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岭南文化

上篇

第一章 岭南文化的本质和历史地位

第一节 岭南概貌

第二节 岭南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历史地位

第二章 岭南文化的结构及其特色

第一节 岭南文化的结构剖析

第二节 自然物质文化及其特色

第三节 社会生活文化的岭南特色

第四节 精神心理文化与岭南人的价值支柱

第三章 区域文化构成

第一节 岭南文化的空间构成

第二节 广府文化

第三节 潮汕文化

第四节 客家文化

第五节 桂系文化

第六节 海南文化

第四章 岭南文化的发展

第一节 岭南文化的分期和比较

第二节 独立发展期

第三节 百越文化圈期

第四节 汉越文化融合期

第五节 中西文化碰撞期

中编

第五章 远古文化遗存

第一节 岭南人的远祖“马坝人”和“柳江人”

第二节 母系氏族社会与西樵山文化

第三节 新石器晚期的父系氏族社会与石峡文化

第六章 从百越文化圈到汉越文化融合

第一节 先秦百越文化圈中的岭南文化

第二节 秦统一岭南与汉越文化融合初始阶段

第三节 赵佗与南越国时期的文化成就

第四节 汉武帝时期岭南文化的发展

第五节 唐代岭南文化的繁荣

第七章 古代中原移民与岭南文化

第一节 秦汉时期中原移民与岭南早期文化建设

第二节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移民高潮及文化影响

第三节 两宋移民高潮与珠玑巷民族南迁

第四节 明末移民及其影响

第五节 历史上贬谪岭南的“罪官”

第八章 近代思想文化

第一节 近代岭南思想文化的发展阶段及理论特色

第二节 变革学风的朱次琦和陈澧

第三节 洪秀全、洪仁玕与太平天国的文化精神

第四节 近代岭南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

第五节 爱国主义思想家黄遵宪

第六节 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文化思想

第七节 孙中山与朱执信的社会思想

第九章 岭南文化的现状和未来走向

第一节 岭南文化在新时期的发展

第二节 岭南文化的未来走向

下编

第十章 文化典籍与古代学术思想

第一节 杨孚与《南裔异物志》

第二节 东汉时期岭南经学

第三节 王范的《交广春秋》与岭南地方史志

第四节 余靖的科学论文《海潮图序》

第五节 陈白沙对岭南学术的贡献

第六节 屈大均与《广东新语》

第七节 说粤书与范端昂的《粤中见闻》

第十一章 宗教

第一节 道教的传入与葛洪的神仙论

第二节 佛教的流播与惠能的禅宗顿教

第三节 唐代广州的伊斯兰教

第四节 明清时期天主教、基督新教对岭南的影响

第十二章 教育与报刊

第一节 岭南书院的兴起与发展

第二节 近代西方教育对岭南的影响

第三节 岭南报刊的流变及特色

第十三章 诗歌与“岭南诗派”

第一节 粤讴、岭南民谣及其对岭南诗歌的影响

第二节 从崛起到高涨

第三节 近代“岭南诗派”

第十四章 文学

第一节 汉代岭南文学发萌

第二节 唐代岭南文学的足音

第三节 宋代岭南文学的发展

第四节 明清岭南文学的亮色

第五节 近代岭南文学的新变

第六节 现代岭南文学的收获

第十五章 绘画与“岭南画派”

第一节 明代前的发展

第二节 明清时期绘画及其风格

第三节 “岭南画派”的形成与发展

第四节 “岭南画派”的特征与贡献

第十六章 音乐与戏曲

第一节 绚丽多姿的岭南器乐

第二节 独具风情的岭南民歌

第三节 千姿百态的岭南戏曲

第十七章 工艺

第一节 岭南工艺探源和早期发展

第二节 岭南工艺的品类、工艺特点及其发展

第三节 岭南工艺的风格及特色

第十八章 建筑

第一节 岭南建筑概述

第二节 早期建筑：洞穴和干栏式建筑

第三节 汉越文化融合期的岭南建筑

第四节 中西文化碰撞中的岭南建筑

第五节 新时期岭南建筑及其特色

第十九章 方言

第一节 岭南方言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节 岭南方言的特色

第二十章 民俗文化

第一节 岭南民俗的起源

第二节 岭南重要民俗概览

第三节 岭南民俗的经济背景、文化精神及发展

第二十一章 饮食文化

第一节 四大民系饮食文化的源流和内容、特色

第二节 岭南饮食文化的风格特色

第二十二章 少数民族文化

第一节 百越族的演变与少数民族的产生

第二节 中原汉文化对岭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

第三节 岭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

修订本后记

岭南历代文选

《岭南文库》特选本前言

第一章 广东近代社会与广东近代文学

第一节 社会矛盾的焦点与文化观念的蜕变

第二节 文化观念蜕变对广东近代文学的影响

第二章 广东近代文学的发展轨迹

第一节 广东近代文学思想与中国近代文学革新运动

第二节 广东近代文学的特点

第三节 广东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

第三章 鸦片战争时期的文学（上）

第一节 概说

第二节 洪秀全、洪仁玕的诗

第三节 爱国诗人张维屏

第四节 “粤东三家”沈世良、叶衍兰、汪瑔

第五节 黄培芳的诗论及诗作

第四章 鸦片战争时期的文学（下）

第一节 陈澧的诗词

第二节 梁廷枏及其《藤花亭曲话》

第三节 谭莹、谭宗浚的诗文

第四节 招子庸、彭泰来、何曰愈的诗

第五节 琼籍诗人张岳崧、韩锦云

第五章 维新变政时期的文学（上）

第一节 概说

第二节 “诗界革命”的旗帜黄遵宪

第三节 爱国诗人丘逢甲

第四节 “客籍诗人”——丁日昌、何如璋、胡曦、丁惠康、范荑香、叶璧华

第五节 梁鼎芬、曾习经、罗惇曧的诗词

第六章 维新变政时期的文学（下）

第一节 政治改革家康有为的诗文

第二节 “文坛巨子”梁启超

第三节 康门弟子的诗文

第四节 潘飞声的诗文

第五节 郑观应、冯骥声的诗文

第六节 新体小说的代表作家吴趼人

第七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学

第一节 概说

第二节 苏曼殊及其创作

第三节 黄节的诗与陈洵的词

第四节 广东南社诗人蔡哲夫、马骏声、邓尔雅

第五节 革命派小说家黄世仲、梁纪佩

第六节 革命党人的诗文

第八章 广东近代地方戏曲

第一节 概说

第二节 粤剧

第三节 潮剧

第四节 琼剧

第五节 广东汉剧

第九章 近代民间文学

第一节 民间歌谣

第二节 民间故事传说

编后语

岭南文化

上篇

第一章 岭南文化的本质和历史地位

岭南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研究岭南文化，把握它的本质和特征，揭示它的发展规律，探索它与整个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关系、与中国其他地域文化的关系以及与海外文化的关系，以促进岭南文化和整个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发展，是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一节 岭南概貌

一、“蛮夷”宝地

岭南这一概念在历史文献上，主要有三种不同含义：

第一，地区名。岭南亦称岭表、岭外、岭海等，指中国五岭以南地区。在中国史书上，最早述及岭南这块土地的，是《史记·五帝本纪第一》和《尚书·尧典》。《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说帝颛顼时疆域南至交阯。《尚书·尧典》说：尧“命羲叔宅南交”。这里讲的交阯，在空间概念上没有指出它的具体位置和轮廓，但指出了当时中国最南方的领域直到交阯（即今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学术界对岭南的领域有不同见解，但多数人的意见，认为岭南这一范畴所指的最宽地域包括广东（含港澳地区）、海南、广西大部分地区和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及以北地区。

第二，道名。唐贞观十道、开元十五道之一，以在五岭之南得名。治所在广州，范围大约包括当今广东、海南、广西大部和越南北部地区。《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790页。今香港、澳门均在辖区内。

第三，唐方镇名。开元二十一年(733)置岭南五府经略使。至德元年(756)升五府经略使为岭南道节度使。治所在广州，直辖广管诸州，约当今钦山港以东大部分地区，兼领桂、邕、容、安南四管。咸通三年(862)分为东西两道：以广管为岭南东道节度使；邕管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兼领桂、容、安南三管。《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790页。

本书讲的岭南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是在第一种含义上使用的概念。我们将岭南文化看做一个时空统一的动态结构，在时间维度上，将岭南文化的发展分为五个时期：独立发展期、百越文化圈期、汉越文化融合期、中西文化碰撞期、走向现代化时期。各时期岭南地域空间均有变化（详见第四章）。

岭南位于中国的最南部，地处我国南疆边陲，北枕南岭，南临南海，西连云贵，东接福建。南岭——大庾岭，骑田岭、越城岭、萌渚岭、都庞岭(一说揭阳岭)，是岭南地区最主要的山脉，横亘在粤北和湖南、江西两省之间以及广西的东北部。位于粤、湘交界的石坑崆山，海拔19023米，为广东的最高峰。由于南岭万山重叠，在古代使岭南一带处于与中原隔绝的状态。在古代交通十分落后的条件下，要跨越五岭，绝非易事，这就使得中原人难以了解岭南的真面目，也严重影响了岭南社会经济的发展。直到唐代，岭南还被看作化外之地，被称为瘴疠之乡，人也被列为“蛮夷”。

岭南境内地形复杂，有山地、丘陵、平原、台地等，而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地势北高南低。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是岭南主要的平原地区。广东大陆海岸线长达33681公里，居全国首位；海洋岛屿岸线长16495公里，居全国第二位；加上海南岛、南海诸岛和广西亦有漫长的海岸线，海上交通十分便利。

北回归线横贯广东和广西中部，岭南基本上是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9℃-20℃，日照长，阳光足，太阳辐射热量大，受海洋暖风气流的调节，气候温暖，夏长冬短，雨量充沛，大多数地区年雨量在1500毫米以上，宜于农作物生长。远古的岭南，原始森林茂密，蚊虫成群飞舞，毒蛇猛兽横行，疟疾、伤寒、皮肤病等疾病成为地方性的流行病、多发病，中原人称之为“瘴疠病毒”。

岭南雨量充沛，地下水位高，水源充足，河流纵横。岭南最大的河流——珠江是我国的第三长河，发源于云南的马雄山，经贵州、广西进入广东，梧州以东起称为西江，与东江、北江既合又分，形成纵横交错的珠江水系，主流从磨刀门水道入海，珠江流域干流长2214公里，流量仅次于长江，居全国第二位。

珠江流入广东后，自三水开始，河网支流稠密，冲积为珠江三角洲平原。北江源出江西，入广东南雄县境内称浈江，至韶关与武江汇合后始称北江，由多条水道入海，北江干流长468公里。东江源出江西，干流在广东东莞石龙镇以上河长520公里。此外广东还有许多条独流入海的河流。粤东的韩江长403公里，与榕江、练江、龙江、黄岗溪、螺河等众多河流，构成广东境内第二大冲积平原——韩江三角洲。在粤西，有鉴江、漠阳江等。在海南岛，有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在广西有南流江、钦江、防城河等。广西河流937条，河网密度为0144公里，是全国河流密度较高的省区。其河流分属西江水系、长江水系、独流入海的河流三个系统。岭南河流众多，流量丰富，终年不冻，水力资源丰富。航运利用率高，有利于岭南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岭南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和气候，使岭南的各种资源极为丰富。早在古代，岭南的各种稀世奇珍，诸如珠玑、玛瑙，玳瑁、象齿、犀角、能言鸟、宝石、美玉和名贵香料等就成为岭南人向中原统治者进贡的珍品。《汉书·地理志》对岭南这些珍品作了详细的记载：“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岭南农业比较发达，早在汉代已有一年两熟稻，从明代中叶开始已实现了一年三熟。经济作物以亚热带、热带种属为主，兼有多种温带地区的品种，还盛产各种著名水果。森林资源丰富，树木兼有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的品种，还有各种珍禽异兽。水产资源、矿产资源及旅游资源也很丰富。

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必备条件。任何文化都在一定自然环境中产生、发展并受其制约和影响。岭南文化生长在这块土地上，深深打上岭南自然环境的烙印。

第一，在古代，相对封闭的地理位置有利于形成和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本根文化。岭南地处我国南疆边陲，北隔五岭，南阻大海，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这是一种与中原基本隔绝的地理上的封闭态势，中原人对岭南基本上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岭南人也很难进入中原。这种地理环境，一方面，极大地限制了岭南与中原的沟通，影响了岭南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外来的影响少，也有利于岭南本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有利于民族文化的积淀，形成自己的地方民族特色，并易于承袭下来。几千年来，岭南的本根文化能保持自己的特色，并有很强的生命力，同这种地理环境和历史传统有很大关系。

第二，热带、亚热带的生态环境，使岭南有着与中原华夏族显著不同的文化特征。岭南属热带、亚热带气候，日照时间长，气温高，雨量充沛，河流纵横，原始森林茂密，毒蛇猛兽和“瘴疠病毒”多。这样的生态环境，既为岭南人提供了丰富的水果、鱼类和兽类等生活资源，同时又给岭南人带来了生活上的种种困难。这样就形成了岭南人特有的文化特征：一方面，勤劳，勇敢，敢于冒险，勇于开拓；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求助于神灵，笃信神鬼，求助于超自然力量的保护。岭南人迷信神鬼的心理和习俗源远流长，《汉书·郊祀志》有一段记载：“粤人勇之乃言‘粤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至于岭南人的断发文身，也是出于一种迷信，认为人文身与龙子相似，在水中活动不会受到蛟龙或水神的伤害。岭南人的干栏巢居和饮食习惯也同岭南的生态环境关系密切。

第三，岛屿多，海岸线长，便于走向世界，接受海外先进文化。岭南南面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相邻或隔海相望，是我国通往东南亚、大洋洲、中近东和非洲等地区的最近出海处。自汉代以来，广东的徐闻、合浦(今属广西)就是通往海外的交通要道，在东吴至南朝期间，中国对外贸易的重心逐渐移至广州。明清时期，广州的对外贸易有“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之称。海洋给岭南带来开放的优势，使岭南成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中国的儒学和四大发明，以及瓷器、纺织品、服装、建筑技术等均通过岭南这个窗口传到世界各地，而外国文化也不断传进中国。自古以来，岭南先后从外国引进了茉莉花、素馨花、海枣、古度树、底称实、芒果、菠萝蜜、番石榴、番荔枝、花生、玉米、烟草、番薯等花果和经济作物。历史上，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先后传入广州。近代岭南文化与海外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正由于岭南拥有濒临海洋、便于对外交流的优势，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至人民的心态，均逐步形成开放型的特点和传统。

二、悠久历史

岭南历史悠久，据科学考证，早在十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岭南这块土地上生息、劳动、繁衍。1958年夏天，考古学家在广东省曲江县马坝镇西南的狮子岩狮头洞穴里发现一个中年男性头骨化石，经测定为距今的129万年左右的古人类头骨化石，命名为“马坝人”。“马坝人”的发现，证明岭南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的原始群时代。广东封开“垌中岩人”人牙化石距今约148万年。有学者认为他是岭南人类历史的揭幕人，但因缺乏更多的证据，未获学术界公认，本书所论岭南人仍以马坝人为始。这就说明，在近13万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的一部分就在岭南大地上生存和发展，不断地改造自然和改进他们的生活，共同缔造远古的文化。

在20世纪60—70年代，考古学家又发现了岭南本土“新人”的遗迹，进一步揭示了岭南历史发展的面貌。“新人”在体质形态上与现代人没有显著区别，已没有“马坝人”的原始性，同时学会了使用火，步入原始氏族公社的历史阶段。后来，考古的大量发现，又证实岭南古居民大约在距今一二万年前，与中原地区的居民差不多同时进入母系氏族社会。

生活在黄河、长江流域一带的先民，大约在5000年前，率先由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岭南地区率先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是粤北、粤中一带的先民，时间大约在4500年前后。较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地区是雷州半岛、海南岛及腹地个别山区，大约在2000年前。中原地区约于公元前2100年的夏代，父系氏族社会就全面解体，进入以青铜文化为标志的奴隶制社会，经历了约1600年左右的时间，于春秋时代的晚期开始进入封建制社会。而岭南父系氏族社会解体比较缓慢，从春秋时代中晚期开始才逐步过渡到极不发达的奴隶制社会。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古代岭南的发展大大落后于中原，但绝不能因为古岭南发展比较缓慢而否定它的悠久历史。事实上，在中原人进入岭南之前，岭南的居民已经在这块土地上至少生活了十多万年。

岭南正式列入国家行政建制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但在秦朝之前，岭南就与中原商周王朝以及长江流域的吴、越、楚等国发生经济、政治、文化的联系，其中与楚国的关系特别密切。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于公元前214年在岭南设置桂林、象、南海三个郡。今广东省境内大部分属南海郡，粤西南、广西南部及今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属象郡，粤西一部分地方和广西大部属桂林郡。南海郡治所在番禺(今广州)。

秦朝灭亡之后，在行政区域划分方面，“汉承秦制”，仍推行郡县制，岭南分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儋耳、珠崖九个郡。西汉末，撤销儋耳、珠崖二郡，辖地并入合浦郡。东吴统治时期，分合浦以北为广州，合浦以南为交州。广州统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等郡，交州统辖交阯、九真、日南等郡。广州的州治设在番禺。广州由此得名。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后来，各朝代的行政建制有所不同，岭南建制的划分和称谓也有很大变化。广东省三个字相连，作为行政单位的名称，是从清朝开始的，一直相沿至今。

岭南实行国家统一行政建制比中原等地区晚得多，说明古代岭南开发比较晚，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表现。但岭南有着自己发生、发展的历史及其特色。史料说明，岭南历史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的原始群时代。远在十多万年前，岭南先民就创造着中华民族早期的历史文化，创造着岭南文化。但古代岭南进化、发展比较缓慢。古代岭南氏族部落由母系氏族公社过渡到父系氏族公社同长江、黄河流域的氏族部落相比，迟了500年左右。说明古代岭南比较落后。同时由于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的原因，古代岭南的进化和发展相对独立，自成体系，呈现出一个比较单纯、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

三、灿烂文化

岭南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有灿烂的文化。早期岭南文化的发展比较迟缓，但它凭着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其他因素，后来发展比较迅速，并从非主流文化发展为主流文化。特别要指出的是，岭南文化从早期的原始文化开始，就显示了与中原华夏族原始文化的差异，富有自己的特色。

岭南文化是岭南人民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在整个中华文化中居于重要地位，并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物质文化方面：约在四五千年前，古南越族人民就创造了以稻谷为主粮的农业锄耕文化。种植水稻，是南越族先民对我国南方农业的一项重大的发明和贡献。丁颖：《中国水稻栽培学》，农业出版社1961年版，第23-28页。岭南盛产水果，素有“水果王国”之称，还大量种植经济作物。岭南先民在发展农业生产中，不仅培育了许多新品种，还引进了大量国外良种，大大丰富了我国的农作物品种。粮食中的占米、玉米、番薯等；蔬菜中的辣椒、番茄、荷兰豆等；水果中的菠萝、香芒、番荔枝、木瓜等；药材中的诃子、藿香、龙脷叶等；花卉中的茉莉、郁金香、素馨等；其他作物如烟草等等，都是岭南先民从国外引进的。岭南的手工业、工业在全国也有重要的地位，“广货”历史悠久，品种繁多，质优工巧，素与“京货”齐名。“广绣”是全国四大名绣之一，艳丽华贵，蜚声海外；“广钟”是我国最早制造的时钟；“广铁”曾大量出口，有“铁莫良于广铁”的美誉；广式家具做工细致为人所乐用；“广雕”如牙雕、玉雕、角雕、石雕、砖雕、木雕、榄雕等等，手艺高超，品种齐全；“广药”以疗效显著而享有盛誉。其他名牌日用品不胜枚举。特别是近代，工商业发展较早、较快，广州地区成为我国最早建立近代工业、交通运输业的地区，从而诞生了我国最早的近代产业工人阶级。饮食文化是岭南文化一个很有特色的方面，“食在广州”早已闻名于世，粤菜享誉海内外。粤菜由广州菜、潮州菜、东江菜等组成，以广州菜为代表。它吸取京、鲁、苏、川等菜系的精华和西餐烹饪技术，配料较多，注重形美，讲究鲜、嫩、香、滑。在服饰方面，岭南与中原或其他地区也很不相同，岭南服饰文化的特点是款式新颖，用料讲究，做工精细，适应气候，舒适大方。岭南建筑也有自己的文化特征，城市大街两旁很多骑楼建筑，可以防晒避雨，民居重视厅堂装饰，吸取了西方建筑艺术的长处。

精神文化方面：岭南的科学、技术、艺术、宗教、语言等方面也各有特色和贡献。岭南的学术研究在中国学术史上有一定地位。早在东汉时期，就有陈钦、陈元、士燮、刘熙等从事儒家经典的注疏工作。汉代杨孚的《南裔异物志》是我国最早记载岭南物产的专著，也是我国最早的物产志。晋朝王范的《交广春秋》，被称为“事赡词密”的佳作，是我国最早的岭南地方史专著。东晋葛洪在岭南为道教神仙论奠定自然哲学基础。唐朝赵德在岭南宣扬理学；惠能在岭南开创佛教南宗顿教。明朝陈白沙发展了宋朝陆九渊的理学，其弟子湛若水与王阳明各立门户，并驾齐驱。清朝中期，广州许多学者提倡“实学”，主张“崇实黜虚”，揭露社会弊端，讲求经世致用，它是从理学通往近代新学(西学)的中介和桥梁。阮元在广州创办学海堂，使教育、学术研究、出版事业合为一体，整理有关广东的典籍文献，刻书1254册，3334卷。其后，菊坡精舍、广雅书院等相继仿效，有力地推动了教育和出版事业的发展。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岭南地区大力兴办现代学校、医院，发行报刊，有力地促进科学文化的发展。《关于“岭南文化”的贡献与特点》，《广州日报》1989年10月13日。

岭南的文学艺术颇有特色。文学作品大量反映爱国主义精神，诗歌伤时忧民，沉郁而雄直，小说多为针砭时弊，倡导改革。民间曲艺有粤曲、粤讴、木鱼、龙舟、南音、潮州歌曲、竹板歌、客家山歌、粤东渔歌等。地方戏剧有粤剧、桂剧、潮剧、琼剧、雷剧、临剧、广东汉剧、梅县山歌剧、乐昌花鼓戏、粤北采茶戏、正字戏、西秦戏、白字戏、花朝戏、大棚戏、粤西白戏、贵儿戏、潮州影戏、广东木偶戏、杖头傀儡戏等。广东音乐驰名全国，它发源于粤剧、潮剧的伴奏音乐，谱制新曲，声韵优美，悠扬动听，风格卓异。岭南画派在我国享有盛誉，其作品继承了我国传统绘画技法，同时吸取了西欧、日本的画法，注重写生，色彩鲜艳，独树一帜。《关于“岭南文化”的贡献与特点》，《广州日报》1989年10月13日。

宗教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岭南的宗教活动非常活跃。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先后从海道经广州传播到内地。晋朝葛洪使原始道教理论化，对道教的传播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唐朝惠能在广东建立了禅宗南派，盛行全国，对佛教传播有重大贡献。清朝洪秀全吸取西方早期基督教中的平等思想，创立了拜上帝会，他以自己的理论为武器发动了太平天国武装起义，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由于历史上多次移民，岭南的广东形成了独特的三大民系文化：以广州方言为标准音，主要聚居于珠江三角洲、整个粤中、粤西、粤西南部和粤北地区的广府民系文化；以梅县方言为标准音，主要聚居于粤东北及东江流域的客家民系文化；以潮州方言为标准音，主要聚居于粤东南韩江三角洲及周边地区的潮汕文化。这三大民系文化各有自己形成的历史和特征，显示了岭南文化的复杂性、多元性和令人神往的风情。此外，岭南的民俗也很有特点。

岭南处于我国南疆，位于我国南方沿海地区，是对外交流的窗口，易于接受外来文化。它在继承我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形成富有特色的地域文化。我国的优秀文化大多通过广州传播到世界各地，而外国的宗教、哲学、文学、医学、数学、天文学、音乐、雕塑、建筑艺术、近代科学技术和不少植物品种，从海道传入广东，然后传播到国内其他地方。西方近代政治思想传到岭南地区后，对我国太平天国起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均产生过重大影响。其后，工农运动也是最早在广东兴起，香港海员大罢工、海陆丰农民运动，省港大罢工等，在我国革命历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新中国建立以后，岭南文化又有许多新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岭南又一次成为国人瞩目的改革开放的试验地和引进外来文化的窗口，成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岭南文化以一种新的姿态展现在人们面前，引起全国各地以至世界的关注。

第二节 岭南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历史地位

一、岭南文化的涵义和本质

何谓岭南文化?它的本质是什么?这是研究岭南文化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学术界对这些问题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层次进行分析。关于岭南文化涵义的问题，绝大多数意见将岭南文化界定为：岭南文化是岭南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关于岭南文化的本质，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岭南文化是一种感性自然的原生型文化；岭南文化是一种包容性的移民文化；岭南文化是一种商业文化，世俗文化；岭南文化是一种海洋文化，等等。这些观点都是研究的新成果，对于科学界定岭南文化，把握岭南文化的本质，揭示岭南文化的发展规律，促进岭南文化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岭南文化，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界定。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去界定，岭南文化就是一个标志着岭南人的本质力量发展水平的社会范畴，是岭南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岭南人社会实践的产物，岭南人活动方式的总和。它是岭南人本质力量外化、对象化存在物以及对象化活动的有机统一，是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具体的历史的有机统一。它包括岭南人的本质力量发展的水平，本质力量对象化活动的过程，对象化活动的结果这三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方面所涵括的领域。

(1)从人的本质方面去界定岭南文化，岭南文化首先是岭南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它是指岭南人在社会实践中，即“自由自觉的活动”中，使自然界深深打上自己的烙印，变成自己的作品，成为自己“自由自觉”的表现。岭南文化就是岭南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岭南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在显现。岭南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岭南人的本质力量不断发展和不断外化的过程。这里说的对象化，其“对象”包括自然对象、社会对象和精神对象以及岭南人这个对象，一切打上岭南人的活动烙印的对象，都包括在其中。岭南地区一切“第二性的存在”都是岭南文化。

(2)从实践方面界定岭南文化，岭南文化是岭南人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实践能力和实践结果、产物。承认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必然承认文化是社会实践的能力和产物。因为人的本质和本质力量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表现出来。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一切能力和成果都是文化。人的本质力量是人在社会实践中表现出来的不同层次的有机整体，它包括人的物质力量、精神力量以及在二者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综合力量。岭南人的一切实践能力，构成岭南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岭南文化发展的一种尺度。人类社会实践能力是历史的、具体的、多样的。社会实践能力的对象化也是历史的、具体的、多样的。不同历史时代的多样的具体的社会实践能力的对象化，构成不同时代、不同形式的文化形态和文化形式。一切文化都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岭南文化就是岭南人在长期社会实践中的结果、产物。如今岭南丰富多采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都是岭南人实践的产物，是岭南人的创造、岭南人的作品。

(3)从人的活动方式方面去界定岭南文化，岭南文化又是岭南人的活动方式。岭南人的一切活动方式都是岭南文化的体现，都具有岭南文化的意义。人类的活动方式包括精神活动方式和行为活动方式。精神活动方式又包括心理活动方式和思维活动方式。行为活动方式则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诸如经济活动方式、政治活动方式、文化活动方式以及家庭、婚姻、社会等活动方式。一切人类活动方式都表现为并对象化为千姿百态的文化现象，属于文化世界。岭南文化之所以如此丰富多彩，很有特色，这是同岭南人的活动方式分不开的。

上述对岭南文化的界定，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着力从人的方面把握岭南文化的涵义。文化的本质是人化，既人化自然，又人化自己，一切文化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创造的“第二性存在物”。离开了岭南人就无所谓岭南文化，这就同文化自然主义划清了界限。

第二，突出实践的作用，岭南文化是岭南人社会实践的产物。岭南文化的发生和发展离不开岭南人的社会实践。辩证唯物论的文化论是实践文化论。这就同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

第三，强调岭南文化的发展过程。文化不是僵死之物，而是运动之流，岭南文化亦然。岭南的事物的发生发展是无限的，岭南文化的发生发展也是无限的，这就同文化机械论划清了界限。

任何一种地域的文化都是该地区人民的创造物，但是由于该地区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不同，社会实践主体不同，他们创造出的地域文化也不同。不同的地域文化有不同的特殊本质。那么，岭南文化的特殊本质是什么呢?它属于哪种类型的文化呢?

我们认为，岭南文化是一种原生型、多元性、感性化、非正统的世俗文化。

岭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世俗文化。这种文化是由岭南地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决定的。近代以降的岭南文化典型地表现了这一特征。近代的岭南社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社区是一种独具一格的市井社会。这里，城镇众多，具有悠久的手工业和经商的传统，经济比较发达，特别是商业比较发达。我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早在这里萌发。广州从来都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这个充满着商品和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意识，弥漫着商业空气的社会，既不同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又不同于现代的工业社会，而是一种逐步摆脱传统农业文明影响，向着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市井社会。这一市井社会孕育的居民，其文化形象不是军人、官吏，不是文人学者，不是地主绅士，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工人农民，而是平民。平民性是相对于封建传统贵族文化特征而言的。古代岭南少有世袭贵族，重商环境等培养出“平民阶层”，具有较中原更浓郁的平民性特征（详见第二章第三节相关论述）。近代市井社会产生的文化是市民文化、世俗文化。我们认为岭南文化是世俗文化，是从本质上、总体上去界定的。这里并没有否定岭南文化含有其他文化的成分。必须指出，世俗不是低俗、庸俗。把世俗文化理解为低俗文化、庸俗文化是片面的，把世俗文化理解为低层次的文化也是片面的。事实上，世俗文化是一种反映市井社会和市民大众积极向上面貌的文化。这一时期的文化体现了岭南地区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前进的鲜明的时代性，广泛的人民性，普遍的实践性，深刻的现实性。它同传统的农业文化相比，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它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文明社会过渡的文化写照。近现代典型地表现出来的平民性、世俗化特征有其深厚的历史积淀。第一位“南下干部”赵佗开了好头，他自称“蛮类大长”，弃冠带，着“蛮服”越装，以平民形象示人。平民形象在岭南文人学者、富商乃至官吏等阶层中均有较鲜明的表现。以下几点及本书不少章节都是世俗性的不同侧面的佐证，在此不赘言。

岭南文化不是一般的世俗文化，而是充满岭南特色的世俗文化。

首先，它是原生型的世俗文化。岭南文化是在岭南这块土地上由岭南人创造的，而不是从别处来的。它有自己的土壤，有自己的深根，自成体系，相对独立。古代岭南人创造了本根文化，这种本根文化尽管受到中原正统文化的很大影响，受到外来文化的许多影响，但它始终保持了“土”味，并从中原正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中吸收营养，丰富自己，发展自己。就是今天的岭南文化还有不少“土”味。否认古代岭南本根文化是当今岭南文化的源流，是不符合事实的。

其次，它是多元性的世俗文化。由于岭南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使岭南文化常与中原正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发生碰撞和交汇，从而具有开放性、兼容性，其结果必然形成多种文化因素并存的局面。在今天，岭南文化的构成是呈多样性的，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还有古代越族的遗风，汉文化的封建传统，外来的资本主义文化以及华侨文化，港澳文化，特区文化等。在我国，文化的多元性再也没有像岭南文化那样明显，那样有特点。

再次，它是感性化的世俗文化。岭南文化没有北方文化那么多理论抽象，却非常重视感觉经验。相对北方文化来说，重感性，轻理性；重直观，非思辨，这是岭南文化一个重要特点。感性化的世俗文化在岭南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各个层面都体现出来，人们往往用感官享受和实惠心理来代替科学抽象，因而思辨性、理论性和历史感不够强，深度也不够，但真实、生动、易变、敏捷、明快、洒脱、通俗，顺任自然，富有个性，追求趣味性、猎奇性、情节性和形象性，甚至追求刺激，具有强劲的生命力，这种感性化文化并不排除某些方面的思辨抽象，但就其总体而言并没有超出感性型的类型。

最后，它是非正统、非规范性的世俗文化。古代岭南由于人烟稀少，生产力不及北方发达，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北方，因而中原的传统文化成为正统文化，而岭南文化却是一种非正统的文化。这种远离政治中心的非正统文化，忤逆性、反传统性比较强，近代尤为明显。这在下述岭南文化的基本特征中均表现出来。非正统绝不是说不重要，没有历史地位；非正统也不是说没有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事实上，岭南文化继承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特别是华夏文化的优秀传统。没有这些文化的继承，就没有当今丰富多彩的岭南文化。

二、岭南文化的基本特征

岭南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岭南文化显著的外部特点，是岭南文化质的规定性的外在显现。本质是深层的，特征则是比较表层的。但两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深入研究和考察岭南文化的基本特征，将有助于我们更好把握岭南文化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1.岭南文化的重商性

中国传统文化在经济领域历来具有重农抑商的倾向。但是，这种封建社会小农经济条件下萌生的价值观念，在岭南地区并无突出的反映。历史上，岭南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一带是商业贸易比较发达的地区。广州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且规模最大的重要对外通商口岸。自汉代以来，广州就已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到唐代已成为世界著名商埠。宋代广州与五十多个国家有通商及政治关系。元代广州与一百四十多个国家有贸易关系。明清时岭南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当时浙商、徽商、晋商、闽商争相“走广”，广州城南的濠畔街成为“天下富商聚焉”的闹市区。珠江三角洲在明代就成为商品性农业区，农业生产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人口骤增，人们纷纷离开土地走向商业贸易与手工业，把经济作物和其他产品转到国外市场。历史延续到今天，岭南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一带是我国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岭南这种商业性的市井社会环境，深深影响和制约着岭南文化的发展。岭南文化上的商业精神不仅弥漫于市民的日常生活中，而且往往制约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目标。

2．岭南文化的开放性

岭南位于东亚大陆边缘、南海之滨。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环境下形成的岭南文化，必然是“窗棂之下，易感风霜”，免不了要发生与其他外域文化的碰撞和交会，形成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呈现出与较为封闭的内陆文化有明显不同的性质。岭南人很早就形成“习于水斗，便于用舟”的传统，《前汉书·严助传》。他们习于海外展拓，甚至远涉重洋，“有海国超迈之意量”。到了清代，人员流动之大，凡日本、朝鲜、吕宋（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缅甸、印度、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古巴、墨西哥、秘鲁、智利、巴西、英国、法国、荷兰、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南非好望角，无不有粤人的足迹。因而海外流传着这么一句话：“The sun never sets on the cantonese community(太阳永远普照着粤人社会)。”当今海外华侨和华人有三千多万，而粤籍人占了70％，达二千多万。历史上，广州是外国人居住和出入最多的城市之一。这样的地理环境和人口流动，使岭南呈现出一种开放的文化态势。自秦统一天下以来，岭南不仅从海外引进了众多的花果和农作物品种，而且为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的传播打开了大门。尤其令人惊叹的是道学颇盛，朱陆、阳明之学声势炽强之际，岭南却于同期接纳了大量的西方科学知识，不少士人商贾率先学习格致之学。鸦片战争之后，中西方文化交流更为普遍，岭南地区大量设立传播自然科学知识的西式学堂。郑观应、容闳、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引进并介绍西方社会的政治学说，宣传资产阶级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的理论，从而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风气之先。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岭南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通道”和“桥头堡”，其文化的开放性更加明显。至于澳门特别是香港，其文化的开放性就更加不言而喻了。

3．岭南文化的兼容性

具有开放性的文化，必然具有兼容性，它们两者是有机联系的。岭南文化具兼容并蓄的性质，它处于与不同文化相互对流和沟通的状态，不存在严重冲突和对抗的局面。从文化的国际交流的视野考察，岭南文化融贯着中西文化的特色，包含着很多外来文化的因素。早在唐代，基督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就在广州一带与本土文化和平共处；到了近代，西方文化在岭南广为传播；及至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岭南特别是广州结出了丰硕成果。近些年来，台湾文化和海外华文文学也最早受到岭南人的重视。岭南文化不仅同各种异质文化和平共处，从它们身上吸取营养，而且直接进行文化嫁接，拿来为我所用。广州人的日常用语就直接接纳了许多外来的词汇。岭南的风俗文化、娱乐活动，融合着传统色彩和现代气派。从岭南文化的内部系统看，其兼容性表现为各种地方文化的共存共生现象。特别要指出的是，岭南文化的兼容性表现在对立异质文化的共生上。在岭南常常看到这样一些事实，高度文明的科学技术与极端落后的传统迷信在许多家庭和市民身上同时并存、相安无事。不少人接受现代科学，书架上摆放着现代科学书籍，而神台上又祭供着财神、门神、福禄寿等超自然的精神偶像。这种现象是岭南文化兼容性的奇特反映。

岭南文化在对待异质异地文化的问题上，表现了开阔的胸襟，它不害怕“异端”、“邪说”，而是兼容并蓄，为我所用。

4.岭南文化的多元性

岭南文化的兼容性必然表现为文化的多元性。无论古代、近代和当代，岭南文化的多元性一直存在。岭南文化的多元性是指多种性质，多种类型，多种层次文化的并存。从文化性质上区分，现代岭南文化受到多重文化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外来资本主义文化等，其中社会主义新文化是当今岭南文化的主体。从文化类型上区分，岭南文化有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之分。从地理和自然环境上区分，岭南文化有山区文化、平原文化和海洋文化。从民系上分，岭南文化有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等不同民系文化。从层次上区分，岭南文化有高精尖的“阳春白雪”，也有喜为市民接受的“下里巴人”，有适合不同层次需要的文化层面，岭南文化的多元性，使岭南文化显得多姿多彩，生动活泼，富有活力。

5.岭南文化的创新性

岭南文化敢于超越传统，超越常规，超越现实，尤其在社会转型期，它常常以远离甚至背离传统和现实的定势去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创造新的文化。这种进取、创新的意识在自然物质文化、社会生活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各个层面都体现出来。岭南的水稻种植、水果栽培以及“广钟”、“广铁”、“广药”、“广绣”、“广雕”、“广彩”都有许多发明和创造。饮食、服饰、建筑享誉海外。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宗教、语言、民俗等领域有许多创新。惠能创立的禅宗顿教，对中国佛教和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陈白沙突破朱学的藩篱，开创了独树一帜的“江门学派”；朱次琦、陈澧开近代先河的务本开新思想，创立了岭南一代新学风。特别在近代，岭南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中心，涌现出洪秀全、洪仁玕、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一大批思想家、政治家。新时期以来，岭南人继续发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改革和开放始终在全国先行一步。

6.岭南文化的务实性

中原传统文化有较多超世俗的非实利的精神规范，追求内心平衡与满足，着重精神境界的价值，轻物质利益的追求，道德规范成为生活最高评价标准和价值取向。而岭南文化则具有浓厚的世俗性和实用性，比较重实际、重实利、重实惠。岭南文化这种较强的现实取向和唯实精神是由其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决定的。岭南自古以沼泽瘴气著称，多密林水泽，气候炎热多雨，台风时常肆虐，猛兽病毒多，生存环境比较恶劣，古越人第一要务就是学会顽强生存的本领。这种生存环境孕育出现实取向的思维方式和务实的人文精神。惠能主张众生平等、自心即净、自心即佛的理论，全面肯定现实日常事物，使平民百姓日常的、平庸的、繁杂的生活与行为获得价值论的意义。陈白沙倡导“以自然为宗”的“自得”之学，经他弟子湛若水的发扬延伸，形成独具一格、注重日常感性、不为教条束缚的学风。朱次琦提倡经世致用，反对脱离实际，“明理以处事”，“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改革开放以来，岭南文化的这种务实精神又有新的发展。

7.岭南文化的享乐性

享乐不等于片面地追求吃、喝、玩、乐，无节制地追求个人享受。享乐属于一种伦理道德观，它同禁欲主义是相对的。禁欲主义要求人们放弃个人利益，拒绝尘世的财富和享乐，抑制欲望以达到某些社会目的或者达到道德的自我完善。从道德类型来看，岭南文化不属于禁欲主义，而表现出享乐的倾向。相对于某些地区的生存价值观念，岭南的主题是干得更欢，活得更好。特别是岭南人离开土地发展起商品经济以后，出现了一批不同于农耕社会的文化主体，即以工商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审美意识、价值观念融于岭南文化的众多领域之中，从而使岭南文化充满了世俗享乐的人性和情调。岭南文化的享乐性不仅表现为追求舒适、快乐、美好、享受等美的生活和幸福生活，更重要的表现为通过劳动，获得成功，取得胜利，实现人生价值，达到目的，以及对个人利益、事业成就的满足。成功、自豪、满足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拼命地干活，尽情地享受，就是这种享乐型文化功能的真实写照。这种享乐性的文化，其主导方面是积极的，它催人上进，发奋，开拓，攀登，建设美好的生活，追求幸福的人生。但也有一些消极因素，诸如过于追求刺激和物质享受，甚至奢侈。

8.岭南文化的直观性

大凡享乐型文化都属于注重直观的感性自然的原生型文化。岭南文化的享乐功能与文化主体重感觉的直观性是密切联系的。岭南人对文化活动的选择和偏好，更多地采用直观性的认识方法判断，而较少诉诸抽象的概念和理性的思辨。他们常用感官享受和实惠的心理取代深沉的心灵思考，因而那种浓郁的追求趣味性、猎奇性、情节性和形象性的小市民情调，一直成为岭南文化娱乐的主旋律。在学术和学风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况，清末以来，岭南的学术研究一直具有感觉主义或经验论的倾向，甚至像康有为、梁启超这样杰出的思想家也承袭了这种传统。人的感觉具有不稳定性，它是易变的。岭南文化从内容到形式都带有动态求变的特征，这一特征的消极一面是使岭南文化较难形成文化深沉的积淀和思辨成果，但它能刺激文化的生命机体，使之不断推陈出新，以满足人们的需要。

此外，岭南文化还有非正统性、忤逆性等特征。

上述岭南文化的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的，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有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科学地把握岭南文化的本质和特色，掌握其发展规律。

三、岭南文化的历史地位

岭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很有特色的一部分。它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史上居于重要地位，起着重要的作用。

关于岭南文化的历史地位的问题，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范畴去考察，按照文化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去分析。

(1)从历史范畴看，岭南文化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发生发展的历史，在每个历史发展阶段中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古代岭南开发较晚，文化比较落后，向有“南蛮”之称，是著名的贬官之地。但就是在古代比较落后的时期，岭南文化也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到了近代，岭南发展比较快，改变了落后面貌，有很多方面一跃而居于全国领先地位，新思想新理论层出不穷，毛泽东所赞誉的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四位著名思想家——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岭南就占了三位。以西学而言，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梁廷枏的《海国四说》等是岭南比较早的一批西学著作。史学上，梁启超最早提出史学革命；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是第一本由中国人写的日本史著。以文学而言，近代文学革新的发起人是梁启超，诗歌革命的代表人物是黄遵宪，岭南小说从古代向近代转变的代表人物是苏曼殊。近代岭南文化在其他方面也有重大成就，有的独树一帜，有的首开风气。无视岭南文化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无疑是片面的。

历史上，岭南文化对岭南地区的发展起了积极的巨大的推动作用，对中华民族，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一，岭南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一脉。在约十多万年前，中华民族祖先的一部分就在岭南大地上生存和发展，共同缔造远古的文化。原始社会既是岭南文化的独立发展时期，又是岭南文化确立其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的奠基时期。古代岭南文化的发展固然落后于中原文化，但它有自己的特色。原始的岭南文化有其独立的发展序列，呈现出一个比较单纯、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古代的岭南文化较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其文化主体是岭南的土著越族文化，是一种原生型的本根文化。秦汉之后，岭南的土著越族文化才逐步与汉文化融合。这就表明，岭南原始文化，同黄河、长江流域的原始文化一样，同是中华民族原始文化的发源地。珠江和黄河、长江一样同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第二，岭南文化对岭南以至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岭南先民最早在岭南地区劳动和生息，揭开了我国南部地区的历史。他们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改造了自然，发展了自己，创造出比较发达的几何印纹陶文化。先民们在创造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原文化，发展了青铜文化。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岭南文化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古代岭南以稻米种植为主的锄耕农业，几何图形印纹陶器，干栏式巢居，善于用舟等古代科技和文化，对岭南的发展和开发，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特别是种植水稻，是对我国古代农业的一项重大的发明和贡献。

第三，岭南文化积极吸收中原等地区的传统文化，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秦收复岭南后，岭南人民与北方人民融洽相处，特别是随着后来的几次大移民，积极吸收中原文化，使岭南越族大部分人与北方民族逐渐融为一体，成为汉民族的一部分。岭南文化在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方面，一直起着积极的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岭南先贤赵佗、冼夫人等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第四，岭南文化积极沟通外来文化和中原等内陆文化之间的关系，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促进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由于岭南的特殊地理环境特别是海洋优势，使它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和桥梁。通过这一通道和桥梁，使西方外来文化传入中原等地，促进内陆文化的发展，使内陆文化的封闭状态得到一定的改变，有利于内陆文化从农业文明转向现代文明，同时使西方文化能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成果。岭南文化在古代对内陆和海外都有相当辐射作用。在近现代，岭南文化的这种辐射作用就更加巨大。

第五，岭南是中国近代革命思想的摇篮。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岭南一批有识之士率先探索中华民族的救国图强之路，出现了许多新思想、新理论，涌现出一大批思想家，为社会变革提供了理论基础。最早开启近代岭南思想文化先河的，是鸦片战争前后的著名思想家朱次琦、陈澧和洪秀全、洪仁玕。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岭南思想文化进入新的阶段，它以改良主义思潮的形成和维新运动的失败为根本标志，郑观应、容闳、何启、胡礼垣、黄遵宪等是岭南最有影响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则是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戊戌运动被镇压后，维新变法思潮走向衰落，代之而起的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革命学说，其代表人物是孙中山和朱执信。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开创了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岭南是中国近代革命思想的策源地，近代岭南文化是近代中国的一种先进文化，它在近代中国中居于主导地位，对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岭南文化在近代以后影响更加巨大。封建时代岭南文化从属于中原的传统文化，居于非主流地位，那时中原文化向岭南辐射、潜移，使尚不发达的岭南农业文化转化为较发达的农业文化。到了近代，岭南文化则居于主流之一的地位，向北、向内陆辐射、潜移。古代中原传统文化向岭南的辐射、潜移，是同一阶段的两种程度不同状态的转化，是同质的转化，是农业文化内部的转化。而近代岭南文化向内陆的辐射、潜移，是由农业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化，属于不同历史阶段的跨越，具有不同的质。因而岭南文化成为主流文化之一后对内陆的辐射、潜移，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2)从现实范畴看，岭南文化正在由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化、过渡，它是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中最有生命力的一部分。广东是改革开放的试验区，对外开放的“窗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摇篮，也是社会主义新文化重要的生长点。岭南文化随着岭南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日益发展壮大，一方面它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对内陆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当今，岭南文化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越来越显示出重要的历史地位。

第一，岭南文化率先提出时代的新课题，促进中华文化向前发展。文化发展的每个时期都有它的课题，解决了它就把人类历史推进了一步。近代，岭南人在提出时代新课题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洪仁玕第一个提出资本主义改革纲领；郑观应最早提出重商主义和商战理论，倡导发展商办企业；康、梁率先提出的维新变法，孙中山提出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等，都是带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代新课题。岭南文化的这种优良传统一直延伸下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东成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区，全国五大特区，岭南占了四个(深圳、珠海、汕头及海南)，岭南率先实践市场经济，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取得了重大成就，起到了改革开放试验区的示范作用，不断提出和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

第二，岭南文化率先由农业文化向现代文化过渡，促进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发展。现代文化在岭南地区萌发较早，改革开放以后，岭南的现代文化又得到较大的发展，在许多方面居于全国先进地位，大大地加快了中国文化由农业文化向现代文化过渡的进程。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有许多例证。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一带，现代化的特点日趋明显。经济结构(含生产力结构、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分配结构等)和政治结构、文化结构，以至整个社会结构，有的迅速摆脱传统农业文化的影响和束缚，有的大步地向现代文化拓展、潜移和过渡，人们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带有现代化色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珠江三角洲已有一个雏形。珠江三角洲由农业文化向现代文化过渡的具体经验，在全国有普遍意义。

第三，岭南文化率先接受外来文化，成为一种交会文化，通道文化。历史上中外文化在这里融会，有力地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外文化在这里融汇，其意义更加重大、深远。在量的方面，由于我们的开放是全方位的，这就不能不使中西方文化的交融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领域，这是历史上的中外文化交流所不能比拟的。在质的方面，这次中西文化交会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生长和发展，其实质是向现代文化转移、过渡、拓展，是农业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过渡，是历史性的飞跃。实践证明，岭南地区作为中西文化的交会点，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生长点。

第四，岭南文化率先走向现代文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起着带头示范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岭南文化对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主要表现是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五四”运动前后，杨匏安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在岭南发表了许多文章，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非常活跃，有“北陈南杨”之说。岭南是当时全国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出了积极贡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岭南地区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农民运动、国共合作、北伐，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悲壮雄伟的戏剧。这一时期的岭南，既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之一，又是文化中心之一，岭南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策源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岭南文化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岭南文化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邓小平著名的“南方谈话”在这里诞生；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这里发表；胡锦涛关于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观点也首先在这里出现。这是岭南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市场经济理论、所有制理论、分配理论、产权理论、开放理论、特区理论、文化理论、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一国两制”理论等新观点、新思想、新理论层出不穷，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岭南文化既古老又年轻，它有光荣的历史，辉煌的现在，灿烂的未来。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大家庭中，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一个重要的成员，占着重要的位置，发挥重要的作用，作出重大的贡献。

第二章 岭南文化的结构及其特色

本章运用实践哲学与唯物辩证法等方法，分析岭南文化由自然物质文化、社会生活文化和精神心理文化构成的整体结构，可以增加新的角度，增添新的内容。从文化传播实践入手，我们分析岭南文化的四个要素，突出了岭南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相区别的特色之产生根源。此外，对岭南文化还进行了时间上的动态建构过程的分析，区域的空间结构的分析。后者内容较多，我们在第三章详述。

在后面各节中，我们分别展开对自然物质文化、社会生活文化和精神心理文化的论述。本书中编和下编将对岭南文化各主要时期和重要门类作详细的论述，本章的重点仅在于概述这三个部分中涵盖面较广而且独具特色的方面。

第一节 岭南文化的结构剖析

一、 总体把握岭南文化

把握岭南文化，需要从人类实践的内涵出发，需要广义文化的视野。

岭南文化的结构在本书1993年初版李权时主编，李明华、韩强副主编：《岭南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章岭南文化的构成。中是概括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层次。这种三分法在以后十多年文化哲学理论的研究中得到了发展和扬弃。一是四分法，增加了“生态文化”；二是在社会领域中强调了“社会管理”和“生活文化”；三是心理研究的大量成果拓展了精神文化的内容。综合运用这些积极成果，本书将岭南文化分为自然物质文化、社会生活文化、精神心理文化。

作为人类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实践创造出不断更新的文化。文化按广义理解是由人在实践中创造的人自身及其与自然、社会相对统一的所有成果和形式构成，所以它与实践一样涉及三方面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和人自身内部的关系。在此总体把握中，可以挖掘出更多岭南文化的内涵。

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中，人们不只是创造出传统意义的物质文化，还创造出生态文化和其他自然文化。岭南人与生物、资源和自然时空等要素的价值建构，不断改变自然生态的面貌。所有生态都已不再是原生态，而是“人化自然”，甚至自然遗产也打上了人的烙印。这些自然文化的变化和保护与岭南人的生态意识是相互作用的。所以在岭南文化的剖析中，我们不仅要分析物质文化，还要分析其自然文化的成果及特色，两者统称为“岭南自然物质文化”。

岭南物质文化包括岭南独特的资源、劳动者、生产工具、生产方式以及由其结合而产生的各种物质资料和财富。相对于中国其他地域文化来说，岭南物质文化的特色首先在于其物质生产的多元一体化格局。其中最有特色的是由种植业、渔业、畜牧业、养殖业等多层次组成的农业架构；多样化发展的手工业；四通八达、十分便利的交通运输网以及自古就已较为发达的商业贸易（包括海洋贸易）。物质生产的多元一体化格局使岭南形成物质生活的多元化发展特点，这以明末至近代最为突出，是物质生产多元化格局的典型形态和走向成熟的阶段。这种传统在现代仍然保持其特色。即使在“大跃进”和“以粮为纲”的年代，岭南地区的商业贸易和商业文化仍较其他地区活跃，农林牧副渔各领域尚能维持多样化生产。

岭南生态文化表现出很显著的特色。本书第一章已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概括并描述了岭南的自然生态系统，包括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等对岭南文化的影响；我们还将论述岭南生态文化的建设和特点。其中特色最为鲜明的有花卉文化、人居文化、农业林业的生态构建、绿色文化等等。

人与社会关系的实践包括生产活动及其他经济活动、制度及规范活动、人际交往、群体和社区活动、家居和日常生活，等等。生活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我们不仅要研究制度文化，还要对岭南社会生活具有特色的方面，如移民社会、市民生活的文化特征作出概述。这些内容统称为“岭南社会生活文化”。

岭南制度文化与中国其他地域文化的区别不是本质上的，但由于岭南远离政治中心，其多元一体化的物质生产格局和长期的对外贸易和交流，文化传播要素的多元化等等方面的影响，使岭南在制度文化上相对表现得宽松一些；近代和现代的改革开放，使制度文化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些都推动岭南文化逐渐成为强势文化。岭南社会文化还有许多特色，比如平民文化是近代岭南成为变革之发源地的一个重要因素；市井文化不仅深刻地影响着岭南的民主化进程，对岭南人的市民化，交往方式，重享乐、重实惠的生活风格，乐天知命的道家风范等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岭南移民社会的文化特征和优势表现得十分显著，同时地方特色又能保持得十分牢固。

个体实践是人类总体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将修身列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前，现代西方文化理论也高度重视个体心理对人类精神及自然、社会实践的作用。个体实践是对人自身内部的各种价值要素进行建构，包括调整和平衡等。这些要素是个体生活中各种现实的价值及其关系，包括了自然和社会的各种要素和内容于其中，从而个体不仅保持自身的健全，而且得以展开他与自然、社会相互作用的实践活动。在生理和心理两种结构中，对文化建构影响深远的是心理结构，它包含经济、政治、教育等较为表层的观念和价值观，也包括思维方式和社会心理等组成的深层文化心理状态和价值结构。岭南观念文化层次中最显特色的有：民俗文化心理状态、多元化的宗教和偶像、独特的世俗化的美和艺术，以及以实用为主导倾向的学术思想、思维方式等等。这些内容统称为“岭南精神心理文化”。本书第一章概述了岭南文化各种基本特征，本章从价值结构的分析入手，将产生这些特征的各种精神内涵概括为一组价值支柱。它们形成有序的结构，才使岭南文化在整体上强烈地区别于中华其他地域文化。

二、 岭南文化要素及其特色

从人类实践中普遍具有的文化传播这样一个角度进行分析，岭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显示出的自身特色，与其要素和构成的特殊性密切相关。

各类型文化、各时代文化的诸要素，其内涵都不尽相同，具有各自的特殊性。从广阔的文化视野，即从多地域文化传播和世界文化传播等多个角度看，岭南文化诸因素在五个分期（详见第四章）和不同地区基本贯穿着四个方面的内涵，作为文化要素共同构成岭南文化区别于中国其他地域文化的特殊结构，从而表现出岭南文化的特殊本质。

第一方面的特殊内涵是岭南本根文化，也称为原生型文化。岭南本根文化是在岭南本土孕育出来的。在接受外部文化的影响之前，岭南文化已独立发展了至少十多万年，这是以后岭南文化一直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最深刻的基础。即使在接受百越文化、中原汉文化和海外文化时，由于岭南独特的生态系统、多元化物质生产架构和社会生活的特殊结构，岭南本根文化仍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在这一独立发展期，由于险峻的五岭阻隔，海路未通，文化传播艰难而缓慢，岭南相对于中原来说，文化较为后进，因而后来被先进的汉文化所同化是历史的必然。

第二方面是百越文化。岭南文化在原始社会末期开始较明显地接受其他越族文化的影响，同时又相对独立地发展出早期的海洋文化和独特的水文化，这是岭南文化保持南方普遍具有的特色，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南方文化代表之一的原因。

第三方面是中原汉文化（汉族形成前称华夏文化）。岭南文化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从地域角度和古代文化传播的特点和条件分析，基本上是百越文化先于中原华夏文化，在统一的汉文化形成前，百越文化对岭南文化影响的程度也要比中原华夏文化大一些；当然不排除小范围的交往和传播，以及部分华夏文化因素的同时进入。秦汉以降的汉越文化融合期，中原汉文化逐渐成为岭南文化中的主要因素，在近代和现代它也深深影响着岭南文化。虽然岭南发展出自身的海洋文化和水文化，但受中原的农耕定居、“重本抑末”为特征的农业文化的影响乃至同化，岭南的海洋文化发育得又不十分顺利。从根本上说，岭南文化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汉文化属于同一文化总体系；但由于本根文化、百越文化和海外文化的存在、影响和渗透，它又以远儒性、非正统性、变通、开放性和兼容性等等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而称为岭南文化，在汉越文化融合期，它属于中华文化总体系中汉文化系列的边缘型文化。

第四方面是海外文化。岭南是中国最早和最广泛地接受海外文化影响的地区。岭南文化与中原汉文化最大的不同在于，后者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发育和自我完善的，因而又是较为凝固的文化类型，它发育于四周被浩瀚的沙漠、连绵高耸的山脉和险峻的高原所阻隔，对外界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中，而又有五千多年辉煌的文明成就。这种半封闭性和先进性使中原汉文化一度故步自封，带有凝固性特征。而岭南文化所处的地理环境，从近现代的视野看则总体上较为开放，同时因缺乏中原农业文化的那种先进性和纯粹性，使其能够吸收内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的营养，成长为具有独立本质和特征，有异于其他地域文化的非正统型文化。岭南文化中包含的海外文化因素范围极广，亚非欧美的文化都很早通过海路登陆岭南。岭南文化中的海外文化要素，在明代前以南亚、东南亚、北非和中东的各种文化为主，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比基督教等西方文化更早进入；清中期后海外文化的进入，主要成分是西方文化，包括其科学、以坚船利炮为代表的先进技术以及以基督教和天主教为代表的人文精神。正由于很早接受海外文化，在近代前后又广泛深入地接受西方文化影响，岭南文化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后，再度显出自身特色，由非主流文化发展为主流文化之一，反过来深刻影响着中华文化总体系。

岭南文化的这四个要素及其特殊内涵，从历史上看有形成的先后顺序和主次之分。在独立发展期中，岭南本根文化是百越文化中的一支，但自原始社会末期跨地域文化传播开始，百越文化和中原华夏文化便与岭南本根文化进行融合。在百越文化圈期开始，这四个要素便并存于岭南文化的三个组成部分的建构中，其融合和发展，不断形成岭南文化的动态结构。因而从文化传播的视角概括总体岭南文化时，可以用四个要素及其系统建构这一理论框架来进行分析。

岭南文化独特性的形成，不仅在于四个要素，还在于其建构的过程，也就是岭南人实践的过程中，这些要素的分量不同，影响的程度不同，建构的方式也不同。当然包括特定的历史时期，海外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向东方中国的“扩张”和传播的特殊方式、特殊时间，与岭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及生态结构，以及与文化、商业贸易、经济结构及社会结构（如市民文化的较早形成）的契合。它使岭南文化接受和融合海外文化的各方面比国内其他地区更多，海外文化这一要素的分量相对更重，文化建构的过程自然不同于其他地域文化而显出特色。中华文化总体系中，不少地区离海洋较远，海外文化的分量比较轻，并不具备要素的性质。一些地域如吴越文化，虽然面海或离海洋较近，但由于紧贴中原，汉文化的影响过于强大，很快便成为较为正统的汉文化。这些地域与传统的中原地区一样，因文化的发育早，文化强势保持太久，容易导致故步自封，较倾向于拒绝外来文化的影响，其文化的建构和改造，几千年来主要是在内部进行的，基本局限于通过内部各地域文化之间的传播和融合来进行建构或调整。因而也不能说其文化结构是上述四要素的建构。在四要素的建构上，岭南文化是调动四要素最为充分的，它显出鲜明的特色，有其必然性。

本根文化、百越文化、中原汉文化和海外文化这四要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域是各成系统的，都包含在自然物质文化、社会生活文化和人自身的精神心理文化三个组分中。但各种文化在其传播过程中，又是以各种要素相互融合的方式进行的。比如，西方文化的科学、民主观念和市场经济观念虽然表现在和包含于其三个文化组分中，但在向中华文化圈的传播过程中，又不可能是整个文化搬过来替换岭南文化；这些观念只能作为要素，与中华文化圈中相对的文化要素发生碰撞，并与其他的要素相互建构，而最终融合成新的文化结构。这些结构形态在各历史时期又是不同的，但都必然构成包含着自然物质文化、社会生活文化和精神心理文化三个组分的总体结构。

所以，对岭南文化的要素分析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对整体文化进行本体的分析，其要素包含人、自然、社会三者；而从文化传播这种实践方式进行分析，传播是文化体系中某些特色和优势的要素慢慢地渗透、融合和建构的过程。中国尤其是岭南近代史清楚地表明，不可能将西方文化的整体搬过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文化传播的意义上或过程中，将岭南本根文化、百越文化、中原汉文化和海外文化作为岭南文化各个时期的总体构成中的要素，同时不否认它们在各自的历史构成中的系统性。岭南文化的特色主要不在于它包含这四种内涵，而在于这些内涵的分量不同，它们在融入自然物质文化、社会生活文化和精神心理文化各组成部分时，都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建构，因为构成的不同，它在整体上和各时代都显示出自身的特色。

三、 岭南文化的动态结构

岭南文化的四个要素在历史上产生的先后顺序基本对应于岭南社会状态、社会性质的四个发展阶段。岭南本根文化是岭南原始社会的主体文化；百越文化在岭南奴隶社会阶段与本根文化一起主导岭南文化；海外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在近代是与中原汉文化在互相冲突、互相融合中左右着岭南文化的重要因素。但在除原始社会的其他历史阶段中，四要素都并存于岭南文化结构中，只不过在各个历史阶段，这种并存的程度和结构有所不同。这种发展与并存是构成岭南文化动态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

构成岭南文化动态结构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其要素与层次的矛盾运动。要素贯穿渗透在岭南自然物质文化、社会生活文化、精神心理文化中，也存在于总体结构的各层次乃至亚层次中。如物质文化之亚层次物质生产中，岭南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及其每一方面都贯穿着岭南本根文化、百越文化、中原汉文化和海外文化这些要素。物质生活及其各方面也是这样。精神心理文化中，务实性、重商性、兼容性、多元性、远儒性等特征就是各种文化要素融会贯通而产生的。这些同时又说明岭南文化三个组成部分的层次结构中包含着这些要素，是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产物。

岭南文化动态结构的综合表现是其历史上五个分期的发展过程。岭南文化经历了独立发展期、百越文化圈期、汉越文化融合期、中西文化碰撞期和走向现代化这五个时期（详见第四章）。一是独立发展期。至少十多万年前至商初是岭南先民创造岭南本根文化的时期，种下岭南文化以后对内陆文化和海洋文化认同的文化基因。二是百越文化圈期。从商代至战国晚期的青铜时代，是其他百越族文化对岭南文化发生渗透和影响的时期，同时岭南人通过先进的楚文化接受中原华夏文化的影响。其基本内涵是百越文化与岭南本根文化的融合。三是汉越文化融合期。从秦代至清中叶是中原汉文化同化岭南文化的时期，其基本内涵是融会了古越族文化的汉文化。四是中西文化碰撞期，大体从清中叶开始比较明显，鸦片战争前后形成高潮，19—20世纪之交前后走向深化。其基本成就是否定封建文化架构和基本模式，强烈地激发了岭南文化深层的海洋文化因素，创造了一种中西文化杂处乃至融合的新型文化。五是走向现代化时期，以改革开放为主要阶段。岭南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三者交错碰撞、融合，诞生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在国内独树一帜。

五分期的发展反映岭南文化动态结构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除独立发展期的前段外，每一时期都是这些要素和三组分构成的整体；第二方面，每一时期的岭南文化整体结构都在前一时期结构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这种发展起码包含两个主要含义：一是内涵的不断丰富。如汉越文化融合期相对于前两个时期在文化要素、社会性质及各方面都更具多样性和创造性。一般说来，后一时期比前一时期丰富。二是结构的变化。结构的变化包含着内涵的丰富，是内涵的丰富所引发的。在一定意义上，文化结构的变化是文化丰富的必然结果和表现，内涵丰富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结构的调整。调整不足以容纳新的价值要素，不能平衡新旧要素的矛盾、外来文化因素与本土文化要素的关系，碰撞和冲突就有可能导致变革，而产生新的结构。结构的调整和变革最明显的，一是汉越文化融合期初期的岭南文化结构。二是中西文化碰撞期前段，中原汉文化占主导地位，中西文化以碰撞为主；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传入，近代产生启蒙运动、思想解放运动，现代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岭南文化中封建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相互作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逐渐平衡，在改革开放中才慢慢发展到以融合为主，形成了较为稳定的，适合本地域文化发展要求的新型文化（即走向现代化的岭南文化，详见第九章）。

第二节 自然物质文化及其特色

一、 多元化的物质文化

岭南物质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其多元性，呈现为物质文化的多元并存格局。它是由农业、商业、手工业及工业、交通运输，包括建筑文化、饮食文化等在内的其他物质生活构成的。这些方面又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多元化的特点。

这一特征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岭南文化独立发展期属于萌芽阶段，百越文化圈期是其形成阶段，到汉越文化融合期逐渐进入成熟阶段。明清至近代这一段时期的物质生产结构，是这一格局的典型代表，相对于中原典型的农业社会文化在这段时期变化和进步缓慢而言，岭南物质文化的多元并存特征就更加突出显现出来。一般意义上说，中原物质文化也不是纯粹一元化（如农业），岭南文化的特色在于它从踏入文明社会开始，就一直呈现物质文化的多元并存格局，其中心线索是商业，而不像中原文化那样始终以“重本抑末”、“重农抑商”观念占主导的农业社会文化为主要特征。

这一格局中，以农业、手工业的多元化，商业贸易和交通运输这几方面的结合最能体现岭南文化这一特征。

1. 农业

岭南农业的多元化在全国是最有特色的。其形成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条件，二是较为发达的海外贸易，三是岭南人重商、开放、多元、兼容等价值支柱在起作用。

种植业方面，岭南在秦汉时代就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层次。如南海郡当时已遍植一年两熟的水稻，柑桔、荔枝、龙眼、香蕉等水果，甘蔗、槟榔、橄榄、各种花木等经济作物，还从海外引进各种作物。陆贾《南越行纪》提到的名为“芳香移”的花，［清］仇巨川纂，陈宪猷校注：《羊城古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6-377页。屈大均所记述的茉莉花屈大均：《广东新语·木语》。本书所引《广东新语》文字，均据欧初、王贵忱主编：《屈大均全集》第四卷《广东新语》（李默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特注中华书局版除外）。即从海外引进。清代乾隆年间只留广州一口通商，商业的发展更促使岭南农产品向多元化发展。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蔗基鱼塘”、“果基鱼塘”遍布，在顺德、番禺、增城、东莞等地形成龙眼、荔枝、柑、橙、桔、香蕉等水果生产的专业区。番禺、顺德更是出现很多以种花卖花为业的人家和村庄。山区县发展了专门的种烟业和种茶业等。在海南，槟榔、椰子已成为农民主要的经济来源。新会种葵面积多达47万多亩。潮州柑广为种植。这些经济作物在农业构成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以致广东“广、惠、潮、肇四府”“所出之米，不足供民间食用”，《雍正硃批谕旨》第4册。广东清代缺粮。

岭南渔业与种植业是同时共生的。七八千年前新石器早期，西樵山人已开始从事渔猎经济。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期，韩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港澳地区的原始氏族部落虽然也经营农业，但渔猎经济的比重较大，这明显区别于同期以旱地粟类种植农业为主的黄河流域氏族部落、以畜牧业为主的草原氏族部落、以稻作农业为主的长江中下游一些氏族部落。以渔业为主要的经济活动之一，这种传统在岭南封建社会依然保持。南海一直是我国重要的渔业产区，唐代更发展出珠母海、大步海等著名产珠区。宋代始珠江三角洲地区已大量饲养鲤鱼、鲮鱼和鲩鱼等塘鱼，以后发展出成片的桑基、果基和蔗基鱼塘等。

畜牧业和养殖业在岭南也发展较早。距今四千多年时，珠江三角洲地区已饲养猪、狗和牛。杨式挺：《试论西樵山文化》，《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以后随着农产品逐步商品化，畜牧业更繁盛地发展起来。养殖业中尤以养蚕在广东最为突出。唐宋时广州一带蚕桑业已很发达，大量丝织品外销。清代珠江三角洲一带遍布“桑基鱼塘”，“粤东南海县属毗连顺德县界之桑园围地方，周回百余里，居民数十万户，田地一千数百余顷，种植桑树以饲春蚕，诚粤东农桑之沃壤也”。《雷塘庵主弟子记》。可见当时的规模和盛况。

这些史料说明岭南农业经济从古至今都存在多元化发展格局，这种多元发展格局促进了手工业乃至工业的较早和较全面的发展。

2. 手工业和工业

岭南手工业很早就呈现多样化发展的倾向。父系氏族社会手工业就已有轮制陶器业、骨器和磨制石器制作、以玉石及骨牙等为材料的装饰品制造、竹草类编织、植物纤维纺纫等多方面的工艺。汉代番禺已成为犀角、象牙、玳瑁、珠玑、银铜铁器、丝绸的生产加工和集散的商业城市。唐代岭南手工业已发展成为品类多、分布广、水平高的行业。陶器瓷器、藤木竹器，种类繁多，文具品种齐全，尤以砚制作非常精致。纺织品方面生产蕉布、葛布、麻布和吉贝布，蚕丝织品已有较大产量。此外，唐以后岭南还发展出冶铁、端州砚石、制葵业、编织业、制盐业和采矿业等。造船业已有相当水平，所造商船可远航至波斯湾和东非海岸。明代陶瓷业、丝织业、棉麻纺织业、榨糖业、制葵业、造船业、制盐业、采珠业都形成了专业化或工场化的生产局面。清代采矿业发展到大规模投资，纺织、丝织、制茶等业已摆脱封建社会手工业生产的约束。鸦片战争前，广东是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市场比较发达的地区。近代广东更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诞生地之一。继昌隆缫丝厂、广州电灯公司、佛山巧明火柴厂、宏远堂造纸厂、汕头豆饼厂等都是全国同行业中的第一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这些共同成为广东最先进入近代改革，引领中国近代改良思潮和运动的基础。

3. 交通运输业

岭南面临汪洋大海，背靠险峻五岭，内外阻隔，早期妨碍其经济、文化的发展。后来的水陆沟通，则为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陆路方面，最早的正式筑路要数秦代修筑“新道”四条，南北基本沟通。历史上移民岭南及内外贸易需要促使南北道路逐步通畅，其中著名的有唐代张九龄开凿大庾岭新道；宋代凌策新辟从英州到曲江的通道；荣讠垔开通从英州浈阳峡至南面洸口的古径，整治从南雄到广州、从潮州到惠州的道路等。现代陆路运输网的日臻完善更是走在全国的前列。

水路方面，较陆路发展得更早更全面。岭南凭借珠江水系与内陆各地相通。由珠江水系的西江、北江、东江可达贵州、云南、四川、南昌和江西南部，水系汇流于三角洲河网区，汊涌密布，纵横交错，由八个出口流入南海。这巨大的扇形河网构成方便全国文化传播的通道。自古以来，水路交通就是岭南人与外地人交往的主要途径。重大事件如，秦始皇开凿灵渠，沟通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汉武帝灭南越国，由连县大庾岭破关，顺连水、浈水直捣番禺；两晋、两宋移民由北江南下。珠江三角洲、韩江三角洲等地区更因为水路之利，很早就有独木舟、竹排等运输工具代步，至汉代发展成发达的造船业。宋高宗时转运使林安宅对潮、惠下路进行了浩大的整治、改造工程，沟通了闽、潮、惠、广各州的交通，加上不断增加北江、东江、西江三江的船只，充分发挥了水路运输优势，形成了以广州为枢纽的水路交通网。

海路方面，仅广东境内大陆海岸线就长达33681公里，内通全国沿海，外通世界各地。先秦时期，岭南就与南洋诸国有贸易往来，至今起码有2200多年历史。《史记·货殖列传》。汉代广东徐闻、广西合浦两港就成为通往东南亚等地的重要港口，但当时主要沿海岸线航行。三国至西晋期间，海外贸易主要口岸逐步转移到广州，船只可航行至印度、斯里兰卡以及波斯地区的伊朗、伊拉克等海外国家。唐时岭南贸易开始了新的飞跃，广州成为世界著名商港，是闻名世界的海上丝绸、陶瓷、香料之路的起点。广州港船舶往来盛况史书有载：“江中，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真人元开：《大和上东征传》。广州府专辟今光塔路一带为“蕃坊”给外商居住。至宋代，指南针的运用使岭南海路商业贸易的潜在优势开始发挥出来，明清时更盛。加上海禁期间，广州成为对外交往的唯一口岸，其海路交通的重要性愈益显示出来。

陆路、水路和海路交通历史悠久的发展和雄厚基础，使岭南特别是广东在近代成为全国交通运输发达地区之一；在现代形成海运、航空、立交桥、江桥、高速公路、铁路、隧道等组成的立体交通网，更成为全国交通最为发达的地区。

4. 以商业贸易为主线的物质文化多元一体格局

岭南物质文化诸门类有着自己独立的多元化发展线索，并且互相联系、互相促进而形成整个物质文化的多元化格局。多元化格局的中心线索是商业文化，这是岭南文化与中原传统物质生产模式区别的主要方面。

首先，岭南农业的多元结构与商业贸易是互为因果的。农业的多元化促使农业经济较快走向商品化，汉代已有一部分地区或村落主要从事某一品种的生产，产生农业产品的商品化萌芽。明初岭南，特别是其中珠江三角洲地区农业生产商品化倾向已经比较明显。到清代，岭南农业已转向粮食、经济作物同时发展，各地都有适合本地特点的经济作物区。商业发展又反过来促进农业向多元方向发展。秦汉时期海外贸易使多种经济作物得以引进和发展。后来的广州一口通商使农业商品的需求量和品种大增，促进了岭南各种经济作物如桑蚕、水果、花卉、葵、蕉等的专业化生产，粮食生产由此锐减。

手工业和工业的多元化和专业化也与商业贸易互相作用而得以长足发展。唐代以后，由于岭南手工业品种繁多，工艺先进，产品远销外地，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如青釉瓷碗和陶罐等远销东南亚；蕉布、葛布、麻布、木棉花纺成的吉贝布、斑布等为中原人所珍视，争相购买。汉代徐闻、合浦港外销繁荣，活跃的商业贸易推动了手工业的多元化和专业化。明清时期冶铁、榨糖、采矿的商品化使当时佛山出现冶铁业专业作坊、榨糖的糖寮和大规模的采矿场。

交通运输业与商业贸易关系也十分密切。当然也有政治军事因素。秦汉以后岭南陆路水路开通，许多中原缺少的名贵土特产和海外引进的奇珍异宝和经济作物运往内地。唐宋两代岭南经济的繁荣同时带来交通的进一步开发。海路交通的开发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商业贸易。

最后，农业、手工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贸易之间又相互联系。如农业促进手工业的专门化和多样化，手工业的发展又促使农业朝多元化方向发展；它们同时就要求交通运输的繁荣。而海陆水路的畅通促进了商业贸易，又反过来要求农业和手工业的多元发展。这使岭南形成物质生产多元一体的格局。

这一格局与正统中原文化的最大区别并不在于多元化，而是这种多元发展一体化于商业贸易，从而使岭南人最早和最普遍地形成了强烈的商业意识。它是岭南引领近代改革，执现代改革开放之牛耳的基础性的东西。物质生产的多元一体格局使岭南人的物质生活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特点，并且商业气息一直相当浓厚。岭南人的衣食住行等方面是丰富多彩的。饮食方面的多元化和广纳世界精华十分典型。物质文化的多元化必然带动岭南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丰富多彩，后两者反过来又推动着物质文化进一步走向多元化。

形成岭南物质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原因很多，有两点是比较重要的。一是岭南生态和地理环境的独特性。热带亚热带气候使岭南物产丰饶；偏于中华之最南端，又通过辽阔的珠江水域那扇形般的河网辐射与内陆相通，这样的地理条件有利于发展商业贸易和多元化的物质文化体系。二是与此密切相联的历史发展。在接受中原汉文化之前，岭南文化已独立发展了十多万年，上述多元化格局之基础，在此期已经存在。因此虽经2000多年汉文化的同化过程，它仍能以中原正统的儒家文化圈内的非正统、非规范文化的面貌存在和发展。

二、自然文化与绿色文化精神

绿色文化是人类的本质追求之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性的思想将作为整体的人，放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自身内部关系中展开。这一宏观的文化视野中凸显的和谐精神在现代常用“绿色”表征。

任何一个自组织系统，其本性和内在要求都是保持自身的平衡与和谐。岭南是一个具有特殊地理和生态环境的地域，前人几千年的实践不断改变生态系统的状态，但始终没有出现西北的黄土荒原、沙漠和北方普遍的沙尘暴，水污染和水灾也不像淮河等流域那样危及生存。这有赖于岭南良好的自然生态，也要归功于岭南文化中强烈的生态意识。两者一起构成绿色文化深厚的岭南根基，包含着深刻的人文底蕴。

绿色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一个品牌。韩强：《绿色文化品牌：广东的新亮点》，《南方日报》2003年8月20日A7版。这首先得益于岭南大部分地区的亚热带气候，五岭阻隔北方的冷空气，濒临南海绵长的海岸线，多台风、富雨水，珠江水系密集而均衡的河网，共同造就了四季常绿的，较少自然灾害的优良生态系统。绿色文化特色是岭南气候和原生态环境的必然产物。

岭南人的实践和生活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生态意识。自古形成的物质文化的多元并存格局中，著名的桑基鱼塘、蕉基鱼塘和果基鱼塘等，集粮、林、果、渔、养殖和商业、手工业于一体，不仅符合岭南的生态环境，而且将其转化为符合生态多样性的多元化物质生活。岭南历史上不断地大量吸引五岭以北的移民，古代较大规模的移民就有四次。除躲避战乱的因素外，“插根筷子都能发芽”，只要你肯耕耘，流汗，岭南这块土地就对得起你的肚子，这是一大动因。晋代砖刻镌文有载：“永嘉世，九州荒，如广州，平且康。”道出了岭南的生态优势。现代改革开放的又一次大规模移民，“孔雀东南飞”，不仅因“发财到广东”，自然生态环境的优越和历届政府重视生态再造起了重要作用。

从广义文化视野看，自然遗产也是人文遗产的重要部分。人类文化创造发展到今天，地球生态圈无处不打上人类文化的烙印，许多自然资源已经消失，而现存的自然遗产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人类实践的影响和改造，成为文化的一种标志。广东之所以有优势建立绿色文化品牌，与南粤先人世世代代的保护以及在其中贯穿的绿色文化精神是分不开的。自然遗产也是人文精神的遗产。丹霞山被评为世界地质公园，肇庆鼎湖山等的原生态保护，海边红树林和湿地等的保存，以及“绿化广东”在岭南大地上的铺绿工程，都渗透了岭南文化的绿色精神。

广东从20世纪80年代起大力推进绿化造林，90年代“十年绿化广东”，在全国率先实施了森林分类经营改革。后来的“林业二次创业”，使全省拥有340万公顷省级生态公益林；2005年开始实施“创建林业生态县”；继而又提出“建设林业生态省”的规划，用16年时间建立起安全高效的，以森林植被为主体的生态安全保障体系，到2015年全部实现生态县，造就绿色的广东大地；到2020年森林覆盖率60%，达到发达国家的生态质量水平。20世纪90年代初，外地移民特别是其中的高学历人才纷纷从省城广州流向珠三角各个市、镇，居住环境的选择是一个重要诱因。如珠海市街道繁花似锦，大型花圃星罗棋布；中山市建成多个大型公园，栽种花木讲求高品位；一些小镇也具有很强的绿化精品意识，中山小榄镇菊花闻名全国，处处花团锦簇。逐渐绿色化的城市以自身的魅力吸引着全国各地人才。

在国内的对比中，岭南绿色文化鲜明的地域特色是突出的。钱学森以北方城市为背景提出“山水城市”模式有很多合理性，它起源于北方的山水画、山水诗，与冬天的千里冰封银装素裹有关，又适合回春后的景致，可说是两相宜的。然而它在岭南运用，特色和优势就不明显。岭南的最大特色是四季常绿，建设绿色城市最能突出岭南优势。近20多年南粤大地处处披绿。在城市建设上广东也涌现了大批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的城市。珠海、中山，深圳力图将城市建成花园，广州通过“小变”和“中变”，获得了世界城市生态环境改善的最高奖“迪拜奖”。在此基础上岭南产生了区别于北方城市的“绿色城市”理念，创建人的自然家园，使岭南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的系统，这符合岭南人的优良生态传统。

绿色代表的和谐也“长入”人与社会关系领域和个体生命中，并有着悠久传统。这在岭南文化中心城市广州市的花城理念及其实践中有典型的表现。

第三节 社会生活文化的岭南特色

一、 各时期制度文化

岭南文化独立发展期的制度文化，其性质属原始文化，特征是部落群居、集体劳动的财产公有制，锄耕农业与狩猎、渔猎经济并举。包含家畜饲养业的原始农业和手工业的初步发展是其生产关系的基础。典型器物是石器、骨器和几何印纹陶等。精神文化尚处于主要是心理活动的阶段，信奉人人平等、模糊的神灵观念和生死观念。

奴隶制文化的内涵主要存在于岭南文化的百越文化圈期，比中原奴隶制文化晚了五百年以上。其基础是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及个体劳动产生的家庭私有经济，基本特征是奴隶制的生产关系、财富分配的剥削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观念。此期内，本地域内部发展是极不平衡的。相对来说，西江、东江和北江流域沿岸以及现广州市附近地区最先出现奴隶制生产关系。而海南岛部分地区原始社会的下限迟至明代，从汉武帝平定岭南到明代中叶是海南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过渡期，并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奴隶制社会存在。此期岭南物质生产方式上的典型表现是青铜工具的使用，干栏式巢居，渔猎捕捞经济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等。

封建制度文化是岭南文化的汉越文化融合期的主体文化形态，中原汉文化从秦汉起全面占领岭南文化的各个方面，成为其主体性的文化。表现在统治制度上是君主至上、大一统的国家政治制度，具体表现为郡县制；在道德规范制度上，核心为森严的不可逾越的等级制；生产关系制度是地主封建制，强调以农为本。但岭南特色的多元一体化经济构架却又十分突出地顽强存在；教育制度和观念的主体是学而优则仕和严格的科举制度；精神文化在制度上的表现是以儒家为经典正统，以及管制森严的文化体系。

中西文化碰撞期岭南文化的内涵比以往要复杂得多。在政治制度上，生产关系制度、道德规范制度、教育制度、精神文化制度等方面，都既有封建专制文化、资本主义制度文化，又有殖民地文化。但各分期情况有所不同，辛亥革命前基本上是封建制度文化，辛亥革命后，资本主义制度开始有所实行；到蒋介石执政期间，是封建专制文化、资本主义制度文化和殖民地文化的混合。岭南各地区发展很不均衡，与岭南总体的情况不同，在香港、澳门，资本主义和殖民地文化超越封建文化，成为制度文化的主体。

岭南制度文化的社会主义内涵主要存在于走向现代化时期。“文化大革命”前，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带着封建主义制度残余的深刻痕迹；尤以“文革”十年，封建专制文化登峰造极，把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岭南的情况也相似。“文革”后中国改革开放，真正起步向现代化进发，这一历史时期，岭南文化首当其冲起着“窗口”和“试验田”等重要作用，通过吸收改造资本主义文化中的先进要素，去除自身封建文化的陈迹，同时又尽量避免资本主义文化的弊端，使社会主义制度文化不断走向完善。这方面，岭南人“敢于吃螃蟹”，“敢闯敢冒”，率先打破了许多体制的禁区，为全国的改革开放积累了相当多的宝贵经验。所以，这一时期是岭南制度文化的辉煌时期。

二、岭南移民社会的文化特色

岭南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并且相对国内其他地域的移民社会来说，又具有自身形成发展的特殊性，表现出不同的特色。

对岭南移民社会有一个“多元杂烩广东人”的描述。国内学者曾描绘广东人是个“大杂烩”，将现今的“广东人”分成三类：一是本地人，包括20世纪80年代前来此居住的人，统称为本土广东人。二是80年代至今移入人口，称为“新广东人”。三是人数众多的春来冬去的内地打工者，称为“候鸟人”。本书第七章概括岭南在古代有四次大规模的移民高潮，分别是秦汉、两晋南北朝、两宋、明朝末年。现代岭南还有两次大规模的移民。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祖国南大门”和长期备战备荒的军事需要，考虑行政管辖、工农业等建设的特殊性，大批南下军队干部、科技人员和官员被调到广东安家落户，军垦屯边集体转业数量也很可观。改革开放后流行民谣“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掀起一个前所未有的移民高潮。先是外省民工汹涌进入珠江三角洲的三来一补企业。继而是被称为孔雀东南飞的新客家潮，包括外省毕业的学子、调动干部、南下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其中很大部分落户成为“新广东人”。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在广东创业居住的内地商家、港澳台实业家和海外商人，他们数量庞大，在南粤大地上川流不息，也可看作移民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两次移民可以统称为“20世纪移民潮”。

一个健全的移民社会应该是双向的，岭南向外移民也有悠久的传统，这与国内其他地域的移民社会主要是外省人进入，有很大的不同。广东是国内华侨最多，华侨史最长的地区。秦汉前就开始有人移民海外，到明、清尤盛。广东华侨分布于世界每一个角落，所以有太阳永远普照着粤人社会的说法。现今约3000万海外华侨中约有70% 源自广东。走出去又再走回来也可看作是一种移民现象。现代的“海归创业”是一种很好的形式，广东抓得比较早，比较好，成功地吸引了大量“海归派”携海外最新的科技成果、实践模式和文化观念回来创业发展，丰富了岭南文化的各个方面。

广东于是成就了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多元杂烩广东人不再只是地理概念，而且还是人种学意义上的称谓，是文化传播和融合的概念，是一个有着独特精神气质和特征的群体概念。

岭南移民社会的多元杂烩，使人种逐渐改善并具有一些优势。人种的改良可以同时看作一个长期的文化历程和成果。从古代第一次移民高潮中南越王赵佗鼓励汉越通婚开始，汉越杂处互相通婚逐渐成为普遍现象，它使汉、越族在基因、体质上互相影响、互补不足，这种融合贯穿整个封建时代，最终使南方各越族大多融入了汉族大家庭，是中国今天的华南人种群逐步形成的主要因素。20世纪移民潮在改善人口结构，提高市民素质上的效果更直观。30年前的宝安和现在的深圳，人们的形象肤色和人种素质大不相同，有人用泾渭分明和恍如隔世来形容。当然这有生活水平提高等因素，但“一代俊媳妇，三代好儿孙”，远程杂交的人种优势也是事实。电视连续剧《外来媳妇本地郎》在广东长播不衰，已突破1400集，说明广东人对此十分认同。人种方面还有海外因素。广州作为珠三角中心，是中国历史上秦汉至明清2000多年里唯一经久不衰的外贸港口，即使清代海禁，它仍保持“一口通商”地位，几乎垄断中国的外贸和交流。岭南还有“海上丝绸之路”的几个重要口岸，这使它向有“万国衣冠，络绎不绝”之美称。在近代，广东的混血儿因此也是全国之最，历史记载中还有混血的黑人孩子。

人口杂烩的移民社会，更重要的成果还在于文化层次的提高。长期的汉越通婚缓和了汉族与越族间的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政权，而且促进了各方面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人们为岭南之所以在近代得以辉煌提供了许多答案。我们认为这还得益于人口杂烩。由于侨居和移民众多，与海外有频繁的人员交往和通婚，岭南才能很早接受海外文化，在近代前后又广泛深入地受到西方文化影响，岭南文化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后，显出自身的特色，成为主流文化之一。20世纪末移民潮中岭南成功地与中国各地域文化、华侨文化、海归文化以及洋人带来的外域文明相融合，从而在很短的时间里造就了岭南的辉煌，成为与北京、上海三足鼎立的强势文化。有人高度评价外来知识精英对岭南文化发展产生的影响。高级科技人才对珠三角乡镇企业发展一度举足轻重，迅速提升了广东科学研究及高技术应用的水平，充实了广东的文化教育基础，这些都对岭南建功甚伟，是广东成功的功臣。

人口的多元结构最深刻的成果是培育出岭南独特的文化精神。尽管有那么多移民，并且是以移民为主体的多元型文化，但岭南文化并不会被他人同化，而是继续保持并发展自身的特色，这是为什么呢？她的多元特色正是在长期移民，由此带来多元文化的并存之中才得以产生的。岭南文化的重商色彩，在四海商家涌入涌出的潮水中得以强化。重商在内外贸易相当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培养起来，自产自销的传统农业社会只能形成“重农抑商”的价值取向。拿敢闯敢冒敢创新的精神来说，新移民是颇具活力的创新群体，因为能够带来或创造出新东西，有招牌本事或高科技高文化，才能成功创业和立稳脚跟。这就不断地在多元上增加多一元，使岭南更多一些新亮点。

移民社会对于文化传播起着重大作用。早在唐代，基督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就在广州一带与本土文化和平共处；到了近代，西方文化在岭南广为传播；及至现代，马克思主义文化、西方先进文化在岭南结出了令世人惊羡的丰硕成果。仔细考察务实、兼容、功利、求变、竞争、时间、变通、多元价值、市场导向、专业精神等观念，它们与人口的流动和移民社会的结构都有密切的关联。所以，多元杂烩在现代广东人看来并没有什么贬损之心，反倒是个褒义词。

三、 平民风范与平民社会特征

岭南尤其是广东，在中国是相当典型的平民社会，粤人以平民化风范而自豪。

这种文化特征在改革开放初期让人难以理解。文化学者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中描绘了20世纪80年代令内地人吃惊的事儿：高干子弟竟然不再那么令人羡慕，钱反而成为畅通无阻的通行证；首长前来视察，装配线上的小女工只投以匆忙一瞥和肤浅的微笑；城市公共服务为市民着想，五星级宾馆竟对市民开放，布衣阶层来去自如，门口牌子只标示“衣冠不整请勿入内”。这类文化现象其实都是平民性的表现。在没有归纳概括出岭南这个价值支柱的时候，散乱的现象使人们看不出岭南文化超越传统文化框架的先进性。但杨东平已感觉到它是“进取的、雄劲的”，“造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观念革命’”。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十章之1.广东文化：世纪末的新北伐。

平民性是相对于传统社会的贵族文化来说的。古代岭南文化就已显露出平民性特征。岭南历史上少有世袭贵族，出身低贱之人大可在商业社会中快速积累财富。这种白手起家的富商在岭南社会中比世袭财主和贵族更能赢得大众认可。粤人喜欢津津乐道于富翁过去的贫困史，称道其奋斗和精明。相反世袭的人常被称为“二世祖”。《岭外代答》记载当时南海四郡人们不愿出仕，宁可出钱请人做吏。古岭南流行着“田可耕不可置，书可读不可试”的观念，入仕途并非生活的主要寄托。当然官本位也有，阶级对抗和差别都存在，但岭南商业发达，淡化了封建社会正统意识形态的色彩，造就了早期的“平民阶层”，促使“市民社会”在国内较早形成。岭南的平民化还表现在较少挑剔他人的生活，不大以衣冠的贵族化取人。穿得很随便也没人议论，一件T恤，一条短裤就可以上街上班，在上海这种自由是很难想象的。

平民阶层、市民社会和平民性这些概念，描述了岭南社会人们较少受封建体制下土地、家庭和礼教的束缚，比较追求人际的平等关系，人性的自然性和俗世生活的享乐和情趣。这些日常生活的追求并非无关紧要，近代以来得以强化的这一岭南文化的价值取向不仅具有历史的宏大意义，如今也还有着现实的合理性。因为从世界范围内看，近代肇始的现代化运动本质上是一场世俗运动，是奴隶和贵族等统统都归于市民、公民的过程。平民化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始终，不断促进着文化的转型。它是平等、民主和公平等现代意识的基石。这就不难理解：近代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中岭南人当了领袖和领先群体，撼动古老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广东为基地向北进伐，现代产生势如狂飙的工农运动，岭南成为近现代民主革命的摇篮。

在岭南改革开放进程中，平民性与重商性等岭南文化的价值支柱是共生的。它们共同产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础。平民化、商业社会的传统淡化了封建等级和特权，改革越深化，等级特权就越是受到抵制，市民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必然要求金钱、机会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日益要求以平等的身份参与现实社会的改革和各项公共事务，使社会逐步达到公平、平等、民主化和法制化。“不当官而掌印”的观念和市长热线首先在广东产生。人大、政协作用的发挥一度引起内地称羡。政府重视决策的民主化，听取专家意见，这已较为普及。大众传媒劲吹平民风也从广东开始。平民之风并非低俗、媚俗或地摊化，它反映粤人的生活、百姓关心的身旁琐事，关注市民的喜怒哀乐。《广州日报》、《羊城晚报》、《深圳特区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因此创下不少全国第一，《家庭》杂志的发行量还长期稳居全国期刊前列。

平民风格在观念文化及其形态上也充分表现出来。岭南主要的艺术品种如音乐、戏曲、绘画、工艺和建筑，呈现的多是大众化风格，俗的甚多，雅又不向贵族化靠拢。广东音乐信奉下里巴人也是好曲，多由艺人根据平民阶层的口味创作，但也诞生了阿炳、冼星海等大音乐家。岭南学术与中原学术最大的区别，是前者讨论实际问题较多，一般与工农商业的发展联系得比较密切，着重点在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北方文人一度认为岭南文化肤浅、轻巧，缺乏厚重深沉；沉迷于俗世而缺乏崇高追求和忧患意识。岭南学者对此评价多不予反驳，还认为这证明了岭南文化的平民性特征。惠能佛法简易、方便、平民化，俗到了极致，将禅定与衣食住行坐卧等世俗活动融为一体，成就了毛泽东所说“劳动人民的佛经”。康梁的救国学问和孙中山的治国方略都从“民”出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旨，散发着浓厚的平民气息。当然岭南学术也在中华经典中占据重要地位，《四库全书》就收入大量岭南典籍，葛洪神仙论、六祖顿教、陈白沙心学等都曾在华夏文化中木秀于林。现代广东已有很强的呼声，不只追求“俗”之一极，大雅在文化价值系统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可喜的现象。

第四节 精神心理文化与岭南人的价值支柱

一、 丰富而特异的观念文化

岭南世代人才辈出，创造了内涵丰厚、形式独特、门类齐全的观念文化。

岭南方言的丰富多彩在全国是极有特色的。粗分有广府方言、客家方言、潮汕方言、海南方言、雷州方言，少数民族方言有壮语、黎语、瑶语、苗语、畲语、回语和满语等。

社会风情和伦理方面，岭南更呈现独特的，甚至传奇的色彩。岭南民俗既表现古南越族、骆越族、西瓯族的特殊禀赋，又在日常生活、饮食衣饰、人际交往各方面接受其他百越族、中原汉族和海外文化影响，所以其民俗别具特色。年俗如广府地区岁末花市，潮汕地区食五果汤、坐大菜，客家人吃七样菜、新年初三送穷鬼等；婚姻习俗极富乡土特色，重吉利，多忌讳，自梳女、金兰会、不落夫家等尤具特色；饮食习俗有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中西结合、南北相融，创新求异，无所不吃，百无禁忌，又注意适应岭南生态气候，吃得自然和科学。

岭南宗教具有种类多，传播早，偶像多，并不定于一尊的特色。它包容了中国三大教和世界四大教。后者进入中国均与岭南有密切关系。此外还有许多民间信仰的神，如妈祖、关帝、财神、灶神、门神、南海神、五仙等等。

美与艺术方面岭南创造颇丰并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在艺术个性、风格和追求上往往自成一派。民间歌谣富有岭南风情。从最早的越讴到后来的粤讴，发展出瑰丽多姿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如广府民系的咸水歌、汤水歌、粤讴、摸鱼歌、南音等；客家民系的山歌、踏歌、采茶歌和月歌等；海南儋州民歌；潮州秧歌等。岭南诗界出有张九龄等名家，清初形成“岭南诗派”，开以“雄直”为主调的诗风，且具浓重的岭南色彩。绘画上别树一帜，岭南画派的 “折衷中西，融会古今”主张对全国影响深广，岭南国画与北方、江浙成鼎立之势。广东音乐以其珠圆玉润、婉转回荡的优美旋律，短小精悍的结构，市井内涵和博采众长等风格特色，在中华音乐中独领风骚。岭南戏曲剧种繁多，达27种，都蕴含着浓郁的岭南风情。岭南工艺因种类繁多，风格特异，制作精美，善于吸收中原和西方文化的精华而在华夏独树一帜。岭南建筑在全国特色鲜明。中国四大园林中岭南园林中占有一席。岭南园林建筑别具南国温柔韵味，根据岭南生态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进行构建，树木多样而浓密，利于遮阳，多配以回廊和雨亭以利休憩和避雨，蕴含着岭南文化的平民意识和自然精神等。岭南建筑在近代最突出的特色是中西合璧，如广州富有市井风情和商业气息的骑楼建筑、花园洋房。

岭南学术自汉代以后人才辈出，学术成就斐然。近代开始，岭南政治、经济思想之活跃在全国首屈一指，成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窗口。岭南学术别具一格，突出务实和民生等特点，在近代中国举足轻重，并作为正统封建文化的异端，一度进行了“文化北伐”，为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二、岭南人的价值支柱

本书第一章从岭南文化总体表征的角度概括了岭南文化的10个特征，本章的重点在于从岭南文化的总体结构角度，将岭南人突出而重要的精神概括为一组价值支柱或曰价值支柱群，分析其优长缺短，阐述其相互之间的建构关系。

价值支柱群互相之间补充、作用和相互砥砺，构成岭南人自身的一种特殊精神心理结构，也是他们处理现实生活和实践问题的方法。通过重点论述各价值支柱之间的互相联系和作用即岭南人价值构建的思想方法，可以获得认识和理解岭南文化总体结构的新角度，生发出一些新的文化内涵。下面，我们撷取重商、务实、开放、多元、兼容、动态求变、变通和创新精神这些价值支柱，旁涉岭南文化其他精神和特征，对它们之间的价值建构关系和方式做一些初步探讨。

三、 重商

重商，是岭南人处理现实生活和实践事务的一个重要方法和角度。20世纪80年代爆发于广东的“全民皆商”壮举使全国人为之惊愕，人们评价广东人有“天生的重商意识”。二十多年间，广东从落后省一跃而成全国第一经济大省。人们将此归因于重商意识。广州满街都是商铺和购物中心，这在全国是最有特色的。广东私营和个体经济相当发达。海外经商方面，现代以前粤人占据大半江山，许多人海外“往蕃”而成“蕃客”，这是岭南特有的。说岭南人是“商人的后代”一点也不过分。

从广义文化视野看重商，它就不仅是一种意识，而且是一种文化精神和方法，是在岭南这一地域文化中无处不在的精神特质。广东人敢于冲破众多传统禁区，“用好政策，用足政策”，背后一个动力就是重商精神。内地尤其是同样赋予优惠政策的省市曾发生大量外商投资被屏退的事。这与岭南人把投资的外商当财神爷简直泾渭分明。

重商作为文化精神而非简单的意识，还在于它不只与商人相关联，而是渗透于粤人生活方式的各个领域，构成浓重的文化氛围，是岭南最早形成市民社会的动因。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人们注重实务、实利和世俗生活，讲求感官享受而淡化儒家传统理念。满街皆商的“西关商廊”展现出岭南最有代表性的市井风情画。它从明代开始就是集衣食用玩购物交易为一体的老商业街，在这里可以看到“行街”、购物和生意是广州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感受到讲求平等、等价交换的价值观念渗透在市民生活及岭南社会的各个层面。商业和消费文化强力催生了广东经济奇迹，一度使大上海黯然失色；岭南商业文化和平民文化以当代中国的强势地域文化大举北上，与“京派文化”和“海派文化”互相补充与砥砺，构成三足鼎立之势，可见它是很有力量的。但它以大众通俗文化，携港澳之势而大行其道，未必长久，需要着力于自身深层次的文化建设。商业和世俗文化固有媚俗的一面，浅薄有时是难免的；还可能欠缺文化建设上的大气魄。

重商文化不仅渗透于市民生活中，还深刻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结构。平民意识、平等观念和市民社会最早在广东形成，近代商业文明使广东最先成为西方文化的登陆点，由此引发的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影响了整个中国近代史，并在20世纪初成为革命的发源地和中心，产生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伟大变革和众多文化巨人。现代的二度辉煌中，政策之功不可没，临海且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和华侨众多的人缘优势也不可忽视，但其最深厚的基础还是整体的文化氛围。邓小平在首批四个特区中就选择了三个广东地区深圳、珠海、汕头作为试验田，有深厚的文化根据。重商性和平民性是岭南文化特质中起主导作用的两个内涵，而重商性又是基础，它们共同造就了岭南物质文化的多元性、实用性心态和观念文化中的开放性、冒险性、求变的动态心理和兼容的胸怀。改革开放中广东淡化姓资还是姓社这类争论，埋头于实务和赚钱，不怕苍蝇进来而对海外打开窗口，同时吸纳国内所有的文化和人才人力，这都与重商文化的氛围有关。当然所有这些文化精神是系统地发生作用的，才有广东30年来经济与政治、社会和文化事业的良性互动。不停留在重商意识和商业的小范畴，而进入广义文化的视野，我们对重商文化才能有更深一层的把握，同时对其优长和缺短有较全面的辨析。

四、 务实

岭南能够在近代和现代两度崛起，务实精神居功至伟。

在中国各地域文化中，岭南社会的务实之风最盛，这与自身文化渊源相关。务实作为岭南人的一个主要价值支柱，不仅受欧风美雨浸润，吸收了中华汉文化的实事求是精神的丰富养分，而且有自身历史和种族的传统本根支撑。岭南人讲求实际的文化品格历史久远。古岭南五岭阻隔，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受中原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不像其他地域那般根深蒂固，加上动态求变和变通等文化特征，传统并没有成为自己的思想枷锁，儒家文化中注重形式等务虚的精神对岭南人影响没有那么深。自古岭南就形成了重商传统，讲求物质文化的实用性，它表现在物质生产的多元架构上，整个经济生活方式都朝着有利于发展经济，满足大众生活需要和享受的方向发展，具有大众性和享乐性特征。同时，自古海外贸易发达，岭南人长期受西方求实精神的熏陶。

务实作为岭南文化的价值支柱，还在于它贯穿于岭南社会和岭南人生活的各个领域。重商这个价值支柱有利于培育务实精神。经济活动讲求循序渐进，少讲空话。具有深厚商业传统的珠江三角洲人民更是精明能干，工于计算，较少好高骛远，多具经济头脑。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是深圳人的精神，也是珠三角人实干精神的写照。当年广东小富伊始便受全国关注，满天议论，时“香”时“臭”，时“社”时“资”。广东人不逞口舌之利，而是多做少说。争论期间新华社记者到顺德一家中外合资工厂，问一位年轻工人喜欢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那回答很巧妙：“你看我们这里搞的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我就喜欢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我就喜欢社会主义！”这个回答典型地体现了广东人重内容超过重形式的价值方式。广东“四小虎”都是从本地实际出发，才走出了各具特色的工业化道路。所以，有人说现代岭南的成就是岭南人务实之风的应有回报，这是中肯的。近代容闳主张“勿为大言，只求实际”，这是岭南文化务实精神的反映，也深刻影响了岭南人。他们一般不好争论，报纸杂志少见长篇累牍、旷日持久的争鸣文章。但“不争论”也使岭南的文化批评表现为“甜蜜的批评”，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不足。

由此看来，务实之风体现在粤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发扬务实精神，要防止庸俗化理解的倾向。粤语的“口水多过茶”形容或责怪那些语言多于行动的人。但在现代条件下， “先干起来再说”这种旧的务实方式往往会产生后遗症。务实是一种人文精神，但沉溺于眼前利益、鸡毛蒜皮又是“务实过度”，是人文精神的缺失。所以发扬务实精神又应同时结合其他人文精神，价值支柱之间互相建构。

五、开放：岭南人的生活方式

三十年前打开国门，广东是中国开放的排头兵，历史证明它胜任对外窗口的职能。开放成了岭南的代名词，是岭南文化主要的价值支柱之一。偌大个中国，总设计师首先选中广东，除了地理环境和岭南人敢冒、重商、务实、非传统等品质外，开放是极重要的因素。

开放作为岭南人精神中的一种重要品质，是贯穿岭南历史的，经过深厚积淀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汉书·地理志》已载，中国出口船舶由徐闻、合浦开行。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关于海上交通最早的文字。岭南人习惯海外拓展，浮家泛宅，远涉五大洲。今天岭南子孙均以祖先那种“有海国超迈之意量”的精神为骄傲。明清时海外就已有“太阳永远普照着粤人社会”之说。至20世纪80年代我国海外华侨华人中粤籍人占70%。岭南的文化引进同样辉煌。海上丝绸之路从这里起步，外域的文明通过岭南人输往内陆。文化的交流上，岭南较早为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传播打开了大门。鸦片战争前后，中西方文化在岭南交流、碰撞，传播自然科学知识的西式学堂大量设立。引入西学以岭南为先，岭南由此盛产近现代文化巨子。不同民族的交融和眼界的开阔，使岭南人骨子里饱含着开放基因。

将开放看作岭南文化的重要价值支柱，原因还在于，开放不仅是岭南人的精神，也是岭南人的实践模式和生活方式，是精神和实践相结合的一种价值取向。这种实践使岭南人的开放是全方位的。从对外开放的方向来说，不仅向港澳，向西方文化开放，也向北向东向南开放，一度形成岭南文化对内地的三次冲击。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十章之1.广东文化：世纪末的新北伐。广东市场经济及其重商文化的南风强劲北上，广东经理和推销员脚步匆匆纵横神州，播撒着重商、务实、开放、兼容、求富、功利、敢闯、求变、竞争、时间、变通、市民社会的平等、多元价值、市场导向、专业精神等等新鲜观念。

六、多元与兼容的文化品格

就特性而言的文化多元性，指的是多种性质、多种类型、多种层次文化并存。上章指出，当今岭南文化的构成很复杂，这种多元并存的格局，使岭南文化多姿多彩，生动活泼，富有活力。确实，在中华各地域文化中，文化的多元性少有像岭南文化那样明显，那样有特点。文化的这种多元性蕴含着的就是多元价值观或多元性精神。

文化多元性又是岭南人将多元性精神运用于实践创造出来的，这种实践展开的恰恰正是岭南的开放历史。开放的结果是多元文化的并存，而多元文化格局又使岭南人养成了开放的心理模式。它同时不断巩固和丰富着岭南人的多元精神。

岭南文化各时期有其主体文化，但多元性却在各期都存在。比如，岭南文化在近代和现代两度崛起，都是因为对外来文化的开放和多元性。岭南是中国最早和最广泛地接受海外文化影响的地区，从近代起更是最先引进西方文化，同时表现出中、西和其他文化的特色。所以岭南文化在中原正统文化人看来是很“怪”的。岭南一些风俗文化、娱乐活动中传统色彩与现代气派并存。如最现代的、西式的宾馆大堂，姑娘梳起古老的髻，穿着紧身的又最亮丽的旗袍。这类对立异质文化的共生现象是岭南文化多元价值和开放性的一种典型表现。

在岭南文化的主流态度看，开放和多元相对于兼容来说还不是人创造文化的目的，而是手段，将其看成兼容的有利条件和发展契机。

兼容是岭南文化的一贯品格。从历史过程看，岭南文化在开放引入多元价值时，都重视兼容的功夫。从横向结构分析，岭南文化中所具有的本根文化、百越文化、中原汉文化和海外文化这四个内涵或要素，历史上看虽有形成的先后顺序和主次之分，但总体上自秦汉跨地域文化传播起，它们就并存于岭南文化的自然物质文化、社会生活文化和精神心理文化三系统中，其发展和并存构成岭南文化的动态结构。如精神文化中的务实、重商、兼容、多元、非正统等具有特色的内涵，就是这些文化要素融合为一体而产生的。岭南始终处在与不同文化相互作用和沟通的状态，但却不存在严重冲突和对抗的局面。这种稳定的文化结构正是不断兼容的果实，它造就了岭南这个在中国难得的开放而兼容的市民社会。

岭南文化的兼容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杂处共存是一种形式。这里既有传统的食蛇、火焗禾花雀，又引进西餐、汉堡包、麦当劳、日本寿司、韩国料理等以及国内各菜系。娱乐上，传统的舞龙、醒狮、采青、粤剧粤曲，与迪斯科、国际标准舞、卡拉ＯＫ甚至摇滚并行不悖。糅合形式在语言上表现得非常充分，粤语中汉语词汇为主，但古越语的词汇（如“俾”，即给的意思）大量保留，甚至一些古汉语的保留更甚中原一些地区，同时吸收外来语又是其他地区所不及的。融合形式也渗透于岭南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国内为外资这种“资本主义”进入发愁时，广东最先用外商独资、合资、股份制等形式将资本融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使“左”的势力面对卷起的刺猬，想咬却无处下嘴。岭南文化的开放是一种兼容的开放，它不是加入或掺入，而是溶入了其他地域文化、西方文化的各种价值要素。

这种兼容是将多元文化进行整合的过程，呈现出一种既有杂处、糅合，又有融合的现象。它最后达到的效果不是模仿，而是在自身系统中各种文化要素共存、共生、重新建构和共同发展。从时间上看它比北大校风形成更早，只不过“兼收并蓄”在岭南是市民普遍的心理素质，这一市井的下里巴人，传到蔡元培时演化成了阳春白雪。

七、动态求变的底蕴与创新精神

内地有人赠给广东一个对子：“穷于思考，勇于接受”。除了批评的意味，“勇于接受”还是道出了岭南人强烈的求变意识。

近代和现代岭南常开风气之先，引领中华文化所进行的变革是令人咋舌的。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敢于说不，大胆叫板并逐鹿中原。现代改革开放贯穿着这种精神，邓小平在南巡时用“敢闯”和“敢冒”进行了概括。岭南近代处在中外贸易和文化碰撞的交汇点上，各种新思想、新潮流不断涌进和互相冲击，迫使岭南人面对日新月异的新事物。岭南由西方传教士最早传入进化论，资本主义向东扩张和侵略最早在岭南进行，生存危机和竞争意识很早就深入骨髓。不想被淘汰，就要勇于接受新事物，主动迎接挑战。所以动态求变在岭南常以“先接受了再说”的态度出现。从近代始的社会变革中，岭南人适应了动态地看待世界就必须求变的思维方式，他们面对新事物习惯于首先充满自信地接受，不像一些地域文化，先无休无止地争论，往往争论未了，更多新事物已涌到面前。这样比较，勇于接受中蕴含的敢闯精神是可贵的。

动态求变使得岭南人不断地闯禁区，于是即使低调也在国内冒尖。广东人民和政府“敢冒”，其艰辛在2005年关于广东前省委书记任仲夷的系列报道中体现出来：每一步都可能踩到地雷，时刻都会被口水的海洋淹没。于荆棘中杀出血路，不免遍体鳞伤，同时成就了“不安分的广东人”的名分。不安分这种心理状态，表现了岭南人强烈的变革意识和求变心理。岭南人两千多年前就具有强悍的个性和冒险精神，最早受海外文化影响，历史上对外通商、海上丝绸之路的冒险、经济革新、政治动荡、鸦片战争反侵略、20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历程、现代改革开放的辉煌，这些都造就了岭南人不安分的文化心态。

动态求变心态又与岭南文化的开放性和兼容性特征有着互动的关联，开放和兼容必须有民众普遍的动态求变心理作为基础。岭南人于海内外频繁的商业贸易中，进行大空间范围的流动和交往，接收了众多信息，吸取了大量经验教训，这比半封闭的华夏内陆有较多的优势。岭南人开放心理和动态求变的文化心理是同时孕育的。而这种思想的无拘无束，富于幻想，又利于他们形成开放的文化心理和不拘一格地兼收并蓄的文化性格。

动态求变与创新精神是孪生兄弟。新时期岭南文化创新层出不穷，但广东的引领潮流，常出现开花在广东，结果在内地的困窘。“流行音乐的黄埔军校”一度式微就是典型的例子。同时应看到，岭南人注重前瞻性纵向思维还是有着一定的优势；与此相反的是传统社会的后顾式横向比较的文化习惯。广东富起来以后，十分警惕后顾式思维的回潮，对国内不是盯着西部，而是盯紧有许多方面优势的北京、上海和江浙等地；对国外则追赶西方中等富裕国家。岭南人对“富而思进”讲得起劲，表现出不安分的文化心态。

动态求变的价值取向有利于创新。过去30年的广东经济发展模式，造就了“广东制造”，使珠三角成了“世界工厂”。现在岭南着力于将这种外源型粗放型的增长转变为“广东创造”，正酝酿和实施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的新一轮改革。它有三个层次，在自主的基础上进行技术创新；自主创新要寻求一切有利于技术革新的发展模式创新；还有更深的一个层次，就是将文化模式的推陈出新和系统构建纳入自主创新之中，文化经济研究在国内的领先是其成果之一。创新需要许多文化精神或称价值支柱来共同支撑，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广东省政府将转变发展模式提得很高很迫切。从1999年起，“外脑风暴”、“思维盛宴”“思维碰撞”年年都在热烈地进行着。这与深厚的岭南文化根基，与广东人动态求变的文化精神承传有着密切的联系。

八、“精崽”与变通

岭南人是信奉“精崽哲学”的。粤语中称人为“精崽”带有赞赏之意。除去利益计较外，多赞其顺应环境做事融通，人际关系方面具有圆润通达的本领，从文化学的角度说，这些都是变通的内容。

在岭南，变通是渗透于所有社会实践和生活实践中的一种文化精神。人们认为“凡事都可变通”，或“做事都有变通的余地”。岭南人大事小事都喜欢琢磨如何变通。花力气在质量、特色、包装、策划和销售上变一变，“珠江水”就汹涌北上。从来卖鱼都整条卖，开放初广东商贩却将鱼分成鱼肉、鱼尾、鱼头、鱼骨、鱼腩、鱼肚来卖，后来竟分出鱼鳃、鱼皮，甚至鱼唇、鱼舌头集起来也做成大生意，一切依顾客的需要来变通。

“变一变，路路通”是一个影响广泛的实践案例。20世纪80年代，广东人要外省司机“留下买路钱”，一时“民愤极大”，全国哗然，一些人当成天方夜谭。因为计划经济下都是政府修公路，行车不用钱，“收买路钱”让人想起绿林响马。广东在骂声中却成为全国公路大省，交通快捷方便，引起全国纷纷仿效。

仿效相对容易一些，开风气之先则要有相当的文化底蕴。“收买路钱”的变通背后有务实精神的支撑。改革之初广东经济的发展被传统计划体制压得“没路可走”，广东先是集资建桥，过桥收费，没几年竖起上千座公路桥，后来又集资修路，设站收费。这些变通符合广东发展实际，在“改革开放试验田”框架内也说得通；虽有些冒险，但与实利相比是值得变通的。广东经验很重要的一条是：把中央在新时期的政策和规定，结合本地情况加以灵活运用，用足、用够、用好；文件上没有规定不能做的，就是可以做。这经验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当时内地是文件上没规定可以做的就不敢做，文件没规定可收买路钱，他就不敢收；而岭南人思维则不同，你没规定不能收，那就是能收，收了再说。仔细体味，这变通里还有敢闯敢冒、创新和动态求变等精神在起作用。

这些文化精神与岭南祖先“遗风”有很大关系。岭南人相信变通这种价值方式，与其生存境况和由此产生的文化精神密切相关。梁启超比较过沿海与内陆各自的环境对其文化精神的影响：海能发人进取之雄心，陆居者以怀土之故而受累。陆上一条路走到黑没什么，航海则发觉不对必须变通。当然大海诡谲难测，也使航海者置利害于度外，以性命财产为赌注，冒万险而一掷之。可见变通是祖先实践的成果，又与敢冒敢闯、外向型性格和开放胸襟等价值支柱相互砥砺。岭南人中曾去问鼎中原的那些先贤都是此类精神的继承人和集大成者。太平天国洪仁玕最先提出吸收西方思想需要很强的应变能力，在《资政新篇》中提出“夫事有常、变，理有穷、通”，主张变通以行“新政”，如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制度，对中国进行改造，建立以机器工业为主体的经济体系，改革政治制度，同时破除旧的思想文化观念。康有为有名言道，“盖变者，天道也”，“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变通旧法才能图自强。他和梁启超都曾教导皇帝变通祖制，把儒家文化与西洋文化结合起来，变法维新。孙中山对建构中华民族精神做出了杰出贡献。他提出“中国传统，西洋精华，自己创见”的主张，认为“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取其善果避其恶果”。其建国方略大胆而宏伟，但处处透出于务实中求变通的品性。这些伟人的变通都包含着务实、开放、多元和敢冒敢闯等等精神特质。

任何地方的人都会变通，但变通成为一个地域中群体长期形成的文化精神，津津乐道，珍视如珠，呈现一种“精崽文化”现象，却是岭南的特征。变通这种价值建构方式或思维方式，由于有上面提到的那些岭南特色的文化价值支柱作为底蕴，并且相互砥砺，才建构起岭南文化独特的结构和精神风貌。这里包含了研究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法论。

第三章 区域文化构成

岭南文化的总体结构除了要素的四方面、三个组成部分、时间上的发展，以及三者综合的动态结构外，还包含空间的构成。本章将分述岭南各地区、民系的文化及其特色。

第一节 岭南文化的空间构成

岭南文化的空间构成指的是各民系的分布及在所属地区的文化结构。相对于中国文化总体系来说，秦晋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等均是地域文化。地域文化之下则划分为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同样是动态结构。一方面，每一区域文化都是各要素、各层次相互渗透、贯通的整体结构；另一方面，这种结构又是随文化发展的历史而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一是表现为各时期整体结构中各要素主次地位的变更、各层次结构的调整，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的新变化等等；二是表现为区域的扩张和缩小、地区数量的增减、移民和迁移等等变化。岭南区域文化的构成在历史上有多次变化。秦代及其以前的岭南文化系指古百越族中的南越、骆越、西瓯三大族群的文化；秦统一岭南及赵佗建立南越国后，岭南文化地域大致包括秦置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所在范围；发展到近代前后，以方言区和民系文化特质划分，岭南文化主要包括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桂系文化和海南文化。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是近代以后岭南文化的主体部分。其中尤以广府文化，特别是近代前后以来的广府文化为岭南文化的典型代表。港澳文化历史上是广府文化的一个分系，但从近代开始，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至今仍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在文化分析上存在很多难点，本书对其不列专门章节，只在考古发现、文化现象等具体方面有所涉及。

第二节 广府文化

广府民系通行的广州方言也叫粤语，俗称白话。现在的粤语方言是文化融合的成果。在汉文化进入之前很长时间就已经存在属于壮侗语系的古越族语言。秦统一岭南后，南海郡南越族人与中原、楚地及其他外地人，统称为“中县人”的移民，经过长时间互相交流、融合而产生发展出现在的粤语方言。它以古番禺（今广州市）发音为标准音。最迟在西汉时，南海郡已有越语（粤语）。史载西汉惠帝时入仕朝廷的番禺人张买“能为越讴，时切谏讽。”阮元：《广东通志》。东汉扬雄所编《方言》收入至今广州方言仍沿用的一些字词，如“睇”（看）字，说明广州方言历史是很悠久的。

广府民系所处地区有一个历史的形成、发展和变迁过程。现今粤语方言地域包括广东东南部珠江三角洲一带，含香港、澳门，整个粤中和粤西、粤西南部和广西南部一些地区。广府民系分布地区地形复杂，有珠江三角洲平原、长长的海岸线，有起伏不平的丘陵台地，还有不少山区地带，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也不平衡。但学术界一般都认为，珠江三角洲是最具代表性的广府民系地区，中心在广州市，广府文化的特征和内涵在这里都有典型的表现。

广府文化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农业的多层次耕作技术、经济的多元化，总称为物质生产的多元一体格局。这是广府文化所有内涵和特色产生的经济基础。

第二，广府地区是岭南商业贸易最为活跃的地区。徐闻港在汉代前后是全国最大的海外贸易港。三国至两晋期间海外贸易中心逐渐移至广州，唐宋时期广州成为中国主要的进出口口岸、世界著名贸易港市和外国商人进入中原腹地贸易的基地。明清一度闭关时，广州成为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最为活跃的贸易港，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中国商品交易中心。近代至抗日战争前，广州是带半殖民地色彩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心之一。在走向现代化时期，广府地区又最先实行改革开放，商业贸易在全国一度最为发达，广东由此成为全国富得流油的地方。“发财到广东”一时成为流行语。

其三，生活的务实性态度是广府文化异常突出的特征。如经济活动中讲求实际，少说空话，不好高骛远，循序渐进。这使广府人表现出精明能干，工于计算，颇具经济头脑的鲜明特征。“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是广府人务实精神的表现，是实干传统在新时期的复兴。

第四，开放性和兼容性。广府文化是最早对外开放的文化，或者说，广府文化本身就是在对外开放中不断建构起来的。加之其本根文化并没有中原文化那么辉煌的历史，因而没有形成强烈的正统优越感和故步自封的心态，文化的兼容性也就表现得十分明显。近代革命和现代的改革开放，广府人都最早和最易更新观念，全面广泛地接受外来文化的优长之处。这使其在近代成为攻克北方保皇派和顽固的守旧派思想阵地的南方基地，在现代作为改革的试验田，长期成为中国成功地对外开放的窗口。

其五，这种兼容性及上述文化特征养成广府人强烈的变革意识和心理。广府民系在二千多年前就已具有强悍的个性、冒险精神和创新意识，加上最早受到海外，尤其是近代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变革意识更强烈。不管是商业贸易上的“广东帮”商人的活动，政治上近代革新的风云和鸦片战争中的反侵略运动，20世纪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的历程，还是现代改革开放的“广东奇迹”，均可体现广府文化的上述特征。

其六，平民性和市民意识也是广府民系最显著的文化特征之一。这归根到底是多元性经济和发达的商业贸易、商品经济造成的。正因为这样，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现代工人运动才能在广府地区首先兴起。

总的来说，广府文化是岭南文化集中而典型的代表。广府文化中有许多带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文化门类和现象。举其要者：一，广东音乐与粤曲；二，粤剧；三，佛山及广州民间工艺，尤其是陶瓷、牙雕和家具；四，园林艺术、广州建筑艺术和骑楼等；五，广府系列广州菜对外代表粤菜；六，带有奇异风情的广府民俗。这些在本书中均有专门论述。

第三节 潮汕文化

潮汕文化系指潮州方言区的民系文化。

潮汕地区在秦统一岭南前，一部分属于闽越族地域，与福建南部民情民俗相通，语言相当接近。“福佬”之称谓是从“福建佬”转化而来的。两晋第一次移民高潮前，潮州地区居民基本上是闽越族人。以后福建人和中原汉族人不断移入，语言融会而形成与闽南方言同一属系的潮州方言。

潮汕民系主要居住于韩江三角洲地区，其中心有两个：古为潮州，今为汕头市。潮州地区在原始社会时与珠江三角洲南越族地区处于同等的社会发展水平。但由于僻处东部沿海，其与中原汉民族的交往迟于广府民系，在青铜器时代后文化差距逐渐拉大。直至隋唐设潮州郡，潮州古文化才开始繁荣，至宋代兴盛，明清时达到鼎盛。汕头则只有约200年历史。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时，曾描绘今汕头市所在地还是“州南数十里，有海无天地”。今汕头是由于频繁地震和韩江沙泥淤积，在宋末元初产生陆地而逐渐开发出来的。作为港口城市则在清代鸦片战争时。改革开放后它成为全国首批四个经济特区之一，更引起国人关注。

潮州民系总的特征是人民勤劳俭朴，刻苦自励，精于商务，对外抱团，文风颇盛。

潮汕文化是岭南文化代表性的地区文化之一。本章不一一介绍，重点谈谈其具有鲜明特色的几个方面。

其一，强烈的商品意识。潮汕地区自唐以来开始发展国内和海外贸易，在清代成为岭南除广州外最重要的贸易商埠。乾隆年间它成为粤东商业中心：“商贾辐辏，海船云集”，“自省会外，潮郡为大”，“他郡县皆不及”，乾隆《潮州府志》。潮州帮商人闻名全国。潮汕人善于经商，颇具经济头脑，富有创业精神和开拓意识，并且抱团意识特别强烈。世界各地都有潮汕华侨，且多以经商为业，并以长于经商而闻名。强烈的商品意识是潮汕人颇具优势的文化潜质。这种强烈的商品意识的养成，除历史及地理环境的原因外，还有潮汕平原人多地少，经济多元化等原因。

其二，潮汕手工业、工艺品十分发达，自古就是主要的工艺美术出口地和口岸。工艺品中尤以瓷器和刺绣享誉最盛。

潮州瓷器在唐代便以远销至欧洲和中东而享有盛名，宋代潮州瓷器获得更大的发展，现代则以枫溪为主要基地，形成了具有完整工艺体系的“南国瓷乡”。潮州瓷器的工艺特点在于精致，风格是清新素雅。所产“春色大花篮”列为“国宝”，造型优美，瓷质洁润。那“薄如纸，细如丝，永不凋谢的鲜花”使外国人叹为观止，称为绝品。

潮绣也是历史悠久的工艺产品，是粤绣的主要流派。潮绣的特点，一是普及面广。“潮州妇女多勤纺织。凡女子十一二龄，其母即为预嫁衣。故织锥刺绣之功，虽富家不废也。”乾隆《潮州府志》。专业的男性刺绣工匠也不少。二是技艺精湛，尤以男工匠的技艺更精。清末南京一次全国工艺赛会，潮州24名男工匠被评为“绣花状元”，一时传为佳话。三是具有独特的风格。潮绣多以现实生活为图案题材，奇花异卉、飞禽走兽、山川人物、博古摆设，无所不有。且构思新颖，针法多变，色彩对比强烈，富有生活气息。

其三，别具风韵的潮汕饮食文化极富特色。一是潮州稀饭。这种较稠的粥称为“糜”，潮州人管吃饭为“吃糜”，每顿必吃，混以红薯，佐以潮州小菜，且吃法也很特别：小菜用小碟盛之放在左手手心内，五指托大碗“糜”走出户外，或蹲或坐，三五成群，边吃边聊，悠闲自在，构成潮州一奇异风情。二是在海内外颇具声名的潮州菜。这是一种以闽菜为主，兼收广府粤菜、江浙菜系和南洋菜系之长而自成一格的风味菜。其中以按印尼食品辛辣风味创制的“沙茶”食品尤具特色。三是潮州工夫茶。它集潮州人饮食文化之精华，是日常休闲、人际交往不可缺少的喝茶工夫，其特色是从选择茶具、茶叶、泡茶的水、煮水的炉到泡茶的手法及饮用的礼仪都极为讲究，“工夫茶”之名由此而来。

潮汕文化还有许多具有特色的方面。如工艺制作水平普遍比较高；有无数名人遗墨的西湖和文化古迹荟萃的潮州古城等名胜风物；潮州柑闻名海内外；潮州姑娘品性温柔、斯文、贤淑；潮州美术书法别具特色，历来人才辈出，等等。

第四节 客家文化

岭南文化中的“客家文化”系指岭南地域范围内客家民系的文化，以客家方言为界定依据。客家方言是汉民族中最具稳定性的方言。梅县话是客家方言的标准方音。客家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改变自己的方音，祖传谚语有“宁卖祖宗田，莫忘祖宗言”。

客家民系分布范围极为广泛，遍布广东、广西、江西、福建、四川、湖南、贵州、台湾、海南等10省180多个县市。其中纯客家人的县有34个，其余为客主混合地区。广东全省就有纯客家人县市15个，客主混合县市50多个，是全国客家民系居民最密集的省份。客家人最密集的是原梅县地区，以现梅州市为中心，其次是粤东其他地区和粤北山区。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第二、三章，台湾众文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版。客家文化是岭南最富中原文化特色的文化，与广府文化和潮汕文化差异很大，表现出下列明显的特色。

其一，客家人具有自给自足、特立独行的气质，克勤克俭的性格和风尚。客家先民以中原士族为主体，战乱流亡多以家族为整体进行迁徙，完整地保留着中原“衣冠望族”的文化意识和封建宗法制度。政治、文化的优越感使其清高自傲，不屑与岭南土著为伍，宁愿过着艰苦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活。这种气质到清代一直保留得比较完整。

其二，客家人具有浓厚的家族观念，不忘祖宗盛德。其具体表现为：大都保留族谱、家谱，具体记录祖先的家世、官职、显赫地位及南迁过程；几乎每家每户都在大门的门楣上大书本族堂号以表彰祖宗盛德，促后世继往开来；每年除夕按时在大门两侧贴上堂联，上联标明家族的发祥地或成为望族的郡名，下联宣扬祖德祖威。这些方式都意在向子孙宣扬本族先人世为望族的荣耀，以此代代相传，引以为荣，并望其发扬光大。

其三，具有坚韧的开拓创业精神。由于在岭南落籍于僻壤荒野，山多地少，以农为业难以维持生活，客家青壮年男性大都远走他乡，在外谋生和发展，不少人甚至卖身为奴到海外谋求生路。这种开拓精神是岭南文化的灵魂，但客家人的开拓创业精神与广府人有明显区别。后者的驱动力是商品意识，而前者的驱动力则主要是华夏传统文化意识，如光宗耀祖、发扬家声等。

其四，高度重视文化教育，具有很高的传统文化素质。其具体表现有：一、崇尚读书，尊师重教，这是客家人秉承中原汉文化气质和“诗礼传家”、“书香门第”之风的结果。二是全社会支持教育。华侨捐资办学蔚为风气，家族特设公学以为族中子弟读书的经济来源，家境贫寒人家卖田卖屋都要供子弟读书，妇女全力支撑家计供男子读书，全家合力支持可造之才读书，这些都使客家民系读书成风，养成以读书上进为荣，不读书不识字为耻的观念。这方面梅县最为突出，一向享有“文化之乡”的美誉。

岭南客家文化还有许多特色，较为突出的有：第一，多姿多彩的客家山歌是客家人的典型民俗，其特点一是客家山歌广泛流行，在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二是山歌形式上较完整地保存着《诗经》赋、比、兴遗风，多用双关、比喻、重章叠句等表现手法，唱腔多样，音乐性强，通俗易懂；三是题材极为广泛，人有所感之事物皆可用山歌表达；四是对歌，山歌对唱时人数不限，多达双方各几十人，热闹非常。第二，客家妇女具有世间少有的勤劳能干和无私奉献精神，是“四头四尾——家头教尾、田头地尾、灶头锅尾、针头线尾”，几乎无所不能的女性。客家妇女不缠足，从小养成能刻苦耐劳的体力和意志品德，担负整个家庭的一切繁重劳动而无怨，自奉极俭，要求极低。这是与岭南其他地区女性有别的。因此虽然客家人有较浓重的传统文化观念，也有重男轻女的陋习，但都对客家妇女的上述美德加以肯定并引以为自豪，这在岭南也是很有特色的。第三，刻着移民印痕的独特的客家民居。这些民居一般具有家族聚居的特点，保留了中原古民居传统。较有特色的有：大宗族居住的大围楼屋；与北京四合院、陕西窑洞、广西干栏式、云南一颗印同被中外建筑学界称为汉族民居五大特色的普通民居围龙屋；适宜山区潮湿地区的民居“走马楼”和“五凤楼”，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客家籍华侨回乡兴建的中西合璧、风韵别致的民居，如梅县联芳楼、万秋楼等。

第五节 桂系文化

桂系文化地区历史上经过一些变化。桂系文化有其独立的发展历程。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柳江人”、“麒麟山人”，新石器时代的桂林甑皮岩先民独自创造了广西地区文化。百越文化圈期，分布在柳江以东、郁江以北和湘漓以南地区的西瓯族，分布在柳江以西、郁江以南等地，一部分在今广东省地界内的骆越族与南越族，今广东地界内的骆越族和西瓯族，三族同属区别于楚文化、闽越文化的岭南文化。秦代在岭南设立南海、桂林、象三个郡，后来的南越王国地域为三郡之和，是史称岭南文化之地域范围。至唐代为止，岭南文化的概念基本上都是这样，已经确定。北宋于太宗晚年在岭南设置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两个行政区划。广南西路已具今广西规模，治所在桂州（今桂林市），广西开始作为一个行政区域简称沿袭下来。加上广西地理环境与临海的广府、潮汕、客家（一部分）文化所处的地理环境差别较大，从唐宋开始，临海的这几个区域文化朝着以商业贸易特别是海外贸易为主线的方向发展，桂系文化与其差别渐渐显出。因而虽然同属岭南文化，但广西有相对独立的桂系文化已为世人所承认。

桂系文化有以下一些特色。

其一，桂系文化地区内，少数民族众多，有许多奇异的风情。桂系文化区内居住着汉族和壮族、瑶族、苗族、侗族、仫佬族、毛难族、回族、京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其中以壮族、瑶族和苗族的风情最为奇特丰富，而且与岭南古百越族文化最有渊源关系。

壮族的奇异风情包括“以歌代言”的风尚；传统节日“三月三”及歌圩；射鸡、打棍、打陀螺和“雄耍乐”等传统体育活动；舞“鸡”和舞“春牛”；敬蛙节；吹木叶；抛毽子；牛魂节和入赘风俗等。

瑶族的奇异风情包括三月节、达努节、插秧节、修路节等独特节庆；打山围猎活动；标志男孩成年的“度戒”和富有瑶族风情的长鼓舞等。

苗族独特的文化有：民族节日“苗年”；“游方”、“赛芦笙”、“踩花山”、斗马、赛马和爬竿等文体活动；“走寨”或叫“踩月亮”的青年男女恋爱方式；别有风味的传统佳肴辣椒骨，等等。

其二，名胜古迹众多。桂林、阳朔名胜风光闻名中外，还有兴安灵渠、秦关和严关、邕宁昆仑关、宁明的花山崖壁画等等，都显示着桂系文化的魅力。

其三，桂系文化发展系列清晰，渊源深厚，各时代都有典型的文物，其中有石器时代的“大石铲”，青铜器时代的兽面纹铜卣、蛇戏蛙纹铜尊、“江鱼”戈、“孱陵”矛、“铜鼓之王”，汉代的五铢钱纹铜鼓、漆绘铜盆、铜九枝灯、铜凤凰灯、铜骑马俑、“河内工官”弩机、玻璃托盏等，还有唐代禽兽葡萄纹铜方镜，宋代影青葵瓣瓷碗等。

其四，桂系文化艺术上较有特色的有桂剧、彩调和壮剧等品种。桂剧于清代发轫于桂林，流行于桂北广大城乡。桂剧用桂林方言演唱，声调优美、抑扬有致。它包括高、弹、昆、吹四大声腔，以弹腔为主体，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桂剧旧有大小800多出传统剧目，以小旦、小生、小丑的“三小戏”见长。彩调产生于明末清初，流行于广西北部以及西部、南部一些地区，并在与广西毗邻的云南、贵州、广东的边境县份流行。彩调的音乐唱腔刚健清新，优美动听，有着浓郁的民歌风味。彩调共有500多种唱腔和曲牌，其唱腔分为腔、板、调三部分，既有区别，又和谐统一，是联曲体的结构形式。彩调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丑角和旦角的表演上，道具主要有扇子、手帕和腰带“三件宝”。扇花是彩调表演艺术很有特色的部分。壮剧是在丰富的民间音乐歌舞的基础上，在汉族文化影响下，壮族人民创造的民族舞台艺术形式，称为“卜托”，意为“土著者”和“土人”，区别于汉族剧种。壮剧有北路壮戏、南路壮戏和师公戏之分。

第六节 海南文化

海南文化系指海南方言区的文化，是岭南文化中地域范围最为清晰的一个支系。

海南岛的最早民族是作为黎族先民的古骆越族。海南至迟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已建立了母系氏族公社，晚期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五指山区的黎族，其原始社会的下限约在明代。从秦统一岭南到明代中叶，整个海南岛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均占统治地位，这一段时期为海南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过渡期，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奴隶制社会存在。除黎族外，海南其他民族均从岛外迁入。苗族是明代从广西迁入的，回族是宋元间避战乱迁来的，属于壮族的临高人是在秦汉之间从广东、广西逐渐迁入海南岛的。汉族向海南岛移民始自汉武帝在海南设置郡县，汉以后才逐渐增多。杨德春：《海南岛古代简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9页。两晋移民岭南高潮中，一部分汉族移民从福建南部通过海路西迁至海南岛，开始形成属闽南方言系的海南方言。陈乃刚：《岭南文化》，同济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5页。南宋时进入海南的汉族增至10万人，元朝达17万多人。同时，黎族汉化的人数不断增多。丘濬指出：“魏晋以后，中原多故，衣冠之族，或官或商，或迁或戍，纷纷南来，聚庐托处。熏染进化，岁异而月不同；世变风移，久假而客反为主。”《丘文公全集·南溟奇甸赋有序》。因此大约在明初，海南终于形成以汉族为主体，黎族为次，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封建汉文化成为主导文化。语言上普及汉文字和海南方言，以文昌话为标准方音。

从此时开始的海南文化逐步形成几个鲜明的特色：

其一，海南文化是中原正统儒家文化圈外的非规范性文化。这与总体岭南文化相同，不同的是其表现更甚。中央封建政权从西汉始设郡县管辖海南，西汉设珠崖、儋耳郡；唐设琼州、崖州、儋州、振州、万安五州；宋设琼州、儋州、万安州、崖州四州十三县。但由于中原统治者和贵族基本上将海南人视为蛮民，海南岛和历代封建王朝中央的关系是很疏远的，因此海南迟至明代才完成封建制的全面确立。中原正统封建儒家文化迟至宋代才开始在海南兴盛，才有科举考试。这使海南虽一定程度上同化于中原汉文化，但始终保留着非规范、非正统的特征。

其二，从唐代起，海南文化培养起开放、多元、开拓等海洋文化精神。唐代岭南海上交通工具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居于南海航运线上的海南岛越来越受重视，海南贸易随之发达起来。宋元时发展起多元化经济，商业贸易也随之繁盛，与广州、泉州、福州、杭州等港口均有商船往来。明代海南经济取得史无前例的发展，海南对外贸易港口已增至28个，许多外国“朝贡”船只都来停泊，墟市随之急剧增多，封建文化也迈入了兴盛繁荣时期。这些外向经济活动，使海南沿海，尤其是东部、北部、西部沿海各发达县人民培养起勇于开拓的精神。他们不仅向大陆发展，而且远走海外，尤东南亚一带华侨众多。至近代鸦片战争前后，出外谋生的人剧增，从而使这些县份后来成为著名的侨乡。

其三，琼剧是海南独有的艺术品种，立省前广东的四大剧种之一。海南人十分喜爱琼剧，尤其老人简直达到如醉如痴的地步。琼剧是在明代“杂戏”和“湖广戏”、清代“土戏”的基础上，吸收在语言上与海南方言属同一语系的闽南班、潮州班艺术养分，逐渐方言化、俚调化，形成自己的地方特色而演变成的。民国以后，琼剧改变男扮女装的传统，开始“男女同班”。“五四”运动后，琼剧杰出作家吴发凤编写了120多个剧本，为琼剧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著名剧目有《大义灭亲》、《爱情与黄金》、《糟糠之妻》、《蔡锷出京》等。琼剧有许多优秀传统剧目，如《张文秀》、《狗咬金钗》、《搜书院》等。

其四，海南有许多奇异风情。风光名胜有五公祠、海瑞墓、天涯海角、清澜港风光、东坡书院、鹿回头、大东海、落笔洞等等。黎族的“三月三”、青年男女对歌、“放寮”风俗；五指山腹地干栏式船形屋、山栏酒、“黎幕”、“黎单”、“黎锦”等均独具特色。海南手工业和工艺有许多特色产品，如清代文昌所产“兼丝布”为棉丝混纺品，经线用丝或麻，纬线用棉，有黄白两种。儋州所产“油红被”厚实如毯，“紫花悦”花纹十分美丽。琼州“红藤箪”器具，“一呼为笙，或谓之行庚，其色殷红而不垢”。椰壳制作业更具海南特色，古时大者制碗、酒壶或瓯，小者制杯。清代发展起椰雕工艺品，图案精美，线条流畅，多以琼岛风光入图案，颇受岛外人们欢迎。

第四章 岭南文化的发展

纵观整个岭南文化的发展历史，在中华文化圈中呈现为从弱势文化逐步走向强势文化的过程。这一类文化的共同特点是在文化传播中的高度自觉性。本章描述岭南文化的发展，着重于文化传播这一视角。

任何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文化传播，文化传播是标志着不同文化通过交流而达到融合的发展形式的范畴。文化发展遵循三条规律：其内部三个构成部分，即自然物质文化、社会生活文化和精神心理文化互相协调发展的规律；不同类型文化相互传播并整合的规律；不同地域文化相互传播并整合的规律。这三条基本规律揭示文化是通过传播，地域上由小到大，种类和内涵上由少到多，由单调到丰富，从量变到质变而发展起来的。岭南文化的发展正符合这些规律。其文化发展各期自然显出各类文化的传播；或者说，文化传播自然构成岭南文化发展的各个时期。正因为明显区别于以被动性、抵抗性为主要特征的中原文化，积极地融会多种文化，岭南文化才得以后来居上，成为近代直至目前对全国各地域文化乃至中华文化整体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地域文化。

第一节 岭南文化的分期和比较

一、岭南文化分期的几个问题

第二章在概述岭南文化的动态结构时已提及，岭南文化发展分为独立发展期、百越文化圈期、汉越文化融合期、中西文化碰撞期和走向现代化时期这五个时期。这样一条发展线索，反映出岭南文化发展与中国其他地域文化发展相比所具有的独特性，同时显示出岭南文化的本质特征。

岭南文化发展的五分期均有大体确定的时间范围、特征及其典型代表。独立发展期从原始文化诞生至商代。百越文化圈期从商代至战国后期。汉越文化融合期从秦代开始至清中叶，以乾隆年间只留粤海关独口通商为转折标志。中西文化碰撞期从清中叶至20世纪中叶。走向现代化时期的典型时期是改革开放时期。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走出低谷到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其特征，在物质文化上表现为大异于内陆的空前活跃的现代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在社会生活文化上提倡民主和宽松；在精神文化上表现为封建观念、资本主义观念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冲突和碰撞，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主导；从文化传播角度看，岭南本根文化、中原传统汉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三者交错、碰撞，诞生出一种被内地称为“广东文化”的新的文化形态，在国内独树一帜。走向现代化时期是岭南文化发展和发扬光大的至关重要时期，本书将在第九章专门论述，本章从略。

岭南文化分期同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岭南文化前后两期之间均有个过渡阶段，包含两期的特征，有时这个过渡阶段还相当漫长，前一时期已有后一时期的萌芽，后一时期包含前一时期的特征。如独立发展期与百越文化圈期之间，岭南文化与闽越、吴越、滇越、山越等其他百越文化已有很长时间的互相交流。甚至在独立发展期内，石峡文化已有与山东大汶口文化和江浙良渚文化的交流；百越文化圈期到汉越文化融合期之间也有一个受楚文化强烈影响而初步接受中原华夏文化的阶段。中西文化碰撞期早在明正德年间葡萄牙人前来广州“叩关”便已开始，在此前唐代便已有平等的文化交流。本书以西方文化强行输入的质的变化为特征划分两期界限，但并不排斥在此之前的量的变化。

（2)几个时期文化的特征包含于同一时期的现象十分明显。比如，独立发展期内岭南石器、骨器的发展已有受其他百越民族影响的痕迹；甚至可以找出一些与楚文化、中原华夏文化相同的特征；两广合浦港、徐闻港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中国陶器输往阿拉伯和东南亚沿海，并转运海外犀象、珠玑等物品到楚国、中原等地，杨少禅：《试论徐闻、合浦港的兴衰》，《海交史研究》1985年第1期。说明早在百越文化圈期就已存在中外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后时期包含前几个时期之特征的现象也非常明显，中西文化碰撞期内并存着岭南本根文化、中原传统文化、其他百越族文化的遗存和西方文化。因为其主要事件和本质内涵是中西文化的碰撞，所以我们称其为中西文化碰撞期。走向现代化时期并存着传统封建文化、近代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现象也是有目共睹的。

(3)岭南文化的五分期是就其内部代表性地区而言的，在任何一个发展期，岭南文化都存在内部各地区、各民系发展的不平衡现象。独立发展期内就有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根据考古材料，距今7000—8000年前的广东青塘洞穴人和距今6000—7000年的广西甑皮岩人、珠江三角洲和港澳地区贝丘遗址上的先民就已进入母系氏族社会，而海南黎族先民骆越人则迟至新石器时代中期才建立母系氏族公社。又如，汉越文化融合期内，今广东、广西大部于秦汉时已基本封建化，而海南原始社会的下限则约在明代，没有明显的奴隶制，明代中叶整个海岛才完成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占统治地位这一历史任务。在走向现代化时期，岭南个别深山老林中的少数民族仍居住干栏式房屋，保留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习俗和生产方式。

二、岭南文化发展的独特性质

岭南文化的发展分期表明岭南文化发展几个独特的性质：

(1)岭南文化与中华其他地域文化有不同的发展轨迹，其各个时期文化均有异于其他地域文化。岭南文化是通过其本根文化与其他百越族文化融合，进而与汉文化融合，与西方文化交流而发展起来的，同属百越文化圈的其他古越族接受中原华夏文化的途径和程度，均不同于岭南越族，而且各自的本根文化差别很大。各越族都经历了与汉文化的融合，而岭南文化是以其独特地融会了其他百越族文化的本根文化与汉文化融合，并且在此期间同时与海外文化交流而发展的，因此既不同于其他古越族文化，也异于中原汉文化。由于岭南文化在近代率先与西方文化碰撞、交流，到现代改革开放又先行一步，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差异就更加明显。

(2)对岭南文化的这种发展分期的划分，自然表明岭南文化是多种文化融合的地域文化。中原文化特别是秦晋文化，由于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率先发展出先进的农业社会文化而形成自身的纯粹性、凝固性和故步自封，不易接受他种文化。而岭南文化在历史上的后进恰恰造成其广采博取、内涵庞杂的多元文化融合，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等特征。

(3)这种文化的多元性及其发展轨迹，表明岭南文化在总体内涵上是一种具有非正统性和非规范性的文化。这点在近代和现代表现得非常明显。即使在汉越文化融合期，具有强大亲和力的汉文化，特别是占统治和独尊地位的儒家文化渗透到岭南每个角落和生活的每一方面，但岭南文化因其此前历史形成的本根文化和与此同时对海外文化的吸取，使其始终以多元文化的面貌别于正统汉文化。表现最明显的是岭南以商业贸易为主线的经济多元一体格局；这一经济基础同时决定其观念文化的许多方面均异于中原文化，表现为以商业性、平民性为重要特征的世俗文化和感性自然的原生型文化形态。这使其从资本主义萌芽期开始直至近现代，在中国各地域文化中特别具有生命力而后来居上，由非主流文化上升为主流文化之一。

三、岭南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比较问题

岭南文化的五分期表明其受其他地域文化的影响，但又不等同于其他地域文化。通过比较，将有利于加深对岭南文化及其发展的认识。

关于中国地域文化的划分，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理论：两大摇篮说、三种类型文化说、四大区域说。两大摇篮说认为黄河、长江是中华文化两大摇篮；四大区域说认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可划分为黄河流域文化区、  长江流域文化区、珠江流域文化区、辽河流域文化区。四大区域的文化各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发展序列，都可以追溯至四五千年以前。这表明，“古老的华夏文明……是星星点点形成燎原之势，通过各自的发展序列共同进入文明时代，最后汇集成统一的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李元庆：《发祥于河东地区的华夏文化》，《文史知识》1989年第12期。有些学者将四大文化区域概括为三种类型的文化： 中原文化、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

三种划分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又都有局限性。其一，这些划分都还是粗线条的， 至少现在没有依此理出各地域文化清晰的独立发展序列。 其二、这些划分只是从文化的历史起源出发的，较为缺乏对各文化的历史发展序列和现状的科学和全面的分析。其三，由于专注于起源而未从文化本身的要素、层次以及时间相互作用的动态结构方面分析，所以较难获得对各文化区域全面的准确的把握。

本书对中国文化地域的划分，对岭南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进行比较，贯彻三条原则和方法：一，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二，要素与层次统一的系统结构；三，时空统一的动态结构。（详见第二章第一节）因而我们的比较和论述一般分三个层次。一是时间上分期；二是在分期中，根据历史地存在的文化结构，以岭南文化为基点，或比较南北文化，或与南方文化中的代表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北方文化(主要指中原文化)中的代表秦晋文化、齐鲁文化进行比较；三是在这些时空统一中比较文化结构的层次和要素。这些比较旨在研究和探讨岭南文化在中国文化及其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其中自然就包含了对岭南文化优秀和缺点方面的分析。

第二节 独立发展期

一、时间和地域范围

岭南文化的独立发展期大体从原始文化诞生至商代。此期的典型器物是石器、几何印纹陶和骨器。

这段时期“岭南”的概念还未产生。此时所谓岭南文化，其地域范围是根据对百越文化圈期岭南文化的界定前推的，大体相当于百越文化圈的南越族、骆越族、西瓯族所居住的地域，以此三族的原始先民居住和活动区域为依据，即以距今129万年左右的早期智人“马坝人”及其先祖和距今4万至3万年前的晚期智人广西“柳江人”及其先祖的活动范围为界。这是一个比较模糊的界定，大体包括现今广东、海南、广西大部、港澳和越南北部这些区域。

二、基本线索和发展阶段

独立发展期的岭南文化大体经历从古人(早期智人)发展到“新人”(晚期智人)，继而进入母系氏族公社，再进入父系氏族公社，然后在商末周初完成其原始文化的进化，并产生青铜文化这样一个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分为四个主要阶段:

(1)古人阶段。岭南的古人阶段大约从二十多万年前开始，其代表是“马坝人”，与长阳人、丁村人同属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人”，是岭南人类历史上的远祖。马坝人原始群落与中原古人原始部落分别创造中华民族早期的历史文化。

(2)“新人”阶段。大约4万至3万年前，我国“古人”迈入“新人”(晚期智人)阶段。岭南的代表是广西“柳江人”和广东“灵山人”(发现时属广东)，与北京山顶洞人、四川资阳人和台湾左镇人属同一阶段。“柳江人”特征是面部低矮、塌鼻梁、颧骨稍高、下巴微突，已与现代人较接近。“灵山人”遗存化石有15块，代表四五个个体，其体质特征接近于“柳江人”。同一个阶段但稍晚的还有广西来宾的“麒麟山人”以及白莲洞、九头山洞穴、甘前岩、宝积山、穿山月岩东洞、百色上洞村，田东县新洲、崇左县矮洞、广东封开县峒中岩、阳春县独石仔洞穴的人类化石及文化遗存等。2003年考古学者在香港西贡黄地垌发现距今约35万—39万年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证明环珠江口的近海区域已有“新人”活动。

此时期文化有下列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两广“新人”的旧石器具有相同的特点，如大多是砾石石器，制作简单粗糙，以单向加工为主，器形粗大，以砾石砍斫器为主，并开始出现穿孔砾石。这说明它与湖北大冶石龙头旧石器初期遗址以砾石和石核砍斫器为主要特征的文化有明显的关系，与贵州黔西观音洞文化有清晰的渊源关系，同时说明自旧石器时代初期之末开始，我国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的旧石器文化，是属于不同地域的、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相互平行发展的两个不同文化系统，前者较为丰富多彩，比较进步，后者则比较原始和落后。

二是岭南文化也有优长和特点。阳春、封开旧石器中已有穿孔砾石和打磨骨器，他们已懂得使用骨渔叉和结网捕鱼，捞摸水中软体动物，还会用骨针缝制衣服。封开、阳春的穿孔砾石长达112厘米。它不像山顶洞文化的穿孔砾石只长4厘米，是做装饰品用的，而是一种渔猎工具。而且穿孔砾石较简陋粗糙，骨角器比较精细和进步，这些特征都说明岭南在旧石器晚期就已表现出物质生活的多样性特征。

三是学会了使用火，由生吃转变为熟食。

四是“新人”已从流动分散的原始群体向比较固定集中的群体转变，已与动物界分开，步入人类原始氏族公社的雏形阶段。

(3)母系氏族公社。岭南旧石器时代末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过渡阶段约在16—12万年前，于一两万年前，与中原居民几乎同时进入母系氏族公社，其代表是阳春独石仔和封开黄岩洞等洞穴遗址。1958年和1976年先后两次挖掘的广东南海县官山镇西樵山东麓的细石器遗址，简称西樵山文化遗址，则距今约六七千年。大致同期和同质的有广东英德县青塘洞遗址、始兴县玲珑岩遗址、宝安县大黄沙沙丘遗址、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等900多处新石器文化遗存。岭南母系氏族公社有这样几个特征：其一，以穴居为主，大多选择石灰岩天然洞穴，学会取火并懂得火的重要用途如烧烤食物、驱散过重的湿雾和防野兽侵袭等。其二，小群聚居，每个集体群落一般不超过20人，并以母系为中心。其三，工具种类增多，制作工艺细致，特别是用于渔猎和农业，锄耕的主要工具已有多种矩形和双肩型石斧、石锛以及锄、铲、凿等。其四，陶器种类和数量大大增加，除夹砂粗陶外，还有细泥陶器及很有独创性的彩陶器。不仅技术工艺有了进步，而且有原始艺术的萌芽。其五，发现集体葬和墓葬的多样性，表明此期岭南文化中还没形成比较固定的关于死者归属的观念。其六，所有已发现的遗址，分布地区极其广泛，说明定居或半定居的群落生活和生产已渐趋稳定。其七，上述特征又表明岭南原始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即渔猎经济与锄耕农业经济同时并举的多元化物质生产格局已初步萌芽。

(4)父系氏族公社。岭南约在距今4500年前后进入以原始锄耕农业为基础的父系氏族公社，但比黄河、长江流域约迟六七百年。其代表是曲江石峡文化遗址。基本同期的有增城金兰寺、东莞万福庵、曲江鲶鱼转、韶关青马岗等处遗存。岭南父系氏族公社的特征主要有：其一，出现原始手工业与原始农业分离的趋势。其表现是手工业产品的增加和技术的精细。众多遗址中，出土数量可观的象牙器、水晶块和各种骨、石、象牙等材料制成的精工细磨的原始工艺品。其二，几何印纹陶的产生，在制作工艺上由母系氏族公社时妇女制造，采用以手制为主的泥条盘筑法，发展为由男性制造，使用陶轮等工具；由以前放在火上直接烧成改为用陶窑，提高了硬度和质量。在原始艺术上，体现为拍印几何纹样，其三，锄耕农业较发达且与渔猎经济并存。锄耕农业以稻作农业为主。其四，父权制的确立。其明显标志是陶制的男性生殖器——陶祖，表现对男性的崇拜和以男性为全部族中心的观念。其五，产品交换已经开始，原始的商品意识已开始萌芽。最有代表性的是石峡文化墓葬中的袋足陶鬹、贯耳陶壶和大穿孔石钺等，均属山东大汶口晚期文化和江浙良渚文化的产物，出现在该墓葬中，正是商品交换的结果。另外，岭南文化内部的交换也有大量体现，已具备向以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奴隶制转变的基础，同时种下了后来物质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基因。

三、此期岭南文化的地位

包含着四个阶段的岭南文化的独立发展期是岭南文化确立其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的奠基时期。古人、新人、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四个阶段各有其特征而区别于中国其他地域文化。概括起来，四个阶段组成的岭南文化独立发展期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1)由于此期时间范围是中国各地域文化之间文化传播最弱的时期，各地域文化均有独立的发展序列。岭南文化独立发展出珠江流域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独立发展出长江流域文化；秦晋文化、齐鲁文化等独立发展出黄河流域文化。三流域文化均是辉煌灿烂的，共同组成中华民族的早期文明。

但作为文化发展固有动力的文化传播依然存在，相比之下，此期岭南文化接受荆楚、吴越等长江流域文化要多一些。除接近百越文化圈期的父系氏族公社阶段后期有一些接受黄河流域文化影响的事实和传说外，岭南文化在此期很少接受黄河流域文化的影响。岭南文化与荆楚文化、吴越文化较其与黄河流域文化有更多相似之处；同时，由于岭南文化与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传播是初步的，不全面的，基本上不属于同一发展序列。如岭南在母系氏族社会已初步发展起渔猎经济与锄耕农业，石器工艺已较为发达，而“西周时代，楚国的农业还是相当落后的。由于文献的缺载和目前考古资料不足，我们难知其详”。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但在春秋时代，楚文化几乎是神速地发展起来，青铜工具、火耕水耨、铁器、丝织等成就斐然，走的是另一种类型的发展道路。

(2)总的来说，岭南文化在此期与中原文化等差距较大。秦晋文化在旧石器时代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旧石器早期，有距今180万年前的西侯度文化、距今100万年至60万年的蓝田文化、距今60万年的匼河文化；中经旧石器中期古人阶段，有距今50万年至40万年的北京周口店文化(燕文化可划入广义的晋文化)、距今15万年至10万年的丁村文化、距今10万年的许家窑文化；发展到旧石器晚期，有距今28945±1370年的峙峪文化、距今14万年的下川文化。历经180万年，孕育出世界最古老的文化。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发展系列也非常清晰：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鹅毛口文化，中期的仰韶文化到晚期的龙山文化。齐鲁文化的发展序列从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40—50万年的沂源猿人遗址，秦家官庄旧石器早期遗存到晚期“沂沭细石器文化”，通过“沂沭细石器文化”同北辛文化早期形态衔接，连接了新石器时代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谱系，鲁南地区形成中国史前文化的完整序列。相比之下，岭南文化从距今约129万年的马坝人文化，中经柳江人、灵山人文化，到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的西樵山文化、父系氏族公社的石峡文化，虽然后面的发展系列完整，但丁村人之前的岭南文化遗迹迄今尚未找到，所以目前说岭南原始文化落后于同期中原文化是毫不过分的。

早期岭南物质文化的落后性十分明显。马坝文化遗址只挖掘出条形、扁圆形的砾石打制斫砸器各一件，而丁村文化遗址发现的石器工具有2000多件，且多数是石片石器，还有经过二次加工的小型尖状器，由西侯度文化、匼河文化发展而来的三棱大尖状器(被称为“丁村尖状器”的近乎完美的器型)。原始农业方面，中原文化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下川文化时已开始向原始农业过渡。仰韶文化时原始农业文明已遍及三晋。而岭南则迟至西樵山文化才出现原始农业。

制度文化方面，中原文化也比岭南文化进步得多。秦晋文化从少典氏族开始，经炎帝、黄帝、唐尧、虞舜到夏禹等骨干氏族，部族庞大，形成中原部落联盟，采取禅让制、军事民主制等形式实行统治。他们在以晋南为中心的广大区域活动，经新石器早期文化、中期仰韶文化和晚期龙山文化发展历程，各部族逐渐融合为强大的华夏族集团。岭南人在此期间还是以规模很小的单个氏族部落为单位，父系氏族公社分支极多，各不相属，战争不息，缺乏尧、舜、禹那种庞大的部落联盟组织及首领，因而不能加速父系氏族公社的解体，至春秋中晚期才逐步过渡到极不发达的奴隶社会，制度文化上十分落后。观念文化上的落后也十分明显。秦晋之仰韶文化已有陶埙等乐器，齐鲁之大汶口文化末期已产生文学，黄松：《齐鲁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而岭南在本期还没有直接展示此类精神文化的文物。

虽然这样，独立发展期的岭南文化仍有其价值和优长之处。其一是它与秦晋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一样，有自身独立的发展序列，现今考古的发现在相当于秦晋西侯度人同期的云南元谋猿人与岭南马坝人之间留下了一片空白，并不证明马坝人之前岭南无文化。据推测，云南元谋猿人是岭南马坝人的始祖，相信考古学的发展将会逐步填补中间的150万年的空白，还岭南文化一个完整的系列。尽管现在并未证明这一点。岭南文化自马坝人开始至原始公社瓦解，是独立地发展出与黄河、长江、辽河流域相并列的珠江流域文化的，它们分别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原始文化。其二是岭南文化从一开始就具有与北方文化不同的特色。在物质文化上，岭南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表现出来的采集、捕鱼、狩猎并重的文化，在母系氏族公社就已产生的捕鱼、狩猎、采集和锄耕农业并重的原始农业，已区别于北方文化，种下了岭南后来多元化经济的基因。岭南的石器、骨器，玉石器、陶器自成一格，墓葬文化、原始崇拜、工艺艺术等等精神心理文化因素也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这些都是岭南在以后的发展中，吸收外来文化而永不失去自身特色的本根。

第三节 百越文化圈期

一、起止及地域

岭南文化的百越文化圈期大体从商代至战国晚期岭南使用青铜器的时代。此期的典型器物是青铜器、几何印纹陶和干栏式巢居建筑。

这一时期与上一时期即独立发展期的文化主体都是岭南土著越族文化，但文化总体的性质却有较大的差异。独立发展期文化传播最弱，虽然考古和历史学揭示，即使在此期也存在周边文化如其他百越族文化、楚文化甚至远在中原的华夏文化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和传播是零星的、分散的，从根本上并没有触动其本根文化。约从东周开始，岭南各越族和周边越族如闽越、吴越、山越、滇越等相继进入奴隶制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的发展，文化传播逐渐加强。此时楚文化逐渐强盛，势力南至湖南与岭南交界处。周边各越族尤其是岭北滨海越族和楚文化对岭南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同时带来先进的中原华夏文化。这种影响再不是零星的，分散的，而是较为集中的，较为全面的。岭南文化不仅受其强烈辐射，而且本身也影响它们。从文化传播和文化内涵看，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并且，此期文化传播的性质主要是与其他百越族的交流，楚文化和中原华夏文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这些越族传入的。从楚文化和中原华夏文化的角度看，对其以外的南方文化一概视为非正统的“百越文化”。因此我们将此期称为“百越文化圈期”。

百越文化圈期岭南文化的地域范围主要包括南越族、骆越族和西瓯族居住的区域。南越族居住地域以今广东为主，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包括香港、澳门地区，中心在古番禺(今广州市)，西有西瓯，东有闽越，北有湘楚、山越，南有骆越。约是秦时南海郡范围。西瓯(又称西越)地域在五岭以南，南越以西，骆越之东，约是秦置桂林郡范围。骆越在粤西地区、海南岛、广西南部以及今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及以北区域，约为秦置象郡范围。

二、主要文化特征

此期岭南文化的特征深刻地打上了岭南本根文化和周边各越族文化的烙印，作为百越文化中独特的分支引起华夏文化、楚文化的重视，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他越族文化、楚文化以及华夏文化产生了影响。其主要特征有四个。

1.独特的器物文化风格

此期岭南文化是以青铜器和几何印纹陶为特征，与磨光石器和干栏式建筑共存。其发展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夔纹陶类型文化时期，约从西周至春秋晚期；后期为米字纹陶类型文化时期，约处于战国时期。

岭南青铜器的器形和纹饰既具有自身特色，又有与周边各越族交流的深刻烙印和楚文化、中原文化影响的痕迹。岭南青铜工艺主要受来自西部滇黔和长江流域两个方面的影响。前者与西江关系密切，如钺和戚两种，钺中的铲形、扇形和靴形，戚中的椭圆銎口和长方銎口多见于滇黔，楚地及其以北甚少见到；后者与北江、东江关系较密，如鼎分为折沿直口、盘口半环耳、敛口附耳等式，三实足细长外撇、耳饰云雷纹、绹纹和绳纹，壁甚薄等。铜剑也与岭北流行式样大体一致，但岭南特色也很突出。匕首、附耳筒、方形印器、人首柱形器是富于本地特色的器形，装饰上多人面、藤、席等纹，特别是“王”字形纹为岭南独有。铜鼓则是岭南与其他百越族同时创造的，很能体现百越文化圈期的文化精神。

几何印纹陶在本期均为硬陶，前期即夔纹陶时期是其鼎盛阶段，在后期即米字纹陶阶段，几何印纹陶已开始走向衰落。陶器工艺在本期的重要发展是釉陶器和原始青瓷的出现，后期釉陶器已占较大比例。

此期仍存在磨光石器，以前期为主，但已发展到玉石工艺、饰物文化的范畴。玉、玉环、玉玦、玉璜、玉璧、琮等饰物在米字纹陶类型文化墓葬中发现较多，雕琢精细，造型优美。

干栏式巢居也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器物，此期岭南先民已走出洞穴，搭建悬离地面的简陋巢居，后来发展为干栏式住宅。岭南汉墓中多处发现各种干栏式住宅的陶制明器，说明此前干栏式住宅已普遍存在。

2．稻作农业与渔猎经济同时并存

岭南农业经济与中国其他地域农业经济一样是本地区人口主要的生活来源和生产项目，但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特色：一是以稻为主粮，种植水稻是南越族先民对我国南方农业的一项重要的发明和贡献。考古发现的许多遗址都有古稻遗存，证明他们从先民的原始锄耕农业中继承了稻米种植技术；二是稻作农业与渔猎经济同时并存。在沿海和珠江、韩江三角洲地区的贝丘遗址发现大量鱼骨、蚌、蛤等遗存。岭南人断发文身之俗也反映其“陆事寡而水事众”，《淮南子·原道训》。在江河湖海中从事渔猎活动的历史事实。另外，岭南人面对大海，内陆河网纵横，他们熟习水性，善于用舟。为适应捕捞为主的谋生手段，早在先秦时代他们就已发明了造船技术。

3.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

由于背山负水，与中原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岭南人在性格、习俗、道德风尚、语言和饮食文化等方面都体现了岭南地域性本根文化内涵。说明在百越文化圈期，岭南本根文化的分量仍然较重。

道德风尚和性格民风方面，岭南人明显区别于楚民和中原华夏族。华夏族此期内周礼盛行天下，束发加冠，彬彬有礼，虽然春秋后“礼崩乐坏”，但遵循礼教的斯文民风一直保留，在汉代后大为提倡，造就了中华汉文化谦谦君子的精神面貌。岭南越族特别是南越族则表现出崇尚勇猛、冒险的原始粗犷的精神风貌。“越人之俗，好相攻击”。《汉书·高帝纪》。与内地阻隔和与江河湖海相近的边缘地理，造就了南越人勇武好斗、熟习水性、开拓冒险的精神文化。秦收复岭南时大军兵分三路，苦战三年；岭南人顽强而骁勇，杀尉屠睢，秦军“伏尸流血数十万”而退。岭南人早在春秋战国时便开发徐闻港、合浦港，开拓海外市场。杨少禅：《试论徐闻、合浦港的兴衰》，《海交史研究》1985年第1期。这是其冒险精神的一个证明。

语言方面，岭南南越族有相当丰富的独具区域特色的越语文化。《国语》、《说苑》、《越绝书》等古史文献中都保留了古越人语言的记录。古南越语以其轻利急速的发音、形容词或副词置于名词动词之后的倒置语序，以胶着语为特点的语词结构，明显不同于中原华夏族语和楚国语言。

岭南人有许多独特的民俗，有些至今仍保留着。断发文身是其最明显区别于楚和中原华夏族的民俗，这种民俗为多数百越族所共有，至今仍能在骆越族后人黎族妇女绣脸纹胸习俗中找到其遗存。除此外，特征最鲜明的民俗是岭南人喜食鱼蛇蛤蚌等“腥臊之物”的饮食文化。这种饮食文化风格流传至今，不仅在当时，即使在今天也与中原饮食文化大相径庭。

4．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合而为一的原始宗教文化

此期内百越各族互不归属，未形成统一的图腾崇拜。岭南越族图腾崇拜主要有蛙图腾和蛇图腾。

蛙图腾族群还包括今云南东部地区。岭南早期流行的铜鼓面上都浮铸通体镂空的立体青蛙图像。铜鼓是人们“欲相攻击．鸣此鼓集众”裴渊：《广州记》。及“声闻百里以传信”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的用器，铸蛙于铜鼓面，有借助于蛙的神力加强其传信集众功能的作用。这使广西壮族、广东黎族民间养成护蛙、尊蛙之俗，形成不捕、不杀、不吃蛙的禁忌，有一定的祖先崇拜意味。

南越族的蛇图腾则将图腾崇拜与祖先崇拜合而为一。南越族蛇图腾通过“断发文身”习俗表现出来。他们崇拜龙蛇一类，观念上是认为打扮得像“龙子”，龙蛇祖先见之以为同类，就不会伤害他们，甚至会加以保护。所以南越族的蛇文身，既反映对蛇的实物崇拜，又反映其祖先崇拜观念。

关于“五羊”的神话反映出南越族以羊为氏族或民族图腾标志的宗教观念，至今仍在广州以羊城、五羊城称谓中见其遗传。

岭南宗教文化中还有祭祀和占卜。南越人笃信巫鬼，以鸡卜吉凶。“粤巫立粤祀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粤祠鸡卜，自此始用。”《汉书·郊祀志》。这种迷信习俗，自古已然。鸡卜现仍遗存于海南岛黎族个别地区。

三、多元性文化的萌芽

以上各方面特征表明此期岭南文化已初步形成多元化的文化格局。物质文化上的集中表现是稻作锄耕农业与捕鱼、狩猎并存，农业与手工业并存，器物文化的青铜器、石器、几何印纹陶、干栏建筑并存，工艺上玉石器、青铜器、金银器、丝织业、竹木器业等同时发展，观念文化上原始宗教文化、道德风尚和民俗、原始艺术观念同时初步发展起来。

尤其重要的是原始商品观念的形成。据论证，岭南徐闻港、合浦港在先秦时代已开发出来，并输入及转运珠玑、犀角、象齿等物至内地，同时也有岭南物产如陶器、葛布等输出海外。这些“外贸”使岭南人产生了原始的商品意识。原始商品意识和初步发展的多元性文化与岭南人蛮野而骁勇、冒险开拓的性格互相作用，是往后一期岭南文化异于中原汉文化的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萌芽。

从文化传播角度看，此期岭南文化已具备多元文化发展的要素。从以上论述我们看到，本期岭南文化不仅葆有自身本根文化，而且大量吸收百越各民族的先进文化因素，同时通过楚文化吸收了一些中原华夏族的先进文化因素，主要是青铜器及其工艺和农业耕作技术，并初步与海外文化发生交流。这样多样的文化来源及其初步结合，使岭南物质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得以萌芽，为后一时期即汉越文化融合期此文化格局的全面确立和其后的成熟和全面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虽然岭南文化已开始吸收多元文化要素，但这只是初步的，涉及领域主要集中在物质文化中的物质生产方面，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甚至物质生活方面受外部影响较少且不明显。受影响的地域主要集中在珠江流域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而且虽然接受百越族外楚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的影响，但传播和受传播主要是在与其他越族的交往中发生的。因而此期的岭南文化并非作为一个独立的地域文化与北方文化相比较，而是作为百越文化分支的一种文化，包容在百越文化中，被先进的中原华夏文化视为南蛮文化。中原华夏文化甚至当时被华夏文化视为东夷文化的齐鲁文化对包括岭南文化在内的百越文化这种轻视的观念，从整体上看还是基本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岭南文化不仅在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方面十分落后，即使是物质生产和生活习俗方面，岭南文化都还处于较落后的水平。

在制度文化方面，周代秦晋文化对外采取“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施政治国方略，对内以分封诸侯治理国家；齐文化用“因其俗，简其礼”；鲁文化用“变其俗，革其礼”来处理与周边戎、狄族的关系，对内用周礼周制治理国家，制度文化相当发达。精神文化方面，春秋战国时，秦晋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等均能运用“顺时而言变”的思想方法，不仅创造出适用于实际的政治方针、治国方略，而且创造了众多学说学派和有价值的学术思想。岭南此期在这些方面甚至处于“史前”状态，历史上没有多少东西留存下来。

物质生产上与北方文化相比也相当落后。秦晋在此期已牢固建立重农文化。周王朝始祖弃因为富有农业耕作经验而被唐尧任命为农师，教民稼穑，“天下得其利”，被奉为农神，号“后稷”。司马迁：《史记·周本纪》。由于最先使用青铜工具，发展出发达的农业文明，秦晋得以在尧至周成为华夏族活动中心和王畿之范域，在春秋时成就晋文公霸业，在战国七雄中独占四雄。齐国在齐太公时采取“劝其女功，极技巧”，“宜桑麻”，“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史记·货殖列传》；《史记·齐太公世家》。的经济措施，农商并重，五业俱兴，全面发展。至齐桓公称霸，管仲相齐，进一步发展此政策并加以改革，“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好恶，因时而宜”，并从国家组织形式上为农商并重提供了保证，使齐国经济更加繁荣。以后历经晏婴相齐，田氏代齐，威、宣称雄，田单复齐的八百余年，齐国始终以国富民强名世。岭南此期物质生产则落后得多。优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使岭南先民靠采集和渔猎已能生存，因而耕作农业并没有像在秦晋、齐鲁那样受到高度的重视。考古发现的商末至春秋战国时期中原传入的青铜器多为铜盉，铜铙、铜钟、铜鼎、铜于和甬钟等礼乐器，说明其农业生产的落后。

虽然总体上落后，但岭南文化此期最大的成就和特色，即物质生产多元一体格局的初步形成，却是其可骄傲之处。北方文化由于其自然环境和条件，率先发展出发达的耕作农业，岭南则相对落后。但北方文化可骄傲之处，恰恰造成其故步自封，由重农走向重本抑末。而岭南文化却因其落后和无此包袱，后来倒发展起以商业贸易为主线的物质生产多元一体格局。

岭南文化与荆楚文化的关系也大体如此，荆楚文化在春秋时代开始迅速成长，后来居上。它最早用失蜡法或漏铅法铸造青铜器。现在发现的最早的各种铁器除个别例外，都是近30年间出土的楚器。先秦的金币和银币全是楚币。丝织、丝绣、漆器、木雕、竹编工艺品、先秦竹简、曾侯乙编钟、老庄哲学及楚骚文学等等，都显现出荆楚文化的辉煌之光。但它缺乏岭南最宝贵的多元经济格局，缺乏岭南那样背靠大陆，面向大海的自然生态环境。它在此期因近中原而吐故纳新，获得巨大的生命力，又正因此在以后的发展中失去优势。岭南文化因此期不利的自然环境而总体上处于落后，但此环境却终于使其后来居上，文化影响力在近现代超越荆楚。

第四节 汉越文化融合期

一、时间、地域和性质

岭南文化的汉越文化融合期大体从秦统一岭南到清中叶，中分三个阶段，各阶段岭南文化的地域范围均有所变化，其文化(特别是文化交流)的性质均有所不同。

第一阶段大体从秦收复岭南至汉武帝平定岭南，为岭南封建文化的基本确立期。其地域范围大体相当秦代时的南海、桂林、象三郡，南越王国之地域范围或汉武帝时划分的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儋耳、珠崖九郡。三种划分的地域范围基本相当。

第二阶段大体从汉武帝在位时至宋代，为岭南封建文化的全面确立和鼎盛阶段。其地域范围各朝代有所不同，但大体上以两种区划为主： 一是汉武帝所划九郡，一为北宋在岭南设置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两个行政区域。广南西路已具今广西规模。这种划分颇符合东西两路文化发展并不同步，已显出较大区别的实际。

第三阶段从元至清中叶，为岭南封建文化开始走向衰落，资本主义萌芽并与封建文化冲突的阶段。其地域范围为两广及海南。

二、重大历史事件

1.秦始皇进军岭南

进军岭南的战争分两个阶段。一是公元前223年，尉屠睢率军逾岭南进，历时三年而失败。二是公元前214年。秦派任嚣、赵佗两尉增兵四五万分三路进军岭南，设南海、桂林、象三郡，任嚣任南海郡尉，赵佗任龙川县令。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8页。

2．南越王国的建立

陈胜、吴广起义和楚汉逐鹿中原期间，赵佗接替任嚣任南海郡尉，封锁南北交通，武力兼并桂林、象两郡，于公元前206年建立以番禺为王都的南越王国，经五代王，历时95年。

3．汉武帝平定岭南

公元前112年秋，汉武帝遣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扬仆率10万楼船水师进军岭南。于公元前111年攻陷番禺，平息南越叛乱，在岭南设9郡。

中原中央势力两度进军岭南和南越王国兴亡三大事件具有基本相同的文化意义：其一，政治制度上不仅使岭南地区互不相属的散居部落置于统一的郡县制管辖下，保证了岭南的稳定性，而且使中国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疆域大致奠定，使长期难以开发的岭南得以在封建社会早期就纳入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轨道。其二，引进了中原先进的铁器工具、耕作技术和工艺技术，促使岭南农业经济迅速赶上中原，并具有多元化的地方特色。其三，促进了岭南各越族与中原汉族的融合和文化交流，并通过融合迅速发展起先进的封建文化。其四，使汉王朝得以组织官办商船队从合浦、徐闻出海，远达印度东海岸的黄支国和斯里兰卡的已程不国等，大大刺激了岭南的海外贸易和国内贸易。当时徐闻、合浦形成了中外物资交流、商贾不绝的热闹通道。

4．两汉至南北朝期间第一次汉民移入高潮

从西汉末年王莽篡汉至南朝近300年分裂动乱时期，“永嘉世，九州荒，如广州，平且康”（晋代砖刻），大量中原移民不断南来，两晋为高峰，余波延续至南朝仍未完全停歇。两晋时中原汉族徙居岭南最主要特点有两个：一是以被称为“衣冠望族”的士族为主体，二是士族家族到岭南后多聚族而居。

5．两宋时期第二次移民高潮

此次高潮有两个浪峰。一是北宋末年，大批中原难民与仓皇南渡的康王赵构一起，掀起一次国破家亡的大逃亡。很多人过长江后继续南下，通过张九龄开辟的大庾岭新道进入社会生活基本安定的岭南。二是南宋灭亡时，以长江流域文化为特征的江南人为主的移民涌入岭南，是人数最多而且最急剧和最集中的一次，最高峰期每天进入岭南达万人。

6．明末第三次移民高潮

自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至1661年清军荡平广东全境反清武装力量的17年战乱中，岭南发生历史上第三次移民高潮。移民分两拨人，一是自发逃亡的中原人，一是明朝遗臣拥戴明朝宗室后裔，率残余军队，加上一些自愿效忠明朝的豪绅家族，从江浙逃到福建再进入广东，组织流亡政权。这次移民及17年的抗清斗争，使岭南遭受历史上最残酷的战祸。南雄府城居民“十存二三”，清乾隆《南雄府志》。广州居民被杀数万，毁灭了自明代发展起来的繁荣富庶和安定的生活。

汉越文化融合期这三次移民高潮(此前有秦汉时中原人南迁开发岭南的移民高潮，合称为四次移民高潮，见第七章），对于汉文化与越文化的融合，对建立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岭南文化和发展岭南经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第一次移民高潮是岭南本根文化向汉文化认同并与之初步融合的时期。第二次移民高潮使汉越民族进一步融合，使岭南衍化为以汉族为主体民族，汉文化为主体文化的地区。第三次移民高潮在物质文化上给岭南人带来几乎是毁灭性的灾难，但在精神文化尤其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方面的影响则悲壮而积极。

7．明代中前期至清初西方殖民者叩关和岭南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初步碰撞正德九年（1514)，葡萄牙人首先叩关，1577年租占澳门，接着是西班牙、荷兰、丹麦和英国，用武力作为贸易后盾，强行输入以初步繁荣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为核心的西方文化。此期间发生明初禁海和隆庆元年（1567)取消海禁，清初1656年顺治帝宣布“禁海令”和1684年康熙帝开放海禁，次年指定四口通商，以及1757年乾隆帝只留广州一口通商等变故和转折，岭南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在曲折中仍然发展着，西方文化从这里最早传入。

三、各门类文化及其成就

相对于独立发展期的多元文化基因的初定和百越文化圈期多元文化的萌芽来说，此期是岭南多元化文化格局成熟的时期。

表现在物质文化上，此期已形成多元化的农业构架与商品意识，建构起专业化、多元化和商品化的手工业体系。商业自汉代兴盛的徐闻、合浦港商业贸易后，产生唐宋贸易的繁荣、明代及清初商业资本主义的萌芽。商品贸易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岭南物质生活的多元化发展，形成了总体上多元一体化的物质文化结构。

这种多元一体化的物质文化结构以商业为中心，是岭南文化区别于北方文化和中国其他地域文化的最主要性质。岭南文化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不可忽视的地域文化引起其他地域文化的重视，并开始影响内地物质文化乃至其他文化层面。这种作用和地位到后期愈益明显，以后逐渐在许多方面超越原来先进的秦晋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等地域文化。秦晋地区，特别是其中三晋地区在此时期的前段，一直享有“河东殷实，京邑所资”的美名，西汉时期成为重点垦殖和军屯地区，至唐代为“国之根本”，宋代为北方经济中心，明代时首先实行开中盐法，成为纳米以充边关的储备之区，清代时粮食、商业十分发达。除农业外，三晋手工业和商业发达，盐铁煤生产和销售冠于中华。但由于农业的单一性以及由此造成的重本抑末观念和政策，在江南和岭南资本主义萌芽后，秦晋地区物质生产逐渐落伍，政治、军事地位下降，观念和制度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也愈益削弱。相邻之齐鲁(本书将中原文化主要划为秦晋、齐鲁两块，中之燕赵兼具二者特色并主要属于秦晋文化)虽有较发达的商业贸易和海外联系，但辉煌的传统儒家文化造成其沉重的因袭包袱，反而拖慢了其发展的脚步。荆楚文化相邻于中原文化，与其相似性大，与岭南文化差异明显，在接近近代时也渐趋落伍。吴越文化在此期才是与岭南文化具有最多相似情况的地域文化。总体说来，在清中叶之前，吴越文化优于岭南文化。但由于其繁荣的商业贸易缺乏物质生产多元一体化格局的坚实基础，海外贸易地位又没有岭南那么重要，终于从近代开始，岭南文化在新思想的引进、近代和20世纪初两次民主革命等方面的重要地位逐渐显现。在现代改革开放后，岭南产生和引进的文化理念向岭北传播。杨东平将中国文化的现代态势描绘为“三足鼎立”：“广东文化作为当代中国最强势的地域文化，当之无愧地与北京、上海鼎足而立，打破了城市文化双峰对峙的陈旧格局。”杨东平：《城市季风》，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525页。

社会生活文化上，就总体来说，本期是封建文化全面占领岭南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时期。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和忠君观念、封建制度永世不变的超稳定观念、以等级森严为核心的道德伦理观念、“学而优则仕”的知识价值观，通过封建教育制度，主要是科举制度在岭南的全面推行实施，成为岭南制度文化的主体。但岭南制度文化又是多样和复杂的，其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前期较为松散的封建制度文化；二是中期封建制度文化取得全面统治地位并渗透到岭南社会生活每个角落的阶段；三是后期资本主义制度文化及其观念通过贸易和武力渗透初步影响岭南文化的阶段。同时，岭南偏远地区还并存着奴隶制文化乃至原始公社文化。在前两个阶段，岭南制度文化仿效和实行中原文化，自无先进性可言。第三阶段中，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制度以及教育制度仍是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大一统封建制度，但在经济制度上已进行了一些微弱的改革。如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作坊工场商号已引入商品经济体制和方法，发达的商业贸易使封建地主私有制有所改变，如商号、作坊中合资入股，不仅改变了内部隶属关系，也改变了对外经济关系。其他地域文化在此方面也有些许改变。相对来说，中原文化改变较小，吴越文化及东南沿海地区改变较大，但都没有岭南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那么明显和突出。岭南在此期已形成以多元、兼容为主要特征的移民社会，以平民性、世俗性、市井化为典型特征的平民社会，为近代的变革和现代的飞跃发展打下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其三，本期岭南在观念文化上取得了有史以来最全面、最深刻、最繁荣的发展。上述社会生活文化所附丽的封建精神文化是其主体方面。在学术上，岭南产生了许多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著作和成果丰硕的地方志书，如葛洪的医学成就和道教理论，宋元时丰富而全面的医学发展；宗教文化上传入佛教，产生惠能的佛教南宗顿教，传入伊斯兰教和天主教、基督教等西方宗教文化，儒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同时在岭南扎根和兴盛；艺术上产生富有岭南风情的民间歌谣，情深意浓的少数民族民歌，后来居上的岭南诗歌和别具风格的“岭南诗派”，独具特色的绘画，风格独特、形式多样的岭南戏剧以及别具韵味的音乐等；民俗文化上形成多样而独特的民俗和驰名世界的岭南饮食文化等等(请参看第三章和下编)。

此期岭南观念文化总体上说还是中国封建大一统文化的附庸，在许多方面赶不上中原文化。但由于其广采博取，尤其是吸收海外文化的影响，已初步出现一些变革和创新，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岭南文化特色。岭南文化与吴越文化一起，逐渐以南方文化的姿态开始与北方文化并列，在冲突和超越中不断完善。

第五节 中西文化碰撞期

一、时间、范围和基本线索

岭南文化的中西文化碰撞期大体从清中叶至20世纪中叶。由于中西文化的碰撞主要在广东特别是其沿海地区展开和深化，因此本书论述岭南文化的中西碰撞主要集中在广东和港澳。

中西文化碰撞在岭南大体经历三个阶段：

前期从康熙设四口通商至鸦片战争，是西方文化初步传入的阶段。物质文化上岭南人开始大量接触西方物质文明，原已较为发达的商品意识得到强化。手工业中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城乡商业空前繁荣，广东帮商人十分活跃。制度文化和其他社会文化方面，西方文化刚刚渗入，岭南封建制度仍然根深蒂固。精神文化上的冲突已十分明显。如鸦片对中国人的精神麻醉；许多西方传教士在广东办教堂，办学堂和办报，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早期维新派引入西方文化，要求在政治上、经济方式和观念上修正封建文化，实行改良和变革等等。

中期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前。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直接渗入。广东出现民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大量华侨投资。制度文化上广东在全国率先掀起政制变革和改良思潮。精神文化上新思潮风起云涌。科学主义思潮、民主主义思潮、变革与改良的论辩等在广东首先酝酿或掀起。教育、新闻出版和文学艺术等各种精神文化门类异常活跃。广东成为新思想的“集散地”，成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窗口。

后期从辛亥革命至20世纪中叶。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流在此期前段（约至孙中山逝世）依然风起云涌，表现为旨在全面推翻清政府封建统治和封建割据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后段为孙中山逝世后，广东失去全国革命中心的地位，国民党右派执政期间，中西文化碰撞没有那么表面化，但却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

总的来说，从清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中西文化的碰撞一方面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受到冲击，另一方面又使岭南文化得以在两个世纪的短短时间内，吸收了西方文化大量精华并将其糅合在自己多元文化格局中，使此格局较为全面地发展，发生了质的进步。

二、重大历史事件

1．禁海、开海与一口通商

围绕着禁海与开放海禁的问题，对商业的政策等，封建清廷与广东民间反封建势力展开过长期而激烈的斗争。顺治十三年(1656)清廷颁布“禁海令”，严禁沿海船只出海贸易，不许片帆入口。为铲除郑成功反清势力，1661年发布“迁界令”，命令由山东至广东沿海的居民内迁50里。康熙元年(1662)3月又令广东沿海24个州县居民内迁50里，1664年5月再令内迁30里，弃田无数，杀人如麻，广东沿海产生数百万难民。这激起广东沿海人民的强烈反抗，先后爆发番禺疍民周玉、李荣起义和惠州碣石镇总兵苏利的抗迁起义等。致使清廷由部分复界至废止“迁界令”。迁界暴政历时23年，康熙二十三年(1684)才告结束。禁海和迁界的同时，清政府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对工商业采取种种限制政策，进行重税盘剥，加上行会束缚和农民购买力极低，广东资本主义萌芽遇到重重障碍。

康熙三十四年(1695)清廷宣布“开海贸易”，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6—267页。允许四口通商。粤海关设总口七处。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封闭闽、浙、江三海关，只留粤海关一口通商。粤海关设立的第二年（1686）建立的十三行进入重要发展阶段。十三行是由官府培植的封建政府对外贸易的代理人即官商，充当国内商人与外商的中间人。十三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开放海禁后，广州的外国商船和商馆越来越多。如1714年至1720年英法等国商船来广州贸易共68艘，1785年至1795年平均每年达575艘，1796年至1820年则达平均每年762艘，1821年至1838年增至年平均110艘。1764年西方国家对华贸易总值为5545847两，1837年增至3932万多两。参看上注及刘圣宜、王燕军：《抵抗与吸收》，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这大大促进了广东商业贸易的发展以及农业、手工业乃至工业的发展。

2．虎门销烟、鸦片战争和三元里抗英

一口通商，使广东外贸发展迅速，而且一直处于出超地位。英国为了改变对华贸易逆差的不利处境，大量走私输入鸦片，获取暴利，使中国在1837—1838年度贸易入超248万镑，18世纪30年代中国每年白银外流七八百万两。由于巨大的利益，当清政府严禁鸦片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便破坏禁烟，甚至发动战争。1839年6月3日至23日，林则徐在虎门海滩销毁鸦片，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奕山于1841年与英国签订《广州和约》，继而引发广州市郊三元里人民英勇的抗英斗争。这是中西文化碰撞的重大历史事件。

3．万木草堂与维新运动

早期维新变法运动以广州为中心展开。早期维新派思想家郑观应、容闳、何启、胡礼垣等人提出政治上反对封建专制，主张实行君主立宪；经济上反对洋务派的“官督商办”，主张民办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文化上提出倡西学，兴学校，军事上将重点放在“人”和“器”两方面的“防外侮”等主张，但不触及封建土地制度，维护传统封建道德和伦理观念。后期变法维新运动以康有为创办“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培养维新变法人才，研究维新变法理论为中心，在广州先行展开。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开办“万木草堂”，既讲中国古学又讲西学，其学生包括康有为在桂林讲学时的学生及各地来拜门的学生共约千人，其中有后来成为康有为主要助手的梁启超、徐勤、麦孟华、欧榘甲等人。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几年期间，写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人类公理》等重要著作。“百日维新”前广东出现了一批维新派组织的学会、学堂和报刊，宣传废八股、改科举、兴学校、育人才、采西学、开民智等变法内容。这些重要史实反映了中西文化碰撞在广东已进入初步的交流和融合阶段。

4．兴中会、同盟会与孙中山

孙中山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四人于19世纪末结成时人所称“四大寇”，1890年《致郑藻如书》，1894年《上李鸿章书》，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四条“富强之本”，1894年创立兴中会这个以商人为主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继而发动“乙未广州起义”，“惠州三洲田起义”等起义行动。1905年8月成立同盟会，继而在广东发动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钦州马笃山起义、庚戌广州新军起义、辛亥广州黄花岗起义，虽然上述起义均失败了，但其“轰轰烈烈之慨已震动全球”。后来武昌起义一举成功，天下皆应，推翻清廷，广东光复。孙中山与其有关的一切政治、军事行动典型地表现了西方先进文化与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剧烈冲突，也表明岭南人民经过吸收先进文化而产生的民间中西融合文化，其势甚锐。以后孙中山讨袁、护法，建立中华民国政府，建立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创办黄埔军校，整军北伐以及东征等，其文化内涵均属这一实质。

5．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

20世纪初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激烈论战。广东是双方论战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地区之一。焦点是革命与扶满。革命派以香港《中国日报》和广州的《广东日报》为阵地，改良派阵地是香港的《商报》和广州的《岭海报》，影响非常广大，表明中国知识界引进西方文化已到了结合本国实际的实质阶段，同时也反映出西方先进文化与中国封建传统势力的激烈碰撞。

三、各文化门类的发展

中西文化碰撞期内，岭南文化的门类有新的扩展，门类内涵不断充实和发展。比较重要的有：

农业方面，雍正、乾隆年间实行招民复业，兴修水利和蠲免赋税，“摊丁入地”等政策，耕地面积迅速增加，兴修水利工程扩大，农作制盛行三熟轮作制和两熟间作制，农村经济日趋繁荣。同时由于商业贸易的促进，经济作物面积迅速扩大，在农业构成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蚕桑、水果、甘蔗、茶叶、烟草、蒲葵、槟榔等品类的生产发展更快。同时由于广州、佛山等工商业城市的迅速发展和人口增长，刺激郊县果品、种花等经济作物生产日益专门化和商品化，清代广东严重缺粮，这是一主要原因。

手工业和工业方面在康熙至乾隆年间达到并超过明代的水平，出现商人办实业如采矿、铁器冶铸业、铁钉行、陶瓷业、丝织业、棉织业、茶叶加工场、榨糖业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

商业方面，由于开放海禁和一口通商，广东商业愈益繁荣，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广州、佛山、潮州、樟林埠(今汕头市澄海区）、江门镇、海口等市镇发展起来。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广东商业空前发达。主要由广州帮商人和潮州帮商人组成的广东帮商人异常活跃，不仅贸易于本省城乡，而且远及全国许多省份和世界许多地方，驰名于国内外。不但广州、佛山、潮州府城、江门、海口等大中城市人口集中，商业繁荣、商贾云集，而且各州县城镇也百货骈集，商贾络绎。这又促进了农村墟市的广泛发展，并使一部分墟市发展为城镇，如顺德陈村、番禺市桥、香山小榄、四会隆庆、高明三洲市、会同嘉积市等。

这些发展持续到鸦片战争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在广东出现，华侨投资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继昌隆缫丝厂、广州电灯公司及各地民办轻工业纷纷涌现。

物质文化的这一系列发展使广东成为维新变法派思想家和实行者活动的温床。早期维新派在此进行探索，康梁维新变法运动在广东铺开并扩展到全国，孙中山在此大展拳脚，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在精神文化上，此期广东的重要贡献有：政治、制度思想上早期维新思想、康梁变法思想、孙中山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形成，政党活动的理论和实践等；学术思想有屈大均的文学和史学著作，西方天主教、基督教以及科学、民主思想的传入，谢清高的《海录》，梁廷枏的《粤海关志》，容闳的《西学东渐记》，爱国思想家朱次琦和陈澧，黄遵宪等的诗界革命理论，梁启超的文学理论和资产阶级新史学等；教育革命上有康有为万木草堂、广州同文馆、南华医学堂、格致书院、教会学校的创办，张之洞兴学，丘逢甲办学方法和教育思想等；科学上有近代广东第一位科学家邹伯奇对光学、天文学和数学等的贡献，冯如的航空成就和詹天佑的铁路工程技术等；新闻出版上，早期有《岭学报》旬刊及其附设日报《岭海报》、《知新报》，世纪之交岭南成为我国新闻报刊的发祥地；外国人在港澳创办许多英文报纸，中国人在香港创办的中文报刊有《中外新报》、《华字日报》、《循环日报》、《维新日报》；在广州创办的有《中外新闻七日录》、《羊城采新实录》、《述报》、《广报》及《中西日报》、《中国日报》等。辛亥革命后，新闻报刊业进入“黄金时代”，仅光复后半年内，就有30多家报刊创办，两家通讯社问世，分别占同期全国总数的1/12和1/3。文学艺术上有岭南诗人的崛起和岭南诗派，岭南画家群与“岭南画派”前驱居巢、居廉，创始人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以及岭南画派群体，鸦片战争前后反侵略的爱国文学，招子庸《粤讴》，广东四大剧种的繁荣，黄遵宪等的“诗界革命”，吴趼人和黄小配的谴责小说，梁启超的文学理论等。

各门类文化的迅猛发展，从实质上可说是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各种新思想、新文化门类和新思潮的涌现和发展则表明广东在中西文化碰撞期内，由于勇敢地接受新思想并站在反封建传统文化的前沿，其文化从总体上来说已经赶上内地文化发达地区，在许多方面甚至已走在全国前列。岭南文化成为了中华文化富有生机活力和突出贡献的一个地域文化，步入先进文化的行列。中国在此时呈现中原文化、江南文化（以海派为中心）和岭南文化“三足鼎立”的文化格局。此格局在改革开放这一走向现代化时期愈益突出。如果能够实现赶超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方略，岭南文化的地位在中华文化中必将更加突出，并且将成为东方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亚太新文化体系中很有特色的地域文化，为人类文化作出更大贡献。

中编

第五章 远古文化遗存

大自然的历史是一部进化发展的历史，人类是这部历史的最终和最高的产物。一般认为，人类的最早诞生地是在非洲和亚洲南部的广大地区。近几十年来的考古调查发掘表明，我国的岭南地区，也属于人类起源地之一。岭南人在珠江流域，与分别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巴蜀、荆楚、吴越人，秦晋、齐鲁人一道，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

第一节 岭南人的远祖“马坝人”和“柳江人”

一、 岭南地区的远古文化遗存

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已经在我国发现了许多旧石器时代猿人的化石，如“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北京猿人”等，说明我国也曾经是人类的发祥地，是人类的故乡。岭南地区至今尚未发现猿人的化石，但这并不等于远古时代岭南没有猿人活动。从自然条件上分析，岭南地区气候温暖，雨水充足，自然界有丰富的食物资源，可能曾是古代先民的栖息地。

1956年秋，广西柳城县凤山乡社冲村的楞寨山的岩洞中，发现了经鉴定后被认为是巨猿下颌骨的化石，这是世界上最先发现的巨猿化石。到目前为止，考古工作者已先后在这个岩洞里发掘了3个巨猿下颌骨和1000多枚巨猿牙齿，以及大量的伴生动物骨骼化石。这些巨猿，生活在距今200万到300万年前，比猿人还原始得多。除此之外，广西的牛睡山黑洞中发现了3颗巨猿牙齿，广西武鸣县的步拉利山洞发现12颗巨猿牙齿，广西巴马县的弄莫溶洞中发现一颗巨猿牙齿。在岭南境内的这些巨猿化石的发现，为研究岭南地区人类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一般意见认为，这些巨猿属于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比较接近于第一阶段的人类。这说明，岭南人的发展进化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在岭南这块土地上，很早以前就有人类的始祖在此活动，虽然我们对这段历史所掌握的考古资料不甚丰富，但岭南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可以在此找到它的源头和起点。岭南文化与其他文化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

二、“马坝人”和“柳江人”

整个旧石器时代，可以根据石器打制技术的提高和生产水平的发展，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有学者将封开境内的垌中岩人称作岭南人类历史的揭幕人，因缺乏更多的证据，学术界未公认，本书未采此说。垌中岩位于距广东封开县城约60公里的河儿口镇一个石灰岩山峰的山坡上。在垌中岩发掘出土的人牙化石经测定距今约148万年，比曲江“马坝人”早约2万年。洞口相对高程约15米。洞口不大，高约12米，宽2米。从洞口斜入约4米是一个小洞厅。在洞厅左边有一个长6米，宽2—3米，高07—15米的支洞。支洞四壁有胶结坚硬的黄褐色砂粘土堆积。牙齿化石出土时除牙根有部分缺损外，其余均完好。其中一颗为右第3臼齿，共存的古动物化石有大熊猫、东方剑齿象、猩猩、长臂猿等20多种。

旧石器时代的中期大约距今4万年到20万年，这个时期的人类，考古学界称为“古人”。目前我国发现的马坝人、长阳人、丁村人，都属于“古人”。

1958年在广东曲江县马坝镇西南的狮子岩狮头洞穴里，发现了一个人类头盖骨和19种动物化石。马坝人头骨计有额骨、部分顶骨、大部分的右眼眶和鼻骨，属于中年男性个体。脑容量估计1225毫升。这具头骨的高度远大于北京猿人，眉脊粗壮，眉脊上方逐渐与额骨鳞部相续，其间有一浅沟相隔，但已远非猿人那样深凹，鼻骨也与猿人、“古人”相似而比现代人宽得多，其他一系列特征都介于猿人与现代人之间而与一般的“古人”相似。马坝人虽比北京猿人进步，但与北京猿人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它属于“古人”的早期类型，其生活的年代，经测定为距今129万年左右，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属于晚更新世早一阶段。

1984年秋，在清理原马坝人化石地点搬出的地层淤泥中，发现了两件砾石打制石器。一件为长条形砍砸器，另一件为扁圆形砍砾器，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批古动物化石。如果这两件打制石器确系和马坝人同时，就将岭南使用石器的年代推前至旧石器时代中期。从这些石器以及岭南地区的地理和气候条件来分析，当时马坝人的主要谋生方式是渔猎和耕作，而且以渔猎为主。特别是当时的岭南地区森林密布，沼泽遍野，野生的食物资源非常丰富，为当时的岭南先民创造了良好的生存条件，使得他们不需要付出太艰苦的劳动就可以获得足以维持生存的生活资料。这种优越的自然条件，一方面给了岭南原始先民优越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也使得他们缺乏创造与进化的内在动力，使得岭南地区的旧石器文明比中原地区落后。位于陕西汾河下游的丁村文化，其年代与马坝人相去不远，从目前考古发掘的一些遗存发现，丁村人与马坝人一样都与北京猿人有密切的关系而比北京猿人稍为进步。在丁村文化遗址中发现32万多件石器工具，这些石器各有不同的用途，有单边或多边形器、厚尖状器、小型尖状器、刮削器，这些丰富多彩的石器，说明了丁村人生活内容的多元性，狩猎的发达是丁村文化的一大特色，目前还没有证据可以证明马坝人也已经达到这样的发展水平。

距今约四万年，我国“古人”演进到“新人”(亦称晚期智人)阶段。现今发现的广西柳江人、四川资阳人、北京山顶洞人及广东垌中岩人，都属于“新人”。“新人”在体态上接近现代人，所使用的石器和骨角蚌器，已比前一阶段有了很大进步。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新人”已从流动分散的原始群体转变为比较固定而持久的群体，婚姻关系也已转变为族外群婚，原始氏族公社开始形成。

1958年，在广西柳江县新兴农场的通天岩，发现了“柳江人”遗骨化石。柳江人的头盖骨，经过复原程序后，发现其特征是面部低矮、塌鼻梁、颧骨较高、下巴微突，与现代人比较接近。在广西，除了柳江人之外，还发现许多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化石和生活痕迹。1951年11月在来宾县桥巩圩麒麟山盖头洞发现一具残破的人类头骨，称为麒麟山人。1980年春，广西白莲洞发现了一枚硕大的齿冠完整的人类牙齿化石。距柳州市很近的九头山洞穴发现了智人的牙齿化石一枚，同时发现有很多动物化石。在四案甘前岩找到7枚牙齿，经鉴定被认为属于5个性别不同的智人牙齿化石，同时还有不少伴生的动物遗骨化石。桂林市宝积山、穿山月岩的东洞、南部灵山的马鞍山、百色的上洞村、田东县的新洲、崇左县的矮洞等，都发现有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物。

1978年在广东封开县渔涝区垌中岩内，发现了一枚人类第二前臼齿化石，其特征与柳江人相似，距今约三四万年左右，共存有中国犀、华南巨貘等5种动物化石。1960年在广东灵山县(现属广西)城郊的东胜岩、葡地岩、洪窟等溶洞中，发现了属于四五个个体的人类化石，称为“灵山人”，其洞穴内有炭屑、灰烬、烧土和烧骨等，说明当时用火已相当普遍。

三、香港黄地峒遗址

2003年春，香港商人黄虎和香港考古学会副主席吴伟鸿发现了香港西贡黄地峒遗址。黄地峒遗址位于香港西贡的一个小村庄——榕树澳村附近，这里青山绿水，全村约一二十户人家，环境幽静，周边山峦起伏。在黄地峒附近海边沙土表层找到了大量的石器毛坯。这是一个距今35-39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制造场，迄今已出土了6000多件器物,南北长约400米，东西宽100多米，一直由山坡延伸到海滩，由此设想当时人们制造石器的场景：他们在离海平面几十米高的陡峭悬崖上将岩石凿开，石块顺着岩壁滚落到海边，大量制造工人在海岸边对石块进行加工。海边一块表面平整的岩石应该正是工匠们的工作台，几个人围着这个岩石，从岩石两侧凿取材料，在岩石上方的平面上进行打磨加工……。所有的石器均为两侧往中间方向剥片，这是香港乃至珠江三角洲从来没发现过的原始打击石器，香港出土的器物中有一定比例的手斧，这是西方旧石器文化时代的特征典型器物，之前在岭南也曾经发现过。它出现在东南亚与中国，是否说明东西方之间的古人类曾经有一定的关联？

一直以来，科学家一般认为香港有人类活动的时间始于6000多年前，香港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制造遗址，令香港有人类活动的历史一下推前了3万多年。此次发现的石器制造场范围之大、石器密度之高以及加工技术之全面，其意义远不在于对香港历史的追溯，更重要的是在于为岭南文化的起源研究提供了实物证据。从目前考古成果来看，岭南地区可能不仅仅是一个桥梁地带和中转站，有可能是现代华人的发源地。

旧石器时代大量的岭南文化遗存的发现，证明了这样的事实：

其一，在旧石器时代，岭南地区已经生活着人类的早期先人，他们在岭南地区广大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开始创造具有地域特色的岭南远古文化。岭南文化与秦晋文化、荆楚文化、齐鲁文化和巴蜀文化等一样，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源流。从时间的顺序而言，看不出彼此之间存在着先后或继承的关系。因此，可以认为在远古的岭南，自始至终存在着岭南先人，他们是岭南本根文化的创造者。

二是岭南远古文化已经显示出一定的地域特色。原始时代的人类先祖比他们的后代更依赖于自然生态环境，因此，其生存的方式和生存的质量就不可避免地打上环境条件的印记。与中原地区相比，岭南有着更加适合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唾手可得，难以产生创造和拼搏的动机，使得岭南地区工具的使用比中原地区落后许多。在生存方式上，比较少注重种植和采集，而注重于渔猎，这是岭南地区的一大特色。渔猎文化构成岭南远古文化的一大特色，影响了以后很长时间岭南人的发展方向，影响了石器工具的制作工艺和在生存技巧方面的进化。

其三，高山大河的隔阻，是延缓岭南地区先人进化的一种重要因素。高山峻岭和相对封闭的生活空间，阻碍了人们的迁徙流动，也减少了古人们之间的来往交流，使得岭南先民智力的发展和人种的发展都受到限制。这一点在以后的进一步论述中可以得到佐证。

第二节 母系氏族社会与西樵山文化

一、 新石器时代初期的文化遗存

人类在距今1万年左右，进入新石器时代。其典型的时代特征，是大量烧制陶器和制造磨制的石器工具。这一时期，原来以采集为主的地区发明了原始农业，原来以狩猎为主的地区发明了原始畜牧业，人类的生存能力因此而大为提高。随之而来的，是人类繁衍的加快和生活空间的扩大。我国的大部分地区，在新石器时代都有了人类活动的踪迹，特别是水源充足的平原地区。由于我国各地自然条件的差异，居住在黄河流域的氏族形成了以旱地粟类种植为主的农业；居住在北方草原地带的氏族部落，则以畜牧业为主；居住在长江中下游的某些氏族部落，以稻作农业为主；而居住在岭南地区的岭南原始先民，也由于自己栖息地的独特的地理构造，而分成三种不同种类的文化，这就是：洞穴、贝丘和台地。

岭南的西部和北部地区，岩溶地貌十分典型，有许多石灰岩天然溶洞。这些洞穴的成因，主要是地质构造运动，如褶曲、断裂、背斜构造以及地下水对石灰岩的垂直或水平的溶解作用。在众多的溶洞中，原始先民们选择了那些平坦宽敞、干燥避风、光线充足的山洞作为居所。由于附近通常有连片的森林及河流，使得人类可以得到足够的生活资料。这类洞穴遗址，在岭南地区是很多的。像桂林的甑皮岩、英德青塘洞穴群、罗定同清洞、阳春独石仔、马坝狮子岩、柳州白莲洞等。

从目前的考古发掘资料可以发现，岭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洞穴遗址比起同时代的贝丘和台地遗址以及中原地区的同类文化，在发达程度上要晚一个层次。在阳春独石仔洞穴遗址下层，发现有大量打制的砍砸器、刮削器、石锤、石砧，少量凿打成孔的穿孔石器以及骨角器。未见有磨制石器。其上层仍以打制石器为主，还有凿打后加磨穿而成的穿孔石器、骨角器、蚌器，磨制石器很少，没有陶片。广东北部山区英德县青塘圩洞穴群中，发现的是一些打制简单的石器和少量陶片。这些打制石器，制作十分简单，除刃部外其余部分都保留着天然岩面。发现的陶片中，一类是夹砂粗陶，多羼入碎石末和砂粒，以红色为多，火候较低，经测试为680℃，表面抹平。另一类泥质软陶，有红色和灰色的，火候比砂陶稍高。根据推测，青塘圩有些地点的文化遗存最早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代表了以渔猎为主的生活方式。

广西邕宁顶蛳山遗址是199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发掘出新石器时代的大量墓葬，出土大批石器、陶器等文物。考古界把该遗址第二、第三期为代表的、集中分布在广西南宁及其附近地区以贝丘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址命名为“顶蛳山文化”。柳州大龙潭鲤鱼嘴岩厦贝丘遗址1981年发现后曾进行过发掘，当时出土了6具人类骨骸和一些磨制石器和棒器。目前的二次发掘已发掘到距今最早2万年、最晚6000年的文化遗存，出土的燧石石器1000余件，另外，还出土砾石石器和陶片等数十件。

2002年，广西文物考古工作者还在百色革新桥发现一处岭南地区保存最完好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发现一个面积超过500平方米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加工场，出土文物3万多件，是目前我国发现的面积最大的新石器时代石器加工场。同时，还发现了一处保存完好的新石器时代墓葬。这一考古发现被评为200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

广西地区南宁、百色、柳州、桂林考古发掘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人类骨骸，从人体特征上看，和 “柳江人”有着明显的承袭关系，随着大龙潭鲤鱼嘴岩厦贝丘遗址发掘的新发现，基本上弥补了人类文化演变时期上的空缺，形成了一个完整、明晰的史前文化链。它揭示出，以广西为重要代表的岭南史前文化，和中原文化一起，构成了灿烂的华夏文明。

岭南地区新石器文化洞穴遗址当中较为发达的应是广西桂林的甑皮岩洞穴遗址。在其第三层新石器时代文化层里，发现了许多陶器。陶器主要是夹粗、细砂的红陶、灰陶，烧成温度约680℃。其中最多的是罐类，其次是釜、钵、瓮，还有少数三足器。可见，甑皮岩第三层的陶器比单纯的夹砂陶遗存已较进步。打制和磨制的石器工具约各占半数。打制的有砍砸器、盘状器、刮削器、石砧、石杵等。磨制石器以长身或短身的斧、锛为大宗，骨鱼镖、骨镞和石矛等渔猎工具都有发现。文化层中夹有25种数千件之多的哺乳动物碎骨，家畜仅猪一种，饲养期多数在一岁半左右，还有鱼、龟、鳖和螺蚌类介壳。这些发现，反映了当时岭南人的生活模式：

(1)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并存，反映了岭南人正处于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阶段。

(2)陶器已经出现，品种数量较多，但制作还处于初级阶段，说明此时新石器文化处于初始阶段。

(3)野生动物和家畜以及鱼类遗迹的发现，说明当时的人们主要从事的是狩猎、捕捞、采集和饲养等活动，种植业还不是很普遍。

二、 西樵山文化

西樵山文化是指在西樵山发现的遗址群，以及围绕西樵山分布在珠江三角洲使用西樵山式双肩石器的一批贝丘遗址。

南海市西樵山位于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上，这是座周长约13公里、主峰海拔344米的孤立火山丘。1955年起，经过多次调查考察，先在山麓发现有先民遗物的地点14处，其后又在山上找到数处有石器的地点，发现了以细石器为特点的文化遗存，特别是发现了当时人工开采石料所形成的7个洞穴。这些位于山内霏细岩脉岩上的洞穴，因其岩石坚硬致密，与可溶性的石灰岩之类不同，并非由于流水溶蚀作用自然形成的。最大的滴水岩，纵深37米。这些洞穴壁上到处遗留着火烧和剥离石块的人工痕迹。洞里和附近山坡上，堆满大量人工打击的霏细岩石片碎屑。推测当时可能用烧热岩石后浇水骤冷的方法，使岩石崩裂，撬下石料。因此考古发掘者确定这些洞穴是为了开采石料而人工开掘的。

在西樵山发现的石器，包括两个不同特点和风格的石器类型。第一个类型是以小石核、石片石器为特征的细石器；第二个类型是以双肩石器为特征的打制、磨制石器。细石器主要包括石核、石核石器、小石片、石片石器等。石核种类很多，有楔状石核、锥状石核、多面体石核、带把石核等；石片石器包括尖状器、各类刮削器、雕刻器、琢背小刀、石镞等。双肩石器类型的主要组合有：以双肩为特点的石锛、石斧、石铲、石切割器、长身石斧、石凿、石锤、石球、石锄、砍砸器、圆盘切割器、尖状器、刮削器等。石器以打制为主，也有少量精致的磨制石器。曾骐：《西樵山东麓的细石器》，《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

西樵山遗址有许多特点而使人们有充足的理由推论它是珠江三角洲当时的大型石器开采制造场：残断产品、半成品以及制作石器过程中剥落下来的废料数量极多；产品定型化，主要生产各类型的双肩石器；西樵山各地均未发现人类居住和活动的遗迹；西樵山的产品大量外运；珠江三角洲各贝丘遗址普遍发现西樵山式双肩石器。综上所述，包括20多个石器发现地点和人工洞穴的西樵山遗址，是我国华南地区迄今唯一的一处石器时代大型开采石材和制造石器的场所。尤其是凿洞采石的重要遗址，在我国尚属首次发现。在岭南文化的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上述西樵山诸地点的文化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既有比较原始的石器打制技术和类型，又有普遍存在的以双肩和梯形斧锛为代表的石器文化。而盛行于珠江流域的一些双肩石器，直到青铜时代还在继续使用。现在看来，西樵山遗址的年代，部分遗存上限可能到中石器时代，下限至新石器末期或很可能再晚。对全岭南地区整个新石器时代的农耕渔猎文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形成了岭南地区颇有特色的双肩石器文化。

三、 咸头岭遗址

咸头岭遗址位于大鹏镇咸头岭村的海边沙堤上。遗址面积13000平方米，文化层厚40-60厘米。1981年发现，1985年、1989年、1997年三次发掘1241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陶质生活用具，锛、斧、凿、铲、刀等磨制石器74件以及16件打制石器和98件天然工具。咸头岭发现了距今6000年的大量夹砂陶和彩陶，上面压印的花纹，在岭南考古史上都是罕见的，复杂精致得让人惊叹。在新石器时代，岭南深圳的人们就会制造如此精美的工艺，它看起来不像是生活用品，而像是祭器，说明那时候就有原始宗教崇拜，反映了当时的一种文化现象。咸头岭遗址的文化面貌在珠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中期沙丘文化遗址中具有代表性，从而被命名为“咸头岭文化”，并在全国的同时代文化中也享有一席之地。大量陶器的出土说明当时已经人口众多，众多人口聚居又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备较强的生产能力，能够获取足以让他们生存的食物。咸头岭出土的陶器和石器的工艺制作水平和审美水平已经相当高了。

咸头岭是珠江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中文化内涵最为丰富、文化特征明显的典型遗址，该遗址是环珠江口彩陶、白陶的发源地，咸头岭史前文化遗存中的典型器物在各期遗址中的演变脉络清晰。大鹏咸头岭出土大量新石器时代中期文物说明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一样历史悠久；有可能证明咸头岭是珠江古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

四、 岭南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

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革新和生产力的提高，婚姻关系和社会组织不断改进，大约一两万年以前，岭南的母系氏族公社逐步得到发展。氏族以血缘关系作为纽带组织起来，同一始祖母生下若干后代，就是一个母系氏族公社。组成这个公社的成员地位平等，他们集体劳动，互相合作，平均分配。由于妇女在氏族生活中起着核心的作用，而且采取在氏族之外实行的同辈男女的群婚制，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所以形成了以女子为中心的母系氏族社会。到了大约五六千年以前，岭南地区的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繁荣的阶段，这与当时农业、饲养业、制陶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岭南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阶段有三个显著特点：

(1)贝丘遗址文化相当丰富。广东的韩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港澳沿海地区、广西南宁的豹子头、防城县境的亚普山、马兰山、杯较山等地方，都发现了贝丘遗址。这些贝丘遗址里出土的遗物，首先是厚约2-3米的介壳层。有石器工具和网坠、龟甲刀、蚌刀、骨鱼钩、骨鱼镖、骨匕等。死者就埋在贝丘遗址中，一般不挖墓穴而用贝壳掩盖。澄海县南峙山麓内底村贝丘遗址，面积达数万平方米，文化层达数米厚，堆积大量海生介壳类，出土过30多件磨制精细的骨镞和骨镖渔猎工具。经测定一个标本的碳14测年为4300年左右。陈桥村出土大量的猪、牛、鹿等骨骼，还有大量人们食后遗弃的鱼、鳖、蚝、蚶、蛤、螺壳等。在陈桥村遗址发现不少人骨上染着红色赤铁矿粉，这在北京“山顶洞人”的旧石器晚期墓葬中已经出现，是一种灵魂不灭的观念的反映，说明当时人们的思想文化水平已发展到对人类自身的反思这样的哲学高度。从一二米厚堆积的贝丘遗址看来，当时已经出现了定居部落，这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又一大进步，表明人们可以选择适宜的地方居住下来和扩大集体的居住地，这对氏族公社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除了贝丘遗址之外，还有一些沙丘和岗丘台地遗址，也反映了同一时期岭南原始人群的文化发展水平。

(2)石器制作水平的提高。当时人们使用的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除了大型砍斫器、敲砸器之外，用来敲取海边牡蛎的“蚝蛎喙”是一种有特色的大型石器，在防城的贝丘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数量很多的“蚝蛎喙”，占遗址出土石器工具40%－50％。当时磨光石器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多，以适应生产日益发展的需要。主要种类有矩形和双肩型的石斧、石锛，还有凿、锄和铲。西樵山石器制造场生产的以霏细岩石料为主的双肩石斧、锛，在增城金兰寺村、东莞万福庵村、南海观音庙和高要永安厦江村等遗址都有发现。除此之外，骨角蚌蚝质料的生产工具，在贝丘遗址中也有一定的比例。陈桥村、风地等遗址出土了不少有柄而且刃部锋利的兽骨切割器，骨刀和镞、锥等。反映了人们制作工具水平的提高和生产的发展。

(3)制陶工艺。陶器的种类和数量都有了增加，表明收获量有了增长，生活有了改善。陶釜、陶罐上描绘了宽带状的赭红色，这就是在这种文化遗址中新出现的彩陶。彩陶就是在泥质陶器外表或表里用红色、赭红色等颜料绘以各种花纹图案。它既是实用器具，又是原始的艺术品。我国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青莲岗文化、马家窑文化等，都出现过多种颜色的多姿多彩的彩陶。广东彩陶的特点是，花纹图案主要是几何形线条的，没有发现动植物和人物的纹样；其次是器形种类少，主要是一种食具的矮圈足盘，其特点是在盘身外表和圈足的表面，描绘三种不同的花纹：有宽带状条彩、勾连云纹中间加上圆点纹等。这些彩陶，在金兰寺村，万福庵村，高要广利区龙一乡蚬壳洲，深圳市大梅沙、小梅沙，珠海市淇澳岛后沙湾，澳门路环黑沙湾以及香港大湾、舂坎湾等新石器中期遗址均有发现。

随着时间的更替，原来以母系为中心的氏族部落，人口已逐渐增多，生产力不断发展，部落成员的生活进一步得到提高。随着生产的发展、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分工越来越细，部落之间开始了以物易物的贸易。现今发现的珠江三角洲和港澳等地的彩陶盘，在器形、花纹图案上有着很大的相似性，还有其他许多绳纹，刻划纹圜底陶釜、陶钵等，都有许多相似之处。此外，在广西内陆的宁明、武鸣、崇左、那坡等地的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作为装饰品的海贝。这些海贝，原产地应在沿海地方，无疑是内陆居民通过交换得来的。这一切，反映了当时氏族部落之间联系的加强，母系氏族公社已日趋繁荣，为过渡到父系氏族公社准备了条件。

第三节 新石器晚期的父系氏族社会与石峡文化

岭南地区迄今为止已经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晚期父系氏族阶段的遗址，仅广东就有遗址三四百处，墓葬278座，陶窑遗迹20多处（座），以及数以万计的各种器物。在一些遗址中发现了陶祖——男性生殖器陶塑，反映了当时崇拜男性和以男子为中心的现象，这正是父权制业已确立的物证。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石峡文化遗址是目前发现的岭南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它位于曲江县马坝镇西南约25公里的狮子岩的山腰上，临近马坝河，是山坡台地类型的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这个时期，岭南的原始农业已有较大发展，并初具规模，这可以从石峡文化出土的大量石器农具得到佐证。石峡文化的石器生产工具，主要有镬、铲、锛、凿、镞等，多通体磨光。石镬为长身弓背，两端有刃，一宽一窄，最长的达31厘米，是适于华南红壤区挖土深翻的利器。石铲均穿孔，扁平长身梯形或长方形。石锛分长身锛、梯形锛、有段锛和有肩锛四种。镘、铲和一部分石锛都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工具。还发现了不少栽培稻实物，已碳化的米粒、稻谷、稻壳和碎秆等，散见于墓葬、窖穴、砌灶的泥巴和作为建筑遗存的烧土块中。经过鉴定属于栽培稻籼型稻、粳型稻两种，以籼稻为主。新石器时代稻作遗迹的发现，结合现在石峡附近还生存野生稻的情况，可以说明岭南地区存在着历史相当悠久的稻作文明。

制陶业也相当发达。石峡遗址发现大量陶器，如盘鼎、盆鼎、釜、罐、圈足盘、三足盘、豆、杯等。陶器的造型以三足器和圈足器为主，其纹饰有绳纹、漩纹、重圈纹、漩涡纹、网结纹、方格纹、曲折纹、云雷纹和划纹等十多种。这个时期制作陶器已经开始使用陶轮，既提高了效率，增加了产量，也使陶器形制更为规整美观。轮制陶器的出现，是与男子成为制陶业的主要承担者的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石峡遗址出土的陶器，经测定温度在摄氏860℃-1100℃之间。陶器表面装饰的各种花纹已使用了陶拍，即在陶坯将干未干时拍印出各种精致美观的纹样。1986年在曲江石峡遗址，还出土了一片泥质陶罐的残件，其上部拍印曲折纹，下部拍印有五个女子手拉手在跳舞的生动场面。这是广东迄今发现的新石器末期印纹陶器上唯一一件有人物造型的陶制工艺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石器制作工艺更加精致。石峡文化遗存出土了数百件完整的石锛、斧、凿、穿孔石铲(斧)和石钺，以及多达四五百件的石箭头。这些石器大多经选材、切割、细磨、穿孔甚至抛光的加工制作过程。还出土了一批经过钻孔、磨光、精雕细琢的石琮、璧、环、璜、玦和笄簪、坠饰，还有少量水晶耳玦和绿松石片饰。这些高水平的器物的出土，一方面说明当时石器制作工艺水平的提高，说明手工业已经作为一门独立的行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出来；另一方面，说明了当时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佩戴属于奢侈品的饰物已经成为一部分人的消费内容。

石峡下层清理出的64座墓葬和大量遗物，集中反映了石峡文化的内涵和特征。譬如所有墓葬都有一定数量的随葬品，墓坑四壁经过烧烤，有的墓底抹一层草拌泥，死者的位置头东脚西，身上或近旁撒有朱红粉末。从这些情况可以推测，此时人们已经产生了灵魂不灭的思想，产生了对来生、鬼神等虚构物的原始迷信。

石峡文化下层的墓葬经过排比分析，可以分为三期。这种分期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岭南文化阶段性的发展变化，以及原始社会解体的过程。第一期墓葬：墓坑一般较小，随葬陶器种类较简单，基本组合是盘式鼎、三足盘、釜、壶，有些墓还有罐和釜形鼎；石器有铲、长身锛、梯形锛，少数的墓放置镟。第二期墓葬：随葬品数量渐增；陶器组合仍以盘式鼎、三足盘、釜为主，普遍还有豆、釜形鼎和夹砂盖豆，新出现了盆形鼎、圈足盘；石器中铲、锛、镞的数量增加，又新添了为数不多的石镬、有段锛、石凿和兵器石钺，少数墓开始随葬环、珠、笄等玉饰。第三期墓葬：轮制陶较发达，随葬陶器最普遍的是盘式鼎、釜形鼎、釜、豆、圈足盘、三足盘等，形制也有变化，新出现了圈足甑、大袋足鬻；石镬、有段锛、凿和钺已较为常见，还新出少量的有肩石锛；这时，大小墓随葬器物显得悬殊，大型墓随葬品多达110多件，包括较多的生产工具和新出的琮、瑗、璧等贵重玉器，显示墓主占有较多的财富和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苏秉琦：《石峡文化初论》，《文物》1978年第7期。

通过石峡文化的墓葬分期可以看出，为适应多种劳动的需要和提高劳动效能，岭南石器工具类别逐步增加，形制也有所改进，这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农业生产方面，较进步的农具越来越得到普遍使用，主要劳动力也由原来的妇女变成了男子。这在第三期墓中反映得更为突出。在手工业方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至少已部分地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生产部门。这不仅从精美玉器的制作、轮制陶业的兴起等领域表现出来，也在木制手工业上有所显露。第三期47号墓中，就发现随葬有大小成套、7种型式的卷刃凹口锛和凿，说明木工工具的专门化。值得注意的是，掌握了专门技术的手工业者，在氏族中的地位变得有些不同于其他成员了。如随葬多种木工专用工具的墓，墓坑大，朱红多，放置成组陶器，还有其他生产工具和贵重玉器，填土又经夯打，可见其墓葬规模和随葬品都较突出。总之，在石峡下层第一、二期墓，有些墓葬随葬品已发生差异，表现出原来氏族成员间的平等关系开始遭到破坏的情景；到了第三期墓葬的阶段，则发展成为鲜明的贫富分化，产生了少数人特殊化的现象。这种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是分工、交换和私有制产生、发展的结果。

伴随私有制的发展而来的，使用暴力掠夺和侵占他人财富，也成为原始社会晚期的一种经常现象。专用的兵器——石钺出现了，长身的斜刃钺和双肩石钺，薄体利刃，穿孔缚绑木柄，是一种砍劈器。石镞的使用量骤然剧增，500多件石镞出土于23座墓内，出土相当集中。随葬了钺、镞类兵器的墓葬，往往兼有若干特殊玉器、生产工具和陶器，有的墓坑构筑也较讲究。即使主要随葬多量石镞的墓，一般总还有些其他器物。总而言之，少数人拥有象征特殊地位的石钺、玉琮等重要物品以及其他财富，墓坑也特殊；而多数人只有少量工具、陶器或十分贫乏。私人占有生产手段及大量财富，并与掌握暴力手段结合起来，由此形成了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原始社会正步步走向瓦解。

石峡文化与东南沿海、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诸原始文化有密切联系。石峡墓葬出土的有段石锛、鬻、盘式鼎和多足鼎等，与清江筑卫城下层、修水山背出土的同类器物对比，存在相似之处。石峡的穿孔有肩石钺、刻纹大玉琮、贯耳圈足壶等，与苏南浙北的良渚文化遗物大同小异。而地区特征性很强的双肩石器，则在其他地区零星地有所发现。可见，石峡文化与赣江流域、长江中下游甚至远达山东沿海等地的诸原始文化，不断发生直接、间接的交往和相互影响，并且相互传播越来越广泛，岭南文化开始跨出其独立发展期，为进入百越文化圈准备着条件。

第六章 从百越文化圈到汉越文化融合

岭南文化从先秦起经历了远古文化向原生文化、再生文化形态的转化发展过程。商代至战国晚期这一段先秦百越文化圈时期，岭南文化是以南越土著居民为文化主体，岭南本根文化为核心内容，以原始素朴的区域性为总体特征的原生文化，相对于后来的文化类型，我们称其为本根文化。

秦汉时期，由于具有强大亲和力的华夏文化的传入，岭南文化进入了2000年左右的汉越文化融合期。岭南文化的原生形态开始并完成其自身历史性的嬗变，与中原汉文化交流、认同和整合，形成了以中原汉民族为文化主体，汉文化为核心内容，以开放性、重商性、兼容性、多元性等为总体特征的，既保持自身特质又大量融合了中原先进文化的岭南再生文化形态。至唐代，岭南再生文化的主体构架已基本定型，总体特征充分展现，是汉越文化融合期中繁荣、鼎盛的发展时期。就汉越文化融合这一历史主题而言，秦收复岭南、南越国时期、汉武帝时期和唐代是最重要和成就最为显著的时期，限于篇幅，本章只就这几个时期做重点概述。

第一节 先秦百越文化圈中的岭南文化

一、 总体特征

先秦时期的岭南文化，主要是指自商代到战国晚期这一时段，处于百越文化圈时期的文化。这一时期的岭南文化是独立发展期岭南远古文化的延伸和演进，保持了岭南远古文化中的风俗习尚、宗教观念。其总体特征是：以岭南本根文化为核心，周边百越文化为氛围，带有明显的区域特点的原生文化。在器物文化、习俗和观念文化上体现了有别于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等的岭南越族土著特点。完整的制度文化尚未形成。以青铜器为代表，同时兼有磨光石器、几何印纹陶器和少量铁器，形成了这一时期的器物文化；宗教文化上，表现为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合而为一的宗教信仰；经济文化上，则以锄耕农业为主体，兼有狩猎捕捞、经济作物种植、家畜驯养的多元农业文化；文化传播上，岭南越族主要与其他百越族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融合，同时与荆楚文化、中原文化也有一定的交流。在民俗文化上，具有明显的南越族土著特点，体现了这一时期岭南越族文化的原始性、素朴性。

二、 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合一

百越远古文化中，已有图腾崇拜的习俗。到百越文化圈时期，这一集中表现百越原始氏族部落意识形态的习俗，仍被保留下来。由于当时百越各族互不统属，尚未形成统一的图腾崇拜。不同的氏族和地域，有着各自的图腾崇拜。南越族图腾崇拜的基本形式和主要内容是蛇图腾，其特点是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合而为一。

与中原民族的图腾崇拜不同，南越族的图腾崇拜并不主要以物化的器型来反映，而是以符号为表征，往往通过“断发文身”的习俗来表现。文身是百越族的共同特征。史载谈及他们的文身图案和含义有许多，其中集中反映到以蛇状文身。诸如“劐发文身，以象鳞虫”，“文其身刻画其体，内墨其中，如蛟龙之状。以入水，蛟龙不害也，故曰以象鳞虫也”。《淮南子·原道训》及高诱注。还有说越人“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象龙子者，以避水神也”。《说苑·奉使》。这里讲断发文身，为蛟龙之状，是为了在水中活动时，不会被蛟龙所伤害。后来屈大均对越人文身“以象龙子”有精辟见解：“南海龙之都会，古时入水采珠贝者，皆绣身面为龙子，使龙以为己类，不吞噬”。《广东新语·鳞语》。越人崇拜龙蛇一类，是自以为打扮得像“龙子”，作为“龙蛇一类”的祖先见之，以为是“子孙”同类，就不会伤害了,甚至会保护他们的安全。所以，越人其中包括南越族以蛇文身，既反映出对蛇的实物图腾，同时还反映出他们的祖先崇拜观念。这种宗教文化，延续到近代，海南黎族妇女“蚺蛇美孚”的文身习俗仍有反映。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合而为一的宗教观念，还可从先秦岭南文化遗事中反映出来。有关羊城的古史传说记载：“周时南海有五仙人，衣五色衣，骑五色羊来集楚庭，各以谷穗一茎六出留与州人，且祝曰：‘愿此阛阓永无荒饥。’言毕，腾空而去，羊化为石。”《羊城古钞·古迹》。这里彰显出的远古南稻北黍的农耕经济格局，既反映了古代岭南以水稻种植为主的经济文化内容，也反映出以羊作为民族、氏族图腾标志的宗教观念。据前人研究，黄、红、黑、白、紫五色羊是百越各族的不同标志，其中黄羊一族在南越族从事农耕，最为兴盛。事实上，把羊作为图腾崇拜的宗教文化，作为民族和区域文化的象征，至今仍可从以羊城、五羊城等作为广州别称的事实中略见端倪。

岭南越族的宗教文化中，除流行有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外，还有祭祀和占卜。祭祀中有祭图腾的，有祭祖先的，也有祭水神的。而占卜则有鸡卜、蛇卜、占梦，主要以鸡卜为主。关于南越人笃信神鬼，以鸡占卜，古籍曾有记载：“粤巫立粤祀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粤祠鸡卜，自此始用”。《汉书·郊祀志》。从岭南越族的鬼神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祭祀和占卜中可以看出，岭南越族的宗教文化，具有多种内容、多种形式的多元化、区域性特征。

三、 器物文化风格

继新石器时代晚期发达的几何印纹陶文化之后，岭南地区进入了青铜器时代。青铜器时代上限达商和西周，下限到战国，及至战国中、晚期起，铁器才逐步使用到生产中来。先秦岭南青铜文化遗存，是以青铜器、磨光石器和几何印纹硬陶共存为主要特征的。其发展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期从商代起，到春秋晚期，是夔纹陶类型文化时期。第二期为战国时期，属于米字纹陶类型文化时期。总观先秦岭南青铜文化时期的青铜器、石器和陶器，其文化风格及特征主要反映为：一方面，这时的器物文化是岭南越族和其他百越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先秦岭南处于百越杂处的时代，在物质文化上，岭南越族的器物文化作为百越文化圈中的子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其他百越民族的影响。例如，南越、西瓯、骆越族的青铜器物与东瓯和滇越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像南越青铜器中的靴形钺和戚，便与滇越多有相似之处。还有肇庆墓的附耳筒、直筒、双附耳，与西南等地的典型器物及铜鼓文化关系密切。另一方面，南越青铜时代的器物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打上了中原文化，尤其是荆楚文化风格的烙印。诸如清远墓的两件铜罍，罗定墓出土的铜盉、铜缶、铜鉴等器物，都与中原或荆楚的同类器物相同或相似；再一方面，岭南越族的器物文化具有明显地方风格和特点，这是最主要的方面。像清远出土的属春秋时代的人首柱形器，反映出当时受“黥首贯耳”酷刑的“断发文身”的越人奴隶形象，这一器物仅在岭南出土，地方色彩最为鲜明。具有明显地方特点的还有双肩铜锛、人形把匕首、扇形钺、盘口鼎、篾刀等器物。岭南器物文化的重要特征还表现在，它同其他百越文化的关系是双向的文化互补和交流。岭南越族在百越族中是属于文化发展上较有特色的地区，其器物文化必然也会对其他越族产生一定的影响。像王字形纹青铜器，是属于南越器物的使用标记，在句吴、滇越等地均有发现，甚至于流传至荆楚地区。

在器物文化上，表现出具有岭南区域性风格的，还有干栏式巢居。所谓“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张华：《博物志》。说的是南越族为适应近水潮湿的生存环境，建筑了悬离地面的干栏式住宅。干栏式巢居是最具民族风格和特点的器物，为百越民族共有。岭南越族的干栏式巢居除与其他越族有相同之处外，高栏式结构则与其他越族的低栏式结构、麻栏结构有所不同，具有自身的区域特点。这一器物文化风格，迄今还在海南黎族的建筑中反映出来。此外，岭南越人织造的“子布”和美蕉布，无论在纺织技术，还是品种质量上，都具有自身的特色，反映了越人纺织品质量的新水平，为中原汉人所青睐。参见《百越民族文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

四、 独具特色的岭南越族习俗观念文化

先秦时期岭南越族的习俗观念文化，与其“背山负水”、与中原相对阻隔的地理环境紧密相关。无论习俗文化、道德风尚、语言文字，还是饮食文化，都体现了岭南越族区域性为特征的原生文化内容。

在习俗文化上，正如史家所言：“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荀子·儒效》。“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 同上《荣辱》篇。这已明确区分出楚、越、夏是不同的民族，各有不同的习俗。岭南越族在习俗文化上的特征除“断发文身”外，最鲜明的莫过于喜食鱼蛇蛤蚌的饮食文化。《逸周书·王会解》中言，“东越海蛤。欧人蝉蛇，蝉蛇顺食之美。于越纳，姑妹珍，且瓯文蜃，共人玄贝”。还有如“越人得髯蛇以为上肴，中国得而弃之无用”，《淮南子·精神训》。“盖越人美嬴蚌”《盐铁论·论菑篇》。等说法，都反映出岭南越人喜食蚌、蛤、螺、蛇等，与中原饮食文化不同。这一饮食文化风格还流传至今。

在道德风尚上，岭南越族表现出崇尚勇猛、冒险的原始粗犷的精神风貌。与江河湖海相近的边缘地理，造就了南越人勇猛好斗，熟习水性，开拓冒险的精神文化特质。“越人之俗，好相攻击”，《汉书·高帝纪》。曾为史家所道。春秋至战国时南越尚武用剑，勇猛好强。这种崇尚勇猛、不屈、冒险的文化风格，在秦始皇时岭南越族人与中原大军鏖战并大败秦军中充分表现出来。后来随着中原礼教文化的不断南播，这种区域性的素朴文化才逐渐有所淡化。

语言文字方面，据前人研究，先秦时期岭南越族尚无本民族的文字，然而，在语言方面却有着相当丰富的且独具区域特色的越语文化。古史文献中，像《国语》、《说苑》、《越绝书》等，都保留了古越人语言方面的记录。南越语言文化特点，扼要地讲，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原汉语和楚语的语言。南越语中，轻利急速的发音方式，形容词或副词置于名词或动词之后的倒置词序，以胶着语为特点的语词结构等等，都明显地反映出自身的特征。当时楚人听越歌，必须翻译，汉字记越歌，只能用记音方法，表明越语与楚、汉语言是不通或不同的。《说苑·善说》。

五、以开放性为特征的对外文化交流

尽管地理条件是形成岭南文化特征的前提，岭（五岭）海（南海）阻隔而形成的先秦岭南的区域性原生文化，也并非一种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封闭文化形态，而是以本根文化为主,兼容其他文化因素的开放性文化。

早在商周时代，岭南越族便与中原商周王朝，以及长江流域的吴、越、楚等国，有着日趋频繁的经济文化往来。《逸周书·商书·伊尹朝献》中记载有岭南向周成王进贡物产之事。

至春秋战国时，南越与吴越文化、荆楚文化的交流越来越密切。在“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奄南海”，《左传·襄公十三年》。“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后汉书·南蛮列传》。等的记载中，反映出春秋时岭南与楚国已发生了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战国时，岭南越人已“服朝于楚”。南越有翡翠、珠玑、玳瑁等珍品和工艺传入北方，而中原和荆楚则以青铜器以及少量铁器等器物为代表的中原先进文化影响着岭南。同时，岭南与中原的交往关系，还在《百越先贤志》的记载中反映出来。东周时，南海人勇获曾任吴王夫差的大夫，梓藏为齐国宰相，南海人高固曾为楚威王将相等，都表明春秋战国时，不但在物质文化上岭南与中原、荆楚有密切的关系，甚至已经有一些岭南人活动于中原等地，客观上促进了华夏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流。

不仅高度发达的商周文化给岭南古代文化以强烈影响，岭南文化吸收了许多非本土的文化元素；而且与此同时，其他百越族文化也对岭南文化产生了相当作用。除上文提到的器物文化，有些器物体现了百越文化融合的特征外，文化融合在其他方面也有不少表现。如语言上，南越、瓯越(西瓯)、骆越与闽越等族语言，据专家研究，在众多词语、音调、语序、结构等方面都有相似之处。 赵日和：《闽语辨踪》，《福建文博》1984年第2期。有研究成果表明，在汉民族移民进入岭南前，当地的土著民族已穿梭于南中国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岛屿。“断发文身”、“善于用舟”的习俗文化，“火耕水褥”的水稻种植文化都曾为百越民族共同具有的文化，是百越文化融合交流的结晶。

