至东方的薄姑、徐、奄等国。《史记·鲁世家》说：“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逸周书·作雒解》谓：“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畔，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周公所征的这十几个古国，大都在今河南、山东之间。其中“东”与徐、奄并列，则“东”显为古地名或国名。前面在讲三监时，已证明其在今河南郑州。“徐”之所在，商末周初当即今山东之滕县[970]。“奄”之地望，《说文》字下云：“周公所诛，国在鲁。”《后汉书·郡国志》亦谓鲁即古奄国。奄、古今字尔。清儒江永、汪中均曾考证古奄在今山东之曲阜[971]。“薄姑”，《史记·周本纪》集解引马融曰：“齐地”，《正义》引《括地志》谓：“薄姑故城在青州博昌县东北六十里。薄姑氏，殷诸侯，封于此，周灭之也。”按古薄姑当在今山东博兴县。可见，周公东征，在平定“三监”之乱后，曾率师深入到今山东境，当无问题。

周公东征事，古书所记甚简。《尚书·金縢》后半篇有：“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这几句记载引起了经学家很多问题。其中“弗辟”者，今文家以为不避摄政（见《史记·鲁世家》）；古文家以为避居东都（见《释文》引马、郑说）。所谓“居东”者，今文家以为即东征（见《鲁世家》及《尚书大传》）；古文家以为东国待罪（《诗经·七月序》正义引郑说）。所谓“罪人”，今文家以为是指管、蔡（《鲁世家》及《尚书大传》）；古文家以为是指周公党羽（《诗经·鸱鸮》正义引郑说）。两派说法如此不同。其实周公既东征叛国，则不能居东待罪，其事理至明，故知古文说确属荒诞难从。《史记·蒙恬列传》和《鲁世家》、《论衡·感类》、《左传》昭公七年等文献，又都有周公奔楚的记载，我们若再结合《尚书·金縢》、《墨子·耕柱》、《韩非子·说林》诸篇作比较研究，则知所谓“周公奔楚”、“周公居东”、“周公东征”实系指的同一回事。因为当时楚国尚在今山东、江苏之间[972]，正是周公所征的熊、盈诸族之一。

总之，周公这次东征，对周王朝的确立，意义极为重大。《诗经·豳风·东山》和《破斧》之作者盖为从军东征之战士，曰：“我徂东山，不归。……自我不见，于今三年”（《东山》）；曰：“周公东征，四国是皇”（《破斧》）。《孟子》称其“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五十”（《滕文公下》），则其用兵之久，规模之大，于兹可见。由于这次东征不但灭了商遗武庚，而且还打垮了商人在东方的潜伏势力等同盟国，周的势力才真正达到远东，控制了徐、奄、薄姑等地区。这时，周国才基本上统一了黄河中下游流域。

周公这次东征的重大胜利，反映在周初铜器铭文上的，据说有1949年后发现的一件《保卣》，其铭文就是记载这件事。该铭文有这么几句：

乙卯，王令保及殷东国五侯，（诞）兄（荒）六品。蔑历于保，易宾。用乍文父癸宗宝尊彝。

郭沫若认为“五侯”即东征徐、奄、熊、盈与薄姑，并谓此乃周成王时器[973]。按周与东方这些熊、盈、淮夷、东夷诸侯的战争，持续了多年。自周公东征，下至成、康之世，经常有战事。周金文中，历历可考。至于《保卣》铭文所反映的是哪一次战争，从本铭中还看不出来，假如是周公摄政时，则其中之“王”就不是成王而是指周公。假如是在周公致政之后，此“王”才可能是成王。到底此王指谁，截至今日，未能明也。

四、周公营建东都洛邑和还政成王

武王克商后，当时“天下未集”，大局还未最后底定，商纣王虽败死，但商人在东方的势力丝毫未遭到打击。文献记载，武王为了周国的长治久安，曾与周公讨论在伊雒营建东都的建国大计。武王说：“自雒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岳鄙，顾瞻过于有河，宛瞻延于伊雒，无远天室。”（《逸周书·度邑解》）。可见武王已提出由雒汭到伊汭，适宜于建都的规划。可惜，武王在灭纣不久即过早地去世。接着就是“三监”叛周，天下大乱。周公东征三年，大乱才告平息。这时周公进一步认识到，原京都丰镐远在西土，对于镇抚东方，实有鞭长莫及之感。若能实现武王的遗愿，在伊雒营建一“新邑”，这个“天下之中”的新都，可作为今后的政治、军事中心，东方有变，自能应付裕如，实乃固国良策。

基于以上的考虑，周公于是开始营建位于东方的这座“新大邑”。这件事最早见于《尚书》：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雒（雒即洛）。（《康诰》）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太保朝至于雒，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周公朝至于雒，则达观于新邑营……（《召诰》）

予惟乙卯朝至于雒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水西，惟雒食；我又卜水东，亦惟雒食。伻来以图及献卜。（《雒诰》）

周公初于新邑雒，用告商王士……今朕作大邑于兹雒，予惟四方罔攸宾。（《多士》）

根据这些记载，可知由周公营建的这座“新大邑”，位于洛、涧、之间。《书序》说：“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雒诰》。”又说：“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诰，作《多士》。”《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载：“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足见周公所建的这个新邑，即成王欲宅之雒邑，亦即周公所营之成周。因在镐京之东，故又名为东都[974]。“新大邑”、“新邑洛”、“东都”、“成周”等是异名同实，是一地的总名。若细分这个新大邑，实包两地：一为王城，一为成周，中隔瀍水。西周铜器《令方彝》既说“明公朝至于成周”，又说“明公归自王〔城〕”，可证成周与王城是二非一。

从西周铜器铭文中看，洛邑成为周王室发号施令之重要场所（见《令彝》、《录卣》），又为王宫、太庙所在（见《壶》、《簋》），驻有八师军队（见《壶》、《小克鼎》），周王经常前往或居留之。可见东都的历史地位几与西都镐京相等。

周公营建洛邑也是当时重大的历史事件。虽然已载在《尚书》，但其原委仍不甚了了。比如营洛邑的时间，《尚书大传》谓周公摄政五年营洛邑。而《洛诰》则明明说这时正是周公还政成王之时，即所谓“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这是说在周公摄政的第七年。可是《史记·鲁世家》又谓成王七年周公往营洛邑。那末，营建洛邑到底是始于周公称王五年，还是在周公还政之后的成王元祀呢？或是如《史记》谓在成王七年呢？这个问题后来借助于新出土的铜器《何尊》才解决。

图41　东都洛邑示意图。

（1）“东都”、“洛邑”、“成周”为总名（大名）。

（2）细分：瀍水东的名成周，周初“迁殷顽民”于此。瀍水西的名王城，为周王居处。

（3）成周、王城隔瀍水相望，两地相距甚近。

1963年在陕西宝鸡出土了一件《何尊》，为周初营建洛邑史实提供了宝贵资料。《何尊》铭文共12行，122个字：

唯王初（读相，从张政烺说）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唯王五祀。

全文是说“王”要在东方建都，开始在洛邑勘察地址（即相宅）[975]。这与《召诰》说“惟太保先周公相宅”、《洛诰》说“（周）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来相宅”是相合的。铭文接着说，依照武王的礼，举行福祭。四月丙戌这天，王在京室诰训宗小子们，谓武王在克大邑商后曾廷告于天：“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武王的话意思是“要建都于天下的中心，从这里来统治民众。”这和《逸周书·度邑解》、《史记·周本纪》的记载是相合的。铭文说相宅建洛邑是在“王五祀”，这和《尚书大传》所记周公摄政五年营洛邑，也若合符节。所以铭文中的“王”肯定是周公而非成王。尤其营建东都应该是在周公灭武庚之后不久，由于形势的需要，遵武王遗愿急于营建新邑。像这样奠定国基的大业，决不会又过十二年，一直到成王亲政五年才进行（周公称王七年，到成王五年共十二年）。因此《何尊》的“王”必然是周公无疑了。

周公营建洛邑是在周公称王五年，由《何尊》铭文中已经得到证实。那么，《洛诰》所说的“七年”又如何解释呢？其实二者并不矛盾。洛邑是一个大城，《逸周书·作雒解》记载说：“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雒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976]，而城中建筑有“五宫、太庙、宗宫（文王庙）、考宫（武王庙）、路寝、明堂”。这些楼台殿阁具备“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复格、藻棁、设移、旅楹、舂常、画旅”，通路则有“内阶、玄阶、隄唐、山廧、应门、库台、玄阃”等等。洛邑这样伟大而复杂的建筑群，其富丽堂皇虽未必尽为实录，但工程浩大是肯定的，绝对不是一年可以完成的。很可能开工于周公摄政五年，完成于七年。《尚书大传》和《何尊》记的是相宅营建的开始年代，而《洛诰》所记则是正式完工之日，建筑整个洛邑大概用了两年的时间。

东都既建成，这时已是周公称王的第七年，周公感到从此东方的广大疆土有了保障，武王临终前计议的一件大事有了着落。周公于是准备辞去王位，还政成王。《尚书·洛诰》就是记载周公营建洛邑和还政成王之事，周公还政的具体表现之一是献上经他营建的洛邑。这年仍沿用周公纪年“惟七年”，此时已至年底十二月。政权交替，周公亲自宣布改元，百官皆来新邑，举行归政于成王的典礼，让成王举行第一次“殷礼”，把下一年称为成王“元祀”（“周公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予齐百工，伻从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记功宗，以功作元祀”）。

《尚书·洛诰》所记的是还政成王的仪式，而《立政》篇则是还政时告诫成王如何施政的具体内容。篇中周公几次对臣工百僚说到“嗣天子王矣”，“孺子王矣”。当时是在洛邑，周公在政权交割典礼后不久，宣布成王上任，告诫新君要“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要考查政绩，任人以贤。提醒成王，“继自今立政，其勿以捡人，其惟吉士，用励相我国家”。周公对新王今后的行政这样不厌其详地谆谆告诫，足证其忧国忧民之用心了。

另外，《史记·鲁世家》谓周公“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毋逸》。”所以《尚书·无逸》也是周公告诫成王之语。周公在《无逸》篇中引述商、周圣王“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来勖勉成王。成王感到由自己主持政务，无人辅佐也是困难的。所以，曾恳切地挽留周公在洛邑继续帮他执政。周公答应成王的请求，留守洛邑，继续勠力王室[977]。周公在《洛诰》篇中说：“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笃前人成烈，答其师；作周，孚先。考朕昭子（成王）刑，乃单（大也）文祖德。”其意思是说，我跟众卿大夫和百官努力于巩固先王的伟大事业，以答众庶，以作我周人的先导。我成就了成王的法度，乃能光大文王之德。周公勠力王室的具体做法，除了内政建议刷新吏治以外，就是率领周人子弟及东人庶殷对东夷、商奄、淮夷和楚伯继续征讨。

周公称王后率师东征，平管、蔡、武庚之乱，讨服东方的商奄、薄姑，《尚书大传》就记载着周公居摄二年克商（即平武庚），三年践奄。不过，商奄、淮夷、熊盈之族的势力在东方具有根深蒂固的基础。他们在周公东征时即使一时被打败，过后还会再叛。所以，周人对这一带的真正征服，还是在周公还政成王后，又经过多年大事挞伐，才彻底解决[978]。

周初青铜器铭记载周公东征的有如下文句：

王後克商，才成，周公易小臣单贝十朋。（《小臣单斛》）

隹周公于征伐东尸（夷）、丰白（伯）尃古（薄姑），咸。公归，荐于周庙。（《鼎》，旧名《周公东征鼎》）

王伐（盖）侯，周公某禽祝……（《禽簋》）

这些铜器从文字、形制上看，肯定是周初的，都铭有“周公”东征的文字。所以，这几条器铭应当是周公还政成王后，由周公亲率大军几次东征的记录。《诗经·豳风》歌颂当时的武功说：“周公东征，四国是皇”（《破斧》）。用兵的时间，有“我徂东山……于今三年”（《东山》）。周公在还政以后对东方的几次征讨，大概有时成王也亲自参与，《尚书·多士》有“王曰：多士，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这是成王对商遗民们说的话，《多方》也说：“王来自奄，至于宗周。”《多士》、《多方》里的“王”，与上所举金文中的“王”都是指成王，可证成王曾征过东方的商奄等国。《禽簋》铭中王所伐的“侯”，旧释作“楚侯”，不确，陈梦家先生则释作“盖侯”，谓即《墨子·耕柱》、《韩非子·说林上》所述周公征伐之“商盖”，《左传》昭公九年和定公四年作“商奄”[979]。盖、奄古音可互相通转。《禽簋》铭既说“王伐盖侯，周公某禽祝”，此次伐奄的“王”既非武王，又非周公，则其必为成王无疑。

西周初年周政权危而复安，并且其控制权能够真正扩展到远东，而达到诗称“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诗经·鲁颂·閟宫》）的伟大局面。这些虽然不都是周公的业绩，但周人开拓“大东”的广大地区，是与周公的经营和筹划分不开的。故先秦人士对其东征颂扬备至。孟子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980]《吕氏春秋》称：“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古乐》）周公的伟大尤其在于当“天下未集”，武王骤崩，成王年少，岌岌可危之际，周公为了挽救周家政权于不坠，毅然摄政称王，担当起经国大任。他自身受到兄弟（管、蔡）的毁谤，侄子（成王）的误解，但置名誉、冤屈于不顾，亲自带兵东征，奠定了周代巩固的基石。而削平叛乱、营建洛邑之后，一切政事上了轨道，周公又能断然还政成王，继续勠力王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在古代阶级社会中，真够得上称之为对国家忠贞无私、光明磊落的政治家了。

第三节　周王朝政权的巩固

周族灭商是以一个野蛮的“小国”、“小邦周”灭亡了具有高度文明的“大国殷”[981]。如何来进行统治？这本来就是周族统治者们认为很伤脑筋的问题。尤其是在周王朝还没有来得及建立巩固的基础，武王逝世而后天下大乱的时候。幸亏周公经过多年的征讨，不但平息了武庚和“三监”的背叛，而且还征服了东方商奄、蒲姑、淮夷、徐戎及熊、盈之族十有七国。周族的军力，这时才真正地达到远东地区。但是，领土扩大，怎样才能把被征服的各邦国安定下来，也就是说如何统治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摆在周人面前的这个问题就变得更迫切起来。周公为了维系和巩固这个新建王朝，推行了一系列的政策，诸如大搞分封诸侯，对新征服的各族，用安抚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在国内制礼作乐等等。下面，我们将分别加以叙述。

图42　西周地理示意图。凡今地名均以〔〕号括字。

一、分封措施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这是说周公痛感管叔、蔡叔与武庚的叛乱危及到周的安全，因而实行把亲属子弟分封到各地去作周的屏藩的政策。这也就是《尚书大传》所说的周公摄政四年“建侯卫”的政策。

周人这种政策本来在灭商前似乎早已有萌芽，如周公之原封本在岐周，《史记·鲁周公世家》集解引谯周谓：“以太公所居周地为其采邑，故谓周公”；《左传》昭公九年王使詹桓伯辞于晋国说：“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这几个地方都是克商前先周族人采地。故原始分封的措施在灭商之前，或已开始。不过由于地方不大，影响和作用都很小。迨灭商之后，周的领地骤然扩大，为了镇抚“顽殷”，监视武庚，于是有“三监”的分封。不过大规模的分封，则在周公东征胜利之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富辰所说的周公分封，文王的儿子受封的有“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十六国；武王的儿子有“邘、晋、应、韩”四国；还有周公的子孙有“凡、蒋、邢、茅、胙、祭”等六国。[982]这二十六个所谓封国决不是一时所封，有的是在周公东征之前，有的则在东征之后，有的甚至可能迟至周公逝世之后。周公所封之数可能不止二十余国，《荀子·儒效》就说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其中主要的封国以宋、鲁、卫、唐、齐等为最重要。

周公平“三监”、杀武庚以后，为了缓和商遗对周人的敌对情绪，选择他们中比较驯顺的商纣的庶兄微子启，封于宋地[983]。这完全是出于安抚商遗民的政治需要。宋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县）是商人的老根据地之一，让他统治一部分商王朝的遗民。

周公东征践奄后，封其长子伯禽以镇抚东方。《诗经·鲁颂·閟宫》述成王之命曰：“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当时周公对安定新建的周王朝起过重大作用。尤其是率师东征商奄、薄姑、淮夷、徐戎等战役，使周王朝对东方广大地区的控制成了现实。他的儿子伯禽由于父亲的赫赫功勋，当然可以受到特别的照顾。于是才能被封在今天山东曲阜这块地方，建立了鲁国，成为鲁公，而且通过隆重的典礼，得到优厚的赏赐。《左传》定公四年有较详的记述：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聃季授土，陶叔授民。

由此可知，鲁公被封时不仅得到大批贵重礼器、仪仗和商奄故地，而且还分有商民六族，“使之聀事于鲁”，还有曲阜一带原来的“商奄之民”，都归伯禽统治。鲁国之封，其分器之多，土地之广，人民之众，在周初诸封国中，除了卫、唐二国外，实非他国可比。只要鲁国能站稳脚跟，周王朝在东方便无边防之忧了。

周公重要的封国中除了鲁国外，便是卫国。

封卫事见于《史记》，称卫康叔是武王同母少弟。周公在灭武庚后，便以武庚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984]。《左传》称：“分康叔以大路、少帛、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985]《汉书·地理志》亦谓：“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庸、卫国是也。邶，以封纣子武庚；庸，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故《书序》曰：武王崩，三监畔，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弟康叔，号曰孟侯。以夹辅周室。……故邶、庸、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可见卫康叔的封地，实即三监所居之邶、庸、卫三地，也就是原商畿内旧域。在《禹贡》属冀州，西阻太行，北逾衡漳，东南跨大河，接齐壤，相当于今天河南的安阳、淇县、辉县、濮阳、滑县一带，在周初实为大邦，其人民当为商之遗民。在这里普遍地发现有西周早期的遗址和墓葬，其中尤以浚县淇水北岸辛村的墓地规模最大。在辛村的西周墓中，有铭“卫”、“”字样的铜器，完全可以证明这是卫国贵族的墓地，而淇水一带则是卫国的统治中心。总之，鲁、卫二国的分封，使大部分商人均为姬周王族所统治，这可能是吸取了武庚率商遗民叛乱的教训而采取的措施。

与鲁、卫并封的据说有唐国，《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卫太祝子鱼谓周公“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986]，而封于夏虚。”《左传》昭公元年载子产说：“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子鱼既说“封于夏虚”而名曰唐叔，可见夏墟与唐为一地。《汉书·地理志》谓：“晋阳故时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郑氏《诗谱》谓：“唐者，帝尧都之地，今日太原晋阳，尧始居此，后乃徙河东平阳，成王封母弟于尧之故墟曰唐侯。”则晋原称唐，其地为唐尧、夏禹之故墟。《史记·晋世家》谓晋始封在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正义引《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晋世家》谓：“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曲沃邑大于翼。翼，晋君都邑也。”《索隐》云：“翼本晋都也，自孝侯已下一号翼侯。”这是说至少春秋以来晋都即在翼。《左传》隐公六年记晋哀侯迎鄂侯于随，谓：“翼，九宗五正……逆晋侯于随。”杜注：“翼，晋旧都也。唐叔始封，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遂世为晋强家。”唐叔虞始封在唐，所受之怀姓九宗五正既居地在翼，并“世为晋强宗”，则翼必为晋都，而且又可证明翼必久已为晋都，可能早在周初[987]。通过上面各家的注释看，唐或晋自汉以来不外南、北两说：北说谓在今太原一带，南说谓在今临汾、翼城一带。

从现在考古发现来看，在洪赵、曲沃、侯马等地都发现西周早期的遗址，特别是在翼城城关、凤家坡和洪赵、坊堆村、永凝东堡，都发现大批西周早期铜器。这说明西周早期在晋南地区的活动范围比较广泛，所以，从考古角度上看，唐或晋的南说比较可信。

周初封国，鲁、卫、唐之外，另一重要封国是姜姓的齐。齐是姜太公吕尚之后封国。姜太公能征善战，佐周灭商，立下了汗马功劳。《史记》称武王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吕尚）于齐营丘（《齐世家》）。这是错误的，因为武王灭纣后，东方的商奄、薄姑的势力丝毫未被触动。周武王绝对没有力量在那里实行分封。所以，齐的被封肯定是在周公东征商奄、薄姑之后。周公将新征服土地和人民封给了太公，建立齐国，都于营丘（今山东临淄）。管仲称齐之封疆：“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又称封齐之诰命曰：“五侯九伯，汝实征之。”（《左传》僖公四年）此谓今山东泰安以北，德州平原以东，庆云无棣以南，均为齐之封疆，此乃管仲对楚使称周命太公之辞。《史记集解》引服虔认为此系指所封之四至，《索隐》非之，言为太公征伐所至之地。二说不同，今无史料辨其是非。审当时情势，齐必有山东北部的大片地区，成为周初实力强大、领土辽阔的诸侯国之一。太公姜尚为周之元勋名将，故使其子孙镇抚东方，与南部的鲁为掎角之势。

另外，北燕也为周初封国。《史记·燕召公世家》谓：“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奭）于北燕”。召公奭本人未就封，《索隐》：“召者畿内采地，奭始食于召。……后武王封之北燕……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这是说北燕始封于武王灭纣之后。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北燕今已证实在今河北省的北部，周武王克商时该地当仍系商人的势力范围，非周人所能控制。所以，封北燕只能在周公平武庚乱之后。

《逸周书·作雒解》记载周公东征，管、蔡败亡，“王子禄父北奔”。大概当时武庚禄父见大势已去，乃逃奔属于商的北方同族方国。周公擒杀武庚于北土，于是这一带才进入周人的势力范围。

1973年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方鼎》，经鉴定，系属晚商器物。铭文中有“亚㠱侯”（《考古》1974年第6期第366页）。清末北京近郊出土的《亚盉》等器，铭文中也提到“亚㠱侯”（《三代吉金文存》14，10，7—8）。1973年北京琉璃河发现的《复尊》、《复鼎》中之“”族徽，均系晚商北方商的诸侯方国。在周公第二次克商（即灭武庚）后，他们才改服属于周。其中尤其是“㠱侯”，已见于帝乙、帝辛时期的卜辞[988]，其为商贵族无疑。“㠱”乃“箕”之本字，“㠱侯”即文献上商末重臣之“箕子”，《尚书·微子》作“刻子”（从焦循、孙诒让说）。商代的“箕”旧说或谓在山西太谷东，或谓在榆社南，晏琬谓在河北省的沙河附近[989]。1975年在北京北郊昌平县白浮村西周木椁墓出土的戈和戟上有铭文“”和“”[990]。这两个字是否即“㠱”的简化字呢？若然，则箕侯当在今北京昌平县。总之，其为商北土甚明。

在这一带出土的㠱、等北商族的器物，或与之同时出土的其他青铜器中，有关于匽侯的铭文。例如1955年在辽宁喀左马厂沟发现的《匽侯盂》[991]。1973年以来，在北京房山县琉璃河周初墓葬发现的《复尊》、《伯矩鬲》、《堇鼎》，都有“匽侯”字样[992]。则“匽侯”必是位于今河北省北部的一个侯国。清人潘祖荫（《攀古斋彝器款识》）、吴大澂（《古籀补》）、方濬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等均已指出“匽”与“燕”古同音相假，“匽侯”当即“燕侯”。《史记·周本纪》、《燕召公世家》均谓周初封召公奭于“燕”或“北燕”，未确指其地。《汉书·地理志》云：“广阳国、蓟，故燕国，召公所封。”《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燕山，在幽州渔阳县东南六十里”，至是始定其国都在今河北省蓟县、大兴县一带，也就是北京地区。《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燕事非常简略，并且极为奇特，自惠公以上只有世数，而无人名；桓公以下至文公十七君，只记君名及在位年数，而不详其上下亲属是父子还是兄弟。太史公对燕国后世的事情知道得这样贫乏，我们又怎能轻易地相信他述说的燕初历史呢？召公奭恐亦同于周公旦的情况，在周王畿内自有采邑，受封于燕者乃其长子[993]。至于燕的地望，周人在周初是否有力量远在河北省的北部进行分封呢？近代一些学者多表怀疑[994]。一直到1949年以后，在河北涿县高官庄、易县燕下都古城遗址，以及北京市房山县丁家洼、琉璃河车站西的刘李店、董家林等地，都发现了商周之际和西周的遗址[995]，才证实了北京一带确是周初燕人活动的地区。尤其是1973、1974两年在琉璃河镇附近发掘七座西周早期的墓葬和一座车马坑[996]，出土的铜器有《复尊》，铭文谓：“匽侯赏复衣、臣妾、贝，用作父乙宝尊彝、。”这是匽侯赏赐给复衣物的记载。另两器，《复鼎》有“侯商复贝”，《攸簋》谓“侯赏攸贝”。这里的“侯”肯定也是“匽侯”。在琉璃河西周墓葬中还出土一件《堇鼎》，内壁有26个字的铭文：“匽侯命堇大保于宗周。庚申、大保赏堇贝，用作大子癸宝尊□□”；另有一件《伯矩鬲》，铭文有“戊君匽侯易伯矩贝，用作父戊尊彝”。两件铜器都带有“匽侯”字样，《堇鼎》记载匽侯命臣下堇到宗周去进馈太保，而太保赏赐了堇，于是作此鼎以为纪念。此“太保”当即《书序》所说“召公为保”之召公奭；此“匽侯”或即召公之子，可能是燕国的第一代诸侯。传世有两件《匽侯旨鼎》，都有“匽侯”的铭文，形制与琉璃河M50鼎相似。《匽侯旨鼎》铭文有“匽侯旨初见事于宗周”。这个匽侯旨可能与《堇鼎》中的“匽侯”为一人，既说“初见事于宗周”，正反映了召公长子第一代燕侯初即位的情景。

近年来在北京地区，曾不止一次出土西周墓葬和大批的匽侯铜器。这暗示着这一带与北燕都城有密切关系。可见北京地区在周初已为燕之始封地，而不是什么初封河南而后才北迁。

北燕是周初的重要封国之一，在政治、军事上都处于很重要的地位，从匽侯器发现地点广泛看，所能控制的地方，往北可以远及辽宁喀左的大凌河流域，已远远跨越后来的长城地带。《左传》昭公九年谓武王克商后，周的疆域称“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可见，这话是正确无误的。召公奭在周初立有功勋（《保卣》铭文谓“王令保及殷东国五侯”，这就是说王命太保〔召公奭〕抓到了武庚及随他作乱的薄姑、徐、奄、熊、盈等五国的首领），他和太公望、周公旦同是政治上的显赫人物[997]。在周公当政时，把姜尚之后封齐，周公之后封鲁，召公之后也以同样的理由被封于北燕。

总之，周公第二次克商后，为了巩固周王朝的政权，在其军事到达的广大东方和北方，建立了鲁、齐、卫、唐和燕等一些据点，遥相呼应，成掎角之势。这种分封措施，一方面用以镇抚远方的异族，一方面也作为周王朝的藩屏，“为周室辅”。由此而奠定了周王朝今后几百年的天下。

二、对商遗的政策

周公第二次克商后，实行分封制，所封的鲁、卫、晋、齐及燕等几个较大的诸侯国中，大都是旧商族集中的居住区。所以，分封时不但把商的土地赐给他们，还连同当地的居民，令其改属于各自的封国，并举行“授民授疆土”的仪式[998]。如鲁公被分赐“殷民六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999]，还把部分商遗民迁到政治、军事中心的洛邑成周，以便就近监视[1000]。从文献上看，燕侯被赐商遗民的直接记载是没有的。可是从出土文物上可以找到一些迹象，琉璃河52号墓所出的《复鼎》和《复尊》铭文末尾的“”；54号墓所出铜盘铭文中的“亚”，以及《亚盉》铭文开头的“㠱”，过去常见于商代晚期的器铭，一般认为是作器者的族徽。北京地区所出的这些周初铜器的作器者复、攸和《亚盉》铭文提到的“亚㠱侯”，可能都是这一带的商遗民。从铭文记载可知，他们与燕有从属关系，服事于燕侯，并且不止一次地受到燕侯的赏赐。这些商遗民同中原地区的商遗一样，保持了原有的氏族组织，在政治上仍然保持一定的地位。

周公对商遗民所制定的政策是镇压与安抚相结合的政策。这从《尚书·多士》、《康诰》和《洛诰》等篇的言论中可以充分体现出来。如《多士》篇是周公还政成王之后，以王命告诫商遗之辞。周公为了彻底治服商民，曾将他们中一部分顽固的贵族迁徙到洛邑，首先向他们宣布，过去他们发动叛乱是有罪的，不再治罪是为了表示宽大。并且以王命告诫说：

王曰：多士，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我乃明致天罚，移尔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逊。

这就是说把你们从远方迁到洛邑来，要你们顺从地为我们周国服务。接着又说：

王曰：告尔殷多士，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尔克敬，天惟畀矜尔。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尔小子乃兴，从尔迁。

这一段话是周公以成王之命说，我不忍杀掉你们，不能不向你们申明，我在洛建筑一座大城市，既是有利于四方诸侯的朝贡，也是为了你们服务王事，奔走效劳的方便。你们要恭顺地臣服我们。你们若听话，那你们就仍有你们的土地，安居乐业。你们如果不敬事我周国，你们不但会失去土地，我还要执行天罚，杀你们的头。希望你们安居于城邑，长久从事劳作，你们的后代子孙就会兴旺起来。

从周公的训话里可知，周公对商遗是采取了恫吓、镇压与安抚、怀柔的政策。

周人对商遗贵族的政策是够宽大的，周公训诫康叔治卫，在《康诰》中提出了对商遗要“明德慎罚”。周公认为只有实行“德政”，才能把商民治理好，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政权。所谓“明德慎罚”，实质上就是后来孔子所说的“宽猛相济”。周公虽然也谈到“明德”，但主要的还是谈“慎罚”。《康诰》云：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

“庸庸”即任用那些应当受到任用的人，“祗祗”即尊敬那些应当受到尊敬的人，“威威”即镇压那些应当受到镇压的人。周公还谆谆教导康叔“应保殷民”，“罚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又告诫他“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逑）”。再三叮嘱康叔要师商人之法典，用商人之义刑，尊礼商之老人，还要普求商先哲王之德。

商人在亡国之前，其沉湎于酒，已成恶习，周初《大盂鼎》记载：“惟殷侯田于殷正百辟，率肄于酉（酒），古（故）丧”。所以，周公特别作《酒诰》以诫之，诰辞规定不得“群饮”，否则便杀掉。但是又说：“又惟殷之迪，诸臣百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虽然戒酒的禁令十分严厉，但对商遗民却格外宽大，他们犯禁可以教之，而不杀掉。

周公对商遗这样安抚备至，并不能说明周公爱民如子，慈悲为怀，而是因为他亲眼看到商纣灭亡和武庚叛乱，知道若对被征服的人一味用高压政策是危险的，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采取了镇压与安抚并用的策略，才奠定了周王朝安定的基础。从这一点看，周公确是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三、制礼作乐

《逸周书·明堂解》谓：“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践天子之位，周公摄政，君天下弭乱，六年而天下大治。乃会方国诸侯于宗周，大朝诸侯明堂之位……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1001]《尚书大传》也说：“六年制礼作乐”。这是周公为了进一步巩固周王朝的政权，而制定的一种团结统治阶级和便于统治被统治阶级的礼制和典章制度。

周公制有哪些礼？较可信的文献《尚书》中并无记录。世传《周礼》、《仪礼》二书都是西周以后的东西，儒家说为周公之作，是绝对错误的[1002]。其实古礼本来源于生活习惯。上古民族迷信鬼神，非用尊天、事鬼、敬神之说，不足以服众，非用尊尊、亲亲、长长之说不足以合群。古时统治者为了搞好贵族间的团结和统治人民群众，于是更有意识地规定种种仪式，以示尊卑有别，便于遵守。传说有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礼器》），“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中庸》）。周代流行的这些繁琐的礼制，都成于长期积累，而绝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所造。后人称周公制礼，最早见于《左传》鲁国季文子说：“先君周公制《周礼》”（《左传》文公十八年）。可能周公确曾根据过去流行的礼，选取适合于周初政治需要的，损益改制成一些新条款，《论语》说：“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大概就是指周公制礼之事。

所谓礼，实际包含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各个方面，而以政治制度和婚丧祭祀为主要部分。周公具体制定的有哪些礼，史料缺乏，实难详述。托名为周公所作之《周礼》、《仪礼》实成于战国[1003]。所以这两部书绝对不能作为研究周公制礼的依据。但书中所述三代礼制或有部分来于旧说传闻，因此，它也确为我们保存了部分有关周初的礼乐制度和典章文物的材料，我们还是应重视的。

周公制礼作乐的具体内容，根据《尚书》中有关资料和我们的理解，下面三个方面似乎是可信的。

第一，制定嫡长子继承制：商王朝君位继承，前期大都实行兄终弟及制，到商代晚期似乎已逐渐过渡到嫡长子继承，虽然当时还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这种演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详见第九章第二节），周族在灭商以前即所谓先周阶段，尚处在氏族社会的末期，当时周的先公先王们之取得氏族领导权，据笔者的考证，基本上也是实行兄终弟及的继统法（参见第十一章第三节）。一直到周初文王崩，长子伯邑考未立，而传位于伯邑考之弟武王发，武王崩，不传位于其子成王诵，而传位于其弟周公旦。这仍然是沿用兄终弟及的旧传统。后来周公旦称王时管叔等反周公，恐怕也是由于管叔是周公旦之兄，假如实行兄终弟及的继统法，武王崩后，继位的应是他，而不是周公。他继位的优先权被剥夺，可能是他发动叛乱的主要原因。

周公称王七年，维系新造邦于不坠，蒙受着别人的种种误解和毁谤，而决然率师东征，平定“三监”与武庚之乱，巩固了周王朝的基业。在营东都洛邑之后，一切政事上了轨道，周政权才站稳了脚跟，开创了历史的新篇章。正是在这个时候，周公却功成身退，断然还政于武王的嫡长子成王。从此以后，周的王位便都是由嫡长子继承，兄终弟及的痕迹不见了。可见周王朝继统法的改变是从周公以后开始的，所以，金景芳先生说：“周的嫡长子继承制是周公的创造。”[1004]笔者觉得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嫡长子继承制推行后，王位由谁继承完全靠生理上自然的命定。王的儿子虽然很多，但规定必须长子，而且是嫡长子，这就是说只有一人有资格继承王位。这个原则一定，避免了王室贵族间的矛盾，抑止了兄弟的争执，因而对贵族起到团结的作用，对王朝起到巩固的作用。

第二，完善了分封制度：分封现象已萌芽于先周时期，但是大部分的分封是在周公东征之后。周初的分封是按着宗法制的原则进行的。作为一种典制的分封制，可能是周公制定的，那就是确定以嫡长子的身份承继父位，庶子分封。因而周初所分封的诸侯，多数当然是同姓，少数异姓诸侯亦多属姻亲。故周天子多称同姓诸侯曰“伯父”、“叔父”[1005]，称异姓诸侯曰“伯舅”[1006]，这样就使天下均变为亲族的关系，在当时确是可以起到“股肱周室”或夹辅王家的作用的。

周公制定分封制的意图，其实是为了“藩屏”周室。近人好以西史之武装殖民视之，这是不妥当的。西史之殖民多由于人口繁衍，本土逐渐感到难以容纳，乃图向外移民拓殖。迁出建立新国之后，即与本国完全脱离关系而独立。而周初的分封诸侯则不同，周族当时人口不多，关中土地广阔，无需向外移民。并且，周的新封诸侯各国与周室仍保持一定的君臣关系，负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与西史古希腊、罗马之海外移民是完全不同的。赵光贤就认为周初封国“实际上是武力驻防性质，其目的在于作王室的助手，以监视被征服的各族人民”[1007]。这种看法是很正确的。

第三，作乐问题：音乐舞蹈起源于劳动。大概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在生产斗争中创造了朴素的乐舞。进入到阶级社会，音乐也随之有了新的发展，附加了阶级的烙印。周初贵族中自然有一套合乎他们身份的音乐。传说周公曾“制礼作乐”（《逸周书·明堂解》），《吕氏春秋》还说他作过《大武》乐。《吕氏春秋·古乐》说：

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为作《大武》。

这是说《大武》乐是周公作的。还有记载说“武王、周公作《武》”（《庄子·天下》），其根据皆不可知。《大武》的曲调和舞姿早已失传，其乐词基本上保存在《诗经》里（见本章第一节）。从现存《大武》的歌词看，可能是周初人作的，不过也有武王、周公以后的辞句。显然不完全是周初的作品，可能有些部分是真的，经后人修改润色而成现在这个样子。在周代的阶级社会中，乐和礼是相联系的。各阶级的礼制、服饰、器用、乐舞等，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能混用。春秋时臧僖伯说：“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左传》隐公五年）孔子也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左传》成公二年）下级僭用上级的礼乐是非法的[1008]。礼乐制度这样严格规定，无非是用以加强其阶级统治。在封建社会中阶级固定，所有人的身份、地位、权利和义务，由于都保持着森严等级，因而得以长期相应不变。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天生地固定下来，统治阶级借此便可长期存在了。

周公为了维系新建的周王朝，在东方和北方等重要的征服地区以军力建立许多据点，大行分封以拱卫周室；又制礼作乐，以解决贵族之间、上下阶级之间的矛盾；对征服的诸族制定了宽猛相济的政策，以减轻其敌对情绪。经过这一系列的整顿和措施，周的政权才算真正地巩固起来。从此，开创了西周王朝十一世十三君约三百年的统治[1009]。

附：西周帝王世系表

第十三章　西周的政治及其发展

第一节　西周的政体形式与“成康之治”

一、政权是君主专制，还是城邦民主制

周族在灭商之前本是一个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小氏族，而当时东方的商族已是一个较先进的奴隶制国家。一个小小的周族在胜商之后，当然无力把庞大的商人吸收到自己的氏族组织中来，又不能用原有的氏族组织去统治他们。于是，周族一方面接受了商族的先进生产力及其丰富的文化，一方面把自己原来的氏族制度中为全氏族服务的机构变成为“国家”的统治机关，氏族的血缘关系演化为以宗子世袭为中心的宗法系统，氏族社会的军事首长和氏族酋长演化成为国王和执政。

（一）西周政权既有民主旧传统又有专制新因素

西周的政权机构，既然是从氏族社会直接脱胎而来的统治组织，所以它具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氏族民主制的残余很浓厚。本族的国人在一定程度上，还留有过问政治的民主权利；另一个特点，是从氏族过渡到阶级社会的等级制，即按宗法组织起来的“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一套社会品阶，形成上下之间依次的隶属关系。各品阶的出现是实行嫡长子世袭的宗法分封制。具体的做法是：周天子由嫡长子世袭为第二代天子，次子分封出去为诸侯王国；诸侯也同样是由其嫡长子世袭为第二代诸侯，次子（别子）分封出去给以采邑为大夫；大夫也由嫡长子世袭，次子封田里为士；士由嫡长子世袭，不再分封，士的别子为庶人。士以上各级封君分别建立自己的宗族。但是每个上一级宗族都是下一级宗族的“大宗”；下一级宗族是上一级宗族的“小宗”，是大宗的“分族”[1010]，这些“分族”在本族或在其下级又是“大宗”。上下各级宗族保持着血缘联系，依次结成隶属关系，并且下级对上级是负有贡纳、拱卫等义务的。如周初的历史就是这样：周武王克商，尤其是周公第二次克商之后，除了自己占有一部分直属领地王畿以外，把攻占的其余广大土地，用上述办法大规模地封邦建国，把自己的同姓兄弟、异姓姻亲分封到中原和东方以及北方，由这些分族代表王室对各地区进行治理，如鲁、卫、晋、燕等国。周天子在政治上是全体诸侯的共主，在氏族的血缘系统上，体现在祀典上，他又是同姓诸侯的宗主。除了周氏族以外，还分封了一些有姻亲关系的异姓氏族。如姜姓的齐国，就是一例。

《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记述：

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

周公是姬姓的鲁国之始祖，太公乃姜姓的齐国之始祖。这样，周天子便为同姓、异姓各族共同所宗，因而周又被称为“宗周”[1011]。周族把原先的氏族机构变成了国家机关。受封的诸侯与周天子的关系，不是同姓兄弟，便是异姓甥舅，彼此都有血统关系。周天子称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称异姓的诸侯为伯舅、叔舅，利用氏族的血缘纽带来团结诸侯，达到政治上巩固统治的目的。

周初由于是刚刚从氏族制度过渡而来的阶级社会，所以当时社会上既保存着氏族民主的残余，同时又表现出上下阶级间隶属的专制色彩。两者从性质上看是矛盾的，但又并行不悖，构成了对立的统一。西周社会存在着“民主”与“专制”这一对矛盾，矛盾的两个方面，是否可以平均看待呢？是不可以的。按唯物辩证法的原则，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起主导作用。当时的社会性质、政权性质，主要的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根据我们的研究，在西周的政治历史上民主与专制这对矛盾中，专制这方面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而民主则是次要的，处于从属地位。

关于这个问题在历史界是有争论的。有些研究者认为“西周、春秋时期虽然有暴君政治出现，但民主的因素始终属于主导地位”[1012]。也有的以西方的希腊、罗马城邦制度相比拟，认为西周也是一个城邦国家，西周的天子仅仅是当时诸城邦联盟的盟长，与其他诸侯是平等的或对等的关系，政治上像古希腊城邦的民主制[1013]。我们觉得这种意见是与历史实际不符的。西周政治上的民主成分，到底达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城邦制度？这些具体问题，都需要从中国古代历史实际出发去研究。

（二）西周的阶级关系压倒血亲关系

西周初年，刚从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发展到阶级社会的国家，政治上的阶级关系已逐渐压倒或者说高于氏族的血亲关系。西周实行的宗法制，从理论上说周天子或诸侯的新王新君由于是宗子，他们即位后，他们的所有昆弟因为是小宗，就都要自卑于尊。不过，西周的史料残缺，已看不到直接的材料。战国秦汉之间人对西周史的追述，则多为当时人拟议之辞，可能掺有战国秦汉时的色彩，但亦不会完全是向壁虚造，或有其所据，我们应当视为二手材料而加以利用。《穀梁传》述西周礼制，有“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属通”[1014]，“不以亲亲害尊尊”[1015]。《礼记·大传》：“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这都是指宗统不得干预君统，也就是政治关系高于宗亲关系。天子的诸弟对周天子要论君臣关系以君事之，不得讲亲属关系以兄事之；诸侯的兄弟对诸侯也同样要以君事之，不得以兄事之。从而使血统关系的地位降低在政治地位之下，君臣、上下之阶级森严了。贵族之间如此，贵族之于国人，当然更难以讲什么平等、民主的关系了。所以，我们说西周王朝的历史，即便有些民主的残余形式，也已处于次要地位，民主因素始终是在君主专治之下体现着，而阶级专制才是主要方面，对当时社会起着主导作用。

西周的政治史，民主既退居次要方面，西周王朝的政体也就不能说成是属于像古希腊城邦那样的民主制一类了。

（三）周天子与诸侯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君臣关系

西周实行宗法分封制，是在周初东征之后，把武力所能控制的中原、北方以及东方，分封成了同姓和异姓的许多小国，还重封了一些前代帝王之后的“先封”之国[1016]。总之，那时中原广大地区确实分布着为数以百计、千计的众多小邦国。名义上它们是属于周天子的封邦小国。在这些众多的周人封邦小国之间，还夹杂着完全不属于周或者与周还是敌对关系的一些小城邦，或共同体，生息其间。从这个星罗棋布的众多小邦国的现象看，称之为城邦时代，并没有什么不可。但是把西周与所封的城邦的关系看作像古希腊那样的城邦制度的政体，把周王认作是城邦联盟的盟长的提法，则是很不妥当的。因为西方的城邦国家，一般天子同诸侯各邦的关系是结成联盟关系，原则上天子与诸侯是平等或对等的关系，并且国家主权属于多数人的议会和公民大会，而西周并不具备这些特征。

首先，西周的天子同其所封的诸方国的关系不是平等的同盟关系，而是上下级的君臣关系。从下面几个方面的史实，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1.朝聘与巡狩：诸侯对周天子有定期的朝聘制度，而天子对诸侯的视察曰巡狩，天子与诸侯间在这方面是不平等的。《左传》昭公十三年叔向说：“明王之制，使诸侯岁聘以志业，间朝以讲礼，再朝而会以示威，再会而盟以显昭明。”[1017]据《礼记·王制》孔疏和贾逵、服虔均谓此即诸侯朝天子之法。规定诸侯对天子要“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1018]。《孟子·告子下》：“天子适诸侯曰巡狩；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这些记载虽然都是战国秦汉之间人所为，其言虽不免失之于夸张，但诸侯必须朝觐周王，而天子有权巡狩诸侯邦国，固西周之制也。并且“诸侯见天子曰臣其侯某”[1019]，天子对诸侯可自称“予一人”[1020]或“余一人”[1021]，可见天子与诸侯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君臣关系和不容忽视的尊卑界限，哪里有什么平等的联盟味道。所以，早就有人指出：中国的天子与诸侯间“根本没有什么平等或对等可言。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同任何城邦国家的民主制度都是不相容的”[1022]。

2.天子与诸侯在祭祀上的不平等：根据战国秦汉间之礼家的说法，西周之制“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礼记·王制》）；《公羊传》也说：“天子祭天，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无所不通。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则不祭也。”（《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诸侯所祭之“土”，据何休注谓即“社”，也就是“社稷”。这些传说都说明祭天是天子独一无二的特权，诸侯只能祭社稷。若偶尔郊祀天地，便是僭越的行为，是非礼，是大逆不道的。

3.诸侯国在内政上相对地受周室的训令和制约：周初诸侯在其封国内必须奉行周室的训令，王室对诸侯有相对的控制权。如周初封鲁“选建明德，以藩屏周”，鲁国必要“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如卫国之封，册命康叔，治卫要实行“启以商政，疆以周索”[1023]。并训令康叔，一曰慎刑，二曰用贤，三曰爱民，反复叮咛。《尚书》中之《康诰》、《酒诰》、《梓材》三篇均为对康叔之训令。如晋国，要唐叔“启以夏政，疆以戎索”[1024]。足证周初诸侯在其国必须奉行周天子之政策。一直到春秋时，周天子对各诸侯国仍有控制的痕迹，诸侯国君下所设的“卿”是由周天子任命的。《左传》僖公十二年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礼享管仲，管仲辞曰：“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杜注：“国子、高子，天子所命为齐守臣，皆上卿也。”天子之二守国氏、高氏为王室在齐的命卿。《礼记·王制》云：“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1025]这大概是说在大小不同的诸侯国中，大国的三卿由天子任命，而次国有二卿为天子所任命，小国有一卿为天子所任命。当然这些由周天子直接任命的卿，派到各国，自然就起到一种对诸侯的监督作用。

4.嗣位新君或诸侯立太子要经周天子的批准：《国语·周语上》谓周宣王时，“鲁武公以括（武公长子伯御）与戏（括弟懿公）见王，王立戏。樊仲山父谏曰：‘不可立也。不顺必犯，犯王命必诛。……今天子立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鲁从之而诸侯效之，王命将有所壅。若不从而诛之，是自诛王命也。……天子其图之。’王卒立之。鲁侯归而卒。及鲁人杀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王伐鲁立孝公（懿公之弟称也）”。据这段记载，则知不惟嗣君须得王命然后称侯，诸侯预立太子，周王也有抉择之权。

《诗经·大雅·韩奕》记的是新嗣位的韩侯入觐周王，受天子锡命的经过：

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倬其道，韩侯受命，王亲命之，缵戎祖考，无废朕命，夙夜匪解，虔共尔位。朕命不易，干不庭方，以佐戎辟。

其中“王亲命之，缵戎祖考”，就是说周天子亲自册命新君韩侯，令他继承他的祖考韩侯的官职。西周金文中也可以找到这样的记事：

隹王八月辰在丙午，王命侯伯曰：嗣乃祖考侯于。（《伯鼎》）

这是记载王锡命侯嗣继其祖之职位。职官世袭，代表其职位的前王所赐的服饰器用亦世袭。例如《大盂鼎》有：“锡乃祖南公旂，用兽。”《善鼎》：“锡乃祖旂，用事。”《元年师兑簋》：“锡乃父巿、五黄、赤舄。”特定的服饰是特定的官职行使职权的凭据。服饰和职官一样，嗣位新君要取得它必须经过一定的仪式，即周王重新册命的制度。这是天子对其属下封国的威权，是君主专制的表现，城邦联盟的盟主对各城邦哪有这么大的权威呢？

（四）西周政体是君主专制

从以上几个方面看，周天子与诸侯国城邦之间是不平等的，是君臣的关系，不是联盟的关系。西周的政体应当是君主专制，而不是城邦的民主制。何况西周还远未出现过像西方城邦国家那样发达的工商业。所以我们认为，说西周是城邦制度，并把它纳入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是缺乏具体的史料根据的。把古希腊、罗马的城邦制度硬套古代中国，是不合适的。

二、“成康之治”

（一）成康盛世的历史条件

周初出现的君主专制是周族从氏族制刚刚过渡到阶级社会的政权。现在看起来，君主专制虽然反动，但在那时，从周族历史上看还算是新生事物。所以，很快就表现出了它的优越性。《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在成王、康王时，西周进入了极盛时代。所谓“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年不用”；《史记·周本纪》亦有同样文字，清崔述谓此言必有所本[1026]。但不知出于何书[1027]。成、康二王历来称为周初贤主，当时能有此成绩，或非虚构。周朝初期，能出现这种盛绩的历史条件是什么呢？

第一，周公称王期间，平定管、蔡、武庚之乱，一举灭掉薄姑、熊、盈、徐、奄东方诸国，控制了东方，于是大封同姓和异姓姻亲功臣为诸侯，“以藩屏周”。按宗法分封制的原则，周天子自然是这一大家族之嫡子，而各诸侯国为这一大家族的伯叔兄弟子侄及姻戚。这样就凝合当时东西天下为一家，使诸侯国为一族。各国内政虽然基本上由各诸侯自主，但名义上无不奉周天子为大宗。这种抟聚、凝固全中国的局面，为以后周王朝走向昌盛打下了基础。

第二，以西土的小邦周占据了东方和北方广大地区，而原政治中心京都丰镐远在西边，如何镇抚新得的土地，渐感鞭长莫及。周公于是在称王的第五年开始在洛邑营建新都，七年大功告成。这里是所谓“天下之中”，对保卫东方起到了巩固作用。

第三，周公还政成王，并继续勠力王室。告诫成王今后执政的要领（见《尚书·立政》），《鲁世家》谓周公“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无逸》以教诫之。内政既定，周公又亲率大军，多次对商奄、淮夷进行征讨，使其死心塌地服属于周。这时周的势力才真正达到“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诗经·鲁颂·閟宫》）。

经过周公数年艰苦的经营，西周初年王朝的政权趋于巩固。有了这样稳妥的历史条件，成、康两君，历史上又号为贤主，他们念念不忘周公的告诫，经常以《无逸》、《多士》等文书来提醒自己，不敢骄奢淫逸，勤勤恳恳地治理国家，自然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就会到来。

（二）成王事迹

成王在位若干年，已无可考。后世传说有七年、二十八年两说。皇甫谧以周公七年、成王七年、康王二十六年，合之而为四十年。此乃以《古本竹书纪年》“成康之际四十年”之文随意凑成，当然无可信之价值。《尚书·顾命》正义谓《汉书·律历志》以为成王即位三十年而崩，郑玄以为成王二十八年，均不知其根据为何。

成王事迹其著者只知曾到过洛邑（《尚书·洛诰》），封过泰山（《史记·封禅书》），还有岐阳之蒐（《左传》昭公四年）等事，但也多不详。

（三）康王即位典礼

《尚书》存有《顾命》一篇[1028]，记成王崩、康王立之典礼。内言成王于四月感觉身体不好，甲子那天即召太保奭等入受顾命，第二天乙丑成王崩。太保等迎立王子钊入“翌室”（亦作翼室。《尔雅》曰：翌，明也。明室即明堂，即路寝）。又二日丁卯筹备丧仪，又五日壬申大殓。次日癸酉筹备新王即位。其时公卿犹多文、武时之旧臣，其册命之礼，质而重，文而不失其情，史官纪之，即此《顾命》篇。这类典礼，古礼经既佚，后世考周室一代之大典者，在《尚书》内惟此而已。

成王顾命之词曰：

呜呼！疾大渐（急剧恶化），惟几（危），病日臻。既弥留，恐不获誓言嗣，兹予审训令女。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丽陈教（即奠定了法则教令），则肄肄不违（从曾运乾以肄肄即惕惕，乃畏惧意），用克达（挞）殷、集大命。在后之侗（后即后嗣，侗谓年幼无知，此成王自谦之词），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训，无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兴弗悟。尔尚明时朕言（时与是通），用敬保元子钊（钊，康王名），弘济于艰难，柔远能迩（孙星衍训能为如），安劝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乱于威仪（夫人即指众人，乱训治），尔无以钊冒贡于非几。（《尚书·顾命》）

此为成王在逝世前惧太子钊之不任，召大臣太保奭等嘱以辅相太子之言。成王既殡之次日，即四月癸酉，开始筹备新王嗣位大典，其陈设、警卫极为庄严，嗣王麻冕黼裳，由宾阶升。太保奉圭、上宗（即大宗，是太保的助手）奉同瑁[1029]，由阼阶升。是太保居主位，而以新王居客位。御王册命曰：“皇后冯玉几（皇后即指成王，孙星衍《书疏》误以为康王），道扬末命（指顾命），命女嗣训，临君周邦。率循大卞（即弁，古卞、弁同，弁疑读为辩，《说文》治也），燮和天下，用答扬文武之光训。”王再拜兴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乱（即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飨”（王国维以此为太保代表成王以君位授康王，故飨之以酒。上宗曰飨，即命康王飨也，其说甚是）。太保受同降，盥，秉璋以酢拜，王答拜。于是诸侯出庙门。王出在应门之内见诸侯。

以上是《尚书·顾命》篇所述康王即位典礼。《顾命》篇虽非同时代之文献，学者多谓作于东周时期，但其大枝大节或有所本。西周王室典礼之详者只有此事。《史记·周本纪》以为此礼之举行在先王之庙，与《顾命》所谓礼毕，诸侯出庙门者同。郑玄以为此在成王之殡宫，即在王宫之路寝（天子正寝），路寝门为毕门，出此门即为应门，与《顾命》篇所谓礼毕，王出在应门之内者亦合。盖古时王宫与先王庙规制相似，故究竟在庙行礼，或在宫行礼，尚无可考。至于康王即位或谓在既葬后[1030]，或谓在柩前即位[1031]，或谓次年即位[1032]，都没有确实证据，无以定其是非，只能诸说并存了。

（四）康王的武功

康王时代的铜器，传世者有《作册大鼎》、《大盂鼎》、《小盂鼎》及“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于岐山的《史簋》（与旧著录之《史䛗彝》铭同）等。其中大小《盂鼎》过去徐同柏、吴大澂、王国维均以为是成王时器，郭沫若先生定为康王时，案《小盂鼎》铭文有“啻（禘）周王□王、成王”语，《尔雅·释天》：“禘，大祭也。”云祭成王，则此器之作必在成王之后，所以，定为康王时可能是正确的。《大盂鼎》铭末有“隹王廿又三祀”，《小盂鼎》铭末有“隹王廿又五祀”，可知康王在位必在二十五年以上。

在康王晚年有伐鬼方之役，此不见于文献记载，而仅见于《小盂鼎》之铭词。惜其文多残缺，不能尽读，然可窥其大略，其文云：

……王〔命〕盂以□伐方□□□□□〔执兽〕三人隻（获）馘四千八百□二，孚（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孚〔马〕□□匹，孚车十两（辆），孚牛三百五十五牛，羊二十八羊。盂或□□□□□□孚□我征。执兽（酋）一〔人〕，隻百卅七，〔孚人□□□人〕，孚〔马〕百四匹，孚车百□两……

鬼方的地望，自商以来一直认为是在今山西省的南部，而此役实为周伐鬼方的一次大胜利，前后分两次，周师人数不可知，但由其俘虏之多，当必为一大规模之战争。第一次俘鬼方首领三人，斩首4000余，俘虏达13081人，而车马牛羊犹不计焉。第二次又俘虏鬼方首领一人，斩俘数万，俘车百辆。康王对周围少数族的胜利，使周王朝达到了鼎盛时代。

较《小盂鼎》早两年的《大盂鼎》铭词完整无缺。从文义上看，此鼎为南公之孙名盂者所造。盂既受王之锡命，有疆土之封，及衣服车马之赐，其必为康王之重臣可知。此器形式典雅华贵，表面布有极精美之饕餮纹，当时青铜工艺之精进，亦由此可以考见。

总之，成、康两世，文治、武功各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博得了后世诗人的歌颂。《诗经·周颂·执竞》有句云：

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

这是对成王、康王功烈之盛的颂词。可是东汉卫宏作《毛诗序》谓《执竞》祀武王也。又谓“不显成康”，传云不显乎其“成大功而安之”。由是郑、孔以来，皆以此“成康”为称武王语，以颂为成王之时周公所作。于是毛把“成康”一词，曲解为成大功而安之。郑以为成安祖考之道。至宋欧阳永叔、朱熹开始对传统旧说加以驳斥。而清崔东壁辨之尤详，谓：“自彼成康，犹所云，自彼氐羌也。惟氐羌之为二国名也。故自氐羌以东，则云彼氐羌；惟成康之为二王谥也。故自成康以降，则云，自彼成康。若训以为成大功而安之，岂得谓之自彼乎哉？宋欧阳永叔作《诗时世论》，朱子《诗序辨说》，皆以此篇为昭王以后诗，以《昊天有成命篇》为康王以后诗，其说良是。”[1033]据此，可见康王、昭王以后的诗人对成、康盛世的赞颂。一直到春秋时王子朝还说：“昔武王克商，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把成、康的“靖四方”和“息民”与武王克商并列[1034]，可见其对成、康的重视。无怪乎后世史家谚称为“成康之治”了。

第二节　西周的政治制度

一、西周政治制度导论

（一）史料根据

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乃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政治组织，是掌握在这一阶级手中的、用作剥削和镇压其他阶级的工具的组织。但是，西周的政治制度在过去几乎是一个迷局，让人无从着手研究。盖西周代远年湮，史料残缺，民国以前言周制者，大抵依据《周礼》（又名《周官》）。实则《周礼》并非西周文献，而历代经学家却大都以此为西周时代的经典。若果如此，奇怪的是，为什么这样一部专讲典章制度的大书，生在战国中叶的孟子却看不到，对西周制度，他已有文献无征之叹。可见当时《周礼》尚未成书。根据近人的考证，此书当出于战国时、孟子以后的人之手。其中所述之制度，多属空想，虽然可能有当时人对西周典制的部分传闻，但绝大部分不是出于虚构，便是掺杂了具战国时代色彩的制度[1035]。我们讲西周的政治制度，对《周官》虽不能全面否定，但决不能以此书作为主要的依据，这是很清楚的。我们认为，研究西周的政治制度，最可靠的根据主要的是同时代的西周金文和《诗经》、《尚书》、《周易》三书中的有关部分。

