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名：耶路撒冷三千年

作者：【英】西蒙·蒙蒂菲奥里

译者：张倩红 马丹静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11-01

ISBN：9787540493950

目录

CONTENTS

致中国读者

前言

序幕

第一部分 犹太教

1 大卫的世界

第一任国王：迦南人

耶路撒冷的亚伯拉罕：以色列人

2 大卫的崛起

年轻的大卫

3 王国和圣殿

大卫：王城

押沙龙：一个王子的崛起和倒台

所罗门：圣殿

所罗门：衰微

4 犹大的国王们 公元前930年—公元前626年

罗波安对耶罗波安：分裂

耶洗别和她的女儿：耶路撒冷的王后

以赛亚：集美人和荡妇于一身的耶路撒冷

西拿基立：扑向羊圈的狼

希西家的隧道

玛拿西：地狱之谷的儿童献祭

5 巴比伦的妓女 公元前586年—公元前539年

约西亚：革命的救世主

尼布甲尼撒

尼布甲尼撒：行毁坏可憎之人

伯沙撒的宴会

6 波斯人 公元前539年—公元前336年

居鲁士大帝

大流士和所罗巴伯：新的圣殿

尼希米：波斯人的衰落

7 马其顿人 公元前336年—公元前166年

亚历山大大帝

托勒密：安息日劫掠

多比雅的约瑟

安条克大帝：大象的碰撞

义人西门：晨星

安条克显灵：疯狂的上帝

神显者安条克：另一位行毁坏可憎者

8 马加比 公元前164年—公元前66年

“铁锤”犹大

西门大帝：马加比的胜利

约翰·西卡努斯：帝国的缔造者

色雷斯人亚历山大：狂暴的幼狮

9 罗马人来了 公元前66年—公元前40年

庞培在至圣之所

恺撒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

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

帕科鲁斯：回马箭

希律：逃向克利奥帕特拉七世

10 希律家族 公元前40年—公元10年

安提柯的倒台：最后一个马加比

希律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

奥古斯都和希律

米利暗：让希律爱恨交织的女人

希律：圣殿

希律的王子们：家族悲剧

希律：活着的时候腐烂

阿基劳斯：弥赛亚和大屠杀

11 耶稣基督 公元10年—公元40年

施洗者约翰和加利利之狐

拿撒勒的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三天

庞修斯·彼拉多：对耶稣的审判

耶稣基督：受难

12 希律家族的终曲 公元40年—公元66年

希律·亚基帕一世：卡利古拉的朋友

希律·亚基帕一世和国王克劳狄：暗杀、荣耀和蠕虫

希律·亚基帕二世：尼禄的朋友

大数城的保罗：基督教的缔造者

义人雅各之死：耶稣王朝

约瑟夫斯：革命倒计时

13 犹太战争：耶路撒冷之死 公元66年—公元70年

赤脚王后贝勒妮斯：革命

约瑟夫斯的预言：赶骡人做皇帝

妓院耶路撒冷——暴君约翰和西门

第二部分 异教

14 埃利亚·卡皮托利纳 公元70年—公元312年

提图斯的胜利：罗马的耶路撒冷

贝勒妮斯：犹太人中的克利奥帕特拉

耶稣王朝的终结：被遗忘的受难

哈德良：耶路撒冷方案

西门·巴尔·科赫巴：星辰之子

第三部分 基督教

15 拜占庭的盛世 公元312年—公元518年

君士坦丁大帝：基督，胜利之神

君士坦丁大帝：家族谋杀

海伦娜：第一个考古学家

叛教者尤里安：修缮耶路撒冷

圣哲罗姆和葆拉：圣徒、欲望和都市

巴尔索玛和武装修士

欧多西亚：耶路撒冷的皇后

16 拜占庭的衰落：波斯入侵 公元518年—公元630年

查士丁尼一世和舞女皇后：拜占庭的耶路撒冷

波斯沙王和“皇家野猪”：疯狗的怒吼

尼希米二世：犹太人的恐怖

希拉克略：第一个十字军

第四部分 伊斯兰教

17 阿拉伯的征服 公元630年—公元660年

穆罕默德：夜行

哈立德·伊本·瓦利德：伊斯兰之剑

公正的欧麦尔：恢复圣殿

18 倭马亚王朝：圣殿的修复 公元660年—公元750年

穆阿维叶一世：阿拉伯世界的恺撒

阿卜杜拉·马利克：岩石圆顶清真寺

瓦利德一世：天启与奢侈

19 阿拔斯王朝：遥远的主人们 公元750年—公元969年

萨法赫哈里发：刽子手

皇帝与哈里发：查理曼和哈伦·拉希德

卡富尔：有香味的太监

20 法蒂玛王朝：宽容与疯狂 公元969年—公元1099年

伊本·凯利斯：犹太维尔齐与法蒂玛征服

帕尔蒂尔与法蒂玛王朝：犹太医生王子和活着的伊玛目

穆卡达西：耶路撒冷人

哈基姆：阿拉伯的卡利古拉

哈基姆：消失

阿齐兹：野蛮的洗劫

第五部分 十字军东征

21 大屠杀 公元1099年

戈弗雷公爵：围困

教皇乌尔班二世：奉主之名

坦克雷德：圣殿山上的大屠杀

戈弗雷：圣墓守护者

22 十字军国家的兴起 公元1100年—公元1131年

大鲍德温：首任国王

小鲍德温

23 十字军国家的黄金时代 公元1131年—公元1142年

梅利桑德和富尔克：王室婚姻

梅利桑德王后：丑闻

血腥的赞吉：“鹰王”

乌萨马·本·蒙奇德：大事件和大灾难

梅利桑德的耶路撒冷：上层生活与下层生活

乌萨马·本·蒙奇德和犹大·哈列维：穆斯林、犹太人和法兰克人

24 僵局 公元1142年—公元1174年

赞吉：狂妄与报应

阿基坦的埃莉诺和国王路易七世：丑闻与失败

母子之争：梅利桑德挑战鲍德温三世

阿莫里和阿格尼丝：配不上圣城的王后

提尔的威廉：埃及的战争

摩西·迈蒙尼德：迷途指津

25 麻风病国王 公元1174年—公元1187年

提尔的威廉：王室的家庭教师

鲍德温四世的病

逆境中的风采：麻风病国王的胜利

居伊：有污点的继承人

居伊国王：中了圈套

26 萨拉丁 公元1187年—公元1189年

萨拉丁：战役

萨拉丁围城：屠杀还是投降？

萨拉丁其人

舞女和春药：萨拉丁的宫廷

萨拉丁的城市

27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萨拉丁和理查 公元1189年—公元1193年

狮心王：骑士精神与屠杀

28 萨拉丁王朝 公元1193年—公元1250年

苏丹之死

穆阿扎姆·伊萨：另一位耶稣

腓特烈二世：“世界惊奇”，《启示录》中的野兽

腓特烈二世的加冕：日耳曼的耶路撒冷

巴克汗与鞑靼人：灾难

第六部分 马穆鲁克

29 从奴隶到苏丹 公元1250年—公元1339年

拜巴尔斯：黑豹

拉姆班

纳西尔·穆罕默德：优雅的鹰

30 马穆鲁克的衰落 公元1399年—公元1517年

帖木儿和家庭教师：朝圣之城

苏丹和基督徒的蛋饼

第七部分 奥斯曼

31 苏莱曼的伟业 公元1517年—公元1550年

“第二个所罗门”和他的罗克塞拉娜

32 神秘主义者和弥赛亚 公元1550年—公元1705年

苏丹的犹太公爵：新教徒、方济各会和城墙

乔治·桑兹：第一个英裔美洲人

弥赛亚：沙巴泰·泽维

爱维亚：奥斯曼的佩皮斯和福斯塔夫

33 诸家族 公元1705年—公元1799年

侯赛尼家族：纳吉布·阿—阿什拉夫的反叛和大肆屠狗

侯赛尼家族：诸家族的崛起

“巴勒斯坦王”的兴衰

拿破仑·波拿巴：“我亲自创作的《古兰经》”

第八部分 帝国

34 圣地的拿破仑 公元1799年—公元1806年

阿科的蓝胡子

拿破仑：“总司令部，耶路撒冷”

西德尼·史密斯爵士——“最出色的骑士”

35 新浪漫主义：夏多布里昂和迪斯累利 公元1806年—公元1830年

圣墓骑士子爵

布伦斯维克的卡罗琳与赫斯特·斯坦诺普：英国王后与沙漠王后

迪斯累利：圣洁的人和浪漫的人

36 阿尔巴尼亚人的征服 公元1830年—公元1840年

红色易卜拉欣

易卜拉欣：神圣的火焰，神圣的死亡

易卜拉欣：农民起义

37 福音派传教士 公元1840年—公元1855年

帕麦斯顿和沙夫茨伯里：帝国主义者和福音传教士

詹姆斯·芬恩：福音派领事

美国领事沃德·克雷森：美国的神圣异邦人

“欧洲宪兵”与圣墓大教堂的枪战事件：耶路撒冷的俄国上帝

果戈理：耶路撒冷综合征

詹姆斯·芬恩和克里米亚战争：被谋杀的福音派传教士与掠夺者贝都因人

作家：梅尔维尔、福楼拜和萨克雷

作家：大卫·多尔，周游中的美国奴隶

38 新城市 公元1855年—公元1860年

摩西·蒙蒂菲奥里：“这个克罗伊斯”

39 新宗教 公元1860年—公元1870年

皇帝与考古学家：无知的异国人

马克·吐温和“贫民村”

40 阿拉伯之城，帝国之都 公元1870年—公元1880年

优素福·哈立迪：音乐、舞蹈、日常生活

耶路撒冷刺青：英国王子和俄国大公

美国的“胜利者”：一直为耶稣温着牛奶

41 俄国人 公元1880年—公元1898年

谢尔盖大公和大公夫人埃拉

谢尔盖大公：俄国犹太人和大屠杀

第九部分 犹太复国主义

42 德国皇帝 公元1898年—公元1905年

赫茨尔

威廉二世：“帝国的寄生虫”

德皇与赫茨尔：最后的十字军与第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

43 耶路撒冷的乌得琴演奏者 公元1905年—公元1914年

戴维·格鲁恩成为戴维·本—古里安

乌得琴手：瓦希夫·贾瓦哈里耶

拉斯普京：俄国修女们要当心了

“高贵的蒙蒂·帕克”与约柜

44 世界大战 公元1914年—公元1916年

杰马勒帕夏：耶路撒冷的暴君

恐怖和死亡：“屠夫”杰马勒

耶路撒冷的战争和性：瓦希夫·贾瓦哈里耶

45 阿拉伯起义，《贝尔福宣言》公元1916年—公元1917年

劳伦斯和麦加谢里夫

阿拉伯的劳伦斯：谢里夫派——阿卜杜拉和费萨尔

法尔肯海因挂帅：德国的耶路撒冷

劳合·乔治、贝尔福和魏茨曼

“魏茨曼博士，孩子出生了”：《贝尔福宣言》

46 圣诞礼物 公元1917年—公元1919年

市长试图投降

“血腥公牛”艾伦比：最荣耀的时刻

东方的斯托尔斯：仁慈的当权者

47 战胜国和战利品 公元1919年—公元1920年

凡尔赛会议上的伍德罗·威尔逊

斯托尔斯：先知穆萨节骚乱，第一枪

赫伯特·塞缪尔：“巴勒斯坦，一个，交接完毕”

丘吉尔创造了现代中东：劳伦斯的谢里夫派解决方案

48 英国的委任统治 公元1920年—公元1936年

穆夫提对市长：阿明·侯赛尼对拉吉卜·纳沙希比

穆夫提：西墙之争

沃科普之都：狩猎、咖啡馆、聚会和白袍

本—古里安和穆夫提：缩小的沙发

49 阿拉伯起义 公元1936年—公元1945年

穆夫提的恐怖统治

奥德·温盖特和摩西·达扬：老城的陷落

穆夫提和希特勒：耶路撒冷的世界战争

50 肮脏的战争 公元1945年—公元1947年

梅纳赫姆·贝京：黑色安息日

蒙哥马利的镇压：法兰上校案

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耶路撒冷前线

圣地上空的礼炮：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

51 犹太人的独立，阿拉伯人的大灾难 公元1948年—公元1951年

英国人离开；本—古里安：“我们成功了！”

急性子阿卜杜拉

阿卜杜拉：耶路撒冷之战

52 分隔 公元1951年—公元1967年

“耶路撒冷国王”：圣殿山上的流血

约旦的侯赛因：耶路撒冷最后的国王

53 六日战争 公元1967年

纳赛尔和侯赛因：战争倒计时

拉宾：战前的崩溃

达扬接过指挥权

1967年6月5—7日：侯赛因、达扬和拉宾

54 21世纪

神圣的奇迹：锡安合而为一

和平的缔造者：生与死

“比比王”：伊朗“崛起”，俄罗斯“回归”

民族主义者：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

现在与未来

火药桶般的城市

和平心理学：现在，曾经，永不？

后记 今晨

附录

族谱

地图

致谢

译后记

致中国读者

我很高兴，中国的读者如此喜爱《耶路撒冷三千年》。本书致力于成为第一部真正中立地描述耶路撒冷这座城市完整历史的书籍，在我心里，它也是一部以“圣城”为透镜观察中东和近东地区的编年史。耶路撒冷确实是一座“圣城”，我也称它为“世界之城”（Universal City）。另外，从很多方面说，《耶路撒冷三千年》还是一部以这个超凡绝俗的“圣地”为中心的世界史。我相信世界性是这本书在中国大受欢迎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过程中，通过途经中亚、中东，有时辗转耶路撒冷到达欧洲和地中海的贸易路线与西方建立联系。在21世纪，这种联系要比以往许多世纪里的联系更为真切。中国与中东各国经济合作紧密。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重视在中东地区投资，在以色列、阿曼、埃及、迪拜等国的基础设施工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这是耶路撒冷和中东历史在中国如此受关注的原因。

《耶路撒冷三千年》新版本，特别献给我的中国读者。

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

2019年5月

观察耶路撒冷就是在考察这个世界的历史；不仅如此，耶路撒冷的历史还是天国和尘世的历史。

——本杰明·迪斯累利，《坦克雷德》

以色列地是世界的中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中心；圣殿是耶路撒冷的中心；至圣之所是圣殿的中心；神圣约柜[1]是至圣之所的中心；而奠定这个世界的基石就矗立在神圣约柜的前方。

——米德拉西·坦胡马，《为圣篇》第10章

尘世的圣所是叙利亚；叙利亚的圣所是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的圣所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圣所是圣殿山；圣殿山的圣所是祈祷之地；祈祷之地的圣所是岩石圆顶清真寺。

——陶尔·伊本·耶齐德，《法达伊》

耶路撒冷是万城之中最声名显赫的城市，但是，她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所以有人说，耶路撒冷是“一个爬满蝎子的耀眼金杯”。

——穆卡达西，《包括巴勒斯坦的叙利亚纪实》

[1]据《圣经》记载，约柜是一个装饰华丽的镀金木柜，内存上帝与摩西在西奈山立约时的两块法板，法板上面刻着《摩西十诫》。约柜是希伯来人与上帝特殊关系的象征。希伯来人在逃出埃及、辗转西奈、征服迦南的过程中，约柜一直被利未人随身携带。——译注（以下若无说明，则注释皆为原注。）

前言

耶路撒冷的历史是整个世界的历史，也是犹地亚山间一座长年贫瘠的小镇的编年史。耶路撒冷曾被视为世界的中心，而今这个名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名副其实：这座城市是亚伯拉罕系宗教（Abrahamic Religions）[1]之间斗争的焦点，是越来越受欢迎的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基本教义派（Islamic fundamentalism）的圣地，是不同文明冲突的战略角斗场，是无神论与有神论交锋对峙的前线，是世俗瞩目的焦点，是惑人阴谋与网络神话的发生地，是二十四小时新闻时代里全世界摄像机聚焦的耀眼舞台。宗教、政治和媒体的利益相互滋养，使今天的耶路撒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频繁地暴露在世人的目光之下。

耶路撒冷是神圣之城，但给人以迷信、充满骗术和偏执的印象；是帝国的欲望与奖赏，但又不像帝国所期望的那样具有战略价值；耶路撒冷是许多教派的共同家园，但每个教派都认为这座城市只属于自己；耶路撒冷是一座拥有许多名字的城市——但每个传统都如此偏执地排斥他者，仅仅尊崇自己的称谓。这个地方是如此娇美，以至于犹太人[2]在其神圣经典中以女性的口吻描述它——通常把她说成一个鲜活的尤物、一位地道的美女。但有的人也把她描绘成无耻的荡妇，或者是被爱人抛弃的受伤的公主。耶路撒冷是一个神的殿堂、两个民族的首都、三大宗教的圣地，它还是唯一一个拥有天堂和尘世两种存在维度的城市——地上之城的绝美无双与天上之城的光辉荣耀相比，又显得那样微不足道。耶路撒冷既是天上之城又是地上之城，这意味着这座城市可以存在于任何地方：新耶路撒冷可以遍布全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耶路撒冷。据说，亚伯拉罕、大卫、耶稣和穆罕默德这些先知和长老都曾在这里的石头上驻足。亚伯拉罕系宗教在这里诞生，而世界也将于末日审判时在这里终结。对于“圣书之民”来说，极为神圣的耶路撒冷就是“圣书之城”：《圣经》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耶路撒冷这座城市的编年史，而《圣经》的读者，从犹太人和早期基督徒到穆斯林征服者和十字军，再到今天的美国福音派，一次又一次地改变着耶路撒冷的历史，以实现《圣经》中的预言。

当《圣经》被翻译成希腊文、拉丁文和英文后，它成了世界性的书籍，也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之都。每个伟大的国王都成了“大卫”，每个具体的民族都成了“新以色列人”，每种高贵的文明都成了“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一座不属于任何人的城市，但它又存在于每个人的想象中，这是这座城市的悲剧，也是它的魅力所在。每一个耶路撒冷梦想者，从古至今每一个到过耶路撒冷的人，从耶稣的使徒到萨拉丁的战士，从维多利亚时代的朝圣者到今天的游客、记者，每个人都怀着对真实耶路撒冷的美好想象来到这里，然而呈现在他们眼前的耶路撒冷使他们大失所望。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兴旺过，萎缩过，被重建、被摧毁过许多次的不断变化的城市。但这是耶路撒冷，是所有人的财富，只有他们心中的耶路撒冷才是真正的耶路撒冷，所以那些被玷污、被合成的现实必须被改变；每个人都有权把自己心目中的“耶路撒冷”强加到现实的耶路撒冷之上——而实现这一梦想的手段，通常就是使用他们手中的火与剑。

14世纪的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既是本书中提到的一些事件的参与者，也是这些事件的史料来源。他注意到，历史被如此“热切地追捧，街头巷尾的人们都渴望了解它，国王和领袖们也愿意为它决一死战”。这对耶路撒冷而言尤为真实。不承认耶路撒冷是世界历史的一个主题、一个支点，甚至一根脊柱，就不可能准确地书写这座城市的历史。在这个时代，互联网神话的力量意味着高科技鼠标和弯刀一样能够成为基本教义派军火库中的武器。因此，我们对历史真相的追寻在当下比在伊本·赫勒敦的时代更为迫切。

追寻耶路撒冷的历史必须是对神圣本质的探究。“圣城”这个词经常被用来表达对它的圣迹的敬畏，但它真正的意思是耶路撒冷已成为人在尘世间与上帝交流的必要场所。

我们还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在世界上所有的地方中，为什么选中了耶路撒冷？这个地方远离地中海海岸的贸易路线；这里缺水，夏季阳光曝晒，冬季寒风凛冽，嶙峋的岩石参差不齐，而且不适合定居。但是，选择耶路撒冷作圣殿之城，不仅仅是人类自己的决定，也有自然演进的作用。随着时光的流变，耶路撒冷的神圣性有增无减，因为它已经神圣了如此长的时间。神圣不仅需要灵性和信仰，还需要传统与合法性。一个提出新想法的激进先知必须解释已经过去的那些世纪的历史，并用能为大众所接受的语言和神圣的地理来证明他的发现——对先前的启示和长期备受尊崇的地点的预言。没有什么比与其他宗教的竞争更能提高一个地方的神圣性。

这种神圣性为许多无神论游客所厌恶，在他们看来，耶路撒冷弥漫着自以为是的盲从，迷信像流行病一样折磨着整个城市。然而，否认神圣就是否认人类对宗教的深切需求，没有这种需求就不可能理解耶路撒冷。宗教必须解释快乐为何转瞬即逝、忧愁为何亘古恒久这个让人类既困惑又恐慌的谜题：我们需要感受一种比我们自身更强大的力量。我们敬畏死亡，渴望发现它的意义。作为上帝与人的相会地，启示录提及的问题将在耶路撒冷得到解决——世界末日来临时，将会有基督和敌基督之间的战争。届时，克尔白将会从麦加移到耶路撒冷，将会出现审判、死者复活、弥赛亚的统治、天国和新耶路撒冷。三大亚伯拉罕系宗教都相信末世，但具体细节因信仰和教派不同而异。世俗主义者可能把关于末日景象的理念视作过时的、令人费解的，但事实正好相反，这些理念现在很流行。在这个犹太教、基督教和穆斯林基要主义盛行的时代，末世是当今世界狂热政治的动力所在。

死亡是我们永恒的伴侣。长久以来，朝圣者为了死在耶路撒冷、葬在圣殿山周围、为末日来临时的复活做准备而前往耶路撒冷，他们还在继续前来。这座城市被墓地包围并且建在墓地之上。古代圣徒的干枯躯体备受尊崇——抹大拉的马利亚干瘪发暗的右手仍然在圣墓大教堂中希腊正教修会会长的房间里供奉着。许多圣迹，甚至许多私人住宅都建在坟墓周围。这座死人之城的阴森不仅源自恋尸癖，还与招魂术有关：这里的死人宛如活人，只是在等待复活。对这里无休止的争夺——屠杀、蓄意破坏、战争、恐怖主义、围攻和灾难——将耶路撒冷变成了战场：用阿道司·赫胥黎的话说，耶路撒冷是“宗教的屠宰场”；用福楼拜的话说，耶路撒冷是一个“停尸房”；梅尔维尔称这个城市是一块被“死亡大军”包围的“头盖骨”；而爱德华·萨义德[3]记得自己的父亲讨厌耶路撒冷，因为它“使他想起死亡”。

这个天上与地上的圣所不是一直靠神意庇佑而发展起来的。宗教起源于向某位具有超凡魅力的先知——如摩西、耶稣、穆罕默德——展示的灵光。帝国的建立、城市的征服依靠的是某个军阀的活力和运气。从大卫王开始，某些个人的决定使得耶路撒冷成为“耶路撒冷”。

谁也没有想到大卫的小小城堡，一个弱小王国的首都竟然会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尼布甲尼撒对耶路撒冷的毁灭造就了这座城市的神圣——正是那场灾难促使犹太人记录并赞颂锡安的荣耀。通常来说，这样的大灾难会导致一个民族的消亡，然而犹太人生机勃勃，对自己的上帝忠贞不渝。最为重要的是，他们还在《圣经》中将自己的历史记载下来。这些都为耶路撒冷日后的名声和神圣奠定了基础。《圣经》取代了犹太国家和圣殿，正如海因里希·海涅所说的那样，成为“犹太人随身携带的祖国、随身携带的耶路撒冷”。除耶路撒冷之外，没有任何城市拥有自己的圣书；也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像《圣经》那样主导一座城市的命运。

耶路撒冷的神圣性源自犹太人作为特选子民的“例外论”，即它是上帝挑选的城市，巴勒斯坦是上帝挑选的土地。后来，这种例外论为基督徒和穆斯林所接受和继承。耶路撒冷和以色列的至高神圣性反映在从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20世纪70年代宗教领域不断增长的对犹太人返回以色列的痴迷，到西方世界对它的世俗对应物——犹太复国主义——的狂热上。自此以后，巴勒斯坦人的悲剧故事改变了人们对以色列的认知，对于这些人来说，耶路撒冷是座失落的圣城。因此，西方的固执迷恋，还有普遍的对耶路撒冷的归属感可以朝两个方向发展——它有利也有弊，或者说是把双刃剑。今天，这种情况反映在对耶路撒冷更加强烈、更富感情的审视上，也反映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上，其中的紧张程度与情感纠葛是无可比拟的。

然而，任何事物都并非表面看起来的那么简单。历史通常被描述成一系列的激烈变化与暴力更迭，但我想展示的是：耶路撒冷是一座具有连续性和共存性的城市，是一座有着混血人群和混合性建筑的兼容并包的大都市，这里的人们不符合各大宗教传说和后来的民族主义叙述的狭隘分类。这是我尽可能地以家族发展为线索追寻历史的原因，包含大卫家族、马加比家族和希律家族、倭马亚家族、鲍德温和萨拉丁家族，直到侯赛尼家族、哈立迪家族、斯帕福德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蒙蒂菲奥里家族。这种做法有悖于正统史学所注重的对突发事件的描述和狭隘叙事，却可以展示有机的生活模式。在耶路撒冷不仅有相对的两方，还有许多相互联结、相互重叠的文化和不同层次的忠诚——耶路撒冷是一个由阿拉伯正统派、阿拉伯穆斯林、塞法尔迪犹太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哈雷迪犹太人、世俗犹太人、亚美尼亚东正教徒、格鲁吉亚人、塞尔维亚人、俄国人、科普特人[4]、新教徒、埃塞俄比亚人、拉丁人等组成的多姿多彩、千变万化的万花筒。某个个体经常同时忠诚于不同的身份，耶路撒冷的沙石有多少层，耶路撒冷就有多少种人群。

事实上，耶路撒冷的重要性时盛时衰，绝非静止不动，而是一直处在变化之中，就像一种不断改变形状、大小，甚至颜色，但始终根植在原地的植物。媒体所说的“三大宗教的圣城，二十四小时新闻秀场”，是对耶路撒冷重要性新近的、肤浅的表述。有几个世纪，耶路撒冷似乎丧失了它的宗教和政治重要性。在多数情况下，是政治需要，而非神圣启示激活了宗教热情。

每当耶路撒冷要被遗忘、变得无关紧要时，在遥远的地方虔诚崇拜《圣经》、潜心钻研《圣经》的人——不管是在麦加、莫斯科还是在马萨诸塞州——都会将他们的信仰投射到耶路撒冷。所有的城市都是认识外部的窗口，但这座城市却是一面双面镜，她既能展示其内部生活，又能反映外部世界。不管是在绝对信仰的时代、正义帝国构建的时代、福音启示的时代，还是在世俗民族主义的时代，耶路撒冷都是时代的象征与角逐的对象。然而，就像马戏团的镜子一样，它反射的内容通常是扭曲的，有时甚至是怪异的。

耶路撒冷有办法使它的征服者和访问者经历失望、遭受折磨。尘世之城与天堂之城的差别是如此令人难以接受，以至于每年都有一百名病人进入这座城市的精神病院，所患之病是“耶路撒冷综合征”，一种由期望、失望和幻觉组成的精神病。但耶路撒冷综合征也有政治性的诱因：耶路撒冷藐视理智、现实政治和战略，它只存在于拥有贪婪情欲和无可匹敌情感的王国，理性在这里显得苍白无力。

对其他人而言，在这场争夺统治权和真理的斗争中，胜利也只是增强了这座城市的神圣性。占有者越贪婪，竞争越激烈，就越能激发出受压迫者本能的反应。在这里，结果往往超出预期。

没有其他地方能够唤起这样的独占欲。而这种嫉妒心颇具讽刺性，因为耶路撒冷的大部分圣迹以及与此相关的解读，都是借来的或偷来的，它们原本属于之前的宗教。这座城市的过去通常是虚构的。实际上，每一块石头都曾屹立在另一种宗教久被遗忘的神庙之中，也曾屹立在另一个帝国的凯旋门上。伴随大部分而非所有征服而来的，是在强占其他宗教的传统、故事和遗址的同时，抹去这些宗教存在的痕迹。耶路撒冷经历了许多破坏，但征服者通常不会摧毁既有的事物，而是重新利用并为之添砖加瓦。圣殿山、希律城堡、大卫城、锡安山和圣墓大教堂这些重要的遗址没有出现明显的历史断层，它们更像复写纸或刺绣作品，刺绣作品里面的丝线纵横交织，以至于现在已不可能抽丝剥茧。

占有欲支配下的神圣性竞争导致一些圣迹先后对三大宗教都变得格外神圣，国王裁决它们的归属，人们为它们牺牲——而今它们几乎被遗忘：圣殿山曾是令狂热的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敬畏的地方，但现在圣殿山上很少出现穆斯林或犹太朝圣者，它基本上再次成为基督徒的场所。

在耶路撒冷，真相通常远不如神话重要。“在耶路撒冷，不要问我真相的历史，”巴勒斯坦著名历史学家纳兹米·朱贝（Nazmi al-Jubeh）博士如此说，“若拿走虚构的故事，耶路撒冷就一无所有了。”在这里，历史的影响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于它一再被扭曲：考古学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力量，考古学家有时和士兵一样拥有巨大能量，他们被征募过来为现在的目的去盗用过去。一个以客观、科学为目标的学科可以被用来粉饰宗教与民族偏见，为帝国的野心提供辩护。19世纪的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福音派帝国主义者都曾犯下征用历史事件，赋予它们矛盾的意义和事实的罪行。所以，耶路撒冷的历史既是真相的历史，也是传说的历史。但其中有历史事实，而这本书致力于讲述这些历史事实，不论一方或另一方多么难以接受。

我的目的是为普通读者书写最广泛意义上的耶路撒冷历史，不管他们是无神论者还是有神论者，是基督徒、穆斯林还是犹太人。我没有政治意图，不考虑今天仍在上演的冲突与倾轧。

我将按时间顺序，通过男男女女——士兵和先知、诗人和国王、农民和乐师——还有塑造耶路撒冷的诸家族的生活来讲述这个故事。我觉得这是把这座城市写活并展示其复杂的、意想不到的真相最好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抵制住透过现在所痴迷的事物去重塑过去的诱惑。我试着避免以这样的目的论——每个事件都是不可避免的——来书写历史。因为每种变化都是对先前变化的反应，所以按时间顺序记述是搞清演变过程的最好方法，也最能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是耶路撒冷？以时间为序还能展示人们为什么如此行事。我希望这也是讲述这段历史最有趣的方式。借用好莱坞的陈词滥调：我何德何能，竟敢解构人类有史以来堪称最伟大的故事？在成千上万部关于耶路撒冷的书中，仅有很少的书叙述历史。大卫、耶稣、十字军和阿以冲突这四个时代之所以为人们所熟知，多亏了《圣经》、电影、小说和新闻，但其中不乏曲解。至于这四个时代之外的历史，我的初衷是把许多被遗忘的带给新读者。

这是一部把耶路撒冷视作世界历史中心的历史，它并非想成为有关耶路撒冷方方面面的百科全书，也不是每座建筑物中的每处壁龛、每个柱顶、每座拱门的旅游指南。它不是东正教徒、拉丁人或亚美尼亚人、伊斯兰教哈乃斐学派或沙斐仪学派、哈西德派或卡拉派犹太人的琐碎历史，也没有以某种特定的观点来解读历史。从马穆鲁克到委任统治时期，这座穆斯林城市的生活一直被忽略。耶路撒冷的家族一直由具有巴勒斯坦经历的学者研究，但它几乎不为大众历史学家所涉猎。这些家族的历史“一直”并且“仍然”极为重要：一些关键材料还没有英文译本，但我把它们翻译出来，并采访了所有这些世家的家族成员，以了解他们的故事。但这些仅仅是整幅马赛克的一部分。这不是犹太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历史，也不是对耶路撒冷之上帝本质的探究，所有这些已经被其他人仔细研究过——最新的研究就是卡伦·阿姆斯特朗的优秀作品《耶路撒冷：一座城市，三种信仰》。这也不是巴以冲突的详尽历史，当今事件并不是我要探讨的主题。然而我要面临的挑战是不得不涉及所有这些主题，我仅希望它们所占的篇幅能够符合比例。

我的任务是追寻真相，而非裁决宗教神话。我当然不会以裁定三大宗教的神迹和经典是否“真实”的裁判自居。任何研究《圣经》或耶路撒冷的人都必须承认：真相有许多层。其他宗教和其他时代的信仰对我们来说似乎很陌生，而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地方为人熟知的习俗通常看起来都颇为合理。就连被许多人认为世俗理性和常识已发展至顶峰的21世纪，也有它自己的传统智慧和类宗教的正统，而这些智慧和正统对我们的后辈来说或许是不可思议的荒谬。但宗教及其奇迹对耶路撒冷历史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不对宗教持些许尊重就不可能了解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某些世纪的历史鲜为人知并颇具争议。一旦涉及耶路撒冷，学术界和考古界的争议通常充满怨恨，有时甚至引发暴力、骚乱，甚至战斗。过去半个世纪所发生的事件是如此具有争议，以至于诞生了许多诠释版本。

早期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及一些历史学或考古学的爱好者对少得可怜的材料进行榨取、编造和人为加工，以服务于他们信心十足地建立的每一种可能的观点。我仔细研究了所有案例的原始材料和许多种理论，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综合研究每一案例，那么本书中最常见的词语将是“也许”“可能”“或许”和“应该”。因此，我不会把它们放在每一个合适的地方，但我希望读者明白在每个句子背后都隐含着庞大的、不断变化的文献，每一部分都由一位学术专家阅读并核实过。幸运的是，我在这方面得到一些仍在工作的最知名的教授的帮助。

这些争论中最伤脑筋的是关于大卫王的，因为它的政治含义太容易引起激烈反应，而且与当今局势息息相关。即便以最科学的标准来考量，这场争论也比其他任何地方就其他任何话题所进行的争论更具戏剧性、更引人瞩目，或许只有关于基督或穆罕默德本质的争论差可比拟。大卫故事的来源是《圣经》。长期以来，他的故事被广为接受。19世纪时，帝国主义基督徒对圣地的兴趣激发了人们对大卫时代耶路撒冷的考古探索。这场考察的基督教性质被1948年以色列建国改变，这一事件因为大卫作为犹太人之耶路撒冷奠基者的地位而被赋予强烈的宗教和政治意义。由于公元前10世纪的证据相当匮乏，以色列的修正主义史学家缩小了大卫城的范围，一些人甚至还质疑大卫是否为一个历史人物。这令犹太传统主义者气愤不已，而巴勒斯坦政治家却深感欣慰，因为这样的结论削弱了犹太人对这座城市拥有权的合法性。然而，1993年但丘石碑的发现证明大卫王确实存在。尽管《圣经》主要不是作为历史著作来书写的，但它仍是我讲述耶路撒冷故事的历史资料。大卫城的范围和《圣经》的可信度文中有探讨，至于当代关于大卫城的冲突，请参见本书第54章《21世纪》。

需要说明的是，撰写19世纪的事情时不可能忽略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的影响。萨义德是一个出生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基督徒，后来成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教授和世界政治领域里最早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摇旗呐喊的人，他认为“欧洲中心论者对阿拉伯—伊斯兰民族及其文化有着微妙而持久的偏见”，特别是19世纪的旅行者，诸如夏多布里昂、梅尔维尔和马克·吐温等，既贬低了阿拉伯文化，又为帝国主义开脱。然而，萨义德本人的作品促使他的一些追随者试图将这些西方入侵者从历史上抹去，这同样是荒谬可笑的。如上所述，这些访问者很少能看到并理解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真实生活，而我致力于展示这些原住民的实际状况。然而，这本书不是一场论辩，研究耶路撒冷的历史学家必须展示西方浪漫主义帝国文化对这座城市的决定性影响，唯有如此才能解释中东与大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同样，我也描述了英国世俗主义者和福音传道士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历程，从帕麦斯顿和沙夫茨伯里，到劳合·乔治、贝尔福、丘吉尔和他们的朋友魏茨曼，这些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是19世纪和20世纪唯一一场能对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的命运起决定性影响的运动。

本书最后一部分对这个城市的叙述从“六日战争”说起，然后进入21世纪。在这一部分，权力游戏的主角不断发生变化，但耶路撒冷奇特的价值在于，未来的战争与和平不只是由地方领导者、军队和民兵决定，还受远在他方——如华盛顿、莫斯科和德黑兰——的执政者、三种宗教的信徒支配。21世纪发生的事件削弱了美国在近东的实力，促进俄国和中国力量的崛起，这些事件起码证实了：耶路撒冷仍是一座普世的、神圣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城市，其重要性远远超出它的面积或地理位置；它依旧是任何和平计划的核心与主要障碍。最后，我以对耶路撒冷清晨的描述结束此书。

这部作品是在广泛阅读古代与现代的一手文献，同专家、教授、考古学家、家族人物和政治家进行私人探讨，并无数次拜访耶路撒冷、圣迹和考古发掘现场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创作的结果。我有幸发现一些新的或很少被使用的材料。研究带给我三方面的特殊愉悦：一是在耶路撒冷度过了许多时光；二是读了从乌萨马·本·蒙奇德（Usamah bin Munqidh）、伊本·赫勒敦、爱维亚·瑟勒比（Evliya Celebi，又译“艾弗里雅”）和瓦希夫·贾瓦哈里耶（Wasif Jawhariyyeh），到提尔[5]的威廉、约瑟夫斯和T. E.劳伦斯等人的精美作品；三是和所有派别的耶路撒冷人——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亚美尼亚人、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成为朋友，并在激烈的政治危机中得到这些人的充分信任与慷慨帮助。

我感到我的一生都在为书写这本书做准备。从孩提时代起，我就经常在耶路撒冷转来转去。因为家族关系（正如后文将提到的），“耶路撒冷是我的家训”。不管与耶路撒冷有什么私人联系，我在这本书里只是为了讲述真实发生的历史和人们相信的历史。回到我们开始的地方：一直都有两个耶路撒冷，天堂的和尘世的，两个耶路撒冷都更多地受制于信仰和情感，而非理智和事实。但无论如何，耶路撒冷依然是世界的中心。

我的写作方法不可能让每个人乐于接受——毕竟，我所写的是耶路撒冷。但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铭记劳合·乔治给他的耶路撒冷总督斯托尔斯的忠告——斯托尔斯当时正遭遇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双面夹击——“如果任何一方停止抱怨，你将失去工作。”

[1]亚伯拉罕系宗教，指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有时也包括巴哈伊教），这些宗教都起源于西亚闪米特人的原始宗教，都信奉独一神，且都尊奉《圣经·旧约》中的亚伯拉罕为信仰上的始祖。——译注

[2]“犹太人”（Jew）一词在希伯来文中为“Yehudi”，最初是指犹大部落的人。公元前930年，希伯来统一王国分裂后，犹太人指犹大王国的人。“巴比伦之囚”结束之后，从巴比伦返回耶路撒冷的人被称作“Yehudi”，意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圣经》第2章第5 节中提到“书珊城有一个犹太人，名叫‘末底改’，是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此后，“犹太人”一词被广泛应用，成为“希伯来人”“以色列人”的同义词。——译注

[3]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生于耶路撒冷，巴勒斯坦裔美籍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公共知识分子、后殖民理论的主要奠基人。生前任哥伦比亚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教授，主要著作有《东方学》（又译《东方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知识分子论》等。——译注

[4]科普特人（Copt），原指埃及人，是阿拉伯人于7 世纪中叶进入埃及时对埃及原有居民的称呼，后专指信仰基督教科普特派的人。——译注

[5]提尔（Tyre），黎巴嫩临地中海的城市，现称“苏尔”。但在《圣经》中称作“推罗”，曾是腓尼基人的都城。下文中述及《圣经》故事时译作“推罗”，其他情况下则译作“提尔”。——编注

序幕

犹太历阿布月8日，即公元70年7月下旬，罗马皇帝韦斯巴芗的儿子、率领大军围攻耶路撒冷达四个月之久的罗马将领提图斯，命令全军做好在黎明时分进攻犹太圣殿的准备。第二天，恰好是巴比伦人摧毁耶路撒冷满五百年的日子。提图斯统率四个军团，包括罗马军团士兵和地方辅助部队在内的总计六万人，决意给这座持续抵抗且已伤痕累累的城市最后一击。在耶路撒冷城内，忍饥挨饿、苟延残喘的犹太人可能有五十万，其中一些是宗教狂热分子，还有一些是四处劫掠的强盗，但大部分是无法逃脱困境的无辜百姓。犹地亚之外住着许多犹太人——在地中海和近东地区都能发现他们的踪影。这场近乎绝望的最后抗争不仅决定了这座城市及其居民的命运，还关系到犹太教和少数犹太人信仰的基督教的未来，甚至关乎约六个世纪之后伊斯兰教的形成。

面对圣殿的高墙，罗马人修建了一条条坡道，但他们的进攻并没有获得成功。那天早些时候，提图斯告诉他的将军们，他曾试图保存这座“异族圣殿”，但这一努力让他折损了太多的士兵，于是他命令将圣殿的大门付之一炬。大门上的银饰熔化后，火势蔓延到木制的门廊和窗户，然后烧到圣殿过道里的木质配件上。提图斯命令将火熄灭，他说罗马人“应该报复的是人，而不是无生命的物件”。夜晚时分，他回到位于安东尼亚塔断壁残垣中的司令部，在这里可以俯瞰金碧辉煌的犹太圣殿。

城墙周围的景象是如此阴森恐怖，以至于把它比作人间地狱都不为过。成千上万的尸体在太阳底下腐烂，散发出的臭气让人无法忍受，成群的豺狼、野狗则在饱食人肉。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提图斯下令将所有的囚犯和叛徒钉死在十字架上。每天有五百名犹太人受刑。橄榄山和耶路撒冷周围陡峭的小山丘上塞满了十字架，以至于没有地方可以再多立一个，也没有树木可用以再造一个。提图斯的士兵们将受害者手脚伸展、姿势荒诞地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以此为乐。许多居民急于逃离耶路撒冷，在离开时会吞下钱币，以此保护自己的钱财，希望在脱离罗马人的掌控后回收这些钱财。然而，“他们的身体因饥饿肿胀起来，就像患上了浮肿病”，如果这个时候吞下东西，就会“爆体而亡”。一旦他们的肚子裂开，士兵们就会发现他们的肠子里藏着散发着恶臭的财宝。于是，士兵们在囚犯活着的时候取出他们的内脏，把它们切开，看里面是否有东西。这些举动使提图斯感到震惊，他试图禁止这种开膛破肚的掠夺行为，却徒劳无功。提图斯的叙利亚辅助部队虽是犹太人的邻居，但无恶不作，他们痛恨犹太人，也为犹太人所痛恨，他们喜欢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游戏。罗马人和城内反叛者的残酷行径可以与20世纪某些最令人发指的暴行相提并论。

战争是这样开始的：罗马总督的贪婪无能使罗马的犹太盟友，即犹地亚的贵族们与有群众基础的宗教叛军结盟。叛乱者中有信教的犹太人，也有投机钻营的土匪，两者都想利用皇帝尼禄的倒台和自杀后的混乱局面，将罗马人驱逐出去，建立以圣殿为中心的独立的犹太国家。但犹太革命很快被血腥清洗和帮派斗争吞噬。

尼禄之后，先后有三个罗马皇帝在混乱中上台，他们执政的时间都比较短。到韦斯巴芗成为皇帝，派提图斯拿下耶路撒冷时，这座城市掌握在三个互相征战的犹太军阀手里。犹太军阀一开始在圣殿的大院里激战，让这里血流成河，而后洗劫这个城市。他们的战士闯进富裕的街区，打家劫舍，杀死男人，伤害妇女——这些对他们来说是消遣。掌握权力的滋味、猎杀的刺激感使他们精神错乱，他们也可能是被劫掠来的葡萄酒灌醉了，“沉浸在女性化的放荡行为中，妆点自己的头发，穿上女人的衣服，抹上油膏，在脸上涂脂抹粉”。这些粗俗的杀人犯穿着“染色精致的斗篷”，昂首阔步，杀死一切挡道者。他们通过自己颇具创意的恶行“创造了非法的行乐”。耶路撒冷沦为污秽之地，成了“妓院”与专司严刑拷打的刑场；但它仍然是圣地。

不管怎样，圣殿继续发挥着自己的功能。就在罗马人围城前的4月，朝圣者陆续到来，庆祝逾越节。耶路撒冷通常只有几万人，但彼时朝圣者和战争产生的难民被罗马人围困，致使这座城市的人口有数十万之多。城里的叛军首领直到提图斯围城时才停止内斗，将他们的两万一千名战士集结起来，共同抗击罗马人。

提图斯第一次在斯科普斯山上眺望这座城市。此城以希腊语“skopeo”命名，意思是“观看”，用普林尼的话说，它是“从古至今东方最著名的城市”，是一座围绕着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圣殿而建的富裕的、繁荣的大都市，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一件精致的、规模巨大的艺术品。耶路撒冷已经存在几千年了，但是这座城墙众多、高塔林立、横跨两座大山、夹在贫瘠的犹地亚峭壁中间的城市，从未像它在公元1世纪那样人口众多且令人敬畏。事实上，耶路撒冷直到20世纪才再次恢复昔日的显著地位。这要归功于杰出而疯狂的犹地亚国王大希律，他修建的宫殿和堡垒规模是如此巨大，装饰是如此奢华，以至于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说它们“超出了我的描述能力”。

圣殿使其他所有地方的神圣荣耀黯然失色。当旭日初升时，闪闪发光的宫殿和镀金的大门反射出炽烈的光辉，那些强迫自己注视它的人被迫移开视线。当陌生人——如提图斯和他的军团士兵——第一次看到圣殿时，它“就像一座白雪覆盖的山峦”。虔诚的犹太人知道，在这座可谓城中之城的宫殿的中心，在摩利亚山山顶，有一个极为神圣的小房间，房间里几乎没有任何东西——此处就是犹太人最神圣的地方：“至圣之所”，即上帝的住所。

希律王的圣殿是一个神龛，也是这座城墙环绕的城市中一座几乎坚不可摧的堡垒。受四帝统治时期罗马实力减弱的鼓舞，加之耶路撒冷险峻的地势、强大的防御工事以及迷宫似的圣殿作辅助，犹太人迎战提图斯时信心十足。毕竟，他们已经与罗马对抗了将近五年。但提图斯拥有权力、野心、资源，还有完成这项任务所必需的天赋。他开始凭借一贯的效率和强大的武力削弱耶路撒冷。在圣殿西墙旁边的地道里发现的弩炮，可能是提图斯发射的，它验证了罗马轰炸火力之猛烈。犹太人不顾生死地守卫着每一寸土地，而提图斯拥有完备的攻城器械、投石器和罗马工程学的创造发明，仅用十五天便攻下了第一道城墙。然后，他率领一千名军团士兵进入耶路撒冷迷宫般的集市，并进攻第二道城墙，但犹太人成功突围并重夺此地。城墙不得不再次经受袭击。接下来，提图斯试图通过检阅军队——胸甲、头盔、利剑、飘扬的旗帜、闪光的鹰旗、“盛装打扮的战马”——达到威慑耶路撒冷的目的。成千上万的耶路撒冷居民聚集在城垛上观看这场阅兵，他们羡慕罗马人美丽的盔甲和有序的队伍，但犹太人仍不屈服，或许是因为不敢违抗领袖的命令：绝不投降。

最后，提图斯决定修建一道城墙，将耶路撒冷围得水泄不通。6月下旬，罗马人对圣殿上面庞大笨重的安东尼亚要塞发起进攻，将它夷为平地，只留下一座塔作提图斯的指挥部。

时至仲夏，泡状和锯齿状的山上冒出成片的十字架，上面挂着爬满蝇蛆的尸体。耶路撒冷城内的居民则被末日临近的恐惧感、奋战到底的狂热情绪、古怪的施虐心理和灼人的饥饿折磨。手持武器的匪徒到处流窜，寻找食物；孩子们夺走父亲手里少得可怜的食物；母亲们偷走自己婴儿的些许珍馐。房门紧锁意味着里面藏有食物，战士们破门而入，用木棍直捣受害者的直肠，迫使他们说出谷物的藏匿处。如果什么都没找到，他们就像“受骗”了一样，变得更加“野蛮凶残”。士兵即使自己还有食物，也会出于习惯去屠杀和折磨城内的居民，“以随时保持疯狂的状态”。耶路撒冷因猎巫行动而四分五裂，人们互相指责对方是叛徒和囤积者。目睹这一切的约瑟夫斯后来反思说：“自创世以来，没有哪座城市曾容许这样的不幸发生，没有哪个时代曾养育出如此邪恶的一代人。”

年轻人在街上游荡，“就像影子一样，全都因营养不良而浮肿，一旦不幸降临，便会立刻倒地身亡”。有些人在埋葬亲人时去世，有些人在一息尚存时被草率地活埋，饥荒吞噬着一个又一个家庭。耶路撒冷人眼睁睁看着心爱的人死去，“眼睛却流不出泪水，嘴巴也喊不出声音”。深重的沉默和死寂的夜晚笼罩着这座城市，而那些逝去之人在临死的时候，“双眼还紧紧地盯着圣殿”。街上堆满尸体。很快，人们便不再顾及犹太律法，不再在这个庞大的藏尸所埋葬死者。耶稣在预言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时可能预见到了这一点，他说“让死者埋葬他们的死者”。有时，反叛者会把尸体扔到城外，而罗马人则任由这些尸体成堆地腐烂。抵抗者仍在抗争。

提图斯不是胆怯的罗马士兵，他在人生的第一次战斗中就用十字弓杀死了十二名犹太人。但他那时感到非常恐惧，非常吃惊，只能向上帝低吟这一切并非他造成的。作为“人类的宠儿和开心果”，提图斯以慷慨大方著称。当抽不出时间给战友送礼物时，他会说：“亲爱的朋友，我这一天白过了。”他身体强健，性格率直，脸庞圆润，嘴唇丰满，下巴上还有沟痕。事实证明，提图斯是一位极具天赋的指挥官，同时也是新皇帝韦斯巴芗倍加宠爱的儿子：他们未经确认的王朝的前景要仰仗提图斯镇压犹太叛军的胜利。

提图斯的随从里有许多犹太叛徒，其中包括三个耶路撒冷人：一个历史学家、一个国王，似乎还有一个和皇帝上过床的双料王后。那位历史学家是提图斯的顾问约瑟夫斯。约瑟夫斯是犹太叛军的指挥官，已经投靠罗马人，他是记录这段历史的唯一资料来源。那位国王是希律·亚基帕二世，一个正宗的罗马犹太人，在皇帝克劳狄的宫中长大。希律·亚基帕二世曾是犹太圣殿的监管人，这个圣殿由他的曾祖父大希律建造，他经常在耶路撒冷的王宫居住，尽管他统治着横跨今以色列北部、叙利亚和黎巴嫩等不同地区的领土。

国王的身边几乎总有他姐姐贝勒妮斯的身影。贝勒妮斯是一个犹太国王之女，通过联姻两次为后，不久又成了提图斯的情妇。她的罗马敌人后来斥责她是“犹太人中的克利奥帕特拉”。当时她已年近四十，约瑟夫斯却说“此时她正值风姿最佳、容貌最美的时候”。犹太人叛乱开始时，她和弟弟住在一起（他们的敌人说他们两个有乱伦的关系），二人最后一次运用理智，试图镇住叛乱者。此时，这三个叛变的犹太人无助地看着这座著名的城市经受死亡前的痛苦——贝勒妮斯是在毁灭者的床上观看这一幕的。

囚犯和逃兵带来耶路撒冷城内的消息，这些消息特别令约瑟夫斯感到沮丧，因为他的父母都被困在城里。就连守城的士兵也开始断粮，于是他们打起尸体的主意，在死人身上搜寻黄金、食物碎屑，甚至种子。这些人“像疯狗一样，走路跌跌撞撞、摇摇晃晃”。他们吃牛粪、皮革、腰带、鞋子和硬邦邦的干草。一个名叫玛丽的有钱女人，在没有钱和食物之后变得疯狂无比，杀死自己的儿子，并将他做成烤肉。她吃了一半，准备将剩下的一半留着以后吃。食物的香味在整座城市里弥散。造反者顺着香味找到这里，闯进她家，但是就连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在看到孩子被吃剩的一半尸体时，也禁不住“颤抖着跑出去”。

疑神疑鬼和偏执统治着圣城耶路撒冷。胡言乱语的骗子和说教的大师时常出现在大街上，向人们许诺拯救和解脱。约瑟夫斯观察说：“耶路撒冷就像一头发疯的野兽，因为缺乏食物，开始吃自己的肉。”

阿布月8日那天晚上，当提图斯躺下休息时，他的军队正遵照他的命令扑灭由银器熔化引发的大火，但是叛乱者袭击了正在灭火的军团士兵。罗马人成功反击，把犹太人逼进犹太圣殿里。一个被“神圣的愤怒”控制的军团士兵抓住一些正在燃烧的材料，在另一个士兵的托举下点着“一扇镀金窗户”的窗帘和边框，它们与圣殿周围的房间相连。第二天早上，大火已蔓延到神圣的中心。犹太人眼看火舌就要吞噬至圣之所，“大声呼喊，跑去救火”，但为时已晚。他们拥在内殿中，默默地看着大火将至圣之所吞没。

就在不远处的安东尼亚要塞的废墟里，睡梦中的提图斯被惊醒，他跳起来，“直奔至圣之所救火”。他的随从，包括约瑟夫斯，可能还有国王亚基帕二世和贝勒妮斯，尾随而来，而他们身后跟着成千上万的罗马士兵——所有人都“震惊不已”。这是一场疯狂的战斗。约瑟夫斯称提图斯再次下令扑灭大火，但这位罗马人的合作伙伴完全有理由为他的庇护人开脱而如此记录。每个人都在呼喊，大火在迅速蔓延。罗马士兵知道，根据战争法则，这座顽强抵抗的城市最终的命运只能是被洗劫。

他们假装没有听到提图斯的命令，甚至呼喊同伴把更多的火把扔进去。罗马士兵太冲动了，以至于许多人在嗜血的杀戮狂潮和对黄金的争夺中被踩死或被烧死。罗马人劫掠的黄金是如此之多，导致东方的金价很快下跌。虽然不能救火，但对最后胜利的前景深感宽慰的提图斯穿过燃烧的圣殿，抵达至圣之所。那个地方，即使大祭司一年也只能进去一次。自公元前63年罗马军人、政客庞培进去以后，再也没有外族人玷污过它的圣洁。提图斯朝里面看去，“发现里面的东西远比想象的高级”，约瑟夫斯写道，事实上，“不比我们自己吹嘘的差”。于是，提图斯命令百夫长鞭打纵火的士兵，但是士兵“已经抢红了眼”。当大火将至圣之所包围时，提图斯被助手拉到安全处，“而此时再也没有人能阻止他们放火了”。

战斗在耀眼的火焰中打响。饿得头晕目眩的耶路撒冷人迷茫、哀伤地穿过燃烧的大门。成千上万的平民和造反者聚集在圣坛的台阶上，等着战斗到最后或者无望地死去。所有人都被兴奋的罗马人割喉，仿佛这是一场大规模的人祭，直到“祭坛周围堆满尸体”，鲜血顺着台阶流下去。共有一万名犹太人在燃烧的圣殿中死去。

巨石和木梁因爆裂发出雷鸣般的响声，约瑟夫斯注视着圣殿的毁灭：

烈焰滔天，夹杂着倒地的受害者的呻吟声，山丘之高，加上燃烧范围之广，使人们误认为整座城市都陷入了火海。接着是喧闹声，想象不出比这更震耳欲聋、更令人恐惧的声音了。有罗马军团呐喊着向前冲的战斗口号，有被大火和刀剑包围的反叛者的咆哮声，有惊慌失措、只想奔逃却再次落入敌手的人们在面对死亡时的惊呼和尖叫声，这些声音与城市中其他人的哀悼恸哭混在一起。外约旦和周围的山峦弹射着回声，使喧嚣更甚。你或许会想，圣殿山已经从它的根基处沸腾了，因为到处都是火焰。

耶路撒冷的两座大山之一摩利亚山，曾经是大卫王存放约柜，以及他的儿子所罗门建造第一圣殿的地方，此刻这里是一片火海。热浪冲天，殿内的地面被尸体覆盖，而罗马士兵正踩着犹太人的尸体走向胜利。祭司们展开反击，一些人自愿葬身火海。狂暴的罗马人看到内殿被毁后，开始抢夺金子和器具，并在放火焚烧其他建筑物之前移出掠夺的赃物。

随着圣殿内院被毁，黎明来临，活着的叛军冲破罗马人的防线，进入迷宫似的外院，一些人逃进城内。罗马人出动骑兵进行反击，他们清理了叛乱者，然后烧毁圣殿的藏宝间。这里装满了金银财宝，这些财富来自从亚历山德里亚到巴比伦的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给圣殿交纳的税款。他们发现六千名妇女、儿童挤在那里期待末日来临——之前有个假先知宣称他们可以在圣殿里等到“救赎奇迹的信号”。罗马军队要做的只是将过道点着，并将这些人全部活活烧死。

罗马人把他们的鹰带到圣山上，向他们的神献祭，并推举提图斯为他们的皇帝——最高统帅。此时，祭司们仍躲在至圣之所附近。有两个祭司跳进火里，一个祭司成功救出圣殿珍宝——大祭司的长袍、两只黄金烛台以及圣所每天焚烧的成堆的香料和肉桂。当其他祭司投降时，提图斯将他们处死，理由是“祭司应该和他们的圣殿共存亡”。

耶路撒冷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一座满是地道的城市。现在，造反者消失到地下，但仍控制着希律城堡和西边的上城。提图斯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征服耶路撒冷其余地区。当耶路撒冷陷落时，罗马人和他们的叙利亚、希腊辅助部队“冲向大街小巷，手握长剑，见人就杀，还烧毁房屋，在房子里避难的人全部被烧死。夜晚的时候，杀戮停止，大火成为街道的主宰”。

提图斯和两个犹太军阀隔桥谈判，这座桥架在圣殿和城市之间的溪谷上面。提图斯提出，如果犹太人投降，就饶他们不死，但犹太人仍然拒绝投降。于是，提图斯下令洗劫并烧毁下城。城里几乎每间屋子都堆满了尸体。当耶路撒冷军阀撤到希律王宫和希律城堡时，提图斯修建土墙对其进行破坏。8月中旬，犹太历以禄月7日，罗马人开始袭击犹太人的防御工事。造反者在地道里坚持战斗，直到他们的一个首领吉沙拉的约翰（John of Gishala）向罗马人投降（他保住了性命，但等待他的是终身监禁）。另一个首领西蒙·本·乔拉（Simon ben Giora），身着白色长袍，从圣殿底下的地道中走出来，在欢庆提图斯的胜利及凯旋罗马的仪式中担任主角。

在蓄意的屠杀和之后有计划的破坏下，一个世界消失了，只留下一些瞬间凝结在时间里。罗马人杀死了老弱病残；在被火烧毁的房子的门阶上发现的一块女人手骨，向人们展示了当时的惊慌和恐怖；犹太区宅邸的灰烬述说了那个人间地狱的景况。在通往圣殿的巨大楼梯下面有一条街道，在街道旁边的一家商店里发现了两百枚铜币，它们或许是居民在城市陷落前的最后几个小时里秘密藏起来的。很快，就连罗马人都厌倦了杀戮，他们将耶路撒冷人赶到在圣殿的女院搭建起来的集中营中，进行筛选：起义者被杀死；身强力壮的人被送到埃及的煤矿做工；英俊的年轻人则被卖作奴隶，或者被送到竞技场与狮子搏斗，抑或作为展览品在凯旋仪式中供人观看。

约瑟夫斯在圣殿的庭院中搜寻可怜的囚犯，他找到自己的兄弟和五十个朋友，提图斯允许他把他们带走。他的父母可能已经死了。他注意到，他的三个朋友被钉在十字架上。“我心如刀割，将这一情况告诉提图斯”，提图斯下令将这些人从十字架上取下来，并找医生为他们医治，结果只有一个人活了下来。

提图斯决定像尼布甲尼撒一样将耶路撒冷摧毁，约瑟夫斯将这一决定归咎到造反者身上：“叛乱摧毁了这座城市，罗马人消灭了叛乱。”圣殿是大希律最令人敬畏的丰碑，拆毁它将是工程学上的一个挑战。皇家柱廊的巨大方石倒塌后压在新建的人行道上，将近两千年后，人们在巨大的岩石堆里发现了它们的存在：它们的形状和倒塌时一样，只是被一个又一个世纪的瓦砾碎片掩埋。碎石残骸被倒进紧挨圣殿山的山谷里，这个位于圣殿山和上城之间的山谷逐渐被碎石填满，如今几乎看不出山谷的模样。但是圣殿山的承重墙，包括今天的西墙被保留了下来。从希律的圣殿和希律的耶路撒冷城中掉落的石头遍布当时及后来的耶路撒冷，在之后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被征服者和建筑者——从罗马人到阿拉伯人，从十字军到奥斯曼人——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使用。

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死在耶路撒冷，而古代的历史学家在数字问题上总是粗心大意。塔西佗说，这个被围困的城市有六十万人，而约瑟夫斯则声称有超过一百万人。不管真实数字是多少，它都是非常庞大的，而所有这些人要么被饿死，要么被杀或者被卖作奴隶。

接下来，提图斯开始了他恐怖的凯旋之旅。他的情妇贝勒妮斯和她的国王弟弟在他们的首府凯撒里亚菲利皮（位于今戈兰高地）招待他。在那里，他观看成千上万的犹太囚犯互相打斗或者与野兽搏斗，直到死亡。几天后，他看到另外两千五百人在凯撒里亚海滨的角斗场被杀。在提图斯返回罗马庆祝胜利之前，更多的人在贝鲁特被杀，杀人者仅仅是为了取乐。

罗马军团“将城市的剩余部分彻底摧毁，还推倒了城墙”。提图斯只留下希律城堡的几座塔作为纪念“他好运的丰碑”。第十军团把指挥部设在希律的高塔里。“这就是耶路撒冷的结局，”约瑟夫斯写道，“它原是人类世界最壮丽、最具盛名的城市。”

五个世纪之前，耶路撒冷被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完全摧毁，在那次破坏后五十年间，圣殿被重建，犹太人也返回了耶路撒冷。但是公元70年的这次毁坏过后，圣殿再没有被重建——尽管中间有几段短暂的插曲，在将近两千年的时间里，犹太人不会再统治耶路撒冷。但这场灾难的灰烬不仅孕育着近代犹太教的种子，还孕育着耶路撒冷对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神圣性。

根据后来拉比犹太教[1]的传说，在围城早期，受人尊敬的拉比约翰南·本·撒该（Yohanan ben Zakkai）让门徒把他放进棺材里抬出这个注定要毁灭的城市，借此暗喻新犹太教的建立不再以圣殿的献祭仪式为基础。

仍旧居住在犹地亚和加利利乡间的犹太人，以及生活在罗马和波斯帝国大社区中的犹太人，都在哀悼耶路撒冷的陷落。自此以后，犹太人更加敬畏这座城市，《圣经》和口传律法也相应地代替了圣殿的地位，但据说上帝在上天之前曾在橄榄山等了三年半，以目睹圣殿是否会重建。这次破坏对基督徒来说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耶路撒冷的小基督教团体在耶稣的兄弟西门的领导下，在罗马人围城之前从这座城市逃了出去。罗马帝国的疆域里仍生活着许多非犹太基督徒，一部分耶路撒冷人仍保留在圣殿边祈祷的犹太教派传统。而今圣殿被毁，基督徒认为犹太人已经失去上帝的恩宠，于是耶稣的追随者彻底脱离母教，声称自己是犹太遗产的正当继承人。基督徒设想的是一个新的、天上的耶路撒冷，而不是现实中那个支离破碎的犹太城市。最早的几部福音书可能是在城市被毁后书写的，其中详述了耶稣是如何预见耶路撒冷被围困的：“你们将看到耶路撒冷被军队包围”，还有圣殿被毁，“没有一块石头留下”。被毁的圣所和犹太人的没落是新启示的有力证据。7世纪20年代，穆罕默德创立新宗教时，首先接受了犹太传统：面朝耶路撒冷祈祷并尊崇犹太先知。因为对他来说，圣殿被毁也证明上帝收回了对犹太人的祝福，并将它赐给伊斯兰教。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提图斯摧毁耶路撒冷的决定促成这座城市变为其他两种“圣书之民”所尊奉的神圣模板。从一开始，耶路撒冷的神圣性就不仅仅是自我演变的结果，而是随着少数人的决定不断提升。

公元前1000年左右，也就是比提图斯早一千年的时候，出现了第一个决定耶路撒冷命运的人——大卫王。

[1]拉比，希伯来语“rabbi”的音译，意为“老师”“先生”。“拉比”原是犹太人对师长的尊称，后指犹太教中学过《圣经》《塔木德》，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的人。拉比犹太教是公元70 年第二圣殿被毁后逐步形成的犹太教派别，其特点是重视对宗教律法的阐释，而不注重对教义的解释，强调世俗律法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译注

第一部分

犹太教

耶和华的城，以色列圣者的锡安……锡安哪，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

——《圣经·以赛亚书》

耶路撒冷是我出生的地方，那里坐落着至高无上的上帝的圣所。圣城不是犹地亚这一个国家的母亲城，大部分邻近土地也都以此为母亲城，甚至还有遥远的他乡，包括亚洲大部甚至欧洲，更不用说幼发拉底河另一边的国家。

——希律·亚基帕一世，引自斐洛《论特别法》

没见过耶路撒冷之辉煌的人终其一生也见不到一个合意的城市。没见过圣殿全貌的人终其一生也看不到一座辉煌的建筑。

——巴比伦塔木德，《住棚节之短文》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记念你，若不爱耶路撒冷甚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

——《圣经·诗篇》

耶路撒冷是东方最著名的城市。

——老普林尼，《自然史》

1 大卫的世界

第一任国王：迦南人

在大卫占领锡安城堡时，耶路撒冷就已经很古老了。但是，当时它还称不上是座城市，充其量只是一个小要塞，它所在的地方自古以来有许多名字——迦南、犹大、犹地亚、以色列、巴勒斯坦、基督徒的圣地、犹太人的应许之地。这块大约只有160千米长、240千米宽的土地位于地中海东南角和约旦河之间。郁郁葱葱的沿海平原为活跃在埃及和东方帝国间的侵略者、商人提供了最佳路径。但孤立、偏远的小镇耶路撒冷距离最近的海岸线也有大约48千米，远离商道，高高地耸立在悬崖、峡谷和犹地亚的山峦碎石之间，禁受着寒冬和酷暑的洗礼。然而，这些冷峻的山上非常安全，下面的山谷中有条小溪，足以养活一个城镇。

大卫之城的浪漫形象比任何可考证的历史事实都更加耀眼和生动。耶路撒冷的史前迷雾，在陶器的碎片、幽灵般的崖窟墓、城墙的断壁残垣、久远的王殿上的碑文，还有《圣经》的神圣文学中，因相隔千年而只能让我们看到黑暗中人类生活的浮光掠影。偶尔出现的线索只能瞬间照亮消失的文明的某个时刻，对于接下来几个世纪的生活，我们一无所知——只能等到下一次闪光照亮历史上的另一番景象。只有山川、河流和峡谷依旧，即使这些东西，在历经千年的风霜雨雪、战争和人为破坏后，也不再是原来的模样。多少可以肯定的是，到大卫王时期，神圣、安全和自然条件，使耶路撒冷成为众人心中坚不可摧的古老堡垒。

早在公元前5000年，人们就开始在耶路撒冷居住。在青铜时代早期，公元前3200年左右，当城市之母乌鲁克（Uruk，在后来的伊拉克境内）的市民人数达到四万人，耶路撒冷附近的耶利哥（Jericho）[1]成为一个设防的城镇时，人们将死者埋在耶路撒冷山间的坟墓里，并开始在小溪上方山上一座可能有围墙的村庄里建造四方形小房子。之后，这个村庄荒废了许多年。当古埃及的法老进入修建金字塔的鼎盛时期并完成伟大的狮身人面像时，耶路撒冷还不存在。当公元前20世纪米诺斯文明在克里特岛上日渐兴盛，当汉谟拉比国王即将在巴比伦编纂他的法典、不列颠人在巨石阵中做礼拜时，在埃及卢克索附近发现的一些陶器碎片中提到一个叫“乌尔萨利姆”（Ursalim）的城镇，它是夜晚星辰之神萨勒姆（Salem）或莎勒姆（Shalem）的一种译法。这个名字的意思可能是“萨勒姆已经建立”。[2]

在耶路撒冷，一个定居点在基训泉周围发展起来：迦南居民在岩石中开凿隧道，将泉水引到城堡中的一个水池。坚固的地下通道保证了他们的用水安全。对该遗址的最新考古发掘显示，迦南人是靠塔楼和厚墙来保卫基训泉的，他们的墙壁厚约7米，是用重3吨的石头建造的。塔楼可能还充当神庙，用以歌颂基训泉的天上神圣。在迦南的其他地方，身兼祭司一职的国王们建造了设防的塔寺。再往上走，会发现城墙的残余部分，这是耶路撒冷最早的城墙。事实证明，迦南人在建筑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耶路撒冷的其他居民，只有大约两千年后的大希律可与之相比。

公元前1458年，埃及占领巴勒斯坦，耶路撒冷人成了埃及的属民。埃及卫戍部队驻守在附近的雅法和加沙。公元前1350年，心惊胆战的耶路撒冷国王请求他的宗主埃及法老埃赫那吞提供帮助——甚至请求埃赫那吞派“五十名弓箭手”——保卫他的小王国不受周围国王和强盗的侵扰。国王阿布迪·赫帕称他的城堡是“耶路撒冷大地的首都，名字叫贝特·舒尔曼（Beti Shulmani）”，即“幸福之所”。“舒尔曼”这个词可能来源于城市原来的名字“萨勒姆”。

在南有埃及人、北有赫梯人、西北是正在进行特洛伊战争的迈锡尼希腊人的世界，阿布迪·赫帕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君主。他的名字是西闪米特文——许多中东民族在人种上都是闪米特人，他们所说的语言也是闪米特语，据说闪米特人的祖先是诺亚（Noah）的儿子闪（Shem）。因此，阿布迪·赫帕可能来自地中海东北部的某个地方。人们在法老的档案中找到阿布迪·赫帕的借兵请求，从请求中可以看出他的惊慌失措和阿谀奉承，这是耶路撒冷人首次见诸史端的话语：[3]

我七次拜倒在国王的脚下，然后再七次。这是米尔基利和舒瓦达图做下的伤天害理的事。他们违背国王的法律……率领基色人的军队……国王的土地已经掌握在哈卑路人（四处劫掠的亡命之徒）手里。现在，一个原属耶路撒冷的城镇已经由吉尔图的属下接管。希望国王听您的仆人阿布迪·赫帕倾诉，派遣弓箭手前来。

后续之事我们不得而知，无论这个处在包围中的国王命运如何，总之一百多年后，耶路撒冷人在基训泉上方、俄斐勒山上建起陡峭的阶梯状建筑——城堡之基，或者说是萨勒姆的圣殿，该建筑至今犹存。这些令人震撼的墙壁、塔楼和阶梯是锡安——大卫即将占领的迦南人的城堡——的一部分。公元前13世纪的某个时候，一个叫“耶布斯”（Jebusite）的民族攻占耶路撒冷。而此时，古老的地中海世界仍被来自爱琴海的所谓的海上民族的冲击波搅得四分五裂。

在袭击和迁徙的浪潮中，帝国纷纷衰落。赫梯人倒下了，迈锡尼人不可思议地被摧毁了，埃及摇摇欲坠——一个被称为希伯来人的民族登上历史舞台。

[1]“Jericho”，在中文《圣经》中作“耶利哥”，今作“杰里科”，是约旦河西岸的一个重要城镇，靠近死海，地势低洼。现在的杰里科城与圣经时代的耶利哥位置相距两公里。根据1994年5 月巴以达成的协议，巴勒斯坦在加沙、杰里科实行有限自治，杰里科为巴勒斯坦国家的一部分。在本书有关圣经时代的篇章中，将约定俗成地采用“耶利哥”这一译法，而在其他时候则用“杰里科”。——译注

[2]这时，埃及法老渴望统治迦南，但他们是否实现了愿望，不得而知。或许，他们用刻在陶器上的符号诅咒挑衅的统治者，或表达渴望。关于这些陶器碎片的说法几经转变，说明考古学既是科学，也是为满足叙事需要的。长期以来被广为接受的观点是，埃及人打碎花瓶和塑像，是为了诅咒在上面留下名字的地方。

[3]这是地方首领用巴比伦语给离经叛道的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公元前1352—公元前1336）写的三百八十个字符中的一些，这些字符都刻在烘干的泥板上。阿蒙霍特普四世一改埃及传统的多神崇拜，开创了太阳神崇拜：他将他的名字改为“埃赫那吞”。1887 年，在他的新都埃赫塔吞、今开罗南部的阿马尔奈发现了他的外务部的皇家档案馆——法老通信院。一种理论认为，“哈卑路人”是早期的希伯来人（或曰以色列人），事实上，当时的中东地区普遍用这个词指代抢劫者——在巴比伦语中，这个词只有“流浪者”的意思。希伯来人可能起源自哈卑路人的一支。

耶路撒冷的亚伯拉罕：以色列人

这段新的“黑暗时代”持续了三个世纪，一个奉行一神崇拜的、鲜为人知的民族——希伯来人（也称以色列人）得以在狭窄的迦南地定居并建立王国。从有关创世、民族的起源、希伯来人与上帝关系的故事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发展。他们将这些传说记录在神圣的希伯来文献中。这些文献后来被整理成《摩西五经》，即犹太《圣经》的第一部分《塔纳赫》（Tanakh），然后一代代传了下来。《圣经》是书中的经典，但它并非一部文献，而是一部文字驳杂的神秘丛书，由不同时代的无名作者怀着大相径庭的意图编著而成。

这部跨越许多年代、经由众人之手编写的神圣著作包括一些可考证的历史事实、一些不可考证的神话故事、一些无限美好的诗歌，还有很多可能加密过、也可能只是因错译而显得神秘的难解章节。它的大部分内容不是叙述历史事件，而是揭示更高的真理——一个民族和他们的上帝的关系。对信徒来说，《圣经》是神启的产物。对历史学家来说，它是矛盾的、不可靠的、不断重复的、[1]但又极其宝贵的材料，因为它通常是我们能够找到的唯一材料——实际上，它还是耶路撒冷的第一本重要的传记。

据《圣经》第一卷《创世记》记载，希伯来人的始祖是亚伯兰（Abram）——书中描述他从乌尔（Ur，今伊拉克境内）过来，定居希伯伦（Hebron）。希伯伦位于迦南，是上帝应允给亚伯兰的土地，上帝还把他的名字改为“多国之父”——亚伯拉罕。在旅行的过程中，亚伯拉罕受到萨勒姆的祭司国王麦基洗德的欢迎，麦基洗德以至高真神伊利昂的名义欢迎亚伯拉罕的到来。这是《圣经》中第一次提到这个城市，这意味着耶路撒冷已经是由祭司王统治的迦南圣地。后来，上帝命令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地”的一座山上——摩利亚山，即耶路撒冷的圣殿山——拿他的儿子以撒献祭，以测试亚伯拉罕的忠诚度。

亚伯拉罕的无赖孙子雅各耍手段夺得继承权，但在同一个陌生人的摔跤比赛中救赎了自己，原来这个陌生人就是上帝，雅各的新名字“以色列”——“与神角力之人”——由此而来。犹太民族正是起源于此，他们同上帝的关系饱含激情又充满波折。以色列是移居埃及的十二个部落的始祖，在这些所谓先人的故事中有诸多矛盾之处，因此界定它们的历史起点是不可能的。

四百三十年后，《出埃及记》将以色列人描述成法老建造城市时受压迫的奴隶，他们在上帝的帮助下，在一个名叫摩西的希伯来王子的带领下奇迹般地逃出埃及（犹太人仍在逾越节庆祝这一事件）。在犹太人穿越西奈的时候，上帝授予犹太人《摩西十诫》，并承诺如果以色列人按照这些戒律生活、礼拜，就把迦南赐予他们。摩西试图探寻上帝的本质，问“您叫什么名字”，他听到威严的、令人生畏的回答：“我就是我。”（I AM THAT I AM.）一个没有名字的上帝。希伯来语的表达是“YHWH”：雅卫（Yahweh）[2]，后来基督徒把它错拼成“耶和华”（Jehovah）。[3]

确实有许多闪米特人定居埃及。拉美西斯二世可能就是那个强迫希伯来人为他建造积货城（store-cities）的法老。摩西是埃及人的名字，这至少证明他来自埃及。没有理由怀疑一神教第一位有魅力的领袖——摩西或者某个与他相似的人——接受了神启，因为宗教都是这样开始的。闪米特人逃避压迫的传说貌似合理，但无法确定发生的日期。

摩西从尼波山上看见上帝的应许之地，但至死没有踏上这块土地，是他的继任者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据《圣经》所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是一个充满血腥杀戮、逐渐定居下来的过程。考古领域没有获得任何以色列人征服、占领迦南的证据，但游牧定居者确实在犹地亚高地建了许多没有围墙的村庄。[4]这群逃离埃及的以色列人可能就是其中之一。对自己的上帝——雅卫——的崇拜将以色列人团结在一起——他们在一座可移动的圣殿里敬拜上帝，圣殿是一个供有神圣木匣的帐篷，此木匣以“约柜”之名著称。他们可能是通过讲述先人的故事来确立自己的身份。从亚当和伊甸园到亚伯拉罕，这些传说中有许多后来不仅为犹太人所尊奉，还受到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尊崇——并在耶路撒冷落地生根。

现在，以色列人第一次离这座城市如此之近。

[1]“创世记”（The Creation）的故事在《圣经·旧约·创世记》中出现了两次（1.1—2.3，2.4—25）。《创世记》包括亚当的两个宗谱、两则大洪水的故事，耶路撒冷两次被占领的故事，以及上帝把雅各的名字改为“以色列”的故事。其中还有许多时间混淆的错误，比如非利士人（Philistine）和亚兰人（Aramean）在抵达迦南之前就在《创世记》里出现了。骆驼成为负重的牲畜，这一形象出现得过早了。学者认为，《圣经》最早的几卷是由不同的作者创作的，其中一位强调埃尔神（EL），迦南人的神；另一位则大书特书耶和华，以色列的唯一神。

[2]在希伯来《圣经》中，上帝的名字以四个辅音字母“YHWH”（或“YHVH”）来表示，读音为“雅卫”，含义为“我是”（I Am或I Will Be）。由于《摩西十诫》（接上页）中有“不可妄称上帝的名”一诫，故古希伯来人遇到上帝的名字时不能直接读出，而是读作“阿东乃”（Adonai），意为“吾主”（My Lord）。公元六七世纪以后，犹太学者创造出希伯来文元音字母，因此，便在“Y”“H”“W”“H”四个辅音字母后标注上元音字母“e”“o”“a”，于是出现了“Yahweh”“Yahve”等新名词，若不避讳地读出，这些词发音仍为“雅卫”。基督教继承希伯来《圣经》为《旧约》后，把上帝的名字误读成“耶和华”（Jehovah）。现代新版的基督教《圣经》已逐渐用“主”取代“耶和华”，但犹太人从根本上不认同“耶和华”的称呼。为了遵循犹太人的传统，文中凡涉及上帝的名字一律采用“雅卫”译法；而原文中出自《圣经》的话，则因循中文《圣经》和合本的旧译，仍作“耶和华”，特此说明。——译注

[3]当圣殿屹立在耶路撒冷时，只有高级祭司能念出“YHWH”这个词，并且一年只能念诵一次。即使今天，犹太人仍忌讳说出这个词，而更喜欢用“Adonai”（主），或者用“HaShem”（不可说的名字）来指代上帝。

[4]以色列人入侵迦南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由此产生了各种无法自圆其说的理论。而对耶利哥的袭击（耶利哥的城墙在约书亚的号角声中轰然倒塌）似乎是虚构的：耶利哥比耶路撒冷还古老（2010年，巴勒斯坦当局庆祝这个城市建立一万年——尽管日期是随机选择的）。然而，耶利哥曾有段时期无人定居，目前也没有城墙倒塌的任何考古证据。很难按字面意思理解征服假说，因为在这个小地方经常发生战斗（正如《约书亚记》中所说的那样）。耶路撒冷附近的伯特利确实是《士师记》中为数不多的被征服的城镇之一，事实上，这个城市是在13 世纪被摧毁的。以色列人可能比外界认为的要爱好和平和宽容许多。

2 大卫的崛起

年轻的大卫

约书亚在耶路撒冷北部的示剑建立据点。在那里，他为雅卫建造了一座圣殿。耶路撒冷是亚多尼洗德国王统治的耶布斯人的故乡，这个国王的名字表明他是一个祭司王。亚多尼洗德虽然努力抗击约书亚的入侵，但最终还是被打败了。然而，犹大的儿子们不能将耶布斯人赶出耶路撒冷，由他们和犹大的子孙一起在耶路撒冷居住、生活，直至今日。公元前1200年前后，拉美西斯大帝的儿子梅内普塔，可能是那个被迫释放摩西带领的以色列人的法老，面临海上民族的袭击——海上民族将近东的古老帝国搞得天翻地覆。法老为了恢复秩序，突袭迦南。回国后，他将这次胜利铭刻在底比斯神庙的墙上，宣称他已打败海上民族，重新占领阿什凯隆，并屠杀了一个在历史中首次亮相的民族：“以色列被摧毁了，但它的子孙没有断绝。”

以色列还不是一个王国。《士师记》中说，它是一个由长者统治的部落联盟。现在，他们遇到一个新的敌人，即海上民族之一、发源于爱琴海的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占领了迦南海岸，建造了五个富裕的城市，在这些城市里织衣服，制作红、黑两色陶器，奉行多神崇拜。从小乡村过来的山坡牧羊人以色列人无法与见多识广的非利士人相提并论，非利士步兵身着希腊式胸甲、护胫甲和头盔，挥舞着能够挑战埃及笨重战车的短兵器。

以色列人选出富有魅力的军事领袖——士师——同非利士人和迦南人作战。《士师记》中被严重忽视的一节称，是以色列人攻占并烧毁了耶路撒冷；如果事实果真如此，说明当时的以色列人并不想保留耶路撒冷这个据点。

在公元前1050年左右的以便以谢战役中，非利士人彻底打败以色列人，摧毁了他们在示罗的圣所，俘获了雅卫的神圣象征——约柜，并向耶路撒冷周围的山区挺进。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希望“和其他民族一样”的以色列人决定推选一位由上帝选择的王。他们向日渐年老的先知撒母耳求助。先知不是未来的预言者，而是对当下局势做分析的人——先知（propheteia）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诠释神的意志”。以色列人需要一个军事指挥官，于是撒母耳选择了年轻的勇士扫罗，并用圣油为他施膏油礼。扫罗在基遍的一个山顶要塞发号施令，此地距离耶路撒冷北部约5千米。“统帅我的人民以色列人的首领”扫罗，打败摩押人、以东人和非利士人，由此证明撒母耳的选择是正确的。但扫罗不适合当国王，因为“出自上帝之手的恶灵折磨着他”。

面对精神不稳定的国王扫罗，撒母耳将目光转向其他人。他发现伯利恒的耶西的八个儿子中有一个天赋异禀：“最年轻的大卫‘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大卫“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在《圣经·旧约》中，大卫是最引人注目、形象最丰满的人物。神圣耶路撒冷的这位缔造者是诗人、征服者、杀人犯、奸夫，具有圣王的特质，又是有缺点的冒险家。

撒母耳将年轻的大卫带到宫中。大卫在这里接受扫罗王的任命，成为为国王执掌兵器的人员之一。当国王发疯时，大卫展示了他的第一种天赋：弹竖琴安抚国王，“扫罗便舒畅爽快”。大卫的音乐天赋是他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一些归到他名下的赞美诗有可能就是他本人创作的。

非利士人挺进以拉谷。扫罗和他的军队遭遇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派出体型巨大的勇士，来自迦特（Gath）[1]的哥利亚（Goliath），他的全副武装与以色列人单薄的装备形成鲜明对比。扫罗害怕双方发生激战，所以当大卫要求同歌利亚单打独斗时，扫罗松了一口气——尽管他对大卫能否打败哥利亚表示怀疑。大卫“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挥舞投石器，将石头掷出去，砸在哥利亚的额头上，直到石头陷进哥利亚的额头里。[2]大卫砍了倒下的非利士冠军的脑袋，然后，以色列人一路追赶非利士人，直到他们的城市以革伦。无论真相如何，这个故事表明，大卫年纪轻轻就赢得英勇善战的名声。[3]

扫罗给大卫晋升，但街上的妇女却吟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视大卫如友，扫罗的女儿米甲也爱慕大卫。扫罗虽然允许他们结婚，自己却饱受嫉妒折磨，曾两次试图用标枪杀死女婿。米甲公主让大卫从王宫的窗户逃脱，救了他一命，后来大卫又得到诺布祭司的庇护。国王追捕他，将祭司们杀至只剩一人，但大卫再次逃脱，并在逃亡途中成为六百个强盗的首领。他两次潜伏到睡着的国王身边，但都饶了国王一命。他的行为使扫罗泣声说：“你比我公义！”

最后，大卫叛逃到迦特的非利士国王那里，非利士国王将自己的领土洗革拉赐给他。非利士人再次入侵犹大并在基利波山上打败扫罗。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被杀，扫罗本人挥剑自尽。

[1]因为《圣经》的缘故，“非利士”这个词是以“粗鄙无文”的意思进入语言中的（尽管非利士人的文化修养非常高），而迦特人的名字“Gits”也被纳入地方语言当中。但是非利士人用自己的名字（Philistine）命名了这块成为罗马巴勒斯提纳（Palestina）行省的土地，巴勒斯坦之名由此而来。

[2]当时的投石器不是儿童的玩具，而是一种有力的武器。埃及贝尼哈桑的铭文显示，投石手在战斗中同弓箭手并肩作战。埃及和亚述的皇室铭文显示，投石队是古代世界帝国军队中的正规部队。据说，有技术的投石手能够将经过特殊打磨的网球大小的石头以约161—241 千米的时速掷出。

[3]大卫是个假名还是一个君王的名字？《圣经》中两次讲述哥利亚的故事，在第二个版本中，“大卫”这个以色列少年英雄名为“伊勒哈难”（Elhanan），这是大卫的真名吗？

3 王国和圣殿

大卫：王城

一个年轻人来到大卫的营地，声称扫罗已经被他杀了：“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杀了这个信使，在这首流传千古的诗歌中哀悼扫罗和约拿单：

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号。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妆饰……扫罗和约拿单，活时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还强……英雄何竟仆倒！战具何竟灭没！

在这黑暗的时刻，南方的犹大部落为大卫施膏油礼，立他为王，定希伯伦为首都，而扫罗活下来的儿子伊施波设接替扫罗，统治以色列的北方部落。在一场长达七年的战争之后，伊施波设被杀，北方部落也立大卫为王，为他施膏油礼。王国统一了，但以色列和犹大之间的隔阂只有大卫的魅力才能够弥合。

耶路撒冷——因这里居住着耶布斯人，又称“耶布斯”——就在扫罗的大本营基遍的南部。大卫和他的军队向锡安城堡进发，面对的是今人在基训泉周围发现的强大的防御工事。[1]据说，锡安城堡是坚不可摧的，大卫是如何占领它的仍然是个谜。《圣经》中说，耶布斯人让瞎子和瘸子列队站在城墙上，以警示进攻者，眼盲和瘸腿的命运将降临在任何攻城者身上。但是国王不知用什么方法潜入了城内——借助一样东西，希伯来《圣经》称之为“Zinnor”，可能是条隧道，就是现在在俄斐勒山上发掘出的错综复杂的道路之一；也可能是某种神秘咒语。不管怎样，大卫占领了锡安城堡，它就成了大卫的城。

这次攻城可能只是一场宫廷政变。大卫没有屠杀耶布斯人，相反，他把他们笼络到自己的多民族宫廷与军队中。大卫把锡安城改名为“大卫城”，修缮城墙，并把约柜（在战争中夺了回来）迎回耶路撒冷。约柜可怕的神圣性杀死了一个挪动它的人，于是大卫把它寄放在一个值得信赖的迦特人那里，直到能够安全搬运它。“大卫和以色列族人在呐喊声和喇叭声中抬起上帝的约柜”。大卫缠上祭司的裹腰布，“在上帝面前尽情跳舞”。作为回报，上帝向大卫许诺：“你的族人和你的王国将永世长存。”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大卫宣布雅卫已定居圣城。

扫罗的女儿米甲嘲笑丈夫半裸着归顺上帝，她认为这是一种粗俗的虚荣。《圣经》的前几卷混杂着古代文本与后来追记的故事，《撒母耳记》（下）和《列王纪》（上）中所隐藏的丰满的、不英勇的大卫形象读起来如此生动形象，很有可能是基于宫廷侍臣的回忆录创作的。

大卫选择锡安城堡这个要塞做首都，是因为它既不属于北方部落，也不属于他的南方犹大部落。他把从征服的敌人那里夺得的黄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在这里为自己建了一座宫殿。他又从推罗的腓尼基盟友那里进口香柏木，装点宫殿。据说，大卫征服了一个从黎巴嫩一直到埃及边界的王国，东至今天的约旦和叙利亚，甚至在大马士革部署了驻军。《圣经》是我们了解大卫的唯一来源：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850年间，埃及和伊拉克的帝国湮没无闻，留下的王室记录寥寥无几，但是，它们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地带。大卫当然是存在的：1993年，在以色列北部但丘发现的公元前9世纪的碑文显示，犹大的国王们以“大卫世家”著称，由此证明大卫是王国的创始人。

然而，大卫的耶路撒冷非常小。此时，巴比伦城（今伊拉克境内）占地面积约1000万平方米，就连附近的夏琐镇也有约80万平方米，耶路撒冷的面积可能不超过6万平方米，城堡周围最多能容纳大约一千两百人。但最近发现的基训泉上的防御工事证明，大卫的锡安城比之前想象的要大得多，尽管与帝国的首都有很大差距。[2]大卫和他的克里特、非利士以及赫梯雇佣军一起征服的王国貌似也存在，但《圣经》还是有所夸大，大卫的王国只是一个靠大卫的人格、品性团结在一起的部落联盟。后来的马加比人将展示，在（亚历山大）帝国权力真空时期，充满活力的军阀是如何迅速征服一个犹太帝国的。

一天晚上，大卫在王宫屋顶休息时，“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她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这不是拔示巴吗？”这个女子已经嫁给大卫的一个非以色列雇佣军首领，赫梯人乌里安。大卫召见拔士巴，“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怀了孕。国王命令指挥官约押将她的丈夫从今天的约旦战场上召回。乌里安回来后，大卫命令他回家“洗脚”，其实大卫的真实意图是让他同拔示巴睡觉，以掩饰她怀孕的事实。但是，乌里安拒绝如此，于是大卫命他把带信给约押，信中说：“要派乌里安到前线战事极险之处……使他被杀。”乌里安最后战死沙场。

拔示巴成为大卫最喜爱的妻子，但先知拿单给国王讲了一个拥有一切的富人仍去偷一个穷人家里唯一一只羊的故事。大卫被这种不公所震撼：“行这事的人该死！”“你就是那人。”拿单回答说。国王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可怕的罪行。大卫和拔示巴因为这个罪行失去了他们的头生子，但他们的第二个儿子所罗门活了下来。

大卫掌管的宫廷远非一个圣王的理想宫廷，而是一个充满争斗的地方。和许多以一个强人为中心的帝国一样，当大卫被病痛折磨时，帝国就开始分裂：大卫的儿子们为继承权争得你死我活。大卫最大的儿子暗嫩有望继承王位，但他最喜欢的儿子是暗嫩同父异母的弟弟，被宠坏的、野心勃勃的押沙龙。押沙龙的头发充满光泽，体形毫无瑕疵，在整个以色列，没有第二个人像他那样因为漂亮而备受称赞。

[1]这是世界上被挖掘次数最多的考古遗址。目前这次由罗尼·赖克（Ronny Reich）教授主持的围绕基训泉的挖掘活动，是对该遗址进行的第十二次挖掘，这次挖掘发现了前文所描述的迦南人的城堡（第25页）。1867年，英国考古学家查尔斯·沃伦（Charles Warren）发现了一口从俄斐勒山直通基训泉的竖井。长期以来，人们都以为沃伦发现的竖井是人造的，是耶路撒冷人取水用的，但最近一次发掘推翻了以上所有结论。这次发掘显示，沃伦发现的井似乎是天然的。事实上，水是流到一个人造的、开凿岩石而成的水池里的，周围的高塔和墙壁保护着水池。