总之，百越文化圈时期的岭南文化，是以岭南越族文化为主体的区域性原生文化。素朴性、区域性，以及在百越文化圈内的兼容并蓄、开放性相互交织，共同构成这一时期岭南文化的基本特征。

第二节 秦统一岭南与汉越文化融合初始阶段

一、 主要特点

秦始皇进军岭南与岭南设郡，使岭南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先秦百越文化圈时期，岭南文化的原生形态，伴随中原华夏文化的传入而进入了逐渐演化的过程，开始了自身的文化转型，秦定岭南使其加速走上了与中原先进文化融合，并最终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岭南再生文化形态的发展历程。秦王朝时期是汉越文化融合的初始阶段，也是岭南原生文化实现转型，再生文化开始萌芽的时期。这一时期岭南文化的主要特点表现为：百越文化圈时期岭南文化中原始朴素的习俗文化观念，散乱无序的社会组织文化等已有改变，中原制度文化、器物文化以及生活观念文化在岭南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并日趋为岭南人所认同。而富有岭南特色的兼容性、开放性等特性则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和进一步的发展。从文化发生的意义上说，这一时期岭南文化的特征均与秦始皇统一岭南和在岭南设郡，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秦进军岭南与设郡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进军岭南并在岭南设郡，将岭南纳入秦王朝封建大国的版图，结束了岭南奴隶制社会文化的历史，开始了封建社会时期岭南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的认同整合过程。秦始皇进军岭南前，南越族各部落、支族互不统属，尚未形成完整的内部组织，处于“各有君长”这一散乱而相对独立的阶段。秦始皇攻灭五国(仅齐国尚存)后，立鼎长安，虎踞湘楚，公元前223年兵临五岭，适时用兵“因南征百越之君”。《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第一次逾岭南进的大军由“尉”屠睢率领，《淮南子·人间训》载有50万之众，实则无此必要。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由于交通不便，进军迟缓，首尾难济，加上越族各部落顽强抵抗，战事绵延达三年之久。秦军被杀甚众，主帅屠睢也被杀死。有鉴于此，秦始皇指派秦将史禄在今广西兴安开凿灵渠，沟通湘江与珠江水系，解决了秦军运输粮草的问题。同时还增派任嚣、赵佗两尉，统率5万楼船水师增兵岭南。公元前214年，秦军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秦始皇略定岭南后，下令在岭南地区设立桂林、南海、象三个郡。今广西大部为桂林郡所辖。南海郡则管辖今广东大部，下设番禺、四会、龙川、博罗四个县，郡治设在番禺(今广州)，委任任嚣为南海郡尉，赵佗为龙川县令。象郡主要管辖广西南部、今越南北部和广东西南部分区域。秦始皇在岭南设郡，使岭南置于以郡县制为基础的秦王朝中央集权的统治下。

秦始皇进军岭南以及在岭南设郡，结束了岭南散乱无序的组织结构，岭南历史上首次形成了与中原相关的制度文化。尽管这种制度文化是封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在岭南推广的产物。然而，郡县制度在岭南的实施，使岭南越人逐渐变成为封建政府的郡县编民，岭南地区出现了相对稳定、等级有序的社会组织和行政机构。百越文化圈时期，战乱纷争、各自为政的南越各族，在秦王朝专制集权的体制下，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促进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交流。因此，郡县制的确立，在客观上，对于促进岭南再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意义是深远的。同时，在统一的政治体制的保障下，先进的中原文化直接输入岭南，大大增进了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为实现岭南的原生文化形态向与中原文化整合的再生文化形态的转变，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是岭南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起点。

第三节 赵佗与南越国时期的文化成就

一、基本构架

南越国时期，是岭南文化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南越王国尤其是赵佗执政的时期，岭南文化步入了汉越文化融合的新阶段。岭南文化的总体内涵上，已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岭南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制度文化、器物文化以及观念文化上，都表现出汉越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创造的文化特质。如果说，秦时岭南文化开始了原生形态向再生形态的转化，至南越国时期，岭南文化的再生形态则已具雏形。其内容表现为：汉越文化融合基本展开，岭南原生的原始朴素的习俗文化已经开始淡化，而具有区域特色的兼容性、开放性特征更加鲜明突出，多元性、重商性特征已初见端倪。

二、社会相对安定的岭南文化环境

秦朝末年，爆发了陈胜、吴广为首的农民起义，接着项梁、项羽、刘邦等人也起义响应，出现了“豪杰叛秦相立”的局面。当时，南海郡尉任嚣认为秦王无道，天下苦之，认识到南海地处僻远，是汉越交错之地，不宜出兵中原助天下除“暴逆”，而应“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就地反秦自立，保境安民。任嚣病危时，将南海尉的权力交给赵佗并策动其自立。秦朝灭亡后，赵佗即发兵占领岭南其他两个郡，建立南越国，自立为南越武王，以番禺为王都。南越国公元前206年立国，至公元前111年灭亡，历时95年。其中赵佗执政达70年之久（前206—前137年），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割据的岭南独立王国。

赵佗在建立和统治南越国的过程中，为岭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南越国初创时期，赵佗不派兵北上参与“虎争天下”的角逐，“急绝道聚兵自守”，《史记·南越列传》。尽力巩固岭南边境，避免了一场置民众于水火的战争，使岭南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汉高祖及汉文帝时，赵佗曾两次使南越国回归汉朝，臣服汉帝，尽量避免汉帝国与南越国之间的激烈冲突。汉景帝时，“七国叛乱”，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都把南越作为一股叛乱力量，寄予厚望，《汉书·荆燕吴传》和《汉书·伍被传》。赵佗却一心事汉，拒不参加吴楚七国叛乱，在客观上也使南越国处于一个相对安定的局面。这一安定的局面，为岭南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可以说，没有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原与岭南文化的交流就没有可能充分而全面地进行，岭南社会自身的文化发展也将相对迟缓，岭南文化也就不可能取得南越国时期这样比较显著的成就。

三、赵佗“和集百越”政策对汉越文化融合的促进

为进一步稳定岭南社会，促进汉越文化交流，赵佗坚持长期“与越杂处”，采取“和集百越”的民族政策和各项措施。作为中原汉人的赵佗，尊重越人的风俗习惯和民族文化。为获得越人信任，赵佗自动改着越装，“弃冠带”，仿效越人习俗梳椎形发髻。公开称自己是“蛮类大长”。《史记·南越列传》。赵佗攻破象郡安阳王，“令二使典主交阯、九真二郡人”，《史记·南越列传》。尊重骆越人的社会习惯，灵活治理；为消除民族隔阂，赵佗还起用越人首领，上至丞相，下至一般官吏，都有越人参加国家治理；同时实行汉越通婚政策，不搞种族歧视；经济上，采取无赋税的财政制度。由于这些措施、制度的实施，大大增强了汉越民族的融合、生活方式的沟通和文化观念的交流，使岭南人的生活观念、行为习性以至素质都有较大的进步，从而使岭南社会的整体文化出现一个新的发展局面。

赵佗“和集百越”的过程中，在尊重越族人民文化的前提下，积极提倡进步文化，改变“越人之俗，好相攻击”的旧风俗，加速了越人社会的封建化，使中原具有古文明特征的先进的汉文化浸润南越人民，并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南越社会文化的进步，与赵佗的治国方略关系甚大。汉高祖刘邦赞其：“会天下诛秦，南海尉它（同‘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汉书·高帝纪》。当时的岭南，可谓是“冠履聘聚，华风日兴”。黄佐：《广东通志》卷40。

四、南越国时期岭南制度文化、器物文化和

观念文化的成就 南越国时期，由于赵佗对比较先进的汉文化，一直采取大力引进、推行的态度，因此，岭南文化取得了较大的成就。首先，制度文化上，南越国时期岭南制度文化的总体特征，表现为一种以汉制为主，兼容秦制而又具有南越区域特色的复合型制度文化。在秦朝时，岭南实行郡县制。赵佗建立南越王国后，仍然袭用郡县制，还推行秦法中的黥劓之刑。南越国还着意仿效汉制，其行政制度连同各级官称、官制等，大都与汉朝的设置相同；与郡县并存的有同姓王侯如苍梧秦王，同汉制一样；一些职官封号也与汉朝相仿。从总体上说，南越国的国家建制甚至礼乐制度，基本上以汉制为主体内容。然而，南越国除继承和仿效秦汉制度外，也有一些自己独创的制度。譬如职官制度上设有“常御”之类的官职。后宫制度上，君王“夫人”的称号及等级差别，这些均与秦汉制度不同。

其次，南越国时汉文字的推广与运用。如上所述，岭南土著越人一向有自己的方言，但没有形成文字。南越国时期，在秦朝中原移民为岭南语言文化形成打下了一定基础的情况下，赵佗积极在岭南推广汉字，并规定汉字为官方文字。这实际上起着继秦中原移民后，继续使汉语文字深入岭南的作用。南越国时岭南使用汉字的情况，可从该时期的文化遗存中反映出来。诸如南越王墓中发现的许多封泥、铭刻、陶器、木牍、木简、漆器和皇帝行玺等等，都使用汉字。汉文字的推广应用破除了汉越文化交流的障碍，对进一步扩大和加深汉越文化的融合，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南越国时期，岭南器物文化也有相当成就。秦朝时期，中原铁器陆续传入岭南，但还很有限。考古结果表明，南越国时期铁器无论在数量还是种类上都有大量增加，较之秦朝时丰富得多。仅南越国时期的墓葬中发现的铁器，便多达900件以上，广东地区就有300多件，种类达22种，大都是实用兵器、生活用器和生产工具。这表明铁器在南越国得到迅速的推广和普及，这标志着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铁器的推广和普及，促进了岭南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青铜铸造业，丝织品、玉石加工等生产与工艺制作，均有长足的进步。器物文化表现出空前繁荣。

五、南越国时期的岭南文化特色

岭南原生文化的发展和汉越文化的融合过程中，岭南文化形成了一些有别于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等的文化特色。岭南文化中的区域性特征、兼容性及其开放性等内涵，在南越国时期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展现。反映在制度文化上，如上所述，已具有南越国自创的特色；在器物文化上，也表现出岭南独特的风格。诸如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中发现的羊角钟、盘门鼎、铁双肩钺、铁刮刀、大铜鼓等，都与中原等地的同类器物有明显的不同。又如铜竹节筒，身份两节，似竹节，器表漆彩画，有人物、花木、山岭、云气，制作精美，为中原地区罕见，具有本地文化的风格。南越国时期的文化艺术，既融合了中原文化、荆楚文化的因素，同时也表现出岭南独特的风格。在建筑艺术上，如“栅居式”陶屋和黄釉楼阁模型，设计新颖，造型独特，表现出岭南建筑艺术的成就。舞蹈上，如南越和骆越的铜鼓，常铸有越人舞蹈。这种舞蹈，无论服饰、姿态，都完全不同于中原汉式舞蹈或楚式舞蹈。在具有写实风格的造型艺术中，所表现的题材，诸如犀牛角、蛇等，都是岭南地区特有或常见的东西。像南越王墓出土的人操蛇屏风座足，便是典型的艺术之作。

南越国时期的岭南文化，大量糅合了中原文化和荆楚文化的内容。同时还吸收了一些海外文化的因素。南越国时期，岭南开始了与海外文化的交流。据史家研究，南越国已经具备了与海外通商贸易的能力。越人早已有熟习水性，善于用舟的传统，在古史亦有“越王造大舟，溺人三千”的说法。《汉书·南越志》。事实上，南越王墓中发现的原支大象牙，据鉴定出自非洲。出土的西亚风格的银盒，显然是从中国以外的地方输入的。这些都表现出海外文化已输入岭南。海外文化的输入与传播，随着西汉后期徐闻和合浦两个交通和文化交流口岸的繁荣，日趋频繁起来。

总的来说，南越国时期是岭南文化发展过程中卓有成效的时期。自秦朝开始的岭南与中原文化的融合，至南越国时得以较充分、较全面地展开。赵佗统治期间，制定和实施的许多政策、措施，都有利于岭南文化的发展。这一时期岭南文化的成就与他是分不开的。

第四节 汉武帝时期岭南文化的发展

一、 核心内容

岭南文化自秦朝时开始的由原生文化形态向再生文化形态的转型，中经南越国时期的建设，到汉武帝时期，这一转型过程基本完成。汉武帝时，岭南重新回归汉帝国，岭南文化再一次受到汉文化的强劲渗透。从此，岭南文化进入汉越文化的全面融合时期，岭南文化作为一个子文化而被纳入大一统的汉民族的文化系统中。在此后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岭南文化一直与中原汉文化同命运，共发展。

岭南文化的萌芽、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作为封建社会岭南文化成熟标志的再生文化形态，在汉武帝时期已基本形成。这一成熟的标志反映为：汉文化已成为构成岭南文化的核心内容，以区域性、原始素朴性为特征的原生文化已为中原汉文化消融。汉文字的全面普及，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对内对外交流的兴盛，制度文化的健全与完善，以及儒家观念文化的接纳与消化，再加上岭南本根文化中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封建时代岭南文化的主体构架和相关内涵及特征已基本形成。综观这一时期岭南文化的特征，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是它的重商性、务实性、多元性、兼容性和开放性。

二、南越的回归及其文化意义

南越国自赵佗死后，国势日渐衰落。至第四代王赵兴执政时，便已大权旁落，以吕嘉丞相为核心的南越贵族势力日益强大，汉越关系矛盾重重。而汉王朝至武帝统治时，旧日中国与南越国已经形成的各种关系，和当时国内统一局面的进一步巩固，使汉武帝决定扩大统治地域。南越国传至第五代王时，吕嘉集团叛乱，与汉王朝彻底决裂，汉武帝便组织了10万楼船水师，于公元前111年攻陷南越国王都番禺，平息了叛乱。至此，历时95年的南越国已不复存在，“自尉佗初王后，五世九十三岁而国亡”。《史记·南越列传》。据《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9、73页，南越国自前206年至前111年。本书采此说。

南越国政权覆灭后，汉武帝依中原建制，将岭南划分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个郡。所辖范围包括现在的广东、港澳、海南、广西的大部及越南北部。岭南经南越国的地方封建割据后，重新回归到汉帝国的中央集权统治之下，这是岭南文化发展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在制度文化上，岭南的回归及九郡的设立使岭南郡县制终于稳定下来。这个行政制度能在岭南实行二千多年，功始于秦而成于汉。汉武帝平定岭南，在岭南建立自己的统治政权，使汉代呈现出超过秦代的一统，完成了自秦始皇以来所未完成的那种“大一统”的局面。这种大一统局面的出现，加强了南北人民的接触，有利于岭南文化吸取中原先进文化，改变落后蒙昧的面貌。同时，岭南的回归，为岭南在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保持相对稳定，提供了政治制度的保证，从而促进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融合，使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岭南再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成为可能。

三、汉武帝时期岭南文化的发展

1．与儒文化相融合的岭南观念文化的发展

西汉时期，汉武帝为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及与此相配合的官僚政治的发展，采用了大儒家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正式确立以儒家学说为“正宗”的封建意识形态。儒文化成为西汉帝国社会文化的核心。岭南回归以后，汉武帝为进一步加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在思想文化上，开始了强大政治制度保障下的对岭南人的儒家文化灌输。这一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汉文化的灌输与传播，在岭南是通过“太学”制加以完成的。当时，研究儒家学说的“太学”，不仅京师有设，郡国亦“置五经百石卒吏”。岭南郡中自然也设有传播儒家文化的太学机构。《汉书·文翁传》。据《简明广东史》转载，西汉有番禺人邓宓、浈阳人何丹，“在当地举秀才，任官职”，说明当时已经设置了培养士人的机构。东汉以后，不仅官学很快在岭南扎下根基，不少饱学之士，也开始兴办私学。还出了几个研究儒学有成的经学家，诸如士燮兄弟四人，“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屈大均对此评价甚高。《广东新语·人语》。 儒文化在岭南的灌输，有效地改变了岭南“风俗脆薄”，“不识学义，不闲典训”《后汉书》。的落后状况。同时，在岭南的道德伦理文化中，深深地打上了儒家文化的烙印。尽管当时岭南地区的封建士大夫队伍还很幼弱，本地成长的学者少，著述也不多。但是儒家忠君、孝悌等道德观念已逐渐成为岭南人的社会行为规范。一些地方史籍中就有所谓岭南“巨孝”的记载，如有寒夜温席，让父母安睡的；事亲理家，以至退让产业的；更多的是双亲亡故，守墓三年的忠孝行为等等，都反映出儒文化在岭南观念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汉文化在岭南人思想和观念上的灌输、渗透与融合，不但提高了岭南人的文化素质，在一定意义上，也加强了岭南文化的凝聚力。

2．商业文化的发展

岭南文化的商业性特征，自秦与南越国时期，随着水道的兴修，关隘的开通，商业贸易活动的频繁而日趋明朗化。汉武帝时期，岭南的商业文化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岭南文化的商业性内涵更加丰富和充实。当时的广州，已是以海内外商品集散地而闻名的商业都市。汉武帝时，全国有19个都会，其中有9个是商业都会，番禺（今广州）便是其中之一，城市人口约达10万之众，市井繁荣，物产丰富，成为南方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史书中便有“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在当时拥资自肥的商人中，有“南走越，北走胡”，“欲拔贫，诣徐闻”的说法。以广州为轴心的岭南地区已成为南北商业文化交流十分活跃的中心地带。

岭南凭借依山面海的地理环境，成为沟通内陆与海外文化交流的窗口，担负着传播本体文化和海外文化的双重功能。南越国时期，岭南已存在与海外文化的交流。至汉武帝时，这种交流要广泛得多。除民间贸易外，官方贸易机构在岭南已有设置。汉武帝平南越国后，在番禺设黄门，有译长，专管对外贸易之事。当时由于徐闻处于番禺、合浦近海航线的必经之地，又与出产珠贝、玳瑁的珠崖隔海相望，商业贸易十分活跃，因此官方也在这里设立了左右侯官，专门收购、贮存货物，同各地商人交易。汉武帝还曾多次组织船队，从合浦、徐闻出发，过南海，分别到达印度支那半岛及印度半岛的沿海口岸进行贸易，先后到达7个海国，远及印度东海岸的黄支国和斯里兰卡的已程不国。外国商船也到中国来。中国以黄金、丝织品，换取他们的犀角、象牙和香料等商品。除购进海外商品外，汉墓出土的陶俑中有些高鼻子、深眼睛、头顶水壶的黑人奴婢形象，表明可能还有富豪购进外国奴婢。所有这些，都反映出汉武帝时期岭南与海外商业贸易的发展。汉代岭南与海外通商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阶段，其航线史称“汉武航线”。

岭南商业贸易的发展，尤其是与海外贸易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岭南与中国内地和海外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的日趋频繁，逐渐形成了岭南文化的务实性、商业性特征，从而有别于中原儒家文化提倡的“重农抑商”的价值观念，体现了岭南文化的开放性特征。

3．器物文化和经济文化的发展

战国后期中原铁器传入岭南，至南越国时期，铁器的使用已较为普遍。但限于岭南所处的地域以及当时南越国封建割据的国体和政制，对中原铁器的使用还未广泛普及，而岭南本土的铁器制作也十分有限，这样便直接影响了岭南大规模的开发，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制约。尤其是在汉初，吕后下令“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禁止铁器输入岭南，使岭南的经济受到很大打击。汉武帝重新收复岭南后，中原地区的铁器、荆楚铁器甚至巴蜀铁器等，源源不断地输入岭南。汉武帝还在岭南建立了铁和盐的专卖机构。《汉书·地理志》。铁器和牛耕的普及，使岭南地区得到较大规模的开发。同时，岭南的制陶业、铸铜业和造船业等手工业均有所发展。诸如汉代的瓦当、提筒、薰炉制作都具有岭南特色。

由于铁器和牛耕的使用，岭南的农耕技术大大改进。番禺水稻生产不但使用铁器牛耕，而且注意排灌，重视施肥，已经有一年两熟稻。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页。除水稻种植技术提高外，其他经济作物如水果、蔗糖等，在种类和数量上都有较大的发展。荔枝、龙眼已成为贡品北运中原。此外，岭南还发展了鲜花种养业，像陆贾提到的“耶悉茗”花和茉莉花，是从海外移植而来，岭南人竞相培植，女子采作头饰。岭南农业的发展，反映出岭南经济文化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水稻种植文化，而是以水稻种植为主，同时大量发展其他经济作物的多元文化，这方面也反映出岭南文化的多元性特征。

第五节 唐代岭南文化的繁荣

一、 宗教文化的高度繁荣

唐代是汉越文化融合期中最为重要的时期。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岭南自秦汉时期形成以后，经两晋、南北朝、隋的不断演进，至唐代已进入了全面的繁荣发展时期。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的成就，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尤其是精神文化或观念文化的发展，可以说是自秦始皇统一岭南至鸦片战争，这段二千多年岭南封建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鼎盛时期。唐代岭南文化的繁荣，在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上都有突出的表现，但主要反映为观念文化的高度繁荣。

自东汉印度佛教经海路传入广州，岭南便成了佛教传经说教的乐土。三国、两晋时，不断有印度或西域僧人来广州译经、传道，留下了不少佛教文化的名胜古迹，诸如三归寺、王仁寺，“西来初地”等等。至南北朝时期，广州已建有佛教寺院87所之多。到唐代时，岭南最为盛行的宗教是佛教。整个唐代的大多数时候，当朝统治者都扶植佛教，因而，岭南佛教在唐代进入了一个兴盛时期。广州更是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中心。佛教已在岭南深入人心，在岭南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岭南不但是佛教传入的“西来初地”，同时还是佛教南宗顿教的发源地。南宗顿教的创始人惠能，继承佛教禅宗五祖弘忍所传的达摩圣物木棉袈裟后，在岭南开创了与印度和当时中国流传的佛教各派不同的教派，对北派禅宗主张的名目繁琐、坐禅参佛的渐悟教义进行了改革，主张众生有佛性、自心是佛；推行不重禅定，而重性净的世俗佛教，自创了禅宗的顿悟法门。惠能独创的南宗顿教，是中国乃至世界佛教史上的一次大变革，使佛教更易为民众接受，从而迅速普及开来。其影响力除岭南外，还远及北方．甚至传至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各国，鼎盛一时。惠能削发开禅的广州法性寺(宋以后称光孝寺)，开坛讲法的韶关南华寺(宋以后称南华禅寺)，均已成为佛教文化的历史名胜。

随着唐代岭南海外贸易的兴旺，始创于公元7世纪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教，也伴随中东阿拉伯商业贸易而传入。广州是伊斯兰教传入我国最早的地方。广州的怀圣寺是伊斯兰教传入我国后最早兴建的清真寺。寺内的光塔，不仅是岭南对外交通史上的重要遗迹，也是伊斯兰教传入岭南的宗教象征。此外，为早期伊斯兰著名教士艾比·宛葛素修建的“清真先贤古墓”，也是伊斯兰教流传广州的历史见证。

史载黄巢起义军进广州城时，广州不仅有伊斯兰教徒，还有犹太教徒及基督教徒。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07-208页。唐代岭南，香火缭绕，“邦卡”声声，各派宗教并行不悖，宗教文化一片繁荣。伊斯兰教的传入和佛教的兴盛，是岭南文化与海外观念或精神文化碰撞、融合的重要史实，为岭南文化进入与海外文化的碰撞期打下了基础。唐代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兴盛，反映出岭南宗教文化的繁荣，同时在更深的文化层面上，表现了岭南文化那种博采广收的兼容性特征。

二、教育文化的兴盛与发展

自秦始皇进军岭南，数以万计的移民进入岭南后，岭南的移民便不断增多。至两晋时期开始了第二次移民高潮。中原汉民的大量移居，对唐代的岭南社会产生了两方面相关的文化意义。一是岭南的本根文化随中原文化的南下而被逐渐整合，以至汉文化成为岭南文化中的核心内容；二是文化主体的构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岭南越人在岭南文化中的主体地位，逐渐为汉人所取代。这里的汉人概念，一是指从中原移居而来的汉人，另一方面是指为中原汉人所同化的本地越人。唐代岭南，除海南等少数相对边缘和闭塞的地区外，绝大部分地方已经没有土著越人，尚存的少量越族人也以瑶族、黎族等族群存在。汉民已成为岭南人口中的主体。这种情形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岭南文化的主体素质的提高。而文化主体素质的提高，则对岭南文化的繁荣产生了根本性的作用。

由于岭南地理、经济和文化传统，岭南文化教育在唐代以前发展相对缓慢。在教育方面，虽说汉代尤其是东汉以来岭南私学和官学有所发展， 但真正的繁荣却是在“大唐盛世”。一方面表现在，唐代封建朝廷为加快岭南的开发，重视岭南的“文治教化”，在当时岭南的大部分州都设立了官办学校，各州县均设学校，招收生徒，授以文学、律法、算术、医学等知识。朝廷派往岭南任职的官员，多注重地方教育建设，对岭南的教育多有建树。私人办学也蔚为风尚，岭南的文化教育获得了一个大发展；另一方面，唐代流放到岭南的“罪官”、贬官为岭南文化教育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对提高岭南的文化水平起到积极作用。譬如，在唐代的“罪官”中，被贬谪岭南潮州的大文豪韩愈，贬至海南岛的王义芳等，都在岭南落后地区致力于办学和教化人民，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从而提高了岭南文化的总体水平。

除了教育的兴办与普及，宗教文化的高度繁荣等外，唐代岭南的文学艺术也是成就卓然。在唐代诗歌的发展中有其重要贡献的岭南诗人张九龄，继承魏晋风骨，以清淡自然的笔调，一扫六朝以来竞事艳丽、浮靡的陋习，与陈子昂一起开盛唐诗风。其诗尤其是五言诗，雅正冲淡，骨峻神疏，思深力遒，诗风飘逸劲峭，对一代诗仙李白及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为唐代诗歌的鼎盛和日后岭南诗派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唐代岭南有成就的诗人，除张九龄外，还有邵谒、陈陶等人。

三、商业文化的空前繁荣

岭南文化的商业性特征，自秦汉以来，在岭南的海内外商业贸易活动中不断有突出的表现。唐代时，岭南商业贸易的空前繁荣，使岭南文化的商业性特征进一步凸显和深化。其发展繁荣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岭南与内地的商业交往异常活跃。唐以前，岭南与内地商业贸易日见频繁，但受制于五岭所隔，交通不便。唐玄宗时，岭南人张九龄征集民夫，开凿和兴建的大庾岭驰道，成为中原与岭南交流的通衢大道。张九龄在开凿大庾岭驰道时就明确说：“而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交通的改善，使岭南与中原的商业贸易迅速增加。广州城内市井繁盛，商贾不绝。岭南经济文化中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已为货币交换所取代，贸易规模大有拓展。同时，岭南城镇定期或不定期进行商品贸易的“圩集”已经形成，农业商品化的倾向也十分明显。粮食和经济作物如荔枝、龙眼、香蕉、柑桔，及其加工产品糖、酒等，通过市场流通销往内地。另一方面，岭南的海外贸易高度发展。秦汉时期的岭南，海外贸易就已经出现。到了唐代，外贸商道在水路上发展成了著名的“广州通海夷道”，“海上丝绸之路”进入成熟阶段。当时的广州，是全国的外贸中心，世界上的著名商港。大批中国商船从广州出发，航经南中国海、印度洋、波斯湾，远达非洲。同时，也有大批外国商船来广州。出口货物大部分是丝绸、瓷器、纸、金银、铜钱和药材：其中有岭南的丝织品和潮州瓷器；进口有香料、胡椒、珠贝、宝石、象牙等。为此，唐政府在广州还专门设立管理海外交通和对外贸易的官员“市舶使”。

唐代岭南海外贸易的空前繁荣，带来了岭南与海外文化交流的深度发展。唐代中国经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文化远播海外。中国文化的传播，往往是通过移居到世界各地的岭南人进行的，史实说明，为数最多的华侨是岭南人。同时，唐代文化的勃兴也吸引了大批外国人侨居广州。唐政府在广州城为这些外侨划出了特定的居住区，称为“蕃坊”。外侨中阿拉伯人居多。他们设立“蕃学”，既传播阿拉伯文化，也接受和学习中国文化。还出现过阿拉伯人李彦升，研习中国文化有成而中进士的史实。《全唐书·华心》。中外文化交流，一方面是通过中外侨民这一文化使者而进行的，更多的是伴随宗教及工艺、技术产品的交流来实现。印度佛教、阿拉伯伊斯兰教的传入，岭南佛教南派禅宗的远播，阿拉伯石油、玻璃等的进口，中国瓷器和造纸、冶铸技术的输出，甚至语言文字的传播，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唐代岭南文化取得了灿烂辉煌的成就，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史上居于重要的地位。唐代岭南文化不仅有助于中华文化的发展，而且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同时，岭南文化自身所具的开放性、重商性、多元性和兼容性等价值支柱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充实，并获得了充分的展现。唐代，是封建时代岭南文化发展中一个高峰。

第七章 古代中原移民与岭南文化

岭南文化是在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中产生的。在古代交通十分不便的条件下，岭南属偏远荒服之地，北有五岭与中原相隔，南有汪洋与海外相分，因而非常封闭。岭南文化在这个封闭、独立的环境中，一方面，它虽在发育初期就有自身的独特风格，但发展却相当缓慢；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地域的封闭、文化发展的落后，使岭南文化无可回避地要受到外来先进文化(包括中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冲击并接受其影响，在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中发展自身，这就使岭南文化具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开放性和兼容性。

中国古代，岭南文化接受中原文化和长江流域文化的影响并与之融合，基本上是通过大规模的移民实现的；历史上有过四次大规模的中原人南迁：秦汉、两晋南北朝、两宋、明朝末年。这四次中原人南迁高潮，除秦始皇和汉武帝时因南征而遣戍大量军人占籍岭南，其余都是因为北方战火纷扰，黄河流域一带社会动荡，士民为避战祸而被迫南下。这些来自中原的军人和士民，将中原文化也带到了岭南，促进了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流，对岭南古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另外，历代朝廷常将一些“罪官”流放岭南，其中不少人广为传播中原文化，为岭南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第一节 秦汉时期中原移民与岭南早期文化建设

一、秦朝中原人初入岭南

由于岭南地处边陲，与内地交通阻隔，加上密林深谷中的“瘴疠病毒”、爬虫野兽，使中原人对岭南闻而生畏。在中原华夏人心目中，岭南是“蛮夷”居住的“荒服”之地，令人恐怖。秦朝以前，岭南地区居住的基本是土著人南越、西瓯、骆越等族及其先民，罕有北方移民。

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秦国灭楚之后，继续向南推进，“南征百越之君”。《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始皇进征岭南的军队有50万人。有学者认为只有几万人，因为“秦朝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在此地投入这么庞大的兵力”。参阅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0页。这个数字不一定准确，但北方人南下之众，确为前所未有。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原人南移。中原汉族人民开始进入到当时偏僻的南越等族居住的地方。

这些移民中，多数是“罪民”、“罪官”，主要用来充实刚刚实行行政区划的“初郡”、“初县”的人口，戍守城池。据史书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戍”，“三十四年，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谓“逋亡人”，大多是被秦灭亡的六国的贵族、官吏以及反抗秦始皇暴政而逃亡的平民；入赘为婿者和商贾，也均被作为“罪徒”发配岭南。这些中原人南来之后，与本地南越族人同地而居，加速了民族的融合。据《汉书》记载：“秦并天下，略定扬粤，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粤杂处。”《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汉书·高帝纪》。中县(中原)之民与百粤杂处，使中原文化得以在岭南传播，这无疑促进了岭南文化的发展。

秦朝以前，岭南文化只是土著的南越、西瓯、骆越等族的文化，十分落后。虽然在129万年前已有“马坝人”(“古人”)，三四万年前已有柳江人、垌中岩人(“新人”)生活在岭南，但由于地理位置的封闭，文明的发展极其缓慢。岭南进入奴隶社会，比中原地区晚500年以上。进入奴隶社会后，南越人还有断发文身，猎头食人等原始习俗。战国晚期的著作《墨子·鲁问》载：“楚国之南有啖人之国者，其国之长子生，则解而食之”。秦始皇收复岭南时，南越族大部分部落基本上还过着原始生活，缺少铁工具，耕作粗放，“楚越之地，地广人希……或火耕而水耨……无积聚而多贫”。《史记·货殖列传》。火耕水耨和渔猎捕捞的生活，标志着生产方式、经济发展和文化水平的落后。秦收复岭南，大批“谪徙民”南迁，是岭南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些受到贬谪的“徙民”，深受中原先进文化的熏陶，素质较高，他们与当地岭南越族人民一起，共同创造了灿烂的岭南文化。

这一时期中原文化对岭南本土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结束了岭南地区部落各自为政、互不统属的历史，从此开始纳于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实行郡县制，那些分散的、深居溪洞的各部落岭南越人，也逐渐转变成为封建政府的郡县编民。这样，岭南的社会形态就由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社会形态的进化，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岭南归于一统版图后，文化的发展超过以往任何时期，揭开了岭南文化史的新篇章。第二，为数众多的中原人南迁，为岭南带来了北方的先进耕作技术、手工工艺等，促进了岭南生产方式的发展。中原的铁农具及牛耕技术对岭南农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南迁的中原工匠也将很多工艺技术带到岭南；另外，“徙民”中的商贾南来之后，对岭南商品交换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第三，移民中的政治家、官吏和学者，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先秦文化鼎盛时期的影响，对周以来的诗书礼乐比较熟悉，他们南来之后，传播了中原先进文化，促成了中原文化与南越等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使其在生活习俗、语言、交往等方面受到汉族的影响。中原人在岭南办学启蒙，更是直接提高了越人的文化素质。第四，发展了交通，方便了中原地区与岭南的交往。先秦时期，商人入粤，一般有三条通道：一是过大庾岭，下浈水；二是过骑田岭，下连江；三是过萌渚岭，下贺江。秦南征时，为了解决运输和给养问题，秦军委派史禄在海阳山(今广西兴安县境)主持开凿了一条长60公里，宽约2丈的水道，叫做灵渠。这条人工运河将湘水引入漓水，沟通了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不仅保证了当时军事上的运输，而且从秦汉到隋唐一直是中原人入粤的重要渠道，收复岭南后，秦军与中原徙民又在五岭河谷处修筑多条通向岭北的“驰道”(“新道”)。

除了“谪徙民”之外，中原地区还有很多“无夫家”之女到岭南为士卒服务。据史籍记载，赵佗任龙川县令时，向秦朝政府“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这批未婚女子先后与“遣戍”军人组成家庭，对岭南驻军的稳定、社会的发展以及人口的蕃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岭南早期开发中建立了卓著功绩的赵佗，可以说是中原汉人南迁的一个代表，他是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人，和任嚣统领秦军征服岭南之后，一直在岭南当地方长官，先是任龙川县令，后接替任嚣任南海郡尉。秦亡后，赵佗在岭南建立南越国，自命为“南越武王”，并臣服于汉。赵佗统治岭南期间，努力协调汉人和越人的关系，致力于民族团结，使人民和睦相处；大力发展岭南地方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同时大量吸收黄河流域封建文化，对岭南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汉高祖刘邦肯定过赵佗的功绩：“会天下诛秦，南海尉它(同‘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汉书·高帝纪》。

二、两汉战乱时期的中原移民

秦朝数十万中原人“遣戍”岭南，加快了岭南的发展。但此后，从秦末至汉初之间，南迁的中原人极少，岭南仍被作为朝廷流放谪官和发配犯人的边陲蛮荒之地。如汉哀帝时关内侯张由、汉平帝时中山王后卫氏等人，都是被强迁合浦的。从汉武帝时起，两汉期间因南征、战乱，有过三次较大规模的中原人南迁。

第一次是汉军南征。南越王赵佗于汉建元四年(前137)死去，此后南越国政权逐渐走下坡路，暴露出衰竭的症候。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南越国丞相吕嘉发动叛乱，杀了第四代南越王赵兴和汉朝使者，汉武帝于次年秋调集10万楼船水师，由伏波将军路博德和楼船将军杨仆率领，分别由今连县、大庾岭破关，顺连江、浈水而下，连克险关，攻陷番禺，一举平定叛乱，收复岭南。叛乱平定后，汉朝将南越地重新划分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儋耳、珠崖九个郡。九郡的设置使岭南郡县制终于稳定下来，并延续了二千多年。这次汉军南征，使中原人在岭南的地位进一步稳固。同时，南征军队留守岭南，又一次为中原文化与南越地方文化的融合造就了机会。

汉朝经过“文景之治”，到武帝统治时期，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均处于鼎盛阶段。岭南重归统一于汉，使其能在中央政权统治下加快发展步伐。在此之前，赵佗任南越王期间，虽然总的来说南越国与汉王朝关系比较融洽，但刘邦死后吕雉执政时，曾有过一段关系紧张的历史。吕后采纳“请禁南越关市铁器”的错误主张，断绝了与南越国的边境贸易，禁止向南越国输出“金铁田器”，马牛羊也只“予牡，毋予牝”，使其无法繁殖。这样就影响了岭南经济的发展。赵佗曾先后三次遣使入汉朝谢过，请求照常互市，均遭吕后拒绝。吕后还将使者扣留，这招致赵佗称帝并发兵攻边。汉文帝元年(前179)陆贾携带文帝《赐南越王赵佗书》出使南越，汉越关系才重新和好。这说明，中央政权与岭南地方政府的关系融洽和睦，岭南才能更好地发展经济。汉代岭南与中央政权重新统一，使汉越交往进一步增强，岭南经济、文化发展开始了一个新阶段，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岭南统一后，汉朝曾多次组织官办的商船队，从合浦、徐闻港出海，到过7个海国，包括都元国、邑卢末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最远到达印度东海岸的黄支国和斯里兰卡的已程不国。这对岭南海外贸易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同时，中原商人到岭南做生意的也逐渐增多，他们将北方的铁制农具、纺织品、铜器等产品带到岭南，又将岭南的珠玑、象齿、犀角、水果(龙眼、荔枝、橘柚等)、布(葛布)等物产贩运到北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中国(指中原地区)往(岭南)商贾者多取富焉。”这些商贾的贩运，促进了岭南与北方的商品交换。《盐铁论》说，汉武帝征服岭南后，“民间厌橘柚”，可见南方橘柚运往北方之多。

西汉末年，战火频仍，社会动荡，农耕荒废。为了逃避战乱，中原一带的很多居民被迫迁往南方。这是两汉时期的第二次南迁高潮。南迁的中原人中，有不少世家望族，更多的是平民百姓。持续不断的移民，使岭南人口大增。据史书统计，西汉末，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南海郡仅有94253人，到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则有250282人，增加了156029人。据《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数字统计。

东汉末年，豪强当道，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朝廷政治黑暗。统治阶级贪得无厌地盘剥人民，当时到处是，“万民饥流”(流亡)、“百姓饥荒，更相啖食”(人相食)的现象。广大农民无法生活下去，纷纷起来反抗。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巨鹿人张角发动黄巾起义，“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这次农民战争，也使大批中原人迁居岭南，形成两汉时期第三次移民高潮。东汉末年，中原人入粤的交通路线，已较秦朝时顺畅。东汉初桂阳郡太守卫飒在曲江诸县凿山通道，全程五百多里，沿途设驿站。章帝时，大司农郑宏主持开凿一条穿过腊岭直至临武县的山路，作为运送南海贡品的通道。灵帝时，太守周憬又在卢溪与武水交汇的泷口河道(今乐昌县境)裁弯取直，疏浚河床，便利曲江与郴州间商运，这样便形成了早期粤北的水陆交通网。参见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0页。

两汉时期南迁的中原人，无论是在发展经济和传播黄河流域文化方面，还是在社会治理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南迁桂阳县(今连县)袁姓三兄弟，开凿了“龙腹陂”，灌溉农田五千多亩。又如王莽时鲁国汶阳士氏避地苍梧广信县、桓帝时颍川唐氏迁居桂阳县，后来都成了县里的望族。中原人在开智启蒙、传播礼义等方面更是功绩卓著。从岭南文化发展的历程来看，中原文化真正深入到岭南，应该是从汉代开始的。《资治通鉴·汉纪三十八·章帝建初八年》记载：“王莽末，交阯诸郡闭境自守。岑彭素与交阯牧邓让厚善，与让书，陈国家威德；又遣偏将军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诏命。于是让与江夏太守侯登……交阯太守锡光等相率遣使贡献；悉封为列侯。锡光者，汉中人，在交阯教民夷以礼义；帝复以宛人任延为九真太守。延教民耕种嫁娶；故岭南华风始于二守焉。”说岭南华风始于锡光、任延两位太守，这当然并不确切，但岭南华风始于汉，这却是历史事实。两汉期间，在中原地区的影响下，岭南经济逐渐繁荣，生产力有了进一步发展，普遍推广了铁制农具，学会了使用牛耕和制造砖瓦等技术、同时改造了社会风俗，兴办了一些学校，岭南进入文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第二节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移民高潮及文化影响

一、战乱中平民和“衣冠望族”的南迁

继秦汉期间数十万中原人大规模移民岭南之后，两晋时期因避战祸出现了历史上第二次中原人南迁的高潮，这次移民南渡持续的时间长，人数多，影响也十分深远。

西晋后期，统治集团已极度腐朽，贪污、奢侈、荒淫、攘夺、残杀等，一时司空见惯。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司马氏集团横行险诈，贾后专权，政治十分黑暗。晋武帝死后，宫廷内大乱，后又扩大为诸王之间的混战，史称之为“八王之乱”。“八王之乱”以后，匈奴贵族刘氏侵入中原，占据洛阳、长安，十六国大乱，到316年西晋灭亡，东晋王朝偏安江左，以及其后的南北朝对峙，使中国北方陷入300年的战乱和分裂，给黄河流域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战乱中，出现“人相食，死者太半”《晋书·孝愍帝纪》。的惨状。卖人为奴婢、奔逃流徙的现象更是十分普遍：“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晋书·食货志》。为了逃避战祸，中原人民纷纷携家迁居南方。这些“流人”，从黄河流域进入长江流域，其中一部分继续南渡，到达岭南。

与中原地区的兵燹连天、刀光剑影相比，岭南较少受到战乱影响，社会比较安定。据广州和韶关出土的晋代砖刻，有类似这样一些镌文：“永嘉世，九州荒，如广州，平且康。”见道光《广东通志·金石略》及广东省博物馆的陈列。说明西晋末怀帝永嘉年间(307—313)中原战火烽起、土地荒芜时，广州一带却安平康盛。对于饱经战乱之苦的中原人民来说，岭南是一块福地，因此纷纷南迁。明嘉靖《广东通志》说：“自汉末建安至于东晋永嘉之际，中国之人，避地者多入岭表。”《通志》还引《交广记》说，愍帝建兴三年(315)“江扬二州……民多流入广州，诏加存恤”。南下的人流中，除了平民百姓之外，还有不少世家望族：“东晋南朝，衣冠望族向南而迁，占籍各郡。”道光《广东通志》卷九二。“闽越遐阻，僻在一隅，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马端临：《文献通考·舆地考》。这些“衣冠望族”，来自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等地，是魏晋以来形成的上层贵族阶层的士族地主，其中有些是两晋统治集团的成员。他们在战祸中，不仅无法维持名门世家的地位，而且随时有杀身之祸，因而不得已举家南迁，落籍岭南。广东兴宁县《温氏族谱》记载：“我族发源于山西、河南，子孙蕃衍。……逮东晋五胡乱华，怀愍帝为刘渊所掠，……我峤公，时为刘琨记室，晋元帝渡江……峤公奉命，上表劝进……。”这里记载的“峤公”，即为晋代上层人士，其后代辗转岭南，后落籍兴宁。又如刘宋时徐闻县仕官阮谦之，是因其祖父从陈留迁岭南而落籍徐闻的。

中原人南迁，也有走海路的。东晋末卢循起义军几千人就是乘船舰从闽粤沿海首航粤河，后晋将孙季高、沈田子统3000人亦沿此路线袭取广州城。那些在战乱中慌忙逃难的民众，很多都在渡海中丧生。早在东汉末时就有一些避难南逃的中原士庶，“飘薄风波，绝粮茹草，饥殍荐臻，死者大半”。《三国志·许靖传》。两晋时“渡南海至交阯者不绝也”，东晋还有些逃避朝廷沉重赋税的江浙人，也取海道至岭南，“时东土多赋税，百姓乃从海道入广州”。《晋书·庾翼传》。

二、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移民对岭南的影响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原移民，使汉越文化进一步融合，使岭南的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推动了岭南经济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参见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5—86页。：第一，郡县的增置。在粤东，东晋时从南海郡划出一个东官（莞)郡，又从东官郡划出一个义安郡(今潮州)，这是秦代以后500多年粤东增设的两个郡。后来又在义安郡的中原移民聚居地新辟出一个义昭(今大埔)县。在西江以南，虽然州郡的剧增主要出于笼络俚人渠帅的需要，但由于某些落籍当地的汉族官员如高凉冯氏、新州(今新兴)陈氏的世袭，封建吏治也开始深入俚人溪洞。第二，社会生产的进步。东晋时各地流人从海道入广州，刺史邓岳利用他们“大开鼓铸”，《晋书·庾翼传》。加速了广州冶铁业的发展。东晋南朝墓的铁制明器，不但数量多而且形体大，例如1981年梅县程江墓葬同时出土的铁鼎高36厘米，口径295厘米，铁釜高19厘米，口径242厘米。这表明铁器已不像秦汉时那样难得，其使用较为普遍，冶铸技术水平也有了提高。两晋南北朝，岭南结束了过去主要依赖中原供应铁制农具的状况，发展了本地的冶炼铸造业。在耕作上，韶关晋太康墓和连县晋永嘉墓出土陶制犁田、耙田模型，器上一人使牛犁田，一人使牛耙田，耙的下部有六个长齿，田边有漏斗形设施用以排灌。这说明粤北已出现畜力拉耙的新农具和新技术，并且懂得控制农田用水，这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标志，连县另一座永嘉墓，除舂米、簸米陶俑和鸡鸭圈、牛马舍等模型外，还出土陶甑一件、陶罈三个，据考定为烧酒蒸馏器。这是一幅当时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写照。第三，封建意识形态的推广。东晋南朝，地方大吏开始为“孝子”和“烈女”扫墓、建祠、立坊碑。以孝悌和贞节为基本内容的封建伦理道德，逐渐影响岭南，“其流风遗韵，衣冠习气，薰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俗庶几中州”，道光《广东通志》卷九二。风俗习惯向中原地区看齐了。在墓葬方面，广东的晋代墓葬，有合族而葬的习俗，并出土有卧室暖床(即今北方的“炕”)模型和青瓷砚、石砚等，这些都是北方社会生活的遗风。

第三节 两宋移民高潮与珠玑巷民族南迁

一、两宋时期的大规模移民

隋唐两代，中原人南迁的势头逐渐减弱，已不再有类似秦汉和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大规模移民现象。到了北宋末年，由于北方烽火连天，士民纷纷南逃避难，出现了历史上第三次移民高潮。这次移民高潮在南宋灭亡时达到空前规模。

宋以前，唐代进一步开通了中原至岭南的道路，其中最大的一项工程是新开大庾岭(即梅岭)通道。这项工程的主持人是韶州曲江人张九龄(678—740)。张九龄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和诗人，在唐玄宗时历任要职，曾做过宰相。他对家乡岭南的开发十分关注，深感大庾岭古道(小梅关)崎岖难行，“人苦峻极……故以载则曾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序》。严重妨碍了岭南经济、社会的发展。玄宗开元四年(716)，任内供奉的张九龄上书皇帝，建议新开大庾岭路，获准。张九龄亲任开路主管，于冬季农闲时间征民夫，开凿出一条新道(大梅关)。这条新道全长三十多里，路宽五丈，并在路旁植松，使公私贩运大为改观，“转输以之化劳，高深为之失险。于是乎耳贯胸之类，殊琛绝赆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序》。大庾岭新道的开凿，对粤北以至整个岭南的开发，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对中原与岭南的文化交流也产生了积极影响。被称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的著名学者丘濬曾评价说：“兹路既开，然后五岭以南人才出矣，财货通矣，中朝之声教日逮矣，遐陬之风俗日变矣。”丘濬：《广文献公开大庾岭路碑阴记》。可见此路对岭南文化风俗进化的影响。两宋时移民高潮中，这条大道更是成为中原人南下的主要通道。

两宋时期，居住在我国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不断南下侵扰，战争一直没有止息。中国北方接连不断的战争，加上统治阶级的极端腐败，以及1102年至1105年京东、河北、淮南的大蝗灾，1117年黄河在河间、沧州决口，广大农村呈现一片凄凉的景象，农民被饿死、淹死和被迫流徙逃难者，不计其数。北宋末年，方腊等领导的农民起义汹涌澎湃，北宋王朝血腥镇压，据《青溪寇轨》记载，宋军杀起义军百余万，屠杀平民不下两百万。在腐朽、黑暗、动荡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向往一块安宁的土地。当时岭南地区社会环境相对安定，由于人口少又有大量尚未开垦的土地，因而吸引了很多逃难的百姓。从北宋初期起，就陆续有移民迁居岭南。据《太平寰宇记》和《元丰九域志》记载，仅在北宋前期，从太宗太平兴国到神宗元丰的100年间，新置几个州人户就有很大幅度的增长：梅州从1577户增至12390户，新增10813户，增长686％；南雄州从8368户增至20339户，新增11971户，增长143％；英州从4979户增至8019户，新增3040户，增长61％。到北宋末年，南迁的人口更是大量增加。

北宋灭亡后，康王赵构(高宗)，称帝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后迁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南宋偏安江南，以秦岭、淮河为界，与北方的金、元(蒙古)先后对峙。宋王朝在南京重建后，仍不断受到金军侵扰。高宗从南京逃到扬州，从扬州逃到镇江，又从镇江逃到临安。朝廷流亡，百姓也陷入苦难的深渊。金朝亡后，新建的蒙古汗国又大举南侵，多次向四川、襄阳、鄂州进军，于1276年攻入南宋都城临安，南宋灭亡。元军在江南广大地区烧杀掳掠，战乱中大量难民逃移岭南。南宋末的移民，规模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逃往岭南的不仅有中原人，而且有大量江南人。这些江南移民，在宋王朝偏安南方的100多年里，融合了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的精华，给岭南文化输送了新的更高层次的养分。

二、两宋移民南迁的途径及经济、文化影响

两宋移民南迁有两条途径。中原士民大部分是通过张九龄主持开凿的大庾岭新道。唐以前中原通往岭南的湘桂走廊和骑田岭，艰难崎岖。两宋时期，人们经大庾岭新道，过南雄，下浈水，再转广州等地，比原先要方便多了。宋仁宗时曲江县人余靖《望京楼记》中说：“今天子都大梁，浮江淮而得大庾，故浈水最便。”《浈水馆记》中也说：“故之峤南虽三道，下浈水者十七八焉。”即南迁人中，十之七八是走的这条新道。另一条是海路。从海上入粤的主要是江淮人和福建人，到岭南后大都落籍于滨海的州县。南宋亡后，陆秀夫、张世杰等先后拥立赵昰、赵昺为帝，率领数以十万计的江淮军民到福州，重树宋朝旗帜。南剑州、福州失守后，官兵护卫帝昰逃上海船，在潮、惠、广诸州沿海漂泊两年多，败亡后其余众纷纷定居沿海地方。另据《舆地纪胜》记载“(南恩州)民庶侨居杂处，多瓯闽之人”。也说明入粤者从福建等地来。从海道入粤者使沿海诸州人户大量增加，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北宋元丰年间，潮州有74682户，惠州有61121户，南恩州有27214户，雷州有13984户，这都大大超过原有的户数。到南宋理宗端平年间，潮州人户又增至135998户，《永乐大典·潮州府》。较元丰时差不多翻了一番，其他诸州的人口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从北宋初至南宋末的300年间，中原以及江南的移民陆续不断地迁往岭南，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

两宋移民，对岭南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宋代大量人口南迁及迁民中江南籍比重增大，对岭南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江南人民具有丰富的水田耕作经验，而岭南气候温暖湿润，土壤肥沃，为江南人“辟地以种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大批江南人在岭南垦辟耕作，推动了岭南农业的发展。南迁人口中，江浙闽的一些能工巧匠，给岭南带来了先进的手工工艺技术，特别是陶瓷、冶炼工艺，促进了岭南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第二，宋代商品经济有了新的发展，《清明上河图》即反映了当时京城开封的繁荣景象。到南宋时期，江南的商业更加繁盛。商户们成立了商行(同业店铺组织)，临安市上就有440行。广州在宋代又是全国三大贸易港中最大的一个，是商人云集的地方。大量人口南迁，加强了南北的商业联系，为商贾们提供了更多经商的机会。据《太平寰宇记》说：南恩州(今恩平一带)“颇有广陵、会稽贾人船循海东南而至，故吴越所产之物不乏于斯”。在南北商品交换中，岭南商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第三，南迁人口中有不少官绅和宿儒，他们入籍岭南后创办州学、县学和书院，使岭南的文化教育事业空前繁荣。据道光《广东通志》、光绪《广州府志》及有关文献记载，到南宋时，岭南各州都开办了州学，大部分县都有县学，共68所。所办书院有4l所，其中较著名的如南雄的孔林书院、潮州的韩山书院、海南的东坡书院等。这些州学、县学、书院，培养了一大批士人，使岭南的封建文化得到极大的发展。第四，两宋移民使汉族和南越族进一步融合，此后南越族基本汉化，除了壮、黎、瑶、畲等几个人口不多的少数民族外，大部分都汇入汉民族中。岭南地区居民从此开始以汉民族为主，汉文化也随之占了主导地位。

三、南雄珠玑巷与宋代移民

在两宋移民高潮中，南雄州保昌县(今南雄市）在地理上具有重要作用。保昌县位于粤北，是由大庾岭路进入岭南，前往广州和珠江三角洲的交通要冲。保昌县沙水村有一珠玑巷，是中原移民南下途中首先选择的定居地。在宋代历史变迁中，迁居珠玑巷的中原人又陆续流徙岭南腹地，落籍珠江三角洲一带，为岭南的开发作出了贡献。珠玑巷是中原人开拓南疆的一个中转站，它因此也成为联系中原和岭南，具有民族南迁的象征意义的地方。

珠玑巷，原名敬宗巷，也叫朱杞巷。唐代以前就已存在。唐敬宗时改为珠玑巷。据《广东新语·地语》记载：“珠玑巷得名，始于唐张昌。昌之先，为南雄敬宗巷孝义门人，其始祖辙，生子兴，七世同居敬宗。宝历元年，朝闻其孝义，赐兴珠玑绦环以旌之，避敬宗庙谥，因改所居为珠玑巷。”这一段记载，亦可见于清道光年间《直隶南雄州志》等史书。在此之前，明代黄公辅《过沙水珠玑村诗》描述过珠玑巷的繁盛，“长亭去路是珠玑，此日观风感黍离。编户村中人集处，摩肩道上马交驰。”清人罗天尺也有《珠玑巷》诗云：“南渡衣冠故里，洞天赢得住烟霞。而今恰似乌衣巷，野燕低飞入酒家。”金陵乌衣巷是东晋时豪门世族聚居之地，这里把珠玑巷比作乌衣巷，说明中原衣冠望族迁居于此的很多。

关于珠玑巷得名，还有一种说法。《广东新语·地语》说：“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玑巷而来。盖祥符有珠玑巷，宋南渡时，诸朝臣从驾入岭，至止南雄，不忘枌榆所自，亦号其地为珠玑巷，如汉之新丰，以志故乡之思也。”清人李星辉在《过珠玑巷有怀》中也说，“广州鼎族，其谱牒多称始自珠玑巷来者，吾族亦然。相传珠玑巷乃宋汴京里名，簪缨所萃。洎高宗南渡，士大夫流入粤者，不忘故都，犹以旧居名其里甬，及市昺奔新会，搢绅流寓者益多。”珠玑巷原是宋代京城开封的一个里巷，中原人南迁时把这一地名也带到岭南，以志故乡之思。这一种说法传说的成分较多，“宋南渡时，诸朝臣从驾入岭”与史实也不符(高宗南渡时走的是定海、温州，未经大庾岭)。因此有些研究者认为珠玑巷得名与宋代无关。我们认为，珠玑巷虽得名于唐代，但在两宋南迁高潮中，中原人“至止南雄”，对珠玑巷产生一种特殊的感情，除了地理方面的原因之外，也因为故乡京城有同一地名的里巷，这对于南雄珠玑巷之所以能聚居大批中原人并名扬天下，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不仅南雄有珠玑巷，广州、潮汕一带也有珠玑巷地名，显然是入粤者“以旧居名其里甬”，表明了南迁的中原人眷恋故土的情感。

珠玑巷民族南迁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北宋末至南宋初，中原人迁居南雄，建设珠玑巷。北宋末金兵攻陷汴京，先后掳去钦宗、徽宗二帝，中原大乱。士民们一部分随高宗流转东南太湖流域一带，一部分随隆佑太后走赣南。太后不久回临安，随行士民在动乱中渴望有一处安居之地，于是继续往南越过大庾岭，在南雄珠玑巷落户。南宋统治的确立，使江南暂无战事，岭南地区更为平安，珠玑巷在百余年中逐渐繁荣起来。南宋极盛时，珠玑巷的商贩和居民曾多达1000多户，可见其发达程度。

第二阶段是南宋末期，已在珠玑巷落户的居民为避战祸再次南下，流散到珠江三角洲各地。有些还漂洋过海，流落海外。南宋末，元军南侵，战乱又起，士民又开始流徙。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南宋都城临安失守，元军趁势南下，元将吕师夔攻陷南雄、韶州，珠玑巷居民纷纷逃散。南宋末的逃难民众中，较为著名的是罗贵等97人。罗贵等南迁的时间和原因，清人黄慈博辑录的《珠玑巷民族南迁记》一书中有多种说法，该书收集的一些家谱、族谱记载各异。光绪年间南海人苏廷鉴所撰《苏氏家谱》说：“乡民因天灾流行，又奉旨取土筑寨，民惧集兵之扰，罗贵等九十八名呈请给引南迁，三月十六日起程，四月初三赴南海县立案开籍。”关于南迁时间，《苏氏家谱》记为高宗绍兴元年(1131)，东莞英村《罗氏族谱》亦记为绍兴元年，似不确。罗贵等南迁应在元军攻陷南雄前后。新会泷水《麦氏家谱》将罗贵南迁记为咸淳九年(1273)，正值南宋末动乱时期，较为可信。《苏氏家谱》说南迁原因是“民惧集兵之扰”，而番禺市桥《谢氏族谱》则说：宋季间，宫人苏妃失调雅乐，触怒皇上，命下冷宫，后苏妃逃走，被南雄富民黄贮万娶为妻，改姓胡。后事露，上追查，兵部官密行计议，欲以“有贼作乱，流害良民”之名洗地以灭迹。珠玑巷居民罗贵等97人闻讯后团集商议，决定以“天灾地动，民不堪命，十存四五，扰虑难周”为由，提出“南方烟瘴地面，土广人稀，田多山少，堪辟住址”，禀于知县，乞批文引，以渡关津岸陆。后获批准，集体成行。“苏妃说”在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族谱中流行较广，但证据不足，似为传说。尽管一些具体细节有待考证，但宋代中原人南迁珠玑巷，又从珠玑巷流转珠江三角洲各地，这个历史事实却是确定无疑的。

罗贵等集体南迁，据记载是33姓97人。但是珠江三角洲各地族谱称祖先是珠玑巷人的有近百姓人家。黄慈博《珠玑巷民族南迁记》中辑录了四十余种家谱、族谱，如“粤东简氏大同谱”、“南海鹤园陈氏族谱”、“南海九江关树德堂家谱”、“岭南冼氏宗谱”、“小榄麦氏族谱”以及《顺德县志》等，都有祖先来自珠玑巷的记载。南海人苏廷鉴说罗贵等全部到南海县“立案开籍”，而东莞、新会、番禺、香山等地的族谱也称罗贵等人到该地。这里面的原因，一是自北宋中后期至元代初期的200年间，由南雄珠玑巷陆续南迁的有上百次，参见“南雄珠玑巷南迁后裔联谊会筹委会”编：《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史话》，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页。诸族谱把各次南迁与罗贵联系在一起（因罗贵等97人南迁事史记较详）；二是因为罗贵等人离开珠玑巷，沿浈水到韶州，又从韶州沿北江南下，逐渐分散到各地，并未集中于一县一村。另外，有人从心理因素方面作了十分中肯的分析：在封建社会里，人们因战乱流徙他乡，总忘不了故乡。“祥符有珠玑巷”(中原)，珠玑一名实际上是作为中原和江南的象征，代表南迁人的故乡，因而众族谱都说他们的祖先来自珠玑巷，它的意义就不限于纪念南雄珠玑巷，而更远的是纪念中原和江南的故乡。陈乐素：《珠玑巷史事》，同上书，第98页。

据史书记载，岭南的很多名人学士、世家望族，其祖先都是由中原迁至珠玑巷而后又迁到珠江三角洲各地的。明嘉靖时黄佐编《广东通志》引《南雄府图经》说：“(大庾)岭上古有珠玑巷……今南海衣冠多其子孙。”清雍正年间郝玉麟《广东通志》说：“珠玑巷在南雄府保昌县沙水寺前，相传广州梁储、霍韬诸望族，俱发源于此。”道光年间阮元《广东通志》也说，“珠玑巷在沙水寺前，相传广州诸望族俱发源于此。”乾隆《南雄府志·珠玑巷》记载：“广州故家巨族，多由此迁居。”具体的事例，也有很多。我国明代中叶的著名思想家、哲学家陈献章(白沙)，“先世仕宋，自南雄迁新会”，阮榕龄：《白沙先生年谱》。后一直定居新会。明末清初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自称“予沙亭始祖迪功郎，讳禹勤，初从珠玑巷而至，族谱云：‘南屈珠玑实始迁’。”清代著名学者、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也都是珠玑巷南迁族人后裔。南海人康有为“始祖建元，南宋时，自南雄珠玑里始迁于南海县西樵山北之银塘乡”。《康南海自编年谱》。梁启超是新会人，据丁文江编《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引《梁氏世系图谱》说：“绍字季美，宋赐进士，绍圣间为广东提刑，与叔焘同择居南雄珠玑里。广东梁氏自公始。”黄慈博《珠玑巷民族南迁记》中也有不少记载，如：“珠玑巷，予祖所由至番禺也，记先高士曰：当宋南渡时，从岭内避乱诸豪杰，暂依于此，因而南下，卜居……”又如，书引龙廷槐《敬学轩文集》中《柳州太守何敬亭墓表》说：“香山小榄何氏先世居北方，远祖先锋公以荫补郎中，值北宋末中原多故，挈家南徙，流寓南雄珠玑巷，后迁香山小榄乡。至六代祖，以捐粟赈饥，获旌于朝，其后子孙蕃衍，衣冠之盛，甲于一郡。”

珠玑巷后裔在珠江三角洲各地的经济开拓和文化发展中，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他们开垦荒地，治理滩涂，推广中原地区的先进农耕技术和手工工艺，开办学校，传播文化，为岭南开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四节 明末移民及其影响

一、明末战乱中移民南下

明王朝建立之初，大兴屯田，奖励开荒，兴修水利，减轻赋役，惩治贪污，并放松对手工业者的控制，整个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各族人民进一步加强了联系。岭南地区也基本上摆脱了蒙昧状态，经济、文化有了较大发展，逐渐接近中原、江淮等先进地区。

明代后期，宦官专权，政治黑暗，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骄奢淫逸，不断加征税饷，贪官污吏到处勒索掠夺，激起各地民变。统治阶级内部的东林党人也掀起反暴政的斗争。天启七年(1627)，陕北爆发农民起义，在陕晋两省作战数年。崇祯六年(1633)农民军自山西渡河南下，进入中原，两年后农民军13家72营首领举行荥阳大会，共商推翻明王朝战略。后李自成率起义军艰苦战斗，于1644年攻破北京，明朝灭亡。从1627年至1644年的17年间，各地战火纷扰，难民四处流徙。

难民中有不少人向岭南逃避，形成岭南历史上的第四次移民高潮。但明末的岭南，也不是一块安宁之地。明以来，中央政权加强了对岭南的控制与掠夺，特别是明后期朝廷加征关税、盐课、杂项等，辽东用兵又连续三次增加辽饷，极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万历以前，广东盐课解10266两，万历四十六年(1618)加解11597两，天启四年(1624)，又加解66136两。连两广总督在崇祯元年(1628)的奏疏里也不得不承认：“粤自有事以来，搜括如洗。”《明清史料乙编》第7本，第616页。而岭南地方官吏又层层加征盘剥，人民不堪忍受。从天启七年(1627)起，与陕北农民起义相呼应，岭南增城、英德、从化、平远、连平、澄海、保昌、揭阳等地不断爆发起义。崇祯十四年(1641)，林九我等在永安县乌兽嶂山起义，“自谓效中州闯(李自成)、献(张献忠)举事”，一时“声势大震”。康熙《惠州府志》卷五。

在这种情况下，逃亡岭南的中原人民，就只能在一些地旷人稀的荒山野岭辟地开田，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重建家园。明末的移民对岭南后期的开发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规模不大，流散偏远，对岭南的影响就远远不如前几次了。

在南逃的移民中，有一部分是明王朝的遗臣。清兵南下后，他们拥戴朝廷宗室后裔，率领残余军队，以及一些豪绅家族，从江苏、浙江一带经福建逃到广东。这一部分人在岭南以反清复明为号召，给岭南人民带来强烈的封建正统观念和民族意识，激起了人民奋起抗清的斗志。明末岭南的农民起义军中，后来有不少举起了抗清的旗帜。

二、清军对岭南的破坏和人民的反抗

秦代和汉代，朝廷都曾发兵进军岭南，这两次虽然都给岭南造成一定的动乱，但其目的都是为了统一中国，其攻击对象是地方割据武装，其后果都有利于岭南的发展，因此在历史上是有贡献的。明亡后，清军以佟养甲、李成栋为首，率精兵铁骑，由福建的漳(州)、泉(州)进征广东，一路大肆屠杀，给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明朝宗室成员及遗臣在广东建立永历政权，更引起了清王朝的怨恨，加深了人民的灾难。据乾隆《南雄府志》载，顺治六年(1649)12月30日（除夕），清军攻陷南雄府后，野蛮烧杀，城内居民“十存二三”。第二年清军又陷广州城，守城官兵阵亡六千多人，城内居民被杀数万人，真可谓血流成河。随后，清兵又续攻梧州、桂林，追击遁逃到全州的永历帝。在岭南各地，清兵所到之处，肆意蹂躏，使岭南的社会经济受到极大破坏，岭南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

清军在岭南的烧杀行为，激起了人民的奋勇反抗。各地不断爆发反清起义。与以往的起义军不同，这次除了农民队伍之外，还有一批知识分子领导和参与了起义队伍。被称为“广东三忠”的陈邦彦、张家玉、陈子壮(又称为“岭南三忠”、“粤东三烈”)，就是其中的代表。陈邦彦是顺德人，很有才气，曾在大良锦岩岗设帐授徒，著名学者屈大均等都是他的学生。张家玉是东莞人，明崇祯时进士，生平好击剑、任侠。陈子壮是南海人，能文善诗，24岁时中探花。陈邦彦等三人在清兵陷广州后合谋起兵反清，互为犄角。后三人在抗清战斗中英勇不屈，壮烈牺牲，三人的家属很多也被清兵杀害。陈邦彦的学生、“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也曾投身陈邦彦军中。陈邦彦被俘殉国后，屈大均挺身冒死收拾其尸身、头发等，具殓盛葬，其义举为世所尊。

在历次中原人南迁高潮中，唯有明末清初这一次对岭南来说是灾难性和破坏性的。经过汉唐和宋明几代逐渐发展起来的岭南经济，遭受到空前的打击。劳动人民辛苦经营的家园，受到毁灭性的破坏。但是，由此而引起的岭南人民的抗清斗争，却培养了岭南人民抗击强暴、反对侵略、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

第五节 历史上贬谪岭南的“罪官”

一、古代岭南是“罪官”流放之地

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中原移民，对岭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缩小了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差距。同时，被历代朝廷贬谪到岭南的“罪官”，对岭南文化的发展也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自秦汉以来，岭南因位处边陲，是一“荒服”之地，一直被朝廷作为流放罪犯的地方。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九“南越初起”条中说，“秦略定扬越，以谪徙民与越杂处。扬越盖自古迁谪之乡也”。岭南的荒野、艰险以及“俚獠犷悍”，史书上有不少记载。《资治通鉴·汉纪四十·和帝永元十五年》载：“……交阯七郡，……土地炎热，恶虫猛兽，不绝于路”。直到唐代，岭南一些地区还十分荒芜。唐刘恂所撰《岭表录异》说：“循州（今惠州)多野象，人或捕得，争食其鼻，云肥绝”。越人的生活习惯，如《淮南子·精神训》所说的“越入得髯蛇以为上肴”，《史记·周本纪》所说的“文身断发”等，都被中原人视为异端。还有史书说岭南有食人的风气，如《墨子·鲁问》说：“楚国之南有啖人之国者，其国之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美则以遗其君，君喜则赏其父。”屈原的《招魂》中也有关于南方人“雕题黑齿，得人肉而祀”的描述。这些都使岭南在人们心目中成为一个野蛮、恐怖的地方。

秦始皇时，就将“逋亡人”等罪犯，以及“治狱吏不直者”发配岭南，“以谪遣戍”。《史记·秦始皇本纪》。自此后历代不断有“罪官”流放岭南。如《唐书·玄宗纪》记载：开元二十六年（738）正月，朝廷将死罪和徒刑的罪犯流放岭南。又如宋真宗以后，京官犯罪，罪大者降职到“远恶军州”安置，流放地中最“远”最“恶”的莫过于岭南，当时最重的处置就是贬谪“过岭”(过大庾岭到岭南)、“过海”(到海南岛)。

二、史书记载的入粤“谪官”

历史上有很多“谪官入粤”的记载。三国时期，东吴骑都尉、会稽郡人虞翻，因得罪孙权，被流放番禺(今广州)。他到番禺后，把南越王赵佗后代赵建德住过的家宅，辟为讲学的园庭，称为“虞苑”(址在今光孝寺)，当时门徒有数百人。隋炀帝时，尚书柳述曾被流放到循州(今惠州)。唐代时，中国佛教禅宗南宗的创始人惠能，其父卢行瑫也是贬官。卢行瑫是范阳(今河北定兴县南固城镇)人，曾在本地为官，唐高祖武德年间因罪降职，流放岭南，定居新州(今广东新兴县)。唐宋时期，有很多著名朝臣都被贬到岭南。今海南省琼山市的五公祠，所祀即为唐宋两代五位历史名臣：李德裕，于唐文宗和武宗时两度任宰相，在抗击外族入侵和平定藩镇叛乱中有功，后因与牛僧孺“牛李党争”，于唐宣宗大中元年(847)被贬为潮州司马，再贬为崖州司户(牛僧孺及牛派人物张锡、郑亚等也被贬到惠州)。李光，南宋时曾作副相，因在高宗面前痛骂秦桧，于绍兴十一年(1141)被贬到海南，居琼州、昌化11年。李纲，南宋时著名的抗金派代表，做了75天宰相，被投降派诬陷，贬到海南万安军(今万宁、陵水一带)。赵鼎，宋高宗时两度任宰相，曾与李纲齐名，后因反对投降政策，受秦桧排挤，于绍兴十四年(1144)被贬到海南吉阳军（即崖州)和潮州等地。胡诠，因写《上高宗疏》请杀奸臣秦桧，激怒权奸，于绍兴十八年(1148)被贬到海南吉阳军（崖州)。这五位在中国历史上作过贡献的著名人物，虽遭排挤、贬斥，但一直受到岭南人民的尊崇和景仰。另据史书记载，宋代陈尧佐，曾任参知政事等职，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因“坐言事忤旨，降通判潮州”。《惠州府志》载：陈尧佐在任潮州通判期间，修孔庙，建韩祠，“治以诚信，事从省约，吏民化服”。宋代被贬到惠州的还有：御使陈次升，因议章惇、蔡汴植党为奸，获罪谪官；崇政殿说书(侍讲)陈鹏飞，因忤秦桧而落职。南宋时期爱国名将岳飞被害后，其家属和后裔也都被迁到岭南。当然，贬到岭南的并不全都是廉洁正直的朝臣。唐武则天时著名酷吏周兴，杀人如麻，百姓怨声载道。武则天为缓和紧张形势，不得不将周兴流放岭南。另有一些“谪官”，是由于朝廷党争所涉，被贬入粤的，如唐朝诗人李商隐等。

在流放岭南的“罪官”中，有些人原籍就在岭南，经科举或荐举入朝，在京城为官，后因获罪于朝廷，又“谪官入粤”。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人语》中提到唐代曾任宰相的韩瑗：“韩瑗，南海人，唐显庆为宰相，谏废王皇后，立武昭仪，高宗大怒。褚遂良又谏，被贬，瑗救之。许敬宗、李义府因诬瑗不轨，贬海南卒。”北宋韶州曲江人余靖，累官工部尚书，是一位历史名臣。宋仁宗时余靖为范仲淹鸣不平，卷进“庆历党议”案，被贬落职，后又被人陷害，谪往吉州、南京等地。余靖厌恶官场倾轧，曾回故乡曲江隐居六年，杜门谢客。明代香山人黄佐，任过编修、侍读、少詹事等官，曾编修地方志书200多卷，是一个著名学者。黄佐因参加了朝廷官员“大礼议”的签名活动，遭受贬谪。于是他以“终养”老亲为名辞官归里。他在家乡创办“粤州草堂”，接待游学士子，远近闻名。还有明代刚正不阿、冒死直谏的著名清官何维柏，南海人，因弹劾奸臣严嵩被投入诏狱，后被释放革职回到故乡。何维柏在故乡授徒讲学，成绩斐然。

三、韩愈、苏轼对岭南文化的贡献

入粤的谪官中，很多都在当地授徒讲学，兴办文化事业，把中原先进文化带到岭南，为岭南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唐代的韩愈和宋代的苏轼。

唐代著名散文家、诗人、哲学家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邓州南阳（今属河南)人。因祖籍昌黎，世称“韩昌黎”。贞元十九年(803)任监察御史时，关中天旱人饥，官吏催租甚急，韩愈上书请宽民徭，免田租，后被人进谗，皇上“恶之”，贬为连州阳山(今广东阳山县)令，韩愈在阳山三年，体察民情，廉洁公正，颇有政绩。《新唐书·韩愈传》说他“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元和十四年(819)，韩愈任刑部侍郎，因谏阻宪宗迎佛骨，又被贬为潮州刺史。唐代时岭南文化还十分落后，韩愈到潮州上任后给宪宗的《潮州刺史谢上表》说潮州是“蛮夷之地”，说他在潮州做官是与“魑魅为群”。他在《请置乡校牒》中还说潮州地方“人吏目不识乡饮酒之礼，耳未偿闻鹿鸣之歌”。可见当时潮州还很不开化。韩愈请当地人赵德做县尉，专管州学。赵德是代宗末年进士，“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宗孔氏”，韩愈：《请置乡校牒》。正与韩愈尊儒排佛的思想相通，受到韩愈重视。韩愈拿出自己的俸金作为举本，支持赵德设置乡学。赵德将韩愈赠给自己的文章编为《昌黎文录》6卷，并作序，这本韩愈文集在潮州广为流传，是当时潮州士人的必读书。韩愈在潮州的活动还有正乡音，放免奴婢等，他还曾组织驱鳄鱼，为民除害。韩愈在潮州任职虽然只有8个月，但由于他学问渊博，名望极高，以及他为兴办地方文化事业所作的巨大努力，因而在潮州文化发展的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自韩愈后，潮州文风大盛，士人代出。宋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说：“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明万历年间进士黄琮撰《重修潮州府儒学记》说：“潮故粤之东，底风气未辟。自昌黎请置乡校，延赵德成为之师，而文学彬彬，遂称海滨邹鲁。”清代潮州知府龙为霖撰《韩山书院碑》说：“昌黎治潮逋八月，潮人由是而知学……樵夫牧竖亦乐道其姓氏为美谈”。潮州人民为了纪念韩愈，将鳄(恶)溪改名为韩江，东山(笔架山)改名为韩山，妇女蒙面的头巾取名韩公帕，还兴建了韩文公祠，祠中韩愈手植之橡树被称为“韩木”，潮州城里还有思韩亭、昌黎路等，这些都反映了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尊重和推崇。

北宋杰出的文学家、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也曾被贬谪到岭南。苏轼是眉山(今属四川)人，在朝廷历任知州、翰林学士、侍读、礼部尚书等职。苏轼早年因反对王安石新法，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被贬黄州(今属湖北)团练安置，他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章惇为相，失势后的变法派再起，“元祐党人”又一次遭到贬斥，先后有吕大防、刘挚、苏轼、苏辙(苏轼之弟)等人流放到岭南。当时苏轼被贬到惠州、儋州(今海南儋州市）。苏轼在惠州做地方官时，十分关心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他在罗浮山看见山涧溪水水量充沛，落差又较大，就建议当地村民建造水碓和水磨。他还提出了具体方法：“若筑塘增百步，闸而落之，可转两轮，举四杵也。”他看见农民在烈日下插秧十分辛苦，就大力推广秧马。秧马是当时江南农民使用的插秧工具，苏轼建议在龙川、博罗二县推广，并亲自绘出秧马的图样，抄出自己在武昌写的《秧马歌》，对岭南农业发展起了一定作用。苏轼虽遭贬谪，但心胸旷达，将宦海名利是非置之度外，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佳句，苏轼在惠州两年七个月，于绍圣四年(1097)，又以“讥斥先朝”罪流放到更偏远的海南岛儋州。苏轼在儋州关心民瘼，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特别是同黎族人民亲如一家，为黎族人民的文化启蒙作出了贡献。他在当地以黎族成员自居，学黎语，穿黎服，同时也教黎族人讲汉语，规劝他们改变一些落后的生产和生活习惯，并教他们学习文化，亲自在载酒堂(即后来的东坡书院)向黎族人讲学，深受黎族人民的尊重和爱戴。宋代李光《迁建儋州学记》说：“(坡公去后)今十余年，学者彬彬，不殊闽浙。”可见苏轼对儋州学风兴起是有深远影响的。苏轼自己对岭南的这一段经历也十分珍视，他在去世前两个月所写的《自题金山寺画像》一诗中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自秦以来的二千多年历史岁月中，中原、江淮人民以及朝廷“罪官”陆续不断地移居岭南，给地处荒僻的岭南输送了中华文化的精华，使中原文化与岭南本土文化得以融会、交流。正是在这融会、交流中，岭南文化发展、成熟起来，成为中华文化中的一枝奇葩，并在近代闪射出灿烂夺目的光彩。

第八章 近代思想文化

1840的鸦片战争，率先在广东沿海拉开帷幕，它标示着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开端。在中国近代80年救亡图存的历史上，岭南文化由于独特的地域环境和文化传统，获得了极为重要的发展，在华夏民族文化中由非主流文化演变为近代中国的主流文化之一，对中国政治与文化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不仅意味着岭南文化对中原内陆文化已产生了强大的辐射与潜化作用，同时也预示着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逐渐地向现代文明演化，预示着中国文化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到来。限于篇幅，本章仅研究近代岭南思想文化的发展线索，探讨朱次琦、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一大批思想家对岭南文化作出的历史贡献。

第一节 近代岭南思想文化的发展阶段及理论特色

一、近代岭南思想文化的形成背景与发展阶段

鸦片战争爆发前，岭南地区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处在衰落的封建社会晚期阶段。封建的经济制度，构成了清王朝专制统治的基础。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大都为少数地主所垄断，不少失去土地的农民处于破产边缘，只好受雇于人，或者流入城镇成为佣工。当时的珠江三角洲一带由于历史传统的原因，商品经济的发展较快较早，已出现了不少资本主义的萌芽因素，如养蚕、缫丝行业已存在明显的雇佣关系，并有了较细的分工。佛山一带的陶瓷、冶铁、缫丝业中，存在着明显的作坊主与雇工的雇佣关系。当时的岭南社会除了农民和地主的旧有矛盾，雇工与作坊主的矛盾，逐步成为社会上一种新的重要的社会矛盾。

鸦片战争的爆发，迅速地打破了中国闭关自守的沉寂局面。军事上的失败加剧了中国社会的旧有矛盾，国门的洞开为西洋文化的渗透打开了渠道，这些变化在广东沿海地区的表现尤为显著。鸦片战争的结束使得广东沿海的鸦片贸易畅通无阻，数量急剧增加，大量的社会财富被消耗在吞云吐雾中，“片刻之烟，耗数十日之费”。《二南文集》，见《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神州国光出版社1954年版，第485页。伴随着社会贫困与社会购买力的下降，便是战前早已存在的银贵钱贱的问题日趋严重，人们负担的各种捐税更加沉重。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沿海五口开放与香港的被迫割让，为西洋商品进入中国大开了方便之途，岭南沿海地区更是首当其冲。大量的洋货被运抵广州，又经此传散到珠江三角洲的乡镇集市，猛烈地冲击和破坏着农村原有的小商品经济。以纺织品为例，顺德由于洋布贱售，使得原有的土布纺织业很快衰落下来，由此造成了近半数的女工不得不脱离原来的土布织造行业；佛山因洋纱的侵入，其纺织业早在1854年便已陷入停顿状态。类似情况，在东莞、番禺、花县等地区也相当普遍，经营此业的女工遂纷纷失业。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5-416页。

除了洋货的冲击，各种战费、赔款也直接加重了岭南人民的赋税负担。据统计，仅1841年前后的一年中，广东省支出的军费总和近450万两，约相当于全年实征地丁银的3倍；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广东承担了全国赔款的2/3以上，达10325万两，此外还有赎城费600万元和赔偿英商馆的66万元。各种战费、赔款通常经由苛捐杂税的形式被强加给农民、小商人和市民的头上，迫使更多的人处于倾家荡产、一贫如洗的境地。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8-419页。

鸦片战争不仅激化了旧有的封建社会矛盾，而且西方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文化随即传播到岭南沿海地区，带来了新的民族矛盾、民族冲突和文化碰撞。就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近代岭南早期改良主义思想文化开始萌芽和形成，其代表人物有朱次琦、陈澧和洪秀全，其中前两位学者继承了岭南地区经世致用的学风，但思想内容对于传统旧学并未彻底超越；洪秀全的思想则充满了反叛精神，他不仅实用主义地改造了西方基督教神学，创建了“拜上帝教”，而且还使其《天朝田亩制度》充满了农业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他们的思想可以视为近代岭南思想文化形成发展的第一阶段。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岭南思想文化进入第二阶段，也是最有成就的阶段，它以改良主义思潮的形成和维新运动的失败为标志。资产阶级新思想在广东的最新出现，乃是以洋货入侵、西方列强的资本输入和清朝大员的洋务运动等为社会背景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西方国家加紧了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在各通商口岸纷纷设点开厂。仅以船厂为例，外商在黄埔开设的就有旗记铁厂、高阿船厂、于仁船坞、福格森船厂，此外还有各类纱厂、糖厂等等，资本输入已经形成规模。同时，清朝的一些封疆大吏为着“自强”、“求富”，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指导下，开始掀起洋务运动。他们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技术，创办新式的军事工业和部分民用工业。如1861年曾国藩创设了安庆军械所，李鸿章于次年创建了上海洋炮局，左宗棠于1866年创办了福州船政局，等等。除此之外，为培养军事和军火制造人才，洋务派还多次选派学生远赴美国、法国和英国留学，以期“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以培人才，而图自强”。《奏稿》，见《李文忠公全书》，第53卷，第16页。一时间，洋务运动在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的推动下，在沿海一带迅速盛行。

近代岭南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大都在洋务运动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他们有的甚至亲自从事洋务活动数十年，如郑观应；有的亲率学子远赴重洋留学问教，如容闳。不过，虽然与洋务运动有如此之深的渊源关系，早期改良主义的思想主张毕竟已明显地偏离了洋务派的初衷，成为中国近代维新思想和改良运动的前驱。何启、胡礼垣提出了“新政”学说，主张以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来改造中国封建专制的传统，全面地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农、工、商及交通运输业，使中国经由改良和平进入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郑观应则较为周详地提出了君主立宪的维新思想及发展民族工商业、推进现代“商战”的重商主义学说。郑观应与何启、胡礼垣由此成为岭南最有影响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

由清朝新贵倡导的洋务运动，随着中法战争的结束而归于失败。接踵而至的是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它使中国再度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战后，法国轻易地获得了在云南、广东、广西开矿的优先权，并取得了清廷关于“海南岛决不割让于他国”的保证，获得了广州湾99年的合法租用权，英国不甘其后，很快迫使清廷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获得东起大鹏湾，西至深圳湾，总面积约975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的租用权。1898年英国又获得了广九铁路的承筑权，美国则取得了粤汉铁路借款和承筑权。甲午战败，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岭南地区已落入英法两国的势力范围。面对这种艰难时局，各地人民纷纷开展救亡图存的活动，其中，以岭南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维新派，发起了震惊全国的改良主义启蒙运动，致使维新思潮风行天下，对整个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可以视为岭南思想文化近代历程的第二阶段，也是最有贡献意义的历史阶段。

戊戌运动被血腥镇压后，改良主义者仍然抱着君主立宪的初衷而不变，显然已落后于当时中国形势发展的需要。改良派本身也发生了分化。经过在国内和海外的数次大论战，维新派开始走向没落，代之而起的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第三个阶段，即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文化，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孙中山和朱执信。他们的学说开创了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指导着辛亥革命的发生发展，“五四”运动后一段时间，其思想学说仍然在发挥着重大的影响。

由此可见，近代岭南思想文化的三期发展，是以当时岭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的各种经济、政治和文化危机为社会背景的。岭南思想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它与整个中华民族奋发图强，努力走出困境的奋斗精神是密切相关的。

二、近代岭南思想文化的特质与社会影响

近代岭南思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伴随着中华民族屡遭外侮、沿海地区被迫开放和西方文化的不断渗透而展开的。民族危机、政治危机，乃至整个社会文化危机，无不使近代岭南文化带有一些鲜明的历史特征。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近代岭南文化的开放精神

近代岭南思想文化是在迭遭外侮的广东沿海地区形成的，重要的思想家几乎都是在受西方文化强劲辐射的珠江三角洲一带成长起来的。思想家接触和学习西方的文化意识，在地理环境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洋务运动掀起留学高潮后，广东远渡重洋去西方留学的学子数量居全国之冠，他们浸润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惊羡于西方国家的富裕强盛，回国后积极宣传，推动国内的变革，有的人跻身于维新运动的行列。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早年求学于香港和檀香山诸地，后来逐步形成了一套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便是主动接受西方文化的典型事例。

由于上述因素的作用，岭南近代思想文化在理论构成方面带有鲜明的开放精神，而不是在原有的封建旧学的基础上盘旋不进。几乎所有重要的岭南思想家，都主动地接纳和宣传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学说，认真地学习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并以之作为世界观的自然科学基础。照搬或直接运用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抨击清朝黑暗统治，这在岭南近代思想家身上是极为普遍的事实。不仅如此，在具体概念的使用方面，这种文化的开放精神也得到普遍的印证。康有为常用的概念如“质”、“力”、“电”、“声”、“光”等等，孙中山学说中的重要概念如“以太”、“生元”、“物竞天择”等等，无不来自当时西方的自然科学学说，即使某些中国传统学说中常用的概念如“气”、“理”、“道”等等，也被注入了新的内涵。

概言之，近代岭南思想文化的开放精神，首先是在开放环境下西方文化渗透、对流的条件下形成的，而这种开放性又使岭南思想文化最先脱出了中原传统封建文化的窠臼，从而走向了一个全新的舞台，并发挥出独特的社会效用。

2.近代岭南思想文化的民主精神和重商传统

近代岭南思想文化的主题是适应或推动资产阶级维新改良与革命运动需要而掀起的民主思潮。民主学说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独裁、发展资本经济过程中所倡导的最有进步意义的社会政治思潮。自《南京条约》签订、开放五口通商以后，以民主、自由为主题的西方社会学说在广东地区逐步传播开来，西方一些关于民主政治和个性自由的学术名著很快被翻译介绍进来，诸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等，对近代岭南思想家的成长都曾发生过难以估量的指导作用。黄遵宪、梁启超及稍早一些的何启、胡礼垣等人，都曾花费精力，向国人专门介绍西方近代一些大思想家的民主理论和国家学说。虽然有些思想家晚年趋向保守，如康有为之坚持君主立宪及参与末帝复辟，但从岭南思想家近80年当中为之奔走呼号的维新运动或反清革命上看，贯串其中的精神核心和指导思想，毫无疑问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学说。就此而言，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启蒙运动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虽然在追求目标上出现明显的分歧，但在反对暴君独裁，解放民权的根本精神上却有着共同之处。

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往往是一件事物在两个方面的反映。除了民主精神以外，反对闭关锁国和乡村小农经济的落后经济形态，同样是近代岭南思想家的一个重要特质。岭南沿海地带素有经商致富的传统，但从文化思想的层面分析，这种传统却从未彻底突破封建时代重农抑商的思想樊篱。直至鸦片战争后，西洋商品以其制作精美、价格低廉的优势，在岭南地区大肆倾销并迅速破坏了散落于乡镇集市的各种作坊手工生产，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才初步占据了岭南思想家的大脑，并逐步演化成一种思潮，成为近代岭南文化在思想构成方面的一个重大特征。几乎所有近代的岭南思想家都曾花费过大量的笔墨去宣传发展工商业的重大社会意义。康有为在民族危机中很早就意识到工商业对一个国家命运的关系，他认为，“并争之世，必以商立国”；又指出，“以兵灭人，国亡而民犹存；以商贾灭人，民亡而国随之”。民族之振兴，在于商业之发达。郑观应更为直接地主张“以商立国”，认为“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并由此提出了与西方列强开展“商战”的主张。此外，容闳、何启、胡礼垣、孙中山等思想家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要性都曾作过重要的阐述。可见，对重商主义的积极宣传，也是近代岭南思想文化在内容构成上的一个重要方面。

3.学风上的实用精神和功利色彩

如果从方法论或思想学风的角度考察岭南近代思想文化，则实用性和功利性是非常显著的特征。虽然岭南学风在历史上便有偏重实用和功利的倾向，但使这种倾向转化为一种思想文化重要的外观特征，则还是近代史上的事情。寻究其中的原因，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是最为重要的。救亡御侮、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是近代岭南思想文化形成的社会基础，而它所以能迅速传播，产生重大的社会效应，原因也在于它从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出发，其批评攻击也因此多能切中时弊，从而为广大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因此，从清除时弊的直接需要出发，岭南思想家在介绍西方的社会学说时，实用目标与功利目标是很明确的，并在这种目标的指引下，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观念体系或救国方略。

必须指出的是，实用与功利的原则虽然使岭南近代思想学说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进步性，但毋庸讳言，它也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这首先表现在对外来学说不能作细心全面的分析研究，从而在对传统旧学的批判上存在虚无主义倾向，个别情况下甚至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康有为撰述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有许多主观的臆说和曲解。虽然这样做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为维新变法运动寻找合理的根据，但由此形成的学风则有很多不科学之处。岭南近代史上产生过不少有巨大影响的思想家，却缺乏能够构建严密体系、富于逻辑精神的理论家，这与偏重实用和功利精神的治学风格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是岭南近代思想文化的又一显著特点。

上述三点是近代岭南思想文化的主要特征，虽然在某些方面还有许多局限，但是，从岭南近代思想文化的作用上看，其历史进步意义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是不容低估的。首先，岭南近代思想文化直接加快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步伐。岭南思想家如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和孙中山等人，他们既是理论家，又是投身社会改革的实践家，他们在自己的理论指导下，提出了有利于中国社会进步的变革方案，并以此指导各自的实践活动。康有为、梁启超直接领导了近代史上最有影响的政治改良运动，孙中山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杰出领袖，没有这些岭南思想家的推动和努力，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历史就将以另外的面貌出现。其次，近代岭南思想家掀起的思想启蒙运动，猛烈地冲击了封建伪道学的理论基础，控诉了专制独裁对个性自由和国民人格的危害，使民主自由的思想得以扎根于中国大地，为广大知识分子自觉地接受并为之奋斗。岭南思想家在倡导思想启蒙运动的过程中，大力宣传西学，为西方先进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中国迅速传播，推进中国的文化事业产生过重要的作用。它直接打击和改变了清朝乾嘉以来训诂考据的迂腐学风，倡导面向现实，注重实用的研究方法，这对于开启民智，提高国民的觉悟水平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二节 变革学风的朱次琦和陈澧

一、 朱次琦的实用精神及对阳明心学的批判

说起近代岭南的文化学者，当首推咸丰、同治年间的朱次琦和陈澧两人。他们对近代岭南思想家的成长发生过相当重要的影响。

朱次琦（1807—1882），字浩虔，号稚圭，广东南海县人，世称“九江先生”。40岁时考取进士，旋即任知县，分发山西。居晋为政七年，求实而清廉，兴修水利，消除狼患，擒杀巨盗，促进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往。其道德文章深受当地士绅钦佩，被尊称为“后朱子”。1855年后，朱次琦归隐故乡九江镇，课授门徒，勤于著述，直至1882年病逝。其重要著作，据门人简朝亮编定的《朱九江先生年谱》所载，计有《国朝名臣言行录》、《国朝逸民传》、《性学源流》、《宋辽金元明五朝史实证录》、《晋乘》等七种，但据说临终前已全部付诸一炬。

朱次琦学宗宋儒，推尊朱熹的性理学，同时又崇尚顾炎武、黄宗羲的为人、为学重气节的禀性，反对空谈而务求实用。他认为，“修身之实四，曰：谆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简朝亮：《朱九江先生年谱》。孝弟做到诚心，便可感化家庭成员；崇尚名节，就应该“谨慎辞受、取与、出处、去就之间，昭昭大节”，如同日月经天；变化气质，贵在“自克而胜气质”，刚柔相济而不任其发展。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是道德修养的基本要求。

在对待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心学的态度上，朱次琦褒前贬后，认为朱熹的理学对发扬孔学的微言大义起了巨大作用，其《四书章句集注》使孔子之道大著于天下，因而朱熹堪称“万世之师”。朱次琦还认为，300年来世风浑浊，人情淡薄，皆源于王氏心学之流弊。心学之弊在脱离实际，不切实用，王氏主张不读书即可发明内心良知更属荒谬：“夫既不读书，何以致良知也？不读书而致良知，宜乎姚江不以佛氏明心为非也。此心学之弊也。”又说：“陆子静善人也，未尝不学。然始事于心，不始事于学，而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虽善人，夫其非善人之道也。”简朝亮：《朱九江先生集》。由此可见，朱次琦对心学的批判，是以朱熹的理学为理论依据的。在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上，他明显地受到朱熹思想的制约，如在天理和人欲的关系问题上，他就秉承了朱熹禁欲主义的传统，虽然指出欲望有公私之分，但基本认定欲望属于邪恶，应在驱除之列。

除了经学，朱次琦对史学、掌故和谱牒之学也有一定的研究。他讲学数十年，广授门徒，躬行践履，对岭南近代文化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其后在中国政界和文化领域叱咤风云的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即其门生之一。

二、 陈澧倡导新学和岭南新学风的形成

陈澧（1810—1882），字兰甫，广东番禺县人，世称“东塾先生”，近代著名学者。“生平无事可述，惟读书数十年，著书百余卷”，此话可视为陈澧的生平写照。

陈澧7岁入塾，23岁中举，其后20余年7次参加会试，皆落魄而归，从此诀别科场。1840年起，陈澧在广东学海堂任学长达27年，1867年任菊坡精舍院长。他勤于著述，培育学子，所著书目116种，内容涉及经、史、文、音韵、地理、数学等广泛领域，足见其学问之博大精深。

陈澧治学，注重经世致用，强调面对社会实际，反对空谈心性。他著书立说，即因“时势之日非，感愤无聊……将竭其愚才，以著一书，或可有益于世”，陈澧：《与黄理崖书》，见《东塾集》卷四。又认为“吾之书专明学术，幸而传于世，庶几读书明理之人多，其出而从政者，必有济于天下，此其效在数十年之后者也”。陈澧：《与胡伯蓟书》，见《东塾集》卷四。正由于强调面对现实，注重学问的社会功用，所以陈澧在近代中国较早提出读书人对自然科学如天文、地理、数学及各种专门技术应给予充分重视的主张。陈澧自己便长期在自然科学领域探索，并在地理学的研究方面取得卓著的成绩。所著《水经注提纲》、《水经注西南诸水考》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1864年他就应聘负责总核《广东舆地图》，对当时的国防、外交和水利建设都起了重要作用。此外，他的《统术详说》、《弧三角平视法》、《汉地理志水道图书》、《声律考》、《切韵考》等书，在学术界也有一定影响，曾国藩盛赞之余“服其精博”。

陈澧在哲学思想方面对人性问题研究颇多，他主张性善论，认为荀况的学说是“最不可通”，而孟子的学说则较为完备。孟子所谓性善，仅系指人皆有善性，而非任何人的本性“皆纯乎善也”。

诚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陈澧在近代岭南思想文化上的贡献，并不在于他是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学说，而在于“引导人们从乾嘉年间埋头考据的狭窄天地破墙而出，又极力纠正学术界中汉学宋学的门户纷争，使之各展所长而避其所短，大力提倡考据训诂为手段以达到阐明义理的目的”，丁宝兰主编：《岭南历代思想家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9-180页。从而开创了一代新学风。陈澧执教于广州数十年，桃李遍布岭南大地，“士人出其门者，率知束身修行，成就甚众”，陈澧：《儒林传采进稿》，见《东塾集》卷首。为近代中国文化与政治改革培养了一些重要人才。他的不少思想观点，在以后康有为、梁启超的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第三节 洪秀全、洪仁玕与太平天国的文化精神

一、 拜上帝教与洪秀全的理想

洪秀全（1814—1864），原名火秀，后改秀全，广东花县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缔造了太平天国。

洪秀全早年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视科举为正途，“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信念使得他发愤求学孜孜不倦。但洪秀全四度科场失意后，萌生了反清之志。1844年至1847年，洪秀全三入广西，会合冯云山发动群众，宣传拜上帝教的思想，其间写出的《原道救世歌》和《原道醒世训》，稍后的《原道觉世训》，成为后来太平天国将士的信条。1851年洪秀全率众在广西金田起义，两年后攻克南京，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天国将士所向披靡，纵横半个中国。直到1864年洪秀全去世，天京陷落，整个运动历时十多年，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运动。

洪秀全及其太平天国的社会理想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有着与众不同的特色，这主要表现在他对西方基督教神学的改造上。据传1836年他在广州应试时看到了华人牧师梁发写的基督教宣教小册子《劝世良言》，从此思想发生巨大转折。他肯定《劝世良言》“尽除去各种偶像”、消灭欺诈残杀、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但同时又对基督教的教义作了许多重大改造，否定其逆来顺受、怯懦退避和听凭命运摆布的主张，而注入许多洪秀全本人的观点。

洪秀全首先确立了“皇上帝”至尊无上的独立地位，反对源于佛道二教的各种偶像崇拜。他认为，“仰观乎天，一切日月星辰雷雨风云莫非皇上帝之灵妙；俯察乎地，一切川原山泽飞潜动植莫非皇上帝之功能”。《洪秀全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至于世人崇拜的神仙菩萨，都属虚假偶像，并不具有超人法力，是“阎罗妖之妖徒鬼卒”。但洪秀全的宗教理论也包含了某种因果报应的思想因素，如认为敬拜皇上帝，则生前皇上帝看顾，死后魂升天堂，永远享福；而溺信各邪神，则生前惹鬼缠，死后被鬼捉，永远受苦等。

在宣传和改造基督教神学的同时，洪秀全对孔子的儒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他看来，孔子也属于皇上帝扫荡的妖人之一，读他的书会使人变坏，“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洪秀全及其天国将士的社会理想是在皇上帝的指引下创建一个太平公正的世界。攻克南京后，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对这一理想社会在土地、财产等重大问题方面作了不少原则性的规定，希望做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人与人友善平等。洪秀全描绘的理想社会蓝图，集中地反映了太平天国军民企图在现实社会中奋斗追求的目标。

作为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阐发的以经过改造的基督教教义为基础、具有空想主义色彩的理论，在太平天国成长发展的道路上曾发挥过重大作用。但是，洪秀全毕竟不是一个逻辑严谨的思想家，其理论是粗糙的，其思想也是充满矛盾的。虽然他舍弃了基督教中关于克制、忍让和自甘屈辱的说教，但并没有改变宗教共有的精神本质。他虽然百般嘲弄了孔子的学说，但到了天京后，其皇权主义便急剧膨胀起来，认为“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王独操权柄”，群臣必须“秉正扶朝纲”，《太平天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3页。甚至将这种独裁主义演绎开来，构成处理社会等级关系的原则。至于《天朝田亩制度》的核心精神，更是立足于农村小生产者的立场，希求通过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途径，达到保留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形态的目的，在思想境界上远远落后于同期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水平。

二、 洪仁玕《资政新编》的建设方略

洪秀全族弟洪仁玕（1822—1864）是近代岭南最早涉猎西方政治与经济文明的思想家，他的《资政新编》（1859年提交给洪秀全）所阐述的建设方略，不仅表明他在积极地向西方学习，探求近代西方文明的物质根源，同时也表明他在努力摆脱《天朝田亩制度》的空想性，希望通过洪秀全的施政纲领将太平天国尽快地引向西方列强共同的发展轨道。在《资政新编》中，洪仁玕对五母鸡、二母彘、男耕女织的传统经济模式并未显示出什么热情，他希望太平天国能够迅速建立近代机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保护个人资本和创造、发明专利。书中还提出了许多使中国尽快走向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主张，诸如“兴车马之利，以利便轻捷为妙”，“兴舟楫之利，以坚固轻便捷巧为妙。或用火用气用力用风，任乎智者自创”；“兴宝藏。凡金、银、铜、铁、锡、煤、盐、琥珀、蚝壳、琉璃、美石等货，有民探出者准其禀报，爵为总领，准其招民采取”。《资政新编》提出的全套建设方略，虽然太平天国未能将其付诸实践，但表明先进的中国人要求打破传统经济模式的束缚，全面地发展现代物质文明。就此而言，洪仁玕的思想客观上代表了一种新型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在思想领域的开创精神是十分显然的。

第四节 近代岭南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

一、郑观应的商战理论

郑观应（1842—1922），字正翔，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他是中国资产阶级早期改良主义的思想代表。

郑观应1858年应童子试失败后便决意经商，同年赴上海，在宝顺洋行学习商务，开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买办生涯。自19世纪80年代起，郑观应与洋务派发生广泛的联系，除投资开平煤矿外，另与盛宣怀等人在登、莱、青、锦四州筹资开采五金矿藏，积资达数十万两之巨。丁宝兰主编：《岭南历代思想家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1-262页。晚年他致力于宣传和发展教育工作，担任招商局公学住校董事和商务中学名誉董事，直至逝世。郑观应著有《救时揭要》、《易言》和《盛世危言》，其中《盛世危言》直接宣传了他的改良主义思想，影响巨大。

重商主义是郑观应思想体系的核心。他在早期著作《救时揭要》中即开始批判洋务派官办商务的政策，主张大力发展民族商办企业。《易言》中，他还对中国发展民族资本工商业提出多种规划与设想，认为只有民族工商业兴旺发达起来，中国才能赶上欧洲强国。

郑观应重商主义思想中最具特色的是他的“商战论”，这是与反对西方列强经济侵略密切相关的。他在《盛世危言》“商战篇”中指出，重兵战，而忽视发展民族工商业，是近代历次战争中国败北的重要原因，也是洋务运动一个极为致命的弱点。郑观应主张使商业成为整个社会政治、军事、工业、农业、教育等领域的根本物质基础，增强中国的整体国力：“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矣哉。”郑观应：《盛世危言三编·商务》。商业的振兴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餍欲，孰得而谁何之哉？吾故得以一言蔽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三，《商战》上。郑观应还指出，“兵战”仅为“有形之战”，而“商战”为“无形之战”，兵战治标，商战固本。如果我国能做到“中国所需于外洋者皆能自制，外国所需于中国者皆可运售”，即“决胜于商战”，中国自能转弱为强，转败为胜。在阐述商战论的同时，郑观应还批评了洋务派“筹饷则聚敛横征，不思惠工商以兴大利；练兵则购船售炮，不知广学业以启聪明”，认为这都是“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为推进商战，郑观应先后向清王朝提出了裁撤厘金、设立商部、授予商人自由投资权、提高商人政治地位等一系列主张。

《盛世危言》还首次提出了开设议院和兴办新式学校的改良主义思想。他认为君主专制国家一切权力集于帝王之手，所作决策因帝王深居简出、孤陋寡闻的限制而远离社会民众的实际需要。君主立宪的政体则较易于反映民众的心愿。他认为，中国开设议院，是“治乱之源，富强之本”，能使中国“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

郑观应对开办新式学校表现出很高的热情，认为新式人才是国势强盛的人力资源基础，只有广兴新式学校，才能推动科技工艺的进步，培育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人才。郑观应较早地意识到传统教育方式和八股取士的做法存在着种种弊端，认为那种教育方法，“所作不过尘羹土饭，陈陈相因之语，于国家利病，政治得失未尝一及”，因此废除科举制度，开办新式学校，就成为中国走向自立、富强之路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开办新学方面，郑观应特别重视兴办商学。在他看来，中国自通商以来，未受通商之益，反受通商之害，原因就在“讲求商务之无人耳”，推其原故，“上在官司而下在商。官不能护商，而反能病商，其视商人之赢细也”。在商人方面，“则愚者多，而智者寡”;“欺诈者多，而信义者寡;贪小利者多，而顾全大局者寡;此疆彼界，珍域己分，厚己薄人，伎求无定，心不齐力不足，故合股分而股本亏，集公司而公司倒。此弊之在下者也。”为改变这一状况，郑观应主张“必于商务局中兼设商学，分门别类，以教殷商子弟”，如此才能“利无不兴，害无不革”，才能培养新的人才，适应现代商战的需求。

《盛世危言》1894年出版，在社会上发生了巨大的震动作用，有志之士争相传阅，洋务领袖也借题发挥，致使数年之间，翻刻销售达十余万部。其意义，首先在于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农抑商思想，正确地认识到世界开通之后，工商业的发展水平构成了一个国家的物质基础，既决定着本国国民生活的富裕程度，也决定了在与别国交往与竞争过程中这个国家所处的实际地位。重商思想的提出和确立，可视为中国民族资本工商业缓慢发展、求取独立的先声。其次，《盛世危言》的出版，还可视为中国19世纪末变法维新运动的前奏，其所宣扬设议院、办学校、开工矿、废厘金等主张，后来在康有为主持的百日维新运动中几乎无一例外地被采用。从这方面看，《盛世危言》无疑是改良主义者的宝典，成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先师，对孙中山和毛泽东也有很大影响。

晚年的郑观应思想渐趋保守，并在行动上疏远了资产阶级的改良维新活动。其著的书稿，不少是宣扬因果报应和仙道神怪的思想，当然也有一些教育救国的思想。终其一生来看，郑观应仍然是一个进步的爱国主义思想家和商人，他的“商战论”，使岭南文化中原来就有的重商传统注入了新的内涵，从而使岭南文化的近代商业精神更为显著和突出，并大大增强了其对中原文化的辐射力。

二、胡礼垣、何启的新政思想

19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洋务运动进退维谷。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胡礼垣、何启主张实施“新政”，取法英国，将中国和平地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轨道。他们的一系列论文被汇编成《新政真诠》一书，“新政”思想，由此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胡礼垣（1847—1916），字荣懋，广东三水人。他早年曾攻举子业，屡试不中，后转入香港大书院研究西方国家的文化与政治，曾游历日本等国，晚年返回香港，在文学社任译员之职。1916年病逝后，他的著作被其后人编成《胡翼南先生全集》60卷出版。

何启（1859—1914），字迪之，广东南海人，生于香港，早年留学英国，返港后任香港议政局议员。1887年发表《中国之睡与醒——与曾侯商榷》一文，名声大振。由于在时局和社会改良问题方面与胡礼垣有较多共同看法，两人由此结下友情。《新政真诠》即是两人合作而成的论文集。

胡礼垣、何启的新政学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一系列领域，归纳起来有几个方面的思想影响较大：

1.政治上要求改变两千多年来凡事一决于君王的封建专制制度为议会制度他们在《新政安行》一文中指出，“天下有无君之国，不闻有无民之国。民权在则其国在，民权亡则其国亡”。权力来自民众，民众是国家政权的主人。至于君王的出现，是适应人民的生存需要，为人民办事而设置的。中国欲恢复民权，需以西方的议会制度来改革中国封建专制的传统。议会和议员的职责在于对君王官吏的行政决策及任免事宜进行有效的监督和节制，维护民众的利益不受侵害。他们认为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是英国君主立宪的制度，中国应以之为榜样加以效法。

2.经济方面主张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农、工、商及交通运输业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与西方列强进行竞争的物质基础。他们反对洋务派官督商办的政策，主张听由私人投资兴办工矿、农牧、水产企业，由国家出租土地，给予轻税、免税等优惠政策，使民族资本企业迅速发展起来。他们主张经济繁荣有待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在《新政论议》中认为“天下之利莫大于商，通商之利莫大于轮舶”。水运与铁路运输发展后，才能货畅其流，促进城市和乡村经济的兴旺。在修筑铁路方面，他们主张由民间集资组成股份公司去经营，资金缺乏，国家可以给予资助，但不能向外国高息借贷，否则路权就可能落于洋人之手。这些主张，显然有别于洋务派。

胡礼垣、何启的新政理论中，一些主张现在看有些不切实际，如西方列强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进行经济掠夺，他们不仅不反对，还持欢迎态度，认为排斥洋货“于通商之理未明”，是“不通之论”。

3.文化教育

他们主张适应中国将来新政发展的需要，大力开办新式学校，培养新型人才。为适应中国未来工商业发展之需，学校应增设机器工务、铁路建造和管理、轮船建造与驾驶、电器制造、开矿理法、格物化学、地图数学等科目。学校每年进行两次考试，对合格者分别授予各科秀才、举人和进士执照，作为政府部门和社会工商业界的储备人才。

胡、何二人的教育思想有一些保守因素，如其学校建设的主张与传统道学教育并不直接对立。他们反对科举制度，却不反对科举教育中道学的内容。在他们看来，孔孟学说之所以经久不衰、“坚致精莹”，原因是孔孟学说源于自然，与今日的公理公法无不相合。

胡礼垣、何启的新政思想在当时影响甚大，并成为以后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他们为创办民族工商业，发展交通运输业，兴办各类新式学校，不停地奔走呼喊，这些足以证明他们是富于远见，又注重实干和开放创新精神的思想家。

第五节 爱国主义思想家黄遵宪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广东嘉应（今梅州市）人。其重要经历有：1875年应顺天乡试中举；1877年赴日本任使馆参赞；1882年离日赴美任旧金山总领事；1895年加入康有为主办的上海强学分会，开始从事资产阶级变法维新的宣传活动；1897年入湘署理湖南按察使，协助巡抚陈宝箴制订了一系列改革章程；戊戌运动失败后，罢归故里，从事地方教育事业。

黄遵宪是近代中国杰出的爱国诗人和外事活动家，同时是一位重要的维新思想家。其代表作有《日本国志》和《人境庐诗草》等。虽然在旅日和出使美国期间，他的思想有些变化，但改良主义的立场未变，其思想仍可以当作一个统一系统来看。其中主要的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应积极效法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将君主独裁的清王朝转变为君主立宪制的国家社会改良的首要目标是以改革官僚制度为重点的政治体制改革。他认为日本施行的三权分立制度最适合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议政与行政的分开可有效防止官吏欺凌百姓和独断专行，并起到相互约束与监督作用，保证各项改革措施和政策顺利地推广和遵守。

2.政治改革必须同经济的改革同步进行

黄遵宪指出，农村的家庭经济是在一种孤立封闭的小圈子里运转，很少商品流通和贸易往来，这无法适应国际环境的开放需要。改变中国的经济困境，需推行“殖物产、兴商务”的新经济政策。他希望清政府能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广开绿灯，促进各地商人的合作，办起商法会议所和商法学校，建设各类新型工厂，培养为工商业发展所需的大量技术人才，通过这些措施，尽快地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

3.提倡开发民智和国民教育

黄遵宪认为，中国维新运动的目标是建成君主立宪的现代国家，但这一目标的实现，有待于民众素质的极大提高，否则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都将无法起步。从现状分析，中国百姓大都“懵然无知”、“碌碌无能”，没有权利意识和独立精神，在强者面前唯唯诺诺，极少抗争精神。因此，必须兴办各类新式学校，组织各种学会，对民众进行现代教育，务使“民智渐开，民气渐昌，民力渐壮”，为中国开设议院，实施宪政创造良好的社会基础。

虽然黄遵宪的思想主流是温和的改良主义，但在某些时候，他的思想也呈现出一些激烈的反抗精神，如对清王朝的文化专制政策，特别是文字狱的屡屡发生，他愤慨地指出，“其文字之祸，诽谤之禁，穷古所未有”，结果使得“一切士大夫习为奴隶而后心安”，使学术走入无用的死胡同，使正直磊落之人一再受到打击和迫害。其攻击批判十分尖锐。但是，黄遵宪毕竟是一个脱胎于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改良主义者，他的学说还带有旧时代的某些烙印，这一点在他反对资产阶级暴力革命的主张中更清晰可辨。

第六节 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文化思想

一、康有为变法维新的思想体系

近代岭南最为杰出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当数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他们关于社会政治及民族文化的学说对中国传统文化及社会结构曾发生过极为强烈的冲击，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产生过相当重要的影响。

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又号长素，世称“南海先生”，广东南海人。家世士族，以理学传家。康有为幼诵唐诗，读书经，披览纲鉴，于儒学经典及其他重要文化典籍无不通晓。17岁时初读《瀛环志略》，方“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其后于西方的自然科学亦颇多涉猎，并不时萌生探讨自然奥秘的念头。1882年康有为赴京应乡试不第，回粤经上海时，始知西方各国“治术之本”，于是“大购西书以归”，进行比较推敲。马江战败后，康有为认识到国势颓败，人民困迫，只有改弦更张，及时变法，方能挽回危局，从而萌发变法维新的思想。自1891年起，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创设万木草堂，以“激励节气，发扬精神，广求智慧”为宗旨，广授门徒，宣传变法维新的主张。1895年，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在即，康有为、梁启超联合18省举人1200余人，发动了震动朝野的“公车上书”事件，提出“迁都、练兵、变通新法”三项建议。1898年6月，康有为终于策动光绪皇帝开始变法维新的改良运动，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创议，他自己也走到了一生政治生活中最辉煌的顶点。百日维新失败后，直到“五四”运动前后，他始终站在君主立宪的立场上，思想日趋保守僵化，终于落后于时代潮流。康氏一生重要的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戊戌奏稿》、《春秋董氏学》、《礼运注》和《大同书》等。

康有为构建的改良主义社会学说，贯串着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岭南近代文化传统，其理论的目的性十分明确。

1. 变法维新

康有为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是以西方庸俗进化论为哲学基础的，并具有不少朴素辩证法的因素。他认为，“天地之本，皆运于气”，气无形无色，却是构建万物的前提，“天地万物同资始于乾元，本为一气”。气的本质特征是它的善变性，因而“变”也可看作整个宇宙的根本规律。“变者天道也，天不能有昼而无夜，有寒而无暑，天以善变而能久。火山流金，沧海成田，历阳成湖，地以善变而能久。人自童幼而壮老，形体颜色气貌，无一不变，无刻不变。”社会制度包括法律制度的沿革同样遵循这一原则，“随时也立义，时移而法亦移矣”，这对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康有为变革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张，包括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即文化、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内容。

首先，在文化（狭义）方面，他继承和发展了容闳和郑观应等人的主张，提议创办各类新式学堂，废除科举制度。他认为，“泰西之强由于人才，人才出于学校”。中国变法维新的成败，一定程度上系在民智开发的水平上，因而废止八股取士的制度，广开新式学校，推进科学事业，使四万万民众在智能上都有所提高，那么中国的变法，在三年之内必有大的成功。同时，他还主张通过选派留学生和创办各类学刊、学会的途径或方式，推进民智的提高和变法维新的进程，特别是在诸如“农工商矿、工程机器，皆我所无”的学科领域，选派大量青年留学于先进的工业国家，以“通世界知识，养有用之才”。这些主张，推动了近代中国人到海外留学的热潮。丁宝兰主编：《岭南历代思想家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康有为评传”。

其次，在政治方面，康有为认为“治本”须先定“国是”，解决一个根本的问题，即政体选择的问题。他的理想目标是建立“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的政体，即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政体。三权，指议政、行政和司法权。“三权立，然后政体备”。康有为希望借鉴日本的经验，走明治维新道路，建立君主立宪的政体。

再次，在经济方面，他认为人民的富裕生活是国家强盛的起点，而改变人民贫困的现状，只有全面系统地改造旧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发展工商业与新型农业，使之成为社会强大的经济基础。因此，全国各地应建立商会，兴办商学和商报，宣传新经济思想，改造旧的经济形态。

2. 大同理想

除了上述变法维新的主张，康有为早期宣传的大同理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他的《礼运注》和《大同书》中，康有为把公羊三世说与近代西方的天赋人权理论，以及有关的佛教、基督教的思想杂糅一体，设计出一个带有空想色彩的大同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实行“公工、公农、公商”，没有贫富不均，完全遵循“天下为公”、“一切平等”的法则。大同社会中“人理至公，太平世大同之道也”。因此大同社会体现的主要精神就是保障人世间的一切事象公正、公平、合理。此外在大同社会中，科学高度发达，机器生产取代了人的手工劳动，生产效率比往常提高百倍千倍以上。

康有为的大同理想，虽然带有空想色彩，但它与洪秀全的“无人不饱暖”的小农天国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3．在近代中国教育领域硕果累累

1891年至1895年之间，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改变教学方法和教育内容，灌输新的社会思潮，使教育直接面对中国社会的现实。他所教学生约千人，思想影响波及省内外各地，从而造就大批杰出人才。所谓“长兴里十大弟子”，即陈千秋、梁启超、曹泰、徐勤、梁朝杰、韩文举、王党任、麦孟华、林奎、陈和泽，是众多弟子中的俊彦。他们后来大都成为维新思潮和改良运动的干将，部分学生甚至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成员，在当时中国的政治与文化领域叱咤风云。

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的思想未能跟上时代潮流，仍停留在君主立宪的保守立场上。其后他的思想更趋僵化，并倡言尊孔、保皇，极力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1917年他积极参与张勋入京事件，扶助废帝，并为之起草复辟登基的诏书，沦为社会历史进步潮流的对立面。

但纵观康有为奔走呼喊的一生，他的维新思想不仅带有救亡图存的历史意义，而且敢于打破封建教条的精神禁锢，对于唤醒民众、振奋民族精神，无疑产生过振聋发聩的作用。

二、梁启超对国民精神的批判及其新民学说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别号饮冰子、饮冰室主人，世称任公，广东新会县人。他天资聪颖，11岁考取秀才，16岁中举人，其后在广州学海堂继续求学。1891年入万木草堂，拜康有为为师，接受变法维新思想。从此直至戊戌变法失败，他在政治、思想上一直是康有为的得力助手和积极干将，世称“康梁”。梁启超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洋军阀时代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一个在许多时代和众多领域都留下过复杂影响的卓越思想家、政治家和学者，是近代岭南地区孕育出来的杰出的文化大师。

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而言，梁启超的历史贡献涉及众多的领域。本章着重介绍他在社会思想领域的重要贡献。

1.维新变法的理论和主张

梁启超的变法主张主要包括废除封建独裁，实行君主立宪；改革官吏选拔考核制度；开办新式学校；发展民族工商业；开设报馆，鼓吹言论自由；鼓励研究自然科学和发明创造等等。维新运动时期的梁启超，其理论上的独创性还相当有限，主要作为康有为变法维新思想的天才鼓动家出现。

康有为倡导的戊戌变法运动在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的残酷镇压下归于失败，梁启超被迫流亡海外至1903年。在这一段时间里，他的思想趋向激进，并向资产阶级革命派靠近，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康有为改良主义的初衷。在反思维新运动惨遭失败的原因后，他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率先揭起了国民精神批判的大旗，影响之深远，在近代中国启蒙思潮中可谓绝无仅有。

2.国民精神批判

梁启超指出，世界海路开通后，民族之间的竞争就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制约国家强弱的关键，取决于国民的总体素质，尤其是国民精神：“夫列国并立，不竞争则无以自存。其所竞者，非徒在国家，而兼在个人，非徒在强力，而兼在德智，分途并趋，人自为战，而进化遂沛然莫之能御”。《论进步》，见《饮冰室全集》， 1916年，第2册第4页。国民精神是一个民族世代相传的观念传统，它直接支配着国民素质的发展和民族力量的发挥。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屡战屡败，各种改良活动往往半途而废难成其功，正可溯因于国民精神上的种种痼疾和弊端。

梁启超批判的主要目标是国民大众的奴性问题，他认为这是中国国民性的基本特征。国民不论地位尊卑、学问深浅，都无不染有奴性，特别是在八国联军破关入侵后，奴性显得更为突出：“君相官吏，伺外国人之颜色，先意承志，如孝子之事父母；士农工商，如游妓之媚情人。”《论自尊》，见《饮冰室全集》， 1916年，第2册第17页。奴性的危害并不仅止于躯体遭人驱驰，更在于整个国民精神中都浸染着这种自我屈辱的因素，压抑着人的个性，使人的灵性完全丧失，从而彻底堵塞了国民的创造力和社会进化的源泉，危害更为严重。

在如何铲除奴性，培育具有时代精神的新民方面，梁启超把希望寄托在对旧的文化传统和专制政体的彻底否弃上。在他看来，中国自秦汉起奠定了君主专制的大一统格局，暴君肆虐，酷吏横行，专制荼毒愈演愈烈，民智民德受尽摧锄，遂致缄口闭言，养成今日奴性泛滥及众多的社会灾难；其次，文化的超强控制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自汉武帝罢黜百家，定儒术于一尊，一国之人皆以孔子之言为信，放弃了是非观念判断的独立性，于是奴才充斥于社会各个阶层。梁启超认为，对于这种孕育奴性的政治土壤和文化氛围应彻底地加以破坏，这是改革国民精神不可或缺的措施：“破坏既终不可免，早一日则受一日福，迟一日则重一日之害。”梁启超相信只有采用流血的暴力斗争才能达到改造国民精神的目的，在这一点上，他完全背离了康有为改良主义的立场，而更接近于革命派的孙中山：“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使数千万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凭借，然后能涤荡肠胃，以上于进步之途也；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使数百万如蠹鱼如鹦鹉如水母如畜犬之学子，毋得摇笔弄舌舞文嚼字为民贼之后援，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进步之实也。”《论进步》，见《饮冰室全集》， 1916年，第2册第4页。在此，梁启超虽然没有像“五四”猛将们那样直接举出打倒孔家店的旗帜，但他诀别旧文化传统，由新民创造新的文化系统的决心却是非常坚定的，这是梁启超一生中思想最为辉煌和激进的时期。

梁启超批判国民精神中的劣根性，召唤时代新民的呐喊，在其后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上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新文化运动的巨子陈独秀、鲁迅等人可以说都是在梁启超的学说影响下逐步成长起来的。陈独秀在1916年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中感慨地谈到，“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厥后任公先生且学且教，贡献于国人者不少，而康先生则无闻焉”。参看《新青年》2卷2号，1916年10月1日。民国年间国民精神批判的巨子鲁迅受梁启超新民学说的影响更为直接。梁启超的有关论著大都发表于当时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鲁迅自认为是这些报刊的最积极的读者，因此，其间的思想渊源关系当不难看出。参阅林非：《鲁迅和中国文化》第4章，学苑出版社1990年版。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从1910年至1913年，对梁启超的论著从未中断研读，甚至在文风上亦加模仿；梁启超号“任公”，毛泽东则自称“子任”；梁启超主张“新民”，毛泽东则组建了“新民学会”，其后更大力开展农民运动，去教育农民、改造农民，提高农民的觉悟。赫华：《浅论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南通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可见梁启超思想意义的深远。

辛亥革命前后，梁启超的政治立场趋向保守，反对暴力革命，甚至对整个西方社会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表示失望，而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在社会功能上抱有过高的期望，影响了其对民主自由思想的启蒙宣传。

纵观梁启超的一生，虽然其思想具有多变性，“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但他呼唤民主和自由，提倡道德革命，开创资产阶级新史学，主张唤起新民以提高民族的生存能力，这些都足以证明他是他所属的那个时代的最为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化大师。

第七节 孙中山与朱执信的社会思想

一、孙中山的宇宙进化观与三民主义

岭南地区是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源地，孙中山即是这块文化土壤培育出来的中国最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孙中山（1866—1925），原名文，号日新，后改号逸仙，逃往日本时易名中山樵，世称中山先生。13岁时在美国檀香山初识西方社会，遂“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复翟理斯函》，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7页。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学院，其后行医。1894年上书李鸿章，以为国家富强之本，不在船坚炮利，而在“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上书失败后，孙中山踏上武装反清道路，发起多次起义；组织中国同盟会，宣布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随后又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纲领。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不久政权为袁世凯所窃，他又发动了讨袁护法运动，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1925年病逝于北京。

孙中山在政治上是一位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在思想领域也有杰出贡献。他的《建国方略》一书，包括“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三个部分，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哲学理论和社会政治学说。

1.哲学思想

自然主义的进化论是孙中山哲学思想的基础。他把世界进化由低向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物质进化时期，即整个天体宇宙的生成时期。他指出，“地球本来是气体，和太阳本是一体的。初始太阳和气体都是在空中，成一团星云，到太阳收缩的时候，分开许多气体，日久凝结成液体，再由液体固结成石头”。《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3-694页。物质进化到一定时期，世界便进入物种进化阶段。孙中山接受西方的细胞学说，认为细胞是构成一切动植物的基本元子，是生命的最初起源；同时采纳孟子的良知良能说，认为细胞有知觉，具备认知能力。这使他对物种进化的理解笼罩在物活论的神秘氛围中。世界进化的最高阶段是人类产生以后。孙中山一方面坚信人类是从动物世界中逐步进化而成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不同于动物世界，不是按照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的原则进行的，而是遵循某种互助原则。这种原则根源于人的本性。孙中山不赞成以阶级斗争的学说去理解社会进化。

在传统知行观问题上，孙中山糅合中西方思想，体现了岭南文化重实干、轻空谈的文化特征。他反对“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观点，而提倡“行易知难”，主张高度重视革命的实践活动，号召同志“不知亦能行，能知必能行”，摆脱教条束缚，勇于在探索中进取。孙中山将人类的知行活动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科学发明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他认为“知”就是科学知识和社会进化学说，“行”则是人们从事的各种活动，即习练、试验、探索和冒险，其中主要是各项生产活动。从其对知行赋予的内涵看，孙中山的认知水平远远高于传统知行观探索所达到的境界。但是，这又并不意味着他的学说至善完美，他割裂知行的机械方法同样是众所共知，并严重地影响到他的知难行易学说的科学性。

2. 三民主义学说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最重要的政治学说，其中的民权主义又可看作是这一思想体系的灵魂。在他看来，中国社会革命的中心问题首先在于推翻暴君独裁制度，建成以自由平等为原则的民主共和国，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政治革命的成功会直接推动社会民生的改善和发展。

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学说的经济基础，它的重要内容包括两个部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即《同盟会宣言》强调的，“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在解决农村土地占有不均问题上，孙中山不赞成没收地主土地给无地农民的“简单共产”办法。他认为，“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这种将来的共产，是很公道的办法。以前有了产业的人决不至吃亏。和欧美所谓收归国有，把人民已有了的产业都抢去政府里头，是大不相同的”。他反对“夺富人之田为己有”的暴力剥夺方式，主张核定全国地价，按地价征收地税；社会改良以后土地增价部分全部归国家所有。同时，孙中山反对“照面积纳税”的旧制，主张按地价征收土地税以节制富者。因此，平均地权不是平均土地，也不同于太平天国的“耕者有其田”，而在于改良社会经济组织。孙中山认为，随着工商业的发达，多收地税，一方面可以消除富人垄断社会财富现象，克服社会的贫富不均，另一方面又可以防止出现激烈的社会冲突。

民生主义的另一个内容就是节制资本。孙中山认为必须采取节制私人资本、发展国家资本的办法来克服私人资本发达后造成的贫富分化。他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指出：“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但在节制资本的同时，也要认识到私营经济的高效率。“私人之经营，往往并日兼程，晷之不足，继之以夜。官之经营，则往往刻时计日：六时办事，至七时则认为劳，一日可完，分作两日而犹不足”。因此在选择未来经济所有制方面，孙中山主张国营与私营并举。在他看来凡是可以由个人经营的竞争性行业，“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政府还应改良税制和“紊乱之货币”，为私营经济发展“辅之以利便交通”。

民生主义还在于推动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在《孙文学说》中，他对上述两种文明的关系做出了说明：“实际则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中国近代物质文明不进步，因之心性文明之进步亦为之稽迟。”在社会发展系统中强调对物质生产和经济生活的高度重视，通过物质文明的进步推进心性文明的进步，这也可以视为民生主义的一个理论特色。

但1924年孙中山把民生主义发展到民生史观时，其思想内容便发生了某些重要的变化。他虽然仍强调民生是社会进化的中心，是一切社会活动中的原动力，并且仍然把国民生计、群众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问题视为民生的基本问题，但又认为精神的内容及其发展水平不能由经济条件去加以说明，认为人类生存欲望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他不赞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发生的一种病症。”他主张本着人类共同的生存欲望，应使社会上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使社会在一种和平与调和的过程中获得发展。强调生存欲望对社会发展的根本作用，使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带上了调和社会矛盾的色彩。

二、朱执信与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本世纪初中国知识界掀起的一场伟大的反封建思想启蒙运动，不少岭南学者和思想家曾积极站在运动的前列，朱执信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朱执信（1885—1920），广东番禺（今广州市）人。1904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次年参加创建中国同盟会的大会，担任《民报》编辑，追随孙中山，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1911年他亲自发起组织“三·二九”广州起义。1920年参与“粤军回粤”之役，同年9月为调停东江民军和肇军的冲突，在赴虎门途中不幸为流弹击中身亡，年仅35岁。“革命中的圣人”，是孙中山先生对朱执信的高度评价。

朱执信参与革命理论的宣传工作，始于武昌起义前在《民报》担任编辑期间。其时较引人注目的是他在《民报》上发表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虽然还未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学说，但受其影响的痕迹随处可见。文章认为革命是一种阶级战争，而阶级战争是一切社会运动的根据。中国的国民运动必须依靠社会底层的“细民”（即“力役自养之人”），不能指望豪门富族。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还不可能深入透彻地认识，有些认识甚至是不准确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后，朱执信在思想领域获得了重要的飞跃，直到去世前夕，不过15个月，他写了40多万字的论著和译文，构成了他一生中思想上最重要的发展阶段。

反对迷信与偶像崇拜是新文化启蒙运动的一项重要工作。朱执信认为迷信与偶像崇拜使人在精神上受到束缚和奴役，在生活实践和科学探索的领域中却步不前，丧失开拓和进取的精神。从本质上看，人们所以崇拜各类偶像，直接原因是缺乏知识，不能打破传统思想的压抑。他主张对于一切迷信对象，包括宗教、君主、习俗，乃至科学的理论，都应有一种大胆怀疑的精神。在这种精神支配下，朱执信对中国社会中传统的鬼神崇拜和外来的基督教神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分析批判。

在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方面，朱执信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论点，加以广泛的宣传。他认为，社会运动过程中最强大的力量来自人民大众，拥兵自强的地方军阀虽然在一定时间内可以耀武扬威，但并不能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民心所向才是决定一切的。英雄所以能发挥重要作用，在于他能和群众站在同一阵营内。朱执信还指出，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到处都在开展社会主义运动，这项运动就是以广大的工人阶级为社会基础。中国的社会变革离不开工人阶级，但农民在中国社会中占最大部分，因此必须充分地重视农民大众的力量，提高他们的觉悟，将他们发动起来。他主张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认为离开了工人农民的帮助，知识阶层也就不可能发挥出重要的力量。

在军队问题上，朱执信认为，辛亥革命后爆发的近百次资产阶级武装斗争，所以归于失败，军队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朱执信寄望于建立一支新型的有主义的军队。他们摆脱了金钱的诱惑，有着高度的阶级觉悟，了解生活痛苦的原因，因而在作战中能够立场坚定，为主义去拼命，起到改造社会的作用。朱执信认为，这种有主义的军队，可以按照苏俄红军的模式去组建，以平等的精神作为军队的组织原则。组织上固然必须绝对服从指挥，但在政治生活中应充分发扬民主，克服官兵之间在精神上存在的等级差别。此外，为强化部队战斗力，解除官兵作战的后顾之忧，他认为有必要去改善士兵生存的社会环境。士兵在退役后都能得到劳动就业的机会，生老病死都有一定的保障，如此士兵方能更加自觉地为革命的主义去战斗。朱执信创建新型军队的主张，无疑在中国当代军事思想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的这些主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许多都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所接受。

朱执信以其短暂的一生，在近代民主革命的热潮中散发出耀人的强光。他不仅是勇武果敢的革命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理论家和宣传家。

第九章 岭南文化的现状和未来走向

对新时期岭南文化现状的把握，不仅要探究岭南文化的延续性影响，而且更需要观照社会转型期特定的政治经济运作对其成型的塑造作用，分析新时期岭南文化中的自然物质文化、社会生活文化及其中的制度文化、精神心理文化的本质特征。对岭南文化未来的展望，不仅需要基于岭南文化的现状揭示其所存在的问题，而且更需要以当代世界文化发展进程为参照系，指出其未来走向。

第一节 岭南文化在新时期的发展

一、传统文化的延续性影响

岭南文化发展至今，不仅积累了大量固态的文化成品与遗存，而且也创造了具有坚韧生命力的文化精神。岭南文化精神对岭南文化的现状，构成了延续性影响。我们在把握岭南文化的现状时，必须探讨岭南文化传统中具有延续性影响的因素，以便寻求一种历史性的诠释背景。

1．消费性（享乐性）

岭南地区独特的自然条件使它有别于传统的自然农业社会。据载，岭南“人多务贾与时逐”，“农者以拙业力苦利微，辄弃耒耜而从之”。屈大均《广东新语·食语》。“海物往错，民多仰机利而食。”张翰《松窗梦语》卷四。商业贸易活动是岭南地区一种极重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美国当代文化人类学家托马斯· 哈定（Thomas Hayding）说：“在特定的历史——环境条件下，一种文化就是一种与自然界和其他文化发生相互联系的开放系统。它的地域特征会影响它的技术成分，并通过技术成分再影响到它的社会成分和观念成分。”［美］托·哈定：《文化与进化》，韩建军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商业贸易活动鼓励并促进及时的消费，同时岭南物产的丰富给这种消费提供了可能。岭南地区一直有“贱啬贵侈”的习俗和心理。据载，“粤人自奉颇厚”，“乡落富民，器服相高，宫室雕镂，富而厚生，其俗吝相周而喜竞争”。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七，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到了明末清初，随着商贸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岭南社会的消费挥霍现象也愈演愈烈。

2．非规范性（非正统性）

商业活动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这一价值取向必然在日常生活中淡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色彩。商业活动讲求等价交换、平等竞争和私有权的保护，所以，商业精神必然与封建的等级专制相对抗。从正统意识形态立场出发，必然得出“无商不奸”的结论，产生抑商政策。在儒家文化看来，“士农工商”这一等级序列具有天生的合理性。但在传统的岭南社会，由于工商活动的普及性和渗透力，使得商人渐有势力，而绅士渐退。商与官近，至以官商并称，通常言保护商民，殆渐打破从来之习惯，而以商居四民之首。可见，在传统岭南社会，非规范性的文化心理是具有社会基础的。另一方面，传统岭南社会大体可视为“化外”之区，传统岭南人大多具有“流民”意识。这使得传统岭南社会较少受到中国封建社会中儒家正统意识的压抑束缚，从而面对现实，善于应变，喜新急功，以变化和功利为价值取向，表现出对正统的、规范化的、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文化的蔑视和反叛。据载，“粤人好大而喜新，急功而易动……，有能以新学说新主义相号召，倡者一而和者千，数日之间，全省为之响应。虽以势力制之，此伏而彼起，莫能遏其焰。故有利用之以作奸犯科者，有善导之而创立功业者，皆较他省易于措施”。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七，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非规范性”就是对正统的不合时宜的、扭曲人性、陈旧落后、阻碍进步的文化规范的反叛。岭南文化具有善变性、功利性、现实性、自然性等特征，都可以从岭南传统文化的“非规范性”特征上找到解释。

3．平民性（世俗性）

商业活动的发达，在淡化社会正统意识形态色彩的同时，也造就出社会的“平民阶层”，促使“市民社会”兴起。“平民阶层”、“市民社会”较少受土地、家族、礼教的束缚，讲求人际的平等和人性的自然，讲求俗世生活的情趣化。《岭外代答》记载“南海四郡”不愿出仕而愿出钱请人代为做吏，传统岭南社会流行着“田可耕不可置，书可读不可试”的观念。陈周棠主编：《广东地区太平天国史料选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页。人们并不把入仕途作为生活的唯一寄托，这在岭南社会生活中是相当普遍的文化现象。《广东新语·宫语·濠畔朱楼》载：“当盛平时，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这是典型的“市民”文化特征和“平民”阶层心态。台湾已故著名学者唐文标精当地指出：“市民文化的中心议题当在‘文化’和‘消闲’的交互关系。就是说，聚居在大都会的市民，挣脱了农业工作所必需的冗长关注和辛劳，而有大量剩余的空闲时间，他们要找寻闲暇的去处，解闷的乐子。”唐文标：《中国古代戏剧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页。有人说岭南文化过于肤浅、轻巧、不厚重深沉（没有历史感和忧患意识），没有崇高追求而只有俗世沉迷，这些说法有一定的真实性，并都可以从岭南文化的平民性、世俗性特征中得到印证。

当然，岭南文化还具有重商性、开放性、兼容性、直观性等特征（如第一章所述），因消费性、非规范性、平民性三种特征对当代岭南文化具有明显的影响，所以，本章在分析岭南文化现状时，特予以简要列举阐述。

可以说，岭南文化的消费性、非规范性、平民性特征，决定了岭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世俗文化，这种世俗文化乃孕育于传统岭南社会以商业贸易为主线的多元一体化经济结构。当代岭南社会的基本生活内容及贯穿线索仍然是商贸活动，它与传统岭南社会之间具有同质性的一面。所以，应该把这些特征视为具有延续性影响的文化观念，从而对岭南文化的现状作纵深的透视。

二、新时期岭南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现状剖析

岭南文化传统中所具有的消费性、非规范性、平民性的特征，大大淡化了儒家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教化色彩。这种情形，促使传统岭南社会能够较早、较顺利地向近现代工商社会转化，促进了岭南文化向“近代”文化的转型（“近代”不是一个纯时间概念，“近代”是相对于“中世纪神权社会”和“封建君权社会”而言的）。

美国当代文化人类学家塞维斯（Service）在研究文化进化的“潜势法则”时指出，“那些不同的、相对没有进化的文化，则适合于完成突然的飞跃”，从而“后来者居上”。［美］托·哈定：《文化与进化》，韩建军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6页。这条“潜势法则”揭示出文化的“兴盛”与“衰亡”的规律，即既有文化的兴盛地区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极易导致既有文化的衰亡，而既有文化的落后地区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极易导致新生文化的兴盛。岭南社会本为儒家正统文化的“化外”之区，具有远儒性、非规范性特征，但正因此它在近代成了新思想的发源地，不仅进行军事北伐，而且实现“文化北伐”。岭南文化的历史和其在新时期的发展正印证了这条文化进化的规律。

新时期岭南文化获得长足的发展，不仅得力于传统岭南社会中儒家文化的影响相对薄弱，而且更主要的是得力于当代广东施行了改革开放政策。

1979年，中共中央确定广东为全国综合改革的实验区，目的在于利用广东毗邻港澳及海外华侨众多的优势，在引进外资和外国先进的科技及管理经验方面，起到“窗口”的作用；同时也有发挥岭南的重商性、务实性和开拓性等文化固有优势这类深刻的文化考量。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岭南文化果然焕发出勃勃生机。

1．港澳文化的渗透与传播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岭南文化组成部分的港澳文化在当代广东的传播，对广东的经济、社会、文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港澳回归后，这种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还在不断加强。港澳相当多文化学者承认港澳文化从总体上，特别是传统上属于岭南文化，但同时认为近代以降其与内地岭南文化存在许多重大区别；小部分学者则倾向于将港澳文化游离于岭南文化之外。这些可能与地缘政治相关，问题相当复杂。本书在论述岭南文化当代发展时以广东为主，港澳文化与广东文化成相对关系。但这并不影响港澳文化从总体上，历史传统上是岭南文化的一部分。港澳文化的传播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个是改革开放初期，港澳同胞在经历了近30年的封锁和隔离之后，纷纷涌入珠江三角洲。于是，从太阳镜、牛仔裤等物质文化产品到影视、音乐、报刊等精神文化产品，以及价值观念等随之传入，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人们无暇分辨，不论精华与糟粕，都大量吸收。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港澳与粤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以商务活动、公务活动、探亲访友和观光旅游等形式进行文化交流成为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同时，香港传媒对粤的影响非常普及。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广东文化有选择地进行吸收。

从广东文化在新时期的发展现状看，港澳地区资本主义工商文化对广东社会的有力渗透和传播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从积极的意义上说，有人把广东社会称为港澳文化的“窗口”；从消极意义上说，有人把广东社会称为港澳文化的倾销地。其实，港澳文化对当代广东社会的渗透与传播并不具有文化征服或侵略的性质，广东社会对港澳文化的接受也并不具有感情上的屈辱色彩。广东社会对港澳文化的接受除了受“地缘”、“言缘”（粤港澳统属广州方言区）的认同心理作用之外，还存在着“业缘”这一作用因素，即广东社会与港澳社会之间在生产、生活的方式和内容上具有相关性、近似性。港澳地区是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工商社会，主要从事商贸活动，这是对岭南社会重商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现在的港澳文化孕育于工商社会，同时也孕育于岭南文化，其共同的典型特征就是重商文化，及其消费性、非规范性、平民性等。当然，广东社会与港澳社会之间由于近代以来社会制度和时代发展水平的差异，并不具有绝对的同质性。所以，广东社会对港澳文化的认同与接受，既不能简单说成是“崇洋媚外”的心理流露，也不能单纯地说成是对岭南往昔文化情怀的眷恋。这种文化认同的实质，既是对具有浓厚“左倾”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的反叛，也是对一种合乎时代进步要求的新的文化价值观念的确认。而这种反叛和确认，既具有传统的合理性（它与岭南文化传统的价值取向近似），也具有现实的合理性（文化的近代化、社会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一场世俗化运动），这有利于实现文化的转型。

本来，在文化转型过程中，对深受既有文化熏陶的人们来说，必然出现心理上的受挫感和失落感。但对广东社会来说，由于其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及其与港澳社会之间存在着“地缘”、“言缘”、“业缘”上的亲近关系，使其在文化转型过程中充满了认同心理。

2．特区文化的兴起

随着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等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孕育其中，同时反哺母土的特区文化应运而生。特区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虽然不过30年，但凭借其强大的生命活力、鲜明的时代特色以及卓越的价值取向，在促进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仅成为岭南文化的有机组成，更是岭南文化不断焕发青春的重要因素。由于经济特区自身的特殊性，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发挥着主导作用，特区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文化，竞争观念、效率观念和创新观念是其核心内容，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礼让观念、中庸观念和正宗观念形成有效补充。特区人具有敢闯、敢冒、敢试、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正是这种先行先试的精神特质使特区文化能够领全国风气之先，并且传导到四海之内，反过来又成为自身源源不绝的动力。

3．现代文化的创造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岭南文化不管是在自然物质文化、制度和社会生活文化还是在精神文化上，都获得了明显的进步并日益具有现代文化的雏形。下面以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广东省为例，说明岭南文化在现代的发展情况。

（1）物质文化。

这里主要介绍的物质文化是指社会的生产力和文化的物质设施。

在社会生产力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社会生产力获得了突飞猛进的跨越式发展。道路、桥梁、港口、航道、光纤网络、电力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速度呈几何级数增长。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迅速增长，“六五”期间仅为5488亿元，“十五”期间增长到2572731亿元。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增长质量稳步提高，形成了以三大新兴产业、三大传统产业和三大潜力产业为基础的九大支柱产业。广东逐步确立并巩固了经济龙头地位，对国家的贡献不断加大。到2007年全省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亚洲“四小龙”中的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台湾。随着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居民收入稳步增加，生活质量不断改善。基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广东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体构想》信心百倍地提出了两步走目标：第一步，到2010年，全省人均GDP比2000年翻一番，全省进入宽裕型小康社会；第二步，到2020年，全省人均GDP比2010年再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广东在文化设施的建设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2005年全省高等学校、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技工学校和普通中学分别为102所、641所、191所和4282所；全省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分别为117、129、146、185个；全省广播电台、电视台分别为22座、24座。广州和深圳两大中心城市陆续建成了一批高品位的文化设施，如广州购书中心、广州星海音乐厅、广东美术馆、广州艺术博物馆、深圳书城、深圳关山月美术馆等等。

（2）社会生活文化。

我们主要介绍变迁巨大的制度文化方面。制度文化的建设既是广东实行改革开放的结果，也是促进改革开放深化的手段。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广东的经济制度日趋商品化、市场化，政治制度日趋民主化、科学化，文化制度日趋多元化、平民化。

在经济制度上，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经济制度建设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广东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的伟大转变；第二阶段是十四大和十六大之间的10年时间，广东基本建立了比较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第三阶段是2003年到2010年，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伊始，党中央提出“广东改革先行一步”的战略决策，广东进行了大胆探索和实践，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82年6月在深圳特区举行的全国首次特区学术研讨会，旗帜鲜明地提出：“特区的体制应该创新，不能照搬内地的旧制度，可以试行'以市场调节为主体'新的经济体制”。1988年，曾牧野等学者组织广东经济理论界开展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系列大讨论，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趋势是逐步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且给出了市场经济的“三大支柱”的设想，一是要建立与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化经济结构，二是要建立、培育各种要素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三是要建立“市场调节经济、政府监控市场”，通过经济杠杆和市场法规实现政府间接调控的体系。曾牧野：《广东“市场经济”理论禁区的突破》，《广东经济》2006年第9期。从实践上，广东省也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第一，进行物价、流通体制的初步改革。第二，不断弱化计划手段，增加市场手段，减少指令性指标，扩大指导性指标或实行市场调节。第三，实行对外开放，建立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经济开放区，引进外资、实行多样化经营。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结束了理论界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党的十四大通过决议，正式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从国家的大政方针上认同了广东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的探索。

十四大以后，广东加快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用10年左右的时间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1999年，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创体制新优势的若干意见》，提出了今后5年或更长一段时间广东增创体制新优势的目标：基本建立起比较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为广东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体制保证。基本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形式多样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基本形成以商品市场为基础、以要素市场为主体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比较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21世纪以来，广东经济制度建设朝着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努力。根据广东省的“十一五规划”，到2010年，广东的体制创新要有突破性进展，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形成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

广东在经济领域进行的改革，使得过去“一大二公”的单一化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显著改变。国有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变，股份制的渗透、扩张和完善，民营经济、外资企业的兴起等，使广东社会利益结构及经济成分最早显现出多元化趋向，这与其传统是密切相关的。

在政治制度上，其变革与经济制度的变革是紧密相关的，经历了酝酿、提出、实施到突破四个发展阶段。随着经济利益结构以及经济成分的多元化，政府决策部分再也不能以“为了阶级的利益”这一含混说法来制定各种政策，而是必须充分考虑到如何平衡各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群体的利益。为此，党政领导必须自觉实现领导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以广州为例， 自1983年起，广州市委、市政府召开“关于发挥广州中心城市作用论坛会”等多场大型研讨会，与专家、学者平等对话、共同研究，制定了广州经济、文化、科技发展战略纲要，对广州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全局性的部署。1987年，广州市委、市政府又作出《关于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的决定》，明确规定今后“对重大问题要逐步做到‘三不决策’，即：不认真调查研究不决策；不经过咨询论证不决策；不制订两个以上可行性方案不决策”。

1986年元旦，广州设立了“市长专线电话”， 为广州公民开通了一条政治参与的“绿色通道”。1986年10月，广州市委、市政府和广州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开办了《公仆与市民》节目。节目一开播就受到市民的欢迎和好评，市民主动参与的热情日渐高涨。为了适应这种公民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公仆与市民》节目组几经改版，从《仓边路28专线》、《广州直击第一线》发展到今天的《广州聚焦》，节目内容更丰富，涉及的领域更广泛，为市民直接参政议政，为市领导、市政府决策提供直接的沟通，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88年9月，广州市政府开办了全国第一个“市长专邮”。1988年由中共广州市委办公厅发文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半官方半民间的民意调查和社会舆论机构——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简称“民意中心”)。民意中心以“让政府了解您、让您了解政府”为宗旨，紧密围绕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政府决策中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及时广泛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调查活动和民意研究，向领导及有关部门提供咨询服务和信息反馈。1989年广州市人大开始设置旁听席，进一步扩大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知情权和民主权。1992年5月在广州电视台开办了全国第一个大型政论性公开论坛——羊城论坛。2002年《广州市人民政府规章制定办法》中规定，广州市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提出制定规章的建议，这为广州公民在政治参与、民主监督方面提供了法律依据。

在文化制度上，我国新时期的文化体制改革，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韩永进：《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历程的回顾与启示》，见江蓝生、谢绳武主编：《2005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广东均担当“排头兵”。第一阶段（1978—1992年），文化市场的发展和地位得到承认。以广州为例，1986年广州市委制定并于1987年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州文化发展战略纲要》。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文化功能日趋多样化和丰富，文化的产业属性逐步显现出来，营业性的娱乐场、音乐茶座、舞厅、展览会以及业余艺术学校、艺术培训班纷纷兴起，文化市场日益活跃。第二阶段（1993—2002年），有两个标志性的文件：一是200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一次在中央正式文件里提出了“文化产业”这一概念，要求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二是2001年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宣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文化体制改革要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集团化建设为重点和突破口，着重在宏观管理体制、微观运行机制、政策法律体系、市场环境、开放格局5个方面积极进行探索创新，以进一步壮大实力，增强活力，提高竞争力。以广州为例，初步建立了以新华书店（集团）为主体，多种发行渠道，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流通形式的发行体制；形成了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相互竞争，多门类、多层次、多功能的报业结构；1998年，广州市提出“增创广州发展新优势，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的总体思路，确定了广州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是“一个基地”、“八个中心”，其中文化中心是目标之一。2001年夏召开了广州第六次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随后，广州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广州市文化发展“十五”计划》。第三阶段（2002年至今），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广东省把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作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重要工作来抓。《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广东省建设文化大省规划纲要(2003-2010年)》、《广东省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方案》以及一系列配套文件相继出台。广东省推进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培育了一批有实力、有活力的市场竞争主体。广东省通过举办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广东国际广播影视博览会、南国书香节、南方文化产业论坛等，大力发展文化会展业，打造文化产业交易平台。广东还加强了重点文化产业基地建设，推进文化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发展，形成了布局科学、结构优化、所有制结构合理的文化产业格局，如珠海市建设南方文化产业园，惠州市推动龙门农民画走产业化道路，等等。

（3）精神心理文化。

社会生活结构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以及制度文化的变革，必然带来精神文化的更新，一系列与现代社会相吻合的文化观念正在广东得到确立。

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经济运行形态，而且也是新文化的生成土壤。广东这个推行经济市场化的“改革开放”地区，也是促进文化现代化的前卫区域。广东的许多企业很早就积极致力于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是人类文化特别是民族文化和本地文化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应用，企业文化建设就是把新的文化观念渗入经济生活运作的过程。在岭南社会的发展日趋都市化的今天，大多数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企业中，企业可以决定并塑造一个人的生活趣味、思维方式、生活信念。企业文化在实质上是以人为本的文化，它的繁荣为企业中的劳动者提供了一个富有生机的文化环境，使其成为新文化的创造主体和承受载体。经过30年改革开放风雨的洗礼，当代广东人在精神观念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如以下几方面：

第一，竞争意识的强化。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它在给当代广东企业带来压力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广东的改革使得企业或个人的生产劳动与收入紧密联系起来，因而在国内最早产生了竞争意识。虽然在一些在校学生中流行“读书无用论”，但社会上的在业青年却纷纷参加各种不同层次的业余学校，学习各种专业技术。与竞争意识相关的是效益意识、时间意识，深圳人率先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就是这种竞争意识的强烈表现。

第二，平等参与和民主法制意识的确立。随着广东社会的开放，封建的等级特权现象减少了，人们从维护自身的权益出发，强烈要求金钱面前人人平等，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们以平等的身份面对现实，同时也要求参与公共事务，要求社会的民主化、法制化。“不当官而掌印”已日渐深入人心，人们认识到自己有权利、有义务批评现实。社会民主化的深入，人们的平等意识的萌生，使法制成为保护自身权益的有效手段。

第三，忠实于自我，追求个性。随着社会文化生活的多元化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广东人在服装、发型、个人兴趣、职业选择、文化娱乐等精神文化生活上都追求符合自己的个性，从最初的“求同”转变为求“不同”。人们注重生活质素，讲究个人品位，精神文化生活呈多元化、个性化的发展趋势。

第四，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们在告别了温饱型的生活之后，不仅追求物质生活的高档次和高标准，而且追求精神生活的高尚情感和高尚格调，追求身心健康、性情陶冶、知识增长和人格完善。2005年的统计已能说明问题：广州市城市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为232897元，比2000年增长671%，年均增长108%；用于旅游的人均支出为106968元，比2000年增长17倍，年均增长216%。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广州城市居民消费行为与生活质量研究》，2006年10月12日，中国统计局网站。

4．通俗文化的盛行

岭南传统文化具有消费性（享乐性）、非规范性（非正统性）、平民性（世俗性）等特征，道德教化与意识形态色彩相对淡薄，人们追求俗世生活中的官能享受，从个体感受出发，追求生活的情趣化。在当代岭南社会，市民阶层的文化活动也明显地具有类似特征——官能的愉悦享受、情感的宣泄表现、烦恼的安抚平息、闲暇的娱乐放松。

当代岭南社会里通俗文化的盛行，其原因除了岭南传统文化的延续性影响之外，还跟当代岭南社会特定的社会背景有关。

当代岭南社会的发展较先、较明显地表现出社会转型期的特征——价值观念的混杂和变异。在社会转型期，每个个体既要在心理和行为选择上适应新的社会文化环境，同时又必须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寻求自我实现的可能途径。不然，必定导致个体理性的困惑和情感的失落。但在变动不居、新旧交替的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个体往往很难协调上述两个方面。在社会转型期，个体从旧的体制和文化规范中解放了出来，但由于新生文化尚有待进一步有序化，这使得个体在行为上无所依循，经常“跟着感觉走”。

其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已普遍提高，人们开始有时间和能力去消费和娱乐。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化活动无法为俗世社会中的一般市民提供娱乐，诗书琴画只是少数士大夫的专享品。因此，当代岭南社会盛行通俗文化，是合情理的。

感觉型通俗文化的特征，决定了文化消费过程及消费对象的存在是一次性的。人们的口袋里装的是用过即扔的纸巾，餐桌上摆的是用过即丢的卫生筷，身上穿的是用过即弃的流行服装，在书摊上摆的是过目即忘的读物，人们看的听的都是转瞬即逝的新潮玩意——文化的消费过程不再是细心的品味和长久的把玩，文化的消费对象不再可“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总之，一切都只为了感官刺激，情感宣泄而忽略意义的探究和心灵境界的提升，通俗文化的价值取向就是“开心”、“尽情”。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谈到审美过程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愉悦感”即乐、美、善，感觉型文化所带来的“愉悦感”就是“乐”——一种受感性制约、因刺激产生的官能方面的快感。在“精英文化”看来，感觉型文化当然只能算为低层次、粗品味的“通俗文化”，但能否因此而否定当代岭南文化的深刻意义？

第二节 岭南文化的未来走向

一、 当代岭南文化对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意义

从广义文化的角度看，当代岭南文化中的物质文化、社会生活文化和精神心理文化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都是不可低估的。

从物质文化上看，大量新技术、新设备率先被引进到岭南社会后，往往过不了多久，便辐射到广阔的内地。岭南社会起到了“窗口”和“中转站”的作用，“广货”在内地的畅销，也促进了内地的生产水平及产品质量的提高。

在社会生活文化尤其是制度文化方面，岭南社会先进的生产经营方式、管理经验及社会改革的成功尝试，都走到了全国前列，对内地的改革开放有很强的辐射力。

在精神心理文化方面，其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更是具有深远的影响。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当代岭南社会存在着“文化沙漠化”的倾向，这一说法是从“精英文化”的立场出发来鄙视“通俗文化”。本来，“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之分只是揭示了文化的层次性，而文化的不同层次的存在乃为客观事实和趋势，不应该以“精英文化”去取代或否定“通俗文化”，不能认为“通俗文化”的流行就是“文化沙漠化”。

就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而言，当代岭南社会中感觉型通俗文化的流行，自有其不可低估的意义。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以“精英文化”的代表自居的大批现代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进行过猛烈的批评，但文化观念的批判并没有为中国文化的新生寻找到一条可行的道路。中国文化的生机与出路取决于能否高扬每个人的力量，承认并肯定每个人的独特价值，从以群体为本位回到以个体为本位。而我们知道，“通俗文化”发展的前提和结果都是尊重并肯定每个人的情感存在，“通俗文化”的意义在于让每一个体相对平等地参与文化消闲，相对民主地显示情感个性。正是在尊重个体、弘扬个性这一意义上，许多外国学者认为，所谓文化的启蒙运动，实质上是一场文化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运动。“世俗”的本义是“现世的、物质的、非宗教的、非精神的”，“世俗化”则是指从“隔绝的神圣社会”向“开放的世俗社会”的连续的发展过程。总之，文化的“世俗化”运动就是把“人”从神权至上的中世纪社会或君权至上的封建等级社会中解放出来，把“人”交还给“人自身”，所以，“包括世俗文化在内的文化现代化进程，必然降低长期以来形成和公认的价值、传统及其载体和代表者的可靠性。”S·N·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页。文化的“世俗化”运动就是对传统文化中的价值系统的可靠性、合理性的否定。如果我们的确是在致力于批判和扬弃压抑个性、无视个体存在的文化传统，那么，便大可不必以一种贵族式的眼光来鄙视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表现自我情感，展露个人风采的当代岭南社会里的“通俗文化”。不然，倒应该把解决中国文化出路的所有“宏论”，视为一种迂腐的雅兴。

由于当代岭南社会“通俗文化”的发展代表着中国社会转型期文化发展的路向，而中国北方文化基本上还维持着儒家文化的基本价值信念，所以可以说，中国南北文化的差异，实质上是一种时代的差异。北方文化人对当代岭南文化的误解，并非由于地域或语言的相隔造成，而是由于两个时代的相隔造成。有人就当代岭南文化发展的现状，提出“泛南方文化”这一概念，认为“‘泛南方文化’不仅仅属于一种简单的地缘、地域文化划分，而更主要的是概括一种从历史意义上把握的，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发展形态的，作为过程构成的文化生成形态。我认为这样一种文化形态在进入90年代之后会继续有较大的发展，并且可能以‘泛南方文化’趋势对北方文化产生渗透性影响。”张兴劲：《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视角的“第三世界文化”兼及关于“泛南方文化”问题的一点阐析》，《广州日报》1992年1月2日。正是考虑到中国文化的生机与出路这一时代大课题，有理由认为，当代岭南社会并不是一片荒凉枯寂的“文化沙漠”，而是一片生机勃发的文化新生地。当代岭南社会中感觉型通俗文化所具有的渗透力和意义，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运动的深入，必将得到进一步的确认。

二、警惕趋向“大众文化”过程中的消极面

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应先明白“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与“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分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通俗文化”是社会“世俗化”运动的产物，文化活动的主体是“平民”，文化活动导致个体的自我确认——真实情感、意志、欲望的显扬；“大众文化”则是社会高度工业化的产物，文化活动的主体是“大众”，文化活动导致个体的自我异化-情感的虚假化，与真实世界的背离、存在的“单向度”（OneDimensional）。当然，“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也存在着共性，即两者都注重娱乐性和消遣性，文化活动过程都注重官能享受，文化活动的形式都是一次性的。正因此，“通俗文化”随着社会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极可能转化为“大众文化”的形态。

岭南传统文化明显地具有的消费性、非规范性、平民性的特征促进了岭南社会“世俗化”运动的深入和“通俗文化”的流行，随着广东社会工业化和商业化程度的提高，“通俗文化”将可能趋向“大众文化”。

在当代广东社会，商业机制开始深度介入文化领域，从而使得文化活动日益疏离了其原先的目的而转向追求赢利。文化产品的制造商们率先致力于文化产品的包装与推销，不断地制造偶像、明星、潮流，经由岭南社会中相对发达的大众传媒的鼓吹，把文化产品大批量地提供给“大众”，极力迎合“大众”的品位。真正的艺术品是倾注艺术家独特的生命体验而一次性（不可重复）地创造出来的，这是其价值所在。我们鉴赏不同的艺术品，也就是我们在选择或进行着不同的生命体验。在此，选择是自由的、多元的。而“大众文化”的产品却是制造商们以赢利为目的，大批量生产出来的，它们都是标准化、模式化、拟似个性的机械的复制品。所以，“大众”在这样的文化消费品面前，不需要自己的个性、思想、审美和鉴赏。由于“大众文化”的消费品是模式化的，这样，受众在文化消费过程中的选择总是被预先设定的。所以，受众的选择在自由的外观下，掩藏着实际上的不自由，受众自由选择、自由鉴赏的机会实际上被剥夺了。

一个自主性的“个人”日益减少，被动性的“受众”日益增多的社会，必然导致大众日常生活的符号化、虚假化。“受众”们不问什么是美，而只问合不合潮流；不问为什么真，而只问够不够流行。如果说“通俗文化”活动过程中的“平民”是以自我感觉为认同对象，那么，“大众文化”活动过程中的“大众”则是以流行的符号（“流行”并不是“大众”一致推崇的结果，而是制造商操纵、大众传媒渲染的结果）为认同对象。当追求商业化的时尚性成为社会的文化价值取向时，这个社会的文化创造的生机也将悄然衰退。当我们立足现状、前瞻岭南文化的发展时，不能不警惕“大众文化”的这些消极面，对当代岭南文化趋向“大众文化”的可能性，不能不及早加以应对。

三、提高消费“大众”的文化层次，

扶持“精英文化”正如“大众文化”并不是指为大众所拥有的“文化”一样，“精英文化”也不是指为社会精英所拥有的“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只是就文化的不同形态而言。从文化的层次上说，“精英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高级文化”。为使未来的岭南文化获得健全的发展，我们必须致力于提高消费“大众”的文化层次，扶持“精英文化”。

一方面，针对“大众文化”的流行，我们必须以循序渐进的方法，从培养“大众”的文化品位、趣味和审美能力入手，来提高消费“大众”的文化层次。我们不能重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发展路径，为了利润而迎合消费“大众”有待提高的“趣味”。另一方面，应该扶持“精英文化”。在商业潮流的冲击下，“精英文化”的存在面临种种威胁，我们不能由此认定“精英文化”的存在失去了合理性。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认为，一个守着电视连续剧而不会欣赏莎士比亚戏剧的民族，无论如何是在退化。“精英文化”强调对文化的非功利性的追求、对真实性的关注、对普遍性的向往、对创造性的要求和对人格提高的期望，它对孕育民族的创造性素质和提高创造成果的质量，具有毋庸置疑的意义。所谓“雅俗共赏”不能理解成把“精英文化”通俗化，而应理解为以“精英文化”的品位和意识去引导“大众”的文化消费选择，丰富消费“大众”的文化消费，提升消费“大众”的文化层次。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余英时认为：把莎士比亚的剧本改编为娱乐的对象，搬上银幕，以迎合消费大众的低级趣味，那便是摧残文化而不是文化普及。我们强调扶持“精英文化”，并不是为了孤芳自赏，而是为了给“大众文化”流行的社会注入文化的生机。

在前瞻岭南文化的发展时，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在当代岭南社会里，“精英文化”、“高级文化”的存在显得十分单薄。所以，岭南社会应不遗余力地推进文化艺术的教育和创造，通过“精英文化”的非商业性介入，与被商业化的“大众文化”相互平衡。同时，还应站在世界文化发展的高度，与中外文化密切交流。在我们展望岭南文化的未来时，“精英文化”应该有一席之地。只有这样，岭南社会的文化形态、文化结构才能更趋合理，才能避免当代资本主义工商社会里的文化危机，才能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

四、岭南文化应继续作为中国新文化的生长点

从历史和现状看，岭南文化是孕育于商贸活动的；就其特质而言，具有“感觉型”世俗文化的特质。它注重个体的主观感受，淡化道德礼教和正统意识形态的规范力量，这使得岭南社会在历史剧变的关头，获得了其他地域无法比拟的反应速度和应变能力，从而常能走在时代的最前列。但是，“感觉型”文化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它太注重局部具体的现时应变而缺乏理性的长远把握，它追求表层的新奇而缺乏深层的创造，它推崇个体的自由感受而忽略群体的生活规范。我们应如何针对岭南文化的长处和短处，站在现代文化发展的时代高度，创造岭南文化的未来？

岭南是当代中国率先开放的地区，当代岭南社会也率先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以岭南的经济文化中心广东省为例，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先后创办了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经国务院批准，1984年3月，广州、湛江两市被列为沿海开放城市，分别设立了经济技术开发区；此外，1985年1月以后，珠江三角洲及其他沿海地区陆续被辟为经济开放区，享受类似沿海开放城市的待遇；至1992年8月，韶关、河源、梅州三市也分别被列入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这样，广东全省20个市均已实行沿海开放区的政策，已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珠江三角洲开放区——沿海经济开放区——山区的多层次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

处于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当代岭南社会，其经济的发展、市场体系的完善、宽松和谐的政治环境和人文环境、较少的传统文化重负以及直面海洋的地理条件，都是当代中国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当代岭南社会应该而且可以充分利用这些优势，抓住历史的机遇，追赶时代潮流，创建现代文化，使当代岭南文化继续成为中国新文化的生长点。下列几点既是岭南文化的当前要务或问题和优势所在，又是当今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率先破解，对岭南文化持续不断地作为中国新文化的生长点，具有关键的作用。

1．吸收与辐射的重点

当代岭南文化应充分发挥“感觉型”文化善变崇新、开放兼容、文化吸收能力强的特点，对外来的西方先进文化大胆吸收、消化。对西方文化的欣赏与接受，不能仅仅或主要停留在器物的层面上，当前重点是从当代岭南社会生活的现实出发，以自觉意识、世界眼光和明确的价值取向，吸纳符合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西方文化中的文化观念、思维方式。这一转型，岭南文化具有独特的优势。在当代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岭南文化要继续成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结合部，成为持续创新的“文化窗口”，既从外吸收，又对内辐射，这一转型十分重要。

2．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当前要务

岭南文化是一种“感觉型”文化，它比较注重个人的主观感受，所以，文化消费和文化活动往往倾向于追求官能享受，追求眼前的功利，而这正是缺乏文化素质的表现。流行一时的“黄潮”、“读书无用论”、封建迷信等与此不无关系。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着眼，岭南文化在未来的发展中应侧重加强对人的基础教育。为适应社会劳动智力化的趋势，进行各种专业技术的辅导训练是必要的，但不能仅仅停留于此。因为知识并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更重要的是丰富人的个性，滋养人的心灵，增强人的创造力，提高人的文化素质的根本因素。文化素质不提高，再先进的科技、再现代的文化观念也是无意义的。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除了进行基础教育（德育、智育、美育、体育）之外，还应在全社会倡导、培养一种优良的文化氛围——对理论的兴趣、对艺术和审美的追求，对社会和未来的关怀，对弱者和不幸的同情，对真理和正义的执著追求。

3．倡导现代意义的“法”观念

传统岭南文化注重个体的主观感受，淡化道德教化色彩。今天，我们在保存和发扬岭南文化的“自我”与“个性”的同时，必须从现代社会健康运作的立场出发，强调法制。现代意义上的“法”并不是对个体的扼杀，而是对个体利益的保护，对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协调。不要因“感觉型”文化的非规范性和个体特征，而把它逐出现代法制社会。

4．建构“感觉型”文化的深层结构

感觉型文化过于注重娱乐性、实用性、应变性和个体主观感受性，这使它对世界的真实层面、事物的深层结构难以进行客观、理性的把握和分析。为克服感觉型文化理性色彩淡化的局限性，应该从其注重现时、现象、现实的特点出发，借鉴西方经验科学、实证科学的方法与理论，从现时的存在而不是从抽象的“本质”出发，建立理性世界。这样的理性世界与从抽象的“本质”、“规律”出发建立的教条、独断“理性”迥然不同。在克服感觉型文化的局限时，应注意不能因感觉型文化中“存在”的先在性而否定“本质”的必要性。只有这样，“感觉型的文化才能真正找到自己的‘深层结构’，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文化类型无法完全避免的局限。也只有这时，岭南人才能真正把现时、现实、现象给出和可能给出的有价值的东西，最充分、最完满地实现出来，从而最完全地把握和占有现时代”。冯达文：《试论广州人的文化精神》，《广州日报》1988年11月18日。

文化的发展不仅是历史客观进化，而且也是人为努力创造的结果，所以，岭南文化的未来乃取决于我们能否具有清醒的历史责任感和积极的文化创造意识。

下编

第十章 文化典籍与古代学术思想

古代的岭南文化，包括历史典籍的撰著和学术思想的发展，迟于中原地区和江南地区。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文语》中说：“广东居天下之南……天下之文明至斯而极，极，故其发之也迟，始然于汉，炽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故今天下言文者必称广东。”说明岭南文化发轫较晚，但以其蕴涵的人文条件和创造来说，后来并不逊色于中原及诸地域。为此他还做了详细的论证。春秋战国之交，当黄河流域文化处于一个灿烂的高峰时，岭南大部分地区的南越、西瓯、骆越族人还过着原始的溪洞部落生活。秦汉之后，岭南划入中国版图，并出现了几次中原人、江淮人南迁的高潮，逐渐将汉唐鼎盛时期的封建文化传播到岭南，与岭南本根文化交流融合，促使岭南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总的来说，古代岭南文化的发展是比较迟缓的，与中原地区相比，学术水平在总体上也有相当的差距。古代岭南学人能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也不如中原地区。从古代文化典籍来看，介绍岭南地理物产、风俗人情、历史掌故等居多，学术理论著作并不丰富。然而，古代岭南学人，往往背离中原正统的儒家文化圈，向学术界吹进一股清新之风，因而具有独特的风格。鸦片战争之后，岭南文化因迅速吸收西方资产阶级先进文化，才一跃而成为中华文化的前锋，率先走向了近代化。

第一节 杨孚与《南裔异物志》

一、杨孚为保护民财而著书

岭南历史上最早的学术著作，是东汉时期杨孚所著《南裔异物志》。清代南海人曾钊在辑录《南裔异物志》按语中说：“粤人著作见于史志，以议郎为始。”议郎即指杨孚。

杨孚，字孝元，广东番禺人。生卒年代无考，约在公元50年至150年之间。活动时代在东汉章帝与和帝两朝，章帝时期举贤良对策上第，官拜议郎。

杨孚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为官正直清廉，敢于大胆谴责官吏搜刮民财、行贿受贿的行为，并设法维护百姓的利益。东汉时期，岭南设有交阯刺史部，其职责是了解民情，考核官吏，报告给中央政权。但是，交阯刺史伙同岭南各郡县官吏，利用职权大肆营私舞弊，他们纷纷借向皇帝进献珍异的名义，搜刮岭南奇珍异宝，中饱私囊，并向上司行贿。岭南百姓深受其害。《资治通鉴·汉纪五十·灵帝中平元年》中曾有记载“交阯土多珍货，前后刺史多无清行，财计盈给，辄求迁代，故吏民怨叛”。杨孚对这些贪官污吏深恶痛绝。据明代欧大任《百越先贤传》载，杨孚于永元十二年(100)上疏朝廷，痛陈贪官污吏的无法无天，并指出腐败现象将危及“治道”。他说：“郡邑侵渔，不知纪极，货赂通于上下，治道衰矣。”杨孚还建议朝廷停征岭南的宝货贡物，以防地方官吏以“竞事珍献”为名，大肆搜刮民财。为了揭露官吏们对岭南物产的掠夺，杨孚撰写了《南裔异物志》一书，详细列举岭南的奇珍异宝，以及岭南的人情风俗，逐一解释，“指为异品，以讽切之”，在当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为后人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

二、《南裔异物志》的内容及影响

《南裔异物志》又名《异物志》、《交州异物志》、《交阯异物志》。该书的主要内容，是对岭南物产的介绍，特别是对岭南动植物的种类、生长情况、经济用途等有详细说明。书中对动、植物的分类，有草、木、虫、鱼、鸟、兽等诸种，这是我国古代传统的生物学分类方法，也比较接近现代的生物学分类。对于其中每一类动、植物，又分别作了介绍，如岭南水稻栽培历史悠久，该书中有“夏冬又熟，农者一岁再种”的记载；又记述甘蔗作为经济作物，在岭南十分普遍，“远近皆有”，而且因水土适宜，长势良好，“围数寸，长丈余”。在水果种植方面，书中还介绍了荔枝、龙眼、椰子、芭蕉、柑橘等，在这些岭南佳果中，荔枝和柑橘又是被指定为贡品的，而且有橘官专管其事。这些都说明东汉时期岭南的农业已相当发达了。

《南裔异物志》还记载了当时的加工技术。如关于甘蔗制糖的记载，“斩而食之既甘，榨取汁如饴饧，名之曰糖”。在纺织业方面，也很有成就，海南岛的少数民族用芭蕉的茎制作蕉布，“取镬煮之，为丝，可纺织”。可惜这种蕉布的制作技术今天已经失传。

此外，书中还有一些罕见的史料，如关于“甕人”的记载，在其他史籍中是难于找到的。书中提到“齿及目甚鲜白，面体异黑若漆，皆光泽。为奴婢，强勤力”的“甕人”，据考古学家鉴定，就是当时由外国贩运而来的黑奴，与今天汉墓出土的黑奴俑亦完全吻合。

《南裔异物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关于地区性物产资源的专著，这部著作向后人提供了汉代岭南植物学、动物学和矿物学的第一手资料，其准确性、科学性至今仍值得赞颂。该书在体例上也开了这类著作的先河，书出后遂成为后人同类著作的范本，如谯周、薛莹、孙畅、曹叔等人的类似著作都以《异物志》为名。不少重要的历史文献如《齐民要术》、《太平御览》、《艺文类聚》等，都引用过《南裔异物志》中的有关资料。该书在文学方面也有一定的地位，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诗语》中说：“其为《南裔异物赞》(即《南裔异物志》——笔者注)，亦诗之流也。”《南裔异物志》中有“榕树栖栖，长与少殊；高出林表，广荫原丘；孰之初生，葛虆之俦”；以及“木有摩厨，生于斯调；厥汗肥润，其泽如膏；馨香馥郁，可以熬膏；彼州之民，仰为嘉肴”，这些都是可以视为诗作的。可见《南裔异物志》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学术价值，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可惜这部著作原本已于宋代佚失。屈大均说此书“辞旨古奥”，对之评价很高，希望有人能将佚文搜集成书，“以为广东文之权舆”。清人曾钊根据散见于《齐民要求》、《初学记》、《太平御览》等文献中所引述《南裔异物志》的部分内容，辑录成两卷本的《异物志》，并加以刻印，方能流行于世。

据清代范端昂《粤中见闻》载，杨孚除著《南裔异物志》外，还著有《临海水土记》一书。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十一中也提及此事。杨孚晚年辞官归里，居广州珠江之南下渡头村。现今，在杨孚晚年休居的遗址上，还留有一口井，被人们称为“杨孚井”。广州河南的漱珠岗，清代建有杨孚祠。

第二节 东汉时期岭南经学

一、“粤人文之大宗”陈钦、陈元父子

秦平定岭南后，中原学术思想和典籍传入岭南。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立五经十四博士，这样，讲习儒家经典的经学很快就兴盛起来。

岭南的学术文化“始然于汉”。汉代大量中原人南迁，其中有不少官绅宿儒。他们在岭南兴办学校，讲授儒家经典，使岭南开始有了经学研究。如北海郡人刘熙，在南海、苍梧授徒几百人；东吴骑都尉、会稽郡人虞翻，被流放番禺，南来后在虞苑(址在今光孝寺)招徒数百人讲学。岭南经学比较繁荣的是广信县，当时广信县是交州首府，中原人在此办校、讲学的较多，因此广信出了几个经学家，其中比较有名气的是东汉时期的陈钦、陈元父子和士燮等人。

陈钦是最早研习经学的岭南人之一。《广东新语·文语》曰：陈钦“得黎阳贾护之传，直接虞卿、荀况、张苍、贾谊、贯公、贯长卿、张禹、尹更始、尹咸、翟方进、胡常之一脉，源远流长，尝撰为《陈氏春秋》以自别”。陈钦为饱学之土，学有渊源，又颇有创见，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他曾向王莽传授《左氏春秋》，其解说经文与以往不同，故自名为《陈氏春秋》。汉代自董仲舒创阴阳五行化的“公羊学”以后，经学家们解说经文，支离蔓衍，章句烦琐，往往一部经的解说长达几十万字甚至百余万字，十分繁难。王莽执政时，曾令博士删五经章句，可见王莽也不赞成太烦琐。陈钦给王莽讲经，必然去繁就简，别具一格。

其子陈元，汉议郎，继承父业，撰有《左氏训诂》及集若干卷，并于建武初年倡议在太学增设《左氏春秋》，同博士郑兴辩论十几次，得选为刚刚设立的该门经学博士之首。陈元之子陈坚卿，亦“能传祖父之业”，在经学上也有建树。后人把陈氏祖孙称为“三陈”。

《广东新语·文语》对陈氏祖孙的经学成就及在岭南学术史上的地位评价很高：“《春秋》者，圣人心志之所存，其微言奥指，通之者自丘明、公、穀而外，鲜有其人。粤处炎荒，去古帝王都会最远，固声教所不能先及者也。乃其士君子向学之初，即知诵法孔子，服习《春秋》，始则高固发其源，继则元父子疏其委。其家法教授，流风余泽之所遗，犹能使乡闾后进，若王范、黄恭诸人，笃好著书，属辞比事，多以《春秋》为名，此其继往开来之功，诚吾粤人文之大宗，所宜俎豆之勿衰者也。……陈氏盖三世为儒林之英也哉。”上文谓“高固发其源”，是说战国时期归楚的越人高固“尝以《铎氏微》进楚王……能以《春秋》事君”，但《铎氏微》是楚国太傅铎椒所撰，所以屈大均又指明“高固为(威王)相”，“未闻有文可称”，因此“三陈”可以被认为是“粤人文之大宗”。

二、士燮对岭南经学的贡献

“三陈”之后，又有士燮对岭南经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士燮(137—226)，与“三陈”同乡，于东汉末游学京师，师从名儒门下。其后察孝廉，举茂(秀)才。汉末建安初年，士燮任交阯太守，治理交阯七郡，颇有政绩，任职40年，境内安宁。当汉末因战乱，社会大动荡的时候，交阯七郡独免兵祸。士燮还广为招纳士人，据史料记载，当时内地士人到交阯避难，多至百余家。这些南下的士人与士燮一起研讨经学，开展学术活动，促进了岭南经学的发展。士燮撰有《春秋左氏注》、《士燮集》，参加过京师学者关于古文《尚书》的争论，有较高的声望。据《广东新语·人语》载，当时北方陈国名儒袁徽评价士燮说：“交阯士府君，处大乱之中，保全一郡，二十余年疆埸无事，民不失业，羁旅之徒，皆蒙其庆。”袁徽还说士燮“官事小阕，辄玩习《书传》、《春秋左氏传》，简练精微，皆有师说”。士燮之弟士壹、士、士武，都是从政的学者，在经学方面均有成就，兄弟四人被称为“四士”。

除“三陈”、“四士”外，东汉时期岭南讲习经学的知名士人还有番禺人董正、罗威，苍梧人顿琦、丁密等，董正年十五即通《毛诗》、《春秋》三传，十分有才气。这批士人对岭南学术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节 王范的《交广春秋》与岭南地方史志

一、王范与《交广春秋》

岭南修志落后于北方地区。唐以后，由于岭南的进一步开发，以及与中原、海外交往的扩大，地方史志的修纂受到重视，开始有了州县志和图经，成书也较多，到明清时期就日臻完善。唐以前的著作中，为后人推崇的有杨孚的《南裔异物志》和王范所撰的《交广春秋》。

王范生活在汉晋之交，南海郡人，生卒年代无考。据清代范端昂撰《粤中见闻》记载，王范“好读书，有智识。汉末，孙皓暴虐，公隐不仕”。范端昂：《粤中见闻·人部·王范》。晋平吴后实行“九品中正”制，王范经当时广州刺史熊睦荐举，担任了广州大中正(州里负责选拔人才的官)。王范考察、推举人才十分公正，“第其高下，皆惬舆论”。范端昂：《粤中见闻·人部·王范》。王范身为州官，对地方历史典故有所了解，当时秘书丞司马彪著《九州春秋》，王范“见其略于岭服(岭南)，乃搜罗百粤典故为书，名曰《交广春秋》。太康八年，表上之，众见咸称服”。范端昂：《粤中见闻·人部·王范》。《交广春秋》又名《交广二州春秋》，成书于287年，记述了岭南地方自然状况和历史典故，是岭南历史上第一部地方志书。作为第一部岭南志书，错漏自然较多。但因其具有开创性，后人对该书评价颇高。屈大均说：“有南海王范蒐罗典故，为《交广春秋》，史称其事赡词密，谓交广之有纪载，自范始。”屈大均：《广东新语·文语·粤人著述源流》。《粤中见闻》也有评价：“交、广向缺修载，自公乃创为之，文献赖以存焉。”范端昂：《粤中见闻·人部·王范》。但《交广春秋》原书早已失传，其中的有些内容，曾被《水经注》等书所引用。王范之后，有南海人黄恭，“以王氏《交广春秋》多所遗漏，乃为王氏《交广春秋补遗》，……世以其书与杨孚《南裔异物志》、《临海水土记》并传。”屈大均：《广东新语·文语·粤人著述源流》。可惜黄恭增补主书遗漏所撰之书也已佚失，现仅见于其他史籍的介绍。此后自东晋至南朝，还出现了有关广州的志书不下4种，均有辑录本存。

二、宋元时期的志书

隋唐时期，分别有关于岭南的“地图”和“图经”，但都极为简略，很不完备。唐代广州司马刘恂撰有《岭表录异》3卷，不足两万字，且多记岭南地理物产，不算严格的志书。另有唐人莫休符撰《桂林风土记》，万余字，记载了桂林山水城庙、人物传志，十分简略。以上二著均有存本行世。

从宋代开始，岭南地方经济文化有了较大发展，中原居民也不断南迁，使岭南和内地的交流更加密切，地方志的修纂也就越来越受重视。

宋元时期的志书，一般由熟悉风土人情、历史沿革和地方掌故的当地文人名士撰写，由州县长官监修。这一时期所修纂的岭南地方志书计有：宋神宗时广东路经略使、广州知州王靖监修《广东会要》4卷；宋宁宗时广东路经略使、广州知州陈岘监修的《南海志》12卷；稍后，南雄知州孙崈主持重修《南雄州志》；宋理宗时雷州知州储翟监修《雷州志》；元成宗时，番禺人陈大震、吕桂孙撰《南海志》；其后琼山人蔡微撰《琼海方舆志》。据清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统计，宋元时期广南共修志书59部，基本上每州均有其志。其中广州11部，琼州6部，韶州、南雄州各5部。这些志书，不少是多次纂修，如《潮州图经》、《韶州图经》各有3部，均因多次修订而出现不同版本。又《南海志》有宋嘉定本、淳祐本和元大德本3种。宋元时期岭南的修志工作，不仅保存了很多地方史料，而且积累了丰富的修志经验。如开创了由地方官员领衔，由本地士人执笔修志的先例；开创了每隔若干年修一部志书的传统等。当然，宋元时期的志书，不完全是官府组织所修，其中也有私人撰辑的，如宋徽宗时进士、始兴人许牧的《广州记》，孝宗时进士、揭阳人王中行的《广州图经》、《增江记》、《潮州记》等。另有一些虽不算志书，但记载了岭南风情的杂书，如王韶之撰《始兴记》、周去非撰《岭外代答》等，前者原本已佚，有南海人曾钊所辑录的片断(收入《岭南遗书》中)，后者有存本。

宋元时期岭南地方志书，基本上都已不存，唯有陈大震、吕桂孙于元大德八年(1304)所修《南海志》尚有残本行世。此书原20卷，叙事包括番禺、南海、东莞、增城、香山、新会、清远7县。原本于明朝末年散佚，光绪三十年，有一部分残本为曹元忠在武昌所得。现存北京图书馆中的六、七、八、九、十卷本，就是这一残本。这个残本是广东现存最早的一部方志。《南海志》残本中所记载的宋元时期的户口、土贡、税赋、物产、舶货、社坛、城濠、学校、兵防、水马站、河渡、仓库、郡圃等，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明初修《永乐大典》时，曾多处引用该书资料。

三、明清两代修撰《广东通志》

现存的广东最早最完整的通志是明嘉靖十四年(1535）由广东巡按监察御使戴璟主编的《广东通志初稿》。明代的修志制度，较宋元时期更加完善，岭南地方修志的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以往，保存下来的也较多。戴璟主持修纂《广东通志初稿》，亲列纲要，并命提举张岳、教授何元述、教谕王时中等10余人按旧志编写。当时《大明一统志》中有不少记述广东的资料，广东各府志也提供了详细材料，《初稿》对这些材料作了整理、筛选，并参阅有关杂书、野史，编纂成书。该书沿袭志书体例，比较全面、系统，同时还新辟了“道学”卷和“均平”卷，增加了不少内容。但总的来说，《初稿》仍有不少漏缺，有些事也来不及考辨，因此后来两广总督谭恺决定“重加搜集”，聘请曾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等官的香山县人黄佐主编通志。黄佐用了3年时间对《初稿》作了很多修订，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纂成《广东通志》70卷，弥补了《初稿》的不足。嘉靖本《广东通志》，后经常被人所引用。30多年后，两广总督陈大科认为《广东通志》应该收进近几十年新发生的“与时政攸关”的大事，因此命曾任户部主事等职的南海县郭棐主编第三部《广东通志》。郭棐主编的《广东通志》于万历三十年(1602)完成，共72卷，称为万历本。以上三部广东省通志，记载了全省的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民俗、生产技术等各方面的内容，留下了丰富的资料，具有重要价值。

除了省志之外，明代所编的岭南府州县志也不少。如府志，就有广州、韶州、惠州、潮州、肇庆、高州、廉州、琼州、南雄等志，有的府志还纂修过数次。明代广东共修志162种，现保存下来的有30余种。

明代修省志的制度和体例，在清代得到继承和进一步发展。清朝初建之时，为掌握各地情况，十分重视地方志书的编写。康熙年间，为修《大清一统志》，谕令各省限期修志，以供调用。这对于岭南地方志书的完善，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清代《广东通志》就有3部：康熙年间金光祖修的《广东通志》30卷，雍正年间郝玉麟修的《广东通志通》64卷，道光年间阮元修的《广东通志》334卷。凡后者均据前者并补其遗漏，纠其偏误，但3种也各有其长。有清一代，广东所修省、府、州、县及乡土志共249种，保存了大量岭南地方资料，对研究岭南经济、政治、文化具有极重要的价值。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急遽变化，动荡的社会环境使修志工作受到影响，岭南地方志书的修纂也就远远不如清代前期了。

第四节 余靖的科学论文《海潮图序》

一、余靖的经邦济世之志

北宋时期余靖写的千字文章《海潮图序》，是中国古代难得的一篇海洋学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余靖(1000—1064)，字安道，号武溪，死后谥号“襄”。韶州曲江人，出身于仕宦之家。颇有才华，学识渊博且有很高的造诣。欧阳修撰《余襄公神道碑》称他“自少博学强记，至于历代史记、杂家、小说、阴阳、律历、外暨浮屠、老子之书，无所不通”。余靖生平著述很多，他死后，嗣子余仲荀将其遗稿辑成《武溪集》20卷行世，另有《余襄公奏议》5卷、《三史刊误》40卷、《庆历正诞国语录》1卷、《隆兴奉使审谕录》及《新建图经》若干卷等。余靖一生在仕宦中度过，从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中进士，历任县、州、路的地方官员，史称他经制五管，前后十年，凡治六州。他因政绩卓著入仕朝廷，累官至工部尚书。余靖为官正直且有作为，有经邦济世之志。在“庆历党议”事件中，余靖同情被贬的范仲淹，越职上书仁宗，为范仲淹鸣不平，结果受到株连，后又被召复用。余靖在外交上也卓有成就，他曾三次成功地出使辽朝，缓解了宋朝廷“二境受敌”的局面。余靖在历史上以高尚的德行和卓越的政绩著称。

二、《海潮图序》的科学价值及其唯物主义哲学基础

收入《武溪集》中的《海潮图序》，是一篇关于潮汐问题的学术论文。海水周期性的升降运动，其上涨白天称为潮，夜晚称为汐。潮汐现象很早就有人做了研究，如东汉王充所著《论衡》把潮汐涨退与月亮的盈亏相联系，解释比较科学。但中国学术传统以人伦为中心，以儒家思想为经典，对自然科学理论并不重视。至于海洋学问题，更是鲜有人涉及。因此王充的潮汐理论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以后间或有些这方面的论述，也莫衷一是，缺乏科学依据。余靖对天文学有过深入的研究，对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比较熟悉，而且在考察潮汐时能联系天体运行规律，因而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唐代卢肇有“日入海而潮生”之说，把涨潮的原因归结于太阳。余靖认为此说有谬，他亲赴通州海门(今属上海市)和广州武山(今东莞虎门附近)实地观测，“旦夕候潮之进退，弦望观潮之消息”，通过反复调查、核实，他认为潮汐的成因不在日而在月。他说：“潮之涨退，海非增减，盖月之所临则水往从之。月临卯酉，则水涨乎其西；月临乎子午，则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来不绝，皆系于月，不系于日。”余靖不仅考察了潮汐的成因，还研究了潮汐运动的规律。关于每月潮汐的次数，他指出，“太阴西没之期常缓于日三刻有奇，海潮之日缓其期率亦如是”，由于潮汐之期每日推迟“三刻有奇”，所以一个月内就少了潮汐各一次。关于大潮和小潮出现的日期，他指出一月之内大潮在朔望(初一、十五)之后出现，小潮在上下弦(初八九、廿二三)之后出现；一年之内“潮之极涨常在春秋之中”。他还指出所谓“潮虚于午”、“潮生于子”等说法，都只能就某一具体地点而言，并非到处如此。余靖根据自己的观察所得，列出了东海(海门)和南海(武山)的潮期。余靖的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同近代天文学和海洋学的科学结论相吻合，对我国科学理论和海洋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历代治潮者皆奉为标准。当然，在当时的条件下，余靖还不可能完全精确地解释潮汐现象，如《海潮图序》中把产生大潮、小潮的原因归结为太阴（月球）运行的“疾”和“迟”，这就是毫无根据的揣测。

余靖能写出科学论文《海潮图序》，与他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关系，他的无神论思想、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与他的科学思想相辅相成。他在《正瑞论》一文中，针对当时郡县官员以所谓“祥瑞”象征附会政治的谬论，指出：“《三皇坟》、《五帝典》，记言之史也。楚《梼杌》、鲁《春秋》，记事之史也。训诰誓命之词，得失存亡之迹，发简可见。未闻祥瑞之言焉。”余靖：《正瑞论》，《武溪集》卷四。国之兴衰，亦与“祥瑞”无关。历史上的圣治，“故尧以敦九族、和万邦而兴；舜以举十六相、去四凶则又兴；禹以平水土兴；汤以行仁政兴；周人以积行累德兴。夫是者虽无祥瑞，可不谓圣且治乎！”而历史上的国亡，都是人为：“癸以奢侈亡，辛以暴虐亡，厉王以聚敛亡，幽王以女色亡。夫是者虽无妖怪，可不谓昏且乱乎！”所以，“窃谓国之兴也在乎德，不在乎瑞；国之亡也在乎乱，不在乎妖。”余靖：《正瑞论》，《武溪集》卷四。这些都表明了余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第五节 陈白沙对岭南学术的贡献

一、陈白沙开明儒“心学”之先河

在岭南思想史上，明代中期的陈白沙是一位颇有建树的人物。他打破了朱学垄断的局面，提倡“学贵乎自得”之说，开创明儒“心学”之先河。

陈白沙名献章，字公甫，号石斋。明宣德三年(1428)生于广东新会县都会村，后迁居靠近江门的白沙村，故世人称之为陈白沙或白沙子。弘治十三年(1500)去世。陈白沙祖籍河南永城，后迁至南雄及新会。

中国古代的官方哲学，从南宋末开始，以程朱理学为正宗。元代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明代科举亦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据《明史》记载；“明初诸儒，皆朱子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薙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先儒之正传，无敢改错。”《明史·儒林传》。这种奉程朱理学为圭臬的气氛，对思想和学术的发展，显然是极大的禁锢。

陈白沙年轻时，走科举入仕的道路，崇信程朱理学，曾闭门体验程朱的修行方法，忘寝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陈白沙：《复赵提学佥宪》，《白沙子全集》卷三。并没有什么收获。这种“惟日靠书册寻之”陈白沙：《复赵提学佥宪》，《白沙子全集》卷三。的办法，将“理”与“心”分开，只凭读书格物求理，且十分繁琐，又不解决问题，使陈白沙失望。陈白沙于是另辟蹊径，提出从静坐中寻求自得的方法。他说：“……舍彼之繁，求吾之约，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衔勒也。体验物理，稽诸圣训，各有头绪来历，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涣然自信曰，作圣之功，其在斯乎！”陈白沙：《复赵提学佥宪》，《白沙子全集》卷三。经过若干年后，陈白沙形成了“学贵乎自得”、“以自然为宗”陈白沙：《与湛民泽》，《白沙子全集》卷三。的思想体系。

二、陈白沙学术思想及其影响

陈白沙的学术思想，与朱子理学究竟有何区别?在思想史上究竟有何突破?

南宋时期，朱熹集理学之大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朱子学说在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朱熹所建立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本身是有很多内在矛盾的，它把“理”看作是天地万物的最高主宰，认为“理在气中”、“理本气末”。在认识方法上，朱熹提出“格物穷理”，“格物”的主要内容就是读圣贤之书，把儒家经典奉若神明。而认识的目的就在于“穷天理”。另外，朱子学说在南宋之后一家独尊，窒息了其他任何思潮的萌生，这对于思想的发展也是一个严重的阻碍。

陈白沙在明代朱子学说“定于一尊”的氛围中，对理学发出质疑，这对于打破程朱思想的垄断，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他说：“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陈白沙：《与张廷实主事》，《白沙子全集》卷三。他还说：“学者苟不但求之书而求之吾心，……盖以我而观书，随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陈白沙：《道学传序》，《白沙子全集》卷一。陈白沙主张治学要独立思考，要敢于怀疑，不应做书本的奴隶。当时陈白沙不可能用科学的思想方法来反对程朱理学的教条，但他对封建正统思想提出了挑战，极大地动摇了程朱“正学”的权威，被认为“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明史·儒林传》。无怪乎清初理学大师张伯行指斥说：“自程朱后，正学大明，中经二百年无异说，阳明、白沙起而道始乱。”张伯行：《论学》，《正谊堂文集》卷九。这就是说，王阳明、陈白沙的“异说”乱了程朱“正学”，乱了儒家传统之“道”。可见白沙之学在历史上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当然，陈白沙并非反对读圣贤书，他只是主张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明辨是非，分清精华与糟粕。他写道：“千卷万卷书，全功归在我。吾心能自得，糟粕安用那?”陈白沙：《腾蓑》，《白沙子全集》卷六。他认为应该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求之吾心”，而不是盲从书本教条，这样才能有“自得”。在学术思想方面，陈白沙受到陆九渊的影响，主张“使心常在内”，“反求诸心”，他说：“为学当求诸心，必得所谓虚明静一者为之主，徐取古人紧要文字读之，庶能有所契合，不为影响所附，以陷于徇外自欺之弊，此心学法门也。”陈白沙：《书自题大塘书屋诗后》，《白沙子全集》卷二。陈白沙针对宋以来重“理”的陈习，别出一格地强调“心”的作用，如“君子一心，足以开万世”，“此心存则一，一则诚”，“一体乾坤是此心”，“若个人心即是天”等，对王阳明心学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陈白沙强调人的主观能力的积极作用，这与他提倡独立思考、冲破程朱理学框框的思想也是一致的。陈白沙早年是尊奉程朱理学的，他对岭南理学的传播曾起过一定作用。清代学者屈大均说过：“白沙氏起，以濂(周敦颐——笔者注)、洛(程颢、程颐——笔者注)之学为宗，于是东粤理学大昌。”屈大均：《广东新语·学语·白沙之学》。

陈白沙上承周、程和朱熹，下启王守仁，在明代思想史上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同时，陈白沙对岭南学风的改造，对岭南学术思想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对他的学术思想作了肯定的评价：“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明儒学案·白沙学案》。人们在谈到陈白沙的时候，往往把他与同时代的著名哲学家王守仁相提并论，可见其学术地位的重要。

第六节 屈大均与《广东新语》

一、反清志士屈大均

清初屈大均所著《广东新语》，是一部笔记性的岭南地方历史文献，对于研究明清之际的经济史、思想史和文化史，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屈大均，生于明崇祯三年(1630)，卒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字翁山，又字介子。初名邵龙，号非池。又名绍隆，字骚余。广东番禺县思贤乡人。屈大均自幼好学，14岁能文，15岁善诗，16岁补南海县学生员，同时求学于学者陈邦彦的门下，在越秀山麓苦读。清兵初陷广州时，18岁的屈大均积极投身抗清斗争，失败后仍十分顽强。1650年清兵再陷广州，20岁的屈大均在番禺县圆岗乡的雷峰海云寺削发为僧，仍力图恢复明室。他以出家人身份作掩护，行游南北，结交魏耕、顾炎武、李因笃等反清志士，串连各方豪杰。后郑成功举事失败，屈大均无奈远避江湖，并蓄发还俗，重执儒学。1673年，“三藩”反清事发，屈大均又燃起希望之火，投身其中，然起事者吴三桂只是为自图皇位，屈大均失望而辞归故里，隐居著述，终其晚年。

二、《广东新语》的内容及其学术价值

《广东新语》即是屈大均晚年避世归里时所撰。全书共28卷，以“语”为纲，分列天、地、山、水、石、神、人、女、事、学、文、诗、艺、食、货、器、宫、舟、坟、禽、兽、鳞、介、虫、木、香、草、怪28语，“语”下又各分若干条，详细地记述了岭南的自然环境、风土人情、文物古迹、名人佚事、经济物产、制作器用、生活见闻、诗画艺术、学术著述等，内容极为丰富。写此书时，他虽隐居乡里，但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时时震撼着他，年轻时奔走四方，联络英豪，起义抗清的斗争生涯一直不能忘怀，因此他在《新语》中寄托了自己的政治情怀，字里行间有不少借古讽今、指物喻志的内容，还发表了一些直接评论现实经济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的见解。屈大均晚年的挚友潘耒，深知屈的心境，他为《广东新语》作序说：“其陈辞也婉而多风，思古伤今，维风正俗之意，时时见于言表。游览者可以观土风，仕宦者可以知民隐，作史者可以征故实。”可知屈氏晚年仍忧心国事，关怀民瘼。如《事语》中《贪吏》一篇对粤官欺压百姓、搜刮民膏作了无情揭露，书中写道：“吾广谬以富饶特闻，仕宦者以为货府，无论官之大小，一捧粤符，靡不欢欣过望，长安戚友，举手相庆，以为十郡膻境，可以属餍脂膏”。这些官僚们上任“未及视事，即以攫金为事，稍良者或恣睢掠拾，其巧黠者则广布爪牙，四张囊橐，与胥吏表里为奸”。屈氏愤慨地说：“所由者，官者戾虫，民者甘饵，京师者，饿虎之山，权贵者，择肉之主。其不足以为水者，东粤之膏脂；不足以为薪者，东粤之筋骨。其以珠贝为泥沙者，取之匹夫而不足，以金钱为粪土者，取之匹妇而已有馀也。”总之，“吾粤金山珠海”，只不过是“天子南库”，深刻揭露了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和掠夺。

作为一本记载岭南地方风貌的笔记，《广东新语》亦有其突出的科学价值及学术价值。屈大均在《自序》中说：“吾于《广东通志》，略其旧而新是详，旧十三而新十七，故曰《新语》。……是书则广东之外志也。”当时广东已有不少地方志书，但在治学严谨的屈氏看来，这些书都有不少疏漏，而且都是就广东论广东，眼界比较狭隘。他在该书的《自序》中说：“不出乎广东之内，而有以见夫广东之外，虽广东之外志，而广大精微，可以范围天下而不过。知言之君子，必不徒以为可补《交广春秋》与《南裔异物志》之阙也。”可见屈氏著《广东新语》，力图写出广东与海内外各地的交往，使读者“见夫广东之外”。为撰写这本书，屈氏不仅“考方舆，披志乘”，而且“验之以身经，征之以目睹，久而成《新语》一书”。故该书“其察物也精以核，其谈义也博而辨”，写出了岭南的“山川秀异，物产之瑰奇，风俗之推迁，气候之参错，与中州绝异”。《广东新语》潘耒序。《广东新语》至今仍受到人们重视。

屈大均是岭南著名的才子、诗人，他与陈恭尹、梁佩兰三人被后人合称为“岭南三大家”。他的诗名“未出梅关名已香”，留下了3本诗集，在著作方面，除了《广东新语》外，还有《皇明四朝成仁录》等多部。《皇明四朝成仁录》记载了明末及南明四朝时期（崇祯、弘光、隆武、永历），全国各地抗清殉难人物，“表章尽节诸臣”。全书共12卷，无刊定之本，民间传抄所存者残缺不全。现有民国粤地学者叶恭绰搜录补足本刊行，收入《广东丛书》第二集。屈氏去世后，他的所有著作和诗作都被清廷列入“全毁书目”，因此佚失了不少。但从现存的著作和诗作来看，他是岭南当之无愧的著名学者、诗人。199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屈大均全集》共八卷，是屈氏现存作品的集大成。

第七节 说粤书与范端昂的《粤中见闻》

一、说粤书简述

岭南在历史上是开发得比较晚的地区，但岭南物产丰富，风俗独异，加上与中原地区交流的需要，历来就有学者热衷于传播介绍。东汉杨孚的《南裔异物志》，不仅开“粤人著作见于史志”之先河，而且是历史上最早的一本说粤书。此后唐代刘恂写了《岭表录异》，成为“历来考据之家，皆资引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重要资料。此外还有唐人莫休符撰《桂林风土记》、宋人周去非撰《岭外代答》等，也都是介绍岭南风情的著作，具有一定价值。明清时代，粤地与海外交往增多，说粤书一时十分盛行。如明代瞿共美的《粤游见闻》、华夏蠡的《粤中偶记》、马光的《粤行小记》，清代顺治年间吴绮的《岭南风物记》、康熙前期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还有其他一些作者撰写的《粤东笔记》、《粤东闻见录》、《粤游日记》、《粤游小志》、《粤游录》、《楚庭稗珠录》等，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描述和介绍了岭南的风土人情、工艺物产、历史人物、佚闻掌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清代范端昂撰写的《粤中见闻》，是众多说粤书中较为详实、影响较大的一种。

二、范端昂的《粤中见闻》

范端昂，字吕南，又字吕男，祖籍浙江会稽(今绍兴)，后落籍广东三水县三江乡。生卒年代无考，活动时代主要在康熙和雍正两朝，其生平事迹，史籍记载十分简略。《三水县志》载：“范端昂，三江人，由开建学候选州同。”《广东通志·艺文略五》也仅提到：“《粤中见闻》三十六卷，国朝范端昂撰。存。谨案：端昂乾隆时人，文正之裔。由浙迁粤，遂占籍三水。”

《粤中见闻》是一部记述广东自然风貌、土特物产、历史人物的通俗笔记散文。成书约在雍正年间，是范端昂的晚年之作。范德玉于雍正八年(1730)为《粤中见闻》作序曰：“吾兄吕男世为粤人……所见所闻于粤最确，兄又博学强识，或得诸游览，或传于故老，一一参订以典籍，著为《粤中见闻》。”序中还说：“夫吾兄以著作良才，而又年登耄耋，学问深造，练达老成，故粤中之天地人物，凡载于《通志》者，则略之，而《通志》所未及载者，纂辑无遗。萃群胜于眸间，胪万象于笔下，不伤挂漏，洵洋洋一巨观也。”对《粤中见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粤中见闻》没有被收进《四库全书总目》，《贩书偶记》把它收在地理类。实际上，《粤中见闻》内容十分丰富，全书分天、地、人、物4部共35卷，另有附记两篇。有些版本将“附记”作为一卷，全书则为36卷。每卷又分列若干条目，逐条阐释。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对广东农业和工艺生产的记述。如关于水稻，书中详细介绍了香粳（粘)和糯的各个品种，范端昂：《粤中见闻·物部·谷》。“粤谷种之最美者曰香粳。粒小，性柔，甚香”。其品种有“青粘、黄粘、花粘、银粘、油粘”。糯米则分为“安南糯、班鱼糯、白糯、黄糯、红须糯、蕉糯、油糯、翻生糯、金包银糯各种”。特别是“广西有黑米糯，米色如墨，渍水成胭脂色”。书中还介绍了水稻的栽培方法和某些经济用途，范端昂：《粤中见闻·物部·谷》载：黑米糯“略加白矾、五棓染布，成紫色”。书中记述了岭南水果20余种，并对一些水果的种植方法作了介绍，如“龙眼接法以核埋地出芽，长至三四尺为栽，乃以龙眼之枝屈而接之”。范端昂：《粤中见闻·物部·龙眼》。详细说明了嫁接方法。又如“荔枝岁宜以沃泥厚培，使根深不拔，膏泽上行，沙水下渗，然后枝叶繁茂，结实乃佳”。范端昂：《粤中见闻·物部·龙眼》。关于岭南的金属冶炼，书中列举了金、银、锡、铜、铁诸种。其中对炼铁工艺作了详细记述，包括探矿、发掘、筑炉、熔矿、开炉、制版等，还介绍了当时炼铁厂的人数、产量、成本等。范端昂：《粤中见闻·物部·铁》。由此人们不但可以了解到当时生产的具体情况，而且从中可以窥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广东冶炼业的组织和规模。书中还对纺织、造纸、陶瓷、铸造、农机、制盐、养殖等行业的工艺作了较详的记述。

《粤中见闻》不论是写自然风物、生产工艺，还是写民间习俗、历史人物，都富有浓郁的文学色彩，文中多用民谣、谚语、俗语，以及民间传说、掌故佚事，语言通俗流畅，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也表明作者比较贴近下层人民。

范端昂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和下层官僚，其思想和眼界的局限性在《粤中见闻》中有明显的表现。如对封建伦理纲常的维护(如孝义、道统、烈媛等类)；把农民起义军视为流寇、盗贼；对少数民族抱轻蔑态度(把瑶族、黎族称为“害民”等)；还宣扬了神怪意识(如卷二十一《铁》中有“铁矿有神，炉主必虔诚以祭，乃敢开炉”的记述)。另外，由于较多地袭用了以往资料，其内容与此前的同类著作有不少重复之处。

第十一章 宗教

远在原始社会时期，岭南古越族即已形成与岭南特殊的生活环境相联系的某些原始宗教观念。如许多古文献记载的古越人“断发文身”、“雕题黑齿”的习俗，显然就属于一种图腾崇拜。《墨子·鲁问》篇载：“楚国之南有啖人之国者，其国之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古越人这种杀长子“解而食之”的风俗，显然也与某种灵魂崇拜与灵魂转生的观念有关。《史记》中的《孝武本纪》、《封禅书》载称，南越人“俗信鬼”，“而以鸡卜”，这又表现了古越族为沟通人神关系所采取的与中原不同的特殊贞问方式。但总的来说，古越人的这些观念后来始终没有发展出系统的理论架构并进而衍生为宗教组织。岭南地区有理论与有组织系统的宗教，是从外地传入的。其中，道教是在汉晋之际由中原传来，佛教则在汉吴时期从东南亚与中原两地同时输入，伊斯兰教在唐初从波斯东渡，天主教、基督教的传入则始于明清时期。这些宗教各自对岭南的思想与文化发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

第一节 道教的传入与葛洪的神仙论

一、道教的传入与葛洪之南来

道教何时传入岭南？《广东通志·释老志》将相传于周穆王时把稻穗带给羊城的五仙列为南下传道的最早人物，自不可信。屈大均《广东新语·山语》称“安期生常与李少君南之罗浮”。这一说法也不足信。安期生是汉武帝时的术士李少君编造出来的人物。汉武帝时，虽已有炼丹术，但尚未有道教。

真正组织起来的道教，产生于东汉末年，为太平道与五斗米道(即天师道)。太平道与五斗米道原传播于社会下层，属符箓派道教。太平道发动了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黄巾起义失败，太平道因而沉寂。五斗米道为东汉顺帝时张道陵所创。其孙张鲁于东汉末年在陕南川北率部众以教立国。215年，张鲁降魏，曹操把张鲁及五斗米道的骨干迁到魏都邺城。张鲁第三子张盛不愿受封，携祖传印剑入居江西龙虎山布道。由是，道教始在江南有广泛的传播并渗入统治层。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与知识分子的加入则使道教渐渐由符箓派转向丹鼎派。

在丹鼎派中，有史可查的最早进入岭南的当为鲍靓。《晋书·鲍靓传》称“靓学兼内外，明天文河洛书”，又“尝见仙人阴君，授道诀，百馀岁卒”。鲍靓女鲍姑也习父业。道教神仙论的奠基人、对岭南道教发展影响最大的葛洪，即是鲍靓之徒，鲍姑之夫。

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原籍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县)。生于晋武帝太康四年(283)，卒于东晋康帝建元元年(343)。此据陈国符《道藏源流考·葛洪事迹考证》。陈国符考定葛洪卒年为61岁。《晋书》本传谓葛洪卒年81岁，依此当卒于东晋哀帝兴宁元年（363）。出身仕宦之家。葛洪著《抱朴子·自叙》谓：“洪少有定志，决不出身”，立意“精治五经，著一部子书，令后世知其为文儒而已”。这时他的思想倾向基本上是儒家的。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青年时他曾应檄任将兵都尉参加平定石冰的叛乱，并得迁伏波将军，后来还被封关内侯。《抱朴子·外篇》可以说就是在儒家济世思想指导下撰成的。在《外篇》中，葛洪认为，面对当今纷乱的社会，“必当竞尚儒术，撙节艺文，释老庄之不急，精六经之正道也”。《抱朴子·外篇·崇教》。这明显地是鄙薄道家而推崇儒学。在葛洪看来，当时社会的这种纷乱，又是由于“黎庶巧伪，趋利忘义”引发的。为了对治这种社会现实，必须刑德并用。“二仪不能废春秋以成岁，明主不要舍刑德以致治。故诛贵所以立威，赏贱所以劝善。罚上达，则奸崩破而非懦弱所能用也；惠下逮，则远人怀而非俭吝所能办也”。《抱朴子·外篇·广譬》。葛洪在这里强调要以诛罚等强硬手段对待奸恶，已杂乎法家者言了。

但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迫使葛洪儒、法掺杂的治世主张不能贯彻下去，且不能不舍儒入道。其一是，社会依照其发展规律发生的动乱决非个别人物、个别主张所能逆转的，而且这种动乱远远没有止息，生活在这种年代，“百忧攻其心曲，众难萃其门庭，居世如此，可无恋也”，《抱朴子·内篇·论仙》。葛洪对现实政治显然绝望了。他是带着这种绝望感而舍儒入道的。其二是，葛洪的从祖葛玄即是道教徒。葛玄以其炼丹术传授给郑隐。葛洪少年时曾就郑隐习从祖业，已得其法。青年时又师事鲍玄。“玄亦内学，逆占将来，见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晋书》本传。葛洪所承受的家学渊源使他极关切道教。故中年以后，葛洪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道教的神仙论与炼丹术，当是事出有因，其《抱朴子·内篇》则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葛洪第一次到广州为24岁。此期间曾远行至日南(今越南顺化)、扶南(今越南与柬埔寨之南部)寻求丹砂。5年后离广州还归故里。也曾任职，但无心事仕。48岁，干宝推荐他任散骑常侍领大著作，他坚辞不就，闻交阯多丹砂，求为交阯句漏令。到广州后，刺史邓岳挽留，于是上罗浮山炼丹，13年后卒于罗浮。

二、葛洪的神仙论及其影响

葛洪以前的道教，主要讲求以符箓、咒语为人们祛祸祈福，带有巫术的色彩。葛洪著《抱朴子·内篇》的意义在于：吸纳了两汉流行的元气本源论论证修炼成仙的可行性，从而为道教神仙论提供了一种自然哲学的基础，并使之获得某种经验科学的意味。

葛洪称：“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抱朴子·内篇·至理》。葛洪的这一观念即是两汉元气本源论的基本观念：天地万物以至人类，都由一气化生，气是宇宙的最终本源。

两汉元气本源论不仅认为天地万物都由一气化生，而且，天地万物的性质、功能也由禀受的气的多少、种类所决定。葛洪说，“(人与物)受气各有多少，多者其尽迟，少者其竭速”。《抱朴子·内篇·极言》。又说：“彼虽年老而受气本多，受气本多则伤损薄，伤损薄则易养。……此虽年少而受气本少，受气本少则伤深，伤深则难救”。《抱朴子·内篇·极言》。这也是认为，人、物的生死寿夭取决于禀受元气的状况。

在东汉，杰出的思想家王充用元气本源论说明万物的成因所强调的是：万物一旦禀受气的多少、种类成性定形之后，便再也不可能有任何变更。这是自然命定论。这种观念一方面否弃人的任何主观努力，另一方面也避免走向神学。葛洪接受元气本源论，则把这种理论引向了与王充相反的方向。

在葛洪看来，既然天地万物都由同一元气化生，其性质、功能也由所禀受的元气的状况所决定，禀受状况相同的事物便应该具有同类性，而且就万物最终都由一气所化的意义上说万物都是相通的。万物同类而相通的特性确认万物是可以互相转易的。葛洪说：“夫存亡终始，诚是大体。其异同参差，或然或否，变化万品，奇怪无方，物是事非，本钧末乖，未可一也。”《抱朴子·内篇·论仙》。比如：“泥壤易消者也，而陶之为瓦，则与二仪齐其久焉。柞楢速朽者也，而燔之为炭，则可亿载而不败焉。”《抱朴子·内篇·至理》。葛洪以上观点都是确认万物的可变性。既然万物的性状是可变的，那么人用自己创造性的努力使万物依照有利于人的方向变易便完全是可能的。“越人救虢太子于既殒，胡医活绝气之苏武，淳于能解颅以理脑，元化能刳腹以瀚胃，文挚愆期以瘳危困，仲景穿胸以纳赤饼，……”《抱朴子·内篇·至理》。这即是人用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改变事物性状的有力证据。我们看到，在肯定万物的可变性与肯定人的主观努力的这点上，葛洪思想极具可取性。葛洪说：“天地之间，无外之大，其中殊奇，岂遽有限?”《抱朴子·内篇·论仙》。又自称：“俗人多讥余好攻异端，谓予为趣欲强通天下之不可通者。”《抱朴子·内篇·黄白》。葛洪这种求奇好异的致思倾向甚至颇具科学家的气质。

葛洪以这种思路思考人生问题。在他看来，人既由元气化生，人的生死寿夭一决于禀气的状况，那么，人如果发挥自己的主动精神，把自己已经禀得的气保养好而不耗散，不是就可以改变必然要走向老死的历程而获得永生吗?葛洪说：“故仙经曰：养生以不伤为本，此要言也。”《抱朴子·内篇·极言》。这便是强调保气养生的至要性。

但事实上人是不能不损耗元气的。因此，养生问题就变成为：人有没有可能把每天损耗的元气补回来，并且使之稳固下来?葛洪依经验确认，有这种可能性。他说：“夫五谷犹能活人，人得之则生，绝之则死，又况于上品之神药，其益人岂不万倍于五谷耶?”《抱朴子·内篇·金丹》。在日常经验的范围内，我们已知食用粗浊之气化生的五谷可以补充人体损耗的元气，何况是上品的药材。有没有这种药材呢?葛洪认为有，这种药材就是金丹。“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抱朴子·内篇·金丹》。在葛洪看来，“金丹”永不变质，证明它是气中的精粹，因此，服用金丹，必定可以固精保气，令人不老不死。人在服用金丹之后，不再需要食用粗沉的五谷，人不仅可以不老不死，而且可以回复到本源气那种绝对纯和的状态，获得气那种千变万化的功能。人由此便成为神仙。

这就是葛洪由元气本源论引申出的神仙论。在葛洪确认有神仙的存在与人有修炼成仙的可能性时，我们看到，葛洪走向了神学。

葛洪确认神仙的存在与人修炼成仙的可能性而走向神学，很难说是葛洪个人的思想局限。事实上，在两汉期间，元气论把气看作是天地万物的本源，赋予气无所不生、无所不支配的无限功能时，气即已被神化。葛洪只不过是把气的这种神奇性作了进一步的引申与发挥而已。葛洪说：“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善行气者，内以养身，外以却恶，然百姓日用而不知焉。吴越有禁咒之法，甚有明验，多气耳。知之者可以入大疫之中，与病人同床而己不染。又以群从行数十人，皆使无所畏，此是气可以禳天灾也。或有邪魅山精，侵犯人家，以瓦石掷人，以火烧人屋舍。或形见往来，或但闻其声音、言语，而善禁者以气禁之，皆即绝，此是气可以禁鬼神也。”《抱朴子·内篇·至理》。这里，葛洪已把气直接认定为神气。气为神气，由气化生的天地万物无疑也要被神化。故葛洪又说；“山川草木，井灶洿池，犹皆有精气；人身之中，亦有魂魄；况天地为物之至大者，于理当有精神，有精神则宜赏善而罚恶，但其体大而网疏，不必机发而响应耳。”《抱朴子·内篇·微言》。天地万物均有精神，整个世界便成为神的世界。

在葛洪那里，“道”原本是使人如何修炼成仙的方法。但从道教徒的立场上说，如何修炼成仙的方法实具有更根本的意义。所以，葛洪又称，“凡言道者，上自二仪，下逮万物，莫不由之”，《抱朴子·内篇·明本》。“其唯玄道，可与为永。不知玄道者，虽顾眄为生杀之神器，唇吻为兴亡之关键”。《抱朴子·内篇·畅玄》。道由此也被神化了。道不再是一种“学”而是一种“教”。

葛洪就是这样借两汉元气本源论为道教神仙论奠定理论基础并走向宗教神学的。葛洪在岭南从事道教的理论研究与炼丹术、医术的实践探索先后达18年，对岭南道教的发展自有巨大影响。罗浮山从此成为道教的一个重要基地。

葛洪借外物(金丹)求存精固体的神仙术，在道教中称外丹术。罗浮山不仅因葛洪而成为外丹术的重要发源地，而且还因苏元朗而成为内丹术——通过提炼人身固有的精、气、神以成仙——的初发地。苏元朗曾学道于茅山，隋朝开皇年间来居罗浮山青霞谷，号青霞子。弟子从游者闻朱真人(传说中的罗浮山早期隐者)服灵芝得仙，都叹灵芝难寻。苏元朗笑道：“灵芝在汝八景中，盍向黄房求诸。谚云：天地之先，无根无灵，一意制度，产成至宝，此之谓也。”于是著《旨道篇》论说之，自此道徒始知有内丹一术。参阅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下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89、435页。依苏元朗的观点，炼丹关键不在向外寻求丹砂，而在提炼个人内在的精气神。故谓“内丹”。内丹术于宋元以后大盛。道教内外丹的理论与炼冶的实践都与罗浮山密切相关。可见岭南在中国道教文化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

第二节 佛教的流播与惠能的禅宗顿教

一、佛教在岭南的传播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而佛教则是舶来品。

佛教传入岭南的时间与道教相差不远，甚至可能略早。两汉时期，岭南属交州，主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交阯与苍梧，西晋时南海人王范所著《交广二州春秋》记：汉武帝平南越国后交州州治初设于蠃陵县（今河内附近），武帝元封五年（前106）移治苍梧广信县（今广西梧州附近），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移治番禺县。故佛教的传入也首先见之于交阯与苍梧。东汉桓帝时，已有天竺使臣“频从日南徼外来献”。《后汉书·西域传》。可以想见，这些使臣或已带来佛教文化。东汉末年，北方不少学者避乱交阯，必又从北方传来佛教思想。我国最早的一批佛教思想的阐释者之一牟子，牟子其名不详，陆澄《传论》收入《理惑论》时，有一副题为：《一云苍梧太守牟子博传》。《隋书·经籍志》则把牟子看作是汉章帝时的太尉牟融。这些说法都不太可靠。苍梧人，就曾在交阯“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理惑论·序传》。并以论争的语调，撰成《理惑论》。牟子《理惑论》以“道”为最高实体范畴，以“无为”释“涅槃”，把佛描绘为可以变形易体的神仙，明显地表现了佛教传入初期，中国士民以道家—道教观念理解佛教的特点。

三国时期深受吴国君臣器重的康僧会也出自交阯。《高僧传·康僧会传》称：“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阯。会年十余岁，二亲并终，至孝事毕出家，励行甚峻。为人弘雅有识量，笃志好学，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天文图纬，多所综涉，辨于枢机，颇属文翰。”康僧会祖先为天竺人，其父因商贾移居交阯，可见交阯当时与东南亚一带的商业交往与文化交流颇发达。康僧会于交阯出家做和尚，又可见当时在交阯佛教已有影响。康僧会曾注安世高所译《安般守意经》，又曾编辑《六度集经》。在思想上，康僧会一方面强调要通过“正心”、“止欲空心，还神本无”《察微王经》。的方法祈求个人的解脱，近似于道家；另一方面又称：“诸佛以仁为三界上宝，吾宁殒躯命，不去仁道也”，《六度集经·戒度无极章》。这种济世思想又兼容了儒家。康僧会的思想显然是儒、释、道三家掺合的早期产物，是继牟子后出自岭南的我国早期又一位佛教思想的阐释者。

东汉献帝建安十五年后，交州州治移番禺县。自此，番禺—广州一方面由于成了州治的所在地，另一方面又由于航海业的不断发展，遂成为继交阯、苍梧之后并在发展规模上很快超过交阯、苍梧的岭南又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成为南方翻译与传播佛教思想的重镇。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称：“西域、中亚虽为中国北部通印度之要途，然迂回取道南海者，亦有其人。……取道海上则常经广州，故广州在南朝，亦为佛法重镇也。”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8页。

早在东吴孙皓为君时，外国僧人强梁娄至(真喜)即曾抵广州并译出《十二游经》一卷。及晋武帝太康二年(281)，梵僧迦摩罗从西天竺抵广州，在城中建三归、王仁两寺。东晋安帝隆安年间(397—401)，又有罽宾国(今克什米尔)三藏法师昙摩耶舍(法明）至广州白沙寺宣讲佛法，接收门徒达85人，其中还有女尼。昙摩在广州译出《差摩经》一卷，并将虞翻故宅虞苑改建为王园寺(今光孝寺)。

南朝时，来广州传道与译经的僧人更多。南朝宋文帝元嘉初，罽宾国名僧求那跋摩随商船抵广州。文帝早闻其名，敕州郡资发赴京。跋摩北上经曲江，曾住灵鹫寺传法。另一名僧杯渡，于此前后也抵屯门山(今香港青山)。今山中有杯渡岩，即由之得名。元嘉年间翻译佛经成绩最显著者求那跋多罗，原为中天竺人，元嘉二十二年(445)乘船抵广州，住云峰山之云峰寺布道。后也被迎至京师。南梁朝，泛舶抵广州的名僧有智药、菩提达磨、沙昙裕、景泰、真谛等多人。智药禅师在广州寻胜，后北上曲江曹溪建宝林寺(今南华寺)，又往罗浮布道创宝积寺。后还在韶州建檀特、灵鹫二寺。菩提达磨为印土禅宗之二十八祖，梁武帝普通七年(526)，经三年泛舶抵广州，后人于其登陆处建西来庵(西来初地，今华林寺)。梁武帝遣使迎至金陵。达磨为讲佛法，武帝不悟。后达磨转至嵩山少林寺，成为中土禅宗初祖。沙昙裕至广州后，建宝庄严寺(今六榕寺)。景泰禅师驻白云山，今景泰寺为其传法处。真谛(拘那罗陀)曾携二万多卷梵文经文抵广州，先后于制旨、王园两寺从事译述与讲学23年。他译出经文达80部324卷，成为与鸠摩罗什、玄奘齐名的三大佛经翻译家之一。真谛死后火葬于广州城郊。

据《简明广东史》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城建有佛寺19所，始兴郡建有11所，罗浮山建有4所。这些地方多是外国僧人停留和行经之地。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7页。可见南北朝时广州、韶关一带已经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降及唐代，由于惠能在岭南开创了禅宗顿教，岭南佛教遂发展至鼎盛期。

二、惠能与禅宗顿教

惠能，俗姓卢，父讳行瑫，母李氏。惠能生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卒于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原籍范阳(今河北定兴县)，父因罪被贬南海新州(今广东新兴县)，由是成为岭南人。惠能3岁，父弃世，家境贫困。青年时代的惠能靠打柴养母持家，年24岁时，一日负薪至街市，听人诵《金刚经》，心有悟得，于是告别母亲抵韶州，来往于曲江宝林寺、乐昌西山石室之间，探寻诸佛妙理。若干年后，又远抵黄梅之东山(今湖北黄梅县内)，拜谒佛教禅宗五祖弘忍。《坛经》记述惠能初见弘忍情形：“弘忍和尚问惠能曰：‘汝何方人，来此山礼拜吾，汝今向吾边复求何物?’惠能答曰：‘弟子是岭南人，新州百姓，今故远来礼拜和尚。不求馀物，唯求作佛。’大师遂责惠能曰：‘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惠能答曰：‘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坛经·三》。此据法海本《坛经》，下同。惠能“佛性无南北”的说法确认佛性人人本有，在这点上众生平等。惠能的这番对答已开启了日后禅宗顿教的基本理论倾向。但弘忍仍未为惠能剃度，只让他作行者，在碓房碓米。

惠能抵黄梅山8个月后，弘忍准备向其弟子传授衣钵，令弟子们各作一偈。大弟子神秀所作的偈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惠能闻后谓神秀未见本性，自己另作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惹尘埃。”《坛经·八》。“佛性常清净”句惠昕本《坛经》作“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惹”作“有”。弘忍默认惠能所作之偈，连夜向惠能传授《金刚经》和法衣，让他回归岭南。

惠能回归岭南，在粤北山区隐迹长达16年。唐高宗仪凤元年(676)，惠能临广州法性寺(今光孝寺旧址)，向印宗法师出示弘忍所传法衣，印宗为之削发受戒，惠能始以六祖身份出现并传法，一年后，北归曲江宝林寺（今南华寺）。惠能在宝林寺说法30年，徒众如云，高僧迭出，终于使禅宗顿教发展成为中国佛教中最有影响的教派。

三、禅宗顿教的创新与影响

惠能创立的禅宗顿教，在理论上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把佛、佛性安置于每个人的心性之中，认为人人自有佛、佛性，惠能说：“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五二》。“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此据金陵刻经处本《坛经·般若品第二》。由于确认佛、佛性为人人心性中本有，所以，惠能又强调要“识心见性，自成佛道”，《坛经·三》。强调“见自性自净，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坛经·一九》。这即是认为人们只要“识心见性”，即可修道成佛。这样一来，所谓作佛，就不再是对外在神灵的一种信仰与崇拜，而主要属个人内在的某种心性追求。于是，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淡化了，西方天国作为一个由神灵居住的彼岸世界的意义消解了。惠能对其信徒说：“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坛经·三五》，这段话据惠昕本。惠能这番话即对外在、彼岸世界的实存性表示了明确的否定。

禅宗顿教在理论上的另一特点，是把人人本具的佛性解释为“清净心”。惠能的得法偈称：“本性自清净”即如是观。惠能说：“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这同样明确以“净”指“性”。既然佛性即指清净本心，那么所谓修炼成佛，无非即是使心保持一种“清净”的境界，至于是否一定要离家，一定要有一番戒、定、惠的修持功夫，已经无关重要。故惠能又说：“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寺不修，如西方心恶之人；在家若修，如东方人修善。但愿自家修清净，即是西方”；《坛经·三六》。“得悟自性，亦不立戒、定、惠”。《坛经·四一》。我们知道，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它原是借否弃现生现世来凸显它所确立的神的世界的绝对庄严性的，而出家、立戒定惠，正是以强制手段来求得对现生现世的否弃。故世间与出世间，在家与出家的分隔是佛教的一种重要的标志。惠能在把佛性收归人心，以“清净”释心性的基础上，否弃出家与立戒定惠等修持的必要性，这就进一步淡化了佛教的宗教色彩。在其确认现生、现世、当今的世俗生活、行为与对绝对、无限的佛的境界(清净心)的追求并无分隔的意义上，惠能的禅宗顿教实际上必然要引导到对现生、现世、当今世俗生活的重新肯定。

惠能既把佛收归于心，又以“清净”指心性，在如何得以见性成佛的具体方法与途径上，理所当然地还要反对“外修”与“渐修”，而强调“顿悟”。这是惠能创立的禅宗顿教在理论主张上的又一突出特点。惠能这一教派被称为“顿教”即缘于此。惠能说：“故知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坛经·三》。于一念之间“顿现真如本性”即成佛，就是一种顿悟功夫。这种顿悟功夫，一方面是与“外修”相对待而成立的。“外修觅佛，未悟本性，即是小根人。闻其顿教，不假外修，但于自心，令自本性常起正见，烦恼尘劳众生，当时尽悟，犹如大海，纳于众流，小水大水，合为一体，即是见性”。《坛经·二九》。“外修觅佛”，当包括读经、立戒定惠等一切借外缘，借强制手段进行的修持。在惠能看来，佛性——清净心人人本具，人们不向内自求真心本性，而向外寻求知解，那么所求知识越多，清净本心所受困扰越甚，当然离佛境界便越远，所以，成佛“不假外修”。顿悟功夫，另一方面又是与“渐修”相对立的。“渐修”的主张以确认在世与出世、在家与出家、俗世界与佛世界、此岸与彼岸的绝对分隔为前提。因为此岸与彼岸绝对分隔，所以才需要经“十住地”的逐级升进，甚至要累世修行。惠能既把佛指为性，以“清净”释心性，这“清净”境界是人人即时可以于心中朗现的，故成佛也就是瞬间可行之事。惠能说：“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坛经·三一》。又说：“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这里的“一闻言下”、“一念”，为当下之一瞬间，“真如本性”、“佛”为佛教设定的永恒本体。惠能的顿悟说认为一念若悟即可成佛，即是确认当下之一瞬间与永恒本体是贯通的，当下非经着意安排的世俗生活即具本体意义。惠能的这一观点同样导致了对世俗生活的重新肯定。

以儒、道为基干的中国传统哲学重内在的心性修养与境界追求，神学观念淡薄。惠能指佛为性，以清净释心性，也就把佛教从宗教信仰转变为心性修养与境界追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惠能真正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因而，惠能及其所创立的禅宗顿教在中国佛教以至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

惠能本不识字，当然没有深厚的佛学知识积累，故他初拜弘忍求作佛时，弘忍不以为然。但正是惠能的这些弱点与不足，恰恰构成为惠能的优点与长处：他不必过分地滞于佛教经典的原义与恪守师训，而有可能凭个人的体悟、觉解直接把握与自由发挥佛教的基本精神。惠能对佛教的重大发展，体现了古代岭南人从自身的特殊条件出发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推进所可能提供的价值。

惠能创立禅宗顿教后，北方各地僧侣纷纷南下，就惠能求法，曲江成为当时影响全国的佛教学术文化中心。属惠能法嗣的法海、祗陀、韦璩在韶州，志道、印宗、吴头陀、法真在广州，令韬在曲江，定真在罗浮山，传播与发挥顿教佛学，又使佛教文化深入百越。岭南佛教至此大盛。

唐以后，岭南佛教稍逊，但名僧仍时有出现。如明代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南海沙门慧显住持清远峡山寺，参契之徒，闻风而至；泉州沙门真空驻锡罗浮永福寺，每出山说法，听者常数千人；神宗万历年间（1573—1619）来粤的高僧德清入主曹溪，一度中兴六祖顿教。

及至明末清初之际，岭南佛教更进入了又一个兴盛期，出现了一个异常活跃的以曹洞宗三十四世天然禅师为首脑的佛教团体。天然禅师(1608—1685)，法名函昰，字丽中，号天然，原为广东番禺曾氏子。天然禅师嗣法于宗宝道独禅师，为曹洞宗三十四世，博山无异元来法孙，与明末清初名噪一时、发配到辽沈千山的剩人函可师为师兄弟。天然禅师著作甚丰，主要有《首楞严经直指》、《楞伽心印》、《般若心经论》、《庐山天然禅师语录》、《瞎堂诗集》等，《明嘉兴藏》、《续藏》有录部分著作。其人力行古道，有强烈的担当意识。他曾说，“于今行古道，舍我其为谁”，又称“欲令天下后世谓末法时代尚有者一种倔僵人”。其门风之高峻，每每为人所称道、叹服。天然法席丛盛，在明清鼎革这一特殊时期出现的遗民逃禅现象中，天然禅师成为当时大量遗民的依止所系，为“岭南遗民的精神领袖”。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亦尝侧列天然门下，法名今种。天然门下嗣法有十人，号称“十今”，如澹归今释、阿字今无、石鉴今、乐说今辨等。其中以今无(1633—1681)和今释(1614—1680，南明永历朝名臣金堡)最为突出，二者堪称天然门下两大龙象，对于推动天然法门在岭南的发展极为有力。二者各自著述亦可谓丰富，皆有语录行世。今无主要著作为《光宣台集》，今释为《徧行堂集》、《菩萨戒疏随见录》等。天然门下弟子的行事活动大抵集中被记述在清代徐作霖等辑的《海云禅藻集》，该书也因此被称为这一系的志书。通过天然及其弟子的努力，天然一系在广东建立起包括番禺海云寺、广州海幢寺、丹霞别传寺、罗浮华首台等诸多寺庙，主持广州光孝寺、江西匡庐栖贤寺、归宗寺并及福州长庆寺等，建立起一个宽泛的寺院活动网络，进行传法、刻经以及联络士人等活动，在明末清初佛教格局上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自宗宝道独起，天然一系按“道函今古传心法”的谱系绵延数代，流风所及，影响到澳门、海南等地的佛教。乾隆年间，因为天然一系僧徒比如澹归今释的文字有干时讳，因此此系大部分文字遭到禁毁，几成绝响。清朝的佛教在天然之后，亦渐渐声形日销。民国年间，虚云和尚复兴南华寺，重建云门寺，传禅宗五宗法脉，允称盛事。太虚和尚也曾经于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海书院、六榕寺等地宣传佛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清末民初之际，密教的学习成为一时之风气；唐代密教由早年输入日本，在此期间又以东密回流，粤人王弘愿及其弟子冯达庵传得密教法脉，开坛设法，坐下颇有其人。这都表明，自唐代以后，佛教文化在岭南仍有很大影响，在兼容并蓄的岭南文化中有着其深厚的文化土壤。佛教文化成为岭南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节 唐代广州的伊斯兰教

一、唐代广州的“蕃坊”

伊斯兰教为穆罕默德(570—632)于7世纪初创设。伊斯兰教何时传入中国，尚未有定论。

伊斯兰教传入岭南，当在唐代初年。据传，唐太宗贞观年间，穆罕默德近臣阿布·宛葛素已从海道抵广州传教，建有怀圣寺与光塔作穆斯林祈祷与礼拜用。阿布·宛葛素死后，被教徒安葬于桂花岗。其墓室上圆下方成拱形，有回声荡耳，又称“回回坟”或“响坟”，即今清真先贤古墓。

阿布·宛葛素是随商船而来的。9世纪来华旅行的阿拉伯人苏莱曼曾记称，唐代时“广府是中外商船聚集的港口，也是中国商船和阿拉伯商货集散之地”。《苏莱曼东游记》，刘半农译，中华书局1937年版。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客居广州的大食、波斯人曾发动骚乱驱走广州刺史韦见利，可以想见当时在广州的大食、波斯人数量之多与势力之大。阿拉伯商人阿布·赛德·哈桑所著《印度中国见闻录》称，黄巢农民军进广州城时，居住于广州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有12万人之多。参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07—208页。随着商业的来往与客居广州人数的增多，这些大食、波斯人必然带来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而且像阿布·宛葛素那样专程来传教布道的穆斯林也不会少。

来华客居的大食、波斯人，大多聚居在一起，聚居地被称“蕃坊”。唐宋时，现光塔路以南都为珠江水道，“蕃坊”即在光塔码头一带。

唐王朝对客居的大食、波斯人多取礼遇态度，且任命他们中最有德望者为蕃长以自行管理。《唐律疏议》记称：“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由中国以法律论。”此即体现唐朝的基本政策。

蕃长“管勾蕃坊公事”，又兼理穆斯林教务。故“蕃坊”既是社会行政单位，又是自然形成的穆斯林宗教组织。苏莱曼记称：“其处(广州蕃坊)有回教牧师一人，教堂一所，……各地穆斯林商贾既多聚广府，由中国皇帝任命伊斯兰教判官一人，依回教风俗，治理教徒诉讼。……每星期必有数日专与教徒共同礼拜，朗读先圣戒训。终讲时，辄与祈祷者共同为回教苏丹祝福。判官为人正直，听讼公平。一切皆依可兰经、圣训及伊斯兰习惯行事。”《苏莱曼东游记》。14世纪，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记述当时广州的“蕃坊”状况时也称：“此大城市之一部的穆斯林回人坊，内有寺院、旅馆(Hogpiee)及市场(Market)，又有法官与教长(筛海)。非仅此城为然，支那各城凡有回教徒居住者，均有法官教长二人。”转引自《蒲寿庚考》第56页。可见，自唐初传来直至宋明时期，广州伊斯兰教都有“政教合一”式的完整的宗教组织与严谨的宗教生活。但穆斯林如何在广州布道传教，则无详细的史料记载。

二、伊斯兰教的发展与怀圣寺、光塔的建造

大食、波斯人为了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和自主作礼拜，必要兴建清真寺。广州怀圣寺(今光塔寺)与光塔即是伊斯兰教传入的历史见证。

怀圣寺位于唐宋时的广州“蕃坊”。寺建于何时，众说纷纭。一说唐太宗曾敕建清真寺于广州。上引9世纪中叶来广州旅行的苏莱曼游记称广州有“教堂一所”，当即是怀圣寺或其前身。现存元至正十年(1350)《重建怀圣寺记》称：“白云之麓，坡山之隈，存浮图焉，其制则西域砾然石立，中州所未睹，世传自李唐迄今。”这也似乎认为怀圣寺为唐代所建。

南宋岳珂《桯史》记载其于绍熙三年(1192)到广州时所看到的“祀堂”与穆斯林于其中礼拜的情况：“番禺有海獠杂居。其最豪者蒲姓，……既浮海而遇风涛，惮于复反，乃请于其主愿留中国以通往来之货。主许焉。……獠性尚鬼而好洁，平居终日，相与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名，……堂中有碑，高袤数丈，上皆刻异书，如篆籀。是为像主，拜者皆向之。”蒲氏家族为客居广州的阿拉伯、大食人的首富，曾斥巨资建光塔，很可能也是修建怀圣寺的组织者。“祀堂”当即是怀圣堂或其前身。“平居终日，相与膜拜祈福”，即谓穆斯林借“祀堂”进行礼拜真主的宗教活动。

作为伊斯兰教传入广州的又一历史见证为光塔。有学者认为光塔亦建于唐代。龙非《广州怀圣光塔寺》（见《中国科技史国际会议论文集》），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持此说。但也有学者认为建于南宋。《广东蒲氏家谱·蒲氏初四世太祖太中大夫公传》有如下一段记载：“(初二世)叔祖玛哈咮、玛哈嗼二公倡筑羊城光塔，俾昼则悬旗，夜则举火，以便市舶之往来也。公特捐巨金，赞成甚力。”玛哈咮、玛哈嗼当生活于南宋，据此有学者断定，光塔建于南宋诚然可信。见姜永兴《怀圣寺、光塔是分建于唐、宋两代的建筑物》一文，《羊城今古》1988年第3期。

岳珂《桯吏》对光塔有如下描述：“(祀堂)后有窣堵坡，高入云表，式度不比他塔，环以甓，为大址，累而增之，外圈而加灰饰，望之如银笔，……绝顶有金鸡甚巨，以代相轮，今亡其一。”这是说，光塔即建于怀圣寺后面，其规模极其宏伟。客居广州的大食、波斯人建造如此宏伟的一座建筑物，一方面有商业的功能：“昼则悬旗，夜则举火，以便市舶之往来。”另一方面也有宗教的功能：“在使祈祷呼报者，便于招集信徒。”戈太尔：《回回塔源流考》。故光塔的建造体现了伊斯兰教于宋朝对广州影响的继续与深入。

降及元朝，我国西北部边境处于开放状态，大量穆斯林从西北入华。而且，穆斯林士兵构成蒙古军入主中土的重要军事力量。《明史·西域传》称：“元时，回回遍天下。”自是，广州作为大食、波斯人来华和伊斯兰教传入的主要通道的地位减弱了。伊斯兰教传播的主要基地转向了我国西北部。

第四节 明清时期天主教、基督新教对岭南的影响

一、明代天主教的东渐

基督教对岭南的影响，也可以上溯到唐代。阿拉伯商人阿布·赛德·哈桑在其《印度中国见闻录》中称，唐末黄巢起义军进入广州时，外国居住在广州的人多达12万，其中就包括有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等教徒。阿拉伯商人阿布·赛德·哈桑所著《印度中国见闻录》称，黄巢农民军进广州城时，居住于广州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有12万人之多。参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07—208页。但与伊斯兰教相比，那时基督教影响不大，故多未见于史，难以详述。

基督教大规模传入岭南并对岭南文化产生颇大影响的，是在我国的明清两朝。

西方基督教于1054年分裂为两派，东派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自称“正教”，即东正教，西派以罗马为中心，自称“公教”，即天主教。至16世纪，两派又一次发生分裂，从天主教会分化出“新教”。明朝传入岭南的，主要是天主教耶稣会。

最早被耶稣会派来广东传教的是方济各·沙勿略(1507—1552)。他于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1552)意图入内地传教，未被允许，不久客死于上川岛。30年后，耶稣会远东巡视员范安礼派年青教士利玛窦来广州，经过若干曲折，始获成功。

利玛窦(1552—1610)号西泰，又号西江，意大利人。19岁加入耶稣会，于罗马学院攻读哲学和神学，同时修习数学、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1582年奉范安礼之召抵澳门。澳门当时已被葡萄牙租占，成为西欧商人和天主教徒在远东的一个重要基地。

1578年，葡萄牙人获准于每年春秋两季抵广州贸易，范安礼利用这一机会，与教士罗明坚随商人进来，向明政府官员赠送西方珍奇物品，博取好感。1582年春，两广总督终于应允让传教士到总督署所在地肇庆(端州)游玩，并提供一个居留地。是年底，罗明坚、利玛窦削发剃须，穿佛装佛服首次抵肇庆，在肇庆居留达6年。

罗明坚、利玛窦在肇庆的6年间，建起了他们进入中国的首座教堂，名仙花寺。他们边学习汉语，边从事教理的翻译工作。利玛窦与他在肇庆的汉语老师合译的《天主实录》，成为在我国出版的第一本天主教教理书。经过艰苦努力，至被逐出肇庆时止，他们终于吸收了教徒近80人。

罗明坚、利玛窦是借传播西方科技知识的途径开展传教活动的。他们在自己的教堂里展出从西欧带来的或自制的自鸣钟、天球仪、地球仪、象限仪、光谱仪、浑仪、日晷等，使岭南民众初步接触到西方的科技文化。他们展出的精装的西方图书以及在图书画册中展示的欧洲宫殿、拱门、桥梁等建筑成就，也使人们大开眼界。他们带来的西文世界地图打破了中国人固有的“中央之国”的自大观念，人们对世界有了新的认识。利玛窦还利用各种机会向士大夫们介绍西方天文、地理、数学、历法等各学科知识，由此赢得了他们很高的赞誉。万历二十年(1592)，被贬为广东徐闻县典吏的著名剧作家汤显祖回家路经肇庆时，即曾拜会过利玛窦，两人相与甚欢。原礼部尚书之子瞿太素，本沉迷炼丹术，万历十七年(1589)南下见利玛窦，对利的学识非常钦佩，从利玛窦学习天文、数学。据瞿记述：“万历己丑，不佞南游罗浮，因访司马节斋刘公，与利公遇于端州，目击之顷，已洒然异之矣。及司马公徙公于韶，子适过曹溪，又与公遇，于是公讲象数之学，凡两年而别。”瞿太素：《太西塔利公交友论序》，见《天学》初函本，崇祯刻本。后瞿太素放弃炼丹术并于南京接受洗礼入教，成为利玛窦的得力助手。

罗明坚、利玛窦在肇庆居留6年，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篇章。但是，他们的传教活动毕竟是为了对中国发动“精神战争”，以“征讨这崇拜偶像的中国”，见裴化行著，王昌祉译：《利玛窦司铎和当代中国社会》第1册，第1—3页。也即是为欧洲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活动服务的，他们所带来的宗教信仰乃至科学知识，也不易为中国民众特别是上层统治者所接受。因此，磨擦时有发生。罗明坚于1588年底回欧洲。利玛窦于1589年8月被勒令离开肇庆，移置韶州南华寺。利玛窦在肇庆的活动，详见罗方光：《利玛窦在肇庆》，《岭南文史》1986年第1期。

利玛窦在韶州6年，南昌3年，南京1年，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终于得以在北京面见明神宗，由此得到中国最高统治者的认可，从而才真正打开了西方教士来华的大门。1610年，利玛窦去世，明神宗赐葬北京阜城门外。

二、清代基督新教的渗入

与天主教比较。基督新教来华传教的时间要晚许多。第一个以新教牧师的资格来华的是英国人罗伯特·马礼逊(1782—1834)。他是受伦敦布道会的派遣，于1807年5月，乘搭美国的一艘三叉戟鸦片走私船，绕道南美洲经太平洋抵澳门的。9月7日进入广州。当时清政府严厉限制传教，故马礼逊最初只能藏在美国商馆里学习汉语，后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一位高级职员的女儿结婚，受聘为该公司的汉文翻译，才得以商人的身份留居广州。

马礼逊来华前，已先从客居伦敦的广东人杨善达学习过汉语。到广州后一面继续学习汉语，一面从事翻译工作。他先后编辑出版了《汉语语法》、《华英字典》、《广东土话字典》，为中西文化的进一步交流提供了方便。他翻译出版了《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使基督教经典得以完整地介绍到中国来。1818年，马礼逊还于海外华人聚居的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马礼逊去世后，西方商人、传教士组建“马礼逊教育会”，通过募捐筹款，于1839年在澳门创办了在中国的第一个西式学堂——马礼逊学堂。1844年，又把英华书院迁到香港。这些学堂、书院的创办，无疑对在岭南传播西方近代科学与文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岭南成为当时向我国输入进步的西方科学与文化的重要窗口。

马礼逊在广州传教接收的第一个基督教徒，是他在广州开设的印刷厂的工人蔡高。后印刷厂被迫迁马六甲，在那里，马礼逊和他的助手米怜牧师出版了第一份由外国人办的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参加出版工作的有广东高明人梁发。1816年，梁发受洗于米怜。1923年，梁发成为新教的第一个中国牧师。梁发编写了《救世录撮略解》、《熟学圣理略论》、《真道问答浅解》、《圣书日课》、《劝世良言》等多种宣传新教的小册子，并常于乡试期间分送这些小册子给赴考的生员。教士卫三畏记述：“他(梁发)现在尽力从事于著书，而且已经派送过数千本了。不久以前在广州举行府试，有二万五千个童生从各县到广州来，梁发雇苦力数人把他的箱子抬到贡院前面去，他在那里尽力把生命之道传播与这些知识阶级的青年，如是者三日。他是一个仪容可敬的老人，年纪在五十左右。”《马礼逊回忆录》第2卷，第524页。梁发的《劝世良言》一书散落到洪秀全手中，洪秀全受到启迪，创立“拜上帝会”，并发动了历时16年的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基督新教传入岭南，一方面固然带来了西方进步的科学与文化，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丑陋和罪恶。包括马礼逊在内的大多传教士都同时从事向中国贩卖鸦片的活动。继马礼逊之后于1830年抵广州的美国美部会(后改称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分别于1833年、1834年抵广州的传教士卫三畏、伯驾，都公开鼓吹要用武力征服中国。裨治文于1832年创办的期刊《中国丛报》成为殖民主义者鼓吹侵略的喉舌。如1835年1月号的《中国丛报》就公然宣称：“当为了取得公正，提供和维护一个国家的国格而有必要使用武力时，这样一种手段永远不会受到谴责。……根据中华帝国目前的态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可与之保持体面的交往。”《中国丛报》1835年1月号，第406—416页。这种战争叫嚣直接为帝国主义发动鸦片战争制造了舆论。鸦片战争爆发后，马礼逊的儿子马儒逊(小马礼逊)作为“中国通”曾于1840年随英国全权代表懿律和商务监督义律，与清政府代表、直隶总督琦善会谈，1842年又随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到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使中国丧权辱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马礼逊儿子们在岭南的活动，可参阅纪之《基督新教第一个来华传教士——马礼逊及其儿子们》一文，《广州史志》1987年第2期。如果上帝存在，部分基督新教徒在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过程中所起到的恶劣作用,实不应该轻易得到宽恕。

第十二章 教育与报刊

教育在大文化范畴中是非常特殊的部分。除了本身所体现的文化意义之外，教育又是整个文化延续和传播的主要手段。

在岭南文化的逐步形成和蔓延浸润过程中，教育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其中古代岭南书院的兴起和近代西方教育的传入尤具深远意义。前者显示了岭南文化伴随岭南经济发展而逐渐成熟、逐渐强化其影响和地位的过程，后者的影响则与岭南革新派人物弃旧图新的思想相辅相成，书写了岭南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一页。

与西式学校的兴起一同影响着岭南文化的是近代报刊的流行。由于历史和地理等诸原因，岭南在西学东渐中首当其冲。最早在中国出版的英文报刊及中文报刊均产生于广州，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留下最初一笔的报刊几乎全散布在以广州为轴心的扇面上——广州、港澳、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

新的有效的传播工具使岭南向现代社会跨进了一大步，并且强化了岭南文化开放、兼容以及求新求异的特质。岭南文化的这些特质同时也体现在岭南的报刊之中，一直保持至今。

第一节 岭南书院的兴起与发展

一、岭南书院的发展轨迹

书院不列入国家学制，但它以私学起而渐趋官学化的发展道路颇具特殊意义。作为一种异于官学也异于私学的教育机构，尽管上千年间几经兴废，但它对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重大作用和影响不可低估。

最早的书院产生于北宋初年。唐末五代的社会动乱带来官学的衰废，以致“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而不当政的庶族知识分子又渴望有“清议”之所，因而书院应运而生。

关于岭南书院的肇始，有人曾经上溯至唐。相传韩文公谪守潮州，建书院于城南，聘进士赵德以教其子符命。但这种说法明显是为了追求名人效应。因为韩文公的这种书院实为书舍之类，并非讲学授徒作育人才以供士子肄业之所。

岭南书院的兴盛迟于中原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北宋初年书院兴盛，白鹿洞等6所书院全国闻名。有论者认为广东书院始建于北宋初年。岭南北宋第一个进士古成之，在广州、惠州、河源等地都倡建了“倡南书院”。南雄油山镇坪林村孔林书院创建于北宋建隆三年（962），是创建较早的书院。陈泽泓：《岭南建筑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8页。从那时至明弘治末约300年，是岭南书院的发轫期。

岭南书院后来的发展甚于全国其他地区。北宋初年至清光绪末，岭南书院的历史凡七百余年，其间中国的书院由于政治原因几番起落，岭南书院却基本保持发展的一贯性。至清代岭南书院已雄踞一方，令全国学人刮目相看。这种状况与宋代之后珠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岭南书院的兴起主要受江西影响。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创办最早，名气最大，因而江西书院风盛。其影响通过虔州、韶州波及整个广东。而韩江流域则主要受福建影响。

北宋曾有三次兴办官学的高潮。官学兴起，书院即相对衰落。至北宋中末期，书院明显处于落潮阶段。但是统治阶级所需要的理学却在促进书院的发展，因而至南宋时期，提倡静心修养闭门读书的书院复兴。近人章柳泉所著《中国书院史话》曾引用各朝代书院分布情况资料指出：在整个宋代，全国的书院有74％强分布在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占21％强。

元代重视书院，但由于元朝统治者加强思想控制，书院开始官学化，质量低于宋代。随着政治中心的北移，黄河流域的书院大幅度增加，由宋时所占的35%上升为2795％，长江流域所占比重则退为65％左右；而岭南的书院在全国的地位更次，其数量仅占6%强。

岭南书院的兴盛在明代，尤在嘉靖、万历年间。明代全国书院的分布情况是：长江流域51%，珠江流域30％，黄河流域19％。如果按省份排列，江西、浙江依然保持优势，位居第一第二，但广东已跃居第三，很显然，岭南的书院在明代有了长足的发展。

明代岭南书院发展以珠江流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加强为深层原因，但是王守仁学派广东一支在岭南的影响传播和湛若水在岭南大辟书院讲学，则是岭南书院兴盛的直接原因。

书院在宋代呈朱学、陆学、浙学三家鼎峙的局面。元代以朱学为主。到了明代，书院大兴陆、王心学传习，岭南书院自然亦受其影响。明代书院多属名儒创建。明代理学的活跃可以说是由王守仁、陈献章、湛若水等人引起的。陈、湛均为岭南人，又长期在岭南讲学，对岭南书院的发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尤其是湛若水，他反对王守仁的“致良知”，认为心“无内外”。与王守仁一样，湛若水所到之处必讲学，必立书院，必讲其主张，扩大其影响。王守仁曾创龙岗书院，修濂溪书院，主阳明书院，建南宁学校。湛若水则在西樵建云谷书院、大科书院，在罗浮建甘泉精舍，在广州建天关书院，在增城建明城、龙潭、独冈、莲洞诸书院。仅湛若水讲学之处，就足以构成岭南书院的蓬勃气势。

明代书院虽然盛极一时，却四次被毁。根源均在政治需要。比如天启五年(1625)毁天下书院就是因为东林书院议论时政，开罪了魏忠贤。但作为一种教育形式，它的脉络并未切断。

书院发展到清代，随着清王朝统治地位的逐步稳固，政府对书院的政策渐由消极抑制转为积极控制。从顺治七年(1650)清兵定粤起，岭南书院再次快速发展。仅康熙、雍正两朝74年间，岭南地区就新创办书院101所。乾隆年间，珠江流域的书院数已居全国之首。根据《中国书院史话》所引用的资料，以兴复的书院计，珠江流域约占38％，张磊等撰：《岭南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4页。长江流域尚占44％以上。但是在新建书院中，珠江流域所拥有的书院数已超过45％，而长江流域只占35％左右，黄河流域则约占18％。

岭南书院在清代的繁荣是承接了明代发展的余绪。此外，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也产生了影响。清中叶以前，书院经费主要来源于田租，随着与西洋商业资本联系的深入，资本流通能力增大，书院经费的筹措已渐渐转为商业资本的利用，较之田租更易筹集。

王凯泰《新建应元书院记》云：“书院经费二万余金，发育生息。又岁岁拨公款二千余金。其用可足，其事可久也。”因而学院还能颁发助学、奖学的经费：“其赴会试者尽赆之；会试第一殿试第一者贺之；为京官者岁岁饷之。而皆出于书院。”

在这种强有力的社会基础上，岭南书院不但数量扩大，规模也不断扩大。粤秀书院和越华书院如连内课、外课、附课合计，学员最多时曾达到320人。广雅书院收两广学生各百，规模亦甚为可观。

1824年创办的学海堂、1867年创办的菊坡精舍、1888年建成的广雅书院构成了清代岭南书院的高峰。可惜高峰之后就是结束。由于清代的书院已基本成为科举的附庸，失却了明代自由讲学和进行学术研究的生命力，更由于工业文明的前进脚步震动了华夏，书院终于被历史遗弃。光绪三十一年(1905)停科举，书院没有了立世的目标，败如山倒。1901年至1910年的10年间，岭南书院共关闭102家。

在时代大潮的压力面前，有的书院开始引入自然科学和工商实科的内容，渐渐向近代学校过渡。但是作为一种教育机构和教育方式，书院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随着科举制度的寿终正寝、封建教育体系的全面崩溃而终止。

二、书院对岭南文化的影响

岭南书院的发展与同期岭南文化的发展大致同步。当岭南书院的发展推向极致的时候，岭南文化也正在走向成熟，酝酿着一个个震惊中国近代史的雷霆。

书院对岭南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倡学的精神风气和自由的学术氛围。这于岭南文化善学而不古板、求实而不拘泥的风格形成具有一定意义。

书院补学校所不逮，讲学宗旨与学校相同，且是士子讲求心性或晋身政治的途径，故能吸引一方士子，使学习蔚然成风。

许多史料对于书院倡讲学之功均有记载。

香山知县张汝霖在《丰山书院记》里这样形容该县丰山书院：“自是以来，学者影随云集，合附课者三百二十余人。每当公余夜静，丝诵声发斋庐，侧耳东风，未尝不为之踌躇满志；及阅所课文，亦渐斐然可观矣!”