（二）地理环境

西周之政治制度，其详不可考矣。然自钟鼎铭文与民俗学、民族学的研究有了进步之后，我们根据金文，结合《周易》、《诗经》、《尚书》诸古籍中所载者作综合之研究，则西周的制度之大略犹可得而言。在谈政治制度之前，应当首先明确一下当时西周具体的地域环境。

周克商后，周族便以镐京、洛邑等王畿地域为中心。王畿之外的东西南北，分散着服属于周王的半独立的无数诸侯小国。当时这些小的邦国确如星罗棋布，错处其间。在诸侯国与国之间还夹杂着为数不少的完全独立的戎狄少数族部落。一直到春秋时，还可见到这种痕迹。当时的邦国，面积都不大，其中最大的亦不过相当今天的一县或数县之地，而最小者或仅一村落。所以，传说周封四百余国，服八百余国[1036]。可见商周期间，封邦小国之为数众多了。周室所封同姓如鲁、卫、郑、蔡等，异姓如齐、许、申、吕等，都是周的宗室及姻戚诸侯，替周室镇摄各地之土著异族居民，起到“藩屏周室”的作用。还有原自由独立的部落，在周东征时臣属于周，如楚、杞、徐、莱等国。他们实际上是时服时叛，构成了在东方的不稳定分子。这些服属于周的众多封邦小国，分布在相当于今天的陕西、河南、山西、山东之全部和甘肃、江苏、湖北、河北之一部分，这便是周的势力范围。这个具体的地理环境，构成了西周政治的广泛性和分散性。

（三）层累组织的特点

根据上面所述周时这些封国和属国的具体情况，大都是周王朝分封出去的，或是征服的小国，所以从理论上说，他们都是附属于周天子的。他们既是附属于周的，那就理应对周天子负有一定的义务。春秋时郑子产追述周的政治传统就说：“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1037]所谓贡就是诸侯对周天子有纳贡的义务。而且诸侯死、新君继位，必须取得天子的重新任命（见本章第一节）。可见周天子对诸侯各国是处在高高在上的地位的。但对各国内政，除了周初尚须奉行王之训令外，其他则不加干涉，基本上令其各自为主。诸侯于其国内，亦以采地分封宗室及其卿大夫。此即所谓“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各卿大夫的“家”之于公室的关系，犹如诸侯之于王室也。这种层累的组织，即是西周政治上有异于西方各国的特点之一。

（四）神权

周天子对“普天之下”的诸侯，至少在人们的心理上是“共王”，是有权威的，是全天下的政治领袖。周天子这种庞大的政治权力是谁给的呢？对此等问题，不能没有理论上的解答。

周时人们相信天上有上帝，上帝有无上的权力。地上最高贵的人是天子或名曰王。王有与上帝接近的资格，如《诗经·大雅·皇矣》篇：“帝谓文王”；王死后到上帝那里去，如《诗经·大雅·文王》篇：“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王和上帝既然这样密切，所以又说王就是上帝的儿子，是“天”之子，因而周王称为“天子”[1038]。不但地上的王是天之所生，世间万民也是“天”生的。见于《诗经》如：

天生烝民，其命匪谌？（《大雅·荡》）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大雅·烝民》）

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小雅·小弁》）

众民既是天所生，所以上帝和下民是息息相关的，并且“荡荡上帝”，是“下民之辟（君）”，因而对下民很关心，“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诗经·大雅·皇矣》）。《尚书·吕刑》也有“上帝监民”。上帝既与下民如此密切，人们必须处处听从他的命令。不过“上天”之为物，“无声无臭”（《诗经·大雅·文王》）。他高高在上，人们不但看不见，连闻都闻不到，他又是如何治理看管万民的呢？当时人想象，上帝委派他的代表周王或“天子”到下界来管理土地和人民，所谓“天生民而树之君”（《左传》文公十三年）。于是天子便成了人与神之间的媒介。王的祖先，“克配上帝”[1039]，处在比上帝次一等的地位。世间的诸侯、百官和人民除了听从和信仰代表上帝的周王之外，当然更应当听从和信仰那位比周王更高的上帝和王的祖先了。

依据周人的理论，周天子的王位受命于“天”，一个王如能敬畏“天命”，勤民事，则天必保佑，使之在位长久；如淫佚昏虐，则天必降下灾难，并将王位转与他姓之有德者。商之代夏与周之代商，都是运用这个理论去解释。如周公就对卫康叔说过，商人以淫佚酗酒，堕废天命，因此亡国[1040]。尤其是周公代成王向商民发布的诰令，解释周为什么灭掉商，就说这是遵照上帝的意旨行事。有几段话非常典型，我们把《尚书·多士》中这几段译成口语，他说：

“你们这些殷遗民，时运不佳，上天把大丧难降给你们。我们奉了上帝的威严，用王者的责罚，命令你们殷人不再为帝。不是我们小小的周国敢于夺取殷国的大命，只是上天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得到上天的帮助。上天是圣明而威严的，我们下民只能秉承着他的命令行事。

“我听说：上帝对人的行为总是规诫和诱掖的。可惜夏朝不节制自己的放纵行为，不听从上帝的教导，逼得上帝废除了夏的大命，降下惩罚，于是命你们的先祖成汤起来革去夏命，任用一些有才能的人治理四方。从成汤到帝乙，无不修身敬神，所以天就保定了殷，殷世世代代受到上天的恩惠。直到你们以后的嗣王行为放荡，不顾先王的教训，也不注意天道和民事，于是上帝就不再保护你们，他降下了大的丧乱。上帝不会把天命赐给那些不行德教之人，凡四方大小国家的丧亡，没有一个不是因为有罪而招致天罚的。

“我们周王事奉上天的命令是虔诚的，有命说：‘割殷’，我们就只得完成他的命令。……

“以前我从奄国班师回来，曾对你们四国小民下达过命令，我是奉行上天的命令责罚你们，把你们从远方移到这里，要你们顺从地为我周服务。

“我现在不忍杀掉你们，再把这个命令申述一下，我在洛水旁建起一座大城，是为了你们奔走服事我们方便，你们要顺从地臣服我们。在这里，你们仍有你们的土地，你们一样可以安居乐业。只要你们能敬天，天自会给你们保佑。否则岂但你们失去了现有的土地，我还要把上天的刑罚降到你们的身上！……”

从历史上看，当时上天是有绝对权威的，周的战胜者对商人这样左一个“上帝”、右一个“上天”地告诫，小民们哪敢不遵从，只有死心塌地地听从上帝及其代表的摆布了。

周公不仅广泛地利用神权作为对民的统治工具，而且还把“天命”和“民情”联系起来，认为上帝的意旨是通过“民情”表现出来的[1041]。所以特引古语：“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1042]《尚书·召诰》说：“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这就是说，以勤恤民，庶几王才可以受天命历年如夏、商。《尚书·泰誓》佚文也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043]所以，西周人认为不能只单纯地看天，要想真正地理解天意，还必须体察民情。《尚书·大诰》：“天棐忱辞，其考我民”，“天亦惟用，勤毖我民”。可见天对民是关怀的，周的统治者若想顺天行事，就必须对“民”加以重视。如何重民保民呢？周人提出一个“德”字[1044]。《尚书·康诰》篇说：

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

这里提出了“明德慎罚”，而《召诰》篇更反复详言之：

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自贻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把“命”、“天”、“民”、“德”四端反复强调，而且又一以贯之。王国维据此即说古之圣人“深知一姓之福祚与万姓之福祚是一非二，又知一姓万姓之福祚与道德是一非二。故其所以祈天永命者，乃在德与民二字”[1045]。周初人之所谓“德”，斯维至曾归纳周初史料，认为：“不勤政、不爱民、不敬事祖先、不重用老成典型、荒淫奢侈，既然是失德、无德，那么，反转来说，勤政、爱民、敬事祖先、重用老成典型等也就是有德。德的思想与内容，可以因此推知。”[1046]这个看法是很对的。周的统治者在这一点上确实比商人高明得多。商人只知信仰天命，而不知勤政、不爱民，于是坠废其天命，国破家亡；周人所信仰和依靠的不唯上帝，而是既信天命，又要爱民以德。周的统治阶级对“民”的所谓“爱”、所谓“德”，有其自己的理解，也就是说带有阶级性。但从发展的观点看，周人提出“德”来总是有积极意义的。因而周人这种既敬天又保民的思想在神权政治史上较商人前进了一大步。若作更深入的研究，可知周人对“天”、对“民”不但并重，而且至少在思想上认为“民”的作用要高于“天”。由于这将在讲西周的思想中分析，为了避免重复，这里就不谈了。

二、西周的宗法制度

（一）宗法制度的特征

宗法制度不同于政治制度，但是，我们研究西周的政治，首先必须搞清楚宗法制度。因为当时经济上的土地占有制也好，政治上的长子继承、分封制也好，礼制上的嫡庶制也好，无不与宗法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什么是宗法制度？顾名思义，所谓宗，据《说文》解释“宗”字谓：“尊祖庙也，从宀从示。”许氏认为“宗”的“宀”是屋宇，“示”是神主，整个字形代表祖庙，含有一族人所尊之义。《礼记·大传》曰：“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因而，称作宗法制度的“宗法”乃是一种宗庙之法，必然与宗庙制度、祖先崇拜、血缘关系、尊卑制度有关。宗法既是与血缘关系有关，所以，它起源很早。考商之世，尚无像西周那样的宗庙制的昭穆序列，而是所有先王几乎都立有尊庙，存而不毁，凡有子继承王统的，死后即祀于大庙，亦即“大宗”；无子继承王统的，虽系嫡长子，也归入小庙，即为“小宗”。所以，殷墟卜辞中之大宗、小宗，与周人具有严格嫡庶规定的所谓大小宗意义是不同的。商时兄弟的权位差别不大，王位继承是“兄终弟及”，而周人的兄弟间严格分别嫡庶长幼，“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周人新创的继承法是固定的“嫡长子”继承和宗法制度。

周人为什么创立这种嫡长子继承和宗法制度呢？这是为了防止贵族之间对于王位、财产的争夺。例如商人自中丁以下曾有九世之乱，这种争夺对贵族阶级是很不利的。所以，极需要制定一种严格的传统法，以防止其争端。而宗法制之兴起，正救此弊。

西周的宗法制，过去人的解释，多根据《礼记》、《仪礼》中下面几段文字：

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五世而迁之宗，其继高祖者也；是故祖迁于上，宗易于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祢也。（《礼记·丧服小记》）

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有小宗而无大宗者，有大宗而无小宗者，有无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礼记·大传》）

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礼记·大传》）

正体于上，又乃将所传重也……特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也。（《仪礼·丧服》）

上面的引文均为历代讲西周宗法者所本。我们可以试将其中心问题，也就是宗法制的特点提出来，加以分析、讨论。

第一，嫡庶长幼的严格区分：西周宗法制度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对嫡庶长幼的区别极为严格，这是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联系的。在远古原始社会时期，财产为氏族成员所共有，氏族长有权指挥全族的人共同劳动生产、共同抵御异族的侵袭，财产自然是全氏族所公有。到氏族制的末期，氏族财产虽然基本上还是公有，但氏族长私自占有或享受的部分，较一般氏族成员多起来，他们的权力逐渐加大，于是氏族贵族阶层便逐渐出现了。

阶级与私有出现后，财产的分配与职位的继承，是最容易引起争端的重大问题。为了弭止氏族贵族间的内部矛盾，当权的贵族阶级于是改造了旧的氏族血缘组织，使之为他们分配政权和财权服务。如商代前期的王位继承是“兄终弟及”，后期就变成嫡长子继承。这些宗法原则，都是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实行“兄终弟及”继统的商代前期，大概已有嫡庶区别的萌芽。因为从卜辞的祀典上看，商代虽然是一夫一妻制，而实质却是一夫多妻制，每个帝王大都只有一个法定配偶，同时还有一个乃至无数个非法定的配偶。所以，每个王的儿子数目可能很多，但从商的世系上看，兄弟继承王位的只有一二人，最多不过四人。这种现象只能认为每个王的儿子纵然很多，但未必都有继承权，而是只有法定配偶所生之子，才有资格按照兄终弟及的次序继承王位，庶妾所生之子可能没有这种权利。这就是说，这时已有嫡庶的区别，王国维谓“商人无嫡庶之别”[1047]是不对的。到了商代末期，康丁以下五世，更进一步逐渐废弃兄终弟及，而过渡到嫡长子继承制度。

周族在开国以前，尚处在氏族制度的末期，氏族首领职位，也如商代一样，实行“兄终弟及”。如周太王去世，他的长子太伯、次子虞仲都不肯继承，于是再传位第三子季历；周文王舍其长子伯邑考而立次子武王，武王崩，其弟周公旦继立，这种兄弟相及，也是沿用旧的宗法传统。周公旦在位期间，制礼作乐，为了减少贵族之间的矛盾，抑制兄弟之间的争端，正式规定王位只能由嫡长子一人继承，其余子则分封在外，所谓“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这种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比商代实行已久的兄终弟及，更能起到调息兄弟间矛盾的作用。这种嫡长子继承制的出现，使政治上一人独尊的专治的政治制度更加巩固了。

第二，大宗、宗子的崇高地位：宗法制度中之大宗、小宗，历来为儒家所聚讼，其实这一问题并不难理解。不过由于族群繁衍，大宗分出的小宗中又有小宗，越分越细，使人目迷五色耳。所谓“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别子就是有别于长支的旁支，与长支长子分别，故名为“别子”。因为自他开始分出来独立为一家之长，所以他也成了他的后代子孙之始祖。这一支的嫡长子（继别者）成了他这一支的“大宗”，大宗又称“宗子”[1048]。嫡长子的诸弟（继祢者），则为“小宗”。从具体的政治制度结合宗法看就更清楚了。如各诸侯国君的嫡长子是第二世的国君，国君之弟，受封为卿大夫，成了这一分支之祖，即“别子为祖”。别子之嫡长子，世世代代继承下去，所以说“继别为宗”，这个宗是“大宗”。整个说来，最高、最早的只有一个最大的大宗，其后的大小宗俱宗事之。每个小宗自身又成为继别的宗的大宗，包有其下的许多小宗。如此推衍下去，层层相因，成为一错综而有系统的宗法形式的政治组织。

大宗、宗子在宗族中地位之尊，远远超过其他同族人，不仅高于庶子、小宗，甚至高于其他诸嫡子。《礼记·内则》称：“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妇。”大宗的崇高地位，是从远古逐渐建立起来的。原始氏族流行的对祖先的祭祀，即祖先崇拜，本为团结本氏族的工具之一，到阶级社会，隆重的祭祀祖先活动，也同样被看作是国家中最重要的大事，所以当时就有人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祖先所在之地——宗庙，自然就成了同族人精神上共同尊崇的中心。统治者更是有意识地利用这些氏族血缘组织的祭祀活动，建立起唯我独尊的社会地位。

祭祀的功用表面是为了尊祖敬宗，实际上是使一部分人的地位高出另一部分人之上。照宗法制度的规定，不是所有的儿子都可以祭其祖先的。大小宗的区别之制定，其意义就在于此。在祭统上继祢者祭祢，继祖者祭祖，继曾祖者祭曾祖，继高祖者祭高祖。这是四小宗，各有其所宗、所祭的固定对象，凡非其所继，皆不得祭。例如继曾祖和继祢的便无权祭高祖，继祖、继祢的便无权祭曾祖，继祢的不能祭祖，不继祢的次子便不能祭祢，此是小宗所宗，继始祖才称为大宗。始祖只有嫡长子一系列的宗子有祭祀权，其余无论是小宗或庶子，都无权祭始祖。要祭祀必得请大宗宗子来主祭，而自己只可作陪祭。任何人都应尊祖，而自己又无权祭祀，只能去敬那个能祭祖的宗子了。所以说“尊祖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宗族中的最大嫡长子称宗子，是承继大统的宗庙之主。一庙只有唯一的一个祭主。这样，便成了大宗统于上，小宗统于下。这种组织极为严密。祭祀如此重大，而有权祀祖的又只有大宗宗子，因而大宗便成为当时宗法中，同时也成了社会上地位最高、权位最重的人物。现代研究宗法的学者提出：“大宗在同族的地位，实际与君无异”[1049]；或说：“宗主在宗内就等于君之在邦中”[1050]。这是正确的。

由于始祖是其后世子孙的共同始祖，当然应永远享祀，成为“百世不迁”之大宗。而小宗有继高祖者、继曾祖者、继祖者、继祢者等不同的四小宗，凡非其所宗则不祭，所以不是世享，而是依次顺延，“祖迁于上”，因而，也就“宗易于下”了。

第三，分昭穆的庙制：我们前面曾说过，“宗法”是一种宗庙之法，是对祖先祭祀和对宗族成员的一些规定和制度。其中分“昭穆”的宗庙制度，见之于较早的文献，如：

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尚书·酒诰》）

率见昭考，以孝以享。（《诗经·周颂·载见》。《诗经》毛传：“昭考，武王也。”）

（宫之奇）对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左传》僖公五年）

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曹，文之昭也；晋，武之穆也。（《左传》定公四年）

上面引文中这些“昭”、“穆”是什么意思？《左传》中宫之奇说的“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太史公《史记·晋世家》引作“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可见所谓“昭”或“穆”，太史公认为即“子”之义。但是既同为子义，为什么又有“昭”、“穆”的区别呢？

按上引《左传》的记载，则周太王的儿子辈太伯、虞仲、王季为昭，太王的孙子辈文王、虢仲、虢叔为穆，太王的曾孙辈武王、周公等又为昭，太王的玄孙辈如成王则又为穆。世次是以昭穆相间排列的。这样排列的昭穆，盖为庙制和墓制的次序，《周礼·春官·小宗伯》之职有“辨庙祧之昭穆”，郑注谓“自始祖之后，父曰昭，子曰穆”。《周礼·春官》：“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郑注：“先王造茔者，昭居左，穆居右。”可见古人之庙次与墓次相同，均以昭居左、穆居右的方式排列。《礼记·王制》说：“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依照左昭右穆的规定，其庙制排列的图式如下：

这种昭穆分排后就被永远固定下来，《宋史·礼志》载何洵直认为：“昭常为昭，穆常为穆，庙次虽迁，昭穆之班，一定不移。”[1051]这就是说某人系昭永远为昭，某人系穆永远为穆，昭穆是固定不变的。在庙制中亲尽则庙毁，逢昭庙毁，则诸昭行向上自相推升，而穆行不变；反之，逢穆庙毁，则诸穆行自相推升，而昭行不变。

周人的宗庙与墓葬都按这种昭、穆次序排列。《礼记·祭统》篇说：“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又说：“昭与昭齿，穆与穆齿”，称之为“长幼有序”。按照上面的昭穆庙制图式，我们可以看到，以本人算起：本人之祖与本人排在一起，本人之父与本人之子排在一起。按后世家族观念，父子关系最亲，祖与孙稍次，而昭穆排列却是父子分开；祖、孙隔代关系较疏，反而是同列一行。这怎么叫“长幼亲疏之序”呢？古礼祭祀，也是如此，《礼记·曲礼上》：“礼曰：君子抱孙，不抱子。此言孙可以为王父尸，子不可以为父尸。”《曾子问》引孔子之言曰：“祭成丧者必有尸，尸必以孙。”《祭统》也说：“夫祭之道，孙为王父尸。”儿子与父亲从今天来看血缘上是最亲近的，为什么儿子反而不能为父尸，而必要以隔代的孙子为尸呢？过去经学家争论了上千年，越解释越糊涂。近人开始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的亚血族群婚的理论去理解，才真相大白[1052]。原来所谓昭、穆是源于母系氏族时代的两个通婚的不同氏族，在母系氏族社会，高祖、祖、子为同一个氏族，住在一起；而曾祖、父、孙则同为另一氏族。祖父假定为昭氏族，与父亲属于穆氏族是不同族的人，可是祖父与孙子却同属昭氏族。因此，才有“孙可以为王父尸，子不可以为父尸”的规定。由此可知，昭穆制度实是远古母系氏族时的制度，而残存于周时的遗迹而已。

（二）宗法制度推行的范围

我们再谈谈宗法制度的行用范围。汉儒说，宗法制是卿大夫的继统法，与天子、诸侯无关。天子、诸侯的继统为政治上的君统，卿大夫的继统才是宗法，所以认为宗法制度只是为大夫以下而设，不上及天子、诸侯。清代学者一般也都是这种主张。其实从上面我们归纳出的宗法特征看，也完全合乎天子、诸侯的君统的范畴。我们且举一点较早的材料：

文王孙子，本支百世。（《诗经·大雅·文王》）

食之饮之，君之宗之。（《诗经·大雅·公刘》）

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诗经·大雅·板》）

……令敢扬皇王休……用事于皇宗……（《令簋》）

隹八月初吉，在宗周。（《班簋》）

隹王大龠于宗周。（《臣辰盉》）

隹九月王在宗周命盂。（《大盂鼎》）

以上所引《诗经》与金文均属西周史料。其所述西周王室和诸侯，均透露已有宗法之含义。所谓“文王孙子，本支百世”，盖谓文王既受命，其后世子孙能王天下，于是武王为继体长子、为天下之大宗，百世不迁。其管、蔡、鲁、卫等十六国，皆文王支子，出封为诸侯，其长子亦世为诸侯，为群姓之大宗，亦百世不迁，“本、支”皆百世也。诗谓“君之宗之”，“君”谓诸侯，意即诸侯君一国，即为一国之大宗。《诗经·大雅·板》之“大邦”当指诸侯，“大宗”《诗经》毛传曰：“王者，天下之大宗。”春秋时公山不狃谓叔孙辄曰：“子以小恶而欲覆宗国，不亦难乎？”[1053]此大夫之宗诸侯也。滕文公欲行三年之丧，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1054]则诸侯亦相宗也。可见西周春秋时人早已认为周天子是同姓诸侯的大宗，而诸侯在其国内，也是其同族人的大宗。周金文中称西周京师为“宗周”，意亦周室为天下之大宗也。《诗经》与周金文所说的“大宗”、“宗子”当然是宗法制的内容，不过西周春秋时宗统与君统是合一的。既有宗族的含义，也有政治上的含义。后世礼家谓宗法只限于大夫以下，把宗族组织的宗统与政治上的君统截然分开，认为天子、诸侯实行君统，不实行宗法制度，卿大夫、士阶层才用宗法制的宗统。其实，这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

君统和宗统确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宗统是族权，是属于同一血缘集团中的一种传统控制势力；而君统则是政权，是对某一特定地域中居民的政治权力，不管血缘是不是相同。所以，君统与宗统的涵义不同，不能相混。但是，在西周时代宗统和君统往往是大致相合的，一致的。周人灭商之前，周族还处在氏族制社会的末期，私有财产刚出现，家长奴役制已经开始，在儿子继承财产的父系制下，为了继承财产，确定氏族贵族的酋长职位和财产的继承者，于是把血缘氏族中某些成分，改造成宗法制度，执行这一制度的氏族机构变成国家机关。所以，宗统与君统其继统法是相同的、一致的，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巩固统治权。宗子在本族内之尊，实际上也就是天子在诸侯中、君在其本国中的缩影。不过君统、宗统二者的权力高低不同。《礼记·大传》说：“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穀梁传》说：“不以亲亲害尊尊”（文公二年），“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属通”（昭公八年，又见隐公七年）。天子的兄弟对天子或诸侯的兄弟对诸侯，要以政治上的君事之，不得讲亲属以兄弟关系待之。这就是政权高于族权，使血缘关系的地位降低在政治关系的地位之下。族权与政权两者统治的范围也不同。族权只限于本族，而政权还包括非本族的人群。所以政权的统治范围要大于族权。可见族权与政权之不同，只是性质上一为传统习惯势力，一为政治势力，权力上高低与广狭不同，但本质上则是一样的。汉以来的礼家把君统、宗统完全分开，把宗法制度只看作是大夫、士的继统制度，与天子、诸侯无关。现代的学者还有坚持这种说法的，笔者认为这是不对的。还是王国维说得好，他说：“天子、诸侯虽无大宗之名，而有大宗之实。”[1055]这应是比较正确的论断。近代学者有的更进一步从古文献和金文中举出例证，证明在西周具体的历史上，天子、诸侯不但有大宗之实，也有大宗之名[1056]。这个问题便越来越清楚了。

（三）宗法制度的继统法及其制定之用意

宗法制度的主要形式是继统法，其具体方式如下：天子世世都以嫡长子相传为第二代天子，奉始祖为大宗。嫡长子之诸弟分封在外为诸侯，对天子来说，他们是小宗，但诸侯在其本国则为大宗。每代诸侯也是以嫡长子身份继承父位，奉始封之祖为大宗，其诸弟被任为卿大夫。这些卿大夫对嫡长兄的诸侯来说是小宗，但卿大夫在本族则被尊为大宗。

周代王室为什么要实行宗法制的继统法？主要是为了防止贵族间对财产或王位的争夺。《吕氏春秋》有一段话说得最清楚：“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適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争，争生乱。是故诸侯失位，则天下乱；大夫无等，则朝廷乱；妻妾不分，则家室乱；適孽无别，则宗族乱。”[1057]天子和诸侯的职位，是贵族们都想争取的，他们一旦产生争夺，就会造成社会大乱，这对贵族的统治是不利的。所以，必须制定一套严格的制度，以防止王位的争端。这时，宗法制度便应运产生。王国维说：“盖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以天，争乃不生。故天子、诸侯之传世也，继统法之立子与立嫡也……皆任天而不参以人，所以求定而息争也。”又说：“周人嫡庶之制，本为天子、诸侯继统法而设，复以此制通之大夫以下，则不为君统而为宗统，于是宗法生焉。”[1058]觊觎王位者虽多，但嫡长子则只有一人。嫡长子的身份在宗法系统中又高于诸子之上，老王一死，其王位自然而然就归之于他了。所以，实行宗法制的继统法就是“定之以天”，这确是当时统治阶级“求定息争”巩固贵族统治的一个好办法。

三、西周的分封制度

周人为了减少贵族之间在政权传递上争夺的矛盾，便正式规定王位只能由嫡长子一人继承，其余诸子在外地分封。这种余子分封的制度就是我们下面所要讲的西周的分封制度。

（一）分封制度起于周初

分封就是古文献所说的“封建制”。“封建”一词产生在什么时代？据笔者所知，最早见于春秋时富辰说的一段话：

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捍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由此可以看出，古人所说的“封建”是指“封诸侯建藩卫”的措施。这里所谓的“封建制”与现代人所说的社会发展史上的“封建制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为了避免读者的误会，我们把我国古人所说的“封建制”改称为“分封制度”。这种制度在前面已谈过（见十二章第三节），周人灭商之前，已有萌芽。从上面所引富辰的话中可知，在周公第二次克商后，才把分封的政治措施大规模地推广。这种政治措施，在后来便逐渐形成为一种定型的“分封制度”。

（二）分封制的具体内容

《左传》隐公八年众仲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对“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的解释，前人异说纷纭，其中尤其是关于“赐姓”的说法颇多[1059]，诸如所由孕而得姓，或以所生之地、以其德行而得姓，都属于臆测。因为所谓以所由孕或生地而为之姓，则任何人都生而自有其姓，何待赐之而有呢？

所谓“因生以赐姓”、“胙土”、“命氏”，历代学者所以不得其解，主要是因为对其中之“生”、“姓”、“氏”三字理解错了，于是越解释越令人糊涂。杨希枚先生对这三字的解释，我们认为是最正确的[1060]。杨氏认为赐姓、胙土、命氏实际就是周初分封制度的三项重要措施。所以，若把“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解释清楚，对理解周代分封制会有很大帮助。综合杨氏之说，可以分为四点：

第一，“因生以赐姓”这个“生”是指生死的“生”，就是在功臣生时，而非死后去分封赏赐。

第二，所赐之“姓”，不是指赐被封者以族姓，而是赐被封者以所封地内之被征服的居民，即“异族之遗民俘属”。

第三，“胙之土”，《国语·齐语》韦注云：“胙，赐也。”这是说天子封赐诸侯以土地。

第四，“命之氏”的“氏”，古时应当与姓和族有所区别。姓、族是指人类学上血缘性的“氏族”，而“氏”（中国古文献上的“氏族”）则是指由一个族姓统治下的包括若干异姓或不同族系的民族的政治区域性的集团组织。换句话说，“命之氏”就是命功臣建国于某一地区，如封康叔于殷墟，封唐叔于夏墟，使他们另立侯伯之国。

我们分析周克商后对鲁公、康叔的分封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赐姓”、“胙土”、“命氏”在分封制度上具体的核心内容了。《左传》定公四年卫国子鱼对苌弘曰：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即众仲说的“天子建德”）以藩屏周。……分鲁公以大路、大旂……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分之土田陪敦……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分康叔以大路……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以北竟……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分唐叔以大路……怀姓九宗……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

这里说的分鲁公以“殷民六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分唐叔以“怀姓九宗”，就是众仲所说的“因生以赐姓”。因为所赐的殷民和怀姓都是异于周姬姓的异族人。对鲁公“分之土田陪敦”，对康叔“封畛土略”，即是“胙之土”之义，而封鲁“于少皞之虚”以建鲁国，封康叔“于殷虚”以建卫国，封唐叔“于夏虚”以建晋国，则是“命之氏”的具体内容。

以上是根据杨希枚对赐姓、胙土、命氏的看法解释的。这对周初所实行的分封制度，无疑是正确的。其中杨氏谓“赐姓”是封国时所分之民，“是异族之遗民俘属”，是“诸侯征伐所获而献捷于王朝的”。又说是“赐被封的功臣以异族遗民及封土而另成一个氏族或诸侯邦国”[1061]，就是说都是异姓的俘虏。我们感觉到把所赐之“姓”仅仅限于被周人征服的异姓族人的说法，只能用于周初克商后早期的分封制。可是作为整个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度，尤其是到了中期，分封诸侯时所赐之“姓”，就不都是异姓的“俘属”了（详后）。所以，我们认为“赐姓”的姓族，与其说是“异族之遗民俘属”，还不如说是“被统治的劳动臣民”更全面。其中有异族的遗民，也有本族同姓的人民，他们是贵族统治阶级维持财政开支的主要供应者。

（三）西周分封多少诸侯邦国

西周分封制度的要素是什么？首先必须从周王朝分封诸侯史中归纳其主要共性入手。周王朝封了多少邦国，历来没有人作过精确的统计。我们知道西周时诸侯封地皆甚小。最初有的封地相当于今之一县，而其最小者就如今之村落。我们试取地图一一按之，往往在今一县之地，就有古时之十余小国。可以看出，当时中原之地，独立或半独立的众多小邦国真是星罗棋布，错处迷离。

这些众多邦国中由周所封的据说有四百余国，服者八百余国[1062]。其有姓有名的确数，荀子说周初立七十一国，姬姓五十三人[1063]。春秋时成说，周武王克商，其兄弟之国十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1064]。我们统观《左传》中富辰（僖公二十四年）、侯獳（僖公二十八年）、子鱼（定公四年）所说及《世本·氏姓》、《文献通考》的《封建考》等书所述，则同姓与异姓诸侯约有一百三十多国。另外散见于西周金文和其他典籍者还有不下百数十个。这些邦国一部分系周的宗室亲戚，为周初所封，如鲁、卫、郑、蔡等；一部分系为了酬报功臣，历代周王所封，如齐、许、申、吕等。周王封国的主要目的是使其替周镇慑各地之土著人民，起监视敌国的作用，即所谓“以藩屏周”也。还有一部分邦国是前代帝王之后，如武王时封神农、黄帝、帝尧、帝舜、大禹之后，即焦、祝、蓟、陈、杞等国；成王时又封商汤之后即宋国，使其各自立国。另外由原始部落演进而来的方国，周公东征后，臣服于周即所谓“服国”，如楚、徐、莱等皆是。为了求得相安无事，周王对他们采取妥协政策，加以认可或重封；有的非周室所封，并且非周室所愿封，因鞭长莫及，或势力悬殊，在无可奈何下，不得不封（如越、楚）；或命其自行开辟土地，而予以承认（如秦）。周王对此等林林总总之诸邦国到底如何分封，因自嬴秦焚书，典籍散失，已难详考。幸出土的铜器铭文，颇足补文献之阙。当时分封的具体程序和内容，从史料稍明备的几个大国的分封史，再结合金文中的册命记载，加以归纳分析，则分封制度之荦荦大端，亦可得矣。

（四）分封的典礼与程序

周武王克商而有天下，所有的土地和人民既为周室所获得，从理论上说应是属于天子一人的[1065]。但因领土太广，人民众多，经管起来，一人的精力实难胜任，只得把王畿以外的领地，分给子弟功臣，由他们代王室管理，于是出现了大分封。

西周的分封制度，包括诸侯的分封与王臣的任命，其实二者性质是相同的。只是王臣的采邑多在王畿，而诸侯之封则多在王畿之外。这种分封或任命，反映在文献上或铜器铭文中者，具有一定的封建仪式，是一种极为隆重的典礼。其仪式虽各时各地略有出入，但大略言之，相去不远，甚至与西欧中世纪封建时代所流行的也大致相似。今从有关文献和金文中的册命记载，归纳当时所实行的仪式及主要程序约有三步：

第一，礼行于太庙，由傧者赞礼，赐以诰命：金文中之赐命一般都是在周之大庙大室康宫等处举行，与文献记载同。《礼记·祭统》谓：“古者明君必赐爵禄于太庙，示不敢专也。”盖西周仍为神权时代，一切大事必假神意以行之。周人以祖宗为神，故于宗庙中行册命，以示其慎重，并借以威服臣民。文献记载谓行礼时君立于阼阶之南，南向，所命北向，史执册命之[1066]。而《大克鼎》谓王在“宗周季右善夫克入门，立中逆，北向，王呼尹氏册命善夫克”。《牧簋》谓“王呼内史吴册令牧”。《颂鼎》谓“尹氏受王命书，王呼史虢生册命颂”。所谓“史”，当即“内史”之省称。可见西周册命诸侯、王臣之礼，由“内史”官掌之。

王命诸侯、赐卿大夫爵都要由负责引导受封者的“傧”或“相”佐礼，这种职务金文称为“右”[1067]

。这种傧者或右者的官职并无一定。金文中的右者有宰、司徒、司马、司工、司寇、公族等，而《周礼》则谓王命诸侯以大宗伯为傧，命卿大夫、士则以小宗伯为傧，似不足信。

就封之前，必诏赐册命。首先直呼受命者之名，然后叙述册命原由，加以告诫，要求受命者克敬职守。如康叔受封之册命即现存之《康诰》。其中有：“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康叔为文王之子，则此所谓之王，乃周公可知。其时正是周公称王时，册命中于治卫之政策，训以明德慎刑，用贤、爱民诸大端，反复叮咛，并指示要他实行“启以商政，疆以周索”[1068]。又如晋唐叔受封之册命为《唐诰》，惜已不传。《左传》称周王训以“启以夏政，疆以戎索”[1069]。鲁公受封之《伯禽》篇亦已亡佚，无可详考，当亦不外训诰之辞。

第二，授民、授土、授职：分封诸侯，对受封者必赐以明确的划定疆界的土地。这块土地上的居民当然与土地一起被赐。金文《大盂鼎》铭载周王封盂，有“受民受疆土”的记录。《左传》定公四年子鱼也说在封鲁公时，有“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因为土地、人民是当时社会经济的主要来源，正是受封者的利益之所在。所以，这是分封制度的主要内容。

分封仪式中周王除了赐土地、人民之外，还要赐予受封者一定的礼物，对不同的官职，颁赐不同的舆服器用。自西周中期，这种赐物形成了一种固定格式的舆服制度。这些舆服器用不外乎衣锦、旌旗、乘车、牛马、弓矢、兵器、圭瓒、秬鬯、乐器等等，一切日用品无不可赐。《周礼·大宗伯》、《礼记·王制》、《韩诗外传·廉稽》、《白虎通》等书均论及锡命时之赏赐，因贵贱而有隆杀。其所述以出土金文考之，虽其细节多有未合于古文献，但其基本立论之精神无可厚非。近年来学术界多依据铜器铭文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070]。从出土金文和文献记载上，可知舆服制是贵族等级特权的标志，它反映着每个贵族的官级身份、地位的高低，象征着每个贵族权力的大小。贵族的服饰一方面是用以区别官职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也是职官行使职权的凭借。所以，舆服器用的规定在阶级社会中是非常受重视的。分封制度规定封什么职官，即相应地赐予什么样的服饰器用。进行册命授职时要由史官（作册或内史）宣布王命，并凭已有的典册所规定的品级服饰赐之[1071]。

贵族们为了巩固其统治政权，严格区分阶级、阶层，利用不同等级的人和制度，作为层层控制的工具，舆服等级制度就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贵族阶层把这种典礼搞得极为隆重，使其受封下属感到恩惠，因而促使其积极为上级奔走服务[1072]。

第三，受封者稽首拜谢，称颂天子万年：受封者接受了王的封赐以后，为了感谢王的恩德，须稽首谢恩。如《诗经·大雅·江汉》为周宣王封召穆公的诗，召穆公虎因平淮夷有功而封于南国，其诗曰：

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尔圭瓒，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锡山土田……虎拜稽首，天子万年。

虎拜稽首，对扬王休，作召公考，天子万寿。……

此盖召穆公所受之赏赐，除山川土田外，还有圭瓒、秬鬯等，其中“对扬王休”颂语与金文“敢对扬王休”辞句几全同。《礼记·祭统》：“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禄有功，必赐爵禄于太庙。……史由君右，执策命之，再拜稽首，受书以归。”受封者为了纪念及垂示后人，以表明他的功勋，往往将诏书的原文铭刻在鼎彝上，世世守之，永为国宝。

举行这种典礼后，封主与受封者遂发生正式的封建关系，封主为君，受封者为臣，二者之间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就必然建立了。

（五）分封诸侯的等级问题

西周时诸侯的等级一直是个困惑难解的问题。战国去古未远，可是那时的人已经搞不清楚，就连号称博古的大儒孟子也说，“其详不可得闻也”，他只听说过一个大略，其内容为：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孟子·万章下》）

春秋以后成书的《周礼》、《国语》、《礼记》也有类似的记载：

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周礼·春官·大宗伯》）

凡邦国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方三百里则七伯，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方百里则百男。（《周礼·夏官·职方氏》）

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周礼·地官·大司徒》）

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国语·周语》）

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礼记·王制》）

这些与孟子的说法同是以公、侯、伯、子、男为序，不同的是有的以天子为一位、子男同一位为五等；有的无天子，而公、侯、伯、子、男各为一位共五等。《左传》襄公十五年说：“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可见《左传》也有类似的记载。近人又有从《左传》中摘录所有关于诸侯爵位的称谓，按等级分类。结果证明在春秋确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并且爵位固定。只有在升黜时，才有改变[1073]。可见有人完全否定五等爵旧说[1074]，是缺乏根据的。

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只是符合春秋时的情况，西周时又是如何呢？

前面我们讲商代诸侯方伯时已说商代已有侯甸、男卫邦伯等大小不同的封君（见第九章第三节）。周武王克商后，大概基本上承袭了这一套而略有改变。《尚书》和西周金文中的记载称：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尚书·康诰》）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卫，惟予一人钊报诰。（《尚书·康王之诰》，按今文伏生本将《康王之诰》合于《顾命》而为一篇）

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尚书·召诰》）

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尚书·酒诰》）

隹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眔诸侯：侯、田（甸）、男，舍四方令。（《令彝》）

根据这些周初文献和金文记载，我们可以断定商代已有侯、甸、男等封爵，周初大概就继承下来。孔子说：“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1075]西周的爵位内容可能已随时代的变化而稍加变化，但西周确有侯、甸、男、采、卫等爵是可以肯定的。

这些爵名的来源不同，如“侯”来源于“射侯”，即射箭的靶子。射箭是贵族最要紧的本领。王在许多武臣中挑选几个最会射箭的，叫他们于王畿之外建国，替王去守卫新占领的土地，命他们为“侯”。这当然就是最重要的职务，又因侯在王畿之外，故也称“边侯”[1076]。“甸”为王室“治田入谷”[1077]。“男”旧注谓任也，言任王之职事。“采”旧注谓事也，与男同为任职王事。“卫”是捍卫王室的意思。所以，这些爵名都是来源于为王服务的职事，其职位的轻重高低是不同的。孟子所说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的次序在西周是否如此，由于史料缺乏，其可信程度难以完全证实，只能说是事出有因。不过，孟子说公爵为诸侯之长则未必可信。因为不管是文献还是金文，公的称谓很杂乱。天子之命卿尊亲如周公、召公、虢公、虞公等称“公”，先代之后如宋也称“公”，《尔雅·释诂》谓“公”为“君也”。如此则凡诸侯均可称公，未必为爵位名。“伯”为家族之长，本为通名，以后才转为专名。“子”原亦家族名，在家族中地位较低，其后转为爵名，亦必较低。这些爵位在西周时是否都已出现？现在还说不清楚。

据传说周代还实行所谓“五服”[1078]或“九服”[1079]的制度。各书所说杂乱无章，名称互异，服数不一，那种整齐精确里数的划法，在古代根本不可能，其为后人臆说，一望可知。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否认古代的服制，西周文献及金文已有记载。《尚书·酒诰》有“越在外服：侯甸男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班簋》有“登于大服”。《诗经·大雅·文王》曰：“侯于周服”，“侯服于周”。足见西周是有服制的，而且服分内外，百官臣僚因是王朝官吏，又在王畿以内，故称内服，诸侯因大部分是各自为政的邦国，又在王畿之外，故称外服。《国语·周语中》称：“规方千里，以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备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庶不虞之患。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所以，西周的服制并不是什么五服或九服，很可能只分内外二服。

内服：王畿内之诸侯距王都近者为“甸服”，治田以供王室祭祀、食用粮食。《禹贡》称甸服贡献各类谷物。如晋国为甸服，其境内有王之籍田千亩，再如郑、虢国当皆为甸服。甸服内各自有小诸侯采、卫等。

外服：王畿以外之领土分封侯、伯等诸侯，为“侯服”，如齐、鲁等国。侯服内也各自有其采、卫，为侯国服役。

“甸服”在王畿或近于王畿，王朝所赖以食者，而“侯服”在畿外，为王朝所封，用以藩屏周室。《国语·周语上》谓：“邦内甸服，邦外侯服。”[1080]这与我们上面所说的西周二服制是一致的。服制是诸侯为周室服务的方式和内容的不同规定，而不是地位等第之差异。

在西周分封制度中，大概以侯的地位为最高。王畿内最高的是甸侯，其次是伯甸，下面还有采、卫；王畿外的诸侯各邦也有附庸采、卫，其地位当然低于诸侯。《国语·郑语》：“妘姓：邬、郐、路、逼阳，曹姓：邹、莒，皆采、卫，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数也。”则采、卫为附庸可知。

（六）周王与诸侯的封建关系

天子把王畿以外的土地分封或颁赐给诸侯，如齐、鲁等国；把畿内的土地赏给直属的卿大夫，如武王把温邑赐给司寇苏忿生，一直到春秋初年温邑还是苏氏的采邑。各封地的诸侯们在其分封地内也同样把一些采邑赏给其亲属或对他有功的扈从们，作为他下面的卿大夫。诸侯的封国和卿大夫的采邑，都取得了部分所有权，在理论上他们应当在死后把领地或采邑交还给天子或诸侯，但事实上他们往往把它当作私有财产世袭下去，并独立地治理当地人民，上级不会过问。所以，诸侯在其封国内，卿大夫在其采邑内，都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他们都各自设有官职、私建武装，征收税赋，以及强迫当地人民提供各种徭役。这样，就形成了国中有国的现象[1081]。

这样建立起来的封国、采邑，由于其领土和由此而拥有的一切权利是由上级赐予的，于是上下级之间就势必发生人身隶属关系、君臣关系。下级要为其所属的上级效忠、为他服各种义务，上级对下级则有保护的责任。不过西周这方面遗留下来的史料不多，有些是从春秋向上推知的。诸侯对天子的义务主要的约有五端：

第一，贡的义务：诸侯对天子有一定的贡赋，这是有根据的。例如春秋时晋灭虞后，史载晋仍不废其祭祀，“且归其职贡于王”[1082]，足见诸侯对天子是负有“职贡”义务的。贡纳的方物，《周礼·天官·大宰》记有九种[1083]。无疑这只是后世儒家的臆说，而非事实。但无论如何，诸侯对天子负有一定的贡赋，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春秋时晋侯盟诸侯，郑子产对贡赋有所争执，他说：“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卑而贡重者，甸服也。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惧弗给也。”[1084]可见西周制定的贡赋是根据爵位大小而定其轻重的。爵位高贡就重，爵位低自然贡就轻。

第二，力役：周王如有重大工程，有权向诸侯征役。如周初成王时筑东都成周的城墙，就是征调各国诸侯出民役合力建造的[1085]，又如周宣王曾征燕师以完韩城[1086]。春秋时周敬王欲修成周城，遣使臣富辛、石张到晋国去劝晋侯合诸侯以修成周。晋复命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诸侯，迟速衰序，于是焉在。”[1087]意思是说周天子有命令，怎敢不奉承而告诸侯，工程之时间、进度，工作量的分配，在周所命。这个工程合诸侯之力做了三十天才告完工[1088]。可见一直到春秋时代诸侯对天子还负有贡力役的义务。

第三，兵役：西周王室的武装力量，镇守宗周的有“西六师”，镇守东都的有“成周八师”，如果感到力量不够，还可以从诸侯中征调军队。成王时器《班簋》铭文谓：在成王东征时，“王令吴伯曰：以乃师左比毛父。王令吕伯曰：以乃师右比毛父。令曰：以乃族从父征……”可见周初在大征伐时，可以调用诸侯之兵。西周末年昏庸暴虐的周幽王一举烽火而诸侯兵还“悉至”。宗周灭亡，周室东迁，还是靠晋、郑两国派兵护送，才能在东都重建新王朝[1089]。一直到春秋时代，勤王一事，仍被视为诸侯的义务。

第四，朝聘：诸侯必须定期朝王，谓之述职。诸侯自己不亲朝而是使卿大夫到王朝的叫聘。朝聘的时间据《礼记·王制》说：“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不知有何根据。诸侯不履行朝聘是有罪的。所以《孟子》说：“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1090]这种规定在西周是否如此严格，事实上恐怕要大打折扣。《孟子》或《礼记》所说的话虽未必确实，但也不会完全出于捏造，其中必包含宝贵的历史材料。

第五，诸侯对封土及人民在理论上仅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不经周王的允许，不能任意转让：诸侯对国土可以世袭，但其嗣君必须得天子的批准，才有权即位。如周宣王时鲁武公以其子括与戏见王。宣王不立武公之长子括而立次子戏为太子。王的卿士樊仲山父谏以不可，并谓：“今天子立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后来戏还是立为懿公。鲁人杀懿公，立括，宣王乃伐鲁而另立懿公之弟称，是为孝公[1091]。

岂但诸侯后嗣必经王之批准，连诸侯国内之卿大夫，也必须由周王直接任命。这样，一方面天子可以考察各国诸侯之政绩，另一方面也起到监视诸侯行动的作用。西周这方面的史料虽然缺佚，但从春秋历史可以逆推而知。如齐桓公使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礼飨管仲，管仲辞曰：“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管仲受下卿之礼而还。”[1092]从这个故事中可以想见，诸侯邦国内之卿大夫中，有由天子任命派去的上卿。《礼记·王制》谓：“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事实上虽未必有如此整齐划一的制度，但一直到春秋晚期王室对诸侯还有“命卿”之制（《左传》成公二年传），推想西周必亦同。

诸侯对天子负有以上这五方面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构成了天子、诸侯之间松散的君臣隶属关系和封建关系。西周建立的分封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巨大的作用。

四、西周的监国制度

西周实行的分封制，主要是分封诸侯，已如前述。但是除了分封诸侯外，同时还设立了诸监。这方面的内容，却是过去讲西周史时很少论述的。

前面我们讲周武王克商，封商纣之子武庚于殷，使其继承商的祭祀，也使商遗民臣服于周。不过对武庚是否死心塌地地服从很不放心，所以又派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三人去监督管理，称为三监（见十二章第一节）。后来三监叛乱，周公杀管叔、放蔡叔以后，并没有废除这种监国制，而是根据社会矛盾的变化，由设监监视商遗民改变为监视地方诸侯。这种监国制度，近来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取得了不小的成果[1093]，使我们对这一制度较前清楚多了。

1958年8月在江西省余干县黄金埠出土一件《应监》，铭文共六字，为“应监乍宝彝”。“应”即《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所说的“邘、晋、应、韩，武之穆也”之“应”，是武王之子，被封在应地为诸侯，而“应监”可能是周王派往应国的监国者，《应监》就是这监国使臣所作的铜器[1094]。

穆王时《善鼎》记载周王册命善“（佐）疋（胥）侯监豳”。则善可能也是一个监国者。

西周青铜器《仲父簋》：“仲父史（使）于诸侯、诸监。”徐中舒先生说：“这是西周时代诸侯、诸监并存的记载。过去我们只知道周初为监视朝歌殷王武庚才设置三监，而不知诸监的设置乃西周普遍存在的定制。”[1095]

可见西周设置监国制度不仅有周初的三监，而且以后成为与分封诸侯并存的政治制度，因而才有诸侯、诸监并称的现象。《周礼·天官·大宰》：“乃施典于邦国而建其牧，立其监。”文献上也有建立监国制度的记载。据耿铁华的研究[1096]，这些监国者由周王派到各诸侯国去，既要对诸侯国君的活动加以监视，又要佐助诸侯国君加强对封国的管理和统治。只要诸侯国君按照周王朝的统治意图办事，按时朝觐，缴纳贡物，履行义务，维护西周王朝的统一，监国者对诸侯国并不会有所损害，甚至还能够加强地方同周王朝的联系。当时的诸监和诸侯，就是处在既矛盾又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中。

监国制与分封制是密切联系着的。分封诸侯是为了“以藩屏周”，监国制则是为防止分封制本身所含有的分裂割据的弊病而采取的相应措施，同样是为巩固周王朝的政治制度服务的。

第三节　西周的官制

西周的官制，由于史料残缺，目前还有许多问题搞不清楚。我们只能依靠《尚书》、《诗经》等文献，结合西周金文，把有关资料归纳分析，理出其可征信的职官和政治机构，略加叙述。

西周王朝的官司组织，反映在文献上的，已相当复杂。有些官职肯定是从克商之前原先周氏族部落内部的领袖或职官转变来的，还有的则是接受了商的政治传统而继承下来的。并且，自周朝建立（公元前1027年）到西周灭亡（公元前771年），长达数百年，政治、职官也必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由初期的草创到后期的完善阶段。因而西周的职官有出现早晚的不同，有的同一职官其所执掌的政务内容前后有异，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兹分别论述如次。

一、周初的最高长官——太保、太师

周克商前，周族仍处在氏族社会末期阶段。东征大军是以周为盟长的西方氏族联盟，对处在中原、文化已进到阶级社会的商族的征服。周族主要是姬姓氏族，是这个联盟的核心。其次是姜姓氏族，姬、姜很早就是世婚，由于婚姻的纽带与共同的利害关系，结成这个联盟的主要成分。除姬、姜两族外，最初共同伐商的，还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八个氏族。周武王称他们为“友邦冢君”，并称他们的首长有“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等[1097]。克商之后，这个战胜的氏族联盟的许多氏族，分散在黄河中下游、江汉流域以及淮泗流域，各自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渐次经营定居生活，发展成为阶级国家，西周王朝便是其中最大的一个。

这时一些小的氏族长及其小的首领，有的参政王室，就由氏族长变为西周王朝的卿士或其下属诸官。周天子的政治特权也是由原氏族盟长过渡来的。

西周王朝既然距离氏族社会末期为时不远，氏族社会的管理组织转化为国家机关，氏族机构的残余一定会带到阶级社会里来，为新的阶级社会服务。西周的太师、太保两个官职，大概就是这种演化的实例。

人类长期发展所积累下来的生产经验和生活经验，通常是由年老的族人用语言或行动传播给子孙的。人们在实践中，感到这些经验及传播这种经验的人，成了后代可贵的财富，于是在氏族中逐渐形成一种尊敬长老的习俗和制度。周代的太师、太保等官位最为尊荣，其职责实即氏族社会家族中的长老，以其知识经验对嗣位的首领尽保护与监护之责，其后即演成太师、太保之官，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始终保有尊贵的地位。

西周初年武王崩，成王年幼时，就有年长亲信辅佐、监护，使之长大成材，以便治理国家。《大戴礼记·保傅》称：“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又解释说：“保，保其身体；傅，傅其德义；师，导之教顺，此三公之职也。”此篇成于汉世，其言未必尽为实录，但也必然保存一些西周史料。其中太师、太傅、太保的职责，其性质均属于保护教养之职，没有太大的分别。其官制盖均出于古代的监护制度。《礼记》引古文献《记》曰：“虞、夏、商、周有师、保。”[1098]可见西周的太师、太保二官在周以前早就存在。杨宽先生认为这种官职，“就是从贵族家中的保育人员的称谓发展而来的。原来贵族家中这种保育人员，是族中的长老，由此发展形成官职，也具有长老监护的性质……原为教养监护的官，后来发展为国君的辅佐大臣”[1099]。这种说法是合理的。

在较早的文献和西周金文中，周初的官职，最高的当然是万人之上的天子，其下似乎只有太师、太保二官，还没有太傅[1100]。大概太保、太傅是一名的分化为二。保、傅二字古音虽不同部（保在三部，傅在五部），但声纽相通（古无轻唇音）。后来为了比附“三公”，于是又造出一个太傅。所以最早召公、周公同为太保之官。金文中周公的儿子明保作太保官，可能也是继承父职。太保之官反映在周初的铜器上的，有《太保方鼎》、《太保鸮卣》、《太保簋》、《作册大方鼎》、《旅鼎》等。太师之官在周武王征商时是以姜尚为之。《诗经·大雅·大明》说：“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史记·周本纪》也称：“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尚父太公望，即姜尚，师即为太师。“周公旦为辅”，周公可能也是太师，不过是第二把手而已。如《周本纪》称成王时，“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书序》也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这些记载可以证明：西周政治最重要的官职，最初只有师、保二官，不过每个官职可能不只一人。并且周初师、保二官的职务差不多是相混的，文献上往往“师保”连称[1101]，都执行监护天子的职责。平时在京城，同是王室的辅佐，出征时，又都可以作为军队的统帅，只是各自有所侧重，太保近于后世的文官，太师近于武官而已。西周中期以后，太保之职已不多见，而太师作为执掌军政大权的长官延续下来。

二、西周卿士的性质

西周的官职见于古文献和金文的有“卿士”（或作卿事）之职。《尚书·微子》：“卿士师师非度。”《洪范》：“谋及卿士”、“卿士惟月”。《牧誓》：“是以为大夫卿士。”《顾命》：“卿士邦君，麻冕蚁裳。”此见卿士的地位是不低的。《诗经·大雅·常武》称：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国。

这是周宣王册命南仲于其祖庙之辞。诗中之南仲即《诗经·小雅·出车》中之南仲，当时在卿士之位。诗义盖为宣王命卿士南仲为“太师”，整顿周王六师征伐淮夷，而惠此南方之国也。卿士之名，又见《小雅·十月之交》有“皇父卿士”。《大雅·假乐》：“百辟卿士，媚于天子。”见于金文的则名为“卿事”：

已曰彶兹卿事寮、太史寮，于父即尹。命汝□公族与三有司、小子、师氏、虎臣，与朕亵事，以乃族干吾王身。（《毛公鼎》）

卿事锡小子贝二百。（《小子簋》，《愙斋集古录》作《乙未敦》）

利于辟王，卿事、师尹、朋友、兄弟，诸子婚媾，无不喜曰……（《叔多父盘》）

按金文中之“卿事”即文献上之“卿士”，事、士二字古相通。所谓“卿事寮”之“寮”，《尔雅·释诂》：“寮，官也。”《左传》文公七年载晋荀林父之言：“同官为寮”。所以金文中于卿士称寮，则卿士当非一人。童书业谓：“似指诸卿及其僚属，为一官僚群也。”[1102]这种解释非常正确。但“卿”不是官职，而是秩位，一直到春秋时也是如此。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周语》：“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内史兴赐晋文公命。”韦注：“太宰文公，王卿士王子虎也。”是王子虎爵为卿士而官为太宰。《毛公鼎》铭文中谓隶属于卿士这一秩位的官吏，有太史及三有司、小子、师氏、虎臣等。“太史”是属于卿事寮的官职，称寮是指太史及其属官们[1103]。所以，卿士与太史一为秩位名，一为官职名，两者性质、概念不同，不能并称。有人说西周的“卿士”是官职，恐不确。我们认为“卿士”的性质属于后来的爵位，某贵族有这种爵位品级，才有权做某种官吏。

三、西周的政务官和文史官

周室属于卿士的诸官吏，必有一人总揽大权，辅弼天子以治国者，这个执政大臣的官职似为太宰。《左传》定公四年：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

据此，可知周初周公是以“太宰”之职，“相王室”，以治天下。足见“太宰”是相，为群官之首。西周中央政府的诸官，其职务虽然大致各有分工，但基本上文武不甚分明，军政是合一的。不过从其偏重不同，大致可分为政务官和文史官两大类，兹叙述如下：

（一）政务官

西周的政务官最高者为太宰，周公曾一度居此要职，“总正百官，以尹天下”。太宰亦名冢宰[1104]，盖一官二名。与太宰地位相伯仲者为太师。《诗经·小雅·节南山》称：“尹氏大师，维周之氐，秉国之均，四方是维。”则太师是周室的柱石，是“秉国之均”的人物，其重要性可想而知。太师的职务是直接掌握国家的军权。周初克商的功臣姜尚为太师，是伐商的最高统帅。《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周王使刘定公赐齐侯命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师保万民，世胙大师，以表东海。”太公即姜尚，又称尚父。《诗经·大雅·大明》说：“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可见姜尚是因勇敢善战，伐商有功，而世胙以太师。