[2]现在，声称大卫城只是一个部落酋长的小城堡的极小派和接受传统圣经故事中的帝国首都之说的极大派，围绕大卫城的规模争论不休。直到但丘碑文被发现为止，极端的极小派甚至暗示大卫这个人根本不存在，他们指出，除《圣经》外，缺乏任何可以证明大卫曾经存在的考古证据。2005年，埃拉特·马佐尔（Eilat Mazor）博士声称她发现了大卫王的宫殿。人们普遍怀疑，但她似乎已经发掘出一座公元前10 世纪的宏大的公共建筑，该建筑和迦南人的城堡以及阶梯式建筑一起构成大卫的城堡。

押沙龙：一个王子的崛起和倒台

暗嫩引诱押沙龙的妹妹塔玛到家里并将其强奸，押沙龙命人在耶路撒冷城外杀死了暗嫩。在大卫悲伤难过的时候，押沙龙从首都逃脱，三年后才返回。大卫和他最喜欢的儿子达成和解：押沙龙在王座前俯首，大卫则亲吻了他。但押沙龙王子依旧不能控制自己的野心。在耶路撒冷，他乘马车招摇过市，让五十人骑马为他开路。他动摇了父亲的统治——“押沙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还在希伯伦建立了自己的反叛朝廷。

押沙龙像冉冉升起的太阳，人们纷纷投奔他。而今，大卫重整旗鼓：他取走象征上帝荣宠的约柜，放弃耶路撒冷。当押沙龙在耶路撒冷站稳脚跟后，老国王召集自己的力量，并吩咐他的将领约押：“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押沙龙”。当大卫的军队在以法莲森林屠杀叛乱分子时，押沙龙骑着骡子仓皇而逃。但是他漂亮的头发最终导致了他的灭亡，因为“押沙龙骑着骡子，从大橡树密枝底下经过，他的头发被树枝绕住，将他悬挂起来，身下的骡子便离他去了”。约押看到在空中吊着的押沙龙，便杀了他，还把他的尸体埋在一个坑里，而不是叛乱王子为自己修建的石柱子底下。[1]“少年人押沙龙平安不平安？”国王悲戚地问道。得知王子已死，大卫哀痛地说：“我儿押沙龙阿，我儿，我儿押沙龙阿，我恨不得替你死，押沙龙阿，我儿，我儿！”当饥荒和瘟疫在王国蔓延时，大卫站在摩利亚山上，看到死亡天使在向耶路撒冷逼近。他经历神显，获得神启，神命令他在那里建一座圣坛。耶路撒冷可能已经有一座圣殿，因为它的统治者被描述成祭司王。城市的原住民之一，耶布斯人阿劳纳在摩利亚山上拥有地产，这表明耶路撒冷城已经从俄斐勒山扩张到附近山上。于是，大卫用50谢克尔银子买了牛和打谷场。大卫在那里为上帝建了一座圣坛并奉上燔祭和感恩祭。大卫计划在那儿建一座圣殿，并从推罗国王腓尼基人阿比巴尔那里订购香柏木。这是大卫帝王生涯的巅峰，让他的子民靠近上帝，将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团结在一起，并膏立耶路撒冷为圣城。但世事难料，上帝告诉大卫：“你不可以我之名建造殿宇，因为你是一个身经百战的人，你让别人流过血。”

大卫“年纪老迈、疾病缠身”，他的廷臣和儿子们都在阴谋夺取继承权。大卫的儿子亚多尼雅企图篡夺王位，身姿轻盈的童贞女亚比煞被带进来分散大卫的注意力。但密谋者低估了拔示巴的能耐。

[1]公元1170年，图德拉的便雅悯（Benjamin of Tudela）首次提到汲沦谷中以押沙龙柱子之名著称的金字塔。该金字塔的建造时间不是公元前1000年，实际上，它是公元前1世纪的一个坟墓。中世纪时，犹太人被禁止进入耶路撒冷，甚至被禁止靠近西墙，他们就在柱子旁边祈祷。即使到了20 世纪早期，路经此地的犹太人仍习惯于朝柱子吐唾沫或扔石头，表达对押沙龙不忠行为的厌恶。

所罗门：圣殿

拔示巴声称她的儿子所罗门拥有王位继承权。大卫把祭司撒督和先知拿单叫过来，让这二人护送所罗门坐大卫本人的骡子前往神圣的基训泉。二人在那里给所罗门施了膏油礼，任命他为国王。号声响起，民众欢腾。亚多尼雅听见庆祝声，便躲到神圣的祭坛里，所罗门则保证，不会伤害他的性命。

在统一以色列、把耶路撒冷建设成上帝之城后，大卫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临死前，他命令所罗门在摩利亚山上建造圣殿。四百年后的《圣经》作者将大卫的不完美塑造成圣王的本性，他们之所以那样做，是为了让他们的时代引以为戒。大卫被埋在大卫城。[1]他的儿子与他完全不同。所罗门将完成那个神圣的使命——公元前970年左右，他以血腥的方式开启了他的统治。

王太后拔示巴要求所罗门允许他同父异母的哥哥亚多尼雅迎娶大卫王最后一个妃子亚比煞。所罗门讽刺地问：“还要为他求国吗？”所罗门命人杀死亚多尼雅并清洗父亲大卫的老卫队。这是大卫的宫廷史学家讲述的最后一个故事，实际上，也是唯一一个从中可以看出所罗门作为凡人的故事——此后的他将成为一位传奇的帝王，具有超凡智慧和雄才大略的帝王。所罗门做任何事都比普通的国王做得更出色：他的智慧成就了三千则寓言故事和一千零五首歌曲，他有七百个妻子和三百个嫔妃，他的军队有一万两千名骑兵和一千四百辆战车。这些昂贵的军事力量部分展示在他的要塞城镇：美吉多、基色和夏琐，而他的舰队驻扎在亚喀巴湾的以旬迦别。

所罗门与埃及、奇里乞亚从事香料、黄金、战车和马匹贸易。他同腓尼基盟友、推罗的希兰国王一同派遣商队远赴苏丹和索马里。所罗门盛情接待率驼队远道而来的示巴（也可能是萨巴，今也门）女王，女王来到耶路撒冷，“有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黄金来自俄斐——可能是印度的某地；青铜产自所罗门自己的矿井。他用自己的财富装饰耶路撒冷：“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最能反映所罗门国际声望的事是他同法老女儿的联姻。法老们几乎不把女儿嫁给外国君主，特别是刚刚摆脱山区牧羊人首领身份的“暴发户”犹地亚人[2]。但一度傲慢的埃及人正遭遇可耻的混乱，法老西阿蒙突袭距离耶路撒冷不远的基色，可能是因为发现自己孤军深入到离家甚远的地方，他把战利品连同女儿一起送给了所罗门。这在任何时代都是难以想象的荣耀。然而，他最引以为傲的杰作是父亲计划建造的耶路撒冷圣殿。

“耶和华殿”伫立于庄严神圣的卫城之中，紧挨所罗门的皇家宫殿。正如《圣经》所描绘的，包括黎巴嫩林宫和国王进行审判的圆柱大厅，其奢华的大厅与宫殿都被金子和香柏木包裹，富丽堂皇。

这不光是以色列人的成就。在黎巴嫩沿海独立城邦生活的腓尼基人是地中海最老练的工匠和航海商人，以推罗紫——他们民族的名称（phoinix，意为“紫色”）源于此——以及发明了字母表闻名于世。推罗的希兰国王不仅供应柏木和香柏木，还提供雕刻金银饰品的手工艺人。一切都是“纯金的”。

圣殿不仅是神圣之所，还是上帝在俗世的住宅，它是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综合建筑群，宽约10米，长约35米，周围墙壁环绕。首先是由两根高约10米的铜柱组成的大门，铜柱的名字分别是“雅斤”（Yachin）和“波阿斯”（Boaz），上面装饰着石榴和百合。穿过大门，是一个巨大的、有柱子的开放式庭院，庭院三面都是两层楼的房间，里面可能装着皇家档案或金银财宝。门廊通向一个神圣的大厅，大厅的墙上挂着十盏金灯，香炉前面摆着一只黄金桌子，上面放着无酵饼，以作祭神之用；大厅里还有一个水池和一个上面搭着毛巾的有轮子的水盆，作清洁之用；此外，有一个被称为“海”的铜池。台阶通向至圣之所[3]，至圣之所是一个小房间，由两个长着翅膀的智天使守卫，智天使高约5.2米，用贴着金箔的橄榄木制成。

然而，所罗门更看重自己的荣耀。他花了七年时间建造圣殿，花了十三年时间建造自己的宫殿，后者更大一些。上帝的住宅必须保持静默，所以“那里面既没有锤子、斧子，也没有任何铁质工具”。所罗门的腓尼基工匠在把东西运到耶路撒冷前，就在推罗做好了装饰石头，雕刻柏木和香柏木，以及制作金、银、铜饰品的工作。所罗门王通过扩充旧城墙来加固摩利亚山，此后，“锡安”这个名字既用来形容原来的城堡，也用来形容新的圣殿山。

当所有工程都完工的时候，所罗门把民众召集起来，观看祭司将盛放约柜的合欢树木匣从大卫之城、锡安城堡的帐篷抬到摩利亚山的圣殿。所罗门在圣坛前献祭，接着，祭司们将约柜抬进至圣之所，放在两个巨大的黄金智天使的翅膀下。除了智天使和约柜，至圣之所里空无一物。约柜只有约1.2米长、76厘米宽，除了刻着摩西律法的石板，里面没有别的东西。它是如此神圣，不是为大众崇拜设计的，在这空旷的地方住着简朴的、无形的神雅卫——这种观念是以色列人所独有的。

当祭司走出至圣之所的时候，神显之“云”、“耶和华[4]的荣光充满了殿”。所罗门在民众面前为圣殿祝圣，他对上帝说：“我已经建造殿宇作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上帝回答说：“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这后来发展成为犹太历中第一个参拜圣地的节日：“所罗门每年三次在他为耶和华所筑的坛上献燔祭。”那一刻，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世界中的神圣观找到了永恒的家。犹太人和其他圣书之民相信，神之所在从来没有离开过圣殿山。耶路撒冷将成为世界上神与人交流的最佳场所。

[1]据说，几百年后，马加比王约翰·西卡努斯为了用钱打点一个外国征服者洗劫了大卫的坟墓。两千年后，就是十字军王国时代，在锡安山上修复最后晚餐处——耶稣享用最后晚餐的地方——的工人，发现了一个他们认为是大卫坟墓的房间。这里成为受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共同尊奉的地方。但大卫坟墓的真正所在仍然是个谜。

[2]犹地亚人，一方面指犹大部落的成员、犹大王国的子民，另一方面指代从犹地亚这个地区流亡到其他地方的希伯来人，即后来的犹太人。——译注

[3]至圣之所到底在哪里？这是当今政治领域的一个爆炸性问题，也是任何倡导共同拥有耶路撒冷的巴以和平协议无法攻克的难题。就此问题存在许多种理论，主要看后来被大希律扩建的圣殿山的面积。大部分学者认为，至圣之所就在伊斯兰教岩石圆顶清真寺的那块岩石上面。一些人认为这个神秘的、崎岖的黄色山洞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是一个墓穴，民间似乎对此保有记忆：公元前540年前后，从巴比伦归来的流亡者在这里发现了耶布斯人阿劳纳的头骨。公元2世纪的犹太口传律法汇编集《密西拿》（Mishnah）称它是“深渊之墓”，人们因“害怕任何深处的坟墓”而将其挖空。穆斯林称它为“灵魂之泉”。犹太人和穆斯林都相信这是亚当被创造的地方，是亚伯拉罕差点拿以撒献祭的地方。可能在公元691年，哈里发阿卜杜拉·马利克（Abd al-Malik）选择在该遗址上建造圆顶寺，该举动至少部分地使圣殿成为伊斯兰教的遗产。犹太人将圆顶寺的那块岩石视为圣殿的基石。

[4]此处袭用中文《圣经》和合本译文，但“耶和华”应作“雅卫”，参见第29 页译注。——译注

所罗门：衰微

所有理想中的耶路撒冷，无论是新的、旧的、天上的、尘世的，都是基于《圣经》对所罗门之都的描述。但是没有其他资料可以印证这一描述，后人也找不到所罗门圣殿的任何痕迹。

但这并不令人惊奇。因为不可能出于政治和宗教原因对圣殿山进行发掘，即使允许发掘，也可能找不到所罗门圣殿的痕迹——它至少两次被毁，至少一次被削平到基岩部位，又经过无数次改建。就圣殿规模和结构的描述还貌似可信，即使《圣经》的作者们夸大了它的宏伟壮丽。所罗门圣殿是当时的经典神庙。腓尼基神庙（所罗门圣殿部分以此为蓝本）香火旺盛，数百官吏、庙宇娼妓（她们所获金钱成为神庙所得），甚至庙宇里的理发师（他们给将头发献给神的人理发）经营着神庙。在该地区发现的叙利亚神殿的布局，连同宗教设施，像洗濯盆之类，都与《圣经》中对所罗门圣殿的描述极为相似。

《圣经》所描述的圣殿里黄金、象牙之丰富是完全可信的。圣殿落成一个世纪以后，以色列的国王们在撒马利亚豪华的宫殿里主政。考古学家已经在那里发现了象牙制品。《圣经》中说，所罗门将五百个黄金盾牌献给圣殿，其他材料证明，那个年代黄金特别多——可以从俄斐进口，埃及人也在努比亚开采金矿。所罗门死后不久，法老舍松契威胁进攻耶路撒冷，正是圣殿的黄金宝藏将他打发走的。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所罗门王的宝藏是虚构的，但他统治期间开采的铜矿现在已在约旦被发现。他军队的规模可能也是真的——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世纪后，以色列的一个国王能拿出两千辆战车。[1]

所罗门的尊贵气派可能被夸大，但他的衰微却是无比真实的：睿智之王成了不受欢迎的暴君，他通过高额的税收和“鞭笞的惩罚”为自己的穷奢极欲提供资金。让两百年后编写《圣经》的一神论作者们厌恶的是，所罗门不光对着雅卫祈祷，还对着其他地方神祈祷；不仅如此，他还“爱慕许多稀奇古怪的女人”。

摆在所罗门面前的是南部的以东地区和北部的大马士革地区的叛乱活动，而他的将领耶罗波安开始策划在北方部落中举起起义大旗。所罗门派人暗杀耶罗波安，但这位将军逃到埃及，并得到复兴帝国的利比亚法老舍松契的支持。以色列王国摇摇欲坠。

[1]《圣经》中称美吉多、基色和夏琐要塞为所罗门的积货城。但在21世纪的争论中，以伊斯雷尔·芬克尔斯坦（Israel Finkelstein）为首的修正主义者认为这些要塞实际上是（圣殿落成）一百年后建造的叙利亚风格的宫殿，所罗门在这里没有留下任何建筑。在这些遗址上发现的红色、黑色陶器是公元前10世纪晚期的作品，大致是在所罗门统治时期和所罗门去世九年后、法老舍松契入侵犹地亚期间。而对这些建筑所做的新的激动人心的分析表明，它们确实是公元前10 世纪的巨大马厩，这貌似合理地证实了所罗门的骑兵力量和地中海的马匹贸易。不过争论仍在继续。

4 犹大的国王们

公元前930年—公元前626年

罗波安对耶罗波安：分裂

公元前930年，所罗门在执政四十年后去世，他的儿子罗波安把各部落召到示剑。北方部落让将军耶罗波安转告年轻的国王，他们不会再容忍所罗门的高额赋税，但傲慢的国王回答说：“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而我会用蝎子惩罚你们。”十个北方部落揭竿起义，膏立耶罗波安为分离出去的新以色列王国的国王。

罗波安仍然是犹大的国王。他是大卫的孙子，掌握着雅卫在俗世的住宅——耶路撒冷的圣殿。耶罗波安定都示剑，但经验丰富的他一眼便看出：“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定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就把我杀了。”于是，他在伯特利（Bethel）和但（Dan）建了两座小圣殿，这两座圣殿是传统的迦南式圣殿。耶罗波安的统治既成功又久远，但永远无法与罗波安的耶路撒冷相比。

两个以色列王国有时交战，有时结成紧密的同盟。公元前900年以后的四个世纪里，大卫王朝统治着犹大和圣殿王城耶路撒冷周围的小块地方，而更加富裕的以色列成为北部的一个地方军事力量，通常控制在依靠血腥政变夺取王位的驾驶战车的将领手中。其中一个篡位者把前任君主的家人赶尽杀绝，“甚至没有留下一个男丁”。两百年后挥洒笔墨编写《列王纪》和《历代志》的作者们从不关心个人履历或年表的精确，只依据是否忠于以色列唯一的上帝来评判统治者。幸运的是，“黑暗时代”过去了，如今发现的埃及和伊朗在帝国时期留下的碑文体现并印证了《圣经》那强烈的充满正义的训话。

所罗门去世九年后，埃及再次侵扰耶路撒冷。曾经促使以色列联合君主国瓦解的法老舍松契率军队沿海岸线北上，登陆后转向耶路撒冷。圣殿的富有使他的这次绕道获利颇丰。罗波安国王不得不用圣殿的财富——所罗门的黄金——打发舍松契。法老攻打两个以色列王国，摧毁沿海城镇美吉多，还在此留下一块刻着铭文的石碑，夸耀自己的征服活动——虽然仅存只言片语，但足以令今人玩味再三。回国后，舍松契在卡纳克的阿蒙神庙中宣扬他的这次成功突袭。当时法老的首都布巴斯提斯的一段象形文字显示，此后不久，舍松契的继承人奥索尔孔为他的神庙捐献了三百八十三吨黄金，这些可能就是从耶路撒冷掠夺所得。舍松契的入侵是经考古证实的第一个《圣经》事件。

经过五十年的争斗，两个以色列王国握手言和。以色列国王亚哈娶了一位腓尼基公主，这位公主成为《圣经》中的大恶魔，一个道德沦丧的暴君，她崇拜巴力神及其他偶像。她的名字叫“耶洗别”，她和她的家族过来统治以色列，以及耶路撒冷。他们为这两个地方带来的是杀戮与灾难。

耶洗别和她的女儿：耶路撒冷的王后

耶洗别和亚哈有一个名叫亚他利雅的女儿，他们把她嫁给犹大国王杰哈拉。亚他利雅到达耶路撒冷时，耶路撒冷正一片繁荣——叙利亚商人在他们的区域做生意，一支犹地亚舰队在红海上扬帆起航，迦南人的神像被清理出圣殿；但亚他利雅没有给耶路撒冷带来幸福或好运。

唯有周围大国暂停扩张之时，以色列才能繁荣发展。公元前854年，在以今伊拉克境内尼尼微为中心建立的亚述国再次崛起。当亚述国王撒缦以色三世开始征服叙利亚诸国时，犹大、以色列和叙利亚结成反撒缦以色联盟。在卡尔卡尔战役中，统率一万名步兵和两千辆战车、得到犹地亚人和叙利亚众王支持的亚哈国王，成功地阻止了亚述人向前进发。但此后不久，联盟瓦解。犹地亚人和以色列人联合攻打叙利亚；他们的属民举行起义。[1]以色列国王亚哈被箭射死，“狗把他的血舔得一干二净”。一个叫耶户的将军在以色列举起反叛大旗，屠杀了皇族成员——把亚哈七十个儿子的首级堆到撒马利亚门前。耶户不仅暗杀了以色列的新国王，还杀了来访的犹大国王。至于王后耶洗别，她被民众从宫殿窗口抛出，葬身于双轮马车的车轮之下。[2]

在以色列，耶洗别的尸体被用来喂狗。公元前841年左右，耶洗别的女儿亚他利雅王后掌握了耶路撒冷的大权，她杀害了所能找到的大卫家族的所有王子（她的亲孙子），只有小王子约阿施幸免于难。《列王纪（下）》和一些新的考古发现让我们第一次看到耶路撒冷生活的浮光掠影。

当年幼的王子躲在圣殿的建筑群里时，耶洗别半腓尼基血统半以色列血统的女儿将国际贸易和巴力神崇拜引入她的小山都。我们曾在耶路撒冷发掘出一只造型极为精致的物品：一只乳白色的鸽子停在一棵不足2.6厘米高的石榴树上，它可能是耶路撒冷豪华建筑里某件家具的装饰品。我们在大卫城下面的岩石水池周围发现那个时代印有抬头的信纸——上面有以“印玺”之名著称的腓尼基黏土印章，印章上刻着船只和诸如王座上方长着翅膀的太阳之类的神圣图腾；还有一万块鱼骨，可能是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从地中海进口的。很快，亚他利雅就和耶洗别一样令人发指。她的奉行偶像崇拜的祭司们在圣殿中立起巴力神和其他神的神位。六年后，圣殿的祭司把耶路撒冷的权贵召集起来参加秘密会议，他在会上透露小王子约阿施的存在，这些人立即宣誓效忠约阿施。这位祭司用仍然储藏在圣殿中的大卫王的矛和盾将卫兵武装起来，然后立这个孩子为王，大声疾呼“上帝救助国王”，并吹响号角。

女王听到“卫兵和民众的声音”，从王宫中跑出来，穿过卫城，冲到人满为患的圣殿。“反了！反了！”她大声呼喊，但卫兵把她抓起来拖离圣山，并在门外将她杀死。巴力的祭司们被以私刑处死，他们的神像也被打碎。

约阿施在位四十年。公元前801年，约阿施在战场上被挥师耶路撒冷、强迫他把圣殿“宝库中的所有黄金”交出来的叙利亚国王打败，并被杀死。十三年后，以色列的一位国王突袭耶路撒冷并洗劫了圣殿。此后，圣殿不断增长的财富使它成为众人觊觎的对象。

然而，耶路撒冷微不足道的繁荣根本无法与在新王统治下焕发生机的亚述相比：“肉食帝国”（亚述）再次走上侵略道路。以色列和亚兰—大马士革的国王试图通过结盟抵抗亚述人的侵略。当犹大国王亚哈斯表示拒绝时，以色列人和叙利亚人开始围攻耶路撒冷。他们无法攻破新加固的城墙，但亚哈斯国王拿出圣殿的财富向亚述的提革拉·帕拉萨三世求助。公元前732年，亚述人吞并叙利亚，洗劫以色列。在耶路撒冷，亚哈斯国王在屈服于亚述还是站起来斗争之间苦苦挣扎。

[1]以色列和犹大国王联合攻打反叛的摩押国王米沙。一块石碑记载道，米沙王称他牺牲了自己的儿子，成功击退侵略者。在差不多三千年后的1868 年，某个贝都因人向一位德国传教士展示了一块黑色玄武岩石碑，这块石碑引发了普鲁士、法国和英国之间的考古竞赛，各国代表处心积虑地争夺这个颇具声望的“帝国奖项”。一个贝都因部落试图摧毁这块石碑，但法国最终获胜。为这块石碑进行斗争是值得的，历史事实有时与《圣经》记载相矛盾，有时则印证了《圣经》的说法。米沙承认以色列征服了摩押，但声称他反抗国王亚哈的统治，并打败以色列和犹大——最新的译文显示，他称这两个国家是“大卫世家”，从而再次印证了大卫的存在。接着，米沙吹嘘说，他在一个被占领的以色列城镇俘获“雅卫的船只”，这是《圣经》之外第一份提到以色列人之上帝的文献。

[2]《圣经》描述，以色列国王耶户恢复了对雅卫的信仰，捣毁了偶像巴力神。然而，与现今考古学热衷于展现强权政治相比，《圣经》对耶户与上帝的关系更感兴趣：耶户可能得到大马士革的帮助，因为其国王哈薛在以色列北部的但丘留下一块石碑，他在石碑上吹嘘自己打败了以色列家族和大卫家族的前任国王——这也成为大卫王存在的考古学证据。但耶户不得不臣服于亚述国王撒缦以色三世。在尼姆鲁德发现的、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的黑色方尖碑显示，耶户向头戴王冠、身穿绣花长袍，手握佩剑，胡子编成辫子，端坐于象征亚述权力的飞翼标志之前、宫廷侍从的遮阳伞之下的撒缦以色朝拜。撒缦以色说：“我收到金、银、一只金碗、一只黄金花瓶、几个黄金水桶、锡、侍从和狩猎用的长矛。”在历史中第一个出场的以色列人，便是下跪的耶户。

以赛亚：集美人和荡妇于一身的耶路撒冷

作为贵族、祭司和政治顾问的以赛亚建议国王耐心等待：耶和华会保护耶路撒冷。以赛亚说，王会有一个名叫以马内利——意思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儿子，赐予我们的这个孩子将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将带来“永久的和平”。

《以赛亚书》至少有两个作者，两位的写作时间相距两百多年，但第一个以赛亚不仅是预言家，还是有远见的诗人。在亚述的侵略势不可当的时代，他第一个展望圣殿被毁后神秘的耶路撒冷：“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殿布满狼烟。”

以赛亚热爱“圣山”，将它看成美丽的女人：“锡安女子的山，耶路撒冷的山”，有时正直，有时像个荡妇。拥有耶路撒冷是神圣和体面的事情，但如果一切都失去了，“耶路撒冷也被毁了”，对散居各地的每个人来说，会有一个新的神秘的耶路撒冷，宣言慈爱，“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被压迫者，给孤儿申冤，为寡妇辩护”。以赛亚预见到一种非凡的景象：“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这个遥远的、可能被征服的山顶城市的法律、价值观念和故事将再次兴起：“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以赛亚预言，当受膏的国王——弥赛亚——降临时，会有神秘的末日审判：“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死者将复活。“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同卧。”

这首热情洋溢的诗首次表达了从古至今贯穿耶路撒冷历史的对世界末日的期盼。以赛亚不仅帮忙塑造了犹太教，还为基督教的成型做出了贡献。耶稣基督研究以赛亚和他的学说——从圣殿被毁与具有普世精神的耶路撒冷观念，到捍卫受压迫者的利益——都源于这个富有诗意的愿景。耶稣本人将被视为以赛亚所说的以马内利。

亚哈斯国王去大马士革朝拜提革拉·帕拉萨，归来时为圣殿带回一个亚述式的神坛。公元前727年，征服者去世，以色列举起反叛大旗，但新亚述王萨尔贡二世围攻以色列首都撒马利亚长达三年，然后吞并以色列，将两万七千名以色列人放逐到亚述。十二个部落中有十个部落在北方王国居住，这些人几乎从历史上消失。[1]现代犹太人是以犹大王国形式存留下来的两个部落的后代。被以赛亚称为以马内利的婴儿后来成为国王希西家，他不是弥赛亚，但拥有最宝贵的政治才能——运气。耶路撒冷至今还留有他的遗迹。

[1]伊朗和伊拉克的古犹太人群体声称他们是被亚述驱逐的以色列十个部落的后代，也是后来被巴比伦人驱逐的那些犹太人的后代。但最新的基因研究显示，这些犹太人与大约两千五百年前的其他犹太人群体不同。对这些消失的以色列人的探寻衍生出上千种幻想和理论，许多人声称在许多看上去不可能的地方找到了这十个部落——从北美的美洲土著人到英国人。

西拿基立：扑向羊圈的狼

希西家蛰伏了二十年，等待反抗亚述的机会：首先，他清除偶像，粉碎圣殿中屹立的铜蛇，并召唤他的子民在首次扩建到西山的耶路撒冷庆祝早期的逾越节。[1]城里到处是从垮台的北方王国涌来的难民，他们可能随身携带着有关早期以色列历史和传说的古老卷轴。耶路撒冷的学者开始将犹地亚传统和北方部落传统融合在一起。这些像希腊人记录荷马史诗《伊利亚特》那样写成的卷轴，最终成为《圣经》。

公元前705年，当萨尔贡二世战死沙场时，耶路撒冷人，甚至以赛亚，都希望这一事件标志着邪恶的亚述帝国的垮台。埃及承诺给予支持；巴比伦城举起反叛大旗，并派使节告诉希西家。希西家觉得时机已到：他加入反亚述联盟，并为战争做准备。然而，不幸的是，新的亚述王是一个具有无限信心和精力的军阀，他的名字叫西拿基立。

西拿基立称自己为“世界之王、亚述之王”，当时这两个头衔是同一个意思。亚述统治着从波斯湾到塞浦路斯的广阔区域，它的内陆核心地区在今天的伊拉克，北有群山阻隔，西有幼发拉底河庇护，但南部和东部易遭攻击。帝国就像一条鲨鱼，只有不断进食才能存活。对亚述人来说，征服是一种宗教义务。每个新国王即位时都要宣誓扩张他们所说的“阿舒尔神的土地”——这个国家就是以他们守护神的名字命名的。国王既是大祭司，又是司令官，亲自统率二十多万军队。和近现代的专制统治者一样，彼时的国王不仅利用恐怖统治，还利用横跨整个帝国的流放来威慑臣民。

西拿基立始终未能从战场上追回父亲萨尔贡二世的遗体，这是触怒神灵的可怕迹象，帝国也开始分裂。但西拿基立镇压了所有叛乱，重新占领巴比伦并摧毁了整座城市。一旦秩序恢复，他就试图巩固秩序，花费巨资重建首都——战争和激情之神伊什塔尔的城市尼尼微。他用水渠灌溉花园，他的宏伟宫殿无与伦比。亚述的国王们酷爱宣传，宫殿墙上炫耀胜利的装饰昭示了亚述人的胜利和敌人的惨死——被集体钉死、剥皮和斩首。被征服城市的大臣们在尼尼微游街示众，脖子上戴着串着他们国王首级的恐怖的项链。然而，亚述人的掠夺并不比其他征服者邪恶，比如埃及人会收集敌人的手和阴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亚述最残暴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可能，西拿基立更喜欢坐到谈判桌旁。

西拿基立把自己的丰功伟绩埋在宫殿的地基下。在伊拉克，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他的城市遗址，该遗址显示，鼎盛时期的亚述依靠征服和农业致富，政府由具有读写能力的书记员来管理，关于这些人的记录就保存在皇家档案馆里。他们的图书馆里不仅有帮助国王（或王室）做决定的占卜书，争取神之厚爱的咒语、仪式和赞美诗，还包括记录诸如《吉尔伽美什史诗》之类文学经典的石碑。实行多神崇拜、敬畏神秘雕像和鬼魂并诉诸占卜力量的亚述人研究医药，在石碑上开药方，上面写着：“如果这个人出现以下症状，问题出在……用药如下……”

在远离家乡、绚丽浮华的亚述城市里辛苦劳作的以色列囚犯，将这些城市视为“充满谎言、劫掠，从来不乏受害者的血腥”都市，这里有彩绘宫殿，有像巴别塔一样的通灵塔。在先知那鸿的描述中，有“鞭声嘹亮，车轮滚滚，马匹踢跳，车辆奔腾”的景象。现在，那些八辐条的马车、庞大的军队和西拿基立本人正向耶路撒冷前进。《申命记》中说：“如鹰飞过来攻击你。”

[1]两个新郊区在大卫城城墙外与圣殿山以外的地方发展起来：一处是马克特什（Makhtesh），位于摩利亚山与西山之间的提罗平谷底（Tyropaean Valley）；另一处是米什内（Mishneh），位于西山上，也就是今日的犹太区。高级官员的坟地位于城的周围。“这是雅户，也就是家宰之墓。”希旺尔（Silwan）村里的一座墓碑上这么写着：“此处没有金银财宝，只有他与他的奴隶妻子的遗骨——挖这座坟的人必将受到诅咒。”诅咒显然无用：这座坟已经被掠夺一空，现在成了一间鸡舍。不过，这名家宰其实是以赛亚曾经批评过的希西家的大臣，他指责此人为自己修建了华丽的坟墓，此人的名字应该是“舍伯那亚户”（Shebnayahu）。

希西家的隧道

希西家知道巴比伦所遭遇的恐怖，于是疯狂地在耶路撒冷新区附近筑防。他修建的“宽墙”厚约7.6米，有些部分至今依稀可见，但最引人注目的是犹太区的那段城墙。他为围城做准备，派两组工匠在岩石中间开凿出一条超过500米长的隧道，该隧道将城外的基训泉同大卫城下、圣殿山南部的西罗亚池连接在一起。多亏了这个新的防御工事，西罗亚池被划进了城内。两组工匠在岩石深处会合时，刻碑庆祝，记录自己的惊人成就：

隧道通了。这是隧道凿穿的方式：工匠们挥舞斧头，朝着同伴的方向挖去，当还有3腕尺就要凿穿时，他们听到一个人呼唤同伴的声音，因为右边的岩石有裂缝，左边的也有。当隧道凿穿时，采石匠同时砍向那块石头，两边的工匠面对面，斧头对斧头；水从基训泉流到西罗亚池的距离是1200腕尺（约549米），而工匠头顶的岩石高度有100腕尺（约46米）。[1]

希西家在圣殿山北部的一个溪谷建坝，使毕士大的一个水池为耶路撒冷提供更多的水。他似乎还为军队分配好了食物——油、葡萄酒和粮食，可以说为围城和战争做好了准备。今人已在犹大境内遗址上发现标着“lmlk”字样（意思是“国王专用”）的瓶罐把手，上面刻着国王的徽章——四翼圣甲虫。

“亚述人像扑向羊圈的狼一样冲过来。”拜伦写道。现在，西拿基立和他庞大的军队离耶路撒冷非常之近。这个伟大的国王和大部分亚述国王一样，乘笨重的三驾马车，头顶是王室专用的华盖。马戴着闪闪发光的头冠，而西拿基立身穿绣花长袍，头戴尖顶软帽，将长胡子修成方形、编成辫子，手上戴着玫瑰花饰手环，还经常携带弓与剑，弓握在手里，剑装在他腰带旁配有狮子纹饰的剑鞘里。他更多地将自己比作狮子，而不是《圣经》中的秃鹰或拜伦诗里的狼。在伊什塔尔神庙里，亚述国王穿着狮皮庆祝他们的胜利，他们的宫殿装饰着狮身人面像，因为猎捕狮子是伟大的国王们热衷的运动。

西拿基立绕过耶路撒冷围攻希西家的第二个城市——南部要塞拉吉。我们可以从尼尼微宫殿的浅浮雕中看出西拿基立的军队（以及犹地亚人）的模样：亚述人有一支通晓多种语言的帝国军队，他们将头发编成辫子，身穿束腰的宽松外衣和锁子甲，头戴用羽毛装饰的尖顶头盔，按战车御夫、长矛手、弓箭手和投石手等身份排成不同的队列。他们一起发起进攻，派遣工兵破坏城墙，利用一种可怕的、锥形的围城器械破坏对方的防御工事。当西拿基立的步兵爬上攻城梯拿下城市时，弓箭手和投石手停止令人生畏的射击。考古学家已经挖掘出一个埋着一千五百人的坟墓，里面有男人、女人和小孩，就像浅浮雕所展示的那样，一些人被钉死或剥皮，成群的难民逃离这个人间地狱，而此时的耶路撒冷知道自身将要面临怎样的命运。

西拿基立快速击溃一支前来救援希西家的埃及军队，他洗劫了犹大，然后围攻耶路撒冷。他在城北的一个地方扎营，五百多年后，提图斯选择的就是这个地方。

耶路撒冷城外的所有水井都被希西家投了毒。为他驻守新城墙的军队头戴包头巾，用束发带和长耳罩扎紧，身着短裙、护腿和靴子。当围城军队攻进来时，城内毫无疑问地出现了恐慌。西拿基立派将领前去谈判，称抵抗是无望的。先知弥迦已经预见到了锡安的灭亡，但老以赛亚却建议人们耐心等待，他认为雅卫会伸出援手。

希西家还在圣殿祈祷，但西拿基立扬言他已经将耶路撒冷围得像“笼中之鸟”。不过，以赛亚是对的——上帝介入了。

[1]1880年，父母皆改信新教的16岁犹太少年雅各布·埃利亚胡（Jacob Eliahu），邀请校友一起潜水探测西罗亚隧道的长度。两人都是受《列王纪》20.20的圣经故事吸引：“希西家的其他作为，他的所有能力，还有他怎么建造水池、管道，怎么把水引进城市，这些在犹大国王的编年史中没有记载吗？”雅各布从隧道的一端出发，他的朋友从另一端出发，两人用他们的手指感受工匠们古老的斧凿记号。当记号转向时，雅各布意识到他就在两队工匠的会合处，他在那里发现了铭文。他从另一端出来时，发现朋友早已离去。他的举动震惊了当地的阿拉伯人，因为他们一直相信隧道中有巨龙或神灵。当雅各布把这个发现告诉他的校长时，消息传开，一个希腊商人潜入隧道，粗鲁地挖走石碑，对它造成了破坏。但奥斯曼警察抓住了他。石碑现在放在伊斯坦布尔。之后，雅各布·埃利亚胡加入信仰福音的美国侨民中，并被侨民区的创始家族斯帕福德家族收养。雅各布·斯帕福德成为侨民区学校的一名教师，给学生讲述隧道的故事，但从未提过自己就是那个发现碑文的孩子。

玛拿西：地狱之谷的儿童献祭

“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里杀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人突然收拾好营地，可能是要去镇压东部的叛乱。“亚述王西拿基立就拔营而去。”雅卫告诉西拿基立：“耶路撒冷的女儿向你摇头。”这是来自耶路撒冷的说法。而西拿基立的年鉴却记载，是希西家的巨额贡奉促使西拿基立离开的，其中包括30塔兰特[1]金子和800塔兰特银子——希西家似乎是用钱把亚述人打发走的。西拿基立把犹大压缩成一个不比耶路撒冷地区大多少的地方，并吹嘘说流放了二十万零一百五十人。

围攻结束后不久，希西家去世，他的儿子玛拿西成为叙利亚的忠诚附属。他残酷镇压耶路撒冷的反对力量，娶了一位阿拉伯公主，推翻父亲的改革，并在圣殿中配置男性圣妓和巴力、阿瑟拉神崇拜物。最可怕的是，他鼓励在耶路撒冷城南的欣嫩子谷中的烤炉旁拿儿童献祭，即“陀斐特（tophet）”[2]。“他的确让他的亲生儿子穿越烈火……”据说，孩子被带到那里时，祭司们不停击鼓，好让父母听不到孩子们的尖叫。

由于玛拿西，欣嫩子谷不仅成为死亡之地，还成为犹太神话、后来的基督教神话和伊斯兰教神话中的“吉赫纳”（Gehenna）——地狱。如果圣殿山是耶路撒冷的天堂，那么吉赫纳就是耶路撒冷的冥府。

接着，公元前626年，迦勒底将领那波勃来萨控制了巴比伦，并逐渐摧毁亚述帝国，他在《巴比伦编年史》中记录了自己的丰功伟绩。公元前612年，巴比伦和米底联军攻克尼尼微。公元前609年，[3]玛拿西八岁大的孙子约西亚继位，这预示着一个由弥赛亚统治的黄金时代的到来。

[1]塔兰特（talent），古代中东和希腊—罗马世界使用的质量单位。1金塔兰特相当于33千克，1银塔兰特约等于26 千克。——译注

[2]《创世记》和《出埃及记》都隐晦地提到儿童献祭，其中包括亚伯拉罕自愿拿以撒献祭。长期以来，人祭同迦南人和腓尼基人的宗教仪式联系在一起。再往后，罗马和希腊历史学家将这个邪恶的习俗归咎于腓尼基人的后代迦太基人。然而，直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我们才找到能够证实这一说法的些许证据。这期间，法国驻突尼斯殖民地的两个官员在田野里发现一处陀斐特（tophet），里面埋着骨灰瓮，骨灰瓮上刻着铭文。铭文里写着“MLK”几个字母（出自“molok”，即“莫洛克”，意思是“祭品”），瓮里装着儿童火葬后的尸骸。还有受害者父亲留下的能够说明问题的话语：“博米尔卡将他的这个亲生儿子献给巴力。祝福他！”这些发现正好与玛拿西时代相符合，意味着圣经故事是可信的。“莫洛克”在《圣经》中被扭曲成指代残酷偶像神的“摩洛”（moloch），后来在西方文学中，特别是在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中，又被扭曲成撒旦的一个堕落天使。耶路撒冷的欣嫩子谷不仅成为地狱，还是犹大用出卖耶稣所得钱财购买的地方，并且成为中世纪民众存放死者遗骸的地方。

[3]此处有误，约西亚大约在公元前649年出生，公元前609年去世。其继位时间约为公元前640 年。——译注

5 巴比伦的妓女

公元前586年—公元前539年

约西亚：革命的救世主

这是个奇迹：邪恶的亚述帝国崩溃了，犹大王国自由了。约西亚国王可能将他的王国向北扩展到了前以色列王国土地上，向南延伸到红海，向东延伸到地中海。[1]在他统治的第十八个年头，最高祭司希勒家在圣殿的房间里发现了一部被遗忘的经卷。

约西亚认识到这份文件的力量，它是《申命记》（希腊语中的“第二部法律”）的一个早期版本，可能是在以色列亡国后被带到南方、并在玛拿西残酷统治期间被藏进圣殿的经卷中的一部。约西亚把犹地亚人召集到圣殿，站在有图腾标志的王室支柱旁边，宣布他与唯一的上帝立约，遵守律法。国王让学者们复述了犹地亚人的古老历史，将神话中犹太民族的先祖、圣王大卫和所罗门，还有耶路撒冷的故事融合成单一的过去，以照亮现在，这使《圣经》的诞生又近了一步。事实上，这些律法是被追溯至并归功于摩西的，但《圣经》对所罗门圣殿的描述无疑反映了真实的、但时代较晚的约西亚的耶路撒冷——新的大卫城。此后，圣山在希伯来语中被称作“ha-Makom”，即“那个地方”。

约西亚在汲沦谷焚烧偶像，将男妓赶出圣殿；他打碎“地狱之谷”的儿童炙烤炉，杀了崇拜偶像的祭司，并把他们的尸骸扔进祭坛并碾碎。[2]约西亚的革命听起来暴力、狂热，且严守清规戒律。之后，他过逾越节加以庆祝。“约西亚之前，没有王像他那样。”但是，他在进行一场危险的游戏。那时埃及法老尼科正率军沿海岸北上，约西亚担心犹大王国在摆脱亚述后会转而受制于埃及，于是连忙前去阻拦。公元前609年，法老打败犹地亚人，在美吉多杀死了约西亚。约西亚失败了，但他乐观的、启示性的统治比大卫和耶稣之间这段时期内的任何统治都更具有影响。但是，独立之梦在美吉多终结了，“美吉多”也成为灾难的代名词：“哈米吉多顿”（Armageddon），即“末日决战”，就是由此而来的。

法老向耶路撒冷推进，把约西亚的哥哥约雅敬（Jehoiakim）推上犹大王位。但埃及未能阻止近东地区一个新的帝国的崛起。公元前605年，巴比伦国王的儿子尼布甲尼撒在迦基米施击溃埃及人。亚述消失了，巴比伦接手犹大。而公元前597年，约雅敬国王发现自己有机会趁乱解放犹大，于是下令进行一次全国性斋戒，以争取上帝的保护。在第一次悲诉中，他的顾问和先知耶利米警告说，上帝将摧毁耶路撒冷。约雅敬国王公开烧毁了耶利米的著作。[3]约雅敬使犹大与埃及结盟，但是，当新的征服者袭击耶路撒冷时，埃及没有伸出援手。

[1]此处有误，应为“向西延伸至地中海”。——译注

[2]约西亚改革是犹太教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个时期的两部微缩型的银质经卷在欣嫩子谷的一座墓葬中被发现：经卷里面刻着至今仍在犹太宗教仪式中被念诵的《圣经·民数记》第6章第24—26 节的祭司祈祷：“愿耶和华是我们的修复者与磐石。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

[3]皇家侍臣在大卫城上面生活、工作。在那儿的一座房子里发现了一份由四十五块印章组成的档案，城市被毁时，这些黏土印章因焚烧而变硬，考古学家称这座房子为“印章房”。这座房子明显是国王的一个秘书处：一块印章上刻着“基玛利雅，沙番的儿子”字样，这是耶利米书中约雅敬国王御用抄书吏的名字。危机时期，国王去世，他的儿子约雅斤（Jehoiachin）继位。

尼布甲尼撒

保存在一块黏土板上的《尼布甲尼撒编年史》称：“在犹太历提斯利月，巴比伦国王向哈梯（Hatti，叙利亚）进发，围攻犹大的都城（耶路撒冷），在亚达月第二天（公元前597年3月16日）攻下这座城市并俘虏了国王。”尼布甲尼撒洗劫了圣殿，将国王和一万名贵族、工匠及青年男子押送到巴比伦。约雅敬也来到了其征服者在巴比伦的宫廷。

尼布甲尼撒是篡位者的儿子，但也是充满活力的帝国建筑师，视自己为巴比伦的庇护神贝尔—马杜克在世上的总督。他继承了亚述帝国的残暴镇压模式，把自己提升为虔诚和美德的模范。在国内，“恃强凌弱乃是常见之事”，但尼布甲尼撒“日夜勤劳，博采众议，谨慎施政”，务使正义得到伸张。尽管如此，受迫害的犹地亚人恐怕还是无法认可这位自封的“正义之王”。

来自犹大的流放者发现，锡安与他们目前所在的巴比伦相比不过像个村子。当耶路撒冷有几千居民时，巴比伦自称有二十五万人住在这个如此宏伟、享乐的大都市，以至于传说中的爱和战争女神伊什塔尔蹑手蹑脚地穿街过巷，在旅馆和小巷里亲吻她青睐的对象。

尼布甲尼撒给巴比伦烙上自己的审美烙印。巨大、宏伟的雕像上涂着他最喜欢的颜色，那是波澜壮阔的幼发拉底河倒映出的神圣的天蓝色。伊什塔尔门有四座塔楼，塔楼外面包裹着蓝色瓷砖，瓷砖上面绘着由黄色公牛和赭色龙构成的图案，此门通向城市的凯旋大道——列队行进之路。尼布甲尼撒的宫殿装饰着巨大的狮子，用他的话说，这是一座“令人赞叹的雄伟大厦、闪闪发光的圣所、我的皇宫所在”。“空中花园”（Hanging Gardens）装点着他的夏宫（summer palace）。为了向巴比伦的庇护神马杜克致敬，尼布甲尼撒建造了一座巨大的、有七层阶梯的、顶上带有平台的金字塔：这个属于天堂与尘世的基座平台是真正的巴别塔。描述它的语言之多样，反映了巴比伦是整个近东地区的中心。

在耶路撒冷，尼布甲尼撒将流亡国王的叔叔西底家推上了王位。公元前594年，西底家去巴比伦向尼布甲尼撒朝拜，但是，他一回来就发动了叛乱。先知耶利米不断规劝国王西底家，警告说巴比伦人会摧毁耶路撒冷。尼布甲尼撒挥师南下。西底家向埃及人求助，埃及人只派出极少的人来增援，而这些人很快就被打败了。耶利米注意到耶路撒冷城内的恐慌和疑惧，他试图逃出去，却在城门口被逮捕了。西底家在继续以耶利米为顾问和以叛国罪将其处死之间徘徊不定，于是把他关在王宫下面的地牢里。尼布甲尼撒洗劫犹大长达十八个月[1]，把耶路撒冷留到最后处理。

公元前587年，尼布甲尼撒筑围墙、建堡垒，将耶路撒冷包围起来。耶利米写道：“饥荒是城市的痛。”年幼的孩子“饿昏在大街上”，并且出现了吃人的迹象：“我民的妇人倒成为残忍……慈悲的妇人，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就连富人也很快绝望，《哀歌》的作者写道：“素来卧朱红褥子的，现在躺卧粪堆”，寻找食物。人们“像盲人一样”昏昏沉沉地在街上游荡。考古学家找到围城时期的一节下水管道：犹地亚人通常以小扁豆、小麦和大麦为食，但管道里的东西表明人们被围困时以植物和药草为食，因感染鞭虫和绦虫而病倒。

犹太历阿布月9日，即公元前586年8月，在围城十八个月后，尼布甲尼撒攻入耶路撒冷，城市惨遭焚烧，可能是被燃烧的火把和箭点着的（后人在今犹太区的烟、灰和碳化木头层中发现了箭头）。吞噬房屋的大火把官僚机构的印章——黏土印玺——烤得如此坚硬，以至于它们在被烧毁的房屋中侥幸“活”了下来。耶路撒冷没有逃过沦陷后被劫掠、蹂躏的命运，而被杀的人比忍饥挨饿的人幸运：“因饥饿燥热，我们的皮肤黑如烤炉。敌人在锡安玷污妇人；他们吊起首领的手。”南部的以东人涌进城里抢劫，在废墟残骸中幸灾乐祸、纵情狂欢：“以东民哪，只管欢喜快乐……你必喝醉，以致露体。”据《圣经·诗篇》第137章记载，以东人鼓动巴比伦人“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为有福”。巴比伦人摧毁了耶路撒冷，而耶利米在王宫底下的监牢里活了下来。

[1]考古学家已经在拉吉要塞城门口的灰烬层中发现承载大量信息的破碎瓷片。这些碎片使人们认识到巴比伦军队的锐不可当。拉吉和另一个要塞亚西加抵抗的时间最长，这两处的守军利用烽火信号互相通讯，并向耶路撒冷传递信号。困守拉吉的犹大指挥官亚乌什在被攻击的过程中一直接受前哨基地的汇报。他的长官霍沙亚胡很快注意到，亚西加的烽火信号消失了。接着，拉吉也在激战中被摧毁。

尼布甲尼撒：行毁坏可憎之人

西底家从紧挨西罗亚池的大门突围出去，向杰里科前进，但巴比伦人抓住了他，把他带到尼布甲尼撒面前。“巴比伦王便审判他。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他到巴比伦去。”巴比伦人想必在国王的监狱里发现了耶利米，因为他们把他带到尼布甲尼撒面前。据说，尼布甲尼撒审问了他，并把他交给主管耶路撒冷的帝国卫队司令尼布撒拉旦。尼布甲尼撒将两万名犹地亚人遣送到巴比伦，而耶利米说他把许多穷人留了下来。

一个月后，尼布甲尼撒命令他的将军摧毁这座城市。尼布撒拉旦“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并且“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圣殿被毁，里面的金银器皿被洗劫一空，约柜也永远消失了。《圣经·诗篇》第74章说：“他们用火焚烧你的圣所”，祭司们也在尼布甲尼撒面前被杀死。正如公元70年提图斯所做的那样，圣殿和王宫被推到了底下的峡谷里：“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市口上。”[1]

街道上空无一人：“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富人变穷了：“素来吃美好食物的，现今在街上变为孤寒。”狐狸在贫瘠的锡安山上游荡。犹地亚人在《哀歌》中恸哭他们的流血牺牲，而“耶路撒冷……像一个月经来潮的妇女”，“她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她的”。

圣殿被毁似乎不只是一座城市的毁灭，还意味着整个民族的终结。“锡安的路径，因为无人来守圣节而悲伤：她的城门凄凉，她的祭司叹息……锡安城的威荣。冠冕从我们的头上落下。”这似乎是世界的终结，或者像《但以理书》解释的那样，是“行毁坏可憎的”。犹地亚人本应当和其他被自己的神辜负的民族一样从此消失，但他们想方设法将这场灾难转变为强化耶路撒冷的神圣性、创造末日审判原型的成长经历。对三大宗教来说，陷入“地狱”的经历使耶路撒冷成为末日事件的发生地和迎接神圣王国到来的地点。这就是天启（Apocalypse，从希腊语中指代“启示”的单词演变而来）——耶稣对后世预言式的启示。对基督徒来说，它成为一个明确的、永恒的期望，而穆罕默德将尼布甲尼撒之破坏视为犹太人失去神宠的标志，从而为他的伊斯兰教启示开路。

一些犹地亚人在流亡巴比伦期间，保持对上帝和锡安的忠诚。与此同时，当《荷马史诗》成为希腊人的民族史诗时，犹地亚人也开始用自己的圣经文字和他们远在他方的城市界定自己：“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据《圣经·诗篇》第137章所说，就连巴比伦人都欣赏犹地亚人的歌曲：“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

然而，就是在这里，《圣经》开始成型。当诸如但以理之类的耶路撒冷人在皇家殿堂接受教育，当较为世俗的流浪者成为巴比伦人时，为了强调自身的特殊性，犹地亚人制定了新的律法——尊奉安息日，为孩子行割礼，遵守饮食法，取犹太名字——因为耶路撒冷的陷落已经证明，如果他们不尊奉上帝律法会发生什么事情。在远离犹大的地方，犹地亚人正在成为犹太人。[2]

流亡者称巴比伦是“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这一称呼流传千古，尽管如此，巴比伦帝国仍一派繁荣，降灾给流亡者的尼布甲尼撒更是在位四十多年。然而，但以理却说国王疯了，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这是对他所犯罪行的惩罚（也给威廉·布莱克的绘画提供了绝妙的灵感）。如果复仇难以实现，流亡者至少可以就发生在巴比伦的讽刺性事件表示惊叹：尼布甲尼撒对儿子以未米罗达很失望，把他投入监狱，而他就是在这里结识犹大国王约雅斤的。

[1]圣殿里面的东西都还没有找到——除了权杖的一小块象牙头。此物也被认为是起源于公元前8世纪列队行进时的物品，被雕刻成石榴形状，上面写着“圣殿所有物”（一些人声称这块碎片是假的）。但耶利米的记述却惊人地准确：为了治理犹大，尼布甲尼撒的心腹党羽在城市的中门（Middle Gate）位置建立了司令部。他们在耶利米的书中出现时被称述的名字，被在巴比伦发现的一份文献印证。尼布甲尼撒委任王室大臣基大利做犹大的傀儡统治者，但由于耶路撒冷还是一片废墟，他便坐镇北部的米斯巴（Mizpah）统治着这个地区，耶利米为他出谋划策。后来犹地亚人揭竿起义，杀了基大利，耶利米不得不逃到埃及，从此便从故事里消失了。

[2]公元前586年到公元前400年间，在巴比伦生活的《圣经》的神秘作者、抄书吏和祭司提炼并整理了在希伯来语中以“托拉”（Torah）著称的《摩西五经》，将关于上帝雅卫和埃尔神的不同传说融合在一起。《申命记》重述了历史，重塑了法律，以示上帝的至高无上、国王的软弱无能。此外，这些编写者加入了以巴比伦为原型的故事，比如与《吉尔伽美什史诗》所述极为相似的大洪水，还有亚伯拉罕原来是离这儿不远的乌尔人，当然还有巴别塔。《但以理书》成书时间较长，一些部分明显是在犹地亚人流亡早期写的，而其他部分则是后来所作。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有个人叫“但以理”，或者说这个名字指称一个复合体，但这卷经书确实充满了历史混乱。在19 世纪的考古发掘过程中，考古学家借助在巴比伦发现的证据澄清了其中混乱的历史。

伯沙撒的宴会

以未米罗达成为巴比伦国王后，把自己的犹地亚王族朋友约雅斤从监狱里放出来。但在公元前556年，尼布甲尼撒父子的王朝被推翻了：新国王那波尼德拒绝接受巴比伦神贝尔—马杜克，推崇月神欣（Sin），并一反常态地离开巴比伦城，定居远在阿拉伯沙漠中的泰马城。那波尼德（不是但以理声称的尼布甲尼撒）得了一种怪病，想必是发疯了，因为他“像牲口一样吃草”。

据《圣经》记载，那波尼德国王不在的时候，他的儿子——摄政王伯沙撒——举办了一场堕落腐化的宴会，用“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圣殿劫掠来的金银高脚酒杯”招待宾客。突然，他看见墙上出现了上帝的话：“MENE MENETEKEL UPHARSIN”，经解读，这句话的意思是警告伯沙撒，他的帝国寿数将尽。伯沙撒浑身颤抖。对“巴比伦大淫妇”来说，这是不祥之兆。

公元前539年，波斯人向巴比伦挺进。犹太历史上充满神奇的解救，这一次是最富有戏剧性的。犹太人“在巴比伦河畔”待了四十七年之后，一个人的决定——在某种程度上和大卫的决定一样影响深远——让犹太人重返锡安。

6 波斯人

公元前539年—公元前336年

居鲁士大帝

西波斯的米底国王阿斯提阿格斯（Astyges）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女儿尿出一条金色小溪，这条小溪向他的王国奔流而来。他的魔术师，就是波斯祭司们，解释说这意味着他的外孙将威胁他的统治。阿斯提阿格斯把女儿嫁给一个软弱的、不具威胁的邻居——东方的安善国王。这场婚姻孕育了一个名叫库罗什的继承人，他就是后来的居鲁士大帝。阿斯提阿格斯后来又做了一个梦，梦见一支藤蔓从女儿的大腿间蔓延出来，并将他覆盖，这是带有性和政治意味的《杰克与豆茎》式故事。阿斯提阿格斯命令军官哈尔帕格谋杀小居鲁士，但这个男孩躲到一个牧羊人那里。阿斯提阿格斯发现居鲁士没死，于是杀了哈尔帕格的儿子，将他做成炖菜给哈尔帕格吃。这是哈尔帕格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的一顿饭。

大约在公元前559年，居鲁士的父亲去世，居鲁士归国并执掌王国大权。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乐于相信，波斯人的所有事务都是在性预兆或尿预兆的帮助下决定的。正如他所述，阿斯提阿格斯的噩梦成真了。居鲁士在哈尔帕格的支持下打败外祖父，统一了米底和波斯。居鲁士并不理会南部伯沙撒的巴比伦，他首先要对付的是另一个强势的君主，富裕的吕底亚（位于今土耳其西部）的国王克罗伊斯。居鲁士率领驼队士兵闯进克罗伊斯的首都，打得他措手不及。一闻到前进中的骆驼的气味，吕底亚的骏马立刻脱缰而去。接着，居鲁士进攻巴比伦。

尼布甲尼撒蓝光闪闪的首都为居鲁士打开了大门，居鲁士聪明地向被忽视的巴比伦神贝尔—马杜克致敬。巴比伦的陷落使犹太流亡者欢欣鼓舞：“因为耶和华做成这事；应当欢呼……众山应当发声歌唱，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都当如此；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并要因以色列荣耀自己。”居鲁士继承了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比伦帝国：“世上列国君主，必须向我呈献珍贵的贡物，并且在我安坐的巴比伦亲吻我的脚。”

居鲁士对帝国有新的展望。亚述人和巴比伦人在屠杀和流放的基础上建立帝国，居鲁士则以宗教宽容换取政治控制，从而将“各民族统一在一个帝国里”。[1]

此后不久，波斯国王出台了一份震惊犹太人的法令：“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

居鲁士不仅将犹地亚的流亡者送回家，保障他们的权利和律法——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这样做的统治者——还把耶路撒冷还给他们，并提出重建圣殿。居鲁士委派末代国王的儿子设巴萨（Sheshbazzr）统治耶路撒冷，并把圣殿的器皿交还给他。难怪一个犹地亚先知把居鲁士奉为弥赛亚：“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令立稳圣殿的根基。”

设巴萨带领四万两千三百六十名流亡者回到犹大行省的耶路撒冷。[2]与巴比伦的繁华相比，这里就是荒漠。“锡安哪，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以赛亚写道，“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丽的衣服……要抖下尘土……锡安被掳的居民哪。”然而，居鲁士和回归流亡者的计划因留在犹地亚，特别是撒马利亚的当地人的阻挠而无法实施。

流亡者归国九年后，正值盛年的居鲁士在中亚的战斗中被杀。据说，他的仇敌将他的头颅扔进装满鲜血的酒囊里，以满足他对他人土地的渴求。他的继承人赎回他的遗体，将其葬在帕萨尔加德（今伊朗南部）的一口金棺里。居鲁士的坟墓至今仍坐落在那里。“他使他之前和他之后的所有国王黯然失色。”希腊士兵色诺芬写道。耶路撒冷也因此失去了保护者。

[1]居鲁士的一条宽容法令为他赢得“人权之父”的美称。后来这条法令被发现刻在一个圆柱体上，现在，它的复制品耸立在纽约联合国大楼的入口处。然而，居鲁士并不开明。比如，当吕底亚首都萨迪斯发生叛乱时，他屠杀了成千上万的萨迪斯居民。居鲁士本人信奉阿胡拉·玛兹达。阿胡拉·玛兹达身上长着翅膀，是波斯的生命、智慧和光明之神，雅利安裔波斯人琐罗亚斯德以他的名义规定，生命是真理与谎言、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但是波斯没有国教，只有这个与犹太教（以及后来的基督教）并行不悖的对光明和黑暗的多神崇拜幻想。事实上，波斯语中指代“天”的词——paridaeza——正是英语中“天堂”（paradise）一词的起源。他们的祭司（magi）为我们创造了“魔法”（magic）这个词。还有，据说是三个东方祭司预言了基督的诞生。

[2]这是《圣经》的夸大。成千上万人选择在伊朗和伊拉克过犹太人的生活。从塞琉古人、帕提亚人和萨珊人统治时期，到阿拔斯哈里发王朝和中世纪，巴比伦犹太人一直是一个富裕的、有权势的、人口众多的群体。巴比伦成了犹太人的一个政治和学术中心，在地位上几乎和耶路撒冷并肩而立，直到蒙古人入侵为止。巴比伦犹太人群体在奥斯曼人和英国人的统治下恢复发展。但是从19世纪80年代起，巴格达（据说当时这里三分之一的居民是犹太人）开始迫害犹太人，在哈希姆王朝统治时期，迫害加剧。1948年，伊拉克有十二万犹太人。1979 年，当伊朗国王被推翻时，这个国家有十万犹太人。这两个犹太人群体中的大部分移居到了以色列。如今，伊朗仍有两万五千犹太人，而伊拉克只剩下五十个犹太人。

大流士和所罗巴伯：新的圣殿

居鲁士帝国的疆域比之前的所有帝国都大，它的命运在离耶路撒冷不远的地方决定下来。居鲁士的儿子冈比西斯二世（又称“坎布吉亚”）继承王位，并于公元前525年率军穿过加沙和西奈，意欲征服埃及。在遥远的波斯，他的哥哥举兵反叛。在回国保护王位的路上，冈比西斯在加沙附近神秘死亡；波斯那边，七个叛乱贵族在马背上聚首，谋划夺取帝国大权。由于还未决定谁将成为他们的国王，于是他们同意，拂晓过后“谁座下的马第一个嘶鸣谁就获得王位”。其中一个贵族世家的年轻子弟、冈比西斯的执矛护卫大流士（Darius）的马第一个嘶鸣。希罗多德称大流士作弊了：大流士命令他的马夫把手指伸进一匹母马的阴道，然后马夫在关键时刻让大流士的马闻到一股致其兴奋的气味。希罗多德激动地将一个东方专制君主的崛起归功于那只激发性欲的妙手。

在六个同谋的帮助下，大流士向东疾驰，成功占领整个波斯帝国，并镇压了发生在各省的叛乱。但因内战，“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停止了，直到波斯王大流士统治的第二年（重新启动）”。公元前520年前后，犹大末代国王的孙子所罗巴伯王子和他的祭司约书亚——圣殿最后一位祭司的儿子——离开巴比伦，前去拯救耶路撒冷。

所罗巴伯再次将圣坛供奉在圣殿山。他雇佣工匠，购买腓尼基香柏木，以重建圣殿。在巍巍升起的大厦的激励下，在帝国混乱局势的鼓舞下，犹太人禁不住做起建立新王国的弥赛亚梦。“那一天，万军之主耶和华说，我将接受你，我的仆人，所罗巴伯……使你成为一枚印章。”先知哈该写道。他指的是被所罗巴伯的祖父弄丢的大卫的指环印章。诸位犹太领袖带着金银从巴比伦归来，称赞所罗巴伯（这个名字的原意是“巴比伦的子孙”）为“大卫苗裔”，将要“担负尊贵，坐在位上，掌王权”。

在耶路撒冷周围和北部撒马利亚生活的当地人民想要参与重建圣殿的神圣工作，帮助所罗巴伯。但归来的流亡者信奉的是一种新型的犹太教，他们把当地人当作半异教徒对待，轻蔑地称他们为“那地之民”。耶路撒冷的复兴所引起的惊恐，抑或当地人的收买，促使波斯总督中止了圣殿的建造工作。

在三年的时间里，大流士战胜了所有挑战，成为古代世界最有成就的统治者之一。他建立了一个西至色雷斯和埃及、东到兴都库什的具有宽容精神的世界帝国——第一个横跨三大洲的帝国。[1]结果证明，这个伟大的新国王是征服者和管理者的罕见结合体。我们从刻在岩石上以纪念胜利的大流士肖像中可以看出，他高额、直鼻，典型的雅利安人形象。岩画显示，他身高约1.78米，头戴镶嵌着椭圆形宝石的黄金王冠，刘海卷曲，八字胡弯曲地耷拉着，把头发梳成发髻，将方形胡须打理成卷曲的四排，与一缕缕笔直的胡子交错。他身穿盖住裤子和鞋子的长袍，手持一张鸭头弓。

这就是所罗巴伯援引居鲁士的法令诉之以求的、令人敬畏的统治者。大流士命人查看帝国卷轴，找到居鲁士的法令，下令：“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这殿。我大流士降这旨意，当速速遵行。”公元前518年，大流士挥师西进，以恢复埃及的统治秩序。他可能在经过犹地亚时安定了耶路撒冷城内过于兴奋的犹太人，也有可能将所罗巴伯处死了，因为大卫家族的这个最后一人没有任何缘由地消失了。

公元前515年3月，祭司们兴高采烈地为第二圣殿奉献了一百头小公牛、两百只成年公羊、四百只羊羔和十二只山羊（以赎十二个部落的罪）做祭品。犹地亚人还借此庆祝了被流放以来的第一个逾越节。但是，对所罗门圣殿保有记忆的老人们看到这个寒酸的建筑时，泪流满面。耶路撒冷不但规模不大，而且荒凉无比。

五十多年后，大流士的孙子阿尔塔薛西斯一世的酒政是一个叫尼希米的犹太人。耶路撒冷人向他求助：“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遭大难。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尼希米的心碎了：“我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当他再次在波斯首都苏萨的皇宫服侍时，阿尔塔薛西斯国王问他：“你为什么面带愁容？”这个犹太侍从回答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我岂能面无愁容呢……王若喜欢……差遣我往犹大……我好重新建造。”尼希米在等待答案时“惶恐至极”。

[1]大流士突袭里海以东的中亚地区，向印度和欧洲挺进，进攻乌克兰，吞并色雷斯。他在波斯波利斯（今伊朗南部）打造了奢华的皇城，提升了琐罗亚斯德教和阿胡拉·玛兹达的地位，筹铸了第一种世界货币（达里克），组建了一支由希腊人、埃及人和腓尼基人组成的海军，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邮政系统，并在从苏萨到萨迪斯的长约2700千米的王道上，每隔24千米建起一座客栈。三年统治所取的成就使大流士成为波斯帝国的奥古斯都。但是大流士达到了他的极限。公元前490 年，他试图进军希腊，但在马拉松战役中被打败，此后不久就去世了。

尼希米：波斯人的衰落

伟大的国王任命尼希米为总督，给他建设基金，并派军队护送他。但是，耶路撒冷北部的撒马利亚人由他们世袭的总督参巴拉统治，参巴拉不信任这个从遥远的苏萨过来的宫廷密使和归来流亡者的各种规划。害怕被暗算的尼希米在夜间视察了耶路撒冷破损的城墙和被烧焦的大门。作为《圣经》中唯一一部政治自传，尼希米的回忆录讲述了参巴拉在听到重建城墙的计划时是怎样地“嗤笑我们”，直到尼希米透露自己就是新任总督。地主和祭司每人负责城墙的一部分。当他们遭到参巴拉的暴徒袭击时，尼希米设置警卫，“以保证城墙在五十二天内完工”。他只将大卫城和圣殿山圈进城内，还在圣殿的北部建了一个小碉堡。

现在耶路撒冷“广大”了，尼希米说，但“其中的民却稀少”。尼希米说服城外的犹太人抽签决定：每十个人中要有一个人定居耶路撒冷。十二年后，尼希米去波斯向国王复命，但他返回耶路撒冷，发现参巴拉的狐朋狗友正利用圣殿赚钱，而犹太人与当地人通婚。尼希米将这些闯入者驱逐出去，阻止犹太人同外族人通婚，并强制推行新的纯净的犹太教。

随着波斯国王丧失对行省的控制权，犹太人开始发展自己的半自治小国耶胡德（Yehud）。耶胡德以圣殿为中心建立，得到越来越多的朝圣者的资助，它依《托拉》[1]行事，由一个大祭司家族统治。据说，该祭司家族传承自大卫王的祭司撒督一脉。圣殿的财富再次引起众人的觊觎。其中一个大祭司在圣殿里被他贪得无厌的亲兄弟耶稣（亚兰语中指代约书亚）谋杀，这一渎圣行为为波斯总督提供了进军耶路撒冷、掠夺它的黄金的借口。

当波斯大臣们图谋除掉彼此，弄得人心慌乱时，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训练出一支强大的军队。他征服希腊城邦，准备对波斯发动一场“圣战”，以报大流士和他的儿子薛西斯入侵之仇。菲利普被暗杀后，他二十岁的儿子亚历山大夺取王位，发动了对波斯的进攻，并最终将希腊文化带到了耶路撒冷。

[1]“托拉”（Torah）为希伯来文的音译，意为“教导”或“指引”。“托拉”指犹太人的律法书，即《摩西五经》，包括《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译注

7 马其顿人

公元前336年—公元前166年

亚历山大大帝

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的父亲被谋杀，在他死后的三年里，亚历山大两次打败决定东撤的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一开始，他并没有追击大流士，而是沿海岸线进军埃及，并命令耶路撒冷为他提供军需。起初，耶路撒冷的大祭司表示拒绝。但这并未持续很久：当推罗起而反抗亚历山大的统治时，亚历山大围攻了这个城市，并在它陷落后，将它的所有幸存者钉死在十字架上。

亚历山大“匆忙赶赴耶路撒冷”，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很久以后写道。约瑟夫斯称征服者在城门口受到身穿紫红色长袍的大祭司和身着白衣的耶路撒冷人的欢迎。他们把他领进圣殿，他在那里为犹太人的上帝献祭。这个故事可能是一厢情愿的：有可能是大祭司和半犹太血统的撒马利亚领导人在拉什·哈·阿伊姆（Rosh Ha Ayim）恭候亚历山大，而亚历山大效仿居鲁士，承认犹太人有按自己的法律生活的权利。[1]随后，他继续前进，征服埃及。东征之前，他在埃及建立亚历山大里亚市，但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亚历山大在灭了波斯帝国，将霸权统治延伸到巴基斯坦后，开始实施融合波斯人和马其顿人，利用这两个民族建立精英统治的伟大计划。计划不太成功，但亚历山大仍比历史上其他征服者更多地改变了这个世界。他将自己心中的希腊文明（Hellenikon）——包括希腊文化、语言、诗歌、宗教、体育竞技和荷马式的君主体制——推广到从利比亚沙漠到阿富汗山麓的每一个角落。希腊生活方式和19世纪的英式生活方式抑或今天的美式生活方式一样普及。从那时开始，即使信奉一神教、与希腊哲学体系和多神文化格格不入的犹太人也不禁通过希腊文化的透镜来观察世界。

公元前323年6月13日，征服已知世界八年后，年仅三十三岁的亚历山大因发热或中毒奄奄一息地躺在巴比伦，忠诚的士兵泪流满面地走到他的床前。当他们问亚历山大把王国留给谁时，他的回答是：“给最强的人。”

[1]撒马利亚人已经形成独立的半犹太宗教组织，它是以新巴比伦统治开始前形成的犹太教为基础的。波斯统治时期，撒马利亚由参巴拉总督世家统治。撒马利亚人不能进入耶路撒冷，这刺激他们在基利心山上建立了自己的圣殿，还为此与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结下世仇。和所有的家庭恩怨一样，仇恨是由一些微不足道的矛盾引发的。撒马利亚人成为遭犹太人鄙视的二等公民，在犹太人眼里，他们堪比异教徒，因此耶稣说出“好撒马利亚人”时，令人格外意外。至今仍有大约一千名撒马利亚人生活在以色列。尽管犹太人的献祭行为早已终结，但21 世纪的撒马利亚人仍年复一年地在基利心山祭奉逾越节羔羊。

托勒密：安息日劫掠

寻找最强者的比赛演变成亚历山大的将领之间长达二十一年的战争。耶路撒冷在这些“繁殖世间邪恶”的马其顿军阀之间几经转手。在两个主要参与者的争斗中，耶路撒冷六次被转手。独眼安提柯统治了耶路撒冷十二年，直到公元前301年战死沙场，而胜利者托勒密来到耶路撒冷门前，宣示自己对耶路撒冷的所有权。

托勒密是亚历山大的表兄，一个跟着亚历山大从希腊打到巴基斯坦的老将，他在那里指挥印度河上的马其顿舰队。亚历山大死后，埃及成了他的囊中之物。听说亚历山大大帝的灵柩正在运回希腊的路上，他便匆忙越过巴勒斯坦，夺得灵柩，将它安放在他的首都亚历山大里亚。希腊的终极护身符——亚历山大的遗体——的守护人，成了亚历山大精神之火的守护者。托勒密不光是个军阀，他下令筹铸的钱币上印着他坚毅的下巴和呆板的鼻子，这掩饰了他的狡猾和通晓事理。

如今，托勒密告诉耶路撒冷人，他想在安息日入城，向犹太人的上帝献祭。休憩中的犹太人中计了，托勒密占领了这座城市，并以此方式向人们展示犹太人对宗教戒律的盲从。但是，当安息日太阳落山时，犹太人开始反击。之后，托勒密的军队横扫耶路撒冷——“打家劫舍、强奸妇女，半个耶路撒冷变成囚笼”。托勒密可能将马其顿卫戍部队驻扎在了圣殿北部由尼希米建造的巴里斯要塞，他还把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押送到埃及。这些人在托勒密辉煌壮丽的首都亚历山大里亚建立了说希腊语的犹太人群体。在埃及，托勒密和他的继承人变成法老；在亚历山大里亚和地中海地区，他们仍然是希腊国王。托勒密·索特尔以“救世主”之名著称，接受地方神伊西斯和俄塞里斯，并采用埃及的君主制，将他的王朝提升为埃及的神王和半神圣的希腊君主的综合体。他和他的儿子征服塞浦路斯和昔兰尼加，接着横扫安纳托利亚和希腊诸岛。托勒密知道，只有尊荣和文化加在一起才能让他享受正统和伟大。所以，他把亚历山大里亚建成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希腊城市，富丽堂皇、优雅时尚。他在这里建立图书馆和博物院，招募希腊学者，使法罗斯灯塔投入使用——它是世界奇观之一。托勒密的帝国延续了三个世纪，他们家族的最后一个人是克利奥帕特拉（七世）。

托勒密活到八十多岁，还写了一部亚历山大史。托勒密二世菲拉德尔福斯对犹太人颇有好感，释放了十二万犹太奴隶，还寄送黄金给犹太人装饰圣殿。他深刻理解庆典和演出的作用。公元前275年，他以酒神和丰收之神狄俄尼索斯的名义为几位特殊来宾举行阅兵礼，其间，一个用豹皮做的、装着约757立方米葡萄酒的巨大葡萄酒囊和一个约55米长、2.7米宽的巨大阳具图腾，同大象、来自帝国各个角落的国民一起参加游行。他还热衷于收藏书籍。当大祭司将大约二十本《塔纳赫》送到亚历山大里亚时，[1]国王命人将它翻译成希腊语。他尊重亚历山大里亚犹太人的学术成就，邀请他们共进晚餐，商讨翻译问题。国王承诺道：“一切都会依你们的习惯行事，我本人也是如此。”据说，在七十天的时间里，七十位学者每人完成了一份译文，结果译文完全一样。《七十子圣经》（Septuagint）改变了耶路撒冷的历史，使后来基督教的传播成为可能。多亏了亚历山大，希腊语成了国际通用语。至此，《圣经》成了几乎每个人都能阅读的圣书了。

[1]“塔纳赫”（Tanakh）是律法书、先知书和文集的希伯来语首字母缩写，后来基督徒称这些书为“旧约”。作者此处叙述有误，此时送至亚历山大里亚的应是《托拉》，而非《塔纳赫》，因为《塔纳赫》在公元后才成书。——译注

多比雅的约瑟

耶路撒冷仍然是托勒密帝国境内一个半自治的小国，犹大发行自己的钱币，上面刻着“耶胡德”。耶路撒冷不仅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还是一个由大祭司统治的上帝之城。他们声称自己出自《圣经》祭司撒督一脉，伺机积累财富和权力，而这只要给托勒密进贡就可以达成目的。公元前3世纪40年代，大祭司奥尼阿斯二世试图瞒下他欠托勒密三世厄威革特的20银塔兰特，这为一个人脉广阔、决定开出比大祭司更高价钱的年轻犹太人提供了机会，这位年轻人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耶路撒冷，还是为了整个国家。

这个冒险家就是大祭司的亲侄子约瑟[1]。他启程前往亚历山大里亚，因为国王正在那里举办一场竞拍会：竞拍者承诺用最多的贡品换取对他们所居之地的统治权以及在那里征税的权力。叙利亚贵族嘲笑年轻的约瑟，但他用蛮横而放肆的方式战胜了他们。他设法率先觐见国王，让国王为他的魅力所倾倒。当托勒密三世开始要价时，傲慢的约瑟开出比所有竞争者都高的价钱，他的开价是柯里叙利亚、腓尼基、犹大和撒马利亚的总和。国王要约瑟留下人质，以确保得到他承诺的贡赋。“噢，我的国王，除了你自己和你的妻子外，我不会给你其他人。”这个狂妄自大的耶路撒冷人回答说。约瑟本可能因为傲慢无礼而被处死，但托勒密大笑之后表示同意。

约瑟带着两千名埃及步兵回到耶路撒冷，他有太多东西需要证明。当阿什凯隆拒绝纳税时，约瑟杀了它的二十名市民领袖，阿什凯隆不得不屈从。

约瑟就像他在《创世记》中的同名者一样，在埃及的高级领导人中纵横捭阖并取得胜利。他和国王在亚历山大里亚过从甚密，他爱上了这里的一个女演员。当约瑟设计勾引这个女演员时，他的哥哥用自己的女儿替换了该女演员。那天夜里，约瑟喝得不省人事，当他清醒时，他爱上了自己的侄女，而他们的联姻也巩固了这个王朝。然而，他们的儿子西卡努斯长大后变得跟约瑟一样无赖。尽管约瑟生活奢侈，统治严苛，赋税过多，但据约瑟夫斯说，约瑟是一个宽容大度的好人，他的庄严、智慧和公正令人钦佩。他使犹太人摆脱了贫穷、卑贱，走向辉煌。

约瑟对埃及国王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为了控制中东，同竞争对手马其顿王朝的塞琉古人开展了连绵不断的战争。公元前241年左右，托勒密三世在战胜敌人后，通过拜访耶路撒冷、恭敬地在犹太人的圣殿献祭来表达自己的感激时，无疑受到了约瑟的款待。然而，当国王去世时，埃及人发现他们正面对一个十几岁的、雄心勃勃的塞琉古国王的挑战。

[1]约瑟出自一个具有混合血统的犹太人家庭，他可能是反对尼希米的亚扪人多比雅的后裔。他的父亲多比雅是一个富豪，与托勒密二世关系密切——一个名叫泽农的大臣的纸草文献显示，多比雅与国王有生意往来，他在暗嫩（今约旦）拥有大片地产。

安条克大帝：大象的碰撞

挑战者是亚洲的马其顿国王安条克三世。公元前223年，这个年仅十八岁、四处游历的年轻人继承了一个华而不实的头衔和一个四分五裂的帝国，[1]但他拥有扭转颓势的天赋。安条克三世视自己为亚历山大的继承人，他和所有马其顿国王一样，将自己同阿波罗、海格立斯、阿喀琉斯，特别是宙斯联系在一起。经过一系列精彩炫目的战役，安条克三世重新征服了亚历山大远到印度的东方帝国，为自己赢得“大帝”（the Great）的称号。他多次袭击巴勒斯坦，但托勒密击退了他的进攻，日渐年老的约瑟·多比雅继续统治着耶路撒冷。但约瑟的儿子西卡努斯背叛约瑟，并袭击了耶路撒冷。约瑟在去世前不久打败了自己的儿子，不过西卡努斯仍继续在今天的约旦地区开拓自己的公国。

公元前201年，四十多岁的安条克大帝从东方胜利归来。耶路撒冷就像“风暴中的一艘航船，在两个大国间左右摇摆”。最后，安条克大帝赶走埃及人，耶路撒冷张开怀抱迎接新的主人。安条克大帝宣称：“当我们进入他们的城市时，犹太人热情地款待我们，他们的长老负责迎接，还帮助我们赶走埃及驻军。”塞琉古国王和军队非常引人注目。安条克大帝头戴皇冠，脚穿镶着金边的深红色系带靴子，戴着一顶宽边帽，穿着缀满金星的深蓝色披风，脖子处别着深红色领针。耶路撒冷人为安条克大帝的多民族部队提供给养，他的军队包括手握萨里沙长矛的马其顿方队、克里特山地战士、奇里乞亚轻步兵、色雷斯投石手、米希亚弓箭手、吕底亚掷矛兵、波斯弓箭手、库尔德步兵、全副武装的伊朗战马和最具威名的大象——耶路撒冷可能是首次见到这样的景象。[2]

安条克大帝承诺替犹太人修缮圣殿和城墙，增加耶路撒冷这个城市的人口，并确保犹太人享受“按照父辈的法律”统治自己的权利。他甚至禁止外人进入圣殿或者将马肉、骡子肉、野生或驯养的驴的肉、豹子肉、狐狸肉或兔肉带进城里。大祭司西门当然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耶路撒冷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宽容的征服者。耶路撒冷人后来将这个时代视为由完美的大祭司统治的黄金时代，他们说大祭司就像“云朵中的晨星”。

[1]安条克三世是塑造亚历山大帝国版图的将军们建立的其中一个伟大王朝的继承人。托勒密一世争取在埃及建立自己的王国时，亚历山大的另一个军官、安条克三世的先祖塞琉古占领巴比伦。塞琉古和托勒密一样有天赋，他重新征服亚历山大的大部分亚洲领土，从而为塞琉古王朝取得“亚洲之王”的称号。塞琉古统治着从希腊到印度河的广大地区，但在人生的最高点时被暗杀。塞琉古家族曾被许诺将获得柯里—叙利亚，但托勒密拒绝交出这一地区，结果导致长达一个世纪的叙利亚战争。

[2]这是战象盛行的时代。自从亚历山大带着一群大象从印度战场归来，这些武装起来的厚皮动物对任何自视甚高的马其顿国王来说都是最具威名（也最昂贵）的武器——尽管这些大象经常踩踏己方步兵而不是敌方步兵。与此同时，在西方，来自推罗的腓尼基人的后裔迦太基人，正同罗马人争夺地中海的霸权。迦太基人的杰出将领汉尼拔驱赶着大象越过阿尔卑斯山，入侵了意大利。安条克大帝用的是印度象，托勒密掌握的是非洲象，而汉尼拔使用的是产自摩洛哥阿特拉斯山、现在已经灭绝的体型较小的象。

义人西门：晨星

赎罪日当天，西门[1]从至圣之所出来，这个大祭司走向圣坛，身上笼罩着荣光。大祭司是作为受膏的王子、君主、教皇和阿亚图拉的综合体统治犹大的，而西门是大祭司中的杰出典范：他身穿镀金长袍和闪闪发光的胸甲，头戴类似王冠的包头巾，还在头巾上别了一朵金花——象征着生命和救赎，也是犹大国王头饰的遗存。《德训篇》的作者，同时也是第一个捕捉到该繁荣都市之神圣戏剧的作家杰苏斯·本·西拉把西门描绘成“参天柏树”。

耶路撒冷成了一个“神权国家”——这个词是由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创造的，用来描述这个“整个国家主权和所有统治权威都掌握在上帝手里”的小国。苛刻的规定支配着生活的每个细节，因为彼时政治和宗教没有任何区别。在耶路撒冷既没有雕像也没有塑像。尊奉安息日是令人痴迷的事。所有违背宗教的罪犯都被处以死刑。有四种处刑方式：石刑、火刑、斩首和绞杀。通奸者要用石头砸死，这个刑罚由整个群体执行（被定罪的人首先要被扔下悬崖，在众人扔石头前通常是不省人事的）；殴打父亲的人要被绞杀；与母女二人都有通奸行为的则被处以火刑。

圣殿是犹太生活的中心：大祭司和他的政务委员会——犹太教公会（Sanhedrin）——在那里聚会。每天早上，号角声通知大家开始一天的首次祈祷。号角的作用和伊斯兰教的宣礼员一样。七个银质喇叭一天吹响四次，召唤信徒到圣殿跪拜。犹太人主要的礼拜仪式是每天早晚两次在圣殿的祭坛上供奉一只没有瑕疵的公羊、母牛或鸽子，与此同时，香坛上的香火连绵不绝。“大屠杀”（holocaust）这个词出自希伯来语“olah”，意思是“向上”，暗指整只动物燔祭时的烟“向上”飘向上帝。想必整个城市都能闻到圣殿祭坛散发的气味：香炉里混着肉桂的香味与焚烧动物的臭味。难怪人们往身上涂抹大量没药、甘松和香油作香料（以遮住臭味）。

节日的时候，朝圣者涌进耶路撒冷。在圣殿北面的羊门，牛羊成群，异常嘈杂，以为祭祀做准备。逾越节期间要屠杀二十万只羊。而住棚节（时称“Tabernacle”）是一年中最神圣、最喜庆的一周，男人和女孩们身着白衣在圣殿的院子里载歌载舞，挥舞着点燃的火炬，在宴会上大快朵颐。他们搜集棕榈叶和树枝，在自家屋顶上或圣殿的院子里建造棚屋。[2]

然而，即使在完美的西门的统治下，也有许多可能看起来像希腊富人的世俗犹太人住在西山坡上以“上城”之名著称的希腊式宫殿里。被狂热的犹太保守派视为异教污染的事物，在这些见多识广的人眼里是文明的产物。对耶路撒冷而言，这是新生活的开始：她越神圣，就越分裂。两种生活方式并肩而立、相互交织，伴随着如同家庭纠纷的互相嫌恶。现在，这个城市以及犹太人的存在，遭受着自尼布甲尼撒以来最臭名昭著的“怪物”的威胁。

[1]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西门实际上在托勒密一世时期统治着耶路撒冷。原始资料相互矛盾，但此处所指最有可能是安条克大帝的同时代人西门二世。这个人重筑堡垒，修复圣殿，并在圣殿山上修建了一个巨大的蓄水池。他的坟墓坐落在旧城北部、巴勒斯坦人的谢赫贾拉居民区。奥斯曼统治时期，那里一年举办一次由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共同庆祝的“犹太野餐”，这是民族主义兴起之前所有教派共同庆祝的节日之一。今天，这个坟墓是犹太人的圣所，是以色列在附近建立的定居点的核心。然而，和耶路撒冷的许多遗址一样，这个坟墓本身就是个谜：它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义人西门的葬身地，而是五百年后建造的，是一个名叫朱利娅·萨比娜的罗马贵妇的墓。

[2]犹太人的主要节日——逾越节、五旬节和住棚节——仍然在发展。逾越节是春天的节日，现在这个节日将吃无酵饼和讲出埃及的故事这两项传统活动融合在一起。在耶路撒冷，逾越节逐渐取代住棚节，成为犹太人的主要节日。搭建临时房屋的节日延续至今，成了今天的住棚节（现称“Sukkot”）。住棚节时，犹太小孩仍会搭建一个装饰着水果的丰收小屋。圣殿的工作由利未部落的后裔利未人和祭司们（摩西的哥哥亚伦的后裔，他们本身也是利未人的一个分支）分担。

安条克显灵：疯狂的上帝

耶路撒冷的施恩者安条克大帝不能停下前进的步伐，他转而征服小亚细亚和希腊。但是，这个过分自信的亚洲之王低估了正在崛起的罗马共和国的力量，这个共和国刚刚打败汉尼拔和迦太基，得以统治整个西地中海。罗马击退了安条克大帝对希腊的进攻，强迫这个伟大的国王交出他的舰队和象兵部队，并把他的儿子带到罗马做人质。安条克大帝去东方充实他的国库，却在洗劫一个波斯神庙时被暗杀。

从巴比伦到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一年要为圣殿缴纳一次什一税，耶路撒冷因此变得极为富裕，然而她的财富不仅加剧了犹太领导人之间的权力斗争，还吸引了缺钱花的马其顿国王。亚洲的新国王和他的父亲一样名叫安条克（安条克四世），他火速奔赴首都安条克（Antioch，后文称“安条克城”），夺取王位，杀死家族中所有觊觎王位的人。安条克四世在罗马和雅典长大，继承了其父精力旺盛、光彩夺目的天资，但他尖厉的恐吓和疯狂的炫耀更像精神错乱、爱出风头的卡利古拉或尼禄。

作为一位倒下的伟大国王的儿子，他有太多的东西需要证明。安条克四世长得漂亮，但精神错乱。他欣赏宫廷礼仪的壮观，却受不了它的束缚。另外，他为自己令人惊奇的绝对权力感到骄傲。在大广场上，年轻的国王安条克四世喝得酩酊大醉，当众洗澡并用昂贵的油膏按摩；在公共浴池中，他和马夫、门童结为朋友。当一位观众抱怨他过度使用没药时，他让人用没药罐砸破这个人的头；当民众因哄抢这种天价沐浴液而闹成一团时，国王只在一旁歇斯底里地笑。他喜欢穿着金色斗篷、戴着玫瑰花环出现在大街上，但是当他的臣民盯着他看时，他就朝他们扔石头。夜晚，他乔装打扮，潜入首都安条克城闷热的后街。他会自发地向陌生人示好，但是他的爱抚就像黑豹一样反复无常，时而和蔼可亲，突然间又变得残酷无情。

希腊化时代的统治者通常称自己是海格立斯和其他神的后裔，安条克四世则更进一步。他称自己是“Epiphanes”，意为“上帝显现”，他的臣民则给他起了绰号“Epumanes”，意为“疯子”。但是，他看似疯狂的举动其实是一种策略，他想借助对一个国王、一种宗教的崇拜巩固帝国的统一。他期望臣民崇拜他们的地方神，并将这些地方神并入希腊的万神殿和对他个人的崇拜当中。但是，犹太人的情况有所不同，他们对希腊文化有一种爱恨交织的感情。他们虽然仰慕希腊文明，但却痛恨被它支配。约瑟夫斯说，犹太人认为希腊人怠惰、滥交、走在时代的前端，但终无大用，尽管许多耶路撒冷人已经过上了时髦的生活，采用希腊人和犹太人的名字，以显示他们既可以是希腊人又可以是犹太人。犹太保守派人士不这么看，对他们来说，希腊人只是偶像崇拜者，希腊的裸体运动员令他们反感。

犹太显贵的第一反应是竞相投奔安条克四世，争取耶路撒冷的统治权。危机起源于家族内部对金钱和权力的争夺。当大祭司奥尼阿斯三世出价竞标时，他的哥哥耶孙比他多出了80塔兰特，这样耶孙成了大祭司，带着把耶路撒冷塑造成希腊城邦的计划回到耶路撒冷。为了向国王致敬，耶孙把耶路撒冷改名为安条克—耶路撒冷。他贬低《托拉》的地位，似乎还在圣殿对面的西山上建造了一座希腊式的体育馆。耶孙的改革相当受欢迎。年轻的犹太人热衷于在体育馆里追求时尚，他们在里面赤身裸体地锻炼时只戴一顶希腊帽子。他们想方设法地改变自己与上帝立约的标记——割礼，佯装包皮已经恢复，这显然是为了追求时尚而不是舒适。不过，耶孙终究还是失去了耶路撒冷。他派心腹迈内劳斯去向安条克四世进贡，但恶棍迈内劳斯盗取了圣殿资金，以比耶孙更高的价钱买到了大祭司之位，尽管他并没有任职所要求的撒督家族血统。迈内劳斯窃取了耶路撒冷。当耶路撒冷人派代表向国王提出抗议时，国王处死了这些人，他甚至允许迈内劳斯派人谋杀前大祭司奥尼阿斯三世。

安条克四世最关心的是筹集资金，夺回他的帝国——他即将取得惊人的成功：统一托勒密和塞琉古帝国。公元前170年，安条克四世征服埃及，但耶路撒冷人动摇了他的胜利，他们在被废黜的耶孙的领导下举起反叛大旗。疯子安条克四世撤军穿过西奈，攻占耶路撒冷，流放了一万名犹太人。[1]安条克四世在心腹迈内劳斯的陪伴下进入至圣之所，盗取了其中无价的艺术品——黄金祭坛、光明烛台和放置无酵饼的桌子。这是不可原谅的渎神行为。更为糟糕的是，安条克四世命令犹太人把他当成神显者加以供奉，以测试许多可能受希腊文化吸引的犹太人的忠诚度。接着，在将圣殿的黄金塞满自己的金库后，他返回埃及，镇压一切反抗活动。