雷州地处偏远，但在嘉庆年间，书院流行。五泰《雷州书院记》云：“由是学徒敬业乐群，士风浸昌。科第簪缨，文章气节之士，连镳接轨，与岭东南风物等矣。”南雄知州陈景埙则在《道南书院记》中有这样的描写和感慨：“余来南雄，甫下车，课士至院中。瞻院宇之壮丽，园林之幽旷，亭池之轩豁。而生徒众多，跄跄济济，不禁喟然叹矣！”

海角之雷州、粤北山陬之南雄尚且如此，足见岭南学风受书院鼓舞之壮阔。

讲学之风的影响并不仅停留在士子身上，还卓有成效地作用于社会。世人包括官、商均敬重书院教育，乾隆二十五年(1760)盐运司范时纪创办越华书院，有《越华书院记》云：“粤东向有粤秀书院，人文称盛，而商人子弟，寄籍于此者，未有藏收之地，众商深以为歉。积志已久，因合词吁请余转申制抚，俱蒙嘉予，且捐资首创。即命余酌蒇其事。于是众咸踊跃乐输。”书院创办之后，众商“复捐项生息，以充膏火，用垂永久”。岭南重视教育之风于今不绝，大多学校均因海内外商贾资助而另添活力。

书院于岭南文化之影响还表现在学术方面。

明代广东几位理学大儒对岭南学术的涵煦溉濡，主要是通过书院实现的。陈献章曾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湛若水曾在新泉书院讲学。他们在学术界的势力堪与王守仁相撷抗，对北方各地书院亦有影响，于岭南学术的推动作用不言而喻。

据《明史·陈献章传》载：“陈献章之学以静为主。其教学者但令端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湛若水继承陈献章的衣钵，在他的书院里，静坐是不可或缺的功课。这种学习方法沿袭下传，直至治今文经学的康梁万木草堂依然须静坐养心。提倡以静坐内省求明心见性与岭南人冲淡平和的性情养成或许不无关系。

清代书院还重藏书刻书。学海堂建文澜阁藏书，并刻书3334卷。广雅书院藏书最富，达43500余册。专为印书而设的广雅书局规模很大，共刻书5746卷。一些大型的学术丛书如1400余卷的《皇清经解》等均由书院汇刻而成。刊刻印行各类图书尤其是典籍，成为岭南书院对文化的一大贡献。

书院对学术和思想方面的影响更在于它的自由空气。

岭南书院风气是尊师爱生，师友砥砺，择师自由，坚守所学且兼取诸家之长。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提到书院的几个长处：一是师生感情笃；二是没有教授管理，但凭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是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这在湛若水的故事里略见端倪：甘泉翁讲学天关书院，有简翁一百零二岁，就而向学，将执弟子礼。甘泉不受，延翁忠爱堂上南向，己东向坐以宾之。又有黎养尊年八十二岁，黄慎斋年八十一岁，吴藤川年八十岁，皆游甘泉门下，甘泉称为三皓。这描绘了当时岭南书院的教学风气。

清代书院向官学转化，教师均由各省督抚学臣聘请。但岭南学风不减。《学记》有云：“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程朱理学之笃守者却不屑于“息焉”、“游焉”，以为玩物丧志，乃至引起人欲之私。但学海堂却主张“君子之学，息焉游焉”。据《学海堂志》载，学海堂倡雅集。雅集有上巳花朝、中秋坐月、九月赏菊、冬至观梅等。这些雅集师生共同参加，“讲礼于斯，会友于斯”，一派平和之景象。岭南书院对岭南文化所作的贡献主要就在于促成了这种平民式气氛的氤氲。也正是因为书院之风与岭南文化的世俗性吻合，岭南书院才得以长足发展，后来居上。

三、学海堂、菊坡精舍和广雅书院

道光四年(1824)，两广总督阮元在广州创办学海堂。《岭南文化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509页。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云台，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自嘉庆二十二年(1817)任两广总督，在粤九年多，有组织重修《广东通志》等建树。关于学海堂之称谓，取之东汉学者何休。阮元《学海堂集序》云：“昔者何邵公学无不通，进退忠直，聿有学海之意，与康成并举。”

学海堂的教学与研究反对支离破碎的理学，反对千篇一律的八股文风，引导学子纳入经史理文范围，与当时盛行的八股文及举子业有很大不同。因而学海堂的课程设置及办学章程受世人瞩目，为日后书院、学堂所参照。学海堂编印的图书如《学海堂经解》当时也颇具影响。

道光十四年(1834)，学海堂增招专科肄业生，每届10—20名，业期为三年。在学海堂卒业的专科生前后凡260人，陈澧、桂文灿等学者均出于此。陈澧(1810—1882)字兰甫，号东塾，广东番禺人，岭南著名学者、文学家，后来还担任学海堂的学长。可见学海堂当时在学界的地位。

但是学海堂毕竟属于行将就木的封建教育体系。其规定的主要课程仍是《朱子大全集》等，生徒仍有不少受陈、湛影响。据容肇祖《学海堂考》，学海堂仍祭郑玄，“七月五日郑玄生日，行祭礼”。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攻入广州。学海堂被炮火轰毁一部分，其中尤以藏书之文澜阁损失较大，故停办。后复办，由著名学者陈澧出任学长。梁启超于光绪十三年(1887)入为正班生。但其时西式教育渐渐东传，书院教育已江河日下，故无法再见当年盛景。

19世纪岭南书院的佼佼者还有菊坡精舍，菊坡精舍建于同治六年(1867)，由广东巡抚蒋益澧倡办，改建越秀山叶名琛之长春仙馆为院址，优选粤秀、越华、羊城三书院诸生月课，给予膏火。

菊坡精舍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宣告结束。三十余年中，菊坡精舍于岭南教育有一定贡献，但其基本精神内涵不出学海堂之右。菊坡精舍的院长是陈澧。作为学海堂的高材生，陈澧声称：“澧既应聘，请如学海堂法，课以经史文笔。”并提出“吾不自立法”和“吾不自立说”。因此，菊坡精舍基本上是学海堂的延续、拓展和补充。形成别一番景象的是广雅书院。

广雅书院由两广总督张之洞于光绪十三年（1887）倡办，其名取“广者大也，雅者正也”之意。广雅书院经费来自官僚、富商的捐献和政府的拨款。院址在广州西村，广数十亩，环境幽胜。肄业生由两广各州、府、县考试推荐，以“才志出众”为标准。并规定名额，如广州30名，肇庆、高州、惠州各10名，桂林30名，梧州、浔州、郁林各10名。广东生居东廊，广西生居西廊。课程分经、史、理、文四门。生员习三年为小成，九年为大成。

张之洞又与吴大澂倡办广雅书局。张捐银一万，吴捐银三千。共得捐银四万三千两以为开办费，刊行各书院所需之经籍及广东地方性图书。一时之间，广雅轰轰烈烈，使岭南有书院再盛之气象。

19世纪末的时代风云也给广雅留下了印迹。广雅书院的《无邪堂答问》有问：“赵易胡服卒振朔方，日本步武泰西，甚至变服色易徽号，而国亦因之日强，岂势之所值，固有因时制宜者欤?”但是这种微弱的划痕毕竟不能改变书院落伍的本质。广雅书院的礼堂有两副对联，分别有句云：“以通经学古为高”；“会汉儒经学宋儒理学宗旨同造圣贤。”这才是广雅书院也是所有书院的精神内核。

张之洞是洋务派人物，而广雅书院本身也受世风浸染，亦有兼顾实学之举，但终究受旧时代的局限。广雅书院只能是新学制嬗变的准备，成为岭南书院的绝响。

第二节 近代西方教育对岭南的影响

一、旧教育体制的没落与书院的式微

两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迫使清政府低头就范。现实使中国人深感富国强兵之急切，向船坚炮利的西方学习成了社会的呼吁，而教育，正是变革的首要方面之一。

现实也触动了统治阶级。光绪二十二年(1896)，刑部侍郎李瑞棻奏请：各府县就原有书院量加课程或另建书院，肄业专门。但是现存教育体系不可能靠些小修补就再萌生机，历史需要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岭南，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不断滋生着变革因素。岭南是两次鸦片战争的历史见证，岭南知识分子对外侮有切肤之痛，对落后就要挨打的现实感受最深。因而维新思想在岭南发展最快，旧教育制度的没落也较为迅速。

李鸿章任江苏巡抚时曾上疏痛言中国不知外国语文之弊，建议设同文馆。广州同文馆于同治二年(1863)创立，当时只招收14—20岁生员20人。延外国教习每日授西文3小时，其余时间学习汉文。同文馆由政府给予津贴，后发展为教授英、俄、法、日四种外文。同文馆的设立是中国迈向世界的一个小小准备。

同治十一年(1872)，洋务派主张派遣学生出洋留学。曾国藩、李鸿章《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被批准。此举先在广东实行，由容闳、陈兰彬主持办理和带队，招收了15岁以下少年共30名赴美，其中多为岭南人，如詹天佑、梁敦彦等。至光绪八年(1882)在广州黄埔设立实学馆之时，詹天佑等已学成返国担任教习之职。

教育的视野开始宽广。开放尽管是迫于形势，但毕竟托举了一个新的时代。岭南最先领略到时代的清新气息，与之相适应的是书院的变革。1898年，广东书院开始改制，学科设置改为国文、英文、数学三科。

但是这种种改造充其量只是采用现代教育体制的先兆，并未能予岭南书院以新的生命。康有为1891年在广州创办的万木草堂已经开设体育课，但仅限于体操，且因场地等原因未能真正落实。历史表明，新的大潮席卷而来之际，旧体制的任何遮掩都只是捉襟见肘，徒费心机。

到了世纪交替之际，岭南书院的生气已所剩无几。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诏令各省停办书院，广州即废广雅、应元、越华、粤秀、羊城、菊坡、学海堂等书院。历史以摧枯拉朽之势，宣告了书院时代的结束，也宣告了新式教育的时代正式来临。

二、新教育思想的传播与普及

任何一个时代的到来必然预先有一个渐次渗透的阶段。中国近代教育的渐次渗透伴随着洋务运动、变法维新思潮而展开，资产阶级改良派为近代西方教育思想和教育模式的传入做出了积极贡献。

康有为的《日本政变考》认为：“日本之骤强，由兴学之极盛。”“泰西之强由于人才，人才出于学校。日人变法，注意于是。”在康有为的变法思想中，教育是极重要的一环。康有为认为，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才，要得才就必须改科举、办学校。他所鼓吹的学校，已经属于西方近代模式，教学生以文史、算数、舆地、物理、歌乐。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对学习西方教育作了颇为详尽的设想和说明：“今为机器之世，多机器则强，少机器则弱。”“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分立学堂，而测量绘图、语言、文字皆学之。”

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梁启超也认定教育是“救国之不二法门”。他同样不遗余力地鼓吹开办西式学校。梁启超曾倡设师范：“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又有《倡设女学堂启》为女子教育呼喊。他对中国封建教育以“学而优则仕”为轴心的体制予以猛烈抨击，“从来教育具有若何之方针，斯造成若何之国民。教育以做官为方针，必使全国人有做官的思想而后已耳，”

除了康梁之外，岭南的改良派人物都在呼吁社会变革的同时极力鼓吹倡导西式教育。郑观应(1842—1922)认为“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黄遵宪(1848—1905)主张“用西法以启民智”，主张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并且倡议改革汉字。

资产阶级办学思想在思想舆论界水银泻地的同时，也在寻找它的实验基地。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已开始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略具近代西方教育因素。丘逢甲(1864—1912)谢绝广东巡抚许仙屏的多次为官邀请，出任潮州韩山书院院长，希望能寻求新的办学道路。两年之后，丘逢甲在潮州创办新式东文学堂，聘日本人为教授，在岭东同文学堂则指定开设“兵式操练”。他之所为，受世人注目。

新教育思想的传播和普及带有历史的强制性，对传统教育的否定伴随外侮而来，令人们感到痛苦。但是铁的事实铁的规律不容置疑。改良派人物大多目睹过西方之强盛及教育予以的动力，故成为传播西方现代教育方式的中坚。

由于岭南拥有大批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且由于岭南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和地位，近代西方教育方法在岭南的传播速度很快。

这种传播也有西方势力的直接推动。1884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广州的牧师杏便文建议纽约长老会万国传道总会在广州创办一所高等学校。在美国募捐到25000美元之后，1888年该校在广州沙基开办，校名为格致书院(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1893年，格致书院成为纽约州立大学附校。其教学照搬纽约大学课程，毕业后可领纽约大学证书。

当时在中国办学无疑具有文化渗透的意味。美国伊里诺斯大学校长詹姆士曾在1906年写信给罗斯福总统说：“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的年轻中国人，它就能够由于这一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方面的影响取得最大可能的收获。”但是也不可否认，格致书院这一类学校在客观上为岭南教育的近代化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西方教育影响的输入和书院的式微为近代学校的产生做足了铺垫，一个新世纪开始了。

三、近代西式学校的兴起

经过19世纪中后期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封建教育体系彻底败下阵来，一个兴办西式学校的高潮勃然兴起。

岭南西式学校的发展走在全国之前列。由于岭南文化是中西文化的交汇点，岭南文化开始在中华文化大系统中居主导地位，成为古老华夏变革之先锋。自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的10余年里，岭南的官办、私立、教会学校如雨后春笋，大、中、小学校和各种职业学校，还有女子学校纷纷出现。每年在东较场开运动大会，总要看到一些去岁未曾见过的新学堂的校旗。

新生事物的脚步总不免踉跄，兼之有些学堂本身就是从旧书院脱胎而来。如广雅书院于1902年停办，改称“两广大学堂”，但新章程尚未制定，对所修学科及学籍管理等仍与前书院无大异。第一次招生时，考生全善竟因其名寓“学堂创立后，办理全部完善”和“全体学生皆属善良之辈”之意而名列第一。

草创之初的混乱合乎事物发展的规律。当时不少学堂或旋生旋灭，或三五年易帜。由两广总督岑春煊创办的两广高等工业学堂仅办3年，两广方言学堂也只办了5年。

清政府曾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诏令停办书院之时颁布《钦定学堂章程》。这个章程是由广东学政张百熙起草的，可见当时岭南办学堂情形的影响。但是蓬蓬勃勃的兴办学校高潮不可能用一纸章程就能框定，而作为腐朽没落代表的清政府也不可能制订出顺乎历史发展和社会需要的办学章程。

事物无序状态的特点就是繁多庞杂，似乎没有规律。20世纪初，岭南兴办学校的状况正是如此。新办学校风起云涌，数不胜数。仅1906年，广州就创立了广东政法学堂、两广方言学堂、两广高等工业学堂、测绘学堂、广东旅京学堂、广东警察学堂、南海初级师范简易科馆、岭南学堂等，并将广州划分四区各开办半夜师范讲习所。1905年，广东第一次全省运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当时就有47所学校参加。无序状态是事物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经过在没有规范没有束缚的氛围中激荡、尝试，事物终于走向成熟。岭南的近代西式学校就是从20世纪初的无序发展状态中成长起来，渐渐走向规范，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纵观岭南教育发展的道路，我们注意到：一、岭南教育的发展随着社会的更替和前进步幅越来越大，因而在全国的地位呈上升趋势。书院的发展道路和近代西式学校的兴起势头都表明了这一点。二、岭南教育的近代发展与西方文化的传入影响不无关系，充分体现了岭南文化开放性、兼容性和善变等特质。

第三节 岭南报刊的流变及特色

一、中国近代报刊在岭南的滥觞

中国近代报刊的出现同近代教育一样，是与西方国家的入侵和中国的半殖民化同时开始的。最先用中文出版的近代报刊及最先在我国境内出版的近代报纸，都是由外国侵略者所创办。创办者的目的非常明确：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收获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

近代报刊在中国的出现以19世纪西方传教士的东渐为触媒。第一家中文近代报刊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1782—1834)主持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该刊1815年8月5日出版于马来亚的马六甲，木版雕印，每期5页，约2000余字，免费在南洋华侨中散发。其写作格式和编排技术成为其后传教士所办中文报刊的基本模式。

《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与岭南文化有一定关系。马礼逊最先来到广州，希望进行翻译印刷等活动。因为受阻方才转往马六甲。但马礼逊的眼光依然盯着华南沿海。《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由专人带往广州，和其他宗教书一起分送给参加县试、府试和乡试的士大夫知识分子。担任该刊刻印、发行工作并参与为该刊写稿的中国人梁发是广东高明人。

第一个在中国境内出版的近代中文报刊，是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1803—1851)于1833年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该刊创办于广州。

鸦片战争前，外国人共办了6种中文报刊，除了上述两种外，还有1823年办于印度尼西亚的《特选撮要每月统纪传》、1828年办于澳门的《依泾杂说》、1828年办于马六甲的《天下新闻》、1838年办于广州的《各国消息》。

与此同时，外文报纸也陆续出现，如1822年办于澳门的《蜜蜂华报》(葡文)、1827年办于广州的《广东纪录报》(英文)、1832年办于广州的《中国丛报》、1834年办于澳门的《澳门钞报》(葡文)、1841办于香港的《香港钞报》。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岭南堪称中国近代报刊的滥觞之地。19世纪初，清政府实行严格的闭关禁教政策，对外通商仅限于广州一地，因而只有岭南方才具备外国传教士办报的条件。直至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人在中国的办报活动才从华南沿海逐渐扩展到华中、华东和华北。但是中国近代报刊在岭南起步并非历史的偶然，岭南是一块富于兼容的土壤，商业文化的发展则为近代报刊的产生准备了需求和条件，重商性、开放性使岭南文化成为中国近代报刊产生的温床，正因为有这种基础，近代报刊才能迅速在岭南立足，并形成氛围。

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中文报刊除了宣传基督教教义、为西方列强的侵略行径张目外，也刊载一些介绍科学技术知识即当时称之为“新学”或“西学”的内容，因而拥有一定数量的读者。

随着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办报活动的日益开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近代报刊的形式逐渐为中国人所了解。报刊的编辑和版面的编排，新闻的采访报道，还有电讯、插图，甚至商业广告，都使中国人耳目一新。由于意识到近代报纸的传播功能和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作用，一批关心祖国命运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以报纸为改革社会的武器，探求强国富民之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报刊就在借鉴和参考外国人所办报刊的基础上登上了历史舞台。

中国报刊的最早萌芽依然是在岭南。具体情况如下：

1858年，《中外新报》创刊于香港，分类记事，有“羊城新闻”、“中外新闻”等栏目，是中国人自己主办的第一份近代化日报，每日一小张，两面印刷，首创报纸从书本形式中分离开来的形式。

1864年，《华字日报》创刊于香港，篇幅及栏目大致如《中外新报》。

1872年，《羊城采新实录》创刊于广州，是内地第一份中国人自己主办的近代报纸。

此外岭南还有《维新日报》(1879年，香港)、《述报》(1884年，广州)、《粤报》(1884年，香港)、《广报》(1886年，广州)等，充分显示了岭南在中国报刊史和中国资产阶级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作为萌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报刊，承担着为阶级的诞生和发展而呐喊的历史任务，真正胜任资产阶级政治思想讲坛的第一份报纸是《循环日报》，1874年2月4日创刊于香港。这是第一份传播资产阶级政治改良思想的报纸，也是中国报刊史上第一份以政论为主的报纸。郑观应选入《盛世危言》的不少政论文章最先都发表在《循环日报》上。这样一份颇有影响的报纸诞生在岭南，除了表明资产阶级思想在岭南的深厚积蕴，也表明中国报刊的发展重心曾经落在岭南。

二、岭南报刊的发展现状

在检验现代社会发展程度的综合指标体系中，报刊的发展程度是一项重要的指标。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认为：报刊是改建这个社会的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

中国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报刊比西方迟100多年。但是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越来越快的发展速度，中国的报刊已基本确立了在世界上的地位。

岭南在中国近代报刊的萌芽阶段曾经引人瞩目，岭南报刊的初期发展正是中国报刊的初期发展，但是岭南毕竟偏于一隅，在拥有广袤土地的中国，当报刊更多地着重于政治宣传功能、着重于社会变革之时，其立足点不可避免地要渐渐移向社会的政治、文化中心。

随着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相继深入，中国报刊的“亮点”迎着政治、文化的中心东移和北上。名重一时的《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苏报》、《民立报》，甚至还有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先声的《新青年》和抗日救亡的《生活》周刊等，都诞生于上海或北京。在中国报刊史上有较大影响的《申报》、《大公报》、《新民报》、《文汇报》等商业性报纸或民族资产阶级报纸也产生在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相比之下，岭南报刊进入20世纪后显出几分沉寂，除了《华商报》等几家在香港出版的报刊有一些影响外，基本上没有激起社会强烈关注的报刊。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正式机关报《中国日报》是从日本移至广州的，而且两年之后即被封。

除了政治、社会原因之外，岭南报刊的起落也表明，岭南文化因其开放性、兼容性常常站在历史发展的前列，但又因其善变的特质而有欠深入和积淀，不能形成“汉唐气魄”，常常仅担负传递、过渡、示范的任务。

岭南报刊的重新兴起和再次广受关注已经是20世纪末的事情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随着市民社会的快速成熟，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联系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增加，报刊的发展势在必然。岭南地区20世纪80年代领中国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速度快于其他地区，这种形势对岭南报刊产生了巨大的激励作用，并为之奠定了基础。

报刊的发行量是岭南报刊新繁荣的最直接体现。从20世纪80年代起，广东报刊的发行量一直居全国前茅。《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南方日报》的发行量在全国报纸的各种排行榜上总是位居前列，甚至在全球报业的排名中也能占据靠前的位置。

发行量的不断攀升积聚了广东报纸的实力，也提高了广东报纸的竞争力。据1999年的统计，当年广东的总广告额约80亿元，其中报纸的广告约40亿元，占了50％，而广播电视的广告是20亿元，只有报纸的1／2。广东是全国唯一的平面媒体收入高于广电媒体的省份。在图像占尽风头的视觉时代，广东报刊创造了另外一种奇迹。

以《广州日报》为例。2003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纳税近3亿元，是广州市排名第三的纳税大户。据中国人民大学传媒管理研究所的一个统计，该年度国内报纸实收金额前十名里，广东的报纸占了四个席位。其中《广州日报》位居第一，《南方都市报》位居第四，《深圳特区报》排名第六，《羊城晚报》排名第七。2004年，《广州日报》的广告收入达到17亿元，已经连续十几年占全国报业的榜首。

在报纸大踏步前进的形势下，岭南的期刊也不甘落后。近代报刊最早是以杂志形式出现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运营，后来才以不同的功能为目标而有了分离。杂志尽管在时效方面不如报纸，却以深度以及介乎报纸与图书之间的不可替代作用而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标志之一。自19世纪以来，世界期刊每年以5％的速度增长。进入20世纪90年代，全世界已经有22万种期刊。岭南期刊的发展水平与经济的发展水平成正比。改革开放激扬了广东期刊的活力，到20世纪80年代末，在中国发行量超过百万册的期刊中，广东期刊约占一半。全省人均年占有期刊数排名全国第一。

20世纪末的岭南报刊有一种强烈的辐射力，有不少报刊一半以上的市场属于岭南以外地区。除了因为岭南得改革风气之先，外地人希望通过岭南报刊了解华南沿海态势，领略清新海风，还因为岭南报刊及时从海外吸纳了新的办报理念，初具现代色彩，有许多做法为外地同行效仿。

中国报刊已经形成京、沪、粤三足鼎立的格局，所谓京派、海派、粤派，各有所长。但是广东一直在谋取扩张，颇具意味的是两件事。2003年，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挺进北京，与光明日报报业集团联合创办《新京报》。这是全国第一家由国家正式批准创办的跨集团、跨地区报纸。在大报林立的京城，《新京报》充满自信，出手不凡，创刊即为80个版。一直勇于探索创新的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不甘落后，于次年即有大手笔，与上海文广新传媒集团、北京青年报联合在沪创办了《第一财经日报》。这是集广播、电视、报纸三种媒体平台的合作，引人注目。

值得提到的是，不论是办在北京的《新京报》，还是办在上海的《第一财经日报》，其总编辑都是由广州派去的，他们甚至带去了一个团队。由此可见，岭南报刊的扩张不是在做单纯的经济投资，也希图推行和推广自己的办报理念和办报模式。

三、岭南报刊的风格特色

具有独特风格是报刊生命力所在。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岭南报刊经过反复探索，几番震荡，已经逐步形成了适合自身发展的整体风格。

岭南报刊的风格特色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是具有强烈的敢为天下先的探索开拓精神。

岭南报刊界以敢于创新著称，但是这种“创”，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中国报刊的发展时间不长，却已经铸成了一定程式。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约30年里，中国报刊基本没有大的突破和拓展。一直到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步步深化，社会对报刊发展的需求才逐步扩大。

开放、灵活、善于抓住时机的文化特质使岭南很快就站到了中国报刊发展的潮头。

岭南在中国报刊的新时期中有许多“第一”。《广东青年》最先摒弃“某地青年”的全国青年刊物大一统格式，1980年更名为《黄金时代》。《广东妇女》则改为《家庭》。一时间，在全国期刊界掀起一股改名旋风。期刊之名一时五彩缤纷，清新可人。《南方日报》开创了省报办周末报的先例，1984年《南方周末》创刊，1986年发行量就达到三十多万份。而全国报纸的“周末版”热直到1992年初才出现，至此《南方周末》作为一份独立的报纸已经走过8年路程，发行量达60多万份。《广州日报》在全国地方党报中率先扩版。1987年从对开4版扩大为对开8版。此后一发而不可收，12版、16版、20版……一直到80个版。1997年香港回归当日出版97版。2000年元旦出版200个版。屡在中国报业史上创纪录，其气魄为同行瞩目。而在90年代全国期刊的改版热中，岭南期刊又占先声。《家庭》杂志从1991年元月号起就增加页码，调整栏目，做了领先尝试。

中国报刊的集团化道路也是从广东开始。1996年1月，广州日报成为全国首家报业集团试点单位。如今广东拥有4家报业集团。家庭期刊集团则是目前国内唯一的期刊集团。

不断地探索新路使岭南报刊充满活力。探索也就意味着领先，因而，岭南报刊站在了全国前列。

岭南报刊的另一个风格特点是，关注现实，健康、鲜活的内容与新潮、精美的形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报刊种类的繁多使岭南报刊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而港澳报刊又以其特有的外在因素占去了部分市场。因此，岭南报刊的市场是买方市场。一切浮泛空洞、远离社会生活的报刊无法在岭南生存立足。在这种背景下，岭南报刊坚持贴近和干预生活，号称“中国第一周报”的《南方周末》以“反腐”和“弱势关怀”受到全国读者的欢迎。《南风窗》为自己立下的宗旨是“传播改革开放新观念、新事物、新潮流、新趋势”。《南方都市报》关于孙志刚被殴致死一案的报道颠覆了实行几十年的收容制度。特区报刊尤重经济内容，以突出经济特区的“特”。《深圳特区报》除了大量报道经济信息之外，还着力催发和扶持改革中的新事物，如合同工制、招标投标、公务员考核制、委任制改聘任制等，并对90年代的新热点——股票市场作了大量的报道和分析。再如《南方周末》，在1992年奥运会期间改周报为日报，专为读者及时传递大量奥运信息，受到广大读者欢迎。“非典”肆虐期间，广东的报刊贴近事态的发展，大量采访官员、专家、医护人员、病人和一般市民，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广大读者的知情权。

岭南报刊具有浓郁的平民之风。《羊城晚报》自创刊起，即坚持“寓共产主义教育于谈天说地之中”、“移风易俗，指导生活”(陶铸语)，成为全国最受欢迎的报纸之一。《广州日报》则自诩为“日日清明上河图”，勾勒都市风貌。《家庭》杂志曾撰文说：“谁是刊物的主人?毋庸置疑，读者，广大的读者才是刊物的主人”；读者已经是20世纪末并即将跨入新世纪的读者，已经具有新的要求和新的审美趣味，一切陈旧、死板的办报刊方式不再适合社会。因而，岭南的报刊洋溢着鲜活的气息，甚至党报和社会科学类期刊也透现出轻捷、明快的文风。

岭南报刊在版式设计和印刷方面也自成一格。所有的岭南报刊均实行红报头。报纸在做标题时大胆突破旧的框框，敢于做通栏大标题，做得轰轰烈烈，气势逼人，把重心推向极致。好几家报纸曾经把头版做成整版大广告。在印刷方面，岭南报刊不断求精求美，充分体现了科技进步的现代风气。

岭南报刊的第三个特点是以多种形式参与社会生活，积极开展社会活动。

岭南报刊的影响不仅仅通过报刊本身。在广东，有许多深受社会关注的活动是由报刊界发起或参与组织的。比如：广东改革开放10件大事评选、广州改革开放10件大事评选、广州地区10大杰出公仆评选、广州10大杰出青年评选、“假如我是市长”征文、羊城交通大家谈等等。这类活动还常常走向更大范围，如全国美好家庭评选、全国优秀教育世家评选。至于由报刊参与组织的演出、咨询、研讨会等等更是司空见惯，数不胜数。每年两度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会刊也是由广州的报刊负责编印的。岭南报刊的影响在整个社会弥漫，报刊的社会作用大为突破和拓展。

大多数岭南报刊都走自负盈亏之路。《广州日报》更是多年坚持自办发行。各式各样的社会活动大多得到了企业的欢迎和支持，因此报刊不但扩大了影响，取得了社会效益，而且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这种情形无疑进一步鼓励了岭南报刊更深更广地介入社会。

在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大潮之中，岭南报刊体现出积极用世的热情和进取精神。它以具有强大辐射作用的活跃和繁荣对中国报刊的新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综观20世纪末21世纪初波澜壮阔的岭南报刊，可以感受到岭南文化之风拂面而来。在新的历史时期，岭南文化的重商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岭南报刊敢为天下先的追求胆略，鲜活、新潮、精美的直观展示，积极参与社会的世俗精神，均与之密切相关。岭南文化适应社会发展的蓬勃生命力和咄咄逼人的气势在岭南报刊中得到充分体现，而岭南报刊也充分发挥了新闻媒介的强大影响力，将岭南文化的内涵推向一个更为广阔的境界。

第十三章 诗歌与“岭南诗派”

岭南诗歌源自粤讴和岭南民谣，其创作崛起于汉唐之间，积淀于宋至明末，高涨于清初，鼎盛于近代，前后相续而形成自身特色。这一发展过程，一方面是岭南诗歌自身不断成熟，形成独特风格，并产生曾在中国诗界独领风骚的“岭南诗派”的过程，另一方面它同时是岭南文化发展成熟及演变的一个集中表现。粤讴和民谣是岭南文化独立发展期产生的本根文化和百越文化融合期的百越文化因素共生的创造；文人诗歌从汉唐崛起至清末的繁兴，是汉越文化融合，中原正统汉文化成为岭南文化主体的成果；而近代“诗界革命”在岭南产生，得到倡导和蓬勃发展，则是岭南在中华文化中首先与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结果。所以这一发展过程不仅展示出岭南本根文化与百越文化、中原汉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交流、碰撞和融合的历史横截面，而且显现出岭南文化从开始之后进发展到后来之领前的历史进程。故本书将诗歌于文学外单列一章。

第一节 粤讴、岭南民谣及其对岭南诗歌的影响

一、粤讴和岭南民谣

粤讴是岭南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一带流行的古老的民歌形式。有关岭南粤讴(亦称越讴)的历史记述很多，但真正的粤讴流传下来却很少，其特色也就未能被后人全面掌握。

粤讴的历史十分久远，有史记载的最早的粤讴要数西汉惠帝刘盈时南海(广东)人张买所吟唱之“越讴”。屈大均说：“而孝惠时，南海人张买侍游苑池，鼓棹为越讴，时切讽谏。”屈大均：《广东新语·诗语》。可惜张买的作品未能保存下来。关于粤讴的较晚记录是近代诗人招子庸所作。招子庸通晓音乐，善于吟唱，他吸收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流行的越讴能念能唱、音乐性强的长处，从形式到内容都创造性地发展了粤讴这一古老的诗歌样式，从而使它得以继往开来，在广东诗坛独树一帜。

关于粤讴的艺术特色，从散见于各处的史料可知有几个方面。一是既能念又能唱，音乐性强。这是古老民歌样式的普遍形式。从屈大均的记载可知，唱越讴时可“鼓棹”而歌，节奏性很强。二是具有情挚热烈的韵味和质朴率直的风格。三是渗透着是非分明的道德感。

岭南地区民歌十分发达。屈大均曰：“粤俗好歌，凡有吉庆，必唱歌以为欢乐，……其歌也，辞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言土音衬贴之，唱一句或延半刻，曼节长声，自回自复，不肯一往而尽。辞必极其艳，情必极其至，使人喜悦悲酸而不能已已。”又云：“大抵粤音柔而直，颇近吴越，出于唇舌间。不清以浊，当为羽音。歌则清婉溜亮，纡徐有情，听者亦多感动。而风俗好歌，儿女子天机所触，虽未尝目接诗书，亦解白口唱和，自然合韵。”屈大均：《广东新语·诗语》。

粤人好歌的风俗盛行，使广东民歌呈现出极为丰富的面貌。以地区而论，就有潮州的秧歌、梅县的客家山歌、南雄的踏月歌、长乐的拜月歌、儋县的俗唱民歌、珠江疍民的摸鱼歌等等。从民族分，除了岭南的汉人善歌之外，黎族的情歌、壮族的“坐歌堂”、瑶族的“讴莎谣”、畲族的“双条落”等，也都是极有特色的民间歌谣。

由于粤地民歌兴盛，所以历代岭南的官员和文人都很注意收集和刊印民歌。清代诗人李调元任广东提学使期间，悉心收集粤地民歌和谣谚，在其编写的《粤风》、《粤东古观海集》、《粤东笔记》等书中，记录了不少广东各地的民歌和竹枝词。清中叶岭南杰出诗人宋湘，自幼就深受家乡嘉应州(今梅州市)地区民歌的熏陶影响，收集了许多民歌并在其数十年的诗歌创造生涯中，一直注重从民歌中汲取营养，充实和拓展自己的诗歌内容与形式。

二、民歌对文人诗作的影响

现存最早的广东文人诗作是东汉时南海人杨孚的《南裔异物志》。“汉和帝时，南海杨孚字孝先，其为《南裔异物赞》，亦诗之流也。”屈大均：《广东新语·诗语》。张买之越讴既没流传下来，且又应归于民歌一类，故一般认为，杨孚《南裔异物志》中对岭南风物的赞颂之辞，应为岭南文人诗作之始。此书赞辞在写作技巧上比较朴素，还未脱离屈赋《桔颂》以及乐府民歌常见的比兴手法，可视为岭南民歌对文人诗作影响最早的成果。

以后岭南历代诗人，从南朝刘删，唐代张九龄到清代屈大均、宋湘及近代黄遵宪和梁启超，都深受民歌的影响。

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许多著名诗人都直截了当地提出向民歌学习，借鉴民歌优长之处以促进诗歌发展，改革一代诗风。近代黄遵宪是善于向民歌学习的诗界巨子。他有意把民歌率直鲜明的特点贯穿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明确提出必须借鉴民歌：“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后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做到“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为我之诗。”黄氏所提出的诗歌创作方法中，“复古人比兴之体”和“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黄遵宪：《人境庐诗草·自序》。的观点显然与他重视民歌传统的思想倾向有关。黄氏是“诗界革命”中的主力之一，其诗作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这与他注意汲取民歌乐府的长处是分不开的。

其次，这种影响表现于历代有成就的岭南诗人，大多很重视岭南民歌，主动地从中汲取丰富的养分，在诗作的选题、剪裁、结构、语言风格诸方面都有意识地模仿粤地民歌，从而使他们中许多人的诗作取得了别开生面的艺术效果。张九龄、屈大均、宋湘、黄遵宪、梁启超等，都是这样。唐代邵谒的《瞽者叹》、《寒女吟》，明代伍瑞隆的《竹枝词》、清中叶宋湘的《小西湖棹歌十首》、《忆少年七首》、《湖居后十首》、《家园杂忆四十韵》等诗篇都是这方面的明证。即使明代开明儒“心学”先河，以理论思辨彪炳于华夏的学者陈献章，写诗也力主清新自然，不少地方都借鉴了民歌的技巧。他的《对菊十二首》、《梅花十首》、《次韵罗明仲先生见寄四首》、《赠袁晖，用林时嘉韵四首》、《和答王佥宪乐用四首》等七绝体组诗中，每首的第二句和第四句分别用同一个字押韵结句。这种有意识地重复用字，颇像民歌中常用的“顶针格”的写作方法，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毫无道学家的头巾气，而更像是民歌俗唱。《四库全书总目》论及陈献章《白沙集》时云：“有时俚词鄙语冲口而谈，有时妙义微言应机而发，其见于文章者，亦仍如其学问而已。虽未可谓之正宗，亦未可谓非豪杰之士也。”这段提要极有见地，它不仅提出了陈献章诗作通俗清淡的特点，还指出了陈氏宁为诗中豪杰，也不摆诗坛正宗架子的特点。应该说，这种现象在历代岭南诗人的创作中是常见的。岭南诗人往往很重视发挥自己的特长，使诗作体现出自己的个性风格。为此，他们重视向民歌俗唱中活的语言学习，在诗歌以外的生活领域下工夫。这样，丰富多彩的粤地民歌自然就成为他们首先学习的艺术榜样。

值得一提的是，近代诗界革命运动对旧体诗的革新改造最终并未取得根本性的突破，但提倡诗界革命的诗人们受到民歌艺术的影响，从而在诗歌通俗化方面所做的努力尝试，却结出了累累硕果，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比如当时通俗化的“新体诗”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就是明证。可以认为近代诗界革命的最大成就，就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在诗歌创作与审美欣赏时向传统名家看齐的习惯模式，从而为新型歌体诗的崛起和现代白话诗的萌发作好了诗体改革的心理接受准备。而这一切，与岭南特别是粤地民歌所起的巨大影响作用是分不开的。

第二节 从崛起到高涨

一、汉唐文人诗作

岭南文人诗作之始是杨孚《南裔异物志》，这是广东最早的四言体诗。该书对岭南风物的赞颂之辞为四言韵语，状物生动，充满情趣。比如状写岭南古榕树的赞辞：“榕树栖栖，长与少殊。高出林表，广荫原丘。孰知初生，葛虆之俦。”又如描写岭南地区常见的鹧鸪云：“鸟象雌鸡，自鸣鹧鸪。其志怀南，不思北徂。”这两首赞美诗从写作技巧上看还比较朴素，没有脱离屈赋及乐府民歌常见的比兴手法，但它们毕竟以较为完整和成熟的形式，开创了岭南文人诗的先河。

从汉代到初唐，岭南诗歌的散佚情况十分严重，保留至今的只有残存在各种类书中的零星篇章。从后人辑出的残章断篇中，仍能看出岭南诗歌的悠久历史，特别是能看出在岭南经济和文化尚未发达之前，岭南诗人们已经付出了辛勤的创作劳动，取得了初步的成就。比如南朝梁武帝时岭南诗人刘删，其诗作现存九首，黄子高辑：《粤诗蒐逸》。从其中的《泛宫亭湖》、《独鹤凌云去》等诗作看，已经表现出清新的语言风格。同时，刘删的文章也颇有名气，曾被时人誉为“岭左奇才”。

据史记载，晋代高州冯融招徕不少文人做诗。到了南朝，侯安都更引来了阴铿、张正见等著名的大诗人聚会，饮酒赋诗，相互唱和，并评出高下，加以奖赏。他们均被清代的大学者屈大均称为“开吾粤风雅之先者”。

这些人中，最负盛名为阴铿。阴铿自小在南方长大，五岁能诵诗赋，日千言，及长，“博涉史传尤善五言诗，被当时所重。”他几度到岭南，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始兴任职，为始兴王（陈伯茂）府中录事参军，正是在那里诗名大振，得到宫中名诗人徐陵推荐，以至为陈文帝所赞赏，奉诏赋诗。后来，在陈朝历任招远将军、员外散骑常侍等官职。他的诗作，与当时的何逊齐名，称之为“阴何”，同以清丽的风格双枝并秀。其诗，秉承“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的宋齐文学余脉，以写景见长，尤工于写江上景色，让人耳目一新，如《和侯司空登楼望乡》（侯司空即上文提到的侯安都）：“ 怀土临霞观，思归想石门。   瞻云望鸟道，对柳忆家园。寒田获里静？野日烧中昏。信美今何益，伤心自有源。”

霞观鸟道，柳絮家园，寒田野日，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诗中提到的石门在广州人是很熟悉的，它地处广州西北水路要冲，为兵家必争之地，南越国吕嘉拒汉，筑石江中为门，故称石门，汉武帝“十万楼船”，重兵压境方得胜。阴铿诗中引入很多岭南典故，比如“贪泉”之类传说。

人称阴铿诗已基本形成律诗形式，是汉魏乐府五言诗到唐代五言律诗之过渡，此非虚言。如他在任职中有《游始兴道馆》：“紫台高不极，青溪千仞余。坛边逢药铫，洞里阅仙书。庭舞径乘鹤，池游被控鱼。稍昏蕙叶敛，欲暝槿花疏。徒教斧柯烂，会自不凌虚。”

读其《蜀道难》、《晚出新亭》、《南征闺怨》等，皆可称之为从齐梁新体诗词向唐代近体诗演变中的开山之作，故清沈德潜称：“五言律，阴铿、何逊、徐陵已开其体，唐人研揣声音，顺稳体势，其制乃备”。可见阴铿对唐代律诗形成所作出的贡献。

阴铿的诗风“声调既亮”、“务极新隽”，亦可为广府之声，南国之新矣。他不仅是广府，也是全国的一位重要诗人。

岭南诗人第一次在全国诗坛崛起，要推被公认为“开元贤相”的张九龄。张九龄出生在粤北山区的一个寒门庶族家庭，以刻苦求学和杰出才华而登进士第，又以公忠为国、正直不阿为时人所崇敬。

在诗歌发展史上，张九龄可谓开一代诗风的巨匠。唐玄宗称之为“文场元帅”，赞其诗作是“自有唐名家皆弗如，朕终身师之，不得其一二”。明代岭南诗人丘濬对张九龄曾有“自公生后，五岭山川赫赫有光”的赞誉，屈大均也认为“东粤诗盛于张曲江公，公为有唐人物第一，诗亦冠绝一时。”屈大均：《广东新语·诗语》。确实，张九龄诗作的影响大大超出了岭南的范围，也远远超出了有唐一代。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云：“唐初承袭梁隋，陈子昂独开大雅之源，张子寿首创清淡之派。盛唐继起，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之清淡而益以风神者也。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孟云卿，本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气骨者也。”这段评论把张九龄和陈子昂并列为盛唐诗风的开路先锋。

从《新唐书·文苑传》、《旧唐书·文苑传》、《文苑英华》以及唐人的一些文集中，都可以看到张九龄奖掖擢拔孟浩然、王维、李泌、皇甫冉等青年诗人的记载。从扶植后进、开创清淡诗风的角度看，张九龄确实是力排齐梁颓风、追踪汉魏风骨、发扬风雅传统、振起盛唐诗风的关键人物。

张九龄不仅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积极擢拔后进，而且还创造了大量清峻雅洁的诗作。比如其五古体《感遇》十二首，就深得风骚比兴之旨；五律体《望月怀远》、《秋夕望月》、《初发曲江溪中》等诗作，也都是自成大家风度的传诵名篇，对后来王、孟、韦、柳一派的山水诗人，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从岭南诗歌发展的角度看，张九龄起着无可替代的开拓作用。清中叶广东诗人温汝能嘉庆年间裒辑了洋洋大观的《粤东诗海》，在其例言中对张九龄诗曾作过如下评论：“曲江五言，太白或逊其醇，韦、柳不如其厚，张说谓后出词人之冠，非溢美也。其五律细腻熨贴，又有灏气行乎其中，实为太白之先声。吾粤如白沙、海目、湛若、一灵、湟溱诸公，皆其嫡派。”考察岭南诗史，明清两代的岭南诗人都把张九龄作为楷模，在人格精神及创作风格等方面都深受其影响。

张九龄之后，直到晚唐五代，岭南知名诗人中还有邵谒、陈陶(一作鄱阳人，又作剑浦人，今从《全唐诗》作岭南人)、黄损、孟宾于等杰出者。他们在社会影响上虽然都远不及张九龄那样盛名远扬，然在诗歌创作方面还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不过从总体上看，与唐、五代时期文化发达和诗歌鼎盛的中原及江南地区相比，岭南诗歌创作仍然处在初步发展的阶段。唐五代时期岭南诗作保留下来的很少，这给研究唐代岭南诗史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二、宋元明诗歌与“南园五子”

宋元两代的岭南诗歌仍然处于缓慢发展时期。全国知名的大家不多，保留下的作品也较少。在宋代岭南诗人中，只有余靖、崔与之、李昴英等少数几位有较大的影响。其中余靖的诗作风格清苍，诗品与人品俱臻上乘，是宋代岭南诗人中的佼佼者。宋末，岭南地区成为南宋朝廷的最后抵抗阵地。在崖山之变的前后，赵必等一大批岭南爱国诗人，悲歌当泣，慷慨激越，谱写出岭南诗歌史上壮烈感人的一页。

元代岭南诗坛较为沉寂，极少有名家出现。直到元末，新会诗人罗蒙正出，一时影响颇大，其诗作圭臬盛唐，元气浑然，调高字响，开了明代岭南南国诗社诸子诗风的先声。

明代岭南的经济和文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岭南诗歌创作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其总体成就大大超过了宋元时期的岭南诗歌。

元末明初，著名诗人孙崛起于岭表，与赵介、王佐、黄哲、李德在广州的南园组织诗社，称为“南园五子”。孙的诗歌创作，凡汉魏六朝乃至初、盛、中唐无所不学，而其可贵处又在于炉锤独运，自铸伟辞，堪称卓然名家。孙氏诗作气象万千，尤善用比兴，情致深厚，很受当时及以后岭南诗人的推重。赵介、王佐两位诗人，虽然存诗不多，但其清雅拔俗的诗风，于少数存诗中仍然昭然可见。黄哲性好山水，诗作用笔清劲，其神致淋漓之处，又时近李白，颇多飘然欲仙的风韵。李德写诗，摹似李贺，往往有雕肺镂肝之精美。另有一类不事雕饰的小诗，也颇为清新喜人，正如近人何藻翔在《岭南诗存》中所评：“短篇炼气归神，静穆而淡远。”总之，南园五子的诗作在明代初年的岭南诗坛上放出异彩，使岭南诗风为之振起。有明一代岭南诗歌的兴盛，南园五子有着披荆斩棘的开拓功劳。

明中叶的岭南诗人中，有不少都是著名的学者，如丘濬、陈献章、黄佐等。他们的诗原本性情，姿态万千而又自然超妙。丘濬的诗曲丽清秀，矩度精严；陈献章是岭南最负盛名的学者，他的诗以自然为宗，清新秀丽，充满天趣，以神韵取胜；黄佐诗歌风格雄奇宏丽，壮浪恣肆，时有“粤中韩愈”之称。《粤东诗海》称黄佐诗“体貌雄阔，思意深醇，旗鼓振发，群英竞从。一时词人，如南园后五先生，皆出其门，粤诗大著”。可见黄佐诗歌在岭南诗坛上所起的重要作用。

“南园后五先生”指区大任、梁有誉、黎民表、吴旦、李时行这五位岭南诗人，他们于嘉靖年间聚会于广州抗风轩，重结南园诗社，故有此称。万历年间岭南诗人区大任，力祛浮靡，还之风雅。韩上桂《祭区海目先生文》云：“陈诗讽微，援易惰隐，节抗权珰，不惧虎吻”，可谓这位岭南著名诗家的一生写照。

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岭南诗坛呈现出轰轰烈烈的局面。许多诗人投身于拯救民族危亡的活动之中，并在浴血奋斗中谱写出高亢激昂的诗篇。著名爱国将领袁崇焕(广东东莞人)的诗歌正气凛然，壮怀激烈。为抗清斗争献出生命的广东杰出诗人还有黎遂球、邝露、梁朝钟、陈子壮、陈邦彦、张家玉等，他们的诗歌发自孤介忠心，表现出坚贞不屈的品质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明末诗坛上放射出灿烂夺目的光彩。其中以黎遂球、邝露、陈邦彦三人的诗歌最为悲壮感人，成就也相对突出。后人曾将他们称为“岭南前三大家”，以区别于稍后的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这“岭南三大家”。由此一端，亦足见明末清初广东诗风之盛。

三、屈大均、陈恭尹的诗歌成就

明末清初岭南诗歌的繁兴产生众多诗人，其中最为杰出的是屈大均和陈恭尹，他们同时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岭南诗人。屈、陈两人，加上当时颇有诗名的梁佩兰，被誉为“岭南三大家”。三大家的出现，显示出这时期岭南诗歌的繁荣，拉开了岭南诗歌由高涨到鼎盛的序幕。岭南诗派在全国建立较高声望，岭南诗歌对全国诗坛开始产生影响，当从“岭南三大家”开始。

屈、陈等诗人的共同点之一是胸襟开阔，诗歌意境远大。特别是与同时期其他地方的诗人相比，这一总体特点是很突出的。岭南本土孕育的海洋文化，明清时岭南工商及贸易的发达以及开始渗入岭南的西方文化，使岭南诗人的眼界为之开阔，胸襟为之舒展。屈大均《道援堂诗集》开篇明义就是五言古体《咏怀》十首，其中云：“亭亭南澥云，变化如游龙。朝冠扶桑日，暮念阊阖风……”。梁佩兰写于年轻时的《钓竿》诗亦云：“驾言观海，浑沌儵忽。上下四旁，天地尽失。洪涛吞吐，日入月出。斟酌元气，如腹有物。南而望洋，静者自得。”似这样的诗歌境界，在岭南三大家诗集中很常见。一望无际的大海，变化莫测的风云，孕育出岭南诗人开放而博大的胸襟，使其诗作显示出开天辟地的气势和吞吐宇宙的魄力。再如陈恭尹《独漉堂集》中“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地限华夷”(《崖门谒三忠祠》)，“半楼月影千家笛，万里天涯一夜砧”(《虎丘题壁》)，“五岭北来峰在地，九州南尽水浮天”(《九日登镇海楼》)等广为传诵的名句，皆能痛快淋漓地表现出岭南诗人的开阔眼界和博大胸怀。这一传统代代相传，到近代岭南黄遵宪、康有为诸家，远渡重洋，考察欧美，拍云水而悲吟，挟风雷而长歌，其眼界胸怀，更是超轶前人，最集中地体现出岭南诗人的独特神采。

岭南三大家中的屈大均，真气磅礴，超然独行，神奇异彩，当世罕俦。惟其有卓荦的胸襟和坚贞的操守，所以诗歌创作能达到崇高境界。屈大均自视为屈原后裔，不仅在人格上以屈原为楷模，而且在诗歌创作方面也继承了楚骚传统，充满着浪漫放达的色彩。其写诗虽然学杜学李，但又能博取百家，熔铸以自成其家数，开创出岭南诗歌的新意境。屈氏还博览群籍，才学出众，即以其《广东新语》为例，也可看出他对广东天文地理、经济物产、人物风俗等百科知识的熟悉了解。他的诗所以有丰富奇妙的想像和纵横捭阖的变化，与其具有富赡的学识是分不开的。屈大均以不受拘束的浪漫诗情，驾驭着取之不尽的诗风，创造出如万壑奔涛、一泻千里的慷慨激昂之作。

岭南三大家皆有程度不同的浪漫气息，如陈恭尹的《赠郭清霞》、《游侠词》、《题严子陵垂钓图》、《日本刀歌》、《祭幽歌》等诗；梁佩兰的《赠高澹人学士》、《海市歌》、《罗浮五色雀歌》等诗，都写得颇具仙逸之气。可以这么说，从明末的邝露、清初的屈大均，到清中叶的黎简，再到清末民初的苏曼殊，广东诗人仙风逸骨的传统代代相承，成为岭南诗风中的一大特点。

与仙风逸骨同时并存的是雄直风格。明末清初岭南诗人中颇多热血男儿，他们满腔忠贞之气，彰扬正义，抗清复明，敢说敢为，喷发为诗，慷慨激昂，故显示出雄阔奔放的诗风。屈大均、陈恭尹的诗集中颇多苍凉悲慨和郁勃沉雄的力作。梁佩兰诗集中也不乏沉雄之作。如其读陈邦彦遗集后感赋云：“大节平生事，文章复不刊。墨痕犹似渍，碧血几曾干?自得乾坤正，谁知事势难!草堂灯一点，霜气迫人寒。”其《粤曲》诗云：“春风试上粤王台，锦绣山河四面开。今古兴亡犹在眼，大江潮去复潮来。”诸如此类，都写得笔力劲健，感慨深沉。

总的来看，屈、陈、梁三大家诗中表现出的雄直之气，影响了有清一代的岭南诗风，对清代以来岭南诗歌的健康发展，起了楷模和榜样的作用，同时对全国诗坛也起到了积极影响。近代浙人龚自珍在屈大均诗已遭禁毁之后，仍然推崇屈大均说：“灵均出高阳，万古两苗裔。郁郁文词宗，芳馨闻上帝。”龚自珍：《夜读番禺集书其尾》。吴人金天羽称“翁山奇服，别具仙骨”，金天羽：《天放楼文言·答樊山老人论诗书》。又赞“其歌有思，其哭有怀，其拨乱反正之心，则犹《春秋》、《骚》、《雅》之遗意也”。金天羽：《天放楼文言·与郑苏戡先生论诗书》。屈大均、陈恭尹的诗歌创作，在当时还受到王士禛、朱彝尊等诗坛名流的赞誉。岭南三大家在清初崛起于南方，同时期的祁文友、方殿元、黄河澂、廖燕等岭南诗人也相继出现，这些都标志着岭南诗派的成熟。

屈大均、陈恭尹对岭南诗歌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乾隆中期以后，岭南诗坛雄风重振，涌现出像刘鹤鸣、胡亦常、冯敏昌、张锦芳、黎简、宋湘、李黼平等著名诗人，其中又以冯敏昌、黎简、宋湘三人最为杰出，使岭南诗歌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他们不仅突破了清初“神韵”诗说的樊篱，而且还摆脱了“格调”、“性灵”两大诗派的笼罩，继承着张九龄以来逐渐形成的、由南园五子和岭南三大家加以发扬的岭南诗歌光荣传统，卓然自树，屹立于乾嘉诗坛。

第三节 近代“岭南诗派”

一、近代风云与岭南诗歌

广东诗坛自清代乾嘉以来，已有日趋兴旺的倾向。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广东作为抗英前线，民心激愤。岭南诗人中不少人慷慨悲歌，与人民同仇敌忾，讴歌反侵略战争中的英雄人物与事迹，使广东诗坛出现了风云翻滚、万马奔腾的景象。

在这一过程中，广东诗人创造性地发展了岭南诗风，使“古贤雄直气”带上了鲜明的近代革新色彩，又把岭南诗传统的“清淡”气息变为富于时代跳动感的“清劲”诗风，把诗歌创作推向了高潮。以风格雄直著称的岭南诗歌，在近代更是将其高亢激昂、笔墨酣畅的一面，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

张维屏是嘉、道年间广东诗坛领袖，晚年辞官家居，经历了鸦片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他目睹英军侵略暴行，又亲闻爱国壮士以及平民百姓抗击入侵者的英雄事迹，爱国激情昂扬，写出了一些歌颂民众抗英、表彰将士奋战的诗篇。如其《三元里》诗中云：“家室田庐须保卫，不待鼓声群作气。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纪实描绘，语言流畅，气势凌厉。诗末云“魏绛和戎且解忧，风人慷慨赋同仇。如何全盛金瓯日，却类金缯岁币谋!”数句中又饱含着诗人内心的激愤与忧虑。 这首诗记录并歌颂了中国近代史上人民群众可歌可泣的反帝斗争，饱含激情，诗笔畅达，气势磅礴，是古今长篇叙事诗中难得的佳篇力作。张维屏的后期诗作，充满亢爽高华之激情与雄壮激昂之声响，在岭南诗坛上大放异彩。

同时期岭南诗坛群星灿烂，涌现出彭泰来、徐荣、冯询、陈澧、汪瑔、叶英华等优秀诗人。他们的诗作从各个方面和各种角度反映出中国人民在反侵略战争中的英雄气概与感人事迹，留下了极为珍贵的一代诗史资料。

二、“诗界革命”派诗人

近代诗歌中最富于创新意识并且体现出诗歌发展主流的是“诗界革命”派诗人；最能发扬岭南诗歌“雄直气”的优秀传统，在创作上成就最大的也是“诗界革命”派诗人；大胆改革创新，确定了广东诗歌在近代诗史上重要地位的，还是“诗界革命”派诗人。

“诗界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维新改良运动的共生物，也是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文化思想影响的产物。其代表人物如黄遵宪、丘逢甲、康有为和梁启超等都是广东人，自幼都深受广东先贤诗歌传统的影响。他们既是极富才华的杰出诗人，同时又是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其中康、梁还是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领导者和风云人物。这些因素的综合，使他们的诗歌创作带上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与创新色彩。

1黄遵宪

在倡导“诗界革命”的诸子中，黄遵宪是较早提出革新观点并在诗歌创作中取得成就最大的一位。他在少年时期，就已“有别创诗界之论”，后来又认识到诗歌改革社会的功能。他说：“诗虽小道，然欧洲诗人，出其鼓吹文明之笔，竟有左右世界之力。”他在21岁时所写的《杂感》诗中，明确提出“我手写我口”的观点，主张用通俗语言入诗，后来又进一步主张表现“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并认为中国历代诗歌之所以能够各具特色，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历代诗人的创意革新，虽然学习古人，但不受古人拘牵。在《与丘菽园书》、《与朗山论诗书》、《致饮冰主人手札》以及《人境庐诗草自序》、《日本杂事诗自序》等文中，可以大体上看出黄遵宪的诗学观。

黄氏诗作取得非凡之成就，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作为外交官，遍历日本、东南亚及欧美各国，感受世界政治风云变幻，目睹世界各国的奇异风貌，领悟新旧文化更替变革的普遍规律。因此，黄遵宪诗歌在取材上大大扩展了传统的范围，无论古今中外、政治军事乃至文理学科的事名物名，他都能贴切地写入诗歌，使其诗作充分地表现出时代的新潮流和新貌，有着极为丰富的时代内容和极为开阔的诗歌意境。

在诗歌形式方面，黄遵宪在继承古典诗歌特别是楚骚乐府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其长篇歌行，往往“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化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汪洋恣肆，变化多端；短篇律绝，也颇多“精深华妙，异境日辟”之处。丘逢甲、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他都有极高的推崇评论。

同时黄遵宪把岭南雄直诗风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他深受家乡嘉应州地区的民歌影响，也受到同乡前辈诗人宋湘的影响。与宋湘一样，他有着报国经世的热切愿望；有着埋头苦干、踏实负责的积极精神；有着对民生疾苦的同情，对民族兴衰的关切；还有着豪爽开朗的个性。所不同的是，生于近代社会中的黄遵宪，比宋湘有着更为丰富的阅历，更先进的思想和更为广博的见识，因此，他对诗歌革新有着更自觉和更强烈的追求。黄遵宪的诗歌创作给岭南传统的雄直诗风带来了崭新的意蕴和独创的形式，适应了诗歌发展的方向，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对岭南乃至全国诗歌发展的贡献，当然要远远超过宋湘。

2丘逢甲

丘逢甲于同治三年(1864)出生在台湾苗栗县铜锣湾，后移居彰化县，在台湾长大并步入仕途，按理说是属于台湾籍的诗人。但丘逢甲的祖籍在广东镇平(今蕉岭)，到曾祖时才移居台湾。因而与广东文化仍然有着天然的联系。特别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夏秋之际，他在台湾领导抗战失利。内渡抵镇平祖居之地，时年32岁。此后直到民国元年(1912)49岁时卒于镇平故居。他的后半生都是在广东度过的。民国政府成立，丘逢甲又作为广东代表而赴南京参与组织临时中央政府。从现存的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看，所收基本上是内渡后身居广东时所作。从以上诸因素综合考察，可见丘逢甲深受岭南文化的熏陶，深受近代广东革命风气的影响。他后期生活和诗歌创作皆在广东，是近代杰出的岭南诗人。

丘逢甲的诗作英气勃发，雄豪激越，被誉为清末诗界革命的巨子，受到近现代诗人的高度推崇。黄遵宪承认丘诗与自己的诗可以并驾齐驱，不分上下。黄遵宪：《与梁任公书》。《梦苕庵诗话》中推介道：《岭云海日楼诗钞》，沈雄顿挫，悲壮苍凉，感怀旧事，伤心时变。激昂不平之气，真切流露，似陆剑南，似元遗山。梁任公称天下健者，潘飞声称其长篇如长枪大剑，武库森严；七律一种，开满劲弓，吹袭铁笛，真成义军旧将之诗。确实，读丘逢甲诗如临硝烟弥漫的战场，如入琳琅满目的武库，其中对台湾沦亡的悲愤表述得最为沉痛，报仇雪耻的意愿也表达得最为激烈。如6首《离台诗》中“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卷土重来未可知，江山亦要伟人持”；“我不神仙聊剑侠，仇头斩尽再升天”数联，赤诚肝胆，顿挫而出，悲愤之气，腾跃盘旋，是传播士林、脍炙人口的名句。内渡后十几年中，丘逢甲念念不忘雪国耻，反复抒发愤激情怀，如七绝《春愁》写道：“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心惊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七律《愁云》写到：“愁云极目昼成阴，飞鸟犹知恋故林。破碎山河收战气，飘零身世损春心。封侯未遂空投笔，结客无成枉散金。梦里陈书仍痛哭，纵横残泪枕痕深。”再如《韩江书感》、《山村即目》、《有书时事者为赘其卷端》、《往事》、《秋怀八首次覃孝方韵》等诗篇，皆写得血泪迸发，感人至深。

丘逢甲的诗作，显示出狂飙勃发的特色。在诗情苍凉激越、沉郁雄厚方面，丘逢甲比黄、康诸大家表现得更为精彩突出，也更为淋漓尽致。

在诗界革命的时代潮流中，丘诗同样也尝试着“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并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如其《澳门杂诗》、《七洲洋看月放歌》、《饮香江酒楼即席作》、《舟过麻六甲》、《槟榔杂诗》、《舟泊吉隆》等诗，写沿海和域外风光，融入当代新名词，反映当时新面貌，语言生动，颇多情趣。

黄遵宪和丘逢甲都是近代诗坛上的杰出诗才，都称得上是诗界革命的魁首，他们的诗作代表了近代岭南诗歌的最高成就，从诗歌描写的内容看，黄、丘两人的诗作都堪称一代诗史。在记载时代风云变幻新旧事物交替，特别是在反映尖锐的民族矛盾和反侵略战争等方面，黄、丘的诗作皆有着大量生动的描写。黄氏诗中所反映的大都是维新改良时期的社会风貌与社会心态；丘氏亲历台湾沦陷前的浴血抵抗，其诗侧重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罪行与表现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抗击侵略者的英勇气概。诗人生活的时代氛围与社会环境不同，诗人描写的生活内容与心理感受不同，就导致了黄、丘诗歌在描写风格上的不同特色。概言之，黄遵宪“性情深厚，识力坚卓，故能以雄直之气，达沈郁之思”。吴德潇：《人境庐诗草跋》。所以黄诗中颇多气势宏伟、境界开阔之作，往往把新思想、新事物铸入旧格式，又从熔铸百家、斟酌乐府中化出新诗篇。比如其《罢美国留学生感赋》、《逐客篇》、《越南篇》、《冯将军歌》、《锡兰岛卧佛》、《番客篇》、《度辽将军歌》等等，皆为感时而发、缘事而作的长篇佳构。就是一些描写个人家事与友朋交谊的诗篇，比如《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也写得细腻如绘，生动感人。这些地方都表现出黄诗气韵灵动、内容质实的特点。黄行简对丘逢甲的评价则是：所为诗才思横溢，控送如意，尤精对仗。虽恢诡不如黄遵宪，而矞丽亦往往胜之。唯乙未诸诗，则沉郁苍凉，如《伊州》之曲，读者辄坠泪，后来所不及也。翻检丘氏《岭云海日楼诗钞》，可见其在台湾沦陷后的深沉故土之思，以及报国无门的抑郁愁苦之气，皆尽情于诗中盘旋冲突，时常喷发而出，带上极为浓烈的感情色彩。与黄遵宪相比，丘逢甲的诗作虽然也时常在纪时事叙真情，但他所表现出来往往是大痛大悲的强烈情感，并且在表现过程中极尽纵横捭阖直抒胸臆之能事，从而使其诗作显示出苍凉悲壮、气势充沛的特点。如《离台诗六首》、《题兰史独立图》、《送颂臣之台湾》、《春愁》、《秋怀》、《梦中》、《题沧海遗民台阳诗话》、《闻海客谈澎湖事》等诗篇，都表现出这样的悲亢激昂的抒情特色。正因如此，清末倡导革命的南社诗魁柳亚子就特别赞赏丘逢甲的诗歌，其《论诗六绝句》云：“时流竞说黄公度，英气终输仓海君。战血台澎心未死，寒笳残角海东云。”确实，在风云翻腾的革命时代，丘逢甲的诗歌具有更强烈的情绪感染力，也具有更直接的宣传鼓动效果，这就使得这位抑郁不得志的英雄诗人从清末至今一直受到人们的普遍崇敬。

3康有为

康有为诗歌在创意以及革新意识等方面都与黄遵宪诗有着相通之处。康氏也主张诗歌要反映时代的新精神，写出当今世界的新面目，他在《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宣》中就直吐心愿：“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由此他也反对拘泥于古人诗歌的樊篱：“意境几于无李杜，目中何处着元明。”主张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采用新的艺术表现手法，着力创造出雄奇新异的诗歌意境。

康有为颇好吟咏，然诗作散失甚多，今存诗千余首。随着诗人境遇的变化，他的诗可以分为戊戌以前、流亡海外以及辛亥革命回国后这三个时期。每一时期的诗歌内容和艺术风格皆有较大的不同，而以流亡海外期间所写的诗数量最多，独创意境最佳，诗歌成就也最为突出。如果说，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的诗作志气豪迈、意境雄阔，表现出革新者的一种飞动磅礴的气势和积极向上冲破拘束的解放精神，那么他在流亡国外后的诗风就变得颇多悲慨之气，同时，又用奇特瑰丽的诗笔，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异国的风土人情和社会景观，极大地扩展了传统山水诗的题材范围。总之，康有为的诗歌，是他“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所见所闻所思所唱的产物，也是其一生政治活动、思想志趣和艺术才华的结晶。他的女儿康同璧、高足梁启超以及近代著名诗论家陈衍等人对他的诗作都有精到而全面的评价，今人的评述也不在少数，足见康氏诗歌的成就与影响之大。

康有为早年从学于岭南著名学者朱次琦，思想和学业都深受其影响，诗歌创作的风格上也颇受到朱氏诗学观及诗歌风格的影响，这是应该注意到的。当然，康氏诗作成就大大超过了其师，在政治改良方面的影响更是达到了举世瞩目、青年师表的程度，这些远非朱氏可以相比。康氏门生中，颇多能诗者，梁启超之外，还有潘博、麦孟华等人。潘、麦以词名显一时，诗也意气纵横，颇有造诣。康有为曾亲自编辑他俩的诗词为《粤两生集》，亦为岭南文坛上的一件盛事。

同样作为近代著名政治活动家和学者，康有为与黄遵宪的诗歌可谓同中有异。比如他们诗歌的创新精神是一致的，但在写作方法上有所不同。黄诗较为注重叙事纪实，而康诗(特别是戊戌变法前写的诗)则较为注重表现一种磅礴的气势，而不侧重于具体描写。相对而言，康诗带有更浓郁的浪漫气息，至于诗歌语言，康诗也更多瑰丽文辞，不像黄诗那样自然自在，通俗明白。

4梁启超

梁启超作为近代政治维新与社会改良潮流的领袖人物，与其师康有为齐名，更以“诗界革命”理论彪炳于史。

关于梁启超的诗歌创作，近人汪国垣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有评价说：“新会(梁为新会人)向不能诗，惟尝与谭浏阳、黄公度鼓吹诗体革命，著为论说，颇足易一时观听。返国以来，从赵尧生、陈石遗问诗法，乃窥唐宋门户。《游台》一集，颇多可采。惟才气横厉，不屑拘拘绳尺间耳。”实际情况也大致如此，梁氏虽热心倡导“诗界革命”，但自己并不以诗人自居，其诗歌创作起步较晚，成就不如黄、丘、康氏。诗歌实非梁氏所长，其诗作影响远不如其新体散文那样著称于世。尽管如此，梁氏诗歌还是进行了诗意、诗体和诗境多方面的革新尝试，努力创造“旧瓶装新酒”的新派诗。他积极改造旧体诗形式，熔铸新思想、新知识、新名词和民间口语入诗，写出了不少成功的佳作。其《雷庵行》、《读陆放翁集》、《太平洋遇雨》、《东归感怀》、《澳亚归舟杂兴》、《自励二首》、《爱国歌》、《朝鲜哀词》等诗，或抒发改革政治的志向，表现积极进取的精神；或表现忧国忧民的悲愤感慨；或讴歌新思想和新文化；或鼓吹弘扬爱国主义激情等等，都是“诗界革命”浪潮中涌现出来的上乘之作。

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最初陆续发表于《新民丛报》半月刊上。他利用这个宣传阵地，采用诗话的形式，积极鼓吹诗界革命，总结新派诗的创作经验，校正诗界革命的方向，对当时诗坛起到相当大的激励作用。梁氏这本诗话不仅保存了近代诗歌史上的不少宝贵资料，而且还集中表现出近代维新派文学思潮一些崭新的理论特色，因而在中国文论史上也有着很重要的地位。

从近代岭南黄、丘、康、梁四巨擘的诗歌创作和理论中，可以很明显感受到时代风云的翻卷激荡，认识到新派诗人在诗歌内容、诗歌结构、诗歌语言等方面的大胆革新。他们在诗歌理论上都主张熔铸百家，主张广泛学习古典诗歌的各种传统风格。在评古论今中往往也承认各种传统诗歌风格的美学价值，但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还是反对轻柔靡曼的诗风，倡导激昂蹈厉的诗歌风格。这是他们对岭南诗歌“雄直”诗风传统的继承，也与他们重视在诗中表现时代风云、抒发爱国思想与激励尚武精神是分不开的。古人的“雄直气”，到了诗界革命诸公笔下，就发展成雄阔铺陈的诗风，带上了鲜明的近代革新色彩。这是近代岭南诗派的总体特点，也是近代岭南杰出诗人对岭南诗歌乃至对全国诗歌发展的巨大贡献。虽然戊戌变法以失败而告终，虽然康、梁等人晚年都趋向于保守消沉，但被他们激发起来的岭南雄直诗风，却一直兴盛不衰。岭南诗坛上不断出现意气豪迈的诗人，如廖仲恺、胡汉民、朱执信等，他们都不以诗人自居，也决不斤斤于学唐学宋，而是以诗歌抒发壮志豪情，不断谱写出岭南诗歌雄直气的新声。

三、岭南“清劲”诗风

近代岭南诗坛上虽以雄直诗风最为著称，但传统的“清淡”诗风并没有减弱声势，反而经受近代风气的影响和雄直诗风的渗透，演变成一种清劲峻峭的诗风。这种诗风虽然没有像“诗界革命”运动那样轰轰烈烈，声名显赫，但由于其历史悠久，深入文人之心，所以对近代岭南诗人的影响，并不在“诗界革命”运动之下，同样具有广泛的影响范围与强大的创作实力。其杰出诗人有朱次琦、陈澧、梁鼎芬、曾习经、黄节和罗惇曧等。

朱次琦为道、咸年间岭南著名儒者，有着多方面的学术成就。他一生励志笃学，倡导经世救民，讲究人品风节。他的诗历学古贤诸家，终而自成一体，颇能表现出诗人诚挚坦荡的胸怀和奇特浪漫的情趣。从现存朱诗面目看，他主要继承了从《楚辞》到张九龄、屈大均、黎简等岭南诗人的优秀传统，韵清格高，时露峻骨劲气。

与朱次琦同年谢世的陈澧是近代广东另一位博大旁通的著名学者，其诗歌中最为成功的是一些表现出清劲骨力的作品，如《秋夜即事》诗云：“中秋一醉不嫌迟，莫负今宵把酒。人有幽怀爱深夜，天将明月答新诗。四山雨气全成水，一桁楼阴倒入池。野鹤闲鸥都睡了，此时清兴有谁知？”此诗浮想联翩，贯通天地古今，创造出一种宁静深邃的诗歌境界，又包含着深挚情感的潜流。这是诗人清澈幽怀的艺术写照，也是他高尚人格精神的形象体现，堪称清劲诗风的代表作。

被称为“近代岭南四家”的梁鼎芬、曾习经、黄节和罗惇曧，他们的诗学主张、创作方法与诗歌成就等方面都有着很大差别，但在表现清劲诗风方面，又颇有相似之处。四家中的黄节，把雄直与清劲诗风融为一体，兼采百家而又独辟蹊径，其艺术成就在同时期的岭南诗人中是出类拔萃的，在近代中国诗坛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总之，近代是“岭南诗派”最为成熟鼎盛的阶段，也是岭南诗歌创作最为波澜壮阔的时期，岭南文化的精神传统和独特风格，在近代岭南诗歌中得到了辉煌和充分的表现。

第十四章 文学

岭南文学与整体岭南文化一样，有一个逐步崛起的过程。古代的岭南文学，主要是散文与文学批评，其发展相对滞后于内地中原和江南。这与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一致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岭南文学就没有自己辉煌的历史，更不意味着，岭南文学不曾有独步文坛的佼佼之作。尤其是中国文化重心南移，加上西风日渐，外来先进文化率先在岭南“登陆”，岭南文学更是独树一帜，不仅有了梁启超这样堪称中国近代的文化大师类的人物，而且有了一批敢于探索创新、堪与内地名家一争高下的大文学家吴趼人等。一如康有为诗中所称“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奈小说何”，“方今大地此学盛”、“欲争六艺为七岑”。可以说，正由于梁启超“小说革命”的理论先行，才催生了近代岭南文学的转变和创作高潮。

一般来说，屈大均《广东新语·文语》大致理出了岭南文学的发展脉络。但其“文”与文学却有不同的内涵，包括了众多文化典籍，乃至经、乐、碑、铭以及方言种种。而本书又已将诗歌、学术等分章论述，所以，本章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散文、小说及文学评论和理论上。

第一节 汉代岭南文学发萌

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文语》中称：“南越文章以尉佗为始，所上汉文帝书，辞甚醇雅”。岭南文学以此篇为始，当无异议。其理由还可以补充一二。即此文“明哲炳于机先”，“变逆为顺”，保岭南数十年“相安于无事”；同时，“重其文亦重其智也”。尽管是“报告”，堪可列入文学之中。

其间史实，本书已在前有所叙及。这里仅就文章评述。本来，陆贾再度到岭南，责备赵佗背信弃义，赵佗却靠此文，归服汉文帝，避免了战争惨祸，可见文章之恳切与机智，且文采斐然。如文末称：

“老夫身定百邑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然北面而臣事汉，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于今抱孙焉。然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汉也。今陛下幸哀怜，复故号，通使汉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

凭此，屈大均评述其：“君臣之间，以至诚感应，如响与声，信一时之盛事也。”对此文作南越文章之始，当是有力的推崇。

而汉代散文遗留至今仍朗朗上口的，当数郭苍的《汉桂阳太守周府君碑》文，内中关于六泷山水一段，深得屈大均赞赏，认为“六泷山水之胜，形容殆尽，其才亦扬雄之亚云。”见下——

“其水源也出于王禽之山，山盖隆崇，峻极于天；泉肇沸涌，隅陬雍遏，由未聘焉。尔乃溃山钻石，经营沟畛，激扬争怒，浮沉潜伏，蜿龙结屈，澧陵郁浥，千渠万浍，洛聚沿涧。下迄安聂，六泷作滩，湍漱蚤蚤，云云潺湲，虽《诗》称百川沸腾，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盖莫若斯，天轨所经，恶得已哉！故其下流注也，若奔车失辔，狂牛无縻，击揖忽舻，陆不相知，及其上也，则群辈相随，擅挽提携，唱和慷慨，沉深在前。或其败也，非徒丧宝玩，陨珍奇，潜珠贝，流象犀也。往古来今，变其终矣。”

关于郭苍，有《广东新语》记载：“东汉郭从事苍，字伯起，曲江人，以博学能文举茂才，为荆州从事。”上引文对山势、水流的描写，对渔夫历险之际仍唱和慷慨的激赏，均跃然纸上。

以上两篇，均为屈大均所引，而著有《南裔异物志》，且作为历史上有著作录并传之后世的岭南人中，则数杨孚为最早。这里不录他的非文学类，仅引一篇百余字的《谏止用兵疏》，可知其功力——

“臣闻创业用武、守业尚文。故周胜殷则有‘载戢干戈’之颂。太宗息兵，尝言‘自胜衣冠，念不及兵’。先帝继述，敌来则应，未尝先伐。故‘孝章’之谥，追配‘孝文’。诗曰：‘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又曰：‘倬彼云汉，为章于天。’二帝之谓也。愿陛下绳美祖宗，毋轻用武。”

其间引用的典故有近十个之多，言简意赅，引经据史，颇为雄辩。杨孚为南海人，东汉章帝朝举贤良，他参加对策，被拜为议郎，此文是劝汉和帝息兵，毋伐匈奴，“尚文守业”。

以上三篇，当是开岭南文章之先的杰作，堪可细细品味。

汉代文学，重要的还有“粤人文之大宗”陈钦、陈元父子，因第十章已详述，不赘。

第二节 唐代岭南文学的足音

诗名高于政声的张九龄，其文章在唐代岭南同样是首屈一指。《张曲江集》录其文260余篇，不少是应制之作，亦不乏名篇，《大唐新语》中引张说的话，称其文章“如轻缣素练，实济时用”，视为其特色。

张九龄文章以《请诛安禄山疏》最为闻名。他先指出“伏以春生秋杀，苍天之大权；罚罪赏功，圣人之巨柄”。而安禄山“失律而逃，更当惩戒”。此人“狼子野心，兽面逆毛……为贼败，挫我锐气，……禄山不宜免死，况形相已逆，肝胆多邪，稍纵不诛，终生大乱”。

张九龄犯颜力谏，体现出一位政治家的勇气，尤其是远见卓识。假如唐玄宗接纳了他的进谏，恐怕也就不会有10余年之后的“安史之乱”了，盛唐也不至于早早终结。

张九龄的《开凿大庾岭路序》在岭南可谓脍炙人口。他身体力行，亲自督率这一浩大的工程，化崎岖小路为坦坦通途，功不可没，其文也大气、简练、明快，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兼文献式的记叙文。诸如“行径夤缘，数里重林之表；飞梁嶻，千丈层崖之半”，至“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绘声绘影，很是逼真。

他的《上姚令公书》，对名相姚崇的用人失当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又入情入理。“夫见势则附，俗人之能世；与不妄受，志士之所难也”。致使姚相作书为答，称“持当座右，永为身宝”。而《白羽扇赋》，借物抒怀，有感而发，自是预感到自己“纵秋气之移夺，终感恩于箧中”的命运：

“当时而用，在物所长。彼鸿鹄之弱羽，出江湖之下方。安知烦暑，可致清凉。岂无纨素，采画文章。复有修竹，剖析毫芒。提携密迩，摇动馨香。惟众珍之在御，何短翮之敢当！而窃思于圣后，且见持于未央。伊昔皋泽之时，亦有云霄之志。苟效用之得所，虽杀身而何忘。肃肃白羽，穆如清风。纵秋气之移夺，终感恩于箧中。”

另一篇《岁除陪王司马登薜公逍遥台序》亦有异曲同工之妙。薜公逍遥台历历在目，令人勾引起怀古之幽思，“薜公不容隋季，出守海隅……岂作台榭以崇奢？盖因丘陵而视远。必有以清涤孤愤，舒啸佳辰，寄文翰以相宣，仰风流而未泯。”实是以薜公为自喻。序中文采飞扬，慨叹良深。

一代名相，能留下诸多诗文，文声盖过政声，九泉之下也当可欣慰矣。

继张九龄之后，有刘轲、赵德，为《广东新语》所列举。刘轲曾被称之“文章与韩、柳齐名”，但传下的文章却不多。其《农夫祷》，以寥寥数段，则把唐代农民的凄惨境地以及微薄的渴求表现得很充分：“田无耕夫，桑无蚕姬。疠疫疮痍，一方尤危。……王师有征，群盗继诛……”

另篇《上崔相公书》，则见其忧国伤时，仰慕清名之心。屈大均称“君名动一时，人谓曲江公之后。”

屈大均称“潮之文自德而始”，指的是赵德。其“有《文录》一序，可与《昌黎集》并传。”指的是韩愈被贬潮州，赵德为其编为《昌黎文录》并作序，称韩文“光于今，大于后，金石焦烁，斯文灿然，德行道学，文庶几乎古”。赵德为传播韩愈之学，无意中把自己名字也写上去了。

五代，《广东新语·文语》中仅有“钟左丞文”条，“南汉主刘晟喜其才思敏捷，诰敕碑记，多命为之。游碧落洞有《云华御室记》”，文称设坛场陈斋醮之际，“烃霞缥缈，众仙萃至，百兽率舞，洞府喧阗。”钟允章为南汉翰林学士，侍臣，后被宦人诬陷入狱，又被友人出卖，终招族诛，一代文才，就此寂灭。屈大均叹曰：“南汉五十余年无文章，惟左丞微见华藻。”

第三节 宋代岭南文学的发展

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及至北宋，欧阳修更发起了古文运动，力倡学习韩的“文从字顺”、“务去陈言”的文风。在岭南，其身体力行者，当数余靖。余靖为北宋名臣，曲江人。欧阳修称他“为人质重刚劲，而言恂恂，不见喜怒。”当推为宋代岭南文坛的第一人。

他在《宋太博尤川杂撰序》中，力主“夫文者，经世之具也”，写文章应“究当世利害，著之篇牍”。并且在《宋职方忧余集序》中，主张“君子之道，行之当世以为范，言之后世以为稽。词章之作，寄谋赏而明教化也……”，很是重视文章的现实功用。

他的《清箴》，行文短促，语句精练，寓意深远，且切中时弊，是他《从政六箴》之清、公、勤、明、和、慎之一。短短百十个字，当是其清正的缩影：

“政为民纲，清本士节。立于寡过，先乎自洁。根不坚固，枝必颠折。勿谓何伤，多其藏者厚其亡；勿谓终吉，悖而入者悖其出。金满堂而莫守，玉无胫而能走。君子临财，贵乎无苟。幽有鬼神，明有斧钺。贪被赇饷，过乎豪夺。罪盈于贯，阳诛阴罚。何如砥砺，清名不灭。”

作为朝中有名的直臣，正可谓文如其人。

他的史论《秦论》上、下两篇，对秦之勃兴而又二世而亡，不拘陈说，鞭辟入里，见解独到，严谨精当。而作为哲学名篇《正瑞论》，一样文采斐然，是上乘之论著。其《韵州新修京楼记》，韵味很足，乃文学杰作，“飞轩缭砌，一望四野。重峦复岫，周遭万形，烟颜雨态，远近异色。溪流浼浼，逗碧洄清，鸟声渔唱，出入杳冥”。诗情画意，尽在其间。他其余诸多游记，也一样错落有致，相映成趣。这里就不一一提及了。

崔与之，增城人，乃南宋名臣，政绩彰著，死后谥“清献”（献，贤之意），与张九龄合称“岭南二献”，有《菊坡集》传世。其诗名更著，但文章也不弱，人称其行文“明白谨严”，其代表作《论人才用舍行政得失疏》，犯颜直谏，对无视人才、偏听偏信、专横独断的皇帝提出尖锐批评：“至于敢谏之臣，忠于为国，言未脱口，斥逐随之，一去而不可复留。人才岂易得而轻弃如此！”并告诫道：“大抵独断当以兼听为先，傥不兼听而断，其势必至于偏听，实为乱阶。威令虽行于上，而权柄潜移于下矣。”今日听来，同样振聋发聩。据传宋理宗“览奏嘉叹”，颇受感动。文天祥亦云：“菊坡翁盛德清风，跨映一代。”

宋代文胜于诗者，则有李昴英。李为番禺人，继崔与之后，也对宋理宗犯颜直谏，终得罪了这位夸奖他“切直”的皇帝，辞官归田。

对李昴英的文章。其门人有评：“刚方正大之气，幡郁胸次。泄而为文，光芒自不可掩。大者中圭瓒，小者锵珮环，奇峭者如怪石之倚断崖，清丽者如明星之炯秋汉。进而立朝，则论奏丹青，言言药石，皆足以裨主德，格君心；而深衣独乐，则嬉笑怒骂，字字箴规，皆足以植民彝、垂世范。”如《重修南海志·序》中，李昴英开门见山，“志州之土地风气，莫先于表其产之良，以矜式乎后生之士。此一书大纲领也。”点出了修志的要穴。不是光记录山川名胜，鸟兽草木，仅此，“焉用志！”

其《游忠公鉴虚集》更开篇明义：“君子立言，不独以书传也。苟于世教无关，于人国无裨，不过组篇缕句，落儒生口耳。虽或可托姓名以不朽，而萎然无复生意矣。”“窃谓文以气为主，犹林茂而影稠，浩然可塞天地，笔下流出，自无软腐语。”

其他如《宝祐甲寅宗正卿上殿奏札》，对国事痛心疾首；《论史丞相疏》、《贴黄论史丞相》、《列奏史丞相疏》、《再论史丞相疏》更痛斥权相史嵩种种劣行罪恶，表现出其疾恶如仇、刚正不阿的精神。

宋代岭南还有不少名家，如葛长庚，“放言高论，闳肆诡奇，出入三氏，笼罩百家，有非世俗所能者。”其《涌翠亭记》、《琴乐序》、《游仙岩记》、《云窝记》等，均文笔绝妙，汪洋恣肆。

区仕衡，顺德人，有《九峰集》三卷，其《送穷文》，表现了知识分子安贫乐道、追求人格理想的心迹，当可与韩愈的名篇《送穷文》相衔接。

赵必，东莞人，亦为南宋著名诗人，死不仕元，其文悲怆，有《覆瓿集》传世。他的《祭赵北山文》正值“国危莫医”之际，挚友北山病逝，写下此祭文，字字看来皆是血。特录如下两段——

“呜呼！兄有驰骋功名之志而无其时，有归去田园之心而无其机。十年湖海，国危莫医。瘴云之巅，鲸海之涯。穷天下之艰苦，极人生之辛悲。犹不为造物见容，遽然一疾，而至于斯！仆于北山，如兄弟然。此别千古，痛哉苍天！

“犹记夏初，兄弟邻居。昔之玉立，今也鹤癯。意其药笼之参苓，可以寿馀生而制颓龄。奈日羸于一日，龟于已而不灵。临诀欷歔，哽咽语余：‘死生数耳，累以妻孥。’古有托妻子于其友，吾特患吾力之无馀。经营后事，一如嘱书。衾不覆首，衣不蔽躯。所可怜者，三岁之孤。回首白云，万里丘狐。嗟夫！仆既不能为申屠蟠护丧归里之行，又不能为范云移丧归家之举。欲安厥灵，权殡浅土。今生以耒，费敢不助。瓣香束刍，老泪如雨。兄如有知，实闻斯语。”

此外，顺德人梁起的《与谢枋得书》，通过作者向抗元名臣谢枋得的表白，看得到他舍生取义的决心，可与《祭赵北山文》相媲美——

“迩者，闻元人征足下甚急，不佞亦与荐剡。足下将为田横客，豫让哭，抑终有蹈海之逃乎？一死生，齐顺逆，足下筹之熟矣。某蒙昧寡识，独恨不能随崖山之陨，苟全今日，负罪前王。所赖知某者唯足下，而知足下者亦唯某也。嗟嗟！舍生取义，千古纲常。昔程婴、公孙杵臼皆赵氏门下客，一死于十五年前，一死于十五年之后，万世皆不失为赵氏忠臣。某今与足下特未知死所耳。”

宋代的文章，多出于国家多事之秋，所以大都沉雄悲怆，义薄云天，亦感叹世事变迁，抒发离乱之慨。可惜数经兵燹，所存者寥寥，但有这么些足以彪炳史册的名作，岭南在这一历史时期，当为全国所瞩目矣。

第四节 明清岭南文学的亮色

明代的岭南文学比前朝有长足的发展，无论作家与作品的数量，都较前猛增，虽然不少为平庸之作，但不乏拔萃者，有的可在全国有一席之地，其风格各异、质量上乘，均是可圈可点的。

文学与社会发展未必同步。明初，朱元璋的极权统治，使大批文人学者遭虐杀，思想被禁锢。但好文章却时有出来。

顺德人孙，为明初著名诗人，为“南园前五先生”之首，其身世令人扼腕：虽中进士，为官一方，做了不少好事，最终仍逃不了朱元璋的酷政，被株连处死。在那种人人惟危的社会中，他的文章也同样透出无限悲凉来。连他刚刚考上举人时写下的名篇《夜游栖禅寺纪事诗序》，无论环境、人境、心境，都写得极为凄清，当是对未来命运一种预感。写境，“时薄寒中，霜月如画，山深悄无人声……林木沥淅作山鬼声，予毛发森竦……”；写人，“奇葩逸丽，光夺人目，风鬟雾鬓，飒然凄冷，殆不类人世中所见者”。所梦见的美人，却执著于追寻，“方将熔金而铸子期，买丝而绣平原”，“古人云：‘心诚同，百世通；不投机，促膝离。’千载而下，君之情思，惟妾知之耳。”故事貌似荒诞，但作者的精神寄托，却一望而知。

另一篇《祭灶文》显示了他刚直不阿、遗世独立的崇高品格。故《广州人物传》称他为文“初若不甚经意，而气象雄浑、兴喻深致，駸駸乎魏晋之风。”

与孙齐名的，有黎贞，世称秫坡先生，新会人，差点也遭杀身之祸，被诬告流放辽东。陈献章很推崇他：“吾邑以文行诲后进，百余年来，秫坡先生一人而已。”《秫坡集》四卷，“学所成就非一时流辈所及，发而为诗文，滔滔自胸中写出，无斧凿痕”。其中《溪隐记》，对梁翁住地的幽美环境及怡然自得的隐居生活表达了向往之心，实是对现实之不满的曲折反映。而《渔隐序》，亦提及严子陵垂钓，称士未遇时“隐于渔樵耕牧”，“实乃上天晦其迹，养其明而坚其志，将降大任于异时也”。他的《羊城八景序》，文字简洁、精当，颇见功力。

明中叶，丘濬、陈献章、湛若水等，均是身兼诗人、学者、文章大家于一身，本书诗歌篇、学术篇对他们有专门论述，在此仅述其对散文、文论等的贡献。

丘濬的散文，旁征博引、驱遣自如，像《长城议》历数修长城的史实，功与过，最后结论是：“长城之筑，虽曰劳民，然亦有为民之意存焉。”《藏书石室记》，则表达了一位长者对后一辈人的殷殷关切，颇为感人；道理也讲得丝丝入扣，令人信服。《曲江集·序》则提出，张九龄在为政、为文上，不仅是岭南、江南，而且“乃有唐一代第一流人物也。”

作为大学者、大思想家陈献章，在文论或诗论中都提出了与时俱进、且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观点。故以下引用其文论观，不惜多加录入——

受朴于天，弗凿以人；禀和于生，弗淫以习。故七情之发，发而为诗。虽匹夫匹妇，胸中自有全经，此《风》《雅》之渊源也。而诗家者流，矜奇眩能，迷失本真，乃至旬锻月炼，以求知于世，尚可谓之诗乎？

魏晋以降，古诗变为近体，作者莫盛于唐。然已恨其拘声律、工对偶，穷年卒岁，为江山草木、云烟鱼鸟粉饰文貌，盖亦无补于世焉。若李、杜者，雄峙其间，号称大家，然语其至则未也。

儒先君子，类以小技目之。然非诗之病也。彼用之而小，此用之而大，存乎人。天道不言，四时行，百物生，焉往而非诗之妙用？会而通之，一真自如。故能枢机造化，开阖万象，不离乎人伦日用，而见鸢飞鱼跃之机。若是者可以辅相皇极，可以左右《六经》而教无穷。小技云乎哉！

以上三段是陈献章《夕惕斋诗集·后序》中的文字，内中“枢机造化，开阖万象，不离乎人伦日用，而见鸢飞鱼跃之机”，后世一直推崇为至理名言。他的《湖山雅趣赋》，亦为散文之佳作，行云流水、自然超妙，意趣盎然。

其弟子湛若水，散文风格相近，有《湛甘泉集》，其中《琴川记》亦隽永超妙，把“心琴之道”娓娓道来；而《亲民堂记》，则不乏学者旁征博引、推理细密的文风。

明后期，社会愈加黑暗，特务政治甚嚣尘上。岭南作家偏顶风而上，以针砭时弊为己任，高风亮节，正气凛然，显示出南方人的“硬颈”精神。

霍韬，南海人，官累至礼部尚书，著作甚多，有《渭厓文集》等传世。他的文章，纵横捭阖，力透纸背，极为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尖锐矛盾。其《禁讹言疏》把嘉靖年间宫廷内外文武百官如何制造流言、颠倒黑白，借机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的丑态揭露得淋漓尽致，被视为一幅“官场百丑图”。其时社会，已是“贫难下户，卖鬻儿女，怨气塞天，感召灾变”了，可文武百官，照旧“如盗如贼”、“无极毒祸也”。其《救积弊疏》更力陈时弊，痛心疾首。还有《大疏议礼》二篇，作为其成名作，则以“圣贤之道”反封建礼法，力主“孝道”为重。

黄佐，香山人，进士，累官至少詹事，为明代著名学者，其主讲的泰泉学院培养了许多人才，“南园后五子”中有三位是他的学生。黄佐著有《广州人物传》、《广州府志》等，主编《广东通志》70卷，著作共260余卷。他亲自编定《泰泉集》10卷。后人评价他在明人之中，学问最有根柢，文章衔华佩实。《广州人物传》中，写人、状事，无不栩栩如生。如《周宪使传》，写了明代一位监察御史，刻画出其“冷面寒铁公”之形象，其“弹劾敢言，贵戚畏之”，奈何“直木先伐”，终被锦衣卫所诬陷，临刑仍大呼：“生为直臣，死当作直鬼。”

与黄佐齐名的同时代人郭棐，南海人，文献学家，曾师事湛若水，有《粤大记》、《岭海名胜志》等，一生著述极丰。《粤大记》32卷，内容包罗万象，既有学术价值亦有文学价值。人们常选用他的《广州太守周公传》，为不足500字的传记，仅用几则小事，却活画出一个好学、廉洁、勤政、爱民的清官形象，颇见功力，如：“或饥时遇公冗，袖出数钱市饼一二啖之，即不再食。署中每乏粮，不敢辄以白公，盖公不欲扰民也。”

明末，有“岭南三忠”，不仅奋不顾身，殉身于国家危亡之际，且留下了浩气长存的大块文章。“三忠”为张家玉、陈邦彦、陈子壮。张家玉在《与杨司农书》中表折心迹：“我辈做人，正于患难处做好题目，正于患难处见好文章。譬之雪里梅花，愈香愈瘦，愈瘦愈香；譬之霜林松叶，愈茂愈寒，愈寒愈茂。”陈邦彦在《与张侍郎书》中，也写得大义凛然：“……风靡世中，尚有强项男子如先生者，弟为不孤立矣！……然弟自料已决，成不成天也，敌不敌势也，姑置勿计……。”“三忠”均慷慨悲歌，从容蹈死，实践了他们的誓言。

明代，还有海瑞、袁崇焕等历史名人，留下不少雄文，谨记之。如海瑞的《治安疏》，袁崇焕的《督师袁崇焕奏对》、《遵旨回任兼陈时事疏》、《祭觉华岛阵亡兵将文》等。

明末清初，有“岭南三大家”，即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其文学均堪称大家。屈大均本书已在第十章中专论，不赘。陈恭尹《请恤疏》则详述其父陈邦彦起兵抗清、壮烈殉国事迹，写得深沉博大。

梁佩兰为陈邦彦弟子，南海人，有《六莹堂集》，他认为写文章，须重视平日学殖，师法古人，社会、自然与百家，“悠然畅然于中，而有以得其所为文也者。”文章标准当为：“文，欲其静以正也；又欲其奥以博也。静以正，则体严；奥以博，则其用广。”

与“岭南三大家”齐名的，有廖燕，曲江人，终生不仕，他博学能文，生性简傲。他在文论上的贡献，在岭南文学史上，当推前茅。如他说的：“不遇之文，其文必佳，盖其抑郁之气，尽发而为文故。佳者必传，是天将传吾文也。”《傅说论》一反千年陈词滥调，揭露了专制者“以梦愚天下后世”的真相，迄今仍不乏警策。他矛头直指科举制度与八股文，在《明太祖论》中称“故吾以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何等地清醒与透彻！

其小品散文，也一般短小精当、明快简捷，如他在《选古文小品序》中所称：“匕首，寸铁耳，而刺人尤透。”这里着重讲他的文论。他称自己“作古文必在患难后，病后，贫无立锥后，此三后者，固文章之候也。”乃承司马迁“发愤著书”观。他提出“读无字书”的著名观点：“无字书者，天地万物是也。古人尝取之不尽而尚留于天地间……故以文为学，则文虽至班、马，犹不免拾人唾余也。”他在金圣叹遇害后，即有《金圣叹先生传》，称其“领异标新，迥出意表，觉作者千百年来至此始开生面。”

到清中叶，岭南文坛亦出了不少名家、佳作。像林明伦及其《观水楼记》、谢兰生及其《苏瑞一先生逸事》等，黄丹书的《明经二樵黎君行状》、邵咏及其《存杜轩记》、吴应逵及其《哭杜雪斋文》、黄培芳及其《记汪瑚事》、吴兰修及其《邝湛若传》等，邓淳及其《说蚁》、《养拙斋记》、曾钊及其《思源桥记》、温训及其《记西关火》、陈在谦及其《梁菊泉传》、《东斋修竹记》等。以上只是摘要记下，难免挂一漏万。

而岭南小说，也在其间悄然逸出。

黄岩，程乡（今梅县）人，人称其著作等身，诗尤苍老，纯乎唐音。《岭南逸史》是中篇章回小说，凡28回。主人公是客家士子黄逢玉，以他与张贵儿、李小环、梅映雪、谢金莲的爱情、婚姻纠葛为主线展开，虽不脱才子佳人小说窠臼，但“千变万化而复无事荒唐”，很有历史真实感。又有引人入胜的情节，有一见钟情，以身相托；有瑶族女王亲自选夫婿；有生离死别，众女释前怨，共救黄逢玉的血战；还有黄逢玉荡平寇盗，等等，“标新领异，据实敷陈，堪与国史相表里”，写出了民族融合的历程。小说不仅运用了大量客家山歌，还使用了众多客家的方言土语，人物刻画，匠心独运，不失为南方一部有地方特色的力作。

清代，岭南还有一部小说《蜃楼志》，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仅有的一部描写早期外商与海关官吏的作品，对于中国走向近代进程的了解，此书自有难得的价值与分量。作者真名实姓与生平均无可考，但书中熟悉岭南之风土人情，可谓纤毫不爽。郑振铎为之抱屈，称“名作之显晦，真是也有幸与不幸之分的。”小说刻画当年的社会生活，颇有近代感，主人公苏万魁可谓第一位以“买办资本家”面目走入中国文学人物画廊中的人物。有钱而无地位，最后花钱捐官，由不受尊重的资本家又重新变回土地主——这实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悲剧。郑振铎称此书“无意于讽刺，而官场之鬼蜮毕现；无心于谩骂，而世人之情伪皆显。”

第五节 近代岭南文学的新变

进入近代，岭南更是最早直面列强侵略的地域，民族危亡，迫在眉睫，自嘉道以来上下酣嬉的局面一下子不复存在了。鸦片战争的爆发，志士仁人不仅被激发爱国之心，更痛切地感受到人民的苦难，更痛恨侵略者的暴戾，这也给有良知的作家、诗人以一个惊醒，以丰富的情感，以厚重的创作素材。在清朝统治者懦弱屈膝之际，他们用彪炳的诗文，表现了民族的大义，立起了铮铮硬骨；他们以诗文为战斗的武器，揭露英国侵略者的丑恶本质与滔天罪行，谴责清朝的腐败投降的可耻行径，并且痛斥鸦片所造成的祸害；同时，又以高亢的热情，讴歌广大人民群众反侵略的正义之战，痛悼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们……从而开创了近代文学史上“三元里诗文”的光辉一页，在近代文学史上成为不朽的篇章。

写下《三元里》名篇的张维屏（1780—1859）是番禺人。他中年入仕，却不愿穷征暴敛，告病还乡，改作教职。其诗名早著，享寿又高，成岭南诗坛大宗。林则徐、魏源均来粤拜会过他，颇有深交。

他的文章，亦负盛名，当时即有人言“意新格创”，有的文章更“如风行水，如水行地”，堪称一绝。与广府人诗文传统相关，其文颇见汉魏风骨，如《书黄仲则诗集后》等，但并不受骈偶之严格限制。他在《听松庐骈体文抄》自序：“《虞书》纪事，不少骈辞：《周易》文言，亦偶句，谓必单行乃为古文，是耳目之论也。骈体所贵，树风骨于汉魏，撷情韵于六朝，以意运辞而不由唐逮宋，风格近卑。然文章开降，与时推移，既有此体，遂不可废，持择者分别观之可耳。”

张维屏后，岭南出了两位大学者，陈澧与朱次琦。相伴更有不少文人骚客。人称陈、朱并出，遥与陈白沙相互辉映，为文坛一佳话。

陈澧作为学者，亦以能文著称，他的散文，风格苍健，文简意阂，脉理清晰，纡徐委曲，卓然自成一格，如《郑小谷〈补学轩文集〉序》、《书〈海国图志〉后呈张南山先生》、《书尉先生》等。

其时，不仅诗歌兴盛，散文亦繁荣，在陈、朱间，亦有梁廷枏、谭莹、汪瑔等一代名家。

梁廷枏（1796—1861），顺德人。入仕时颇留心时务，推许西方民主制，林则徐任两广总督时，他应邀入幕，对禁烟抗英，多所规划。其为广府著述大家，史学著作主要有《南越丛书》2种5卷、《南汉丛书》4种42卷，是古南越、南汉国史集大成者。还有《海国四说》、《夷氛闻记》5卷、《粤海关志》30卷、《海防汇览》42卷等。

谭莹（1800—1871）南海人。亦诗文并茂，著述甚丰，有《乐志堂文集》18卷、续集2卷，且为文献学者，刻书数百卷。

这里，不可不提作为近代中国的文化大师梁启超对岭南乃至中国文学的贡献。

梁启超散文成就最高，其所创制的“新文体”，更开一代散文之风，为历代文学史家所推崇。他才气横溢，下笔千言，一挥而就，动辄万字，力避古奥，务求平易畅达。这种“新文体”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他的名篇如《论自由》、《论进步》、《论毅力》等，均力敌千钧，很有鼓动性。尤其是他上书袁世凯，反对袁称帝后写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文辞犀利尖刻，令政敌胆寒。

他写了不少传记，也别开生面。而杂文，更是让人耳目一新，如《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等，“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他提出“小说界革命”，强调小说的社会功用，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所以“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格，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正是他，把历代正统文论所鄙薄的小说，上升到“文学之最上乘”的地位。这是他对中国小说发展的重大贡献。

他还倡言“文界革命”，力主革新文章内容，输入西方的文化思想，并且最早提倡白话文。

苏曼殊（1884—1918）当是中国近代文学中上一位诗僧、情僧、奇僧了。他博学多才，能诗会文，又擅丹青，精通多门外语，译有不少作品，当年，倾倒了一代青年读者。柳亚子曾用“不可无一，不可有二”来评价他，可见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怎样独特的地位。

他是香山人，名戬，曼殊是他出家后的法号。其父苏杰为旅日华侨，他生于日本，生母为日本人。他六岁随嫡母返香山，入乡塾，后至上海，从西班牙人庄湘博士习英文。以后，又到日本，再又回上海、下香港，19岁突然去惠州慧龙寺落发为僧。以后过上了亦僧亦俗的生活。他热烈追求爱情，却又出家为僧，从此浪游沪宁、湘浙、日本，南洋的新加坡、泰国、印尼等地，一生颇富传奇色彩。

他的文言小说写得缠绵悱恻。奇文莫如长篇《惨世界》，假托译书为名，把晚清社会时弊指斥无遗。后发表的《断鸿零雁记》等六篇文言小说，都是通过爱情婚姻悲剧的描写，旨在揭露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这些小说，无论情节上、人物刻画上，都已接近现代艺术形式和境界了。他把中西、古今各种表现形式引入小说创作中，对我国“五四”以来新小说的形成，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而称得上近代小说大家，且在中国小说史上有很高地位的，则有吴沃尧与他的名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在中国近代文学上，它与《官场现形记》一起构成了封建末世文学上一道风景线，与鸦片战争时的抗英文学首尾相衔，在岭南文学中熠熠生辉，在整个中国文学中异军突起。

由于这两部小说开了先河，类似的暴露性小说便接踵而出。一个很明显的地域特征是，这类小说均出现在南方，出现在穗沪一带，这是意味深长的。南方，哺育了康梁、孙黄等一代改良主义者、革命家和政治家，也同样影响到了文学家们。这是时代使然，也因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这类小说未出现于封建正统的北方，这却是必然的。鲁迅把这类小说叫做“谴责小说”（见《中国小说史略》）。

这类谴责小说把清王朝整个统治机构及当时的中国社会的黑暗、丑恶暴露无遗，这是一种绝望后的鞭挞，却也教人猛醒，对封建末世更为鄙视与仇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革命者、爱国者以及对未来抱有希望的读者来说，则有相当积极的作用。这是南方的反叛，不独是思想的反叛，也包括有文学上的反叛。谴责小说为岭南近代文学落下了辉煌的大幕。吴沃尧是最杰出的代表。

吴沃尧，原籍为佛山，所以有笔名“我佛山人”，其号为趼人。出生时，家道中落，就读于“人才最盛”的佛山书院，十六七岁往上海谋生，1897年，先后主《字林沪报》、《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笔政，声名日著。后致力于小说创作。他生在中国民族危机、外侮日著、事变迭起的岁月，忧心忡忡，认为“无开化，无进步”，便“不能维新”。所以，他用通俗小说来批判封建末世，从1903年10月起至去世前七八年间，发表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九命奇冤》，以及不少笑话、寓言、戏曲等，产生了很大影响。

其代表作，仍当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它与《官场现形记》于当时齐名，同为谴责小说的扛鼎之作，全书一百零八回，带有一定的自传性质。主人公“九死一生”，经历了自1884年中法战争至1904年前后20多年中国的动荡生活，有力地揭露了封建吏治的黑暗腐败，刻画了众多灵魂卑污的官吏的丑态，同时，也着力抨击了德行伦常的虚伪与沦丧。

其见识过人处，在他认为“商场”较“官场”干净，也就是“人的独立性建立在物的依附上”要比“人的依附性”（马克思语）要进步，这是很难得的；同时，他亦寄望于以“道德救国”作为“实业救国”相辅相成的措施。他在艺术上也勇于探索，有可喜的成就，如长篇用第一人称叙述法，在他之前实属罕有；艺术结构也自成一格。

吴趼人的《痛史》，作为历史小说，以南宋末年抗元斗争为背景展开，燃起火热的爱国激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发生了很大影响。

他的小说，在中国旧、新小说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对认识清末社会与探索中国小说发展规律，都有重大意义。

吴趼人之后，还有黄小配，番禺人，著有《洪秀全演义》、《廿载繁华梦》、《宦海升沉录》（即《袁世凯》）等十五种章回体中长篇小说，当时也有相当强烈的反响。

第六节 现代岭南文学的收获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5月11日，广州东堤便举行了几万人的国民大会，到会者以青年学生为主，得到了工农群众的支持。由此同时揭开岭南现代文学的新一页。正如茅盾指出的：新文学的提倡差不多成为“五四”的主要口号。

孙中山的助手朱执信，在北京直接参加了“五四”运动，拥护新文学，力主用白话写文章。正是他，用白话写下了岭南最早的新诗和小说，他的小说《超儿》，发表在《新建设》1919年第1卷第2号上，5千多字，是岭南人中最早用白话写的新小说。《超儿》附记说明，“惟欲于人生问题，稍引起读书界之兴味而已”，它尖锐地抨击和讽刺了“支配别人”的封建道德意识及极端利己主义的人生观，文章语言清新流畅，注重人物性格刻画，初具近代西方小说的结构和手法，在新文学中是不可忽略的启蒙开篇之一。

而成为岭南新文学第一位散文作家的，则是如今公认的我国民间文学大师钟敬文，他于1927年在上海书屋出版了自己第一本散文集《荔枝小品》，这也是岭南的新文学第一本散文集。在当时则誉为“新文艺的小品中的优秀之作”。他的散文，如《荔枝小品》、《再读荔枝》等，平和、冲淡、静默、夹叙夹议，却不乏热情，加以知识的广博，显得境界开阔，内容丰富，情景交融，颇有情趣。当时郁达夫称之为“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的后武”，这是恰如其分的。

张资平，早年留学日本，是我国现代文学中最著名的文学社团创造社的创始人“四大天王”之一，另三位是郭沫若、郁达夫与成仿吾。无论是从作品反映的社会问题，还是所描写的对象来说，张资平都是彻底平民化了，这与他深受当时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思潮分不开，他力主“身边小说”，便是这一审美取向的反映。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发表于1922年）以及众多名篇，如《梅岭之春》、《苔莉》，包括茅盾极为称道的《上帝的儿女们》等，均充分表现了他的艺术价值观。时人称道他运用白话文的流畅程度，在当时的小说家中首推第一，不似他人文白夹杂——换句话说，他最成功地把平民语言运用到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不仅语言，他的创作倾向、写实手法，以及早期作品中的人道主义色彩，都与他的平民思想分不开。在其作品中，充分表现了平民、市民无法摆脱的金钱压迫、情感变异这一系列“身边纠葛”。时人批评他专写三角恋爱，写人的原始性欲冲动，多少不够公允。当时的青年评论家李长之便提出过异议。毫无疑义，张资平小说在“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品中，其反封建、反对包办婚姻、争取自主、追求爱情等新价值观，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在揭露精神箝制以至性压抑上，更是当时不可多得的。

在当时的作家中，张资平出版作品的数量是最大的，影响也相当广泛。张爱玲在追忆其中学时代生活时曾称，张的小说她一本也不放过，也就是说，张爱玲后来成为名重一时的市民小说作家，则是从读张的小说开始的。二张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中市民小说的开拓者。

张资平一共出了二十多部中长篇小说。在短短的七八年间，不少作品，如《飞絮》、《最后的幸福》更是出了八版九版之多。除开所谓“恋爱小说”之外，他的主要作品，一类是留学生小说，他是留学生小说的开先河者，表现了“弱国子民”在海外的屈辱与对中国的怀念；二是前述的身边小说，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凄惨处境及“党国要人”的骄奢淫逸、横行霸道，另外还有若干揭露日寇的作品。

欧阳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他是湖北荆州人，原名杨凤歧，自小随养父到外流浪，先后到过北京、陕西、镇江、上海等地，最后于童年时来到广州，从此便立足于广州开始创作。早在1924年16岁读初二时，他便在上海的《学生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那一夜》。1926年，又在他主编的《广州文学》上连载了他第一部中篇小说《玫瑰残了》，这是广府新文学中第一部篇幅较长的作品。小说写了一个爱情的悲剧，要求冲出封建的罗网，得到人的尊严、人格的独立以及纯真的爱情。如他自己所说，“这种作品，只能对旧社会的一种愤怒的控诉，一种不平则鸣的呐喊，但如何改变这种贫困生活，出路何在，我是看不清楚的，指不出来的。”

1928年他到了上海，连写了七八部中长篇，成了职业作家。长篇小说《桃君的情人》、《爱之奔流》、《密斯红》则曲折反映大革命失败后革命知识分子隐藏逃亡的困境，但大都淹没在多角恋爱的纠葛中。

直到1931年，他创作才有重大转折，把视角转向工农大众，转向广阔的社会现实。中篇小说《竹尺和铁锤》直接描写了广州底层一群城市贫民悲惨的生活，及后来投身罢工斗争，作品对黑暗的社会发出了愤怒的控诉。另一个中篇《崩决》则是写西江决堤后，洪水冲毁了一切，村民们的挣扎与扶持，把当时人物的变态，华南乡俗、人情、社会百态交融在一起，作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中篇《鬼巢》则写了广州起义失败后，反动派是如何冤杀七百多无辜百姓的。他还写了大量的短篇小说，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罪行，表现了工农大众的不满与反抗。这些小说，艺术表现力丰富，技巧也日趋成熟，但为了避开当局森严的文网，写得有些难懂与晦涩。

抗日战争爆发后，欧阳山积极参与了抗日文化活动，辗转于广州、长沙、沅陵、重庆等地。先后创作了《三水两农夫》、《好邻居》、《爸爸打仗去了》、《流血纪念章》等大量反映抗战的大众小说，还写了一部描写农民在抗战期间所受的迫害及抗日要求的长篇小说《战果》。其笔下的人物，有落后、愚昧、自私的一面，又有纯洁、朴实、倔强的一面。他反映社会是多角度的，所塑造的人物也是多重性的，但他们都走向了抗日。

1941年，他与草明到了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后深入到延安县柳林子村南区合作社体验生活，写下了名著《高干大》。此书后来被译为俄、捷、匈、英、日等国文字，在国外出版。《高干大》描写了陕北边区合作化的巩固和发展，塑造了一个忠心耿耿为群众谋利益、差点为之丧命的普通农民共产党员高干大的典型形象。但他并非十全十美，如欧阳山在序中所称：“他原先是一个十足的农民，后来逐渐变成一个共产党员，但还没变完……”；“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一个可爱可敬的人，一个从贫瘠的土壤生成起来的英雄人物。”

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生活在广州，先后写出了中篇小说《英雄三生》、《前途似锦》、《红花岗畔》及若干短篇小说、散文、特写等。自1957年起，着手创作酝酿达15年之久，反映自1919年至1949年，我国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的史诗性长卷《一代风流》（后更名为《三家巷》）。它一共分5卷，为《三家巷》、《苦斗》、《柳暗花明》、《圣地》与《万年春》，约150万字，由于“文革”贻误，五卷直至1985年才全部出齐，历时18年。它代表了欧阳山最高的艺术成就，为世所瞩目。

《三家巷》（第一部）具有极其鲜明的广府文化特色，无论从语言上，还是对民俗风情的描绘上，都称得上出神入化。虽然后面几部情节发生的背景大都远离了广州，但仍可以读得出“广味”来，这种语言功夫的打磨，没几十年是办不到的，作家完成它时已年近八旬。可以说，工程如此浩大、历史跨度这么宽、反映的时代演变之巨，这五卷本在岭南文学中，是罕见的。

与欧阳山同时“出道”的女作家草明，顺德人，原名吴绚文。自小与母亲在乡间过着清贫的生活，深受母亲要自强、自立、自主的思想影响。她的家乡是以缫丝工业而出名的，她从小就生活在缫丝女工当中，非常同情她们的不幸。1928年，她考进广东女子师范学校，开始写小说，“少年时代乡下缫丝女工的苦难生活和她们倔强形象在我脑子里升华起来了”，所以，她第一篇小说便从这写起，而后一发不可收，《万胜》、《缫丝女工失身记》等等，发在欧阳山主编的《广州文艺》上。1933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在广州搜捕左翼作家，她与欧阳山一道，逃亡上海，加入“左联”，并在“左联”的刊物《文艺》上发表了《倾跌》、《进城日记》、《大涌围的农妇》、《没有了牙齿的》及续篇《绝地》等。

这些中短篇，大都以缫丝女工或其他工人的不幸命运为题材，对黑暗的社会做血与泪的控诉。随着思想的深化，后来的作品，则不仅写到女工的痛苦，更写到她们的觉醒与抗争。《绝地》正是她们上东江去，即到根据地去，从而“绝处逢生”——走向了光明。

她自己也走向了光明，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她同欧阳山一道上了延安，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此期发表有《陈念慈》、《平凡的故事》、《垫脚石》等作品。

由于长期与工人同呼吸、共命运，她在抗战胜利后，便到了东北，长期深入到工厂生活当中，其中最著名的有反映一个水电站如何在战后恢复生产的长篇小说《原动力》，被译成十多国文字，并被日本收入世界革命文库之中。后来还有长篇小说《火车头》、《乘风破浪》及《神州儿女》等。

她被誉为终生写工人的作家，虽然后期作品已远离了广东，但她早年对广府文学的贡献，作为广府作家的成就，应当写上浓重一笔。尤其是她描写珠江三角洲女子的系列作品很好地表现了20世纪初时南方女性的独立、自强的时代精神，是岭南文学中不可多得的瑰宝。

在革命时代成长起来的作家中，还有刘思慕，广东新会县人，早在1923年岭南大学读书时就开始了文学生涯。1932年，他游学欧洲，1933年归来，发表了十几篇欧行游记，后辑成《欧游漫忆》，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当时与朱自清的《欧游散记》、韬奋的《萍踪寄语》、李健吾的《意大利简游》、郑振铎的《欧行日记》、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等齐名。他以清丽潇洒、抒情诗一般的笔调，生动地描绘了异国风光，同时深入到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对希特勒建立法西斯政权的过程及接踵而至的重大历史事件，做出敏锐的社会观察与精妙的心理分析。如王瑶在为其《野菊集》作序时所指出：“这些作品不仅在现代文学史上是理应珍视的文献，而且在今天仍然有它的现实意义和美学价值。刘思慕的作品正是因为严于是非、邪正，敌我之辨，所以无论他写什么，都能娓娓道来，切中肯綮，而幽默和机智则自然地增添了文章的风采和力量。”

刘思慕40年代还有散文《樱花和梅雨》等。他是岭南文学中重要的散文作家，也是我国现代文学中不可或缺的散文大家之一，如王瑶所称，他的“这些作品在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上是有它的历史地位的。”

岭南现当代文学中另一位重要的散文作家黄秋耘（1918—2001），原籍顺德龙江，出生于香港，30年代即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抗战中，即用笔名发表了不少散文、小说与杂文，参加了《青年知识》等杂志的编辑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为中国作协《文艺学习》常务编委，后调到《文艺报》工作，历尽坎坷。“文革”中调回广东工作，参与主持修订大型古代汉语词典《辞源》工作。多次出国参加国际笔会历届大会。

其主要代表作有《锈损了灵魂的悲剧》、《丁香花下》、《往事并不如烟》，以及若干散文集、评论集、自选集等。

他的散文，如其代表作《丁香树下》末段所体现出的风格：“在我们一生中，生活有时会像河流一样，与另一条河流是合了，又分开了。带来了某一种情绪的波流，永远萦绕着我们的心灵……淡淡的，却难忘！”在平淡的笔触下，涌动着解悟了生活的情感的潜流。人们不会忘记，当年他的历史小说《杜子美还家》遭到激烈批判，则在于“为民请命”、“为民代言”。无疑，《丁香树下》所说的“在斑白的头发底下还保持着一个20岁小伙子般强烈的感情，这样的人是不会幸福的”，正是他个人创作的写照。

这种“淡淡的”，在其早年散文中，流露的是孤独、哀伤，即所谓“淡淡的哀愁”，尽管有人认为“不健康”云云，但钟敬文却认为，这反而“充满了真实感”，“是不容许我们蔑视的。”他在1948年出版了第一部散文集《浮沉》（人间书屋版）的确是真实反映了那个动荡年代知识分子内心的愤懑与苦闷。而1951年版的《控诉》，则以亲见亲闻为依据，笔锋尖锐泼辣，饱含情感，字字看来皆是血，不乏有力的控诉。而“淡淡的”演变至后面的《丁香树下》则呈现出了成熟的风格。

出生于香港，在新加坡长大，1932年回国的秦牧，原籍为粤东澄海。早在抗日战争时，便在广州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1943年开始发表杂文。抗战胜利后，在香港从事职业写作。后进入广东东江解放区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大学、报社从事文化教育工作。

他是我国当代文学中自成一家的散文名家。不少作品入选中学、大学课本，散文集《花城》、《潮汐和船》、《星下集》、《贝壳集》、《翡翠路》、《花蜜与蜂刺》、《长街灯语》等，成为南中国一道独特的散文风景线。他的散文作品寓哲理性、抒情性、知识性于一炉，文笔优美、娓娓道来，深受读者欢迎，其中也不乏批判性颇强的如《鬣狗的风格》等，表现出作家的风骨。

陈残云，广州市近郊人，在抗战之中他以诗歌步入文坛。最早的一部诗为《铁蹄下的歌手》，1938年出版，被称之为“热情呼唤抗战”的“新浪漫主义”。他的诗，一面似乎没多少火药味，内里却有“热情的跃动”。如“火的飞舞/力的飞舞/铁的飞舞/血和肉的飞舞/中国/伟大的灵魂！”大诗人蒲风甚至称这些诗能使人“感觉得出一种力量，一种新的滋味”，而且“这些东西，过去我们在田间的诗歌上，还找不出那么浓厚的坚强力。”战后，他转向小说，先发表了第一个中篇小说《风砂的城》，不久又创作了电影剧本《珠江泪》。

60年代初，他创作了长篇小说《香飘四季》。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这部小说受到了后人若干非议，但它与欧阳山的《三家巷》等作品，堪称广府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在这之前，如《香飘四季》这样带有浓郁的华南水乡风情、明丽的珠江三角洲特色的长篇作品，可谓罕见。它通过几对青年男女纯真爱情的描绘，表现出了一个全新时代广府这一特定地域人民的精神风貌——而这，却是不为历史所局限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全书的广府语言那种明快、流畅的风格，多少经过提炼的民间谚语可以说是随手拈来，跌宕生姿，更为全书增色。对于当过诗人的小说家来说，这部长篇的诗味、抒情味也很浓，仍不失过去朴厚凝重的特点。岭南如此有地方特色的作家，是不多见的。

他还与人合作有电视剧本《南海潮》，“文革”劫余，又出版了长篇小说《热带惊涛录》，仍笔耕不辍，不减当年的热情。已有《陈残云文集》多卷问世。

继诗歌的高潮之后，出现长篇小说创作的热潮，可以说是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文学成熟的标志。自“中国诗坛”诗派崛起之后，于抗战中后期至解放战争时期及建国后，颇具岭南特色的长篇小说也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高潮，陈残云、欧阳山、司马文森、黄谷柳等，都推出了自己的新作。

用广州方言写出来的，堪称广府长篇通俗小说扛鼎之作的《虾球传》，却是由一位客家人在香港写出来的。他叫黄谷柳（1908—1977），粤东梅县人。《虾球传》于40年代后期在香港著名的进步报刊《华商报》上连载。黄谷柳出生于越南海防市，少时于云南读书，1927年辗转到了香港，当过苦力，当过兵，1941年再至香港以写作为生。1947年他写了《虾球传》第一部《春风秋雨》，以后又连续写了第二、三部《白云珠海》、《山长水远》，共28万字。本还有第四部《日月争光》，后未能写出。

小说主人公虾球是个流浪儿，通过他辛酸的、曲折的人生，作者广泛地描写了香港、国统区广州、珠江三角洲一带社会生活，以及广东游击区的艰苦斗争。所写的人物，三教九流，形形色色，无不活灵活现，有着浓烈的广府地域特色，兼之连载稿用的是广州方言，通俗易懂，加上情节曲折复杂，悬念迭出，十分吸引人。

《虾球传》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在长篇小说上的大众化、民族化，尤其是地域化上，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与贡献。它继承了传统章回小说的笔法，又吸取了现代小说的优点，融入鲜明的地域色彩之中，别具一格，令当时的著名作家为之“惊奇”，认为“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作品，写广东下层市民生活，既有时代的特征又有鲜明的地方色彩，特别是文字朴素、语言精练。”（夏衍：《忆谷柳——重印〈虾球传〉代序》）茅盾更称“这在南方真是从未有过的事”，显示了现代小说“打破了五四传统形式的限制而力求向民族形式与大众的方向。”小说经过钟敬文介绍，由日本作家译成日文，名为《虾球物语》，后又译成英文、南斯拉夫文出版，并在国内改编成话剧、电视连续剧等。

《虾球传》对广东长篇通俗小说的影响，可以说一直绵延至今。郑江萍的中篇小说《马骝精》，可以说是《虾球传》的姊妹篇。不过，郑著更多得助于新的通俗故事形式，并且在运用广州方言上更为成功，人物对话活泼有趣。司马文森的章回小说《南洋淘金记》，也是这一类作品。

广东另一位著名作家吴有恒（1913—1996），恩平人。他的代表作《山乡风云录》，可以说是吸取了通俗小说、章回小说在悬念设置、情节铺排上的众多长处而写出的一部带有传奇色彩的当代长篇小说。它出版于60年代初，与之先后的有《三家巷》（第一部）、《香飘四季》等广府文学的力作，形成岭南文学在当代的一个长篇小说创作的高峰。这三部作品代表了这一历史时期内岭南文学的最高成就，并且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这个时期岭南的长篇小说创作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的，体现了岭南文学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又具鲜明的地域特色，证明了它是“这一个”，也不混同于国内这个时期的其他长篇创作。

这三部长篇小说的出现，标志了岭南文学进一步的成熟。个性化便是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而三部长篇，既有共同的岭南文化特征，又呈现出各自鲜明的个性色彩。《三家巷》语言的老到、色彩斑斓；《香飘四季》的清丽、明快；而《山乡风云录》的传奇性及所带的几分古朴，三者相映生辉，又各显神通。研究岭南文化，不可不在文学上以这三部为典范。我们不难把它们与大西北的《创业史》、潇湘的《山乡巨变》、华东的《上海的早晨》等有较鲜明地域特色的长篇小说分别开来，并且在对比中发现它们的不同。

第十五章 绘画与“岭南画派”

岭南绘画是中国民族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岭南画家和岭南绘画风格盛名海内外。据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手绘图案、玉石上的兽面纹、岛屿的凿刻岩画等具绘画意味的人工作品，以及几何印纹陶图案和岩画表现出来的抽象的图案化倾向，都具浓烈的地方色彩，而且秦汉以后渐趋丰富。汪兆镛《岭南画征略》云：“岭南画家，唐僧徽画龙，宋白玉蟾画梅、竹，皆著称于世。”明清以来，岭南画坛愈益兴旺，人才辈出，风格独特，异彩缤纷。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形成以“岭南三杰”(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为代表的“岭南画派”，使岭南画以自己独有的风格和个性登上中国画坛，与京、沪两地的绘画鲜明对比，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第一节 明代前的发展

迄今为止在广东境内发现的具有绘画意味的人工作品可以远溯至新石器时代，主要的类别有彩陶上的手绘图案、玉石制品上的刻划兽面纹以及沿海岛屿的凿刻岩画。这是广东绘画最幽远的源头。

与素面陶器和几何形印纹陶相比，广东出土的彩陶在数量上和品种上都很有限，在全国美术史上更是无法与黄河、长江流域的彩陶艺术相比。但从年代上看，仍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如在潮安陈桥村贝丘遗址出土的彩陶器就是公元前4000年制作的，与仰韶文化彩陶约同时或稍后。另一方面，广东新石器时代彩陶的艺术性未可小视，其地方特色是独具风格的。

在深圳盐田小梅沙海湾岸边沙丘中出土的一件圈足彩陶盘具有相当程度的绘画性。这件作品在暗红色的陶衣上绘画了三组赭红色的花纹，分饰于腹表、足表和足里。主体图案是两周方向相反的浪花纹，还穿插有浪峰纹和圆点。莫稚：《深圳市考古重要发展》，《文物》1982年第7期。从通体上下甚至表里均绘有图案来看，它与马家窑文化彩陶有相同的风格；而其充满曲线变化、巧布圆点、丰富而多变的构图等手法，只有庙底沟类型彩陶的植物纹可与之相比。

在曲江石峡文化墓葬中出土的玉、石琮，上有由圆圈和曲线组成的兽面纹，也反映了一定程度的图案制作水平。

岩画在岭南史前艺术中是一项重要的组成部分。香港地区已发现有较丰富的岩画遗存。东龙岛的“龙形”岩画、大浪湾的人形岩画、滘西洲的兽面纹岩画等，均有重要的历史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其年代估计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器时期。转引自陈兆复：《中国岩画发现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4页。

珠海高栏岛的几幅岩画中，有一幅是场面大、内容复杂的作品：“岩刻中人物和船形最为突出。人物有用粗线条勾勒的大型全身男人像，举手上扬，似作舞蹈状，旁边有女人坐像。……船身有华丽的装饰，周围有激荡着的波浪……作品表现的是一支在海上乘风破浪前进的船队。”转引自陈兆复：《中国岩画发现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7页。这些描述并非全无根据，隐约反映出一种主题性的创作念头，这在绘画艺术的发展中是极有意义的。

与我国其他各地的史前岩画比较，广东岩画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为抽象的图案化倾向，这与广东彩陶纹饰的特点较为一致。

先秦时代的广东，至今未发现绘画的遗迹。

秦汉时期，绘画艺术在广东取得了突出的发展，与中原秦汉绘画的发展也有着相应的联系。

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的墓室装饰壁画发现于前室。“周壁、室顶及面北两道石门上都施有朱、墨两色彩绘的云纹图案作装饰。”广州市文管会等编：《西汉南越王墓》（上），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页。现存朱色图案已模糊难辨，唯有墨色图案尚清晰。从现存这些壁画图案来看，圆转流畅的云纹既有其基本的造型规律，又在工致中富于自由的变化，很少母题图案的重复。运笔流畅，风格雄健，富有一定的艺术表现力。该室还出土有两套石砚，其研石和砚面都黏着一层黑中泛红的墨迹，很可能是作画后遗下的。

从艺术风格上判断，南越王墓壁画与秦国咸阳宫殿壁画在许多方面具有相同的特点，可以认为两者之间有着清晰的继承关系。

另一处目前所知的广东汉代墓室壁画发现于广州东郊龙生岗东汉前期墓中，“前室周壁原有彩画，已剥落，残留一小块红、蓝二色的卷云纹图案”。广州市文物志编委会：《广州市文物志》，岭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页。仅此而已。

雕刻在青铜器物上的绘画性图像，曾经是春秋战国时期绘画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岭南地区这种传统一直到汉代仍在延续发展。

在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东耳室出土的三件铜提筒中，较小的一件(B59)刻有羽人船图像，是内容复杂、人物众多、表现生动的一幅珍品。该图像的大体内容是：刻绘有4只大船，船上各有6人，头戴长羽冠、穿羽裙，或手执兵器、或击鼓乐，也有手提短发人头或正作斩杀人头之势，另外每只大船的船头倒悬一首级。因此关于此图的含义有多种解释，战后凯旋，杀俘祭河神是其主要的两种观点；亦有人认为，此图反映的是猎首祀河神的习俗，并不一定与战争有关，也不是一般的杀俘祭河神。

从构图、形象(尤其是羽人、船)以及艺术手法的特征来看，这幅《猎首祭河神》图与广西西林出土280号铜鼓的“羽人乐舞船图”有着完全一致的共同性，反映出强烈的岭南地方特色。

与上述作品完全不同的是，出土于南越王墓西耳室的一件绘画人物铜镜则反映出与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帛画相近的风格特征。这件绘画人物铜镜从里向外分别绘卷云纹、人物图像和内向连弧纹，原为彩绘，现仅剩白、青绿二色。现存的一组较清晰的人物图像是：中央两人跨步弓腰斗剑、左右侧各有数人笼手而立作观赏状。人物形态生动，线条简洁、准确，尤其是观者长裙曳地、仪态舒缓，与马王堆一号墓帛画人物有异曲同工之妙。

同类的作品现存还有广州沙河东汉后期墓出土的铜温酒尊鸟兽图像、广东德庆县大辽山东汉墓出土的“龙凤虫鱼铜案”。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一些青瓷器上的绘画性刻划纹图案，广东绘画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唐代，中原各地的绘画艺术早已如千帆竞发般涌动了，而广东，也终于出现了留名青史的画家张询和僧徽。

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载：“张询，南海人。避地居蜀，善画吴山楚岫，枯松怪石。中和间，尝于昭觉寺大悲堂后画三壁山川：一壁早景，一壁午景，一壁晚景，谓之《三时山》，人所称异也。亦有山水卷轴传于世。”另外，北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亦有近似的记载。近人汪兆镛《岭南画征略》也有记载，并提到他的“雪峰危栈”图极奇。清代高士奇《江村书画目》中著录有张询的《危峰雪栈图》和《陈儒子划船图》，汪文所载想必是由此而来。可惜的是，张询的作品没有留存下来。

另一位唐代的广东画家是僧徽。

根据《岭南画征略·卷十一》载：“僧徽，南海人，善画龙。齐已有《谢徽上人惠二龙幛子诗》：‘近有五羊徽上人，闲工小笔得意新。画龙不夸头角及鬣鳞，只求筋骨与精神。’”可知僧徽善画龙，而且不满足于外表的写实，力求表现出骨力和精神。可惜他的作品同样没有留存下来。

据《岭南画征略》记载，宋代广东画家仅有白玉蟾(卷一)和何裕夫(续录)2人。

白玉蟾，原姓葛名长庚，宋绍兴四年(1134)生，嘉定十五年(1222)卒。谢文勇：《广东画人录》，岭南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222页。祖籍福建闽清，生于琼州今琼山。后随母改嫁至雷州白氏家，因改姓名。字以阅，又字玉叟等。自幼读经，后至罗浮山、武夷山、武当山学道访秘，嘉定年间应召至开封主持太乙宫，封紫清明道真人。在艺术上，他兼善书画，书法作品有留存于世者。在绘画方面，他善于画梅，颇受金农称许，不仅赞其画风，更赞其卓傲不群的风骨。可以说，白玉蟾不仅是广东最早的知名画家之一，而且是广东画家中最早参与文人绘画艺术潮流、并对后世具有真正影响的画家。

夏文彦《图绘宝鉴》记鄂州城隍庙壁画“竹林”是白玉蟾真迹，另记他画过张平叔像、薛道光像及自画像。《佩文斋书画谱》记他自写肖像，“数笔立就，工画者不能及”；《式古堂书画记考》著录其作品有《修篁映水》、《竹实来禽》、《紫府真人》、《纯阳子》、《展上公》等。由此看来，白玉蟾在梅、竹之外，多作道教绘画，也善写人像，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华的画家。

何裕夫，“罗浮人，工画，曾以诗及水墨鱼戏图卷访李俊明(昴英)，为题七言古诗于卷末，以活笔称之”。见《岭南画征略·续录》第1页。此类作品在现存宋人画中并不鲜见，他的作品既有“活笔”之誉，想来也是刻划工细而情态生动的一路。

宋代广东画家，除上述二人外，还应有一位叫何浩。《岭南画征略》把他列为明代人，而实际上宋代的何浩与明代的何浩应是同名异人。据《图绘宝鉴》载，宋代的何浩“画花鸟类李迪”，仅此而已。

虽然广东宋画没有留存下来，但绘制在各式器物上的绘画性图像却仍可以反映出民间绘画在宋代的发展水平。重要作品有在佛山市澜石镇鼓颡岗宋墓出土的一件彩绘人物陶瓶、海康县雷城镇上坡村宋合葬墓出土的两件彩绘瓷棺。这两件作品在造型、技法和风格上都具有浓郁的民间艺术特征和地方色彩。

关于元代的绘画，在《岭南画征略》中有“元·孔伯明”条：“南海人，事父母以孝闻。能诗，善画士女，用笔工细。元画院以‘万绿丛中一点红’试士，伯明取杜陵‘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诗意，画美人绿衣倚竹，唯朱唇一点，风致嫣然，非诸史所及，遂擢第一。”然而，稍具常识的人都知道，元代既无画院之制，亦无按诗题作画取士之事。简又文明确地指出，如果确有孔伯明其人的话，那也是明代以后的人，绝不会是元代人。简又文：《广东文化之研究》，见《广东文物》，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677页。这样，元代广东画史，竟就没有留下一位知姓名的画家了。

在民间，绘画活动当然仍在进行。瓷器中的釉下彩绘和墓室中的人物、动物等砖刻画像(如1976年海康县东里镇淡水乡元墓出土的一批共30余件)便是带有绘画性的作品，从中我们还可以领略广东元画在民间的一些风貌。

综观明代以前广东绘画的大势，可以不必讳言的是，专业绘画的发展是十分迟缓、单一的，尤其与中原及其他较发达地区相比，广东绘画的繁盛确是姗姗来迟了。

广西绘画此期的发展大势与广东相似，但也产生了不少艺术精品。典型代表之一是神奇而瑰丽的花山崖壁画。花山崖壁画是古代壮族文化中以绘画艺术表现其民俗生活的一种形式。崖壁画是指分布在左江两岸悬崖峭壁上的巨幅红色彩绘崖画，其中又以宁明县的花山崖壁画发现最早，规模最大，所以人们把它们统称为花山崖壁画。

花山崖壁画约创于秦汉到元代期间。画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比较复杂，有人形、兽形和圆形图案等。人像线条粗犷有力，多为正面，少数为侧面，都是双手向上平举，双脚弯曲叉开。画像均甚简单、古朴而原始，人形都为裸体状。这是原始宗教的祭祀水神图。左江河道弯曲狭窄，易产生水灾。生产力低下的壮族先民，只能把这些灾难归咎于神的作祟，于是希图通过举行祭礼活动，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攀上临江的崖壁上作画，以达到长期祈求水神保佑的目的。因而80%的崖壁画都是位于河流湍急的急转弯处。壮族的花山崖壁画以其巨大的规模和豪放气派，成为我国艺术宝库中的奇观，就是在世界崖画艺术中也极为罕见。

第二节 明清时期绘画及其风格

一、画家辈出，富于个性表现

明末清初是产生灿烂文化的动荡时代。伴随着南明王朝的南迁和岭南第四次大规模移民，人才剧增，促进了岭南文化的飞跃发展。在画史上，岭南绘画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出现了罕见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山水画有了长足的发展，水墨花卉也较明代有了里程碑式的嬗变，名家辈出，流派纷呈。而且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了遗民和画僧群体。他们独抒性情、不拘时俗的创作为岭南画坛注入了清音，成为明清之际主宰岭南画风的主体。

据屈大均《广东新语·艺语·诸家画品》对明清时期岭南画坛的描述，就有“李子长画猫，梁市南、陈全人白描佛相人物，袁道生山水，……尹伯阳花鸟，能曲尽其情状，稍惜笔重耳。凡写生必须博物，久之自可通神”。又如“粤东以翎毛名者颇众，若吕纪、林良、张穆之皆神气生动，不甚著意，设色如生，故可贵”。“又有张千户善画松。白沙有歌云：‘张侯画松人不识，松不画横惟画直。上干青霄下盘石，倒卷苍龙二千尺。神物安可留屋壁，变化虚空了无迹。不然恐遭雷斧辟，左手执弓右持戟。取胜无过万人敌，侯莫画松费笔力！’张千户松不多有，观此歌亦可想见其妙矣。穆之尤善画马，……穆之画鹰及兰竹亦善。他若写山水者彭伯时、赖白水、英白石，花卉者赵裕子，兰者杨宪卿，竹者梁森琅、梁文震，皆一时高手。”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5-367页。屈大均在此所列，虽不详尽，但可见岭南善画者众多。当中的几位极富于个性表现的岭南（籍）画家代表人物就有：

林良（1416—1480），字以善，广东南海人。天顺中供奉内廷，官工部营缮所丞，后改任锦衣卫指挥。擅画花果、翎毛。既继承了元代水墨花鸟画的传统，参以浙派笔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用笔粗劲豪壮。与吕纪同是明代花鸟画的代表画家。当时流传着“林良翎毛夏昶竹，岳正葡萄计礼菊”和“林良吕纪，天下无比”等画谚。主要代表作有《芦雁图》、《双鹰图》、《山茶白鹇图》等。

林良之后，明一代岭南知名的画家还有陈献章、李孔修、黎民表、霍韬、张暄等等。

文人画在岭南已经扎下了深广的根基。

李孔修（1436—1526），字子长，别署抱真子，广东顺德人。理学家陈献章的弟子，长于诗文、绘画。善山水、翎毛，“尤善画猫，毛骨如生，鼠见惊走”。他的画在民间很有声誉，常衍生为故事，如画出的母鸡会下蛋，韭菜会生长、太阳会发热、猫儿会捉老鼠等，可见他的画深得群众喜爱。广州艺术博物院收藏了他的《骡背吟诗图》和《花鸟图》。《广东文物》记载过高剑父曾收藏过他的《秋江群雁图》，绮雪草堂藏其《猫轴》。

清代，岭南画坛显得更加繁荣，这主要表现在各个时期都有杰出的画家涌现，这些画坛豪杰，共同创造了明清时期岭南中国传统画的创作高峰。下面重点介绍当时成就较大，影响较深的画家：

张穆（1606—1687），字尔启，又字穆之，号铁桥道人。广东东莞人。以画马著称于世。他的画重写生，但又强调形神俱备、气韵生动的意境。据说，每得良马，他便“饮食坐卧其侧”。所以画出的马造型严谨，生动传神。被誉为国内画坛中的“画马岭表好手”。并得出自己独特的画马心得：“骏马肥须见骨，瘦须见肉，于其骨节长短，尺寸不失，乃为精工。”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5-367页。他用笔法劲健的铁线描画马的轮廓，再用淡墨多层着染，突出马身各部位明暗凹凸的立体感，代表作有《七十龙媒图卷》、《春柳三马图》等。

高俨（1616—1687），字望公。广东新会人。高俨品行高尚，博学多才，工诗，能书， 擅画，时人称为“三绝”。高俨精绘山水花卉，晚年，艺术造诣更精，能在月光下作画，比日间画的更好。因他姓高，人称为“高士”。江南名士朱彝尊的《论画诗》云：“吴中好手有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常州二恽桐城方。恽向、恽迈和方亨咸。岭南高俨歙黄伋，亦有傅山居晋阳。”可见其在康熙初已名重一时。代表作有清初画的《秋寺晚钟图》立轴，笔锋苍劲，功力深厚，是他生平杰作。还有《新会十二景册》，重现冈州如诗如画的山河景色。《秋林观瀑图》被画家誉为“笔墨甲于岭南”。

石涛（1642—约1718），姓朱，名若极，字石涛，号苦瓜和尚、大涤子、清湘道人，广西人。是我国明清之际的大画家和大画论家。所画山水、兰竹、人物，构图富于变化，笔墨恣肆，意境新奇。细笔粗笔、渴笔泼墨无所不能，其风格既沉郁豪放、亦秀逸闲静。著名作品有《泼墨山水卷》、《石涛山水册》、《双清阁图》、《搜尽奇峰图卷》等。他对画论也有深入研究，他主张“笔墨当随时代”，画山水应“脱胎于山川”、“搜尽奇峰打草稿”，进而“法自我立”。他的《苦瓜和尚画语录》更是一部罕有其匹的理论巨著。他的作品及理论在清初崇古、仿古盛行的画坛风气中极显革命性，对当代书画创作及理论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黎简（1747—1799），字简民，号二樵，广东顺德人。黎简集诗书画三绝于一身，而以绘画成就最大。他善画山水，人物，肖像也有很高的造诣。一生创作勤奋，有大量作品流传于世，其数量之多，在岭南古代画家是很少见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他的艺术影响力。任真汉在《广东的绘画》一文中指出，“黎二樵的画还有着广东人的好处”，“他自己的画还有他自己的面目，没有受到当时风靡大江南北的四王影响”，肯定了他的艺术成就的时代价值。“广东顺德黎二樵简之简淡松秀，得文人之逸致……均为清代山水画之能手。”潘天寿：《中国绘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6页。对于岭南画坛来说，黎简的创作实践以其既能博采众长，又富有独创性而为岭南带来新气象。主要代表作有《芙蓉湾图》、《夏山欲雨图》、《寒林飞瀑图》等。

苏六朋（1791—1862），字枕琴，号怎道人，别署罗浮道人，广东顺德人。岭南著名的风俗画家。善画山水、花鸟，尤擅人物、肖像画、历史画也均能挥洒自如。他的作品《东山报捷图》，画的是东晋谢安策划淝水之战的史实，构思大胆，笔法多样，远工近意协调，笔墨浑化灵便，寓动于静。另一幅作品《苏武牧羊图》，则表现出令人佩服的概括简练功夫。他的人物画，题材出自民间风俗，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代表作品还有《群盲聚斗图》、《吸毒图》等，以描写现实生活为题材，极为逼真。“苏六朋艺术基础深厚，用笔技巧丰富，工意皆精，简繁得宜，艺术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这样的才能，在道光、咸丰年间的画坛上是少见的。这说明他除了受当时的流风影响外，还曾在可能的范围内，博采众长，广泛吸取传统精髓，并融入他的创作中。”参见http://wwwgzwhgovcn/whw/dw/gzam/xsjl/slp/indexhtm.：《李焕真、苏六朋的师承与艺术渊源考辨》。

苏仁山（1814—1849）字静甫，号长春、灵峰、寿庄等，别署教圃，广东顺德人。工人物，兼写山水、花卉。其作品冲破传统画法，自成一家。他的人物画，以简洁豪放的笔触创造人物形象，充分运用线条的粗细和运笔的轻重来表达人物的各种神态，恣肆淋漓，古朴高逸，洋溢着浓重的现实生活气息。如画道尼仙姑、罗汉神佛，总酷似慈祥正直、朴实粗犷的南方农妇农夫。其花鸟、山水画也别具一格，善于直接运用焦墨及草书的笔法作画，显示出至为鲜明的独创精神。他有为数不少的传世作品，如《八仙图》、《五羊仙迹图》、《笔簪仕女图》、《五仙图》及《柳鸦图》等。

居巢（1811—1865），字梅生，广东番禺隔山乡（今属广州海珠区）人。有较全面的艺术素养，工花卉、草虫，还善画山水、人物。他不但善于继承传统，而且重视取法自然。他继承前人没骨画法，创造了“撞水”、“撞粉”技法，使画富有立体感。他的绘画最大的特点是浓厚的“书卷味”，“笔法严谨而流畅，色彩丰富而和谐”。代表作有《扇面册》、《岁朝图》、《五福图》和《茶花轴》等。

居廉（1828—1904），字士刚，号古泉。广州番禺隔山乡（今属广州海珠区）人。为居巢的堂弟。居廉的画风和技法基本上出自居巢，善画花卉、翎毛、草虫。居廉重视写生，他极善于细致观察，从生活实际中来，成竹在胸，所画的花鸟鱼虫，挥洒自如，形神兼备。居廉作画善于敷色用粉，用撞水撞粉的方法。将我国传统画法与现代画法相结合。他的画以花卉草虫为主，间或作山水人物。画面清新明丽，生动逼真，布局有致，极具诗意。他的画不下数十册，以斗方、册页、扇面等小品居多。

明清时期有成就的岭南画家很多，在此难以一一列举。汪兆镛的《岭南画征略》及《广东画人录》等文献均有详细记载。

总之，明清时期的岭南画坛，画家辈出，画诣卓越，风格独特，且有赖镜、高俨、张穆等画家“可与京师、江南画家并驾称雄”。

二、求新求变，技法纷呈

自明朝以来，岭南绘画就开始逐渐形成不泥古师而自成一派的特点，通过取法自然而求新求变，富于创造性。从明末清初开始，表现愈益突出。岭南画家作画，在技法上并非一律“渴笔”，而是大都根据自己的爱好和主题去选择和运用适当的表现手段。如在清初崇古、仿古盛行的画坛风气中，石涛提出了“搜尽奇峰打草稿”、“我自用我法”、“笔墨当随时代”等革命性主张，对后世中国画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再如“寒塘画派”的代表人物梁梿，他作画时运用简练的线条、淡雅的色彩、恰当的水分，令作品有一种清新、恬静的生活气息。高俨在吸取沈周下笔粗犷、厚重的皴法的基础上，更变之以水墨淋漓，使作品在隽永中透露出郁郁葱葱的南国景色。张穆酷爱画马，他除了研习韩干、赵孟頫的画马技法外，还斥资购买名驹，并时常细心观察马的动态，每每对之写生，以求笔下的马犹如厩下的马。因此，他成了当时著名的画马名家。吴韦不但善于花鸟画，还善于作指头画。据称，在香港的饶宗颐藏有吴韦的一件《著色花卉卷》，画上自题：“癸卯小春，为博翁老年粲正。金茆生吴韦指作。”癸卯即康熙二年（1663），从创作时间上看，比过去一直认为是指画宗师的高其佩（1672—1734）还要早。由此可见，“指画”宗师，当属居于岭南一隅的吴韦。苏六朋、罗清翠、梁枢的指画根源，当是姓吴而不是姓高。又如晚清时期的居巢，他创造的撞水撞粉技法，就是趁画面色墨未干时，以清水或粉水从受光部注入，使其原来的色、墨自然浑融，形成浓淡，明暗多种层次以及天然轮廓的一种彩绘方法。

当然，也有的国画家是宗法“渴笔”的，如赖镜等。正如李遇春在《浅析明末清初的广东绘画》一文所言：“在当时无法找出一家一法，或某一传统画派的艺术，能象罗牧能代表江西‘画’，金陵八家能代表金陵‘画’，董其昌能代表华亭‘画’那样起到代表广东绘画的作用。” 李遇春：《浅析明末清初的广东绘画》，《广东省博物馆馆刊》，1991年(2)。当时岭南画家在绘画技巧上或师承上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他们求新求变，使绘画技法纷呈，这也是明清时期岭南绘画的特点和风格。

第三节 “岭南画派”的形成与发展

一、“岭南画派”的形成及其背景

所谓“岭南画派”，就是指20世纪初在广东兴起的，以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为创始人，以岭南地域人物为中心的，主张“折衷中西、融会古今”，以建立现代化、民族化、大众化的现代国画为宗旨的一个在国内外有影响的美术流派。

岭南画派的形成，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正如历史上的“扬州画派”、“上海画派”的产生，主要产生于清代中期资本主义的再度萌芽时期。岭南画派是由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影响和推动，在中国绘画处于保守与革新相交织的年代产生的。

中国封建社会走过了漫长的历程，慢慢形成了一套维护其封建制度的陈规旧习。直至清末，绘画方面“师以临摹教其徒，父以临摹教其子”，提倡师法古人，不少作品停留在僵化的艺术形式当中，一片颓废萎靡的局面。鸦片战争后，清王朝被迫开放沿海沿江通商口岸，西方文化汹涌而入，不少人也转而仰慕西方文化，不少学生纷纷涌向西方和日本留学。在上海、广东等沿海区域的一些画家得风气之先，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借鉴西画的表现形式，在艺术创作中，重视生活，力纠颓靡，为近代中国画坛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同时，随着时代的变化，清末的中国画坛上，一些画家也纷纷以各种途径和方式，进行着变革的探索。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走的是融会金石、书画艺术以求变的道路；新罗山人——宋光宝、孟觐乙——居巢、居廉（人称“二居”）走的是融会院体画与文人画的道路；而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合称“二高一陈”）及稍后的徐悲鸿、林风眠等人，则是走融会中西绘画艺术，改造旧传统的求变道路。在融会中西上，“二高一陈”与徐、林等人所不同的是，后者紧紧依附于国画的命脉，由此出发，亦以此为归依。

“二高一陈”早年都曾到日本留学，系统研究和学习过日本及西洋绘画。他们深受日本艺术思潮的影响，以及日本画家参酌西方绘画以革新日本画的启发，同时又接受了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和辛亥革命的洗礼，于是立志对中国画进行革新，使日见停滞和脱离现实的中国绘画获得新生。他们以自身天才的功力和崭新的画风，受到时人的敬仰，被尊称为“岭南三杰”。

高剑父（1879—1951），名仑，字爵庭，号剑父，广东番禺人。早年拜岭南名画家居廉为师，得到画学启蒙。后又拜伍德彝为师，得以大量地揣摩前人技法神韵而画艺大进。在澳门致格书院就读期间，课余从法国画家麦拉学炭笔素描，开始接受西画。从1903年至1907年间，高剑父曾多次赴日本，先后加入白马会、太平洋画会、水彩画研究会等日本的西画艺术团体，并考入东京美术学院。在日本期间，他加入了孙中山在东京组织的同盟会，投身革命，后被孙中山委派回广东任同盟会广东支会会长，统领南方的革命运动达8年之久，并亲身参加了黄花岗武装起义以及光复广州等重大战役。

高奇峰（1889—1933年），名，字奇峰，广东番禺人，是高剑父的胞弟。1907年随高剑父到日本学习绘画，考入东京美术学院。经过对日本画界精英画作的研习，画艺有长足进步，并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创性和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绘画艺术。在日本，他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积极投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1908年回国，积极参加革命党人筹备起义的秘密工作。1911年底，与高剑父在上海创办《真相画报》与审美书馆，任《真相画报》主编与审美书馆编务。《真相画报》一直被看作是推广“新国画”的阵地，同时也成为宣传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政治刊物。

陈树人（1884—1948），名韶，字树人，广东番禺人。16岁时拜居廉为师学画，结识高剑父、高奇峰，是居廉所收的最后一个“关门弟子”。曾在香港主编《广东日报》、《有所谓报》，又与高剑父等人编印《时事画报》，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他曾两次东渡日本，1908年赴日本就读于东京美术工艺学校，于1912年毕业于该校绘画科。1913年就读于东京立教大学，获文学士学位。他信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主张，并加入了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曾在美洲主持中华革命党工作队，后在民国广东省政府中任职20年之久。从政之余，写诗绘画，探索艺术革新。

由此可见，“二高一陈”都曾追随孙中山，投身于民主革命，正是由于他们的政治信仰和革命精神,造就了他们的艺术革命的思想志趣，也使他们坚定地举起新国画的旗帜。

除了在艺术思想上受到民主革命思潮的直接影响外，岭南画派在广东的产生，也有着某种必然性。“二高一陈”在艺术作风上，既有来自日本画和西洋画影响，也有师承居派国画的脉络，以及广东画坛历来师法自然，求新求变的传统风气的影响。

“二高一陈”的师承源流，可以从居廉、居巢上溯到宋光宝和孟觐乙。因此，岭南画派可以说与宋光宝、孟觐乙、居巢、居廉、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一脉相承。高剑父14岁从居廉学画，陈树人也是早年投师居廉门下，高奇峰虽然没有直接师承居廉，而只是从高剑父学画，但他对“二居”亦十分崇拜，对他们的画风亦步亦趋。高、陈几位不但在绘画的选材、布局、造型、赋色等方面得到居氏亲传之外，更重要的是从居廉身上学到了“师法自然”的精神。

高剑父在《居古泉先生的画法》一文中曾经讲到：“师既得乃兄心法，渐乃离去，而专向大自然里寻求画材，以造化为师，更运用其独到的写生术，消化古法与自然，使成为自己的血肉，故能自成一家，而奠定这派的基石。”“吾师对艺术一生的用心，是要解放古人的束缚，回到自我表现的境界里，一空依傍，赤裸裸地现出我的真面目，在诗化的造型领域中自由发展”。这种重自然，求创新，以充分表现自我的艺术作风，正是“二居”传给他们的最可贵的精神财富。

“二居”的老师是宋光宝、孟觐乙。清道光年间，居巢跟随江苏籍画家宋光宝和孟觐乙学画。居廉从居巢学画，后来也学习了宋光宝的没骨写生法和孟觐乙的意笔画法。继而居氏兄弟发挥了撞水撞粉技法，自成一派。

但是，“二高一陈”并没有满足于从居廉那里所学到的技法，他们赴日本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习西方绘画技术。其时的日本正是明治维新开放之后，西方绘画在日本美术界的传播，给他们学习西画带来了方便条件。留学日本，不仅使他们学习了西洋画和日本画的技法，也使他们领悟到融会、折衷东西方艺术，以改革中国画的道路。“政治信仰对于艺术观的影响，通过日本对西洋画的开放途径，师承具有创造精神的‘二居’，以及艺术家个人的选择，组成了一股合力，促动了岭南画派的形成。”刘曦林：《岭南访画随笔》，见《岭南画派研究》第二辑，岭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77页。

但是，岭南画派这个名称并不是一开始便有的。当高、陈几位从日本学成归国，以崭新的风貌令画坛刮目的时候，他们自称为“折衷派”。高剑父认为，“折衷”就是博采众长，合于一身而已。其后，又称“新派”或“新国画派”。此外，还有“新宋院派”、“新文人画派”种种名目。关于“岭南画派”一名的由来，关山月认为：“并不是哪个画家自封的，而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群众创造的。”关山月：《试论岭南画派和中国画的创新》，见《岭南画派研究》第一辑，岭南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页。“‘岭南派’这个名称，也就约定俗成地保留下来了。”关山月：《试论岭南画派和中国画的创新》，见《岭南画派研究》第一辑，岭南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页。

二、“岭南画派”的发展

“‘岭南画派’的产生和发展，体现了一种新的文化精神。这种新的文化精神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革命精神，这是‘岭南画派’产生和发展的思想基础；二是时代精神，这是‘岭南画派’区别于旧国画流派的主要特征；三是兼容精神，这是‘岭南画派’的艺术主张，是革新的重要途径；四是创新精神，这是‘岭南画派’不断发展的动力。这四种精神是互相联系的，它构成了‘岭南画派’相当完整的体系”。张绰：《岭南画派的继承和发展》，《美术》，1995年12期。

“岭南画派”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20年代，是“岭南画派”形成阶段。20世纪前20年，“二高一陈”已经开始从事融会中西绘画的试验工作，创作了不少“新国画”，但这只能说是处于摸索学习的初始阶段，这一时期他们主要从事的是政治活动。直到20年代初期，“二高一陈”（主要是二高）才真正开始新国画的倡导工作。高剑父1921年主持广东省第一次美术展览会，使“二高一陈”为代表的岭南派新国画崭露头角。此后，他又于1923年创办了“春睡画院”，1925年出任佛山市“美术院”院长。同时，高奇峰被聘为岭南大学名誉教授和创办“美学馆”。特别是1926年高氏兄弟为中山纪念堂绘制了一批作品，以及与广州国画研究会展开论战等一系列事件，使“二高一陈”真正在理论和实践上以“新国画运动”的倡导者的形象，在广东画坛奠定了自己的地位。

第二阶段，1930年至1938年，是岭南画派的成熟阶段。这一时期，高奇峰的花鸟画作品已摆脱了日本画的影响，进入了一种自由抒写的表现境界。高剑父的作品，如《东战场的烈焰》体现出他综合西画的透视法则与传统水墨画的用笔技巧已经取得了新的收获；《松风水月》则加强了幻觉在写实构图中的穿透力，显示了“新国画”的表现语言已逐步进入精微的层次。1933年，高奇峰被聘为中德美术展览会筹备委员赴德主持展览，在途经上海时病逝。1936年，高剑父在应聘为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科国画教授的同时，还在南京、上海两地举行了一系列个人画展和师生画展。以这些事件为标志，“以高氏兄弟为代表的岭南‘新派’画家的影响已逐渐由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傅抱石：《民国以来国画之史的观察》，转引自李伟铭《岭南画派论纲》，《广州美术研究》1992年（1）。特别是高剑父的学生方人定、苏卧农、黄浪萍、黎雄才相继从日本留学归国，更加强了岭南“新派”画家群体的力量。

第三阶段，1938年至整个40年代，是“岭南画派”的鼎盛时期。由于战争，岭南派画家的群体活动范围分散在港、澳等地。这一时期，关山月、黎雄才通过西北、南洋写生，奠定了他们在山水画领域的地位；方人定在中山故乡创作的《劳动夫妻》、《行行重重》、《大旱》等作品，以富于象征意味的写实形象，表现了画家对当时沉重的时代主题的把握。黄少强在这一时期接连举行了个人的“国难展览”、“抗战画展”等，有力地弘扬了岭南“新派”画家艺术救国的精神。此外，在这一时期，高氏的部分学生也进行了各种艺术活动，表现了他们寻求独立发展的愿望。1948年，高剑父、陈树人、黎葛民、赵少昂、关山月、杨善琛六人在广州联合举办了题为《岭南名家书画展》的大型展览。李伟铭在《岭南画派论纲》指出，这标志着“‘岭南画派’作为一个群体的艺术活动的尾声”。

几十年来，海内外的“岭南画派”门人——新一代的岭南画家以及“二高一陈”的追随者，各自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寻求艺术发展的新路向，并取得了辉煌的艺术成就。

第四节 “岭南画派”的特征与贡献

一、“岭南画派”的特征

根据黄志坚的概括，岭南画派的特征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1． 以倡导艺术革命，建立现代国画为宗旨

高剑父在《我的现代绘画观》中说：“兄弟追随总理作政治革命以后，就感觉到我国艺术实有革新之必要。这30年来，吹起号角，摇旗呐喊起来，大声疾呼要艺术革命，欲创一种中华民国之现代绘画。”高奇峰也曾明确地阐述了他关于艺术应反映时代精神，以担负起教育民众的职责的思想：“每一时代自有一时代之精神的特质和经验，所以我常常劝学生说，学画不是徒博时誉的，也不是聊以自娱的，当要本天下有饥与溺若己之饥与溺的怀抱，具达己达人的观念，而努力于缮性利群的绘事，阐明时代的新精神。所以我们学画除了解剖学、色素学、光学、哲学、自然学、古代的六法画学的源流应当研究外，同时更应把心理学、社会学也研究得清清楚楚，明白社会现象一切的需要，然后以真、善、美之学图比、兴、赋之画，去感格那混浊的社会，慰藉那枯燥的人生，陶淑人的性灵，使其发生高尚和平的观念。庶颓者有以立志，鄙倍者转为光明，暴戾者归乎博爱，高雅者益增峻洁。务使时代的机运转了一新方向，而后也观了现在所遗留的作品，便可以明白这时代的精神和美德及文化史事，这才是我们作画的本旨。”李公明辑：《高奇峰论画及题画诗、款选辑》，《岭南画派研究》第一辑，岭南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27—28页。陈树人很早便与高剑父、高奇峰志同道合，抱着革新中国画的宏愿，他曾对高剑父说：“中国画至今日，真不可不革命。改进之任，子为其奇，我为其正。”周锡：《岭南画派——它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广州文化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页。可见，“艺术革命”是“岭南画派”的核心和灵魂。

“二高一陈”在日本学画时，受到日本画家在民族绘画的基础上，吸取西洋画技法，革新日本画的精神所感染。这种艺术革新的精神，正好和他们的理论主张相吻合，既坚定了他们创新中国画，表现时代精神的信心，也使他们在绘画技法上受到启发。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虽然这种“艺术革命”还处在草创时期，但是岭南画派的创始人以及他们的传人为建立新国画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尝试。他们的艺术革命精神充分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中。比如：陈树人的山水画，完全从大自然中得来，有明显的时代性，画法也一空依傍，不袭用前人皴法。又如高剑父的作品《雨中飞行》和《汽车破晓》，以飞机和汽车为题材，是以前中国画中从未有过的。高奇峰在1926年被选入中山纪念堂作饰壁的三幅作品《海鹰》、《秋江白马》、《雄狮》，曾被孙中山称赞具有新时代的美，足以代表革命精神。特别是劳动人物入画，在黄少强以前也属罕见。

2． 以折衷中西、融会古今为道

据说，在1948年以前，还未有“岭南派”这个称号，派内派外普遍称其为“折衷派”。几十年来，高氏兄弟和陈树人都曾不止一次地以折衷派自称。“折衷中西，融会古今”是岭南派一个最明显的特征。高剑父和高奇峰在日本学画时，多少受到当时著名的汉画家竹内栖凤的影响。竹内栖凤的绘画，就是在中国文人画笔墨基础上，吸取了西欧水彩画的光彩特色，使画面显得色彩明丽，墨晕清新。在高剑父的作品《枫鹰图》中，也将传统花鸟画的勾填法和墨笔写意法与竹内栖凤等日本画家的画法糅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新的风格。高剑父认为：“不止要采取‘西画’，即如‘印度画’、‘埃及画’、‘波斯画’及其他各国古今名作，苟有好处，都应该应有尽有地吸收采纳，以为我国画的营养”；“新国画是综合的、集众长的、真美合一的、理趣兼到的；有国画的精神气韵，又有西画之科学技法”。高剑父：《我的现代绘画观》，见《岭南画派研究》第一辑，岭南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第19页。这充分体现出“岭南画派”革新思想的特点和深度。

“岭南画派”不仅折衷中西，还把折衷的思想推广到美术领域的各个矛盾对立面，不仅折衷南北宗，折衷工笔与意笔，折衷院体画与文人画，也折衷重彩与水墨等。

“二高一陈”对中国传统绘画的技法是有着深厚基础的。高剑父从接受族叔启蒙学画，直至拜居廉为师，在“啸月琴馆”息心临摹，在“镜香池馆”观摩、临摹古画珍藏……这一切都说明他作为画家的成长历程，是牢牢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土壤上的。高剑父曾经称自己的作品为“新宋元画”，用以说明他的画是从宋体画脱胎而来。他还非常推崇徐渭、石涛和八大山人的创造精神。陈树人则在文人画与诗画相融合的影响下而形成自己的格调。高剑父在《我的现代绘画观》还说到：“我之艺术思想、手段，不是要打倒古人，推翻古人，消灭古人，……是以历史的遗传与世界现代学术合一之研究，更吸收各国古今绘画之特长，作为自己之营养，使成为自己之血肉，造成我国现代绘画之新生命。”周锡：《岭南画派——它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广州文化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

3． 以形神兼备、雅俗共赏为审美标准

“岭南画派”提倡形神兼备，提倡写实，有着强烈的针对性。几百年来，中国文人画以抒情、表意为特征，以形写神，追求笔墨情趣，不但对中国，而且对世界艺术做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但一些文人墨客沉迷于玩弄笔墨游戏，“草草不工”、“不求形似”、“遗貌取神”。鲁迅在30年代就对这种“两点是眼，不知是长是圆，一画是鸟，不知是鹰是燕，竞尚高简”的画风极之鄙视。“二高一陈”提出重造型、意境的真实性就是针对这种弊端的。

黄志坚在《论“岭南派”的特征》一文中说，为了追求形似，岭南派的第一代画家在写生、素描、自然解剖方面花了不少精力。高奇峰主编的《真相画报》通过“题画诗图说”专栏，介绍经常入画的动植物生长规律和生态，以助绘画造型。高剑父直到40年代还多次说自己是“新写实主义”，这是符合实际的。

此外，雅俗共赏也是高剑父艺术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在《我的现代绘画观》一文中说：“现代画，不是个人的、狭义的、封建思想的，是要普通的、大众化的。”高奇峰也提出：“艺术要民众化、民众要艺术化”，就是要以现代化、大众化的绘画为武器，通过艺术的审美教育作用，提高全民族的品德和情操。岭南派画家为了追求“雅俗共赏”这一理想付出了不懈的努力。郭沫若在抗战期间给关山月的诗中，有“画道革新当破雅”和“俗到家时自入神”两句。这正如黄志坚说的：“这不单是对关山月的鼓励，也是对岭南派不嫌俗赏的鼓励”。第一代岭南派画家为了使绘画艺术能大众化、普及化、现代化，十分重视培养新的一代。高剑父主持“春睡画院”外，还在中山大学等校任教。高奇峰创办了“画学馆”、“天风楼”，并在岭南大学等处任教。

4． 兼工带写、彩墨并重的艺术手法

兼工带写，彩墨并重是岭南画派的主要艺术特色。“二高一陈”从我国古代优秀的绘画传统——写实或写意的院体画或文人画中，广泛地吸取营养，他们不但从老师居廉那里继承、发挥了恽派没骨花鸟的技巧，而且还从院体工笔的写貌设色以及文人画的创格写意方面，消化、吸收了不少养分。

宋院画是重写生、重形似的。不过，“二高一陈”是把追求“形似”建立在比较完善的现代科学知识的基础上。他们主张保留国画固有的笔墨、气韵的优点，补充现代的科学方法，如“投影”、“透视”、“光阴法”、“远近法”、“空气层”，以创造一种健全的、合理的新国画。同时，受文人画的启发，高剑父还提出“以哲理入画，诗意入画、书法入画”，认为是“表现我们东方精神的高超处”。

岭南画派的“新国画”还引入西洋色彩学的科学原理，并糅合了东洋画渲染以及居派撞水撞粉的技巧，所以比传统国画显得真实、自然。如高奇峰的《柳塘春雨》、《秋江白马》，高剑父的《江关萧瑟图》及陈树人的《岭南春色》等，把纯净、单一的古典着色法变得丰富多彩，令人耳目一新。对促进绘画风格流派的多样化、艺术语言的现代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岭南画派”的历史贡献

岭南画派的历史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

1． 反对保守派和仿古派，为建立新国画开辟道路

岭南画派的主要贡献，表现在它向传统的、保守的、顽固的旧习惯势力的冲击上。岭南派画家都不遗余力地不断向保守派和仿古派发动进攻。高剑父就曾为我国几千年艺术的衰退深感痛心而大声疾呼“我们提倡艺术革命，是为艺术创造新生命”。陈树人也表示：“艺术关系国魂，推陈出新，视政治革命尤急，予将以此为终身责任矣！”周锡：《岭南画派——它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广州文化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页。岭南派画家方人定就曾以尖锐的言论对文人画的末流进行了激烈的攻击，表现了无畏的革命精神。

在探索建立现代新国画的道路上，岭南派画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在山水画方面，陈树人既抛开传统的三叠式构图法，也抛开一切传统皴法，以新的构图和简洁的线条描绘现实生活的诗意风景。高剑父在题材上有较多突破，把前人未画过的飞机、坦克、汽车、公路绘入中国画。而关山月、黎雄才的山水画不仅题材广泛，技法多，画的思想内容也更深刻。人物画方面，黄少强以现代劳动人民入中国画，也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即使站在今天的角度回顾岭南画派的“新国画”思想，我们仍可以有很多的激励和启迪。

2． 首倡折衷中西，融会古今，丰富和提高了中国画的表现力把外国的画法包括西方和日本画法引入中国画，开一代兼容之风，这是“岭南画家”最值得自豪的历史贡献。在岭南派外，虽然有不少画家学西画，也有不少西画家画中国画，但仍然“西画自西画，国画自国画”。岭南画派率先冲破中、西画的鸿沟，使借鉴西法得以在现代成为风气，出现不少成功地运用中西法结合的画家。岭南派不仅代表了一种思潮，还带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比中国美术史上任何一次引入外国画法时间更长的、更主动的、范围更大的运动。

岭南画派不仅提倡折衷中西，还提倡融会古今，大大丰富了中国画的画法。它将中与西、南宗与北宗、工笔与意笔、院体画与文人画、重彩与水墨，古今中外各种画种和画法兼容并蓄，一炉共冶，不但使五百年来的中国绘画技法得以继承和发展，提高了中国画的表现能力，而且使绘画用具也更多样化了，如使用生纸、熟纸、半生熟纸和各种画绢（包括日本画绢），以及羊毫、狼毫、鸡毛、山马毛等各种笔具。

“折衷中西、融会古今”的艺术主张，不但代表了那个时代的进步思潮，并且由于这些主张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使岭南画派在近百年的岭南画坛乃至中国画坛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3． 主张写实和写生，推进中国画艺术向前发展

提倡形神兼备，提倡写实，这是与岭南派雅俗共赏的主张相一致的。写实是达到形神兼备的第一步。为了追求写实，岭南派画家大都在造型上下了大功夫。高剑父的《题画诗图说》就是通过研究经常入画的动植物生长规律和生态来帮助绘画造型的。岭南画派提倡写实，还使建立在不臻善美基础上的文人画写意艺术补上了一课，使它在停滞、中断数百年之后，得到长足的发展。

岭南画派还针对当时的摹仿颓风，提倡写生，深入生活。陈树人曾强调：写生乃绘画基础，能写生然后画中有物。高剑父关于写生的观点是：取材于大自然，却又不是一味服从自然，而是将经过心灵化合，取舍美化，增强效果，谓之自我的写生。高剑父为了写生，曾远涉印度、喜马拉雅山和缅甸。陈树人一生作画，也全以写生稿为蓝本。高奇峰则经常在画上钤上一方印章：“奇峰写生”。“二高”的传人方人定、苏卧农、黄少强、黎雄才、关山月、赵崇正等都以深入生活和写生著称。今日画坛，深入生活、重视写生已成为美术创作的原则，岭南画派当年倡导写生，功劳是巨大的。

岭南画派不仅为建立新国画开辟了道路，推进了中国画艺术的向前发展，而且它体现出的艺术风格和艺术革命精神，丰富了岭南文化的内涵，展示了岭南文化开放、兼容、务实、创新等等文化精神。

第十六章 音乐与戏曲

音乐戏曲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岭南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通过将自己的文化优势和中原文化乃至外国文化相融合，创造了绚丽多彩富有岭南地方特色的音乐戏曲艺术形式。如在器乐、民歌、戏曲等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而且在其艺术个性、风格和造诣上往往自成一派，闪烁着灿烂的光华，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岭南音乐戏曲体系。其中属器乐体裁的有被称为“东方民间音乐明珠”的广东音乐，有被称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珍品”的潮州音乐等；属民歌体裁的有闻名遐迩的客家山歌、独具特色的壮族民歌等；属戏剧体裁的有被称为“岭南四大名剧”的粤剧、潮剧、广东汉剧、琼剧等；属曲艺体裁的有独具风格的粤曲、木鱼、龙舟、广东南音等。此外，还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岭南少数民族音乐。这使我国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艺术更加丰富多彩，如星汉璀璨，为中华民族如浩瀚海洋般的博大瑰丽的音乐戏曲艺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一节 绚丽多姿的岭南器乐

一、广东音乐的形成、特色及影响

广东音乐，是产生和发展于珠江三角洲一带，并在粤西、广西等地的广州方言区广泛流行的纯器乐演奏的民间音乐。广东音乐是吸纳了中原古乐、昆曲和江南小曲小调等外省音乐文化及西方音乐的某些因素，融合本地风俗习惯、语言和艺术而产生的。“广东音乐的形成，经历过一个从明万历至清光绪年间，长达300多年的孕育阶段，才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乐种。”黄崧华、杨万秀：《广州》，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157页。

中原古乐、昆曲和江南小曲小调等都是随戏曲“外江班”入粤的。这些外省的音乐文化对广东音乐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江南小曲小调，凡早期传入广东的，大都被吸纳、融合进广东音乐乐曲，所以当今广东音乐中有不少曲目的风格类似江南丝竹乐。黄崧华、杨万秀：《广州》，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157页。20世纪20年代以前，广东音乐以琵琶为主奏乐器，辅以筝箫、三弦、椰胡等，接着又出现“五架头”组合，使用二弦（粗弦硬弓）、提琴、三弦、月琴、横箫5种乐器，俗称“硬弓形式”。1926年开始使用“三件头”演奏，以二胡（改用钢丝弦，现称粤胡）主奏，辅以秦琴、扬琴，俗称“软弓形式”。后来在此基础上增加一些丝竹乐器和西洋乐器，带规律性地使用装饰音和运用“加花”旋律发展法，从而使广东音乐逐步成为明显有别于其他地域的民间乐种。

早期创作广东音乐的代表人物有严老烈、何博众等。《旱天雷》、《倒垂帘》、《连环扣》等名曲为严老烈所作，传世至今。《雨打芭蕉》、《饿马摇铃》、《赛龙夺锦》等名曲的初稿出自何博众之手。1917年丘鹤俦编著的《弦歌必读》收录了许多早期乐曲，这是最早出版的广东音乐曲集。1919年丘鹤俦又编著了《琴学新编》两集，除收集一些乐曲外，还介绍了广东音乐的扬琴演奏法，对推动广东音乐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广东音乐发展的鼎盛时期是20世纪20-30年代。其主要标志是人才辈出，创作繁荣。在这一时期中，涌现出很多广东音乐名家，其中有被称为“何氏三杰”的何柳堂、何与年、何少霞；有被称为“四大天王”的吕文成、尹自重、何大傻、何浪萍，等等。他们分别从一个或几个方面对广东音乐的成熟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中有些人开了吸纳西洋乐器为广东音乐所用的先河。如尹自重首先使用小提琴，林浩然第一个引进木琴、吉他，谭沛鋆率先使用小号等。他们还通过口形、运气的控制，改变了乐器原来的音律和音色，使广东音乐演奏效果更加引人入胜。

在众多先行者的共同努力下，广东音乐形成了自己的独有风格和特色：

1．旋律优美

广东音乐的旋律“有一种珠圆玉润，婉转回荡的特色”，朱道忠：《广东音乐乐汇中的音形》，《民族民间音乐研究》1986年第3期。广东音乐历来以曲调玲珑剔透、流畅优美、节奏清新明快、音色清脆明亮、旋律婉转动听而著称于世。20世纪70年代，中国艺术团赴美国演出，当演奏广东音乐《雨打芭蕉》、《旱天雷》等曲目时，优美的旋律引起侨胞和外国音乐界人士热烈反响，他们把广东音乐称为“透明的音乐”、“东方民间音乐的一颗明珠”。的确，广东音乐发挥器乐曲的特质，应用器乐上的宽广音域和丰富音色，以及演奏手法的特殊变化，描绘人物感情和自然景物，惟妙惟肖，动听至极。

2．结构精悍

广东音乐结构短小精悍，力避艰深，讲求易奏易诵。许多广东音乐乐曲都可填广州方言的歌词，付诸演唱，成为粤剧、粤曲唱腔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广东音乐的流传很有作用。广东音乐之所以流播海内外，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3．内容丰富

广东音乐表现的内容十分广泛，有表现欢乐情绪的，如《娱乐升平》、《步步高》等；有表现充满诗情画意的风俗图景的，如《赛龙夺锦》、《山乡春早》、《雨打芭蕉》等；有表现生活情趣的，如《饿马摇铃》、《渔樵问签》等；有表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如《孔雀开屏》、《双飞蝴蝶》等；也有表现人生不幸的乐章，如《昭君怨》、《双声恨》、《寡妇弹情》等。

4．博采众长

前面已经提到，广东音乐在自己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论在乐曲创作上，还是在演奏技巧创新和乐器运用上，都吸收了国内其他乐种乃至国外乐种的长处，从而使自己不断创新和发展，显出独特的风格。即使进入21世纪的今天，广东音乐仍然在博采众长、不断求新。例如，2006年5月广东歌舞剧院民族乐团在北京音乐厅推出的《岭南变奏》音乐会，融入了现代的节奏和声，作为新鲜的“变异”形态，成为北京现代音乐节的民间音乐演奏系列中独特的一台音乐会。在五架头与乐队演奏的《乐队连环扣》中，五架头的传统曲目被现代乐队的音响烘托得色彩缤纷，现代韵味浓郁，又不失民间特色，引起观众的热情关注。伦兵：《广东音乐昨晚求新》，《北京青年报》2006年5月30日。

广东音乐的影响在清末民初达到一个高潮。它在广府地区（含港澳）成为“流行音乐”，风靡广东各地的大街小巷，很快响遍全国，并且风行东南亚各国的华侨聚居地区。其影响以吕文成编曲的《步步高》为典型代表。它曲如其名，旋律层层递增，音浪层叠起落，张弛有致，节奏明快而跳跃，催人奋发上进。它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充满喜庆的气氛，这是它成为国内各种大小会议上的背景音乐以及迎宾音乐的重要因素。如2001年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会议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10月20日晚与会的国家元首和地区首脑身着唐装步入宴会厅时，奏响的背景音乐就是《步步高》；它还是2003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政协会议上，长时间播放的背景音乐；2004年4月亚奥理事会考察评估团进入广州体育馆主场馆时，迎宾音乐也是《步步高》。由于广东音乐的经典性、艺术性和广泛的影响力，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批准将其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广东音乐在国外屡获殊荣。如2001年1月7日中央民族乐团于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奏《步步高》，听众三次站起来热烈鼓掌，当地媒体和专家将其誉为“中国的《拉德斯基进行曲》”。

二、潮州音乐的形成和特色

潮州音乐是源于当地的民歌、小调、歌舞，并吸收弋阳腔、昆曲、汉调、秦腔、道调和法曲形成的一种曲目丰富、形式多样、自成体系的民间音乐，至今约有400年的历史。潮州音乐流行于潮汕及粤东北一些地区，在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华侨华人聚居地区也有相当的影响。

潮州音乐分为锣鼓乐、弦丝乐、笛套乐、细乐、宗教音乐等五大类。潮州锣鼓乐是一种吹打乐，利用多种不同音色、音阶的打击乐器，以丰富的节奏变化和强弱对比，与管弦乐乐曲旋律紧密配合，浑然成为一体，具有独特风格；潮州弦诗乐又叫弦丝乐，以弦乐为主，曲调轻快而抒情，旋律和谐悦耳，极具岭南派音乐韵味；潮州笛套乐属于宫廷音乐的一种，风格庄重而古朴；潮州细乐则是以三弦、琵琶、古筝为主体而组合演奏的一种音乐，也可以说是弦丝乐的变种，演奏风格清新细腻，韵味无穷；潮州庙堂音乐一般是从事佛事活动的宗教音乐，演奏以特有的弦鼓、象脚拔及其他法器（俗称八宝）配以唢呐、笛子等管弦乐器，具有古朴、幽雅、庄重的艺术特色。

潮州音乐以潮州锣鼓乐最为突出。潮州锣鼓乐分为潮州大锣鼓、潮州小锣鼓、潮州苏锣鼓、潮州花灯锣鼓、潮州鼓畔音乐等五种，各有特色，其中又以潮州大锣鼓最为著名。

1．潮州大锣鼓

潮州大锣鼓是以大锣鼓结合吹管乐器（包括弦索乐器）的一种合奏形式，由潮剧脱胎形成独立演奏的艺术品种。大约在清代咸丰年间，潮州大锣鼓首先在潮州市（前潮安县）形成，后来逐渐传播扩及全潮汕地区各县。潮州大锣鼓最初吸收了正字戏音乐，它的许多著名乐曲都表现戏曲中某一场面景或整出戏曲故事。清末民初是潮州大锣鼓的鼎盛时期，随着潮州城游神活动的频繁举行，民间自发组织锣鼓班、锣鼓馆，从而促进了潮州大锣鼓演奏的日臻完善。潮州大锣鼓的曲目很多，最著名的有十八大套曲目，如《六国封相》、《关公过五关》、《十仙蟠桃会》、《岳飞大战牛头山》、《复中兴》、《抛网捕鱼》、《陈春生告官》、《三休樊梨花》、《薛刚祭坟》、《十八寡妇征西》、《黄飞虎反朝歌》、《绿袍相掷钗》、《八仙庆寿》、《天官赐福》、《双咬鹅》等。

潮州大锣鼓最大的特色是打击乐的音响音色谐和、优美、多变化。例如，我国杰出的民族音乐大师彭修文在他创作的民族管弦乐曲《丰收锣鼓》中就引用了一段潮州大锣鼓，打击乐器打出海边渔村丰收的热烈场面，气势磅礴，气氛庄重。尽管旋律音乐风格是外省的，但当这段打击乐出现时，人们马上就能判断出它是潮州大锣鼓。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潮州大锣鼓逐渐形成了以鼓师许裕兴、邱侯尚、陈松为代表的各具独特风格的三大流派。

2．潮州小锣鼓

潮州小锣鼓是经融合、吸收潮剧舞台的锣鼓音乐而形成的一种锣鼓乐。潮州小锣鼓从大锣鼓中删去声音洪亮、粗犷的大斗锣和大苏锣，从而派生出小合奏形式。一般说来，前者气势磅礴，气氛庄重，后者清新明朗、轻快活跃。潮州小锣鼓是以小鼓、小钹、钡仔、大小唢呐、横笛为主体乐器的合奏形式。潮州小锣鼓没有成套的传统剧目。20世纪50年代后较流行的曲目有《画眉跳架》、《粉蝶采花》、《双飞燕》、《狮子戏球》等。

3．潮州苏锣鼓

潮州苏锣鼓又名“八音”，主要流行于潮阳、揭阳、汕头、澄海一带。它源于汉剧锣鼓，是一种较为流行的锣鼓乐。所用乐器以苏锣、苏鼓、月锣、亢锣、大小钹，以及大小唢呐为主体乐器，一般不用大鼓、斗锣、深波锣。由于苏锣鼓的形成吸收了潮汕地区汉剧锣鼓音乐，自身没有成套的传统曲目，其演奏曲目多为汉剧吹奏曲牌。20世纪50年代后创作的优秀曲目有《雪拥蓝关》和《韩水长流》等。

4．潮州花灯锣鼓

潮州花灯锣鼓盛行于清末民初，是潮汕民间游神赛会花灯队伍的鼓乐班所奏锣鼓乐。花灯锣鼓班规模可大可小。规模小的以击鼓者自背小鼓自击，伴以小钹、月锣，击奏 “长行鼓点”或“快板锣”；规模大的则外加四锣、二钹，还有唢呐、竹笛等乐器，击奏“二板吹套”。花灯锣鼓是潮州大锣鼓“长行套”的雏形阶段。

5．潮州鼓畔音乐

潮州鼓畔音乐是昔日潮州各念佛社、善堂等组织参加民俗游神赛会时所演奏的锣鼓乐。打击乐的司鼓者以“单棰击奏鼓畔”为指挥，伴以木鱼、锭子，子母音罄鼓脚钹等庙堂法器；管弦乐则以唢呐为主，外加椰胡、秦琴、竹笛等。演奏时，管弦乐器奏起潮州民间流行乐曲，打击乐中的木鱼、锭子配以节奏板眼，鼓脚钹以其独特的“加花击奏法”随旋律而变化。演奏效果独具一格。

三、广东汉乐的形成和特色

广东汉乐又称儒家音乐、外江弦、汉调音乐和客家音乐，是广东省主要地方民间乐种之一。它主要流行于粤东地区，同时也流行于赣南、闽西南、台湾以及南洋一带。广东汉乐这个名称是1962年根据粤东客家地区民间流传的一种音乐形式，加以研究后正式定下的。《汉乐简介》，《民族民间音乐》1990年第1期。在此之前，粤东地区流传着几种音乐形式，如“汉调”、“儒家音乐”、“中军班”、“八音班”等，名称各式各样，在民间世代相传，互相影响，逐渐衍变，融为一体，成为今天的具有独特风格的乐种。这些音乐都是源于中原汉族地区，故冠以“广东汉乐”之名。

广东汉乐由丝弦（旧称儒家音乐或清乐）、民间大锣鼓、八音、中军班音乐和庙堂音乐等五大类组成。广东汉乐“旋律古雅优美、格调朴实大方、形式活泼多样，内容丰富多彩，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中国古代音乐的曲目及演奏形式。如《大乐》色彩浓郁、庄严肃穆，中州古乐余韵犹存，有研究宋、元音乐重要历史价值”。罗德栽等：《广东汉乐三百首》，香港上海书局1986年版，第6页。

这种古老的音乐为什么在粤东客家地区流行呢?“客家人本是中原的汉族，在历史上因为避难，有五次大量南迁，成为今天的客家。”《汉乐简介》，《民族民间音乐》1990年第1期。客家人各姓氏过去都有族谱。据陈氏族谱南朝源流一系记载，他们是南朝陈武帝陈霸先的子孙。又据罗香林著作中列举的客家族谱称，兴宁刘氏始族源如下：“唐僖宗乾符间，黄巢叛乱，海内骚然，居民流离转徙，于时有天锡公弃官，奉父祥公避居福建汀州府宁化县之石壁洞，后世遂以宁化为始迁之祖。”又嘉应族谱云：“惟嘉应张氏则为宋张衍之后，衍淳熙时人，仕至中宪大夫，先后于闽之宁化，致仕后，乃自宁化迁上榄，其七世孙淑芳，端宗朝仕为参军校尉，先移居潮州竹篙山下，寻随军入兴宁，后乃逮衍五属，大埔张氏亦同出此派”。这些都说明客家人由中原迁来，而且其中有不少是贵族。正是他们带来了古老的中原文化。据说，广东汉乐中的“中军班”是古代宫廷里仪仗性音乐，“丝弦乐”（儒家音乐）是古代贵族中文人雅士所操持的。由于客家人居住在闽粤赣边区的山区，长期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受外来文化影响极少，所以“汉乐”这种古老中原文化保留下来了。明嘉靖九年（1530）广东大埔县最早的县志称：“埔之在潮弦而媲邹鲁。”此后各时期县志亦同样载述埔之风俗“家诵户弦”。过去，几乎每个乡村都有弦馆，众聚集于此“和弦索”（演奏丝弦音乐），人口集中的城镇还有固定的组织机构，如汕头市的“以成社”、“公益社”成立于晚清。广州市的“潮梅国乐社”在1921—1927年间誉满羊城。由此可见，广东汉乐的历史源远流长，与客家人移民迁徙紧密相关。

广东汉乐的主要特色是古雅优美、朴实大方。20世纪50年代末，名扬世界的古筝大师——广东大埔的罗九香先生在西安参加“全国知名古筝家会议”时演奏广东汉乐《寒鸦戏水》（客家筝曲），采用传统十六弦钢丝筝，音色清越，音韵委婉，余音悠长，柔媚动人，形成别致的风格韵味，因而被古筝名家誉为“岭南派代表”。在1962年“羊城音乐花会”和1978年“广东省音乐周”上，广东汉乐代表余敦昌老艺人的唢呐独奏，被赞誉为“岭南第一技”。其吹奏的广东汉乐《饭后茶》，曲调轻快诙谐，配以小锣鼓伴奏更显得生动活泼，富于生活气息，把南方农村中劳动之余的生活情景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特别是唢呐声模拟人的欢声笑语和嬉戏，逗趣式的对答声惟妙惟肖，使人如亲临其境，受到听众的一致赞赏。苏元济：《古雅优美，朴实大方》，《民族民间音乐》1986年第3期。

现在，古朴大方、典雅优美的广东汉乐在广东、福建、台湾等省区和东南亚华人中间广为流传。广东汉乐与广东音乐、潮州音乐一起被称为岭南三大乐种，各以其自身无穷的艺术魅力和独特风采世代流传、经久不衰、享誉中外。

四、海南音乐和雷州音乐

海南音乐和雷州音乐也都属岭南器乐，各具特色，深受当地人民喜爱。

海南音乐流行于海南岛汉族地区，并传到东南亚一些国家。海南音乐俗称“八音”、“鼓手”，华侨称它为“琼音”，约一二百年的历史。海南音乐所用乐器有弦（二胡、椰胡）、琴（月琴、扬琴、三弦）、笛（即唢呐）、管（长、短喉管）、箫（横、直箫，即笛和洞箫）、锣、鼓、钹等八类，故称“八音”。其中前五种称为“文牌”，后五种称为“武牌”。演奏时用乐器的全部或一部分，有清音、草子轻音、大吹打、戏鼓等。清音是用文牌乐器演奏小曲，曲目有《彩帐》、《凤出尾》等。草子轻音是在清音乐队的基础上加上小件打击乐和小唢呐，曲目有《庆丰收》等。大吹打是用大锣鼓和双唢呐演奏，气氛热烈，多用于喜庆、迎客、摆宴场合，曲目有《哭皇天》、《到春来》等。戏鼓常用唢呐吹奏当地戏曲的成套板腔。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重新整理、演出和灌制唱片的曲目有《槟榔香》、《万花灯》、《闹军城》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词典》，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版，第141页。

雷州音乐主要流行于雷州半岛的海康、徐闻、遂溪三县及湛江市。产生于清中叶，20世纪40年代已濒失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艺人演奏，记录整理的传统曲目有《坐门楼》、《游锣》和《十三支》（即包括《春》、《夏》、《秋》、《冬》等十三首套曲）等。演奏形式和乐队组合，一是吹打乐，一面大锣，司鼓者同时持手板（即拍板）击节，配以大小唢呐四只，在游行和娱乐场合演奏，当地称为“牌子”；二是管弦乐，由笛子、二胡、秦琴和小型打击乐组成，俗称“斋班”。音乐风格一般以曲调明快，节奏整齐，调式鲜明，雄壮稳健为主要特点。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词典》，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版，第222页。

第二节 独具风情的岭南民歌

一、闻名遐迩的客家山歌

客家山歌，是指客家人唱的山歌。有客家人的地方，就有客家山歌。客家人分布的地域，广东最广，人数最多。客家以广东梅州为政治、文化中心，客家方言又以梅县话为标准音。因此，人们一般把梅县山歌称为“客家山歌”，而其他地区的客家山歌一般都冠以地名，如福建的“宁化山歌”、“永定山歌”，江西的“兴国山歌”等。

客家人的一个特点是“无山不住客，无客不住山”。在四季常青，气候宜人的岭南山区孕育的艺术之花是独特而优美的。一般人都认为，客家山歌虽然具有北方汉族文化传统以及受到迁徙途中各地文化的影响，但它是随着客家民系的形成而诞生、发展起来的，是岭南的水土、气候培育出来的。正如莫日芬在《客家山歌探源》一文所说：“客家山歌在形式、结构等方面，继承了北方民歌的传统，在音阶、调式、节拍、旋律的形态、乐音的编织等方面，都具自己的特点。”莫日芬：《客家山歌探源》，《民族民间音乐》1990年第3期。

客家男女老少都善于自编自唱，即兴引吭，语言风趣，合乎平仄，善于押韵，善用比兴。著名诗人黄遵宪极赞其优点：“以妇人女子矢口而出，使大夫操笔为之反不能尔。以人籁易为，天籁难学也……念彼岗头溪尾，肩挑一担，竟日往复、歌声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李勤科：《梅县地区客家山歌初探》，《民族民间音乐》1987年第3期。歌词的表现手法多种多样，常用“双关语”、“隐语”、“联想语”，编制手法也颇具特色。

客家山歌的歌词内容极为丰富。传统山歌中，大多属于情歌，也有反抗封建族法家规的，如“落水洗衫无那晾，斫条竹篙上秆棚，大郎叔公敢干涉，官司打到北京城”。还有反对封建统治者禁歌为题材的，如“乾隆登基古怪多，副榜出来禁山歌，涯兜（斗）山歌禁得绝，看你县官台难坐”。过去由于男人们常出去求学或谋生，妇女独守在家，因此产生了分别和怀念亲人的山歌，如“买梨莫买蜂咬梨，心中有病没人知，因为分梨（离）故亲切，谁知亲切反伤梨（离）”。

客家山歌结构，一般是七言四句，四句一节，歌词中一、二、四句押韵（或二、三、四句都押韵）。其调式主要是羽调式，其次是徵调式，节奏特点主要是散板，演唱形式多为对唱、独唱和山歌擂台形式。

二、独具特色的壮族民歌

壮族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有161788万人（2000年统计），90%以上聚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其余散居在广东连山、云南文山、湖南江华等地。自古以来，壮族人民酷爱唱歌。他们有定期汇集在一起唱歌、对歌的传统节日活动，名叫“歌圩”（又名“歌节”）。各地歌圩的时间不同，有的是农历正月初一到初五，如宾阳、上林、来宾三县交界的蚂蚴歌圩、横县的陶圩歌圩、贺县的南乡歌圩等；有的是在三月至五月间，在一个县内多处先后举行，如武鸣、崇左、大新等县；多数地区是农历三月初三至初五，如都安县棉山歌圩和巴马县盘阳歌圩等。每年一到这个节日，人们便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赶来。歌圩虽伴有各种活动，如舞狮、舞龙、演戏、斗鸡斗鸟、做买卖等，但主要还是对歌、唱歌。这也是壮族人民教歌、学歌、传歌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对壮族民歌的提高和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还有许多特定节日编唱的特定内容的歌，如正月初一凌晨壮族妇女挑“新水”时唱《伶俐水歌》；初一上午儿童到河边寻找“宝牛”时唱《寻宝牛歌》和《牵石牛歌》；四月初八祭牛节时，人们唱《哭牛歌》、《劝牛歌》；死人时前往吊丧的人唱《吊唁歌》、《二十四孝歌》；交朋友，娶媳妇时唱《关门歌》和《上梯歌》；好友聚会时，在餐宴上唱《酒歌》；春节拜年时唱《恭禧歌》；进新屋时唱《赞歌》，等等。这些活动增添了生活的欢乐气氛，培养了歌手，充实了民歌的内容。黄革：《广西壮族民歌概略》，《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1期。

明清以来，特别是清代，对壮族民歌活动就有不少记载。如“壮人生于深山穷谷，异言异服，其歌，字皆土音，韵则天籁，译而通之，其意殆亦工于为词者”。《壮民考略·歌谣》。又如“俍“俍”为壮族先民。人风气最强……俗亦善歌……歌皆土音，取义比兴，以致慕悦之意”，黄钧宰：《金壶七墨》卷五《壶浪墨》。“俍之俗，幼即习歌，男女皆歌自配，壮歌与俍歌颇相类，可长可短。”黄钧宰：《金壶七墨》卷五《壶浪墨》。古籍记载之多，难以一一列举。

壮族民歌，绝大多数是民间口头流传的，但也有一部分长诗、组歌和排歌是靠用方块壮字记录传抄而得以流传下来的。这种方块壮字是借用汉字加以改造而成，即借音表义，或译音表义，或音义结合，或只利用汉字的偏旁部首来表示。但是，壮族未形成完整的本民族的文字。1957年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以广西武鸣县的壮话（南壮与北壮结合）为基础，创造了以拉丁文拼音而成的“壮文”，但难以推广应用。

壮族民歌的形式自由，多种多样，生动活泼，不拘一格，但歌词的句式及字数也有规律。有一种五句式的壮歌，字数为“七七三七七”的句式，十分有趣。如“入山听得好歌声，大风吹去北京城。心念念，皇帝听闻离了殿，乜人郎仔很聪明”。还有一种四句式的，字数为“七三七七”，亦颇具特色，如“歌是要唱曲要弹，冇怕话，人无二世阳关耍，水流东海转头难。”

壮族民歌的种类和体裁千姿百态，内容丰富，充分体现了壮族人民的优良文化传统以及对真善美的追求。如“妹是牡丹花一枝，胜过前村个西施。真巧妙，行过塘基鱼虾跳，行过园中蝴蝶飞”。又如“高山岭顶一兜棕，风吹棕叶白蒙蒙。牛岭顶，总爱棕根生得正，冇怕东南西北风”，歌颂了正直无私的品格。

三、岭南民歌的特色

1．种类繁多，雅俗兼有

岭南地区的民歌种类繁多，形式多样。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不同风格的民歌（山歌）。除了前面讲过的客家山歌和壮族民歌外，还有很多民歌样式。例如，有流行于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番禺、中山、南海、广州、珠海等地）的咸水歌，有流行于广东中山等地的高棠歌，有流行于粤北的月姐歌，有流行于海康、徐闻、遂溪、湛江一带的雷州歌，有流行于广东海陆丰等沿海地区的渔歌，还有流行于客家地区的踏歌、采茶歌、月歌，海南儋县民歌和潮州秧歌，以及瑶、苗、黎、彝等少数民族的民歌，等等。这些民歌都具浓厚的地方和民族特色，鲜明地反映了岭南各族人民的生活风情。岭南民歌大都有一定的音律，可吟可唱，而以可唱为主，雅俗兼有，既有“辞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的，也有“辞必极其艳，情必极其至，使人喜悦悲酸而不能已已”的。

2．民俗好歌，历史悠久

清代岭南杰出学者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诗语·诗始杨孚》记载，南海人张买在西汉孝惠帝时“侍游苑池，鼓棹为越讴，时切讽谏”。屈大均：《广东新语》（下），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45页。有人认为张买所唱的“越讴”便是广州地区的一种古老民歌。广州海珠区发现的一座晋墓，内有一砖刻，刻文是：“永嘉永嘉：西晋怀帝的年号，时为公元4世纪初。世，天下灾，但江南，皆康平。永嘉世，九州空，如吴之，盛且丰。永嘉世，九州荒，如广州，平且康。”这显然是反映当时中原及岭南社会生活对比的歌谣。陈乃刚编著：《岭南文化》，同济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0页。

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诗语·粤歌》中说：“粤俗好歌，凡有吉庆，必唱歌以为欢乐”。屈大均：《广东新语》（下），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8页。还在《广东新语·女语》中提到一个“新兴女子刘三妹”，据说就是相传的“刘三姐”，是粤歌的创始人。刘三妹生于唐中宗年间（684—709），12岁博通经史，擅长唱歌，许多人不远千里慕名而来与她唱和，一日或二三日，终因无以为继而离去。三妹精通音律。而且“游戏得道”，常往来广东、广西各土著民族居住地溪峒之间，走到哪里就唱到哪里，到什么地方就说什么话，唱什么歌。这些地方的人就模仿她的唱法。曾有一位白鹤乡的少年郎与三妹登山对歌，粤民和瑶、壮等各族人民听他俩唱歌，围上数十层，都以为是一对神仙下凡，如此七天七夜，歌声不绝，刘三妹和白鹤乡少年郎均化为石，当地人把两人供奉在阳春的锦石岩。屈大均：《广东新语》（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1页。这个美丽的传说，说明粤俗好歌的习惯在唐中宗年间已盛行。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论粤歌时，还提到：“故尝有歌试，以第高下。高者受上赏，号为歌伯。”由此可见，在300年前的广东，已有竞选“歌星”的唱歌大赛了。

3．内容广泛，乡情浓郁

岭南民歌，内容十分广泛，上文叙述客家山歌和壮族民歌时已涉及这一特色。总的来说，岭南民歌的内容可谓无所不包，有反对封建统治的，有反对封建礼教的，有欢唱节日喜庆的，有反映风俗人情的，有赞颂美好风尚情操的，有歌颂革命的，有反映男女之间爱情的，也有祭祀鬼神的，等等。但从各地的民歌来看，表现男女之间爱情的情歌和反映风俗习惯的民歌数量最大。

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诗语·粤歌》中所载的一些民歌，乡情浓郁，颇具地方特色。屈大均：《广东新语》（下），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8—362页。例如，有一首名叫《竹叶歌》的，歌词是：“竹叶落，竹叶飞，无望翻头再上枝。担伞出门人叫嫂，无望翻头做女时。”这是说女子一旦出嫁，就不能再回头了。又如“官人骑马到林池，斩竿筋竹织筲箕。筲箕载绿豆，绿豆喂相思。相思有翼飞开去，只剩空笼挂树枝。”这是一首讽刺忘恩负义之徒的民歌。又如“妹相思，不作风流到几时。只见风吹花落地，那见风吹花上枝。”又如“岁晚天寒郎不回，厨中烟冷雪成堆。竹篙烧火长长炭，炭到天明半成灰。”如此等等，都采用了双关语，运用比喻手法。正如屈大均所言，此类情歌，皆以比兴为工，辞纤艳而情深，颇有风人之遗，采茶歌尤善。如，“二月采茶茶发芽，姐妹双双去采茶。大姐采多妹采少，不论多少早还家”。“三月采茶是清明，娘在房中绣手巾。两头绣出茶花朵，中央绣出采茶人”。“四月采茶茶叶黄，三角田中使牛忙。使得牛来茶已老，采得茶来秧又黄”。

屈氏还记述少数民族的民歌和风土人情，如“黎人会集，则使歌郎开场”，“其歌大抵言男女之情，以乐神也”；又如引赵龙文云：“瑶俗最尚歌，男女杂遝，一唱百和。其歌与民歌，皆七言而不用韵，或三句，或十余句，专以比兴为重，而布格命意，有迥出民歌之外者。如云：‘黄蜂细小螫人痛，油麻细小炒仁香’。又云：‘行路思娘留半路，睡也思娘留半床’。又云：‘与娘同行江边路，却滴江水上娘身。滴水一身娘未怪，要凭江水作媒人’。”可见，岭南民歌，不管是汉族的还是少数民族的都意深情厚，富于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情调。

第三节 千姿百态的岭南戏曲

一、独具风格的岭南戏剧

岭南的戏剧，千姿百态，种类繁多。其中有被称为“岭南四大剧种”的粤剧、潮剧、广东汉剧、琼剧，还有流传于广西的壮剧、桂剧，流传于海南北部和广东湛江地区的雷剧，流传于粤东等地的西秦戏、正字戏，等等。

1．粤剧

粤剧是岭南四大剧种中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剧种，其流行范围遍及广东、海南、广西南部和香港、澳门等地，东南亚以及大洋洲、美洲的粤籍华侨华人聚居地区也有粤剧演出。

粤剧是经历了300多年历史形成的。明末清初，弋阳腔、昆阳腔由“外江班”传入广东，继而出现广东的“本地班”，所唱声腔称为“广腔”。清嘉庆、道光年间开始，“本地班”以梆子为主要唱腔。后又受徽班影响，并以西皮二簧为基本唱调，同时也保留了部分昆阳腔、弋阳腔、广腔，再吸纳广东民间乐曲和时调，逐渐形成了粤剧。由于粤剧用广州方言演唱，并吸收、融合了地方的民歌小曲，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后来又在伴奏乐器上大胆采用了一些西洋乐器，大大地增强了烘托唱腔和戏剧动作的效果。粤剧唱腔兼具慷慨激昂和哀怨悲叹之能，极富表现能力和感染力，深受岭南人民，特别是广州方言区人民的喜爱和欢迎，被誉为“南国红豆”。

粤剧的传统剧目，早期主要有《一捧雪》、《二度梅》、《三官堂》、《四进士》、《五登科》、《六月雪》等所谓“江湖十八本”；清同治年间又有《黄花山》、《西河会》等“新江湖十八本”；清光绪中期出现了侧重唱功的“粤剧文静戏”，如《仕杯祭塔》、《黛玉葬花》等所谓“大排场十八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整理较有影响的传统剧目有《平贵别窑》、《宝莲灯》、《西河会》、《罗成写书》等，现代剧目有《山乡风云》、《风雪夜归人》等。早期著名演员有李文茂、邝新华、肖丽湘、千里驹、李雪芳、苏州妹和靓元亨等。20世纪30—40年代，有被称为“粤剧四大家”的薛觉先、马师曾、白驹荣、廖侠怀等，后来红线女最著名，影响最大。同时，广州的罗品超、文觉非、陈笑风和香港的新马师曾、何非凡、林家声等亦颇负盛名。

2．潮剧

潮剧又名潮州戏、潮音戏，用潮州方言演唱，流行于粤东、闽南、台湾、香港以及东南亚各国潮汕籍华侨华人聚居地区。

潮剧历史悠久，早在明代中叶以前已经形成。早期的潮剧与南戏有历史渊源关系，可以说是逐渐地方化了的南戏。明、清两代，弋阳腔、昆山腔、西秦戏、外江戏相继流入潮州，潮剧兼收了弋、昆、梆、簧和当地民间音乐，说唱、歌舞、唱腔、表演都更加丰富多彩。潮剧的伴奏音乐吸收了民间大锣鼓乐、笛套锣鼓乐、庙堂音乐、民间小调等，从而使潮剧更富有地方特色。

潮剧传统剧目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来自南戏、传奇，如《琵琶记》、《荆钗记》、《白兔记》、《拜月记》、《珍珠记》、《蕉帕记》、《渔家乐》等，另一类是取材于当地传说或时事，如《荔镜记》、《金花女》、《柴房会》、《龙井渡头》等。潮剧班社颇多，据光绪二十八年（1902）《岭东日报》记载：“时潮音凡二百余班。”1940年前后有正顺、三正、源正、怡梨、王梨、赛宝六大名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收集整理演出了传统剧目，新编了历史剧《辞郎州》等，创作改编了《江姐》、《彭湃》、《滨海风潮》等。

潮剧的著名编剧有谢吟，代表作有《秦凤兰》、《赵少卿》、《大义灭亲》等；还有吴师吾、林先玉、洪逊、陈名振等，各有一批名作传世。著名演员有李德意、谢大目、姚璇秋、蔡龙汉、洪妙等。

3．广东汉剧

广东汉剧是清朝雍正至乾隆年间，徽剧传入广东后形成的剧种，流行于梅县、汕头和粤东北、粤闽赣的客家方言地区，昔称“外江戏”。1933年广东大埔县人氏钱热储编著的《汉剧提纲》中说：“何谓汉剧？即吾潮梅人所称外江戏也”。广东潮汕一带为粤东与闽赣的主要通道，随着商业交通的发展和官员的调动，一些外地戏曲相继传入。清咸丰十年（1860）在潮州上水门建立起外江梨园公所，至1911年，“外江戏”班社多达30个。在粤东，外江戏初以旧潮州府属的洪阳（今普宁县）、潮阳为基地，后因语言与当地方言差别太大，观众日少，活动中心便逐渐转移到通行客家方言地区，流行于粤东、闽西、台湾等地。据有关资料称，广东汉剧在东南亚一带也颇有影响。早在清光绪初年就有广东汉剧戏班前往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演出。

广东汉剧主要声腔为西皮、二簧，兼有昆曲等多种声腔和曲牌，形成了朴实淳厚、高昂雄壮的音乐唱腔风格。伴奏乐器采用了广东汉剧特有的头弦、号头和大苏锣，构成独特的伴奏效果。过去的名演员有乌净阿达、红净隆玉、蓝耀，老生黄春元、女老生金九、小生赖宣等人。近年有老生黄粦传，青衣黄桂珠、梁素珍，花旦黄芹，小生曾谋等。著名的班社过去有称为“四大班”的老福顺、老三多、荣天彩、新天彩。广东汉剧院代表性的剧目有《百里奚认妻》、《齐王求将》、《红书宝剑》、《广东案》、《揭阳案》等，创作的现代剧有《封唐山》、《货郎计》等。

4．琼剧

琼剧又称“海南戏”，主要流行于海南岛，在雷州半岛也有一定影响。用海南方言演唱。琼剧前身是“土剧”，初从闽南、潮汕一带传入海南、吸收了海南民歌小调和“歌舞八音”等乐曲，逐渐发展形成具有海南特色的戏曲剧种。因为它流行在古称琼州的海南琼山县一带，故名“琼剧”。琼剧与梨园戏、潮剧、正音戏等剧种有渊源关系。特别是清咸丰、光绪年间，粤剧盛行于广州、香港一带，琼剧艺人纷纷仿效，加上粤剧艺人也陆续来海南演出并开馆传艺，逐渐将“梆簧”声腔传入海南，并为琼剧所吸收。

琼剧唱腔结构原属曲牌联套体，有滚唱和帮腔，后来逐步改为以板式变化体为主。琼剧伴奏乐器以竹胡、二胡、二弦、大小唢呐和管为主，打击乐器有花鼓、京锣、铙钹等30多种。较有影响的剧目有传统戏《张文秀》、《三上公堂》和现代戏《红色娘子军》、《石井树》。名演员有吴发凤、张禄金、张赛蛟、双凤兰、陈成桂、王玉刚等。

5．雷剧

雷剧是雷州半岛雷州方言区的独特剧种，具有浓郁而鲜明的地方色彩，是当地群众十分喜爱的民间艺术。雷剧是从雷州半岛的民歌雷州歌发展而来的。雷州歌源远流长。自古以来，雷州地区劳动人民就有用雷州歌互相唱和、逗趣答辩的风习。明末清初，雷州歌对唱盛行，每逢喜庆期间，歌手会聚，即兴而唱，随问随答，比赛歌才，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据记载，雷州市白沙镇麻扶桥就是当地最早的对歌台。清顺治八年（1651），此地兴建“歌馆”，后来，由民间歌手自由组合，逐渐形成雷歌班，又因有女子参加，称为“姑娘歌”。清嘉庆末年，第一个雷歌班——北和雷歌班成立。自此，土生土长的雷歌班活跃在雷州半岛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班本歌易名为雷州歌剧。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湛江地区设立了改革雷州歌和培养雷剧新人的机构，并把雷州歌剧更名为雷剧。

自1963年开始，湛江艺术学校开设雷剧班，从该校毕业出来的学生，不仅会演戏，还会编、导工作，而且吸收其他剧种之长，按人物思想感情设计“喜悦腔”、“怒遣腔”等雷歌新腔，并采用民间小调及雷话白榄加以充实。上演剧目除移植《春草闯堂》、《秦香莲》、《金锁解冤仇》等外地作品之外，还创作了《陈炧放犯》、《官冠斗知府》、《雷神的故事》等地方题材剧本，加上灯光、布景、音响、打字幕等设备齐全，大大提高了雷剧艺术水平。1992年，雷剧《抓阄村长》首次进京演出，就拿下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编剧卢凌日和主演曾成，都是本土艺人。他们敏锐地抓住了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出现的新生事物和现象，并以鲜明的地方特色生动地表现出来。2002年，雷剧再次进京，带去的剧目是《梁红玉挂帅》，著名雷剧演员林奋主演梁红玉，一举拿下国家戏剧最高奖——梅花奖。

6．壮剧

广西壮族自治区戏曲剧种。由于地域、方言、唱腔和表演风格的不同，壮剧分为北路壮剧、南路壮剧和壮师剧（师公戏）三类。壮剧是在壮族民间文学、音乐、舞蹈和说唱艺术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已有100多年历史。

壮剧具有浓郁的民族和地方特色。壮剧的唱词、道白用壮族的方言土语。北路壮剧的表演，生、旦角都拿扇子，丑行彩旦用团扇（葵扇），小生、花旦用折扇；南路壮剧的表演，角色也有分工。花脸分大小花脸；小生有文生、武生，旦角有正旦、武旦、老旦；师公戏的表演，早期有72种面具，每种代表一类人物，各有自己的典型身段。壮剧的伴奏，主要乐器是马骨胡，用马腿骨做琴筒，金属弦比京胡细长，音色清脆、明亮。配器是土胡、葫芦胡和二胡、三弦、箫筒或笛子，有时吹奏木叶作为辅助，打击乐队一般为四人建制，乐器有板鼓、木鱼、座鼓、蜂鼓、小鼓、大顶钹、星锣、高边锣等打击乐器。其中以蜂鼓最有特色，音色沉厚。壮剧的伴奏音乐，采用多声部的手法，各种乐器定弦不同，在旋律上形成多种的和声关系，演奏起来饶有情趣。《地方剧种知识：壮剧》，http://wwwgjartcn，2006-5-12.