政务官除了太宰、太师为文武众官之首外，其他较低的职官，见于西周彝器铭文的还有“宰”或“小宰”[1105]，大概为王之近臣，居王左右，地位低于太宰。古“三有司”[1106]，即司土（文献作司徒）[1107]、司马[1108]、司工（文献作司空）[1109]。司徒据《簋》铭辞所职有籍田一事。司马之职主兵甲、兵车乘之事。司空据彝铭所述，亦官司籍田，与司徒同。这也是古代官司权限不能详细划分的反映。

比三有司地位低的，还有“司寇”[1110]，春秋时各国之司寇均司刑戮[1111]，西周王室之司寇，其职可能亦如此。他如“善夫”[1112]，即文献上之“膳夫”，相当于现今的厨师；“走马”[1113]，即文献上之“趣马”，为家族中之管马的。这两种官职，其初实为家族中之职务，逐渐演化为政府的重要官职。

政务官中还有“三事”，西周初期的铜器《令彝》铭文称：

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

明公朝至于成周，出令：舍三事令……

这是说周王命周公的儿子明保主管“三事”和“四方”的政务。“三事”是什么官职？《尚书·立政》篇中谓：“立政：任人、准夫、牧，作三事。”这三事的官职是：任人、准夫、牧。统观《立政》篇所述西周官名甚多，但前后用词不一致，并且颠倒紊乱，需要加以排比、对照，才能明白。首先把《立政》篇中有关文句引出来：

王左右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

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兹惟后矣。

立政：任人、准夫、牧，作三事。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夷、微、卢、烝、三亳阪尹。

继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准人、牧夫。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准人。

西周这些官名中之“三事”，归纳一下，可知是这样：

1.准：又称“准人”、“准夫”。《汉石经》“准”作“辟”。杨筠如谓“准人”的任务是制定一切制作之法式，类司空之职，非主刑之官也[1114]。

2.牧：又称“牧人”、“牧夫”、“常伯”。按《礼记·王制》“州有伯”，《汉书·刑法志》作州有牧。所以“常伯”也就是“牧”。其职司相当于后世之州牧，主征伐，亦管刑狱。《立政》说：“其勿误于庶狱，惟有司之牧夫。”又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训用违。”可证。

3.事：又称“立事”、“常任”、“任人”。其职或为掌握民政之官。

这“三事”之官，《诗经·小雅》又称“三事大夫”[1115]，与“邦君诸侯”对举，可知这是中央的重官。从上面所述“三事”的任务看，又近似司徒、司马、司空三有司。但《立政》篇明明另有三有司之名，不应如此重复，这一问题终莫能明。

童书业谓《立政》中所述西周官制“三事”为王左右之官，自“虎贲、缀衣、趣马”以下，多为近官。自“大都、小伯”以下似为地方官。“太史”以下又为近官。“司徒、司马、司空”为司民事、军事、工程之官。“亚旅”盖亦为武臣。“三亳阪尹”等为地方官[1116]。这种解释有合理之处，可以略备一说。

政务官中的武职官员最高的是太师，已如前述。其下级军职官员见于青铜器铭的，尚有师氏[1117]、虎臣[1118]、走马[1119]（文献称趣马），以及上引文献中之虎贲、亚旅等等均是。

（二）文史官

西周王朝的官职除了政治、军事诸政务官外，还有一类专管文、史、星、历职务的，我们简称之为文史官。他们实为古代文化知识的保存者与传授者，掌握着贵族的祭祀权和占卜权，在神权时代确是极为重要的官司。在商代他们曾显赫一时。不过到了西周，由于社会经济的进步、自然科学的发展，神权发生了动摇，地位才随之降低。而直接管理土地、人民的太宰、太师和三有司，因手中握有经济和军民的统治大权，于是渐次取代了前此文史巫祝的显赫地位。

文史官最高的官长是“太史”，其职务大致相当于《周礼》春官之所职，掌管祭祀宾礼、舆服册命、筮卜吉凶、天时告朔等礼制，以及图籍保藏、历史记录等。在周初太史之秩位属于卿士，《番生簋》有“卿事大史寮”可证，其地位还是很高的。如成王死后，康王即位典礼是“太史秉书，由宾阶，御王册命”[1120]。一方面可见其职为掌册命，另一方面也可知太史是天子的重臣。不过，此后其地位便一蹶不振，秦汉以来成为太常的属官，太史公曾言：“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这种职位地位之沉沦，大有一落千丈之势。“太史”除见于《尚书·顾命》外，《师毛父簋》也有“太史册命”之文。

次于“太史”的是“内史”、“作册”二官，就金文与典籍观之，“内史”、“作册”皆史官，常在王左右，与太史职同，亦掌册命。如《师兑簋》有“王乎内史尹册命师兑”，《牧簋》有“王乎内史吴册命牧”，《师虎簋》有“内史吴册命虎”，《免簋》有“王受（授）作册尹者，俾册命免”，《尚书·洛诰》有“王命作册逸祝册”等[1121]。可见“作册”亦为史官之异称。太史、内史和作册，其职均为王室记言记行及掌册命之官。

金文中还有称“史”者，亦掌册命之职：

王乎史戊册命吴。（《吴彝》）

王乎史尤册命蔡。（《蔡簋》）

王乎史册命无。（《无鼎》）

王乎史册命师酉。（《师酉簋》）

这些“史”某，虽不知是太史或内史，想亦为在王左右专司册命的史官。

文史官中还有偏重于掌管宗族之典礼、祭祀及卜筮者，如“宗伯”，《尚书·顾命》称：“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阶。”这里的太宗与上宗，据郑注是异名同实，即“宗伯”之长，属于《周礼》春官。成王、康王时“太宗”与太保、太史同为康王嗣位大典中之相礼者。

另外周室还有“祝”（《禽簋》）、“卜”（《鼎》）等官，当即《周礼》春官中掌管占卜之“大卜”、“卜师”和掌管事鬼神、祈福祥之祭祀者，名为“大祝”、“小祝”一类之职官。

（三）西周职官的来源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只有在我们审查它的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促成它的产生的时候，我们才能科学地认识它。为了要了解“职官”或“官吏”的本质，就必须弄清楚“职官”、“官吏”是在怎样的条件下，由于什么原因而产生的。

在原始氏族制社会时期，领导各氏族、部落集团的人是由全体氏族成员选举产生的。他们执行着特定的社会职能，组织共同的劳动和监督遵守各种传统习惯和宗教仪式，保护本族人不受外族迫害等等。他们并没有任何独立于氏族成员之上的特殊强制的权力。只有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的敌对阶级之后，为了保护私有财产，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国家和管理国家政务的官吏才应运产生。

周族在克商以前尚处在氏族制的末期阶段。以姬姓氏族为主，其次是姜姓氏族，姬、姜世婚，以血缘和婚姻的纽带为基础，而成为西北氏族联盟中的核心。这个氏族联盟渐次向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发展，而与商族形成敌对状态，最后以周族为首的氏族集团，攻克东方早已进至阶级社会的商族大国。于是周的氏族集团，分头向黄河、淮泗、江汉流域各地发展。由盟长周武王分封同姓与异姓氏族，并赐予土地和人民，或由各族自动向各地进占。各地还有一些旧的氏族或部落，与周族并存。这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氏族内部阶级的分化，又由于对文化较高的商族的征服，使周族原有的维持社会秩序的氏族机构和氏族首领的职权，对新的现实已感到不适应，而必须扩大和加强统治力量。具体地说，周本是姬姓氏族父系大家族，大家族内部职务分工所形成的如“宰”、“膳夫”，原是大家族中专管族长饮食的厨师，“趣马”、“司马”为专管族长出行的马倌等等，这种较原始的组织形式，势必都要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于是氏族机构进一步变为国家的政府，氏族首长变为国王，这些原为族长专司大家族事务的人员，便发展为国家的官吏。这种变化，从社会史上看，确实代表着社会制度前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以，阶级社会官吏之根源，有些应上推到原始氏族社会的末期去观察，就很清楚了。

春秋时郯子对鲁昭公讲述官职的起源，说道：“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1122]郯子所说的远古官制沿革当然不尽可信，但所谓云、火、水、龙、凤鸟、玄鸟、伯赵、青鸟、丹鸟以及五鸠、五雉、九扈等等，盖皆为远古之氏族图腾传说，符合氏族社会真实的情况。郯子把古之官名托始于氏族制社会，也是可取的。

总之，阶级社会的官司，托始于原始社会氏族机构内部的分工。进入阶级社会，各职务及其主管人起了本质的变化，而成为阶级统治的机构和官吏。

上面说的是西周职官的产生时代，下面我们再看看西周具体官吏的族属，这也是有关职官来源的一个方面。

周族在克商之后，是战胜民族，周族人在商人面前，都成为天之骄子，享有许多特权。因为官吏是统治人民的工具，高居于人民之上，所以，西周的官吏，基本上来自周族的成员，这是毫无疑义的。不过在克商战争中，还有一些异族人也立有汗马之功。为了奖励起见，对这些功臣，也分予土地，立为诸侯，他们属于地方上的最高长官。还有一些前代帝王之后，在周初也同时被重封，如武王所封神农、黄帝、帝尧、帝舜、大禹之后，和成王时所封商汤之后等等[1123]，也属于异姓地方官吏。另外，还有一些与商、周并存着的部落，为周势力所不达，周室因鞭长莫及，出于无奈，也允许其继续存在。可见西周时地方上的官吏，除了大部分系周族之外，还有少数出于异姓之族，其原因就在于此。

西周的那些非周族的异姓官吏，最多的还是出于商之遗民。

这个问题很复杂，需要多说几句，才可以搞清楚。周族以方百里的小国，征服了人数和领土比周族大许多倍、文化也比周高得多的商族后，如何统治他们，这确是周初的一大问题。汉人传说，武王克商后，曾向太公、召公和周公询问统治商人的政策。太公主张把商人统统杀掉，召公主张“有罪者杀之，无罪者活之”，而周公则主张“使各居其宅，田其田；无变旧新，唯仁是亲。百姓有过，在予一人”[1124]。武王采用了周公的意见。周公这个“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的主张可能是有根据的，因为这种史影也反映在《尚书》中：

王曰：告尔殷多士，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尔克敬，天惟畀矜尔。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尔小子，乃兴从尔迁。（《尚书·多士》）

今尔尚宅尔宅，畋尔田，尔曷不惠王熙天之命？（《尚书·多方》）

《尚书》的《多士》、《多方》都是周公在平定武庚和三监发动的叛乱之后，向商遗宣布周王对他们的统治政策。明确说明，只要商民“臣我多逊”，不但“尚有尔土”，“尚宅尔宅，畋尔田”，而且“尚宁干止”。如微子因持其祭器，肉袒面缚降周，武王乃释之，“复其位如故”[1125]。这不就是汉人传说的“使各居其宅，田其田，无变旧新，唯仁是亲”吗？又如克商纣后，觉得广大的商土，人数又多，以“小邦周”统治这样的泱泱大国，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不得已封纣子武庚以续商祀，而派管叔、蔡叔作傅相去监督。可是，不久武庚乘管、蔡与周公内讧之机，又举起反周的旗帜，周公于是实行“有罪者杀之”，并“分殷余民为二：其一封微子启于宋，以续殷祀；其一封康叔为卫君”[1126]。还有一部分“殷顽民”被迁到成周[1127]，由周人就近监视。这些“殷顽民”就是《尚书·多士》中的“多士”。他们是商代的贵族，只要他们“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就让他们仍然有邑有土。所谓“奔走臣我多逊”，可能是指这些商遗做了西周的臣工，有的还是世代为周室的大官。这在西周金文中就有反映。据白川静的研究，西周的青铜器有大批是商贵族的遗物。如《小臣簋》、《禹鼎》、《㫚鼎》、《卣》、《臤觯》、《令簋》、《师虎簋》、《师酉簋》、《师訇簋》诸铭中的官吏大部分是商族遗民[1128]。青铜文化本是商族的一大发明，先周的青铜文化微不足道。周人在克商后，大概就继承了商的青铜文化，并加以发展。所以周初的青铜器，大部分是商贵族制的，白川静的说法是合理的。

周初一件《司土簋》铭文说：“王来伐商邑，（诞）命康侯、于卫，作氒考尊彝。。”[1129]这是周公平武庚、三监之乱后，封康侯于卫的金文记载，铭文之“王”指周公，“”与康侯同时受命，大概是康侯下的属官。图形为商一支氏族的族徽[1130]。的官职不明，与司徒共同为其父制作此簋以为纪念，则与司徒为兄弟，大概他俩是诛灭武庚后被迁的“殷顽民”，现在做了卫国的官吏。

商文化本来高于周，周克商后，虽然把商王朝政权摧毁，但其一些较高、较成熟的文化，对周人的引诱力很大。有些方面仍不得不以商遗为师，如西周的官制就有因袭商人的措施，有些商族遗民还做了周室的官吏，商贵族在周室政权机构所担任的职务，文职、武职都有，而主要的是一些文职，如“作册”等，《令簋》和《作册大》铭文说：

唯王于伐楚伯、在炎。唯九月既死霸丁丑，作册俎于王姜，姜赏令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册。（《令簋》）

公来铸武王成王异鼎，唯四月既生霸、乙丑，公赏作册大白马，大扬皇天尹大保休，作祖丁宝册。（《作册大》）

按铭文末尾之“”，似以鸟为图腾之族徽。商代铜器中有《父乙卣》，似为商代标准器（见《三代吉金文存》12、49），则作册令和作册大可能均为商遗，而在周初政权中仍任重要职官。

1976年12月在陕西周原发现一个未经后人扰动的周代铜器窖藏，出土铜器一百多件，其中有铭文的74件，最多的有284字，这就是有名的《史墙盘》。这个盘是西周中期恭王时器，铭文中歌颂了周初文、武、成、康、昭、穆诸王的功烈，并叙述了作器者墙的家史，说他高祖是在武王伐商时，从商投奔武王来的，曾做过史官，其家族世代都承袭做史官。

另外，不少商旧贵族还担任“师氏”官职。如《师虎簋》的师虎、《师酉簋》的师酉、《师訇簋》的师訇等，都是商人担任“师氏”的明证[1131]。《周礼·地官司徒》说：

师氏，掌以㜫诏王，以三德教国子。……使其属率四夷之隶，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门外，且跸，朝在野外，则守内列。

足见“师氏”掌师保之职和师戍之职两种。《周礼》虽晚出，此条或有一些根据，因为这正反映了西周初期官职上文武尚未分工的真实情况[1132]。

日本人白川静认为，周初王室“作为安抚商人的一种怀柔政策”，成周的“殷八师”是“以殷人的师氏师某统率之”[1133]。按成周确有“殷八师”（见《小臣簋》），又名“成周八师”（见《㫚壶》）。这八师军队虽然可能是由商遗民编成的，甚至其中某一两个师的师氏可能出于商族，但是，正当平定武庚叛乱之后，周公能不对商遗提高警惕，不吸取经验教训，那样放心地把大批军队的统率权完全拱手交给商人吗？笔者认为不大可能。

我们不排除“殷八师”的“师氏”可能有一两个属于殷商，但大部分“师氏”恐怕还是由周人来承担，而“殷八师”的总统帅必为周人。

周初还有“司徒”之官，最初可能也是由商人担任，前面已说过的商遗，其官为司徒，《㫚壶》铭文说：“更乃祖考，作冢土（司徒）于成周八师。”可见㫚的祖先世代都在周为司徒。据白川静的考证，㫚出身于商族。据《周礼·地官》，大司徒和小司徒之职责是掌管文教“以教稼穑树艺”和统率军队，“以起军旅，以作田役”。既管军队，又管农业和田役，是兵农合一的性质，符合周初那种文、武、军、政、兵、农分工不大明显，只是各有侧重的状态。所以，《周礼》对职官的记述有些是可信的。

总之，西周诸种职官的起源可以推溯到远古的氏族社会，只是到克商前后，因为进入到阶级社会，才起了本质的变化，转变成为统治人民的官吏。西周官吏的族属，当然大部分是周族，此外是参加攻商有功的友邦异族，但由于当时商贵族有较高的文化，周人有些方面还要向商人学习，因此周王室又起用了一大批商遗民担任周室的官吏。

四、世族的世官、世禄制度

（一）何谓世族

世族即本族中世世为高级贵族的家族。一般人认为春秋时的大夫之家为世族。这是狭义的世族。其实，王族、公族更是世世为高级官吏的贵族。所以王族、公族更应是世族。各类贵族既然是世族，他们在政治上也就几乎世代掌守世袭做官的资格。做了官，在经济上和社会方面自然就拥有世袭的采邑，实质上就是有了俸禄。于是凡是世族，便是世世做官、世世有俸禄，所以称之为“世禄”[1134]。孟子说：“仕者有世禄”[1135]。官既是世官，禄自然也就世禄了。总之，世族、世官与世禄这三者是密切相联系而不可分的。西周做官的阶级正是如此。

（二）世族制度的产生

西周这种世官、世禄的行政机构萌芽甚早，它脱胎于氏族制末期新的氏族贵族制度。那时，氏族首长已从氏族选举转变为某一支氏族贵族世代执政的局面[1136]。周族克商后，已进入阶级社会，氏族贵族就变为明显地高出于一般氏族成员之上的当然贵族，世袭执政的氏族长也变为世袭的官吏。于是，世官、世禄制度便开始正式出现。

周武王之攫取天下，赖本氏族内之贵族和同盟部族鼎力合作，终于使他成为天下共主。武王清楚地看到天下既非由一人之力而得，这个果实，也只有采用利益均沾的方式，大封同姓和异姓之有功者为诸侯，为采邑主。受封者往往即世袭其职，父子相传。如晋、齐、鲁、宋、卫、郑等诸侯国之建立即其显例。

较小的侯国如“邢”，是周公之后[1137]。这个邢国在今河北邢台县一带。1978年河北石家庄元氏县出土《臣谏簋》，铭中记载邢侯及其臣属谏，抵御戎人入侵事。这个邢国从西周初年世世代代传下来，成为中原地带周公后裔的一支世族。第一代邢侯之次子留王朝，作王室大臣，并食采于畿内的井邑。陕西周原一带出土的铜器铭文中有井伯、井叔，盖即井氏留居王朝的一支世族，从成康到夷王时有关井氏的青铜器，据王培真先生统计有29器；七个并氏代表人物，经历了西周八个王约二百年，一直是西周一支显赫世族[1138]。《史记·鲁周公世家》索引称：“周公元子就封于鲁，次子留相王室，世为周公。”周公长子伯禽为鲁侯，次子与其父周公旦一样，仍留王室，世为周公。如春秋时之周公黑肩[1139]、周公阅[1140]，这一支世族是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春秋，在王室执政柄的贵族。

从这些记载可知，仅周公旦一人之后裔，就产生了这么多支大世族。西周的其他贵族，也有类此的情况。如周初克商时“赞采”的召公奭，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说：“与周同姓，姓姬氏。”[1141]《索隐》说：“始食于召，故曰召公”；又说：“武王封之北燕，在今幽州蓟县故城是也。亦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可见召公奭之后裔，除这里提到的北燕一支外，还有留周室代为召公的一支。厉、宣时代召伯虎为王室所倚重，协助申伯经营江汉，诗人咏之（见《诗经·大雅·崧高》、《江汉》）。召氏宗族有关仆庸土田问题也见于青铜器铭（见《琱生簋》），这两支在西周期间都成了历代显赫的世族。

虢氏家族也是西周时期一支有名的世族。这一世族当从周文王的兄弟虢仲、虢叔说起。《左传》僖公五年宫之奇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国语·晋语》胥臣说，周文王曾“咨于二虢”。韦昭注：“二虢，文王弟虢仲、虢叔”。兄弟二人均以“虢”名，盖以其最初所居之虢地为名。“虢”在何处？史家一般都认为陕西雍州的西虢最早，山西南部的北虢是平王东迁时从雍州搬过来的。这种说法根据太薄弱。笔者认为，根据东汉人班固、贾逵和三国时人韦昭等的记载，北虢时代最早。班固《汉书·地理志》弘农郡“陕”下自注曰：“北虢在大阳，东虢在荥阳，西虢在雍州”。班固在这里虽然说虢有三地，但他只在“陕县”（陕与大阳同为北虢）一地注“故虢国”三字。可见班氏认为三虢中只有位于今山西省南部的北虢为“故国”。稍后的许慎《说文解字》在“陕”字下也注曰：“古虢国”。愈可见诸虢中以山西省南部的“虢”（班固名为北虢）为最古、最早。很可能在商末年，虢仲、虢叔与太伯、虞仲的情况差不多，当周太王西迁岐山时，他们这支文王的兄弟，也未跟着走，而仍留守故地，就是山西南部“虢”地，后来建立了虢国（北虢）。等到周武王克商之后，大封同姓诸侯时，按着哥哥外封，弟弟仍留原地为王朝卿士的惯例，虢仲以哥哥身份东封于今之荥阳一带。因在原地虢之东，故名为“东虢”。弟弟虢叔仍留原地的“虢”，自然就成“西虢”了[1142]。虢叔之族，世世为王朝卿士，称“虢公”。王室中的卿相在王畿内均有食邑，虢叔后世之“虢公”自然也在王畿内有食邑，后人称之为“小虢”或“西虢”，所以，雍州这个“小虢”（西虢）是山西南部的“西虢”（班固称北虢）的一个采邑而已，这两个“西虢”本系一国，同为虢叔之后裔。这也可以说明，传世的青铜器，如《虢文公子鬲》、《虢季子白盘》等陕西雍州出土之虢季氏铜器与1956—1957年在河南陕县上村岭出土的《虢季子鬲》，同为虢季氏的器，并且虢文公子可能就是虢季子，为同一人。郭沫若认为就是《周本纪》所说谏宣王不籍千亩的虢文公。可见陕西雍州的西虢，与山西南部的西虢（北虢）为同一国族[1143]。

山西南部之“西虢”（北虢）国君，为虢叔之后，世世为王朝卿士，称“虢公”。如周夷王时率六师伐太原之戎的“虢公”（见《古本竹书纪年》），周厉王时的“虢公长父”（见《吕氏春秋·当染》，《墨子·所染》误作“厉公”；《荀子·成相》作“孰公长父”，“孰”或作“郭”，郭、虢同音），周宣王时谏宣王不修籍千亩的“虢文公”（见《史记·周本纪》），周幽王时为人“佞巧善谀”的“虢公石父”（见《周本纪》；《郑语》），及幽王死，立王子余臣为“携王”的虢公翰（见《古本竹书纪年》）等，一系列的“虢公”，以及春秋晋献公灭虢时，奔京师的虢公丑（见《左传》僖公五年）等，大都是留大阳为“西虢”的虢叔的后代。

古史上除了上面谈到的北虢、东虢、西虢和小虢外，还有一个“南虢”。《水经注·河水》谓：河水“又西径陕县故城南”。北魏郦道元注曰：“河南即陕城也……东城即虢邑之上阳也。虢仲之所都为南虢。三虢，此其一焉。”其实这个南虢与河北岸的北虢本是一国。最初位于大河北岸下阳的“虢国”，后来发展到大河南岸上阳，于是虢国以大河为界，分为南北两区，后世史家便以北区名为北虢，南区名为南虢。所以，南北二虢乃一国也[1144]。

上面我们所列举的周公旦之后、召公奭之后和虢仲、虢叔之后所产生的这些典型的强大世族，都和周王室或同姓诸侯存有血缘关系。这是西周王室所倚重的最大一批世族。

另外，早在文王时代，与周公、召公和毕公地位等列的有一个荣公，或作荣伯，大概也是姬姓。《史记·周本纪》集解引马融说：“荣伯，周同姓，畿内诸侯为卿大夫。”春秋时晋国胥臣曾对晋文公说，昔者周文王曾“重之以周、邵、毕、荣”[1145]。《国语》韦昭注谓此指周文公、邵康公、毕公和荣公四人。可知荣氏家族早在周文王时代就已有了地位。成王时代伐东夷，息慎来贺。王曾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1146]。康王时器记载荣伯代表周王锡命邢侯[1147]。共王时器记载着荣伯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一些活动[1148]。一直到周厉王时，古文献上记载着厉王宠信“好专利而不知大难”的荣夷公。这几位荣氏官吏都出自荣氏，从文王到西周末年，世世袭有“荣公”、“荣伯”称号，充当朝廷重臣，掌握历代周王朝的政权，这也是姬姓中的大世族。

（三）西周的异姓世族

至于西周的异姓世族，最多的还应以商贵族遗民为著。

前面我们讲“西周职官的来源”时曾谈过，西周王朝尤其是周初，保留了大批商族遗民贵族，请他们在周朝继续任职，使他们变成了西周的世族。西周的微氏家族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1976年12月陕西扶风县发掘出的庄白一号窖藏铜器群所记微史家族[1149]，就是一个大世族，而且是由商遗民变成的西周世族。他们世世做周王室的作册史官。《史墙盘》铭谓：“粤武王既殷，微史烈祖乃来见武王，武王则命周公舍寓，于周俾处。”《钟》（丙组）铭文也说：“武王则命周公舍寓，以五十颂处。”这就是说微史的先人原是商王室的一支贵族微的史官，居商畿内，商灭亡后，微史烈祖投奔武王，武王保留了他的官职，又给予采邑。按《史记·宋世家》载武王克纣，“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此数事与《史墙盘》所记若合符节，则微史可能即微子启之后。微氏家族从此便由商代贵族变成了周的世族。从铭文记载得知，微族前后六代人都任周朝史官，成为周代一个延续很长的世家大族。有的学者作过统计，提出微氏家族从微氏的烈祖到，分别担任了武、成、康、昭、穆、共、懿、孝、夷九个王世的王朝史官。微氏家族的六代人世袭为官，世袭采邑，是西周世族传袭的典型[1150]。

有的古史学者曾从近年来关中地区出土的铜器铭文中进行考证，从宝鸡到西安的渭水谷地，西周时代多有从东土来的非姬姓的旧族苗裔聚居的史实。尤其是周原一带，异姓氏族如上面说的微氏家族之类比比皆是[1151]。在这里我们不需要一一赘述，只略举一两个较典型的例子：1975年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葬发掘，出土一件伯的鼎，伯娶姬姓邢国的女子，则伯似非姬姓可知[1152]；又如1967年和1972年在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出土潶伯的铜器，从族徽上看，大概也是东方商族之后[1153]。伯和潶伯均成为西周的异姓世族。

（四）世官世禄必须由上级重新册命

西周这些世族，不论同姓或异姓，虽然都是世袭的，但在世袭官职或继承其祖父、父亲的采邑、爵位时，均须履行一定形式的手续，才能取得周王的承认。那就是必须要得到天子的重新任命或重新册封。

这种重新册命基本上分两级进行：一级是周王的册命。周王死后，新王即位，对一些旧官要重新册命。如西周晚期铜器《师虎簋》：“王乎史吴曰册命虎。王若曰：虎，□先王既命乃祖考事，啻官左右戏緐荆。今余隹帅井先王命，命女更乃祖考啻官，左右戏緐荆，苟（敬）夙夕勿朕命。”大概是说，先王最初封师虎之祖先，到师虎时不知传了多少代，今王新即位，又封师虎，把官守重申一番。这也许是表示新的隶属关系。其他器如《善鼎》、《蔡簋》、《谏簋》、《大盂鼎》、《鼎》、《壶》、《师酉簋》、《室簋》、《师簋》等铭文，都是记其祖或父已被前王册命为某官，新王即位后又施以再封之礼，命其继承其父或祖之旧官职。故金文中常有“井（型）乃祖”、“则乃祖”、“更乃祖考”之类的语句。这就是要求他们效法其祖先之德以对周室尽忠，并命其继承其祖先的旧官职。旧世族某官去世后，其子孙要袭其父祖官职，也必经时王的再次册命。如《豆闭簋》：“王乎内史册命豆闭。王曰：闭，易女戠衣，旂，用乃祖考事，司艅拜君司马、弓矢。”同类的例证还见于《师父鼎》、《㫚壶》、《辅师鼎》、《訇簋》等。

另一级是大贵族对其家臣的重封。世族中属于家臣一级的职官去世后，其子孙要袭其父的官职、采邑，也必须经曾任命其父祖官职的上级的重新册命。如《师簋》有：“白龢父若曰：师，乃祖考有熏于我家，女有隹小子。余命汝死我家，□司我西仆百工牧臣妾、东内外，毋敢不否善。”师的祖或父大概是白龢父的家臣，授予他官位的不是王，而是白龢父。所以师要袭其先人的官位，须经过白龢父的重新册命。

从上面这些事例可以看出，西周世族的各级官吏，大都是世袭的。西周数百年，权势贵族虽然也经常有变易，但大多数得势的贵族是世官。王国维论商周制度时谓：“天子诸侯世，而天子诸侯之卿、大夫、士皆不世。”又谓“世卿者后世之乱制”等等[1154]。现在看来，王说均不可信。其实从周金文上看，在西周不但天子、诸侯实行世袭制，其下级的官吏也无不世袭。看来这种制度由来已久，决非春秋时代才产生的“乱制”。但因列国史料残阙，今难确指，但从文献中也透露出一些。以晋国而论，曲沃桓、庄之族攻击翼都的嫡系正宗，最后终有晋国。又如春秋时鲁国叔孙豹到晋与范宣子论历史上“死而不朽”的含义，范宣子提出他自己家族的族谱：昔之祖（范宣子名），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1155]

范宣子的意思是说，他的祖先从远古一直传到春秋他这里，并未湮灭，而且都是显赫家族，这就是“不朽”。这与叔孙豹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不朽所指不同。故叔孙豹说这不是“三不朽”，而是“世禄”。他说：“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1156]意思是说这种世官世禄不能算作“不朽”，因为这是各国贵族普遍的现象。从叔孙豹的话里也反映出，春秋以前大多数贵族都有长期发展的历史，都有世代承袭的官守。可见，这种世官制决不是春秋时才出现的所谓新的乱制，而是源远流长。

西周以来历世都出现一些大贵族，可是，并不是已经成为贵族的便能毫无例外地都成为长期存在下去的世族，有的能传下来，有的则如昙花一现，便衰落下去。这就看他们的后代是否能得到其上级重新任命或再封了。

前面我们说过，世族的世袭官职或继承其祖父、父亲的采邑、爵位，需要履行由王重新册命的手续，以取得时王或上级的承认。尤其在西周时这种重新册命的手续，不能看作只是表面的一种仪式，而实际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到春秋战国时期情况有所不同，应另当别论）。只有那些对周室有功和与周王室关系密切的贵族才得到重新册封，其家族才能传袭下去。否则，就得不到重新任命，其家族若经过几代得不到重新册命，这一族自然就和王室逐渐疏远，也必然会逐渐没落。所以，有人将此看作世族衰落的原因之一[1157]，完全是合乎情理的。

（五）世官制与宗法制的矛盾

世官制与宗法制是什么关系呢？从其来源看二者均与氏族制有些渊源关系，理应互相和谐，但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使二者又走向互相矛盾的地步。下面我们具体地分析一下它们的关系。

汉以来的经学家都认为世官就是宗法，这当然是不正确的。首先应当认识世官制是属于政治范畴，而宗法制则是血缘方面的氏族制的残遗，二者性质不同。有人将宗法制比作金字塔形的宗族结合的形式，秩序井然，有条不紊。《礼记·丧服小记》云：

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五世而迁之宗，其继高祖者也。是故祖迁于上，宗易于下。

《礼记·大传》也说：

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

这就是说，嫡长子的后代永不灭绝，这是“百世不迁”的大宗。如每代都不是嫡长子，五代之后亲尽，毁庙，这是“五世则迁”的小宗。从血缘上看，祖庙祭祀、埋葬等制度确是如此。但这种宗法理论反映到政治上就不完全相合，这是政治势力已经逐渐超越血缘关系的表现。血缘上宗法礼制不能离开社会而独行其是。如果依照严格的宗法制，嫡长子的后代可以“百世不迁”，可以世世传之永久，但仅此一系而已，其他各支都属于“五世则迁”的小宗，过四五世其贵族身份就注定要灭绝。可是，前面我们已经谈过自西周以来，王室以及各诸侯国内，许多非嫡长子各支，却有许多世家大族也世世流传下来。其著者如春秋时鲁国的三桓。从鲁公看三桓均系小宗，理应五世而衰竭，可是三桓世官的势力经久不衰，笼罩整个春秋时代。有些非姬姓的异族世家也是世享，如周初康叔所受之“殷民七族，封于殷虚”。《康诰》就说“乃以殷民世享”。晋国所受戎族之“怀姓九宗”和“职官五正”，一直到春秋时还甚有权势。杜注“唐叔始封，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遂世为晋强家”[1158]。对异姓如此宽容，对本族人更需要照顾。所以嫡长子制从西周一开始就未必都严格执行。宗法制与当时实际的政治并未完全和谐。两者有矛盾，最终还是政治上的世官制压倒了血缘上的宗法制。

第四节　西周的兵制与刑法

从前面章节所谈，可知西周的国家机构已渐趋完备，它的政权组织及其附属物都具体可指，揭其实质，无非都是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手段。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主要表现在他们手中握有军队和刑法两种有力的手段：军队是武装，主要用以对外；而刑法则是暴力工具，主要用以对内。兵与刑内外异用，其为暴力则同。《商君书·画策》称：“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刑罚之施于外敌即诛伐也，诛伐之施于家国者即刑罚也。下面分述兵制与刑法。

一、兵制

（一）周武王克商时的兵力

西周的兵制，由于文献缺乏，我们了解很少。周族建国时，武王伐纣，只有戎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1159]。所谓“虎贲”或作“虎奔”，形其勇猛，实即周之主力军甲士也。《史记·周本纪》记载虎贲三千人外，又别有“甲士四万五千人”，可能是误记[1160]。当时周族还是一个方百里的小国，拥有战车三百辆，据《司马法》说，“革车一乘，士十人”，士即指甲士。据清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二九）和金鹗《求古录礼说》之研究，一辆战车上甲士十名的分配，是三名在车上，七名在车下[1161]。一辆十名，三百辆恰好是三千人，这是西周尤其是初期周族对敌人征讨时的主要兵力。在当时周人的眼中商为“大国”、“大邦”[1162]，其兵力反映在卜辞中的最多只是三千、五千，用兵不过万人。而自称为“小邦”的周[1163]，其军队自不应超过数千人。武王伐纣时的兵力见于记载的如《孟子》谓武王有“虎贲三千”（《尽心》），《韩非子》说“素甲三千”（《初见秦》），《吕氏春秋》谓“虎贲三千人”（《简选》、《贵因》），《战国策》苏秦说魏王谓：“武王卒三千人”（《魏策一》），张仪说秦王说周武王有“素甲三千”（《秦策一》），《淮南子》说“甲卒三千”（《泰族训》、《本经训》、《主术训》）。古籍中凡言周武王兵力，从未有超过此数的。所以《战国策》记载苏秦对赵王说：“汤、武之卒，不过三千人，车不过三百乘，立为天子。”[1164]这话应是可信的。由此可证太史公《周本纪》所说的“甲士四万五千人”之不实，至少可以说那不是指周人一国的兵力。

（二）周初的武装编制

西周初这三千武装是怎样编制的呢？《尚书·牧誓》有：“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其中“百夫长”大概是一百人之统率，“千夫长”是一千人的统率，而“师氏”大概是统率一师之“帅”。所谓“师”，大概即金文中“六”、“八”之“”。“”字过去学者有释为“堆”的[1165]，有读若“追”的[1166]；或释为“次”、“”[1167]，或释为“屯”[1168]等等，对金铭的诠释和与文献的结合上，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扞格之处。我们认为金文中“师”与“”有时同见于一辞，但“”与师旅有关是大家公认的[1169]，这个字还是以清阮元、孙诒让和近人于省吾释“师”为好[1170]。“师氏”所统率的一师到底有几个“千夫”，也就是“师”的人数，较古的文献中没有说明。研究商、周军事史的陈恩林先生认为，周代的“师”之人数与商同，是由三个千人团体组成的较大作战单位[1171]，这是一种很合理的推测。

西周王室的军队在克商时只有由周族人组成的六师，也就是说全国拥有六个师，约一万八千人的军队。征商固然是大战，但也不能倾国而出，不留守备。大概动用一个师出征，而以五个师留守。根据春秋时各国战争的出兵数字，一般地说，约为全国兵数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1172]。周武王克商的战争出兵一师、留守五师，这个数也是合理的[1173]。

克商之后，周王室武装除了原有的六师之外，又建立了八师，即金文中的“八”。大概是以商人投降的军队改编而成的。

“六师”屡见于文献记载，如《尚书·顾命》有“张皇六师”；《诗经·小雅·瞻彼洛矣》：“以作六师”；《大雅·常武》：“整我六师”；《大雅·棫朴》：“周王于迈，六师及之”；《古本竹书纪年》周昭王十九年：“丧六师于汉”；《穀梁传》襄公十一年：“古者天子六师”；《国语·周语》：“王以贵钟之下宫，布戎于牧之野，故谓之厉，所以厉六师。”西周金文《鼓簋》：“王令东宫追以六之年”；《盠方彝》：“用”；《南宫柳鼎》：“王乎作册尹命柳牧阳……”文献中之“六师”，即金文中之“六”，两者可以互相印证。这六师是西周建国以来，由周本族人组成的捍卫国家的主要武装。所以六师一词无论文献或是金文中都大量出现。至于由商人改编成的“八”，文献未有记载，只见于西周金文，如《小臣簋》：“白懋父以殷八征东夷”；《克鼎》：“王命善夫克舍令于成周遹正八之年”；《㫚壶》：“王乎尹氏册命㫚曰：更乃祖考作冢土于成周八”；“六”“八”并用的如《盠方彝》：“王令盠曰□六眔，八”，《禹鼎》：“王乃命西六、殷八……伐噩侯驭方西六、殷八”。于省吾先生通过研究指出，由商人投降改编成的队伍称“殷八”，这支队伍常驻扎在成周，故也称为“成周八”[1174]。又说，西周王朝的直属军队这时已增到十四个，分为两个体系。其中的六为周人军队，因为周人兴起于西方，又因这支队伍常驻于周京丰镐，在成周之西，故有“西六”之名。从金文上看，西周前期全国武装队伍有西六师和成周八师，合计总的人数已从最初的六师一万八千人增加到十四师，最多有四万二千人。有人考证每师为二千五百人，那么十四师的总人数还不到四万人。

过去有人依据《周礼》认为西周王朝置有“六军”。《周礼》一书是战国时代的作品，若没有其他同时代的文献或铜器铭文为证，只凭此书所记是不足为据的。《周礼·夏官序》说周王有六军，每军是一万二千五百人[1175]。那末，西周的武装就有七万五千人。其实西周见于《诗经》、《尚书》，金文的只有“师”，或许当时尚无“军”的编制[1176]。清代学者有人迷信《周礼》，见到《诗经》、《尚书》只言六师，与《周礼》言六军不同，乃加以弥缝：有谓一师也就是一军，于是周的十四师即十四军，合计有十七万人以上；或谓周天子出征不尽发六军，而是每一军只发其中一师，于是文献上只出现六师的记载[1177]。这也是毫无根据的推测，自不足信赖。

驻守镐京的西六师和驻守成周的八师之长官，由西周王朝直接任命。这十四师的统率应当就是周天子。

军队编制一定要适应战争的形式，西周的战争主要以战车为主，因而当时文献一说战争，往往就说到战车，如《诗经》有：“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元戎十乘，以先启行。”“戎车既安，如轾如轩。”[1178]西周铜器铭文中也有战车作战的反映，如康王时周与鬼方的战争，据《小盂鼎》铭中说“俘车十辆”、“俘车百□辆”。夷王时与狁之战，《不簋》谓：“汝以我车宕伐严允于高。”“汝休弗以我车函于艰。”1980年在陕西长安县出土的《多友簋》，记载周王对狁的战争，有“俘戎车百乘”、“俘车十乘”等。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战争中，不论是先进的华夏族，还是狁、鬼方等少数族，都已广泛地利用战车作战。

为适应战车作战，西周战车的人员如何编制呢？古兵车卒乘之制，史料稀少，难以详考，每乘兵车究竟用多少人员，颇有争论。《诗经·鲁颂·閟宫》：“公车千乘……公徒三万。”《孟子》称周武王之伐商，“革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1179]。则兵车一乘，大概要配备十人左右。战国时写定的专讲兵法的《司马法》佚文谓：“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所谓“士”即甲士，也即带甲之卒。古时车、马、兵甲等皆为贵族所有，战时才授之应军役之士民。清王引之、金鹗等认为，古制这十名甲士是三名在车上，七名在车下[1180]。车上三名甲士的职责分配是：左人持弓箭主射击，右人持矛主击刺，居中间的主驾车[1181]，车下的七人大概只起协助作战的作用。

这只是西周初期的编制，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这种组合也在逐渐改变，反映在《司马法》中已存在着两种军赋制度：

一如《周礼·地官·小司徒》郑玄注引《司马法》说：“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

二如《诗经·小雅·信南山》孔颖达疏引《左传》成公元年服虔注引《司马法》说：“长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1182]唐贾公彦《周礼·地官·小司徒》疏说：“郑注《论语》道千乘之国亦引《司马法》，彼是畿外邦国法，彼革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司马法》讲战车，一说每乘有士十人，徒二十人；又一说则是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郑玄既引过前说，又引用过后说，可证《司马法》一书确实存有两种说法。这两种不同的编制，是由于畿内、畿外不同地区因而引起其军赋也不同呢？还是由于一种制度前后发展阶段不同而引起的不同呢？

这个问题千百年来异说纷纭，莫衷一是[1183]。归纳起来，不外两说[1184]：

一种认为《司马法》两种编制是代表两种不同的军赋制度，即“畿外邦国法”与“畿内采地法”，主张者有贾公彦、孔颖达、王鸣盛、梁玉绳、刘文淇等[1185]。

另一种反对所谓采地与邦国异制说，认为《司马法》三十人编制（指士十人、徒二十人）为最大限度的出军法，即为实战调发通制，而七十五人编制（指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不是指兵车一乘之人数，而是任民之法，即正常情况下通行的兵乘之本法。主张者有江永、刘宝楠、金榜、孙诒让等人[1186]。

这两种说法，我们觉得若具体到西周的兵制，都是难以吻合的。主要是由于清人迷信《周礼》，误认其为西周典籍。《周礼》是先秦文献，但它决非出于西周。其典章制度，从时代说，从西周到战国，从地区说，从中央到邦国，可能是包有一切制度的大杂烩，经战国时人加以系统化而成。完全依靠它讲西周的典制当然不行，即使以之讲春秋战国史，也必须有其他同时代的文献相佐证才可以利用。清人对西周的兵制缺少断代的观念，不是从发展上看问题，往往把春秋战国时的兵制看成西周时已如此。其实兵制和其他事物或制度一样，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很简单，认为《司马法》中存在着的两种编制正反映了战车编制发展的前后两个不同阶段。也就是由前期一乘配有士十人、徒二十人，发展到后期甲士三人、徒七十二人。

前面我们说到西周初期其战车编制是每辆配备十名甲士，三名在车上，七名在车下。后来为适应战争需要，每辆配备由十人发展为三十人，就是除了十名甲士外，又增加徒役二十人。最后又由三十人发展为七十五人。

战车人员配备的变化发展，是与战争的需要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战车编制大的变化可能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西周初期。当时武装人员都出于周室本族，他们是一种特权阶层，有当兵的特权，而被征服的异族人是没有这种资格的。每乘战车配备十名甲士，三人在车上负责与敌人厮杀，是战车的主力。七人在车下起辅佐作用，具体的工作可能包括后来徒兵所做的辎重运输及食宿安排等工作。这种编制继承自商人。周人克商前后大概正处在这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大约是在西周中叶以后，由于战争的频繁和扩大，军需运输量大增。战车下的七名甲士渐感力量不支，自然就有增加担任后勤杂务的徒兵之必要。《司马法》那条“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的佚文可能正是反映这个时期的战车编制情况。“徒兵”和“甲士”的阶级属性不同，“甲士”是有权披甲执锐之战士，来源于国人；而“徒兵”则是来自庶人的徒隶。徒隶虽然不一定是奴隶，但因来源于被统治阶级的庶民阶层，身份是低于国人的[1187]。

第三个阶段是在西周末，或者到春秋[1188]。战车下所配备的七名甲士与二十名徒兵阶级属性不同，但担负着大致相同的工作。这种编制，在阶级森严的古代，工作起来不能很好配合[1189]。所以，这种编制迟早是要改变的。《司马法》另一条佚文所说的“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这种新的组合，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此种新制，甲士三人是车兵的主力，没有变动，与旧制同。其余七十二人的来源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在西周的阶级意识下，七名车下的甲士不愿意做比他们阶级低的徒兵的工作，二十名徒兵渐感力不支，乃又增四十五名，于是便成了甲士三人，步卒包括七名甲士在内的七十二人的编制；另一种情况可能是由于西周末年社会发展的结果，国人与野人庶民已渐混淆，国人的地位逐渐等同于庶民，于是就出现了《司马法》佚文所说的“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的编制。

（三）西周的正规士兵和族兵

1.士兵的族属问题

西周的西六师和成周八师这十四师的兵种是西周王室的基本主力部队，是正规士兵，都来源于“士”阶层。所谓“士”原兼指“武士”（春秋以后才专指文士），或称“甲士”。古时作战的武装如马、车、兵甲，皆藏之贵族的府库，战时才出之以授本族士民之应军役者。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春秋都是如此[1190]。西周士阶层的人，一般都属于周族并住在城内或城郊一带，有别于住在野外的异族农业劳动者，故后称城内居民为“国人”。“国人”一词虽不见得出于西周，但当时的“国”是指国都所在之城市，城中居民春秋以来称为“国人”，西周初期也有这样一类居民是不成问题的。城外尤其是郊外一般称为“野”，居民称为“野人”。这种国人、野人的划分，在春秋的历史上既是已经很明确，它的起源，我们推测可以早到西周，也是合理的。这是因为国与野中的居民，其族属不同。国中居民一般地说大都为周族本族的人，是属于战胜者，身份地位较高；而野中居住的则大都是非周族人，有些是属于战败者、商人的后裔，其地位较低。这两种属民在阶级属性上不同，所以，在当时人的眼中应当是有分别的。

西周西六师中的“甲士”，出于周族的“国人”，地位比野人庶民要高，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成周八师既是由战败的商人改编成的，那么，其中的“甲士”，是否也出于“国人”呢？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不过这类“国人”不是姬姓的周人，而是属于商贵族的“国人”。

商贵族在周初属于战败者，地位自然低于周人，但由于周族对商遗民实行镇压与安抚并用的两手政策，也许一些“殷遗多士”贵族仍然保持一般贵族之身份[1191]。他们这些贵族本住城中，现在让他们仍居于城中，《尚书·多士》中周公对“殷遗多士”说“宅尔邑，继尔居”，就是明证。他们既然居于城中，当然也可以称为国人。周初的成周八师，其中的甲士大概即来源于商族中的“国人”[1192]。

西六师和成周八师的甲士是“常备军”，还是有事才临时征集呢？西周自建国以来战争频繁，连年不断，甚至京师也经常遭到袭击。若说国都平时不设武备，等到大敌压境再临时去征兵用以捍卫，是讲不通的。并且，前面我们讲过商代晚期建有“三”，已是常备军的雏形[1193]。西周的“西六”、“殷八”可能就是仿效商的“三”发展而来的。所以，西周这十四师是西周王朝的常备军，这个论断大概可以成立。

2.族兵及其他

西周王室所掌握和控制的武装有两类：除了上面我们讲的西六师和成周八师共十四师的常备部队以外，还有一种非常设的“族兵”。这两类兵种在商代都已存在[1194]。所不同的是商时常备军“三”数目不大，不是商贵族的主要武装力量，当时的主力部队是族兵；西周则与商相反，常备军已发展为十四个师，共三四万人，已属于西周的主力部队，而族兵则退居为王室的辅助武装。

西周的“族兵”见于西周的铜器铭文，试举出数例：

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或（国）。（《明公簋》）

以乃族从父征。（《班簋》）

父……以乃族干吾（）王身。（《毛公鼎》）

第一例出于西周初年器《明公簋》，记周王命令明公率领其三族的武装东征。这个明公可能就是《令彝》铭文所说的周公子明保，当然是姬姓的显贵世族。第二例出于成王时器《班簋》，是说毛伯出征时王命令吴伯、吕伯率其师为毛伯的左右翼；命班率他的“族兵”也随毛父出征。第三例出于西周晚期有名的《毛公鼎》，是说王命毛公以其族兵保卫王。可见族兵是王室经常利用的武装力量。

为什么我们把这些“族”或“三族”等词解释为“族兵”呢？因为古时“族”字代表有共同血统的人们的共同体，意即后来所称之“宗族”，这是古今人所公认的。族字《说文》谓“从㫃从矢”。“㫃”为旗帜，“矢”为武器，则“族”字原有军旅之义，似无可疑。另一方面，从历史上看，在氏族社会里，同一氏族的人往往构成一个战斗单位。所以，我们说金文中的“族”，就是指古时以血缘为纽带，服属于宗族长的族兵。

这种族兵虽然也来自贵族本族的族众（国人），但与王的“六师”、“八师”性质不同。第一，王的“师”是保卫京师的专业队伍，是常备兵；而族兵平时是农业生产劳动者，到战争需要时才由族长临时征调，是亦农亦兵的武装。第二，“师”的编制在西周时一般来说是周王的武装，“族兵”是各级世族自己的亲兵[1195]。第三，周王的六师、八师是用行政命令组织起来的人为的武装组织；而族兵则是以血缘为主，多少有些是自然形成的捍卫力量。所以，二者是不同的。

族兵既然是血缘宗族组织的武装，在宗法社会的西周时代，周天子是天下诸侯及多数贵族世族的大宗，分封于各地的诸侯以及各世族的亲兵，自然间接地服属于周王。这样看来，当时王室东、西两大驻军的长官由天子直接任命，作战时也由天子发号施令，有时周天子还直接指挥；从金文和文献中所透露的史实，周天子还有权调动诸侯及各级贵族的族兵来协助作战。

西周王室主要的军队是西六师和成周八师，除此之外，周有没有自己的族兵呢？文献和金文中找不到直接的记载。从理论上推，似乎周天子也有族兵。因为族兵是同宗族众自然形成的，天子是姬姓最大的贵族，自然也会有自己的族兵，正如春秋时的楚王有自己的王族亲兵一样[1196]。

为了眉目清楚，我们不妨用几句话把西周兵制再概括一下。

周人在克商之前虽然也是一个古老的部族，但与东方的商人比较起来，还是一个蕞尔小国。克商时周王室的军队有六个师约一万八千人，克商之役只用了精锐部队一师（三千人）的兵力。克商之后，除原有六师外，又建立八师，就是“殷八师”，驻在成周，故又称成周八师。西周的正规军自始至终就只有这十四师，共四万二千人。对王室兵力的任何夸大都是不正确的。

西周战争是以战车为主的。战车人员配备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动。大致说来，可分三个阶段：最初战车一乘是甲士十人，没有徒兵。后来战争发展扩大的结果，除原十名甲士外，又增徒兵二十人，人员总数为三十名。最后，到西周末或春秋时才由三十人又增为甲士、徒兵共七十五人。

西周的军队西六师和成周八师，是常备军。还有族兵，不是常设部队，含有亦兵亦农的性质。甲士、族兵大都来源于国人，即贵族的族众。后期所增加的徒兵，则来源于一般庶人。他们虽不是奴隶，但属于被统治阶级，地位低于国人。

二、刑法

刑法是统治阶级用以卫护统治的暴力工具，所以它必然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刑法出现以前，传说决讼用触不直者[1197]。盖原始民族多用迷信之方式判曲直。春秋战国时人说上古有所谓象刑，《尚书·尧典》载有“象以典刑”，或谓此即象刑，据说上古盛世还没有肉刑，只是在犯人的衣服上加以不同的标志或图形，以象征某种惩罚[1198]。荀子讥其无稽，认为这是“世俗之为说者”，并谓“象刑殆非生于治古，并起于乱今”[1199]。这种论断是可信的。因为从事物发展顺序看，只能是先有真实的残酷肉刑，然后才能产生象征性的惩罚之象刑。所以，象刑说之产生，应是在春秋战国急刑苛罚的历史背景之下，有人厌恶肉刑之残酷，而想借用特殊的羞辱性的服饰代替残酷的肉刑，而创出的一种轻刑说[1200]。所以这类象刑绝非产生在肉刑之前是很清楚的。至于春秋战国时人所说之象刑，其本义据葛志毅考证，与象征肉刑无关，而是当时一些国家所推行的所谓悬法象魏之制。也就是悬法令于宫外之门阙上，以便万民观治象[1201]。这种解释是合理的。所以，不管怎样解释，象刑是不会早于西周的。

（一）周初刑法制定的原则

春秋时晋国叔向曾说夏作《禹刑》、商作《汤刑》、周作《九刑》[1202]，这类刑法典籍今皆不传，是否属实，皆在疑信之间。传说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1203]周公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1204]这些虽是后人的追述，却似当时已有法律条文。《尚书·康诰》乃周公封康叔时之训令，说到“文王作罚”，则西周刑律之雏形，起于文王，可能有些事实根据。尤其在周公平管、蔡、武庚，东征胜利之后，西周王朝所最需要的是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只有安定下来，才能巩固其经过多年斗争、来之不易的全国统治权。周初制定刑法的原则，对商遗民采取镇压与怀柔相结合的政策，都体现了这种精神。周公反复告诫康叔要“明德慎罚”，就是说施刑罚一定要慎重。对一个罪犯，首先要查明其是出于好乱成性，故意犯法，还是偶然初犯。倘若是故意犯罪，罪虽小必杀；如果不是故意犯罪，而系偶尔过误，犯后自首，痛悔其罪，则罪虽重必宥[1205]。周公对惩治罪犯，已知审查其动机，这样区别对待，才能使臣民悦服，互相劝勉而不犯上作乱。这样对犯人区别对待，还见于《尚书·酒诰》，规定凡群聚酗酒，一律处死刑，可是对商遗臣、百工，因为已有长期酗酒的习惯，一时不易遽改，则放宽些，实行“勿庸杀之，姑惟教之”，对他们不施杀刑，而是进行教育，以观后效。这充分显示其“慎罚”之意。

周初的刑法表现在当时的伦理观念上，就是对孝悌的重视，认为凡是子不孝其父，大伤父心，父不爱其子而疾恶其子，父子相夷；弟不敬其兄，兄不友其弟，兄弟相仇，这些行为都是“元恶大憝”，主张应按照文王所制定的刑法严加处罚，决不宽恕[1206]。这种血缘的伦理关系，实属于宗法制的范畴，正是西周王朝统治者用以维持其统治秩序的工具，所以他们有意识地用刑法强化这种伦理的宗法制度。

（二）西周刑法的特点

我们根据西周金文中的讼诉案件，结合古文献的记载，把西周刑法的特点简略地叙述如下：

第一，西周时行政与司法还未分离：历史上任何制度都有一个由疏转密的发展过程，刑法当然也不例外。三代以前可能尚无所谓刑法，即便到了阶级社会的初期阶段，刑法虽然已出现，但管刑法的专门组织未必立即产生。西周的刑法似乎附属在行政机构内，尚未走向独立的司法机构。周天子是全国最高的统治者，又是全国司法审判的最高裁判者，例如周厉王时器《攸从鼎》所载就是一篇因为贵族间下级对上级未能履行租赋义务而酿成的诉讼，告到周王那里，周王派遣虢旅去处理。又如周共王时器《五祀卫鼎》也是一篇因为一个贵族对其上级不履行贡纳义务而受到控告的铭文，这次亲自处理案件的是周王所派遣的五名执政大臣[1207]。这些都可以说明行政官吏也拥有司法权。另外，1975年底在陕西岐山董家村发现的《》（或作《》），记载着和牧牛两造的诉讼，也是由周王的行政长官伯扬父兼“理”的。周孝王时器《㫚鼎》所载㫚和匡季的诉讼，在东宫进行判决。总之，从西周时期诉讼案件的审判上看，很明显其特点是行政长官兼理司法，一身而二任。这本是合乎原始阶段的正常现象。到后世由于社会向前发展，二权才逐渐分开。有人把这种一身二任的过渡阶段说成是“行政干预司法活动”[1208]，又说这“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二千年间司法、行政不分的先河”[1209]。这好像是说，以前是行政与司法分开，自此才开始二权合一。我们的看法却正相反，从社会发展规律上看，应当是由粗疏转精密，由浑而为一转析而为二。

第二，民事法与刑事法不分：西周的刑法与后世不同之处，不仅在于行政与司法浑而一之，而且在于民事法与刑事法还不分明。田土、马牛等属于民事法律规范的争论，却用刑事法去处理；反之，有的是刑法案件，却又以赔偿损失的民事法去解决[1210]。如前所引铭文中说到牧牛犯了下犯上的诬告罪，刑罚是鞭一千，再处以墨刑。这就是用刑事手段解决民事案件的典型判例。再如《攸从鼎》所说的一个是违背誓约犯了民事法的人，却被处以刑事法的流放刑罚。可是又有刑事案件用民事法解决的例子。如《㫚鼎》记载匡季及其臣二十人劫盗了㫚的禾，被㫚控告到东宫。匡季犯的属于刑事罪，而东宫却按民事案件的损害赔偿方式处理。这些情况，既可以说明当时法律条文尚未定型，民事法与刑事法不分；另一方面又体现了当时上级贵族统治者对法律条文完全可以灵活运用，这就暴露了刑法的阶级性。

第三，盟誓在法律上的作用：人类的盟誓起源甚古，原始人迷信，以为人的生死和吉凶祸福都由超自然的上帝主宰之。每当遇到想要达到而人力难以达到的事件时，往往仰仗于上帝鬼神，向神祈求、发誓和许愿。这种发誓和许愿的方式是口头的。口头发誓后来扩展流行到社会人事间的交往中，甚至政治上也利用它作为刑法审判的依据。

西周的诉讼，往往两造中一方要求另一方盟誓，如果违背了自己的口头誓言，原告便可以据之起诉，执法者也可以将誓辞作为审判的依据。

口头盟誓在西周诉讼中名曰“许”、曰“誓”：如《攸从鼎》记载从控告攸卫牧的理由是：“汝受我田亩，弗能许从。”就是攸卫牧接受了从的赐田，“许”以履行封建义务，可是后来背约而酿成诉讼。《㫚鼎》铭文所记的诉讼，㫚控告限，也有“限许曰”，“效父乃许”。另外，周共王时器《五祀卫鼎》也是一篇有关两家贵族诉讼的铭文[1211]。其中有“厉乃许”是说邦君厉在执政大臣面前许诺某事。这些“许”字，都是“诉讼之恒用语”[1212]，也是一种口头盟誓。