安条克四世喜欢扮演罗马人，穿托加袍，在安条克城举办模拟选举。与此同时，他秘密重建了之前被禁的舰队和大象部队。但决心统治东地中海的罗马人不会容忍安条克四世的新帝国。罗马使者波皮利乌斯·雷纳斯在亚历山大里亚会见国王安条克四世时，盛气凌人地在沙地里绕着他画了一个圈，要求他在踏出圆圈前同意从埃及撤军——这就是“设置底线”（draw a line in the sand）一词的来源。“心怀不满和仇恨”的安条克四世在罗马的武力面前低下了头。

与此同时，犹太人拒绝向神显者安条克献祭。为了确保耶路撒冷不会再次反叛，这个疯子决定消灭犹太人的宗教。

[1]耶孙再次逃脱，到他的支持者多比雅王子西卡努斯那儿避难。西卡努斯已经统治约旦大部分地区长达四十年，他仍然是托勒密家族的盟友，即使在托勒密失去耶路撒冷之后。西卡努斯同阿拉伯人打仗，还在伊拉克阿米尔建了一个有着美丽浮雕和园林的奢华堡垒。当安条克四世征服埃及、重新占领耶路撒冷时，西卡努斯无路可走：这个多比雅家族的最后一人自杀了。现在他的宫殿废墟是约旦的旅游景点之一。

神显者安条克：另一位行毁坏可憎者

公元前167年，安条克四世在安息日偷袭并占领了耶路撒冷。他杀了成千上万的人，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还建起一座新城堡阿克拉（Acra）。随后，他把这座城市交给一个希腊总督，也是他的合作伙伴迈内劳斯。

接着，安条克四世禁止在圣殿里进行任何献祭或礼拜活动，禁守安息日、律法和割礼，违者处以死刑。他还命人用猪肉玷污圣殿。12月6日，圣殿成为安条克四世献给神王宙斯的圣所——这真是行毁坏可憎之事。众人可能是当着安条克四世的面在至圣之所外面的祭坛上为神王献祭的。“圣殿里充满了喧闹，异教徒在此与妓女狂欢调情”，“在神圣的地方”私通。迈内劳斯默许这些行为，戴着常春藤花冠的人在圣殿中穿行，祈祷过后，就连许多祭司都屈尊观看运动场的裸体游戏。

那些遵行安息日传统的人被活活烧死或者承受从希腊引进的刑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一位老人宁死不吃猪肉，让自己的孩子行割礼的妇女连同孩子一起被推下耶路撒冷城墙，《摩西五经》被撕成碎片并公开烧毁，凡拥有《摩西五经》副本的人一律被处死。在一些犹太人的心中，《摩西五经》和圣殿一样，比生命更宝贵。这些死去的人引发了一场新的殉道潮，并激发了人们对天启的期盼。在耶路撒冷，“许多睡在尘土中的人将苏醒并获得永生”，随着弥赛亚——一个被赋予永恒荣光的“人子”（Son of Man）——的到来，善良将战胜邪恶。[1]

安条克四世返回塞琉古帝国首都安条克城，他在那里举办宴会，庆祝不算完美的胜利。穿着黄金盔甲的塞西亚骑兵、印度大象、角斗士和套着黄金马笼头的尼赛亚骏马列队穿过首都安条克城，后面跟着头戴镀金圆环的年轻运动员、一千头献祭用的公牛、载着雕像的彩车和向人群喷洒香水的女子。当国王在王宫中款待千名客人时，角斗士在环形广场表演，喷泉中流出红色葡萄酒。这个疯子事必躬亲，他骑马在队伍中来回穿梭，亲自迎接客人，还同喜剧演员开玩笑。宴会结束时，喜剧演员把一尊裹着布的雕像抬进来，放在地上。当第一个音符响起时，雕像上的遮蔽物立刻被拿掉，出来的竟然是赤身裸体、载歌载舞的国王。

在这疯狂堕落之地的遥远南部，安条克四世的将军们正在执行他的迫害政策。在耶路撒冷附近的摩丁村，一个名叫玛他提亚的、有五个儿子的老祭司接到命令，要向安条克四世献祭，借此证明他不再是犹太人。然而，他回答：“即使国王统治下的所有民族都服从他的命令，我和我的儿子们仍照我们祖先的约去行。”当又一个犹太人上前献祭时，玛他提亚的“激情被点燃，他的血脉在颤抖”，他抽出剑杀了那个叛教者，然后杀了安条克四世的将军，并拆毁了祭坛。他说：“凡是愿意守约的人，请随我来！”这位老人和他的五个儿子逃进深山，以“义人—哈西德”之名著称的极端虔诚的犹太人也加入他们的行列。起初，他们过于虔诚，以至于即使在战斗的状态下（灾难性的状态下）仍遵守安息日——希腊人可能想把所有战事都安排到星期六。

玛他提亚不久便去世了，但他的第三个儿子犹大在耶路撒冷周围山里承担起指挥大任，并接连打败了三支叙利亚军队。一开始，安条克四世对犹太人的起义并不重视，他忙着东征伊拉克和波斯，只命令总督利西阿斯前去平乱。犹大打败了利西阿斯。

于是，就连远在波斯作战的安条克四世也意识到犹太人的胜利将威胁他的帝国，动摇他的恐怖统治。他给犹太教公会的亲希腊成员写信说，犹太人可以“吃他们自己认为合适的肉，并遵守他们自己的戒律”。但为时已晚，此后不久，神显者安条克癫痫发作，从战车上跌落而亡。在此之前，犹大已经为自己赢得英雄的名号，这个绰号将成为一个王朝的名字：铁锤。

[1]《但以理书》是一本故事集，其中的故事一部分出自巴比伦流亡时期，其余源自安条克占领时期：燃烧的炉火差可比拟但以理所遭受的折磨。但以理对一个谜一般的“人子”的新展望启发了耶稣。殉道热潮将在基督教兴起之初的几个世纪里重新上演。

8 马加比

公元前164年—公元前66年

“铁锤”犹大

公元前164年冬天，“铁锤”犹大征服了犹大全境和除安条克四世新建城堡阿克拉之外的耶路撒冷。犹大看到圣殿杂草丛生、无人管理，悲痛不已。他燃起熏香，重新启用至圣之所，并于12月14日祭祀恢复时主持至圣之所的落成典礼。在这座历经浩劫的城市里，没有足够的油保证殿中的烛台燃烧不息，但不知为何，烛台里的蜡烛一直没有熄灭。圣殿的解放和再次圣化至今仍在犹太人的哈努卡节得到庆祝——哈努卡节又称“净殿节”。

铁锤——拉丁语中的“马加比”[1]——转战约旦各地，并派他的哥哥西门拯救加利利的犹太人。因为犹大不在，犹太人战败了。马加比开始反击，占领了希伯伦和以东，在围攻耶路撒冷的阿克拉之前摧毁了阿什杜德的异教神庙。但是，塞琉古王国的摄政王在伯利恒南部的贝特扎加里亚（Beth Zacharia）打败了马加比，接着围攻耶路撒冷，直到不得不撤军平定发生在安条克城的叛乱。于是，摄政王赋予犹太人“依照自己的律法生活”并在自己的圣殿做礼拜的权利。继尼布甲尼撒之后四个世纪，犹太人终于恢复独立。

但是，犹太人尚不安全。塞琉古人尽管受内战折磨而有所削弱，但实力依然强大，他们决定击溃犹太人，守住巴勒斯坦。这场凶猛复杂的战争持续了二十年。其中细节无须赘述，其间有许多名字大同小异的塞琉古王位觊觎者，也有马加比家族几乎被全歼的时刻。然而，这个足智多谋、天赋异禀的家族总是能成功恢复元气并展开反击。

俯瞰圣殿的阿克拉城堡仍然折磨着分裂的耶路撒冷。据约瑟夫斯说，当号角吹响、祭司们再次献祭时，阿克拉的异教雇佣军和变节的犹太人时常“突然冲出来”，“杀死那些上山参拜圣殿的人”。耶路撒冷人将“所有邪恶的根源”大祭司迈内劳斯处死并选出新的大祭司。[2]但是，塞琉古人再次集结起来。他们的将军尼卡诺尔夺回了耶路撒冷。这个希腊人指着祭坛威胁说：“如果不把犹大和窝藏他的人交出来，我会把圣殿烧个精光。”

为生存而战的犹大向希腊的敌人罗马求助，罗马很快就承认了犹太人的自主统治权。公元前161年，“铁锤”犹大击溃尼卡诺尔，让人砍掉他的头和手臂，将它们带回耶路撒冷。他将这些恐怖的战利品放在圣殿展览，将尼卡诺尔威胁要将圣殿撕成碎片的手和被割掉的舌头挂在外头喂鸟，将他的头悬挂在城堡上。耶路撒冷人把俘虏尼卡诺尔的日子当作解放的节日来庆祝。但之后，塞琉古人打败并杀死了马加比，耶路撒冷陷落。犹大被葬在摩丁村。一切似乎都不复存在了，但犹大的哥哥们活了下来。

[1]确切地说，他的家族是以哈斯蒙尼王朝之名著称的，为简明起见，本书以“马加比”指称他们。马加比与亚瑟王、查理曼，是中世纪基督教骑士精神的典范。“铁锤查理”在公元732年的图尔战役中打败阿拉伯人；12世纪的“狮心王理查”（Richard the Lionheart）和爱德华一世（1272—1303年在位）称他们自己是“当代马加比”。后来，鲁本斯为犹大·马加比画了一幅像，亨德尔为他写了一部清唱剧。马加比对以色列的激励尤为显著，以色列的许多足球队都以“马加比”命名。马加比家族作为哈努卡的英雄，犹太人历来把他们视为反抗种族灭绝暴君的自由斗士。但是一些人受今天的美国民主与杰哈德恐怖主义启发，提出另一种观点，认为希腊人是文明的一方，与其对抗的马加比家族则是一群宗教狂热分子，相当于犹太人中的“塔利班”。

[2]这个新的大祭司甚至不是奥尼阿斯的撒督家族成员。撒督家族的合法继承人是奥尼阿斯四世，现在他和他的追随者一起逃到了埃及，受到埃及国王托勒密六世菲洛梅特的欢迎。菲洛梅特允许奥尼阿斯四世在尼罗河三角洲莱昂托波利斯市的一个废弃的埃及神庙遗址上建造犹太圣殿，奥尼阿斯四世在那儿建造了自己的耶路撒冷，那里至今仍以“犹太人之山”（Tell al-Jahudiya）之名著称。这些犹太王子成为有影响的埃及军官。奥尼阿斯的圣殿存续下来，直到公元70 年提图斯下令将它摧毁。

西门大帝：马加比的胜利

逃亡两年后，犹大的哥哥约拿单从沙漠里走出来，再次击溃塞琉古人，在希腊控制下的耶路撒冷北部的密抹（Michmas）建立了王庭。以外交能力著称的约拿单挑拨叙利亚国王与其对手埃及国王的关系，以收复耶路撒冷。接着，他修复城墙，再次圣化圣殿，并于公元前153年说服塞琉古国王授予他“国王之友”名号，并任命他为大祭司。马加比被施膏油礼，并在最热闹的节日住棚节戴上帝王花，穿上祭司法衣。然而，约拿单是一个与撒督毫无关系的地方祭司的后裔。至少有一个犹太教派视他为“邪恶的祭司”。

起初，约拿单得到埃及国王托勒密六世菲洛梅特的支持。菲洛梅特沿海岸向北来到约帕（Joppa，即离耶路撒冷最近的海港雅法），以法老之尊接见约拿单，而约拿单以祭司之尊会见了菲洛梅特。在仆托肋买（今阿科[1]），菲洛梅特实现了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每个希腊国王的梦想：他被加冕为埃及和亚洲的国王。但是，在胜利的那一刻，他座下的马看到塞琉古大象便前蹄腾空向后仰，致使他从马上跌落而死。[2]当敌对的塞琉古人争权夺利时，外交家约拿单只能不停地转换阵营。一位被困安条克王宫的塞琉古王位觊觎者向约拿单求助，承诺的回报是耶路撒冷的完全独立。约拿单率领两千人从耶路撒冷出发，穿过今天的以色列、黎巴嫩和叙利亚，到达安条克城。犹太士兵从王宫发射箭矢，然后从一个屋顶跳到另一个屋顶，穿过整座燃烧的城市，救出国王并恢复他的统治。返回犹大时，约拿单征服阿什凯隆、加沙和贝特祖尔，并开始围攻耶路撒冷的阿克拉城堡。但是，他受引诱孤身奔赴仆托肋买，会见新交的希腊盟友，结果后者抓住他，并举兵向耶路撒冷进发。

马加比家族没有弹尽粮绝，他们还有一个兄弟。这个人就是西门，他重新加固耶路撒冷，并召集军队。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使希腊人被迫撤退，但希腊人为自己报了仇：他们杀了西门被囚的兄弟约拿单。公元前141年春天，西门突袭并摧毁了阿克拉[3]，用赞词、棕榈枝、竖琴、铙钹、六弦提琴和赞美诗在耶路撒冷庆祝之前，他将这个城堡所在之山夷为平地。“以色列摆脱了异教徒的枷锁”，犹太教公会奉西门为世袭统治者，为他穿上金扣紫红色衣袍。除了头衔外，西门从各方面来说都已经是犹大国王。这年，人们订立契约时会写：“犹太人的领导人、最高统帅、大祭司，西门大帝统治元年。”

[1]阿科（Acre），以色列海法湾北部城市，也译作“阿克”。——编注

[2]菲洛梅特的继任者对犹太人怀有敌意，因为奥尼阿斯（Land of Onias，以奥尼阿斯四世的名字命名，位于古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当时有大量犹太人定居。——编者按）和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支持过菲洛梅特。即使在这个以恶毒著称的托勒密家族内部，被亚历山大里亚暴徒称作“胖子”（Fatso）的托勒密八世（本名“Physkon”，与“Fasto”音近。——编者按）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魔。“胖子”报复埃及的犹太人，聚集大象踩踏他们，但他们可能获得了神佑，大象踩伤的是“胖子”本人的随从。最残忍的是，他杀死了对他忠诚的、14岁大的亲生儿子：“胖子”让人割下男孩的头、腿和手，送给孩子的亲生母亲克利奥帕特拉二世。当这个家族的另一位成员，嫁给叙利亚国王德米特里二世的克利奥帕特拉·特亚决定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时，她给了儿子一杯毒药。但是，她的儿子迫使她喝下了毒药。这就是托勒密家族的生活。

[3]我们尚未找到阿克拉的任何痕迹。一些学者认为它就在圣殿山南边。后来希律大帝曾扩充圣殿山，所以被夷平的阿克拉山很可能就在现在的圣殿平台的下面，即阿克萨清真寺所在地。对于那些质疑大卫王的统治为什么遗存甚少的人，这一事例表明，大规模建设极有可能使古代遗迹无法留存至今。

约翰·西卡努斯：帝国的缔造者

公元前134年，西门大帝的声望如日中天，此时他收到女婿的晚宴邀请。晚宴上，马加比家族第一代中的最后一人被暗杀，接着，西门的女婿抓住西门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儿子。刺客还企图抓住他的另一个儿子约翰（希伯来语中是“Yehohanan”），但约翰逃到耶路撒冷，并控制了这个城市。

约翰到处碰壁。当他尾随谋反者到达他们的大本营时，他的母亲和哥哥当着他的面被撕成碎片。作为家中的第三子，约翰没想过从政，但他拥有成为理想的犹太统治者所有的家族天赋，有着“迷人的弥赛亚特征”。实际上，约瑟夫斯写道，上帝赋予约翰“三大特权”：统治这个国家、担任大祭司一职和预言的本事。

塞琉古国王，西顿人安条克七世，利用犹太内乱夺回巴勒斯坦，并围攻耶路撒冷。当安条克七世为了住棚节奉上金角公牛这样华丽的祭品，释放出和谈之意时，耶路撒冷人正在挨饿。约翰选择求和，同意交出除犹地亚外马加比家族征服的所有土地，赔款500银塔兰特，并拆毁城墙。

约翰不得不协助他的新主子安条克七世同伊朗和伊拉克新崛起的力量帕提亚人作战。这次远征对希腊人来说是场灾难，但对犹太人来说却是神的赐福。约翰可能已经秘密地同拥有许多犹太臣民的帕提亚国王进行了谈判。希腊国王被杀后，约翰设法逃出这个泥潭，归国后恢复独立。[1]

此时，大国因阴谋内讧而自顾不暇，约翰因此有机会开展自大卫以来规模空前的征服活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是大卫为他提供了战争经费，因为约翰洗劫了大卫可能位于旧城之中的豪华陵墓。他穿过约旦征服米底巴，迫使南部的以东人（开始以“以土买人”之名著称）改宗，并在拿下加利利前摧毁了撒马利亚。在耶路撒冷，约翰围绕这座成长中的城市建造了所谓的“第一城墙”（First Wall）。[2]他的王国是一个地方大国，圣殿是犹太生活的中心，尽管地中海沿岸不断壮大的犹太人群体是在当地的犹太会堂中进行每日祈祷的。或许是在这个充满自信的新时代，二十四书成为犹太教《旧约》的公认版本。

约翰死后，他的儿子阿里斯托布鲁斯宣布自己是犹地亚国王，这是自公元前586年以来在耶路撒冷出现的第一个君主。阿里斯托布鲁斯还征服了今以色列北部和黎巴嫩南部的以土利亚（Iturea）。但是，现在的马加比几乎和他们的敌人一样希腊化，他们使用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名字，他们开始和希腊暴君一样残暴行事。阿里斯托布鲁斯把母亲投入监狱，杀了比他更受欢迎的弟弟，这一罪行使他因内疚而发疯。然而，阿里斯托布鲁斯在吐血身亡之际又担心自己傲慢的弟弟亚历山大·詹尼亚斯（Alexander Jannaeus）将成为毁灭马加比的恶魔。

[1]新绰号“西卡努斯”（Hyrcanus）自然是约翰帕提亚冒险之旅的结果，尽管他从来没有去过里海的西卡尼亚（Hyrcania）。约翰通过重新与罗马结盟巩固他在国外的权力，又通过富裕的圣殿精英，即撒督家族的后裔撒都该人（这是他们此后的名字）的支持，巩固他在耶路撒冷的权力。

[2]城墙从圣殿山延伸到西罗亚池，再从那里延伸到希律城堡，希律城堡所在地，约翰时期的塔基至今犹存，人们可以从那里看到马加比时期耶路撒冷的民居。约翰建造的部分城墙在许多地方留存至今：在锡安山的南坡上，就在天主教公墓西边的某个地方，约翰的城墙与希西家城墙的大石比邻而立，它的旁边还有年代较晚的拜占庭皇后欧多西亚时期的石头。1985年，以色列考古学家发现了约翰和马加比家族建的地下引水渠和大水池。1870 年，当人们在苦路上修建锡安姐妹修道院时，当时的英国、德国和法国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这个地下水池斯特鲁席恩池。引水渠的发现揭示斯特鲁席恩池是如何获得水源的。而在女修道院下面接近苦路的地方，游客可以沿着这条如今已是圣殿隧道一部分的引水渠步行观光。马加比还在圣殿山和上城之间的深谷上架了一座桥梁。约翰住在圣殿北部的巴里斯要塞，但当时他可能已在不断扩大的上城修建宫殿。

色雷斯人亚历山大：狂暴的幼狮

亚历山大国王（“Jannaeus”是他的希伯来语名字“Yehonatan”的希腊语翻译）一控制住耶路撒冷，就娶了哥哥的遗孀，并着手建立一个犹太帝国。亚历山大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薄情寡义、没心没肺——犹太人很快就因为他放纵的施虐而厌弃他。但是，亚历山大有对邻国发动战争的自由。希腊王国江河日下，罗马人还没有过来。依靠魔鬼的运气[1]，亚历山大总能从频繁的战败和持久的野蛮行径中挺过来。因为他的野蛮残忍和他使用的希腊雇佣军，犹太人给他起了个“色雷斯人”的绰号。

亚历山大征服了加沙和埃及边境的拉菲亚（Raphia），还有北部的戈拉尼提斯（Gaulanitis，今戈兰）。但他在摩押中了纳巴泰阿拉伯人的埋伏，逃回耶路撒冷。当他在住棚节以大祭司身份主持典礼时，人们纷纷用水果砸他。在更虔诚的法利赛人（既尊奉口传律法又尊奉成文《托拉》）的鼓励下，人们这样取笑他：因为他的母亲做过囚犯，所以他不适合当大祭司。亚历山大对这种嘲讽的回应就是发动他的希腊雇佣军，在街上杀了六千人。塞琉古人利用这次叛乱进攻犹地亚，亚历山大在战败后逃进深山。

亚历山大在等待时机，谋划复仇。他再次进入耶路撒冷，杀了他的五万子民。宴会上，他一边同嫔妃们嬉戏，一边观看八百名造反者被钉死在山周围的十字架上，借此庆祝自己的胜利。叛军的妻子、儿女被当着他们的面割喉。亚历山大被他的敌人称为“狂暴的幼狮”，他后来死于酗酒，留给妻子撒罗米·亚历山德拉（Salome Alexandra，“Salome”是“Shalomzion”的希腊语译文，意思是“锡安享和平”）的，是一个包括今以色列部分地区、巴勒斯坦、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在内的犹太帝国。他建议撒罗米向士兵隐瞒他的死亡，直到她控制耶路撒冷，然后同法利赛人一起统治这个国家。

这个新女王是自耶洗别的女儿以来第一个统治耶路撒冷的女人。但是，这个王朝的气数将尽。撒罗米·亚历山德拉是两个国王的遗孀，为人精明，在法利赛人的帮助下统治她的小帝国直到六十多岁。但是，她难以掌控自己的两个儿子：长子大祭司约翰·西卡努斯二世缺乏活力，次子阿里斯托布鲁斯二世到目前为止又精力过剩。

在耶路撒冷的北边，罗马在环地中海地区所向披靡，先吞并希腊，接着是今天的土耳其。在土耳其，罗马军队遭遇本都王国的希腊国王米特里达梯的抵抗。公元前66年，罗马将军庞培打败米特里达梯，然后向南进军，填补该地区的军事真空。罗马人正逼近耶路撒冷。

[1]当亚历山大攻打希腊城市仆托肋买时，当时在塞浦路斯执政的托勒密九世索特尔出兵干涉，并打败亚历山大。然而，亚历山大的犹太关系拯救了他：索特尔正和他的母亲，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三世交战，克利奥帕特拉三世害怕儿子在犹地亚掌权。而克利奥帕特拉三世的司令官是前任大祭司奥尼阿斯的儿子，犹太人阿纳尼亚斯，是他救了这个马加比国王。克利奥帕特拉三世考虑过吞并犹地亚，但她的犹太将军劝她不要这样做，事实上，她根本指挥不动自己的军队。

9 罗马人来了

公元前66年—公元前40年

庞培在至圣之所

撒罗米女王去世后，她的儿子开始内斗。阿里斯托布鲁斯二世在耶利哥附近打败哥哥西卡努斯二世。随后，兄弟俩握手言和，当着耶路撒冷众人的面在圣殿里拥抱，阿里斯托布鲁斯成为国王，西卡努斯隐退，但是他经常听从一个名叫安提帕特（Antipater）的奸邪外人的劝告并受他掌控。未来是这个以土买权贵[1]安提帕特的。他的儿子将成为希律王。而能干、堕落的希律家族将统治耶路撒冷长达一个多世纪——现在的圣殿山和西墙基本上是在这个家族统治时期建造的。

安提帕特帮助西卡努斯逃到佩特拉，这个“几乎和时间一样古老的玫瑰红城市”，即纳巴泰阿拉伯人的首府。阿拉伯国王阿雷塔斯（Aretas，在阿拉伯语中是“Harith”）因同印度进行香料贸易而变得极为富有，他还与安提帕特的阿拉伯妻子有姻亲关系。阿雷塔斯帮助安提帕特和西卡努斯打败阿里斯托布鲁斯国王，后者逃回耶路撒冷。阿拉伯国王奋起直追，将阿里斯托布鲁斯围困在设防的圣殿山上。然而，所有喧嚣都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庞培正在犹地亚北部的大马士革建立司令部。格涅乌斯·庞培是罗马最有权势的人，是个特立独行的指挥官，并无任何正式职位。庞培带领着自己的私家军队在意大利、西西里和北非的罗马内战中屡屡获胜。迄今为止，他已经庆祝了两次凯旋，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庞培是一个有着天使面孔的谨小慎微的将军，“没有东西比庞培的脸蛋更精致”，但是这种美丽很有欺骗性：历史学家塞勒斯特说，庞培“面上诚实，心里无耻”，他早期的残忍行径和在内战中表现出的贪得无厌为他赢得了“小屠夫”的绰号。他在罗马立足，但需要不断加功添绩，才能摘得罗马强人的桂冠。他的绰号“马格努斯”（Magnus）——“大帝”——至少部分地具有讽刺性。庞培自孩童时代就崇拜亚历山大大帝。自亚历山大大帝以后，荷马史诗式的、具有英雄气概的王者形象以及东方未征服的省份和战利品，是每一个追名逐利的罗马寡头都无法抗拒的。

公元前64年，庞培终结了塞琉古王国，吞并了叙利亚，还很高兴地在交战的犹太人中间调停。从耶路撒冷过来的使节不仅代表积怨已久的两兄弟，还代表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恳求庞培让他们摆脱马加比人。庞培命令双方等候他的裁决，但阿里斯托布鲁斯对罗马的过硬实力不甚了解，鲁莽地采取了行动。

庞培突袭耶路撒冷。他俘虏了阿里斯托布鲁斯二世，但马加比的家臣占领了设防的圣殿山，摧毁了连接圣殿山和上城的桥梁。庞培在毕士大池北部扎营，围攻圣殿长达三个月，还用投石器袭击它。罗马人再次利用犹太人的虔诚，在大斋期的安息日从北面强攻圣殿，割了守卫祭坛的祭司的喉咙。犹太人把自己的房子付之一炬，其他人从城垛上跳下去。一万两千人被杀。庞培摧毁防御工事，废黜国王，吞并了马加比王国的大部分领土。他任命西卡努斯二世为大祭司，仅将犹地亚一地交给大祭司及其大臣安提帕特统治。

庞培无法拒绝到著名的至圣之所一探虚实的机会。罗马人尽管对这些东方仪式着迷，但仍为自己的众神感到骄傲，蔑视犹太一神教的“原始迷信”。希腊人嗤笑犹太人秘密崇拜金驴首或者养肥一个“人祭”，只为祭祀后吃他的肉。庞培和他的随从进入至圣之所，这是难以言喻的渎圣行为，因为即使是大祭司，一年也只有一次机会进入至圣之所。这个罗马人可能是第二个踏入至圣之所的外族人（继安条克四世之后）。然而，他恭敬地检查了黄金桌子和神圣的烛台，意识到这里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没有神首，只有浓重、严肃的神圣。庞培什么也没有带走。

庞培匆忙返回罗马参加凯旋仪式，这是为庆祝他征服亚洲的壮举而举办的。与此同时，西卡努斯二世被阿里斯托布鲁斯二世和他儿子的叛乱活动搞得焦头烂额，而真正的统治者，他的大臣安提帕特拥有赢得罗马支持的天赋。此时，罗马才是所有权力的源泉。然而，即使这个最阴险的政治家也要应对罗马诡谲多变的政坛。庞培被迫与其他两位领导人克拉苏和恺撒以三人执政的方式共享权力，恺撒很快因征服高卢而出名。公元前55年，又一个在东方寻找荣耀的罗马寡头克拉苏到达叙利亚，他渴望取得可与他的竞争对手比肩的胜利。

[1]以土买人，《圣经》中的以东人，是在耶路撒冷南部建立据点的坚韧不拔的异教士兵，他们已经在约翰·西卡努斯的胁迫下全体改信犹太教。安提帕特的父亲也是一个改宗者，被亚历山大任命为以东总督，不过他们这个家族的发源地是腓尼基的海滨城市。

恺撒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

在罗马，富有的克拉苏因贪婪、残忍而臭名昭著。他为罗马独裁者苏拉的死亡名单增添了许多受害者，而他这么做纯粹是为了掠夺财富。克拉苏还曾将六千个奴隶钉死在阿庇安路两边的十字架上，以庆祝他镇压斯巴达克斯起义的胜利。现在，他计划发动一次远征，推翻取代波斯人和塞琉古人、统治今伊朗和伊拉克的新帕提亚王国。

克拉苏的远征经费是靠洗劫耶路撒冷的圣殿获得的，他从那里偷走了庞培没有挪动的2000塔兰特，还有至圣之所的“纯金横梁”。但是，帕提亚人歼灭了克拉苏和他的军队。帕提亚国王奥拉德二世在观看一出希腊戏剧时，克拉苏的头被扔到舞台上。奥拉德将熔化的黄金倒进克拉苏的嘴里，并对着这颗头颅说：“现在你满足了吧。”

而今，罗马的两个强人，恺撒和庞培在争夺最高权力。公元前49年，恺撒从高卢出发，越过卢比孔河，入侵意大利。十八个月后，庞培被恺撒打败，逃到埃及。而恺撒在成为罗马的独裁者后，下令追捕庞培，并在埃及人杀死庞培两天后到达埃及。恺撒收到礼物——腌制过的庞培的头颅，这令他毛骨悚然却又深感宽慰。恺撒之前在东方征战三十年，此刻他发现，埃及因国王托勒密十三世与其姐姐兼妻子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恶斗而分裂，这极大地方便了他为罗马夺得东方最富裕的战利品：埃及。但是，恺撒没有料到的是，被废黜的、陷入绝境的年轻的埃及女王居然能影响自己的意志，以实现她的个人目的。

克利奥帕特拉七世要求秘密觐见罗马帝国的主人。她就像桃色政治闹剧的出色演员，让人把自己裹进一个洗衣袋（而不是一块地毯）里，抬进恺撒的宫殿——也许她已猜测到恺撒会无法抗拒这种戏剧性刺激。常年驰骋疆场、头发花白的盖厄斯·尤里乌斯·恺撒已经五十二岁了，他为自己的秃头感到羞愧。然而，他不仅拥有战争、文学和政治天赋，还有属于年轻人的源源不断的活力，而这令人震惊也有点吓人的生命力使他成为一个性探险者——他与克拉苏和庞培的妻子都睡过。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时年二十一岁，“她的美丽绝对不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她的外在吸引力，连同诱导的魅力以及她营造的气氛”深深地让人着迷。当时的钱币和雕塑显示，她有着托勒密家族特有的鹰钩鼻和尖下巴。克利奥帕特拉七世要夺回她的王国，要不辜负她盖世无双的血统，而恺撒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都是热衷冒险的政治人物，于是他们开始交往。很快，她为他生了一个孩子，名叫恺撒里昂；更重要的是，恺撒全身心地支持她。

恺撒很快发现自己身陷亚历山大里亚，因为埃及人开始反抗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和她的罗马庇护人。与此同时，庞培在耶路撒冷的盟友安提帕特看到了与恺撒结盟、拯救自己的机会。于是，他带领三千名犹太士兵向埃及挺进，说服埃及犹太人支持他并攻打恺撒的敌人。恺撒获得胜利，并使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成功复位。心存感激的恺撒在回罗马前，再次任命西卡努斯为大祭司和犹太人的统治者，让他修缮耶路撒冷城墙。但是恺撒把所有权力赐给了犹地亚的总督安提帕特，安提帕特的儿子们也因此成了地方小王：大儿子法赛尔统治耶路撒冷，小儿子希律获得加利利。

年仅十五岁的希律立刻展现出魄力：追捕一群极端虔诚的犹太人，并将他们杀死。在耶路撒冷，犹太教公会被小希律的杀戮行为激怒，传唤他前来接受审判。但是，罗马人认识到，安提帕特和他的儿子们正是他们需要的统治犹太人的盟友。于是，罗马驻叙利亚总督宣布希律无罪，甚至赋予他更多的权力。

希律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约瑟夫斯在书中写道：“他拥有俊美的容颜、健壮的身体和敏捷的思维。”希律的名字蕴含“英雄”之意，而他的魅力确实也给当时杰出的罗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性方面，他很饥渴，或者正如约瑟夫斯所说，他是“情欲的奴隶”，但并不粗鲁；他在建筑方面很有品位；他在希腊、拉丁和犹太文化方面造诣颇深。当不受政治和享乐牵绊时，他会倾听历史和哲学辩论。然而，权力总是排在第一位，对权力的渴望破坏了希律所拥有的各种关系。作为改信犹太教的以土买父亲和阿拉伯母亲的儿子（所以他的哥哥名为法赛尔—费萨尔），希律是一个能够扮演罗马人、希腊人和犹太人三重角色的国际主义者。但是，犹太人从未真正包容他混杂的血统。希律在一个富裕但警觉、残忍的家庭长大，他亲眼看到自己最亲的人被杀死，感受到恐怖带来的便利和权力的不堪一击。他长大后用死亡做政治工具，为人偏执、敏感，几近失控。这个棱角分明的少年极其野蛮又极为敏感，为了维持生存和统治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公元前44年，恺撒被暗杀，卡修斯（暗杀恺撒的凶手之一）接管了叙利亚。希律的父亲安提帕特立刻转换阵营，但阴谋让他措手不及，他被一个力图控制耶路撒冷的对手毒杀——这个人后来被希律杀死。此后不久，卡修斯和他的刺客同伴布鲁图在菲利皮战败，胜利者是恺撒的甥孙和养子，二十二岁的屋大维，以及传奇将军马克·安东尼。二人瓜分了帝国，安东尼获得东方。在安东尼向叙利亚进发时，两位年轻的当权者怀着大相径庭的目的赶来觐见这个罗马强人。一个想要恢复犹太王国，另一个想要把它并入自己祖先的帝国。

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

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前来觐见安东尼。她是风华正茂的女王，也是在世界上颇具声望的托勒密王朝的后裔，她让自己成为伊西斯—阿佛洛狄忒，前来会见她的狄俄尼索斯，因为后者能给予她祖先统治的土地。

对二人来说，这场相遇是命中注定的。安东尼比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大十四岁，但正值盛年。他酗酒，脖子粗，胸肌发达，下巴突出，并且为自己肌肉发达的双腿感到骄傲。他被克利奥帕特拉七世迷得头晕目眩，热切地追随她拥抱希腊文化和东方的奢侈繁华。他视自己为亚历山大的继承人，海格立斯的后裔。当然，他也认为自己是狄俄尼索斯的化身。他要求埃及人为他入侵帕提亚的计划提供金钱和给养。所以，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互相需要对方，而需求通常是浪漫之母。二人通过谋杀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姐姐（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已经杀了自己的弟弟）来庆祝他们的结盟和私通。

希律匆忙骑马去见安东尼。安东尼将军年轻的时候曾在埃及担任骑兵指挥官，得到希律父亲的栽培。因此，安东尼任命希律及其哥哥为犹地亚的实际统治者，任命大祭司西卡努斯为有名无实的首脑。希律通过一场王室联姻来庆祝他权力的上升。他的未婚妻是马加比公主米利暗，而米利暗因为家族内部的联姻成为两个国王的孙女。约瑟夫斯这样描述米利暗：她的身体和她的面孔一样美丽，但事实证明，这段在耶路撒冷展开的恋情将极具毁灭性。

安东尼追随身怀双胞胎的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来到她的首都亚历山大里亚。但是，正当希律的崛起充满希望时，帕提亚人入侵了叙利亚。西卡努斯的侄子、马加比王子安提柯为帕提亚人提供金钱1000塔兰特，并进献五百名女子，以换取自己对耶路撒冷的统治。

帕科鲁斯：回马箭

犹太人的城市起而反抗罗马傀儡希律和他的哥哥法赛尔。兄弟俩被围困在圣殿对面的王宫里，尽管打败了叛军，但帕提亚人却不那么好对付。耶路撒冷挤满了朝圣者（正值五旬节期间），马加比的支持者打开城门，迎接帕提亚王子帕科鲁斯[1]和他的门徒安提柯。耶路撒冷庆祝了马加比的回归。

帕提亚人假装真心实意为希律和安提柯做调解，但其实，他们是在引诱希律的哥哥法赛尔跳进他们设计的陷阱。当帕提亚人洗劫这座城市时，希律面临被消灭的危险，于是把权力交给犹地亚国王和大祭司安提柯。[2]安提柯弄残了伯父西卡努斯，割掉他的耳朵，使他没有资格再当大祭司。希律的哥哥法赛尔，要么是被谋杀了，要么是自杀了，把自己撞得脑袋开花。

希律失去了耶路撒冷和兄长。他支持过罗马人，但征服中东的却是帕提亚人。他是一个善变之人，如果不是躁狂抑郁症患者，那就肯定是循环性精神病患者。但是希律对权力的追求、敏锐的智力以及对生命的留恋和求生本能是非常强烈的。他濒临崩溃，但最终镇定下来。夜间，他召集随从，逃出绝境，开始追逐权力。

[1]帕科鲁斯是安息王朝奥拉德二世的儿子和储君，后者是曾经打败克拉苏的万王之王。帕提亚人从他们的家乡里海以东开始扩张，公元前250年左右脱离塞琉古人，建立起一个挑战罗马强权的新帝国。帕科鲁斯军队的先锋部队是帕勒万骑士团（Pahlavan knights），骑士身着重盔甲和宽松长裤，手中挥舞着约3.7米长的长矛、斧头和狼牙棒。这些重装甲部队全速冲锋，曾在卡雷摧毁罗马军团。他们还有一支民兵，就是以速度和越肩射击准确度著称的马上弓箭手——回马箭队。不过，帕提亚王国有一个制度缺陷——它的国王经常任由实力超强的、不顺从的贵族摆布。

[2] 已故国王阿里斯托布鲁斯二世的儿子安提柯使用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名字（Antigonos）。他所铸钱币正面的图案是圣殿的烛台（他的家族标志），还有希腊语的“国王安提柯”几个字，背面刻画的是圣殿里的无酵饼供桌，还有希伯来语的“大祭司玛他提亚”几个字。

希律：逃向克利奥帕特拉七世

希律的随从人员包括五百妃嫔，他的母亲、姐姐，还有未婚妻马加比公主米利暗。他在随从人员的陪同下，骑马逃出耶路撒冷，进入草木稀疏的犹地亚山麓。国王安提柯对希律及其妾室（安提柯显然打算将这些后宫女眷交给帕提亚人，以作为报酬）逃脱一事极为震怒，派骑兵追捕。希律逃进山里后再次崩溃，试图自杀，但卫兵夺走了他手中的剑。此后不久，安提柯的骑兵赶上希律的车队。希律恢复信心，并打败他们，把随从留在坚不可摧的山中堡垒马萨达，自己则逃到埃及。

安东尼已经离开埃及，前往罗马，但希律仍受到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女王的欢迎。她为他提供差事，让他留在亚历山大里亚。事与愿违的是，希律在他未婚妻的弟弟，也是他为犹地亚王位挑选的候选人——马加比王子约拿单——的陪同下，乘船奔赴罗马。而计划发动战争、赶走帕提亚人的安东尼意识到，约拿单这个孩子不能胜任国王的位子，这个位子需要的是希律的残酷无情。

安东尼和与他共掌帝国的屋大维陪同希律来到罗马元老院，他们在那里宣布，希律为犹地亚的国王和罗马的盟友。新上任的希律王走出元老院，世界的两大支柱，屋大维和安东尼，站在他两边——对这个从以东山区走出来的犹太和阿拉伯混血儿来说，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他同这二人的关系将是他四十年恐怖和辉煌统治的基础。然而，他离统治一个王国还有很长一段路：帕提亚人仍然占据着东方，安提柯还统治着耶路撒冷。对犹太人来说，希律是罗马走狗和以土买杂种。希律将不得不一寸一寸打下自己的江山，然后占领耶路撒冷。

10 希律家族

公元前40年—公元10年

安提柯的倒台：最后一个马加比

希律乘船前往仆托肋买，集结军队，开始收复自己的王国。当叛军在加利利易守难攻的洞穴里坚持抵抗时，希律用锁链吊着大箱子，将他的士兵放下去。这些配备了铁钩的士兵将希律的反对者钩出来，然后扔到谷底。然而，希律还需要安东尼的支持，以夺取耶路撒冷。

罗马人正击退帕提亚人。公元前38年，当希律率军北上、为安东尼提供帮助并向其求助时，安东尼正率兵围攻帕提亚人在萨莫萨塔（Samosata，今土耳其东南部）的要塞。希律到来时正值安东尼遭遇帕提亚人的伏击，希律展开反击，并解救了安东尼的军需车队。直率的安东尼像欢迎老战友一样欢迎希律，在全军将士面前热情地拥抱他，并检阅士兵，以向这位年轻的犹地亚国王致敬。心怀感激的安东尼以希律的名义派出三万步兵和六千骑兵围攻耶路撒冷。当罗马人在圣殿的正北方向扎营时，希律迎娶了十七岁的马加比公主米利暗。经过四十天的围攻，罗马人攻陷了耶路撒冷的外墙。两周后，罗马人闯进圣殿，“像疯子一样”洗劫了这座城市，在狭窄的街道上肆意砍杀。希律为了制止屠杀，不得不贿赂罗马人。他把被捕的安提柯交给安东尼，安东尼体贴入微地将最后一位马加比国王斩首。之后，罗马强人安东尼带领十万士兵入侵帕提亚。他的军事能力被过分夸大。事实上，对安东尼来说，这场远征几乎是一场灾难，他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士兵，是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军需供应拯救了幸存者。此后，安东尼一直未能恢复在罗马的声誉。

希律王铲除了犹太教公会七十一名成员中的四十五名，以庆祝对耶路撒冷的占领。他摧毁圣殿北部的巴里斯要塞，在这里建造了一座拥有四座塔楼的方形城堡，以其庇护人安东尼的名字将它命名为“安东尼亚”（Antonia），它巨大得像是在俯瞰整个城市。除了石凿地基的痕迹外，安东尼亚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但我们知道它应该是什么样子，因为希律的许多要塞留存了下来：他的每个山顶要塞都是集固若金汤的防卫和无与伦比的奢华于一体。[1]尽管有这些要塞，但希律从未感觉安全，而今他不得不保护他的王国免受两个女王的阴谋波及——这两个女王分别是他的妻子米利暗和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七世。

[1]被杀的犹太教公会成员可能葬在装饰华丽的犹太教公会墓。犹太教公会墓至今仍坐落在耶路撒冷旧城北部，墓碑上装点着石榴和爵床叶图案。至于希律的山顶要塞，其中最著名的是以下几个：马萨达，公元73 年，最后一批反对罗马统治的犹太斗士在这里集体自杀；马卡鲁斯，施洗者约翰在此被希律的儿子斩首；而人造的希律之丘则是希律和他的儿子们的葬身之地。

希律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

希律可能令马加比家族感到畏惧，而他自己也对该家族怀有戒心，其中最危险的一个正与他同床共枕。现年三十六岁的国王爱上了文雅、纯真、目中无人的米利暗。而米利暗的母亲亚历山德拉正是现实中典型的来自地狱的岳母，她很快便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密谋铲除希律。姓马加比的女人们都为自己的血统感到骄傲，亚历山德拉怨恨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血统混杂的希律，但她没有意识到的是，即使按照公元1世纪野蛮的政治标准，她也不是精神病患者希律的对手。

老西卡努斯因为身体残疾不能继续在圣殿任职，所以亚历山德拉想让她十几岁的儿子，即米利暗的弟弟约拿单当大祭司，这是拥有一半阿拉伯血统的以土买暴发户希律所不能企及的。凑巧的是，约拿单不仅是合法的国王，还拥有摄人心魂的俊美容貌，这在当时被视为神宠的标志。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被人群簇拥。希律因忌惮这个少年，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巴比伦犹太人推上大祭司之位，想借此解决心头之患。亚历山德拉秘密地向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求助。此时，安东尼已经将黎巴嫩、克里特和北非的土地并入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王国，还将希律最有价值的财产——耶利哥的的香脂树园与椰枣园——送给她。[1]后来，希律又将香脂树园和椰枣园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那儿租了回来。很明显，克利奥帕特拉七世觊觎的不是别的地方，而是她祖先的土地犹地亚。

米利暗和她的母亲把漂亮的约拿单当作美味的食物，用来诱惑别人，她们给安东尼寄了一幅约拿单的画像。和那个时代的大部分男人一样，安东尼对男性美的欣赏不亚于对女性美的欣赏。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承诺支持约拿单对王位的追求。于是，当安东尼传唤这个男孩时，希律大为惊惧，拒绝让这个男孩从自己身边离开。克利奥帕特拉七世主动为亚历山德拉和她的儿子提供政治庇护，希律则派人在耶路撒冷严密监视岳母。但是，亚历山德拉命人造了两副棺材，用棺材将自己和儿子偷运出王宫。

最后，希律因抗拒不了妻子的恳求和民众对马加比的拥戴，不得不在住棚节任命约拿单为大祭司。当约拿单身着华丽长袍、头戴王室祭司头饰走上祭坛时，耶路撒冷人对他交口称赞。然而，希律以希律家族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他邀请大祭司和他一起住进他在耶利哥的豪华王宫，表现得极为友善。那天晚上闷热潮湿，约拿单受人鼓动，前去游泳。在充满欢乐的游泳池里，希律的党羽把约拿单按到了水里。于是，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约拿单的尸体漂浮在那里。米利暗和母亲伤心欲绝，怒不可遏；耶路撒冷一片哀鸣。在约拿单的葬礼上，希律本人也“泣不成声”。

亚历山德拉向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报告了这次谋杀，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同情完全是政治性的，因为她至少杀死了她的两个，也可能是三个兄弟。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劝说安东尼把希律召到叙利亚。如果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得逞，希律将有去无回。而希律也为这次冒险之旅做了准备，并用邪恶的方式展示了对米利暗的爱：他把米利暗交给他的叔叔——当他离任时将担任耶路撒冷总督的约瑟夫——保护，但下令约瑟夫，一旦他被安东尼处死，便立刻将米利暗处以死刑。希律离开期间，约瑟夫一再告诉米利暗国王是多么爱她，国王对她的爱是如此之深，以至于（约瑟夫补充说）国王宁愿杀死她也不愿她失去国王的陪伴而独活。这些话令米利暗瞠目结舌。耶路撒冷到处散布着希律已死的谣言。希律不在的时候，米利暗对国王的姐姐撒罗米发号施令，而后者是这个险恶宫廷中最恶毒的玩家。

在劳迪西亚，希律，这个操控罗马权贵的专家迷倒了安东尼，安东尼原谅了他，两人不分昼夜地参加宴会。希律回来后，撒罗米告诉弟弟，他们的叔叔约瑟夫勾引米利暗，而他的岳母正在策划谋反。但希律和米利暗不知怎地和好了。他表达了对她的爱，“两人拥抱、哭泣”，直到米利暗透露已经知道希律要处死自己的计划。受嫉妒折磨的希律将米利暗软禁在家里，并处死了叔叔约瑟夫。

公元前34年，继先前的失败远征之后，安东尼成功入侵帕提亚人统治的亚美尼亚，再次展示了罗马的实力。克利奥帕特拉七世陪伴他到幼发拉底河，并在返回的路上拜访了希律。这两个迷人的魔鬼厮混数日，在互相调情的同时考虑着怎么杀死对方。希律声称克利奥帕特拉七世试图勾引他：这可能是她对付任何一个能够为她做事的男人的一贯方式。这也是一个致命的陷阱。希律抵挡住了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诱惑，并决定杀死这条古尼罗河之蛇，但他的谋士们强烈建议他不要这么做。

埃及女王返回亚历山大里亚。在一个盛大的仪式上，安东尼将她推上“万王之王”（Queen of Kings）的宝座。她和恺撒的儿子，年仅十三岁的恺撒里昂，成为埃及的共治法老。她和安东尼的三个儿子则分别成为亚美尼亚、腓尼基和昔兰尼的国王。在罗马人眼中，这种东方式的统治方式既违背罗马精神，又缺乏男子气概，也一点都不明智。安东尼试图通过他唯一一部已知的文学著作《论饮酒》（On His Drinking）为自己的东方酒宴开脱。他还给屋大维写信说：“你怎么就变了呢？就是因为我搞上了埃及女王吗？在哪里跟谁寻欢作乐真的重要吗？”但是，这件事确实重要。克利奥帕特拉七世被视为红颜祸水。当安东尼和屋大维的合作关系破裂时，屋大维变得前所未有地强大。公元前32年，元老院撤销了安东尼的统治权。接着，屋大维对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宣战。双方在希腊会战：安东尼召集了他的部队，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集结了她的埃及军队以及腓尼基舰队。这是一场决定世界霸权归属的战争。

[1]这两种东西位居古地中海地区最昂贵的奢侈品行列：用耶利哥的椰枣酿造的椰枣酒、用耶利哥的香脂树制造的基列香脂。基列香脂因为对头疼和白内障有奇效而备受珍视，此外，它还是最昂贵的香料。除了黎巴嫩、克里特、北非地区，克利奥帕特拉七世还吞并了包括约帕（今雅法）在内的大部分海岸城市，只给希律留下加沙一个港口。

奥古斯都和希律

希律不得不支持获胜者。他提出加入安东尼在希腊的军队，但安东尼却命令他进攻今约旦的纳巴泰阿拉伯人。到希律征战回来时，屋大维和安东尼正在亚克兴交战。安东尼不是屋大维的指挥官马库斯·阿格里帕的对手，他在海战中惨败，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一起逃回埃及。屋大维会灭了安东尼的犹太国王吗？

希律再次做好赴死的准备。他让弟弟腓罗拉斯代管一切，为了安全起见，他还勒死了老西卡努斯。希律把母亲和姐姐安置在马萨达，把米利暗和亚历山德拉留在另一个山顶要塞亚历山大（Alexandrium）。同前一次赴死一样，如果希律遭遇不幸，士兵会遵照他的命令处死米利暗。他安排好一切后，乘船前去应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约会。

屋大维在罗德岛接见希律。希律精明、直率地应对了这次会面。他谦卑地将自己的王冠放在屋大维脚下。接着，他没有否认与安东尼的关系，而是请求屋大维不要考虑他曾是谁的朋友，而考虑“他是什么样的朋友”。最终，屋大维把王冠交还给希律。希律胜利地回到耶路撒冷，而后跟随屋大维前往埃及。他们到达亚历山大里亚时，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刚刚自杀，安东尼用刀片，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则用毒蛇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屋大维成为罗马的第一任皇帝，他采用了“奥古斯都”这个名字。这个年仅三十三岁、拘谨、干练、冷漠、挑剔的管理者成为希律最信赖的保护人。实际上，皇帝和他的副手——直言不讳的马库斯·阿格里帕，相当于他的合作伙伴——都与希律非常亲密，用约瑟夫斯的话说，“皇帝除了阿格里帕之外，最好的朋友就是希律，而阿格里帕除了皇帝之外，也没有比希律更好的朋友”。

奥古斯都将希律王国的领土扩展为包括今以色列、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大片土地。和奥古斯都一样，希律是一个冷冰冰而颇有能力的管理者：当饥荒爆发时，他变卖自己的黄金，从埃及进口粮食，使犹太人免受饥饿之苦。他掌管着一个半希腊化、半犹太化的宫廷，服侍他的是漂亮的宦官和嫔妃。他的许多随从是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那里接收过来的。他的书记员，大马士革的尼古劳斯曾是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孩子们的家庭教师[1]。他的四百名加拉太贴身侍卫曾是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贴身侍卫——奥古斯都把他们当作礼物送给了希律，这些人由此加入了希律的日耳曼和色雷斯卫队。现在由这些金发碧眼的蛮族人为这个最国际化的国王执行酷刑和谋杀：“希律就血统而言是腓尼基人，就文化而言是希腊人，就出生地而言是以土买人，就宗教而言是犹太人，就居住地而言是耶路撒冷人，就公民身份而言是罗马人。”

希律和米利暗住在耶路撒冷的安东尼亚要塞。在那里，他是犹太人的国王，每隔七年要进圣殿诵读一次《申命记》，并任命大祭司——大祭司的法衣由希律保管在安东尼亚。而在耶路撒冷之外，希律是慷慨的希腊君主，他的新异教城市——主要是海边城市凯撒里亚（Caesarea）和撒马利亚遗址上的色巴思（Sebaste，希腊语中的“奥古斯都”）——是由神庙、竞技场和宫殿组成的豪华建筑群。他甚至在耶路撒冷建造了一座希腊风格的剧院和竞技场，在这里举办了亚克兴运动会，以庆祝奥古斯都的胜利。当这种异教表演引发了一场犹太阴谋时，希律处死了密谋者。

但他深爱的妻子并没有庆祝他的胜利。王宫被马加比王子和希律王子之间的斗争搞得乌烟瘴气。

[1]这位叙利亚裔希腊学者成为希律的心腹，同时与奥古斯都私交甚笃。他想必是个善于逢迎的侍臣，因为他在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和希律刀光剑影的宫廷中活了下来。后来，尼古劳斯为奥古斯都和希律写了传记，传记的主要资料来源是希律本人。尼古劳斯写的希律传记不复存在，但它是约瑟夫斯的主要参考材料，很难想象会有比这更好的参考材料。尼古劳斯的前王室学生中，恺撒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儿子恺撒里昂，被奥古斯都派人杀死。但其他三个孩子在罗马由皇帝的姐姐、安东尼的前妻奥克塔维娅抚养长大。男孩们的最终命运无人知晓，但女孩克利奥帕特拉·塞勒涅嫁给了毛里塔尼亚国王朱巴二世。她的儿子毛里塔尼亚国王托勒密被卡利古拉处死。继亚历山大大帝之后，托勒密王朝三百六十三年的历史至此终结。

米利暗：让希律爱恨交织的女人

当希律离开时，米利暗再次诱哄她的看管人告诉她，如果她的丈夫回不来，她将会被如何处置。希律发现米利暗极有个人魅力，但在政治上却是一个毒瘤：她公开指责希律杀了她的弟弟，有时让整个宫廷都知道她拒绝与希律做爱，借此羞辱希律；但在其他时候，他们又和好如初。米利暗虽然为希律生了两个儿子，但这并不妨碍她策划怎样毁灭希律。她还嘲笑希律的姐姐撒罗米平淡无奇。希律在爱恨之间纠结不已，因为在感情中掺杂了对权力的欲望而更加无法自拔。

希律的姐姐撒罗米将米利暗对希律的影响归结为巫术。她把米利暗用春药迷惑希律的证据交给希律。米利暗身边的宦官在饱受折磨之后说出了她的罪行。希律不在时，负责看护米利暗的人被下令处死了，而米利暗本人则被关在安东尼亚，然后接受审判。撒罗米不断揭发米利暗的罪行，决心置这位马加比王后于死地。

米利暗被判处死刑。这时她的母亲亚历山德拉公开斥责她，希望借此自救。群众喝倒彩，发出一片嘘声。当被执行死刑时，米利暗出人意料地表现出“灵魂的高尚”，说她很遗憾母亲以这种方式暴露自己。米利暗可能是被绞死的，她死的时候像一个真正的马加比那样“面不改色”，用这种优雅的方式“向观众展示了高贵的血统和传承”。希律因悲伤而发狂，他相信对米利暗的爱是上天对他的惩罚，旨在摧毁他。他绕着宫殿惊声尖叫，命令仆人寻找米利暗，并试图利用宴会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然而，宴会却以他为米利暗哭泣而结束。后来，希律生病了，身上长满疔子。而亚历山德拉则趁机夺权，事败后被希律处死。希律还杀害了自己的四个密友，因为他们可能亲近过他美丽的王后。希律始终未能从米利暗之死中完全恢复，这个祸根将摧毁另一代人。后来，《塔木德》声称，希律将米利暗的尸体保存在蜂蜜里，这可能确有其事，听起来甜蜜又不失恐怖，恰恰呼应了他和米利暗的爱情。

米利暗死后不久，希律开始着手他的杰作：耶路撒冷。希律觉得圣殿对面的马加比宫殿不够宏伟，而安东尼亚要塞必定经常受米利暗的鬼魂光顾。公元前23年，希律建起一座新的有塔楼的城堡和宫殿群，一个耶路撒冷城中的“耶路撒冷”，借此扩展西部防线。希律城堡周围是约13.7米的高墙，上面建了三座塔，它们的名字都牵扯情感纠葛。最高的一座塔名叫“希皮库斯”（Hippicus，以希律的一位战死沙场的年轻朋友的名字命名），高约39米，底座面积约4.2平方米。另外两座塔的名字分别是“法赛尔”（以希律已去世的哥哥的名字命名）和“米利暗”[1]。在安东尼亚要塞上可以俯瞰圣殿，而在希律城堡上能俯瞰整个城市。

希律在城堡南边修建了自己的宫殿，漂亮的穹顶下面是两个以他的保护人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命名的豪华套房，套房用大理石做墙壁，香柏木做横梁，上面镶嵌着精致的马赛克图案和金银饰品。宫殿周围建着庭院、柱廊、门廊，还有绿色的草地、郁郁葱葱的树林以及冷水池和瀑布形成的沟渠，沟渠上面是鸽舍（希律可能是用信鸽与他的各个行省通信的）。希律从克罗地亚获得的财富负担了整个工程的建设：他是地中海地区仅次于皇帝的最富有的人。[2]宫殿的喧嚣、圣殿的号角以及远处城市的喧闹都被鸽子的咕咕声和泉水的叮咚声抚平。

然而，希律的宫廷一点儿都不平静。他的兄弟是冷酷无情的阴谋家，他的姐姐撒罗米是盖世无双的恶魔，他后宫的女人个个都像国王一样偏执而富有野心。希律的纵欲使政治变得更加复杂——约瑟夫斯在书中说他是“一个欲望强烈的人”。在米利暗之前，希律已经娶了一个名叫多丽丝的妻子；在米利暗之后，他又娶了至少八个妻子。他挑选美人是为了满足爱或欲望，再也没有按照血统来挑选。除了五百多名后宫佳丽外，希律的希腊式爱好还波及宫中的内侍与宦官。但是，他那些半受溺爱半受忽视的儿子日益增多，而他们背后都有渴望权力的母亲，因此这些孩子也就成了魔鬼的幼雏。希律，这个善于利用局势的傀儡不得不想方设法化解宫廷中的嫉妒和仇恨。不过，宫廷斗争并没有分散希律对他最珍视的工程的注意力，他清楚耶路撒冷的声望与自己的威望休戚相关，他决定要在这方面与所罗门比肩。

[1]这可能是以他后来的妻子，一个也叫米利暗的人的名字命名的。但是这个名字肯定会让他和其他人想起他深爱的马加比公主。现在的大卫塔与大卫没有任何关系，是建筑在希律的希皮库斯塔之上的。提图斯摧毁耶路撒冷后，希皮库斯塔城堡一直是这座城市最重要的堡垒，直到奥斯曼时代到来。在耶路撒冷，没有任何建筑能像希律城堡一样展示这座城市发展的特质——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犹地亚、马加比、希律、罗马、阿拉伯、十字军、马穆鲁克和奥斯曼时期的遗迹。

[2]希律的财富源自他在整个中东的地产。这些土地出产牛、羊（在约旦和犹地亚饲养），来自加利利和犹地亚的小麦、大麦、鱼类、橄榄油、葡萄酒、水果、百合，来自阿什凯隆的洋葱（“葱”这个词最初指的就是阿什凯隆洋葱），来自耶路撒冷北部迦巴（Geba）的石榴，来自约帕的无花果和来自耶利哥的椰枣与香脂。希律拥有王国一半到三分之二的土地；他针对纳巴泰的香料征税，并对外出口这种香料；他还是矿业巨头，给奥古斯都支付300塔兰特，以获得塞浦路斯一半铜矿的开采权。他出口当地产的葡萄酒，自己喝的却是意大利的优质葡萄酒。经过一生的建筑活动并为罗马贡献巨额钱财，去世之时，希律仍为奥古斯都留下1000塔兰特（100万德拉马克），留给家人的则比这多得多。

希律：圣殿

希律拆毁了现存的第二圣殿，在它的原址上建起一个世界奇迹。犹太人害怕希律摧毁旧殿却建不成新殿，于是他召开市政会议，说服犹太人，为每个细节做好安排。希律把一千名祭司培训成建筑工人，与此同时，黎巴嫩的香柏木林被砍倒，横梁木沿海岸漂流而下。在耶路撒冷周围的采石场，巨大的、闪着黄光的方石，还有几乎纯白的石灰石，被标记、分割。一千辆四轮马车被召集起来，但石头太过巨大：在圣殿旁边的隧道里，有一块长约13.6米、高约3.4米、重600吨的石头。[1]由于所罗门在修建圣殿时从未让嘈杂声、敲打声污染城市，所以希律要求保证一切物品都在场外准备好，然后静静地归位。至圣之所在两年内完工，但整个建筑群八十年都没有建好。

希律往下挖到基岩处，从那里开始修建，所以他摧毁了所罗门圣殿和所罗巴伯圣殿的残余部分。由于受汲沦谷的陡峭地形所限，不能向东扩展圣殿，希律将圣殿山的休憩广场向南拓展，用八十八根顶梁柱和十二个拱门构成的地下建筑填充空间，从而在上面搭建出一个约1.2万平方米的平台。这个平台是古罗马广场的两倍大，它现在的名字是“所罗门马厩”（Solomon's Stables）。直到现在，东墙上的接缝仍然清晰可见，就在距城西南约32米处，接缝左边是希律时代的方石，右边是马加比时代的小石块。

距离至圣之所越近，圣殿的庭院就越小。非犹太人和犹太人都能进入巨大的非犹太人之庭，但女院周围的墙上写着这样的警告文字：

异邦人！勿擅闯圣殿铁栅和围栏无视于此

将自招灾祸

死亡紧随而至

五十级台阶上面是一扇通往以色列之庭的大门，以色列之庭对所有犹太男性开放，该庭院通向众人不能进入的祭司之庭。祭司专用庭院里坐落着包括至圣之所在内的圣所。据说，圣所就建在亚伯拉罕差点拿以撒献祭的那块石头上，大卫也在这里建了祭坛。祭祀活动是在燔祭坛上进行的，该祭坛就在女院和橄榄山的对面。

安东尼亚要塞守卫着北部的圣殿山。希律在那里建造了自己专用的通往圣殿的秘密隧道。他可以沿着高大的阶梯，经过二重门和三重门，穿过通向圣殿装饰着鸽子和花朵的地下通道，从南面走进圣殿。在西面，一座巨大的桥梁横跨溪谷，通向圣殿。该桥是双层的，就好像一条引水渠，负责将水引入一个巨大而隐秘的蓄水池中。圣殿陡峭的东墙上开着书珊门（Shushan Gate），该门只供前往橄榄山敬拜满月，或者用祭品中最稀少、最神圣、没有一点瑕疵的红色小母牛献祭的大祭司使用。[2]

四面八方都有立柱支撑的柱廊，但其中最宏伟的是皇家柱廊——一个巨大的、俯瞰整座山的长方形柱廊大厅。大约七万人在希律之都居住，节日期间，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前来朝圣。和所有热闹的圣所一样，即使在今天，圣殿也需要一个朋友聚会的地方，一个举办宗教仪式的场所。这就是皇家柱廊。参观者可以在繁忙的购物街买东西，该街在宏伟的拱门下面，沿西墙而建。参观圣殿的时间到来时，香客们在众多浸礼池里沐浴净身——后人在南入口周围发现了许多池子。香客们爬上通往皇家柱廊的宏伟阶梯，在祈祷时间到来前，可以在皇家柱廊所在地眺望城市全景。

在圣殿东南角，高耸的殿墙和汲沦谷的悬崖峭壁组成一个名叫“山巅”（Pinnacle）的险峻山峰，《福音书》说这里是魔鬼撒旦诱惑耶稣的地方。在圣殿的西南角，祭司们面朝繁华的上城，用响彻山谷的号角声宣布节日开始。每周五晚上，他们在这里宣布安息日开始。据说，公元70年，被提图斯推落山谷的一个石块的所在地，就是当年祭司们“吹响号角的地方”。

圣殿的设计由国王和他的无名建筑师（后人发掘出的一个骨灰瓮上刻着“西门，圣殿建造者”的铭文）负责，它显示了他们对空间和活动场所的出色见解。光彩夺目、令人敬畏的希律圣殿外面镶满金片，太阳初升的时候，金片反射出来的炽热光线无比耀眼，参观者不得不从它身上移开视线。从橄榄山抵达耶路撒冷，眺望耸立的圣殿，它就像“一座白雪覆盖的山峦”。这就是耶稣所见、被提图斯摧毁的圣殿。希律的休憩广场留存至今，因为伊斯兰教的岩石圆顶清真寺建在希律时代的石头上，这些石头至今仍闪烁着光芒，其中尤以犹太人敬崇的西墙为最。

圣所和广场完工之时（据说白天没有下雨，所以工程一直没有延期），希律不是祭司，所以无法进入至圣之所，但是他献祭了三百头公牛表示庆贺。希律在这个时候走到了人生的最高点，然而，他毋庸置疑的伟大功绩受到亲生子女的挑战，过去的罪孽在纠缠未来的继承人。

[1]希律可能采用了当时最新的技术。埃及人早在公元前4000年就知道怎样移动大块石头建造金字塔。罗马工程师维特鲁威发明了巨大的装置——车轮、雪橇和吊车——来运送这些石头。直径超过4米的大车轮充当轮轴，由数头公牛牵引前行。当时还有摇柄，是供十人或十人以下的小队操作使用的连着横杆和曲柄的水平旋转梁。用这种方法，八个人就能抬起1.5 吨重的东西。

[2]在《民数记》第19章中，上帝对摩西和亚伦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的纯红母牛牵到你这里来。”母牛将被放在一堆香柏木和牛膝草上，用于献祭，一束朱红色的线和浸润着圣水的线灰覆盖在香柏木和牛膝草的表面。据《密西拿》记载，这样的仪式只出现过九次，第十次的时候，弥赛亚将降临。自1967年以色列征服耶路撒冷引发千禧年骚动以来，基督教基要派福音传教士和犹太救赎主义者相信，世界末日和弥赛亚降临（对基督徒来说是二次降临）的三个必要前提中，两个已经得到满足：以色列复国和耶路撒冷成为犹太人的。第三个前提是重建圣殿。一些基要派基督徒和倡导救赎的正统派犹太人的小团体，比如圣殿研究院相信，只有圣殿山被用红母牛做祭品清洁过后，圣殿才能得以重建。来自美国密西西比州的五旬节派牧师克莱德·罗特因此与圣殿研究院的里奇曼拉比展开合作。他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引进500 头红色安格斯牛，在约旦河谷的一个农场饲养，试图从中培育出一头红色小母牛。他们相信，他们将培育出“改变世界的母牛”。

希律的王子们：家族悲剧

希律至少拥有十个妻子所生的十二个孩子。他似乎对大部分儿子都置之不理，除了米利暗生的两个儿子亚历山大和阿里斯托布鲁斯。这两个孩子有着一半的马加比血统和一半的希律血统，他们将成为希律的继承人。希律把他们送到罗马，在那里，奥古斯都亲自监督他们学习。五年后，希律把这两个少年王子接回家结婚：亚历山大娶了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国王的女儿，阿里斯托布鲁斯娶了希律的外甥女。[1]

公元前15年，马库斯·阿格里帕前来视察希律的耶路撒冷，一同前来的是他的新婚妻子，奥古斯都的色情狂女儿朱利娅。阿格里帕是奥古斯都的伙伴、亚克兴海战的获胜者，已经和希律成为朋友，希律骄傲地向他展示自己的耶路撒冷。阿格里帕住在希律城堡中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房间里，并在那里举办宴会以向希律致敬。之前，奥古斯都已经在圣殿里为犹太人的神雅卫奉上每日的祭品，现在阿格里帕又奉献了一百头公牛。阿格里帕为人处世老练圆滑，连挑剔的犹太人都给予他在所经之路铺设棕榈叶的荣耀，而希律家族更是用他的名字给自己的孩子起名。之后，希律和阿格里帕率领舰队游览希腊。当地犹太人对希腊人的压迫提出上诉，阿格里帕对犹太人的维权行为给予了支持，希律为此向他表示感谢，两人还以平等的身份相互拥抱。然而，希律在结束与罗马贵人的亲切交谈，启程返回耶路撒冷后，却遭遇了亲生子女的挑战。

亚历山大和阿里斯托布鲁斯两位王子深受罗马教育熏陶，他们继承了父母的相貌和高傲，很快便将母亲的死归咎到父亲身上。两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一样蔑视混血的希律族人，其中娶了国王女儿的亚历山大尤为自负。他们都对阿里斯托布鲁来自希律家族的妻子嗤之以鼻，也因此折辱了她的母亲——他们危险的姑姑撒罗米。两位王子夸口说，等他们成为国王的时候，会让希律的妻子们和奴隶一起劳动，并把希律的其他儿子当文书使唤。

撒罗米把这一切报告给希律，希律悲愤于两个小王子的忘恩负义，也担心这两个恃宠而骄的孩子会背叛他。长期以来，他一直忽略了大儿子，也就是他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安提帕特。但在公元前13年，希律忽然想起安提帕特。希律请求阿格里帕带安提帕特去罗马，并将一份密函呈给皇帝：这是希律的遗嘱，这份遗嘱剥夺了亚历山大和阿里斯托希鲁斯的继承权，将王国留给了安提帕特。希律的新继承人大概只有二十五岁，他因父亲的长期忽视和兄弟间的嫉妒而心怀怨恨，于是和母亲密谋铲除那两个被剥夺继承权的王子。他们指控这两个王子谋反。

希律请求正逗留在亚得里亚海沿岸阿奎莱亚市的奥古斯都来审判三个王子。奥古斯都促使他们父子和解，结果希律乘船回家，在圣殿的庭院里召开会议，在会上宣布这三个儿子将共享王国。多丽丝、安提帕特和撒罗米出于各自的私心开始破坏和解，而两个男孩的傲慢正好助了他们一臂之力：亚历山大王子告诉所有人，希律染了头发，以使自己看起来年轻。他还透露，外出打猎的时候，他故意偏离猎物，好让父亲心里舒服。亚历山大甚至引诱希律身边的三个宦官向他吐露希律的秘密。希律逮捕了亚历山大的仆人，并对他们用刑，直到其中一人坦白主人计划在外出狩猎时暗杀希律。亚历山大的岳父、正在此看望女儿的卡帕多西亚国王再次促成这对父子和解。而希律为了表达感激之情，送给卡帕多西亚国王一件非常具有希律特色的礼物：一名妓女，此人对自己的名字潘尼西斯（Pannychis）深感得意，而该词的含义是“通宵达旦”。

和平并没有持续多久。遭到亚历山大严刑拷打的仆人将亚历山大写给亚历山大里亚要塞指挥官的信公之于众，信上说：“当我们完成我们想做的事情时，我们会去找你。”希律梦见亚历山大向他举起匕首，这个噩梦太逼真了，于是他把两个男孩抓了起来。孩子们承认他们正计划逃走。希律不得不咨询奥古斯都，尽管皇帝本人对淘气的孩子和复杂的继承次序并不陌生，但他已经厌烦了这位老友的多次打扰。奥古斯都裁定，如果男孩们密谋反对希律，希律有权惩罚他们。

希律将审判地点定在其官方管辖权之外的贝鲁特，这被认为是一个适合的审判地点。如希律所愿，两个男孩被判处死刑。自从他大兴土木美化耶路撒冷以来，这样的事情并不令人惊讶。希律的顾问建议宽恕他们，然而，有人暗示男孩们正在收买军队，希律便处死了三百名军官。王子们被押回犹地亚处以绞刑。他们母亲米利暗的悲剧——马加比家族的诅咒——应验到他们身上。奥古斯都并不为此高兴。他知道犹太人不吃猪肉，于是一本正经地评论道：“我宁愿做希律的猪也不愿当他的儿子。”然而，这只是大希律王衰落的开始。

[1]希律的家谱非常复杂，因为这个家族中同族结婚的人特别多。希律家族和马加比家族为了达成和解一再内部通婚、再婚：希律让他的弟弟腓罗拉斯娶了米利暗的姐姐，让他最大的儿子安提帕特娶了马加比王朝最后一任国王安提柯（应希律的请求被安东尼斩首）的女儿。但是，这些婚姻中穿插着处决：撒罗米的前两任丈夫都被希律处死。希律家族也与卡帕多西亚、埃米萨（Emesa）、本都、纳巴泰和奇里乞亚等所有罗马盟国王室通婚。其中至少两桩婚姻因为丈夫不改信犹太教并行割礼而被取消。

希律：活着的时候腐烂

希律王六十多岁了，身体欠佳，疑心重。安提帕特是唯一指定的继承人，但是他还有其他儿子可以继承王位。希律的姐姐撒罗米设计陷害安提帕特：她逮住一个仆人，此人声称安提帕特打算用一种神秘的药物毒害希律。在罗马觐见奥古斯都的安提帕特匆忙回国，快马加鞭地直奔耶路撒冷的王宫，但是在到达父亲身边前被当场逮捕。安提帕特接受审判的时候，有人安排一个罪犯服下可疑之药，罪犯立刻倒地身亡。而进一步拷问发现，是奥古斯都之妻、利维娅皇后身边一个精通毒药的犹太奴隶伪造信件陷害撒罗米的。

希律将证据寄给奥古斯都并立下他的第三份遗嘱，将王国留给另一个儿子安提帕，就是那个后来遇见施洗者约翰和耶稣的希律[1]。病情影响了希律的判断，削弱了他对犹太反对派的掌控。他将一只镀金铜鹰放到圣殿大门上，而一些学生爬上房顶，当着庭院众人的面顺绳索滑下，砍掉了铜鹰。安东尼亚要塞的军队冲进圣殿，逮捕学生。在经过希律的病榻时，学生坚持声称他们是依《托拉》行事，结果被活活烧死。

希律王倒下了。他承受着痛苦、可怕的溃烂：开始是全身发痒，肠子内部出现灼热感，接着是双脚和腹部肿胀并发结肠溃疡。他的身体开始分泌透明的液体，他几乎无法呼吸，身上散发着恶臭，而他的生殖器官异常肿胀，直到阴茎和阴囊突然溃烂而产生坏疽，坏疽又繁衍出一大群蠕虫。

腐烂的国王希望能在温暖的耶利哥王宫康复，然而，当痛苦加重时，他被抬到卡里尔霍（Callirhoe）温暖的硫黄浴池（该浴池至今仍存在于死海地区），而硫黄只是加重了他的痛苦。[2]在接受热油治疗时，希律昏了过去，然后被抬回耶利哥，在那里他召见了耶路撒冷的圣殿精英，而这些人之前被他关在竞技场里。希律不可能打算杀死这些圣殿精英，他或许只是想在拘留所有捣乱显贵的同时巧妙地处理继承问题。

大约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叫约书亚·本·约瑟或曰耶稣（亚兰语）的孩子出生了。他的父母是木匠约瑟和约瑟十几岁的未婚妻马利亚，他们住在加利利的拿撒勒。他们不比农民富裕，但据说是古老的大卫家族的后裔。他们去伯利恒旅行时，这个“将统治我民以色列”的孩子耶稣降生了。据圣路加说，在耶稣出生第八天并行过割礼后，“他们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将他呈给上帝”，并按犹太传统在圣殿献祭。一个富裕的家庭会奉献一只羊，甚至一头牛，但约瑟只能拿出两只斑鸠或鸽子。

《马太福音》说，希律在弥留之际命令他的军队杀死所有新生儿，以铲除大卫家族的这个孩子。然而，约瑟避走埃及，直到听说希律王过世。当时应该有救世主降临的传言，而希律也害怕一个冒充大卫家族的人出来谋反，但没有证据证明希律曾听说过耶稣或屠杀过新生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恶魔竟然因为他未犯之罪而被特别记住。至于拿撒勒的那个孩子，在此后大约三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他的消息。[3]

[1]希律的子女中有很多人以希律为名，这里的希律指的是希律·安提帕（Herod Antipas）。——译注

[2]从那时起到现在，医生们一直在讨论希律王的病征。最接近真相的诊断是，希律王患上了高血压和动脉硬化以及渐进性痴呆、充血性心力衰竭、肾衰竭等并发症。动脉硬化导致静脉阻塞，且因重力作用而更加严重，这样脓液就聚集在他的脚部和生殖器，情况之严重，以至于脓液不时鼓着泡冒出皮肤；血液流动变得困难，导致肌肉产生坏疽。呼吸困难和身体发痒是由肾衰竭引起的。阴茎、阴囊的坏疽为苍蝇产卵提供了理想的温床，而蝇卵经过孵化最终变成蛆。生殖器上的蠕虫有可能是恶意宣传，象征着对一个邪恶国王的神圣报复：神显者安条克四世、希律的孙子亚基帕一世和其他许多罪人，包括犹大，都被人说得了类似蠕虫感染、肠和阴囊爆裂的疾病。

[3]关于耶稣出生一事，历史上颇有争议，福音书的记述也自相矛盾。没有人知道他的出生日期，但可能是在希律去世前——公元前4年。这意味着，耶稣如果是在公元29—30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他去世时正三十出头，而他如果是在公元36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他去世时已经四十岁了。把约瑟一家召到伯利恒进行人口普查的故事与历史不符，因为奎里尼乌斯的人口普查是在希律王的继任者于公元6年被废黜后开展的，差不多是在耶稣出生十年后。在讲述伯利恒之行和耶稣的大卫族族谱时，《马太福音》为耶稣提供了皇家出身，并显示了预言的实现——“因为有先知记著说”。屠杀无辜之人和逃往埃及明显是受逾越节故事启发：十灾之一就是杀死头生子。不管耶稣在哪里出生，这家人都有可能去圣殿献祭。经十字军阐述的穆斯林传说认为，耶稣是在阿克萨清真寺下面的一个礼拜堂里被养大的，所以这个礼拜堂的名字叫“耶稣的摇篮”。耶稣的家人很神秘：约瑟在耶稣出生后就从福音书里消失了。马太和路加宣称，马利亚一直是童贞女，耶稣的父亲是上帝（一个在罗马和希腊神学中耳熟能详的观念，以马内利的以赛亚预言也暗示了这一点）。但是马太、马可和约翰说出了耶稣兄弟的名字：雅各、约西、犹大和西门，耶稣还有一个妹妹叫撒罗米。当马利亚的贞洁成为基督徒的信条时，这些孩子的存在就变得不合时宜了。约翰提到“马利亚，革罗罢的妻子”。如果约瑟是英年早逝的，马利亚便很可能改嫁给革罗罢，并生了更多的孩子，因为耶稣遇难后，耶稣的弟弟雅各继耶稣之位，成为领导人，再之后的领导人是“革罗罢的儿子西门”。

阿基劳斯：弥赛亚和大屠杀

奥古斯都皇帝给希律的答复是，他已经将利维娅的女奴打死，希律可以随意处置安提帕特王子。然而，希律饱受折磨，拿起匕首想了结自己。这场喧嚣使被关在附近牢房的安提帕特相信老暴君已死，他兴高采烈地叫看守打开牢门。安提帕特最后成了犹太人的国王吗？监狱看守也听到哭声，匆忙进宫，发现希律并没有死，只是发疯了。希律的仆人把刀从希律的手里夺走。这个监狱看守向希律汇报了安提帕特的谋逆行为。满身脓疮、行尸走肉般的国王敲打着自己的头，大声怒吼，向卫兵下令立刻杀死这个令人讨厌的儿子。然后，他重立遗嘱，将王国分给他的三个十几岁大的儿子——耶路撒冷和犹地亚被分给了阿基劳斯。

五天后，即公元前4年3月，在位三十七年、挺过“成千上万次危险”的大希律王死了。年仅十八岁的阿基劳斯载歌载舞，尽情享乐，仿佛死的是敌人，而不是父亲。

对于他的这种行为，就连希律的古怪家人都震惊不已。希律出灵时，头戴王冠、手握权杖的尸体被放在铺着紫色帷幔、装饰着黄金的灵车上——领头的是阿基劳斯，紧随其后的是希律的日耳曼和色雷斯卫兵，接着是五百名携带香料（气味肯定非常刺鼻）的仆人。他们跋涉约39千米，来到希律的山顶要塞。希律就葬在那儿的一座墓里[1]，此墓至今已经消失了两千年。

阿基劳斯送灵归来后控制了耶路撒冷。他登上圣殿的黄金王座，在那里宣布纠正希律的严厉政策。这座城市到处都是来过逾越节的朝圣者，许多人相信国王的死预示着末日救赎的到来，于是在圣殿中疯狂跑动。阿基劳斯的卫兵被人扔了石头，于是刚刚承诺放松控制的阿基劳斯立刻派骑兵进来，在圣殿屠杀了三千人。

十几岁的独裁者阿基劳斯让他可靠的弟弟腓力负责王国事务，他自己则搭船前往罗马，向奥古斯都确认自己的继承权。然而，阿基劳斯的另一个弟弟安提帕也想抢在他前面赶到罗马，为自己赢得这个王国。阿基劳斯刚离开耶路撒冷，奥古斯都就派他的地方总管萨比努斯洗劫了希律在耶路撒冷的王宫，寻找他隐藏的财富，从而引发了更多骚乱。叙利亚总督瓦鲁斯南下恢复秩序，但前来过五旬节的加利利、以土买匪帮占领了圣殿，并在萨比努斯躲在法赛尔塔中不肯出来时屠杀了他们能找到的所有罗马人。

在耶路撒冷之外，三个反叛分子（都曾是奴隶）自立为王，放火烧了希律的王宫并“疯狂地”四处劫掠。这些自封的国王是伪先知，他们的存在证明耶稣确实出生在一个宗教投机十分活跃的年代。犹太人在希律当政时期盼先知的到来迟迟无果，现在却一下子来了三个。瓦鲁斯打败并杀死这三个先知，[2]但此后伪先知接连不断地出现，罗马人也持续不停地捕杀他们。瓦鲁斯在耶路撒冷附近将两千名造反者钉死在十字架上。

在罗马，六十岁的奥古斯都倾听了希律家族的争吵，确认了希律的遗嘱，但收回了国王的称号，仅任命阿基劳斯为犹地亚、撒马利亚和以土买的统治者，任命安提帕为加利利和佩里亚（今约旦的一部分）的小王，任命他们同父异母的兄弟腓力为其余地区的小王。[3]在阿基劳斯位于耶路撒冷的罗马风格的别墅里，富人的生活是离经叛道的、希腊式的，与犹太传统相去甚远。1911年，一个在耶路撒冷附近埋葬了两千年的银质高脚杯被一位美国收藏家买走，它描绘了露骨的同性交合场面——一面是一个人乘滑轮降落到娈童身上，而一个奴隶偷窥狂正在透过大门偷看；另一面是两个身体柔软的男孩在睡椅上纠缠。事实证明，阿基劳斯残暴、无能、不切实际，十年后，奥古斯都将他废黜并流放到高卢。犹地亚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而耶路撒冷受沿海的凯撒里亚统治，归一连串职位较低的总督管理。罗马人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人口普查、登记纳税人信息的。对罗马权力的屈服使犹太人颜面尽失，这足以引起一场小规模的暴动。而路加回忆所说的，人口普查是耶稣一家来到伯利恒的原因，可能是不正确的。

希律·安提帕统治加利利长达三十年，他一直梦想着继承且差一点儿就继承了父亲的王国，直到施洗者约翰，一个有魅力的先知突然从沙漠中出现，取笑他，并向他发起挑战。

[1]希律的坟墓是2007年由埃胡德·内策尔教授发现的。他看到一具华丽的红色石棺，上面装饰着花卉图案，石棺已经被砸成碎片，几乎可以肯定是公元66年—公元70年的反希律犹太叛军砸的。另外两个石棺是白色的，装饰着花朵——是他儿子的墓吗？希律之丘是希律建筑的另一个奇迹——一座直径约64米的人造山，山顶有一座巨大的豪华宫殿，里面有一间拱顶浴室，有塔楼、壁画和水池。希律那金字塔式的陵墓位于希律之丘要塞东部的塔楼下面，该陵墓在公元66年—公元70 年被毁坏。

[2]这些“王”中有一个叫西门，他体格庞大，原是希律的奴隶，很快就被罗马人斩首了。西门可能是所谓的《加百列启示录》（Gabriel's Revelation）的主人公。《加百列启示录》是在南约旦发现的一段石刻碑文，碑文中说，大天使加百列为一个名叫西门的“王子中的王子”欢呼，西门会被杀死，但将在“三天后”复活：那时候“你就知道邪不胜正。三天后你将复活，我是加百列，我命令你”。这些细节——先知死后三天复活并举行审判——比耶稣受难早三十多年。杀死西门后，普布利乌斯·昆克提尼乌斯·瓦鲁斯控制了日耳曼边界。大约十年后，即公元9 年，他被伏击，损失三个军团。这场灾难毁了奥古斯都的晚年，据说他在宫殿里徘徊着哭喊：“瓦鲁斯，还我军团！”

[3]希律的三个儿子都用了希律这个名字，这给福音书造成许多混乱。阿基劳斯结婚了，但爱上卡帕多西亚国王的女儿基斯拉，而基斯拉同希律和米利暗的儿子亚历山大有过一段婚姻。亚历山大被处死后，她嫁给毛里塔尼亚国王朱巴，朱巴死后，她回到卡帕多西亚。而后，她嫁给阿基劳斯。

11 耶稣基督

公元10年—公元40年

施洗者约翰和加利利之狐

约翰的双亲，圣殿祭司撒迦利亚和伊丽莎白，住在城外的安凯伦村。撒迦利亚可能是地位低下的祭司之一，在殿中的职责是通过抽签确立的，地位与圣殿显贵有着天壤之别。然而，约翰孩童时经常造访圣殿。成为一个好犹太人有许多种方法，约翰选择像以赛亚规劝的那样，在荒野里过苦行生活，“在沙漠里为耶和华开路”。

公元1世纪20年代晚期，约翰开始在离耶路撒冷不远的沙漠里赢得第一批追随者——“所有人都在心里揣测约翰是不是救世主”。后来，他的影响扩展到希律·安提帕统治下的加利利，他的家人就住在这里。马利亚是约翰母亲的表亲，她怀儿子耶稣时曾与约翰的双亲待在一起。耶稣从拿撒勒过来倾听表兄约翰布道，而约翰则在约旦河为耶稣施洗。表兄弟二人开始一块儿布道，提出洗礼免罪说，他们的新仪式从在浸礼池中洗净自己的犹太教传统演变而来。与此同时，约翰开始谴责希律·安提帕。

加利利小王过着皇帝般的生活，为他的奢侈提供资金的是人们普遍憎恨的收税员。安提帕不断游说新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忧郁、孤僻的继子提比略——把他父亲大希律的王国赐给他。他以奥古斯都的寡妇、提比略的母亲、希律家族之友的名字给他的首都起名为“利维娅”。接着，公元18年，安提帕在加利利海岸建了一座名叫“太巴列”的新城市。耶稣和约翰一样鄙视安提帕，视他为贪财浪子、罗马人的走狗，“那只狐狸”是耶稣对他的称呼。

安提帕娶了纳巴泰阿拉伯国王阿雷塔斯四世的女儿，从而建立了一个旨在保证犹太人和阿拉伯之间和平的联盟。在位三十年后，已是中年人的安提帕不幸地爱上了自己的侄女希罗底。希罗底是大希律被处死的儿子阿里斯托布鲁斯的女儿，已经嫁给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现在，她要安提帕同他的阿拉伯妻子离婚。安提帕傻傻地同意了，但纳巴泰公主并没有安静地离开。施洗者约翰当着一大群人的面嘲笑安提帕和希罗底，称他们是当代的亚哈和耶洗别，直到安提帕下令逮捕他。先知约翰被关押在大希律位于约旦对面、死海上方约700米处的马卡鲁斯要塞。被关在这些牢房里的不光有约翰，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囚犯——安提帕的阿拉伯妻子。

安提帕和侍臣设宴庆贺他的生日，作陪的还有希罗底和她的女儿、嫁给小王腓力的撒罗米。（马卡鲁斯宴会厅的马赛克地板仍有部分留存至今，地板下面的一些牢房亦是如此。）撒罗米“进来跳舞，取悦希律”，可能还表演了有七层遮蔽物的脱衣舞。[1]她跳得如此优美，安提帕情不自禁地说：“随你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撒罗米在母亲的教唆下回答说：“我要施洗者约翰的头。”过了一会儿，约翰的头被从地牢里呈上来，“放进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女子拿去给她母亲”。

耶稣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逃到了沙漠，但他经常拜访耶路撒冷——他是三大亚伯拉罕宗教创始人中唯一在耶路撒冷街上漫步过的。耶路撒冷和圣殿是耶稣自我展望的核心。犹太人的生活是以研究先知、遵守律法和去耶路撒冷朝圣为基础的，耶稣称耶路撒冷是“伟大国王的京城”。尽管耶稣前三十年的生活我们不得而知，但显而易见的是，他沉湎于对犹太《圣经》的学习，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一丝不苟地实现《圣经》的预言。耶稣是犹太人，圣殿于他并不陌生。耶稣非常关注耶路撒冷的命运，他十二岁时，父母曾带他到圣殿过逾越节。据路加说，在他们离开的时候，耶稣与父母走散，经过三天的焦虑寻找之后，父母“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耶稣受魔鬼诱惑，站到殿顶上。当耶稣向信徒公开他的使命时，他强调他的命运将在耶路撒冷展开，“从此耶稣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而耶路撒冷会为此付出代价：“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包围，就可知道它成荒场的日子近了……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

在十二门徒（包括他的弟弟雅各）的支持下，耶稣再次出现在加利利老家，一边用他巧妙的、朴素的方式（经常使用寓言）宣扬“好消息”，一边向南行走。他传播的信息是直接而激动人心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忏悔。”耶稣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他的教义被人们没完没了地分析，但四部福音书揭示，他传道生涯的精髓在于对即将来临的世界末日——最后审判——和天国的预言。

在这个在一部分人看来可怕而激进的愿景中，耶稣本人作为神秘的半弥赛亚性质的“人子”将起到核心作用。“人子”是《以赛亚书》和《但以理书》中的一个词：“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他预见到所有人类关系的毁灭：“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

这不是一场社会或民族主义革命：耶稣最关心的是末日后的世界；他所宣扬的社会正义更多的是在来世而非此世。“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妓女和收税人会在权贵和祭司之前进入上帝之国。当耶稣说旧的律法将不再重要时，他令人震惊地召唤世界末日：“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当世界终结时，“人子将坐在他的荣耀宝座上”，所有的民族聚集在他面前，听候审判。恶人得永罚，义人得永生。

然而，耶稣在大部分情况下谨遵犹太律法。事实上，他在整个传道生涯中都强调自己在实现《圣经》的预言：“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与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但死守犹太律法是不够的：“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入天国。”耶稣并未鲁莽地直接挑战罗马皇帝，也不轻易冒犯希律。如果说《启示录》主导他的传教，那么他为自己的神圣提供了一个更为直接的证据：他是一名医师，使瘸子正常行走，使死人复生，成群的人聚集在他身边。

据约翰所言，耶稣在最后一次访问耶路撒冷之前，至少在逾越节和其他节日曾三次拜访耶路撒冷，其中两次侥幸逃脱。住棚节期间，他在圣殿布道时，被一些人称为“先知”，被另一些人称为“救世主”——尽管势利的耶路撒冷人讥笑说：“救世主岂会从加利利出来？”当他同权威辩论时，群众驳斥他，“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耶稣回来过哈努卡节（净殿节），但是，当他声称“与父原为一，犹太人又拿起石头要打他……他却逃出了”。他知道拜访耶路撒冷意味着什么。

与此同时，在加利利，被安提帕抛弃的阿拉伯妻子从马卡鲁斯的监牢逃到父亲阿雷塔斯四世的王宫。阿雷塔斯四世是纳巴泰最富有的国王，著名的卡兹尼神殿和“玫瑰红”城市佩特拉的皇家陵墓就是他建造的。阿雷塔斯四世对此等侮辱极为震怒，武装入侵了安提帕的公国。希罗底先是害死一名先知，现在又引发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战争。安提帕在这场战争中败北。罗马盟国间是不允许发动私人战争的：在卡普里岛享受晚年放荡生活的提比略皇帝虽然被安提帕的愚蠢行径激怒，却仍然支持他。

如今，希律·安提帕已经对耶稣有所耳闻，人们也想知道耶稣到底是谁。一些人认为他是“施洗者约翰，一些人说他是伊利亚斯，另外一些人说他是一位先知”，而他的使徒彼得相信他就是弥赛亚。耶稣在女人中特别受欢迎，其中一些妇女是希律家族的——希律管家的妻子就是耶稣的信徒。安提帕知道耶稣与施洗者约翰有关：“是我所斩首的约翰，他复活了。”他威胁要逮捕耶稣。但有意思的是，一些对耶稣友好的法利赛人警告耶稣：“离开这里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

耶稣不仅没有离去，反而向安提帕发起挑战：“你们走吧，告诉那只狐狸。”在接下来的两天里，他将继续治病、传教，第三天，他会到一个犹太人子实现命运的唯一地方：“一个先知不可能在耶路撒冷之外消逝。”他给建造圣殿的国王之子捎去崇高而有诗意的信息，其中充满他对这座注定被毁的城市的爱：“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就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