壮剧传统剧目有赞扬宋朝壮族农民领袖的《侬志高》，有反映壮族青年纯洁爱情的《文龙与肖尼》、《卜牙歌》，有歌颂劫富济贫的《张三岭》，以及根据民间传说改编的《宝葫芦》等。

7．桂剧

桂剧，发源于桂林，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剧种。明末清初，桂林一带已有昆山腔、弋阳腔和乱弹等腔流行。清雍正年间，桂林已有独秀班等昆班。清乾隆年间，徽班兴盛，经湖南传入桂林。于是几种不同声腔的班社相互吸收，逐渐形成了以弹腔为主，并兼唱高腔、昆腔、吹腔和杂腔小调声腔的桂剧，桂剧表演侧重做工，注重以细腻而富于生活气息的表演手法塑造人物。1938年，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来到桂林从事桂剧改革工作，建立广西戏剧改进会，成立了桂剧实验剧团，开办桂剧学校，使桂剧有了新的起色。现在广西各市县普遍设有专业剧团。桂剧与湖南南部的祁剧，有着较为密切的渊源关系，在剧目、唱腔等方面，都有较多相似之处。只有唐景崧编辑的《看棋亭杂剧》及欧阳予倩在抗战时期编的剧本才是桂剧独有的剧目。 桂剧其他代表作有《拾玉镯》、《西厢记》、《闹严府》等。历代著名桂剧演员有尹羲、蒋金凯、刘万春、蒋金亮、秦彩霞、筱兰魁、罗桂霞等。

二、瑰丽多姿的岭南曲艺

曲艺是说唱音乐艺术形式的总称。岭南曲艺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形式多姿，流布区域广。据不完全统计，岭南地区共有29个曲种，其中有统称为“广东曲艺”的粤曲、粤讴、木鱼、南音、龙舟等；有流行于粤东潮汕地区的潮州歌等；还有流布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广西文场、壮族蜂鼓、瑶族铃鼓、苗族果哈、桂林大鼓、南宁大鼓等。

1．粤曲

粤曲用广州话演唱，流行于广东、香港、澳门和广西的广州方言地区，并流传到东南亚、南北美洲粤籍华侨华人聚居地区。在清道光初年，广东的八音班乐工就以粤曲清唱为业。同治初年，又有失明的女艺人（有称“瞽姬”、“师娘”的）演唱粤曲，一直盛行到20世纪20年代，此时期有人称之为“师娘时期”。辛亥革命后，又出现明眼女艺人（亦称“女伶”）演唱粤曲。至1938年前后，“女伶”演唱在粤曲史上是全盛时期，主要表现在人才辈出，流派纷呈，如大喉演员熊飞影、平喉演员小明星邓惠莲、张月牙、徐柳仙、张惠茅以及子喉演员张琼仙等，均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粤曲和粤剧关系密切，音乐曲调，板式等方面和粤剧基本相同，但粤曲特别讲究唱功，突出声腔艺术，有独特的风格和创造。粤曲的早期曲目来自粤剧脚本，到“师娘时期”才开始积累起本身特有的曲目，其代表作品有“八大名曲”：《百里奚会妻》、《辩才释妖》、《黛玉葬花》、《六郎罪子》、《弃楚归汉》等。“女伶时期”的代表曲目有《夜战马超》等。有代表性的历史题材作品还有《牛皋扯旨》、《周瑜写表》、《穆桂英挂帅》、《蔡文姬归汉》等。现代题材作品以“羊城八景”最有代表性：《双桥烟雨》、《罗岗香雪》、《鹅潭夜月》、《东湖春晓》、《珠海丹心》、《红陵旭日》、《白云松涛》、《越秀远眺》。

2．龙舟

龙舟又名“龙舟歌”。据说它是清乾隆年间由广东顺德龙江一名破落文人（佚名）始创，比木鱼稍晚问世。它属水驿江洲之歌谣体裁，原盛行于珠江三角洲，多在水上渡船中传唱，是失明行乞艺人卖唱的腔调。它行腔、用音低沉而稍带曲折，以锣、小鼓作间歇伴奏，声腔粗犷、短促，诙谐有趣，富有宣泄性效果。另一说以此民谣卖唱沿门乞讨者，手持木制小龙舟以为标志，故称“龙舟”。

龙舟的传统曲目内容丰富，有神话传说，寓言类，如《八仙贺寿》、《仙姬送子》等；有历史故事类，如《昭君和番》等；有爱情故事类，如《杨翠喜忆情郎》、《云英问病》等；有慨叹人生坎坷类，如《老女叹五更》、《赌仔回头金不换》等。

3．木鱼

木鱼用广州方言说唱，是广东较早的曲艺形式。据说它是在527年由佛教徒将宝卷传唱至广东而流入民间的，后来又与地方民歌合流，形成新的粤调说唱。木鱼主要流行于广东的广州、南海、番禺、顺德等地。因说唱时以木鱼作陪奏，故称“唱木鱼”。至清乾嘉年间，凡吟诵体说唱，通称“木鱼”。木鱼节奏自由，没有起板和过门。前期以长篇为主，如《花笺记》、《背解红罗袱》等。后来有短篇，又称“摘锦”，如《琵琶上路》、《楼台会》等。

4．粤讴

粤讴又名“越讴”，用广州方言咏唱，流行于广东各广州方言地区，原是该地区的民歌形式。相传清代文人冯询、招子庸写有不少粤讴作品，被谱入声歌，流传日广，遂成为风靡一时的曲艺形式。后来不少客居广州的人士也都写有不少粤讴作品，被人传唱。冯询之作久已失传，现存有招子庸作《粤讴》一卷和浙江人缪莲仙的部分作品。粤讴的曲词，基本上是七字一句，四句为一节，句中多有衬字，押韵的格律极为严格。曲调抒情，旋律沉郁悲凉。

5．广东南音

广东曲艺的一种，用广州方言演唱，流行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有一百多年历史。早在清乾隆、嘉庆年间便已形成。由于它的音乐性较之木鱼、龙舟更强，故为许多民间艺人在舞台上演唱，南音曲调被艺人们转化为粤剧和粤曲演唱的曲牌。南音的内容多是吟风弄月和消遣应酬之作，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客途秋恨》、《叹五更》等，一直传唱至今，百年长唱不衰。

6．潮州歌

潮州歌是流行于广东潮汕等地区的广东曲种，传说是由元明以来北方的评话、弹词流传到潮州以后演变而成的。该曲种流传地区也很广，除潮汕和闽西南地区外，香港、澳门等地以及东南亚潮汕籍华侨华人中也有流传。它本是一种手持歌册视唱的自我娱乐形式，特别为妇女所喜爱。过去，一般是一人视唱众人听，不登台，无伴奏，有的则由职业艺人用竹板击节。

潮州歌有基本唱腔而无定谱，节奏急缓随书情变化。潮州歌的曲目与潮州戏的剧目关系密切，经常互相移植改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业余作者编写过大量的反映现实生活的潮州歌册，有的文艺团体对歌册唱腔、演出形式和伴奏音乐进行了革新与丰富，并搬上了舞台。

7．广西文场

广西文场简称“文场”，又名“文玩子”，流行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北官话地区，尤以桂林、柳州、平乐、荔浦等地最为盛行。“文场”是与清唱桂剧的“武场”相对而命名的。清代乾隆年间，江浙等地的一些说唱艺术流传到广西后，逐步与桂林一带的方言相融合，到清代末年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广西文场。

8．壮族蜂鼓

蜂鼓是壮族曲艺曲种，用壮语或桂北官话演唱，流行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县东江一带的壮族村镇。相传产生于唐代，是在民间舞蹈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因为主要伴奏乐器是蜂鼓而得名。从前每逢节日或祈祷丰年时都要演唱蜂鼓，除祭神驱邪、消灾祈福的内容外，还演唱民间传统和历史故事。

9．瑶族铃鼓

铃鼓系瑶族民间曲艺，流行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它源于瑶族人民在节日饮宴时的一种说唱形式“土别”，即在酒筵上向对方劝酒时即兴编演的笑话和故事，演唱时有人敲打铜鼓助兴帮腔，表演者又说又唱又舞。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展成为有小乐队伴奏的铃鼓。其声腔综合采用瑶族各民歌，主要伴奏乐器为铜鼓和带铃的鼓棒，配以二胡、二弦、琵琶等乐器。

三、岭南戏剧和曲艺的特点

如前所述，岭南的戏剧和曲艺形式千姿百态，各有非常明显的特色，同时，又表现出下列共同的特点。

1．民族性

岭南戏曲表现出鲜明的南国艺术特色、风格和浓厚的民族色彩，具有很强烈的地域性和民俗性。岭南戏曲植根于岭南各民族民系的生活之中，反映了岭南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愿望和艺术审美情趣，为人民所喜闻乐见，具有旺盛的艺术生命力。例如，岭南文化艺术瑰宝——广东粤剧，自古以来深爱海内外人士的欢迎。近几年来，业余粤曲爱好者自发组织（自备乐器,自由组合,自娱自乐）的民间组织“私伙局”不断发展壮大，据悉，目前仅佛山地区就有“私伙局”500多家。“私伙局”原是“广东民间音乐曲艺社”的俗称，这种活动起源于明末清初，当时的曲艺爱好者以客厅为舞台，相约一群伙伴，或数十人，自弹自唱，自娱自乐，并不公演。这种娱乐方式一直沿袭至今，南方电视台还特设有“私伙局电视戏曲栏目”，并组织举办“黄振龙私伙局” 粤剧戏曲大赛，显示出浓厚的岭南文化特色和粤韵风味。

2．多元性

岭南戏曲的多元性，首先表现在戏曲种类繁多。据不完全统计，岭南的戏剧和曲艺有50种。其中戏剧就有25种：除了前述的7种外，还有粤东的正字戏、白字戏、西秦戏、花朝戏、粤北采茶戏、乐昌花鼓戏、梅县山歌剧、粤西白戏、临剧，广西的邕剧、宾阳丝弦戏、彩调剧、牛娘剧、桂南采茶戏、广西苗戏、广西侗戏、海南黎戏，以及木偶剧等。此外，还可以多角度看到岭南戏曲多元化特点。赖伯疆在《广东戏剧简史》一书的《概说》中全面而精辟地概述了广东戏曲的多元化特性。赖伯疆：《广东戏剧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1页。笔者认为，赖伯疆概述的广东戏曲的多元化特性也正是岭南戏曲多元化特性的真实写照：从戏曲所属民系族群的角度看，有广府、潮州、客家等民系和其他民族；从戏曲涉及语言的角度看，有广州话、潮州话、客家话、海南话、少数民族语言（壮语等）、暂时尚未界定的土语、官话（桂林话、北方话、普通话）等多种语言；从戏曲涉及的地区文化类型看，有中原文化、岭南本土文化、邻省和东南沿海文化，以及外国文化等；从戏曲的雅俗文化层次来看，有高雅文化（文人的案头戏曲文学和剧场演出的“文静戏”）、通俗文化（如马师曾主演的一些戏剧），以及雅俗兼有文化；从戏曲的声腔体系来看，有梆子腔、皮黄腔、高腔、乱弹腔，以及南戏诸腔的遗音、地方小戏、民歌小调、宗教音乐等；从唱腔音乐体裁来看，有板腔体、联曲体（曲牌体）、板腔与曲牌综合体、民歌体等。岭南戏曲表现出这种多元化特性，使其异彩纷呈，为观众所喜爱。

3．兼容性

岭南戏曲的形成和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不断兼容其他地方的民间音乐、唱腔、说唱、歌舞、演奏方式、表演形式等而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历史。赖伯疆在论述广东戏曲的融合性（兼容性）特征时指出：广东地方戏曲“起初是由外省的中原文化、东南沿海文化与岭南古越族土著文化的融合，是几种地域文化的融合；继则又与来自东南亚、东北亚和美洲、欧洲的海洋文化相融合，是传统文化与外国的近、现代文化的融合。”赖伯疆：《广东戏剧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如粤剧就是在弋阳腔、昆阳腔由“外江班”传入广东，继而形成广东的“本地班”，后又受徽班影响，并以西皮二簧为基本唱调，同时也保留了部分弋阳腔、昆阳腔、广腔，再吸纳广东民间乐曲和时调，不断兼容创新形成的。又如潮剧，早期的潮剧是逐渐地方化了的南戏，后来兼收了弋、昆、梆、簧和当地民间音乐，说唱、歌舞、唱腔、表演都更加丰富多彩；潮剧的伴奏音乐吸收了民间锣鼓乐、民间小调等，从而使潮剧更加新颖，富有地方特色。岭南地域依语言和地区的不同，有不同的剧种、曲种和音乐。不难发现，每个地方的剧种、曲种和音乐的关系十分密切，如流行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东曲艺与粤剧演唱基本上是同腔同调，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互相促进、同步发展，广东音乐又是两者伴奏的重要组成部分。

4．开放性

岭南戏曲没有拘泥于传统包袱，而能随着时代的演进，不断借鉴和吸收外部营养，丰富自己，发展自己。在岭南各剧种和曲种的形成和发展史中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例如，在岭南有较大影响的广东曲艺，都是通过借鉴古今中外的名曲、剧种及音乐、歌曲等艺术形式，形成既保留自己固有特色，又显得瑰丽多姿的民间艺术品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东曲艺更加注意对外交流。20世纪50年代广东的曲艺演员就对兄弟曲种的表演形式进行学习、模仿、移植，大大促进了广东曲艺的改革、创新。此后，广东的曲艺舞台上出现了表演唱、小合唱、说唱、广东大鼓、弹唱、民歌、粤语歌曲小调演唱、相声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形式。改革开放20多年来，还先后举办过多台著名曲艺演员（包括粤剧演员）的独唱会、师徒演唱会、群众性的粤语歌曲大赛等。有些剧种曾多次北上（赴上海、北京和天津等地）演出，并学习京剧等剧种的艺术；对外远赴东南亚、美洲、大洋洲各国演出，有的剧种，如粤剧、潮剧和广东汉剧在东南亚和美洲一些国家落地生根，成为当地受欢迎的华文戏剧。如在美国，“三藩市有很多粤籍华侨，故玩粤乐粤曲的乐社不少，单金山湾区的民间乐社便有十多个，如海风音乐社、侨志音乐社、红豆戏曲社、南中国乐社、屋仑华人联谊会音乐社等，都在华人社区中心活动”。骆炯坤(口述)、白鸿(整理)：《亲身经历：“私伙局”在美国》，金羊网 2005-07-27。

第十七章 工艺

工艺是记录历代人民为自身生活所需而创造出的，直接用之于美化自身、美化物品、美化生活环境的手工操作的造物艺术文化符号。岭南工艺包括岭南民间工艺和宫廷工艺两大类。它是生活在岭南这一块土地上的古越族及汉、黎、苗、瑶、满、彝、壮、侗、畲等各族人民在长期世代更迭中，凭着聪明才智，充分利用本地自然环境和丰富的物质资源，因材巧施艺而创造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艺术。在中国各地域工艺文化中，它以独特的风格特色、深厚而丰富的文化内涵、神奇而深刻的民俗意义和浓郁的乡土气息而独树一帜。与北方其他地域民族工艺之单纯粗犷、朴实和稚拙相异，岭南工艺结构之巧妙、质材之优越、技艺之灵巧和装饰风格之细腻隽秀，大有其独到之处。

第一节 岭南工艺探源和早期发展

一、岭南工艺的起源和本质

高尔基认为，艺术的创始人是陶工、铁匠、金匠、男女织工、油漆匠、男女裁缝，一般地说，是手艺匠。岭南工艺是岭南人民的天才杰出的创造。它起源于岭南远古时代先民们在集体劳动中创造的原始工艺造物文化。那种巧用石、木、竹、骨、角、泥、蚌等的自然形态和物质性能，按照生活的需要和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原则，进行雕、刻、塑、绘、钻孔、切割、横印拍打等手工工艺的加工处理，成为他们向大自然索取生活资料、美化或丰富自己生活的实用美术品。民间工艺与宫廷工艺之分是后来阶级社会的产物。岭南原始工艺造物文化，是这个地区先民创造的最早文化，其文化内涵比较单一，并且精神和物质往往是不可分离地统一在一起的，故又称“本根文化”。其工艺美术就是这种文化的物化形态。它在最初创造之时，就是以实用为目的，兼具审美功能的。在维护自身生存发展的艰苦努力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工艺，其文化特质，总体上离不开物质和精神的创造这样一个基质。那时基本上不存在单纯为了精神的享受而创造的纯艺术。

目前考古发掘的材料证明，早在约13万年前，生活在粤北、粤西的古越族先民，朱非素：《广东考古三十五年概述》，《广东省博物馆馆刊》1991年第2期。直至一万多年前的封开黄岩洞、阳春独石仔遗址、广西百色第三阶段堆积和来宾、柳江、崇左、桂林、武鸣、柳州等地洞穴，以及珠江三角洲台地的先民，莫稚：《广东旧石器时代文化及其若干问题》，《史前研究》1985年第3期。都处在旧石器时代。在自然环境极端恶劣、生产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先民们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运用人类特有的聪明和智慧，按照“美的规律”不断地进行着以打制石器工具为主的造物工艺文化活动。这种造物工艺文化活动，已不是那种仅凭肉体需要支配的动物的“生产”了；而是按照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类特有的运用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的文化活动。当然这种文化活动是极为原始的、低级的，当时还没有达到大规模创造阶段，它只属于一种以模仿为主的仿生设计雏形；但它实实在在就是后来发展成为光照史册、世代相传的岭南民间工艺乃至宫廷工艺的萌芽。这种工艺造物文化历经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末期这漫长岁月的发展，创造了石、木、竹、角、骨、陶、蚌、象牙等各种质材的实用工具、日用工艺品和宗教祭祀雕刻品、装饰品等，创造了著名的几何印纹陶、彩陶、装饰绘画等灿烂的原始工艺美术文化。它始终没有脱离实用与审美一体、物质与精神相融的本质属性，保持着劳动者质朴、纯真、情深的文化品格和自产、自销、自娱、自用，扎根生活沃土、健康活泼的艺术特质。

二、宫廷工艺的产生和早期发展

宫廷工艺是随奴隶社会而产生的。岭南奴隶社会时间跨度大约上自商末西周，下至秦统一岭南。徐恒彬：《广东青铜器概论》，载《广东先秦文物》，广东省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办，1984年。岭南各地氏族公社制度开始解体，出现了不少小国，如在今粤东博罗县北面的“缚娄”、臣服于楚的“番禺”和在粤北连江右侧即阳山县东面的“阳禺”等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带来工艺文化的变异，原来应用于人们衣、食、住、行、玩、丧葬、嫁娶、宗教礼仪、四时风俗等生活各个方面的原始形态的工艺美术造物文化的单一性和全民性质，被彻底打破了；那些技艺高的艺匠被迫离开了原来的群体，被奴隶主贵族或封建统治者“招募”进宫廷内，沦为“工奴”，专门为统治者制作各类珍奇名贵的工艺美术品，供其享用。原始社会所开创的那种随心所欲、纯正无邪的艺术创造传统和文化品格，以及实用与审美一体的艺术特质，从此受到了压抑和限制。

艺匠们不得不按照统治者的意志、信仰和审美观念去进行创作，统治者也通过这些珍贵工艺品来显示自身价值，向世人表明珍贵的工艺品是与其高贵的身份、豪华的宫殿、居所相匹配的。为了保持这种特权，统治者禁止民间制作或使用那些宫廷专用的高档名贵工艺品，甚至连颜色的使用也规定得很严格。至此，原来原始工艺造物文化开始蜕变，离开了原来实用与审美一体、极为纯朴的本质，观赏价值已高于或取代了实用价值，成了奴隶主贵族生前的玩物、死后的陪葬品。原始工艺造物文化的优良传统则由普罗大众的民间工艺所继承和发展了下来。这就是宫廷工艺与民间工艺的分野。

从岭南地区考古发掘的材料，可以鲜明地看出这种变化：如从出土的青铜器来看，这本是奴隶们在继承和发扬原始工艺造物文化的基础上，运用卓越的智慧和精湛技艺创造的杰作，但其产品绝大部分却为奴隶主贵族占有和享用，作为他们的礼器、乐器、兵器、烹饪器、食器、酒器、水器或杂器等，这些青铜器铸造精美、造价昂贵，显然它只有奴隶主才能享用。小部分是作为奴隶主驱使奴隶劳动的工具，如铲、斧、刀等。从清远马头岗发现的春秋末至战国初两座规模较大的墓葬来看，随葬器物计有垒、编钟、钲、矛、斧、钺、匕首、镞、凿、人首柱形器、篾刀等青铜器64件，还有夔纹、方格纹和篾纹陶罐及砺石等。那些铸造精美的铜垒、成套的铜编钟、众多的兵器及铜钲等器物，十分清楚地表明墓主人的身份绝非一般普通人，而应是奴隶主贵族。邱立诚：《广东东周时期青铜器墓葬刍议》，载《广东先秦文物》，广东省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办，1984年。

奴隶主占有“宫廷工艺文化”的存在事实，我们还可以从出土的人首柱形仪仗器中得到证实：该物塑人首双身穿孔可贯，额中鲸刻↓形记号，显然这是奴隶形象。作者塑造这样的形象，并非表现奴隶们对奴隶主的反抗，而是为奴隶主显示其权威和身份，扭曲地去表现的“遵命之作”。它带着一种神秘的、威严的、庄重的气氛，显示出来的只是奴隶主贵族的霸道、不可一世的权势，而绝不是在这之前原始工艺所表现的那种劳动者乐观、自豪的感情，不是劳动者内在感情物化时那发自肺腑的自由奔泻。原始社会作为先民美化自身的以玉石、珍珠、象牙、翠羽、珠玑、玳瑁、贝壳、珍怪异物或贵重物品等制作的工艺装饰品，到这时也发生分化：它大部分为奴隶主贵族所霸占。如象牙、翠羽等珍禽兽类就是由各地部落首领进贡，除作为宫廷的翠羽装饰的旌旗、帏帐和华盖，作为王之冠服上的“翟饰”和贵妇乘坐翟车上的“障蔽”和装饰外，也广泛用于古越族的民间，作为门户上的饰物和头部的装饰。如瑶族、黎族等少数民族至今还保留着这种装饰习惯。可见，宫廷工艺品的源头还是来自民间工艺。

三、民间工艺的早期发展

这时期相对于宫廷工艺的民间工艺，由于年代久远和民间工艺品的易耗性、易朽性等因素，今天已很难找到更多实物来还其全貌了。根据考古发掘材料和有关文献记载，归纳起来，大致有日常生活用品和装饰欣赏品两大类。其发展线索，一是品类的不断丰富，二是日常生活用品向装饰欣赏品发展，即日益具有更多的装饰性和审美欣赏性。但民间工艺与宫廷工艺不同，它始终不会脱离日常生活的实用性。这充分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是民间陶器。这是当时最重要的日用民间手工艺。其产品社会需求量大，使用范围广，是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日用器具。它品类多，造型美观，制作烧造技艺有较高成就。主要有几何印纹陶、夔纹陶、釉陶和原始青瓷等。几何印纹陶和夔纹陶是源自新石器时代初期的原始夹砂粗陶和红褐陶上拍印绳纹、网结纹和凹窝纹的烧制品。经过新石器中、晚期的不断发展、演进，由开始用木板拍印改进为陶模印制，从纹饰简单到较为精致多样，在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达四五十种。到原始公社解体，奴隶社会确立之时达到鼎盛。它除饪食中的鬲、甗、缶、釜、罐、鼎、钵、簋、豆、盆、尊、碗、杯、盂、壶之外，还有储存杂物的大型陶缸、甕等，以及瓮棺葬俗的葬具，还有纺纱用的陶纱轮、捕鱼用的网坠等。这些品种大部分沿袭前一时期规范而略加改进，并有适应新的时代经济生活需要而创新的品种，使之更加适合实际用途和美观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和地方特色。如炊煮器或盛食器，就是从原始社会饰以几何纹的釜支脚、豆、圈足罐、器座、形器、钵等发展而来的，并在这时达到了鼎盛阶段，其花纹整齐精美，以阳纹为主，阴纹为辅，夔纹有重钩、双头、圆头、钩形、钩形直身等多种形式，风格制法虽仿制青铜器花纹，但却能做到随意发挥，透出勃勃生机，达到造型与印纹的和谐统一。如五华县东山上岭出土的春秋陶罐就是其代表作品。整个造型以实用为主，但却透露出原始朴素的审美意念。它高32厘米，口径145厘米，颈短、口小、腹大，适于盛装更多物品，肩部有四个横耳，环凹底，便于提携。其装饰纹样为拍印组合花纹；在近口沿处饰一周篾点纹，肩部和上腹饰二组夔纹，中间饰一组双线斜格加乳钉雷纹，最后在下腹至底部饰方格纹，呈带状环绕器身，十分整齐精细，极富韵律美。可以看出奴隶们为美化自己的生活，倾注了心血和感情。

二是民间编织。它是民间美术的一种，亦是当时平民、奴隶劳动、生活不可缺少的携带盛物的日用工艺品。它具有通风透气、经济美观、实用方便之优点。主要是用大自然随处可见的草、藤、竹等天然植物，编织成提篮、竹筐、竹席、绳索等实用美术物品。

三是民间服饰。海南黎族先民穿着的鸟铲和吊铲极具特色。吊铲(音产)，我国古代称巿(音服)，欧洲称遮羞布。吊铲为男性用，女性用的是鸟铲，我国古代称裳，现今称裙。据古书记载，黎族先民很早就懂得利用当地一种灌木花絮纺绩织布，在原始社会时就利用木棉纤维织成有装饰图案的棉布，赠送给中原头领。在《尚书·禹贡》中便有“岛夷卉服”的记载，那“卉服”就是指用棉布做的衣服。它说明海南岛一带，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已开始种植棉花，并用于纺织制衣，并逐渐懂得用织绣染的办法，把原来文身用的祖先崇拜、图腾崇拜纹样，装饰在衣服上。

四是建筑装饰，据目前掌握材料，有用孔雀羽毛装饰工艺装饰门户的，也有在厅的梁上画五羊像，作五谷囊，随像悬之的记载。它具有吉祥瑞和的含义。装五谷囊包悬挂在屋梁或厅上作装饰或还表示某种宗教含义，与宋代的粽球、瓜、子鸡和明代香囊(包括辟暑笼、平安袋、荷包等)的形制和使用功能是一脉相承的。估计五谷囊也是裹合五谷的袋子，因而是一种最原始的香包。此外，还有各类装饰品、装饰绘画、民间雕刻等。如在珠海南水高栏岛宝镜湾、香港东龙岛大屿山石壁、长洲岛、浦台岛、西洲及香港仔黄竹坑、香港岛大浪湾东面等，均有用线刻画人、船、蛇、鸟、云雷纹、波浪纹等粗犷、古朴图案纹饰的岩画。

第二节 岭南工艺的品类、工艺特点及其发展

一、概述

岭南工艺除上文整体性的起源外，它的发展过程又是由许许多多不同阶段、不同形式、不同类型的单个性品类的发生和变化构成的。它始终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有机体和流动的生命过程。从春秋战国时期奴隶社会继承了原始工艺美术造物文化的精华开始，经过五百多年的发展，到秦始皇收复岭南，它广收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等先进经验，在越族的汉化和汉越互相融合、开发岭南的过程中，结合岭南的地域和气候、物产等特点，根据当时民间生活的需要，不断地加以创造和改进。经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长河，岭南工艺逐步发展，高峰迭起，绵延不断，呈现繁花似锦的兴盛。明清在传统基础上，继续吸收外来文化的养料，形成独特的岭南地方风格和浓烈的乡土气息，运用于人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技艺精湛，形式多样，题材丰富等多方面的艺术成就使世人叹为观止。

岭南不仅历史上，而且当今存在的工艺美术品类都异常繁多。若从工艺制作和质材特点来分类，大致可分为雕刻、陶瓷、染织绣、编织、漆器、民间绘画、金属工艺、剪纸及其他工艺九大类，技艺多姿多彩。光是雕刻类，就有木、石、砖、骨、牙、角、竹、贝、椰、缅茄、玉、榄核、藤、瓜果等各种不同质材雕刻的品种。塑作类也有泥、灰、陶、瓷、缅、纸、漆、香粉等塑像。陶瓷类则有佛山石湾窑陶瓷、潮州窑陶瓷、广州西村窑陶瓷、梅县水车窑陶瓷等几十个遍布全省各地的民间陶窑产品，染织绣类有遍布全省各地农村的汉族刺绣如粤绣，潮绣，黎、苗、瑶、畲、壮等少数民族的染织绣。编织类有藤、草、竹、葵等类；各个品类工艺又因各地区、各民族的不同而大异其趣。为了方便说明问题，我们按生活功能类型分类法进行分类，对各类工艺及其工艺特点和历史发展分别进行论述。

二、日常生活实用工艺

在漫长的传统社会，工艺就是生活，没有生活就没有工艺。日本近代著名工艺学家柳宗悦认为：工艺文化有可能是被丢掉的正统文化。原因就是离开工艺就没有我们的生活。可以说，只有工艺的存在我们才能生活。从早到晚，或工作或休息。我们身着衣物而感到温暖，依靠成套的器物来安排饮食，备置家具、器皿来丰富生活。因此，一部岭南工艺发展史，实质就是岭南人民认识物质性能、创造物质文化美化生活的文明进化史。研究其分类，就应从这一历史实际出发进行分类。它首先的一大类，就是日常生活的实用工艺，包括衣、食、住、行、玩、出生、丧葬及其他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等方面。

1衣

衣饰是人们赖以生存发展的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是衣、食、住、行、玩人类日常生活五大需要之一。衣的概念包括了人们从头到脚的穿着打扮，如服饰、帽、鞋和首饰等部分的工艺。这些工艺多种多样，艺人们或单独或几种配合，巧为应用，形成多姿多彩的衣饰文化面貌。它历史悠久，起源于岭南原始社会的远古时代，先民们把兽皮披在身上或系在腰间御寒保暖。或用树叶、贝壳、藤蔓串着系在腰上，为性禁忌作遮障物。到新石器时代，他们利用角椎、骨针以及石、陶纺轮，用天然植物纤维纺成纱线，穿线缝纫。使衣的形制改变了自然形状，达到较为多样和渐渐适合于人体的尺度、长短和大小，使实用美和形式美逐渐紧密地结合起来。据古书记载，三千多年前海南岛、雷州半岛一带的先民，就懂得利用当地灌木花絮纺绩织布。在《汉书·地理志》里，还记载南粤“男子耕家，女子桑蚕织绩”。那时，他们能生产十分精美的“广幅布”(木棉织品)，为中央朝廷所欣赏，进贡不少。经过不断的探索，他们又逐渐懂得用织绣染的工艺手段，把原来用作黥面文身的祖先图腾崇拜纹样，装饰在衣服上。自汉代开始，黎服演变为上衫下裙样式，上衫无扣，对襟开胸，穿法自头贯下，为贯首衣。《汉书·地理志》。《南平蛮》载南越国时期，越人服饰为“男子左衽，露发徒跣，妇人横布两幅，穿中而贯，其首名为通裙，其中美发为髻髥于后，以竹筒笔长三四寸斜贯其耳，贵者亦有珠。”《战国策·越策》亦云：“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即男子穿左衽短袖衣，短裤，披发，赤脚；女子穿贯头裙。印染服饰也很流行，从当时印染工艺之发达可以看出。在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一大一小成套青铜印花凸版，扁薄体状，正面凸起火焰状图案花纹，可在丝绸、布帛上彩色套印染纹饰。这是目前所见世界上年代最早的一套我国古代织物印染工具。当时的纺织品有缯、苎、、线、絮、丝等，即丝织品、麻织品、葛织品和棉织品。那时的先民已经懂得用很细的麻线织成带方孔的纱棉，然后涂上生漆，制成帽子，叫漆丽纱帽。宋代以后，黎幕、黎单享誉中原。

岭南服饰工艺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发展，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它以海南黎族服饰，苗族蜡染，粤北、粤西瑶族、粤东畲族、壮族和陆丰汕尾渔民等的服饰工艺最具特色。现以黎族服饰为例，加以简述如下：

黎族人民凭着一双灵巧的手、简便的工具制作出的花巾、花带、胸挂衣饰、桶裙等织品绚丽多彩，工艺精美，特别是桶裙上的花式图案千姿百态，是经过黎族祖祖辈辈流传和再创造的文化财富。其服饰最精彩之处集中在妇女衣着上，为上衣短衫，下衣桶裙的样式，衫有对襟衫和贯头衣两种，裙有短、中、长三类。制作最精的是结婚时穿的节日服。黎族各个支系的妇女服饰有不同特色，孝黎穿对襟上衣，有直领、圆领之分，直领前襟长，后襟短，边沿绣花，圆领齐襟不绣花而镶蓝边或绿边，盛装上衣绣几何花纹，下沿系以铜铃、铜线、绒穗。本地黎女上衣是贯首衣，两侧饰以构图色彩，颇有独特风格，绣工精湛的双面绣，桶裙特短而窄，裙头仅及小腹，裙脚在膝盖数寸以上，但织工十分精美，喜欢嵌入银箔、铜片、羽绒作装饰。这些桶裙是经纺、织、染、绣四道工艺完成的。其中刺绣有多种绣法，本地黎的“双面绣”堪称黎绣之最，其工艺加工并不比织、染等工艺简单，其精工程度，大可以与今日的双面绣比美，整个制作遵循有利于生产和方便生活这一实用原则精心织绣而成。在容易磨损处皆借绣花或镶边加固法，巧妙地达到保护和美化自身的作用。

2食

食具为饮食方面的器具，主要是陶瓷制品，其次是竹制品、木制品，以及铜、锑制品等，依据各时代、各地区、各民族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和内容而定，包括餐具、炊具、茶具、水器、容贮器等，现以餐具为例作一分析。

餐具主要是陶瓷的盘、碗、碟、盆、钵、勺、簋、豆等。炊具为釜、鼎、罐、壶、甑、鬶等。容贮器有尊、缸、瓮。茶具有茶盏、杯、茶壶等。它们历经一万多年的演进，发展出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民间工艺艺术。根据出土文物资料及其他方面资料综合分析，可以大致描述出岭南地区餐具的演进变化轨迹。在新石器时代至西周时期，由于原始先民的生活较为简单，食物较单一，烹饪方法也较原始，故所用餐具仅为夹砂陶、红褐色泥质软陶、几何印纹陶的豆、钵、盘和勺之类。其造型设计大都实用美观大方。

战国时代乃至汉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窑炉的革新和工具的改革，人们生活内容的丰富，餐具种类也随之多样化，造型愈益美观。圜平底器、大型器较多，圈足器较少。常见的餐具有豆、钵、簋、盘、盆、瓿、盅、碗、杯、盏等。炊具有铜鼎、铜锅、锅铲、陶灶。陶器在这时已发展为广东几何印纹陶的鼎盛期——夔纹陶类型文化和浮滨类型文化，它上接新石器时代的曲尺纹陶类型的几何印纹陶文化，下启米字纹陶文化。印模雕刻精致，构图严谨，拍印技术高超。三国至五代时代是青瓷器为主的时代。餐具已演变为碗、盘、盏、豆、盆、唾壶、碟等，炊具为陶灶、陶釜、陶罐、陶甑、陶坛等。陶甑、陶坛及灶在粤北连县龙口晋墓出土，为广东旧式造酒器具。茶具因唐代陆羽《茶经》影响而致饮茶之风在潮州等地兴起而出现，主要为盏。它原是一种碗式，在唐宋时期演变为茶具；往往与托盘相结合，使盏不致在盘中倾倒，避免茶热烫指。在隋朝时出现一种叫“激死蚁”的双唇罐，内唇与外唇间有一条沟，可盛水，蚁爬不进口内，这种样式一直延续至今。五代时南海官窑烧制的大批彩绘陶瓷器，打破了广东隋唐时期陶瓷器不绘彩的局面。其中一件彩绘陶罐至为难得，其彩绘海水、人物生动自然。在番禺石马村出土的青釉夹耳罐，斜肩敛足，带盖，肩前后附圆孔板耳，左右各附夹耳一对，盖有两翼，夹耳与盖翼各有圆孔，加盖后夹耳与盖翼可贯穿木塞或绑绳，使提挈时盖不致跳动与丢失；如果穿绑一侧后，罐盖又可自由开关，这种造型设计周到科学，又极具美观的夹耳罐，是同期罕见精品。到宋代，餐具虽然仍以碗、碟、盘等为主，但民间艺人巧花心思，装饰手法在不违反器物实用功能的原则下作灵活运用；同时大量采用操作简便、快速的印花、刻花和彩绘方法，具有独特韵味。这以潮州笔架山窑、广州西村窑为代表。明清及民国有更大发展。最负盛名的是“广东罐子”石湾“三煲”：饭煲、粥煲和茶煲。

3住

(1)建筑装饰是人类为美化自己的居住环境，过得舒适而发展起来的工艺。它随建筑的出现而产生，伴建筑的演变而发展。岭南建筑装饰主要为宫殿建筑和各种建筑上的石雕、砖雕、木雕、陶塑、灰塑、嵌瓷、漆画、壁画、门画、铜铁铸件、泥塑等品类。在始兴白石坪山战国遗址中，出土有规格较大的筒瓦、半瓦当和绳纹板瓦，就是广东早期用瓦盖房顶的证据，也是最原始的建筑装饰工艺。晋顾微《广州记》称：“广州厅事梁上画五羊像，又作五谷囊，随像悬之，云：‘昔高固为楚相，五羊衔谷于楚庭，故图其为瑞。六国时，广州属楚。’”沈怀远《南越志》(成书约在460年)称：“任嚣，尉佗之时，因楚时有羊五色以为瑞，因图之于府厅矣。”这些可说明广东开始生产早期的建筑装饰。

秦汉时期的房屋形式，据考古发现可分为宫室和民居两类。广州中山四路出土南越国王宫御苑大型铺地砖，面印几何图案花纹、“万岁”瓦当、绳纹板瓦、筒瓦、蕨草纹瓦当，以及涂朱色或绿色砖雕饰或灰塑脊饰残件和砖雕窗棂。这是岭南工艺早期的砖雕、灰塑脊饰和石砖等建筑装饰。民居虽未有发现，但在400多座汉墓中出土的两汉陶屋模型，都是当时民居形式的真实写照。分“干栏”、“曲尺”、“楼阁”和“三合”四式。建筑装饰相当讲究。主要表现在屋顶造型的线条和瓦当的装饰和墙砖的花纹刻划上。其次是出现建筑彩画和铜铸雕饰。广州西汉南越王墓门壁的彩画，为目前发现岭南地区最早的建筑装饰彩画，其卷曲云彩图案，如行云流水，生动异常。两扇石头门上安有青铜铸造的一对“铺首”——口衔门环的狰狞、威严的兽头。这也是岭南目前发现最早的铜铸建筑装饰构件。

三国至南北朝，岭南建筑装饰艺术由于中原人民南迁带来先进经验而得到发展。南亚僧人则由海路传教而使寺庙建筑大量创建，从而使建筑艺术与佛教文化得到有机的融合，出现广州王园寺（今光孝寺）、宝庄严寺（今六榕寺）、华林寺、曲江宝林寺（今南华寺）和清远至德寺（今飞来寺）等著名建筑。装饰图案讲求吉祥如意之寓意，体现人们祈求儿孙满堂、平安和睦、生活美好的愿望。

隋唐宋元时期，岭南建筑业相当兴盛，木、石雕饰和彩画越来越多。主要装饰部位是屋顶、山墙、门面、望柱、勾栏、石板、柱础等。潮州唐代开元寺大殿周围石栏板上雕刻佛教故事、奇兽珍禽、莲花瑞草的装饰，形象纯朴古拙，凝重雄浑。南汉在建筑上出现陶龙首建筑构件，张口吐舌，突眼竖耳，很是精炼生动。光孝寺大雄宝殿后廊平台勾栏的砂岩望柱上的宋代石雕狮子，保存着盛唐时代的雕刻特点，注意表现狮子内在蕴蓄的威武气势。潮阳胪岗石塔寺有图案简洁的宋代石雕菩萨四尊，线条粗犷近乎写意。壁画有韶关唐张九龄墓道彩绘《侍女蟠桃园》等。

明清时期，书院、祠堂、庙宇等遍布全省各地，并出现了许多新的创造。如建于清代集岭南建筑装饰艺术之大成的广州陈氏书院，罗雨林：《岭南建筑明珠——广州陈氏书院》，岭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三水卢苞祖庙，明清时代佛山祖庙，明初高要文庙正殿，清末潮州纪略黄公祠，德庆悦城龙母祖庙，潮州彩塘从熙公祠等，都大量运用石雕、砖雕、彩画、陶塑、灰塑、嵌瓷、铜铁铸件和琉璃饰件、漆画、木雕、竹雕等装饰，巧夺天工，组成了多姿多彩的民间艺苑。

近代潮阳贵屿艺人雕刻的石花篮，篾似真，花叶如生。1952年、1959年有2件被选送故宫博物院展览珍藏。陶塑瓦脊，是石湾烧制的岭南独特的建筑装饰形式。多用于大型宅第或祠堂、庙宇、会馆的屋脊部分。嵌瓷是潮汕沿海地区采用的一种装饰艺术，它是利用各种彩色碎瓷片粘贴、镶嵌在贝灰泥做成的坯体造型上的一种装饰手段，它适应当地自然条件，色彩鲜艳，保持耐久，不怕风吹雨打日晒。木雕则施用于门、窗、门罩、挂落、封檐板等部位。它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形式不一，手法多样。其雕刻技法有沉雕、浮雕、镂空雕以及打浮、叠浮和钉浮等，使居屋通透灵秀，美丽大方。此外，还有泥塑、漆画、竹雕、铜铁铸件等，也常配合使用。

（2）室内陈设包括桌、椅、茶几、台等家具和床榻用品：被褥、床单、蚊帐、帐沿、帐钩、枕头，以及床前踏脚凳、凉席、凉枕等。还有石湾陶瓷艺术欣赏陈设品。

广东家具分木、竹、藤等质材制作，木家具的历史可以上溯到3500年前。以后历经低矮型的古家具时期和低型家具向高型家具过渡的交替期和高型家具期的历史演变。这时广东传统家具采用框架装板结构和榫卯接合的形式，家具的品种齐全，工艺精致。宋代完全改变前人席地而坐的生活习惯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有关家具，家具尺度明显增大。室内布置也趋于一定格局，可分为对称和不对称式两种。一般厅堂采用对称式，在屏风前面正中置椅，两侧又各有两椅相对，或只在屏风前置圆凳供宾主对坐，书房与卧室采用不对称形式布置。这时期桌椅等日用家具在民间十分普遍，同时衍化出许多新品种，并开始出现组合家具。其特点是造型古朴，结构简洁。明清家具是广东家具发展的艺术高峰。广州与苏州、扬州、宁波等地成为家具制作中心，其家具种类和式样除满足生活起居需要外，还与建筑物有了更紧密的联系。明代家具用料讲究，常用紫檀花梨、杞梓、铁力等名贵木材和楠、樟、榆、柞、核桃等硬材为原料。种类式样繁多，适应多种功能需要，造型秀丽，接合严密，品种齐全，装饰典雅，构造复杂、精巧，造型设计和工艺技术均达到当时世界一流水平。清代在明代成就上又有新的发展，其风格特点是多雕刻、镶嵌，装饰华丽，造型高大庄重。《番禺县续志》记载清同治八年（1869）至宣统三年（1911）广州硬木家具业专而精，自成一家。作坊集中在今海珠区，有一百多家。酸枝七巧台，设计精巧，可以变化妙用，用七张小台可以组合成许多形状不同大小不一的台。

（3）案头陈设品主要是石湾陶塑仙佛、门官、土地、财神、罗汉、鸟兽、动物、山石盆景，亭台楼阁以及仿三代彝器花瓶，或群众喜闻乐见的历史故事人物等，以及潮州瓷佛像、八仙等。

4．行

广东濒临南海，河道交错，交通主要靠水运是一大特点。古籍有“越人善舟”的记载。《越绝书》说越人“水行而山处”。《淮南子·原道训》说“九嶷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在远古时代，人们就懂得用火烧和石斧挖的办法，将木头中间掏空，制成独木舟，或制作竹筏，渡过江河。这方面，先人按照实用与美观一体的原则，倾尽了心血，极尽美化之能事，因而形成了一类独具岭南地方特色的民间美术。如潮汕地区的红头船，其船头琢成鲤鱼头状，或雕成龙头状，特别突出大眼睛，涂以重彩，用油漆过，船尾巧制成鱼尾鳍，高高翘起。在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水上居民——疍民的水上交通工具种类更多，在清代有大罾、小罾、手罾、大罟、竹笕等19种。民国时，花尾渡、灰艇、长龙、四柱大厅、丈二艇仔、横水渡孖舲、瓦筒艇等，以及供旅客度宿的沙艇，游河的洋舨，饮宴用的紫洞艇，小型的菜艇，以及戏班用的红船等。

在高山大岭、道路崎岖的粤北瑶排，创造了“尖角布袋”和“齐肩箩筐”等颇具特色的工具。“齐肩箩筐”是一种美观实用的编织工艺品，为两耳箩筐，没有绳索，用时把扁担串过箩耳，挑起来与肩平高。挑运玉米棒、番薯、芋头、生姜等，非常稳当，又简洁美观。

此外还有乘轿。轿有竹轿、花轿、大轿等。花轿专供新娘出嫁时乘坐，多用杉木为骨架，做成方形。轿四周用布涂上油彩装饰，甚为雅致精巧，两边各开一小窗作通风之用。有的特别精致者，在上边雕有龙凤、喜鹊、仙鹤、石榴，以及梅鹊图和寓意吉祥的花鸟、人物戏曲故事。

5.玩

玩方面的民间工艺美术包括：(1)玩偶；（2）放风筝；（3）扒龙船；（4）舞火龙、舞火狗、舞狮、舞虎、舞春牛等各种动物舞；（5）象棋、博具等其他玩具，分述如下。

（1）玩偶。

分泥偶、陶偶、瓷偶和木偶等。材料多种多样，不论黏土、竹片、木块、碎布，甚至废弃的杂物，都能加以利用。所塑造的形象都是人们最熟悉的鸡、狗、猴、猫、老虎、狮子之类，甚至茶具、灶、椅等，以及传说中的人物和龙凤麒麟等，其造型不偏重夸饰，生动有趣，能迎合儿童的心理和稚趣，启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如从前潮州民间能工巧匠就能利用当地废弃的麦秆编织马、轿子、小篮、桌椅等小品供小孩玩，他们按时年八节，就地取材运用黏土、竹篾、麦草、绉纸、绸缎捏塑成各种动物、人物、器皿、花朵，如东风竹编虾，凤山的麦秆、八吊、绣香包玩具等，以题材健康，形态逼真，做工精细，有浓郁地方特色而久负盛名。

泥偶遍布广东各地，以潮州浮洋镇大吴村的泥偶玩具和粤西吴川县梅菉泥偶玩具最负盛名。其历史流变经历过漫长的岁月。两地的泥塑艺术是外地移民带来的。如浮洋镇大吴村的泥塑艺术始自宋末元初，据说是由一位名叫吴静山的福建人，因战乱而携眷到浮洋大吴村并传下泥塑技艺的。他有三个儿子继承父业，均以泥塑为生，其中长子的手艺最出色。此后世代相传，至清光绪年间发展到鼎盛阶段，其生产规模、数量远远超过当时全国最出名的惠山和天津的“泥人张”，并涌现出一批富有才华，能够创作的艺人，其中最杰出者为吴潘强。在一次元宵赛会上，他别出心裁地用豆腐渣代替黏土塑一群猴子，经过发霉，自然生出满身绒毛，又用色彩染色，其生动传神、新颖有趣使观众叹为奇观。浮洋泥塑大体分五类，儿童玩具是其中一类，叫“喜童”。这类作品销售量很大，深受儿童喜爱。它是用单片或双片模子印制，有胖娃娃、单童、双童、鲤鱼童等，造型简练、夸张，在色彩上较多运用红、黄、蓝、绿的对比色调以形成明快的艺术效果。

陶偶的主要品类是石湾公仔。它是南中国最著名的一种玩偶，产自明清及民国时期。它取材于历史、小说、戏文、鬼神、释道、目前官场、讽世、闲情、幻想以及鸟兽虫鱼等，包罗万象，是上下古今社会的缩影，是岭南世俗的生动表现。为适应玩赏需要，作品大小不过10公分，能满足欣赏者细细观赏，手中抚弄、玩味的需要。题材有对弈、弹琴，饮酒题诗、论道、观瀑、听泉、垂钓、骑驴、荷锄、犁田、插秧、割禾、牧童骑牛等，塑得惟妙惟肖，为男女老少喜闻乐见。

瓷偶主要在潮州窑、广州西村窑、梅县水车窑、南海窑、新会窑、惠州窑等出产，各地墓葬也常有出土。广州宋代西村窑，生产有瓷骑马人、小狗和孔雀等生动趣致的玩具。潮州笔架山窑西洋狗做得很有趣，其脸部很短，耳圆而大，下垂，身短；有垂头状的，有奔跑态，有蹲坐或站立，是取悦于外国儿童的玩偶。罗雨林：《广东、海南民间美术——耍货》，载《广东民间美术》，岭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

（2）风筝。

风筝，古称“纸鸢”或“鹞”。潮州还称“风琴”、“风禽”。它起源于2000多年前。明清时期，广州、佛山、潮州、阳江、琼州等地均有放纸鸢活动。广州和潮州在每年九月初九重阳登高时放风筝，佛山在第二天放，并定为放鹞会。琼州则在五月吹南风时放。风筝的制作一般用竹篾扎骨，做成各种形状，糊以锦纸，再着色描绘，有的用木版印刷。潮州风筝种类很多，题材也很广泛，神话、人物、动物、龙凤、鱼虾、器皿等，不仅式样美观，彩绘也十分精致鲜艳，还有飞高的效果。有一种还会发出响声，类似佛山的“响弓鸽”。

（3）扒龙船。

它最初并非娱乐活动，而是起自原始时代吴越人的图腾崇拜，后来又加进纪念屈原投江之含义，经漫长岁月才慢慢形成此俗。岭南扒龙船有两种形式，一是划龙舯，叫“趁景”。只表演技巧，不排名次，轮流在各乡进行。另一种为斗龙船，比赛夺标，以珠江三角洲地区水乡最盛。据屈大均《广东新语·舟语·龙船》载：“顺德龙江，岁五六月斗龙船。斗之日，以江身之不大不小，其水直而不湾环者为龙船场。”明代弃官归里的方献夫创始，以后每隔三五年举行一次，相沿成习。所谓陆上扒龙船活动，主要在五邑台山广海镇。它原本也是在大海里进行龙舟竞渡，来欢度端午节及纪念屈原的。后来有一年因与渔霸的儿子斗对联，灭了渔霸威风，渔霸恼羞成怒，禁止在海上扒龙舟，于是广海百姓便另辟陆路“荡舟”，以示对抗。从此广海每年端午节，就陆路扒龙船，高唱龙船歌。

（4）民间动物舞的工艺品。

岭南民间动物舞是一种集民间美术和民间舞蹈于一身的群众喜闻乐见的玩耍形式。它源出于原始图腾崇拜，历经世代相传，逐渐清除了原有的原始宗教成分，穿插进各种神话故事的情节，加强了它的教育、娱乐和美感作用，因而得以长久流传，而成为民间艺术精华。但凡天上飞的，地下爬的，水里游的；甚至本来就不存在的动物，也可以想象、创造出来，加以美化入舞。其种类之多，形式之独特，艺术之丰富，不但在全国，甚至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其中最著名的有舞龙、舞狮、舞凤、舞麒麟、舞貔貅、舞鳌鱼、舞蜈蚣、舞火狗、舞春牛、舞狮头鹅、舞竹马、纸马、布马等。

广东舞龙，又名龙灯舞。它除一般的彩龙、木龙、布龙、节龙外，还有中山的醉龙、新会的纱龙、佛山的草龙、大埔的乌龙、丰顺的火龙、新会的蕉龙等，不仅造型独特，舞法也各具姿采。

广东舞狮因地域不同而形成多种多样的类型，有佛山狮、潮汕狮、鹤山狮、嘉应州的席狮、鸡公狮、青草狮、金狮、火狮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佛山狮、鹤山狮和潮汕狮。它们是南派狮的代表，与北派狮的写实风格完全不同，以神似为主，富于夸张的浪漫色彩，表达平和吉庆的气氛。佛山狮头造型生动传神，威武雄壮，丰富多彩。鹤山狮则根据猫头的形象加以集中概括创作而成，狮头稍长，嘴扁平虎虎生威；潮汕狮头为长形，像龙头一样生猛。还有所谓黑地二花脸、五彩二花脸、七彩二花脸等几十个品种脸谱。狮身则用广绣“狮被”来装饰，其造型设计十分夸张。

广东舞凤、舞麒麟，以东江下游东莞、增城、从化、花都、宝安一带为最盛。舞貔貅以东江客家地区为最多。舞鳌鱼，盛行于番禺、电白一带，以番禺沙湾最出名。舞鲤鱼以大埔、梅县最盛，舞时除扎鲤鱼灯外，还搭一座五彩缤纷的“龙门”，表演十鲤跃龙门或五鲤跃龙门。还有汕头舞蜈蚣，龙门、增城舞火狗，澄海舞狮头鹅，五华舞纸马、竹马、木猫、布马，惠来舞九鳄，粤北、粤西山区舞春牛等。

6.出生、丧葬工艺品。

过去民间习尚，喜用彩扎胖娃娃与新婚人家相贺，祝愿添喜、添丁。有的久未生育或产男的人家则在菩萨面前许愿请求给一屏花灯，把花灯挂上大厅堂，让四邻亲戚前来祝他家早得贵子。有的家里生了男孩，不仅要“上灯”，还要把灯屏一一赠给乡人亲戚。年青妈妈十月怀胎时，就替未出世的婴儿绣婴服、背带、婴帽、婴鞋、肚兜。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运用广绣手法绣制。当孩子出生后，特别是男丁出生后，潮汕地区和兴梅地区的民间风尚，是用彩扎纱丁胖娃娃，在正月祭祖时放置在氏族祠堂、祖宗神座上，以求保佑。这种纱丁有3寸、5寸、7寸、12寸等数种，泥做头，纸扎胎，穿用绸缎编制的袍服，并常用锑纸錾剪纹样，粘贴点缀，或供家庭客厅和房间桌上陈设，寓意添丁喜庆。亲戚朋友也以这种纱丁公仔作为贺礼相赠。

丧葬品有用剪纸装饰各种图案花纹的纸扎阴宅、箱柜、家私、金桥、银桥、婢女、童仆、汽车、汽船、飞机模型等焚烧品。佛山有神衣、神纸、大小龙衣、观音衣等。潮州有拜祭焚化的纱丁和彩纸。汉族丧事“五七”时，在木雕神龛上要放置神主牌位。海南黎族在送葬时，年轻妇女要肩挑担子，腰扎编织小刀篓，男人仪仗队要扛着纸糊的“天马”，竹竿上挂着黄、绿、白纸剪成的“天宫”、“宫灯”和有云纹画旗，去参加告别仪式。

三、节日喜庆和岁时风俗工艺

除了与实用的工艺品相结合，表现出它的文化价值之外，还有一类是与日常生活的实用功能没有多少直接联系的节日喜庆和岁时风俗工艺，其主要作用是结合节庆和民俗活动，来显示其装饰美和观赏美，表现人们的传统习惯、道德风尚和宗教观念。岭南节日喜庆和岁时节令风俗的时序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是按我国特有的二十四节气编排的。但是，从立春日到岁除送年，这期间的各种风俗内容、含义，以及伴随着这些风俗而产生发展的工艺，则因地域、民情等因素差异而有所不同，因而形成岭南节日喜庆、岁时风俗工艺独特的文化面貌。现介绍其中的一些代表。

1.彩扎花灯

这是一种创造性地运用书画、纸扎、裱糊、镶嵌、雕刻、刺绣、剪纸、编织等工艺手段，集匠心于一体，赋玲珑于全身的独特的民间工艺，是结合了年宵赛会游行时的广东地方音乐戏曲和喜庆佳节时妇女吟唱的地方歌谣的综合艺术。俗话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各地扎制的元宵灯彩的风俗也因地而异。它包括各式花灯、纱灯、牌坊装彩、棉鸟等。制作方法十分独特，它是以竹、木、铁、泥、线、草、稻秆、萝卜、绉纸、丝绸、色缎、金纸、银箔及各种色纸等为原料，经过扎缚、捏塑成物象骨架。待定型后，再按“平、直、正、连、扎、裱、装”操作规程，粘连、穿、饰各种丝绸缎布和金纸银箔，塑物象外形，使彩扎形象整体精炼，特点鲜明，装裱平正。然后根据主题需要，运用浓淡、疏密、繁简对比等艺术手法，进行渲染、晕化、彩绘，或贴以剪纸，或绘彩图案，或刺绣花纹，融各种工艺装饰精华于一体，使彩扎形象丰富多彩、琳琅满目。

彩扎花灯用于年宵和中秋或其他喜庆节日，也用于祀祭、迎神集会等宗教活动中，这在岭南各地十分盛行。主要产地有佛山、潮州两地。历史上还有盛于明末清初的广州素馨灯饰，盛行于清代的顺德大良鱼灯，盛行于明清时代的海南风灯等。

潮州彩扎花灯历史悠久，素负盛名。唐代开始。唐玄宗制订了元宵放灯三日的制度后，在全国各地民间渐渐普及成为全民性的元宵灯会。当时潮州花灯活动大为盛行。到了宋代，花灯发展到了新的高峰，品种样式变化万千。明、清时期，花灯更为奇妙，分挂灯和屏灯两大类。挂灯以竹篾、木板条和铅丝扎成各种形体的骨架，裱上纸帛，彩绘小说故事、戏曲人物、四时花鸟之类的题材，善于在有限的面积极为精炼地概括出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故事内容，用夸张的手法表现出人物的鲜明性格、身份特征，渲染出所处的环境气氛。据至今仍传唱的潮州民间歌谣《百屏灯》所述，过去每年潮州正月赛灯的戏曲故事灯屏，计有100屏之多，清宣统二年（1910），著名花灯艺人杨云楼、杜松创作的《红楼梦》、《白孟玉》两屏大花灯，参加南京全国工艺赛会获奖。1926年，英王太子出巡新加坡，旅坡的华商特邀潮州著名艺人林乐笙前往制作花灯，他和徒弟制作《凤仪亭》、《打金枝》等10屏花灯，备受观众赞许。其中《昭君和番》、《长坂坡》、《水淹金山寺》、《甘露寺选婿》等被选送到伦敦英国王宫内陈列。后还有《狄青取珍珠旗》、《哪吒闹海》、《陈三五娘》送加拿大展览。1935年英王加冕，香港八邑会馆组织花灯游行，林乐笙受聘到港精心制作了《三气周瑜》、《九曲黄河阵》两屏大花灯，人物多达35个，坐兽10多只，由汽车装载游行，气势雄伟，轰动香港，香港商会会长特赠予“匠心、妙制、巧夺天工”的锦旗。佛山采扎社灯用铜衬剪纸、五彩绒球、排穗缨络等加以装饰，运用细腻的笔法绘画各种图案花纹，显得五彩缤纷，富丽堂皇。

2.剪纸

岭南剪纸产生于何时？目前学术界还未有定论。不过从剪纸在广东各地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以及佛山剪纸的刻镂铜箔技艺与古代“镂金箔为人”的记载来看，则是有深远悠长之历史渊源的，它至少在宋代佛山就已广为流传，明清时期特别兴盛。当时，佛山塔坡街区是盛产“金花”的集中地。金花是在民间剪纸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工艺品，用铜箔，以剪刻、凿珠写意装饰而成。

岭南剪纸遍布各地农村，一般妇女都会制作，已不限于春季人日节庆使用，还有在春节祭祀用的香案上按式样剪灯柱烛台，剪纸衬以白纸贴上；在门楣上贴五福剪纸标钱，在厅中贴横花钱与福、寿（一种正方形斜贴的镶样剪纸）、金花；珠江和沿海一带的船户在船只上篷贴标钱等。它还广泛应用于上元中秋之灯饰、婚礼礼书之封面、礼盒的盒面花等，主要产地有佛山地区、潮汕地区，以及始兴、南雄、惠阳等。佛山剪纸用色夸张富丽，结构雄伟奔放，具有金碧辉煌、苍劲古拙的风格；潮州剪纸以精巧秀丽、造型优美著称；始兴、南雄、惠阳等地剪纸结构单纯古朴，也别有风味。

3.年画

年画是岭南民间过春节、庆丰收、预祝来年春景好的一种民俗工艺品。主要产地有佛山和潮州两地区，始于明初而盛于清代民国。主要画店在佛山就有百多家，从业人员超过2000人，日产门神上万对，行销于华南各地和东南亚各国，成为我国重要产区之一。佛山年画包括门画（俗称门神）、年画、神像画和神衣、纸马，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安南画等。有原画、木印和木印工笔三种类型，以历史人物、戏曲故事、民间传说，佛道神仙，以及龙凤、动物、花鸟等为题材，广泛吸收佛山手工艺染色纸、剪纸、铜凿衬色纸料以及刺绣等艺术特色，采用木印（套印）、木印工笔、手绘等方式生产，线条刚劲简练，构图饱满严谨，色彩明快，金碧辉煌。潮州木版年画有潮州歌册和佛经插图，如佛像、神像和人物绣像；有专供城乡年节张贴的门笺、门神、灶君；有以潮州戏曲故事为题材的《陈三五娘》、《白蛇传》等年画，以及装璜彩纸和送葬彩纸，构图富有装饰性。

4.春色及飘色的工艺品

春色是广东各地民间在春节期间，展示精巧的手工艺品，或者表演各种艺术形象的节目以自娱的习俗。所有这些工艺品和表演节目，统称为“春色”。各地春色既有共同的岭南风格，又具有不同的地方特色。珠江三角洲一带流行“鱼灯会”。鱼灯以透明薄纱蒙在竹篾或铁丝骨架上扎成，鳞鳍毕肖，生动异常，腹面内置灯，通体透亮，十分惹人喜爱。番禺紫泥、三善一带的春色又呈另一种特色。

飘色实际上也是一种春色，是一种汇合戏剧、杂技、民间扎作和各种装饰艺术的民间文艺活动。以番禺沙湾和粤西吴川最为著名。表演时由若干人推着一座“色板”，色板上装饰着固定姿势的人物形象。一般是由1-3名儿童扮演。人物只靠一根看不见的“色梗”支撑着在过人高的空间运行飘动。特别奇妙的是，在空中飘动的人物的立足点只是踩在一根缨枪或剑尖上；有的角色还踏着活生生的动物，如公鸡、白鸽、鲤鱼、金鱼等，在行进中手舞足蹈，给人一种神秘感。

5.秋色的工艺品

秋色是佛山地区民间每逢中秋前后夜晚为庆祝农业丰收而举行秋色赛会，同时展示群众自己创作的各种手工艺的总称。这一活动始自明永乐年间，后来演变为民间有组织的庆祝农作物丰收的祀神赛会。经过500多年的发展与提炼，其内容分为表演艺术和手工艺术两大类。表演艺术有民间音乐、舞蹈、竞技和游戏；手工艺术有扎作、纸朴、批削、雕刻、针刺、粘制六大类。

扎作工艺在秋色艺术中占主要地位，有头牌、彩灯、“龙”、“狮”、旱龙船（陆地行舟）、花舫、彩车（包括车色和宫殿楼阁、花园等）、采莲船、药材船、罗伞，以及各种人物、动物、佛教八宝图案等，以纸朴最著名。它仿古铜器、铁器、玉器、石刻、古代名窑陶瓷人物、鸟兽、水产鱼类、鸡、鹅、鸭以及腊肉、腊鸭、碗、碟、饭壳、筷子、豉油樽、匙羹、饭煲等，达到乱真程度。尤其是用纸朴成的“粥塌”（连盖），在游行时，要盖住盖，塔下火炉内要燃着大扎香火。揭开盖时，香烟上冲，就像粥煮开时水汽上升的现象一样，栩栩如生。

批削工艺以番薯、沙葛、红萝卜、芋头、野生实心木瓜仔、冬瓜、竹笋等为原料，用小刀批削成柑、桔、橙、桃、杨桃、甘蔗、荔枝、雪梨、芒果、沙梨、柿、菠萝、牡丹、菊花等鲜果花卉。雕塑工艺分泥塑、香粉塑等类。如花生、香蕉、大蕉、杏仁、荔枝、龙眼、李等，是用泥干或香粉模印塑成后再按照原物颜色上色。食品如大小包、虾饺、烧卖、点心、饼食等，多以泥土、白善土、白蜡、香粉等手捏成或模印成。蚬肉用白善土泥捏成。游行时与酒席一样，用席箱载或摆在台面而行。那蜡制的酒席佳肴几可乱真。

这些工艺，艺人们在创作时视具体情况而别出心裁，或单独，或几种工艺相配合，灵活运用。如“开刀鱼”制作，它除一边鱼身、头尾、肉是纸朴外，鱼泡则用蜡光纸或玻璃纸；鱼翅、鱼鳃用麻；鱼血用木羔水；鱼鳞用蜡纸制成。糯米饭的制作更奇，其饭粒是用白灯芯草剪碎做成，腊肠则用玻璃纸或蜡光纸做猪肠衣，纳入烂芋头切碎粒做瘦肉，鲜萝卜粒作肥肉，然后拌匀纳入肠内，使人无法辨认真假。1929年著名艺人侨余华创作的《天津鸭嘴梨》，在佛山观音堂铺秋色赛会上展出，有人把真梨放进去，连评委也无法辨认真假。汤洪创作的《醉红月白釉胆瓶》在澜石秋色赛会上，观众坚信是石湾的陶瓷产品。《广东工艺美术史料》，广东省工艺美术学会、广东省工艺美术工业公司1988年。

6.七夕乞巧

七月七日俗称七夕，也称乞巧节。岭南什么时候正式开始？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可以肯定地说，明清时期，广东此风俗已发展成呈巧竞技节，甚至为全民性的艺术展览节。《广州岁时记》云：“一般待字女郎，联集为乞巧会，先期备办各种奇巧玩品，并用通草、色纸、芝麻、米粒等，制成各种花果、仕女、器物、宫室等等，极构心斗角之妙。”番禺市梅山的“纸通公仔”是七夕拜七姐乞巧风俗工艺品。它由“自梳女”制作，按照戏曲故事、神话传说的内容，用半透明的纸卷成通管，横剪成圈的纸通粘贴成人物、花鸟等各种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组成一板板饶有趣味的“纸通公仔”，在七夕乞巧时摆设。

七夕工艺品由于姑娘斗奇竞技，呈现出异常丰富多彩的面貌。南海潘洁芳制作的《文姬归汉》，用细小的芝麻，一颗一颗黏成十字，再砌成人物马匹，上面贴上金钱彩纸，工夫极为细致，表情十分逼真，那文姬骑在马上，脸上略带淡淡的愁思，非常生动传神。

7.糕饼模工艺

这是岭南各地民间应新年、中秋、端午，或是结婚纳彩、生子祝寿的喜庆日子，所用的糕饼印模工艺。它分广式和潮式两种，均是用木雕工艺为之。广式以佛山为代表。雕刻刀法简练，刚劲有力，进度深，刀路平滑，印纹清晰，适合生产需要。佛山饼印有300多年历史，清代有专业从事饼模雕刻的“饼印行”，清末民初出现行会组织。其饼模花样十分别致，既不同于北京的“京式”，也与苏州的“苏式”有别，它有人物、动物、花卉纹样图案，以及品名、店号和吉祥语等，深受用户欢迎。月饼模规格有“行庄”和“加头”两种，雕刻手法有一定的艺术性，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如“渔舟形饼印”就生动刻画了南国水乡赛龙夺锦的热闹情景，纹饰简练，刀法粗犷，充满民间纯朴作风，“和合二仙饼印”、“八仙醉酒月下饼印”则质朴得很，充满吉祥气氛。

潮式稞模由于民间小食丰富多彩而品类繁多，他们特别喜欢以米粉印制各式稞品，供一年中佳节吉日之需，因而稞模成了家家户户必备的节日用具。潮式稞模分为稞印、糕印、稞饼印、糖印多种，每一种又各有多种造型花样。印制大米、糯米粉品的稞模，多是在桃形、圆形、梅花形之内，刻上喜、寿、福字和吉祥花卉，构成各种各样象征美好生活的图案纹样。食品糕模多刻以变形的兔、羊、龟等小动物或鱼、莲、石榴、佛手等，称为“什锦印”。那六角形的糖塔模，是在一个模子上雕有五个不同形状的糕式，有兔、桃、鸡、果叶、菠萝等，从中间放一条长线把糕样绑在一起，很受儿童欢迎。寿龟稞模是祝寿礼品。红色稞模是新年敬神祀祖用的。

8.迎神、赛会和祭祀工艺品

由于历代岭南民间信奉多种神祇，各种祠堂、庙宇多得无法统计。仅是据历书所载，农历一年360日，便有172日有神诞，一些日子一天内有多种诞。所以过去伴随这些迎神赛会和拜祭活动而产生发展的民间工艺不少，归纳起来有神像类和神器类。

神器类中运用金漆木雕和漆画进行装饰的神亭、神轿、神龛、神台馔盒等，是最具特色的，其产地有潮州地区和广佛地区，风格也各有不同。那神亭、神轿是广东各乡人们在迎神赛会之时，扛着到庙宇请神或菩萨出来沿街游行之物，人们以此祈望神灵驱邪镇魔，确保乡土太平。潮州神亭形似宫殿，形体高大，并以黑漆饰金，显得金碧辉煌，极有气势。加之上下均精雕细刻鱼、龙、虾、蟹、松鼠、菩提和《封神榜》等故事场面，显得玲珑剔透，精美异常。神轿则不盖顶，粤东形制似围椅，珠江三角洲一带则形为圈手太师椅，均是朱漆贴金。

神龛和神台为安放拜祭祖先牌位供品的神器。潮州神龛制作讲究，多用金漆木雕装饰。神台，又名祭桌，是祭祀摆放祭品的。木雕馔盒由底、架、碟、盖四部分组成，祭祀时用于盛果品。潮州市博物馆保藏一件清代金漆画《八仙醉酒图》馔盒，结构精巧，架身装饰金漆木雕勾藤、花卉，五个方形红漆木碟放其上，盖上彩绘八仙醉酒，各具神态。

神像方面更是形式多样，有所谓文运昌盛的文昌帝君，赐福人间的洪圣王，救苦救难的观世音，出海者的保护神有天后娘娘、龙母，求子的有金花普主惠福夫人等。

四、叙事、抒情工艺

这类工艺品有特定含义，有可以意会而无须言传的艺术语言；有更多个人意念的表达和寄托，传递互相心领神会的情意，如爱情，母子情，友情等；也有描绘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的功能，标志成年，表明已婚等。因而具有鲜明的叙事、抒情色彩。

岭南汉族及各少数民族民间少女悄悄绣制的绣球、香包、袜底、花鞋、扇、袋等定情物，其纹饰和内容，均是绣花姑娘形象化了的情意。例如连南瑶族姑娘精心刺绣的花袋、荷包、香包、头巾，就是她们送情人的定情物，用棕黑色或白色的棉布为底，以红、黄、蓝、白、绿、黑、紫色的绒线，刺绣出鸳鸯戏水、凤凰展翅、双蝶恋花等图案，大方典雅，以精良的艺术博得男青年的赞赏和敬爱。

潮州姑娘的定情物——香包不仅是精美的艺术小品，又是手工艺性很强的作品。有香囊、棕球、爪子鸡等品种。主要用料是布、绸、缎、纱、绒、金银线、棉絮及珠子、胶片等，其工艺过程要经设稿、针稿、刷缎、刺绣、剪样解剖、贴线稿、盘金边、二面缝合、塞棉、吊线、穿球、配坠、装饰等14道工序。仅“双鲤鱼”每个就要运针达7300多次，同时绣后缝合又不会变形，其要求之准确，绣艺之高超，真是妙不可言。它融会了姑娘们的多少情啊！叶天津：《五光十色的潮州香包》，《中国工艺美术》1983年第1期。在明代，香包（香囊）作为“丢彩”习俗的物品，连同巾帻、衣带等掷给演戏的优秀伶人。香囊成为民间爱情和婚姻的象征。黎族妇女作婚恋的定情物叫腰篓。是用白藤或竹篾细丝精心编织而成，一般高30厘米，直径15厘米，十分精细，篓身织有绚丽的色彩花纹，篓底编织有龙凤、花鸟、虎等多种美的图案。此外，还有澄海县民间女子的绣花鞋和同心腰兜也是一类叙事、抒情工艺品。

第三节 岭南工艺的风格及特色

一、深厚悠长的文化沉淀

在岭南传统社会，工艺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是祖先代代相传的生存方式。

作为在南国沃土上盛开的艺苑奇葩，作为体现这地区人民一整套共同理想、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的文化，并非一朝一夕出现的奇迹，也不是某个人、某个家庭所能创造，而是整个岭南各族人民历经漫长岁月探索，代代相传创新发展所形成的。从原始造物工艺文化的积淀来看，它是在文字未发明前，岭南先民创造的呈现他们与大自然搏斗的成果，记录他们对人生、对宇宙万物以及自身与自然的关系看法的最早的文化。这种文化集原始先民的聪明、才智、宗教、信仰、艺术于一体，是他们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综合表现。随着人类文明的推进，当历史进入原始氏族公社解体、奴隶制社会确立之时，这种原始浑融型的造物文化并没有伴随着阶级对立的出现、社会专业分工的产生和文化的分解替代而自行消失殆尽，而是通过工艺这样一种长期植根于大地的民间文化形态，得到很好的保留、继承和发扬。

我们可以通过岭南原始工艺造物文化与民间工艺文化在很多方面出现的共同特征来进行印证。

从美学境界的追求上来说，岭南民间美术直接承受着原始造物文化，追求完美性造型和各种美学思想观念的历史积淀。在原始社会，岭南先民从有关自然界圆形物质的观念出发，通过制造和使用圆形工具的实践，认识到这种工具便于人手把握及投掷野兽，表面光滑，易加工等优点，从而孕育和产生了对圆形的各种审美观念；如善的、完美的，等等。这种原始造物文化上的对美学境界的种种追求，对后来民间美术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近代岭南现存各类民间美术作品中比比皆是，表现出十分显明的痕迹。如潮州木雕和广州木雕，我们就经常看到那些追求完美效果的构图饱满、布局匀称、完整的作品。清代通雕挂屏《百忍堂》，为了追求美好、完整的艺术效果，采用“之”字径路，将44个人物均匀布置在画面上。由于这些人物身份有别，神态各异，相互呼应，这样布局不仅不显得呆板、壅塞，反而感到画面生动、有趣，是一幅喜庆欢乐场面。尤其在右下边空角处塑一人放鞭炮，旁边二孩童，一捂耳观看，一拔腿闪躲，生动有趣，从而既巧妙地填补了空角，使画面紧凑饱满、完美，又为画面烘托出热烈气氛，生动地表现了当时岭南地区祠堂落成安匾的隆重仪式。

原始美术利用圆形、弧线表示吉祥、喜庆、幸福的审美观念，在民间美术作品中也有很多遗存。例如石湾各式各样传统陶塑寿星公、仙佛、和尚等，以及潘玉书的《抱桃童子》、潮州民间艺人许锡奎的《寿星翁》、浮洋泥塑艺人吴潘强的《弥勒佛》、《布袋罗汉》、《鸳鸯》等，他们的造型虽有不同，各具特色，但却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巧用圆形、弧线，塑造丰颐隆额、修眉苍郁、硕耳垂肩、童颜鹤发、眉开眼笑、手托大寿桃的栩栩如生的形象，表示福、禄、寿、祥和幸福的寓意，因而深受群众的喜爱而长留民间。另外在剪纸、年画的构图题材上，均有大量作品喜用圆形构图或造型，如彩色版画《推车进宝》、《一团和气》，民间剪纸《牡丹凤》、《榴开百子》、《双栖》泥偶上的喜娃等，这些都是原始造物文化的积淀。

此外，从宗教观念的文化积淀来看，原始社会先民在“万物有灵”宇宙观指导下的自然崇拜观念，在岭南民间传统性祭祀活动中充分表现出来。利用民间美术塑造用来敬奉的神仙，就有不少自然神，如天、地、日、月、山、河、湖、海、风、雷、雨、电诸神。揭西县霖田祖庙全庙就供奉有60尊神像。饶平县程南乡的三山国王庙就有44尊神像，除祖神、宗教神外，还有雷公、电母等自然神。海南黎族在民俗民间美术中遗存的自然崇拜观念更为普遍。他们认为天地间凡有生命、有形象、有声音的东西，都有灵魂，都能主宰人间的福祸。不仅雷公、龙等是他们敬奉备至的神，连鸟类、昆虫、山、树木等都崇拜。八哥是天神的牛，燕子是雷公神的家鸟，山岭树木是养育一切生灵的地方。所以黎族在过去的民间工艺如纺织品、家具用具上，都绘有山林树木、花草，以及飞禽走兽和昆虫图案，认为这些东西常在人类身边，会给自己带来平安吉祥。

二、深刻的民俗意蕴美

意蕴，就是思想内涵，是艺术形态所表现的深刻的生活意义和社会意义。岭南工艺文化的精神文明内涵，不仅是审美的范畴，而且还有着许多深层而复杂的精神因素和观念意识。尤其是民俗意蕴美方面所表现的特色更为鲜明。不管是民间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工艺，还是节庆民俗工艺，抑或是叙事、抒情的民间工艺，都能深刻地反映该时代、该地区自古以来所形成的传统民风世俗，具有特定社会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说，整个岭南工艺，就是一个岭南民情风俗的“人文景观”的形象世界。

拿岭南民间普遍使用的食具来说吧，就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而且也充满岭南民间食俗的意蕴美。若把历代民间使用的烹饪器、餐具、水器、茶具、容贮器等，用纵的和横的时空排列方式加以科学组合，就是一部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岭南民情风俗生活史和一幅幅生活风情画面。石湾“三煲”（饭煲、粥煲、药煲），从陶胎陶质到造型设计，以及外表装饰等，都反映了珠江三角洲人民独特的生活习俗，充满民俗意蕴美。首先以胎质来说，这种瓦煲是在陶泥上掺和适量的含铝较多的粗砂烧成的夹砂粗陶，陶质不大致密，有稀疏的气孔，伸缩性大，遇到急冷急热不容易破裂，具有良好的耐火性能，能适应南方人生活习惯的需要，适应天天要在一百多度以上的温差中轮番使用，炊煮、熬煲。其造型设计根据实用功能又各有特点，各具独特风格，达到实用价值和美学价值浑然一体。其煲出来的饭“如珠如玉”、“饭香扑鼻”，熬出来的粥“洁白香滑”，反映出广东丰富多样的饮食文化面貌，以及无时不吃的民间习俗。

潮汕的功夫茶具更是独具一格，有着更深层的食俗文化意蕴美的特色。它从选茶、取水、活火到茶具样式、烹法、饮法，均有一套十分考究的程式和经验，一丝不苟，是中华民族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与地方特点结合的产物。其由来据说是由于潮汕濒海，自古越族就形成多吃鱼等水生动物的习性，因而肠胃易阻滞，为消食去湿而常饮浓茶而逐步形成这种风俗习惯。

至于民俗节庆所用的民间工艺，其民俗意蕴，就更为深邃。有时简直就是一部“天书”，非经深入研究，确实难以理解。至于它的历史来由，则随着历史流变，而渐渐令人遗忘和淡化。例如反映畲族族源的民俗工艺“石狗”，悬挂在始兴县黄坑镇许村祠堂两侧的“鱼龙”，河源市郊仙塘镇热水村的“三公主石像”等，其含义都是十分深远悠长的，其工艺制作与民俗内涵之美达到和谐统一。瑶族的舞火狗、拜祭峒主公的民俗工艺，其渊源为远古祭祖舞蹈，渊源于盘古开天地的神话，并有瑶族狗图腾崇拜的变异投影和瑶族少女成年礼的遗风，以及民族内婚制的社会习俗等，还与他们祈求本氏族子孙昌盛有密切关系。黎族妇女的骨簪头饰，也有很深的民俗含义。其上半部雕成双人形、单人形头像，下半部用大量精细技法雕刻的锯齿纹，金钱纹、内旋纹、十字纹等纹饰，则代表着不同的象征意义。一般以金钱纹与锯齿纹象征女性，内旋纹与十字纹代表男性，这两类纹饰雕刻在一个骨簪里，则表示男女互相结合，统一在黎族人民所崇拜的头领之下，祈望本氏族不断繁衍壮大。这是远古时代先民生殖崇拜习俗的遗风。在汉族地区，以荔枝、龙眼、蒲桃组成的广东吉祥图案，其含义是“连中三元”。以芭蕉树、母子鸡组成图案含义是“创大业（叶）儿孙永发”。以马、猴、蜂组成的广东雕刻艺术品，其寓意“马上封侯”。以金鱼组成的图案花纹，则取“鱼”与“玉”谐音，而寓“金玉满堂”之义。以谷穗、蜂、灯笼组成的图案，则表示“五谷丰登”之义，表达了民间百姓的良好愿望。那潮州石雕“老鼠偷葡萄”的含义是，因鼠繁衍快，又居十二生肖首位，与十二地支的“子”位相对，称为“子”神。而“葡萄”则果实累累，意为“多子”，两者结合有“子孙满堂”之意。

三、巧夺天工的技艺

岭南工艺在造物、物的美化，创造“第二个世界”，美化生活，推动人类文明和进步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成就之高，技艺之丰富和精湛，真是达到巧夺天工的境地。

从它走入人们的生活领域的广度来说，则几乎可说是遍及生活的一切领域：从衣、食、住、行、玩到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从生产到生活；从日常生活到岁时风俗、节庆等，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从它所使用的物质材料来说，则充分发挥了岭南地区自然物质材料异常丰富的优势，它们都成了艺人们美化生活、抒发情感的对象。其品种之繁富、多样，在全国乃至全世界也是罕有的。

从工艺制作技法上来说，更是多姿多彩。光是雕刻这项工艺，就有木、石、砖、牙、骨、角、竹、蚌、椰、缅茄、玉等质材和施用手法之差别。在木雕中，又因装饰手法之不同而有素色木雕、粉彩木雕和金漆木雕，以及黑漆装金木雕和五彩装金木雕等之分别。每一类的雕刻还有多种技法：浮雕、沉雕、镂空雕、圆雕等。在浮雕中又有高浮雕、中浮雕和浅浮雕，以及“打浮”、“叠浮”与“钉浮”等。石湾陶塑技法则有刀塑、捏塑、贴塑、捺塑等多种。每一种技法制出的作品，都有不同的韵味。刀塑的造型方法采用刀具，线条十分精致流畅，富有刀锋味，属半工意手法。捏塑是在印筒或卷筒上用上泥条为主加上手捏塑制成形，较少用工具雕琢，手法近似国画的大写意，泼辣豪放，苍劲浑厚。贴塑是在塑造了身体框架和动态神情之后，用泥板粘贴，再塑造出完整的艺术造型，它具有浓厚的装饰味，有明朗突出的大体面，有远视效果。捺塑介乎贴、捏之间，一般也是原作塑制，在形体平面上捺上各种浮雕花纹，不论是人物、动物或器皿，都表现了对泥性的运用自如，生动活泼，气韵洋溢。

刺绣的技法针法更加丰富多样。仅50年代发掘、整理出来的传统广绣针法就有30多种，包括绒线绣的28种和金银线绣几种。它们都具有自然工整，善留水路，应物象形，既仿生又不为自然形象所限，富于工艺装饰的特点。应物象形针法中的竹编针用于绣船篷、竹围等。松子针用于绣羊毛、毛巾等。篷眼针用于绣竹帽。迭格针用于绣格布、扇。方格针和三角网针用于绣博古瓶或抽纱等，使绣像异常生动逼真，表现出物象的质感、勒线、生长与活动的规律。潮绣的针法技巧也很丰富，特别是二针龙鳞转绣的针法最佳，绣出的龙鳞，片片相叠，光彩闪亮，富有质感，在全国刺绣中为仅有的针法。此外，黎族、瑶族、畲族、壮族等族刺绣以及遍布各地的民间刺绣的针法技法更是层出不穷。

岭南工艺技法不仅多样，而且精巧绝伦，处处有“超适度”的表现。例如砖雕采用质地细腻但却松脆的水磨青砖作材料，一般是不宜精雕细刻的。但民间艺人却能运用自如地以多种雕刻技法，雕镂出形如锦绣般的质感效果，戏曲人物身上穿的盔甲片片清晰，花卉图案，迂回穿插。又如石块脆硬，雕制时一向认为不能枝出，枝出则易折。但石雕艺人却能非常熟练地掌握各种石质特性，在险中求巧、求妙、求绝。他们能像木雕一样，同样表现出多层镂空的精湛技艺。如潮阳县谷饶镇深洋村梅祖家祠的石雕花篮，就是运用这种技艺雕成的杰作。花篮高约35厘米，直径20厘米，全用一块青石雕成。花篮上面装饰着一簇簇花草，篾条清晰可见。花篮里面，雕有一个牧童，骑在牛背上，牛昂首摇尾，牧童手挽绳索，神态悠闲自若，牛绳由三股组成，十分传神生动，令人叹为观止。潮州彩塘区从熙公祠石雕挂屏《渔樵耕读》，也有这种镂通技艺的高水平表现。相传艺人为了镂刻一条牛绳索，竟有三位相继献出了生命。

岭南工艺的高超技艺，更重要的表现是在艺术巧思，对材料特质的充分发挥、巧妙利用和对工艺技巧的灵活运用等方面，创造完美的艺术意境和活生生的艺术形象。有些作品甚至有强烈的抒情色彩，达到思想性、艺术性和工艺性的完美结合。例如潮汕兽类果盒，按过去民间一般习惯，是用木雕刻成狗、羊之类的兽类托着，在拜祭时作为摆设各式果品的实用器具。但自1840年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之后，艺人们出于对外国侵略者的义愤，巧妙地把承托果盒的兽类改为持着拐杖、哈着腰，背上插着中国式样令旗，极为沮丧的洋人形象。这种构思巧妙，极富漫画式夸张讽刺手法的作品，已完全突破实用工艺品追求的一般审美效果，巧妙地把实用与抒情完美结合在一起，并强烈地抒发和表达了潮汕人民和木雕艺人对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憎恨和蔑视的感情，寓意十分深刻，讽刺十分辛辣。作者通过番鬼洋人形象的生动刻划，揭示出昔日在中国土地上耀武扬威、作威作福、诡计多端的洋鬼子，而今已成为拜神的禽兽。像这类作品还有很多，如有的在灶台椅脚上装饰为番鬼形象承托，有的在塔基四角，有的在龙柱华表脚下。最精彩要数石湾艺人塑造的陶塑《洋人尿壶》，罗雨林：《罗雨林文博研究论集》，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页。具有极强的战斗性。这个夜壶以我国汉晋以来的陶瓷夜壶造型为基础，加以巧思，塑成侵略者屈足侧卧样子，礼帽作为壶口，右手支腰作为提把，左手托腮，肘支地，眼露凶恶而沮丧的神情。它深刻地揭露了侵略者在当时被中国人民重重围困而沮丧失望的丑态。当时石湾各厂竞相仿制，别出心裁，出现了多种这样形象的夜壶，它大长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英国侵略者的威风。英国政府知道后，曾经强迫卖国的清政府密令搜查，收毁了不少。但人民的反抗是压不住的，洋人夜壶也是消灭不了的。人民把它密藏起来，故这类作品目前在民间还陆续有所发现。另外，石湾陶塑艺人还把鸦片战争时期主战派和主和派塑成一座陶塑群像，主战派英勇不屈的形象与主和派媚敌的丑态形成强烈的对比，有着强烈的战斗作用。

石湾陶瓷釉色的变化更为奇妙，釉色斑驳陆离，变化万端。如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收藏的《清钧蓝釉梅瓶》就具有这种特色。它高293厘米，口径6厘米，腹位185厘米，其钧蓝釉在古朴浑厚中含有斑驳淋漓、粗犷豪迈的气势，并在翠蓝与白色的或聚或散、或浓或淡的釉层中，突出像群山叠峰一样的黑色斑块，既恰好掩盖胎身的粗糙不平，又巧妙产生如山势奔腾般的立体感，加上那白釉如同白云一样在山峦叠翠中缭绕，蓝釉又似流水一样地往下流淌，就像是一幅极为生动的山水画，有耐人寻味的艺术效果。

对于日常生活中的平凡小事，岭南工艺艺人也表现得生动活泼、情趣盎然，无不体现出他们高超的技艺和非凡的创造力。例如佛山秋色艺人供应人们庆丰收祀神的“农副产品”，就是利用平常废弃的物品，加以别出心裁的巧思、智慧和高超的雕塑技法创造出来的。他们选用未成熟的实心小木瓜，巧妙地雕刻成杨桃，用萝卜雕成柿子，用白萝卜雕成菊花，用竹笋雕成甘蔗，用木雕成生鱼，用凉粉塑制塘虱（胡子鲶）。那针刺艺术的针口灯，董必武赞美为“万针灯”。它全部用12块五边形纸片组拼而成，不用一根竹笏。每块纸片上均用绣花针一针一针地扎成针口画，在灯光映照下，分外精致美观，被誉为佛山民间艺术一绝。石湾的微塑小品，把山明水秀的南国风光和乡村景色浓缩置于盆景假山之中。那大小不过花生米或二三寸之间生动传神的各类人物、庐舍和大小错落的亭、台、楼、阁、桥、船、轩、榭、塔、寺、观、牌坊，以及千姿百态的鸟兽动物等，组合成一幅幅立体造型的南国风情画，一首首优美的岭南田园诗，唤起人们无限的乡情和对生活的热爱。

四、兼容、创造的美学品格

岭南位于东亚大陆边缘、南海之滨，独特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以及具有流动性和开放性的商业贸易经济，造就了人民独特的文化心态。因而其民间美术与其他文化品类一样，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演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美学品格。它既不同于中原大陆半封闭的、凝固式的美学品格，亦有别于为海洋包围地区的拓展性、流动性的海洋文化美学品格，而是一种以古越族文化为基础、多种文化碰撞、汇聚、融合而成的兼容、创造的美学品格。

岭南工艺历来就是一种交融、创造的产物。即使是在远古时代，交通闭塞，文化交流与传播工具落后，北边五岭又构成了北方文化向南传播的天然屏障；但岭南仍是个“百越杂处”的外向型地带，附近楚文化等多种民族文化常在此交汇，对岭南原始工艺造物文化产生影响。我们只要分析对比一下那时的日用陶瓷如陶鬶、硬陶大口尊等以及青铜器中一些造型和纹饰，祭祀天地的玉琮、玉璧等，就可清楚看出其在与各地诸种文化交流中，互相传播、吸收的痕迹。

奴隶社会时期，岭南工艺与外地文化的交融机会大大增加，既把自己本土文化向外辐射，又吸收外地文化的精华，丰富自己。尽管岭南民间美术与其他地区的民间美术一样，由于世代在这块土地上，在这种环境里生长，发展，历史地形成自己一套完整的传统体系，产生了相当的稳定性和适应性；尽管封建社会技术保守，同行如敌国，加上行规束缚，技艺互相保密，但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条件，仍使其较之其他地区具有明显的可变性和兼容并包性。自从秦始皇收复岭南之后至唐、宋、元、明、清，中原地区汉族先后几次大规模南迁到岭南定居，以及历代贬官的南下，他们带来先进的生产工具、思想文化和民间美术等，加速了岭南地区的开发和汉化进程，使岭南民间美术原来生长的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因而形成自己较强的交融、创造性，而保守性、稳定性相对减弱。尤其是自秦汉以来，岭南一直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地带。广州更是中国最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两千多年长盛不衰，因而使岭南工艺艺人能够比较客观地对待各种各样的外来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博采众长，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工艺文化。

潮州浮洋泥塑、广东木偶、套色蚀刻花玻璃画等是直接从中原或国外传入的工艺品种，艺人们与本地区实际结合，发展出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民间美术。从夔纹陶类型文化遗存陶器折肩大口尊、觯形器、矮足豆等和盛行乳丁纹、兽面纹的铜器之形制和花纹，也可以看到中原商周文化和楚越文化的深刻影响。

发端于新石器时代的石湾陶塑艺术也一样，具有兼容并包、善仿善创的特色。它仿制宋代汝、官、哥、定、龙泉等名窑产品，却不是教条主义的照搬照抄，而是善于从自己本地区的原材料特点出发，从自己作为民窑的资金和工艺、人员艺术素质及设备等条件出发，从销售对象的实际需要出发就地取材，扬长避短，发展优势，并融会变化，脱颖创新，集其大成，形成自己鲜明的地方特色，其中不少窑制甚至超过其他窑器。如清代阮元主修的《广东通志·舆地略》就盛赞石湾的“壁裂釉”、“百级碎”在“江西窑之上”。石湾仿钧窑变釉，取其艳丽、斑斓的优点，结合自己纯朴、深厚的风格，产生五彩斑斓、浑厚润泽、复杂多变的颜色、生动的斑纹和丝状花纹的奇妙效果。他们善于利用石湾陶土作胎的特殊美感，与吸取各大名窑釉色、造型等精华相结合，从而取得新的特性，形成自己的风格。他们利用本地出产含砂量大的田泥作胎质，以取得单纯、庄重、粗犷、古朴的效果，然后施以被覆力强的复色釉，既掩盖胎色或胎上的棕眼瑕疵，又突出面釉与胎骨相结合而产生的艳而不娇、华而不俗，粗犷中蕴藏深秀，浓郁中显露古雅的特殊美感。

石湾陶塑还吸取中国画、年画、粤剧等中华民族各种艺术的长处，为其利用，既有精细刻画的“工笔”手法，亦有粗犷豪放的“意笔”处理。例如石湾近代著名艺人潘玉书的作品，他运用垂直流丽的衣纹，就明显来源于永乐宫壁画的流韵，他塑造的俏丽多姿的手态，又使人感到敦煌彩塑形象的影子。石湾的渔翁或鸭倌的须、眉、头发的刻画，比宋代工笔画更富动感，是对传统工笔画的创新。石湾意塑流派的代表陈祖的作品则吸收了中国画的写意处理手法，以豪放泼辣的捏、贴及似乎毫不经意的刻画，使作品生动活泼、意趣盎然。黄炳发明胎毛技法塑造动物，则是移植中国工笔翎毛画的结晶。石湾吸取粤剧的精华更为明显，以粤剧故事人物为题材的作品比比皆是，在陶塑瓦脊的装饰上及墙头装饰的陶塑像，善于把舞台丰富的大场面，塑在泥盘的小面积上，布局非常巧妙。甚至一条瓦脊就是一出生动的粤剧排场戏场景。粤剧剧目里的各种化妆、舞台和服饰等，几乎全部糅合进了石湾陶塑艺术之中。如《八仙贺寿》、《玉皇登殿》、《六国封相》、《天姬送子》、《九龙谷》等，保存了最丰富的粤剧艺术资料。

对待外来文化，岭南工艺美术也不排斥，如广州西关大屋彩色玻璃满洲窗、半圆形蝴蝶窗等，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外来养分的结果。

五、浓郁的乡土气息

（1）题材内容大多选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地方戏曲故事人物和岭南风物、动植物及佳果时蔬等。如故事发生在潮州的潮州戏曲题材《陈三五娘》，粤剧等戏曲题材《六国封相》。

（2）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直接表现当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如《牧童骑牛》、《渔舟晚唱》、《读书公》、《瞌睡老人》、《农夫》、《打蚊公》等。有些尽管塑造仙佛、罗汉、神话故事，但人物原型却取自身边熟悉的人。如石湾陶塑武松和苏武，衣着尽管是外地的，人却是广东人模样，脸部和体型突出了广东人特征。

（3）与岭南地区自然环境、气候等紧密结合。

这点在民间实用的工艺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它遵循着一切面向生活，有利生产和方便生活的原则，进行设计制作，黎族无扣对襟衬衫和贯首衣，具有通风凉快，易于哺乳的特点，十分适应海南炎热气候。短裙跣足，既便于水田生产，又便于山道中攀登。汕尾渔民妇女的无领大襟肩连袖上衣服饰与闸坡渔民铜鼓帽，与濒临大海的生活环境多么一致！广州西关大屋的建筑装饰装修和室内陈设，与珠江三角洲的地理和气候环境是多么协调！那水磨青砖墙和白花岗岩墙裙、脚门、趟栊的独特门面式样，那剖面设计充分考虑亚热带气候特点的做法，那室内空间充满艺术性起伏节奏和秩序的多层次空间的处理等，无不散发着浓郁的岭南乡土气息。

总起来说，岭南工艺是具有悠久历史的、风格独特的人民大众创造的艺术。它立足本土，继承传统，吸纳中原文化精华，融会东西文化精粹，与时俱进，从远古时代起源，发展到现代的历史长河中，它一直处于生气勃勃的发展中。

第十八章 建筑

岭南建筑以其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在中国建筑艺术中独树一帜。不论是独立发展期和百越文化圈期，与中原建筑文化融合时期，还是广采外来建筑文化的近、现代，岭南建筑都形成明显区别于中国其他地域的文化特征。

岭南建筑的分期虽也基本可按岭南文化发展的五个分期来划分，但并不像岭南工艺、饮食文化等门类那样，与总体岭南文化五分期吻合，因此在介绍中，我们将根据其特点和史实，揭示其发展的具体过程和规律。

第一节 岭南建筑概述

一、建筑的性质和种类

建筑是与人类生活紧密联系的物质文化形态之一，是自然物质文化、社会生活文化和精神心理文化的统一体，具有实用性和审美性两重属性。有人类生活就有建筑，一定阶段上的人类生活必然产生此阶段特定的建筑。

从种类上分，建筑分为住宅建筑、公用建筑和特种建筑三大类。公用建筑包括道路、港口码头、桥梁、园林、广场和运动场、音乐厅、会馆场所等公用设施；特种建筑包括宗教寺庙、坛庙、纪念堂碑、陵园陵墓建筑等以及建筑工艺品。

从历史发展来说，建筑经历了从以实用为主，发展到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过程。早期建筑是纯实用建筑，以后发展到以实用为主、审美为辅的建筑，再发展到实用与审美互相渗透，缺一不可的阶段。它与工艺品的区别在于，部分工艺品能完全脱离实用，而建筑永远是实用与审美的结合物。建筑中装饰工艺品的内容在第十七章已述，本章不赘。

二、岭南建筑的区域和分期

本章论述岭南建筑，随不同时期而有不同侧重。早期即洞穴及干栏式建筑这一阶段，因岭南地区各区域建筑发展比较均衡，因而将予以全面介绍，涉及地域范围最广，包括秦置三郡所辖地域（见第四章）。中期即岭南建筑的汉越文化融合期，各区域建筑发展已不平衡，广东发展较快，因而此期内我们主要介绍广东建筑。后期即中西文化碰撞期和走向现代化时期，岭南建筑文化的代表是广州，因而本书重点介绍广州建筑。不管涉及范围大小，我们均力图概括介绍岭南建筑的特色和风格。

建筑文化的分期与总体岭南文化分期略有差别。主要表现为：岭南建筑的早期发展中，作为总体岭南文化的独立发展期和百越文化圈期虽在建筑中有所表现，但并不十分明显。所以本章将两时期合称“早期建筑”，重点介绍洞穴和干栏式建筑的发展和特色。岭南建筑的特色在汉越文化融合期、中西文化碰撞期、走向现代化时期较为明朗，本书依此一一介绍，其各个分期内的主要性质和各分期之间的互相渗透，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分期之确定性和非确定性，理论的概括与第四章基本相同，不再赘述。

第二节 早期建筑：洞穴和干栏式建筑

一、洞穴式居所

岭南建筑在独立发展期和百越文化圈期基本上只有民居这种建筑种类。此时期内民居大体经历从洞穴式到半地穴式，再到地面的干栏式建筑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洞穴是岭南先民最初的居所。当人类改造自然的创造力很弱时，天然的山洞曾是他们赖以栖息生存之所。现时所发现的岭南先民居所，只有洞穴这类样式的时代横跨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中期。

现今发现的最早的洞穴式居所是马坝人（“古人”）所居曲江马坝的狮子岩狮头洞穴。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最早的“新人”柳江人化石在广西柳江县通天岩中发现。基本上同期但稍晚的还有百色、来宾、崇左、武鸣、都安、柳州等地的洞穴遗存，均属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系统。广东发现的封开黄岩洞、阳春独石仔洞穴等处遗址与此是同期的，这些洞穴遗址都发现打制石器和打磨骨器、动物残骸化石等，证明这些洞穴是岭南先民安身立命之所。

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岭南人洞穴居所，其典型代表是距今约6000年，位于桂林独山西南麓的甑皮岩洞穴。甑皮岩洞外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洞内环境良好。它高出地表约5米，可防猛兽和避水淹，洞口朝西南，高8米，宽13米多，进深约14米，洞内面积约200平方米，地面较平坦，空气流通。洞穴左侧有一常年不干的溶洞供生活用水。处于母系族公社的原始人在此天然住所炊煮食物，制作磨制石器、骨器、蚌器和陶器。

基本同期的广东文化遗址有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英德青塘洞遗址、南海西樵山遗址，中期的潮安陈桥村、增城金兰寺下层等。

二、半地穴到地面居所

约在岭南新石器时代晚期，岭南人居所从洞穴式发展到半地穴和地面式。广东石峡中文化层、金兰寺中文化层以及珠江、韩江等流域广大地区的贝丘遗址、广西全州卢家湾、富州鲤鱼山等遗址，共同反映了这一发展趋势。

大约五千年前，岭南先民就可能利用竹木草等天然材料建造半地穴式和地面式建筑。可惜的是至今考古发掘中未有较为完整的材料描述这种建筑，可知的是这类建筑大体在两类地方建造。一是江河湖海边的一级台地上，二是高一二级台地的山冈上。在珠江、韩江等大江两岸和沿海海岸一级台地上发现大量贝丘遗址。中山大学校园内海拔一二十米的红岩山冈、佛山河宕遗址都曾有刚开始锄耕农业，但渔猎经济仍占主要地位的岭南原始部族村落。这类村落应以竹木等天然材料建造的地面式建筑为主。广东西部和广西东部、中部的山区和熔岩地区的岭南先民的居所则可能以半地穴建筑为主，然后才过渡到地面式建筑。

三、干栏式建筑

岭南干栏式建筑至迟见于新石器时代末期，距今四千多年。它横跨岭南建筑的独立发展期、百越文化圈期、汉越文化融合期，甚至在中西文化碰撞期和走向现代化时期，岭南个别地区仍然有干栏式建筑存在。

一般来说，前三个时期干栏式建筑比较普遍和典型。但各个时期的干栏式建筑有不同的特色。独立发展期的干栏式建筑是独创的。百越文化圈期干栏式建筑则吸收了其他古越族的优点，因而在岭南特色为主的基础上具有文化融合的特征。汉越文化融合期前期仍大量存在的干栏式建筑则吸收了荆楚文化、中原汉文化的精华，文化融合特征为主，但岭南特色仍然十分明显。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汉越文化融合期中期，干栏式建筑才逐渐走向衰落。

岭南建筑独立发展期的干栏式建筑的典型代表是在广东高要县茅岗发现的新石器末期干栏式建筑遗存，这个比较完整的成片的干栏式木结构建筑遗存属早期干栏式建筑。通过建筑结构和布局复原，发现当时干栏式建筑为长方形，形制和大小大体与近代广东连南瑶族居住的干栏式建筑相似。它建于水滨的低洼地带，可防“瘴气”，防猛兽毒蛇，防潮和防水淹。干栏打桩缚柱，柱身有凹口以横贯梁木，架设成底部悬空的居住栅架，梁架上再铺以密排树枝，涂上草拌泥或再垫茅草、草席、竹席等。居住高度约23米左右，屋顶结构为“悬山顶”，屋顶铺盖芦苇、茅草之类，房子四周用芦草编扎成的笪子当墙以挡风寒、雨水，外有檐廊。干栏居住面积约15—20平方米，屋内布局如同现存我国中南、西南、海南岛少数民族干栏居住形式，在中间封填泥土为火膛，放置几块石头为灶。“倚炉为榻，举家男女，环炉而陈”。居屋后部留出窿洞供大小便和将食物残骸、废弃的生活生产用品抛落棚下，随水冲淹。这种建筑正适合南方包括岭南的自然环境，因此分别独立发展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随着工艺和工具的发展，木构件加工工艺有凿榫、劈削、裁截、开板等，干栏棚架用榫卯与缚扎相结合的架搭方法，屋顶架设多采用缚扎。在迈入以青铜文化为代表的奴隶社会后，文化较为广泛的互相传播，使岭南干栏式建筑更趋进步，并具有自身的风格和特色。

四、百越文化圈期的干栏式建筑

此期干栏式建筑与早期干栏式建筑对比，具有几个不同特点，这些特点与岭南古越族吸收其他百越族建筑文化优长之处是分不开的。

其一是干栏式底基的改变。原初时期的底架多采用打桩深埋柱的方法。高要茅岗干栏建筑遗址就是这样。约在春秋时期或再晚些，岭南人已采用以砾石垫基立柱的方法，木柱立于地面，这与江西武夷山地区古越族的建筑特征是相仿的：“一是底部悬空；二是正脊的两头翘起并长于屋檐；三是屋顶的结构作两面坡式”刘诗忠等：《贵溪崖墓所反映的武夷山地区古越族的族属及文化特征》，《文物》1980年第11期。岭南干栏立柱的演化可能受其影响。

其二，岭南干栏式建筑民居从早期的傍水或傍山低干栏(主要作用是防潮)向高干栏发展。上屋住人，底层用于容纳家畜和杂物。同时又发展出作为公共建筑物的低干栏建筑。这与江西、福建等地越族此类建筑十分相似。很低的底层仅为防潮，矮柱是为上层铺设木板之用。

其三，屋顶结构与其他越族干栏式建筑相像，尤其与闽越等海边越族具有很多共同点。如屋顶金字塔的顶角较小，即倾斜度较大，适合南方雨水多的特点。屋顶草盖，岭南多采用茅草，茅草上压有竹竿，并用麻索、竹篾等缚系，以防台风。

第三节 汉越文化融合期的岭南建筑

一、发展的原因和阶段

由于岭南气候湿热多雨，竹木结构干栏式建筑不易留存，因而秦代以前岭南建筑的考古发现极少。真正给岭南建筑注入新鲜血液的是中原汉文化。由于先进的中原建筑文化的强烈渗透影响，岭南建筑自秦汉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并在这个融合发展过程中，不断发展出新的地方特色和风格。

岭南建筑在汉越融合期的发展基本上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秦汉开始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时期的特点是，各越族虽然逐步同化于汉族，但其传统的建筑形制仍然基本保留着，干栏式建筑是其代表。二是隋唐至清代。其特点是南越传统建筑形制逐渐发展为以汉形制为主体，但岭南(特别是广东)地方特色鲜明，呈现出建筑的多元化风格。

二、秦汉至魏晋南北朝

此阶段基本以岭南干栏式建筑为主。东汉晚期以前的岭南墓葬多随葬有干栏式陶屋模型，参看广州市文管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它一般分上下两层，底层较高，“上以自处，下畜牛豕”。参看广州市文管会：《广州出土汉代陶屋》，文物出版社1958年版。已表现出与其他越族不同的特色。

其次，此期已不只民居一个建筑种类，桥梁、城市建筑等公共建筑及坛庙等特种建筑都发展起来。公共建筑方面，南越王城已初具规模。秦收复岭南后，南海郡尉任嚣在今广州仓边路以西的古番山和禺山上修筑番禺城，古称任嚣城。1973年在今北京路与中山四路交叉路口附近发现南越王宫遗址，内有一段长约20米的砖石走道，规模大，做工讲究，中间平铺灰白色砂岩石板两行，两侧又砌有大型印花砖边。这说明中原汉族的地基式砖石建筑已在岭南扎根。特种建筑有古越王台、朝台、尉佗楼、越王井等。墓葬建筑已发展到较高水平，第二代南越王赵眜墓全长约11米，宽125米，分7室，其占地面积及规模之大，依现有考古成果是空前的。著名的宗教建筑佛教有王园寺（今光孝寺）、宝庄严寺(今六榕寺)等，道教有越冈院(三元宫前身)等等。

再次，建筑工艺方面较前也有很大发展，其一是建筑材料，从只有竹、木、草发展到砖、石、瓦、陶质材料。南越王城遗址出土板瓦、筒瓦、砂岩石板和印花砖夹边。到南北朝时岭南已有陶瓦、陶地板。其二是装饰方面，建筑物上已有许多门窗和装饰。广东、广西等地出土的汉代干栏式陶屋建筑模型中的屋顶，有圆顶、悬山等各种式样。广州西村皇帝岗出土的一些陶屋模型中往往还有造型得体的栏板和门窗等。参看广州市文管会：《广州出土汉代陶屋》，文物出版社1958年版。广西合浦西汉铜屋模型，屋顶为悬山式，檐上前后各饰十二瓦垄，并铸出板瓦状，有两扇门，各置门环，前廊置二横一竖式栏杆，屋建于平台之上，平台下立柱八根呈干栏式，但其上层乃至屋顶等造型结构，风格都很接近中原同类建筑，反映岭南人在保留原有合理特点的基础上，已较多吸收中原汉民族先进的建筑构造工艺技术。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组：《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考古》1972年第5期。其三，建筑结构方面，吸收中原布局，即以纵轴线为主，横轴线为辅。广东汉墓的铜屋模型便明显表现出这一建筑特点。

最后，岭南园林建筑在此期成就辉煌。1995年在南越王宫旁边发现“南越国御苑”，经考古挖掘，它埋藏在距现今地表四五米深的地下，考古专家经过多年挖掘、整理和研究，认为“早在两千多年前，东方园林设计的精髓之处，已经在岭南地区被运用得极为成熟和完整了”。《走近南越王》，《广州日报》2006年5月20日B5版。它具有许多特色和精巧的工艺。比如，王家花园中有一座仰斗形状的大型水池的遗迹：一条狭长的曲流石渠蜿蜒而过。它从位于其北部的，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的石构蓄水池中通过“木暗渠”引白云山之水入园。泉水流过底部密排着的黑色卵石，在急弯处砌着的“水潭”和“渠陂”中产生漩涡，一路蜿蜒180多米，在花园西侧再次顺着“木暗渠”流进珠江，这一池粼粼碧波“来无影去无踪”。这套沟渠结构的巧夺天工，与现今的园林艺术相比也毫不逊色。渠面有石板平桥，旁边铺设奇石。花园中发现大量果核的残骸，表明这里有过硕果累累的荔枝树和桃树等，曾经是绿树浓阴的岭南园林。宫苑北面是层峦叠嶂的越秀山、番山、禺山，南临碧波浩瀚的珠江，远山近景与苑内的小桥流水、芳林绿草、曲廊幽径相互映衬。陈伟汉认为，南越国御苑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年代最早，保存较为完整的园林遗迹，是岭南园林的源头。巴比伦空中花园出现在公元前6世纪，但荡然无存；欧洲现存最早的园林遗迹是公元2世纪建于罗马的哈德良离宫的柱廊园，比南越国宫苑晚二百多年；过去认为中国最早的园林遗迹是唐代的曲江池(西安)和绛守居园池(山西)，都比南越国宫苑晚一千多年。岭南园林的这一发现和发掘，改写了中国的园林史，使岭南园林再次彪炳于世。

三、隋唐至清中叶

在这一发展阶段岭南建筑发展更快，更趋于多元化。

首先，建筑种类不断丰富。民居方面发展出院落式的“竹筒屋”和大家族居住的“西关大屋”。竹筒屋是富有岭南特色的传统民居。其开间小，进深大，两者之比由1∶4至1∶8，由前至后排列以天井间隔的多个房间，形如竹筒。通风、采光、排水及通行主要靠天井和巷道解决。西关大屋也是富于岭南特色的传统民居，磨砖对缝的青砖墙，花岗石墙脚，正门设“趟栊”，间隔门窗安装套色玻璃刻画，装修精美，精雕细刻。砖木结构的一两层房子，加上小巧玲珑的庭园，显得轩峻而荫凉。

公用建筑方面发展得更加丰富多彩。城墙和楼阁建设方面，广州宋代三城规模不断扩大。明代，广州城垣建设进入大发展时代。明洪武十三年(1380)前后将宋代三城合一，城围长21里，并在越秀山顶建镇海楼。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在城南筑外城，周长6里多。清顺治四年(1647)进一步扩建，在新城以南增修东西两翼城，直至珠江边。风光名胜方面，唐代芝兰湖建西侯津亭，宋代时成为广州风景区中心。北面有流花桥(五代南汉时为芳香园)。西面从龙津桥至荔枝湾，总称西园(亦称西苑)，五代时这里是南汉的西御苑，又名华林园或显德园，后称“刘王花坞”，地名今为泮塘。屈大均、张心泰等对此均有绝美的描述。公共建筑方面著名的还有极富岭南特色的商业街市。街道狭窄，最宽处如小路，最窄处一个不大的箱子便可堵住，所有的商店都排成一列，小巧而外观统一，这颇有点像今天广州的商业街如高第街等。店门一般高出街道一个台阶，漆制招牌挂在店门两侧的柱子上。此外还有传统茶楼建筑等。

特种建筑方面，宗教建筑有佛教的大佛寺、海幢寺、华林寺等，道教的五仙观、纯阳观、三元宫等，伊斯兰教的怀圣寺和光塔、濠畔街清真寺等等。其中五仙观最能代表岭南风格，其名起源于五仙的传说。五仙观凭借山坡的地势构筑，坐北朝南，用红砂岩凿成的一对麒麟分立在山门两侧，大殿重檐歇山顶，属明代木架结构。坛庙建筑方面有番禺学宫、南海学宫、南海神庙等。书院建筑也是富于岭南特色的建筑类型之一。广州书院建筑始于北宋，明清时有较大发展。一些书院建筑形式上与祠堂建筑十分相似。如两进或三进，前座为仪门，进而为一院落，配以东西两厢为书斋，后座为大讲堂，规模和形式较为堂皇。许家祠、何家祠等是其代表。

其次，建筑工艺、设计在此阶段亦有长足的发展。其一，建筑结构上民居和公用建筑很多采取砖木结构楼层式，竹筒屋和西关大屋是其代表。广州商业街市两侧商店多是两层楼木构建筑，下层是店面，上层是店主及家人住宅，设较陡的楼梯或梯子上下，通常二楼上有一圈回廊，廊顶上有天窗。其二，建筑布局上有不少改进和发展。西关大屋平面布局呈纵深发展，三间两廊，左右对长，中为主要厅堂。中轴线由前而后依次为门廊、门厅、轿厅(茶厅)、正厅、头房、二厅、二房(尾房)，每厅为一进、厅之间用小天井隔开，天井上加上屋盖，靠高侧窗(小窗)或天窗采光通风。正间两旁主要有书房、偏厅、卧室和楼梯间等，最后是厨房。门厅右边一般设庭院小局，与厅堂互相渗透，栽种花木，布置山石鱼池以供游憩观赏。其三，装饰方面，岭南住宅历来注意门面装修。西关大屋门面装修设矮脚吊扇门、趟栊硬木大门等二重门扇；外墙特别是门口两侧，多砌高级水磨青砖墙、花岗石墙脚，坚实而又显高雅大方；室内装修方面，间隔门窗安装富有地方特色的满洲窗和楹窗，室内陈设讲究，名贵典雅的红木家具，精巧雅致的木雕花饰，处处散发浓郁的岭南气息。

第四节 中西文化碰撞中的岭南建筑

一、中西合璧的建筑

自1757年乾隆帝封闭闽、浙、江三海关，粤海关成为全国对外通商唯一口岸，外商云来，洋教东渐；随着鸦片战争的转折，欧美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岭南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率先与西方文化碰撞，广州一度成为中国人探索外面世界的中心，岭南建筑也因此发生转折性的变化。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整个岭南建筑文化可以用中西文化碰撞来概括。但细细分析，这期间岭南建筑又可分为两类。一是中西合璧的建筑，二是以传统气派为主的建筑，我们先介绍第一类。

第一批西洋式建筑是广州十三行商人为方便外国商人而建的“夷馆”，俗称“洋馆”。据马士《中华帝国关系史》描述，这些洋馆结构“有若洋画”，“中构番楼，备极美丽”；每个洋馆都有几横排洋房，洋馆周围有花园和运动场。

自此广州近代建筑经历了西洋建筑文化移入、传统民族建筑形式的复兴和欧洲现代主义建筑的传入等阶段。

首先是西方古典主义和古典主义建筑文化的传入。广州著名的建筑有沙面旧租界的西方建筑、石室天主教堂、广州海关、邮局等建筑。广东沿海一带侨房尤有特色。广州东皋大道、昌华大街一带，仍留存许多西洋风格的侨房。其中以新河浦一带为代表的花园式洋房，建筑形式多呈西洋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多有柱式门廊，少数不设门廊，仅在门上方设三角形山墙式屋顶，起雨罩作用，酷似欧洲乡间别墅。著名侨乡台山、恩平一带的碉楼尤其富有欧洲古典主义建筑风味。这些碉楼是挣了钱回乡的华侨为防盗贼而修筑的。碉楼墙厚二三尺，外形酷似碉堡，楼顶上的建筑属西洋建筑风格，楼结构有圆形、方形多种，且有哥特式建筑尖顶，窗户则多属罗马式。如果把潭江沿岸两三千间碉楼集中起来，酷似中世纪欧洲城堡，极富韵味。

其次，传统民族建筑形式的复兴，主要指复兴传统、中西合璧的“折衷主义”式建筑。其杰出代表是与孙中山有关的一些建筑。如中山纪念堂、现广州市政府大楼、中山图书馆旧馆（在今文德北路）、石牌原中山大学、惠州会馆等。中山纪念堂高57米，建筑面积达8700平方米，室内大厅近5000座位，中间全无支柱，开创了我国古代大屋顶的传统建筑形式与近代钢架和钢筋混凝土结构技术相结合的先河。外观比例尺度处理极为成功，是中国近代建筑艺术杰作。人民公园(原中央公园)大门造型也很有特点，三开间的大门，中间两墩顶为圆形，两侧小墩顶为锥形，外观既是中国形制，又颇有洋味。折衷式建筑中也有一部分主要倾向于西洋古典复兴式即“罗马风”特征的，如南华医学校、大元帅府、朱执信先生墓道等。

广州传统形式与西方建筑艺术结合最成功，分布最广，并使广州建筑在中国独具风格的应数商业骑楼建筑。20世纪初，广州开辟马路，扩大商业街时，将西方古典建筑中巷廊等形式与广州传统形式相结合，演变成广州特有的骑楼建筑。它是在楼房第一层设人行道，一幢幢楼房沿马路相互连接而形成宽度基本相当的，可自由步行的楼内长廊。骑楼可避风雨、防日晒，特别适应岭南亚热带气候。人行道以内的店铺可得到荫蔽，便于敞开门面，陈列商品以广招顾客。广州较早的骑楼建于一德路、石室一带，很快风靡全城，形成广州街景的主格局。

再次，现代主义建筑的传入也结合了岭南风格。如西濠口一带矗立起新亚酒店、南方大厦、爱群大厦等现代主义建筑，均采取骑楼式，气魄最大，是广州骑楼建筑中的佼佼者。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花园式洋房住宅也表现出现代主义建筑风格。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是较倾向于此的大型建筑，其墓门不采取我国古代陵墓习见的传统式牌坊体制，也不采取罗马式。墓门高13米，外观造型高大粗犷，浑厚简朴，庄重肃穆；墓道地形一路上升，在最高处安置陵墓；墓基平座为方形，基上用双层72块花岗石砌成金字塔形，顶上高耸自由女神雕像。

三个发展阶段均贯穿一个基本点，即此期广东特别是广州的建筑是中西合璧的，吸收了欧洲建筑工艺、材料、结构、布局、装饰等的优长之处，又使之与中国传统的，特别是岭南传统的建筑形式结合起来。它与内地此期建筑的中西结合有几点不同之处：一是广州较早引入或出现欧洲近代建筑形式；二是普及面广，特别是骑楼式建筑遍布广州商业街市，构成了广州区别于内地其他城市的最大特色，体现了岭南文化商业性、平民化等特点；三是善于把西方建筑形式巧妙地与岭南建筑的内涵和形式结合起来，表现出极鲜明的开放性、兼容性和创新性。

二、传统气派建筑及其中西糅合

近代岭南的建筑思潮错综复杂。广州大学岭南建筑研究所所长汤国华概括其主流有四种，除西方古典式，中西折衷式和走向现代式外，还存在固有民族式。民族建筑在近代同样取得了辉煌成就。此期内，中国气派特别是岭南风格的建筑的突出代表是陈家祠、竹筒屋、西关大屋、茶楼、书院等。

陈家祠建于清光绪年间，是典型的传统建筑。8000多平方米的建筑总面积里，分三轴三进，每进之间有庭院相隔，但又利用廊、庑相连，共设九座厅堂和三个院落，布局严格对称，厅堂和院落显得明朗开旷；前后间隔不用砖墙遮挡，而用品字形的通花屏风间隔，显得庭院幽深，给人恬静的感觉。

竹筒屋至19世纪下半叶基本保持着传统特色，民国后吸收了西方建筑工艺和布局设计，如出现两三层的建筑，楼层和门楣上使用混凝土过梁，屋顶改平顶，上设小阳台，并采用西洋建筑的局部装饰。30年代广州较出名的竹筒屋在将军东、将军西、霞飞坊等街巷。西关大屋在近代广州仍保留短脚吊扇门、趟栊、硬木大门三重门扇和门口两侧水磨青砖墙等传统形制，但却增加了西洋传入的装嵌着书画图案的彩色玻璃等装饰。

茶楼建筑在此期内得到普及性的发展。传统茶楼密布构成广州岭南风格的一个方面。广州茶楼最著名的有陶陶居、莲香楼和惠如楼等。陶陶居创建于清光绪六年(1880)，是广州最具传统特色的茶楼。它高三层，上盖六角亭，建筑彩画灰饰，底层设园林式茶座，三楼设“八阵图”式茶座，室内装饰精美雅致，四壁挂名人字画，诗词对联。莲香楼1989年开业，室内一式传统装修，高贵典雅。糅合中西，传统风格建筑兼具西方建筑特色，这是本期的普遍现象。如莲香楼茶楼采用华丽的科林斯柱廊装饰，与室内中国传统装修相映成趣；惠如楼立面二楼采用四柱三拱券形式，外置凸出的半圆阳台，有西方巴洛克风格。广州茶楼外观呈中西折衷、糅合的多样性形式，形成了岭南特有的形式，为广州市井风情增添了风采。

书院建筑随中西文化冲突和教育被高度重视而迅速发展起来，著名的至今仍存的有双桂书院、广雅书院等五十余所。都是很有岭南韵味的建筑形式。

此期岭南建筑的飞跃发展还表现在建筑种类的增加和建筑工艺的发展。在建筑种类方面，比较明显的有西式教堂增多，出现西式跨江大桥海珠桥，近代船坞、码头、港口等。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使厂房建筑矗立如林。建筑工艺方面，材料运用上大大进步，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以其工艺的先进性取代了传统的砖木结构，这不仅造成楼层的增高，立体化建筑的普及，还引起室内装饰装修风格的巨大变化。

第五节 新时期岭南建筑及其特色

一、 岭南建筑常引领潮流

随着改革开放和广东率先走向市场经济，岭南建筑开始走向现代化的新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有许多是全国具有共性的，岭南同样经历了世界性的“现代化的阵痛”，在建筑上表现为千篇一律的“水泥森林”，因“世界工厂”而产生严重的污染，也曾笼罩在灰色的城市迷雾之中。但岭南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先人的生态智慧和岭南人宝贵的价值支柱群，使岭南人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在建筑上显示出自身的一些新特色，在城市规划建设及规划理念上取得了符合世界先进潮流的进步。

岭南建筑在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常常起到引领全国潮流的作用，而且从广义的建筑来说，岭南建筑是较为全面而均衡地发展的。它表现为下列特点。其一，广州、深圳和珠江三角洲各主要城市高层建筑常居全国之最。高27层的广州宾馆早在1968年便傲立于华夏，1976年33层高11405米的白云宾馆又夺全国高层建筑之冠，20世纪80年代建于广州环市东路的广东国际大厦高1984米，再领全国之最。珠江新城中现正建设的广州新电视塔高610米，为目前世界最高钢塔。

其二，大型建筑群的不断崛起。20世纪80年代，白天鹅宾馆、花园酒店、东方宾馆、中国大酒店等五星级酒店率先耸立起来，由此形成环市东路区庄—淘金坑、北京路—中山路、火车站广场、海珠桥—人民桥四处高层建筑群。此后交易会建筑群在全国率先成为会展文化建筑的典范；天河体育中心首先尝试以体育文化为核心构成大型建筑群和经济社会生活中心的建筑模式。它在建筑造型、环境艺术、设备、设计等方面均有创新，构成一个雄伟、优美的建筑群体。21世纪伊始，广州大手笔地建设“广州大学城”和“广州科学城”，又创下多项全国纪录。广州大学城位于番禺区小谷围，投资基础建设逾300亿，进驻学子在2006底达到20万人。广州科学城于1998年底动工，至今基础设施投资累计80亿元。科学城占地37平方公里，吸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和光机电一体化等高新技术项目工程中心、研发机构和企业已达上千个。《广州日报》，2006年3月23日A5版。此外，广州新机场、南沙港和国际会展中心等都是广东建筑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

其三是特种建筑高速发展和城市高层次立体交通网的形成。20世纪90年代广东的桥梁及相应的高速交通网就已在全国领先。珠江三角洲河网密布。上千座桥梁星罗棋布。单广州重要的跨珠江桥梁就增加了广州大桥、海印桥、洛溪大桥、增埗桥和白泥河大桥等等。广州城市道路和立体交叉桥、高架桥、人行天桥和等配套设施迅速发展，加上正在建设的过江隧道和地下铁道，初步形成了多层次的立体交通网。进入21世纪，广东的立体交通网的建设和交通的快速便捷仍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城市规划理念、建设上紧跟世界潮流，不断产生创新。比如在城市立体交通网上，珠江新城规划建成全国首个四层立体交通网络：在中央广场配备由轨道、高架步行道、地下人行隧道、地面专运步行道编织而成；地下空间建筑面积达到40万平方米，建成一个完整的地下综合系统。

其四，岭南建筑装修、装饰等也曾引领全国的潮流。文化学者杨东平在描述广东对全国潮流的众多影响中，将“都市的家庭革命：高级装修、厨房革命、厕所革命、更为合理的大厅小室的住宅结构等等”，也列入重要的引领事项。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528—529页。新时期30年，广东的写字楼、酒楼、商铺、发廊甚至商业街的装修，在材料、建筑饰件、装修技术等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这使装修材料企业和家居市场在广东遍地开花。

二、 突出岭南生态和“绿色”、“人居”特色

在经济发展连续多年居全国之冠后， 岭南建筑不仅获得了经济动力，而且在文化观念上也获得了新生，表现为既注重建筑和园林以及城市的系统规划要符合岭南自然生态的要求，又重视契合广大市民的生活要求；符合世界现代“绿色”、“人居”理念的建筑和城区规划逐渐成为主流。

其一，绿色的、生态的理念兴起。

绿色理念在现代广东有一个不断丰富和成熟的过程。广东涌现了一大批现代环境伦理和绿色、生态城市建筑的论著和论文，如佘正荣的《生态智慧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生态伦理传统的诠释与重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董真、臧立、韩强等人的“绿色系列”丛书（广东人民出版社）；李明华等人所著《人在原野——当代生态文明观》（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

在城市理念方面，20世纪80年代前后，广东与全国一样采用“园林城市”的模式。它有许多优点，但可惜一直未有系统的论述，尤其是理论上的系统构建。钱学森看到了它的不足，在园林艺术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山水画的人文意蕴，构建出“山水城市”的模式，一度得到广泛的响应。广州于20世纪90年代就吸收了这一模式的许多优长之处。但后来又提出建设“生态型的山水城市”，加了生态型这个概念。吸收和借鉴前人城市模式的优长缺短，基于岭南的生态特点，广东出现“绿色城市”的理念。这一理念立足于人的本性及其实践的本性，将城市看作人类实现其本性的实践之文化成果，它是由人—自然、人—社会、人自身这三个子系统的相互控制和作用构成的生态系统。参看韩强：《绿色城市》，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绿色城市的人文底蕴》，《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在此基础生发出将城市中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协调以及人自身和谐三者相结合的“天地人合一工程”；在城市建筑群中开展地面绿、空中绿（俗称空中花园）和侧面绿（绿色城墙）全面均衡的“立体绿工程”，构建城市绿色走廊、珠江绿色长廊和城市生态客厅等理念。

其二，家园的理念注入新时期的岭南建筑。

1999年“深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率先实现现代化示范市研究”报告提出“实施后城市化战略，建设一流的花园式生态城市”，“为人们建造一个‘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城更静、居更好’的幽美、舒适、洁净、心怡的人文家园。”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共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中共深圳市委联合课题组：《跨世纪发展的历史使命——深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率先实现现代化示范市研究》，广东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页。广州市珠江新城东中心的“东方之城”集中体现了“适宜居住”这一理念。它围绕着珠江公园（原广州森林公园）建造，集商业零售、居住、体育和娱乐为一体，力图建成人民的家园。它还是“文化之城”，在寸土寸金的珠江新城，围绕文化艺术广场，矗立四大现代化文化设施：广州图书馆新馆建成“美丽书籍”形，阅尽古今中外；广东省博物馆建成“珍宝容器”形，海纳奇珍异宝；广州歌剧院形似“圆润双砾”，聆听天籁之音；广州市第二少年宫则像“探索宝殿”，放飞童年梦想。这里文化味相当浓厚，贯穿着“精神家园”的现代规划理念。

其三，绿色理念逐渐渗透到建筑、园林的方方面面。

广东规划到2020年森林覆盖率60%，达到发达国家的生态质量水平。如广州提出并实施着“森林围城”的规划。广州“十一五”规划提出，期间城镇居民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将增加368平方米，达到15平方米。在人口密集、空间局促的现代化大城市中安上“绿肺”，这含有一种深厚的人文关怀。广场的传统建筑模式在现代岭南有了改变。广州产生了“城市客厅”理念：在“珠江文化长廊”和“岭南文化走廊”的交汇处，即珠江新城“七星拱月”建筑群周边地方建设综合岭南文化特色、现代特色、人性化新型骑楼特色，以及生态性、休闲性、商业性特色的，具有文化大气派的城市客厅。韩强：《打造21世纪的广州客厅》，《南方日报》2005年2月3日A07版。广州市政府《珠江新城规划检讨》中对此做出了重大调整，将原规划改为宝瓶状的，面积约40公顷的生态性绿色开敞广场，由北向南依次为：入口广场——都市绿核广场——文化艺术广场，并与海心沙市民广场相连，形成广州最大的，绿意悠扬的“城市客厅”，长约2公里，体现2000多年南粤名城“青山半入城，六脉皆通海”的生态特色。《未来之城》，《广州日报》2006年5月29日特2、特8、特9版。广州连年获得“联合国改善人居环境最佳范例奖”即迪拜奖这一世界最高奖项、“国际花园城市”和“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等等奖项。

“立体绿工程”的理念现正在岭南铺开。“地面绿”的成就前已略述，空中绿现已得到高度重视，并取得了喜人的成绩。珠海、广州、深圳及珠江三角洲发达城市，空中绿岛正在逐渐蔓延。广东城市建设结合岭南地域特点，发扬岭南园林文化传统，将广东人种花爱花的习俗引导到屋顶绿化上。空中绿还在广东许多城市的高架桥、立交桥和行人天桥中铺开。2006年，广州已完成各大出口和铁路沿线的全面提升。11万平方米“空中花廊”扮靓了广清高速沿线，广州内环路及放射线高架桥绿化面积达15万平方米，市区内40%的人行天桥两侧已种上可以自动喷灌的浓密的花草，成为空中花园走廊；《广州各大出口披绿装》，《广州日报》2006年4月6日A15版。不少天桥和高架路不仅种植向上长的植物，而且种植向下的垂藤植物，遮盖住整个天桥立面，在空中的绿化净高达五六米以上。

高架路桥、立交桥和人行天桥的绿化已在“立面绿”上做出了可贵的尝试。广东的“绿色城墙”理念，认为增加立面的绿量和美观，竖起绿色城墙，是保持和发展岭南城市特色的重要一环。阳台种花养鱼在珠江三角洲相当普遍，广州花城之称多得益于此。广州有些新楼盘在每户南北两面各延伸出四五米宽的空间，单双层交错，均形成面积均30平方米的花园阳台，这些阳台分别建成地中海式、田园式或岭南式多种风格的小园林。绿色长在建筑物上，建筑间交替着园林和绿色的构筑物，绿树浓荫掩映着楼房。这已逐渐成为新的潮流。

其四，广东现代建筑更加重视美的设计，追求形体和色彩的多样与和谐，与功能的协调，并使现时代的文化融入其中。城市美的装饰开始引人注目。雄伟的高层建筑、宽阔的道路、遍布全城的人行天桥，如长龙蜷舞的多条高架路，造型优美的立交桥等，是广州大手笔刚健的装饰。这些刚健的构建现在逐渐被细部的柔和装饰“包装”起来。如覆盖立面的绿树绿藤、白昼的绿树繁花和夜晚的火树银花、耸立于公园、街区、道路的雕塑群、住宅小区的街区公园、小街深巷的花园卉圃。它们共同构成了南国现代都市的韵律。珠江新城广州新电视塔尤具特色，它不同于“一杆穿一球”的传统造型，而由上小下大的两个椭圆圆心相错，逆时针旋转135度，扭成塔身中部“纤纤细腰”的形体，犹如回眸凝望的岭南窈窕少女。这是岭南按照美的规律建造的一个例证。

第十九章 方言

岭南是汉语方言最复杂、差异也最大的地区。岭南的广袤大地上，流行着三种主要的汉语方言。粤语、客家话、闽语是岭南人民语言交际的主要工具。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仅是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而且也是所处特定文化环境下的产物。语言反映着人们认识世界的水平，人们要认识世界就必须通过语言这个窗口，语言制约着人们的认识模式。从这个角度来说，语言又属于该文化体系中最稳定最底层的一种基本成分，在本章，我们将清楚地看到，岭南方言的形成、发展与特色，正映透出岭南文化成长过程及其所具有的主要精髓和岭南文化的本质特征。

第一节 岭南方言的形成和发展

一、岭南方言的分布

粤语、客家话、闽语是岭南人民使用的三种主要方言。略去相互之间夹处着的零星地区不算，在岭南这块以最宽的边长面对南海的三角形土地上，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并向粤西、粤北、粤西北和桂东南延伸开去，形成了粤方言区或称广州方言区。在以梅县为中心的粤东、粤东北形成了客家方言区。以粤东南的潮汕话和粤西的雷州话为主，再加上海南话的地区，合起来就成了岭南大地上的闽方言区。三语鼎立，粤居其中，构成了岭南方言分布的大势。

粤方言又名广东话、广府话，当地人称为白话，通行于广东、广西境内，以广州话为代表，使用人口约4000万。它通行的地区主要在广东境内。纯粹讲粤方言或以粤方言为主的区域（县或市）有47个，占全省面积的1/3以上，即广州、佛山、肇庆、江门、深圳、茂名、中山、珠海、南海、番禺、东莞、顺德、龙门、佛冈、增城、从化、花都、清远、连县、阳山、连山、怀集、广宁、四会、三水、高要、云浮、高明、新兴、鹤山、封开、郁南、德庆、罗定、阳春、阳江、信宜、高州、化州、吴川、台山、开平、新会、恩平、斗门，以及香港、澳门。此外，惠州、韶关、湛江等市，海丰、博罗、惠阳、惠东、仁化、乐昌、英德、宝安、电白、遂溪、海康、徐闻、廉江等县（有些含于惠州等市里），也有部分地区讲粤方言。广西通行粤方言的县或市有23个，主要在靠近广东的桂东南一带。粤方言按它内部的语言特点和地理分布，可以分为以下四个片：一、粤海片，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粤中、粤西南和粤北部分地区，以广州话为代表。二、四邑片，主要分布在台山、开平、恩平、新会、斗门等县市，以台山话为代表。三、高阳片，主要分布在湛江市、茂名市所属各县，江门市，阳江市和阳春县，以阳江话为代表。四、桂南片，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东南部各县市。在这四个片中，粤海片的地域最广，使用粤方言的人口最多，广州话在整个粤方言中最具权威，有着粤方言“普通话”的地位。

客家话又名客话，个别地方又名麻介话、新民话、土广东话。客家话在南部中国的多个省份均有分布，但主要流行区域和代表话都在广东，即粤东部和北部为客家话的通行地区，梅县话为它的代表话。在广东省纯粹属客家方言或以客家方言为主的区域（含县或市）有：梅县、韶关、惠州、兴宁、五华、蕉岭、大埔、平远、龙川、和平、始兴、连平、新丰、河源、丰顺、紫金、南雄、翁源、博罗、宝安、惠阳、惠东、揭西、仁化、乐昌、廉江、曲江、乳源、连南、英德等。此外，饶平、潮州、揭阳、潮阳、惠来、普宁、陆丰、海丰、龙门、深圳、佛冈、清远、从化、花都、南海、增城、广州、东莞、中山、珠海、斗门、新会、连县、连山、阳山、广宁、三水、高要、云浮、高明、新兴、鹤山、开平、台山、郁南、罗定、阳春、阳江、信宜、高州、茂名、四会、化州、遂溪、海康、徐闻、电白，还有海南岛的儋州及香港的部分地区也讲客家话。

闽方言又名“福佬话”，广东省是它的主要通行地区之一。广东省东部的汕头、潮州、澄海、饶平、南澳、揭阳、揭西、普宁、惠来、潮阳、陆丰、海丰等县或市，以及惠东、丰顺、大埔等县的一部分，通行的都是闽南方言分支中的潮汕方言，以汕头话为标准方言，使用人口约1000万。在广东省西部的雷州半岛上，通行闽语的有湛江、遂溪、廉江、海康、徐闻等5个县市，这一地区的闽语又叫作“雷州话”，当地人也有叫作“黎话”的，使用人口约300万。隔海相望的是海南岛。在岛上汉族人居住的地区，如海口、文昌、琼海、琼山、万宁、陵水、三亚、崖县、琼中、屯昌、定安、澄迈、昌江、东方(少数民族地区除外)等也都盛行着闽语的一个分支，这一地区的闽方言又名之为“海南话”，使用人口在600万以上。在海南除了“海南话”外，还有个别地区讲客家话、属于北方方言的“军话”及广州话。“汕头话”、“雷州话”、“海南话”构成了闽语在岭南地区的三个主要分支。

岭南地区的汉语方言相当复杂．不仅仅是三大汉语方言在岭南都有广大的流行区域，而且相处也特别参差。在一个地区可以有几种方言夹处并行，就是在通行着一种方言的地区也常常可见到其他方言点的存在。珠江三角洲虽以粤语为主要交往工具，但也有几个县市同时在局部地区通行着客家方言。如惠州市内，东莞市东南与惠阳、宝安接壤的成片丘陵地区，宝安东部与惠阳搭界地区，深圳市东南沙头角地区。台山赤溪地区，中山市五桂山区和南蓢地区，以及广州市区外的增城、从化、花都等部分地区，都有客家话通行。又如中山市主要是讲粤语的，但在沙溪、大涌、张家边、南蓢，三乡等区镇通行的又是闽语，人口有14万多。这一地区的闽语当地人称之为“村话”。其中以沙溪、大涌两地的人最多．故又以其旧地名“隆都”称之为“隆都话”。詹伯慧、张日升：《珠江三角洲方言综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29页。

长期以来，广州一直是岭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使得以广州话为代表的粤语在整个岭南地区具有“普通话”的作用。人们在心理上都以讲广州话为荣，在公共交际场所也都习惯以粤语为交际语言。这种趋势在当代表现得尤为突出。随着广州及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发达，粤语的地位日见增长；许多原来通行其他方言的地区也都开始盛行粤语。如汕尾市是一个闽语地区，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有90％的人能讲广州话。深圳是一个新的移民城市，许多北方人为了生活、学习、工作的需要，都纷纷要求学习广州话。据不完全统计，已经进入广州话速成班学习的达数千人。陈恩泉：《试论粤语在中国语言生活中的地位》，《暨南学报》1990年第1期。而新到深圳的操其他方言的人，也都习惯在公共场合讲粤语。海南省主要是闽语区，讲粤语的人很少，但这几年也渐见粤语的流行。在海口、三亚、八所、石碌、冲波等主要城镇都有广州话流行，在一些旅游、贸易等第三产业服务部门，广州话的使用较普遍且日见重要。部分国营农场如乐东、琼中和保亭县境内的农场，也往往用广州话交际。陈义：《海南岛的广州话》，《语丛》（澳门）1991年第3、4期与1992年第1期合刊。随着改革开放，通行粤语的香港与大陆联系日益密切，现在学术界有人提出粤语应有两个中心，即除了广州外还有一个就是香港。如果这个观点能成立的话，那指的也只能是近三四十年来的粤语状况。就长期的历史与大陆的广大粤语区来说，广州仍是粤语的中心，广州话仍是岭南地区语言交际中的“普通话”。

二、岭南方言的形成过程

岭南方言都有很长的历史，它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岭南大地的开发过程、文化的形成过程。它是汉族人民在开发建设岭南地区的过程中，汉语与原住居民的语言相互交融而成的。由于北方汉语的传入时间、传入途径不一，与之交融的原住居民使用的语言不一，受外来语言的影响不一，因而形成了岭南方言丰富多彩、复杂多变、差异巨大的语言状况。这是岭南文化兼容性的重要表现。岭南地区的三大方言都源远流长，都有着脉络清晰的传承关系及与周边地区相互交融的历史。

先看粤方言。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自交阯(今越南北部和广东、广西大部)至会稽(今江苏长江以南、茅山以东和浙江大部）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括号内文字为引者所加注。“百粤”即“百越”。从《史记》、《汉书》、《吕氏春秋》及《吴越春秋》等书的记载，可知百越之地古代早就有汉人居住，但他们的来源地并不相同。周秦以后，中原的汉人大规模地南下入粤。秦始皇时驱数万士卒入粤戍边，到汉朝，又派遣大军征服南越国，这样大量北方汉人入住南粤，带来了中原汉语，使得中原汉语与南方语言相互发生了影响和交融。同时由于五岭阻隔，交通闭塞，在中原地区的汉族与北方的少数民族多次大战乱、大交融的历史年代中，岭南地区相对平静，岭南的语言相对少变，这样与北方急剧变化的汉语越来越疏远，慢慢有了明显的差别。又由于在岭南地区还居住着壮、黎等少数民族，民族的杂居引起语言的相互影响和融合，于是逐渐形成了粤方言。近年来有的学者提出，在现今粤语区范围居住的古代“百越”族，指的就是古代两广地区的少数民族，南来的北方汉语与之交融的不是南方汉语的一部分，而是一开始就是土著民族的语言。李敬忠：《粤语是汉语族群中的独立语言》，《语文建设通讯》（香港）总27期，1990年3月；《〈“百越”辨〉答疑》，同上刊，总31期，1990年12月。尽管这种说法是力图证明粤方言是与汉语平行的十种独立语言之一，但粤方言受到两广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其中主要又是壮语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

再看客家话。汉代以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居住在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入居中原，相继在北方地区建立政权。原来统治北方地区的司马氏政权迁到江南，大批汉人也因社会动乱而不断南迁。在北方地区，汉语和异族语发生了融合，引起汉语面貌的重大变化；在南方地区，南迁的北方人把北方汉语带到江南，跟当地的汉语方言相互影响和渗透，从而使这一时期的汉语出现“南染吴越，北杂夷虏”《颜氏家训·音辞篇》。的混杂局面。社会的变动，人口的迁移，民族关系的发展等因素都会推动方言的形成和发展，这在魏晋南北朝急剧的社会变动时期更为明显。客家方言、闽方言的产生就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与中原的人口大规模集体迁移密切相关。根据历史记载，客家先民第一次大规模的迁徙发生在西晋永嘉之乱以后；第二次大规模的迁徙发生在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第三次是在蒙古人南下、宋室濒亡之际，他们自河南一带逐步南迁，先至江西中部，再至江西南部、福建西部，最后到达粤东和粤北一带。最后这次迁徙就直接形成了岭南地区的客家方言。在汉语的所有南方方言中，客家方言的分布面最广，粤、闽、湘、赣、川、桂、台都有客家话的流行，均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大规模人口迁徙有着密切关系。

下面是闽方言。岭南地区的闽方言主要分布在潮汕地区、雷州半岛及海南岛。这些地区的闽方言形成与以福建为主要基地的闽语区人口南迁西迁有直接联系。学术界一般认为闽方言形成与西晋末年“五胡乱华”时代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移入闽有直接关系，他们带来了当时河南中州一带的中原汉语，跟当地原有汉人所说的汉语乃至其他民族所说语言发生接触，逐渐形成了闽方言。现在有学者提出，闽方言的来源、形成比这要丰富得多，时代也要早得多。大致说来，就是在先秦至三国东吴之前，闽语逐渐从吴语分化出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闽语与中原汉语发生融合，接受中原汉语巨大的影响；唐宋时期，又接受到中原汉语书面语和读书音的进一步影响。李新魁：《广东闽方言形成的历史过程》，《广东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第4期。唐宋以后，福建的闽人又大规模地向岭南地区迁徙，促使潮州话、雷州话、海南话形成。

这时的人口入迁岭南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北方和江浙闽人民逃避战乱；二是中原官吏南来做官驻军，流寓南方；三是北方官吏文人遭贬流放于此。潮汕话就是因为这几个因素加速从闽语中分化出来，同时，又接受了中原文化和语言的影响，特别是文人所带来的“读书音”，从而使潮汕话在宋代之后，形成一支自有特色的方言。海南话的形成与潮州话有其相似之处。秦汉之际王朝在广东、海南设郡置府，北方汉人逐渐南移。而大规模的汉人入岛是在唐宋元明这段时期，其中又以闽语区的人民占多数，使得闽语在海南岛上进一步传播。入岛的闽语与当地的黎语融合而形成了现在的“海南话”。雷州话的形成是在元明之际，主要由福建的漳州、泉州一带及潮汕地区的居民西迁而形成。其南来的原因可能主要是与捕鱼和经商有关。海上交通之便带来了闽语区的人民，也带来了漳、泉、潮汕一带的语言。这些语言与当地的“里族”或“俚”的语言相互交融，而形成了雷州话(又名“黎话”)。到明代，雷州话已经完成了它从闽语中分化出来的过程。

三、岭南方言形成的主要因素

从上面对岭南方言形成过程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到岭南方言的形成过程与这一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关。首先是与北方人口的南迁关系密切，由人口的南迁而导致北方汉语的南播。南迁人口的原住区域不同，南迁的时间与路线的不同，都是造成岭南方言差异的重要原因。从北方汉语传入的时间可以看出，粤方言分化独立出来的时间最早。这一点从三大方言的分布区域也可以看出：粤方言流播在珠江水系，这是岭南开发时间最长，设立郡治最早，土地最肥沃，交通最发达的地区。而客家方言从北方传入的时间比较晚，在地区上多是依山扎寨，流播在粤东粤北的山区一带。这里土地贫瘠，交通不便，气候条件较差。客家话的名称也似乎昭示着这一点，先入为主，后至为客，其中隐寓着他们对中原祖籍之地的一种深深的眷恋。而岭南的闽方言则或是依福建的漳州、泉州一带相近南迁，在紧邻其旁的潮州、汕头地区分化出潮汕话，或是依海路西迁远播分化出海南话、雷州话。

其次，岭南方言的分化还与它们跟原住居民的语言结合有着密切关系。这些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语言不同，都会使分化独立出来的方言显示出不同的语言特色。这点在粤方言和闽方言上体现得较为突出。粤方言主要是与壮语相融合。有的专家通过将粤语同壮语进行认真的比较，发现在现代粤语里，有20％左右的古百越语(当今壮侗语族仍普遍使用)的词汇。李敬忠：《粤语是汉语族群中的独立语言》，《语文建设通讯》（香港）总27期，1990年3月。如粤语中一些最常说的基本词，念［nak］音的“骗”义，念［sa:i］音的“浪费”义，念［tsong］音的“还要”义，念［piu］音的“喷出”义，念［nam］音的“考虑”义，这些词的读音都与壮语中的读音非常相似。这些语言现象，由于处在粤语的核心地位，属于基本词汇而不是非基本词汇，而且交融的时间相当早，因此应该算是由语言交融而形成的语言“底层”，而不是由语言交流形成的语言“借词”。李敬忠：《粤语中的百越语成分问题》，《语丛》（澳门）总12、13、14期，1992年。岭南的闽语则主要是与黎语相融合。

再次，岭南方言特色的形成还与其他民族语言的相互影响有关。在近代，广州是大陆与海外贸易的主要通商口岸之一，加上海外华侨来往的增多，其他语言的词汇大量传入。其中因地区的不同，对外交流国家的不同，不同的方言所受到的外语影响也就有了差别。如粤方言受到英语的影响就比较大。像“菲林”——film(胶卷)、“波”——ball(球)、“的士”——taxi(小出租汽车)、“贴士”——tips(小费)、“泡打粉”’——powder(发酵粉)、“晒士”——size(规格、尺寸)，都是历史比较长的外来词。在当代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广东位于对外交流的最前沿，受英语的影响更是前所未及。

综观整个岭南方言，其主线还是古代受北方汉语传入的影响。之后由于北方长年战乱不已，中原的汉语与北疆西域的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激烈的语言交融，发生了急剧的语言变化。而关山阻隔，以南岭为屏，岭南偏安，岭南方言相对稳定，脱离了北方汉语演变的主轴线。加上岭南方言与当地的南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交融，与海外不同于中原周边的其他语言进行接触，从而形成了自己迥异于北方汉语的复杂方言面貌。

第二节 岭南方言的特色

一、岭南方言的语言特色

岭南的各个方言在整个汉语方言群中葆有自己非常鲜明的特色，在语言结构上显示出与现代汉语普通话有明显差异的许多独特之点。

像粤方言的语音，声母上是微母字与明母字合流，一律念m。没有浊塞声母和浊塞擦声母，塞声母和塞擦声母只有清音送气与清音不送气之分，而没有清音与浊音之分。塞擦音和擦音只有一套，都念成ts、ts、s。古溪母字一部分念为f或h。古疑母字在洪音前大都念声母。没有介音i、u而有半元音性的浊擦音声母j、w。韵母上，元音a有复合韵母、鼻音尾韵母和塞声尾韵母中有长短音的对立。入声韵即以p、t、k结尾的韵母和以鼻音结尾的韵母m、n、都完整保留下来并整齐地两两相对。声调上，一般都有九个声调，普遍存在入声，有“九声六调”的说法。而在词汇上，单音词词汇特别多。这些单音词很多是存在于古汉语，而在现代汉语的普通话中都不再单独使用的。如“食”、“饮”、“斟”、“企”、“睇”、“呷”、“姣”、“知”、“翼”、“忧”、“晏”。也有很多自己特殊的词语，如“”（下饭的菜，一般多称荤菜)、“揾”(找)、“乜嘢”(什么）、“”(拿)、“”(睡觉）、“”(宰杀)“冚”(遮盖）。词尾“仔”使用普遍。在语法上有状语后置现象相当普遍等特点，如“你食先”、“饮多一杯”，即“你先吃”、“多喝一杯”。

像客家话，在语音上古浊塞音和塞擦音声母字，不论平仄，大都变为送气清声母，保留有古无轻唇音的特点，鼻声母比较发达。没有撮口呼韵母，撮口呼韵母与齐齿呼韵母混读。以或为主要元音的韵母比较多。声调大都为6个。在词汇上也保留了不少古词语，如“索”(绳子)、“乌”（黑)，“饥”(饿)、“沸”(沸腾)、“噍”(咀嚼)。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些特殊词语，如“擂搽”(一种饮料)、“粄”(一种用米粉制成的糕)。句法上有双宾语的位置比较灵活、动词各种体的方式比较丰富等特点。

像闽方言，声母为15个，有“十五音”系统之说。保留了比较多的上古汉语的语音特点，如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在其中都有较清楚的反映。韵母上文、白异读突出，鼻音丰富。声调一般在6—8个之间。古汉语词语、单音词多，如“卵”(蛋)、“目”(眼睛)、“曝”(晒)、“拍”(打)等。还有一些来自外语的词，这些词大都是印度尼西亚一带的马来语。

由于岭南方言都属古代北方汉语分化出来的地方语言分支，因此它们都保留了较多的古代汉语的成分。岭南方言的不同分支分化出来的时间、地域、人口不同，在这以后所受到的影响不同，使得它们的语言结构都具有各自的特色。从岭南方言可以窥见不同历史时期的古代汉语状况。古汉语的许多声韵调都完整保留下来或是出现有规律的变化，许多古汉语的词语也都较少变化地留传下来了。同时，岭南方言又程度不一地接受了当地的土著或海外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吸收融会了其他语言的一些有用成分，这也是造成岭南方言与北方汉语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更为值得重视的是，由于岭南地区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社会经济发展与开放的程度、风土民情的文化氛围、人文心理的差异，也使得岭南方言在汉语方言群中增添了特有的地方个性和南方气息。这就是下面将要分析的岭南方言的文化特色。

二、岭南方言的文化特色

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生存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之中，为具有特定文化属性的社会人群所使用、所专有。语言除了具有符号物的物理属性之外，还具有浓厚的文化属性。语言是凝聚着文化精神最为深层、稳定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岭南方言生存在特定的岭南文化的氛围之中，它也就成为凝结着岭南文化精神的一块活的化石。下面主要以粤语为例，试分析其中的一些文化现象。

1.粤语中的气候文化因素

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粤语区地处热带和亚热带，气候高温多雨，全年无霜冻，年平均气温在摄氏216度。这种特征的地理气候深深地影响到粤语中许多词语的定名、蕴义以及具体语境中的运用。如下例：

“冲凉”。在广州话中，有一个很常见的词“冲凉”，意即洗澡，但又不等于普通话中洗去污垢的卫生性洗涤。这里地处热带，夏季漫漫，高温多雨，湿热难挨，用冷水洗澡成为人们降温去暑的一个习惯方式。凉快爽身的目的，是人们一日数浴的主要原因之一，因而把洗澡这种行为名之为“冲凉”。从这个命名中可以清楚地窥见岭南这一地区的气候特征和人们的生活习惯。这是该地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文化因素广泛存在于生活在这一区域的人群之中。广东的民居住宅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就是“冲凉房”，哪怕住的是斗室一间，也要在墙外沿着屋檐而围上木板或布，形成一狭小的天地，以求方便“冲凉”。人们每日一件必做之事就是洗澡，洗澡成了广东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冲凉”的“冲”字又是南北文化差异的一个地方。广东人洗澡是为了去暑爽身，以水泼淋当然是一痛快方式。而北方人洗澡是为了去污除垢，日久方浴，皮垢甚固，必久浸久泡方易达到这一目的，故洗浴方式以盆浴、池浴为盛行。

岭南文化中的这种地理因素在语言交际中并不仅仅体现在一两个词身上。文化现象作为人类各个群体的所有物，总会表现出一种共同的文化性格。文化性格一旦形成，便具有超越历史时间段落的稳定性和固定在某一空间位置的局限性。广东文化中的这种气候因素会在该地区的语言中顽强地表现出来。

“雪”。广州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温暖，雨量充沛，终年无霜雪，我国北部地区冬季的常见物——雪，在广州难得一见，可雪又是地球自然环境中的基本物，它也就不离广州人联想造词的基本范畴。结果，在广州话中以“雪”构成的一些词语总有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感觉。当广州人把雪与冷放在一起联想时，“冰箱”会说成“雪柜”，“冰棒”会说成“雪条”，“冰场”会说成“雪场”，“银耳”会说成“雪耳”，“鸭梨”会说成“雪梨”，“冰淇淋”会说成“雪糕”，“冰雹”会说成“雪珠”，“风雪帽”则会说成“雪帽”。当把“雪”与湿润润、黏糊糊的性状特征放在一起联想时，会把润滑轴承用的黄油说成“雪油”。当北方人读到：“使用了两三年后的台扇，要拆开机头后盖，在尾牙减速箱内补充雪油”《广州日报》1990年11月11日第8版。这段文字时；在“雪油”处，定会有一种戛然而止、三思方解的停顿。不仅如此，甚至还会把“雪”这个名词与雪这种事物所具有的冷冻功能联结在一起。如表示动词义的“冰冻”也可以说成“雪”，“冰镇”被说成“雪藏”，“把猪肉冻起来”、“把虾冻起来”可以说成“雪猪”、“雪虾”。对“番薯叶被冻黑了”这么一句话，在广州话中则要说成“番薯叶雪到黑晒”。

“冻”。冻会使液体或含有水分的东西凝固，如“水冻成了冰”。这种冷一般是零度及零度以下。当“冻”用于人的感觉时，它表示冷的程度也是相当深的。普通话中的“冻”基本上是围绕这两个意义来使用的，如“冻肉”、“冻土”、“冻坏了”、“解冻”、“冻结”、“上冻”、“霜冻”、“冷冻”。在岭南的热带气候中，人们失去了对“冻”的温度体验，结果在使用中把它与“凉”“冷”相混淆。在珠江三角洲，包括广州、香港、澳门广大粤方言地区，大都把“凉水”说成“冻水”。像“洗凉水脸”这样的句子要说成“洗冻水面”，“茶凉了再喝”要说成“杯茶摊冻至饮”。冷空气来了，气温降了10度8度的，尽管最低气温仍在零上十来度，但人们仍说成是“天气好冻”。

“寒”。由于气候原因，失去了对低温的敏感，“冻”已经失掉了它的本义，而向“凉”义靠拢，那么与它相近的词也就显得多余了，“寒”就是这样一个“多余”的词。在粤方言中，“寒”已经很少再用来指气候气温了，而是使用它的引申义，用来指一个人在身体上的虚弱、经济上的拮据、为人的吝啬或食物的食性等。如“他的病刚刚好，还有点虚”中的“有点虚”要说成“有啲寒”；“吓得怕极了”要说成“吓得成个寒晒”；“你省俭人家不会说你寒酸”则说成“你悭俭人地唔会话你孤寒”。

“凉瓜”。“凉瓜”指的就是“苦瓜”。但粤方言中为什么叫“苦瓜”为“凉瓜”呢?原来在这块土地上，年平均降雨量约1500毫米，人们从4月中下旬穿衬衣，可以一直穿到11月份。全年有较明显的雨旱两季，从2月进入雨季，9月、10月份起可以连续晴数月。全年大部分时候高温湿热，人们对驱除体内的热气湿气特别重视，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对这方面的讲究，首先就体现在对食物本身食性的分辨，人们认为不同的食物具有“热”、“湿”、“凉”、“寒”、“中性”等方面不同性质。如：辣椒、生姜、狗肉、羊肉、韭菜、糯米、荔枝、番石榴等性热；柑、菠萝等性湿；萝卜、西洋菜、西瓜、芥菜等性寒；苦瓜、生菜、绿豆、凉粉、大蕉、梨子等性凉。

因此粤方言区的人在吃法上也就很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样的食物。苦瓜被认为是性凉的，并且凉的程度相当深，甚至可以达到性寒的地步。在大热天，暑热难挨时，人们总是要吃苦瓜来驱除体内的湿热；因此它也就因性凉寒，一改原来因味苦所得的名而被叫做“凉瓜”。在吃法上，也与中国大多数地区不甚相同。在这儿，人们总是把它洗净后用水煮沸多时，然后去皮去肉，留煮瓜的汤汁当茶饮。而湘赣一带，吃起苦瓜却正好相反，先用水煮沸，然后滤去汤水，将瓜皮瓜肉干炒，并放入大量的辣椒和豆豉，去其苦味而食之。

“湿”。“湿”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最为被人忌恨的一种现象。该地多雨潮湿，引起作物生长缓慢，物品霉变，人的心情压抑，体内代谢受阻。故“湿热”、“湿滞”可指人的消化不良，或会引起消化不良的食物，还可以指办事的“不顺利”、“不通畅”、“不好办”、“难对付”。“阴湿”相当于“狡猾”、“阴险”，用来指一种最令人厌恶的品行。

2．粤语中的地理文化因素

粤方言的中心地区位于中国大陆的最南端，在粤湘交界处横卧着南岭山脉，成为中原大地与岭南之间的一道天然屏障。这道屏障的两边无论在气候、温度还是语言上都具有相当明显的差异。而粤语区的人们在历史上向南向海外发展的传统和意识都很强，并具有以己为核心的地中观念。这样对于汉民族共同语中一些有共同使用习惯的用词，也就有了自己的一些特殊理解。

“南方”，“北方”。在我国对南方北方的划分是以长江流域为界。长江流域的北边接近黄河流域的南边，因此若从严划界的活，南方北方之界又在黄河。像办公楼是否符合安装暖气的标准就是以黄河为界，军队官兵分发不同等级的冬装也是以黄河为界。北方人所称的南方人是统指江浙两湖两广云贵川等地的，而这些地区的人们也是视自己为南方人。只有广东人的理解别具一格，只认为自己是南方人，南岭以北的均为北方人，一概以“北佬”、“北妹”等相称。

“南风窗”。在广州有一份名叫《南风窗》的杂志，创办历史不长，却十分畅销。为何取名为“南风窗”呢。细究起来，它有三层含义：一层是纯地理方位的意思，在中国大陆，夏季盛刮东南季风，带来凉爽湿润。所以建筑最好的位置都是坐北朝南的。第二层是政治文化的含义。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最早就是从广东开始的，“从南边刮来的风”含有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迎面扑来的意思。第三层意思则是广东这一地区所特有的含义。在广东历史上，曾有大量的居民到海外谋求发展，他们大部分后来定居在东南亚一带。在前几十年，大陆的经济相当落后，有亲人在海外的家庭常常可以得到他们的接济，因而人们后来习惯把这种来自海外的经济接济称为“南风窗”，把有海外亲人的家庭称作有“南风窗”的家庭。在广州，常可以听到“他家里不错，有南风窗啦”这样的话。“南风窗”一词把这三层意思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赋予了丰富的含义，又蕴涵着南国特有的风味。

3．粤语中的自然环境因素

粤方言流行的地区主要处于中国大陆南端的珠江三角洲，这里雨量充沛，河流纵横，池塘遍布，为典型的水网地带，可谓出门乘船，过村渡河。这样的地理地形环境也就深深地影响到人们日常词语的定名与使用了。其中有两类词比汉民族的其他地区有着更为发达的使用。

一是“水”的家族。在这样多雨多水多湿的地区，像“水贵如油”之类的词语是没有市场的。而在其他地区所通用的很多一般词语在这里都换上了与“水”有关的说法。如“水脚”、“水皮”、“水鸡”、“磅水”、“水蛋”、“水瓜”、“水客”、“水泡”、“水汪”、“水圳”、“醒水”、“水尾”、“老水”、“买水”、“心水”、“身水身汗”、“水过鸭背”。“水货”是新产生出来的一个词，它在1980年初版，1991年再版的《广州话方言词典》(香港商务印书馆)不见，在1987年出版的《汉语新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也没收入。它字面指的是从水路上运过来的货物，特指从海上偷运进来，在大陆销售的走私货。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南方沿海一带所特有的一种经济违法行为，其表达也用上了以“水”为构词素的复合词形式。

二是“水生物”的家族。“水”的盛行，生活在水当中的各种生物也就随之进入了人们的生活圈子，这里只看其中的一个“虾”字，就具有比其他方言所不可比拟的强大构词力：“虾饺”、“虾公”、“虾苟”、“虾眼水”、“炒虾拆蟹”、“大头虾”等，有关不同种类的虾名就更多了：“竹节虾”、“明虾”、“基围虾”、“河虾”、“龙虾”等正因为此，有人喻称岭南文化是与看重黄土地的中原文化相对的“水文化”。

语言的生存不能脱离社会和人群，社会和人群的生存不能脱离一定的空间。因此这种特定的生存空间和自然环境也就与社会和人们结合在一起，成为一定文化生长的条件和背景，并会以种种方式渗透到文化的形式和内容中去。岭南方言的气候、地理、自然环境因素都从不同侧面说明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总体系中汉文化的边缘型文化，它区别于中原文化这种内核型文化，因而具有许多自己特有的本质特征。

4．粤语中的外来文化

一种语言中的外来词状况与这个民族对外部世界进行交流的过程大体是一致的。对外接触的面愈广，交流得愈深，外来词的传入也就愈多。在当代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初现雏形，与海外世界的交流就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进行着，涌现了大量的以英语为主的外来词。广州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从开放的规模和深度来看，在整个中国都独占鳌头。在这里，粤语中的外来词之多也就有了在中国的其他地方难得一见的频繁使用。像下面一些都是以外来词直接入句的用法。

“这个计划我康素了。”——康素：cancel，取消、作废。

“把这个证明费克司过去。”——费克司：fax，电传。

“我一个仙都唔借俾你。”——仙：cent，英币制中的分。

“这是BB机的冧把，你有事可以科我。”——BB机：传呼机；冧把：number，号码；科：call，呼叫。

“呢件衫嘅晒士好啱你。”——晒士：size，号码、尺寸。(意即“这件衫的大小正合适你穿”。)

“这件衫一睇就知卡士高。”——卡士：class，等级。

“别把这件事告诉他，要不我的飞士都没有了。”——飞士；face，面子。

而有些比较早进入粤方言的外来词，在粤语中已经作为一个构词能力很强的词素出现，可以用来构成一系列新的复合词了。如英语中的“ball”传入粤方言比较早，所以这里人们早已普遍地称“球”为“波”，与此有关的事物也都以“波”字相代。如“波赛”——球赛；“靓波”——好球；“波鞋”——球鞋；“波鞋净”——擦净球鞋的一种清洁剂。

当某种意思用汉语表达较难找到适合的词语时，外来词的出现更是显得不可避免。如珠江三角洲遍地都是外资工厂，特别是那些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企业，这些厂家都是以生产线为核心，以生产线为管理的基本单位。对这种完全不同于中国原有的“工段”、“车间”、“班组”的管理模式，对以生产线为管理单位的头头，粤语中出现了一个新名词：“来长”。“来”就是英语中的“line”，表示“生产线”的意思，“来长”就是“管理生产线的人”。如果对这样的意义用汉语来意译，可能就会是“线长”，但这样又会与表示长短的“线长”相混淆。可知“来长”是得英汉两种语言之便而产生的。

在粤语中还有一些是尽量用粤语中原来有意义的词来音译外来词，使人觉得是原有词的词义引申。如“这个人怎会这样茶煲的”中的“茶煲”，所音译的是英语的trouble，指的是“麻烦”、“头痛”、“棘手”。可用了“茶煲”这个词，却使人觉得好像是粤方言中土生土长的词，因为广州话中的“煲”就带有“很久”、“慢慢熬”、“拖延”的意思。如“煲电话粥”，就是说打了很长时间的电话，像熬稀粥一样久打不停，“煲汤”就是指“熬汤”，“煲中药”是指用慢火煎熬中药。用“茶煲”来译trouble，对广州人来说是最自然不过的。

文化就是如此，它无处不在地渗入到语言之中。从语言的起源、形成，到发展、演变，从语言的定名载义到表意传情，无不与它的所属文化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岭南方言不仅属于整个汉民族语言，它也属于生育哺养它的岭南人民和岭南文化。

第二十章 民俗文化

岭南地区自古就是多民族杂处之地，隔山阻海的地理环境、独特的实践和生活方式，使这一地域在历史上形成了不少奇风异俗。在生产劳动、社会生活、信仰禁忌和娱乐活动方面，岭南民俗与中原民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显然又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岭南民俗是岭南地区最具大众通俗色彩的文化现象。通过对这些现象的描述透视，将有助于了解岭南人民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观念。本书第二十二章将述及岭南少数民族的民俗特色，本章只在必要时提及，而以汉族民俗为主要研究对象。

第一节 岭南民俗的起源

一、岭南土著民族与原始民俗

任何民俗性事物，总是产生于民间，在当地人民中世代相传，逐渐地演变成一种具有自觉约束力的社会文化现象。民俗作为规范社群行为的习惯力量，是以民众内心的精神信念为核心因素的。从这一点上看，民俗的诞生、存在与发展，不可能是一种孤立的、完全自发的现象。它在任何方面都深受民族的生产实践、物质生活和民族的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这决定了民俗的产生必然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并使其带有显著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

岭南民俗的产生，与岭南先民们的生活信仰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它萌芽于先民们原始的生产劳动过程，是各种原始生活的产物，早在秦汉以前，岭南地区就聚居着许多民族，是史称“百越”中的重要部分。他们有的定居于河海之滨 ，以石块制作渔具，捕捞鱼虾；有的定居于水泽洼地，种植水稻；有的扎根于丘陵台地，火耕水耨，又保留了原始的畜牧业。生存环境的独特性和文化发展的相对封闭性，使得南越、西瓯、骆越等族很早就形成了与汉民族有别的风俗习惯。战国时赵武灵王曾说：“夫剪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史记·赵世家》。越地多水，择水而居的越人在文身上表现出对水神的崇拜，形成了一种禁忌和图腾。越人文身之俗起源于水上渔猎生活的某种信仰，其历史当十分悠久。除断发文身外，越人在汉初时盛行“鸡卜”之俗。鸡卜系占卜性的原始宗教，与中原的龟卜有相近之处。后此习俗流入中土。

岭南自古多奇风异俗，各代志书多有记载。其中大多为各地各时代少数民族的风俗惯例，是某种原始状态的遗风。如食人之俗，20世纪上半叶不少民俗学家在非洲、亚洲等地的原始部落考察时都有发现，引起了文明社会的震惊。这种食人之俗，在有关岭南越族的资料中也有记载，并非偶然的现象。最早的记载有《墨子·鲁问》：“楚国之南有啖人之国者，其国之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美则以遗其君，君喜则赏其父。”这里的“啖人”之俗，起于延续或扩大氏族部落的目的，而非单纯的饮食果腹之需。汉末至魏晋的乌浒人以食人之俗称闻于史。吴万震在《南州异物志》写道：“交广之界，民曰乌浒，其界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恒出道间，伺候二州行旅，有单迥辈者，辄出击之，利得人食之，不贪其财货也。地有棘竹厚十余寸，破以作弓，长四尺余，名狐弩；削竹为矢，以铜为镟（镞），长八寸，以射急疾，……出得人归家，合聚乡里，悬死人中当，四面向坐，击铜鼓，歌舞饮酒，稍就，割食之。”《太平御览》卷七百六十《四夷部·七》。 乌浒人无财产观念，又聚族而居，得人后族众共享，显系当时的一个野蛮民族。乌浒人猎人为食，离不开竹弓竹箭，由此生发对竹的崇拜，奉竹王为神，遇事祭而祷之，竹又是该族的图腾标志。

继乌浒人之后的几百年内，俚人成为岭南地区一大土著民族，其生活中仍带有许多原始部落的风情。例如以鼻饮水，以手抓食，凿齿椎髻等。俚人椎髻凿齿之风源于先秦南越的土著。凿齿即拔去门牙，是俚人的一种成年礼仪或标志。先秦俚人主要活动于两广交界的钦州和雷州半岛地区，后历经迁徙，成为今天海南省黎族的先祖。到了唐代，韩愈谪居岭南，同样遇到了卉服文身、又喜掠夺人口的“西原蛮”，他们“无城郭可居，依山傍险，自称峒主。衣服言语，都不似人，寻常亦各营生，急则屯聚相保”，生活习俗上仍带有原始部落人的色彩。也许是因为深居山林，有高山险谷为阻，外来文明难以穿越天然屏障的缘故，岭南一些少数民族直到明清时期仍然保留着原始古朴的生产与生活习俗，这一点在当时的瑶人和僮人身上反映十分突出。据明《连州志》所载，当地瑶人其时仍然保留百越时期的社会习俗，他们“椎结跣足，居深峒，刀耕火种，食尽一山，则他徙”；与之杂居的僮人则“性质粗悍，露顶跣足，居高山深谷间，花衣短裙，鸟言夷面，自耕而食，谓之山人”。民俗的地域性和历史传承性，在岭南各个时期土著民族的社群中始终绵延不绝地存在着。直到近现代科技文化和交通事业的发展，岭南各民族在频繁的沟通与交往过程中日渐接近，不少原始遗风已渐散尽，为新的民俗所取代。

古代南越人的生产生活习俗，是构成岭南民俗文化的重要来源。除此之外，在战国末年至西汉期间的于越、瓯越、闽越等族，因逃避战乱而纷纷从浙江、福建、江西迁入岭南，与南越民族杂处。他们除了带来自己的耕作方式，同时也把各自的风俗惯例和信仰禁忌带进了岭南，成为岭南民俗文化独特的源流。到了近代，岭南又有大批劳工出洋谋生，他们既把岭南的民俗文化带了出去，同时也在长期的生活中，接纳了居住国部分习俗，并将之传回故乡，使岭南的民俗文化又增添了欧美、东南亚的色彩。但是，上述这些源流都不能视为岭南民俗的主体来源。中原大地的汉民俗与华夏文化才是岭南民俗的文化基础和精神根源。

二、汉文化与岭南民俗的主流

岭南地区多奇风异俗，各地乡俗多姿多彩，但其中的主流还是汉民俗文化。这主要归因于历代流向岭南的大批移民及汉民俗文化的强大辐射力。

汉人进入岭南生息繁衍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他们不仅把中原耕作技术和年节、祭礼、婚嫁等习俗带进了南越蛮荒之地，而且在与越杂处的过程中，积极地改变土著越人的原始遗风，如械斗和丧葬方面的风俗变化便相当显著。自汉末经两晋到南北朝，中原大地烽火迭起，政权迭变，真所谓千里赤地、哀鸿遍野，士无以安家，民无以聊生，于是“衣冠望族向南而迁，占籍各郡”。唐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舆地考》中，对中土望族在经受八王之乱的磨难后大举南迁交广的事件，亦作了记载：“闽越遐阻，僻在一隅，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由于这次移民规模盛大，历时长久，占籍广阔，中原汉民俗与道德文化不仅主导了岭南地区的社会风尚，而且对改变古越族人的社会习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大部分越人受汉文化熏陶，渐变其俗，成为汉文化与汉民俗的认同者。据明代嘉靖年间黄佐主编的《广东通志》记载，“自汉末建安至东晋永嘉之际，中国之人，避地者多入岭表，子孙往往家焉，其流风遗韵，衣冠气习，熏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俗庶几中州。”可见，其时岭南的民风世俗，除避处深峒幽谷的部分土著遗民外，已是汉民俗占据了主导地位。其后，更经南宋末年和明末的两次大规模移民，岭南少数民族的流风遗俗基本同化于中土民俗，民族的文化精神也没有多少殊异之处了。这是岭南民俗文化中汉民俗逐渐渗透、传播并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历程。

自宋明以来，岭南民俗文化中的一些主要方面，如年节民俗、婚嫁民俗、信仰民俗，除了某些地方性色彩和细节因素有区别之外，民俗事象的文化精神和礼仪活动方面与中原民俗是基本相同的。在年节民俗中，中原地区最重要的节日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和重阳节等等，同时也是岭南各地的重大节日，节日过程中主要风俗活动以及蕴含着的文化精神也是基本相同的。如春节的迎春、吃年夜饭、守岁、拜年，元宵节吃元宵、逛灯会，清明节的寒食、扫墓和踏青，端午节划龙舟、包粽子、纪念屈原，中秋节吃月饼、赏月，重阳节登高、赏菊、插茱萸，等等。岭南的婚嫁礼仪及其文化精神与中原民俗也完全相合，遵循“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无币不相见”《礼记·曲礼》。的原则，整个聘娶过程也包括了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程序。这些仪式在岭南的世家大族中执行得尤为严格，表明了以儒家为正统的封建文化在岭南地区所占的支配地位，也表明岭南民俗在本质功能上是从属于中原民俗文化的。

但是，由于生存环境与生活方式的差别，以及其他相关因素的制约，岭南民俗也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并带有许多非规范、非正统的特征。下面就岭南民俗中一些主要的、具有地域特征的风俗事象，作些描述性的分析。

第二节 岭南重要民俗概览

一、岭南年节民俗

中国的年节通常是社会民俗事象表现最为集中的时候。年节民俗总是与各种祭祀、禁忌、信仰、饮食、服饰，乃至婚嫁、娱乐等民俗事象浑然一体，在民俗内涵方面具有相当大的包容性。

虽然从源流上考察，岭南地区并不具有独立的年节民俗，其年节民俗是汉民俗在岭南地区历经千年传播生根的结果，但它具有十分鲜明的地方特色，也是一种客观事实。《中华全国风俗志》对此有较全面的记述，兹将其中一段概述性文字转录如下：

“迎春竞看土牛，或洒以菽稻，名曰消疹；啖生菜春饼，以迎生气。元日礼神贺节，上元观灯，或作秋千百戏。十六夜，妇女走百病，撷取园中生菜，曰采青。十九日挂蒜于门，以辟恶。广州谓为天穿日，作馎饦祷神，曰补天穿。二月祭社，分肉小儿食之，使能言，入社后，田功毕作。十五日花朝，至三月上巳祓禊。清明插柳于门，其前五日始，三月中扫墓郊行，谓之踏青，亦曰铲草，俗曰压纸，以褚置坟上也。四月八日浮屠浴佛。五月朔日祀祖先。五月饮薄酒，馕角黍，镂艾虎，书朱符，为儿女佩采莲竞渡，至五月乃止。夏至日，擘荔荐祖考，磔犬以辟阴气。七月七日曝衣书，家汲井华水贮之，以备酒浆，曰圣水，儿女以花果作供，捕蜘蛛乞巧。十四日，浮屠盂兰盆会，剪纸为衣，以祀其先。望日以龙眼花果相馈遗，曰结缘。二十五日，士庶多为薄涧游。八月望夜，赏月，剥芋，食螺。重阳有墓祭者，亦曰登高，细民放风鸢。十月朔日以五敛杂芥菜食，辟寒气，举大星醮。冬至，作冬糍祀祖，有祭墓者。腊月念四日，为小年夜，祀灶，用爆竹饴糖。除夕祭祖，家人聚饮，曰团年酒；围坐达旦，曰守岁；相遗以物，曰馈岁；易桃符，小儿卖痴呆。此粤俗之大较也。”《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篇卷八·广东，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上段文字中记载的岭南年节风俗，与国内其他地区基本相同，但也具有一些地方性的民俗现象。其中迎春日啖春菜春饼以迎春气，夏至日擘荔荐祖考、磔犬以辟阴气，除夕夜小儿卖痴呆等，这些风俗曾经盛行于岭南地区，今日已经消失。

再深一步考察，岭南不同地区，其年节民俗也有各自的地方特点。拿春节来看，广府有岁末花市，潮汕平原有食五果汤、坐大菜之风，而五华、梅县的客家人也有自己独特的食俗和礼仪。下面分别叙述之。

1.广府的岁末花市

广州素称花城，其种花历史由来已久。西晋人稽含《南方草木状》引西汉陆贾《南越行纪》的论述，其时广州地区鲜花常开，品系众多，有“自别国移至”的素馨花和茉莉花，芳香沁人，成为越女钟爱的衣着饰物。宋时渐有花市出现，周去非《岭外代答》有载，花农每于花开之际，“旋掇花头，装于他枝，或以竹丝贯之，卖于市。一支二文，人竞买戴。”到了明清二代，广州种花业获得更大发展，许多农户以种花贩花为业。屈大均《广东新语·草语》记载：“珠江南岸，有村曰庄头，周里许，悉种素馨，亦曰花田。”许多商人“涉江买以归，列于九门”，致使“城内外买者万家，富者以斗斛，贫者以升，量花若量珠”，足见买卖之兴盛。据传当时的五仙门渡口即因花农多由此过江入城而被习称为“花渡头”。参阅叶春生：《岭南风俗录》，广东旅游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

岁末花市约出现于19世纪中期，最初设在广州市中心地带。花市规模盛大，游人如潮。据《广州城坊志》引潘贞敏《佩书斋诗钞·花市歌》小序云：“粤有藩署前，夜有花市，游人如蚁，至彻旦云”，张心泰《粤游小志》也有记载：“每届年暮，广州城内双门底，卖吊钟花与水仙花成市，如云如霞，大家小户，售供座几，以娱岁华”。岁末花市的形成，是以广州工商业的发达为物质基础的，与市民的闲余爱好也有一定的关系。多数人买花，并非仅仅为了点缀一下家庭的新春气氛，而是指望“花开富贵”、“桃花盛开鸿运来”、“花开灿烂，今年必有好生意”，等等。

花市形成以后，广州地区虽历经政局之动荡 ，外寇之入侵，但一年一度的花市终于成为一种例定的年俗而传续下来，花的品种增多，花市规模扩大，地点增多，逛花街的人也越来越多。

2.客家新春年俗

岭南客家人从中原迁徙而来，他们既带来了中原汉民族的民俗文化，同时，也形成了某些适应新的生存环境特点的民俗。

粤东地区的客家人习惯于腊月二十六、二十七洒扫庭院，将打扫后的杂草等物堆积一处“沤猪古堆”，于“年三十哺时”点燃，用以预祝明年养猪肥大。年三十晚上长辈给小孩与未结婚者压岁钱，给每人一个柑，取意“分柑同味，老少谐欢”。年初三晚上通行不点灯的风俗，这是源于正月初三老鼠嫁女的民间传说。年初七要吃“七样菜”，即芹菜、蒜子、葱子、芫荽、韭菜、鱼和肉，七种菜混在一起煮。俗传全家一起吃了后，便可吉利得财。这一食俗源自岭北，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载：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取其象征意义，如芹谐音勤，蒜谐音算，葱谐音聪，韭谐音久，等等，人日吃七菜，实际上反映了客家人的人生态度及其追求的生活目标。

3. 潮汕春节习俗

潮汕人春节期间有食五果汤的传统习俗。五果汤采用薏米、茨实、小豆、莲子和桂圆肉混合煮成。年初一小孩须饮五果汤之后才能出外玩耍，有客人来也须待以五果汤。

潮汕还有十五元宵夜看新娘，做“四句”的风俗。新娘届时总要着力打扮一下，然后由婆婆或伴娘陪伴到厅堂让人观看以“重闹新房”。初时新娘以扇遮面，待客人作了具有祝福意义的“四句”，才收扇面对众人。看新娘时，也有人喜欢恶作剧，作些歪诗来戏弄新娘，这时便要由伴娘出面敬茶，递烟，或作“四句”回敬，整个场面气氛相当热烈。至于未婚女子，则有“十六夜、坐大菜”的习俗，大菜是指芥菜，潮汕人“菜”“婿”同音，未婚女子坐大菜，隐喻来年即可找到一位好夫婿。这虽说是一种民间的游戏，却具有明确的象征美好婚姻的意义。参阅叶春生：《岭南风俗录》，广东旅游出版社1988年版，第13-14页。

年节民俗中通常总伴有一些娱乐性或竞技性的活动。珠江三角洲一带端午节的龙舟竞渡在此方面很有特色，明人《天山草堂集》对岭南龙舟竞渡记载颇详：“粤人习海，竞渡角胜，而大舟比常制尤异，十馀年始一见。船广可三丈，长五之。龙首至尾，金光夺目，叠彩如层城。上饰童男女，作仙佛鬼神及古英雄，凡数十事。旋转舞蹈，冒之以幔。数里外望犹可见。两旁持短楫应鼓者百夫，银帽红衫，铙吹沸作。更为游龙十数，缭绕后先，若群螭之从母出入者。然游龙万计，棕亭翠幕，奇巧相先，不可名状。歌板雷动，酒气云蒸，丝竹与笑语相乱，士女华妆炫服，照耀波间，坠珥遗簪，想满龙宫矣。”

划龙舟有一套固定的仪式。通常在农历四月初八举行祭拜仪式，将沉于河底的龙舟挖出，举行操练。划龙舟的时间在农历五月初一至五月二十之间，分为“趁景”和“斗标”两种。所谓“趁景”，是一种技巧性表演，轮流在各乡表演，不分名次；“斗标”则是龙舟夺标竞赛，竞渡场面十分热烈。桡手着统一服饰，于锣鼓声中前俯后仰奋力划桨，人们欢呼呐喊，燃放鞭炮，整个赛场一片沸腾，充满了竞争气氛。龙舟竞渡是项古老的端午节庆活动，虽然最初盛行于吴越荆楚，但近世以来，在珠江三角洲一带获得不少新的发展，不仅进行划龙舟的乡村大大增加，而且还组织和出席了许多大规模的国际国内竞渡比赛。

二、岭南婚嫁民俗

婚嫁民俗是社会民俗现象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岭南地区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少数民族在粤北和粤西分布较广，他们在固有的文化传统下缓慢发展，形成了具有各民族特色的婚俗文化。岭南汉族由于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关系而分成广府、潮汕和客家三系，他们基于各自的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历经千年的沉淀和积累，逐渐将自己的价值准则和心理倾向赋予婚嫁行为及礼仪过程，形成了各地区不同的婚姻习俗。岭南婚俗历来丰富多彩，有些称其为奇风异俗也不为过，如粤北排瑶的“喜花贵”和“耍歌堂”，海南黎族的“放寮”（即寮房恋爱），粤北壮族新娘的洞房“坐时”及“汲新水”，雷州新娘的“吃饭留半碗”等等。在近代岭南婚嫁文化的演变过程中，具有较大影响的还数盛行于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新婚吃烧猪和女子不落家的习俗。

吃烧猪。过去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新娘婚后三天回娘家，夫家须买烧猪送往女家。烧猪之多少并不重要，但再贫困的夫家借钱也必须买烧猪向众人贺喜。在这一婚俗中，烧猪具有象征新妇是否“贞节”的重要意义。“粤中妇女，向称贞节。女子作嫁后，果系贞节，夫家则多备烧猪分亲友。床笫之私，守宫之验，明告六亲，夸以为荣；否则夫家之人，群起而逐新妇，途中且杖且驱之，使弗能为人。故妇女以能吃烧猪为荣，非是为辱，则父母国人皆贱之”。《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七，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这段话概括了“吃烧猪”的文化意义，它其实是封建妇道观念的产物，是封建夫权对妇女贞操的一种要求。

自梳女与不落家，是岭南妇女自立自强的一个独特民俗。它在岭南尤其是珠江三角洲一带盛行，表现了岭南文化非规范和非正统的一面。自梳女的风俗在番禺、顺德一带据说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这一带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妇女擅长种桑养蚕，经济上通常能自立。以番禺为例，该处“土地膏腴，居民多以蚕桑为业，家无贫富，其女子皆能采桑缫丝，一日所得，多者可七八角，小者亦三四角。乡间生活程度，固不若城市之高，以此自给，绰然有余”。《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七，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生活上有了物质保障，部分女子深恶封建家庭给女子带来的重负，又在观念深处视嫁人为人间最耻辱的事情，于是乡邻知心姐妹便走上了独身道路，共同约定终身不嫁。“梳起”即是众姐妹发誓不嫁的一种仪式，将少女辫子改梳成新妇发型，然后在神灵面前喝鸡血酒，立下终身不嫁的重誓。“梳起”后的女子俗称自梳女，她们着统一服饰，通常是白色上衣，黑色长裤，生活起居仍然在父母家庭，但父母却不能将其强迫婚配，即使幼时已订有婚契，也只由女方结拜姐妹赔偿聘金而已，男方决不能恃强娶归。

为了在生活上求得某种依靠，保护自己的物质利益，自梳女中间还流行结拜金兰契的风俗，这在顺德乡里的各个缫丝厂中尤为盛行。据《中华全国风俗志》所载，时顺德各丝厂雇佣女工多达数百人，在劳动过程中有感情亲密者便相互结为金兰之契，通过一定的仪式后，结盟的双方从此情同手足，在饮食起居方面形影相随，祸福与共。如结盟一方的父母将其迫嫁，则另一方必聚其同党前来相救，“劫之他所，使不得应期成礼”；若该女自愿背盟他嫁，另一方的女子必聚众姐妹而来，“向之声罪致讨，诘责之，殴击之，致嫁者每有哭叫寻死之举”。所以，有的父母为将爱女顺利嫁出，往往将自己女儿的嫁期视为绝密，不令他人所闻，待婚期将近，则预备密室，将女儿禁锢其中，使其不得外出，然后才能顺利完成整个嫁娶过程。

奉行独身主义的女子，若敌不过父母之命的威权、男婚女嫁的社会通例，则不得已而求其次，走上出嫁而“不落家”的道路。“不落家者，嫁后不与丈夫同寝处，越日乃归母家，与同党姊妹为伴，谓不失落于夫家之意也。”《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七，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为保持新娘的处女贞节，抗拒新郎行使夫权，同党姐妹往往“于将成礼之日，先将嫁者之衣服脱去，用布带将其上下体遍加束缚，更密缝之，以为符记”。次日新妇归宁母家，众姊妹对新妇身上的裹带缝线加以细致检查，若与原来封识不符，则说明新妇已非完璧，众姐妹必相聚而痛殴之，责其背盟和不贞，即使新妇之父母对此也无可奈何。

女子不落家之后，虽然获得了一己之个人自由，并且可以继续留在父母身边生活，但其身份毕竟发生了一些变化，与夫家有夫妻名义。富裕的女子可以通过“输款于夫”的方法，使丈夫娶妾，生子育女，繁衍后代；要不就在各个年时令节，“裹粮归夫家，住宿一宵而去”。由于距婚期已远，众姊妹不可能像初期那样百般提防、监督，夫妻同处一室，生出男女之情，也是很自然的现象，有的女子也可能因此怀孕，不得不宣告落家，成为家庭主妇。

出嫁而不落家，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一种畸形的女子贞操观念，虽然这种风俗出现有其客观的经济依据，但毕竟于传统社会中夫妇之义不合，也违背了人类自我发展的要求，近代不少地方已视其为社会陋习，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妇女获得最大限度的解放，“梳起”和“不落家”的旧风俗才彻底消失了。

三、岭南信仰风俗

岭南的民间信仰具有显著的多样性。其信仰内容和禁忌形式虽往往带有荒诞不经的色彩，但在岭南民间社会中却根深蒂固，长期延续下来。

岭南信仰民俗的多元化倾向，首先可以从区域内各种民俗事象的发展水平上看出来。岭南在自然生态方面既有可致文化封闭的高山深谷，也有易于开风气之先的沿海地带，生活水平不同，致使各地区的信仰水平也很不一样，既有原始图腾崇拜的痕迹，也有祖灵崇拜和超自然的鬼神崇拜。

1.图腾崇拜和万物有灵观念

图腾崇拜的风习在广东民间舞蹈中可明显看出。新中国成立前东江客家地区的貔貅舞、五华的竹马舞、粤西的春牛舞等等，其思想主题虽伴随着时代的曲折波动而不时发生一些变化，但以舞蹈的对象看，可能最初大都是些地方部落的族类标记。有些民间信仰即使与图腾并无关系，但仍然处于一种万物有灵的低水平的信仰阶段。如在旧时的潮州人观念中，树木、砖瓦、工具等等物件，均被视为某种生灵，由此生出观神之俗，所谓观篮饭姑、葵笠姑、筲箕姑等等，都是对某种不可见的灵魂的敬仰。

2.祖灵崇拜和鬼神信仰

岭南最普遍的信仰还数祖灵崇拜和由此产生的各种鬼神信仰。前者大都产生于遥远的传说和荒诞故事，经代代相传和不时修饰而流传下来。畲族人祭拜祖公图，瑶民崇祀盘古王，及粤西乡民祭拜龙母和举办规模盛大的龙母诞，都是较为典型的祖灵崇拜。此外，在每年重要的岁时节令，如春节、清明、中秋、重阳等节日，岭南人大都继承中土文化传统，届时总要备办些香烛纸钱和水酒鱼肉，设下祖宗牌位，祭拜一下，聊尽一点后辈的孝心。科学昌明的今天，各种祭祖活动的仪式虽然还保存着，但原来的信仰意识已大大淡化。

与祖灵崇拜相伴而生的是各种鬼神迷信活动，这在广东地区非常普遍。与鬼神崇拜相关的各种仪式复杂多样。当然各地对鬼神的信仰和认识存在一些差距，与鬼神相关的各类迷信活动也不尽相同，通常总会带有一些鲜明的地方色彩。下面就岭南各地较典型的鬼神迷信作些大略的叙述和分析。

梅县民间的鬼迷信与伏仙姑。梅县山民过去多有崇信鬼魂者。大凡妇人儿女生病，多归因于鬼祟。其疗疾之法，自然也属于攘鬼之术。其大略无非是于子夜时分，以少许佳肴果蔬或米面置于病人床首，由“精于驱鬼”的老者燃香焚烛，念起咒语。据传经此仪式后，病者多痊愈。山民另有鬼子之说。以为人死为鬼，其魂不散，仍能为人事者。鬼夫与寡妇行床笫之乐，寡妇亦能生子，因其子禀受阴气过重，在灯下无形无影，遂被称为鬼子，然其饮食举止，与常人无异。至农历中秋之夜，村妇还盛行伏仙姑之俗，通过“伏”的仪式，达到与死者鬼魂沟通和对话的目的。“伏”姿原无定规，或两手支颔，或两掌遮抹两颊，然后对月焚香，静候鬼神的降临。传言此举多有灵验者，神降临伏者之躯，必能使其浑身震颤，并使之呻吟、叹息，进而与死去亲人或乡民对话，了解死者在阴间的生活情况，同时还可将这些情况转告参与伏仙姑的同伴。神鬼附体的伏者，多有痛哭失声，如痴如狂者。奇怪的是，此举仅由妇人为之，男人不能参与其事；若无意中为男子窥见其事，妇人所伏多不灵验。由此看来，伏仙姑原是一种变相的巫术。

潮州的“施孤”与“放焰口”。农历七月十五日为佛教徒举行“盂兰盆会”的日子，潮州人称此日为鬼节。每年逢此日，乡俗风行搭施孤台和放焰口之俗。施孤台上竖有招魂幡和灵牌，正中供奉主管地狱鬼魂的地藏王菩萨。是日中午，各户村民将自己备下的猪、羊肉、三禽及各式糕点果蔬供于施孤台上。随之由众僧诵念有关的咒语施行招魂，再行施食，其中的主要仪式之一是将盘中的面桃和稻米撒向四方，并行三次，此即所谓向饿鬼施食的“放焰口”之俗。为便于饿鬼受施，潮州部分地区还有燃放小灯的旧俗，其用意在于为各路野鬼导向，而不至于有所遗漏。参阅惠西成、石子编：《中国民俗大观》，广东旅游出版社1988年版，上册，第113—114页。

东莞的禳鬼旧俗。旧时东莞人素信有鬼，且鬼无处不在，常能施灾殃于人。驱鬼之法，无非两套，先行贿赂，使之感恩离去；贿之不验，则行逐鬼之法。贿鬼时，惯例是向鬼先请罪许愿，然后备齐纸马、冥钱、香烛、茶、酒、羹汤之类，于是日晚置于竹箕之上，焚香点烛，由老妇唱贿鬼请罪歌，随后将竹箕抬至叉路，将所盛之物泼于路口。仪式完毕，鬼感恩他去，病人自能转愈。若此术不灵，则行“跳大鬼”之俗，强行逐鬼。届时请男巫吹响牛角，念起咒语，洒符水于病人房中，并将咒符贴在床上。另备桃枝、柳枝给病人佩带。施行逐鬼之术后，作祟的鬼魂定能受惊而去，病人也逐渐康复。参阅惠西成、石子编：《中国民俗大观》，广东旅游出版社1988年版，下册，第398—400页。

与上述鬼魂迷信活动相类似，广州有“起犯”逐鬼的旧风，粤西有妇女“放阴”的旧俗，虽内容不尽相同，但大抵属于鬼魂迷信的范畴。

岭南各地的民间信仰，从形式上看，包容了各种神奇古怪的咒语、神符、占卜、巫术等手段和仪式，而从其信仰的内容来看，也是庞杂纷繁、无所不包的，然其信仰的基础大都不离世俗生活。求神拜佛的出发点也是源于世俗的功利目的，或求加官晋爵，或求招财进宝，或求生子添丁。旧时广州民间多有供奉金花夫人者，并建有金花庙，视为生育神，进庙供奉者，大都为祈求子嗣，此外并无什么宗教情感。再如潮汕沿海地带多建有天妃庙，渔民、水手和客商对其供奉甚勤，其中原因还在于天妃被视为海神，对沿海居民具有护航保平安的法力。在岭南的民间信仰中，几乎有一事之利，便有一事之神。神各主其职，百姓则各因所需而供奉之。由此可见“粤人迷信”并不虚言，其功利性是相当突出的。正因为这些信仰被沉浸于世俗的氛围中，所以也缺乏宗教对世俗的超越精神。也许因此种传统的根深蒂固，位列世界三大宗教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虽然最初都是经由广州传入内地，但在岭南地区并未形成强大的宗教势力。与世俗幸福生活关系密切的神祇，如财神赵公元帅、武神（保护神）关公和福禄寿神，最受岭南民间的拥戴，他们所受的香火也就更为隆盛。这种现象，当然主要归因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也可以从岭南民俗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文化精神中找到根据。

第三节 岭南民俗的经济背景、文化精神及发展

一、岭南民俗与岭南地区的经济构成

经济生产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它是民俗文化发生、发展的物质前提和社会基础，也构成了民俗现象所要反映的基本内容。事实上经济习俗在社会民俗中历来占有极大比重，是民俗现象中一个不可忽略的方面。

如前所述，岭南很久以前就是多民族杂处之地，各民族或背山而居，或择水而栖，生存方式不同，生产活动的内容和发展水平也各相异，因而在历史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分别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民俗风情。初居于潮州凤凰山一带的畲族同胞，每年除夕祭祖公图时，先聚村民于祖祠内，恭请狩猎大公回祠，然后才拜祖公图，由此可以洞见狩猎活动在畲族生产史上具有的历史地位。粤北的壮族农民于农历四月初八庆贺“牛王诞”，“农家多于是日以香茅裹糯米为粽，约戚属聚饮，耕夫耕牛均休息一日”，反映了耕牛在壮民劳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农夫对耕牛的深厚感情。连南的排瑶于农历三月初三庆祝开耕节，届时祭祝祷愿，祈求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生产性节日。至于在汉族人民居住的区域，此种风习也随处可见。如东莞麻涌的“田了节”，其用意在于庆贺繁忙的农事暂告结束，属于生产性节日。丰顺县的舞火龙习俗，虽源于民间的离奇传说，但与历史上的治水工程也有密切关系，舞火龙则为祈求风调雨顺，农业丰收。诸如此类的民风遗俗还有不少，如粤西的春牛舞，清远的禾秧歌，海南黎民的“砍山栏”，等等，这些民俗现象无不反映了一定的生产内容和生产水平，离开了这一经济主题，对于这些民俗就不可能做出正确的理解。

民俗现象不仅反映了远古时期先民们披荆斩棘、艰苦耕耘的历程，反映了人们在大自然压迫下渴望风调雨顺、保障农业丰收的良好愿望；同时，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下形成的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构成，对民俗现象的发展仍然有着重大的制约作用。地方民俗往往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反映地域经济的某些重要的内容构成和基本特征。如南海的九江镇，在明清时期已“境内无稻田”，乡民以“池塘之水，养鱼花者十之七，养大鱼者十之三”，“池塘以养鱼，堤以树桑，男贩鱼花，妇女喂爱蚕”，《广东新语·鳞语》。水产养殖业素称发达，由此而逐渐形成一相应之祭祀民俗，以农历四月初八为“鱼花诞”，诞日必向天妃焚香礼拜，祈求鱼花的平安。顺德县除水产养殖发达外，桑基养蚕也很普遍，光绪年间有桑地面积30万亩以上，新挖基塘10万亩，而稻田面积不足耕地总面积的1/10。由此形成了一系列与蚕桑业有关的祭祀、禁忌等乡俗。其中农历八月二十五日的“日娘诞”，即与农村蚕桑业极有关系。日娘本是一刺绣良师，后升格为顺德县刺绣行业神。日娘诞的形成，虽离不开某些离奇传说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具有顺德养蚕缫丝和刺绣为主体的传统经济背景。此外，像盛行于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民间婚俗，诸如女子梳起、不落家，或结成金兰会等等，离开当地蚕桑业的发达和妇女由此获得的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性，同样是难以做出正确解释的。

有些民俗，虽与经济生产并无直接关系，但与岭南特定的地域环境和物产相关，因而也可视为与经济生产具有某种间接的关系。如槟榔为岭南百果之一，岭南人“多食槟榔，月至数十”，并以此作为馈赠礼品，甚或作为婚嫁聘礼，或用于鬼神祭祀。食槟榔曾是岭南著名之风俗，它的形成，一方面直接依赖于岭南之经济物产，另一方面与南方的生存环境也有关系。黄瑜《双槐岁抄》有论：“南人凡病，皆谓之瘴，率不服药，惟事祭鬼。设犯伤寒阴阳二症，岂有坐视而不药耶？且南方之人，往往多汗，上盈下虚，用药者妄发汗吐下，其祸可立而待也。瘴疠之作，率因饮食过度，气痞痰结，槟榔能下气消食化痰，故岭海之人多食之。此可类北人之食酥酪……。南地热，食槟榔故脏气疏泄。”关于瘴疠的起因，食槟榔与南人体质的关系，黄瑜叙述的是一家之言，但通过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食槟榔之俗的形成，是与岭南地区的物产、气候、乃至整个物质生产得以开展的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不仅成为民俗现象得以萌芽的基本因素，其本身也构成了民俗文化所要反映和表现的重要内容。

二、岭南民俗的文化精神

经济生产及物产环境的特性，使得岭南民俗文化从其产生的一开始便带着鲜明的地方色彩。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岭南民俗的核心精神则集中地反映在它的强烈的功利色彩上。诚如有的学者早已指出的那样，大凡中国的民间习俗无不带有狭隘和直接的功利性。“民间信仰中的所有迷信事象都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或生活共同体的局部利益密切相关。如算命、卜卦，都是为了个人或一家一户的吉凶祸福而进行的。有些迷信手段的功利性表现在不惜诅咒他人、损害他人的许多做法上”。乌丙安：《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5页。这是就所有的民俗事象而言的，其概括当属正确，自然适用于描述岭南民俗的一般共性。然而，功利精神在岭南民俗文化中的反映，较之于国内其他地区而言，则显得更为集中而强烈。

这首先表现在岭南民俗中存在的大量的信仰和禁忌，是一些直接或间接的以功利精神为核心的象征性行为。它们有的具有相当复杂的仪式，有的掩盖在某种神秘的气氛中，有的直截了当，坦承其渴求之愿。在这类民俗事象中，对财神的崇拜是最为普遍的，财神因此而承受的焚香礼拜也远远超过观音菩萨、弥勒佛、太上老君等三教诸神。对于财神的崇拜，其目的性更是直截了当，而无隐讳之处，富人求财神在于添财进宝，发上加发；穷民求财神，则无不渴望财神垂青，一夜暴发，顿成富翁。于是财神赵公明元帅被堂而皇之地请进岭南子民大小各异的厅堂中。今天我们走进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许多乡民家中，其厅堂之中通常都有香火供奉着象征财源的赵公明元帅的神位。这种迷信活动，反映了岭南地区的民风中那种浓郁的重商和功利倾向。

岭南民俗中的功利精神还大量地反映在一些具有显著象征意义的风俗事象中，如根据某些物品的谐音而取其象征意义，从而形成某些民俗活动和节庆行为，间接地表现出对财富的追求。据《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篇卷八所载，广州近郊各乡例以农历正月二十四日为食生菜之节，届时乡民聚于一处，大啖生菜，并带回一些，“菜”“财”谐音，啖生菜即象征生财之意。与此相类的还有新春期间醒狮采青的风俗。各家各户为迎醒狮，取其祥瑞，常于正门上方以绳垂系一棵生菜，菜下吊着一封装有纸币的“利是”（小红包）。在炮竹与锣鼓声中，醒狮昂头起舞，跳动摆跃，直至将“菜”衔之以去。此采青之俗，亦寓意生财。此外，广州春节旧俗的卖发财大蚬，重阳节登高转运，香港重阳照好运相，阳江新春初一行大运，客家新年初三送穷鬼，等等，这些奇特风俗的文化基础，还在于人们企求财富、摆脱贫困的功利精神。

由此可见，追求享乐、推崇世俗功利是岭南民俗文化的核心精神和首要特征，它在某种程度和方面表明历代移民的后裔在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环境中，形成了一种肯定物欲满足、重视财富对民生作用的文化氛围，从而与中原儒学正统文化重义轻利、义利分离的价值标准发生了显著的偏离。这种偏离或非规范性，一方面隐伏着拜金主义泛滥的群众心理基础，另一方面又从最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开启了重商主义的文化传统，推动了明、清与近代以来岭南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萌芽和发展。岭南民俗的功利精神，其消极因素固不待言，但也应看到它有积极意义的一面。

除了功利意识，岭南民俗的开放性和兼容性等也属于这一文化显著的精神特征，本书第一、二章均有论述，此处不赘。

三、岭南民俗的变化与发展

民俗文化具有相对稳定的恒态结构，能历经社会风云的冲击震荡而持久地绵延相传。但是，民俗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现象，又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变革而发生相应的变迁。岭南民俗的发展命运同样如此。

从变更的程度上考察，岭南民俗的沿革可分为两类看。第一类是不适应时代发展潮流的要求而遭历史淘汰了的。其中有些因为不适应经济生产的水平要求而自行消失。如明朝时期还盛行于粤北瑶胞山区的刀耕火种的生产习俗早已不复出现；由于动物资源日渐减少，狩猎活动在民族生存活动中地位的降低，曾作为黎族同胞一项重要生产活动的放狗围猎，也已经不存在了。有一些民俗的消失，是因为社会上层建筑尤其是政治制度的重大变革而随之消失的。例如，新中国成立，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确立，妇女在政治、经济和人格上获得了独立地位，某些压制和贬抑妇女地位的习俗，如旧社会珠江三角洲地区盛行的纳妾婚俗，广州地区捻妹花的劣俗，已被彻底铲除；过去消极反对夫权压迫而形成的奇特婚俗如不落家之类自然也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还有一些风俗的消失，是因为文化教育的普及、科学事业的昌盛，如部分地区的祈雨旧俗，各种名目的禁忌等，在岭南社会史上曾极为普遍，今日则仅仅作为某种历史的陈迹而成为民俗学研究的历史资料。

第二类是民俗并未消失，但或多或少发生了变化，有些甚至面目全非，与原来的文化精神完全不符，但其仪式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着。这是当前民俗文化演变中最为常见的现象，也是民俗文化的历史之根经久不断的反映。以年节风俗为例，今日岭南人的主要喜庆节日以及节庆活动，可以说仍然是一些旧的传统在现实生活中曲折的延续，在这一点上，岭南民俗的历史传承性是相当突出的；但与此同时，旧的民俗文化毕竟也处在缓慢的变化过程中，它在许多方面也容纳了新的价值元素，使旧的民俗在不知不觉中染上了某些时代的色彩。珠江三角洲一带除夕守岁和春节拜年风俗的变化，正可作为这一民俗变化的例证。有些民俗娱乐与诞会风俗，也因年代久远与社会变迁，失去了最初的纪念意义和文化的象征精神。

尤其应重视的是，民俗文化虽然具有极其稳定的内部结构，但并不因此而沦为僵化。当世界海路开通、空路畅顺，文化传播加速后，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文化交流，必然会使置身于此种交流、沟通状态下的民俗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并出现相互吸收、同化的情况，而形成某些具有全人类共同意义的社会习俗。对于这种发展趋势，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和帕特里夏·阿伯迪妮以其富有魅力的笔调写道：“今天，随着世界经济的繁荣和全球电信、旅游业的发展，欧洲、北美和环太平洋地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各种交流。在发展中国家的市镇中心，国际青年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人们兴致勃勃地买卖食品、音乐磁带和时装，新的全球生活方式在大阪、马德里和西雅图盛行。”约翰·奈斯比特、帕特里夏·阿伯迪妮：《2000年大趋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页。岭南民俗文化的发展，已经由于其开放和兼容的特性，在许多方面受到这种规律性的影响。一些旧的习俗的改变或消失，往往是因为某些新的社会习俗已经萌芽，或者因为与外来文化交流而形成某些具有世界性的生活习俗。今日岭南人民的衣着、饮食、婚嫁与娱乐等方面的文化习俗正在不断地受到欧美文化的熏陶，染上了一系列的时代色彩，这同时可以看做人类生活方式不断接近，民族风俗逐渐沟通、兼容和融合的结果。

当然，岭南民俗的现行发展并不意味着它的地方特色的消失。民俗的沟通接近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又如我们已经指出过的那样，民俗之形成与发展，决不是某种孤立的过程，它将受到地域环境、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多重影响，这决定了民俗的地方色彩还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继续存在。

第二十一章 饮食文化

在人们日常生活的五大需要食、衣、住、行、玩中，食始终居于首位。柴米油盐酱醋茶，清晨开门七件事，犹如七个音符，如钱钟书所言“一碗好菜仿佛一支乐曲”。它不仅满足了口腹之欲，还带给人们一种和谐的美感。所以饮食文化是人类为解决自己生存发展的头等大事而创造的一种特有的造物文化。是人类聪明智慧、本质力量的结晶。是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标志。

岭南饮食文化就是一种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极富地方特色的造物文化。其烹饪技能的进步和烹调传统的形成，与文化(包括科技)背景密切相关。岭南地区由于史前农业社会稻作和粟作农业发展出极富特点的蒸煮法。南越国时期以来，汉越交往愈益频繁，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原先进文化的传入，促进了岭南饮食烹饪的改进和发展。同时由于岭南地理气候环境及地方物产的丰富多样等的不同，岭南烹饪在改进的过程中渐显其独特的地方风味特色。其饮食烹调方法已发展到有羹、炙、炮、煎、蒸、濯等，向晋艳：《浅谈南越国时期的饮食风貌》，广州市文化局、广州市文物博物学会编：《广州文博论丛》第2期。并开始出现炒作法。宋代以后随着烹食传统的变革和技术的进步，炒作法流行，同时新出现或新改进的烹法有爆、煎、炸、涮、焙、冻等，炒法又分生炒、熟炒，出现了许多前所未见的炒法和风味佳肴。近代以来，岭南饮食文化融会海外各国饮食文化精华，兼收中原内地技艺之长处，自成风格。包括广府菜、潮州菜、客家菜、海南菜四个支系的粤菜，成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食在广州”名闻海内外。本章重点介绍岭南主要民系，广府民系，潮汕民系、客家民系、少数民族饮食文化的历史源流、内涵及其特色，并在此基础上概括出岭南饮食文化的一些风格特色。

第一节 四大民系饮食文化的源流和内容、特色

一、广府民系饮食文化

任何一种饮食文化的形成，都不仅与该方水土养育的民系食客的口味调配相关，而且与厨师、点心师的辛劳和智慧相连。地处珠三角一带的广府民系饮食文化是以操广府语的群体为中心而形成的历代相传、不断创新的一种饮食文化，是岭南饮食文化的代表和最主要的食系，其主要地域是珠江三角洲、粤中粤西一些县市及广西一部分地区。它是中华民族烹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广泛的取材，善于博采众长，花式品种多而著称中外，其独特风味特色享誉四海。广府民系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丰富，特色鲜明。从下列方面略述如下：

1食具文化的历史源流和内容、特色

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和文献记载资料，我们综合分析出广府民系食具文化的演进变化轨迹。

在新石器时代至西周时期，由于原始先民的生活较简单，食物较少，烹饪方法也较原始、简单，主要是蒸煮法。炊具用于煮的有夹砂陶釜、鼎、罐。这三种炊具下连三空足，与火接触面大，易使水煮沸或将食物煮熟。此外还有鬲、鬶、甗等。杨式挺：《岭南文物考古论集》，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容贮器有瓮、缸、樽等，以及夹砂陶、红褐色泥质陶、几何印纹陶的豆、钵、盘、勺。彩陶钵为盛食器，在中山市南屏镇龙穴沙丘遗址出土有二件距今5000年前的镂空圈足钵，带彩绘锯齿纹和宽带纹。勺是水器，古称“瓒”，用以从盛酒器取酒。勺面作半球状弧把。它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开始演变发展，装饰釉彩不断有新变化。其中笔者见过一种陶釜，设计巧妙：其两耳藏在内壁上沿，外边还围着一圈倒伞形的釜口。当用绳子绑牢釜耳吊在陶支架上用火煮时，就不会因火烧断绳子而摔破釜。这在国内同时期同类器具设计中是十分罕见的。

春秋战国时期的食具主要是几何印纹陶、夔纹陶、釉陶和原始青瓷等。饪食器有鬲、甗、缶、釜、罐、鼎、钵、簋、豆、盆、尊、碗、盂、壶。储存器有大型陶缸、甕等。这些品种大部分沿袭前一时期规范而略加改革，并有适合新时代经济生活需要的创新品种，使之更加适合实际用途和美观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和地方特色。如炊煮器或盛食器，就是从原始社会饰以几何纹的釜支脚、豆、圈足罐等发展而来。青铜器开始时主要为奴隶主贵族所享用。主要食具有烹饪器、食器、酒器、水器等。从考古发掘材料可知有铜罍、铜锅、铜缶、铜盉(酒器)、铜三足盘、提梁壶等。

战国末至汉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餐具种类也随之增多，造型趋于美观。流行圜平底器，大型器较多，圈足器较少。常见的有豆、钵、簋、盘、盆、瓿、碗、杯、盏等。炊具有铜鼎、铜锅、陶灶。陶器制作已发展到广东几何印纹陶的鼎盛期——夔纹陶类型文化和浮滨类型文化。它上接新石器时代的曲尺纹陶类型的几何印纹陶文化，下启米字纹陶。用作炊煮食物的罐在汉代已有四耳和无耳之分，以及三足罐和多联罐(二至五联甚至八联的均有)，其作用是充分利用火来加快炊煮食物。当时统治阶级宴会或民间喜庆宴客使用的餐桌已很高级。如在广东德庆大辽山出土有铜案“东汉龙凤鱼虫铜案”，该案图案花纹刻划精细生动，案内还保留有当时饮宴放置圆形食具器皿和漆器的痕迹。

三国至隋唐五代时期，开始盛行以青瓷器为主的食具。餐具已演变为碗、盘、盏、豆、盆、壶、碟等。碟一般系敞口釜底、浅腹，外壁施半截清釉或瓣口玉璧足，满釉。钵有直口平唇和敛口两种款式。炊具有陶灶、陶釜、陶罐、陶甑、陶坛等。灶体为圆柱形，径宽11厘米，甑为覆盆状盖，顶部中央有一圆形气孔。五代时，南海官窑烧制大批彩绘陶瓷食器，打破了广东隋唐时期陶瓷器不绘彩的局面。其中一件彩绘陶罐至为难得，其彩绘海水人物，生动自然，各具神情，精妙异常。在番禺石马村出土的南汉青釉四耳罐、六耳罐和夹耳罐，制作精细美观，釉色晶莹。尤其青釉夹耳罐，斜肩敛足、带盖，肩前后附圆孔板身，左右各附夹耳一对，盖有双翼，夹耳与盖翼各有圆孔，加盖后夹耳与盖翼可贯穿木塞或绑绳，使提挈时盖不致跳动或丢失。这种造型设计周到科学，又极具美观的夹耳罐，是同期罕见的精品。

宋元时期是我国瓷器发展的高峰。瓷器作为大众饮食的主流器具，耐高温，光洁度好，美观且便于清洁。宋代饮食器具普遍使用瓷器，瓷器需求量很大。自唐代完善白瓷工艺后，宋代又创造了不少新品种。考古发现，珠三角广府地区有不少宋元时代制瓷作坊窑址，出土许多古瓷珍品。如装饰风格融会磁州窑的粗犷、耀州窑的洒脱、景德镇窑的精细生动流畅的优点而自成一格的广州西村窑。罗雨林：《广州西村窑陶瓷的艺术特色》，见《罗雨林文博研究论集》，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它是专门供应外销及日常百姓生活需要的窑场。艺匠们在餐饮食具的设计制作方面，煞费苦心，融会了许多智慧，在实用与美观的结合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他们对餐桌上常用的碗、盘、壶等线型不容易变化的单体造型，并不过分强调不合实用的形式美，而是以造型结构的科学合理，表现出实用功能强的纯朴美感。虽同一类器物，也有多样的变化。如盘、碗、碟类，有唇口，外形多用弧线，口与底比例相差不大，以增加其盛物容积，用线简练朴实、美观大方。

明清广府地区陶瓷业有空前发展，陶瓷食具有新变化。绘梅兰竹菊或麒麟、龙凤的青花碗、碟，虽寥寥几笔，却生动自然。清代以来兴盛了三百多年的广彩，以金碧辉煌的特色著称于世，深受欢迎。其碗、碟、盘、罐、瓶、壶等餐具，虽大部分专供外销，然亦有供民间使用的。行业上称“饭货”，多是碗、碟、壶、杯之类。它为江西素胎，在广州加以干大红(矾红)、黄、绿三彩后开炉烘焙而成，色彩虽较简单，但彩绘较豪放，富有民间装饰风味。还有一类是采用西方传入珐琅彩，仿西洋画法，在广州河南彩绘烘烧而成，也多是花瓶、餐具、茶具之类，颜色绚丽，其中也有画笔极工细与粉彩相似的。这种别具风格的餐具瓷品，从18世纪初叶发展到20世纪，风靡三百年，装点世界各国餐桌，成为世界人民喜爱的彩瓷工艺产品。石湾窑生产的沙煲、瓦罉、大盘、大缸是深受群众喜爱的民间日常生活用具。石湾明代以来一直畅销的龙凤缸、瓮、罐、埕，不论是黄釉、酱黄釉、青釉或黑釉，都十分厚重古拙，朴实无华。尤其是龙凤缸，其外壁塑有龙和鸡的浮雕装饰，龙跃腾云，鸡鸣不已，构图生气勃勃，深受欢迎。那盛装调味酱料、腐乳的石湾罐子，更是古朴异常，被东南亚、非洲等国家人民赞誉为“广东罐子”而大量出口。

到清末民初，广府地区的食具更为多样，最负盛名的为石湾饭煲、粥煲和茶煲，称为“石湾三煲”。其优点是造型纯朴优美、传热快、火候均匀，用以煮食，清香四溢，烹制的饭菜比其他炊具更香，又不会产生副作用。广州有名的“瓦罉煲饭”，就使用这种煲烧成。药煲设计也十分巧妙，圆墩形，有把手和流嘴，容量一般能装五六碗水，很适合中药煎熬的分量，且适合煲药、斟药和保存药渣，一直深受人们喜爱。

总起来说，广府地区生产的这些杯盘碗碟等美食器具，不仅盛过广府人数千年的餐食，为盘中餐增添光彩，而且还陆续传入异国他乡，盛过胡食美味，为洋人所赏心悦目。

2食品文化的历史源流和内容、特色

食品是人类利用大自然生长或人工栽培、饲养的植物、动物等食物资源，经过厨艺的制作加工而成的。它是人类维持日常生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要素。食品文化是由历代从事厨艺者根据食者口味等需求而烹制的菜肴食品等构成的，是“人化”的创造成果。

广府原始初民饮食生活，是狩鸟兽于森林，捞鱼、虾、鳖于江海，或采野果、掘植物根于原野，过着“饥即求食，饱而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革”的生活。后来由于氏族制度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分布地域的扩大，仅靠自然恩惠和采集渔猎过活已不可能。先民们利用在采集实践中掌握的某些植物生长规律，发现在一定的气候、水分和土地条件下，其种子会发芽、生长、开花、结果。于是便开始了栽培植物，开辟了新的食源，这就出现了原始的农业。恩格斯认为农业是整个古代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农业的产生和发展，使广府先民摆脱了采集、狩猎经济中所受自然条件的限制，为人们提供了比较稳定而丰富的食物来源，改善了生活，也促进了烹饪技术的提高，加上陶器的发明和陶制炊具的改进，先民就可以将草木之实、鸟兽之肉进行烹制，创造和不断改进各式各样的美味佳肴和主副食品。

(1)创造了世界上最早以稻米等五谷杂粮为主食的食品文化。

据目前所知，广东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将野生稻变为人工栽培稻的地区。英德牛栏洞出土有距今约12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的非籼非粳水稻硅质体。《国内外专家研讨英德牛栏洞出土非籼非粳水稻硅质体证实广东12000年前种水稻》，《广州日报》1999年12月13日。曲江马坝石峡遗址也出土有4000多到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栽培水稻遗迹。杨式挺：《浅谈石峡发现的栽培稻遗迹》，见《岭南文物考古论集》，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页。同时还先后出土有当时广泛应用于与稻作农业有关的石锄、石磨、石铲、石杵和耘田器等。说明在广府民系地区，稻米已开始作为食物的补充。经过漫长岁月的实践，提高了稻米产量，才开始长达数千年以稻米为主食的生活。西汉南越国时期，他们除将稻米煮成干饭或粥(稠的叫，稀的称酏)外，还懂得将米磨成粉，加工成面条状（称为汤饼）作食用。东汉时稻米产量提高，一年两熟。东汉杨孚《南裔异物志》称“夏冬又熟，农田一岁再种”。当时已摸索出以稻米为主食的多种食法。唐代已懂得烹制荷叶饭。宋代还创制糯米饭和裹蒸棕。明清至民国时期，人们已创制出更多的稻米食品，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辉煌成就；培育了许多良种米，如封建时代作贡物的增城香米，有“米中碧玉”之称的丝苗米和珍稀的黑糯米等。与米有关的食品数不胜数。光是以米煮粥，其粥品的食法就十分多，常配上各种原材料煮成各式粥品。即使白粥，也要以腐竹、白果(即银杏)等配料用油盐捞一捞，然后用武火烧开，用文火熬至水米交融起胶，像牛奶一样，称“明火白粥”。这种粥洁白香滑，加上各种肉食切片生滚，更觉鲜味可口。与明代状元伦文叙故事有关创制的“及第粥”、“三元及第粥”和水上人家在广州荔枝湾艇上创制并叫卖的“艇仔粥”等，都适合南方天气炎热，人们劳作后喜欢吃些稀粥，以调养胃口，清热去湿，或作早餐的饮食习惯需要。当时流行卖粥歌云：“艇仔粥，艇仔粥，爽口鲜香唔使焗。一毫几分有一碗，好味食到耳仔郁。”至于用糯米、占米磨成粉，烹制成的各种食法的小食品则更多。这里不一一列举。

(2)不断创新以猪牛和各种家禽等烹制的佐食(副食)。

这种食品文化起源于先民为保存新鲜肉食的需要而开始动物驯养。在长期驯养过程中，他们把易驯服、长得快、长得大的猪、牛、羊等和鸡鹅鸭等各种禽鸟好品种保存下来，繁殖其后代。这就产生了广府地区原始畜牧业。从考古发掘的材料和文献记载可知，广府地区至迟在西汉南越国时期，已饲养猪、牛、羊及鸡、鹅、鸭等三禽。《汉书·地理志》记载，粤地“亡马与虎，民有五畜，山多亵亵”。五畜即为牛、羊、豕、鸡、犬。南越王墓中出土大量动物遗骸，人工饲养禽畜有黄牛、家猪、山羊、家鸡等。广州南越国时期墓中，也发现铜器或陶器中装有鸡骨和其他家畜的骸骨。而且还出土盐、姜和花椒等调味品。盐是调味品的“主味”，有了它，以猪等动物肉类烹制的食品才能丰富多彩。经过2000多年的实践，厨师们创制出许多风味独特的佳肴。

猪肉类名菜有：

“金牌烤乳猪”，据说有1400年历史，古人曾以“色如琥珀，又类真金，入口则消，状若凌雪，含浆膏润，特异非凡”，大加赞誉。新中国成立后大同酒家推出此菜，获国家“金鼎奖”。

“麻皮乳猪”，广州酒家名菜，1988年获“金鼎奖”。

“化皮乳猪”，陶陶居名菜，香港名厨陈荣创制。

“芝麻皮乳猪”，泮溪酒家八大名菜之一。

“白云猪手”和“佛山得心斋酿扎猪蹄”。

“宫保肉丁”，宫保者，袁世凯别称也。

“帝赐肉”，吴川县名菜，宋朝该县进士吴颐仿照御厨特制的这道菜，相传至今。

“广宁古水烧猪”。

“广宁酿文笋”。

鸡鹅鸭类名菜有：

“西南文昌鸡”，“南国厨王”钟权首创。

“广州文昌鸡”，名厨梁瑞创制。

“脆皮鸡”，大同酒家名菜。

“江南百花鸡”，文园酒家名厨罗泉创制。

“太爷鸡”，清末新会知县周桂生创制，后为六国饭店高价收购而成招牌菜。

“化州沙司鸡”，又名屋角鸡，清道光年间，巡检司段玉成曾开“百鸡宴”，有雅士食后留下“万珍皆作贱，贪箸沙司鸡”名句。

“园林香液鸡”，泮溪酒家名菜。

“金华玉树鸡”，北园酒家名菜。

“白切鸡”。

“啫啫鸡”，梁孟记所创。

“柱侯鸡”，三百年前佛山三品楼厨师梁柱侯创制。

“蚝油鸭脚”，北园酒家名厨黎和创制，为该店十大名菜之一。

“花雕鸡”，北园酒家名厨黎和创制，为该店十大名菜之一。

“茅台鸡”，广州酒家名厨黄瑞创制。

“清平鸡”，清平饭店厨师王源创新，获广东十大名鸡称号。

“金陵片皮大鸭”。

“万栈烧鹅”。

“至尊烧鹅”，香港名师主制。

“莲华嘉积鸭”，莲香楼名菜。

“四会三杯鸡”，制法特别，入口甘香。

“高要水坑炒鹅乸”。以上材料引自广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州市饮食服务公司合编：《食在广州史话》，见《广州文史资料》第4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创造以鱼等河鲜、海鲜类烹制的佐食(副食)。

这是南方与北方饮食文化一个显明分野的地方。“盖越人美蠃蚌，而简太宰”(《盐铁论·论菑篇》）。“东南之人食水产”。“食水产者，龟、蚌、蛤、螺以为珍珠，不觉其腥臊也”。（［晋］张华《博物志·五方人民》)西北之人则多食羊而少食鱼。对这类食物从认识其食性到烹制成佳肴，广府先民都可说是先行者。以吃鱼为例，广府俗语有云：“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餐无鱼。”李调元《粤东笔记》云“粤东善为脍，有宴会必以鱼生为敬。”这种吃鱼生的习俗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广府先民——南越族人生吃鱼等动物的时代。后来不断传承、发展，至唐代不但吃“鱼生”，还吃“虾生”，“水母生”。明末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还对当时如何烹制鱼生、选什么鱼作主料最佳，如何食法和选用什么佐料等，记述甚详。尽管它有不卫生之处，但至今珠三角等地区人们依然还保持着这种食法的习俗。而且还创制了多种吃鱼的美味佳肴。民间有谓：“第一，第二，第三马鲛郎”(均指海鱼)。又曰：“鱼头，鲩鱼尾，鲢鱼之腹甘且旨”(指淡水鱼)。流传至今并有所发展创新的食鱼名菜，主要有：

清蒸海、河、塘鲜鱼。

“瓦罉煀鲤鱼”、“瓦罉煀水鱼”，泮溪酒家八大名菜之一。

“煎封鱼”。

干或湿煎虾碌。

“大良煎虾饼”。

“窝贴明虾”。

“五柳鲩鱼”。

“火腩焖大鳝”，此菜来源于杭州西湖钱塘门外宋五嫂创制的鱼羹。

“窝贴鲈鱼”。

“吉列虾球”。

“香麻虾球”。

“蒜子鱼”。

“生焖鱼”。

“松子鱼”，为北园特级厨师黎和借鉴京沪名菜《松鼠鱼》创制而成。

“煎酿焗明虾”，大同酒家名菜。

“60元大裙翅”，大三元酒家“翅王”吴銮创制，在众多翅菜中独占鳌头。

“香糟鲈鱼球”，广州西关贵联升酒楼名菜，名厨钟棠创制。

“满坛香”，北园酒家十大名菜之首，特一级厨师黎和创制。

“红烧鲍片”，南园酒家邱生师傅创制。

“白灼响螺片”，南园酒家邱生师傅创制。

“蟹黄大翅”、“玻璃虾仁”，为文园酒家招牌名菜，主制师傅先后为罗泉(妥当泉)、黑面牛和钟林。材料分别引自：《食在广州史话》，版本同第557页注①；庄汉城、黎丽甜：《广东菜烹调技法》，广东科技出版社1995年版；许衡：《粤菜存真》，广州越秀区饮食管理部印，1963年6月。

(4)创造了以果蔬为主烹制的佐食。

这一文化历史渊源同样久远。当时人们在栽培种植五谷主粮的同时，也开始进行野菜、野果的人工栽培，开辟植物性的佐食食源。南越国时期，先民们已可种植荔枝、橄榄、柑桔、桃、李、甜瓜、木瓜、黄瓜、葫芦、梅、杨梅、酸枣、仁面、笋、柚等果蔬作生食，蔬菜煮熟食。当时肉羹中还配合笋、芋、豆等素菜。其中荔枝是名贵水果、岭南佳果，赵佗曾把它献给汉高祖。葛洪：《西京杂记》。汉武帝破南越国，建扶荔宫，就曾将那里的奇花异木、菖蒲百本、山姜十本、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柑桔等百余本种植在宫内。五代南汉末刘曾在广州荔枝湾处建昌华苑，大摆“红云(荔枝)宴”，与妃子、群臣饮宴。《荔枝湾史话》，见罗雨林主编《荔湾风采》，荔湾文史4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当时荔枝是朝廷内宫饭桌上供奉、饮宴的名贵果品食馔。阮元曾写诗曰：“新歌初谱荔枝香，岂独杨妃带笑尝。应是殿前高力士，最将风味念家乡。”以后随着历史的延伸，广府地区的果蔬品种越来越多，数不胜数，以之烹制的菜也五花八门，成为每天饭桌上不可或缺的佳肴。主要名菜如：

“泮溪茭笋皇”，泮溪酒家八大名菜之一。

“八宝冬瓜盅”，泮溪酒家八大名菜之一。

“鼎湖上素”，西园酒家名菜，为厨师八卦田创制。

(5)创造了名点小食文化(包括风味小吃)。

广府先民在解决主食、佐食(副食)基础之上，为适应多方面的生活需求，又创制出丰富多样的名点、风味小吃等小食文化。

名点和风味小吃主要有：

“薄皮鲜虾饺”，创自广州河南五凤乡一个家庭式小茶楼，后精进成名点。

“娥姐粉果”，广州西关某官僚家女厨师娥姐始创。

“糯米鸡”、“灌汤饺”，金轮酒家点心名师褟东陵改进制成。

“银记肠粉”，以白如雪，薄如纸，薄韧香滑著称，为解放初吴银创制。

“星期羹点”。

各式月饼。

“龙凤礼饼”。

“肇庆裹蒸粽”，为茶点之王。

“佛山盲公饼”、“九层糕”，盲公饼起自嘉庆年间，为盲人何声朗创制。

“状元糕”，明朝南海状元伦文叙创。

“新塘鱼包”。

“电城鱼炸”。

“珠海濑锅边”。

“恩平濑粉”。

“西樵大饼”。

“咸煎饼”，以广州龙津中路德昌茶楼谭祖1938年创制的最出名。

“油炸鬼”。

“顺德伦教糕”。

“广州池记云吞面”。

“干蒸烧卖”。

“叉烧包”。“荔浦秋芋角”。

“琵琶虾扇”、“鸳鸯千层酥”、“月中丹桂盏”、“玉液叉烧包”，北园酒家精美点心，特级点心师陈勋创制。

“菠萝雪花杯”、“西瓜奶冻”、“碧绿莲香”、“岭南佳荔”，为北园酒家创制的岭南时果美点。

“绿茵白兔饺”、“像生雪梨果”、“鹌鹑千层酥”、“蜂巢蛋黄角”、“生炸灌汤包”、“晶莹明虾脯”、“泮塘马蹄糕”、“清香叶角”，泮溪酒家点心大师罗坤创制，为闻名遐迩的八大名点。

“煎堆”，以南海九江和龙江的最出名。

“老鼠扒泥”、“糯米糖丸”、“糖不甩”、“孖仔”，东莞名小吃。

“珠三角煎鲮鱼饼”、“煎鱼骨”。

“广州仁信双皮奶”，创于1939年，位于第十甫。

“广州开记绿豆沙”，位于龙津东路，店主叶健开创制。

“伍湛记及第粥”，民国时广州著名小食。

“欧成记上汤鲜虾云吞面”，创于1940年，为香港打面师陈成、拌馅师何荫创制。

“顺记椰子雪糕”，20世纪20年代吕顺首创。

“沙湾双皮奶”。以上材料引自《食在广州史话》，版本同第557页注①。

3烹饪技艺的内容、特色

烹饪技艺是历代将天然食物烹调制作成美味食品的技术经验结晶，是饮食文化成就高低的最具体、最直接的体现。广府烹饪技艺历史悠久，技艺高超，文化内涵丰富、深厚。它立足岭南大地，博采众长，融会京都风味、姑苏名菜、扬州炒卖和西餐之特长，学习移植和加以改造，融会贯通，自成一格，在中国各大菜系中脱颖而出，扬名海内外。它发展出炒、煎、炸、焖、扣、煀、焗、泡、灼、扒、浸、烩、川、滚、煨、炖、煲、蒸、、清20种烹调方法。其中炒又分拉油炒、软炒和熟炒。泡法又分油泡和汤泡法。对凉菜还有烧、卤、熏、冻等的烹调法。对各种材料的味性特质选用何种烹调方法，用什么火候，用火时间的长短掌握，都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其次，广府烹饪技艺还包括原材料的识别和选用，切配刀工的要求，斜刀、平刀、企刀等各种刀法的运用，以及根据原材料种类和用途的不同，而要求刀章的灵活变化。烹饪前如此严密、细致的分工要求，这在其他菜系的烹调技艺中是十分少见的。例如，虽同是称“片”，由于原材料制法和火候要求的不同，刀章厚薄大小要求大有差异。同是家禽，鸡片宜厚些，鹅片宜薄些，鸭片则宜更薄些。螺片用于白灼的，则比用于炒的要厚些。

广府饮食文化烹饪技艺方面表现出下列几个鲜明特色：

(1)在选料上，要求熟悉烹饪原料的来源和性能等物性情况和时令配合，并要能鉴别各种原材料的各部位的优劣，才能为烹饪技艺实施达到最佳效果，打下良好基础。

(2)调味是广府饮食文化烹饪技艺的关键。常言道“五味调和百味香”。“调”就是调味，是使菜肴达到“色、香、味”俱全的重要环节。没有调味，就没有烹饪技艺。五味调和关键在“调和”二字上，调和而百味生。调味的前提是识味，烹饪之事，调味虽有术，而识味亦不容易。只有识味，能辨“五滋”(香、脆、松、肥、浓)、“六味”(酸、甜、苦、辣、鲜、咸)，才能调好味。其次还要上菜时芡头要准，芡色运用也很讲究，才能保证菜肴质量。对用汤水作汁的要求也很讲究。广府菜不论炒菜、川汤或滚、煨、清炖，都用熬汤的汤水作汁，使食品馥郁芬芳，调起菜肴的滋味，达到好的口感效果。

(3)重视火候的运用掌握。

火候是烹调技艺中的核心。所谓“烹”，就是加温，把原来生物原料，变成为熟的食品。在加温过程中，掌握火候运用最为重要。火候运用要恰到好处。这是衡量烹饪技艺高低的主要尺度。即使原料再好，刀工再细，配料再精，调料再全，烹调时掌握不好火候，也仍然烹不出色、香、味俱佳的菜肴来。如“清蒸鲩鱼”这道菜，就十分讲究用火。蒸得太久，就会太熟，鲜嫩的肉质受到破坏；蒸得不够时间或火不够猛，又蒸不熟。所以一定要蒸到九成九熟。送到餐桌就刚好100%熟，肉质才能鲜嫩可口。又如熬汤时，汤滚后，就要求火力不能猛，否则就会使汤混浊。又例如南园酒家最负时誉的名菜“红烧鲍片”，在烹制涨发时完全依靠适当的火候来掌握，使其焾度恰到好处。如果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

(4)讲究上粉、上浆和造型。对一些以油传热，使物料由生变熟的食物，如需油炸、油泡、煎酿、窝贴等的食品由于一般在镬里的时间较长，加上油多而热，如果肉料不先上粉或上浆，而直接烹调，就容易使肉料表面焦黑而内不熟，或者是里熟而物料的整体收缩，甚至会变成干、老、韧或失去原来的鲜味。所以，一般泡、炒、炸、滚、蒸的某些肉料，都需要上粉或上浆。造型是美化菜肴的一种艺术，它通过手工拼砌、整理，做出各种花式花样，使食品的形态更为美观别致。菜肴造型可有千变万化，如同绘图画画一样，多是凭手上工夫，发挥智慧，别出心裁。

4食俗文化的历史源流和内容、特色

广府食俗很多，现择其要者介绍如下：

(1)无所不食的奇风异俗。

不管是家养禽畜、水泽鱼虾，还是蛇虫蚁鲎螺等，都能采用油煎火炒、汤煮水蒸、调味烹食，变成佳肴上菜。例如食蛇俗，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越人得蚺蛇，以为上肴”。《淮南子·精神训》。唐宋时广州蛇馔盛行，市上有蛇羹出售。“不问鸟兽虫蛇，无不食之。”周去非：《岭外代答》。元代意大利天主教士鄂多立克游广州后，在他的著作《东游录》中说他看到广州“这里也有比世上任何地方更大的蛇，很多蛇被捉来当作美味食用。”至今广府人爱吃蛇的习俗仍存，流传有“秋风起，三蛇肥”、“龙虎斗”等种种说法。1855年“蛇王满”吴满在广州开设第一间专营蛇品的店，销售“三蛇羹”，大受欢迎，其他各店群起仿效，有加入果子狸的，叫“三蛇龙虎斗”菜，有加入老猫的，则称“三蛇龙虎凤大会”名菜。已发展到蛇羹品种达一百多个。其次是吃田螺、捕食禾花雀等，捕食青蛙(田鸡)、食象鼻、煲牛头、食田鼠、食禾虫和知了(又称蜂嘹)、食蚕蛹、食蚝等。广宁民间常吃的昆虫有许多种，如笋虫、草狗(蝼蛄)、捂面仔(蜻蜓幼虫)、黄蜂蛆、滑螺、龙虱、禾虾、大蜢、织女(纺织娘)等。

(2)独特的饮茶俗。

此俗非仅指喝茶，而是边喝茶边吃点心，边聊天，又称“叹茶”，是日常交往，亲朋叙旧，甚至男女相睇或“斟生意”，粤剧艺人散班组班等的一种好形式。俗称“一盅两件”。且吃的点心十分丰富，任君选择。其历史可追溯到西汉南越国时期。据说最早嗜茶者为南越国开国之君赵佗，当年他亲率大臣在珠江边楼阁早茗。以后历代相传，并有很大的发展。明清时期，饮茶之风一直很盛。广州茶楼老字号成珠楼，有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的一块成珠楼乾隆年代的牌匾为证。广府茶楼业出现至少可上推至乾隆以前。到后来，广州茶楼发展到二厘馆。在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出现专为劳苦大众饮茶歇脚聊天的公众茶馆。二厘馆后又出现茶居，有清光绪年间在城西十一甫的颐苑，第二甫的荣珍居，第三甫的永安居和第五甫的五柳居等。政协广州市荔湾区第十届委员会编，罗雨林主编：《荔湾明珠·名食篇》，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31—148页。第一间比较体面的茶楼是建于清光绪年间的三元楼。广府人饮茶很讲究“茶靓水滚”，并重视冲茶技巧，以煮到刚冒气泡叫做“虾眼水”为最佳。现在广府人饮茶不仅有早茶、下午茶，而且还有晚上音乐茶座、宵夜喝茶。饮茶成了广府人每天不可缺少的内容。在茶楼里品茗，吃点心，叙旧斟生意，还可以欣赏茶楼里的字画、古董、诗词对联、木雕等，欣赏歌舞、粤曲、广东音乐的表演，陶冶性情，诚一大乐事。例如泮溪酒家数十件套色蚀刻复制我国历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苏轼等人手迹于满洲花窗，加上优美园林景致，令人赏心悦目。在陶陶居饮茶还可欣赏文人雅士的对联佳句，如上联为：“陶潜善饮，易牙善烹，饮烹有度”；下联为：“陶侃惜分，夏禹惜寸，分寸无遗”。

二、潮汕民系饮食文化

潮汕民系分布在潮州市、汕头市、揭阳、普宁、汕尾一带。潮汕民系是由当地土著居民和闽越族人，与两晋以来迁移入该地区的中原汉人融合而形成的。其创造的文化，包括潮州饮食文化在内的潮汕传统文化艺术，则源自于更为远古的时代。考古发掘的材料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的先民已普遍使用陶罐、陶釜、陶钵等，进行烹煮食物。开创了饮食文化。商代陶器生产大量出现，普宁虎头埔一地就发现10余口商代窑灶遗址，饶平浮滨、联饶等地21口商代后期土坑墓，出土大口陶尊、高足豆、釉陶罐等160多件，以及精美如瓷的陶觯。东晋设义安郡，郡治在今潮州市。那时作为瓷器的食具产品已达到相当精美程度。揭阳、潮阳两晋南朝墓出土有十分精美的青瓷鸡首壶等。隋唐潮州窑口开始形成，潮州北关窑、上埠窑和南关洪厝埠窑的食具等产品留光后世，精美异常，那青釉莲瓣大碗晶莹剔透，十分雅致。

唐置潮州郡是潮州包括饮食文化等传统文化繁荣的重要起点。当时潮州四郊，均建有馒头窑烧制瓷器，烧制技术已趋成熟，其产品除供百姓日常饮食等使用外，还大量外销。唐宋以后，潮州商业包括饮食业等迅速发展，成为粤东最大商业中心。“自省会外，潮郡为大”，“他郡县皆不及”。当时生产饮食等日常器具的瓷器在笔架山盛大窑场百窑村，布满大型龙窑，其中最大窑口，残存长度就近100米，估计每窑至少可烧10万件以上的瓷器。当时潮州是对外贸易交通运输口岸，外商不断到潮州进行贸易活动，促进了潮州饮食文化的发展。元代曾一度衰落，至明清时期又得到恢复和发展。饮食文化活动与其他商贸活动一样异常活跃。清康熙、雍正年间，海阳、澄阳的商贾，生意做到沪杭、津门一带，省内远至雷州和海南岛，以及东南亚各国，那时潮州地区商贾云集，潮州菜烹制技艺已达到相当水平。民间与上层社会、达官贵人所烹调的菜肴互相融合，产生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潮菜及技艺精湛的厨师。如“八宝素菜”、“护国菜”等传统名菜，做法基本定型。

清道光后，中国大门渐次被打开，潮州沿海一带，逐渐成为商贸乃至饮食活动频繁的集中地区。潮州饮食文化亦进入繁荣兴盛阶段，并带动其周边地区的发展，如揭阳、汕头、潮阳、澄海等。对外贸易交流频繁的结果，使汕头商埠店铺商行林立，商贾云集，刺激饮食业的兴旺发展。潮菜酒楼菜馆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较有名的有擎天酒楼、陶芳酒楼、中央酒楼等。外地烹调先进技术和经验在这里得到交流和吸收，新原料也不断引入，使潮州饮食文化，特别是潮菜烹饪技艺水平得到空前发展。名厨师、名菜不断涌现。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潮州饮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潮州菜以其鲜明独特风味饮誉大江南北和世界各地，成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和粤菜三大分支之一。

潮州菜的主要特色，一是擅烹海鲜。由于潮州地区濒海而盛产海鲜，自远古时代就善食、喜食海鲜。鲎鱼、蚝山、章举、颊柱、车螯、瓦屋、河豚、魁虾、香螺、赤蟹等，都是潮菜烹饪的常用原料。韩愈《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中列举了他到潮州后，一席宴饮所吃的海产类菜肴，就有数十种之多。现代潮菜中，海鲜类占了很大比例，且烹制做法多样，诸如蒸、炸、焗、煎、泡、灼、炒、炖等十余种之多，能根据不同海鲜特点而采用相适合的烹调方法，恰到好处地体现和突出原材料的鲜美特性。同一类海鲜，也能根据食客不同口味要求，而采取多种烹调方法，体现出不同的风味特色。

二是味尚清鲜。菜肴色泽清淡、鲜美，富有光泽，味道偏于清芳而不肥腻。对原材料要求鲜活、新鲜。

三是素菜荤做，见菜不见肉。这是潮厨解决非动物性原料偏于清淡、乏味的好经验和特色所在。

四是筵席间有独到功夫茶。功夫茶是潮州地区极富地方特色的茶道文化。千百年来，它深深植根于千家万户，有一套冲法、器具、用水、程序、饮法，具有独特的地方文化色彩。并且在筵席中，菜肴的“食”与茶的“饮”紧密结合在一起，在中国各大菜系的饮食文化中独树一帜，既增添了潮州饮食文化的地方色彩，又符合人们的饮食规律，可解肥腻、除口腔杂味，以便更好地品尝下一道菜肴的美味。五是注重食疗养生。

历代名菜主要有“八宝素菜”(创自唐宋年间)、“护国菜”(创自南宋末年)、“小食来不及”(创自明末清初)、“太极芋泥”、“生炊花龙、本港龙、红龙虾”、“红炖鱼翅”、“芙蓉官燕”、“豆酱焗鸡”等。

名小食点心主要有：“潮州糯米猪肠”、“潮州蚝烙”、“潮州牛肉丸”、“潮州鼠曲粿”、“潮州春饼”、“潮州鸭母捻”、“潮州蔗头龟”、“潮州鱼丸”、“潮州南瓜芋泥”、“普宁油炸豆干”、“潮汕薄饼”、“潮州腐乳饼”、“潮式月饼”、“潮州贵兴筼饼”(有300多年历史)、“潮州达豪米润”、“海门糕子”。以上材料分别引自《潮州菜大全》，汕头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陈国贤：《独具一格的潮汕风味》，见《食在广州史话》，第192页，版本同第557页注①；《潮州小食》，见刘志文主编：《广东民俗大观》上卷，广东旅游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149页。

三、客家民系饮食文化

“客家”是汉民族中一个系统分明、很有特点的支系。“客家民系”是原居住在黄河、江淮流域的汉人，自东晋起，由于天灾与战乱等原因，历经唐宋以来一千多年的辗转迁徙，最后主要扎根在闽、粤、赣边界山区，与原住民融合而成的一个族群。在这漫长的迁徙历史中，由于客家先民与迁徙途经地、定居点人民进行广泛交流，吸收了各地文化精华，加上与闽、粤、赣等聚居地原住土著民的融合，因而形成了在语言、民情、风俗、饮食、精神、物质等方面有显著特点的博大精深的客家文化。

客家饮食文化，就是其中一类最广泛、最深厚、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它远远超出了单纯的解决果腹问题的范畴，成为民情风俗及社会伦理的综合体，是在世界上独领风骚数千年的汉族饮食文化的大背景下滋育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文化。客家饮食文化内容包括日常主食、佐(副)食、小食和饮等部分。它们都表现出与其他民系不同的饮食文化风貌。

作为佐食的客家菜，以东江流域地区兴梅、惠州等客家传统菜肴为代表，故又称“东江菜”，是粤菜的重要组成部分。客家菜发轫于东晋以前，形成于两宋。在明清时期得到飞跃发展，由于封建宗族制度发达，商人显阔乡里，所以饮食风尚由纯朴向精制，甚至奢靡方向发展，一些高档干货海味如鲍、参、翅、肚、燕窝等开始使用。鸦片战争后，大开海禁，梅州因地处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交接地区，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惠州则成为整个粤东东江流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而梅州菜、东江菜逐步发展成为客家菜的主体。改革开放后，客家菜进入前所未有的兴旺发展时期。