铭文中伯扬父宣判牧牛的罪状时，说他曾违背自己立下的誓言，理应打一千鞭，施以墨刑，现在实行宽赦，打五百鞭并改为罚金。伯扬父又“吏（使）牧牛誓”，于是“牧牛则誓”。他如《攸从鼎》铭文中的“虢旅乃吏（使）攸卫牧誓”，“攸卫牧则誓”。《五祀卫鼎》铭文中有周室的执政大臣“吏（使）厉（邦君厉）誓”。这些“誓”字，许慎《说文》说：“誓，约束也。”段玉裁注说：“凡自表不食言之辞皆曰誓。”所以这里的誓，同样是指口头盟誓。

口头盟誓在现代诉讼中可以说起不到什么作用。古人质朴，至少在西周时期“许”或“誓”等口头誓约，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任何一方违约，都要承担法律上的责任[1213]。

第四，成文法的问题：上古用刑，轻重任意，无所谓一定的成法。后世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矛盾日繁，于是才正式出现成文法典，公之于众。至于成文法到底起于何代？不可考矣。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至晚在西周初年文、武、周公时，正式的成文法典之雏形，似乎已出现。不过从古文献上看，一直到春秋以前，成文法典主要是在贵族间公布，而对平民则未公之于众。近来冯卓慧、胡留元根据《师旅鼎》铭文案件，对这种传统的说法提出异议，如谓：“《师旅鼎》判例审判的对象是师旅和众仆，面对师旅罗列罪状，定罪量刑，可以解释成奴隶主贵族内部有不经公布的成文法典；而面对一大批奴隶身份的众仆，读鞫判决，又可作何解呢？西周有无已经公之于众的刑法典，应引起法学界的注意。”[1214]两人的意思，好像是说从《师旅鼎》判罪程序看，不仅西周在贵族间“不豫设法”的旧说不可信，甚至对“众仆”也已有公之于众的刑法了。我们结合金文中的案件材料，可确证西周有成文法毫无问题，不过主要是对贵族公开，而对平民在春秋以前则尚未公布。《师旅鼎》铭文中的审判案例，向被告公开的成文法条，主要是对贵族师旅说的，重点对象是师旅。我们推想若不是被告中有贵族师旅，执行判决的白懋父是不会对众仆说明审判理由的。若谓西周已有公之于众的成文法，则春秋时子产铸刑书，叔向讥之；赵鞅铸刑鼎，仲尼亦讥为“民在鼎矣，何以尊贵？”便不可理解了。所以，冯、胡二氏之说未必能成立。

第五，贵族犯法可以不亲临刑狱：西周既是阶级社会，而法律是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则其内容当然要体现其阶级性，对待贵族和对待平民不会是一样的。比如在诉讼中，诉讼双方本应同时到场接受审讯，就是所谓“两造具备”[1215]。可是大贵族可以不亲临其地，而是派遣其下属代替他受审判。如《人盘》（旧称《散氏盘》）铭文，记述了与散两家贵族有关田邑的争讼，其结案是氏划给散氏眉田和井邑田。但在司讼的王臣旅面前立誓的，不是氏本人，而是的下属、且和武父等代他立誓。又如周孝王时器《㫚鼎》（或称）铭文记述贵族㫚与限的诉讼，在处理案件的执政大臣井叔面前受审的，限方是限的臣属、效父；㫚方是㫚的下属小子臣。另外，铭文中的诉讼案例，据李学勤研究，也说：“控告牧牛的上级官长，则因为身份显贵，依当时制度不亲自出席审讯”[1216]。战国时文献说周制定的法律有“刑不上大夫”[1217]，从金文看来并不是说大夫无刑，而是说刑律的施行对大夫与对平民以不同方式而已。《礼记·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则磬于甸人。其刑罪则纤，亦告于甸人，公族无宫刑。”《周礼·秋官·掌囚》：“凡有爵者，与王之同族，奉而适甸师氏，以待刑杀。”可见对贵族也有刑律，所谓：“刑不上大夫”，古人解释为恐怕误刑贤者，有罪放之而已。其犯法另有“八议轻重，不在刑书”[1218]。轻罪则宥，重罪减轻，但仍有刑也。

第六，所谓“五刑”：“五刑”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吕刑》谓：“正于五刑”，“五刑之属有赦”，“五刑之属三千”。五刑的具体刑罚是：墨、劓、剕、宫、大辟五种。《周礼·秋官》：“司刑掌五刑之法”，其五种刑罚与《吕刑》相同，惟“剕”作“刖”，“大辟”作“杀”，字虽不同而义是一致的。可是，《国语·鲁语》载春秋时鲁国臧文仲对鲁僖公说：“五刑”是“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1219]，薄刑用鞭扑。”这里五刑的内容与《尚书》、《周礼》所说不同。周除了“五刑”之说外，还有“九刑”[1220]。“九刑”的内容，各种说法更是纷歧难信了[1221]。

有关五刑、九刑的文献，均非同时代之记载。《尧典》、《周礼》和《鲁语》非西周时文献已成定论，可以不论。《吕刑》一篇，旧说以为是周穆王时之刑典，然其中称五刑之属三千条，揆诸西周简朴时代，其刑律似不可能若是之繁复，且其字句平顺易读，亦不似西周佶屈聱牙之文。此篇或非为穆王时之书。郭沫若曾揣想它是春秋时吕国某王所造的刑书，而经后来儒者所润色[1222]。但战国初《墨子》对《吕刑》已征引过[1223]，则此篇虽非西周原文，亦必为战国以前之古文献。其中有些刑法条文，也见之于西周金文，可见其史料价值还是很高的。

《吕刑》中所说的五刑，依据古注，“墨”者盖即黥刑，为以刀刻罪犯之面，用墨染之也；“劓”，即割去罪犯之鼻；“宫”，男子割其势，女子则幽闭宫中；“剕”即“膑”或“刖”，断足也；“大辟”即死刑。这些刑罚在西周是否都已出现，在金文中还看不到明确的记载。1975年2月在陕西岐山出土的西周后期器，铭文记载伯扬父判牧牛之刑，有“”两字，李学勤认为此即古之墨刑[1224]。故宫博物院藏有西周时代一个刖刑奴隶守门方鬲。这方鬲下部为鬲炉，呈长方形，两扇炉门可以开闭。在一扇门外铸有一个受过刖刑（被砍掉脚）的守门人。这是西周有刖刑的物证。大辟刑商、周史证不胜枚举。宫、劓二刑因春秋战国时已有明确记载，这种刑罚的施行，我们向上推到西周亦很合理。另外西周铭文中对牧牛判刑有“鞭汝千”、“鞭汝五百”、“罚汝三百爰”，这种鞭刑和用金赎罪制度，可证实《尧典》的“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和《吕刑》的“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大辟疑赦，其罚千锾”等记载，是口耳相传的古说，不是凭空虚构的。

至于所谓“五刑”的“五”，从古人用数的习惯看，其义只是代表多数，可以多于五，也可以少于五，不必视为确切的数字。

总之，历代统治阶级是以他们自己对法的认识和理解，去指导他们对法的制定和施行的。西周时期当然也不会例外。如西周初年的制法原则就完全符合当时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以后由于政治、经济的发展，刑法必然随之而不断地发展变化，由粗疏日趋于缜密，更明显地表露出其为阶级统治的本质。同时也体现了刑法制度既是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又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

第五节　西周“国家”的历史作用

我们认为夏和商的前期，阶级和奴隶虽然都已出现，但阶级矛盾尚未发展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依照恩格斯对“国家”特征的论述，那时统治者的政治机构，只能说是“国家”的原始雏形阶段，还不能称之为正式的“国家”。何兹全也曾说过：“由阶级出现到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由国家萌芽到国家产生，有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不是一有阶级就是阶级社会，就产生了国家。”[1225]这话说得极有道理。从中国的具体历史看，一直到商代末期，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才逐渐达到你死我活的阶段，“国家”也从长期量变达到质变，正式、成熟的阶级压迫的工具“国家”应运而生，负起了对社会应有的责任。即便是西周这个正式国家也未超过初期的阶段。

“国家”这种新的机构产生之后，它的历史任务是什么？“国家”对社会发展起过什么作用？这是历史学家责无旁贷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形形色色的国家，1949年以来历史学界确实有不少学者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国家的历史作用进行过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对西周国家政治的机构、军队的组织、监狱的设施、刑法的渐密等等，不但有不少研究论文，而且还有一些专著，对国家机构如何对人民大众进行凶残的统治和镇压，作出了详尽而完整的描述，这个成绩是巨大的。

但是，“国家”既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又能长期久远地存在下去，那就必然有它历史存在的合理性。过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对“国家”这个统治人民的机构，往往在有意无意之中，都强调了阶级斗争，批判国家对人民的残暴统治，而国家机器对社会的发展，难道就一无可取之处？事实上恐怕并不是这样。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一般事物的看法，都应一分为二。对“国家”的作用，既要看到它对人民的镇压方面，也要看到它对社会发展起过正面的作用。关于西周“国家”的进步作用，据我们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第一，国家的出现，挽救了“社会”不致毁灭。

人若离开群体，个人几乎无法生存下去。原始社会时期，个人是依靠氏族血缘组织的群体（或名共同体），到阶级社会就依靠由武装、政治力量组成的“国家”的保护而生存。这只是一个方面。另外，“国家”对人类的生存、社会的延续，还起过挽救的作用。最明显的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出现了剩余，出现了阶级和阶级矛盾，这两个对立的阶级，劳动者与剥削者之间的矛盾会越演越烈，达到无法调和的地步，最终酿成阶级之间的战争。劳动者所生产的一切物质财富，都被战争破坏掉。又由于长期战争的影响，劳动人民失去了从事生产的环境，变成一个只有破坏、没有生产的社会，这是很危险的。假如长期这样下去，两个对立的阶级连同社会势必会同归于毁灭。只有在“国家”出现后，“国家”的武装与政治力量促使矛盾双方相互有限度地让步和妥协，打破僵局，形成某种平衡，使阶级矛盾维持在“相对和平”的阶段，生产劳动才有可能，社会才能继续向前发展。恩格斯就曾明确地指出：“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1226]由此可见国家机构挽救了社会的危亡，其历史作用之伟大可以想见。

第二，建立了有利于生产的“和平环境”。

人类的历史，主要的应是生产劳动的历史。人类可贵的精神，就是不断生产劳动的精神。如果没有这一宝贵的生产劳动的精神，人类将不成为人类。离开这一宝贵的劳动精神，人类一切文明的光辉都将熄灭，人类将永远停留在野蛮、蒙昧的境界。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曾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又说：“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是劳动。”甚至还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1227]。这足以说明人的劳动之可贵了。但是，生产劳动必须具备一个劳动的环境，若天天处在残酷的战争中，处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如何能进行生产劳动？这是极为明显的事实，无须多论。所以，让劳动群众从事生产活动，起码的条件是使阶级矛盾限制在相对的“和平”阶段，生产劳动才有可能。国家机器对劳动人民除了有镇压的一面，还有创造“和平环境”以利生产的一面。并且，这才是“国家”职能的主要方面。即使专从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机器对人民进行镇压的目的上论，也同样是为了“和平”。因为劳动人民只有在和平环境中才能生产物质财富，社会中有了物质财富，统治阶级才能取得更多的剥削。因之，国家创造“和平”环境的目的虽然不光彩，但客观上，其历史作用的进步性是不能熟视无睹的。

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说：“这种力量（国家——引者注）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1228]所谓“缓和冲突”，所谓“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就是说“国家”起到缓和阶级矛盾，使社会出现相对的、有秩序的、可借以从事生产劳动的环境的作用。许多古史研究者对恩格斯这句名言不知征引过多少次，但对国家在这方面的历史作用，并未予以应有的重视。据笔者所知，只有晁福林先生首先明确地指出，恩格斯这段“缓和冲突”的理论，说明了商、周时期“国家机构的职能主要应当是两方面的，一是镇压，二是调节。……国家机构通过调节各集团、各阶层的利益和关系，以缓和冲突的作用，远比后代为甚”。又说，“其主要职责是联合，而不是镇压”[1229]。这种论断，可谓卓识。

人类各阶级在斗争之后，只有协调、联合起来，在相对的和平环境中进行生产劳动，社会才能发展，文明才能昌盛，人类才能延续下来，这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

法国有位文学家叫莫罗亚，于法国战败后写过一部《法国战败了》的书，还写过一部《英国史》。这两部书曾轰动了资本主义国家读书界。莫罗亚有什么神通，竟能使其著作发生如此大的影响？有人说他是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通过主观的取舍，选择了丰富的合于他自己口味的史料，证明英国人民的历史绝对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是阶级协作的历史。说莫罗亚歪曲了历史的真相，并借此达到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目的。最后说，“莫罗亚的反动技术，可谓巧妙已极，其为害就更厉害”[1230]。

对莫罗亚的这种批判对不对呢？可以说只对了一半。莫罗亚是资产阶级学者，对国家职能夸大了其阶级调和，而掩盖了其残酷镇压的方面，确实有其反动性；但是也不能否认，他的著作能在广大群众中产生轰动的效果，必含有其历史的合理性方面。他是不是正确地抓住了国家职能的“协调方面”，并以文学家的叙述故事的天才娓娓道来，从而发挥了极大的吸引力呢？我们对他的著作应当作具体的分析，不能只简单地批判其反动性方面。

资产阶级史学有时也包含着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不管莫罗亚本人是否意识到，他对资产阶级“国家”，看到了其协调方面的职能，这就客观上符合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第三，负有管理社会事务的职能。

人既然是群体的动物，也就是社会的动物，而社会则是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并且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的共同体。无论生产或生活，都是属于社会性的。人类的生活既然是社会群体的，自然就会产生很多共同的、必不可少的事务，如共同的社会秩序、共同的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事务，如何处理等。这就需要有专人或专职机构去负责管理。任何社会，概莫能外。

在原始社会时期，社会的管理是由原始民主制的氏族组织承担的，而进入阶级社会后，经济发展日盛，社会关系益形繁杂，有关群体的社会事务性的事情愈来愈多，这就更需要有这方面的专门管理。这时，“国家”就成了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机构了。

前面我们曾说过，国家的职能，对劳动人民除了有统治、镇压的一面，还有创造相对的和平环境以利劳动人民从事生产的一面。在此，我们还应当再举出国家还负有对社会的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环境卫生等方面事务的管理职能。过去学术界对国家职能的探讨，在这方面完全忽视了。1949年以来相当长的时期，只是片面地谈论国家机构对劳动人民的镇压，至于国家对社会的管理职能，则很少有人论及，只是近年政治理论界才有一些学者提出来，进行讨论[1231]。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把对人民的政治统治职能看成是国家的唯一职能，马克思在论述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的同时，也多次地论述了国家还具有社会管理职能。例如在其名著《资本论》中，论述国家职能“既包括执行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1232]。所以，探讨国家的职能必须注意其具有的两重性：既有对人民大众的镇压，又有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土完整等职能。当然其具有进步作用的职能，从根本上讲，也同样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第四，为大一统的中国奠定了基石。

中国是个土地广阔、人口众多、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自夏、商以来，在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由氏族结合与武力合并逐渐形成的松散的共同体。尤其是西周开创推行“分封制度”后，大大地加强了天下一家的观念。

周武王以“小邦周”姬姓氏族为中心，与其他众多氏族、部落和方国组成联盟大军，摧毁了商纣的军队，建立了西周王国。在西周初期，周是以“盟主”的地位与其他“友邦”建立联盟的关系，这和过去夏、商时的所谓邦国联盟式的“国家”形式是一样的。周武王所建的这种初期的王国，与地方上的诸国是同盟的关系，地位上几乎是平等的，没有什么君臣尊卑、上下的观念。所以，到武王死后，武庚、三监及东方各诸侯发生了大规模的破坏统一的叛乱，周公率军平叛三年，才把乱事平定。为了巩固周王室的政权，使之长治久安，周公从夏、商、周的兴亡中总结出历史经验，创立起一套新的“分封制度”。

西周运用这套分封制度，充分发挥了国家机器的缓和冲突、协调联合的作用。如对异族武力征服之后，即想方设法予以攻心为上的怀柔政策。齐国故地有大批商遗和莱夷，太公就封后即“从其俗，简其礼”，这样做，“平易迁民，民必归之”[1233]。周公命康叔在卫国要实行“义刑义杀”，要“明德慎罚”，周人犯酗酒罪即“予其杀”，而对商遗，念其旧习一时未能遽改，则“勿庸杀之，姑惟教之”[1234]。对商遗较多的鲁、卫二国，则命“启以商政”。对封于戎狄环绕的夏墟之唐叔，则命“启以夏政，疆以戎索”[1235]。其因地制宜，对待已服之异族，其缓和冲突，重在联合的用心可知。

周公制定的“分封制度”，目的在于“封建亲戚，以藩屏周”[1236]，或谓“并建母弟，以藩屏周”[1237]。可见周初受封的诸侯，主要是周王室姬姓大宗族中之子弟和异姓功臣。据说，周初“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1238]。这些姬姓同族子弟之分封，是依据宗法制度所规定的“嫡长子继承王位，余子分封外地”的原则分封的。在宗法体系上周王是姬姓大宗族之族长，称为“宗主”或“宗子”，其后嗣世代嫡长子则为世代“宗子”。这一系列的支族称为“大宗”；世代次子、庶子为“小宗”。因为只有嫡长子才有权传宗接代，地位自然高于次子、庶子，也就是“大宗”高于“小宗”。由周王分封的诸侯和卿大夫，大都是王的次子、庶子，也就是小宗对大宗有遵从的义务。所以，周王与诸侯构成双重关系：一方面，从政治上说，周王是各地被封的诸侯的共主；另一方面，从宗族礼俗上说，诸侯既为小宗，就必须遵从周王这个大宗。有的学者指出周的国家政权与宗族组织水乳交融，因而构成“周王室具有宗主国的崇高地位，诸侯形同一个个卫星国，对王室有强烈的向心力，形成了拱卫王室的局面。同时，周人还创设了一系列制度以维系这种政治格局。因此，周代（特别是西周）的诸侯国只是相对独立的国家政权，对宗主国周王室有多方面的从属关系”。又说，“周王国与诸侯国的纵向联系和诸侯国之间的横向联系空前加强，为后来封建统一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239]。这种分析、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周王室与异姓诸侯的联系，虽不能利用血缘性的宗法制度，但同样可以用分封制度与之联合。因为分封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因生以赐性，胙之土而命之氏”[1240]。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赐给被封者以人民和土地，并承认其建立一独立的分族和国家。立一个分国主要的是必须有土地和人民，如周初鲁、卫受封，就由“聃季授土，陶叔授民”[1241]。西周康王时铜器也载有“受民受疆土”[1242]。由此可见，诸侯受封，得到周王室的“礼遇”和赐予的“礼物”是够重的。但这决非周王室单方面的无偿奉送，在举行受封典礼时立有盟誓，载明周王与受封诸侯之间，不管是同姓或异姓，都要建立主从关系。异姓诸侯也同样可以建立一个半独立性的国家政权，有其独立的军队，独立的刑政，只是在礼节上与同姓诸侯的先后排列次序稍有不同，“周之宗盟异姓为后”[1243]而已。所有被封诸侯，对王室都负有贡献的义务，如春秋时齐侯以诸侯之师伐楚，楚人质问为何伐楚，管仲即答以楚对周王室久未贡包茅，而楚也感到理亏，答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1244]春秋时郑子产也说：“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1245]。东周人说西周事，应当是可信的。足见诸侯纳贡于王室，是周制规定被封诸侯不可回避的义务。周王室对诸侯还有征役的权力，如东周敬王就说过，周成王的东都成周是令各诸侯国派出民役合力筑成的[1246]。

另外，从春秋时的史料所反映的情况看，周王室有难，诸侯还负有勤王的义务。如春秋时周襄王以戎难告急于齐，齐令诸侯各发卒戍周[1247]。王室有内乱，诸侯负有出师平乱的义务。如周襄王时有王子带之乱，周敬王时有王子朝之乱，均赖诸侯之兵，勤王戡乱[1248]。据说，诸侯对周王还要按时朝聘[1249]。战国时孟子甚至说：“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1250]这些都是春秋时诸侯对周王室应负的责任和隶属关系，西周时是否也如此，不可知。但春秋时这些情况，决不会是无源之水。春秋时周王室已衰微，周天子在诸侯的心目中，尚且有如此威信，则正当隆盛的西周时代，周天子的地位，似乎可以从此逆推。

总之，周王与各诸侯之间的关系，自从周初实行分封制度以来，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大变化，即由过去夏、商之王似诸侯之“长”或“盟主”的身份，至周一变而为诸侯之“君”，诸侯对周王是从属关系，毫无平等可言。这一大的历史变革，近代有些学者早已洞察到了[1251]。这是西周“国家”政权推行分封制度的结果。西周王室与各地诸侯建立的虽然是不平等的从属关系，但另一方面却使时人心目中构成一个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整体，使各地居民对周王室多少有一定的向心力，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广大群众也逐渐形成了“中国”天下一家的观念。春秋时人已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1252]的思想，其根源亦应推到西周。

西周这种大一统的初步格局的形成，使中国历史后来所走的道路与西欧古史便完全不同了。西方古希腊、罗马当时实行的是松散的城邦联盟，加盟的城邦诸国都有很大的自主权。所以，联盟的任务一结束，城邦联盟很快就分崩离析，分裂成许多独立的国家；而西周的诸侯国是周室分封的，一开始即与周王维持着从属关系、君臣不平等关系。周王对各诸侯有巡狩、保护等权利，诸侯对周王有贡赋、朝聘等义务，这种联系一直不断。所以，后来才产生一个东方的、地大物博的、统一的中华大国。如果没有西周王朝，也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国。

从以上所论，我们可以明确地下一结论，“国家”机构对社会发展所负有的职能，概括起来不外两个方面：一个是“缓和冲突”、促进联合以及对社会的管理等进步方面；另一个是对人民的镇压、掠夺和恐怖统治方面。在这个互相对立的矛盾中，“国家”最大的历史作用，是缓和冲突这一方面，而不是镇压、破坏那一方面。

第十四章　西周的社会经济

第一节　西周的农业经济

一、西周农业的地理环境

西周周族的地域大约处于今日的华北黄河中下游一带，西周初期偏处于西，后来才逐渐扩展至东方。汉时贾谊的曾孙贾捐之曾说，周成王时周所拥有的地区，“东不过江、黄（今河南信阳一带），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1253]。贾氏所说其根据不可知，但我们认为较平实可信。西周所处的这一带包括陕西的渭河流域、山西南部和河南的北部、西部，正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中心区。这个地区雨量稀少，气候变化大，植物资源缺乏，一遇连年不雨，便会酿成大的灾荒。所以这个地区对农作物来说，条件是严酷的。但这个自然环境，又有其得天独厚的一个方面，那就是这里正是中国北部有名的黄土层地带。

这个地区的黄土层的优点，据研究中国土壤地理学的梭颇（James Thorp）调查研究后说，黄土高原对原始农业是最理想的地区，既易于开垦，又易于耕种。黄土优于冲积平原之处，在于土壤较松软，用手就可以击碎，以木、石为生产工具可以发挥垦荒耕种的作用。从农艺学角度看，黄土本身也以其肥沃闻名。这个地区不但有易垦易耕的优点，并且还有另一长处，就是在农作物生长的关键时期往往降雨。夏季的雨水和利用河水、井水进行人工灌溉，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农民的收获[1254]。对这个黄土层地区，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就说：“关中自汧雍以至河华，膏壤千里。”西周的农业为什么较商代更为发展？这种有利的地理条件必须考虑进去。

西周共历三百年，其政治、经济重心大都围绕着西部的镐京（宗周）和东部的洛邑（成周）这东西二都，作为统治四方的政治中心。这黄河流域的经济面貌前后有很大变化，各地区的发展也很不平衡，少数地区虽然已开垦为耕地，但大部分仍然是原始的“草木畅茂，禽兽繁殖”，在今河南、山东、安徽、江苏一带，一直到西周初年还是虎、豹、犀、象出没的原野[1255]。后来号称文明开发较早的“中原”，如春秋时郑、宋一带，到春秋末年还存在着荒无人烟的六个尚未垦荒的“隙地”[1256]。春秋时秦、晋迁瓜州之戎于晋南时，晋之南部还是“狐狸所居，豺狼所嗥”[1257]之地。可以想象当时原野上还是茂林丰草、狼奔豕突的原始自然景象。

所以，在西周时期华北大平原自始即存有大批待垦的荒地。垦荒是把原始荒野变为耕地，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原始生地上覆盖着千万年来自生自灭的森林、荒草，其盘根错节深深地埋藏在土壤深处，必须清除掉，才可以辟为种农作物的耕地。在以笨重的木、石工具为主的西周，只有依靠大批的集体劳力来做这种工作。所以，当时从事农耕的首要工作是垦荒。这种开发见于古文献的颇多，如：

昔太公封于营丘，辟草莱而居焉。[1258]

（郑）子产对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1259]。

广衍数拾万，不胜而辟，然则土地者所有余也，王民者所不足也……此皆十倍其国之众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地有余也[1260]。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1261]

从上面这些记载看，在空旷、荒芜的原野上真是地广人稀，到处都存在着未开垦的处女地。这与战国以后的情况是大相径庭的。

在谈西周的农耕之前，还有一个事实必须指出，就是在西周的疆域中，除了华夏民族外，还有许多经济、文化都远远落后于诸夏的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散布于华夏民族之间，最著者如鬼方、狁（犬戎）、东夷、淮夷、昆夷、西羌以及西戎、北狄等等就是明显的例子。

晋的始祖唐叔受封于“夏虚”，在今山西省南部翼城、曲沃之间，是黄土层地带。史料记载，唐叔受命“启以夏政，疆以戎索”[1262]，直到春秋时人还说：“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1263]足证山西南部虽然最早就是周人的“天下”，但也是戎狄环聚之地。《诗经》称：“薄伐狁，至于太原”（《小雅·六月》）。西周时太原一地在今日山西之临汾[1264]。其实山西境内，先周即与戎狄有交往和战争。如《后汉书·西羌传》注引《古本竹书纪年》谓：“大丁三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淮南子·墬形训》有：“汾出燕京”，高诱注：“燕京，山名也，在太原汾阳。”《汉书·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大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为殷牧师。”余无戎当即《左传》成公元年谓败刘康公之徐吾氏。刘昭《郡国志注》屯留县下引《上党记》曰：“有余吾城在县西北三十里。”即余无之戎住在今屯留县西。可见这两支戎狄都在山西境内，在商末即如此。因而周初的晋国所封的夏墟，自然是华戎杂处的局面。

我们再看看周初分封的其他姬氏子弟诸侯国所处的地区。如封文王弟虢仲于东虢，虢叔于西虢，均在山西、河南的黄河两岸[1265]。封文王子叔度于蔡，叔处于霍，叔鲜于管，康叔于卫，叔郑于毛，其他还有毕、原、酆、郇等[1266]。封周公子孙于凡、蒋、邢、茅、胙、祭等[1267]。这些被封之地，大部分是在由陕西的镐京到河南的成周这一条线上。这一带是华北黄土层的中心及黄土的冲积地带，都是农耕条件较好的地区，也是与戎狄蛮夷杂处的地区。经过长期的民族斗争，这些少数民族有的逐渐被迫远离中原，即使勉强留下，也多被排挤到荒野的山区。可以举春秋时的一个史例以明之。《左传》襄公十四年一段文字：

（晋）将执戎子驹支，范宣子亲数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女剖分而食之……”对曰：“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

从上面范宣子与姜戎氏的对话中，我们就可以看出：第一，姜戎氏不是只代表其姜戎一族，而是代表“诸戎”。一则曰“逐我诸戎”，再则曰“谓我诸戎”，可知。诸戎除了姜姓之戎，还有允姓戎[1268]、姬姓戎和骊戎等，这些戎狄结成一个部落联盟[1269]，以利与华夏作斗争。他们原先的居地在晋北部之瓜州，瓜州一地旧说皆以为即今甘肃敦煌。揆诸当时情势，这个说法绝对是错误的。顾颉刚先生曾驳之曰：“秦都雍，即今陕西凤翔，离敦煌三千余里，所谓风马牛不相及者，秦以何种需要而劳师追逐之……果有越界追逐之举，则秦自凤翔抵敦煌，大军东来，姜戎亦当西窜今哈密等地，何以反东向秦都而逃遁，入于战胜者之腹地，乃从容为晋惠公所‘诱以来’邪？窃意瓜州当在今凤翔之东，实居秦、晋之间，故秦人得而迫之，晋人得而诱之耳”[1270]，又谓瓜州在今秦岭高峰之南北两坡[1271]。顾先生对旧说的批驳极为正确，但把瓜州置于陕西境，仍缺乏可信的证据。过去笔者对这个问题曾作过一些研究，认为诸戎所居之瓜州，当在今晋中北部孝义县一带[1272]，经秦之迫逐与晋之诱惑，“诸戎”才从晋北南迁至黄河以南晋之阴地，后来改称为阴戎，又名陆浑之戎。第二，诸戎被迫逐而远迁于狐狸豺狼出没之地，即必须经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才能生存的荒野地带。这虽然是指春秋时期，春秋以前的西周时期恐怕与这种情况差不了多少，也是华戎杂处的局面。

周初最远的封国，如最大的功臣姜太公的“齐”和周公之后的“鲁”二国，都在远东，是冲积地带的边沿，作为农耕的土壤则很不理想。尤其是齐国，史称“地卤，人民寡”（《史记·货殖列传》），“齐地负海，卤，少五谷，人民寡”（《汉书·地理志下》）。在这种卤硗瘠地区，辟草莱以经营农业是没有很大前途的。太公不得不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以图生存。齐与莱夷接境杂处，太公东封时，莱夷便曾与之争营丘。齐、鲁两国的周围还住有东夷，南面又经常受到淮夷的威胁。从史料上看，春秋以前的中原地带，基本上还是华戎杂处的局面。

二、西周农作物的品种

以上谈了西周的人民从事农业生产的地理环境，这是因为在文化幼稚的社会，自然环境对人类的支配是巨大的。西周建国以前，周人虽已知播种育苗等知识，但其收获之丰歉，年成之吉凶，往往为自然环境所左右。周族自文王作丰、武王治镐，史称其“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1273]。西周的基地关中属于黄土层地带，从事农耕需要肥料的程度，似不及其需要雨水之殷。所以，只要平时雨水充足，关中土地是比较肥美，宜于农殖的。西周农作物的种类及其产量都较过去殷商时期有所增多，商代的谷类作物，据于省吾先生从甲骨卜辞中考出有六七种，而西周时的谷类作物，齐思和先生仅从《毛诗》中即已举出15种之多。在此只把西周时期最重要的几个品种分别加以分析如下：

（一）黍

西周时期农作物中最普通的是黍，与商时相同。黍的名称至今未变，也叫做“黍子”，去皮就是“大黄米”。在商代晚期卜辞中黍字百余见，在《诗经》中所见次数也比其他谷类为多。《诗经·鲁颂·閟宫》：“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缵禹之绪。”《诗经·小雅·甫田》：“黍稷稻粱，农夫之庆。”《诗经·小雅·大田》：“以其骍黑，与其黍稷。”《诗经·小雅·信南山》：“疆场翼翼，黍稷。”其他如《诗经·王风·黍离》有“彼黍离离，彼稷之苗”等等。这些都反映西周时期黍、稷在黄河流域是最普遍的农作物，也是当时平民的主要食粮，大概已无疑义了。

“黍”字，《说文解字》禾部：“黍，禾属而黏者也。”按黍分黏与不黏两种。其不黏的据齐思和先生考证，认为即《说文解字》中的“”（糜），《说文解字》谓：“，穄也。”又：“穄，也。”齐先生说：“现今河北省北部犹呼为子，称子饭为穄米饭。”[1274]因为黍是中国北方最普通的谷类，极易辨认，所以，在谷类中是最无问题的。可是，南方人种稻，少见黍，往往弄出许多错误的说法。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如南宋大经学家、理学家朱熹是今属于江西的婺源人，后来侨居建阳（今属福建），他注的《诗集传》是自宋至清读书人必读的书，他在《诗经·王风·黍离》中对“黍”作的注曰：“黍，谷名，苗似芦，高丈余，穗黑色，实圆重。”这是他把高粱误为黍了。

黍和稷是周人最主要的日常食粮[1275]。食法主要是做饭，《说文解字》：“饭，食也。”盖当时尚无做饼、做糕之法也。

（二）稷

稷和黍一样也是西周最普遍的谷类，所以，往往是黍、稷并称，其见于《诗经》者颇多，如：

黍稷茂止。（《周颂·良耜》）

黍稷重穋……有稷有黍。（《鲁颂·閟宫》）

我艺黍稷，我黍与与，我稷翼翼。（《小雅·楚茨》）

疆埸翼翼，黍稷。（《小雅·信南山》）

其他如《尚书》也有“纯其艺黍稷”。黍是今天的黍子，去皮后名为“大黄米”，以上已谈过了。稷是什么呢？今天已没有名“稷”的农作物。所以，古书上的稷就成为经学的一个大问题。《说文解字》说：“稷，也，五谷之长。”“，稷也。”二字互训，由于字不认识，稷字也就不知道了。宋时的徐锴《说文系传》：“稷即穄……楚人谓之稷，关中谓之。”朱熹《诗集传》也说：“稷，亦谷也。一名穄，似黍而小，或曰粟也。”[1276]按“稷”和“穄”并非一种谷类，因为穄即，是黍的一种，前面讲黍时已有说明。稷与黍分明是两种不同的谷类，清代学者早已经辨明[1277]，可以不论。但是清乾隆时大经学家、对农作物研究精博的程瑶田作《九谷考》[1278]，旁征博引，证明稷为高粱。程氏当时是学术界一代大师，其论一出，大多数学者都尊信称颂而不疑，如《说文解字》专家段玉裁赞叹：“程氏《九谷考》至为精析，学者必读此而后能正名……真可谓拨云雾而睹青天矣。”[1279]训诂学家王念孙也称程氏“援古证今，其辨明矣。”[1280]经学家马瑞辰则谓：“稷为今之高粱，程瑶田《九谷考》辨之甚精，秦汉以来多以稷为小米，俱误。”[1281]其他如刘宝楠（《释谷》）、陈奂（《诗毛氏传疏》）、孙诒让（《周礼正义》）等皆取程氏说，以为稷即今天的高粱，奉为定论。后来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对程氏说提出异议，认为稷是谷子而不是高粱[1282]，但未得到人们的注意。1949年齐思和先生作《毛诗谷名考》，对程氏以稷为高粱的说法，指出有十个极大的错误，认为其说“不但与古训不合，而且与华北的实际情况也不合。程氏以高粱为稷，虽然繁征博引，费了很大的力气，实在他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1283]。

“稷”即甲骨文中的“”字，据于省吾先生说，“”是原始字，而“稷”字在战国时才出现[1284]。黍、稷同为商、周人当时的主要食粮。稷其实就是今天华北人所说的“谷子”，去皮名“小米”，是平民日常的主食。

稷不但是商、周人的主要食粮，很可能在商、周以前，中国的北部原始居民就以此为主要的农产品了。这种推测是根据田野考古发现的实物作出的。1984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曾说：

仰韶文化居民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粟。它宜于黄土地带生长，耕作简单、成熟期短又宜保存。半坡遗址F2、F37的瓮、罐和F38的室内小窖里都发现了被鉴定为粟的遗物。H115中所贮藏的粟多达数斗。在华县泉护村F201，洛阳王湾F15的陶器中以及邠县下孟村的袋形穴中也都发现可能是粟的遗物。[1285]

大汶口文化以农业经济为主，同黄河流域其他原始文化一样，主要种植的是粟。三里河遗址的一个大型窖穴中发现有一立方米左右的粟粒。[1286]

黄河中下游从西到东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原始氏族社会时期就已大批种植“谷子”、“小米”这种农作物，并且发现贮藏的谷子动辄“多达数斗”或“一立方米左右的粟粒”。考古工作者说，产量“达数斗之多，如果没有一定面积的种植和一定数量的收获量，是不会有这样多的储存的”[1287]。可见在夏、商以前谷子已是较普遍且收获量不小的农作物。这也正是西周时黍、稷的产量多达“千斯仓”、“万斯箱”，仓庾“如坻如京”般高大的渊源。并且一直到近现代，谷子、小米仍是北方产量最高、又是平民所赖以生活的主食。如果把“稷”说成只是黍的一种，而不是谷子、小米，那就无法解释谷子前后发展的历史了。奇怪的是，1949年以来几十年中部分新出版的书刊仍维持旧说，以稷为高粱，或以稷为黍的另一品种，而不是谷子[1288]，足见正确的意见一时尚未能普遍流行。

（三）麦

《诗经》中出现最多的是黍和稷，再其次则是麦了。所以，麦也是周人最普遍的粮食之一。《诗经》云：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魏风·硕鼠》）

黍稷重穋，禾麻菽麦。（《豳风·七月》）

禾役穟穟，麻麦幪幪。（《大雅·生民》）

我行其野，芃芃其麦。（《鄘风·载驰》）

麦和黍、稷一样，一直到现在，仍是华北最主要的农作物，并且麦的名称古今也没有改变。不过麦有大、小麦之分。《诗经·周颂·思文》：“贻我来牟”，又《臣工》：“于皇来牟”。“来”和“牟”都是“贻”的对象。“来”，据段玉裁说就是“䅘”的本字[1289]，而“䅘”，许慎《说文解字》谓：“䅘，齐谓麦，䅘也”[1290]，可见来、䅘就是麦。“牟”，许慎引《诗经》作“”[1291]。“”，许慎亦谓为麦。但与麦还是有区别的，《孟子·告子上》有几句话可以为证：“今夫、麦，播种而之，其地同，树之时又同，浡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可见与麦是两种农作物，而非一种。赵岐注谓：“，大麦也。”《广雅》也说：“大麦，也”，“小麦，来也”。足证“来”、“牟”是指小麦和大麦两个品种，一般皆称为麦，小麦比大麦更重要而已。

（四）菽

“菽”见于《诗经》者如下：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小雅·采菽》）

七月亨葵及菽……禾麻菽麦。（《豳风·七月》）

艺之荏菽，荏菽旆旆。（《大雅·生民》）

“菽”是什么农作物呢？“菽”字不见于《说文解字》，大概是秦汉以后新造之字。“菽”所从之“”，许慎曰：“，豆也。”又曰：“，象豆生之形也。”[1292]《诗经》中之“菽”，其原文当作“”，就是指今天北方人们常吃的豆类。战国以前古文经传上的“豆”字是指古代的一种器皿。许慎《说文解字》谓：“豆，古食肉器也”，从来没有植物的含义。汉以后的人，才称菽为豆[1293]。

（五）稻

稻也是中国古老的农作物之一，不仅在商代的甲骨卜辞中已有种植的记录（见本书第八章，商代后期的经济发展），就是再上推到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期，也已有种植稻类的萌芽[1294]。在长江流域今浙江地区则早在六七千年前就已开始种稻谷了[1295]。稻这种农作物是中国南部的农产品，自古皆然。《周礼·职方氏》与《逸周书·职方解》谓九州中只有扬州、荆州“宜稻”，豫州、青州、幽州可以兼种稻，而冀州、雍州、兖州、并州四州不种稻。《诗经》中有关稻的内容如下：

王事靡，不能艺稻粱，父母何尝？（《唐风·鸨羽》）

八月剥枣，十月获稻。（《豳风·七月》）

黍稷稻粱。（《小雅·甫田》）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小雅·白华》）

有稷有黍，有稻有秬。（《鲁颂·閟宫》）

另外还有稻的别名“稌”，《诗经·周颂·丰年》：“丰年多黍多稌”，《毛诗》：“稌，稻也。”《说文解字》禾部：“稌，稻也”，又“稻，稌也”。可见稌是稻的别名。从《诗经》所述产稻地区可知，在古代不但南方的扬、荆二州种稻，连北方的冀、雍二州也不是绝对不种稻的，只不过不普遍而已。

以上把西周时期最重要的五种农作物作为重点加以讨论，当然，西周还有其他农产品多种，仅《诗经》中就还有：禾、粟、米、谷、秬、秠、穈、芑、粱、麻等等，不胜枚举。

其中“秬”、“秠”，据《毛诗》说，秬是“黑黍”，秠是“一稃（谷壳）二米”[1296]，所以，秬也是黍的一种，而秠则是黍的变种。“穈”、“芑”是指赤苗的禾（穈）和白苗的禾（芑）[1297]。“麻”在古代主要吃其麻子，不过其皮又可以绩成布，是古人做衣的重要原料。“粱”在古代是一种较贵重的食品，所谓“食必粱肉，衣必文绣”（《国语·齐语》），粱与肉并列，可见其贵重，是一种较珍贵的粟。春秋时人称“粱”为细粮[1298]。所以，清程瑶田《九谷考》以“粱”为现今一般的谷子、小米，恐不确。“禾”已经有人指出是“谷类从发苗以后到出穗的一切成长过程的总名，而不是像后人所说也是谷子的一种专名”[1299]，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粟”，《说文解字》作“”，谓“嘉谷实也”，实是去皮的小米。“谷”在当时泛指各种粮食作物，后来也成为“谷子”、“小米”的别称。因为是泛指各种粮食，所以在古文献上常有“百谷”[1300]一词。

古文献上又有“五谷”[1301]，指五种重要的谷物，是哪五种？注疏家各有不同的说法。此外又有六谷、八谷、九谷之说，其内容说法更不一致了。其实这些数字并无多大意义，只是表明从多种谷物中挑出几种认为是主要的谷物而已。

三、西周劳动生产的编制、生产工具和技术

（一）西周的集体生产与小生产

西周在克商前还停留在氏族制的末期，也就是家长奴役制阶段。克商之后，周族一方面把氏族制的机构变成国家的机关，一方面又把氏族制的集体劳动编制继承下来。这是因为氏族社会时期一般地说生产力比较低，当时垦荒、农耕、采集、畋猎等等都是依靠集体的力量进行的。生产力低的周族征服比其生产力高的商族后，在建国初期，其农业生产很自然地仍借助于过去氏族社会的经验，就是依靠集体的力量去进行生产。

下面是周人在农业上的集体生产，《诗经·周颂·臣工》：

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有何求？如何新畬，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

按《周颂》是西周早期的诗篇，描写的是周王谕告其百官照顾农耕的事例，略谓时至暮春，新田、畬田如何垦殖，大麦小麦长势很好，丰年在望，命“众人”准备好他们的农具等等。从诗中可以看出，在田间劳动的是拥有自己的钱、镈之类农具的“众人”。这些“众人”的身份大概和商代甲骨文“王令众人曰劦田”中的“众人”差不多。前面我们讲商后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众人”时曾说过，“众”或“众人”是商代主要的农业生产劳动者，他们有农耕、兵役的负担，被剥削得很苦，但具有部分人身自由，绝对不是奴隶[1302]。西周“众人”的涵义，大概与之差不了多少。有的学者认为“众人”是奴隶[1303]，恐怕是不够妥当的。当时农业生产劳动者用“众”来命名，也表明其人数众多。这首诗表现的应当是众多农夫集体进行生产劳动。我们再看看《周颂·载芟》的叙述，这种情况就更清楚了。其诗曰：

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馌，

思媚其妇，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载南亩，

播厥百谷，实函斯活……载获济济，有实其积，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

诗中最使人感到突出的特点是，两千人的大集体在田间进行生产劳动（千耦其耘）。这个大集体的组织内容是：一些是由血缘亲族关系联结起来的（侯主侯伯，侯亚侯旅），还有一些是未必同族的年富力强的帮闲[1304]。这个劳动的共同体，有人说是“农村公社”[1305]，倒很相近，但实质上已不能称之为“农村公社”了，这是后话，后面讲西周的土地制度时再详谈。反映西周集体农业生产的还有一些诗篇，如时代比《周颂》稍晚些的《小雅》中《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相连的四篇，都歌咏了西周的农业丰收，也反映出当时是集体生产。现仅举《大田》和《甫田》两诗分析一下：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大田》）

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自古有年。今适南亩，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我田既臧，农夫之庆……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

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曾孙不怒，农夫克敏。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黍稷稻粱，农夫之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甫田》）

在这两首诗篇中出现很多不同类型的人物，其中有“曾孙”、有“我”、有“田畯”，还有“士女”、“髦士”等等，这些属于不劳动的剥削阶级。最高的是“曾孙”，可能是王公一类的高级贵族，他们拥有的农田既多又大，所以称之为“大田”、“甫田”[1306]。这类是面积广大的田，所以收获可以“岁取十千”，其粮仓“如坻如京”般高大，粮食多达“千斯仓”、“万斯箱”。贵族这些丰盛的粮食是靠诗中另一类人物“农夫”、“农人”集体劳动所获得的，这从《大田》、《甫田》整个诗篇的辞句中透露出来。

以上说的西周初期的农业生产是在“公田”、“大田”上集体进行的，生产出的粮食全部归贵族们享用，这是西周社会经济的主要部分。

在农民集体进行生产之外，同时还存在着农民的个体劳动。这是因为在公田上农民的集体劳动是农民被剥削的剩余劳动部分，农民自己也要生存，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从事他们必要的口粮的生产，以求餬口，这才是他们的必要劳动部分，在《诗经》中也有反映。下面来看看《豳风·东山》里描写的个体小农的情况：

我徂东山，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u。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仓庚于飞，熠耀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

整个诗篇是描写跟着周公东征三年的士兵将要复员西归时，遥想其家乡室庐之荒凉，思家凄凄之情跃然纸上。尤其想到出征人之妻必思夫叹息，或在清扫家园以待三年未见之夫君；想到过去结亲时的美好，对比今日惨淡之情景，不觉凄然。

这个出征战士有自己的家室，结婚时还有“九十其仪”，肯定不是奴隶，而是一个自由的农民。

西周的战争是很频繁的，如讨伐东国、东夷、南淮夷，讨伐狁、鬼方，讨伐荆楚等等，接踵而来，常年需要兵役、兵源。除了西六师和成周八师等常备兵以外，还有各大贵族的族兵。当时从军的战士是很多的，这些战士都来源于广大的小农，这也可以说明这类农民的人数是不少的。再来看看《唐风·鸨羽》，也反映了这些农民负担兵役之苦，其诗云：

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肃肃鸨翼，集于苞棘，王事靡，不能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苍天，曷其有极……

这首诗的主人翁和《东山》诗中一样，反映了当时兵役负担之苦的呼声。尤其说到农民由于从事征役，而不能在自己的私田上进行耕种以养活其父母，这当然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生产者。另外如《豳风·七月》中叙述农民生产劳动的情形，也似乎是个体小农的生产经营，读者可以参考原书，这里就不征引了。

从上面这些诗中可以看到，西周时的农业生产劳动者是广大的农民群众，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们必须在“公田”上为统治阶级劳动，这方面统治者是借助广大农民集体的力量去进行的；另一方面农民为了自己的生活，在私田从事必要的个体劳动，以养活他们自己及其家人。两种劳动生产——集体与个体在当时是并存的。

（二）西周的农业生产工具

西周农业生产力比商代提高了多少？这对西周的社会经济发展有极大的关系，也因为当时的社会性质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综合来决定的。

前面说过，周族在克商之前还处于氏族制社会的末期，周文王是周族尚未脱离生产劳动的总家长，而不是残酷剥削人民的统治者。从考古发掘中，可以看到的是一些商代的青铜器和周武王以后的青铜器，谁也没有看到过周文王以前周族的青铜器，证明周族的青铜文化是继承或说受自商族而发展起来的。这也多少可以反映出周族在克商之前生产力是低于商族的。至于克商之后周族的生产力又是如何呢？我们可以先从周族的农业生产工具谈起。

西周主要的农具是耜、耒、钱、镈和铚等，其中尤其是“耜”，在《诗经》中出现的次数很多，举几个例句：

有略其耜，俶载南亩。（《周颂·载芟》）

良耜，俶载南亩。（《周颂·良耜》）

以我覃耜，俶载南亩。（《小雅·大田》）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豳风·七月》）

“耜”在《诗经》中以“略”、“”和“覃”来描述，而略、、覃三字，注疏家均释为锋利的，说明当时的耜不是石制即为青铜制的农具，早已超越了“木为耜”（《易经·系辞下》）的阶段。

“耜”是什么样的农具？古文献上“耜”常与“耒”连用[1307]，耜与耒又是什么关系？自古以来经学家、史学家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至今学术界在认识上仍未能统一起来。自从汉代京房认为耒是耜上安装的“勾木”，耜是耒下的“耓”[1308]，即耒和耜是一件耕具的上下两个部分，后世学者多宗之。近代如徐中舒先生《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和中国农业科学院与南京农学院合编的《中国农学史》也是如此主张[1309]。另外也有人认为耒和耜是不同结构的两种耕具。如清代邹汉勋《读书偶识》卷十中论述多种农具之形制时，曾谓古之耒制，根据《考工记》的描述，是“曲柄枝刃”的耕器，而古耜则是“单刃耕器”。近人杨宽先生赞成这一说法[1310]。

耒和耜到底是指一种农具，还是指两种不同的农具，哪种说法正确呢？这恐怕得从耒和耜出现的历史说起。

前面我们讲商后期农业的发展时，曾说到当时的木制农具因为易腐朽，地下考古是不会发现的，但在殷墟不少窖穴壁上曾经发现清晰的木耒痕迹，都为双齿。甲骨文“耤”字的字形，正像人侧立推耒、举足刺地，或像一人手持耒的长柄、足踏耒下端之形。甲骨文中的“方”字，据徐中舒先生的意见，也像耒的形制，上短横正像柄首横木，下长横即足所蹈履处。古者秉耒而耕，刺土曰推，起土曰方。甲骨文中没有“耒”字，只有从耒的“耤”字，“耒”这个偏旁与甲骨文“方”字很近似，徐中舒先生认为《诗经》中《生民》“实方实苞”与《大田》“既方既”两个“方”，大概也是用耒一类的农具坺松土地之谓。又以甲骨文、金文的“耜”作“”，像碎土锄草之工具，徐先生从字形考察，认为耒下歧头，耜下一刃，耒为仿效树枝式的农具，下端有歧出而锐利的木叉，用以刺土，木叉之上贯一小横木，是耕田时足踏处；而耜则为仿效木棒式的农具[1311]。徐先生这个对耒和耜初形的认识是完全正确的，至少在商代耒和耜还是两种农具。

任何事物都是由简单到复杂而逐渐发展变化的。那么，耒和耜到西周有没有变化呢？肯定也是有的，只是要看究竟是怎样的发展变化。有人认为“《诗经》中有‘耜’无‘耒’，说明耒端已安装上了耜的部分，成为当时主要的耕具。从构成这个农具的两个部分来说，应该称为‘耒耜’，但由于耜是全器最主要的部分，所以用‘耜’来作为全器统称也是完全合理的”[1312]。这就是说西周在农具改进上，是把“耒”和“耜”本为两种农具改造安装成为一种农具，这也意味着“耒”和“耜”两种农具便不存在了。但在历史上并不是这样，杨宽先生在文章中就曾引战国时《庄子·胠箧》有“耒耨之所刺”，汉代《淮南子·主术训》有“一人耒而耕，不过十亩”，《盐铁论·国疾》有“秉耒抱，躬耕身织者寡”。足证战国、秦汉时，“耒”在农业上仍在行用。《诗经》中之有耜无耒，既不能作为西周时耒和耜已经合装成一种新农具的证明，也不能说明西周时耒已经被淘汰，因为《诗经》中有与“耒”同样的农具“方”[1313]，“方”也许是“耒”的代用品和代用字。

总之，耒是歧头或独头的尖刃农具，用以刺土；而耜则是宽博的平刃铲形农具，用以起土。两种农具作用不同，可以长期并存，只是在构件上由木制、石制、青铜制到铁制，不断改进而已。所以，耒和耜这两种农具，自商经西周下至秦汉都在行用，并未被淘汰。

西周主要的农具除耒和耜以外，还有钱、镈和铚三种，均见于《诗经》：

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周颂·臣工》）

其镈斯赵，以薅荼蓼。（《周颂·良耜》）

首先谈谈“钱”是什么农具。据《毛诗》说，钱就是铫，铫是铲形类的农具。

镈是一种除草的耘具，从上引《良耜》的诗句中，就可以得到明确的解释。《毛诗》训赵为刺，荼蓼为田间杂草。这两句诗意为，用镈锄地，刈除杂草。镈的形状，可以从春秋战国时货币中布币的形状推知。因布币来源于古农具镈，布、镈二字古时同音假借[1314]，因而推测镈为像布币一样的铲形。耜、钱、铫、锸、锹等用于起土、耘地等的古田器，大致均为铲形，不过用法不同而已[1315]。

铚，据《说文解字》说：“铚，获禾短镰”，就像北方仍在流行的收割禾穗用的一种“爪镰”。

西周的农业生产工具，已经包括当时的田间生产劳动如耕地、锄草和收割等所必需的田器了。

西周所用的农具是石制的，还是金属制造的？在克商以后的初期阶段，大概继承了商代晚期的水平，那就是以石制、骨制和木制为主，也有少量的青铜制品。有的学者根据《诗经·大雅·公刘》中“取厉取锻”的“锻”字，认为周族远在克商之前的公刘时就已有了锻铁，这个说法是不可信的，“锻”未必指锻铁，铜不能锻，但锡是可以锻的。战国时文献中有：

夫视锻锡而察青黄，区（欧）冶不能以必剑。（《韩非子·显学》）

刑（型）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剂）得，剖刑而莫邪（良剑）已。（《荀子·强国》）

战国以前的宝剑，都是铜、锡合金做成的青铜宝剑，青铜是可以锻的。近年来我国科学家对北京琉璃河西周早期墓葬出土的青铜武器进行科学分析，发现这些青铜兵刃器经过了锻打加工[1316]。这就证实了西周确有锻青铜。并且从西周考古发掘中，始终没有发现任何铁片或铁器。所以，春秋以前金属制造的农具，只能是青铜的。《诗经》中出现的农具如“钱”、“镈”、“铚”，都从“金”旁，这意味着它们是青铜制品。耜字虽然没有“金”旁，但《诗经》中有三处用“略”、“覃”、“”等训为锋利的形容词去描写，这说明可能也是青铜制造的，或附加上了青铜的锋利套头。《考工记》谓“攻金之工”有六，而“段（锻）氏为镈器”居其一，遗憾的是“段氏”具体的内容原文已阙，只有上面所引的“为镈器”三字。郑玄注：“镈器，田器钱镈之属。”[1317]这种农具的制作据《考工记》中记载，是以金和锡按一定比例合成制造的。而“金”据清戴震的《补注》[1318]即“铜”，可见这些农具是铜、锡合金的青铜制品。

根据上面诸种文献上的记载，我们可以断言，西周时代的农具中已有相当大的数量是青铜制品。而且从数量上说，已大大超过了商代。我们在谈西周的社会生产力之所以能超过商代时，这一点是应当特别注意的。

有些人对西周是否大量使用青铜农具提出怀疑，因为在西周的田野考古上得不到证明，西周的遗址和墓葬中虽也发现过青铜镈和青铜臿，但数量极少[1319]。西周遗址中发现最多的农具，为骨制、石制和蚌制。西周既已使用了比商代为多的青铜农具，其出土不多的原因：第一，西周的贵族阶级不从事农业生产，当时认为农业劳动是下层人民的事，农具不是享受器，贵族死后自然不会把农具作为随葬品。第二，青铜在古代是贵重的“美金”，青铜农具用坏，可以回炉改铸，与石质农具不同，因而墓葬中不见青铜农具也就不足为奇了。第三，春秋、战国时通行的货币有铜铲布、铜刀币，这类货币是从实用的农具互相交换发展而来的，这也可以间接证明西周时期曾盛行过青铜农具[1320]。

那么，西周的农民使用过青铜农具，根据上述理由，乃为不可争辩的事实。不过我们还要说明，西周时虽然已有较多的青铜农具，但还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把石器挤掉。因为青铜合金的铜和锡原料稀少，而且铸造青铜农具比制作石制或木制农具要困难。西周应当是铜、石、木农具并用的时代。青铜农具不可能完全排斥石制农具，这几乎成了世界农具史上较普遍的规律。恩格斯就说过：“青铜可造有用的工具及武器，但是还不能完全代替石器。”[1321]一直到战国铁制农具盛行之后，石制农具才缓慢地退出历史舞台。

（三）西周的耕作技术

农作物收成的多少与耕作技术的高低大有关系。西周时人很早就注意到选择田亩的位置，规划田亩的疆界。如《诗经·大雅·緜》有“乃疆乃理，乃宣乃亩”。这就是说，按照地形、水势整理田亩，以利于灌溉。又如《诗经·小雅·黍苗》：“原隰既平，泉流既清。”这就是说把高高低低的原野加以平整，把泉水的流向也调整好，以利农作物的播种和生长。古时在荒野上农耕必自垦荒始，这尤其需要有技术水平；再有就是生产工具的原始性，如何使之更有效力，也需适当的人力组织和配合，这些都是有关农耕方面的技术。所以，对西周的耕作技术分三方面叙述如下：

（1）对水的利用。西周的农田还谈不上有什么水利建设，只不过是对天然水如何利用得更好、更有效果而已。如《诗经·小雅·白华》：“滮池北流，浸彼稻田。”根据郑《笺》及《水经注·渭水》，滮池在丰、镐之间，水北流注于渭。诗盖谓利用北流之水灌溉稻田。又如对雨水也注意利用，见于《诗经》者有如下的记载：

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小雅·甫田》）

有渰萋萋，兴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小雅·大田》）

芃芃黍苗，阴雨膏之。（《曹风·下泉》）

这些诗句可以反映出西周人对天雨的依赖和企望。

西周人对水的利用，除了消极地利用河流和天雨的灌溉以外，已知道利用体力劳动来解决浇灌问题了。虽然我们还没有找到当时的直接记载，但从春秋时的故事中多少能反映出来。《庄子·天地》记载春秋时孔子的学生子贡曾南游楚，回来的路上，在汉阴见到一个种蔬菜的农夫正在浇田，“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子贡告诉他，这样徒手抱瓮到井中取水灌溉太笨也太费力气了，不如用桔槔，“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可见春秋末年已经有农民抱瓮入井取水灌溉，并已知利用杠杆的物理作用制作桔槔这种汲水工具了。从这个故事可以推想，西周时即便不会有桔槔，也一定已知道抱瓮取水灌溉了。所以，有人把《诗经》中的“挹彼注兹，可以濯溉”（《大雅·泂酌》），理解为那时已知取水灌溉[1322]，不是没有道理的。

（2）菑、新、畬的耕作方式。西周的农田在古文献上有三种不同的名称，就是“菑”、“新”、“畬”，如《诗经》云：

嗟嗟保介，维莫（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周颂·臣工》）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小雅·采芑》）