[1]舞者撒罗米是冷血善变、女性堕落的象征，《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从未赋予她名字。约瑟夫斯在别的文章中用希律女儿的名字命名她，但他只说安提帕下令处死约翰，并没有说安提帕受哪个舞者怂恿。七纱舞的传说是很久以后经过加工的阐述。希律家有许多人叫撒罗米（耶稣的妹妹也叫撒罗米）。但这个舞者最有可能是特拉克尼的小王腓力（希律大帝与第五位妻子的儿子）的妻子。腓力死后，她嫁给另一位表兄，她的这位表兄后来被任命为小亚美尼亚的国王，她最终成为王后。后来，约翰之首成为最珍贵的基督教圣物之一。至少有五个圣地声称保有约翰之首的原件，大马士革倭马亚清真寺里面的约翰之首神龛还受到穆斯林的尊崇。

拿撒勒的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三天

公元33年的逾越节，[1]耶稣和希律·安提帕几乎同时抵达耶路撒冷。耶稣领着一群人前往橄榄山上的伯大尼，从那里可以看到圣殿山上闪闪发光的壮丽雪景。他派使徒进城，带回一头驴——不是我们一般用的驴子，而是国王的健壮坐骑。我们的所知都是来自福音书，而福音书对接下来三天发生之事的记述有些许出入。“这事成就，”马太解释说，“是要应验先知的话。”

预言中说，弥赛亚将骑驴进入这座城市，而当耶稣走近时，他的信徒为他沿途铺下棕榈树叶，称他为“大卫之子”“以色列的王”。他可能和众多参观者一样，从西罗亚池附近的南大门入城，然后经由罗宾逊拱门的巨大楼梯爬上圣殿。他的使徒，从未到过这座城市的加利利乡下人为圣殿的富丽堂皇所倾倒：“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经常拜访圣殿的耶稣回答说：“你们不是看到这些殿宇了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

耶稣表达了对耶路撒冷的爱与失望，但也预见那些行毁坏可憎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些预言是后人加上去的，因为福音书是在提图斯摧毁圣殿之后书写的。耶路撒冷之前确实被摧毁并重建过，耶稣也在思考当时流行的反圣殿传统。[2]“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耶稣这句话应和了给他带来灵感的先知以赛亚的说法。两人的视线都越过现实中的城市，投向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将撼动世界。而耶稣承诺在三天内重建圣殿，可能是为了表明他反对的是腐败，而不是圣所本身。

白天，耶稣传教，在圣殿北部的毕士大池、圣殿南部的西罗亚池治疗病人，两个水池边都挤满了为进圣所而净身的犹太香客。夜晚的时候，他回到伯大尼的友人家。星期一早上，他再次入城，但这次他走进了圣殿的皇家柱廊。

逾越节是耶路撒冷最拥挤、最危险的时候。权力是建立在金钱、地位和与罗马的关系之上的。但是，犹太人不认同罗马对军事荣耀和冷冰冰的金钱的尊重。在耶路撒冷，尊重是以家族（圣殿权贵和希律王子们）、学识（法利赛教师们）和神圣灵感的天然名片为基础的。在与圣殿隔谷相对的上城，权贵们住在具有犹太特征的希腊—罗马式豪宅里，后人在那里发掘的宫殿似的住宅有宽敞的接待室和浸礼池。安提帕和大祭司约瑟·该亚法的宫殿就坐落在这里。但耶路撒冷的真正权威是总督庞修斯·彼拉多，他一般在沿海城市凯撒里亚发号施令，但经常在逾越节来耶路撒冷视察。他视察时就住在希律的城堡里。

安提帕不是耶路撒冷唯一的犹太王族。位于今伊拉克北部的小王国阿迪亚波纳[3]的女王海伦娜改信了犹太教，并搬到耶路撒冷，她在大卫之城建造了一座王宫，为圣殿圣所的门廊捐赠黄金烛台，并在农业歉收时购买食物用以赈灾。海伦娜女王也在那儿过逾越节，她可能佩戴了最近在耶路撒冷发现的一件珠宝：一颗大珍珠镶嵌在带有两个坠片的黄金里，每个坠片上都镶着翡翠。

约瑟夫斯猜测可能有二百五十万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这个数字确实有夸张之嫌，但可以肯定的是，“各邦”都有犹太人过来，从帕提亚和巴比伦到克里特和利比亚。想象这样一群人的唯一方法就是看看朝圣期间的麦加。逾越节时，每个家庭都要奉献一只羊，所以这座城市挤满了咩咩叫的绵羊——二十五万五千六百只羔羊被奉献出去。朝圣者有许多事要做：每次靠近圣殿并在皇家柱廊购买献祭用的羔羊前，都必须在浸礼池沐浴。不是每个人都能待在城里，成千上万的人像耶稣一样，住在附近的农村，或者在城墙周围露营。当烧肉味和令人沉醉的焚香味飘来时，宣告祈祷和祭祀开始的号角声便在城市回荡。一切都以圣殿为中心，从安东尼亚要塞过来的罗马士兵紧张地注视着这一切。

现在耶稣走进高耸的、柱廊林立的皇家柱廊，这里拥挤、忙乱、热闹非凡，是所有生活的中心，朝圣者聚集在这里安营扎寨，会见朋友，兑换推罗银币，以购买祭祀用的羔羊、鸽子——富人的祭品则是公牛。这里不是圣殿，也不是圣殿的某个内院，而是整个建筑群中最易自由出入的公共部分，旨在充当集会的场所、交流的平台。在皇家柱廊里面，耶稣抨击圣殿建制：“这个以你的名字命名的殿岂不成了贼窝吗？”他一边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一边引述、转达耶利米、撒迦利亚和以赛亚的预言。他的抗议引起了一定的注意，但还不足以引发圣殿卫队或罗马士兵的介入。

耶稣又在伯大尼待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回到圣殿，[4]同他的批评者辩论。福音书把法利赛人界定为耶稣的敌人，这可能反映了十五年后福音书作者们写书时的情况。法利赛人更加灵活、更加平民化，他们的一些教义可能与耶稣的教义类似。耶稣的真正敌人是圣殿贵族。现在希律王朝斥责耶稣，让他给罗马交税，而耶稣则巧妙地回答：“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然而，耶稣并没有称自己是弥赛亚，他强调犹太人对唯一上帝的基本祈祷“示玛”（Shema）和同胞之爱：他绝对是一个犹太人。但是，他警告激动的人群即将莅临耶路撒冷的世界末日：“你们离神的国不远了。”尽管犹太人对弥赛亚的降临各持己见，但大部分人同意上帝将负责终结这个世界，然后在耶路撒冷建立一个弥赛亚的王国的说法。“锡安山上响起召唤圣徒的号角声，”在耶稣死后不久出现的《所罗门诗篇》中说，“带来好消息的那个人的声音在耶路撒冷响起，因为以色列的上帝是仁慈的。”于是他的追随者请求他：“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日，有什么预兆？”“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到来。”耶稣回答说。但他接着预言了即将来临的世界末日：“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和地震”，而后他们才会看见“有能力和大荣耀的人子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耶稣的话语令罗马总督和大祭司惊恐不安。耶稣警告说，这些人在最后的日子里将得不到宽恕：“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

逾越节时的耶路撒冷一如既往地紧张、忙乱，但当权者比平时更惶惶不安。《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在几句很少有人留意的诗节中说，当时的耶路撒冷刚刚爆发了加利利人的叛乱，该叛乱后来被彼拉多镇压，他在圣殿南面的西罗亚塔附近杀了十八名加利利人，其中一个活下来的造反者就是耶稣很快就会遇到的“在起义中犯了谋杀罪”的巴拉巴。大祭司们决定对又一个预言他们将在即将来临的世界末日中遭到毁灭的加利利人保持警惕，该亚法和颇具影响的前大祭司亚那讨论该怎么办才好，该亚法在《约翰福音》中说：“一个人为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他们订下了计划。

第二天，耶稣在上房为逾越节做准备——上房即耶稣享用最后晚餐的房间，在耶路撒冷的西山上（后来以“锡安山”著称）。晚宴上，耶稣不知如何得知他的使徒加略人犹大为了三十块银币背叛了他，但他并没有改变从圣殿出发，绕城一圈到汲沦谷对面客西马尼花园宁静的橄榄树林的计划。犹大悄悄溜走。我们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原因背叛基督的，因为太过激进或不够激进，还是因为贪婪或嫉妒？

犹大带着一群高级祭司、圣殿警卫和罗马军团士兵归来。黑暗中，耶稣并没有被立刻认出来，于是犹大通过亲吻来指认耶稣，泄露他的身份。在一场仅有火把照明的混乱中，使徒们拔出剑，彼得砍掉了大祭司一个仆人的耳朵，一个无名小儿一丝不挂地跑进夜色里，其行为怪异却真实。耶稣被逮捕，使徒们作鸟兽散，只有两人远远跟随。

此时差不多已近午夜。耶稣在罗马士兵的押送下绕过南城墙，穿过西罗亚门（Siloam Gate），进入幕后智囊亚那在上城的豪宅。[5]亚那统治着耶路撒冷，他是死板僵硬、狭隘排外的圣殿家族的代表人物。他本人是前任大祭司，还是现任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而他的儿子中成为大祭司的多达五人。但大部分犹太人看不起亚那和该亚法，视他们为贪赃枉法、野蛮凶狠的通敌者。犹太人的一段文字抱怨说，他们的仆人“用棍子打我们”，他们的“正义”是腐败的赚钱骗局。另一方面，耶稣拨动了民众的心弦，甚至在犹太教公会中拥有崇拜者。所以，对这个受欢迎的、大胆的传道者的审判不得不在夜间秘密进行。

午夜过后的某个时刻，当卫兵在院子里生火时（耶稣的使徒彼得三次否认认识他的主），亚那和他的女婿找来犹太教公会中忠诚的成员——不是所有人，因为至少有一个人，也就是亚利马太的约瑟，是耶稣的崇拜者，他从未同意逮捕耶稣。耶稣被大祭司仔细盘问。他威胁要摧毁圣殿并在三天后重建吗？他声称是弥赛亚吗？耶稣一言不发但最终承认：“你们要看到人子，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他说了僭妄的话。”该亚法说。

“他是该死的。”夜深时仍聚集在圣殿的人群回答说。耶稣被蒙住眼睛，在奚落声中度过了这一夜——直到黎明时分。重头戏开始了，彼拉多正等着他。

[1]没有人知道耶稣具体是在什么时候来到耶路撒冷的。路加认为耶稣的传道生涯始于约翰为他施洗，大约是在公元28年到29年前后。路加说耶稣大约三十岁，暗示他死于公元29年到公元33年间。约翰说耶稣的传道生涯持续了一年；马太、马可和路加说它持续了三年。耶稣可能是在公元30年、公元33年或公元36年被杀死的。他在历史中的存在不仅在福音书中，还在塔西佗的著述中得到印证，约瑟夫斯也提到过施洗者约翰。至少，我们知道耶稣是在提比略（公元37年去世）、安提帕（公元39年之前去世）和大祭司该亚法（约公元前14年—约公元46年）统治期间的某个逾越节来到耶路撒冷的，此间，彼拉多作为罗马总督到来（公元26年）又离开（公元36年）。因此，耶稣最有可能是在公元29年—公元33年间来到耶路撒冷的。彼拉多的性格也在约瑟夫斯和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尤迪厄斯那里得到证实，他的存在由在凯撒里亚发现的碑文证实。

[2]比如那些艾赛尼人，他们可能是最初支持马加比的虔诚的哈西德信徒的一个分支。约瑟夫斯解释说，他们是公元1世纪犹太教的三个教派之一，但我们从1947年—1956年在死海附近库姆兰地区的十一个洞穴里发现的《死海古卷》中得知了更多。《死海古卷》包括《圣经》中一些书卷的最早的希伯来语版本。基督徒和犹太人长期争论《七十子圣经》译本（公元前4世纪—公元前1世纪间，以基督教《旧约》为基础，从一种消失的希伯来语原文翻译而成的希腊文文本）和现存最早的希伯来语《圣经》（公元7世纪—10世纪的马索拉抄本。阿勒颇抄本是最古老的，但不完整；圣彼得堡抄本的完成日期是1008年，是完整的）的不同。《死海古卷》揭示了二者的不同，但证明马索拉抄本是相当准确的。然而，《死海古卷》也证明，截至耶稣时代，仍有许多版本的《圣经》书卷流传。艾赛尼人是生活清苦的犹太人，发展了耶利米和但以理的末日观念，视这个世界为善与恶的斗争，以战争和审判告终。他们的领袖是神秘的“正义之师”，他们的敌人是“邪恶的祭司”——一个马加比。他们在许多关于基督教起源的荒诞理论中起到重要作用，但是我们只能说，施洗者约翰可能曾和这些人一起住在沙漠里，而他们对圣殿的敌意以及对末日启示的想象可能影响了耶稣。

[3]这个伊拉克王国直到下一个世纪仍然保持着犹太特征。海伦娜女王和她的儿子们就葬在耶路撒冷旧城外的三座金字塔下面，华丽的王陵位于大马士革门北部的纳布卢斯路上，该路经过美利坚社群饭店。19 世纪，一位法国考古学家对该遗址进行挖掘后，宣布它曾是大卫王的陵墓。阿迪亚波纳不是该地区唯一的犹太封地：两个反抗帕提亚的犹太造反者阿西那乌斯和亚利流在巴比伦附近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犹太王国，该犹太王国存在了将近十五年。

[4]金门（Golden Gate）是传说中耶稣进入圣殿的大门。在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教神秘主义者的说法中，弥赛亚将通过此门进入耶路撒冷。但耶稣可能不是从这儿进入的：此门始建于六百年后，而附近的书珊门不对公众开放，只偶尔供大祭司使用。在另一则基督教传说中，耶稣是通过另一侧的美门（Beautiful Gate）进入圣殿的，美门可能挨着今天城西面的巴布·希尔西拉（链门，Gate of Chain）。这种可能性更大。美门也是彼得和约翰在耶稣死后行神迹的地方。“金门”这个名字可能就是“美门”的一种讹传，因为拉丁语中的金（aurea）和希腊语中的美（oreia）非常相似。耶路撒冷的圣洁就是与这些误解交织在一起的，信徒们总是用在同一个地点发生的多个传说来加强、渲染它的神圣性。

[5]这个故事中的每一个事件都在耶路撒冷发展了对应的地理方位，尽管故事中的一些地点与史实不符。锡安山上的上房是传说中最后晚餐的地点；而真正的地点可能离西罗亚池附近的廉价房子比较近，因为马可提到那里“有人提着一罐水”。后来，最后晚餐的传说在5世纪时得到发展，并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变得更加具有说服力。一则更具说服力的传说暗示，最后的晚餐的地点是圣灵在耶稣死后的逾越节造访使徒们的地方：这当然是基督教最古老的圣地之一。最后的晚餐发生地的神圣性使后来的犹太人和穆斯林都尊奉它。传说中的亚那豪宅貌似可信的地点是在亚美尼亚区圣天使教堂的下面。一块用亚兰语刻着“该亚法家之物”字样的石头在耶路撒冷被发掘出来。1990年，建筑工人还发现了一个密封的墓椁，里面装着一个刻着“该亚法之子约瑟”字样的骨灰瓮——所以墓椁里可能是大祭司的尸骨。而拥有古橄榄树林的客西马尼花园被认为是亚那豪宅的准确地点。

庞修斯·彼拉多：对耶稣的审判

罗马总督在辅助部队的保护下，在紧张的人群的注视下，在今雅法门（Jaffa Gate）附近的罗马司令部，希律城堡外高耸的总督府平台上，开庭审判耶稣。庞修斯·彼拉多是一个行事大胆但缺乏策略的人，完全不了解犹地亚的情况。他已经在耶路撒冷备受憎恶，因“贪赃枉法、暴力、偷窃、殴打他人、滥用职权、大肆处决和野蛮凶残”而臭名昭著，就连希律家族的一个王子都说他报复心强、脾气暴躁。

彼拉多令军队举着画有皇帝肖像的盾牌挺进耶路撒冷，此举激怒了犹太人。希律·安提帕率代表团前来请求他移去这些肖像，但“顽固而残忍”的彼拉多拒绝了。当更多的犹太人提出抗议时，他把自己的卫兵派出去，但表达抗议的代表们躺在地上，亮出脖子。彼拉多不得不移去得罪犹太人的肖像。这之前不久，彼拉多还处死了加利利反叛者，并且“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彼拉多问耶稣——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时，追随者曾拥立他为王。耶稣回答“你说的是”后便一言不发。彼拉多知道他是加利利人。“既晓得耶稣属希律所管”，彼拉多立刻把他送到希律·安提帕那里，以示对这位加利利统治者的尊重；而且安提帕对耶稣有特殊的兴趣。到安提帕王宫的路不长。《路加福音》说，希律·安提帕“很欢喜”，因为他早就想会见施洗者约翰的继承人，“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但耶稣异常鄙视杀死约翰的“狐狸”，根本就不屑于同他说话。

安提帕戏弄耶稣，要他表演戏法，给他奉上王袍，并称呼他为“国王”。这个小诸侯王不可能放过施洗者约翰的继承人，但他珍视同耶稣见面的机会。彼拉多和安提帕长期为敌，但现在“成了朋友”。然而，耶稣是罗马人的事情，希律·安提帕又把他送回总督府。彼拉多在那里审判了耶稣、两个所谓的盗贼以及巴拉巴。《马可福音》说：“巴拉巴和作乱的人被捆绑在一起。”这表明有一群叛乱分子（可能包括两个盗贼）和耶稣一起接受了审判。

彼拉多动了释放其中一个囚犯的念头。有些群众呼吁释放巴拉巴。据福音书说，巴拉巴被释放了。这个故事听起来不太真实，因为罗马人通常会处死杀人的叛乱分子。耶稣被判处钉死在十字架上，而《马太福音》说，彼拉多“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

“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众人说。

彼拉多绝不是一个说话拐弯抹角、做事犹豫不决的人，暴力而顽固的他此前从未觉得有必要在杀人前净手。之前同犹太人发生纠纷时，他派士兵着便衣混入和平的耶路撒冷人当中——彼拉多一声令下，这些人便抽出刀剑，清理街道，杀了许多人。如今，面对的是当周才发生的巴拉巴叛乱，彼拉多明显害怕自希律去世以来一直给犹地亚制造麻烦的“国王”和“假先知”卷土重来。耶稣在想方设法地鼓动群众，而他无疑是受欢迎的。即使在许多年后，身为法利赛人的约瑟夫斯仍说耶稣是一位聪明的老师。

因此，传说中的判决场景听起来并不真实。福音书称，祭司说他们没有权力判处死刑，但我们并不清楚这真实与否。约瑟夫斯在著述中说：“倘若有争议，大祭司将做出裁决，惩罚被判有罪之人。”公元70年圣殿被毁后，经书写或修订而成的福音书把罪归到犹太人身上，而为罗马人开脱罪责，显然是为了向帝国效忠。然而，对耶稣的指控以及惩罚本身证明，是罗马人主持的审判。

耶稣和大部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一样，被用顶端缠着骨头或金属的皮鞭抽打。这种刑罚非常残忍，经常将受刑者活活抽死。遭鞭刑后，鲜血淋漓的耶稣戴着罗马士兵（许多人来自叙利亚或希腊的辅助部队）准备的“犹太人的王”的牌子，在尼散月14日或公元33年4月3日（星期五）早上被带走。他和其他两名受害者一起，扛着用来钉死自己的横木，走出希律城堡监狱，穿过上城大街。他的追随者劝说昔兰尼人西门来帮他扛横木，他的女性崇拜者悲痛不已。“耶路撒冷的女子，”耶稣说，“不要为我哭，当为你们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末日已经临近——“日子到了。”

耶稣最后一次离开耶路撒冷，向左转穿过花园门，进入一个由丘陵花园、岩窟墓和耶路撒冷的死刑山组成的区域，它被贴切地命名为“髑髅地”（Place of the Skull），又叫“各各他”（Golgotha）。[1]

[1]这是一条跟经外传说中的苦路完全不同的路径。约瑟夫斯提到的花园门（Gennath Gate）被以色列考古学家纳曼·阿维加德在犹太区北部第一城墙的一部分中找到。在穆斯林统治时期，基督徒错误地认为安东尼亚要塞就是总督府，是彼拉多做出判决的地方。中世纪的方济各会修士发展了在苦路上确定十字架站的传统，从安东尼亚遗址到圣墓大教堂——几乎可以肯定是错误的路线。“各各他”来自亚兰语中的“头骨”，“髑髅地”出自拉丁语中指代“头骨”的词“calva”。

耶稣基督：受难

一群人跟着耶稣走出城市，观看恐怖的、技术性的处决，他们中既有敌人也有朋友，而处决犯人一直是吸引人的表演。当耶稣到达处决地时，太阳已经升起，直立的柱子正等着他：柱子在他之前就被用过，在他之后还会被继续使用。士兵拿传统的掺着没药的酒给他喝，帮助他镇定，但他拒绝了。接着，他被绑到横木上，被抬上刑柱。

约瑟夫斯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最痛苦的死法”，[1]旨在公开羞辱受害者。彼拉多下令将“犹太人之王”的牌子系在耶稣的十字架上。受刑者可以被捆绑或钉住。这样操作是为了保证受害者不会流血至死。钉子通常打穿小臂——而不是手掌——和脚踝。在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墓室里发现了一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犹太人的尸骨，一根约11.4厘米长的铁钉还留在其脚踝的骸骨里。从受害人身上取下的铁钉一般会被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当作饰品挂在脖子上，用作抵挡疾病。后来基督徒对十字架纪念品的痴迷实际上是这一悠久传统的延续。受害者通常赤身裸体地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男人面朝外，女人面朝里。

行刑者在延长受刑者的痛苦还是快速终止其痛苦方面是专家。行刑的目的不是快速杀死耶稣，而是证明反抗罗马权威是无用的。耶稣很有可能是像基督教艺术中展示的那样，手臂伸开，靠屁股下的一小块楔形物和脚下的一个突出物支撑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种安排意味着他可以活几小时，甚至几天。让受刑者快速死亡的方法是打断他的腿，让他身体的重量由手臂来承担，这样，他将在十分钟内窒息。

几个小时过去了，敌人嘲弄他，路人取笑他。他的朋友抹大拉的马利亚，还有他的母亲马利亚，以及名字未知的‘他所爱的那门徒’（或许是他的弟弟雅各）一直守候着他。他的支持者亚利马太的约瑟也来看望他。天气越来越热，耶稣说“我渴了”，他的女门徒拿海绵蘸满醋，绑在牛膝草上，举到他的唇边，使他能够吸到。有时他似乎绝望了：“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大声呼喊，引用《诗篇》第22章中的经文。耶稣说上帝离弃他是什么意思呢？他在期待上帝带来末日吗？

耶稣越来越虚弱，看到他的母亲。“看你的儿子。”耶稣说。他还请求他心爱的门徒照顾她。如果这个门徒是他弟弟，就相当合理了，因为这个门徒陪着马利亚离开，去休息了。人群想必散开了，因为夜幕已经降临。

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一种由中暑、饥饿、窒息、休克或脱水共同导致的慢性死亡。耶稣可能因鞭刑而流血不止。他突然叹了一口气，说“成了”，然后就失去了意识。考虑到耶路撒冷的紧张局势和即将到来的安息日及逾越节，彼拉多想必命令行刑者加快了步伐。于是士兵们打断两个强盗或造反者的腿，让他们窒息身亡。轮到耶稣时，他似乎已经咽了气，一个士兵用长矛刺穿他的肋骨，血水立刻流了出来。真正杀死耶稣的可能就是那根长矛。

亚利马太的约瑟赶到总督府，向彼拉多求取耶稣的尸体。受害者通常被丢在十字架上腐烂变质，供鹰啄食，但犹太人讲求快速安葬。彼拉多同意了。

公元1世纪时，犹太死者不是葬在土里，而是被缠上裹尸布放进岩墓里，家人总要核查一下岩墓，以确认死者确实去世，而不是昏迷不醒——发现“死者”第二天早上醒来的事尽管少见，但并非闻所未闻。接着，尸体被留在岩墓一年以脱水干燥，然后放进岩墓中的骨罐里，骨罐外面通常刻有死者的名字。

约瑟和耶稣的家人、追随者将耶稣的尸体抬下来，他们很快就在附近的花园里发现了一座未曾动用的坟墓，便把耶稣放进去。他们用昂贵的香料给尸体熏香并裹上裹尸布——城南“血田”（Field of Blood）的一座坟墓里出土了1世纪的裹尸布，上面还有一丛发丝（但它和著名的都灵裹尸布不一样，如今都灵裹尸布已经被鉴定为1260—1390年间的物品）。现在将耶稣受难地和埋葬地囊括在内的圣墓大教堂可能是真正的遗址所在地，因为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里，当地基督徒一直在讲述关于这两个地方的传说。应该亚法之请，彼拉多在耶稣墓的周围安置了警卫，“以防他的信徒夜间过来将他偷走，并对群众说他会复活”。

到此刻为止，关于耶稣受难（“Passion”一词出自拉丁语“patior”，是“受难”的意思）唯一的资料来源就是福音书，但相信一个犹太先知和魔术师的生与死并不需要信仰。然而，据路加说，在耶稣遇难三天后，即星期日早上，耶稣的一些女性家人和信徒（包括他的母亲和希律·安提帕管家的妻子约亚拿）来到他的坟墓，“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上滚开了，她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突然有两个人站在他们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那两个人对她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心惊胆战的信徒在逾越节当周藏在橄榄山上，而耶稣几次在他们和他的母亲面前显现，并对他们说：“不要害怕。”当托马斯怀疑耶稣的复活时，耶稣向他展示了手上和身侧的伤口。几天后，耶稣领着信徒登上橄榄山，他在那里升了天。悲惨的死亡转变成生战胜死的复活，这是基督教信仰的决定性时刻，从此人们便开始在春分月圆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庆祝耶稣的复活。

对于那些不信基督教的人而言，这些故事是无法证实的。马太讲述了故事的另一个版本，“直到今日仍在犹太人中广泛传播的版本”——大祭司们立即贿赂守卫坟墓的士兵，并嘱咐他们告诉每一个人：“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

考古学家倾向于耶稣的尸体只是被他的家人和朋友挪走，并安葬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岩墓里。考古学家已经发掘出骨灰盒上刻着“耶稣的弟弟雅各”“约瑟的儿子耶稣”之类字样的坟墓，这些都成为媒体关注的头条新闻。其中一些坟墓已经被曝光是伪造的，但大部分是真实的——确实是公元1世纪有着非常普通的犹太名字的坟墓，只是与耶稣没有半点关系。[2]

耶路撒冷在庆祝逾越节。犹大将他的银钱投资在地产行业——城市南部阿克尔达玛的窑户的一块田，正好就在地狱谷。随后，他“身子仆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3]门徒们从躲藏地走出来过五旬节，在锡安山上耶稣享用最后晚餐的上房会面，“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圣灵允许他们用不同的语言对在耶路撒冷居住的众多民族讲话，并以耶稣的名义治病救人。彼得和约翰经美门进入圣殿祈祷，这时一个腿脚不便的人向他们乞讨，他们说：“叫你起来行走。”跛脚人应声而立。

门徒们推举耶稣的弟弟雅各担任“耶路撒冷的监督者”以及以“拿撒勒派”著称的犹太门徒的领导人。耶稣死后不久，“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而雅各的领导势必使拿撒勒派有所壮大。耶稣说希腊语的门徒司提反谴责圣殿，他说：“至高者不住人手建的圣殿。”司提反经犹太教公会审判后，在城墙外面（可能是今大马士革门的北部）被乱石砸死，这证明大祭司能够判人死刑。他是基督教第一个“殉道者”（martyr）——该词源自希腊语中的“目击者”。而雅各和他的拿撒勒派依然信奉犹太教，忠于耶稣，但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继续在圣殿教学、祈祷。作为一个犹太圣人，雅各在那里广受崇拜。很明显，耶稣的犹太教并不比他之前和之后出现的其他传道士的犹太教更特殊。

耶稣的敌人并没有发迹。在他受难后不久，彼拉多就被一个撒马利亚伪先知拉下马。此人向心潮澎湃的人群宣扬他在基利心山上发现了摩西的骨灰瓮，彼拉多派骑兵过来杀了他的许多追随者。总督彼拉多已经将耶路撒冷逼上公开反叛的边缘，撒马利亚人也指责他残酷无情。

叙利亚总督不得不在耶路撒冷恢复秩序。他罢免了该亚法和彼拉多，将两人遣送回罗马。这项举动大受欢迎，耶路撒冷人欢欣鼓舞地欢迎这位罗马总督。彼拉多就此从历史上消失了。与此同时，提比略厌倦了希律·安提帕，但他的王朝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希律家族即将迎来非同寻常的复辟，而这要感谢犹太王子中最冒险的一位，是他同精神错乱的罗马皇帝结交，并重新夺回了耶路撒冷。

圣殿山，希伯来文为“Har haBayit”，阿拉伯文为“Haram al-Sharif”，《圣经》中称之为“摩利亚山”，是耶路撒冷的中心。西墙是犹太教最神圣的地方，是希律所建休憩广场西段护墙的一部分，该广场上矗立着伊斯兰教的圣地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对很多人来说，这块约14万平方米的土地仍是世界的中心。

两队工匠从两端相向而行，开凿500米长的西罗亚隧道，为城市提供水源。当他们在中间相会时刻碑庆祝。1891年，一个还在上学的男孩发现了这段铭文。

在返回耶路撒冷前，贪婪的亚述帝国国王西拿基立猛攻希西家的第二大城市拉吉。西拿基立尼尼微宫殿上的浮雕描绘了这一血腥的围城战以及城内居民所受到的惩罚。图中的犹地亚家庭被一个亚述人押送着。

大流士在他的波斯波利斯皇宫里。他是统治耶路撒冷两个多世纪的波斯帝国的真正建立者。大流士允许犹太祭司实行自治，甚至发行了图中所示的耶胡德（犹地亚）钱币。

圣殿中的希腊碑文警示说，异教徒若进入内殿，将受死刑。

圣殿山南边和西边的墙多为希律时期所建，包括圣殿和西墙。坚固的东南角是尖塔，耶稣就是在这里受到了撒旦的诱惑。从墙上的裂缝（在图中最右边可看到）似乎可以看出左边是希律时代的巨大的方石堆，右边是年代更久远的马加比时代的、小一点的石头。

耶稣受难图。几乎可以肯定，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罗马人所为，并得到圣殿精英支持，以消除对现状构成的所谓的弥赛亚威胁。

罗马的提图斯凯旋门上描绘了对他个人胜利的庆祝活动。拱门上，马加比王朝的标志——犹太人的七星烛台——被展示出来。而右边的钱币上镌刻着“占领犹地亚”的文字，以纪念这次胜利。

焦躁、暴戾而又胸怀雄才大略的哈德良皇帝查禁了犹太教，还将耶路撒冷重建为罗马人的城镇，名叫“埃利亚·卡皮托利纳”，由此引发了由巴尔·科赫巴领导的犹太人起义。巴尔·科赫巴发行了如图所示的钱币，其上描绘了重建后的圣殿。

1978年，亚美尼亚人在圣墓大教堂底下发现该涂鸦（其上文字意为“上帝，我们来了”）。该涂鸦的年代或许可追溯至公元300年左右，这是否说明，当时的基督徒朝圣者是在哈德良的异教神庙下祈祷？

君士坦丁大帝并非圣徒，他杀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但他信奉基督教，还改造了耶路撒冷，将圣墓大教堂交给自己的母亲海伦娜管理。

皇帝和哲学家尤里安推翻基督教，恢复了异教信仰，并将圣殿山交还给了犹太人，后来他在与波斯人的战斗中身亡。

马达巴地图展示了拜占庭时期耶路撒冷的壮丽景象，而圣殿山作为象征犹太教的“垃圾堆”并未在其中体现。在东方落入波斯之手后，希拉克略皇帝于630年经金门进入耶路撒冷，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认为这是大灾难降临的场景。

阿拉伯的征服：该图出自尼扎姆写的诗Khamza，它描绘了穆罕默德夜行登霄的场景。穆罕默德骑着人面飞马布拉克来到耶路撒冷，然后行至天堂，与耶稣、摩西和亚伯拉罕交谈。

阿卜杜拉·马利克修建的岩石圆顶清真寺显示了伊斯兰教和他的倭马亚帝国的至高无上。岩石圆顶清真寺挑战了基督教，超越了圣墓大教堂，强调穆斯林在犹太圣殿的基石上修建清真寺，由此成为犹太人的继承者。

萨拉丁时而残酷无情，时而富有耐心又宽宏大量，他建立的帝国包括了叙利亚和埃及，在消灭了耶路撒冷的军队后，萨拉丁占领该城。

在阿拉伯人眼中，苏莱曼大帝是苏丹；而对基督徒来说，他则是恺撒。苏莱曼从未到过耶路撒冷，但他把自己看作是“第二个所罗门”，我们今天看到的耶路撒冷的大部分城墙和城门都是他重建的。

1831年，长着红胡子的阿尔巴尼亚军队统帅易卜拉欣征服叙利亚，并代表其父穆罕默德·阿里差点攻下伊斯坦布尔。他残酷镇压耶路撒冷的农民起义，并将该城向欧洲人开放。

大富豪及犹太慈善家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七次访问耶路撒冷，他是最早在耶路撒冷老城外修建住宅的人之一。1860年，蒙蒂菲奥里开始修建风车磨坊和房舍。蒙蒂菲奥里符合维多利亚时代对一个“理想的犹太人”的定义，但他也有隐秘丑闻存在：在八十多岁时，他与自己十几岁的女佣生了一个孩子。

从19世纪30年代起，从俄国来的说意第绪语的犹太人和从阿拉伯世界来的塞法尔迪犹太人不断加入耶路撒冷说阿拉伯语的塞法尔迪犹太人群体。欧洲来访者对也门犹太人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不讲卫生和异域风情既惊骇又深深着迷。

耶路撒冷占人口多数的是俄国东正教农民，而雅法门和大卫街是欧式耶路撒冷的中心。

哈伊姆·魏茨曼出生在俄国的一个犹太小镇，他与王公贵族非常熟络。在魏茨曼的热情和魅力感染下，英国上层权贵劳合·乔治、丘吉尔（左图）和贝尔福开始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而阿拉伯的劳伦斯（右图）则致力于推动阿拉伯民族事业。

1917年，耶路撒冷市长侯赛因·侯赛尼（中间持手杖者）用扫帚系着床单，六次尝试向英国人投降。

1921年，阿拉伯的劳伦斯和埃米尔阿卜杜拉跟随温斯顿·丘吉尔经过奥古斯塔·维多利亚花园。英国殖民大臣丘吉尔为哈希姆家族的阿卜杜拉建立了新的外约旦王国。

谢里夫从未原谅他野心勃勃的儿子们，包括先为叙利亚国王、后为伊拉克国王的费萨尔以及后来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因为这二人都建立了自己的王国。

1948年的阿拉伯胜利者、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向耶路撒冷的人群挥手，而他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暗杀阿卜杜拉的刺客死在阿克萨清真寺。

（从圣墓大教堂的穹顶鸟瞰）一年一度的复活节圣火仪式人头攒动，热情洋溢，常发生伤亡事件。

危机中的以色列政府：以色列总参谋长伊扎克·拉宾（左）在压力下崩溃，不得不服用镇定剂；摩西·达扬（右）出任国防部长。该图所示为1967年危机加剧时，达扬与拉宾在一次内阁会议上的交谈。达扬曾三次警告侯赛因，不要发动攻击，保持克制，直到叙利亚和埃及战败。

1967年，以色列夺得耶路撒冷全城控制权。很快，以色列士兵便聚集在西墙祈祷。“尊贵的禁地”（穆斯林对圣殿山的称呼）的一位谢赫在窗内张望。

[1]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刑罚起源于东方——大流士将巴比伦叛军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一做法后来被希腊人采用。正如我们已知的，亚历山大大帝将推罗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神显者安条克和犹太国王亚历山大·詹尼亚斯将反叛的耶路撒冷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迦太基人将谋逆将领钉死在十字架上。公元前71年，罗马对斯巴达克斯奴隶起义的镇压是以将囚犯大规模钉死在十字架上告终的。据说，十字架的木材取自11 世纪防卫森严的十字架修道院的所在地，即今以色列议会附近。该修道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格鲁吉亚正教驻耶路撒冷总部。

[2]《彼得福音》，一部始于公元2或3世纪的诺斯替抄本，19世纪时在埃及被发现，里面有一则关于迁移尸体的神秘故事。最早的福音书（《马可福音》）是在耶稣受难约四十年后，即公元70年左右书写的，它以耶稣被放进坟墓里结束，从未提到耶稣复活。可见马可对复活的记述是后人添加的。《马太福音》是在公元80年左右书写的，而《路加福音》是以《马可福音》和另外一些未知材料为基础。因此，这三本福音书是以“对观福音书”（Synoptics，源自希腊语，意思是“一起看”）著称。路加把耶稣家人在耶稣受难中的作用最小化，但马可提到雅各的母亲马利亚、约西和耶稣的妹妹。《约翰福音》是最后出现的福音书，可能成书于1 世纪末，该福音书描绘的耶稣比其他福音书中的更具有神性，但该福音书参考了其他资料来源，对耶稣早年造访耶路撒冷之事记述得更加详细。

[3]《使徒行传》讲述了这则故事，但《马太福音》有另一种说法：懊悔不已的犹大在圣殿里扔了银币，圣殿里的大祭司（他不能将银币放进圣殿金库，因为这是带血的钱）将银币投资到窑户的一块田，“以埋葬外乡人”。尔后，犹大上吊自杀。阿克尔达玛，即“血田”，直到中世纪仍然是一个坟地。

12 希律家族的终曲

公元40年—公元66年

希律·亚基帕一世：卡利古拉的朋友

年轻的希律·亚基帕一世在罗马皇室中长大，并成为提比略皇帝之子德鲁苏斯最好的朋友。这个充满魅力、生活奢侈、性格外向的男子——希律大帝和米利暗的孙子、被他们处死的儿子阿里斯托布鲁斯之子——为了与皇帝的儿子和忠实可靠的人结交而债台高筑。

公元23年，德鲁苏斯英年早逝，悲痛欲绝的皇帝不愿见到儿子的朋友，于是，身无分文的希律·亚基帕一世回到安提帕的统治地加利利，安提帕娶了他的姐姐希罗底。安提帕在太巴列给他找了个单调乏味的差事，但单调乏味不是亚基帕一世的风格，他跑到希律家族的故乡以土买，盘算着在那里自杀。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机会总是出现在这个无赖浪子的面前。

在耶稣受难前后，希律家族北部土地上的分封王腓力去世了。安提帕请求皇帝扩大他的公国面积，但提比略一直喜欢希律·亚基帕一世，所以亚基帕赶到皇帝在卡普里岛的行宫，希望皇帝将家族的北部土地分给他，而不是他的姐夫。亚基帕一世发现提比略闷闷不乐地待在朱庇特别墅。（据历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记载）皇帝被一群被称作“小鲤鱼”的男孩喂得食欲不振，这群男孩经过培训，在皇帝游泳时吸吮他的私处。

提比略原本是欢迎亚基帕一世的，但他听说此人在地中海各处欠下债务，就改变了态度。但天生的赌徒亚基帕一世说服母亲的朋友安东尼娅借钱给他，并向皇帝说情。马克·安东尼的女儿安东尼娅朴实纯真，被提比略奉为理想的罗马贵族。提比略听从她的劝告，原谅了犹太无赖亚基帕一世。亚基帕一世没有拿安东尼娅的钱还债，而是大方地把它们送给了另一位破产的王子卡利古拉，此人与亚基帕一世故友德鲁苏斯的儿子盖米鲁斯同是提比略的继承人。皇帝请希律族人照顾还是个孩子的盖米鲁斯。

机会主义者亚基帕一世成了卡利古拉最好的朋友。卡利古拉是受人爱戴的将军格尔曼尼库斯的儿子，因此受到民众的喜爱。他小时候身穿迷你军服，随父亲阅兵，足蹬军靴，他的名字就有“小军靴”的意思。如今二十五岁、秃顶、高瘦而笨拙的卡利古拉放荡不羁，被人宠坏了，并且很有可能已精神错乱，但仍然是人民的宠儿，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继承皇位。卡利古拉可能和希律·亚基帕一世一起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与后者在耶路撒冷的虔诚同胞相隔十万八千里。他们绕卡普里岛旅行，畅想着提比略的死亡，而他们的话被马车夫一字不落地记了下来。当亚基帕一世以盗窃之名逮捕这个马车夫时，马车夫向皇帝告了密。于是亚基帕被投入监狱，绑上锁链，不过，在朋友卡利古拉的保护下，他被允许沐浴、会见朋友并享用最喜爱的食物。

提比略终于在公元37年3月去世，卡利古拉在杀了年幼的盖米鲁斯后继承皇位。他立刻释放了朋友亚基帕一世，赐给他金脚镣，以纪念他戴脚镣的岁月，并擢升他为国王，赐他腓力的北部领地。真是时来运转啊！与此同时，亚基帕一世的姐姐希罗底和令耶稣讨厌的“狐狸”安提帕赶赴罗马，试图动摇皇帝的决定并赢得自己的王国。但亚基帕一世陷害他们，说他们意图谋反。卡利古拉废黜了杀害施洗者约翰的凶手安提帕——安提帕后来死在里昂——并把他的所有土地赐给希律·亚基帕。

新国王很少去他的王国，他更喜欢待在卡利古拉身边，但卡利古拉嗜杀成性，很快便从罗马的宠儿变成罗马的暴君。由于缺乏前任们的军功，卡利古拉试图通过下令在帝国范围内——甚至包括圣殿的至圣之所——供奉自己的肖像来提高自己的声望。耶路撒冷公然抗命。犹太人准备造反，他们派代表团告诉叙利亚总督：除非“先灭了所有犹太人”，他们不可能容忍此等渎神行为。在亚历山大里亚，希腊人和犹太人爆发了民族冲突。当双方派代表团面见卡利古拉时，希腊人说犹太人是唯一一个不尊奉卡利古拉雕像的民族。

幸好国王亚基帕一世还在罗马，同日益古怪的卡利古拉的关系越发亲密。当皇帝远征高卢时，犹太国王是他的随从之一。但是，卡利古拉并没有打仗，而是宣称征服了海洋，并为他的凯旋搜集贝壳。

卡利古拉下令叙利亚总督彼得罗纽斯执行他的命令，踏平耶路撒冷。希律王子率领犹太代表团请求彼得罗纽斯改变主意。彼得罗纽斯犹豫了，他知道，前进的话，等待他的是战争，回绝的话，等待他的是死亡。但是希律·亚基帕一世这个趋炎附势的浪子，出人意料地表明自己是犹太人的卫士，勇敢地代表耶路撒冷在一封令人惊讶的信中给卡利古拉写下如下文字：

您知道，我生来就是犹太人，我的故乡是耶路撒

冷，那里坐落着至高神的圣殿。这个圣殿，我的盖乌斯大人，从一开始就没让手工制造的雕像进去过，因为它是真神的圣所。您的祖父马库斯·阿格里帕拜访过圣殿，并向圣殿致敬，奥古斯都亦如此。（接着他感谢卡利古拉给予他的恩惠，但是）我愿用所有一切（那些好处）换取一样东西——我祖先的场所不被打扰。我要么被视为卖国贼，要么不再像以前那样，被您当作朋友；没有其他选择。[1]

即便这种“不自由毋宁死”的姿态仅仅是夸大的逞强之举，这仍然是一封冒险的信。然而，正是国王的介入拯救了耶路撒冷。

在宴会上，皇帝感谢国王亚基帕一世在他登基前给予他帮助，表示会满足亚基帕一世的任何请求。亚基帕一世请求皇帝不要把他的肖像放进圣殿，卡利古拉同意了。

[1]亚基帕一世以马加比人和希律人的身份写道：“我这样做是为了我的祖父母和祖先们、国王们，他们大部分人都拥有大祭司的头衔，且认为王权低于教权，执掌大祭司之位比执掌王位优越，因为上帝高于人。因为一个位置是尊奉上帝，另一个位置是管理人。由于我的命运是在这样一个民族、城市和圣殿中展开的，所以我代表他们所有人请求您。”

希律·亚基帕一世和国王克劳狄：暗杀、荣耀和蠕虫

卡利古拉从公元37年年末的一场怪病中康复后，变得愈加失控。有资料称，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和他的三个姐妹乱伦，并把她们介绍给其他男人，还任命一匹马为执政官。后人难以判断这些丑闻的真实性，但他的行为想必吓坏了许多罗马精英，并使得他们疏远他。卡利古拉娶了自己的姐姐，据说在她怀孕的时候，他硬生生地将婴儿拽出她的子宫。他在亲吻情妇时低沉地说：“我只要高兴，随时会割破这漂亮的喉咙。”他还告诉执政官：“我只要点下头，你们的脑袋就会当场落地。”卡利古拉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罗马有脖子就好了”，他还喜欢愚蠢地用“普里阿普斯”（男性生殖神）这样粗俗的口令戏弄勇猛的禁卫军。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公元41年1月24日中午，卡利古拉在希律·亚基帕一世的陪同下经过一个有顶通道，离开剧院。此时，一个禁卫军护民官抽出剑大声呼喊：“看剑！”剑落到卡利古拉的肩膀上，几乎将他劈成两半，但他不停地呼喊：“我还活着！”反叛者大声说：“再砍！”卡利古拉被杀死了。他的日耳曼侍卫沿街劫掠，禁卫军洗劫了帕拉蒂诺山上的皇宫，杀死了卡利古拉的妻子，挖出他的婴儿的脑浆。与此同时，元老院试图将罗马恢复为共和国，结束皇帝专制。

希律·亚基帕一世控制了卡利古拉的尸体，对外宣布皇帝仍活着，但受伤了，借此争取时间。与此同时，他把一支禁卫军领进宫里。卫兵们注意到窗帘后面的动静，发现原来是瘸腿口吃的学者、卡利古拉的叔叔，也是亚基帕家族之友安东尼亚的儿子克劳狄。亚基帕一世和禁卫军一起拥戴克劳狄为皇帝，用盾牌把他护送到营地。克劳狄是一个拥护共和政体的人，试图拒绝这一荣誉，但犹太国王建议他接受皇冠，并劝说元老院把皇冠交给他。即使在现代，也没有一个信奉犹太教的人有过如此的影响力——亚基帕一世是空前绝后的。事实证明，新皇克劳狄是一个镇定、理智的统治者。作为回报，克劳狄赐给朋友亚基帕一世耶路撒冷和希律大帝的整个王国，还授予他执政官的头衔，就连亚基帕一世的哥哥也得到一个王国。

希律·亚基帕一世离开耶路撒冷时身无分文，回来时却摇身一变，成为犹地亚的国王。亚基帕一世在圣殿献祭，尽职尽责地在聚集的人群面前诵读《申命记》。当他为自己的混合血统哭泣并将卡利古拉的金脚镣——他好运的象征——献给圣殿时，犹太人被深深打动了。在亚基帕一世看来，圣城不仅是犹地亚的母亲城，还是欧亚两洲犹太人的母亲城。该城被这个新希律争取过来，他下令铸造的钱币上有“皇帝之友，亚基帕大王”字样。在耶路撒冷之外，亚基帕一世活得像罗马—希腊国王；但在耶路撒冷时，他却谨守犹太人的生活方式，每天到圣殿献祭。他美化、加固了扩张中的耶路撒冷，增设第三道城墙，将新的贝泽萨郊区囊括在内——该墙北部现已被发掘。

亚基帕一世想方设法应对耶路撒冷的紧张局势：他在两年的时间里接连任命三名大祭司，并对犹太基督徒展开反击。这可能与克劳狄在罗马镇压犹太基督徒不谋而合——克劳狄的理由是这些人“奉基督之名制造混乱”。“那时，”《使徒行传》中说，“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而且将雅各斩首（不是耶稣的弟弟，而是那个叫“雅各”的门徒）。亚基帕一世还逮捕了彼得，计划在逾越节后处死他。彼得千方百计地活了下来：基督徒称之为奇迹，但其他资料表明，是国王主动放了他，可能只是为了向他的信众示好。

扶立罗马皇帝，这一功勋冲昏了亚基帕一世的头脑，他未征求罗马的同意，便擅自召集地方诸王到太巴列开会。罗马人警醒了，命令诸王们自行离去。克劳狄禁止在耶路撒冷修筑更多的防御工事。之后，亚基帕一世仿效希腊神王，穿着镶金的袍子在凯撒里亚广场处理政事，但他突发胃病，《使徒行传》中说：“他被虫所咬。”犹太人身着麻布，坐下为他的康复祈祷，但终归徒劳。亚基帕一世有着过人的机敏和魅力，能够安抚犹太温和派、犹太狂热分子和罗马人，可能是当时唯一能够拯救耶路撒冷的人，但这个人终究去世了。

希律·亚基帕二世：尼禄的朋友

国王亚基帕一世的死引发了骚乱。他的儿子、与他同名的亚基帕二世只有十七岁，克劳狄想把王国交给这个少年，可是有人说这个孩子太小，接不了这个烫手山芋。于是，皇帝恢复了罗马总督的直接统治，赋予亚基帕一世的哥哥、卡尔息斯的希律王任命大祭司和掌管圣殿的权力。在接下来的二十五年里，耶路撒冷由罗马总督和希律家族的国王们共同管制，双方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合作关系。但是，他们都无法平息接二连三的伪先知制造的事端，希腊人、犹太人和撒马利亚人之间的民族冲突，以及富裕的、亲罗马的犹太显贵和贫穷的、笃信宗教的犹太人之间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所引发的骚乱。

耶稣的弟弟雅各领导下的犹太基督徒拿撒勒派和他们的长老在耶路撒冷生存下来，仍遵守原初的教义，并以犹太人的身份在圣殿中礼拜。耶稣不是最后一个挑战罗马秩序的，在他之后接连出现的伪先知，其中大部分被罗马人处死——约瑟夫斯列出了他们的名字。

罗马总督的统治也无济于事。和庞修斯·彼拉多一样，历任总督面对先知遍地开花的局面，只会屠杀他们的信徒，与此同时，不断榨干耶路撒冷的财富。有一年的逾越节，一个罗马士兵在耶路撒冷冲着犹太人亮出臀部，因此而引发骚乱。罗马总督派士兵过来镇压，人群逃窜，数千人在狭窄的街道上身亡。几年后，当犹太人和撒马利亚人之间爆发争斗时，罗马人将许多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双方都向罗马申诉。撒马利亚人原本会成功的，但正在罗马接受教育的年轻的希律·亚基帕二世赢得了克劳狄颇具影响力的妻子阿格里皮娜的支持：皇帝不仅支持犹太人，还让犯错的罗马护民官在耶路撒冷当众受辱并被处决。就和他的父亲一样，亚基帕二世不仅为克劳狄青睐，还深受克劳狄的继承人尼禄喜爱。当亚基帕二世的伯父卡尔息斯的希律去世时，亚基帕二世成为希律黎巴嫩封地的国王，并掌握对耶路撒冷圣殿的特殊权力。

在罗马，年事已高的克劳狄被阿格里皮娜毒杀，[1]据说用的是一盘毒蘑菇。少年皇帝尼禄将加利利、叙利亚和黎巴嫩疆域内更多的领土赐给亚基帕二世。亚基帕二世心怀感激，把他的首都凯撒里亚菲利皮改名为“尼禄尼亚斯”（Neronias），将同尼禄的友好关系以“菲洛—恺撒”（PhiloCaesar）的方式刻在钱币上，广为宣扬。然而，尼禄的总督们大多腐败笨拙，其中最糟糕的是贪赃枉法的希腊自由民安东尼乌斯·腓力斯，历史学家塔西佗在著述中称这个人“残忍而多欲，手持国王的权柄，本性却低贱如奴隶”。当腓力斯的哥哥担任克劳狄和尼禄的文书时，犹太人不能向罗马申诉。亚基帕二世丑闻缠身的姐妹们是上层腐败的典型。“美貌绝伦”的德鲁茜拉嫁给了埃米萨的阿拉伯国王亚兹素，但腓力斯对她魂牵梦绕。德鲁茜拉郁郁寡欢，想要逃脱姐姐贝勒妮斯的怨恨，于是与腓力斯私奔。贝勒妮斯曾是卡尔息斯王后（嫁给了她的叔叔），之后又离开新任丈夫奇里乞亚的国王，与弟弟同居。罗马谣传二人乱伦。腓力斯为金钱剥削犹地亚。与此同时，一种以“匕首党”［sicarii，以他们的罗马短剑命名——“镰刀”（sickle）这个词就起源于此］之名著称的新型强盗开始于节日期间在耶路撒冷中心地区暗杀犹太显贵——他们第一次得手是杀了一名前任大祭司。面对民族屠杀和反复出现的伪先知，腓力斯努力维持和平，同时不断地搜刮财富。

在这场如同末日的混乱中，耶稣这个小教派在耶路撒冷的犹太领导人和广大罗马世界的非犹太信徒之间出现分裂。现在，耶稣的所有信徒中最有活力的激进分子，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可能缔造一个全新的宗教，他们返回耶路撒冷，规划基督教的未来。

[1]克劳狄的四次婚姻都很不幸，特别是后两次婚姻：他杀了一个妻子，而另一个妻子杀了他。他以叛国罪处死了对他不忠的少妻梅萨丽纳，然后娶了自己的侄女、卡利古拉的妹妹尤利亚·阿格里皮娜，后者把她前次婚姻所生之子尼禄推上了继承人的位置。克劳狄使尼禄和他的亲生儿子布列塔尼库斯——为庆祝他征服不列颠而取的名字——并列为继承人。尼禄即位后立刻杀了布列塔尼库斯。

大数城的保罗：基督教的缔造者

耶路撒冷正从最近一次末世暴力的痉挛中恢复。一位埃及犹太人刚刚领着一群暴徒登上橄榄山，效仿耶稣，宣布他将推倒城墙，占领耶路撒冷。伪先知试图袭击这座城市，但耶路撒冷人联合罗马人，赶走了伪先知及其追随者。接着，腓力斯的军团歼灭了其中的大部分人。保罗到达这座城市时，得知这里正在追捕“巫师”（sorcerer）。

保罗的父亲是法利赛人，他赚的钱足以使他成为罗马公民。他把儿子——几乎和耶稣同时出生，但出生地是奇里乞亚（位于今土耳其）——送进耶路撒冷的圣殿学习。当耶稣受难时，扫罗（保罗当时的名字）支持“恐吓和屠杀”：他继承了那些砸死司提反的人的衣钵，“并赞成处死他”。这个制作帐篷、说希腊语的罗马法利赛人充当大祭司的代理人，直到公元37年前后，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经历了“神启”。“突然，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听见一个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复活的基督委任他为第十三名使徒，将福音传播给非犹太人。

可以理解，在耶路撒冷的雅各和基督徒纷纷对这个新皈依者表示怀疑，但保罗感觉不得不用自己所有的力量传播他的信息：“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最后，“主的弟弟雅各”接受了这个新伙伴。在接下来的十五年里，这个朝气蓬勃的煽动者跑到东方，固执己见地传播坚决抵制犹太排外性的个人版的耶稣福音。这个外邦使徒相信神是“因为我们的缘故”，使耶稣成为“赎罪的供物，耶稣不知罪为何物，所以通过他，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义”。保罗将重点放在复活上，在他看来，复活是人与神之间的桥梁。保罗的“耶路撒冷”是天国，而不是现实中的圣殿；他的“以色列”是耶稣的任何一个信徒，而不是犹太民族。他在某些方面出奇地新潮，与古代世界的残酷特质不同，他信奉爱、平等和包容：希腊人和犹太人，女人和男人，所有人都是一体的，所有人都能够通过信仰基督获得救赎。保罗的书信在《新约》中占据着首要位置，几乎占了整个篇幅的四分之一。保罗的愿景是无限的，因为他想让所有人都皈依基督教。

耶稣生前已经赢得了一些非犹太信徒，但保罗在非犹太人和所谓的敬畏上帝者，就是那些接受犹太教的各个方面但没有行割礼的非犹太人中间，尤为成功。保罗在安条克的叙利亚皈依者是首批称作“基督徒”的人。公元50年前后，保罗返回耶路撒冷，劝说雅各和彼得允许非犹太人加入这个教派。雅各同意让步，但在几年后得知保罗正引导犹太人不再遵守摩西律法。

作为一个未婚、清教徒式的独行僧，保罗在旅行期间历经海难、抢劫、殴打和石砸，但是没有任何困难使他忘记自己的使命——将土气的加利利犹太人改造成耶稣基督，这个全人类的救世主，将在第二次降临时回归——而天国也即将到来。保罗本人是个犹太人，他回耶路撒冷的次数可能达五次之多，但他有时视犹太教为新的敌人。在最早的基督教文本中，保罗在给帕萨罗尼迦人（已皈依基督教的希腊非犹太人）的第一封信中对犹太人大放厥词，说他们杀了耶稣和他们自己的先知。保罗认为犹太人同上帝立约的标志（割礼）是犹太人应尽的义务，而与非犹太人无关：“应当防范犬类，防范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耶稣基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人。”他对考虑行割礼的非犹太基督徒大发雷霆。

截至此时，雅各和耶路撒冷的长老们并不赞同保罗的做法。他们了解真正的耶稣，而保罗却坚持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宣称：“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受人尊敬的圣人雅各，指责保罗违背了犹太教。即便是保罗也不能忽视耶稣的亲弟弟，公元58年，他前来与耶稣王朝握手言和。

义人雅各之死：耶稣王朝

保罗以犹太人的身份陪同雅各到圣殿净身、祈祷，但是被一些犹太人认出，这些人见过保罗在旅行中传道。负责维持圣殿秩序的罗马百夫长不得不把保罗从私刑中救出。当保罗再次传道时，罗马人认为他就是在逃的埃及“巫师”，于是给他戴上镣铐，把他押到安东尼亚城堡接受鞭打。“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例吗？”保罗问道。百夫长目瞪口呆地发现这个激进的空想家是罗马公民，有权向尼禄申诉并请求审判。罗马人允许大祭司和犹太教公会在愤怒人群的围观下质问保罗，而保罗的回答是如此无礼，以至于差点再次被处以私刑。为安抚民众，罗马百夫长把保罗遣送到凯撒里亚。

保罗的行为可能败坏了犹太基督徒的名声。公元62年，大祭司阿那努斯——曾审判过耶稣的大祭司亚那的儿子——逮捕了雅各，在犹太教公会面前审判他，并将他从圣殿的墙上扔下去，可能就是从魔鬼诱惑耶稣的那个“山巅”扔下的。接着，雅各被扔石块，给他致命一击的是一个木槌。[1]住在耶路撒冷的约瑟夫斯指责阿那努斯是“野蛮人”，还说大部分犹太人对他的行为惊骇不已，因为耶稣的弟弟雅各广受尊重。国王亚基帕二世立即罢免了阿那努斯。而基督徒仍受一个王朝的统治：继承耶稣和雅各领导地位的是他们的表兄或同母异父的兄弟西门。

与此同时，保罗以罪犯之身抵达凯撒里亚。总督腓力斯和他出身希律家族的妻子、前王后德鲁茜拉一同接见保罗，给保罗用贿赂换取自由的选择。保罗拒绝了。腓力斯此时有更紧迫的烦恼：犹太人和叙利亚人爆发争斗。腓力斯屠杀了许多犹太人，因而被召回罗马，[2]但他把保罗留在凯撒里亚的监狱。希律·亚基帕二世和他的姐姐——卡尔息斯和奇里乞亚的前王后贝勒妮斯——拜访凯撒里亚，迎接新的总督。正如彼拉多曾将耶稣交给安提帕处置，新总督将基督徒保罗的案件交由国王亚基帕二世处理。

保罗向这对“大张威势”而来的王室夫妇传播基督教福音，聪明地调整自己的使命，以适应温和稳健的国王：“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

“你这样劝我，几乎叫我做基督徒了，”国王回答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恺撒，就可以释放了。”然而，保罗已经向尼禄提出上诉，因此他必须去见尼禄。

[1]雅各的头和另一个同名的雅各的头（被亚基帕一世杀死的圣雅各）葬在一起，就在后来成为亚美尼亚区大教堂的地方，因此这座教堂的名字是复数的圣雅各大教堂（St Jameses' Cathedral）。

[2]腓力斯和德鲁茜拉有个儿子住在庞贝。公元79 年，当这个城镇被火山摧毁时，这个孩子和他的母亲德鲁茜拉一起葬身于火山灰中。

约瑟夫斯：革命倒计时

保罗不是唯一一个等待尼禄审判的犹太人，腓力斯还将一些不幸的圣殿祭司送来接受皇帝的审判。祭司们的朋友，年仅二十六岁的约瑟夫·本·马提亚斯（Joseph ben Matthias）决定乘船去罗马，去拯救同仁。他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约瑟夫斯”，他将扮演多种角色：叛军指挥官、希律家的门徒、帝国廷臣，但最重要的是，他将成为耶路撒冷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约瑟夫斯是马加比家族一个祭司的儿子，他是一个犹地亚地主，在耶路撒冷长大，在这里，他的学识和才智得到赏识。约瑟夫斯十几岁时先后在三个主要的犹太教派中待过，在回耶路撒冷之前，他还体验过在沙漠里苦行的生活。

到达罗马后，约瑟夫斯同一个受皇帝眷顾的犹太演员取得联系。皇帝尼禄用心险恶但命运可悲，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爱上了长着红色头发和苍白皮肤的已婚美人波贝娅。波贝娅成为皇后后立即给尼禄壮胆，怂恿他杀死他恶毒的母亲阿格里皮娜。波贝娅也成为一个半犹太的“敬畏上帝者”。约瑟夫斯通过演员朋友接触到皇后，皇后帮忙释放了他的祭司朋友。约瑟夫斯的救援行动相当成功，但他与朋友返国时，发现耶路撒冷正在酝酿一场反罗马人的起义。起义不是不可避免的，约瑟夫斯与波贝娅的相识显示，罗马和耶路撒冷之间的沟通渠道并没有关闭。耶路撒冷每年都要迎来大量的犹太朝圣者，尽管有一支罗马辅助军（六百至一千二百人）驻守安东尼亚，但这里几乎没有出现麻烦。这座富裕的圣殿城市在犹太国王任命的犹太大祭司的管理下，“处于和平和繁荣的状态之中”。现在，圣殿峻工了，一万八千名建筑工人随之失业，于是，国王亚基帕二世下令修建新街道[1]，为他们创造工作机会。

无论何时，只要有勤勉治国的皇帝与公正审判的总督，那么就算犹太人中间出现派系纠纷，秩序都能很快恢复。当帝国由尼禄手下能干的希腊自由民治理时，尼禄喜欢担任演员和运动员的癖好，甚至他的血腥清洗，都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当经济衰退时，尼禄的无能便蔓延到犹地亚，他在这里的总督都是些无恶不作的恶棍。在耶路撒冷，新一任官员经营着一个勒索保护费的组织，他们从权贵那里收取贿赂，而这些权贵的蛮横随从和匕首党竞相给这座城市带来恐惧。难怪另一位先知（也叫“耶稣”）在圣殿里大声疾呼：“耶路撒冷有祸了！”这位先知被判精神失常后遭到鞭笞，但没有被杀死。奇怪的是，约瑟夫斯对这时期民众的反罗马情绪没有太多记述。

公元64年，罗马发生了一场火灾。尼禄当时可能在监督救火，他把自己的花园打开，收留失去家园的人。但是阴谋论者说，火是尼禄放的，因为他想给自己建造一座更大的宫殿。阴谋论者还说，尼禄因弹奏七弦竖琴而疏于救火。尼禄则将火灾责任推到快速传播的半犹太教派基督徒身上，许多基督徒因此被活活烧死，被野兽撕成碎片或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受害者当中有两个是前些年在耶路撒冷被捕的：彼得与保罗。据说，彼得头朝下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保罗则被斩首。尼禄的反基督徒大屠杀为他在基督教典籍《启示录》中“赢得一席之地”。《启示录》是新约圣典的最后一部，它称罗马皇帝是撒旦的“兽”，兽的数目是666，这可能是尼禄的一个代码。[2]

尼禄为基督徒设计的“精致折磨”没有挽救他自己的命运。在宫廷中，尼禄踢到身怀六甲的皇后波贝娅的腹部，无意中杀死了她。正当皇帝在现实中杀害敌人或在戏剧里杀害想象中的敌人时，他派到犹地亚的新任总督格西乌斯·弗洛鲁斯也“肆无忌惮地向犹太人施加暴行”。灾难是从凯撒里亚开始的：叙利亚裔希腊人在犹太会堂外面拿一只小公鸡献祭，犹太人表示抗议。被收买的弗洛鲁斯支持非犹太人，率兵南下进逼耶路撒冷，向圣殿索要17塔兰特的税。当他于66年春天出现在总督府时，犹太年轻人纷纷收集硬币砸他。弗洛鲁斯的希腊裔和叙利亚裔军队攻击人群。弗洛鲁斯要求圣殿权贵交出用硬币砸他的年轻人，但遭到拒绝。他的罗马军团杀气腾腾地横冲直撞，“闯进每一户人家，屠杀那里的居民”。弗洛鲁斯鞭打囚犯，并将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其中包括身为罗马公民的犹太权贵。这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圣殿贵族再也不能依赖罗马人的保护了。弗洛鲁斯地方辅助部队的野蛮行径激发了犹太人的反抗情绪。他的骑兵在街上胡作非为，甚至袭击了国王亚基帕二世的姐姐贝勒妮斯王后。王后的卫兵急忙把她送回马加比宫，她决定拯救耶路撒冷。

[1]西墙旁边保留至今的那条街道就是亚基帕二世的杰作，一条能在锡安山上看到的人行道也是他下令修建的。

[2]如果将希腊语的“尼禄皇帝”用希伯来辅音字母拼写出来，并将这些辅音字母用其对应的数字代替，得出的数字加起来刚好等于666。《启示录》可能是在皇帝图密善迫害基督徒期间，即81—96年间创作的。2009年，教廷的考古学家在罗马城墙外一直被称为保罗埋葬地的圣保罗大教堂下面发现一座坟墓。碳元素检测表明，该坟墓中的尸骨属于公元1—3 世纪——可能是保罗的遗骨。

13 犹太战争：耶路撒冷之死

公元66年—公元70年

赤脚王后贝勒妮斯：革命

贝勒妮斯一个人赤脚走到总督府——与三十年前耶稣从希律·安提帕处返回彼拉多处所走的路线相同。美丽的贝勒妮斯——先王的女儿、今王的姐姐，曾两次为后——前往耶路撒冷朝圣，感谢上帝让她从疾病中康复，为此斋戒三十天，还剃去头发（这一举动令人吃惊，因为她是罗马化希律后裔）。现在她把自己献给弗洛鲁斯，请求他停止暴行，但弗洛鲁斯想要的是复仇和战利品。当他的增援部队逼近耶路撒冷时，犹太人分化为两派：一派想与罗马人和解，另一派则是为战争做准备的激进分子。主战派大概是希望通过战争赢得罗马统治下的有限独立。

圣殿的祭司们展示神圣的器皿，像举办葬礼那样在年轻的造反者的头发上挥洒尘土，以此约束他们。犹太人平静地走出来迎接罗马军队，但骑兵遵照弗洛鲁斯的指令，把他们踩在脚下。人群冲向大门，许多人在奔逃中窒息。接着，弗洛鲁斯向圣殿山进发，希望占领居高临下的安东尼亚要塞。犹太人的反应是爬上屋顶，用长矛袭击罗马人，占领安东尼亚，砍断通往圣殿的桥梁，把圣殿变成自己的要塞。

弗洛鲁斯正要离开时，希律·亚基帕二世从亚历山大里亚赶了过来。国王在他宫殿下面的上城召集耶路撒冷人。而贝勒妮斯则在屋顶的安全处倾听亚基帕二世恳求犹太人停止造反：“不要冒险跟整个罗马帝国对抗。战争一旦开始，就很难结束。罗马人的力量在世上所有可居住的地方都是无敌的。就算不在乎你的妻儿，也可怜可怜这座城市，保全这座圣殿吧！”亚基帕二世和他的姐姐当众哭泣。耶路撒冷人呼喊说他们只想殴打弗洛鲁斯。亚基帕二世让耶路撒冷人进贡，人们表示同意，于是亚基帕二世带领他们来到圣殿求和。但是，到了圣殿山上，亚基帕二世要求犹太人在新总督到达前必须服从弗洛鲁斯，民众再次被激怒。

包括约瑟夫斯在内的祭司们在殿中开会，讨论是否停止每天向罗马皇帝献祭——献祭是对罗马忠诚的象征。结果，决定性的反叛行动（停止献祭）得到众人一致同意——“这是向罗马宣战的基础。”约瑟夫斯写道。他本人也参加了这场抵抗。当叛军占领圣殿，温和派权贵占领上城时，犹太各派开始用弹弓和长矛互相攻击。

亚基帕二世和贝勒妮斯离开耶路撒冷。他们派三千名骑兵支援温和派权贵，但取得胜利的是极端主义者。受民众支持的狂热派和挥舞短剑的匕首党以圣殿四周为据点，快速占领上城，将国王亚基帕二世的军队赶了出去。他们烧了大祭司和马加比家族的豪宅，还烧了记录债务的档案。他们的首领，一个“野蛮、残忍”的军阀，在短时间内统治着耶路撒冷，直到祭司们将他暗杀。此后，匕首党逃到死海附近的马萨达要塞，直到耶路撒冷陷落，他们也没有发挥更多的作用。

祭司们恢复了名义上的控制权。但从那时开始，耶路撒冷的教派和他们的军阀式领袖——通常是外省机会主义者和当地冒险家，还有宗教狂热分子——开始了残酷、混乱的内战。就连我们的主要消息来源约瑟夫斯也弄不清到底是谁组建了这些教派、他们都信仰什么。不过，他将宗教领域的反罗马狂热追溯到大希律死后的加利利叛乱：“他们对自由有着强烈的感情，这几乎是无法克制的，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上帝才是他们的领导者。”他们“播下了生命的种子”。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约瑟夫斯说，犹太人“战乱不断，互相残杀”。

罗马六百人规模的卫戍部队仍然控制着希律城堡，他们同意在安全出城的前提下放下武器。可是，这些叙利亚人和希腊人此前杀害了那么多无辜的犹太人，因此遭到“野蛮屠杀”。国王亚基帕二世放弃调解，承认失败。公元66年11月，罗马驻叙利亚总督在亚基帕二世和盟国国王的支持下，从安条克城南下，一路打到耶路撒冷。可是，不知为何，他突然撤退了，可能是被收买了。在犹太人的猛攻下，他的撤退导致五千名罗马士兵命丧黄泉，一个军团的鹰旗不知所踪。

耶路撒冷的命运已成定局。骄傲的罗马要求复仇雪耻。造反者推举前任大祭司阿那努斯当独立以色列的领袖。阿那努斯加固了城墙；与此同时，锤打、锻造盔甲和武器的声音在这个城市回响。他还沙场点将，其中一个被他任命的将领就是后来的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约瑟夫斯作为加利利的指挥官离开耶路撒冷，他到达加利利后，与军阀吉斯卡拉的约翰交恶，认为此人比他们要对抗的罗马人更加邪恶。

新的犹太钱币颂扬“锡安的自由”和“圣城耶路撒冷”——然而这个自由似乎不是许多人想要的自由，这座城市就像“一个注定要毁灭的地方”，等待着自己的死亡。尼禄听说以色列反叛时，正在希腊演奏歌曲、参加奥运会的战车比赛（尽管他跌出马车，但仍赢了比赛）。

约瑟夫斯的预言：赶骡人做皇帝

尼禄畏惧声名赫赫的将军们，所以从自己的随从中选出一位顽强的老兵充当犹太战争的指挥官。提图斯·弗拉维乌斯·韦斯巴芗已经年近六旬，经常因为在皇帝的舞台表演中打瞌睡而触怒皇帝，不过，他在对不列颠的征服中成就了自己的名声。从韦斯巴芗的绰号“赶骡人”可以看出，他这个人毫不张扬、忠实可靠，还可以看出他是靠把骡子卖给军队而发财致富的。

韦斯巴芗把他的儿子提图斯派到亚历山大里亚召集增援部队，他自己则集结了一支六万人的部队，包括四个罗马军团加上叙利亚投石兵、阿拉伯弓箭手和国王希律·亚基帕的骑兵。接着，他沿海岸线南下，向仆托肋买进发。公元67年年初，他开始有条不紊地夺回加利利，在这里，他遭遇了约瑟夫斯和加利利人的疯狂抵抗。最后，韦斯巴芗包围约瑟夫斯的约塔帕塔要塞，将他围困其中。同年7月29日，提图斯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过破损的城墙，占领了约塔帕塔。犹太人拼死抵抗，许多人自杀身亡。

约瑟夫斯和其他一些幸存者藏在一个山洞里。当罗马人抓捕他们时，他们决定自杀，并抽签决定谁来杀死谁。靠天意（或者说是作弊），约瑟夫斯最后才抽到，活着走出了山洞。韦斯巴芗决定把他当作战利品送给尼禄，那样的话，他势必死得很惨。这时，约瑟夫斯要求跟将军会谈。他站在韦斯巴芗和提图斯面前时说：“韦斯巴芗，我是以带着重要消息的信使身份来到你面前的，你要把我送给尼禄吗？为什么？韦斯巴芗，即将成为皇帝的是你和你的儿子。”阴沉的韦斯巴芗被恭维了，虽然把约瑟夫斯关进监狱，却时不时地送礼物给他，而几乎和约瑟夫斯一般大的提图斯则把约瑟夫斯视为朋友。

当韦斯巴芗和提图斯向犹地亚进发时，约瑟夫斯的对手，吉斯卡拉的约翰逃到耶路撒冷——“一座没有总督的城市”，已陷入自毁的屠杀狂热之中。

妓院耶路撒冷——暴君约翰和西门

耶路撒冷的大门仍然对犹太朝圣者开放，于是宗教狂热分子、饱经战乱的亡命之徒和成千上万的难民涌进这座城市，这里的造反者在帮派战争、寻欢作乐和搜捕叛徒的狂热中消耗着自己的能量。

此时，年轻、自负的强盗开始挑战祭司的统治。他们占领圣殿，推翻大祭司，通过抽签选出一个“卑微的乡下人”来取代他。阿那努斯召集耶路撒冷人对圣殿发动进攻，但他不愿袭击内院和至圣之所。吉斯卡拉的约翰和他的战士发现了占领整座城市的机会。约翰邀请以土买人，来自耶路撒冷南部的“最野蛮、最血腥的民族”过来。以土买人冲进这座城市，袭击圣殿，让这里血流成河。他们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杀了一万二千人。他们杀死了阿那努斯和他的祭司，把他们扔到墙外喂狗，剥去他们的衣服，踩踏他们赤裸的尸体。“阿那努斯之死，”约瑟夫斯说，“是城市毁灭的开始。”最后，满载战利品、厌腻了鲜血的以土买人把耶路撒冷留给新的强人：吉斯卡拉的约翰。

尽管罗马人就在附近，但约翰仍让他的加利利人和狂热派尽情享受战利品。圣殿成了妓院。约翰的一些支持者很快就对这个暴君失去信心，转而投靠正在城外崛起的力量，一个名叫“西门·本·乔拉”的年轻军阀，“此人没有约翰狡猾，但拥有胜过约翰的力量和勇气”。对民众来说，西门“比罗马人更令人讨厌”。希望摆脱暴君统治的耶路撒冷人迎来另一个暴君——西门·本·乔拉，他很快占领城市的大部分地区。但约翰仍然控制着圣殿，狂热派起而反对约翰，占领了圣殿内院。于是，“有三个将军、三支军队为争夺一座城市而互相攻打，尽管罗马人正在逼近”。（塔西佗记载）当附近的耶利哥落到韦斯巴芗手里时，三个犹太教派停止战斗，努力为耶路撒冷筑防、挖壕沟，加固希律·亚基帕一世在北边修建的第三道城墙。韦斯巴芗准备围攻耶路撒冷，但突然停下脚步。

罗马已经失去元首。公元68年6月9日，尼禄在叛乱的折磨下自杀，留下一句话：“我死了，世上就少了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当三个假尼禄相继在各省崛起并倒台时——似乎一个真尼禄还不够——罗马相继拥立又推翻了三个皇帝。最后，犹地亚和埃及的军团拥立韦斯巴芗为他们的皇帝。这时，赶骡人想起约瑟夫斯之前的预言，于是释放了他，授予他公民权，并任命他为自己的参谋。在韦斯巴芗先征服犹地亚再征服世界的过程中，约瑟夫斯几乎成了他的吉祥物。贝勒妮斯典当了自己的珠宝，资助韦斯巴芗夺取罗马皇位，赶骡人很感激她。新皇帝取道亚历山大里亚前往罗马，他的儿子提图斯则率领六万名士兵向圣城进发。提图斯知道，耶路撒冷的命运将成就或毁灭他的王朝。

第二部分

异教

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她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她的。

——《圣经·耶利米哀歌》

即使耶路撒冷未被毁灭、犹太人仍与我们和平相处，他们神圣的宗教习俗仍与我们帝国的荣耀和祖先的习俗格格不入。

——西塞罗，《为弗拉库斯辩护》

对一个人来说，居住在以色列地，即使城市里没有犹太人，也比居住在非以色列地，但城市里全都是犹太人好。埋葬在以色列地的人，仿佛诞生在耶路撒冷，埋葬在耶路撒冷的人，仿佛诞生在荣耀的座位之下。

——犹大·哈纳西，《塔木德》

世界若有十分美，九分在耶路撒冷，一分在世界其他地方。

——米德拉西·坦胡马，《为圣篇》

为了耶路撒冷的自由。

——西门·巴尔·科赫巴下令铸造的硬币上的文字

因此，耶路撒冷正好是在星期六被毁，一直到现在，犹太人都最敬畏这一天。

——卡西乌斯·狄奥，《罗马史》

14 埃利亚·卡皮托利纳

公元70年—公元312年

提图斯的胜利：罗马的耶路撒冷

几个星期后，耶路撒冷被摧毁，血腥的巡礼也已完成，提图斯再次穿过耶路撒冷，将这个满目疮痍的废墟和它消逝的荣耀做对比。之后，提图斯带着俘虏的犹太领袖、他的皇家情妇贝勒妮斯，以及他最喜欢的叛徒约瑟夫斯和圣殿的财富，乘船返回罗马。韦斯巴芗和提图斯头戴桂冠、身穿紫衣，从伊西斯神庙中走出来，接受元老院的致敬，在广场上观看罗马历史上最盛大的一次凯旋庆典。

神像和镀金花车的游行为观众带来“欢乐与惊喜”，花车有三四层楼那么高，上面堆满金银财宝。约瑟夫斯讽刺地指出：“可以看到一个快乐的国度沦为废墟。”耶路撒冷的陷落在活人画中上演：罗马军团冲锋，犹太人被屠杀，圣殿起火。每辆花车上都站着拿下一座城镇的罗马指挥官。接下来所展现的对约瑟夫斯来说最为残忍——至圣之所的华丽收藏：黄金桌案、烛台和犹太人的律法。明星囚犯西门·本·乔拉脖子上拴着绳子，接受检阅。

游行队列停在朱庇特神庙，西门和叛军首领被处死，人群欢呼，祭品献上。这是耶路撒冷的葬身之处。约瑟夫斯若有所思地说：“她的古物、她的财富、她散居所有可居住之地的人民，甚至她伟大而荣耀的宗教仪式，都不能阻止她的毁灭。”

提图斯修建凯旋门来纪念这场胜利，这座凯旋门至今仍在罗马屹立着。[1]从犹太人那里劫掠来的财物被用来支付修建角斗场与和平神庙的费用，韦斯巴芗在神庙里展示了从耶路撒冷掠夺而来的战利品，但把《摩西五经》经卷和至圣之所的紫色帷幕摆在帝国的皇宫里。犹太战争的胜利和罗马中心地区的重塑不仅宣示了一个新王朝的建立，还是对帝国本身的献礼，以及针对犹太教的胜利。所有犹太人给圣殿交的税，从此改为犹太税，缴纳的对象是罗马帝国，用途是重建朱庇特神庙。这是一种被强制执行的羞辱行为。[2]而大部分犹太人，无论是在犹地亚、加利利，还是在地中海和巴比伦尼亚人口稠密的聚集区，都继续像以前一样生活，接受罗马人或帕提亚人的统治。

犹太战争并没有完全结束。在加利利人以利扎的领导下，马萨达要塞坚守了三年。在此期间，罗马人向马萨达发起进攻。公元73年4月，要塞守卫军的首领告诉手下和他们的家人这个黑暗新世界的各种现实：“这个我们认为的上帝居住的城市在哪里？”耶路撒冷消失了，守军及其家人面临着被奴役的命运：

很久以前，我仁慈的朋友们决定不再做罗马人或除上帝外其他任何人的仆人。我们是率先起来反抗他们的人，我们是最后同他们战斗的人。我不能不把它视为上帝对我们的袒护，使我们有力量以自由之身，以光荣的方式，和我们最亲爱的朋友一起，勇敢地走向死亡。让我们的妻子不受蹂躏而死吧！让我们的孩子不受奴役而死吧！

于是，“丈夫温柔地拥抱妻子，把孩子搂在怀里，眼含热泪地给他们最长时间的告别之吻”。接着，男人亲手杀死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然后抽签选出十个人杀死剩下的人，直到九百六十人全部死亡。

对大部分罗马人来说，马萨达自杀事件证实了犹太人是精神错乱的狂热分子。三十年后，塔西佗仍在表达这样的观点：犹太人是“邪恶、恐怖的”偏执狂，迷信包括一神教和割礼在内的古怪东西，犹太人鄙视罗马人的神，“不接受爱国精神”，“邪恶使他们故步自封”，等等。而约瑟夫斯从自杀期间隐匿起来的少数幸存者口中得知了马萨达的详情，他无法掩饰对这些犹太人英勇气概的崇敬。

[1]至于韦斯巴芗，他因为在意大利修建公共厕所而得到最好的纪念，公共厕所至今仍被称为“vespasiano”。

[2]韦斯巴芗下令铸造的钱币上，代表犹地亚的女性形象被捆绑着坐在一棵棕榈树下，旁边是倚在自己矛上的高高在上的罗马，以此吹嘘俘获犹太俘虏（钱币上刻有“JUDAEA CAPTA”字样）。耶路撒冷宝藏的命运仍然是个谜。455年，汪达尔国王金塞里克洗劫罗马，并将圣殿珍宝带到迦太基，后来这些东西被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的将领贝利撒留截获，后者又将它们带到君士坦丁堡。查士丁尼一世将烛台送回耶路撒冷，但614 年，它很可能又被波斯人掳去。无论如何，它就此消失了。由提图斯的胞弟图密善修建的提图斯凯旋门显示，烛台的枝架向上延伸，与三叉戟相像：这一造型可能经过改装，或者是艺术家的失误所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罗马化的烛台（除了异教标志外）成了哈努卡节使用的以及作为以色列标志的现代犹太烛台的原型。

贝勒妮斯：犹太人中的克利奥帕特拉

约瑟夫斯住在韦斯巴芗位于罗马的旧房子里。提图斯赐给他一些来自犹太圣殿的经卷、一笔抚恤金和一些犹地亚的土地，还授权他创作他的第一部著作《犹太战记》。皇帝和提图斯不是约瑟夫斯唯一的信息来源。“你来我这里时，”他“亲爱的朋友”希律·亚基帕国王二世写道，“我会告诉你许多东西。”但约瑟夫斯意识到“特殊地位会招来嫉妒和危险”，他需要皇家的保护。直到图密善统治时期，约瑟夫斯一直享受这种保护，图密善热心地帮他除掉了一些敌人。然而，约瑟夫斯晚年深得弗拉维皇族宠信时——他大约在公元100年去世——仍希望重建圣殿。与此同时，他越来越为犹太人对文明所做的贡献感到骄傲：“我们让世界上其他人见识到许多美妙的想法。还有比不容侵犯的虔诚更美好的东西吗？还有比服从律法更高的正义吗？”

希律公主贝勒妮斯和提图斯一起待在罗马，但她闪光的钻石、皇家架势，还有与弟弟通奸的故事令罗马人反感。“她在宫殿里与提图斯同居，希望嫁给他，并且在各个方面以他的妻子自居。”据说，凯基纳将军因为与她调情而被提图斯谋杀。提图斯爱她，但罗马人把她比作安东尼的祸水红颜克利奥帕特拉，甚至认为她更恶劣，因为犹太人战败了，被人瞧不起。提图斯不得不送贝勒妮斯离开。公元79年，当提图斯接替父亲继位时，五十多岁的贝勒妮斯回到罗马，但反对之声太过强烈，提图斯不得不再次与他的犹太克利奥帕特拉分离。他意识到弗拉维家族的王位坐得并不稳。贝勒妮斯可能再次回到她的兄长身边，他们几乎成为希律家族仅存的后人。[1]

提图斯在位时间不长。他两年后去世，留下这几个字：“我只做错了一件事。”这件事是摧毁耶路撒冷吗？犹太人相信提图斯的早逝是上帝对他的惩罚。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紧张、疲惫一直笼罩着枯萎的耶路撒冷，直到一场最终的、灾难性的愤怒痉挛再次在犹地亚爆发。

[1]希律·亚基帕二世获得的奖赏是黎巴嫩的一个王国。他可能不想统治废墟中的犹地亚，但可能考虑过在罗马从政。公元75年，在为和平圣殿的落成典礼（展出了圣殿的一些器皿）拜访罗马之际，希律·亚基帕二世被授予执政官的头衔。希律·亚基帕二世在公元100 年前后去世，他的统治期经历了十个罗马皇帝。他的亲戚成为亚美尼亚国王和奇里乞亚国王，还有的最终成为罗马执政官。

耶稣王朝的终结：被遗忘的受难

耶路撒冷是罗马第十军团的指挥部，军团的营地散布在今亚美尼亚区希律城堡的三座高塔周围，其中最后一座塔希皮库斯的基座至今犹存。军团屋顶的瓦和砖上大都装饰着反犹性质的野猪纹章，目前，这种类型的砖瓦已在城中多处被发现。耶路撒冷并没有完全废弃，这里还住着历来憎恶犹太人的叙利亚和希腊老兵。这个堆满巨大岩石、贫瘠如月球表面的地方，一定让人不寒而栗。但是，犹太人肯定希望重建圣殿，恢复往日的景观。

韦斯巴芗允许借助棺材逃离耶路撒冷的拉比约翰南·本·撒该在地中海的雅弗尼［Yavneh，又叫雅姆尼亚（Jamnia）］教授犹太律法，也没有正式禁止犹太人进入耶路撒冷。事实上，许多较为富裕的犹太人可能和约瑟夫斯一样，成了罗马公民。但是，政府不允许他们上圣殿山，朝圣者只能在汲沦谷的撒迦利亚墓（Tomb of Zechariah）[1]旁祈祷，悲伤地哀悼圣殿的毁灭。一些人期待通过天启恢复上帝的王国，但对本·撒该来说，消失的耶路撒冷已经披上一层无形的神秘面纱。当他参观废墟时，他的学生大声疾呼：“我们真倒霉！”“不要悲伤，”本·撒该回答说（据几个世纪后编纂的《塔木德》所说），“我们有另外一种救赎，那就是善行。”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但这确是近代犹太教的开端——在没有圣殿的情况下。

犹太基督徒在耶稣的同母异父兄弟（也可能是表兄弟）、革罗罢的儿子西门的带领下回到耶路撒冷，开始敬拜今锡安山上的晚餐楼。在现在的建筑下面埋藏着一座犹太会堂，它可能是用希律圣殿的残骸搭建的。然而，地中海沿岸数量不断增加的非犹太基督徒不再敬畏现实中的耶路撒冷，犹太人的战败将他们与母教永远分离，证明了耶稣预言的正确性以及新旧启示的更替。对非犹太基督徒来说，耶路撒冷只是一个失败的信仰的荒原，《启示录》用基督羔羊代替圣殿。在末世的日子里，金色的、镶满珠宝的耶路撒冷将从天而降。

犹太基督徒与非犹太基督徒都不得不小心谨慎：罗马人对救世国王出现的任何迹象都保持警惕。提图斯的继任者，他的弟弟图密善，以征收反犹性质的税和迫害基督徒的方式为自己摇摇欲坠的政府争取支持。图密善被暗杀后，上了年纪的、爱好和平的皇帝涅尔瓦放松了对基督徒的镇压，也减少了对犹太人的征税。然而，这并不是基督徒和犹太人真正的黎明。涅尔瓦没有儿子，所以选择杰出的将领做继承人。高大、健硕、性格坚韧的图拉真是理想的皇帝，也可能是自奥古斯都以来最伟大的罗马皇帝。但是，他把自己定位为新土地的征服者和旧理念的恢复者——这对基督徒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对犹太人而言则更为糟糕。公元106年，他下令将耶路撒冷基督徒的监管人西门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西门和耶稣一样，声称自己的祖先是大卫王。耶稣王朝至此终结。

图拉真为自己的名字感到骄傲，这个名字是他父亲在提图斯的领导下攻打犹太人时取的，所以他恢复了犹太税。但是，图拉真又是一个亚历山大式的崇拜英雄的人：他入侵帕提亚，将罗马的权势延伸到巴比伦犹太人的故乡伊拉克。战争期间，巴比伦犹太人理所当然地向他们在罗马的兄弟求助。当图拉真率军向伊拉克挺进时，非洲、埃及和塞浦路斯的犹太人在叛乱“国王”的领导下杀了成千上万的罗马人和希腊人。帕提亚犹太人可能也配合了他们的行动，最终报了仇。

图拉真在挺进伊拉克时既害怕后方的犹太人造反，又害怕巴比伦的犹太人发起进攻，所以“决定有可能的话摧毁整个犹太民族”。图拉真下令处死从伊拉克到埃及的犹太人，历史学家阿庇安写道：“图拉真正在摧毁整个犹太民族。”现在，在人们眼里，犹太人与罗马帝国是敌对的，“我们奉为神圣的东西在他们眼里是渎神的，”塔西佗写道，“他们还接受我们避之不及的所有东西。”

叙利亚的新总督埃利乌斯·哈德良见证了罗马的犹太问题，此人娶了图拉真的侄女。当图拉真在没有继承人的情况下意外死亡时，他的皇后宣布他在临终时收养了一个儿子——新皇帝是想方设法地要一劳永逸地解决犹太问题的哈德良。他是一个著名的皇帝，是耶路撒冷的成就者之一，也是犹太历史上一个难以超越的恶魔。

[1]这是一个未完工的家族墓，这家人可能在围城期间丧生，所以这个地点适合犹太人聚在一起哀悼圣殿。朝圣者雕刻的希伯来语铭文至今仍清晰可见。

哈德良：耶路撒冷方案

公元130年，哈德良皇帝在他的小情人安提诺乌斯的陪同下拜访耶路撒冷。他决定抹杀这座城市，就连它的名字都不予保留。他下令在旧城的遗址上建造新城，新城以他的家族和朱庇特·卡皮托里努斯（Jupiter Capitolinus，与帝国联系最多的神）的名字命名为埃利亚·卡皮托利纳（Aelia Capitolina）。他还下令取缔上帝与犹太人立约的标志——割礼，并对违者处以死刑。这意味着圣殿将永不可能重建。意识到这一点的犹太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沮丧不已，而皇帝对此并未察觉，已经动身前往埃及游历。

时年五十四岁的哈德良出生在西班牙一个靠生产橄榄油致富的家庭，他似乎是一个为统治帝国而生的男人：他有着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能同时听、说并向别人咨询事情；他能亲自设计自己的建筑，能够作诗、谱曲；他还是一个停不下来的人，不停地巡视各省，以重组并巩固自己的帝国。哈德良从图拉真在达契亚和伊拉克辛苦征服的土地上撤军，因此备受批评。与图拉真不同，哈德良设想的是一个靠希腊文化团结起来的稳固帝国，他执着地热爱希腊文化，人们给他起了个“小希腊人”（Greekling）的绰号（他找来经过特殊训练的奴隶，用卷发钳打理他的希腊胡子和发型）。公元123年，哈德良在小亚细亚旅行，遇到一生的挚爱，希腊男孩安提诺乌斯。安提诺乌斯差点成了哈德良的配偶。[1]除此以外，这个完美的国王还是一个行为无法预测的控制狂，曾在发怒的时候把一支笔插进奴隶的眼睛里。他的统治也是以血腥清洗开始和结束的。