客家菜特点是下油重、偏咸，酱料简单，主料突出。喜用三鸟(鸡、鹅、鸭)、畜肉，少配用菜蔬和河鲜海产。有“无鸡不清，无肉不鲜，无鸭不香，无肘不浓”之说。传统名菜肴有陈钢文主编：《客家菜大全》(梅州市旅游局)；许名桥：《客家菜，要做中国的第九菜系》，《客家风情》2006年第2期。：“东江盐焗鸡”、“酿豆腐”、“梅菜扣肉”、“蕉岭蘸仔鸭”、“烤乳猪”(即古名菜“炮豚”)、“肉丸”(即古名菜“捣珍”)、“河田白斩鸡”、“红烧猪肉”、“南雄红冻肉”、“腊狐狸”、“龙凤汤”、“炒龙袍”、“蛇羹”、“鱼脍(即鱼生)”、“酒烹鸡”(即娘酒鸡)、“客家红焖肉”、“东江八宝鸭”、“河源清水鲩鱼”、“客家砂锅焗大鱼头”或“双丸煲”、“客家隔水炖汤”、“涮九门头”(即火锅)、“豆腐饺子”等。

风味小食主要有“仙人粄”、“油炸糕”、“大埔菊花糕”、“百侯牛肉干”、“鸭松羹”、“百侯薄饼”、“枫朗酸枣糕”、“客家清明粄”、“大埔忆子粄”等。主食为大米干饭和大米粥，其次是番薯和芋等杂粮。其烹制方法特别，大米干饭有所谓笊篓饭、席袋饭、陶钵饭等。以稻米为原料加工的饮食品则多得数不胜数，如黄酒、擂茶(指茗粥)、各种各样的饭及糕、点、饼、包等地方风味小吃。

四、少数民族饮食文化

岭南少数民族众多，其中满、回、苗、瑶是在各个特定历史时期，由于各种原因先后从外地迁入岭南各地定居。黎、壮、畲是两广、海南土生土长的。其中壮、黎二族是岭南古百越族后裔。故此他们在饮食文化方面依然保留着古越族的一些“遗传基因”特征。各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相互影响，形成了岭南少数民族饮食文化的群体特征。

黎族，主要聚居地海南省五指山区，是古百越族一个支系——骆越族人聚居之所。黎族饮食习惯主要是冷食和酸食。主食是大米，一日三餐。当天米舂好后，就把当天的饭煮好，米刚熟透就离火，用冷水泡稀，供全日食用。即“水饭”。年节、婚丧大事才吃干饭。上山打猎时吃“竹筒饭”。野生动物是他们肉食的重要来源，“五日一见花猎肉，十日一遇黄鸡粥。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熏鼠烧蝙蝠。旧闻蜜唧尝呕吐，稍近虾蟆缘旧俗。”(苏东坡谪居儋州诗)“烤鼠肉”是他们的常菜，“生腌酸肉”是家常副食品和待客主要菜肴，妇女喜嚼槟榔。

广西、广东壮族是古越族另一支系——西瓯越人的后裔。现住在广东连山、怀集等县的壮族同胞，是500年前从广西迁入的。他们迁入后与汉、瑶等族杂居，友好往来。汉族先进文化技术，对他们的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壮族的祖先瓯越先民在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以采集和渔猎为生，主食是植物果实、螺蚌、鱼鳖和各种兽肉类。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后，随着稻作农业发展，逐步以稻米为主食，并加工成各式食品，丰富多样，美味可口，营养丰富，商朝大臣伊尹对其赞不绝口。覃彩銮：《壮族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页。副食品亦丰富多样，有淡水和海产品，还有各种山珍特产。山林中的菌类、蝉蛇、禽兽等，是他们日常烹制的佳肴。经过数千年的传承发展，现在壮族饮食文化更富有特色。主食有豆稔糯饭、煎或烤糍粑等。佐食有腊猪头和脚等。过年吃油团、米花、粽粑。其他特色食品有焖粽、果粑、珍贵面条、豆腐圆、灌猪肠、辣椒骨和拜三(即腌制酸猪肉)，喝南瓜甜酒、红谷糟等。

瑶族的特色食品有熏腊猪肉。皮脆肉爽味美，醇厚奇香，肥而不腻，是瑶家待客的桌上珍品。主要菜式有“腊熏肉炒石韭”、“腊熏肉炒黄豆”等。

第二节 岭南饮食文化的风格特色

一、积淀深厚，技艺精湛

积淀深厚一是来自源远流长的本土文化的历史积淀，二是来自“集技术于南北、贯通于中西，共冶一炉”的文化积淀。

岭南饮食文化自大约13万年前起步，技艺得到代代传承和发展。累积的各种经验等知识结晶，虽经人为和自然的种种因素的制约和淘汰，幸存者仍能不断积淀下来留给下一代，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今天保留和发展着的一整套精湛的烹调技艺、一道道饮誉中外的名菜佳肴，都真实地记录着岭南先民代代不懈探索、取得成果的历史印记和珍贵信息。粤菜今天常用的煲、炖、扣、烩、滚、炒、泡、焖、扒、炸、煎、焗、煀、浸、灼等精湛的烹调技艺、重视掌握火候及如何在烹制时根据不同食品的物性而选用不同火候、不同时间等的经验，都可以追溯到很久远的年代。

岭南饮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随着中原移民的到来，以及中外文化、经济等的交流，而不断融合着中原和国外先进饮食文化的宝贵经验。从秦汉至清代，派来治粤的王公贵族和南贬的官吏，都带来了北方各地的饮食文化。随官南迁而来不少官厨高手，把全国各地名肴美食的烹制技艺，直接介绍给岭南人民，使岭南烹调技术得到提高。南宋时期，大批中原士族南迁，中原烹饪技术也随之流入岭南地区，从而促进和融合了岭南烹调技艺，转变为岭南特有的菜系。宋末皇室南逃，把中原饮食习俗一直带到琼海，所以广东菜系至今还保留了许多中原古代食法。东晋以降，大量外洋人士进入中国，进入岭南，亦不断传来外洋文化，包括饮食文化。岭南饮食文化亦融会了外国饮食文化积淀。粤菜就是这样不断积淀着来自中原各地的文化精华和国外的经验，在二千多年历史的沧桑变化与发展中，烹食求鲜，海河鲜、鸟兽蛇虫入馔的独特地方风味亦随之逐步形成。近代以后北方与外国菜直接落户岭南，尤其是广州。如集三种北方风味于一家的华北饭店、天津馆、一条龙、川味馆等，以及经济餐馆等，对岭南饮食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二、选料广博奇杂，鸟兽蛇虫均可入馔

岭南地处五岭以南，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仅广州“其植物则郁然以馨，其动物则粲然以文”，“水陆之产、珍物奇宝，非他郡所及。”《广州府志·物产篇》。粤菜充分利用这些丰富物产，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下爬的，水中游的，飞禽走兽、山珍海味、野果山菜，皆可入肴，鹧鸪、乳鸽、鹌鹑、禾花雀、果子狸、豹狸、眼镜蛇、金环蛇、过树榕、田鼠、芒鼠、禾虫，以及猫、狗等，选料达数千种。各地菜系所用的家禽、鱼虾固然都上了餐桌；与内地菜系不同的猫、狗、蛇、禾花雀、田鼠、禾虫、蚕蛹、各种飞禽野味，也纳入了烹饪材料之列。“炒田螺”、“开煲狗肉”、“蛇羹”等，更是粤菜中最有代表性的菜谱。广东的蛇馔已有近50种。广宁民间烹制的食虫就有许多种，有笋虫、草狗(蝼蛄)、捂面仔(蜻蜓幼虫)、黄蜂蛆、滑螺、濑尿霂(龙虱)等。在顺德、南海，炒蚕蛹是人们爱吃的菜。电白炸、炒、蒸、煲蚝(牡蛎)，还有鲜蚬煮粥、清蒸螺蚌，以及潮州人喜饮许多动物的血和吃鱼生等，都是外地菜肴少见的。蔬菜、水果一类，品种之多，为北方各省望尘莫及。

珠江三角洲纵横密集的河网，再加上濒临浩瀚南海，出产许多珍味海鲜。鱼、鲈鱼、鲟鱼、鱼、蟩鱼、石斑、明虾(对虾)、龙脷、海蟹、海螺，被列为粤菜优先选用的、名噪岭南的十大海河鲜。深圳、珠海的鲜蚝，是有着漫长历史的传统“南食”。从唐刘恂《岭表录异》介绍岭南食蚝的方法“大者腌为炙，小者炒食”，到现今烹制的“脆炸酥蚝”、“姜葱焗鲜蚝”，蚝食品系列早已成为广东菜谱所载、远近闻名的名菜。

三、因材巧施艺，色香味形佳

岭南饮食文化烹调制作方法多样，厨师们在烹制食品菜肴时，不是脱离原材料实际胡乱使用烹饪技术，而是根据原材料的性能、物质来源、优劣和营养价值等实际情况，灵活选用适合该种原料性能的烹饪方法，充分发掘或保持该原材料的优点，使烹调出来的菜肴达到鲜、嫩、滑、爽等最佳效果，尤其在烹制山珍海味类时特别注意。鱼翅中尾翅肉多翅少，次于脊翅和翼翅，只适宜于红烧。所以同是鱼翅，烹调方法是不能一样的。要当好粤菜烹饪厨师，首先要很好掌握和识别原材料的性能质地。要想烹制好鱼翅这道菜肴，就要懂得鱼翅有裙翅、脊翅、骨翅、青翅、翼、尾翅和勾翅等，裙翅又分为沙裙、黄沙裙、珠沙裙、牙栋勾、牙栋脊。西沙裙翅产于印度，翅身软滑，是裙翅中最佳者。厨师就需要根据它们各自不同的特性巧施厨艺。还要根据原料形态，使用不同刀工以及配菜来进行造型设计，使主菜和配菜适当配合，构成一个完整的、协调的形态，并将各种材料的色香味相互融合，相互补充，达到色香味形俱佳的理想效果。又如各种不同的原料有不同的性能，有的是韧性，有的是脆性，有的是软性等，各种不同的性能在烹调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也各有不同。即使是一种原料，有些因季节的变化而改变了它的质量，肥美时期和产卵时期各不相同。例如“春”、“秋鲤”、“夏三泥”，是粤菜中最适时肥美的时令菜。过了这一季节，就质老味差，烹调方法应适时改变。还有些体积较大的原料，如猪、羊、鸡、鸭等，身体上各个部位的肌肉性质不相同，烹调方法也不一样。嫩的适宜于泡、炒；老的适宜于煲、炖、焖，不能混用。粤菜厨师就能根据这些情况巧用厨艺，达到色香味形俱佳的效果。

四、广采博纳，风味独特，实惠与审美和谐统一

岭南饮食文化在它形成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善于以本地饮食文化为基础，立足本地自然环境、气候等条件，广采博纳，兼容并包，吸取国内其他菜系和西餐菜的精华，不断充实发展自己。从汉至宋，它不断吸收南下移民带来的北方菜系的精华，并根据当地实际和原材料的不同，有的予以移植，有的直接融会、吸取，改进自己原有的烹调方法。

到明清时期，广州成为对外通商四口岸之一乃至唯一口岸，大大加速了南北和中外烹调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当时南北风味大交流，京都风味、姑苏风味、扬州炒卖与广东菜各地方风味特色烹调技术相互影响和渗透，岭南厨师们以自己的地方特色为基础，大量吸收了外域食法，使粤菜得到迅猛发展，并逐渐形成自己的风味特色。粤菜在闽、台、桂诸省占有自己阵地，在北京等各大城市也相继出现“广东菜馆”或南味餐馆。

晚清以后，广州不仅是清政府南陲军事要塞，而且是南大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工商业繁荣、交通发达、商旅往来频繁、官绅筵宴不断，这些都大大刺激了饮食业的兴旺。以粤菜风味为主的南北风味酒楼、茶楼大量涌现。除酒家、茶楼、茶室、饭店、西餐馆、茶厅、冰室、小食品八个自然行业外，还有“大肴馆”(又称包办馆)，以接待官宦政客、上门包办筵席为主要业务。西餐以英式为主，味尚清淡，精制烧乳鸽、焗蟹盖、葡国鸡等名菜吸引顾客，打入广州。独具一格的潮汕风味店亦纷纷占领羊城市场，特聘潮州名厨精制潮州菜式和美点，如“冷脆烧雁鸡”、“咸酸菜鹅肠”等，吸引人们品尝。北方风味直接落户广州，如聚丰园酒家(经营姑苏食品)、老乡亲、贵联升、南阳堂、一品升等，以及淮阳风味的四时春、京津风味的天津馆和一条龙、上海风味的稻香村、河南风味的北味香和奇香园、四川风味的川味馆、湘味的湖南馆、山东风味的五味斋等。还有集京津、淮扬、川菜三种风味菜式于一堂的华北饭店。众多酒家菜馆分别派出多批广东名厨名点心师到京津、淮扬、四川学习取经，也请各地名厨名点师来广州表演烹调技艺，互相切磋、交流。

从晚清至20世纪50年代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广州地区饮食业的兴盛，酒楼之众多，为中国首屈一指。“西关尤财货之地。肉林酒海，无寒暑、无昼夜。”清道光年间温训：《记西关火》。酒楼的兴盛，技术的交流，使粤菜等岭南饮食文化更有机会直接广采博纳中国各地菜系、各种风味的饮食文化精华，或中西合璧，掺入若干西餐成分，为我所用，把粤菜烹饪技艺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粤菜等岭南饮食文化以其烹饪技艺精妙，菜式多样，调味讲究，原料广泛，味道鲜美，色、香、味、形和谐统一，以及厅堂、餐具、菜式等的配套和谐，饮誉海内外。这是岭南饮食文化一个显著的风格特色。实惠与审美结合，口腹之欲与和谐美感统一，这是岭南人世代追求的至高饮食文化境界。自古以来，和谐一直是人们追求的最高目标。它既是一种最高的伦理准则，也是一种最高的美学境界。实惠与审美相结合的饮食造物文化，从生食到熟食，从熟食到烹调出好味道，盛载食物的食具从简单原始的粗陶到精美的瓷器，至今已达到较为完美的结合。品尝着岭南各地民系的特色菜肴，那一道道色香味形俱佳的珍馔和盛装它的精美食具，从口腹到内心都会发出无限的快慰，犹如欣赏着美妙的乐章，不仅满足了口腹之欲，而且还带来一种和谐的美感。能令知音者、知味者心向往之，其乐无穷。

总起来说，岭南饮食文化是极具特色的文化门类。它生动而真实地记录了岭南先民们如何在极其艰难曲折的历史条件下，在解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问题上，所做出的非凡贡献，所创造的辉煌成就。它有力地推动了岭南地区文明进步的历程。遗憾的是许多杰出的辛勤的创造者及其创造的辉煌业绩，被历史尘埃所淹没。尽管如此，我们在捧读着他们留下来的这部“天书”——岭南饮食文化遗产，仍然能强烈地感受到其博大精深，令人肃然起敬。它绝对不是某些自命“清高者”眼中的“下九流”、不登中国文化艺术殿堂的“雕虫小技”，而是具有深刻的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意蕴，具有人类造物文化的高度创造精神，具有饮食美学的非凡价值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它是研究岭南地方史，及其与中原和海外关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活化石”。它对养生学、医学、文化学、物理学、化学、民间工艺学等学科的发展，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第二十二章 少数民族文化

岭南的少数民族，主要是指壮族、黎族、瑶族、畲族、苗族、回族和满族。其中苗族、回族和满族都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先后从外地移入岭南的。壮族、黎族和瑶族是岭南土著居民古越族的后裔，畲族则与岭南古越族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本文主要论述壮族、黎族和瑶族。

文化，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是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适应和创造的方式和成果。不同种族的人们正是在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适应和创造过程中产生了本民族文化。壮、黎、瑶等岭南少数民族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既带有母体——岭南越族的痕迹，又在与外来文化（主要是中原文化）的接触、对立、斗争、并存和共生过程中，先后完成了封建化过程。在拼接、容纳和吸收中原文化的同时，这些少数民族文化也逐渐具有岭南文化的一般特征，如与异质文化共存和共生的兼容性特征、经济中的功利性倾向、社会生活中的务实精神等等；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同样经历了独立发展期、百越文化圈期、汉越文化融合期、中西文化碰撞期，现也逐步向现代化迈进。但是，由于区域上的差异以及各民族社会进化程度不同，又显出独具一格的本民族文化特色。

第一节 百越族的演变与少数民族的产生

一、岭南百越族的形成、分布和发展

百越，是我国东南和南方地区古代民族的泛称。“百越”一词首见于战国吕不韦的《吕氏春秋·恃君篇》：“扬汉之南，百越之际”。百越族分布地域宽广，自今江苏沿海东南一带，直至古交阯（今越南北部）。

岭南越族是百越的一部分。岭南越族有多少支系？至今尚无定论。大多数学者认为岭南百越应包括南越以及与南越以西及西南面的西瓯和骆越。它们曾在秦汉时共同组成岭南地区第一个割据自立的封建政权——南越王国。

关于岭南百越的来源及形成，向来有四说：一是夏后说，即岭南越人是夏禹的后裔；二是东迁说，即岭南越人是从福建迁来的；三是越国南迁说，即楚灭越国后，越国臣民纷纷南迁入岭南；四是土著先民说，即岭南越人是由岭南地区的土著先民发展形成的。

恩格斯曾说过，民族是在原始社会后期，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由部落融合而成的。近年来根据大量考古和文献资料，大多数学者断定，岭南百越族应是由当地原始部落先民发展形成的。出现在129万年前的“马坝人”应是岭南越人的祖先。经过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岭南越人跨进了新石器时代。在岭南，现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别有早、中、晚期的，其发展序列清楚。新石器晚期，岭南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阶段，出现了用于锄耕农业的精巧多样、通体磨光的石器以及发达的几何印纹陶。岭南是我国几何印纹陶出现较早、分布范围广和拍印技术普遍流行的一个地区，它有着自身的发生、发展、兴盛和衰亡的历史过程。

继新石器时代晚期之后，岭南进入了青铜器时代。青铜器时代标志着阶级社会的开始。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原始氏族部落已解体，以共同地域、语言、经济利益和文化组合为基础的部落联盟开始形成，“这样就朝民族的形成跨出了一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9页。青铜器时代是南越族形成和发展的时代。

综上所述，岭南古代越人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沿袭下来，其自身变化发展有连续性，且发展脉络清楚、序列井然，并无空白点。据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所知，岭南的最早居民是马坝人及其后裔。秦以前居住在岭南的主要居民，与马坝人一脉相承，并在商周之交形成了南越族。

纯粹的民族是不存在的。南越族的来源主要是从土著居民发展形成，但并不排斥在南越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从其他地区迁入的人。吴灭越后，部分越人被迫南迁入岭南，但这已是公元前334年后才发生的事。在此之前，岭南的居民已在生养他们的这块土地上生活了10多万年。南越族是广东最早的民族。南越族所处的地域范围以广东省为主，中心在番禺（今广州）。南越的地界西有西瓯，东有闽越，南有骆越。南越分布范围约相当于秦时的南海郡。

至于西瓯和骆越的族源，从已有的考古资料，可证明他们与南越一样都是由当地原始居民发展形成的。西瓯又叫西越，在秦代时，其活动地域是五岭以南，南越之西，骆越之东北，大体包括汉代郁林郡和苍梧郡。骆越是古人对南方垦食骆田（指山麓岭脚间的田）之越人的称谓。骆越于殷周至秦汉时期生活在广东粤西南地区、海南岛、广西南部以及今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大约是秦置象郡的范围。

岭南百越族从原始蒙昧时期走向古代文明的转折点是封建政权南越王国的建立。

公元前206年赵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史记·南越列传》。这是南越建国之始。南越王国是岭南地区第一个封建政权。从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开发历程来看，南越王国时期恰好处于其发展期的初级阶段。南越王国的建立，为岭南百越族走上汉化道路提供了时代契机。

在长达近百年的南越王国时期，汉族先进文化，从物质到意识形态，逐渐渗透到岭南百越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产生了一种移风易俗，推进社会文明，提高岭南越族人文化素质的明显效果。南越王国时期岭南地区的开发，为以后岭南经济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汉武帝平定南越王国后，岭南地区的开发很快进入了第一个发展阶段的高潮。

二、岭南百越族的消亡与民族同化

元鼎六年（前111），汉武帝灭南越王国后，将岭南分置为9郡，至此，岭南百越重归于汉王朝。西汉统一百越后，“百越”名称在史书上开始消失，百越族走向消亡。

岭南百越族的消亡过程和其他百越族一样存在着两种途径：一是在封建文化辐射力较强的平原、沿海等地的越人汉化，转变为汉族；二是在封建文化影响较弱的山区、海岛等的越人继续保存下来，逐渐发展为现在的岭南少数民族。民族是一个稳定的人类共同体，岭南百越族不论是演变为汉族，或者发展为现在的少数民族，均非一朝一夕之事，都有一个历史发展变化过程。百越族作为一个民族载体的消亡，经过前后约1000年的漫长历程，其中又分三个时期：西汉统一、三国时期孙吴的加强郡县编制政策和隋唐时代汉文化的广泛传播。民族同化是岭南百越族消亡的主流。

民族同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民族同化归根结底是指文化的融合。民族同化大都通过战争、迁徙、贸易、杂居、通婚等五大渠道。从民族关系史角度看，岭南百越族同化又表现为汉化。汉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是指少数民族的封建化，是政治性的汉化；狭义的是指少数民族的汉族化，是少数民族特性的丧失，这更具民族同化意义。这里指的是后者。

百越民族的被同化与历代王朝的军事、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拓殖和影响紧密相联。秦始皇发兵南征，既迁民又谪戍，开启汉越杂处之端；南越王国近百年的汉化努力，不仅南海郡的南越人与中原汉人融合，连桂林郡的部分西瓯人也开始与汉人融合。汉武帝重划郡县后，郁林、苍梧等地的少数越人也与汉人一样成为编户齐民了。

直至东汉末年，随封建化不断地向边远地区渗透，原来和中原王朝若即若离的僻远之地才逐渐受到中原封建王朝的政令影响。如在骆越、西瓯所在的一些边远地区，东汉时，由于封建郡县的设置以及汉人的迁入，才开始有较明显的变化。在骆越人居住的海南岛，东汉时伏波将军“往来海南，抚定珠崖，调立域郭，置井邑”，张岳松：《琼州府志》卷二九。建立封建统治秩序。史称此时中原封建政权才算是较正式地经营海南岛。又如“锡光为交阯任延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聘，始知婚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后马援抚交阯，也着力进行社会改革。他们在骆越地区推广汉族文化，改革旧俗，推进了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秦汉时期，岭南土著文化被冲击，岭南百越族开始走上汉化之路，但这时期只是岭南百越族汉化的初始阶段，不宜对其汉化程度估计过高。

虽然至东汉末年，已有不少汉人迁入岭南，但世代居住下来的越人仍然大量存在。进一步增强对这一地区管理的最直接措施是健全和强化封建郡县制。三国时的孙权已意识到这一点。他派了步骘为交州刺史，对岭南地区的开发采取了增设和改编郡县制的行政措施。步骘不仅扩建岭南重镇番禺，还于217年将交州州治从广信迁至番禺，番禺成了“绥和百越”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264年，孙吴又把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从交州划出另设广州，以番禺为州治。“广州”名称由此而来。孙吴增设郡县编制的措施，在政治制度上保证了岭南地区继续封建化的发展趋势。这一措施不仅有利于把当地越人纳入编户和编民，还有利于安置和管理不断增加的中原移民，使一些越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密切了与汉族的交往。不同民族的交往，便产生了人种的混合、语言的变化以及汉文化的深入传播。

隋唐是汉文化进入了具有开放性和开拓性的高峰期，此时，由于南方地区不断得到开发，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步由北向南转移。岭南的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农业以稻作为主，并已大量使用牛耕，出现了“粮粒丰储”的景况。与此同时，唐代加强了对岭南的统治，唐高宗在岭南设五府（管）经略并隶于广州。后懿宗将岭南道划分为东、西两道，东道治广州，西道治邕州。唐张九龄开凿大庾岭新道后，中原人南迁更加便利，民族大迁徙同时伴随着文化的大传播。在这股汉化潮流中，岭南的越族后裔产生了分化和聚合过程。大量的岭南越族人（包括其部分后裔）经过长期地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大都先后改变了蒙昧落后的状态而处于不断的汉化过程中，其社会发展水平也逐步和汉族地区趋于一致，民族间的共同性也越来越多，岭南越族人自然同化于汉族，成为汉族中的一员。唐代以后，岭南百越人作为一个民族主体消亡了。

从政治关系来看，岭南百越族的消亡，与统治民族的强制性政策分不开。阶级社会中，民族关系往往是大的民族、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压迫、奴役其他弱小民族，甚至实行武力强制性的同化政策，弱小民族往往屈服于统治阶级的政治、军事的压力而被迫同化；但同时，由于带有先进文化的汉人与落后的越人长期杂居，后进民族逐渐接受了先进民族文化而逐渐改变本民族原有的文化习俗，久而久之地自然同化于汉族，成为汉族中的一员。从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趋势来看，岭南百越族的消亡，则与中原人由北向南流动的大趋势息息相关。

三、岭南百越族的消亡与新族体衍生

在历史长河中，部分的岭南百越族同化为汉族，但仍有部分的岭南百越族由于种种原因衍生为今天的岭南少数民族。主要原因有两个。

1.自然生态环境

民族间的交汇融合之快慢往往受制于自然生态环境。部分的越族部落，长期生活在崇山峻岭中。这里地处边陲，交通闭塞，封建王朝势力鞭长莫及。封闭式的地理环境不仅造成了边远岭南越人文化的特性，而且还制约他们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从而使他们较完整地保留着原有的社会组织、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

2.历代王朝推行的“羁縻政策”

民族间的交汇融合之快慢还受制于中原封建王朝政治控制的松紧程度。虽然历代王朝都在岭南推行郡县制，但在一些僻远山区、海岛的西瓯、骆越族地区采取的则是“羁縻政策”。汉武帝统一岭南后，吸取了赵佗“和集百越”的经验，采用了“以其故俗治之，毋赋税”的政策，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十一。任命了当地民族的头目来管理统治本民族，实行间接统治。这就是被历代封建王朝所承袭下来的“羁縻政策”。地方首领虽为朝廷命官，但在政治经济上仍有相对的独立性。这些政策使得这些地区原有的民族特点得以保留下来，这些民族发展为今天的岭南少数民族。

东汉以后，史籍上关于越族活动的记载已消失，对于仍在其区域活动的部落群体，人们或以其社会经济特点称之，或以其语言特点、文化习俗特点等称之，不一而足。至于岭南百越人的后裔是谁，他们的后继族称是什么，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紧接西瓯、骆越的第一个族称是东汉时出现的乌浒，然后魏晋隋唐时代的俚僚，宋代以后的僮、侬等。他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分化和聚合的过程，逐步形成我国岭南壮侗语族中的壮、黎、瑶等民族。也就是说，从地域分布、物质文化、生活习俗及语言等方面来看，壮族、黎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属百越后裔，是岭南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其源流关系略述如下。

“乌浒”之名，最早见于《后汉书·南蛮传》：“交阯、合浦乌浒蛮反叛。”据李贤注引万震《南州异物志》：“乌浒，地名也，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被称为乌浒的地方，是活动在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地区的岭南百越族的一支骆越人所居住之地。当时的文人是以他们所居住的地名来称呼这些人的。《读史方舆纪要》指出：“乌浒出在南宁府横州东六十里，昔乌浒蛮所居之地。”至今这地区仍有乌浒山、乌蛮滩等地名。

“俚”之名，最早也见于《后汉书·南蛮传》。据万震《南州异物志》称：“俚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高凉（今广东阳江一带）五郡皆有之，地方数千里。”这正是乌浒人所居住的地区，看来他们之间关系密切。至于被称为“俚”，是时人以其经济生活的特点来称呼的。他们长年居住在山区，多是耕作旱地。今壮语中的“俚” 音，也正是旱地（坡地）的意思。

“僚”的称谓，是南北朝后对居住在岭南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泛称 。在岭南地区，通常是和俚并称，甚至僚、俚可以通称。《南史·兰钦传》说：“兰钦……经广州，因征俚帅陈文彻兄弟，并擒之。”同书的《欧阳顾传》则说：“（兰）钦征夷僚，擒陈文彻。”岭南地区的僚和俚可能就是同一民族。《辞海·民族分册》又说：“俚人……常于僚并称……至清代渐与壮人融合。一说在海南岛的，发展为今日的黎族。”《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243页“俚人”条。

唐代以后，部分接受汉族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较快的俚、僚人逐步融合于汉族，另一部分俚人和僚人，则分化和聚合成新的族体。宋代时，形成今天壮侗语族中的壮、黎、侗、水、侬等族。他们都同源于古代越族，所以直到今天还在语言、文化、住房和习俗等方面，保留着不少古越族的遗风。

第二节 中原汉文化对岭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

一、壮族的封建化过程与社会变迁

本节论述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制度文化上的逐步封建化过程，并重点分析壮族、黎族和瑶族。

壮族是秦汉时西瓯人的后裔。壮族（僮族）名称最早见于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史籍里：“庆远、南丹溪洞之民呼为僮。”元明以后，“僮”名称才较多地见于史书中，清代以来逐渐发展为分布各地的僮族人民的统称，1965年国务院正式定名为“壮”。

自然生态环境是左右人类文明进化的基础因素。壮族世代聚居岭南地区，东北面五岭横亘，西北面峰峦叠嶂，南面绝于大海。长期生活在这封闭的空间，最终造成民族传统文化的封闭性。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超越地域活动能力的提高，壮族文化不断受到来自中原、云贵等地文化的横向冲击，其中以中原文化的冲击力最大。长期以来，壮族传统文化是在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封建文化的不断冲击渗透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

秦汉收复岭南后，开始了中原人大批移居岭南地区的历史。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时，汉族的足迹逐渐遍及岭南各个角落，构成犬牙交错的“民与百粤杂”的景况。壮族和汉族的人口比例迅速改变，宋时“民三蛮七”，元明时“民四蛮六”到清代“民七蛮三”。“民”指汉人，“蛮”指少数民族。值得一提的是，隋唐以后，广西成了封建王朝受罚的重臣和文人的流放地。大量的汉人迁入广西，带来了汉族地区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对壮族的民族文化各方面的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自然物质文化中，占主体的是生产性文化，它是指人们在生产劳动中所掌握的劳动对象、创造的劳动工具和所获得的劳动产品。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中原先进的铁制生产工具和牛耕技术陆续输入广西地区，使壮族的耕作技术开始有了改进。壮族这时才学会牛耕和使耙碎土等农业生产技术。韦敬辨研究发现：有关犁、耙、镰、铲等铁制农具称谓，壮语与汉语几乎同音。隋唐时，随着铁制工具的更广泛推广使用，使壮区的砍伐森林、开垦荒地、深耕细作、兴修水利等逐渐普及化。农业以稻种为主，并已大量使用牛耕，故有“粮粒丰储”的景况。铁犁牛耕的农业经济是确立封建制的基础。唐宋时，壮族完成了封建化过程。但壮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随汉化程度不一而呈区域性的不平衡。广西东部由于直接受到汉族影响而确立了封建地主经济的优势，而西部仍普遍存在封建领主经济。这种不平衡状况直至清初才得到彻底解决。

制度文化包括维持正常的社会生产、生活秩序而建立的各种规范、政治制度等等。秦汉后，虽然在政治上建立了郡县制，但事实上，历代封建王朝的政治势力一直难以深入岭南少数民族聚居区，故只好采取“以其故俗治之”的权宜之计。因而壮族社会的性质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仍处于封建前的发展阶段。两晋南北朝时期，封建统治者先后在桂东北一带地区置吏奉贡以加强统治。唐朝时，在政治制度上实行了羁縻州，即“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欧阳修等：《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来达到对壮族的统治和控制。但首领“虽贡赋，版笈多不上吏部”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他们在政治经济上有相对的独立性。《宋书》卷三载：“始安公封荔浦县侯，食邑百户。”受封一事反映了该地区已产生了封建主义因素。宋朝在唐朝的羁縻州制的基础上，发展出土官制度。土官是朝廷命官，直接对朝廷负责。它有严密的统治体系和衙门建制，封建隶属关系非常严密；形成了从中央封建王朝到地方经略使，再到寨官、提举，直到当地土官的封建隶属关系。土官制度的推行不仅强化了壮族地区与中央封建王朝的隶属关系，更主要的是壮族的政治制度从此完成了由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的转化。土官制度属于封建领主制度，它的建立是社会的一个进步。但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土官制度日益趋向没落，到明中朝，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于是，清初开始厉行“改土归流”措施，即废弃土官，委派流官，对边远地区进行直接控制。“改土归流”既是政治制度上的重大变革，又是经济制度的变革，它标志着壮族社会的封建地主制战胜了封建领主制，并确立了封建地主经济的主导地位。

精神心理文化包括人们在创造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字、语言以及各种各样的观念、信仰和民族心理等等。壮族先民原没有文字，后来的方块壮字是根据汉字的有关形、音、义规律创造出来的。这种方块壮字又称土俗字，多用以记事记物。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说：“边远俗陋，牒折卷约，素用土俗字，桂林诸区皆然。”方块壮字是壮汉文化交流的成果。魏晋南北朝时，中原战乱，不少文人学士避居岭南，开坛讲学。唐代科举制度在壮族的一些地区推行，一些重要的州县已设有学校。南宋时有更多的地区设立了义学、社学。明朝，壮族已直接和普遍地吸收汉族文化，读汉书，使用汉语汉文。广西东部的壮族汉文化水平已接近汉族了。

壮族没有全民信仰的统一宗教，壮族社会中最具特色的是巫道结合的宗教行为和观念。壮族的巫教是由古代巫觋发展而来，它没有自己的经典、教义和教规，活动方式只囿于迷信的范围，远不能与已有一套系统的斋戒仪式、修炼方法和经典论著的道教相比。唐朝时，巫教和传入壮族地区的道教结合一起，形成一种具有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的新的宗教力量。巫教吸收了道教的梅山教派和茅山教派的成分。 这两个教派比较接近巫教，都称符咒能为人驱病，有一种表现通神的法术。道巫双方在形式和内容方面互相补充，从而达到满足壮族社会需要的目的，这对于文化发展程度不高的壮族来说，无异于一剂好吃易服的精神补品。巫道合一的宗教形式，反映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力已深入至壮族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佛教和天主教也于唐代和近代陆续传入壮族地区，但未能在宗教活动上取得支配权，远不如巫教道教在壮族社会中那样普及和深入。

在岭南少数民族中，壮族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大，原古越族的文化遗存明显淡化，远不如黎族和瑶族那样，仍保留着大量的原始文化和社会组织特征。

二、黎族的封建化过程与社会变迁

黎族是秦代前后骆越族的后裔。唐代末年，开始出现了“黎”的名称，唐刘恂首先提到“黎”：“儋、振夷黎，海畔，采以为货。”刘恂：《岭表录异》卷下。宋代《太平寰宇记·儋州》曰：“俗称山岭‘黎’，人居其间，号曰‘生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说“按俚讹为黎，声之转也久矣。”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一百零二卷，《广东六》。今之黎族是唐以前的俚族、秦前后的骆越族发展而来。“黎”是“俚”的异写。

孤悬海外、关山重洋和热带雨林等生态环境构成了海南岛自然地理的总体构架，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黎区与外界的交流，并使黎族的民族文化缺乏应变活力和自我更新能力。封闭式生态环境不仅决定了黎族文化的独特性，而且制约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相对而言，历史上的黎族是汉化较缓慢的民族。但孤立而纯粹的民族文化是没有的，在漫长的岁月中，黎族文化也还是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而发展。

经济生活上，早期的黎族经济深受生态环境的直接主宰，其主要生产部门——农业长期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合亩制是黎族的主要生产方式，即同氏族的人合在一起砍山、种田，土地耕牛是公有的，分配则按户数平均分。它本是一种属原始社会范畴的生产方式，但在历史的缓慢演变过程中，受到汉文化的浸润而具有双重社会性质。迟至宋代，中原的铁器通过商人贸易活动进入海南岛，当时黎族人以土特产与汉族商人交换铁农具。宋赵汝造《诸蕃志》：“省民（汉族商人——笔者注）以盐、铁、鱼、米转博。”虽然黎族在使用铁农具时未能充分发挥铁器的效能，在生产技术上还带有原始性质，但铁器的使用毕竟促进了黎族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仍保留有农村公社性质的合亩制也带上了封建社会的特征：如亩头有世袭特权、生产资料私有、封建租佃关系、高利贷剥削等。合亩制包含着家庭公社、农村公社和封建制的若干特征，表明它是一个从家庭公社向农村公社发展的过渡性社会形态，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增添了一些封建因素。

由于地理条件不同，黎族受汉化程度不一，表现主要有三点。一是北部沿海地区的黎族汉化程度最高。宋元时，北部沿海和河口地区黎族的经济形态和当地汉族一样，封建地主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二是居住地离州治较远的黎族，他们虽已输入铁制生产工具并出现土地私有，生产技术水平却比较落后，封建化程度也不完全一致，但基本上属封建地主经济范畴。三是居住山区的黎族，生产关系仍以公有制为主。生产方式虽已出现农业耕作，但捕猎采集等活动仍占重要地位。他们处于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期中。迟至明中叶后，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才在黎族的广泛地区占统治地位。除僻居深山的黎族尚保留若干原始公社制的生产方式外，其余大部分已逐渐趋向封建化。

制度文化上，西汉初年虽然在海南岛设立了珠崖、儋耳两郡，但西汉政权对黎族的统治处于松弛状态，直至东汉才是中央封建政权比较认真经营海南岛的开始。唐代时在全岛设立了5州22县，为以后的行政建制奠定了基础。当时环岛沿海地区几乎全部纳入了州县的范围，形成了“汉在外围，黎在腹地”的分布状况。虽然唐代在海南岛的封建化区域扩大了，但就整个黎族社会而言，其社会经济结构并没有多大变化。宋朝是黎族封建化的发展期，由于战乱，大批汉人南移，南宋时移民海南岛的汉人已从唐代的7万增至10万人。为加强统治，宋代封建王朝采取羁縻政策，任命黎族首领为地方官，统治下属黎民，以达到对黎民“长治久安”的目的。明朝继续加强州县建设，如琼州府所辖的3州13县的行政区域，奠定了以后海南岛州县设置的规模，黎族的封建化在广度和深度都向前迈了一大步。明中叶时，封建制度在大部分黎族地区已确立，但边远山区的“不沾治化”的黎族仍过着“巢居火种”的原始生活。直至清道光年间，岛上的黎族才几乎全被划入州县的封建统治范围内。封建王朝的统治势力已伸展到僻远的山区。

精神文化上，由于地理环境的封闭性，直到唐代，封建文化对黎族社会的影响仍未普遍和深入，不少黎民仍保持着文身、凿齿和吹鼻箫等风俗。海南岛仍是“化外之地”。宋代时黎族的社会生活文化始有改观。宋代有不少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如苏轼、赵鼎、丁谓、胡铨、李光等先后被贬海南岛。他们把中原昌盛的文化传给这荒僻海南岛上的黎人。他们在当地“教民读书著文”，“讲学明道，教化日兴”。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琼州府首先设立儒学，到南宋初期，已有7个州县设立了儒学。大观三年（1109）海南岛出现了第一个进士。古时海南岛有句歌谣“谁说沧海断地脉，朱崖从此破天荒。”意指苏东坡谪居海南传播中原文化后，海南破天荒地先后出现了12名进士。经过长期汉文化的孕育，明代时，岛上已是“文风丕变，鼎臣继出”，出现了“习礼义之教，有华夏之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一百零二卷，《广东六》。的新局面。靠近汉族地区的土官子弟已入县学、太学读书。如《世引堂记》所载，不少人已能“习书句，能正语”，这部分黎族受汉文化影响日深，并逐渐与汉族自然同化。但居住岛腹的黎民，仍保持着自己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

在岭南少数民族封建化过程中，黎族社会尤显出不平衡性和长期性。

三、瑶族的封建化过程与社会变迁

瑶族先民是古代百越的一部分。秦汉以后他们定居粤北。南北朝时期，文献始有专指瑶族为“莫徭”的名称。唐宋后，瑶族的名称已大量见于史籍。瑶族是岭南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居广西的人数最多，约占瑶族总人数的50%，广东有10万人。广东瑶族大致上分为排瑶和过山瑶两大支系。

瑶族散居的南岭，处于湘、粤、赣边界一条隐伏的东西构造带，这里山岭高耸、盆谷低陷、岭谷交错。山区的封闭性使瑶族经济发展受到极大的阻碍，生产一直停留在原始部落的刀耕火种状态。瑶族与黎族相似，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仍保留不少的原始部落文化和社会组织特征。

自然物质文化方面，隋唐前瑶族社会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农村公社发展阶段。隋唐时，瑶族地区开始传入铁制工具。《隋书·地理志》曰：瑶族“婚姻用铁钻、锛为聘财”。随着封建生产方式的传入和铁制工具的使用，瑶族社会生产率大大提高，有了剩余产品，使瑶族农村公社的土地所有制和分配制发生了变化，农村公社开始瓦解为小农经济。元代时，岭南的大多数瑶族地区进入封建社会，但直到明代才基本完成其封建化过程。瑶族不仅封建化过程长，而且由于各部落居住环境不一而显出不平衡，居于平地的瑶民所处的地方是封建汉文化发达的开放型地区，他们深受先进的汉文化影响，并和汉族在经济生活中存在一种共生关系。他们采用汉族的耕田种稻方法，生产方式与汉族逐步接近。排瑶虽聚族而居，自成村落，但被汉区环绕，瑶汉两族“村落相望，田土错连”。他们很快学会并采用汉族的耕田种稻的生产方式。但深居大山的过山瑶，受汉文化影响微弱，只能利用自然资源维持他们文化的稳定，其经济状态仍处于“食尽一山则他徙”的刀耕火种的游耕生活。由于各地发展的不平衡，使瑶族社会经济形态复杂，既有以封建地主经济为主，也有以封建领主经济为主的地区，而在不少地方甚至保留着原始公社制的遗迹。

制度文化方面，隋唐时封建王朝对瑶族采取“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瑶族首领成了占有大量土地的封建领主，瑶民则成了隶属他们的农奴，这就导致瑶族农村公社的瓦解，瑶族社会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封建领主制社会。宋代在唐朝的基础上发展为“录用酋长，以统其民”的土官制度。明代继续实行土官制度。明太祖平定广东各地瑶民后，在瑶族地区设立了瑶首，由瑶人自行管理。土官制度的施行把先进的汉文化渗透到瑶族文化中去，加速了瑶族的同化。如西江流域的瑶族，据统计，洪武、永乐年间归化的瑶民有2797户，约8274人。参见李泳集：《西江流域瑶族文化变迁初探》，载《广东民族研究论丛》第五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756年，肇庆的瑶官除新兴外，均由封建保甲制取代。但在粤北山区的八排瑶，其政治制度上仍推行瑶老制。瑶老制是渊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瑶老制建立在私有制已产生但又保留一定公有制残余的经济基础上。它是一种生产、政治和军事合一的组织，通常由寨中德高望重的男子组成。瑶老制直到清道光十二年（1832）以前保持着相当纯粹的色彩，流传至新中国成立前依然根深蒂固。

精神心理文化上，虽然瑶族所有支系都存留着原始文化的遗迹，但为提高本民族的生存能力，他们也都吸收、融合了许多从汉文化传入的元素。瑶族学习外来文化的最大特点是能为我用。如汉字、儒家伦理等。瑶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早在一千多年前，瑶族开始借用汉语，至今瑶语各种词类中均有借自汉语的词。汉语借词不仅可以跟瑶语原有的成分构成新词，而且还影响了瑶语原来的词语构成方式。在汉化程度高的瑶族地区，瑶语甚至被汉语取代，如西江流域瑶语的消失。瑶语的消失是瑶语文化变迁的重要标志。从宋代起，开始在瑶区推行封建教育。明末清初，社学也在瑶区推行。清末民初在瑶区设立私塾、学校。汉文化的教育，致使瑶族文化系统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发生变化。但作为文化心理深层的生活习俗方面，许多瑶区仍保留着原始社会生活的遗俗。

瑶族先民有多种鬼神崇拜和祖先崇拜。唐宋时，道教早期的天师道传入瑶区，元明时，道教的正一派又先后传入瑶族地区，客观上形成了瑶族道教的不同门派。由于环境闭塞，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瑶族同时也保留着固有的原始宗教，并同外来的宗教结合起来。例如，把道教召神骇鬼术用于刀耕火种农业、狩猎以及驱除病魔；把道教的斋醮制度用以祈祷祖先，祭祀盘王；把道教的度戒仪式与成丁礼仪融合为一。瑶族的道教信仰具有现代宗教的一般规律，即接受外来宗教时，也保留着原来宗教中的一些“合理因子”，但瑶族的道教信仰保留本民族固有宗教因素较之其他民族为多，如瑶族所信仰的神，虽大部分与道教相同，但它主要是为了防备疾病和鬼怪的侵害，并无较高的宗教理想，其实质，也不具备道教的基本内容，只不过是一种“有灵崇拜”。

瑶族之所以接受道教信仰，除了道教产生并长期流传于南方，一些朝代中央封建王朝用行政手段大力推行等地理和历史原因外，也与瑶族长期游动式的刀耕火种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式有关。此外，道教的多神论、禁咒、斋本醮诸方术和瑶族固有的原始宗教也有共同之处。

第三节 岭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

一、民俗文化与形成条件

民俗文化，是指某一社会或民族内的民间文化。民俗文化与乡村文化之间存在很多共同性与类似性，但并不完全重合。民俗文化的特征存在于各个分散的、孤立的和小规模的群体中。它是土生土长发展起来的，处于相对静态的状况，其文化的传递大多依靠口授和惯例。广义上的民俗文化应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方面，狭义的仅是指精神文化方面而言，即是指伦理道德观、艺术、风俗习惯等等。本文仅以后者为概述范围。

富有特色的岭南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形成的主要条件有三个。

一，自然环境是岭南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形成的物质条件之一。岭南地区多处亚热带，气候湿暖，山多水盛。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生产生活，创造出具有自己特征的文化来，必然是直接或间接地同当地自然环境联系在一起的。如因“陆事寡而水事众”，黎族才需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而蛇图腾崇拜，反映了虫蛇之类同他们的生活有着密切关系这一现实。

二，继承了祖先的具有特色的丰富文化遗产并加以发展，从而使之成为自己文化的母体。壮族、黎族、瑶族都是岭南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而且是古越族的后裔，因而在文化上较明显地保留着古代百越族的特征。

三，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各民族由于不同的具体条件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特征。

二、壮族的民俗文化特色及其形成原因

1. 壮族的龙蛇图腾

“图腾”是印第安语转译，即“亲属”的意思。在人类发展史的“幼年”阶段，人们认为自己的氏族与某种动植物有着亲缘联系，于是将这些动植物作为氏族的标志并列为自己崇奉的对象，这就是图腾。壮族先民崇拜龙蛇图腾。壮族民间最早的龙是“图兀”，它生活在水中，主要功能是管水，也能腾云驾雾，呼风唤雨。进入农业社会后，受汉族的影响才输入“龙”的名称。壮族民间有关龙蛇的传说颇为丰富，龙的观念根深蒂固。壮族对龙和蛇的观念有时是混同的，龙的实体是蛇，神化了的蛇就是龙。对龙蛇崇拜，是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后对雨水需求的一种曲折的反映，为使五谷丰登，人们祈求风调雨顺，当然也就对能呼风唤雨腾云驾雾的龙大为崇拜了。图腾崇拜是人类“幼年”时期的宗教信仰，它左右着民族部落的全部社会活动，维系着全体部落成员的人际关系。

2. 依歌择偶的壮族婚姻

与壮族的婚姻爱情生活有千丝万缕关系的歌圩，是一种传统民俗活动。歌圩的原始作用是男女青年通过对歌择婚。歌圩期间的性开放是合法的，其时“婚不僻姓，时节男女答歌苟合”。《庆远府风俗考》。答歌苟合，带有十分浓厚的原始群婚生活的色彩，体现了初民的道德观念。壮族的婚姻形态从群婚制、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是一个极其艰难和复杂的过程。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歌圩被打上了各种各样的烙印：既有最原始的乱婚遗存，也有大量的对偶婚的表现，还有尚未完成过渡的一夫一妻的封建婚姻影响，这些复杂的性质和面貌，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仍被保存下来。新中国成立后，歌圩中的原始群婚制痕迹和暮合朝离的对偶婚媒介性质都已基本消失。歌圩所保留的依歌择偶形式符合新中国的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要求。将来，歌圩对于婚姻生活的作用会越来越少，最终脱离婚姻形态的关系，转化为一种文化娱乐性质的民俗活动。

3．壮族的民间工艺和艺术

壮乡素有“壮歌”、“歌海”之称，到处可听到嘹亮、悦耳的歌声，其特点是善于触景生情，托物取喻，以猜谜、盘问、对话等形式，歌词随口即出，旋律动人心弦。壮乡右江一带称为“欢”，左江一带称为“诗”，桂北一带称为“比”和“欢”，都是唱山歌的意思。被誉为“歌仙”的刘三姐，就是壮族民间歌手的典型代表。每逢农闲、节假日或婚丧嫁娶，壮族各地区都要举行对歌活动，壮族人称之为“歌圩”。农历三月三是壮族的传统歌节，每逢三月初三，方圆数百里的男女青年都身穿节日盛装，云集一方，先后在三个街场赶花街，对唱山歌。少则几百人，多则上万人，使美丽的壮乡成为歌的海洋。198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把“三月三”定为文化艺术节，后演化为国际民歌节，吸引了众多中外民歌艺术爱好者，使壮族民间艺术得以传播和发展。

有歌就有舞。壮族在唐代时已有舞蹈，如舂堂舞以舂米为内容，以敲击声伴舞。宋代有扁担舞、采茶舞、捞虾舞、春牛舞等。舞姿上男的刚健有力，女的婀娜多姿。在汉族戏剧的影响下，大约在清代，壮族开始出现戏剧。壮剧又分为流行于田林、西林、百色一带的“北路壮剧”，和流行于青西、德保一代的“南路壮剧”。伴奏乐器除本民族的马骨胡、葫芦胡外，还采用了邕剧的文锣、武锣、大钹、小钹、二胡、三弦、笛子、鼓、梆子。

在中国的青铜文化史上，铜鼓是其中的一株奇葩。壮族地区是铸造和使用铜鼓最多的地区，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迄今，在壮族地区的绝大多数县份已发掘出不同时期的铜鼓。壮族祖先创造的北流型、灵山型、冷水冲型铜鼓，被称为铜鼓艺术高峰期的代表。迄今在广西发现和收藏的铜鼓有五百多面。战国、秦汉时期的骆越铜鼓，硕大浑重；三国、唐宋时代的俚僚铜鼓，小巧玲珑。各类铜鼓，大小不一，无底空腹，腰凹胸凸。每一面铜鼓都是精美的艺术珍品。无论是从造型，还是绘画、雕刻，铜鼓都充分体现了壮族民间美术的高度成就。在古代，铜鼓是传递信息、发布号令的重要工具，也是权力和财富的标志。

壮锦是壮族的传统纺织工艺品，与湘绣、蜀锦齐名，图案精美、织工精细，享誉海内外。壮锦，最早出现于汉代，唐、宋时代已有记载。它用棉纱和五色丝绒织成，花纹图案别致，色彩斑斓，象征美好，而且佳丽厚重，达官富商都把它当成贵重之物。明朝时作为贡品上贡朝廷。到了清代，壮锦生产已遍及壮族地区，成为壮族人民的被服所需和市场的畅销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壮锦得到新的发展，花纹图案不断创新，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如壁挂、台布、坐垫、沙发布、窗帘等，结实耐用。现在广西靖西、宾阳等地生产的壮锦，畅销国内外。

三、黎族的民俗文化特征及其原因

1. 多姿多彩的图腾崇拜

黎族社会在精神心理文化方面，长期保存着原始宗教的各种形态，图腾崇拜就是其中之一。黎族主要以蛇、龙、狗、牛、鸟等作为图腾崇拜对象。因黎族各支系所处的具体生活环境不同，信仰的图腾各异；但蛇图腾崇拜在黎族所有支系中都普遍地存在。黎族的蛇图腾崇拜，与氏族来源的传说结合在一起：“旧传雷摄一蛇卵在山中，生一女，岁久，有交阯蛮过海采香者，因与之结婚，子孙众多，是为黎母，乃黎人之母，故建庙祀之。”《岭南胜概·琼州府》卷六。 黎族认为他们的始祖是蛇变的，不仅视蛇为图腾，还建庙祭礼，顶礼膜拜。蛇图腾崇拜是在黎族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产生的一种原始宗教。黎族以蛇作为氏族的图腾，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在远古时，人类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越是薄弱，自然地理条件对人类社会发展制约的程度也就越大。

2. 历史悠久的文身习俗

黎族文身由来已久，早在2000年前东汉杨孚的《南裔异物志》中就说：“儋耳夷，生则镂其头皮，尾相连并，镂其耳匡为数行，与颊相连，状如鸡腹，下垂肩上。”黎族文身起源于图腾说，文身是为了使祖宗能辨认和保护自己的子孙。女人按夫家祖先纹式刺绣，可视作图腾的入社仪式，即意味着加入夫家的图腾组织而成为其中一员。不文身的妇女终身受歧视，文身成了黎族妇女生活中不可抗拒的俗规，每一个黎族妇女都要忍受纹面划身的巨大痛苦，且一生都无法除掉身上的各种纹样。从黎族文身习俗可看到古代骆越族的文化遗迹。文身向被视为落后民族的象征，黎族文身习俗之所以长期得以保持，除上述自然及生活环境的影响外，与经济上的封闭性及人种的单一性也有密切关系。20世纪60年代以后，黎族的文身习俗愈益淡化。

3. “放寮”和“不落夫家”

“放寮”这一黎族风俗，是村寨中男女青年谈情说爱的一种普遍形式。青年男女在村边的“寮房”（通常为青年男性所建）吹鼻箫、口弓，通过唱歌倾诉爱情，体现了青年男女社交的自由；当男女双方情投意合后，可经常在夜间到寮房同床过夜。这种关系维持多则两至三年，少则一夜半月，分手后各自再找新的情侣。这种行为是黎族社会的俗例，他人不加干涉。

“放寮”的起源，是由于黎族婚姻俗规严禁血亲和直系亲属内通婚。但村寨多以同宗同族聚居，男女之间不能谈情说爱，而村寨与村寨间远隔，居住分散，又缺少文化娱乐的公共场所。在这种俗规和居住环境的局限下，黎族处理婚事，只能通过“放寮”的方式让男女自由恋爱结成配偶，社会给予承认并使之合法化。

“不落夫家”则指黎族新娘婚后几天便回娘家居住，她可以住到“寮房”和不同血缘关系的任何男性发生性关系而不受社会舆论指责，也不受丈夫干预，到怀孕时才回夫家定居，俗称“不落夫家”。这与本书第二十章所述珠江三角洲一带妇女的“不落夫家”是完全不同的。非婚生子女并不受到歧视；妇女离婚和寡妇改嫁都是自由的。据史载，壮侗语族中的壮、黎、布依族的婚姻都存在这种习俗。黎族婚姻上的“不落夫家”的起源与流行都明显地表现了黎族妇女对母权制祖先的崇拜和对被颠覆了的母权制的眷恋意识。“不落夫家”是母系氏族社会时代的女性权威的残余。这一习俗一直保留到本世纪70年代才逐渐消亡。

4．黎族的民间艺术

少数民族都是能歌善舞的民族，黎族也不例外。黎族人性格豪爽，他们的歌舞有独特的魅力。从隋朝开始就有记录描述黎族人能歌善舞、喜奏音乐的情景，如：“铜鼓壶芦笙，歌此迎送诗”，“总角黎家三小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蛮舞与黎族，余音犹杳杳”等诗句。黎族的民间音乐有自己的传统乐器：鼻箫、口弓、叮咚板、独木皮鼓、蛙锣等。

黎族民间歌谣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用汉语作唱词，以黎族民歌韵律为唱腔，称作“汉词黎调”；一种是用黎语作唱词，称为“黎谣正调”。内容多样，有劳动歌、生活歌、情歌、颂歌、仪礼歌、叙事歌、杂歌等。歌者即兴作词、吟唱心曲，引人入胜。并有独唱、对唱、说唱、联唱、领唱等不同形式。曲调旋律，各地区略有不同。

唱歌是黎族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如黎家青年男女感情的交往就是从对歌开始的。黎族姑娘长大成人后便独自一人住在“隆闺”里，每到夜晚就会有小伙子来到姑娘的房前唱山歌。姑娘也会以山歌对之。对山歌是谈情说爱的方式，是思想感情的交流，如同山涧的清泉流入恋人的心田。如双方情投意合，新的生活就从这里开始了。

黎族的歌舞艺术形式与演变，与他们长期的生活、劳动习俗密切相关。黎族舞蹈以表现日常劳动、生产的情景为多见，较著名的舞有《招福舞》、《打柴舞》(竹竿舞)、《舂米舞》等。舞者跳时，往往歌声、打击乐和喊声相融，场面欢快。舂米是黎族妇女劳动的一种方式，为了表达丰收的喜悦，或要吸引小伙子的目光，姑娘们便把日常的辛苦劳动演绎成了优美而又富有节奏感的“舂米舞”。 黎族小伙子血气方刚，他们的舞蹈表演动作粗犷有力，节奏强烈，给人一种强健有力的感受。舞蹈“双刀舞”、“斗牛舞”是黎族男子汉坚强勇敢，不畏困难的生活写真。

黎族的音乐、歌舞既是黎家日常的生产、生活写照，也是精神生活和审美意识的集中体现。

四、瑶族的民俗文化特征及其原因

1. 盘瓠传说广泛流传

盘瓠为传说中的帝王神犬。瑶族先祖认定盘瓠是自己的始祖，因而对盘瓠的崇奉敬仰世代相沿，并渗透在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对形成瑶族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有着巨大的影响。屈大均《广东新语·人语》对瑶族习俗作了描述：“七月望日，祀其先祖狗头王，以小男女穿花衫歌舞为侑。”至今瑶族还保留着禁食狗肉、吃饭敬狗、小孩戴狗头帽等习俗。此外，还有依据盘瓠祖风的“招郎入舍”、“依险而居”、“好五色衣饰”等生活习俗。史载中的瑶族生活习俗是千奇百怪、丰富多彩的，而差不多每一习俗都源于盘瓠的传说，都能窥见瑶族祖先图腾崇拜的影迹。

2. 具有祖风特色的婚姻习俗

瑶族实行地域内婚、同姓不婚，并保持以歌为媒、不落夫家以及入赘的习俗。以歌为媒是一种自由恋爱的形式，通过对唱山歌建立感情乃至最终结成伴侣。“不落夫家”的习俗与黎族相似，即新娘“回门”后，男女双方仍有权保持与未婚青年一样的社交自由。瑶族的“入赘婚”颇为流行，这也是衍于祖风。传说盘瓠所生六女都招郎入赘，与所生六男结成十二兄弟，开发了瑶族十二姓宗支，繁衍了瑶族的后人。在瑶家，招郎入赘是名正言顺、光荣体面的事，仪式也格外隆重。瑶家的婚姻习俗表明妇女享有较高的社会、家庭地位。由于瑶族脱胎母系氏族社会较迟，女权历来受到尊重，因此相对其他民族来说，女性在婚姻上有较大的平等自由权。

3. 独具风采的传统文化活动

瑶族的传统文化活动多在节日里举行。瑶族最隆重的传统文化活动是每年农历十月十六日的盘王节，这是为纪念和祭祀祖先盘瓠而举行的。届时，在庙里挂上盘瓠偶像，供人们参拜景仰。杀猪宰羊，大宴同族老幼。晚间合族跳长鼓舞，唱赞颂盘瓠开创祖的山歌，仪式隆重，气氛热烈。

根植于瑶乡沃土的瑶族传统文化活动，经历了千百年的发展和演变，形成独具风采的民间习俗而久传不衰。大自然的屏障严重地局限了瑶族视野，强化了他们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信赖和珍爱心理。如在“盘王节”中必须演唱《盘王大歌》，实质是瑶族的史歌，它把瑶族的形成、迁徙、发展以及人类社会的沧桑变迁娓娓道来，从而产生一种民族的自豪感。瑶族的传统文化活动还是传授各种知识的场合。在座歌堂中，人们演唱了大量的“盘古歌”、“身世歌”、“生产歌”等，歌词内容上有天文、下有地理；远有盘古、近有眼前，俨然是一部完整的生活教科书。长鼓舞也是反映日常生活和生产内容的舞蹈，如砌新房的舞蹈，就是将建房的二十多个造房程序以各种动作连贯地表达出来，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瑶族频繁的迁徙生活。它不仅使人们学到一整套生产知识，还体验到生活的艰辛。瑶族的传统文化活动除了适应传统民族审美情趣外，还适应本民族地理、心理需要。由于瑶族没有文字，因而颇多地借重于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传统文化活动，作为传授本民族发展史以及交流生产、生活经验的媒介。

4．瑶族的民间工艺和艺术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瑶族创造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瑶族有自己的语言，瑶语属汉藏语系瑶语族瑶语支。在地域上，瑶族分布较广，语言情况比较复杂，约有一半以上的瑶族说“勉”话，属苗瑶语族瑶语支；有2/5的人说“布努”语，属苗语支；广西地区的瑶族有的说“拉珈”语，属壮侗语族。瑶族多通汉语和壮语，无本民族文字，一般通用汉文。

瑶族的民间文学源远流长，在远古时代，瑶族已出现本民族起源的神话传说，先秦古籍《山海经》就有盘瓠神话的原始记录。瑶族的口头文学极为丰富，《盘古开天地》、《伏羲兄妹》、《盘瓠》、《密洛陀》等长期在本民族中流传，家喻户晓，少量诗歌和神话传说还有汉文手抄本或唱本。早在唐、宋时期开始，瑶族已采用汉字记录本民族的历史，编纂各种典籍。迄今各地瑶族民间散藏着的大量瑶族历史典籍，包括著名的历史文献《过山榜》和数量众多的宗教经书、歌本、家谱等等。这是瑶族对祖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贡献。

在瑶族的文化艺术中，歌谣占有重要地位。瑶族常以歌来传颂本民族的悠久历史，反映生活，最典型的要属被称为瑶族史诗的《盘王歌》和《密洛陀古歌》。它们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有讲述天地万物起源的创世歌；记述民族历史的古歌；表现劳动生活的狩猎歌和农事季节歌；爱情歌；祭祀用的乐神歌；赞颂反抗斗争的歌，等等。其中的《盘王歌》歌词长达三千多行，歌名多至数十种，为瑶族人民的艺术珍品。此外，还有史诗般优美的传说、故事、寓言、童话、笑话、谜语、谚语……有的述说历史上的不幸遭遇；有的歌颂反抗压迫的起义斗争；有的揭露封建剥削的残酷；有的歌颂爱情坚贞；有的描述民族风物等等，展示了瑶族人民的思想、道德观念和社会生活，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瑶族音乐、舞蹈与其民间歌谣一样，起源于劳动与宗教。它们的优美舞蹈多用以反映生产、斗争和各种祭扫活动，最具代表性的是《长鼓舞》和《铜鼓舞》。民间盛行的舞蹈还有《狮舞》、《草龙舞》、《花棍舞》、《上香舞》、《求师舞》、《三元舞》、《祖公舞》、《功曹舞》、《藤拐舞》等数十种。各种舞蹈，一般以铜鼓或长鼓为主，配以锣、铜铃、芦笙、笛子、唢呐等，有机组合成调，平时喜欢吹木叶，过节还喜欢吹牛角。现在，瑶族的《长鼓舞》、《铜鼓舞》已搬上了舞台，深受欢迎。

瑶族精于织染和刺绣，他们的民间工艺历史悠久，服饰、建筑、生活用品及各种装饰品都有样式繁多、精美别致的图案花纹。特别是服饰，各地方、各支系有所不同，其款式不下六七十种，配上头饰和手镯、项圈等，光彩夺目，美不胜收，历史上有“花衣斑斓”的记载。瑶族的传统工艺有挑花、刺绣、织锦、蜡染等，手艺精湛，显示了瑶族妇女的聪明才智。

修订本后记

《岭南文化》1993年列入“岭南文库”首批书稿出版，作为当时岭南文化研究中首部纲要性的著作，一直受到学术界和文化工作者的关注。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地域文化研究者们对秦晋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十分熟悉，而岭南文化还是一个不大常见的词汇，或还不被人认可。但岭南文化所固有的特质，如开放性、兼容性，使它自80年代以来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岭南文化的时代性特征及其对经济、社会的推动力充分表现出来。改革开放大潮中，岭南的物质文化、生活文化、观念文化乃至语言文化对周边地区产生了深远的辐射，获得了广泛的重视。经济繁荣与文化发展的互动，进一步推动了岭南学界、政界和市民的文化自觉意识，孕育了建设“广东文化大省”乃至“广东文化强省”的宏大思路。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30年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期。经济快速增长预示着中华民族复兴的“光荣与梦想”正在变成现实。但经济建设的成就，并不能取代文化建设。文化作为国家、民族的灵魂，文化传统作为国民的精神家园和价值支撑，应始终保持崇高的地位。中华民族文化是一个姹紫嫣红的大花园，岭南文化是其中的一朵奇葩，具有独特的形态和价值，值得深入研究。重新修订《岭南文化》，是对这一文化形态的再发掘和再深化。

《岭南文化》修订本中，增加了“区域文化构成”、“岭南文学”两章，重写了“岭南文化的结构及其特色”、“工艺”和“饮食文化”三章。其余各章都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和补充。

修订本《岭南文化》由李权时、李明华、韩强主编。撰写者依章序为：第一章，李权时。第二、三、四、十八章，韩强。第五章，阮晓波。第六章，陈治桃。第七、十章，李明华。第八、二十章，贾云平。第九章，郑英、吴重庆合写。第十一章，冯达文。第十二章，徐南铁。第十三章，原版撰写，严明；主编修订，谭元亨补充了晋代、南朝部分。第十四章，谭元亨。第十五章中，第一节，李公明；第二至四节，陈婉仪。第十六章，邓汝邦。第十七、二十一章，罗雨林。第十九章，苏新春。第二十二章，李杨。李明华、韩强负责修订本的统稿、定稿工作。在本书修订过程中，岑桑、陈海烈等同志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陈泽泓同志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在此谨致衷心的感谢。

近年来岭南的文物考古不断有新的发现，学界对岭南文化的研究也不断有新成果产生，因此，本书虽然是修订后的成果，也肯定会有疏漏、滞后之处。本书的任务是对岭南文化进行总体性研究，又受篇幅所限，采取的是文化哲学的研究方法，上篇总论尤其突出，即使论述历史的中篇和研究文化门类的下篇，也用此方法在各自领域进行概述，辅以理论的铺垫，岭南文化新的研究成果及历史资料未必都能吸收进来，这是遗憾的一面。同时，由于各章作者的写作风格不同，掌握的资料或有不全，或运用不够准确，敬请学界同仁和读者指正。

作者2009年6月李权时李明华韩強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岭南文化（修订本）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

合编“岭南文库”前言《岭南文库》前言

广东一隅，史称岭南。岭南文化，源远流长。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融汇升华，自成宗系，在中华大文化之林独树一帜。千百年来，为华夏文明的历史长卷增添了绚丽多彩、凝重深厚的篇章。

进入19世纪的南粤，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成为近代中国民族资本的摇篮和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启蒙之地，继而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策源地和根据地。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东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斗争中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用鲜血写下了无数彪炳千秋的史诗。业绩煌煌，理当镌刻青史、流芳久远。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摧枯拉朽，奋发图强，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卓有建树。当中国社会跨进20世纪80年代这一全新的历史阶段，广东作为国家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试验省区，被置于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发展的前沿，沿改革、开放、探索之路突飞猛进；历十年艰辛，轰轰烈烈，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空前伟绩。岭南大地，勃勃生机，繁花锦簇，硕果累累。

际此历史嬗变的伟大时代，  中国人民尤其是广东人民，有必要进一步认识岭南、研究岭南，  回顾岭南的风云变幻，探寻岭南的历史走向，从而更有利于建设岭南。我们编辑出版《岭南文库》的目的，就在于予学人以展示其研究成果之园地，并帮助广大读者系统地了解岭南的历史文化，认识其过去和现在，从而激发爱国爱乡的热情，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高瞻远瞩，继往开来。

《岭南文库》涵盖有关岭南(广东以及与广东在历史上、地理上有密切关系的一些岭南地域)  的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包括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  自然资源和人物传记等方面。并从历代有关岭南之名著中选择若干为读者所需的典籍，编校注释，选粹重印。个别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译著，亦在选辑之列。

《岭南文库》书目为350种左右，计划在五至七年内将主要门类的重点书目基本出齐，以后陆续补充，使之逐渐成为一套较为齐全的地域性百科文库，并作为一份有价值的文化积累，在祖国文化宝库中占一席之地。

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一九九一年元旦

岭南历代文选

《岭南文库》特选本前言

广东一隅，史称岭南。岭南文化，源远流长。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融汇升华，自成宗系，在中华大文化之林独树一帜。千百年来，为华夏文明的历史长卷增添了绚丽多彩、凝重深厚的篇章。

进入19世纪的南粤，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成为近代中国民族资本的摇篮和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启蒙之地，继而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策源地和根据地。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东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斗争中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用鲜血写下了无数彪炳千秋的史诗。业绩煌煌，理当镌刻青史、流芳久远。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摧枯拉朽，奋发图强，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卓有建树。当中国社会跨进20世纪80年代这一全新的历史阶段，广东作为国家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试验省区，被置于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发展的前沿，沿改革、开放、探索之路突飞猛进；历数十年艰辛，轰轰烈烈，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空前伟绩。岭南大地，勃勃生机，繁花争簇，硕果累累。

际此历史嬗变的伟大时代，中国人民尤其是广东人民，

有必要进一步认识岭南、研究岭南、回顾岭南的风云变幻，探寻岭南的历史走向，从而更有利于建设岭南。我们编辑出版《岭南文库》的目的，就在于予学人以展示其研究成果之园地，并帮助广大读者系统地了解岭南的历史文化，认识其过去和现在，从而激发爱国爱乡的热情，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高瞻远瞩，继往开来。

《岭南文库》涵盖有关岭南(广东以及与广东在历史上、地理上有密切关系的一些岭南地域)的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包括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自然资源和人物传记等方面。并从历代有关岭南之名著中选择若干为读者所需的典籍，编校注释，选粹重印。个别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译著，亦在选辑之列。

鉴于《岭南文库》卷帙浩繁，多属专业之作，未必均为各界读者所需，特从已出版的著作中选取22种宏观综述性质的著作，编为特选本出版，以应广大读者需要，进一步发挥其作用。

《岭南文库》特选本编辑委员会二〇〇八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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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广东近代社会与广东近代文学

广东，地处祖国南疆，北负五岭，南濒大洋，人杰地灵，物产丰阜。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开发较晚，直至明代，仍被视为蛮烟瘴疠之区，官宦谪逐之所。在文化方面，虽然岭南文化早在２００0多年前即已纳入中华大文化的体系，接受了中华文化的血脉，初唐时期，广东新州（今广东新兴）出了个惠能，主张净心和顿悟，不执著于文字，不执著于法相，创立了带有玄学色彩的佛教南宗禅宗，后来发展成为全国佛教教派中最有感召力的一宗，对中国哲学的演进作出过重大的贡献。明代，广东新会又出了个陈献章，人称白沙先生，倡导“以自然为宗，以忘己为大，以无欲为至”，主张读书习静，以保心体之灵明，以养心境之澄清，进而以直觉直叩自然之本原，领悟宇宙之真理。在晦翁学派已成官学，传统因袭，几近靡靡；朱陆二派相互争诟，各辩是非，传统主义和正统思想弥漫的明代中叶学术界，独树新帜，其影响及于全国。但是，从总体而言，无论是学术文化或者文学，近代以前岭南文化相对于中原文化仍然处在比较落后的地位，极少产生全局的影响。

迄于晚清，这种情况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岭南思想文化一改往昔似乎无大作为的面貌，而肩负起全局的使命。挟时代之风雷，占岭海之地利，扬传统之精神，广东近代文学也揭开了灿烂辉煌的篇章。

第一节 社会矛盾的焦点与文化观念的蜕变

１９世纪前半叶，正是西方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时期。以英、法为例：英国的经济，由２０年代的复苏而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重工业发展更快。１８２０年至１８２５年，英国生铁的产量增长了５８％；同期，英国商品输出年总值由４８００万镑增至５６００万镑。法国则在“七月王朝”时期工业革命得到迅速发展。１８３０年至１８４７年，工商业总投资由３００亿法郎增至４５０亿法郎；铁路里程由３０余公里激增至１５００公里；对外贸易总值则由每年１１３１亿法郎增加至２４３亿法郎。新兴资本主义世界急剧膨胀的社会生产力，一方面加剧了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同时也刺激了列强的掠夺性。英、法等几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向落后地区掠夺原料产地、人力资源和商品倾销市场的侵略狂潮。仅就亚洲地区而言，从１８世纪末至１９世纪中叶的数十年间，伊朗、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就先后沦为英、法、俄、荷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当世界资本主义因工业革命的推动而取得长足进步，而且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潮水汹涌东进的时候，中国则仍然处于几乎与世隔绝，十分保守和落后的封建衰世，统治者还在作着“天朝大国”的美梦。在经济方面，早在明代中叶即已出现于中国商品经济较发达地区和若干城市的某些手工行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如陶瓷、丝织、造纸、铸冶、制糖等手工行业的具有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手工工场），虽然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极其缓慢的发展，终于未能成长为足以突破封建生产关系的独立力量。如马克思所云：在中国，“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是由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的”〔1〕。直至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仍然是传统的男耕女织。英人密切尔１８５２年在给他的上级的报告中，详细叙述过广州农村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情况：“秋收以后，农家一切人手，老老少少，全都动手清棉、纺纱、织布，他们就用这种自家织成的材料，一种厚重耐穿的布匹，自己做衣服穿……至于自用而有馀，便运到最近的城市上去，城市的店铺则买下来……中国每个小康之家都有织布机……福建的农夫不独是一个农夫，而且还是园艺家、制造家合而为一的人物。”〔2〕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仅占据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而且在整个手工业中也仍然以家庭手工业为主，真正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业作坊依旧只是少量地存在于沿海沿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有限的几个较为发达的手工行业，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不仅如此，由于乾、嘉以来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可耕地大量集中于皇室贵胄、八旗兵丁及缙绅豪强之手，广大的自耕农纷纷沦为佃耕之户。乾隆十二年，湖南巡抚杨锡绂在给朝廷的奏疏中云：“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3〕佃户要承担高达百分之五十甚至更多的地租，“绅士田产，率皆佃户分种，岁取其半”〔4〕。此外，还要负担繁重的赋税和劳役，人丁税、火耗银、粮耗银，“私派倍于官征，杂项浮于正额”〔5〕。然而，仅仅地租、赋税、劳役还不是鸦片战争前中国农民所受剥削的全部，由于清代许多赋税改为征银，农民还要受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者的盘剥，农民的生计，越发难以维持。在残酷的封建剥削之下，农民破产，大部分沦为雇工，一部分则离乡背井到边外垦殖，一部分则成为流民，四处流徙，一部分则冒死出洋，到海外谋生。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广大农村的封建经济实际上濒临破产。加上吏治的极端败坏，官吏豪绅相互勾结，巧取豪夺，聚敛财富，骄奢淫逸，荒纵无度，社会暗无天日，而广大的贫苦百姓则挣扎在死亡线上，过着牛马不如的奴隶生活。

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必然导致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鸦片战争前，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前仆后继。较大规模者，有１７９６年至１８０４年的白莲教起义和１８１３年的天理教起义。白莲教起义以湖北为中心，后来发展到四川、河南、陕西、甘肃等省，前后历时９年。以木匠李文成、药店学徒林清为首的天理教起义，曾一度攻入北京皇宫。天理教的起义，反映出除了农民的起义斗争之外，同样走投无路的手工业工人和城市下层市民也走进了向封建统治者讨回公理的斗争行列，反映了社会阶级矛盾的深化。

与全国的总形势一样，鸦片战争前的广东，同样是吏治腐败，农村凋敝，农民和少数民族的起义斗争接连不断，社会危机深重。嘉庆间，广东巡抚百龄，上任不及一年，即兼并土地５０００余亩。上行下效，州县官吏贪污腐败，贿赂公行。１８３５年６月《中国丛报》引用东印度公司某职员对广州官员的评语云：“老实说，广州政府的官吏，没有一个是干净的。”当非过甚之词。农户不堪负荷，纷纷逃亡。仁化县自嘉庆元年至二十一年间，共欠田赋银２６４万余两，其中逃亡户占五分之一。一部分人无地立锥，只得远涉重洋，谋生海外。林则徐在道光十九年给朝廷的奏折中，就写到澳门的一些无业贫民，“受雇出洋……至该国则令开山种树，或作粗重活计”〔6〕。“１８０４年，庇能（槟榔屿）总督乘当地华侨甲必丹定官回华的机会，委托他在广东招雇华工……以后的十多年中，不断有成批的契约华工，或五六百人，或一千人，从澳门偷运出口。”〔7〕除了封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之外，鸦片战争之前的广东民众，还要身受烟毒泛滥以及由于鸦片大量输入造成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贱之害。１９世纪初，白银一两只换铜钱千文，而到１８３９年，一两白银，可换铜钱１６７８文，农民和手工业者出卖产品得钱，而交纳赋税则需折算为银两，负担大为加重。为了反抗统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嘉庆七年，归善县（今惠阳县）县民陈亚本发起组织天地会，结纳会众万余人，以博罗县羊屎山为营地，发动了嘉、道年间广东天地会最大规模的一次起义。道光九年至十一年，海南崖州洋琳峒的黎族起义，令清廷“俶扰三载，靡饷亿万”〔8〕。道光十一年，湘粤桂边的瑶民大起义，更使清廷朝野震撼。

不仅如此，由于广东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方面的某些特性和特殊地位，当西方列强向中国伸出侵略魔爪之时，广东就成为列强侵华的首选之地。

广东位于祖国东南沿海，有长达４３００多公里的海岸线，沿海多天然良港，辽阔的南海上广布大小岛屿和礁滩。北部山地为南岭之一部；西南则为山地、台地，海拔在１０００米左右；向南则为花岗岩风化残丘，至沿海逐渐降低为以石英质砂粒为主的沙荒地。在上述三部分山地丘陵之间，珠江三角洲平原和韩江平原，土壤肥沃，河网纵横，岗峦错落。加之广东全境地处亚热带、热带，大部分地区在北回归线以南，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古有“南中草菜，经冬不衰”〔9〕之说。汉代时，广州已经种植双季稻，明代中叶之后，在珠江三角洲和韩江平原的广泛区域已经形成一年三熟的耕作制度。

由于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的特殊性，广东经济很早就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广东的农业，经济作物种植的比例向来很大，而粮食作物的种植比例则反而较小，正如张维屏所云：“东米不足，西米济之，西米不足，洋米济之。”〔10〕明、清两代，广东经济作物的种植更形高潮。这种以经济作物为主的农业，具有浓厚的商品农业性质，势必推动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据史载，明代时，广东农业商品性生产的产品，种类颇多，主要有甘蔗、水果、花卉、香料、蒲葵、席草、藤、桑蚕、塘鱼、茶叶、苎麻、棉花、蔬菜等，明中叶之后，又从国外引种了烟草和花生。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对明代广东农村商品经济的活跃情况作过这样的描述：“广东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其黠者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逻斛、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万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农者以拙业，力苦利微，辄弃耒耜而从之。”〔11〕清人张渠在《粤东闻见录》中亦有同样的记载：“近省数大县逐末者多，务农者少，即有肥美之田，多种荔枝、龙眼、蒲葵之属。”明代中后期，出现了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果基鱼塘”的耕作制度，构成种桑养蚕、种果、养鱼这种科学的自然生态农业，进一步加速了广东农业的商品性生产，产品不仅种类多，而且生产规模大，逐渐形成大小不等的农业商品生产的专业区，涌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某项农业商品生产的专业农户，如“龙荔之民”、“鱼花户”、“花农”、“菜农”等等。商品农业的发展，为手工工业及相应的加工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因而又刺激了手工工业的发展。明代，广东以石湾为代表的陶瓷业已有“甲天下”的美誉，石湾的陶瓷产品不仅畅销两广，而且远销海外。缫丝业与丝织业也有很大的发展，棉麻织业也相当发达，《天工开物》就有“广东为布薮”的记载。其他如榨糖业、制葵业、制席业、造船业、制盐业、铸冶业、采珠业等，均在国内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由于广东农业的这种特性和随之而来的加工业及手工工业的发达，广东经济的第二个鲜明特征就是商品经济起步较早，广东很早就成为国内的商贸大省，商品的集散地，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自汉代以来，广东的徐闻、合浦就是对外交通的重要门户，《汉书·地理志》末附“南海航路”对此有较详细的记载：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馀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馀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馀，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

六朝时，广州逐渐取代徐闻、合浦，成为对外交通的重要口岸。口岸东移的原因，一是由于海上航路中的交阯、日南遭到此时强大起来的林邑国〔12〕的破坏，北部湾航线并不安全，因而海上航路改经海南岛东部海岸；二是由于广州处三江合汇之处，南出大海更为便捷，且北有陆路可通中原，地理条件更为优越。粤东航线的开辟，使广州的对外交往更为频繁。南朝时，由印度及东南亚诸国来广州的使舶和进港贸易的商舶数量大增，广州开始成为中国与南洋交通的门户。唐代之时，到广州进行贸易的有波斯、大食、天竺及南海诸国。每年夏天，各国商舶乘东南季风而至。而中国的远洋商船亦由广州，顺海南岛东海岸，越西沙群岛，穿马六甲海峡，过斯里兰卡、印度而抵阿拉伯重镇末罗〔13〕，又经阿拉伯半岛东部、南部海岸而至东非海岸，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海上丝路”。广州亦由此而成为举世闻名的东方大港。珠江河面呈现出一派“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14〕的繁荣景象。虽然唐代末年，广州的对外贸易一度衰落，但这种情况，宋初即得到扭转。宋徽宗崇宁元年（１１０２），朝廷在广州专置提举市舶司，以专“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15〕。南宋末年，广州在对外贸易方面开始落后于泉州，但广州在元代七个建置提举市舶司的沿海城市中也是仅居泉州之后，其东方商贸大港的地位并无改变。顺帝时来华游历的摩洛哥旅行家伊宾·拔都在其《游记》中这样描述他对广州的印象：“秦克兰（广州）者，世界大城市之一也。市场优美，为世界各大城市所不及。”〔16〕明初，朝廷屡施海禁，严禁私人出海贸易。洪武三十一年（１３９８），更明令“严禁广东通番”〔17〕。但是，广东民间的海外贸易并未中断，沿海地区违禁下海者不乏其人，甚至地方官吏也“私造大舶，以通番商”〔18〕，远达东西二洋。至隆庆元年（１５６７），朝廷为形势所迫，终于开放海禁。海禁一开，通海者“十倍于昔”，部分广东商人甚至在东南亚各国定居，而成为华侨。清初，统治者为切断海上抗清武装的供应来源，于顺治十三年（１６５６），重新颁布禁海令，严禁沿海各省商民船只出海贸易，同时严禁外国商船来华贸易，“不许片帆入口”〔19〕。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甚至发布“迁界令”，勒令沿海居民内迁５０里，在沿海地区造成５０里的无人地带。康熙二十三年十月（１６８４），清廷宣布开放海禁，旋即下令开海贸易，并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地为通商口岸，但对外贸易仍然采取许多限制。至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为防止外船北上，清廷又宣布封闭闽、浙、江苏三关，仅留粤海一关对外通商。从此，广州便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广州的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全国各地运至广州的出口货物多达８０余种，其中以茶、丝、瓷器、土布、药材为大宗。世界各国来华商船云集于此。

00但是，广东虽然有长期的对外交往历史，地理位置亦较为优越，但由于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社会矛盾与社会危机也与内地一样日益加剧，而且成为外国列强侵华的第一个目标与突破口。

总而言之，无论是全国还是广东，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危机极端严重，用龚自珍的形象说法，是“弹丸累到十枚时”〔20〕。外部是列强环伺，磨牙涎舌；内部是腐败孱弱，矛盾重重，千疮百孔。如此广泛深刻的社会危机，已经不是过去那种改朝换代所能克服，中国的封建社会确实已是油干灯尽了。在内外力量的作用之下，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发生已经不是人的意志所能转移的了。

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终于把中国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号称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的英国，在经过长期的试探和准备之后，终于向这个幅员辽阔、物产丰盈、有着广大市场和丰富的廉价劳力与原料而内部又腐败落后孱弱不堪的东方大国，伸出了侵略魔爪。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了内受腐败的封建压迫，外受西方资本主义奴役的近百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惨痛历史。当东方神圣帝国的西洋镜被英伦的大炮轰碎之后，列强接踵而来一试牛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引起剧烈的震荡，导致中国社会经济性质、阶级结构以及政治思想、文化观念诸方面的深刻变化。一方面，打击了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壁垒，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经济内部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严重打击了中国正在缓慢起步仍然十分脆弱落后的手工业和商业，实际上又阻遏了中国经济独立的资本主义进程。同时，中国的社会矛盾也显得更加复杂化，除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汉民族与国内少数民族的矛盾之外，中华民族与外夷的矛盾此时也鲜明地呈现出来，成为社会的另一主要矛盾。而且，随着西方列强侵华在各个领域的深化，这种矛盾日益上升为中国社会各类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广东，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历史的原因，也就不仅成为中国社会矛盾的一个缩影，而且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

鸦片战争，是以广东为基本舞台开始的。在这里，发生了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林则徐领导的虎门销烟，中英九龙、穿鼻、官涌山之役；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一年的沙角、大角和虎门之战；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广东人民为抗拒外来侵略，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作出了巨大牺牲。由于清廷的腐败无能和朝中重臣的卖国固位，鸦片战争终以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和割让香港而告结束。鸦片战争之后，广东人民最先承受外强侵略所带来的痛苦，英国侵略者在广州横行无忌，而统治阶级则采取“抑民抚夷”的政策，镇压人民的抗暴自卫的反侵略斗争。与此同时，两广总督耆英对鸦片贸易的默许，鸦片走私公开化，鸦片输入量大增。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全国鸦片消费量约五万箱，而“以广州为主要市场的南方消费量占五分之三”〔21〕，劳动者不仅身受烟毒之害，而且由于白银迅速外流，银贵钱贱的问题更加突出，负担亦更加沉重。与此同时，广东人民还要负担巨大的战费和战后赔款。仅道光二十一年前后的一年间，广东支出军费近４５０万两，相当于全省一年实征地丁银的３倍。战后，广东负担赔款１０００余万两，占赔款总数的将近７０％，而这尚不包括战争期间被侵略者勒索的广州赎城费６００万元和赔偿英商馆的６６万元。不仅如此，由于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廉价商品的倾销及对原料掠夺的增加，特别是棉纺织品的冲击，使广东城乡的小手工业和小商品经济受到摧残，个体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如顺德、番禺、佛山、花县等地的土机织布，几乎陷于停顿；佛山的制钉、制铁业均大受影响，销路皆减。农村经济更形凋敝，土地兼并的现象也愈演愈烈。鸦片战争之后，到太平天国革命前夕，广东成为全国土地兼并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加以清廷腐败，水利失修，天灾人祸，民不聊生，贫苦农民被迫铤而走险。自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3）以来，天地会秘密结社几乎遍及广东城乡，举行过多次会党起义。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终于酝酿成咸丰元年（１８５１）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

可以这样说，地处东南沿海的广东最先感受汹涌东进的西方资本主义潮水的猛烈冲击，同时也最先开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历程。尖锐的社会矛盾，剧烈的社会震荡，迫在眉睫的社会与民族危机，迫使人们去思考，去探索出路。当一种本已习惯的缓慢而沉闷的社会生活节奏被打破，新的社会情势，新的矛盾和问题，也会使人们改变旧的思维与生活模式。这种内在的变数与历史上的文化积淀，加上伴随着列强的武装船队和洋货而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思想意识的浸染，使近代广东在文化观念方面发生蜕变，而形成鲜明的特征。

这种近代文化观念的蜕变，反映了一种突破思想教条的禁锢的要求和由务虚到务实的思想转变，首先表现在传统儒学影响的进一步淡化，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以及学术上经世致用之风的兴起。

应当说，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广东僻处南服，与中原地区山川阻隔，虽然早在秦汉之时，其文化已与中原文化接轨。其后历朝，每每中原有事，广东亦无不波及。但毕竟由于交通不便，鞭长莫及，封建朝廷的淫威与传统儒家文化的桎梏，均远不及中原地区厉害。同时也由于广东自唐以来，在华夏文化的主调之下，接受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及西方文明的影响，异域文化客观上对传统儒家文化观念的影响也有所冲淡。再加上自三国至明历代谪贬南来的士大夫，他们被统治者视为异端、叛逆。这些人流寓岭南，或则数年，或则十数二十年，或则终老岭南，有的讲学授徒，有的从事述作，他们的思想与学术，亦或多或少有异于正统的儒学规范，有的甚至与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背道而驰。由于以上的种种原因，早在近代之前，作为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学，在广东的影响，就已经远不及在中原地区那么无孔不入，根深蒂固。

到近代，严酷的社会现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现象，比比皆是，现实对于僵死的儒学教条已经是一个无情讽刺。而且，人们也开始认识到，死守这些教条，既不能挽救封建衰世的厄运，也无补于国家与民族所面对的危难，儒学在广东的影响因而进一步削弱。而对于自乾、嘉以来在中原地区学术界盛极一时的汉宋之学，因其脱离现实与崇尚空疏，在社会矛盾尖锐的广东，也遭到了猛烈的抨击。近代广东第一位著名学者和爱国诗人张维屏，对汉宋之学就持鲜明的批判态度。他在《东园杂诗》中云：“道学所包广，躬行能几人？空谈心与性，孰辨假和真（道学两字，无所不包。自元人修宋史别立道学传，后人遂以谈心性、撰语录者为道学，道学乃隘且易矣）。门户原私见（汉之党锢，宋之洛蜀，明之东林，虽君子不能无门户。门户分，则争端起矣），薰莸况杂陈。无争乃君子，圣训合书绅。”又云：“今人言考据，古说已分歧。实事求其是，虚心善即师。博观须反己，约守莫趋时。不必操成见（考据家多存求新好胜之见），惟期释我疑。”在他任南康太守之时，也曾对白鹿洞书院诸生明确表示他对宋明理学的否定。他说：“前明诸儒，多涉元虚，高谈心性，但效前人为语录，遂谓道学得真传。以余观之，宋以后之讲学，无异唐以前之谈禅，风气所尚，群焉趋之。”他眼界开阔，关心世务，对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均极为赞赏。一生中除对传统经学有较深入的实事求是的研究之外，对于水利、医学、教育、防治虫害等方面，均所致力，留下了不少直接与经济民生密切相关的文字。

张维屏稍后，被学术界称为“岭南两大儒”的朱次琦和陈澧，在学术上亦本经世救民之旨。康有为评朱次琦云：“先生壁立万仞，而其学平实敦大，皆出躬行之馀。以末世污浊，特重气节，而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22〕

张维屏两任学海堂学长，朱次琦在礼山草堂讲学前后２０余年，陈澧在辞去河源县学训导回到广州后亦长期受聘为学海堂学长，三人培养人才甚众，粤中俊彦，多出其门下。时代的要求，加上他们以及他们的门弟子的倡导和身体力行，学术界空疏盲目、脱离现实的状况得以改变。睁眼看社会，放眼看世界，留心时务，关切国运，经世致用，讲求实学，逐步成为风气。这也是广东之所以在近代历史的各个时期能够涌现出一大批如洪秀全、洪仁玕、容闳、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孙中山等在国内开风气之先的著名思想家与变革者的原因之一。

近代广东文化观念蜕变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民气的恢宏与爱国精神的发扬。自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发生在广东境内的西方列强的侵略战争，还有１８５６年的“亚罗”号事件、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次年英法联军对广州的野蛮侵略和长达三年多的殖民占领。严酷的事实告诉人们：朝廷不足靠，大吏不足恃，洋人无须怕，要保家卫国，只有靠自己。可以说，在近代史上，广东人民是最早看穿清廷的卖国嘴脸，也最早识破洋鬼子的纸老虎本质的。

广东民气，本来就有一种刚烈的特质。粤人先民生长于蛮烟瘴雨，毒虫猛兽，风涛险恶之区，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里，艰苦奋斗，拼搏求存，锤炼了一种勇敢强悍，不屈不挠，不受羁束，向往自由的精神特质。这种精神特质，由于历朝中原南来的谪宦孤臣的思想教化影响而愈加鲜明。加以中国历史上，宋、明两大王朝均以广东为最后之舞台，广东人民抗元反清，宋亡而为宋遗民，明亡而为明遗民，其家国之痛，铭心刻骨，激发起强烈的民族自尊与义慨，其间忠义节烈之士辈出。如温汝能所云：“粤东居岭海之间，会日月之交，阳气之所极，阳则刚而极必发。故民生其间者，类皆忠贞而不肯屈辱以阿世。”〔23〕这种由长期积淀而成的文化心理上的刚烈之气，在近代之前，或表现为誓死维护汉民族封建国家的正统地位；或表现为坚持真理，刚直不阿；或为伸张正义，锄强扶弱；或为不事依傍，成一家之言。而当近代，列强环逼，山河破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秋，文化心理上的这种刚烈之气，就升华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爱国主义激情，成为不甘沉沦，为探寻中华民族自强自新之路，不折不挠，上下求索的顽强意志；成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民族正气，捍卫民族尊严，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的强大精神力量。

近代广东文化观念蜕变的第三个表现，就是原已存在于经济方面的重商观念，此时进一步突出，反映到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前已述及，广东由于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方面的原因，商品农业发展较早，而商品农业的发达，推动了城乡手工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广东商品经济的繁荣。加上广东作为远洋商路的起点，历史上长期是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进出口商品的集散地，广东在明代时商品经济即已相当发达。明代时广东大量涌现的新兴城镇和农村墟市，就是一个证明。如江门、石龙、新塘等都是明代后期新兴的城镇，江门在崇祯年间已发展为“客商聚集，交易以数百万计”的巨镇，而根据史载，嘉靖年间，广东各府州县的农村墟市则多达４３０余个〔24〕。而且在明后期，广东各地还形成了按商品分类的专业墟市。如合浦的珠市，罗浮的药市，东莞的香市，顺德陈村的花果苗市，增城的荔市，番禺茭塘的鱼市等等。从城镇和墟市的发展以及墟市的专业化，我们均可以看出明代之时广东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清代乾隆之时，广州成为全国对外通商的唯一口岸，这种特殊地位，进一步加速了广东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英商威廉·希克于乾隆三十三年（１７６８）来到广州，他这样描述他对广州的印象：“珠江上船舶运行忙碌的情景，就像伦敦桥下的泰晤士河。不同的是河面上的帆船形式不一，还有大帆船。在外国人的眼里，再没有比排列在珠江上长达几哩的帆船更为壮观的了。”〔25〕粤人温训在道光二年（１８２２）记述广州西关失火的文章里，也谈到当时西关的繁华景况：广州“通夷舶，珠贝族焉。西关尤财货之地，肉林酒海，无寒暑，无昼夜”〔26〕。

由于历史上这种商品经济环境，广东很早就有重商的风气，重商势必重利，在广东的文化观念中，较早就摒弃了中原文化一向十分执著的“耻言利”的思想意识，而代之以强烈的功利主义，甚而至于急功近利。重利而不图虚名，求实而不务空华，夸富而不计尊卑，随之而来的是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的彻底变化。随着近代广东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最早诞生地，一批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出现，文化观念上的重商意识更由经济方面扩展到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广东近代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在对比中外强弱之形的过程中，都曾一度提出过“商政”或“商战”，曾经持过实业救国的观点，应当说，这种思想主张，是近代广东文化观念中的重商意识在社会政治方面的反映。近代广东早期维新思想家何启、胡礼垣在《新政论议》一文中，不仅对传统的“耻言利”作了深刻的剖析，他说：“中国之目商务中人，必曰奸商，不知求利乃人之本心。今有执途人而告之曰，我不求利，则人必谓之奸；有执途人而告之曰，我欲求利，则人必谓之忠。彼则言不由衷，此则言以明志也。……积粟千钟，日食不过数升之米；广厦千万，夜眠不过数尺之床。备物虽多，赡身而止。故晏平仲之禄，惠及乡邻；陶朱公之财，润沾里党，是人之能利于己，必能利于人，不能利于己，必致累于世。通商者求之有道，将欲利己以利人也。”〔27〕提出了全新的见解，而且断言：“商务不兴，则不能与敌国并立。”郑观应则认为“中国以农立国，外洋以商立国。……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28〕。把振兴商务提到强国固本的高度。何启、郑观应的这些思想，后来甚至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所引用并加以发挥。

文化观念上的重商意识，表现在文化方面，则促使近代广东文化具有浓厚的商业性。商业活动主要以城市为舞台，其参与者又主要是城市平民，因而近代广东文化以城市平民为主要对象，以迎合城市平民口味，服务城市平民，表现他们的生活时尚、喜怒哀乐、理想追求为其宗旨，它深深扎根于民间，为广大平民所喜闻乐见，具有强烈的平民文化特色。由于服务对象的转变，文化既然不再是少数封建士大夫的专利，因而也推动了近代广东知识界的文化普及意识，通俗化的问题亦随之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

综上所述，由于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列强把侵略掠夺的矛头转向尚处于封建末世的东方大国中国，列强的经济及军事侵略，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国内的社会矛盾，而在列强武力威逼下，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导致中国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遭到破坏，独立的封建国家，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形势的急剧发展，中国面临空前的变局，社会危机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处于南海之滨的广东，历来就是重要的对外交通门户，在西方列强的侵华狂潮中，更是首当其冲，因而广东更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危机与民族危机的缩影与焦点，成为近代中华民族反抗西方列强侵略斗争的前线。

由于社会的急剧动荡和变化，新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形势的强烈冲击，广东的文化观念在近代发生了时代性的蜕变。这首先表现在学术界传统儒学及宋明理学的影响进一步淡化，脱离实际的汉宋之学受到了批判和抑制，而代之以关切时政，忧心国运民生，面向现实的经世致用之风。其次，本已存在于广东民众之中的刚烈之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恢宏，面对外强侵凌，升华为凛然不可侵犯的民族正气和昂扬的爱国主义激情，升华为不屈不挠探索民族自强自新之路的顽强意志和不畏强暴、反抗外来侵略的强大精神力量。复次，近代广东文化观念的蜕变，还表现在广东文化观念中早已有之的重商意识，在近代条件下，由经济的领域进一步拓展到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影响广东的政治思想界，同时也形成广东文化浓厚的商业特色，推动平民文化的兴盛。

文化观念的形成，与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与一个时代密切相关，它是属于大文化概念下的较深层的东西，反映了一个时代人们普遍的文化心理，对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起着制约与规范的作用。文化观念的变化反映在对文化价值标准的认识和对文化产品的追求取舍上，因而一个时期文化观念的蜕变，必然对作为文化现象之一的文学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第二节 文化观念蜕变对广东近代文学的影响

广东文学作为华夏文学的一部分，很早就受到中原文学的影响和熏陶。这种影响和熏陶，一方面是通过文史典籍的传播与科举取士制度来实现。汉代之时，选拔人才，靠察举的制度。隋代，废九品中正，设进士、明经二科取士。进士重文辞，明经重经术，考生必须熟悉儒家经典，因而推动了文史典籍在全国范围的流播。另一方面，还通过南北文士之间的文学交流来达到。自汉代之杨孚始，唐代有张九龄、邵谒，历世而下，广东文士或宦游、或求学、或山川壮游、或寻师访友而涉足中原，吸收中原文学的营养。与此同时，中原文士如三国吴之虞翻，唐之韩愈、刘禹锡、李德裕，宋之寇准、郑侠、秦观、姚铉、苏轼、苏辙，明之高攀龙、汤若士，清之朱彝尊、王士禛、赵翼、袁枚、翁方纲、阮元，或被贬，或为官，或避乱，或旅游，逾岭南来，讲学授徒，从事述作，更直接带来了中原文学的影响。因此，广东文学在进入近代之前，与中原文学的发展大体同步。但是，由于文化历史背景上的差异以及经济及地缘方面特殊因素的影响，加上广东不同于内地的风物民俗，广东文学已经显示出鲜明的地域特色：拟古复古的风气不浓，比较注重联系实际，抒发真情实感，如梁佩兰所云：“吾粤人人自成面目，不在天下风气之内”〔29〕；宗派门户之见不深，比较兼容，比较开放，所谓“不专主一家一代，自达其意而已”〔30〕；比较注意从民间文学中吸取养分，较具商业性和平民文学特色。由于这些特色，谭献对岭南文学有“流派最正”〔31〕的评价。

尽管如此，就文学的总体性质而言，近代之前的广东文学，仍然属于中国传统封建文学的范畴，无论是文学的格局，还是文学的基本理论模式，抑或文学的主题和表现形式，都是如此。

进入近代，由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局部变化，自《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洋货大量涌入广东，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侵入，一方面打击了广东的个体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壁垒，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广东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如陈启沅于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黄秉常于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创办的广州电灯公司、卫省轩于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创办的巧明火柴厂、钟星溪于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创办的宏远堂造纸厂等一批在国内率先出现的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另一方面，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由商品倾销到资本输出，对华经济侵略的不断深入，实际上又严重打击了广东的正在起步然而尚十分脆弱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阻遏了中国经济内部自明代中后期即已开始萌芽的独立的资本主义经济进程。鸦片战争之后，广东旧有的封建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的性质也迅速改变，社会矛盾更加复杂，社会危机与民族危机愈益深重。这种社会形势，促使社会文化观念发生蜕变，广东文学亦从而开始了它的近代化进程。

首先，由于文化学风上经世致用之风的形成，广东文学与社会现实的联系空前紧密。文学家们走出书斋，面对现实，睁眼看社会，睁眼看世界，通过文学创作来表达对时局的关切，对民生国运的深忧，慷慨论天下事成为风气。广东文学真正成为反映广东乃至中国近代历史风云，表现近代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讴歌他们不屈不挠坚苦卓绝的斗争精神的文学。从嘉道年间领袖岭南诗坛的张维屏，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以小说鼓吹革命的黄世仲，都是如此。

鸦片战争开始之时，作为正直的封建知识分子张维屏，虽已年届六十，但耳闻目睹英国殖民者的侵华暴行，终于投袂而起，以诗歌为武器，猛烈抨击清廷的投降卖国，热情讴歌广东人民奋起抗击外敌的斗争，写下了表现人民同仇敌忾，团结御侮的不朽诗篇。他的名作《三元里》成为纪录这一重大历史史实的宝贵文献。

近代广东学者陈澧，博学多才，虽不愿以诗鸣，然诗文方面的成就，亦不在学术之下。尤其是他的部分诗作，表现了对国计民生的关切之情。如其《大水叹》一诗；

羊城积雨盈街衢，湿我架上千卷书。朝来着屐过田舍，问讯水势今何如？老农告我水已大，上游传说基围破。江头万斛老龙船，昨日扬帆田上过。阳侯为虐诚何心？纵彼蛟蜃为骄淫，盘桓不肯赴沧海，忍使绣壤成荒沉！我谓阳侯岂得已，非水逼人人逼水！君不见大庾岭上开山田……又不见海门沙田日加广……欲驱山海尽成田，反使田畴尽成海！……

见地卓越，言辞精警，非留意经济民生者岂能语。如果说上述这类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在鸦片战争前后广东文人的集子中，所占的比例还不算很大，随着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维新时期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广东文学家们的创作，就真正成为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重大的历史事件，民族的苦难，人民的血泪与抗争，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了更加广泛充分的反映。著名的爱国诗人黄遵宪高举诗界革命的旗帜，以诗纪史纪事，表现新的时代风貌，他的诗作被誉为“诗史”。从早期的《香港感怀十首》到临终之前的《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都可以看到他的诗心时刻与现实相通。如康有为所云：“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生民，博以环球之游历，浩渺肆恣，感激豪宕，情深而意远，益动于自然，而华严随现矣。”〔32〕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南社广东诗人如黄节、汪兆铭等，一本南社宗旨，以文学为武器，写出了不少鼓吹民主革命，标榜爱国主义反映斗争现实的诗文作品。如黄节的长篇五言古诗《宴集桃李花下兴言边患夜分不寐》、《庚子重九登镇海楼》；汪兆铭的《中夜不寐偶成》、《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余在北京狱中，偶闻狱卒道一二，未能详也，诗以寄感》等。

总而言之，近代广东文学在新的文化观念的支配下，始终与现实息息相关。由于社会矛盾、社会民族危机的广泛深刻，几乎没有谁能够置身局外，近代广东的文学家们，不论其政治立场、观点如何，都不能不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对近代历史上的大事，对时代作出自己的评价，谈出自己的感受，现实主义成为最基本的创作方法，岭南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在近代是空前发扬了。

如前所述，岭南地区历史上长期积淀而成的文化观念上的不折不挠、自尊自强，如陈白沙之荦荦大德，卓然自立；屈大均之劲节自高，投笔从戎；明末三烈（陈子壮、张家玉、陈邦彦）之忠肝义胆、杀身成仁等等，在近代历史条件下，当整个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之灾的当头，升华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爱国主义激情。文化观念上的这种升华，使得抗拒外来侵略，揭露当朝腐败，维护民族独立，期望国家富强人民康乐，成为广东近代文学广泛而突出的主题。

由于社会危机与民族危机相互激荡，广东近代文学中的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表现为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方面是揭露和批判封建末世的种种黑暗和腐败，呼唤社会变革。在这一方面，广东的文学家们表现得似乎比中原地区还要更彻底一些，在对待清王朝的态度上较少见到那种对王朝没落的一往情深的挽歌式的作品，而较多尖锐有力的批判和无情辛辣的嘲讽。另一方面是揭露与抨击列强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弘扬民族精神，呼吁抗御外侮，洋溢着亡秦必楚的坚定信念和义无反顾的英雄气概。这两个方面，在广东近代文学作品中常常结合为一体，构成作品中昂扬的民族正气和苍凉凄壮的基调。这样的例子，可说比比皆是。如张维屏的《三元里》诗：

……纷然欲遁无双翅，歼厥渠魁真易事。不解何由巨网开，枯鱼竟得攸然逝。魏绛和戎且解忧，风人慷慨赋同仇。如何全盛金瓯日，却类金缯岁币谋？

“不解”，非真不解也，而是对清廷大吏与侵略者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严正指斥。“金瓯全盛日”与“金缯岁币谋”，则构成了对朝廷昏庸的无情讥讽。

又如黄遵宪之《哀旅顺》，全篇共１６句，以前１４句实写被称为“北洋精华”的旅顺口军港形势如何之险要，设防如何之坚固，守将如何之自信，以为有恃无恐，而以诗末两句“一朝瓦解成劫灰，闻道敌军蹈背来”虚写旅顺失陷，骤作转折，有力地抨击了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同时也在不言中充分表达了作者内心的幽愤。又如康有为之《上清帝第五书》：

蚁穴溃堤，衅不在大。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职虽以狂言获罪，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否则沼吴之祸立见，裂晋之事即来，职诚不忍见煤山前事也。瞻望官阙，忧思愤盈，泪尽血竭，不复有云。

放言直谏，言人所不敢言，一针见血指出逼于眼前的情势与惨祸，令人触目惊心；词锋犀利，语带讥刺，置个人生死安危于度外，一腔爱国救国之诚跃然纸上。

在中国近代历史８０年中，广东因其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各种矛盾、危机都表现得尤为集中和尖锐，特别是作为中国的南方门户，广东更成为列强侵华的重灾区。广东的知识分子，当他们受时代的感召，走出封建知识分子传统的象牙之塔，睁眼看社会的时候，就不仅看到封建末世社会的各种黑暗与腐败，而且由于他们最先接触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政治学说，可以用比照的方法，用一种较为先进的思想武器来考察中国社会，因而对社会的弊端能够有较为清醒深刻的认识。与此同时，他们也较中原的知识界对西方列强的军事经济侵略所带来的祸害，有更直接的亲身体验。因此，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对封建社会的揭露与批判亦较为深刻，对列强的狼子野心揭露与抨击也更为有力。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往往表现出一种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紧迫感，救亡图存的意识十分强烈。他们为国家民族而奔走呼号，爱国精神与民族精神空前高昂。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被冠以爱国主义的文学名家，广东几乎占其大半，这绝非一种偶然的现象。

广东文化的构成，本来就是多元的。除上古时期的本土文化之外，它很早就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南北朝时，印度佛教释迦牟尼之第二十八代祖菩提达摩航海来华，登陆广州，至城西华林寺说法，又带来了佛教文化。唐时，广东新兴慧能被授以佛祖相传之正眼法藏，而成为中土禅宗六祖，于光孝寺大开法道。禅宗注重心性之觉悟，对宋、元、明的理学有直接的影响，为中国哲学的演进作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贞观间伊斯兰教初祖穆罕默德近臣斡歌士第三次来华，取海道至广州，于城北建怀圣寺，死葬寺内。其间航海来粤陆续聚居广州之阿拉伯人多至10余万，在广州建有番坊。带来伊斯兰文化，广东文化亦不免受其影响。明代，复有西班牙人芳济各传天主教，至澳门而未入内地。其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等于万历八年（１５８０），先到澳门，继入广东，在肇庆及韶州传教，且以自鸣钟、望远镜等西方科学艺术制品博得粤中大吏及朝廷欣赏，天主教于是在中国建立基础，利氏去世之后，传教士越来越多，于传教之外，亦介绍西方文明，一时显宦如徐光启辈亦诚心奉教，明末永历帝及其太妃亦为信徒。天主教传教士在介绍西方文化方面，功不可没。清代嘉庆间，伦敦传教会马礼逊博士来粤传布基督教，并致力于圣经的翻译。中国第一位牧师梁发，广东高明人，即曾受雇为马礼逊刻印《圣经》中译本。梁发于道光十二年（１８３２）在广州著《劝世良言》，对洪秀全乃至孙中山都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由于广东文化的这种多元性，广东人的文化观念在近代之前即已表现得较为开放。在近代历史条件下，这种开放的文化观念表现得更为突出。

近代广东的文化开放，可以说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而来的。当列强的大炮轰开国门之后，列强在对中国加紧经济侵略的同时，文化侵略也接踵而至。这主要表现为１９世纪６０年代遍及贵州、两广、两湖、直隶、山东、四川、江西、安徽、江苏、山西诸省的西方传教士的活动，他们怀抱着用自己的宗教来感化异端的目的而来，在传布宗教教义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近代物质文明、生活方式、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与价值标准。另一方面，随着鸦片战争国门被大炮轰开之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逐步加深，西方列强以资本输出取代商品输出，商品倾销转为直接的投资，由单纯的武力进攻发展到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宗教的全面侵略控制。面对日益深重的社会、民族危机，广东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最先把眼光投向世界，他们比较中西强弱之形，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自觉地向西方学习，当然这种学习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从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广东嘉应州人谢清高刊行《海录》，“谈海事，远及大西洋外大西洋”〔33〕，向国人介绍东南亚、印度、西欧、南美、非洲等几十国之人情风物及华侨生活状况，广东顺德人梁廷枏著《海国四说》１２卷，介绍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到早期广东的维新思想家，香山（今中山市）人郑观应之著《盛世危言》，主张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到康有为光绪十年（1８８4）成《大同书》，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人性论、天赋人权等哲学与政治学说为基础，设计具有浓厚民主主义色彩的中国理想社会蓝图；到孙中山于光绪三十一年（１９05）在《〈民报〉发刊词》首次正式提出“三民主义”，用资产阶级进化论的基本观念来论证民主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宣告中国民权时代的到来。这条基本线索，反映了广东近代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的几个发展阶段：从最初的对西方世界的初步介绍和认识，到学习西方的近代自然科学和工艺之学以及社会政治学说，到运用西方的资产阶级哲学与社会政治学说来变革中国社会。

西学东渐，为长期处于儒学统治之下的中国，送来了一股强劲的新风。进化论固然是为变革社会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人权、民主之说也使人对数千年的君权、君主产生质疑，以太、声、光、电、化、人性、自由、平等、博爱等等，无不令人耳目一新。西方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产生的人权、民主、法制思想和平等、自由、博爱的原则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文化早期即已存在而在宋明两朝备受摧残的人文主义因素，提倡人权、人性，重视人生，反对专制的品格相结合，使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在广东近代文学中得到体现。这种体现或为对封建专制制度黑暗腐朽的批判抨击，或为对自由平等社会的向往，或为对个性解放的热切追求，或为表达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人格，或为对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进步、民主的直接歌颂。总而言之，使广东近代文学表现出一种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思想与精神风貌，充满清新的时代气息。如张维屏的《侠客行》一诗：

……高堂华屋，大酒肥肉，粉白黛绿，哀丝豪竹，贵人不足。贵人不足，鹰犬仆仆，天阴鬼哭。……客从何方来？下马直上酒家楼。寒风如刀雪如水，酒家楼头剑光起，明日喧传贵人死。

不仅揭示了道咸之际尖锐的阶级矛盾，鞭挞了统治阶层的骄奢淫逸和贪得无厌，赞美了侠士惩恶除暴的英雄行为，尤其可贵的是肯定了被压迫者反抗的合理性。诗的结尾“明日喧传贵人死”一句，语气冷峻，可以看出，作者视为富不仁者的此种下场为理所当然，态度十分鲜明。

又如近代诗界革命旗手，爱国诗人黄遵宪的《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作者抓住在新加坡这一热带自然环境下，莲、菊、桃花可以同时开放的典型自然现象，由此生发开去，以丰富奇特的想象，构成深邃的艺术意境，寄托诗人对社会的批判和对大同世界的向往之情。梁启超评论本诗云：“半取佛理，又参以西人植物学、化学、生理学诸说，实足为诗界开一新壁垒。”〔34〕节录如下：

……一花惊喜初相见，四千余岁甫识面；一花自顾还自猜，万里绝域我能来；一花退立如局缩，人太孤高我惭俗；一花傲睨如居居，了更妩媚非粗疏。有时背面互猜忌，非我族类心必异；有时并肩相爱怜，得成眷属都有缘；有时低眉若饮泣，偏是同根煎太急；有时仰首翻踌躇，欲去非种谁能锄；有时俯水瞋不语，谁滋他族来逼处；有时微笑临春风，来者不拒何不容。众花照影影一样，曾无人相无我相。传语天下万万花，但是同种均一家。……即今种花术益工，移枝接叶争天工，安知莲不变桃桃不变为菊，回黄转绿谁能穷？化工造物先造质，控抟众质亦多术……质有坏时神永存，安知我不变花花不变为我。千秋万岁魂有知，此花此我相追随。待到汝花将我供瓶时，还愿对花一读今我诗。

丘逢甲的《割花诗》与龚自珍的《病梅馆记》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言此而意彼，借物抒怀，同样表达了对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追求：

烘而出之名唐花，熏炙犹惜消英华。爱之何忍更用割，玉质岂任霜锋加。杀风景事何不有？国香况落市人手。居然手及等罗虬，此劫偏教水仙受。姗姗微步由天然，刖之使小岂复妍！凌波无语色憔悴，绿章诉虐谁笺天？天苍苍兮水茫茫，仙乎宛在当中央。西子捧心痛刻划，徐妃半面成残妆。落花无力对花叹，他生作尉惭司香。吁嗟乎！荆姬细腰饥欲死，蛮娘雕面未已，世间赏鉴无真美。洛神避妒独翔立，怨粉愁看满江水。

由于近代广东商品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和城市的发展，市民阶层得以进一步扩大，而且开始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广东传统文化观念的重商意识在近代得到进一步增强，并且逐步成为一种社会思潮，成为近代广东文化观念的一个显著特征。由于文化观念上的这种变化，广东近代文学在文学的表现对象与服务对象上也自然随之发生变化，市民阶层开始成为文学的重要对象，这一方面表现为市民生活开始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另外，文学创作也开始成为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广大市民阶层表达他们的理想、愿望与追求，表达他们的心声的重要手段。而文学对象的这种变化，终于导致广东传统文学格局的改观。作为广东传统旧文学主体的诗文，不能不让位于广大市民喜闻乐见的小说和戏曲；传统的诗文也不得不加以变革，让严格的格律稍为宽松，艰深的文字逐步浅近；沿用数千年与口语严重脱节的文言文也不能不逐步向白话过渡；而最能迅速反映城市生活情况，发挥广泛影响的报章文学，此时也随着近代报刊的涌现而异军突起。

关于小说创作，鲁迅曾云：“雍乾以来，江南人士惕于文字之祸，因避史事不道，折而考证经子以至小学，若艺术之微，亦所不废；惟语必征实，忌为空谈，博识之风，于是亦盛。逮风气既成，则学者之面目亦自具，小说乃‘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史以为‘无可观’，故亦不屑道也。”〔35〕说明了自雍乾以来至鸦片战争前后小说创作萧条冷落的情况和原因。

但是，这种情况在戊戌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社会变革及社会生活需要等方面的原因，小说创作再度繁荣。康有为在《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一诗中，用“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方今大地此学盛，欲争六艺为七岑”来形容此时出现的小说创作风靡的状况，向来不以小说创作见称的广东，此时也产生了吴趼人这样的晚清小说大家。从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起，他创作著名的新体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城市为基本舞台，上自“老佛爷”，下至佐杂、差役、奸商、讼棍、妓女、狎客九流三教，对官场、商场、洋场的各种怪诞丑恶现象痛施挞伐；到他于宣统二年（１９１０）病逝上海，其间不过七八年的时间，他创作的各类小说竟达三十余种，题材广泛，从近代社会的各个侧面对清政府的媚外卖国，封建官场的黑暗腐朽，社会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等等进行淋漓尽致的揭露与抨击，同时也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广大市民阶层的社会理想与憧憬。

吴趼人之后，广东具有全国影响的小说家还有苏曼殊和黄世仲。苏曼殊最早的小说作品是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借翻译之名，取材于雨果的《悲惨世界》和晚清社会写成的十四回小说《惨世界》。以后所写的其余六种小说，全部产生在辛亥革命之后，五四运动之前，描写男女爱情婚姻与封建礼法、门第、家族、金钱等势力的矛盾冲突，通过一系列的悲剧，表现反封建的主题。黄世仲也是一位多产作家，他在一生中最后的八九年间，先后写成《洪秀全演义》、《宦海升沉录》等十余种中、长篇章回体小说，以小说为武器抨击封建统治，呼吁民主革命。

戏曲在清末民初也出现了空前繁荣。自同治七年（１８６８）粤剧解禁之后，武生邝新华等倡建梨园新会所于黄沙，名曰“八和会馆”。次年为纪念会馆落成，又聘南海人刘华东孝廉编撰纪念剧《六国封相》，此后新剧渐多，名优辈出，一些文人也加入到戏曲创作的行列中来。如梁启超、苏曼殊之案头剧本《劫灰梦》、《新罗马传奇》、《侠情记》、《班定远平西域》等；黄鲁逸编《虐婢报》、《火烧大沙头》、《关云长大战尉迟恭》等。粤剧出现中兴和改良的局面。

他如潮剧、琼剧、汉剧以及粤曲，俗文学之粤讴、南音、木鱼和龙舟等民间说唱文学，在清末民初也迅速发展，呈现出异常繁荣的局面。

广东的报刊开始于道光七年（１８２７）的外报《广东纪录》，这是中国境内第一份英文报纸，原文为Ｃａｎｔｏｎ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创办者为马德生，执笔者有马礼逊、施赖德等，每周出版一次，每次一册。连续在广州出版１１年后，移地澳门。道光十三年（１８３３），中国境内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在广州创办，创办人为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内容涉及宗教、政治、科学、商业等方面。光绪十二年（1８８６年）在广东境内由国人邝其照创办，吴大猷任主笔的中文日报《广报》出版，标志着广东的报刊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广报》发行至光绪十七年（１８９1）为广东都督李小泉以“辩言乱政，法所不容。……妄谈时事，淆乱是非，胆大妄为，实堪痛恨”的罪名查封。《广报》之后，国人受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的刺激，广东的日报迅速发展，从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到宣统三年（１９11），广东可以稽考的日报达５０种之多。此外，还有月报、旬报、周报、五日报、三日报、小报、画报等。共计达７０余种。

中国境内产生近代形式与内容的报刊，以广东为最早，不是偶然的现象，这与广东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诞生地，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策源地有其内在的必然联系。同时，广东文化的商业性和开放性，也为广东近代报刊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温床和社会需求。而报刊的繁荣，文艺副刊、文学报刊的出现，又为广东近代文学的发展创造了契机、园地和土壤。

注释：

〔1〕《资本论》第三卷，第３７３—３７４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

〔2〕引自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史料》下，载《经济研究》１９５５年第２期。

〔3〕《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九，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

〔4〕光绪《畿辅通志》卷七十一。

〔5〕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

〔6〕《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钞本第四册下。

〔7〕《华侨史研究论集》一，第５７页，华东师大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8〕《十朝圣训》卷九十。

〔9〕《岭表录异》卷中。

〔10〕《粤食》，《广东文征》第五册。

〔11〕《广东新语·食语·谷》。

〔12〕位于今越南中部。

〔13〕今伊拉克之巴士拉城。

〔14〕刘禹锡：《南海马大夫远示著述兼酬拙诗》，《全唐诗》卷十三。

〔15〕《宋史·食货志》。

〔16〕见张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

〔17〕明万历《广东通志》卷六。

〔18〕《明史·孙锐传》。

〔19〕《清世祖实录》卷１０２。

〔20〕《己亥杂诗》。

〔21〕《英国蓝皮书·一八四九年中国各口贸易报告》，第２—３页，见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

〔22〕《康南海自编年谱》。

〔23〕《粤东诗海·序》。

〔24〕明嘉靖《广东通志》卷二十。

〔25〕转引自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

〔26〕《纪西交失火》，《广东文征》第五册。

〔27〕《新政通诠》二编。

〔28〕《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卷三。

〔29〕《东轩诗略序》。

〔30〕陈恭尹：《屈翁山文钞序》。

〔31〕《复堂词话》。

〔32〕《人境庐诗草序》。

〔33〕《嘉应州志》卷二十九。

〔34〕《饮冰室诗话·四十》。

〔35〕《中国小说史略》，第2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第二章 广东近代文学的发展轨迹

在全国地域文学中，广东文学发展比较迟缓，至明清时期才开始出现兴盛的势头，出现了一批堪能在全国文坛占一席位的文学家，如明代的南园前五子、后五子，明清之际以屈大均为代表的爱国诗人，清中叶的廖燕、黎简、宋湘等，逐渐形成具有地域文学特征的岭南诗风、文风，正如清人洪亮吉说的：“尚得昔贤雄直气，岭南犹似胜江南。”〔1〕至鸦片战争前后，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急剧变化，广东文学也在全国地域文学中较快地从封建文学的框架中偏离出来，发生了新变，并形成具有近代意识的地域文学之一。

第一节 广东近代文学思想与中国近代文学革新运动

鸦片战争前后，广东的文学思想处于大变化的酝酿阶段。这时期的文学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太平天国文学思想为代表的劳动人民的文学思想，二是以张维屏为代表的作家文学思想。

太平天国革命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革命。这场革命的代表人物，主要来自广东和广西，而代表太平天国文学思想的代表人物则是出生于广东花县（今花都市）的洪秀全和洪仁玕。他们分别是太平天国前后期的领袖，他们为了政治的需要，重视以政权的力量，更新文学思想，使文学为建立和巩固革命政权服务，形成了劳动人民的文化层次的文学思想。

洪秀全在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曾发布《改定诗韵诏》。这是太平天国领袖下决心改造封建传统文学的诏书，说：“咨尔史臣，万样更新，《诗韵》一部，足启文明。今特诏左史右史，将朕发出《诗诏》一部，遵朕所改，将其中一切鬼话、怪话、妖话、邪话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抄得好好缴进，候朕披阅，刊刻颁行。”洪秀全所说的《诗韵》，就是为封建文学奉为经书的《诗经》。接着，又颁布《戒浮文巧言谕》，这是一篇以洪仁玕、蒙时雍、李春发三人的名义颁布的文告，此文的主旨是要建立新的公文文体而言的，文中也涉及了文学的目的性和文风问题。文中对封建文学思想的核心“文以载道”提出了挑战，针锋相对地提出“文以纪实”的主张。文中强调为文要合“天情”，要符“真道”，要“存真去伪，一洗颓风”；要务除“浮文”，要禁止“巧言”。文告的矛头明显地针对当时统治文坛的八股文和桐城古文，反映了太平天国要批判封建文学，建立新的文学的思想。太平天国后期，洪仁玕总理朝政，他对改造封建文学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他在《钦定军次实录》中，批评了脱离社会现实的文学现象，说：“本军师于军次案箧内，每见诗卷，多是吟花咏柳，偶披览之，即与怀肠相悖，乃急吟此以洗之：‘诗家多大话，读者喜荒唐；花柳轻浮句，偏私浅嫩肠。薰陶成僻行，习惯变庸常。学业精于择，勉哉性理章。’”在《钦定士阶条例》中，更从理论上阐述了文学的社会性、文学的思想与形式、作家的思想与创作关系等重要问题。说：“士之所以异乎庸众者惟在德，德也者行真道而有德于心之谓。幼而学之则因德以裕才，壮而行之则因才以见德。德本也，才末也，古语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又说：“文艺虽微，实关品学，一字一句之末，要必绝乎邪说淫词而确切于天教真理，以阐发乎新天新地之大观。”“读书不在多采佳句，惟在寻求书之气骨暗合于天情者，自有大学问出乎其中，岂必拘于八股六韵乃为读书乎？”

此外，在太平天国的文学思想中，语言也是他们极为关注的问题。他们明确地提倡“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的“朴实明晓”的文风。〔2〕所谓“朴实明晓”，其实就是反对文言，提倡通俗浅近的语文合一的白话文。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不仅提倡白话文，而且身体力行，他们所颁布的诏书、文告中，就是用通俗的韵语，或明白如话的白话写的，正如侯相在《天情道理书序》说的：该书“将自金田起义以来其明显易见之事，聊举大略以为鉴戒，详明辩论，汇辑成书，其语不加藻饰，只取明白晓畅，以便人人易懂。”

由于战争的原因，太平天国的文学思想还处于萌芽状态，未能系统化、理论化，更由于太平天国革命遭到夭折，他们的文学思想也就不可能在当时文坛产生较大的影响。但他们的文学思想，如批判封建文学的革命精神，以及强调文学的社会性，文学语言的通俗化等方面，却对其后资产阶级发动的文学革新运动产生积极的影响。

以张维屏为代表的文学家的文学思想，在鸦片战争时期，正如全国文坛一样，从总体而言，主要还在传统文学思想的框架之内，但以龚魏〔3〕为代表，以反侵略和更法改图为背景的鼓吹，“缘情”观的爱国文人的文学思想，已在此一时期的文学家的文学思想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响，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融进了重理念还是重缘情的诗学观的论争之中。

有清一代，文学思想的论争是比较热闹的，“神韵”、“格调”、“性灵”、“肌理”、“浙西”、“常州”、“桐城”、“阳湖”，林林总总。值得注意的是，文学思想论争的代表人物，如神韵说的王士禛、肌理说的翁方纲、性灵说的袁枚、赵翼，阳湖派的恽敬等，还曾越岭南来。从这个时期几位有代表性的如张维屏、黄培芳、谭宗浚等的文学思想来看，性灵说对广东的影响比较大。他们的文学思想，立足于反对摹拟、复古，提倡创新，强调作家的主体意识。张维屏在给翁方纲的信中，就鲜明地说：“先学古人，后贵有我。”〔4〕他在《国朝诗人征略》中，说得更明白：“诗安有定格哉！但有真才、真学、真性情，其诗自有佳处。”也是说，才、学、情是诗歌创作的三大要素。谭宗浚则说：“文章无他巧，妙处惟一真。性情有独到，万古留其神。……吸精自遗貌，壁垒期翻新。”〔5〕但不管才、学、情也好，真、神、新也好，他们更看重“情”的作用，“人有性情，诗于是作”〔6〕，“必先有缠绵婉挚之情，而后有悱恻芬芳之作。情之所至，文自生焉”〔7〕。“诗以道性情，推敲乃馀事”〔8〕，“得性情之真，不独风教人伦之作，有所关系，即傍花随柳，弄月吟风，会心不远，亦足以畅写天机”〔9〕。对于当时风行一时的复古文风，他们也持批判态度，张维屏的《七十二峰文勺序》最有代表性，说：

古文难言哉！约言之，其得失盖有两端：墨守唐宋八家之轨辙，其体正，其弊易陈；远追周秦两汉之规模，其格高，其弊易伪。然为古文者果能积吾学、充吾识，本吾之真气以行之，则亦何患其陈哉！

张维屏在《复龚定庵舍人书》中，对为文也谈得很透辟。他认为为文应在“立诚”的前提下，“准诸经以定其则，考诸史以验其迹，征诸子以观其趣，博诸集以会其通，察诸人情物理以穷其变”，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不执成见，不囿偏隅，随感而通，因物以付，如风行水，如水行地”。

树宗立派，这是清代文坛很普遍的现象，但广东文坛反应不大，持反对态度的却大有人在。黄培芳说：“诗有正，必有奇，而奇不可以率。人有大家，亦有名家，而取法必贵上，必其正者大者，而后旁通，以博诸家之趣可也。合百家以自成一家可也。”〔10〕有的还借树宗立派的现象生发开来，从批判理学的高度阐发文学创作的创造性问题，认为不要受“腐气嗟头巾”的理学的束缚，作诗要有“少陵诗骨”，要有创造，要自成面目〔11〕。

对文学的社会功能，他们是比较敏感和重视的，黄培芳强调，作诗为文，不能“泛作应酬，徒为贡谀梯荣之具”〔12〕，应“与《春秋》相始终”，“亦可与国史相表里”〔13〕，他主张文学应干预时政，所谓“达而在上，作为雅颂，固足赓飏功德；穷而在下，公其美刺，亦足维持世风。”〔14〕谭宗浚则认为“夫诗之作，其浅者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而其精者则并足以固人心而维国运”〔15〕，这些主张，无疑是从“诗言志”、“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的文学传统中而来，但这种强化文学政治职能的思想，不仅体现了广东近代早期文学思想的政治色彩，而且为后来梁启超发动文学革新运动，把文学的社会功能作为改造封建文学的首义的滥觞。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中国出现了资产阶级，并迅速登上政治舞台，在中国大地掀起了一场维新变政思潮。这一思潮带有鲜明的反帝爱国的政治色彩，要从改变中国封建政体开始改造落后的中国。与这场政治运动相适应的新的文学思想也在鸦片战争期间的反理缘情的文学思想的基础上应运而生，进入文学思想的繁荣发展阶段，并迅速形成一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学革新运动。

近代文学革新运动的倡导者也是维新变政运动的几位领袖人物，这些人中主要是广东籍人士，如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而在这场运动中起积极作用的作家中，也有不少是广东籍人士，如吴趼人、丘逢甲等。中国近代的文学革新和历史上的文学变革有所不同，倡导这场文学革新运动的，既是文学家，但更主要的是政治家，他们大多业余从文，立足于政治，将文学革新纳入政治变革的范畴，梁启超就公开宣言“专以宣传为业”，所谓“吾喜摇笔弄舌，有所议论”，乃是“归于政治而已”〔16〕，黄遵宪也宣称他从事文学是“愤时势之不可为，感身世之不易”〔17〕，因而，他们从西欧和日本重视文学得到启迪，强化中国文学本来就有的官方意识，将文学推向议论国事，探求救国的政治之道，夸大文学的社会功能，从而使近代文学革新运动具有强烈的维新变政的政治色彩和近代的时代特色。

黄遵宪是较早萌动改革中国文学之念的作家之一。早在年青时（１８６８），他就从改造诗歌的角度，提出“我手写吾口”的主张。１８７７年，黄遵宪走出了国门，任清政府驻日使馆参赞，从此有机会接触西方文化，更促使他以近代意识来思考中国文学的改造问题。他在日本期间，就向日本友人推荐被封建卫道士们污蔑为淫书的《红楼梦》，并给予极高的评价，其实他是借对《红楼梦》的评价，向日本友人阐述关于小说的社会地位和感人的作用，他将小说提高到“史”的地位，说：“《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直与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并妙。”〔18〕在日本离任前（约１８８１年前后）已完成草稿的《日本国志》，在《学术志》中又专门论述了小说的语言特点及其在改革文体，推动语文合一的重要性，他从普及文化和宣传维新政治的需要，明确地提出要创造一种“明白晓畅，务期达意”，“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新文体，使“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通文字。

黄遵宪以诗著称于世，他的文学思想也主要表现在诗歌方面，而且是针对当时泛滥诗坛的以宋诗派——同光体为代表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诗学思想而发的。他旗帜鲜明地说：“仆常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作诗要“弃去古人之糟粕，而不为古人所束缚”，要“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善于从不同的流派、不同的作家中吸取艺术营养，为我所用，“要不失为我之诗”〔19〕。所谓“为我之诗”，是指表现诗人对时世的认识和感受，褒贬时世，披露心声。要求诗人要面对现实，“以言志为体，以感人为用”〔20〕；要求诗人把“身之所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笔之于诗”〔21〕，使诗能反映社会现实，适应时代的要求。

对于诗歌的艺术形式，黄遵宪主张从格律化解放出来，走散文化、通俗化的道路。他说：“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22〕晚年还提倡格律诗与民间歌谣相结合，创造一种“斟酌于弹词粤讴之间”的“杂歌谣体”。这种新诗体，在内容上“弃史籍而采近事”，在格调上“或壮如陇上陈安，或丽如河中莫愁，或浓如焦仲卿妻，或古如成相篇，或俳如俳伎辞（即‘骆驼无角、奋迅两耳’之辞也）”；在句式上，“或三或九，或七或五，或长短句”〔23〕。对于诗歌的语言，黄遵宪年青时就主张“我手写吾口”，后来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作了具体的阐述，认为诗歌的语言不要受人为的限制，而以“切于今”作为取舍的标准：“自群经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诗人主张以方言、俗谚入诗，指的是诗歌语言的语体化问题，要以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诗，则当是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了，这体现了黄遵宪诗学观的先进性，也体现了鲜明的时代色彩。

梁启超在文学上的影响比黄遵宪更大，他是中国近代文学革新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他以政治家的眼光和胆识，高举“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旗帜，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他旗帜鲜明地批判桐城派古文，创造一种介于古文与白话之间的半文半白的新文体，以这种文体大量写作宣传变法维新的政论文，冲破了桐城古文一统天下的局面；在他所主办的报刊上，分别开辟“诗文辞随录”、“诗界潮音集”、“饮冰室诗话”等文学专栏，发表大量新体诗，并从理论上鼓吹诗文革命，扩大文学革新的影响；后来又创办《新小说》，这是我国近代第一个以登载新小说为主的文艺性刊物，在这个刊物里，除了大量刊登新体小说和翻译小说外，还开辟“小说丛话”专栏，开展“小说界革命”的理论研究。这些举措，有效地促进了文学革新运动的开展，形成一个颇有声势的有理论、有阵地、有队伍、有创作实绩的文学革新新局面，从而也奠定了他在近代文坛上的地位，成为近代文学巨子，左右文坛几十年。维新变法以后的广东近代文学思想，基本上也是沿着梁启超的文学思想的思路发展的。

梁启超的文学思想，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以西方文学、日本文学为借鉴，将文学纳入政治变革的框架之内，强化和夸大文学的政治性。这种主张涵盖诗、文和小说，而以小说最为突出。他在《饮冰室诗话》中明确地说：“读泰西文明史，无论何代，无论何国，无不食文学家之赐，其国民于诸文豪亦顶礼而尸祝之，若中国之词章家，则于国民岂有丝毫之影响耶！”他在关于“小说界革命”的论述中，一再以西欧小说和日本政治小说为例证，批判中国对小说鄙视的传统观念，石破天惊地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见解，并夸大小说的社会职能，提到救国的地位，要求国人效法西欧和日本，运用小说宣传政治维新，自觉地为政治维新服务。他大声疾呼：“今日欲改良政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24〕梁启超一再对传统的文学观念中认为小说是“末技”、“稗官野史”的传统观念进行批判，他以西欧小说为例，认为小说“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小说为国民之魂”〔25〕。他呼吁改革中国传统小说的内容，“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26〕，使之适合于时代的要求，为“改良群治”，为“新民”服务。梁启超文学思想另一特点是鼓吹打破中国文学的传统模式，将中国文学引向语文合一的道路，创造新诗体、新文体和新体小说。他对新诗体有明确的设计，说：“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即麦哲伦），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又必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27〕所谓新意境，是指能体现维新变政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而新语句，则是指能体现语文合一的语言和外来语而言。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１９０２年，他接受了黄遵宪的建议，在他所创办的《新小说》里，开辟“杂歌谣”专栏，发表通俗体诗作。在《饮冰室诗话》，则对一些口语化的自由体新诗，大力张扬，这是他有意识地将诗歌引向语体化道路的努力。在文体变革上，他说得更明白：“俗语文体之流行，实文学进步的最关键也。各国皆尔，吾中国亦应有然。……中国文字，衍形不衍声，故言文离，此俗语文体进步之一障碍，亦即社会进步之一障碍也。为今之计，能造出最适的新字，使言文一致者上也；即未能，亦必言文参半焉。”〔28〕

梁启超文学思想第三个特点是：接受西欧文学的文艺理论，作为文学革新的标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最为典型。这是一篇可作为小说革新的纲领性文章来看的小说专论。在这篇文章里，他在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的基础上，运用西欧文学中艺术性、典型性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理论，对小说的社会功能、艺术特点、社会影响，以及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作了全面的、系统的论述。此文一出，其影响，包括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几遍及全国，小说界将它奉为至尊，对小说革新有关问题进行阐释、探讨或论争的理论依据。

如果说，黄遵宪的文学思想，主要还是在诗歌领域，那么，梁启超的文学思想，则是全方位的，涉及诗、文、小说等各个领域，而黄遵宪和梁启超在文学上的成就及影响，又不仅属于广东，而是属于全国的，因而他们的文学思想，对广东的文学思想影响就更为深远，包括康有为在内，当时已在全国著名的维新派作家，如吴趼人、丘逢甲、潘飞声等，他们的文学思想的总体思路基本上是按黄遵宪、梁启超的文学思想的思路发展的，例如康有为，他对梁启超的文学革新运动不仅积极支持，而且以政治家的眼光，对文学革新提出了要将视角伸向西方，博取外国之长，“洋为中用”，所谓“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29〕，创造能适应世界大势，能为政治维新服务的文学。丘逢甲也强烈要求文学要以“米雨欧风作吟料”〔30〕，表现新的时代新的事物。吴趼人对梁启超的小说理论所作的回应也很有代表性，说：

吾执吾笔，将编为小说，即就小说以言小说焉，可也，奈之何举社会如是种种之丑态而先表暴之？吾盖有所感焉。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求其所以然之病，曰：随声附和故。〔31〕

革命派作家对黄遵宪、梁启超的文学思想也有积极的回应。他们的政治思想，同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的政治思想是水火不容，互不为谋的，他们还通过小说、诗歌、散文大力挞伐康、梁的保皇活动，但在文学思想上，他们却基本上是黄遵宪、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文学思想的延伸，他们接过文学革新的旗帜，继续着改造中国文学的革新事业。而广东几位革命派作家，如黄世仲、苏曼殊、黄节，则是近代革命派作家中在小说、诗歌领域有代表性的作家，他们的文学思想的思路、理论以及用语，与黄遵宪、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作家的文学思想几出一辙。如小说家黄世仲就非常强调小说“占文坛上最优之位置”，呼吁“籍小说振国民之魂”〔32〕，对小说的地位和作用，也采用了梁启超的文学思想，将社会之进步，民智之进步，都“归功于小说之功臣”〔33〕。黄节也很看重文学的社会功能，他在《阮步兵咏怀诗注自叙》宣称：“余职在说诗，欲使学者繇诗以明志，而理其性情”，“欲揭其志，尽余所能知者以告今之人。”苏曼殊极力推崇那些撼人心魄的“至性之作”，要求诗人要作有国家忧患意识的“国家诗人”〔34〕。在中西文学交流上，他更独树一帜，他翻译出版的《拜伦诗选》，是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上第一部译诗集，他翻译出版拜伦的作品，也带有明显的政治因素，他鼓吹要像拜伦那样做“热情真挚的自由信仰者”〔35〕。他先后翻译的还有英国、法国、德国和印度等国的文学作家作品。

总之，广东近代的文学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近代社会的时代品格，体现了对封建文学的批判精神和反帝爱国的时代特点，也体现了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思潮，它不仅影响广东，也对中国近代的文学革新起着积极的导向作用。但也无庸讳言，文学思想中也明显地表现片面强化文学政治职能的理论，这是一种将文学摆在社会、政治之上的错位的理论，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有着促进文艺与时代相结合的一定的进步作用，但也给近代文学带来了概念化的负面影响，阻碍了近代文学向纵深发展，近代文学始终停留在中国文学体系转型期的新胚胎的位置上，与这不无关系。

第二节 广东近代文学的特点

广东近代文学，是中国近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产生于侵略战火弥漫，国家民族面临危亡之时，以及广东所处的社会、历史的变化，使它具有与封建主义文学和其他地域文学不同的特点。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观念上，人民群众始终处于被封建统治者驱使、奴役和统治的地位，因此，在封建文人的作品里，没有哪一位作家能超越封建文化观念，将人民群众作为社会的主体力量来表现，一些进步的作家，对于人民群众的态度也只能局限于同情、怜悯的范围内。这种凝固了几千年的人民价值观念，到了近代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新变的起点就在广东。广东三元里人民的反英斗争首先揭开了近代人民反抗侵略战争的序幕，人民的价值观也在战争中赢得了社会的承认，从而也使广东近代文学在人民的价值观上出现了新变。

鸦片战争前后，大约是从１９世纪２０年代开始，中国文坛上就逐渐形成以反对鸦片，反对殖民侵略，反对投降妥协为主要特征的爱国主义文学潮流，广东作家是这股爱国主义文学潮流的重要力量。但广东作家所写的反侵略的作品，其中有的作品的价值取向却与传统的以忠君为核心的爱国文学不同，人民群众反抗侵略的斗争进入了作家讴歌的题材，人民的意志成了文学作品歌颂的主体。嘉道间著名诗人张维屏以他一曲义薄云天的《三元里》，揭开了广东作家对人民价值观取向的新变的序幕，震撼了中国近代诗坛。纵观当时的广东诗坛，以广州三元里及广州四乡人民抗英作为诗歌的主题的作品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形成一个歌颂人民抗英卫国的诗潮。据１９７８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三元里抗英斗争史料》辑录，此类诗歌多达６０余首。这些诗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脱掉了一般封建文人鄙视，甚至敌视人民力量的阶级偏见，广州人民抗英斗争被作为反侵略的主体力量加以颂扬：

白陌潜兵趋泥城，气吞羊驿城北兵，东西得胜遂连失，高瞰城中狂莫撄。搴旗突起三元里，斩木为竿张义声，主伯亚旅森步伐，耰锄袯襫如耕耘。十三乡人肝胆烈，数千义勇身命轻，不期而会成劲旅，一可当百众力并。……自从夷氛起海上，百战官军徒有名。蠢尔夷酋勿逞勍，同袍义愤如夙盟。食毛践土皆忠勇，肯任丑类时纵横。

——赖瀛：《北门行》

十三乡人皆不平，牛栏冈边愤义盟，计不返顾不旋踵，连络一心忘死生。男方弱冠频请缨，妇能执爨愿从征。耰锄袯襫露拳掌，主伯亚旅步伐明，一一皆可称雄兵。……十三乡人有余勇，欲脱火轮沉火枪，功成不受爵禄赏，志胜敢夸筋力强。洗尽腥臊固吾圉，破荒功业亦非常。今兹早稻方登场，蹂躏不免禾稼伤，努力补苴归洋洋。岂无战死魂未藏，跻之里社俎豆香。寓兵于农且自卫，策勋何必非鹰扬，君不见，牛栏冈！

——梁信芳：《牛栏冈》

这些诗作，处处与腐败无能的封建统治力量相对比，突出人民的力量，歌颂人民保家卫国的丰功伟业，诗人无限感慨：“险隘重重失，千军气尽柔。耰锄张国势，蓑笠殪夷酋。此捷竟无两，言和亦有由。从来持大计，不用野人谋”〔36〕，“何为六省兵，全力反见踬？何为乌合众，一怒反得志？奋则不爱身，私则多顾忌；顾忌多则愚，不爱身反智”〔37〕。在诗风上也有新的突破，大多用散文笔法叙事抒情，格调高昂，悲歌慷慨，语言质朴浅白，透露了诗歌新变的信息。

鸦片战争的战火还未完全熄灭，广东和广西的农民联袂燃起了反抗封建统治的太平天国革命的圣火。太平天国在它存在的十余年间，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之中，对文学创作顾及不多，但从太平天国领袖们为了宣传革命而作的作品中，文学表现人民意识有新的突破，它比文人作品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直接体现人民群众是时代的主人的强烈意识。“呜呼！天地之中人为贵，万物之中人为灵。人何贵，人何灵，皇上帝子女也。”这是洪秀全在《原道觉世训》中对人作为世界万物的主体力量的充分肯定。以洪秀全名义发布的《吟剑诗》，诗一开篇就是“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表现农民要推翻封建统治，建立革命理想政权的抱负和气概。从现存下来的洪秀全、洪仁玕的诗文来看，他们的作品处处离不开农民作为革命的主体的英勇斗争的主题，抒发农民反封建的革命情怀。

歌颂人民群众反侵略的斗争，广东近代作家中已形成传统并继承下来，历久不衰，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有了新的内涵。在中日战争中，当台湾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失败以后，黄遵宪写了《台湾行》，热情地讴歌台湾人民义无反顾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义举，而且提出了“今日之政民为主”的新的命题，表现了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对人民价值观的新识。维新变法是中国资产阶级首次登上政治舞台的活动。当维新变法失败，维新党人横遭杀戮的时候，逃亡海外的维新派领袖梁启超立即为维新烈士谭嗣同立传，写谭嗣同的忧国之情，写谭嗣同为社会变革而英勇献身的气概，表现了中国资产阶级要改造中国的使命感和英雄胆识。革命派小说家黄世仲所写的长篇历史小说《洪秀全演义》，则从借古鉴今的角度歌颂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作者以民主革命的新视角，重新审视太平天国的革命斗争，他摒弃了４０年来对太平天国的种种攻击污蔑，抹去了封建统治者强加于农民英雄们身上的“发逆”、“洪匪”的灰尘，谱写太平天国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波澜壮阔的斗争，为太平天国的英雄洪秀全、冯云山、李秀成、洪宣娇、陈玉成、林凤祥、萧朝贵等塑像。这部小说还不仅仅是缅怀农民革命英雄的史诗般业绩，而且是借歌颂太平天国的革命斗争，达到宣传民族民主革命目的，因此，作品虚构了太平天国军师钱江的形象，抛出一个带有资产阶级政治纲领性质的“兴王策十二条”，宣传议会政治，鼓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宣传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的人文观念、突出资产阶级要主宰时代，改造社会的历史使命。当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广州发动“辛亥广州起义”失败后，黄世仲又立即以“五日风声”为题，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及时地反映了这场为推翻几千年封建统治而进行的“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斗争，以火一般的革命热情颂扬革命党人不屈不挠的牺牲精神。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领导推翻封建统治的斗争，人民价值观也与资产阶级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宣传西方，学习西方的新的价值取向，这是广东近代文学另一特点。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二次规模较大的中西文化的撞击，一次是汉唐时期，延续到南北朝，当时的印度文化、中亚文化、基督文化相继传入中国，开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外文化的开放与交流。这是一次由上到下的主动的文化开放。鸦片战争以后的文化开放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规模较大的开放。近代的文化开放，和第一次文化开放不同，它是在枪炮的胁迫下被迫开放的，但这次文化开放，却传进了代表当时世界先进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文化，输入了西方的人文观念、新的文化科学知识，西方文化也终于敲破了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的坚壳，迫使传统文化缓慢改造，使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的人文观念和科学先进知识逐渐为国人所接受。而近代的文化大撞击，首先是在广东打开缺口的，正如《孽海花》所描述的“沿阿非利加洲小西洋，折好望角直渡印度洋以向广东”。因此，广东文人很多就成了这次文化撞击的媒体，他们有的走出国门，直接在番邦异域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更多的是通过传进来的西方报刊书籍，接受西方文化观念。从文学方面来看，梁廷枏、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吴趼人、苏曼殊等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大多有着长期异域生活的亲身经历，他们较早地接受外界的刺激，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接受外来事物，追赶时代的潮流，不断更新观念，这是广东近代文学逐渐形成宣传西方、学习西方的新的价值取向特点的社会和历史的基础。

早在道光年间，梁廷枏就写了《合众国说自序》，充分肯定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制，肯定美国政制法令“咸于民定其议而后择人以守之”的民主意识，开了广东近代作家写新事物的先河。较早涉足国外政史风情，而又成绩卓著者，当推黄遵宪。他由于有长达十四五年外交官的政治经历，因此他笔下的国外题材，大多是他眼之所见，耳之所闻。他也不无自豪地说：“海外偏留文字缘，新诗脱口每争传。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38〕黄遵宪诗使人如置身于奇异的世界之中，从山川景色、政史风情、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到中外文化交流，诗中都有形象的反映。黄遵宪的域外诗，开了国人的眼界，也代表了当时广东文人，也是全国文人的心态，它是当时政治上向西方学习的价值取向在文学上的反映。

康有为、梁启超因政治上的原因，长期流亡海外，足迹遍及亚洲、欧美和非洲，因此他们的域外诗文，别具一格，比黄遵宪更具政治色彩，写他们环游世界的见闻，写异国千奇百怪的风情民俗，也反映了他们向西方学习民主与科学的强烈的意念心态。如康有为写的欧美游记，梁启超写的夏威夷游记，无一不是借异国风光、政治风云，作中西对比，寓政治变革思想于其中，抒发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爱国之情。他们的诗作，政治色彩尤为强烈，而他们写异国风情，只不过是诗人抒怀的块垒，他们所要表现的是反对侵略、要求变政、要求开启民智的救国的主旋律。

继康梁之后，苏曼殊是革命派作家中对西学的价值取向上有影响的作家。他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引为异国知己，翻译了《拜伦诗选》，高度赞誉拜伦“叫喊复仇和反抗”的诗歌。在他翻译的外国诗歌中，还有英国的雪莱、彭斯、威廉·豪易特，德国的歌德，印度的陀露哆等诗人的作品。他还翻译了反映印度人民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的印度小说《婆罗海滨遁迹记》，他还将反映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前后法国社会生活和革命斗争的法国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的头六回和最后一回直接移植到他创作的小说《惨世界》里。苏曼殊译介外国的作品，显然有着警世救国的目的，他要用外国作品中所宣扬的资产阶级的反抗精神来激励国人，表现出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需要方面取向的特征。

在中国近代文学中，率先以资产阶级思想为参照系，自觉地将文学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武器，写作大量反映时代思潮和变化的作品，这是广东近代文学的又一特点。在维新变政思潮形成前后，广东出现了一批在全国文坛上都举足轻重的作家，如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丘逢甲、黄世仲、吴趼人、黄节、苏曼殊等，他们大多是政治型的作家，他们首先是政治家、思想家，然后才是文学家，正如黄遵宪说的，“穷途竟何世，馀事且诗人”〔39〕，因此，在近代文学家中，他们较早从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出发进行创作，他们的作品，时代气息、政治色彩都非常强烈，开了一个时代的新文风。黄遵宪一共留下１０００多首诗，大部分是时事诗、政治诗，纪史议政，或直接议论时事，其中又以反侵略、反投降的爱国诗占了大部分。读他的诗，犹如读一部中国近代的民族灾难史、屈辱史，它是诗写的历史，也是史家的《离骚》，记录着诗人伤时忧国的脉搏和心态。康有为、梁启超比黄遵宪更自觉地把文学活动与政治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以政治家的眼光，站在时代的高度，抓住文学要与时代相休戚的命脉，以文学必须反映社会现实这一社会功能为突破口，直接将文学作为政治宣传的武器和工具。从他们的作品中，明显地体现“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生民”〔40〕的反帝救国的时代情结，变政体，新民俗，开民智，倡导民权，振励民气，鼓吹解放思想，振兴中华，是他们作品的主导的思想倾向。吴趼人是近代最早以创作小说为第一职业的著名小说家之一，在他３０余部长短篇小说里，始终实践他改革社会的价值取向的要求，始终与20世纪初我国时代的风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的小说，反映了从１９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民情风尚，腐败、黑暗的官场及深重的民族危机，体现了强烈的反帝爱国救亡的时代要求。广东另一位小说家苏曼殊，他的小说虽然写的都是爱情的悲剧，表现的是辛亥革命后，大约１９１１至１９１７年间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在爱情婚姻上困惑、折磨和沉沦。这是另一种类型的表现时代和社会的作品。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正处在新与旧的交替之中，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开始在封建的废墟上寻找自己的位置，古老的中国出现了新的追求，新的思想。但另一方面，是强大的封建势力和封建意识的猖狂反扑，军阀割据，复辟猖狂，旧的意识在泛滥，沉渣在泛起。联系时代特点来看苏曼殊小说的悲剧性，不难看出它的价值取向仍然向社会性倾斜，虽然他的小说，不能给人指出前途出路，给人更多的是彷徨、苦闷、失望，但它却显示了悲剧的时代内蕴，揭示了封建道德观念给人的沉重枷锁、造成的社会非人性劣根，这是苏曼殊小说悲剧性的时代特点和社会意义。

第三节 广东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

广东文学，作为地域文学，在历史上一直发展比较迟缓，落后于全国文学的发展进程。进入近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特别是维新变政思潮兴起后，广东文学发展跃进了全国地域文学的先进行列，蜚声域外，独领风骚。

在文学思想上，在鸦片战争时期，以张维屏为代表的广东作家，他们的文学思想，已是当时以龚自珍为代表的爱国作家反理缘情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１９世纪７0年代，维新变政思潮勃兴，广东作家的文学思想有了质的飞跃，成了全国文学思想的主导力量，左右全国文学思想的走向。文学审美的层面及视角也与之相适应而发生了新变。

从阶级属性上说，中国近代文学思想跨进资产阶级文学思想范畴，是维新变政思潮勃兴以后，而其表现又主要体现在直接地、自觉地以运动的形式开展文学革新运动，从理论上对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文学进行批判，在诗、文、小说等文体重要领域进行革新。广东作家，无论诗人、散文家或小说家，在这场文学革新运动中都举足轻重。这场运动的倡导者和举旗人，就是广东籍的文学巨子梁启超。集合在梁启超文学革新旗帜下，积极参与革新文学活动的，广东籍作家所占比例很大，而各种文体的主要代表作家，则大多出自广东，如诗是黄遵宪，散文是梁启超，小说双雄，吴趼人是其中之一。至于梁启超的文学思想，则更令世人刮目相看，它标志着资产阶级文学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了全国文学界文学思想走向的一个参照坐标。因此，广东近代文学思想，在全国文学思潮中，尽领风骚，而梁启超所倡导的文学革新运动，影响尤其深远。它接触了文学为社会、为人生的方向问题，引导文学为政治维新，为反帝救国，为启民智、振人权服务，使近代文学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同时，文学革新运动自始至终都非常强调吸取西方文化思想，这不仅反映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时代潮流，也促进了西方科学文化和西方文学对中国的输入，一时间，达尔文的进化论，黑格尔、康德、尼采、叔本华等的哲学思想，卢梭、孟德斯鸠的民主、平等学说，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批判现实主义时期的文艺思想及作家作品，随着政治思潮、文化思潮的勃兴，以上海、广州作为进入国门的主要渠道，相继涌进中国，涌进中国文学领域，大大加快了文学革新的进程，并使文学的发展与世界文学接轨。再者，无论诗、文和小说、戏剧，文学革新运动相继提出了文学创作的通俗化问题，并把通俗化提高到文学发展的必然规律来认识，这在当时是一种崭新的文学思想，推动着文学向语文合一道路发展。而这些无一不是中国资产阶级要将中国文学从封建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努力和尝试，加速了封建文学向现代新文学过渡的进程，为“五四”新文学运动起着催生的积极作用。正如钱玄同说的：“梁任公先生实为近来创造新文学之一人。……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及梁先生。”〔41〕

在文学创作上，中国近代文学在诗、文、小说等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文学从封建文学的桎梏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形成了一种与封建文学不同的新体诗、新体散文和新体小说，“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就是在中国近代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近代的新体文学的代表作家，又大多是广东籍作家。黄遵宪是新体诗的一面旗帜，他写了大量具有反帝爱国思想内容和具有散文化、自由化特征的“新派诗”，从而继龚自珍之后，在一个新的基点上改变了近代诗风，把诗界引上社会化的现实主义道路上去。梁启超是新体散文的杰出代表。他所创造的新文体，一举打破了桐城古文的一统天下，以崭新的主题、崭新的形式和崭新的风格出现在文坛上，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拓了新路。在新体小说的发展中，吴趼人与江苏的李伯元是当时开创新体小说的两位杰出代表，他们的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左右了当时小说界的走向。黄世仲则是革命派小说家的佼佼者，而革命派小说家苏曼殊的作品，则体现了从新体小说向“五四”新小说过渡的特点。

还必须指出，中国近代文学在语文合一方面的革新，是卓有成效的，广东作家在这方面所作的贡献也是令人瞩目的。

中国传统的文学语言，不仅有雅俗之分，实际上还有文言与白话之分，宋话本小说的出现，就标志着作为文学语言的白话文日趋成熟。但是在封建文学中，始终只承认文言为文学语言，白话被排斥于文学语言之外。承认白话为文学语言，而且鲜明地提出“废文言，崇白话”的口号，是在近代才出现的，而广东则是较早提倡以白话为文学语言的地方。广东由于偏于一隅，远离中原文化地域，文言对文学的束缚历来比较宽松，诗歌尤为突出。从唐代张九龄首创清澹之风开始，经南园五子，到岭南三家，岭南诗歌一直沿着雄直、秀美、自然的风格发展，乾嘉间的宋湘，还提出了“作诗不用法”，提倡“写心”的主张，写了不少明白如话的作品。进入鸦片战争以后，语言通俗化、口语化的作品越来越多，如张维屏的《侠客行》、《三元里》，陈澧的《炮子谣》、《大水叹》，冯询的《村锣叹》，谭莹的《岭南荔枝词》，谭宗浚的《棹歌》等。而招子庸写的《粤讴》，更是以广州方言写的通俗说唱文学。但这些诗作，还只是从情感的自然和表述的通俗着眼，文学语言上发生新变，从情感上的表述发展为政治上的要求，是在中国资产阶级诞生并登上政治舞台之后。维新派作家从政治上的需要出发，他们受西方文学的启发，强调文学的宣传作用，自觉地提出了文学语言的口语化问题。黄遵宪最早提出了“语文合一”论，要求创造一种能使农工百姓妇稚皆懂的文学语言，他自己也身体力行，非常注意从人民口语俗谚和客家民歌中吸取滋养，写了如《新嫁娘诗》、《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等口语化很强、具有民歌风韵的作品，也创作了具有白话诗雏形的《军歌》等。梁启超是继黄遵宪之后努力提倡文学语言口语化的作家。他在《夏威夷游记》阐述诗界革命的理想目标三要素，其中之一就是“新语句”。所谓“新语句”，就是以西方文学的文学语言为榜样，改造中国传统的文言，使文学语言朝着语文合一方向发展。后来他更把新语言提高到文学进步、社会进步的关键高度，并在《饮冰室诗话》里大力张扬一些以通俗体写的接近白话的诗，在《新小说》里开辟“杂歌谣”专栏，为通俗体诗歌提供园地。他自己也尝试创作如《爱国歌四章》、《黄帝四章》、《雷庵行》等明白如话的诗，创半文半白的新文体，用语体文写作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在广东作家中用语体文写作较早，影响较大的还有小说家吴趼人、黄世仲和梁纪佩。他们都是白话报刊的著名报人，参与多种白话报刊的编辑、撰稿等工作，同时都用语体文创作大量小说，吴趼人写了三十多种，黄世仲写了十多种，梁纪佩写了二十多种。黄世仲用语体文写的政论散文和小说专论，影响也不小，这些都显示了白话作为文学语言的实绩。广东作家用语体文或接近语体文写作的创作实践，无疑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语体文的表现力，为巩固白话作为文学语言的地位作出积极的贡献。

注释：

〔1〕《更生斋诗文集·论诗绝句》。

〔2〕《戒浮文巧言谕》。

〔3〕指近代著名诗人龚自珍、魏源。

〔4〕《复翁覃溪先生书》。

〔5〕《眉山谒三苏祠八首》其三。

〔6〕张维屏：《松心集自序》。

〔7〕汪瑔词论，见陈良玉：《随山馆词稿序》。

〔8〕谭宗浚：《斋中读书二十三首》。

〔9〕黄培芳：《香石诗说》。

〔10〕《香石诗话》卷一。

〔11〕同注〔8〕。

〔12〕《粤岳草堂诗话》。

〔13〕〔14〕同注〔12〕。

〔15〕《石麟士大令诗序》。

〔16〕《清代学术概论》。

〔17〕《饮冰室诗话·三二》。

〔18〕郑子瑜、实藤惠秀编校：《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日本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１９６８年版。

〔19〕《人境庐诗草自序》。

〔20〕《黄遵宪致梁启超书》，《中国哲学》第八辑，第３８３页，三联书店１９８２年版。

〔21〕《与朗山论诗书》，《岭南学报》二卷二期。

〔22〕同注〔19〕。

〔23〕同注〔20〕，第３９８页。

〔24〕《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一号（１９０２年）。

〔25〕《译印政治小说叙》，《清议报》第一册（１８９８年）。

〔26〕《绍介新著〈新小说〉第一号》，《新民丛报》第二十号（1902年）。

〔27〕《夏威夷游记》。

〔28〕引自楚卿：《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新小说》第七号（1９０３年）。

〔29〕《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宣》。

〔30〕《论诗次铁庐韵》。

〔31〕《月月小说序》，《月月小说》第一年第一号（１９０６年）。

〔32〕《文风之变与小说将来之位置》，《中外小说林》第一年第六期（１９０７年）。

〔33〕《中国小说家向多诈言鬼神而阻人群慧力之进步》，《中外小说林》第二年第三期（１９０８年）。

〔34〕《致高天梅书》（１９１０年６月），《苏曼殊文集》，第５１６页，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35〕《潮音自序》，《苏曼殊文集》，第３０７页，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36〕陈璞：《经北门外三元里忆辛丑乡民杀虏事》。

〔37〕蔡苕华：《三元里》。

〔38〕《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之三。

〔39〕《支离》。

〔40〕康有为：《人境庐诗草序》。

〔41〕《寄陈独秀》，《新青年》第３卷第１号（１９１７年）。

第三章 鸦片战争时期的文学（上）

第一节 概说

鸦片战争前后的二三十年，是清王朝急剧走向衰落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过渡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素以天朝自居、妄自尊大的大清帝国，已逐渐暴露出腐朽、没落的本质；而以英国为首的殖民主义国家，从鸦片走私入手进行经济掠夺，并终于发动侵华的殖民主义战争，用武力轰开了中国封建古老的大门，国家、民族的厄运日益严重，国土沦丧，连京城也一度陷落，国家主权开始任人宰割。国内阶级矛盾也日趋激烈，农民革命战争和城市小手工业工人、沿海渔民的暴动事件此起彼伏。内忧外患，使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进入急剧衰亡，民族灾难日益深重的屈辱的时代。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亘古未见的大变化中，广东是最先发生变化的地域，鸦片最先从广东入口，并且成为推向全国的转运站，自然广东人民也最先遭受鸦片的荼毒。标志着中国社会性质变化的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都是先在广东燃起战火，广州还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沦陷长达四年之久。国内阶级矛盾，广东也是一个前沿阵地，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冯云山等组织拜上帝会，利用宗教的形式发动群众进行反清革命，就是从广东开始的。而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前一年，广东信宜县的凌十八已率先在信宜发动了武装起义，吹响了武装反清革命的号角。太平天国武装起义后，广东农民更纷纷响应，武装暴动接连发生。广东的变化，牵动着全国的政局；全国人民，注视着僻处南疆的广东。广东鸦片战争时期的文学，就产生于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产生了属于劳动人民文化层次的农民革命诗人洪秀全、洪仁玕，产生了著名的爱国诗人张维屏和一批在中国近代文坛上颇有名气的作家、诗人，如陈澧、梁廷枏、黄培芳、沈世良、叶衍兰、汪瑔、谭莹、谭宗浚、彭泰来、何曰愈、招子庸、张岳崧、韩锦云等。他们身处广东，最先感受到国家民族的危难，也较早作诗为文，揭露和抨击英法殖民主义者的野蛮侵略，抨击清政府腐朽无能，媚敌求和的种种罪行，他们高扬爱国主义思想旗帜，呼唤民族的良知，成为全国反殖爱国文学潮流的一股重要力量。在他们的诗文里，还出现了在封建主义文学中从来没有的，以人民群众作为诗歌的主体来颂扬的作品，诗风也出现了新变，显示了这个时期的广东文学已开始迈进全国文学的先进行列的变化进程。梁廷枏在《藤花亭曲话》里，运用比较的方法评析曲家曲作，自成风格，也为世人所瞩目。

在文学思想上，广东作家的文学思想，大多自觉或不自觉地汇进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爱国诗人群体的文学思想之中，张维屏独立南天，高擎尊情致用的大旗，关心国事，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影响所及，反对复古主义、形式主义，强调尊情，强调感人为用的文学思想在诗、文上，都蔚然成风，而在全国文坛上影响颇大的宋诗派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文学思想也难于在广东形成气候。

在艺术上，广东作家与全国作家一样，努力探求诗体、文体的更新，不少诗人以文入诗，以诗写史，或以歌谣体入诗，使广东诗歌呈现出一种向散文化、通俗化方向发展的倾向。为文则大多反对门户规范，强调采诸子百家，博览群书，体现人情物理的变化，呈现一种力图偏离桐城古文的动向。而他们在文学上的变革实践，为后来黄遵宪、梁启超等维新人士进行文学革新起着积极的启迪作用。

第二节 洪秀全、洪仁玕的诗

太平天国的文学，由于战争的关系，能够留存下来的，主要是几位革命领袖的诗。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主要领袖，洪仁玕则是太平天国后期总理朝政的主要人物，从文学而言，他们又是太平天国诗歌的杰出代表。

洪秀全（１８１４—１８６４），原名火秀，又名仁神，广东花县（今花都市）人。洪秀全是农民阶级的知识分子，曾作过私塾教师。洪秀全作为农民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于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１８５１年１月１１日）在广西桂平领导农民起义。洪秀全喜以韵文发布诏书、或作诗为文宣传革命道理。他的诗（含以诗的形式发布的诏书、或以他的名义发布的政治鼓动诗）现存十九首，散见于《天父书》、《天命诏旨书》、《醒世文》、《十全大吉诗》、《洪仁玕自述》、《太平天日》、《军次实录》等。这些诗作，带着战争的硝烟，气势磅礴，它反映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时代特点，也可以一窥农民革命者的思想和心态，表现出鲜明的反封建的思想倾向。以洪秀全名义发布的《吟剑诗》，就是一首最能体现太平天国革命思想的战歌：

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擒尽妖邪归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东南西北敦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

这首诗一开始就以撼山填海的气势，鲜明地提出了武装斗争的思想，提出了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的任务。作者满怀革命激情，号召人民拿起“三尺”宝剑，用革命的武装，去开辟江山，消灭一切“妖邪”、“奸宄”，消灭封建统治者，建立一个“四海为家”的统一的新世界。诗中洋溢着浪漫主义气息，中华大地，一片欢腾，日月星辰，也欢呼雀跃，高奏凯歌。诗末所展现的人民翻身解放的欢乐图景，更给人们以鼓舞力量。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有多种类型，其中最为革命的是既反贪官，又反皇帝，斗争矛头指向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及其总代表封建皇帝。太平天国继承了农民战争的革命传统，从金田起义那一天开始，目标就非常明确，坚决主张推翻清王朝，消灭反动的封建统治。这种反对封建统治的思想，在洪秀全的诗中，表现非常鲜明、突出，如《无题》：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诗人以慷慨激昂的笔调，表达了誓在人间斩妖除魔，消灭一切压迫者和剥削者，建立革命政权的崇高理想。诗中以龙自喻，以鲲鹏自况，展翅翱翔，飞腾霄汉。以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呼唤风雷，掀起革命的滔天巨浪，埋葬清王朝，夺取革命斗争的胜利；酣畅地抒发了革命农民领袖那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战争情怀。这首诗写于太平天国金田起义之前，诗中展示的革命理想，义薄云天的气势，犹如催征的战鼓，战斗的号角，鼓舞着革命农民走上造反的道路。

在洪秀全的诗中，有一类是政治鼓动诗，着眼于宣传、教育，文字浅白流畅，例如《诛妖歌》：

真神能造山河海，任那妖魔一面来。天罗地网重围住，尔们兵将把心开。日夜巡逻严预备，运筹设策夜衔枚。岳飞五百破十万，何况妖魔灭绝该。

这是洪秀全率领太平军在广西莫村作战时写的一首鼓动诗。当时起义不久，敌强我弱，太平军被清军重重围困。洪秀全借用上帝的名义，热情地赞扬革命人民具有“能造山河海”的威力，指出貌似强大的敌人猖獗一时，只不过是垂死挣扎，只要能“运筹设策”，机动灵活地运用战略战术，英勇善战，就能把任何强大的妖魔消灭光。寓教于诗，高屋建瓴，随着强烈的节奏感，表现了很强的鼓动作用。

洪秀全还写过几首涉及戒烟的诗，如《原道救世歌》、《戒吸鸦片诏》、《戒鸦片诗》等。这类诗，接触了中国近代反对鸦片入侵的时代主题，也体现了太平天国劝戒人民戒除吸食鸦片的坚决性和一贯性。如《戒鸦片诗》：

烟枪即铳枪，自打自受伤。多少英雄汉，弹死在高床。

短短四句，言浅意深，用铳枪来比喻烟枪，形象地说明了鸦片祸害之烈，它不仅是外国侵略者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工具，也是灭绝中华民族的恶毒手段，体现了思想的敏锐性和深刻性。

洪秀全的诗，大多写于戎马倥偬之中，急就成章，艺术上显得比较粗疏。由于太平天国是借宗教外衣进行革命的，因此他的诗又大多带有宗教色彩。

洪仁玕（１８２２—１８６４），号益谦，别字吉甫，是洪秀全的同高祖族弟。他是最早加入拜上帝会的会员，参与洪秀全的起义策划事宜，但金田起义时，洪仁玕没赶上参加。不久到香港，结识巴色会教士瑞典人韩山文。因在香港无法谋生，又回广东东莞县任塾师，他人在东莞，心向革命，曾作诗赠友，有“际会风云应有时，扶摇直上脱红尘”之句。咸丰四年（１８５４）春，洪仁玕由香港到上海，想赴天京，又未果。是年冬，又回香港，在西洋牧师处教书，并任伦敦布道会布道师，从此在港一连四年，较有系统地接触西方文化。直到咸丰九年（１８５９），杨、韦内讧，石达开出走后到达天京，从此受到洪秀全重用，封为干王，总理全国朝政。洪仁玕是太平天国后期重要领导人，他写了一部《资政新篇》，主张接受西方文明，走资本主义道路，此书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纲领。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天京失陷后，他保护幼天王转战江西，不幸被俘，同年１１月２３日在南昌就义。还著有《军次实录》、《英杰归真》、《洪仁玕自述》等，新中国成立后辑有《洪仁玕选集》。

洪仁玕的诗，现存六首，分别见于《洪仁玕自述》、《军次实录》、《太平天国起义记》（韩山文）、《太平天国全史》（简又文）等。他的诗，与洪秀全诗风相似，宣传革命，抒发革命壮志，气势磅礴，体现出革命领袖的坚定信念和胆略。在艺术上较胜于洪秀全的诗，词语精警，内涵深邃，更富浪漫主义气息。其中以《回港舟中》、《二月下浣军次遂安城北吟于行府》最著名。如《回港舟中》：

船帆如箭斗狂涛，风力相随志更豪。海作疆场波列阵，浪翻星月影麾旄。雄驱岛屿飞千里，怒战貔貅走六鳌。四日凯歌欣奏绩，军声十万尚嘈嘈。

此诗洪仁玕写于由香港到上海，想赴天京受阻，乘船回港之时。诗人抓住了海上行舟、力斗狂澜的自然环境的特点，展示了丰富的想象：大海，是战斗的疆场，汹涌澎湃的波涛，犹如战斗的阵列。星月在海里翻动，恰如交相挥舞的战旗；轮船乘风破浪，把一个个岛屿抛在千里之外，好像貔貅怒战六鳌，把它打得大败奔逃。这些浪漫主义的联想，把革命事业在暴风雨般的战争中胜利前进的雄伟景象写得活灵活现，给予人巨大的鼓舞和力量，也表现了作者向往革命的心态和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二月下浣军次遂安城北吟于行府》写于太平天国后期革命形势日趋恶化之时（咸丰十一年，即１８６１年），这时天京变乱，杨、韦被杀，石达开出走之后，当时洪仁玕奉命出京调兵解安庆之围，作者在途中目睹形势的恶化，感慨万千，挥笔作诗，以明心迹：

鞑秽腥闻北斗昏，谁新天地转乾坤？丈夫不下英雄泪，壮士无忘漂母飱。志顶江山心欲奋，胸罗宇宙气潜吞。吊民伐罪归来日，草木咸歌雨露恩。

诗风深沉、慷慨，突出地表现了革命农民领袖对革命事业的忠贞和临危不惧、坚持斗争的气概和胆识。洪仁玕与洪秀全的诗一样，洋溢着革命农民求解放的强烈激情，它有着与文人作品所不同的华彩，也是记录农民革命战争的历史文献，弥足珍贵。

第三节 爱国诗人张维屏

张维屏（１７８0—１８５９），字子树，号南山，别号松心子，诗文曾署楚客、第七洞天樵客、珠海老渔、唱霞渔者、花村老圃等。广东番禺（今广州市）人，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突出地位的岭南爱国诗人。

张维屏幼年从父学经，少年聪颖，１３岁应县试，２４岁中举，少年得志，才名闻于乡里。但此后会试屡屡不售，至４３岁时方中进士。在中进士之前的这段时间里，他致力于诗歌创作，以诗会友，诗名渐噪，翁方纲誉之为“诗坛大敌”，并与香山黄培芳、阳春谭敬昭并称为“粤东三子”。其后又与同邑林伯桐、黄乔松、段佩兰，香山黄培芳，阳春谭敬昭，南海孔继勋等人于广州城北白云山麓筑“云泉山馆”，据蒲涧廉泉之胜，为吟咏雅集之所，惠州知府汀洲伊秉绶为题“七子诗坛”匾额。与此同时，他又畅游了广东博罗境内的名山罗浮，山水林泉之胜的陶冶，使他的诗歌创作渐趋化境。

道光二年（１８２２），张维屏参加会试，以殿试二甲成进士，外放任湖北黄梅知县，开始了他“十载以来，四为县令”〔1〕的仕途生涯，由湖北而江西，累官至南康知府。

张维屏出身于书香之家，父炳文为四会县学训导，获朝廷封赠通奉大夫之衔。他本人自幼从父学习儒家经籍，后来又受知于吴象川。显然，张维屏从小所接受的是正统儒家思想的教育。

家庭环境的熏陶，传统儒家思想教育的影响，使张维屏很早就确立了献身封建国家的理想。如他自己所云：“屏弱龄有志，欲希古贤。”〔2〕加上自幼有过人之才，他是满怀希望有机会一展抱负，以己之才惠苍赤而扶元黄的。然而，现实却大出其所料。从嘉庆九年（１８0４）中举，此后的近２０年，他在科举之途上几乎给折腾得筋疲力尽。这种遭遇，令其周围的人也为之大鸣不平：“群材早已升云霄，此子何为置丘壑？”〔3〕“闲把时贤共较量，怪君今尚滞文场。丹成九转仍添火，锥历千磨不露铓。岂果文章憎命达？屡怜骐骥蹶康庄。驽骀久绝飞腾志，犹自为君郁肺肠。”〔4〕他自己在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之下，其内心的积郁就更可想而知了。《己卯下第遣怀》云：“似水年华弃掷轻，无多心血淡时名。且凭药饵扶身健，敢把文章与命争？阅世欲藏元豹影，思家怕听子规声。愁来何地舒怀抱？但觅车尘少处行。”又云：“思乡怀古愁如海，转觉名心似落潮。”〔5〕他简直是身心交瘁了。

但是，科举之途的坎坷，对张维屏来说，也并非全无好处。正是这种经历，使他得以认识封建社会科场的种种黑暗。在组诗《县言》的《蝇头篇》中，他是这样予以揭露的：“蝇头细字文万篇，方寸之纸字数千。闲时办就试时用，不必能文亦能中。试官取中但凭文，文之真伪何由分？场中钞袭便获隽，嗟彼窗下徒辛勤。……童生作伪官莫嗔，科场钞袭不少人。”这些诗句，虽然已是张维屏“在县言县”之言，其实则浸透了他个人所经历的辛酸。他不得不“冷眼看他尘世事”〔6〕。到张维屏成为进士之时，他已经人到中年，正是“豪气消磨鬓有霜”〔7〕了。此后的十余年间，他由黄梅而松滋，由松滋而广济，而泰和，四任县令，官至知府。萧山汤敦甫在《题南山黄梅拯溺图》诗中，说张维屏“读书自昔怀孤忠，作吏于今得展布”。他确实为百姓做了一些好事、实事，可以称得上一个尽心民事、为政清廉的好官。在黄梅知县任内，适逢江水溃堤，灾民遍野。张维屏不避艰危，黑夜亲自登舟救灾，舟遇急流失控，几致丧命。他在《黄梅大水行》中云：“岂知尽人力，未克回天殃。一决数千尺，顷刻成汪洋。富人豫绸缪，举室迁高岗。穷民无所之，结茅傍菰蒋。贱子舔邑宰，忧劳职所当。小舟犯骇浪，沿堤散干粮。……是时夜将半，月黑星无光。急流冲一叶，得树危而康。舟幸不破碎，死生判毫芒（余出抚恤，舟为急水冲去，力抱大树，乃免于溺）。一身讵足惜，万户良可伤。”这种尽心职守，急民众之急难，置个人安危生死于度外的精神，即使今天看来，也是难能可贵的。难怪当他调离黄梅之时，“梅民苦念我，相送立周行”〔8〕。从黄梅调松滋，一年后又调任广济。广济为长江大埠，每年仅收漕一项即可大量搜刮民脂，是贪官们眼红的肥缺，这当然又与心怀民瘼的张维屏不合。到任不久，即以不愿浮收漕费而告病辞官，由此可见张维屏的操守。他在《春海祭酒典试粤东，使竣北旋，过泰和见访，同登快阁，枉赠佳篇。奉酬四首》中云：“干禄亦人情，立志要勿卑。经史沃其根，忠孝植其基。”这大概可说是他为官做人的宗旨了。张维屏因不愿收漕辞去广济令，经上官挽留而就襄阳府同知这个闲职，闻者多笑其迂，只有山阳汪廷珍和襄平蒋攸铦给了他肯定的评价。汪廷珍说：“足下引疾求退，欲求心之所安。不知者讶其辞菀而就枯，知之者谅其审时而量己。左次无咎，圣人不禁也。”〔9〕蒋攸铦则云：“数年以来，以名进士出为县令，所至咸得民心。夫救灾人所难，而南山处之井然；收漕人所乐，而南山辞之决然。即此可知其为人矣。”〔10〕

十余年置身官场，使张维屏得以亲身感受“世途险阻，宦境艰危”，目睹清廷吏治的腐败和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对这些黑暗现象，他是坚决予以批判的。在《衙虎谣》中，他说：“衙差何似似猛虎，乡民鱼肉供樽俎。周官已设胥与徒，至今此辈安能无？大县千人小县百，驾驭难言威与德。莫矜察察以为明，鬼蜮纵横不可测。吁嗟乎！官虽廉，虎饱食；官而贪，虎生翼。”官吏横行，租赋沉重，人祸天灾，哀鸿遍野。“弊难尽去求无愧，身果能勤或少愆。”〔11〕虽然他尽其所能为百姓做了一些兴利除害的事，但面对各种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又常常感到力不从心，无法适应。他曾有诗云：“秋心抱冷骨，于世百不宜”〔12〕，“闲官自笑百无用，笔歌墨舞吾犹能”〔13〕。现实与他的理想相去甚遥，他步入仕途之时所抱的为名臣循吏的梦幻也归于破灭。他为此而深感痛苦。“蒲涧泉声频入梦，片帆何事到荆蛮？”〔14〕“寄言衡泌侣，宦味不堪尝。”〔15〕“尘劳销壮岁，怀抱几时开？”〔16〕“四愁本是吾家物，不听清商鬓已丝。”〔17〕这些诗句，深刻地反映了他恶劣的心境。他终于说出了“一官无补苍生，不如归去”〔18〕，这两句话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一个清官、好官，既不能解民于倒悬，更不能扶大厦之将倾，于世无补；初心既不可违，变世又无良策，归去，以求内心之安，恐怕是不二之法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正直士大夫的追求，也可以看出他内心的失望和与统治集团的决裂。

道光十六年（１８３６），张维屏终于决心辞官归里，时年５７岁。他在总结十余年为官的感受时云：“县令身何似？临渊更履冰。敢言劳抚字，自觉过哀矜。火烈群知畏，霜威恶易惩。心慈难用猛，此任不能胜。”〔19〕

南归之后，他于广州花地筑“听松园”，潜心述作。《东园杂诗·序》云：“仆假馆其间，养疴少出，尘事罕接，天机自生。五十载年华易失，往不可追；千万卷书味无穷，淡而弥旨。丹铅弗倦，敢望异时之传；博奕犹贤，不虚终日之饱。著述有暇，讴吟自娱。率吾意所欲言，偶由近而及远。”

张维屏南归之时，正值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当时的广州，正是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的最前线。时代的风雷，终于把他卷进了斗争的漩涡，使他的思想得以在晚年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留下辉煌的篇章。

咸丰九年（１８５９）九月十八日，这位岭南近代爱国诗人卒于广州清水濠里第，终年八十。张维屏学识渊博，除工于诗文词外，于经、史亦颇有研究，此外还精通医学，工书法。一生著述宏富，有《张南山全集》传世。

在诗文创作理论方面，张维屏继承了明末清初以来进步的诗文主张，汪廷珍说他“于近代通儒中，服膺亭林先生”〔20〕，总体上，张维屏属于当时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爱国诗人群体的文学思想行列。他强烈反对那种以模拟为能事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风气，提倡“不执成见，不囿偏隅，随感而通，因物以付”，自然率真，独抒情性的创作原则。其《论诗绝句二十四首》中云：“沧浪禅喻自清微，万派奚为守一支？山力海才云态度，须知造物可为师。”“逞奇炫博夸能事，欲沁心脾在性情。”“要向诗家辟门户，须开生面彻中边。”其《听松庐诗钞·自序》又云：“人有性情，诗于是作。志发为言，声通于乐。波澜须才，根柢在学。”可见他是强调诗以言志抒怀，以造物为师，以学问为根基，自成真面，讲求声律的。在《复龚定庵书》中，张维屏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他对散文创作的见解。他说：“且人之文，即人之言也。……今之为古文者，其病约有两端：一曰陈言。八家体貌，袭其毛皮；时文句调，摇笔即至；习见之辞，通套之语，迭床架屋，肉腐羹酸，此一病也。一曰赝古。欲避凡庸，高自标许，窜典摹诰，规周仿秦，艰深其词，诡僻其字，有形无神，有人无我，此又一病也。至若以考据为文，几类钞胥；以藻采为文，贻讥鞶帨。又或矫枉太甚，毛去存鞹，肉削露筋，瘦将及枯，清而近薄，重陛缪，过偏失中。有能尽捐诸累，成一家言者，吾见亦罕矣。……本诸身以立其诚，准诸经以定其则，考诸史以验其迹，征诸子以观其趣，博诸集以会其通，察诸人情物理以观其变。……以是言文，其庶几乎？”这些言论应当说都是切中文坛时弊，具有进步意义的。

张维屏以诗鸣。所作诗，辞官前多为仕宦酬答、赏游山水及抒写个人情怀之作。虽然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但一般都能抒发真情实感，绝非无病之吟。其所作之山水田园诗较具特色，如游罗浮所作之《黄仙观》一首：

手持一瓣云，去谒黄野人。野人渺何许？笑语空中闻。似云旧相识，小别三百春。丹丘有故宅，曷为恋红尘。我仙非饵丹，纪载多失真。山顶有玉池，泉味如酒醇。一酌消百忧，再酌忘其身；逡巡四五酌，飘飘蹑天根。天根亦非远，醉后时可扪。子来勿惮劳，蝶翅如车轮。

文字浅近，构思奇妙，颇具理趣。除开头四句之外，全以黄仙语写出，可谓独具匠心。又如《宿酥醪观夜登斗台》一首：

仙人亦酒人，酒后善游戏。至今酥醪洞，风露皆酒气。我来吸空香，未饮意先醉。诸天绿濛濛，仰见星斗翠。月描神女眉，竹写安期字（洞有符竹）。定云野猿缚，慧水毒龙制。何必乘飙车，心出人间世。

神思飞驰，不仅想象力的丰富令人赞叹，其中表现出来的诗人的机警与幽默，更使人惊喜不已。特别是他的为数不少的描写山川景物的长篇歌行，大气磅礴，一泻千里，想象大胆瑰奇，运用故实，得心应手，常有潇洒出尘之概，给人以强烈的艺术美感和清醇的艺术享受。其《洞庭湖大风雪放歌》、《自阳朔至桂林舟中看山放歌》、《九日粤秀山登高》可为代表。兹录《洞庭湖大风雪放歌》前半部分于后：

蜚廉赫怒鞭五丁，排山倒海声砰铿。巨灵空际一鼓掌，忽徙玉京来洞庭。严冬水落黄沙积，天意似怜洞庭窄。全湖顷刻堆琉璃，千里空明同一色。我疑洞庭君，龙战东海涯；赤龙长驱白龙北，鳞甲万片随风飞。又疑湘夫人，云中正沉醉；并刀乱剪英琼瑶，幻作天花散平地。层冰压水势未休，老蛟僵伏征鸿愁。红尘变灭何足道，一夜君山白了头。撒盐起絮才虽好，毕竟纤纤言近小。玉田万顷尽膏腴，炊作琼浆供一饱。

张维屏还有一些描写农村田园风光的小诗，颇具陶渊明、王维、孟郊风致。如：

曲磴绕松杉，幽寻夙所耽。身犹居楚北，目已到湖南。山气蒸成雾，溪流聚作潭。村人相岁，野味满筠篮。

——《山村》

隔水人家柳数行，柳边风过水生香。定知园里花无数，蝴蝶一团飞出墙。

——《春村》

风里村舂未肯停，隔林灯火远逾青。野田月落路能辨，荞麦一畦花似星。

——《夜行》

暮蝉不语抱疏桐，寥阔云天少过鸿。凉月一棚星数点，豆花风声听秋虫。

——《杂忆》

这些小诗即目成咏，情致天然，意境幽静，质朴清新，从艺术的角度看，堪称佳作。此外，还有一些写景抒情小诗，形象鲜明，情思绵邈，物我交融，也不失为清新俊逸之作。如：

水驿路方永，风船寒易侵。春江流客梦，夜雨滴乡心。烟重帆堆墨，村荒药抵金。不须愁寡和，滩石亦高吟。

——《舟夜》

清溪漾涟漪，上有万竿竹。风中笑语声，人家隔深绿。

——《清溪》

张维屏南归前的诗作中，也有一些作品揭露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吏治的腐败，有较高的社会认识价值，如前所述之《衙虎谣》、《蝇头篇》即是。又如其《侠客行》中云：

……高堂华屋，大酒肥肉，粉白黛绿，哀丝豪竹，贵人不足。贵人不足，鹰犬仆仆，天阴鬼哭。……客从何方来？下马直上酒家楼。寒风如刀雪如水，酒家楼头剑光起，明日喧传贵人死。

不仅鲜明地表现了社会矛盾的白热化，也鲜明地表达了作者对为富不仁者的谴责和对惩恶除暴的侠士的赞美。作者的爱憎是十分分明的。这类作品虽然在南归之前的诗作中所占分量不大，对社会的揭露和抨击则不可谓不力。

辞官家居之后，由于客观形势和环境的影响，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深重的民族危机，使张维屏这位正直士大夫终于拂袖而起，写出了如《三元里》、《书愤》、《越台四首》、《三将军歌》等一批愤怒声讨西方殖民主义侵略暴行、猛烈抨击清廷投降卖国，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优秀诗篇，为他一生的诗歌创作留下了最辉煌的一页。其《三元里》诗云：

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家室田庐须保卫，不待鼓声群作气。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乡分远近旗斑烂，什队百队沿溪山。众夷相视忽变色，黑旗死仗难生还（夷打死仗则用黑旗，适有执神庙七星旗者，夷惊曰：打死仗者至矣）。夷兵所恃惟枪炮，人心合处天心到。睛空骤雨忽倾盆，凶夷无所施其暴。岂特火器无所施，夷足不惯行滑泥，下者田塍苦踯躅，高者冈阜愁颠挤。中有夷首貌尤丑，象皮作甲裹身厚。一戈已摏长狄喉，十日犹悬郅支首。纷然欲遁无双翅，歼厥渠魁真易事。不解何由巨网开，枯鱼竟得攸然逝！魏绛和戎且解忧，风人慷慨赋同仇。如何全盛金瓯日，却类金缯岁币谋！

道光二十一年（１８４１）四月爆发的三元里抗英之役，是中国人民自发反抗西方列强侵略的第一仗。它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侵略者的威风，极大地激励了全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志。张维屏以他的如椽之笔，明确宣告三元里人民斗争的正义性，形象地描绘了一幅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反抗侵略的气势雄伟的斗争图卷，表现了人民的赫赫声威，无情嘲讽了英国侵略者的丑态，严厉斥责了投降派媚敌卖国的罪行。这是近代第一篇以人民群众作为诗歌主体讴歌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的光辉史诗。

鸦片战争终因权奸卖国而失败，清廷被迫接受“城下之盟”，与侵略者签订中国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消息传来，诗人以悲愤的心情，写了《雨前》一诗：

雨前桑土要绸缪，城下寻盟古所羞。共望海滨擒颉利，翻令江上见蚩尤。人当发愤思尝胆，事到难言怕转喉。为语忠良勤翊翼，早筹全策固金瓯。

对战争的结局表示失望，寄语当政者以卧薪尝胆的精神，发愤图强，未雨绸缪，早筹全策，防患未然，以保障国家安全。

在张维屏后期的诗作中，还有一些作品反映出诗人晚年受时代新思潮的影响，思想上发生的变化。如他的反映旅美华工生活的《金山篇》，不仅反映了旅美华工的艰辛，而且在诗中提出让人民自由开矿的主张，认为这是因民利民，富民富国的好办法。他写道：

委员开矿非善策，供应骚扰难免焉。生财有道生者众，此事要俾民操权。听民自为上勿预，什中取一当无愆。五金出土皆有用，有而不取空弃捐。但令有利又不扰，闻风踊跃民称贤。因民利民自不费，富民富国原相连。刍荛之言倘可用，请君视我金山篇。

在《珠江》一诗中，诗人描写了珠江的繁荣，同时对“崇俭”这一传统观念大胆地提出质疑。他说：“莫持崇俭为高论，欲济穷黎散富钱。”认为发展商业，鼓励消费，乃是解救穷黎的一种办法。诗人的这些想法，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思想倾向。

张维屏的诗作，在艺术风格上，不务雕饰，以明白晓畅之文写真性情、真感受，如其《陶白》诗云：“古三不朽谁无愧？我百无能但率真。”而又凝炼含蓄，典雅清健，时有灵气。林昌彝《射鹰楼诗话》评云：“《岭南群雅》称太守诗出入汉魏唐宋诸大家，取材富而酝酿深，气体则伉爽高华，味致则沉郁顿挫。余谓太守诗清新婉丽，体物浏亮，如海底木难，斑驳眩目。”〔21〕晚年所作爱国主义诗篇，诗风一变为激昂雄健，苍凉慷慨。又有少数诗作引新事物入诗，如《火轮船》云：

渡水偏无楫，非车却有轮。始然惟用火，既济不劳人。圆转机何捷，熏蒸气乃神。圣朝恩似海，常许往来频。

赞美近代科技文明，而感叹利权旁落。这类诗作虽然数量不多，但反映了诗人在突破传统题材，拓展新诗境方面的努力。

第四节 “粤东三家”沈世良、叶衍兰、汪瑔

沈世良（１８２３—１８６０），字伯眉，番禺（今广州）人，原籍浙江山阴。少时即刻苦攻读，研经究史，博闻强记。尝从张维屏问学。曾用心于八股制艺之文，但因为兵火连年，乡试不第，仅以贡生终老。咸丰年间与友朋结山堂吟社。咸丰八年（１８５８）被举为学海堂学长。咸丰九年入赀为教官，选授韶州府学训导，未赴任即辞世。熟于南史和禅学，工骈体文、诗，尤以词名，三者均“藻思丰赡，于倚声一道，尤得宋人神韵之遗”〔22〕，与叶衍兰、汪瑔并称“粤东三家”。著有《楞华室词钞》２卷、《小祇陀庵诗钞》４卷、《倪云林年谱》（伍崇曜将其收入《岭南遗书》），又曾与许玉彬合辑《粤东词钞》。

沈世良清癯多病，穷愁潦倒，抑郁难欢，多忧善感，更为不幸者，未及中年，溘然而逝。这样的人生境遇、身心状况，就使他的词作中多忧愁伤感、咏叹不幸、寄托相思之音。在词风上，亦接近南宋张炎、姜夔等词家，用笔细密婉丽，悠幽缠绵，而益之以凄清哀婉。《唐多令·送李明远》云：

华发渐星星。扁舟逐去程。向西风，残酒初醒。却笑轻装如落叶，吹过了，短长亭。驿路瘴花明。樯乌五两轻。渺天涯，水熟潮生。苦竹黄芦听不断，更听到，夜猿声。

《蝶恋花·客燕竟去，沉鳞不来，天末怀人，寤歌永夕》云：

题诗一砚槐花雨。排遣闲愁，强索欢娱句。客燕辞归留不住。丁宁又作伤心语。密字封题凭寄与。水阔云寒，梦入芦花去。到日楼台须记取。第三桥畔莺啼处。

又如《江城梅花引》：

荻花萧瑟断霞明。早潮生，暮潮生，唤取一枝柔橹过前汀。修竹谁家门可款，水亭外，满烟波，落叶声。叶声叶声愁里听。宝蒜停，香篆萦，记也记也，记不了，簧暖笙清。尚有芙蓉梳掠媚秋晴。眉月半弯楼畔挂，曾照见，依阑干，话玉京。

沈世良的这些词作，细致真切表现了他个人的处境遭遇，心情意绪；另一方面，这些作品也从客观上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一大批穷愁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包含着一定的社会历史内容，具有一定的思想认识价值。其实，沈世良也如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关心现实，崇尚气节，这种情怀在他的词作中也有所表现，如晚年所作的《浪淘沙·题汪水云〈黄冠归里图〉》即是：

秋草蓟门烟，相思年年。沧桑阅遍作神仙。故国山河吹白雁，怕上湖船。心碎玉琴弦，人在天边。旧时鸥梦许重圆。一树冬青零落尽，无限啼鹃。

这是一首题画词，汪水云即南宋诗人汪元量，水云为其号。如果结合汪元量的有关情况阅读此词，就会发现这不是一首普通的题画词，而是别有寄托、寓意深微之作。汪元量为宋朝宫廷乐官，宋亡，随三宫被虏北去。他坚决不仕元朝，后回杭州，出为道士，隐遁江湖终老。沈世良此词中对汪元量气节操守表示钦敬，也见出作者的精神追求与高洁品格。词的格调也与沈世良大部分篇章有异，此篇意境雄浑苍凉，笔势峭拔遒上，见出沈世良词风老而弥深的特点。

沈世良也以诗名世，颇获时人称誉。汪瑔尝说他“诗学山谷，而益以绵丽”〔23〕。张维屏也有评论说：“伯眉诗比秋月，丽侔春葩。缠绵之绪，具体玉溪；俊迈之情，追踪玉局。盖性灵、书卷熔为一炉矣。”〔24〕郑献甫也说过：“其诗远仿孙南园而稍敛之，近仿陈元孝而稍纵之。”〔25〕沈世良的近体诗最见功力，五七言律诗尤为出色。因为体弱多病，抑郁不达，很多时候不免产生多愁善感的情绪，诗集中表现忧伤愁闷、身世飘零、空寂无聊的作品就相当不少。《秋感》八首之三云：

少年风力抗雕翎，中岁岩扉注鹤经。浮白爱吟枯树赋，骈红狂草瘗花铭。马卿多病称词客，臣朔长饥是岁星。值得歌堂秋拍碎，本来身世太飘零。

《病起》云：

病起思客至，闲门春寂寥。此身如药树，止酒过花朝。听雨青棠落，清斋白社招。鲸鱼方跋扈，日月送诗瓢。

因为年少时长期患病，辗转至七八年之久，甚至有数次几于不治，沈世良“病中烦冤怫郁，则逃于禅以自宽”〔26〕，有的诗作中就带有一种皈依佛法情绪和逃禅出世之想，对现实人生的痛苦、不幸采取有意逃避、故意忘却的态度，这实际上从另外一个侧面表现了作者深刻的精神痛苦和内心孤独。《岁暮感怀》二首之一云：

被棱如铁日高眠，呵壁无灵懒问天。客劝准衣收画册，诗题祀灶续神弦。疏狂游迹呼山贼，禁架尘心对水仙。便拟浮名删结习，一龛弥勒证枯禅。

抒怀述感之作如此，沈世良的不少咏物诗，也同样带有强烈的凄清孤寂情调，在对眼前景物的描绘中，抒发的仍旧是埋藏于心底的哀怨忧伤之情。《得月台晚眺》云：

无月亦登台，松风落日哀。秋声随地起，诗胆破空来。人海填胸窄，江山倦眼开。丛祠馀断碣，草草拓莓苔。

《夜行平远道中书所见》写道：

江折路回环，孤舟苍莽间。星光思替月，水气欲沉山。渔火知村近，荒磷上树闲。平生事幽讨，未惜鬓毛斑。

上二首诗中，虽有沉浑慷爽、雄健俊迈之句，如“秋声随地起，诗胆破空来”，“星光思替月，水气欲沉山”，但全诗仍见出作者的满怀忧闷。因此有论者指出其诗“悲凉语最工”〔27〕，“凄绝杜樊川”〔28〕，都是很有见地的品评。

沈世良有的诗篇，也写得清丽明快，情深可喜，但他心境爽朗、真正得意的时候毕竟太少，这样的作品也当然不可能很多了。如写兄弟重聚亲情的《抵里后喜示诸弟》：

乍见欲何语，相看各破颜。生还今日幸，（黑夜渡大米滩，中流舟破几溺）归梦昔时难。花竹亦和气，诗书罗古欢。陔南贫养好，菜把送园官。

写傍晚漫步小溪边所见眼前景物的《荷溪晚步》：

晚云吹雨洗春愁，偷眼蜻蜓避客舟。一树梨花半篙水，东风如雪不回头。

沈世良是一位非常关注社会现实、深切体察民生疾苦的诗人。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正是太平天国如火如荼、波及全国的时候。正所谓“身世干戈际，文章涕泪中”（汪瑔《小祇陀庵诗钞题诗》）。他对这一空前的大事变极为关注，并且在诗歌中有所表现，由此可见他的入世之心和现世情怀。《秋感》八首之一就反映了当时动荡不安、战乱频仍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稳定太平、安居乐业的愿望：

摇落乡关赋北征，几时樽酒话升平？星摇大角缠兵气，树激悲风叫弩声。今古横胸供洒涕，千戈何地置浮生？黄皮裤褶公然好，鞲马思随骠骑营。

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太平军与清军激战正酣，太平军包围并攻破南京城，定都于此，清廷为之震动。沈世良远在岭南，对局势也非常关注，并写下《癸丑感事十首》，其三、其十写道：

大云山外火云昏，管钥何人任北门。早见孤城危黑子，尚驰吉语料乌孙。万言未究平戎策，一死何能报国恩？犹胜檀公讥上著，好凭哀些为招魂。（其三）

铁马金戈建业城，牛头双阙旧陪京。沿江遽撤西陵戍，突骑虚张北府兵。讵有机云通将略，更无廉蔺共功名。忧时事事堪危涕，莫指疏狂怪贾生。（其十）

与封建社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沈世良对太平天国的基本态度也是从正统思想出发，表示反对，而希望清廷清军能够强有力地迅速平定战乱。但是这些作品也客观上反映了清廷的毫无生气、日渐衰落，清军的无能为力、无将无才，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诗中表现出来的伤时念乱、悲天悯人的情绪，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叶衍兰（1８２３—１８９７），字兰雪，又字南雪，号兰台，番禺（今广州）人，原籍浙江余姚。少年时就读于越华讲舍，咸丰二年（１８５２）举人，咸丰六年（１８５６）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户部主事。继考取军机章京，专事文字辞翰工作２０余年。晚年回籍，主讲越华书院１０年，亦曾在其他书院讲学，门弟子甚众，冒广生、潘飞声、姚绍书等俱出其门。叶衍兰能诗善词，工小篆行楷，擅丹青，精鉴赏，深谙金石考据之学。著有《秋梦庵词钞》二卷、续一卷、再续一卷，《海云阁诗钞》一卷，《清代学者像传》。叶衍兰曾选己作与沈世良、汪瑔词合刻为《粤东三家词》，世称衍兰与汪瑔、沈世良为“粤东三家”。谭献亦尝将三人所作词合刻为《岭南三家词钞》。

叶衍兰父英华，亦有词名，著《花影吹笙词》二卷，“皆搜辑于兵火之馀，馨逸自成南宋遗则”〔29〕，“当其哀乐所流，缠绵靡极，亦自有不得已之故在也”〔30〕。衍兰承其父词风之绪余，所作多体格绵丽之词。除了父亲的影响之外，衍兰词风格的形成，与他学习填词的入手取径也有很大关系。他少时即对词这种文学样式非常喜欢，学为长短句，从阅读、学习《花间集》开始，因此他青年时期的作品，多为婉丽侧艳之词。如集中早年名篇《长亭怨慢》：

已拼作，天涯羁旅。半壁残灯，恁般离绪。珊泪缄红，瑶情忏碧，奈何许。断魂千叠，都做尽，愁丝缕。影事忒凄凉，可记得，文鸳双屦？延伫。只梧桐院落，几点疏枫冷雨。秋心一握，化胡蝶，梦中飞去。又恐隔，雾露夫容，诉钗约，无人为主。剩淡月银屏，犹照镜鸾栖处。

融情入景，以景述情，抒写旅怀相思之情，天涯飘泊之感，真挚深沉，纤细缜密，婉丽缠绵，颇得晚唐五代以来婉约词家的韵致。

中年以后，随着阅历的加深，技艺的成熟，叶衍兰的词作内容和风格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显得更加老到凝重，骨格苍劲，韵味清空。正如衍兰自己曾经说过的：“壮岁而还，忧愁幽思，所作半缘寓感……不复作少年绮语。”〔31〕他更多地将自己大半生的身世之感、忧幽之思寄寓在词作中，其词可谓老而弥健。有论者说：“先生人品皆清绝高绝……以词境论之，洁净精微，追踪白石，缠绵悱侧，嗣响碧山，盖先生之词品可见，先生之人品亦可见矣。”〔32〕“《秋梦庵词》刻意梦窗，而得玉田之神。”〔33〕如历来为人们所推重的《水龙吟·五月十五夜，偕汪芙生瑔、杜仲容友韦登粤秀山看月，同芙生作》：

银蟾何处飞来？碧空卷得炎飙净。楼台一抹，是烟是水，熔成清景。道冷呼鸾，天高唳鹤，露凄风警。料广寒今夕，素娥无睡，晶帘外，羞孤影。我欲凌虚绝顶，洗尘襟，玉壶冰镜。侬花锦石，汉家遗恨，那堪重省！惆怅江南，有人归梦，相思愁证。（仲容有归梁溪之信）试凭栏长啸，横吹紫竹，唤啼乌醒。

借写月华，以寄相思，在中国古典诗词中，这样的作品恐难计其数。但此词还是作出了它的特色，即是将友朋之间的惜别相思之情与古今盛衰之情、沧桑变迁之感联系起来，打通上下古今，营造了一个博大浑阔、纵横辽远的境界，让人读之，不能不思之再三。又如他的另一首名作《瑶花·辛酉七月十五夜，坐月绿庄严馆，秋光欲波，天人息籁，老蟾素晖，盟予孤寂，意有所感，横竹写之》：

纤云净洗，万里含辉，琼宇都澄澈。花魂初醒，帘乍卷，冷浸一天凉雪。尘襟尽涤，浑不觉，天风飘瞥。叹素娥依旧团圆，明镜几曾伤缺？高吟拍遍阑干，问曲霓裳，今向谁说？河山无恙，还忆否，当日广寒宫阙？危楼独倚，听鹤背，瑶笙清绝。瞰秋江唤起鱼龙，横竹数声吹裂。

此词作于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前数年，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结果以清朝再次与英法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为结局。作者于夜深人静、圆月当空之时仰望长天，又眼看已经残破不堪、满目疮痍的祖国河山，难以抑制一腔悲愤，于是写下这一忧愤痛切、悲怆苍凉的词篇。以古喻今，反话正说，用意警策，寄托遥深，深致讥刺。词人悲天悯人、爱国恋土的情怀历历可见。

叶衍兰晚年写下的《菩萨蛮·甲午感事，与节庵同作》十首，更是为历来论者所推重的作品。这组词乃是作者有感于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事而作，记载了当时的一些重要史实，同时抒发了作者无比悲愤、痛心疾首的情怀。现录几首如下：

琅璈钿瑟瑶池宴，素娥青女时相见。浊雾起楼兰，边风铁骑寒。扶桑东海树，移种荒崖去。泪眼望斜阳，关山别恨长。（其二）

淮南赴召牙璋起，紫皇宠报金如意。烽火已漫天，何时著祖鞭？清人河上乐，卿子谁偕作？大漠阵云昏，凄凉烈士魂。（其五）

金銮下诏璇宫里，绣裳特为苍生起。琼户玉楼台，谁教斫桂来？乘槎空挂席，未采支机石。青琐点朝班，琵琶出塞难。（其七）

卅年兢铸神州铁，水犀翻波蛟螭截。雷火满江红，伤心骇浪中。长城吾自坏，添筑蠮螉寒。廷尉望山头，思君双泪流。（其十）

在“粤东三家”中，词名最盛者当数叶衍兰，故有评论说，其词“扫除浮艳，刻意标新”，“于三山五岭间创新声而赓绝调”，“南雪先生其粤之竹垞、迦陵乎？”〔34〕于此可见衍兰词在岭南词家中的重要地位。

叶衍兰不仅擅词，亦能诗，“其少日乃盛以诗鸣于时”〔35〕，只是晚年回籍讲学以后，才专意填词，不复措意于诗而已。晚年亦不大喜欢以其诗全部示人，对于弟子亦复如此，盖“犹自以为未足者”〔36〕。衍兰早年在广州参加诗社，曾有咏鸳鸯诗句云：“笑我梦寒犹待阙，有人情重不言仙。”有柳氏翁见之，惊叹不已，于是以女儿嫁与衍兰。一时传为美谈佳话，并以此获得“叶鸳鸯”之称。此事亦可见叶衍兰之过人才华。

今传《海云阁诗钞》为叶衍兰之孙恭绰于衍兰逝后所编，尚非其诗之全部，然亦可见叶衍兰诗之概貌。其中最常见者为题画、赠答和咏怀之作，尤长于近体。总起来说，其诗于畅达率真之中融入深婉绵丽，于浅近直截之中透出凄清幽远，极富感染力和创造性，深得中晚唐诗的妙处。有评论说叶衍兰诗“上追元、白，平视温、李”〔37〕，是为较公允之品评。

叶衍兰的咏怀之作，情感多深沉凝重，格调亦温婉清幽，意境绵邈不尽，余韵辽远悠长，耐人寻味。其《感旧绝句》二首云：

落尽梨花昼掩门，画帘微雨又黄昏。雕阑六曲窗三面，纵不思量也断魂。（其一）

闲庭风露剧凄清，寂寂光台暗度萤。一袭罗衣凉似水，夜深无语看疏星。（其二）

叶衍兰诗之最为人所推重者，也是他自己认为可以留传的作品，即是《病黄自嘲》七律四首。衍兰尝于垂暮病急之时，手书此诗寄与时在吴门的弟子冒广生，并交代说：“异日有为国朝人诗综者，存吾鳞爪可矣。”〔38〕诗如下：

吟到秋花瘦骨单，居然黄面学瞿昙。陡惊云物来蒸菌，那有琼贻远赠柑。守日何曾人瑞见，题碑只觉色丝惭。忽然欲作游蜂想，斜抱花枝笑不堪。（其一）

书生那有覆袍身，只听弹琴树底声。几度鹃啼埋土恨，频年鹂吹说风情。赤松何处来寻石，灵药无由偏觅精。那有金台能市骏，好凭阿奶护长生。（其二）

转绿回时剧可怜，竟同梅雨夏初天。吟成豆叶词人曲，说到槐花举子颠。半世青灯丛卷里，忽来白苇乱茅前。更无粉额亲磨墨，替写河流远上篇。（其三）

由来我是土抟人，难说精金铸岛身。一领青衫仍鹞子，卅年乌帽抗蹄尘。蘖含定觉心中苦，粱熟谁贪梦里真。云海更无登览兴，诗吟山谷倍怆神。（其四）

汪瑔（１８２８—１８９１），字玉泉，一字越人，号芙生，又号谷庵，学者称谷庵先生，番禺（今广州）人，原籍浙江山阴。幼聪慧，然于科举一途不利，屡遭挫折。先在曲江、潮州等地为幕客，辅佐郡县。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刘坤一任两广总督，延请汪瑔主持洋务。后任张树声、曾国荃等亦皆得汪瑔赞助。曾国荃至服汪瑔伟才，叹为国宝。汪瑔在刘坤一等人幕中前后十余年，以才略著称，前数人皆倚重之。后以捐纳得国子监生资格，获同知衔。汪瑔淡于仕宦，生平博览群书，以吟咏著作终老。工于诗词，骈文散文亦有名，精汉隶书。汪瑔在当时文坛颇有声名，张维屏、林昌彝、陈澧、文廷式、陈宝箴等俱称赏其诗品与人品。著作甚丰，辑为《随山馆全书》，其中包括诗集《随山馆猥稿》10卷、《随山馆续稿》２卷，笔记《旅谈》５卷，文集《随山馆丛稿》４卷、《随山馆尺牍》２卷，词集《随山馆词稿》１卷、《随山馆词续稿》1卷、《无闻子》1卷、《松烟小录》６卷。又其子兆铨、婿朱启连在汪瑔逝后将其诗选刻为《随山馆诗简编》４卷。

汪瑔为“粤东三家”之一，其词名自不待言。他尝论词曰：“词者，诗之馀也。诗缘情而绮靡，惟词亦然，必先有缠绵婉挚之情，而后有悱恻芬芳之作。情之所至，文自生焉。清空可也，涩亦可也。非然者，镂冰翦采，真意不存，独区区求工于字句间，庸有当乎？”〔39〕可见他更为重视词的真情实感，强调词的“真意”，对于清初以来词坛始以清空为宗、后以僻涩矫之的局面，汪瑔倒认为这并非创作的根本，对此应该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可见他持论较公允，见解较通达。但从《随山馆词稿》中的作品来看，汪瑔与清代浙江派词家有更多的相近之处，这一方面与汪瑔原籍浙江不无关系，也与他科场屡踬、为人幕宾、抑郁不达的生活经历有关。故有评论说其词“兼有北宋之秦，南宋之姜”〔40〕，又有论其词“于质实中见清空，乃真清空”〔41〕。冒广生更云汪瑔“诗及骈散文、词，色色皆似樊谢”〔42〕。

汪瑔词中，多感叹身世的哀怨愁苦之音，低回婉转，深挚沉痛。如《浣溪沙·晚泊清远》，以景物烘托、表现羁旅漂泊的一怀愁绪，写得柔婉简约：

酒醒微闻打桨声，推篷刚卸片帆轻，一枝塔影认山城。野港桃花三尺水，夕阳桑柘一村睛，客愁还共晚潮生。

《翠楼吟·清明日坐碧痕馆中，微雨如梦，薄寒中人，顾影微吟，不胜凄黯，赋此简仲容、兰台诸子》一词，痛切忧怨，凄清绵邈，一唱三叹，更是集中愁苦之音的代表作：

雨不成丝，云还作暝，帘波微隔香雾。禁烟都过了，是谁把，馀寒留住？销凝几许？在酒乍醒时，梦曾游处，有人似我，惯吟《愁赋》。欲与。俊赏清欢，向绿芜东郭，红桥西堍。蘼芜惟悴矣，怎重趁，踏青人去。天涯倦旅。燕子应知，近来情绪。伤心路，一川烟草，二分尘土。

汪瑔还有不少词作，将自己的忧伤愁闷与孤独寂寥融为一体，以相思之情道出词人心底的哀凉伤感，表现身世不遇之感，剀切动人。《一剪梅》云：

待炙银笙暖玉箫。九九馀寒，数到花朝。小红楼隔小红桥。负了春风，误了春潮。一种闲愁不肯销。似雨丝丝，似水迢迢。灯昏酒醒又今宵。纵不相思，也自无聊。

《蝶恋花》云：

红楼西畔鹂三请。烟雨重寻，绿黯蘼芜径。行近雕阑心自省。袖罗凭处香犹凝。吹尽柳丝风未定。花斜阳，画出春人影。几日相思如小病。酒怀易醒愁难醒。

汪瑔写景咏物之词亦工。这类作品之最为人推重者，《齐天乐·秋蝉》是其中之一，全词如下：

西风一夜来何易，寒声已传高树。乍响琴丝，相看鬓影，也自萧条如许。秋心似诉，正衰柳斜阳，古槐疏雨。警我分明，故园芜色在何处？天涯有人听取，但更番断续，凉共烟语。黄叶宫深，白头客老，一样凄凉情绪。功名漫与。算问到金貂，此生应误。且学神仙，五铢宵浥露。

通篇咏蝉，以蝉自况，深有寄托。正如有论者所说的：“谁知萧瑟江关意，都在长谣短拍中”，“惆怅宾洲一枝笛，吹来多半是秋声”〔43〕。与汪瑔的大部分词作的低沉掩抑、凄清落寞相映，集中也有意境较浑阔旷远、格调较沉雄清奇者。名篇如《百字令·五月望夜，偕叶兰台、杜仲容、季英登粤秀山看月》：

空山今古，问月明如许，百年能几？夜半犹来凌绝顶，吾辈清狂如是！城郭千家，楼台一片，都化空蒙水。扶胥何处？海天风露无际。相与茗碗分曹，蕉衫袒右，顿忘人间世。好事肯同河朔饮，但诩浮瓜沉李。叠磴云生，荒台地古，忽忽生凉意。松阴鹤睡，试凭长笛吹起。

陈澧尝有诗赞誉汪瑔的词、文、诗曰：“岭南风雅衰颓日，拔戟词坛大有人。幕府文章归典硕，山堂诗笔迥清新。”〔44〕文廷式亦曾评说汪瑔其人其诗云：“其立身行志，皦然不欺，出于儒家；而其退然自居，不欲为天下先，则又得之于道家。故其为诗也，称物芳而志弥洁，出辞婉而情弥深；渊乎有忧世之心，而在言逾孙，泊乎有高世之概，而与物无争。”〔45〕

如对汪瑔的诗歌创作做一历时性的考察，则会发现其诗内容与格调均发生过较大的变化，看到其诗歌创作随着作者生活阅历的加深、艺术修养的提高，逐渐走向成熟凝重的过程。对此，沈世良有过较详细的品评，他说：“芙生三十以前诗，如万柳楼台，百花阑楯，气之春也；三十以后诗，如松风送籁，涧壑飞泉，时之夏也。以视二十岁前朗秀妍润之作，已再变矣。”〔46〕汪瑔女婿朱启连也在《汪先生行状》中记述道：其诗“初拟温、李，晚依范、陆，幽远深旷，造乎自然，后世必有疑为南宋、金元间人者；其高者，乃中晚唐音矣。”由这些评论中可见汪瑔诗歌的入手取径、风格特色之一斑。

汪瑔的早年诗作，从学习温庭筠、李商隐等诗家入手，温婉绵远，清幽密丽，亦时见风神气骨，亮拔自喜。虽尚不足以代表汪瑔诗歌最高成就，亦可见诗人的过人才情和独特禀赋。如１９岁时所作《读书》云：

古今不相识，我乃思古人。霞想崇在昔，海怀荡无垠。求之文字间，未必得其真。鹤企远相望，鸿冥难与亲。怀哉事云杳，逝者迹已陈。残编一相对，俯仰悲飙尘。

又如《三十六江楼》：

我家三十六溪上，来登三十六江楼。西风万里送寒意，对此茫茫生远愁。萧然野色下黄叶，邈矣客怀随白鸥。他乡有酒不能饮，摇落山川何处秋？

道光二十一年（１８４１），英军再次进犯浙江定海，总兵葛云飞等率将士据守定海土城，血战６昼夜。并冲入敌阵，拼死作战，受伤４０余处，最后中炮牺牲；其妾从敌阵中勇夺将军尸首还而安葬之。汪瑔有诗《葛将军妾歌》记其事，尤其突出了她“遽集婢仆及剩卒，得数百人，夺公尸归，葬于山阴，盖奇女子”（见该诗序）的性格形象。此诗为作者２１岁时所写，通过对葛将军及其妾的赞颂，表现了作者忧时爱国的热情，深刻地讽刺了那些在对敌作战中不力甚至贪生怕死的官兵，他们连将军之妾都远远不如。立意警策，启人深思；淋漓酣畅，气势雄健，为诗人早年之作中难得的佳构，久已脍炙人口，具有诗史价值。诗的结尾写道：

一从巾帼战场行，雌霓翻成贯日明。不负将军能报国，居然女子也知兵。归来恸哭军门柳，心与孤臣同不朽。只恨凝之海上军，不如李侃闺中妇。一样桃花马上身，蛾眉今古几传人。君不见，同乡旧有萧山沈，异代犹夸石柱秦。

有评论说：“谷翁《贻辛中仁》诗云：‘布衣报国心，期汝终不变。’观谷翁诗，当以此求之。”〔47〕汪瑔中年以后之诗，愈发如此。他对社会的体察愈来愈深刻，对自己的人生境遇也有更深切的体认，尤其是由于任幕僚多年，有机会较多地了解下层人民的生活处境，因此在后期创作中，表现普通百姓喜怒哀乐、生产生活的作品，与歌咏个人身世不遇、慨乱伤离、忧愁烦闷的作品，就占有相当突出的位置。诗歌的境界、格调亦随之有所变化，增添了些婉约沉潜、清越淡泊。他所作《老农叹》、《秋旱谣》等篇，颇得白居易、元稹“新乐府”之余韵；后者征引广东地区民谣入诗，表现大旱给农民带来的忧愁和诗人对他们的同情，很有特色。汪瑔的不少诗篇，具有诗史价值。４６岁时所作《苦雨谣》也是此类作品中引人注目的一首，诗曰：

二月收新粮，三月插早禾。早禾固须雨，得雨复苦多。如何一雨三十日，坐令阡陌成江河？新秧不著土，浮漾如蓬斜。老农蹙额披一蓑，黑云四合重滂沱，今年早作将奈何？将奈何，可怜许为告：老农勿浪语，催租县吏将到门，作速还家具鸡黍（广东称早稻为早作）。

淫雨无尽，田成江河，民不聊生，逼租到门，哀苦无告的老农形象揭露了当时社会现实的某些本质方面，见出作品的思想深度。

感慨个人身世的作品，如光绪三年（１８７７）诗人４９岁时作《阅世》：

阅世心如水，欺人鬓有丝。更从多病后，却忆少年时。浮海风涛倦，藏山岁月迟。唯应漆园叟，旷达足吾师。

又如光绪七年（１８８１）诗人５３岁时所作《十二月十八夜作》：

身世仲宣羁旅日，文章杜牧罪言馀。布衣岂有匡时略，老屋寒衾梦著书。

汪瑔逝世前二年（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所作《积雨遣怀》，更是隐忧深重，韵味悠长：

陆贾城边野色昏，越王台畔雨翻盆。西来云气连山郭，东下涛声接海门。三日霖甘犹善颂，百川澜倒孰深论。虚传故事黄楼记，漫遣烦忧绿酒尊。

第五节 黄培芳的诗论及诗作

黄培芳（１７７８—１８５９），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字子实，由于生于石城，“取香人石产之义”，别字香石。因“尊罗浮为粤岳”，于绝顶筑粤岳祠，以观日出，自号粤岳山人。他是清代嘉庆、道光、咸丰年间的学者、画家、教育家和著名诗人。

他出身于书香之家，１３岁从田西畴学诗。２０岁补弟子员。２１岁入羊石书院，受业于刘朴石。嘉庆九年（１８０４），２７岁始中式副榜。以后似无意功名，再未涉足科场。２８岁开始讲学授徒，先在世讲书塾，应元道院授徒，接着又主持羊石讲院。４４岁任武英殿校录官。４７岁出都南归。５３岁改就教职，先后任乳源、陵水县学教谕，补肇庆府学训导。６１岁受聘学海堂学长。鸦片战争期间，受命襄办夷务，后叙劳加内阁中书衔。晚年贫病交加，处境凄凉。咸丰九年（１８５９年）逝世，享年八十二。

培芳著述甚丰，主要有《岭海楼诗钞》、《岭海楼文钞》、《香石诗话》、《粤岳草堂诗话》、《香石诗说》等。

作为诗歌评论家，他的诗歌评论主张，主要体现在《广三百首诗选》、《唐贤三昧集评钞》、《国风诗法隅举》、《七古评钞》、《七律评钞》、《秋兴诗评》等评选本上，也体现在他的三种诗话上。

《香石诗说》是黄培芳于癸亥岁（嘉庆八年，公元１８０３年）答友人作。该书从诗的功用，诗本自然，诗以兴起，说到诗乐相通，古今诗无二致。再从性情转到风格、命题，然后按诗体分论。最后，综论王阮亭、沈归愚、钱箨石三先生诗论之特点与不足。此书虽是答友人之作，论述也不详备，然其中“亦有不苟于人者”。它反映了黄培芳前期的诗歌主张。

《香石诗话》卷首有黄培芳写于嘉庆己巳（十四年，公元１８09年）秋天的题词，可知该书约完成于这一年。这也是黄培芳前期的论诗著作，评论的大部分是清代人的诗作，也谈及一些清代诗人的言论和行事。

《粤岳草堂诗话》是黄培芳晚年所著。著成后，稿藏于家数十年，未付刊刻。直到宣统二年（１９１０）才由饶平陈步墀编入《绣诗楼丛书》刊行。书中推崇“语极浅，意甚深”、“音笃而语重，言近而指远”、“寄托遥深”之作；反对“好矜才使气，藻绘为工”的习气，赞赏“深造自得，浩然出之，非苟为悦一时之目”的诗作。主张“诗贵清真，尤在气味”。“诗有理趣”。该书反映了黄培芳晚年的诗歌主张。

翁方纲曾对《香石诗话》“深加赞许”〔48〕。孔继勋也认为：“至吾粤之有诗话，自吾师《香石诗话》始。其书持论甚正，既深为覃溪先生所许，而发明七古诗法，尤有功学者。”“先生复撰《粤岳草堂诗话》，多所表彰，更宣精蕴。”〔49〕可见，黄培芳的诗话已受到同时代文人的赞许。综观他的诗话，有如下几点特别值得重视。

一、诗歌功能的多面性。古人谈到诗歌的功能时，有“载道”、“言志”、“缘情”等不同认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往往各执一端。黄培芳从长期的诗歌创作实践中，认识到诗歌具有多方面的功能。２７岁时，为答友人而作的《香石诗说》，从儒家的诗歌功能观出发，认为诗歌可以“养天倪而发天机，兴性情而善伦物”，历代之诗，“皆可以观气运之升降，人心之得失”。以后他的见解似乎有所变化，在３２岁时写《香石诗话》，谈到诗歌的功能时，只强调“诗言性情”。而到晚年写的《粤岳草堂诗话》，则又强调诗歌干预政治、调节人伦关系的功能。认为诗人“达而在上，作为雅颂，固足赓飏功德；穷而在下，公其美刺，亦足维持世风”。“故古人之诗，与《春秋》相始终；后人之诗，亦可与国史相表里”。反对将诗歌“泛作酬应，徒为贡谀梯荣之具”。他还根据文坛上的某些偶然现象，提出“诗可觇人福泽”的命题，似乎又陷入了“诗谶”之说的泥淖。

二、特别推崇唐诗。他认为“诗分唐、宋，聚讼纷纷。虽不必过泥，要之诗极盛于唐。以其酝酿深淳，有风人遗意。宋诗未免说尽，率直少味。至于明诗，虽称复古，究于唐音之间”〔50〕。他还分别就各体诗歌在唐代的地位加以论述：“五古继毛诗四言而作，自当以汉、魏之古厚为宗，屡变而至，老杜之长篇，体大思精，斯观止矣。”“七古面目，至唐始备。即初唐诸子，多参律句，仍未可法，故必断以李、杜为大宗。”“五律滥觞魏晋，亦至李唐其体始成。气体无论清雄各别，总以超拔为妙。初唐首屈曲江，浑金璞玉，醇乎醇者也。盛唐则王、孟、李、杜，允称正轨焉”。“七律断自有唐”。“自有七律以来，未有贤于少陵者”。“五绝即五古之短篇，肇于汉魏，盛于唐”。“七绝，唐人以为小乐府，被之管弦，故无出唐人之右者。自当以龙标、供奉为最”。

三、批判继承，融会百家。黄培芳提出：“观古人之诗，当掇其精英，弃其糟粕。糟粕不能弃，将亦不能得其精英矣。”〔51〕对于古人诗论，他在诗话中，也往往持分析的态度。如《香石诗话》卷一云：“前人论诗，曰‘温柔敦厚’，曰‘博大精明’，曰‘清新俊逸’，曰‘沉郁顿挫’。虽非一说所能穷，要皆贵酝酿于胸，淋漓于手，不徒推敲句调之间。”对于清初诗坛的“神韵”说，他也认为：“阮亭独标神韵以为宗主，固有偏而不举之处，然不失风人蕴藉之旨。”如果不能正确领会，并错误对待，“学之而弊，刻鹄不成尚类鹜。若徒以轻剽为工，直是画狗矣。画狗不成，更将何类耶？”〔52〕对于诗作、诗家，必须博取、融合。他认为：“诗有正，必有奇，而奇不可以率。人有大家，亦有名家，而取法必贵上，必其正者大者，而后旁通，以博诸家之趣可也，合百家以自成一家可也。”〔53〕

四、强调“真情”“真意”为诗之神髓。作诗以真为主是黄培芳的一贯主张。他在早年作的《香石诗说》中，就提出：“得性情之真，不独风教人伦之作，有所关系，即傍花随柳，弄月吟风，会心不远，亦足以畅写天机。反之，则性情汩没，涂饰为工，去风人远矣！”直到晚年，他仍强调作诗要有“真意”。他在《粤岳草堂诗话》卷二中说：“家庭骨肉诗愈真朴愈动人。”“若渔洋悼亡诗，专以研炼主为，读者以为转少真意。”他在《香石诗话》卷一中，在强调“作诗以真为主”之后，又指出还要有“六要”。何谓六要？即正、大、精、炼、熟、到。所谓“正者，取正路也。大者，法大家也。精者，戒粗腐也。炼者，去浅率也。熟者，由成章至于纯熟也。到者，由笔到臻于独到也。章法成，笔力到，犹之浅也，纯熟而独到则至矣。诸家无不期于熟，熟所同也。诸家各有独到处，是则同而异也”。

五、特别欣赏自然、真纯的艺术风格。黄培芳在诗话中，多次表示对自然、真纯之作的赞美。他认为谭康侯五言，“有自然入妙者，如‘竟夕如人语，风声在柳条。不知江畔月，先到我亭边’是也”〔54〕。赵秋谷《谈龙录》批评“朱（竹垞）贪多”，黄培芳则认为“竹垞诗，如‘寒潮天外落，秋草渡头生’，固是天然妙语”〔55〕。他还赞赏魏春松侍御的“白云得二妙，明月成三人”，“语极自然”〔56〕。又赞扬吴兰雪的《白云纪游》、《白云寺题壁》等，“皆一时兴到之作，境与诗俱仙矣”〔57〕。他认为“诗家有天然本色。元人方叔渊句云：‘新月入人家’，最耐人玩味”〔58〕。又认为“白发青山，诗人常语。唯宋荔裳（琬）‘白发来如不速客，青山应笑未归人。’天然凑泊，真切动人，意在笔先也”〔59〕。“李、苏之句，有偶然涉笔自然奇妙者。如太白‘缅彼鹤上仙，去无云中迹。’东坡‘小语辄响答，空山白云惊’。仙才信不可议。”〔60〕他赞赏王渔洋《题赵承旨画羊》、朱竹垞《罗浮蝴蝶》诗，“是真实纯熟之境”〔61〕。

六、诗歌赏析中表现出辩证思想。清人论诗门户之见颇深，对不同观点的诗论和不同流派的诗作，往往贬得一无是处。如说“《随园诗话》持论多无稽臆说，所谓佞口也”，“张船山《宝鸡题壁十八首》，叫嚣恶绝，绝无诗品，以其谐俗，故风行天下，至今熟传入口，实非雅音也”〔62〕。黄培芳虽然也强调写诗以真为主，并推崇唐诗，欣赏自然、真纯。但对不同于己说的著作或诗作，决不一概否定，而往往能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如对袁子才，他就不同意翁覃溪的批评。他说：“覃溪先生点阅余诗话，每于论袁子才处辄评云：‘子才门外汉耳。’子才本偏师七古，往往有落调而不自知。其他体疵谬亦不少，故先生等于自郐。然自有独到处，余尝拟选一精约之本，以表其长。”〔63〕对清朝论诗前辈，黄培芳“所瓣香”的，“则有三人焉：王阮亭先生士正、沈归愚先生德潜、钱箨石先生载”〔64〕。然而对他们的诗论，也不苟同。如他在《粤岳草堂诗话》卷一中所说：“归愚尚书论诗，可谓一代正宗，然七古一体，似未透彻。即如对仗，系七古要诀。归愚每评此等处，皆作拟议窥测之辞，未能直捷拈出。”邝湛若论诗曰：“诗贵声律，如闻中宵之笛，不辨其词，而绕云流月，自是出尘之音。”王说作则谓：“君等少年，如新华乍开，光艳动人，然不久当落耳。必敛华就实，如果熟霜红，甘美在中，悦目不足，而适口有馀，乃可贵也。”邝强调“诗贵声律”，王则突出“敛华就实”。黄培芳认为：“二说各有妙谛，善会之，不可偏废，而可相济。”〔65〕

七、重视布衣诗人。黄培芳诗话中多处引用布衣诗人之作。如羊城卖卜者周泰来、番禺奇士平尔尔、香山隐者简竹窗、靖安布衣舒白香等，或称之“皆雅炼可诵”，或赞之“有唐人神韵”〔66〕。

在黄培芳的诗话中，除上述几点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诗贵独造”，“登临凭眺之作，尤须有己在”，七绝诗要“语大情深，含蓄不尽”，“翻案诗，出以蕴藉为妙”，反对“夸多斗巧，笔舌澜翻”等主张，对诗歌创作者或欣赏者仍有所启迪。

作为诗人的黄培芳，他的诗作，“少壮之年已兼众妙，说者谓：如天女无言，拈花微笑，又如幽崖观瀑，心骨俱凉；如金钟大镛，不敢亵玩，又如秋菘春韭，味出自然。要皆和平中正之音，而以清真为主者也。”〔67〕清人曾将诗作分为才人之诗，学人之诗，诗人之诗。“才人之诗，崇论闳议，驰骋纵横，富赡标鲜，得失顷刻。然角胜于当场，则惊奇仰异；咀含于闲暇，则时过境非。”“学人之诗，博闻强识，好学深思，功力虽深，天分有限，未尝不声音律而舞合节，究之其胜人处，即其逊人处。”“诗人之诗，心地空明，有绝人之智慧；意度高远，无物类之牵缠。诗书名物，别有领会，山川花鸟，聆之声希，咀之味永。”〔68〕黄培芳的诗作，人们认为属“诗人之诗也”〔69〕。他１３岁从田西畴先生学诗，至８０余岁，诗歌创作生涯历６0余年。由于各个时期的生活经历、思想状况有所差异，每个时期诗作的内容和风格，也就自然有所不同。下面拟分三个时期来作介绍。

一、４0岁以前的诗作。

黄培芳在４0岁以前，主要是求学、赴试和讲学，足迹所及，大都在广东境内。这时诗作内容虽亦较为广泛，但以唱酬、山水之作居多。

唱酬之作有答赠诗、怀友诗和题画诗。答赠诗，如《赠李蓬莱道士》、《送刘中台如羊城》、《舟中呈许菊船先生》、《酬谭康侯敬昭》、《奉赠送侍御贯亭先生》、《酥醪观中赠胡栗堂》、《赠徐又白》、《谢陈品端道人寄卓锡泉》、《呈方伯曾宾谷先生》、《以〈浮山小志〉呈宾谷先生承贻以诗依韵奉答》、《云泉山馆林径始辟寄同志诸君》、《送胡栗堂返钱塘》、《黎楷屏少府寓浮山第一楼赋赠》、《得楷屏山中书云与游侣宿飞云绝顶，赋此答之，并柬九天观隐泉道人》、《赠林辛山同年，即题其〈见星庐诗集〉》、《赠李菊水明经》、《归舟呈白山》等。这类诗，难免有酬酢应景之作，带有客套溢美之词，但也不乏真情实感、自然清新之佳章。如“春流小舫贮瓶罂，传到鱼书一笑倾。寄我云泉知我意，出山常似在山清”〔70〕。又如“五年岭海往来闲，多在烟云缥缈间。此日归舟何所有？仙人赠尔一囊山。（原注：携有罗浮遇仙图册）”〔71〕。怀友诗，如《夜坐有怀》、《怀刘中台》、《读家苍崖咏罗格乡六境诗，因怀孔二复之》、《宿罗浮明月寺奉怀南城先生三首》、《怀刘三山》等。数量较少，但多为真挚友情的流露。黄培芳的题画诗，多为应酬之作。如《题胡栗堂罗浮遇仙图》、《友人吴雁山孝廉得金正希研山图小幅属作》、《云泉探梅集诗品题叶云谷横障》、《题魏春松观察西溪探梅卷》、《为康侯作听云楼图并题绝句》、《题汤雨生阃戎秋江罢钓图》、《题粤山诗梦图》、《荔湾送别图为何梦溪常簿题》等。但也间有非应酬性的脱俗之作，如《自题画》：“收拾云烟画里闲，平泉幽石竹林间。千峰万壑胸中起，下笔依然远澹山。”反映了黄培芳画作的题材、气韵与风格。又如《二十八虎图》，对东莞黄友竹所画的老虎，作了细致的描绘和切实的评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黄培芳的作画主张和艺术欣赏趣味。

黄培芳这一时期吟咏山水之作很丰富，可分为纪游与写景两大类。纪游之作，如《白云山纪游》、《九月十六夜登粤秀山同方竹孙、刘三山》、《秋日郊行》、《月夜与竹孙吉土游桂峰》、《初秋游北郊至白云同张生之廌、段生佩兰》、《游山背水》、《游浮山最深处，至暗花溪横云谷》、《入峡》、《出峡》、《韶阳道中》、《韶石歌登九成台作》、《滩行》、《度大庾岭》、《江行》、《雨过英清道中》、《六游罗浮途中口号》、《过海幢寺口号》、《初秋游荔枝湾》、《山馆晓起》等。所记多为南粤名山秀水，特别是罗浮山，黄培芳曾６次游览，他的纪游之作，或详或略地记述了这６次游罗浮的情景。写景之作，如《归舟写望》、《金溪即目》、《望飞云顶》、《梅花村》、《黄龙洞》、《酥醪十境诗》、《西樵山白云洞观瀑》、《云泉山馆二十境诗》、《水帘洞》等。从远近内外、上下左右不同角度去描绘景物。有时侧重客观描绘，有时又叙中夹议；有时直接描摹，有时又诸多烘托。黄培芳的写景诗，一般不事雕琢，自然真切，想象丰富，意境深远。

除唱酬、山水之诗外，黄培芳还写过一些咏古之作，如《浮山古铜盘歌》、《留侯》、《舞阳侯》、《南海神庙歌》、《咏古六首》、《风度楼》、《珠玑巷》等。这类诗，多数是一首咏一古人，或一古物，或一古事，或一古迹。只有《咏古六首》按时代先后，吟咏了与广东有关的陆贾、马援、韩愈、苏轼、文天祥、陈献章等人的才华、事业与遗迹，堪称广东“史诗”。

这一时期，黄培芳也写一些咏物诗。他咏过牡丹、木棉、白云和促织，其中要以《木棉十首》最佳。这十首诗，对广东木棉花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赞颂。

由于这一时期，社会矛盾较为缓和，黄培芳的个人生活也较安定，所以忧世之作极少。只有《风雨叹》写飓风带来滂沱大雨，洪水成灾，盼望“雷公一声振天鼓，风师四面回云车。飓收雨止海邦晏，皇穹降鉴民其苏”。《赎人行》写海盗船的掳掠，不仅“尽掠财物”，而且还“捉人上船”作人质，然后索取“千金百金赎一身”。诗中不仅诉说了海边细民“人亡财尽四壁空，不死凶残死困穷”的悲惨遭遇，而且还揭露了官兵懦弱惧盗：“兵船西，盗船东；兵船候潮，盗船乘风；兵懦或退避，盗众还相攻。”这类诗，不仅数量少，而且也欠深度，然而还是难能可贵的。

二、４１岁至６２岁的诗作。

这一时期，他两次北上京城求职，三次出任郡县教官，接触社会面较广，眼界较前开阔。除继续创作不少往还唱酬、游山玩水之作外，也写了一些同情人民疾苦、关心国计民生的诗作。如《兰阳》：

黄河甫渡兰阳郭，此日驱车尚可哀。屋角檐牙埋土里，沙边露出女墙来。

此诗题下有自注：“前年河患，全县淹没。”诗中反映了黄河水患之严重，流露了诗人对国计民生的关切。又如《归途杂咏》：

物力江淮困，民生齐鲁艰。盛时犹如此，吾道岂能闲。羁旅行三月，归心压百蛮。苍茫家室意，愁绝依闾颜。

写南下归途的感触，并与恋家思归之心交织在一起。再如《荒江》：

荒江豁闻见，数家自成乡。茅檐本无有，破壁欺风霜。寡妻依修竹，风前默缝裳。曝日衣苦单，十指冻欲僵。邻家款村客，日中罗酒浆。虽微珍与错，山肴互行觞。更有两瞽者，水次何伥伥。谁哀此穷独？无人相扶将。地下有陵谷，天上有参商。人生异苦乐，苦乐亦何常。

诗人看到了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但无法解释，只好以自然界有“陵谷”、“参商”和人生苦乐无常等宽慰自己。还有如《山东道中书事》，写的是黄培芳第二次入京，途经山东时的见闻，是一幅灾荒年的流民图：流民扶老携幼，无衣无食，或沿途行乞，或卖儿女。诗中充满着作者对流民的深切同情。