又如《尚书·大诰》谓：

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获？

《易经·无妄》六二爻辞：

不耕获，不菑、畬，则利有攸往。

这些都是有关西周较早期的史料，都说到当时农田分为“菑田”、“新田”和“畬田”三类。这三种不同的名称如何解释呢？

《毛诗》对这三类田解释为：“田，一岁曰菑，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畬”。《尔雅·释地》与《毛诗》同。我们首先把一岁曰菑田解释清楚，其他新、畬就可迎刃而解了。按“菑”字，《说文解字》谓“不耕田也”。段玉裁注谓：“按不，当为反字之误也。”《尔雅·释地》郭璞注谓：“今江东呼初耕地反革为菑。”《毛诗正义·采芑》引孙炎说：“菑，始灾杀其草木也。”足证“菑田”就是指垦荒时对荒杂草进行“灾杀”、“反草”阶段的田地。《诗经·大田》之“俶载南亩”，郑氏《笺》云：“俶读为炽，载读为菑”，这也是指对“南亩”“灾杀”草木的初耕阶段。上面所引《易经·无妄》“不耕获，不菑、畬，则利有攸往”，《礼记·坊记》引作“不耕获，不菑、畬，凶”，是同一个意思，就是说，从耕种的发展规律上看，不耕而想收获，不菑而想畬，都是行不通的。这和上引《尚书·大诰》“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获”一样指不能违反事物的发展规律。这可以说明治田必须经过垦荒第一年“菑”的阶段。杨宽先生说：“菑是指垦荒工作，菑田就是初开垦的荒田”[1323]，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我们就可以根据《毛诗》和《尔雅·释地》来解释这三种田地了。“菑”既是第一年刚开垦出的田，所谓“二岁曰新田”，自然是指垦殖的第二年已经可以正式种庄稼的熟田了，所以名之为“新田”。《诗经·采芑》孔疏引孙炎曰：“新田，新成柔田也。”这可能是西周时最理想的好田。至于“三岁曰畬”，这是指垦殖的第三年已经过一年种植可以继续耕种的田地，孔颖达《疏》引孙炎说：“畬，和也，田舒缓也。”这种畬田虽然没有新田收成好，但还能勉强种植一年。由于西周时施肥技术跟不上，农田连耕几年地力已尽，必须重新开垦新田，才能继续生活下去。所以，认为“菑、新、畬”是指土地一年垦得比一年更熟的想法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在还不知“深耕”和“施肥”的西周时代，恐怕无力保持地力常用不衰，因而也难达到使田地一年比一年更熟那么先进的阶段[1324]。

又有人把“菑、新、畬”的耕作方式与《周礼·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和《周礼·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结合起来，认为这是西周农业史上的三田制，认为“菑”是休耕田，“新田”是休耕后新耕的田，“畬”则是休耕后连续耕的田。即与《周礼》所载上、中、下三种或不易、一易、再易三种土地是一样的，并联系到欧洲中世纪流行的那种轮耕的三田制，认为都是同一种土地制度[1325]。近来一般学者也多遵从这种说法，过去笔者也曾遵从过。

这种说法现在我们感到有两点是难以服人的，第一是《诗经》中的菑、新、畬是否就是《周礼》所说的上、中、下三种土地？它们有必然联系的根据吗？菑、新、畬，从文献记载中只透露出是三种开垦年数不同的田地，丝毫也看不出有轮流休耕的三田制的含义；第二，欧洲实行三田制时生产力与我国春秋战国的铁耕时代差不多，《周礼》所说的不易、一易、再易之田可能是指这时的耕作制度，西周的生产力似乎还没有达到那个水平。

（3）耦耕。农田的耕作，从西周一直到战国有所谓耦耕，见于《诗经》者有下列两则：

亦服尔耕，十千维耦。（《周颂·噫嘻》）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周颂·载芟》）

什么叫“耦”？《考工记》谓：“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二耜为耦。”古文献上又有“合耦于锄”（《周礼·地官·里宰》），“庸次比耦”（《左传》昭公十六年）。所谓“合耦”、“比耦”，都含有两人共耕之义。两人如何配合？对此，历来学者们众说纷纭。如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大田》认为两人拿两耜相对而耕叫做“耦耕”；而唐代贾公彦根据《论语·微子》中子路与长沮、桀溺的问答，则认为耦耕虽系两人前后协作，但未必并发。近人的说法就更多了，不必多举，只举一种最普通的看法，即所谓耦耕，重在两人合作以利工效，至于采取什么形式，要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什么形式而定，不必局限于一种形式[1326]。

近人这种新的理解，确实避免了一些难以解释的问题。不过笔者总觉得历史上所谓的“耦耕”，一定有其特定的操作形式，若无一定的形式，谁还不知道两人总比一人的劳动效率高，特别造出一个“耦耕”的名词，有何意义？并且这种操作形式自西周到战国一直流传了七八百年，只是到战国，由于农业生产工具的改善、铁耕和水利灌溉的推广，生产力大大提高，那种陈旧的耦耕方式才逐渐变为不需要而被淘汰。以致时过境迁，后人对耦耕的具体操作形式都弄不清了。

第二节　西周的土地制度

什么是土地制度？它包含哪些内容？我们在讲西周的土地制度前，这是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土地本为自然物，只有被人类开发和利用以后，才具备了社会意义。人类利用土地进行生产的时候，人类群体与群体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与土地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诸如群体或个人对土地的占有、领有、私有、转让等等，又如利用土地如何剥削、产品如何分配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就是土地制度所涉及的主要内容。现在归纳为下面几个方面，分别加以论述：

一、西周田制的基本内容

土地制度的核心是土地所有制，而土地所有制的形式则决定于在生产中劳动者与土地所有者的相互关系，以及产品的分配等关系。可是有关这方面的文献记载异常缺乏，如较早的《诗经》、《尚书》均无明白的记述，其后的《孟子》、《国语》、《左传》亦皆语焉不详。《周礼》一书[1327]虽然有比较详细的描写，但观其所述的内容，绝非西周时代所应有。关于西周的田制，最早见于《诗经》中的点滴踪迹，我们先征引如下，然后加以分析：

大田多稼……以我覃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有渰萋萋，兴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小雅·大田》）

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黍稷稻粱，农夫之庆。（《小雅·甫田》）

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周颂·噫嘻》）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彊侯以……有略其耜，俶载南亩。（《周颂·载芟》）

获之挃挃，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周颂·良耜》）

实墉实壑，实亩实籍。（《大雅·韩奕》）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大雅·崧高》）

西周的田制，从上面所引的这些诗句中所反映的，至少可以看出有这么几个基本内容：

第一，西周田制分“公田”和“私田”。

第二，有“大田”，又称“甫田”。

第三，农产品收获量大，可见土地所有者必然是大贵族。

第四，“千耦其耘”，田间劳动者人数众多。

第五，“百室”，表示收获者是“族”众，而不是“八口之家”的个体家庭。

第六，从事生产劳动者是“农夫”或“农人”。

第七，农夫有“庸”、有“彻”、有“助”、有“亩”、有“籍”等负担。

以上这七个方面可以说就是西周田制的基本内容。下面将与其他文献互相印证，并加以具体分析和研究。

二、田制分公田和私田就是所谓“井田制”

前面所引的诗句，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这就是说西周的田制分“公田”和“私田”。这种公田、私田到底是什么关系？区别和来源又是什么呢？《诗经》中找不到明确的说明，战国时的孟子对这个问题解答得比较清楚，见于《孟子·滕文公上》，我们抄录其有关部分：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

（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田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从上面孟子和滕文公、毕战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孟子认为三代的田制有贡、助、彻三种；夏行“贡”，商行“助”，周行“彻”。最后又引《诗经》：“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两句话，而谓：“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这就是说，周的田制有两种，不但行彻法，而且也行助法。

有公田、私田的助法，是如何具体实行的呢？在毕战问“井地”（实即“井田”）时，孟子为之所规划的助法，具体的是“九一而助”，即“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田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这一套比较系统的田制，就是后儒千年议论纷纷并吹捧为“仁政”的“井田制度”。

三、孟子“井田论”的内涵

孟子是战国时人，距离西周已数百年，西周的井田制早已荡然无存，博学的孟子只能从他所能见到的古文献中，影影绰绰地抓住一鳞半爪。孟子不是历史家，而是政治思想家，他的井田论虽然说是周制，也难免有些托古改制的成分。所以，孟子的井田说大概有一些古田制传闻的根据，但可能还包括战国时才出现的一些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的理想等等。

孟子的井田论内容既然是这样复杂，所以不能简单地加以肯定或否定，而应当分别论之。我们首先摘引其要点如下：

（1）“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

（2）“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田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3）“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

（4）“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

（5）“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

从上面所摘引的孟子“井田论”的这五条要点中，可以看出孟子对古代田制的论说似确有依据，而非完全出于杜撰，因为世界史上土地制度的发展固然各自不同，但有大致相同的发展规律。一般地说，大多数国家是从土地公有制开始的[1328]。从公有制进一步发展才出现私有制，而公有制的某些残余，往往会长期地被保留下来。上引第（5）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等情况，不就是《礼记·礼运》篇所述的“大同”社会的缩写吗？《礼运》篇谓：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谓大同。

这种“大同”社会，大概是战国时人对远古原始氏族社会公有制的传闻。这种认识也为近代史学家们所公认。所以孟子的这几句话说得似有所根据，不过他错误地把它放在已进入阶级社会的西周时代，并且更不是西周井田制所能有的情景。

上引其他四条，确与西周田制较相近。把它与《诗经》所反映的西周田制的基本内容互相对照，会发现孟子说的与《诗经》中西周的田制有基本一致之处。如孟子认为西周田制分公田、私田，私田是农民被分与的份地，收获为农民私有，但必须首先在属于贵族的公田上进行无偿劳动作为回报，这就是传说的商、周所实行过的助法，也就是一种劳役地租。另外，孟子认为西周田制除了分公田、私田的助法外，有的地方还实行了彻法，就是所谓什一之税，西周是“助”、“彻”并行制。孟子的这些说法，在《诗经》里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可见有其史料价值，不能完全视为空想。

但是，在孟子的井田论中也确实有其理想的成分。因为孟子讲井田明确地说是为土地褊小的滕国要行仁政而提出的规划，不是专讲西周的历史。其中一定夹杂着适应滕国现实的色彩，并且孟子本人也说“此其大略也”，而且是可以“润泽”的。举其例子，如孟子说的“圭田”、“二十五亩”、“五十亩”、“井九百亩”、“八家皆私田百亩”等等，可能都是出于孟子理想的规划。因为在西周时代，“亩”字虽已出现，但尚无以“亩”作为计量单位的史实[1329]。“百亩之田”、“八口之家”均是战国时各国的常制，也是当时人常用的熟语。而西周时多以家族、宗族等“族”的集体组织为单位，八口之家或五口之家的小家庭可能在大的家族内部已出现，但还没有达到有代表性的单独地位。所以，孟子井田论中的上述这些部分，也不是西周的田制。

总之，孟子井田论的内涵，既含有西周田制零星的真实内容，也有战国时才出现的新的事实，以及孟子在田制上的理想构拟。所以，认为孟子的“井田论”完全反映了西周的田制，当然不正确；相反，若认为“井田论”完全是孟子的空想、是乌托邦，也是不够谨严的。

孟子“井田论”的内涵已如上述，仅此而已。孟子以后所出之书，如《周礼》之《地官·大司徒》、《地官·小司徒》、《地官·遂人》以及《考工记》、《穀梁传》[1330]，再后还有汉初韩婴的《韩诗外传》，班固的《汉书·食货志》，后汉末何休的《公羊解诂》等等，都在论述古之井田，愈说愈密而愈失其真。并且诸书之说也互相矛盾，因而近人怀疑其制为不可能，而从事于井田有无之争论。其实这些争论往往脱离开孟子的井田论而执后儒推衍之说，以资辩驳，与孟子的井田论毫无关系。所以，已有人提出应先就《孟子》本书推求其是否为一历史制度，抑其个人之理想，再与他书作比较，察其中所载周代田制是否相合，如此反复推求，或较有依据而免武断之弊也[1331]，这种建议是完全正确的。

四、西周为贵族土地所有制

（一）西周井田制既不能称为“农村公社”，也不是“土地国有”

我们相信西周有井田制，并且井田分“公田”和“私田”，其中的“私田”是直接生产者的份地，大部分史学家对此是承认的。但对“公田”的解释，目前意见尚未一致。按“公”字最初的含义为“公众”，与私相对应。随着时代的演变，公字的含义也会改变的。至少到西周时，“公”字的用法已有改变。比如《诗经》中的“公”字，除了“穆公”、“周公”、“公刘”一类人名外，其他如“公子”、“公侯”、“公姓”……也除外，“公”字的单独应用，有人统计后认为，“公”字是指一个地方的领袖或田主阶级，不作“公有”、“公众”、“公共”一类的解释[1332]。如《诗经》中的“公庭”、“公言”（《邶风·简兮》），“从公于狩”（《秦风·驷》），其中“公”字都是指贵族而言；另外如“公路”、“公行”、“公族”（《魏风·汾沮洳》），“公路”是贵族的大车，“公行”《毛诗》说：“从公之行也”，“公族”就是贵族；又如“夙夜在公”（《召南·小星》）、“敬尔在公”（《周颂·臣工》）系指公侯之事。“公”、“私”二字对举的，除《小雅·大田》外，还有《豳风·七月》：“言私其，献豜于公”，这个“公”字也不能解释为“公众”或“公有”，乃指“公族”或贵族而言。

既然《诗经》中的“公”字大都作“贵族”、“统治阶级”或“官”解释，没有一条可以解作“公有”，那么，我们说《诗经》所写的井田制的“公田”，并不是“公众集体所有”，而是“官田”，是直接属于贵族的田，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贵族私有的田地而名“公田”，一直到汉代犹然。六国以来强宗大族的土地，从汉初至汉武帝时代都陆续入于天子之手，而称之为“公田”。《汉书·食货志》上说武帝末年，赵过为代田法，令“田三辅公田”。《汉书·赵充国传》：“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汉武帝曾以“公田”百顷赐其姊[1333]。汉宣帝曾对流民“假公田，贷种食”[1334]。这种名为“公田”的土地，都很明显的绝对不是“公众集体所有的田”。

还有一点也可以证明西周的“公田”不是属于直接生产者集体所有：当农民在“公田”上耕作时，统治阶级派农官在旁边进行监督（见《国语·周语》）。在农官的监督之下，于是“民用莫不震动，恪恭于农，修其疆畔，日服其镈，不解于时”（《周语》）。这种农官有的称为“田畯”（见《诗经》的《甫田》、《大田》、《七月》），有的称为“司徒”或“司土”（见金文《牧簋》、《散氏盘》等器）。假如“公田”为农民集体所有，就用不着统治者派许多农官来监督了。

总之，西周的土地已经为贵族所私有，井田制中的“公田”是统治阶级或贵族们的私有地，绝对不是直接生产者们集体所有[1335]。

近年来，大多数史学家都异口同声地说西周井田制中的“公田”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农村公社”农民集体的公有地，于是有的把西周的井田制说成是“古代东方奴隶制社会”的“土田国有”或“集体土地所有”，是“农村公社所掌握的土地制度”[1336]；有的说是“‘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所形成的公有土地财产与私有土地财产的对立的形态”[1337]。

实际上，西周的“井田制”虽然形式上还存有“农村公社”的外壳，但本质内涵上已经起了变化，已不是真正的“农村公社”了。因为“农村公社”的主要特征，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必须具备“公”与“私”的二重性。氏族社会时的“公社”只有公有，尚未出现私有，而“农村公社”是从公有制到私有制这一过渡阶段产生的过渡性质的共同体。所以，它包含真正的公众集体所公有和真正的私有两种成分。但到西周真正的“公有”消失了，已经不是真正的农村公社了。再以农村公社的理论论证西周历史，便完全失去了意义。

还有一些史学家尽管对西周的社会性质有着意见分歧，但对于西周的土地制度，他们都认为是土地国有制，认为西周的井田制就是土地国有制。我们觉得这种看法也是可以商榷的。

土地所有制是土地归谁所有的问题，是属于生产关系的问题，它和“国家主权”是有严格区别的。国家主权远远高于土地所有权，而土地所有权则只限于生产关系。

有人认为西周井田制的土地不能买卖，这就是土地国有制的一个特征。

土地国有制是全国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土地当然不能允许被任何人买卖。但是，我们不能倒过来说，凡是不能买卖的土地，便一定是土地国有。例如西周，天下的土地最高主权属于周天子。领土这样大，当时实行分封制度，分封给亲属子弟和有汗马之劳的功臣们。这些被封的大贵族建立了一些封国如鲁、齐等。这些封国之君也同样地向其下属一级一级地分封下去，自然就构成各级领主贵族的土地所有者。在理论上说，土地是上级分封的，当然也可以由上级收回。因此，就不会出现买卖现象。欧洲中世纪如法兰克的领主，对于自己的封地，自9世纪后叶起可以世袭，但仍不能买卖转让。这与我国春秋中期以前的“田里不粥”是相同的。虽然土地不能买卖，但不失其为领主贵族土地私有制。

又有人认为西周的井田制是地租与课税合而为一，这是土地国有制的第二个特征。西周确是地租与课税合而为一，问题在于这未必是土地国有制的特征。土地国有制的特征是地主与国家的合一，而不是单单地租与课税的合一。地租与课税的合一，是由于地主与国家合而为一的结果。因为地主与国家的合一，必然使得两者的剥削方式——地租与课税也合起来；反过来，地租与课税合一，不见得地主与国家也一定合而为一。如在西周地租和课税是合一的，但是在全国各级领主的耕地上，这种地租和课税的占有者，不是与地主合而为一的国家政府，也不是周天子，而是分散在各地的各级领主贵族。西周政府只作为最大的领主，直接剥削耕种首都附近土地的那部分农民，绝对没有向全国各诸侯领地上的农民进行直接的地租剥削的史实。既然占有全国耕地的课税与地租者，不是与地主合一的国家，那怎么能说是土地国有制呢？所以，从封建剥削关系上看，从土地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直接关系上看，西周是封建领主贵族土地所有制，而不是土地国有制。

认为西周是土地国有制的第三个论据，就是认为西周井田制的土地掌握在农村公社手中。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如上述已经辨明。

总之，所谓“西周土地国有制”的论述，经不起具体的分析和史实的验证，所以，西周也就不会是土地国有制[1338]。一句话，西周井田制既不能称为“农村公社”，也不是“土地国有”，而应当是贵族土地所有制。

（二）西周的“藉”、“助”是劳役地租

西周井田制的土地分为“公田”和“私田”两种。“私田”是授予农民的份地，收获归农民私有。不过，领“私田”的农民必须在领主的“公田”上无报偿地服一定天数的劳役。“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孟子》）。耕完“公田”，才得归耕“私田”。“公田”既是由农民助耕，所以孟子说：“惟助为有公田。”又因为是借民力而耕，所以孟子又说：“助者藉也。”可见“井田制”实是各级领主对其下的农民的一种“劳役地租”的剥削形态。马克思曾指出封建社会的农民被榨取的情况，与此相类似。他说：

直接生产者以每周的一部分……用在实际上属于他的土地上面，并以每周的别几日，在地主的土地上，无代价地为地主劳动……直接生产者为自己作的劳动，和他为地主作的劳动，在空间和时间上，都还是分开的。[1339]

这不是和井田制基本上相同吗？

按西欧封建社会的地租形态，一般有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其中第一、第二两种是封建生产方式的最大特征。马克思把这三种地租视为封建地租发展中的三个递进阶段，而劳役地租是最简单、最原始的地租形态。足见“井田制”应该是初期封建社会的产物。所以，劳役地租是贵族土地所有制对农民的剥削形式。

（三）西周土地制度是“彻”与“助”并行兼“贮”的制度

西周确曾实行过分公田、私田的井田制度。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西周的全部土地都是实行这种制度。其实在实行井田制的同时，在另一地区还实行着一种非井田制度。孟子说：“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又说：“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这是说周人有“彻”与“助”两种制度。下面接着又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把“野”和“国中”很清楚地分为两种制度。助或藉是一种借民力助耕公田，用劳役地租剥削的井田制度，实行在较远的“野”中；另一种则是抽十分之一税的彻法。赵岐注《孟子·滕文公上》：“彻，犹人彻取物也。”（此据阮元据宋本所校）《毛诗·豳风·鸱鸮》：“彻，剥也。”足见“彻”是通量土地之所入而取之于民，与借耕代赋之井田不同。这种制度，实行于较近的“国中”。这两种制度不能混而一之。

历来讲井田制的人，往往把这两种制度误认为是一种，其中也包括一些过去的注疏家，把两种制度强合为一，并多有附会，往往自相矛盾。因为“九一而助”的井田，显然不得称为抽十分之一的税。从领主方面讲或在农民的立场而言，都是九分之一，亦即百分之十一强；把“九一而助”附会成是什一之税，实在是牵强之至。

其实，汉代郑玄在注释《考工记》时，已清楚地告诉我们：“周制，畿内用夏之贡法，税夫，无公田；邦国，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税夫。”这就是说，西周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的“助”法与“什一之税”的“彻”两种不同的制度在不同的地区并行。

西周贵族领主剥削农民，除了“助”、“彻”之法外，还有一种“贮”的剥削。这是由于周克商后，推行分封制引起的。分封制使各级贵族从上到下一级级地赏赐其下级，变成为一个隶属一个的土地多级所有主。

这样构成的土地占有关系，是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的必要条件。在理论上说，任何土地都变成一个隶属一个的多级所有，而最高的所有主是周天子。因此，当时人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340]。这样，也就势必造成“田里不粥”[1341]了。

这种土地所有制的等级性质，是阶梯式的，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有上下级的臣属关系，下级对上级是以负担一定的义务为条件的。这种义务是矢忠服从、供应赋役、听其政教号令。如果违反了这些条件，就算是非法。西周金文中有关“锡田”后必须负担“贮”，就属于下级对“锡田”的上级所负担的一种贡纳义务。

金文中的“贮”，过去金文家的解释异说纷纭，有释“予”、释“奴隶”、释“田价”、释“田租”，或说是土地出租等等。这些说法，对金文中的“贮”，有的似乎可以通读一两处，但都不能贯通金文中所有的铭文。

笔者过去对金文中的“贮”也作过一些研究，认为“贮”实际就是下级对授给他田的上级负担的贡纳义务。如《卫盉》铭文说，周共王三年矩伯庶人赐其下级裘卫十田，裘卫以值八十朋的瑾璋作为贡纳（贮）献给矩伯。矩伯又赐他三田，裘卫又以值二十朋的礼物作为贡赋（贮）献给矩伯。又如共王时的《格伯簋》说的是格伯赐给倗生三十田，而倗生用四匹良马作为贡赋献格伯[1342]。这种赐田邑是国家的政治制度所规定的，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所以，赐田的仪式上往往是在周室的执政大臣主持下进行的。受田邑的一方如果不履行对赐田者的赋役或贡纳义务，赐田者可以向上级控告。这类事件在金文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如周厉王时器《攸从鼎》上就是一篇因不履行租赋义务而酿成诉讼的铭文。

从金文中所透露的一些赐田事例看，受田者必须履行贡纳义务，而“贮”是贡纳义务中的一项。另外还有“积”（《沈子簋》、《兮甲盘》）、“且”（《攸从鼎》）等等。其具体内容虽然不一样，但性质是相同的。《周礼》说，诸侯向天子纳贡有九个不同的品种：祀贡、嫔贡、器贡、币贡、材贡、货贡、服贡、斿贡和物贡[1343]。低级贵族间贡纳的品种当然不会这么复杂，有的只有几种，最少的或许只有“贮”一项。

总之，“贮”就是受田的下级向赐田的上级履行的封建贡纳义务。在西周的土地制度上，这也是对农民的一种很重的剥削[1344]。

五、西周“仆庸土田”和“民”的身份问题

古文献中把西周时的生产劳动者称为“仆庸土田”、“民”、“庶民”或“庶人”。这种人在当时属什么身份？他们在生产劳动中处在什么地位？表面看来，似乎无关紧要。其实这不仅是一个字、一个词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古史研究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历史唯物论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归根到底生产力决定一切社会关系、决定社会的性质和社会的发展。而生产力包括生产工具和从事生产的人，而且人是最主要的。所以，在任何时代从事生产的人，都是社会发展的源泉和最终的决定力量。西周时的“仆庸土田”、“民”就是当时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因而，若把他们的身份彻底搞清，许多有争辩的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对“民”的身份，据很有影响的说法是西周的“民”是奴隶[1345]，自然就把西周说成奴隶社会了。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

下面首先谈“仆庸土田”这种农业劳动者。

（一）“仆庸土田”问题

古文献中“仆庸土田”四字是先秦成语，四字连读是一个词，不能分开。分开后，其意义可能就不同了。这个成语，现在我们所掌握的有以下几处：

（1）西周晚期器《琱生簋》：“仆庸土田”。

（2）《诗经·鲁颂·閟宫》：“土田附庸”。

（3）《左传》定公四年：“土田陪敦”。

其中仆、附、陪三字的读音只轻唇、重唇之不同，因“古无轻唇音”（钱大昕说），古时轻唇也读重唇音，三字自可通用。至于“敦”字，与“庸”字之古文字形体相近，可能是“庸”字的误释（王国维说）。所以，三处的记载是相同的一个词。

这四个字的成语经过古今学者——自孙诒让、王国维、郭沫若至最近的杨宽、斯维至等等——的研究，各有新建，已经大致搞清楚了。“仆庸土田”，简单地说就是：附着于“土田”上的“庸”人，也就是指附着于农田上的农业劳动者，是古代一种特殊农业身份的人（有时也指附有这种庸人的土地）。如果只说“庸”，可能是指这种“仆庸土地”的人，也可能是指别的农业身份的人。如《诗经·小雅·崧高》：“因是谢人，以作尔庸”，这个“庸”可能就是指“仆庸土田”的“庸”。这是因为申侯的新封国在“谢”，谢人除被迫逃亡者外，留下的就成为申侯的“土田附庸”了。《诗经·小雅·韩奕》：“因时（是）百蛮”、“实墉实壑”，大概是指把“百蛮”中的“追”、“貊”征服以后，其一部分成了韩侯的“土田附庸”。斯维至先生说：“我因此联想到《左传》定公四年‘因商奄之民’也应如此解释，就是说，周公东征，当地的商奄之民一部分被征服，成为鲁国的附庸。”并说，《鲁颂·閟宫》“锡之山川，土田附庸”与《左传》定公四年传“因商奄之民”，正可以互相补充[1346]。斯先生这段话，很有启发性。《诗经·小雅·崧高》“以作尔庸”的谢人和《诗经·韩奕》“实墉”的被征服的“百蛮”，都成为征服者的“土田附庸”这种农业劳动者了。

但是，只说一个“庸”字，还可能指其他身份的农业劳动者。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家贫，无以妻之，傭未及反。”《外储说左上》：“夫卖庸而播耕者……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这里说的“傭”、“卖庸”、“庸客”等，是指“雇农”，不卖的庸，当然是指一般农民。《汉书·匡衡传》说匡衡“家贫，傭作以供资用”。《后汉书·第五访传》说，第五访“少孤贫，常傭耕以养兄嫂”。这些“庸”、“傭”都是指一般的农业劳动，与“仆庸土田”这种特殊身份的人毫不相干。

“仆庸土田”这种农业劳动者，到底是一种什么身份？我们同意斯维至先生的研究，他根据“附庸”一词的历史来源及其演变，认为这种人“决不是一无所有，只是会说话的工具”。“他们绝对不是奴隶。”又说：“附庸大概是低于庶人（平民），而略高于皂隶（奴隶）的等级。”[1347]笔者认为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按《国语·晋语二》中说到一种农民叫“隶农”，这种“隶农”，“虽获沃田而勤易之，将不克飨，为人而已”。这种农民虽有“沃田”耕种，但自己不能享受，完全是为别人。这很近似上面我们所说的“土田附庸”一类的农民。

（二）西周“民”的身份

西周社会以农业经济为重心，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了。我们分析当时的“民”、“庶人”、“庶民”的身份，自然首先要看看他们与农业生产的关系，他们是否为农业的生产劳动者。

《诗经》中有两处记载较为明确：

……是生后稷，降之百福……奄有下国，俾民稼穑，有稷有黍，有稻有秬。（《鲁颂·閟宫》）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负之。（《小雅·小宛》）

这是西周或春秋时人的记载，认为“民”或“庶民”是从事农业生产的。稍后的文献《国语》、《左传》等谈到春秋以前的“民”时，都一致说他们是农业的主要生产劳动者。如《国语》记载的周宣王时虢文公的话：

夫民之事在农……及籍，后稷监之，膳夫农正陈籍礼，太史赞王，王敬从之，王耕一，班三之，庶民终于千亩……民用莫不震动，恪恭于农，修其疆畔，日服其镈，不解于时。（《国语·周语上》）

这里说“民”、“庶民”的职业就是务农，而周王籍田的农业生产，主要是依靠他们的劳动。

根据上面所引的文献材料，西周时的“民”、“庶民”是农业生产者，并且是农业的主要生产劳动者。

下面我们要进一步分析他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样的劳动者？是奴隶还是农奴？

西周时的阶级结构是很复杂的，春秋时的师旷曾说：“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左传》襄公十四年）春秋晋国赵简子誓师时说，“人臣隶圉”立了军功，可以免其奴隶身份，得到自由；而“庶人、工商”立了军功，则可以“遂”（《左传》哀公二年赵简子语）。所谓“遂”，有人解释为“遂得自由”，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这就与“人臣隶圉免”的“免”完全相同，又何必分开说呢？晋杜预注：“得遂进仕”，应是正确的。在春秋时“庶人”立了军功可以做官，其身份就决不会是奴隶。这些虽然都是春秋时人说的春秋时的情况，但是，这些复杂的阶层、阶级，可能与西周是一致的，因为西周和春秋之间没有经历大的社会变动。

为了证实我们的看法，还是引用西周人记录的史料更有说服力。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西周时代的史料，只有《诗经》、《尚书》和西周的部分铜器铭文。

首先看看《诗经》中的“民”：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大雅·生民》）

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大雅·緜》）

上面这两首诗，都是周人自述其祖先兴起的历史，其所指的“民”为周人，当时“民”字若是代表下等奴隶，他们决不会将当时被认为极“卑贱”的名词加在其祖先的头上。

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大雅·板》）

民虽靡，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小雅·小旻》）

这两首诗中的“先民”、“民”是指古之圣贤，或有聪明才智的哲人，把“民”解作奴隶是讲不通的。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大雅·荡》）

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大雅·板》）

这两首诗都是以上帝与下民对举，天地之大，万物之众，只有上帝和“民”两者为主。这个“民”怎么能说成是奴隶呢？《诗经·大雅·烝民》说：“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这是说“民”有美德，如何能说是奴隶？

《诗经·小雅·正月》说：“民之无辜，并其臣仆”，臣仆是奴隶，“民”与之分言，则“民”决不能再解成奴隶。

《诗经》中的“民”，没有一个能确证其为奴隶。下面再看看《尚书》。西周人所写的几篇中有许多关于“民”的记录（仅限于今文，伪古文除外），也同样没有一处能说明“民”是奴隶。由于篇幅的限制，不能把这些材料全部罗列出来，只能挑选其中少数文句作为例证。

《尚书·无逸》：“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这里的“保惠于庶民”与《周书》逸文谓文王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国语·楚语上》左史倚相引《周书》）相同。《释诂》解“惠”是“爱也”。这就是说文王的爱施于“庶民”，与“怀保小民”含义差不多。“庶民”也好，“小民”也好，一个君王对待奴隶，决不会一则曰“保惠”，再则曰“怀保”的。

《尚书·大诰》：“今蠢，今翼日，民献有十夫……”郭沫若先生谓此“民献”即是金文中的“人鬲”，是奴隶[1348]。可是，我们从《大诰》上下文看，“民献”指的是扶翼武王完成文武功业的贤臣，即《左传》昭公二十四年所引《大誓》：“余有乱臣十人”，《论语·泰伯》“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中的“乱臣”。“乱”训为“治”，“乱臣十人”即治理国家有功的贤臣十人。所以，《大诰》的“民献”非但不是奴隶，而且也不是一般平民，实际上是属于上层的统治阶级。

《尚书·召诰》：“呜呼！天亦哀于四方民。”这是说上天对“民”也哀怜。《尚书·多士》：“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为，惟天明畏。”意思是说上天和下民息息相关，天命无可见，当验之于下民的所作所为。“民”的作用如此之大，决不像奴隶。《尚书·酒诰》更明确地说：“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你看，统治阶级居然提出，统治者应当以“民”作为镜子，来检查自己。用“民”作鉴戒，这个“民”怎么可能是奴隶呢？

尤其应当注意的是，西周时人的观念，已经由商代人只重视“天”而发展至同时也注意重视“民”了。见《尚书》的《泰誓》逸文：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1349]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350]

天聪明自我民聪明。[1351]

这种几乎是以“民”为主的思想，若把“民”释为奴隶，说在奴隶社会的奴隶主，有以奴隶为主的思想，那才真成为笑谈了。

《尚书·高宗肜日》：“王司敬民，罔非天胤。”意思是说，“民”也是上天的儿子。奴隶社会的奴隶，被认为不是“人”，而是“畜牲”、是“会说话的工具”，决不可能认为他们和奴隶主一样，也是上天的后裔。主张西周是奴隶社会的郭沫若先生也看到《尚书》中这句话，他认为《高宗肜日》这句话不可信，说：“这无疑是经过后代儒家所润色。”[1352]当然，古代文献中确实有些字句是经过后代儒家所润色，但必须具有版本校勘学上的证据才有说服力。并且，《尚书》中关于“民”决非奴隶的记载那么多，我们不可能都说成是经后人窜改的吧！

古文献经过几千年的传抄，还可以说有被后人润色、粉饰的可能，但是西周的金文完全保存着当时文字的原样，绝对没有被后人窜改的可能。金文中有关“民”的记载和古文献完全一致，也很难理解为奴隶。下面我们略举几个例子，因为西周金文的文字奇古，印刷困难，只能摘引金文中简单的几句话，以资证明：

周恭王时器《牧簋》：“王若曰：牧，昔先王既令汝作司土……令汝辟百寮……乃多乱，不用先王作井（型），亦多虐庶民……”这是周王训诰牧，说他不应当背离先王的遗训，而虐用“庶民”。如果把庶民解成奴隶，就成了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主以虐用奴隶为诫，这是不可能的。

周厉王时器《大克鼎》铭文说：“克曰：穆穆文祖师华父……惠于万民……”这是克在叙述其祖先师华父能辅佐其君王，称颂其为王家尽力，赞许其对“万民”有恩惠。在奴隶社会时决不会颂扬对奴隶有恩惠的。

另外还有周宣王时器《毛公鼎》，说到周王命令毛公施政不要壅累“庶民”，不要鱼肉鳏寡。铭文的含义与《尚书·无逸》“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怀保小民，惠鲜鳏寡”极相似。周王这样谆谆告诫以保护庶民，以不能过分劳累庶民为诫，则“庶民”决非奴隶。并且在《毛公鼎》铭文中，“庶民”对其上级是负有“贮”这种赋税负担的，也不像是奴隶。因为奴隶的劳动成果全部为奴隶主所占有，哪里会谈到什么赋税的负担问题呢？

从上面我们所引的文献和金文可以看出，西周时的“民”、“庶民”：第一，他们是当时社会上力于农耕的主要生产劳动者；第二，他们有为自己劳动的时间和自己的私有经济；第三，当时人说到“民”时，常与奴隶分言。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西周时“民”的身份不是奴隶[1353]。

第三节　西周的手工业、商业

一、西周的手工业

谈到周人的手工业，尤其是青铜器手工业，在周武王灭商之前，可能尚无基础，因为从考古学上看，很少发现周武王以前的青铜器。在武王、周公对商王朝的两次东征中，周人不但缴获了青铜器及其他宝器，更重要的是周人不仅占有了商王朝的手工业资源和设备，而且俘获许多有熟练技术的手工业工人。此后，西周的青铜器手工业才很快地发展起来。

《左传》定公四年传称，武王克商，曾分给鲁公以商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等；又分给康叔以商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等。后来注释家认为这十三族中，至少有九族是从事专业手工业的工人氏族。如索氏大概即绳工氏族，长勺氏、尾勺氏即酒器工氏族，陶氏即陶工氏族，施氏即旗工氏族，繁氏即马缨工氏族，锜氏即锉刀工或釜工氏族，樊氏应即篱笆工氏族，终葵氏即椎工氏族等。这些氏族手工业者，保持着“族居”。《考工记》郑玄注中说，古时有“以其事名官”和“以氏名官”，从事什么手工业就名什么氏族。汉人去古虽已远，但总还了解些西周时的情况。因为西周时这种“氏族工业”有很多品种，故称为“百工”，其氏族领袖自然就成了“工官”，替统治阶级服务。

从上面所述也可知道西周的手工业已有复杂的分工，大体上说已有：青铜器业、陶瓷业、玉石业、骨角业、皮革业、麻丝业等等。下面首先谈一下青铜器手工业。

（一）西周的青铜器手工业

周初的青铜器手工业的工人，大都是从商王朝俘虏来的手工业奴隶。所以，周初的青铜器制造，基本上因袭了商代的传统作风，器形、花纹和品种都与商代类似。到康王以后，西周的青铜器才显示出周人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西周的青铜器手工业较商代在某些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据学者们研究，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西周青铜器手工业分布之广是商代所不能比拟的。周王朝和各地方诸侯国，都拥有数量不等的青铜器作坊。因而青铜器作坊也就分布在周王朝分封于全国的各区域，并且出现了一些地方色彩。

第二，据有人统计，西周的青铜器数量远远超过了商代。在田野考古上，一些窖藏动辄数十器、百余器，而大型墓葬遗址，如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礼器即达180件，工具、武器、车马饰件相加总数多至五千余件，数量增加是西周青铜器手工业的特色。并且在器物类型上也有新的发展变化，如方彝、卣、斝、觚、爵等酒器逐渐减少，出现了不少新器物，如钟、镈等乐器，簠、盨等食器，戟、剑等兵器，都是过去没有的。器物的花纹也从繁缛而趋简易，具有朴素和实用的特色。

第三，西周青铜器的铭文内容广泛，字数较商代大大增多。商代的青铜器一般都没有铭文，有的只有一个族徽，有文字的也仅一两字，最多也就是十几个或几十个字，超过一百字的很少。但西周青铜器的铭文，很多都是洋洋洒洒，动辄数百字。宣王时的《毛公鼎》铭文长达497个字，不亚于一篇难得的西周古文献[1354]。铭文字数的增多也反映了制作技术的进步。还有一些“契约”性质的铭文，这反映了青铜器不仅限于仪礼的目的，也有社会功用的目的了。

（二）陶瓷业

西周的制陶手工业，已有不少考古资料阐明了其发展的水平。以沣西张家坡遗址中的陶器为例，它分为早、晚两期，约与西周的前期、后期相应。早期的陶器以红色粗泥陶片为多，纹饰有雷纹、回纹、重圈纹、S形纹等印纹，亦常见红色或黑色磨光陶片；晚期的则素面片大增，磨光片不见。器型早期多尊、簋而无盂，晚期则常见盂。圈足豆在早期虽有但少，晚期则多细柄浅盘豆[1355]。张家坡制陶工场，陶窑的规模不大，火膛挖在地面以下，有烟囱和窑底相连。至于制坯过程，西周的技术发展方向，在早期采用轮模合制，进到中期以后多采用快轮法，产品也趋于规格化。

下面谈一下西周的“原始瓷器”。

瓷器是用瓷土烧制的。陶工制陶，必挖陶土。陶土在地下，到处皆是。但有些地方的陶土色较白，质较细，烧出的陶器和一般陶土所烧制的色、质不同，这便是瓷器的萌芽。所以，这种纯粹、色白、质细的陶土，特称之为“瓷土”，以产于江西浮梁县高岭地方者为最佳，故也叫高岭土。中国瓷土的分布，多在长江以南的江西、安徽等地方。北方张家坡遗址发掘所见的瓷豆、瓷罐（见《考古》1959年第10期第524页），也可能是从南方交换转入的。安徽屯溪两个西周墓出土了釉陶碗、盂、豆、尊、盉、盘、罐等71件，与张家坡遗址所出的釉陶瓷是一样的。专家经化学分析并作烧制、显微结构、X射线分析等鉴定，认为张家坡遗址所出的釉陶瓷碎片表面有青色或黄绿色的釉，烧成温度已达到摄氏1200度左右，硬度高、吸水性很弱，已接近瓷器[1356]。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原始瓷器。这个结论目前还未取得一致，有人称之为“釉陶”[1357]。

（三）玉、石业，骨、角业，竹木业

玉、石业　玉器之被人注意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末期，玉质之天然美质使当时的氏族首领深为爱好。到商、周时，统治阶级对玉器尤为重视。传说“商王纣取天智玉琰身厚以自焚——焚玉四千——几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汲冢周书·世俘解》）。可见商人制玉数量之大。而周人对玉器更为重视。因为玉除了赏玩之外，又增加了迷信的色彩。他们常以玉赂神，求福免灾，甚至有人以为服之可长生。当然最普遍的还是为了装饰，爱把美玉佩带在身上，即所谓“佩玉”。见于《诗经》的，如《诗经·郑风·女曰鸡鸣》：“知子之来，杂佩以赠之”；《诗经·郑风·有女同车》：“将翱将翔，佩玉将将”；《诗经·小雅·采芑》：“方叔率止……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玱葱珩”。当时的将帅或美女，无不佩玉。玉饰的需求多，必然会有大批制造玉饰的作坊。近年来田野考古发现了许多玉器作坊遗址，如在凤雏、召陈两个大型建筑遗址附近，分布了许多各类作坊，其中就有玉器作坊遗址。见之于一些有关的考古报告中。

说到制石业，虽然历史悠久，但因石制品多重实用，朴素无华，很少有精工细琢的艺术品。除了少数石磬、石鸮外，只有唐时才在陕西凤翔府荒野中发现的岐阳石鼓十个。经唐诗人韦应物、韩愈等作《石鼓歌》表彰之，始显于世。石鼓因形似鼓，故俗以鼓名。每石周壁各刻诗一章，共存残字四百六十余，篆刻工整，辞句古雅。刻石年代，学者意见有分歧。我们认为《石鼓文》可能与《诗经》的《大雅》、《小雅》时代相近，大概是西周末到春秋前期的秦刻石。

骨、角业　骨、角器也是周人生活中重要的器用，如当时人不论男女贵贱，每人头上必有簪发用的骨笄一至数支。其顶端往往雕刻着装饰花纹。由于用者多，所以制造的数量最大。骨镞是一箭射发不复返之物，所以用量、制造量也大。其他如骨锥、骨针、骨铲、骨梳等等，在田野考古遗址中均多有发现。至于角器不如骨器多，那是因为以牛角、羊角、鹿角为原料，角比骨的硬度大，制造雕刻较难，往往用作装饰品，或作良弓用。《诗经·小雅·角弓》就有“骍骍角弓，翩其反矣”。

制造骨器的作坊遗址，在沣西曹家寨和张家坡都有发现。在张家坡的西周早期骨器作坊，发现了大量骨、角镞半成品和鹿角、兽骨，以及砺石等。从这些遗物中可以推知，当时制造骨器大体要经过选料、裁材、制成半成品、然后在砺石上细磨几个工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成品和半成品，只有镞和笄两种，说明当时制骨业的内部已有一定的分工[1358]。

竹木业　古人需要的器物最多的是竹木器。这种器具原料多，制作易，技巧精，古人器用的大部分，当首推木器。惟木器易腐朽，流传不易，而由文献证之，木工所占比重远较金、玉、石、骨为大。战国时文献《考工记》所述30类工种中，攻木之工就有7种之多，包括建筑业、车工业、兵器业和用器业四大类。其中建筑业的规模最大，从田野考古发现的遗迹可推想。如岐山凤雏村出土的大型建筑，可能是西周早期的遗存。离凤雏村遗址2公里多的扶风召陈村，也出土了一群大型建筑基址，是王室宫殿，年代为西周中晚期[1359]。车工业是有关战阵和交通的车的制造，以木工为主，还须有青铜工、革工、玉工等互相配合，才能造成。周代车的造型，可以从西周很多车马坑的遗迹中了解得很清楚，已详各考古发掘报告中，此不赘述。

（四）纺织业

在陕西长安沣西张家坡遗址中，曾发现大量的陶纺轮和少量的石、骨纺轮，这反映了当时的纺织是一种重要的手工业。

西周的纺织业，主要是麻纺织和丝纺织。

中国古代没有棉花，织布用的线主要是麻。所以一般所谓布，都是指麻布。庶民因穿麻布衣裳，因而称为“布衣”（贵族衣帛）。布因为群众的需要，当时制作必多。西周的纺织品遗物或遗痕，往往在大小贵族的墓中得到发现。例如陕西泾阳高家堡西周早期墓葬中曾发现了麻布[1360]。河南浚县辛村第一号墓的椁顶上也发现了麻布数片[1361]。

丝纺织从来是中国独步于世界的手工业。西周的丝纺织是在商代成就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的。在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中期墓中发现一批有关蚕、丝的实物和遗痕[1362]，有的贴附在铜器上，有的压附在淤土上，为研究西周丝织和刺绣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丝织品见于古文献的有“锦”，锦是染丝而织成具有文彩的丝织品。《诗经·小雅·巷伯》：“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另外，“锦衣”（《终南》）、“锦衾”（《葛生》）、“衣锦”（《丰》、《硕人》）等均见之于《诗经》。这反映了丝织品在贵族阶层是很普遍的。

（五）论“百工”的身份及民间手工业

前面说的西周手工业，都是指西周官府所经营的。因为品种多、分工细，于是分门别类，而有“百工”之称。“百工”实含有这群专业工人的“工头”和“工人”。关于他们的身份地位问题，金文中《令彝》：“明公朝至于成周，出令，舍三事令，及卿事寮，及诸尹，及里君，及百工，及诸侯……”此“百工”列在“里君”（小地方官）与诸侯之间，则其是指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头”，所以列入了统治阶级的工官行列。而《伊簋》：“命伊□官司康宫王臣妾，百工。”《师簋》：“□司我西、东仆驭、百工、牧、臣妾。”则又将“百工”与仆驭、臣妾等并列，可见这里的“百工”不是指其工头，而是指工人。他们既然与奴隶身份的人并举，足见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但又由于他们与真正奴隶身份的人分列，则“百工”又非奴隶。《尚书·酒诰》说商的工人“湎于酒”者，得到“勿庸杀之，姑惟教之”的特别待遇，可见他们不会是奴隶身份。所以，现代学者认为“百工”这些手工业者多是“自由人”，但其社会地位较低于普通的“庶民”[1363]。

“百工”手工业在产量和质量上代表了西周时期主要的手工业的发展水平。其主持经营者虽然是官府，但主要还是依靠“百工”这些专业劳动者。下面我们要谈的是与官府无关的民间手工业。

西周的民间手工业主要是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纺织业，而家庭纺织业又多是由家庭妇女担任的。中国几千年的农村社会“男耕女织”的情况，可能早在西周已普遍形成了[1364]。

当时妇女纺织劳动的情形，《诗经》中已有不少记载，我们且引一些有关的诗句以见一斑：

葛之覃兮……是刈是濩，为为绤。（《周南·葛覃》）

不绩其麻，市也婆娑。（《陈风·东门之枌》）

女执懿筐……爰求柔桑……蚕月条桑……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取彼狐狸，为公子裘。（《豳风·七月》）

小东大东，杼柚其空。（《小雅·大东》）

从这些诗句里可以看出，妇女是从事纺织工作的，但是她们的劳动成果大部分作为“贮”献给了统治者，就连她们所制的染色纺织品也是“为公子裳”，男子们打猎得到狐狸，也把皮交给妻女，去替“公子”制“裘”。

《诗经·豳风·七月》谈到农民“无衣无褐，何以卒岁？”这里可以御寒的“褐”是什么？郑《笺》说：“褐，毛布也。”可见褐是毛织品。不过古代的毛织物色泽暗淡，手感粗糙，远不如麻、丝光泽细软，所以褐遂沦为劳动人民的专用衣料。褐既不见重于贵族，官府中制作的自然也少。但褐却成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御冬之物，所以才出现于诗歌中。褐既为广大人民所需要，褐的纺织必为农村妇女手工业之一。

二、西周的商业

商王朝时商业本来已有萌芽，但到西周却未能持续发展下去，这是由于周人自远祖后稷以来即是重农业的民族，克商后对商遗经营商贾虽不禁止，但仍认为是贱事，艺黍稷才是务本（参见《尚书·酒诰》）。以此形成了“本农末商”的风尚。这就是西周的商业反不如商代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周时的商人也和手工业者“百工”一样，是隶属于官府的，也就是所谓“工商食官”（《国语·晋语四》）。这种商人的身份自然和百工一样低于一般庶民，但亦决非是奴隶。

西周的商人是专为贵族服务的，但这时似乎也有一些自由商业的萌芽，就是《尚书·酒诰》所说的一部分商遗在周人允许下，“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国语·郑语》也载，周宣王时有制造“弧箕服”而自行出卖的夫妻二人，这大概是民间的自由商人。民间的近地交换，仍通行以物易物的方式。《诗经·小雅·小宛》说“握粟出卜”，《诗经·卫风·氓》说“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就是用布、丝与粟等物互相交换，以通有无。这种“以通有无”的交换行为不是为了获取利润，完全是为了各人生活的需要才交换，那时还没有货币作媒介。所以这只是“商业”的先行阶段，俟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货币”后，才算正式的“商业”。

远地交换的自由商人，在西周初期多半是商代遗民为保证生活不得不去干，在周人眼中，商代遗民是被征服者，从事商业是贱事；周人以征服者自居，从来是从事农业的，农业是比较高贵的人从事的职业，周人对商业和从事商业的人是瞧不起的（因为从事远地商业活动的人多半是商族人，因而相沿称呼做买卖的人为“商人”）。西周初期商业暗淡，从事商业活动者历尽艰辛。到西周末年，商人由于获利较丰，逐渐富裕起来，以其资财甚至可以与贵族“分庭抗礼”，以致连贵族都羡慕商业这种行业了，《诗经》上说“如贾三倍，君子是识”（《大雅·瞻卬》），做买卖可以获利三倍，君子这种贵族也注意上了。西周晚期商人的地位渐渐上升，周厉王因学专利而被逐，西周末年郑桓公东迁时，也不得不与商人相约“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而共处之”，且与之订了“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1365]的盟誓，商人渐渐被周人看得起了。

西周晚期商业在缓慢发展，货币这种商业的媒介物，渐渐显示出其重要性。最初的货币是海贝，是由商人从远地贸易中得来的。那时贝是珍贵物，西周金文中即有“锡贝”的记录，少的“锡贝五朋”（《尊》）或“十朋”（《令簋》、《旅鼎》），多的锡贝“廿朋”（如《效卣》、《匽侯旨彝》）或“卅朋”（《剌鼎》）、“五十朋”（《小臣静彝》）。《诗经·小雅·菁菁者莪》有“既见君子，锡我百朋”，郑《笺》云：“古者货贝，五贝为朋。”“五十朋”、“百朋”这样的数目就相当大了，意味着西周晚期商人与滨海地区贸易的数额渐大，这是商业发展了的现象。

因为海贝光彩夺目，西周人一方面常用来作装饰品，另一方面可能逐渐用来作为交换中的货币。

西周时代以“贝”为货币的证据，由郭宝钧先生首先提出来，他根据《易经·损卦》六五、《易经·益卦》六二皆有“或益之十朋之龟”的语句，说：“以十朋评龟价，是明明以朋贝来作计算物价的单位，非货币而何？”[1366]

西周的货币有“贝”已如上述，另外还有以“金”（铜）为货币的记载。铜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商品，同时担负着货币的职能。以铜为货币，是以“”为重量单位的。金文中屡见“锡金”若干“”的记载（见《禽簋》铭等）。《尚书·吕刑》载“赎刑”罚金以“锾”计，大概“锾”即“”。货价亦以“”计算（见《鼎》）。

货币的出现是商业发展的象征，足见西周晚期王畿一带商业已渐趋发达，商人的地位可能已相应地提高了。

上面说的以“贝”、“铜”为货币，是指贵族商业。至于乡间农民，对“贝”、“铜”则视为奢侈品，只具赏玩性，不具实用价值。民间的近地交换还是采用以物易物的方式，货币可能尚未出现，反映了民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

第四节　西周的社会性质

一、社会性质研究的重要意义

若想深入地了解西周的整个社会，必须先把当时的社会性质搞清楚。因为从社会结构或经济结构来研究任何一个具体的历史问题，必然要从有机联系的整体上去进行探索，只有这样才能深化对西周的具体历史问题的认识。马克思曾说过，深入到当时的社会性质的关键、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才能“找出深的秘密，找出最隐蔽的基础”[1367]。

社会性质是历史发展的具体的阶段性，因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不管社会生活的现象如何复杂，都可以研究出像生物学一样的准确科学，找出它的规律性。也只有弄清其规律性，才能利用历史发展的规律来供我们借鉴。若不清楚发展规律，社会发展的去向不明，历史的功用自然就受到限制。古人早已知道“历史”有借鉴作用，我们常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连司马光的书名《资治通鉴》都可以证明，古人早已了解一些发展规律，多少能起到一些“借鉴”的作用。

“社会性质”是社会发展某一阶段的性质，是社会发展规律的最重大的问题。我们若想深入研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应当首先知道是在历史发展的哪一阶段上，是在氏族社会、奴隶社会，还是在封建社会？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看法，随着不同的社会性质，可以产生很不相同的看法，甚至相反的结论。又如对西周时的周公、春秋时的孔子如何评价，如果对当时的社会性质搞不清楚，根本就无法评价了。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要历史地看问题，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阶段上。这里所说的历史阶段，就是指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或具体的社会性质。由此，便可以知道研究“社会性质”的重要意义了。

二、西周的社会性质问题何以长期不能解决

关于西周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辩，已经有几十年了，可是一直没有形成定论。过去笔者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学者感到争论各方所根据的资料和理论，总是那几个，说来说去，似乎各有道理，谁也不能说服谁，问题得不到解决。要想进一步深入下去，必须改弦易辙，别辟蹊径。”[1368]比如主张西周是奴隶社会的学者，举出一两条有“民”字的古文献作为是奴隶的证据，可是古文献上还有大量的“民”字不能解为奴隶的例子。如果对“民”不作彻底的综合性的专门研究，那就会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局面。又如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或各地区的社会结构、发展速度不可能整齐划一，如果我们对先秦各民族或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制度作出精确的结论，学者间对中国古史分期的分歧意见，或有可能得到部分的统一。再如西周井田制的“公田”，虽名为“公田”，实则已为各级贵族所掠夺，变成各级贵族的私有土地，不能以“农村公社”去解释井田制度的公田，即便是最大贵族的周天子，也只能直接剥削首都附近的那部分农民，绝对没有直接剥削全国各诸侯领地内农民的史实，这怎么会是“土地国有制”呢？另外，历史上任何一种社会其内部的经济成分都是很复杂的，往往是以一种经济为主，同时还并存着一些别的经济成分。也就是说，奴隶社会里是以奴隶经济为主的，同时也可能存在着部分的、少量的封建经济成分；同样，在封建社会里，封建经济固然已占支配地位，但往往还有部分的奴隶经济的成分继续存在。古今中外的社会，纯粹单一的经济是很少有的，往往都是几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而其中的一种占主要地位，决定着当时的社会性质。不作全部同类史实的彻底分析，不作各种经济成分轻重的比较，只抓住其中的一点即作结论，怎么能服人呢？

总结前一阶段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讨论的经验教训，觉得大家只作普通的综合性讨论，有关的问题都停留在表面上，争来争去，对问题的解决起不到很大作用。后来大家逐渐觉得，如能将与西周社会性质有关的一些具体问题，比如中国的农村公社问题，奴隶与农奴的区别问题，西周的土地制度问题，西周的“民”的身份问题等等，一一作为专题深入探讨，然后再作综合性的社会性质的论断，古史分期问题也许会较早地得到解决。

三、历史研究应从历史实际出发

历史研究有从历史实际出发，或从理论出发的问题。如果先从理论出发，从理论上讲商、周同是奴隶社会，周的农业生产劳动者“民”必然是奴隶。但是，我们将西周的古文献和金文中的“民”统统集中，对“民”字的含义作全面、具体的分析，所得的结果，可以说，没有一处能够说明他们确是奴隶[1369]。

这就使我们悟出一个道理，古史分期问题在长期争辩无结果的现阶段，如想再深一步去研究，应当从历史实际出发，那就是对西周一些在争辩中遇到的问题作专题研究，如果这些专题搞清楚了，西周的社会性质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四、西周社会形象的四大特点

我们今天要想讲明白西周是什么性质的社会，暂且不管到底是属于氏族社会、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而是首先从西周具体的经济出发，比如先把农业经济中的劳力的编制、生产工具与技术，土地制度中的“井田”、“贮田”、“藉、助、彻”三者的关系，“仆庸土田”等重大的经济问题讲清楚，那么，在读者的心目中，自然就会有一个具体的社会形象。其内容大概不外下面几个特点：

第一，西周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农业生产力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低，当时虽然还没有铁制农具，但在优越的黄土地带，又具有较进步的技术和劳动编制，用铜制农具，其农业生产力自然可以超过商代。

第二，西周井田制中的“公田”，不是“公有田”，不是“农村公社”的田，而是属于各级贵族的私有田，是贵族以劳役地租形式对农民进行剥削的田制。

第三，西周农业生产劳动者是“民”、“庶人”，这些人在当时还是被用作和土地一起被封赐、授予的对象，不似自由农，却很像“农奴”。

第四，“民”、“庶人”有为自己劳动的时间，有自己的私有经济；“民”、“庶人”常与奴隶分言，可见他们不似奴隶。

从以上这四个特点看，西周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的社会？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每个读者自然会得出大致相近的看法。如果再有不同的看法，那也许是对奴隶制或封建制在理论上的不同理解问题了。

第十五章　西周的衰微、灭亡

第一节　西周衰微始于何时

谚语云：“物极必反”、“日中则昃”。任何事物发展到顶点，如不改弦更张、别辟蹊径，就势必要衰落下去，这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西周的盛世，《史记·周本纪》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成王、康王均称周初贤主，有此成绩，当是实情。但康王卒，子昭王立，《周本纪》即称“王道微缺”。下一世穆王即位后，又称“王道衰微”。传到穆王的孙子懿王时，再称“王室遂衰”。足见西周从极盛之世，过渡到中世，即开始走下坡路了。