在耶路撒冷这座犹太人城市的废墟上，哈德良计划建造一个崇拜罗马、希腊和埃及神的典型的罗马城镇。华丽的三门入口，尼亚波利门（Neapolis Gate，即今日的大马士革门）是用希律时代的石头建造的，此门通向一个装饰着纪念柱的圆形广场，广场以两条主干道（卡丁街）为轴线，这两条街分别延伸至另外两个广场。一个广场在被毁的安东尼亚要塞附近，另一个在现在的圣墓大教堂南边。哈德良在那儿建了他的朱庇特神庙，神庙外面是阿佛洛狄忒的雕像，雕像就建在耶稣受难的那块石头上。他可能是在深思熟虑后做出这一决定的，目的是拒绝将此圣地归还给犹太基督徒。更为糟糕的是，哈德良打算在圣殿山上建一座以他英姿飒爽的骑马雕塑为标志的神庙。[2]他有意消除耶路撒冷的犹太特征。而他确实知道另一个亲希腊的戏剧表演家，即神显者安条克，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在雅典建造了奥林匹亚神庙。

10月24日是埃及人纪念他们的神俄塞里斯之死的节日，也是在这一天，哈德良的情人安提诺乌斯神秘地溺死在尼罗河中。他是自杀的吗？哈德良或埃及人把他当成祭品？这是一场意外吗？神秘莫测的哈德良心碎难当，把这个男孩奉为俄塞里斯神，建立了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安蒂诺波利斯，并为他设立祭典，把他优美的面部雕塑和华丽的形体雕塑散布到整个地中海。

哈德良在从埃及返回的路上途经耶路撒冷，可能在埃利亚·卡皮托利纳外绕了一圈。罗马人的镇压、耶路撒冷的异教化，还有男孩安提诺乌斯的裸体雕像激怒了犹太人，他们在犹地亚山间建造地下建筑群，藏匿武器，准备发动大规模叛乱。

哈德良一踏上归途，一个称作“以色列王子”的神秘领导人就开始发动最为可怕的犹太战争。

[1]这让罗马人很不高兴。希腊人的爱情是传统的、具有男子气概的：恺撒、安东尼、提图斯和图拉真都是我们所说的双性恋者。但是，与我们现在的道德理念相反的是，罗马人认为与男孩性交是可以接受的，与成年男人性交则不然。然而，即使在安提诺乌斯成年后，哈德良仍无视妻子，而把情人当作伴侣。

[2]哈德良的建筑在一些奇怪的地方保留了下来：汉扎伊街9号的扎拉提莫糖果店将哈德良朱庇特神庙大门的遗迹和主广场的入口联结起来。这家商店是在1806年由一个名叫穆罕默德·扎拉提莫的奥斯曼长官开办的，这个巴勒斯坦蛋糕王朝现在的当家人萨米尔·扎拉提莫仍经营着这家糖果店。哈德良的城墙向另一个古老的巴勒斯坦家族企业阿布·阿萨布果汁店的方向延伸，接着穿过俄国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哈德良小广场的拱门在苦路上保存了下来，许多基督徒错误地以为这是彼拉多说“人在这儿”（Ecce homo）并将耶稣介绍给群众的地方。事实上，小广场的拱门是一百年后的产物。大马士革门的地基已经被发掘出来，它反映出哈德良时代的富丽堂皇。现在的主干道哈盖伊或埃尔瓦德是沿哈德良大道的路线修建而成的，哈德良大道已经在西墙广场被发掘出来。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和后来的基督教史料《复活节编年史》暗示，朱庇特神庙就建在圣殿山上。这是有可能的，但在圣殿山上尚未发现神庙的任何痕迹。

西门·巴尔·科赫巴：星辰之子

起先，罗马人并没有把犹太人放在心上，但这一次犹太人在能干的指挥官、自封的“以色列王子”和“星辰之子”西门·巴尔·科赫巴（Simon bar Kochba）的领导下做好了充足准备，此人和耶稣一样，出生时伴有神秘的王权标志——《民数记》预言：“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击溃摩押。”许多人把西门奉为“新大卫”，受人敬重的拉比阿吉巴（在4世纪的《塔木德》中）坚称“这是国王弥赛亚”，但不是所有人都赞同他。“草从你的下巴上发芽了，阿吉巴，”另一位拉比回答说，“大卫之子都还没有出现。”科赫巴的真名是巴尔·科西巴（Kosiba），怀疑论者则一语双关地称他为巴尔·科兹巴（Koziba），意思是“谎言之子”。

西门很快便打败罗马总督和他的两个军团。后人在一个犹地亚山洞中发现了西门所下的指令，这些指令反映出他既残酷又能干：“我将对付罗马人”——他确实这么做了。他灭掉了整个罗马军团。“投射物打中他的膝盖，他把它们扔回去，并杀掉一些敌人。”他不容许有任何异议：“西门·巴尔·科赫巴对耶荷那坦和马萨巴拉说，立刻把所有跟你一起从提哥亚以及其他地方过来的人带到我面前，如果不把他们送过来，你们将受到处罚。”据同时代的基督徒查斯丁说，科赫巴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他下令“如果基督徒不否认耶稣是弥赛亚，就严厉惩罚他们”。“当基督徒拒绝帮助他对付罗马人时，他便杀了他们”。一个名叫尤西比乌斯的基督徒在很久以后著书补充道：“这个人是杀人犯，是土匪，只仰仗他的名字，像对付奴隶一样对待基督徒，却声称自己是带来光明的人。”据说，他为了测试士兵是否忠诚，要求他们每个人砍掉一根手指。

“星辰之子”以耶路撒冷南部的希律城堡为据点，统治他的以色列国，他的铸币上写着“元年：以色列的救赎”。但是，他再次供奉圣殿并恢复献祭了吗？他在铸币上吹嘘“为了耶路撒冷的自由”，并刻上圣殿的纹章，但至今没有任何一枚他的钱币在耶路撒冷被发现。阿庇安著书说，哈德良和提图斯一样摧毁了耶路撒冷，这句话暗示，有一些东西被毁掉了，而横扫一切的叛军肯定会围攻据守城堡的罗马第十军团，如果有机会，还会在圣殿山祭拜，但他们是否这样做了，我们不得而知。

哈德良匆忙返回犹地亚，把他最优秀的指挥官朱利叶斯·塞维鲁（Julius Severus）从不列颠召回，还集结了七个乃至十二个罗马军团。据卡西乌斯·狄奥（此人是记录这场无名战争的为数不多的历史学家之一）说：“他们出发，去同犹太人作战，毫不留情地处置这些发了疯的人。”“他杀死成千上万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尸体成堆，而且根据战争法，征服了这块土地。”塞维鲁到达犹地亚后采用了犹太人的战术，“把敌人分割成小团体，切断他们的食物供给，把他们关起来”，这样就能“镇压乃至消灭他们”。当罗马人逼近时，巴尔·科赫巴需要依靠严厉的威胁来维持纪律：“如果你虐待和你在一起的加利利人，”他告诉身边的一个中尉，“我会给你戴上脚镣，本·阿富鲁尔就是个例子！”

犹太人退到犹地亚的山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那里发现西门的信和他们哀伤的家眷的遗骨。这些避难者和战士带着他们遗弃的房屋的钥匙——对这些注定不会归去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安慰——还有他们的奢侈品，包括玻璃餐具、皮箱里面的梳妆镜、木制首饰盒以及香铲。他们是在那里去世的，是在他们骨头旁边摆着的这些物品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破碎的信件简明扼要地记录了这场灾难：“到最后……我们毫无希望……我的兄弟们在南方……都在刀剑下消失了……”

罗马人逼近巴尔·科赫巴的最后一个要塞——耶路撒冷以南约10千米的贝塔尔（Betar）。西门本人在贝塔尔的最后抵抗中牺牲，根据犹太教的传说，他的脖子上缠着一条蛇。“把他的尸体带过来！”哈德良说，西门的头和他脖子上的蛇让哈德良印象深刻。“如果上帝没有杀死他，谁会战胜他？”哈德良可能已经返回罗马，但不管怎样，他实施了一场堪称种族灭绝的报复。

“很少有人活下来，”卡西乌斯·狄奥写道，“他们的五十个前哨据点和九百八十五个乡村被夷为平地，五十八万五千人战死。”更多的人死于“饥饿、疾病和大火”，至少七十五个犹太定居点就此消失。太多的犹太人成为奴隶，所以在希伯伦的奴隶市场上，他们的价钱比马还低。幸存的犹太人继续在乡村生活，但犹地亚再也没有从哈德良的破坏中恢复过来。哈德良不仅禁止行割礼，还禁止犹太人靠近埃利亚，违者将遭受死刑。耶路撒冷消失了，为了将犹地亚从地图上抹去，哈德良故意将犹地亚改名为“巴勒斯提纳”（Palaestina）——以古时候犹太人的敌人非利士人（Philistine）的名字命名。

作为古罗马皇帝，哈德良广受称赞，这次却没有成功可言：在犹地亚的损失毁了他的一世英名，弄得他精疲力竭。他在向元老院汇报时，已失去往日的自信：“我很好，军队也很好。”受动脉硬化（如他的雕塑所显示，因耳垂分裂而体力不支）和水肿折磨的哈德良杀死了所有可能的继承者，甚至包括他那已经九十岁的姐夫，后者诅咒他：“愿他求死不能。”这个诅咒应验了，死不了的哈德良试图自杀。但是，没有一个独裁者像哈德良那样写下如此妙趣横生又伤感失意的关于死亡的诗句：

四处流浪、充满魅力的小小灵魂，是寄宿于身体的客人和伴侣，

如今你将前去哪里？

去黑暗、寒冷、阴郁的地方——

届时，你什么玩笑都说不出口。

当他最终撒手人寰时——“所有人都痛恨他”——元老院拒绝奉他为神。犹太文学作品在提到哈德良时总要加一句：“愿他的尸骨在地狱中腐烂。”

他的继任者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稍微放松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再次允许他们行割礼；但继哈德良之后，安东尼的雕像也在圣殿山上竖起，[1]以强调犹太圣殿将永不会重建。完全与犹太人分离的基督徒禁不住欢呼。“圣所之所在，”基督徒查斯丁在给安东尼的信中说，“已成为诅咒，我们的父辈享受的荣耀已被火烧得一干二净。”对犹太人来说，不幸的是，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帝国限制对哈德良的政策进行任何更改。

埃利亚·卡皮托利纳是一个拥有一万人的小型罗马殖民地，没有城墙，城市规模只及耶路撒冷旧城的五分之二，从今大马士革门延伸到今链门。这里有两个广场，朱庇特神庙就建在各各他遗址上，还有两个温泉浴场、一个剧院、一座仙女庙（环绕池边的仙女雕像群）和一座圆形露天竞技场，所有地方都装饰着柱廊、凯旋门和雕塑，包括第十军团的一个非常不洁净的大野猪雕像。第十军团正逐渐从耶路撒冷撤走，对他们来说，犹太人不再是威胁，而更多地被视为令他们恼怒之物。马可·奥勒留皇帝前往埃及时路过耶路撒冷，他“厌恶令人发狂又无法无天的犹太人”，戏谑地拿犹太人与其他叛乱部落做对比：“噢，夸地人，噢，撒马利亚人，我终于找到比你们更难管束的民族！”除神圣外，耶路撒冷没有任何自然产业，而第十军团的离去使它更加落后闭塞。

当罗马的和平交接以公元193年的内战结束时，当时主要在加利利和地中海沿岸居住的犹太人开始骚动不安，要么同他们的地方敌人撒马利亚人作战，要么转而支持皇位的最终获得者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mus Severus）。这促成反犹政策的缓和：公元201年，新皇帝塞维鲁和他的儿子卡拉卡拉拜访埃利亚，他们好像见了犹太领导人——以“坦拿”（tanna）之名著称的犹大·哈纳西（Judah haNasi）。当卡拉卡拉继承王位时，他用戈兰和卢德（耶路撒冷附近）的土地和裁决宗教纠纷的世袭权力报答犹大，他还制定历法，承认犹大是领袖，即犹太人的族长。

富裕的犹大似乎将拉比的学识和贵族的奢侈结合在了一起，他在加利利修建王庭，用哥特人做保镖，与此同时，他还编纂了后圣殿时期犹太教的口传律法《密西拿》。由于犹大与皇族的关系，加上时间的流逝，犹太人在贿赂卫戍部队后，被允许在橄榄山或汲沦谷背对被毁的圣殿祈祷。犹太人相信圣灵住在那里。据说，犹大为犹太人的一个小的“神圣群体”争取到在耶路撒冷定居、在今锡安山上的一个犹太会堂祈祷的权利。但是，塞维鲁王朝的皇帝们始终没有考虑改变哈德良的政策。

然而，犹太人对耶路撒冷的渴望从未停歇。在接下来的世纪里，他们无论住在哪里，都要一日祈祷三次：“愿这是你的意愿，圣殿将在我们有生之年很快重建。”在《密西拿》中，犹太人将圣殿仪式的每个细节都汇编出来，为它的重建做准备。“一个女人可以戴上她的所有饰品，”口传律法的另一部汇编作品《陀瑟他》（Tosefta）教导说，“但要戴一个小物件纪念耶路撒冷。”逾越节家宴总是以这句话结束：“明年在耶路撒冷相见。”犹太人如果有幸靠近耶路撒冷，会在看见这座被毁之城时举行一个撕破衣服的仪式。客居他乡的犹太人也想安葬在圣殿附近，以便在审判日到来时第一个复活，于是便有了橄榄山上的犹太公墓。

圣殿是有机会重建的，事实上它之前就被重建，并且差点再次被重建。由于犹太人仍被明令禁止进入耶路撒冷，所以现在被罗马明确视为威胁的是基督徒。

从235年起，罗马帝国经历了三十年的危机，从内到外支离破碎。在东方，生机勃勃的新波斯帝国取代帕提亚，对罗马人发起挑战。危机期间，罗马皇帝怪罪基督徒是拒绝向他们的神献祭的无神论者，并残忍地迫害他们，尽管基督教与其说是一个宗教，不如说是一个不同教派的组合。[2]但基督徒的基本理念一致：被耶稣基督拯救的那些人的救赎和死后复生，证实了被他们借用并纳为己有的古老的犹太预言。基督教的创始人是以造反者的身份被罗马人杀死的，但基督徒把自己重塑成敌视犹太人而不是罗马人的教派。罗马成了他们的圣城，巴勒斯坦的大部分基督徒住在沿海的凯撒里亚，耶路撒冷成了“天国之城”，而它的尘世所在埃利亚，只是耶稣在此丧生的名不见经传的城镇。然而，当地基督徒流传着关于耶稣受难地和复活地的传说，现在这个遗址埋在哈德良的朱庇特神庙的下面，他们甚至爬进去祈祷，在墙上乱写乱画。[3]

公元260年，在罗马最艰难的时刻，波斯人俘虏了罗马的皇帝（皇帝瓦莱里安被迫喝下熔化的黄金，然后被取出内脏，填上稻草），而整个东方，包括没有屏障的城镇埃利亚，都被年轻女人芝诺比阿（Zenobia）执政的短命帝国巴尔米拉帝国占领。但是，经过十二年的时间，罗马收复了东方。世纪末时，戴克里先皇帝成功地恢复了罗马的权威及对旧神的崇拜。然而，基督徒似乎在破坏该权威与崇拜的复苏。299年，在叙利亚的一次阅兵礼中，当戴克里先给众神献祭时，一些基督教士兵手画十字，非基督教占卜者宣布占卜术因此失效。戴克里先的宫殿被火烧毁，他把这事归咎到基督徒身上，并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迫害活动，处死基督徒，烧毁他们的书，摧毁他们的教堂公元305年，戴克里先退位时将罗马帝国一分为二，东方的新皇帝是伽列里乌斯（Galerius），他用斧头、炙烤和肢解加剧了屠杀基督徒的力度；而西方的皇帝则是君士坦提乌斯·克罗鲁斯（Constantius Chlorus），一个强壮的、在约克称帝的伊利里亚士兵。已经得病的他此后不久便去世了，公元306年7月，大不列颠的罗马军团拥立他年轻的儿子君士坦丁为皇帝。君士坦丁将用十五年时间先征服西方，再征服东方，更重要的是，和大卫王一样，他将用一个决定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和耶路撒冷的命运。

[1]圣殿山南墙双子门（Double Gate）装饰剖面的正上方，倒刻着这样一句铭文：“献给皇帝恺撒·提图斯·埃利乌斯·哈德良·安东尼·奥古斯都·庇护。”由此几乎可以肯定，这是安东尼·庇护骑马雕像的基座，圣殿山上也有他的骑马雕像。这些雕像想必曾遭到劫掠，然后被建造南墙双子门的倭马亚哈里发利用。

[2]诺斯替派（The Gnostics）是这些教派中的一个，他们相信神圣之光只对少数几个拥有特殊知识的精英释放。1945年，埃及农民在一个罐子里发现的始于2或3世纪的十三个圣书抄本揭示了更多，这一发现衍生了许多糟糕的电影和小说。在《彼得启示录》和《雅各启示录（一）》中，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是耶稣的替身。《腓力福音》中零星提到耶稣亲吻抹大拉的马利亚，从而坚定了一些人对于他们可能结婚的猜测。2006年出现的《犹大福音》似乎将犹大描述成耶稣完成受难的助手，而不是叛徒。这些文本可能在4世纪基督教皇帝开始取缔异端时被藏了起来，但“诺斯替”这个词出自希腊语中的“知识”，是18世纪时出现的。极少数犹太基督徒幸存，他们以伊便尼派（Ebionites，意为“穷人”）的身份延续至公元4世纪，他们拒绝接受童贞女生子，尊耶稣为犹太先知。至于主流基督徒，尽管人数相对较少，但群体意识和使命意识使他们越来越鄙视被他们称作乡巴佬的非犹太人——pagani，“异教徒”（pagan）这个词就来源于此。

[3]亚美尼亚考古学家在发掘圣墓大教堂底部古老的、属于亚美尼亚人的圣海伦娜教堂时，打开了一个拥有迷人涂鸦的空间（现在的瓦尔达礼拜堂）：这里简略地刻画着一艘船和一句拉丁语：“上帝，我们来了”（Domine ivimus），这是参考《圣经·诗篇》第122章以“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In domum domini ibimus）为开头的一句话。这处遗迹可追溯到公元2世纪，它证明在异教徒的埃利亚，基督徒秘密地在朱庇特神庙下祈祷。

第三部分

基督教

耶路撒冷——它是大君的京城。

——《马太福音》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

——《马太福音》

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约翰福音》

犹地亚是万省之中最尊贵的，这座城就是犹地亚最尊贵的。

——圣哲罗姆，《书信集》

耶路撒冷博采世界各地美景，成就了现在的名胜。在这里，男男女女朝圣者熙熙攘攘，所有的诱惑也一并登场。

——圣哲罗姆，《书信集》

15 拜占庭的盛世

公元312年—公元518年

君士坦丁大帝：基督，胜利之神

公元312年，君士坦丁入侵意大利，在罗马城外向对手马克森提乌斯发起进攻。战斗前夕，君士坦丁看到“天空中出现闪亮的十字”，以及和十字一起遮天蔽日的一行文字：“凭此十字你将克敌制胜。”于是，他用代表耶稣基督的符号，希腊语中“基督”（Christ）一词的前两个字母（ChiRho），装饰士兵的盾牌。第二天，在米尔维安大桥战役中，君士坦丁赢得西方。在这个占卜和幻象盛行的时代，君士坦丁相信他的能力来自基督徒的“至高无上的神”。

君士坦丁是粗鲁的士兵、神圣而有远见的人、杀人如麻的独裁者、披荆斩棘地争夺权力的政客。然而，一旦站在人类权力的最高峰，他想到的却是建立一个统一在同一个宗教和同一个皇帝之下的帝国。他是一个矛盾的人——长着粗脖子、鹰钩鼻，妄想症使他经常突然杀死家人和朋友。他长发披肩，戴着俗艳的手环，穿着珠光宝气的长袍，享受着权力的圣典。他与哲人和主教辩论，设计出美丽的建筑，并在宗教方面表现得极为大胆。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在那一刻接受了基督教，尽管像许多盲目自信的人一样，他爱他的母亲海伦娜，而她很早就皈依了基督教。如果说君士坦丁的个人皈依和保罗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所经历的一样充满戏剧性，那么他对基督教的政治接受则是循序渐进的。最重要的是，基督带来了战争的胜利，这是君士坦丁所能理解的语言：耶稣基督成了胜利之神。君士坦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像是羔羊：他很快便以使徒的同仁（Equal of the Apostles）自居。他把自己鼓吹成受神庇护的军事将领，这没什么不同寻常的，罗马皇帝和希腊国王一样，经常视自己为受神庇护的人。君士坦丁的父亲尊奉无往不胜的太阳神，从而向一神教迈近了一步。但是，基督教不是必然的选择，它完全是君士坦丁的一时兴起之作。公元312年，摩尼教（Manichaeanism）和密特拉教（Mithraism）的受欢迎程度不比基督教低，而君士坦丁原本很有可能选择其中一个——如果是这样，现在的欧洲就会是密特拉教或摩尼教的欧洲。[1]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和罗马东部的皇帝李锡尼（Licinius）在《米兰敕令》中给予基督徒宽容，并赋予其特权。但是，直到公元324年，君士坦丁五十一岁时，他才打败李锡尼，统一了整个帝国。君士坦丁试图在自己的疆域内维护基督教的贞洁，禁止异教徒献祭，禁止圣妓、宗教狂欢和角斗士表演，而以战车比赛取而代之。同年，他把首都东迁，在亚洲和欧洲的通道——博斯普鲁斯海峡——边一个叫“拜占庭”的希腊城镇遗址上建造了他的第二座“罗马城”。这个城市很快便以“君士坦丁堡”闻名，它有自己的大主教。现在，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罗马大主教、亚历山大里亚大主教和安条克城的大主教，成为基督教的统治阶层。这种新的宗教信仰与君士坦丁的新型王权相匹配。早在耶路撒冷的监督者雅各执政早期，基督教就形成了一个由长老和监督者（主教）负责地方教区的等级体系。君士坦丁发现，基督教的这种等级体系与罗马帝国的组织机构平行：一个皇帝、一个国家、一种信仰。

但是，君士坦丁刚把他的霸权和国教捆绑在一起，就发现基督教是分裂的：福音书对耶稣的本质和耶稣同上帝的关系语焉不详。耶稣是一个有着神圣特质的人，还是一个附在人身上的神？既然教会建立了，基督论就变得至关重要，甚至比生命本身更重要，因为对基督的正确界定将决定人能否得到救赎，进入天国。在我们今日的世俗时代，只有关于裁减核武器和全球变暖的辩论在感情和强度上可与基督论匹敌。现在，基督教是信仰狂热时代的民众宗教，人们在大街上和帝国宫殿里围绕这一问题争论不已。当阿里乌斯（Arius），一个用流行的顺口溜向庞大人群传教的亚历山大里亚祭司争论说，耶稣从属于上帝，因此他身上的人性多于神性时，许多认为耶稣身上神性多于人性的人感到沮丧。当地方长官试图围剿阿里乌斯时，他的追随者在亚历山大里亚发动了暴乱。

公元325年，被教义混乱弄得愤怒且困惑的君士坦丁把主教们叫过来召开尼西亚会议（Council of Nicaea），他试图强行贯彻他的解决方案：耶稣是神也是人，和圣父是一体的。就是在尼西亚会议上，埃利亚·卡皮托利纳（耶路撒冷）的主教马卡里乌斯让君士坦丁注意到这个被忽视的小城镇的命运。君士坦丁知道埃利亚，他可能在八岁时作为皇帝戴克里先的随从之一拜访过此地。此刻的君士坦丁大帝热衷于庆祝在尼西亚的胜利，并将帝国的神圣荣耀展现出来，于是，他决定修缮这座城市，创造尤西比乌斯（凯撒里亚的主教、皇帝的传记作者）所说的“在著名的旧耶路撒冷之上建筑新的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委任一个与耶路撒冷相称的教会作为福音摇篮。这项工作因皇帝致命的家庭纷争而加速了进程。

[1]起初，君士坦丁把所向披靡的太阳神和基督徒的上帝混为一谈，在一些钱币上铸十字架，在另一些钱币上铸太阳神，并且保留了异教的大祭司。321年，君士坦丁宣布星期天——太阳神日——为基督教的安息日。密特拉教是在罗马军队中拥有追随者的波斯密教。至于摩尼教，帕提亚先知摩尼（Mani）宣称，存在即光明和黑暗的永恒斗争，最终要接受耶稣基督的审判和启发。现在只有“摩尼”这个词延续了下来，用来形容将人的一生视为善恶之争的世界观。

君士坦丁大帝：家族谋杀

君士坦丁取得胜利后不久，他的妻子福斯塔就指责他最大的儿子（君士坦丁与前妻所生之子）、副皇帝克里斯普斯（Crispus）性侵她。福斯塔是利用了君士坦丁的基督教贞洁观，声称克里斯普斯试图勾引她，还是说克里斯普斯是一个强奸犯？这实际上是一段变质的风流韵事吗？后人不得而知。克里斯普斯不是第一个和继母有染的年轻人，也不是最后一个想要和继母有染的年轻人，但是皇帝君士坦丁可能已经开始嫉妒儿子克里斯普斯的军事成就了。当然，福斯塔也完全有理由讨厌这个阻挡自己亲生儿子登上高位的绊脚石。

无论真相如何，君士坦丁被儿子的淫荡激怒，下令处死了他。皇帝的基督徒顾问也对此深感厌恶。这个时候，君士坦丁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他的母亲，站出来调解。海伦娜曾是卑斯尼亚的一个酒馆侍女，可能从未与君士坦丁的父亲结婚，但她很早就皈依了基督教，现在是当之无愧的皇太后。

海伦娜让君士坦丁相信他被人玩弄了。她可能跟君士坦丁说，事实上是福斯塔试图勾引克里斯普斯，而不是克里斯普斯试图勾引福斯塔。君士坦丁决定用一场谋杀来补救那场不可饶恕的谋杀。他下令以通奸罪处死妻子福斯塔，让她要么在滚水中被烫死，要么在高温的蒸汽房中窒息身亡，这是一个针对非基督教困境的极其非基督教的解决方法。但是耶路撒冷将从这两次谋杀[1]中受益，只是尴尬的基督教歌颂者很少提到这一点。

此后不久，君士坦丁全权委托海伦娜修缮基督之城，海伦娜于是启程前往耶路撒冷。[2]她的荣耀将是君士坦丁的悔恨。

[1]杀死自己的儿子后，君士坦丁成功加入包括大希律、伊凡雷帝、彼得大帝和苏莱曼大帝在内的皇家弑子女者行列。希律、克劳狄皇帝和亨利八世还处死了自己的妻子。

[2]海伦娜并不是君士坦丁家族第一个出现在耶路撒冷的女性。福斯塔的基督徒母亲尤特罗皮娅在女儿被杀时已经身在耶路撒冷，可能是为了监督皇帝的计划的执行。她随着女儿的垮台而失势，几乎在历史上销声匿迹。

海伦娜：第一个考古学家

年逾古稀的海伦娜皇后（钱币上的头像显示，她有着一张轮廓分明的脸，梳着辫子，头戴镶嵌珠宝的皇冠）“带着年轻人的活力”和充足的资金来到埃利亚，她将成为耶路撒冷永垂不朽的建筑师和具有非凡成就的考古学家。

君士坦丁知道耶稣的受难地和埋葬地就在哈德良神庙下面，就像尤西比乌斯所说的，神庙中放着“名叫阿佛洛狄忒的肮脏魔鬼的雕像，是无生命的偶像的黑暗神龛”。他已经命令马卡里乌斯主教净化此地，捣毁异教神庙，发掘里面原有的坟墓，并在那里建造一个拥有“最美丽的结构、柱子和大理石，最昂贵、耐用、装饰着黄金的”“世界上最好的”长方形基督教堂。

海伦娜决定寻找真正的陵墓。她必须拆毁异教神庙，挖出铺路石，移走泥土，并确定圣地的位置。皇后的探索想必在小小的埃利亚引发了令人激动且有利可图的搜寻活动。一个犹太人，可能是留在城里的犹太基督徒之一，用档案引导大家发现了据称是耶稣坟墓的山洞。海伦娜还寻找过耶稣的受难地，甚至他受难时的十字架。

古往今来，没有一个考古学家像海伦娜那样成功。她发现三个木制的十字架、一个写着“拿撒勒的耶稣，犹太人之王”字样的木牌以及钉死耶稣的钉子。但是哪个十字架才是耶稣用过的？据说，皇后和主教将这些木块抬到一个奄奄一息的女人的床前，当第三个十字架被放到这位病人旁边时，她“突然睁开眼睛，恢复体力，从床上坐起来”。海伦娜“把十字架的一部分和钉子寄给儿子君士坦丁”，皇帝用这些钉子制作马笼头。此后，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渴求来自耶路撒冷的圣物，而用“生命之树”制作的真十字架（True Cross）开始取代之前代表耶稣的图形符号，成为基督教的标志。

海伦娜发现真十字架的故事可能是后人杜撰的，但她确实永远地改变了耶路撒冷。她在橄榄山上建造了耶稣升天大教堂和艾琳娜大教堂。她主持修建的第三座教堂——圣墓大教堂——耗时十年建成，这座教堂不是一栋建筑，而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建筑群，正面朝东，面向最重要的罗马街道哈德良大道（现在的教堂则面朝南方）。参观者拾级而上，进入中庭，然后依次经过三个入口，进入长方形的基督堂或殉道堂，这是一座拥有五个过道和成排梁柱的极其美丽的巨大教堂。穿过教堂的后殿便进入神圣的花园，花园是一个有柱廊作装饰的庭院，它的东南角是耶稣遇难之丘，此山丘被一个开放的小教堂围了起来。镀金圆顶建筑（Rotunda，即复活教堂）没有天花板，光线能够直接照到耶稣的坟墓上。它的壮观在耶路撒冷的神圣空间里闪耀，嘲笑着圣殿山。海伦娜铲平了圣殿山上所有的非基督教神殿，并“下令在原址上撒上污秽之物”，以显示犹太上帝的失灵。[1]

一些年后，公元333年，第一批新朝圣者中一个来自波尔多的无名游客发现埃利亚已经变成一座热闹的基督教圣殿城市。“令人惊叹的”教堂虽然还没有完工，却建得很快，而哈德良的雕塑依然屹立在圣殿山的废墟当中。

海伦娜皇后参观了耶稣生活过的所有地方，为慢慢开始涌入耶路撒冷感受它独特神圣性的朝圣者们制作了第一张路线图。海伦娜回到君士坦丁堡时已年近八十，她的儿子把真十字架的一部分保存在这里，把另一块碎片和木板送到一座她命名得恰如其分的罗马教堂。该教堂就是位于罗马的耶路撒冷圣十字圣殿。

凯撒里亚的主教尤西比乌斯嫉妒耶路撒冷失而复得的显赫，他怀疑这座犹太城市“在血腥地杀死耶稣后已经为其邪恶的居民付出了代价”，它很可能成为上帝之城。毕竟，三个世纪以来，基督徒并不关注耶路撒冷。而尤西比乌斯说的不无道理：君士坦丁不得不面对犹太人的继承权问题，就像新耶路撒冷的创造者不得不将人们对犹太遗址之神圣的注意转移到它的新圣地。

罗马人奉行多神崇拜时，可以容忍其他崇拜，只要这些崇拜不威胁到国家。但一神教要求只承认一种真理、一个上帝。所以，对弑神的犹太人的迫害变得至关重要——这些犹太人用自己的悲剧验证了基督教的真理。君士坦丁下令，任何试图阻止兄弟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都应即刻被烧死。[2]然而，一个小的犹太人群体正在耶路撒冷繁衍生息，他们已经在锡安山的一个犹太会堂中祈祷了一个多世纪。此外，犹太人还小心翼翼地在被废弃的圣殿山上祈祷。现在，“令人讨厌的犹太土匪”（君士坦丁对他们的称呼）被禁止进入耶路撒冷，一年只有一次机会被允许踏上圣殿山，波尔多朝圣者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看见犹太人在那里对着“穿孔的石头”——圣殿的基石（现在被岩石圆顶清真寺圈了起来）——“哀悼，并撕扯自己的衣服”。

君士坦丁决定在耶路撒冷庆祝自己登基三十周年，但与此同时，他仍在努力控制由令人头疼的主教阿里乌斯挑起的论战——即使阿里乌斯已经在脏器爆炸时过世。[3]在君士坦丁给宗教会议下达命令，“使教会免遭亵渎并减少我的烦恼”之后，阿里乌斯派的信徒再次反抗他，从而给耶路撒冷的第一个基督教节日，给来自世界各地的主教集会蒙上了阴影。皇帝因病得太重不能出席节日仪式。君士坦丁总算在公元337年临终前受洗，并把他的帝国分给三个儿子和两个侄子。这五人唯一达成一致的是，继续维持这个基督教帝国，颁布更多的反犹法令：公元339年，他们颁布敕令，禁止罗马人与犹太人通婚。他们称犹太人是“野蛮、可憎的耻辱”。

君士坦丁的继承人们打了二十年仗，最终取得胜利的是君士坦丁的第二个儿子君士坦提乌斯。这场动乱震动了巴勒斯坦。公元351年，耶路撒冷的一场地震使所有基督徒“无限恐惧”地冲进圣墓大教堂。当加利利犹太人在一个弥赛亚国王的领导下发动叛乱时，他们被皇帝君士坦堤乌斯的堂兄弟加卢斯·恺撒大肆屠杀，以至于连罗马人都对这场屠杀感到厌倦。而今，犹太人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收获了同情：皇帝决定推翻基督教，并重建犹太圣殿。

[1]我们不知道这些建筑落成和被发现的确切顺序。提供该时代记录的凯撒里亚主教尤西比乌斯只提到皇帝的命令和马卡里乌斯主教建造圣墓大教堂的行动（没有关于海伦娜在发现真十字架过程中所起作用的任何记录）。但是，他认为橄榄山上的耶稣升天大教堂的建造是海伦娜的功劳。后来，索佐门（也是当地的一个基督徒）讲述了海伦娜和真十字架的故事。在俄国人的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中仍能看到君士坦丁城墙的一些部分：君士坦丁的建筑师们惯于在石头缝隙中填上大理石。君士坦丁的教堂不是在异教神庙的基础上建造的，而是以世俗的长方形柱廊大厅和皇帝的观众厅为基础建成的。教堂典礼和教士服装则以宫廷典礼和服饰为依据，以为天国之王（King of Heaven）的代表创造一个与皇帝的代表相平行的等级体系。

[2]直到尼西亚会议前，复活节仍然和逾越节重合，因为耶稣是在逾越节受难的。如今，君士坦丁对犹太人的仇恨使他决定永远改变这个节日。君士坦丁下令，复活节应该定在春分后第一个满月的星期天。这个历法系统在全世界通用，直到1582 年东西方历法出现分化为止。

[3]阿里乌斯同君士坦丁会面后，在穿行于君士坦丁堡时感到“肠子的蠕动”。在到达方便之所前（苏格拉底·所奎德在著述中说），在广场中央，阿里乌斯的内脏器官爆裂，他的肠子、肝脏和脾脏从体内流出。这显然证明他的说法为异端邪说。然而，阿里乌斯教派在君士坦丁死后仍继续存在，并得到君士坦丁的继承人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支持，直到被狄奥多西一世再次定为异端。公元381年，狄奥多西一世裁定在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中，耶稣等同于圣父，和圣父同质。

叛教者尤里安：修缮耶路撒冷

公元362年7月19日，新皇帝——君士坦丁的侄子尤里安——要入侵波斯，在途经安条克城时，他问一名犹太代表：“你们为什么不献祭？”

“我们不被允许，”犹太代表回答说，“请让我们回到那座城市，重建圣殿和圣坛。”

“我会想办法以最大的热忱建造最高神的圣殿。”尤里安回答。皇帝令人惊讶的回答令犹太人无比激动，他们觉得“建立王国的日子似乎已经到来”。

尤里安一改哈德良和君士坦丁对犹太人的迫害政策，把耶路撒冷还给犹太人，归还他们的财产，废除反犹太捐税，并把纳税权和近卫队长官的头衔授予犹太人的大长老希勒尔（Hillel）。罗马世界和波斯世界的犹太人想必会涌入耶路撒冷庆祝这个奇迹。他们清理圣殿山，可能挪走了哈德良和安东尼乌斯的雕像，在被波尔多朝圣者称为国王希西家宫殿的石头周围搭建起一座临时的犹太会堂。

尤里安害羞，安静，拘谨。一个有偏见的基督徒回忆起他时如此描述：“他有着奇怪的歪脖子，身体前倾，时不时抖动双肩，眼神粗野，走路摇摇晃晃。他那高耸的大鼻子常常呼出傲慢的气息，他笑的时候显得神经质且不加控制，总是点头，说话则结结巴巴的。”但是，这个留着胡须、魁梧健壮的皇帝坚决、果断。他恢复异教信仰，偏爱家族昔日的守护神太阳神，鼓励按照传统习俗在异教神庙献祭，开除了加利利（他对基督徒的称呼）教师，以弱化他们女性化的、非罗马的价值观。

尤里安从未想过统治罗马帝国。当君士坦提乌斯杀死尤里安的父亲和大部分家人时，尤里安才五岁。当时只有两个人幸免于难：加卢斯和尤里安自己。公元349年，君士坦提乌斯指定加卢斯为副皇帝，最后却将他斩首，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加卢斯镇压犹太叛乱不力。君士坦提乌斯需要在西方安置一个副皇帝，现在只剩下唯一的候选人。在雅典学哲学的尤里安成了副皇帝，定都巴黎。可以想象，当那位高深莫测的皇帝传唤他时，他必定深感忧虑。受到一个关于宙斯的梦启发，尤里安从他的军队那里接受了帝国皇冠。君士坦提乌斯在率领军队向东行进时去世，尤里安发现自己成了整个帝国的统治者。

尤里安重建犹太圣殿，不仅展现了他的宽容，还否定了基督徒自称继承了真正的以色列的言论——但以理和耶稣预言圣殿会倒，圣殿的重建正好证明他们的预言并未成真——也彰显了尤里安在颠覆叔叔的工作方面所持的严肃态度。此外，在尤里安策划发动波斯战争期间，重建圣殿为他赢得了巴比伦犹太人的支持。尤里安认为希腊异教和犹太一神教并不矛盾，他相信希腊人崇拜的犹太最高神是宙斯：雅卫不是犹太人独有的。

尤里安命令他在不列颠的代理人阿利皮乌斯重建犹太圣殿。犹太教公会非常担心，因为事情好得令他们难以置信。为了让他们放心，尤里安在启程前往波斯前线时给犹太人写信，重申他的承诺。在耶路撒冷，兴高采烈的犹太人“找出技术最高超的工匠，搜集材料，清理场地，认真地着手这项工作，连女人都开始搬运泥土，还把她们的项链拿出来支付开销”。建筑材料存放在“所罗门马厩”中。“在移开之前建筑的残余物后，他们开始清理地基。”

当犹太人控制耶路撒冷时，尤里安率领六万五千名士兵入侵波斯。但是，公元363年5月27日，耶路撒冷发生了地震，不知为何，建筑材料被点燃了。

基督徒因这种“异象”而欣喜，尽管很有可能是他们自己放火烧了这些东西。阿利皮乌斯原本可以继续主持重建圣殿的工作，但尤里安已经跨过底格里斯河，进入伊拉克。在局势紧张的耶路撒冷，阿利皮乌斯决定等待尤里安回来。此时，皇帝开始撤退。6月26日，在萨马拉附近的一场混乱的小冲突中，一位阿拉伯士兵（可能是基督徒）将长矛刺入皇帝的身体。尤里安的肝脏被刺穿，他试图将长矛拔出来，却因此割断了自己的手筋。基督徒作家声称他的临终遗言是“Vicisti，Galilaee”（“你征服我了，加利利人”）。接替他的是他的卫队司令，此人恢复了基督教的地位，撤销了尤里安的所有法令，再次禁止犹太人进入耶路撒冷——此后又是一个宗教、一种真理。公元391至392年，狄奥多西一世使基督教成为帝国国教，并强制推行这种宗教。[1]

[1]犹太人的这个非常短的繁盛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但是可能有一个小线索。后人在西墙的上端发现了一段希伯来铭文，上面写着：“当你看到这段话时，你的心会感到欢喜，你的骨头会像嫩草一样茁壮成长。”就第二圣殿而言，这段铭文在墙上的位置高不可及，但在这个时期，地面要高得多。一些学者认为，这表达了犹太人对耶路撒冷重建的欢喜之情。更有可能的是，它与10 世纪的一座公墓有关：在这块土地下面发现了尸骨。

圣哲罗姆和葆拉：圣徒、欲望和都市

公元384年，一个名叫圣哲罗姆的脾气暴躁的罗马学者带着一群富裕的基督教妇女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极其虔诚，但其旅程一直被性丑闻所笼罩。

年近四十岁的伊利里亚人圣哲罗姆曾在叙利亚沙漠过着隐士生活，其间他一直受着性渴望的折磨：“只有蝎子与我为伴，我很想加入女孩们的舞蹈，我的心因欲望而颤动。”圣哲罗姆当时是罗马主教达玛苏一世的文书，而罗马的贵族已经信奉基督教。达玛苏一世信心十足地宣布，罗马主教提供的神圣祝福直接传承自使徒圣彼得，这是罗马主教向后世至高无上、永无过失的教宗转变的过程中的一大步。而今教会得到贵族的支持，达玛苏和圣哲罗姆发现自己被一些世俗丑闻缠住：达玛苏被指控通奸，被戏称为“给中年妇女挠耳朵的人”；而圣哲罗姆，被传与有钱的寡妇葆拉有染——葆拉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贵族妇女。圣哲罗姆和葆拉被宣布无罪，但他们不得不离开罗马，于是二人在葆拉的女儿尤斯多琴的陪同下启程前往耶路撒冷。

这个十几岁的童贞女，似乎让随时随地能闻到性的气味的圣哲罗姆激情澎湃，他把旅行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写短文上，警告性之危险。“欲望，”他写道，“刺激着感官，感官娱乐的文火散发出令人愉悦的光芒。”圣哲罗姆和他虔诚的百万富婆到达耶路撒冷后，发现这座新城市是神圣、贸易、关系网和性的集散地。这里的贵族妇女非常虔诚。梅拉尼娅（年入十二万磅黄金）是她们中最富裕的，在橄榄山上修建了自己的修道院。但许多奇怪的男男女女挤在这个以宗教热情和感官刺激为主题的公园里，这种混杂所提供的性机会让圣哲罗姆感到恐惧：“这里聚集了所有的诱惑。”他写道，所有人都是“妓女、演员和小丑”。实际上，“没有哪种可耻行为是他们不沉迷的，”另一个圣洁但目光敏锐的朝圣者尼撒的格列高利评论道，“诈骗、通奸、偷盗、偶像崇拜、投毒、争吵和谋杀每天都在上演。”

帝国的眷顾、纪念性建筑和源源不断的朝圣者为耶路撒冷各处创造出新的节日和仪式日历，并以复活节为最高潮，而耶路撒冷的新精神地理学也以耶稣受难地遗址为基础建立起来。名字改变了，[1]传统混淆了，在耶路撒冷，真正重要的是：什么被信以为真。公元4世纪80年代，一位女性先驱，西班牙修女埃格里亚拜访了耶路撒冷。她描述了圣墓大教堂中规模不断扩大的圣物展，[2]现在它收藏了所罗门王的戒指和为大卫施膏油的油角。这些东西和耶稣的荆棘王冠以及刺穿耶稣肋骨的长矛都成为圣物。

耶路撒冷的戏剧性和神圣性，促使朝圣者们发疯般地前来朝圣，这时候，真十字架需要加以特别看护，因为朝圣者在亲吻它时会试图啃掉一块木头。圣哲罗姆是个脾气暴躁的人，不能忍受夸张的尖叫，因此搬到伯利恒，以完成他的杰作：将希伯来《圣经》翻译成拉丁文。但他经常去耶路撒冷参观，并且从不羞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怒骂粗俗的英国朝圣者：“在不列颠和在耶路撒冷一样容易找到通往天堂之路。”圣哲罗姆看到朋友葆拉饱含激情地在神圣花园的十字架前祈祷，刻薄地说她看起来“就像能看见上帝挂在上面一样”，她亲吻耶稣的坟墓，“就像一个口渴的人等了很久才喝到水”。她痛哭和哀悼的声音太大，以至于所有耶路撒冷人，甚至上帝，都知道她在呼喊谁。

圣哲罗姆唯一欣赏的戏剧在圣殿山上演。圣殿山仍然一片荒芜，印证了耶稣的预言。在每年的阿布月9日，圣哲罗姆都会愉快地观看犹太人纪念圣殿覆灭的活动：“当圣墓大教堂绚丽夺目、十字架在橄榄山上闪闪发亮的时候，这些杀了神仆的不忠之人、不幸之人，聚集在一起，哀悼圣殿的毁灭。一个士兵来向他们收钱，如此他们才被允许多哭一会儿。”圣哲罗姆尽管会说一口流利的希伯来语，但讨厌犹太人，认为犹太人抚养孩子就像养虫子。他们是喜欢这种方式的怪人，这更加证实了耶稣胜利的真理：“当看见苦难日的情景后，还会再有疑问吗？”犹太人深陷困境的悲惨命运，反而使他们加倍地热爱耶路撒冷。对贝雷卡拉比而言，这幕情景既是神圣的，也是悲惨的：“他们悄悄地来，悄悄地走；他们哭着来……哭着走；他们在黑暗的夜晚来，亦在黑暗中离开。”

而现在，由于皇后欧多西亚开始统治耶路撒冷，犹太人又重新燃起希望。

[1]“锡安”最初是圣殿南边大卫城之城堡的名字，后来成了圣殿山的代名词。现在，“锡安”是基督徒给西山取的名字。333年，波尔多朝圣者已经叫它锡安了。390年，耶路撒冷主教在耶稣享用最后晚餐的遗址上建了华丽而巨大的锡安母教堂。耶路撒冷进行动态再造和文化盗窃的天赋是无止境的——它的众多名字确实令人迷惑。比如：在它前面屹立的、拥有巨大圆柱的哈德良的尼波利斯门在阿拉伯人称呼它“圆柱门”之前，有几个世纪叫“圣斯蒂芬门”（St Stephen's Gate），后来又叫“纳布卢斯门”（Nablus Gate ，昔日的尼波利斯即今天的纳布卢斯）；犹太人叫它示剑门；奥斯曼人以它现在的名字称呼它：大马士革门（如今的圣斯蒂芬门位于城市的东边）。

[2]拜占庭人把圣殿山的大部分犹太文物迁到圣墓大教堂。圣殿山上的红色石头曾以“撒迦利亚之血”（Blood of Zacharias）之名著称（据《历代志（下）》第24章第21 节记载，祭司撒迦利亚在那里被杀害），而今这个遗址转移到了圣墓大教堂，和《创世记》中亚当的埋葬地、麦基洗德和亚伯拉罕的祭坛以及所罗门捕捉魔鬼的银碗待遇相同。这些东西和盛放施洗者约翰头颅的盘子、在十字架上给耶稣带来抚慰的海绵、耶稣挨鞭打时依靠的柱子、杀死圣司提反的石头，当然还有真十字架，一起成为圣物。对犹太人来说，圣殿成了“世界的中心”，难怪这个汇聚了《圣经》中所有神圣事物的圣地——圣墓大教堂——如今被视为“世界的肚脐”。

巴尔索玛和武装修士

沙文主义历史学家倾向于将皇后描绘为丑陋、恶毒的荡妇，抑或安详的圣徒。而不同寻常的是，皇后欧多西亚因为她精致的面容和优秀的艺术天分而受到历史学者的赞扬。公元438年，狄奥多西二世美丽的妻子欧多西亚来到耶路撒冷，缓和了犹太人受迫害的局面。与此同时，曾经焚毁犹太会堂的苦行者，尼西比斯的巴尔索玛（Barsoma）带着武装修士来到一个他们定期朝圣的地方。

欧多西亚是异教徒和犹太人的保护者，因为她本人就是异教徒。她是一位雅典诡辩家的女儿，自小接受修辞学和文学教育。在遗产被兄弟们瓜分后，她来到君士坦丁堡向皇帝上诉。当时的狄奥多西二世是个温顺的男孩，完全受制于他那虔诚却粗野的姐姐普尔喀丽娅（Pulcheria）。普尔喀丽娅把欧多西亚介绍给狄奥多西，他立刻为她神魂颠倒，并娶其为妻。普尔喀丽娅控制着弟弟狄奥多西的政府，加强对犹太人的迫害，将犹太人从军队和公共生活中排挤出去，并把他们降为二等公民。公元425年，最后一位犹太族长迦玛列六世（Gamaliel VI）因修建更多的犹太会堂而被狄奥多西下令处死，犹太族长这一职位也被永远废除。随着欧多西亚的权力不断扩大，狄奥多西册封她为皇后，令她享有和普尔喀丽娅同等的地位。君士坦丁堡教堂前一块彩色石头上雕刻着欧多西亚的肖像：皇家风范，秀发乌黑，身材苗条，体态优雅，就连鼻子都极为精致。

在耶路撒冷，由于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压迫日甚一日，犹太人祈求欧多西亚允许他们有更多机会进入圣城。欧多西亚允许犹太人在重大节日期间公开地访问圣殿山。这对犹太人而言是个极好的消息，犹太人宣布：所有人“应加速赶往耶路撒冷来过住棚节，因为我们的王国将要建立”。

不过，犹太人的喜悦让耶路撒冷的另一位拜访者极为反感，他就是来自尼西比斯的巴尔索玛。这位叙利亚修士是新型的激进修士领袖。公元4世纪，一些苦行者开始反对社会的世俗价值观和掌教的显赫地位；他们在沙漠中建立修道院，意图恢复最早的基督徒的价值观。“隐士”（hermit）一词在希腊词语中有“荒芜”的意思。这些苦行者认为仅仅知道基督本质的准则信条是不够的，还必须正直地生活，因而他们在埃及和叙利亚的沙漠中过着禁欲苦行、简朴独身的生活。[1]他们为夸耀圣洁而自我鞭笞的壮举被大加赞扬，他们的个人经历被记载下来（形成最早的圣徒言行录或圣徒传记），他们的修道院吸引人们前来参观，他们的苦难变成奇迹的来源。两名圣西门隐士（St Simeons）在高约9米的柱子顶端住了几十年，因此被称为“高柱修士”。当被问到在柱子上如何排泄时，其中一位名叫但以理的高柱修士回答说，像山羊那样排干燥的大便。事实上，圣哲罗姆认为，与圣洁比起来，这些修士对污秽更感兴趣，他们根本就不是安分守己之人。耶路撒冷周围有不少新的修道院，城内也有许多修道院，其中有很多被这些好斗且狂热的修士控制。

据说巴尔索玛非常神圣，具有超凡的能力，从来没有坐过或躺过。他被幸存的犹太人和撒马利亚偶像崇拜者激怒，决定到巴勒斯坦将他们清除掉。他和他的修士们杀死犹太人，并烧毁会堂。皇帝为了恢复秩序而下令禁止暴力活动，但巴尔索玛完全无视这一禁令。现在，在耶路撒冷，巴尔索玛的修士突击部队将长剑和棍棒藏匿于修士长袍下，用以伏击圣殿山上的犹太人。他们用石头袭击、杀死了很多犹太人，然后将尸体扔进水池和院子里。犹太人进行回击，逮捕了十八名袭击者，并将他们移交给拜占庭官员，拜占庭官员指控袭击者犯有谋杀罪。“这群戴着令人尊敬的修士面具的强盗”被带到皇后欧多西亚那里。他们本应被判谋杀罪，不过当他们供出巴尔索玛时，巴尔索玛就散播谣言，说高贵的基督徒将被活活烧死。特别是当他将一场碰巧发生的地震称作上帝应允惩罚他们的征兆后，这帮暴徒转而支持他。

如果皇后计划处死基督徒，巴尔索玛的追随者就大声叫嚷：“我们会烧死皇后和她身边的人。”巴尔索玛恐吓官员，使他们相信那些犹太受害人没有遇害，而是自然死亡。另一场地震加剧了恐慌，令耶路撒冷城逐渐失控。欧多西亚别无选择，只得默许巴尔索玛的行为。由武装修士组成的“五百支队”在街上巡逻，巴尔索玛宣布“十字架胜利了”。当巴尔索玛的信徒用昂贵的香膏为其施膏油时，整座城市响起阵阵的呐喊声，“就像咆哮的波浪一样”，最终，那些杀人犯都被释放了。

尽管发生了暴力活动，但欧多西亚还是热爱耶路撒冷的。她命人修建了一批新的教堂，满载新的圣物返回君士坦丁堡。但是她的姑子普尔喀丽娅正在密谋毁灭她。

[1]修道院的妇女经常将自己伪装成阉人，因此引发了很多趣事。一个名叫玛丽娜的女子剃发后穿了一件男士长袍，进入修道院生活，却被指控为某个孩子的父亲而遭驱逐。她抚养孩子长大，直到她死的时候，修士们才发现她根本无法犯下被指控的罪行。

欧多西亚：耶路撒冷的皇后

狄奥多西送给欧多西亚一个弗里吉亚苹果，而欧多西亚把苹果送给她的心腹、宫廷重臣帕乌里努斯（Paulinus），帕乌里努斯又把苹果作为礼物呈献给皇帝。因此受伤的狄奥多西问妻子把苹果怎么样了，欧多西亚坚持说没有把苹果送给别人，而是自己吃了。听到这里，狄奥多西拿出那个苹果。欧多西亚的谎话使狄奥多西想起他的姐姐普尔喀丽娅私下里跟他说的话：欧多西亚和帕乌里努斯有私情。当然，这则故事是虚构的——苹果象征着生命和纯洁，但从人性的本质来看，苹果的故事说明，对一连串意外事件的演绎，最终可能会引发专制帝王的猜忌，进而造成严重的后果。帕乌里努斯在公元440年被处死。这对皇帝夫妇达成协议，欧多西亚需要光荣地离开君士坦丁堡。三年后，她来到耶路撒冷，依靠自己的力量统治巴勒斯坦。

即便这样，普尔喀丽娅仍然试图除掉欧多西亚。她派遣宫廷侍卫队队长萨图尼乌斯杀害了欧多西亚的两个随从，但欧多西亚很快就把萨图尼乌斯杀掉了。在这场皇室阴谋逐渐平息后，欧多西亚终于可以自行决定各项事务了。她为自己和耶路撒冷主教修建宫殿，在圣墓周围修建收容所，这些建筑存在了达数世纪之久。她还重新修建被提图斯毁掉的耶路撒冷城墙，将锡安山和大卫城围住。至今在这两地仍能看到她修建的城墙遗迹。她的多层教堂环绕西罗亚池而建，教堂的柱子至今仍然屹立于池水中。[1]

罗马帝国因为再次兴起的关于基督本质的争论陷入混乱。如果耶稣和圣父是“一个本体”，那耶稣如何同时具备人性和神性？公元428年，君士坦丁堡新任大主教聂斯脱利（Nestorius）不讲策略地强调基督的人性和双重性，宣称圣母马利亚不应该是上帝之母、生神者，而仅仅是基督之母。聂斯脱利的敌人，一性论者则坚持认为，基督的一性中同时具备人性和神性。在帝国宫殿、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的后街小巷，基督二性论者对一性论者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尼撒的格列高利认为，每个人都持有一种观点：“你找一个人换零钱，他会向你提出一个涉及受生还是非受生的哲学问题；如果你向他询问一片面包的价钱，他会这样回复：‘圣父更加伟大，圣子次之’；如果你问他是否能洗澡了，收到的回复则是圣子是从无中创造出来的。”

狄奥多西死后，普尔喀丽娅和欧多西亚都面对基督本质论的分裂这一问题。在君士坦丁堡掌权的普尔喀丽娅支持基督二性论说；和大多数东方基督教徒一样，欧多西亚则是一性论者。普尔喀丽娅不失时机地将欧多西亚驱逐出了教会。耶路撒冷的主教尤维纳利斯（Juvenal）支持普尔喀丽娅，因此信仰基督一性论的耶路撒冷人动员起来，将他驱逐出该城，但尤维纳利斯利用了这一困境。长久以来，基督教由四个大主教辖区——罗马大主教区和三个东方大主教区——统治。耶路撒冷的主教一直试图将自己的辖区提升到大主教辖区的地位。现在，尤维纳利斯以几乎付出生命为代价，获得了教区大主教的职位。最终，在公元451年的卡尔西登大公会议上，普尔喀丽娅强制推行折中方案：基督二性合一，耶稣既是“完美的神，亦是完美的人”。欧多西亚同意了新的准则，并与普尔喀丽娅和解。这个折中方案一直延续到今天，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教会都承认这条信纲。但遗憾的是，基督一性论者和聂斯脱利派出于相反的原因拒绝承认这条信纲，因此永远地从东正教中分离了出去。[2]

当时，西罗马帝国正面临着匈奴王阿提拉的威胁，日趋崩溃，而慢慢衰老的欧多西亚正在创作希腊诗歌、修建圣斯蒂芬教堂。如今这座教堂已化为乌有，它曾经位于大马士革门的正北方。公元460年，欧多西亚与第一位殉教者的遗物一起被埋葬于此。

[1]欧多西亚修建城墙可能是受到了《诗篇》第51章“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的启发。亚美尼亚著名修士尤菲米厄斯曾建议欧多西亚修城墙，她的随从随后在离耶路撒冷不远的犹地亚山上建立了美丽的马沙巴修道院，至今仍有二十个修士居住在那里。高加索山上的亚美尼亚于301年（国王埃德萨的阿布加神秘改宗之后）改信基督教，成为第一个改信基督教的王国，随后其邻国格鲁吉亚（时称伊比利亚王国）在327 年改宗。欧多西亚的随从、格鲁吉亚人彼得，是伊比利亚国王的儿子，他在城墙外建立了一座修道院。这是高加索人第一次出现在耶路撒冷，此后他们在耶路撒冷繁衍至今。

[2]聂斯脱利派在东方流行起来，凭借的是东方的亚述教会。东方的亚述教会使得萨珊波斯的一些皇室成员，以及成吉思汗的亲属改信了基督教。东方一性论基督徒拒绝承认卡尔西登信条，成立了埃及科普特教会、叙利亚正教会（因其成立者名叫雅各布·巴拉迪乌斯，也被称作雅各比派）和埃塞俄比亚正教会。埃塞俄比亚正教会和犹太教发展了特殊的联系，创作了《列王荣耀记》一书，纪念所罗门国王和示巴女王的结合。二人的儿子“犹大之狮”曼涅里克国王带着约柜回到埃塞俄比亚，据说约柜现在在阿克苏姆。这种联系其后造就了贝塔以色列（意为“以色列之家”），即法拉沙人，也称埃塞俄比亚黑犹太人，他们从4世纪开始就生活在那里，直到以色列当局于1984年将他们空运回国。

16 拜占庭的衰落：波斯入侵

公元518年—公元630年

查士丁尼一世和舞女皇后：拜占庭的耶路撒冷

公元518年，查士丁尼一世三十五岁的时候，他的叔父查士丁刚登上王位，但查士丁尼一世发现自己才是东罗马帝国的真正掌权者。年老的皇帝查士丁是来自色雷斯目不识丁的农民，他把一切国家事务交给聪明的侄子彼得打理，彼得后来更名为查士丁尼。[1]查士丁尼一世并非独揽大权。他的情妇狄奥多拉是蓝派赛车队一名驯熊师的女儿，她在满身汗味的赛车队员、声名狼藉的浴池以及君士坦丁堡竞技场血腥的熊坑中被抚养长大。狄奥多拉早年是脱衣舞女郎，据说她天赋异禀，可以同时满足三个男人。她在色情宴会中表演的节目之一，便是赤裸地躺在舞台上，四肢伸展，呈“大”字形，一群鹅像叼啄谷粒一般亲吻“这热情花朵的花萼”。毫无疑问，记录这些的皇室史学家的情色描写有夸张之嫌，他肯定是厌倦了每日歌功颂德的工作，才写出这么极端的文字。不管真相如何，查士丁尼一世发现自己难以抗拒狄奥多拉旺盛生命力的诱惑，为了和她结婚，决定修改法律。尽管狄奥多拉的诡计多端使查士丁尼一世的生活变得复杂，但是她也磨砺了查士丁尼一世原本薄弱的意志力。面对尼卡起义，当查士丁尼一世几乎失去君士坦丁堡并打算弃城而逃时，狄奥多拉告诉他，她宁愿身着帝王紫袍而死，也不肯如凡人一般苟活，最后她调派将领，屠杀了叛乱者。

多亏了保存于拉韦纳的圣维塔莱教堂里的写实画像，我们才得以知道查士丁尼一世脸型瘦削，有着不讨人喜欢的红面颊，而狄奥多拉则面容精致，肤色白皙，表情冰冷，有着闪亮的眼睛和饱满的双唇，嘴巴微微噘起。她的头上和胸前佩戴着珍珠项链，双眼直视着人们，使人略感不适。他们是最高的政治搭档。无论出身如何，他们都缺乏幽默感，对待帝国和宗教毫无慈悲之心。

作为东罗马帝国最后一个讲拉丁语的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坚信其毕生使命是恢复罗马帝国和重新统一基督教世界：在查士丁尼一世出生前不久，西罗马帝国末代皇帝被一个日耳曼首领赶出了都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反而加强了罗马主教，即后来的罗马教皇的威望，东西方的差异也就此出现。查士丁尼一世通过战争、宗教和艺术，在促进基督教世界大一统的过程中取得了震惊世人的成就。他重新占领了意大利、北非、西班牙南部，但同时面临波斯人的数次进攻，当时的波斯数度几乎占领了整个东方。查士丁尼一世和狄奥多拉这对帝国夫妇将他们的基督教帝国赞誉为“人类最初和最伟大的祝福”，大力打压同性恋、异教徒、撒马利亚人和犹太人。查士丁尼一世下令取缔原先合法的犹太教，禁止在复活节之前过逾越节，还把犹太会堂改建成基督教堂，并且强迫犹太人受洗，甚至篡改犹太历史。公元537年，查士丁尼一世在君士坦丁堡为其令人叹为观止的圆顶圣索菲亚教堂（Church of Hagia Sofia，“索菲亚”意为“神圣智慧”）举行奠基仪式时说道：“所罗门，我已经超越你了。”随后他转向耶路撒冷，向所罗门圣殿吹起号角。

公元543年，查士丁尼一世和狄奥多拉开始修建长方形基督教堂——新圣母马利亚上帝之母教堂（简称新教堂）[2]。教堂大概122米长，57米高，墙壁将近5米厚，特意设计为背对圣殿山的样子，以压制所罗门圣殿的光辉。查士丁尼一世的将军贝利撒留占领了汪达尔人的首都迦太基，在那里发现了当年提图斯在圣殿抢掠的犹太烛台。当查士丁尼一世在君士坦丁堡为贝利撒留举行展示其战绩的凯旋仪式之后，烛台被送到耶路撒冷——很有可能被用来装饰查士丁尼一世的新教堂了。

圣城施行的是正统基督教的仪式。[3]朝圣者从北部的哈德良大门进入，然后一路沿着卡尔多路行走，那是一条平坦并有石柱的街道，大概12.2米宽，足够两辆马车同时行进。街道两侧有大量店铺，商铺一直延伸到新教堂处。富裕的人们住在圣殿山南部和西南部的两层府邸中，这些房子都围绕庭院而建。其中一座府邸上写着：“生活在这座府邸中的人们是幸福的”。这些房屋、教堂，甚至商店，都用耀眼的马赛克装饰着，亚美尼亚国王很可能委托他人用这些光彩耀人的马赛克装饰出了苍鹭、白鸽和雄鹰图案（谨以此“纪念和拯救所有只有上帝才知道名字的亚美尼亚人”）。更为神秘的则是栩栩如生的半基督教风格的马赛克图案，图案上淘气的俄耳浦斯正在弹奏他那七弦竖琴，这个图案是世纪之交在大马士革门的北部被发现的。富有的拜占庭妇女身着镶有金色、红色、绿色花边的长袍，踩着红色的鞋子，戴着长串的珍珠、项链、耳环。一枚金戒指在耶路撒冷被挖掘出来，戒指上镶嵌着圣索菲亚教堂的小型模型。

这座城市能够容纳多达数千名朝圣者：贵族可以与大主教住在一起；贫穷的朝圣者可以住在查士丁尼一世建造的济贫院内，院内有三千个床位；苦行者居住于群山环绕的山洞内，这些山洞大多是古老犹太人的墓穴。富人死后会被安放在石棺中下葬，石棺外部的两侧除了装饰有壁画，还配备有铃铛，以保护逝者免受恶魔骚扰。穷人的尸体则被丢弃在血田里的无名荒冢中。总是有很多能够激怒圣哲罗姆的诱惑：由蓝党和绿党支持的竞速车赛在竞技场里举行。耶路撒冷的一段铭文里写道：“蓝党获胜，万岁！”

狄奥多拉在新教堂完工后不久便得癌症去世了，而查士丁尼一世一直活到公元565年，八十岁高龄——统治帝国将近五十年。他扩张帝国的成就可以与奥古斯都、图拉真媲美，这是其他任何人都没做到的。但是到了世纪末，帝国呈现出鞭长莫及、脆弱不堪的迹象。公元602年，一位将军夺去皇位，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他挑唆蓝党和绿党展开竞争，并且强制性地要求犹太人改宗。蓝党和绿党是由体育发烧友、政治流氓组成的，他们为争夺耶路撒冷大打出手，“整座城市里到处是犯罪行为和杀人的流氓”。最终绿党获胜，但是拜占庭军队重新占领耶路撒冷，并镇压了起义。

波斯国王库斯鲁二世（Khusrau II）十分关注这场骚乱。在他幼年时期，拜占庭皇帝莫里西乌斯（Maurice）曾帮助他登上波斯王位。但是当莫里西乌斯被杀，库斯鲁二世就找到了入侵东方的理由，期望一劳永逸地摧毁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即将进入过山车般的动荡年代，在接下来的二十五年中，我们将见证耶路撒冷相继被四种不同的宗教掌控：基督教、祆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

[1]查士丁尼一世在其叔父执政时做出的最早的决定之一，就是毁灭阿拉伯犹太王国也门。在5世纪早期，也门国王（希姆亚拉）改宗犹太教。523年，作为对拜占庭威胁的回应，犹太国王优素福大规模屠杀也门的基督徒，并迫使其邻近公国也改信犹太教。查士丁尼命令阿克苏姆（今埃塞俄比亚）的基督徒国王卡莱布进攻也门。优素福国王于公元525年被打败，骑着马蹈海自尽。然而，也门仍有许多犹太人居住，犹太教在阿拉伯半岛并未消失：当地许多部落在穆罕默德时期仍然信奉犹太教。也门犹太人在19世纪定居于耶路撒冷，1948年之后移民以色列。到2010 年，也门只剩下一个犹太人村庄。

[2]数年来，这座巨大而复杂的建筑的所在一直成谜，但是其地基——从犹太区现存城墙之下一直延伸至老城外——于1973年由考古学家阿维加德发现并挖掘出来。查士丁尼一世沿着斜坡修筑一系列拱顶以支撑其重量。拱顶上有一些文字：“这项工程由我们最为仁慈的皇帝弗拉维乌斯·查士丁尼慷慨建造。”

[3]1884年，一块彩色的马赛克在马达巴（位于约旦）的拜占庭教堂地板上被发现，上面写着“圣城耶路撒冷”，这是耶路撒冷最早的地图，展示的是拜占庭人眼中的耶路撒冷。它有六个主要大门、教堂和几乎没有展示价值的圣殿山。然而，圣殿山并非完全空旷。它虽然从未被考古学家挖掘出来，但是在20世纪40 年代，为了还原伊斯兰教圣地，英国工程师通过浅土探测，最终发现了拜占庭遗迹。乐观主义者希望这是尤里安皇帝时期犹太圣殿的地基。但是它可能仅仅是拜占庭神庙在这个地方的遗址而已——小规模的尖顶教堂标志着基督被恶魔诱惑。

波斯沙王和“皇家野猪”：疯狗的怒吼

波斯以他们的重装骑兵作为急先锋，占领了罗马控制下的伊拉克，接着又迅猛进军叙利亚。安条克城的犹太人由于长期遭受拜占庭的压迫而发动起义。随着英明的波斯指挥官，鼎鼎有名的夏赫巴勒兹（Shahrbaraz，即“皇家野猪”）向南方进军，安条克城和太巴列的两万犹太人加入他们的军队，包围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城中的大主教撒加利亚要求谈判，但是赛车场上的政治流氓控制了街头，拒绝谈判。于是波斯军队和犹太人破城而入。

耶路撒冷，甚至整个罗马帝国东部地区，现在都归波斯年轻的“王中之王”“沙中之沙”（Shan-in-Shan）库斯鲁二世所有，他的新帝国从阿富汗绵延到地中海。这位沙王的祖父是当年在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纵火焚烧安条克城的萨珊王朝最伟大的统治者。但是他经历了一段屈辱的童年，曾在敌对的贵族家庭中当人质，长成偏执狂般狂妄自大的人，不惜以极度奢侈的方式炫耀权力：他有一面约40米长、约6米宽的虎皮旗帜；他在一块约90平方米大小、名叫“国王之春”的地毯上处理朝政，地毯上镶嵌着金子和纺织花纹勾勒出的皇家园林图案；他的地宫——用来豢养女人的凉爽的地下宫殿——能够容纳三千嫔妃；他有可能还在都城泰西封（Ctesiphon，位于今巴格达附近）修建了庞大的宫殿，殿内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会客厅；他骑着那匹叫“午夜”的黑色骏马，身着镶嵌珠宝的镂金长袍和用黄金点缀的盔甲。

虽然沙王信仰祆教，但他的臣民中有许多犹太人和基督徒，他还与一名可爱的诺斯替派基督徒希琳结婚。根据传说，他派遣情敌去完成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而得到了情敌的妻子，这项任务是开凿出通往贝胡斯坦山巅的阶梯。

在占领耶路撒冷后，沙王的指挥官，“皇家野猪”夏赫巴勒兹便移师征服埃及，但是他刚离开，耶路撒冷原住民就掀起反抗波斯人和犹太人的起义。“皇家野猪”立刻疾驰返回，包围耶路撒冷长达二十天之久，还摧毁了橄榄山和客西马尼所有的基督教堂。波斯人和犹太人开始从圣城东北面的城墙下面挖地道，那里一直都是防守最薄弱的地方。公元614年5月初，在围困圣城的第二十一天，他们攻破耶路撒冷。目击者特拉提格斯（Strategos）修士回忆：“他们愤怒异常，好似愤怒的野兽。人们躲藏在教堂里，但是他们满腔愤怒地摧毁了教堂，咬牙切齿，像疯狗一般屠杀他们发现的所有人。”

三天之内，数以千计的基督徒被屠杀殆尽。大主教和三万七千名基督徒被掳掠至波斯。幸存者站在橄榄山上，“注视着耶路撒冷，火焰宛如从熔炉中喷薄而出，直冲云霄，他们瘫坐在地，不停地哭泣和哀号”，灰烬不断地掉落到他们的头发上。他们眼睁睁地目睹圣墓大教堂、新教堂、锡安山上的圣锡安教堂以及亚美尼亚圣雅各大教堂被地狱吞没。基督教圣物——长矛、海绵以及真十字架——被送往库斯鲁的宫殿，国王将它们都送给了皇后希琳。希琳将这些东西保存于她在泰西封的教堂内。

于是，在提图斯摧毁耶路撒冷圣殿六百年后，“皇家野猪”又把耶路撒冷还给了犹太人。

尼希米二世：犹太人的恐怖

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压迫，犹太人在一个难以捉摸的、名叫“尼希米”的人的领导下，狂热地计划着向直到数周之前仍在迫害他们的基督徒复仇。波斯人把数千名无关紧要的人囚禁在玛米拉池（Mamilla Pool），一个很大的水库。根据基督教相关资料记载，这些囚犯被迫面临犹太人当时还在面临的抉择：改宗或死亡。一些修士改宗犹太教；其他人则选择殉教。[1]愉悦的犹太人开始重新祝圣他们的圣殿山，因为犹太人现在“献祭”[2]，对弥赛亚的热情在犹太世界响彻四方，从而激起了对《所罗巴伯书》的热情。

波斯国王此时已经占领从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小亚细亚半岛通往君士坦丁堡的多条必经之路。只有推罗这一个城市仍然举兵反抗波斯，于是波斯就命令犹太指挥官尼希米去攻占推罗。但是犹太军队由于进攻失败而逃离推罗，而波斯国王这时候也意识到，基督徒越多就越有作用。公元617年，在犹太人统治耶路撒冷三年后，“皇家野猪”将犹太人逐出圣城。尼希米抵抗这一决定，但终被打败，他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以马忤斯（Emmaus）被处死。

圣城重新回到基督徒手里，犹太人再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犹太人像之前的基督徒那样，从圣城东门离开，一路向耶利哥而去。基督徒发现圣城已遭到严重破坏：大主教不在圣城时，代替大主教行使职权的修士莫德斯托（Modestos）尽心竭力地想要恢复圣墓大教堂，但是耶路撒冷无法再现君士坦丁大帝和查士丁尼大帝时代的辉煌了。

从提图斯开始，犹太人曾三次获得在圣殿山的石堆间自由祈祷的机会——一次也许是在巴尔·科赫巴时期，后两次分别是在尤里安和库斯鲁时期——但是犹太人在之后长达一千三百五十年的历史中都没有再次控制圣殿山。而此时，胜利者波斯人迎来一位充满活力的年轻皇帝，这位拜占庭皇帝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名字：希拉克略（Heraclius），与大力神的名字（Hercules）相仿。

[1]基督教夸张地称，在这一事件中，有一万到九万名基督徒被犹太人杀害，并由掘墓人托马斯埋葬。基督教传说认为，受害者被葬于玛米拉的狮洞公墓——这样命名，是因为有幸存者躲在山洞内，直到被一头狮子所救。犹太人却认为，被狮子救的是躲过基督徒大屠杀的犹太人幸存者。

[2]在位于圣殿山西南角的一座建筑物内发现的一些遗物中，有一个画在十字架上的犹太烛台，它可能是犹太人继承不久的基督教神龛，但是可能需要追溯到早期伊斯兰教时期。

希拉克略：第一个十字军

希拉克略头发金黄，高大伟岸，俨然帝国的拯救者。他是北非总督的儿子，拥有亚美尼亚血统。当他于公元610年登上皇位的时候，东方绝大部分地区已经落入波斯人之手，在此形势下，事态似乎不会再有更坏的可能，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希拉克略在抵抗进攻时被“皇家野猪”打败，“皇家野猪”乘胜追击，攻下埃及和叙利亚，剑指君士坦丁堡。希拉克略只能主动求和，从而为自己重建拜占庭的力量和谋划复仇大计争取喘息的时间。

公元622年的复活节是星期一，希拉克略率领一支军队，没有（如预期的那样）穿越黑海到达高加索地区，而是绕过地中海沿岸的伊奥尼亚海岸，来到伊苏斯海湾，从那里进攻内陆，打败了“皇家野猪”。尽管当时波斯人已经威胁到君士坦丁堡，但是希拉克略依然将战场开辟到波斯人的国土上。第二年，他采取同样的策略，率军通过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直捣波斯国王库斯鲁在甘扎克（Ganzak）的皇宫。波斯国王只好撤退。希拉克略在亚美尼亚度过了冬天，接着于公元625年，以惊人的用兵技巧阻止了三支波斯军队的会师，并将其一一击败。

但在这场充满狂野赌博、彰显巨大野心的战争中，波斯沙王再次反败为胜。他派遣一名将军去夺取伊拉克，另派“皇家野猪”与以劫掠为生的游牧部落阿瓦尔人联盟，一同围攻君士坦丁堡。波斯沙王自称是“众神之中最为高贵者、整个世界的王者与主宰”，他写信给希拉克略说：“你说你信仰上帝，那为何上帝当时没有从我手中解救凯撒里亚、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里亚？难道我不能将君士坦丁堡同样夷为平地？我不是已经摧毁你们希腊人了吗？”希拉克略派遣一支军队在伊拉克作战，让另一支军队防守首都，他自己则雇用了四万名突厥游牧骑兵组成第三支军队。

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另一端，波斯人和阿瓦尔人正在围攻君士坦丁堡，但是沙王开始嫉妒“皇家野猪”。他那过于自负的傲慢以及自认为是全世界主宰的残忍，已经离间了他与其他贵族的关系。他写信给“皇家野猪”的副官，命令他把将军杀掉，而后自己担任指挥官。希拉克略拦截了这封信，邀请“皇家野猪”会晤，向他展示了这封信，于是双方秘密联盟，君士坦丁堡因此得救。

“皇家野猪”从亚历山大里亚撤军，接着统治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希拉克略则用船只将自己的部队通过黑海运送至高加索地区，然后与他的哈扎尔骑兵一道进攻波斯。希拉克略在谋略上比波斯将领更胜一筹，主动迎战，并在决斗中杀死三名波斯将领，随后击败他们的主力部队，一直打到沙王的都城外才收兵。库斯鲁二世的盲目、不妥协最终导致了他的毁灭。他被俘获之后被关在地牢“黑暗之屋”（House of Darkness）中，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心爱的儿子被杀害，接着他自己也被折磨至死。波斯人同意维持原状。“皇家野猪”同意迎娶希拉克略的侄女，并向希拉克略透露了真十字架的所在。“皇家野猪”在使用一系列黑暗的阴谋诡计之后，终于夺取波斯王冠，但不久即被暗杀。

公元629年，希拉克略和他的妻子（也是他的侄女）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将真十字架运往耶路撒冷。他赦免了太巴列的犹太人，住在当地富有的犹太人本雅明的府邸，本雅明还陪同他前往耶路撒冷，并在途中改信基督教。希拉克略向犹太人许诺不再有复仇，并允许他们在耶路撒冷定居。

公元630年3月21日，希拉克略六十岁，已经精疲力竭、头发灰白。他骑马来到耶路撒冷的金门前，这是他专门为这个特殊时刻建造的。[1]对于亚伯拉罕系三大宗教来说，这座精致的大门是末日审判时弥赛亚降临耶路撒冷将进入的神秘之门。在大门那里，希拉克略下马，抱着真十字架进入耶路撒冷。据说希拉克略当时曾试图穿着拜占庭长袍经过大门，不料大门瞬间变成一道坚固的城墙，当他表现出谦卑的样子时，大门才重新打开，迎接他的皇家卫队。

当希拉克略将真十字架护送到圣墓大教堂时，教堂已被莫德斯托大主教打扫一新，希拉克略将要行走之处均铺上了红毯、洒满散发着芳香的花瓣。曾经，巨大的灾难降临到帝国；现在，皇帝的回归仿佛昭示着天启的存在，弥赛亚的末代皇帝将要扫平基督教的所有敌人，并将权力移交给耶稣，他将一直统治到末日审判那一天。

基督徒希望报复犹太人，但希拉克略阻止了他们，直到有修士通过斋戒来为希拉克略违背与犹太人的誓约赎罪。于是希拉克略驱逐了所有仍在耶路撒冷居住的犹太人，其中不少人被杀害了。之后他又强迫所有犹太人改宗。

在远离圣城的南部地区，阿拉伯人并不认为希拉克略已经获胜，相反认为他暴露了自己的弱点。穆罕默德称“罗马人已经被打败”，这位阿拉伯的领导者刚刚将阿拉伯各部落统一于他的神圣启示《古兰经》之下。当希拉克略还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穆罕默德派人在御道上袭击了皇帝的人马，以刺探拜占庭的防御能力。阿拉伯人遭遇了拜占庭的一小支部队，但很快就会回来。

希拉克略此时并没有注意到，分散的阿拉伯各部落已经侵扰巴勒斯坦长达数个世纪之久。拜占庭人和波斯人都把阿拉伯人当作中间力量拉拢、利用。希拉克略甚至为自己的军队招募了很多阿拉伯骑兵。

第二年，穆罕默德又派人袭击拜占庭，但是此时的穆罕默德已经年迈，他辉煌的一生即将走到尽头。希拉克略离开耶路撒冷，返回君士坦丁堡。

眼下，似乎没有什么可担忧了。

[1]金门实际有两道门，直接并精准地同圣墓大教堂（希拉克略将真十字架带到这里）的圣墓处于同一条直线上。这个地方还有更深刻的象征意义，因为拜占庭人误认为这里就是耶稣于圣枝主日进入的美门，也是他的使徒在他死后施行奇迹的地方。但仍有些学者认为，这道门实际建于倭马亚哈里发时期。这道门也在犹太人心目中获得了神圣意义，他们称之为“怜悯之门”（Gate of Mercy）。

第四部分

伊斯兰教

赞美真主，超绝万物，他在一夜之间，使他的仆人，从禁寺行到远寺。

——《古兰经》

安拉的使者，在加百利的陪同下，被送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他发现了亚伯拉罕、摩西以及其他先知。

——伊本·伊斯哈格，《安拉使者的生平》

一名统治者，除非其能同时统治神圣清真寺（麦加）和耶路撒冷清真寺，否则就不能被视为一名哈里发。

——希巴尼，《法达伊》

在耶路撒冷一日犹如千日，一月犹如千月，一年犹如千年。在那里死去就像死在天堂的第一层。

——卡布·阿巴尔，《法达伊》

（在耶路撒冷）犯罪等同于犯下一千条罪，在那里行善相当于行了一千件善事。

——哈立德·本·马丹·卡莱，《法达伊》

安拉，愿其广受赞颂，他说耶路撒冷，你是我的伊甸园，是我神圣的应许之地。

——卡布·阿巴尔，《法达伊》

哦，耶路撒冷，我将派遣我的仆人阿卜杜拉·马利克重建并尊崇你。

——卡布·阿巴尔，《法达伊》

17 阿拉伯的征服

公元630年—公元660年

穆罕默德：夜行

穆罕默德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就已经去世了。穆罕默德六岁那年，母亲也离开了人世。他被叔父收养，经常随叔父去叙利亚的布斯拉（Bosra）经商。在布斯拉，穆罕默德跟随一位修士学习基督教知识，研读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典。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将耶路撒冷视为神圣的地方。穆罕默德二十几岁的时候，一位名叫海迪彻的有钱寡妇（比穆罕默德大很多）雇用他管理商队的贸易事务，之后二人结为夫妻，定居麦加。这里是克尔白（Kaaba）神庙和黑色陨石的所在地，后者是异教神的圣所。麦加因为朝圣者与商队逐渐繁荣。穆罕默德是古莱什部落（Quraysh）的成员，麦加最重要的商人和圣地守护者都来自这个部落，但是穆罕默德所在的哈希姆家族并不是这个部落实力最强的一支。

人们描绘穆罕默德帅气的外表时，总会提到他卷曲的头发和胡子。他具有征服一切的亲和力，据说他和别人握手的时候，从来不做先放手的那一个，这也显示了他超凡的领袖魅力。穆罕默德因廉正和智慧而受人尊敬，就像他的士兵所说的，“他是我们中间最优秀的”。他还赢得了“可靠者”的美名。

就像对待摩西、大卫或者耶稣一样，我们现在不能将穆罕默德个人品质完全神圣化；但是也正像他们一样，穆罕默德在那个需要他的时代出现了。他后来的一名士兵写道：在蒙昧时期，也就是穆罕默德受启示之前的“无知时代”，“没有人比我们更贫寒，我们的宗教就是让我们互相残杀。我们中有些人会活埋自己的女儿，只是因为不想让她们分享我们的食物。然后，上帝为我们派来这位著名的人物。”

在麦加城外有一个叫“希拉”的山洞，穆罕默德常常在这里冥想。根据传统的说法，公元610年，大天使加百利到此探访穆罕默德，给他带来了真主的第一个启示，即真主已经拣选他做真主的信使和先知。据说，先知穆罕默德接受真主的启示时，脸颊通红，全身匍匐在地，汗流满面，周身被低沉的声音和意象吞没，然后，他重述了那诗一般的神启。起初，穆罕默德对此非常惊恐，但是他的妻子海迪彻相信这是他的使命所在，于是他开始传教。

在这个男人都携带武器的野蛮的军事社会中，没有书写文字的传统，人们靠口述的史诗记录战士们的英勇事迹、激荡人心的爱情故事和无所畏惧的猎人们的故事。先知善于驾驭这种诗歌传统：他的一百一十四章诗歌在被编纂成《古兰经》之前就是以吟诵的形式流传的。这种“吟诵的诗文”包含了精美的诗歌、神圣的隐喻、明确的指示和扑朔迷离的矛盾。

穆罕默德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梦想家，他宣扬顺从一神（“伊斯兰”即“顺从”之意），主张通过遵守一些简单易学的仪式以及关于生和死的准则，来获得普世的救赎、平等与正义的价值，以及纯粹生活的美德。他欢迎改宗的人士，尊崇《圣经》，并把大卫王、所罗门、摩西和耶稣都视为先知。但是他认为自己得到的启示超越之前所有的先知。比较重要的一点是，针对耶路撒冷的命运，穆罕默德强调《启示录》中末日审判的到来，这种紧迫性激发了早期伊斯兰教发展的活力。“所有知识俱随真主而来，”《古兰经》中写道，“但什么让你知道审判日将至呢？”所有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典都强调，末日审判只会出现在耶路撒冷。

穆罕默德的追随者都相信这个说法：一天夜晚，穆罕默德睡在克尔白神庙旁边时梦到一个异象，大天使加百利唤醒了他，他们一起骑着人面飞马“布拉克”（Buraq）夜行，去了无名的“最遥远的至圣之所”。在那儿，在登上通往天堂的阶梯之前，穆罕默德见到了他的父辈（亚当和亚伯拉罕）和兄弟们（摩西、约瑟和耶稣）。与耶稣不同的是，他自称“真主的信使”或者“使徒”，而且声明自己没有任何行神迹的能力。事实上，这次夜行和登宵确实是他唯一一次行神迹。虽然在这个故事中耶路撒冷和圣殿从未被提及，但是穆斯林们相信，“最遥远的至圣之所”就是圣殿山。

当妻子和叔父去世之后，穆罕默德遭到麦加城中富裕阶层的反对，他们的生计全依赖于克尔白神庙的黑石。麦加人意图谋害穆罕默德。不过，来自叶斯里卜（Yathrib）的一群人刚好与他取得联络。叶斯里卜位于麦加北部，是犹太人部族建立的一个盛产椰枣的绿洲，也是异教的手艺人和农民的聚居之处。这群人邀请穆罕默德去协调各个族派之间的纷争。于是，他和忠诚的信徒一起移居叶斯里卜（历史上称“希古拉”，旧译“徙志”）。之后，这个地方成为先知之城——麦地那。在麦地那，穆罕默德将他的第一批信徒（迁士）和新的追随者（辅士）以及他们的犹太同伴融合，建立了一个新的团体——乌玛（umma）。这正是公元622年，伊斯兰历的起始之年。

穆罕默德既善于调解人际关系，又善于调和各种观点。定居麦地那之后，穆罕默德和当地的犹太人信众一起修建了第一座清真寺[1]，同时决定将耶路撒冷圣殿作为最初的礼拜方向。他在周五（犹太人的安息日）日落的时候礼拜，在赎罪日斋戒，禁止吃猪肉，并施行割礼。穆罕默德所崇拜的神的独一性要求他排斥基督教的三位一体，但是其他的仪式，如跪倒在垫子上祈祷，却是得自于基督教修道院的启发；清真寺的塔尖可能也是受到修行柱的启发，而斋月则与基督教的“齐斋节”相似。但是，伊斯兰教仍然有自己的特色与风格。

穆罕默德建立了一个小国家，这个国家拥有自己的法律。但是，他遭到麦地那和麦加的抵制。他新建立的国家既需要自卫，也需要征服；既需要掌控自身，也需要“圣战”。《古兰经》既主张摧毁异教徒，也主张当他们顺服时予以宽容。这是顺应时势的：此时的犹太部落正在抵制穆罕默德的启示和控制。因此，穆罕默德将朝拜的方向改为麦加，而拒绝采用犹太人的朝拜方式。穆罕默德和他的信众认为，上帝摧毁犹太人的圣殿是因为犹太人犯了罪，因此“不再把耶路撒冷作为朝拜方向”。

在与麦加人交战的时候，穆罕默德无力应对麦地那人的背叛，于是驱逐了犹太人，并且严惩犹太人的一个大家族，以儆效尤：全族七百个男人被杀，妇女和儿童被充为奴。公元630年，穆罕默德最终占领麦加，并通过强制改宗和武力在阿拉伯地区传播他的一神教。因为要为最后的审判做准备，穆罕默德的追随者努力过正义的生活，因而变得英勇无比。在征服阿拉伯之后，他们又遭遇远方的罪恶帝国。先知早期的追随者“迁士”和“辅士”成了先知的随从。但同时，先知也以同样的热情欢迎他的宿敌及一些精明的投机分子。穆斯林的传统和先知的个人生活也存在着冲突：他妻妾成群。虽然他的同僚阿布·伯克尔（Abu Bakr）的女儿阿伊莎（Aisha）是他的最爱，但他还有很多妾室，包括美貌动人的犹太人和基督徒；而且他还有很多孩子，其中最重要的是女儿法蒂玛（Fatima）。

公元632年，穆罕默德逝世，终年六十二岁。他的岳父阿布·伯克尔继承了他的领导地位，被称为“Amir alMuminin”，意为“信仰者的指挥官”。[2]穆罕默德的领土在他逝世之后变得风雨飘摇，幸好阿布·伯克尔有能力平定阿拉伯半岛。随后，伯克尔将目标转向拜占庭和波斯帝国。在穆斯林看来，这两个帝国是短命、罪恶和腐败堕落的。于是，信仰者的指挥官派遣骆驼骑兵去袭击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地区。

[1]清真寺（mosque）一词源于阿拉伯语的“masjid”，西班牙语的对应词是“mezquita”，法语的对应词是“mosquée”。

[2]穆罕默德的继承者使用“信仰者的指挥官”这个称号。后来，国家的领袖就被称为“真主使者的继承人”或“哈里发”。阿布·伯克尔或许使用过“哈里发”这个称号，但没有证据表明这个称号在随后的七十年里被沿用，直到阿卜杜拉·马利克继任。在阿卜杜拉·马利克统治伊斯兰世界的时期，穆罕默德最早的四位继承人才被追认为“正统哈里发”。

哈立德·伊本·瓦利德：伊斯兰之剑

在加沙附近，“罗马人与穆罕默德的游牧部族爆发了战争”，基督教会的长老托马斯在史书上记载道。托马斯是基督徒，正是这位独立史学家在公元640年最先提及先知穆罕默德。[1]“罗马人逃走了。”希拉克略皇帝此时仍然待在叙利亚，准备攻击阿拉伯人的军队，于是阿拉伯军队转而向阿布·伯克尔求援。阿布·伯克尔立即召回正在伊拉克边境劫掠的得力干将哈立德·伊本·瓦利德。在缺水而干旱的沙漠中，哈立德带领军队经过六天急行军，最终及时赶到巴勒斯坦。

哈立德是麦加的贵族，曾与穆罕默德为敌，但最终还是皈依了伊斯兰教。先知非常欣赏这位强悍的指挥官，称他为“伊斯兰之剑”。哈立德犹如桀骜不驯的脱缰烈马，经常无视政治领袖的命令。详细经过已不可还原，但我们知道哈立德会合另外一些阿拉伯军事首领，取得了联军的指挥权。在他的带领下，联军在耶路撒冷的西南方击败拜占庭的一支小分队，然后挥师直指大马士革。此时，远在南方的麦加，阿布·伯克尔去世了，欧麦尔继位。欧麦尔是最早追随先知、改信伊斯兰教的人之一，是先知最亲密的知己。新任的信仰者的指挥官欧麦尔对集财富和传奇于一身的哈立德怀有疑虑，于是将哈立德召回麦加，对他说道：“哈立德，带着你的财富，远离我们吧。”

希拉克略皇帝派遣一支军队前来阻止阿拉伯人的进攻。欧麦尔任命阿布·乌巴达（Abu Ubayda）为新的指挥官，哈立德作为他的下属重新加入军队。经过几个月的战斗和争夺，阿拉伯人成功地将拜占庭人引入耶尔穆克河的断头峡谷，也就是位于今天约旦、叙利亚和戈兰高地之间的地带。“这是真主的战争。”哈立德向自己的将士们说——公元636年8月20日，真主刮起沙尘暴，基督徒因此睁不开眼睛，在仓皇失措的状态下，他们中有很多人跌入耶尔穆克河谷。于是，哈立德立即切断拜占庭人的退路。在战斗的最后阶段，基督徒精疲力竭，阿拉伯人发现他们都蒙着战袍躺下，一副引颈待戮的样子。就连皇帝的兄弟也已经战死，希拉克略皇帝本人则始终没有从战败的阴影中走出来。这场在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让拜占庭帝国失去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拜占庭的统治在波斯战争中遭到削弱，此时的拜占庭帝国就像纸牌屋一样摇摇欲坠，但我们不知道阿拉伯的征服是否仅仅是一系列成功的劫掠而已。不管这场征服实际上有多么激烈，它都是一项惊人的成就。阿拉伯人的骆驼骑兵部队，有些只有一千人左右，竟然击溃了东罗马帝国的军团。但欧麦尔并未满足于此，他立即派出另一支军队向北进发，征服波斯。最后，波斯也落进阿拉伯人手里。