在关心国计民生的诗作中，《暑病吟》其四，不仅反映了黄培芳重视农业生产，而且也抒发了他的人定胜天思想：

陵人惰耕作，非雨不秉耒。讵知造物心，因材斯笃爱。田间渐龟坼，过此时岂再。溪河有流水，运激人工代。虽未拟甘霖，亦足资灌溉。人定可胜天，云汉或霮。胡为舍业嬉，百亩任荒废。

此诗写于任陵水教谕之时，也可说是一首劝农诗。

这一时期黄培芳的记游写景之作，与前一时期也有所不同。由于诗人阅历较前丰富，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和齐鲁燕赵，而且又再次南渡琼岛。因此反映在他的记游写景之作中，题材比上一时期更为广阔。如写苏、杭之游与景致的，有《放鹤亭》、《小有天园》、《湖上闲望》、《烟霞洞》、《水乐洞》、《石屋洞》、《虎跑泉》、《阊门》、《狮子林》、《花神庙》等。写京城之游的，有《月夜游陶然亭》、《三官庙看菊花》、《燕郊秋望》等。写中原山水名胜的，有《汝南鸡黍台》、《暮春登黄鹤楼作》、《武昌》、《楚水》等。写琼岛景物的，有《九曲岭》、《出九曲岭望海作》、《踏海》、《过大小牛头岭》、《琼台春望》、《观海行》、《纪陵阳风土二首》、《濒海行》、《定安道中口占》等。

随着视野的扩展，这一时期黄培芳的有些纪游写景之作，在意境方面也比上一时期的同类创作，更为雄伟开阔。如《燕郊秋望》：“三辅扼雄关，苍茫秋色间。风高碣石馆，日落蓟门山。塞马平原牧，居人古柳环。寒衣刀尺急，词客几时还。”又如《琼岛》：“大海南临还控东，天开奇甸谁能同。风摇翡翠飐椰叶，霞罥珊瑚交刺桐。五指成峰太古上，四州环岛蓬莱中。行经港门看日出，瞥见万里扶桑红。”此外，他还写了一些教育诗，如《北行留别家人》、《留示熊文、照文》、《十八滩示孔生继光》、《勖子篇》、《顺湖书院示诸生》等，形象地反映了黄培芳的教育思想和家教主张。

三、６３岁至８２岁的诗作。

这一时期，黄培芳基本上在广州闲居。晚年生活清苦，但仍关心国事，并积极参与当时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这一时期留下的诗作虽较少，但多为反对侵略、反对妥协之作。如《道光庚子腊月中旬感事六首》，以诗歌的形式，就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中旬，英军趁琦善裁撤海防，攻陷大角、沙角炮台之事，作出了全面而中肯的评论。又如《杂感》之一：“三十六江水，滔滔珠海流。东逝下虎门，空俯百尺楼。胡为纵犬羊，遂遗今日忧。生民苦涂炭，徒盟城下羞。莫谓秦无人，适不用吾谋。”对纵敌误国的行为，表示极大的愤慨。再如《粤东省垣失守感赋》（题下原注：咸丰七年十一月中旬事）写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事。全诗共10首，从指责统治者的不设防被敌人偷袭，总督做了俘虏，写到敌人管治广州，人民逃亡殆尽。最后指出要击退敌人还得依靠民众的力量。诗语锋利，见识卓绝。

黄培芳的诗作，不仅他的前辈们如冯敏昌、翁方纲加以赞赏，而且也赢得了同时代诗人的高度评价。盛大士认为：“其诗纵横变化，超迈遒古，读者知为神仙中人。”〔72〕刘芬在《小苏斋诗话》中也指出：“香石诗酷摹盛唐，佳篇甚夥。海内君子，凡选岭南诗者，必首及之。”〔73〕戴熙指出：“香石舍人诗高浑，其高可及，其浑不可及。”〔74〕李遐龄认为：“吾粤张曲江诗以浑金璞玉，弁冕三唐；近人如黄香石，胎息渊源，庶几得之。”〔75〕方绳武指出：“泰泉先生以中音正响，领导南园，为后五子之师，香石息心体会，性灵既超，学力益厚，具见渊源。”〔76〕从这些评论中，足可窥见黄培芳这位岭南著名作家的诗歌成就及其渊源。

注释：

〔1〕《县言·序》。

〔2〕《花甲闲谈自序》。

〔3〕谭敬昭：《南山松石把卷图》。

〔4〕吴应昌：《寄怀张南山》。

〔5〕《都门愁思》。

〔6〕《僧庐独坐偶成》。

〔7〕《黄梅春感》。

〔8〕《黄梅大水行》。

〔9〕《复张南山书》。

〔10〕《书张南山黄梅拯溺图后》。

〔11〕《甲申八月履广济任》。

〔12〕《送恽子居还常州》。

〔13〕《螺墩春宴，同李碧山观察……皆壬午同年》。

〔14〕《舟中书感》。

〔15〕《汉阳道中》。

〔16〕《荆江杂诗》。

〔17〕《江夜闻楚歌》。

〔18〕同注〔2〕。

〔19〕《县令》。

〔20〕同注〔9〕。

〔21〕《射鹰楼诗话》卷二。

〔22〕张维屏：《艺谈录》。

〔23〕汪瑔：《旅谭》卷一。

〔24〕同注〔22〕。

〔25〕郑献甫：《小祇陀庵诗钞序》。

〔26〕陈澧：《小祇陀庵诗钞序》。

〔27〕汪瑔：《小祇陀庵诗钞题诗》。

〔28〕蕴璘：《小抵陀庵诗钞题诗》。

〔29〕冒广生：《小三吾亭诗话》卷一，《冒鹤亭词曲论集》，第１７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30〕潘文勤：《花影吹笙词序》。

〔31〕《秋梦庵词钞自记》。

〔32〕易顺鼎：《秋梦庵词钞序》。

〔33〕同注〔29〕，第１６页。

〔34〕张景祁：《秋梦庵词钞序》。

〔35〕冒广生：《海云阁诗钞跋》，《冒鹤亭词曲论集》，第４９１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36〕同注〔35〕。

〔37〕同注〔35〕。

〔38〕同注〔35〕。

〔39〕陈良玉：《随山馆词稿序》。

〔40〕朱鉴成：《随山馆词稿题词》。

〔41〕辛中仁：《随山馆词稿题词》。

〔42〕冒广生：《小三吾亭诗话》卷二，《冒鹤亭词曲论集》，第１９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43〕潘猷：《随山馆词稿题词》。

〔44〕陈澧：《随山馆诗题词》。

〔45〕文廷式：《随山馆诗序》。

〔46〕沈世良：《随山馆诗题词》。

〔47〕孙福清：《随山馆诗题词》。

〔48〕黄乔松：《香石诗钞题辞》。

〔49〕孔继勋：《粤岳草堂诗话序》。

〔50〕《香石诗说》。

〔51〕《香石诗话》卷一。

〔52〕同注〔51〕。

〔53〕同注〔51〕。

〔54〕《粤岳草堂诗话》卷一。

〔55〕〔56〕〔57〕〔58〕同注〔54〕。

〔59〕《粤岳草堂诗话》卷二。

〔60〕同注〔59〕。

〔61〕同注〔51〕。

〔62〕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

〔63〕同注〔54〕。

〔64〕同注〔50〕。

〔65〕同注〔54〕。

〔66〕见《香石诗话》、《粤岳草堂诗话》。

〔67〕黄乔松：《香石诗钞题辞》。

〔68〕《方南堂先生掇锻录》，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第１９３６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69〕恽敬：《香石诗钞序》。

〔70〕《谢陈品端道人寄卓锡泉》。

〔71〕《送胡栗堂返钱塘》。

〔72〕〔73〕转引自刘绍昌、刘芬编：《香山诗略》卷七。

〔74〕〔75〕〔76〕转引自江都符南樵编辑：《诗法纪要》。

第四章 鸦片战争时期的文学（下）

第一节 陈澧的诗词

陈澧（１８１0—１８８2），字兰甫，号东塾，广东番禺人。道光十二年举人，后屡次应进士试不第，官至河源县训导，赏五品卿衔。陈澧９岁就能诗文，及长，与同邑杨荣绪、南海桂文耀为友，问诗于张维屏，问经学于侯康。其为人厚实，学识渊博，除经学外，举凡天文、地理、乐律、算术、古文、骈文、诗词、书法，无不研究。中年读经注疏、子史及朱子书籍，晚年寻求经学大义及源流正变得失。平生治学精勤，著述甚丰，有《东塾读书记》、《声律通考》、《切韵考》、《汉书水道图说》、《东塾集》、《忆江南馆词》、《琴律谱》、《东塾杂俎》、《弧三角平视法》等著作传世，现存《东塾先生遗诗》，为其门人汪兆镛后来搜辑遗佚而成。陈澧为学海堂学长数十年，晚岁受聘主讲菊坡精舍，从学者甚众。因读书处在祖宅东厢，故所撰书称《东塾读书记》，学者称之为东塾先生。

陈澧早年就好为诗，勤于吟咏，中年后爱好广泛，后致力于学术研究。所作诗词数量虽不多，但深受近代社会现实变化和文化思潮影响，鸦片战争前后劳动人民的生活疾苦，地方治安不靖，以及列强步步侵逼广州，广州人民奋起的抗英斗争，都给陈澧诗词注入了新的内容，加上其为学至博，积理练识，善于博取众家之长，遂形成陈澧文学创作的独特风格。近代诗人程恩泽曾说：“近人诗多困卧纸上”，独陈澧诗“能于纸上跃起”。张维屏誉陈澧诗为“蓬莱文章建安骨，甲第才子鼎科人”。以建安诗风相匹。在岭南近代学者中工于吟咏者，继陈白沙之后，当推陈澧最为杰出。

清朝道、咸年间，经世致用之学兴起，空前的社会变动和国家所处的内忧外患，引起了一批爱国学者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他们提倡学术与政事相关，并以诗道情，抒写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虑和关心。陈澧的早年诗作，如《阻风滕王阁下张韶台招饮醉后作歌》、《登虎丘浮图绝顶作歌》等，大多有感而发，不仅表现了诗人年青时的慷慨意气，而且反映出鸦片战争期间的社会现实和诗人的豪情壮志。例如，写于鸦片战争后的《虎门观潮》一诗：

五虎山下山蜿蜒，山山直到南溟边，千盘万转地力尽，但有巨海疑无天。屹然涌出大小虎，势与番禺作门户，峰峦面面斗狰狞，潮汐时时互吞吐。潮来大海茫无涯，广陵曲江安足夸。欲卷狮洋快一泻，直抵羊城谁能遮？岛屿蒙蒙影浮动，帆樯叶叶风吹送。入夜喧月有声，凌晨黯淡天如梦。阳侯得意方睢盱，天遣山君蹲海隅。下瞰蛟龙见窟宅，上应参伐张牙须。海潮至此势一束，鲸吸鳌呿皆屈伏。楼堞连山铁壁环，波涛倒地银山缩。神物千年镇此门，如何羝触忽崩奔？寒潮夜夜声呜咽，中有凄凉烈士魂（谓辛丑殉难诸将士）。火轮出入纷如织，徒使英雄泪沾臆。天河洗甲会有期，海水浇萤岂无力！即令沧海靖烟尘，刻石磨崖气象新。请看手挽狂澜倒，砥柱中流大有人。

此诗从五岭起笔，继写虎门险要形势，延伸广陵江面，波涛喧闹，海潮吞吐，帆樯穿织；诗人于阔大绵邈的空间，摹形状声，描绘出岭南海域一派雄奇壮美的景象。“神物千年镇此门，如何羝触忽崩奔？寒潮夜夜声呜咽，中有凄凉烈士魂。”楼堞、铁壁，如此坚固的虎门要塞，何以侵略者一进犯就被攻陷呢？诗的后半段由景入情，通过诘问和抒情意象的描绘，既痛斥了清朝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也藉诗凭吊烈士忠魂，歌颂为国捐躯的抗英将士，抒发了必将尽力挽狂澜于既倒的壮志雄心。陈澧作诗，继承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优良传统，以诗反映“世积乱离”的社会现实，寄托着诗人对国事民瘼的关切之情。又如《大水叹》一诗：

羊城积雨盈街衢，湿我架上千卷书。朝来着屐过田舍，问讯水势今如何？老农告我水已大，上游传说基围破。江头万斛老龙船，昨日扬帆田上过。阳侯为虐诚何心？纵彼蛟蜃为骄淫。盘桓不肯赴沧海，忍使绣壤成荒沉！我谓阳侯岂得已，非水逼人人逼水！君不见大庾岭上开山田，锄犁狼藉苍崖颠。剥削山皮剩山骨，草树铲尽胡能坚？山头大雨势如注，洗刷沙土填奔川。遂令江流日淤浅，洲渚千百相钩连。又不见海门沙田日加广，家家筑垒洪波上，海潮怒挟泥沙来，入此长围千万丈。三年种得草青青，五年输租报官长。海门日远路日纡，坐见沧溟成土壤。阳侯束手敢与争？迫窘诘屈难为情。欲留不能去不得，暂借君家田上行。人情贪得死不悔，岂知世事浮云改？欲驱山海尽成田，反使田畴尽成海！老农闻言三叹吁，信我此论良非诬。不然粤地际南海，自昔水潦常无虞。今时水即旧时水，何至比岁淹田庐。辟莱任地本良策，其奈利害相乘除。一方受利数郡害，徒使吾侪常向隅。呜呼亲民之吏慎勿疏，再谋开垦吾其鱼。

这首叙事诗，从洪水泛滥、水灾频繁着墨。诗人运用白描手法，透过“我”与老农的对答，连用５个发问和感叹语句，既真实地描绘出“阳侯为虐”、“绣壤荒沉”的情景，更倾注着作者对老百姓受害和呼吁保护环境的关切与同情之心，也隐含着对统治者的指斥和抨击。全诗意激言质，通俗晓畅，“诗人感于事，而则动于情”，从中亦可知陈澧作诗善为乐府歌行体，以及“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其“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的诗歌风格。

清咸丰七年（１８５７）７月，英、法海陆军抵达香港，是年冬，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大肆劫掠蹂躏广州居民。其时陈澧受聘学海堂学长，目睹侵略者罪行，以及广东巡抚柏贵、将军穆克德讷的无耻投敌，陈澧无比愤慨，毅然写下《得藕江书却寄》、《自横沙过泌涌》等诗篇。前者，致书郭志融：“炮火轰际，音书反复看”，“剑淬锋逾劲，松高气自寒”。在炮声轰隆敌人入侵之时，更要树青松傲然之气。诗人托物自喻，表现出民族受难之时的志高气昂、敢于抗敌的民族气节。后一首：“沙洲十里绕浔冈，小艇摇摇泛夕阳。除却芜城兼废垒，依然秋色满江乡。”小诗透过南海乡村景色的描绘，以乐景写愁况，映衬出诗人因广州城被陷后的血腥恐怖，举家出走，避居南海横沙村的无比愤慨之情。后两句以“芜城”与“秋色”对比，着以“除却”“依然”，表达出对抗敌斗争的胜利充满了信心。罪恶的鸦片贸易，是英、美侵略者毒害中国人民肌体和精神的杀人不见血的特种武器，“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1〕。随着鸦片侵略的扩大，鸦片像潮水一样涌进来，烟毒四溢，白银外流。陈澧无比痛恨鸦片流毒，早年就大力支持林则徐的禁烟主张，曾作过《炮子谣》诗二首。“炮子之来自外洋，外洋人至由通商，通商皆由好洋货，钟表绒羽争辉煌。”（其一）他认为导致列强炮火和武装侵略的根源，不在鸦片贸易而在于国人爱用洋货，这种看法难免片面。而《炮子谣》第二首则写道：

请君莫畏大炮子，百炮才闻几人死；请君莫畏火箭烧，彻夜才烧二三里。我所畏者鸦片烟，杀人不计亿万千。君知炮打肢体裂，不知吃烟肠胃皆熬煎。君知火烧破产业，不知吃烟费尽囊中钱。呜呼太平无事吃鸦片，有事何必怕炮怕火箭！

本诗风格颇为独特，诗人以歌谣形式，通俗浅显的语言，深刻地表现了鸦片烟毒对人民的严重危害：“我所畏者鸦片烟，杀人不计亿万千。”作者通过对比以及辛辣讽刺的手法，表现出对时局的关注，以及对鸦片烟毒害百姓的痛恨之情。

陈澧是一位情感非常丰富的学者，他“道学西山继考亭”，“却比词人倍有情”。〔2〕作为一位学者为诗，他没有学究气、八股味，其所作诗不求典雅，不慕深奥。他“去年此日乡愁黯，万紫千红泪眼看”〔3〕。感叹国事而情感愁怆；“似语幽窗破岑寂，是何愁绪太缠绵”〔4〕。诗人触物联类而俱生幽怨，通过生活的审美感受，在理性与深情的统一中，透过意象的组合和描绘，披露内心的情感和独特的性格。其所造诗境，既有“剑淬锋逾劲，松高气自寒”的阳刚之美，也不乏“小艇摇摇泛夕阳”、“人有幽怀爱深夜”的阴柔之美，更有“难得故林无恙在，莫辞沉醉共凭栏”的时局稍靖后与师友重聚的欣幸之情。又如《秋夜即事》一诗：

中秋一醉不嫌迟，莫负今宵把酒卮。人有幽怀爱深夜，天将明月答新诗。四山雨气全成水，一桁楼阴倒入池。野鹤闲鸥都睡了，此时清兴有谁知？

此诗是咸丰十年（１８６０），陈澧避居南海横沙时所作的又一篇佳构。诗人通过中秋深夜的描写，在酒卮、明月、山雨、鹤鸥等物象的形神交织中，倾注了随地而安、幽思难却的感情，不仅创造了一个静穆自适的意境，而且隐含着诗人对宇宙人生的幽怀和挚爱。诗中言“明月”不落俗套，写“鹤鸥”拟人状态，轻清隽永，神色俱美，幽怨中饱含清兴之情。难怪“人有幽怀爱深夜，天将明月答新诗”二句，历来为读者所激赏。

陈澧工词，今所见其自选《忆江南馆词》一卷，虽仅存词２５首，但历来备受赞赏。近代浙江词人谭献云：“填词有陈兰甫先生，文儒蔚起，导扬正声。”〔5〕其“填词朗诣，洋洋乎会于风雅，乃使绮靡、奋厉两宗，废然知反”。而朱祖谋亦题词说：“甄诗格，凌沈几家参？若举经儒长短句，岿然高馆忆江南。绰有雅音函。”〔6〕今人钱仲联在《近百年词坛点将录》中赞陈澧词“取为水军头领之首，为近百年词坛张目”。其为词会于“风”、“雅”，词风醇清雅健，有别于常州词人的“低徊要眇，以喻其致”之作。在道、咸年间，他和“粤东三家”词人沈世良、汪瑔、叶衍兰一起，雄踞岭南词坛，对近代岭南词学的兴盛影响颇大。

陈澧３１岁中举后，曾六次应进士试，终落第而归，忧思感愤，遂借外物言情。此期间曾写过不少抒发个人蹉跎失意和羁旅情怀之词，如《齐天乐·辛丑春试报罢出都……》、《甘州》、《百字令·甲辰春首赣州舟中……》、《满庭芳》、《浣溪沙》、《鹊桥仙》等等，写来情深韵远，思与境偕。请看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作者四次应会试不第归途时所作的《齐天乐·十八滩舟中夜雨》词：

倦游谙尽江湖味，孤篷又眠秋雨。碎点飘灯，繁声落枕，乡梦更无寻处。幽蛩不语。只断苇荒芦，乱垂烟渚。一夜潇湘，恼人最是绕堤树。清吟此时正苦。渐寒生竹簟，秋意如许。古驿疏更，危滩急溜，并作天涯离绪。归期又误。望庾岭模糊，湿云无数。镜里明朝，定添霜几缕。

十八滩，是指江西赣县至万安的赣江境内的险滩，怪石嶙峋，滩多至险。１８４４年秋，词人应试南归，路经此地，触景生情，述怀而作。词的上阕，以“倦游谙尽江湖味”起句，词人的厌倦之态，漂泊孤单和乡梦萦怀，宛然在目。下片言吟哦之苦，寒意顿生，秋意如许，只听驿道更声，危滩急流，何等萧索静穆！南望故乡，奈何误了归期。结句“镜里明朝，定添霜几缕”言时光易逝，年华虚度，徒增几缕白发，写出词人失意南归的悲戚之情。全词不叙归途所见，而抒“舟中夜雨”情思，透过听、感审情意象，融动静和抒情于一体，写来声情俱现，手法独特。难怪今人夏承焘评本词为“情景交融，寄托深婉，自是佳作”〔7〕。陈澧填词，精于炼字，长于绘景抒情，拟心譬事，婉而成章。如《百字令》“江流千里”，写夏日过浙江七里泷富春江景象，更是光景奇绝，不同凡响。“江流千里，是山痕寸寸，染成浓碧。”词的开头，就把山水拟人着色；“飞来山雨，满船凉翠吹入”，接着写舟中吹进清凉翠色，凉沁肌骨，惬意无穷。词中“寸寸”、“吹入”四字，描形状貌，极富神态佳趣。下阕则由景入情：“便欲舣棹芦花，渔翁借我，一领闲蓑笠，不为鲈香兼酒美，只爱岚光呼吸。野水投竿，高台啸月，何代无狂客？晚来新霁，一星云外犹湿。”新黛如沐，岚影入水，系舟借笠，投竿野水，词人意欲效法渔翁、张翰，过着闲适隐逸的生活。但“晚来新霁”，雨过初晴，残云外星星显露，星光摇曳。词格清绮幽远，神骨俱净，既表达了词人避世闲适的心境，也可见其澄明高旷的襟怀。词人临流洗笔，在“染成”、“催送”，以及“借”“爱”“投竿”等动态和抒情意象中寓寄自己的心境。如冒广生所云：“此词仙乐飘飘，筝琵洗俗，尝鼎一脔，可以知味矣。”〔8〕

陈澧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他长居粤地，感受岭南风光，亲睹广州人民鸦片战争时期的抗英斗争。故其词吟咏岭南胜景，常以风物寓挚爱深情；加上词人学识至博，善熔裁古事，措词精严，词风醇雅。例如，癸卯（１８４３）二月，陈澧为黄玉阶、许玉彬相邀结越台词社，就曾以“越王台春望”为题，作《凤凰台上忆吹箫》一词。该词以“春望”点题，通过对南越王赵佗的追忆，融惆怅、伤心于景色描写和历史人物的陈述之中。芳树、嫩晴，春景无限好，但眼前是故王台榭，黄屋零落，海气冥蒙，一派凋零萧索景象。时光易逝，蛮荒风雨涤荡着多少历史陈迹？惆怅感慨，幽忧而生。词的下阕云：“青山向人似笑，笑淘尽潮声，谁是英雄！只见几堆新垒，鸟散云空。休说楼船下濑，伤心见、断镞苔封。还依旧、攀枝乱开，万点春红。”词人化用郭熙《画记》、苏轼《念奴娇》中词句，借汉武帝命扬仆为楼船将军征南越事，表现古来英雄如潮水淘沙逝去，而征战遗器尚存的伤心感叹，但作者追慕英雄，花城依旧，木棉花开，迎来万点春红。凭吊而不颓唐，词的最后颇含欣喜之情，气势高昂，一扫前人怀古词的感伤情调。据说此词填成，大受社友赞赏，被目为“真词人”。坐落在粤秀（越秀）山下的广州学海堂，是道光四年（１８２４）清代学者两广总督阮元创建，为当时粤中最高学府。陈澧在学海堂学长任上，常与许青皋、桂皓庭登高，月夜吟咏，徘徊往迹，淡月微云，追忆心事流年，“三人对影，倚高寒，红尘全洗。珠江滚滚，暗潮消尽”。词人借月抒怀，情境相浃，词风清刚幽峭。再看，陈澧于道光二十七年（１８４7）九月所作的《水龙吟》一词：

是谁前度登高，苍苔屐齿留岩际。兴来此日，也堪重咏，玉山蓝水。菊有花时，蝉无声后，渐疏林翠。正危阑纵目，夕阳红处，有城郭，炊烟起。忽觉秋心浩渺，倚西风，螺杯新洗。凭高酾酒，而今只愿，八荒无事。容我蹉跎，长骑款段，少游乡里。便倾壶醉倒，山空人静，学希夷睡。

作者在词序云：与“桂皓庭招集学海堂，为补重阳之会，醉后叠前韵”。本词以“是谁”句起兴，颇为突兀，并借用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诗句铺写秋天景色，菊花、蝉声、林翠，纵目瞭望，夕阳、城郭、炊烟，秋色宜人。下阕以“忽觉”骤起，舒展抒情心绪，秋心浩渺，但愿八方无事，容我蹉跎，借典设喻，叙写情怀。此词作于两次鸦片战争的间歇时期，词中的“而今只愿，八方无事”数语，乃表达了当时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

现存陈澧诗词，善于叙写岭南胜景，尤以描绘惠州及西湖者颇多。罗浮山的层峦叠嶂，东江边的磐石小潭，西湖孤山的朝云墓地，丰湖映带之垂杨烟霞，在诗人笔下均能陶写性灵，现出一派生机。如写罗浮山词《醉吟商·龙溪书院门外见罗浮山》：“渐坐到三更，月影正穿林杪，水边吟啸，此际无人到。一片白云低罩，罗浮睡了。”短短六句，写龙溪静夜景色，罗浮主峰飞云，历历如绘，末二句拟容取心，隽永传神，着笔佳妙，非亲历罗浮月夜，实不能道。为后来黄遵宪、潘兰史填罗浮山词《双双燕》首句之所本。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引潘飞声词注云：“昔在菊坡精舍，听陈兰甫先生话罗浮之游，云仅得‘罗浮睡了’四字，久之未成词也。壬寅三月，余游罗浮，至东江泊舟，望四百峰横亘烟月中，觉陈先生此四宇神妙如绘。”足见陈澧填词用词造语之精。再看他元日独游丰湖所作之《高阳台》一词：

新曙湖山，酽寒城郭，钓船犹阁圆沙。短策行吟，何曾负了韶华。虚亭四面春光入，爱遥峰、绿到檐牙。欠些些，几缕垂杨，几点桃花。去年今日螺墩醉，记石苔留墨，窗竹摇纱。底事年年，清游多在天涯？平生最识闲中味，觅山僧、同说烟霞。却输他，斜日关门，近水人家。

此词是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作者北行应试落第后南归独游惠州丰湖而作。词人即景抒情，陶写湖山之美。其写景：亭榭、山峰、翠绿，衬之以春光、遥远、垂杨、桃花，系以“虚”、“入”、“爱”、“到”等通感神态，写来湖光映照，神情俱现。其抒情：“底事年年”，感慨往事，清游多在天涯。“平生最识闲中味，觅山僧、同说烟霞。”词人的独游访胜之乐，超尘脱俗之思，于词中飘然可见。再看其《甘州》写惠州朝云墓一词，写景抒情意境更浓：

渐斜阳、淡淡下平堤，塔影浸微澜。问秋坟何处？荒亭叶瘦，废碣苔斑。一片零钟碎梵，飘出旧禅关。杳杳松林外，添作萧寒。须信竹根长卧，胜丹成远去，海上三山。只一抔香冢，占断小林峦。似家乡、水仙祠庙，有西湖、为镜照华鬘。休肠断，玉妃烟雨，谪堕人间。

朝云墓，在惠州西湖孤山之麓，即丰湖西北的小山坡上。宋绍圣元年（１０９４），苏东坡被贬惠州，侍妾皆散去，独朝云千里相随至惠州。两年后，朝云病逝，葬于孤山栖禅寺侧，寺僧在墓旁筑“六如亭”以为纪念。苏轼曾作《朝云诗》，乃有感于朝云相随南迁而发。陈澧填《甘州》词时，曾作“小序”云：“惠州朝云墓，每岁清明，倾城士女酹酒罗拜。坡公诗云：‘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余谓朝云倘随坡公仙去，转不如死葬丰湖耳。”意谓朝云与其仙去，不如死葬丰湖，好为湖山生色增辉，供士女们瞻仰凭吊，令骚人墨客吟哦凄婉诗篇。三月踏青，扫朝云墓已成惠州习俗。此词以“斜阳”、“平堤”起句，系之以“渐”、“淡淡”数字，即起感情心绪。词人寻觅秋坟，只见荒亭叶瘦，废碣苔斑，一派萧寒景象，作者感伤之情可见。下阕借苏轼《悼朝云》诗句，生发寓情，谓朝云已去，但其墓可为湖山增色，恰似家乡，有明镜似的西湖照着她的华鬘，仙妃谪堕，不必为之肠断。诵之思之，情感悠悠，词风独特，诚如夏承焘《宋元明清词选》所评，本词“辞意恳切”，抒写凭吊之情，“风神摇曳”。

陈澧填词，多是忆昔抚今、访迹凭吊之作，志思蓄愤，感慨情深，但也不乏雄奇超迈、豪放劲健佳构。例如，他和张维屏赋诗所作之《百字令》一词：

何年夸父，把邓林移作，天南一柱？倒挂苍龙才见首，雨鬣风髯无数。神臂横撑，霜皮直裂，隐隐闻雷斧。海鹏飞倦，一枝来宿深处。旁有高冢麒麟，行人指点，道是将军树。夜半翠涛天际响，时见云旗来去。酾酒长歌，结茅小筑，留得惊人句。题名崖石，与君同寿千古。

词前有“小序”云：“市桥有水松，大数十围，雷折其干，近根数支犹活，望之如小山。旁一里许有陈将军墓，相传为东晋人。”可知本词旨在咏物怀人。其写“水松”，首引《山海经》夸父逐日的神话故事，“邓林移作，天南一柱”，已见水松神貌力度。继而以苍龙鬣髯为喻，绘形拟声，“海鹏飞倦，一枝来宿深处”，颇见神韵意趣。下阕转写将军墓，引来张南山所赋诗句。“酾酒长歌”，深情胸臆，末句道出欲与古树共存千古的愿望。此词意境神奇阔大，酷似苏、辛词的豪放超迈。陈澧作为学者才人，积理熔铸，善于博取众长，故其为词风格多样，刚劲与婉约兼而有之。

第二节 梁廷枏及其《藤花亭曲话》

梁廷枏（１７９６—１８６１），字章冉，号藤花亭主人，广东顺德（今佛山市顺德区）伦教镇人。《清史·文苑传》称：“其先人好聚图籍，廷枏髫龄而孤，性颖悟，成童时即尽读父书，下笔有奇气，稍长即肆力于学，为总督阮元所器重。”道光副贡生，澄海县教谕。历充越华、越秀书院监院、学海堂学长，广东海防局总纂，粤海关志局总纂等职。一生通经史、精音律、长于金石考据，着述宏富。所著书达３５种，计２２２卷，３００余万字。主要著作汇刻成《藤花亭十七种》。

梁廷枏生当清朝嘉庆、道光、咸丰年间。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广东人民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正义斗争，他都曾亲历过。他关心和通达时务，注意研究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曾协助林则徐禁烟，积极支持广州人民群众的抗英斗争。在外患日重的形势下，他撰写了一批有关海防、海关、中外关系、外国历史和国情的著作，所著《合省国说》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以及“合众为国，行之久而不变”等原因作了多方面研究和探索。梁廷枏是一位中国近代史上关心国事、熟悉当时国际大势，睁眼看世界的爱国学者。综其一生的文化活动，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从事文史研究和纂述工作；后期则更多参与政事和教育活动。他年少多才，勤于研习，学识渊博，除擅长文史、经学、政论著述外，在文学上的杰出贡献当推戏曲。他曾作《江梅梦》、《圆香梦》《昙花梦》、《断缘梦》等杂剧四种（合称《小四梦》）。另有《了缘记》传奇一种。这些杂剧，或写唐玄宗梅妃江采萍的故事（《江梅梦》），或叙写书生庄达与名妓李含烟之事（《圆香梦》），或为毛西河之妾曼殊而作（《昙花梦》），或叙岭南高仰生偶得其梦，于烟波深处遇女子陶四眉之事（《断缘梦》）。这些剧本，虽然属清代案头杂剧之作，未能搬上舞台，但剧情线索明晰，关目照应自如，善于布局排场，义理无穷，心曲隐微，唱词宾白流畅，从中可窥见作者成熟的创作技巧。而在曲论方面，尤以《曲话》（《藤花亭曲话》）著称，被当时两广总督邓廷桢誉为“论南北曲，叹以为粤人所未有”之作〔9〕。《藤花亭曲话》计五卷，该书卷五末有作者“甲申腊尽自记”云：“予幼喜读曲，今成癖矣。消愁遣闷，殆胜小说。每欲即所见各为点论，汇选千种，或曲海巨观，未果也。上秋游顶（鼎）湖，阻风肇庆，孤篷俏坐，辄杂忆而随记之，了无伦次。归乃补缀成帙。”〔10〕甲申为清道光四年（１８２４），该书理应成于是年，时梁廷枏２８岁。在这之前，他曾谱写过诸种杂剧、传奇，可见《曲话》是作者在通览前代曲家剧作，在探究作曲方法和总结自身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其时，梁廷枏业师、嘉应李黼平所撰《曲话序》，认为该书“自元、明暨近代院本、杂剧、传奇无虑数百家，悉而讨论，不党同而伐异，不荣古而陋今，平心和气，与作者扬搉于红牙、紫玉之间，知其用力于此道者邃矣。”又云：“故曲无定，以人声之抑扬抗坠以为定。是书亦间论律，而终以文为主，其所见尤伟，诚足为曲家之津梁也。”所评极是，道出了《曲话》一书理论批评的特点。全书共分５卷。初刻本原为４卷，道光《藤花亭一种》本和《曲苑》本均为５卷。新中国成立后，１９５９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八）也为５卷。其主要内容是：卷一列举作者所知的元、明、清杂剧传奇名目，大多就《录鬼簿》和《曲海目》加以排比；卷二论曲作法，举各家曲品名作加以比较；卷三品评历代名曲名作；卷四、卷五多谈曲律曲谱。卷五兼及评论《西厢》及音韵等。

梁廷枏生活在中国近代社会急剧变化的年代，面对封建社会的日益衰落和崩溃，眼看鸦片战争后列强的步步入侵，梁廷枏关心国事，洞悉世情。因此，他论曲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强调戏曲的社会作用。他一方面认同前人关于“思借戏场维节义”、作曲“皆意主惩劝”，要作“有功世道之文”的主张；同时在国家遭难民族受欺的年代，梁廷枏十分强调戏曲文学弘扬民族气节、高扬爱国精神的社会功能。在《曲话》中，他既歌颂了《蜀鹃啼》杂剧写明末吴梅村之兄吴志衍一家“感人至深”的死节精神，也高度评价了《冬青树》一剧在写“文丞相燕台殉节”等为“忠魂、烈魄，一入腕中，觉满纸飒飒，尚馀生气”的为民族魂而创作的慷慨淋漓风格。梁廷枏评《桃花扇》云：“写南朝人物，字字绘影绘声。”读《长生殿》时道：“悲凉慷慨，字字倾珠落玉而出，虽铁石人不能不为之断肠，为之下泪！笔墨之妙，其感人一至于此，真观止矣。”清人孔尚任的《桃花扇》，由于“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深邃的思想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引起了众多评论家的赞赏和共鸣。在《曲话》中，梁廷枏关于戏曲社会作用的直接论述虽不多见，况且未能摆脱“举忠孝节义”封建观念的束缚；但像上述评论中颂扬民族气节，提倡创作上的绘声绘影和悲凉慷慨的风格，包含了近代戏剧的时代精神，也表达了梁廷枏深厚的民族爱国感情。

深入探究戏曲艺术的特征和作曲的基本原理，是梁廷枏《曲话》的另一重要内容。在元明杂剧、传奇兴盛的基础上，明清以还像何良俊的《曲论》、王骥德的《曲律》、吕天成的《曲品》，以及李渔的《闲情偶寄》等等，都对戏曲的特征作了多方面的研究，但他们多从戏曲声律或填词的方法上进行总结。梁廷枏自幼读曲成癖，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戏曲艺术的特征和创作规律作了多角度、多侧面的探索。一是戏曲构成要素说。在《曲话》卷四中，梁廷枏认为：“古人歌者、舞者各自为一，两不照应；至唐人《拓枝词》、《莲花镟歌》，则舞者所执与歌人所歌之词稍有相应矣，犹羌无故实也。至宋赵令畤作商调鼓子词，谱《西厢》传奇，始有事实矣，然尚无演白也。”他从考察我国戏曲的发展演变中认识到：只有到了董解元作《西厢》时，才曲中夹白，、弹、念、唱统属一人，但尚未以人扮演，至金之连厢词扮演有人而歌舞台开，到了元曲则歌、舞、白、事、演五者方俱全〔11〕。这些观点和后来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指出的真戏曲“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的说法颇为接近，对“真戏曲”的概念作了有益的探讨。二是“写景、写情，当行出色”说。梁廷枏在《曲话》卷二开始引马致远杂剧《汉宫秋》之《混江龙》和《赚煞》后指出：“写景、写情，当行出色，元曲中第一义也。”“第一义”谓为最高的准则。梁廷枏把“写景写情”作为戏曲当行本色的基本批评原则，乃继承发展了徐谓《南词叙录》、王骥德《曲律》、何良俊《曲论》中注重戏曲本色的主张，指出：“言情之作，贵在含蓄不露，意到即止。”“元人每作伤春语，必极情极态而出。白仁甫《墙头马上》中《鹊踏枝》一曲云：‘怎肯道负花期，惜芳菲，粉悴胭憔也绿暗红稀。九十春光如过隙，怕春归又早春归。’如此，则情在意中，意在言外，含蓄不尽，斯为妙谛。”这就是说，戏曲作品的出色与否，还必须情、意、言三者相融浃，创造出一种“情在意中，意在言外，含蓄不尽”的“意境”美。三是戏曲的“自然为美”说。王国维曾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12〕崇尚“自然美”是我国历代曲家所向往。梁廷枏也强调作曲的“自然”，如说：“《荆钗》曲白都近自然，惟《赴试》折家国离情，路上自不必向朋辈喁喁绪语，且末、净合唱‘蒙嘱咐，牢记取，教我成名先寄数行书’，又居然与王十朋心事相关照，殊嫌着相。”他指出“《四书》语入曲，最难确切，最难自然，惟元人每喜为之”。像《梅香》杂剧中的唱曲：“他文质彬彬才有馀，和俺这相府潭潭德不孤，更怕甚文不在兹乎。”“留心在九大经，吾日三省”等语，“几成笨伯矣”。清人作的传奇《石榴记》结构、曲词大多模仿《牡丹亭》，同样缺少“自然情韵”。而传奇剧本《明珠记》，虽取材唐薛调传奇小说《无双传》，但如《煎茶》折《长相思》能“集牌名成曲”，颇得“自然情致”；《双珠记》传奇，虽写千里寻亲，终与父母相会事，但穿穴照应处，有如天衣无缝。不失自然之美。四是“白不宜太多”说。戏曲离不开宾白，故王骥德撰《曲律》、李渔作《闲情偶寄》均有论“宾白”专节，并说：“宾白一道，当与曲文等视。有最得意之曲文，即当有最得意之宾白。”可知我国曲论家对宾白的重视，梁廷枏在研究历代杂剧、传奇的基础上，指出：“曲白不欲多。《西厢》二十一折，原白本自寥寥也。”因为“白无骈偶则直，骈偶多则词意义晦。《琵琶》之黄门诸篇，已觉取厌，而《昙花记》终折竟无一曲，《纱》、《玉盒》终折无一散白，更无谓矣”。他认为宾白不可无，但不宜多，要用得恰到好处。就如明初贾仲明所作的《玉壶春》杂剧，其唱词云：“愿你个李素兰常风韵，则这个玉壶生永结缘。”“则这个玉壶生更和这素兰女，则索告你个柳青娘。”“玉壶生拜辞了素兰香”等等，“一剧中凡数见，亦令人生厌”。梁廷枏十分强调曲情的自然和语言的声律美。他在《曲话》中赞赏荆石山民所作的《红楼梦散套》，认为既工于言情，言事有味，曲情亦凄婉动人，正是从这点出发的。梁廷枏充分肯定了元代杂剧的艺术成就，认为元杂剧的优良艺术传统对后来剧作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对清代剧作家万红友（万树）的剧作极为推崇，谓：“红友关目，于极细极碎处皆能穿插照应，一字不肯虚下，有匣剑帷灯之妙也。”认为其所著“庄而不腐，奇而不诡，艳而不淫，戏而不虐”，而且“宫律谐协，字义明晰，尤为惯家能事。情、理、音三字，亦惟红友庶乎尽之”。究其原因，就因为红友能“寝食元人，深入堂奥，得其神髓，故其曲音节嘹亮，正衬分明”。从创作的继承关系，揭示曲家作品情、理、义相浃的艺术特征，是颇有见地的。

强调戏曲艺术的独创性，反对雷同化倾向，是梁廷枏《曲话》的又一重要内容和评论特色。艺术贵独创，离开了创新，陷入雷同，就会丧失艺术的生命。梁廷枏十分重视戏曲作家的创新精神，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例如，他对清代剧作家蒋心馀（士铨）的《藏园九种曲》就作了高度的评价，《曲话》（卷三）中云：

蒋心馀太史九种曲，吐属清婉，自是诗人本色，不以矜才、使气为能，故近数十年作者，亦无以尚之。甚至离奇变幻者，莫如《临川梦》，竟使若士先生身入梦境，与四梦中人一一相见。请君入瓮，想入非非，娓娓清言，犹馀枝也。《桂林霜》、《一片石》、《第二碑》、《冬青树》四种，皆有功名教之言。忠魂、烈魄，一入腕中，觉满纸飒飒，尚馀生气。《香祖楼》、《空谷香》两种，于同中见异，最难下笔……使出自俗笔，难免雷同，乃合观两剧，非惟不犯重复，且各极其错综变化之妙，故称神技。《四弦秋》因《青山记》之陋，特创新编，顺次成章，不加演染，而情词凄切，言足感人，几令读者尽如江州司马之泪湿青衫也。《雪中人》一剧，写吴六奇，颊上添毫，栩栩欲活；以《花交》折结束通部，更见匠心独巧。

从上段评述中可以看到，梁廷枏乃着眼于戏曲艺术的特征，不仅对蒋士铨剧作中的离奇变幻、错综变化、别开生面的艺术构思作了充分肯定，而且对他创作上的独辟蹊径、匠心独特的表现手法作了赞美和评价。无疑有助于提高戏曲文学的创作水平。梁廷枏一方面崇尚元杂剧“庄而不腐，奇而不诡”的艺术成就，另一方面对元剧中存在的程式化、雷同化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元人杂剧多演吕仙度世事，叠见重出，头面强半雷同”。对“《灰阑记》、《留鞋记》、《蝴蝶梦》、《神奴儿》、《生金阁》等剧，皆演宋包待制开封府公案故事，宾白大半认同；而《神奴儿》、《生金阁》两种，第四折魂子上场，依样葫芦，略无差别”也深表不满，指出这种拾人牙慧，落入窠臼的作品是没有多大艺术生命力的。“元人杂剧多演吕仙度世事，叠见重出，头面强半雷同。马致远之《岳阳楼》，即谷子敬之《城南柳》，不惟事迹相似，即其中关目、线索，亦大同小异，彼此可以移换。”在《曲话》（卷二）中，梁廷枏通过对郑光祖《梅香》一剧的具体分析，详尽地列举了该剧如同一本《小西厢》，其“前后关目、插科、打诨，皆一一照本模拟”的弊病：“张生以白马解围而订婚姻，白生亦因挺身赴战而预姻好，一同也；郑夫人使莺莺拜张生为兄，裴亦使小蛮见白而改称兄妹，二同也；张生假馆于崔，而白亦借寓于裴，三同也；莺莺动春心不使红娘知而红娘自知，樊素亦逆揣主意而劝使游园，四同也；张生琴诉衷曲，白亦琴心挑逗，五同也；张生积思成病，白亦病眠孤馆，六同也；张生向红娘诉情，白亦于樊素前尽诉肺腑，七同也；张生跪求红娘，白亦向樊素折腰，八同也；张生倩红传寄锦字，素亦与白密递情词，九同也；莺莺窥简佯怒，小蛮亦见词罪婢，十同也；红娘佯以不识字自解，樊素亦反问词中所语云何，十一同也；红见责而戏言将告夫人，樊亦被诘而诈为出首，十二同也；莺莺答诗自订佳期，小蛮亦答诗私约夜会，十三同也；张生误以红娘为莺莺，白亦误将樊素作小蛮，十四同也；莺莺烧香，小蛮亦烧香，十五同也；崔夫人拷红，裴亦打问樊素，十六同也；红娘堂前巧辩而归罪于崔，樊素亦据理直权而诿过于裴，十七同也；崔夫人促张应试，裴亦使白赴京，十八同也；莺莺私以汗衫、裹肚寄张，小蛮亦有玉簪、金凤赠白，十九同也；张衣锦还乡，白亦状元及第，二十同也。”如此通过对关目事理的对比、评论，既揭示出《梅香》杂剧的模仿雷同化倾向，纠正了历来认为《》剧只是受了《西厢记》影响的表层说法，也深刻地表达了梁廷枏对戏曲雷同化创作之风的憎恶，以及对戏曲艺术的创新要求。

广泛运用比较方法，从对比中显示各个曲家风格，以及作品的高下、长短和异同，以求同中观异，异处见同，这是梁廷枏《曲话》的又一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例如，《曲话》云：

钱塘洪昉思昇撰《长生殿》，为千百年来曲中巨擘。以绝好题目，作绝大文章，学人、才人，一齐俯首。自有此曲，毋论《惊鸿》、《彩毫》空惭形秽，即白仁甫《秋夜梧桐雨》亦不能稳占元人词坛一席矣。如《定情》、《絮阁》、《窥浴》、《密誓》数折，俱能细针密线，触绪生情，然以细意熨贴为之，犹可勉强学步；读至《弹词》第六、七、八、九转，铁拨铜琶，悲凉慷慨，字字倾珠落玉而出，虽铁石人不能不为之断肠，为之下泪！笔墨之妙，其感人一至于此，真观止矣！

这段论析，不仅揭示了《长生殿》的创作特点及其艺术成就，而且通过几部剧作的比较，道明了尽管明代吴世美的传奇《惊鸿记》、屠隆的《彩毫记》，甚至元代最著名的杂剧白仁甫的《梧桐雨》，表现的都是相同的题材，但同于清代《长生殿》的问世使它们都变得相形见绌。从比较中互见短长，能更好地了解剧作家的创作，有助于理解《长生殿》何以被推尊为“近代曲子第一”〔13〕的原因所在。万树（红友）与吴炳原是甥舅，且万树曾承吴炳的教导，历来评论家都以为万树剧作“其渊源有自”，而梁廷枏则通过比较指出实际上两人剧作的艺术风格还是有不同的：“粲花（吴炳）三种，情致有馀，而豪宕不足；红友如天马行空，别出机杼。”指出各有特点，不可忽视他们艺术风格上的差别，梁廷枏在阅读曲家作品时，还把吴炳与汤显祖作比较，从中认识到李笠翁把吴炳“引与玉茗并论，不为无见”。这不仅因为吴炳是汤显祖的晚辈，作品才情绮丽，更主要的是其创作作风力追临川，如其《画中人》一剧实仿《还魂记》，而他的《疗妒羹》“题曲”一折也“逼真《牡丹亭》”，两位不同的剧作家其风格和曲情如此酷似，梁廷枏认为正可看出吴炳对汤玉茗的自觉追随，看出他们间的师承关系；表明吴炳确为玉茗堂之嫡派。又如，梁廷枏曾将清人张坚（漱石）所作的传奇剧本《怀沙记》与尤侗的杂剧《读离骚》作比较，指出两部剧本均为谱写爱国诗人屈原的事迹，但前者“依《史记·屈原列传》而作，文词光怪。全部《楚辞》，隐括言下。‘著骚’、‘大指’、‘天问’、‘山鬼’、‘沉渊”、‘魂游’等折，皆穿贯本书而成，洵曲海中巨观也”；而后者则不然，“不屑模文范义，通其意而肆言之，陆离斑驳，不可名状，至云：‘便百千年难打破闷乾坤，只两三行怎吊尽愁天下’，发千古不平于嬉笑怒骂中，悲壮淋漓，包以大气”。两相比较，立意不同，风格迥异，但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综览梁廷枏的《曲话》，随处可见作者熟谙的比较方法，他善于从对比中评析历代剧作家作品之长短高下。辨识其艺术风格和师承渊源关系。这种方法。即使在今天仍可作为从事文学理论批评时的借鉴。

第三节 谭莹、谭宗浚的诗文

谭莹（１８０0—１８７２），字兆仁，号玉生，广东南海县（今佛山市南海区）人。他年少颖悟，喜作诗赋，１２岁时曾作《鸡冠花赋》、《看桃花诗》，县中耆宿惊异为“后来之秀”。弱冠应县试，适两广总督阮元游越秀山寺，见他的题壁诗文，赞赏有加。翌日，阮元对南海县令说：“汝治下有谭姓文童，诗文甚佳，能高列否？”阮身居高位，又是著名学者，阮元发话，县令当然奉若神明，即问文童姓名，阮元说：“我以名告汝，是夺令长权，为人关说也，汝自行扪索可耳。”县令回署，即令调谭姓文童试卷披阅，选其诗文并佳者。谭莹果在选中，并以县考榜首入学。道光初年，阮元在广州越秀山创立学海堂，以经史课士，兼及诗赋。这是当时岭南最高学府。一时粤中学子，竞相跻身其中，谭莹也在其列，并时受阮元的赏誉，对其所作《蒲涧修禊序》及《岭南荔枝词》尤为激赏，谭莹文誉也由此日噪，有“凡海内名流游粤者，无不慕与缔交矣”之说。谭莹在院试中，亦多列前茅，文才为学官所赞赏，有的说“律赋胎息六朝，非时手所及”；有的说“粤东固多隽才，此手合推第一”；有的誉之“骚心选手，独出冠时”，并以优行生入贡〔14〕。但谭莹声誉虽日高，而乡试却屡遭败北。经过２０多年的科场拼搏，直至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才得中举，又因策问触及时讳，被置榜末。赴京参加会试，又名落孙山，从此绝意科场，安居教职。先后任肇庆府学教授，曲江、博罗县学教谕，嘉应州学、化州州学训导，琼州府学教授（未赴任）等。后充任学海堂学长，广东粤秀、越华、端溪等书院监院。一生从事教职长达数十年，并成为岭南著名学者，晚年朝廷嘉其劳绩，授内阁中书衔。

谭莹教学之余，积数十年诗文，结集为《乐志堂诗集》１２卷，续集１卷，《乐志堂文集》１８卷，续集２卷。在文学上，谭莹诗胜于文。他曾与熊景星、徐良琛、徐荣等结西园吟社，切磋诗艺，享誉粤中。岭南地域，是民歌兴盛之地，有所谓“粤俗好歌”之说〔15〕。岭南诗人，多受民歌影响，谭莹的诗，正如他说的“余幼耽吟咏，夙嗜讴谕”〔16〕，也明显受粤中民歌的熏陶，诗风清丽俊逸，朗朗可诵。《南濠曲》是他诗中颇有代表性的长篇歌行。南濠位于广州珠江边，在今广州市光塔路、惠福路一带，这里在唐宋以来，是中外客商（外商主要是阿拉伯人）进出广州的重要内港，也是中外客商货物云集之地，绮丽繁华，盛极一时。大约到了明中叶，由于地理环境的变化，河涌淤塞，陆地南移，才逐渐零落萧条。诗人以史家笔触，形象地再现了南濠昔日的繁华。在诗人笔下，南濠暮雨双桥，朝霞水媚，银栊绣户，绮榭雕楹。在南濠里，红男绿女，稚齿韶颜，他们或结伴同行，或夜泊寻花，选舞征歌。端午时节，他们更摇荡舟，乱抛荔枝，戏水嬉喧，一派南国的风情民俗的韵致：

南濠濠水通珠江，珠儿珠女总延香。一濠东西水凝碧，万井人家春渺茫。临濠往日销魂地，四百年前人尚记。银栊绣户瞰铜街，绮榭雕楹装锦肆。隐隐双桥暮雨迟，盈盈一水朝霞媚。选舞征歌乐未央，稚齿韶颜宛列行。画前公子樽前梦，桂楫佳人镜里妆。缓缓寻花遥夜泊，扶阑未展销金幙。导客争移茉莉灯，背人解劝玻璃杓。红豆抛残曲未停，素馨开遍鬟重掠。半篙新涨秣陵舟，二分明月扬州郭。端午游人张水嬉，羽盖蜺旌去故迟。夹水婵娟照形影，卷帘珰珥生光辉。文禽倒挂绿鹦鹉，名果乱抛红荔枝。……

南濠昔日的繁华，尽收笔底，也勾起诗人无限的沧桑感慨：“前朝乐事同朝露，剩粉零香渺何处？曲岸难容画鹢移，芳堤无复娇莺住。琐第丛台迹久湮，临流相忆欲沾巾。”诗语行云流水，曼节长声，流畅自然，也显示受乐天歌行的影响，表现出流丽清逸的诗风特色。

从《南濠曲》中，我们可以品味到岭南的风物民俗和诗歌的神韵。而谭莹的诗，写得最有特色的，也就是这类写岭南风物民俗的作品，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如《采桑词》，这是一组绝句组诗，共３２首，形象地描绘桑农的劳作和艰辛，也写出了诗人对南国桑农生产生活的关注：

一年生计藉蚕桑，未到蚕生日日忙。秧插怕晴桑怕雨，与郎相对预评量。（其一）

二眠蚕更食桑多，日暮蚕饥可奈何。纤手不停筐未满，不知郎唱悯农歌。（其七）

未足供蚕断不归，催寒偏与愿相违。侬身止著麻衣服，岁岁宜蚕是抑非。（其十三）

但到蚕饥喂已迟，一家寒殆甚蚕饥。侬家大有苍茫感，人自看侬总不知。（其三十一）

这些诗作，如果没有对桑农种桑育蚕的精细观察和理解，是不可能写得出来的，而字里行间，反映了桑农劳作的心态，形象传神，也渗透着诗人对桑农疾苦无限关注的情怀，更有艺术价值。又如《四市歌》，写羊城花市、廉州珠市、东莞香市和罗浮药市，生动地描绘了明清二朝盛极一时的岭南四大集市的商贸活动和民俗风情：

一路吹香月正圆，买花人比卖花先。四时绚烂同今夕，万井繁华竞百船。名果雕瓜偏错落，黄蜂紫蝶漫流连。年来五斗桃花米，仅博钗头百子莲。

——《羊城花市》

列肆桥边次第开，频年珠市亦堪哀。精华已竭投渊未，性命刚存跋浪回。谤载数车名将累，聘量十斛美人来。便求径寸谈何易，截珥编珰剩劫灰。

——《廉州珠市》

欲署香农未敢论，女儿争觅市声喧。千年饱阅风霜色，一瓣偏留斧凿痕。木气消融推妙品，土膏凝聚孤根。归装投水循良少，笃耨龙涎谅不存。

——《东莞香市》

摊钱谁诣白云深，葛鲍馀粮贩到今。竞住名山称市隐，不私灵药本仙心。天然杵臼何劳觅，帝锡金丹岂易寻。我亦养生嵇叔夜，支筇屡约负登临。

——《罗浮药市》

诗人比较注意从商业贸易的角度切入，反映具有岭南特色的花市、珠市、香市和药市的商贸活动情况，也可品味到情景交融的风俗民情。如羊城花市，“四时绚烂同今夕，万井繁华竞百船”，花农用船载着四时花卉，百船齐发，争妍斗艳，而“买花人比卖花先”，花市里早已聚集着等候买花的人，真是购销两旺，市场繁荣，好一幅岭南水乡的民俗图画。而写廉州珠市，诗人还触及采珠人的艰辛，他们在海上采珠，与大海搏斗，用人命换珠，所谓“精华已竭投渊未，性命刚存跋浪回”。采珠人采珠的艰险，史书多有记载。明人林富称为“以人命易珠”，元人张惟寅还曾向朝廷上状乞申罢采，云：“珠蚌生在数十丈水中，取之必以绳引而缒人而下，气欲绝，则掣动其绳，舟中人疾引而出，稍迟则七窍流血而死，或为恶鱼所噬。蚌逾百千，得珠仅能一二。”〔17〕真是“便求径寸谈何易，截珥编珰剩劫灰”。如果说《羊城花市》透露了花妍人乐的情景，《廉州珠市》则笼罩着沉重的哀伤情调，“列肆桥边次第开，频年珠市亦堪哀”，诗人对采珠人采珠的险恶的同情与感慨，也尽在诗句之中。《东莞香市》和《罗浮药市》，也形象地反映了两个集市的产供销的情景，同样体现了浓郁的商品意识。

最为世所推重的是《岭南荔枝词》。此诗原题为《岭南词荔枝百首》，作者刻集时删定为６０首。作者采用了当时诗坛流行的组诗形式，每首多有小注，既独立成篇，而相互间又有关联，形成一个整体，系统地叙写有岭南佳果之誉的荔枝的传说掌故、生产情况，以及买卖荔枝的风情民俗，完全可以作为岭南荔枝的发展历史来读，很有史料价值。如荔枝的品种，在诗中论及的就有三月红、黑叶、桂味、糯米糍、增城挂绿、香荔、水浮子、凝冰子、龙牙、犀角、金钗子、素馨花、露花等，最有趣的一种以人名命名称“谭世祥”的荔枝，诗云“自赋新词一百章，风枝露叶费评量。谁知本是吾家果，姓字早推谭世祥”（其六十），根据诗中小注，这是一种产于端溪峡下的荔枝。在《岭南荔枝词》６０首里，诗人生动地展现了岭南荔枝的历史、生产和民俗风情。如写荔枝的生长：

二月枝头已著花，村人护惜等桑麻。今年风雨知多少，郑重论钱判焙家。（其九）

自注云：“荔枝二月而花，花时多电则实小，多雨则花腐，少雨则花液相胶而不实，估者视其花而判之，是曰买焙，其人名曰焙家。”又如写在龙眼树上嫁接荔枝：

十里矶围筑稻田，田边博种荔枝先。凤卵龙丸多似谷，村村萧鼓庆丰年。（其七）

自注云：“广州矶围皆种荔枝龙眼，龙眼用接荔枝用，博以果多为丰年。”写荔枝收成情景，更有岭南风韵：

粟米香瓜并熟时，村南村北子离离。儿童共唱新蝉叫，四月街头卖荔枝。（其四）

广东人称玉米为粟米。四月初夏，蝉鸣荔熟时节，村南村北，堆满了粟米、香瓜，早熟的荔枝，亦已上市，儿童们兴高采烈地嬉戏，高声歌唱“新蝉叫，荔枝熟”的民谣。诗中有画，画里传情，充满着农村祥和的情趣。又如：

柳波涌外柳毵毵，十里香风送去帆。盈盈两岸色相妒，画舫人穿红汗衫。（其二十四）

写的是广州水上姑娘卖荔枝的情景。柳波涌在广州西关黄沙，诗中写的穿红汗衫的画舫人，是指在珠江水上生活的疍家姑娘。她们划着小艇，沿着珠江边叫卖荔枝，而她们穿的红汗衫，与绿波红荔相映成趣，浓郁的南国风情，尽在诗行画意之中。

以大型组诗的形式叙事论史咏物，是谭莹诗歌的一大特色。除《岭南荔枝词》外，还有《论词绝句一百首》、《又三十首》（专论岭南人）、《又四十首》（专论国朝人），《咏史乐府》（九十八首），《论粤东金石绝句》（八十二首），《咏马》（三十五首）等。这类组诗，怀人道情，咏物抒怀，并以自注形式记录了大量岭南人事风物，别有一格，也具有弥足珍贵的文献价值。如（论词绝句）《又三十首》（专论岭南人），论及的岭南词人３０余人，保留了不少岭南词坛的史料，对研究岭南词的变化，很有学术价值。如咏宋人崔与之：

但许词家品已低，推崇独说李文溪。出师拜表如忠武，水调歌头剑阁题。

《水调歌头·题剑阁》是崔与之一首有代表性的词作。后人评此词云：“菊坡虽不以词名，然此词豪迈，何减稼轩。”〔18〕崔与之是广东增城人，南宋爱国名臣，政绩彰著，与张九龄、余靖号称岭南三名臣。此词是崔与之以焕章阁侍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抚使赴蜀主政之作。“万里云间戍，立马剑门关”，词表现了作者守边御敌的爱国情怀。谭莹将此词比作诸葛亮的《出师表》，既褒扬了词作者爱国抗敌的高风亮节，也展示了岭南词的风貌。近年出版的《岭南文库·岭南历代词选》，此词列为首篇，可见其在岭南词的地位。又如评陈恭尹的词：“千秋得失也须公，独漉诗名盖代雄。祝寿饯离兼咏物，倚声何敢过推崇。”认为陈恭尹的词不及其诗，内容狭窄，这是公允之论。《论粤东金石绝句》（录八十二首），也很有特色。如第二十九首：

难觅咸通旧寺梁，开元名寺隶浛光。书同虞柳真遒劲，却见心经第一行。

注文云：“开元寺心经砖。案：《舆地纪胜》：‘浛光县开元寺佛顶心经，字画甚遒劲，似虞柳所书。’阮《通志》谓已佚，误。此砖道光甲申白小山学使得其一以赠云台宫保师，为心经第一行‘摩诃般若波罗密多’八字，余尝见其拓本。又《纪胜》载：‘寺有咸通十三年题梁’，疑此亦同时书也。”这类诗，诗与注互文，记述岭南文物古迹，很有史料价值。

谭莹生活的年代，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而两次战争都发端于广东，战火烧红了岭南大地，也激发了岭南文人的爱国热忱。在谭莹的诗集中，与这两次战争有关诗作，一共有９题２９首，如《缴阿芙蓉诗》、《书事四首》、《战舰行》、《闻警三首》、《后战舰行》、《辛丑二月书感六首》等。在这些诗作中，反映了诗人关心国家民族安危，反对鸦片，反对侵略的爱国情操，其中长篇歌行《后战舰行》尤有代表性，忧伤国难，诗情悲愤深沉：

大角沙角两台破，莲花山中张酒坐。雕旗银甲列华筵，文犀翠羽通蛮货。国家承平二百年，重臣往往工筹边。失计胡为至割地，愚忠或者能回天。天语煌煌屑主抚，岭外重开都护府。弩窗矛穴顿成灰，火舰风船急于雨。登陴老将独横戈，滚滚涛声鬼哭多。食兵未足遑言信，战守綦难第议和。犬牙相错华夷界，楼橹萍漂总摧败。回帆此地已难言，铸炮伊谁偏自坏。军门一死作鬼雄，长驱直与牂牁通。更无铁锁拦江黑，剩有金幡照海红。虎门重镇原无惧，碎身果足酬恩遇。横挑边衅究何人，局外旁观论召募。

诗人歌颂了以关天培为代表的爱国官兵抗击英国侵略者的英雄壮举，揭露抨击清政府官员失计议和割地的投降行径。对鸦片战争给岭南大地带来的灾难，诗人无限愤慨：“广州原极繁华地，忍见哀鸿遍水涯。”〔19〕谭莹的词结集为《辛夷花馆词》，在词作中，也有表现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的佳作，如《庆清朝·题草檄图，为徐铁孙司马作》：

才子从戎，书生杀贼，谁令孤愤难平！临安积习，至今犹讳言兵。孰挽射潮铁弩？东南氛祲尚冥冥。军书急，愿挥神笔，便斩长鲸。开辟未曾见此，但锦帆飐闪，风鹤频惊。游魂海外，中原偏任纵横。防海将材不少，威名同忆李长庚。还图卷，频看短剑，学请长缨。

时人评他的诗（词）文：“初以华赡胜，晚年感慨时事，为激壮凄切之音”〔20〕，这是恰切的。

文多用骈体，文风雅丽，时人评价甚高，有“万卷罗胸，七襄在手。吾粤二百年来论骈体，必推玉生，无异词者”〔21〕之说。文集中有少量涉及时事之作，表现作者对时世的清醒认识和爱国思想，为世所推重。代表作有《禁阿芙蓉论》、《兵不可一日忘论》。《禁阿芙蓉论》写于鸦片战争前夕（１８３８），是针对当时以许乃济为代表的清朝高层官员主张弛禁鸦片，实质是纵容、开放鸦片入口的论调而发的。文云：

阿芙蓉，贩自澳夷，赍从市舶。……始由闽粤，遂暨朔南。病入膏肓，悦犹刍拳。始潮有信，与鬼为邻，以息相吹，干卿何事！高卧鲜当关之报，长日如年加餐。无远道之书，众人皆醉。断竹续竹，似烟非烟，半死半生，无拳无勇。夫谁逐臭，夫岂别有肺肠？斋独小眠，业已匪伊朝夕。自王公以迄士庶，即围闼以逮僧尼，宫尽合欢，田真续命，遂致管犹孤竹，问十室以皆知，锅亦销金，合九州而共铸。夫氊银不鬻，香药谁需，纵南库之不贫，匪门之敢说。卒使钱非子母，业有去而无还；图判华夷，渐彼丰而此啬。此亦心所同慨，当局之隐忧者也。议者不察，猥言弛禁。

清道光十六年前后，许乃济时任太常寺少卿，是反禁烟的急先锋，他在《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中，竟然说鸦片无害，禁烟无用，甚至提出“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许乃济何许人？广东人对他最为熟悉。他曾在广东任按察使近十年，是广东纵容、维护鸦片走私的主要官员之一。许乃济的“弛禁论”一出台，即遭到严禁派的猛烈抨击，广东文人也纷纷撰文抨击，谭莹的《禁阿芙蓉论》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文章之一。作者用文学的语言，历数鸦片于国于民的祸害，文笔生动，也形象地表现了作者对鸦片祸害的清醒认识和拳拳爱国之情。《兵不可一日忘论》写于鸦片战争期间，这是一组探讨制敌致胜之道的系列文章。文章谈古论今，纵论养兵戍疆保国的重要性，对于如何对待外国侵略者，作者认为“狼机焰，实倍中国所长；罂粟香浓，偏使众人皆醉”，因此，要审时度势，“审几务贵于持平，激变殆缘于反复”，不要“玩寇”，也不要“致寇”，不要“纵敌”，也不要“轻敌”。对于与外国通商贸易之事，作者主张不要采取过激手段，还是“羁縻勿绝”为好，说：“绝则未有不乱者也，又况乎岭海疮痍，或者仍资互市东南财赋，未敢轻议闭关也”，体现了作者关心时势，寻求克敌保国的冷静思考和爱国情结。

谭宗浚（１８４６—１８８８），是谭莹的儿子，他与其父一样，是岭南地域著名的诗人。

谭宗浚，原名懋安，字叔裕。他少承家学，聪明强记，据说八岁作《人字柳赋》，为时人传诵。他从小受宋代三苏诗文的影响，自云：“八岁诵苏策，十岁吟苏诗。侵寻今廿载，鞠瞻崇祠。”〔22〕谭宗浚少年得志，十六岁（咸丰十一年）即中举人。是年赴京参加会试，当时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谭宗浚深为感慨，写了洋洋６００0余言的《览海赋》。这是作者入仕后的初试啼声。此赋揭露了鸦片的流毒，详析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原因，抨击了琦善、奕山、杨芳、耆英、叶名琛等投降款敌的罪行，对以林则徐为首的爱国官兵禁烟抗敌的英雄壮举，作者热情地予以赞颂。文章史论结合，沉博绝丽，表现了年青学子伤时忧国的爱国情愫，也反映了作者过人的文学才华。如对鸦片的流毒，文云：

惟彼蛮烟，实为酖毒，比断肠花而尤物堪怜，类钩吻草而中人最酷。系沿海之莠民，甘蹈邪而纵欲，其癖嗜也同于榆，其昬神也类于酿麹。芙蓉帐暖，茉莉毬香，断竹续竹，联床对床，非仙客而解餐霞之诀，非胡儿而工吐火之方。日度迷楼而短短，春酣醉窟以茫茫。等渴羌之昏聩，侪饿隶之羸瞆。累积乎黑亭之狱，沉眠乎黄之乡。嗟贩运之岛夷，实惏财而昧义，纵毒草之流行，竭比闾之生计。致民困而商疲，渐银荒而钱匮。

笔底凝神，回肠荡气，令人心颤神惊。又如对林则徐，既有颂扬，也有冷静的分析，云：“赫赫林公，南交移节，忠信廉明，沉雄毅决。如裴晋国之霜鬓论兵，如李赞皇之筹边著烈。智裕推枰，威伸仗钺。已获姑勾，几擒斩啜。方将凭轼以下齐，岂但请缨而系越。然而系狗者未系其颈，刺鲸者未拔其牙，忘羁縻之勿急，轻震之是加。譬赋狙于朝暮，縻示信于荒遐。始逞威于边徼，终贻患于国家。若求全而责备，洵白璧之微瑕。”更难能可贵的，作者摒弃了阶级偏见，热情地歌颂广州三元里人民抗敌的英雄义举，云：

外若乡遂郊里之流，锄耰棘矜之辈，欻若风驰，聚同云萃，方奋臂以争先，乃联肩而狎至。誓斩月支，几擒车鼻。类挂胆于蜀都，同摏喉于鲁地。宙合为之荡氛，雷霆为之增势，此又足慑黠虏之强魂，而资乡闾之捍卫者也。

不仅形象地写出了三元里人民抗英的气势，而且将人民群众放在“乡闾之捍卫者”的地位，表现了作者过人的见解和胆识。对于鸦片战争的失败，作者归之于闭关自守，妄自尊大，武备松弛，任用非人，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冷静思考和敏锐的政治卓识。

这次会试，谭宗浚未能金榜题名。谭莹以他年少，令他读书十年再进科场。从此在家攻读《文献通考》等文史著作。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即距中举１３年后，谭宗浚再赴会试，以一甲第二名折桂，授翰林院编修，加侍读衔。光绪二年充四川督学，任满时选诸生诗文成《蜀秀集》刊行。光绪八年任江南乡试副考官，十一年京察一等记名道府，准备放外任，他力辞未获允准，时朝廷正续修国史儒林文苑传，遂被派充总纂。他手定条例，博访遗书，阐扬幽隐。他认为文苑传多收大江南北两浙山左人士，他有意识地将晋陕豫川粤桂滇黔等省文学出众者补入传中。后外放云南粮储道，在任两年，颇有政绩，先后修浚白龙潭等１０余河，溉田６０00余亩，又设古学课士，积谷备荒，设普济堂安置孤寡等。还曾两次署理按察司，对历年积案多甄别平反，表现了他为政的公正廉能。但谭宗浚并不乐于宦途，常言：“吾非厌吏事，但未能自信，家世文学，勉为循吏中人，不若勉为儒林文苑中人耳。”〔23〕还作诗云：“何因浪迹若蓬飘，只为春官曾折桂。新愁似水涨难消，旧事如香灰不灭。羡君邑里骑款段，不受名缰共牵掣。”〔24〕经多次申请，终得辞去官职，上峰为其代奏呈辞，有“该道只端学粹，才富年强，到任以来，修理河渠，督劝开垦，励精图治，政有本原，两权臬篆，尤能认真清理，不惮艰辛”等语〔25〕。临行时两袖清风，颇得百姓好评。可惜回乡途中，足疾剧增，死于广西隆安，方进不惑之年，遽然早逝，殊堪惋惜。

谭宗浚的诗学及诗作在岭南文坛颇为著称。他的诗学见解，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与友人论诗书》、《与诸子论诗》、《斋中读书二十三首》、《眉州谒三苏祠八首》、《冯越生同年诗序》、《石麟士大令诗序》等诗文中。他非常反对“一切吟风弄月，游览投赠之诗”〔26〕，十分强调文学的社会性，说：“余尝谓古今论诗者，大都谓诗足以感人心，穷物变，此非知诗者也。夫诗之作，其浅者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而其精者则并足以固人心而维国运。”〔27〕他一再阐述写诗要有所感而发，要有所为而作，“若意无所感触，一切吟风弄月游览投赠之诗，皆可不作，即作亦未有能工者”。“若胸无寄托，断不可牵率应酬，勉强为之，否则所历之境必有诗，是日记，非诗也；所游之地必有诗，是地志，非诗也；所交游之人必有诗，是同人录，非诗也”。〔28〕写诗要表现性情，要有创造，这是谭宗浚诗学的另一方面。他认为“诗以道性情，推敲乃馀事”〔29〕，“力避肤浅，独抒胸臆”〔30〕。《眉山谒三苏祠八首》其三说得更透彻：

文章无他巧，妙处惟一真。性情有独到，万古留其神。……我尝诵公作，颇耻随公尘。吸精自遗貌，壁垒期翻新。私怀未敢说，恐复惊时人。涓流纵浅薄，冀到沧溟津。

求真、求神、求新，构成谭宗浚诗学的三大要素。因此，谭宗浚对于东施效颦，摹拟抄袭，一贯持批判态度，他认为：“谬云天籁鸣，矢口信胸臆。绝脰力已疲，效颦丑斯极。”〔31〕以此生发开来，他强调写诗不要受宋明理学束缚，他认为理学都是“腐气嗟头巾”，“空谈多幻渺”〔32〕，要有“少陵诗骨”，要有创造，要自成面目，他在《补元遗山王渔洋论诗绝句》（其三十四）云：“老铁歌行实罕俦，自成面目足千秋。绝怜辛苦摹昌谷，能饮金茎解渴不？”他认为摹拟限制了人的创造性，“所患摹拟工，区区限绳尺”，只有创新，才能在诗坛上“终自据一席”〔33〕。在《又作一首》说得更形象：“百年鼎鼎几诗人，得力多缘吃苦辛。辨味味中方得髓，出奇奇外别通神。”此外，谭宗浚很看重学识对创作的作用，认为只有深厚的学识根柢，才能“咀嚼得英华，字字有来历”〔34〕。但他在强调学识的同时，又强调不要有门户之见，他说：“读书贵化门外之见，苟悦甘而忌辛，是丹而非素，斯通儒所弗取也。”〔35〕他还作诗云：“文章本公器，安有宗派传。所陈视所蕴，何藉心声宣。才高力自厚，弱者徒呺然。近来承学士，门户纷拘牵。”〔36〕他告诫说：“寄言学诗者，多师转其益。”〔37〕谭宗浚的诗学思想，体现了进步的文学观，也是鸦片战争前后近代反对理学，强调缘情的进步诗学思想在岭南诗坛的回响。

谭宗浚的诗，自编为《荔村草堂诗钞》，凡十卷，以诗系年，自咸丰丙辰（１８５６）１１岁始，至光绪甲申（１８８４）３８岁止，共收诗１０７９首。离京外放几年诗作未予收录。从他的诗中，可以看出他仕途宦海、师友酬酢和评诗论学的行踪，正如时人所云：“凡宦学之行，藏身世之酬酢，亲交之聚散睽合，境遇之通塞悲愉，历历如绘。”〔38〕其中以写景纪游诗最有特色。这类诗歌行较多，多以散文笔法，叙议结合，描写生动传神，气势不凡，多有佳作。如《舟中望衡山作歌》：“我从洞庭入湘水，挂席欲上波汤汤。道傍培一二数，只有低迩无轩昂。朝来咫尺不相让，忽放万丈横开张。烟霾云走雾雨集，狮蹲象伏蛟龙翔。……”又如写广东西樵山：

入山不见山，曲折转云窦。离披万松阴，浓绿暗昏昼。徐攀一径出，适际数峰逗。侧随山腰弯，清见石骨瘦。草木皆绝殊，日月但微漏。忽闻澎湃声，雪花立空吼。呼号乘长风，滴沥误崖溜。奇踪天所惜，佳赏此真遘。重游约山灵，息壤信非谬。

——《西樵七胜诗·白云岩》

处处在奇兀处着墨，龙蛇走笔；用仄声韵，一韵到底，更显气势，使人如置身于奇峰幽景之中，给人探幽寻胜的情趣。一些竹枝词、棹歌，写岭南的风情民俗，生动隽永，情浓意发，用词浅易，而又常常语义双关，有的还以土语入诗，颇有岭南民歌风韵。如《珠江竹枝词》：

贞女峡边潮欲来，送郎此日征帆开。愿郎但学春潮水，才到胥江便却回。（其二）

江头萍水笑相逢，指点行程话别踪。船背置花船尾草，年年婚嫁可愁侬。（其七）

（自注：疍家男未婚者则置草船上，女未婚者则置花船上。）

计日墟期又转头，家家蚕造喜丰收。侬情爱买家机布，不道郎夸顺德。（其九）

又如《棹歌》，口语化更为强烈：

也也由，也也由，天寒水浅更推舟。阿侬生小炎荒住，为过清滩雪满头。

也也由，也也由，朝夕催人不自由。海水波深滩水浅，教人一样总离愁。

也也由，也也由，韶州度了上雄州。愿侬泪作江潮水，一日南流日北流。

他的诗，不论长篇歌行，还是近体律绝，都能以情见胜，从中凸现作者对所吟咏的客体的褒贬深情。最典型的如《哭幼弟第一百四十韵》，这是一首五言长歌行，忆昔孩提往事，写家庭相叙琐闻，字字句句，写出了手足深情，悲凄感人，如闻哭声，如见泪流。又如《游双溪寺遇雨》：

登高看骤雨，才识化工奇。飞电横相射，崩云去不知。树都环塔涌，城恐逐江移。应有惊秋客，新凉感鬓丝。

写骤雨奇景，黑云翻滚，树随风动，水拍城堤，写出了雷电交加的动感。

谭宗浚的诗，有少量接触了社会矛盾，写了人民的苦难，如《道旁见纤夫作》：“纤夫等人子，踏雪荒山陬。裹巾应官役，奔走同马牛。面目似昆仑，终月不梳头。问渠复何事，两踝穷九州。在家苦长饿，一饱须远游。龁糠幸粗足，时有颠坠忧。……”又如写水患，百姓举家逃亡，浮尸水上，触目惊心：“尸骸簸荡浮树原，鱼鳖骄盈上阡陌”（《羊城大水歌》），“极目浛洭县，茫茫似浸湖。黄泉都待毙，赤子竟何辜。账恤姚崇策，流亡郑侠图。叩阍吾欲问，劫运几时苏。”（《复有》其二）《酉阳》是这类诗中写得最有特色的长篇歌行，诗中写四川酉阳县县令巧取豪夺，营私舞弊，民不堪其苦，揭竿造反的情景。诗人无限感慨：“蜀民岂尽悍，激衅由有司。地利纵饶沃，亦有惸与。谁欤法桑孔，尚复穷刀锥。驿使言止此，倾耳垂涕。拂袖出门去，飒沓寒风吹。”一针见血地指出官逼民反的社会矛盾。但总的来说，谭宗浚的诗，能接触社会矛盾的很少，很难从他的诗中看出“时事之替兴”，体现时代的特色。

文结集为《希古堂集》，凡文甲集２卷，文乙集６卷，收书、启、论、序、赋、考、铭、记、颂等１１６篇。他为文尊桐城为“一代正宗”，但也批评桐城“平正冲澹则有馀，浸淫郁则不足”，他主张为文也像为诗一样，要破除门户之见，要好学深思，要有波澜意度，所谓“根柢于六籍，肴核于百家，熔滓范精，撷秀倾沥，沈浸郁。”〔39〕谭宗浚在其父的督促下，“少日趋庭，即攻骈俪”。经过２０年的努力，自诩“文夸沈约，赋诩张绂”，推崇“体高格远”、“简质清刚”的气度意蕴，批评玩弄辞藻，晦涩古奥的文风，称之为“钩棘其词，清羸其貌，创为涩体，别启歧趋”，是“鹊不鹊而乌不乌，驴非驴而马非马”〔40〕。但他进入宦途以后，却对骈俪文并不看重，认为它“浮华鲜实”，表示要“誓拟绝弦，永将焚笔”〔41〕。因此，谭宗浚为文，并不像其父谭莹，很少用骈俪体，文风也趋于刚质、平易、清新。《复友人书》是一篇为已卸任的两广总督阮元辩诬的文章，文中揭露抨击后任李鸿宾“性愎而贪，中实恇怯”，是夷务之误的厉阶，文肆意足，是文集中一篇接触时事的佳文，可惜此类文章在集中寥寥。

第四节 招子庸、彭泰来、何曰愈的诗

招子庸（１７９３—１８４６），原名为功，字铭山，号明珊居士，广东南海人，清嘉庆二十一年举人。招子庸年青时喜欢绘画，山水、人物、兰竹都有染指。绘画有所师承，论者认为他画山水、兰竹多学元人王冕和清人郑板桥，人物则学清人金农，但也不囿于师法，更看重“师法自然”，他自题《画竹》诗云：“画竹应师竹，何须学古人。心眼手俱到，下笔自通神。”他的画以画兰竹及螃蟹为世所称道，时粤人李长荣诗云：“温郎墨竹招郎蟹，争遣群芳拜画师。”据说他的画在民间流传也颇广，说他买扇数百把，长日伏案挥毫作画，馈赠亲朋。但由于时代久远，招的画传世不多，现广州美术馆藏有其《墨竹》十二联屏和《芦蟹图》轴。从这些传世的画看，不论兰竹、螃蟹，或芦芽嫩草，都注意在物体的天然生态上下功夫，显示其生机勃勃的自然神韵。此外，他还善骑射，能奏琵琶，颇有技艺天份。

从道光十四年（１８３４）始，招子庸离粤赴山东出任过朝城、潍县等几任县令。在任期间，替百姓做过一些好事，颇有政声。有人作诗赞他“少年为荡子，中年作清官”，也有人赞他“风流为政”，为百姓“善造平安福”〔42〕。鸦片战争期间，任潍县县令，曾举荐鲍鹏为琦善通事（翻译），后琦善被罢官锁拿解京，招也因而受牵连被罢官，从此终老于广州故里。

招子庸曾就学于张维屏门下，颇受张维屏赏识，称他“文笔极矫健”。招子庸罢官归里后，努力研究广州民间曲艺，创作《粤讴》，这是他在文学上的一大贡献。在广州地区，有多种民间说唱曲艺，如咸水歌、木鱼、叹情等，招子庸邀集师友，共同切磋，在这些说唱曲艺的基础上，扬长弃短，创造一种为广州人民雅俗共赏的新曲艺《粤讴》（初称《越讴》）。当时写《粤讴》当不止招子庸一人，正如张维屏所言：“《粤讴》以铭山所制最佳。”〔43〕《粤讴》，也一时变成了招子庸所专有，其他作者撰写的《粤讴》也大多流失不传。因招子庸写的《粤讴》第一个题目称《解心事》，《粤讴》也称“解心腔”。《粤讴》全用广州方言，字数长短不一，间插有韵的诗语，押韵而不拘格律，并配以曲调唱法，因词度曲。

招子庸的《粤讴》共９７个题目，１２１首歌词。大部分写沦落青楼女子的悲惨生活，流露出作者对妓女的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其中不乏艺术佳构，如《吊秋喜》：

听见你话死，实在见思疑。何苦轻生得咁痴！你系为人客死心，唔怪得你。死因钱债，叫我怎不伤悲！你平日当我系知心，亦该同我讲句。做乜交情三两个月，都冇句言情。往日个种恩情，丢了落水，纵有金银烧尽，带不到阴司。可惜飘泊在青楼，孤负你一世，烟花场上冇日开眉。……罢咯！不若当你系义妻，来送你入寺。等你孤魂无主，仗吓佛力扶持。你便哀恳个位慈云施吓佛偈。等你转过来生，誓不做客妻。若系冤债未偿，再罚你落花粉地，你便拣过一个多情，早早见机。我若共你未断情缘，重有相会日子。须紧记，念吓前恩义。讲到销魂两个字，共你死过都唔迟。

关于《吊秋喜》，传说是招子庸写《粤讴》的处女作，亦是他所写《粤讴》的代表作。而秋喜亦实有其人，与招子庸是风尘知己，邱炜萲《五百石洞天挥麈录》云：“秋喜，珠江歌妓也。与子庸昵，而负债累累，鸨母必令其偿所负始得遣行。秋喜愤甚，不忍告子庸。债主逼之急，无可为计，遂投水死。子庸惊悼，不知所措，遂援笔而成《吊秋喜》一阕，沉痛独绝，非他人所能强效。”诗中充满哀悼痛惜之情，感情真挚，凄恻感人。《吊秋喜》一诗，影响甚大，不仅为艺人所传唱，亦为文人所传诵，诗人黄遵宪就把《吊秋喜》写进了他的《怀人诗》，云：“珠江月上海初潮，酒侣诗朋次第邀。唱到招郎《吊秋喜》，桃花间竹最魂销！”亦有人将它编成小说或戏剧，粤剧传统剧目有《夜吊秋喜》一剧。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也赞誉有加，说：“像《吊秋喜》这样温厚多情的情诗，在从前很少见到。”像《吊秋喜》这类写妓女较好的作品，在招子庸所写的《粤讴》中还有不少，如《孤飞雁》、《伤春》、《相前因》、《容乜易》等。

招子庸生活的年代，已有专门写城市娼妓生活的“狭邪小说”流行于世。但这类小说，与西方文学中写妓女的小说不同，虽然大多对卖淫制度持否定的态度，但无一不将妓女当作祸水，鞭挞的不是上层社会、嫖客，而是生活在最底层，被迫沦落青楼的妓女。招子庸作为一个封建文人，在社会、嫖客与妓女之间，却不逐时流，不畏人言，他把同情留给了妓女。他在《粤讴》里，揭示了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妓女的血泪生涯，他为妓女的不幸鸣不平，为她们呼吁和控诉：“往日迎新，今日送旧，蝶爱寻香点自由？”（《容乜易》其二）“好花毕竟成飘荡，叫我怎能禁得个的蝶浪蜂狂！”（《容乜易》其六）“辛苦半世，都系两个人知，做乜苦尽总不见甘来？”“点肯话终身沦落在呢处，苦海难离。”（《辛苦半世》）。招子庸的《粤讴》，也有劝谏世人不要沉迷欲海的积极意蕴。他在《粤讴》弁言就明白地说：“请以此一卷书普渡世间一切沉迷欲海者。”他劝戒世人：“青楼就是地狱咯，重讲乜地久天长。”（《相思病》）“烟花地，是邪魔。有咁多风流，就要受咁多折磨。……普劝世间人仔，莫误结个段水上丝萝。”（《烟花地》）。

在招子庸的《粤讴》中，还有少量写男女情爱的作品，这类作品，多在离情别恨中舒展，写得缠绵悱恻，哀艳动人。如《多情雁》，以南来大雁借喻：“多情雁，一对向南飞。雁呀，秋风何苦重咁远飘离。你在江湖留落，尚有雌雄侣。亏我影只形单异地栖，风急衣单无路寄。”写一个远离爱人的女子相思愁苦之状，思愁交结，形象传神。

但必须指出，招子庸的《粤讴》，就整体而言，内容狭窄，格调不高，色彩灰暗，以“悟破色空”来劝谏世人跳出欲海，消极因素比较多。《粤讴》在艺术上有其成功之处，它是具有浓郁岭南风韵的新诗体，它较好地发挥了广州方言的特点，融合了以抒情见长的广州方言歌谣、曲艺的长处，间中插入具有诗词韵味的诗句，配上曲调唱法，成为一种雅俗共赏，声情并茂的民间曲艺新品种，不仅受到百姓的欢迎，也得到文人的首肯，摹仿成风。郑振铎说招子庸的《粤讴》“好语如珠，即不懂粤语者读之，也为之神移”〔44〕。这是中肯的。

彭泰来（１７９0—１８６６），字子大，号春洲，晚年自称“四朝穷士”，高要人。据说出生二十月，能即事诵古经，语无不切。年十四，以诗与谭敬昭相酬唱。年十六，已工诗，有“笙歌门外春如海，坐对梅花读异书”之句。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曾燠任广东布政使，泰来被延为座上客。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年二十四，见知于学使程国仁，以拔贡入太学。翌年，北上入京。旋罢归，遂绝意仕进。乡居数十年，不媚权贵，淡薄名利，以诗酒、著述自娱。泰来博览群书，兼工隶草，精篆刻。诗文创作往往“因时以兴慨，即慨以动物”，著有《诗义堂后集》、《昨梦斋文集》、《高要金石略》、《读史雠笔》等。还辑有《端人集》４卷。

《诗义堂后集》收入彭泰来的诗７10首，始于嘉庆十二年（１８０７），终于咸丰七年（１８５７）。泰来天才飚发，“尝自言我作诗心无古人，作文常有古人在心”〔45〕。前人认为其诗：“盖出入于少陵、昌黎、香山、长吉、东坡、遗山、梅村诸家，炼钢熔精，自铸一字，樵夫之后，恐无旗鼓矣。”〔46〕

泰来的诗作，除２５岁写往返京城的经历、观感和交游外，其余都是写广东的景物和人事的。其中有描绘南粤山水的险峻秀丽，也有自然界的水旱风灾；有亲友团聚叙谈的欢快愉悦，也有生离死别的孤苦愁绝；有民俗风情的展示，也有抗灾、劳作的赞叹；有对人民遭受苦难的同情，也有对为非作歹官吏的鞭挞。

泰来古风气势磅礴，一气呵成。如对飓风的描绘，是中原诗人笔下无法见到的：

颠风怒吼翻南溟，卷海作雨白日盲。东西南北合一噫，如有万古之不平。顽云屃赑独有力，万槊不裂寒层层。云头愈压风愈厉，雨阵乱接为奇兵。百围老树彭聃龄，旋转室际牛毛轻。畏佳鼻口耳不辨，一蚓窍纳千雷霆。摇摇古屋羽翼生，势欲挟我升天行。天路浩荡安可乘，缩颈忽作折翅鹏。雄呿雌吟吐有欱，六合眩转神方凝。方壶圆峤孤伶俜，飘堕西极随浮萍。金银台与铜山倾，金虎气尽犹含鸣。一灯内照光荧荧，海滨溺魄啼龙醒。老坡欲赋声咿嘤，昌黎欲讼吁未惩。杜陵广厦未足凭，寒士万万同痴蝇。

——《飓风篇》

《筑堤行》和《后筑堤行》更是真实地描绘了道光三年（１８２３）五月高要人民筑堤抗洪的情景：

长椿锐削丈五梢，千椿并椓人升猱。挥椎椿顶身飘飘，望之欲坠立则牢。再接再厉尻益高，如箭饮羽山受刀。

——《筑堤行》

在万众齐心努力下，终于暂时把河堤保住了，但在“堤定七日天大雨”、“此雨不见三十年”的年份，西江洪水暴涨：“前山暴裂长谼奔，万马脱辔争一门。大江排空正郁怒，雄阵突接相摩吞。东堤已陷西顷刻，新堤甫筑旧堤坼。”在“合围性命判一掷，满眼黄泉唤河伯”的关键时刻，“途穷壮士出奇策，死地求生与天敌”。以千百人的身体去阻挡洪水：“横飞巨绠跨百尺，绠下湍流绝南北。腾身挽绠鸟张翮，一人十人十累百。铁浮图阻背嵬军，肉屏风设八阵碛。”〔47〕显示了岭南人民的智慧、合群和英勇斗争精神。诗末笔锋一转，在“釜鱼灶黽今几家，稻垄瓜畴已成海”的情况下，“河堤使者息传东，劝农使者催夏租。小民不读沟洫志，大令唯看赋役书”。面对大灾之年，统治者仍然只知催租抽赋派劳役。

高要县属端州，产名砚。古代文人墨客曾写下不少咏端砚的诗，而长于端砚之乡的彭泰来，在他的诗集中却没有专门咏端砚的诗，其中只有一首《游砚坑》，描摹了砚坑的险奥和采石工人的艰辛：

砚岩沉深闭水府，食货杂出资群生。过峰踏欹石，笠迎风信纡直。悬厓一蹶颠虚空，同侣惊呼失魂魄。侧身仰视天茫茫，下有千仞中无旁。厓边野蔓织翠褓，老子卧作啼儿僵。死生忧喜尽无着，稍稍凝神展腰脚。人力才舒蔓力微，一展一陷身随低。三人垂手五人噪，再低一寸援难到。元猿引臂白鹄升，姑泉和歌山鬼笑。

近体也有不少佳篇，年轻时多自然清新之作，如《江暮》：

江村昏雾失归鸦，江岸鸬鹚立浅沙。日暮空舲渔妾坐，潇潇春雨泛桃花。

又如《溪涨》：

空山十日雨，溪岸长山绿。渔娃晓梳头，照影入新竹。

泰来的近体诗，写实成分较多，下笔较细腻，略似工笔画。只有少数篇章，境界辽阔，想象丰富。如《梦游云海间得诗》：

吴山西接楚山青，汉水东连江水明。七十二峰飞白雨，天风吹作海门声。

泰来年轻时就迭遭变故，家道日衰，中岁以后，生活贫困，加之丧子失友，故其诗多言愁抒忧，如《春愁》、《写忧》、《伤旧》、《苦热》、《怨诗》、《大水叹》、《寒雨叹》、《悼八儿》、《写闷》等，皆情深意挚，感人至深。

鸦片战争期间，彭泰来写了《辛丑感事六首》，这是一组反侵略的爱国诗章：

海水群飞地，长沙痛哭年。何人是臣子，合手障皇天。牛李踪潜，华夷势倒悬。粤台精魄在，临顾定潸然。

宇宙开奇局，烽烟起一灯。狂泉九州饫，厝火百年升。天运微难测，人心死未惩。居中有权要，龙节漫矜能。

百计拘齐赘，终朝释楚囚。和戎新建策，纵敌自何忧。沙角星方陨，莲花宴未收。留犁一杯酒，城下待相酬。

地广容轻割，天高竟不知。无难嗔国体，遑暇惜边陲。杂种蛟蛇横，奸氓薮泽资。他年说香港，回首费筹思。

宗正天潢贵，通侯绝塞勋。亲贤同授钺，师旅动行云。食肉飞原健，输金事忍闻。轻挥四百万，大贾最能军。

北郭气佳哉，奇兵出草莱。里夫伸敌忾，壮女亦边才。破阵夷酋殪，求和太守来。萧娘与吕姥，千古有馀哀。

第一、二首指出当时军机大臣穆彰阿当权。第三首写琦善纵敌求和，致使沙角等炮台失守，敌临城下。第四首斥责琦善在莲花山与义律会谈，允给香港。第五首揭露虽有宗室奕山、果勇侯杨芳等拥重兵，仍遣人输金求和。第六首描述了城北三元里等乡民奋起杀敌。诗中斥责了权贵当权误国，抨击了官府屈膝投降，赞扬了人民的英勇杀敌。

道光二十一年下半年，英侵略军暂时退出了广东。这时驻守在广州的军政要员不事备战卫边，仍然过着荒淫逸乐的生活。靖逆将军奕山驻雨帽街邓家祠，参赞大臣杨芳驻观音山蓬莱仙馆，日以纸鸢、龙舟为乐，一些无耻钻营者还以美女媚之。当时名器之滥，真是羊头关内侯，羊胃都尉。五品军功，售洋10元，六品售６元。亦所谓大将军诰身不值一醉矣。泰来的《绝句四首》，可谓对此作了入木三分的讽刺：

灵峰山是小蓬莱，天上将军避寇来。战舰如云无用处，龙舟听令夺标回。

千尺风鸢上碧虚，放鸢军赏顶车渠。可怜前日苍黄际，不送围城一纸书。

珠江片月出云西，多少人家掩面啼。玉帐宝刀生喜气，素娥流照饼师妻。

史书灾异不无端，物怪人妖一例看。叵奈市儿工狡狯，沿街犬戴进贤冠。

彭泰来的散文，也有不少佳作。描述人物的散文，尤为突出。如《梁建勋像赞》：

余览古传记，若俞跗、扁鹊、文挚、华伦之流，类能解颅穿胸，愆筋涤脏，以疗病怪，其术尽不传然。盖不可传也，阴阳寒暑之疾，甘苦温凉之药，其书充栋，其事平缓，可以审度进退，而庸医犹往往猎人命，况使以芒刀尝巧哉？惟创医则世多习之，然精能者，恒千百无一人。近阅梁君行状，有孕妇行汲，直奔骑，腹裂，骑者惊堕折臂。君药之，两人皆立愈。县囚斗于狱，肠出，主者惧重谴，君药之，亦愈。命起俄顷，力夺造化，其技岂在古人下耶！在下道艺，必有自得于不传者，而后可传，不但医也。君名大盈，新会人，善拳勇，深自韬匿，然时赴人急，以是得任侠名。少游绥江，所记皆绥江事云。余喜其神奇，故采而为之赞：

勇能杀人，守如处女；术能活人，煦如慈母。逸马之下，铦锋之端；天斗有药，鬼催无权。彼文乱法，彼武犯禁；滔滔末流，君起余念。黔首病矣，何以救之？不为良相，当为良医。

先从议论切入，再举两事例，突出梁君的神奇，最后以作者的议论作结，显示了作者对任侠行为的赞扬和拯救民众的心情。

又如《吴大令传》，则是另一种写法：

吴松，字清彦，别号鹤村，肇庆恩平人。少贫甚，家人欲使废学，松不可。及长，慕乡先哲海忠介、陈文恭之为人。好为诗，修洁自喜。嘉庆十二年乡举，试礼部不第。居京师数年，人无知者。性廉直，尚气节，与人语，倾吐无不尽。然所与语，亦不数人也。二十二年，以知县试用河南，凡八年。陈在谦曰：“鹤村在吾党，为诗人，为学人，为今之古人，又为古之循吏。”在河南，署内乡县，尽决积狱，察民所不便，以次厘剔。有为县家私利者，或谓如后政何？松曰：“人孰贫于我，我且能，敢薄他人耶？”有杀人贼，亡命他省，忽自归。人问之，曰：“吾罪合死，死尔终不忍累贤令。”所谳犯一人，适流恩平，数为恩平人颂说德政。其感人如此。继署河内，甫四月，卒于官。百姓巷哭，罢市。宦囊萧然。布政使杨国桢为之部署，丧始归。所著《清晖阁诗》，陈在谦为编次，恩平令田溥授之梓。

使用一般传记的写法，直叙传主的生平、爱好、为人、业绩，中间穿插当时人陈在谦的评述，塑造了一位清正廉明的循吏形象。

有些传记，不写传主的一生，而只突出地写他生动有趣又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事。如《书杨生》：

佛山富人霍氏子患痘，诸医束手。富人募能治者与六百金。有杨生者过之，曰：“君儿吾能疗，然六百金必加倍乃可。”富人难之。生曰：“君此时尚吝耶！缓则无及矣。”富人止一子，计无复之，强许诺。治旬日，果愈，如约以谢。生曰：“未也，受君重惠，欲藉君名吾医。幸为我广召客，以谢金治具，君不益费而有豪举声，两得也。”富人喜，刻日张十馀筵。生故同里知富人为人，并富人戚族贫者，户知之。客先后至，生曰：“某某奚不来？”趣更召，毕至，乃举酒。酒酣掷金几上，客交口誉生能。生笑曰：“否，吾何能，此自诸君福耳。主人以六百金活一子，实平生次骨，痛而倍索之，岂不足我所耶？”顾富人曰：“酒馔费几何？请收取。”次语客：“吾帅主人初六百足矣，所馀幸诸君为主人行德，其分之。”众愕眙辞让，生正色曰：“受之，过此恐一钱不可复得也。”富人欱踖欲入地。罢酒，众起向生谢。生指谓富人曰：“此方剂治百疾并神验，惜出自我手耳。”人谓生：“君岂无戚族耶？”生曰：“杨氏周急，必待霍氏金，则已求戚族于枯鱼之肆矣。”此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事。杨生，谈者忘其名，人皆呼为“戆杨”云。君子曰：“异哉杨生之戆也，乘人之危而仁，挟人之财而义，使窭人子求之，其不受一钱可知也。盖起胎腹之痘易，而解多藏之毒难。”

通过杨生乘富人子之危，挟富人财而行仁义的事迹，突现了“戆杨”的形象，鞭挞了富人的悭吝。形象生动，寓意深刻。

何曰愈（１７９３—１８７２），字子持，号云畡，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少年时即怀有经世济民之志，勤于读书，研究经史，留心时务，尤其喜好韬略之学，但是科场上很不顺利，于是四处游览，以开阔襟怀。后由吏目为官，至四川屏山知县、会理知州，在蜀中前后共４０余年，卓然有政声，“尤长于折狱，积年疑案，一鞫即服”〔48〕。晚年，以其子何璟在安徽为官，曰愈遂于同治元年（１８６２）赴皖修养，后又入湖北，不久返回广东，仍读书不辍。著有《存诚斋文集》１２卷、《退庵诗话》１２卷。据说亦有诗集，但未见刊刻。

何曰愈较有文名，有评论说：其文“出入唐宋大家，沛然四注，有磅礴无前之概”〔49〕；“以其绪馀发为文章，随其意境所至，不拘一格，各尽其妙”〔50〕；“论传则胎息马班，记叙则肩随韩柳”〔51〕。而沈粹芬、黄人等辑之《清文汇》（原名《国朝文汇》）丁集录其文多至１０篇，亦可略见何曰愈散文影响之一斑。何曰愈散文之最可注意者有二类，一类是以史论为主干的议论文。其文以经史为根柢，善于将经史学问、人情物理融汇入文，从对历史人物、事件利弊得失的分析中，反思时人时事，从而实现以古鉴今的经世目的。此类文章，文气充沛，挥洒自如，雄辩滔滔，见解警策，气势雄健，发人深省。这类文章在何曰愈集中效量颇多，《百里奚论》、《淮阴侯论》、《赵普论》、《介子推论》、《言边事上宝相国书》等均是值得重视之文。他在《秦论》中分析国家的治乱兴亡时说：

不仁则天下叛之，仁则天下归之；拒谏则士去之，礼贤则士附之，国家理乱兴亡，视此而已。……吁，国家兴亡，其在仁与不仁，得士与失士乎！

《吴越论》指出吴国终为越国所败的根本原因不在对方，恰恰在于自己，意味深长，引人深思：

灭吴者，非越也，吴也，非勾践也，夫差也。……（吴）一败涂地者，上下离心也。

《张居正论》则讨论了古今为人臣者之三种类型，指出分清“重臣”与“权臣”对于社稷安危、黎民命运的极为重要：

重臣以天下为己任，其志在于利国，祸福死生不与焉；权臣视天下为奇货，其志在于遂私，祸福死生亦不与焉。故二者行常相似而心迹迥殊。然亦有介乎权重之间者。

何曰愈散文的另外一类是以山水游记、人物传记为主的记叙文。这类文章，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其内容笔法，渊源较深，山水游记之文，清丽流畅，精致巧妙，远承唐宋诸家的传统，颇得桐城文清新空灵之余韵，亦有明代山水小品的遗风；人物传记之文，抓住典型事件，在语言行动的描绘中突出其个性，鲜明生动，真切自然，可谓深得韩愈、柳宗元及宋代诸大家写人物记叙文的妙处，这类文章虽然数量不很多，但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游白云寺记》、《游崖子寺记》、《爱兰说》等。《四宜亭记》描写亭中四时景物的变迁，一季一景，各有千秋，四者相映，异采纷呈，同时也就交代了“四宜”之名的来历：

春则煦日融和，百卉竞放，嫣红骇紫，芬芳袭袂，则于挈酒赏花为宜；夏则绿阴交错，草木条畅，南窗寄傲，好风徐来，则于披襟纳凉为宜；时届秋也，银潢皎洁，蟾光入户，于是携绿绮，奏《贺若》，歌声呜呜，若出金石，则宜玩月鼓琴；时届冬也，瑶雪初霁，启轩远瞩，一望辽廓，群山如玉琢琼砌，于斯时也，与二三友生扫雪烹茗，分韵白战，赋《黄竹》，煨紫芋，则又宜围炉看雪。予因易今名，并援笔记之。

《甘疯子传》写一位“有神勇，淡嗜欲，性任侠，道遇不平辄为人排难解纷”的奇人“疯子”的鲜明个性，也揭示了他这种特立独行之士艰难的现实处境和深刻的精神困境，颇有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的韵味。文章抓住他生平中的五个故事，从不同侧面表现其性格，读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莫友芝评论说，此文“序事洁，有史法”〔52〕，当系的论。如记其最后两事说：

尝乘驴渡河，水深没腹，驴不能涉，乃褰裳挟驴而过。其子某，亦有父风。疯子虑其及于祸，一日，召子至，以手抚其顶，背遂偻。子跪泣请教，疯子曰：“与其勇而危，孰若无勇而安？今若体虽残，祸其免矣。”

《圉人说》也是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这是带有寓言意味的杂文，取柳宗元寓言笔法，通篇谈的是圉人的牧马之道，“凡其所牧，辄博硕茁遂”，别人问其妙诀，他回答说：

吾惟遂其生，乐其性，别其才，均其力而已，无他术也。暑吾以时浴之，寒吾以时燠之，劳吾息之，佚吾役之，才吾优之，劣吾斥之，饥吾秣之，渴吾饮之，又等其才力而裒益之。

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只说了一句发人深思的话，点明此文主旨，从圉人的牧马之道中，作者悟出了发现人才、任用人才的道理，给此文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

何子曰：吁，吾于圉人而得知人任人之道焉！

第五节 琼籍诗人张岳崧、韩锦云

张岳崧（１７７３—１８４２），字子骏，一字翰山，又作澥山，号觉庵、指山。海南定安县高林村人。幼颖悟，１２岁应童子试，１５岁应县试，以奇文受邑令叹赏。１６岁补弟子员，３１岁中举，３６岁（嘉庆１４年）殿试一甲三名（探花），他是海南历史上科举考试考中名次最高的人。授职翰林院编修，后任国史馆协修官，曾纂修明鉴。历任陕甘学政、江苏常镇通海兵备道、浙江盐运使、浙江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护理巡抚。

张岳崧一生仕途顺遂，干了不少实事，在编修典籍国史、振兴学校、培养人材、治理河流、赈恤灾民、整治社会治安和改革盐法积弊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他还与林则徐一道抗拒鸦片的入侵，严惩吸烟，移风易俗，挽救弊政。同时，他还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除政事、教育、水利、医学、堪舆外，诗文书画均有一定的造诣，今所存著作有《筠心堂文集》10卷，《筠心堂诗集》４卷，《运河北行记》１卷，《训士录》１卷，《公牍偶存》1卷，还编纂了《琼州府志》。

张岳崧在文学上主张实用有为，“辅运匡时”，他在《训士录·训饬学业》中云：“为学之道总求有益于身心，有裨于实用为体”，“自古立言不朽者，必以重世立教为大，六经论孟尚己，其言广大精微，彻上彻下，近者身心日用之间，推而致于家国天下之远”，强调文学要实用于社会，所谓“诗本于情而通于乐，其大者调元汴律，陶化淑民”〔53〕。这种思想既是传统儒家文艺观的一脉相承，又是嘉道以后经世致用思潮的映现。在文章写作上，张岳崧认为“文务令清真雅正”，“盖文以义理为要，不清则蒙翳，不真则庞杂，理义何由而明。文以体裁为宗，不雅则俚俗，不正则险怪，体裁何由而立。故必洗伐榛芜，除去烦滥，使意度之间，水净沙明，乃可言清；深究理旨，体会题神，使诠发之际，切实谛当，乃可言真；熔铸经传，酝酿深醇，自无浅陋粗鄙之说，则稚之谓也；宗法先民，趋步绳尺，自无跅诡谲之患，则正之谓也”。在内容上主张题旨明确，切实得当，在形式上则反对粗鄙和诡谲，要“宗法先民”、“熔铸经传”、“趋步绳尺”〔54〕。他的文章颇能体现他的这种见解。《筠心堂集》收集他的文章体裁涉及论说文、游记、传、赋等，这些文章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注重于现实的有感而发，题旨鲜明，以经世致用为指归。他的论说文如《淮扬下河水利论》（上、中、下）、《闽粤风俗论》、《匡俗论》等都是针对治水、民风民俗等存在的弊病阐述治理、拯救的见解。如在《匡俗论》中，他提出了禁烟的主张，文章首先指出由于时势的衰落，“教化不行，风俗日敝，一切博奕饮酒淫荡之事，耽于逸乐而不顾其害。而岂知浇漓之习日新月异，凡可以损身败名，丧财度事者，出而愈奇，有诗书所未载，老成所未闻，而举世狂惑靡然从之，则未有如洋烟之为祸益烈者也”。这种洋烟为祸之“益烈者”在于“取膏和酒或水能杀人，盛以竹管烧烟吸之，其初能升提血气，今人忘寐，故人多中之。其既中也，体状如枯柴饿隶，朝暮煎熬，辗转床褥，禁之则立毙；不禁亦终速毙”。其流布之广怵目惊心，“始于狂荡恶少，浸至士夫工贾兵弁隶役，男妇老少，此风日炽”，“是故国有明律而不足禁，家有严训而不能止，将听其狂惑而无所底乎”，因此，他提出了要坚决抑制鸦片的四方面主张：一曰遏其贸易；二曰严禁造卖；三曰示以禁法；四曰讲明理义。文中体现了作者对鸦片毒害的痛心疾首之情，以及对禁止鸦片的良苦用心。文章条理清晰，切中肯綮，行文朴实，颇能体现张岳崧论说文章的特点。值得一提的还有张岳崧的赋，《筠心堂集》中收其赋１０篇，最有代表性的是其中的《菊屏山赋》。这篇铺染了佳友聚会赏菊的场面，“秋景方澄，秋光满庭。天泬寥而旷朗；风潇淅而凄清。怜披靡于众卉，见璀璨之繁英。主人觞宾，集菊而屏”，颂扬了菊花“佳色不自炫，晚香匪时悦，各葆栽培心，素位行贞吉”的高贵品质，极尽铺排叙述之能事，并于赋中流露出有所为于世的主题。所以张岳崧并非借赋做无病呻吟或附庸风雅状，他“所为文章皆有关于世道人心”。〔55〕

张岳崧也是一个深于诗道的作者，在诗歌理论上，他主张“诗本于情而通于乐”〔56〕，“故凡山川雄直，苍莽之气，世路夷险，可喜可愕之情，一于诗发之”，达到“自成一家言”；在艺术上，“不可不守绳尺，亦不可徒涉旧窠，不可颛持性灵，亦不可琅呈博洽；必深悉古人堂奥而究其离合浅深，然后自辟一境”。〔57〕如何“自辟一境”？为此，张岳崧提出了“意与兴驱，境与心构”〔58〕的主张，强调客观景象与主观思想、情感的同构交融，这就先于王国维对“境界”提出较科学的看法。

张岳崧诗歌的题材十分广泛，由于仕宦迁徙频繁，对其间所见所闻所感皆可形诸于诗，因而他的诗歌反映的面较广，有对经术和国事时态的议论，有对士子和吏卒的劝勉，有对字画的鉴赏，有对同僚师友、故乡、亲友的勉慰怀念，有对贫困人民的怜悯同情，有对大江南北边关要塞风土人情和山光水色的描绘，其中最具特色的可概括在这三个方面：（一）反映诗人济世恤民，同情下层人民的诗歌。他曾在江苏任常镇通海兵备道、湖北布政使时，“竭尽职守，除弊兴利”，筑堤治河，抚恤灾民，达到了“夙夜焦劳，寐食欲废”的地步，他的不少诗就是从这现实经历中的所见所感。如《赈抚江北由繁汉晚泊杨家庄赠玉竹楼大令并示同事诸君》：“枯树荒村此地过，凄凉风景更如何。颓墙埋雪炊烟断，小艇冲寒破絮多。为惜芸生依泽国，惭无长策障江波。频将宣泄咨贤令，江海曾经议导河。”又如《十二月八日查赈泰州舟泊繁汉》：“腊八行糜昉佛家，馀粮豆麦杂胡麻，岂知乞食城中路，半是哀鸣怨语哗。”这些诗都以写实的笔触，描绘了受灾人民生活极其困苦的惨象，以及自己“惭无长策障长波”和“谁是济时才”的感喟，表现了诗人为官忧民的情怀。而诸如《牵夫谣》、《牵儿谣》等则采用民谣形式，以诗中主人公第一人称口吻叙述：“予视朦朦，予履跛窿而不见。维山穹窿，维谷谾。人嚣喘汗，协息抚胸，予筋力几何，而执兹工？维达官之故兮，予无而恫。”（《牵夫谣》）诗中展现了视眼朦昏，步履疲倦，气喘喘汗淋漓的老牵夫和“髫初垂，齿初见”，“不解诵读，不能胼胝”的小牵夫形象，而迫使这老少拼命如斯的是“维达官之故”。《山农叹》描述了山农穴居岩间，类状猿猱，虽辛勤耕作，挥汗如雨，无奈土地贫瘠，仍过着“荼蓼藜藿冀果腹，妇子短褐无完裤，乐岁劳勤艰一饱，饥馑若至难图存”的生活，可即使这般艰难，还要受官役的驱使，“道旁况复达官至，计口力役追呼繁”，因此，作者在同情的同时呼吁“宽政所及如春温”，要宽政爱民。这都显示了张岳崧现实主义的诗风。（二）抒发思家念友之情。这类诗是张岳崧诗中一个重要内容。诗人远离家乡为官，怀乡之情在所难免，有《哭兄》，追悼亡兄的刻骨铭心；有南望故乡的惆怅悠长，如《中秋滩河夜泊》：“纵解长安忆，能禁两地愁。乡心随水远，凉月照山秋。虫语闻清切，吟声自唱酬。珠江与琼海，南望怅悠悠。”意境苍凉，情感真切。但张岳崧是一个积极用世的人，因而他的思家念友的诗没有那种消沉和气馁，而是高扬着一种积极有为的情调，如在《送梁芷林中丞抚粤西次程春海侍郎韵》中“志士经世期，逸人功名薄。趣向所歧分，方员异枘凿”，“此出为苍生，昔退不言功”，丝毫没有离别的黯然。（三）山水诗。这是张岳崧诗中有较高艺术成就的诗作。张岳崧仕宦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因而也以他明快的笔调描绘了不同特色的山光水色。既有长篇巨制如《万安十八滩》、《五丁峡歌》，也有即兴短歌如《大散关》、《南天门》等，作者以其丰富的想象，运用夸张拟人等多种手法描绘出各种景物的独特风貌，同时又善于采撷各地风土人情，溶进作者自身的感兴，使其山水诗洋溢着一番特殊的风味。试看《万安十八滩》：

楫舟下南安，逶折依浅渚。章贡汇两流，稍稍辟门户。颇意幽谷出，或得夷旷所。沿流无晷刻，陡觉众峰聚。白日悬高厓，苍壁瞰深釜。大声发水上，众窍助号怒。调刁碎凤箫，砰訇咽雷鼓。万骑乍环营，千军疾赴虏。舟人手篙楫，未至先栗股。湍波喷珠玉，峭壁束罂甒。怪石逼溪流，累累讵可数。大者搏熊罴，猛者蹲貔虎。长者亘铁索，崎者耸柱础。回渊激卧牛，罅隙斗黠鼠。谽谺张口颊，荦确逼斤斧。沙水日激献，铁锐攒万弩。长流已中断，前觑无寸土。我舟讶驱车，大行困龃龉。须臾鸟道转，渐觉虵腹吐。诰曲危累卵，迫狭争铢黍。窄径已难容，深潭不可府。篙师俨御敌，叫绝呼其伍。喧声岩谷，众指纷柁橹。篙响震磔砉，水石撞钟。飞梭乍离手，枉矢初脱弣。簸宕千丈落，回转四山舞。耳边风飒飒，目眴不敢睹。稍寂辨人声，相视但色沮。回首古帆樯，峨峨埋沙浒。出险就平旷，清月照天宇。青山瞩夜碧，平流放柔橹。雁声过远天，渔火明遥浦。篙师始一笑，稽首谢神祐。回头向我言，滩名为觇缕。百澜与棉绳，九曲及天柱。诸名少雅驯，惶恐闻诸古。昔传三峡峻，又说五溪苦。世路多崎岖，人情喻险阻。生平走南朔，舟车历齐楚。况我家海南，波涛与游处。乡园久离别，岁月惊羁旅。牛背百稳便，马足漫夸诩。却羡东家某，远胜西域贾。

作者极其细腻地描绘了乘舟经过十八滩所亲历的险恶景象，水声如“万骑乍环营，千军疾赴虏”，峭壁怪石如“搏熊罴，蹲貔虎”，船在水中如“飞梭乍离手，枉矢初脱弣。簸宕千丈落，回转四山舞。耳边风飒飒，目眴不敢睹”。人在舟上只能敛声屏气，“稍寂辨人声，相视但色沮”，出得险滩有如生还，进入另一番宁静安和的天地，“清月照天宇”，“渔火明溪浦”，一片坦然。作者一路写来惊心动魄，扣人心弦，至此才让人松口气，一张一弛，由险转安，写景峻峭，历险的心态也于景中展现，令人回味。有些写景诗则通过写景抒发作者的胸襟，如《立秋日登镇海楼》，作者在描绘广州镇海楼那种“气象三城阔，光芒百粤腾”和“虎门开更壮，珠海静还凝”的雄伟气势中融入了自己“恋阙思飞舄，摩霄想大鹏”“天看彩笔，今日更谁能”的志趣和胸怀。而以儒家积极用世为主导思想的张岳崧身上也有着如《极乐寺》这样的禅味道情：“随意寻幽也洞天，入门呼取吸新泉。等闲韵事数声鸟，消受清风长日蝉。过客不须谈俗谛，山僧应自号花仙。池亭莫问前朝劫，笑指枫林一抹烟。”还值得一提的是张岳崧的题画诗。由于他在书法、绘画上均有一定的造诣，张岳崧的题画诗也深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旨趣，如《题珠湖渔隐图》：“细雨斜风秋满湖，一湾清景上葭蒲。丝纶寄兴他年事，且伴闲鸥入画图。”再如《啸村图为黄刺史题》：“秋水闲云别浦，夕阳枫叶前村。著笔啸声何处，空林人影柴门。”写来境见情浓，颇能体现他所主张的“意与兴驱，境与心构”的韵致。

韩锦云（１７９3—１８７４），字紫东，海南文昌县人，道光庚子进士。咸丰元年补奉天司主事，三年升云南司员外郎，四年三月升江苏司郎中，考取御史第一名，六月补浙江道监察御史，此后分别在四川、云南任司员外郎，盐茶道兼按察使，粮储道等职，赏二品顶戴花翎。同治十三年冬，病卒云南任所。

韩锦云为御史时，曾以敢言直谏而被称为“铁御史”，“时论以海忠介后一人称之”，作为谏臣，他敢于弹劾督粤重臣叶名琛玩延贻误。著有《白鹤轩集》，分文集、诗集。其文集中有少量充满着爱国主义精神，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的佳作。如《奏英夷滋扰督臣玩延贻误疏》中，以简洁的笔触叙述了英侵略者入侵时，人民群众同仇敌忾，“广东绅士”以“固守力战，互相劝勉，甚至耆老童孺，皆声言如英夷入城，吾辈均当争先枪杀”，而作为封疆重臣的叶名琛则视危情不顾，“与各官往来燕会”，行贿鬻官，私肥囊橐，使人心解体，一旦有变，却“挟眷先逃”，“一筹莫展”，致使城池受殃，“被烧各户，转徙流离，万口痛骂”，文中痛责了叶名琛的投降行为，赞扬了民众英勇抗英的气概，叙述议论简洁明了。《围攻英夷檄》则是向侵略者发出声讨的檄文，文中揭露了英夷侵华蓄谋已久，“据我土地，残我文武，淫我妇女，掠我赀财，致使四省全民，惨罹锋镝”，文中批判了有些封疆大帅，“惜命如山，文吏武夫，畏犬如虎，不顾国仇民怨，遽行割地输金”的可耻投降，指出列强“贪得无厌，和之真伪，不问而知”，更何况妥协了一国，“若他国群起而效尤，更将何以策应”，因此，要协力抗敌，“昔日从容坐镇，谁令寇在门庭，只今慷慨指挥，誓看波恬沧海，庶几金汤巩固。纾圣主南顾之忧，鲸鳄歼除，雪薄海普天之愤，结同仇以明大节，鉴此丹忱，伸天讨而快人心，赖此义举，天神共鉴，莫负初心”，语言铿锵有力，充满着感召力，激荡着驱除侵略者保家卫国的热情。游记也颇有特色，如《重阳度昭化雄关记》，以质朴的笔触，记游天雄关的情景，流露出与山灵两相得的情趣：

古之登高者，若王建望乡，杜老登台诸作，不必尽在大山乔岳也，要惟所履者高，则所见愈远。余自庚子通籍后，计二十馀重九，并未登高，咸丰戊午夏入蜀，上天雄关，纪程录有遥望四山，云气尽出其下之语。今者于役滇南，再经葭萌。宿雨初霁，天色开朗。仆夫告余曰：“是登高时也。”余趁晓促驾，访费敬侯屯兵处，或指在山麓，或指在山巅，乃循石阶而上，盘旋曲折十五里至牛岭山，累石为门，镌“天雄关”三字。陷者填之，缺者补之，平夷处长广约百数十丈。关帝庙、观音阁黝垩烂然。山僧不俗，亦解迎客。壁间碑字，受风雨久，不可辨识。楹帖以崇实“如此云山天不少，古来冠盖几人间”一联为最。山之下，白水嘉陵二江欲去仍留，环绕如带。其西北则龙安阶丈，俨若列屏。东望秦塞诸山，千层万叠，有俯伏者，有环侍者，有疾趋者，自有天地以来，安排恰好。又十里至新铺，荒店数椽，四面皆山，螺髻虎牙，诡状百出。五里过九龙沟，巨石撑空，如万笏朝参，令人起敬。南望摩云寺，在峰尖最高处，竹树苍翠，常有烟云缭绕。以去大路远，人迹罕至。余作赋无才，宦游至此，可谓胸荡云海，眼空宇宙矣，惟雪泥前迹，已隔八年，笑问山灵，曾识我否？晚次剑门，驿饮茱萸酒，遂援笔而为之记。

韩锦云的诗作收在《白鹤轩集》中有５６首，多为官场应酬之作，间有写诗人对时世感慨的作品，如《续和蔡芥舟赠别诗》：“文庄忠介瓣香浓，争说珠崖间气钟。五指擎天攀附少，飞来海外是仙峰。”这类诗颇有耿直之气，体现作者的性格情趣。

注释：

〔1〕马克思：《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１８５７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１４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

〔2〕《论词绝句》。

〔3〕《木棉花盛开，邀南山先生……》。

〔4〕《闻蛩》。

〔5〕《箧中词》。

〔6〕《望江南·杂题我朝诸名家词集后》。

〔7〕夏承焘、张璋编选：《金元明清词选》，第５８２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8〕冒广生：《小三吾亭词话》卷二。

〔9〕《清史列传·本传》。

〔10〕《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八），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

〔11〕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者集成》（八），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见此书。

〔12〕《宋元戏曲考》。

〔13〕焦循：《剧说》。

〔14〕以上引文，俱见清同治《南海县志》卷１８本传。

〔15〕屈大均：《广东新语·诗语·粤歌》。

〔16〕《乐志堂诗文集》自序。

〔17〕屈大均：《广东新语·货语·珠》。

〔18〕梁令娴编：《艺蘅馆词选》麦孟华眉批。

〔19〕《二月廿一日泊花埭》。

〔20〕陈澧：《皇朝敕授儒林郎内阁中书衔琼州府学教授加一级谭君墓志铭》。

〔21〕张维屏：《艺谈录》。

〔22〕《眉山谒三苏祠八首》其一。

〔23〕清宣统《南海县志》卷１４本传。

〔24〕《途中怀故园兄弟六叠前韵》。

〔25〕同注〔23〕。

〔26〕《与友人论诗书》。

〔27〕《石麟士大令诗序》。

〔28〕同注〔26〕。

〔29〕《斋中读书二十三首》。

〔30〕《冯越生同年诗序》。

〔31〕《与诸子论诗》。

〔32〕同注〔29〕。

〔33〕同注〔31〕。

〔34〕同注〔31〕。

〔35〕《拟续修儒林文苑传条例》。

〔36〕同注〔29〕。

〔37〕同注〔31〕。

〔38〕廖廷相：《荔村草堂诗钞序》。

〔39〕《后希古堂文集自序》。

〔40〕《希古堂乙集自识》。

〔41〕《答门人岑论骈体文书》。

〔42〕容肇祖：《招子庸传》。

〔43〕《谈艺录》。

〔44〕《中国俗文学史》，第４５３页，作家出版社１９５４年版。

〔45〕陈旦：《彭春洲先生墓表》。

〔46〕李光庭：《诗义堂后集·后跋》。

〔47〕《后筑堤行》。

〔48〕陈浚：《存诚斋文集序》。

〔49〕朱兰：《存诚斋文集序》。

〔50〕同注〔48〕。

〔51〕马思溥：《存诚斋文集评语》。

〔52〕莫友芝：《存诚斋文集跋》。

〔53〕《黄仰山先生诗集序》。

〔54〕《厘正文体》。

〔55〕《张氏族谱·翰山公崇祀乡贤实录》。

〔56〕同注〔53〕。

〔57〕《冯鱼山师小罗浮草堂诗序》。

〔58〕《元黄子元秋山图跋》。

第五章 维新变政时期的文学（上）

第一节 概说

维新变政时期是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买办相互勾结，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时期，也是中国资本主义逐渐有了发展的时期。但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和强大的封建势力的压迫，中国未能正式开始一个资本主义时代，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达到空前的紧张阶段。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在中国的社会引起了极大震动。在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资产阶级就已发出过改革的呼唤。此时，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维新党人，和全国人民一样，感到大祸临头，亡国灭种危在旦夕，因此，他们借助战败而兴起的救亡图存的大潮，极力鼓吹“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要求改革政治，抵抗外国侵略，发展资本主义。伴随着政治上的变法维新，在文学上也发生着明显的变化。

在文艺思想上，以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作家认识到文学艺术的“不可思议的魅力”，企图以文学为工具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思想，与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相对立，以运动的形式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革新运动，明确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主张。在诗歌方面，他们反对尊古贱今，模仿古人，主张写“我之诗”，写出“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并强调“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还呼吁要“扫除近代新诗话”，提出了“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创作纲领。正是由于他们自觉地认识了时代的丰富性和独特性，所以他们要求诗歌的内容能容纳一定程度的民主主义思想和感情，就必须突破固有的美人香草、风花雪月的旧框框。他们认为诗歌应反映真情实感，为现实斗争服务，只有这样，才能使之“感人千载妙音生”。他们以自己的诗歌创作和理论主张，成了当时诗歌革新的旗帜。从小说理论上来说，梁启超是近代小说理论的开拓者。他第一个提出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见解，为小说在文学上取得正宗的独立地位，提供理论依据；他还喊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号召改革小说的思想内容，使之适合于时代的要求，为“改良群治”，为“新民”服务〔1〕。要求小说担负“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的历史使命〔2〕。梁启超对“文界革命”的贡献尤为巨大，他不仅在理论上鼓吹解放被桐城派桎梏的散文，而且创造了“平易畅达”的“新文体”，开创了散文的新时代。

在创作实践上，这一时期的诗文创作，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郑观应、丘逢甲等人是杰出代表。他们的诗文，比较集中地表现了如下三方面的思想和艺术特征。

首先，突出地表现了关心国家命运，有志于挽救民族危亡、以天下为己任的仁人志士的崇高精神。在他们的作品中，或表现“山河尺寸堪伤痛，鳞介冠裳孰少多”〔3〕的深沉的忧时忧民的思想感情；或是为当时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瓜分惟客听，薪尽向予求”〔4〕的局面而悲愤；或面对“狂澜欲倒待谁挽”〔5〕的局势，发出“此时沧海正横流，蚕食何堪竞效尤。莫再因循须奋愤，维新国事共绸缪”〔6〕的强烈呼唤；或是表达盼望祖国繁荣富强，“雄飞宇内畴与伦”〔7〕的情怀；或是怀抱美妙的“万法从新要大同”〔8〕的理想，追求着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广阔前途，唱出了爱国者的心声。其次，反映了爱国御侮的尚武精神。爱国御侮本是中国文学的传统题材，但到了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由于祖国面对的敌人更加强大和武备的更加先进，人民所受的精神刺激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深刻得多，所以，爱国御侮已成为国人的普遍呼声，也便在作家的笔下雷鸣潮吼般地表现出来。如黄遵宪的《出军歌》、《军中歌》、《旋军歌》，梁启超说：“其精神之雄壮活泼远不必论，即文藻亦二千年所未有也，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矣。”令人“读之狂喜，大有‘含笑看吴钩’之乐”，“读此诗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9〕。又如康有为的《登万里长城》，梁启超的《读陆放翁集》等，也使人“读之尚武精神油然而生焉”〔10〕。再次，是批判守旧，鼓吹变法。在作家们的作品中处处表现出对顽固派的批判和对变法的呼吁，反映了文学家们矢志不移的坚定信念和虽经挫折而不灰心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以及在运动高潮到来之时，那种慷慨激昂、意气风发的雄伟气魄。特别是对挡路的危害人民的官僚们痛心疾首，把他们比作“蚊虻”，企图想办法来扫荡他们、消灭他们。当然随着戊戌维新的失败，在一部分诗文作家中也表现出感伤悲哀的情绪。第四，重商意识。为了与西方列强展开“商战”，在维新时期的近代作家的诗文中，“重商”自然是经常提到的话题，如郑观应等人的诗文中，抨击清政府诸多钳制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一再呼吁要建立“商部”，并要求“士、农、工”为“商助”，建议政府在外国设华官以保卫商民。发展商业以富国，成为这一时期思想家文学家们的共识。第五，是反映外国的政治、历史、民俗风情，也反映了近代意识。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诸如声光化电、火车、轮船、外国风物，以及自由、平等、民主、共和，都成了这一时期诗文所反映的对象。在作家们的视野中，除了中华之外，还有欧美、东洋；除了兰舟、油壁车、秋千、琵琶之外，还有格物、致知和资产阶级的文明。康有为的“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11〕；丘逢甲的“直开前古不到境，笔力横绝东西球”，“粤诗独得古雄直，赖此巨刃摩天扬”〔12〕；黄遵宪的“吟到中华以外天”〔13〕，都反映了这一时期诗文内容和作家审美意识的变化。在艺术上，这一时期的诗文创作，主要是“旧瓶装新酒”，形式上旧中有新，新中有旧，新新旧旧合为一体，诗文处于变的状态之中。作家们采用类似或接近白话的语言进行创作尝试，并朝着语文合一的方向发展。这些都显示出他们在艺术上的探索和革新精神。维新时期这些重要诗文作家的创作，在广东以至全国，不少诗文作家如胡曦、何如璋及康有为的弟子等都受到他们的影响。

在小说创作方面，吴趼人响应梁启超关于“小说界革命”的号召，与李伯元一道，开创新体小说的新局面，而且成绩突出，是近代著名的代表作家。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把“亲见亲闻”的社会种种怪现状记录下来，写成的章回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尤为世间所称”（鲁迅语）。与此同时，吴趼人还积极撰写了历史小说、醒世小说，长篇与短篇并举，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写下了《痛史》、《恨海》、《两晋演义》、《九命奇冤》、《发财秘诀》、《最近社会龌龊史》、《瞎骗奇闻》等３０余部（篇）小说。他所作小说，多揭露晚清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表现出作者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精神。吴趼人的小说创作，始终与20世纪初我国时代的风云保持着密切联系，其作品内容及其创作主张主要是根植于现实生活的土壤并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影响了近代小说创作的走向。

总的来说，维新变政时期，是广东近代文学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特征，和这个时代社会政治的基本内容是完全一致的。时代的主要问题，在诗歌、散文、小说作家的创作中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反映。作家们的创作是和那个时代脉搏的跳动息息相关的。他们在表现方式上虽然有的是赤裸裸的，有的比较隐晦，但是他们的作品无疑都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了这个时代的生活。就诗、文、小说三种体裁的作品来看，都有相当成就，而以诗文更为突出。这一时期出现的近代“岭东诗坛三大家”（黄遵宪、丘逢甲、胡曦）和“岭南散文三大家”（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吴趼人的小说，在全国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的创作思想和创作实践对辛亥革命时期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作家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第二节 “诗界革命”的旗帜黄遵宪

黄遵宪（１８４８—１９0５），字公度，号人境庐主人，别署观日道人、东海公、法时尚任斋主人、水苍雁红馆主人、布袋和尚、公之它、拜鹃人，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出身于一个以经营典当业致富的商人家庭。父鸿藻，咸丰六年（１８５６）举人，由户部主事改官知府，颇有政声。亦能诗文，著有《逸农笔记》、《思恩杂著》、《退思书屋诗文集》等。

黄遵宪少年早慧，１０岁学为诗，甚得乡里推异。同治六年（１８６７）中秀才，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取得拔贡生资格。光绪二年（１８７６）秋天，中式顺天乡试第１４１名举人。入赀以五品衔拣选知县用，又入赀为道员。十二月，翰林院侍讲大埔何如璋任首任出使日本公使，遵宪应邀任参赞。从此开始了长达１０多年的外交官生涯。

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十月，随何如璋出使日本。当时，正值明治维新将近１０年之后，日本社会各个方面都呈现出新的气象，明治维新的成绩已经初步显示出来。对此，黄遵宪先是感到惊怪、怀疑、拒斥，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文化心理危机之后，他逐渐接受并肯定了日本明治以后的新变化，进行过认真的思考权衡，认为中国应该学习日本，变革社会政治的思想由此萌发并茁长起来。这种思想变化之最集中体现，就是他此时开始写作《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他也接触到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家卢梭和孟德斯鸠的著作，“辄心醉其说，谓太平世必在民主国无疑也”〔14〕。光绪五年（１８７９），与至日本游历的王韬结识。在日本期间，黄遵宪还受到许多热爱中国文化的汉学家及其他人士的欢迎，经常与他们笔谈交流，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都对黄遵宪的思想发展变化和诗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对他维新变法政治思想的形成与确立具有重要的作用。

光绪八年（１８８２）春，黄遵宪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当时，美国排斥华工运动日益加剧，他积极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光绪十年（１８８４），正是美国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黄遵宪耳闻目睹了大选当中出现的种种怪异之事，将美国的民主共和政体与日本的君主立宪政体作一对照，发觉前者存在更多的弊端，在日本时曾一度相信民主共和为中国出路的想法发生了改变。他晚年回忆这段思想历程时说过：“既留美三载，乃知共和政体万不可施于今日之吾国。自是以往，守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至于今未改。”〔15〕

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八月，黄遵宪请假回国。此时他谢绝了其他一切事务，在家乡埋头修订已经写成初稿的《日本国志》，至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成书。它“详今略古，详近略远”，以大量的篇幅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及以后的情况，内容涉及日本政治、历史、人文、地理等社会古今的各个方面，“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16〕。在此书中，他批判中国自秦汉以来的专制主义、愚民政策，肯定西方（包括明治以后的日本）的立法制度，主张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发展生产、管理经济的方法，发展民族工商业，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普及文化，发展教育，提出了一系列变法维新的主张。此书的定稿，标志着黄遵宪维新变法思想的真正成熟，也标志着黄遵宪政治思想的正式确立。

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薛福成任出使英、法、义、比四国公使。由于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章京的袁昶的推荐，遵宪被命以二品顶戴分省补用道充任驻英二等参赞。次年随薛福成出国赴英法。从对英国政体和社会状况的认识了解中，黄遵宪更坚定了中国当走君主立宪道路的信念，主张向日本、英国学习，而不可走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之路。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准设立新加坡总领事，薛福成举荐遵宪调充。十月从英国至新加坡。在总领事任上，他作了大量保护华侨利益的工作，并提出了一些保护华侨的方案，如开海禁，严禁虐待回籍侨民等，深受华侨欢迎。

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甲午战争起，九月，张之洞由湖广总督移署两江总督，因筹防需人，便奏请调遵宪回国，任江南洋务局总办。次年，黄遵宪在上海会见康有为，纵论时事。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参加上海强学会，创办《时务报》，由汪康年任经理，邀请梁启超主持笔政，鼓吹变法。从此，黄遵宪成为维新运动中以稳健实干为突出特征的积极分子。同年十月，奉旨入京，受到光绪皇帝和翁同的接见。

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任湖南长宝盐法道，不久，署理湖南按察使。积极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先后创办时务学堂、南学会、保卫局、课吏馆、不缠足会、《湘学新报》、《湘报》，宣传维新，成效显著，湖南风气大变。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六月，以三品京堂充任出使日本大臣，光绪皇帝特简三诏敦促，有无论行抵何处，著张之洞、陈宝箴传令攒程迅速来京之谕。在长沙，因饮生水过多，已患腹泻之疾，七月底行至上海时，已经虚弱得不能成行，只得留上海休养。此时京中政变发生。有人参奏黄遵宪“奸恶与谭嗣同辈等”，要求“请旨饬拿”，“从严惩办”〔17〕。上海道蔡钧更派兵将遵宪在上海的住处包围起来两天，如临大敌。由于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和日本驻华公使等的干预，清政府方才对他从轻发落，将他“放归”——罢官回家。

黄遵宪还乡以后，情绪郁抑，心有余悸，但并不改伤时忧世的爱国之心，总是尽其所能作一些有益乡里、有助国家的事情。除了大量地创作诗歌，将自己的余生托诸歌咏，写下不少长歌当哭之作以外，还聚徒讲学，培养人才。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0），李鸿章任两广总督，曾召遵宪至广州，劝其出仕，遵宪以事无可为，一意辞谢。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起，与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取得了联系，二人书信往还频繁，讨论世界局势、国家前途、文学改革等方面的问题。次年，邀集地方人士设立嘉应兴学会议所，自任会长。又筹办东山初级师范学堂，培养小学教员。对年长又无文化者，则设补习学堂和讲习所。但是此时黄遵宪的肺病已日见加剧了。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在致梁启超信中说：“余之生死观略异于公，谓一死则泯然澌灭耳，然一息尚存，尚有生人应尽之义务。于此而不能自尽其职，无益于群，则顽然七尺，虽躯壳犹存，亦无异于死人。无避死之法，而有不虚生之责。孔子所谓‘君子息焉，死而后已’，未死则无息已时也。”当时新制一艇方成，遵宪颜之曰“安乐行窝”，并题联云：“尚欲乘长风破万里浪，不妨处南海弄明月珠。”盖其绝笔，亦见其心迹。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阳历３月２８日），以肺疾卒于家中。

黄遵宪的著作有他生前自定的《人境庐诗草》11卷，《日本杂事诗》２卷，《日本国志》４0卷。北京大学中文系近代诗研究小组将其集外诗编为《人境庐集外诗辑》出版；其文集未刊行过，多有散佚，今已难得其全，钱仲联将至今可见的黄遵宪文章辑为《人境庐杂文钞》发表。黄遵宪出使日本期间与日本友人的笔谈记录也已由郑子瑜、实藤惠秀编校为《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在日本出版。黄遵宪的其他佚诗佚文近年亦陆续有所发现。

黄遵宪一生最执著地追求的，并不是诗，然而他终究只能成为一个诗人，他晚年回忆自己一生文学道路时说：“举鼎膑先绝，支离笑此身。穷途竟何世，馀事且诗人。”〔18〕这实在是他人生经历的恰切概括。这其实也反映了中国近代许多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黄遵宪今存诗歌１１００余首，他自觉地用诗歌来表现近代中国内外交困的社会历史状况，反映鸦片战争以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记录中国人民为反抗外侮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他年过不惑之后，国事日非，江河日下，体认到仕途艰辛坎坷，发觉早年即埋藏于胸的雄心壮志难以实现的时候，他就益发如此。从他的诗歌里，可以寻找到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轨迹，可以察觉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势。梁启超曾在《饮冰室诗话》中评论说：“公度之诗，诗史也。”这诚为知己之语，黄遵宪亦的确当之无愧。

黄遵宪诗歌的最重要内容，是表现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再现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可歌可泣的反帝斗争，对积极御侮、奋起反抗、效死卫国的爱国将士予以由衷的礼赞，对那些贪生怕死、苟且偷安、临阵脱逃的投降派则给予坚决的批判和犀利的讽刺。黄遵宪出生于鸦片战争爆发后８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他尚年幼，但后来他在诗歌中曾经通过追怀这些事件，表现它们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危害。《香港感怀》、《羊城感赋》、《和钟西耘庶常津门感怀诗》等诗，从眼前景物事物的变化中追怀两次鸦片战争的情景，对与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北京条约》表示愤慨，对国家的局势表现出忧心忡忡。太平军与清军在嘉应地区的两次大规模的交战给黄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正如他在诗中所说：“吾家本丰饶，频岁遭乱离。累叶积珠翠，历劫无一遗。”〔19〕因此诗集中多有反映太平天国起义的诗篇，如《乙丑十一月避乱大埔三河虚》、《喜闻恪靖伯左公至官军收复嘉应贼尽灭》、《乱后归家》等都是。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中法之战中，冯子材在镇南关外取得谅山大捷，黄遵宪有《冯将军歌》热情歌颂这位年近七旬的老将，诗中说：

敌军披靡鼓声死，万头窜窜纷如蚁。十荡十决无当前，一日横驰三百里。吁嗟乎！马江一败军心慑，龙州拓地贼氛压。闪闪龙旗天上翻，道咸以来无此捷。得如将军十数人，制梃能挞虎狼秦。能兴灭国柔强邻，呜呼安得如将军！

黄遵宪是戊戌变法的积极参加者，也是戊戌政变的直接受害者，对这一重大事件，他也从个人经历的角度予以表现，并且对同道者的命运表示深切的关心与忧虑，《放归》、《感事》、《寄题陈氏崝庐》、《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等都是此类作品中的名篇。如《感事》中有感于戊戌政变中“六君子”被杀的一首云：

金瓯亲卜比公卿，领取冰衔十日荣。东市朝衣真不测，南山铁案竟无名。芝焚蕙叹嗟僚友，李代桃僵泣弟兄。闻道诟天兼骂贼，好头谁斫未分明。

罢官乡居之后，政治上穷途末路、政治生命实已终结的黄遵宪，仍然关注着当时中国发生的一切，仍然将时事行诸歌诗，为时代留下了诗体的历史。义和团、捻军起义、庚子之变、八国联军侵犯天津、北京，都在他晚年作品中有较细致全面的反映。《庚子元旦》、《初闻京师义和团事感赋》、《寄怀丘仲阏》、《五禽言》、《七月二十日外国联军入犯京师》、《闻车驾西狩感赋》、《天津纪乱十二首》、《京师补述七首》、《聂将军歌》、《群公》、《和议成志感》等都是重要的作品。

黄遵宪“诗史”之作之最集中、最突出者，还是反映中日甲午战争的系列作品，他用诗笔全面详尽地记载了这次战争的前因后果、主要事件、整个过程，留下了一部诗体的甲午战争的形象历史。《悲平壤》歌颂浴血奋战壮烈殉国的平壤守将左宝贵，“肉雨腾飞飞血红，翠瓴鹤顶城头堕，一将仓皇马革裹”，谴责“一夕狂驰三百里，敌军便渡鸭绿水”撤军败逃的叶志超。《东沟行》记述中日海军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水师蒙受的损失，并指出“人言船坚不如疾，有器无人终委敌”。《哀旅顺》、《哭威海》分别叙述这两个战略要地的失陷。前诗以“海水一泓烟九点，壮哉此地实天险”起，极写旅顺地势险峻、万无一失，“谓海可填山易撼，万鬼聚谋无此胆”，而在结尾处笔锋急转直下，仅用二句道出此天险形胜之地的失守：“一朝瓦解成劫灰，闻道敌军蹈背来！”后诗通篇使用三字句，造成了一种急促紧张、悲愤硬咽、泣不成声的效果，如：“南复北，台乌有；船孑孑，东西口。天大雪，雷忽发；船藃裂，龙见血。鬼夜哭，船又覆；地日蹙，龙局缩。坏者撞，伤者斗；破者沉，逃者走。噫吁戏！海陆军，人力合，我力分。”《马关纪事》述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事。《降将军歌》写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投降日军之事。《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将台湾岛割让给日本，黄遵宪有《台湾行》记此事，诗人忧愤地写出“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的诗句，追问“民则何辜罹此苦？”篇末感慨道：“噫吁！悲乎哉！汝全台，昨何忠勇今何怯，万事反覆随转睫。平时战守无豫备，曰忠曰义何所恃？”批评扬言守土却又仓皇内渡的清吏，斥责依附日本、为虎作伥的投降派。《书愤》写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掀起的瓜分中国的狂潮，国家陷入风雨飘摇之中，民族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其中二首云：

一自珠崖弃，纷纷各效尤。瓜分惟客听，薪尽向予求。秦楚纵横日，幽燕十六州。未闻南北海，处处扼咽喉。

弱肉供强食，人人虎口危。无边画瓯脱，有地尽华离。争问三分鼎，横张十字旗。波兰与天竺，后患更谁知？

《度辽将军歌》讽刺狂妄自大而又昏聩愚昧的将领吴大澂，甲午战争中，他因为得了“度辽将军”之印，以为是立功封侯之兆，先是主动请缨赴辽东迎敌，后又夸耀自己如何如何威猛无敌，但是待到两军阵前，将军却首先望风而逃；回到湘中，“将军归来犹善饭”，毫不觉懊丧廉耻。钱仲联尝评此诗曰：“悲愤之思，出以突梯滑稽之笔，集中七古压卷之作也。”“以印为线索绾合，趣极妙极。”〔20〕

黄遵宪诗歌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对腐朽僵化的封建制度的某些方面予以批判，提出改变以愚民蒙昧为特征的封建专制文化，呼唤政治的开明和法度的变革，倡言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政治制度与科学文化，建立富强开明的近代化国家。这是黄遵宪矢志不渝地追求了一生的目标，也是他诗歌思想成就的集中表现之一。遵宪门人杨徽五所说“公诗诗史亦心史”〔21〕，确是知己语。黄遵宪的变革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深化、丰富完善的变化过程。黄遵宪这一方面的思想起得很早，其直接动因就是他连连在科举之路上失败，这在他的早年诗歌《感怀》、《杂感》中有较集中的体现。前者讽刺“世儒诵《诗》《书》，往往矜爪嘴，昂首道皇古，抵掌说平治”的现象，指出：“儒生不出门，勿论当世事，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后者有感于科举制艺的扼杀个性、束缚人才，传统儒生的不知悔过、乐此不疲，对这种长期以来一直盛行的取士用人制度提出强烈的不满和激烈而深刻的批评，戳穿了统治者的险恶用心，诗中写道：“吁嗟制艺兴，今亦五百载。世儒习固然，老死不知悔，精力疲丹铅，虚荣逐冠盖。劳劳数行中，鼎鼎百年内，束发受书始，即己缚纽械。英雄尽入彀，帝王心始快。”

光绪七年（１８８１），清政府下令将赴美国的留学生全部裁撤回国。为此，黄遵宪创作了《罢美国留学生感赋》，叙述了派幼年学生的前后经过，描述了留学生在海外的生活、学习状况，并且表示反对撤回学生这一愚蠢草率的作法，提出了明智通达的见解，指出：“欲为树人计，所当师四夷”，“矧今学兴废，尤关国盛衰，十年教训力，百年富强基”。黄遵宪写作《日本国志》并非出于纯学术的动机，而是希望通过此书给中国政治改革提供有价值的借鉴，他用这种方式将一腔爱国热忱倾吐出来，但同时心中又不免带有几分先行者的孤独与无法摆脱的忧患，这在《日本国志书成志感》一诗中有集中的表现：

潮海归来气未除，忧天热血几时摅？千秋鉴借《吾妻镜》，四壁图悬人境庐。改制世方尊白统，罪言我窃比《黄书》。频年风雨鸡鸣夕，洒泪挑灯自卷舒。

《赠梁任父同年》中表达的对国家民族的热爱和对挚友梁启超的勉励，更是作者心志的表白，其中二首云：

列国纵横六七帝，斯文兴废五千年。黄人捧日撑空起，要放光明照大千。

寸寸山河寸寸金，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

戊戌政变发生，黄遵宪罢官回乡之后，诗歌创作由“政馀之事”变成了“馀生之事”，成了他晚年生命的记录，精神的依托。这一时期表现他要求变革现实、希望政治清明的诗作也更加出色，达到了他一生的最高水平。《寒夜独坐卧虹榭》、《小饮息亭醉后作》、《仰天》、《雁》、《酬刘子岩同年》、《杜鹃》、《五禽言》、《夜起》都是此期重要的作品。七律《仰天》中，交织着政变后诗人的艰难处境、痛苦心情，和对维新运动的同志的担忧、对当时处于列强瓜分危险之中的国家的关切，诗云：

仰天击缶唱乌乌，拍遍阑干碎唾壶。病久忍摩新髀肉，劫馀惊抚好头颅。箧藏名士株连籍，壁挂群雄豆剖图。敢托鸩媒从凤驾。自排阊阖拨云呼。

《雁》借物咏怀，寄托深远，再现了诗人戊戌归乡后对逃亡海外的梁启超等的怀念以及自己惊魂未定、余悸在心的处境：

汝亦惊弦者，来归过我庐。可能沧海外，代寄故人书？四面犹张网，孤飞未定居。匆匆还不暇，他莫问何如。

《夜起》将对时局的关注与一己的孤独交织在一起倾诉出来，同时也发出了希望国人觉醒振作的呼叫：

千声檐铁百淋铃，雨横风狂暂一停。正望鸡鸣天下白，又惊鹅击海东青。沉阴曀曀何多日，残月晖晖尚几星。斗室苍茫吾独立，万家酣梦几人醒？

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黄遵宪写下《己亥杂诗》８９首，此一组诗乃是学习整整６０年前龚自珍所作３１５首同名诗歌，梁启超说：“近顷见人境庐主人亦有《己亥杂诗》数十首，盖主人一生历史之小影也。”〔22〕这组作品中的某些篇章也集中地表现了作者变法图强、忧时救国的情怀。现录数首于此：

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手书《心史》井函中。（在日本时，与子峨星使言：中国必变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吾不敢知，要之必变。将此藏之石函，三十年后，其言必验。）（其四十七）

一夫奋臂万人呼，欲废称臣等废奴。民贵遂忘皇帝贵，莫将让国比唐虞。（华盛顿）（其四十八）

尧天到此日方中，万国强由变法通。惊喜天颜微一笑，百年前亦与华同。（召见时，上言：泰西政治何以胜中国？臣奏：泰西之强，悉由变法。臣在伦敦，闻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华。上初甚惊讶，旋笑颔之。）（其七十）

《军歌》二十四首（包括《出军歌》、《军中歌》、《旋军歌》各八首），表现了诗人希望军人乃至所有的国人英勇杀敌，效死卫国，以生命换来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振兴。此组诗每首的最末一字取意相关，二十四字连接起来就是极富鼓动性与战斗性的宣传口号：“鼓勇同行，敢战必胜，死战向前，纵横莫抗，旋师定约，张我国权”，仅此即可见作者的创作意图与爱国激情。梁启超说：“其精神之雄壮活泼、沉浑深远不必论，即文藻亦二千年所未有也。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矣。吾为一言以蔽之曰：读此诗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23〕

黄遵宪诗歌的再一主要内容，就是描绘海外山川景物，表现异国风土民情，记载近代外国的社会政治状况、科学技术进展，展现新世界的新变化、新气象、新风貌。黄遵宪对自己这不平凡的经历和不寻常的诗作也相当重视，甚至不无自负，他有诗云：“海外偏留文字缘，新诗脱口每争传。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24〕“百年过半洲游四”〔25〕，黄遵宪的足迹踏到哪里，他的诗笔就挥洒到哪里。黄遵宪不是写海外风物的最早的中国诗人，但应当说，他是第一位成功地创作海外诗并且发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影响的中国诗人。《樱花歌》写日本举国若狂倾城观赏樱花的盛况。《都踊歌》写日本西京街头青年男女轻歌曼舞狂欢的情景以及他们对“天长地久”美好爱情生活的憧憬与祝福。《纪事》纪述美国总统竞选的主要过程，突出了其中出现的某些弊端和虚伪现象，把非常隆重的总统竞选写得带有几分滑稽色彩，作者对此事的总体评价是：“乌知选总统，所见乃怪事。怒挥同室戈，愤争传国玺。大则酿祸乱，小亦成击刺。寻常瓜蔓抄，逮捕遍官吏。至公反成私，大利亦生弊。”《锡兰岛卧佛》述锡兰岛（今斯里兰卡）释迦牟尼卧像，并将佛教学说、社会变迁融入其中，铺写成一篇长诗，梁启超说：“以文名名之，吾欲题为《印度近史》，欲题为《佛教小史》，欲题为《地球宗教论》，欲题为《宗教政治关系说》；然固是诗也，非文也。”〔26〕黄遵宪所历世界的许多奇异风光景物，他都用诗歌记载下来，如英国“万灯悬耀夜光珠，绣缕黄金匝地铺”的温则宫〔27〕，伦敦“一时天醉帝梦酣，举国沉迷同失日”，“时不辨朝夕，地不识南北”的大雾〔28〕，巴黎“拔地崛然起，峥矗百丈”，“并世无二尊，独立绝依傍”的埃菲尔铁塔〔29〕，“一河横跨两洲遥”的苏伊士运河〔30〕，新加坡的华人山庄及风土民情〔31〕等。《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描绘的是诗人在新加坡时将莲菊桃三种花同养在一瓶中的奇观，寄托的是在“黄白黑种同一国”的新加坡，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友好生活的善良愿望，从花与人的转换轮回、物与我的沧桑变化中，激发出四海一家、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与衷心憧憬。《番客篇》写的是参加一位华侨商人婚礼的情景，描绘那热闹吉祥的场面，表现南洋风俗，介绍几位来宾，述说华侨创业的艰辛，反映海外赤子对故土的思念，寄寓着保护华侨权益、给他们应有自由的要求。

《日本杂事诗》是黄遵宪海外诗中最引人注目者，全诗共达200首，以竹枝词形式写成，系以小注，诗与注相互发明，颇有意趣。内容涉及日本社会、政治、国势、历史、天文、地理、文学、艺术、风俗、技艺等各个方面，较全面地反映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尤其突出描绘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逐步走上近代化道路的过程，社会各个方面呈现的新气象，意在为中国变法自强、摆脱内外交困的窘境提供借鉴。其每一首诗都可以独立成章，全诗合起来又构成一个整体。这是一部百科全书性质的大型组诗。现录出数首以见一斑：

玉墙旧国纪维新，万法随风倏转轮。杼轴虽空衣服粲，东人赢得似西人。（既知夷不可攘，明治四年乃遣大臣使欧罗巴、美利坚诸国。归，遂锐意学西法，布之令甲，称曰维新，美善之政，极纷纶矣。而自通商来，海关输出逾输入者，每岁约七八百万银钱云。然易服色，治宫室，焕然一新。）（其十二）

拔地摩天独立高，莲峰涌出海东涛。二千五百年前雪，一白茫茫积未消。（直立一万三千尺、下跨三洲者，为富士山，又名莲峰，国中最高山也。峰顶积雪，皓皓凝白，盖终古不化。）（其二十三）

维摩丈室洁无尘，药鼎茶瓯布置匀。刳肺剖心窥脏象，终输扁鹊见垣人。（官府所属，皆有病院，以养病者。花木竹石，陈列雅洁，萃医于中以调治之，甚善法也。不治之疾，往往送大医院，剖验其受病之源，亦西法。）（其五十）

欲知古事读旧史，欲知新事看新闻。九流百家无不有，六合之内同此文。（新闻纸以讲求时务，以周知四国，无不登载。五洲万国，如有新事，朝甫飞电，夕既上版，可谓不出户庭而知天下事矣。其源出于邸报，其体类乎丛书，而体大而用博，则远过之也。）（其五十三）

不难三岁识之无，学语牙牙便学书。春蚓秋蛇纷满纸，问娘眠食近何如？（伊吕波四十七字，已综众音，点画又简，易于习识。……故彼国小儿，学语之后，能通假字，便能看小说作家书矣。假字或联属汉文用之。单用假字，女人无不通者。）（其六十五）

红珊簪子青罗伞，黑油镜台黄竹箱。姊妹两行携手送，一双新屐是新娘。（嫁装数器，有单笥（盛衣服），有长持（寝具），有黑棚（列妆具），有厨子，有钓台（各什器并厨下物）。贫家无奁器，亦不升舆，步行入婿家，着新屐者，即新娘也。（其九十二）

黄遵宪诗歌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对自己家乡客家山川景物、民俗风情的记录与表现。黄遵宪从小深受客家地方文化的哺育和客家先辈文学家的熏陶，他也是终生都表现出对家乡文化、山水的热爱，留下了不少具有浓郁地方特色与民族风味的作品。这方面的作品首先最值得重视的就是他以家乡传唱的山歌为基础写作的《山歌》。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在驻英使馆参赞任上的黄遵宪曾作有《山歌题记》五则，其一则云：“十五国风妙绝古今，正以妇人女子矢口而成，使学士大夫操笔为之，反不能尔。以人籁易为，天籁难学也。余离家日久，乡音渐忘，辑录此歌谣，往往搜索枯肠，半日不成一字。因念彼冈头溪尾，肩挑一担，竟日往复，歌声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对山歌的推崇与倾心溢于言表。兹录其《山歌》几首如下：

买梨莫买蜂咬梨，心中有病没人知。因为分梨故亲切，谁知亲切转伤离。

催人出门鸡乱啼，送人离别水东西。挽水西流想无法，从今不养五更鸡。

一家女儿做新娘，十家女儿看镜光。街头铜鼓声声打，打着中心只说郎。

做月要做十五月，做春要作四时春。做雨要做连绵雨，做人莫做无情人。

此外，黄遵宪早年所作《新嫁娘诗》也是较集中地反映客家风俗，尤其是婚俗的重要作品。这组诗共５１首，从一个新嫁娘的角度叙述了她从订婚、出嫁直到当上母亲的经历与其间的种种生活情景，不论就研究客家民俗风情，探讨黄遵宪与客家文化的关系，还是就考察黄遵宪早年诗歌的风格，考察他诗歌创作发展变化来说，《新嫁娘诗》都是极为重要的作品。董鲁安曾极有识见地指出，这些诗“温存缠绵，全是性情中语”，是“极真的好诗”〔32〕。现录出几首于此：

向娘添索嫁衣裳，只是含羞怕问娘。翻道别家新娶妇，多多满叠镂金箱。

洞房四壁沸笙歌，伯姊诸姑笑语多。都道一声恭喜也，明年先抱小哥哥！

偶然唐突变容光，做个生疏故试郎。一枕芙蓉向郎掷，道郎今夜莫同床！

私将香草佩宜男，自顾腰围自觉惭。形迹怕教同伴睹，见人故意整罗衫。

黄遵宪的诗歌不仅思想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艺术上，也同样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确立了他在中国近代诗坛的杰出地位，亦即他晚年所指出的“吾论诗以言志为体，以感人为用”〔33〕，在以诗歌表现时代风云、倾诉心灵之声的同时，追求诗歌艺术的高超完美，一直是他努力的目标。关于黄遵宪诗的入手取径，他自己曾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表示借鉴学习屈原《离骚》、汉魏乐府、“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这实际上也就是表明“转益多师是汝师”，爱古人而不薄近人，道广用宏，不能不说是通达而明智的见解。在创作中，黄遵宪也较好地实践着这一理论主张。给予人境庐诗较大影响的，除黄遵宪自道唐宋以前诸大家外，就清代诗人来说，尚有吴伟业、王士禛、袁枚、赵翼、舒位、宋湘、黄景仁、龚自珍、曾国藩等家。正所谓博采众长，自铸伟词。大致说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黄遵宪诗歌的艺术特色。

一、笔法灵活多变，状物写事生动真切，善于刻画鲜明的形象。黄遵宪虽不以写景名世，但也写下不少景物诗，涉笔成趣，冲淡自然，同样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游丰湖》有句云：“浓绿泼雨洗，森森竹千个。亭亭立荷叶，万碧含露唾。四周垂柳枝，随风任颠簸。中有屋数椽，周遭不为大。”写得清雅秀丽，浏亮恬美。《不忍池晚游诗》写日本上野不忍池景色，其中一首云：“蒙蒙隔水几行竹，暗暗笼烟并是梅。微影模糊声荦确，是谁携屐踏花来。”《游箱根》写湖上风光句云：“举国无名川，一湖何滉瀁！环抱三百里，下窥五十丈。神武开辟来，亘古无消长。九泉日穴出，伏流失归向。一碧湛空明，万象绝依傍。昂头只日月，两轮互摩荡。”将上下古今与湖光山色融汇于一，辽远苍莽，雄浑壮阔，钱仲联评曰：“一碧十字，前无古人。”〔34〕《夜泊》前二联云：“一行归雁影零丁，相倚双凫睡未醒。人语沉沉篷悄悄，沙光淡淡竹冥冥。”《寒夜独坐卧虹榭》中二联云：“风声水声乌乌武，日出月出团团黄。层阴压屋天四盖，寒云入户山两当。”写景巧用叠字，恰到好处，独辟町畦。又如《下水船歌》写顺流而下之舟的飞动气势，描摹江上风声水声，无雕琢藻饰，全出之以流畅自然之笔，给人以逼真质实之感。

黄遵宪写场面的诗歌亦极出色，见出诗人统摄驾驭纷繁复杂场景的功夫。《都踊歌》描绘日本西京街头青年男女“分行逐队兮舞傞傞”、“往复还兮如掷梭”的狂欢场面，很好地表现了青年们对爱情婚姻的向往，也反映了日本民间习俗。《番客篇》写南洋华侨富商婚礼吉祥热闹的场面，传达出当时情景下的特有气氛，将这一复杂的场景写得井井有条，读之有如临其境之感。其总写房舍之富丽一节道：“插门桃柳枝，叶叶何相当。垂红结彩球，绯绯数尺长。上书大夫第，照耀门楣光。中庭寿星相，新供中央。隐囊班丝细，坐褥祺局方。两旁螺钿椅，有如两翼张。丹楹缀锦联，掩映蛎粉墙。某某再拜贺，其语多吉祥。”《纪事》通过一个个精彩的场面将美国总统竞选的情景写得十分滑稽，宛如是看了一场百戏杂陈、光怪陆离的大型闹剧。其中写演说、仪仗的一段道：

某日戏马台，广场千人设。纵横乌皮几，上下若梯级。华灯千万枝，光照绣帷撤。登场一酒胡，运转广长舌。盘盘黄须虬，闪闪碧眼鹘，开口如悬河，滚滚浪不竭。笑激屋瓦飞，怒轰庭柱裂。有时应者者，有时呼咄咄。掌心发雷声，拍拍齐击节。最后手高举，明示党议决。演说事未已，复辟纵观场。铁兜绣裲裆，左右各分行。宝象黄金络，白马紫丝缰。橐橐安步靴，林林耸肩枪。或带假面具，或手执长枪。金目戏方相，黑脸画鬼王。仿古十字军，赤旆风飘扬。齐唱爱国歌，曼声音绕梁。千头万头动，竞进如排墙。指点道旁人，请观吾党光。

黄遵宪写人物的诗，往往善于抓住人物的典型动作、关键语言，刻画其性格，突出其个性特征，在诗歌中将人物写得如此活灵活现，实在难能可贵，使人不能不惊叹黄遵宪写人物形象的高超技巧。《度辽将军歌》把吴大澂战前的大言自夸、故做豪举，战时的胆小如鼠、望风而逃和战后的犹然善饭、恬不知耻，铺写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这一人物也情态毕现，跃然纸上。《冯将军歌》勾勒出在镇南关外大败法军，取得谅山大捷的年近七旬的老将冯子材的形象。《聂将军歌》突出表现了聂士成英武不屈的刚烈性格。光绪二十六年（１９00），八国联军进犯天津，逼近北京，天津守将聂士成率士兵坚守八里台，浴血奋战八昼夜，身负重伤，肠胃流出，仍坐阵指挥，终至壮烈牺牲。此诗写聂士成之死云：“天苍苍，野茫茫，八里台，作战场，赤日行空飞沙扬，今日被发归大荒。左右搀扶出裹疮，一弹掠肩血滂滂，一弹洞胸胸流肠，将军危坐死不僵。”《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诗是黄遵宪回忆童时生活情态，描写老人对他的爱护关怀，寄托对曾祖母等长辈的怀念之情，诗中也表现了一个勤劳节俭、持家谨严的客家老年妇女的性格。如描写曾祖母对少年黄遵宪百般爱怜、刻画老人慈爱性格的一节云：

太婆向母怀，伸手抱儿去。从此不离开，一日百摩抚。亲手裁绫罗，为儿制衣裳。糖霜和面雪，为儿作。发乱为梳头，脚腻为暖汤。东市买脂粉，面日生香。头上盘云髻，耳后明月珰。红裙绛罗襦，事事女儿妆。牙牙初学语，教诵《月光光》。一读一背诵，清新如炙簧。三岁甫学步，送儿上学堂。知儿故畏怯，戒师莫严庄。将出牵衣送，未归踦闾望。问讯日百回，赤足足奔忙。

二、灵活善变的风格，多种多样的意境，构筑了色彩斑斓、摇曳多姿的艺术空间。这是他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表明的“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理论主张在创作实践中的体现。自少至老，黄遵宪的诗歌风格几经变化，如早年的甜俗浓丽、雄直率真，中年的洋溢奔放、豪情勃发，晚年的沉郁顿挫、气势磅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纵观现存的人境庐诗，多彩的风格和多样的意境，的确表现了黄遵宪这位近代诗坛大家的非凡气度和高超技巧。早年所作的《新嫁娘诗》，大胆真率，畅达浅白，有的甚至不避艳冶轻靡，虽难说足以代表黄遵宪早年诗的最高成就，但这一风格在他前期乃至一生诗歌创作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其中写新婚之夜的一首道：“卿须怜我我怜卿，道是无情却有情。几次低声问夫婿，烛花开尽怕天明。”写女子怀孕的一首道：“几日情怀费我猜，腰支无力眼难抬。枕边密与檀郎语：怪底红潮信不来！”在日本时所作《都踊歌》被梁启超目为“绮语”，实际上也是从这一角度评说的，他说：“人境庐集中，性情之作，纪事之作，说理之作，体殆备矣；惟绮语绝少概见，吾以为公度守佛家第七戒也。顷见其《都踊歌》一篇，不禁抚掌大笑曰：此老亦狡狯乃尔！”〔35〕其实，遵宪在日本时，此类之诗多有所作，今见于《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中的黄氏佚诗，均属此类。

中年以后，黄遵宪诗歌风格逐渐趋向丰富多样，善于变化。《小女》等诗恬淡宁静、情意绵长，自是性情中语。《流球歌》、《越南篇》、《朝鲜叹》述三地之沦亡，兼之以剀切的议论，悲歌慷慨，咨嗟太息，如泣如诉。《锡兰岛卧佛》将中国经史典故、佛教释家典故、印度历史、当时社会状况一并融入诗中，笔底翻澜，使事精当，见出诗人的学问功底和用典隶事技巧。黄遵宪的其他感于时事的近体诗，亦无不以使事用典精当恰切见长。《度辽将军歌》以滑稽可笑之笔实现讽刺，《纪事》以喧闹夸张之辞揭穿虚伪，二诗均是人境庐集中引人注目的以幽默诙谐、微言讥刺见长的作品。《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长篇五言古诗，深得古乐府《孔雀东南飞》、《木兰辞》之神韵，敦厚诚挚之深情出之以本色典雅之词语，写得曲折详尽，一往情深，梁启超推之为“集中最得意之作”〔36〕，陈三立亦云此诗“《孔雀东南飞》、《木兰辞》后，乃有此奇作绝技”〔37〕。其《山歌》、《军歌》、《幼稚园上学歌》、《小学校学生相和歌》等，通俗自然，不事藻彩，有的以方言俗语入诗，口语化程度很深，甚至可以歌唱，同样是遵宪诗歌创作风格特色的突出表现之一。罢官回乡以后写下的大量反映甲午战争情况的“诗史”性的作品，和感慨时运不济、国事日非，嗟叹自己人生不幸、壮志难酬的诗篇，或议论风生、雄辩滔滔，或气势磅礴、包容古今，或沉郁顿挫、悲愤苍凉，或欲说还休、委婉其辞。黄遵宪晚年诗歌，无论就其思想的深刻性还是艺术风格的成熟与多样性来说，都达到了他一生的最高水平。

三、积极探索，不断努力，大胆创新，以近代新名词、新知识、新事物入诗，创作“新派诗”，为近代诗歌的发展开创了新壁垒，成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也为中国古典诗歌开辟了新境界。黄遵宪年轻时即有“别创诗界”〔38〕的志向，在一生几十年的诗歌创作生涯中实践着他的理想。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黄遵宪既注意继承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学习其精华神韵，又着眼于创新，努力探索古典诗歌的新变之路，对旧形式进行稳健恰当的变革，在诗歌中表现新的时代特点，在处理通与变、继承与创新、传统与近代的关系上，作出了较为妥当合理的选择，取得了突出的创作实绩，也为近代诗歌的发展积累了可资借鉴的经验。黄遵宪的大部分“新派诗”，用传统诗歌的形式承载近代以来的新内容，赋予古典诗歌以新的生机和活力，为近代诗坛带来了新的气象。这类诗歌的独特之处，也就是后来深为梁启超赞赏的“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或者“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39〕。其中最负盛誉的作品当是《今别离》四首，此诗分咏轮船、火车、电报、照片、东西半球昼夜相反，将近代新事物用乐府旧题、旧格调表现出来，陈三立推为“千年绝作”〔40〕，袁祖光亦评之曰“古意沉丽”〔41〕。其咏轮船、火车的一首云：

别肠转如轮，一刻既万周。眼见双轮驰，益增心中忧。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车舟载离别，行止犹自由。今日舟与车，并力生离愁。明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虽有万钧柁，动如绕指柔。岂无打头风，亦不畏石尤。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望影倏不见，烟波杳悠悠。去矣一何速，归定留滞不？所愿君归时，快乘轻气球。

《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写地球不同经度上望月的不同形状，表现不同时区的时差云：“举头只见故乡月，月不同时地各别，即今吾家隔海遥相望，彼乍东升此西没。”梁启超评《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云：“半取佛理，又参以西人植物学、化学、生理学诸说，实足为诗界开一新壁垒。”〔42〕如有诗句云：“地球南北尚倒转，赤道逼人寒暑变，尔时五羊仙城化作海上山，亦有四时之花开满县。即今种花术益工，移枝接叶争天功，安知莲不变桃桃不变为菊，回黄转绿谁能穷？化工造物先造质，控抟众质亦多术，安知夺胎换骨无金丹，不使此莲此菊此桃万亿化身合为一。众生后果本前因，汝花未必原花身，动物植物轮回作生死，安知人不变花花不变为人。”

罢官乡居后的黄遵宪，还写下了另外一种“新派诗”，这些诗虽然仍旧保存着古典诗歌的韵律、节奏，可以谱曲歌唱，但其内容更加新颖实用，形式更加自由活泼，其实可以说就是为教育幼儿、学生和宣传爱国精神而作的通俗歌词，这些作品包括《出军歌》、《军中歌》、《旋军歌》各８首，《幼稚园上学歌》１０首，《小学校学生相和歌》１９首。数量不是很多，却极为值得重视，它们表明晚年黄遵宪在诗歌创作上的新探索，是作者在政治生命被无情扼杀之后，以诗唤起国民精神的最后努力，也自然是他“新派诗”创作的最后成果。现引录其数首为例。《军中歌》其二云：“阿娘牵裾密缝线，语我毋恋恋。我妻拥髻代盘辫，濒行手指面：败归何颜再相见？战战战！”《旋军歌》其五云：“秦肥越瘠同一乡，并作长城长。岛夷索虏同一堂，并作强军强。全球看我黄种黄。张张张！”黄遵宪本人对《军歌》很满意，“自谓绝妙”，也很重视，曾对梁启超说：“此新体，择韵难，选声难，着色难。虽然，愿公等拓充之、光大之也”〔43〕。《幼稚园上学歌》其一云：“春风来，花满枝，儿手牵娘衣。儿今断乳儿不啼。娘去买枣梨，待儿读书归。上学去，莫迟迟！”其三云：“天上星，参又商。地中水，海又江。人种如何不尽黄？地球如何不成方？昨归问我娘，娘不肯语说商量。上学去，莫徜徉。”《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其一云：“来来汝小生，汝看汝面何种族。芒砀五洲几大陆，红苗蜷伏黑蛮辱；虬髯碧眼独横行，虎视眈眈欲逐逐。于戏我小生，全球半黄人，以何保面目？”其六云：“听听汝小生，人各有身即天赋。一身之外皆汝敌，一身之内皆汝责。人不若人吾丧吾，怙父倚天总无益。于戏我小生，绝去奴隶心，堂堂要独立！”其十九云：“勉勉汝小生，汝当发愿造世界。太平升平虽有待，此责此任在汝辈。华胥极乐华严庄，更赋六合更赋海。于戏我小生，世运方日新，日进日日改！”这些为孩子们创作的歌词歌曲，在当时颇有影响，梁启超曰：“公度所制《军歌》二十四章、《幼稚园上学歌》若干章既行于世，今复得见其近作《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十九章，亦一代妙文也。其歌以一人唱，章末三句，诸生合唱。……此诸编者，苟能谱之，以实施于学校，则我国学校唱歌一科，其可以不阙矣”。〔44〕

四、集中多长篇巨制，铺陈尽致，叙事周详，汪洋广博；亦经常使用较长的诗句，较少束缚，气势恢宏。黄遵宪有意突破传统诗歌以篇幅短小的抒情诗为主的特点，经常写作篇幅较长、字数较多的宏篇，这些诗歌往往以叙述时事为主，同时兼有相当比例的议论、抒情成分，取材广泛，述事详尽，笔势宏阔铺张，体式恣意舒展，较集中地体现了他的理论主张：“其取材也，自群经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45〕《锡兰岛卧佛》长五古，共达４１２句，２１６０字，是黄遵宪集中最长的一首诗，也是中国古典诗歌中少见的一首长诗。梁启超誉之曰“空前之奇构”，“有诗以来所未有”，“有诗如此，中国文学界足以豪矣”〔46〕。五古《番客篇》写在南洋参加一华侨富商的婚礼，从门庭、陈设、嫁妆、服饰、宾客、新人，一直铺叙到迎亲、交拜、宴会、傀儡戏、博弈，又交代更阑酒散后的娓娓长谈，叙述之细致周详，铺陈之有条不紊，直逼汉赋。《罢美国留学生感赋》、《流球歌》、《逐客篇》、《春夜招乡人饮》、《越南篇》、《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等也都是引人注目的长诗。这些诗歌较之古典诗歌，篇幅规模与内容含量都有较大的扩充，显示了作者非凡的才气和勇于创新的文学精神。黄遵宪集中篇幅最长的作品，绝大多数为五言古诗，他对此自视甚高，曾说：“吾之五古诗，自谓凌跨千古；若七古诗，不过比白香山、吴梅村略高一筹，犹未出杜、韩范围。”〔47〕

在某些篇章中（如歌行体诗），黄遵宪善于吸收散文的句式和笔法入诗，打破习惯的字数限制，经常使用较长的诗句，也常常以虚词入诗，这些都表现了人境庐诗受到中唐两宋以来发展成熟、在近代诗坛势力至深至巨的以文为诗创作倾向影响的痕迹。其实不论在创作上还是在理论上，他都是自觉地进行过这方面的努力的，如曾说过：“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48〕。在《冯将军歌》、《聂将军歌》二诗中，作者都采用了《史记·魏公子列传》的笔法，多次重复使用“将军”二字，铺排至十余次之多，如前诗中写道：“将军剑光方出匣，将军谤书忽盈箧。将军卤莽不好谋，小敌虽勇大敌怯。将军气涌高于山，看我长驱出玉关。……奋梃大呼从如云，同拚一死随将军。将军报国期死君，我辈忍孤将军恩。将军危严若天神，将军有令敢不遵。负将军者诛及身。将军一叱人马惊，从而往者五千人。”又如《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中的一段铺排云：“一花惊喜初相见，四千馀岁甫识面。一花自顾还自猜，万里绝域我能来。一花退立如局缩，人太孤高我渐俗。一花傲睨如居居，了更妩媚非粗疏。有时背面互猜忌，非我族类心必异。有时并肩相爱怜，得成眷属都有缘。有时低眉若饮泣，偏是同根煎太急。有时仰首翻踌躇，欲去非种谁能锄。有时俯水瞋不语，谁滋他族来逼处。有时微笑临春风，来者不拒何不容。”黄遵宪经常以散文句式入诗。有时使用一些散文化的特别长的句子，如《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有句云：“化工造物先造质，控抟众质亦多术。安知夺胎换骨无金丹，不使此莲此菊此桃万亿化身合为一？”《赤穗四十七义士歌》有句云：“一时惊叹争歌讴，观者拜者吊者贺者万花绕冢每日香烟浮，一裙一屐一甲一胄一刀一矛一杖一笠一歌一画手泽珍宝如天球。自从天孙开国首重天琼，和魂一传千千秋，况复五百年来武门尚武国多贲育俦。到今赤穗义士某某某某四十七人一一名字留，内足光辉大八洲，外亦声明五大洲。”这些句子伸缩自如，参差错落，一气贯注，充分显示了作者的超人才气。黄遵宪还有些以虚词入诗的句子，表现出创作上与宋诗的深刻渊源。《海行杂感》有诗句云：“是耶非耶其梦耶？风乘我我乘风耶？”直是散文中的疑问句。《台湾行》有句云：“一声拔剑起击柱，今日之事无他语，有不从者手刃汝！”“将军曰来呼汝曹，汝我黄种原同胞；延平郡王人中豪，实辟此土来分茅，今日还我天所教。”也都是散文一般的句式。

五、语言浅显，以方言俗谚入诗，真率朴质，明快自然，实践着他“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49〕的主张，为近代诗歌的发展作了极有启示意义的探索。黄遵宪的不少诗歌带有这样的语言特色，成为他诗歌艺术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山歌》、《新嫁娘诗》这些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诗歌，多将客家地区的方言俗谚、民俗风情写入诗中，由上文所引此类作品，已可见其大概。有深厚的民间文学渊源的滋养哺育，黄遵宪的诗歌，尤其是早年诗歌，带有明显的客家地方特征。上文所述《军歌》、《幼稚园上学歌》、《小学校学生相和歌》也集中地表现了这样的特点。又如《幼稚园上学歌》之二写道：“儿口脱娘乳，牙牙教儿语。儿眼照娘面，娘又教字母。黑者龙，白者虎，红者羊，黄者鼠。一一图，一一谱，某某某某儿能数。去上学，上学去。”他写下的不少相当口语化的诗句，就足以证明这种影响对他一生诗歌创作的重要意义。

有必要指出，黄遵宪的诗歌也存在某些思想或艺术上的缺陷与不足，比较明显的如，在思想上，他像旧时代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对太平天国、义和团等持坚决的否定、仇视态度；对已经初步兴起的民主革命派及其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的主张也持反对立场；对封建皇帝也寄托着终身不渝的希望。在艺术上，有的诗也存在议论过多、章法松散、逞才使气的倾向，以至于不能不影响诗歌的形象感、韵律与节奏美。还有，在晚清诗坛宋诗特别盛行的时代氛围里，黄遵宪的某些诗歌也带有明显的追求使事用典、显示学问功力的毛病，有的诗甚至出现了讲究无一字无来历、句句用典的情形。

黄遵宪亦能词，然其词并不多作，今见者有《金缕曲·甲戌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五日观剧》、《贺新郎·乙未五月，芸阁学士将南归，与梁节庵等饮集吴船，各抚贺新郎词，以志悲欢》、《金缕曲·实甫为题〈吴船听雨图〉，和韵奉答，自注云破绮语戒，故作畔离骚，以广其意》、《双双燕·题潘兰史〈罗浮纪游图〉》，《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中，还保存着黄遵宪与沈文荧联句而作的二首词：《摸鱼儿·赠源侯桂阁》、《买陂塘》。黄遵宪词多为赠答唱酬之作，清新绵丽、情真意切，当在近代词坛占有一席位置。

总起来说，黄遵宪除了是一位启蒙思想家、维新活动家、日本研究专家，更是一位卓越的爱国诗人。他的诗以突出的思想成就与精湛的艺术技巧，确立了在近代广东文学史乃至整个近代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他的诗歌在当时就发生了巨大影响。得到诗学宗趣不同的各派诗人的广泛称赞，更为重要的是被梁启超誉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对近代诗歌改革产生了启发、指导作用；他的诗歌在当时还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深受日本等国的朋友重视。黄遵宪的诗歌对后来影响也是深远的，这不仅表现在对近代广东诗人的启发，而且在思想观念上、在创作方法上、在变革途径上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新诗的先导。说黄遵宪是中国古典诗歌向现代新诗转变过程中最杰出的诗人之一，盖不为过。

第三节 爱国诗人丘逢甲

丘逢甲（１８６４—１９１２），字仙根，号蛰仙，又号仲阏，诗文常署仓海君，别署南武山人。同治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台湾西海岸苗栗县的铜锣湾。逢甲先世居河南，后由河南迁福建上杭，继由上杭迁广东镇平（今蕉岭县），至其曾祖时，始移居台湾。

逢甲幼年聪敏。据说他６岁就能属对吟诗，７岁已能作文。１４岁，出应童子试，古学即获全台第一。台抚兼提督学政丁日昌对他十分赞赏，亲赠“东宁才子”印一方。

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秋，丘逢甲应福州乡试，中式二十八名举人。次年正月赴京会试，中三甲第九十六名进士，钦点工部虞衡司主事。逢甲无意仕途，到署不久，即告假回里省亲。其后即在台中、台南、嘉义等地主讲衡文、罗山、崇文诸书院，于“课文以外，兼讲内外史，及劝人阅报”〔50〕。同时兼任《台湾通志》采访师。

此时的中国，风雨飘摇，内外交病。从中英鸦片战争以来的数十年间，列强纷至沓来，几乎没有一个在当时稍有影响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曾参加掠夺中华的不义行列。而面对侵略者的洋枪洋炮，以投降卖国为能事的清王朝，则大慷国家民族之慨，“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蝇营狗苟，把大好的祖国山河，弄得支离破碎。国内则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农民起义，此伏彼起，人祸天灾，民不聊生。少年时代即具强烈爱国心的丘逢甲，处列强虎视之台岛，“尤感国家民族之患……慨然有维新之志”〔51〕。

１８９４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在投降派的失败主义情绪支配下，中国败北。１８９５年４月１７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日本马关与日相伊藤博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是继１８４２年中英《江宁条约》以来，空前严重的卖国条约。条约认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二万万两。

消息传来，全国人民无不愤慨，一股反割地赔款，请缨抗倭的浪潮席卷全国。朝廷的部分疆臣大吏也纷纷上疏反对“和约”，表示“万难允从”。道员易顺鼎在给朝廷的请罢和议疏中云：“丑虏跳梁不宜迁就，权奸误国不可姑容。”〔52〕对李鸿章的卖国行径极表愤慨。在京应试的台省举人亦纷纷表示“如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割台噩耗传至台湾，台民更是群情愤激，纷纷发布抗战檄文，痛骂李鸿章“无廉无耻，卖国固位”，“我台湾与李鸿章、孙毓文、徐用仪，不共戴天”〔53〕。表示决不接受日人统治，誓与倭寇决一死战。

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丘逢甲挺身而出，“屡电抗争，且啮指血为书，上之清廷”〔54〕，终不为清廷采纳。为使祖国河山不至沦入敌手，以丘逢甲为首的爱国志士采取宣告台湾自主的形式进行反抗日寇侵台的斗争，同时电奏清政府：“台湾士民，义不臣倭，愿为岛国，永戴圣清。”〔55〕希望以此维系台民人心，抵御日寇，以图他日重回祖国怀抱。当时的台民布告中也有“全台前后山二千余里，生灵四百万……岂甘俯首事仇！今已无天可吁，无人肯援，台民惟有自主，推拥贤者，权慑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朝，作何办理”〔56〕这样的表明心迹的文字。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他们采取台湾自主这种斗争形式，无疑表现了同仇敌忾，坚决反抗日寇侵台的爱国思想。丘逢甲也为此捐家赀组织义军，投笔从戎，亲任义军大将军，统率台湾义军扼守台中。

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五月四日，日军主力近卫师团从冲绳出发，乘大批舰船，经我钓鱼岛附近海域，分两路进攻台湾。时台湾巡抚唐景崧率台湾防军主力据守台北，而景崧本人对台湾的得失并不关心，无心抗战，致使军纪废弛，秩序紊乱。五月十一日，基隆失陷，台北告急。逢甲闻讯，急抽调台中义军驰援，至中途，则闻台北已因守军内讧、唐景崧仓惶逃往大陆，于五月十五日，为日军不战而陷。台北陷落后，台湾门户洞开，日军乘胜沿铁道南侵，逢甲率领义军在新竹、彰化一带与日军遭遇，血战二十余昼夜，终因伤亡过重，弹尽援绝而告失败。在部将谢道隆等人的苦谏之下，怀着能强国则可复土雪耻的愿望，丘逢甲于六月初含愤离台内渡。其部将吴汤兴、徐骧、姜绍祖、丘国霖等在逢甲内渡后均相继战死。

丘逢甲离台内渡后，卜居于广东镇平（今蕉岭）之淡定村。台湾沦陷，已自不堪；更加上“渡江文士成伧父，归国降人谤义师”〔57〕。还不能不负辱忍诟；兼又连年迭遭家变，弟殁子殇。然目睹列强瓜分中国之形，逢甲仍然以国家民族为重，奔走于广州、潮汕一带，主讲韩山、东山、景韩等书院，创办东文学堂于潮州，开岭东同文学堂于汕头，又于镇平办初级师范学堂。希望通过教育，传播新思潮及有用之学，为国家培养人材，挽救国家危难。此时，国内维新思潮蜂起，逢甲对积极支持维新的光绪帝寄予希望。及变法失败，逢甲对扼杀维新运动、残酷迫害维新党人的封建顽固势力多所抨击，在己亥年的诗稿中，就有“铁汉楼高闲怅望，岭云南护党人碑”〔58〕，其后在《天南第一楼放歌》中又有“亚洲一片云头恶，群花摧折雌风虐”这样的充满愤激之情的描写。这段时间，他与因变法失败回到梅县的黄遵宪过从甚密，从频繁的诗歌唱和中，可以看出他们在思想上的许多共同点。迄辛亥革命爆发，丘逢甲欣喜异常，积极参与新生的民主共和政体的政务，但终因长期怀念沦亡的故土，加之连年奔走劳累，心力交瘁，一病不起，民国元年，赍志而殁，终年４９岁。

丘逢甲是近代一位著名的爱国者，同时也是近代的著名诗人。内渡前所作诗，辑为《柏庄诗草》；内渡后之作，则在逢甲去世后，由其弟瑞甲、兆甲辑为《岭云海日楼诗钞》１２卷。近年来又陆续发现丘氏佚诗一批。据传丘逢甲的诗作多至万首。从丘氏现存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抒发故土沦亡之痛，表达光复河山之志是他的诗作最突出的主题。

故土的沦丧，在诗人的心头留下了不能愈合的创口。自内渡之日直至诗人辞世，那种铭心刻骨的思亲怀乡之情，那种梦寐以求台湾重回祖国怀抱的拳拳之心，真能撼人魂魄，催人泪下。如他自己所云：“不知成异域，夜夜梦台湾。”〔59〕“梦里陈书仍痛哭，纵横残泪枕痕深。”〔60〕诗人在临终之时，仍遗言“葬须南向，吾不忘台湾也”〔61〕。此类诗作，于其集中，俯拾皆是。如其光绪二十一年所作之《菊枕诗》：

繄余昔龆龀，嬉戏慈母旁。开园种秋菊，寒花映书堂。殷勤慈母心，采菊缝枕囊。祝儿蠲宿疴，祝儿好容光。垂垂手中线，宛宛生清香。人生嬉戏时，此境安可常。堂北萱草花，萎谢惊秋霜。峨峨大宛山，阡表齐泷冈。前年菊花时，登高作重阳，墓门一瞻拜，宰木寒烟苍；去年菊花时，奔走为戎装，枕戈待旦心，力筹保鲲洋；今年菊花时，故园成战场，不及哭墓行，寸草心徒伤。空山此高卧，哀泪沾秋裳。

“昔为称意花，今作断肠枝。”〔62〕岭南的风物，本与东宁无异，如今桩桩件件，惹人惆怅。诗作的字里行间饱含了对儿时宁静生活的向往，对先人墓庐的怀念，对故土河山的眷恋，这是从诗人苦痛的心泉中流出的淙淙血泪。

又如其《愁云》一诗：

愁云极目昼成阴，飞鸟犹知恋故林。破碎河山收战气，飘零身世损春心。封侯未遂空投笔，结客无成枉散金。梦里陈书仍痛哭，纵横残泪枕痕深。

河山破碎之感，身世飘零之叹，壮志未酬之憾，无一不在胸次，无时不在胸次。

可贵的是，诗人没有在这种哀痛中失望、消沉。他因痛而恨，他恨那些全无心肝，把大好河山拱手让人的卖国贼，恨那些只知坐糜廪粟，却战守无能的降将。他把一腔怒火，化作义正辞严的匕首投枪。

书生忽戎装，誓保台南北。当时好意气，灭虏期可刻。何期汉公卿，师古多让德。忽行割地议，志士气为塞。刺血三上书，呼天不得直。〔63〕

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64〕

大东沟中炮声死，旅顺口外逃舟驶。刘公岛上降幡起，中人痛哭东人喜。……衙门主者伊何人？万死何辞对天子！坐糜廿三行省万万之金钱，经营惨淡三十年。……战守无能地能让，百万冤魂海中葬。〔65〕

“我亦多情更多恨”（《兰史为洪银屏校书作红豆图征诗，为题四绝句》），在诗人众多的作品中，对祖国山河的爱与对投降派的恨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惟其爱得深，因而也恨得切。还在唐景崧仓惶附英轮逃离台岛之时，丘逢甲就说过：“误我台民一至此极，景崧之肉，其足食乎？”〔66〕对于此类民族败类，逢甲是食肉寝皮而后快的。

如同他时刻不忘沦亡的故土一样，丘逢甲的心更没有一刻忘却光复故土，他梦寐以求台湾重回祖国怀抱，憧憬着重返故里，骨肉团聚。“长蛇东来饥而贪，我欲斩之力不堪。坐令闾井歧商参，故居缥缈海色蓝。……今夕何夕陈酒果，一家分照围炉火，海阔山遥定思我，今夕不寐寐应可。东风吹梦云万朵，剑光入海长蛇堕，长啸故山侍亲坐。”〔67〕人到中年，尽管内渡后个人的生活常处逆境，仍然为复土雪耻而自强不息，随时准备执戟负戈，重返疆场。

英雄退步即神仙，火气消除道德编。我不神仙聊剑侠，仇头斩尽再升天。〔68〕

亲友如相问，吾庐榜念台。全输非定局，已溺有燃灰。弃地原非策，呼天倘见哀。十年如未死，卷土定重来。〔69〕

所须药物是当归，有客天南叹式微。未报国仇心不了，枕戈重与赋《无衣》。〔70〕

地老天荒留此誓，义旗东指战云寒。〔71〕

这类表达诗人光复故土、统一祖国百折不挠的坚定信念的诗作，闪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与献身精神的光辉，成为丘逢甲诗歌中的最强音，读之令人感奋不已。

丘逢甲尝自署岭东遗民。的确。他常常徘徊于黄昏楼头，月影花前，侧身南望，怀念掩映苍烟暮霭中的故乡故园，也常常为此中宵不寐，长歌当哭。然而，他的感情并没有囿于台湾一地，正如他自己所云：“我亦思乡更忧国”〔72〕，内渡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把台湾的前途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当他稍稍从故乡沦陷，身世飘零的哀痛中抬起头来，他就以更大的关切，注视着祖国上空弥漫的阴云。

１８９７年１１月１４日，德国侵略者以其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为借口，悍然出兵占我胶州湾。消息传来，丘逢甲满怀忧愤，写下了《闻胶州事书感》一诗，控诉了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军事侵略罪行：

汉家长策重和亲，重译传经许大秦。袄庙屡闻生愤火，蓬山又见起边尘。青州酒断愁难遣，黄海舟迟信未真。慷慨出门思吊古，田横岛上更何人？

丘逢甲对沙俄侵我国土的野心，早已洞察。他十分注意祖国北疆白山黑水之间的形势，在《岁暮杂感》以及《题康步崖中翰咏〈出塞集〉》诸篇中，诗人都明确指出了“鹫章”南下的危机：

七贵五侯金穴富，白山黑水铁车忙。老生若记文忠语，多恐中原见鹫章。〔73〕

九边烽火迫金台，客唱新添塞上哀。更筑长城防不得，鹫章南下老羌来。〔74〕

此外，如《汕头海关歌寄伯瑶》一诗中，诗人对我海关为外人把持，主权旁落，中国民族工业受到进口洋货的排挤打击以及旅外华工得不到祖国保护的现象，进行了揭露，表达了强烈的忧愤之情；在《述哀诗》、《九龙有感》、《西贡杂诗》、《香港书感》、《澳门杂诗》以及《闻海客谈澎湖事》诸篇，均表达了诗人对列强瓜分中国的痛恨以及对“又见江山坐付人”的现实的深沉慨叹。

丘逢甲现存诗作中，还有大量的怀古诗。在这类怀古之作里，诗人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追思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仁人志士，从他们的品格和作为中吸取勇气和力量。在这一方面，他常常在作品中提到的有晋朝的时刻以收复中原为念，中夜闻鸡起舞的祖逖；有南宋末年那位历尽磨折而终不改其节志，表现出民族的浩然正气的文天祥；有明代末年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全岛的民族英雄郑延平。他也时时以诸葛孔明、岳飞、陆放翁自励。在《东山酒楼放歌》一诗中云：

丈夫生当为祖豫州，渡江誓报祖国仇，中原不使群胡留。……胡为只学谪仙醉，到处吟诗题酒楼！……

在《和平里行》中云：

平生我忝忠义人，浪萍还剩浮沉身。壶卢墩畔思故里，义师散尽哀孤臣。凌风楼头为公吊，振华楼头梦公召。眼前突兀见公书，古道居然颜色照。斗牛下瞰风云扶，愿打千本归临摹。何时和平真慰愿，五洲一统胡尘无！

在《有感书赠义军旧书记》一诗中，他写道：“谁能赤手斩长鲸？不愧英雄传里名。撑起东南天半壁，人间还有郑延平。”又尝为郑成功庙题联云：“由秀才封王，为天下读书人，别开生面；驱异族出境，语中国有志者，再鼓雄风。”〔75〕他确信中国还有郑延平在，也决不乏斩鲸之手，挽回狂澜的日子一定不会太远。

从这些昂扬慷慨的诗句里，不难看出诗人对先烈的仰慕以及对他们的英雄业绩的向往，他自己就曾经说过“平生心醉文丞相”〔76〕，更确切地说，是这些历史人物的精神光辉照亮了他的心。从先烈身上他找到了典范，他从我们民族百折不挠的传统精神里获得了信心和力量，使他穷且益坚，始终不忘救亡之责，不改恢复之志。

从丘逢甲留存下来的诗歌中，很难找到悠游闲适之作，除了上面谈到的一类表现诗人爱国精神的作品外，还有一些“哀民生之多艰”的吟唱。在《岁除示五弟时甫三绝句》中云：“满城多少贫儿屋，难过钱荒米贵年。”在《席上作》中又云：“剧怜已竭东南力，难解司农仰屋愁。”在《述灾》一诗中，诗人字字血泪描述了水灾灾民的苦况：

炎天久不雨，一雨遂泛滥。三江势俱涨，有地皆水占。平乡水过屋，高市水入店。桑田尽成海，馀者山未陷。无堤能自坚，有稻不得敛。灾民露天宿，屡徙常倚担。生者鹄面立，死者鱼腹殓。……平生愧禹稷，饿溺常在念。徬徨起中夕，侧目江云暗。

这些诗作，寄托了作者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虽然，他还开不出济世的良方，更不可能有解民倒悬的有效行动，但是，这些作品所包含的强烈的现实性和鲜明的人民性，却是十分可贵的。

丘逢甲的诗作中，还有为数不多的山水田园诗。这类诗作虽然为数不太多，但却表现了诗人精神境界的另一个侧面。他曾经颇为自负地说：“我本山水人，深知山水意。卜居山水间，山水发灵秘。”〔77〕他的山水诗作，往往想象奇特，颇具气势，特别可贵之处，在于他即便是写的山水，却始终联系着现实，表现出诗人事功的思想风格。如其《阴那山行》云：

吁嗟乎！占山须占天下奇，作佛须作云雨师。万里中原腾旱气，愿驱群云出山去。留云不遣遣云阴，山色祖师俱惭愧。

其《与客谈罗浮之乐，并言居山之利，因成长句》一诗，真可谓为传统山水诗开一新生面。

山原漠漠宜牛羊，山田泱泱宜秫秔。御园柑子垂垂黄，烟沉雾结香木香。更种千章万章木，斫运有溪筏可张。满山飞瀑穿云飞，到处皆可张轮机。山人小试作云碓，用水之力微乎微。山中沙亦黄金色，天予不取防人贼。万户侯何足道哉，是皆致富可敌国。但作神仙不富贵，赤手上天亦何味？天上金银作宫阙，岂特如来金布地。我愿金成方上天，金光普照莲台莲。何事颜回忍饥面，冷豚一豆人称贤？何年来结山中屋，山中采金兼采木，且工且农且畜牧。青天回首罗浮云，只恐山灵笑吾俗。

这样的山水诗，从“且工且农且畜牧”的综合开发利用这一全新的角度来考察山水，赋予山水诗以强烈的时代色彩和新的生命。

丘逢甲还写了一些描写山村田园生活的小诗，清新隽逸，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堪称佳构。如其《山村即目》诗：

轧轧车声水满陂，溪山佳处客行迟。林腰一抹炊烟淡，知是人家饭熟时。

一角西峰夕照中，断云东岭雨蒙蒙。林枫欲老柿将熟，秋在万山深处红。

山田一雨稻初苏，村景宜添七月图。鸡犬惊喧官牒下，农忙时节隶催租。

又如其《罗浮山下人家》：

仙禽啼处药苗肥，日日携锄上翠微。葵叶蓑衣棕瓣笠，满山风雨抱云归。

绿栏新买小乌犍，待种麻姑卖酒田。牛背夕阳吹笛去，桃花红落晚霞天。

此类诗作虽然为数不多，却可以窥见诗人对于大自然的热爱，对淡泊宁静生活的向往。

丘逢甲的诗，自有其鲜明的特色。首先，他的诗，是诗史，是救亡的呐喊。从他为我们描摹的１９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政治风云图卷中，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的是诗人的剑气萧心，是一种勃勃的英风，是一个爱国忧国的灵魂。这与诗人的身世遭遇，他所处的中华民族的屈辱年代，他的经历与思想是密切相关的。他的诗洋溢着炽热的爱国情怀，充满为国家民族献身的豪情壮志，足以令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里激起强烈共鸣。邱菽园在《诗中八贤歌》中云：“吾家仲阏发浩歌，铁骑突出挥金戈。”逢甲的客籍同乡兼好友黄遵宪在《岁暮怀人诗》中写到丘逢甲时，也说过：“赤嵌城高海色黄，乍销兵气变文光。”其后黄氏在给梁启超的信中又说：“此君诗真天下健者。”南社领袖柳亚子在《论诗六绝句》中，更明确指出丘诗高出于黄遵宪诗的所在，他说：“时流竟说黄公度，英气终输仓海君。”不仅对丘诗作了较高的评价，而且明白地指出了丘诗在艺术风格方面最突出的特征。江山渊在《丘逢甲传》中，曾对此作过更具体的描述，他说：“其所为诗，益苍凉慷慨，有渔阳三挝之声。又如飞兔，绝足奔放，平日执干戈卫社稷之气概，皆腾跃纸上。”自然，由于主客观的原因，特别是丘逢甲抱定“丈夫不作神仙亦当作豪杰，莫但留名万古将诗传”〔78〕这样的宗旨，我们说，丘逢甲的诗无论从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广度，还是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都还未能完全与黄遵宪并驾齐驱。

丘逢甲是一位爱国诗人，他也是一位新派诗人。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他也作过以新事物新名词入诗的尝试，而且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如他的《七洲洋看月放歌》一诗：

……月轮天有居人在，中间亦有光明海。不知今宵可有南去乘舟人，遥望地球发光采。地球绕日日一周，日光出地月所收。此时月光照不到，尚有大地西半球。……吸月屡罄葡萄杯，独惜南溟岛国尽隶他人属，坐叹热带之下无雄才。……天上之月海底明，上下两月齐晶莹。两月中间一舟走，飞轮碾海脆作玻璃声。……

诗中容纳了不少近代科学知识，也直接引进了一些新名词新事物。又如其《送季平之澳门兼订来约》诗云：

别我向何处，临歧殊怅然。群夷濠镜宅，千里火轮船。互市开明代，飞机近百年。茫茫众忧集，竟在有生前。

另又其《题陈撷芬女士女学报》诗云：

唤起同胞一半人，女雄先出唱维新。要修阴教强黄种，休把平权笑白民。拾翠尽除闲著作，炜彤兼复古精神。大江东望文明水，遥祝飞行比电轮。

这些作品，用梁启超的标准，也可以说是“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了。诗中虽然用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一些新的事物，一些新的名词术语，如其《游姜畲题山人壁》中，甚至以“畜羊种姜，利息难当”“蟾蜍落塘，宜下谷种”之类的农谚和“月光光，好种姜”之类的童谣入诗，却并无牵强附会，生吞活剥的毛病，依然不失传统诗歌所要求的自然和谐之妙，而且平添了一番情趣。

丘逢甲的诗歌作品绝大部分是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的，但也颇有一些古歌行体表现了浪漫主义的特色。如他的《阴那山行》：

……我生爱山尤爱云，策马寻山看云变。阴那之奇无不有，擎空突兀拿云手。大云放作天下雨，小云留赠山中友。登山不学昌黎哭，游山岂作开云祝？高秋十日云沉沉，山灵知客嫌秋阴，狞云忽散秋宇净，古柏荣枯护禅定。……

在这些诗歌作品里，诗人往往以奇特丰富的想象，构成一种深邃的含有某种哲理的艺术意境，给人一种思想启迪。他的一些活泼清新的山村田园生活小诗，诗中有画，清淡自然，如同山间的涓涓清流，反映了诗人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尚方面的多样性。

此外，丘逢甲的诗，往往不为格律所拘限，丘菽园对此甚至作过“观仙根全集，尽坐此弊”〔79〕的评语。然而，从形式从属于内容，散文化的笔法有利于表现新的时代精神和内容来看，菽园所云“此弊”，也正是逢甲诗歌艺术特色的一个方面。

逢甲论诗不主宗派，反对模拟，主张诗歌要表现新的时代新的事物，要有自己的真情实感。他说：

元音从古本天生，何事时流务竞争？诗世界中几雄国，惜无人起与连衡。

北派南宗各自夸，可能流响脱淫哇？诗中果有真王在，四海何妨共一家。

芭蕉雪里供摹写，绝妙能诗王右丞。米雨欧风作吟料，岂同隆古事无征。〔80〕

在《复菽园书》中又云：“弟本不愿作诗人，然今则竟不能（不）姑作诗人。承兄过爱其诗，故不能藏拙，竟敢和盘托出。尊论谓诗贵清、贵曲，弟再参一语，曰贵真。自三百篇以至本朝诗，其可传者，无论家数大小，皆有真气者也。诗之真者，诗中有人在焉。弟诗不可谓工，但不肯作假诗耳。公度谓弟诗在两当轩、师水斋之间，不敢谓然。又谓已造到大家分位，但喜用小说家言，则不免坠落名家。弟谓吾诗不诣大家名家，但自成吾家耳。”丘逢甲的这些对于诗歌创作的见解无疑是进步的，对打击弥漫晚清诗坛的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诗风，推动近代诗歌革新运动都具有积极意义。

第四节 “客籍诗人”——丁日昌、何如璋、胡曦、丁惠康、范荑香、叶璧华

丁日昌（１８２３—１８８２），字禹生，又作雨生，号持静，广东省丰顺县汤坑人。贡生出身。１８５７年授琼州府学训导。１８５９年任江西万安知县。旋入曾国藩幕府，调赴广东督办厘务。１８６３年被李鸿章调赴上海专办军事工业，介绍容闳赴美购买机器，参与筹设机器局。１８６５年任苏松太道兼江南制造局总办，协助曾国藩和李鸿章办洋务，推荐买办唐廷枢等开办开平煤矿和轮船招商局。１８６７年任江苏布政使，次年任江苏巡抚。１８７５年任福建巡抚，兼督船政。１８７９年被赏总督衔，会办南洋海防，节度水师，并充兼理各国事务大臣。著有《抚吴公牍》、《百兰山馆政书》、《丁禹生政书》、《百兰山馆古今体诗》等，编有《牧令书辑要》，有持静斋藏书10万余卷，莫友芝编为《持静斋书目》。

丁日昌善诗能词，其文章则绝大多数为政书公牍之类。《百兰山馆古今体诗》中，题赠酬唱之作颇多，其中最可注意者，是那些通过唱和以咏怀言志、借赠答以描述自身境况的作品。如《辛酉除夕柬莫子偲》：

功名鲇上竿，辛苦未及半。忽如鹢退飞，亨屯供笑叹。破甑顾何益，弃为山水玩。翩然逢故交，历历数聚散。造物意良厚，预早蓄穷伴。有如夔怜蚿，快聚昏至旦。贻欣锦绣段，报愧青玉案。自称太瘦生，微饮不及乱。枯肠出芒角，妙语清可盥。双丸逝迅速，难藉鲁戈缓。新年积旧岁，重复终一贯。我今况龙钟，（坡诗：“龙钟三十九，劳生已强半。”余今亦三十九，故云）怀古起颓懦。昔贤久糟粕，寸怀尚冰炭。晓景亦可怜，飘泊无常馆。贵贱等陈迹，未用相冷暖。明朝有春曦，曝背同一粲。

此诗为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除夕寄赠莫友芝之作，将对朋友的思念、自身境况的叙述、年近不惑的感慨等内容融汇到一起，情绪诚挚，意境渊雅，用笔简淡，颇得宋诗余韵。因此屈向邦《粤东诗话》评此诗说：“剥肤存液，直追宛陵，诗笔亦与子偲为近，可谓气味相投。”又如《京邸对月赋呈潘伯寅、翁叔平两侍郎》一律，也是情感深挚、属对清工的作品，诗云：

又此三人又此杯，又邀相识月裴徊。眼前宦味各如水，门外车声何故雷。望雨待闻干瓦响，推书暂把老怀开。七年小别浑如梦，肯信他年梦更来。

同类作品之可留意者，还有《上曾涤生宫保》、《何子贞太史由楚皖来吴，发诗索和，已十五年不弹此调矣，破戒为此，以博一笑》等等。

丁日昌出身贫苦，又有较长时期任南北地方官的经历，他对下层普通民众的生活较为熟悉，也一直关心，这一点，同样在诗歌中表现出来。这类诗大多对天灾人祸给人民造成的损失深为同情，对民生疾苦极为关切，即便是当了高官以后仍旧如此。这方面的作品有《忧旱》、《途中见牛车有感》等，而早年所作《决堤叹》，可推为代表。诗云：

七月七日大雨倾，潇潇嘈嘈至五更。七月八日河堤决，浩浩荡荡田庐灭。百丈红涛破地流，登山未得且登楼。楼头顷刻被水覆，百万生灵齐一哭。水哉水哉将奈何，平原万顷成沧波。一连五日流始息，髑髅白骨堆荆棘。秋风萧瑟秋草柔，饥鬼夜哭声啾啾。即今死者何用食，生者田畴耕不得。老牛负犁鞭不动，沙泥淤塞苗难种。耕时欲过秋既深，新秧一束值千金。卖男买秧布屋角，秋霖不继仍黄落。去年嫁女足供粮，今年嫁妻赋莫偿。老弱看看沟壑满，壮者终将四方散。吏胥催租急如虎，推门无人室无釜，空堂时时出饥鼠。

大雨倾盆，河堤冲决，田庐荡然，死者白骨成堆，尸骸遍地，幸存者哭天喊地，哀苦无告，流离失所。为了交纳赋税，不得不卖掉儿子，嫁出女儿和自己的妻子。即便如此，官吏催租更急，十室九空，只见饥鼠出入其间。这是一幅令人怵目惊心的图画，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的一个侧面。太平天国起义在他的诗歌中有所反映，当然，丁日昌是敌视它的，需要明辨；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类作品，其实它们也反映了战乱给人民造成的危害和痛苦，再现了当时社会现实的某些方面。

丁日昌一生为官，足迹遍及南北许多地方，诗歌中纪述游踪、描摹山水之作也很多，由此不仅可见作者的行迹，更重要的是可以见出诗人的才情。丁日昌的纪游写景之作，多恬淡自然，空灵宁静，很有韵味。《静观》云：

积晦久不霁，静观心自遐。炊烟半林出，老树对门遮。壁古结石子，墙阴开野花。明朝有晴意，红日西山斜。

又如《村居》：

迩来门少剥啄声，日日村居幽趣生。破寺僧归日西下，隔墙翁欬天欲明。有花有竹助诗兴，不送不迎无世情。石枕梦回结习净，开窗忽见山月清。

丁日昌的诗，不事雕琢出奇、用典隶事，也不讲究词采藻饰，而是带有实干派政治家的品格，以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为基础，从内心真情实感出发，出之以流利畅达、淳朴自然之笔，创作意境简淡真切、风格朴实率直的诗篇，具有突出的特点。因此有评论者说丁日昌的诗“雅淡朴淳，诗情甚挚”〔81〕，是很有见地之论。

何如璋（１８３８—１８９１），字子峨，广东大埔人。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举人，同治四年（１８６５）任知县，同治七年（１８６８）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以通晓西学、究心时务为李鸿章所赏识。光绪二年（１８７６）以侍读被任命为驻日本副使，次年升任公使，赴日。光绪六年（１８８０）回国，任翰林院侍读学士，诰授通奉大夫日讲起居注官。光绪九年（１８８３）任詹事府少詹事，督办福建船政大臣。次年，法国军舰入侵马尾后，协同福建海疆会办大臣张佩纶组织水师积极备战，并多次驰电清廷，力主抗法。后以马江战败遭诬革职，充军张家口。至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充军期满赐还回粤，为两广总督李翰章延请主讲韩山书院。后病卒。著有《使东述略》、《使东杂咏》、《管子析疑》、《袖海楼文集》、《袖海楼诗草》等。另，温廷敬曾选编何如璋、林达泉、丘晋昕三人文章，辑为《茶阳三家文钞》。

《使东述略》和《使东杂咏》是作者在初至日本不足两个月的时间里写成的，二者的篇幅都不长，彼此相互印证，关系极为密切，如果对照阅读，就能更全面准确地把握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思想特点。在何如璋看来，似乎前者更为重要一些。其实若作为文学作品来看，《使东杂咏》的价值并不在《使东述略》之下。从这两种著作中可以看出，何如璋的思想多是传统士大夫的旧思想，文章也基本上是由桐城文入手的旧文章；但是何如璋毕竟是较为开放的人物，他在面对新世界的时候，这些传统的东西也不能不发生某些变化，显示出一些新鲜的气息。因此，这两种著作，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当有一定的价值；何如璋在近代广东文学史上也应当占有一席之地。

何如璋在《使东述略》中自叙与副使张斯桂率领随从官员10余人、跟役２６人自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八月五日出京，十月底乘“海安”兵轮东渡，经日本内海、外海，冬至前五日至横滨，一个月以后移寓东京月界僧院中国驻日使馆的经过，主要包括这一段时间内“海陆之所经，耳目之所接，风土政俗”的情况，“就所知大略，系日而记之；偶有所感，间纪之以诗，以志一时之踪迹”〔82〕。首先，此书比较注意日本的基本情况。日本虽然与中国一衣带水，但自古以来我们对日本的了解并不多。且多有谬误。作者有感于此，凡经过的地方，如长崎、神户、大阪、西京、横滨等，对其地理、历史、民俗、国政等情况，都有较客观详细的介绍。如写当时长崎人民的生活情形道：

俗好洁，街衢均砌以石，时时扫涤。民居多架木为之，开四面窗，铺地以板，上加莞席，不设几案。客至席坐，围小炉瀹茗，以纸卷淡巴菰相饷。室虽小，必留隙地栽花种竹，引水养鱼，间以山石点缀之，颇有幽趣。男女均宽衣博袖，足蹑木屐。顷改西制，在上者毡服革履，民不尽从也。其女子已嫁，必剃眉黑齿以示别。近弛其禁矣。

尤其重要的是，此书的不少篇幅反映了日本明治维新到何如璋一行东渡这不足十年的时间里，日本发生的巨大变化，初步展示了明治以后日本各方面的新气象。因为日本“明治以还，改革纷纭”，何如璋于是“按其图籍，访其政俗”，结果发现“近趋欧俗，上自官府，下及学校，凡制度、器物、语言、文字，靡然以泰西为式”，诸如官制、陆海军、学校、国计等方面的变化书中都有涉及。如记载呈递国书过程云：

日主西服免冠，拱立殿中。余前趋，副使后随，参赞赍国书旁立。使臣口宣诵词毕，参赞捧授国书，使臣捧递日主。日主挟冠，引两手敬受，即转授内卿。宫内卿自怀中取答词一纸读之，音琅琅而不可了。出入皆三鞠躬，王答如礼。退，三卿者复从出，至小御所一茶，登车去。其礼简略，与泰西同。日本前代仪文，尊卑悬绝。其王皆深居高拱，足不下堂，上下否隔。明治之初，参议大久保市藏上表，有曰：“请自今不饰边幅，从事于简易。”后用其议，至易服色，改仪制，质胜于文矣。

对于这些新鲜事物，作者有时候也发表一些议论，由此我们正可以看到他的识见。在思考日本发生如此巨大之变化时，将原因归之于“风会所趋”，思考也算深刻，他说：

日本虽僻处东隅，汉唐遗风，间有传者。一旦举而废之，初与米利坚通商，继欲锁港拒之，后又仿其法之善者，下至节文度数之末、日用饮食之细，亦能酷似。风会所趋，固有不克自主者乎？

何如璋也经常把在日本的见闻与当时中国的状况联系起来思索，从海外新知中获得一些重要的启示。在横滨，他参观外国军舰，“登其舟，军练而法严，船坚而炮利”，于是发表感想说：

欧西大势，有如战国。……比年来，会盟干戈，殆无虚日。故各国讲武设防，治攻守之具，制电信以速文报，造轮路以通馈运，并心争赴，唯恐后时。而又虑国用难继也，上下一心，同力合作，开矿治器，通商惠工，不惮远涉重洋以趋利。夫以我土地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有可为之资，值不可不为之日，若必拘成见，务苟安，谓海外之争无与我事，不及时求自强，养士储才，整饬军备，肃吏治，固人心，务为虚，坐失事机，殆非所以安海内、制四方之术也。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可勿念乎？

《使东杂咏》６７首，原附《使东述略》之后，内容亦与之大同小异。但因其以诗的形式写成，每首之后并加小注，还是有其独具的思想特色和艺术价值。如果说《使东述略》的叙述行文简洁，叙事明晰，体现务实的文风，那么，《使东杂咏》的歌咏则显得更加生动活泼，饶有趣味。何如璋一行乘坐的轮船至长崎，进入日本国境，诗中写道：

正是张旃入境时，礼行兵舶敬先施。声声祝炮环空响，早见黄龙上大旗。（泊舟少顷，我舟挂日本旗，放炮廿一声，云以敬其国君。彼戍上兵亦悬我龙旗，放炮如数，以敬我大皇帝。盖西人水师通行之仪，所谓祝炮者也。）

咏取消锁国闭关后长崎与海外的贸易情况云：

东头吕宋来番舶，西面波斯闹市场。中有南京生善贾，左堆棉雪右糖霜。（国人多运棉花、白糖来此贸易。“南京生”者，彼人尊我之辞。“生”，犹言先生也。永乐朝，倭大将受明册封为藩王，立勘合互市，故有此称。）

咏长崎女子云：

编贝描螺足白霜，风流也称小蛮装。剃眉涅齿缘何事？道是今朝新嫁娘。（长崎女子已嫁，则剃眉而黑其齿。举国旧俗皆然，殊为可怪。而装束则古秀而文，如观仕女图。）

咏神户明治以来发生的变化云：

极目茅亭海市通，蜃楼层叠构虚空。街衢平广民居隘，半是欧风半土风。（未初到神户口，一名茅渟。海港口南敞，山岭北峙。番楼廛肆，依山附隰约里许。然东人所居皆仄隘，通市以来，气象始为之一变。）

另外，对铁路、火车、邮便、机器造纸等新事物，也都有诗吟咏，反映了日本明治以来对外开放的新气象。如咏铁路云：

气吐长虹响疾雷，金堤矢直铁轮回。云山过眼逾奔马，百里川原一响来。（初五日往游大阪。大阪距神户六十中里，铁道火轮四刻即至。烟云竹树，过眼如飞。车走渡桥时，声如雷霆，不能通语。上下车处皆有房，为客憩止之所。）

咏电报云：

柔能绕指硬盘空，路引金绳万里通。一掣飞声逾电疾，争夸奇巧夺神工。（电气报以铜为线，约径分许，用西人所炼电气。或架木上，或置水中，引而伸之，两头经机器系之。所传之音，傅线以行，虽千万里顷刻可达。）

何如璋在出使日本期间，与日本友人多有交流接触，经常应邀为他们的著作题跋或作序，也常与他们笔谈、吟咏唱和，留下了近代前期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如为宫岛诚一郎诗集作的《养浩堂诗集序》以及《题日本楠中将笠置勤王图》、《跋日本青山铁枪战略新编》等。还有与日本友人酬赠唱和的诗歌，因为那时“彼俗歌舞犹袭唐风”〔83〕，日本一些人士对中国文化仍怀有友好向往的情感。如《赠源桂阁故侯》云：

轻盈舞袖绾双鬟，洗盏殷勤劝小蛮。含恨低翻旧时曲，一声声是《念家山》。

留髡送客日初斜，相约春游兴又赊。记取清明好时节，墨川东岸看樱花。

宾筵酒馔翻新样，乐府笙歌倚旧声。沿习太平唐代舞，诸伶白首说西京。

认真地说，这些诗从思想深度到意境营造，都显得有些平凡，很难说是近代岭南诗坛上的好诗，但是，它们展现了使日人员侨居生活的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日文人友好相处的情况，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资料，自有其独特的文献价值。

《使东述略》和《使东杂咏》大致也可以作如是观。它们的价值是文学史的，更是文化史的。何如璋的这些创作，不仅开启了近代中国人研究日本的先路，成为黄遵宪写作《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的先导，而且，完全可以说，何如璋的这些诗文，对黄遵宪的日本研究发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胡曦（１８４４—１９０７），一名晓岑，字明曜，号壶园，广东兴宁人。家境贫寒，致力于学，胡锡侯《族父晓岑先生诔并序》说他“少负大志，慨然以时局为己任”。１８７３年拔贡。之后科场屡次失意。至１８８５年应试报罢，遂绝意仕进，在家乡杜门不出，专心以著述为务，直至去世。一生勤于治学著述，擅诗文，精考据，工书法。与黄遵宪、丘逢甲并称“晚清嘉应三大诗人”，又与宋湘、伊墨卿共列清代嘉应书法三名家。著述颇富，主要有《湛此心斋诗集》、《湛此心斋文集》、《兴宁图志》、《兴宁图志考》、《壶园外集十种》、《广东民族考》、《梅水汇灵集》、《读经札记》、《读史札记》等。他早年诗作编辑为《燕草》，然很难获见。

胡曦也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追求的是经天纬地、济世救民之大业，而不在于写诗作文。但科场屡屡失利，仕途不得通达，加之自己贫困的生活、国家动荡的局势，他还是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以发抒他的情感，记载他的思想。他虽然说过“文章小技，未能见道”之类的话，但还是备尝作诗为文的甘苦，因之又说“区区此等，亦且如斯之难也”〔84〕。可以说，诗，是胡曦的主要成就之一。

胡曦诗歌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咏叹自己贫寒身世，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他出身贫寒，在《漫兴》中，作者道出了他寒病的苦涩与生存的艰辛：

五斗缁尘七尺帷，三升墨汁百家碑。未明得失常参史，但有悲歌便作诗。厌惹俗缘门剥啄，起扶新病骨难支。破裘典尽拚供药，底事今年暖独迟。

悲凉中透露出诗人鲜明的个性，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精神品质。《孤灯》表现远离尘嚣的宁静心情，对浮名功利等均不屑一顾，宁愿永葆自己人格的清白和精神的自由，此外，也透露出某种孤独忧郁：

不为虚声垫角巾，羞随恶态捧心颦。风尘俗眼人千样，天地微沤此一身。浮世可怜多吓鼠，名场何处免劳薪。孤灯知我时拈笔，瘦岛寒郊不道贫。

胡曦一生基本上总是与广大劳动人民保持着联系，与他们很接近，因此劳动者的苦难和艰辛特别能够唤起诗人的关注与同情，他把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感写入诗歌之中，也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在《珠江杂诗》中，诗人描绘了这样两幅图画：

舟居越女水为家，潮去潮来信不差。潮落分头赴汊港，曳裾修脚捕鱼虾。（之二）

疍娘摇艇兼摇儿，背负小郎哑哑啼。大儿稍长颇解事，同娘摇向沙尾西。（之三）

《龙川女》中又是一幅令人同情、启人深思的画面：

真正雄风阅岁华，昌黎过化亦徒然。怜它椎结龙川女，荷担山歌道乞钱。

如果说以上数首诗还是截取生活中的一幅幅小景以展现劳动者的艰辛悲惨，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的话，那么《苦旱谣》则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在大旱之年的哭诉，老天无雨，时局动乱，无人救助，只能呼天喊地，发出绝望的哭号：

去年雨多今年少，今年甚旱去年潦。雨多雨少厥苦均，早禾不登晚禾槁（吾乡田岁俱两熟）。早禾犹自可，晚禾愁煞我。金钱十千买尺水，桔槔无声计诚左。番秧插田讵耐活（晚秧俗曰番秧，稍耐旱），痴龙难鞭日如火。日如火，田坼龟，老农干芋顽头皮（农人裸体作苦俗曰晒干芋）。大官祷神神不应，老农抱犊啼牛衣。干龙不止况荐饥，老天做天夫何为？

胡曦诗歌的另一内容，是反映近代社会的重大事件和新的变迁，以新名词写新事物，表现诗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和爱国热情。近代发生的某些重大历史事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的某些新变化，都较早地在东南沿海地区传播和反映。诗人生活在粤东地区，主要活动在岭南一带，与诗友交游，这些都为他了解这些社会历史新气象、新变化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因此在胡曦的诗歌中，有不少具有反映近代社会历史特定内容的诗作，反映出中国古典诗歌在近代的探索和新变。《珠江杂诗》中的二首就反映了近代广州地区贸易的繁忙和清兵的疲苶状况：

货通蛮粤估船排，日午开帆未得开。上税贾人报关去，盘查小吏刺舟来。（之一）

冷月鹅潭芦荻纷，炮台沙角瘴云昏。水师此日虚筹海，不用防秋到虎门。（之六）

《有感》透露出诗人对国家屈辱命运的忧愤之情：

北门锁钥屈诸蛮，沧海风波泪未干。仙观朝台无恙在，长春旧馆不胜寒。

《燕京感事五首》之二进一步追问振兴国力的根本大计之所在，实际上是委婉地劝说朝廷应当根据不断变化的政治军事局势，从大处着眼，从基础入手，励精图治，巩固国防，尤其是加强水上门户的戒备：

胜国筹边事，神京战守多。也先危土木，镇国困阳和。门户辽还蓟，军储粟与戈。兴朝宁事此，三口失防河。

《燕京感事五首》之三不仅进一步指出御防侵略，加强沿海地区防务的重要性，而且对清廷官僚的防备不力，鸦片烟的大量输入发出谴责，更对禁烟有功、反侵略得力的林则徐被贬戍伊犁的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其中蕴含着愤愤不平之慨：

五万重洋水，公然肆厥骄。筹防弃沿海，失计在臣僚。帑竭烟为患，机神器漫操。玉门伤贬谪，无力答中朝。

胡曦还大胆地将近代出现的新名词驱使于笔端，描写新事物、新气象，在当时的诗坛吹起一阵清新之风。他于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写有一首长篇七言古诗《火轮船歌》，写当时的新东西，融合时事，笔力奇伟恣肆，比被誉为近代诗界革命旗帜的黄遵宪所作《今别离》还早１６年。黄遵宪的《今别离》咏轮船、火车、电报、照片、东西半球昼夜相反等新知识、新事物，作于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且那时黄遵宪已在国外任外交官有年。足未出国门的胡曦能如此早地写下《火轮船歌》，仅此即可见他诗歌探索的过人胆识和在近代诗坛革新中的地位。在其他诗作中，胡曦也每以新名词写新事物，兹举他的《感事寄怀黄子公度时尚羁日本差次》八首为例：

生金生粟费平章，负贩乘车巧作场。昨诏司徒却崔烈，宣仁新政最辉光。

海国金缯五部开，军储应悔旧轮台。中朝闻纳千金疏，我且高谈到草莱。

岳家旧法翦杨么，蠢尔飚轮火沸涛。铁炮空花自开落，几同神弩算终操。

东亩要盟使节颓，闭关漫速火车来。中原一发悬孤掌，天假长城万里才。

虬髯痴想扶余长（越南近事），吓草蛮书亦浪豪。万国犹然废公法，斗量车载已吾曹。

东南大局旧非今，筹海图编费讨寻。史笔敢摹权与诈，雄才我不数梅林。

眼空天下奇山水，儿女纤词久破除。渊颖大才吾绝爱，尔来可有谕倭书。

胜国封章讥石洞，尚书痴访古蓬莱。有无徐福东行事，秦汉凭君向冷灰。

又《公度以所撰日本杂事诗见寄偶赋》写道：

黑子东滨渺故人，扶桑濯足胆轮囷。偷将三岛吟边料，悒虎凉州别样新。

胡曦也写下了一些反映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起义的诗歌。他身受太平军与清军在嘉应、兴宁地区战斗的冲击，耳闻目睹了战争中的种种惨状，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因此这一部分诗歌写得往往很真切、很沉痛，也反映了太平天国这一历史事变的某个侧面，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必须指出的是，像封建时代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胡曦对待太平天国、义和团也是持反对态度的。

胡曦诗歌的再一内容，是用竹枝词的形式歌咏家乡的山川风物、民俗人情，展示了客家地区的文化特色，具有鲜明的地方风韵。山歌是客家人民传统的民间文学样式，许多客家诗人深受山歌的滋养。胡曦的家乡兴宁也是著名歌乡之一，从小就受到这一悠久的文学传统的哺育，他也非常喜欢民间文学，有意学习，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不断创作具有民歌风格的诗篇，受到他的挚友黄遵宪的称赞。当黄遵宪于１８９１年在驻伦敦使馆参赞任上将客家山歌整理记载下来１５首并将之寄给胡曦时，又这样写道：“仆今创为此体，他日当约陈雁皋、钟子华、陈再芗、温慕柳、梁诗五分司辑录，我晓岑最工此体，当奉为总裁。汇选成编，当远在《粤讴》上也。”〔85〕的确，胡曦写过不少通俗明快的诗，如《花洲曲》之一：

春花洲上开，秋花洲上谢。花谢更花开，明月花洲夜。

又如《记梦》：

不笠不屐买渔艇，乍雨乍晴携酒壶。我别惠州春暂老，只馀诗梦在西湖。

不仅如此，还是在黄遵宪热心于山歌创作之前，胡曦就模仿山歌风格，以口语入诗，编写了《莺花海》诗四卷。后人对此予以高度评价，如有云：“与公度同时，亦尝有志新诗创作的，有兴宁胡晓岑……《莺花海》一书，性质与山歌相仿，格创调逸，最为公度所服。”〔86〕“《莺花海》四卷，首仿山歌风格为之，盖以语体为诗者。此书后为黄遵宪所甚喜悦。”〔87〕胡曦还以竹枝词的形式，借鉴山歌风格，编写成《兴宁竹枝杂咏》１００首，分为古迹、山家、闺情、景物各项，杂记兴宁的乡土遗闻，风物习俗，且系以小注，加以简要说明。作者将方言谚语写入诗中，与后来黄遵宪的山歌创作有异曲同工之妙。下面录出数首，以见一斑：

入春祈谷又祈年，伛偻神祠古道边。削得竹竿还翦纸，同侪来去挂田钱。（俗以楮挂竹插田，曰挂田钱。）

陂塘阁阁水鸣蛙，岭角盘开赤蘖花。验取清明天气暖，分秧忙到野农家。（赤蘖，疑野棠之属。俗于清明验寒燠莳田。谚曰：赤蘖开，分秧来；蛙落塘，种田忙。）

平畴来打豆花虫，口唱秧歌度晚风。拍掌小儿都大笑，水田惊散白头翁。（邑鸟白头翁最多，呼曰白头公，亦如信天翁之呼信天公也。）

渠侬不做万户侯，渠侬乡里倒骑牛。渠侬住得转城屋，走马围龙四角楼。（邑乡居筑屋，有转城围龙走马四角楼之目。）

偷青十五怕人窥，阿妈当前婢后随。最苦凤头鞋子窄，四更踏月话归迟。（元夜妇女出摘花，曰偷青，亦取生子兆也。）

三月三迎阿母銮，一群红里倚阑干。小姑蓦见郎君过，羞煞朱颜背转看。（天妃俗呼阿母，三月廿三日出游，曰迎銮，倾城士女纵观。）

新妇如花入洞房，弄人姊妹太痴狂。朝来整整团圆席，对面羞教看煞郎。（俗新婚次日，于洞房设筵，新妇与郎君对饮，曰吃团圆。）

镇江楼畔荔支饶，帘卷篷窗唤过桥。红袖青钱三百个，低声教语绿荷包。（镇江楼在西河。邑荔支一种，皴碧而核小者曰绿荷包，为诸果之最。）

城南老榕大蔽牛，蜂钻蠡蠹了无愁。千年巢鹤忽飞去，哑哑鹤雏啼树头。（城南迎薰门外古榕，大数十抱。）

吉湖西路甲湖南，九派温泉占二泉。落叶仰槐侬不管，笋厨蔬釜早安便。（通志：嘉属温泉九派，兴宁二，吉湖，邑西二十里，甲湖，邑南二十里是也。）

胡曦诗歌的风格特色，和黄遵宪的某些作品极为相近，二人都主要是学习客家前辈诗人宋湘，而又融入新的现实生活内容，以新事物、新名词入诗，以客家山歌笔法作诗，在很大程度上为走向结局的中国古典诗歌作了新的探索。胡曦的诗歌往往大笔淋漓，开阖自由，风骨遒劲。胡曦不仅是黄遵宪新派诗的同路人，而且，从以新事物、新名词入诗，以客家山歌笔法作诗两方面说，胡曦还可以说是黄遵宪的先行者，他的探索对黄遵宪颇具启发。胡曦的诗歌成就，理当在岭南乃至全国近代诗坛占有一席重要位置。胡曦曾这样激励自己：“别有区区，誓不袭取；乡原穿窬，小道等耻；勖我先程，视其所以。”〔88〕可以说，他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目标。

丁惠康（1８６８—１９09），字叔雅，号惺庵，广东丰顺汤坑人，丁日昌之子。诸生。幼承庭训，曾读持静斋藏书，悉心研读经史百家、训诂词章金石之学。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赴长沙，参加南学会活动，结交维新派人士，讲求新学。曾资助章炳麟刊刻《訄书》。后赴日本求学，返国后在广州参议学政。光绪二十五年年末（１９00年１月），慈禧太后立端王载漪之子为大阿哥，准备废光绪帝，时惠康客居上海，曾表示反对，并积极发动官员抗疏谏争。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闻李鸿章等议和于上海，曾汇集南北志士力阻其事，劝以延揽人才，速定大计，终未被采纳。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3）岑春煊督粤，被派赴日本考察学政，归后在广州参议学务，主持兴学事宜，次年因持论不合辞去。此后大多羁旅于上海、北京，终未能尽其才。宣统元年，在贫病之中卒于北京客邸。生平善诗能文，亦工尺牍。少有才名，与曾习经齐名。后与吴葆初齐名，又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清末四公子。著有《丁叔雅诗集》一卷、《丁征君遗集》。

丁惠康颇有才名，梁启超尝评曰：“绝世少年丁令威，选字秾俊文深微。”〔89〕陈衍则说他“标格直是晋宋间人，诗文虽未大成，而绝无一毫尘俗气”〔90〕。丘逢甲更称之为“第二之龚定庵”〔91〕。

丁惠康的诗歌，有些再现了近代中国社会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充分表达了诗人深沉真挚的伤时忧国情绪，诗人的爱国热情历历可见。这类作品最突出的可推《闻胶州近事有感》，此诗有序，此序即可以说是一篇激昂痛切、忧时感事、议论纵横、词藻工丽的文章，由此可见丁惠康文风之一斑，兹将诗与序并录于此：

昔伊川被发，辛有慨言。沧海横流，王尼滋惧。《小雅》失而四夷侵，《春秋》亡则乱臣恣。内治不修，乃构外侮，至今为梗，谁生厉阶？顷岁兵芜，疮痍未复，饥馑四野，灾沴荐臻，当卧薪而尝胆之时，为恒舞酣歌之事。中外营竞，上下交征，磐乐及时，六月暂息。国债未了，而雀贺燕居，张幕安赴？还警偶报，则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纪纲已颓，凭陵益甚，动连鸡之群飞，进肥羊而待割。诸姬有蚕食之哀，梁亡极鱼烂之惨，而帷幄密勿，情存苟安，朝议乃罢李纲，中兴方资秦桧。此宫之奇所以号呼，贾长沙所为痛哭者也。海岛五百，特困田横；烟云十六，忽成戎索。黔黎遂湮于异类，邹鲁遽剪为龙荒。种族岌乎，覆亡忽焉。嗟乎！《黍离》《麦秀》，忾叹殷郊；《匪风》《下泉》，顾瞻周道。闻鼓鼙而思将帅，歌《板》《荡》而念镐京。《小雅》之作，其哀以思乎！而少陵《北征》之咏，自愍流离；子山江南之哀，终嗟丧乱已。

蹙国日千里，匡时徒万言。山河蒙耻事，江海几人存！罢黜伤元老，忧危感至尊。书生亦何补，流涕泣王孙。

莽苍天仍醉，民劳汔未康。中原还逐鹿，歧路竟亡羊。苌楚欣在隰，苕华嗟已黄。微生亦安有，永夕此徬徨。

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出兵强占胶州湾；随后沙俄舰队侵入旅顺湾，强占旅顺、大连。这首诗即是咏此事，探国运式微之源，思攘除祸患之策，一字一泪，极其沉痛。序与诗相得益彰，将作者的满腔感慨、塞天忧患表达得淋漓尽致。有载记说：“于时见国纪不张，（丁惠康）谋创立正气会，以（此）诗序为之先导。”〔92〕由此愈可见此诗序之重要。另一首《感事》，是有感于庚子之变而作，也同样剀切沉挚，动人心魄，梁启超说此诗“以二十八字写尽当今时局，而自见怀抱，仁言蔼如，未有能及者也”〔93〕，诗曰：

被发茧足行，有人流涕哀江南。眼前所见皆馀子，大宙之乱何时戡？

丁惠康的大部分诗歌，为抒写自己怀才不遇、身世不幸的境况，感慨自己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忧伤之作，这也就是今人钱仲联所指出的：“丁叔雅惠康如子山作赋，身世自伤。”〔94〕其实，从这些自伤自怜个人身世命运的作品中，同样可以认识当时社会的某些重要方面，尽管这些诗的主要价值不在于此。《初抵日本旅寓感怀》云：

浪悔十年作壮游，客怀无著等虚舟。鸡鸣犬吠犹吾土，海碧天青此倚楼。故国别来无好梦，殊乡何事独悲秋？登高枉说犹能赋，浩荡离愁不可收。

光绪三十一年（１９05）春天，丁惠康卧病于上海，羁旅漂泊的忧愁情怀与病中的衰弱痛楚交织在一起，充塞了诗人的心胸，于是写下《病中偶成》七绝１４首，很能够表现诗人彼时的境况与心情，现录出几首如下：

逃名未得暂逃虚，散发斜簪讽道书。不信吾庐在人境，万花如海闭门居。（其五）

丝竹中年除跌宕，儒冠半世与销磨。逢人自道幽忧子，毕竟文章涕泪多。（其六）

明明如月何时掇，袅袅馀音似可闻。长讶双鱼断消息，去天一握有孤云。（其九）

为有真情工慨叹，删除绮语变风骚。芬芳自媚垂垂歇，骑省年来感二毛。（其十四）

狄葆贤读此诗曾感叹道：“幽思沉绵，不可断绝，其飘逸处，亦何减列子冯虚御风也！”〔95〕丁惠康尝为潘飞声作《题〈江湖载酒图〉》七绝四首，其二、四云：

满地江湖归白发，中年丝竹湿青衫。寻常亦有伤春感，不见题诗纪阿男。

虚闻打桨同王令，容易成阴怆牧之。一样芬芳与悱恻，贞元全盛不多时。

潘飞声曾说此诗“酷肖定公”〔96〕。言丁惠康的七绝诗受到过龚自珍的影响，与定庵七绝有某些相近之处，当有一定道理。其实，不仅是诗歌，就个性气质、人生遭遇方面来说，丁惠康与龚自珍也有不少相似之处。《留别吴君遂刑部》一诗，梁启超评曰“绝似剑南学杜诸作”〔97〕，诗云：

百无聊赖过零丁，遥睇中原一发青。避地诗人哀故国，渡江名士泣新亭。山河运歇英才尽，鼙鼓声沉战血腥。鹑首赐秦天亦醉，只怜羁客独长醒。

七律《丁未南旋怅然有作》云：

过客光阴取次销，遂初无计老渔樵。远游税驾成羁旅，上界清都迥寂廖。百辈词流花事尽，十年哀乐梦痕消。黑头有愧梁江总，空令还家对海潮。

此诗为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诗人辞世前二年所作，一唱三叹，沉潜痛切，郁勃峭拔，感慨万端，诗人至死不渝的忧世深情与壮志未酬的悲怆之怀跃然纸上。无论就思想特点还是艺术表现来说，此诗都可以看作是作者的名篇之一。

丁惠康还有一些诗歌，写得流丽轻巧，柔媚侧艳，见出他的才子风流，艳骨柔情。如《日本京桥冶春词》写道：

省识尊前旧舞腰，烟花约略忆南朝。庾郎词赋飘零甚，虚对东风弄玉箫。

心字罗衣绣两重，小频初见意惺忪。一春梦雨无消息，沉醉东风唱懊侬。

怅望秋河倚玉箫，红楼雨冷梦迢迢。相看无语空相忆，肠断垂杨上下桥。

又如光绪三十年（１９0４）写于上海的《有忆四首》：

的明灯漾漾摇，万花如海酒如潮。画屏今夕多无寐，斜倚琼筵品玉箫。

宛转前溪子夜歌，明珠瑟瑟奈愁何？商量解佩分香事，一握鲛绡泪已多。

大宙人才费较量，南孊北俊各专长。拈花微笑吾何敢，悟到无花味亦香。

慧根了了恩仇外，爱力团团哀乐中。欲识此心无所住，长天缥缈一征鸿。

这类诗歌，虽然难说代表了他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但是，它们对于完整地认识和了解丁惠康其人其诗，还是相当重要的。