周的建国在西土，东方、东南方一带的少数族一直对周政权叛服无常。如周初克商之后，东方的东夷、淮夷以及熊、盈之族本已宾服，可是当武王死，成王幼，周公当国见疑，奄君薄姑见有机可乘，乃怂恿武庚叛周，共同举事。《逸周书·作雒解》谓当时出现了管、蔡二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这些反叛者大多数属于少数族东夷或淮夷。他们的居地在今山东以及江苏、安徽淮水流域，往西一直到汉水以东。其中奄在山东曲阜，徐是淮夷中的大国，还有熊、盈之族的荆楚（周初时楚原在今江苏、安徽一带，以后才沿江西上到达湖北）[1370]，这些少数族对周族人并没有就此停止对抗，《尚书·费誓》载有鲁国伯禽伐淮夷的战争。西周初期、中期的青铜器铭文中也载有一些征伐荆楚的战争（如《令簋》、《过伯簋》等不少器铭），就是明证。

周的建国在西土，尤以今山西、陕西、甘肃一带为其根据地。可是这一带少数族也很多，成为周的心腹之患。如今山西本为周族的兴起之地，但又是少数族荟萃杂居之所，周初唐叔受封于夏墟，受命“启以夏政，疆以戎索”[1371]。夏墟在晋南今之翼城附近。足见今山西南部戎狄很多，所以才称疆以戎索。一直到春秋时，晋国仍是“戎狄之与邻”[1372]。在西周中、晚期，杂居在今山西南部的，有鬼方、狁（犬戎）、姜氏之戎、太原之戎以及其他戎狄。至于陕、甘一带，少数族也不少，见于《史记》的《周本纪》、《秦本纪》者就有西夷、西戎，有彭戏氏、邽冀戎等。其中西夷、西戎意为西方的少数族，可能包括很多不知其名的戎狄。在西周政治中心周围的这些文化落后的戎狄，一遇周族有个风吹草动，他们就会乘机骚扰和掠夺。

西周中、晚期，就是在长期对付东、西方这些少数族的战争中，耗费了大批资财，大大损伤了国家的元气，国库空虚。西周统治者只好对农民的剥削越来越重，《诗经》有“大东小东，杼柚其空”，民怨沸腾，人民对西周政权失去了向心力。

由于各地的地方政权和少数族不断发展，从昭王、穆王时起，他们与周王室的矛盾逐渐加剧，军事冲突也就不断发生。如东南方的楚国在昭王时反周，周昭王十六年伐荆楚，十九年丧六师于汉[1373]。《史记·周本纪》则谓：“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此与《左传》所谓“昭王南征而不复”[1374]正合，或是实事。

昭王既死，子穆王立。《左传》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必皆有车辙马迹（《左传》昭公十二年）。故有北征犬戎，西行流沙，经昆仑见西王母之传说（见《穆天子传》郭注引《竹书纪年》）。其事迹见于晋初地下发现之《穆天子传》。大概这本书是战国时人之记载，故书中多夸大演义之辞，但亦透露周初可能实有穆天子远游之事。考流沙包括中国甘肃、新疆及中亚一带，其地甚广，不能确指某地。西王母为西方之地名（《尔雅·释地》），亦可能为其首领名（《山海经·大荒西经》）。若以《古本竹书纪年》及《穆天子传》考之，西王母当在昆仑山附近，不出今甘肃、新疆界内。总之，穆王为人好大喜功，喜巡狩，好征讨，《史记·秦本纪》称，秦远祖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得骥、温骊、骅、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穆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后汉书·东夷传》又称：“徐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穆王后得骥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诸种记载矛盾重重，灭徐的是周还是楚？徐偃王是与周穆王同时呢？还是与楚文王同时？《淮南子·人间训》又说灭徐的是楚庄王，时间更往后了。所以，向来学者如谯周、崔述、马骕等对这个故事都持怀疑的态度。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故事不像无中生有，纵然其中夹杂了不少矛盾和错误，但其大枝大节必有史实存在。楚文王、楚庄王都是春秋时代的人，灭徐为一大事，《左传》不容一字不提。所以，我们现在的看法是徐偃王确亡于周穆王告楚、令伐徐，但不一定是楚文王或楚庄王时事。我们赞成徐偃王与周穆王同时，当时楚国尚处于今江苏、安徽之间的大江流域，北与淮水流域的徐国为邻，徐为楚所败，史称徐偃王“乃北走彭城”（《后汉书·东夷传》），从地理上看，也是合理的。

穆王喜好南征北战，又游幸无度，《左传》称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左传》昭公十二年）。子共王立，共王崩，子懿王立，懿王崩，共王弟孝王立，孝王崩，懿王子夷王立（《史记·周本纪》），夷王始“下堂而朝诸侯”（《礼记·郊特牲》）。王室日衰，夷王崩，他的儿子就是好专利而酿成“国人”大暴动的厉王，这时国事衰颓已至不堪收拾了。

第二节　周厉王专利与国人暴动及国人暴动的伟大意义

史称，周厉王即位三十年，用“好利”的荣夷公为卿士，芮良夫谏王曰：“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史记·周本纪》，又《国语·周语》而无纪年）又谓厉王行暴虐，“国人”谤王，召穆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乃使卫巫“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厉王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召穆公谏曰：“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史记·周本纪》，又《国语》）芮良夫、召穆公的谏辞始见于《国语》，转载于《史记》，此盖相传西周有此故事，而东周末年人始笔之于书。汉人称芮良夫谏，厉王不听，退而赋《桑柔》以讽（见王符《潜夫论·遏利》）。《左传》称芮良夫之诗有《桑柔》（见《左传》文公元年），又称《诗经·小雅·常棣》为召穆公所作（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这些诗描写了西周末年“贪人败类”，“天降丧乱”等政治腐败之状况。

周厉王、荣夷公所推行的“专利”，细玩《国语》、《史记·周本纪》的内容，大概是指山林川泽之利。周初以来，西周政权只把已开垦的农田收归王室，至于其他的山林川泽之利，仍然是任人利用。如孟子所说的古时“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可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山林川泽对人类的用处越来越大。周厉王在位时，王室由于长年与少数族的战争，经济资源与财政收入渐见枯竭，于是推行“专利”，把山林川泽的资源也收归王有，这就触犯了人民的利益，引起了“国人”的不满和诽谤。厉王不但不听召穆公的谏诤，反而变本加厉，对人民压迫益严。芮良夫也说：“专利作威，佐乱进祸，民将弗堪。”并直接指出：“时为王之患，其惟国人。”[1375]厉王根本听不进去，仍是我行我素。国人再也忍耐不住，终于在公元前841年，爆发了“国人暴动”。

据《国语》和《史记》所载，厉王出奔于彘（今山西霍县）。当时太子静（即宣王）藏在召穆公家，国人将之包围起来，要求杀死厉王的儿子。召穆公曰：“昔吾谏王，王不从，以及此难。今杀太子，王其以我为仇而怼怒乎！”乃以其子代太子[1376]，这才保住了太子静的性命。

这次“国人暴动”，是中国古代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所谓“国人”，盖为居于国都中之人，他们大部分与周为同族，又是居于都城的农民，受贵族什一之税的剥削（与“野人”多为商人或异族、受九一而助的井田制之剥削的农民不同），其身份地位略高于“野人”。自从西周末这次暴动后，国人的势力越来越大。在春秋时，国之盛衰、战争之胜败、贵族之能否保其宗族，悉决于国人，可见其势力之大。西周末这次国人暴动，与过去成汤、周武以诸侯伐暴君者大不相同。盖前此汤、武伐桀、纣，为贵族的革命举动，而此次国人放流周厉王则为被剥削阶级的人民革命，此在中国上古历史上确为罕例，不能与过去的革命同一看待。可惜国人虽有力量把暴君赶跑，但当时人民尚无掌权的思想，未能建设平民政治。最后，仍以政权归之于较开明的贵族。无论其为共伯和，或为周、召二公，其为贵族行政则一也。但国人能以平民打倒暴君、完成革命，其创始之功，自不可没。

第三节　何谓“共和行政”

《史记·周本纪》谓，周厉王由于国人的暴动，被赶到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二相共立其子宣王即王位。这是汉人司马迁始倡之说，不知有没有先秦记载的根据。可是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引战国时人所撰《汲冢纪年》（今名《古本竹书纪年》）则云：“共伯和干王位。”司马贞注：共国伯爵，和其名。又注：“干，篡也，言共伯摄王政，故云干王位也。”

上面这两种说法显然不同：一为周、召二公和衷共济，代周行政，故曰“共和”；一为共国之伯名和者即王位，故谓“共和”。

后世学者有信《史记》说者，如韦昭（《国语解》）、杜预（《左传注》）、司马光（《稽古录》）、崔述（《丰镐考信录》）等等；有从《纪年》说者，如郦道元（《水经注》）、苏辙（《古史》）、罗泌（《路史》）、顾炎武（《日知录》）、梁玉绳（《史记志疑》）等等。

按从史料的先后看，《史记》之说，除汉之《史记》外，别无可征，而《古本竹书纪年》说，不仅见于先秦人所撰之《纪年》，其他先秦诸子也多有记载，如《吕氏春秋·开春论》：“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周厉王之难，天子旷绝，而天下皆来谓（“请”之误）矣”（又见于同书《慎人》）。又如《庄子·让王》：“故许由娱于颍阳，而共伯得乎共首”。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鲁连子》云：“共伯名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周厉王无道，国人作难，王奔于彘。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号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共伯使诸侯奉王子靖为宣王，而共伯复归国于卫也。”衡量史料先后，这些先秦人的记载，理应胜过较后的汉人说法。

有人谓先秦诸子本非史书，如《庄子》书中所引人物多为子虚乌有，《吕氏春秋》、《鲁连子》亦皆为战国游士捕风捉影之谈，不能据以讲史。但是，《古本竹书纪年》所说的“共伯和干王位”，在大家公认的正式史书《左传》中确有同样的记载，就是在《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诸侯之辞谓：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这很明显是说共伯和在“释位”以摄行王政。“释位”者既是“诸侯”，就不是指公卿大夫。周公、召公是周王朝的卿相，不是“诸侯”[1377]。并且协助王室治理国家是公卿的职责，不能说是“释位”。所以，《左传》说的“以间王政”者，绝对不可能像《史记》说的是指“召公、周公二相行政”。

共伯和是共国的君主名伯和，是一个小诸侯。《左传》明云“诸侯释位”，说的是一个诸侯放下君位，“以间王政”。清梁玉绳说这就是指“共伯和干王位”[1378]。“间王政”即“干王位”，“间”、“干”古同音。“干王位”就是“干预”或“干犯”王位，司马贞《史记索隐》注为“干，篡也”，是一个意思。《左传》是说共伯和以一个诸侯的身份，放下君位，而篡了天子的王位。以诸侯而行天子之事，这也真是天下之大变。不过据《吕氏春秋》、《鲁连子》之说，则谓共伯和为人好仁义，诸侯贤之，周厉王奔彘，天子旷绝，天下诸侯乃请共伯和代行天子事，并说厉王死后，共伯和使诸侯奉太子静为宣王，他又回到原来的共国。但共国在其摄王位期间，已为卫国所并。他毫无怨言，乃逍遥于共山之上[1379]。共国并于卫，变成卫国的一个邑，所以，到春秋时期已不见共国之名了。

由于《左传》所记与《古本竹书纪年》所说可以互相印证，所以“共伯和干王位”，可以相信无疑了。但是，《史记正义》反对《古本竹书纪年》说，而谓共伯和即卫武公和，引《卫世家》卫侯太子共伯余与其弟卫武公和事，以比“共伯和”。这是把哥哥共伯余的头（共伯），强加在弟弟庶子卫武公和的身上。其实卫武公和从未有“共伯”的称号，夺其兄位，是夺卫国的侯位，不得为“共伯和”。并且卫武公的年代晚于厉王与“共和行政”的年代，更不能为“共和行政”的“共伯和”了。

《古本竹书纪年》所说的“共伯和干王位”，不但《左传》有类似的记载，西周末年的金文好像也有一点线索。郭沫若先生认为《师簋》中的“伯龢父”即“共伯和”，也就是《师簋》、《师兑簋》中的“师龢父”[1380]。杨树达先生谓：“彝铭屡见‘王若曰’之文，非王而称‘若曰’者，仅此器之白龢父，若非白龢父有与王相等之身份，安能有此”[1381]。日本的白川静也说，伯龢父在金文中特别具有僭主的行为，如《师簋》中师对伯龢父的答辞有：“拜稽首，敢对扬皇君休”，称伯龢父为“皇君”，这已经超出了单纯的臣属关系[1382]。

根据以上这些论证，我们认为《古本竹书纪年》的“共伯和干王位”，比《史记》周、召二公“共和行政”的说法要可信。这个复杂的问题，学者间一直争论到现在，大家的看法还是很有分歧，未能统一。本书为了节省篇幅，不再作深入讨论了。

西周末年发生的这次“共和行政”，在中国史上最应注意和纪念的有两件事：一为国人暴动，它是中国历史上人民革命的先声，已如前述；二是在中国古史年代学上发生了第一次变革。过去，中国古史上一般只纪“世”，不纪“年”，即便有时记载某王多少年，也只是相对年代，而非绝对年代。如西周的铜器铭文往往记某王多少年，但是距今多少年，却难以推知。真正的绝对年代，托始于“共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起于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这是中国史上最早而且确切的绝对纪年的开始。

第四节　所谓“宣王中兴”

《史记·周本纪》称，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于召公家，周、召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宣王即位，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谓“宣王有志，而后效官”，两书的记载是相合的。《诗经》也称颂宣王“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大雅·江汉》）。故宣王由来被称为“中兴”之主。宣王时辅佐之贤臣很多。《诗经》中，在《韩奕》、《江汉》、《常武》诸诗中称韩侯、召虎、南仲、方叔等，均为宣王朝有名之臣；《崧高》、《烝民》两诗，末章均有“吉甫作诵”之句，相传两诗即为尹吉甫所作。诗中屡述的申伯、召伯、仲山甫、尹吉甫均为宣王的贤佐。当时宣王命申伯“登是南邦”、“南国是式”，命仲山甫“城彼东方”，命韩侯“奄受北国”。此盖以三人加强南、北、东三面边防。宣王在位期间，又有平淮夷、平徐方、伐狁、征荆蛮等战功，均见于《诗经》中之《江汉》、《常武》、《六月》、《采芑》等篇，足证宣王即位后，确有一些建树。

宣王伐狁在何年？《诗经》中无考。西周晚年铜器《兮甲盘》铭文谓：惟王五年伐狁，最末有兮白吉父作盘。学者已经考证兮白吉父即《诗经》中所述宣王贤臣尹吉甫。则宣王伐狁当为宣王五年。还有《虢季子白盘》铭文，载有“搏伐狁，于洛之阳”，时间是在十二年正月。清孙诒让以为《虢季子白盘》是宣王时器[1383]，近人多从之。惟郭沫若先生认为是夷王时器[1384]。假如孙说不误，则这次伐狁是在宣王十二年。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可见此次征伐狁也是在初年阶段。

《诗经》中《小雅》有《采薇》、《出车》、《六月》三篇，也记载征伐狁事，《六月》、《出车》两篇为宣王时诗，久有定说[1385]。惟《采薇》篇，班固在《汉书·匈奴传》中以为是懿王时诗。然周懿王时王室方衰，不会有讨伐狁能如诗中谓“一月三捷”的胜况。陆懋德先生据《采薇》诗与《出车》诗次序相连，词义相似，认为必同为宣王时诗无疑。[1386]我们看到，《采薇》诗中虽然对狁用兵有“一月三捷”之胜况，可以鼓舞战士；虽然由于长期战争，战士“靡室靡家”、“不遑启居”，而归咎于“狁之故”，但同时战士们也流露出对“王事靡”而“忧心烈烈”，慨叹“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对长期兵役之苦无可奈何地道出：“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这里面是否也透露出对宣王长期用兵的不满呢？

宣王既称为一代“中兴”之主，当时的辅佐大臣又多为一时有名的贤臣，且有平淮夷、平徐方、伐狁、征荆蛮的辉煌战功，《诗经·大雅·江汉》还有：“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足见当时国势之兴隆。奇怪的是，为什么这样一个兴隆的王朝，下面只有一传，到他的儿子幽王，很快即亡宗周？这不能不使我们怀疑《诗经》中对宣王的歌颂，可能多为溢美之辞[1387]。

考《国语》、《史记》所记宣王事，则其失德之事、战败之事甚多。《国语·周语上》谓：“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谏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王治农于籍，蒐于农隙，耨获亦于籍，狝于既烝，狩于毕时，是皆习民数者也，又何料焉？不谓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恶事也。临政示少，诸侯避之……且无故而料民，天之所恶也，害于政而妨于后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废灭。”

从仲山父的谏辞中，我们可以知道宣王时由于南征北战的结果，当时的户口数字已经大量地减少了。所以，宣王在丧南国之师后，“乃料民于太原”。人口减少即透露出国势已趋衰弱了。料民会造成示敌以弱的后果，所以遭到时人的反对。至于宣王料民有没有其他“政治改革”的积极目的，实在看不出来。

《国语》、《史记》均记载宣王“不修籍于千亩”，也是一件失德的事。《国语·周语上》说：“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农……王耕一，班三之。庶民终于千亩……王则大徇（帅公卿大夫亲行农也）。耨获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动，恪恭于农，修其疆畔，日服其镈，不解于时。财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时也，王事唯农是务……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绪，而弃其大功，匮神乏祀，而困民之财，将何以求福用民？王不听。”

按古时天子为了倡导农业，鼓励农民从事生产，每年亲自率领公卿大夫和部分庶民在郊区行籍田之礼。宣王晚年废弃了这种“籍田”礼，虢文公认为这是宣王安于享乐，而停止了提倡农业的重大国策，因而对宣王提出了谏诫。

我们认为，这种“籍田”礼虽未必能达到提倡农业的实际效果，但总还是一种倡导农业的措施。宣王废弃这种礼仪，时人认为是一种失德的事，应当没有错。可是有人却认为宣王“不籍千亩”是解放奴隶的革命措施，说宣王“把千亩的田地，分割成了无数小块，交给这些奴隶去自由生产”，“奴隶主蜕变成了封建主，奴隶蜕变成了农奴”[1388]。我们仔细审读《国语》、《史记》原文，实在找不到这种论点的丝毫线索或证据。

总之，《国语》、《史记》所载的宣王事迹多为失德。另外，《国语·周语》还载有王子晋曰：“自我先王厉、宣、幽、平，而贪天祸，至于今未弭”，把宣王直接列于昏乱之君的行列。《国语》、《史记》对宣王的说法不会无中生有，但是为什么与《诗经》对宣王的说法完全相反呢？（《诗经》对宣王有“溢”美之辞，但还是“美”）《诗经》与《国语》对宣王的记载有矛盾，清人崔述即已看出。他说：“余考宣王之事，据《诗》则英主也，据《国语》则失德实多，判然若两人者。”这个矛盾如何解释？崔氏虽然举了三个原因，笔者认为其中第三个最能说明问题。第三个原因，就是宣王勤于始、怠于终。我们认为确实如此，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当其即位之初，年少英俊，在周、召二公以及召虎、南仲、方叔、吉甫、韩侯、申伯、仲山甫等贤臣辅佐下，北逐狁，南征荆蛮，东平徐方，确实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巩固了四方的国防，赢得了诗人的颂扬。但宣王晚年据《国语》所载，却做了不少失德之事，如三十二年伐鲁，立鲁武公少子戏，废长立幼，引起鲁国内乱，“诸侯从是而不睦”。三十九年战于千亩，为姜氏之戎所败，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很明显，宣王就是“始勤、终怠”。崔述并说，古之人君，勤于始者多，勉于终者少。他举梁武帝原本为创业之主，勤于始，但在晚年，朝政百度废弛，卒致有侯景之祸；又举唐明皇为例，初年开创“开元之治”的盛世，而晚年淫侈，亦致禄山之乱。这些帝王都是始与终判若两人者[1389]，宣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那么，诗人颂赞宣王为中兴之主，并没有错，不过只是说他的初年；《国语》说宣王为昏乱之君，也没有错，这只是对他晚年的评价而已。

第五节　幽王昏乱、灭亡与平王东迁

《史记》称宣王崩于四十六年，子幽王立，二年而西周遭大地震，三川竭，岐山崩。周太史伯阳甫曰：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周将亡矣。《诗经·小雅·十月之交》说到当年的地震：“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又记述有日蚀之事：“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日月蚀本为日月运行的规律，为天之常态。古人迷信，以为这是上帝向人间的警告，于是有“日月告凶，不用其行”的诗句。

《十月之交》所说的这次日蚀发生在何年？此诗的时代在齐、鲁、韩三家遗说中已无可考。惟《毛诗》以为系刺幽王之诗，而《郑笺》则以为刺厉王之诗，毛、郑异同，千载未决。唐人谓此次日蚀既在十月辛卯朔，以历法推之，则在幽王六年十月一日[1390]。如唐人所推不谬，则《十月之交》一诗为幽王时诗，而非厉王时诗，并知《郑笺》之说非，而《毛诗》之说是。此篇既为幽王时，则《诗经·小雅》此篇前后的诸篇可能属于同一时代。许多对当时兵役繁重、剥削残酷、小人当道、政治腐败所发出的悲痛长叹，可能都为幽王时的作品。例如：

小东大东，杼柚其空。（《大东》）

交交桑扈，率场啄粟。（《小宛》）

谗人罔极，交乱四国。（《青蝇》）

为鬼为蜮，则不可得。（《何人斯》）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谷风》）

谋臧不从，不臧覆用。（《小旻》）

私人之子，百僚是试。（《大东》）

琐琐姻亚，则无仕。（《节南山》）

对时局不满，也只有发为长叹，并且还“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小旻》），惧及其祸也。

西周之亡，过去很多人皆以为亡于幽王之爱姬褒姒，《诗经》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小雅·正月》），又称“哲妇倾城”，“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大雅·瞻卬》）。这里的“哲妇”、“妇人”旧注均谓指褒姒。这就是说，西周之灭为褒姒之罪。《国语》、《史记》对褒姒也大事渲染，说“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了引其笑，点燃召诸侯兵勤王用的烽火。诸侯兵见烽火起，以为周王有难，皆来救驾，可是来到一看，没有敌寇。这种欺骗的场面却博得褒姒的大笑，幽王乃连连举烽火，诸侯兵遂不再来。适申侯与缯、犬戎攻幽王，幽王又举烽火征诸侯兵，兵莫至，遂杀幽王于骊山下，西周乃亡。

这个故事是说西周亡于褒姒的一笑，但是这个故事编造得并不可信，不但以举烽火骗诸侯兵没有什么可笑的地方，而且，烽燧告警乃秦汉以后才有，远在西周时还不会有，其说之荒诞，有些学者早就提出怀疑了（见后）。

幽王时政治腐败，小人当道，亡国之迹象早已形成，褒姒只能对国家的灭亡起促进作用，仅以一个无德的女子，未必就能致西周灭亡也。

史称幽王嬖爱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废太子。太子母申侯女为后，幽王乃废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为后，以伯服为太子。申侯怒，与缯、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太史公这段记载未可尽信，周之王畿，号称千里，又有河山之险，怎会一旦被攻，遂致灭亡之祸？盖西周之末，早已走向衰亡之路，其来有渐矣[1391]。

《古本竹书纪年》谓：“伯盘（按即伯服）……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又说：“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侯所杀。”[1392]可见幽王死后，周形成了二王并立：平王立于申，而余臣立于携（称携王）。这种分裂局面，约有二十一年。后来，携王为晋文侯所杀，平王的王位才确立，于是从申北上，定都于洛邑。《国语·郑语》说：“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可见晋文侯对平王确有大功。平王对晋文侯乃赐以弓矢、诰命，《尚书》中现保存有《文侯之命》一篇。古文家说此篇为周平王赐晋文侯之命[1393]，而今文家则认为是春秋时周襄王赐晋文公重耳之命[1394]。自汉以来，迄无定论。揆诸当时情势，晋文侯有定天子的特殊功勋，这是春秋时的晋文公所不能比的，理应得到天子的诰命。所以，我们认为古文家的说法为是。

在两周之际，还有一件重大事件，不可不提，那就是幽王的太子宜臼（平王），为什么放弃建都已有数百年的西京丰镐，而东徙洛邑？太史公《史记》说，西周灭于犬戎，周平王避犬戎难，始东徙洛邑。后世多数史家均相信不疑。但是较早的《国语》（《晋语》与《郑语》）中的有关记载，与《史记》所述不尽相同。其中原委是幽王因欲立褒姒所生之子伯服为太子，打算把原立的太子宜臼杀死，宜臼乃逃奔申侯之国。幽王于是出兵东讨申，行经周京东之骊山，与正来攻周的申、缯及犬戎之联军遭遇，幽王乃被杀于骊山下。而太史公《周本纪》、《秦本纪》则说，幽王废申后并欲杀太子，申侯与犬戎伐周，幽王举烽火征诸侯兵，兵莫至，遂杀幽王于骊山下。奇怪的是：为什么幽王在周京被伐，未死于周京，却死在镐京之东五六十里之遥的骊山下？明明是幽王出兵东讨申，行至半途与敌军遭遇被杀。可见《史记》之说，不能认为是实录。

另外，太史公《秦本纪》说，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平王避犬戎难，东徙洛邑。秦襄公以兵送之。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你看，太史公的记载包含了多少前后互相抵触的自相矛盾！

我们且看，既是战争，必须首先分清双方的敌我关系。从《史记》中看，当时王室内讧，分裂为对立的两方：一方以申后父亲申侯为首，包括其同盟军缯与犬戎，他们是站在太子宜臼（即后来的周平王）方面的；而对立的另一方则以周幽王为首，包括褒姒及其子伯服、卿士虢石甫等。这两方为了王位继承，形成了不可调和的一对矛盾。在双方进行战争时，秦襄公曾“将兵救周”，并且“战甚力，有功”。这很明显是救周幽王，对幽王有功，是站在周幽王一方，与太子宜臼处于敌对的地位。

当时矛盾的双方，敌我阵线如此分明，绝不会混淆。秦襄公是助周幽王抗拒宜臼、申侯、犬戎之来兵的，而宜臼就是申侯、犬戎这一方所拥立的周平王，则犬戎与平王为友而非敌，可是《史记·秦本纪》却说周平王避犬戎难，东徙洛邑。犬戎既是同党、友邦，平王为什么还要“避”？并且犬戎居地在晋南（前面叙狁时已详），距洛邑较宗周为近，平王若避犬戎应西避，更不应东迁也。秦襄公在战争时是帮助幽王往杀太子宜臼的，当然是平王的你死我活的敌人。而《秦本纪》却称秦襄公以兵护送周平王，而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这不是变成了秦襄公送其仇，而平王封其仇了吗？

关于这个问题，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钱穆先生、蒙文通先生就对《史记·秦本纪》所述提出质疑而予以驳斥[1395]。

《史记·秦本纪》说，周避犬戎难，东徙洛邑，我们揆诸当时实际，周的东迁必非避犬戎，可以断言。盖犬戎在西周时为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迁徙无常。《韩非子·十过》谓戎“终岁不迁，牛马半死”。《国语·晋语上》也称“戎狄荐处，贵货而易土”。营游牧生活的戎狄，即使真入京师，顶多是掠夺财物，而对土地、城市则视若敝屣。《周本纪》也明明说，犬戎破周京后，即“尽取周赂而去”。可见申侯、犬戎并未占据京师。从当时全局观之，平王东迁洛邑，决非避犬戎也。

但是，西京丰、镐为周族发祥地，且已建都数百年，若无重大事故，周平王决不会轻易弃之而东迁。

考当时情势，秦襄公之祖、父辈，世世为周室股肱，效忠王室。《史记·秦本纪》谓周宣王曾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秦仲的儿子庄公时，宣王命之为西垂大夫。西周末铜器《不簋》中之“不”，有的学者就认为是秦庄公[1396]。“不”曾为周王室攻伐狁（犬戎）。如此，则秦庄公为王室的功臣。庄公之子就是秦襄公，襄公在周幽王时，必然绍述父业，仍效忠王室。所以，当太子宜臼之党申侯、犬戎联军来攻周幽王时，襄公将兵保驾，抗击太子宜臼、犬戎、申侯联军，这是合乎情理的。幽王被杀后，申与犬戎乃“取周赂而去”。这时宗周畿内必然成了秦襄公的势力范围。太子宜臼因惧秦兵，当然不敢再回西京，于是从申迁洛邑。因为不是从西京东迁，秦襄公怎能以兵送之呢？所以，史称襄公以兵送平王，纯属子虚。实则周之东迁和立国，多赖晋、郑[1397]。凡先秦诸书均不言秦有功于平王，考之《国语》所述，却适得其反，《郑语》说在周平王世，“秦景襄于是乎取周土，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按“秦景襄”韦昭注以为“景”当为“庄”字。但是“景”、“庄”字形迥异，庄字无由讹为景字。并且，说秦庄公于平王时取周土，于史无征。何况秦庄公死于周幽王四年，根本未及平王也。余谓“景襄”可能是二字之谥，即秦襄公也。《郑语》此谓，在平王世，秦襄公于是乎侵占了周之土地，晋文侯杀携王，确定了平王天子独尊的地位。由此，可知《史记》所谓秦襄公以兵送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又谓襄公子文公时，将岐以东献之周（《秦本纪》）等等，绝非实录。宋王应麟《困学纪闻》早就提出质疑，其言曰：

赐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诗正义》曰：郑氏《诗谱》言横有周西都宗周畿内八百里之地。则是全得西畿，与《本纪》异。按终南之山，在岐之东南，大夫之戒襄公，已引《终南》为喻，则襄公亦得岐东，非唯自岐以西也。《本纪》之言，文公献岐东于周，似秦之东境，终不过岐。而春秋之时，秦境东至于河。明襄公救周，即得之矣，《本纪》之言，不可信也。（《史记正误》）

王氏为宋代有名之学者，其历史眼光极为犀利。他根据《诗经》说岐山东西、宗周畿内八百里之地，在秦襄公时即基本上为秦所有，可谓卓识之论。

西京既已变为秦襄公的势力范围，襄公又为平王的死对头，则平王东迁洛邑，并不是避犬戎，实乃避秦，可以断言矣！

综观太史公记述西周之亡及平王初时事，均未能得其实。并且，其行文处处偏袒嬴秦。比如，平王东迁，明为避秦，而史称避犬戎；平王即王位，明赖晋、郑，而太史公却说秦襄公以兵送之；平王既东迁，西京近畿明为秦襄公所取，而史曰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岐西之地。余颇疑太史公此种记载，或本之于秦人所作之书，其侵周之真象，已为其所隐讳，而伪饰之如此耳。盖秦统一后，列国史记悉被收去而杂烧之。《秦始皇本纪》谓：“非《秦记》皆烧之。”故太史公叹曰：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史记·六国年表序》）

太史公谓“独有《秦记》”，则其述西周末东周初之史实，乃本之于《秦记》欤？《六国年表序》又云：

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

由此，则《秦记》中确记述了这段历史，《史记》之本于《秦记》审矣[1398]。

附录一　大事年表

附录二　本书引用甲骨著录书目简称表

1.甲：《殷虚文字甲编》，董作宾

2.乙：《殷虚文字乙编》，董作宾

3.丙：《殷虚文字丙编》，张秉权

4.前：《殷虚书契前编》，罗振玉

5.后：《殷虚书契后编》，罗振玉

6.菁：《殷虚书契菁华》，罗振玉

7.续：《殷虚书契续编》，罗振玉

8.簠：《簠室殷契徵文》，王襄

9.林：《龟甲兽骨文字》，林泰辅

10.戬：《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王国维编释

11.卜或燕：《殷契卜辞》，容庚

12.明：《殷虚卜辞》，明义士摹

13.佚：《殷契佚存》，商承祚

14.邺：《邺中片羽》初集、二集、三集，黄濬

15.库：《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方法敛摹

16.粹：《殷契粹编》，郭沫若

17.七：《甲骨卜辞七集》，方法敛

18.遗或珠：《殷契遗珠》，金祖同

19.金：《金璋所藏甲骨卜辞》，方法敛摹

20.摭：《殷契摭佚》，李旦丘

21.摭续：《殷契摭佚续编》，李亚农

22.宁或宁沪：《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胡厚宣摹

23.南或南北：《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胡厚宣摹

24.掇：《殷契拾掇》及《殷契拾掇第二编》，郭若愚

25.京或京津：《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胡厚宣

26.存：《甲骨续存》，胡厚宣

27.外：《殷虚文字外编》，董作宾

28.人或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贝塚茂树

29.叕：《甲骨叕存》，曾毅公

30.缀：《甲骨缀合编》，曾毅公

31.合：《殷虚文字缀合》，郭若愚等

32.天：《天壤阁甲骨文存》，唐兰

33.柏：《柏根氏旧藏甲骨文字》，明义士

34.陈：《甲骨文零拾》，陈邦怀

35.铁：《铁云藏龟》，刘鹗

36.通：《卜辞通纂》，郭沫若

37.拾：《铁云藏龟拾遗》，叶玉森

38.余：《铁云藏龟之余》，罗振玉

[1]具体地说，就是要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不是站在少数人的立场；用唯物主义的观点，不用唯心主义的观点；以及辩证的方法。

[2][日本]白川静：《西周史略》，袁林译，三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3]由于殷商人迷信，日常生活做任何事，都要算卦来决定，所以甲骨卜辞的内容包括了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一切方面的事，内容是丰富的。

[4]夏氏论文载《尽心集：张政烺先生八十庆寿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5]对上面我们说的《大丰簋》的时代，从铭文内容和器物的作风、形式考虑再三，我们同意是武王时器，与新出土的《利簋》同时或稍后。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8页。

[7]见《云南开远发现的森林古猿牙齿化石》，《古脊椎动物学报》第1卷第1期，1957年。

[8]见《光明日报》1976年7月26日《云南禄丰发现古猿化石》。

[9]见徐庆华、陆庆五：《云南禄丰发现的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的下颌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7年第1期。

[10]见《人民日报》1979年9月6日《我国发现一具八百万年前的古猿头骨化石》；《光明日报》1981年1月14日《禄丰腊玛古猿头骨化石系世界首次发现》。

[11]见贾兰坡：《有关人类起源的一些问题》，《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4年第3期。

[12]见吴汝康：《在瑞典召开的早期人类国际讨论会上》，《光明日报》1978年10月19日。

[13]见《人民日报》1980年8月28日《现代人起源于亚洲》。

[14]《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7—278页。

[1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64页。

[17]《列宁全集》第35卷，第111页。“原始人群”应当是“原始群”。

[18]《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8页。

[19]把原始社会分为三期的学者及其著作主要有：林志纯《原始群问题编年提纲（学习笔记）》，《吉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3年第2期；吴汝康《人类的起源和发展》，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吉林师范大学等编《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林耀华《试论原始社会史的分期问题》，《文史哲》1978年第4期。

[20]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2页。

[21]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8页。

[22]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3页。

[23]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9页。

[24]见马醒华、钱方：《古地磁与旧石器时代考古》，《考古》1978年第5期。

[25]见张兴水、周国兴：《元谋人及其文化》，《文物》1978年第10期；《光明日报》1976年7月26日。

[26]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7页。

[27]见吴汝康：《蓝田猿人头骨的特征及其在人类进化系统上的地位》，《光明日报》1965年6月6日；《人民日报》1965年6月8日。

[28]见吴汝康：《陕西蓝田发现的猿人头骨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6年第1期。

[29]见马醒华、钱方、李普、鞠石强：《“蓝田人”年代的古地磁学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8年第4期。

[30]见《周口店新发现的北京猿人化石及文化遗物》，《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3年第2期。

[31]见马醒华、钱方：《古地磁与旧石器时代考古》，《考古》1978年第5期。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8页。

[33]见裴文中：《中国原始人类的生活环境》，《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0年第1期。

[34]见王善才：《郧县猿人化石发现经过简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6年第3期；湘江：《湖北郧西县发现猿人牙齿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7年第2期；《湖北郧县猿人化石地点的发掘》，《古人类学论文集》。

[35]见《光明日报》1979年2月6日《河南省南召县发现猿人牙齿化石》；《南召县发现的人类和哺乳类化石》，《人类学学报》1981年第2期。

[36]见《光明日报》1980年11月13日《和县发掘出我国迄今最完好的猿人头盖骨化石》；《安徽和县猿人化石的初步研究》，《人类学学报》1982年第1期。

[37]见《辽宁营口金牛山发现的第四纪哺乳动物群及其意义》，《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6年第2期；吕遵谔：《金牛山猿人的发现和意义》，《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38]见吴汝康、彭如策：《广东韶关马坝发现的早期古人类型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年第4期。

[39]见贾兰坡：《长阳人化石及其共生的哺乳动物群》，《古脊椎动物学报》1959年第1卷；《湖北长阳县果酒岩发现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1年第2期。

[40]见裴文中等：《山西襄汾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41]见贾兰坡、卫奇：《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42]见吴新智、尤玉柱：《大荔人及其文化》，《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

[43]见《周口店新洞人及其生活环境》，《古人类论文集》。

[44]见《贵州桐梓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物》，《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5年第1期。

[45]见吴汝康、贾兰坡：《中国发现的各种人类化石及其在人类进化上的意义》，《中国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46]见裴文中：《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贾兰坡：《山西襄汾丁村人类化石及旧石器发掘简报》，均载《中国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4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48]见吴汝康：《广西柳江发现的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年第3期。

[49]见贾兰坡、吴汝康：《广西来宾县麒麟山人类头骨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年第1期。

[50]见裴文中、吴汝康：《资阳人》，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51]见吴汝康：《河套人类顶骨和股骨化石》，《古脊椎动物学报》1958年第4期。原先考古学家都把河套人放在古人阶段，经过1963年以来在这一带多次调查，以及对旧石器时代初、中、晚各期动物群的比较研究，认为河套文化应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而不是中期，并把河套人改定为属于新人阶段的人类。

[52]见贾兰坡：《山顶洞人》，龙门联合书店1951年版。

[53]见吴汝康、贾兰坡：《中国发现的各种人类化石及其在人类进化上的意义》，《中国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54]见《人民日报》1957年9月20日《“河套人”的顶骨和股骨化石》。

[55]见贾兰坡、盖培、尤玉柱：《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56]《韩非子·五蠹》。

[57]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4页。

[58]见吴汝康、贾兰坡：《中国发现的各种人类化石及其在人类进化上的意义》，《中国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59]见《资阳人》，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60]见《广西来宾麒麟山人类头骨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年第1期。

[61]见《广西柳江发现的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8年第3期。

[62]见《广西古人类的发现与研究》，《史前研究》1984年第2期。

[63]见《广西古人类的发现与研究》，《史前研究》1984年第2期。

[64]见《广西都安九山人类化石与共生动物群及其在岩溶发展史上的意义》，《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1年第1期；《广西都安发现人类牙齿及哺乳类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3年第2期。

[65]见《广西古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史前研究》1984年第2期。

[66]见《云南西畴人类化石及共生的哺乳动物群》，《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8年第1期。

[67]见《云南丽江盆地一个第四纪哺乳类化石地点》，《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1年第2期。

[68]见《下草湾的人类股骨化石》，《古生物学报》1955年第1期。

[69]见《辽宁建平人类上臂骨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1年第4期。

[70]见《吉林榆树周家油坊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1年第3期。

[71]见《台湾地区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72]见安志敏：《河南安阳小南海旧石器时代洞穴堆积的试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73]见《虎头梁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7年第4期。

[74]见《呼和浩特市东郊旧石器时代石器制造场发掘报告》，《文物》1977年第5期。

[75]见《1980年水洞沟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第4期。

[76]见《西藏日新发现之旧石器》，《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第四纪地质》，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文物》1976年第6期。

[77]见《台湾地区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78]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79]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80]《韩非子·五蠹》。

[81]《韩非子·五蠹》。

[82]《庄子·盗跖》。

[83]《墨子·辞过》。

[84]《白虎通·三纲六纪》。

[85]《韩非子·五蠹》。

[86]《庄子·盗跖》。

[87]《孟子·滕文公下》。

[88]《庄子·马蹄》。

[89]《吕氏春秋·恃君览》。

[90]《庄子·盗跖》。

[9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9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9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9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95]仰韶文化是一种新石器文化，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村，故名。遗址中与磨制石器共存的，有以细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的陶器，细泥红陶上常绘有酱色或黑色花纹，因而有些学者又称之为“彩陶文化”。只是彩陶文化一词概括不了仰韶文化的全貌，所以考古学者已不常用了。

[96]马家窑文化因1922年首次发现于甘肃临洮马家窑而得名，主要分布于甘肃的洮河、大夏河和青海的湟水流域。这种文化主要有磨制石器、骨器和绘有黑色花纹的陶器，图案与仰韶文化的彩陶不尽相同。

[97]细石器文化以细小的打制石器为主要特征，其石器普遍以玛瑙、燧石等为原料。分布地区主要在东北、内蒙古、宁夏、新疆、西藏等广大地区，是我国北部和西北部很广泛的一种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各地遗址的年代早晚不同，有的甚至早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末叶，盛行于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可见细石器可能属于不同时代或文化系统。细石器文化一词概括不了某个时代或某个文化系统，因而有的学者称之为“细石器传统”。见安志敏《略论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1979年第5期）。

[98]按考古学的分期，有学者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划出一个阶段，称“中石器时代”。当时的经济生活主要是渔猎，使用打制石器，也有局部磨光石器，并发明了弓箭。

[99]见《河南许昌灵井的石器时代遗存》，《考古》1974年第2期。

[100]见《陕西朝邑大荔沙苑地区的石器时代遗存》，《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陕西大荔沙苑地区考古调查报告》，《史前研究》1983年创刊号。

[101]见《札赉诺尔附近木质标本的C【sup】14【/sup】年代测定及其地质意义》，《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8年第2期。

[102]见《海拉尔的中石器遗存》，《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

[103]见《察右中旗大义发泉村细石器文化遗址调查和试掘》，《考古》1975年第1期。

[104]见《广西武鸣发现的巨猿牙齿化石》，《科学通报》1973年第3期。

[105]见《西藏聂拉木县发现的石器》，《考古》1972年第2期。

[106]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西峙峪村遗址，发现了一件原料为燧石的锋利尖状石器，经考古学家鉴定，认为“除了把它鉴定为石镞外，没有别的方法来解释它”（贾兰坡语）。可见旧石器时代晚期已发明了原始弓箭，但只这一个特别例子。

[10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08]见颜訚、刘昌芝、顾玉珉：《宝鸡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0年第1期。

[109]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工作队：《西安半坡遗址第二次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通讯》1956年第2期。

[110]见《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的发现——西安半坡》，《考古通讯》1955年第3期。

[111]见《临潼姜寨遗址发掘有重要收获》，《人民日报》1980年5月27日；《临潼姜寨遗址第四至十一次发掘纪要》，《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

[112]见《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一九八〇年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等等。

[113]见《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第2期；《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第3期；等等。

[114]见《河北磁山新石器遗址试掘》，《考古》1977年第6期。

[115]见安志敏：《略论三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1979年第5期。

[116]见考古研究所宝鸡发掘队：《陕西宝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纪要》，《考古》1959年第5期；考古研究所渭水调查发掘队：《宝鸡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60年第2期。

[117]见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陕西分队：《陕西华阴横阵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9期；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华阴队：《陕西华县柳子镇考古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2期；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华阴队：《陕西华县柳子镇第二次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59年第11期；邵望中：《横阵仰韶文化墓地的性质与葬俗》；李文杰：《华阴横阵母系氏族墓地剖析》，《考古》1976年第3期。

[118]见西安半坡博物馆、临潼博物馆：《1972年春临潼姜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3年第3期；西安半坡博物馆：《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文化遗存看母系氏族公社》。

[119]见《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的新发现》，《文物》1975年第8期。

[120]见《考古通讯》1955年第3期、1956年第2期有关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报道；《考古》1959年第2期、1959年第11期关于华县柳子镇遗址的发掘报道。

[121]见《考古通讯》1955年第3期、1956年第2期有关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报道；《考古》1959年第2期、1959年第11期关于华县柳子镇遗址的发掘报道。

[122]见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发现原始社会重要遗址》，《文物》1976年第8期。

[123]关于河姆渡遗址，1975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第四层的橡子用碳14测定年代，距今为5895±115年，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6725±140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1976年对第四层的木头用碳14测定，距今为6310±100年，树轮校正为距今6960±100年。

[124]见游修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层文化层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文物》1976年第8期。

[125]见华泉：《对河姆渡遗址骨制耕具的几点看法》，《文物》1977年第7期。

[126]见宋兆麟：《河姆渡遗址出土骨耜的研究》，《考古》1979年第2期。

[127]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宝鸡北首岭的仰韶文化遗址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掘，遗址分上、中、下三层。北首岭下层遗存比半坡类型遗存为早。下层遗存的碳14测定和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7100±14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工作队：《1977年宝鸡北首岭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第2期），这就与河姆渡文化第四层的年代相当了。

[128]见游修龄：《从河姆渡遗址出土稻谷谈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光明日报》1978年12月6日。

[129]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130]见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内蒙古文化工作队：《呼和浩特市东郊旧石器时代石器制造场发掘报告》，《文物》1977年第5期。中山大学调查小组：《广东南海县西樵山石器的初步调查》，《中山大学学报》1959年第1期；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南海县西樵山出土的石器》，《考古学报》1959年第4期。贾兰坡、尤玉柱：《山西怀仁县鹅毛口石器制造场遗址》，《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131]见《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

[132]见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133]见《西安半坡》，科学出版社1963年版。

[134]见《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3期。

[135]见《内蒙古赤峰红山考古调查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与认识》，《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2期。

[136]见《甘肃秦安大地湾901号房址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2期；《秦安大地湾405号新石器时代房屋遗址》，《文物》1983年第11期；《大地湾遗址仰韶晚期地画的发现》，《文物》1986年第2期。

[137]见郭大顺等：《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

[138]见《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

[139]见《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3期。

[140]见张光直：《濮阳三与中国古代美术上的人兽母题》，《文物》1988年第11期。

[141]这些原始文化是以各文化遗址的首次发现地，如山东泰安的大汶口、山东章丘的龙山镇、甘肃广河的齐家坪、江苏淮安的青莲岗、浙江余姚的良渚镇和湖北京山的屈家岭等地名命名的。

[142]见《陕西华阴横阵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9期；《陕西华县柳子镇考古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2期；《1972年春临潼姜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3年第3期。

[143]见夏之乾：《对仰韶文化多人合葬墓的一点看法》，《考古》1976年第6期；李文杰：《华阴横阵母系氏族墓地剖析》，《考古》1976年第3期；邵望平：《横阵仰韶文化墓地的性质与葬俗》，《考古》1976年第3期。

[144]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145]见黄河水库考古队华阴队：《陕西华县柳子镇考古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2期；《陕西华县柳子镇第二次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59年第11期。

[146]见杨子范：《山东宁阳堡头遗址清理简报》，《文物》1959年第10期。

[147]见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

[148]见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队：《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反映出的主要问题》，《考古》1976年第6期；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葬第一次发掘的初步收获》，《文物》1976年第1期。

[149]见黄河水库考古队甘肃分队：《临夏大何庄、秦魏家两处齐家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3期；《甘肃临夏秦魏家第三次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64年第6期。

[150]见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151]见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葬第一次发掘的初步收获》，《文物》1976年第1期。

[152]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书中关于原始氏族社会新石器时代部分。

[153]见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安乡县汤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2年第4期。

[154]见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队：《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反映出的主要问题》，《考古》1976年第6期。

[155]见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6年第6期。

[156]见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察右中旗大义发泉村细石器文化遗址调查和试掘》，《考古》1975年第1期。

[157]见裴文中：《中国石器时代的文化》，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版，第33页。

[158]见裴文中：《中国石器时代的文化》，第35页。

[159]过去有人把青海西宁朱家寨遗址也归入这个文化系统。安志敏先生认为，朱家寨遗址的主要因素是仰韶文化，虽有极少量的细石器，在陶器上却毫无受细石器文化影响的痕迹。所以这里暂时不将该遗址列入。见安志敏的《细石器文化》，《考古通讯》1957年第2期。

[160]见朱凤瀚：《吉林奈曼旗大沁他拉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79年第3期。哲里木盟原属吉林省。

[161]见裴文中：《中国石器时代的文化》，第29—38页。

[162]见岑家梧：《文化遗存的分布不能和种族迁移混为一谈》，《光明日报》1956年6月7日。

[163]见贾兰坡、盖培、尤玉柱：《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贾兰坡：《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164]见佟柱臣：《新的发现、新的年代测定对中国石器时代考古学提出的新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

[165]见《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第4期；《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大汶口文化讨论论文集》，齐鲁出版社1980年版。

[166]见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

[167]见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

[168]见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

[169]见山东省博物馆、日照县文化馆东海峪发掘小组：《1975年东海峪遗址的发掘》，《考古》1976年第6期。

[170]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

[171]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

[172]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173]见佟柱臣：《仰韶、龙山工具的工艺研究》，《文物》1978年第11期。

[174]见《城子崖》，《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1934年版，第90—91页。

[175]1924年在甘肃广河齐家坪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后阶段的文化，以发现地命名为“齐家文化”。

[176]见《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葬第一次发掘的初步收获》，《文物》1976年第1期；《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反映出的主要问题》，《考古》1976年第6期；《甘肃临洮、临夏两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9期。

[177]见《甘肃临洮、临夏两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9期。

[178]见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黄河水库考古队甘肃分队：《临夏大何庄、秦魏家两处齐家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3期。

[179]见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

[180]同上注；牟永抗、魏正瑾：《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太湖流域原始文化的分期问题》，《文物》1978年第4期。

[181]见牟永抗、魏正瑾：《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太湖流域原始文化的分期问题》，《文物》1978年第4期。

[182]见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直属工作队：《1958—1961年湖北郧县和均县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10期；石龙过江水库指挥部文物工作队：《湖北京山、天门考古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第3期。

[183]见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

[184]见丁颖：《江汉平原新石器时代红烧土中的稻谷壳考察》，《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

[185]见广东省博物馆、曲江县文化局石峡发掘小组：《广东曲江石峡墓葬发掘报告》，《文物》1978年第7期。

[186]见杨式挺：《谈谈石峡发现的栽培稻遗迹》，《文物》1978年第7期。

[187]见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北唐山市大城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

[188]见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黄河水库考古队甘肃分队：《临夏大何庄、秦魏家两处齐家文化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3期。

[189]见《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反映出的主要问题》，《考古》1976年第6期。

[190]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91]见《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第122页。

[192]见黄河水库考古队甘肃分队：《临夏大何庄、秦魏家两处齐家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3期。

[193]《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等1卷，第68—69页。

[194]见《大汶口》附表1、附表13。

[195]见《大汶口》，第126页、附表13。

[196]见《大汶口》，第126页、附表13。

[197]见《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基地反映出的主要问题》，《考古》1976年第6期。

[198]见北京大学、河北省文化局邯郸考古发掘队：《1957年邯郸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10期。

[199]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1962年。

[200]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20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202]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5年第7期。

[203]见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

[204]古代腓尼基字母、迦太基字母和古希腊字母，有不少和半坡陶文、柳湾陶文很相似或相近。但是，我们确知我国古陶文与西方古文字毫无联系。

[205]见李学勤：《论新出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文物》1987年第12期。

[206]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

[207]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5年第7期。

[208]见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甘肃兰州焦家庄和十里店的半山陶器》，《考古》1980年第1期。

[209]见《大汶口》，第95—102页。

[210]见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文物》1978年第3期；金维诺：《舞蹈纹陶盆与原始舞乐》，《文物》1978年第3期。

[211]各民族远古的历史都是很渺茫的，而且都是人、神杂糅的传说。古代流传下的这类传说，虽然杂以神话，但毕竟与单纯的神话有本质的区别。古代传说系口耳相传，时间愈久愈易失真。可是它们大都具有真实历史为之素材，并非完全向壁虚造。如果批判地分析这些传说资料，剥开其神话的外衣，是可以“沙里澄金”，找出其真正历史的核心的。因此，我们对古代传说应作具体分析。

[212]把中国古代民族分为三大集团，最早见于1933年蒙文通的《古史甄微》。即分为江汉民族、河济民族和海岱民族。1943年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分为苗蛮集团、华夏集团和东夷集团。1960年有增订本，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213]《国语·晋语》。

[214]《淮南子·本经训》。

[215]《左传》僖公二十一年。

[216]《左传》昭公十七年。

[217]见《左传》文公五年。

[218]见《左传》文公十八年。

[219]《左传》昭公十七年。

[220]《左传》昭公十七年。

[221]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

[222]《太平御览》卷四五九引《韩非子》。

[223]见王玉哲：《楚族故地及其迁徙路线》，《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1950年版。

[224]见朱熹：《彭蠡辨》；蔡沈：《尚书集传·禹贡》注；崔述：《夏考信录》卷一；魏源：《书古微》卷五；倪文蔚：《禹贡说》（《续经解》）。

[225]见王玉哲：《楚族故地及其迁徙路线》，《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1950年版。

[226]《左传》昭公十七年。

[227]见王玉哲：《楚族故地及其迁徙路线》，《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1950年版。

[228]《淮南子·天文训》。

[229]《逸周书·尝麦解》。

[230]见《山海经·大荒北经》。

[231]《左传》昭公元年。

[232]《吕氏春秋·召类》。

[233]《韩非子·十过》。

[234]《韩非子·五蠹》。

[235]《墨子·尚贤中》。

[236]《孟子·公孙丑上》。

[237]《庄子·天下》。

[238]《韩非子·五蠹》。

[239]《论语·尧曰》。

[240]《论语·颜渊》。

[241]《孟子·万章上》。

[242]《孟子·万章上》。

[243]《孟子·万章上》。

[244]《荀子·成相》。

[245]《墨子·尚贤上》。

[246]《墨子·尚贤中》。

[247]见《韩非子·显学》。

[248]见《庄子》中《逍遥游》、《盗跖》、《徐无鬼》等篇。

[249]《韩非子》中《十过》、《外储说右上》。

[250]见《吕氏春秋》中《求人》、《慎人》、《长利》等篇。

[251]见《礼记·礼运》。

[25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253]《韩非子·说疑》。

[254]《韩非子·忠孝》。

[255]见《路史·发挥五》注引《竹书纪年》谓：“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无“之末年”三字。

[256]见《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另外，《路史·发挥五》引《竹书纪年》与此条事同而词异。

[257]见《广弘明集》释法琳《对傅奕废佛僧事》引《汲冢竹书纪年》。

[258]所引各语，均见《礼记·礼运》篇。

[259]见《尚书·召诰》。

[260]《诗经·大雅·荡》。

[261]《说苑·反质》所引，疑出自《墨子·节用下》。

[262]《史记·夏本纪》。

[263]《墨子·兼爱下》。

[264]《孟子·万章》。

[265]《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266]《晋书·束皙传》及《史通·疑古》所引《竹书纪年》。

[267]《尚书·甘誓》；《楚辞·天问》。

[268]《淮南子·齐俗训》：“有扈氏为义而亡”。高诱注：“有扈，夏启之庶兄也。”

[269]《尚书·甘誓》释文引马融说。

[270]《墨子·明鬼》引作《禹誓》；《庄子·人间世》云：“禹攻有扈”。

[271]《史记·夏本纪》及《书序》。

[272]《吕氏春秋·先己》。

[273]见《释文》、《孔疏》等。

[274]见《水经注·渭水》及《史记·夏本纪》集解等。

[275]见《左传》昭公十七年。

[276]《左传》昭公十七年“九扈”的“扈”，《说文·隹部》作“雇”，籀文作“鳸”，实隹、鸟为一字。所以，“扈”亦可作“雇”。

[277]顾颉刚、刘起釪：《〈尚书·甘誓〉校释译论》，《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1期。

[278]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279]见《史记·三代世表序》。

[280]伪古文《尚书》有《五子之歌》篇，不可信。

[281]《汉书·古今人表》：“昆弟五人号五观”。

[282]见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卷七。

[283]见《史记集解》引。

[284]《左传》昭公十七年引逸《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夫走。”则在夏时似确有日蚀事。

[285]见《新唐书·历志》。《今本竹书纪年》即抄袭此说。

[286]见陈遵妫：《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4—55页；China Review Vol.Ⅹ　ⅤⅢ，p.266。

[287]《左传》襄公四年。

[288]《左传》襄公四年。

[289]《论语·宪问》。

[290]《韩非子·五蠹》。

[291]《论语·泰伯》。

[292]《吕氏春秋·勿躬》：“仪狄作酒”。《世本·作篇》：“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少康作秫酒。”（见《初学记》卷二六和《太平御览》卷八四三所引《世本》）仪狄，旧注说是禹臣。《战国策·魏策》也说仪狄作酒，并说：“禹疏仪狄，而绝旨酒。”

[293]见《尚书·汤誓》郑玄注及《新序·刺奢》和《韩诗外传》卷二。

[294]《尚书·汤誓》：“时日曷丧，予及女皆亡！”

[295]《汉书·地理志》注引应劭说。

[296]《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史记集解》卷二引皇甫谧说。

[297]《汉书·地理志》注引《竹书纪年》。孟子亦言禹避舜之子于阳城。

[298]《左传》定公四年：唐叔封于夏墟。

[299]《左传》定公四年。

[300]《汉书·地理志》注及《帝王世纪》。

[301]《左传》哀公六年引。

[302]《史记·五帝本纪》以陶唐为国号，韦昭以陶唐为尧之国号。

[303]见《周礼·职方氏》；此外如《尚书·禹贡》、《尔雅·释地》均与《职方氏》说合。

[304]《太平御览》八二；《史记·夏本纪》集解引；《通鉴外纪》卷二引“四百七十一年”六字。

[305]见《晋书·束皙传》引《竹书纪年》。

[306]《左传》宣公三年。

[307]裴骃：《史记集解》卷二引；《通鉴外纪》卷二引“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六年”十字。

[308]《汉书·贾谊传》。

[309]《汉书·律历志》。

[310]《论语·卫灵公》。

[311]见J.H.Breasted, Ancient Times, p.45。

[312]见夏纬瑛、范楚玉：《〈夏小正〉及其在农业史上的意义》，《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

[313]见《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314]详见王玉哲：《狁考》第四章第1节（未刊稿）。

[315]“东夏”一词又见于《左传》昭公元年、昭公十五年，以曹、卫为“东夏”。

[316]见《水经注·巨洋水》、《汉书·地理志》注。

[317]邹衡：《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79年第3期。

[318]吴汝祚：《关于夏文化及其来源的初步探索》，《文物》1978年第9期。

[319]杨子范、王恩礼：《试论龙山文化》，《考古》1963年第7期。

[320]吴汝祚：《关于夏文化及其来源的初步探索》，《文物》1978年第9期。

[321]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1959年河南偃师二里头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4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5期；《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第4期。