在巴勒斯坦，索福洛尼斯（Sophronius）大主教仍在坚守孤城耶路撒冷。这位希腊知识分子曾在他的诗中赞颂耶路撒冷：“锡安，在宇宙中大放光彩的锡安。”他几乎不敢相信，灾难会降临在基督徒身上。索福洛尼斯在圣墓大教堂布道时，谴责基督徒的罪恶，谴责阿拉伯人的暴行，他用希腊语称阿拉伯人为“Sarakenoi”，即撒拉逊人[2]：“为何会有反对我们的战争？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蛮族入侵？玷污神明的撒拉逊人攻占了伯利恒。正是因为我们犯有罪过，撒拉逊人才如野兽般地起来反抗我们。因此，让我们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吧。”

然而为时已晚，阿拉伯人包围了被他们称作“伊利亚”（Ilya，罗马人所说的“埃利亚”）的城市。首先围困耶路撒冷的指挥官是阿慕尔·伊本·阿斯（Amr ibn al-As）将军，他是继哈立德之后最优秀的阿拉伯将领、极具传奇色彩的冒险家，也是来自麦加的贵族。阿慕尔和其他的阿拉伯领袖一样，熟知这个地区的地理状况，甚至在附近拥有自己的土地，并在年轻时到访过耶路撒冷。阿拉伯人发动这次战争，并不仅仅是为了战利品。

“末日将临。”《古兰经》说道。早期穆斯林的军事狂热源于对末日审判的笃信。《古兰经》虽未具体言明，但这些狂热的伊斯兰教信仰者已经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先知那里得知，末日审判必将发生在耶路撒冷。如果末日审判终将降临，他们需要身在耶路撒冷。

哈立德和其他的穆斯林将领也加入了阿慕尔的围城行动，但是阿拉伯军队人数过少，难以撼动这座城市，对峙双方看起来未发生过多的战斗。由于未得到信仰者的指挥官欧麦尔宽容城内基督徒的亲口保证，索福洛尼斯拒绝献城。阿慕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让哈立德假扮欧麦尔，但被识破，于是阿慕尔只好请欧麦尔从麦加前来耶路撒冷。

欧麦尔在戈兰高地的贾比亚（Jabiya）检阅其他的阿拉伯军队，耶路撒冷人也许正是在那里见到他，并与他商量投降事宜的。倡导一性论的基督徒在巴勒斯坦占据多数，他们憎恨拜占庭人的镇压，而早期的伊斯兰教信仰者似乎乐于允许倡导一神论的基督徒自由地信仰他们的上帝。[3]据《古兰经》记载，欧麦尔与耶路撒冷的投降者订立了盟约，他保证对基督徒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但基督徒必须缴纳象征顺服的人头税。盟约一经双方同意，欧麦尔便动身前往耶路撒冷。这个伟大的君主衣衫褴褛，穿着破烂的长袍，骑着骡子，只带着一名仆从便上路了。

[1]伊斯兰教的早期历史，包括耶路撒冷的投降，一直带有神秘色彩，被争论不休。杰出的伊斯兰历史学家的作品直到一两个世纪后才出现，写作的地点也远离耶路撒冷和麦加。伊本·伊斯哈格是穆罕默德的第一位传记作家，一直生活在巴格达，逝世于770年；塔巴里、拜拉祖里与雅库比都是9 世纪晚期生活在波斯或伊拉克的作家。

[2]撒拉逊人（Saracens），中世纪时欧洲人对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的称呼。该词原指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之间沙漠中的游牧民族。十字军东征时专用于指称反抗十字军的伊斯兰教徒。后泛指阿拉伯人中的伊斯兰教徒，有时亦泛指阿拉伯人。——译注

[3]早期的穆斯林似乎以“信仰者”自称，这个词在《古兰经》中出现了一千次，而“穆斯林”只出现了七十五次。正如我们将在耶路撒冷看到的，他们并不反对一神论者，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犹太人。研究早期伊斯兰教的权威弗雷德·M. 唐诺教授进一步指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些信仰者认为自己属于一种新的与众不同的宗教团体，有些早期信仰者甚至是犹太人和基督徒。”

公正的欧麦尔：恢复圣殿

在斯科普斯山上眺望耶路撒冷时，欧麦尔命令宣礼员召唤大家进行礼拜。礼拜之后，他穿上朝圣者的白袍，骑上一头白色的骆驼，下山来会见索福洛尼斯。拜占庭的主教们静候着这位征服者的到来，但他们镶嵌着宝石的华丽教服与欧麦尔简单朴素的衣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欧麦尔，这位高大、强壮的信仰者的指挥官，早年是摔跤手，也是意志坚定的苦修者，经常随身带着鞭子。据说，当穆罕默德进入一间屋子时，屋内的妇女和儿童照样谈笑风生；而当欧麦尔进入时，他们则立即陷入沉默。正是在欧麦尔统治时期，《古兰经》得到校勘整理，穆斯林历法和许多伊斯兰律法得以创立。与先知穆罕默德相比，欧麦尔加诸女性身上的法律限制更多。他自己的儿子酗酒时，他下令对其施以八十下鞭刑，结果儿子因此丧命。

索福洛尼斯将圣城的钥匙交给欧麦尔。当看到欧麦尔和他身后衣衫褴褛的阿拉伯骆驼骑兵和骑马的士兵时，这位大主教喃喃自语道，这就是那些“行毁坏可憎的”。这些士兵绝大多数来自汉志或也门的部落，他们轻装上阵，行军迅速，戴头巾，披斗篷，以“ilhiz”（把骆驼毛绞碎，混以血液，烹煮而成）为食。与波斯和拜占庭帝国的重装骑兵不同，阿拉伯骑兵中，只有指挥官才穿戴锁子甲或头盔，其余的战士则“骑粗毛矮马，手拿用破布充当剑鞘的闪亮宝剑”。他们身背弓箭，携带长矛，将长矛绑牢、固定在骆驼的肌腱上，手中的红色牛皮盾牌犹如“厚实的红色面包片”。他们爱惜自己手中的阔剑，不仅为它取名，还为它赋诗。

阿拉伯人为自己的粗俗感到自豪。他们留着“四绺头发”，头发根根直立，犹如“山羊角”。他们看到美丽的花毯时，直接骑马到毯子上，然后割下几块，用来做保护长矛的套子。他们喜爱战利品，不论是人还是物，这与其他的征服者无异。“突然间，我发现眼前的覆盖物下藏着人，”一个阿拉伯人说道，“我把这些覆盖物撕开，你猜看到了什么？一个如瞪羚般的女人，像太阳一样明艳照人。我抓住她，撕下她的衣服，把衣服作为战利品上交，但要求把女孩留给自己。我把她纳为小妾。”[1]阿拉伯军队没有技术上的优势，但有狂热的动机。

据后来的穆斯林传统史书记载，索福洛尼斯护送撒拉逊人的领袖欧麦尔到达圣墓大教堂，他希望这位到访者能够尊崇或信奉完美而圣洁的基督教。当欧麦尔的宣礼员召集士兵礼拜时，索福洛尼斯邀请欧麦尔在圣墓大教堂祷告，据说遭到了拒绝。欧麦尔提醒索福洛尼斯，如果他这样做了，圣墓大教堂将成为伊斯兰教的礼拜场所。欧麦尔知道穆罕默德尊崇大卫和所罗门，于是他命令索福洛尼斯道：“带我去大卫的圣所。”欧麦尔和他的战士们很有可能是穿过南面的先知门进入圣殿山的，他们发现圣殿山堆满基督徒用来冒犯和羞辱犹太人的粪堆。

欧麦尔想要知道至圣之所的位置。卡布·阿巴尔（Kaab al-Ahbar），这名改宗的犹太拉比回答说，如果指挥官保存“这面墙”（他指的可能是希律时代最后的遗迹，包括西墙），“那么我会向您指明圣殿的遗址所在”。卡布告诉了欧麦尔圣殿基石的位置，阿拉伯人将这块圣石称为“萨克拉”（Sakhra）。

欧麦尔在军队的协助下清扫破碎的瓦砾，以腾出空间做礼拜。卡布建议他把礼拜的地点设在圣殿基石的北面：“这样您就可以同时礼拜两个地方，一个是摩西的，另一个则是穆罕默德的。”“你终究还是向着犹太人。”欧麦尔充满疑惑地对卡布说。最后，欧麦尔将他的第一间礼拜堂设在基石的南面，面向麦加，大致是阿克萨清真寺如今所在的位置。欧麦尔追随穆罕默德的意愿，来到基督教的古圣地，将其重新修复并指定为伊斯兰教圣地，以此确立穆斯林是犹太教合法继承者的地位，并让伊斯兰教凌驾于基督教之上。

欧麦尔在耶路撒冷的事迹，距伊斯兰教以多种方式确立其教义教规的时间已有一百多年，此时的伊斯兰教在诸多方面与基督教和犹太教已迥然不同。但卡布和其他犹太人的故事则形成了伊斯兰教的Israiliyyat（即穆斯林对以色列历史做的神学译注）文学传统，其中大部分都赞颂耶路撒冷的伟大。这一点说明，当时可能有不少犹太人和基督徒皈依了伊斯兰教。我们永远无法准确地了解伊斯兰教创立最初几十年的事情，但从耶路撒冷和其他地方宽容的宗教政策来看，这几个拥有圣书的民族之间一直存在令人惊讶的大量的混居和交融。[2]

穆斯林征服者最初很乐意和基督徒分享圣地。在大马士革，他们一同分享了圣约翰大教堂很多年，那里的倭马亚清真寺至今仍保留着施洗者约翰的墓地。在耶路撒冷，同样有资料表明穆斯林与基督徒共享教堂。事实上，位于城外的卡西斯玛教堂里有一个专门供穆斯林礼拜的壁龛。与欧麦尔的传奇故事相反，在圣殿山布置好以前，早期穆斯林最初似乎是在圣墓大教堂里面或旁边礼拜的。

经历拜占庭数个世纪压迫的犹太人，非常欢迎阿拉伯人的到来。据说和基督徒一样，也曾有犹太人在穆斯林的军队中充当骑兵。欧麦尔对圣殿山的兴趣激起犹太人的希望，因为信仰者的指挥官不仅邀请犹太人继续留在圣殿山，同时也允许他们和穆斯林一起在那儿礼拜。见多识广的亚美尼亚主教瑟贝奥斯（Sebos）在三十年后写道：“犹太人计划在他们的至圣之所建造所罗门圣殿，但他们所建的圣殿却没有设置基座。”瑟贝奥斯又补充说，欧麦尔的首个耶路撒冷执政官就是犹太人。欧麦尔确实邀请了太巴列犹太人的领袖加昂[3]以及七十个犹太家族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定居在圣殿山以南的地区。[4]

耶路撒冷经历波斯的劫掠后陷入穷困的境地，瘟疫肆虐，而基督教则长期居于主导地位。欧麦尔也安排阿拉伯人在此定居，尤其是见多识广的古莱什部落，该部落喜欢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并将这些地方称为“比拉德沙姆”。一些与先知最为亲近的追随者，即先知的同行者，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死后被埋葬在第一个穆斯林墓地里，等待审判日的到来。这个墓地就在金门的外面。耶路撒冷两个著名家族在耶路撒冷迈入21世纪时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他们正是这些最早的阿拉伯名人的后代。[5]

在耶路撒冷，追随欧麦尔的不仅有他的将军哈立德和阿慕尔，还有一个爱享乐但很有能力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与执鞭苦行的欧麦尔有天壤之别。年轻人名叫穆阿维叶·伊本·阿比·苏富扬（Muawiya ibn Abi Sufyan），是麦加贵族阿布·苏富扬（Abu Sufyan）的儿子。阿布·苏富扬曾带头反对穆罕默德。伍侯德战役后，穆阿维叶一世的母亲吃过先知的叔父哈姆扎的肝脏。麦加被穆斯林征服后，穆罕默德指派穆阿维叶一世为文书，并娶了穆阿维叶一世的妹妹。穆罕默德死后，欧麦尔又指派穆阿维叶一世为叙利亚总督。信仰者的指挥官欧麦尔不无嘲讽地恭维说：穆阿维叶一世是“阿拉伯世界的恺撒”。

[1]当时并未留下关于耶路撒冷陷落情况的描述，但阿拉伯史家对同一时期阿拉伯军队入侵波斯的情况进行了记载。这段文字可能来源于这段史料。

[2]犹太人和大多数基督徒也许并不质疑穆斯林最早论述信仰的著述《清真言》里所提到的“万物非主，唯有真主”，因为直到公元685年穆斯林才补充说：“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犹太人和穆斯林对耶路撒冷的命名是重叠的：穆罕默德遵循犹太—基督教的传统，称巴勒斯坦为“圣地”；犹太人称圣殿为“圣所”（Beyt ha-Miqdash），这一称呼后被穆斯林借用；穆斯林称这座城市为“神圣之地”（Bayt al-Maqdis）；犹太人称圣殿山为“圣所之山”（Har ha-Beyt）；穆斯林最初称其为“圣所清真寺”（Masjid Bayt al-Maqdis），后来也叫它“尊贵的禁地”（Haram al-Sharif）。总体而言，穆斯林对耶路撒冷有十七种称呼，而犹太人对耶路撒冷的称呼则多达七十个。但穆斯林和犹太人都同意一点：“所有这些名称都是伟大的象征。”

[3]“加昂”（Gaon）是希伯来文“Gā'on”的音译，意为庄严、卓越，为约589—1038年间对巴比伦苏拉（Sura）和蓬贝迪塔（Pumbeditha）犹太教神学院院长的尊称，后亦泛指有重大影响的犹太教神学家。——译注

[4]传统文献提到，欧麦尔和基督徒达成的盟约或协议表明，欧麦尔同意禁止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这是基督徒一厢情愿的想法或后来的杜撰，因为我们都知道，欧麦尔是很欢迎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的，他和早期的哈里发同意犹太人在圣殿山礼拜。因此，在穆斯林统治期间，犹太人没有离开过耶路撒冷。亚美尼亚人已经在耶路撒冷形成一个较大的基督教群体，他们有自己的主教（后来成为大主教）。他们同穆斯林关系亲密，并拥有自己的立法。接下来的一千五百年，基督徒和犹太人都是“齐米”（dhimmi），即拥有契约的民族，都得到统治者的宽容，但有时也变得地位低下，甚至受到恶意迫害。

[5]欧麦尔得知哈立德在家中灌满红酒的浴室里狂欢，在狂欢中，有一位诗人唱赞美将军哈立德英雄事迹的歌曲。这之后，欧麦尔让这个耶尔穆克河战役的胜利者哈立德退休了。哈立德后来死于瘟疫，然而今天的哈立德家族成员坚称他们是其后代。穆罕默德早期的支持者中有一个叫作奈茜拜的女人，她在捍卫先知的战争中失去了两个儿子和一条腿。现在，奈茜拜的兄弟欧巴岱·本·萨米特投靠了欧麦尔，欧麦尔让他担任耶路撒冷的执法官以及圣墓大教堂和圣石的看管人。他的后代，即努赛贝家族的人，一直到2010 年都是圣墓大教堂的看管者。

18 倭马亚王朝：圣殿的修复

公元660年—公元750年

穆阿维叶一世：阿拉伯世界的恺撒

穆阿维叶一世统治耶路撒冷四十年，起初是叙利亚总督。在阿拉伯帝国以惊人的速度向东西方扩张以后，穆阿维叶一世成为帝国的实际统治者。然而，在帝国取得一系列成功的同时，一场由继承问题引发的内斗几乎将伊斯兰世界摧毁，内斗导致的教派分立延续至今。

公元644年，欧麦尔死于暗杀，他的继任者奥斯曼是穆阿维叶一世的表亲。十几年后，奥斯曼因为任人唯亲受到嫉恨。在他也被暗杀以后，先知的表亲阿里娶了先知的女儿法蒂玛，因而被选定为信仰者的指挥官。穆阿维叶一世要求阿里惩治刺客，但遭到拒绝。穆阿维叶一世原本担心自己会失去在叙利亚的统治地位，但他赢得了随后的内战，阿里在伊拉克被杀，最后一位正统哈里发结束了其统治。

公元661年7月，阿拉伯帝国的贵族们聚集在耶路撒冷圣殿山，要求将穆阿维叶一世封为信仰者的指挥官，并以阿拉伯传统方式向其宣誓效忠。[1]然后这位新任指挥官拜访了圣墓大教堂和圣母墓。他并不是作为朝圣者去拜访的，而只是以此表明两种宗教的延续性以及他作为保护圣所的帝国统治者的角色。穆阿维叶一世的统治中心是大马士革，但他也崇敬耶路撒冷，他的铸币上刻着“艾丽娅·帕莱斯蒂娜”（Iliya Filastin）。他曾试图将耶路撒冷变为帝国首都，而且很可能经常住在耶路撒冷一个奢华的宫殿中，这个宫殿也许就在他所建的神殿南侧。穆阿维叶一世借鉴犹太人关于圣殿山的传说，宣称耶路撒冷是“末日审判时大家聚集和复活的圣地”，还说：“在清真寺两墙之间的这块土地，比地球上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更接近真主。”

基督教作家们称赞穆阿维叶一世的统治是公正、和平和包容的，犹太人称呼他为“以色列的爱人”。他的军队中有基督徒，他还通过迎娶阿拉伯部落酋长的女儿美臣（Maysun）来巩固自己和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部落的联盟，美臣也被允许继续信仰基督教。此外，他还从希拉克略那里接收了一批基督徒官吏，其中珊朱恩（Sanjun）受到他的器重。穆阿维叶一世在阿拉伯半岛的犹太人周围长大，据说当犹太人的代表团拜访他的时候，他首先问的是他们能否做一盘美味的“哈里斯”（haris）给他吃，这是他小时候在家乡常吃的一种菜肴。穆阿维叶一世将更多的犹太人安顿在耶路撒冷，并承诺他们可以在至圣之所的所在地祈祷。圣殿山上犹太烛台的痕迹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这也许可以证明该承诺的存在。

穆阿维叶一世或许真的是伊斯兰圣殿山的创始人。正是他在那里建造了第一座清真寺，削平了安东尼亚要塞的岩石，扩建了休憩广场，同时增加了一个开放的六边形区域，即圆顶链清真寺（Dome of the Chain）：没人知道它存在的原因，但是它处于圣殿山的最中心，也许就是为了表示这里是世界的中心。与穆阿维叶一世同时代的人记录道，穆阿维叶一世“削平摩利亚山，在那里的圣石上修建了一座清真寺”。一个名为阿尔库夫（Arculf）的高卢主教拜访耶路撒冷，见到“在圣殿曾经屹立的地方，撒拉逊人经常在一个矩形的祈祷屋内聚集，该房屋由垂直木板和巨大横梁搭建于废墟之上，据说可以容纳三千人”。这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一座清真寺，但今天的阿克萨清真寺可能就是屹立在它的旧址上。[2]

穆阿维叶一世是“希尔姆”（hilm）的化身，“希尔姆”指的是阿拉伯酋长所具有的智慧与耐心：“当我的鞭子够用的时候，我不会使用剑，正如我的舌头够用的时候，我就不会动用鞭子。即使只有一根头发连接我和我的追随者，我也不会让它断裂。他们拉紧这根头发的时候，我就松开，他们松开的时候，我就拉紧。”这几乎是对政治家的定义，穆阿维叶一世作为阿拉伯帝国的缔造者和倭马亚王朝首任君主，是拥有绝对权力却没有导致绝对腐败的杰出典范。穆阿维叶一世将他的统治领域扩展到波斯东部、中亚以及北非，同时夺取了塞浦路斯和（希腊）罗德岛，建立了新型海军，并由此打造了阿拉伯的海军力量。他每年都会发动攻击君士坦丁堡的行动，并利用一次偶然的机会从陆上和海上包围该地区长达三年。

然而，穆阿维叶一世一直保持自嘲的特质，这种能力很难为其他政客所有，更不用说征服者了。他后来变得很胖（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成为第一个倚在而不是端坐在王座上的阿拉伯君主），但还是会嘲笑肥胖的老贵族：“我喜欢大腿跟你一样粗的女奴。”

“而且屁股得跟您一样，尊敬的信仰者的指挥官。”这个老贵族回敬说。

“不错，很公平，”穆阿维叶一世笑着说，“如果你挑起事端，你就要承担后果。”他为自己惊人的性能力倍感自豪，即便如此，他还是受人嘲弄。他在后宫与一个呼罗珊（Khurasani）姑娘寻欢的时候，来了另外一个女子，他随即与这个女子作乐。这个女子离开之后，他又转向呼罗珊姑娘，为自己雄狮一般的表现而骄傲：“你们波斯语是怎么说‘狮子’的？”他问她。

“Kaftar。”她回答道。

“我就是一头kaftar。”信仰者的指挥官向侍臣炫耀道，直到有人问他是否知道什么叫“kaftar”。

“不是狮子吗？”

“不，是瘸腿的土狼。”

“很好，”穆阿维叶一世暗自笑道，“看来呼罗珊姑娘早就知道该如何反咬一口。”

穆阿维叶一世在八十多岁的时候去世。他的继承人耶齐德（Yazid）是个浪荡子，总是带着一只宠物猴。耶齐德在圣殿山上被拥戴为指挥官，但很快就面临阿拉伯半岛和伊拉克的反叛，这些叛乱宣告了伊斯兰史上第二场内战的开始。耶齐德的敌人嘲讽他为“酗酒的耶齐德、淫荡的耶齐德、豺狗耶齐德、猴子耶齐德、醉君耶齐德”。

穆罕默德的外孙侯赛因为了替父亲阿里报仇而发动叛乱，但最终在伊拉克的卡尔巴拉被砍头。侯赛因的殉教导致伊斯兰教历史上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大分裂，逊尼派为多数派，什叶派又叫阿里派。[3]公元683年，耶齐德早逝，叙利亚军队便拥立与耶齐德同族的、精明的年长者马尔万（Marwan）继任信仰者的指挥官。公元685年4月，马尔万去世后，他的儿子阿卜杜拉·马利克被拥立为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的信仰者的指挥官。但马利克的帝国已经很脆弱：麦加、伊拉克和波斯都被叛军控制。然而，正是阿卜杜拉·马利克使伊斯兰治下的耶路撒冷成为帝国王冠上的宝石。

[1]效忠的方式是行bayah礼，这是一种握手礼，表示服从。“Bayah”这个词来源于“baa”——“出售”。

[2]现代清真寺包括“米哈拉布”（mihrab，即面向麦加的祈祷壁龛）与“敏拜尔”（minbar，即布道坛）。穆阿维叶一世的祈祷大厅有米哈拉布，但很可能没有敏拜尔，因为早期伊斯兰很注重人人平等，不会设置布道坛。然而，根据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的说法，穆阿维叶一世的统治改变了这一点。他的埃及总督阿慕尔将军，将敏拜尔引进埃及的清真寺，穆阿维叶一世也开始在周五的布道中使用敏拜尔，并用木栅栏将周围圈起，以防备刺杀。

[3]伊朗仍然保持着什叶派的神权政体。什叶派在伊拉克是多数派，在黎巴嫩则是少数派。侯赛因的兄弟哈桑·本·阿里似乎闭门不出，但他很可能还是遭到了谋杀。侯赛因的直系后代包括今天摩洛哥的阿拉维王室以及约旦的哈希姆王室。什叶派的十二伊玛目、法蒂玛王朝、阿迦汗以及住在耶路撒冷的侯赛尼家族都可追溯到侯赛因。这些后代成为贵族，被称为“阿什拉夫”（Ashraf，单数是“Sherif”，通常又被称为“Sayyid”——赛义德）。

阿卜杜拉·马利克：岩石圆顶清真寺

阿卜杜拉·马利克无法容忍愚妄之人。谄媚之人恭维他的时候，他会打断他说：“不要来奉承我，我比你更了解我自己。”从所能见到的稀少的刻有他肖像的硬币来看，他表情比较严肃，瘦削，有个鹰钩鼻，头发卷曲且齐肩长，穿着长长的锦缎长袍，皮带上配有一把剑。但评论家称他有一双大眼睛，两只眉毛连在一起，鼻子突出，兔唇。另外一个关注皇室的作家则注意到马利克的情欲特征：“他想找婢女寻欢，就找柏柏尔人；要生孩子，就找波斯人；需要内仆，则找拜占庭人。”阿卜杜拉·马利克在一所条件艰苦的学校长大，十六时就指挥军队对抗拜占庭人，并目睹其表亲、信仰者的指挥官奥斯曼被杀。他长大后成为一个享受神圣君权却不畏惧鲜血玷污双手的国王，再度征服伊拉克和伊朗。阿卜杜拉·马利克抓到叛军领袖后，在大马士革的围观群众面前公开折磨他，给他的脖子套上银质颈圈，让他像狗一样打转，然后“骑在他的胸上，用刀将他刺杀，并把头颅抛向支持者”。

此时的麦加城并不在阿卜杜拉·马利克的统治之下，但他拥有耶路撒冷，并像穆阿维叶一世那样崇敬耶路撒冷。他设想自己能从第二次内战中创造出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帝国，该帝国将以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为心脏。为此，他计划在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之间修建一条公路。[1]穆阿维叶一世曾计划将帝国建立在圣石之上，如今，阿卜杜拉·马利克则准备利用埃及七年的税收建造岩石圆顶清真寺。

这个计划非常简单：建一个直径约为20米的圆顶，圆顶由一根鼓状柱支撑，重量全部压在八角形的墙面上。圆顶的美妙、力量和简约足以与它的神秘相媲美。我们难以准确了解阿卜杜拉·马利克为什么要建造岩石圆顶清真寺——他从来没解释过。它实际上并不是一座清真寺，而是一座圣殿。它的八边形设计与基督教的殉道堂相似，而它的穹顶确实有圣墓大教堂和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影子，它的圆形走道则是为绕行祈祷设计的，这使人想起麦加的克尔白。

这块圣石（the Rock）正是亚当的伊甸园、亚伯拉罕的圣坛的所在地，大卫和所罗门也曾计划在此建造神殿，穆罕默德在夜行时亦拜访过此地。为了获得伊斯兰教安拉的真正启示，阿卜杜拉·马利克重建了犹太圣殿。

这座建筑没有中轴线，却被三重建筑包围，自外向内的第一层是外墙，紧接着是八边形的拱廊，而正对穹顶下方的，则是沐浴在阳光下、环绕圣石而建的拱廊——彰显该地就是世界的中心。穹顶本身就是天堂，是人类建筑与上帝的连接。金光灿灿的穹顶、奢华的装饰以及耀眼的白色大理石都表明：这里是新的伊甸园，当阿卜杜拉·马利克和他的倭马亚王朝在最后的日子里要把王国献给上帝时，这里就是接受最终审判的地方。那些财富的象征——珠宝、树木、水果、花朵和王冠——甚至让非穆斯林觉得这是一座令人愉悦的建筑。它的形象结合了伊甸园的视觉之美与大卫、所罗门的威严。

岩石圆顶清真寺传达出的信息也因此具有帝国性：马利克尚未从对手手中夺回麦加城，因此需要向伊斯兰世界宣称他的王朝是宏伟而永恒的。另一种可能是，马利克如果最终未能收回克尔白，也许会使耶路撒冷成为新的麦加城。

金顶突出他作为伊斯兰帝王的荣耀，但它有一个更广泛的用处：就像位于君士坦丁堡、属于东罗马帝国皇帝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超越所罗门圣殿一样，阿卜杜拉·马利克超越了东罗马帝国皇帝，也超越了君士坦丁大帝，这是对基督徒声称这里将是新以色列的反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建筑上的马赛克可能是由拜占庭工匠制作的，他们是查士丁尼二世在两大帝国少有的和平期借给马利克的。

岩石圆顶清真寺于公元691年到692年竣工，耶路撒冷自此再也不是之前的耶路撒冷了，阿卜杜拉·马利克以令人惊奇的眼界创造了伊斯兰教耶路撒冷的天际线，选择的地点是曾被统治者拜占庭人蔑视的山头。事实上，岩石圆顶清真寺主导着耶路撒冷，使圣墓大教堂黯然失色，而这正是阿卜杜拉·马利克的目的，这一点为后来的耶路撒冷人，如作家穆卡达西（al-Muqaddasi）等深信不疑。阿卜杜拉·马利克确实成功了，从那以后直到21世纪，穆斯林都会嘲笑圣墓大教堂——阿拉伯语称之为“Kayamah”，又叫“Kumamah”，意思是“粪堆”。基督徒与犹太人对圣地的索求既具竞争性又相互关联，而圆顶清真寺的落成使伊斯兰教加入这场竞争并取得胜利。阿卜杜拉·马利克以伊斯兰教的创新优势来对抗这两个竞争者。环绕这座建筑，他放置了约244米长的铭文，铭文直接抨击耶稣的神圣性，这暗示两大一神教信仰的紧密联系：它们之间除了三位一体外有很多共同点。这些铭文非常迷人，使我们得以首次窥见《古兰经》的经文，而这部经书最终是由阿卜杜拉·马利克整理成册的。

对于阿拉伯帝国来说，犹太人越来越不重要，但他们在神学上的作用却越来越突出。二十个犹太人和十个基督徒出资雇用了三百个奴仆来维护岩石圆顶清真寺。犹太人满怀希望地看着圆顶：这真是他们的新圣殿吗？他们仍然可以在那里祈祷，但倭马亚王朝创造的是一个伊斯兰视角下的圣殿，这个圣殿里的仪式主要有净化、受膏以及围绕圣石行走。[2]

岩石圆顶清真寺的力量远不止这些，它是建筑艺术领域最恒久的杰作之一，无论处在耶路撒冷的任何一个角落，你都会被它的光彩吸引。它的光芒令它看起来宛如从空中升起的一座神秘宫殿，又好似一座静谧的休憩场所，并瞬间幻化成一座巨大的露天清真寺，使周围所有的空间都变得神圣。圣殿山顷刻之间就变为——并继续保持为——一个休憩和放松的地方。事实上，岩石圆顶清真寺创造了一个尘世间的天堂，它将世间的安宁、美好和来世的神圣结合起来，这正是它的精髓所在。早年，伊本·阿萨克尔（Ibn Asakir）就写道，“在岩石圆顶清真寺投下的阴影中吃香蕉”是人世间至高的享受。作为神圣帝国大型建筑中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岩石圆顶清真寺与所罗门圣殿、希律圣殿齐名。进入21世纪，它成为最世俗的旅游象征，既是伊斯兰复兴的圣祠，也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图腾，至今仍是“耶路撒冷”的代名词。

岩石圆顶清真寺建成后不久，阿卜杜拉·马利克的军队就收复了麦加，并以扩张真主的王国为名，继续与拜占庭展开“圣战”。他将庞大的帝国扩张为西跨北非、东达信德（Sind，位于今巴基斯坦）的广袤区域。在其疆域内，阿卜杜拉·马利克需要将伊斯兰世界整合为仅强调穆罕默德的单一穆斯林宗教，为此，他必须强调，并且在各处刻上清真言：“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先知穆罕默德的语录——圣训（hadith）——被集结成册，而阿卜杜拉·马利克所编纂的完整的《古兰经》成为伊斯兰教不可动摇的合法性和神圣性的来源。穆斯林的礼拜仪式变得更加严格，雕刻偶像的行为被禁止——阿卜杜拉·马利克让铸币厂停止铸造有自己肖像的硬币。他称自己为真主的使者，从那以后，伊斯兰的统治者就被称为“哈里发”了。穆罕默德最早传记的官方版本和穆斯林的征服运动都将基督徒和犹太人排除在伊斯兰教之外。帝国的行政机构也已经阿拉伯化，像君士坦丁大帝一样，马利克集约西亚和圣保罗于一身，他相信在世界性的大帝国中只有一个君主、一个上帝，正是他使穆罕默德的信徒发展出如今的伊斯兰教。

[1]1902年，阿卜杜拉·马利克的一个里程碑在耶路撒冷东边被发现，上面刻有铭文，该铭文记述了哈里发如何看待其权力与安拉的关系：“除安拉之外别无他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阿卜杜拉·马利克是信仰者的指挥官和上帝的仆人，他下令修缮这条道路，并建造这座里程碑。从耶路撒冷到此地约一万米……”

[2]“信仰圣书的民族啊，不要跨越你们宗教的界限，除了真理，不要谈论任何与真主有关的事情。”圆顶清真寺的铭文上这样写道，“马利亚的儿子救世主耶稣确实只是真主的一个信使，他在所有信使中是如此地信仰真主，从不说‘三’这个数字……上帝不可能得子。”这段话似乎不是针对基督教全体，而更像是在攻击三位一体论。至于犹太人，两周一次的礼拜使他们与犹太教圣殿的关系更加牢固：“每周二和周四，他们会预订藏红花，并准备麝香、龙涎香、檀香和玫瑰水。这些仆役（通常是犹太人和基督徒）进食，随后进入浴池净身。净身后的他们径直走向衣柜，而后身着红、蓝色衣裳，穿戴着头巾和腰带，走向圣石，涂抹圣油。”正如学者安德烈亚斯·卡普罗尼所写的，这是“穆斯林礼拜仪式，穆斯林认为圣殿的礼拜仪式就应该这样。简而言之一，这就是前圣殿的重建，《古兰经》是新的《托拉》，而穆斯林是真正的以色列人”。

瓦利德一世：天启与奢侈

岩石圆顶清真寺是耶路撒冷的一个圣地，但它并不是帝国的清真寺，所以，阿卜杜拉·马利克和继任者、他的儿子瓦利德一世随后建造了一座新的清真寺——阿克萨清真寺，它位于圣殿山的南部边缘地带，成为在周五做礼拜的普通信众的清真寺。和过去希律家族的统治者一样，哈里发们也将圣殿山视为耶路撒冷的中心。自公元70年以来，一座横跨峡谷、专供朝觐者从西边绕过威尔逊拱门（Wilson's Arch，即今天的链门）进入圣殿山的新大桥落成。为了方便从南边过来的朝觐者，一扇圆顶式的双重门也建造起来，这扇门在造型和外观上均与金门相协调。[1]

这一时期的耶路撒冷是一座生气勃勃的城市。很多年里，哈里发们将圣殿山变成伊斯兰教的圣地，耶路撒冷则成为倭马亚帝国的一座城市，而这再一次点燃了对圣地和传说进行绵延不绝争夺的导火索，而这些争夺至今仍塑造着耶路撒冷。基督教徒改编过犹太民族的很多神话，并逐渐将它们附加于自己的中心圣地——圣墓大教堂。然而，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的崛起使得所有古老的神话再度复兴：圣石上的足印曾被当作基督的神迹展示给前来朝圣的基督徒，此时它成了穆罕默德的足印。倭马亚王朝用新的穹顶覆盖了整座圣殿山，以使其完全与从亚当、亚伯拉罕经由大卫和所罗门再到耶稣的《圣经》传说相联系。他们的设想是，当最后审判的场景在圣殿山发生时，克尔白也将来到耶路撒冷。[2]不仅仅是圣殿山，穆斯林开始崇拜所有与大卫有联系的东西，他们将希律城堡（基督徒称之为“大卫塔”）视作大卫的“米哈拉布”（祈祷壁龛）——他们并不是最后一批将希律王的伟大和大卫的功绩混为一谈的人。倭马亚王朝不仅是为真主而建，也为自己而建。

哈里发们都喜好逸乐，且都富有文化素养，这是阿拉伯帝国的极盛时期——就连西班牙也成了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虽然大马士革是哈里发们的首都，但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耶路撒冷度过。就在圣殿山的南边，瓦利德一世和他的儿子建造了一系列复杂的宫殿，这些宫殿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被发掘出来之前一直不为人所知：宫殿有三四层楼高，围绕着凉爽的庭院，甚至有一条专供哈里发通过屋顶桥梁进入阿克萨清真寺的皇家通道。残存的宫殿遗址只能显示宫殿的规模，但已足以反映当年哈里发的生活有多么奢华。

最为奢华的沙漠宫殿（或曰“卡斯尔”）位于阿姆拉（Amra，今约旦）。在那里，哈里发在私人庭院中休闲放松，浴室的地板是用马赛克装饰的，有很多描绘狩猎场景的艺术画，也有一些全裸或半裸的女人画像，还有运动员、丘比特、森林之神和弹琴的熊的画像。瓦利德一世的画像也出现在六王彩绘壁画上，画面上描绘着倭马亚王朝的君主们打败了君士坦丁堡皇帝和其他皇帝。这些斑驳的、希腊化的绘画明显不是伊斯兰风格，然而，也许就和希律王时代一样，哈里发在公开场合的生活可能与画像所描绘的很不同。瓦利德一世终结了与基督教徒共享大马士革的约定，在那里创建了一个辉煌的倭马亚清真寺，政府的官方语言也由希腊语变为阿拉伯语。然而，耶路撒冷仍然是基督教徒的天下。穆斯林和基督徒自由地聚集：他们都会在9月庆祝圣墓大教堂的献堂盛宴，吸引“很多人来到耶路撒冷”，街道上满是“骆驼、马、驴和牛”。朝圣的基督徒——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现在已经超过希腊人——很少关注穆斯林圣地，而犹太人也几乎从不提起基督徒。从此以后，来访的人多是心胸狭窄和不严谨的朝圣者，他们只解读自己所信仰的宗教。

公元715年，瓦利德一世的弟弟苏莱曼在民众的欢呼声中于圣殿山即位。“庆祝新哈里发登基的规模从未如此壮观。苏莱曼坐在装饰平台的一个圆顶下，注视着台下的民众”，座位旁边铺着地毯、挂着帷帐，他周围堆放着准备给士兵的财宝。苏莱曼发动了最后一场针对君士坦丁堡的大规模战争（差一点就攻克了它），“构想着定居耶路撒冷，并使其成为都城，为其带来巨大财富，促进人口显著增长”。他把拉姆拉（Ramla）城定为行政中心，但没能等到移居耶路撒冷就去世了。

很多来自伊朗和伊拉克的犹太人定居在耶路撒冷，他们聚居在圣殿山的南边，拥有（并一直拥有）在圣殿山祈祷的特权。然而，大约到公元720年，犹太人已经在那里自由祈祷了近一个世纪后，新任哈里发欧麦尔二世，衰微王朝中极端伊斯兰正统派的顽固苦行者，下令禁止犹太人做礼拜。这项禁令贯穿伊斯兰教统治的余下时间。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只能绕着圣殿山的四面墙祈祷，同时在秘密的犹太教会堂“哈米拉”（ha-Meara）礼拜，这种秘密会堂又被称作“洞穴”，位于沃伦门（Warren's Gate）附近，差不多就在圣殿山下方靠近至圣之所处。

当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们正在享受希腊化宫殿与歌舞升平的气氛时，帝国的发展达到了极限。西班牙的伊斯兰势力已经渗透到法国，但在公元732年，曾是墨洛温王宫大臣的法兰克贵族查理，在图尔击败一支穆斯林突击队。人们欢呼万岁，将查理视为马加比，他就是查理·马特——“铁锤查理”。

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写道：“王朝就像人那样，有着一定的寿命”，现在，正在衰落的、幅员辽阔的倭马亚王朝已经走到自己的终点。在约旦东部的一个村庄里住着阿拔斯的后代，阿拔斯是先知的叔父，在很长时间里秘密反对倭马亚王朝统治时的享乐主义，他认为该王朝和穆罕默德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为倭马亚王朝感到痛惜，”他们的领袖阿布·阿拔斯说道，“他们更钟情于短暂而不是永恒；犯罪让他们着迷；他们拥有真主不允许拥有的那些女人。”对倭马亚王朝的不满情绪蔓延得很快，即使在王室的核心地区叙利亚，各个部落也开始叛乱，甚至在耶路撒冷也出现了反抗。倭马亚王朝的最后一任哈里发不得不出师耶路撒冷，摧毁其城墙。一场地震降临耶路撒冷，毁坏了阿克萨清真寺和宫殿，仿佛上帝对倭马亚帝国发怒了。基督徒和犹太人认为这就是天启，穆斯林也这样想。然而倭马亚帝国真正的威胁已自远方而来。

公元748年，在呼罗珊，即今天的伊朗东部和阿富汗，极具号召力的神秘主义者阿布·穆斯林提出更为严格的伊斯兰教义，而且认为应该遵从穆罕默德后代的领导。那些身在边陲地带的新穆斯林加入他的苦行队伍，他们通身穿着黑色服装，举着黑色旗帜游行，高呼伊玛目[3]——马赫迪的先驱——将要拯救伊斯兰世界。阿布·穆斯林率领自己的胜利军团一路西进，但他无法决定拥立阿里家族还是阿拔斯家族——此外，还有很多倭马亚王子。但正是阿布·阿拔斯击败了倭马亚王朝的最后统治者，用这种方式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他的绰号“刽子手”也由此而来。

[1]在耶路撒冷有个传统，建筑用材都是从各个地方运过来的。阿克萨清真寺的木柱就来自一座基督教建筑的基座，那上面至今仍用希腊语标示着一位6世纪大主教的名字（现存于洛克菲勒和哈拉姆博物馆）。通向南边的双重门和三重门，与东边的金门相辉映，耶路撒冷这些最美丽的门所用的石料都来自更早的希律和罗马时期的建筑，这些门现在都是关闭的。那儿的墙上有一些致皇帝安东尼·庇护的乱七八糟的铭文，这些铭文取自皇帝在圣殿山上的骑马雕像。

[2]“每一个有气息的，都要尝死的滋味，然后，你们将被召归于我。”《古兰经》如是说。穆斯林创造了一个围绕耶路撒冷的天启路线。邪恶的力量将会在金门被毁灭。当约柜呈现在“马赫迪”（选民）眼前时，“马赫迪”就会死亡。犹太人一看见约柜就会改宗为伊斯兰教徒。麦加的克尔白同那些去麦加朝圣的人一起来到耶路撒冷。天堂降临到圣殿山，而地狱则在欣嫩子谷。民众会聚集在金门外面的平原，毁灭天使伊斯拉非来（岩石圆顶清真寺的一扇门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吹响他的号角：死者（尤其那些埋葬得靠近金门的人）会复活并通过金门——末日的入口（两个小拱形门：怜悯门和追悔门）——来到悬挂着正义天平的圆顶链清真寺接受审判。

[3]伊玛目就是一座清真寺或一个群体的领导，但在什叶派眼里，伊玛目则是精神领袖，由真主遴选，得到永不犯错的祝福。伊朗十二伊玛目派相信第一个伊玛目是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和他女儿法蒂玛的后代，而第十二个伊玛目则是“神秘的”——被上帝隐遁，将会在最后审判日以救世主“马赫迪”的身份回归。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就是由阿亚图拉·霍梅尼在这种千禧年期望下创建的——在伊玛目回归前，世界由神职人员统治。

19 阿拔斯王朝：遥远的主人们

公元750年—公元969年

萨法赫哈里发：刽子手

阿布·阿拔斯宣称自己是哈里发，并邀请倭马亚王室成员出席一个宴会，他准备在宴会上宣布自己的求和意图。但在宴会中，侍者们取出棍棒和刀剑，将整个王室家族屠杀，并将他们的尸体扔进炖羊肉的锅中。萨法赫哈里发阿布·阿拔斯不久也死去了，他的兄弟，胜利者曼苏尔系统地策划了对阿里家族的屠戮，紧接着又对有权有势的阿布·穆斯林进行了清算。香料商贾姆拉曾提到曼苏尔拥有一间秘密储藏室，这间储藏室只有在曼苏尔死后才能打开。曼苏尔的儿子后来发现一个堆满尸体的拱顶屋，每具尸体上都贴有信息详细的标签，这些尸体被保存在炙热而干燥的空气中，他们都是阿里的家人，从婴儿到老人都是被曼苏尔杀害的。

曼苏尔是延续数世纪的阿拔斯王朝真正的国父，他长得很结实，经历风吹日晒的皮肤呈棕色，头发像干枯的藏红花。但他的权力基础在东方，他将首都迁到崭新的“团城”——巴格达。

曼苏尔执掌权力后不久便拜访了耶路撒冷。他在那儿重建了遭到破坏的阿克萨清真寺，但为了偿付工程款，他下令把阿卜杜拉·马利克所建的岩石圆顶清真寺的金门、银门熔化。曼苏尔的继任者再也没有劳神费力地去拜访耶路撒冷。当这座城市在伊斯兰世界一步步萎缩时，[1]一位西方皇帝在耶路撒冷恢复了基督教的魅力。

[1]耶路撒冷的地位随着麦加地位的上升而下降，而它过去的地位曾接近麦加和麦地那，是朝觐的地点之一——“你只应前往麦加、麦地那和阿克萨这三座清真寺。”《圣训》这样说。但在阿拔斯王朝统治下，耶路撒冷已经衰微为一个只有虔诚者才去拜访的地方。

皇帝与哈里发：查理曼和哈伦·拉希德

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即著名的查理曼，统治着当今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并被罗马教皇加冕为罗马帝国皇帝。这个加冕仪式标志着教皇树立了新的威信，西方拉丁基督教开始变为天主教，逐渐不同于说希腊语的君士坦丁堡正教。查理曼是一个缺乏仁慈心而又好斗的帝王，他为自己前所未有的权力扫清了障碍，他也很喜欢历史，虔诚而又有野心。查理曼不仅将自己视为君士坦丁大帝和查士丁尼一世的继承人，以完成他们打造世界性神圣罗马帝国的遗愿为己任，还将自己视为现代的大卫王，而所有这些期望都指向圣城。因此，据说在圣诞节当天早些时候，耶路撒冷大主教派代表将圣墓大教堂的钥匙当作礼物送给查理曼。在同一天得到罗马和耶路撒冷，这可是一项非凡的功勋。

这一举动并不表示交出耶路撒冷，因为大主教早已祝福耶路撒冷的统治者、哈里发哈伦·拉希德，阿拔斯帝国的统治者。《一千零一夜》中说道，在哈伦·拉希德统治期间，阿拔斯帝国处于兴盛期，查理曼和哈里发相互交换使臣三年：拉希德可能急于拉拢法兰克人与他一起对抗君士坦丁堡的敌人，而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也需要查理曼的帮助。

哈伦·拉希德送给查理曼一头大象和一个星盘水钟，这个非常复杂的装置显示了伊斯兰人高超的技艺，同时提醒了一些身为机械师的基督徒。两大帝国之间没有签订正式的条约，但耶路撒冷基督徒的财产同时在两大帝国登记在册，并受到保护。同时，查理曼还为整座城中所有基督徒支付了八百五十第纳尔人头税。作为回报，拉希德允许查理曼在圣墓大教堂周围打造一个基督教区、一座修道院、一个图书馆和一家朝圣者旅馆，并配备一百五十名修士和十七名修女。“基督徒和异教徒，”一位朝圣者注意到，“他们之间拥有和平的关系。”双方的慷慨演绎了这样一则故事：查理曼曾秘密拜访耶路撒冷，以使自己成为希拉克略的继承人，这个故事逐渐演变成关于末代皇帝的神秘传说——相传，这个皇帝的驾临预示着末日的来临。尤其是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大家普遍相信这一传闻。但事实上，查理曼从来都没有去过耶路撒冷。

拉希德死后，诸子争位，最后马蒙（Maamun）获胜。新任哈里发马蒙热爱科学，建立了著名的文学和科学研究院“智慧之屋”（House of Wisdom），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并命令一些贤人计算地球的周长。[1]公元831年，马蒙到达叙利亚，为进攻君士坦丁堡做准备。他访问了耶路撒冷，在圣殿山修造了一座新的大门。为了强调阿拔斯王朝的优越性，马蒙擦除了岩石圆顶清真寺里阿卜杜拉·马利克的名字，以自己的名字取而代之。不仅如此，他还偷走了穹顶上的黄金，使得穹顶在之后的一千多年里一直呈现为铅灰色。直到20世纪60年代，穹顶才重新恢复为金色，但阿卜杜拉·马利克的名字再也没有出现在岩石圆顶清真寺里，马蒙的名字则保留至今。

上述手段并没有改变阿拔斯王朝衰落的命运。仅仅两年之后，就有一位农民起义领袖在耶路撒冷受到三大宗教的欢迎。公元841年，起义者洗劫了耶路撒冷，大部分居民逃走。多亏了一位大主教贿赂了洗劫者，圣墓大教堂才幸免于难。但阿拉伯哈里发丧失了对耶路撒冷的控制权。公元877年，艾哈迈德·伊本·图伦（Ahmed ibn Tulun），一个突厥奴隶的儿子，在哈里发名义上的庇护下成为埃及统治者，并再度攻下耶路撒冷。

[1]阿拔斯王朝统治者，尤其是马蒙，定期从拜占庭获得希腊经典著作的副本，并且保护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盖伦、欧几里德和亚历山大里亚的托勒密的后代。阿拉伯人发明了一套全新的科学词汇，后来的一些英语词汇都是从阿拉伯语借用来的，例如酒精、蒸馏器、炼金术、代数、年历。纳迪姆著名的《索引书》显示阿拉伯人创作了六千种新书。纸代替了原来的羊皮卷，因阿拔斯王朝在与中国交战时获知了造纸术的秘密。

卡富尔：有香味的太监

在伊斯兰世界，突厥人逐渐取代阿拉伯人，成为掌权者。马蒙的继承人穆斯塔西姆（Mustasim）招募奴隶，组成古拉姆重骑兵，他们大多是来自中亚的刚刚改信伊斯兰教的突厥弓箭手。这些有着亚洲人外貌的勇士起初担任执政官的守卫，之后成为哈里发的扈从。

伊本·图伦的儿子和继承人被他的太监刺杀，突厥强人穆罕默德·伊本·图吉（Muhammad ibn Tughj）——人称“中亚王子伊赫希德”——成了埃及和耶路撒冷的统治者。政治的不稳定加剧了宗教竞争。公元935年，圣墓大教堂的一栋附属建筑被强行改建为清真寺。三年之后，穆斯林攻打正在过圣枝主日的基督徒，洗劫并毁坏了教堂。犹太人则分为两派，一派是传统的拉比派（Rabbanites），由被称为加昂的学者法官（Scholar-judge）领导，他们崇尚《塔木德》，即口传律法；另一派是卡拉派（Karaites），他们反对《托拉》以外的任何律法（这个派系名称的意思是“阅读者”），并且相信能够重返锡安。[1]突厥统治者支持卡拉派。更为复杂的是，一个信奉犹太教的可萨人[2]群体拥有自己的会堂，并且居住在犹太区。伊赫希德于公元946年去世，被葬在耶路撒冷，享年64岁。他的权力落入一个黑人，即“有香味的太监”手中，这一绰号来自这个黑人对香水和化妆品的追求。

卡富尔是伊赫希德买来的埃塞俄比亚奴隶，后来统治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达二十多年。由于长得畸形、肥胖，且全身恶臭，他必须将白樟脑油和黑麝香喷洒在身体上，他的主人因此给他取了“有香味的太监”这个名字。卡富尔的地位上升始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人向伊赫希德进贡了一些异国动物，其他仆人都冲上前去围观，只有这个非洲男孩一动不动地守在主人身旁，等待主人的命令。伊赫希德先是任命卡富尔为他儿子们的老师，之后又任命卡富尔担任军队指挥官，率军攻克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最后，卡富尔成了有着“主人”头衔的摄政王。他取得权力之后表现出穆斯林的虔诚，重建圣殿山城墙，并资助艺术发展。与此同时，在北方，拜占庭由于一位杰出的皇帝即位而得以复兴。拜占庭军队南下突袭叙利亚，直接威胁耶路撒冷，由此引发了该城的基督徒骚乱。公元966年，卡富尔的地方长官勒索基督徒，约翰大主教被勒索巨额税金，因此向卡富尔申诉。当约翰大主教因与君士坦丁堡联系而被捕后，这个地方长官在当地犹太人的支持下（他们痛恨拜占庭人）进攻了圣墓大教堂，并把约翰大主教烧死在火刑柱上。

在开罗，“有香味的太监”生病了。在伊赫希德的最后一代继承人去世后，卡富尔成为国王。这是第一个出身为奴隶并且还是太监的穆斯林国王。他任命了一个犹太大臣，该大臣策划了一场伊斯兰革命，并且开创了一个耶路撒冷新帝国。

[1]世界犹太社团被两个世袭加昂领导，一个来自耶路撒冷经学院，另一个来自巴格达的巴比伦经学院。卡拉派教徒遍布整个犹太世界，建立了从克里米亚到立陶宛的犹太社团，这些社团一直存在，直到纳粹屠杀消灭了这些社团的大部分犹太人。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过程中曾出现一个反常现象：在克里米亚，一些卡拉派犹太人是突厥血统而非闪米特血统，因此，纳粹下令保护这支犹太教派。

[2]可萨人（Khazars）是信奉萨满教的突厥游牧部落，统治范围从黑海到中亚。他们建立的可萨汗国是现代以色列国成立前的最后一个犹太国家。公元805年，他们的国王改宗犹太教，并改取了玛拿西、亚伦之类的名字。耶路撒冷作家穆卡达西穿过可萨地区时，观察到“那里有大量羊群、蜂蜜和犹太人”。960年，这个犹太王国衰落。然而一些作家，从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到最近的施罗默·桑德（Shlomo Sand），都认为许多欧洲犹太人是这些突厥部落的后裔。这一说法如果是正确的，将会颠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但现代基因技术推翻了这一说法：两项最新研究成果显示，现代犹太人，包括塞法尔迪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约有70%来自三千年前的中东，另外约30%属于欧洲血统。

20 法蒂玛王朝：宽容与疯狂

公元969年—公元1099年

伊本·凯利斯：犹太维尔齐与法蒂玛征服

巴格达犹太商人的儿子，雅各布·本·优素福（Yaqub ben Yusuf），又名伊本·凯利斯（Ibn Killis），有着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从叙利亚破产的江湖骗子，摇身一变成为埃及卡富尔的财政顾问。卡富尔曾说：“伊本·凯利斯如果是穆斯林，将会是维齐尔（vizier，宰相）的合适人选。”伊本·凯利斯心领神会，改信伊斯兰教，但卡富尔死了，葬在耶路撒冷，[1]伊本·凯利斯被打入监狱。伊本·凯利斯通过行贿出狱，之后秘密地前往西部由法蒂玛王朝统治的什叶派王国（今突尼斯）。在这里，灵活多变的伊本·凯利斯又改信什叶派，并建议法蒂玛哈里发穆伊兹（Muizz）趁机夺取埃及。公元969年6月，穆伊兹的将军乔哈尔·绥基利（Jawhar al-siqilli）攻占埃及，然后继续北上，征服了耶路撒冷。

[1]后来的耶路撒冷统治者也葬在那里，他们和犹太人一样，相信葬在耶路撒冷意味着能够在审判日率先复活，并且越接近圣殿山越能尽快复活。伊赫希德的墓地还未被发现，但人们相信它就在圣殿山的北边。一位巴勒斯坦历史学家告诉笔者，三大宗教出于政治原因如何频繁地篡改耶路撒冷的历史，只是为了获得属于自己的神圣动力。谈到以色列当局在圣殿山北部大兴土木时，这位历史学家建议，只需立一个牌子，指出这是伊赫希德的墓地遗址，新的建筑活动就会被取消，因为伊赫希德的墓地是公认的圣地。

帕尔蒂尔与法蒂玛王朝：犹太医生王子和活着的伊玛目

以救世主自居的法蒂玛王朝是耶路撒冷的新统治者，与其他伊斯兰王朝不同，法蒂玛国王不仅称自己为哈里发，还称自己为“圣王”，即活着的伊玛目，地位介于神和人之间。造访法蒂玛宫廷的人会接连经过一个比一个奢华的庭院，来到一个黄金打造的王座前，在这里俯伏敬拜。此时，幕帘拉起，身着金色长袍的伊玛目出现在众人面前。他们的教派是隐秘的，他们的信仰是神秘主义，强调救赎且秘不外传。他们的崛起是不可思议的、悄无声息的，充满冒险经历。公元899年，叙利亚富商奥贝德·阿拉（Ubayd Allah）宣称自己是活着的伊玛目，是阿里和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的直系后代，传自伊玛目伊斯玛仪（Ismail），所以这些后人又被称为伊斯玛仪什叶派。他的秘密传教者，即所谓的达瓦（dawa），向东传教，征服了也门，并使突尼斯的一些柏柏尔人部落改信宗教。但阿拔斯王朝想要杀他，所以他消失了。数年后，他或一个冒充他的人以“马赫迪”的身份重新出现在突尼斯，建立了自己的哈里发王朝，该王朝怀着建立一个新帝国、推翻非法的巴格达阿拔斯王朝以拯救世界的神圣使命。公元973年，哈里发穆伊兹，包括北非、西西里、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在内的狭长地带的统治者，将都城迁到穆伊兹征服之地（al-Qahira al-Muizziyya），即今天的开罗。

穆伊兹的继承人阿齐兹（Aziz）任命他的顾问伊本·凯利斯为大维齐尔，凯利斯直到二十年后去世前一直在这一职位上统治着帝国。凯利斯除了拥有巨额财富之外，还拥有八千个女奴。他是一个同犹太人和基督徒牧师辩论宗教问题的学者，他的个人经历体现了身为宗派主义者的法蒂玛王朝对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宽容。这种宽容，身在耶路撒冷的人们很快就能感受到。

贫穷而绝望的耶路撒冷犹太人处在分裂之中，而他们的埃及兄弟的生活在法蒂玛王朝的统治下一派繁荣。埃及犹太人逐渐成为在开罗的哈里发的医生，他们不仅仅是宫廷御医，还是有学问的商人。他们成为颇具影响力的廷臣，通常被任命为法蒂玛帝国犹太人的领袖，这个职位又称为“纳吉德”（nagid），意思是“王子”。一位叫帕尔蒂尔的出身神秘的犹太人可能是第一个兼医生、廷臣和纳吉德数职于一身的犹太人。帕尔蒂尔作为征服耶路撒冷的法蒂玛大将乔哈尔的门徒，在乔哈尔征服耶路撒冷后立即出面帮助圣城里的犹太人。

多年以来，阿拔斯王朝的忽视和突厥统治者资助的时断时续导致耶路撒冷城区缩小，治安混乱。开罗和巴格达哈里发之间不间断的战争使得香客们不敢前来朝圣。有时，来袭的贝都因人会占领城市一段时间。公元974年，干劲十足的拜占庭皇帝约翰·齐米斯西斯（John Tzimiskes）攻占大马士革，并疾驰到加利利，发誓“要把我们基督的圣墓从穆斯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离耶路撒冷很近，而耶路撒冷也在等待着，但是他从未来过。

法蒂玛统治者鼓励他们的伊斯玛仪派和什叶派教友前往耶路撒冷的清真寺朝圣，但与巴格达的战争使逊尼派穆斯林无法来圣城朝圣。耶路撒冷的孤立，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它的神圣性：伊斯兰作家编纂了一部较受欢迎的歌颂耶路撒冷美德的文集《法达伊》（Fadail），人们给耶路撒冷起了许多新名字：她依然是“伊利亚”（Iliya）与“神圣之所”，但她现在还成了“al-Balat”（圣殿）。基督徒朝圣者变得比居于统治地位的穆斯林更加富有，且人数更多——法兰克人从欧洲跨海而来，富裕的商队在每年的复活节从埃及过来。

犹太人也指望他们在开罗的救星帕尔蒂尔说服哈里发给赤贫的加昂和耶路撒冷经学院发一笔津贴。他为那里的犹太人争取到在橄榄山上买下一座犹太会堂，在押沙龙柱子附近聚会，以及在圣殿山东墙的金门旁祈祷的权利。节日时，犹太人获准绕旧圣殿七圈，但他们的主会堂仍然是“位于西墙圣所内的祭坛”，也就是“洞穴”。在阿拔斯王朝的统治下，犹太人几乎享受不到任何宽容政策，但现在，尽管他们很贫穷，却比过去两个世纪享有更多的自由。可悲的是，深受同为宗派主义者的法蒂玛王朝青睐的拉比派和卡拉派在橄榄山各行其是，导致两派之间发生冲突。没过多久，这些衣衫褴褛的学者就在耶路撒冷充满尘土的、摇摇晃晃的会堂中和神圣的地下洞穴里展开战斗。他们的自由加剧了穆斯林的挫败感。

公元1011年，帕尔蒂尔去世，他的儿子想把他葬在耶路撒冷，但招摇的送葬队伍遭到穆斯林暴徒的袭击。继帕尔蒂尔之后，开罗犹太人开始派遣商队送钱给耶路撒冷的犹太经学院和一个名叫“锡安哀悼者”（Mourners of Zion）的犹太神秘主义教派，这个教派祈祷恢复以色列，其成员实际上是宗教犹太复国主义（religions Zionism）者。但这些帮助从来都不够。“这个城市是寡妇、孤儿，遭人遗弃且陷入贫穷，只靠少数几个学者支撑。”一位耶路撒冷犹太人在募款信中写道，“这里的生活极为困苦，食物紧缺。请帮助我们、拯救我们、救赎我们。”犹太人成为“一群可怜的人，不断受到骚扰”。

而逊尼派穆斯林越来越反感过度自由的异教徒。“基督徒和犹太人占优势。”游记作家穆卡达西抱怨道。这位旅行家的名字意为“出生在耶路撒冷”。

穆卡达西：耶路撒冷人

“耶路撒冷街道上全年都有陌生人。”公元985年前后，在法蒂玛王朝的鼎盛时期，穆卡达西回到被他称作“al-Quds”（意思是“神圣的故乡之城”）的圣城。他已年过四十，在外旅行了二十多年。通过旅行“寻求知识”是每一个伊斯兰圣徒必经的训练，旨在将虔诚和在“智慧之屋”训练出来的科学观察能力结合起来。穆卡达西在杰作《对各地知识的最健全分析》中流露出抑制不住的好奇和冒险意识：

除了乞讨和严重的罪恶，旅人会遭遇的事我全都遇到过。我有时很虔诚，有时会吃不洁净的食物。我差点溺水。我的旅队在路上遭到打劫。我与国王和大臣交谈，也与放荡者作伴，被人控告为间谍而被投入监狱。我还和神秘主义者一起吃粥，和僧侣们一同喝汤，和水手们共享糕点。我在战船上见证了阿拉伯人同罗马人（拜占庭人）的战争，在晚上听到教堂的钟声。我把国王赏赐的长袍穿到破旧，很多次陷入赤贫。我有过奴隶，也曾亲自把篮子顶在头上搬运东西。我被赐予众多荣耀，又不止一次差点被害身亡。

无论穆卡达西到了哪里，耶路撒冷永远是他的骄傲：

一天，我参加了巴士拉（在今伊拉克）的法官会议，他们提到埃及的开罗。他们问我：“（开罗和耶路撒冷）哪个城市更高贵？”我说：“我们的城市。”他们说：“哪个城市更令人愉快？”“我们的。”他们说：“哪个城市更好？”“我们的。”他们说：“哪个城市更美？”“我们的。”法官们对此很惊讶，说：“你真是一个自负的人。我们不能接受你的说法。你就像麦加朝圣路上的骆驼的主人。”

但穆卡达西也承认耶路撒冷的缺陷，承认“懦弱的人被骚扰，富裕的人遭妒忌。你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比圣城更肮脏的浴池，在这里，洗澡的费用也比其他地方高”。但耶路撒冷生产最好的葡萄干、香蕉和松子；这座城市有许多宣礼员召唤信徒祈祷——这里没有妓院。“在耶路撒冷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取到水，都可以听到召唤信徒祈祷的声音”。

穆卡达西描述圣殿山上供奉马利亚、雅各和神秘圣徒黑德尔（Khidr）的圣地。[1]阿克萨清真寺比圣墓大教堂更漂亮，但是岩石圆顶清真寺是无与伦比的：“黎明时分，当第一道曙光照到穹顶上，闪耀着太阳的光辉时，岩石圆顶寺看起来不可思议，我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乃至在整个异教世界，都未见过能与之媲美的事物。”穆卡达西充分意识到他生活在两个耶路撒冷——尘世的耶路撒冷和天国的耶路撒冷，这里是世界末日来临的地方：“难道她不是现世和来世的结合点吗？难道这里不是审判日来临的旷野，所有人都将聚集于此，而所有事都注定发生吗？尽管麦加和麦地那有其优越性，但在末日审判那一天，麦加和麦地那的人也要来耶路撒冷，三者的卓越在这里合而为一。”

但穆卡达西仍抱怨逊尼派穆斯林无法来到耶路撒冷，抱怨犹太人和基督徒过分自负：“学者很少，基督徒人数众多，并且在公共场所举止粗鲁。”法蒂玛王朝毕竟是宗派主义者，当地的穆斯林甚至会跟着庆祝基督教的节日。但形势即将出现恐怖的逆转。公元1000年，穆卡达西去世，享年五十岁。一个孩童继承了活着的伊玛目之位，他将摧毁基督徒和犹太人的耶路撒冷。

[1]黑德尔是让人着迷的伊斯兰圣徒，他与耶路撒冷联系密切，曾在那里庆祝斋月。黑德尔（名字的意思是“绿人”）是一个神秘主义者，相传长生不老，却长着白胡子，《古兰经》记载他是摩西的领路者。在苏菲派神秘主义教义中，黑德尔是照亮圣路并引领人们走圣路的人。“绿人”可能是亚瑟王史诗《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里绿衣骑士形象的来源，但他主要被认为可比肩希伯来先知以利亚、基督徒圣乔治（一个罗马官员，被戴克里先处死）。他的圣殿位于伯利恒，至今仍受到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崇敬。

哈基姆：阿拉伯的卡利古拉

哈里发阿齐兹临终之际，亲吻自己的儿子，然后让他出去玩耍。此后不久，阿齐兹就过世了，但是谁都找不到他年仅十一岁的儿子——活着的伊玛目。在拼命搜索之后，人们发现这个男孩爬到了一棵无花果树的树顶上。“下来，我的孩子！”一位廷臣向孩子乞求说，“愿神保佑你和我们所有人。”

衣着华丽的大臣们聚集在无花果树下。“我下来了。”新哈里发哈基姆回忆说，一位廷臣“把一条镶嵌着宝石的穆斯林头巾披在我头上，亲吻我面前的土地，并说道：‘向信仰者的指挥官致敬，感谢真主怜悯赐福！’然后他领着身着盛装的我走出来，把我介绍给众人，这些人都亲吻我面前的土地，向我这位哈里发行礼。”

哈基姆的母亲是基督徒，母亲的两个兄弟都是大主教。哈基姆长大后成为一个肩膀宽阔的年轻人，蓝眼睛闪烁着金色的光芒。起初，在大臣们的建议下，他继续完成家族的伊斯玛仪派使命，容忍犹太人和基督徒。他喜欢诗歌，在开罗建立了自己的“智慧之屋”，学习天文学和哲学。他为自己的苦行生活感到骄傲，以朴素的头巾代替镶嵌着宝石的头巾，甚至在大街上与贫穷的开罗人说笑。但是，当他开始独立统治时，很快就有迹象显示，这个神秘的独裁者有点精神失常。他下令杀光埃及所有的狗，接下来是所有的猫。他禁止人们吃葡萄、水田芹和无鳞之鱼。他白天睡觉，晚上工作，并且命令所有开罗人都遵照他这种奇怪的作息时间。

公元1004年，哈基姆开始逮捕并处死基督徒，关闭耶路撒冷的教堂，并把它们改造成清真寺。他取缔复活节，禁止饮酒，此举针对的就是基督徒和犹太人。他命令犹太人佩戴木制牛项链，以提醒他们曾经崇拜金牛犊的荒唐行为，他还命令犹太人佩戴铃铛，以警示穆斯林避开犹太人。基督徒得佩戴铁十字架。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被迫在改宗和离开这个国家之间做出抉择。埃及和耶路撒冷的犹太会堂已被摧毁。但是一项越来越受基督徒欢迎的宗教活动将哈基姆的注意力吸引到耶路撒冷——每年复活节，来自东西方的基督徒朝圣者涌入耶路撒冷，庆祝这座城市的复活节奇迹：天降圣火。

耶稣受难日之后的神圣星期六，成千上万名基督徒会在圣墓大教堂度过当晚。这一夜，圣墓被封起来，油灯通通熄灭，大主教在令人动情的场景中摸黑进入圣墓，在长时间的、扣人心弦的期待之后，火花似乎是从天而降，火光闪烁，光明向外扩展，大主教手持一盏以神秘方式点亮的油灯出现在众人面前。接下来，圣火将一根根蜡烛点燃，分得圣火的人群尖叫、欢呼，近乎癫狂。基督徒将这种相对较新的宗教仪式（870年，一位朝圣者首次提到这种宗教仪式）视为耶稣复活的神圣证明。而穆斯林认为这只不过是通过诡计实现的露天马戏表演——把树脂油涂抹在吊着油灯的绳子上。对此，一位耶路撒冷穆斯林写道：“这是种令人憎恶的伎俩，却令他们一个个敬畏得发抖。”

哈基姆听说了这样的仪式，又眼见基督徒商队将大量财富运到耶路撒冷，便命人烧毁了开罗的犹太区，并下令彻底拆毁圣墓大教堂。公元1009年9月，哈基姆的手下把圣墓大教堂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拆除，除了没法拆的地方，他们基本上把整座教堂夷为平地。接着，他们开始摧毁这座城市的其他基督教堂和犹太会堂。基督徒和犹太人不得不假装改信伊斯兰教。

哈基姆的古怪行为使伊斯玛仪派的一些教徒相信“他就是真主的化身”。处于神启般疯狂中的哈基姆没有让这个新教派失望，他迫害穆斯林，取缔斋月，恐吓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对他如此痛恨，以至于他需要开罗基督徒和犹太人的支持才能站稳脚跟，于是，他允许这些人重建教堂和会堂[1]。

此时，精神错乱的哈里发经常在开罗的大街上梦游，医生不得不使用大量药物为他治疗。哈基姆清洗了自己的宫廷，下令杀死自己的老师、法官、诗人、厨子和表亲，砍掉女奴的手。他有时甚至亲自动手杀人。

[1]并非所有犹太会堂都被摧毁了。位于开罗老城福斯塔特的犹太会堂就未被毁坏，该会堂保存有中世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资料库：开罗犹太藏经库。当时，圣书的三大子民都尊崇写有神圣文字的纸张，在他们看来，文字和人一样有灵性。犹太人将从会堂得来的字纸存放在一个藏经库（或一个储藏室）长达七年，七年后，这些字纸会被葬入墓地或是收藏进一间特殊的阁楼里。在大约九百年里，犹太藏经库从未被清空过，这里保存了十万份文件，这些文件记录了埃及犹太人的生活，以及他们与耶路撒冷、地中海世界方方面面的联系。这些文件被密封、遗忘，直到一个耶路撒冷学者1864年首次打开它。19世纪90年代，藏经库文件浮出水面，英国、美国和俄罗斯学者争相购买。1896年，两位不同寻常的苏格兰女士把一些藏经库文件展示给所罗门·谢克特教授看，教授认出这是《德训篇》最早的希伯来文本。谢克特将这些珍贵的资料收集起来，这些资料使S. D. 戈伊坦得以创作其六卷本著作《地中海社会》。

哈基姆：消失

最终，在公元1021年2月的一个午夜，发狂的哈基姆——还只有三十六岁——骑驴离开开罗，跑进山里。他就这样神秘地消失了，而他的信徒因此认为“哈基姆不是普通妇人所生，所以不会死”。后来他的驴子和一些带血的衣服碎片被发现，有推测说他可能是被妹妹谋杀了，后者安排了哈基姆的幼子查希尔（Zahir）继承王位。哈基姆的信徒遭到法蒂玛军队的屠杀，但一些信徒侥幸逃脱，并成立了一个新教派，这就是延续至今的黎巴嫩德鲁兹派（Druze of Lebanon）。

精神错乱的哈基姆给耶路撒冷留下无法愈合的伤痕：君士坦丁教堂没能完全按它原来的样子重建。哈基姆造成的创伤还不够似的，公元1033年，一场地震袭击了这座城市，摧毁了拜占庭城墙和倭马亚皇宫，老的倭马亚阿克萨清真寺坍塌在一片废墟中，犹太老山洞会堂也遭到破坏。

哈里发查希尔尊崇耶路撒冷，恢复了祖先的宽容政策，承诺保护犹太教的两个派别，并且在圣殿山重建阿克萨清真寺。他在精心装饰的凯旋门上题词，把自己、他的耶路撒冷和先知夜行联系在一起，尽管他的清真寺规模比原来的小很多。查希尔还重新修建了城墙，但新城墙只囊括一个范围较小的城市，大概跟我们今天看到的差不多，该城墙把锡安山和废弃的倭马亚皇宫都排除在外。

查希尔和他的继任者欢迎拜占庭人出资重建圣墓大教堂。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九世于是建立了一座新的圣墓大教堂，该教堂于公元1048年完工，入口朝南。来自波斯的朝圣者纳西尔（Nasir-iKhusrau）写道：“这是一个空间非常大的建筑，能够容纳八千人，建筑技艺精湛，彩色大理石上装饰着拜占庭织锦，再用黄金镶饰出图案。”但新建的圣墓大教堂的规模仍然小于拜占庭的长方形基督教堂。犹太人一直未能重建所有被毁坏的会堂，尽管开罗的大维齐尔、犹太人图斯塔里支持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群体。[1]

哈基姆的迫害活动似乎重新燃起人们对耶路撒冷的激情——这里成了繁荣的朝圣城市。“大批基督徒和犹太人从希腊人的国家以及其他地方，”纳西尔写道，“来到耶路撒冷。”每年都有两万穆斯林在圣殿山集合，而不是去麦加朝圣。犹太朝圣者从法兰西和意大利涌来。

基督教世界中出现的变化，使得耶路撒冷对来自西方的法兰克人和来自东方的希腊人都颇具吸引力。罗马天主教皇控制下的拉丁基督教与皇帝、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控制的希腊正教此时已经差别很大了。差异不仅表现在祈祷时使用不同的语言、对一些晦涩的神学信条争论不休，更重要的是，正教拥有自己的圣像和夸张风格，更加神秘和热情，天主教则崇尚原罪观念，认为在人和上帝之间有一条难以逾越的界线。公元1054年7月16日，正当圣索菲亚大教堂的一场宗教仪式进行到一半时，罗马教皇的使节宣布开除拜占庭大主教的教籍，拜占庭大主教于是也愤怒地开除了教皇的教籍。这次教会大分裂加剧了东西方势力对耶路撒冷的争夺。

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十世资助建立了耶路撒冷以圣墓大教堂为中心的第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区。耶路撒冷城内有许多拜占庭朝圣者和工匠，纳西尔听到一些神秘的传言，说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在耶路撒冷微服出巡。也有许多来自西方的朝圣者，穆斯林统称他们为“法兰克人”——查理曼的子民，事实上他们来自欧洲各地，来自意大利阿马尔菲的商人修建旅馆和修道院接待他们。当时，朝圣能够为战争赎罪的观念广泛流行。早在公元1001年，安茹伯爵、后来统治英格兰的金雀花王朝的建立者“黑人富尔克”（Fulk the Black）曾到耶路撒冷朝圣，因为他发现妻子与一个养猪人私通后活活烧死了她——他总共去朝圣过三次。11世纪晚期，暴虐的斯韦恩·戈德温森（Sweyn Godwinson）伯爵，英格兰国王哈罗德的哥哥，赤脚出发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因为他强奸了处女修道院院长埃德维加。诺曼底公爵罗伯特，也就是“征服者威廉”的父亲，更是放弃爵位，留在圣墓大教堂祈祷。但他们三人都死在了朝圣的路上——朝圣也未能阻止死亡。

法蒂玛王朝受宫廷政变和阴谋的困扰，对巴勒斯坦的控制力逐步减弱，更不用说控制耶路撒冷了，因此经常有强盗在朝圣路上抢劫朝圣者。朝圣之路上死亡非常普遍，当时亚美尼亚人将那些在朝圣路上死亡的朝圣者称为“mahdesi”，相当于穆斯林的“haj”（即“朝圣者”）。

公元1064年，班伯格的阿诺德主教带领一支富裕的朝圣队伍（由七千名日耳曼和荷兰朝圣者组成）前往耶路撒冷时，在城外遭到贝都因部落的袭击。一些朝圣者吞下他们的黄金，以防被强盗劫走，这些强盗却剖开他们的内脏获取黄金。五千名朝圣者被屠杀。尽管耶路撒冷已经被穆斯林统治了四个世纪，但这种暴行一下子将圣墓大教堂推入险境。

公元1071年，“英勇的狮子”，东方强人阿尔普·阿尔斯兰（Alp Arslan），在曼兹科特打败并俘获拜占庭皇帝。[2]阿尔普·阿尔斯兰是塞尔柱人的领袖。这群土库曼骑兵控制了巴格达哈里发，并被赐予“苏丹”（意为“权力”）这一新的头衔。阿尔普·阿尔斯兰派遣他的将军阿齐兹·伊本·阿瓦克·花剌子密（Atsiz ibn Awak al-khwarazmi）急速南征——前往耶路撒冷。

[1]这是一个犹太人给伊斯兰君主当大臣的时代。在埃及，波斯卡拉派商人世家的后代阿布·萨阿德·图斯塔里成为查希尔专门的奢侈品供应商，他还卖给查希尔一个黑人女奴。1036年，查希尔哈里发去世后，这个女奴成为瓦里达，她是继任哈里发穆斯坦绥尔的母亲，与图斯塔里一起在幕后操纵哈里发。图斯塔里积聚了大量财富，曾送瓦里达一艘银船和一顶银帐篷，总价值十三万迪拉姆。他从未改信伊斯兰教。诗人里达·伊本·绍布写道：“埃及的人们，我给你们一个好的建议，变成犹太人，因为天堂本身已经成了犹太人的。”1048年，图斯塔里被突厥军队谋杀，耶路撒冷加昂深感悲痛。与此同时，西班牙格拉纳达的伊斯兰维齐尔是耶路撒冷的另一位支持者：撒母耳·伊本·纳格拉，绰号“王子”，是博学的医生、诗人、《塔木德》学者和将军，他可能是唯一一位指挥伊斯兰军队作战的犹太人。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职位，但在格拉纳达1066年的屠犹运动中被杀害。

[2]阿尔斯兰的胡子很长，直垂到肩上。当被俘获的皇帝被带到他前时，他问道：“假如我是犯人，被带到你的面前，你会怎样处置我？”罗曼努斯四世狄奥吉尼斯回答：“我可能会杀了你，或把你带到君士坦丁堡的大街上示众。”但阿尔斯兰回答说：“我的处罚更重，我会原谅你并放了你。”阿尔斯兰自己并没有活多久。当发现行刺者时，他让随身侍卫闪到一边，想展示自己的射术，亲自击退刺客。但他的脚一滑，刚好给行刺者机会刺杀了他。他死前告诫儿子马里克沙：“要记住这个教训，不要让你的虚荣心战胜你的直觉。”他位于梅尔夫的墓地的墓志铭具有雪莱诗作的讽刺韵味：“那些见证过高高在上的阿尔普·阿尔斯兰的人，看啊，他现在正躺在这堆黑土之下。”

阿齐兹：野蛮的洗劫

耶路撒冷的加昂和许多犹太人过去在法蒂玛王朝统治下受到过礼遇，此时他们逃出了耶路撒冷，前往法蒂玛王朝的大本营——提尔。阿齐兹在城外安营扎寨，身为虔诚的逊尼派穆斯林，他声称不会伤害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神之圣所，我不会攻打她。”1073年6月，他围困耶路撒冷，使城内粮草断绝，耶路撒冷不得不投降。接下来，他南下埃及，却打了败仗。这激励了耶路撒冷人起而反抗，他们包围城堡里的土库曼人和阿齐兹的妻妾。

阿齐兹返回耶路撒冷。当他准备进攻时，他的妻妾们爬出希律城堡为他打开大门。他的中亚骑兵杀了三千名穆斯林，包括躲在清真寺内的人。只有在圣殿山避难的人们幸免于难。一位犹太诗人在埃及遇到阿齐兹的军队，他这样描述他们：“他们把仓库洗劫一空，他们是一群奇怪和残忍的人，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头戴黑红相间的头盔，拿着弓和矛，背着装满弓箭的箭袋。”阿齐兹和他的骑兵摧毁了耶路撒冷：“他们烧毁谷物，砍倒树木，践踏葡萄园，挖坟抛尸。他们没有人性，简直就是禽兽。他们割下别人的耳朵和鼻子，偷走别人的衣服，使这些人赤身裸体。”

当“英勇的狮子”的家族成员和将军们拥有了自己的封地后，帝国开始瓦解。阿齐兹被谋杀，耶路撒冷落入另一个突厥军事首领奥尔图克·本·阿克萨布（Qrtuq bin Aksab）手中。奥尔图克一来到耶路撒冷就朝圣墓大教堂的圆顶射了一箭，以此宣称他是这里的新主人。他显示了他的宽容，甚至任命一位雅各派基督徒为总督，并且邀请一些逊尼派学者返回耶路撒冷。[1]

奥尔图克的儿子苏克曼（Suqman）和艾尔·加齐（IlGhazi）继承了耶路撒冷。公元1093年，“有人起义反抗总督，”西班牙学者伊本·阿拉比（Ibn al-Arabi）写道，“反抗者盘踞大卫塔。总督试图让弓箭手攻击他。”当土库曼士兵在街头激战时，“没人关心战事，市场没有关闭，苦修者没有离开阿克萨清真寺，没有一场辩论中止”。[2]但哈基姆的残暴、拜占庭皇帝的战败、耶路撒冷落入土库曼人之手以及对朝圣者的屠杀震惊了基督教世界：朝圣之旅陷入危险境地。

公元1098年，埃及维齐尔吃惊地得知，一支极具战斗力的欧洲基督教军队正前往圣地。他以为这支军队只是拜占庭雇佣兵，所以向对方提出瓜分塞尔柱帝国：基督徒获得叙利亚，他重获巴勒斯坦。后来，他发现基督徒的目标是耶路撒冷，这些基督徒“用四十个投石器攻打耶路撒冷四十天”，直到奥尔图克的两个儿子逃往伊拉克。维齐尔任命他的将军为耶路撒冷统治者，并留下一支由阿拉伯人和苏丹人组成的驻军。他本人返回开罗，他与法兰克人的协商一直持续到1099年夏天——基督教的使者此时正在圣墓大教堂庆祝复活节。

法兰克人的入侵非常令人意外，阿拉伯帝国被塞尔柱人攻克，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荣耀成为遥远的记忆。伊斯兰世界分裂为许多小领地，这些领地由突厥将领埃米尔（amir）和被称作阿塔贝格（atabeg）的摄政王控制。在基督教军队南进之时，一位塞尔柱小王公也趁机进攻耶路撒冷，但被击退。与此同时，安条克城落入法兰克人手中，法兰克大军一直攻打到海岸边。公元1099年6月3日，法兰克人占领拉姆拉，逼近耶路撒冷。成千上万名穆斯林和犹太人躲进圣城避难。6月7日（星期二）早上，法兰克骑士到达先知撒母耳的墓地，此地距耶路撒冷北约6千米。法兰克人从西欧一路前来，现在终于可以在欢乐山（Montjoie）上俯视这座“万王之王”的城市。夜幕降临时，他们已环绕耶路撒冷安营扎寨。

[1]关于法蒂玛王朝继承权的争端导致残忍的教派伊斯玛仪什叶派兴起，其领导者是哈桑·萨巴赫。他和他的尼扎尔派逃到波斯，占据了阿拉穆特城堡，之后在黎巴嫩又获得了一些城堡，通过发动一场壮观的反对逊尼派的恐怖活动赢得了一小批信徒。他组建了一个暗杀团体，威胁中东一个多世纪，这些杀手可能是受“哈萨辛”（hashish）的影响比较大，因此被称为“哈萨辛主义者”（Hashishim）或“刺客”（Assassin）。穆斯林称他们为“巴提尼”（Batini），意思是“神秘知识的追寻者”。

[2]1095年，逊尼派哲学家阿布·哈米德·阿加扎利在耶路撒冷寻求庇护，以躲避刺杀者。他“把自己关在岩石穹顶下”，在金门上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创作《宗教学的复兴》，通过区分宗教真理的狂热启示与逻辑哲学（即希腊形而上学）复兴逊尼派，承认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研究方式。最后，他又背弃科学的因果关系（在他的《哲学家的不相关性》一书中）而崇尚神启，从而终结了巴格达学习阿拉伯文化的黄金时代，也削弱了阿拉伯的科学和哲学。

第五部分

十字军东征

走上通往圣墓大教堂之路；从邪恶的民族手里夺得那块土地，并将其控制在我们手里。

——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的演说

对我们来说，耶路撒冷是崇拜的对象，即使战斗到最后一人，我们也不会把她放弃。

——狮心王理查给萨拉丁的信

耶路撒冷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实际上，她对我们来说更为神圣。

——萨拉丁给狮心王理查的信

除了上帝的圣所，我们还有什么遗产？

如此，我们又怎能忘记他的圣山？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

我们可有一个可以信任的希望之乡？

只有那块布满城门的土地，

天国之门只在那里开启。

——犹大·哈列维

当我找到主题且说话，

当我从西班牙流亡至锡安，

我的灵魂从深渊上升到天堂，

那天我欣喜若狂，因为上帝之山就在眼前，

从来到人世那天起，我便向往着这一天。

——犹大·哈里兹

21 大屠杀

公元1099年

戈弗雷公爵：围困

公元1099年盛夏，在干旱少雨的犹地亚山区，埃及军队固守着圣城，由耶路撒冷犹太人和穆斯林组成的民兵协同防守。城内粮草充足，蓄水池盛满了水，但在炎热干旱的乡下，水井已被投毒。耶路撒冷的基督徒被赶了出去，城内最多只有三万居民。这些居民聊以慰藉的是，埃及的维齐尔正率兵北上，前来搭救他们。援军全副武装，甚至有秘制的火焰喷射武器——希腊火。[1]在耶路撒冷固若金汤的城墙后，守军想必对来犯之敌不屑一顾。

法兰克军队人数不多，只有一千两百名骑士和一万两千名士兵。在开阔的战场上，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的轻装盔甲骑兵根本无力抵抗法兰克骑士的凌厉进攻。法兰克人骑着体格庞大的战马，戴着头盔，穿着胸铠和锁子甲，里面则穿着软铠甲（装填了许多垫料的贴身防护装），并配有长矛、大刀、狼牙棒和盾牌，这些兵器如同一个个猛烈挥舞的铁拳。

然而，他们的西方战马要么早已死去，要么已被饥饿的士兵吃掉。在耶路撒冷周围的峡谷，冲锋是不可能的，马匹派不上用场，身着盔甲太热。疲惫不堪的法兰克士兵只能徒步作战，而他们的将军们又内讧不断。他们没有最高统帅，最杰出也最富有的要数图卢兹伯爵雷蒙德。雷蒙德作战英勇，镇定冷静，但以刚愎自用、有勇无谋著称。他起初将部队驻扎在城西的希律城堡对面，但几天后又移师南边，准备包围锡安门。

耶路撒冷防御最薄弱的地方往往在北边，于是，年轻有为的佛兰德公爵罗伯特来到今大马士革门对面扎营，公爵的父亲曾多次到耶路撒冷朝圣；诺曼底公爵罗伯特（征服者威廉之子）英勇无畏却徒劳无功，人送绰号“柯索斯”（意为“小短腿”），甚至干脆叫他“肥腿”，他负责围攻希律门。而真正能鼓舞士兵作战的是布永的戈弗雷，他是下洛林公爵，身材魁梧，满头金发，时年三十九岁，称得上是“当时北方骑士的楷模”，因虔诚、忠贞（终身未婚）而为人赞誉。戈弗雷率军在今雅法门附近驻扎。同时，二十五岁的诺曼人坦克雷德·德·奥特维尔一心想为自己打下一个公国，他迅速攻占伯利恒，回师后加入驻扎在耶路撒冷西北角的戈弗雷的军队。

法兰克人横跨欧亚，行程几千公里，在损失了无数士兵后抵达圣城。所有人都知道，这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高潮或曰巅峰。

[1]传统上认为，耶路撒冷有七万人口，但这一数字似乎有所夸大。11 世纪时，君士坦丁堡有六十万居民；伊斯兰世界最大的城市巴格达和开罗各有四十到五十万人口；罗马、威尼斯和佛洛伦萨的人口在三万到四万之间；巴黎和伦敦各有两万人。希腊火——“上帝之火”——是一种以石油为基本原料的混合物，通过虹吸管发射，它曾拯救过君士坦丁堡。现在穆斯林——而非基督徒——也用上了希腊火。

教皇乌尔班二世：奉主之名

说到十字军东征，有一个人不能不提及。公元1095年11月27日，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召开大会，会上他向前来的王公贵族、普通民众宣布要征服耶路撒冷，解放圣墓大教堂。

乌尔班二世将恢复天主教会的权力和声望看作自己的使命。他发明出一套新的“圣战”理论，以重振基督教王国和教皇的权威，并证明消灭异教徒以减轻罪恶的合理性。空前的纵容催生出一种类似穆斯林“圣战”的基督教版本的“圣战”，而对耶路撒冷的普遍崇敬正是这种“圣战”所需要的。这是一个宗教狂热的年代，一个写满了神圣符号的年代。耶路撒冷是基督的城市，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圣地和天上的王国，对此每个基督徒都了然于心，因为在布道中、在朝圣故事中、在耶稣受难剧以及绘画作品和历史遗迹中，这一点一再被提起。教皇乌尔班二世劲头十足地激起人们对圣墓大教堂的安全与日俱增的忧虑，并以朝圣者的惨遭屠杀和土库曼人的残暴行为力证其言不谬。

数以千计的达官显贵和贩夫走卒不失时机地回应乌尔班二世的号召。“国与国之间充斥着暴力，万物为欺瞒、背叛和诈骗所遮蔽，”耶路撒冷的历史学家、提尔的威廉这样写道，“所有的美德都远去了，通奸在明目张胆地上演，到处都是奢靡、酗酒以及投机行为。”十字军东征为个人冒险提供了良机，让数千名惹事生非的骑士和强盗免受处罚，并离开家乡。有人认为，十字军东征只不过给那些施虐狂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这一观点在好莱坞电影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的反抗运动中甚为流行。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少数王公贵族建立了新的领地，一些十字军从此发迹，但代价是惨重的，大量生命财产在这场异想天开、充满危险却又道貌岸然的事业中化为乌有。当时那种精神，现代人很难理解：它为基督徒提供了赎免一切罪过的机会。换言之，这些朝圣的武士绝大多数是渴望在耶路撒冷的战斗中获得拯救的信徒。

克莱蒙的集会者回应教皇说：“奉主之名！”图卢兹的雷蒙德是第一批举起十字架的人之一。有八万人举起了十字架，其中有贵族们统领的纪律严明的地方军，有冒险家率领的横冲直撞的匪帮，还有圣洁的隐士召集的虔诚的农民部队。当第一次东征浪潮横跨欧洲、涌向君士坦丁堡时，犹太人要么被迫改宗，要么被杀，这是对他们杀死基督的报复。

被拉丁暴徒吓得半死的拜占庭皇帝阿莱克修斯（Alexios）对十字军表示欢迎，还怂恿十字军向耶路撒冷进发。一到安纳托利亚，成群的欧洲农民就被突厥人杀死了，但主力部队中组织得当、士气高昂、训练有素的骑士还是击溃了塞尔柱人。这项事业是信仰对经验和理性的胜利：从十字军逼近圣地起，紧张便逐步升级，军事行动被那些如战术一般重要的神灵幻象、天使来访及神迹发现引导和鼓动。欧洲人攻打的地区正处在致命的分裂之中，哈里发之间、苏丹和埃米尔之间、突厥人和阿拉伯人之间互相混战，他们将彼此间的竞争置于伊斯兰世界的团结之上。

安条克城的沦陷是十字军首次实质性的胜利，但他们随后便被困在城内。面对饥饿和僵局，十字军东征几乎就要在此结束。在最危急的时刻，雷蒙德伯爵的手下彼得·巴塞洛缪梦见圣矛被埋在一座教堂底下，于是十字军开始挖掘，并如预期的那样发现了圣矛，这个发现大大鼓舞了士气。后来，巴塞洛缪被控欺诈，遭受火刑考验，他在约2.7米长的烧红的烙铁上行走，他挺了过来，声称自己无恙，但于十二天后去世。

十字军没有在安条克城覆灭，当他们南下时，法蒂玛王朝的黎波里、凯撒里亚和阿科的埃米尔们以及突厥人分别与他们达成协议。法蒂玛王朝放弃雅法，十字军切断了通往耶路撒冷的内陆交通。当各路人马围绕耶路撒冷安营扎寨时，橄榄山上的一个隐士受幻象启发，对十字军头领说要速战速决。6月13日，十字军突袭城墙，但被轻而易举地击溃且损失惨重。贵族们意识到只有制订更周密的计划，制造更多的梯子、石弩和围城工具才能成功，但他们没有足够的木材。不过，他们交上了好运。6月17日，热那亚水手进入雅法港，将船只拆解成木材运送到耶路撒冷，以建造装备有石弩的轮式攻城机器。