范荑香（约１８０５—１８８９），原名蒥淑，字茹香，又字荑卿。大埔县三河镇梓里村黄泥寨人。她出生于书香世家，祖父范彪是举人，曾任嘉应州学正，父范引颐也是举人，曾钦取海殿供奉官，后任广东三水县训导。荑香幼年即由祖父母教读。由于她天资聪颖，加上家中藏书颇多，因而广涉博览，１２岁就会赋诗填词。21岁时，由父亲作主，嫁给本邑三河汇东村庠生邓耿光。耿光习举子业，不工诗，自顾不如，常内愧。邓父督课綦严，而耿光体质本来就孱弱。婚后４年，咯血死。无子嗣。荑香居孀守寡，痛苦忧伤。夫家又皆农贾，无可与语。夫兄迫她改嫁，荑香痛哭誓守志，坚执不从。其父解职归乡，怜其寡贫，招还母家，一住２０多年。在此期间，她以刺绣收入，弥补家用。她在《即事》诗中云：“春愁无事强拈针，花样虽新不忍寻，刺到莲房心自苦，谁知侬苦比莲深。”借物抒情，正是当时凄楚、愁苦心情的写照。她年逾四旬之后，名大噪。潮、梅一带不少通文墨的女子，或请她相聚，或奉之为师，极力推崇。大埔知县任荃慕其诗名，拟聘为塾师，教其女读书。荑香婉辞不就。其父诸生中，有慕其诗名的，募建兰若，号曰莲社，请其住持。荑香乃脱簪珥，祝发云游。此后数十年，辗转潮、梅及闽西一带，遇名山古刹，辄有题咏。曾在潮州紫竹庵住了２０年。后来，嘉应州举人梁墨林、梁诗五父子爱其才，怜其不幸，建议向社会人士募款，择地在嘉应州白土堡珪潭乡的锡类庵旁，建立“荑香静室”，供她礼佛和养老。为了有人照料她的生活，并继其业，她经过考察，收松口女子李祥云为徒。荑香晚年生活清苦。正如她的《述恨》诗说的：“被害何因实可伤，八旬孤苦痛凄凉；门无关键厨无火，炉有寒灰地有霜。病里饥寒唯自泣，健时劳力为人忙；如今何处求生计，血泪遗书诉上苍。”约于光绪己丑年（１８８９）病逝于“荑香静室”，终年八十五。荑香诗作近千首，生前已由嘉应州太守黄篑山，举人梁墨林，汇集成册，题名为《化碧集》。１９１６年，梅州人管又新根据收集到的诗稿和范的亲属邓奖仙所提供的《荑香诗集》，再次汇编成《化碧集》，刊印发行。１９３８年，梁墨林的曾孙梁宪民到大埔，得知原稿的诗集中，误收入范父之诗，作了订正后，于１９４３年１０月编印了《重刊化碧集》，由梅县新世界书局发行。其中部分诗作还被收入《潮州名媛集》。

荑香少作清新活泼。如《踏青》诗：

天气晴和景物佳，商量载酒约同侪。寄语姊妹休行急，待我徐徐著绣鞋。

缓步同行过小桥，春风吹暖卖饧箫。忽惊背后来游客，退入垂阴折柳条。

描绘出少女结伴春游的情景、心态，欲赏佳景，又怕撞见其他游客的矛盾神情，跃然纸上。又如《爱月夜眠迟》：

侍儿几度唤归眠，犹仰当空玉镜圆。立听更楼三点响，不知凉露湿金莲。

刻画了天真无邪、爱月如痴的少女形象。诗中以侍儿唤眠、更楼三点来衬托出诗人对月亮如醉如痴的爱。

荑香居孀之后，痛苦忧伤，诗作多凄婉之言。如《落花》诗：“瑶台一夜彩云空，狼藉残香恨不穷；目下记曾怜并蒂，天涯谁与叹飘蓬。犹看蝶影来墙外，怕听莺声出院中；从古红颜多薄命，不须惆怅怨东风。”借题写意，语极伤感。但也有直抒胸臆，基调高昂的，如《闺怨》诗：“可笑情媒拙似鸠，三牲偷拜嘱牵牛；邯郸一梦金香散，少妇从来是莫愁。”据说上述两首诗，最为人们争相抄传。

荑香遁入空门之后，也写过不少佳作。如《游英那山灵光寺》：“森森松柏翠萝缠，无数山花艳若然；石似飞云归众壑，峰如朝笏插诸天。欲求四相消前业，合共菩提了宿缘；参罢六如成幻梦，一声清磬法轮圆。”咏景抒情，自然贴切。

荑香虽入空门，仍留心世事。对于有善政的父母官去世，也写诗吊念。如道光年间，潮州太守吴云帆有善政，卒后灵柩运回浙江原籍，途经大埔县三河坝时，荑香即呈挽诗五首：

坐镇全潮廿四年，峨峨铜柱郁凌烟；如何一奏南征凯，梦里逢鸡竟上天。

鼙鼓惊天动义安，蛾眉镜掩玉闺寒；沙场霍霍磨刀去，恨不从军效木兰。

荡寇英声耳疾雷，瘴烟翻中伏波灾；濡毫欲纪平蛮绩，窃愧班姬续史才。

杏花红雨湿啼鹃，白下船归月夜魂；系臂难寻长命缕，买丝重与绣平原。

白日青天宦迹留，文章经济冠瀛洲；昌黎山斗延陵剑，化鹤重归镇海楼。

吴云帆灵柩归浙后，有人集诸挽诗镌板，以荑香诗作压卷。荑香诗名更盛传于浙江钱塘，皆以女诗人目之。

同邑女诗人叶璧华“笄年得荑香诗一卷”，即加以珍藏，并赞扬其诗“珠莹玉洁，清丽芊绵”〔98〕。叶璧华还在《赠范荑香》诗中对范加以赞叹：“雅什传来字字春，知君才调迥超尘；谁教绮阁谈诗侣，竟做挑灯踏雪人。”范荑香的诗多绝句，清雅凄婉，言浅情浓，抒情画景，颇有客家山歌的风韵。

叶璧华（１８４４—１９１５），字润生，别字婉仙，自称古香主人。嘉应州（今梅州市）白渡堡卢陵乡人。其父叶曦初，嘉庆举人，在广州府学署掌教。璧华天资聪颖，“幼承家训，夙擅才华”，博览群籍，钻研诗词。十余岁即通经史，工诗词，常与学长诗友唱和，有“才女”之称，其父“爱之若掌珍焉”。咸丰七年（１８５７），英法联军侵犯广州，为避战乱，其父叶曦初携眷回乡。随后，经媒人介绍，璧华与本州城下市盘龙桥李载熙翰林之四子崇绶（号蓉舫，字学恒）成婚。婚后，夫妻间互敬互爱，感情甚笃。李氏是当地名门望族，平日有不少名士官绅登门拜访。璧华便常与女友、亲朋作诗唱和，晨夕还弹琴娱乐，生活宽松舒适。但不久家翁李载熙钦点出任广西提督学政，赴任途中身亡。蓉舫自父丧之后，家道日渐衰落，虽晨昏力学，屡次乡试仍落迭，内心自卑，萌生浪迹江湖四出求幕，也比常守妆台好的念头。于是，他告别妻儿，先后到潮州、粤西、广州等地设帐授课，曾一别数载不归。璧华在《秋夕寄蓉舫夫子（时在潮郡）》诗中写道：“深夜不成寐，辗转倚匡床。骨弱嫌衾重，愁夕觉夜长。月痕穿绣幌，虫语碎虚廊。此夕韩江客，能无忆故乡？”又在《蓉舫之潮，订于重阳回里，至残冬仍未赋归，作此缄寄》写道：“玉沼莲花发，临岐赋别离。叮咛问归日，订以菊开期。晨昏倚栏眺，鹤立寄遐思。闲云杳天半，令我心神驰。”“水仙碾琼蕊，岭梅挺孤枝。马儿何劳劳，车儿何迟迟。抑有新人托，不解蒲苇丝。屋角飞龙骨，瘦损幽人姿。”表现了对丈夫的深切思念和盼望丈夫回里的急切心情。但由于蓉舫个性孤傲，未有成就回乡，怕遭乡人訾议，虽收到璧华思念、促归之诗，仍未回里，后来竟接连１２年未归。璧华一人挑起了持家课子的重担。黄遵宪在《古香阁诗集序》中指出：客民“其性温文，其俗俭朴，其妇女之贤劳，竟甲于天下”。“所谓五大部洲各种族之所未有者也。”“盖中人以上，类皆操井臼、亲缝纫，其下焉者，靸履叉髻，帕首而身裙，往往与佣保杂操作，椎鲁少文，亦不能无憾焉。”生于斯长于斯的叶璧华，自然也保持了“客民”俭朴、贤劳的好传统，并设帐授徒，月入束脩，以补家用，抚养四子一女长大成人。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李蓉舫在广州病逝。在夫死之后，璧华在艰难的处境下，把希望寄托在儿子的成才上。“阿母兼师课尔曹，缫车灯火夜迢迢。何时得济巨川楫，鹏展扶摇上九霄。”〔99〕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春，叶兰台在广州得知璧华在家守寡抚孤，生活清苦，即写信叫她来穗居住并设馆授徒。来穗后馆于定园。在此期间，她还到广雅书院讲学。自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始，她还受业于兰台老先生门下三年，直至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倭人气炽、澎湖报警之时，才回乡家居。她鉴于当时妇女仍在封建礼教束缚下，不能与男子一样进校受教育，内心甚感不安。为此，她出面奔走，向社会各界人士呼吁，主张兴办女校，让姐妹们能入学读书。经过两三年的努力，她的主张终于得到州府认可和社会有关人士的支持，于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在嘉应州城原培风书院旧址，办起公立“懿德女校”，开梅州设女校之先河。民国四年（１９１５），璧华在家病逝，终年七十二。著有《古香阁诗集》。

叶璧华固然也有不少闺阁之思的诗作，如《闺怨》、《寄外》等，但与一般闺阁诗人不同。她关心时事，忧国忧民。她目睹国势衰疲，灾难迭至，慨然命笔，抒发感慨。如《有感》：

文章从古能华国，巾帼谁怜倚马才。济世胸怀罗宿纬，剪夷勋业慨边台。诸天佛梦清凉在，四野风声跋扈来。自愧蛾眉生小画，壮怀何处荡尘埃。

又如《丈夫行》：

丈夫落落心何求，干将豪气芒千秋。身包赤胆走天下，一夫当道万夫愁。燕台北市黄金空，渡江五马谁为龙。伏缰秣耻乎耻，长缨猎猎朝嘶风。峄阳百尺青铜垂，竹花不实凤凰饥。冲天未展斓斑翮，且学鹪鹩栖一枝。古来贤哲窘岂少？投之一块愚夫讥。升沉物理有分定，伛身坎良堪悲。折凌傲杰形翩翩，拔剑砍地光射天。墨花溅土变五色，纵横奇句飞云烟。经纬罗胸韬略全，那愁蠖屈鳞潜渊。出夸俯首且莫计，会看腰玉肘金悬。逃亡不遇汉刘季，饭牛未得齐桓贤。吁嗟乎大丈夫，时兮不利将焉图。

抒发了壮志难酬的焦虑。叶璧华还有不少咏物诗，而且往往寄寓深意。如《咏梅》（二首）：

漠漠湖云淡淡烟，欣逢玉蕊占春先。不从芳谱矜凡艳，翻讶琼宫降散仙。大地既容香作海，百花难伴鹤高眠。人间历尽风霜苦，羡尔冰心铁石坚。

踏遍山隈与水浔，不嫌寒气冷相侵。清癯久傲神仙骨，淡泊能舒天地心。脉脉幽姿香蘸水，离离疏影月窥林。师雄一自惊幽梦，寂寞罗浮烟雾深。

通过咏梅反映出诗人对不怕艰难、冰心铁石、自甘寂寞、淡泊名利等精神、品质的钦敬。又如《老树二首》：

不朽百年质，偃蹇心犹坚。空山无雨露，生意问长天。

珍重梁栋姿，聘材自有时。峄阳桐百尺，岂老凤凰栖。

诗中对老树的赞扬，寄寓了诗人晚年的心态：壮志不衰，仍决心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

至于表现男女情爱的诗，璧华也写得平易清雅，含意通明。如下面这首五言诗：

绣罢鸳鸯枕，停针已五更。恐惊郎梦醒，轻放剪刀声。

反映女诗人的勤劳和对丈夫的体贴深情。又如《寄外》：

怕见霜林木叶飞，无端离恨上双眉。明知惆怅终无益，嚼蕊吹花未悔痴。

细致入微地写出了对丈夫的思念之情。

对于叶璧华和她的诗，同时代的人已多有赞扬。黄遵宪认为：“其诗清丽婉约，有雅人深致，固女流中所仅见也。”〔100〕丘逢甲则为《古香阁诗集》题诗三首：“修竹娟娟翠袖单，六铢衣薄不胜寒。新词一卷疏香阁，煮梦仙人叶小鸾。”“福慧双修竺落宫，玉楼人去锦屏空。翩翩独立人间世，赢得香名饮越中。”“滴粉搓酥意倍新，溶溶梅水写风神。桐花阁外论词笔，更遣香闺作替人。”南洋华侨实业家张榕轩对叶的为人和诗才极为佩服。认为“千百馀年出闺秀，吟成诗集名古香。冰为魂兮玉为骨，嫣红姹紫纷缥缃。瘦苦癯仙斜竹外，劲若铁干凌风霜。清若冰雪照素月，艳若脂粉缀红妆。”“古香古色超凡品，苍松翠柏难比芳。花经盘错添绝艳，诗经磨折名弥彰。”并于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捐资刊印《古香阁诗集》，使叶诗得以传世。

第五节 梁鼎芬、曾习经、罗惇曧的诗词

粱鼎芬（１８５９—１９２0），字星海、心海，号节庵。广东番禺人。１８８０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等。中法战争时，因疏劾北洋大臣李鸿章，被清廷以妄劾罪，降五级调用，士论称其伉直。谪归后，至惠州、肇庆，执丰湖、端溪书院。张之洞督粤时，聘为广雅书院讲席。后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复聘梁鼎芬主讲钟山书院。后又随张回湖北，参与张幕府多年。“之洞锐行新政，学堂林立，言学事惟鼎芬是任。”〔101〕１８９５年康有为倡设强学会，梁鼎芬参议章程，旋与康有为赴上海办会，列名发起。次年，《时务报》创刊，梁鼎芬秉承张之洞意旨，对《时务报》宣传民主、民权学说横加压抑。戊戌变法期间，诋毁康有为、梁启超。１９０６年入觐，面劾庆亲王奕劻及直隶总督袁世凯，遭斥，引疾乞退。南归后，重入镇江焦山海西庵，避地读书，肆力为诗。辛亥革命后，以清朝遗老自居，自愿留守崇陵（光绪帝墓）。１９１７年抱病参与张勋复辟。己未（１９１９）十二月病卒于京师。谥文忠。遗著辑为《节庵先生遗诗》、《款红楼词》、《节庵先生遗稿》等。

梁鼎芬从小失去父母，身世凄苦。年幼时的郁郁寡欢和成长后的历经磨难，决定了对亲情、友情的眷恋成为他诗词创作的主要内容之一。《述哀篇》自叙身世，幼弱的学童、多病的慈母，出自哀乐中年的回忆，读来尤能催人泪下。《晚霁》一首悼念亡妻，写得哀婉凄恻：

雨止蝉亦止，夜凉心更凉。无人说明月，独自九回肠。

看似平易的寥寥数语，描写雨夜凄凉的伤逝之情，字字掬肝沥血。《四月朔日哭龙驹四首》将长子的早殇引为自己的罪愆：“非儿自夭折，乃我足瑕疵。性刚与物忤，行孤乖天怡。”而对严父慈母的追思，又加深了丧子之痛：“他乡忽五载，别墓岂为孝。事亲先负疚，丧子奚用吊？”披衣号叫而天不闻，人世的不幸逼迫着诗人发出“浮生真足叹”的深喟长叹。《忆三弟武昌二首》云：

佳处亭边杨柳新，登高不见湿衣巾。辋川再过青龙寺，阿缙分飞已一春。

铜剑沈霾不发声，想君江左往来情。他日莫署东坡弟，恐累人间识姓名。

两首诗化用王维与王缙、苏轼与苏辙之旧事，以戴罪之身写思亲之情，较之寻常思亲之作更加真挚、深长。怀乡之作如《盼黄三书》：

梧桐一叶下庭除，为报佳人玉札疏。手折瑶花更相忆，秋灯凉雨渺愁予。

用语从容委婉，而意境深至微妙。又如《十六夜望月忆江生》：

楼头圆月今就缺，昨夜江行影泊船。归去书囊谁与检，别来画阁我无眠。西湖旧种应成果，他日重逢莫问年。尚有山禽说离恨，四更风露在遥天。

此诗在诉说离情别绪外，还突出了诗人自身的感受：韶华已逝，前路茫茫，幽忧徘徊，怅惘不已。

“性刚与物忤”的梁鼎芬，身逢变乱之世，与晚唐诗人韩偓颇多相似之处。“乱世竟同韩偓愤，沧江何止杜陵悲”〔102〕，正道出了他的满腔忧愤与悲慨。在梁鼎芬的诗词创作中，感伤时事、眷恋君国之作也占了相当的篇幅。传统的忠君爱国思想与关怀民族命运的家国之思相交织，在梁鼎芬的诗作中得到了近乎极致的发挥。作于光绪十年（１８８４）上疏之际的《甲申四月十日有封事作诗一首》，揭露李鸿章“权威卅载位三台，连营数十征民才”，“肆然挟敌成祸胎”。强烈要求“惟此可斩不须猜”。作于同时的《昌平州》一诗，于感伤时事之余，对“青鬓书生无一补，酒醒明月看吴钩”的境遇也颇多感慨。此后，梁鼎芬“浪迹沧江”，曾避地镇江焦山读书数年。时值盛年的诗人面对着孤灯、冷月，虽然也有会归隐家园、弹琴乐道、读书忘饥的昙花一梦，但“愤悱之情，噍杀之音，亦颇时时呈露而不复自遏”。“幽忧徘徊、无可陈说告语者”一并倾泻于诗作之中〔103〕。如《读韩致尧诗感题二律》其一云：

晓来微雨较春寒，诗爱冬郎尽日看。乱世峥嵘词反艳，暮年萧瑟事初完。莺啼幽独看看尽，马走烟尘寸寸啴。风烛百条同一泪，今疑纸上未曾干。

“悱恻芬芳，溢于篇什”〔104〕。愤激之情，落寞之感自然不是寻常隐士的心声所能比拟的，他的《浣溪沙·江船听雨》一词可相印证。词云：

卧雨江边听水流，当春风物似清秋。可知世事有沉浮？酒尽得茶偏助醉，灯残继烛岂能休？无寥坐到四更头。

诗人深感世事的沉浮，命运多舛，虽然自己漂泊在江湖之上，借酒浇愁，但心中仍然挂念着他的君国。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以中方的惨败而告结束，中华民族处于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危机之中。诗人对此感慨万分，《菩萨蛮·和南雪丈甲午感事》十首便是诗人怆痛心情的写照：

无端横海天风疾，龙愁鼍愤今何及！夜夜看明星，荒鸡听二更。凄凉三月雨，念此芳菲主。一声先，人间最可怜。（其四）

缥缥鸾凤扶云下，绿章次第通宵写。不敢负深恩，身危舌尚存。如何无一答？密字银笺合。沧海亦成枯，当筵泪更无。（其七）

诗人以“横海天风疾”、“凄凉三月雨”喻当时风雨飘摇的政局，用“荒鸡听二更”喻广大爱国志士奋起救国，还以“沧海亦成枯”喻社会发生重大的变故，人们的怆痛心情，表现了诗人对国家安危、民族命运的担忧，亦反映了“思君空复情”〔105〕的缕缕哀愁。

与关心国家民族危亡的爱国思想相一致的是对民生疾苦的关注。《马头店夜》一诗是诗人夜宿离京８０里的马头店时的记述。诗中借店子的低声泣诉，描绘了乱兵、恶役给京畿平民带来的灾难：“自闻西虏横，行旅非昔比。桀勇朝持刀，恶役夕敲棰。”《望雨》、《祷雨》、《王太宗祷雨歌》、《公定太守书来喜得雨数寸复报此诗》等作品，与惨遭旱灾、蝗灾的老农休戚相关：“无家犹望岁，一日千念祷。”“匹夫系天下，民病事不少。”杀鹅祭天、祈风祷雨的描写虽然可笑，但哀民病、急众难的忧煎之情仍然是值得肯定的。

梁鼎芬与黄节、曾习经、罗惇曧合称为“近代岭南四家”。四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风靡一时的宋诗运动的影响，又因“久居京国，与闽赣派诗人投分较深，思深旨远，质有其文，与岭南派风格迥乎异趣”〔106〕，于岭南诗歌传统的雄直风格之外自辟蹊径，为粤中别派。

梁鼎芬诗词艺术风格上能独树一帜，在于他学宋而能参唐，因此没有“同光诗派”诘倔隐晦之病。这与梁氏受张之洞唐宋兼采、“宋意入唐格”的诗学主张的影响有一定关系。早在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八月，梁鼎芬的友人陈三立为其两卷诗集题序时曾称：“梁子于诗喜宋王、苏氏，亦喜欧阳氏，遂及于杜、韩云”。及至后来陈衍写作《石遗室诗话》，对梁鼎芬诗评价极高：“时窥中、晚唐及南、北宋诸名家堂奥，佳处多在悲慨、超逸两种”。诚然，“悲慨”、“超逸”二词精当地概括了梁诗的主体风貌。雄俊悲慨如《哭邓鸿胪兄承修五首》、《种花诗三首》、《阎公谣》等古体；绵邈超逸如《荷花画绢》、《春日园林》、《伤春》、《秋怀》、《全亭晚坐》诸作。但纵观《节庵先生遗诗》全编，“名篇以雄俊胜者不少”，而“以超俊胜者更多”〔107〕。这一类作品“敛激昂于悱恻，寓秾郁于老澹，有惘惘不甘之情”〔108〕。各体诗作中，所作绝句颇有晚唐气息，如《花王阁诗题词》：

正是斜阳欲落时，不成一事鬓如丝。文章无用从飘泊，惆怅花王数首诗。

青豆房中意想深，酒醒抚剑更沉吟。谁知一滴芙蓉泪，已入才人异代心。

此诗情致深永而凄婉疏秀，“读之令人忘世虑”〔109〕，最为张之洞所称道，“尝书扇以赠人”。

曾习经（1８６７—１９２６），字刚甫，一作刚父，号蛰庵，一作蛰庵居士，广东揭阳棉湖镇（今属揭西）人。光绪进士。少从兄学，１８８９年受业于广雅书院，为梁鼎芬弟子。居京曹二十余年，官至度支部右丞，１９１１年退隐，１９２６年９月在京病逝。著有《蛰庵诗存》、《秋翠斋词》等。

曾习经的诗词，当时与梁鼎芬齐名。张鲁恂辑《岭南四家诗》，时人谓以刚父为最〔110〕。梁启超对其诗词亦推崇备至，誉为“光晶炯炯，惊心动魄，一字而千金”〔111〕。曾习经的诗熔铸诸家之长，“诗学甚深”〔112〕。其诗“盖自《诗》、《骚》、曹、陆、陶、谢、李、杜、王、韦、韩、孟、温、李，以迄宋、明欧、梅、苏、黄、杨、姜、李、何、钟、谭之徒，暨夫释家偈句，儒家语录，悉归融洗，而一以温厚清远，盖庶几所谓风人之言。倘论近三百年诗者，吾知必将有所举似也”〔113〕。这一评价，虽然不免有过誉之词，但却反映了曾习经对古代文化的优秀传统的学习和继承。他的诗能博采广收，融汇百家，而不袭其貌，自辟新境，以悲凉感伤的调子来抒写忧时忧国的情怀，形成了自己悲怆忧愤、哀婉苍凉的独特风格，在近代广东诗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曾习经的诗词反映了近代重大的历史事件，同时也反映了诗人思想发展的历程，可作诗史来读。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慨，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是他的诗词创作的重要主题。甲午战争失败后，诗人为此忧心忡忡，对“忧愤终何补，倾危势已深”〔114〕的政治形势深感不安，曾作《乙未二三月之间》一诗以表达心迹：

春日迟迟多，春愁尔许长。微歌意不适，薄醉未成妆。独下感时泪，兼之惜往伤。何当从年少，花草弄繁香？

据梁启超《曾刚父诗集序》云：“甲午丧师台，各忧伤憔悴。一夕对月坐碧云寺门之石桥，语国事，相抱恸哭。”诗人为国家遭逢丧乱而下泪，更为清王朝的江河日下而痛惜。诗中借屈原《楚辞·九章》中《惜往日》篇，寄寓自己的爱国情思，回忆政治清明时“国富强而法立”的情况，为追惜往日而哀伤。

对帝国主义侵略感到忧虑和愤慨，还表现在《平谷杂诗》这组诗里：

秋气已如此，归期竟寂寥。国殇何处酹，乡泪暗中消。觅食艰粱稻，看人揠豆苗。荒山愁茧足，农圃坐相邀。

未倦穷途意，新凉正养疴。故家辞岭海，残梦落交河。夜雨淋铃曲，秋风敕勒歌。杜陵原野老，流泪满江沱。

此诗作于１９００年秋。庚子之役，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曾习经避乱于北京东北郊的平谷县。诗人对外敌侵略表示极大的愤慨。对在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下，人民生活的痛苦深表同情，表现出深沉的爱国感情。又如他的词《桂枝香·庚子闰中秋》：

晚云绀碧，怅不语依前，蝉嫣何极！几度凝妆，愁锁暗尘罗额。重来恰喜逢秋惯，问琼宫、几时将息？良宵暗展，铅华净洗，镜颦相忆。剩几处、笙歌瑶席？似今夜寒些，桂阴狼藉。小影山河，应也徘徊陈迹。坠欢零梦轻轻记，尽怜伊、愁细笛。情怀积叠，平分不尽，半楼斜白。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西逃。词中借景抒怀，托意深微。以被浮云遮蔽的月亮喻被敌人侵占的祖国山河，寄托着诗人对时局的忧虑。

帝国主义的侵略总是和清政府的卖国连在一起的。因此，曾习经的诗词在抨击帝国主义的同时，也对清政府的卖国进行了批判。1901年秋，帝国主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慈禧太后又回到北京，继续其腐败的统治。曾习经与在京诗人结社联吟，写下了如《天宁寺牡丹》、《南河伯》、《花朝……诣花之寺》、《花朝江亭宴集》、《赵香宋同年约法源寺看丁香》、《潘若海约极乐寺看海棠……》等诗作，抒发自己胸中郁勃之气。这些诗作大都是借题发挥，托物寓情，以温婉之语表达悲愤感怆之思，以生动的形象、深沉的意境宣泄对清朝统治者的强烈不满。如《崇效寺牡丹开后作》：

怅卧春归十日阴，落花台殿更清深。被栏碧叶如相证，辞世青鸾不可寻。物外精蓝谁舍宅，乱馀恶竹又成林。迷阳却曲饶忧患，那得端居长道心？

这首诗作于１９０２年春暮，诗人面对冷落的台殿上铺满的牡丹花，触起了深深的春愁，诗中以牡丹开后冷落的情景喻当时的形势，以“青鸾”喻庚子事变中被戮杀和被驱逐的有识之士，还以“恶竹”比喻乘时得势的坏人，把《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朝统治者腐败无能，政治黑暗，朝中恶人当道的局面作了深刻的反映，于中也表现了作者对民族命运的忧愤。

对维新变法失败的慨叹与痛惋，是曾习经诗词的又一重要主题。戊戌变法时，曾习经刚到而立之年，正是为国出力的好时机。长期在户部、度支部工作的经历，使他深知中国积弱的根由，在于清王朝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黑暗，中国要走上富强之路，就必须实行“变法”。但是由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镇压，维新运动很快失败了。这对忧危国事的诗人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此在他的《病起不寐读〈党锢传〉》一诗中无限悲愤地写道：

秋玉何妨折，明灯竟自煎。不才逢世难，将泪寄遥年。此意无人识，孤情不厌偏。惟怜新病后，残月曳虚弦。

诗人以历史观照现实，由读《汉书·党锢列传》联想到戊戌政变后惨遭镇压的维新志士，悲怆深痛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又如《平谷杂诗》中云：

旧垒旌旗尽，荒城太白高。鲁连迟蹈海，伍相故乘涛。覆辙伤钩固，中原半绎骚。萍浮望南北，余愿老蓬蒿。

这首诗也是写变法失败后的情况的，词意悒郁悲伤，苍凉哀婉。

戊戌政变后，不少变法支持者被逐、被杀，曾习经对这些维新志士深表同情。如《尉迟杯·题半塘老人〈春明感旧图〉》一词：

长安路，渐岁晚，哀乐伤如许。深深径草人稀，愁送流光轻羽。凝尘画壁，谁记省、清时共欢聚？黯情怀、泪墨空淹，小窗还展缃素。因念九陌生尘，几题叶吹花，胜事如故。最苦山阳闻夜笛，仍见惯、河梁客去。如今向、天涯海角，迥遥夜、商歌独自语。便相思、断袂零襟，梦魂空恁凝伫。

《春明感旧图》是清末著名词人王鹏运所作的一幅画，戊戌政变后，曾以此画遍征题咏。曾习经以此词表达自己在黑暗时代与友人生离死别后的悲愤之情，感怀亡友，肝肠寸断，对戊戌政变中被杀害的友人深表怀念。

表现“避地躬耕”的乐趣，描写田园生活的美景，是曾习经诗词的又一个方面的主题。辛亥革命之后，诗人蛰处于宁河（今属天津市）杨漕田舍，自号“蛰庵居士”。这一时期，诗人心境起了很大变化，对时局的发展有一种无奈之感：

满目江山涕泪成，廿年浮玉旧题名。故山好在今难讯，奈此江流日夜声。

——《为袁觉生题潘莲巢焦山图》

极目关河欲暮时，劳劳行客去何之？当楼残照霜风紧，如读《甘州》柳永词。

——《题关河行旅图》

“满目江山”，“残照当楼”，“霜风”一时紧似一时，“关河”“欲暮”，来往之行人徘徊不前，不知所向。诗人借柳永《八声甘州》一词的意境，抒发了自己对国事、身世的担忧，苍凉凄清之感溢于言表。

随着诗人思想感情的变化，他的诗词创作也转而表现隐居生活。如《二月十一日大风雨雪》：

入夜风怒号，雨雪倏兼至。晨兴启半户，浩浩势未已。河流骤生波，檐雀俱敛翅。春锄正入手，今日适无事。坐诵渊明诗，闲临隐居字。我牛缓龆草，亦似有闲意。一杯聊引满，不觉及三四。村醪虽云薄，饷我一美睡。

钱仲联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指出：曾习经的诗“绚烂之后，归于平淡”。的确，这首诗用平淡的语调写平淡的生活，自然质朴，意远但却情深，表现了诗人隐居后的恬静、悠闲、愉快的心境。

农村中安静的环境和美好的景色，深深地吸引着诗人。在他的心目中，恬静的农村生活是当时世界上的唯一的净土，是污浊官场的对立物，所以他不能不热情地加以歌唱：

蛙声阁阁水平畦，秔稻初秧绿渐齐。雨后斜阳红较好，小船摇曳过河西。

夜起微茫月坠宵，青芦风动叶萧萧。平生久惯江湖味，却又关心早晚潮。

这组共有１４首的《田间杂诗》，细致地刻画了农村的自然景物，写出了田园生活的乐趣。在诗人的笔下，“蛙声阁阁”、“小船摇曳”、“青芦风动”、潮涨潮落，这样平凡的事物，都充满了诗情画意。这种未经矫揉造作的自然景致，确实蕴含着自然美，它本身就足以成为欣赏的对象。但是，诗人那种不愿同流合污的志趣和情操在这里给自然界添加了生气。因此，这种自然美反映到他的诗里，就显得更集中、更完满，能在广大读者心中引起深厚的美感。

曾习经对旧体诗词的格律比较熟悉，遣词造句，声调韵律，都能运用自如，七律与七绝都写得很好，尤以七绝见长。如《别梦》诗，抒写的是庚子事变时的情怀，而却含蓄蕴藉。诗云：“别来细雨闻孤馆，归去华灯烂九枝。怅望青溪神女曲，去年今日蒋王祠。”“宫扇葳蕤半褪金，一篇哀丽旧伤心。他时漫灭无文字，留得情人宛转吟。”“秋河别夜太凄凉，一曲伊州泪万行。愁绝五陵年少事，金鞭玉勒送王昌。”诗作“丰神绝世，其佳处在全不运用典实，而又低徊往复，使人味之无尽。”〔115〕有时也能在诗中创造出一些新颖的意境，如“薄月浮云天若梦，百虫啼雨叶低飞”〔116〕；“攲枕乍闻初雁过，拂帘低见一萤流”〔117〕等。他的诗还注意心理刻画和环境氛围的烘染，如《夜起海棠花下作》、《清明日同社访万柳堂遗址……》等。在语言运用上，曾习经的诗词具有真情实感，没有矫揉造作之辞。诗句朴素、自然，往往用很平易的词句，生动地显现出事物的形象。有些诗词还运用歌谣，富有民歌情调，如《蝶恋花·蝴蝶思花不思草》一词，全篇均可看出受粤西民歌的影响。但他的诗有些过于缠绵悱恻，悲凉感伤情调也较重。

罗惇曧（１８７２—１９２４），字掞东，号瘿庵，晚号瘿公。广东顺德人。早年就读于广雅书院，为康有为弟子。但科途坎坷，自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中癸卯副贡之后，屡试不第，不得已以优贡官京曹。官至邮传部郎中。曾与林纾等集为诗社。辛亥革命后，历任总统府秘书、参议、顾问、国务院秘书等职。１９１５年袁世凯称帝，欲封其官爵，罗惇曧拒不受禄，甘为布衣。此后，纵情诗酒，流连剧场，以作诗度曲为生。晚年贫病交加，又遭妻疯女亡之不幸，１９２４年９月卒于北京。罗惇曧精通文史，学识渊博，善诗词，工戏剧，治学严谨，著述甚丰。遗诗编为《瘿庵诗集》、《瘿公词》。还撰有《太平天国战纪》、《庚子国变记》、《鞠部丛谭》以及剧本《龙马姻缘》、《红拂传》、《孔雀屏》等十数种。

罗惇曧多才多艺，然而他却以诗人自居，临终前只要求死后把“诗人罗瘿公之墓”七个字刻在墓碑上。他一生创作了数百首诗词，有不少发表在《庸言》报上。诗风激愤慷慨、悲郁苍凉，表现出刚直之士的忧国情怀。因此，他的诗敢于揭露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题罗两峰〈鬼趣图〉》一诗中写道：

子非鬼，安知鬼之乐？胡然开图令人愕？偶从非想非非想，青天白日鬼剧作。群鬼作事自谓秘，逢迎百态胡不至！岂虞鬼后不生眼，一一丹青穷败类。中有数鬼飘峨冠，自矜鬼术攫美官。果能变鬼如官好，余亦从鬼求奥援。问鬼不语鬼狞笑，鬼似摈我非同调。吁嗟鬼趣今何多，两峰其如新鬼何！

《鬼趣图》为“扬州八怪之一”的清代著名画家罗聘（号两峰，江苏甘泉人）所作。诗人借题发挥，用辛辣的讽刺手法，反映了清末官场群魔乱舞、鬼蜮横行的社会现实，“着墨不多，而穷形尽相”〔118〕，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清政府的捐官制度和卖官鬻爵的腐败风气，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封建统治的腐败没落。

罗惇曧对官场的卑弃还表现在《莫愁湖茗坐曾公阁因展便阳尚书所留题莫愁小影题后》一诗中：

湖税当年归别业，僧楼今日祀人豪。波光浮槛荷千盖，山色侵船绿一篙。城郭秣陵归夕照，江山茗碗坐吾曹。卢家少妇惊鸿影，恐占兹湖位最高。

此诗慨叹世事变迁，人已非昨，本是明代中山王徐达别业的莫愁湖，而今富贵功名安在？倒是莫愁女这位民间少妇在人们心目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诗中反映了诗人淡漠功名利禄与同情人民的思想感情。

罗惇曧是一个关心国事的诗人，尽管他已看透了当时社会的世情变幻，但直到晚年，他还是关注着朝政局势。如在《香山雪香岩杂诗》写道：“清晨自课踏青峦，小住能令腰脚顽。莫笑老夫忘世事，爱将朝局作云看。”诗人深感自己无能为力去挽救时局，可是始终未“忘世事”，展现了诗人忧时愤俗的郁闷心情。

罗惇曧的写景咏物之作亦颇有特色，他的《万松寺待晓》是一首写景佳作：

万峰高下影窗前，星斗依微接曙天。温酒径思然宿火，寻诗无着近枯禅。霞光动海诸天豁，日气蒸山众态妍。百折箯舆过鸟背，梵钟先我落平阡。

此诗是作者在京华游盘山时所作。诗人把日出前后的景象写得千姿百态，绚烂如画，蔚为壮观。又如《自邢台至邺道中书所见》一诗：

千树万树梨花云，十里五里黄茅村。榆钱柳絮不知数，一路野花红向人。望中平芜极天碧，紫燕黄峰逐南陌。妇子嬉嬉急早耕，太行已换青葱色。如此春光客未归，怀古中原叹何益。

这首诗通过作者对客观景物的观察，像画面似的写出了北国春天诱人的景色。那雪白的梨花、飞扬的柳絮，惹人的野花，相互追逐的紫燕、黄蜂，还有那“嬉嬉”的早耕妇子，好一幅烂漫的春光图，表现出诗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与赞美之情。像这一类诗作还有如《登清凉山》、《半山寺即荆公舍宅》、《上盘顶云罩寺暮不达而返》、《雪后自岳云楼至江亭同尧琴书衡仲骞》、《宿潭柘寺》等，都反映出诗人对大自然的美好情愫。

罗惇曧久客京华，喜好京剧，与伶人交游甚广，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在他的诗词中得以反映。如《蝶恋花》：

踯躅虚廊无好计，歌管千场，尽是伤心地。谁信帕罗刚委置，夜阑犹自冰红泪。分手哀弦挠薄醉，夜夜银灯，轻照浓欢坠。双燕倘传归后意，露兰啼眼清如水。（其二）

此词共三首，抒写了诗人凄怆的离情别绪，伤怀歌场的冷落与思念伶人之情相互交织，悱恻缠绵，一往情深，透露出诗人的相思之痛与对伶人的关切和同情。

罗惇曧诗学白居易、李商隐、温庭筠，亦吸取宋诗的意蕴，集王安石、陈师道、陆游诸家于一炉，形成作者独特的风格。思想内容方面，伤感情绪较浓。他的诗多为写景抒情之作，用情景交融的手法，清新浅近的语言，刻画出水墨画似的疏淡的景物，传达出慷慨苍凉的感情，构成全诗鲜明的形象，隽永的意境，加上悠流畅的韵律，使它富有音乐美。

注释：

〔1〕《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一号（１９０２年）。

〔2〕《绍介新著〈新小说〉第一号》，《新民丛报》第二十号（１９０２年）。

〔3〕康有为：《闻邓铁香鸿胪安南画界撤还却寄》。

〔4〕黄遵宪：《书愤》。

〔5〕郑观应：《题吴剑华准今论》。

〔6〕郑观应：《上孙燮臣师相、邓小赤师帅论时事》。

〔7〕梁启超：《爱国歌四章》。

〔8〕黄遵宪：《己亥杂诗》。

〔9〕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五四》。

〔10〕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七○》。

〔11〕《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宣》。

〔12〕《说剑堂集题词为独立山人作》。

〔13〕《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其三。

〔14〕《黄遵宪致梁启超书》，《中国哲学》第八辑，第３７９页，三联书店１９８２年版。

〔15〕同注〔14〕。

〔16〕《日本国志·凡例》。

〔17〕《戊戌变法档案史料》。

〔18〕《支离》。

〔19〕《送女弟》。

〔20〕钱仲联：《梦苕庵诗话》，第８页，齐鲁书社１９８６年版。

〔21〕杨徽五：《榕园续录》。

〔22〕《饮冰室诗话·一二二》。

〔23〕《饮冰室诗话·五四》。

〔24〕同注〔13〕。

〔25〕《己亥杂诗》。

〔26〕《饮冰室诗话·八》。

〔27〕《温则宫朝会》。

〔28〕《伦敦大雾行》。

〔29〕《登巴黎铁塔》。

〔30〕《苏彝士运河》。

〔31〕《新嘉坡杂诗十二首》。

〔32〕见高崇信、尤炳圻校点《人境庐诗草》附录。

〔33〕《黄遵宪致梁启超书》，第３８３页，出版社同注〔14〕。

〔34〕钱仲联：《梦苕庵诗话》，第３４页，出版社同注〔20〕。

〔35〕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四五》。

〔36〕《饮冰室诗话拾遗》，见《清诗纪事》，第１２４４９页，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37〕同注〔36〕。

〔38〕《与丘菽园书》，《文献》第八辑，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39〕《饮冰室诗话》之四、六三、二。

〔40〕《饮冰室诗话·二九》。

〔41〕袁祖光：《绿天香雪簃诗话》。

〔42〕《饮冰室诗话·四十》。

〔43〕《黄遵宪致梁启超书》，第３７６页，出版社同注〔14〕。

〔44〕《饮冰室诗话·七八》。

〔45〕《人境庐诗草自序》。

〔46〕《饮冰室诗话·八》。

〔47〕《黄遵宪致梁启超书》，第３７２页，出版社同注〔14〕。

〔48〕同注〔45〕。

〔49〕《杂诗》。

〔50〕丘瑞甲：《仓海家兄行状》。

〔51〕丘琮：《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

〔52〕《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１１１卷。

〔53〕《中日战争》（丛刊）第六册。

〔54〕丘复：《仓海先生墓志铭》。

〔55〕 〔56〕《中东战纪本末》卷四。

〔57〕《答台中友人》。

〔58〕《寄怀黄公度》二首之一。

〔59〕《往事》。

〔60〕《愁云》。

〔61〕江山渊：《丘逢甲传》。

〔62〕《菊枕诗》四首之二。

〔63〕《重送颂臣》摘句。

〔64〕《离台诗》摘句。

〔65〕《海军衙门歌》摘句。

〔66〕江山渊：《丘逢甲传》。

〔67〕《除夕诗》三首之二。

〔68〕《离台诗》之一。

〔69〕《送颂臣之台湾》之一。

〔70〕《病中赠王桂山》。

〔71〕《秋怀》摘句。

〔72〕《月夜与季平饮萧氏台》。

〔73〕《岁暮杂感》摘句。

〔74〕《题康步崖中翰咏〈出塞集〉》八首之六。

〔75〕丘琮：《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后志》。

〔76〕《与季平柳汀饮酒东山酒楼》之二。

〔77〕《山居诗》五首之二。

〔78〕《枚伯以长句题罗浮游草，次韵答之》。

〔79〕《挥麈拾遗》。

〔80〕《论诗次铁庐韵》之一、五、七首。

〔81〕屈向邦：《粤东诗话》。

〔82〕《使东述略》，《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合订本，岳麓书社１９８５年版。本节所引《使东述略》、《使东杂咏》均据此本。

〔83〕郭则沄：《十朝野乘》。

〔84〕《五一墩屋什删事》，《湛此心斋诗集》，民国二十四年本。

〔85〕《山歌题记》。

〔86〕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

〔87〕罗香林：《胡晓岑先生年谱》。

〔88〕《湛此心斋诗集题辞》，《湛此心斋诗集》，民国二十四年本。

〔89〕《广诗中八贤歌》。

〔90〕《石遗室诗话》。

〔91〕见潘飞声：《在山泉诗话》。

〔92〕见注〔83〕。

〔93〕《饮冰室诗话·一三》。

〔94〕《近代诗评》，《学衡》第５１期（１９２６年）。

〔95〕狄葆贤：《平等阁诗话》。

〔96〕《在山泉诗话》。

〔97〕《饮冰室诗话·一三》。

〔98〕叶璧华：《赠范荑香序》，《古香阁集》卷一。

〔99〕《示景魁、景钊两儿》之一。

〔100〕《古香阁诗集序》。

〔101〕《清史稿·梁鼎芬传》。

〔102〕《读韦浣花集和云阁》。

〔103〕陈三立：《〈节庵先生遗诗〉旧序》。

〔104〕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百七十三。

〔105〕《菩萨蛮·和南雪丈甲午感事》其十。

〔106〕汪辟疆：《近代诗人述评》，《南京大学学报》１９６２年１期。

〔107〕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108〕汪辟疆：《光宣以来诗坛旁记》。

〔109〕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青鹤杂志》（１９３４年）。

〔110〕见李渔叔：《鱼千里斋随笔》。

〔111〕《曾刚父诗集序》。

〔112〕陈衍：《石遗室诗话》。

〔113〕叶恭绰：《曾刚父诗集序》。

〔114〕《送江孝通归里》。

〔115〕同注〔110〕。

〔116〕《平谷秋兴》。

〔117〕《自题蕉桐凉月画扇》。

〔118〕同注〔112〕。

第六章 维新变政时期的文学（下）

第一节 政治改革家康有为的诗文

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别署西樵山人，戊戌后，称更生，广东南海人。光绪进士。早年就学于著名学者朱次琦，从１８８８年以后的十年中，多次向清帝上书，要求变法以挽救国家危亡，并大力从事讲学、著书、创学会、办报纸等一系列组织和宣传活动，成为１９世纪末叶一个重要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１８９８年依靠光绪帝发动了具有深远意义的维新运动，但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被迫逃亡国外。１９１３年冬，他结束了１６年的流亡生活，回到了上海，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之后，康有为的思想日趋落伍，直至组织保皇会，反对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后，他更以清朝遗老自居，积极参与封建王朝的复辟活动。１９２７年病逝于青岛。

康有为的大半生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在政治、学术、文化、文学等方面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都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遗产。他的思想启迪了一个时代的人们，开拓了一个时代新的思想风尚。同时康有为政治上的失败，思想上沉重的传统的封建文化的积淀，也不是完全属于他个人的悲剧，而是中国近代这个民族灾难的时代产物。

康有为学问广博，著述甚富，且有创见，一生写了不少诗文。有《康南海先生诗集》、《康南海先生文集》行世。

康有为的诗歌创作，他自己曾说“五十年来诗千首”〔1〕，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从事社会改革，康有为一生奔走祖国的大江南北，漂泊异国他乡，以亲身经历见闻，写下了１５００多首诗歌。这些诗歌，以充实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抒情意识，记录着他的人生历程，反映了时代风貌，表现了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作为一个改革家，康有为早年就有摒弃浮华和许身稷契的雄心壮志，他始终思索着人生的价值和为国为民之道，因此，在他的诗作中，表现出慷慨悲歌之士的爱国之情。歌颂祖国，感慨形势，忧心国运，抒发郁愤的感情，表达救世的决心，成为诗歌创作的突出主题。诗人在《秋登越王台》诗中写道：

秋风立马越王台，混混蛇龙最可哀。十七史从何说起？三千劫几历轮回？腐儒心事呼天问，大地山河跨海来。临睨飞云横八表，岂无倚剑叹雄才？

诗人以屈原自况，抒发壮志未酬之感，表达的是要以身许国的宏愿。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备受外国殖民主义的侵凌，诗人对此极为忧愤，在《爱国短歌行》、《苏村卧病写怀》等诗中，都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思想。而在《干城学校歌》中，则体现出诗人要求尚武卫国，振兴中华的爱国精神。诗写道：

临睨太平洋兮，回望神州；兵气不扬兮，蹙国是忧；强乱磨牙而争噬兮，瓜分日谋；我同胞被鱼肉兮，逐辱可羞；我恐为奴隶牛马兮，夜沉沉而神愀。

我奋我武，我警我心，誓言学兵，执剑森森。我买戎衣，不惜兼金，我持铁枪，步伐岑岑。山立扬休，蹈厉不侵。

既已学兵，以国自荷。马革裹尸，誓死得所。何况劳苦，其何以躲。铜像峨峨，他日视我。

１８８５年中法战争爆发，清政府屈从法国，康有为闻邓承修奉命查中越边界被撤回，愤然作诗：

山河尺寸堪伤痛，鳞介冠裳孰少多？杜牧罪言犹未得，贾生痛哭竟如何？更无十万横磨剑，畴唱三千《敕勒歌》。便欲板舆长奉母，似闻沧海有惊波。〔2〕

字里行间，表现了国土丧失的痛心和慷慨悲歌之士为国效力的心愿。

１８９５年夏天，康有为得知清政府割让台湾，愤然即席赋诗：“山河已割国抢攘，忧国诸公欲自强。复社东林开大会，甘陵北部预飞章。鸿飞冥冥天将黑，龙战沉沉血又黄。一曲欷歔挥涕别，金牌召岳最堪伤。”〔3〕呼唤志士同仁要“忧国自强”。１８９８年，清政府又割让胶州湾、旅顺口，国土沦丧，国势日蹙，诗人又以“保国”相号召，作诗云：“八表离披割伤痛，群贤保国走彷徨。从知天下为公产，应合民权救我疆。”〔4〕此诗盛赞有志之士为“保国”奔忙，并期待出现一个“天下为公”、人人救天下的新局面，饱含着深厚浓郁的社会群体意识。

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亡海外，但他身在异邦，却仍关注祖国时局。诗人行吟海外，在加拿大温哥华：“回首中原叹陆沉，兵缠大角气森森”，“惊起前洲渔者识，依稀故国棹歌声”〔5〕；由加拿大经日本回香港：“有人遥指旌旗处，千古伤心过马关”〔6〕；在马来半岛、槟榔屿：“夜深故国梦，两载明月时”〔7〕，“上念君国危，下忧黎元疴”〔8〕；在新加坡见乡人元夕张灯燃爆：“旧国烟花重见此，新亭风景泣何言”〔9〕；居印度大吉岭：“喜马来山云四飞，山河举目泪沾衣”〔10〕；在罗马尼亚公园：“绝无人到忘身世，故国园亭梦似归”〔11〕，等等。由此可见，康有为是带着一种责任感去游历的，他并无忘情山水，而是时刻魂系祖国，继续寻求救国良方。

康有为的爱国之情是与他要求变法的思想紧密相联的，作为近代文学史上的政治诗人，关心社会时事，关心国家大计，在诗人说来是一种不可遏止的、自觉的要求。诗，在康有为手里，不仅是抒发感情，摹写物象的工具，而且是干预时事、指评国政的重要手段。因此，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强烈地表达了对变法的矢志追求。１８８８年夏天，康有为赴京应顺天乡试。那时正是日本占琉球、法国吞安南、英国取缅甸，中国边疆处于危机四伏之中。康有为来到北京，游明陵，单骑出居庸关，登长城，攀西山，“登高极望，辄有山河人民之感”〔12〕。他感到“自马江败后，国势日蹙，中国发愤，只有此数年闲暇，及时变法，犹可支持，过此之治，后欲为之，外患日逼，势无及矣”〔13〕。鉴于此，“乃发愤上书万言，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14〕，以更大的热情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但上书遭到顽固派的阻挠，并招来谣谗四起，嘲谤不迭。面对恶劣环境，康有为十分气愤，暂留京城观望。他在《上书不达，谣谗高涨……》一诗中写道：

上书惊阙下，闭户隐城南。洗石为僮课，摊碑与客谈。著书销日月，忧国自江潭。日步回廊曲，应从面壁参。

诗中充溢着忧愤之言，表面上诗人是说要著书消磨岁月，要像佛家那样面壁参禅，实际上是抒发了诗人对黑暗政治的愤慨，表示自己要像屈原一样，身在江潭，心忧国事。特别是在诗人所作的一首寓言讽喻诗《苦蚊行》中，以蚊喻朝廷顽固守旧的官僚们：

吾生多园居，雅性爱水木。来居宣南，高斋绕槐竹。林薄既森翳，丛曼并争育。蚊虻浩辐凑，薨薨满耳目。大者如苍蝇，虎飞食人肉。嗟此翘椅桐，台阁久荫瞩。只许白凤凰，飞鸣掂其足。幺么尔何物，乃亦此巢宿！誓当聚火焚，扫除命僮仆。秽草皆捐涤，绝尔凭借属。大扇摇清风，卧簟书可读！

诗人非常鄙视这幺么小丑，并决心要烧掉他们的巢穴，表现了作者在政治上不妥协屈服、勇敢战斗的精神。

第一次上书不达的遭遇使康有为初步尝到了与守旧势力作战的艰苦。他在诗中写道：“海水夜啸黑风猎，杜鹃啼血秋山裂。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沉沉叫不得。”〔15〕黑风呼啸，杜鹃悲啼，秋山崩裂，虎豹凶狠，环境极为险恶。１８８９年秋，康有为带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告别在京朋友，愤然出都。作诗表达了自己的心迹：

沧海惊波百怪横，唐衢痛哭万人惊。高峰突出诸山妒，上帝无言百鬼狞。岂有汉廷思贾谊？拼教江夏杀祢衡！陆沉预为中原叹，他日应思鲁二生。

天龙作骑万灵从，独立飞来缥缈峰。怀抱芳馨兰一握，纵横宙合雾千重。眼中战国成争鹿，海内人才孰卧龙？抚剑长号归去也，千山风雨啸青峰。〔16〕

诗人以奇崛的想象，写自己驾飞龙，握芳兰，抚剑长号，呼啸风雨；以吐纳和征服世间的英雄气概，抒写壮志难酬的身世感，诗中可见作者忧伤国事之情思。梁启超曾说：“南海先生不以诗名，然其诗固有非寻常作家所能及者，盖发于真性情，故诗外常有人也。”并以此诗为例称“余能记诵百馀首，所最喜爱者”。〔17〕

１８９４年中国军队在甲午战争失败，次年，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这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康有为趁入京会试之机联合各省举人再度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三项主张。诗人愤然作诗：

海东龙泣舰沉波，上相轩出议和，辽台割山河。抗章伏阙公车多，连名三千毂相摩，联轸五里塞巷过。台人号泣秦桧歌，九城谣谍遍网罗，扛棺摩拳，击鼓三挝。桧避不朝，辞位畏呵。美使田贝，惊士气则那！索稿传抄，天下墨争磨。呜呼，椎秦不成奈若何！〔18〕

此诗记述了“公车上书”的斗争情况。诗人以激昂慷慨之气，真实地展现了要求变法改革的壮阔场面。同时也写出了中国人民不可侮的民族意识，也表现了中国资产阶级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反对卖国的胆识和谋略。

在康有为的诗中，不仅关注国事，而且对劳动人民的疾苦极为关怀。如《过石城》诗写道：

苕霅百里路，肥桑与大柳。菰蒲夹一川，大舸鸣柁走。时时见飞桥，卧波矗左右。城墙何盘盘，苔莓封之厚。沿溪绕曲曲，帆樯在前后。云此是石城，小邑万家有。淫霖已两月，禾稻芽已朽。县市米骤腾，民饥何以救？斯诚有司忧，羁客宁独否？夜雨打孤舟，愁绝不得酒。一灯照寒江，拥被伤怀久。

这是康有为诗集中较早的一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１８８９年秋，诗人在离京归粤途中，自杭入苏，路经石城，看到的不是物产丰饶的江南胜景，而是“淫霖已两月，禾稻芽已朽”的满目疮痍，久雨成灾，米价腾贵，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目睹此番景象，诗人为“民饥何以救”而伤怀。于是，１８９１年当诗人送门生梁启超入京应试时，还一再叮咛：“小心结豪俊，内热救黎元”，“悲悯心难已，苍生疾苦多”〔19〕。字里行间洋溢着对门人的殷切期望，更倾注了诗人对黎民百姓疾苦的同情。１８９４年诗人写了在桂林的所见所感：“兵甲满天地，苍生竟若何？蹉跎梦金马，感怆泣铜驼？”〔20〕百姓受苦，京城危急，故感怆悲泣。又如写经广东三水县城所见：“危楼雄揽势，横石翠争飞。税重桑田少，民愚学术微。”〔21〕景色宜人，但税重田荒，民智未开，诗人更多地把感情倾注在对现实和人民生活的审视中。甚至诗人流亡海外，心中仍常常挂念着祖国的“生民”。如１９０３年所作的《生民二章》：

生民坐涂炭，国势日凌夷。西藏何疆界，东辽多鼓鼙。乐灾政淫怠，好乱说猖披。万里披荒涕，吾生丁此期。

尧舜君民愿，艰难险阻身。明良思会合，肝胆尚轮囷。欲铸新中国，遥思迈大秦。吾能不拯溺？四万万生民。

正是因为诗人对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因此，才在诗中发出拯救灾难深重的四亿人民，表现了一个爱国者要创建一个独立富强的新中国的理想与追求。

在康有为的作品中，描写大自然的诗作亦不少。他有许多山水诗或通过写景来抒情的诗，都写得非常精妙，并且自成家数。祖国的壮丽河山，异国的山川景物、民俗风情，都有生动反映，使得他的诗歌平添了一番瑰丽迷人的色调和情趣。如《登万里长城》，便写出了万里长城的雄伟壮阔，描绘了长城内外的壮丽河山：

汉时关塞重卢龙，立马长城第一峰。日暮长河盘大漠，天晴外部数疆封。清时堡堠传烽静，出塞山川作势雄。百万控弦嗟往事，一鞭冷月踏居庸。

他的诗作也再现了罗浮山气象万千、变幻无穷的奇异景色，如《游罗浮》：

罗浮云气接蓬莱，紫霞照耀万丈璀。青绿画图似海岛，疑自十洲仙山来。女娲补天多罅漏，银河泻落九天开。句漏丹砂犹可得，野人黄精自掘回。琅玕白凤自飞舞，独骑神虎相追陪。石梁模糊可径度，天外三峰鸾鹤哀。夜闻天乐紫溪上，仙人招手瑶石台。乘风飞云顶上立，吸吐日月谢尘埃。

诗人笔下的异国风光，也是别有情趣的。如《芦湖楼望富士山》，便展现日本富士山雅淡、恬静、婀娜多姿的迷人景色：

箱根山顶浴芦汤，山荒草白云茫茫。石径荦确马难步，下马忽见明湖光。清漪缥缈落山影，如见西湖浸葛岭。湖上人家湖畔树，扁舟容与走马路。系马上湖楼，富士正当头。峰颠积雪照白日，高入青天一万尺。云容容兮在中央，芙蓉碧瓣在下旁。倒入明湖景奇绝，黛色波容共明灭。有如白头仙人拥玉女，缟衣羽裳飘飘举。白银宫阙现华严，金沙宝楯善见处。诸天游戏坠白帽，世人哪知蓝竹路。绝顶山湖绝顶楼，欲长幽隐洗我愁。惜非吾土难淹留，王孙芳草空幽幽。

又如《湾京架非馆，相望十馀里，冠绝大地》一诗，写的是奥地利的民俗：

架非敲士湾风味，廿里相望天下无。树上电灯下阵几，楼前歌瑟后当垆。园林接比鱼龙曼，士女扶携亭幔殊。舞罢秋千掎坐，碧琉璃满饮葡萄。

近代写海外民俗风情的诗，黄遵宪是开风气的诗人。康有为由于逃亡海外，也写了不少海外风情诗，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开启民智，有积极的意义。

总之，康有为的诗，反映的生活内容是非常丰富多彩的，或触景生情，抒写爱国怀乡之情；或不忘国事，遥寄故国之思；或反映劳动人民的疾苦，寄侨胞以诚挚同情之心；或以自豪之笔，追述祖国的历史文明；或赞美资本主义的政治风俗，描述异国风情。其中记事抒情、身世感与现实感、诗人的抒情意识与社会群体意识融为一体，不仅真实地表现了作家的矛盾心绪，而且凝结着时代的积愤，饱含着血与泪的深情。尽管康有为晚年的一些诗作，也曾表现过像“碧海苍天无穷也，教人怎不了无生”〔22〕的苦闷彷徨心情，流露过“吾道非耶浮海久，不哀时命只伤春”〔23〕，“侧身天地犹旦暮，极目海山空怨悲”〔24〕的感时悲哀情调，但“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生民”〔25〕的强烈的爱国忧民的时代意识，始终是康有为诗歌创作的主流。

在艺术上，康有为的诗题材广泛，描写领域广阔，取材不只局限于本国，而且也涉及外国的历史、现实、自然科学及异国风光、民俗风情等，大多与社会变革息息相关，具有丰富的历史内容，反映了新的社会生活。康有为的诗，更多是就事抒怀，极少正面叙事，想象丰富奇特，寓壮志于形象创造，寄豪情于八荒之表，呈现出元气淋漓、阔大雄奇的意境美；工于比兴，虚实相生，以虚涵实，充满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在篇幅体制上，既有洋洋洒洒的长篇和组诗，亦有小巧玲珑的短诗，形式自由，随意挥洒；语言瑰丽雄奇，表现出一种飞动的气势，一种不受约束的解放精神。句式、格律较之旧形式也有所突破，亦杂有新名词，明显带有“新派诗”的特征。

康有为的散文是他从事维新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散文，大致可以按它的内容和体裁分为长篇政论文、科学论文、杂文、游记等４大类，共３００多篇。这些散文，以戊戌变法为界，可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创作，思想意义和社会作用显然是积极的，然而到了后期，随着康有为政治上的倒退，他的散文也逐渐失去了思想光彩和艺术魅力。这正是同时包含着显著优越性与局限性的康有为散文的时代特征。

作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在散文创作上的主要贡献是他的政论文。他在戊戌变法时期所发表的政论文章，充满忧患意识，抨击政治的腐败，富于战斗性，是康有为散文的重要主题。康有为在《强学会序》中，以强烈的感情，指出中国所面临的处境：“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中国处于列强虎视眈眈的危险境地，但是当时的士大夫们却顽固昏庸萎靡不振。“顾见举朝上下，相顾嗟呀，咸识沦亡，不待中智。群居叹息，束手待毙。耆老仰屋而咨嗟，少壮出门而狼顾。并至言路结舌，疆臣低首，不惟大异于甲申，亦且迥殊于甲午。无有结缨誓骨，慷慨图存者。生机已尽，暮色凄惨，气象如此，可骇可怜，此真自古所无之事。夫至于公卿士庶，偷生苟活，候为欧洲之奴隶，听其犬羊刲缚，哀莫大于心死，病莫重于痹痨。”〔26〕在康有为看来，当时中国之所以不能振作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于清朝整个统治层失去了理性，因而麻木不仁，腐败无耻；在于人们的理性得不到发挥。他在《上清帝第一书》里就已经谈到：当今国家正处在危急存亡之际，可是清朝统治层对此却毫无感觉似的，“上兴土木之工，下习宴游之乐，晏安欢娱，若贺太平”。中日战争失败后，他感到问题更严重，因此，他指出：此经创巨痛深之后，朝廷上下，仍是泄沓苟安，以至“割地未定，借款未得，仇耻已忘，愤心已释”。他以为这简直是“麻木不仁，饮迷熟睡，刺之不知痛，药之不能入，诚扁鹊所望而却走也”〔27〕。这都充分体现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限度内敢于正视现实，要求改革现状的积极精神。

敢于批判封建专制和封建理学，要求个性解放，是康有为散文的又一主题。在他那贯穿着“去苦求乐”的人道主义精神，“感国难，哀民生”〔28〕的长篇政论散文《大同书》中，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了多方面的揭露，历数人们遭受的种种痛苦，诸如“压制之苦”、“阶级之苦”、“卑贱之苦”、“贫穷之苦”、“刑狱之苦”……康有为认为，人们的“苦”是“无量数不可思议”的。他觉得这个世界简直是非人的世界，它只不过是“一大杀场大牢狱而已”〔29〕。那么，怎样“救苦”（解放人类的痛苦）呢？他认为，要“救苦”，就得了解人间种种“苦”是怎样来的。他说：“总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而已。”因此，要“救苦”，就必须破除“九界”〔30〕。康有为所要破除的“九界”，实际上是主张去掉以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家族宗法制度为中心的重重罗网，免除封建专制压迫、束缚的种种“苦”，求得个人自由解放的“乐”。这无疑反映了资产阶级要求摆脱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理学压制、束缚，以求得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

宣传变法图强，批判守旧思想，是康有为散文的第三方面的主题。在他的许多政论散文中，列举了许多有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变易进化的事实，论证了变易进化是宇宙的普遍规律，其目的都是为“变政”提供论据。他认为“变者天也”〔31〕，顽固派“守旧不知变”，反对变法维新，就是“逆天”，违反了宇宙的规律，是站不住脚的；而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变法维新，则是符合天道、人理的。所以他提出：“旧者必坏，故当新”，“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32〕，这是一个规律。根据这个理由，康有为把维新还是守旧问题当作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唯有变法维新，才能富强；“泥守旧派”，必然灭亡。因此，他大声疾呼：为了救亡图存，非大变、全变旧派不可！康有为针对守旧派“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复古思想，指出守旧不变的弊病：“夫方今之病，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处列国竞争之世，而行一统垂裳之法，此如已夏而衣重裘，涉水而乘高车，未有不病喝而沦胥者也。”〔33〕因此，他在《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长篇散文里，积极为变法维新寻找理论根据。这些政论散文，继承龚自珍、魏源以公羊义议政的进步政治思想传统，从资产阶级变法维新的政治需要出发，也利用公羊学批判旧学，鼓吹“三世”进化、变法“改制”，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平等思想，致命地打击了当时的古文经学派，在政治上沉重地打击了当时“恪守祖训”的顽固派。

宣传近代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是康有为散文的第四个方面的主题。他的科学散文《诸天讲》就是比较有代表性地表现了他的散文创作的这一特色。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为了改变人们的旧意识、旧观念，认真探求了宇宙问题。他讲了太阳系的起源、地球与诸行星绕太阳旋转及其原因，解释了月亮的圆缺、日食、月食、彗星、流星、太阳的黑子等天象，也说明了地球上发生的潮汐、地震、火山等等。此外，在文中还谈及了银河系和河外的天体，认为宇宙是广大“无尽”的。康有为在散文里讲的是自然科学知识，意在寓政治于科学之中，对过去某些宗教唯心主义天道观进行批判。他指出：过去以“占验言天”是很荒谬的，“吾地蕞尔仅为日游星之一，岂能以诸恒星应一国百官之占卜乎，可笑事也”。他以为那种分野之说，“其谬尤甚”，因为中国仅当大地八十分之一，地球为太阳的行星之一，而太阳也只有无数行星之一，“岂能以恒星为州郡分野，实堪骇矣”〔34〕。至于过去天地相配，又以日与星皆绕吾地，甚且还说什么“父天而母地，乾父而坤母也，郊天而坛地也，更是荒谬之至”〔35〕。从而得出结论：“器之为用大矣哉！显微千里之镜，皆粗器耳，而远窥土、木之月，知诸星之别为地；近窥精微之物，见身中微丝之筦，见肺中植物之生，见水中小虫若龙象，而大道出焉。道尊于器，然器亦足以变道矣。”〔36〕

戊戌变法后，康有为逃亡海外，漫游北美和欧洲各国，写下了不少游记散文，形成了他散文另一主题，如《希腊游记》、《布加利亚游记》、《意大利游记》、《突厥游记》、《法兰西游记》、《德国游记》等，在这些记游散文中，作者以生花妙笔，把世界各地瑰伟壮丽的山川，秀美诱人的异国风光、名胜古迹以及风土人情，以其独特的美的姿态，展现在读者面前，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如作者记游历欧洲观看来因古战垒时的所见所感，就很有特色：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十二月朔夕五时，自嘻顺公国京渡来因河，长松夹道，苍翠无尽，车坏稍停而修之。徘徊松间，气清神暇。回望嘻顺京楼观峥嵘，河流汪洋。一时许至冰靳邑宿焉，自此夹河皆山，依山皆垒，数百里相望不尽。冰靳邑仅数千人，前临江之山，有西十二纪来因士太垒，屹然垒中，双塔高拱；山角则旅爹士太塔，山巅则有奈顺拿路像，宏巨甚，昔战罗马之名将也。河之中则为梅牛谈垒塔石，壁上则为申喧垒。申喧垒上下方圆威备，布置极佳。昔申喧公恶其夫人有外交，置铁匣中而饿死，即在是垒。此数垒皆冰靳河前数里，一望可数者也。行数里至噫伦科路士垒，新修五十万金，规模尤闳。上圆垒三，下圆垒四，建旗于第五层最高处。崇阶数百级而上，环堞甚远，方圆大小之垒，尚无数。下临河干绝壁，有人家百数，景亦最佳。……

行数里山巅，有西十二纪之科士淡一圆垒，极高大，二方垒稍低，馀皆倒坏，败壁犹有可存者，对河南岸人家百馀，屋颇整峻，惟山石作大斧劈甚粗。上有那灵勒垒，甚颓废矣。来因河流已窄，又多洲渚，故极可观，河中岛名靠，数里至巴尾拿村，人家数百，颇整。山上有废垒基甚大，今馀败墙数面耳。垒名士打庐益，言铁角，喻其坚也。夹河山高皆数十丈，总名皆曰来因也。山皆可耕，种葡萄甚盛，掩被山麓，夏时尤芳菲。来因葡萄酒甚有名，吾饮焉。……行数里，河有七石，以瑞士高峰之翁芙劳名之。滩溜湍激，船过甚险，德人以为滟预堆也。自此山后危矗，其罗厘黎山峭壁，临江尤耸，然横垒处，顶着酒楼，风景至佳。〔37〕

文中描绘古垒建筑，形貌各异，式制奇诡，颇为壮伟。

又如在《布加利亚游记》中，所记都城胜景、庙画教会、议会政体，颇为详尽，特别是记述民情风俗部分，更是充满着赞美之情：

布人与塞人同种，旧同为塞尔维亚国，自西十五纪为突厥灭，而隶为州郡，然突人之治属部，只驻大酋，而收其税，其馀教宗政化，一听其旧俗，颇有类吾之待西藏。在当时政令宽大，新民易于服从，至有一村之中，人种异族，衣服异式，宫室异制，礼俗异宜，而杂居焉，在外人视之极其骇异，而其民久居成俗，亦各安之，如今南洋也……布人旧来于突，政治甚恶，今立国仅三十年，师法欧西，百废具举，虽地小民贫，工商未兴，措施未易，欲速尤难。然布人勇锐之志，期许之深，大有一往无前之概，盖新脱羁绊者，自必栩栩自由，活泼进取，故虽肢体未具而头角峥嵘，大有一日千里之势矣。

康有为记述海外自然风光的散文，描摹如绘，形象生动，栩栩如生，颇具神韵。又如在《希腊游记》中便把希腊岛屿和山川胜景，状写得摇曳多姿：

希腊岛地域甚奇，大半几周以海，号称半岛而突出二千里，广数百里，故几同海国矣。且凹凸杈枒，又有无数岛屿辅之，其中剖地为二，有内海以交通，故吞吐山海，牙角崎嵚，不可思议。吾自雅典乘汽车至可连士易汽船，穿内海二千里，至北极之可孚岛，群山连亘，突兀起伏，变化波峭，雄秀奇妙，亭亭媚妩，宇内少有其比，惟意大利那威及吾江浙与日本间稍近之。其在北者稍粗豪，群山奔走，龙飞凤舞。至极南之端，以渐淘汰其粗，则秀美而峭特，独臻其胜，东坡诗所谓“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矣。况又与海波相映带，遥遥二千里，如美人照镜，罗袜凌波。而雅典都邑，三面半环山，惟西南一角，临海尚有小冈障焉。以山为郭，中开数十里平原，而郭中冈阜耸起，皆山石嵯峨，绝无平迤冗沓者。北有崇山中穿至城中，突起石冈，高十馀丈，曰“厄岌坡利士冈”，为京城之镇，气象。……

康有为的散文，不仅在内容上表现出饱满的政治热情，而且在艺术上追求毫无拘束，感情尽情倾泻的艺术境地，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散文结构上，康有为的散文具有纵横驰骋、豪爽明快的风格。为了适应维新运动的需要，他的文章一无羁束，汪洋恣肆，格调高亢，笔不藏锋，以畅所欲言、直抒己见为指归。特别是他那著名的《上清帝第二书》，更是洋洋洒洒，一气呵成，是一种豪放跌宕的文章，很能代表康有为那大笔淋漓、雄奇瑰玮的独特文风。在表现手法上，康有为的散文不拘传统古文的程式，融时代精神与科学精神于传统的古文形式之中。康有为的散文虽然不同于梁启超的新文体，仍然用传统的古文形式，但他的散文却没有传统散文的温文尔雅和词是理违之弊，也没有按“桐城”格局去讲求“义法”；它既不像桐城派散文的迂拘，又不像文选派散文的偶丽，更不像考据学者散文的朴拙；而是一种新旧结合的散文，或者说是新文体的雏形。在语言运用上，或骈或散，骈散杂糅，信笔所之，无一定格。如《朱九江先生佚文序》，便在全文散体中间有排偶。有时在他的散文中又喜欢用一连串的排句和偶句，连类引发，并且在散体中忽杂韵语。如《诗集自序》便体现这一特色。因此，康有为的散文给我们的美学感受，是一种总体性的混成效果——思想、感情、色彩、节奏、各种艺术技巧等都是相互渗透、紧密交织的。他那阔大壮观、气势雄伟的文章风格得到梁启超的继承和发扬，形成了风靡一时的新文体。康有为用他那别具一格的散文，为近代散文向新文体过渡开拓了新路。

第二节 “文坛巨子”梁启超

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字卓如，一字任甫，任父，人称任公，号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熊子乡茶坑村人。父以教馆为业。６岁随父读书，“８岁学为文，９岁能缀千言”〔38〕，１２岁中秀才，１５岁肄业于广州学海堂，好训诂词章之学，对“中外强弱之迹”有所了解，１７岁中举，此时已是“熟读经史子集，颇具训诂词章之学”的青年学子。光绪十六年（１８９0）秋，与陈千秋谒康有为，自此入万木草堂，从康有为习经世致用之学，了解中国数千年的学术源流与历史沿革得失，并钻研西学、佛学等，思想为之一大变。此间，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梁启超参与校勘，并负责分纂《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的发凡起例，协助康有为创立维新变法理论，从而开始了其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一生。

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梁氏在京，对时局有深切了解。次年３月，中日和议成，梁启超协助康有为联合在京会试举子发动“公车上书”，请求拒和、迁都、变法。７月，组织京师强学会，创办《万国公报》，宣传新学。１８９６年离京赴沪，出任黄遵宪筹办的《时务报》的总撰述，发表了著名的《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读西学书法》等文章，致力于维新宣传，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１８９７年10月受湖南巡抚陈宝箴之聘，主办湖南时务学堂，并与谭嗣同等共创南学会，由于以梁为首的青年学子们的苦心经营，湖南的学风士气大变，维新之势大张。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以康、梁为首的维新运动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殉难，梁启超远走日本，在以后１０多年的流亡生涯中，先后到过夏威夷、南洋、澳洲、美洲等地，宣传君主立宪。在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报刊，主张“兴民权”以“保君权”，并积极协助康有为在各地华侨中发展保皇会组织。同时，梁启超作了大量的文化学术研究工作，写了不少有影响力的文章，介绍新学以开通民智，整理传统文化以改造国民的道德，如《自由书》、《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新民说》、《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等都是一时名文。这些文字为梁氏赢得了“舆论界之骄子”的美誉。

１９0５年，同盟会成立，梁启超写了《开明专制论》一文，同革命派展开论战，但革命潮流已不可逆转，梁氏的宣传也以失败告终。１９０６年，清政府下诏预备立宪，梁启超积极配合熊希龄、苏观云等筹划组织政党。次年９月在东京成立政闻社，在上海出版《政论》杂志。１９０８年政闻社总部迁到上海，不久即被清政府查禁。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又办《国风报》，继续进行维新宣传。

辛亥革命爆发后，梁启超结束了１０余年的流亡生活，由日返国，他一踏进国门，就以进步党党魁身份跻身政坛，并创办《庸言报》，写了不少政策、法制等理论文章。１９１３年１０月出任袁氏政府司法总长，１９１４年２月任币制总裁。这时期他意气风发，积极参与各项政治活动。

１９１５年，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梁曾写信劝他悬崖勒马，并撰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之解剖》等文章，对袁氏和专制政体进行猛烈抨击。不久梁离京从事倒袁运动。１９１６年于广东肇庆成立护国军务院，与蔡锷等共同发动护国战争，反对袁氏称帝。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梁出任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并与段祺瑞、冯国璋合作，扑灭张勋复辟丑剧。１９１７年１１月辞去财政总长，自此退出政坛，专意著述。

１９１８年冬，梁启超同蒋方震、丁文江、张君劢等赴欧洲，游历了英、法、比、荷、瑞、意、德等国，拜访过当时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格森。此次欧游，梁启超抱着两个宗旨，一是“想自己求一点学问，而且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怎样收场，拓一拓眼界”；二是“因为正在做正义人道的外交梦，以为这次和会，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根本改造，立个永久和平的基础，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伸诉伸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39〕。梁在法国，列席了正在进行中的巴黎和会。这次会议，促使梁启超所谓“正义人道梦”的破灭。面对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他痛心疾首，很有见地地痛斥巴黎和会是帝国主义宰割弱小民族的“强盗会议”、“分赃会议”。“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法国立即挥笔撰写《外交失败之原因与会后国民之觉悟》，抨击“日寇强梁”，斥责“政府卖国”。

１９２０年回国后，他决心要“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40〕，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以后几年梁启超先后在天津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学校等学府任教，并在各地作巡回讲演。在这期间写成了《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墨经校释》、《中国历史研究法》、《佛学哲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关于文学方面的论著则有《陶渊明》、《屈原研究》、《情圣杜甫》、《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示的情感》等。梁启超以其大量的拓荒性的学术巨制成就了其“一代宗师”的美誉。１９２９年1月２９日，梁启超因肾病卒于北平协和医院。梁启超著作收集较全的，有林志钧编订的《饮冰室合集》（１９３６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梁启超是个学贯中西，善于改造，善于创新的文学家，他的文学思想有个不断生长、不断成熟的过程。早年的梁启超是个社会活动家，一个杰出的利用报刊进行启蒙宣传的新闻工作者，这时他的文学思想具有明显的求新求用的特点，形成了以进化论思想为主导，文学为社会政治服务的文学观，具体表现为发动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文学革新运动，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文学革新思想，除旧布新，给文坛带来了生机和活力。晚年则更注意从艺术内部规律去探讨文艺，注重心理批评，多从情感意志方面去发掘作品的审美价值，这对其早年急功近利的文学观起到补弊纠偏的作用，应该说梁启超早晚两个时期的文学理论是互相补充，相得益彰的。

进化文学观。梁启超继承龚自珍、魏源，尤其是黄遵宪的文学观点，认真分析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肯定了宋元以降的白话文学，其实是从文艺哲学的高度肯定了中国文学走的是一条合乎时代需要与时俱进的科学道路。他说：“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展开，靡不循此轨道。中国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语……寻常论者，多谓宋元以降，为中国文学之退化时代。余曰，不然。……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41〕肯定俗语文学，主张文字文体改革，正是梁启超进化论文学思想的基本内容，也是其早期文论的核心。

诗界革命。它是近代文学革新运动的重要方面，它从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牢笼中闯出来，形成了一个进步的文学流派，有力地冲击了旧体诗坛，成为“五四”白话诗运动的先声。１８９４年秋冬间，迫于时局之危殆，梁启超在京同谭嗣同、夏曾佑等议论国事，探求救国真理，主张破除旧学之禁锢，引进西学，树立新学。他们以诗为突破口，开始创作“新学诗”。这是诗界革命的开端，但走的是一条“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的弯路。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们否定了这种做法，在诗界革命上走着更实在的路子。１８９８年，梁启超在他主办的《清议报》上开辟了第一块公开的诗歌创作阵地“诗文辞随录”，后来又在《新民丛报》开辟了“诗界潮音集”专栏，这是新派诗的主要阵地。１８９９年，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一文中率先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他说“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要“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借来者诗料”，并认为新诗“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有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从其诗界革命的三条纲领看，“新意境”是其基本内容，“新语句”则是为了更好地服务“新意境”，诗界革命主要是“革其精神，而非革其形式”。这一思想在《饮冰室诗话》里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他反对“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的做法，并把这一观点概括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或“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具有世界性目光的学者的诗论的近代特质。这表明其诗歌理论已基本成熟。但这种以输入欧风西雨为意境的诗学理论到后期又有新的变化。１９0２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小说》杂志，接受黄遵宪的建议，特辟“杂歌谣”一栏，刊登了不少具有较大影响的，内容生动活泼，语言通俗易懂，且可配乐歌唱的近代乐府诗，把诗体的改革引向诗文合一的道路，有力地推动了白话诗的发展，最终导致了白话诗运动的形成，使“诗界革命”走上由形式到内容的综合改革道路，一条不断向通俗进化的道路。

小说界革命。梁启超很早就注意到小说的社会功用，早在１８９７年写的《变法通议·论幼学》中，他已开始倡导小说。梁启超首先推崇的是政治小说，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他极力强调用小说来改变全国议论，促进“政界之日进”。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十月，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正式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主张以小说来“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格”、“新学艺”、“新人心”、“新人格”，总之利用小说来改造人，改造社会。梁启超把封建正统文人鄙视的小说，提到“文学之最上乘”的地位，虽有偏颇之处，但在当时却是一大贡献，为小说的繁荣奠定了理论基础。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是近代史上关于小说的社会作用的最完整的论述。梁启超在此提出了著名的“二德”“四力”说。“二德”即一是小说给人以理想，“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受之空气者也”。二是给人以知识，使人对其“所怀抱之想象，所经历之境界”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四力”即熏、浸、刺、提。熏，即熏陶，是小说的潜移默化的力量；浸，即“浸入其内”，指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刺，是激发读者感悟而提高其思想；提，是使读者模仿其中的主人公，从而提升自己成为理想人物。“二德”“四力”说虽也涉及艺术规律问题，但主要侧重于小说的社会功能，强调其左右社会风俗好尚，改造人和社会的作用。与此同时，梁对当时流行的庸俗小说作出有力的批判，认为一般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佳人才子之思想”、“江湖盗贼之思想”、“妖巫狐鬼之思想”，大都从旧小说得来的。他在介绍《〈新小说〉第一号》中说“新小说之意境，与旧小说之体裁，往往不相容”，“盖今日提倡小说之目的，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非前此诲盗诲淫诸作可比。必须具一副热肠，一副净眼，然后其言有裨于用。名为小说，实得当以藏山之文、经世之笔行之。”《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是一篇历史性的文献，它的光与影不同程度地笼罩着本世纪头十年的小说论文，以疾风迅雷之势打破了歧视和轻视小说的封建文统，开创了一个借小说以改良社会，开通民智的时代。

由于小说界革命过分着眼于政治功利，在艺术规律上的探索是有偏颇和不足的。如政治小说，当时的有识之士已指出其缺乏“小说中之神采之趣味”〔42〕。而梁启超自己拿出来的“新小说”样本——《新中国未来记》，也是“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文体”〔43〕。这种欠精细写实的小说也从实践上反证了其理论的不足。另外梁启超在破除旧小说的恶劣影响时，存在否定一切的倾向，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也是不利于建设小说的鲜明的民族风格的。

文界革命。早在１８９６年，梁启超受黄遵宪之托主编《时务报》时，散文的改革就已紧锣密鼓地进行起来。１８９９年，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一文中首次提出“文界革命”的观点，主张输入西方的文化思想，改革文章的内容，以建设新文体。首先梁启超从文化普及的现实需求出发，回顾了古代“古人文字与语言合”，“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语”等的历史，看到了文体的革新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他说：“俗语文体之流行，实文学进步之最关键也……中国文字，衍形不衍声，故言文离，此俗语文学进步之一障碍，而即社会进步之一障碍也。为今之计，能造出最适的新字，使言文一致者上也；即未能，亦必言文参半焉。”〔44〕可见梁启超的文体革命在形式上突破了桐城义法的束缚，朝着语文合一的方向发展。在内容上梁启超一反“代圣人立言”的文统，从政治需要出发，着眼时务，其所选题“必择众人目光心力所最趋注者”，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现实性，同桐城派的空疏文风截然不同。所以梁启超的“新文体”文不中律，恣肆议论，句式骈散杂糅，奇偶并用，语言半文不白，时杂以俚语外国语法，平易畅达，笔锋常带感情，别有一番魔力，别有一家面目。

审美心理批评。在经过早期的狂飙突进之后，梁启超的文化思想进一步成熟，在艺术规律的探索上，也由早期高扬文学的社会功用转到注重情感移情的心理批评。１９２0年后，梁启超写了《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美术与科学》、《情圣杜甫》、《美术与生活》、《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什么是新文化》、《桃花扇注》、《屈原研究》等论著。在这里他强调科学精神，高扬情感意志和心力创造，提倡情感教育和趣味主义，通过对古典作家作品的品评，建立起了情感教育为中心，倾注满腔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的艺术情感教育论，揭示了艺术创作的基本特点和规律。他着重强调了意与象迫、情与境谐、景同情异的审美创作原理；“真美合一”“同中观异”的个性创造能力以及情感的审美生成、审美接受等问题。这些批评从精神上看同前期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改造国民和社会，但方式上已建立了前期不可比拟的更贴近艺术特质的审美学体系。所以，这是梁启超对自己早期美学思想的修正和质的发展，是梁启超美学思想不可忽视的另外一个重要收获。

梁启超的创作，涉及散文、诗歌、小说及戏剧。在散文方面，梁启超是近代散文大家，他创制的“新文体”（又称“新民体”），开一代新风，影响甚大。

梁启超很早已开始探索文体改革的道路。从《时务报》时期的《变法通议》、《南学会序》、《知耻学会序》等文章看，其内容广泛，议论精详丰赡，“以至上到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45〕，可以说此时的文章已为后来的散文奠定了基础，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但梁启超的“新文体”的真正成熟是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的１００多篇文章和专著为标志的。这些文字正如黄遵宪说的“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46〕。这些文章为梁启超赢得了“舆论界之骄子”的美誉。关于“新文体”的形成和特色，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总结道：

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练，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番魔力焉。

从上述文字可见，梁启超一开始就是站在桐城派的对立面上，自觉地作其“觉世之文”的，他只求文章“平易畅达”“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而“不必求工”，从旧文体那种陈腐僵化的形式格调中摆脱出来，运用更丰富的表现手法和语言表现能力去适应繁复剧变的社会，从而别创新生面，自成新风格的。

梁启超的散文“门类极繁”，“搜罗极博”，题材多样，形式自由，不拘一格。这些文章“或大或小，或精或粗，或庄或谐，或激或随”〔47〕，皆灵活自由，不受体裁限制，总以适应现实的丰富性和多变性的需要为准的。梁启超散文成就最高的是政论和带政论性的杂文。这些文章多是“国民关注，闻者足兴”的论题，比较充分地反映了一代人民大众和青年知识分子的情绪和愿望，体现了强烈的反帝爱国精神。在这类散文里，他愤怒地控诉了侵略者“无端而逐工，无端而拒使，无端而揽铁路，无端而涎矿产，无端而干狱讼”〔48〕的狼子野心。他大声疾呼：“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数年之后，乡井不知谁氏之藩，眷属不知谁氏之奴，血肉不知谁氏之俎，魂魄不知谁氏之鬼。”〔49〕对于清政府的投降卖国，也鞭辟入里，在《知耻学会序》中他痛斥了清朝是“官惟无耻”、“士惟无耻”、“商惟无耻”、“兵惟无耻”的一群，在《少年中国说》中更把矛头指向罪魁慈禧，运用白描讽刺手法，痛骂“老后、老臣、老将、老吏”，说他们“非眼盲即耳聋，非手颤即足跛，否则半身不遂”，“欲责之国事，是何异立无数木偶而使之治天下”，指出他们不惜赔款割地，让人民“作仆为奴”，只是为了“赎我一条老命”的卑鄙阴暗心理。沉重的灾难压在梁启超的心头，历史使命感使这位充满爱国激情的青年学子发出了追求新生事物的愿望。他对“中国的少年”提出了要求，对“少年中国”表达了热烈的讴歌和深切的希冀：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覆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这是一个觉醒了的知识分子身上爱国热情与民族自信心的迸发，文中对“少年中国”的歌颂，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这种感情是热烈而诚挚的，感动着一代国民，召唤着不甘于被压抑的爱国者努力为改造中国而进行战斗，以促成“少年中国”的诞生。

当然梁启超紧密结合时政的同时，随着其思想文化的进一步成熟，也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国民性作了分析和整理，这方面《新民说》是其代表作。在《新民说》中他提倡独立精神，“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穷，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其于古人也，吾时而师之，时而友之，时而敌之，无容心焉，以公理为衡而已”。这种大胆科学的探索精神，使梁启超提出了一套“群性”与“个性”并重，“德性”与“理性”兼容的“新民学说”，大大地激发了人的力量和觉醒。其中的《论自由》、《论进步》、《论毅力》、《论希望》等都是传诵一时的名文。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１５年梁启超写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拟讨专制檄》、《袁世凯之解剖》等一组文章，这是梁启超后期政论文的代表作，一时影响极大。其中《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中有云：

今年何年耶？今日何日耶？大难甫平，喘息未定，强邻胁迫，吞声定盟，水旱疠蝗，灾区遍国，嗷鸿在泽，伏莽在林。在昔哲后，正宜撤悬避殿之时；今独何心，乃有上号劝进之举！夫果未熟而摘之，实伤其根，孕未满而摧之，实戕其母。吾畴昔所言，中国前途一线之希望，万一以非时之故，而从兹一蹶，则倡论之人，虽九死何以谢天下！愿公等慎思之。

这段文字多用排比、比喻手法，行文锐达，文辞尖刻，说理透辟，在盘郁曲折中透出一股穿云裂笛之力，令政敌丧胆，使民众雀跃。

除政论外，梁启超还写有不少艺术性较高的传记作品。早年作传，文风严谨，文笔洗炼，具有明显的旧史传散文的特点，《谭嗣同传》、《三先生传》、《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传》、《管子传》等较有代表性。《谭嗣同传》中通过谭和袁世凯的对话，把谭嗣同的坦诚、直爽、老实、迂阔和袁世凯的阴险、狡猾、奸诈，刻画得惟妙惟肖，形象生动可感。而最末一段写谭嗣同被捕，坐狱到就义更是气足神完、文气淋漓之致。就义一节写道：“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君呼刚前曰：‘吾有一言’，刚去不听，乃从容就义。呜呼，烈矣！……”文中语言简练经济，平易锐达，寥寥几十字即把维新志士临刑前的伟岸形象印在读者脑海里。后来，梁启超又吸收西洋夹叙夹议的评传体写法，写成《李鸿章传》、《南海康先生传》等既真实又形象的历史传记。而另外一些写外国人的传记，如《新英国巨人克伦威尔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等也历受好评，郭沫若就曾称赞它是“笔调轻灵”的美文。

当然，作为一种新生的事物，梁启超的新文体也有不可掩盖的缺陷。由于注重广泛传播新学，以至不加区分地吸收，思想庞杂多变，因而其思想文字往往瑕瑜互见，既带有惊人的敏锐性、广泛性和煽动性，又带有明显的驳杂、浮浅、偏颇甚至矛盾处。他反对桐城派的空疏，自己却不自觉地流于浅薄；反对八股文的呆板格局，却流于散漫杂乱。但总的说来，其向生活进取的艺术创新精神合乎时代前进的目标，则是其散文的主导方面。

梁启超自称“余向不能为诗”〔50〕，其实他能诗，也作了不少好诗，现存诗约４００首，词６０余首。梁启超为诗走的是一条使古体诗词不断散文化的路子，努力打破旧体诗词的束缚，逐步向白话诗过渡。关于梁启超的诗词，郑振铎曾在《梁任公先生》文中独具慧眼地评说：“其诗也自有一种矫俊不屈之势，也具有一种奔放浩莽，波涛翻涌的气势，与他的散文同调。”这一评点是准确科学的，“与其散文同调”正是梁启超为诗所追求的目标。

最能代表梁启超诗歌特色和成就的是其曾大力改造过的古风歌行。１８９８年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亡日本，乘船赴日途中，他悲愤交集，作了第一首长篇古风《去国行》，全诗共五章，３４０余字。第一章云：“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兹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长歌当哭，充满一股英雄浩气。二、三章追述日本维新历史，指出新政来之不易。“可怜志士死社稷，前仆后起形影从。一夫敢射百袂拾，水户萨长之间流血成川红。”并对其表达了向往之志：“尔来明治新政耀大地，驾欧凌美气葱茏，旁人闻歌岂闻哭，此乃千百志士头颅血泪回苍穹。”第四、五章表达作者为新政奋斗到底的决心和精神，其词云：

吁嗟乎，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不幸则为僧月照，幸则为南洲翁；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阴之间占一席，守此松筠涉严冬，坐待春回终当有东风。

吁嗟乎，古人往矣不可见，山高水深闻古踪。潇潇风雨满天地，飘然一声如转蓬。披发长啸览太空，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

全诗气势澎湃，酣畅淋漓，诗随气走，极为本色。前后两章有变化，有呼应，气足神完。读完全诗，一个愤事忧时，气冲斗牛的志士形象已活脱脱跃了出来。

到日本后，梁启超曾作长篇古风《雷庵行》以述志。前部分作者极力铺叙雷庵的环境和雷庵主人的形象，最后作者直抒胸臆：“吁嗟乎，雷庵雷庵，日亦已暮，春亦已深，时会一去，何时可寻？吾愿尔为我一声轰轰振天地，叱咤淋漓走魑魅，党破群聋起沉睡。蛰龙起蛰万灵从，神州十载风云气。十载以后，吾与先生，雷庵携手，应忆今年花开时，满城云锦照春酒。”全诗饱含一种乐观豪放的战斗精神。１８９９年１２月３１日梁启超赴夏威夷途中，作了《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全诗共８章，约１５００余字，是梁启超所作最长的一首。第一章点明“漫声浩歌我二十世纪太平洋”的目的和原因。二、三、四、五章用进化论观点回顾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第六、七章则集中分析了１９世纪末环太平洋的情势，指出“今日民族帝国主义正跋扈，俎肉者弱食者强”，呼吁我们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起而图强：“吾欲我同胞兮乘风以翔，吾欲我同胞兮破浪以飏”，最后作者以“一鸟鸣朝阳”自喻，感情浓烈地表现了作者的斗士情怀。全诗汪洋恣肆，议论古今，气魄宏大，可明显感受到散文伸缩离合之法的影响，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看，都可以说是诗界革命的代表作。当然，梁启超在斗争中也遇到不少挫折和压抑，他认识到成事的艰辛，但他绝不放弃点滴的努力，这种复杂的心境也在长篇古风歌行中有形象的表现，如《举国皆我敌》和《志未酬》。前者在指出“举国皆我敌，吾勿能悲，吾虽吾悲而不改吾度兮，吾有所自信而不辞”的同时，也分析现实情况是“积千年旧脑之旧习惯兮，岂旦暮而可易”，但作者以基督自喻，决心“牺牲一身觉天下”，以“百年四面楚歌里，寸心炯炯何所撄”的勇气和精神去解救近代愚暗的中国。后者则以自问自答的形式，指出人生当一点一滴为社会奉献终身：“吁嗟乎，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便无志。”表现出深刻的进取精神和对生活的认识的哲理意蕴。

梁启超自逃亡海外后，他为诗的触觉伸到更开阔的地方去，更加关注国计民生问题。他悲怜百姓“悠悠者苍天，哀哀者谁子？”〔51〕的同时，也表达了对帝国主义强烈的憎恶。１９１１年春梁启超游台湾回来后曾作《拆屋行》一诗，通过描写一个身染重病的寡妇家的遭遇，愤怒地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麻衣病嫠血濡足，负携八雏路旁哭，穷腊惨栗天雨霜，身无完裙居无屋。”其生活是如此凄苦，但仅有的几间百年老屋却要被“好心”的市政官拆掉，落得“出门十步九回顾，月黑风凄何处路？只愁又作流民看，明朝捉将官里去”，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有苦说不出。而另一边却是“市中华屋连如云，哀丝豪竹何纷纷，游人争说市政好，不见街头屋主人”。在鲜明的对比中，我们看到的是梁启超对人民生活的关注和悲怜，以及对帝国主义的愤怒声讨。这一精神也贯穿在梁启超中晚期的其他作品中，形成了其诗文的一大特色。

后来，梁启超又把这一类诗同音乐结合起来，创作了《爱国歌》、《终业式》等通俗歌词，在诗歌的通俗化散文化上走出了可喜的一步。其《爱国歌》云：“泱泱哉我中华，最大洲中最大国，廿二行省为一家。物产腴沃甲大地，天府雄国言非夸。君不见英、日区区三岛尚崛起，况乃堂矞我中华！结我团体，振我精神，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畴与伦！可爱哉我国民！可爱哉我国民！”诗中充满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洋溢着炽热的爱国情思和对中华雄飞宇内的坚定信念。文字平易，句式自由，气势豪迈。

梁启超在律诗和绝句方面也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其中有以表现个人情怀为主的，如：

丈夫有壮别，无如远从军。手激天河水，清夷五浊尘。蛰灵待雷雨，身世入风云。令我胡为者，虫鱼注古文。

——《壮别》之三

苦吟兀兀成何事，永夜迢迢无限情。万壑鱼龙风在下，一天云锦月初生。人歌人哭兴亡感，潮长潮平日夜声。大愿未酬时易逝，抚膺危坐涕纵横。

——《澳亚归舟杂兴》之四

平生最恶牢骚语，作态呻吟苦恨谁？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立身岂患无馀地，报国惟忧或后时。未学英雄先学道，肯将荣瘁校群儿。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将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自励》二首

诗中有愤懑，有沉思，亦有激越之情，真切地表现了一个追求真理，献身国家的知识分子心态。

也有写农民生活的辛苦情状的，如《刘荆州》和《岁暮感怀》。前诗强烈抨击了“忍将国难供笑柄，敢与民权有夙仇”的“刘荆州”。后者尽力描写了民生之艰：“是处无衣搜杼轴，几人鬻子算租庸！近闻诛敛空罗雀，倘肯哀鸣念泽鸿。”当然，梁启超的律绝更多地充满着爱国精神和历史使命感。如《读陆放翁集》四首，其二云：

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

辜负胸中百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

诗中作者以陆游自励自况，曲尽其态地表现了其盘郁于胸的爱国情怀。

当然梁启超诗的题材是多方面的，风格也是多姿多彩的，如同是写爱情的诗，《寄内四首》就写得缠绵悱恻，柔情蜜意洋溢纸上，而《纪事二十四首》则充满倾慕和赞叹之情：

一缕柔情不自支，西风南雁别卿时。年华锦瑟蹉跎甚，又见草薕花满枝。

——《寄内四首》

目如流电口如河，睥睨时流振法螺。不论才华论胆略，须眉队里已无多。

——《纪事二十四首》

两诗因对象不同，风格也全然不同，真可谓是异彩纷呈。１９１１年梁启超游台湾后，又根据当地民歌的辞意写成《竹枝词》十首，描写台湾的风俗人情，其一云“韭菜花开心一枝，花正黄时叶正肥。愿郎摘花连叶摘，到死心头不肯离”，风格清新，表明他向民间文学吸取营养的努力。

梁启超能诗也能词，其词作不多，但亦颇有一些可读之作。前期词作激昂慷慨，雄浑豪迈，如《水调歌头》：

拍碎双玉斗，慷慨一何多！满腔都是血泪，无处著悲歌。三百年来王气，满目山河依旧，人事竟如何？百户尚牛酒，四塞已干戈。千金剑，万言策，两蹉跎。醉中呵壁自语，醒后一滂沱。不恨年华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强半为销磨。愿替众生病，稽首礼维摩。

全词发幽愤而出，笔力雄健，音节激昂，无论内容还是风格上都是一首比较成熟之作。后来随梁启超更事渐多，词风也转沉郁，如《贺新郎》：

昨夜东风里，忍回首，月明故国，凄凉到此。鹑首赐秦寻常梦，莫是钧天沉醉？也不管、人间憔悴。落日长烟关塞黑，望阴山，铁骑纵横地。汉帜拔、鼓声死。

物华依旧山河异。是谁家、庄严卧榻，尽伊鼾睡。不信千年神明胄，一个更无男子！问春水、干卿何事？我自伤心人不见，访明夷、别有英雄泪。鸡声乱，剑光起。

这首词取法苏、辛，胸襟开阔中见沉郁，受困愈甚，斗志愈旺，不失为豪放名作。当然除了这些本色豪放的词作之外，梁启超也受晚清婉约词风影响，写了一些委婉深曲之作。如《六丑》词：

听彻宵残雨，正帘外、晓寒衣薄。莫道春归，便浓春池阁，已自萧索。问岁华深浅，愔愔桃叶，在旧时阑角。繁红斗尽无人觉。待解寻芳，东风已恶。欢期未分零落。尚曲墙扶绕，频动春酌。情怀如昨，只休休莫莫。似水流年，底成漂泊？故枝犹缀残萼，又蜂衔燕蹴，乍欺怯弱。愁对汝、自扃深阁。却不奈，一阵轻飙无赖，送敲垂幕。感啼鸟、未抛前约。向花间道，不如归去，怕人瘦削。

此词前有小序，云：“伤春，学清真体，柬刚父。”以伤春为题，实寓家国之深忧，可谓婉约深秀，寄托遥深。时人评谓“得片玉（周邦彦）神味”。

在梁启超的创作中，还有小说、戏剧。小说有《新中国未来记》（长篇，只写了五回），戏剧有《劫灰梦》、《新罗马》、《侠情记》等，皆未完之作。这些作品，无论题材、思想内容，以及艺术形式，都体现了作者在“小说界革命”中所阐述的文学思想（按：近代是将戏剧也列入小说之列），表现了作者“激昂慷慨，血泪交流”的政治热情，给小说戏剧创作带来了新气息，但就文学艺术性而言，它们不仅是未完之作，难窥全貌，就已写出来的内容来看，政治议论多于艺术语言，政治概念化比较明显，缺乏文学的艺术形象性。

第三节 康门弟子的诗文

康门弟子，号称三千〔52〕，是中国近现代史一个庞大的知识群体，他们主要指就读于康有为先后创办的广州万木草堂、桂林广仁学堂和上海游天学院，以及康有为的拜门弟子和私淑弟子。万木草堂和广仁学堂创办于近代１８９１—１８９７年间，为中国近代造就了各种杰出人才，他们之中也有能诗能文的文学人才，其中比较著名又属于广东籍的，除梁启超外，还有麦孟华、潘之博、韩文举、梁朝杰等，他们在文学领域谱写了反帝爱国、匡济时艰的新篇章。

麦孟华（１８７４—１９１５），字孺博，号蜕庵。广东顺德人，早年与梁启超就读于广州学海堂，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入长兴学舍师从康有为，为长兴里十大弟子之一。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举人。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组织“公车上书”，联络各省举人，抄写康有为起草的《万言书》，并在《万言书》上签名，“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都察院前里许”〔53〕。为了宣传维新变法，麦孟华协助康、梁在京办报，撰写文章，“分学校军政各类，日腾于朝，多送朝士，不收报费，朝士乃日闻所不闻，识议一变焉”〔54〕。１８９７年与梁启超、汪康年等在上海创立“不缠足会”，又协助梁启超、汪康年办《时务报》，并积极撰文；后又协助康有为刊行《中外纪闻》（又名《中外公报》）、《万国公报》；担任编辑和撰述。戊戌政变后，麦孟华流亡日本，协助梁启超创办《清议报》。后曾一度主持该报笔政，并代理大同学校校长。１９０２年任《新民丛报》撰述。１９０７年任政闻社常务员。１９１３年担任《不忍》杂志的编辑工作。１９１５年病逝于上海。著有《蜕庵诗词》。

麦孟华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爱国者，是康有为“公车上书”、实行维新变法的得力助手，也是康有为后期君主立宪、尊孔保皇主张的忠诚的宣传者和积极的执行者。他的诗多唱和怀人之作，或抒发“雨打风吹馀子尽”，“胸中秘怪郁风雷”〔55〕的悲慨之情，表现自己对顽固势力的愤慨；或抒发“要将豪放压穷愁”的豪直之气，反映出“安得脱鞲一飞去，相从寥廓击高秋”〔56〕的真挚友情；或袒露自己“入骨相思忘不得”〔57〕的绵渺情思，写来深挚感人。既有沉雄悲慨之作，又有悱恻幽怨之言，忧愤中带有豪迈之气，是他情感的真实流露。

麦孟华的词，大都在戊戌政变后流亡海外所作。词中多借景抒怀，表现出对家国的忧虑、对祖国未来的期待，同时也表现出对黑暗现实的愤慨。如他借“流波”、“芳草”，寄托对祖国的思念，对事业未成、年华已老的悲叹。如《蝶恋花》：

珠幌春星和梦数。梦不分明，便上斑骓去。芳草何曾遮得住？尊前便是天涯路。不怨玉容成间阻，只怕春深，容易花迟暮。送泪流波呜咽语，断红珍重相思句。

他亦以梅花自喻，表达自己的高洁情怀。如《解连环·早春雪意》：

四垂天窄，恨痴云冻冱，晚烟愁碧。甚一霎、薄日嫣花，便酿就重阴，黯皴铅墨。待忍清寒，为吹起、玉龙哀笛。奈琼妃倦舞，憨恋妒云，斗春无力。沉沉断鸿讯息，止昏鸦数羽，争树啼急，追旧时、挑菜光阴，却误了俊游，采香吟屐。翠殢红悭，暗换却、二分春色。剩疏影、一枝照水，犯寒自坼。

词作以比兴手法，写出了戊戌政变后严酷的政治形势，表现了作者忧念国事的耿耿之情。直到晚年，虽然过去那样的“恢奇壮志”已不复存在，词中更多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恬淡闲适的情绪，如“烟柳危阑肠断处”，“漠漠萦帘香一缕，仗伊遮断愁来路”〔58〕等，但隐含在词作中的还是激愤，是一颗难于泯灭的爱国之心。

麦孟华的散文大多发表在《时务报》上。他的文章表现出强烈的反对侵略的爱国精神，如《公车呈都察院请拒俄割旅大稿》，愤怒控诉沙俄和其他帝国主义联合瓜分中国的罪行，指出“俄割旅大，法割滇粤，英割长江，日割福建，眈眈逐逐，纷至沓来，二万万里之幅员，一旦可以立尽”，并指出了对策：“伏望皇上远虑事变，坚忍力持，勿图旦夕之苟安，勿畏虚言之恫喝，上焉拒俄请以联英日，次焉求公保以绝俄交，发愤变法，力求自强，则国家将有所赖。”当德国侵占我山东，毁我孔庙时，麦孟华义愤填膺，奋笔写下《公车上书请办德人拆毁山东孔庙折》一文，怒斥德国侵略军暴行，强烈要求通令德国驻华使馆，责令德廷严办当事人。为了振兴国家，反对外侮，麦孟华在散文中大力提倡“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并主张中国自强变法，必须从改革官制开始。在《论中国变法必自官制始》中，认为中国过去几十年自强变法收效甚微的原因，主要是“官制顽阻”，致“弊政”不改，因此，改革官制是变法的根本。另外还认为，中国自强变法，还必须倡侠气。他在《尊侠篇》中强调，“昔日中国以侠立国”，故有“匹夫之勇，国力之强”，“故秦以前戎狄不乱中国，此后挫侠愈甚者，其患戎也亦愈甚”。近代侠气消尽，骨气受挫，中华民族屡受侮辱，“今西人之侮我甚矣，割我土地，劫我盟约，阻我加税，拒我使臣，逐我华工，揽我铁路，搀我矿务，要我口岸，胁我官吏”。这是因为朝廷命官消尽侠气、侠骨，投降卖国所致。为了抵御外侮侵凌，必须“尊侠”、“扬侠”，振奋民族精神。这些主张都体现了麦孟华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麦孟华的文风受康有为的影响甚大，文笔清新，捭阖自如，骈散相济，行文颇有气势。

潘之博（１８６９—１９１６），字若海、弱海，号弱庵，广东南海人。少年有志，求学于万木草堂，为康有为弟子。少年时即主张加强武备，康有为曾派他加入军旅，以策动勤王，反对西太后。故康有为称他“弱冠从戎，习兵略”〔59〕。他积极支持康有为的维新变法运动，戊戌变法失败后东渡日本。１９０６年，曾与梁启超、蒋智由等筹划组织政闻社事，１９0７年回国。由于积极筹划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遭通缉，逃亡香港。１９１６年病逝。潘之博为人忠厚正直，“有万夫不当之勇，博极古今之学，通贯中外之识，恻怛救国之仁，沉毅而刚劲，直大而忠纯，至诚而有仁术，观世甚深而去留不苟。安贫自娱，非其道与之千驷万钟不受”〔60〕。同时他也是一位激情澎湃、才华横溢的诗人、词人。著有《弱庵词》。在诗词方面他与麦孟华齐名，时人誉之为“粤两生”，两人诗词作品一同被收入《粤两生集》中，康有为曾为此书的出版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

潘之博的文学创作，以词的成就为大。他的词跳动着时代脉搏，反映了政治斗争的风云。戊戌后，潘之博“尝入扬州猛将徐宝山幕，将拥之以勤王”〔61〕，反对西太后的专制独裁，但目的未能实现。１９１３年春，徐宝山在扬州被人炸死。潘之博十分悲愤。以后他曾作《水调歌头·镇江过徐将军故里感赋》，词中抒发了自己勤王无成的愤慨之情：

想当年，披玉帐，预军筹，扬州一梦，初觉星散万貔貅，不见提师敬业，空剩渡江罗隐，书剑上渔舟。慷慨复谁共？沽酒听村讴。

辛亥革命之后，当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潘之博奔走四方，联络各地军事力量，共同讨伐袁贼，写下了《霜叶飞·宿开平镇署，和清真韵》一词：

接天衰草，荒山戍、夕烽光照林表。战营群马猛嘶风，动四城凄悄。渐猎猎、旌旗荡晓。谯楼低挂凉星小。便是未闻鸡，也起舞、婆娑自喜，烛影回照。

因甚挟策携书，辞家万里，远游边塞还到？白头幕府厌趋迎，感杜陵怀抱。况战伐、乾坤未了，边笳犹奏悲凉调。看夜徂、干戈里，万事低迷，恨添多少？

词中以刘琨、祖逖自喻，表达了他要把反袁救国斗争进行到底的英雄气概。

潘之博的词还表现了他深沉的壮志未酬的忧愤之情。如《解连环·留赠任公》中写道：

伤别伤秋，易过了，西风时节。只食牛意气，射虎情怀，不随销歇。

词的基调是积极向上、健康乐观的，流露了作者变法失败后伤秋悲春、岁月蹉跎之感，抒发了决意以李广为榜样，继续射杀猛虎、富强国家的豪情。又如《贺新郎·赠子刚》：

悲愤应难已，问此时、绝裾温峤，投身何地？莫道英雄无用武，尚有中原万里。胡郁郁、今犹居此？驹隙光阴容易过，恐河清、不为愁人俟。闻吾语，当奋起。青衫搔首人间世。怅年来、兴亡吊遍，残山剩水。如此乾坤须整顿，应有异人间起。君与我、安知非是？漫说大言成事少，彼当年、刘季犹斯耳。旁观论，一笑置。

这里反映了作者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对历史人物的向往，充满着历史的使命感。作者既是力勉友人，更是词人自勉。光阴易逝，时不我待，要为改造国家干一番事业。此两首词把抒情、写景、议论熔为一炉，结构动荡跳跃，词风沉郁刚劲，雄健悲壮，充溢着一股豪迈之气。

韩文举（１８６４—１９４４），字树园，又号孔庵，笔名扪虱谈虎客，广东番禺人。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入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读书，曾协助康有为编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韩文举学识高卓，见解独特，为康有为所器重，委为万木草堂学长，是长兴里十大弟子之一。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任澳门《知新报》撰述，后任湖南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教习。戊戌政变后，韩文举逃亡日本，协助梁启超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并用“扪虱谈虎客”的笔名，在两报上发表政论文，继续宣传维新变法。不久，又在横滨大同学校、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担任教习。１８９９年６月，与梁启超等１２人在日本江之岛金龟楼上结义立誓，立志实现大同理想，反对那拉氏暴政。１９００年参加自立军起义。民国初年，在广州任南强公学校长，并开设“觉是草堂”。晚年寓居香港。１９４４年病逝于香港九龙。著有《舟东车醒录》、《树园诗稿》，后编为《树园先生遗集》。

韩文举淡薄科举功名，志行高洁，终身不仕。他国学根基深厚，气度恢宏，一生从事于新闻文教事业。他热爱国家民族，所作诗歌多愤郁苍凉之音。１８９４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割地赔款。面对国家民族的巨大危难，韩文举义愤填膺，欲报效祖国，建功立业。他在《感怀诗》中写道：“人生苟虚心，不如其死矣。”抒发了要有所作为、不肯虚度年华的情怀。１９0３年，韩文举在港澳报纸上发表了《赠梁任公》两首七言律诗，诗中写道：

万物微茫出入机，水清水静见须眉。幻中泡影容沉灭，眼底浮云易荡移。消息示人周易理，缠绵爱国楚骚辞。如君熟读庄生语，卅载交情已可知。

热心直欲炉天地，落魄依然一国民。病里观人原幻境，梦中化蝶是前身。交论血肉天应泪，相到皮毛马不真。我亦三千年睡足，东方雄辩已惊神。

诗中抒发了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那种“落魄”、惆怅之情，表达了在逆境中仍然热心于振兴国家、富强民族的赤子之心。韩文举的《咏史》诗也写得很有特色，“评骘人物，最有特识，常在寻常人褒贬毁誉之外”〔62〕。如诗中写道：“悲智弥纶遍九州，空观实证一留侯；功成撒手人天去，毕竟亡秦为国仇。”（咏张子房）“斩马盗马陈同甫，千古英雄仅见之；可惜漆光开眼日，醉时心事已飞驰。”（咏陈同甫）诗中“谓子房为国家主义中之乐天派，谓陈同甫为儒生之有帝王思想者也”〔63〕。由此可见他评论历史人物，有其独特见解。

韩文举的散文多发表在《知新报》上。比较有代表性的如《万国公政说序》、《国朝六大可惜论》等。他的散文，大力倡导维新变法，揭露“今之西人，侈言变法，宾属藩服”、侵吞他国、“愚之辱之”的侵略行径，指出清朝政府的弊端，倡导振奋民族精神，是其散文创作的主要内容。他的散文意气激越慷慨，切中时弊，字里行间洋溢着强国富民的热情。

梁朝杰（１８７８—１９５６），字伯隽，号出云馆主人，广东新宁（今台山市）人。１４岁应广东公试，考中举人，时人誉之为“神童”。与梁启超等在万木草堂师从康有为，为长兴里十大弟子之一。曾积极参加康有为、梁启超发动和领导的“公车上书”。戊戌政变后返粤，曾主讲宁阳书院、广海书院等。后赴美国，长期从事报刊编辑工作。１９０４年任美国旧金山《文兴报》编辑、撰述。１９１0年，任旧金山《世界日报》主笔。１９１４年主办《时铎杂志》。后又创办《文通星期报》。著有《游美诗词存稿》、《梁氏小雅》、《出云馆海外文集》等。

梁朝杰对诗词创作虽然亦提倡“温柔敦厚”的诗教，认为诗词的语言要符合中庸之道。但他又认为文学与诗作，内容决定形式，“有是质固有是文，现形于实”。他反对浮艳的诗风与词风，指出：“雅词为贵，贵乎其正”，“靡靡世俗，赖严气正性之犹存；朗朗词坛，非琐艳浓香之足尚。”在诗与现实的关系上，主张诗歌要反映现实，社会动乱与艰难困苦，为诗歌创作提供了机遇。他说：“海深浪阔，正龙愁鼍愤之时；风急天高，是凤泊鸾飘之会。杜工部遭逢丧乱，托命长镵；刘伯伦放浪形骸，随身短锸。”〔64〕这些文学创作的观点，是有其进步意义的。梁朝杰的诗词创作关注时艰，充满爱国热情，如《摸鱼儿》：“萧萧马鸣催日落，弄得老天憔淬。我何顾，算万里堂堂，犹是神州土。”壮怀激越，器宇昂然。

梁朝杰的散文，积极宣传变法图强，强烈控诉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表达中国人捍卫领土主权的强烈愿望。如在《与梁任公书》中，他揭露美国国会将中国铁路“置于英美佛日诸国管辖之下，进而侵吞山东和全国”的罪恶阴谋，驳斥了“妄人所布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之谬论”，阐明如若丧失铁路权、实业权，“中国将不免受经济侵略而致亡”的深刻道理，提出了“确保自主政权”、“对内图存，对外竞立”，“固边御敌，富财拯民”的救国主张。揭露清朝政府的腐败，也是梁朝杰散文的重要内容。如在《中国政府为国求祸》一文中，分析了造成“上下无纪、版宇分裂”，“国产弃若泥沙，人命贱于蝼蚁，相率以趋于亡”这一严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自植祸根”。文章指出：政府腐败，内外交困，“祸害已成，国脉垂绝，起而拯之，必有赖于公正贤能与爱国者”。表现出作者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

第四节 潘飞声的诗文

潘飞声（１８５７—１９３４），字兰史，号剑士，又号独立山人，别署老剑、说剑词人，广东番禺（今广州市）龙溪人。潘氏先世本居福建，乾隆年间迁广东经商〔65〕，后兼营洋行事务，并成为广东洋商潘、卢、伍、叶四大首富之一，潘家亦成了广州名门望族。潘氏先辈以诗词著称，倚声名重粤东，刊有《海山仙馆丛书》、《双桐圃集》等。

潘飞声夙承家学，自小就喜舞文弄墨，稍长工诗词，善书画，早年即闻名乡里，得叶兰台、陈朗山、李光廷、陈澧等激赏，并常出入香港，见识日广。１８８７年，潘飞声应聘德国柏林大学，前往东方文学院讲授汉文学。在柏林讲学期间，潘飞声与“日本文士，多往来游宴”，结识了众多国际友人、学者，既开拓了眼界，增长了知识，而且以亲身经历及感受，诉诸文字，撰写了《西海纪行卷》、《柏林游记》、《柏林竹枝词》、《天外归槎录》、《游萨克逊山水记》等旅欧著作。这些作品描绘异域风光人情，或触物兴情，或追述往事感怀，诗文互见，情意浓郁，行文挥洒自如，笔调清新豪宕。潘飞声在德国讲学三年后，于１８９０年７月归国，居广州河南龙溪花语楼。曾举经济特科未就，遂绝意仕途，潜心创作。１８９４年冬，受香港中华报馆之聘，赴香江任《华字日报》、《实报》笔政。他思想开明，关心国事，崇论宏议，力主为民办报，对殖民统治下时政辄加纠弹，很快成了香港报界知名人士，其论著被誉为“劻政社会，主持清议”。“曾倡立戒烟会，不缠足会等团体组织，以觉世变俗为己任”〔66〕。在港期间仍执著于诗文，“长剑铮铮夜有声，愁闻电檄促东征”，“罪言敢恃匡时策，孤愤填胸吐不平”〔67〕。著有《香海集》、《在山泉诗话》等。潘氏晚年寓上海横槟桥畔，家境渐贫，以卖文为生，但仍“诗情酒胆，豪兴无匹，海上诸名流遗老，每举诗社，必邀之与俱”〔68〕。常与粤籍诗人黄遵宪、邱菽园、丘逢甲等以诗寄赠，抒志言情，往还密切。辛亥革命前夕，江南文风炽盛，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成立，潘飞声遂由柳亚子介绍参加南社，并积极参与诗社活动。与当时文化界名流胡寄尘、柳亚子、吴趼人、高天梅等交往甚笃。其为人正直、器宇轩昂，具“落落英雄”之概，其时与钝剑高天梅、君剑傅屯艮、剑华俞锷，并称“南社四剑”。潘飞声亦以“说剑堂”为其诗文名集，平生著述丰富，主要有《说剑堂集》、《说剑堂诗集》三卷、《说剑堂词集》（包括《海山词》、《花语词》、《珠江低唱》、《长相思词》各一卷）、《柏林竹枝词》、《罗浮游记》、《在山泉诗话》，以及《粤雅词》、《粤东词钞》、《西窗杂录》等。

潘飞声以诗词见长，其内容与风格的形成，除幼承家学和受同乡名儒杨椒坪、叶衍兰的熏陶外，与他游历欧洲接受了近代文化思潮的影响密切相关。潘飞声诗歌才情横溢、意境开阔，富于阳刚之气。今人汪辟疆先生评潘诗为“清新骀宕，逸趣横生”〔69〕。其抒情诗雄奇奔放，言志诗热情慷慨，游记写景诗“飘飘有出尘之想”〔70〕。悼亡诗纯真萦回，海外诗“豪情壮气，压倒一时豪杰”〔71〕，在近代诗坛独树一帜，不失为一大家。

爱国诗人丘逢甲与潘飞声情谊深笃，交往甚密，从丘著《岭云海日楼诗钞》中，每每可见其题诗寄赠，称赞潘飞声的人品和诗作。如说：

山人亦自号老剑，海山苍茫起光焰。手收剑气入诗卷，万朵芙蓉剑花艳。九霄太乙窥铸词，山人说剑当说诗。诗中亦有东来发，七万里外称西师。柏林城小诗坛大，西方美人坛下拜。偶将剑诀传处女，花雨漫天动光怪。归来香海修诗楼，山人说剑楼上头。直开前古不到境，笔力横绝东西球。〔72〕

潘飞声尝谓：“菽园论诗，以余与仲阏同称，谓丘剑胆，潘琴心。”〔73〕在近代诗坛，潘、丘两人均善于以诗言志，借剑抒情，而潘则自号“老剑”、“独立山人”。丘逢甲以上所述，既是对潘飞声雄直健美诗风的赞扬，也道及了他的作品在东西文化交往中的影响及作出的努力。潘飞声常常以剑喻诗，笔力纵横，汇通中西，直开新境，因此有“粤诗独得古雄直，赖此巨刃摩天扬”的美称。

潘飞声在德国柏林讲学期间写的诗文，别具浓厚的异国风情，豪情勃发，具横绝太空，寥寥长风之势，日本友人称之为“拔奇负异，出南洋，泛印度，渡红海、地中海……以写幽瑰诡之观”。而“综其挥洒波涛，驱使万怪，辄与太白为近卓乎！”〔74〕以其诗和李白相匹，评论颇为贴切。其挚友邱菽园亦誉之为“潘兰史海外诗豪情壮气，压倒一时豪杰，虽山川奇境有以助之，故擒词无懦，然非蕴蓄于胸中者厚，安能腕下走其风雷，舌底翻其藻采哉？”〔75〕例如，１８８７年秋作的《七洲洋放歌》：

平生志欲凌沧洲，方壶荒渺殊难求。长风浩荡倏万里，吹我忽上晨凫舟。昨从海门策两虎，拔剑未斫横山头。波臣空际一鼓掌，风樯冲发不可收。云飞山岳莽摇动，潮卷大地皆沉浮。七洲蒙走宇外，两日不见山一陬。挂帆直可拂日月，击楫或恐惊蛟虬。

这是诗人前往德国讲学，途经我国南海七洲列岛时所吟的一首佳作，颇似丘逢甲的《七洲洋看月放歌》，诗中以景写情，竭力强化诗歌的情感意象，壮志凌波，长空万里，山川摇撼，潮卷大地，蒙宇外，蛟龙出没，诗人状形绘声，于动态中展示雄奇阔大的意境，写来意象空灵，气势磅礴，富于浪漫主义色彩。

潘飞声生活在我国处于内忧外患的近代社会，国力的衰弱，海防的溃败，政治上的千疮百孔，引起了这位爱国学者的无比愤慨和对时局的密切关注。它不仅以诗言志抒情，而且用诗歌抒写防守计策，于抒情写景中倾吐自己的爱国情思。如《过虎门》：

挂帆狂啸渡沧溟，虎气腾腾剑底生。万里水浮天地影，一门山裂海涛声。未来风雨旌旗动，欲上鱼龙鼓角惊。扼守最难形胜险，问谁鞭石作长城？

风帆挂起，海风咆吼，声如山裂。诗中除描写过虎门的情景外，还提出虎门地理环境的险要，“扼守最难形胜险，问谁鞭石作长城”？只要在此严加布防，力拒外侮，定能筑起坚固的万里长城。全诗想象奇特，诗人于阔大的空间寓慷慨真情于眼前景象之中，弹奏出爱国之音，作者关注祖国安危之情隐然其间。潘飞声能诗，亦工词。其词作借古喻今，情感浓郁，忧患中饱含豪情慷慨之气。例如，在柏林观看德国士兵操练所摄照片后所作的《金缕曲》词：

图画人争买，是边城，晶球摄出，陆离冠盖。绝域观兵夸汉使，赢得单于下拜。想谈笑，昂头天外。渡海当年曾击楫，斩鲸鲵，誓扫狼烟塞。凭轼处，壮怀在。列河禊饮壶觞载，有佳人，买丝诱我，临风狂态。请缨上策平生愿，换了看花西海。只小杜，豪情未改。自笑对侯无骨相，望云台，像绘君应待。敲短剑，吐光彩。

该词题目云：“德兵合操日，姚子梁都转命车往观，柏林画工照影成图，传诵城市。都转征诗海外，属余为之先声。”词的上片由德兵操练照片撩起联想，想到我国汉代军事力量的强大，出兵塞外，令匈奴降服；下片写自己虽身在异域，但宴饮之余，仍不减对国家的关切之情。“请缨上策平生愿”，“敲短剑，吐光彩”，诗人慷慨高歌，希望能为国效力，扬眉吐气，使中国更加强大。这类抒情爱国诗词，风格雄奇壮阔，意境氤氲，浩浩落落，感人至深。

除了爱国抒情诗词外，潘飞声亦不乏眷乡怀友和纪游写景之作。这类诗写来婉转情深，轻清优美，逸趣横生。前者，如《和萧伯瑶寄赠》：

故乡回首忆同游，几度携尊白鹤洲。去岁送君犹辍棹，此时怜我独登楼。穷愁可益新诗卷，飘泊休停浊酒瓯。一样团圆海山月，更无离索不成秋。

萧伯瑶（字馥常），潮阳人，与潘飞声乃为多年文友，潘氏作品集《西海纪行卷》、《天外归槎录》、《萨克逊游记》等，萧伯瑶皆为之题词，二人交谊甚深。本诗是潘飞声在海外和赠萧氏之作，诗中抒发自己身在海外，却时常回忆以往诗友同游之乐，情深意切，思绪邈绵。后者，如诗人旅欧归国后漫游岭南胜景罗浮山所作的《罗浮纪游》诗：“罗浮大云海，洞阴多野云。云水日相涤，仙山古无尘。”（《涤云桥》）“云涛天半飞，月乃出石罅。万壑荡空明，仙山古无夜。”（《洗月洞》）“梦中下一蝶，驮魂上松关。仙人如春烟，窈窕双翠环。”（《蝴蝶洞》）这些描写罗浮山的诗，摹形状色，透过摇曳空灵的景物描写，将罗浮仙山的清新妙境，活脱脱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笔调轻灵自然，正如梁启超所说：“兰史以《罗浮纪游》刻本见寄，附诗数十章，皆飘飘有出尘之想。”〔76〕潘飞声描写罗浮山雄奇幽深胜景，以绝句见长，着墨不多，然情景宛然在目，可谓在王维山水小诗之外另立一格，颇富逸气神趣。除《罗浮纪游》诗外，潘飞声曾作《双双燕·和黄公度韵》一词，描写罗浮山景色，更是新颖奇特，逸趣横生：

罗浮睡了，看上界沉沉，万峰未醒。唤起霜娥，照得山河尽冷。白遍梅田千井，见玉女、青春两鬓。恰当天上呼船，倒卧飞云绝顶。仙洞有人赋隐。羡蝴蝶双栖，翠屏安稳。烟扃拟叩，还隔花深松瞑。谁揭瑶台明镜，应画我、高寒瘦影。指他东海风轮，未隔蓬莱尘境。

光绪二十八年（１９0２）三月，潘飞声往游罗浮，作《罗浮纪游》诗数十章，并为图以纪，请黄遵宪题词。黄遵宪遂作《双双燕·题潘兰史〈罗浮纪游图〉》一词，原注云：“兰史所著《罗浮游记》，引陈兰甫（陈澧）先生‘罗浮睡了’一语，便觉有对此茫茫，百端交集之感。”潘飞声即作《双双燕·和黄公度韵》词和之，他把罗浮山拟人化、仙化、情感化了，赋予罗浮山以生命意识，词风活脱自然，清响可听，堪称历代描写罗浮胜景之佳作，显示了潘飞声诗词轻清、自然、优美的另一种艺术风格。

潘飞声生活在近代社会大变革、大动荡的年代，目睹国家和民族的危机，他不仅以诗词抒志言情，而且通过众多政论散文的写作，表达自己对时局的关注，陈述自己的政见和主张。其所作散文，或综论经史，或评述国防要略，或提倡政体和学制改革，均能联系政局，直抒己见，切中时弊。我们从现存收集在《老剑文稿》中的《西汉诸帝崇尚改革论》、《西汉匈奴强弱论》、《范增论》、《李白从永璘王辨》、《防俄议》、《德意志兵制兵法译略》、《西藏置行省议》，以及《德意志学校说略》、《书院变通章程议》、《改官制议》、《戒鸦片烟会序》等著述中，可以深深地感受到潘飞声对时局的关注，对民瘼的关心，以及倡言改革和谋求富国强兵的一片赤诚之心。例如，鸦片战争后，英国侵略者向中国大肆倾销鸦片，毒害中国人民，潘飞声闻“戒鸦片烟会”成立，毅然为之作序，愤慨地指出：“不嗅蒙汗而醉人魂，不茹鸠砒而毒人胃，不吸苦寒硝朴而削人肌，不遘水火刀兵而破人产……鸦片之毒，虽决太平洋之水能洗乎？”“突厥、真腊天方诸国，狎而玩之，沉而湎之，士气不振，国脉遂残。日本独能禁绝，犹足屹立于亚洲之上。”〔77〕文中陈述鸦片危害，提出严禁鸦片的重要，文词锋利，作者的沉痛悲愤心情溢于言表。

清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八国联军入侵，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而沙俄则雄踞北方，对我东北虎视眈眈。潘飞声洞察形势。遂作《防俄议》一文。其言道：“俄罗斯雄踞欧亚之北，有居高临下之势。其经营阿富汗，为英所据也、抗也，于是乃致而趋西伯利亚，按西伯利亚部为其国之东北边隅，包我满洲、蒙古之外，横亘万馀里，俄人凭之，觊我边域。咸丰中两次请地，自黑龙江以东，雅克萨、尼布楚诸城皆割而有之。”又说：“近时谈边务者于防俄一策论之甚详，筹之极苦。而愚鄙之见，以为切实可行，不容稍缓者，则为屯重兵，设重镇二法。”文章列举事实，分析精详，指出要对沙俄提高警惕，严防突然偷袭我东北。其提出的防俄主张，切中时弊，针对性强。

当外国列强步步侵占我中华大地之时，谋求国家的富强独立，成了进步人士的共识。潘飞声也不例外，他深刻地认识到，“欲富强天下，必取资人才，欲取资人才，必整顿教育，因为民为邦本，庶必加教”〔78〕。他先后撰写了一批极富社会变革精神的议论散文，如《呈书院变通章程议》、《考试出题议》、《武科议》、《变科举议》、《改官制议》等等。这些文章，提出了许多改革教育的主张，针对性强，情感浓郁，同样倾注了这位近代学者、诗人对时政和教育事业的关心。

第五节 郑观应、冯骥声的诗文

郑观应（１８４2—１９２１），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待鹤山人，罗浮待鹤山人等。他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父郑文瑞，夙承家好，慷慨好义，藏书颇富，然淡于进取，敝屣科名，设帐授徒，从游者多享盛名。晚年筑室澳门，娱情山水。

郑观应五岁入私塾，跟随“少攻儒业，授徒自给”的父亲读孔孟经书，学习应试用的八股时文。１８５８年在本县应童子试，未中，乃奉命赴沪学贾。先在宝顺洋行做杂务工。１８６０年春，被宝顺洋行派管丝楼兼管轮船揽载事宜，从此开始了买办的生涯。

１８６５年前后，他开始“究心泰西政治、实业之学”。１８６８年，宝顺洋行停业，郑观应离开洋行，自己经营商业，同时充当和生祥茶栈的通事。翌年，与人合作承办和生祥茶栈。到１８７２年，３１岁的郑观应担任了扬州宝记盐务总理，且有不少股份，已成了“腰缠十万上扬州”的商业资本家了。１８７４年以后，他除了担任扬州宝记盐务总理之外，还被太古轮船公司聘为总理兼管账房、栈房等事。１８７８年前后，以千两巨款捐赈山西、河北、河南、陕西四省灾民。１８７９年初，被清政府授予道员官衔。１８８0年，被李鸿章委任为上海织布局会办。第二年又委任他为上海电报分局总办。１８８２年春改委任为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至此，他由洋行的杂务工成了高级买办和颇有财力的资本家。

由于经济地位的变化，除了同洋务派有密切联系外，势必也同外国资本主义发生矛盾。所以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救时揭要》、《易言》等著作中，他提出了要同外国资本主义展开“商战”和开设议院的建议。

中法战争期间，郑观应激于爱国义愤，于１８８４年辞去了上海轮船招商局和机器织布局总办的职务，回广州参加抗法斗争。同年３月，受粤督张树声的委派，到香港与港督交涉有关中国购买法国克虏伯大炮被扣事件，终于顺利完成了任务，支援了抗法斗争。随后他又受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的委任，接替王之春总办湘军营务处的事宜。为了知己知彼，他还接受委派，不辞劳苦，冒着酷暑前往西贡、曼谷、金边等地了解敌情。

郑观应的抗法正义行动，激怒了外国资本主义势力。１８８５年１月４日，正当他接受援台任务被派往汕、厦、福州等处稽查形势，路经香港时，突然被港英当局扣押。理由是太古洋行控告杨桂轩（太古洋行总办）亏损４万余两公款，应由他赔偿，因为杨是他保举的。郑观应不得已，只好变卖自己的固定资产，凑足４万余两偿还太古洋行，始获释放。

１８９２年冬，年届５１岁的郑观应第二次进入上海轮船招商局任帮办，继续从事高级买办工作，历时１０余年。在此期间，他还兼任过汉阳铁厂总办。

从１９０３年春往广西巡抚王之春处候差开始，郑观应曾一度由经商而从政。该年三月，受王之春委派，赴香港、澳门、广州查缉私贩军械事。４月，又奉命到三江镇压会党活动。６月，署左江道篆。不久，王之春被革职，郑观应也随之离开了左江道的职务。

从１９０５年起，他历任广州商会总会协理、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有限公司总办、上海轮船招商局董事等职。在此期间，在广东曾出现反郑风潮，直至１９０７年８月中，他将粤路关防、文卷移交新任，风潮始获平息。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这时郑观应正在巡察长江航运。当他获悉端方被革命党人杀于资州、成都宣告独立的消息后，站在革命者的对立面上，把这些事件说成是“惨变”。而后来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之举，他却加以嘲笑：“古今尧舜华盛顿，择贤禅让名不磨。欲求万世家天下，强秦洪宪今如何？”〔79〕

他晚年多病，又迷信仙道，思想渐趋保守。虽一直留在上海轮船招商局，但主要致力于宣传和教育工作，直至１９２１年６月１４日逝世。

郑观应一生著述丰富，计有《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南游日记》、《西行日记》、《盛世危言后编》、《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罗浮待鹤山房谈玄诗草》、《待鹤山人晚年纪念诗》等，由今人夏东元辑为《郑观应集》，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郑观应现存诗歌７０0余首，充满了清末民初爱国实业家和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他的诗作，抒发了忧国忧民和重商求变的思想，贯穿着抵御外侮和实业救国的主题。

郑观应生长在受西方文化强劲辐射的珠江三角洲，又长期在沪上实业界服务，目睹列强的侵略和欺压无不愤慨、担忧。这些愤慨和担忧，也反映在他的御侮诗中。如《愤世》诗：

变政无智勇，畏首复畏尾。上下习因循，事事皆委靡。大权日旁落，外人任供使。非但各海关，邮政亦如此。路矿不自开，利源能有几。民穷国亦困，赔款尚未止。群雄似虎狼，暴虐无伦理。驱我作马牛，反笑不知耻。普告满汉人，相依如唇齿。愤志学东邻，爱国同生死。合力求振兴，宪法从斯始。君民能一心，富强犹可企。否则继波兰，祸至悔无已。

集中抒发了对列强欺压的愤懑和对国内形势的担忧，指出国家已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１８９４年８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郑观应曾多次致电盛宣怀，提出支援抗日战争的建议。９月，中日黄海之战，北洋舰队溃败。闻讯，郑观应当即写下了《闻大东沟战事感作》。诗中首先歌颂了在这次海战中为国捐躯的将士。“东沟海战天如墨，炮震烟迷船掀侧。致远鼓楫冲重围，万火丛中呼杀贼。勇哉壮节首捐躯，无愧同袍夸胆识。梁宏立志果不虚，生当封侯死庙食。”谴责了“曳兵弃甲”的“辽东众将弁”，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导致中日海战惨败的原因是“兵饷虚縻”和“粉饰因循”：“喧传中外尽惊奇，兵饷虚縻尚减克。那堪平旅如金汤，拱手让人千万亿。措置乖方咎孰归，春秋大义为贤责。粉饰因循若养痈，堂堂师挫弹丸国。”

对列强的侵略行径，郑观应在御侮诗中多有揭露。如在《拳匪》诗中，就深刻而真实地揭露了八国联军的侵略罪行：“俄德兵最凶，杀人如犬豕。淫奸复枪毙，妇孺全惨死。京津遭毒炮，屋宇成棘枳。玉石谁为分，兰艾同时毁。春秋救邻国，大义岂如此。列邦各怀私，强秦更奇诡。”又如《读波兰衰亡战史书感》，对列强的侵略行径，显得更为激愤：“令我扼腕更拊髀，鹰瞵虎视心怆恻。借词保护干内政，不独官为彼黜陟。纷索租界归自治，执柯伐柯计狡极。庚子辛丑约尤甚，江山惨淡无人色。”

在列强中，对帝俄，郑观应尤为痛恨，常常以“强秦”代称，直斥它完全不讲“大义”，怀抱“奇诡”之志，“心狠若豺狼”。在《书东三省俄兵暴虐事》中便揭露其虚伪面目，直数其暴虐的事实：

俄志图北省，法欲据南方。昔创兴亚会，两国颇惊惶。俄询日领事，何故意参商。中西皆友睦，邦交不可伤。冀我会不成，迭问谁主张。佯言广贸易，不贪人土疆。假我旅大口，修葺乃舟航。言甘似仁义，心狠若豺狼。动辄肆阴谋，遑恤背盟章。所谋如弗遂，压以兵力强。朝廷惟忍辱，日月暗无光。驱人下河海，视我如犬羊。兵来占官署，兵去毁民房。暴虐竟如此，何时天罚彰。……

对于列强的侵侮，应采取什么对策？当时有人主张多引进坚船利炮，实行硬碰硬的“兵战”。郑观应则认为光凭“兵战”不行，还必须振兴实业，改良政治，与列强展开“商战”。他认为“有国者苟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80〕。他的自强致富振工商的思想，不仅充分反映在他的散文著作中，也反映在他以实业为题材的诗作中。

他的实业诗，内容较广泛，思想较深刻，是同时代诗文家、实业家未能达到的。

他在实业诗中，强调了振兴实业的目的在于富民强国，以利“商战”。如在《读〈管子〉有感》中写道：

非富不能强，非强不能富。富强互为根，当国宜兼顾。贤哉管夷吾，相齐知所务。武备固讲求，工商亦保护。贵以民为天，教养无弗具。试看中与倭，盛衰知儆悟。

诗中指出了富与强“互为根”的辩证关系，希望当国者要像管仲那样，既讲求武备，亦保护工商。诗末提示人们从中日的盛衰中，得到启迪。

郑观应在实业诗中，还提出了振兴实业的有关措施，这些措施可说是他几十年“究心政治、实业之学”的经验结晶。他在诗中强调要振兴实业，必须从资金、人才、管理等方面着手。对资金的筹集，改用集股的方法，扩大资本，打破传统的独资方式，有利于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如他在诗中就提到“广东集路股，协众运同筹”，“股款若招足，洁身入罗浮”〔81〕。也有“路政赖维持，股款资擘画”，“公举总办后，入股更踊跃”的记述。〔82〕在集资方面他首先提出了“中外合资”的做法。如在《莫若篇》中提出：“既知难固守，旧章须改蠲。莫若参外股，合力庶保全。得暇以图治，榷税助筹边。”主张经济改革，吸收外资入股。“中外合资”还可能挽救某些难以维持的矿产企业。如在《上孙燮臣师相邓小赤师帅论时事》诗中就建议：“昔言矿产恐难守，中西合股或可久。”在中西合股当中，他强调要掌握利源：“华夏矿路约同盟，合股举办利源握。达权通变互得益，解纷排难须从速。”〔83〕100多年前提出如此建议，确实胆识非凡。

在准备实业人才方面，郑观应主张“楚材晋用”与自己培养相结合。“楚材晋用”是指当时为了创办新式工业，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吸纳西方科学的管理方法，而购买西方的机器和聘用西方的人员。他认为这种借用人才的方法，作为辅助手段，以为短期应急是有好处的。“楚材晋用大可恃，兖职聊以资补阙。”〔84〕“楚材晋用资援助，兴利屯兵借翼扶。”〔85〕对于聘用西人，他认为须持慎重态度，因为“中外亦有良歹人”〔86〕，所以要注意“楚材晋用防奸慝”〔87〕，他在《客卿》一诗中，就揭露了一些被聘用的西人恃势凌人，诸多刁难的现象。所以，要振兴实业，解决人才问题，还必须广设学堂自己培养。他认为：“倚人终失算，须求自强策。”〔88〕“人材何所出，各种大书院。”〔89〕“学校如林立，人材无不有。我国急仿行，毋落他人后。”〔90〕“专门学校多，人材自然盛。”〔91〕

振兴实业除了有足够的资金和人才之外，还必须有效的管理。郑观应曾根据官办汉阳铁厂的教训和改为民办后的活力，写成《铁厂歌》，强调了进行体制改革和加强管理的重要性。诗中写道：

泰西富强重煤铁，深山穷谷恣搜剔。地不爱宝用不竭，人定胜天恃巧力。经营伊始非草率，井井规模胡遗策。汉阳建厂地势卑，襄河水刷矶头窄，大冶采矿铁质良，转运终嫌一水隔。阴阳为炭造化炉，草木为焦山石枯。先觅煤源树根本，继开铁矿招丁夫。高管插天云雾涌，洪炉泻液雷霆驱。学步却笑邯郸拙，遗巨投艰动支绌。马山煤劣强开炉，烈炬烧天天且泣。器成价较西来昂，停工待料作复辍。洋匠挟制多纷更，总办无权费经营。翻译舞弊失物重，司农不允调水衡。斯时英雄气急短，仰屋无聊但扼腕。奇谋猛得变通法，改官为商机可转。下走参读中外书，十载淞浜筦船算。一朝骤迁将作匠，任劳任怨意相左。移炉就矿煤价廉，事各专精无不妥。太常督办胆识优，只手相期挽逆流。……

汉阳铁厂是由湖广总督张之洞督办，于１８８９年筹备，１８９１年兴建，１８９３年投产。它“兼采矿、炼铁、开煤三大端”，是一个官办的钢铁联合企业。但由于经营不善，加上厂址与原料、燃料产地相距较远，运费昂贵，成本较高，销路不广等原因，曾一度停产。后改为民办，郑观应被委任为总办，他解决了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迅速扭转颓势，起死回生。《铁厂歌》较全面地反映了上述情况。

以振兴实业为主要题材入诗，确实前无古人。同时代或有实业家兼诗人者，惜无实业题材入诗；或有诗人而非实业家者，更难有以实业题材入诗。郑观应是近代实业家写实业诗的第一人。

郑观应的诗歌风格，既有慷慨激昂、豪气干云的一面，也有恬淡清和、温醇朴实的一面。虽以直抒胸臆为主，但亦不乏形象生动、富有诗意的描绘。从总体方面来说，他的七律一般比较接近传统，也讲究韵律和意境；而抒写新事物或各项实业时，则多用七古或五古，形式自由，不受束缚，有民歌味，而且将大量新名词，尤其是经济领域的新名词入诗，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在同时代诗人中，实属罕见。当然，其实业诗中有些诗多发议论、质朴无文，缺乏艺术价值，也是必须指出的。

郑观应的散文大多发表在香港《循环日报》上，后来分别辑入《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等论文集中。他的政论散文，以恳挚坦诚的感情、陈述救国救民和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如《论救水灾》、《论商务》、《西学》、《女教》、《议院》、《商战》、《农功》、《海防》、《练将》、《练兵》等等。

他的政论散文，直陈时弊，充满激情。如《求救猪仔论》：

……吾闻拐徒与洋人串通，约有数万，专投人之所好。或诱以娼赌，或假以银钱，一入其饵，不拘多寡，偶不及偿，即拘而赴诸海外。或潜匿四方，黑夜中于僻静码头，如粤省怡和街闸外之处，声呼过海，成载被擒，售于洋船。或灯后往来之人，竟被布袋笼套，拉牵而去者，不知几许。相率被骗而登由省往澳之士迫轮船，日当数百人。而拐徒之行踪诡秘，大胆无忌。为民上者，竟置若罔闻。……

痛揭人贩、拐徒之拐骗手段。当时，澳门设有“猪仔馆”，是拐贩华人过洋为奴之所在。其所居名曰招工，俗谓之“买猪仔”。广东方言，物之小者称为“仔”，意即被拐者好像猪仔之贱。对此弊端，郑观应还写了《澳门猪仔论》、《续澳门猪仔论》、《论禁止贩人为奴》、《救猪仔巧报》、《记猪仔逃回诉苦略》等文章，从不同侧面对“买猪仔”一事，加以揭露和抨击。但如何才能杜绝此弊端，他也提不出可行的办法，只能求救于各国“英明仁爱之主”了：“我知坛坫之间，顷刻而除数十年之积弊，片言而解千百万之倒悬，粤东幸甚！天下幸甚！此莫大之功，不朽之业，传诸史鉴，万古流芳。所愿各国中英明仁爱之主，顺天应人，出力援救，以造此无疆之福也。”〔92〕

对于当时粤东“媚神而佞佛”的习俗，他也曾严加批评，认为是“将有用之财”作“无益之举”，他呼吁世人多“种福”，多“济人”。他说：

嗟乎！财源易竭，物力维艰。挥霍于乐岁，必至不足于凶年；消耗于妄费，必至有缺于正供。奈何将有用之财，而作此无益之举也。夫消灾莫如种福，娱神曷若济人？倘能移此巨资，广行善举；或开义塾，教育孤寒；或积义仓，备赈荒歉；或设医局，以活贫病；或立善堂，以栖老弱；或收埋骸骨，泽被黄泉；或抚恤孤嫠，名完清节。造无疆之德业，惜有用之锱铢，岂不善哉！〔93〕

批评击中要害，建议详尽具体：开义塾、积义仓、设医局、立善堂、收埋骸骨、抚恤孤嫠等等，都是可以广为推行的善举。

郑观应还针对当时“冗员愈多，侵蚀愈多”的现实，提出精官简政，削减糜费的主张。他说：

今日度支告绌，库藏空虚，欲减糜费而归撙节，必自汰冗员始。夫内、外各员，其所谓枝官备位、闲曹冷署者，屈指数之，实繁有徒。国家设官分职，原所以治民保国，使各有所职，而百事具举。如事足以一人了之，复何取乎多人？《书》曰：“官不必备，惟其人。”自捐纳一开，而冗员愈众，候补拥挤，大员调剂维艰，势不得不多列名目，是皆冗员也。国家多一冗员，不特多一糜廪禄之人，即多一朘民膏之人，甚且多一偾国是之人。夫今之冗员，非犹古之散秩已也。所谓汰者，非必举高爵厚禄而尽行裁改也，亦使幸位之流、素餐之辈，无所托足耳。不然，徒耗俸糈，无所短长。朝廷安赖此人以累民病国哉！

这种主张，虽然当时难以实行，却也反映出作者改革吏治的卓识。

郑观应的政治散文，直陈时弊，主张鲜明；不拘一格，突破束缚；说理透彻，语言流畅简洁，不追求华丽的辞藻，不用冷僻的典故，具有较强的感染力。

郑观应和王韬一样，都是近代第一批报刊政论作家，他们用通俗晓畅的古文写作报章政论，对于桐城派古文和八股文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冲击。他们的报章政论，在近代散文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革新意义。

郑观应除政论散文外，还有两部日记体散文，即《南游日记》和《西行日记》。《南游日记》记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冒暑前往西贡、暹罗、金边各处”了解敌情时所见所闻所感。《西行日记》是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坐“江宽”轮从上海出发，溯江西上，巡察长江轮船招商各埠分局时所写。这两部日记，涉及面较广，诸如旅途见闻、山川景色、风土人情、友朋往来、都有记述。其中也不乏精彩的描述，如《南游日记》光绪十年五月二十三日所记：

午初，出游花园，园去招商局约二里外，马车瞬息而至。园前一大池，中有一岛二艇，白鹭约三四十，翔集蒲藻间。从左入，一铁房蓄二虎，其侧四柜：一贮狐，一贮狸，一贮蛇，一贮豹。久视皆沈卧不起，岂其性之独驯乎？抑久锢而使然也？行二十馀步，有亭翼然。亭侧广植花卉，多不悉名。亭中大树约十馀株，张以铁幔，间为四室，中养禽鸟约数十种，飞鸣相得，忘其在樊笼中。室中水沟蓄一鳄鱼，长丈馀，状甚粗蠢。亭外茂树森森，俨有古昔列树表道之风。旋从右出，过其天主教堂，欲阅自来水井，重门锁闭，不得入也。

此篇日记，写于抵西贡，出游花园之后。短短２００余字，就将该日游园的路线，园中的景物具体而细致地描绘出来了。层次分明，重点突出，动静相间，情景相融，是一篇极好的西贡花园游记。

郑观应的日记散文，多是记叙性文字，语言趋向于通俗化与自由化，并杂有新名词，也表现了散文新变的迹象。

冯骥声（１８４１—１８９１），字少颜，琼山县梅峡人。清同治拔贡。冯骥声自幼好徐庾王杨之文，李杜苏陆之诗，资质颖异，嗜学勤劬，才气卓荤。他在海南近代文化史上所做的贡献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致力于经书研究。冯骥声在早年赴试粤垣，游观学海堂期间，深慕侯君谟、林月亭、曾勉士、陈兰甫诸先生经学，遂购经解数百种，装载归琼，闭户潜研，进而由江戴段主经说，寻绎汉儒训诂，并互相阐发说明。他说经以许郑为宗，思著说文音义通考，以证明许氏古音古义，辑尚书古今疏证，以阐明郑氏注义。著有《经解》、《尚书古今文疏证》１６卷，并在海南创办研经书院，以经史词章课士，“琼人群趋实学，自骥声倡之”〔94〕。其二，搜求整理海南古代先贤著作。同治甲戌晋京考试期间，冯骥声不遗余力访求丘浚、海瑞二公全集，得明刻本，遂携归校刻于琼台，并辑二公年谱，重刻蒋冕的《琼台诗话》，对丘海二人的著作资料保存做了大量工作，著有《丘文庄公年谱》1卷，《海忠介公年谱》1卷。其三，致力于诗歌创作。著有《抱经阁诗文集》１２卷，其中诗４卷，收诗７４首。虽然冯骥声学识渊博，却屡试秋闱不爽，直到５０多岁才中举，这大概是由于他时艺不守绳尺的缘故，由于读书过劳，未及赴京会试，就宿病俱发，遽然辞世。

冯骥声虽然留传的诗作不多，但也算早有诗名，同治癸酉（１８７３），他以拔贡廷试，会同年于京师，得遇黄遵宪，遂出所作诗稿相质，被黄遵宪叹为异才，深相结契，由是才名大著。冯骥声的诗作中很少吟风弄月、唱酬应和之作，虽然他一生不得志，难以从政用事，但发为诗歌却非牢骚怨语，而多涉世事，密切关联着时代、现实，充满着时代的忧患意识，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和追求新知识的思想，富有强烈的时代意义。

首先，冯骥声的诗表达了对丧权辱国的愤慨和对国家的忧虑。诗人身处在鸦片战争时期，清王朝这座垂朽的国家机器正处在列强的窥伺和内在矛盾的尖锐冲突之中，耳闻目睹这一切的诗人未免撩动了忧国忧民的情怀。《海上纪事》（六首）是诗人有感于清王朝鸦片战争失利，割地赔款给国家带来的耻辱而作。诗人愤然诘责：“是谁割地界天骄，遂使楼兰意气豪。薰穴难驱凭社鼠，投竿漫掣抃山鳌。谋同铸铁嗟成错，事等亡羊悔补牢。从此妖氛缠海上，欃枪光拂阵云高。”列强猖獗入侵，“碧空飞弹轰铜炮，铁宠腾烟激火轮。猿鹤骨才埋粤峤，虎狼军又合天津”，而统治者却“议和议战无纷定”，镇守粤台的重臣叶名琛则“揖盗又门开，南冠甘受俘囚辱”，国破受欺凌，诗人不禁要问“谁是筹边建策人”，“叹息狂澜沧海倒，欲携霜锷斩鲸鱼”，诗人在诗中表达了对丧权辱国的无比愤慨，以及诗人报国的志愿。冯骥声还以沉郁的笔调，描绘了清王朝内忧外患满目秋色的景象，如《伤秋》：“振策高台发浩歌，苍然秋色满关河。江天雁鹜飞鸣急，泽国鱼龙出没多。岁暮东南犹转饷，天回西北尚横戈。书生岂有匡时策，空自凭阑唤奈何。”再如《羊城秋望》：“乾坤一夕变秋声，百感茫茫旅客情。衰草百连萧勃垒，乱山青入尉佗城。吟来烟景魂皆醉，话到风尘酒欲醒。惆怅乡关何处是，二千里外暮云横。”充满着诗人对步入衰秋的家国的忧患之情。

正是基于对家国的忧患之情，他呼唤着济时救国的人才。这一方面体现在他诗歌中往往以无比敬仰之情歌颂那些为国尽忠，英勇抗击侵略者的民族英雄，讽刺揭露那些亵渎职守，卖国求荣的无耻之徒。他既以崇敬的诗情歌颂了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如文天祥、岳飞等，更以无比的热情歌颂当时抗击侵略者的民族英雄，《望虎门寨吊关忠节公及陈都督义子》、《三将军歌》等就是歌颂关天培、陈化成、葛云飞等英雄人物，如《三将军歌》中赞颂陈化成的《陈将军》：

陈将军，身长八尺勇绝伦，少小跟随李忠毅，横戈鲸岛追游魂。将军生具虎头相，偏裨积功至大将。出镇金门岛，海疆一旦飞狼烽，有诏将军趋吴淞，拥兵镇守蛟龙宫，甘苦乐与士卒同。甘苦同士卒，军中呼陈佛，陈佛性仁慈，陈佛气英烈。初闻定海陷，继闻乍浦失，发欲上冲眥欲裂，宝刀誓饮楼兰血。海风卷，火船来，吴淞口，战鼓催，番舰鬼奴东声轰若雷。将军色不动，坚守西炮台，炮火光中大呼麾下壮士战，肝胆意气何雄哉！自卯接战已不止，百万火龙斗江水。东炮台，兵惊奔，众军失援难图存。援失势，战愈力，将军誓以身殉国，霎时血饮红潮生，毅魄九原思杀贼。呜呼将军为国死封疆，万民雨泣将军亡。当日战尸芦苇藏，十日殡殓尸犹香。回忆未战时，将军居戎幕，私向偏校语，此行福不薄，洁朝破虏旌战功，否则轰烈一死姓名留寰中。乃知将军平日已甘捐一死，力殉沙场报天子，安得防边将帅人人尽如此。

作者刻画了一位与士卒同甘共苦，誓死报国的英雄形象。其他同类诗除以重笔浓彩塑造与侵略者浴血拼搏，英勇无畏的精神外，也揭露了那些拥有重兵却作壁上观，甚至给抗击侵略者制造障碍的某些官僚。这些诗歌写得悲壮激越，人物形象刻画得较生动，撼人心腑。

在歌颂抗击侵略的英雄的同时，诗人也呼唤着救时良才。他的曾被黄遵宪赞许的《五指山歌》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奇峰不入中原界，走来穷边方逞怪！是谁削成五指排参差，突立撑起三百六十名山外？初疑巨灵掌，徙身太华巅，陶公黎母把臂连；又疑释迦佛，捡花到南天，空中手现兜罗绵。抑或龙伯钓鳌逢帝怒，断臂飞掷炎荒土？否则奇肱当日飞车驰，身死南荒枯骨遗。造物有意恣嬉戏，化为奇峰状赑屃，留镇黎峒戒群獠，凌空当作攫拿势！我不知自地去天高积几亿万里程，此山若欲伸手为量试。我也不知自古迄今绵历几百万岁年，此山若欲布指为算计。我欲有言问山灵，山灵有知盍我应？银河有水盥几次，闾阖有户攀几层？可能擎盘表挹金茎？可能挥戈遏止踆乌行？可能随手引我登绝顶，长啸一声倏使天公惊？五指山，高无极，五岭以南北巨擘！常抱凌云捧日心，自具拔地擎天力。手扶琼岛蒙开，擘使南夷群魔吓。方今蜃市吹腥风，鳄鳖跋浪逞豪雄。极目沧海日见狂澜倒，曷不奋汝只手障彼百川东？呜呼？曷不奋汝只手障彼百川东，独柱中流中？

诗人匠心独运，给象征海南，被历代文人吟咏过的五指山赋予人格的力量，特别是在当时“沧海日见狂澜倒”，“曷不奋汝只手障彼百川东”，这是作者的自勉，更是他渴望如大山般巨手的英才拯救时艰，力挽狂澜。

冯骥声诗歌的时代气息还体现在他的咏物诗中。古代咏物诗，大多是借物咏志，与志对应的物无非松、竹、菊、兰等与高雅志趣同构的事物，以达成物对志的比拟。而在冯骥声的咏物诗中则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他所吟咏的事物是西方科技的产物，如自鸣钟、火车、火轮船、电报、煤气灯、氢气球、望远镜等，另一方面他吟咏这些纷至沓来的新器物并非为了比拟人的品格，而是蕴藏着富国强兵的理想。如《铁路火轮车》中描述了铁路火轮车的新特征、新功用后，作者不忘托言道：“我朝若仿火车制，遍开铁路通边地”，“一旦兵变豺狼嗥，迅齐军粮资接济”。

冯骥声的诗歌受李白、杜甫的影响，《济川登太白酒楼》中云“我读公诗兴飘然”，“安得唤醒吟魂，与我同醉楼头月”，在《南池谒杜工部祠》中对杜甫“文章哭乱离”，“奇诗乱后至，旷代替人难”深相钦慕。同时代的爱国诗人黄遵宪对他亦有影响，在《辜碧崖出示黄公度遵宪孝廉同年古体诸作读毕题后》中对黄遵宪的诗笔作了淋漓尽致的赞颂，“取君之诗入怀不敢吟，窃恐上界六丁空中来攫夺”。可以说冯骥声的诗歌是吸取了杜甫现实主义的沉郁诗风，又吸收了李白诗浪漫瑰丽的想象，又受黄遵宪歌行体古体诗创作的影响而形成自己诗歌的风貌。对秋气乾坤的感慨，对国家受侵略欺凌的愤恨，对抗敌英雄的赞叹，都显示了诗人似杜甫、黄遵宪一样的忧国忧民情怀。在这种现实题材中，诗人长于刻画形象抒发感情，如颂扬抗击侵略者的《三将军歌》，诗人就以饱满的激情表现了这些将军抗击敌军的顽强斗志和献身精神，诗人把对英雄的敬仰融注到字里行间，使诗歌显得十分有激情。而在执著于现实的同时，冯骥声又不乏浪漫的想象，如《五指山歌》，诗人对五指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遐想，围绕着振臂挽沧海这个主题，诗人展开了丰富的想象，诗人“初疑”五指山是“巨灵掌”，又疑“释迦佛，捡花到南天”，“抑或龙伯钓鳌”，一会此山要伸指量天高，一会要算计山的绵远历史，诗境诡丽，绚烂多姿，一路言来很有李白诗那种浪漫情调。在语言艺术上，冯骥声写的古体诗较多，采用古体歌行的自由格式，句法自由，要旨在于能恰当地抒发感情和渲染氛围，如《陈将军》中为渲染敌人的猖狂入侵，战斗来临的紧张气氛，诗在长句中插用了三言句，“宝刀誓饮楼兰血。海风卷，大船来；吴淞口，战鼓催，番舰鬼奴杀声轰若雷”。再如《火轮船》中“浡浡谲谲银涛生，黮黮黕黕黑烟腾。辘辘铁轮转，碎碎磕磕辊雷鸣”。通过一系列象声、象形词的排列组合，把火轮船开动时的形态描绘得如见其景，如闻其声。冯骥声的诗歌不仅在内容上富有时代气息，在诗歌形式上也发生了不少变化，少受束缚，透露了追求诗歌形式变革的信息。

第六节 新体小说的代表作家吴趼人

吴趼人（１８６６—１９１０），名沃尧，又名宝震，字小允，２４岁时改字茧人，后又改字趼人，并以趼人名世。发表作品的署名还有：偈、怫、茧叟、趼廛、茧、趼人氏、野史氏、老少年、趼廛主人、抽丝主人、岭南将军、中国老少年等。

据《佛山忠义乡志》载，吴趼人祖辈“系出延陵”（今江苏省常州市），宋时由福建迁广东省新会县，明末又迁至广东省南海县佛山镇（今佛山市）。因居佛山，故自称“我佛山人”。吴趼人出身于一个破落的仕宦之家，曾祖吴荣光，进士，官至湖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文章学术，绘画书法，颇有名声，亦有著作传世。祖父吴尚志，监生，官工部屯田司主事，员外郎，同治七年（１８６８）卒于官，家道从此中落。吴趼人三岁随父母奉祖父丧南归，从此与母、妹长住佛山。８岁从冯竹昆塾师受业。约１３岁入佛山书院求学。佛山书院是当时佛山的最高学府，吴在学时不随流俗，“恶宋儒之学，于朱氏熹尤多所诟病”〔95〕。光绪八年，父吴升福亦死于浙江候补巡检任所，时吴趼人年１７岁。吴趼人得知父病重消息，即匆匆赶赴宁波，到达时父早已故去。其父临终时，曾嘱托吴趼人的三叔办理后事，还留下一笔钱赡养家小。而三叔对其父丧事不管不问，连留下赡养家小的钱也侵吞了。此事对吴趼人刺激很大，没齿难忘，并写进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

吴趼人几经艰辛，将父亲的棺柩运回佛山老家安葬。这时的吴家，家境已完全衰落，养家活口的重担也从此落在年仅１７岁的吴趼人身上。吴趼人处理完父亲丧事，即单身赴上海谋事。先投靠同乡江裕昌茶庄，旋在江南制造局谋到一个抄写员职位，但月薪微薄，只有８两银子。在江南制造局一干就１０余年，“时有怀才不遇之叹”〔96〕，抄写之余，注意观察社会，学习为文，为他进入文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１８９７年，是中国政局多事之秋。自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在中国掀起了瓜分狂潮，而维新变政思潮也逐渐走向高涨。反帝救国，维新图强成了中国社会的聚焦点。也在这一年，吴趼人离开了江南制造局，迎着时代风云，走上了文坛，开始办文艺小报生涯。从１８９７年至１９0２年的６年时间里，初任《字林沪报》副刊《消闲报》编辑，先后主办《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成为上海文艺小报的开拓者之一。在此期间，也为李伯元的《游戏报》撰稿，并与李成莫逆之交。在６年的办报期间，他主要从事讽刺小品创作，以诙谐之笔抨击晚清政局官场，为维新变政思潮推波助澜。后结集出版的《俏皮话》、《新笑史》、《新笑林广记》等大都写于这个时期。

吴趼人在开始办报的次年，曾以抽丝主人署名出版洋洋１００回的长篇小说《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这是他写小说的试笔。此书没什么深刻内容，多是游戏消遣闲杂，作者也在小说“题识”中敬请书业同人“勿再翻刻”，但它毕竟是作者写小说的开端，失败的写作实践，对他后来的写作起着鉴戒的作用。

吴趼人在办报期间，爱国思想日渐高扬。１９０１年２月，沙俄向清政府驻俄公使提出书面约款十二条，明目张胆掠夺我东北主权，引起国人的愤慨，上海爱国人士举行集会进行声讨，吴趼人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充分表现了他的爱国热忱。他说：

诸君亦知俄约若成，我等子孙之苦有甚于饥寒冻馁者乎！吾盖恐此约一成，则各国均持利益均沾之说以挟我，则波兰、印度、土耳其之覆辙即在日前矣。我等同志或竟联成一拒俄会以拒之。非谓有兵力足以拒之也，非谓有势力足以拒之也，合大众之热力以为拒之，庶几收众志成城之效，共勉卧薪尝胆之心，纵使不足拒强俄，亦使他国闻之，知我中国之民心尚在耳。〔97〕

１９０３年，是吴趼人小说创作奠定基石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他接连发表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一、二回；《痛史》第一、二回；以及衍义的翻译小说《电术奇谈》第一、二回。从此他以创作小说为职业，一发而不可收。吴趼人在逝世前，曾对他的小说创作作了总结性的回顾，说：

吾人幼而读书，长而入世，而所读之书，终不能达于用。不得已，乃思立言以自表，抑亦大可哀已。况乎所谓言者，于理学则无关于性命，于实学则无补于经济，技仅雕虫，谈恣扪虱，俯仰人前，不自颜汗。呜呼，是岂吾读书识字之初心哉！虽然，落拓极而牢骚起，抑郁发而叱咤生，穷愁著书，宁自我始。夫呵风云，撼山岳，夺魂魄，泣鬼神，此雄夫之文也，吾病不能。至若志虫鱼，评月露，写幽恨，寄缠绵，此儿女之文也，吾又不屑。然而愤世嫉俗之念，积而愈深，即砭愚订顽之心，久而弥切，始学为嬉笑怒骂之文，窃自侪于谲谏之列，犹幸文章知己，海内有人，一纸既出，则传钞传诵者，虽经年累月，犹不以陈腐割爱，于是乎始信文字之有神也。爱我者谓另金碎玉，散置可惜，断简残编，掇拾匪易，盍为连缀之文，使见者知所宝贵，得者便于收藏，亦可藉是而多作一日之遗留乎！于是始学为章回小说，计自癸卯始业，以迄于今，垂七年矣。〔98〕

吴趼人是一个典型的笃信维新变政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不满社会现实，接受维新变政思想，运用文学形式，大声疾呼救亡图强。他在作品里，把官场比作妓院，把官吏斥为强盗、衣冠禽兽、蛆虫蚊蝇、蛇鼠猪狗，对崇洋媚外、卖官鬻爵、贪污受贿、敲诈勒索、荒淫无耻，乃至专横跋扈的后党，懦弱无能的皇帝，什么“改革”、“立宪”、“国会”、“议员”，以及社会上蝇营狗苟之夫、趋炎附势之徒、图财害人之辈，进行无情的暴露和鞭挞。他非常担忧国亡种灭，他借小说中人物的口说：“中国将来一定不能自立，他们各国要来把中国瓜分了的”〔99〕，这些都反映了吴趼人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思想。但是，他正如康梁维新派一样，并不从根本上否定清朝的政权统治，而他改革社会的主张，又以恢复传统的道德观念为前提和归宿，表现出十分迂腐的封建意识。他曾说：“我所说的改良社会是要首先提倡旧道德，务要使德育普及，人人有了个道德心，则社会不改自良，并非扭转一切习惯，处处要舍己从人的。德育普及，是改良社会第一要义……道德倡明之后……然后输入文明。”〔100〕又说；“以仆之眼，观于今日之社会，诚岌岌可危，固非急图恢复我固有之道德，不足以维持之，非徒言输入文明，即可以改良革新者也。”〔101〕1９０５年以后，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吴趼人也跟着维新派反对民族民主革命，对社会前途也日趋颓唐绝望，因此他后期的作品，出现了露骨攻击革命，宣传厌世主义的内容，甚至为恩铭家人取革命党人徐锡麟之心祭奠大唱赞歌。

在小说理论上，吴趼人是梁启超小说理论的积极支持者，他对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对小说的社会功能理论，尤为尊崇，且有所发挥，说：“小说之与群治之关系，时彦既言之详矣。吾于群治之关系之外，复索得其特别之能力焉。”吴趼人所说的“特别之能力”，是指“足以补助记忆力”和“易输入知识”两端，这是从文学的形象感人，即作者所一再强调的艺术趣味性而言的〔102〕。对于小说的类别，吴趼人的视野比梁启超更为开阔，他并不局限于政治小说，他已注意到了政治小说之外的社会小说、历史小说、写情小说和科幻小说等〔103〕。吴趼人还从小说的社会作用的视角，专门论述了关于历史小说问题，触及了历史小说的创作原则、社会作用等方面。他认为，历史小说应附正史以驰，正史借小说为先导〔104〕，要建立于有益于社会的架构上，“当以发明正史为宗旨，以借古鉴今为诱导”，使历史小说起着“以为教科之助”〔105〕的作用。吴趼人的小说理论，已深入到文学创作本身，涉及小说的创作原则、社会作用及艺术形象性等问题。小说要促进社会改革，但应以什么为基准呢？吴趼人与梁启超则有明显的不同，吴趼人非常强调“借小说之趣味之感情，为德育之助”〔106〕。吴趼人所说的“德育”，不是西方文学的人文主义，而是“我固有之道德”，表现出浓厚的封建意识。

吴趼人是一个多产作家，从1９０３年以创作小说为职业开始，至逝世前，短短几年时间，竟出版小说多达３０余种，计中长篇小说１８部，短篇小说１３篇，笔记小说５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他的代表作，比较著名的还有：《九命奇冤》、《新石头记》、《恨海》、《劫馀灰》、《近十年之怪现状》（又名《最近社会龌龊史》）、《痛史》等。吴趼人的小说，以形式多样，题材广泛，针砭社会著称于世。他的小说，以中长篇小说为主，也有短篇小说、笔记小说。小说的题材，大多直面人生，针砭时政，抨击社会，特别在他标“社会小说”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标“写情小说”的《恨海》，尤为突出，在这些小说中，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而引发的民族危机，清政府媚外投降的卖国行径，封建机制分崩离析，官场乌烟瘴气，封建社会赖以维持的精神支柱——封建道德观念的日益沦丧，都在小说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就是历史小说，如《痛史》、《两晋演义》，也洋溢着作者炽热的爱国激情，通过南宋、晋朝爱国抗敌的事件，借古喻今，歌颂抗敌救亡的民族气节，痛斥权奸欺君误国以及变节投敌的败行劣迹，把矛头隐隐指向晚清政府。《新石头记》还正面描绘作者所憧憬、追求的改变政体，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文明境界”，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政治理想。在近代小说家中，能够在作品中如此广阔地描绘近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反映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救亡图强的时代症结和时代风貌，吴趼人无疑是佼佼者，他也以他的小说创作，蜚声于晚清文坛，与李伯元、刘鹗、曾朴和黄世仲同登近代新小说的代表作家行列。但是，时代造就了吴趼人，时代也制约了吴趼人。吴趼人的思想，始终停留在维新变政的认识上，民族民主革命思潮已经逐渐取代维新变政思潮，左右中国政坛的时候，也正是他小说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他在作品中执著地宣扬维新变政思想，因此，他的小说，对社会的批判、谴责虽然接触了当时反帝反封建的社会主要矛盾，却与时代前进的步伐很不合拍，甚至相悖。因而在他的小说里，没有时代的主角，看不到时代的曙光，看不到社会前进的主流，而且笼罩着浓厚的消极颓唐思想。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九死一生”，这是作者心目中的正面人物，但展现给读者的却是一个封建社会的战败者、落荒者的形象。他对社会现状强烈不满，不肯随波逐流、同流合污，但又无可奈何，意志消沉，最后只好落荒而逃，谢绝人世，“走到深山穷谷之中，绝无人烟之地，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去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九死一生”的思想与归宿，也是吴趼人的思想和他的小说的思想走向的形象反映。

吴趼人的小说，在艺术上也独树一帜，体现了中国小说从古代小说到“五四”以后新小说这个历史转变的过渡性特点。中国小说，历史悠长，但在描写对象上，它与诗文不同，历来不敢直接反映社会现实，多抹去时代的界标，通过写志怪、寓言、讲史、神魔等，以隐晦的手法，曲折地反映社会现实。到了近代，梁启超树起了“小说界革命”的大旗，呼吁小说写“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鼓吹小说救国，于是小说风气大变，一时以写现实社会为时尚。吴趼人是最早接受梁启超小说理论的作家之一，说：

吾执吾笔，将编为小说，即就小说以言小说焉，可也，奈之举社会如是种种之丑态而先表暴之？吾盖有所感焉。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求其所以然之病，曰：随声附和故〔107〕。

所以，吴趼人在３０余种小说中，绝大部分都能直面社会人生，毫不隐晦地写现实社会，且多以官场为中心，以民族存亡为前提，以资产阶级维新变政思想为参照系，旨在暴露、鞭挞封建社会的腐朽黑暗、晚清政府对侵略者妥协投降、卖国求荣的奴性，以及社会风气的败坏和封建道德的沦丧，表现了作者对当时现实社会的不满和批判，体现了晚清小说的新特点。虽然小说仍然停留在宣扬维新变政的阶段，与当时正蓬勃发展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社会潮流不大合拍，但却能起着照妖镜的作用，而小说的客观效果更远远超越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使人们形象地看到维新运动走向终结的历史必然，也促使人们对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中国不能走变政维新道路作深刻的思考。

在叙事方法上也体现了作者锐意革新的精神。吴趼人的小说，有用传统的第三人称的叙事方法，也有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法。而后者是从外国小说引进来的，吴趼人是较成功地将第一人称的叙事方法引进小说创作中去的开创者之一。其中又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最为突出。小说以“九死一生”第一人称的形式记述他从１８８４年中法战争到１９０５年同盟会成立这二十年间亲见亲闻的奇闻怪事，以叙述的逼真感来打动读者，强化了作品的感染力，取得了较好的艺术效果。在吸取外国小说叙述方法中，如插叙法、补叙法、倒叙法，以及不同于中国传统的人物外貌、人物心理的描写手法等，吴趼人也作出了认真的探索。其中以《九命奇冤》最为突出。这部小说是通过梁天来、凌贵兴两家因“风水”争端而酿成命案来写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险诈的。小说成功地采用倒叙手法，作品把本该在第十六回出现的凌贵兴雇佣强盗劫掠梁天来家，酿成七尸八命案件的情节，放在第一回叙述，然后再按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来叙写，其中又四次使用了倒叙和插叙的方法，使悬念迭起，惊险曲折。小说也较好地克服了前期小说缺乏深层开掘，细大不捐地堆砌材料的缺点，事件集中，主线分明，小说自始至终都围绕着梁、凌两家因风水争端而发生命案的中心事件展开，情节紧凑、连贯，环环紧扣，前后呼应。对人物的描写，也较好地克服浮光掠影，缺少集中概括和典型化的毛病，让人物通过情节的发展变化以及自己的言行去披露心灵的隐秘，性格鲜明。《九命奇冤》的问世，标志着吴趼人小说创作艺术愈趋成熟。

在艺术结构上，吴趼人使块状结构形式有了新的发展。所谓块状结构，也称蝉联式结构，书中没有中心事件，也没有中心人物，是由众多的相对独立的故事连缀而成。这种形式，源于《儒林外史》，近代由于李伯元在《官场现形记》运用这种形式而风靡一时。吴趼人又在李伯元的基础上作了革新，使小说有了主要线索，有贯通始终的人物，正如作者说的：“举定一人为主，如千军万马，均归一人操纵，处处有江汉朝宗之妙，遂成一团结之局。”〔108〕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作者以“九死一生”作为全书贯串始终的中心人物，以吴继之经商由盛到衰作为主要线索，将“九死一生”于二十年间亲见亲闻之事串连在一起，使众多没有必然联系的小故事有了起伏照应，前后贯通，形成了表现形式上一大特点。

此外，吴趼人所创作的１３篇短篇小说，也代表了当时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这些作品，在几百字，或一二千字的有限篇幅里，通过夸张、对比或自白等手法，以忧时忧国之心，诙诡愤世之词，针砭社会现实，鞭辟入里，发人深省。其中《立宪万岁》，小说的结尾写一群畜牲围观“天曹官报”，突破了作者一直心仪的对“立宪”的期待，毫不忌讳地揭露清政府立宪的骗局，不仅有较强的现实性，也体现了作者思想的变化。

吴趼人的小说是用语体文写的，语言朴实浅白，情挚流畅，有很强的表现力，体现了近代语言向语文合一方向发展的大趋势。吴趼人的小说，几乎全部是在报刊上连载之后，或部分连载之后才汇集成册的，同时大多是边写边发，有时同时写二三部小说，时间紧逼，这固然表现了作者的才华，也不可避免地使小说从情节到语言缺乏深思熟虑，精雕细刻，枝蔓繁衍，且笔无藏锋，过甚其词，显得浮露，缺乏蕴藉含蓄的韵味。

注释：

〔1〕《旧作诗篇迁流多失任甫请搜印刻》。

〔2〕《闻邓铁香鸿胪安南画界撤还却寄》。

〔3〕《割台行成后……》。

〔4〕《胶旅割后，各国索地……》。

〔5〕《己亥夏秋文岛杂咏》。

〔6〕《九月二十四夜至马关泊船二日……》。

〔7〕《自星坡移居槟榔屿……》。

〔8〕《避地槟榔屿不出，日诵杜诗消遣》。

〔9〕《星坡之夕，乡人张灯燃爆……》。

〔10〕《望须弥山云飞……闻西藏又割地矣》。

〔11〕《罗马利加京卜加利士公园》。

〔12〕《康有为自编年谱》，第１５页，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版。

〔13〕 〔14〕同注〔12〕。

〔15〕《己丑上书不达出都》。

〔16〕《出都留别诸公》。

〔17〕《饮冰室诗话·二六》。

〔18〕《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

〔19〕《送门人梁启超任甫入京》。

〔20〕《和临桂周黻卿翰林有感》。

〔21〕《游三水城》。

〔22〕《己酉腊，在槟榔屿与门人王公裕步南兰堂后园感怀……》。

〔23〕《七月偕铁君及家人从者居丹将敦岛灯塔》。

〔24〕《己酉，除夕前二日，酬梁任公弟……》。

〔25〕《人境庐诗草序》。

〔26〕《上清帝第五书》。

〔27〕《上清帝第四书》。

〔28〕《〈大同书〉卷首自题词》。

〔29〕 〔30〕同注〔28〕。

〔31〕《广艺舟双楫》卷一。

〔32〕《上清帝第六书》。

〔33〕同注〔32〕。

〔34〕〔35〕《诸天讲》卷二。

〔36〕《日本书目志》卷二。

〔37〕《补德国游记·来因观垒记》。

〔38〕《三十自述》，以下未注明出处引文，皆出自此文。本章所引梁启超诗文，皆出自《饮冰室合集》。

〔39〕《欧游心影录》。

〔40〕《致伯强亮济等诸兄书》。

〔41〕《小说丛话》。

〔42〕《黄遵宪致梁启超书》，第３７２页，《中国哲学》第八辑，三联书店１９８２年版。

〔43〕《新中国未来记·绪言》。

〔44〕引自楚卿：《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新小说》第七号（１９０３年）。

〔45〕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党人列传》。

〔46〕同注〔42〕出处，第３９７页。

〔47〕《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

〔48〕《论中国之将来》。

〔49〕《南学会叙》。

〔50〕《饮冰室诗话·六六》。

〔51〕《留别梁任南汉挪路卢》四首之二。

〔52〕见张伯桢：《万木草堂始末记》。

〔53〕《康有为自编年谱》，第２６页。

〔54〕同上书，第２８页。

〔55〕《赠高啸桐太守》。

〔56〕《答若海见怀》。

〔57〕《秋感和任公》。

〔58〕《蝶恋花·烂锦年华惊过羽》。

〔59〕《粤两生集序》。

〔60〕〔61〕同注〔59〕。

〔62〕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三○》。

〔63〕同注〔62〕。

〔64〕《梁氏小雅自序》，见《广东文征续编》，第２０３—2０５页。

〔65〕潘飞声：《番禺潘氏诗略》，《老剑文稿》九十七。

〔66〕李家园：《香港报业杂谈》。

〔67〕《香海集·甲午冬日珠江舟》。

〔68〕郑逸梅：《南社丛谈》，引王莼农：《云外朱楼集》，第２６４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69〕汪辟疆：《近代诗人述评》，《南京大学学报》１９６２年1期。

〔70〕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一六二》。

〔71〕邱菽园：《五百石洞天挥麈》。

〔72〕《说剑堂集题词为独立山人作》。

〔73〕《在山泉诗话》卷二。

〔74〕《西海纪行卷序》，见《古今文艺丛书》卷三。

〔75〕同注〔71〕。

〔76〕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一六二》。

〔77〕《戒鸦片烟会序》。

〔78〕《德意志学校说略》。

〔79〕《专制叹》。

〔80〕《盛世危言后编自序》。

〔81〕《粤汉铁路风潮歌和大浦李谷生韵》。

〔82〕《自任路政备受谤言大局已定洁身而退赋长歌一章见志并示同人》。

〔83〕《答英国广学会董李提摩太及世爵贝思福论中外时事》。

〔84〕《赠日本驻沪小田切总领事论时事歌》。

〔85〕《与通邃道友谈时事感作》。

〔86〕《保主权》。

〔87〕《读波兰衰亡战史书感》。

〔88〕《题何沃生、胡翼南〈新政真铨〉》。

〔89〕《与小田切领事拟联中日在沪合设各种书院》。

〔90〕《与乡人论各省设大小西学堂》。

〔91〕《答汪甘卿孝廉》。

〔92〕《求救猪仔论》。

〔93〕《论虚费》。

〔94〕《海南丛书》第九集本传，海南书局民国二十四年版。

〔95〕李葭荣：《我佛山人传》，原载《天铎报》宣统二年十月，胡寄尘：《虞初近志》，广益书局１９１３年８月版转载。

〔96〕张乙庐：《吴趼人逸事》，《小说日报》第５４号（１９２３年１月26日）。

〔97〕《吴君沃尧演说》，《中外日报》１９０１年３月２６日。

〔98〕《最近社会龌龊史》（原名《近十年之怪现状》）自序，上海广智书局１９１０年版。

〔99〕《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２２回。

〔100〕《上海游骖录》。

〔101〕《上海游骖录识语》，《月月小说》第一年第八号（１９０７年）。

〔102〕见《月月小说序》，《月月小说》第一年第一号（１９０６年）。

〔103〕同注〔102〕。

〔104〕见《历史小说总序》，《月月小说》第一年第一号（１９０６年）。

〔105〕《两晋演义序》，《月月小说》第一年第一号（１９０６年）。

〔106〕〔107〕同注〔102〕。

〔108〕《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总评，上海广智书局辛卷宣统二年出版。

第七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学

第一节 概说

２０世纪初，中国近代社会已经跨进了这样一个时期：资产阶级以武装革命的形式起来推翻封建王朝，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瓜分进入一个新阶段，即除了从政治上进一步控制清政府外，开始疯狂地掠夺中国的经济利权，企图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此时的清政府则不仅吏治更加败坏，统治更加黑暗，而且实际上已经完全堕落成为按列强的意愿行事的“洋人的朝廷”。

然而，革命的势力也在增长。经过１８９４年甲午战争的败北和１８９８年的失败的维新运动之后，中国的人群已经开始觉醒，政治变革的潮流已经不可逆转，其势如大江之流，一处受阻，必另辟通途。１９０１年西太后迫于形势在西安所发的欺骗性的“新政上谕”，虽然仍然在鼓吹“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其目的固然在蒙蔽视听，但也足以说明变革潮流的威力，变革之势在必行。

经历了１８９８年维新失败之后的白色恐怖的人们，自然不再那么容易上慈禧的当了，而且从那以后的几年间清廷的所作所为，已经使人们对这个腐朽王朝的不信任感和失望已经到了极点。维新运动主将之一黄遵宪的思想转变应当说是具有典型性的。他在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十一月写给流亡海外的梁启超的信中，这样评论庚子事变之后的清廷：“今回銮将一年，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刮之款，所娱乐之具，所敷衍之策，比前又甚焉。展转迁延，卒归绝望。然而乃知变法之诏，第为避祸全生，徒以之媚外人而骗吾民也。”

只有变革，才有国家民族的出路。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寄希望于统治者，以和平方式采取自上而下的“自改革”，只是一种妄想。出路何在已经是十分明显了，用曾经也寄希望于维新的孙中山的话说，就是“和平方法，无可复施”〔1〕，必须以“天雄大黄之猛剂”〔2〕，以明公理，去旧俗。２０世纪初，人们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只有以武器来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用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制度来取代已经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制度，方能达到救亡图存之目的。

１９０５年，在汹涌澎湃的爱国学潮和社会各阶层的反帝爱国运动的推动下，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成立，正式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并且领导了一场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武装革命。

在此之前，广东作为既是维新运动的发祥地，又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在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革命与维新之间的论争已经在广东拉开战幕。１９0３年初，黄世仲在香港《中国日报》发表《辩康有为政见书》，用事实驳斥了康有为的攻击革命为实行分裂、破坏国家统一，吹捧光绪帝为“旷代圣主”，只要实现光绪帝“复辟”，则不待革命而“吾四万万人之必有政权自由”的言论，指出康氏文章“绝无宗旨，忽而言道德，忽而言利害，忽而言名分，忽而言天演，忽而言气数，不明种界，不识民族，不识公理，千差万错”，妄图“借胡清之剑印，以诛尽汉族之头颅”。同时援引历史史实，论证反清革命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黄世仲之批驳康有为《政见书》，较诸章太炎之《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还要早几个月。其后，冯自由又于１９０５年在《中国日报》发表《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回答实行民生主义、进行社会革命的重要性，阐明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虽然粤港并非当时革命与维新论争的主要战场，但是粤港的论争不仅来得早，而且延续时间长，通过论战，扩大了革命派的思想影响，为使广东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大本营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１９０５年８月，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后，在广东策动了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钦州马笃山起义、广州新军起义，以及１９１１年４月２７日由黄兴等人组织的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革命斗争。这些武装起义虽然终归失败，但革命党人的英勇牺牲精神，在国内外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广州起义一役，则无疑成为“武昌首义”之先声。

辛亥革命爆发后，粤督张鸣岐迫于形势于１１月９日宣布广东独立。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辛亥革命在推翻封建王朝之后，迎来的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而是由各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军阀的事实上的割据。虽然广东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根基较之内地深厚，但许多地方政权也仍然是掌握在封建势力手中，封建势力在民国的招牌之下继续掌权。“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军阀龙济光对广东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残暴统治。其后，桂系军阀又对广东进行五年之久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孙中山在１９１８年被迫辞去军政府大元帅之职时说：“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五四”以后。

经过前一阶段维新派文学革新运动的努力，辛亥前后，传统的文学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文学与现实的紧密关系，文学对于社会政治的巨大反作用，已为实践所验证，因而也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这一时期，广东的进步作家更自觉地使文学服务于现实斗争，革命文学以前所未有的声势压倒了本来就实力空虚的广东封建文学营垒。

早在南社广东分社成立之前，广东的一些重要作家如黄节、苏曼殊、蔡守、潘飞声、马骏声等，即已为南社社员。南社成员以“提倡气节，研究文学”为宗旨，以“布衣之诗”来对抗“官僚之诗”，做同盟会的犄角，以革命文学的旗帜与同盟会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相呼应。其中的一些人本身就是同盟会员，更在反清和反袁斗争中直接作出了贡献。１９１２年，南社广东分社成立之后，参加“广南社”第一次雅集的达３９人。遗憾的是此后的活动不多，成绩不著。然而广南社在团结革命文学力量，扩大革命舆论影响方面的功绩，仍然应当给予肯定。作为这一时期广东革命文学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们的诗文创作。辛亥革命时期，广东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党人颇多，如廖仲恺、朱执信、胡汉民、汪兆铭等，他们在参加革命运动的同时，以诗文为武器，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和反帝反清主张，讴歌正义、揭露奸邪，表现革命者的崇高襟抱和献身精神。

黄节的诗歌创作代表了这一时期广东诗坛的最高成就。黄节诗学后山，深具功力，格律精严。诗作往往多悲感苍凉之气，贯穿着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忧患意识，表现了一位富于爱国思想和入世精神的正直知识分子的伤时忧国情怀。他以其诗人兼学人之诗，在南社中独树一帜，在岭南近代诗史乃至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辛亥革命前后，广东文坛除南社成员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的诗文之外，小说方面也成绩斐然，出现了苏曼殊、黄世仲、梁纪佩等小说家。特别是苏曼殊与黄世仲的小说，代表了中国近代小说后期的创作成就和走向。苏曼殊是近代文坛上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多才、多情，而身世遭逢曲折，在他短短的３５年的一生中，他在诗、文、小说、绘画、翻译等方面均卓有成就。他的诗歌创作，在南社诸人中亦可称为上品。尤其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创作的一批以反封建为中心，反映爱情婚姻与封建礼教冲突的小说，或许是有感于辛亥革命反封建之不彻底而作，具有积极的警世、醒世作用，其社会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即便是今天仍不失其借鉴的价值。在小说创作方法方面，曼殊亦有所突破，在注重小说故事情节的同时，吸取西洋小说重视人物外貌及心理活动刻画的优点，对“五四”新小说的形成和发展均有深刻的影响。

黄世仲是一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也是近代著名的小说家，著有１０余部以历史或现实社会政治为题材的中、长篇小说，抨击封建统治，批判保皇立宪，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过很大的社会影响，其中尤以《洪秀全演义》成就最高，影响最为深广。除小说创作外，黄世仲在小说创作理论方面，也颇有建树。他从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化对文学的影响的角度，探讨了古今文人对小说的不同态度和小说创作盛衰的原因，并从自己的小说创作实践中，初步总结出一些小说创作的艺术规律。黄世仲的小说理论，对近代小说创作也发挥了很大的导向作用。

除了诗文、小说，辛亥革命前后，广东的词坛也不寂寞。潘飞声、陈洵等一批词人，在词作、词论、词集的编辑整理方面均有可观的成绩。

此外，一部分维新时期的文学家，此一时期仍然继续他们的文学创作活动。虽然在维新还是革命的问题上，一些人未能跟随时代前进，成为落伍者，但在爱国这一点上却始终未改初衷。

概而言之，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各种矛盾斗争表现得空前尖锐激烈的时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力量与腐朽没落而且已经完全堕落为帝国主义代理人的清王朝作最后的殊死搏斗的时期。广东作为近代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策源地，革命斗争的形势不仅对文学提出了要求，也为革命文学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土壤。加上广东在新闻出版事业及印刷术方面的进步，也为广东革命文学的繁荣提供了广阔的园地，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革命文学在全国仍然居于领先地位，涌现了一批全国著名的文学家，产生了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文学作品，为推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节 苏曼殊及其创作

苏曼殊（１８８４—１９１８），名戬，字子谷，小名三郎，后改名玄瑛，别署燕影，曼殊是他出家后的法号。原籍广东香山县沥溪乡（今珠海市前山镇）。１８８４年９月２８日曼殊出生于日本横滨，父亲苏杰生，系旅日华侨，曾任日本横滨英商万隆茶行买办。生母河合若子，系苏杰生之妾河合仙之胞妹，生曼殊后不到三月即离开苏家，曼殊改由河合仙抚养。１８８９年苏曼殊６岁随嫡母黄氏回广东香山沥溪，翌年入村塾从宿儒苏若泉就读。１３岁，因不堪忍受家人虐待，遂随姑母姑父至上海习英文。两年后奉父命随表兄林紫垣东渡日本，入横滨华侨办的大同学校读书，但自感身世及世情淡薄，１７岁潜回广东，后重入横滨大同学校。次年由大同学校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预科，同年冬参加中国留日学生革命团体青年会，拥护排满兴汉的民族主义，开始致力于诗文创作。１903年曼殊考入成城学校学习陆军，加入为反对沙俄侵占我东北而组织的拒俄义勇队。因行动为林紫垣发现，遂断绝接济。同年９月被迫辍学回国，先任教于苏州吴公中学，后往上海在陈仲甫（独秀）主笔政的《国民日日报》任英文翻译，与陈独秀、包天笑、章士钊等人结识，开始译述法国嚣俄（雨果）的小说《惨世界》，发表了一些慷慨激昂的诗歌、小说和散文，致力于译著等文学活动，时年２０岁。是年底往广州寻师不遇，流浪惠州慧龙寺落发为僧，从此开始了亦僧亦俗的生活，取法号“曼殊”。但不堪僧人生活之苦，离寺院经东莞赴香港。１９０４年春，得亲友资助，自香港赴南洋游历，在泰国应聘于曼谷青年会，常与日本西村澄论绘画事。后由暹罗赴锡兰折回香港，至上海、长沙，是年秋任教于湖南实业学堂。翌年夏离长沙赴上海，又与刘三至南京。１９０６年返上海结识柳亚子、高天梅、陈陶遗、朱少屏等人，同年又与陈独秀东渡日本，省视义母河合仙。１９０７年与刘师培、何震（志剑）夫妇在日本东京，转而从事文化活动，在《民报》、《天义》、《河南》等报刊发表了一批文章与画幅，并致力于梵文和英文译述，编就了《梵文典》（八卷）等书稿。１９０８年春，苏曼殊又往东京转长崎，住河合仙家，抄编《文学因缘》于是年夏出版，秋自东京返上海。１９0９年又离上海赴东京，时年２６岁，痛感“极目神州馀子尽”，在东京结识了日本艺伎百助枫子，顿生恋情，在相处和别后的日子里，写了大量幽悠哀怨、情真意切的诗篇，并继续翻译西方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师梨（雪莱），以及英国诗人威廉·豪易特、彭斯、印度女诗人陀露哆等人的诗作。是年冬抵印尼爪哇，经陶成章推荐任教于惹班中华学校。因常患病，１９１0年离爪哇经香港，至广州返上海，后又赴日本抵横滨探望河合仙，同年秋再返爪哇任教，编《南洋丛书》。

１９１１年10月，苏曼殊闻武昌起义成功和辛亥革命胜利，即驰书柳亚子和马君武云：“迩者振大汉之天声，想两公都在剑影光中，扺掌而谈。不慧远适异国，惟有神驰左右耳。”〔3〕并急谋返国，未成，即着手校录撰跋的《潮音》，在日本东京出版，收曼殊译诗一卷及其他诗作，后附《拜伦年表》。１９１２年春，由惹班回国抵上海，４月应聘为《太平洋报》笔政，与柳亚子、叶楚伧、朱少屏、李息霜等同事，交往甚密。经柳亚子介绍加入南社。１９１３年“二次革命失败”，苏曼殊目睹国事日非，是年７月发表了《讨袁宣言》，不仅痛斥了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和祸国殃民的罪行，而且在民主革命陷入低潮之时发出了“疏柳尽含烟，似怜亡国苦”〔4〕的忧国伤时的感叹。是年冬，苏曼殊赴日本，继续同逃亡的国民党人往还，神驰祖国，始终保持“厉高节，抗浮云”的高尚品质，时刻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尝于《东居杂诗》中寄言：“相逢莫问人间事，故国伤心只泪流。”即使在生命最后的几年，仍努力从事创作，除写诗寄情，撰写序跋题辞外，还创作了《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等多种小说。１９１８年５月２日，这位堪称“天才”的作家，因肠胃病在上海广慈医院逝世，终年３５岁。

苏曼殊生活在１９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历史巨大变革的时代。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入侵，特别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以及辛亥革命运动和“二次革命”的失败，这种种社会动荡和文化思潮的复杂纷呈，他都感受和亲临目睹。曼殊的短短平生，又是漂泊无定的一生，国家的贫弱，西方文化的输入，革命高潮的迭起兴衰，祖国江南的美景，东渡扶桑的风土人情，以及不幸的身世，几度出家的世态炎凉，漂泊爪哇时的孤独与艰辛，他都一一体验和品尝，并在苏曼殊的心灵上留下难以排遣的忧愁和创伤。他１３岁就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以后又反复过着亦僧亦俗、不僧不俗的生活。他早期以积极的态度入世，并倾心投入革命浪涛，“披发长歌览大荒”，具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他年青时加入“青年会”、“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亚洲和亲会”等革命组织；辛亥革命后，加入南社，为国家民族的命运担忧，积极从事反袁斗争，显示了世纪之交年青知识分子对生活和自由意识的渴望和追求。但是，苏曼殊毕竟是生活在东方长期封建思想禁锢的国土上，他在接受西方文化思想影响的同时，也背负着文化传统的积淀和沉重的精神枷锁；他的生活态度和精神气质又无法摆脱封建旧思想的束缚，特别是与佛学禅定思想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苏曼殊的思想和情感意向中，唯物与唯心、进取与彷徨、追求与幻灭、友情与寂寞、欢愉与苦闷、佛性与人性，常常交织在一起。这种思想的复杂性和矛盾心态，遂形成了苏曼殊文学创作题材和艺术风格的多重性，以及多维的艺术审美意蕴。苏曼殊辛亥革命前后才步入文坛，为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成员之一。他博学多才，精通英、日、梵文，能诗文，擅长绘画。他诗文小说创作中流注的横溢才情，意态传神的笔触，凄清哀怨的情思，以及那呼之欲出、动人心魄的形象，曾经吸引了许多读者，特别是一部分青年读者，引起他们的共鸣。

郁达夫曾说过：“苏曼殊的诗比他的散文小说好，因为他的诗里有清新味，有近代味。”〔5〕柳亚子也说，苏曼殊的诗“完全是自然的流露。他的诗虽不用心做作，可是自然而然的非常优美，给读者一种隽永轻清的味道，给读者种种深刻的印象”〔6〕。苏曼殊平生作诗虽不多，短短１０年间留给后人的只有近百首抒情诗作，但它们却以其清新流丽的韵味，幽悠哀怨的情思，以及俊逸隽永的格调，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赢得了读者的喜爱。苏曼殊作为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青年知识分子，以其超常的悟性，把自己的阅历和平生体验置于新旧文化交替的潮流中。他以诗作为“寻愁觅恨之具”，透过生活真实和抒情意象的营构，既形象地描述了辛亥革命前后青年知识分子由现实与理想冲突所产生的情感、心态和人文精神，也渗透了作者对现实和世情的关注。苏曼殊是一位感情丰富的作家，他积极寻求进步，追求理想和“新生”，他有着近代进步人士对国事和民瘼的关心。早年的苏曼殊是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去拥抱人生，去感受生活和铸造入神的诗歌情感意象的。有如１９０３年秋所作的《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二首）：

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雨着浮身。国民孤愤英雄泪，洒向鲛绡赠故人。

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这类充满革命激情的诗篇，苏曼殊留下的虽然不多，但诗人借用我国古代的典故、传说，前者以鲁仲连自许，把自己和人民的悲愤之情融为一体，愤世嫉俗；后一首面对列强的血腥入侵，纵览国事，诗人以荆轲自况，表示要勇赴国难，为国献身。诗人透过丰富的想象，拟容取心，写气图貌，营构起大开大阖的时空和抒情意象，表现了国难当头时爱国青年的责任感，以及誓死抗敌的锐气和雄心。诗风慷慨淋漓，苍凉悲壮。辛亥革命期间，诗人虽远在异域他乡，但仍时常心系祖国：“江南春已晚，淑景付冥莫。建业在何许？胡尘纷漠漠。佳人不可期，皎月照罗幕。九关日以远，肝胆竟谁托？”〔7〕在爪哇，病中常念及革命，壮志未泯。辛亥革命失败后，苏曼殊眼看革命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在他的许多诗作中依然表现出对故国的思念和对袁氏篡国罪行的憎恶之情：“故国已随春意尽，鹧鸪声急使人愁。”〔8〕“相逢莫问人间事，故国伤心只泪流。”〔9〕“疏柳尽含烟，似怜亡国苦。”〔10〕“逢君别有伤心在，且看寒梅未落花！”〔11〕这些诗歌伤心别泪，调子比较低沉，失却了早期的悲壮雄健之风，但仍蕴含着诗人对祖国的无限眷恋，寄托了对革命前途的殷切期望。

在近代中西文化的撞击交汇中，苏曼殊善于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外国优秀文化结合起来。他热心译介西方近代文化，宣传歌德、拜伦、雪莱、威廉·豪易特等浪漫主义诗人诗作，他不乏对自由民主和个性解放的追求与向往；但沉重的历史包袱，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佛学的禅道悟性，又深深地束缚着苏曼殊。他从１５岁起三渡扶桑，在异国他乡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潮，并与一些名流硕彦为友，吸收着“泰西文明”的新鲜气息；但他从20岁始就遁入沙门，总希望在佛法天地中寻找到平等和超常的心理平衡。他对欧洲作家雨果、拜伦、莎士比亚、彭斯等有过独特的神悟，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又有过深习，而崇尚李白的潇洒飘逸、李商隐的幻想迷茫、黄仲则的浓郁凝重。如果说２０岁前后的苏曼殊是怀着对革命到来的热切期望“驰骋于龙蟠虎踞之间”〔12〕，通过祖国江南胜景的描写，寄托了诗人对革命的向往之情和意气的话，那么，事隔数年，当诗人步入第２６个春秋，再次由上海东渡日本时，则带着漂泊异国他乡的孤寂之慨和眷念故国之情，去抒发诗人的感怀，铸造诗歌的意境。在东京，他结识了日本歌伎百助枫子，为其筝声所触动：“无量春愁无量恨，一时都向指间鸣。我已袈裟全湿透，那堪重听割鸡筝。”〔13〕把百助引为知音，但又以披剃受戒为由，推却百助枫子以身相许的请求。苏曼殊后半生经常陷入思想意绪、参禅学佛和追求爱情之间的矛盾，这一时期抒写的一些情禅交织的爱情诗，写来情致真挚、轻清缠绵。例如：

禅心一任蛾眉妒，佛说原来怨是亲。雨笠烟蓑归去也，与人无爱亦无嗔。（《寄调筝人》）

鸟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索题诗。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本事诗》之七）

碧栏干外夜沉沉，斜倚云屏烛影深。看取红酥浑欲滴，凤文双结是同心。（《东居杂诗》之五）

谁怜一阕断肠词，摇落秋怀只自知。况是异乡兼日暮，疏钟红叶坠相思。（同上之十三）

“收拾禅心侍镜台，沾泥残絮有沉哀。”〔14〕苏曼殊已剃度出家，禅心初定，但仍然热烈追求异性和爱情。他不受佛门清规所缚，竟然和女子谈情说爱。他不弃人间的欲望和爱恋，但爱得越深，痛苦越大，“碧玉莫愁身世贱，同乡仙子独销魂。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15〕情禅交织的抒情意象，熔铸了诗人的身世和销魂似的人生，极易引起在封建宗法制度重压下追求个性解放的青年士子的共鸣，而产生同情之心和哀婉缠绵之感。所以南社爱国诗人高天梅说，曼殊的诗“其哀在心，其艳在骨，而笔下尤有奇趣”〔16〕。

苏曼殊的诗，除了缠绵哀艳的爱情诗外，也不乏思念挚友和感受自然风光所唤起的恬淡喜悦之作，例如：“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17〕这首被称为近代绝句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在２８字中诗人借助外物的描绘组合，跳动着由近及远的抒情思绪，于悠扬的时空意象中，熔铸着主体的矛盾心境和深厚的眷念之情。苏曼殊能诗善画，故其怀友写景诗善于绘景寓情，在情景交融中营构抒情、疏淡和恬静的境界，如：

江城如画一倾杯，乍合仍离倍可哀。此去孤舟明月夜，排云谁与望台楼！（《东行别仲兄》）

白云深处拥雷峰，几树寒梅带雪红。斋罢垂垂浑入定，庵前潭影落疏钟。（《住西湖白云禅院》）

孤村隐隐起微烟，处处秧歌竞插田。羸马未须愁远道，桃花红欲上吟鞭。（《淀江道中口占》）

像这类诗，情感真挚，色泽明丽，天成自得，萧散闲远，语语如在眼前，别有一番动人的艺术魅力。郁达夫说，苏曼殊的诗“有清新味，有近代味，这大约是他译外国诗后所得的好处”。施蛰存亦云：“曼殊诗才隽逸，婉丽中极工感慨，宜为少年所喜。”他的小巧的七绝诗，灵动潇洒，以清新自然、情韵俱足见工。尽管苏曼殊的诗题材比较狭窄，又多为七绝，表现手法比较单调，且多是情意缠绵的哀怨之作，存在所谓“高逸有馀，雄厚不足”〔18〕等缺点。但他爱国诗的激越奔放，爱情诗的缠绵悱恻，翻译诗的豪情跌宕，赠答诗的率真明快，写景诗的清新流丽，禅意诗的调侃空灵，构成了曼殊诗作的独特风格和多维的艺术整体。苏曼殊诗歌产生在新旧社会和文化嬗递的年代，其作品所饱含的多重内容和独特的抒情风格，不仅丰富了诗歌创作的内涵，扩大了艺术的审美视野，有助于透视时代风云，而且对“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苏曼殊的小说，主要以爱情生活为题材，同样充满了浓郁的感情。作者通过人物形象的描写，渗透了凄清哀怨的压抑之情，微露出有情人终不能成眷属的悲剧命运，成了近代青年士子苦闷和痛楚心灵的袒露。苏曼殊从１９0３年开始从事小说创作，最先一部《惨世界》，是作者借翻译为名，取材于法国雨果的《悲惨世界》和晚清社会生活，是一部译述参半的奇特小说，它采用影射手法，通过金华贱和明男德两个主要人物抨击清朝统治阶级，以金华贱的悲惨遭遇反映晚清劳动人民的生活苦难，表现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欺诈抢夺他人财产的蟊贼的憎恶；通过明男德形象的塑造和描写，歌颂其热爱祖国、憎恨黑暗世界的侠客和献身精神。诚然，苏曼殊的《惨世界》因取他国作品题材改编而成，艺术表现手法显得幼稚，而且存在词意直露，影射之痕非常明显等缺点，但也显示了作者早年鲜明的反清、反封建立场，思想内容方面还是值得肯定的。

代表苏曼殊小说成就的是６篇浅近的文言小说《断鸿零雁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和《天涯红泪记》（未完），主要成书于辛亥革命之后，分别发表在当时的《汉文学新报》、《太平洋报》、《国民》杂志、《甲寅》杂志、《新青年》杂志等国内外著名报刊上。这些小说，通过爱情和婚姻悲剧的描写，既为读者展示出在新旧思想交战中，一群孤独、迷惘和忧悒的近代青年知识分子在爱情婚姻、生命意识上的彷徨与挣扎，也不同程度地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罪恶，表达了青年男女追求爱情婚姻自由的行动和反抗精神。从中也体现了苏曼殊小说的创新意识，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小说过渡性等特点。

许多评论者都认为：“苏曼殊的爱情小说，表现出极其复杂的思想倾向。”〔19〕的确，曼殊后期几篇爱情小说，通过人物形象的创造，常常表现出复杂的思想矛盾、双重人格及其心态。他们不满黑暗的社会现实，起而与之抗争，另一方面又无力作正面反抗，而是逃避现实，去追求一种空灵的境界。在对待爱情上，主人公不是积极争取，而是作消极的回避和摆脱。例如《断鸿零雁记》中的男主人公三郎，实际是曼殊自身经历的写照，是情禅交织的化身。他虽然深爱着雪梅，但在封建家长的淫威下，只能以出家皈依佛陀来逃避爱情。在日本，三郎结识静子后，静子的“慧骨天生”、“如藐仙姑子”再次引动了这位多情才子的情思，但他见了静子又“不敢回眸正视，唯心绪飘然，如风吹落叶，不知何所止”，而感叹云：“此时令人真个消魂！”“真旷劫难逢者也！”但他爱得愈深，内心越痛苦，感情上的折磨弄得他六神无主，时而浑身发热，辗转不能成寐；时而流涕痛哭，泪如雨泻；时而独自漫步海滩，怅然不知所归。作者是这样描写的：

静子闻余声，却至欣悦，急回首应曰：“三郎，归何晏？独不避海风耶？吾迟三郎于此久矣。三郎出时可曾加衣否？向晚气候，不比日间，恐非三郎所胜，不能使人无戚戚于中。三郎善自珍摄，寒威滋可畏也。”（第十五章）

余言甫竟，似有一缕吴棉，轻温而贴余掌，视之，则静子一手牵余，一手扶彼枯石而坐。余即立其膝畔，而不可自脱也。久之，静子发清响之音，如怨如诉曰：“我且问三郎，先是姨母曾否有言关白三郎乎？”

余此际神经已无所主，几于膝摇而牙齿相击，垂头不敢睇视，心中默念：情网已张，插翼难飞，此其时矣。但闻静子连复问曰：“三郎乎，果阿姨作何语？”……

余方凝伫间，静子四顾皇然，即襟间出一温香罗帕，填余掌中，立而言曰：“三郎珍重！此中有绣角梨花笺，吾婴年随阿母挑绣而成，谨以奉赠，聊报今晨杰作，君其纳之。此闲花草，宁足云贡？三郎其亦知吾心耳！”

余乍闻是语，无以为计。自念：拒之，于心良弗忍；受之，则睹物思人，宁可力行正照，直证无生耶？余反复思维，不知所可。（第十六章）

如此温柔体贴，爱恋情深，悱恻缠绵，情网难飞。“系于情者，难平尤怨”，三郎深深陷入愧悔和无法解脱的彷徨苦闷之中。然而在爱意与禅心的交战中，三郎却强遏恋情，“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为了从焦悚万状、尽日惴然的极度痛苦中解脱出来，三郎只好对母亲和静子留书不辞而别，但他留给静子的信依然是藕断丝连：“余实三戒俱足之僧，永不容与女子共住者也。吾姊盛情殷渥，高义干云，吾非木石，云胡不感？然余固是水曜离胎，遭世有难言之恫，又胡忍以飘摇危苦之躯，扰吾姊此生哀乐耶？”苏曼殊就是这样在小说主人公身上赋予了常人难以理解的双重矛盾心理，他一方面渴望热烈真挚的爱，保留着与生俱来的不可予夺的个人权利，但另一方面又用禅道般若的态度来对待人生的正当要求，用出世修行压抑自然情欲。禅心战胜了爱意，将读者带入难言的同情与沉思之中。

在苏曼殊笔下，小说的主人公大都是要求个性解放，追求婚姻自由，以反抗封建家庭的压迫。例如《断鸿零雁记》中的三郎接到雪梅表示万劫同心的情书又回忆起其父背盟的行径时，他愤愤不平地抗议封建家长的野蛮权威，“以为女子者，实货物耳，吾固可择其礼金高者而鬻之。况此权特操诸父母，又乌容被纤小致一辞者？”他谴责雪梅的父母“利令智昏，宁将骨肉之亲付之蒿里”，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反抗意识；但另一方面他又反对男女青年从封建的绳索中完全挣脱出来。在《碎簪记》里，当庄湜说到在婚姻问题上“不敢有违叔父之命”时，“余”大加赞赏说：“佳哉，为人之侄，固当如是。”在《焚剑记》中，作者则又通过阿兰之口宣扬所谓“女子之行，唯贞与节”，而且对坚守“既许于前，又何悔于后”的陈腐的封建道德观念百般屈从，等等。由此可见，苏曼殊所要求的个性解放、婚姻自由，仍然充满着封建的道德意识。苏曼殊通过小说人物形象的创造向我们展示出：近代知识分子要与封建的道德观念，包括影响中国文人一千多年的佛学禅定思想彻底决裂，无疑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具备一种冲破自己在长期的传统文化熏陶下所形成的陈腐观念束缚的心理素质、价值取向和自觉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苏曼殊在他的小说中，为我们塑造了众多思想复杂、性格矛盾而又带有明显的近代色彩的女性形象。他笔下的女性，不再是封建文人笔下不出闺房的封建淑女，而是属于处在启蒙初期一定程度上有所觉醒的中国青年女子的形象。她们大多数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才华，有较强的自我意识，正在争取独立的人格，渴望得到爱情和自由，争取掌握自己的命运。有如《绛纱记》中的五姑，当父亲因势利而撕毁婚约后，她毅然决定和所爱的人一起出奔；《焚剑记》中的阿兰，当姨母以婚姻门第之论破坏她与独孤粲的爱情时，公然向姨母宣称：“吾舍独孤公子外，无心属之人”，后姨母逼嫁，她誓不相从，逃亡为人作佣，后经流离之苦，病死于道中。她们均表现了少女的纯洁爱情观和为获得幸福爱情而作的勇敢斗争，但她们毕竟生活在封建意识非常浓厚的社会环境中，她们的抗争和叛逆行动往往还是摆脱不了封建道德行为规范的羁绊，未能摆脱套在她们身上的重重精神枷锁。像《绛纱记》中五姑的反抗，是在“翁固非亲父”的前提下进行的，《非梦记》中的薇香因“君既迫于家庭之命，则吾又岂容违越”而放弃了对海琴的爱，最后投江自尽。她们渴望爱情、幸福和自由，并愿意为此付出代价，但她们往往又陷入无法解脱的旧道德的重围。为此，她们只好采取一个折衷的办法，或出奔逃脱，或削发为尼，或以死殉情。苏曼殊的小说，正是通过塑造这些独具思想矛盾以及多重性格和心态的女性形象，一方面给读者展示了中国近代史上世纪之交女性的一些精神面貌，暴露了封建伦理对女性人格的束缚和摧残，充分揭示出在封建礼教重压下青年男女爱情婚姻悲剧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作者的艺术描写是从主人公的反抗与屈从、入世与出世、追求婚姻幸福与宗教解脱间的个人心理矛盾冲突中进行的，未能更多触及酿成悲剧的社会原因。因此作者叙写的爱情悲剧，带着比较浓厚的哀怨、悲戚和感伤情调。

在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汇中，苏曼殊善于从西方小说中吸收营养，进行小说创作。首先突破了中国古代小说以第三人称或记录闻见的叙事模式，而是较多地采用外国小说中惯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法，使作品中的故事为“我”所经历而非“我”所闻见，既增加了作品的抒情色彩，也有助于作者对故事情节的安排，使读者有如设身处地引起心灵的共鸣。例如《绛纱记》全篇才１万余言，却写了４个爱情故事，就因为以“余”为线索，使这些故事得以交错穿插进行。《碎簪记》中庄湜与灵芳、莲佩间爱情纠葛的故事，也是以“余”作联系。这样，叙述者“余”与作品中人物“我”的情意相融，既有助于把纷繁复杂的故事安排得井然有序，亦能够深化对主人公内心活动的描写。苏曼殊的小说不再是冷淡的旁观叙述，而是熔铸了亲身的经历、体验和情感，是作家身世和心灵的呼唤。中篇小说《断鸿零雁记》中的三郎，实际上就是作者自己的身影，他寺院剃度、东渡日本寻母，与姨表姐静子相遇，日夕相处而生恋情，陷入深深的情网之中，只因是“三戒俱足之僧”，既征法身固弗能娶，只得忍痛割断情丝，潜逃回国，遁迹佛门，但仍感“弥天幽恨”，无法排遣内心的情愁苦楚等，都为曼殊所经历的。又如《绛纱记》中那个袖里珍藏着秋云所赠绛纱出家为僧、云游四海最后坐化的梦珠，《碎簪记》中苦苦徘徊于灵芳和莲佩之间的情爱，最后病重怅然逝去的庄湜，都或多或少留有曼殊的影子。作者正是调动第一人称的叙述和表达方式，通过小说中的人物直接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和愿望，使人倍感真实可信，也增添了小说的感伤悲凉色彩，即所谓“苏曼殊以出世佛子，叙入世情关，能于悲欢离合之中，极尽波谲云诡之致，而处处写实，字字凄恻，但觉泪痕满纸，令人读之而怆然”〔20〕。

其次，苏曼殊在小说创作中既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注重情节和行动描写的优点，更汲取了西方小说重外貌描写和心理刻画的长处，即透过人物的细腻描写和内心活动展示人物的性格、思想，披露悱恻痛楚的心灵。如《碎簪记》中对庄湜和莲佩的恋情描写：

岂料余至客室，则见庄湜犹痴坐梳花椅上，目注地毯，默不发言；莲佩则偎身于庄湜之右，披发垂于庄湜肩次，哆其唇樱，睫间颇有泪痕，双手将丝巾叠折卷之，此丝巾已为泪珠湿透。二人各知余至。莲佩心中似谓：“吾今作是态者，虽上帝固应默许；吾钟吾爱，无不可示人者。”而庄湜此时心如冰雪。

这段对庄、佩的热恋、甜蜜、痴情而又带几分怯懦的描写，写来情态和心神俱现，似淡而实美。又如《断鸿零雁记》第十二章对静子形象的刻画：“少选，香风四溢，陡见玉人靓妆，仙仙飘举而来，去余仅数步；一回青盼，徐徐与余眸相属矣。余即肃然鞠躬致敬。尔时玉人双颊虽赪，然不若前次之羞涩至于无地自容也。”通过“余”之“陡见”和秋波传情的描写，把静子的仙姿腼腆之状，亭亭玉立之貌和脉脉含情之态，活脱脱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其实，该书从第一章开始就写了三郎对自己遁入空门过着“扫叶焚香”生活的哀叹，对尚存人世的生母的思念，对自己身世飘零的悲愁。请看本书第十六章对三郎坠入情网难于自制时的心理描写：

余呆立无言，惟觉胸间趯趯而跃。静子娇不自胜，搀余徐行。及抵斋中，稍觉清爽，然心绪纷乱，废弃一切。此夜今时，因悟使不析吾五漏之躯，以还父母，又那能越此情关，离诸忧怖耶？

苏曼殊正是通过这番直接心理描写，真实地表现出人物进退两难的二重心理矛盾、彷徨苦闷心态，让读者窥见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无法排解的感情纠葛，从而产生心灵上的共鸣。

再次，苏曼殊的小说创作突破了我国古典小说章回体的传统表现模式，而采用西方小说的比较自由的形式进行写作。如果说苏曼殊１９0３年编译《惨世界》时还是运用章回体形式的话，那么，事隔10年后，从创作《断鸿零雁记》时起，他的６篇爱情小说都采用了自由灵活的表现方式。文随事转，事由情发，面目一新。中篇小说《断鸿零雁记》凡２７章，每章开头和结尾没有任何套语，如第一章就以“百越有金瓯山者，滨海之南，巍然矗立”的写景文字开头，青山水阔，给读者以亲临海滨之感，并以“此章为吾书发凡，均纪实也”作结，摒弃了“要知端的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俗套。而章与章之间并不讲求细微末节的衔接，而是按叙事详略和人物情感发展的逻辑多有跳跃，有的篇幅长短不一，有的相距甚殊，“五四”新体小说与这颇为接近。短篇小说《焚剑记》中贫弱书生独孤粲，因罪于权贵，遂逃钦州，认识了阿兰、阿蕙姐妹。在兵荒马乱中，他受兰、蕙祖父之托照顾她俩，历经辗转流离之苦，终抵香港姨母处，结果姐妹俩一个因反抗逼婚出逃致死，一个屈从礼教而与木主成婚，酿成悲剧。小说不拘泥于情节的起、承、转、合安排，而是从生活事理的发展逻辑，从主人公的命运和不幸遭遇出发，深刻地揭露了旧社会和封建礼教的罪恶；熔铸了作者对黑暗现实的憎恨，以及对受害者的无比同情之心。

第四，苏曼殊的小说还深化了小说常见的穿插、倒叙等手法的运用。我国古典小说，亦不乏“倒插法”、“凌空跳脱法”等，但其中大都用“原来”或“初”之类的模式作为补叙穿插而行。而苏曼殊的小说则受西方小说的影响，比较广泛地运用倒叙、插叙等手法，去塑造人物形象，披露主人公的生活、性格、命运与悲剧。例如《断鸿零雁记》从三郎出家写起，再倒叙三郎幼年时生活；先写雪梅从卖花人的叫卖声中辨出三郎，然后叙述他俩初订婚以及婚变的经过等，从而打破了那种按时间顺序安排的写作方法。在《绛纱记》中，先写梦珠的生活、个性及有关传闻作为铺垫，接着拉开时空距离，跳跃式地叙写“余”赴新加坡，与五姑的爱情故事，又穿插霏玉与卢氏姑娘的婚姻，最后才写到梦珠的未婚妻秋云，并由秋云而及梦珠。如此通过时间顺序的重新处理，改变了直线式的单调叙述方式，有助于形成叙事与情感意象的跌宕俳谐，避免了因依次顺序可能引起的呆板、枯燥等缺陷。同时，苏曼殊在小说创作中，比较注重环境描写，把环境描写与人物描写熔为一炉，使之成为人物性格和心境的烘托。如《断鸿零雁记》中以景物描写开头：“故至今日，遥望山岭，云气葱郁；或时间潮水悲嘶，尤使人欷歔凭吊，不堪回首。……钟声徐发，余倚刹角危楼，看天际沙鸥明灭，是时已入冬令，海风逼人于千里之外。……”通过这段景色描写，创造出一种悠远、悲凉、凄清的环境气氛，从中映衬出三郎此时苦楚、哀愁和难以排遣的情感、心境。

总之，苏曼殊的小说既保留了中国小说创作情节曲折，长于行动和对话描写，以及叙事简洁等特点，而更多地吸收了西洋小说的注重人物心理、体式自如，以及重自然环境描写和倒叙、插叙等方面的长处，从而提高了小说艺术创作的文学性。这种新旧交替、中西杂糅的表现形式，尽管还存在情节不够完善和结构不够严谨等缺点，但它丰富了小说艺术的表现手法。在我国小说艺术史上终究是跨出了一大步，成为中国古典小说向现代白话小说过渡的桥梁，对促进“五四”新小说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以及作家思想上的复杂矛盾，苏曼殊笔下的主人公大多以出家或自杀告终。从思想倾向而言，作品存在比较浓重的消极悲观和厌世情调，对后来上海出现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也产生过一定影响。

苏曼殊的散文，大多是杂论、序跋和书札，深受时代和西方近代文化思潮的熏陶，受章炳麟、陈独秀、柳亚子等人思想的影响，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性、革命性和开放意识。这些散文写来情感激越，慷慨淋漓，气势非凡，例如，１９０３年所作的《呜呼广东人》一文，系作者在上海《国民日报社》任英文翻译时所作。文中通过对日本见闻的追忆，暴露了当时某些广东人的媚外丑行，叙写了作者的悲愤之情：

我们看他不像是广东人，他偏不愿做广东人，把自己祖国神圣的子孙弃吊，去摇尾乞怜，当那大英大法等国的奴隶，并且仗着自己是大英大法等国奴隶，来欺虐自己祖国神圣的子孙。你看这种人于广东有福？于广东有祸？我令有一言正告我广东人曰：“中国不亡则已，一亡必先我广东；我广东不亡则已，一亡必亡在这班入归化籍的贱人手里。”

这类杂论，写来血泪满襟！苏曼殊愤怒痛斥这种人“把自己的祖宗不要，以别人之祖宗为祖宗，你看这种人还讲什么同胞？讲什么爱国？”字里行间迸发出作者强烈的愤慨和爱国爱乡的炽热感情。１９１３年秋，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苏曼殊站在革命党人一边，发表了有名的《讨袁宣言》，文章首引拜伦的《哀希腊》诗句后，抒发作者的满腔积愤道：“呜呼！衲等临瞻故国，可胜怆恻！自民国创造，独夫袁氏作孽作恶，迄今一年。擅屠操刀，杀人如草；幽、蓟冤鬼，无帝可诉。诸生平等，杀人者抵；人讨未申，天殛不逭。况辱国失地，蒙边夷亡；四维不张，奸回充斥。上穷碧落，下极黄泉，新造共和，固不知今真安在也？独夫祸心愈固，天道愈晦；雷霆之威，震震斯发，普国以内，同起伐罪之师。衲等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文中列陈袁世凯种种罪恶，申明二次革命意义，表白个人决心，慷慨陈词，笔墨淋漓，情感激烈，气势跌宕。苏曼殊的许多书札，除表现诚挚真情外，行文明白自如，颇似苏东坡尺牍，轻盈婉转，姿态横生，精美可诵。

苏曼殊还是近代颇负盛名的翻译家。当然，翻译并非都是创作，但译述者对作品的抉择和评价，往往倾注了作者的吻合之情和审美意向。苏曼殊的翻译作品，既有英译汉，也有汉译英。前者，如１９０３年在上海和陈独秀一起着手译述法国大作家雨果的《惨世界》（《悲惨世界》），就倾注了苏曼殊对作品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浪漫主义创作精神的向往、同情与关注。辛亥革命前二年（１９09—１９10年间），曼殊在东京曾致力于翻译拜伦、威廉·豪易特、雪莱等浪漫主义诗人诗作。尽管他的译作寥寥，但同样体现了苏曼殊对西方近代诗人提倡自由和反抗精神的歌颂，迎合了“有一部分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想正盛”〔21〕的审美创作要求。后者，如１９０８年初，苏曼殊将平时收集的英译汉诗精选成册，以《文学因缘》为题并序予以刊行。１９０９年秋，他自日本归上海，为谋求《拜伦诗选》的出版，遂将年来从英文所译的诗歌，及所辑录英译汉诗汇编成册，取名《潮音》并作英文自序。他在译述中深深体会到：译诗颇难。因为中西语言互异，欲将作品中的意境和声律美表达出来实非易事。苏曼殊在《〈文学因缘〉自序》中道：“先是在香江读Ｃａｎdlｉｎ师所译《葬花诗》，词气凑泊，语无憎减。若法译《离骚经》、《琵琶行》诸篇，雅丽远逊原作。”又说“夫文章构造，各自含英，有如吾粤木棉、素馨，迁地勿为良。况歌诗之美，在乎节族长短之间，虑非译意所能尽也。”谈论译述经验，体会良深。只惜曼殊死于而立之年，译诗太少，且受古诗局限，其译作产生的影响远不及诗歌小说创作的成就。

第三节 黄节的诗与陈洵的词

黄节（１８７３—１９３５），原名晦闻，字玉昆，号纯熙，广东顺德人。他是南社著名诗人，与梁鼎芬、曾习经、罗惇曧合称为“岭南近代四家”。早年曾从学于广东名儒简朝亮，青年时代多次远游，北登长城，南游天府，纵览中原名胜，足迹遍历大江南北。１９００年留学日本，参与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活动。１９01年他与志趣相投的朋友办起“群学书社”，设中外报刊供人阅览，１９０２年参加顺天乡试，落第后在上海参与邓实《政艺通报》的撰述，宣传革命。继而又在沪参与创办国学保存会、国粹学社及《国粹学报》，发扬正义，伸张民权，鼓吹革命。１９０５年他主编《广州旬报》，创办《拒约报》；１９０７年赞助于右任等创办《神州日报》，次年参与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筹措，１９０９年加入同盟会，写了大量的反帝、反清的诗文。辛亥革命后，任广东高等学堂监督等职，１９１２年在广州创办《天民日报》，反对袁世凯复辟。１９１７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１９２３年，孙中山被推为大元帅，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任命黄节为元帅府秘书长。１９２８年任广东省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广东省通志馆馆长。１９２９年春辞职居澳门。同年秋返回北大执教，兼任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席。１９３５年病逝于北京。著有《蒹葭楼诗》等，后人辑有《黄节诗集》行世。

黄节生活在清末民初社会大变动的时期，是封建社会里沐浴着欧风西雨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他刚正耿直，爱憎分明，追求进步，向往革命。虽然他的人生历程上有过苦闷彷徨，曾有过一度消沉，但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很快便振作起来，更大胆、更坚定地同邪恶势力作斗争。尽管形势不断发生变化，使他身处逆境，他仍然坚持正义，坚持操守，不谄豪权，不逐名利，甘居清贫，不愿投机取巧，其一生济世康民之志，不因时势而转移，不随流俗，特立独行，抗心希古，表现出一个有识之士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

关于黄节的生平经历和境遇，他自己曾在分别作于１９１６年和１９２６年的两首同题诗作《岁暮吟》中作过回顾。这两篇自吟诗，是诗人３０年经历的概括和个人志向与心境的表白，是时代变革的缩影。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与时代的密切关系，诗没有超脱现实，诗人不在时代之外。通过这两首诗，可以从一个人物去认识一个时代，也可以从一个时代去评价一个人物。综观黄节诗歌创作，可以辛亥革命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诗作较为高昂激越，后期渐趋悲慨沉郁。他的诗歌集中表现出对国家、对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关切。就现存的大量诗作来看，从各个时期、各个角度、各个侧面，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忧国伤时的情怀。

黄节辛亥革命前的诗，不乏衰世之音，变革之声。对清朝统治者的愤怒鞭挞，是这一时期的诗作的突出主题。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诗人忧心如焚，悲愤至极，作《宴集桃李花下，兴言边患，夜分不寐》诗，抒发了愿赴国难的慷慨感情。诗中写道：

春色满中原，东风忽吹至。繄彼桃李花，笑知酒阑意。古人秉烛游，吾今独何去？草堂故人来，为我道时事。坐花且开筵，芳菲拂剑鼻。草木春犹荣，世运何大异！东望春可怜，千里碧血渍。山高风鹤哀，将军死无地。泱泱东海雄，一旦委地利。岂无鸦儿军？不可收指臂。兵事三十年，嗟嗟阃外帅！丈夫髀惊，冲冠裂目眦。我少学兵法，亦明古武备。何必怯舟师？何必畏利器？苟得死士心，无敌有大义。天下岂无人，苍苍果谁寄？边风吹虫沙，霾雾走魑魅。壮士怀关东，举酒问天醉。花落竟何言，奈何夜不寐！

诗中谴责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表现了诗人毅然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英雄气概。

１９00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借口清政府“排外”，组成“八国联军”大举入侵中国，于攻占大沽炮台、攻陷天津之后，八月十四日攻陷北京，沿途掠夺财物，残杀人民，肆意践踏中国主权。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和亲贵大臣逃往西安。派奕劻和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乞和。此时黄节在广州闻讯，悲愤异常，写下《庚子重九登镇海楼》诗：

东南佳气郁高楼，天到沧溟地陡收。万舶青烟瀛海晚，千山红树越台秋。曾闻栗里归陶令，谁作新亭泣楚囚？凭眺莫遗桓武恨，陆沉何日起神州！

诗人登楼感赋，借古抒情。诗中以陶渊明弃官归隐的典故来比喻当时对清政府的卖国政策采取消极反对态度的人，亦借东晋桓温当年登平乘楼凭眺中原的旧事，来抒发救国救民的豪情壮志。

１９０６年，诗人在上海目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政治黑暗，心中充满悲愤之情。在一个微月初生的夜晚，海天无语，诗人与朋友踯躅于黄浦江畔，思索着时局的发展和人生的道路，所作《与潘若海步月归作》诗云：

去去宁为燕雀知？海天无语独归迟。渐看襟袖生微月，已见蓬莱异昔时。回首朔风殊污我，呕心来日复如斯。似闻缓缓琵琶响，休问江边弹者谁。

诗人以幽淡的笔调写激昂的感情。诗中以“燕雀”喻志向渺小之人，以“沧海桑田”暗指中国社会的政治巨变已经来临，并以“朔风”暗喻清朝政府，表达了作者对清朝统治的强烈反感和忧国忧民之情。

严酷的现实使黄节对腐朽的清王朝深恶痛绝，因此，鼓吹反清革命成了他诗中又一个重要内容。黄节在时代激流的推动下，对从事革命宣传矢志不移，并以饱满的激情，义无反顾地坚持奋斗。１９０６年所作的《秋深得宪庵香江寄诗，还答一首》便鲜明地表达了反清的民族革命思想：

十日秋阴不出门，海天遥寄断鸿声。几时旧国归吾土，无地新亭哭老伧。扪舌莫谈天下事，丧心宁爱草间名！北风瑟瑟黄花晚，尚有枝头未落英。

诗人以傲霜的秋菊自许，表示了与清政权斗争的决心。

这一时期，黄节的心如热气腾腾的火山口，喷发出巨大的激情，不仅衰微破败的社会使他痛心疾首，即令山川草木、故迹遗闻亦能触发他的爱国情怀。在《初过杭州宿三潭晓起望湖》一诗里，通过“照眼西湖”的晨景，追忆南宋的沦亡，流露出对祖国命运的殷忧，并借宗泽矢死不忘渡河的故实，曲折地表达了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愿望。诗中指出：

照眼西湖今始过，晓钟真奈不眠何！断虹带雨生初日，森柳排山覆晚荷。浅水蓬莱行再见？两堤菱芡已无多！平时梦想江山处，不独伤心唤渡河。

断虹初日，森柳晚荷，眼前的景色使诗人陶醉；可是，民族沦亡的往事，时代巨变的前景，更挑动着他炽热的情思。而在《题陈白沙先生自写诗卷后》一诗中，诗人则通过童年时的所藏陈献章诗卷，缅怀宋元旧事，表达对抗敌殉国的民族英雄的仰慕怀念之情，抒发了强烈的反清民族革命思想：

风雨茅龙落笔奇，文章千古在南陲。荒崖莽莽三忠庙，奇石阴阴一字碑。我已汍澜频掩卷，不堪零落未收辞。休论三百年来事，野马游尘满绢丝。

像这一类借咏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或气节高尚之士寄寓反清深意的诗作很多，如《二月十二日过新汀屈翁山先生故里望泣墓亭……》、《南屏谒张苍水墓》、《题陈云淙霜钟琴拓本》等，特别是《岳坟》一诗，更是以雄健的笔触、苍凉的格调，表达了内心的感受和激情：

中原十载拜祠堂，不及西湖山更苍。大汉天声垂断绝，万方兵气此潜藏。双坟晚蟀鸣乌石，一市秋茶说岳王。独有匹夫凭吊去，从来忠愤使人伤。

在这首凭吊民族英雄而“忠愤使人伤”的诗中，“悲愤”之情渗于字里行间。“中原十载拜祠堂”，是指诗人在１０年前曾两过朱仙镇谒岳王庙。但在这时空相异的对比中，其感受是“不及西湖山更苍”了。全诗没有张扬激励，在似不经心的诉述中着实地表达出历史的沉痛。总之，这类诗或悲壮激越，或感慨深沉，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抒发对时局的忧患与人生的感慨，是黄节辛亥革命前诗作的另一方面的内容。如《九日登龙华塔同诸贞壮、邓秋枚》：

九日龙华车似水，客中聊复作清游。一江入海浑成瘴，百里无山只见秋。强欲登临过此日，未须流涕对高丘。茱萸各有乡关感，难遣天涯共倚楼。

重阳佳节，诗人与友人，一起登上海龙华塔。他放眼江山秋色，兴发起许多感想和忆念。在天涯异地，大家看见茱萸，都会各自思念自己故乡的亲人，即使眼下登楼游玩，也无法排遣这种愁闷之情。又如《七月二十二日江楼晓起》一诗中写道：

愁里题诗聊代泪，晓来一雨已知秋。残炱幂历帘间幕，飞雁萧条江上洲。剩欲出门向谁是？坐看孤影与吾谋。无端汽笛牵人意，碧海沧波是广州。

抒发了作者于时局纷纭之际的苦闷心情和对故乡的忆念。

为实现救国救民的大志，黄节严于律己，常在诗中自警自策，历述平生，深入思考人生要义，如他在３３岁时作的《生朝》，便借题发抒自己身世之感、家国之恨：

堕地未容窥究竟，春风回首独分明。桑能贯矢身安托？柳已成围事屡更。歌哭且留他日泪，死生齐迸此时情。引负尽人间世，恐食飞鱼得更生。

诗中声泪交迸，把生活的凄苦和时代的悲哀结合在一起，鞭策自己以有限的生命为国家民族作出应有的贡献，表达了积极有为的志愿。反映出诗人在逆境和忧患中，始终保持着坚韧的斗志。再如《岁暮示秋枚》：

来日云何亦大难，文章尔我各辛酸。强年岂分心先死？倦客相依岁又寒。试挈壶觞饮江水，不辞风露入脾肝。何如且复看花去，蓑笠人归雪未残。

１９０６年前后，正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展开激烈的政治论战的时期。与此同时，腐朽的清政府为了欺骗人民、苟延残喘，也宣布所谓“预备立宪”，一时政局呈现出异常错综复杂的状态。年残岁暮，诗人一方面对时局的发展感到忧虑；另一方面又表明继续努力的志向。

总之，在辛亥革命前的诗作中，诗人那“茫茫大地吾安适”的不安其份的喟叹，“眼底风云郁不平”的郁勃难伸之激情，“绝好头颅须有价，未来岁月肯虚心”的豪迈之笔，“世界无穷愿无极，寸心留得俟河清”〔22〕的远大志向，都在作品中得到尽情宣泄，一泻无余。但由于这一时期诗人正步入中年，承受着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负荷。因此在诗歌创作中一方面不曾忘怀理想的探索和时代的责任，一方面却又处于闭门独处的境地，这从１９10年所作的《自题〈蒹葭图〉寄黄宾虹索画》诗可以看出：“愁入蒹葭不可寻，闭门谁识溯洄深？江湖一往成回首，风露当前独敛襟。遗世尚多今日意，怀人空有百年心。凭君为写伤秋句，应与鸣条和独吟。”诗人面对《蒹葭图》，愁思泉涌，莫可名状，难以追寻，只因闭门独处，又有谁了解自己这种上下溯回的深情呢？昔日奔走江湖已成回首往事，而今风露当前，唯敛襟而止，裹足不前。既然今日尚多遗世索居的意向，怀人之心即使百年深沉，究属空虚。借重你写出伤秋蒹葭之事，在风正鸣条之世，当与独吟相唱和。这里反映出诗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辞职，袁世凯称帝，曹锟贿选，段祺瑞执政，一连串南北军阀争权夺利的混战，豺狼当道，山河离异，城乡凋敝，生灵涂炭，随着时局的剧变，黄节的诗歌创作也随之发生变化，诗人的感情由愤怒到悲愤而失望。如《五月二日雨中感怀》诗写道：

不持国纪日相残，坐视民饥自爱官。一月旱云三夜雨，等闲摧尽数花兰。

对“国纪”“不持”、“坐视民饥”而不顾的统治者发出强烈的控诉。又如在《四月十二日登舟北发，同里诸子远送江干，留别一首》中写道：

分携各有中年感，欲别仍留到海隈。一水乍明初日上，晚春才了早荷开。故园风物寻常过，别梦江湖取次回。揽辔不须期孟博，试论天下可无哀。

诗人一方面对故乡和亲友表达了深切的惜别之情；另一方面则对时局的逆转流露出强烈的悲愤和失望，并请送行者不要用范滂当年澄清天下的雄心来期待自己，反映出诗人对于辛亥革命失败的痛心。“将意入诗庸足补？痛心全国付群残！”〔23〕这种悲愤和失望的心情，在《闭门》一诗中作了尽情抒发：

闭门聊就熨炉温，朝报看余一一燔。不雪冬旸知有厉，未灯楼望及初昏。意摧百感将横决，天压重寒似乱原。愁把老妻函卒读，破家谁为讼贫冤！

诗人目睹袁世凯所上演的一幕幕丑剧，心情沉痛，悲愤异常，并在《清明谒袁督师墓》这首长诗中作了辛辣的讽刺。现实的丑恶，使他万分痛心和愤慨，当诗人在上海与老战友邓秋枚重逢之时，抚今思昔，百感交集。他在《沪江重晤秋枚》诗中写道：

国事如斯岂所期，当年与子辨华夷。数人心力能回变，廿载流光坐致悲。不反江河仍日下，每闻风雨动吾思。重逢莫作蹉跎语，正为栖栖在乱离。

对政治局势的恶劣，整个社会的动荡乱离，表现出极大的忧虑和深沉的悲愤，但又无可奈何，只有叹息而已。因此，诗人对远蹈江湖的隐者流露出钦羡之情，在《为胡夔文题〈戴鹰阿山水画册〉》中，就反映出这种心态：“浩荡闲鸥意未驯，拿舟有梦落烟津。亦知穷海生桑后，一水盈盈阒绝人。”迫使他只能过着一种“闲里一诗收拾尽，自浇茶碗更平章”〔24〕的寂寞生活。可是，对祖国命运的关注之情，使他的内心无法平静，历史的责任感又驱使他唱出了慷慨之悲歌：