[322]见《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4期。

[323]见《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4期。

[324]关于二里头遗址，邹衡一方面说：“二、三两期区别较大”，另一方面又说：“一至四期全属一种文化”（见《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79年第3期）。第二、三两期为什么区别较大，没有解释。我们认为这是夏、商两族文化的差异。商灭夏后，必然继承了夏的部分文化，因而，第一、二、三、四期也就出现了共性。

[325]见殷玮璋：《二里头文化探讨》，《考古》1978年第1期；孟凡人：《试谈夏文化及其与商文化的关系问题》，《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吴汝祚：《关于夏文化及其来源的初步探索》，《文物》1978年第9期。

[326]见孙华：《关于二里头文化》，《考古》1980年第6期。

[327]见洛阳博物馆：《河南临汝煤山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75年第5期。

[328]洛阳博物馆：《洛阳矬李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8年第1期。

[329]煤山遗址的第二、三期虽然也与二里头第一、二期同时期，但是从文化层所发现的文物看，不像夏文化，倒是很像先商文化。

[330]见《论语·宪问》及《韩非子·五蠹》。

[331]见《吕氏春秋·勿躬》、《世本·作篇》、《战国策·魏策》。

[332]见《墨子·耕柱》。

[333]见《左传》宣公三年。

[334]《墨子·明鬼下》。

[335]见薛尚功：《钟鼎彝器款识》卷一。

[336]《国语·周语下》。

[337]均见裴骃的《史记·殷本纪》集解所引。

[338]《史记·六国年表序》。

[339]王国维：《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说商》和《说亳》，《观堂集林》卷一二。

[340]丁山：《商周史料考证》，龙门联合书局1960年版，第14—21页。

[341]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卷第1期。

[342]金景芳：《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中华文史论丛》1978年第7辑。

[343]邹衡：《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79年第3期。

[344]《吕氏春秋·音初》。

[345]《史记·殷本纪》。

[346]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34页。

[347]胡厚宣：《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文物》1977年第2期。

[348]《左传》昭公十七年。少皞即春秋时淮夷诸族之祖。

[349]《论衡·吉验》。

[350]《三国志·魏书·高句丽》。

[351]《史记·秦本纪》。

[352]见王国维：《秦都邑考》；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

[353]详见王玉哲：《秦人的族源及迁徙路线》，《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

[354]《礼记·缁衣》引《尹告》佚文。

[355]见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九。

[356]《太平御览》一五五引。

[357]《水经注》卷一九引。

[358]见王国维：《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观堂集林》卷一二。

[359]《左传》襄公九年。

[360]见徐中舒：《殷商史中的几个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361]胡澱咸《说商亳》（油印本）已提出过此论点。

[362]见岑仲勉：《黄河变迁史》，第93—94页。

[363]《史记·夏本纪》集解引《帝王世纪》。

[364]见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

[365]见《安阳发掘报告》4：658。

[366]见董作宾：《殷历谱》下9：62。

[367]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258页。

[368]见丁山：《商周史料考证》，第12页。

[369]葛毅卿：《说滳》，《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册第4分册。

[370]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释滳》。

[371]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臣不如弦商”；《吕氏春秋·勿穷》则作“弦章”。

[372]丁山：《商周史料考证》，第18页。

[373]《礼记·缁衣》所引。

[374]见《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第87页。

[375]邹衡：《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文物》1978年第2期。

[376]《孟子·梁惠王》引。

[377]王国维：《说亳》，《观堂集林》卷一二。

[378]见《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4期。

[379]见《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4期。

[380]《水经注·渭水》引《世本》作“蕃”；《通鉴地理通释》引《世本》作“番”。

[381]丁山：《商周史料考证》，第16页。

[382]丁山：《商周史料考证》，第17—18页。

[383]见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元氏县西张村的西周遗址和墓葬》，《考古》1979年第1期。

[384]李学勤、唐云明：《元氏铜器与西周的邢国》，《考古》1979年第1期。

[385]金景芳：《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中华文史论丛》1978年第7辑。

[386]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蔡元培六十五岁庆祝论文集》，1934年抽印本。

[387]《左传》昭公九年。

[388]郑州市文物工作组：《郑州市殷商遗址地层关系介绍》，《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2期。

[389]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博物馆：《郑州商代城址试掘简报》1977年第1期。

[390]安金槐：《试论郑州商代遗址——隞都》，《文物》1961年第4、5期。

[391]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台西考古队：《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6期。

[392]湖北省博物馆：《1963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的发掘》，《文物》1976年第1期。

[393]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

[394]山东省博物馆、日照县文化馆的东海峪发掘小组：《1975年东海峪遗址的发掘》，《考古》1976年第6期。

[395]见佟柱臣：《新的发现、新的年代测定对中国石器时代考古学提出的新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

[396]见《概述辽宁省考古新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397]见《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辽宁北票县丰下遗址1972年春发掘简报》，《考古》1976年第3期；《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文物》1977年第12期；《敖汉旗大甸子遗址1974年试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2期。

[398]岑仲勉：《黄河变迁史》，第83页。

[399]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九。

[400]罗振玉（《增考》上九）、王国维（《戬释》二一）、叶玉森（《集释》一、一〇六）均误释妣乙。

[401]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第56页。

[402]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第74页。

[403]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404]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

[405]于省吾：《略论甲骨文“自上甲六示”的庙号以及我国成文历史的开始》，《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创刊号。

[406]董作宾：《论商人以十日为名》，《大陆杂志》1951年第3期。

[407]《世本·作篇》，《初学记·居处》引，《太平御览》八九九引。

[408]《孟子·尽心下》谓自商汤到周文王“五百有余岁”；《古本竹书纪年》则以为496年（《史记·殷本纪》集解所引）；《左传》宣公三年则说商“载祀六百”。哪一说法正确，至今无从考定。这里我们暂从《左传》说。

[409]见《铁云藏龟》，第214页。

[410]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九。

[411]见《孟子·滕文公》。

[412]《吕氏春秋·慎大览》。

[413]《吕氏春秋·功名》。

[414]《文选·吴都赋》注引《竹书纪年》。

[415]此“我后”一辞，旧注家有谓指“桀”，非是。章太炎《古文尚书拾遗定本》则说：“我后自指汤言”，应该说这是正确的。

[416]见《吕氏春秋·慎大览》。

[417]《尚书》中《汤诰》与《咸有一德》两篇久已亡佚。《汤诰》佚文尚存于《殷本纪》。

[418]见《管子·山权》；《庄子·秋水》；《荀子·王霸》；《淮南子·主术训》；《论衡·感虚》。

[419]《墨子·七患》。

[420]见《吕氏春秋·顺民》。

[421]《论语·尧曰》。

[422]见《尚书》中《多士》、《多方》、《立政》等篇。

[423]《诗经·商颂·殷武》。

[424]郭沫若：《汤盘孔鼎之扬榷》，《金文丛考》。

[425]《吕氏春秋·本味》。

[426]《吕氏春秋·本味》。

[427]《史记·殷本纪》；《孟子·万章》。

[428]《墨子·尚贤下》。

[429]《孙子兵法·用间》。

[430]《太平御览》一三五引。

[431]《吕氏春秋·慎大览》。

[432]《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引；《尚书·咸有一德》疏引；《通鉴外纪》三引。

[433]《孟子·万章》。

[434]《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435]《吕氏春秋·慎大览》。

[436]《墨子·尚贤》。

[437]《孟子·万章》。

[438]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第50页。

[439]《太平御览》八三引。

[440]见王国维：《古史新证》。

[441]《史记·殷本纪》。

[442]徐中舒：《殷代兄终弟及为贵族选举制说》，《文史杂志》第五卷第5、6合刊。

[443]王玉哲：《试论商代“兄终弟及”的继统法与殷商前期的社会性质》，《南开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

[444]此语也见《战国策·魏策》，《太平御览》四五九引《韩非子》佚文，《韩诗外传》三，《说苑》中《君道》、《贵德》，《水经注》中《湘水》、《沔水》诸篇。

[445]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5期。

[446]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第4期。

[447]见王玉哲：《试论商代“兄终弟及”的继统法与殷商前期的社会性质》，《南开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

[44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4期。

[449]《左传》庄公二十八年。

[450]北京市玉器厂技术研究组：《对商代琢玉工艺的一些初步看法》，《考古》1976年第4期。

[451]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第4期。

[452]见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岗》，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453]参见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考古试用讲义》，1972年9月铅印本。

[454]《礼记·祭法》疏引《世本》：“鲧作城郭。”《水经注·河水》引《世本》作“鲧作城”。

[455]见：《郑州商代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期；《郑州商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第1辑；《文物》1977年第1期第61页附录一。

[456]见安金槐：《试论郑州商代城址——隞都》，《文物》1961年第4、5期。

[457]见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商代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期。

[458]见湖北省博物馆：《1963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的发掘》，《文物》1976年第1期；湖北省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盘龙城发掘队：《盘龙城1974年田野考古纪要》，《文物》1976年第2期。

[459]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460]见河南省博物馆：《郑州新出土的商代前期大铜鼎》，《文物》1975年第6期。

[461]河北省博物馆、河北省文管处台西发掘小组：《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1973年的重要发现》，《文物》1974年第8期。

[462]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藁城台四村的商代遗址》，《考古》1973年第5期。

[463]叶史：《藁城商代铁刃铜钺及其意义》，《文物》1976年第11期；李众：《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钢铁冶炼技术发展的探讨》，《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464]北京文物管理处：《北京市平谷县发现商代墓葬》，《文物》1977年第11期。

[465]见《弗利尔美术馆中国青铜器图录》第96—97页，美国华盛顿1946年版；[日]梅原末治：《中国出土的一群铜利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创立廿五周年纪念论文集》，1954年；夏鼐：《〈河北藁城台西村的商代遗址〉读后记》，《考古》1973年第5期。

[466]在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现麻布残片，以及粘在铜觚上的几处丝织物痕迹。

[467]见《河北藁城县台西村商代遗址1973年的重要发现》，《文物》1974年第8期；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台西考古队：《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6期。

[468]王玉哲：《试论商代“兄终弟及”的继统法与殷商前期的社会性质》，《南开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

[469]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博物馆：《郑州商代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期。

[470]见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版，第86—87页。

[471]湖北省博物馆等盘龙城发掘队：《盘龙城1974年田野考古纪要》，《文物》1976年第2期。

[472]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市白家庄商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10月24日。

[473]见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第5文物区第1小区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5月；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岗》，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9—41页；北大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94—95页。

[474]元代董鼎《书传辑录纂注》谓：“《序》遂谓盘庚五迁……而作《序》者考之不详，谬云尔也。”又谓：“《序》与经文既已差谬，《史记》遂谓盘庚自有五迁，误人甚矣”；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谓：《史记》“以五迁为盘庚一身之事”（《历史语言所季刊》第五本第一分册，第94页）；顾颉刚、刘起釪：《〈盘庚〉三篇校释译论》也认为“盘庚五迁”是错的（《历史学》1979年第2期）。

[475]见岑仲勉：《黄河变迁史》，第124页。

[476]《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谓：“绛州龙门县东南十二里耿城，故耿国也。”

[477]《汉书·地理志》赵国下称：“襄国，故邢国”，襄国县在今邢台县西南。《通典》一七八邢州：“古祖乙迁于邢，即此地，亦邢国也。”

[478]陈奂说：“《说文》：邢，周公子所封，地近河内怀。许与班说不同……凡班《志》言故国，皆是始封国矣。”（汪远孙《〈汉书·地理志〉校本》所引）

[479]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卷五。

[480]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卷五。

[481]见李斐然：《中华民族古代之迁徙考》，《新亚细亚杂志》第12卷第5期。

[482]岑仲勉：《黄河变迁史》，第113页。

[483]见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

[484]《孟子·滕文公》。

[485]《史记·项羽本纪》索隐引。

[486]《史记·殷本纪》。

[487]《尚书·盘庚》孔颖达《疏》引。

[488]《史记·殷本纪》集解引郑玄说：“商家自此徙而改号曰殷”；《太平御览》八三引《帝王世纪》也说，“帝盘庚徙都殷，始改商曰殷”。

[489]见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8页。

[490]《太平御览》一五五引《帝王世纪》曰：“《世本》又言，太甲傱上司马，在邺西南”。孙海波谓：“傱乃徙之讹。”（见《禹贡》第4卷第6期）《后汉书·郡国志·魏郡邺县》刘昭注亦引《帝王世纪》曰：“县西南有上司马，殷太甲常居焉。”

[491]《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原作“七百七十三年”，武昌书局覆王刻本“七百”改作为“二百”。陈逢衡《竹书集证》亦引作“二百七十三年”。

[492]汉、晋人谓盘庚迁殷，“茅茨不翦，采椽不，以变天下之视”（《说苑·反质》）；或谓：“去奢即俭”（《后汉书·郎传》）；“去奢行俭于亳”（《后汉书·杜笃传》）；“革奢即约”（荀悦《申鉴》）；“率人于苦”（张衡《西京赋》）；其他如郑玄、王肃、皇甫谧（《孔疏》）等也都是众口一辞地说是为了纠正生活上的奢侈，才迁都的。

[493]《尚书集传·盘庚上》。

[494]见《〈盘庚〉三篇校释译论》，《历史学》1979年第2期。

[495]岑仲勉《黄河变迁史》对《尚书孔氏传》的这几句话曾详加辨证，力言其文义不通（见第106—108页）。

[496]岑仲勉：《黄河变迁史》，第119页。

[497]如柳翼谋《中国文化史》第102页；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第87页。

[498]见冯汉骥：《自商书盘庚篇看殷商社会的演变》，《文史杂志》1945年第5、6期合刊。

[499]傅筑夫：《关于殷人不常厥邑的一个经济解释》，《文史杂志》1944年第5、6期合刊。

[500]傅筑夫：《殷代的游农与殷人的迁居》，载其所著《中国经济史论丛》上册，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46页。

[501]见冯汉骥：《自商书盘庚篇看殷商社会的演变》，《文史杂志》1945年第5、6期合刊。

[502]见顾颉刚、刘起釪：《〈盘庚〉三篇校释译论》，《历史学》1979年第2期。

[50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504]《尚书·多士》。

[50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506]武丁时卜辞：“贞其于一人。”（《甲》2123）；祖庚、祖甲时卜辞：“余一人亡。”（《金璋所藏甲骨卜辞》124片）；《尚书·盘庚》：“不惕予一人”；《国语·周语》引《汤誓》云：“余一人有罪。”

[507]胡厚宣：《释“余一人”》，《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

[508]见董作宾：《殷历谱》下编卷九《武丁日谱》。

[509]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84页。

[510]《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

[51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1年安阳后岗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3期。

[512]胡厚宣：《殷代的刖刑》，《考古》1973年第2期。

[513]胡厚宣：《殷代的刖刑》，《考古》1973年第2期。

[514]《说文解字》耳部“聅”字下引《司马法》。

[51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516]见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7页。

[517]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页。

[518]赵光贤：《殷周社会平议》，油印本未刊稿，第14页。

[519]见郭宝钧：《1950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5册，1951年。

[520]胡厚宣：《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上篇），《文物》1974年第7期。

[521]《左传》僖公十九年。

[522]《左传》昭公十年。

[523]胡厚宣：《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下篇），《文物》1974年第8期。

[524]姚孝遂：《商代的俘虏》，《古文字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

[525]见姚孝遂：《人牲与人殉》，《史学月刊》1961年第9期。

[526]见胡厚宣：《武丁时五种记事刻辞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三册，1944年版。

[527]见康殷：《文字源流浅说》，第426页。

[528]见郭沫若：《论甲》，《古代铭刻汇考》、《殷契余论》；《卜辞通篆考释·世系》第140片下；《殷契粹编考释》第250片下。

[529]见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38页。

[530]见徐中舒：《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

[531]见于省吾：《从甲骨文看商代的农田垦殖》，《考古》1972年第4期；张政烺：《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532]李学勤认为，将《殷契粹编》中的这片卜辞释为“王令多羌田”是错误的。他说他们曾检视原图，认为这片甲骨上部有缺文，也就是说“多”与“羊”之间有缺文，既不能读为“多羌”或“多羊”，更谈不上多羌与农业生产有关了（《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80页）。

[533]姚孝遂：《商代的俘虏》，《古文字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

[534]“众”与“众人”无别，其详可见赵锡元：《试论殷代的主要生产者“众”和“众人”的社会身份》，《东北人民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6年第4期。

[535]如束世澂：《夏代和商代的奴隶制》，《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610页。

[536]朱凤瀚：《殷虚卜辞中的众的身份问题》，《南开学报》1981年第2期。

[537]朱凤瀚：《殷虚卜辞中的众的身份问题》，《南开学报》1981年第2期。

[538]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615页。

[539]于省吾：《双剑誃殷契骈枝·释雉》。

[540]张政烺：《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541]张政烺：《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542]朱凤瀚：《殷虚卜辞中的众的身份问题》，《南开学报》1981年第2期。

[543]朱凤瀚：《殷虚卜辞中的众的身份问题》，《南开学报》1981年第2期。

[544]林沄：《从武丁时代的几种“子卜辞”试论商代的家族形态》，《古文字研究》1979年第1辑，中华书局。

[545]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集》，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9页。

[546]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8页。

[547]见于省吾：《从甲骨文看商代的农田垦殖》，《考古》1972年第4期；张政烺：《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548]见于省吾：《从甲骨文看商代的社会性质》，《东北人民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7年第2、3期合刊。

[549]《左传》成公十三年。

[550]商征兵的最高纪录，见《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辛巳卜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一万，呼伐……”（《库》310）；《甲骨续存》：“……己卜，贞：……万人……归。”（《存》2.582）这片也有“万人”一词，惜残缺过甚，不知是否与“登人”有关。

[551]《诗经·大雅·文王》：“殷之未丧师”；《国语·周语上》：“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周人文献上“丧师”一词，可能是承袭商时“丧众”一词。

[552]于省吾：《双剑誃殷契骈枝》三编，第23页。

[553]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除了这四说外，还有“过渡形态”说、“东方奴隶制的变种”说、“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变种”说、“特殊的生产方式”说、“独特的社会形态”说等等。

[55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555]久梅涅夫：《近东和古典社会》，中译文见《史学译丛》1958年第3期第58页。

[556]主张最力者如志纯、学盛：《怎样理解马克思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世界历史》1979年第2期；《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

[55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

[55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8—259页。

[559]见祁庆富：《“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的是原始社会吗？——与志纯、学盛同志商榷》，《世界历史》1980年第1期。

[5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

[561]《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6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72页。

[562]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7页。

[563]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5页。

[564]见《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3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3页。

[5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37页。

[5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0—452页。

[5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2页。

[5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3—434页。

[569]见于可、王敦书：《学习马克思推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有关论述的体会》，1979年8月油印稿。

[570]主张“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原始社会的学者，都认为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创立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原始社会的说法，一直到8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都不曾改变先前的观点，并且始终没有放弃这一术语。他们引用1887年恩格斯对《资本论》第1卷（英译本）一段文字略有增补和更动为证。这段文字是：“在古亚细亚的、古代的等等生产方式下，产品变为商品、从而人作为商品生产者而存在的现象，处于从属地位。但是〔原始〕（恩格斯补——引者注）共同体越是走向没落阶段，这种现象就越是重要。……这些古老的社会生产机体比资产阶级的社会生产机体简单明了得多，但它们或者以个人尚未成熟，〔在原始部落公社中〕（恩格斯补——引者注）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6页。）志纯、学盛据此认为“古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属于原始共同体或原始部落的原始公社时代，1887年恩格斯还在赞成和重复这种理论（见志纯、学盛：《怎样理解马克思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世界历史》1979年第2期）。《资本论》第1卷写于的年代，马克思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术语，并且认为是原始社会。但恩格斯在1887年增补的文字，意在尽量表明马克思写《资本论》第1卷时的真正含义，绝对不能看作是恩格斯在1887年的主张。另外，志纯、学盛又引恩格斯1894年为《资本论》第3卷写的一条注，用以证明他们的看法。这条注说：“前人总是低估亚洲的、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商业规模和意义；与此相反，对它们异乎寻常地予以过高的估计，现在已经成了一种时髦。”他们认为这说明恩格斯在去世前一年还把“亚细亚的”或“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可以称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阶段。关于这个问题，祁庆富认为注中“亚洲的、古代的”，指的是亚洲的奴隶制和希腊、罗马的奴隶制。于可、王敦书则认为注中“亚洲的”，是恩格斯保留马克思60年代的观点，绝对不能作为90年代的恩格斯还在坚持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依据。

[57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3页。

[572]《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分册，第96页。

[573]《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6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72页。

[5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0—452页。

[57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576]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0页。

[577]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0页。

[578]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3页。

[579]《殷虚书契菁华》第二片：“……沚告曰：土方征于我东（鄙），二邑，方亦侵我西（鄙）田。”邑与田相连。

[580]《卜辞通纂》，第2页。

[581]见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1册。

[582]于省吾：《商代的谷类作物》，《东北人民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

[583]于省吾：《商代的谷类作物》，《东北人民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

[584]于省吾：《商代的谷类作物》，《东北人民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

[585]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528页。

[586]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527页。

[587]见唐兰：《殷虚文字记》，北京大学讲义本，第23页。

[588]见许顺湛：《灿烂的郑州商代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页。

[589]见于省吾：《商代的谷类作物》。

[590]《尚书·微子》。

[591]《大盂鼎铭》。

[592]《诗经·大雅·荡》。

[593]《韩非子·说林上》。

[594]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40—41页。

[595]见湖北省博物馆：《盘龙城商代二里岗期的青铜器》，《文物》1976年第2期。

[596]见马得志等：《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5年第9期，第71页。

[597]见《考古》1961年第4期，第216页。

[598]见《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35期，第127页；《殷虚卜辞综述》，第542页。

[599]见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7页。

[600]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601]见《安阳发掘报告》第2期，第249页；第4期，第594页。

[602]见《安阳发掘报告》第2期，第230页。

[603]见《安阳发掘报告》第4期，第722—723页。

[604]见李济：《殷虚有刃石器图说》。

[605]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

[606]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3页。

[607]见郭沫若：《释勿》，《古代铭刻汇考》（续编）；《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十批判书》）。

[608]见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余永梁：《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徐中舒：《耒耜考》。

[609]余永梁：《殷虚文字考》，1926年载清华大学《国学论丛》。

[610]见于省吾：《从甲骨文看商代的农田垦殖》，《考古》1972年第4期。

[611]见张政烺：《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612]见《吕氏春秋·古乐》：“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

[613]见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中国科学院1954年版。

[614]见唐兰：《获白兕考》，燕京大学《史学年报》第4期。

[615]见胡厚宣：《殷墟发掘》，上海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版，第82、107页。

[616]见胡厚宣：《殷墟发掘》，上海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版，第130页。

[617]见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41页。

[618]见伍献文：《记殷墟出土之鱼骨》，《考古学报》1949年第4期。

[619]见河南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620]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

[621]见刘屿霞：《殷代冶铜术之研究》，《安阳发掘报告》第4期。

[622]见河南省博物馆：《郑州新出土的商代前期大铜鼎》，《文物》1975年第6期。

[623]见《殷墟考古发掘的又一重要新收获——小屯发现一座保存完整的殷代王室墓葬》，《考古》1977年第3期。

[624]见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平谷县发现商代墓葬》，《文物》1977年第11期。

[625]见安金槐：《郑州地区的古代遗存介绍》，《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8期；云明、罗平、明远：《邢台商代遗址中的陶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2期。

[626]见安金槐：《对于我国瓷器起源问题的初步探讨》，《考古》1978年第3期。

[627]见马得志、周文珍等：《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5年第9期。

[628]梁思永：《国立中央研究院参加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出品目录》（1937年），已收入《梁思永考古论文集》，1959年。

[629]李济：《俯身葬》，《安阳发掘报告》第3期，1931年。

[630]见梁思永等：《侯家庄1001号大墓》上册，1962年，第311、319、325页。

[631]郭宝钧：《1950年春殷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1年第5期。

[632]见张政烺：《释它示——论卜辞中没有蚕神》，《古文字研究》第1辑，1979年。

[633]见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634]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

[635]见《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第73页。

[636]见北京市玉器厂技术研究组：《对商代琢玉工艺的一些初步看法》，《考古》1976年第4期。

[637]见石璋如：《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中国考古学报》1947年第2期。

[638]《周易·系辞》。

[639]见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第136页。

[640]见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版，第68页。

[641]见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版，第69页。

[642]见郭宝钧：《B区发掘记之二》，《安阳发掘报告》第4期。

[643]见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11页。

[644]《说苑·反质》引《墨子》佚文。

[645]《文选·东京赋》及《吴都赋》注引《古本竹书纪年》。

[646]《史记·殷本纪》。

[647]张守节：《殷本纪正义》。

[648]见《左传》定公四年。

[649]《尚书·酒诰》。

[650]《孟子·公孙丑下》。

[651]《孟子·滕文公下》。

[652]《孟子·滕文公上》。

[653]见马得志等：《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3年第9册，第59页。

[654]见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第94页。

[655]王国维：《说玨朋》，《观堂集林》卷三。

[656]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第94页。

[657]见马得志等：《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9册。

[658]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新发现的殷代车马坑》，《考古》1972年第4期。

[659]郭沫若：《殷契粹编考释》，第1172片。

[660]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第55页。

[661]见于省吾：《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驲传制度》，《东北人民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5年。

[662]《汉书·贾捐之传》。

[663]见江西省博物馆：《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7期；江西省博物馆、清江县博物馆：《近年江西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文物》1977年第9期。

[664]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在辽宁赤峰夏家店首次发现的一种有商代文化特征的、又具备地方特点的一种文化。

[665]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666]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667]见辽宁省文物干部培训班：《辽宁北票县丰下遗址1972年春发掘简报》，《考古》1976年第3期。

[668]见《敖汉旗大甸子遗址1974年试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2期。

[669]见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北唐山市大城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安志敏：《唐山石棺墓及其相关的遗物》，《考古学报》第7册，1954年。

[670]见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坨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6年第1期。

[671]见《北京琉璃河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考古》1976年第1期。

[672]见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著：《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喀左县文化馆等北洞文物发掘小组：《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殷周青铜器》，《考古》1974年第6期。

[673]见许益：《陕西华县殷代遗址调查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3期。

[674]见祝培章等：《陕西城固县发现的青铜器》，《文物》1966年第1期；唐金裕等：《陕西省城固县出土殷商铜器整理简报》，《考古》1980年第3期。

[675]见《山西石楼县二郎坡出土商周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期；《石楼县发现古代铜器》，《文物》1959年第3期；《石楼后兰家沟发现商代青铜器简报》，《文物》1962年第4—5期；《山西吕梁县石镇又发现铜器》，《文物》1960年第7期；《山西石楼义牒发现商代铜器》，《考古》1972年第4期。

[676]见杨子范：《山东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勘查纪要》，《文物》1959年第11期；《济南大辛庄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4期。

[677]见曲阜文物普查小组：《山东曲阜发现殷商遗址》，《光明日报》1956年9月7日。

[678]见孔繁银：《山东滕县井亭煤矿等地发现商代铜器及古遗址、墓葬》，《文物》1959年第12期。

[679]见赵岚：《山东平阴县朱家桥殷代遗址》，《考古》1961年第2期。

[680]见王恩田：《益都发现三千年前的商代墓》，《大众日报》1965年11月30日；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文物》1972年第8期。

[681]《左传》襄公四年。

[682]《尚书·盘庚》及《史记·殷本纪》。

[683]《孟子·滕文公》。

[684]见《礼记·缁衣》引《尚书》“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

[685]见《尚书·多士》及甲骨文（《卜通》592、《甲》2395、《缀》183）。

[686]见《孟子·膝文公下》引《尚书》。

[687]《左传》哀公十二年：“宋、郑之间，有隙地焉。曰：弥作、顷丘、玉畅、喦、戈、钖。”

[688]《诗经·商颂·玄鸟》。

[689]《孟子·公孙丑上》。

[690]《左传》庄公二十八年。

[691]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321页。

[692]《论语·公冶长》；《穀梁传》庄公九年。

[693]《穀梁传》庄公九年。

[694]张政烺：《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695]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32—33页。

[696]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十、九；《古史新证》，来薰阁影印手稿本。

[697]反对王氏之说的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陈梦家的《甲骨断代学甲篇》（《燕京学报》第40期）。李学勤《论殷代亲族制度》（《文史哲》1957年第11期）也说：“我们认为在殷代子继为常，弟及为变。”又认为兄终弟及“这种情形不能指为亲族制度的规律”。

[698]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九。

[699]王国维：《古史新证》第十五。

[700]见陈梦家：《商王庙号考》（《考古学报》第8册）；《商王名号考》（《燕京学报》第27期）；《殷虚卜辞综述》，第403—405页。

[701]陈梦家：《商王庙号考》，《考古学报》第8册。

[702]李学勤：《论美澳收藏的几件商周文物》，《文物》1979年第12期。

[703]见张光直：《商王庙号新考》，《民族研究所集刊》第15期，1963年；《关于商王庙号新考一文的补充意见》，《民族研究所集刊》第19期，1965年。

[704]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

[705]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第326页。又见董氏另一文《论商人以十日为名》，《大陆杂志》1951年第3期。

[706]陈梦家：《商王庙号考》，《考古学报》第8册；《殷虚卜辞综述》，第404页。

[707]陈梦家：《商王庙号考》，《考古学报》第8册；《殷虚卜辞综述》，第404页。

[708]如祖甲、廪辛时卜辞有“祖戊”（《前》1.23.2），乃武丁的兄弟，不见于文籍。其他如“中己”（《后》上8）、“南壬”（《前》1.45）等，亦史无其人。像这种人名为数不多。

[709]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九。

[710]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九。

[711]见《梦郼草堂吉金图录》及《周金文存》。

[712]李学勤：《论美澳收藏的几件商周文物》，《文物》1979年第12期。

[713]甲骨学者研究商王名号的专门著作主要有：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观堂集林》卷九）；吴其昌：《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三续考》（《燕京学报》第14期）；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世系》；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陈梦家：《商王名号考》（《燕京学报》第27期）、《甲骨断代学甲篇》（《燕京学报》第40期）、《商王庙号考》（《考古学报》第8册）、《殷虚卜辞综述·庙号》。

[714]陈梦家：《甲骨断代学甲篇》，《燕京学报》第40期。

[715]见于省吾：《释羌甲》，《甲骨文字释林》上卷，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4页。

[716]吴其昌：《殷虚书契解诂》，第675页。

[717]见郭沫若：《论甲》，《古代铭刻汇考·殷契余论》，又见其《卜辞通纂考释·世系》第140片下（第34—35页）、《殷契粹编考释》第250片下。

[718]王玉哲：《试论商代“兄终弟及”的继统法与殷商前期的社会性质》，《南开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

[719]见[瑞典]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分析字典》（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的《绪论》（The Principles of the Phonetic Compounds）。

[720]陈梦家：《商王庙号考》及《殷虚卜辞综述》。

[721]以祖己、祖庚、祖甲为例，祖庚卜辞称祖己为“兄己”，祖甲卜辞称祖庚为“兄庚”，可见此兄弟三人是按长幼次序及位的（见陈梦家《甲骨断代学甲篇》）。

[722]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谓：“夏帝和商先公都是父子相继（兄弟相继是例外），商汤子大丁早死，子大甲年幼，大丁弟外丙、仲壬相继立，创继统法的变例。”（1955年版，第117—118页）

[723]陈梦家：《甲骨断代学甲篇》及《殷虚卜辞综述》。

[72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725]胡厚宣：《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甲骨学商史论丛》。

[726]胡厚宣：《殷代婚姻家庭宗法生育制度考》。

[727]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世系》，第73页。

[728]徐中舒：《殷代兄终弟及为贵族选举制说》，《文史杂志》第5卷第5、6期合刊。

[729]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第237—238页。

[730]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73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732][前苏联]柯斯文著，张锡彤译：《原始文化史纲》，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40页。

[733]斯宾塞（Spencer）：《澳洲北部土人部落》（Native Tribes of the Northern Territory of Australia, p.198）。此段引文转引自李玄伯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第238—239页。

[734]徐中舒：《殷代兄终弟及为贵族选举制说》，《文史杂志》第5卷第5、6期合刊。

[735]有关“小王”的卜辞有：“小王父己”（《南明》631）、“己丑，子卜贞；小王……”（《库》1259）；记“大子”的卜辞有：“……大子，小，十月”（《前》4.16.6）、“癸丑卜争，勿缶于大子”（《乙》7751）。

[736]商汤以来的王位继承是“兄终弟及”，并且证明是父系氏族社会下的制度。可是商汤以前的世系，据《殷本纪》所载是一世一人，好像已行父死子继，这是不合发展规律的。据我们的研究，商汤以前也是实行兄终弟及，只不过《殷本纪》所载汤以前的世系可能是依据商人祀典的大示名单记录的。其先公世次虽然完整，但人数不全，由契到汤十四世，继承为首领的当不止十四人。每世也是兄弟相传，但每世非直系的先公名号，因为是“小示”而逐渐被淘汰，因而未被传下来而已。这个问题已详于笔者1956年写的—篇论文《试论商代“兄终弟及”的继统法与殷商前期的社会性质》（《南开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第四节中。因为这个问题属于史前史范围，不便在这里详论。

[73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738]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4—15页。

[739]《战国策·秦策》高诱注引《世纪》。

[740]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741]胡厚宣：《释“余一人”》，《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

[742]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513页。

[743]见《大盂鼎铭》。

[744]见《礼记·王制》。

[745]辽宁省博物馆等：《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发现殷代青铜器》，《考古》1973年第4期。

[746]唐兰：《从河南郑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铜器谈起》，《文物》1973年第3期。

[747]《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72年第5期；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第94页。

[748]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说“鬼方颺”的昜字是人名，见第75页；丁山《商周史料考证》则释读为“鬼方颺”（龙门联合书局1960年版，第78页）；于省吾《释鬼方昜》也说“鬼方飞扬而去，言其逃亡之速，故下句以无咎为言”（《甲骨文字释林》，第424—425页）。

[749]徐中舒：《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750]《尚书·大诰》。

[751]《尚书·召诰》。

[752]《殷契骈枝·释》。又见于其所著《甲骨文字释林》第161—167页。

[753]《通鉴外纪》二引有“武乙三十五年周系狄王”十字。

[754]鬼方既称鬼戎，而又称俘翟王，戎、翟（狄）可以互称。详见王玉哲《论先秦的“戎狄”及与华夏的关系》（《南开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

[755]清·孙星衍：《周易集解》引干宝注。

[756]《文选》扬雄《赵充国颂》，李善注引宋衷《世本注》云：“鬼方于汉则先零戎也。”

[757]王国维：《鬼方昆夷狁考》。

[758]王国维：《鬼方昆夷狁考》。

[759]王国维《鬼方昆夷狁考》云：“他书不见有隗国……春秋隗姓、诸狄之祖也。原其国姓之名，皆出于古文畏方，可得而征论也。案《春秋》、《左传》凡狄女称隗氏而见于古金文中，则皆作媿……然则媿、隗二字之于畏字，声既相同，形亦极近，其出于古之畏方无疑。畏方之畏本种族之名，复以名其国，且以为姓，理或然也。我国周后，国姓之别颇严。然在商世，则如彭祖为彭姓，姺邳之姺为姺姓，皆以国为姓。况鬼方礼俗与中国异，或本无姓氏之制，入中国与诸夏通婚媾，因以国为姓。……鬼方之为媿姓，犹狁之为允姓也……”按此说是也。《山海经》称鬼方为鬼国，则此隗国之为鬼方后，断无可疑。

[760]史伯所说的这成周西的八国实皆在河东，史料太繁琐，这里不便悉举，详见余《鬼方考》。

[761]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275页；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第75页。

[762]于省吾：《双剑誃殷契骈枝》三编，第5—6页。

[763]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第64页。

[764]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274页。

[765]王国维：《鬼方昆夷狁考》。

[766]甘字往往倒书，如《毛公旅鼎》之“”，《友簋》则倒书作“”。

[767]古文字往往“甘”、“口”不分，如“”字金文作“”（见《穆公鼎》、《竞卣》、《屯鼎》）；“甚”字《说文》从甘匹，古文作，也是以“口”代“甘”；《说文》“”字，古文作，“口”与“甘”通用。

[768]中国上古音尾因避合口介音（由于u或w与m同类相避）而异化为或尾。例如“风”字《切韵》音，而其所从之“凡”则读。在《诗经》中“风”字与“心”“林”字押韵，则其上古音应读，殆无可疑。又如“熊”字《切韵》音为，而从炎省声应为尾，其由变为，恰与“风”字的演变相似。现代厦门及汕头两地方言仍读“熊”为已无合口作用，故得保存尾。又《诗经》中侵部与东部押韵者颇不乏例，如参与中（《小戎》），阴与冲（《七月》），饮与宗（《公刘》），音与膺、弓、兴（《小戎》），林、心与兴（《大明》）等，都可以证明侵部与东部互转。

[769]参见郭沫若的《卜辞通纂》、董作宾的《殷历谱》、陈梦家的《殷虚卜辞综述》和李学勤的《殷代地理简论》等书的有关章节。

[770]见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49—151页。

[771]见徐中舒：《西周史论述》上，《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772]唐兰：《殷虚文字记》，北京大学印本。

[773]丁山：《商周史料考证》，龙门联合书局1960年版，第96—97页。

[774]见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6—27页。

[775]见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第六章，赵元任等译，商务印书馆版，第175页。

[776]见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第六章，赵元任等译，商务印书馆版，第349页。

[777]见Daniel Jones：Examples of Historical Assimilation, An Outline of English Phonetics。

[778]于省吾说：“截至现在为止，已发现的甲骨文字，其不重复者总数约四千五百个左右，其中已被确认的字还不到三分之一。”（《甲骨文字释林序》，中华书局1979年版）。陈梦家说：“卜辞所用的字，大约不超过3500个字。这其中可以认识得准确的字，至今还不到1000个字。”（《殷虚卜辞综述》第643页）。《甲骨文编》1965年增订版序言说：“正编和附录所收共计4672字，而其中有些字还可以归并；目前甲骨刻辞中所见到的全部单字总数，约在四千五百字左右。其中虽然只能辨认九百余字。”

[779]《盘庚》篇的产生时代自汉以来学术界纷纭莫定，李民曾归纳为：（1）盘庚时，（2）小辛时，（3）商时，（4）商、周之际，（5）西周初，（6）春秋时改定等六说。李民主张第五说。见其所著《尚书盘庚篇的制作时代》（《郑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780]《尚书·多士》。

[781]例如甲骨文中有四方风名，可与《尚书·尧典》互相印证。见胡厚宣：《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复旦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

[782]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563页。

[783]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580—581页。

[784]《尚书·西伯戡黎》：“天子，天既讫我殷命”；《立政》：“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康王之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

[785]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574页。

[786]见《礼记·表记》。

[787]《尚书·君奭》。

[788]均见《史记·殷本纪》。

[789]例如董作宾的《殷历谱》就是其中之一例。

[790]叶玉森：《殷虚书契前编集释》（7.6）；郭沫若释为蜺，见《卜辞通纂考释》。

[791]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上卷“释虹”。

[792]郭沫若：《殷契粹编》55《考释》。

[793]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240页。

[794]见耿鉴庭、刘亮：《藁城商代遗址中出土的桃仁和郁李仁》，《文物》1974年第8期。

[795]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台西考古队：《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6期。

[796]马继兴：《台西村商墓中出土的医疗器具砭镰》，《文物》1979年第6期。

[797]见《考古学报》第7册。

[798]见高至喜：《商代人面方鼎》，《文物》1960年第10期。

[799]见石志廉：《谈谈龙虎尊的几个问题》，《文物》1972年第11期。

[800]《吕氏春秋·先识览》。

[801]见容庚：《海外吉金图录》。

[802]见《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

[803]见《吕氏春秋·仲夏纪·侈乐》。

[804]《史记·殷本纪》。惟师延《史记》误作“师涓”。清梁玉绳云：“案《韩非子·十过》、《释名》、《水经注》八、《拾遗记》皆作师延是也。此与《人表》并误作‘涓’。师涓出于晋平公、卫灵公之世。”（《史记志疑》卷二）

[805]见《关于殷钟的研究》，《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

[806]见《戴东原集》卷一《周之先世不窋已上阙代系考》和崔述的《丰镐考信录》。

[807]邹衡：《论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297页。

[808]古公亶父的“古”，顾颉刚认为与《尚书》的“曰若稽古”相同，是说远古的意思，不是人名，人名只有三个字，即“公亶父”。这个公亶父是周人开国始祖，所以诗才称“绵绵瓜瓞，民之初生”，决不会从中间的太王讲起。因而主张公亶父与周太王为二人（见顾颉刚《上古史讲义·周人的崛起及其克商》注文）。谭戒甫也认为古公亶父、太王亶父是二人，一前一后，见其所著《先周族与周族的迁徙及其社会发展》（《文史》第6辑，中华书局1979年）。关于古公亶父的史料太贫乏，截止到现在这个问题还难以论定。上面这些说法可以并存，以待博闻。

[809]《晋书·束皙传》引《纪年》有“文丁杀季历”。并见《史通》之《疑古》篇、《杂说》篇所引，《北堂书钞》四十一引《纪年》作“文丁杀周王云云”。各书所引均不系年。

[810]西周金文“文”字作（《师簋》）、（《利鼎》），极似“”字。二字形近易混，《尚书》中“宁王”实即“文王”之误。见孙诒让《名原叙》。郑玄谓受命曰宁王是错误的。

[811]《礼记·中庸》说：“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史记·周本纪》也有类似说法）似乎太王、王季的称王均由武王周公的追尊。其实这都是用后世的眼光看待古史。古时有势之国君称王是平常事，用不着大惊小怪。王国维有“古诸侯称王说”（见《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本，第4册第1152页）谓：“世疑文王受命称王，不知古诸侯于境内称王，与称君称公无异。”他又从古彝器铭识中找出很多诸侯称王的例子。因而谓：“古时天泽之分未严，诸侯在其国自有称王之俗。”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以为春秋时郑亦称王。

[812]过去对“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这句话，每谓文王穿着破旧的衣服，从事农业生产。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一书，有一节专辨此文。从训诂学上找出“服”字在《尚书》中从无当“衣服”讲的。认为卑即俾，“卑服”实即“宾服”或“顺从”之义。“康”从杨树达读为“赓”，即继续。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文王遵守着先王的作风，继续致力于农业。完全没有穿着破旧衣服之义，其说信而有征（见赵书第215—219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但旧说也未必没有根据，可以二说并存。

[813]关于文王之死，《史记·周本纪》一则谓徙都丰的“明年，西伯崩”；再则谓断虞、芮之讼，“后十年而崩”。好像是说他善终于周。丁山则立四证论定文王死于羑里，为商纣所杀（见丁山《商周史料考证》，龙门书局1960年版，第189—191页），其说也颇合理。这是古代史上一大疑问，二说可以并存，以待后之论定。

[814]如关于周原，《史记集解》引徐广说谓在扶风美阳西北，《诗经》毛传谓在沮、漆之间。

[815]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0期。

[816]陈全方：《早周都城岐邑初探》，《文物》1979年第10期。

[817]邹衡：《论先周文化》，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334页。

[818]均见《文物》1977年第12期，第86页。

[819]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335页。

[820]李仲立：《试论先周文化的渊源》，《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

[821]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335页。

[822]最早采用钱说的为吕思勉的《先秦史》（开明书店1940年版，第117—118页）。1949年以后有陈梦家的《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92页）。部分赞成此说的，有邹衡的《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342页），李仲立的《试论先周文化的渊源》（《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等。日本的学者如贝塚茂树的《中国古代史之发展》第二部第三章也有很多地方根据钱氏之说论述；伊藤道治的《中国古代王朝之形成》附录四《西周文化的起源和宗周》，也以钱说（即周原在山西南部，到古公时西迁陕西）来解释商代末期的甲骨文中看不到周的原因（见是书第346页）。

[823]见钱穆：《周初地理考》，《燕京学报》第10期。

[824]郭沫若：《卜辞通纂》，第513页。

[825]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272页。

[826]邹衡：《论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280页。

[827]《文物》1962年第4、5期合刊，第30页。

[828]解希恭：《光社遗址调查试掘简报》，《文物》1962年第4、5期合刊，第28页。

[829]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省十年来的文物考古新收获》，《文物》1972年第4期。

[830]李仲立：《试论先周文化的渊源——先周历史初探之一》，《甘肃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

[831]有关鬼方地望的讨论，其详可参见本书第九章第四节。

[832]见顾颉刚：《燕国曾迁汾水流域考》，《责善》半月刊第1卷第5期。

[833]见王玉哲：《狁考》第四章第三节。

[834]周厉王奔彘事见《国语·周语》和《史记·周本纪》，称“汾王”见《诗经·大雅·韩奕》。彘地在今山西霍县。

[835]见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二七《文侯纪》、《献公纪》，辨之颇详。

[836]《左传》僖公二年。

[837]见顾颉刚：《燕国曾迁汾水流域考》，《责善》半月刊第1卷第5期；江永：《春秋地理考实》。

[838]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武公纪》。

[839]顾颉刚《燕国曾迁汾水流域考》以为燕初封河南郾城汝水流域，以后迁山西汾水流域，再迁才到河北省北部。笔者却认为燕国未到过河南郾城。其实燕始居地在山西汾水上游，周初才迁到河北北部，详后。

[840]见[日]白川静：《召方考》，《甲骨金文学论集》。

[841]见顾颉刚：《骊戎不在骊山》，《浪口村随笔》卷一（油印本）。

[842]魏国据《史记·魏世家》谓：“魏之先毕公高之后，毕公高与周同姓”。《索隐》谓：“《左传》富辰说文王之子十六国，有毕、原、丰、郇，言毕公是文王之子。此云与周同姓，似不用左氏之说。马融亦云：毕、毛，文王庶子。”韩国按《史记·韩世家》谓：“韩之先，与周同姓。”《索隐》：“按左氏传云：邘、晋、应、韩，武之穆，是武王之子，故《诗》称韩侯出祖，是有韩而先灭。今据此文云：其后裔事晋，封于韩原，曰韩武子。则武子本是韩侯之后。晋又封之于韩原。”燕国据《史记·燕世家》谓：“召公奭与周同姓。”《诗经·召南·甘棠》释文云：“《燕世家》云与周同姓，孔安国及郑皆云尔。”皇甫谧云：“文王之庶子。”《左传》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国无燕。《论衡·气寿》召公，周公之兄，说与谧合。《穀梁传》庄公三十年云：“燕，周之分子也。”《史记集解》引谯周曰：“周之支族。”由此可见魏、韩、燕三国渊源异说纷纭如此。

[843]顾炎武之说转引自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僖公五年疏证。案顾说可能出自《日知录》，经查阅，未能找到。赵伯雄告以在所著《左传杜解补正》中。

[844]崔述：《丰镐考信录》卷一。

[845]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48页。

[846]《说文解字》中“四”之古文作。“大”与“四”在古书中相混的例子很多，如《墨子·非攻》下篇有“卿制大极”，孙诒让谓：“疑为‘乡制四极’。……四篆文作，与‘大’篆文亦近，故互讹。”

[847]后人对四岳异说颇多，多谓是四座大山，或以为是西方的大山。例如杜预认为四岳为岱、华、衡、恒四山。顾颉刚作《九州之戎与戎禹》，则认为四岳为西方之山，在今甘肃之汧山，均不确。

[848]《诗经》“崧高维岳”之“崧高”乃形容词，并非如一般人谓是指太室山为崧高，或说为岳也。阎若璩《潜邱札记》：“因思崧高维岳，非当时以太室山为岳，乃诗人借岳来赞美之曰：有崧然而高者维是四岳之山，其山高大上至于天，维是至天之大岳，降其神灵和气以生甫国之侯及申国之伯。《尔雅》撰于《三百篇》后，缘此遂实指嵩高为中岳。太史公又出于《尔雅》后，并补注《尧典》曰中岳，嵩高也。是殆忘却《禹贡》之太岳矣。将尧有二中岳邪？汉武登礼太室，易曰崈高中岳，名益显，皆为《尔雅》所误者。”

[849]傅斯年《小东大东说》谓齐初封在今河南南阳，后乃迁营丘。笔者却以为姜姓的吕最初在山西，周初姜吕有一支分封在山东，即齐国；另一支在宣王时从山西徙封河南，即吕国。

[850]按《太平寰宇记》潞城县下云：“微子城在县东北二十里。”（卷四五）这个微子城的微，大概就是古之郿。微、郿二字古音同部（同为段氏十五部），故得相通。如《春秋》庄公二十八年“冬，筑郿”，《公羊传》、《穀梁传》皆作“筑微”可证。此潞城之微，西距太岳不远。

[851]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281页。

[852]见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九）和《古史新证》第三章，来薰阁影印手稿本，1934年。

[853]见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燕京学报》第六期。

[854]“扈”原作“户”（邑是后加的），户与易字古字形相近，于是有易讹变为有扈，见吴其昌：《卜辞中所见殷先公先王三续考》。

[855]易、狄二字古音段玉裁同列入第十六部，江有诰同列入支部。其声母“易”为喻纽，“狄”为定纽。高本汉《分析字典·绪论》谓喻纽古有舌尖前声母[d]，后世失落，则定喻二纽古可通假。

[856]《诗经·大雅·緜》：“周原”。

[857]顾炎武《日知录》卷三为在平凉；胡渭《禹贡锥指》、戴震《毛郑诗考正》、俞正燮《癸巳存稿》定为固原州；陈奂《诗毛氏传疏》定为镇原。

[858]阎若璩《潜邱札记》、王鸣盛《尚书后案》的《禹贡篇》。

[859]朱右曾《诗地理征》谓在汉之五原。

[860]朱熹《诗集传》谓在太原府阳曲县，王国维《鬼方昆夷狁考》谓在汉之河东郡。

[861]按《初学记》州郡部之河东道下引《春秋地名》云：“晋大卤、太原、大夏、太墟、晋阳、太康六名，其实一也。”杜预《春秋释例》卷六：“隐六年晋大卤、太原、大夏、参墟、晋阳、太康六名，太原晋阳县。”二书均已指出六名实为一地。

[862]王玉哲：《西周时太原之地望问题》，《史学论文集》（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863]远古民族迁徙无常，从旧地迁到一新地后，经常以旧地名称此新土，古今中外历史上颇不乏例。如十六七世纪欧洲人发现新大陆，向美洲移民。西班牙人首先占据中美、南美，于是就名其地为新西班牙；英人占据了北美中部东陲，于是就称其地为新英伦；法人据加拿大号之新法兰西。其他如英美同名的地名都是这样来的，如波士顿人到新大陆，仍名其名为波士顿；牛津、剑桥人到美国，也称其地为牛津、剑桥。至于中国历史上的这种情况就更多得不胜枚举了。

[864]参见本书第九章第四节。

[865]王玉哲：《释金文中“洛之阳”及其相关问题》，《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866]见王玉哲：《先周族最早来源于山西》，《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3辑。

[867]周始祖的故事，见于《诗经》中的《大雅·生民》、《云汉》，《周颂·思文》，《鲁颂·閟宫》等诗和《史记·周本纪》。

[868]见王玉哲：《试论商代“兄终弟及”的继统法与殷商前期的社会性质》，《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6年第1期。

[869]见钱穆：《周初地理考》，《燕京学报》第10期；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92页。

[870]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附录二《尚书·无逸》“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解，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5—219页。

[871]邹衡：《论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354页。

[872]孙作云：《说天亡簋为武王灭商以前的铜器》，《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57页。

[873]孙作云：《诗经中所见的灭商以前的周社会》，《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第55页。

[874]孙作云：《诗经中所见的灭商以前的周社会》，《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第55页。

[875]孙作云：《再论天亡簋二三事》，《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第66页。

[876]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第10期。

[877]见王玉哲：《陕西周原所出甲骨文的来源试探》，《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

[878]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第10期。

[879]徐锡台：《周原出土的甲骨文所见的人名、官名、方国、地名浅释》，《古文字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85—186页。

[880]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第10期。

[881]徐锡台：《周原出土的甲骨文所见的人名、官名、方国、地名浅释》，《古文字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85—186页。

[882]《左传》襄公十二年。

[883]《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宁武子的话。

[884]《左传》僖公十年狐突之言。

[885]见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版，第１７２—１７４页。

[886]商末年有些有远见的贵族、王室大臣或商的诸侯等，如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殷内挚、微子、太师疵、少师强等，都是携其所掌握的部分器物西去投奔周族。有关周原甲骨文问题，请参见王玉哲：《陕西周原所出甲骨文的来源试探》（《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

[887]《周秦汉唐考古与文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西北大学学报》1988年增刊）。

[888]《管子》流行版本作“昔者桀纣是也”，桀字为后人所加。流行版本的“瑶台玉铺”之“铺”当为“馆”字，形近而讹；“材女”之“材”，疑“列”字之误。所校均见戴望《管子校正》卷一七。

[889]《墨子》佚文说纣为“酒池肉林”（见《说苑·反质》引），《吕氏春秋·过理》有“糟丘酒池”，《韩非子·喻老》有“登糟丘，临酒池，纣遂以亡”，《韩非子·说林》也有“纣为长夜之饮”之文。

[890]见《尚书·微子》及《史记》中《殷本纪》、《周本纪》、《宋世家》等篇。

[891]《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引《大誓》语。

[892]见丁山：《商周史料考证》，第163—165页。

[893]见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二。主张此说的以前有宋儒胡宏《皇王大纪》、金履祥《通鉴前编》等。近人有谭戒甫《先周族与周族的迁徙及其社会发展》。

[894]见丁山：《商周史料考证》，第189—191页。

[895]见徐中舒：《殷商之际史迹之检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本第2册，1936年。

[896]吕尚为周人布置于商的间谍。《孙子兵法·用间》：“周之兴也，吕牙（即姜太公吕尚）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孟子·离娄上》：“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吕尚本姜姓之族，当为周姬之党，明为事商，实为周之间谍，跑到东夷，为周鼓动其叛商，因而文献有称他为“东夷之士也”（《吕氏春秋·首时》）。丁山就主张吕尚本为商都邑附近的屠夫，后来逃到东海。并认为东夷叛商，与吕尚有关（见丁山《商周史料考证》第191页）。

[897]详证于王玉哲《狁考》四“狁之地望及其出没地域”节。

[898]见徐中舒：《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

[899]见王玉哲：《先周族最早来源于山西》第四节，《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3期。

[900]见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3—35页。

[901]《左传》文公十六年有庸人叛楚，百濮将伐楚；《左传》桓公十三年有罗与卢戎败楚师；《左传》桓公十二年楚伐绞，有涉于彭，罗人欲伐之。

[902]按商、周时的濮，应当在江汉流域。可是尚有不同的看法，清何秋涛《王会篇笺释》认为濮在永昌府地区，即今云南省保山地区。我们认为云南的濮可能是商、周时濮人的后裔，在战国时西徙云、贵者。周克商时他们未必远在云南。

[903]按殷墟卜辞和周原所出之甲骨均有“蜀”，地望不详。《逸周书·世俘解》记武王征纣后，又曾命新荒伐蜀。从《牧誓》中知，武王曾联合蜀共征商，为什么不久又有伐蜀？此两蜀是否一族，不晓。西周初器《班簋》有王命毛伯统治緐、蜀、巢三地。此蜀近巢。緐当在今河南一带。孙华考证谓商、周之际的蜀应活动于中原地区（见孙华《蜀族起源考辨》油印本）。《史记·秦本纪》、《张仪列传》和《战国策·秦策一》，有司马错与张仪在秦惠王前争论伐蜀的事，称蜀为“西辟之国，戎狄之长”，灭蜀可以“利尽西海”。可见战国时蜀可能已迁到四川。

[904]丁山：《商周史料考证》，第153—154页。

[905]《礼记·坊记》所引之古《泰誓》逸文。

[906]见《史记·伍子胥列传》。

[907]丁山说见其所著《商周史料考证》，龙门书局1960年版，第187—191页。刘毓庆研究这个问题，也得出与丁山同样的结论，见《文王之死献疑》，《晋阳学刊》1982年第3期。

[908]详见王玉哲：《陕西周原所出甲骨文的来源试探》，《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摘要见本书第十一章第三节。

[909]所引均见《史记·周本纪》。

[910]见石璋如：《建筑遗存》，《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

[911]此见《左传》昭公二十四年所引《泰誓》之语，《周本纪》载武王于十一年率师渡盟津，述作《泰誓》之事。然真《泰誓》在西汉伏生时已亡，武帝时后得之《泰誓》（《书序疏》引刘向《别录》），则为汉人伪作，马融已疑其浅陋（《书疏》引马氏《书传》序）。然此伪《泰誓》至唐时又亡，而现存之《泰誓》则是晋人伪造。

[912]《史记·周本纪》。

[913]有人不相信武王接续文王纪年的说法，如有宋欧阳修（《泰誓论》）、近人赵光贤（《从天象上推断武王伐纣之年》，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10期）、[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周本纪》）等均疑之，但均未能举出足以服人的证据。

[914]见王国维：《生霸死霸考》，《观堂集林》卷一，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本第1册，第19—26页。

[915]见岑仲勉：《何谓生霸死霸》，《西周文史论丛》，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21—146页。顾颉刚《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载《文史》第2辑，1963年4月）的结论与岑氏不同，他认为《尚书》中的《武成》并未佚，实保存在《逸周书》，就是《世俘解》，确是周初史料，而且价值极高。

[916]清人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四已指出三月乃二月之讹。

[917]张政烺：《利簋释文》，《考古》1978年第1期。

[918]丁山：《商周史料考证》，第194页。

[919]《史记》载武王欲伐商，先“上祭于毕”。《集解》引马融说：“毕，文王墓地名也。”而《索隐》则谓“按文云上祭于毕。则毕，天星之名。毕星主兵，故师出而祭毕星也”。案《后汉书·苏竟传》汉平帝时苏竟已谓“月入于毕，毕为天网，主网罗无道之君，故武王将伐纣，上祭于毕，求助天也”。按马融以毕为文王墓地，毫无根据，且古时只有出师庙告，而无出师墓祭之礼。比马融尚在前的苏竟，说毕为毕星，祭毕以求天助，极合古礼。所以，以毕星说较胜。

[920]见徐中舒：《西周史论述》（上），《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921]见黄盛璋：《关于利簋铭文考释的讨论》，《文物》1978年第6期。

[922]见唐兰：《西周时代最早的一件铜器利簋铭文解释》，《文物》1977年第8期。

[923]按商纣之子《周本纪》作“禄父”，《鲁世家》作“武庚”，而《管蔡世家》又作“武庚禄父”。《尚书大传》以为武庚与禄父为二人，《白虎通》以为是一人。应以《白虎通》一人之说为可信。