此时，来自基督教国家的贵族们已经开始为战利品争吵了。其中最能干的两个贵族攫取了属于自己的公国：塔兰托的博希蒙德留下来把守安条克城，戈弗雷那干劲十足的兄弟鲍德温一世则占领了远在幼发拉底河边上的埃德萨（今尚勒乌尔法）。贪婪的坦克雷德在为自己谋求伯利恒，而教会宣称对基督诞生地拥有所有权。此时酷热难耐，西罗科热风盛行，水源短缺，人手不足，士气低落，再加上埃及人快要来了，时间更显紧迫。

这时，神迹挽救了他们。7月6日，一个看见异象的修士声称勒皮的阿代马尔拜访过他（并非首次），这位受人尊敬的主教已经死在安条克城，但现在他的精神鼓舞着法兰克人像当年约书亚围攻耶利哥一样去围攻城墙。全军斋戒三日，7月8日，在手持圣物的修士的带领下，“队伍吹着喇叭，举着旗子和武器”，赤脚环行耶路撒冷，而城垛后的耶路撒冷人取笑他们，并侮辱耶稣受难像。约书亚式的绕墙仪式结束后，十字军聚集在橄榄山上，听随军牧师演讲，并见证他们的领袖和解。梯子、攻城机器、投石器、投射物、箭矢、柴捆，一切都要准备妥当，所有人不分昼夜地劳作，妇女和老人也没闲着，他们在为围城器械缝制防护皮革。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战死，要么攻克圣城。

坦克雷德：圣殿山上的大屠杀

7月13日晚，十字军整装待发。随军修士向士兵说教，使他们内心充满虚幻的圣洁感和肃杀的决心。十字军用投石器向城墙发射炮弹和投射物，城内的守军则用成袋的棉花和干草减缓遭受打击的力度。棉花和干草直铺到防御墙上，直到防御墙看起来像一根巨大的晾衣绳。穆斯林也使用了投石器。基督徒发现有奸细混进队伍来，用投石器将奸细活生生地抛到城墙上。

十字军整晚都在用干柴填充沟壑，三架攻城机器被拆成零件运过来，然后像巨大的拼装家具一样被组装起来：一架供锡安山上的雷蒙德使用，另外两架被运往城北。雷蒙德第一个将攻城机器对准城墙，但指挥南面战事的埃及总督决心抵抗到底。几乎在最后时刻，布永的戈弗雷发现了防御最薄弱的地方（位于今希律门的东边，洛克菲勒博物馆对面）。诺曼底公爵和佛兰德公爵及坦克雷德迅速调兵至东北角。攻城机器抵达理想位置后，戈弗雷登上攻城塔，挥舞着弓弩出现在塔顶。此时，万箭齐发，投向城墙的箭矢犹如雨下。

太阳升起来时，橄榄山上的贵族将领们用闪光镜来协调各部行动。同时，雷蒙德和诺曼人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发起进攻。15日是星期五，十字军在黎明时分再次发动进攻。戈弗雷登上并不十分坚固的木质塔楼，向城内放箭。守军则用了希腊火，但不足以抵挡法兰克人前进的脚步。

中午时分，戈弗雷的机器终于逼近城墙。法兰克人在攻城机器和城墙之间架起木板，让一对兄弟爬进城里，戈弗雷尾随而至。他们声称看到已故主教阿代马尔和他们并肩作战：“大家都可以作证，主教是第一个登上城墙的。”他们甚至说是这位过世的主教命令他们打开柱门（大马士革门）的。坦克雷德与他的部下涌进狭窄的街道。在南边的锡安山上，图卢兹伯爵听到欢呼声。“还等什么？”雷蒙德训斥部下，“看吧，法兰克人已经进城啦！”很快，雷蒙德的军队便攻入耶路撒冷，追击总督和守军至希律城堡。总督同意向雷蒙德投降，以保全守军的性命。市民和士兵在坦克雷德及其军队的追击下逃到圣殿山。战斗中，耶路撒冷人关上圣殿山的所有大门，进行反击，但坦克雷德手下的士兵仍杀出一条血路，挺进神圣的休憩广场，这里挤满绝望的民众。

战斗进行了数个小时，法兰克人发疯了，在街巷里见人就杀。他们不仅砍下敌人的头颅，还砍下手脚，并以在喷水池里冲洗身上异教徒的血为荣耀。尽管在一座攻下的城市大开杀戒并非没有先例，但行凶者带着道貌岸然的骄傲记录这一切则可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看到了精彩的一幕，”目击者、图卢兹伯爵的随军牧师、阿吉莱尔的雷蒙德兴奋地写道，“我们的士兵砍下敌人的头颅，有的士兵用箭将敌人从塔楼上射下来，还有的士兵把敌人投入火堆，让他们承受更长时间的折磨。街上是成堆的头、脚和手，你必须从人和马的尸体中间找路走。”

婴儿被从母亲的怀抱里夺走，头被重重地摔在墙上。随着暴行的升级，“撒拉逊人、阿拉伯人和埃塞俄比亚人”——即法蒂玛王朝的黑苏丹军队——躲到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的屋顶上避难。十字军骑兵在岩石圆顶清真寺拥挤的休憩广场杀出一条血路，在人群中疯狂砍杀，“一直追到圣殿里（即所罗门圣殿，是十字军对阿克萨清真寺的称呼），在血泊中跨上马背。这确实是上帝做出的一次公平而辉煌的审判，这块地方理应流满异教徒的血”。

十万人在圣殿山被杀，其中包括许多穆斯林神职人员和苏菲派苦行修士，涌入阿克萨清真寺的三千人也未能逃脱厄运。“我们的角斗士们”，编年史家沙特尔的富尔彻写道，开始拉弓射向躲在阿克萨清真寺寺顶的穆斯林。“还有哪些事需要我记下呢？没有人活着逃走，哪怕是妇女和儿童”。但坦克雷德将旗帜送给阿克萨清真寺寺顶上剩下的三百人，表示会保护他们。他信守承诺，停止杀戮，将一些有利用价值的囚犯抓走，并参观了圣殿山的宝藏。接着，他将那些悬挂在圣地的巨大的金制提灯抢走。犹太人躲入他们的会堂避难，但十字军将会堂付之一炬。犹太人被活活烧死，这几乎是一场以基督之名进行的最盛大的燔祭活动。布永的戈弗雷解下佩剑，率领少数扈从绕城祈祷，随后动身前往圣墓大教堂。

让坦克雷德大发雷霆的是，第二天清晨，雷蒙德的军队迫不及待地爬上阿克萨清真寺的寺顶，突袭了挤作一团的穆斯林，并在又一次爆发的杀戮潮中砍下男人和女人的脑袋。一些穆斯林从寺顶跳下，坠地身亡。有个来自波斯设拉子的受人尊敬的女学者与一群妇女在圆顶链清真寺避难，她们全都遇害。十字军士兵肢解受害者，以此取乐，他们几乎将这当成圣礼对待。“到处都是碎尸，无头的尸体和残损的四肢随处可见。”然而，比这更可怕的是杀红了眼、自己也被刺得血肉模糊的十字军士兵，他们“从头到脚都滴着血，那副模样任谁看见都会不寒而栗”。他们在市集、街道上搜寻，拖出更多受害者，“像宰羊一样将他们杀死”。

每个十字军士兵都得到承诺，将拥有任何用自己的“盾牌和武器做标记”的房子，“结果，朝圣者们仔细地在城里搜索并大肆地杀死居民”，有选择地将“妻子、孩子、全家人”杀死，其中许多人是从高楼的窗户里被“头朝下扔下去”的。[1]

17日，所谓的“朝圣者们”（这些刽子手如此称呼自己）总算过足了杀人瘾，“歇息休整、饱食一顿后精神抖擞”。贵族和牧师向圣墓大教堂走去，在那里，他们唱基督赞歌，高兴地拍手，让圣坛沐浴在喜悦的泪水里，随后便在通往上帝圣殿（Temple of the Lord，即岩石圆顶清真寺）和所罗门圣殿（即阿克萨清真寺）的街道上游行。一条条街道上到处可见尸体，尸体正在夏季的高温下腐烂。贵族们强迫幸存的犹太人和穆斯林清理街道，将尸体焚烧。犹太人和穆斯林做完这些后便被杀掉，并可能和他们的教友一样被焚尸。死去的十字军士兵被埋在玛米拉的狮穴公墓或金门外的神圣墓地里——那里当时已成为穆斯林的墓地——以等待末日来临时升入天堂。

耶路撒冷到处都是财宝，“宝石、衣服和金银”，法兰克人还把有价值的俘虏当作奴隶拍卖。两天之内，一些受人尊敬的穆斯林被用赎金救了出来：沙斐仪教派学者阿卜杜拉·萨拉姆·安萨里谢赫[2]需要一千第纳尔赎金，最后因为无人出钱而被杀害。幸存的犹太人和三百本希伯来语书籍（包括《阿勒颇法典》，它是希伯来圣经最早的版本之一，现在仅剩残卷）被埃及犹太人赎回。买卖俘虏成为耶路撒冷王国里最赚钱的行当之一。但有些尸体的内脏没有被清理，耶路撒冷因此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弥漫着难闻的气味。甚至六个月后，沙特尔的富尔彻返回耶路撒冷时仍惊呼：“啊，城内城外真是臭气熏天，臭气来自撒拉逊人腐烂的尸体，尸体就躺在他们被杀的地方。”耶路撒冷还不是囊中之物，埃及军队正在赶来。十字军因此迫切需要一位总指挥——第一任耶路撒冷国王。

[1]依据战争规则，在漫长的围城之后，指望敌人发慈悲几乎是不可能的。法兰克目击者大肆宣扬他们的屠杀行为，并声称没留一个活口。然而，法兰克人的一些描述可能是直接受《启示录》启发的。他们并没有列出有关杀戮的具体数字。后来，穆斯林历史学者称有七万甚至十万人被杀，但最近的研究指出，屠杀的规模要比穆斯林学者所说的小些，大约是一万人，这比后来在埃德萨和阿科发生的穆斯林大屠杀的规模小很多。最有资格说话的是伊本·阿拉比，此前他住在耶路撒冷，1099 年时正在埃及，他说有三千人在阿克萨清真寺被杀。并非所有的犹太人都遇害了，仍有一部分犹太人和穆斯林活着离开。耐人寻味的是，十字军编年史作者似乎是出于宣传和宗教目的，大肆夸大了十字军所犯罪行的规模。这就是“圣战”。

[2]谢赫（Sheikh），一般是伊斯兰教对教内有名望或有地位者的尊称。伊斯兰教创立前，谢赫曾是对阿拉伯各氏族部落首领的称谓。在某些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和地区，谢赫也是对长者的尊称。——译注

戈弗雷：圣墓守护者

上层贵族和神职人员就王位候选人的资格进行商议。一些人觉得应该把大贵族雷蒙德推上王位，但很多人并不支持。雷蒙德假意推辞，说自己不适合做耶稣之城的国王。然后，众人找到了真正合适的人选：忠贞、可敬的戈弗雷公爵。公爵接受了一个新出炉的头衔——圣墓守护者。

发觉自己上当的雷蒙德暴跳如雷，拒绝交出大卫塔，直到主教前来调停。朝圣的武士尽管以武力夺得了耶路撒冷，但发现要在这个耶稣之城推行他们期望的道德并不容易。他们推举诺曼教士阿尔努夫为大主教，但没过多久，阿尔努夫就不得不为自己的通奸行为做辩护，因为他与一个阿拉伯妇女生了一个孩子。

阿尔努夫把钟装到了教堂里（穆斯林一直禁止教堂敲钟），宣示这里将成为拉丁的、天主教的耶路撒冷。阿尔努夫向人们展示了教会分立是多么地邪恶：他让拉丁教士掌管圣墓，同时把希腊大主教和教职人员赶走，从而不合时宜地挑起基督教各派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直到今天仍令参观者感到震惊与可笑。但是，阿尔努夫找不到真十字架的主体部分，东正教教士也拒绝说出其下落，于是阿尔努夫就严刑拷打他们——一个基督徒拷打另一些基督徒以设法得到上帝之羔羊的生命树。最后，被拷打者屈服了。

8月12日，守护者戈弗雷丢下几乎毫无防卫的耶路撒冷，率领十字军倾巢而出攻打阿什凯隆。在阿什凯隆，他击败了埃及人。当阿什凯隆向雷蒙德投降时，戈弗雷表示拒绝，除非将阿什凯隆割让给他。阿什凯隆失陷了——这只是由耶路撒冷领导人之间的自相攻伐造成的众多不必要伤亡中的首例。但耶路撒冷是安全的，即使它是座空城。

诺曼底公爵、佛兰德公爵以及许多十字军士兵返回故乡，只留下戈弗雷和那座散发着腐烂气味、满目疮痍的城市。城里只有三百名骑士和两千名步兵，全部加起来还不能住满一个区。图卢兹的雷蒙德不再生闷气，他着手攻占黎巴嫩海岸，并最终建立了自己的王朝，成为的黎波里伯爵。于是，四个由十字军建立的国家诞生了：安条克公国、埃德萨伯国、的黎波里伯国和耶路撒冷王国。这些互相联系的领地奇特地拼凑在一起，被称为“海外领土”。

而伊斯兰世界的反应出奇地沉默——已经衰弱的逊尼派巴格达政权和什叶派开罗政权之间裂痕难弥。只有少数传道者在呼吁发动“圣战”，解放耶路撒冷。强大的突厥军事首领对此也反应冷漠，他们还沉迷于个人争斗中。

12月21日，戈弗雷的兄弟、埃德萨伯爵鲍德温一世前来耶路撒冷过圣诞节，同行的还有长着一头浅黄色头发的安条克贵族博希蒙德。戈弗雷正忙着保卫自己的权力不受教会侵犯。此时，教皇的代理人、傲慢的比萨人丹伯特（Daimbert）被任命为大主教（代替品行败坏的阿尔努夫）。丹伯特决心建立一个自己掌控下的神权国家，他逼迫戈弗雷将耶路撒冷和雅法让予教会。公元1100年6月，戈弗雷在雅法突然昏厥，很可能是伤寒引起的。他被人抬到耶路撒冷后于7月18日不治身亡，并在五天后下葬。就像他所有的继承者那样，他被葬在圣墓大教堂的各各他脚下。

丹伯特占领了耶路撒冷，但戈弗雷的骑士们拒绝交出希律城堡，并且向戈弗雷的兄弟鲍德温一世求援。当时，埃德萨伯爵正在领兵作战，保卫叙利亚北部，直到8月下旬才得到消息。10月2日，鲍德温一世率领两百名骑兵和七百名步兵出发前往耶路撒冷。他发现自己不得不一直打到耶路撒冷，因为一路上穆斯林的伏击不断。11月9日，损兵折将超过半数的鲍德温一世终于进入圣城。

22 十字军国家的兴起

公元1100年—公元1131年

大鲍德温：首任国王

两天后，鲍德温一世（亦称“大鲍德温”）称王，丹伯特被迫承认其地位。几乎与此同时，鲍德温一世出兵突袭埃及。他班师归来后，丹伯特大主教在伯利恒圣诞教堂将他加冕为“耶路撒冷的拉丁国王”。

耶路撒冷的第一位国王不如他的兄弟那般神圣，却更有能力。鲍德温一世长着鹰钩鼻，皮肤白皙，有着黑色的胡须和头发，上唇突出，下巴略微向后缩。他从小便学习教务圣事，从未丢掉教士冥想修行的习惯，总是披着一件牧师斗篷。他出于政治目的而结婚，为了权益甘冒犯重婚罪的危险。但他没有子嗣，甚至可能从未与任何一任妻子圆房。鲍德温一世“谨慎地反对肉体之淫欲，以避免自己放纵这些恶习”。但有人说这只不过因为他是同性恋。这些传闻是否属实，仍旧成谜。

无情的战争是鲍德温一世的迫切责任，也是他真正的激情所在。他的随军教士称他为“人民的臂膀、敌人的恐惧”。这个诡计多端的勇士身上有着超人般的能量，足以使他将全部精力投身于保卫和扩张国土上，并接连不断地在拉姆安拉（Ramallah）城外与埃及人战斗。有一次，埃及人击败了他，他骑上那匹名叫“加扎拉”的马向海岸方向逃去，然后搭乘一艘路过的英国海盗船，驶往雅法，并在那里登陆，之后他召集骑士，再次征服了埃及人。他的队伍人数太少，很可能只有不超过一千名骑兵和五千名步兵，于是他招募当地民兵（有些可能是穆斯林），这些人被称为“突厥弓骑兵”（turcopole）。鲍德温一世是一位灵活的外交家，他首先使穆斯林族长彼此敌对，接着与热那亚人、威尼斯人以及英国舰队结盟，从而征服了从凯撒里亚到阿科、贝鲁特的巴勒斯坦海岸。

在耶路撒冷，鲍德温一世成功地废黜了权势过大的丹伯特大主教，从而扫除了对自身权威的主要威胁。十字军摧毁了耶路撒冷人，但不幸中的万幸是，十字军仅仅征用了耶路撒冷的圣地，而非将其夷为平地——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圣地属于圣经时代。鲍德温一世加固了希律城堡——这里长久以来都被基督徒称为“大卫塔”，将其改建为一座集宫殿、宝库、监狱和驻防地等功能于一身的建筑：它的十字军拱门今天仍可见到。公元1110年和公元1113年，当埃及人两度袭击并威胁耶路撒冷时，正是大卫塔里吹响了号角，号召居民拿起武器迎战。公元1104年，鲍德温一世将阿克萨清真寺选作王宫。

许多十字军士兵认为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是所罗门王或至少是由君士坦丁大帝建造的，只有一部分十字军士兵很清楚这两座庙宇其实是属于伊斯兰教的清真寺。此时，岩石圆顶清真寺的顶端放置了一个十字架，它被称为“神殿”“上帝圣殿”。和耶路撒冷的每一位征服者一样，法兰克人喜欢用其他建筑物上的物品来建造自己的纪念性建筑：鲍德温一世将阿克萨王宫的铅皮屋顶拆去，用以整修圣墓大教堂。

公元1110年，年轻的挪威国王西居尔一世在环地中海沿岸作战，大肆屠杀异教徒，并率领六十艘舰船在阿科登陆。鲍德温一世护送西居尔一世，这位第一个拜访耶路撒冷的国王进行访问［挪威人将耶路撒冷称为“约沙拉堡”（Jorsalaborg）］，西居尔一世所到之处都铺了地毯和棕榈枝。鲍德温一世提出，如果西居尔一世愿意派舰队协助他进攻西顿（Sidon，今赛达），他将会给西居尔一世一块真十字架的碎片。最后西顿沦陷了——挪威人在耶路撒冷度过了整个冬天。

后来，大马士革和摩苏尔的阿塔贝格率军进犯，鲍德温一世带人将其击退。鲍德温一世一生都在无休止的征战中度过，但这位国王很适应这种争权夺利的生活。十字军东征早期，他娶了亚美尼亚一位权贵的女儿阿尔达为妻，这次联姻帮助他将埃德萨纳为自己的领土。但阿尔达在耶路撒冷总是提出过分的要求，鲍德温一世便将她囚禁在圣殿山以北的圣安妮修道院里，并且毫无骑士风度地宣称阿尔达在去往安条克的路上引诱了阿拉伯海盗（另一种说法是被阿拉伯海盗强奸）。阿尔达后来逃至君士坦丁堡。从她日后在君士坦丁堡的快乐生活可以推测，真相应该是引诱，而非强奸。

鲍德温一世与西西里的诺曼伯爵遗孀、富有的阿德莱德协商，达成了一桩有利可图的婚姻。[1]鲍德温一世同意，如果他与阿德莱德婚后无子（鲍德温一世尚无孩子，而阿德莱德已不年轻了），她的儿子、西西里的罗杰二世将成为耶路撒冷国王。海盗袭击了阿德莱德船队，但她还是成功地抵达阿科，并像克利奥帕特拉那样展示了西西里诺曼的财富。克利奥帕特拉的船队包括两艘有三列桨座的战船，每一艘均载有五百名勇士，另外三艘船则装满装满珠宝和黄金；阿德莱德的战船则因镀金的桅杆、船首和船尾熠熠生辉，它们由撒拉逊弓箭手护卫。十字军士兵从未见过能与阿德莱德队伍之豪华相媲美的场景。当鲍德温一世护送着这位上了年纪的“克利奥帕特拉”进入欢庆的耶路撒冷时，街上旗帜招展，铺满了地毯。然而，阿德莱德的傲慢给自己带来了恶果。她魅力不再，财富濒临枯竭。她不喜欢耶路撒冷的土里土气，而想念巴勒莫（Palermo）的奢华。鲍德温一世病危时，重婚罪困扰着他，他只好将王后打发回西西里。鲍德温一世与阿德莱德断绝关系时，也违背了让罗杰二世做自己继任者的诺言。这件事使鲍德温一世“对耶路撒冷及其人民有着挥之不去的怨恨”。

与此同时，鲍德温一世找到了解决耶路撒冷人口稀缺问题的办法。公元1115年，鲍德温一世突袭约旦，在那里修建城堡，遇到了正被贫困袭扰的叙利亚和亚美尼亚基督徒。鲍德温一世邀请他们前往耶路撒冷定居，这些人成了今天巴勒斯坦基督徒的祖先。

耶路撒冷的十字军面临着一个战略困境：是应该北上向叙利亚和伊拉克扩张呢，还是南下去和势力日益衰微的埃及哈里发争夺地盘？为巩固王国，鲍德温一世和其继任者认为他们不得不攻克上述领土的其中之一。他们的梦魇就是叙利亚和埃及联合。于是，公元1118年，鲍德温一世率军侵袭埃及，但是他在尼罗河边停下来捉鱼时再度病倒。他被用担架抬回来，病死在边境小城阿里什（El-Arish），阿里什的鲍德温潟湖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自从当上黎凡特[2]国王，鲍德温一世就成为天才的冒险家，他的死令“法兰克人、叙利亚人，甚至撒拉逊人”震惊，他们都为鲍德温一世哀悼。

圣枝主日这天，耶路撒冷人庄严地举着棕榈叶在汲沦谷游行，他们看到埃德萨伯爵从北方走来时大受鼓舞。然而，激动的情绪转瞬即逝，他们很快便注意到从南方走来的一支队伍：死去国王的灵柩正由丧葬卫队护送着，蜿蜒迂回地穿过犹地亚群山。

[1]阿德莱德是罗杰·德·奥特维尔的第三任妻子，罗杰·德·奥特维尔是著名的诺曼兄弟中的一个。诺曼兄弟在罗伯特·吉斯卡尔的带领下征服了意大利南部和当时的西西里，建立了自己的帝国。罗杰现在是西西里伯爵，创建了一个北达西西里，南到北非的独一无二的国际化王国：当十字军屠杀穆斯林时，罗杰则表现得宽容，他手下有一支撒拉逊（或阿拉伯）军队；他本人在阿拉伯风格的宫殿里统治国家，还任命阿拉伯人做大臣。事实上，罗杰的首席大臣被称为埃米尔中的埃米尔（Amir of Amirs），这个人经常受命统率他强大的舰队：这就是舰队司令（admiral）这个词的来源。（也难怪罗杰对十字军心存疑虑——虽然安条克亲王博希蒙德和年轻的加利利公爵坦克雷德都是奥特维尔家族的人）。罗杰去世后，他的意大利遗孀阿德莱德成为摄政王，阿德莱德把她的儿子罗杰二世抚养长大，后者成为西西里岛鼎盛时期极为成功的诺曼国王，他见证了阿拉伯、诺曼和希腊文化的融合，以及科学、制海权和地中海贸易的繁荣发展。

[2]黎凡特（Levantine）是一个不精确的历史上的地理名称，指托罗斯山脉以南、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一大片地区。——译注

小鲍德温

鲍德温一世刚被安放到圣墓大教堂，男爵们就开始挑选王位继承人。一个小派别不由分说地推选埃德萨伯爵为国王，并夺取了耶路撒冷。王国在挑选继承人这个问题上所做的决定是正确的。鲍德温二世是先王的堂弟，有别于身材瘦高的前任国王，被称为“小鲍德温”，他通过十八年连绵不绝的战争——其间被突厥人俘虏，做了四年囚徒——终于得以统治埃德萨。鲍德温二世长长的胡须直达胸口，金黄色的头发中间夹杂着几缕银丝。他审慎地与一个名叫莫菲娅的亚美尼亚女继承人结了婚，育有四个女儿。小鲍德温如此虔诚，他的膝盖因为祈祷磨出了茧子。小鲍德温比前任国王大鲍德温更像黎凡特或法兰克君主：他把中东当成自己的家，身着长袍上朝，在垫子上盘腿而坐。穆斯林称他“经验丰富”“拥有国王的超强判断力和天赋”，这是对异教徒的高度赞美。

在耶路撒冷，小鲍德温将所罗门圣殿借给一个新成立军事修士会，这个军事修士会由“敬畏上帝”的骑士组成，他们“宣称将永远过清贫、忠贞和顺从的生活”，并用新居住地的名字给自己命名：圣殿骑士团。他们起初由从雅法出发的九名朝圣者卫兵组成，后来发展为拥有三百名骑士的精锐军事宗教组织。他们佩戴由教皇授予的红色十字架，统率几百名军士和数千名步兵。圣殿骑士团将伊斯兰教的谢里夫圣地变为集圣地、军火库和营房于一身的基督教混合体。[1]阿克萨清真寺则被隔为许多间卧室和套间，紧贴南墙又增建了一座宽敞的圣殿骑士团大厅（大厅的遗迹留存至今）。离岩石圆顶清真寺不远的圆顶链清真寺变成了圣雅各教堂。耶稣摇篮的地下清真寺成为基督教的圣母马利亚教堂。圣殿骑士团称希律王的地下大厅为所罗门马厩，这里能容纳骑士团的两千匹马和一千五百头骆驼。他们在南墙修建了一个新的大门，以供出入。门外新增了一道外堡做保护。他们又在岩石圆顶清真寺的北面建造了教规回廊、浴室和手工作坊。另据公元1172年来访的日耳曼修士狄奥多里希称，圣殿骑士团在阿克萨清真寺寺顶建造了“很多花园、庭院、接待室、门厅和雨水蓄水池”。

公元1113年初，教皇帕斯加尔二世将圣墓大教堂正南方的土地授予另一个新修会，医院骑士团，该骑士团后来发展成为比圣殿骑士团还富有的神圣军队。起初，医院骑士团成员身着印着白色十字架图案的黑色束腰外衣；后来，教皇授权他们穿着印有白色十字架图案的红色外衣。他们建立了自己的营房，包括一家有一千个床位的临时医院。在这家规模巨大的医院里，四名医生每天为病人诊查两次，检查病人的尿液，用放血疗法为他们治疗。每位新任母亲都能获得一张婴儿床。但条件仍是有限的，每个病人只是在接受治疗时才会得到一件羊皮外套和一双羊皮靴，以便外出上厕所。许多种语言回荡在耶路撒冷，包括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小鲍德温授予威尼斯人贸易特权，但仍局限于基督徒。他允许穆斯林商人进入城内，但禁止他们在基督的都城过夜。

不久之后，耶路撒冷曾经的统治者、阿勒颇的现任主宰者艾尔·加齐向安条克发起进攻，并将王子杀死。小鲍德温带着真十字架[2]迅速率军北上，将艾尔·加齐击败。但在公元1123年，小鲍德温被艾尔·加齐的侄子巴拉克俘虏。

正当小鲍德温沦为奥尔图克家族的阶下囚、十字军围困提尔之际，埃及人从阿什凯隆赶来，他们希望趁国王和防卫军不在，夺取耶路撒冷。

[1]1185年，耶路撒冷大主教赫拉克利乌斯将伦敦的圆形圣殿教堂圣化。这座教堂因丹·布朗的小说《达·芬奇密码》而闻名。其风格肯定模仿了上帝圣殿，即岩石圆顶清真寺。当时人们认为岩石圆顶清真寺是所罗门所建。但也有一些学者坚称伦敦的圆形圣殿教堂乃以双顶的圣墓大教堂为蓝本。

[2]在危急时刻，生命树由遗物保管者保管于一个珠宝箱中，并由四个人抬到国王面前。

23 十字军国家的黄金时代

公元1131年—公元1142年

梅利桑德和富尔克：王室婚姻

耶路撒冷人在治安官格雷尼埃的尤斯塔斯指挥下，两次击退埃及人。小鲍德温终于被赎回，举国欢庆：公元1125年4月2日，耶路撒冷万人空巷，欢迎国王回家。牢狱生活使得小鲍德温开始专注于继承人问题。他的继承人是他的女儿梅利桑德，他将梅利桑德许配给能干且经验丰富的安茹伯爵富尔克。富尔克是品行败坏的朝圣者、“黑人富尔克”的后裔，他的父亲是一名十字军老兵，有着一个有趣的名字——“不得人心者富尔克”。

公元1131年，小鲍德温病倒在耶路撒冷，他为了在大主教寝宫里如谦卑的乞求者那样死去，便退位以支持富尔克、梅利桑德和他们的幼子——后来的鲍德温三世。耶路撒冷已逐渐形成自己的国王加冕礼。富尔克和梅利桑德来到所罗门圣殿，穿着刺绣加冕袍，身披圣带，头戴珠宝王冠，骑上装扮华丽的坐骑，由炫示着国王宝剑的王公大臣们引领，后面跟随手拿权杖的总管和高举王旗的治安官，骑行在这座欢呼的城市——耶路撒冷王国最初的几位君主都是在重建的圣墓大教堂圆形大厅里加冕登基的。

大主教主持王室宣誓仪式后，连续三次向聚集的民众问话，以确定富尔克与梅利桑德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啊，就是他们！”人群大喊道。两顶王冠被带至圣台。有人用羊角中的油为国王夫妇行施膏礼，随后富尔克接过象征忠诚的指环、代表统治权的宝珠以及用于惩罚罪人的权杖，再佩带象征战争和正义的宝剑。然后，大主教为国王夫妇同时加冕并亲吻他们。圣墓大教堂外，典礼官扶富尔克国王骑上坐骑，并一同返回圣殿山。在上帝圣殿举行的宴会上，国王先主动辞去王冠，然后群臣劝进。这项传统起源于耶稣行割礼的典故，据说当时马利亚带着耶稣来到圣殿，将其交予上帝，而后又用一只羊或两只鸽子的代价将其赎回。最后，耶路撒冷居民呈上食物和酒，由总管和内臣呈给皇家成员，典礼官则在一旁举着旗帜。纵情歌舞之后，治安官护送国王和王后回到寝宫。

梅利桑德是当权王后，但起先富尔克还希望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统治。四十岁的富尔克是个长着红头发、身材矮胖的军人，正如提尔的威廉所说，富尔克“好似大卫王”，但是记性差，总是一个缺憾。富尔克已习惯以自己的方式实行统治，却发现很难控制飞扬跋扈的王后，更别说打动她的芳心。梅利桑德身材纤细，肤色黝黑，头脑聪颖。她很快便与自己英俊的表兄弟、儿时的玩伴雅法伯爵休交往甚密，后者是耶路撒冷首富。富尔克曾指控他们有不正当关系。

梅利桑德王后：丑闻

梅利桑德的轻浮起初只在流言蜚语中流传，但很快就导致了一场政治危机。身为王后，她不大可能受到惩罚；但根据法兰克人的法律，如果一对男女被发现私通，女的要受劓刑，男的则要接受宫刑。只有一个方式才能证明清白，那就是决斗：有个骑士向休发出挑战，要他通过决斗来证明清白。但休逃到埃及，一直到教会通过折中裁决，判处他三年流放，他才回来。

在回耶路撒冷的路上，有一天，休正在皮货街的一家旅店里玩骰子，一名布列塔尼骑士刺伤了他。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而耶路撒冷“被这一暴行震惊了，大批民众聚集在一起”，流言四起，谣传是富尔克下令刺杀的。现在轮到国王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了：这名布列塔尼骑士受到审判并被判处肢解、割去舌头的惩罚。但富尔克下令不准割掉骑士的舌头，以证明并非国王故意封口。这名布列塔尼骑士被肢解，甚至在只剩下脑袋、躯干（和舌头）时，仍坚持说富尔克是清白的。

十字军国家因政治丑闻已经在欧洲声名狼藉，这不足为奇。统治耶路撒冷是一项挑战：国王其实只是公侯，与其他贵族相比并无过人之处，但他们必须与十字军将领、野心勃勃的权贵、谋财害命的冒险家、来自欧洲的无知新来者、独立的军事宗教骑士团和满脑子阴谋诡计的教会人士竞争，甚至还要对付伊斯兰敌人。

富尔克与梅利桑德的这桩皇室婚姻已跌入冰谷，王后虽然失去了爱人，却重拾权力。为与王后冰释前嫌，富尔克送给她一件特别的礼物——以她为名创作的奢华的《梅利桑德圣咏经》。[1]但是正当王国享受着其黄金时代之际，伊斯兰教已经在集结力量。

[1]《梅利桑德圣咏经》，封面用象牙雕刻而成，上面装饰着绿松石、红宝石和绿宝石，由叙利亚和亚美尼亚的艺术家在圣墓大教堂的缮写室中完成。这本《圣咏经》汇集了拜占庭、伊斯兰教和西方的风格，显示了在这位半亚美尼亚半法兰克王后统治时期，十字军艺术和东方艺术是如何融合的。

血腥的赞吉：“鹰王”

公元1137年，摩苏尔和阿勒颇（分别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阿塔贝格赞吉先后向十字军据守的安条克城、穆斯林控制的大马士革发起进攻。两座城中任何一座失守都将对耶路撒冷构成威胁。近四十年来，耶路撒冷的陷落对于分崩离析的伊斯兰世界来说，并未引起太多关注。在耶路撒冷的历史上，宗教狂热往往受政治需要的刺激。出于宗教和政治目的，赞吉开始利用因耶路撒冷陷落而引发的日渐高涨的仇恨情绪，自称是“圣战斗士、无神论者的驯服者、异端的摧毁者”。

哈里发赐予这位突厥阿塔贝格“埃米尔之王”的头衔，以嘉奖他重振伊斯兰雄风的功绩。在阿拉伯人面前，赞吉称自己是“信仰的支柱”；面对突厥追随者，他管自己叫“鹰王”。在这个推崇诗歌的社会里，诗人是每位统治者的门面，他们聚集到赞吉的宫廷，歌颂他的功绩。但赞吉是个心狠手辣的君主，他下令对劲敌处以剥皮之刑，将次要的敌人处以绞刑，把踩踏庄稼的士兵钉死在十字架上。赞吉阉割自己的男宠，以保持其美丽的容貌。当他手下的将军们被流放时，他下令把将军们的儿子阉掉，以警告这些人自己仍在掌权。赞吉借着酒劲把一个妻子休掉，并让手下的马夫们在马房将其轮奸，而他本人则在一旁观看。乌萨马·本·蒙奇德回忆说，要是哪个士兵开小差，赞吉就会将其左右两名挨着的士兵腰斩。赞吉的残暴被穆斯林记录下来。十字军给他取了个绰号：血腥的赞吉。

富尔克迅速前来迎战，但赞吉击败了耶路撒冷人，并在附近的要塞设下圈套，活捉了富尔克。耶路撒冷大主教威廉率军营救，激动地挥舞着真十字架振奋士气。赞吉明白大军就要赶到，主动提出交出富尔克，以换回城堡。这次紧张脱险后，富尔克和梅利桑德和解。但六十岁出头的赞吉依然咄咄逼人，不仅威胁着十字军占据的安条克城和埃德萨，还不断对大马士革发起进攻。大马士革的统治者乌努尔（Unur）惊慌失措，遂求助于耶路撒冷的异教徒，并与之结成同盟。

公元1140年，大马士革的乌努尔动身前往耶路撒冷，陪同他的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顾问、叙利亚贵族、12世纪最优秀的穆斯林作家。

乌萨马·本·蒙奇德：大事件和大灾难

总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知道在特定的历史时间和地点谁将独立潮头，而他们也总是身处事件的中心，乌萨马·本·蒙奇德就是这样的人。在漫长的生命中，他曾以宫廷侍从、武士和作家的身份服侍伟大的伊斯兰领袖左右，从赞吉、法蒂玛王朝哈里发到萨拉丁，另外，他还认识至少两位耶路撒冷国王。

乌萨马原是统治叙利亚沙伊扎尔城堡的王室成员，但失去了继承权，他的家族也在一次地震中受到重创。在经历这些打击之后，乌萨马成了一名骑士，准备去投靠任何一位能给他机会的统治者。他已四十五岁，正服侍着大马士革的乌努尔。乌萨马渴望战斗、捕猎和文学创作。他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屡战屡败，所获取的财富和荣耀充斥着血腥和荒谬。“又是一场灾难。”这句话在他的回忆录《大事件和大灾难》（Great Events and Calamities）中频繁出现。但他又是个天生的编年史家：即便追求名利的希望一再破灭，这位浪漫的、具有很高审美眼光的阿拉伯堂吉诃德，也能将这些经历变为机智、犀利而又忧郁的作品的上好素材。乌萨马热衷于阿迪布（adib）——优雅的阿拉伯纯文学作品。他所著的书和诗篇涉及女性的愉悦、男子的礼节［《教养的要旨》（The Kernels of Refinemen）］以及色情和战争。他所写的手杖的历史就是一篇关于年华流逝的散文。

乌努尔和他身边那兴致勃勃的随从乌萨马来到耶路撒冷，乌萨马写道：“过去在停战期，我常去拜访法兰克人的国王。”乌萨马对待富尔克异常恭敬。[1]国王和骑士都津津乐道骑士的品性。“他们告诉我说，你是个了不起的骑士，”富尔克说，“但我并不相信。”“上主啊，我是自己民族和人民的骑士。”乌萨马回答说。我们无从知道乌萨马长相如何，但乌萨马的体格似乎给法兰克人留下了印象。

在耶路撒冷旅行期间，乌萨马很喜欢研究十字军的劣性，他认为十字军是“十足的禽兽，毫无德行，只有胆量，只会战斗”。乌萨马的作品显示，穆斯林的许多传统也和十字军的一样，既野蛮又原始。他就像一名客观公正的新闻记者，将敌对双方的善与恶都记录下来。当垂垂老矣，在萨拉丁的宫廷回首往事时，乌萨马肯定想起了十字军王国时期耶路撒冷繁华的景象。

[1]富尔克不是乌萨马认识的第一个耶路撒冷国王。1124 年，小鲍德温被囚禁在沙伊扎尔，也就是乌萨马的家族城堡中。在那里，小鲍德温受到很高的礼遇，从此十字军开始尊重乌萨马及其家族。沙伊扎尔城堡的遗址位于叙利亚境内，今天仍可以见到。

梅利桑德的耶路撒冷：上层生活与下层生活

与四十年前法兰克人征服时的那个十室九空、臭气熏天的耶路撒冷相比，梅利桑德的耶路撒冷被许多基督徒视作世界的中心。的确，从那时的地图看，耶路撒冷呈圆形，两条主街交会成“十”字，十字的中心是在圣墓大教堂，凸显圣城耶路撒冷作为世界肚脐的地位。

国王和王后在大卫塔及其邻近的宫殿会见群臣，而大主教的宫殿则是教会活动的中心。在耶路撒冷居住的贵族，生活显然要比欧洲君主们好一些。在欧洲，即使是飞扬跋扈的贵族，也穿着脏兮兮的羊毛衣，住在冷风吹拂、陈设简陋的石砌城堡里。在十字军男爵中，很少有人能像伊贝林的约翰（John of Ibelin）那样生活奢侈。12世纪末期，伊贝林的约翰在贝鲁特的宅邸尤其豪华：马赛克地板、大理石墙壁、彩绘的天花板，还有喷泉和花园。即便那些并不太富有的城镇住户也拥有华丽的地毯、织花的壁挂帷幔、精美的彩色陶器、雕嵌着花纹的桌子和瓷盘。

耶路撒冷结合了边境小镇的孤陋、荒凉和皇家都城的奢华、虚荣。在耶路撒冷，就连声名不佳的女子，比如大主教的情妇，也会炫耀她们的珠宝、丝绸，以博得众人的关注。这就是耶路撒冷，它拥有三万居民和络绎不绝的朝圣者。它是圣城，是基督徒的熔炉，也是军事指挥部，是由战争和上帝支配的据点。法兰克人，男人和女人，能定期沐浴——在皮货街有公共浴池；罗马时代的污水处理系统还在发挥作用，大多数房子可能都配有厕所。即使患有伊斯兰恐惧症的十字军士兵也得适应东方的生活。战时，骑士们将亚麻布长袍和阿拉伯头巾套在盔甲外面，以防止盔甲在太阳的炙烤下发烫。和平时期，骑士的穿着和当地人差不多，他们穿着阿拉伯人的带风帽长外衣，甚至包头巾。耶路撒冷的妇女穿着贴身的长袍、短上衣或绣有金线的长外套。她们的脸涂得浓墨重彩，在公共场合通常戴面纱。在冬天，不论男女都穿毛皮衣服，但过着苦修生活的圣殿骑士团拒绝这类奢侈品，他们自诩是“圣战之都”的化身。各种骑士团都有自己的着装风格：圣殿骑士团成员束着腰带，大衣上印有红十字标记；医院骑士团成员则穿着黑色大衣，胸前印着白十字标记。每天，三百名骑士在城外的所罗门马厩热火朝天地操练，步兵则在汲沦谷练习射箭。

耶路撒冷城里不仅挤满来自法国、挪威、德国和意大利的士兵和朝圣者，还有大量的东方基督徒：短胡须的叙利亚人、希腊人，长胡子、戴着高帽子的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这些东方基督徒住在收容所里或许多小旅店中。市井生活以罗马卡多街为中心，这条街从圣斯蒂芬门开始，经过右边的圣墓大教堂和大主教区，然后分成三条彼此平行、设有顶棚的集市街。集市由许多纵横交错的小巷相接，小巷里弥漫着香料和熟食的气味。朝圣者们在厨艺街购买食物和饮品，在靠近圣墓的叙利亚货币兑换者一条街兑换货币；从拉丁金器商手里购买小首饰，到皮货街选购毛皮。

早在十字军东征之前就流传一句话：“没有哪个旅行者比来到耶路撒冷的朝圣者更加邪恶。”十字军国家是野蛮西方的中世纪版本：杀人犯、冒险者、娼妓都来此追寻发财梦，但古板的编年史家没有留下多少有关耶路撒冷夜生活的记录。然而，当地的混血士兵、突厥弓骑兵、出身贫穷且东方化了的第二代拉丁人（被称为“小马驹”）、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人以及新到的骑士，需要任何一座军事城镇都得有的旅社和寻欢作乐之所。每个旅店都在门口拴上一条笨重的链子，以阻止鲁莽的骑士冲进店里。站在店门口，你可以看到士兵们在赌场里掷骰子。从欧洲来的妓女被运到这些“海外领土”供十字军士兵玩乐。日后，萨拉丁苏丹的书记员将从穆斯林的角度愉快地描述这一船船舶来的货品：

漂亮的法兰克女子，全身肮脏，充满邪恶，自豪地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她们的衣服突然被撕破，之后又缝补起来，皮肉被划破又愈合；她们为了金子与人做爱，出卖肉体，顶着浑圆的臀部，姿态也优雅，像微醉的少女。她们把自己大腿之间的东西供奉给圣地。人们都不由自主地拉扯着她们身上的裙袍，像晃动的小树一样被她们迷得东倒西歪，恨不得立刻脱掉

她们的衣服。

她们中大多数最后在阿科港和提尔港上岸，港口大街上到处都有意大利水手。官员们在耶路撒冷维持治安，以期改善基督徒的品行，但那儿还是什么人都有。

当朝圣者生病时，医院骑士团的成员会在医院里护理他们。出人意料的是，医院骑士团还护理穆斯林和犹太人，甚至遵照犹太和伊斯兰的教规为他们烹调食物。但死亡的阴影仍然萦绕在人们心头：耶路撒冷是个大墓地，年迈有病的朝圣者希望死在耶路撒冷，并被埋在此地，以等待复活。对穷人来说，在玛米拉墓地与地狱谷的阿克尔达玛有不少空的埋尸坑可以免费使用。在12世纪晚期爆发的瘟疫中，每天死掉五十名朝圣者。每天晚上祈祷后，都会有马车来将尸体运到城外。[1]

生活从根本上是围绕着上帝圣殿和圣墓大教堂展开的，年复一年地遵行民间习惯的仪式和历法，周而复始地循环。“在这个具有强烈戏剧色彩的时代，每一项技术都通过展示和表演来激发民众的热情。”历史学家乔纳森·赖利—史密斯（Jonathan Riley-Smith）写道。耶路撒冷的诸多神龛看起来就像一座座舞台的布景，被一遍又一遍地模仿和改进，以强化戏剧效果。每年的7月15日都要庆祝耶路撒冷城的收复，大主教会带领几乎全城民众由圣墓走向圣殿山。然后，大主教要在所罗门圣殿外祈祷，而后率领队伍穿过金门——公元630年，最早的十字军希拉克略皇帝带着真十字架穿过此门——并来到北墙，北墙墙头立着巨大的十字架，当初戈弗雷就是从这里攻入耶路撒冷的。复活节上演着所有节日中最令人兴奋的戏码。圣枝主日这天日出前，大主教和神职人员拿着十字架，从伯大尼走向耶路撒冷。同时，另一支队伍拿着棕榈树枝，从圣殿山出发，到约沙法谷与大主教会合。两支队伍最后合而为一，一起打开金门，[2]然后走向神圣的休憩广场，最后开始在上帝圣殿里祈祷。

圣星期六（指复活节前一周的星期六）这天，耶路撒冷人聚集在教堂，准备迎接圣火。一名俄国朝圣者看到“人群冲进来，摩肩接踵，推推搡搡”，人们哭泣着、哀号着、喊叫着：“我身上的罪孽会阻止圣火降临吗？”国王从圣殿山走来，当他来到教堂时，因人群太过拥挤，庭院里也人满为患，他的部下不得不为他开出一条道来。一进门，国王就“泪如泉涌”。他走到圣墓前的布道坛，哭泣的侍从围在国王身边，等待圣火点燃。神父一遍又一遍地唱诵圣歌，所有人在日渐昏暗的教堂中喜极欲狂。突然间，“圣火照亮教堂，无比明亮，金碧辉煌”。这时，大主教出现了，他激动地挥舞着手中的圣火，并用圣火点燃王灯。圣火在人群中传递，一盏又一盏提灯被点燃。最后，人们提着灯在街上游行，就像奥林匹克圣火从大桥传到上帝圣殿一样。

梅利桑德极力美化耶路撒冷，使之不仅是圣殿圣地，也成为政治首都。我们今天所见的耶路撒冷，多半出自梅利桑德之手。十字军创造出一种独特的风格，融合了罗马、拜占庭和黎凡特的建筑艺术。这种建筑还有着圆顶的拱门和粗大的柱顶，并饰有精美的花形图案。女王在圣殿山以北、毕士大池所在之处修建了具有纪念意义的圣安妮教堂。今天，这座教堂还在，它被看作十字军建筑风格最简洁、最质朴的代表。圣安妮教堂的修道院曾是失宠的王室妻妾的收容所，最近成为梅利桑德的妹妹伊薇特公主的府邸。在耶路撒冷，这家修道院接受的捐赠最多。集市中有些店铺打着“ANNA”的字样，以表明店铺的盈利会流向何处；其他一些店铺大约为圣殿骑士团所有，标有符号“T”，代表圣殿骑士团。

有座名叫“圣吉尔斯”（St Giles）的小教堂建在大桥上，面朝着圣殿山。在城外，梅利桑德又扩建了约沙法圣母教堂，也就是圣母墓，梅利桑德死后就葬在此地（她的墓冢保留至今）。她还修建了伯大尼修道院，任命伊薇特公主为修道院院长。在上帝圣殿内，梅利桑德增建了一道豪华的金属栅栏，以保护中间的岩石（今天，栅栏的大部分存放在圣殿博物馆，一小部分仍留在原址。圣殿博物馆中可能还留有耶稣的部分包皮[3]，后来甚至还出现了穆罕默德的胡须）。

在拜访富尔克和梅利桑德期间，乌萨马·本·蒙奇德和他的主人大马士革的乌努尔获准到圣殿山祷告。在那里，他们见识了法兰克人的偏狭以及对外扩张的野心。

[1]在基督徒推崇的阿克尔达玛藏尸所上方，有一座东正教教堂和一座拉丁教堂。尸体被从教堂顶部的洞口放下去。人们相信，被放下去的尸体会在二十四小时内无声无息地腐烂，不会产生臭味。这些藏尸所最后一次被使用是在1829 年。如今，拉丁教堂的藏尸所已经填满了土，而希腊东正教的藏尸所还能见到，透过它的一个小小的洞口，人们可以看到白骨。但两座教堂都已不复存在，很可能是被萨拉丁摧毁了。

[2]神圣的金门一年只打开两次，金门外的墓地是一块特殊的长眠之所，很可能属于圣殿骑士团建立的女修道院。据说，谋杀托马斯·贝克特（英国坎特伯雷教堂大主教）的凶手就埋在这块墓地。几个有名的法兰克骑士也葬在圣殿山上。1969年，一位名叫詹姆斯·弗莱明的研究《圣经》的美国学生在给金门拍照时，脚下的土突然松动，他掉进了一个约2.4米深的坑中。他发现自己站在一堆人骨上。这个坑原来是希律在位时用方石建造的整齐的拱门所在的位置，这些骨头可能是十字军的遗骸（1148年，雷根斯堡的腓特烈被埋在这里。1891年，考古学家康拉德·希克在此处发现人骨）。十字军东征前后，穆斯林把这块地方用作专门的墓地。遗憾的是，弗莱明没能做进一步研究，因为穆斯林当局迅速将此地用水泥封存了。

[3]耶稣的包皮（圣包皮）仅仅是浩如烟海的中世纪陈列品中的一件。查理曼在公元800年加冕前，曾将耶稣包皮的一部分呈献给教皇利奥三世。但基督教世界很快就出现了八到十八件这样的圣物。鲍德温一世在公元1100 年送了一件到安特卫普，而梅利桑德也拥有一件。这样的遗物，绝大多数已在宗教改革期间遗失或遭损毁。

乌萨马·本·蒙奇德和犹大·哈列维：穆斯林、犹太人和法兰克人

乌萨马与圣殿骑士团的一些成员成了好朋友，他们在战场上和谈判桌边见过面。如今，这些骑士团的成员护送着乌萨马和乌努尔向神圣的休憩广场进发，此时休憩广场已彻底基督化，成了圣殿骑士团的大本营。

一些十字军士兵说起了阿拉伯语，修建了许多带有庭院和喷泉的房子，就和穆斯林权贵的一样；有些人甚至开始吃阿拉伯食物。乌萨马还遇到一些不吃猪肉的法兰克人，“他们摆出一桌丰盛的食物，非常干净可口”。然而绝大多数法兰克人都不赞成过度本地化的行为：“上帝已把西方人改造成了东方人，”编年史家富尔彻写道，“在这片土地上，罗马人或法兰克人已被改造成加利利人或巴勒斯坦人。”事实上，乌萨马和圣殿骑士团之间的友好关系是有限度的，他们对彼此表现出来的开阔胸襟是有所保留的。一名圣殿骑士团的成员将要回国，他邀请乌萨马将儿子送到欧洲接受教育，这样“受教育者返回时，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理性的人”。乌萨马却忍不住嗤之以鼻。

当他们在圆顶寺祈祷时，有个法兰克人走向乌努尔，问道：“你想看到上帝年轻时的样子吗？”

“当然想。”乌努尔说道。法兰克人领着他和乌萨马来到圣母马利亚和圣子耶稣的圣像前。

“这是年轻时的上帝。”法兰克人说道，而乌萨马感到非常可笑。

乌萨马随后径直走向所罗门圣殿，即以前的阿克萨清真寺祷告。虽然乌萨马在大庭广众之下念诵起《古兰经》的经文——“阿拉胡阿克巴——真主最伟大”，他还是受到圣殿骑士团朋友们的欢迎。但后来还是发生了令人不安的事：“一个法兰克人猛地向我冲过来，并一把抓住我，将我的脸扭向东边：‘就这样祷告！’”“圣殿骑士马上冲向他，将此人从我身边带走。‘那人是新来的，’骑士们一边致歉，一边连忙向我解释，‘他刚从法兰克王国来到此地。’”乌萨马觉察到“刚到的人比起已适应穆斯林生活的人要粗鲁些”。这些新来的“仍旧是被诅咒的民族，依然对异族存有戒心”。

不仅穆斯林领袖可以到访梅利桑德的耶路撒冷，穆斯林农民也每天都来卖水果，只是一到夜晚就得离开。到了12世纪40年代，原先禁止穆斯林和犹太人进入基督城的法令已经松弛，因此，旅行作家阿里·哈拉维（Ali al-Harawi）写道：“法兰克人统治时期，我在耶路撒冷住了很长时间，所以我十分清楚有关圣火闹剧的秘密。”一些犹太人已经在耶路撒冷居住，但朝圣依然危险。

就在公元1141年，犹大·哈列维（Judah Halevi），著名的西班牙诗人、哲学家和医生，据说已从西班牙来到耶路撒冷。他在情歌和宗教诗中歌颂“大美至美的锡安”。在耶路撒冷，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争斗在激烈地上演着，流散的犹太人则是“陌生土地上的鸽子”。终其一生用希伯来语写作诗歌但说着阿拉伯语的哈列维坚信，总有一天，犹太人要回归锡安：

啊！最贞洁纯净的世界之城，

我在遥远的西方向你遥望，为你叹息。

啊！要是我有鹰的翅膀，我会飞向你，用我那涟涟泪水滋润你的土地。

朗诵哈列维的诗歌至今仍是犹太会堂礼拜仪式的一个环节。和任何一位描绘过耶路撒冷的诗人一样，哈列维沉痛地写道：“当我梦到囚虏归来之时，我愿化为竖琴，与你唱和。”我们不清楚他是否在耶路撒冷实现了夙愿，但有个传说是这样的：犹大·哈列维走过城门时被一个骑兵（很可能是法兰克人）骑马践踏而死。他的一些话显示，他也许曾预见自己的命运：“我倒下的时候，脸会贴着你的土地，在你的石头上我深感喜悦；蒙着你的尘土，我也感到亲切。”

犹大·哈列维的死没有使乌萨马感到吃惊，他了解法兰克律法的残暴。在去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乌萨马看到两个法兰克人正通过搏斗来解决纠纷：一人猛击另一人的脑袋。“那是他们的习惯，也符合他们的法律程序。”一个人如果被指控杀害了朝圣者，在审判中，他将被捆紧并扔进水池。他如果沉下去，就证明他是无辜的，但他如果浮起，则表明他有罪。乌萨马还记载道：“他们还把化妆墨弄到他的眼睛里。”结果这个人瞎了。

提及法兰克人的风化，乌萨马兴奋地讲到一个法兰克人发现另一个人与他的妻子同床，只是口头警告对方，就让对方走了。而另一个法兰克人则要求男性理发师剃去他妻子的阴毛。说到医术，乌萨马讲过，当一名东方医生用膏药敷治一个法兰克人腿上的脓肿时，一名法兰克医生闯进来，用斧头砍掉病腿，并留下一个流传后世的问题：他是想拥有一条腿活着，还是保住两条腿死去？但病人最后还是死了。当东方医生给一个“体液缺乏”的妇人开出专门的饮食处方时，还是这名法兰克医生诊断病情为“魔鬼躲进了她脑子里”，于是将十字架钉进她的颅骨，妇人因此死去。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最好的医生是说着阿拉伯语的基督徒和犹太人，甚至耶路撒冷的国王们也青睐东方医生。但乌萨马似乎并不赞同这一说法，他提过两个病人靠法兰克人的药得以治愈的案例。

穆斯林把十字军当作野蛮的劫匪。有关十字军都是蛮族而穆斯林是唯美主义者的陈词滥调显然不符合事实。毕竟，乌萨马侍奉过的赞吉就是个施虐狂。通读乌萨马对伊斯兰暴力的叙述，会发现其残暴程度也足以让现代人感到震撼：收集基督徒的头颅，把自己的士兵和异端者钉上十字架或砍成两半。伊斯兰教法中有着严厉的惩罚规定，乌萨马就记录过他的父亲在暴怒之下砍掉了身边男侍的胳膊。十字军和穆斯林的暴力与律法之残酷不相上下。法兰克骑士和伊斯兰骑士有很多相同之处：他们跟随的领袖都是白手起家的冒险家，鲍德温家族和赞吉，他们都建立了战士的王朝。两种体制的运行都依赖于将采邑或财富分封给军事首领。阿拉伯人用诗歌炫耀自己的功业，这样的诗歌兼具娱乐和宣传之效。乌萨马侍奉大马士革的乌努尔时，曾用诗文与埃及人谈判，而十字军骑士则写下了典雅的爱情诗。十字军骑士和阿拉伯骑士在生活中遵守着相似的贵族行为规范，有着相同的嗜好——宗教、战争、骑马——以及同样的竞技运动。

很少有士兵或小说家能像乌萨马一样捕捉到战争的刺激和乐趣。读乌萨马的书，就如同在耶路撒冷王国骑着马加入小规模的“圣战”。乌萨马所写的战争纪闻使他大放异彩，这些战争纪闻有：勇于冒险的骑士、奇迹般的逃脱、可怕的死亡、无政府状态下的兴奋、闪光的刀剑、汗水淋淋的战马和喷溅的鲜血。但乌萨马也是一个崇尚天命、相信上帝仁慈的哲学家：“即使是最微不足道、毫无意义的小事也会导致毁灭。”毕竟，基督徒和穆斯林都相信——用乌萨马的话说——“战争的胜败只有上帝才能决定”。宗教就是一切，乌萨马对朋友的最高褒扬就是：“天才的学者、真正的骑士、真心虔诚的穆斯林。”

梅利桑德控制下的耶路撒冷的平静被一场意外突然间击碎，而导致这场意外的竟是穆斯林和法兰克权贵都喜欢的一项运动。

24 僵局

公元1142年—公元1174年

赞吉：狂妄与报应

在打仗或阅读之余，乌萨马会带着猎豹、鹰和猎犬捕猎鹿、狮子、狼与土狼。在这一点上，他与赞吉或富尔克国王并无二致，他们一有空便外出打猎。乌萨马和大马士革的阿塔贝格拜访富尔克时，共同看上了一只苍鹰，富尔克就把苍鹰当作礼物送给了他们。

公元1142年11月10日，就在乌萨马访问耶路撒冷后不久，富尔克国王在阿科附近骑马时发现一只野兔，便纵马扑去。突然，用于固定马鞍的肚带断了，富尔克摔了下来。马鞍飞向富尔克的头，打破了他的头骨，三天后他就死了。耶路撒冷人走上街头，护送送葬队伍将富尔克安葬在圣墓大教堂。圣诞节这天，梅利桑德给她十二岁的儿子加冕，这就是鲍德温三世。但梅利桑德本人才是真正的统治者。在一个男权时代，梅利桑德是一位“有着大智慧的女性”，就像提尔的威廉所写的：“她的地位远在一般女子之上，这样她才敢将一些重要措施付诸实施，并且以完全不逊于前代君王的统治手腕治理王国。”[1]

在这个苦乐参半的时候，灾难降临了。1144年，血腥的赞吉占领了埃德萨，大肆屠杀法兰克男子，奴役法兰克女子（却对亚美尼亚基督徒予以保护），十字军建立的第一个国家、耶路撒冷王朝的摇篮（埃德萨伯国）就此毁灭了。伊斯兰世界拍手称快，穆斯林发现法兰克人并非不可战胜，深信下一个要灭亡的就是耶路撒冷。“如果埃德萨是外海，”伊本·盖萨拉尼（Ibn Qaysarani）写道，“那耶路撒冷就是海岸。”阿拔斯王朝哈里发赐予赞吉“伊斯兰的荣耀”“信仰者的指挥官的伟大助手”“天降的神辅国王”等称号，但不久赞吉便因酗酒遭遇不测。

在伊拉克的一次围攻战中，一个受尽屈辱的阉人，可能是被阉割供赞吉玩乐的阉人中的一个，潜入戒备森严的营帐，刺向躺在床上、喝得酩酊大醉的独裁者。一位侍从发现赞吉流血不止，无助地讨饶：“他认为是我要杀他。他用食指指着我，打手势向我求助。我因惧怕他而不敢轻举妄动。我恭敬地说道：‘上主啊，是谁向你下的毒手？’”“鹰王”就这样死了。

赞吉尸骨未寒，部下就抄劫了他的财物，他的两个儿子瓜分了他的江山：二十八岁的次子努尔·丁（Nur al-Din）从父亲手上扯下象征权力的图章戒指，占据了叙利亚地区。努尔·丁很有头脑，不像父亲那般残暴，他发起更猛烈的“圣战”来对抗法兰克人。埃德萨失守后，梅利桑德在震惊之余向教皇尤金三世求援，后者发动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1]梅利桑德是耶路撒冷名正言顺的第三位女王，前两位分别是耶洗别的女儿亚他利雅、马加比时代亚历山大·詹尼亚斯的遗孀亚历山德拉。梅利桑德一共加冕了三次，第一次是在1129年同父亲一起加冕，第二次是在1131年和富尔克共同加冕，第三次是在1143年和儿子一起加冕。尽管在伊斯兰和基督教世界女子地位低下，但据乌萨马说，伊斯兰和十字军的女子在危急时刻会披上盔甲，奔赴沙场与敌作战。梅利桑德没有忘记自己的亚美尼亚血统。埃德萨失守之后，她将亚美尼亚难民安置在耶路撒冷。1141 年，亚美尼亚人开始在靠近王宫的地方重建圣雅各大教堂。

阿基坦的埃莉诺和国王路易七世：丑闻与失败

路易七世，是圣徒般的年轻的法兰西国王。他和妻子阿基坦女公爵埃莉诺，以及到过圣地朝圣的德国国王康拉德三世，一起响应了教皇的号召。但德意志和法国军队穿越安纳托利亚时，遭到了突厥人的袭击。这次行军损失惨重，路易七世只得向安条克进发。埃莉诺肯定被这场败仗吓坏了，她丢掉了大批行李，同时丢掉的还有对道貌岸然实则无能的丈夫的尊重。

安条克公国的雷蒙德王子催促路易七世帮助其夺取阿勒颇，但路易七世决定先去耶路撒冷朝圣。老练的雷蒙德是埃莉诺的叔叔，也是“王公贵族中最英俊的人”。经过这场悲惨的旅行，埃莉诺“抛弃了她的结婚誓言，不再对丈夫忠诚”，提尔的威廉写道。埃莉诺的丈夫像初恋的少年一样爱她爱得发狂，却把性（甚至是婚姻中的性）视为放纵。难怪埃莉诺说他“像个僧人，不像男人”。而埃莉诺绝顶聪明，长着乌黑的头发和眼睛，身材曼妙。她是欧洲最富有的女继承人，在糜烂的阿基坦宫廷长大。基督教的编年史家断言，罪恶的血液流经她的血脉，因为她的祖父是行吟诗人威廉，一个荒淫的骑士诗人。而且，她的外祖母还是她祖父的情妇，绰号“危险人物”。威廉让“危险人物”将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才与她走到一起。

不管埃莉诺和雷蒙德之间是否有通奸行为，两人的挑衅行为已足以使埃莉诺的丈夫颜面扫地，进而引发了国际丑闻。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用绑架埃莉诺的手段来解决自己的婚姻难题，同时他改变行军路线，与已经到达耶路撒冷的德意志国王会合。当路易七世和埃莉诺来到耶路撒冷城外时，“所有的神职人员和民众都出城迎接”，护送路易七世来到圣墓大教堂，“一路上，人们不停地唱着颂歌”。这对法国夫妇与康拉德三世一起住在所罗门圣殿，但埃莉诺已被法国卫兵严密监视，在那儿滞留了几个月。

公元1148年6月24日，梅利桑德和她的儿子鲍德温三世在阿科召开了一次贵族大会，在会上确定了十字军的目标：大马士革。大马士革不久前成了耶路撒冷的盟友，但大马士革依然是合理的目标，因为努尔·丁攻下大马士革只是时间问题。7月23日，耶路撒冷、法国和德国的君主一路攻进位于大马士革城西侧的果园，但两天后又神秘地移师城东。移师四天后，十字军起了内讧，三个国王灰溜溜地撤走了。

大马士革的阿塔贝格乌努尔可能贿赂了耶路撒冷的男爵们，使他们相信西方的十字军想独吞所有的战利品。这种奸诈的欺骗手段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十字军获悉赞吉的儿子努尔·丁正率援军赶来，因此决定撤兵。在巨大灾难的冲击下，耶路撒冷元气大伤。康拉德三世渡海而归，而路易七世在做了苦行忏悔后留在耶路撒冷庆祝复活节。他不打算如此迅速地回去而称了埃莉诺的心。这桩婚姻在他们回程的路上宣告失败。[1]

三支军队撤走后，梅利桑德庆祝自己最辉煌的成就，却又蒙受了奇耻大辱。1149年7月15日，她和儿子再一次为自己掌管的新的圣墓大教堂祝圣，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新的圣墓大教堂都是十字军给耶路撒冷留下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杰作。后世的建筑师们发现了一座1048年建造并于1119年修复的复杂建筑，里面有迷宫一般杂乱的礼拜堂和神龛。建筑师们以大无畏的胆略解决了内部结构复杂的难题。他们在这些建筑物的上面修建了耸立的圆形大厅，并将所有建筑联结成一座壮观的罗马式建筑，将其扩展到东边的旧日的神圣花园。他们打开圆形建筑东面的墙壁，新建了一些小教堂和一条巨大的回廊。在君士坦丁大教堂所在的位置上，他们修建了大型修道院。他们保留了1048年修建的南入口，创造出一种正面带有两扇壮观大门（一扇现在已用砖砌上）、顶端饰有雕刻的门楣（现藏于洛克菲勒博物馆）的罗马式建筑。雕刻得精美绝伦的楼梯一直延伸到各各他山的教堂，这是十字军所有艺术中最精致的。

儿子对梅利桑德心怀不满，要求掌握全部权力。时年二十岁的鲍德温三世头脑精明，长着一头浅黄色的头发，体格健壮，尽管他干过一些不好的勾当，但仍被人说成是完美的法兰克国王。尽人皆知的是，鲍德温三世是个赌徒，还诱奸已婚妇女。但北方局势危急，赞吉的儿子努尔·丁此时已经击败安条克人，杀死了埃莉诺的叔叔雷蒙德，耶路撒冷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勇武的国王掌控大局。

鲍德温三世火速北上，及时地为安条克解了围，但他回师时，他的母亲、时年四十七岁的梅利桑德坚决反对他在复活节加冕称王。鲍德温三世决心反抗。

[1]埃莉诺一离婚，就与诺曼底公爵兼安茹伯爵亨利结了婚。亨利是耶路撒冷国王富尔克的孙子，他很快便即位为英国国王亨利二世。两人的孩子包括“约翰王”以及后来的十字军领袖“狮心王理查”。

母子之争：梅利桑德挑战鲍德温三世

梅利桑德把富庶的港口提尔和阿科给了鲍德温三世，自己仍据有耶路撒冷。当鲍德温三世招兵买马，准备夺取王国时，“暗伏的火焰复燃了”。梅利桑德从纳布卢斯匆匆赶往耶路撒冷，鲍德温三世紧随其后。耶路撒冷敞开大门迎接国王。梅利桑德撤往大卫塔，而鲍德温将大卫塔团团围住。他“修筑工事，准备一战”，点燃弩箭，发射石头，这样持续了数日。最后，梅利桑德女王交出了权力，还有耶路撒冷。

当努尔·丁再次攻打安条克时，鲍德温三世还没有完全得到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力。而当鲍德温三世再一次出现在北方时，1086年到1098年间曾统治耶路撒冷的奥尔图克家族正从其伊拉克领地出发，企图夺取圣城。他们集结在橄榄山，但耶路撒冷人主动出击，在通往杰里科的路上将其悉数歼灭。经此一战，耶路撒冷军心大振。鲍德温三世率军带着真十字架进攻阿什凯隆，长久围困后最终破城。但在北方，大马士革最终向努尔·丁投降，努尔·丁就这样控制了叙利亚和今伊拉克东部地区。

努尔·丁“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留有胡须，但上唇无须，在一双动人双眼的烘托下，显得额头生辉，相貌堂堂”。努尔·丁和赞吉一样残暴，但有所节制，且更加狡猾，连十字军都称他“勇敢、智慧”。努尔·丁为侍从们拥戴，其中包括政治风向标式的人物乌萨马。努尔·丁迷恋马球，即便到了晚上，也点着蜡烛照打不误。正是努尔·丁将伊斯兰世界对法兰克人征服的仇恨转化为逊尼派的复兴以及新的战争信心。一批新的法达伊作品赞扬了耶路撒冷，这推动努尔·丁决心发动一场“圣战”以“清除十字架的污俗，纯洁圣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十字军也曾说穆斯林是“圣墓教堂的玷污者”。努尔·丁打算一征服该城，就授意属下在阿克萨放置一个精心雕刻的讲经坛或小讲坛。

鲍德温三世陷入了与努尔·丁的僵持中，双方同意暂时休战。此时鲍德温三世开始寻求拜占庭的支援，娶了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一世的侄女狄奥多拉。在圣墓大教堂举行的婚礼和加冕仪式上，“新娘穿着镶有金子和宝石的婚礼服饰，这样的服饰和珍珠”把君士坦丁堡奇异壮丽的风情带进了耶路撒冷。鲍德温三世最后病倒在贝鲁特，很可能因痢疾于1162年5月10日死亡。这桩婚姻没有留下后代。

送葬队伍从贝鲁特出发，行至耶路撒冷，一路上都是空前“沉痛与悲哀的景象”。耶路撒冷的国王们也和其他老牌的十字军家族一样，成了黎凡特的显要人物，所以正如提尔的威廉所观察到的，“从山上走来一大群异教徒，他们哭号着跟在送葬队伍后面”。连努尔·丁也说，“法兰克人失去的这位贵族可遇不可求”。

阿莫里和阿格尼丝：配不上圣城的王后

一个声名狼藉的女子如今扰乱了耶路撒冷的王位继承。鲍德温三世的兄弟、雅法和阿什凯隆伯爵阿莫里是继承人，但大主教拒绝为其加冕，除非他废除与阿格尼丝的婚姻。大主教称他们是近亲，尽管两人已育有一个儿子。真正的问题是“她不配做耶路撒冷这般圣洁城市的女王”，一位谨慎的史家写道。阿格尼丝因不检点而留下坏名声，但鉴于历史学家们对她抱有很深的成见，我们无法确认阿格尼丝是否应得此恶名。尽管如此，阿格尼丝明显是众人追捧的战利品，她的情人很多，据说包括总管、大主教和四个有妇之夫。

阿莫里恪守职责，与阿格尼丝离了婚，并在二十七岁时加冕。阿莫里举止笨拙，说话结巴，笑时会发出咯咯声。很快，他变得“极度肥胖，胸部像某些妇女的乳房一样垂至腰间”。大街小巷的耶路撒冷人都在嘲笑他，但他充耳不闻，“就当没听到”。阿莫里尽管样貌不佳，却智勇双全。眼下他正面对王国建立以来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努尔·丁攻陷了叙利亚，而鲍德温三世对阿什凯隆的征服却为埃及的进犯打开了门户。阿莫里需要使出浑身解数来对付努尔·丁，以获得至高荣耀。

这是阿莫里欢迎当时最臭名昭著的无赖安德罗尼库斯·科穆宁（Andronikos Komnenos）前来耶路撒冷的原因之一。安德罗尼库斯·科穆宁是一位拜占庭亲王，“率领一大帮骑士参战”——一支不可小觑的援军。起初，他率领的骑士对耶路撒冷来说是一颗“定心丸”。安德罗尼库斯是皇帝曼努埃尔一世的堂兄弟，他引诱了皇帝的侄女，她的兄弟们怒不可遏，差点将他刺死。安德罗尼库斯坐了十二年牢，后来获得宽恕，出狱后被任命为奇里乞亚总督。但因为无能以及不忠，安德罗尼库斯被撤了职。他跑到安条克，在那儿引诱了当地贵族的女儿菲莉帕，不得已又逃回耶路撒冷。“但正如爬到胸口的蛇和衣橱中的老鼠，”阿莫里的近臣、提尔的威廉回忆道，“他印证了那句谚语：‘即使希腊人提着礼物前来，我也得提防三分。’”

阿莫里将贝鲁特赐给安德罗尼库斯作为封地，但年近花甲的安德罗尼库斯抛弃了菲莉帕，转而引诱鲍德温三世那身材苗条的遗孀、耶路撒冷王后狄奥多拉，后者当时年仅二十三岁。耶路撒冷人被激怒了，安德罗尼库斯被迫再次出逃，他带着狄奥多拉来到大马士革，向努尔·丁投降。[1]没有人会为“这条蛇”的逃跑感到遗憾，尤其是提尔的威廉，他生于耶路撒冷，是阿莫里最赏识的神职人员。在巴黎、奥尔良和博洛尼亚学习后，威廉回到耶路撒冷，成了阿莫里最信任的谋士。二十多年间，威廉先后当过提尔的大主教和王室大臣，是王室悲剧的见证者。此刻，耶路撒冷即将迎来一场最可悲的危机。

[1]至少看起来，安德罗尼库斯爱狄奥多拉的时间要比爱其他人长，当狄奥多拉被皇帝俘获时，安德罗尼库斯屈膝投降，并得到赦免。皇帝死后，这个荒唐卑鄙的无赖在1182 年攫取权力，成为君士坦丁堡历史上最无耻的皇帝之一。在他的黑暗统治时期，他杀死了皇室家族的大部分成员，包括女人。六十五岁时安德罗尼库斯依然有孩童般的英俊外貌，他娶了一个十三岁的公主。当安德罗尼库斯被推翻后，暴民们用最骇人听闻的方式将其拷打致死。他的一只胳膊被砍掉，一只眼睛被挖出，头发和牙齿被拔掉，脸被按进滚沸的水中以毁灭他那著名的容貌。至于狄奥多拉命运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提尔的威廉：埃及的战争

阿莫里国王指定威廉来书写十字军和伊斯兰王国的历史，这可是一项大工程。书写十字军国家的历史对威廉来说不成问题，尽管他懂些阿拉伯语，但如何书写伊斯兰的历史呢？

如今，埃及法蒂玛王朝四分五裂。对敏锐的投机者来说，这是趁火打劫的好机会，所以乌萨马·本·蒙奇德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了开罗。这儿的权力游戏很残酷，但可牟得暴利。乌萨马发了财，建了一座图书馆。然而，情势突然逆转，乌萨马不得已开始逃命。他将全部家人，连同黄金、他喜爱的图书都装上了船。但船行至阿科城外时失事，金银财宝都丢失了，图书也被耶路撒冷国王没收：“当得知我的孩子和女人都安然无恙时，我对于财富的失去还能够忍受。但丢失的图书却让我难以释怀：四千卷书籍，我一辈子都为此心痛不已。”乌萨马的损失却给威廉带来了大好机会，因为他得到了乌萨马的书籍，并充分利用它们来写作伊斯兰历史。

这时，阿莫里投入夺取埃及的战斗，先后发动了不下五次攻击。这次赌注很高，第二次入侵时，阿莫里似乎就要征服埃及。如果他成功夺取埃及的财富和资源，耶路撒冷的基督教王国很可能会存在更长一段时间，这一地区的历史也将被改写。然而，被废黜的埃及维齐尔逃往努尔·丁处，努尔·丁马上派遣他的库尔德将领、健壮圆胖的谢尔库赫去夺取埃及。阿莫里击败谢尔库赫，夺取了亚历山大里亚，但并未巩固战果，而是接受了对方的贡品，然后返回耶路撒冷。

借助于从埃及获得的战利品，阿莫里的都城繁荣起来。锡安山上“最后晚餐处”别致的哥特式房间就是这个时候建造的，此外，国王还建造了一座新的宫殿，就坐落于大卫塔南边，宫殿有一个带山墙的屋顶、一个小圆顶塔楼和一个大圆顶塔楼。[1]但埃及并未就此屈服。

阿莫里在同埃及的冲突中损失巨大，进退维谷，于是向君士坦丁堡皇帝曼努埃尔一世求助，这次娶了他的侄孙女玛丽亚，还派历史学家威廉去商谈军事合作。但援军还没到，战争就爆发了。阿莫里与他的埃及盟友即将夺取开罗，但这时，努尔·丁的将军谢尔库赫赶回来了。阿莫里在对方缴纳更多贡金的承诺下撤了军。

阿莫里在加沙病倒了，他要求盟友派最好的医生为他诊治——阿莫里推崇东方医学。埃及人派了哈里发的一位犹太医生，这名医生凑巧刚从耶路撒冷回来。

[1]当时在康布雷出版的较实事求是的耶路撒冷地图上，还能看到这座宫殿。狄奥多里希见到该宫殿是在1169年，十字军占领这座宫殿是在1229年，但后来它就消失了，很可能是在1244年被突袭的花剌子模突厥人（Khwarizmian Turks）所毁。1971年和1988 年，考古学家在亚美尼亚花园和突厥兵营遗址发现了宫殿的部分地基。

摩西·迈蒙尼德：迷途指津

迈蒙尼德拒绝为十字军的国王治病，这很可能是明智之举，因为他刚抵达法蒂玛王朝治下的埃及，而埃及和耶路撒冷的结盟时间并不长。迈蒙尼德曾因穆斯林的迫害而逃离西班牙，那时犹太人与穆斯林共创文明的黄金时代在西班牙已成为过去。西班牙分裂了，野心勃勃的基督教王国占据着北方，南方是穆斯林的地盘，已被狂热的柏柏尔部落建立的阿尔摩哈德王朝（Almohads）征服。阿尔摩哈德王朝命令犹太人要么选择改宗，要么选择死亡。年轻的迈蒙尼德假装改宗，但在1165年逃出来，踏上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路途。10月14日，在提市黎月（Tishri），即犹太新年和赎罪日所在的月份，也是朝圣者喜爱前往耶路撒冷的月份，迈蒙尼德与自己的兄弟、父亲一同站在了橄榄山上。在这里，他第一次放眼看到犹太圣殿的所在，并遵照仪式撕裂自己的衣服——后来他详细记述了犹太人在朝圣中应该撕几次衣服（之后要缝补）、何时撕衣服。

但是，迈蒙尼德穿过东边的约沙法门进入城内时，看到的是基督徒控制的耶路撒冷，当局仍拒绝接纳犹太人，尽管已有四个犹太染匠在王室的保护下生活在大卫塔附近。[1]迈蒙尼德为圣殿感到悲痛：“虽然已是灰烬，它依旧神圣长存。”“然后我走进了伟大而又神圣的殿堂，开始祈祷。”迈蒙尼德似乎已获准在上帝圣殿的圣石上祈祷[2]（正如乌萨马·本·蒙奇德那样的穆斯林），尽管他后来被禁止进入圣殿山——这条规定至今仍被一些正统派犹太人遵守着。

之后，迈蒙尼德在埃及定居。在埃及，阿拉伯人管他叫穆萨·伊本·梅蒙（Musa ibn Maymun）。迈蒙尼德因博学多才声名远扬，他的作品涵盖从医学到犹太律法的多个领域，其中最有名的是《迷途指津》（The Guide for the Perplexed）。这本书融合了哲学、宗教和科学。此外，他还是宫廷医生。但埃及动荡不安，阿莫里和努尔·丁正在争夺陷于困境的法蒂玛王朝哈里发的最高统治权。阿莫里志在必得，但并不走运。

1169年，叙利亚统治者努尔·丁完成对耶路撒冷的包围，此时，他手下的谢尔库赫已打赢埃及战役。谢尔库赫得到年轻的侄子萨拉丁的援助。当肥胖的谢尔库赫于1171年死去时，萨拉丁独占埃及，任命迈蒙尼德为犹太人的领袖，还委任他为自己的私人医生。而在耶路撒冷，王室继承人所处的困境促使医学走上了舞台中心。

[1]紧随迈蒙尼德之后，犹太旅行家图德拉的便雅悯（Benjamin of Tudela）来到耶路撒冷。在便雅悯逗留期间，工匠们在修缮锡安山上的“最后晚餐处”时，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大洞穴，当时人们称颂此乃大卫王的陵墓。十字军在此修建了一座纪念碑，在耶路撒冷浓厚的宗教气氛中，这座纪念碑对犹太人和穆斯林同样神圣。便雅悯声称他借道去了伊拉克，不管真假与否，他记载了在巴格达上演的戏剧中，一个名叫大卫·埃尔雷伊（意为“大卫王”）或者阿尔罗伊的年轻犹太人宣称自己是弥赛亚，此人允诺将带着当地的犹太人飞去“征服耶路撒冷”。巴格达的犹太人站在屋顶上等待着，但从未等到飞上天的那一刻，他们的邻居感到这很好笑。阿尔罗伊后来被刺身亡。本杰明·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于19 世纪造访耶路撒冷后创作了小说《阿尔罗伊》。

[2]伊斯兰统治下的犹太洞穴会堂维持了四百年，后来，十字军把紧挨着西墙的地道中的洞穴会堂封上，将其改造为一个蓄水池，所以迈蒙尼德不大可能在那儿祈祷。

25 麻风病国王

公元1174年—公元1187年

提尔的威廉：王室的家庭教师

阿莫里国王任命提尔的威廉做他儿子鲍德温四世的家庭教师，威廉对这位王子充满敬意：

这个男孩当时大约九岁，在我的关心和指导下学习人文学科。我不遗余力地教导这个王室学生。他相貌清秀，在文学上有长进，而且我越发肯定他会养成让人喜爱的性格。他是优秀的骑士，天才毕露，记忆力出众。

“正像他的父亲，”威廉补充道，“他急切地想学历史，乐于听从好的建议。”——这无疑是指威廉的建议。男孩也很贪玩，他的老师因此发现了他的问题。

和所有顽皮的男孩一样，他喜欢与小伙伴一起玩耍。孩童们互相掐对方的胳膊和手，但鲍德温四世总是忍着不出声，好像没有任何感觉。他们多次打闹之后，有人将此告知了我。我叫来鲍德温四世，发现他的右胳膊和右手相当麻木，我不安起来。男孩的父亲知道了，叫来医生诊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确定这是早期症状，忍不住掉下眼泪。

鲍德温四世的病

威廉那讨人喜欢的学生得了麻风病[1]，他还是危机四伏的王国的继承人。1174年5月15日，叙利亚和埃及的强人、新一场“圣战”的决策者努尔·丁死了，即使是威廉也忍不住称颂他是“公义的国王与虔信之人”。

趁努尔·丁逝世的良机，阿莫里迅速北上，但7月11日，他得了痢疾。阿莫里才三十八岁，就在阿拉伯医生和法兰克医生争论该如何治疗时，他死在了耶路撒冷。“讨人喜欢的”新国王鲍德温四世在威廉的教导下，学习出类拔萃，但必须忍受这样那样的治疗——放血、用“撒拉逊药膏”外敷、灌肠。一个叫阿布·苏莱曼·达乌德的阿拉伯医生负责他的健康，当病情加重时，达乌德的兄弟教鲍德温四世学会单手骑马。

这位命中注定的年轻国王虽身处险境，却更加无畏和优雅，实属难得。尽职尽责的老师威廉也在精心地照看国王。“日复一日，他的境况更糟糕了，他的脸被折磨得不像样子，忠诚的追随者看到他时都深感同情。”鲍德温四世还未成年就离开了母亲，但现在，声名不佳的阿格尼丝回到了儿子身边，带着儿子与敌人战斗。但她很不明智地将国王交给了一个正担任总管的、傲慢的大臣，当此人在阿科被暗杀后，耶路撒冷的局势就好似没落的黑手党家族正在遭受威胁。

国王的堂兄弟、的黎波里伯爵雷蒙德三世要求担任摄政王，以稳定局势。他任命王室家庭教师威廉为自己的内臣，但战略上的不利一直困扰着耶路撒冷，这种不利现在更加明显了：开罗强人萨拉丁夺取了大马士革，一步步地将叙利亚、埃及、也门以及伊拉克大部分地区纳入治下，形成对耶路撒冷的包围之势。黎凡特王朝彬彬有礼的统治者之一、说阿拉伯语的雷蒙德与萨拉丁达成停战协定，以拖延时间，但这当然也给了萨拉丁喘息的机会。

鲍德温四世突袭叙利亚和黎巴嫩，展示自己的决心。但他的病反反复复，权贵们在病床边争吵不休。圣殿骑士团的领袖逐渐骄横，抗命不遵；此时，医院骑士团又私自发动对大主教的战争，甚至向圣墓大教堂发射火箭；其间，又新来了一支队伍，其领袖、老牌骑士沙蒂永的雷纳德是卡拉克和外约旦勋爵。他财大气粗、咄咄逼人、不可一世，率军驰骋于约旦。

萨拉丁开始试探耶路撒冷王国的虚实，他进攻阿什凯隆，直奔圣城。圣城的居民惊慌失措，逃进大卫塔。阿什凯隆即将失守。但1177年11月底，麻风病国王鲍德温四世、雷纳德以及数百名骑士袭击了萨拉丁驻扎在耶路撒冷西北部蒙吉萨的两万六千人的军队。因真十字架和圣乔治的踪迹出现在战场，军心大振，鲍德温四世赢得了一场著名的胜利。

[1]麻风病并不少见，耶路撒冷有自己的圣拉撒路骑士团来诊治得了麻风病的骑士。麻风病很难发现：儿童患病几个月后才可能被发现，可能与患有轻微症状的乳母接触有关系。麻风病由细菌引起，通过汗液和肢体接触传播。鲍德温四世正处于青春期，容易患上结节型麻风。在电影《天朝王国》（Kingdom of Heaven）中，鲍德温四世戴着面具，遮住自己严重毁容、没有鼻子的脸庞。但实际上，作为国王，鲍德温四世拒绝掩饰自己的容貌，即使疾病使他面目全非。

逆境中的风采：麻风病国王的胜利

麻风病国王高奏凯歌而归，萨拉丁却骑着骆驼逃了回去。但这位苏丹依然统治着埃及和叙利亚，而且很快又招募了一支军队。

公元1179年，在一次对萨拉丁统治下的叙利亚发起的突袭中，鲍德温四世遭受伏击。他的马受惊脱缰，多亏了年老的侍卫舍命相救，他才得以脱险。鲍德温四世凭借特有的胆识，很快便重整旗鼓，抵抗萨拉丁。在利塔尼河附近，他并未骑马，且暴露无遗。当时，他的病不停地向周身扩散，他不能再骑马了。一个骑士不得不背着他离开战场。年轻的国王从未结婚——据说麻风病会通过性行为传播——现在几乎不能领兵打仗。他向法国的路易七世诉说忧愁，希望欧洲能有一位强有力的君主来替代他。他对路易七世说：“身体有恙无助于施政，但愿我身上这种乃缦（Naaman）的病能治好，但我发现没有以利沙（Elisha）来为我治病。[1]当阿拉伯人气势汹汹地逼近耶路撒冷时，如此虚弱的人不适合指挥作战。”国王病得越重，权力斗争就越激烈。国王的病弱与政治、道德的腐败相互映衬。当的黎波里伯爵雷蒙德和安条克亲王博希蒙德率领一支队伍奔赴耶路撒冷时，国王生气地怀疑这是一场政变，于是再次与萨拉丁言和，以拖延时间。

大主教死后，王太后阿格尼丝没有选择提尔的威廉，而是任命凯撒里亚的赫拉克利乌斯为耶路撒冷大主教，据说赫拉克利乌斯是她的情人。这名来自基督教会的男宠穿着名贵的绸缎，全身珠光宝气，浓重的香味如云雾般缭绕，他包养了纳布卢斯一个布料商的妻子帕斯基亚·里韦里。里韦里移居至耶路撒冷，并为赫拉克利乌斯生下一个女儿，耶路撒冷人于是叫她“大主教夫人”。

国王快要死了，阿格尼丝得赶快选定继承人。

[1]乃缦为《圣经》中的人物，患有麻风病。以利沙是公元前9 世纪以色列先知以利亚的门徒，在以利亚之后成为先知，他治好了乃缦的麻风病。——译注

居伊：有污点的继承人

阿格尼丝顺势安排国王的妹妹、女继承人西比拉和吕西尼昂的居伊（Guy of Lusignan）成婚。时年二十七岁的居伊光彩照人，是阿格尼丝最新的一位王室总管情人的弟弟。西比拉公主是个年轻寡妇，在第一场婚姻中育有一子，她是唯一一个乐意成全这桩婚事的人。在多数贵族中间，西比拉的新夫君显得既不老练，也不显赫，不足以应付耶路撒冷当下的危机。居伊已经是雅法和阿什凯隆伯爵，也是出身名门的普瓦特万贵族，但他实在难以服众。在王国最需要统一和联合时，是他分裂了王国。

卡拉克的雷纳德破坏鲍德温四世与萨拉丁的协定，袭击了前往麦加朝圣的队伍。对穆斯林统治者来说，没有什么义务比保护朝圣之旅更加神圣。萨拉丁怒不可遏，但接下来，雷纳德又组建了一支船队，一路奔袭红海，并在离麦加和麦地那最近的海岸登陆。深入敌境是让人印象深刻却又充满危险的游戏，雷纳德在陆上和海上都吃了败仗，萨拉丁下令在麦加城外将俘虏的法兰克水手公开斩首。萨拉丁随后在他那扩张的帝国中又招募了一支军队。说起雷纳德，萨拉丁就会用自己特有的话语诅咒：“得让这个卡拉克暴君鲜血流尽。”

此时的鲍德温四世“已病入膏肓，手脚都不能动”，他发烧病倒了，于是任命居伊为摄政王，将耶路撒冷授于他作封地。[1]直到1183年9月萨拉丁入侵加利利，居伊才从自己的升迁中获得荣耀。居伊召集了一千三百名骑兵和一万五千名步兵。队伍行至希弗里亚的温泉附近，不知是怯战还是无力，没有向萨拉丁发动进攻。萨拉丁最后穿过约旦河，攻击了卡拉克要塞。鲍德温四世下令在大卫塔燃起烽火，向卡拉克释放信号，表明援军正在赶来。勇敢而又令人悲伤的麻风病国王此时正躺在担架上，眼睛失明，身体丑陋且日渐虚弱，却仍率领着军队前去解救卡拉克。

回师后，国王将居伊免职，任命雷蒙德为摄政王，并将自己八岁的外甥、西比拉的儿子加冕为鲍德温五世。加冕完毕后，这个八岁的孩子由个子最高的贵族，即伊贝林的贝里昂抬着从圣墓行至圣殿。1185年5月16日，二十三岁的鲍德温四世死去。新继位的孩童国王鲍德温五世在位仅一年就死去，他的遗体被放在豪华的石棺中，石棺上绘有基督的画像，两侧有天使画像，还装饰有叶形图案。

耶路撒冷需要一位成年人来做统帅。在纳布卢斯，的黎波里的雷蒙德和其他贵族联合起来阻止居伊返回，但在耶路撒冷，王位归属于西比拉，她成了摄政王后。西比拉劝说大主教赫拉克利乌斯给自己加冕，并答应与居伊离婚，另选新王。但在加冕礼上，西比拉召来居伊陪在她旁边，并为其加冕。她骗过了所有人。但新国王和女王无力约束卡拉克的雷纳德以及圣殿骑士团的首领，雷纳德和圣殿骑士团首领都按捺不住要与萨拉丁一战。雷纳德不顾停战协定，伏击了从大马士革到麦加朝圣的队伍，擒获了萨拉丁的妹妹，并嘲弄穆罕默德，拷打俘虏。萨拉丁向居伊国王索要赔偿，但雷纳德没有答应。

5月，萨拉丁的儿子突袭加利利，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鲁莽地予以回击，但他们在克雷森泉被萨拉丁血洗，只有圣殿骑士团的首领和三名骑士脱逃。这场灾难促使各派短暂地团结起来。

[1]此时，提尔的威廉写道：“对巨大的灾难感到心力交瘁，对现实感到愤恨，决定抛弃笔杆子，永不再著述，因为对任何事件的记载只会带来悲伤和泪水。我们没有勇气继续下去，所以这时候应保持克制”。他的十字军国家编年史留存下来，而他的伊斯兰历史著作则遗失了。威廉与大主教赫拉克利乌斯展开争论，后者将他开除教籍，威廉向罗马教廷上诉。但是威廉动身前往意大利时病死了，可能是被毒害的。1184年，拿着耶路撒冷钥匙的赫拉克利乌斯前往英格兰和法国，要求两国推举一位男继承人接替麻风病国王，或者至少提供一笔款项和一些骑士。他企图取悦英格兰的亨利二世。亨利二世最小的儿子约翰想获得耶路撒冷王位，但他的父亲没有同意。约翰就是日后有名的“软剑”（Softsword），是英格兰历史上最昏庸无能的国王之一，很难想象他能拯救耶路撒冷。