坐对苍松独远思，岂堪吾世更陈辞。未遑终食恒三叹，何待将归有五噫。放眼尚难嵇叔夜，俱飞宁与李骞期？生平越石轻相许，不似卢谌昔赠诗。（《偶成》）

在淡漠的哀愁中传出郁勃的情调。

黄节对人民疾苦的关切，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也随时流露。１９１５年，北京附近闹了一次蝗灾，为祸甚烈。袁世凯的政府不积极灭蝗救灾，却大搞所谓“厌禳”之类的迷信活动，希图祈求天助。黄节在《九月二十五日京师蝗》一诗中对此给予尖锐抨击，同时对受灾农民的不幸表示关注和同情：

西北偏灾复几春，东南大水见书频。所嗟螟螣来何晚？终使京师害略均。名捕敢为天下计，厌禳难谢国中人。众农虚有秋登望，未废豚蹄日飨神。

又如：“往迹自知成跅弛，世图真可辍耰锄”〔25〕，“晚收桑柘怜农事，坐阅溪山换醉吟”〔26〕，“环畿万锸争疏堰，举国连兵甚旱干”〔27〕等等，都可以见到诗人的志向所在。

由此可见，黄节辛亥革命后的诗作，是以忧伤的调子，唱出了忧国忧民的时代悲歌。只要我们读一读诗人在去世前三年所作的《我诗》，就不难看出诗人创作的情感历程：

亡国哀音怨有思，我诗如此殆天为。欲穷世事传他日，难写人间尽短诗。习苦蓼虫惟不徙，食肥芦雁得无危。伤心群贼言经国，孰谓诗能见我悲！

诗人虽然伤心，情绪却是激昂的，这是一位对国事忧心如焚且有强烈的是非观念和敏锐的政治目光的知识分子心灵的真实写照，也是对自己一生诗歌创作的总结。

黄节的忧国伤时的思想以及和人民的接近给了他的诗歌以充实的内容，并形成了现实主义为主的创作特色。除此之外，他的诗歌在很多方面得力于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他熟读前代作家的作品，是一位善于学习的诗人，但更重要的是善于从各家各派中吸取养分而独自成家的诗人。黄节在他自己的诗中说：“摄衣来拜道援堂”〔28〕，首先提到屈翁山，尽管他的诗风与黄节不同。屈翁山和历代爱国诗人、特别是明末遗民的精神感召，对黄节起了重要的决定性影响。而帝国主义侵略所引起的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巨变，又给他的爱国精神注入了新的内涵。

黄节的诗的艺术风格上最显著的特色是：沉郁顿挫，慷慨苍凉，蕴藉幽丽，刚柔兼济。他的诗，无论是炼字琢句，用典对仗，都能做到自然工妙和词意晓畅。陈三立说黄节的诗：“格澹而奇，趣新而妙，造意铸语，冥辟群界，自成孤诣。庄生称藐姑射之神人‘肌肤若凝雪，绰约若处子’，又杜陵称‘一洗万古凡马空’，诗境似之。”〔29〕黄节的诗，给人最突出的艺术感受，还在于他那种把奔涌的激情融会在沉郁的哀愁之中，从容挥洒，开阖吞吐，一唱三叹，使人读后，有回肠荡气之感。

在掌握各种诗歌体裁方面，诗人也富有功力。无论是古体、律诗、绝句都有佳作，但写得最好的当推律诗，尤其是七律最见功力。在他的七律中，像《岁暮示秋枚》、《沪江重晤秋枚》、《偶成》、《与潘若海步月归作》、《岳坟》、《残梅》那样的作品，确实写得奇崛飞动，波澜老成，沉雄健举，曲折深婉，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黄节的诗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很注意诗的设色与意象。他工于设色，却非俗艳，喜欢用的是冷色淡彩，妙有远神。如《雨中与陈树人同坐湖舫》，诗中借清新美好的景物衬托诗人面对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的开朗心境，不言“喜”字而欣悦之情跃然纸上。又如《对菊》，全诗托物咏怀，对菊题诗，所表达的理应是菊与我的关系，我与菊非止今日相会，昔日早有相语之时。菊与我是旧友重逢，而相逢依旧，人事已非。这里由今昔时间流逝所造成的差异。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今日之菊亦非昨日之菊，是我之身世因残菊而引起感慨，或是菊之残落引发我的怜惜，两者几乎融为一体。这种菊我相融，物我两化的境界，体现了家国的衰落、世事的悲凉、人生的凄苦，令人思绪无端，怅然悱恻。诗中没有标明具体的人生世事，但通过形象把人生世事今不如昔的感慨显露出来。在诗的色泽方面，他颇有唐人风采；在诗的虚字运用上，他深得宋人遗意。往往一两个虚字的善用，使整句生动，全篇生色。如《沪江重晤秋枚》，诗中的“如斯”、“坐致”、“不反”、“每闻”、“莫作”、“正为”几个虚词，奇正相生，开阖有度，伊郁蕴藉中兼有排顿挫之势。又如《偶成》中用“岂堪”、“未遑”、“何待”、“尚难”、“宁与”、“不似”数词，裹挟浓重的感情色彩，钩锁转承，一气直下，充分衬托出作者慷慨悲愤的心情。在黄节的诗作中，可以说虚字的运用，已到了得心应手、转掉自如的境界。

善于用典，也是黄节诗歌的重要艺术特色。用典是文人创作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暗示唤起读者联想，不仅丰富了作品的内涵，也省却繁冗的描述，避免明言实事招致的麻烦。黄节博通群籍，熟谙事典，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每每能娴熟地运用典故，使笔墨更为凝炼，力度更为贯注。如《与潘若海步月归作》的“燕雀”、“蓬莱异昔时”、“朔风”、“江边琵琶响”，首、颔、颈、尾四联俱包含典故。又如《偶成》一诗中所用“食恒三叹”、“梁鸿五噫”、“嵇康”、“李陵”、“刘琨”、“卢谌”这些典故，与写景抒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拓宽了作品的容量，触发起读者丰富的艺术想象。

黄节的诗在艺术上所不足的是，含蕴有余而气势不足。诗作中时有亢奋之气，但毕竟不多。另外词意和句法有些互相复蹈。如：“正见蓬莱异昔时”〔30〕，“解忆长安异昔时”〔31〕，“故国山川容静对”〔32〕，“故园风物寻常过”〔33〕等。但总的来说，黄节的诗歌无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有出色的成就。在近代诗坛上，他是一位很有特色的岭南诗人。他的诗是五岭南北文化交汇的产物，体现了区域文化与整体文化的结合。

陈洵（１８７１—１９４２），字述叔，号海绡。广东新会莲乡（今属江门）人。少有才思，喜填词。光绪间，补南海县学生员，其后，游江右１０余年。回穗后，授徒自给，生活穷窘。１９11年入南园诗社。１９２９年经朱祖谋荐为广州中山大学词学教授，１９４０年任广东国民大学词学教授。１９４２年农历五月初六卒于广州，年七十二。著有《海绡词》、《海绡说词》、《词学》等。

陈洵是由晚清进入民国的著名词人。其词收入《近三百年名家词选》（龙榆生编选）。朱祖谋云：“海绡词神骨俱静，此真能火传梦窗者。”又云：“善用逆笔，故处处见腾踏之势，清真法乳也。”〔34〕大抵陈洵前期词学梦窗，把音律和用字放在作词的首要位置，奇丽致密，用事晦涩，而寄托不厚。如其《渡江云·钩帘喧冥燕》一首：

钩帘喧冥燕。絮风正急，忍问抱愁归。绣尘摇梦短，几处垂杨，水曲暗鹃啼。闲心漫理，怕尚有、一点芳菲。刚凭得、绝尘书幌，绕树绿成围。凄迷。单杯婪尾，小字蛮笺，更安排何计？空怨他、高楼银烛，催送斜晖。今宵泪到云屏隙，只断钟疏鼓休提。人静后，和春泥语低低。

此词作于民国八年（１９１９），时陈洵正力学吴文英词法。时局动荡，人到中年，而无所成就。审其词意，当系有感于时局身世而发，并非单纯的留连光景之作。词的上阕以重笔写“冥燕”、“絮风”、“绣尘”、“垂杨”、“鹃啼”，渲染了浓重的春尽、春归氛围。“闲心”二句，由实转虚，为全词由景入情的纽带，以逆笔道出此时内心的无限落寞：芳菲将尽，十丈愁城。下阕则以“凄迷”二字落笔，极写时光流逝，事业无成的百无聊赖之感，抒发惜春、伤春的惆怅。整首词字面典雅，脉络明晰，音律协和，颇见功力。然用事深晦，沉厚不足。显然是受了吴文英的“盖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35〕的词学理论的影响。

晚年，陈洵阅世既深，经历既富，感慨无端。生性孤峭，与顺德黄节相友善。所作词亦寄托深厚，渐臻高深雅洁，不以词采胜，铅华变而为素朴。《长亭怨慢·谭子端家燕巢复毁再赋》、《风入松·重九》可为代表：

正飞絮，人间无主，更听凄凄，碧纱烟语。梦迹空梁，泪痕残照有今古。托身重省，都莫怨、狂风雨。自别汉宫来，眄故国、平居何处？且住，甚寻常客恨，也到旧家闲宇？天涯又晚，恐犹有、野亭孤露。漫目断、黯黯云樯，付村落，黄昏衰鼓。向暗里销凝，谁念无多桑土？

——《长亭怨慢》

人生重九且为欢，除酒欲何言？佳辰惯是闲居觉，悠然想、今古无端。几处登临多事，吾庐俯仰常宽。菊花全不厌衰颜，一岁一回看。白头亲友垂垂尽，尊前问、心素应难。败壁哀蛩休诉，雁声无限江山。

——《风入松》

这两首词约写于３０年代前后，反映出陈洵晚年词风的变化。前词以燕巢复毁，写覆巢之燕的危机感，显然关涉到时局的动荡及个人身世之悲苦，用事贴切而情感深挚。后一首，叶恭绰《广箧中词》评云：“沉厚转为高浑”。时陈洵正与朱祖谋相互切磋词学，颇受朱氏苍劲沉着词风的影响，故芝园《陈述叔与海绡词》评此词云：“此词于述叔词中为异体，亦足见述叔未尝不能放步而出者。”词的上阕写自己早已是惯于重阳节而闭门不出了，独处居室之内，自斟自酌，聊且为欢，俯仰自得，悠悠然回想古往今来之事。何必要多此一举，登什么高，临什么远。表面上看来，词人的态度是淡焉漠焉，实则全为不得已而故作自宽之语，寓含着词人内心深深的隐痛。下阕点明了这种隐痛之所指，一是自己生性孤傲，不肯随波而逐流，落落寡合；二是老来亲友凋零，重九把盏而谈，各抒情愫的景象已是不可再得。登高只能徒增忆念之苦。结尾的两句，一笔宕开，把情感从眼前一己的“败壁哀蛩”，引向那正回荡着秋雁悲啼之声的万里江山，以雄健的笔力，塑造出一种更为深邃辽远、更为沉郁苍凉的意境，发人思索，亦表现出词人的宽广襟抱。整首词一气呵成，写来质朴无华而情感深挚，于平淡中见其功力。

陈洵词的艺术性与思想性比较而言，前者高于后者。朱祖谋曾经称许陈洵与况周颐为“并世两雄，无与抗手”，在校印《海绡词》时题句云：“雕虫手，千古亦才难。新拜海南为上将，试要临桂角中原，来者孰登坛？”梁鼎芬亦将陈洵与黄节并提，谓“陈词黄诗”。这些推许之词从其艺术成就着眼尚可。特别是晚年的词，寄托深厚，词风质朴无华，感情沉着。但陈洵所作词，多抒发个人身世之感，而反映现实生活者甚少，表现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题材者更少，词风柔丽有余，浑厚不足，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点。晚岁之作，这种情况略有改观。如其《玉楼春·酒边偶赋寄榆生》，词作于日寇侵华，广州沦陷，陈洵所居柳波涌畔之海绡楼遭焚毁后。词云：

新愁又逐流年转，今岁愁深前岁浅。良辰乐事苦相寻，每到会时肠暗断。山河雁去空怀远，花树莺飞仍念乱。黄昏晴雨总关人，恼恨东风无计遣。

年复一年愁不断，今年更比去年愁，为逃深忧苦寻乐，临到乐时转添忧。词意自然而无丝毫斧凿痕迹，对日寇侵我中华，大片河山沦入敌手，婉约地表达了压抑于内心的忧患意识，流露出哀时伤事之情，可以说是陈洵词中内容与形式兼胜的佳作。

第四节 广东南社诗人蔡哲夫、马骏声、邓尔雅

南社是清末以同盟会会员为主体组成的反清文学团体，也是我国近代历史上人数较多，历时较长，起过一定影响的文学社团。从１９０９年在苏州虎丘开会成立起，至１９３６年在上海举行南社纪念会为止，历时２７年，社友由初时的二三百人发展到１０００余人，遍及全国１０多个省，其中以江浙籍居多，广东次之。据柳亚子《南社纪略》附录《南社社友姓氏录》与《新南社社员录》、《南社广东分社社员姓氏录》所列名单统计，广东籍社友有２００多人，以梅县籍为最多，香山、南海、番禺、顺德、东莞、新会、鹤山等次之。在众多的粤籍南社诗人中，除苏曼殊、黄节、潘飞声这几位杰出的诗人引起人们较多关注之外，蔡哲夫、马骏声、邓尔雅等广东南社诗人，也是近代广东文学史上不容忽视的作家。

蔡哲夫（1８７９—１９４１），名守，字成城，号寒琼，别署思琅、离骚子、检泪词人等。广东顺德人。他是出席１９０９年南社虎丘雅集１７名社员中唯一的广东人。蔡哲夫自幼聪明，早年就读于上海震旦学校。饱诵经书，兼涉杂学，善书画，尤喜画石，对书画篆刻、博物碑版，均有研究。光绪末年，曾参与同乡邓秋枚、黄晦闻等组织的国学保存会，并积极为其会刊《政艺通报》和《国粹学报》撰文绘图。辛亥革命后，任广东高等师范和岭南大学国画教师。１９１２年初冬，他参与由宁调元、谢英伯等发起并组建的南社广东分社——粤社的活动，后被推任社长。１９３６年在南京参加故宫博物院文物鉴定工作。１９４１年病逝。著作有《寒琼遗稿》、《寒琼笔记》等。

蔡哲夫的诗作，时人评价颇高。柳亚子在《四次韵和哲夫并示天梅》诗中云：“同是人间旧谪星，因缘文字订交新……诗坛久已降幡树，犄角中原况有人。”还称他“磊落是奇才”，赞扬他的诗如“狂飙骤雨”，“昭苏大陆龙蛇起，倒挽银河天地回”〔36〕。蔡哲夫曾以明末清初诗人杜浚（１６1１—１６８７，字茶村）自比，名画家黄宾虹亦以杜茶村比蔡哲夫，可见其诗中颇重气节。《答小进和留别原韵》诗，既充满对友人的寄望，又表明了自己的心迹：

未获相逢反远别，（原注：君如美洲，过沪，造访未晤。）江楼望断水天寒。参商妒杀银河渡，魂梦迷将碧海烟。去国好求匡国策，离家暂学忘家禅。归来他日须招我，白首同耕沮溺田。（原注：君去求农学。）

又如在《题黄叶楼图寄刘三》诗中写道：

江南一别剧难忘，容易西风叶渐黄。纵抱孤花慰幽况，却缘落木惜馀芳。空山独往诗犹健，秋士沉吟意已苍。念汝楼居萧瑟甚，寒林戢影绝骄阳。

诗中抒发了“空山独往”、“寒林戢影”的孤傲清高情调，对现实流露出激愤心情与淡淡的愁思。

蔡哲夫诗学宋人，他称赞姚雏的诗很像宋人陈师道：“雏句比陈无己，未逊吾乡王木根。江介往还悭一面，新诗深眇靳同论。千春绝业催中岁，比夜高吟动二媛。斜月卸帆才读既，梦回齿颊怪温。”〔37〕在南社内部唐宋两派的争论中，蔡哲夫一向站在宋诗派一边，这首诗可作一佐证。

马骏声（１８８9—１９５１），字退之，号小进，别署不进、退之、梦寄，广东新宁（今台山）人。生于香港。早年肄业于广东法政学堂，复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科、纽约大学商业财政科。１９０９年加入同盟会，１９１０年参加南社，继而又参加国学商兑会。历任国民党众议院议员、大总统府秘书、财政部秘书、税务处帮办、广东大元帅府参事、广东督军署参议、广州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教授、香港华侨学院中文系主任等职。著有《鸦声集》、《梦寄楼随笔》、《罗浮游记》等。

马骏声对诗歌创作主张“弗事雕琢”，强调感情“纯任自然”地流露。他曾将自己１９１４年前的诗作编为《鸦声集》，他在自序中便说出自己作诗的意趣：

我闻古有鸦经，以占吉凶。南人喜鹊恶鸦，北人喜鸦恶鹊，我之以“鸦声”名集者，非欲以此占世俗之吉凶，亦非欲以此博北人之欢喜，盖当我斗室孤吟，闭门索句时，其相与闻问者，惟檐前之乌鸦而已。且我所作诗，寄思无端，郁伊不释，悲欢喜怒，纯任自然，弗事雕琢，大有似乎鸦声也。

马骏声的一生，创作了不少诗歌，在近代这一时期的诗作，表现出强烈的民族精神。他对国家垂危，外患日亟，山河顿异，极为痛心。《过基隆书感》一诗写道：

一代雄风今已矣，江山如昨主人非。伤心怕听渔樵语，指点山前当日旗。

对清朝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他曾慷慨激昂地赋诗指责：“少年意气豪且奇，白马雕弓入燕市。黄金浪掷唱呼鹰，饭牛屠狗皆知己。相逢把臂说恩仇，按剑誓取仇人头。……回首河山尽垢氛，空馀壮语凌风云。何年共遂黄龙饮，斫尽胡儿著伟勋。”诗中也交织着人生的感慨：“茫茫百感忽来集，共上城南第一楼。折券呼僮取大斗，狂歌纵饮鼓土缶。椎秦不得志犹存，天下英雄皆好酒。……人生行乐须及时，尘寰泱莽我何之。醉折花枝濡淡墨，樽前聊写壁间诗。”〔38〕面对“尘寰泱莽”，诗人思绪万千，书生一介，回天无力，只好借酒浇愁，及时行乐，反映了诗人对时局剧变的忧虑与迷茫。

马骏声的诗形象性较强，如《有忆二绝》：

天涯芳草梦魂遥，海样相思总不消。渺渺予怀春寂寂，坠欢如梦梦如潮。

莲漏沉沉蜡烛明，湘帘小阁簟文清。缠绵旧事都兰絮，一往情深酒半醒。

全诗把抽象的情思变得可感可触，并以梦境烘托气氛，使诗意更能打动人心。

邓尔雅（１８８４—１９５４），名溥，字季雨，号尔雅，及溥仪即帝位，避帝讳，改号万岁，以尔雅行。广东东莞人。生于北京。早年习篆刻、书法和文字训诂。１８９９年入读广雅书院。１９０７年与妻陈灵淑同赴日本留学，攻读美术。１９１４年参加南社。后曾参与组织广州三馀印学社、创办广濠上印学社等。生平工篆刻，擅书画，精鉴赏，善诗文。１９５４年病逝于香港。著有《绿绮园诗集》等。

邓尔雅作诗颇多，但“不自珍重作传世之想”〔39〕，其作诗“或多或少带有些遗世独立，孤芳自赏的旧味儿”〔40〕。诗人自己也认为，作诗“大抵自述寄人、纪游、题画者居多，以吟讽消遣云”〔41〕。然细读其集，也不尽然，当民族危难，国家存亡之秋，邓尔雅的诗中也反映出忧国伤时的思想。如《题太平天国文献卷首》诗云：

城郭人民奈是非，六朝如梦夕阳知。寻常燕子都生感，又值金陵瓦解时。

流露了诗人关心祖国、关心人民的深挚感情。

邓尔雅写了不少悼作，如《悼亡》、《哭王竹虚》、《哭杜清贻》、《哭黄少梅》、《哭温幼菊》、《挽黄冷观》等，不管是妻儿戚友，不管是旧雨新交，邓尔雅都一往情深，真诚坦率，处处表现了诗人的气质。他在《哭容千秋外甥》中写道：

偏著昌黎未抚棺，苦思风韵剧辛酸。文章竟失吾家宝，旁在真同珠玉看。深感唐衢挥涕泣，微闻长吉呕心肝。后生连榻当时话，幽梦山斋烛焰寒。

容千秋是邓尔雅的外甥，幼工书法，刻印师事其舅。不幸年方弱冠，１９１５年因肺病而卒，英才夭折，邓尔雅哀痛万分。

在邓尔雅的诗集中，记游诗作，占较大篇幅。１９0７年，诗人与其妻陈淑灵同赴日本留学，在东瀛期间，曾作《倭奴竹枝词》百首，日本的风光民俗，铺写尽致。如诗云：

麻姑沧海何须买，日浴咸池任饱看。船入神山天上坐，眼中疑似汉衣冠。

牡丹踯躅各雄妍，菊类尤繁子目千。归去甘为彭泽令，兼收异种植篱边。

信州荞麦好油油，迟煞情郎镇日愁。更祝情郎似荞麦，年年颜色有新秋。

１９１５年８月，邓尔雅挈家游桂林，前后在桂三年，三上灵川落笔山，四上漓江，遍访桂林名胜，成诗数十首。如《栖霞山阴一岩，有深渊，岩无名，因取楚词水周兮堂下语，名之曰水周堂》诗：

坐闻暗水周堂下，石脉通流此导江。行雨沛因云在岫，出山清有雪为泷。琴泉龙井泼春乳，花洞芳醪挹玉缸。上寿百三中寿百，能家甘谷福无双。

在邓尔雅的记游诗中，写罗浮山的诗达50多首，把罗浮山的岚光山影、瀑布流泉、物产传说、建筑古迹一一写出，读其诗，如读一部罗浮山志。

邓尔雅还写了不少风俗诗，如《东莞竹枝词》，对东莞的地方风物作了细腻的描述：

糖饼油饾饤陈，谁家巫妪惯祈神。锵锵刀剪招魂祭，千些声哀怯比邻。

南音体例若弹词，书熟刚同饭熟时。从古稗官能化俗，家家解诵摸鱼儿。

一佃香田饱食香，女儿香贮儿女箱。玉肌岁岁胼胝苦，私蓄丰馀作嫁裳。

第一首写东莞的特有风俗，除夕之夜，家家在做糖饼（炒米饼），槌饼之声，充盈闾巷；还做有那个大如球，皮薄松脆的油，人们用这些食品来祭神招魂。第二首，写的是东莞人唱“木鱼书”的情形。岁朝佳节，群坐堂中，请瞽师唱《泪湿青衫》、《禅院追鸾》之类，伴以三弦，曼声促节。第三首，写莞产名香——女儿香。东莞产香，宋元已盛，远销苏杭及海外，久负盛名。这些风俗诗不仅把诗歌艺术之美和奇风异俗之美融为一体，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也为民俗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邓尔雅在诗歌创作上有自己的主张，他认为诗是表达自己心声的，应该敢于自我暴露，自我陶醉：“律虽非细求疵少，我自狂吟我自听。”所以他反对诗歌创作的拟古倾向，力求创新，他声称自己的诗不入时人之眼：“何必规规仿古诗，朝云笑我不时宜。”因此他主张诗的选材、诗的用语、诗的风格各有喜好，应该有自己的面目，兴之所至，发而为诗，不必媚俗：“诗家嗜好各酸咸，技痒非关解俗馋。”〔42〕从邓尔雅的创作来看，基本上是实现了他的诗歌主张的。他的诗，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味道，既不是盛唐的气势，也不是晚唐的婉转；既非晋人的古朴，又非宋人的明晰。身丁乱世，而无凄咽之音，妻死子亡，不作断肠之语。他的诗更多的是奇崛之气，孤峭之风。面目自具，风格不群。他自己曾有诗云：“箧衍他时成乱稿，方言古语再狂搜。”〔43〕多用方言古语，的确是邓尔雅诗作的一大特点。如“湖目有心替垂泪，料应何止湿青山。”〔44〕“案头清供长璀错，看作裘钟侍扈班”〔45〕。“黑黄不敢占天矢，盈昃何从语叩明。”〔46〕“怪底如金贵，女儿妙好箱。”〔47〕诗中的“湖目”即莲子；“裘钟”，王献之有斑竹笔筒叫裘钟；“扈班”，王羲之有巧石笔架，叫扈班；“叩明”，月神；“天矢”，星名，黄则吉，青白黑则凶。“妙好”，首饰神，这些都是比较冷僻的词语，若非自注，读者是较难读懂的。又如他喜用粤语方言入诗：“爆仗喧将厅闹热，围炉趁得醉麻茶。”〔48〕“忽梦银河天上水，人间一为洗鏖糟。”〔49〕“穿煞林松行尽石，始如腰脚健如常。”〔50〕这里的“麻茶”，指不清晰，即今粤语方言“蒙茶茶”。“鏖糟”，不干净的意思，亦即粤语方言“污糟”。“煞”，指全部完成，即方言“晒”的意思。诗人用粤语方言入诗，可谓别具一格。但是，邓尔雅的诗由于多用方言和冷僻之词，有碍于思想交流，也使人未免有聱牙诘屈之感。这是邓尔雅诗歌创作的特点，也是其诗作的缺点。

第五节 革命派小说家黄世仲、梁纪佩

黄世仲（１８７2—１９１２），宅小配，号棣荪，别署禺山世次郎、嵎山次郎、世次郎、黄帝嫡裔、老棣、棣等，广东番禺县（今广州市芳村区）人。出身于富豪之家，书香门第，但在他少年时，家道已中落，大约在１８９３年秋冬间（约二十岁），与兄伯耀赴南洋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和新加坡等地谋生，任赌馆书记。黄世仲自少颖悟好学，写一手好文章，因而虽地位卑微，华侨仍“以其能文，多礼重之”〔51〕。

维新变法失败，康、梁流亡海外，继续从事变政维新活动，南洋是他们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１８９９年，闽籍侨商邱炜萲在新加坡创办《天南新报》，鼓吹维新变政学说，黄世仲受其影响，积极撰稿，发抒政见，为邱所器重，不久即被聘为该报记者，为维新变政宣传呐喊。

１９０１年，资产阶级革命家尢列到南洋开展革命活动，并在新加坡成立了兴中会的外围组织中和堂。黄世仲接受了尢列的宣传，与其兄伯耀参加了中和堂，开始倾向革命。１９0３年１月，黄世仲经尢列介绍，回香港出任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香港的喉舌——《中国日报》的记者，旋与陈诗仲一起主持该报笔政。１９０２年，康有为相继发表鼓吹保皇立宪，反对民主革命的《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和《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两文后合刊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在海外和港澳广为散发），《中国日报》首先发文反击，拉开了革命派与维新派论战的帷幕。黄世仲上任伊始，即投入了这场论战之中，而且是该报论战的主要执笔者之一。黄世仲批驳康论的文章，论理剀切，慷慨激越，文字文白杂陈，骈散相间，颇具鼓动性。后来他将自己撰写的论战文章以“辨康有为政见书”为题结集刊行，一时与章太炎同时蜚声政坛，名声大振。

１９０５年１０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后，乘法轮由日本去西贡，途经香港，黄世仲得冯自由的引荐，在轮船上谒见孙中山，并由孙中山主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中国同盟会在香港设有分部，是革命派在国内发动武装斗争的主要联络据点，黄世仲先后担任香港分部的交际、庶务，是分部的主要成员之一，负责联络各地堂会势力和工商学界群众，参与革命的实际工作。据有关史料记载，黄世仲参加同盟会前一年，参与湘人秦力山谋划策反粤湘籍防军工作。参加同盟会后，他参与组织港穗报界成立优天影剧社，多次赴澳门演出粤剧，以移风易俗为名，实则宣传革命。女革命家秋瑾在绍兴英勇就义后，他即以此事为导线，结合时事，创作粤剧《火烧大沙头》在澳门演出。１９11年４月２７日同盟会在广州起义，黄世仲参与了组织工作。起义失败后，迅速写成报告文学《五日风声》在《南越报》发表，全文分１１章，共３２万余字，真实地记述了广州起义的全过程，热情赞颂革命党人浴血奋战，英勇就义的革命精神。

黄世仲在办报方面成绩尤为卓著。１９０４年他离开《中国日报》，协助郑贯公创办《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和《有所谓报》，任上述三报的编辑、记者或撰稿工作。１９０６年，黄世仲创办《香港少年报》，任该报总编辑。１９0７年，与其兄伯耀在广州主编旬刊《广东白话报》和《中外小说林》，并参与《社会公报》和《南越报》的编辑、撰稿工作。１９11年任香港《新汉日报》总司理兼撰述。办报是黄世仲宣传革命的主要工作，他以笔代舌，宣传革命。黄世仲办报，以庄谐并举，活泼多样，可读性强著称，如他在《香港少年报》里，分庄谐两部，辟“政治谈”、“照妖镜”、“粤人声”、“学界潮”、“新笑林”、“采风录”、“故事丛”、“新舞台”、“蜃楼影”、“工商部”、“杂记”、“港志”、“发言台”、“新说部”、“演义”、“强权镜”等１６个栏目。

黄世仲在文学上以小说理论和小说创作跻身作家之林，是革命派的著名小说家。

黄世仲的小说理论，一个显著特点是非常关注国民性问题，他呼吁“籍小说以振国民之魂”〔52〕。他注意从民族精神这一层面来思考改造国民性的聚焦点，他强烈批判毒化国民魂灵的“神道”，提倡学习西方民族冒险、尚武、自由、创造和民主科学的精神，改造习惯于“浸淫四书五经”，“畏君主、畏圣人、畏天命”的文化心态，要像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那样，用小说对民族进行启蒙，“以振国民之精神”。〔53〕如何发展中国小说，黄世仲以一种世界眼光和世界胸襟，既不主张“乞灵于译本”，也不赞成“动以保存国粹之说”〔54〕，既要对传统文学的继承和扬弃，又要对西方文学认同和借鉴，以翻译小说为前锋，以自著小说为后劲。他提倡中国小说要走出国门，参与世界文学的竞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让“中国之施耐庵、罗贯中、曹雪芹，外国之柴四郎、福禄特尔辈竞长争胜”，在中外文学交汇竞争中发展〔55〕。

对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黄世仲的着眼点在于爱国保种，救亡图存的社会责任感和神圣使命感。他也像梁启超一样，非常强调小说的社会作用和政治功能，奉小说为正宗，小说要“占文坛上最优之位置”〔56〕，但他与梁启超的立足点不同，如果说梁启超是用政治家眼光衡量小说的话，黄世仲则是用小说家的眼光来看小说的。因此，黄世仲比较注意对于小说艺术规律的探寻。他鲜明地提出“小说之能事，不外道情”的论题，并阐述了情感在小说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小说是作家主观情感和创作冲动的凝聚物，而作家的情感的表现，不是通过金鼓喧天的政治扬声器，而是情与事水乳交融，所谓“其言事也，无一不以情传之；其言情也，无一不以事附之”，“于己之情，体贴入微，即于人之情，包括靡尽”〔57〕，也就是说，作家应将自己的情感体验化入描写对象之中，对人物的性格、身世、命运感同身受。对小说中的人物，黄世仲很注意感情的个性化和典型化。他认为，“于一人之情，能曲以相近，即于普天下之情，能平以相衡”〔58〕，也即是说，只有注意了人物情感的独特个性，才能赋予各种人物不同的感情色彩，写出具有概括性的人物典型，所谓“写儿女之艳丽，着以浓情，写英雄之事业，着以豪情。故‘石头’一记，无史湘云则不豪，亦犹‘会真’一记，无红娘则不艳，情之所依附者也”〔59〕。

黄世仲的小说理论，还深入到创作方法中去，论述了人物塑造、故事情节、结构布局，以及小说艺术的虚构等问题。由于黄世仲是从创作实践中来探求小说理论的，因而他的小说理论更贴近于创作实际，而且努力运用到他的小说创作中去，这对于匡救小说创作时弊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如论人物塑造，他提出“以人事造焉”、“笔墨不欲过为刻薄”〔60〕等原则。即按照现实生活中人的性格发展逻辑去揭示其性格的内在矛盾，写出人物的优点和缺点，勾勒出人物的性格特征〔61〕。对故事情节，主张在“奇”字上做文章，“事愈奇则事愈警，事愈妙则笔愈佳，事愈繁则笔愈简，其中铺排渲染，曲折回环，起伏照应，穿插线索，相承一气，使读者心目为之爽然，神情活现”〔62〕。对于艺术虚构，也很有真知灼见。他认为艺术创造要植根于生活真实，但又要用“文人之笔”把生活真实化为艺术真实，“不必遂有其事迹，而殆实有其情理，有其情以为即有其事”〔63〕。

黄世仲的小说理论，体现了吸取西方文学的小说理论，继承与革新中国传统的小说理论的兼容精神，比维新派所倡导的“小说界革命”的理论有了长足的进步。当然，黄世仲的小说理论，还没有走出小说政治化的怪圈，他与维新派的小说理论一样，夸大了小说的地位和作用，将社会之进化，民智之进步，都“归功于小说之功臣”，仍然困囿于小说救国论的唯心史观的窠臼〔64〕。受文学工具论的流风所及，在历史小说创作中，没有处理好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以理念代替真实，出现违背历史真实的毛病。

黄世仲进行小说创作是与小说理论研究同步进行的，时间不长，从１９０５年开始在《有所谓报》连载《洪秀全演义》算起，至去世时止，只有８年左右时间，但硕果累累，出版中长篇小说１０余部，计有：《洪秀全演义》、《廿载繁华梦》（一名《粤东繁华梦》）、《党人碑》、《大马扁》、《岑春煊》、《宦海升沉录》（一名《袁世凯》）、《黄粱梦》、《宦海潮》、《陈开演义》、《镜中影》、《广东世家传》、《新汉建国志》等。这些小说或写现实，或写历史，都充满了强烈的民族思想和革命激情，或暴露晚清官场的腐败黑暗，或揭露抨击维新党人的保皇面目，或歌颂民主革命的主张和理想，或借古喻今，针砭时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清社会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表现了革命党人改造中国的决心和胆识。如《大马扁》直斥康有为为大骗子，欺世误国，《宦海升沉录》写袁世凯在晚清官场中的发迹和衰落，《黄粱梦》写和珅之豪奢，《宦海潮》叙张荫垣之沉浮，《镜中影》记庚子拳变之时事，《岑春煊》揭露广东官场之黑暗，《广东世家传》写广东富豪的盛衰史等，矛头直指清朝反动政权，而且直接或间接地与民族民主革命的时代潮流紧密相连。其中最著名的是反映太平天国革命的《洪秀全演义》，这也是革命派小说的扛鼎之作。

《洪秀全演义》共５４回（未完），１９０８年在香港出版。出版前，曾于《有所谓报》和《香港少年报》连载过部分章节。小说从道光后期朝政腐败，洪秀全等酝酿、发动金田起义开始，写到咸丰末年，太平天国内讧，清军四面围攻，靠李秀成、陈玉成支撑局面为止（长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出版的《洪秀全演义》，则是已完本，写到洪秀全见大势已去，服毒自杀，不久天京失陷，李秀成殉难）。作者写此书的目的，在自序中就明确指出，要破历史上“成王败寇之谬说”和清政府强加于太平天国的“发逆洪匪”的诬称，写“洪氏一朝之宝箓”，“传汉族之光荣”。小说按照这一意图，将清朝统治者及其政权放在暴露、抨击的位置上，揭露“清廷无道，官吏贪庸”，依靠洋人，绞杀革命的种种罪行；太平天国则放在革命义师的位置上，歌颂他们“戮力同心，共挽山河，救民水火”的革命英雄业绩。小说还虚构一个太平天国军师钱江，通过钱江这个人物，颁布具有鲜明的民主革命色彩的兴王策十二条，实行体现平等、自由、民主思想的政治制度。这些都是按照同盟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精神来写的，表现了强烈的民主革命色彩。这部小说出版之日，也正是民族民主革命日益高涨之时。小说的出版，对革命派宣传群众，发动推翻清廷的武装斗争，起着积极的鼓动作用。

《洪秀全演义》的结构取法于《三国演义》，以事件为主线，多线交叉发展。在革命阵营方面，以洪秀全带领农民打江山为主线，以内部争权谋私，相互倾轧残杀为副线；在敌人营垒，以清廷调兵遣将镇压革命为主线，以朝廷内外交困，要依靠洋人，绞杀革命为副线，主副线交叉，敌我交叉，虽然它没有《三国演义》那样波澜壮阔，却也跌宕多姿，较好地展示了太平天国武装夺取政权的动人心魄的战斗。小说刻意塑造正面人物，写出了一批具有时代精神、光辉动人的英雄形象：洪秀全负重致远，力挽颓势；冯云山耿直坦诚，见义勇为，忠肝义胆；石达开雍容儒雅，智勇双全；钱江足智多谋，深谋远虑；洪宣娇搴旗斩将，一代英姿；还有壮志豪情，视死如归的林凤翔，毁家赴义的韦昌辉，坚守九江，为国捐躯，殉难时“双目犹闪闪如生”的林启荣等，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小说在塑造人物时，是实践了他的小说理论的，比较注意通过特定环境，人物的外在活动、言行举止，多侧面地刻画。对英雄人物，既写他们的主导的英雄性格，也不回避他们性格的弱点，如写洪秀全，既重笔浓彩写他叱咤风云，沉着稳重，文才过人的英雄品格，又写他优柔寡断，偏信多疑，狭隘偏私的负面情操。对于敌对人物，也不是一味罗列丑行，而是在写敌人凶残、诡谲、贪婪的主导性格的同时，也注意写他们性格上的长处，如小说中的曾国藩，既有虚伪、奸诈、残暴的描写，也写他文韬武略，处事沉着老练，且善于笼络人才的政治家的度量。左宗棠专权好胜而又处事决断，向荣英悍耐战而又短于机谋，也很有性格光彩。黄世仲在《洪秀全演义》的人物描写，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在他的一些小说中，形成了他刻画人物的特点。

《洪秀全演义》的缺点也比较明显。一是以狭隘的反满思想掩盖了反封建统治的思想，二是不顾历史的真实，从宣传资产阶级政治的需要出发，改造历史，不仅虚构了钱江这个关系太平天国事业兴亡的关键人物，而且对天朝的政治设施，人物之间关系变化，不少与历史的实际有较大距离。书中引用的一些诗文，也多有出于伪托。但瑕不掩瑜，《洪秀全演义》的出版，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反响，“出版后风行海内外，南洋美洲各地华侨几于家喻户晓，且有编作戏剧者，其发挥种族观念之影响，可谓至深至巨”〔65〕。

辛亥革命后，黄世仲被广东军政府任命为机密部参议，参预军政府机要事宜，旋又出任民团总局局长，负责整编民军工作。然而，黄世仲万万没有想到，广东军政府已开始权力倾轧了，当时广东军政府代理都督陈炯明趁都督胡汉民北上充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长之际，为排除异己，扩充本身势力，提出了一个裁编民军的计划，黄世仲不知就里，联合部分民军领袖极力反对，招致陈炯明的忌恨。陈炯明先于１９１２年４月９日以图谋不轨罪将黄世仲逮捕，当南北统一告成，胡汉民随孙中山南归之后，又假手胡汉民以“侵吞军饷”罪于５月３日将黄世仲枪杀。死时年仅４０岁。黄世仲死后，国民政府曾有人提出为黄世仲冤案昭雪并立碑纪念，却终未能实行，成为民国史上始终未能昭雪的沉冤。

广东近代小说家中，梁纪佩与黄世仲、苏曼殊是同时期的作家。

梁纪佩原名祖修，后又改名颂虞，晚年别署醉眠山人。广东南海人（今属广州市芳村区）。梁纪佩是清初岭南著名诗人梁佩兰的后人，清末自南洋回国，投身广州报界，充报馆主笔，宣统元年（１９０９），与友人创办悟群著书社。梁纪佩于辛亥革命前后从事小说创作，大约１０年时间，出版小说几十种。梁的小说，多为万字左右的短篇，这与当时上海文坛正兴盛短篇小说的文风遥相呼应，很值得重视。梁纪佩的短篇小说，以写时事最多，也喜以岭南的历史掌故、奇闻异事铺衍成文，也写有侦探、艳情小说。而以时事小说最有特色，或抨击时弊，或谴责妥协投降，或反对侵略，具有较强的现实性，有的还隐寓反清思想倾向。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叶名琛失城记》、《外交泪》、《林则徐》、《近世党人碑》、《刘二打法兰西》、《革党赵声历史》、《粤汉铁路废约记》等。以岭南掌故奇闻铺衍的小说，如《陈梦吉历史》、《梁三颠》、《陈塘南风月记》等，也拥有较多的读者。梁纪佩的短篇小说，大多以情节见胜，多用白话，也有用浅近文言，文字浅白，寓庄于谐，可读性较强。

《七载繁华梦》是梁纪佩的小说中篇幅较长的一部小说，共１５回，约４万字，接近中篇结构。小说写广东英德人苏警诸（诨号苏大阔）混迹广州商场的浮沉历史。苏警诸原是一个酸秀才，在乡间开蒙馆，穷愁潦倒，来广州后，开始充柴行经纪，后来进入以开赌为业的裕全山铺票公司，任出官，从此渐渐发迹。他惯用欺骗手段，巧取豪夺，几年时间，将裕全山铺票公司据为己有，财力雄厚，出手阔绰，“大阔”因以得名。他花２万两银子买了个头品顶戴、三品京堂，在清政府搞假立宪时，又混上了省咨议局议员，一时身价骤升，成为省城财雄名高的新贵。他生活极其糜烂，家中一妻三妾，自己则整日泡在灯红酒绿之中，吃洋膏子，游花艇，狎烟妓，花天酒地。但“好景”不继，７年后，被清政府以积欠政府饷银之名，革去功名，抄了家产，真是“黄粱未熟，醒来色色皆空”，成了阶下囚，一门星散。小说接触了辛亥革命前夕的广东赌博之风。赌博在清代，政府是明令禁止的，但自李鸿章来粤出任两广总督，借口府库支绌，筹设海防经费，公然特许开赌，政府则从中收取赌饷，视为国家之财源，于是赌博之风大炽。赌博有番摊、闱姓、白鸽票、山票、铺票等，五花八门。小说写的赌商苏警诸，就是当时赌商苏星衢（绰号苏大阔）的谐音，苏警诸的浮沉史亦多取自苏星衢。小说中写到粤督张鸣岐来粤后实行禁赌，咨议局以苏警诸为首的一班“否议员”公开提出反对，以陈炯明为首的一班“可议员”赞成禁赌，也实有其事。此外，对小说主人公苏警诸，作者侧重写他为人奸狡，贪财好色，挥霍无度，这些描写，都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缺点是挖掘不深，停留在生活的表层，浮光掠影。小说是用广州方言写的，文字浅白，但缺乏提炼，比较粗疏。

《粤东新聊斋》是作者于辛亥革命后的作品，共二集，收小说８６篇，先后于民国六年、七年（１９１７、１９１８）由广州科学书局出版。这是一本仿《聊斋志异》的短篇小说集，作者在初集《例言》说得很清楚，他要效法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以无聊之思，托有聊之笔，而言狐鬼，以舒发胸次耳”。集中故事，一来自“故老相传”，一“搜自时怪”，而地域限于岭南，故冠以“粤东新聊斋”之名。书中所述，多荒诞怪异之说，因果报应之言，消极因素较多，而其中也有针砭时世之作，如《鬼团》，揭露了清初平南王尚可喜在广州血腥屠杀百姓的罪行，《狐医》抨击了社会上游医不学无术，借医敛财，致人非命的社会现象，《借妻》鞭挞了枉徇私情，胡乱断案，草菅人命的昏官庸吏。写岭南的奇闻怪异传说，比较著名的有《郑仙岩》、《药洲古医》、《素馨田》、《曲江禅泉》等，这类小说，有较多岭南风情掌故的描写，如《郑仙岩》写秦时郑安期于白云山羽化成仙故事，颇有乡邦文献的参考价值，正如时人所言：“阅者不仅作小说观，直作广东乡土史读可也。”〔66〕作者还仿《聊斋志异》体例，文末多有“醉眠山人”的述评，起到深化主题的作用，如《借妻》的评述：“覆盆冤狱，古今莫雪者多矣。薙发匠阿二，初为友情之请，继为利妻所得之贪念，而致弄假成真，身蹈缧死，其愚可悯，其冤尤怜，安得时逢六月飞霜，天旱三年不雨，而与邹衍齐妇之昭雪哉！”深化了抨击昏官庸吏胡乱断案，制造冤狱的主题。

《粤东新聊斋》全用白话写作，文字浅白简炼，文词优美，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岭南推广白话的实绩。如《郑仙岩》：

秦时，郑安期，为某部落通牒役，性极慈，不茹晕酒，事母孝谨。是时佛学未流入中国，忏叩无由。后母卒，仍充是役。酋长某，慕登仙籍甚渴，闻白云山九芦菖蒲得食之，即脱凡，乃命安期往采。期往登山巅，见岩石间簌簌芬绿，计其节恰如九数，遂采之盈束。既下数十武，瞥见老人鸡皮鹤发，形貌古苍，盘坐石上，面南口作呵气，嗬嗬清响。旋见一缕白烟自口中出，缭绕长空，渐与云合。俄而呵止，作嗽声，伛偻起，见期手握菖蒲而谓曰：“君知手持之物作何用耶？”期因见其奇，知是非阆苑宾，即蓬莱客，急上前施礼曰：“小子未谙，不过奉上命往采耳。”老人问上命者谁，期以酋长某对，老人曰：“凡夫欲大，安可成仙？食之有污此物。君心慈善孝行可嘉，请食之自羽化。”期悟下拜，俯首已失老人所在，更为惊奇，故信而食之，复往采归也。食已，复寻故处，则见石峭巉巉，无一片青绿，懊丧而返。至遇老人处，俯思归必受罪责，计不如一死了之，而伫望良久，下见石岩泉涧，乃跃身投下，岩应一声，则跨白鹤腾空而上，高入云霄，成为郑仙。岩于是名著。年逢七月廿四，为郑安期登仙界诞，往游参拜者不惮修阻，山谷俱满，多向岩口中引吸仙泉，其甘如醴。后另立祠粤秀山以纪胜事。

此文借用广州白云山地区流传的秦时人郑安期白云山羽化登仙的传说，赋予郑安期充杂役，事母孝谨和不愿忍受权贵罪责的品格，纪事明晰，性格鲜明，文词简洁明快，颇有《聊斋志异》的风韵。

第六节 革命党人的诗文

在辛亥革命时期，广东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中，不乏富于才气的政治家，他们在革命斗争中，也挥笔写下了不少诗文作品，或抒发革命情怀，或悼念牺牲的烈士，真切动人，起着强烈鼓舞斗志的作用，比较著名的有孙中山、朱执信、廖仲恺等。

孙中山（１８６6—１９２５），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号逸仙（粤语日新的谐音），又曾化名中山樵等。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人。他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卓越的先驱。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他联络会党组成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在广州起义失败之后，游历欧美各国，鼓吹革命。１９０５年组成同盟会，以后曾多次在广东、广西、云南等地组织和领导武装起义，几经失败。宣统三年（１９１１）１０月１０日武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晚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全心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尽了毕生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67〕。１９２５年病逝于北京，遗著编为《中山全书》、《总理全集》、《孙中山选集》、《孙中山全集》等多种。

孙中山一生忙于实际革命工作，诗作不多。从现在能见到的几首来看，都是紧密配合革命斗争的。如《革命歌》：

万象阴霾打不开，红羊劫运日相催。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

据《国父年谱》民元前十三年（１８９９）载：先生以各省洪门声气隔阂，亟应联合进行，故派史坚如、毕永年潜回内地，访各会党领袖。仿照康熙中陈近南制作歌谣办法，先生并亲拟“万象阴霾打不开……”四句歌谣，交各同志遍传，以备举义时作为联络暗号。这首作为联络暗号的歌谣，气势磅礴，闪烁着理想的光辉。诗中指出了中国所面临瓜分豆剖的危急形势，号召有志之士起来革命，扭转乾坤。而作于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的《挽刘道一》这首悼亡诗，则对战友遭到投降派的阴谋陷害表示极大的愤慨，表达了对革命志士的沉重哀悼和推翻清政府统治的雄心壮志。诗中写道：

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刘道一是留日湖南籍学生，同盟会会员。１９0６年春回国，同盟会总部派他到湖南、江西交界地区宣传革命，联络会党。１９０７年１月，策划萍乡、浏阳、醴陵起义，失败后被捕，牺牲于长沙浏阳门外。诗作缘事而发，感情真挚，慷慨激昂中见沉雄悲壮，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

孙中山的散文，主要是政论文章和演讲辞。他的文章从时代的高度着眼，结合革命的经验和教训进行理论的论述和概括，思想深邃，说理透辟。对１９世纪末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救亡图存这一神圣课题的回答，反映中国人民要求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意愿，是孙中山散文的重要内容。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巨大的政治爆炸，引起了不可估量的连锁反应，把古老的中国由鼾梦中捶醒。“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68〕民族危机已经到达极为险迫的程度。大祸临头，出路何在？孙中山于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２４日在《兴中会宣言》中忧心如焚地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69〕正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神圣使命，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强烈要求，驱使孙中山把向西方学习，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当作自己救国救民的奋斗目标。他在《中国革命史》一文中指出：

余之从事革命，以中国非民主不可。其理有三：既知民为邦本，一国之内人人平等，君主何复有存在之馀地！此为自学理言之者也。满洲之入据中国，使中国民族处于被征服之地位，国民之痛，二百六十馀年如一日，故君主立宪在他国君民无甚深之恶感者，独或可暂安于一时，中国则必不能行！此自历史事实而言之者也。中国历史上之革命，其混乱时间所以延长者，皆由人各欲帝制自为，遂相争相夺而不已。行民主之制，则争自绝！此自将来建设而言之者也。有此三者，故余之民权主义，第一决定者为民主。

文章从学理、历史事实和将来建设三个方面，对中国和西方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中国必须摒弃君主专制和君主立宪，“中国非民主不可”、非创立共和政体不可。因此，他号召人民以暴力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他在《三民主义》一文指出：

夫世界古今何为而有革命？乃所以破除人类之不平等也。……专制君主，本弱肉强食之兽性，野蛮争夺之遗传，以一人而享有天下，视亿兆为臣仆，生杀予夺，为所欲为，此人类之至不平等也；而人民欲图平等自由，不得不行民权主义者也。

他痛斥清朝政府“如粪土之壤，其存愈久而其秽愈甚”〔70〕，“朝廷则鬻爵卖官，公然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71〕；并以资产阶级民有、民治、民享的观念为解剖刀，揭露专制政府从１１个方面侵犯了人民“不可让予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72〕。同时，在他的散文中一再论述了反对封建帝王思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凡革命的人，如果存在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所以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73〕。

用科学进化论的思想去看待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是孙中山散文的又一个方面的重要内容。“进化之学”的输入，使我国近代先进思想家们眼界为之一新，思想为之解放。孙中山就是依归于“进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在他的散文中积极宣传进化论思想。如《孙文学说》一文中指出：

达尔文氏则从事动物之实察，费二十年探讨之功，而始成其《物种来由》（即通说之《物种起源》）一书，以发明物竞天择之理。自达尔文之书出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从此各种学术，皆依归于进化矣。

孙中山完全接受了达尔文在自然科学上的伟大发现，明确宣称：“世界万物皆由进化而成”，“夫进化者，自然之道也”〔74〕。所以他认为，“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人类因为要有不间断的生存，所以社会才有不停止的进化，所以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75〕。他还认为，人类历史是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因而形成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他说：

世界潮流的趋势，好比长江黄河的水流一样……都阻止不住的。所以世界的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流到了民权，便没有方法可以反抗。如果反抗潮流，就是有很大的力量像袁世凯，很蛮悍的军人像张勋，都终归失败。〔76〕

文中强调，民权是历史进化的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终究必然成功；一切反对民权的反动势力终究必然失败。“列强要亡中国，那便是列强阻止世界的进化”，“那些压迫人的人，是逆天行道，不是顺天行道。我们去抵抗强权，才是顺天行道”〔77〕。孙中山把民权革命看做是历史进化的势所必至的世界潮流，把革命看成历史进化的必不可少的环节，以进化论论证革命，赋予进化论以革命的内容，这是孙中山散文中的光辉的辩证因素。

描绘中国经济建设的蓝图，是孙中山散文的另一个方面的内容。孙中山精通经济学，在他的散文中提出了许多关于中国经济建设的设想。他在《上李鸿章书》中指出：

窃尝深维欧美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本也。

“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是国民经济的普遍原则，亦是国民经济本身的要求，是有规律的必然性。孙中山在散文中指出这四项原则是富强治国之根本，是针对清政府长期以来的积病而发。所以在他的散文中很注重发展中国实业，他在《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书》自序中说：

欧战甫完之夕，作者始从事于研究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而成此六种计划。盖欲利用战时宏大规模之机器，及完全组织之人工，以助长中国实业之发达，而成我国一突飞之进步，且以助各国战后工人问题之解决。

在文中把交通之发展，商港之开辟，铁路之建筑，水利之建设，钢铁联合企业、建筑材料企业及矿业之新办与发展，农业之发展均列入经济建设的实业计划。并主张消除闭关自守，提倡中外交往，吸收他人之长处，迎头赶上，使中国成为先进国家，以达到“大同之治”。他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说：

西方人中有一普遍的误会，误以为中国人本性上是闭关自守的民族，不愿意与外界人有所往来。……这种误会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中国历史缺乏了解。历史可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从远古直到清朝的建立，中国人一直与邻国保有密切关系，对于外国商人与教士，从没有丝毫恶意歧视。西安府的宗教碑，提供我们一个绝妙记录，说明在公元第七世纪外国传教士在当地人民间所进行的传播福音工作。再者，佛教乃是汉朝皇帝传入中国的，人民以很大热情欢迎这个宗教，此后他便日渐繁盛，现已成为中国三大主要宗教中的一种。不仅教士，而且商人，也被许可在帝国内部自由地纵横游历。甚至晚至明朝时，中国人中还没有丝毫排外精神的迹象，当时大学士徐光启，其本人皈依了天主教，而他的密友，即在北京传教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曾深得人民的尊敬。……随着满清王朝的建立，政策便逐渐改变，全国禁止对外贸易，驱除传教士，屠杀本国教民，不许中国人向国外移民，违者即予处死。……

他在《建国方略·物质建设序言》中写道：

然而日本之文明，非其所固有者，前则取之于中国，后则师资于泰西。若中国以其固有之文明，转而用之突驾日本，无可疑也。中国不仅足以突驾日本也……而独中国之文明，已著于数千年前，此为西人所不及。但中国倾于保守，故让西人独步。……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各国发明机器者，皆积数十百年始能成一物，仿而造之者，数月之功已足。中国之情况，亦犹是耳。

这些论述，今天仍有其重要的价值。学人之所长、引进先进技术、利用外资等措施，更为必需。而科学技术已无国界，有识有志有能力者，皆可致力，迎头赶上，为我所用。孙中山的这一观念实可“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以推求众理；庶几操纵在我，不致因噎废食，方能泛应曲当，驰骤于今日世界经济之场，以化彼族竞争之性，而达到大同之治也”〔78〕。

在艺术上，孙中山的散文高瞻远瞩，思路开阔，自远及近，由洋及中，借古鉴今，成败并举，正反对照，显得衢路交通，经纬成文。如《民报发刊词》一文写道：

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美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坛场时代也。是三民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治化焉。其他施维于小己大群之间，而成为故说者，皆此三者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

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现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文章从国外到国内，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到国内残酷的阶级压迫，以及欧美社会革命的经验教训，论述在中国实行三民主义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思想观点表达明白透彻，逻辑性强，颇有说服力。

融论辩性与抒情性于一体，使他的散文既气势纵横，又情真意切，如《革命思想之产生》、《伦敦蒙难记》等，特别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碑序》，这是一篇对辛亥革命地位与功绩作纲领性论述的文章，但却流注着作者的一片深情：

自广州一役之后，各省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清吏皆进入恐慌之地，而尤以武昌为甚。……满清末造，革命党人历艰难险峨，以坚毅不挠之精神，与民贼相搏，踬踣者屡，死事之惨，以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围攻两广督署之役为最，吾党菁华，付之一炬，其损失可谓大矣！然是役也，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之役并寿。

文章全篇自始至终贯注着一个“情”字，并把叙事、议论、抒情融为一体，写得非常真、非常深。它以理取胜，而不拘于个别历史事实；它以情感人，而不锐意于作史实的考证。文中对时代和社会的思考，对烈士的敬仰之情，凝聚为一股充塞天地的浩然正气。“志深而笔长，慷慨而多气”〔79〕。作者运用他驾驭语言的娴熟技巧，把自己的情思外化为抑扬顿挫的音调，疾徐流转的文章气势，慷慨激昂，喷薄而出。作者的理想和他对社会的概括通过深情的语言表现为意境，把人们的思想导向至善至美的境地。

在语言形式上，孙中山的散文质朴自然，通俗流畅，以散体为主，时杂骈语、韵语。另外生动形象的譬喻，常见于字里行间；犀利泼辣的言辞，显露逼人的锋芒，闪耀着璀璨的思想光辉。

朱执信（１８８５—１９２0）原名大符，字执信，笔名蛰伸、去非等。祖籍浙江萧山，生于广东番禺。１９０２年，朱执信从私塾转入“教忠学堂”读书，喜读新学书籍，已萌维新之志，１９0４年留学日本，攻读法政科。到日本后，结识孙中山、廖仲恺等人，深受革命思潮影响。次年７月，参加中国同盟会，并担任评议部议员兼书记，参与《民报》的编辑工作。１９0６年回国后，曾任教于广东高等学堂、政治学堂及方言学堂，积极宣传革命，策动武装起义。曾参与策划组织１９11年４月２７日的广州黄花岗之役，他还是进攻督府的敢死队员之一。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广东发动民军起义，后任广东都督府总参议等职。１９１３年离开广州赴上海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往日本。朱执信和胡汉民、廖仲恺等人也相继去日。１９１４年６月，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了中华革命党，创办了《民国》杂志，朱执信为七编辑之一。１９１７年任大元帅府军事联络兼掌管机要文书。１９１８年到上海，协助孙中山办理华侨捐款等事务，并担任《民国日报》、《建设》杂志编辑撰述工作，宣传三民主义，探索中国前景。１９２0年被桂系军阀杀害于虎门，遗著编为《朱执信集》。

朱执信的诗歌留存不多，据目前能见到的资料看，有古诗２９首，新诗３首。他的诗多是对革命起义的歌颂和抒发自己坚决战斗的情怀。如１９０９年秋，汪兆铭入京行刺摄政王，朱执信手书《拟古决绝词》赠行：

决绝复决绝。萧艾萋萋生，不如蕙兰折。白露泠泠群卉尽，只剩柔条倚风泣。中夜出门去，三步两徘徊。言念同心人，中情自崩摧。我心固匪石，千言万言空尔为。月光皎皎决复圆，星光睒睒繁复稀。月光星光两澹荡，欲明未明鸡唱时。芙蓉江上好，幽兰窗下洁，所宝在素心，不向西风弄颜色。水流还朝宗，叶落还肥根，来岁当三月，伫看万木繁。人生在世亦如此，此身何惜秋前萎。

诗中用比兴手法，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显示出他为了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不惜牺牲的精神，同时热情地赞美了革命者和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和高尚的品格。此诗的姊妹篇《代答》一诗，亦表现出同样的思想感情。诗中写道：

蒲柳望秋零，冻雀守纥干，所贵特达人，贞心盟岁寒。齐鸟三年不飞飞冲天，所争讵在须臾间。我有变徵歌，欲奏先汍澜。歌中何所言？意气倾丘山。丈夫各有千秋意，毋为区区女儿颜。相期譬金石，誓涤尘垢清人寰。何意中道去，一往逝不还。此情谁为言？心摧力已殚。不惜此身苦，恐令心期负。含辛进此歌，愿君一回顾。

这是诗人代所赠者作答，不管世事如何动乱，都要像岁寒的松柏那样，巍然屹立；亦要像荆轲那样，一往无前，义无反顾，表现了革命者为革命事业的献身精神，悲壮慷慨，感情真挚。

作为革命志士，朱执信在诗中揭露了袁世凯的罪恶行径，号召人们速起革命。１９１５年秋，国内政局风云变幻，变故迭出，筹安会一伙正鼓吹帝制复辟，此时诗人正在广州等地策划反袁武装斗争。面对当时的形势，诗人有感而发，作《观物》诗：

沉麝各多忌，木雁皆不材。巷谈尊狗曲，物变剧牛哀。乌竟瞻谁止？虫仍出怪哉！漫持白马论，辛苦度关来。

世事衣苍狗，人言海大鱼。沐猴冠已久，腐鼠璞何殊！问鹿争征马，占龟便献图。如闻避风鸟，不独是爰居。

诗中以“沉麝”、“木雁”比喻当时苟合取容、明哲保身的人士；以“狗曲”喻筹安会等人的劝进丑剧；以“衣苍狗”、“海大鱼”喻世事的变幻无常。诗作句句以物喻人，以物变喻世事之变，对帝制分子进行了深刻的讽刺。

由于时局多变，朱执信的诗中有时也表现出愁闷迷茫的心绪，用感伤的调子来抒写伤时忧国的情怀。如《感怀》诗：

剩有愁堪说，谁言愿已酬。星辰空北极，河汉忽西流。世态馀千变，吾生足百忧。相怜有明月，侵夜到楼头。

转轸惊弦结，看云忘景移。空言松郁郁，又见草离离。马角虽非诳，蛾眉岂入时。四愁先有咏，珍重赠琼枝。

亦慕逃空谷，因之次旧闻。丛残仍掇拾，斧藻日缤纷。且避鸡虫闹，宁辞麋鹿群。心期拟终践，先誓岭头云。

诗人面对“星辰空北极，河汉忽西流”的政治形势，忧心如焚，夜不能寐，对国内腐败的时局格格不入的思想感情与诗人报国无路的悲哀交织在一起，发出深沉的慨叹。

朱执信的诗歌受古风和汉魏古诗影响较深，善用典故，风骨峻秀，用语朴实中见刻峭，大部分诗作都写得慷慨激昂，充溢着豪迈之气。

朱执信参加革命后，写了近百篇政论散文。这些散文都是结合革命宣传工作而作的。辛亥革命前，在围绕对待清王朝封建专制制度的态度问题上。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维新派进行了一场思想政治大论战。朱执信无情地揭露了反动腐朽的清王朝专制统治，批驳了康、梁等维新派的保皇实质，说明要改变中国现状，“舍革命更无他术”〔80〕。他在《心理的国家主义》一文中主张“要纠合同民族创建共和国为理想，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81〕；并主张通过政治革命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中华共和国”〔82〕。而在《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中则认为社会革命的发生，是由于“社会经济组织不完全”，存在“放任竞争，绝对承认私有财产权之制度”而造成的〔83〕。这种革命的对象是“豪右”，而动力为“细民”，即“力役自养之人”〔84〕。革命的结果，不是“夺富民之财产”，只是使贫富之分，不能“悬隔”，达到“平均”〔85〕。

辛亥革命后，朱执信的散文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关心并支持世界上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和国家的独立、解放斗争，主张民族自决，反对帝国主义。如在《朝鲜代表在和会之请愿》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弱小国家和民族，是世界“不靖之根源”。他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的压迫和剥削，是朝鲜谋解放和“独立之原动力”，朝鲜革命“惟有以血得之”，是“世界革命之一部”，是“世界的阶级斗争”。他进而得出结论说：“夫革命精神之故乡，在于面包缺乏之所。”〔86〕这些带有唯物史观因素的思想，展现了一个革命志士的宽广胸怀。

批驳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的所谓“开明专制”谬说，是朱执信辛亥革命后散文创作的重要内容。朱执信认为“开明专制”之说，实与专制“无别”，是为袁世凯黄袍加身之说。这种论调是违反人的认识规律的，是不能成立的。他说：

智识者，有学而知，有习而得，前者所谓教育，后者所谓经验也。而在专制之下，为立宪之教育，果可得昌乎。……其教育若是矣，于经验尤然。经验由事物而生，未有事实，何由有经验。以经验之缺乏，而言程度不足，则正当疾蠲除专制，而取立宪之事实，陶铸其人民。人民既得于政治，乃有经验可言。以无经验之故，而不使参政，则终古不参政可也，何言进步！故总人民智识而论，在专制之下，不能进至适于立宪之程度，则求人民有立宪国民之程度，惟有先取立宪之制以为先。如是始有立宪之教育可施，其人民有得立宪的经验之途也。〔87〕

文中对宣扬所谓中国人没有民主共和的知识，缺乏参政的经验，只能实行“开明专制”的谬说，进行了严厉的驳斥。所以他又说：任何一个新国家制度在未出现之前，决不是有一部分人先学如何做其国民，然后它才产生的。“惟有人民感知一事实之必要，而要求之于社会，则其事实既显以后，人民自有适应之道”，“近日言开明专制者，其志固在专制不在开明也。”〔88〕文章揭露深刻，哲理意味很浓。

宣传科学思想，反对宗教信条，是朱执信辛亥革命时期散文的又一重要内容。他针对当时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内出现的反民主、反科学的宗教神学唯心主义思潮，进行了猛烈回击。在《神圣不可侵与偶像打破》一文中指出：

最近于神圣不可侵，宜莫如科学。科学之效用，可以垂之久远，可以普适于现所知之世界。然而谓为绝对的、永久的，不可也。吾人能安心以信科学，而不能安心以信宗教信条。何以故？以信条不容人讨议，故也。〔89〕

作者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的宗教信条，指出了人们能信科学，不能信宗教信条的原因，是颇有道理的。因此，他大声疾呼：“不要把神学遗产，应用到现在社会去。”〔90〕显示了近代资产阶级无神论思想，具有科学性和战斗性。

总之，朱执信的散文大多是关怀国计民生、暴露社会现实、指评时政之作，内容丰富，语言朴实，气势纵横，说理透辟。如《危险之塞耳政策》一文，开篇即摆出言论出版自由的论题；紧接着以大量事实，愤怒地指责了保守主义者“怯之无知”而误国误民的恶行，层层引申，环环相扣；最后作者尖锐地指出：“天下之塞耳者多矣，未有能以塞耳免者也。吾愿中国人民早知此半夜深池之瞎马，即无明眼人驾驶之，尚望有不痴聋者受人指导也。”全文结构精严，条清缕晰，用语精警，铿锵有力。他那带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色彩的通俗易懂的政论散文，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起到了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

廖仲恺（１８７７—１９２５），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字仲恺。祖籍广东惠阳，生于美国旧金山。１８９３年随母回国。１９０２年秋赴日本留学，１９０３年结识孙中山，１９０５年参加中国同盟会。１９０９年从日本回广州，考取法政科举人，被派赴吉林巡抚陈昭棠幕下任翻译官。辛亥革命后，曾参与南北议和。后到北京策动反袁斗争，失败后逃亡日本。１９１９年在上海与朱执信等创办《建设》杂志，从事宣传活动。１９２１年在广州任孙中山非常大总统府财政部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厅长，筹措军费，支持孙中山北伐。１９２２年以后，积极协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逝世后，他坚决贯彻三大政策。１９２５年８月２０日，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他工于诗词，著有《双清文集》、《双清词草》，遗著编为《廖仲恺集》。

廖仲恺是一位著名的民主革命活动家。关切国事，悲慨时局，抒发自己坚决战斗的情怀成了他诗词的重要主题，而悲壮沉雄则成了他诗词风格的主要特点。他所作的《民十一年六月禁锢中闻变有感》这组诗，颇能代表这方面的成就：

珠江日夕起风雷，已倒狂澜孰挽回？徵羽不调弦亦怨，死生能一我何哀！鼠肝虫臂唯天命，马勃牛溲称异才。物论未应衡大小，栋梁终为蠹蝝摧。

妖雾弥漫溷太清，将军一去树飘零。隐忧已肇初开府，内热如焚夕饮冰。犀首从雠师不武，要离埋骨草空青。老成凋后馀灰烬，愁说天南有陨星。

咏到潜龙字字凄，那堪重赋井中泥？当年祈福将刍狗，今日伤心树蒺藜。空有楚囚尊上座，更无清梦度深闺。华亭鹤唳成追忆，隔岸云山望欲迷。

此诗作于１９２２年６月，原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策动武装叛乱，破坏孙中山北伐。廖仲恺被囚于广州西郊石井兵工厂，对时局的反思和关注成了这首诗的核心内容。诗中既有对革命志士牺牲的慨叹，亦有对祸害革命事业的蠹虫的指斥，更有察人失明的痛悔和对险恶时局的深深忧虑，有愤有痛有悲有慨，感情真切厚重，皆是血泪之作。

廖仲恺的不少诗词是在狱中写成的，因此多慷慨悲愤之词。在拘系狱中期间，他写了《一剪梅·题五层楼图——狱中作》：

迭阁层栏倚晚风，山上烟笼，江上霞红。兴亡阅遍古今同，文只雕虫，技只屠龙！莫问当年旧主公，昔日名隆，今日楼空。跳梁小鼠穴其中，昼静潜踪，夜静穿墉。

据廖夫人何香凝的回忆，这是一首题在一帧五层楼的照片背面的词。诗人抚今思昔，借景抒情，对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总统府出走深表忧虑，对陈炯明这些“跳梁小鼠”猖獗一时表示极大愤慨，词中痛斥了陈炯明的叛变罪行。

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前两天，把廖仲恺秘密拘捕，且欲加以杀害。廖仲恺入狱后，又写了题为《诀别》的七绝二首，表现了为国献身的革命精神。诗写道：

后事凭君独任劳，莫教辜负女中豪。我身虽去灵明在，胜似屠门握杀刀。

生无足羡死奚悲，宇宙循环活杀机。四十五年尘劫苦，好从解脱悟前非。

诗人虽身陷囹圄，却心系祖国的安危，把生死置之度外，以革命的牺牲精神勉励夫人成为女中之豪杰，即使自己难逃杀身之祸，但革命的精神是永存的，它将激励更多的人民与敌人斗争到底。这是诗人革命激情的高度升华，使人读后能产生强烈的激动。

廖仲恺还写了一些反映同志、朋友间的真挚情谊的诗。如辛亥革命后所作的《和吴禄贞春怀》：

托根情愿作菩提，风转崇兰遇隔溪。眉谱乍描青石黛，歌声愁杂《白铜鞮》。

营巢已误衔泥燕，珍宝难忘退角犀。旧日罗襦珠已系，空馀明月待人携。

吴禄贞（１８８0—１９11），湖北云梦人，是一位热情的革命者，长期打入清朝军队中工作。１９11年10月武昌新军起义，吴禄贞积极筹划在北方响应，袁世凯收买凶手，１１月７日在石家庄东站把他刺死。这首酬答之作，写得情思要眇，趣旨迷离，颇类古人伤春之作，诗风缠绵伤感，但同志间的深厚感情，已响逸其间。

廖仲恺的诗词反映了这位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内心世界，表现出诗人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基调沉郁悲愤。他的诗词用典恰到好处，借古寓今，以寄寓、抒发强烈沉挚的爱国激情。诗风流畅清新，慷慨淋漓，饱含感情，策励后人。

在有文学才华的革命党人中，番禺汪兆铭（字精卫）（１８８３—１９４４）属另一类型。他早年留学日本，参加民族民主革命，为同盟会评议部长、《民报》主编。在与康梁维新派的论辩中，显示他的文学才华，写过一些富于革命鼓动性的好文章，如《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等。１９10年在北京谋刺摄政王载沣，事泄被囚，他在狱中写有《被逮口占》四首，形象地表现了革命志士献身革命的心态和出众的诗才，诗云：

啣口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盖逐海鸥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忍取血痕斑。

留得心魂在，残躯赴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高台。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诗风悲歌慷慨，名噪一时。较有代表性的作品还有《中夜不寐偶成》、《金缕曲·别后平安否》等。但他一贯投机革命，骗得孙中山的倚重，曾任广东国民政府常委会主席兼军委主席，１９２７年，他背叛革命，蒋汪合流，残酷屠杀工农和共产党人；抗日战争时期，公开投降日本，组织傀儡政府，成为大汉奸，为世人所唾弃。

注释：

〔1〕《伦敦被难记》，《孙中山选集》，第２３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以下凡引自《孙中山选集》，皆出自此版本。

〔2〕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太炎文录》卷二。

〔3〕《致柳亚子、马君武》，《苏曼殊文集》，第５３２页，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4〕《为玉鸾女弟绘扇》。

〔5〕《杂评曼殊的作品》。

〔6〕《苏曼殊之我见》。

〔7〕《耶婆提病中，末公见示新作，伏枕奉答，兼呈旷处士》。

〔8〕《吴门依易生韵》其十。

〔9〕《东居杂诗》之二。

〔10〕同注〔4〕。

〔11〕《憩平原别邸赠玄玄》。

〔12〕《燕子龛随笔》。

〔13〕《题〈静女调筝图〉赠百助眉史》。

〔14〕《为调筝人绘像》。

〔15〕《本事诗》其三。

〔16〕《愿无尽庐诗话》。

〔17〕《本事诗》其九。

〔18〕胡寄尘：《说海感旧录》。

〔19〕李倩：《苏曼殊爱情小说初探》，《淮阴师专学报》１９８４年第２期。

〔20〕魏秉恩：《断鸿零雁记序》。

〔21〕鲁迅：《坟·杂忆》。

〔22〕《甲辰生朝拍照自题一律》。

〔23〕《十一月初二雪夜归作，寄伯扬》。

〔24〕《春尽日园坐成吟》。

〔25〕《元日晓起乘车到长辛店》。

〔26〕《春尽日出游》。

〔27〕《七月十六日园中偶成》。

〔28〕《二月十二日过新汀屈翁山先生故里……》。

〔29〕《蒹葭楼诗序》。

〔30〕《与潘若海步月归作》。

〔31〕《海舟夕眺》。

〔32〕《题陈云淙霜钟琴拓本》。

〔33〕《四月十二日登舟北发》。

〔34〕朱祖谋手批《海绡词》。

〔35〕沈义父《乐府指迷》引吴文英语。

〔36〕《读哲夫云起楼赏雨诗奉和》。

〔37〕《舟中读〈南社〉十八集内雏新诗百二十首走笔寄似》。

〔38〕《醉题酒家壁》。

〔39〕容庚：《绿绮园诗集跋》。

〔40〕郑逸梅：《南社丛谈·南社社友作图寄意》，第２６６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41〕《绿绮园诗集自识》。

〔42〕以上均见《自题诗稿四首》。

〔43〕《丁丑秋冬杂诗》。

〔44〕《重至广雅书院》。

〔45〕《移家桂林赁楼杉湖》。

〔46〕《不寐》。

〔47〕《黄竹》。

〔48〕《庚午元旦》。

〔49〕《罗浮杂诗》。

〔50〕同注〔49〕。

〔51〕冯自由：《〈洪秀全演义〉作者黄世仲》，《革命逸史》二集，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３年版。

〔52〕《文风之变与小说将来之位置》，《中外小说林》第一年第六期（１９０７年）。

〔53〕《中国小说家向多托言鬼神而阻人群慧力之进步》，《中外小说林》第二年第三期（１９０８年）。

〔54〕《学堂宜推广小说为教科书》，《中外小说林》第一年第十八期（１９０８年）。

〔55〕《小说风尚之进步以翻译说部为风气之先》，《中外小说林》第二年第四期（１９０８年）。

〔56〕同注［５２］。

〔57〕《小说之功用比报纸的影响为更普及》，《中外小说林》第一年第十一期（１９０７年）。

〔58〕 〔59〕同注〔57〕。

〔60〕同注〔53〕。

〔61〕见《洪秀全演义自序》、《洪秀全演义例言》。

〔62〕同注〔57〕。

〔63〕《改良剧本与改良小说关系于社会之轻重》，《中外小说林》第二年第二期（1908年）。

〔64〕同注〔53〕。

〔65〕冯自由：《〈洪秀全演义〉作者黄世仲》，《革命逸史》二集，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３年２月版。

〔66〕罗界仙：《〈粤东新聊斋〉二集叙》，《粤东新聊斋》二集，广州科学书局１９１８年版。

〔67〕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３１２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68〕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69〕《孙中山选集》，第１９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以下凡引自《孙中山选集》皆出自此版本。）

〔70〕《伦敦被难记》，《孙中山选集》，第２３页。

〔71〕《兴中会宣言》，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２集，第１页，上海广智书局１９２２年版。

〔72〕《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选集》，第６０页。

〔73〕《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第７５页。

〔74〕《孙文学说》，《孙中山选集》，第１４0—141页。

〔75〕《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选集》，第779页。

〔76〕《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选集》，第６７４页。

〔77〕《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选集》，第６２５—6２６页。

〔78〕《国际共同发展实业计划书》，《总理全集》第３集，上海广智书局１９２２年版。

〔79〕刘勰：《文心雕龙》。

〔80〕《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朱执信集》第７页，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版。以下凡引自《朱执信集》，皆出自此版本。

〔81〕《朱执信集》，第１３９页。

〔82〕《朱执信集》，第１３７页。

〔83〕《朱执信集》，第５６页。

〔84〕《朱执信集》，第６０页。

〔85〕《朱执信集》，第５８页。

〔86〕《朱执信集》，第５４9—560页。

〔87〕《开明专制》，《朱执信集》，第２２１页。

〔88〕《朱执信集》，第２２１、２１６页。

〔89〕《朱执信集》，第３８５页。

〔90〕《恢复秩序与创造秩序》，《朱执信集》，第８７２页。

第八章 广东近代地方戏曲

第一节 概说

广东近代地方戏曲，在近代社会的巨大变革中，走过了近百年的发展变化历程。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我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转型特点相联系，也深受地方文化和外来戏曲文化的影响，凝聚着岭南文化的积淀和时代的创新精神，形成了广东近代地方戏曲的多元化格局、独特的艺术风貌，以及鲜明的革命性、开放性和兼容性等特点。

广东近代地方戏曲，和其他兄弟剧种一样，源远流长。早在唐代，中原歌舞伎艺已进入岭南，据《广州府志》记载，北宋时期的广州城北将军庙，是一个重要的演戏场所，有所谓“岁为神会作鱼龙百戏，共相赌戏，箫鼓管弦之声达昼夜”的说法。明代正德年间，有钦差魏校的“不许造唱淫曲，搬演历代帝王，讪谤古今，违者拿问”的谕民文告。〔1〕至嘉靖、万历朝，广东戏曲已开始用弋阳腔、昆曲并糅合地方唱腔乐曲演出了。随着清初花部、皮黄戏的兴盛，以及江西、湖南、安徽、苏州等地外江戏班的进入广东，清朝嘉道年间一度形成了外江班与本地班对峙局面，所谓“外江班皆外来，妙选声色，伎艺并皆佳妙”。“本地班但工技击，以人为戏；所演故事，类多不可究诘，言既无文，事尤不经”〔2〕，既促进了南北戏曲文化的交融，也催生了早期粤曲声腔以及本地戏曲班社的形成和发展。但真正促使广东戏曲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巨大变革，则是在中国的近百年间。

鸦片战争后，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近百年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每一次重大的政治斗争，中西文化的交融和碰撞，城市和商业经济的兴盛，区域文化的拓展，等等，都深深地影响广东近代戏剧文化。如果以戏曲文本的继承发展为依据，结合近代社会和文化思想的发展，并参考戏曲文化的区域性特点等因素，那么，以粤剧为主体的广东近代地方戏曲，大致可以分为形成与发展、恢复和中兴、改良与繁荣三个时期。

从清初至咸丰末年，是广东近代地方戏曲的形成和发展期。其形成和发展的标志是声腔的吸收和融化，语言的地方化以及本地戏班的涌现和壮大。麦啸霞在《广东戏曲史略》中认为，“今可知者，明嘉靖年间，广东戏曲用弋阳腔”〔3〕。据史料所载，明朝嘉靖年间昆腔杂剧已在广东广为流行。例如，明嘉靖三十七年刻本《广东通志》卷二十“风俗”中云：连山有“江浙戏子至，必自谓村野，辄谢绝之”；韶州府“迎春扮演杂剧，观者杂”；惠州府“朝拜会旧于三月二十七日，郡中有所祈祷者，皆会众自玄妙观沿街拜至东岳宫，装扮杂戏为观美”；就是海南琼州府，也于“迎春，府卫官盛服至于东郊迎春馆武弁，各竞办杂剧故事”。至清代乾隆年间，广州老城魁巷建成梨园会馆，其中乾隆十七年（１７５2）碑记中就有“保和班”捐款题名，并知有众多的戏班来往于广州和北京之间，昆腔戏班络绎来粤演出。迨“嘉庆季年，粤东鹾商李氏，家畜雏伶一部，延吴中曲师教之。舞态歌喉，皆极一时之选。工昆曲杂剧，关目节奏，咸依古本。咸丰初，尚有老伶能演《红梨记》、《一文钱》诸院本。其后转相教授，乐部渐多，统名为外江班”〔4〕。所谓“外江班”，是指以二黄调为主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地方戏曲与北方西皮调结合而成的皮黄戏，其声腔除弋、昆外，还包括清代流行于广东的梆子腔（秦腔）。西皮高亢、热烈，二黄抒情、柔和，外江班以二黄声腔为主，吸收和融汇了秦腔许多曲调。清中叶以后，广州、佛山、潮汕等地对外开放，商贸频繁，以安徽、江西、湖南为主的外江班接踵而来，流布珠江三角洲、粤东和潮汕地区。外江班吸收粤剧艺人加入，同治年间，粤剧在戏棚官话中插入了广州话，韵文和唱词也加入了广州话，弋阳、昆腔、秦腔、徽调、汉调等外来声腔渐趋变化，粤语占了主导地位，逐渐形成本地班的唱腔及唱法。“广州东部遂分为二，曰外江、曰本地班”，“大抵外江班近徽班，本地班近西班，其情形局面，判然迥殊”〔5〕。而“本地班脚色甚多，戏具衣饰极炫丽，伶人有姿首声技者，每年工值多至数千金”〔6〕。道光末年，本地班又出现了“广府班”和“下四府班（过山班）”之别，影响日广。与此同时，粤剧艺人流入海南，梆子二黄唱腔随之渗入琼戏。而道光之后，外江戏流入粤东，时以潮州话唱南北曲并渗入泉腔、潮腔的潮剧音乐也接受了弋、昆、徽、汉雅调的影响，外江戏中渐由潮汕和客家艺人混合组成，于是本地班与外江班的演出，彼此吸收合流，逐渐形成了以粤剧为主体，声腔各具特色的粤、潮、琼、汉岭南四大地方剧种，为广东戏剧的发展和在群众中生根奠定了基础。

清朝初年，广东四大古镇之一的佛山，水陆交通便利，商业尤为发达，为适应城市文化的需要，其时在灵应祠（祖庙）前已建华封戏台（康熙年间改名万福台），为广东现存最早的华丽精巧的古戏台。传说清朝雍正年间，北京名伶张五（绰号摊手五）因有反清言论，被通缉逃亡广东，匿居佛山。他不仅把弋阳腔、昆腔和技艺武工教与当地粤剧伶工，而且组成本地戏班，并在佛山大基尾建立起琼花会馆（一说明朝已有琼花会馆设立），授徒传艺，选用包括《一棒雪》、《三官堂》、《四进士》在内的“江湖十八本”（当时全国流行的领头剧本）作为每个演员必修和能演的开山戏，成了清代广东戏曲演出的第一批剧目。与此同时，他们还调整粤剧角色，明确演员分工，广东戏班日益发展壮大。咸丰四年（１８５４），粤剧伶人李文茂率领红船子弟，响应太平天国运动起义抗清。他们能戏善战，艺武结合，后转战于广西、云南诸地，粤剧得到传播，对广西邕剧、桂剧的发展影响至大。

咸丰末至光绪初年，是广东近代地方戏曲的恢复和中兴期。１８５４年李文茂率领粤剧子弟起义失利，其时广督叶名琛下令禁演粤剧，解散班社，焚毁佛山琼花会馆，大肆虐杀粤剧艺人及其家属。这样除少数粤剧伶人加入外江班外，有的冒充“京剧”演出，有的逃亡海外，大多度日艰难。同治七年（１８６８）经武生邝新华托勾鼻章（何章），疏通两广总督瑞麟，方于同治十年（１８７１）正式解禁粤剧。于是艺人们齐心协力，恢复戏班，在广州黄沙集资兴建“八和会馆”。（取和翕八方之意。由八个以和字命名的堂口组成，分别为：永和堂、兆和堂、新和堂、福和堂、德和堂、禄和堂、普和堂和慎和堂。每一堂口管辖同一行当的粤剧艺人）于此戏剧队伍迅速恢复壮大，本地班乘机再度兴起，粤剧史上号称“中兴期”。其时戏班之著名者，东阡西陌，应接不暇，“伶人终岁居巨舸中，以赴各乡之招，不得休息”〔7〕。邝新华喜交友访艺，善于吸收京剧唱腔精华，自创“恋檀腔”，戏路宽广，使粤剧唱曲得以广泛流传，其功勋显著，行内尊之为“华公”。由于本地班的恢复、中兴，逐步取代了外江班在广州城内的地位。八和会馆还设立了专理买戏卖戏的吉庆公所，广州地区也相继建成庆春园、怡园、锦园、庆丰等戏院，以及同业组织。戏曲中兴时期所演剧目，除大腔例戏（如《六国封相》、《正本贺寿》等）外，还有梆子、二黄剧本（“大排场十八本”、“新江湖十八本”等），也有情节虽同，但处理别具一帜的《三奏顶本·寒宫取笑》、《三家店》、《空城计》、《太白和番·太白捞月》、《岳武穆班师》等；光绪年间还出现了《陈姑自尽》、《大闹扬州》，以及由文人撰写的《鲁智深出家》、《东坡访友》、《黛玉葬花》等“文静戏”。为满足城市观众的需求，这时还出现了根据现实生活或民间流传故事改编而成的如《梁天来》、《大闹广昌隆》、《山东响马》、《亚栏卖猪》等一批新戏，丰富和拓展了广东近代戏曲内容和艺术表演领域。咸、同年间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外江班进入繁盛时期。其时，演出于粤东地区的戏班多达３0余个，其中以澄海的“老福顺”、潮阳的“老三多”、普宁的“荣天采”、潮州的“新天采”等四大班最为著名。同治末年，“桂天采”、“高天采”等戏班相继成立，广招童伶授艺，促进了广东汉剧的兴起和发展。而随着汕头辟为通商城市，职业性潮剧戏班迅速发展，演出活动频繁。咸丰年间，海南琼剧班社和伶人队伍也开始壮大。所有这些都推动了咸丰、同治至光绪初年广东近代戏曲的发展。

辛亥革命前后，是广东近代地方戏曲的改良和繁荣期。光绪二十年（１８９4）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和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激起了中国人的无比愤慨。梁启超说：“自中东役，我军败绩。割地偿款，创巨痛深，于是慷慨之士渐起。”〔8〕１８９８年以康、梁为首的爱国志士实行维新变法，运动虽然失败，但激发了大批热血青年在更深的层次上探求救国救民和民族独立富强之道。迨至１９０１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民族危机严重，“及庚子以后，清廷辱国丧师之罪，举国同愤，民智因而大开。有心人士主张非实行革命排满不足以救亡者，缤纷并起”〔9〕。１９０５年中国同盟会成立，重新唤起民众觉醒，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在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下，许多爱国志士、文化和戏曲工作者，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运动。他们利用戏曲作宣传革命的工具，先后在广州地区创办了各种戏剧班社——“志士班”，其中较著名的有采南歌、振天声、振南天、优天影等戏班。“志士班”除在广州、港澳等地演出外，还经常深入农村，有时还到过新加坡、南洋各埠演出，在广大群众和华侨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参加编演的人员，既有粤剧和话剧演员，也有报社记者、留日学生、工人等。为了宣传革命思想，“志士班”最初演话剧，后也采用粤剧形式演出，而且创作了许多改良新剧剧本。例如，采南歌剧团编演的《地府革命》、《黄帝征蚩尤》、《文天祥殉国》、《儿女英雄》等；优天影的《火烧大沙头》、《虐婢报》、《盲公问米》、《周大姑放脚》、《警晨钟》、《义刺马新贻》、《博浪椎秦》、《一炮定台湾》、《自梳女不落家》等；振天声剧社的《熊飞起义》、《剃头痛》、《大闹沙基》、《徐锡麟行刺恩铭》；以及白话剧社的《自由花》、《父之过》、《汉江潮》等等。这些剧目，或歌颂历代英雄人物，或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编演时事新戏，或反对封建迷信，表现戒毒禁赌，或揭露贪官污吏的腐败和同情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此外还有宣传废除科举、提倡剪辫、妇女放足、实行妇女自由平权，宣传办新学等思想内容。这些新创作的剧本，尽管存在艺术锤炼不精，甚至有的只能称作“案头剧本”的缺点，但“均为有益世道人心之作”〔10〕。“志士班”编演的改良新戏大多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具有很强的鼓动性、现实性和通俗性等特点。它们在宣传革命、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影响和推动了20世纪初广东地方戏曲的发展和繁荣。迨至清末民初，广州地区的戏班激增至３６班之多，而分布在“下四府”和其他粤语地区的戏班更不可胜计，可谓规模浩大，伶多如云，远播海外。在改良新戏的影响下，潮剧也开始进行革新，改变了传统剧目的演出，编演过像《林则徐》、《温生才刺孚琦》、《徐锡麟》、《上海惨案》、《黎元洪反正》、《人道》、《一对可怜虫》等新剧目。而琼剧队伍也在戏曲改良运动中不断发展壮大，创作和编演了如《救国运动》、《秋瑾殉国》、《啼笑姻缘》、《空谷兰》、《断肠草》等文明新戏。

广东近代地方戏曲，是在岭南这块土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形成和嬗变，一方面受岭南文化和中原文化积淀的影响，具有历史兼容性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另一方面，广东号称革命策源地，得风气之先，且毗邻港澳和东南亚，近代革命风暴和文化思潮都深深影响广东近代戏曲，使之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开放性，乃至都市化倾向，而铸成了广东近代地方戏曲艺术文化的独特风格：

一是广泛吸收和多元化的格局。广东近代地方戏曲，系岭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广东粤剧，还是潮、琼、汉剧，其声腔和行当技艺，既受岭南和中原文化的影响，也接受了外来戏剧文化的各种因素。例如，粤剧就受了弋阳腔、昆曲、梆子腔、徽调、汉调，乃至湘剧、赣剧的滋养。其中梆黄声腔在广东流行地区范围广，影响最深。清代中叶以后，秦腔在广东流行甚广，除粤语地区外，广东东部的潮语地区，也出现了不少由当地人组织的西秦班，经常演出于城镇农村。道光间“专工乱弹、秦腔及角觝之戏”的本地班的演出活动，已是“东阡西陌，应接不暇”〔11〕了。这些戏班在发展和演出过程中，为适应群众观赏的需要，一是广泛使用了广嗓和广州方言俗语入戏，并吸收南音、木鱼之类的民间说唱曲调，声腔渐成地方特色；二是本地班和外江班彼此交往，本地班学习接受外来剧种的声腔和表演艺术，以为己用而铸成各自的特色。其时，潮剧音乐就大量吸收了各兄弟剧种，以及流行歌曲民歌等艺术成分，进一步促进了声腔和表演形式的发展变化。琼剧原为海南土音，由于粤剧艺人流入海南，其唱腔也渗入梆子、二黄等音乐成分。由剧种自身演变，到吸收各种外来声腔曲调而创作新曲。戏曲间的行业互补，做工南北兼收，音腔奇异多变，舞美由写意转向写实，极大地丰富了地方戏种的表现形式，遂形成广东地方戏曲的多元化格局。这种声腔的广泛吸收和多元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东近代戏曲的兼容性和拓宽精神。在近代戏曲改良运动的推动下，潮剧也融汇了诸如弋阳、昆曲、梆黄，以及地方民间歌舞等的艺术表现形式，博采众长，自成一格。

二是强烈的革命性和时代精神。我国近代史上，广东得风气之先，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激发了广东广大戏剧艺人的革命热情。从鸦片战争到民国初年，艺人们为抵御外侮，唤醒民众和改革内政，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同治年间，李文茂率领粤剧艺人起义，表现出英勇善战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粤剧被禁后，艺人们为戏班的恢复和建立“八和会馆”作出了卓越的贡献。１９0４年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兴起，广东许多艺人起而响应，利用戏曲演唱等形式表现各阶层人民反对禁约的斗争。１９００年义和团运动失败，民族危机更加深重，为适应反帝抗清斗争需要，广东的各个戏班上演了如粤剧的《大排场十八本》，汉剧的《李陵碑》、《五台山》、《孟良搬兵》，潮剧的《辩本》和杨家长连戏、水浒正字戏等一批宣传爱国反对侵略的剧目。广东作为辛亥革命的策源地，戏剧的革命性和时代精神，较之北方更为突出。麦啸霞在《广东戏剧史略》中曾慨叹道：“民主革命之领导，人皆知为孙中山国父，民族革命之鼓吹，人皆知为国民党兴中会诸先烈暨清末报界，文化界诸名宿。民族革命理想之传播，则人罕知戏剧界，尤其是粤剧界诸先达之特奏殊功。”实际上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党人就利用戏剧作为革命宣传的工具，他们以“改革陋俗及灌输民族主义为宗旨”，于辛亥革命时期编演了一批宣传革命、热情歌颂革命党人英勇斗争和牺牲精神，以及同情劳苦大众的剧目。从１９０６年起，不少粤剧艺人，躬身参与义举，以实际行动投身于抗清革命斗争，许多粤剧艺人还参加了同盟会组织。他们中有的利用戏班来往于广州、香港及南洋各地巡回演出之机，为革命组织运送武器弹药；有的为革命党人传送消息，不少艺人还在街头向群众作反帝抗清宣传，散发革命传单，有的为革命筹饷不辞辛劳。如革命小生李是男为筹措革命经费，发起组织“新舞台”粤剧团进行演出，为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募集了大量经费。还有的艺人直接参加了同盟会领导的广州新军起义和黄花岗起义，等等。

三是鲜明的开放性和区域性。广东地处东南沿海，毗邻港澳，与东南亚交往频繁，这种地理环境及条件，使广东近代戏曲呈现出和内地戏剧不同的开放性和地区性特点。清代中叶以后，广东戏的足迹遍及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还远及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古巴等地粤侨聚居的地区。到了光绪末年，广东戏班更常演出于港澳及南洋各地，并到过河南、浙江、广西、湖南、安徽等省演出。随着汕头辟为通商城市，像潮剧中的老万年、新万年、正顺和等潮音戏远下南洋到东南亚各国演出。而汉剧“外江班”的足迹更是遍及韩江流域和闽西、闽南乡镇。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广东近代地方戏曲较早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传递着西方戏剧信息，无论在戏剧内容和艺术形式方面都提出许多改革要求，表现出开放的意识。例如，１９0３年佚名在《观戏记》一文中，作者以１９世纪法、日等国重视戏剧事业为例，比较系统地分析了戏剧的现状，提出了改良戏曲的要求。指出戏剧必须激发国民爱国之精神，本着移易人志的宗旨对旧戏进行改革，认为“广州班似于尚文，潮州班近于尚武；广州班多淫气，潮州班多杀气”。“潮州班重鼓鼙，广州班重弦笛。鼓鼙之声，使人闻之心壮；弦笛之声，使人闻之心颓”〔12〕。指出广东戏曲必须大力改革，“若不从新整顿，吾恐十年后，皆归消灭无疑也”。提法不免偏激，但同样透露出开放改革的意识。广东近代戏曲较早接受了近代科学技术及进步艺术的影响。还在道光年间，粤剧就以“服饰豪侈”、“金翠迷离”给人以新奇之感。１８９９年在港澳上演《水浸金山》时曾尝试以真水配景。民国初年上演《血战榴花塔》，又把火车模型搬上舞台等等。由于编演者的开放意识和近代科学技术的渗透，舞台美术也日新月异。

四是艺人的高尚品德和职业责任感。１９５６年现代著名戏剧家田汉曾作诗云：“宋元明代源流远，东北西江传统多。反清革命李文茂，千古英雄足楷模。”〔13〕这虽是对李文茂起义抗清精神业绩的评价，实际上也是对广东地方戏曲优秀传统的赞颂。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广东近代戏剧艺人前仆后继，英勇顽强，表现出崇高品德和职业责任心。李文茂怀着“为民抱愤，为国伤心”之情而率领梨园子弟响应太平天国起义，他们以“驱除满清，恢复中华，铲除贪污，革新政治，出民水火，创建太平天下”作为行动纲领，以实现“人人安居乐土”为最终目的。他们退守广西柳州后建立“大成国”，铸造“平靖通宝”，建立革命法制，要救百姓于水火之中。他们爱民如子，“与民相聚，手足相依”，并明文告示：“睇戏不准开赌，如违罪责非轻。盛典限行三日，打较（架）滋事必惩。”〔14〕他们提出戏剧活动必须是正当的群众文娱活动，主张取缔演戏期间开烟设赌一类为害群众的恶习。据《罗城县志》载，李文茂起义军踞罗城后“一时政治聿新，民风为之一变。”太平天国失败后，广东各地戏剧艺人仍然坚持战斗，１８９２年琼剧名武旦、琼剧“三点会”最大会母郑鸿，因宗族首领鄙视艺人，其母被害，随后奔赴黎族地区，招集数百农民，公开举起反清义旗。而包括戏剧艺人在内的广东“洪兵”起义，有力地打击了清朝在广东的封建统治。他们戏武结合，以艺为尚，为维护伶人的利益和尊严而斗争。同治中期粤剧中兴，“八和会馆”成立，在演出《六国大封相》的帅旗上鲜明地写着“饮水思源，切勿忘本”等字样，以忠告全行业艺人必须团结一致，永葆粤剧青春。辛亥革命前后，广东戏剧界演出更加频繁，大批艺人参加革命活动，不少演员同孙中山有过接触，参加了同盟会，经常义演募捐支持革命事业。当时像美国旧金山同盟会会员李是男就曾组织一新剧团，亲自粉墨登场。数年间“戏剧差不多成了一个小运动，这是革命思潮催人到觉悟的方向去；有志之士，都结社集会，分道扬镳，各各去研究实际的方法”〔15〕。如廖仲恺弟弟（艺名靓雪秋）欲实现其兄以粤剧宣传革命的嘱托和愿望，视戏曲为良业，认为戏曲的编演要有益于国家民族，不能“徒歌徒舞，而无裨于人群”，充分体现了近代戏剧演员的高尚道德情操和职业责任心。１９０５年前后，程子仪和兴中会会员陈少白等人组织“天演公司”，创办戏剧学校，组成我国近代戏剧史上第一个粤剧“志士班”进行戏曲改良，编演改良新戏。３年后“志士班”的振天声剧社曾以赈灾募款名义赴南洋各埠演出，编演剧目有劝人禁烟禁赌的，有暴露清朝虐政、宣传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等等。在辛亥革命中，社会人士发出驱除“嫖赌饮吹”四害运动，广东戏剧界艺人立即响应，名演员小生聪和千里驹遂合作编演《小生聪拉车被辱，千里驹演说儆夫》一剧，进行配合宣传。这些剧目，虽然存在重宣传而对艺术锤炼不够的简单化等缺点，但它凝聚了戏剧家的爱国之心，高尚的民族气节和为人民负责的精神。

五是强烈的都市化和商业化倾向。鸦片战争之后，广州率先成为我国沿海的开放城市，为适应都市文化生活的需求，以商业经营方式的戏院和演出也应运而生。早在道光年间，广州就出现了第一间具营业性质的“庆春园”戏院，随后仿茶园经营方式，陆续建成有怡园、锦园、庆丰、听春等戏园。光绪年间，先后又有刘园、广庆戏院的出现，以及建在广州南关、东关、河南的一批戏院。据载每年收入“每园缴捐至巨万”。１９０４年后，广州开始兴建初具现代规模的普庆戏院、南关戏院、海珠戏院。民国之后还出现了有新式旋转舞台装置的男女合座的太平戏院等。随着粤剧进入都会，以及城市戏院的不断兴建，扩大了戏剧演出的观众面，有助于加强与兄弟剧种的交流，提高艺术的表现手段，并编写出一批根据都市生活题材撰成的现代新戏，但戏剧也逐渐脱离了乡村的群众，以及朴实的演出作风。当时，固然有过“过山班”坚持在农村演出，但大多数戏班均滞留城市，呈现出都市化和商业化倾向。较早的有八和会馆设立的“吉庆公所”，以介绍戏班演出为业。以后许多戏班的管理演出业务大权渐渐旁落到营私图利的班主手中，“私伙行头”盛行，演出经济大权最后由宝昌公司、宏顺公司、怡顺公司等垄断机构所控制。他们勾结班主、“班蛇”，利用“师约”、“班领”之类的契约合同，对戏剧艺人采取“挖”、“压”等手法，进行经济剥削，戏班成了他们赚钱的工具。随着志士班和改良新戏的消失，２０年代前后，广东戏剧出现了“省港大班”。它和惠州、下西府等地的“过山班”不同，经常集中在广州、香港、澳门等地演出，其剧目和演出受城市商业化影响颇深。为迎合城市市民的趣味，他们竞尚新奇，随意杜撰，以戏曲作为商业宣传广告，甚至出现了一些荒唐怪诞的剧目，以及光怪陆离的舞美音乐。

广东近代地方戏曲，除流行较广的粤、潮、琼、汉戏曲之外，还有正字戏、西秦戏、白字戏、雷剧、粤北采茶戏、乐昌花鼓戏、梅县山歌剧，以及花朝戏、贵儿戏、海陆丰竹马戏等的小剧种。这些剧种虽小，但源流复杂，历史悠久，颇具地方民间特色，同样值得认真发掘、整理和研究。

第二节 粤剧

广东粤剧，历史悠久，是经过了长达２００多年的演变而形成发展起来的岭南最大的地方剧种。其声腔属皮黄系统，以梆子、二黄为主，兼有高、昆牌子，民谣说唱，小曲杂调，极富于地方特色。粤剧广泛流传于广东、广西和港、澳粤语方言地区，东南亚、美洲、大洋洲等粤籍华侨居住的地区也广为演出流传。

粤剧早期称本地班，又称广东大戏、广府戏。早在明代成化年间，广州、佛山地区就有了本地子弟参加演唱戏曲的记载。随后弋阳腔、昆腔、高腔、京腔、秦腔相继传入岭南。清朝雍正年间，“广州府题扇桥，为梨园之薮，女优颇众，歌价倍于男优”，出现了“一唱众和蛮音杂陈”，以及“凡演一出，必闹锣鼓良久，再为登场”的“广腔”班。〔16〕“广腔”班可视为“粤剧的雏形”〔17〕，同治年间，粤剧已部分采用粤语演出，粤剧被禁后复兴，随后“八和会馆”的建立，辛亥革命时期志士班艺人纷纷投身革命，戏剧改良运动兴起，大量新剧的演出，有力地推动了近代粤剧艺术的发展和繁荣。粤剧的形成发展历程，既和广东近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相联系，也凝结了广东艺人对社会生活的关心，以及粤剧艺术家的艺术实践和革新创造精神。

一、琼花会馆的创建和李文茂抗清起义。清朝初年，广州佛山已是全国重要的商贸基地，商行会馆林立，加上珠江三角洲河道纵横，此时由粤中曲师所教，而多在郡邑乡落演出的本地班，经常以船（俗称“红船”）运载戏班巡回演出，并开始在佛山成立演戏同业组织“琼花会馆”；会馆创建年代虽未能最后确定，但从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所刻《佛山忠义乡志》中已有了“琼花会馆在大基尾”和“优船聚于基头”的记载。而《梦华琐簿》亦云：“广州佛山镇琼花会馆，为伶人报赛之所，香火极盛。”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广州创建粤省外江梨园会馆，外省戏班（外江班）来粤者日众，许多汉班、徽班把梆子、二黄带来广州，本地班遂向外江班学习，吸收丰富的艺术养分，融汇充实，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道光年间，本地班在珠江三角洲演出频繁，而“下四府”地区的弟子也组织了本地班。咸丰初年，广府班的活动范围已远及美洲及东南亚各地，并于１８５７年在新加坡成立了“梨园堂”的戏曲行会组织。至嘉（庆）、道（光）年间，粤剧已成为独具风格、特点鲜明的大型地方戏曲了。

正当粤剧形成发展的道、咸年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兴起，１８５３年太平军攻克南京（定为天京），洪秀全为取得广东以辟饷源打通海路，遂派员回粤策动起义。咸丰四年，天地会的首领陈开首先响应，粤剧艺人李文茂率红船子弟与陈开所部一同在佛山、广州及西江流域起义抗清。起义失败后，佛山琼花会馆被毁，本地班（广府班）艺人或逃亡省外、海外，或搭班于外江班，或冒称京戏演出。直至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清廷禁令稍弛，本地班才乘机再度兴起。

李文茂，又名李云茂，广东鹤山县人，出身梨园世家，为粤剧著名的武二花。他“体雄力健，声若洪钟”，以演《芦花荡》中的张飞和《彦章撑渡》中的王彦章著称。他擅长武技，为人“轻财尚义，颇有江湖侠义，又精武技，遂为班中打武家领袖”〔18〕。所率所部军纪严明，骁勇善战，很快由数千人发展成几万人。由于两广总督叶名琛勾结洋人，李文茂围攻广州半年未遂，被迫后退经肇庆进入广西，攻下平南、浔州，直克柳州，号称“平靖王”。曾开炉铸钱币，颁布法令，所到之处“一时政治聿新，民风为之一变。”〔19〕１８５８年春，李文茂率部攻打桂林，未果，受伤退柳州，后败退怀远山中，１８６１年呕血病逝。李文茂率领艺人抗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首次举起艺人抗清大旗，把戏艺传布广西、云南等地，扩大了粤剧影响，推动了戏剧的改革。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曾说：“李文茂先生和他同时及在他以后的无数革命烈士的血没有白流，我们戏剧界也因为曾经有了像李文茂先生这样非常人物而足以自豪。”〔20〕李文茂率领粤剧艺人为国为民的抗清义举，在我国近代粤剧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二、粤剧中兴与八和会馆的成立。李文茂起义失败，琼花会馆被毁，许多粤剧艺人受害，本地班禁演达六七年之久。至同治七年（１８６８），演员邝新华通过勾鼻章向两广总督瑞麟奏准粤班复业，本地班始乘机再度兴起，并在广州建成吉庆公所，经过艺人的共同努力，继续为粤剧争得恢复和发展的权利，从此粤剧队伍迅速恢复壮大，出现了近代“粤剧中兴”的局面。本地班的复兴，戏班的日益增加，艺术表演水平得到提高，而且唱法上全部采用广州方言，逐步取代了外江班在广州城内的地位。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八和会馆”在广州黄沙海傍街成立，本地班再度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同业组织，以“团结抗暴”相号召。他们“逐日演戏，皆有整本。整本者，全本也，其情事联串，足演一日之长”，出现了“村市演唱，万目共瞻”〔21〕的盛况。其演出的奇情杂出新意连篇的剧目，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并对脚色分工、声腔的吸收，剧目的演出编排、演员的表演行当等都进行了改革。为了丰富上演剧本，本地班鼓励粤剧艺人创作了一批正本戏，将老戏中一些常见的情节套子重新组合，赋以新的内容。其时戏班演戏，必先演出“大腔戏”（如《六国大封相》），然后才演梆子、二黄，而梆、黄剧目中除“江湖十八本”、“新江湖十八本”外，还有“大排场十八本”的《寒宫取笑》、《三娘教子》、《百里奚会妻》、《三下南唐》、《鲁智深出家》、《打洞结拜》、《五郎救弟》、《平贵别窑》等，且注重武生和小武行当的表演。这时期，粤剧“省港大班”不仅在广州、香港和澳门一带频繁演出，而且粤剧演文明戏的比重也不断增大，各戏班竞演新戏。于是出现了专职的编剧人员（俗称“开戏师爷”），也产生了根据地方生活题材编撰而成的像《梁天来》、《山东响马》、《大闹广昌隆》、《王大儒供状》、《疍家妹卖马蹄》等新戏，在平民百姓中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于此，由粤剧中兴所形成的粤剧演艺大军及其编演活动，开拓了粤剧的广阔市场，加速了粤剧唱腔和表演艺术的地方化进程，给广东近代戏曲的改革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在近代粤剧中兴时期著名的艺术家主要有：

邝新华（１８５０—１９２３），字敬偕，原籍广东开平，出身粤剧梨园世家，父邝明曾支持李文茂起义抗清。邝新华童年时代即受反清反帝思想的熏陶，从艺出师后，以演武生行当著称。他不仅为粤剧艺术中兴和同业组织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大胆进行粤剧的改革、创新；他善于吸收京剧唱腔和表演艺术中的精华，自创“恋檀腔”，熔唱、做、念、演于一炉，戏路宽广，能编善演。首本戏有《苏武牧羊》、《太白和番》、《李密陈表》、《李太白醉倒骑驴》、《刘备过江招亲》、《孙武子献十三编》等。其中《李密陈表》与《刘备过江招亲》尤为著名。邝新华热心培育粤剧艺人，辛亥革命前加入同盟会，倾心革命，为民主革命作出了贡献。

勾鼻章（本名何章），近代粤剧表演名伶。原籍番禺沙湾，咸、同年间以演男花旦出名。因他在《太白和番》一剧中扮杨贵妃出场，艳丽动人，仪态万千，倾倒众人，为两广总督瑞麟之母收为“义子”，终日扮女装相伴。为此，邝新华通过勾鼻章关系请求解除粤剧禁令，粤剧班社得以复兴，重建“八和会馆”。在为粤剧中兴和成立粤剧同业组织方面，何章同样作出了贡献。

三、志士班与粤剧改良运动。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相继失败之后，历史跨进了２０世纪，激烈的政治和文化斗争使资产阶级维新运动领袖人物梁启超等人深深认识到小说戏剧在启蒙群众开通民智中的重要作用。他在提倡“小说界”革命的同时还亲自撰写过《劫灰梦》、《新罗马》、《侠情记》等传奇三种。而１９０２年署名新广东武生谱写的广东成本《黄萧养回头》传奇，则全以粤语道白，该剧借广东农民起义领袖黄萧养投胎转世、团结广大爱国志士共同御侮的故事，颂扬了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而曼殊室主人著的《班定远平西域》戏文，以粤剧体裁和剧中夹以英语及日文描写了班超投笔从戎的故事，宣传了富国强兵、振兴实业方能抵御外敌入侵的思想。１９０５年反美国华工禁约运动爆发，广东粤剧说唱艺人同人民群众一起投入反美禁约斗争的行列。其时，像南荃居士、粤籍作家吴趼人等亦起而响应，创作了如《海侨春传奇》、《邬烈士殉路戏文》、《曾芳四传奇》等新剧本。待至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为利用戏剧作为宣传革命和武装群众的有力武器，同盟会中一些从事文化戏剧活动的革命家如陈少白、程子仪、黄鲁逸等一辈志士，“组织些戏班叫‘采南歌’、‘优天影’，剧本多是讽刺时事，很含有些革命性。形式多采时装，规矩还是旧的。因为很新鲜，一时可以给社会人新一新头脑，倒很站得稳”。在文明新戏的启发和影响下，“志士班”艺人着力进行戏剧改良，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使２０世纪初的“数年间，戏剧差不多成了一个小运动。有志之士，都结社集会，分道扬镳，各各去研究实际的方法，有些很热心很革命的，还组些剧团，自己粉墨登场，以身作则”〔22〕。

“志士班”萌芽于“采南歌班”，其前身系“天演公司”，是１９０４至１９05年间由程子仪、陈少白、李纪堂等人组建而成的。该公司设有戏剧学校，招收１２至１６岁少年排练新戏，经过一年训练，以戏校成员组成“采南歌班”，编演剧本，演出于广州附近城乡以及港澳地区，剧目有《地府革命》、《黄帝征蚩尤》、《六国朝宗》、《文天祥殉国》、《侠男儿》、《儿女英雄》、《骂城隍》等等，表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主题，形式通俗浅显，极受社会舆论和公众的好评。１９０７年，“自广州采南歌剧团解散后，粤港两地志士黄鲁逸、卢梭魂、欧博明、黄世仲、李孟哲、姜云侠等更组织优天影新剧团于澳门。诸志士多粉墨登场，现身说法，对于暴露官僚罪恶及排斥专制虐政，不遗馀力，粤人颇欢迎之，号之曰‘志士班’”〔23〕。优天影是我国近代粤剧史上第一个“志士班”，由优天社更名而成。主要演员有郑君可、姜云侠、黄叔尹、靓雪秋等。志士班“以改革陋俗及灌输民族主义为宗旨”，编演的改良粤剧主要有《虐婢报》、《火烧大沙头》、《土地革命》、《梦后钟》、《盲公问米》、《博浪椎秦》、《顺德女不落家》、《周大姑放脚》、《范蠡献西施》、《一炮定台湾》等，这些剧目，都能触及时政反映现实生活，并把舞台官话改成广州方言演唱，演出效果极佳。其中最受群众欢迎的是黄鲁逸编撰的《火烧大沙头》、豆皮元在香港编演的《温生才刺孚琦》，以及郑君可自编自演的《秋瑾》等。

《火烧大沙头》一剧，以清政府杀害革命女侠秋瑾为导线，描写了一小撮官吏劣绅吮吸民脂民膏，在大沙头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罪行，揭露鸦片、赌博、娼妓等对社会的毒害，于是以火焚毁这一罪恶世界的事件，给群众以极大的教育。剧作《虐婢报》，则通过凶狠残忍的女财主以各种刑罚虐待婢女的描写，同样激发了群众的愤怒之情。剧中有一段挞伐女财主的唱词，全用粤语入戏，极尽揶揄讽刺之能事：

我买埋咁多元宝蜡烛好似办年货，悭埋悭埋的家用孝敬个的拜神婆。得闲无事我唔闹人就盘蹄打坐，漱干净呢个食斋口终日念阿弥陀。世上咁好心人都难揾得到第二个，点解街头巷尾人人叫我做生阎罗。

《梦后钟》（又叫《警晨钟》），是优天影剧社颂扬教育救国的一出戏，它通过妇人王大姑的家庭遭遇，以及幸得求学、领兵平乱和立下大功的故事描写，揭露了迷信、鸦片烟对平民百姓的毒害，表现了平民妇女的足智多才，只要大兴教育也可造就人才，拯救国家于垂危之中的主题。剧中有一段唱词云：

（中板）她原果真是令人惊骇，皆因她丈夫洋烟上瘾不顾生涯，悔不该信神鬼去把王大仙参拜，福未有却闯下一场祸来。半途中遇贼子将她迷拐，这贼子狼心狗肺十足一个狼豺。发卖她落青楼险些沉沦苦海，这事儿察其情都是她丈夫食烟不该。到后来那贼子用鬼计将她背回船内，苦迫她要应承共结和谐。似虎狼出短枪几把此女吓坏，伶俐女忙中生计杀死毛贼真真怪哉。摇船儿连夜逃走免了受害，这种人聪明勇敢是一个足智多才。倘若是用文明教育她三年五载，吾国中又多一个巾帼奇才。

这段唱词和描写，存在着简单化和浓重的说教色彩，但作者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条件下再现了群众的情绪、愿望和要求，同样会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

志士班成员一开始就和同盟会有着密切的联系。１９0８年优天影剧社被迫解散后，陈铁军、卢我让、黄叔允等人在广州另组成“振天声剧社”，分赴粤、港、澳和南洋等地排演，“所编剧本多宣传民族主义，较此前之志士班尤为激烈”。剧目主要有《熊飞起义》、《博浪沙击秦》、《剃头痛》、《大闹沙基》、《徐锡麟刺恩铭》等。１９０９年春，孙中山看了振天声剧社的演出后，特地给缅甸仰光同盟会分会长庄银安（吉甫）写信，信中不仅介绍了演出盛况，而且赞扬剧社所演剧本，以及本人看后的喜悦之情：“振天声初到南洋，为保党造谣，欲破坏。故到吉隆坡之日，则有意到庇宁演后，就近来贵埠。乃到芙蓉埠之后，同志大为欢迎，其所演之戏本亦为见所未见。故各埠从此争相欢迎，留演至今，尚在太平、霹雳各处开台，仍未到庇宁（槟榔屿）。到庇宁之后，则必出星加坡，以应振武善社延请之期。现闻西贡亦应请往。故该班虽不到贵埠，亦可略达目的矣。”〔24〕可见振天声剧社在南洋演出和受欢迎的盛况。和振天声剧社同时或稍后出现的粤剧志士班，还有移风社（１９08年成立于广州市河南，发起人为李德兴等），现身说法社（１９０８年成立于香港，由陈俊明等人发起，成立不久即与振南天合并）、《振南天》（１９０８年成立于香港，由振天声与现身说法社合并而成）、《现身说法台》（１９０８年成立于广州花地，发起人为梁侠侬）、《东莞醒天梦剧团》（１９0８—１９０９年间成立于东莞石龙）、《振天声白话剧社》（１９１１年春成立于香港，系近代第一个粤语话剧团体）等等。志士班不仅培养了许多名伶，推进了粤剧的改革和创新，而且编演过许多新剧本。据不完全统计，辛亥革命时期创作和演出的新剧目，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自由花》、《赌世界》、《父之过》、《文天祥殉国》、《袁崇焕督师》、《辛亥革命党人碑》、《义刺马新贻》、《骂城隍》、《贼现官身》、《地府革命》、《妇之道》、《梁天来告御状》、《金钱毒》等４0余个。这些剧目，或反对封建迷信和禁赌禁烟；或歌颂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或编演现实革命题材，号召人民起来开展反清斗争；或揭露贪官污吏的腐败和封建统治的罪恶，等等。广东光复后，潘达微撰写的《声声泪》更是轰动一时。自从志士班在剧坛异军崛起之后，一方面推动了近代粤剧的改良革新，涌现出一批出色的粤剧艺术家，但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些简单化的倾向，一些剧目存在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之间不协调，即戏中因人设事，流于说教，人物形象缺乏个性等现象。

黄鲁逸（１８６９—１９２６），字复生，笔名鲁一，又号冬郎，广东南海九江人，是“九江先生”朱次琦的外甥。少年受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当过报社主笔和记者。辛亥革命前夕，积极参与粤剧改良运动，组织志士班“优天社”和“优天影剧社”。他性豪侠，好抱打不平，善撰写粤讴，为志士班编写了大量改良新戏，并常登台演说宣传，鼓舞和宣传群众。其所编剧目影响较大者有：《火烧大沙头》（与姜魂侠、黄叔尹合编）、《虐婢报》、《贼现身》、《关云长大战尉迟恭》、《博浪沙击秦》（与黄叔尹合编）、《盲公问米》、《梦后钟》、《自由女卖花》、《范蠡献西施》等。另撰有《哭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曲本和粤讴，以及许多杂文。

郑君可（？—１９１３），原籍福建，少嗜粤剧，早年参加优天影剧社，专工男花旦，扮相俊美，声、色、艺俱佳，和丑生姜云侠同为优天影剧社出色演员，演技不凡，深受观众欢迎，遂名重一时。１９０８年“优天影”因宣传革命被清廷强令解散，郑君可遂由港反穗，另组织天演台戏班，经常演出于海珠戏院等地。

陈少白（１８６９—１９３４），名韶闻，号夔石，广东新会人。生平服膺同乡先贤陈白沙，１８９５年参加兴中会，改名白，字少白。曾参加组织广州起义，未成，逃亡日本。以后和李纪堂、程子仪一起创办戏剧学校，组织“采南歌剧团”。１９００年初在香港主编《中国日报》，发表了许多戏曲民谣作品，“或讽刺时政得失，或称颂爱国英雄，庄谐杂出，感人至深”〔25〕。所编剧目较著名者有《自由花》、《剃头痛》、《赌世界》、《熊飞起义》等。

四、民国初年粤剧女班的形成和发展。民国初年受文明新戏的影响，广东粤剧与文明戏渐趋结合，从而引起了粤剧唱功、音乐、舞台布景和场面处理等的变化。辛亥革命时期未见女伶登台演山，演员中的女角色均由男性扮演。但辛亥革命之后，由于广东海陆丰一带上演的“西秦戏”班（称“八音班”）开始衰落，逐渐出现了“师娘”班（由失明的专业民间女艺人组成，俗称“盲妹”），而“师娘班”的流动性演唱，使一些不失明的女伶也开始加入“师娘”行列，并进入城市演出。于是从１９１８年开始，出现了粤剧的女伶班社——师娘班时期。第一个粤剧女班是由粤剧名伶“花鼓江”教出来的“名花影”，其台柱为著名的文武旦张淑勤，她在《伏楚霸》一剧中的扎脚坐车绝技享誉粤剧艺坛。其他如“镜花影”（台柱为苏州妹，首本戏有《桃花源》等）、“群芳艳影”（台柱是李雪芳，首本戏有《仕林祭塔》等），以及其他一批粤剧名伶，她们善于扮演剧中各种角色，习惯各种唱腔行当，大胆进行艺术创新。师娘班的产生和粤剧艺人的登台演出，尽管时间不长，很快便实行了男女同班同台演出。但她们的出现，培训了不少粤剧女艺人，充实了粤剧剧目和曲艺唱本，丰富了粤剧的舞台表演艺术，同时也保留了如《百里奚会妻》、《黛玉葬花》、《杨六郎罪子》、《醉打蒋门神》、《附荐何文秀》等“八大名曲”。在广东近代粤剧史上，仍是值得称赞和注意的。

第三节 潮剧

广东近代地方戏曲，除流行较广的粤剧外，还有潮剧、琼剧和广东汉剧，俗称之为广东四大剧种。

潮剧，原名潮腔、潮调、泉州雅调，又名潮州戏、潮音戏、潮州白字戏。因其演出中心在潮州，而且用潮州方言演唱，故称潮剧。潮剧的称谓，最早见于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刊刻的张心泰《粤游小识》一书，辛亥革命后，潮剧之名渐被普遍采用。

潮剧作为岭南地区古老的地方剧种，同样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早在明代正德年间，揭阳县就有“搬演乡潭杂戏”，潮阳县“俗尚戏剧”有“椎结戏剧之俗”等说法。嘉靖年间，有“潮俗多以乡音搬演戏文”〔26〕的记载，并有《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附刻《颜臣》）的刻本传世。据现在看到的宣德七年（１４３２）手抄的《刘希必金钗记》、稍后的嘉靖丙寅年（１５６６）重刊的《班曲荔镜戏文》和《摘锦湖调金花女大全》，嘉靖间手抄的《蔡伯喈》和《丹阶陈情》等出土剧本，证实潮剧在明宣德至嘉靖朝已具雏形，开始其地方化的进程了。而正字戏发展到嘉靖年间已成为较多采用方言的潮调了。其后有万历年间的刻本《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和《重补摘棉潮调金花女大全》（附刻《苏六娘》）在潮州各地流传。万历九年（１５８１）由潮州东月李氏编集的《荔枝记》，是传世最早的潮州人编集的剧本，与稍后刻印的《金花女》、《苏六娘》，都取材于粤东、闽南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这些长篇戏文的一再“重刊”、“增补”、“重补”印行，说明其流行已经很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这些剧本的曲文使用潮州方言音韵，唱腔是曲牌连套体，曲牌名目和南曲曲牌、明初戏文的曲牌名目基本相同。戏中的行当、角色也日趋齐全，有生、旦、贴、外、丑、末、净七种，丑、净两行都惯于插科打诨，颇难区分，净还扮演媒婆之类的角色。此外还有梅香和下手，已颇具地方文化色彩。

对潮剧的源流和发展，大致有三种说法。一种意见认为：历代都搬演潮腔、潮调剧目《陈三五娘》、《苏六娘》、《金花女》的全本或其中的折子戏，那潮剧应该是潮腔、潮调发展而来的，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参加观摩会演的《陈三五娘》（《大难陈三》一折）同嘉靖本《荔镜记》第二十六出、万历本第二十四出的人物情节相同，唱词也基本相同，潮腔、潮调是元明南戏的地方化。另一种意见认为：潮剧有梆黄腔、传统戏《扫窗会》与弋阳腔传统戏《珍珠记》有关，因此潮剧来自弋阳腔。还有人据宋代文献记述漳（州）潮（州）地区有民间小戏活动，而潮汕地区至１９４９年仍有竹马戏演出，且潮剧传统戏《桃花过渡》和竹马戏《搭渡弄》有许多相同处，都是载歌载舞的剧目，因此认为潮剧是由民间小戏发展而来的。有关明、清潮州地方的戏剧活动和潮剧形成发展的记载，主要散见于潮州府志、通志等书籍。如清顺治十七年（１６６0）关颖修《潮州府志》卷十二“通志”曰：

潮俗民多力耕。士习之病，竞为奢侈，樗蒲歌舞，傅粉嬉游，于今渐甚，其歌声轻婉，闽广相半，中有无其字而独用声口相授，曹好之，以为新声。仲春祀先祖，坊乡多演戏。谚曰：孟春灯，仲月戏，清明墓祭。

清代初年，潮剧称为泉潮雅调和潮州戏。它是由潮（泉）腔吸收“滚白滚唱”（弋阳腔于明代嘉靖年间由江西流传到安徽青阳后形成的青阳腔）的形式而变化发展起来的“雅调”。“因为南北曲的曲词，有许多过于文雅，不容易为广大群众所理解。（滚白滚唱）把原有的整段曲词切开，在当中加上一些通俗的词句，用比较简单的唱腔——类似朗诵的，接近口语的唱腔唱出来，其作用一方面是解释剧情，另一方面就是对角色的内心生活作更细致更生动的描写”〔27〕。“滚调”不仅在句式和唱法上形成了一种灵活的演唱形式，而且赋予了表演者一种新的技能，在音乐体制上能够突破原来曲牌的限制。泉潮雅调系由泉州、潮州两大方言区的泉腔、潮腔相互渗透融合，并接受弋、昆、徽池雅调影响而形成的声腔曲调。清康熙年间，屈大均撰《广东新语》时指出：“潮人以土音唱南北曲者，曰潮州戏。潮音似闽，多有声而无字，有一字而演为二三字。”类似的看法，乾隆时广东学官李调元的《南越笔记》“潮州戏”条亦有记载。而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版《潮州府志》则云：“凡乡社演剧多者相夸耀，所演传奇，皆习南音而操土风，聚观昼夜忘倦。若唱昆腔，人人厌听，辄散去。虽用丝竹，必鸣金以节之，俗称马锣，喧聒难听。”这些情况表明，潮州戏的声腔是用潮州话唱南北曲，而泉潮雅调是这种腔调的“新声”、“新调”。潮州戏用管弦伴奏亦多有记载，如康熙年间陈琼作潮州筑堤写实画四幅，在庆贺完工画的演戏图中，就有乐工分坐两边，所操乐器有琵琶、笛、笙及鼓、云板等的记述。

早期的潮调还只是白用方言，唱仍用所谓的“正音”。即是明刻本《摘棉潮调金花女大全》用潮州方言演出，但其中一些场次的唱腔和道白，却标明用正音（官腔）演唱，如第十二出“投江得救”，净扮判官和丑扮小鬼的唱段：“玉皇圣旨怎羁迟，星火云飞普救济，江头滚滚风波起，不是神仙怎敢布施。（合）即忙前去不得有违，眼望旌节旗，耳听好消息。”全用正音演唱。至明嘉靖年间，则唱也部分采用“土音”了。例如《班曲荔镜戏文》的某些曲牌就以方音入韵：“粉蝶儿（外、旦）宝马金鞍，诸亲迎送，今旦即显读书人。（生）受敕奉宣，一家富贵，不胡忙，举步高堂，进见椿萱。”其中鞍、送、人、宣、忙、堂、萱七韵，只有以潮音演唱才可协调。明末许多潮调唱词中已广为授用方言。直到清朝初年，道白和唱词均采用方言的潮剧才得以诞生。潮音与正音在剧目演出中混合演唱，是潮剧从南戏（唱正音）演化过程的遗迹，也是《潮州府志》所载的乡社演剧“皆习南音而操土风”的佐证。潮剧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既吸收了正音（字）戏的戏文及其曲牌音乐的影响，成为潮剧唱腔音乐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大量吸收了地方戏曲和说唱文学的艺术养分，有如潮剧的“彩场”唱法与弹词式的说唱文学“歌册”的表演相仿佛。在音乐上，潮剧吸收了很早就流行于潮州的佛曲、庙堂音乐、民间的大曲以及“八音大锣鼓”等。在表演艺术上，则吸收了民间甚至少数民族的舞蹈艺术，以及潮丑侧身跳跃的手法、步法等。使潮剧在形成发展过程中，成为既具有兼容性，又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一种戏曲艺术文化。

清初，潮剧的演出活动已很频繁，据顺治《潮州府志》卷一载，清顺治时“仲春祀先祖，坊乡多演戏，谚曰：孟月灯，仲月戏，清明墓祭”〔28〕。康熙、雍正间“迎神赛会一年且居其半，梨园婆娑，无日无之”〔29〕。至雍、乾之际，潮州戏已远出缅甸暹罗演出了。清嘉（庆）、道（光）年间，不仅潮州“各乡社演戏，扮台阁、鸣钟击鼓以娱神，极诸靡态”〔30〕。而且出现了“东西弦管暮纷纷，闽粤新腔取次闻。不隔城根衣带水，马头高调送行云。（潮近闽，歌参闽腔；韩江舟声又尚马头调云）”〔31〕。这一时期，由于有以板式变化为音乐结构的西秦戏、外江戏传入潮州，潮州戏开始吸取这种变化灵活的唱腔，故在“歌参闽腔”的基础上，有“闽粤新腔”的出现。其时演出的剧目，除地方题材的《荔枝记》、《金花女》、《苏六娘》外，民间歌谣和儿歌中的《点戏歌》、《天鸟乌》等点唱的剧目也有所反映；以及潮州出坊刊刻的《奏皇门》、《杜十娘》、《正和兴曲本姐妹拜月》等剧本戏文，也常有演出，而其故事大多来自明代戏文和传奇。

１８４0年鸦片战争之后，潮州、汕头开辟为通商口岸，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城镇的扩大，出洋谋生者日多，潮剧的流行区域也在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潮剧戏班便应运而生。其时潮州戏有潮音班、白字班、本地班等称谓。“白字班近来最盛，优童艳泽，服饰新妍。”〔32〕同治年间的潮州本地班使“观者昼夜忘倦”〔33〕。至光绪年间，“潮音凡二百馀班，此为潮音戏鼎盛时代。”〔34〕潮音戏往城镇演出日增，而老万年等数十班则到东南亚各国演出。经营戏班的“缴戏”者也日益增加，光绪王定镐《鳄渚摭谈》曾经记载云：“潮俗缴戏，名为箱主，或曰戏爹，而缴白字戏最获利。择穷民之细童，买写春期十年八年不等，身价百数十金不等。班数十人，延师调督之，数月即可开棚。戏班教法甚严，轻则伤，重则死，在春期之内，其父母不能告诉。大约自七八岁至十五六岁，春期满，得自主作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潮音戏和童伶制的情况。随着潮剧演出活动频繁和演艺队伍的不断壮大，潮剧演出剧目也在增多，它们既保留了像《琵琶记》、《荆钗记》、《拜月记》、《白兔记》、《织锦记》、《破窑记》、《何文秀玉钗记》等南戏名作，也在地方化的过程中创作了如《荔镜记》、《苏六娘》、《金花女》、《龙井渡头》、《剪月蓉》、《蓉娘》、《金来清》、《李唔直》、《秋茄秋》、《周不错》、《揭阳案》，以及花旦戏《挑帘裁衣》、《梨花送枕》、《卖胭脂》、《世隆走贼》等潮剧新作。

潮剧经历了４００多年盛衰变化的历史，其班社命名，虽没有法规可寻，但却有一定的习惯、规律。一般班名的首字常冠以“老”、“中”、“新”字，末字常押“香”、“春”、“兴”、“丰”字。而戏班命名，一般均图个吉利，如“老源正兴班”等。据光绪二十八年（１９0２）《岭东日报》记载：“潮州梨园。分外江与潮音，外江除四大班外，继起者寥寥，潮音则日新月盛，凡二百馀班。”光绪年间，仅揭阳县就有由曲溪寨内村人吴克玉所创办的“老玉春香”、“中玉春香”、“三玉春香”三个潮剧班，渔湖圹埔黄江耀组建的“永赛梨”班，渔洲林瑞业创办的“万年兴”班，等等。吴克玉系当地有名的士绅，其为人胸怀豁达，豪爽侠义，所创办的三班戏经历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先后造就了一些有名的生旦角色，在潮剧界颇有名望。与此同时，潮安庵埠的陈承田也创办有“一新顺香”、“二新顺香”、“三新顺香”等八个潮剧班，广买童伶，聘师习教。八班戏除在潮汕各地演出外，还先后过洋，到新加坡、泰国等地演出。还在同治年间，澄海县外砂乡就有陈正杰创办的“老正兴”、“中正兴”、“正华兴”班；外砂李厝乡王立秀组建的“老正顺香”、“新正顺香”班等潮剧戏班。他们注意聘请名师名角，严禁用女童伶，而且拥有一批潮剧传统剧目演出，颇有影响。

潮剧在进入戏院之前，戏班主要依赖于地方题材的民俗活动与聘戏演出，主要有节日时令演戏、喜庆演戏、游神赛会演戏、神诞演戏，以及演禁规戏、罚戏、赌博戏等。潮剧上演过多少剧目？据统计总数在４００0种以上。至于近代潮剧剧本，未见准确统计，但按其内容和来源，大致可分为：一是来自宋元南戏、明清传奇或京、昆、花部剧本；二是潮州地方题材的剧目；三是文明戏（时装戏）。前者如《刘希必金钗记》、《蔡伯喈琵琶记》、《高文举珍珠记》、《白兔记》、《荆钗记》、《渔家乐》等。这类剧目，大都文词典雅，保存了传统的曲牌唱腔音乐，并在长期的舞台演出中经过艺人的再创造，丰富了其中的一些场次情节，形成了发挥某些行当表演特长。而来自地方题材的剧目，如《荔镜记》（《陈三五娘》）、《苏六娘》、《金花女》、《龙井渡头》等，内容都是潮州乡土的真人真事，或轶闻传说，其特点是语言通俗生动，唱词雅俗共赏，唱腔及音乐吸取了民间小曲、乐曲，富于乡土气息。至于时装戏和文明戏在潮剧舞台出现，是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戏剧改良运动的推动下产生的。

潮剧《陈三五娘》，据梨园戏传统剧目改编，其题材和明传奇《荔镜记》相同。写宋末泉州人陈三送兄嫂往广南上任，路过潮州，在元宵灯市与富家女黄五娘相遇，互相爱慕，受阻，翌年陈三来到潮州，卖身黄家为奴，陈三与五娘得丫环益春之助而出奔的故事。陈三和五娘这对青年男女的恋爱故事，自衍成戏文搬上舞台之后，深受观众喜爱，并赋予了许多传说，至今在潮汕和闽南一带广为流传，而且有不同年号刊刻的《荔镜奇逢传》、《五娘啖荔枝歌》等小说、歌册问世。

《苏六娘》一戏，写苏六娘（家住揭阳荔浦村）与郭继春（潮阳西胪人）相爱，以身相许，并以金钗罗帕为记的故事。苏郭相许，但苏家却把六娘许给潮州府师爷之子杨子良。六娘不从，继春也相思病重，六娘割股煮药以治，经婢女桃花相助，两人又得私会，因杨家逼婚日紧，六娘苦无良策，忧郁而死。继春闻讯，也自缢殉情。六娘与继春死后，阴魂见阎王，阎王感其情真，命其返回阳间，最后结为夫妇。苏六娘和陈三、五娘的故事一样，为潮汕群众所喜爱和传诵。现存传世的最早戏文是明代万历年间刊刻的《苏六娘》（摘棉）。潮州歌册则有《金钗罗帕记》、《古版苏六娘全歌》等。封建卫道者以六娘私婚败祖辱宗，多诬为淫荡之妇。数百年来，围绕着苏六娘的是与非，在生活中发生了不少“戏”外之事。

辛亥革命前后，潮剧受民主革命思想和近代戏剧改良运动的影响，潮剧出现了一批反映现实的重大事件和人物的新编剧目。如《温生才打孚琦》、《林则徐烧英鸦片烟》、《徐锡麟》、《袁世凯》、《刺伊藤》、《黎元洪反正》、《上海惨案》、《芦沟桥》、《姐妹花》、《人道》、《一对可怜人》、《义侠鸳鸯》、《新茶花女》、《爪哇案》、《实叨案》等等。在近代新的文化思潮和“文明戏”的冲击下，潮剧借鉴各兄弟剧种，甚至电影和流行乐队的表演，从而导致潮剧在唱腔音乐和表演艺术上的发展变化。尽管潮剧声腔还保留了以曲牌联缀为主的联曲体传统，但到辛亥革命时期潮剧已迅速引入板腔体声腔，以适应新编和移植剧目的需要。而潮剧的行当角色也由最初的生、旦、外、贴、丑、净、末七大类，又衍生出许多小类。如丑角行当，又分为项衫丑、官袍丑、踢鞋丑、女丑、武丑、裘头丑、衣丑、长衫丑、老丑、小丑等十小类，丰富了角色的演出行当。在戏剧文化的交相融汇中，近代潮剧既接受了兄弟剧种和地方民间歌舞的影响，也吸收了“文明戏”甚至电影的一些艺术表演形式，例如演出舞台上用布幕代替了过去的三幅竹帘，潮绣已成为时尚。辛亥革命之后，潮剧的演出活动由受聘演出到卖票设座，由露天广场转到戏园戏院演出。剧团到东南亚演出日增。潮剧既保留了南戏传统，而又博采众长。潮剧的发展和职业团体的涌现，使近代潮剧不断拓展了观众市场，使之成为闽南潮汕方言区以及海外潮籍华侨聚居地的一大地方剧种。

潮剧《林则徐烧英鸦片烟》，可视为一出新编历史剧。写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于虎门销毁英商鸦片后，英政府命大将飞天龙来犯，被林则徐击败。清皇帝听信奸相妄言，将林革职，另派直隶总督琦善到广州与英人议和，并撤去兵防，琦善被飞天龙擒获而降，虎门守将关天培壮烈牺牲，英军直攻吴淞，守将陈化成阵亡，英军围攻南京等事件。全剧情节大体依史实而写，人物均用真名，特色不多，但却反映了一个时期的历史真实。

第四节 琼剧

琼剧，清代俗称“土戏”，又称“海南戏”，因发祥于海南琼州一带，故称“琼剧”。它是岭南地区四大地方剧种之一。主要流行于海南各县，雷州半岛、广西合浦，以及东南亚诸多琼籍华侨居住的国家和地区，因而也被国外琼籍华侨称为“琼音”、“琼州戏”。

琼剧源出江西弋阳腔，属南戏支系。明代由闽南（蒲泉）、粤东（潮汕）大量传入海南。元代，海南就有自潮州传入的木偶戏。据陈铭枢《海南岛志》载：“戏剧之在海南，在元代已有手托木头班之演唱，来自潮州，明中叶，土人仿之，就有土剧”，早期海南土戏剧目中的《目莲救母》、《白骨夫人》、《项庄舞剑》、《妲己败纣》、《仙姬送子》，唱腔中的“中板”和表演程式，就是相传沿袭木偶戏而来，“故今之土戏班，称木头班为师兄”〔35〕。明洪武年间，随着明军征服海南，杂剧、百戏也随军从浙、闽、粤东流传入岛。这些杂剧、百戏初由军弁扮演，尔后逐渐遍及民间，庶民中有演戏教戏习尚。另外，明代在海南的闽、广等地的客商也纷纷邀请家乡的闽、广剧来琼演出。南杂剧流传唱演杂剧，设馆教戏，渐成习俗，一些官宦、文人也相继参与了杂剧的著作和撰修，如著名的邱浚就曾著有《投笔记》、《罗囊记》、《五伦记》、《龙泉记》、《举鼎记》等杂剧五种，其中《投笔记》、《罗囊记》在明末清初就被改编为方言土语说唱本。流行于海南各州县的“杂剧”，由于语言同属“闽南语系”，与本岛通行的“海南话”相差不大，海南汉族人民易于接受，很快得到繁衍发展。至明末清初，“闽南杂剧”逐渐地方化，交错使用海南方言，荟萃多种声腔，既有昆腔腔系的长短句曲牌，“上小楼”、“下小楼”、“哭相思”、“新水令”、“泣颜回”；也有弋阳腔“一唱众和”和加“滚”的形式；既有长短句的“曲牌联套体”，也有上、下句结构的“板式变化体”。不少唱腔，沿袭南曲中的集曲形式而成。它不仅集宫调相同的曲牌，而且集长短句曲牌和上、下句结构的板、腔于一曲，组织成为新的唱腔，如“送子腔”等。同时也吸收了琼州民歌杂调、歌舞八音、道坛音乐等海南地方民间艺术形式，如民间惯用于喜庆。庙会及祭祀仪式的“歌舞八音”中的乐曲片段自清中叶始，就被吸收到琼剧表演中，作为过场小曲，以配合演员动作和烘托气氛。再如海南宋元民间就流传的长篇叙事歌谣的上、下句结构句式、协韵、曲调等，对后来琼剧声腔的演变就有不小的影响。总之，近代以前，闽南杂剧与海南民间艺术形式相融汇吸收，使琼剧逐渐得到形成，并初具这样的雏形；在唱腔上，主要以曲牌和集曲为主，并杂附运用板式变化体唱腔。其表演动作也逐渐由模拟日常生活和自然形态向舞蹈化转变，形成了一些诸如生角上场的“三步行”、旦角上场走蝶步的表演程式。

如果说在近代以前，琼剧只是处于一种雏形发育状态的话，那么在近代，琼剧逐渐变得羽毛丰满，形成了较稳定的戏剧形式，并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这从下列几方面可体现出来：

一、近代自广东传入的“梆黄声腔”，促进了琼剧唱腔的改革，并逐步使之走向稳定。粤剧艺人李文茂抗清起义失败后，不少粤伶辗转入琼，他们有的设馆授徒，客串演出，传授粤剧的“江湖十八本”，培养了一批唱演“梆黄声腔”的弟子。这种声腔先为“军戏”广为吸收，使军戏逐渐由“科白戏”变为“唱曲戏”；而地方土戏则旁敲博采，吸收“梆黄声腔”的大字牌、唢呐曲牌、过场小曲、锣鼓点以及板式变化手法，丰富了“纱帽架”（七字板）、“叠板”、“叹板”、“哭板”等板腔，以取代原来大部分南曲曲牌。琼剧唱腔至此衍变成以“板式变化体”为主的声腔，并日趋成熟。

二、随着唱腔音乐的变革，琼剧的行当角色、音乐伴奏、表演艺术等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早期的琼剧只有生、旦、杂、净四种行当，至光绪年间，琼剧仿效粤剧行当体制，发展成为生、旦、净、末、丑、杂六大行当，号称“六大台柱”，而且分工越来越细，除杂扮的长随、四大金刚外，还有正生、贴生、小孩生、正旦、贴旦、梅香旦、花旦、彩旦、婆脚、花生（丑）、杂脚（丑）、末脚、大武、小武、大花脸、小花脸、武旦、武末等，分工明确。而它的表演功架进一步戏剧化，在利用舞台的假定性、吸收生活源泉的基础上，逐渐提炼了一些典型化的动作，如执鞭代马、摇桨当船等。清末民初，各种扇子、翎子功以及存腿、蛇步、鸭头步等不断被吸收到琼剧中，并使之逐渐形成固定或基本固定的格式。近代以前的琼剧伴奏仅有两三件敲击乐器和一两支唢呐，称为“锣鼓吹”。清末民初增加至有调弦、春梆、和弦、月琴、三弦、秦琴、大小唢呐、箫和长短喉管、子鼓、双面鼓、花鼓、板、高边锣、大钹、三星盅、苏锣等多种乐器伴奏。

三、近代琼剧积极介入反清、反帝爱国运动，扩大了琼剧的影响，促进了琼剧的繁盛和发展。光绪年间，由著名男旦庆寿兰、名生何彩生、名武卢彩文等人为首组织的“琼顺班”就编演了讽刺慈禧的《颐和园》、《北洋狗》两出戏，在观众中影响很大，引起官府非议。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琼剧名优郑洪明还组织了“三点会”（取洪秀全的“洪”字偏旁三点水之意）他带领义军攻打州城，最后兵败阵亡，参加“三点会”的琼剧班社引起清政府的注目，有的还被勒令解散。随着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琼剧也在这些运动中成为海南人宣传爱国的武器。琼剧著名花旦张禄金、陈成桂、著名小生陈俊彩、郑长和、李积锦，军戏著名武生陈玉刚等人为首的几棚文武大班，编演反封建、反侵略、颂扬爱国主义为内容的《正气歌》、《桃花扇》、《木兰从军》、《马伏波开琼》、《七义殉难》等剧目，在岛内各地演出。著名琼剧演员吴发凤、郑长和、陈俊彩、陈成桂等，在海口组织“土戏改良社”和“琼崖伶人工会”。土戏改良社“专门研究琼崖剧本，或著作，或改良”〔36〕，“改编旧戏，编纂新本，以实行社会改造”〔37〕。该社编辑的土戏剧本有《大义灭亲》、《爱国学生郭钦光》、《蔡锷出京》、《灭种婚姻》、《破除旧礼教》、《爱国女秋瑾》、《社会钟》、《救国运动》、《林格兰就义》等十几种。这些戏剧内容贴近时代生活，富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而戏剧内容的更新，促进了琼剧艺术形式的变革，身着时装戏服的“文明戏”，也由此产生。这种“文明戏”（时装戏）并不拘泥于古装戏的表演程式，在唱腔方面，创造了“二字板”、“三七板”、“三五七板”，并改造乞食腔，发展成为“高腔”，这些在原来唱腔基础上改造而成的新板腔为群众喜闻乐见，并流传至今。在舞台美术方面，打破了“百戏一景”的旧规，开始根据戏剧内容需要安置布景，在伴奏方面也适当吸收了一些外来乐器。

琼剧除在岛内产生巨大影响外，它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自近代始。咸丰八年五月十七日（１８５８年６月２７日），清政府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琼州被开放为通商口岸。此后１１年间，清政府又先后和丹麦、意大利、美国订立开辟海南岛为商埠的条约，岛内开始有人背井离乡远涉重洋谋生，琼剧也于此时随人出洋，传入东南亚。“琼顺班”是流入东南亚较早的文武大班，该班男旦角庆寿兰曾到过新加坡、泰国等地演出，并在新加坡组织“星州剧社”。“万年春社”曾上演《唐人馆》、《卖新客》，这两出戏，揭露了殖民主义者、资本家及其走狗摧残华侨和马来西亚人民的罪恶，辛亥革命后，这两出戏在岛内和南洋普遍上演，产生了深远影响。

琼剧传统剧目包括文戏和军戏两部分。文戏（早期称土戏）分古装戏和文明戏，古装戏剧目有《琵琶记》、《白兔记》、 《槐荫记》、《搜书院》、《红叶题诗》、《张文秀》、《狗衔金钗》等１０３０多出。新中国成立后，搜集记录、整理的脚本有３００多个。五四运动后的文明戏（俗称时装戏），剧目有《爱国运动》、《省港大罢工》、《糟糠之妻》等１３６出。军戏（使用官话的科白戏，后改粤语，唱梆黄声腔），剧目题材取自历史武打故事，也称武戏，开锣戏剧目有《蟠桃会》、《六国封相》；传统剧目有《古城会》、《方世玉打擂》、《武松杀嫂》等2000余出，常见的剧目有500多个。

早期的文戏脚本，如《槐荫记》、《琵琶记》、《白兔记》、《荆钗记》、《杀狗记》等，大都从闽南、粤东地区传入，由艺人手抄传授。清末民初，名小生郭庆生首先上演提纲戏。文戏脚本因而失传。尔后，这类剧目演出，均依其情节、场序和人物需要，角色逢场即兴唱演，编撰剧本提纲者（俗称开戏师爷）多由主角——生、旦担任，舞台处理、唱词念白，因人而异，开戏师爷有权决定上演剧目和规定提纲内容。“五四”运动后，琼崖土戏改良社鉴于琼剧提纲戏唱词、宾白问题不少，立志改良，创作、改编了一批文明戏和古装戏剧目。文戏剧目多为历史公案、家庭伦理、男女爱情题材，如《张文秀》、《玉堂春》、《狗衔金钗》、《红叶题诗》、《琵琶记》。在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时代潮流中，也产生了一些贴近时代主题的剧本，如《爱国女秋瑾》、《救国运动》、《林格兰就义》等。

军戏演出脚本，多依据《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西游记》等历史、神话小说故事内容，撰写提纲，通过曲牌、加宾白，杂以武打杂技等形式演出，故虽有剧目，却没有脚本。清咸丰年间，广东梆黄声腔传入，出现由粤剧艺人传授的“江湖十八本”，其他剧目，却仍沿袭提纲戏之风。

《搜书院》是一出流传较广的传统文戏优秀剧目。该剧取材于清代琼台书院掌教谢宝智救叛逃的道台侍女紫莺，并成全其与学生张日文恋情的一段故事。该剧热情歌颂了谢宝不畏权势，勇于与封建强暴抗争的高尚品格，剧中刻画出主人公鲜明的性格形象，谢宝的见义勇为、刚直机智，紫莺的善良纯洁、大胆勇敢等都在剧情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该剧在清光绪二十二年写成，原作者佚名。当时上演后，遭官府禁演，致使台本失传。后由琼剧名丑符美庆、吕风清重新排演。《张文秀》则是海南岛以及东南亚琼籍华侨中流传甚广的优秀传统剧目，它以注重人物内心活动刻画、唱腔优美、做功细腻而著称。该剧以考中状元的张文秀乔装返回岳父家相会情人王三姐为线索，讽刺嘲弄了欺贫慕富的岳父与姐夫们，也颂扬了王三姐对爱情的忠贞不渝。《秋香过岭》是军戏的传统剧目，剧中讲述大将军奉新与相国小妾秋香的恋情被相国发现后星夜出奔，相国派兵追捕到了秦岭，奉新与秋香飞越天堑脱险而去的故事。此剧系清咸丰年间名武生卢彩文开写的科白戏，无唱词，演出时，以曲牌配合动作，外加宾白。光绪末，广东艺人谱写唱词，以二黄、西皮曲调唱演，使此剧更添光彩，成为历代武生必习之首本戏，故有“无习《过岭》非真武”之说。

真正意义上的琼剧剧本的创作始自近代，特别是“土戏改良社”成立后。其中著名的剧作家是吴发凤。吴发凤（１８７0—１９４６），字名介，文昌县人，他既是清末民初知名的老旦，也是琼剧史上多产的剧作家。吴发凤曾在私塾读过书，后因丧父曾一度沦为乞丐，为发字科班收留。习老旦，出科后颇负盛名。１９０２年始，他搜集民间故事和掌故，编撰提纲戏，成为各大名班争聘的“开（编）戏师爷”。辛亥革命时期，他编写歌颂孙中山、黄兴的演唱剧；“五四”运动时期，他编写了一些歌颂爱国师生，反对旧军阀、卖国贼和反封建的剧本。如《林格兰就义》、《新旧婚姻》、《社会钟声》等。１９４６年病逝于家乡。吴发凤一生创作、移植、改编的古装、时装（文明戏）剧本共有１２１册，内容包括四方面：反对封建礼教，主张婚姻自由；反对封建帝制，主张民主，提倡科学文化；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颂扬爱国主义；反迫害，支持正义。不少剧目配合当时的革命活动，宣传教育群众，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有一些夹杂着宣传愚孝愚节、因果报应的思想。吴发凤是琼剧史上一个多产的剧作家，对琼剧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五节 广东汉剧

广东汉剧，原叫“外江戏”，是以二黄、西皮（称南北路）为主要声腔的地方剧种。早期以潮州府治为活动中心，后逐渐流布粤东、粤北和闽西、闽南、赣南等地，台湾、香港和东南亚客籍华侨聚居的地方亦颇流行。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曾把外江戏称为汉剧。又因艺术风格有别于湖北汉剧，１９５６年遂定名为广东汉剧。

广东汉剧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在广东活动的徽班，为花部乱弹的一个分支。乾隆朝，广州已为我国对外开放口岸，经济繁荣，商人云集，以安徽班为主的外江班接踵而来，以后又随着官员的调动，海禁的开放，至道光年间，外江班已逐渐流布到潮汕平原。还在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广州归德门魁星巷就建立了“外江梨园公馆（所）”，载明徽班凡九，其中春台班是有名的四大徽班之一，湖南只有二班，江西和广西各一班，来历不明者一班。其时，汕头市也成立了著名的外江乐馆“公益社”。这些外江梨园所的设立，为外江戏班的活动和演出提供了条件。当时，仅潮汕地区就有30多个外江班，业余戏班还不算。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外江班的福顺、新天彩、老三多、老新天香等戏班捐资为潮州喜庆庵铸铁香炉一座，与潮音班一起供奉戏神田元帅。光绪二十六至二十七年（１９０0—１９０1），外江荣天彩、新天彩、老三多、老福顺、双福顺和兼演外江戏的潮音老正兴班等近千艺人，捐资在潮州重修九皇佛祖旧庙，建立了外江梨园公所，作为外江戏班在潮州的行会机构，有助于外江班与潮音戏班的联系和交往。

潮州地处沿海平原，古为府治，人口密集，为粤东经济文化中心。清朝嘉庆后海禁大开，潮州不仅成了行政、盐税官员和外省商人云集之处，且踞韩江出口，为闽、粤、赣边区出海货物的集散重镇。外江戏自道光初年进入潮汕地区后，便受到地方文化的陶冶，一方面吸收客籍、潮籍人氏参加外江戏班演出，另一方面外江戏又兼容并蓄当地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间音乐，加上外江戏的舞台语言比较接近客家的中州语言。讲官话的乱弹戏班在广东受到官府的器重，不少殷户和军政要员的公馆大都养有一批外江艺人当清客。例如，咸丰、同治年间任潮州总兵的卓兴，在潮州兴建卓府时建有府第戏园，常演外江戏娱客。曾任水师提督的普宁人方耀，同治年间在府内蓄有外江老喜天香班，以应官宴娱乐之需。在潮州的江浙、福建、汀龙、漳泉、嘉应，以及镇平县、大埔县等大小会馆，亦常聘演外江戏。而潮音白字戏班也延聘外江艺人教授外江戏。如此潮、客汇合外江乐馆，由于有了一批潮属、客属的艺术骨干，再加上业余戏社、乐馆的建立和发展，就使得外江班、外江乐能在本地扎下根来，而根子扎得最深的是外江乐，即今天所说的汉乐。至光绪年间，外江戏基本完成了地方化的变化发展进程。外江戏自本地人介入和吸收民间音乐之后，就带有了潮腔和带客腔的“半官话”了。“官话”不再是唯一的舞台表演语言，但由于唱腔仍无法挣脱徽调的羁绊，广东汉剧中的“唱”仍用“官话”，而“白”则半“官话”半“客话”或带客家腔的“官话”，或带潮州腔的“官话”。同样外江乐曲地方化之后，也带有潮味和客味，但基本旋律、结构、拍数、南北路等基本特色仍然保存。因此，现在有人把具有客味的外江乐曲叫客家汉乐，把带潮味的外江乐曲叫潮州汉调，是颇为切合实际的。

清朝同治年间，外江班已经开始收徒传艺，在粤东地区活动了。据王定镐《鳄渚摭谈》所载，同治间有外省名脚王老三、杨老七等，招收本地童子教习，“遂有外江仔之名”。随着“外江仔”的出现和成长，涌现了粤东本地人士组成的外江班和民间兴起的业余儒乐班（唱外江戏、奏汉乐），外江戏不仅在粤东地区扎下根，而且班社日增。至光绪年间，正式班社已多达30余个，潮阳的老三多、澄海的老福顺、普宁的荣天彩和潮州的新天彩，统称为“外江四大班”。辛亥革命前夕至20世纪２０年代初，荣天彩班曾往上海、台湾等地演出，其足迹还远涉东南亚、美洲等地，老三多班在新加坡等地演出长达三年之久，一时蜚声海外。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无涯生（失名）撰《观戏记》一文云：“昔在上海，闻有同庆茶园者，广东戏也，与春仙、丹桂各外江班抗行，未久即归消灭。盖外江班能变新腔，令人神旺，广东班徒拘旧曲，令人生厌，宜其败也。外江班所演多悲壮慷慨之词，其所重在武生；广东班所演多床第狎亵之状，其所重在花旦。武生有英雄气象，花旦有腐儒气象。英雄使人敬，腐儒使人憎。广东班若不重新整顿，吾恐十年后，皆归消灭无疑也！”该文原载美国旧金山《文兴报》，作者的看法不免流于偏颇，但他从外江戏与广东戏班的比较中，高度肯定了外江班演出剧目内容在移易人志和激发民气中的革命热情，提出整顿和改良广东戏的重要性，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近代广东汉剧的剧目基本上是传统剧目，计８００余出，唱、做、念、打（舞）融为一体，表演艺术丰富，而武打戏还把南派武功融于其中，刚劲雄健。唱腔音乐有二黄、西皮、大板等各种声腔，还有昆曲、民间小调和少量梆子。外江戏在长期的演出实践中，不断吸收粤东的民间音乐、庙堂音乐和中军班音乐。脚色行当分为生、旦、丑、公、婆、乌净、红净七行，各行当唱腔又有较明显的区别。汉剧剧目的题材内容与皮黄系统兄弟剧种的内容大同小异。经常在舞台演出的有《百里奚认妻》、《林昭德》、《齐王哭殿》、《店别》、《三打王英》、《打洞结拜》、《重台别》、《盘夫》、《红书宝剑》、《击鼓骂曹》、《五台山》、《清风亭》、《时迁偷鸡》、《四进士》、《奇双会》、《林冲夜奔》等等。由于客家话与中原音韵“官话”相去不远，近代广东汉剧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外江戏”的舞台表演艺术，行当角色基本和京剧、湘剧、祁剧、湖北汉剧等兄弟剧种相同，剧目来源基本上也是皮黄系统的遗产。

《百里奚认妻》，系广东近代汉剧传统剧目，写春秋时秦相百里奚的故事。百里奚家贫，欲外出求仕，其妻以扊扅（门闩）烧饭烹鸡饯行。３０多年后，百里奚为秦相，其妻漂泊至秦，入相府作佣人，一日歌《佣人歌》，百里奚闻而认妻，夫妻重又团圆。该剧以大团圆结局，由悲至喜，深受观众喜爱。

《红书宝剑》一剧，为近代广东汉剧传统剧目，写高贞听信杜志达谗言，以为妻子徐月娘与梅仲有私，逼月娘自尽。杜志达又盗梅之红书宝剑杀人，高不察，捕梅下狱治罪。后真相大白，高后悔莫及，幸月娘、梅仲均未死，诸亲友亦和好如初。本剧写悲欢离合事，亦颇动人。

《五台山》（又叫《五台会兄》），剧情原出元杂剧《昊天塔》第四折，写杨六郎（杨延昭）在辽邦盗得其父杨继业骨殖后，路经五台山，投宿庙中，偶与分别多年的杨五郎相遇，悲喜交集，五郎助六郎杀退追兵，兄弟遂又分别。汉剧演出的剧目，较元杂剧有所发展。

《四进士》（又叫《节义廉明》），戏曲传统剧目，近代京剧、汉剧均有此剧目。本剧写明嘉靖年间新进士毛朋、田伦、顾读、刘题出京为官，相约赴任后不得违法渎职。时河南上蔡县姚庭椿妻田氏谋夺家产，毒死夫弟姚庭梅，并将庭梅妻杨素贞卖给布商杨春为妻。杨春同情素贞遭遇，与她义结金兰，并愿代为鸣冤，同行至柳林，遇巡按毛朋扮卜者私访，毛得悉素贞冤情，遂代为诉状。素贞与杨春恐上蔡知县刘题贪杯误事，乃去信阳知州顾读处告状，途中失散，素贞为旅店主宋士杰收作义女。宋系被革书吏，出于义愤，与素贞同往州衙击鼓鸣冤，田氏闻讯，逼其弟巡按田伦作书求情，贿赂顾读，以通关节，下书差役夜宿宋士杰店中，宋偷拆书信，预为防备。顾读果受贿徇情，反诬素贞谋杀亲夫，宋当堂质问，反遭杖责逐出，于归途中遇杨春，乃复上诉于毛朋。毛秉公审理，将姚、田、顾、刘诸人绳之于法，素贞沉冤得雪。本剧歌颂伸张正义，反映了以正义战胜邪恶的力量和智慧，剧情结构严谨，人物性格鲜明，极富于民族的审美风格。

注释：

〔1〕归有光编：《庄渠遗书》。

〔2〕杨掌生：《梦华琐簿》。

〔3〕麦啸霞：《广东戏剧史略》，见广东戏剧研究室编：《粤剧研究资料选》（1９８３年）。

〔4〕俞洵庆：《荷廊笔记》。

〔5〕同注〔2〕。

〔6〕同注〔4〕。

〔7〕俞洵庆：《荷廊笔记》。

〔8〕梁启超：《爱国论》。

〔9〕冯自由：《革命逸史·广东戏剧家与革命运动》。

〔10〕同注〔9〕。

〔11〕同注〔4〕。

〔12〕佚名：《观戏记》，见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

〔13〕转引自郭秉箴：《粤剧的沿革和现状》，见１９８０年第三辑《戏剧艺术论丛》。

〔14〕剧协广东分会编：《李文茂》。

〔15〕易健庵：《怎样来改良粤剧》。

〔16〕《粤剧纪程·李元龙序》。

〔17〕郭秉箴：《粤剧艺术谈》。

〔18〕麦啸霞：《广东戏剧史略》。

〔19〕《罗城县志》。

〔20〕转引自李门《剧坛风雨》。

〔21〕同注〔4〕。

〔22〕易健庵：《怎样来改良粤剧》。

〔23〕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

〔24〕陈华新：《粤剧与辛亥革命》，见《戏剧艺术资料》１９８１年第５期。

〔25〕冯自由：《革命逸史》（二）。

〔26〕《广东通志》。

〔27〕欧阳予倩：《中国戏曲研究资料初辑序言》。

〔28〕清顺治《潮州府志》卷一。

〔29〕《鹿州初集》卷十四，《潮州风俗考》。

〔30〕清嘉庆《澄海县志》“风俗”。

〔31〕郑昌时：《韩江闻见录》“韩江竹枝词”之十二。

〔32〕王定镐：《鳄渚摭谈》。

〔33〕张心泰：《粤游小识》。

〔34〕《岭东日报》（１９０２年）。

〔35〕陈铭枢：《海南岛志》。

〔36〕琼崖旬报社：《说明书》。

〔37〕《土戏改良部特别广告》，民国十一年七月。

第九章 近代民间文学

广东处东南沿海，属亚热带地区。广东人民在开发广东的过程中，有与恶劣的自然环境长期斗争的经历，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养成了广东民性热情活泼、乐观机敏的特质。加以广东开发时间较诸中原要晚，明以前广东仍被视为蛮荒之区，中原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力度上，相对而言，都显得要轻，不及中原地区那样无孔不入，广东整体的文化环境显得比较宽松。这种地理、文化背景，为广东民间文学的发生发展提供了优良的土壤。当中原内地民间文学被视为鄙俗，为文人学士所不齿，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时候，广东的民间文学艺术，却仍然能占有一席之地，在劳动者中间，乃至中下阶层知识分子，甚至在一部分中上士大夫阶层中都有一定的市场。名诗人屈大均在其《广东新语·诗语·粤歌》中云：“粤俗好歌，凡有吉庆，必唱歌以为欢乐。……其歌也，辞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言土音衬贴之。唱一句或延半刻，曼节长声，自回自复，不肯一往而尽。辞必极其艳，情必极其至，使人喜悦悲酸而不能已已。”又云：“大抵粤音柔而直，颇近吴越，出于唇舌间，不清以浊，当为羽音，歌则清婉溜亮，纡徐有情，听者亦多感动。”“平生惯行役，南北车驱之”的清代乾隆间学者、诗人梁绍壬在其笔记《两般秋雨庵随笔》中，对粤歌亦有“情深词艳，深得风人之遗”的评价。

到近代，由于社会历史的变迁，社会与民族危机严重，社会矛盾愈益复杂。受时代精神的鼓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民众，在统治者无法剥夺的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天地里，以他们自己喜闻乐见的文学样式为手段，来抒发他们的喜怒哀乐之情，表达他们对事物的态度，表现他们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向往与追求。广东的民间文学在近代无论是题材的领域，还是主题的范围，均有很大的扩展，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

第一节 民间歌谣

在广东近代民间文学这个大家族里，民间歌谣可算是最庞大的一支。

广东民间歌谣，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屈大均《广东新语》载：“新兴女子有刘三妹者，相传为始造歌之人。生唐中宗年间。年十二，淹通经史，善为歌。千里内闻歌名而来者，或一日，或二三日，卒不能酬和而去。三妹解音律，游戏得道，尝往来两粤溪峒间，诸蛮种类最繁，所过之处，咸解其言语。遇某种人，即依某种声音作歌，与之倡和，某种人奉之为式。尝与白鹤乡一少年登山而歌，粤民及徭、僮诸种人围而观之，男女数十百层，咸以为仙。七日夜歌声不绝，俱化为石，土人因祀之于阳春锦石岩。”此虽传说，亦可证广东歌谣历史之久远，歌风之盛。

近代之前的广东民间歌谣，题材的范围已经很广。20世纪２０年代，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曾经在他们创办的《歌谣周刊》上，开展过歌谣分类问题的讨论，沈兼士、周仲密、邵纯熙、白启明、刘文林等人发表了各种不同的意见，结果也还是未能形成统一的认识，后来由常惠在《歌谣》第十七期上以给邵纯熙的公开信的形式，宣告就此息战。结论是“不要拿你个人的鞋给大家来穿”，不能用“武力统一的办法”。可见歌谣分类之不易。

近代广东民间歌谣，由于时代的变迁，社会性质的变化，社会生活的内容场景均有所不同，民间歌谣的题材主题亦更加多样化，而且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一、反映政治内容的民间歌谣

徐芳在《歌谣周刊》三卷第十三期中写道：“歌谣是永远活在民间的。它时时都在民众的口里流唱着；所以它永远离不了现实生活。他们除了吟咏母子之爱，男女之情以外，也唱许多工作的歌（如采茶歌、秧歌、船歌、夯歌……）来解除工作时的疲倦。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除了这些之外，对于政治的得失，时代的演变，也用批评的态度随口唱出。……他们不懂得阿谀，也不懂得拘束；所以那些歌都是最真的言语，真正表达民意的东西。”〔1〕

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广东，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在近代广东民间歌谣中也多有反映。历来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信条的封建统治者，总以为大众为群氓，以为他们只限于日求三餐，夜求一宿，对世间之事懵然无知。从民间歌谣来看，其实是大不然。不仅从中可以看出广大民众对所发生的一切有所知晓，而且还不能不由衷钦佩那种入木三分的洞察力以及机敏与智慧的灵光。

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中国的国门被西方殖民者的大炮轰开之后，西方殖民势力逐步向中国渗透。西方列强对中国由开始阶段的掠夺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到商品倾销进而到资本输出，进而到操纵把持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把一个独立的封建的中国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这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在近百年的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活动的基本力量就是代表封建王朝的官僚机构和大大小小的封建官吏、西方列强和广大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民众。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矛盾斗争关系，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易说得清楚的社会大问题。然而民间歌谣却作了明白的回答。请看阿英在《鸦片战争文学集》中所录的广东歌谣《洋鬼子怕百姓》：

百姓怕官，官怕洋鬼；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

寥寥十七字，多么形象地有血有肉地揭示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包含了多么丰富的政治内涵。

鸦片战争期间，广东还流传着一些具有强烈反帝斗争色彩的民间歌谣，流传得最广的要算这首《三元里民歌》：

一声炮响，义律埋城，三元里顶住，四方炮台打烂，伍紫垣顶上，六百万讲和，七七礼拜，八千斤未烧，九九打下，十足输晒。

１８４１年1月２７日，沙角、大角炮台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原以为查究了林则徐、邓廷桢等人，允许英国照旧在广州通商，英国就会交还定海，维持和局的道光皇帝，这才有所省悟，决定对英作战。派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四川、云贵、两湖、赣、桂各路军队一万七千人赴广州，同时将琦善锁拿进京，关入天牢，查没家产。义律闻讯，乃乘奕山等尚未到广州之机，先发制人，２月２５日袭击虎门炮台，永安、横档、靖远、威远、镇远诸炮台相继陷落，虎门保卫战终于失败。虎门一失，门户洞开，英军沿珠江而入，直逼广州城。被人讥刺为“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2〕的杨芳束手无策。４月１０日，奕山始到广州，５月21日，贸然火攻白鹅潭及城外商馆。“用木排安置八千斤大炮”，为浮动炮台，结果“一放即翻落海”〔3〕。英军反扑，占领城西的泥城、城北高地四方炮台等重要据点，并由四方炮台轰击城内各衙门。奕山乃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求和，而经营广州十三行之怡和行以累世勾结官府、串通外商、垄断贸易、私运白银、贩卖鸦片而成巨富的伍紫垣从中穿针引线，５月２７日，乃与英国订立屈辱的《广州和约》，“和约”规定清军在６日内撤出广州城６0英里外以换取英军不入广州城，规定奕山等７日内向英军缴纳“赎城费”６００万元、赔偿英商馆损失３０万元。事后奕山等对朝廷讳败为胜。歌谣极尽辛辣嘲讽之能事，揭露了中英广州一役之本末，表现了人民对腐败无能的清廷官吏的极度鄙弃，数序的巧妙安排使整首歌谣平添了一种轻松的情调，反映出广东人民对英国殖民者的蔑视和在斗争中的乐观情怀。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两广总督叶名琛虽然对英法联军的无理要求一一驳斥，但却不作战守准备。１８５７年１２月２９日，侵略军攻陷广州城，叶名琛与武巡捕蓝等人被掳至印度之加尔各答，１８５９年４月病卒。而英法联军则于１８５８年1月在广州建立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殖民地傀儡政权。其时亦有歌谣讽刺叶氏玩敌误国之咎。歌谣云：

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4〕

反言以嘲叶氏无知无能的丑态。

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对华的鸦片输入实际上更多。《江宁条约》的赔款条中，规定中国政府“以洋银六百万元补偿”缴获销毁的鸦片，这等于默认了鸦片输入的合法，正如马克思所说：“从１８４３年起，鸦片贸易实际上还是完全不受法律制裁。”〔5〕１８４0年，英国对华输入鸦片１５万余箱，１８４４年激增至２．３６万余箱。

由于鸦片输入量的激增，鸦片战争后很长一段时间，珠江三角洲一带四处烟毒弥漫，其情形真如清人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所云：“鬼灯队队散秋萤，落魄参军泪眼荧。”广东人民深受烟毒之害。民间俗文学中也有不少控诉鸦片毒害，劝人戒烟的作品。民国十三年（１９２４），董作宾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第３册第６７号上曾经撰文征求“关于鸦片烟的民间作品”，可惜当时似乎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今天可见到的广东关于鸦片烟的民间歌谣的文字资料已不多。这里引录一首儿歌，清末流行于东莞一带，歌谣的内容是反映劳动妇女以棍棒训诫染上鸦片烟瘾的丈夫，颇为形象生动：

纱辘仔〔6〕，试游东，撞见大胆妇娘打老公；老婆举起研擂棍〔7〕，老公抓住大吹筒〔8〕。

还有一首流行于潮州一带和福建的诏安地区，则是穷形尽相表现鸦片烟鬼的丑态和可悲结局，以收警喻之效：

鸦片一食，见人就揲〔9〕，见鸡就掠，留长头毛趿棕屐〔10〕。行路打跪折〔11〕，哈气流目汁〔12〕。行到城隍庙，鬼卒出来拿，拿着夭是阳间鸦片鬼〔13〕。鸦片一食面猴猴〔14〕，全身无肉存骨头，头毛足足有半尺，胶蚤生够满裤头〔15〕。

１８５１年１月１１日，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发动了太平天国起义，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高潮的主流。洪秀全这位在人民革命斗争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农民革命领袖，从基督教原始教义中，吸取了平均、平等的观念，描绘出一个太平一统，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农民理想国的蓝图，而且把它付诸实践，领导了一场坚持１４年，纵横１８省，攻占城市６０0余座，震惊中外的农民革命战争。对于这场战争，民间歌谣有广泛的反映。广东虽然还不是太平天国革命的主要战场，但是反映太平天国革命的民间歌谣仍然不少。下面引录的几首，描述了１８６４年太平军在广东兴梅一带的活动情况：

长毛歌（节选）

广东出有天德王〔16〕，长毛封佢就为王，招集英雄并好汉，攻打城池及县场。

本人姓汪名海洋。九月初九打浏阳，初九打破浏阳县，先开银库后开仓。

煮便糖水泡便茶，长毛来到好繁华，几多高楼佢唔扎，单单扎在布篷下。

打大埔来打大埔〔17〕，莫话长毛无功夫，长毛想出计谋好，假装入城去舞狮。

长毛又来细商量，去打镇平好地方〔18〕，若然镇平打得破，镇平城内过端阳。

来扎营来来扎营，大队人马进了城，立即开仓来赈济，白银发有几十担。

太平军打仗好军机（选录）

太平军打仗好军机，大家商量来插旗，专打清兵杀官绅，割下辫子二三担。

太平军做事好功夫（选录）

康王年少胆量精，亲手打开浏阳城，打开浏阳出告示，招兵买马来经营。

杀一场来杀一场，伯公坳上做战场〔19〕，从来唔曾见过太平军咁利害，藤牌枪炮去尽无回枪。

管家祠堂在西门，祠内太平军闹哄哄，日夜锣鼓喧天响，暗打地洞爆西门。

上面的这几首歌谣均流行于广东兴梅地区，转引自作家出版社１９５９年北京版《中国歌谣资料》第一集，有对太平军领袖的歌颂，有对太平军军纪严明，英勇善战的赞美，从中可见太平军是如何深受百姓爱戴。

20世纪初，民族灾难深重，国内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动荡。１９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进入高潮。广东作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策源地与大本营，从１９０７年至１９１１年４月，在孙中山、黄兴等人的领导下，广东先后发生了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之役、钦廉防城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广州起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火，燃遍了广东大地，推翻封建帝制成为人心所向。且看这一时期流传于梅县地区的一首民间歌谣：

东穹晴，西穹雨，南穹枪刀起，北穹皇帝死。

歌谣形象地描绘了辛亥革命前夜风雨欲来的广东及全国形势，表达了人民以武装革命结束封建王朝统治的强烈愿望。还有一首《天顶一条虹》，则是辛亥革命时期流传于潮汕一带的，歌谣则洋溢着一种喜庆的气氛，表达了人民内心的欢欣与雀跃，那种挣脱了枷锁和奴役之后的无比的欢快：

天顶一条虹，地下浮革命〔20〕。革命铰掉辫，娘仔放脚缠。脚缠放来真架势〔21〕，插枝花仔去看戏。

然而，辛亥革命只是名义上的成功，革命的要义并未得到真正的实现，老百姓从眼前的现实中深深感受到这一点。请看下面的这首歌谣：

县长老爷，清朝老爹。你家出身，土豪匪兵，辛亥革命，假意参加，从中取利，又当老爷。三民主义，全个无行；礼义廉耻，识无半成。豪绅作父，土匪作兄，抢劫勒索，狗腿够坪〔22〕。县长老爷，你听你听，革命成功，要你老命。

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指出：“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23〕上面的歌谣所反映的不正是这样的历史事实吗？

纵观广东近代的民间政治歌谣，不仅可以从中感受到广大民众强烈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也不仅使你为歌谣中鲜明的爱憎和深刻的洞察力而强烈震撼，你还不能不被歌谣中那种乐观向上的情绪所深深感染。近代广东的民间政治歌谣作为民意的一种最直接的表达，它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一个时代，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历史风云，它的真实性，有时是连正史也不及的。陶元珍在《歌谣和民意》一文中说：“美刺时政得失的歌谣，在过去没有报纸的时代，很被重视。聪明的政治家，由歌谣可以看出民情的向背；有心的史家更由歌谣可以解释一代的兴衰。”〔24〕民间歌谣，尤其是其中的政治歌谣的这种社会政治功能，可以说是永恒的，至今仍未可忽视。

二、反映华侨生活的民间歌谣

自清廷于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十月宣布开放“海禁”，至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广州独口对外通商，广东人民不堪封建压迫剥削，远涉重洋到海外谋生的人越来越多。鸦片战争之后，以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基础的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加上天灾和战乱，大批破产农民和失业手工业工人生活无着。而此时，处于迅速发展中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正面临着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危机，于是在不平等条约的掩护之下，肆无忌惮地在中国东南沿海各省，尤其是在广东，大肆掳掠华工。广东人涉足海外的现象就更为普遍。不论是迫于生计而移居海外者，还是作为契约华工被卖至外洋者，侨居海外的广东人均经历了难以忍受的肉体与精神的痛苦。广东顺德人谭子刚在《古巴杂记》中，记录了被贩卖至古巴的华工的悲惨生活：

华人之来始于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即道光廿七年）。合同以八年为期，每月工银四元，期满任由自主。不料抵岸后，待之如牛马。卖入糖寮，每月工银给以银纸，期满复勒帮工。日未出而起，夜过半而眠。所食粗粟、大蕉，所穿短褐不完。稍有违命，轻则拳打足踢，重则收禁施刑。或私逃隐匿则致之死地，或交官工所迫作苦工，或由官工所发售。狠毒苛刻，擢发难数。

而由南非洲坡厘士碧坡埠（即比勒陀利亚）中华会馆投寄日本横滨之《新民丛报》的《南非洲华侨惨状记》，所描述之华工所受非人遭遇，则更使人不忍卒读。“丛报”编者于转载该文之前加有按语云：

函中具述彼处华侨种种被虐情形，读之令人心惊胆战，欲哭无泪。嗟我同胞，何辜而至于此极耶！……至于矿工之招华人，则原船载至，便投之于三、四十米深之矿底，不许复出。工期满后，原船装回，不许逗留。以数年间沉埋十八层黑暗地狱中，不过一见天日，而其工价则每月受一镑五先令，不过中国通用银之十四元耳。视本土黑奴土著黑种居民所受之工价，犹不及其半。呜呼！曾是以文明国民自命，以博爱教义自夸者，其待人类乃竟如是耶！……抑使吾国民生计憔悴至于此极，乃至明知为死地而冒险以就之者，又谁之过欤？〔25〕

海外游子，为牛为马，备尝艰辛；而故土亲人相隔万里，音讯不通，生死不明，肝肠痛断，此真堪称近代史上人间一大惨剧。光绪年间编撰的《嘉应州志》卷八，对此亦有所记述：

自海禁大开，民之趋南洋者如鹜。始至，为人雇佣，迟之又久，囊橐稍有馀积，始能自为经纪。其近者，或三四年、五七年始一归家；其远者，或十馀年、二十馀年始一归家；甚有童年而往，皓首而归者。当其出门之始，或上有衰亲，下有弱子，田园庐墓，概责妇人为之经理。或妻为童养媳，未及成婚，迫于饥寒，遽出谋生者，往往有之。

在近代广东的民间歌谣中，反映华侨和侨眷的苦难的颇多，成为近代广东民间歌谣的一大特色。请看下面的这首童谣：

阿爸过南洋，留下我和娘。唔知生定死〔26〕，终日泪汪汪。

文字不多，但声声血泪，幼小心田的深处积聚了难以负荷的不幸与苦难，发而为这稚嫩、悲哀、无助、撼人心魄的呼号。

嘉应地区是广东著名的侨乡，也是著名的山歌之乡，在客家山歌中对华侨和侨属的生活也作过真实生动的反映。下面所录的这组《过到番邦更加难》，就集中地反映了契约华工初到海外的苦难生活：

家中贫苦莫过番，过到番邦更加难；若系同人做新客，三年日子样得满。

昔日谋生到外洋，初到锡山苦难当；公司事务唔相识〔27〕，冷言冷语刺心肠。

半夜三更就起床，带工催促乱忙忙；三百六工足足做，总嫌夜短日子长。

去到佛郎系锡坑〔28〕，又锄来又担；一工算来做七点，七点做完命都完。

讲起过番讨饶，挑担锡泥过浮桥；千转过得千转好，一转失脚命都冇。

日头似火热难当，挑担锡泥上跳梆；一身晒到锅底黑，心中苦楚谁思量。

贫苦唔好过番邦，日里热到难抵当；夜里蚊咬又蚊吃，日里难过夜凄凉。

鸡啼半夜就起身，八次冲凉急无停；唔冲又会发热病，日夜冲凉苦死人。

好花难有百日鲜，番邦患病真可怜；自己手中冇钱使，冇只亲人在身边。

想起过番真孤凄，水莽准席褡准被〔29〕，转来大家喊番客，几多刁冻谁人知〔30〕。

出洋过番者迫于生计，怀着许多憧憬，冒险涉风涛而至异国他乡，结果备受苛虐，举目无亲，其苦楚辛酸自不待言；留在故乡故土的亲人，心系海外，倚门而望，情何以堪。下面的《妹送亲哥去过番》、《十望夫》两组山歌，可见一斑：

妹送亲哥去过番

妹送亲哥出外洋，路上歹人爱提防；在家之时千日好，出门单身苦难当。

妹送亲哥到西阳〔31〕，郎就痛心妹痛肠；他日中秋月圆日，两人望月各一方。

送哥送到丙村圩〔32〕，暗暗伸手牵郎衣；低言细语同郎讲：三年两载你归。

送哥送到观音宫，观音娘娘带笑容；烧香点烛拜三拜，保佑郎爱顺风。

送哥送到篷辣滩〔33〕，险滩行船系艰难；石角尖尖水又急，几多挂念妹心间。

妹送亲哥到三河〔34〕，十分难舍亲哥。若问妹子心头苦，泪花还比浪花多。

妹送亲哥到府城〔35〕，湘子桥下得人惊；又有关官恶过鬼，吓得满船面夹青。

妹送亲哥到汕头，一看大海妹心愁；大海茫茫有止境，妹想亲哥无尽头。

妹送亲哥到码头，脚踏火船浮对浮；火船开走容易转，郎一去难回头。

妹送亲哥上火船，汽笛一响割心肝；下番系有水客转，搭银搭信报平安。

这一组山歌，叙写女子送丈夫过番的情形，由离开家门写起，沿梅江，经三河，顺韩江曲折东去，直写到把亲人送上火轮船。前路难卜，几多忧虑，几多叮咛，几多期望。

十望夫

一望亲夫身体好，烧茶热饭过三餐；朝晨冲凉爱早起，夜里睡目爱盖暖。

二望亲夫唔爱花，采花终归害自家；世界妹子唔好爱，一番无钱变冤家。

三望亲夫莫赌钱，十个好赌九个难；赌博造街吴三保〔36〕，三保本身卖到完。

四望亲夫爱顾家，第一洋烟唔好惹〔37〕；食到洋烟瘦出骨，钱财了得害自家。

五望亲夫写信归，你爱记等妹言语；每逢水客爱搭信，见信好比见人归。

六望亲夫爱发财，勤勤俭俭做到来；积少成多会成就，雇条大船载转来。

七望亲夫开锡山，开创锡山莫怕难；有日开到大仓锡，好过搭船过金山〔38〕。

八望亲夫开大行，手赚黄金千万两；他年带等金银转，牛载藤箧马载箱。

九望亲夫防小人，出门三步爱老成；一来恐防贼子劫，二来恐防暗害人。

十望亲夫早回唐，赚到银钱转家乡；一来又好见妹面，二来又好见爷娘。

这一组山歌写的是留在家乡的妻子对海外游子的殷殷期望，思念、忧虑、期盼，交织在一起。在中国的民间歌谣、故事传说中，以“望夫”为题的颇多，如望夫山、望夫石、望夫桥，等等，表达的都是大同小异的盼望丈夫归来的主题。这一组《十望夫》所不同的是表现了特定的时代内容，抒写了妻子对远在异国艰难谋生的亲人的无限眷恋之情。我们从中可以具体感受到广大侨眷所蒙受的心理与精神上的沉重负荷。

广东的华侨，绝大部分是劳动人民，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放弃“安土重迁”的古训，背井离乡，抛妻别子，远走异国，飘零海外。艰苦的劳动，恶劣的自然环境，非人的待遇，生命毫无保障，他们在人间地狱里苦受煎熬，肉体与心灵均留下了永远无法平复的创痕。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缔造了侨居国的发展与繁荣，留给自己的却是一部斑斑血泪史。近代广东的反映华侨、侨眷生活的民间歌谣，正是这种历史的见证。

三、反映时代变迁的歌谣

在广东近代的民间歌谣中，还有一类是反映时代变迁的，这类歌谣，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很多，却真实记录了时代的脚步。下面选录数首：

妇女缠双臭脚缠，原是封建将你欺，如今革命已成功，你不掐掉待何时。

（以上录自作家出版社《中国歌谣资料》第一集第１３９页）

今个世界唔比先，两人恋爱唔系奸；遵循民国行新历，男女实行自由权。

民国世界唔比先，路下同郎唔系奸；谁人敢作奸情事，尽把烂扇同其拌。

（以上录自华南师大图书馆藏之《本地风光·山歌》）

文明世界，烟仔食派〔39〕；女子解放，自由择婿；龙银纸字〔40〕，毫只无人要。

六月桃，四月李，当今姿娘镶金齿；金齿一会雅，当今姿娘吸烟仔；烟仔吸着一会香，当今姿娘打起辫鬃；辫鬃打起扑扑〔41〕，当今姿娘掼呷哔〔42〕；呷哔掼起傞呀傞〔43〕，当今姿娘去落毛〔44〕；落毛落一半，当今姿娘穿裤半。

汕头人打电〔45〕，金齿人不尚。汕头人打电仔；金齿金金好摆雅〔46〕。

人之初，性本善，上背天，改红蟮〔47〕。改到红蟮钩鱼子，钩到拿先生帮饭〔48〕。

（以上录自薛汕《岭南谣》）

上面的这些民间歌谣，生动地反映了时代的变迁，表现了新的时尚和广大民众对于新出现的事物、风气的认识和态度，虽然常常显得幼稚，但往往也不乏真知灼见，耐人寻味。

至于近代反映民众生活疾苦的歌谣以及表现作为民间歌谣永恒主题的情歌，其数量更是汗牛充栋，如平远山歌所云：

讲着山歌过多，台湾寄转七八箩。端倒一箩同愚对，对到明年割早禾。

这自然是艺术的夸张，但在著名的歌乡梅州和潮汕地区，反映民间疾苦和青年男女情爱的民间歌谣，真如恒河沙数。在苗族、瑶族、黎族、壮族等少数民族同胞聚居的地区，此类山歌的数量也非常之大。章洪熙在《中国的情歌》一文中引录了如下的一首粤歌，在格式上有所不同：

月圆了，情人离别了。无情月，挂在奈何天！月呀！你照人离别，为什么偏要自己团圆。〔49〕

广东翁源有一首反映船家苦难生活的歌谣，载于《民俗周刊》第６６期，薛汕在《岭南谣》中，亦有收录：

神前下，十八家，朝朝起来望水花。无米煮，煮泥沙；无床睡，青天下；无被盖，竹叶遮。

神前为英德东乡地名，地处翁江，傍岸有险滩，曰神前。此处居民稀少，多以撑船放水为生。歌谣形象生动地表现了他们一贫如洗的境况，湍急的翁江水羼和了多少他们的辛酸泪。

四、近代广东民间歌谣的基本特色

民间歌谣是人们心声的自然反映，是最直接最迅速最普遍反映社会生活以及人们的感情和意志的东西。歌谣是历史的镜子，是社会生活的面面观，是窥测人生的窗口。一种人有一种人的歌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谣。

近代广东的民间歌谣的基本特色，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数点：

（一）强烈的纪史性。近代，是中华民族的多事之秋，广东更是许多近代历史大事发生之地。而这些历史大事，在民间歌谣中都或多或少不同程度有所反映。前文已有叙及，此处再举一例：

听听，听我歌，大家不必道啰嗦。我父日日言，禁美货；我母夜夜讲，恨美货；诸人皆说废美货，我也时时恨美货，就拿林文烟香水来打破。姑母见了大发怒，我父晓得大赞我。〔50〕

１９世纪末期，美帝国主义虐待华工愈演愈烈，并扩大为虐待一切华侨甚至过境之中国人，掀起了一股反华排华的浪潮。这种反华暴行，激起广大爱国群众的无比愤慨。１９０５年５月上海各商会，提出“全国誓不运销美货以为抵制”，得到广州、汉口、天津等各城市的响应，各地工商业者、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积极行动，抵制美货，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声势浩大的反美爱国群众运动。上面节录的这首歌谣正是反映这一历史事实。从歌谣中可以看出广东青少年高昂的爱国热情和对美帝国主义的极大愤慨。正是由于近代广东民间歌谣的这种纪史特色，它往往成为近代广东历史的实录。

（二）鲜明的地方性。近代广东的民间歌谣是在广东的历史与社会生活环境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因而，它在内容、形式、语言、风格等各个方面，无不鲜明地呈现出广东特色。这一点，在众多的生活歌谣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例如广东地区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首童谣《月光光》：

月光光，照地塘，年卅晚，呷槟榔〔51〕。槟榔香，摘子姜，子姜辣，买蒲达〔52〕。蒲达苦，买猪肚，猪肚肥，买牛皮。牛皮薄，买菱角，菱角尖，买马鞭。马鞭长，买屋梁，屋梁高，买张刀。刀切菜，买箩盖，箩盖圆，买只船。船冇底，浸死个番鬼仔〔53〕。

这首儿童歌谣，内容上看来似乎散漫无章，毫无逻辑联系，但它还是有它的主题，那就是结末的一句，表达了民众对番鬼的切齿痛恨。而从歌谣的语言以及富有南国特征的事物来看，一望而知它所属的地域。

（三）浓郁的时代气息。歌谣是跟着时代来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谣。时代发展了，反映时代变迁的民间歌谣也就应运而生。因而民间歌谣往往也十分敏感地展示时代发展变化的轨迹。由于时代的发展，新的事物和风气刚刚出现，而人们旧有的观念与认识往往还没来得及跟上，因而民间歌谣中也常常表现出旧与新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后来的人看起来颇为幼稚可笑，但在当时却是十分自然的。我们也正可以从这类歌谣中看出时代演进的痕迹。广东由于文化经济历史的背景和地理位置的关系，在近代往往能得时代风气之先，因而在近代民间歌谣中，反映时代变化的歌谣也不少。夏曾佑在《庄谐选录》中选录粤中童谣一首：“风车忒忒转，番鬼扒龙船，龙船扒得快，好世界，谷米又平仔又大，生了女又一齐嫁晒。”夏氏在童谣之后，加有按语云：“道光前，粤中童谣有云云。按彼时西人尚未与中国启衅，且并无轮船，而儿童谣谚竟若预知后日之事，斯亦异矣。”按语的说法是否准确姑勿论，但却正说明了广东近代民间歌谣在某种程度上亦堪称时代之晴雨表这一特色。

（四）真情的自然流露。郭绍虞在《村歌俚谣在文艺上的位置》〔54〕一文中说：“村歌俗谣……实在这些都是国民情调的表现，简直可作为国风小雅一例看待。这些歌谣，写的是真景，抒的是真情，会的是真意趣，绝对是真实的表现，是极端自然的文章。不管是田夫野老的所唱，是榜人渔父的所唱，或且出之于十三四女孩儿的口中，就歌词来讲，情景总是很深，趣味总是很浓，就音节来讲，声韵又是无不调和的。……不识文字的人，自能运用质实、朴素、逼真的手腕、发为自然的歌诗，成为天地间的妙文。因为他并不懂格式，所以不为格式所拘泥；他又本不要雕琢，所以不受雕琢的累坠。”这段话对于民间歌谣在艺术风格方面的特色，可以说是概括得十分准确而深刻的。章洪熙在引录郭氏上述的文字的时候，又加上了两句：“因为他不懂‘道德’，所以不为‘道德’所拘泥；他又没有‘学问’，所以不受‘学问’的累坠。”〔55〕这两句加得也不错。广东近代的民间歌谣也是如此，往往是民众内心情感的最直接、最大胆、最自然的表达。

高尔基在《苏联的文学》一文中说：“如果不知道人民的口头创作，那就不可能知道劳动人民的真正的历史……从远古时代起，民谣就是不断地和奇特地伴随着历史的。”近代广东的民间歌谣作为社会历史和时代生活的一种折光，为我们研究和认识广东近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第二节 民间故事传说

在近代广东的民间文学百花园里，民间故事传说也是挺秀的一枝。罗香林在为林培庐《民间世说》一书所作序中说：“民间故事和传说，可说是人们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反映，是人们对于所处环境，所营生活，所历事变的一种记忆或说明，一种解释或回想，一种智识或教材。它的性质，虽说与历史或‘写的历史’，绝不相同，然而总不能说它竟是没有相当的关系。”近代广东的民间故事，反映了广东近代发生的历史大事，从各个侧面展示了近代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具有社会观照的意义，在客观上包含了存史的价值。

恩格斯在《德国人民的书》一文中对民间故事传说的产生和作用作过如下的论述，他说：“人民的书的使命是：在一个农人晚间从辛苦的劳动中疲乏地回来的时候，使他得到安慰，感到快乐，使他恢复精神，忘掉繁重的劳动，使他的石砾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人民的书的使命是：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的学徒的可怜的屋顶变成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而把他的健壮的情人形容成美丽的公主。但是，人民的书还有这样的使命：除了《圣经》以外，它能阐明他的精神品质，使他认识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热爱。”广东近代民间故事传说，可以说就是这样一类既可以表现劳动者的生活理想愿望，又可以使劳动者从中得到启迪和鼓舞的人民的书。

广东近代民间故事传说的题材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其中占有突出位置的是反映广东近代各个历史阶段的历史大事或者与之相关的民间故事传说；赞美劳动者，鞭挞压迫者剥削者，寄托人民大众生活理想的民间故事传说。此外，还有关于广东山川风物的动人传说，关于广东地方特产的绝妙故事。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近代广东人民的生活和精神世界。

一、反映近代历史大事的民间故事传说

近代广东反映历史大事的民间故事传说，数量颇多，而且都贯穿着鲜明的反对列强侵略，反封建专制统治，爱国主义的思想主题。

鸦片战争时期，广东东莞县镇口村流行着《生死签》的故事：

事情发生在1841年的春天，这时虎门已沦陷。几艘英国兵船驶到村前，一字排开，疯狂发炮。在村的团练壮丁，因力量一时不继，遭到重大伤亡。数百名鬼子兵一哄而上，村中来不及撤退的老弱都惨遭杀戮。村头一条织布街的数十家店铺被洗劫一空。直至天黑，鬼子们才撤回船中。乡亲们目睹断壁残垣，血沥火熏的镇口村，决意复仇。

人群中有个姓万名洪义的，原是本村贫苦农民，过去在外地干活，几年前回村教过武馆，销烟时当了民伕，打仗时参加水勇。由于他在同鬼子斗争中英勇非常，深受群众爱戴。当时，万洪义把众乡亲招集到龙母庙前，商量如何打击侵略者。当场决定：组织一个百人决死队，连夜出击，火烧鬼子船。报名参加决死队的，一下就有２００人。万洪义请乡中塾师写了“生”字签和“死”字签各１００条，叫众人去抽，得“死”字签的方算队员。可是，开报“死”字签的，竟多出数十人，原来一些得“生”字签的暗中改成“死”字签了。万洪义只好答应他们配合作战。

午夜，决死队员带了“火药埕”（即火药罐）、火罐、喷筒和各种爆炸、燃烧武器，齐集龙母庙中宣誓出征。父老们给子弟斟酒，老塾师朗朗作歌：“鬼子逞凶狂，朝廷撤海防，乃民不畏死，血战复乡邦。”壮士们下水潜泳，将鬼子兵船炸沉，决死队员实践了自己的誓言。〔56〕

《生死签》这个故事，以简单朴实的文字生动地表现了广东人民高度的爱国热忱和忘我的牺牲精神。我们的人民从来就有一种不屈不挠的品质，敌人的凶残，所激发起来的是十倍百倍的复仇决心，是人民的同仇敌忾和义无反顾的斗争意志，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鸦片战争时期流传于广东的民间故事传说，还有一篇《陈连升将军和他的战马》，文字稍长，此处节录其主要部分：

……陈连升自从在官涌大败入侵英军之后，广东的老百姓振奋异常，同声赞好，都说：“陈连升，鬼见怕！”就在这敌忾同仇的时候，陈连升跃升为副将，到虎门做关天培将军的副手，镇守广州的海上门户——沙角。

果然，几千英军扑向沙角来了。陈连升父子和数百人严阵以待。英军慑于陈连升的威风，不敢正面攻沙角，就绕道沙角后面，改攻穿鼻湾。敌人窜到穿鼻湾外，挟持了一些渔民，向穿鼻湾守军佯称是陈将军来了。驻守在那里的游击官张青麟，误中奸计，被敌人闯入阵地，穿鼻湾守军虽然顽强抵抗，毕竟寡不敌众，全部牺牲了。敌人占领了穿鼻湾，便从正面和背面夹击沙角……

陈连升腹背受敌，弹如雨下，形势危急，他身边的一员偏将中弹牺牲，士兵纷纷阵亡。有人劝陈连升稍避锋芒，陈连升大义凛然地说：“今天是我们报国的时候了，敢言退者斩！”在以一当十的鏖战中，弹药用完了，大批士兵英勇战死，他的儿子也壮烈牺牲。最后，一发子弹飞来，这位英勇抗击外敌的将军，倒在炮垒上面，洒尽了最后一滴血。心惊胆战的敌人爬上阵地，看见陈连升壮烈牺牲的遗体，还吓得用刀剑比划着不敢前去，好像生怕他还会突然活过来，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陈连升将军有一匹跟随他多年的战马，名叫“黄骝”。这高头大马雄伟异常，打起仗来总是奋勇当先，不畏弹矢。陈将军十分爱惜这匹坐骑，平常不打仗，也爱骑着它去巡察工事，检查边防。当地的小孩一见到这匹马，总爱上前抚摸它光滑的鬣毛，或者捧上一把嫩草去喂它。老百姓一见这匹马，就知道有陈将军在，心里也踏实了。

陈将军牺牲之后，他的战马被劫持到香港去了。在香港，这匹不屈的战马日夜悲啸，敌人想骑它，就是有天大的骑术也被它掀翻；稍为靠近它，它就扬蹄猛踢；敌人给它食物，它也不领情，脚下堆满敌人给它的肥美青草，它也从不肯低下头去啃一口。在香港的中国同胞，知道陈连升将军这匹战马的遭遇，就拿很好的食料去供奉它，可是人们总得用双手捧着食物，它才肯吃。若有人指着它说，这是陈将军的战马，它就涔涔下泪，甚至对人长嘶，好像要求把它带回陈将军所在的海防前哨，继续为杀敌的将军驰骋效劳……这匹忠烈的战马后来被有心人抢救出来，送回广州。但因长期的捱饿忍饥，它已变得瘦骨嶙峋，不久终于死去了。

人们都说，这战马就是正气凛然的陈连升将军的化身。人们把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对陈连升将军的怀念都寄托到这传奇般的马儿身上去了。诗人为它写诗，画家为它画像，末了还为它树碑，刻上“节马图”，供奉在纪念虎门殉国英雄的祠堂里。义马感人事迹，也就到处传扬开来。〔57〕

这是一篇十分感人的民间故事。在我国民间，“义马”、“义犬”一类的故事传说，为数不少，而且由来已久。这一则《陈连升将军和他的战马》，则明显具有全新的时代精神与思想内涵。从这则故事传说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在鸦片战争中涌现出来的中华民族英雄那种不屈不挠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义马”的形象也不再仅仅限于忠于主人这种传统的狭窄的意义，这里所歌颂所表现的已远不是个人的小节小义，而是忠于国家民族，反抗外强侵略的大节大义，正是寄托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理念，是我们的伟大民族精神与高风亮节的一种物化。

１８５１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由于其主要领袖人物如洪秀全、冯云山、洪仁玕、洪宣娇等均为广东人，且洪秀全早期的革命活动对广东的影响很大，跟随洪秀全参加金田起义的广东子弟也不少，因而在广东流传的关于太平天国起义的民间故事传说不少，如《洪宣娇坚守金鸡岭》、《太平军巧计退官兵》、《立签锄奸》、《雄鹰赠剑》等等。这里引录《洪宣娇坚守金鸡岭》一篇。据传，洪宣娇是天王洪秀全的胞妹，在太平军里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女英雄，她智勇双全，爱憎分明，英姿飒爽，人民群众对她更多一分爱戴。故事是这样的：

粤北乐昌县坪石镇，有一座好像用刀削过的大石屏，从平地高耸入云。石屏上有一块形似母鸡的巨石，因此名叫金鸡岭。相传太平天国起义时，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娇曾在这儿抵抗清兵，留下了一段动人的故事：

那是咸丰年间，有一回，洪宣娇带领了几百名娘子军从湖南郴州南下，向广东的韶关进发。这支娘子军穿着一色整齐的大襟衫，头上缠着红巾，腰间束着锦带，背上挂着弓刀，大脚草鞋，走起路来，个个健步如飞，精神奕奕。洪宣娇骑着一匹枣红色的高头骏马，走在队伍的前头。只见她身穿青白色的衣裙，头披红巾，腰间挂着宝剑，真是英姿焕发，十分威武。她们浩浩荡荡来到湘粤交界的坪石墟后，探得前面清兵早有准备，凭险固守；又有三路清兵从郴州、连州、柳州前来包围，形势对她们很不利。但坪石却无城可守。想渡过武江，又无船只。洪宣娇见金鸡岭十分险峻，便找老乡来询问。善良的老乡看到这支军纪严明、秋毫无犯的娘子军，都乐意帮助她们，就说：金鸡岭四面悬岩峭壁，不能攀登，只有岭后乱草中一条小路可上，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险要。洪宣娇当机立断，决定先据金鸡岭，以待天王援兵。

她们得到老百姓的帮助，寻到了小路，把粮草、辎重都搬上山去。果然山道崎岖，只容得一人攀援，到了山峰顶上却又是一片宽阔的平地，有几口贮水的池塘，还有几户人家在那儿搭寮居住。

她们上得山来，立刻扎下营帐，便动手垒城墙、造滚木、筑栅栏和掘下堑沟，把山顶变成了一座坚固的城寨。刚布防停当，一大群由总镇带领着的清兵便涌到金鸡岭下了。他们望着城寨，肆意辱骂，十分嚣张。洪宣娇不动声色，待他们骂够了，一声令下，顷刻箭如雨下，射得那些清兵抱头鼠窜，死伤遍地。清兵总镇气得直跳，便叫士兵用大炮、火铳乱轰。只见硝烟弥漫，炮声隆隆，一颗颗火球飞上山顶，可是洪宣娇她们隐蔽在寨墙后面，没受到什么损伤。清兵用炮火打了许久，不见山上有半点声响，以为她们一定死伤溃败，于是壮起狗胆，搬来许多云梯，要登山顶。洪宣娇等他们爬上半山的时候，又一声令下，娘子军齐把乱石、磙木推下，那些清兵无法躲闪，不是打死打伤，便是跌死跌伤，全部人马，已经死伤过半了。吓得那个总镇，连忙收兵，一面咬牙切齿骂道：“哼！打不死你们这些臭娘们，也要把你们活活饿死！”于是便派兵把金鸡岭重重围住。

洪宣娇上山时虽然带了不少口粮，但日于长了也要吃光。她真是一个有深谋远虑的女英雄，一方面节省粮食，一天只吃一顿饭；一方面请山上那几户人家帮助开荒，除了把守险隘的人外，都去种粮食、菜蔬，还在山上那几口水塘里养鱼。

清兵总镇看见山顶上一天只升起一次炊烟，以为守军绝粮了，于是洋洋得意。有时命人抬些猪肉和白米放在岭前，故意气她们；有时又派人来到岭前，甜言蜜语，想骗她们投降。但得到的回答，却是弓箭、石头和磙木。

转眼过了几个月。金鸡岭上还是旗帜飘扬，夜夜篝火通明，清脆嘹亮的山歌更是日夜不停。清兵见困不死她们，都感到奇异、惊疑。绵绵的春雨和炎炎的夏日，也使清兵感到厌烦，难耐；山上却丰衣足食，稻子和杂粮都先后成熟了，塘鱼也养得又大又肥。

秋收过后，有一天，洪宣娇登上了金鸡岭顶，姐妹们拥簇着她，只见人强马壮，旗帜鲜明，引得清兵都来张望。忽见山上一条长长的绳子，缒下一个竹篮来，篮子上还飘着一张大纸条，上面写着“清兵总镇收，洪宣娇赠”几个字。清兵总镇见状，满腹狐疑，不知篮子里装的是什么，迫着士兵取下来看。士兵战战兢兢地把篮子取下来拿给总镇，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束黄金的稻穗，一个圆滚滚的大冬瓜和几尾活生生的大鱼。总镇和兵士见了，一个个都目瞪口呆，半晌，才讷讷地说出话来：“洪宣娇是有神人帮助的！”总镇惊惶过后，心里也冷了半截，他费尽心机也无法消灭这支英勇顽强的娘子军，只得像条丧家狗灰溜溜地撤兵走了。〔58〕

以广东为策源地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在民间故事传说中也得到反映，如广东民间流传孙中山青年时代行医的故事《大国手》〔59〕。《广州的传说》〔60〕一书中也收录了一则《七十二位烈士七十三座墓》：

广州黄花岗，有座七十二烈士墓。这座墓园丛林繁花并茂，苍松翠柏长青，高大的墓门牌坊上有孙中山题的“浩气长存”四个鎏金大字；方形的墓顶上，还矗立着高举火炬的自由神像。可是，这个被称七十二烈士墓园里，却有七十三座墓碑，为什么多出一座墓碑呢？

说起这件事来，得讲１９１１年４月２７日这个日子。那一天，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发动了起义，革命党人带了武器弹药，去攻打清政府的两广总督署。可是敌众我寡，力量不济，血战了一天一夜，还是失败了。在这场战役中，不幸有１００多名革命党人，壮烈牺牲了。清政府恨透了这些造反起义的人，他们残杀了革命党人以后，还故意让他们的尸体横七竖八地露在街头、路旁和东校场，以此示众来恫吓人民。他们还下了一道命令，不准平民百姓去收殓。谁去收尸，谁就坐牢。

这件事可把同盟会革命党人难住了，他们眼见战友惨遭屠杀。极为悲痛，又怎忍心让烈士的尸骨暴露街头，受日晒雨淋呀！事后三日，广州有个记者，名叫潘达微，就出来活动了。潘达微是个同盟会地下会员，他平日喜欢绘画、摄影、演剧，种种文艺活动都很在行，也十分活跃。他借记者名义掩护、秘密隐蔽，从未暴露身份，决心冒死去收殓。可是用什么办法呢？

潘达微的家里与广仁善堂善董有一些交情，他便跑去找善董。善董一见他，嬉笑着说：“唷，记者先生降临，我们这里可不出什么新闻呀！”潘达微说：“世伯，我不是来采访新闻。不过我作为记者的，整天在街上跑，很有些感慨。”

善董一听问：“贤侄，啥事教你不快呀？”潘达微说：“想我们堂堂大国，不讲文明。这次革命党人遭杀，尸体横露街头已经三日，实在有碍观瞻，如果引起国际舆论指责，恐怕于政府很不利呀！因此我想到仁善堂为民众办好事，誉满社会，万望这次也能拨地安葬！”善董本不应允，只因情面难却，便说：“这事政府有令，我们原不该去管，既然贤侄来此，新闻界有这种看法，我们仁善堂以慈善为本，东门外三望岗边，有块义地叫臭岗，我就派人把尸体葬到那里去吧。”

潘达微征得了善董应允，便连夜行动，暗暗在街头，东较场各地，收集了七十二位烈士遗骸，一一洗净血迹，穿着好衣服，查明了烈士的姓名、籍贯，帮着仁善堂的来人，分别收殓好，安葬在臭岗。因臭岗这名字不好听，有辱烈士忠魂，所以改名为黄花岗。以后经过修建，所以这里便叫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后来，潘达微也去世了。人们感激他冒死收殓安葬烈士的功德，便把他移葬在七十二烈士墓旁，刻上“潘达微先生之墓”的墓碑，和烈士们一样受到人们的敬仰。这样，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就有了七十三座墓了。

潘达微确有其人，字铁苍，号冷残，广东番禺人，１９0８年加入同盟会，早年从画家居廉习艺，后与高剑父、陈垣等创办《时事画报》；达微冒死收葬七十二烈士亦确有其事。但是这篇《七十二位烈士七十三座墓》显然是民间故事传说而非历史实录。

近代广东反映历史大事的民间故事传说，生动地反映了广东近代的历史风云，描绘了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情景，表现了广东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革命传统，歌颂了在反抗外强侵凌和反抗封建压迫的时代风涛中涌现出来的英雄群体和英雄人物，留给后世十分宝贵的精神营养。

二、有关广东风物民情的民间故事传说

在近代广东的民间故事传说中，有一部分是与广东的风情民俗和地方特产有关的。这部分民间故事传说，情味隽永，最富岭南特色，可以说是广东民间故事传说中一朵动人的山花。如《歌仙刘三妹》、《泥塑师吴潘强的传说》、《仙藤》、《潮州老婆饼》、《鸡仔饼》等等。

粤俗好歌，关于歌仙刘三妹的传说亦由来已久，而且对于刘三妹（亦有称刘三姐者）的生平籍里众说不一，无论如何，刘三妹的传说，反映了广东民俗中喜为歌唱的事实。近代广东民间故事传说中有这样一则《歌仙刘三妹》：

传说清末梅县松口墟，有个贫苦农民的女儿，名叫刘三妹。她生得像天仙一样漂亮，性情爽朗，又聪明伶俐，不仅家务、农活和针线样样都晓，还是一个顶有名的歌手，一唱就能唱上十天半个月，歌才敏捷，声音美妙，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她。因此，人人都欢喜她，佩服她，邻县的歌手常常来登门领教。

却说大埔县有个罗秀才，自命不凡，闻得人人称赞刘三妹的歌才，很不服气，便带齐所有歌本，载满一条船沿着韩江撑到松口。一路上，像赴考的书生似的，把所有的歌本翻看一遍，一心想要斗胜刘三妹。

到了松口，船将靠岸，却见一群女子在码头上洗衣服，嘻嘻哈哈地很是热闹，他便趾高气扬地高声唱起来：

“竹篙打水两边开，千里路远搭船来，载满山歌走天下，从来未遇好歌才。”

他故意拉开嗓子问道：“喂！洗衣的姑娘们，听说你们松口有个刘三妹，是个名歌手，我特地载了满船的山歌来拜访她，敢请转达一声，叫她前来比一比山歌！”只听得人群中一个年青姑娘说了一声：“好大的口气！”就在洗衣的河畔上唱起了嘹亮的山歌：

“河唇洗衫刘三妹，借问阿哥哪里来；自古山歌从口（松口）出，哪有山歌船载来？”

罗秀才没想到在这里就碰见刘三妹，他措手不及，慌忙翻开歌本求救，可是翻了一本又一本也找不到可以回驳刘三妹的山歌。正在着急，只听得刘三妹又唱起来了：

“爱唱山歌请过来，一条去哩一条来；山歌去哩无回转，雨打戏棚会衰台。”

自命不凡的罗秀才更狼狈了，慌忙叫舟子掉过船头，顺流逃去了。〔61〕

除了这类反映广东风情民俗的民间故事传说，广东的许多地方特产也往往与美丽动人的传说故事相联系，盲公饼、鸡仔饼、潮州老婆饼、萨其马、佛跳墙、王老吉、挂绿荔枝、罗浮酥醪菜、肇庆端砚、潮州泥塑等等的背后，往往都有一段情味醇浓的民间传说故事。这些故事大都赞美了广东人民的勤劳、智慧，歌颂他们的美德。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近代才流传于广东民间的。此处录其两则，先录清朝末年潮安大吴泥塑大师吴潘强的一则：

两只豆渣猴

旧时这里农村有个风俗，金石、大寨十个乡，每十年轮一个乡作为迎神赛会的“灯首”，凡轮到做灯首的，都要比赛摆神前，或摆百花，或设灯屏，或制作糖狮虎、糖龙凤，各请名师展献技艺。

有一年，轮到一个村摆神前，他们托人征得潘强同意，元宵到村里制作泥塑，以迎接正月廿二赛会。

元宵节一到，村里人高高兴兴地把潘强接到大宗祠里，设宴款待。

席间，族长问吴潘强需要多少助手以及备用物。潘强说：“只需两担豆腐渣，两口大水缸，两块八仙桌面。”

隔天，用物备齐了，但不见潘强动手，只见他倒闩祠堂门，在里面吃饭、冲茶、睡大觉。到了第六天晚上，还不见动静。给潘强送饭的人向族长报说，厅上仍然是两只水缸倒扣在桌面。族长心急，多次催问，潘强只是说请族长放心。

正月廿二到了，四乡六里的人听说这个村的神坛有潘强的手艺，都争相来看。谁料，日上三竿，神坛还未摆布好。又有人报说：祠堂门开着，潘强走了。族长暗暗叫苦，各乡客人则暗笑他们请的可能是个假潘强。

族长带着一群后生仔，进祠堂一看，果然空荡荡的。众人生气地用力把那两口大水缸翻转起来一看。呵！原来八仙桌面上，各蹲着一只栩栩如生的豆渣猴，豆渣发了霉，密密麻麻地细如猴毛，风一吹，煞是绝妙。

众人赞不绝口，正要动手取豆渣猴，刚好潘强进来了，喊了声：“慢！”只见他从衣袋里掏出几包色粉，用毛笔套醮着，放在嘴角轻轻一吹，豆渣猴的猴毛立即染上了颜色。潘强又嵌上了龙眼核作眼珠，那豆渣猴更像活的一般了。

两只豆渣猴扛到神坛一摆，就把各村的人都吸引住了〔62〕。

民间流传的吴潘强的故事，除这一则之外，还有《炒粿摊前塑肖像》、《活鹅怎能换泥鹅》、《难倒潮州总兵》等等，据说此人艺高胆大，人穷骨头硬，关于他的故事，至今仍在潮汕各地广为流传。

鸡仔饼，是广东的一种颇受欢迎的风味小点心。鸡仔饼的来历，也有一个十分有味的小故事：

传说１００多年前，广州河南王家祠附近有一个很有钱的老板，他喜欢结交达官贵人，家里每天宾客盈门，饮宴不断。他们成天花天酒地，大吃大喝，可是他家的长工婢女，都只能吃些残羹剩饭。

大老板家有个伶俐乖巧的婢女，名叫小凤，为了得个温饱，每当客人吃剩的肉菜比较多时，她就收了起来，加入一些面粉和梅菜汁，熬干以后压成饼块。又到附近的成珠饼家，请当点心师傅的叔父帮她烘干，留存起来，供姐妹们充饥食用。

有一天，大老板家里请外地客人吃饭。北方人想尝尝广东糕点，老板便叫小凤去买，小凤跑了几家饼家，都没买到他们中意的。大老板觉得脸上无光，竖眉立眼对小凤道：“你平日倒乖巧，今天怎么连饼仔也不会买！”小凤急中生智，便把自己贮藏的饼仔拿了出来，说是请成珠饼家特制的，给主人去招待客人。大老板一看，这是啥饼仔，没见过，也不知是什么味道。他为了应急，就拿了出去。谁知客人一尝，连声称好，说是从来不曾吃过这么好的点心呢。其实他们吃惯了精致点心，换了一个口味，把它说得千好万好了。

不过，从这事出了以后，成珠楼饼家真的做起了这种点心来了。那点心师傅是小凤叔父，知道怎么制作这点心。问他这究竟是什么饼呀，他一想起小凤，就说叫做“小凤饼”。从此，“小凤饼”便成了成珠饼家的独家生意，名声远扬，越做越大，老板也大发其财，后来买了好几间店铺，开了一间大茶楼，就是现在的成珠茶楼，至今已有１００多年的历史啦！

“小凤”，广州人俗称“鸡仔”，小凤饼的外形又像小鸡，所以人们又叫它为鸡仔饼。〔63〕

三、有关近代广东人民反抗封建压迫和奴役的民间故事传说前面所说的反映近代历史大事的民间故事传说，自然也是近代广东人民反抗封建压迫奴役的斗争的一种记录。但是，在近代广东民间故事传说中，还有一类虽与近代历史大事并无直接关联，同样表现了反封建斗争主题的作品。这类故事传说，大多以机智人物故事的形式出现。反映出在长期的封建压迫奴役下，人民群众对自身力量的认识，斗争信心的增强以及斗争智慧与艺术的积累。如流行于潮州地区的《吴忠恕的故事》、流行于化州地区的《八哥复仇》、流行于佛山地区的《潘玉书的传说》等等。

潘玉书，实有其人，名麟，南海人氏，幼随父习木雕，后从石湾陶塑名家陈渭岩习艺，为其高徒，以创作人物为主，而以仕女见长，为继黄炳之后石湾一代陶艺宗师。民间关于他的传说故事颇多，《三气刮拢太爷》是其中的一则。故事是这样的：

从前，南海县有个贪赃枉法，搜刮百姓钱财的县官，人们都叫他做“刮拢太爷”。那一年，他正逢花甲，要做六十大寿。他想自己来到南海地带，当了几年太爷，刮得不少银钱财物，唯独欠缺一些可以光耀祖宗，堂堂正正摆出来的物品，心里很不是滋味。

一天，他听说石湾有个陶塑艺人叫潘玉书，手艺高强，特别是塑人像，更是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听了满心欢喜。第二天一早，他便打发差人去叫潘玉书，要他立即来到官府替他塑像。等差人迈出门，他便打扮起来，什么袍呀，褂呀，帽呀，穿戴整整齐齐。他对镜子照了又照，看着他肥头大耳的模样，内心暗暗欢喜。一想到自己这副尊容，将来塑成了像，摆到祠堂里去了，该是何等荣光，禁不住嘻嘻笑出声来。谁料他穿戴完毕，踱来踱去，横等竖等，不见潘玉书到来。

原来差人来到潘家，潘玉书正在家里做手艺。听家人来传话，太爷派人来见。潘玉书一听，知道不是好事，有意要气一气这位刮拢太爷，便叫家人出去回话，说我潘玉书到外面去了，不在家。说完便转身从后门去访友了。太爷派来的差人，没见到潘玉书，不敢回去回话，只好在那里坐等，一直等到天黑，潘玉书才慢吞吞回到家里。潘玉书见差人未走，便推辞说：“这些日子工多工紧，实在无法抽身，请太爷包涵。”那太爷等了一天，不见潘玉书的踪影，早已怒气冲冲。听了差人的回禀，更是气得全身发抖。竖着眉吼道：“混帐手艺人，竟敢把我县太爷不看在眼里。狗胆！狗胆！”他越想越气，决心治治这个潘玉书。

过了几天，刮拢太爷亲自登门去找潘玉书塑像。潘玉书无法推辞，只好答应下来，讲好半个月之后来取货。到了约定那天，刮拢太爷来了，他对着那个大半身塑像，左瞧右看，有意在鸡蛋里挑骨头。高声说：“不像！不像！”潘玉书问：“哪些地方不像？”刮拢太爷喝道：“我说不像就是不像，这哪里是我太爷的模样！给我重塑！”

潘玉书明知刮拢太爷是故意来找他晦气的。他心里头冒火，可还是强忍着，默不作声。过了几天，潘玉书想出了一个办法，要再气一气刮拢太爷。

一天，他一声不响地把那个半身塑像，搬到门外路旁，用一条大铁链锁住，旁边放一把铁铲。过往的行人看见了，无不拍掌叫好：“锁住刮拢太爷了，好！好！”消息传到太爷耳朵里，气得他暴跳起来，立即带了几名家丁差人，直奔潘玉书家里，喝问道：“为什么把我大爷的塑像摆在外边，还大胆锁了一条铁链？”

潘玉书不紧不慢地说：“启禀大人，因为我家地方太窄，无处安放，只好委屈它守在大门口。至于用铁链锁住，那是怕被别人偷去。”他顿了一下，反问道：“另外，大人，你不是说这塑像不像你，我摆在家门口与你有何相干？”

刮拢太爷听了，嚷叫起来：“不搬回去，我就砸烂它！”

潘玉书说：“大人，要砸嘛，我自己会砸。你将它砸烂了，那你得照价付钱呀！”

太爷自觉理亏，又见周围围着许多人，不好发作，只好下台阶说：“好吧，你自己砸吧，我也留一点面子给你找饭吃。”说罢，愤愤离去。

太爷走后，潘玉书默想了一会，便捡起那把铁铲，唰，唰，手起铲落，对着塑像用力砸了两飞铲。众人又围了上来，一看，塑像的一只手臂铲断了，另一只手却没有了五只手指。大家看后，拍手大笑：“刮拢太爷断手缺指啦！”

三天过后，这事传遍了全城。太爷夫人听见了，她捶胸顿足地哭喊道：“天呀，我家老爷积善积德，干嘛要害他短寿绝子（与断手缺指音谐）呀！”

太爷听了，又气又恨：我快做六十大寿了，怎能到处被人咒骂短寿绝子呢。他恨不得把这潘玉书捉来问界，但又怕惹了众人怒，只好自认倒霉，立即打发家人，赶忙把那个断手缺指的塑像，照价买了回来。〔64〕

近代广东流传的此类机智人物故事十分多，其所表现的基本主题是劳动者反抗封建剥削压迫的斗争。劳动者面对残酷的封建专制统治，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进行合法的斗争，往往使自命不凡、不可一世的地主豪绅、贪官污吏丑态毕露，狼狈不堪，揭示了卑贱者最聪明，而权贵者最愚蠢这个伟大真理。

四、近代广东民间故事的创作特征

近代广东民间故事传说，展现了广东半封建半殖民地复杂纷纭的社会生活画面。这些故事传说，在民众中间广为流播，不胫而走，成为劳苦大众自我教育的良好教材。

民间故事传说之所以往往使人百听不厌，赢得人们普遍的喜爱，除了它在思想上给人以教育启迪，在感情上让人得到满足，使人们从中学习美德，增长智慧，积累知识，得到享受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在艺术创作上的非凡成就。

近代广东民间故事传说，题材广泛，主题多样。而在广泛的题材中，关于手工业工匠及城市平民的民间故事传说占了相当的比例，成为广东近代民间故事传说创作中的一大特征。如《神台上的图画》、《潘玉书的传说》、《泥塑师吴潘强的传说》、《沙尘仔》、《西关大少》、《王老吉》等一类民间故事传说的大量出现，反映了近代广东手工业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和城市商业的繁荣。在近代复杂的社会矛盾斗争中，除了农民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之外，城市手工业工人、市民与工场主及封建官吏之间的矛盾斗争也成为一个重要的方面，而在这个过程中，城市手工工人和市民也发展成为社会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

近代广东的民间故事传说，之所以如此具有吸引人的魅力，除了在题材内容方面鲜明的时代性和现实精神之外，近代广东民间故事传说中普遍存在的乐观向上的积极精神，是造成那种无与伦比的艺术美感的重要源泉。正如高尔基在《苏联的文学》中所说：“民谣是与悲观主义完全绝缘的，虽然民谣的作者们生活得很艰苦，他们的苦痛的奴隶劳动曾经被剥削者夺去了意义，以及他们个人的生活是无权利和无保障的，但是不管这一切，这个集团可以说是特别意识到自己的不朽并且深信他们能战胜一切仇视他们的力量的。”应当说，民谣如此，一切的民间文学作品皆如此，而近代广东的民间故事传说也具有这种鲜明的品质。无论是陈连升，还是刘三妹，还是潘玉书，还是吴潘强，民间故事传说中的这些主人公，都以他们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他们的惊人的智慧，从不悲观的意志和情怀而使我们激动难忘。

近代广东的民间故事传说，现实性较强，描写现实生活和斗争，反映人情世态，与社会生活联系空前紧密。其中虽偶有一些仍然带有幻想的成分，如《陈连升将军和他的战马》、《仙藤》、《偷不走的铜宝珠》等。这些民间传说故事中的幻想成分，寄托了人民群众心中的期望，宣泄了他们内心强烈的情感，对主题的突出起了烘托的作用。但是，就近代广东民间故事传说的总体而言，现实主义仍然是其主要的创作方法。这种情况，说明进入近代社会以来，社会的矛盾斗争特别尖锐，民族的危难，阶级的对立，人人都置身于现实社会生活的漩涡之中，几乎无人可以回避，因而人们也把眼光更多地投到周围的人与事，通过民间故事传说来表达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态度，他们的爱憎以及他们的愿望；同时，也由于进入近代以来，人们通过长期的斗争，对自身的能力和力量有了更清楚的认识，神仙不足靠，清官不足凭，只有自己救自己，他们在思想上更加成熟。由于这些原因，造成近代广东民间故事传说在总体的创作方法上与古代故事传说间的差异。

近代广东的民间故事传说还以其鲜明的南国特色见称，这自然与广东独特的山川物候和语言环境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同时也与广东有别于中原的民情风俗息息相连。此外，近代广东的民间故事传说多为短制，长篇之作较为少见；语言质朴无华，情节亦较单纯。

广东是一个多民族省份，除汉族之外，还有苗族、瑶族、黎族、壮族、畲族等少数民族。广东境内的这些兄弟民族，在近代也有不少民间歌谣和故事传说。他们的歌谣和故事传说，较多地反映与财主、寨主、山霸、汉族官吏的斗争，歌颂他们本民族在反抗封建奴役和改造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和杰出人物；青年男女在共同的劳动和斗争中产生的纯真爱情，劳动者舍己为群、正直勤劳、锄强扶弱的传统美德，也仍然是他们的歌谣与故事传说的重要传统主题。在近代广东少数民族的民间故事传说中，幻想的色彩仍然十分浓厚，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在作品中达到和谐的统一。如黎族的《星姑》、《孟征的故事》；瑶族的《八个沙瑶妹》、壮族的《望君顶》等。通过近代广东少数民族的民间歌谣、故事传说，我们可以看到兄弟民族劳动大众坚强勇敢、勤劳智慧、诚实善良的品德以及他们艰苦求存的斗争历程。

注释：

〔1〕《表达民意的歌谣》。

〔2〕《广东感时诗》，《鸦片战争丛刊》第三册。

〔3〕《平夷录》，《鸦片战争丛刊》第三册。

〔4〕《清朝野史大观·清朝史料》。

〔5〕《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２８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

〔6〕纱辘仔，东莞方言指小灯笼。

〔7〕研擂棍，将东西研细的木棍，多以石榴木或荔枝木为之，十分坚硬。

〔8〕大吹筒，粤方言谓鸦片烟枪。

〔9〕擛，招。

〔10〕趿（ｔā它），趿拉，穿鞋只套上脚尖。

〔11〕打跪折，形容两腿发软。

〔12〕目汁，潮汕方言指眼泪。

〔13〕夭是，竟是。

〔14〕面猴猴，脸瘦如猴。

〔15〕胶蚤，跳蚤。

〔16〕天德王，指天王洪秀全。

〔17〕大埔，广东大埔县。

〔18〕镇平，今广东蕉岭。

〔19〕伯公，广东梅县地名。

〔20〕浮，起。

〔21〕架势，精神抖擞之状。

〔22〕够坪，成群。

〔2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５２８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

〔24〕《歌谣》第３卷第１３期。

〔25〕《新民丛报》１９０４年第一、二号。

〔26〕唔知，不知道。生定死，生还是死。

〔27〕公司事务，公司的监管人员。

〔28〕锡坑，锡矿矿井。

〔29〕水莽，指芦苇。褡，褡膊。准，当作。

〔30〕刁冻，蜂螫、寒冻，喻艰难困苦。

〔31〕西阳，梅县地名。

〔32〕丙村，梅县地名。

〔33〕篷辣滩，《嘉应州志》卷四载：梅溪多滩，“上则有小密、大密、剪刀铰三滩；下则有菜子、八字陂、桑洲、西阳、晒禾、铜盘、乌流七滩。皆石激波生，水势迅急，然无大险阻。至篷辣，则怪石错立，洪波砰渹，行者怵心。”

〔34〕三河，广东大埔县地名。

〔35〕府城，此指潮州。

〔36〕吴三保，广东兴宁人，以赌博为业。时有民谣云：“赌博好唔好，问过吴三保，亲手造条万盛街，亲手卖到了。”

〔37〕洋烟，此指鸦片烟。

〔38〕金山，指美国之旧金山市。

〔39〕派，时髦。

〔40〕纸字，钞票。

〔41〕扑扑（ｔì剔），扑扑闪动。

〔42〕呷哔，潮州方言谓小提箱。掼起，此谓提起。

〔43〕傞，醉舞之状。此处形容婀娜之姿。

〔44〕落毛，剪发。

〔45〕打电，打电话。

〔46〕摆雅，赛美。

〔47〕红蟮，红蚯蚓，喻先生批改所打之红钩。

〔48〕帮饭，佐餐、下饭。

〔49〕见《歌谣周刊》周年纪念增刊。

〔50〕节录自《反美华工禁约文集》。

〔51〕呷，状声之词，呷喋，状食槟榔时所发出的声音。

〔52〕蒲达，苦瓜。

〔53〕录自《歌谣周刊》第３７号第７版。

〔54〕则《歌谣周刊》第１３号第８版。

〔55〕见《中国的情歌》一文。

〔56〕转引自《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上册，第４２７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９１年６月版。

〔57〕引自《广东民间故事选》，第９６页，花城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１２月版。

〔58〕引自《广东民间故事选》。

〔59〕见《粤风》１９８１年第１期。

〔60〕《广州的传说》，第６９页，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１月版。

〔61〕 〔62〕引自《广东民间故事选》。

〔63〕 〔64〕引自《广州的传说》。

编后语

《广东近代文学史》是地域文学的断代史，它属于中国近代文学史的组成部分。

在茅盾等倡导下，从20世纪２０年代开始，作为中国文学的分支学科，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就已开始它的发展历程，但它与中国文学的其他分支学科相比较，发展最为缓慢，一直至20世纪７０年代后期，才有较大的起色。一些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的科研机构，也于此时期相继成立。华南师范大学成立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室，重视开展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大致也与全国重视近代文学研究的时间同步。近代著名的爱国诗人龚自珍是我们研究的第一位近代作家，并先后在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龚自珍的诗文》和《龚自珍研究》。此后，根据科研和教学的需要，我们逐渐拓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正是在比较全面地接触中国近代文学的基础上，于20世纪８０年代中接受了国家教委的委托，由管林、钟贤培任主编，集体编撰大学文科教材《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和《中国近代文学作品选》。《广东近代文学史》是在完成了上述两部教材之后于20世纪90年代初着手进行的，这是我们开展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广东近代文学史》也被我省“八五”社科规划列为重点科研项目。

清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文语》认为，广东有文以后汉封开人陈元为始，屈氏所说之“文”，是就文的广义而言，而从文学而言，有文献典籍可寻的，始于东汉番禺人杨孚所著的《南裔异物志》中的“赞”。但由于广东僻处南疆，远离中原，文学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远远落后于中原和东南沿海地域，到了明清时期，广东文学才有较明显的发展。鸦片战争以后，广东由于处于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和文化斗争的前沿，随着社会的变化，广东文学开始有了较大的发展，并率先从封建文学的轨迹中偏离出来，发生了新变，而且迈进了全国地域文学的先进行列，对全国文学的发展也起着导向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广东近代文学的发展变化，不仅对发展广东地域文学，而且对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变化都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近代的起迄年限，本书采用学术界比较流行的近代社会的历史分期，即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至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前作为本书论述的起迄年限。当然，文学的发展与历史的发展一样，没有一条绝对的历史分界线，文学的发展受社会因素和文学自身因素的制约，因此，看待文学历史，应取上下延伸的观点为宜，我们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的前言中曾说：“我们在此书的论述中，上限大约往前延二十年，下限大约往后延十年左右”，我们在论述广东近代文学发展历史时，也大致取这一标尺。而就作家而言，则以１８４０年以后在世为限，而对１９１９年以后仍在世的作家，如果他的文学活动主要是在近代，仍作近代作家论述。由于近代的社会和文学特点，也涉及一些富于文才的政治家的诗文创作。

本书由华南师大岭南文化研究所和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室组织编写，钟贤培、汪松涛任主编，负责全书的策划及统稿工作。本书撰稿人及撰写分工如下：

钟贤培：第二章，第三章第一、二节，第四章第三节、第四节招子庸部分，第六章第六节，第七章第五节；

汪松涛：第一章，第三章第三节，第五章第三节，第七章第一节、第三节陈洵的词，第九章；

管林：第三章第五节，第四章第四节彭泰来部分，第五章第四节范荑香、叶璧华部分，第六章第二节（与易康合撰）、第五节郑观应部分；

陈永标：第四章第一、二节，第六章第四节，第七章第二节，第八章第一、二、三、五节；

谢飘云：第五章第一、五节，第六章第一、三节，第七章第三节黄节的诗、第四节、第六节；

左鹏军：第三章第四节，第四章第四节何曰愈部分，第五章第二节以及第四节丁日昌、何如璋、胡曦、丁惠康部分；

冼心福：第四章第五节，第六章第五节冯骥声部分，第八章第四节。

编写地域性文学史，就全国而言，还处于起步阶段，可参考的论著不多，同时，编著者也受水平和能力所限制，因此，对于本书的不足、缺点及错误，期待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本书的出版得到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岭南文库编辑部有关同志不仅审阅全书，并且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在此致以深切的谢意。

钟贤培汪松涛１９９５年８月于广州华南师大

Table of Contents

岭南文化

上篇

第一章 岭南文化的本质和历史地位

第一节 岭南概貌

第二节 岭南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历史地位

第二章 岭南文化的结构及其特色

第一节 岭南文化的结构剖析

第二节 自然物质文化及其特色

第三节 社会生活文化的岭南特色

第四节 精神心理文化与岭南人的价值支柱

第三章 区域文化构成

第一节 岭南文化的空间构成

第二节 广府文化

第三节 潮汕文化

第四节 客家文化

第五节 桂系文化

第六节 海南文化

第四章 岭南文化的发展

第一节 岭南文化的分期和比较

第二节 独立发展期

第三节 百越文化圈期

第四节 汉越文化融合期

第五节 中西文化碰撞期

中编

第五章 远古文化遗存

第一节 岭南人的远祖“马坝人”和“柳江人”

第二节 母系氏族社会与西樵山文化

第三节 新石器晚期的父系氏族社会与石峡文化

第六章 从百越文化圈到汉越文化融合

第一节 先秦百越文化圈中的岭南文化

第二节 秦统一岭南与汉越文化融合初始阶段

第三节 赵佗与南越国时期的文化成就

第四节 汉武帝时期岭南文化的发展

第五节 唐代岭南文化的繁荣

第七章 古代中原移民与岭南文化

第一节 秦汉时期中原移民与岭南早期文化建设

第二节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移民高潮及文化影响

第三节 两宋移民高潮与珠玑巷民族南迁

第四节 明末移民及其影响

第五节 历史上贬谪岭南的“罪官”

第八章 近代思想文化

第一节 近代岭南思想文化的发展阶段及理论特色

第二节 变革学风的朱次琦和陈澧

第三节 洪秀全、洪仁玕与太平天国的文化精神

第四节 近代岭南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

第五节 爱国主义思想家黄遵宪

第六节 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文化思想

第七节 孙中山与朱执信的社会思想

第九章 岭南文化的现状和未来走向

第一节 岭南文化在新时期的发展

第二节 岭南文化的未来走向

下编

第十章 文化典籍与古代学术思想

第一节 杨孚与《南裔异物志》

第二节 东汉时期岭南经学

第三节 王范的《交广春秋》与岭南地方史志

第四节 余靖的科学论文《海潮图序》

第五节 陈白沙对岭南学术的贡献

第六节 屈大均与《广东新语》

第七节 说粤书与范端昂的《粤中见闻》

第十一章 宗教

第一节 道教的传入与葛洪的神仙论

第二节 佛教的流播与惠能的禅宗顿教

第三节 唐代广州的伊斯兰教

第四节 明清时期天主教、基督新教对岭南的影响

第十二章 教育与报刊

第一节 岭南书院的兴起与发展

第二节 近代西方教育对岭南的影响

第三节 岭南报刊的流变及特色

第十三章 诗歌与“岭南诗派”

第一节 粤讴、岭南民谣及其对岭南诗歌的影响

第二节 从崛起到高涨

第三节 近代“岭南诗派”

第十四章 文学

第一节 汉代岭南文学发萌

第二节 唐代岭南文学的足音

第三节 宋代岭南文学的发展

第四节 明清岭南文学的亮色

第五节 近代岭南文学的新变

第六节 现代岭南文学的收获

第十五章 绘画与“岭南画派”

第一节 明代前的发展

第二节 明清时期绘画及其风格

第三节 “岭南画派”的形成与发展

第四节 “岭南画派”的特征与贡献

第十六章 音乐与戏曲

第一节 绚丽多姿的岭南器乐

第二节 独具风情的岭南民歌

第三节 千姿百态的岭南戏曲

第十七章 工艺

第一节 岭南工艺探源和早期发展

第二节 岭南工艺的品类、工艺特点及其发展

第三节 岭南工艺的风格及特色

第十八章 建筑

第一节 岭南建筑概述

第二节 早期建筑：洞穴和干栏式建筑

第三节 汉越文化融合期的岭南建筑

第四节 中西文化碰撞中的岭南建筑

第五节 新时期岭南建筑及其特色

第十九章 方言

第一节 岭南方言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节 岭南方言的特色

第二十章 民俗文化

第一节 岭南民俗的起源

第二节 岭南重要民俗概览

第三节 岭南民俗的经济背景、文化精神及发展

第二十一章 饮食文化

第一节 四大民系饮食文化的源流和内容、特色

第二节 岭南饮食文化的风格特色

第二十二章 少数民族文化

第一节 百越族的演变与少数民族的产生

第二节 中原汉文化对岭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

第三节 岭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

修订本后记

岭南历代文选

《岭南文库》特选本前言

第一章 广东近代社会与广东近代文学

第一节 社会矛盾的焦点与文化观念的蜕变

第二节 文化观念蜕变对广东近代文学的影响

第二章 广东近代文学的发展轨迹

第一节 广东近代文学思想与中国近代文学革新运动

第二节 广东近代文学的特点

第三节 广东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

第三章 鸦片战争时期的文学（上）

第一节 概说

第二节 洪秀全、洪仁玕的诗

第三节 爱国诗人张维屏

第四节 “粤东三家”沈世良、叶衍兰、汪瑔

第五节 黄培芳的诗论及诗作

第四章 鸦片战争时期的文学（下）

第一节 陈澧的诗词

第二节 梁廷枏及其《藤花亭曲话》

第三节 谭莹、谭宗浚的诗文

第四节 招子庸、彭泰来、何曰愈的诗

第五节 琼籍诗人张岳崧、韩锦云

第五章 维新变政时期的文学（上）

第一节 概说

第二节 “诗界革命”的旗帜黄遵宪

第三节 爱国诗人丘逢甲

第四节 “客籍诗人”——丁日昌、何如璋、胡曦、丁惠康、范荑香、叶璧华

第五节 梁鼎芬、曾习经、罗惇曧的诗词

第六章 维新变政时期的文学（下）

第一节 政治改革家康有为的诗文

第二节 “文坛巨子”梁启超

第三节 康门弟子的诗文

第四节 潘飞声的诗文

第五节 郑观应、冯骥声的诗文

第六节 新体小说的代表作家吴趼人

第七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学

第一节 概说

第二节 苏曼殊及其创作

第三节 黄节的诗与陈洵的词

第四节 广东南社诗人蔡哲夫、马骏声、邓尔雅

第五节 革命派小说家黄世仲、梁纪佩

第六节 革命党人的诗文

第八章 广东近代地方戏曲

第一节 概说

第二节 粤剧

第三节 潮剧

第四节 琼剧

第五节 广东汉剧

第九章 近代民间文学

第一节 民间歌谣

第二节 民间故事传说

编后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