[924]此据《吕氏春秋·慎大览》及《史记·周本纪》所述之概括。

[925]高亨：《周代大武乐考释》，《文史述林》，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0—116页。

[926]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二九。

[927]按汋即“酌”。《毛诗序》谓酌曰：“告成大武也”，王国维《周大武乐章考》因而断定《酌》是《大武》的一章，《观堂集林》卷二。

[928]王国维：《周大武乐章考》，《观堂集林》卷二。

[929]见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第二篇第三章；高亨：《周代大武乐考释》。

[930]王国维《周大武乐章考》认为《大武》舞的次序是：《昊天有成命》、《武》、《酌》、《桓》、《赉》、《般》。高亨《周代大武乐考释》（《文史述林》，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0—116页）认为其次序是：《我将》、《武》、《赉》、《般》、《酌》、《桓》。孙作云《周初大武乐章考实》（《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239—272页）认为其次序是《酌》、《武》、《般》、《赉》、（五成无辞）、《桓》。

[931]《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论《大武》舞，谈到武王克商特引《时迈》一诗，诗的内容有“载戢干戈，载弓矢”，谓武王诛纣暴乱而息兵，正与《礼记·乐记》所说《大武》“六成”中的“再成而灭商”相合，因而笔者认为《时迈》就是《大武》的第二场。在现存《诗经·周颂》的次序上，也正在第一场《我将》的下面。这个次序可能与《大武》的次序是一致的。

[932]关于周代《大武》舞的详细论证，请参见王玉哲《周代〈大武〉乐章的来源和章次问题》（《先秦史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

[933]按《周本纪》作禄父，《鲁世家》作武庚，《管蔡世家》作武庚禄父，《尚书大传》辑本有作二人者，有作一人者，《白虎通》以为一人。“武庚”、“禄父”盖一谥一名，当以一人说为是。

[934]《史记·周本纪》正义引。

[935]讨论此问题者极多，其著者清人崔述《丰镐考信录》卷四，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三，孙诒让《籀述林》卷一、《邶鄘卫考》和《周书斠补》卷二（《作雒解》中），刘师培《周书补正》等。

[936]崔述：《丰镐考信录》卷四。

[937]按霍叔监商的方式与管叔、蔡叔不同。邶是武庚的封地，霍叔本人在这里并无封邑，只以武庚的相的身份监商而已。而管叔封庸，蔡叔封卫。三监叛周，管、蔡可以据地作乱，其力大，而霍叔因无根据地，最多只能起附从作用而已。也可能武庚叛周之谋，霍叔起到“监”的作用，曾向周公报告，未参加叛乱。故平三监不及霍叔。但文献无征，此系揣测之辞。

[938]按《礼记·中庸》“壹戎衣”，郑玄注“衣读如殷，声之误也”。《左传》宣公六年引《周书》作“殪戎殷”。又按《吕氏春秋·慎大览》“夏民亲郼如夏”，高诱注：“郼读如衣，今兖州人读殷氏皆曰衣。”此郼即卫字之异体。足证殷、衣、韦、卫等字虽分属平入，但韵部相近。衣、韦、卫同在段氏十五部，此部系阴声字，并可与阳声的殷字对转。

[939]周初称洛邑为东国，如《康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洛邑称“东国”，则位于洛邑之东北的庸称“东”更无可疑了。

[940]见王国维：《北伯鼎跋》，《观堂集林》卷一八。

[941]《史记·周本纪》说武王在克商后即封齐、鲁及先代后于东方，也是时代上的错误。其实东方这些封国应是周公第二次克商以后的事。

[942]丁山《殷商氏族方国志》主张邶在河北涞水流域，庸在易水流域（见《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141—144页）。据上面我们所论，当然也同样失去了根据，不可信。

[943]见《文史》第22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

[944]见王玉哲：《周初的三监及其地望问题》，《郑天挺纪念文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

[945]武王伐纣之年代除以上所举的12种外，其他如《诗正义》根据不可深信的《易纬·乾凿度》定为公元前1130年，当然更不足信了。

[946]何炳棣：《周初年代平议》，《香港中文大学学报》第1卷，1973年，第19页。

[947]如《通志》、《通鉴前编》一直到吴其昌的《金文历朔疏证》均采用其说。

[948]按战国时人有岁星（即今所称之木星）纪年法，是以岁星十二年为一周天。但实际精测岁星一周天之密率为11.8622年。故古人据十二年率推定之岁星纪年，这一个时期即与实际天象不合了。所以后来创超辰法以配合实际天象。

[949]《古文尚书·武成》久不传，现在能看到的仅刘歆征引的82字，保存在《汉书·律历志》里。岑仲勉先生作《何谓生霸死霸》，认为刘歆所谓《武成》，实即今之《逸周书·世俘解》（见其所著《西周文史论丛》第121—146页）。顾颉刚先生作《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文史》，中华书局1963年），亦认为古文《武成》实即《逸周书·世俘解》。

[950]刘歆谓：“死霸，朔也；生霸，望也。”王国维驳正说：“余谓《说文》霸，月始生魄也。朏，月未盛之明也。此二句同义，声亦相近。故马融曰：魄，朏也。霸为月始生，为月未盛之明，同月之一日霸死久矣。二日若承大月则霸方生，谓之旁死霸可乎？十五日以降霸生已久，至是始谓之既生霸，不已晚乎。”（《生霸死霸考》）王氏所理解之生霸、死霸等月相意义虽也不无可议，但其所驳刘歆旧说则极合理。王氏推断周初每月是四分，他认为，初吉是一日至七日或八日，既生霸是八、九日，至十四、五日，既望是十五、六日至二十二、三日，既死霸是二十三、四日至月终。这个说法黄盛璋《释初吉》（《历史研究》1958年第4期）即提出质疑。可见周初月分法和月相的真义，至今仍是可以争辩的问题。

[951]按中国历史从“共和”元年开始才有确实可信的连续不断的纪年。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上，可知共和行政共14年，下面又有宣王46年、幽王11年。周幽王就在十一年被杀，西周亡。按公历计算，这年是公元前771年。

[952]见《逸周书·度邑解》及《史记·周本纪》。

[953]《尚书·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逸周书·作雒解》也说：“武王克殷……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于岐周。”《史记·封禅书》：“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可见武王之死距克商时间不会很远。其他有谓武王克商后六年而崩（《逸周书·明堂解》），有谓七年而崩（《管子·小问》），皆不足信。

[954]《逸周书·度邑解》与《史记·周本纪》同。

[955]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卷上。

[956]见《史记》中的《鲁世家》、《卫康叔世家》。

[957]按《尚书》中的“宁王”、“宁人”实即为“文王”、“文人”之误。清吴大澂释《兮仲钟》“前文人”谓：前文人见《尚书·文侯之命》“追孝于前文人”，《诗经·大雅·江汉》“告于文人”，《毛传》云：文人，文德之人也。《尚书·大诰》“前宁人”皆当作前文人。古字有与宁字相类者，汉儒误释为宁也（见《愙斋集古录》，涵芬楼影印第1册）。郑玄不知“宁”为误字，乃谓受命曰宁王，妄甚。

[958]《尔雅·释亲》谓“父为考，母为妣”；《礼记·曲礼下》：“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嫔。”

[959]按孟训长，孟侯即诸侯之领袖，《吕氏春秋·正名》曰：“齐湣王，周室之孟侯也。”其义相同，盖周人以孟侯为对诸侯尊美之称。

[960]《康诰》首48字中两称周公，与后面称王不协。这是周公称王说的障碍，但这篇首48字，并非原文，宋苏轼已疑其为《洛诰》之脱简；金履祥谓当在《梓材》篇首；方苞则谓当在《多士》篇首；吴汝纶又以为系《大诰》之末简。从诸说看这48字决非《康诰》之文。其中《酒诰》通行本首称“王若曰”，而今文本作“成王若曰”。由是今文家迁就此“成”字颇多异论。《释文》引马融说以成字为后人录书者加之。原文当无成字。

[961]见《礼记·明堂位》正义引。

[962]如郑康成释《大诰》“王若曰”的王为周公，而孔颖达《正义》则驳之，认为：“周公自称为王则是不为臣矣，大圣作则，岂为是乎？”这是用后世形成的君臣礼制的有色眼镜去看数千年前之故实，其理解是不会正确的。

[963]见崔述：《丰镐考信录》卷四。

[964]近人主张周公不称王者，有杨筠如谓：“旧说以为周公摄政称王，非也。”（《尚书覈诂》，陕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69页）陈梦家说：“《尚书大传》谓周公摄政之‘二年伐殷’，《逸周书·作雒篇》谓周公立相天子之‘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攻殷’，此二年皆当为成王即位二年也。《宜侯簋》明记成王东征，可证周公并无代王之事。”（《西周年代考》，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第29页）另外，又见《西周铜器断代》（一）。在台湾的学者也有反对称王说者，如屈万里、程元敏等，惜其著作均未获见。

[965]参见第九章第二节和第十一章第三节，暨王玉哲《试论商代“兄终弟及”的继统法与殷商前期的社会性质》（《南开学报》1956年第1期）。

[966]《礼记·檀弓上》：“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崔述谓“按《檀弓》此章乃辨立孙立子之异，以下文舍其孙腯例之，则文当云：舍伯邑考之子而立武王，或记偶脱之子二字。”（见《丰镐考信录》卷二）其说甚是，今从之。

[967]《逸周书·度邑解》载武王曰：“汝幼子庚（更也）厥心，庶乃来，班朕大环。……汝其可瘳于兹，乃令我兄弟相后。我筮龟其何所，即今用建庶建。”“叔旦恐，泣涕共（拱）手。”朱右曾解释说：“不传子而传弟，故曰庶建。”他并引惠栋之说曰：“欲传位于旦，故恐。”（《逸周书集训校释》卷五）这就是说武王即有传弟不传子之意。

[968]《大诰》：“今蠢，今翼日民献，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宁（文）武图功。我有大事（即指战争），休，朕卜并吉。”

[969]《大诰》：“若考作室，既厎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获？”

[970]按《史记·鲁世家》：“顷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集解》引徐广曰：“徐州在鲁东，今薛县。”当即今山东滕县。《说文》䣄字下也说在鲁东。《鲁世家》伯禽征徐戎，战地在今山东费县。所以古徐地距曲阜不远。

[971]江永说见其所作之《春秋地理考实》卷一；汪中说见其所著《述学》卷二。

[972]见王玉哲：《楚族故地及其迁移路线》，《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

[973]见郭沫若：《保卣铭释文》，《文史论集》，第320—322页。按有关《保卣》解释者还有陈梦家、黄盛璋、李平心等，意见相当分歧，今暂从郭说。

[974]按西周时的京师有西、东二都。东都即指成周，西周铜器铭文多言“王在成周”可证。后人因传说周敬王曾徙居成周，于是误析成周与东都为二地。春秋时之王城，西周初期单称“王”（见《御正卫簋》与《令方彝》），实为周王所居之地。以成周、王城为二地的说法，最早见于《公羊传》宣公十六年及昭公二十二年，其后又见于《汉书·地理志》及《后汉书·郡国志》，《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王入于王城”，而《晋语四》作“王入于成周”。可见王城亦即成周。盖成周是总名，包有王城。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可参见：清程廷祚《春秋地名辨异》；近人童书业《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中华书局版）有《春秋王都辨疑》；李民《尚书及诸文献中的洛邑与成周》（《尚书与古史研究》第190—206页）；李学勤《考古发现与东周王都》（先秦历史学会第一届年会宣读论文，1982年油印本）；陈昌远《有关周公营雒邑的几个问题》（先秦史年会论文油印本）。

[975]《何尊》中之“宅”，张政烺谓即《尚书》中的“相宅”，是勘察地址的意思，见张政烺《何尊铭文解释补遗》（《文物》1976年第1期）。

[976]按《逸周书》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玉海》作“立城”，“七百”作“六百”；“郛方七十里”作“七十二里”。孙诒让《周书斠补》谓方七十二里乃方二十七里之讹。千六百二十丈即九里，二十七里其三倍也。又《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可与此相参证。

[977]关于成王是否曾迁都洛邑，是史学界一直争辩的问题。我们确知在周公病殁时，周成王是在东方洛邑治理国事。《史记·鲁世家》记载周公在丰，病，将殁，曾说：“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这就说明洛邑确是当时的国都。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成王已从宗周镐京迁都到洛邑。马承源说得好，一般地讲，迁都通常是离散之辞，是放弃旧首都，迁移到新的首都去，如商盘庚以前的迁徙，又如周平王的东迁洛邑等。从历史上看，武王、成王两代营建洛邑，不是为了放弃宗周，另建首都，而是宗周、成周东西两都同时并存（见《何尊铭文初释》，《文物》1976年第1期）。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据文献和铜器铭文中所反映的，在西周时东西二都确实并重，帝王有时在宗周，有时在洛邑。平王以后，周京才固定在洛邑。

[978]近代学者如齐思和就说：“盖周公东征，分两阶段，第一阶段为戡定管、蔡、禄父之乱，然后殷商东土，失而复得。以后周公又鉴于商人在东方之潜蓄势力甚大，徐戎盈奄皆其党羽……遂大举东征。”（《西周地理考》，《燕京学报》第30期，1946年）又如台湾学者杜正胜也把周公平管、蔡、武庚与周公还政后对商奄淮夷的一系列征伐，分为前后两事。前者只周公一人担当，后者任其役者有周公、有成王，也有召公与殷人，甚至延续到开国以后的第二代将领，如白髦父、明公等（见1979年台北出版的《周代城邦》第172—174页）。齐、杜两氏这种看法都是很有见地的。

[979]见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59页。

[980]《孟子·滕文公下》。句读从崔述说：“当以周公相武王诛纣为句，伐奄三年讨其君自为一句。非武王时事也……故今伐奄一事，载之周公相成王时。”（《丰镐考信录》卷四）

[981]《尚书·多士》为周公以成王命告商遗，自称：“非我小国，敢弋殷命。”《大诰》载周公称：“兴我小邦周”。《召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又说：“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

[982]《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引成鱄谓：“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与此异。

[983]见《史记·卫康叔世家》。

[984]《史记·宋微子世家》谓：“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启）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原《微子之命》久亡，今存于《尚书》者乃伪古文。

[985]《左传》定公四年引子鱼之语。按此殷墟是指河、淇间之殷墟，在今河南淇县，与《史记·项羽本纪》“洹水南殷墟上”之殷墟（在今河南安阳，大批甲骨发现地）非一处。均为商人迁居之地，故同名。

[986]《唐诰》或误作《康诰》。阮元《校勘记》云：“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图本、毛本，康作唐是也。（唐）《石经》唐字改刻，初刻亦误康。”

[987]晋之始封之唐应在河东平阳、翼城一带，《汉书·地理志》却认为在今之太原，实非。

[988]㠱侯见于卜辞者如“又老㠱侯”（《前》2.2.6），“王其在㠱”（《甲》之877）。

[989]见晏琬：《北京、辽宁出土铜器与周初的燕》，《考古》1975年第5期。

[990]见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考古》1976年第4期，第246—258页。

[991]见热河省博物馆筹备组：《热河凌源县海岛营子村发现的古代青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8期，第16页。

[992]见琉璃河考古工作队：《北京附近发现的西周奴隶殉葬墓》，《考古》1974年第5期。

[993]《史记·燕世家》索隐云：“召者畿内采地，奭始食于召，故曰召公。……后武王封之北燕，在今幽州蓟县故地是也。亦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至宣王时召康公虎其后也。”此说除“武王封之北燕”之“武王”应改为“周公”外，其余均甚是。

[994]傅斯年《小东大东说》谓周初封国不当如是之遥，主张今河南郾城县为其旧封，蓟则后迁者耳（《史语所集刊》第2本第1分册）。顾颉刚《燕国曾迁汾水流域考》又进一步谓初封河南郾城，后迁山西汾水流域，再迁始东至蓟（《责善》半月刊第1卷第5期）。童书业也谓古燕国在山西汾水流域（《古燕国辨》，载其所著《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

[995]见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房山县调查简报》，《考古》1963年第3期。

[996]见琉璃河考古工作队：《北京附近发现的西周奴隶殉葬墓》，《考古》1974年第5期。

[997]召公奭据《燕世家》称“与周同姓，姓姬氏”。汉人有说他是文王之子（《白虎通·王者不臣》；《论衡·气寿》；《尚书》、《诗经》疏及《诗经》、《仪礼》释文引皇甫谧说），恐不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所说文之昭十六国不见有燕，则召公必非文王子。《燕世家集解》引谯周曰：“周之支族”。日本的白川静主张召公之“召”乃在殷都西而近于黄河的方国（见白川静的《召方考》，收入《甲骨金文学论集》，朋友书店）。可见召公奭的族属，根据现存的史料，很难作出肯定的解答，我们倾向于召公奭或为周之支族，原居山西召地。克商时立有大功，其子乃被封于北燕，始从山西迁至河北北部。

[998]《左传》定公四年谈到鲁、卫受封时，“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大盂鼎》铭记王封盂时说“受民受疆土”。

[999]见《左传》定公四年。

[1000]《尚书·召诰》：“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书序》：“成周既成，迁殷顽民。”

[1001]按《礼记》有《明堂位》一篇，与此大同小异，其文曰：“周公相武王以伐纣。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

[1002]《周礼》非周公之书，前人辩之者甚多。汉末何休已谓其出于六国时人。清万斯大《周官辨疑》条梳句栉，论辩尤详。至于今文家或以《周礼》为刘歆伪造，实武断过甚，与古文家以之为周公致太平之书者，皆不可信。今存《仪礼》，崔述谓为“春秋战国间学者所记”（见《丰镐考信录》卷五）。

[1003]据说曾子曾读《丧礼》（见李善《文选注》卷一六引《尸子》），《墨子》引《礼》曰（见《非儒》下），《孟子》引《礼》曰（《滕文公》下），《荀子》引《聘礼志》曰（《大略》）。可见《礼》在周末似已辑有专书。太史公称：“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史记·儒林列传》）班固《汉书·艺文志》也言高堂生传《士礼》17篇。《周礼》又名《周官》，郭沫若（《周官质疑》）、钱穆（《周官著作时代考》）考证为战国时人所作，已成定论。

[1004]金景芳：《古史论集》，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107页。

[1005]见《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僖公二十五年，《国语·吴语》。

[1006]见《左传》僖公九年。周王称姜姓的齐为“伯舅”，而《左传》昭公十二年子革又称齐为“王舅”。

[1007]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114—115页。

[1008]如春秋时鲁隐公祭仲子，献六羽。众仲说天子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见《穀梁传》庄公二十五年）；或说天子八，诸公六，诸侯四（见《公羊传》、《穀梁传》隐公五年）。鲁季氏八佾舞于庭，僭用天子之礼，孔子叹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见《论语·八佾》）。

[1009]《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自共和元年起，迄幽王末共71年，至于前此周年无考。然《鲁世家》载鲁君年自伯禽以下迄共和前一年，共157年。惟缺伯禽一代。若以刘歆之《三统历》（《汉书·律历志》引）伯禽46年补之，共274年。自武王克商至伯禽封鲁可能也有数年，总起来，西周当不超过300年。

[1010]《国语·周语》中单襄公曰：“今虽朝也不才，有分族于周。”又《左传》定公四年：“辑其分族。”（祝佗语）。

[1011]“宗”字之义，据《说文》说：“尊祖庙也”。所以“宗”就是祖先的神主之所在，为整个氏族人所尊的意思。周天子是天下所宗的大宗，其直属领地于是称之为“宗周”。

[1012]张凤喈：《商周政体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

[1013]见林志纯：《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及《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政治》（《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

[1014]《穀梁传》隐公七年；昭公八年作“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属通”。

[1015]《穀梁传》文公二年：“君子不以亲亲害尊尊。”

[1016]《左传》隐公十一年：“薛侯曰我先封。”杜注：“薛祖奚仲，夏所封，在周之前。”黄帝之后祁姓的“祝”国，少昊之后嬴姓的“莒”国等，均为“先封”之国。

[1017]按《左传》昭公三年子大叔曰：“昔文、襄之霸也，令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此与叔向所言聘、朝不完全相合，但朝聘之义则一。

[1018]《礼记·王制》。

[1019]《礼记·曲礼下》。

[1020]《礼记·曲礼下》。

[1021]《国语·周语》。

[1022]吕绍纲：《中国古代不存在城邦制度——兼与日知同志商榷》，打印稿。

[1023]《左传》定公四年。

[1024]《左传》定公四年。

[1025]按此谓“小国二卿”恐有误，小国亦当为三卿，因前面已说到“小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若无三卿，怎能分为上、中、下？此句大概在“小国”下脱“三卿，一卿命于天子”八字。

[1026]见崔述：《丰镐考信录》卷六。

[1027]按《古本竹书纪年》此条见《文选·贤良诏》李善注所引。《史记·周本纪》也说：“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语句与《古本竹书纪年》相同，但不是《史记》抄《古本竹书纪年》，因《古本竹书纪年》出于晋代，汉时司马迁当然无由得见。从语句相同看，两书所记可能出于同一古文献，大概汉以后即散佚不存。

[1028]《尚书》中《顾命》与《康王之诰》在伪孔传本分作两篇，孔颖达《正义》本和宋蔡沈的《集传》本也分作两篇，但欧阳大小夏侯所传伏生本却合《康王之诰》于《顾命》为一篇。清人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本也合为一篇。按两篇内容前后联系很密切，所以，我们也赞成合为一篇。

[1029]按同，亦即铜。今文家以为天子副玺。郑玄以为酒杯。瑁，或以为同瑁为一物，或以瑁为一种玉器。各种说法，何者正确，疑未能定。但谓为天子执以接见诸侯则是也。其详可参见《尚书》郑玄注，《三国志·吴书》注引《虞翻别传》，《白虎通·文质》等。

[1030]见顾炎武《日知录》卷二。

[1031]见《书古微》卷一一。

[1032]见《戴东原集》卷一《书顾命后》。

[1033]崔述：《丰镐考信录》卷六。

[1034]《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诸侯语。

[1035]《周礼》非周初典籍，前人多有言之。汉末何休已谓其出于六国阴谋之书，清万斯大《周官辨疑》辨之尤详。惟今文家为了破古文家以《周礼》为周公致太平之书，而提出其为汉刘歆伪造，却同样属于武断，难以凭信。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郭沫若《周官质疑》；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及其《周官著作时代考》。

[1036]见《吕氏春秋·先识览·观世》。

[1037]《左传》昭公十三年。

[1038]按商人的“上帝”，周人往往以“天”代之。《诗经》中出现“天”字有一百多处，都作为天神上帝解，而王则为上帝的儿子，《尚书·召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所以，周人称王为“天子”。

[1039]此见《诗经·大雅·文王》篇，又《周颂·思文》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1040]见《尚书·酒诰》。

[1041]《尚书·康诰》：“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

[1042]《尚书·酒诰》。

[1043]《孟子·万章上》引《泰誓》。

[1044]见《尚书》中《康诰》、《梓材》、《召诰》、《多士》、《君奭》等篇。

[1045]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

[1046]斯维至：《说德》，油印本。

[1047]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

[1048]见《仪礼·丧服》子夏传注；《诗经·大雅·板》郑玄注：“宗子谓王之適子。”

[1049]金景芳：《论宗法制度》，《古史论集》，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140页。

[1050]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开明书局1948年版，第49页。

[1051]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三六《小宗伯之职》疏引。

[1052]见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开明书店1948年版，第131—139页；李亚农：《欣然斋史论丛》，第239—254页。

[1053]《左传》哀公八年。

[1054]《孟子·滕文公上》。

[1055]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

[1056]见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9—110页。刘家和：《宗法辨疑》（抽印本）。

[1057]《吕氏春秋·审分览·慎势》。

[1058]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

[1059]王充《论衡·诘术》主张夏、商、周的姓系因其祖先所由孕而得。如夏祖先的母亲吞薏苡而生，故姓苡（《史记》作姒）；商祖契之母吞燕子卵而生契，故姓子；周祖弃之母践巨人迹怀孕生弃，故姓姬。而杜《注》、孔《疏》及郑樵《通志·氏族略》则主张因其祖所生之地而得姓。于鬯《香草校书》则以生读为性，性即德，故主张以其德行而赐之姓。

[1060]见杨希枚：《姓字古义析证》（1952年《史语所集刊》第25卷）；《左传因生以赐姓解及无骇卒故事的分析》（1954年）；《先秦赐姓制度理论的商榷》（1955年《史语所集刊》第26卷）；《论先秦所谓姓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

[1061]杨希枚：《论先秦所谓姓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

[1062]《吕氏春秋·观世》：“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今无存者矣。”《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云：“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

[1063]《荀子·儒效》。

[1064]《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1065]《诗经·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左传》昭公七年：“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何非君臣？”

[1066]《礼记·祭统》：古者明君爵禄有功者“必赐爵禄于太庙……君降立于阼阶之南，南向，所命北面，史由君右，执策命之，再拜稽首，受书以归。”金文见《颂鼎》、《牧簋》、《令彝》、《小盂鼎》、《大克鼎》、《簋》、《免觯》、《免簋》等。

[1067]金文见《颂鼎》、《善夫山鼎》、《师询簋》、《师鼎》等；文献有《周礼·春官·大宗伯》、《小宗伯》等篇及《仪礼·士冠礼》等。

[1068]《左传》定公四年。

[1069]《左传》定公四年。

[1070]关于锡命舆服制度的研究，参见齐思和《周书锡命礼考》（《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1981年）；陈汉平《册命金文所见西周舆服制度》（《人文杂志丛刊》第二辑《西周史研究》，1984年）；黄盛璋《论西周服饰制度册命及职官制度的关系》。陈汉平1986年发表其专著《西周册命制度研究》（学林出版社），很有参考价值。

[1071]见《左传》定公四年；金文见《辅师簋》、《大盂鼎》、《小盂鼎》、《虢季子白盘》、《趞曹鼎》、《颂鼎》等。

[1072]见黄盛璋：《论西周服饰制度册命及职官制度的关系》。

[1073]见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第二章“封建社会的完成”，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4—59页。

[1074]傅斯年《论所谓五等爵》（《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册）和郭沫若《金文所无考》（《金文丛考》）都否认周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

[1075]《论语·为政》。

[1076]《盂鼎》铭文。

[1077]《逸周书·职方解》孔晁注。

[1078]见《尚书·禹贡》和《国语·周语上》。

[1079]见《周礼·夏官·大司马》、《逸周书·职方解》。

[1080]《荀子·正论》：“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与《国语》所记同，只是《国语》的“邦”改作“封”。按古无轻唇音，邦、封二字古音是相通的。

[1081]赵伯雄研究认为“周邦”与分封的诸侯的庶邦是平行的。“周邦”只是周王直接派官管辖赖以衣食的地方。至于周王国，是指周王所统辖的“天下”。我们所说的“国中有国”，第一个“国”字是指赵所说的“天下”。

[1082]《左传》僖公五年。

[1083]《周礼·天官·大宰》：“以九贡致邦国之用：一曰祀贡，二曰嫔贡，三曰器贡，四曰币贡，五曰材贡，六曰货贡，七曰服贡，八曰斿贡，九曰物贡。”《周礼·秋官·大行人》所列只有六种，次序与此也不同。

[1084]《左传》昭公十三年。

[1085]《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富辛传达周敬王之言曰：“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

[1086]《诗经·大雅·韩奕》：“溥彼韩城，燕师所完。”

[1087]《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1088]见《左传》定公元年。

[1089]《国语·周语中》载富辰之言曰：“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左传》隐公六年亦载：“周之东迁，晋、郑焉依。”

[1090]《孟子·告子下》。

[1091]《国语·周语上》。

[1092]《左传》僖公十二年。

[1093]见耿铁华：《西周监国制度考》，《研究生论文选集》中国历史分册（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伍仕谦：《论西周初年的监国制度》，《人文杂志丛刊》第2辑《西周史研究》，1984年。

[1094]见郭沫若：《释应监》，《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

[1095]徐中舒：《西周史论述》（上），见《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1096]见耿铁华：《西周监国制度考》。

[1097]见《尚书·牧誓》。

[1098]《礼记·文王世子》。

[1099]杨宽：《西周中央政权机构剖析》，《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1100]《尚书·召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顾命》：“太保受同。”《康诰》：“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铜器铭文中有关太保的很多（《太保簋》、《旅鼎》等）。《诗经·大雅·常武》：“大师皇父”。铜器铭文中有“师”的如《师鼎》、《师酉簋》、《师訇簋》等等。较古的记载，惟独不见太傅之名。

[1101]《左传》襄公十四年记师旷语：“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

[1102]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8页。

[1103]按《毛公鼎》的“卿事寮、太史寮”，我们认为是说属于诸卿秩位的太史诸官。如《番生簋》则直称“卿事太史寮”。

[1104]《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冢宰。”《汉书·古今人表》作“大宰家伯”，则冢宰即太宰。《尔雅·释诂》“冢”谓“大也”。战国时之书《周官》首列“天官冢宰”，而本职作“大宰”。一官二名也。

[1105]见《蔡簋》、《吴彝》、《颂鼎》、《㝨盘》、《大克鼎》等。

[1106]见《毛公鼎》、《盠彝尊》。

[1107]见《㫚壶》、《盠彝尊》、《免簠》、《簋》、《散盘》；文献上作“司徒”，见《诗经·大雅·緜》、《诗经·小雅·十月之交》、《尚书·牧誓》、《尚书·梓材》。

[1108]见《盠彝尊》、《鼎》、《豆闭簋》、《师鼎》。

[1109]见《师簋》、《盠彝尊》、《免尊》、《扬簋》、《散盘》；文献作“司空”，《尚书·立政》有“司徒、司马、司空”。

[1110]见《南季鼎》、《扬簋》。文献如《尚书·立政》，《左传》定公四年谓周武王之母弟康叔曾为司寇。

[1111]《左传》襄公二十一年鲁国季孙对臧武仲说：“子为司寇，将盗是务，若之何不能？”

[1112]见《大克鼎》、《师鼎》、《尚书·立政》、《诗经·小雅·十月之交》。

[1113]见《师兑簋》、《尚书·立政》。

[1114]见杨筠如：《尚书覈诂》，陕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4—265页。

[1115]《诗经·小雅·雨无正》：“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

[1116]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第303页。

[1117]见《毛公鼎》、《元年师簋》、《师簋》、《令鼎》，文献《尚书·顾命》。

[1118]见《毛公鼎》、《师克盨》、《师酉簋》、《无鼎》、《师㝨簋》。

[1119]见《元年师兑簋》、《三年师兑簋》、《休盘》。

[1120]《尚书·顾命》。

[1121]《吴彝》有“作册吴”，《般献》有“作册般”，《大鼎》有“作册大”。《尚书·洛诰》有“作册逸”，《顾命》有“作册度”；《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有“棸子内史”。

[1122]《左传》昭公十七年。

[1123]见《史记·周本纪》。

[1124]刘向：《说苑·贵德》。按这段对话又见于《通鉴前编》武王十三年所引《尚书大传》（见清陈寿祺《尚书大传辑校》），与《说苑》所记大同小异。

[1125]《史记·宋微子世家》。

[1126]《史记·管蔡世家》。

[1127]《尚书·多士》：“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诰作《多士》。”

[1128]见[日]白川静：《甲骨金文学论》三集《释师》。

[1129]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第157页。

[1130]见王承祒文，《历史研究》1955年第1期；杜正胜：《周代城邦》，第178页。

[1131]见[日]白川静：《甲骨金文学论》三集《释师》。

[1132]郭沫若认为《周礼·师氏》半叙文半叙武，为刘歆所篡改（见《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第61页），未可深信；李亚农：《西周与东周》第四章《周初的民族斗争》。

[1133]见[日]白川静：《甲骨金文学论》三集《释师》。

[1134]《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叔孙豹到晋与范宣子论什么是“死不朽”，宣子问叔孙豹，世世代代做大官（世官），这叫不叫“不朽”？叔孙豹答曰这只能算是“世禄”。

[1135]《孟子·梁惠王下》。

[1136]恩格斯说，氏族制末期一些军事首长习惯地由同一家庭选出他们的后继者的办法，“特别是从父权制确立以来，就逐渐转变为世袭制……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奠定下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0—161页）。

[1137]《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1138]见王培真：《金文中所见西周世族的产生和世袭》，《人文杂志丛刊》第2辑《西周史研究》，1984年版。

[1139]见《左传》桓公五年及十八年。

[1140]见《左传》文公十四年。

[1141]《穀梁传》庄公三十年谓：燕，周之分子也。《白虎通·王者不臣》谓召公，文王子。《论衡·气寿》谓召公，周公之兄。《尚书》、《诗经》之《疏》及《仪礼》释文引皇甫谧曰：文王庶子。《史记集解》引谯周曰：周之支族。孔颖达、陆德明均言《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历数文之昭十六国中无燕或召，则召公必非文王之子，至于说是姬姓，或无问题。

[1142]这段历史情节的根据是，据《国语·郑语》谓周幽王太史史伯言，西周末年虢国只有两个：一为山西南部大阳之虢，韦昭注，大阳为“西虢”；一为河南荥阳之虢，韦昭注，为“东虢”。东汉时贾逵作《左氏解诂》称：西虢为文王弟虢叔所封；东虢为文王弟虢仲所封（贾逵说见《左传》僖公五年孔疏所引）。

[1143]见林寿晋：《上村岭发掘的学术贡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九卷上册；《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83页；王玉哲：《西周京地望的再探讨》，《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

[1144]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三〇已言南北二虢为一国。近人林寿晋《上村岭虢国墓地补记》（《考古》1961年第9期）对这个问题阐释得更为清晰。

[1145]《国语·晋语四》。

[1146]见《史记·周本纪》。

[1147]见《周公簋》（或名《邢侯簋》）。

[1148]见《永盂》、《簋》、《同簋》等。

[1149]见《文物》1978年第3期。

[1150]见王培真：《金文中所见西周世族的产生和世袭》。

[1151]见杜正胜：《封建与宗法》上篇《周代封建的建立》三“殖民封建与怀柔安抚”（《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第3分册）。

[1152]见《文物》1976年第4期，第34—56页。

[1153]见杜正胜：《封建与宗法》上篇《周代封建的建立》三“殖民封建与怀柔安抚”（《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第3分册）。

[1154]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

[1155]《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1156]《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1157]见王培真：《金文中所见西周世族的产生和世袭》。

[1158]《左传》隐公六年杜注。

[1159]《孟子·尽心》说：“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逸周书·克殷解》说：“周车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王既〔誓〕以虎贲戎车驰商师”（据卢文弨校增补一“誓”字）；《吕氏春秋·简选》说：“武王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于牧野而纣为禽”（又见《贵因》）；《战国策·魏策》：“武王卒三千人，革车三百辆，斩纣于牧之野”；《史记·周本纪》：“（武王）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淮南子·泰族训》：“汤武革车三百乘，甲卒三千人”（其中“甲卒三千”又见于《本经训》、《主术训》两篇）。诸书所共同的是周王的战车是三百辆，虎贲是三千人，其异说只有《尚书·牧誓序》作“虎贲三百人”，显系字误。清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二九已辨明，极为可信。而梁玉绳《史记志疑》、[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却信《书序》这一孤证。

[1160]按虎贲即甲士，虎贲下面只能说徒卒若干人，不得又重复说甲士。《史记》所说的“甲士四万五千人”，可能是指周与各诸侯联军之总数。

[1161]见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4页。

[1162]《尚书·召诰》：“兹大国殷之命”，“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

[1163]《尚书·大诰》周公自称：“天休于宁（文）王，兴我小邦周。”

[1164]《战国策·赵策二》。《史记·苏秦列传》所记苏秦对赵王所言，全抄自《赵策》，惟多出“卒不过三万”五字，当系衍文。清王念孙曾提出疑问。

[1165]见徐同柏：《从古堂款识学·周卣》。

[1166]见方濬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卷三《盂鼎》。

[1167]见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丁山：《㪟跋》（《史语所集刊》第2本第4分册）。

[1168]见郭沫若：《小臣单觯》，《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

[1169]见王慎行：《吕服余盘铭考释及其相关问题》，《文物》1986年第4期。

[1170]见清阮元：《山左金石志》（《史师鼎》）；孙诒让：《古籀拾遗》上《晋姜鼎》；于省吾：《略论西周金文中的六和八及其屯田制》（《考古》1964年第3期）。

[1171]见陈恩林：《商代军队组织论略》（《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5年《殷都学刊增刊》）；《试论西周军事领导体制的一元化》（《人文杂志》1986年第2期）。

[1172]如《左传》昭公五年：“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出兵数字当为全国兵数的五分之一。

[1173]《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谓：“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这个克商于牧野的“锐兵”，大概就是指文献上所说的“革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周京师尚有留守约万人。

[1174]见于省吾：《略论西周金文中的六和八及其屯田制》（《考古》1964年第3期）；有同志以为殷八屯驻于卫，成周八屯驻于成周，把异名同实的殷八与成周八析而为二，如李亚农《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欣然斋史论集》第56页）、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都有这种说法，恐不确。

[1175]《周礼·夏官序》谓：“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二千有五百人为师”。

[1176]按《周礼》的“六军”，有人说就是《诗经》、《尚书》中所说的“六师”。如《诗经·大雅·棫朴》“六师及之”，《毛传》即谓“天子六军”，《诗经·大雅·常武》“整我六师”，《毛传》又谓“使之整齐六军之众”。近人如韩连琪：《周代的军赋及其演变》（《文史哲》1980年第3期）亦遵信之。然西周的文献和铜器铭文中只有“六师”，没有“六军”。所以一般学者大都认为西周还没有军的编制，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参见杨宽《古史新探》第153页；常征《六师兼述西周王朝武装部队》。

[1177]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第269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清王鸣盛《蛾术篇》卷六五“制军”条谓：“《诗》六师即六军”；清黄以周《礼书通故》谓：“天子国制六军，其出征，只用六师，不尽发正卒……故《诗》述天子六军，皆曰六师。《常武》为宣王亲征，亦惟曰：整我六师。六师万有五千人，其车五百乘。”

[1178]《诗经·小雅·六月》。

[1179]《孟子·尽心》。

[1180]见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二九《虎贲》；金鹗：《求古录礼说·军制车乘士卒考》。

[1181]见《诗经·鲁颂·閟宫》郑笺。

[1182]此《司马法》文又见《礼记·孔子闲居》孔颖达疏及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成公元年注。

[1183]关于《司马法》中有两种不同的军赋制度，自东汉以来各种说法不下数十家，其详情可参见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4—89页）。

[1184]关于《司马法》中有两种不同的军赋制度，自东汉以来各种说法不下数十家，其详情可参见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4—89页）。

[1185]见贾公彦：《周礼·地官·小司徒》疏；《礼记·孔子闲居》孔颖达疏；王鸣盛：《蛾术编》卷六五《说制》三；梁玉绳校《逸周书》；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

[1186]见江永：《周礼疑义举要·地官下》；金榜：《礼笺》；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二〇、五四；刘宝楠：《论语正义》卷一。

[1187]按西周战车所隶属的徒兵，系征自庶民阶层，身份低于国人，但未必是奴隶。蓝永蔚说：“车下步兵与车兵的关系就是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春秋时期的步兵》第45页），认为西周是用奴隶作士兵，并引证《师旅鼎》“师旅众仆不从王征于方”，蓝氏说：“这些全无作战要求的不听话的奴隶，才是当时军队里的真正士兵。”（同上）其实《师旅鼎》的“众仆”应当是属于军旅的亲兵，不会是奴隶。因为若是奴隶，除非暴动，否则怎敢违抗主人的命令，不从王出征呢？

[1188]陈恩林主张七十五人编制是春秋中叶以后出现的。

[1189]徒兵与甲士由于阶级矛盾，在战时可能影响协同作战。《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公元前597年晋与楚战中，晋随武子提出“卒乘辑睦”。这话反映了当时徒卒与甲士必存在阶级矛盾问题。

[1190]见《左传》，如闵公二年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隐公十一年郑伯伐许，于是“授兵于大宫”；襄公十年“乃归授甲”，等等。

[1191]周对商遗民实行怀柔政策的详情参见第十二章第三节。

[1192]商之国人地位当低于周之国人，不过经过商、周贵族长期相处融合，其界线渐泯。但一直到春秋时尚留有一些痕迹，如《左传》定公六年：“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按“亳社”即商社，可见春秋时鲁国之“国人”有一大部分为商族之后。

[1193]参见本书第七章第二节

[1194]参见本书第七章第二节。

[1195]到春秋时这类族兵称为“私卒”（《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或称为“私属”（《左传》宣公十七年）。

[1196]楚王军见《左传》宣公十二年：“其君（谓楚王）之戎，分为二广。”《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楚师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春秋时各诸侯的亲兵与公室正规军合一。

[1197]《说文》“”字下云：“解兽也，似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者。”

[1198]《荀子·正论》：“治古无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慅婴；共，艾毕；菲，对屦；杀，赭衣而不纯。”《尚书大传》（陈寿祺辑本）云：“唐虞之象刑，上刑衣不纯，中刑杂屦，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耻之，而反于礼。”

[1199]《荀子·正论》。

[1200]见葛志毅：《象刑解》，《中国历史大辞典通讯》1985年第1期。

[1201]《周礼·天官·大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县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参见葛志毅《象刑解》。

[1202]见《左传》昭公六年。又《左传》文公十八年引史克之言亦有“九刑不忘”。

[1203]《左传》昭公七年楚无宇之言。

[1204]《左传》文公十八年史克之言。

[1205]《康诰》：“王曰：呜呼！封！敬明乃罚。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杀。”

[1206]《康诰》：“王曰：封，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

[1207]《攸从鼎》铭文：“从以攸卫牧告于王曰：汝□（受）我田牧（亩），弗能许从。”大意是攸卫牧接受了从的赐田，对赐者当负赋税义务，因背约，从于是在周王那里提出对攸卫牧的控告。《五祀卫鼎》铭文，过去学者都误认为是土地出租或土地交易的记事。其实这样的理解是不妥的，其用词有“告”、“许”、“誓”等，已构成原告和被告，其为诉讼的案例极为明显。详情可参见拙文《西周金文中的“贮”和土地关系》（《南开学报》1983年第3期）。

[1208]胡留元、冯卓慧：《从陕西金文看西周民法规范及民事诉讼制度》，《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6期。

[1209]冯卓慧、胡留元：《西周军法判例——〈师旅鼎〉述评》，《人文杂志》1986年第5期。

[1210]详情可参见胡留元、冯卓慧《从陕西金文看西周民法规范及民事诉讼制度》一文。

[1211]《五祀卫鼎》也是一篇记载打官司的铭文，一般学者却误认为是土地出租或土地交易的记事（见《文物》1976年第5、6期），恐不确，参见拙文《西周金文中的“贮”和土地关系》（《南开学报》1983年第3期）。

[1212]杨树达：《攸从鼎跋》，《积微居金文说》，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8页。

[1213]《》铭文记牧牛违誓，伯扬父就宣判牧牛应该打一千鞭、施墨刑，后来宽赦，改判打五百鞭、罚金三百锾。

[1214]冯卓慧、胡留元：《西周军法判例——〈师旅鼎〉述评》，《人文杂志》1986年第5期。

[1215]《尚书·吕刑》。

[1216]李学勤：《岐山董家村训匜考释》，《古文字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

[1217]《礼记·曲礼上》。

[1218]《周礼·秋官》小司寇职有八议之法：一曰议亲，二曰议故，三曰议贤，四曰议能，五曰议功，六曰议贵，七曰议勤，八曰议宾。八议不是恒法，须临时议之。凡入八议之限者，犯法可议之减为轻刑。

[1219]钻笮，韦昭注谓：“钻，膑刖也；笮，黥刑也”，则“钻笮”是指刖刑和墨刑。

[1220]《左传》昭公六年：“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左传》文公十八年引史克语：“在九刑不忘”。

[1221]按郑注《尧典》谓正刑五（墨、劓、剕、宫、大辟），加之流、宥、鞭扑、赎刑谓之九刑，不知有何根据；孔《疏》及《周礼·秋官·司刑》疏俱引贾逵、服虔说，谓九刑为：“正刑一议刑八”，即五刑中之一刑，加上《周礼·秋官·小司寇》所说的八议：议亲、故、贤、能、功、贵、勤、宾等八种，为九刑。可是细审八议不是刑罚，与五刑性质不同，两者怎能合称九刑？前人早有驳之者。

[1222]见郭沫若：《十批判书》第一篇《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

[1223]见《墨子·尚同中》篇。

[1224]李学勤：《岐山董家村训匜考释》，《古文字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

[1225]何兹全：《关于古代史的几个理论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1226]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227]《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0、513页。

[1228]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229]晁福林：《试探商周史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

[1230]李亚农：《欣然斋史论集·总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9—20页。

[1231]例如陈炳辉：《国家的管理职能新探》（《福建学刊》1991年第3期）；王振海：《论国家功能》（《东岳论丛》1995年第6期）；王作印：《国家社会管理职能初探》（《洛阳师专学报》1997年第6期）。

[12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32页。

[1233]《史记·鲁周公世家》、《齐世家》。

[1234]《尚书·酒诰》。

[1235]《左传》定公四年。

[1236]《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1237]《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1238]《荀子·儒效》。

[1239]周苏平：《周代国家形态探析》，陕西省博物馆编《西周史论文集》下册，陕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737页。

[1240]《左传》隐公八年众仲语。

[1241]《左传》定公四年。

[1242]《大盂鼎》。

[1243]《左传》隐公十一年。

[1244]《左传》僖公四年。

[1245]《左传》昭公十三年。

[1246]《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周敬王说：“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

[1247]见《左传》僖公十三年、僖公十六年；《史记·齐世家》。

[1248]周襄王事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周敬王事见《左传》昭公二十二至二十六年。

[1249]见《左传》僖公十三年、僖公二十八年，襄公二十四年、襄公二十六年；《国语·周语》。

[1250]《孟子·告子下》。

[1251]见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晁福林：《试论西周分封制的若干问题》（陕西博物馆编《西周史论文集》，第745—757页）；周苏平：《周代国家形态探析》（《西周史论文集》，第731—744页）。

[1252]《论语·颜渊》子夏语。

[1253]《汉书·贾捐之传》。

[1254]梭颇：《中国土壤地理学》（Geography of the Soil of China）第七章第二节《华北的冲积土》及第十五章《土壤与民族》（转引自李亚农《西周与东周》）。

[1255]《孟子·滕文公》：“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

[1256]《左传》哀公十二年：“宋、郑之间有隙地焉，曰弥作、顷丘、玉畅、喦、戈、钖。”

[1257]《左传》襄公十四年。

[1258]《盐铁论·轻重》。

[1259]《左传》昭公十六年。

[1260]《墨子·非攻中》。

[1261]《诗经·周颂·载芟》。

[1262]《左传》定公四年。

[1263]《左传》昭公十五年晋史官籍谈语。

[1264]见王玉哲：《西周时太原之地望问题》，云南大学历史系编《史学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265]周文王弟虢仲、虢叔在克商前原住于山西南部平陆一带，克商之后，虢仲封于河南荥阳，在原虢地之东，称东虢，于是原住地自然称西虢。参见本书第十三章第三节“西周的官制”四“世族的世官、世禄制度”谈到的虢国的历史沿革。

[1266]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1267]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1268]见《左传》昭公九年。

[1269]诸戎结成一个部落联盟的详情参见王玉哲《先秦的戎狄及其与华夏的关系》，《南开学报》（人文科学）第1期，1955年10月。

[1270]顾颉刚：《九州之戎与戎禹》，《禹贡》第七卷第6、7合期。

[1271]《史林杂识·瓜州》。

[1272]见王玉哲：《狁考》（三）《狁之地望及其出没地域》。

[1273]《史记·货殖列传》。

[1274]齐思和：《毛诗谷名考》，《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1981年版。

[1275]《诗经·大雅·生民》疏：“黍、稷是民食之主。”

[1276]朱熹：《诗经·王风·黍离》注。

[1277]见清康熙时陆陇其：《黍稷辨》，《三鱼堂文集》卷一。崔述：《稷穄辨》，《崔东壁遗书》卷二。

[1278]刊载于程瑶田《遍艺录》中。

[1279]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七。

[1280]王念孙：《广雅疏证》卷一〇。

[1281]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一六（释《诗经·七月》）、卷七（释《诗经·王风·黍离》）。

[1282]如王鸿渐《乡党图考补证》，吴其濬《蜀黍即稷辨》，吴汝纶《辨程瑶田〈九谷考〉》，高润生《尔雅谷名考》等等。

[1283]齐思和：《毛诗谷名考》，《燕京学报》第36期，1949年。转引自《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1981年版。

[1284]于省吾：《商代的谷类作物》，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第1期。

[1285]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69页。

[1286]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91页。

[1287]中科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半坡博物馆合编：《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第223页。

[1288]参见新编的《辞海》、《辞源》；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合编的《中国农学史》上册（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对稷的看法，仍错误地认为“黍和稷是同一物的两个品种”（见该书第36页），虽然该书的执笔人员中邹树文、万国鼎有正确的意见，但未被采纳（见该书第38页注①）。

[1289]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七“䅘”字下谓：“来之本义训麦，然则加禾旁作䅘，俗字而已。”

[1290]《说文解字》七“禾”部。

[1291]见《说文解字》五“来”字下。

[1292]《说文解字》第七“尗”字下。

[1293]菽、豆的演变历史，请参见胡道静《释菽篇》，《中华文史论丛》第3辑，1962年。

[1294]《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69页：“泉护村还出现了类似稻谷的痕迹。”

[1295]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关于河姆渡遗址出土稻谷的记述。

[1296]《毛诗·大雅·生民》。

[1297]《毛诗·大雅·生民》。

[1298]《左传》哀公十三年：“粱则无矣，粗则有之。”

[1299]于省吾：《商代的谷类作物》。

[1300]见《诗经》中之《七月》、《大田》、《噫嘻》、《信南山》等。

[1301]见《论语·微子》、《孟子·告子》。

[1302]见本书第七章第三节。

[1303]参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第二编第二章第二节《商代的社会阶级关系》及第三章第二节《奴隶制经济的高度发展》；李亚农：《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第九章《大规模的奴隶生产与农业小生产》（载《欣然斋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1304]“侯彊侯以”：彊，《毛诗》谓强力；以，朱熹注谓即《周礼》大宰之职有“闲民”。

[1305]见《中国农学史》上册，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0—21页。

[1306]这种甫田、大田也就是《大田》歌咏的“雨我‘公田’”的“公田”。

[1307]《礼记·月令》谓孟春之月，“天子亲载耒耜……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

[1308]见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易系辞》引京房注。

[1309]见徐中舒：《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三联书店1956年版。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合编：《中国农学史》上册，第27页。

[1310]见杨宽：《论西周时代的农业生产》及《关于西周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讨论》，《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版。

[1311]见徐中舒：《耒耜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册，1930年。

[1312]《中国农学史》上册，第27页。

[1313]见前引徐中舒《耒耜考》之文。

[1314]布为帮纽鱼韵，镈为帮纽铎韵，同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五部字。

[1315]春秋战国布币中方足布下边开胯的符合于耒为歧头的特征，徐中舒《耒耜考》认为这类布是从耒演变来的，这种看法可能是正确的。

[1316]见何堂坤：《几件琉璃河西周早期青铜器的科学分析》，《文物》1988年第3期，第81页。

[1317]《考工记》为先秦古文献之一，西汉河间献王因《周礼》缺《冬官》一篇，乃以《考工记》补入，后汉郑玄作注，唐代贾公彦作疏，于是得以流传下来。

[1318]见戴震：《考工记图说》，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第39页。

[1319]见《湖北蕲春毛家咀西周木构建筑》，《考古》1962年；郭宝钧：《1952年秋季洛阳东郊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5年。

[1320]见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7—19页。

[132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322]《诗经》中这首诗旧注疏以为是召康公戒成王的诗，《毛诗》训濯为涤，溉为清，诗原意为涤濯祭器。“挹彼注兹”理解为抱瓮取水浇地，见《中国农学史》第49页。

[1323]杨宽：《论西周时代的农业生产》，《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版。

[1324]对这个问题也可以参见《中国农学史》上册第40页。

[1325]见徐中舒：《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后又收入《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三联书店1956年版。

[1326]见《中国农学史》上册，第44页；许倬云：《西周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234页。

[1327]《周礼》绝对不是周公旦作，实乃战国时人根据当时所见文献编辑而成，所以夹杂着大量战国时流行的事实和制度，不能用作西周史料。

[1328]恩格斯《反杜林论》说：“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土地公有制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78页）

[1329]《诗经》中有“亩”字，已见前所引。金文中《兮甲盘》、《贤簋》有“畮”字，《贤簋》可能为春秋时器（杨树达说）。

[1330]《穀梁传》虽然在汉前已有师徒口授，但其笔之于书，当在西汉时期。

[1331]见齐思和：《孟子井田说辨》，《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9页。

[1332]见吴其昌：《秦以前中国田制史》，《社会科学季刊》第五卷第三号。

[1333]见《汉书·外戚传·孝景王皇后传》：“帝（武帝）奉酒前为寿……公田百顷。”

[1334]《汉书·宣帝纪》。

[1335]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证，可参见王玉哲《有关西周社会性质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57年第5期。

[1336]吴大琨：《与范文澜同志论划分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标准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6期。

[1337]尚钺：《先秦生产形态之探讨》，《历史研究》1956年第7期。

[1338]关于西周不是土地国有制，笔者作过专门的研究，欲知其详，请参见《论西周不是土地国有制》，刊于杨向奎著《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研究》下册，第1038—1049页《跋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1339]《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1030—1033页。

[1340]《诗经·小雅·北山》。

[1341]《礼记·王制》。

[1342]《格伯簋》：“格伯（受）良马乘于倗生”，与《左传》襄王八年传说晋文公“受彤弓于襄王”句法同。《左传》是说王赐晋文公彤弓，同样的《格伯簋》说的是倗生给格伯四匹马。可是有些人却说成是格伯付良马予倗生，认为格伯用马去换倗生的田，这就把句法搞错了。

[1343]见《周礼·天官·大宰之职》。

[1344]关于“贮”的问题很复杂，这里只能简单地谈一下，详情请参见王玉哲《西周金文中的“贮”和土地关系》，刊于《南开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1345]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该书是根据郭沫若先生把“民”说成是奴隶的看法编写的。

[1346]见斯维至：《关于召伯虎簋的考释及“仆庸土田”问题》，四川大学历史系编《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版。

[1347]见斯维至：《关于召伯虎簋的考释及“仆庸土田”问题》，四川大学历史系编《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版。

[1348]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第4页。

[1349]《左传》哀公三十一年传穆叔引《泰誓》；《左传》昭公元年传子羽引《太誓》同；《国语·郑语》史伯引《泰誓》同；《国语·周语中》引《太誓》同。

[1350]《孟子·万章》引《泰誓》。

[1351]《诗经·烝民》笺引《尚书》曰，疏云：“大誓文也。”

[1352]郭沫若：《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4页。

[1353]关于西周“民”的身份是个复杂的问题，这里只能简单地叙述，其详可参见王玉哲《西周春秋时的“民”的身份问题》，刊《南开大学学报（哲社）》1978年第5—6期。

[1354]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52页。

[1355]见《考古》1959年第10期，第521页。

[1356]见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8—59页。

[1357]见《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328—332页。

[1358]参见《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172页。

[1359]见王恩田：《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群基址的有关问题》，《文物》1981年第1期，第75—79页；尹盛平：《周原西周宫室制度初探》，《文物》1981年第3期，第13—17页。

[1360]见葛今：《泾阳高家堡早周墓葬发掘记》，《文物》1972年第7期。

[1361]见郭宝钧：《浚县辛村》，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64、70页。

[1362]见李也贞等：《有关西周丝织和刺绣的重要发现》，《文物》1976年第4期。

[1363]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73—374页。

[1364]参见童书业：《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5—9页。

[1365]《左传》昭公十六年。

[1366]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97页。

[1367]马克思说：“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深的秘密，找出最隐蔽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1—892页）

[1368]王玉哲：《论西周不是土地国有制》，载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下册《跋二》。

[1369]见王玉哲：《西周春秋时的“民”的身份问题》，《南开大学学报（哲社）》1978年第5—6期。

[1370]见王玉哲：《楚族故地及其迁移路线》，《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香港龙门书店1950年版；又收入王玉哲：《中华民族的早期源流》。

[1371]《左传》定公四年。

[1372]《左传》昭公十五年晋史官籍谈语。

[1373]见《初学记》卷七引《古本竹书纪年》。

[1374]《左传》僖公四年。

[1375]《逸周书·芮良夫解》。

[1376]见《国语·周语》及《史记·周本纪》。

[1377]周公旦元子伯禽被封于鲁，次子留相王室，世为周公，食采于雍。召公元子被封于北燕，为诸侯，次子则留相王室为卿相。卿相是周王朝的高官，不是有封地的“诸侯”。

[1378]见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

[1379]此事又见《水经注·清水》：“共县……即共和之故国也。共伯既归帝政，逍遥于共山之上。”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共伯得乎共首”。司马彪注谓：“逍遥得意共山之首。”这也正是《今本竹书纪年》所说的“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废之不怒，逍遥得志于共山之首”。

[1380]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

[1381]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

[1382]见[日本]白川静：《西周史略》，袁林译，三秦出版社1992年版。

[1383]见孙诒让：《籀述林》卷七，余未见原书，此系转引自陆懋德文章中。

[1384]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

[1385]《盐铁论·繇役》、《汉书·匈奴传》均主此说。

[1386]见陆懋德：《中国上古史》讲稿。按崔述《丰镐考信录》、魏源《诗古微》均主此说，明、清以来最通行的朱熹《诗集传》亦主此说。

[1387]清人崔述已谓诗之体主于颂扬。如宣王的城方、封申，古史上平常之事耳，而诗辞则不免小事而张大之，若威震万里者，即其显例。

[1388]李亚农：《西周与东周》，《欣然斋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49页。

[1389]见崔述：《丰镐考信录》卷七。

[1390]见《新唐书·历志》。

[1391]参见崔述：《丰镐考信录》。

[1392]《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正义所引。

[1393]见《书序》郑玄注及疏引王肃说并同。

[1394]见《史记·晋世家》、《新序·善谋》并同。

[1395]参见钱穆：《国史大纲》第三章第四节夹注。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原为铅印讲义稿，后来于1958年由龙门书局正式出版，第21页。

[1396]见李学勤：《秦国文物的新认识》，《文物》1980年第9期。

[1397]《国语·周语》有：“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左传》隐公六年周桓公亦云：“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

[1398]参见王玉哲：《周平王东迁乃避秦非避犬戎说》，《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此文又收入王玉哲《中华民族早期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