居伊国王：中了圈套

公元1187年6月27日，萨拉丁率领三万大军向太巴列进发，希望引诱法兰克人出战，借此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圣战’”。

居伊国王召集一万两千名骑兵和一万五千名步兵向加利利的希弗里亚进发，但在耶路撒冷国王的红色帐篷里开会时，他面临极难的抉择。的黎波里的雷蒙德力主按兵不动，尽管他的妻子被困在太巴列。雷纳德和圣殿骑士团的首领则视雷蒙德为叛徒，要求一战。最终，居伊上钩了。他率军穿越赤日炎炎的加利利山区，却被萨拉丁的军队拖得筋疲力尽。酷热将士兵压垮，口渴使部队陷入瘫痪。居伊在双峰的哈丁角火山高原上驻扎下来，四处找水，但那儿的井都干涸了。“啊，上帝，”雷蒙德说，“战争结束了，我们完蛋了，王国垮台了。”

7月4日（星期六）清晨，十字军一觉醒来就听到山下穆斯林的军营里传来的祈祷声。夏日酷热，十字军士兵已口渴难耐。穆斯林点着低矮的灌木丛，大火很快便将十字军包围。

26 萨拉丁

公元1187年—公元1189年

萨拉丁：战役

萨拉丁整夜未眠，趁夜组织兵力和补充给养，部署军队的两翼。他已将法兰克人层层包围，这位埃及和叙利亚的苏丹决心不浪费机会。萨拉丁的多国部队中有库尔德军团、阿拉伯军团、突厥军团、亚美尼亚军团以及苏丹军团，这令人惊叹的景象让萨拉丁的文书伊马丁高兴坏了，他兴奋地写道：

嘶鸣的战马汇聚成一片不断扩张的海洋，刀剑、铠甲和铁尖长矛就像点点繁星，新月形的剑、也门尖刀、黄色的旗帜，还有像海葵一样的红色军旗。战士身披甲胄，反光连成一片，好似波光粼粼的水池；锃光白亮的剑好比潺潺小溪；蓝色的、饰有羽毛的弯弓宛若飞翔的鸟儿；闪亮的头盔下面是精瘦、彪悍的战马。

黎明时分，萨拉丁在大本营骑上马，在年轻的儿子阿夫达尔（Afdal）的陪同下，由忠心耿耿的突厥马穆鲁克（奴隶士兵）保护着，下令发起进攻。面对法兰克人雨点般的弓箭，萨拉丁下令骑兵和骑马弓箭手发起猛攻，阻止法兰克人的重装部队靠近。对居伊来说，能否守城成功，取决于能否保持住由配备盾牌的步兵拱卫骑兵的阵势；而对萨拉丁而言，要想击垮敌人，必须将他们的步兵和骑兵分开。

这时，阿科大主教在国王居伊面前举起真十字架，居伊的军队击退了敌人的第一次冲锋。但很快，口干舌燥的法兰克士兵便逃往高地，这就使骑士暴露在敌人面前。居伊的骑士发起猛攻。当的黎波里的雷蒙德和伊贝林的贝里昂向苏丹的军队发起猛攻时，萨拉丁只是命令自己的侄子塔基丁（Taki al-Din）指挥右翼军队向敌军敞开阵地：十字军见状猛扑过来，但穆斯林军队不断收缩包围圈。穆斯林的弓箭手大部分是亚美尼亚人，他们用“蝗虫一样的箭雨”射杀法兰克人的战马，使得法兰克骑士寸步难移——“他们的坐骑成了刺猬”。“这天，天气奇热”，居伊的士兵没了战马，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士兵因口渴而嘴唇肿胀，枯木燃起的大火又折磨着他们。军心动摇，山穷水尽，居伊的士兵，死的死，逃的逃，降的降——他的指挥已完全失灵了。

居伊率军向哈丁角的一座山峰撤退，在那里搭起红色营帐。他手下的骑士聚在他周围，准备背水一战。“当法兰克国王撤向山顶时，”萨拉丁的儿子阿夫达尔回忆道，“他的骑士发起勇猛的攻击，将穆斯林赶回我父亲的营地。”一时间，勇敢的法兰克人就要威胁到萨拉丁本人了。阿夫达尔看到父亲有些沮丧：“他脸色变了，抖动着胡子，然后冲向前大喊道：‘给魔鬼点颜色看看！’”穆斯林发起反击，击溃了十字军：“法兰克人向山上撤去，我看到他们溃逃，欢欣地喊道：‘我们打败了他们！’”但“口渴难耐”的十字军“又来进攻，并把我们的军队击退到我父亲站立的地方”。萨拉丁召集部下，再次击退居伊的进攻。“我们打败了他们！”阿夫达尔又一次大喊道。

“别闹了！”萨拉丁不耐烦地说道，同时指着居伊的红色营帐说：“只要这顶营帐还在，我们就不能说已打败了他们！”这时，阿夫达尔看到营帐被推倒了。阿科大主教被杀死，真十字架也被抢走了。在王室营帐四周，居伊和他的骑兵筋疲力尽，无助地倒在地上。“然后，我父亲从马上下来，”阿夫达尔说道，“他的头垂向地面，流着欢欣的泪水向真主致谢。”

萨拉丁将审判所设在他那华丽大营的前厅，埃米尔们押来俘虏。大营一搭起，萨拉丁就在里面接见了耶路撒冷国王和卡拉克的雷纳德。居伊口渴得要命，萨拉丁给了他一杯用黑门山的冰雪做成的雪酪。国王君伊解了渴，将雪酪递给雷纳德，这时萨拉丁说道：“你给他水喝，可我不给。”阿拉伯人没给雷纳德任何接待和保护。

萨拉丁骑马出去与部下庆贺胜利，接着巡视战场。“死人的胳膊和腿被赤条条、横七竖八地扔在地上，尸体遍体鳞伤、四分五裂，眼珠子被挖了出来，肚子破裂，还有许多身体被剁成两截。”这是中世纪战场的大屠杀。巡视战场归来的苏丹叫来居伊和雷纳德。他让国王居伊在大营前厅等着，只让雷纳德进来。“真主让我得胜，”萨拉丁说，“你已经食言多少次了？”

“贵族们总是这样处事。”雷纳德挑衅地回应道。

萨拉丁要求雷纳德皈依伊斯兰教，雷纳德轻蔑地拒绝了。随后苏丹操起一柄短弯刀，从雷纳德的肩膀下手，砍掉了他的胳膊。最后，是卫兵处决了将雷纳德。没有了头的雷纳德的尸身首先被拖着从居伊身旁经过，随后被扔出营帐外。

耶路撒冷国王被引入大营。“国王杀死国王不符合惯例，”萨拉丁说，“但这个人触犯了底线，所以他罪有应得。”

第二天早晨，萨拉丁从部下那里购买了所有两百名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骑士，每人购价五十第纳尔。基督徒武士被要求皈依伊斯兰教，但几乎无人同意。萨拉丁从苏菲派潜修者和乌里玛（ulema）[1]中征召了一些志愿者，他命令这些志愿者杀死所有的骑士。大多数志愿者乞求免于这一任务，还有一些志愿者则找人来顶替自己施刑，因为害怕被谴责。萨拉丁站在高台上，看着这些外行的刽子手不情愿地将耶路撒冷残存的力量摧毁。尸体被遗弃在他们倒下的地方，甚至一年过后，曾经的战场上仍旧“遍布他们的骨头”。

萨拉丁让耶路撒冷国王带着真十字架回到大马士革，居伊有气无力地将真十字架倒挂在长矛上。随行的俘虏太多了，萨拉丁的一个仆人看到“一个人用搭帐篷的绳子拴着三十个俘虏行走”。这些法兰克奴隶售价仅每人三第纳尔，一只鞋就能换来一个奴隶。

萨拉丁继续征服其他十字军国家，占领了沿海城市西顿、雅法、阿科和阿什凯隆，但没能夺取提尔。当时，勇敢的蒙费拉侯爵康拉德（他的兄弟和西比拉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及时赶到，解救了要塞港口提尔。然而，萨拉丁手下的埃及总督，即他自己的兄弟萨法丁（Safadin）劝他尽快向耶路撒冷进发，以免在夺取圣城前病倒：“如果你在今晚死于绞痛，耶路撒冷就会继续在法兰克人手里。”

[1]乌里玛，原义为“学者”，指伊斯兰国家有名望的教法学家和教义学家，其在大法官领导下对国家问题和民事纠纷提出意见和判决，影响很大。乌里玛也指由教法学家和教义学家组成的机构。——译注

萨拉丁围城：屠杀还是投降？

公元1187年9月20日，星期天，萨拉丁包围了耶路撒冷。他先在大卫塔西边安营扎寨，随即移驻东北方，也就是当年戈弗雷攻城之处。

耶路撒冷城内挤满了难民，但仅有两名骑士在大主教和两位王后的率领下出城抵抗。这两位王后分别是西比拉、阿莫里国王的遗孀玛丽亚。玛丽亚现在嫁给了伊贝林的贝里昂。赫拉克利乌斯很难找到哪怕五十个人去守卫城墙。所幸伊贝林的贝里昂及时赶来，经由萨拉丁提供的安全通道，救出了妻子玛丽亚和他们的孩子。贝里昂曾向萨拉丁允诺放弃抵抗，但眼下耶路撒冷人恳求他指挥军民。贝里昂无法拒绝，像一个骑士写信给另一个骑士那样，写信给萨拉丁表达歉意。萨拉丁谅解了他的失信。苏丹甚至安排专人护卫玛丽亚和她的孩子们，给他们穿上珠光宝气的礼袍，并用盛宴招待他们。苏丹把孩子们抱到膝上，继而哭了起来，他知道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看到耶路撒冷了。“世间万物原本都只是暂时地借予我们而已。”他喃喃自语道。

贝里昂[1]将年满十六岁的贵族子弟和三十名市民封为骑士，武装每个男子，发起突围。当萨拉丁发起攻城战时，妇女们聚集在圣墓大教堂祈祷。她们剃掉头发以求赎罪，修士和修女则在城墙下赤脚游行。9月29日，萨拉丁的工兵部队已把地道挖到城墙下。法兰克人准备一死以求成为圣洁的殉道士，但赫拉克利乌斯并不主张如此，他宣称这样将导致妇女成为哈莱姆女奴[2]。叙利亚的基督徒憎恶拉丁人，他们赞成向萨拉丁敞开城门。9月30日这天，当穆斯林军队向耶路撒冷发起进攻时，贝里昂来到萨拉丁的大营谈判。苏丹的旗帜甚至已在城墙上升起，但他的军队被击退了。

“你们是怎样杀死耶路撒冷人，将他们变身为奴，并实施种种暴行的（指1099年十字军所犯的罪行），我们也将怎样对待你们。”萨拉丁对贝里昂说。

“苏丹，”贝里昂答道，“在耶路撒冷城内，我们人数众多，如果死亡在所难免，我们就将杀死自己的孩子和妻子，将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夷为平地。”

有所顾虑的萨拉丁同意和解，慷慨地释放了王后西比拉和雷纳德的遗孀，但剩下的耶路撒冷人则要么被赎回，要么被变卖为奴。

[1]电影《天国王朝》中虚构的贝里昂（奥兰多·布鲁姆饰演）是英雄人物，电影中他与王后西比拉（伊娃·格林饰演）有暧昧关系。

[2]哈莱姆，指旧时穆斯林富人的女眷。——译注

萨拉丁其人

萨拉丁绝不像19世纪西方作家所描绘的那样，是个自由的绅士，他的傲慢自大赛过野蛮的法兰克人。但依中世纪那些帝国创建者的标准来看，萨拉丁所获得的声誉实至名归。他在告诉儿子他如何建立帝国时说：“靠劝诱民众，我才有了今天。谁也逃脱不了死神的手掌，所以不要对任何人心怀怨恨，要和民众和睦相处。”萨拉丁貌不惊人，看起来还算朴实。在耶路撒冷，一个侍卫骑马经过一个小水坑，弄脏了萨拉丁的丝绸袍子，萨拉丁只是突然大笑。他非常清楚自己能时来运转、飞黄腾达，也会轻易身败名裂、一溃千里。尽管他的崛起充满血腥，但他厌恶暴力。他劝告自己最宠爱的儿子查希尔：“我警告你，要远离杀戮，不能沉湎于此，养成痼疾，因为鲜血只会招致更多杀戮。”曾有突袭的穆斯林从一个法兰克妇女那儿偷偷抱走一个婴儿，那个妇女穿过火线来向萨拉丁哭诉，萨拉丁伤感落泪。他立即找到婴儿，还给这位母亲。还有一次，他的一个儿子要求杀掉一些法兰克俘虏，他训斥了儿子，阻止他杀人。

优素福·伊本·阿尤布（Yusuf ibn Ayyub）于1138年出生在提克里特（Tikrit，位于今天的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也出生于此），是一个富裕的库尔德军人的儿子。他的父亲和叔叔谢尔库赫曾效力赞吉和努尔·丁父子。优素福自小在大马士革长大，过着声色犬马、耽于享乐的生活。他在烛光中与努尔·丁一起打马球，后者派他担任大马士革的警卫司令。他研读《古兰经》，也琢磨纯种良马。在攻打埃及的战斗中，努尔·丁派遣谢尔库赫与优素福一道出征，优素福时年二十六岁。

叔侄俩率领仅有两千人的外国骑兵，重振士气，成功地从法蒂玛王朝和耶路撒冷军队手里夺取了埃及。1169年1月，优素福给自己取了个尊贵的名字“萨拉丁”，[1]并暗杀了维齐尔，他的叔叔谢尔库赫继任此位。但谢尔库赫很快便死于心脏病发作。三十一岁的萨拉丁由此成为法蒂玛王朝最后一任维齐尔。1171年，法蒂玛王朝的最后一任哈里发去世，萨拉丁推翻了什叶派在埃及的统治（埃及此后一直由逊尼派掌权），在开罗血洗了坐拥一方的苏丹卫队，同时将麦加、麦地那、突尼斯和也门纳入自己日益庞大的版图。

1174年努尔·丁死后，萨拉丁北上攻取大马士革，逐渐将伊拉克和叙利亚大部收入囊中。这两部分疆域的中间地带就是今天的约旦，当时被部分控制在十字军手中。攻打耶路撒冷不仅是出色的宗教行为，也是不错的帝国政治策略。萨拉丁偏好大马士革，而把埃及视为摇钱树。“埃及好比一个妓女，”他开玩笑说，“要和我那忠诚的妻子（大马士革）争风吃醋。”

萨拉丁并不是独裁者。[2]他的帝国是由贪婪的总督、反叛的王公贵族以及野心勃勃的兄弟、王子和侄子们拼凑起来的。萨拉丁赐予这些人领地，以换取他们的忠诚、税款和兵力。他总是缺钱且少兵，只是凭借个人魅力将各方力量维系在一起。萨拉丁经常被十字军打败，算不上杰出的统帅，但他“不喜女色，不好玩乐”，做事坚持到底。萨拉丁大半生都在对付其他穆斯林，但眼下的使命是夺取耶路撒冷，赢得“圣战”。他一门心思扑在这上面。“我抛却了尘世的享乐，”他说，“我已享尽荣华富贵。”

战争期间，萨拉丁在海边散步时告诉大臣伊本·沙达德：“我时常这样想，当真主允许我征服海岸的其余地方时，我将分割自己的土地，立下誓约，乘船在这片海域驰骋征服，直到世上不再有人拒绝真主的那一天——也许我会在途中死去。”但他比法蒂玛王朝更为严厉地推广伊斯兰教。当听说有个年轻的伊斯兰异端在自己的地盘上宣教时，他下令将那人钉死并曝尸数日。

最令萨拉丁高兴的是晚上与身边的将军和学者坐在一起，一边聊天一边接见使者。他欣赏学者和诗人，若少了乌萨马·本·蒙奇德，他的宫廷就不完整了。乌萨马·本·蒙奇德时年约九十岁，他忆道：“萨拉丁到处寻找我的下落，由于他的好心，我才从不幸的深渊中解脱，他待我如同家人。”萨拉丁是个跛子且经常生病，有二十一个医生照料他——八个穆斯林、八个犹太人（包括迈蒙尼德）和五个基督徒。当苏丹站起来祈祷或下令点着蜡烛时，他的侍从就知道夜晚结束了。萨拉丁洁身自好、无可指摘，但他那些耽于享乐而又野心勃勃的亲属远没有他那么克制与自我约束。

[1]“萨拉丁”是十字军对“萨拉赫·迪尼亚尔丁”（意为“世上万神的大爱慈悲”）的简写。十字军把萨拉丁的兄弟叫作萨法丁，萨法丁原名阿布·伯克尔·伊本·阿尤布，他得到一个敬称，即萨法赫尔丁（Safah al-Din，意为“信仰之剑”），而后世史书多以他后来的王室名称阿迪勒（al-Adil，意为“公义者”）来称呼他。萨拉丁的两个近臣为他写了传记，其中他的文书伊马丁写下了《叙利亚的闪电》（The Lightning of Syria）和《关于征服圣城的西塞罗雄辩》（Ciceronian Eloquence on the Conquest of the Holy City），两书以文风华丽著称。1188年，一个从伊拉克来的名叫巴哈尔丁·伊本·沙达德的乌里玛来到耶路撒冷，萨拉丁起先任命他做军队的卡迪（qadi，法官），随后又调任他为耶路撒冷的监管人。萨拉丁一死，巴哈尔丁成了萨拉丁两个儿子的首席卡迪。他写有传记《苏丹轶事与约瑟夫的美德》［Sultanly Anecdotes and Josephly Virtues，约瑟夫（Joseph）即优素福（Yusuf）］，对一个顶着压力的军阀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

[2]耶路撒冷有个老人控告苏丹侵夺了自己的财产。萨拉丁从王座上走下来，公平地接受审判并赢得了官司，事后还送给老人大量礼品。

舞女和春药：萨拉丁的宫廷

据讽刺作家瓦赫拉尼（al-Wahrani）说，年轻的贵族狂欢时，主人会脱了衣服趴在地上，像狗一样大叫，并从舞女的肚脐上舔一口酒；此时此刻，清真寺里却结满蜘蛛网。在大马士革，阿拉伯人抱怨萨拉丁的统治，作家伊本·乌南（Ibn Unain）嘲笑萨拉丁手下的埃及官吏，尤其是黑苏丹人：“如果我是个脑袋像大象的黑人，有着肥胖的前臂和硕大的阳具，那你就会看到我的需求。”因伊本的无礼，萨拉丁判其流放。

萨拉丁的侄子塔基丁是他手下最天才的统帅，但也是诸王子中最有野心、最为放荡的，他的嗜好可谓臭名昭著。据说他说话“比妓女拖鞋的敲拍声还好听”。讽刺作家瓦赫拉尼不无嘲讽地劝说塔基丁：“哪一天你赋闲了，可以尽情搜罗摩苏尔的妓女、阿勒颇的皮条客以及伊拉克的歌女，并且不必为此忏悔。”

由于纵欲过度，塔基丁日渐消瘦，出现精力不振和阳痿的症状。他向犹太医生迈蒙尼德咨询，后者曾告诫他不能“暴饮暴食和房事过度”，但迈蒙尼德诊治王公贵族时态度有所不同。这位宫廷医生给萨拉丁的侄子写了一本名叫《论性交》（On Sexual Intercourse）的书，开的处方讲求适可而止，比如饮酒要适量，所交女子不能太老也不能太年幼，要喝一种用牛舌草调制成的鸡尾酒，以及使用一种中世纪治疗阳痿的“奇异秘方”：在房事前，将一种用橘黄色的蚂蚁调制成的油涂抹在阳具上并按摩两小时——迈蒙尼德保证，这样房事后勃起仍会持久。

萨拉丁宠爱塔基丁，将其提拔为埃及总督。但塔基丁企图开拓自己的地盘，萨拉丁为此震怒不已，便将其调往伊拉克，管辖那儿的一大片地区。眼下，兴高采烈的塔基丁以及萨拉丁的大部分亲属来到耶路撒冷，庆祝耶路撒冷的解放。

萨拉丁的城市

萨拉丁看着拉丁基督徒永远地离开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人必须出钱赎人，男子每人十第纳尔，女子五第纳尔，儿童一第纳尔。没有付钱凭据谁也不得离开，萨拉丁的部下靠收受贿赂发了财，基督徒被装在篮筐里从城墙上吊下来，或者靠伪装逃跑。萨拉丁对钱不感兴趣，尽管他获得了二十二万第纳尔，但大部分钱财去向不明。

数以千计的耶路撒冷人因付不起赎金而被变卖为男奴或女奴。贝里昂出资三万第纳尔赎回了七千名贫穷的耶路撒冷人。苏丹的兄弟萨法丁提出将一千名境况悲惨者释放，于是萨拉丁将他们平分给了贝里昂和大主教赫拉克利乌斯。穆斯林吃惊地看到大主教付了十第纳尔后，带着几车金银和地毯离去。“有多少洁身自好的女子受到侮辱、适婚的女孩遭到强娶、处女被羞辱、自重的女性被夺去贞操、可爱女子的红唇被吻、不听话的变得服服帖帖，”萨拉丁的文书伊马丁回忆道，“有多少贵族将她们纳为妃妾，又有多少贵妇被贱卖！”

在苏丹的注视下，排成两队的基督徒回头看了最后一眼，他们为失去耶路撒冷而哭泣。他们在思忖：“她是众城之中的女强人，现在却成了奴婢和侍女。”

10月2日，星期五，萨拉丁进入耶路撒冷，下令清除圣殿山上，即穆斯林所称的谢里夫圣地里的异教痕迹。在“真主万岁”的欢呼声中，悬挂在岩石圆顶清真寺上的十字架被扯了下来，并被拖着在城内行进。最后，十字架被捣烂，耶稣的画像被撕碎，岩石圆顶清真寺北边的修道院被拆除，阿克萨清真寺内的小卧室和小套间也被拆毁。萨拉丁的妹妹用骆驼队从大马士革运来玫瑰水。苏丹本人和他侄子塔基丁亲自用玫瑰水擦洗圣地的庭院，贵族和埃米尔们也在一旁大清扫。萨拉丁从阿勒颇带来努尔·丁的木刻讲经坛，并将其放置在阿克萨清真寺。这一放，就是七个世纪。

苏丹在耶路撒冷城内并没有过多地破坏或重建，而是将十字军留下的建筑改头换面，进行粉饰，并沿用十字军华丽的装饰，使用叶形图案、柱顶和叶形装饰。十字军建筑的风格浓烈地体现在萨拉丁的建筑上，以至于很难分辨哪座是十字军建造的，哪座是萨拉丁建造的。

从开罗到巴格达，每个受尊敬的乌里玛，也就是穆斯林神职人员和学者，都想要在星期五的祈祷会上祷告。萨拉丁挑中了阿勒颇的卡迪，给他穿上黑色的礼袍。卡迪在阿克萨清真寺讲道，颂扬伊斯兰耶路撒冷的美德。通过“解放麦加的兄弟圣迹”，萨拉丁成了“驱散黑暗，照亮每个黎明的阳光”。随后，萨拉丁步行来到岩石圆顶清真寺，他将之比作“伊斯兰图章戒指上的宝石”。萨拉丁对耶路撒冷的爱“如山一般高大”。他的使命是造就一个伊斯兰的耶路撒冷，于是考虑是否要摧毁这块“粪堆”——圣墓大教堂。一些王公贵族要求将其拆除，但萨拉丁觉得不管圣墓大教堂是否存在，它所在的地方仍然是神圣的。萨拉丁效仿公正者欧麦尔，仅仅将教堂关闭了三天，就把它交给了希腊东正教会。总的来说，他对大多数教堂持宽容态度，只是一门心思要削弱基督徒居住区的非伊斯兰特征。教堂再次被禁止敲钟，取代教堂钟声的是宣礼员的声音，这一现象一直延续数百年，直到19世纪，在此期间基督徒只能靠敲击木制钟锤和铙钹召集公众祈祷。萨拉丁拆毁城外的一些教堂，下令征用了许多知名教堂，并美其名曰“萨拉西叶”（Salahiyya）——他人的捐赠。这些教堂今天还能看到。[1]

萨拉丁给耶路撒冷带来了许多穆斯林学者和神秘主义者，但耶路撒冷不能只有穆斯林，所以他请回亚美尼亚人。这些亚美尼亚人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存续至今［他们称自己“公民”（Kaghakatsi）］。此外还有许多犹太人，“都是以法莲的部族”，来自阿什凯隆、也门和摩洛哥。

萨拉丁筋疲力尽，但还是很不情愿地从耶路撒冷出征，去攻占十字军最后的一些要塞。他占领了强大的海军基地阿科。但他从未将十字军彻底消灭：萨拉丁出于骑士精神将居伊国王释放，也未能攻下提尔，从而给基督徒留了个活命的港口，使他们得以发起反攻。萨拉丁可能低估了基督教世界的反应——耶路撒冷失守的消息震惊了欧洲从国王、教皇到骑士和平民的广大阶层，他们组织起一支新的强大的十字军，发动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萨拉丁犯下的错误将使他付出沉重的代价。公元1189年8月，居伊国王率领一小股军队出现在阿科城外，随后便围攻阿科。萨拉丁并没把居伊的英勇行为放在眼里，只派遣了一队人马，想不费吹灰之力将其歼灭。但居伊挡住了萨拉丁的进攻，并组织十字军反攻。萨拉丁包围了居伊，但居伊包围了阿科。萨拉丁的埃及舰队被击败后，乘船而来的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的十字军加入了居伊的军队。在欧洲，英国国王、法国国王以及德国皇帝纷纷支持十字军，舰队正在组建，军队被集结起来，加入对阿科的作战。这是一场长达两年的血腥战争的开端，很快，欧洲最伟大的君主们都加入了战争，他们决心把耶路撒冷夺回来。

日耳曼人是急先锋。萨拉丁听说红胡子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正率一支德国军队朝圣地开进，于是召集部下发起“圣战”。随后，好消息传来了。

公元1190年6月，巴巴罗萨在奇里乞亚的一条河中溺水身亡。他的儿子，施瓦本的腓特烈公爵将他的尸体煮烂，用醋浸泡，然后把尸肉埋葬在安条克，率军带着尸骨直奔阿科，计划将之葬在耶路撒冷。巴巴罗萨之死演化为带有末世论色彩的传说，传说末日来临时，这位沉睡的皇帝会复活。施瓦本公爵在阿科城外死于瘟疫，德国十字军随之土崩瓦解。经历好几个月绝望的战斗以及瘟疫导致的数千人死亡（包括大主教赫拉克利乌斯和耶路撒冷王后西比拉后），[2]萨拉丁仍接到了坏消息：基督教王国骁勇善战的武士正在赶来。

[1]萨拉丁的宫廷有时设在医院骑士团驻地，有时设在大主教府邸。大主教府邸的屋顶上有一个小木屋，萨拉丁喜欢和随从坐在小木屋，直到深夜。他的兄弟萨法丁住在锡安山上的“最后晚餐室”中。萨拉丁打算将大主教府邸送给自己的萨拉西叶苏菲派修道院（或称道堂）。今天它仍旧是萨拉西叶道堂（如其上的铭文所写）。大主教府邸的卧室有精致的十字军风格的柱顶装饰，萨拉丁（还有大主教们）曾经在该卧室睡过，它今天则成了谢赫阿拉米的卧室。阿拉米是耶路撒冷一个显赫家族的成员。大主教们有特殊的入口，可以从他们的府邸直达圣墓大教堂。萨拉丁将这些入口封住，今天从商店的收银台后面仍可看到被封住的入口。萨拉丁还接管了圣母马利亚教堂作自己的萨拉西叶医院，并下令将圣安妮教堂设为自己的萨拉西叶马德拉萨（madrassa，即宗教学校）。如今，曾经的圣安妮教堂再次成为教堂，但其中的铭文写着，萨拉丁是“信仰者的指挥官的帝国复兴者”。

[2]耶路撒冷新王后是西比拉同父异母的妹妹伊莎贝拉，她是国王阿莫里与王后玛丽亚的女儿。伊莎贝拉与丈夫离了婚，后与蒙费拉的康拉德结婚。康拉德因此成了耶路撒冷名义上的国王。

27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萨拉丁和理查

公元1189年—公元1193年

狮心王：骑士精神与屠杀

公元1190年7月4日，英格兰国王狮心王理查和法兰西国王奥古斯都腓力二世发起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以解救耶路撒冷。三十三岁的理查刚刚继承父亲亨利二世的金雀花帝国——包括英格兰和半个法兰西。理查朝气蓬勃，长着红色的头发，体格健壮，与萨拉丁的耐心和谨慎相比，显得傲慢和锋芒毕露。他是那个时代的杰出人物，既是粗俗的游吟诗人，也是虔诚的基督徒。理查为洗掉身上的罪恶，曾在神职人员面前赤裸着身子鞭打自己。

阿基坦的埃莉诺最宠爱的这个儿子对女人几乎没多少兴趣。19世纪时，有人说他是同性恋者，但这种说法不足为信。战争才是理查真正的爱好，为此他曾无情地勒索英国人资助他的十字军，并开玩笑道：“如果有买家，我可以把伦敦卖了。”当英格兰因十字军东征而重燃信仰之火时，[1]犹太人成了众矢之的，而迫害的最高峰就是约克郡——被称为“英国的马萨达”——的大规模自杀行为。当时，理查已动身离开，乘船前往耶路撒冷。不管在哪儿上岸，他都把自己打扮成典型的王家武士的模样，总是穿着鲜红的衣服——鲜红是战争的颜色——放肆地挥舞着剑，对众人说那是亚瑟王的神剑。在西西里，他从新即位的国王手里救出了自己的妹妹，寡妇王后乔安娜（Joanna）。之后他率军来到拜占庭贵族统治的塞浦路斯，轻而易举地拿下了这座岛屿。随后，他又率领二十五艘战舰奔赴阿科。

1191年6月8日，理查率军登陆阿科的海岸，加入法兰西国王的围城战。两军协同作战，关系友善。萨拉丁和朝臣们注视着理查的到来：“这位强大的武士”的“盛大场面”令萨拉丁印象深刻，而他“对战争的狂热”也让萨拉丁难以忘记。

瘟疫肆虐战场，王室的大帐篷、肮脏的小棚屋、灶房、公共浴池以及妓院里都爆发了瘟疫。萨拉丁的文书伊马丁记述了妓女们是如何勾引穆斯林的。伊马丁到过理查的大营，也极尽色情隐喻描写之能事：“这些歌女和风骚女子浓妆艳抹，长着蓝色的眼睛和丰满的大腿，”“不断做着热火朝天的交易，她们抬高双腿，让腿上的银镯触碰自己的金耳环；她们诱惑刀剑入鞘，让投枪刺向盾牌；她们让鸟儿能用喙啄食，从洞里捕到一只只蜥蜴；她们让人把笔放到砚台上。”

如果连伊马丁也承认“一些愚蠢的马穆鲁克偷偷开溜”去调戏风骚的法兰克女人，那就说明很多人都做过这样的事。理查用自身的力量改变了战争的态势。萨拉丁病了；很快，欧洲的君主们也得病了。但即使在病床上，理查还是无所顾忌地挥舞着弓弩，向敌营射箭。此时，一艘艘战舰正载着精锐的欧洲骑兵前来。

萨拉丁就像“孤苦凄凉的母亲，骑着马催促部众履行‘圣战’义务”。“圣战”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心生妒意的腓力二世早早离开了，理查掌握了指挥权。“只有我统治别人，别人休想统治我。”但他的军队也遭受重创。理查提出和谈，萨拉丁派去他那冷漠甚于世故的兄弟萨法丁做特使，而务实的欧洲君主们仍在为目标而斗争。双方势均力敌，各自派出两万兵力，竭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抗命的属下、麻烦不断的贵族以及操着各种语言的士兵。

阿科已难以维持，总督开始谋求投降，心绪摇摆得“比心不在焉、害相思病的女孩还严重”。萨拉丁别无选择地默许阿科投降，承诺归还真十字架，释放一千五百名俘虏。但他的首要任务是保卫耶路撒冷。萨拉丁故意拖延时间以离间十字军，借此节约军费并延迟对方的行动。但狮心王动了真格，主动向萨拉丁发起挑衅。

8月20日，理查押送三千名被绑的穆斯林囚徒来到一个空旷的地方，好让萨拉丁的军队看见。随后理查将男人、女人和儿童统统杀死。这就是传说中的骑士气概。惊恐不已的萨拉丁派出骑兵，但为时已晚。随后，他将抓到的所有法兰克俘虏斩首。

五天后，理查进抵雅法海岸，直逼耶路撒冷，他的军中流传着：“保佑我们，圣墓！”9月7日，狮心王发现萨拉丁及其部下正在阿尔苏夫封锁道路。理查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用大规模的步兵去化解萨拉丁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怎样同萨拉丁的骑兵和骑马弓箭手周旋，直到自己能将己方骑兵的强大力量释放出来。理查按兵不动，直到医院骑士团的一个骑士突然飞奔出战，才率领所有人马猛攻穆斯林。萨拉丁孤注一掷，将手下的马穆鲁克王家卫队派上战场。眼看就要“全军覆没”，苏丹及时撤军，保存力量做“守卫耶路撒冷的储备军”。最危险时，萨拉丁身边只有十七个卫兵。经历这场战败后，萨拉丁垂头丧气，心痛得不能进食。

萨拉丁骑马回到耶路撒冷过斋月，同时布置防务。理查清楚，既然萨拉丁的军力和帝国毫发未损，那么即使拿下耶路撒冷，十字军也守不住，所以进行一场谈判是明智的。在致萨拉丁的信中，理查写道：“穆斯林和法兰克人都无力再战，这块土地已变为废墟。所以，我们必须谈判的是耶路撒冷、真十字架和这些土地的问题。耶路撒冷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所在，我们绝不放弃。”萨拉丁也向对方说明圣城对穆斯林的意义：“耶路撒冷对我们而言像对你们一样重要。实际上，她对我们而言要比对你们来说更伟大，因为正是在耶路撒冷，我们的先知夜行登霄，天使们也聚在这里。”

理查急切地想探一探对方的虚实。他务实又不乏想象力，遂提出一个妥协方案，把自己的妹妹乔安娜嫁给萨法丁。如此一来，基督徒将得到海岸，为夺取耶路撒冷开辟道路；穆斯林占有内陆，而耶路撒冷就是在萨拉丁统治下由国王萨法丁和王后乔安娜共有的都城。萨拉丁答应了，但乔安娜很是气愤：“我怎么可以与一个穆斯林发生关系？”理查说这只是笑话，随后告诉萨拉丁：“我将把侄女许给你。”萨拉丁感到不解：“我们最好的选择是继续‘圣战’，还是任由自己衰老而亡？”

10月31日，理查慢吞吞地来到耶路撒冷，与老练的萨法丁继续谈判。谈判地点设在壮丽、气派的营帐中，双方交换了礼品，相互参加对方举办的宴会。“我们在耶路撒冷必须要有个立足点。”理查坚持道。理查手下的法国骑士对他的谈判提出非议，于是将一些突厥俘虏斩首，并凶残地将头颅置于营地周围示众。

在危急关头，萨拉丁得到了一个坏消息：他那放浪不羁的侄子、一心想自立门户的塔基丁死了。萨拉丁将信藏起来，令属下离开营帐，然后便“痛哭流涕，含泪而语噎”。他用玫瑰水洗脸，重新指挥战斗——没时间去哀悼。萨拉丁视察了耶路撒冷和新组建的埃及守备军。

12月23日，理查挺进托伦（Le Thoron des Chevaliers，即拉特伦）。在这儿，他和妻子、妹妹热热闹闹地庆祝了圣诞节。1192年1月6日，冷雨纷纷，道路泥泞，理查行至距耶路撒冷约19千米的贝特努巴。法国和英国贵族想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耶路撒冷，但理查说他的兵力不够，无法围城。萨拉丁守在耶路撒冷，盼望雨雪天气将十字军赶走。1月13日，理查撤兵。[2]

双方陷入僵局。萨拉丁调遣五十名石匠和两千名法兰克俘虏来加固耶路撒冷，并将橄榄山脚下约沙法圣母教堂的高层楼房以及锡安山上的最后晚餐室拆解以获取石料。萨拉丁、萨法丁与他们的儿子在城墙上亲自劳作。

其间，理查攻占了阿什凯隆，并将其加固。阿什凯隆是通往埃及的门户。理查向萨拉丁提议瓜分耶路撒冷，圣地和大卫塔仍归穆斯林所有。但这些磋商的复杂程度堪比21世纪的巴以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双方都想占有整个耶路撒冷。3月20日，萨法丁和儿子卡米勒（Kamil）拜访了理查，并主动向理查提出重开圣墓大教堂，归还真十字架。狮心王以古典骑士的优雅姿态，授予年轻的卡米勒骑士封号，并为他戴上骑士腰带。

但这出戏令骄横的法国骑士不满，他们决心立即突袭耶路撒冷。6月10日，理查率领这些法国骑士回到贝特努巴，在那里安营扎寨。在炎热的天气里，他们争论了三个星期，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理查借外出侦查缓解了紧张局势，并一度逼近蒙茹瓦（Montjoie）。在蒙茹瓦，他下马念诵祷词，将手中的盾牌举起，以遮住耶路撒冷的荣耀。据说他的祷词是这样的：“主啊，我恳求你，在我从敌人手里解救圣城之前，不要让我看到你的圣城！”

狮心王在苏丹的军队中雇了探子，探子报信说萨拉丁的亲王正率领一队援军自埃及而来。理查乔装打扮成贝都因人，派五百名骑士和一千名轻骑兵伏击了这支埃及队伍。他各个击破，洗劫车队，缴获了三千头骆驼和大量物资——这些物资或许足以支撑他到达耶路撒冷或埃及。“这沉重地打击了萨拉丁，”大臣伊本·沙达德说道，“但我试图使他平静下来。”耶路撒冷岌岌可危，萨拉丁心慌意乱，压力陡增。他向城市周围的井投毒，并让几个儿子统管散兵游勇。萨拉丁兵力不足，焦急地征召萨法丁从伊拉克归来。

7月2日，萨拉丁召开作战会议，但他手下的埃米尔们就像理查手下的贵族一样不牢靠。“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会议开头，伊本·沙达德说道，“就是我们所有人聚在岩石圆顶清真寺准备一死。”会场鸦雀无声，将领们静静地坐着，“似乎有鸟儿在他们的头顶停留”。会议围绕苏丹是应该在城内背水一战，还是为避免陷入重围放弃抵抗发生争论。苏丹清楚自己如果不亲自出马，追随者将很快投降。最后他说：“你们是伊斯兰的军队，如果你们不战而降，他们将像卷轴一样席卷这块土地。守卫耶路撒冷是你们的责任——这些年你们享用财富，原因就在这里。”将领们赞成开战，但第二天又回来说，害怕重蹈阿科陷入包围的覆辙。出城作战岂不是更好吗？即使做最坏的打算，也不过是暂时失去耶路撒冷。将领们坚持认为萨拉丁或他的一个儿子必须留在耶路撒冷，不然萨拉丁手下的突厥人和库尔德人将会火并。

萨拉丁留了下来，他的探子们提供的情报也使他很清楚理查面临的问题。7月15日是攻克耶路撒冷的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即将临近，而十字军此时恰好发现了真十字架的另一些碎片。这一奇迹来得正是时候，一时间人心大振。但勃艮第公爵率领的法兰克人与理查率领的盎格鲁—安茹人却剑拔弩张，他们打着荒唐的标语，唱着下流的小曲，相互嘲笑。理查是个游吟诗人，他也写下一首诗讥讽对方。

萨拉丁已经无法忍受这样的对峙：7月3日（星期四）晚上，伊本·沙达德非常担心，所以祈祷道：“我们所在的地方最受保佑，我们能熬过这些日子。”星期五，苏丹祈祷时做了两次仪式：他从腰间掏出弓，做了两次拜倒于地的祈祷礼。仪式期间，萨拉丁当众痛哭。傍晚时分，探子回报说法兰克人正在收兵。7月4日，理查撤兵了。

萨拉丁大喜过望，立刻骑上马去见他最疼爱的儿子查希尔，在查希尔双眼间亲吻着，并将其护送往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查希尔和父亲一同住在医院骑士团首领的住宅里。双方都元气大伤。理查收到消息，他的兄弟约翰一回到英格兰便谋反。理查要保住自己的地盘，需要尽快返回家乡。

7月28日，萨拉丁趁理查麻烦在身出人意料地突袭雅法。在投石器的轰击下，雅法被迅速攻克。当伊本·沙达德与投降者谈判的时候，查希尔在岗哨上睡着了。突然，狮心王理查乘坐飘扬着鲜红色旗帜的战舰出现在附近海面。他来得正是时候，一部分法兰克人还在坚持抵抗。理查一边发射弓弩，一边涉水冲上海滩。“他的头发是红的，短袍是红的，旗帜也是红的。”理查甚至来不及脱去防水长靴，也没有穿上盔甲，就挥舞起了丹麦战斧。在仅仅十七个骑士和百余个步兵的护卫下，理查带领部下发起猛烈进攻，再次夺取了这座城镇。

之后，理查向萨拉丁的大臣取笑道：“你们的苏丹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可为什么我一来，他就跑了呢？我脚上只穿着蹚水用的靴子，连护身的铠甲都没有。”据说萨拉丁和萨法丁给狮心王送去了阿拉伯马作为礼物，但这只是萨拉丁经常使用的缓兵之计，因为不久他就会发起反攻。理查击退了他们，随后便向撒拉逊人下战书以求一战。他上下挥舞着长矛，在军队中纵马飞奔，但无人应战。

萨拉丁下令开战，他手下的埃米尔们却拒绝了。萨拉丁震怒，准备按照赞吉的方式将抗命不遵的埃米尔钉上十字架。但他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转而邀请埃米尔享用刚从大马士革运来的可口多汁的杏果。

国王和苏丹陷入拉锯战。“我们两败俱伤。”理查私下对萨拉丁说。他们开始和谈时，都已筋疲力尽，病入膏肓，他们的资源与意志也都消耗殆尽。

[1]英格兰最古老的酒馆名叫“耶路撒冷纪程”（Journey to Jerusalem），位于诺丁汉，其历史可追溯至理查发动的十字军东征时期。

[2]1192年4 月，理查发现，依靠婚姻成为耶路撒冷国王的居伊（此时，妻子已故）风光不再。他认定蒙费拉的康拉德，即伊莎贝拉王后的丈夫才是耶路撒冷国王。但数天后，康拉德死于穆斯林暗杀组织之手。香槟伯爵亨利是理查和法兰西的腓力的侄子，娶了耶路撒冷王后伊莎贝拉。伊莎贝拉时年二十一岁，怀着康拉德的孩子迈入他的第二次婚姻。亨利因此成了耶路撒冷国王。为补偿居伊，理查把塞浦路斯卖给了他。居伊家族统治塞浦路斯达三个世纪。

28 萨拉丁王朝

公元1193年—公元1250年

苏丹之死

公元1192年9月2日，苏丹和国王达成《雅法协定》（Treaty of Jaffa），第一次对巴勒斯坦进行势力范围的划分：基督教王国欢欢喜喜地得到了阿科，并将其定为都城；萨拉丁仍占有耶路撒冷，但基督徒可以畅通无阻地前往圣墓大教堂。

萨拉丁在返回耶路撒冷的路上遇到萨法丁，萨法丁亲吻大地感谢真主，他俩还一同在岩石圆顶清真寺祈祷。尽管理查拒绝拜访耶路撒冷，但他的骑士还是在耶路撒冷朝圣并受到萨拉丁的接见。苏丹向他们展示真十字架，但从那以后，这件至高无上的遗物就不见了，并且永远地消失了。[1]理查的谋士休伯特·沃尔特（Hubert Walter）在耶路撒冷停留期间，与萨拉丁谈起国王，萨拉丁指狮心王缺乏智慧和分寸。多亏了沃尔特，萨拉丁才允许那些拉丁神父返回圣墓大教堂。当拜占庭皇帝艾萨克·安吉卢斯要求将圣墓大教堂归属东正教会时，萨拉丁决定基督徒必须在他的监管下共享圣墓大教堂，并任命加尼姆·哈兹拉吉谢赫为教堂守护人。直到今天，加尼姆·哈兹拉吉的后代努赛贝家族仍在担当这一角色。

理查与萨拉丁此后再未碰面。10月9日，理查坐船去了欧洲。[2]萨拉丁任命伊本·沙达德监督施行他在耶路撒冷的规划，沙达德的回忆录里对此有过生动的描述。当时，萨拉丁去了大马士革。

在大马士革，安逸的家庭生活在等待着萨拉丁。他有十七个儿子，但他已五十四岁，且疲惫不堪。他的儿子查希尔不想承受与父亲的离别，或许他意识到父子俩以后恐怕难以相聚。令人动容的是，查希尔反复重复道别的话语，而后又骑马返回亲吻萨拉丁。在宫中，伊本·沙达德发现苏丹正在花园的门廊里和一个幼子玩耍，此时，法兰克贵族和突厥埃米尔们正等待着苏丹的接见。

几天后，在欢迎来自麦加的朝圣车队后，萨拉丁发烧病倒，很可能是得了伤寒。医生为他放血治疗，但病情愈加严重。萨拉丁说需要温水，水送来后他还是嫌冷。“上天哪！”他呼喊道，“没人能把水弄热些吗？”1193年3月3日黎明，在《古兰经》的诵读声中，萨拉丁去世了。“我和其他人为他奉献了自己的人生。”伊本·沙达德沉吟道：

时光如梭，风云人物悄然而去；往事如烟，所有只是一场梦幻。

[1]1187年，萨拉丁将一小块真十字架作为礼物送给登上一艘威尼斯船只的皇帝艾萨克·安吉卢斯。这艘船被一个名叫福尔蒂斯的比萨海盗俘获，福尔蒂斯杀光全船人，将受害者的遗物带给科西嘉岛的博纳法西奥。后来，热那亚海盗又从博纳法西奥手里夺走了遗物。真十字架的几块碎片至今仍存放在欧洲的多个圣物箱中。

[2]理查在回家路上被俘，后被移交给德国皇帝亨利六世，后者将其关押一年有余，直到英格兰出了一大笔赎金。理查归国后攻打法国，并为家乡带回一些撒拉逊士兵和希腊火的秘密。1199年，在围攻一座不起眼的法国城堡时，理查被一个弓箭手射死。斯蒂文·朗西曼写道：“他是一个不孝的儿子、不称职的丈夫、败坏的国王，但是个英勇而卓越的军人。”

穆阿扎姆·伊萨：另一位耶稣

接下来的六年里，萨拉丁的儿子们分分合合，相互争斗，他们那精明的叔叔萨法丁则从中调解。三个最年长的儿子，阿夫达尔、查希尔和阿齐兹，分别得到了大马士革、阿勒颇和埃及，而萨法丁统治着外约旦和埃德萨。

时年二十二岁的阿夫达尔继承了耶路撒冷。他很珍惜耶路撒冷，修建了欧麦尔清真寺，它紧挨着圣墓大教堂。他将北非人安置在一处马格里布聚居区里，还在那儿修建了阿夫达尔学校（Afdaliyya Madrassa），与西墙仅隔数米。

阿夫达尔嗜酒且无能，他发现很难激发起部众的忠诚。兄弟之间为争夺耶路撒冷混战不休。阿齐兹赢得胜利，取得苏丹之位，不久便在外出狩猎时被人暗杀。阿夫达尔和查希尔联合起来对付他们的叔父，但萨法丁将二人打败并夺取了帝国，当了二十年的苏丹。萨法丁冷酷却举止优雅，一点也不像萨拉丁：在他所处的年代，没有人用亲和的笔触描写他，但所有人都尊敬他。他“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业绩，很可能是同辈中最有才干的”。在耶路撒冷，萨法丁命人修建了两座门——链门和神迹门。两座门很可能就位于十字军美门的原址，门上那精致的法兰克建筑装饰来自圣殿骑士团所建的修道院，两座门的特色在于双顶的门廊和柱顶，柱顶上是狮子和其他各种动物造型的石刻：这些仍是通往圣殿山的西入口的重要装饰物。1198年，在萨法丁成为苏丹前，他的次子穆阿扎姆·伊萨（Muazzam Isa，“Isa”就是阿拉伯语中的“耶稣”）已被赐予叙利亚为其领地。

1204年，穆阿扎姆定耶路撒冷为都城，将阿莫里的府邸用作自己的私宅。穆阿扎姆是他们家族自其伯父萨拉丁以来最受欢迎的人，他平易近人，思想开明。每当为了学习哲学和其他科学拜访学者时，他都会像普通学生一样走到学者家里。“我在耶路撒冷见过他，”历史学家伊本·瓦希尔（Ibn Wasil）回忆说，“男人、女人、小孩都抢着看他，没人会将人群赶走。他大胆且富于幽默感，但几乎从不吹嘘卖弄。他骑马时旁边没有王旗跟着，而仅留少数人护卫。他头戴黄色的帽子，穿行在集市和街道，也不用任何人为他开道。”

穆阿扎姆是在耶路撒冷大兴土木最多的建设者之一，他修复了城墙，建造了七座巨塔，将圣殿山上的十字军建筑改造为穆斯林圣地。[1]1209年，穆阿扎姆将来自法国和英格兰的三百户犹太家庭安置在耶路撒冷。西班牙犹太诗人犹大·哈里兹前来朝圣时，称赞了穆阿扎姆和萨拉丁的王朝，尽管他仍为圣殿哀伤不已：“我们每天都会到外面为锡安哭泣，为她那已被毁灭的宫殿哭泣。我们登上橄榄山，在上帝面前拜倒于地。看到我们神圣的殿堂成了外族的寺院，这是多么深重的苦难。”1218年，穆阿扎姆的江山突然面临巨大的危险：耶路撒冷名义上的国王布里埃纳的约翰（John of Brienne）[2]率领第五批十字军进攻埃及。十字军包围了杜姆亚特港。时年七十四岁的萨法丁率军迎战，但在听说杜姆亚特的链塔失守时溘然长逝。穆阿扎姆急忙从耶路撒冷赶往埃及帮助自己的兄长——埃及的新任苏丹卡米勒。兄弟俩惊慌失措，两度提出若十字军离开埃及，他们会将耶路撒冷拱手相让。1219年春天，在这个家族帝国遭遇危难之际，穆阿扎姆做出痛苦的决定：拆除耶路撒冷所有的防御工事。他认为“如果法兰克人占领这些地方，他们将杀死那儿的所有人，并将控制叙利亚”。

耶路撒冷失去防务，人口少了一半——城里的居民成群结队地逃走。“妇女、女孩以及老人聚集在圣地，撕扯着头发和衣服，四散而逃”，好像“末日审判”来了。然而十字军愚蠢地拒绝了兄弟俩让出耶路撒冷的提议。随后，十字军便土崩瓦解了。

十字军一走，卡米勒和穆阿扎姆便开始为争夺最高权力展开残酷的战斗，而他们此前在面对严重的危机时合作得那么亲密。直到19世纪，耶路撒冷才真正恢复元气。在先后流传的众多传说中，耶路撒冷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里都没有城墙。耶路撒冷即将在一场最虚无缥缈的和平交易中再次易手。

[1]穆阿扎姆修建的七座塔中有六座塔的塔基今天还能看到。在圣殿山上，他建立了圆顶的文法学校和华丽的拱门，又给阿克萨清真寺修建了穹顶入口。或许他还用法兰克的劫掠所得为所罗门圣殿修建了八角形的穹顶，即库尔西·伊萨（Kursi Isa），意为“耶稣的宝座”（这里的“耶稣”可能指的是伊萨本人）——和升天圆顶寺（Dome of the Ascension）。升天圆顶寺里有段铭文，其年代可追溯至1200年或1201 年。但所罗门圣殿和升天圆顶寺更有可能是最早的十字军建造的：确实，升天圆顶寺里有洗礼用的圣洗池以及法兰克式柱顶，柱顶上有精美的法兰克式人造提灯，提灯可能来自上帝圣殿。正是穆阿扎姆将金门封死的。

[2]耶路撒冷的伊莎贝拉女王在婚姻上是不幸的：她的第三任丈夫香槟的亨利作为耶路撒冷国王，统治着阿科。伊莎贝拉为亨利生了两个女儿，但是1197年，他在检阅日耳曼十字军时，因自感体格矮小而心烦意乱，退着步子跌出窗户。之后，伊莎贝拉嫁给了塞浦路斯国王吕西尼昂的阿莫里，阿莫里后因食用过量白鲻鱼死于1205 年。伊莎贝拉死后，她的女儿玛丽亚——当时的耶路撒冷女王——嫁给了一位骑士，即布里埃纳的约翰，他们育有一个女儿约兰德。

腓特烈二世：“世界惊奇”，《启示录》中的野兽

1225年11月9日，在布林迪西（Brindisi）的教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西里国王腓特烈二世娶了时年十五岁的耶路撒冷女王约朗德（Yolande）。婚礼一结束，腓特烈就以耶路撒冷国王的名义开始了他的十字军东征。他的敌人宣称他不仅引诱新婚妻子的宫女，还与穆斯林宫女放荡取乐，这震惊了他的岳父——布里埃纳的约翰，也触怒了教皇。但腓特烈已成为欧洲最有权势的君主——他后来赫赫有名，被称为“世界惊奇”（Stupor Mundi）——而且从来都按自己的方式行事。

霍恩施陶芬的腓特烈长着绿色的眼睛和姜黄色的头发，拥有一半德意志血统和一半诺曼血统。他在西西里长大，而欧洲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像他在巴勒莫的王宫那样，将诺曼、阿拉伯和希腊文化融合在一个汇聚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独特混合体中。从小就受环境影响，腓特烈才变得不同寻常，他也乐于卖弄自己的特立独行。伴他左右的通常是成群的女眷、各种动物，还有五十个训隼师（他写过一本书《与鸟狩猎的艺术》）、阿拉伯保镖、犹太和穆斯林学者，也经常有苏格兰魔术师和教义解说人。在文化方面，腓特烈肯定比任何基督教王国的国王更黎凡特化，但这并不能阻止他在西西里残酷地镇压阿拉伯反抗者。他会用自己的靴刺撕开被俘的反抗者首领的肚子。他将阿拉伯人逐出西西里，但又在卢切拉为他们建造新的阿拉伯城镇，镇上有清真寺，还有一座他最喜欢住的王宫。他也强化反犹立法，但又资助犹太学者，并欢迎犹太定居者，还一再申明会平等对待他们。

然而是对权力的追逐而不是玩物丧志消耗了腓特烈，他一生都在守着自己那庞大的遗产，从波罗的海扩张到地中海。他反对教皇，后者两次革除他的教籍，指责他反对基督，还用最古怪的诽谤丑化他。有人控告他是秘密的无神论者或穆斯林，称他曾说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都是骗子。他被描绘成中世纪的弗兰肯斯坦的模样：传闻他曾将一个奄奄一息的人密封在一只桶内，以检验他的灵魂能否逃出来；他将人的五脏六腑取出，以研究此人的消化能力；他还曾将儿童锁在密闭的小房间，以检验他们怎样发展语言能力。

腓特烈将自己和家族的权力看得很重。他其实是个传统的基督徒，坚信身为皇帝，应该像拜占庭皇帝那样成为全天下无处不在的神圣君主，而且作为十字军的子孙、查理大帝的继承人，他必须解放耶路撒冷。腓特烈已经两次召集十字军，但迟迟没有动身。

他既然成了耶路撒冷国王，就要认认真真地计划远征了，但肯定要按自己的喜好来。他将已怀孕的耶路撒冷王后安置在巴勒莫的宫殿中，并允诺教皇率军东征——时年十六岁的约朗德在生下儿子后就死了。腓特烈是靠联姻当上耶路撒冷国王的，王后死后，王位自然便归他们的儿子所有。腓特烈不想让这些琐事影响自己新的征战。

他希望利用萨拉丁家族的内讧来夺取耶路撒冷，而卡米勒苏丹也曾主动提出将耶路撒冷让出，以换取腓特烈帮助自己对抗穆阿扎姆——穆阿扎姆在控制着耶路撒冷。1227年，腓特烈终于出发了，却因病返回——教皇格里高利九世因此革除他的教籍，这对一个十字军领袖而言非常不利。腓特烈派遣条顿骑士团和步兵先行进发，1228年9月，他在阿科与先头部队会合。此时，穆阿扎姆已死，卡米勒占领了巴勒斯坦，不再提起让城之事。

然而，卡米勒不得不与穆阿扎姆的儿子们对抗，腓特烈和军队的威胁形同火上烧油——卡米勒无法应对双重危机。腓特烈皇帝和卡米勒苏丹的力量都太过弱小，均无力为耶路撒冷而战，于是二者开始秘密谈判。

卡米勒像腓特烈一样特立独行。萨法丁的这个儿子在小的时候就被狮心王亲自封为骑士。皇帝和苏丹讨论如何共享耶路撒冷，也争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阿拉伯几何学。“我对耶路撒冷真的不存有野心，”腓特烈对卡米勒的特使说，“我只是想维护自己在基督徒中的名声。”穆斯林想知道基督教是否“对他来说只是个游戏”。苏丹给皇帝送去了舞女，而皇帝也用基督徒舞者招待他的穆斯林客人。大主教格罗尔德斥责腓特烈的舞女和杂耍艺人是“名声败坏的人，在基督徒眼里不值得一提”，他当然要喋喋不休地指责。谈判期间，腓特烈带着隼狩猎，诱骗自己的新情妇们，给她们中的某个人写行吟诗：“唉，我觉得即使与自己的女人分离，也会轻易地回想起与她厮守时的甜蜜。快乐的歌呵，去往叙利亚有花的地方，到俘虏我心的女子那里。要让那最可爱的女子记住她的仆人，她的仆人将为得到她的爱而受苦，直到做完她吩咐的所有的事。”

双方的谈判迟迟不见进展，腓特烈于是率军沿着理查当年的路线抵达雅法海岸，对耶路撒冷形成威胁。这一招果然奏效。1229年2月11日，腓特烈遇到意想不到的好事：为换取十年和平，卡米勒决定将耶路撒冷、伯利恒连同通向大海的走廊地带让给他。在耶路撒冷，穆斯林保有圣殿山，而基督徒在卡迪的监管下可自由出入圣殿山并在那里礼拜。这桩交易忽视了犹太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已逃离此地），但这样的共享主权协议仍然是耶路撒冷历史上最为大胆的和平协定。

然而，两个世界都惊惧不已。在大马士革，穆阿扎姆的儿子纳西尔·达乌德（Nasir Daud）下令全国哀悼。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都在哭泣。卡米勒强调：“我们只是让出了一些教堂和被毁坏的房屋，那些神圣的地方，还有令人敬仰的岩石圆顶清真寺仍是我们的。”实际上，协定对他是有利的。他可以再次统一萨拉丁的帝国，并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腓特烈这边，大主教格罗尔德禁止这位被革除教籍者访问耶路撒冷，圣殿骑士团还因他没能得到圣殿山而对他大加斥责。

3月17日，星期六，在阿拉伯禁卫军和侍从、德国和意大利军队、条顿骑士团以及两名英吉利主教的护卫下，腓特烈与苏丹的代表沙姆斯丁（Shams al-Din）在雅法门会面。沙姆斯丁是纳布卢斯的卡迪，他将耶路撒冷的钥匙交给了腓特烈。

大街上空无一人，很多穆斯林离开了。对于拉丁的这次复兴，叙利亚的东正教徒很不高兴，而且，腓特烈的好日子并不长：凯撒里亚主教正在赶来执行大主教的禁令，叫停耶路撒冷的圣事活动。

腓特烈二世的加冕：日耳曼的耶路撒冷

在医院骑士团首领的府邸住过一宿后，腓特烈在圣墓大教堂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弥撒。教堂里没有一个牧师，而是挤满了德国士兵。腓特烈将自己的皇冠放在各各他的圣坛上，然后戴在头上。这一场加冕礼意在向世人表明，他才是基督教王国统领一切、至高无上的君王。腓特烈向英格兰的亨利三世解释说：“我们是天主教皇帝，我们头上的皇冠是万能的上帝从他的王座上取下的。靠着他的恩惠，在他的仆人大卫的屋里，我们的地位被抬举到世界万王之上。”腓特烈并没低估自己的重要性：他导演了一出怪异的、场面宏大的舞台剧。他将圣墓大教堂视为大卫王的圣殿，在这里，一个神圣的国王、神秘的末日皇帝得到加冕。

随后，皇帝来到圣殿山，欣赏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称赞阿克萨美丽的壁龛，并来到努尔·丁的讲经坛。他发现有个拿着一本《新约》的神父试图进入阿克萨清真寺，于是上前一把将那神父打倒，大叫道：“混蛋！上帝作证，要是有谁不经我允许再进入此地，我就挖了他的眼睛！”

穆斯林看守人不清楚是什么塑造了这位长着姜黄色头发、言行独特的人。“他如果是个奴隶，甚至不值两百迪拉姆。”有个看守人不合时宜地喃喃自语道。那天晚上，腓特烈注意到宣礼员并无动静，“啊！卡迪，”他对苏丹的代表说道，“宣礼员昨天晚上为何不通知祈祷呢？”

“我劝说宣礼员不要通知祈祷，以示对国王的尊敬。”一位卡迪说道。

“你错了，”腓特烈答道，“我在耶路撒冷过夜为的就是能听到宣礼声以及祈祷时的哭声。”如果腓特烈的敌人把这当作对伊斯兰的友善，腓特烈差不多就可以高兴地判断出他的妙计奏效了。当宣礼员通知中午祈祷时，“他身边的所有仆人、侍从以及他的家庭教师”都拜倒在地，祈祷起来。

那天早上，凯撒里亚主教带着大主教的禁行圣事令来到耶路撒冷。腓特烈离开自己在大卫塔的驻防地，回到了阿科。阿科的贵族和圣殿骑士团毫不留情面，对他充满敌意。腓特烈面临着意大利教皇的攻击，计划秘密地离开。5月1日清晨，阿科大批暴民从屠夫那里弄到动物的内脏，包括鸡肝等，向腓特烈大把扔去。皇帝在返回家乡布林迪西的船上想念自己的“叙利亚之花”：“我自从离开，从未有过像此刻所感受到的巨大痛苦。现在我相信，我如果不赶快回到她身边，必将忧愁而死。”

他没待多久，也未再回来，但仍然做了十年正式的耶路撒冷首领。腓特烈把大卫塔和王宫给了条顿骑士团。他命令这两处建筑的主人，即萨尔扎的赫尔曼和温切斯特主教彼得，整修大卫塔（部分整修痕迹今天仍能看到），加固圣斯蒂芬门。法兰克人重新得到“他们的教堂以及以前的财产”。犹太人再次受到限制。失去了城墙，耶路撒冷就不安全了：几星期后，希伯伦和纳布卢斯的伊玛目带领一万五千名农民进入城内，基督徒退缩到大卫塔。阿科派出一支军队赶走了穆斯林入侵者，耶路撒冷再次归基督徒所有。[1]

1238年，卡米勒苏丹去世，萨拉丁王朝陷入长期内战中，香槟伯爵蒂博（Count Thibault of Champagne）率领的新一轮十字军东征使萨拉丁王朝雪上加霜。十字军被击溃后，穆阿扎姆的儿子纳西尔·达乌德迅速进入耶路撒冷，将大卫塔围困了二十一天。1239年12月7日，大卫塔被攻破。随后纳西尔·达乌德将城内新的防御工事一一摧毁，萨拉丁家族那些混战不休的王子们在圣殿山进行了和平宣誓。但家族内部仍冲突不止，再加上亨利三世的兄弟、康沃尔伯爵理查率领一支英国十字军赶到，耶路撒冷再次被迫向法兰克人投降。这一次，圣殿骑士团将穆斯林逐出，再次得到圣殿山：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又一次变成教堂。“我看见修道士控制了圣石，”伊本·瓦希尔回忆说，“我看见在上面，很多人一瓶又一瓶地喝着葡萄酒，主持弥撒。”圣殿骑士团着手加固圣城，但速度不够快。为打击家族内的竞争对手，新继位的苏丹萨利赫·阿尤布（Salih Ayyub）雇用了一大群鞑靼强盗，他们是中亚的游牧民族，被新兴的蒙古帝国驱赶至此。萨利赫能管住这些人。令阿科的基督徒不寒而栗的是，一万名花剌子模鞑靼人正纵马扑向耶路撒冷。

[1]腓特烈和卡米勒仍维持着友好关系：苏丹给皇帝送去了用珠宝装饰的天象仪，包括一座钟和一幅移动的天宫图，还有一头大象；皇帝则给苏丹送去一头北极熊。整个后半生，腓特烈都在与几任教皇争斗，以保护自己在德意志和意大利两地的遗产。正是这几位教皇羞辱腓特烈是“《启示录》中的野兽”。腓特烈被长子、神圣罗马帝国的国王亨利背叛，于是将他终身监禁，并任命耶路撒冷的国王、约朗德为他生的儿子康拉德为自己的继承人。这个大奇才于1250 年死于痢疾，葬于巴勒莫。康拉德英年早逝，耶路撒冷王位由他的幼子康拉丁继承，康拉丁十六岁时被斩首。但腓特烈名声日隆：随着时间的流逝，自由主义者赞颂他有现代式的宽容，希特勒和纳粹分子则称赞他是个尼采式的超人。

巴克汗与鞑靼人：灾难

1244年7月11日，在巴克汗的率领下，鞑靼骑兵乱哄哄地涌入耶路撒冷，在街上一路冲杀。他们闯入亚美尼亚人的修道院，将修士和修女全部杀死。他们把教堂和房屋夷为平地，将圣墓大教堂劫掠一空，然后纵火焚毁。鞑靼人看到修士们在行弥撒，就在祭坛上将他们斩首或开膛。耶路撒冷国王们的尸首被从地下挖出，制作精巧的石棺被破坏，耶稣墓门的石头也被打碎。法兰克人被困在大卫塔，他们向纳西尔·达乌德求救，后者劝说巴克汗准许被困的法兰克人安全离开。

六千名基督徒离开，前往雅法。但他们看到法兰克人的旗帜在城垛上飘扬，以为援军已到，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折返回城。鞑靼人屠杀了其中的两千人，最终只有三百个基督徒抵达雅法。鞑靼人彻底摧毁耶路撒冷后，立即驰马离去。[1]被焚烧和摧毁的耶路撒冷直到1917年才再次回到基督徒手里。

1248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发动了最后一次像模像样的十字军东征，而且十字军还像以前一样，希望通过征服埃及拿下耶路撒冷。1249年11月，十字军逼近开罗，苏丹萨利赫·阿尤布此时已奄奄一息，他的遗孀、王后舍哲尔·杜尔（Shajar al-Durr）掌握了实权，她将继子突兰沙（Turanshah）从叙利亚召回。十字军自不量力，被精锐的奴隶军团马穆鲁克人所牵制。路易九世被俘，但新继位的苏丹突兰沙忽视了自己手下的士兵：1250年5月2日，他正举行宴会庆祝胜利，许多十字军俘虏也参加了，一个时年二十七岁、名叫拜巴尔斯（Baibars）的长着棕黄色头发的高个子突然带领马穆鲁克人闯进来，并拔出了剑。

拜巴尔斯挥剑砍向苏丹，苏丹立刻血溅尼罗河，马穆鲁克士兵也向他射出了箭。苏丹带着伤站在河中乞求饶命，但一个马穆鲁克蹚河过来，砍下他的头，剖开他的胸膛。他的心脏被挖出来，在一场宴会上呈献给法兰西国王路易——难怪路易没了食欲。

萨拉丁王朝就此结束了在埃及的统治，它的垮台使耶路撒冷陷入困境。眼下耶路撒冷一半萧条，一半被毁，各个军阀和王公贵族为夺权使耶路撒冷十年间动乱不堪，[2]此时，令人恐惧的阴影正笼罩着中东。1258年，蒙古人——来自远东、成群结队的萨满信徒——征服并建立起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他们劫掠巴格达，屠杀了八万人，并杀死了哈里发。他们攻陷大马士革，接着迅速扑向加沙，还在路上袭击了耶路撒冷。伊斯兰世界需要一位强有力的捍卫者去打败蒙古人，向蒙古人发起挑战的便是拜巴尔斯。

[1]这些鞑靼人最终于1246年被萨拉丁的子孙打败。巴克汗在战场上酒醉，被斩首，他的头颅被挂在阿勒颇示众。但他的女儿嫁给了马穆鲁克的强人、后来的苏丹拜巴尔斯；他的儿子们成了有权有势的埃米尔，在1260~1285年间修建了考究的墓园土尔坝，墓地今天仍在链街上。他们将父亲葬在这个墓地里：“这是为上帝的宽恕而献身的巴克汗的陵墓。”他的儿子们后来与他葬在一起。但考古学家挖掘墓地时，并没发现巴克汗的尸身。或许巴克汗的尸体从未离开阿勒颇。1846～1847年，富有的哈立迪家族买下了这栋建筑，事实上是买下了整条街。巴克汗的墓地现在是哈立迪图书馆的阅览室，哈立迪图书馆建于1900年。墓地所在如今是海法·哈立迪夫人的家，从这里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西墙。作为耶路撒冷漫长历史的奇妙印记，这座扩建的房屋里还有英国委任统治时期留下的一个红色信箱。

[2]耶路撒冷有时被叙利亚统治，有时又归属于开罗。在开罗，舍哲尔·杜尔依靠自己的权势成为王后。这是伊斯兰世界唯一的一次女子当权，成了很多传说的素材。作为苏丹年轻的妃子，她穿着满是珠宝的衣服，因此舍哲尔·杜尔又成了“珍珠小枝”，这帮助她赢得了苏丹的宠爱。眼下，她需要男子支持，遂嫁给马穆鲁克官员艾拜克，后者成了苏丹。但夫妻关系很快就破裂了，舍哲尔·杜尔在浴池中刺死了丈夫。她在位八十天后，马穆鲁克们废黜了她。她在逃走前将手中有名的钻石尽数毁掉，以免被其他女人占有。她被抓住后，艾拜克的妃妾们（她们可能因没得到珠宝而大怒）用木底鞋将她打死——跟她的马穆鲁克丈夫相似的死法。

第六部分

马穆鲁克

在世界末日来临前，所有的预言必将实现——圣城也必将重归基督教会。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致西班牙费迪南国王和伊莎贝拉王后的信

她（巴斯夫人）已去过耶路撒冷三次。

——杰弗里·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在耶路撒冷，没有一个地方称得上是真正的神圣。

——伊本·泰米叶，《支持对耶路撒冷的虔诚访问》

（圣火的）仪式仍在继续。在穆斯林眼皮底下发生了很多可恨的事情。

——穆吉尔丁，《耶路撒冷和希伯伦的历史》

希腊人是品行最坏、最残暴的敌人；格鲁吉亚人是最糟糕的异教徒，他们像希腊人一样心怀恶意；亚美尼亚人非常美丽、富有和慷慨，他们还是希腊人和格鲁吉亚人的劲敌。

——弗朗西斯科·苏里亚诺，《论圣地》

我们看到了自己心中的名城，我们撕扯着身上的衣服。耶路撒冷大多数地方已变得荒无人烟，一片废墟，城墙也不见了。对犹太人而言，他们中最穷的仍住在垃圾堆里，因为按法律规定，犹太人不被允许重建他们那颓圮的房屋。

——贝尔蒂诺罗的奥巴代亚拉比，《通信集》

29 从奴隶到苏丹

公元1250年—公元1339年

拜巴尔斯：黑豹

拜巴尔斯是个长着浅黄色头发、蓝眼睛的突厥人。他来自中亚，幼时被卖给一个叙利亚贵族。他尽管体格健壮、挺拔，但还是有令人无法释怀的缺陷：一只眼睛的虹膜有白内障。因此他的主人将他卖给开罗的苏丹。萨拉丁的侄孙萨利赫·阿尤布“像成批地买沙鸡一样”买突厥奴隶，以此组建自己的马穆鲁克军队。他不信任自己的家族，而认为“一个奴隶要比三百个儿子更可靠”。拜巴尔斯和所有异教徒年轻男奴一样，皈依了伊斯兰教，并被训练成奴隶士兵，即马穆鲁克。他擅长使用劲弩铁弓，赢得了“钢弩”的名号，并加入了巴赫利亚军团（Bahriyya regiment）。这支精锐部队打败了十字军，成了闻名遐迩的“突厥雄狮”，伊斯兰的圣殿骑士团。

拜巴尔斯在赢得主人的信任后获得自由，摆脱了奴隶身份，也爬上了更高的位置。马穆鲁克对首领忠心耿耿，他们彼此之间则更加忠诚，但从根本上说，这些孤儿战士不亏欠任何人——除了自己和安拉。拜巴尔斯参与了杀害苏丹的行动，这让他在权力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于是逃往叙利亚。在叙利亚，当地贵族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内战，拜巴尔斯将自己的十字弓提供给了内战双方中出价最高的人。拜巴尔斯一度夺取并洗劫耶路撒冷，但权力中心仍在埃及，他最终被新夺取王位的将领古突兹（Qutuz）召回。

当蒙古大军突袭叙利亚时，拜巴尔斯指挥先头部队立即北上抵抗。1260年9月3日，拜巴尔斯在拿撒勒附近的歌利亚泉（Ain Jalut，阿音扎鲁特）击败蒙古军队。蒙古人有可能卷土重来，甚至再次逼近耶路撒冷，但他们第一次遭遇失败。叙利亚大部重归埃及统治，拜巴尔斯被誉为“胜利之父”“埃及雄狮”。他要求得到嘉奖——成为阿勒颇总督，但苏丹古突兹拒绝了。（传说中）一天，古突兹正在打猎时，拜巴尔斯从背后将其刺死。于是马穆鲁克各个军事首领拥戴拜巴尔斯为苏丹。

拜巴尔斯一掌权就着手摧毁仍在巴勒斯坦海岸活动的十字军王国残部。1263年，在作战途中，他来到耶路撒冷。马穆鲁克对耶路撒冷表示崇敬，拜巴尔斯行使马穆鲁克的使命，再次圣化并装饰、布置圣殿山及其周围地区，即今天的穆斯林居住区。他下令翻修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为了与基督徒的复活节对抗，他又在杰里科附近的先知摩西墓上方修建了一个穹顶，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节日。在接下来的八百年里，耶路撒冷人庆祝先知穆萨节时都会从岩石圆顶清真寺走到拜巴尔斯的圣地，在那儿聚众祈祷、野餐、开庆祝会。

苏丹拜巴尔斯就在城墙西北边为自己最钟爱的苏菲派修会盖了间小屋。他和很多马穆鲁克一样，是普通苏菲派神秘主义者的资助人。这些神秘主义者认为，比起老套的传统祈祷，激情、唱诵、神圣的崇拜、跳舞和自我反省更能使穆斯林接近真主。拜巴尔斯最亲近的谋士是一位苏菲派谢赫，他会与谢赫一起念诵祈祷词，跳苏菲派的齐克尔舞（Sufi zikr）[1]。拜巴尔斯完全信任谢赫，凡事得到谢赫的同意他才做，他允许谢赫劫掠基督教堂和犹太会堂，并设私刑处死犹太人和基督徒。[2]这是一个新时代：拜巴尔斯和他的马穆鲁克继承人将统治耶路撒冷长达三百年，他们是残酷、暴戾的军事独裁者或军阀。伊斯兰世界萨拉丁时期的相对开明已成为过去。马穆鲁克是强迫犹太人戴上黄色头巾、基督徒戴上蓝色头巾的突厥统治阶级。基督徒和犹太人，尤其是犹太人，被保护、做顺民（dhimmi）的时代已经过去。说着突厥语的马穆鲁克也瞧不起阿拉伯人，只有马穆鲁克能在城镇里穿戴毛皮衣服和盔甲，在城镇里骑马。在俗艳的宫廷里，苏丹赐予他的朝臣各色头衔，如“王家马球棍的持有者”“聆听小夜曲的将军”——这样的政治游戏往往有利可图，但同时也是致命的。

拜巴尔斯的标志是一只潜行的黑豹，他用这个标志彰显自己的胜利。后人已发现八十处这样的标志，散落在埃及和土耳其之间的地区以及耶路撒冷的碑刻、铭文上，而且这些黑豹也出现在狮门上。没有别的标志更适合这个长着白眼睛的、可怖的捕食性动物了，他将再开启一番征战。

拜巴尔斯视察完耶路撒冷就进攻阿科。阿科顶住了攻势，但拜巴尔斯常常打回来。同时，他逐一进攻十字军据守的城市，并大肆屠杀，以施虐为乐。他接见法兰克使者时，周围环绕着基督徒的人头。他将敌人钉在十字架上，或斩为两半，剥下头皮，并将人头用于修建被攻破城镇的城墙。他喜欢冒险，曾伪装混入敌军城市，与敌人谈判。在开罗，他甚至在半夜视察营地。缺乏休息加上性格多疑使拜巴尔斯患上失眠和腹痛。

只有阿科在反抗他，[3]但他却北上去征服安条克。他写了一封恐吓信给安条克的贵族：“告诉你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吧：死人堆积如山，你应当已经看到你的穆斯林对手踏进你们聚众庆祝的宫殿，在祭坛上割开修士的喉管，大火吞噬着你的宫殿。要是你看到这一切，你会希望自己从未活过！”他行至安纳托利亚，并自行加冕为鲁姆苏丹（Sultan of Rum）[4]。但蒙古人回来了，拜巴尔斯迅速返回，以保卫叙利亚。

1277年6月1日，他被自己那可怕的聪明才智所误。他为宾客准备了有毒的发酵马奶（qumiz，突厥人和蒙古人喜欢饮用），却一时疏忽，自己喝了下去。他的继任者完成了他的事业。

1291年5月18日，马穆鲁克猛攻法兰克人据守的都城阿科，屠杀了大部分守军，将生还者变卖为奴（一名女子仅售一德拉克马）。耶路撒冷国王的名号和塞浦路斯国王的头衔合而为一，仅仅作为一件栩栩如生的装饰品存在下来——今天还是这样。“耶路撒冷王国”就此终结了。[5]真正的耶路撒冷幸存下来，却是苟延残喘，不像一座城市，更像一个衰落的村庄：城墙坍塌，处于半荒芜状态，蒙古骑兵肆意劫掠。

1267年，朝圣者、西班牙有名的老拉比拉姆班（Ramban），为耶路撒冷的衰落哀叹道：

我把您，我的母亲，比作这样一位妇女——儿子在她的膝上死去，痛苦的是，她的乳房还有奶，于是她用它哺育狗的幼崽。尽管你的爱人抛弃了你，你的敌人摧残你，但无论身处天涯海角，他们都会追忆和赞美圣城。

[1]齐克尔，在阿拉伯语中的原意为“怀念”“赞念”，是苏菲派中一种伴以音乐和舞蹈赞念安拉的宗教仪式。该派的不同教团和支派一般都有自己独特的齐克尔形式。——译注

[2]拜巴尔斯的苏菲派首领是卡迪尔谢赫，此人权倾一时，并实行恐怖统治，引诱马穆鲁克将军们的妻子、儿女。他最后黯然收场——马穆鲁克提供给苏丹的证据确凿，苏丹不得不以鸡奸罪和通奸罪将他逮捕。最终他被免予死罪，只因他预言说自己死了，拜巴尔斯的命也不会长。

[3]1268年，残存的耶路撒冷王国已陷入深重危机，教皇号召新的东征。1271年5 月，英国王位继承人、长腿爱德华抵达阿科，以帮助对抗拜巴尔斯。但当阿科与苏丹谈判休战时，爱德华却表示反对，于是（据传）拜巴尔斯下令刺杀爱德华：爱德华被人用有毒的匕首刺伤。大难不死的爱德华试图组建新的联盟，却未能如愿：十字军愿意帮助蒙古人与拜巴尔斯作战，以换取耶路撒冷。爱德华返回英格兰后即位，成为爱德华一世，加封自己为“苏格兰之锤”，并在位于威斯敏斯特的绘画厅里展示马加比的画像。然而他强迫英国犹太人佩戴黄星标志，最后又把他们驱逐出英国。三个世纪后，犹太人才又返回英国。爱德华死后被追念为“耶路撒冷骑士之花”。

[4]“鲁姆”为阿拉伯语音译，意指“罗马帝国”。——译注

[5]欧洲的许多王室，包括波旁家族、哈布斯堡家族和萨瓦家族都宣称拥有“耶路撒冷国王”这一名号。1277年，安茹的查尔斯从安条克的玛丽手里买下这个名号。此后，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国王也宣称他们的所有权，索要名号。耶路撒冷国王的名号通过萨瓦家族，传到意大利国王那里。西班牙国王仍使用这一名号。英国国王中只有一人使用过这一名号。亨利八世的女儿玛丽一世于1554年在温切斯特嫁给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时，除了享有哈布斯堡家族的名号外，还被宣布为“耶路撒冷女王”。这一名号一直由哈布斯堡皇帝使用到1918 年。

拉姆班

拉比摩西·本·纳赫曼（Moses ben Nachman），以他的希伯来文姓名首字母缩写“拉姆班”或“纳奇曼德斯”（Nahmanides）为人所知。拉姆班惊奇地发现耶路撒冷只剩下两千居民，而其中仅有三百名基督徒和两名犹太人。这两个犹太人是兄弟，和十字军统治下的其他犹太人一样是染匠。犹太人越是对耶路撒冷感到哀伤，耶路撒冷就越神圣，越有诗意。拉姆班认为：“越是神圣的事物，就越残破。”

拉姆班是他那个时代最鼓舞人心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是医生、哲学家、神秘主义者和《托拉》学者。1263年，针对多明我会修士对犹太人亵渎上帝的指控，他游刃有余地为巴塞罗那犹太人做了辩护。阿拉贡国王詹姆斯为此感慨不已：“我从未见过一个人能这样出色地捍卫一件错误的事情。”他给了拉姆班三百个金币。但随后多明我会修士还是企图将拉姆班处死。作为妥协的结果，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被驱逐出阿拉贡王国。他就此踏上朝圣之路。

拉姆班认为犹太人不应该仅仅哀悼耶路撒冷，而应在弥赛亚降临前回到耶路撒冷，并在那里定居，重建那里——或许我们可以称这一思想为“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只有耶路撒冷能抚慰拉姆班的思乡之苦：

我离开了我的家庭，抛弃了我的家乡、我的儿女。我把自己的灵魂留给我那甜蜜可爱的孩子们，他们从小便在我的膝下长大。但有朝一日身处你的宫殿得到的快乐将能够弥补失去的这一切。啊！耶路撒冷，我为你痛哭流涕，但我的泪水蕴含着欢愉。

拉姆班要求“用大理石柱子和漂亮的穹顶重建一座损毁的房子。[1]我们将其用作祈祷室，因为全城一片乱象，谁都可以占有废弃的地方”。他还找到了为防备蒙古人而藏起来的《托拉》经卷，但在他死后不久，打劫的就来了。

这次情况不一样：有些劫掠者是基督徒。1299年10月，亚美尼亚的基督教国王海屯二世（Hethoum II）率一万蒙古人奔赴耶路撒冷。在一场新的残暴劫掠面前，耶路撒冷震颤了。城内的基督徒寥寥无几，他们“因为害怕而躲在山洞里”。蒙古的伊儿可汗刚刚皈依伊斯兰教，而且蒙古人对耶路撒冷不感兴趣，他们将耶路撒冷交给海屯二世。海屯救了基督徒，“在圣墓举行庆祝活动”，并下令修复亚美尼亚人的圣雅各教堂和圣母墓。但奇怪的是，仅仅两周后，海屯二世便返回到大马士革蒙古首领那儿。马穆鲁克与蒙古人的这场世纪之争结束了，耶路撒冷的神圣和无穷魅力重新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在开罗，新即位的苏丹很尊崇耶路撒冷，称自己是“圣城的苏丹”。纳西尔·穆罕默德（Nasir Muhammad）戏称自己是“雄鹰”，他的部众嘉赞他为“优雅者”。那个时代最有名的历史学家说：“他或许是最伟大的马穆鲁克苏丹，也有可能是最下流的。”

[1]这座建筑的曲折遭遇恰好是对耶路撒冷犹太人故事的诉说。第一座拉姆班会堂可能建在锡安山上，但很快被移到耶路撒冷的犹太区。在马穆鲁克的统治下，一座清真寺和宣礼塔挨着犹太会堂竖立起来，1397年得以扩建。1474年，这座会堂坍塌后，穆斯林将其拆毁，并不允许重建，直到马穆鲁克倒数第二任苏丹盖贝伊时期才被允准重建。但在1587年，该会堂再次被奥斯曼人关闭。接着，隔壁建筑里新开了一座会堂。1835年，拉姆班会堂和隔壁的会堂合二为一并再次开放。但在20世纪初，拉姆班会堂被穆斯林接管，被用作储藏室，直至再次恢复为会堂。1948年，该犹太会堂遭阿拉伯军团摧毁，1967 年又一次重新开放。

纳西尔·穆罕默德：优雅的鹰

纳西尔从八岁起就被马穆鲁克军阀当作王室的木偶玩弄于股掌中。他曾两次被推上王位，又两度被废黜。他是一个奴隶的次子，这个奴隶曾经崛起并成为一个伟大的苏丹。纳西尔的兄长，即阿科的征服者，已遇刺身亡。所以在二十六岁那年第三次登上王位时，纳西尔·穆罕默德决心坐稳王位。他就像鹰一样，气度不凡，谨慎多疑，视死如归。他周围的人被赐予高官厚禄，但后来毫无预兆地被勒死、腰斩或毒死。他似乎喜欢马甚于自己的人民，据说这个瘸腿的苏丹能列举出他所有的七千八百匹赛马的血统。他经常花大价钱买马，却不舍得花钱买最漂亮的男奴。他所做的一切体现出的是一种谨慎的奢华（他与成吉思汗的后代的婚姻、他的二十五个孩子、他的一千两百个嫔妃），并将这一行事风格带进了耶路撒冷。

1317年，纳西尔·穆罕默德亲自来朝圣，并向手下的将军们示范说，他们神圣的义务就是装点圣殿山及其周围街道。他在最要好的朋友、叙利亚的总督坦齐兹（Tankiz）的帮助下加固了大卫塔，给大卫塔的卫戍部队建了座主麻日[1]清真寺，并在圣殿山上修建了不朽的柱廊和马德拉萨。他重新给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安上穹顶，在链门、棉商门和棉商市场修建宣礼塔——以上这些建筑今天还能看到。

纳西尔钟情于苏菲派通过隐修亲近上帝的做法，因此为潜修教派建立了五座修道院。教士们在那些明亮、崭新的集会场所里，通过跳舞、唱歌、神游甚至自残，将神圣的魔法带回耶路撒冷。所有这一切只为达到一种必要的不断疯狂的情绪，进而接近上帝。

苏丹的属下明白他的意图：苏丹及其继任者将失宠的军官流放到耶路撒冷，人们觉得这些军官应将所获的不义之财用于在耶路撒冷建造华丽的建筑，包括宫殿、马德拉萨和墓地。离圣殿山越近，末日审判时升入天堂的日子也就越早。军官们修建了巨大的拱形地基，随后又在上面进行建设。这些建筑[2]巧妙地将早先那些建筑屋顶的狭小空间当作增建的基础。[3]

纳西尔在满是尘土和蜘蛛网的环境中兴建耶路撒冷——至少建立了穆斯林居住区，在那里留下了大理石建筑。所以伊本·巴图塔[4]到访时，发现了“一座宏大壮观的城市”。伊斯兰朝圣者涌入圣地，从地狱谷一路行至岩石圆顶清真寺，并念诵《法达伊》，书中告诉他们“在耶路撒冷犯一条罪相当于犯一千条罪。同样，在耶路撒冷做一件好事，就好比做一千件好事”。住在那儿的人“就像伊斯兰‘圣战’中的勇士”，而在那儿死去“就像在天堂死去”。在耶路撒冷，神秘主义信仰非常兴盛，穆斯林绕行、亲吻岩石圆顶清真寺，为其涂油——自7世纪以来，他们就没再这样做过。基本教义派学者伊本·泰米叶抨击纳西尔及苏菲派的迷信观念，并警告说，来到耶路撒冷只算是虔诚的拜访，不能与到麦加朝圣同日而语。苏丹曾六次逮捕这位清教徒式的不同政见者，但无济于事，伊本·泰米叶给沙特阿拉伯严厉的瓦哈比教义习俗以及今天的“圣战”主义注入了新鲜的灵感。

优雅的苏丹不再信任已成为权贵阶层的突厥马穆鲁克，开始从高加索购买格鲁吉亚或切尔克斯[5]男奴，以充实自己的贴身卫队，而这些格鲁吉亚或切尔克斯男奴影响了他的耶路撒冷政策：纳西尔·穆罕默德允许格鲁吉亚人进入圣墓大教堂。拉丁人也没有忘记圣墓大教堂：1333年，苏丹允许那不勒斯（兼耶路撒冷）国王罗伯特修缮教堂部分建筑，并拥有锡安山上的最后晚餐室——在那里，他开办了一所方济各会修道院。

被困的老虎才是最危险的。苏丹病倒了，但他使朋友坦齐兹“权势显赫，以至于他自己也开始害怕”。1340年，坦齐兹被捕，后被毒死。纳西尔也于一年后死去，他的众多儿子继承了他的位置。但最终，新崛起的高加索奴隶推翻了王朝，在耶路撒冷拥立新的亲格鲁吉亚人的苏丹家族。另一方面，信仰天主教的拉丁人——十字军的心怀怨恨的继承者——在专制的马穆鲁克的压迫下勉强在耶路撒冷立足，而马穆鲁克突如其来的暴力行径使基督徒和犹太人都恐惧不已。当塞浦路斯国王于1365年进攻亚历山大里亚时，圣墓大教堂被关闭，方济各会修士也被拖出去当众处死。方济各会后被允许返回，但马穆鲁克建起的意在突出伊斯兰教的至高无上的宣礼塔使圣墓大教堂和拉姆班犹太会堂相形见绌。

1399年，正当尚未成年的马穆鲁克苏丹和他的家庭教师一道前往耶路撒冷朝圣时，令人惊骇的中亚征服者跛子帖木儿（Tamurlane）占领了巴格达，并攻入叙利亚。

[1]主麻日指穆斯林在每个星期五正午过后于当地清真寺举行的集体礼拜。穆斯林称星期五为“主麻日”或“聚礼日”，一周为一个“主麻”。——译注

[2]在新建的马穆鲁克建筑后面，沿着圣殿西侧的希律墙的大部分都消失不见了。但它后来又重现了一次：沿着隐匿的小巷通向穆斯林居住区的庭院。它是耶路撒冷最秘密的地方之一。当犹太人在南面拜谒西墙时，少数犹太人仍会在这段“小墙”下祈祷。

[3]马穆鲁克的建筑风格独特。在穆斯林居住区，钟乳石状的拱形装饰以及深浅色相间的石头随处可见。或许最优美的马穆鲁克建筑要数坦齐兹的坦齐兹亚马德拉萨宫殿，它建在链门上：那里有二十七所马德拉萨，每一所都有马穆鲁克埃米尔的装饰物——比如托杯者坦齐兹就给他的房子装上了一个杯子。耶路撒冷城中主要的马穆鲁克埃米尔会捐资设立了一个慈善机构，即瓦克夫（waqf），部分资金用于维持马德拉萨运转，部分为他们的子孙后代提供住所和工作，以免有朝一日在频繁的争夺中，他们的权力和财富会消失。墓地上通常会有一间带绿格子窗户的小屋子，这样路人就能听到里面的诵经声，而从里面也能看到路人。这些建筑在很久以后分派给了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家庭，他们将其委托给信托机构，所以今天很多建筑仍属各个家族所有。

[4] 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h，1304—1377，一译伊本·白图泰），穆斯林学者和著名旅行家，曾游历近三十年，足迹遍及亚欧非的广阔地域。时人根据其口述整理而成的《伊本·巴图塔游记》对研究当时各国历史、地理及风土人情具有很高价值。——译注

[5]切尔克斯（Circassia）位于今黑海东北岸及高加索山区。——译注

30 马穆鲁克的衰落

公元1399年—公元1517年

帖木儿和家庭教师：朝圣之城

王室家庭教师伊本·赫勒敦是伊斯兰世界最有名望的学者，时年约莫七十岁，已服侍过多位君主：先是摩洛哥国王，然后（在狱中待过一段时间后）是格拉纳达国王、突尼斯国王，最后（又在狱中待过一段时间后）是马穆鲁克苏丹。伊本·赫勒敦在追逐权力和坐牢期间，写就了成名作《历史绪论》（Muqaddimah），这部世界史著作直到今天还很有名。因此，苏丹纳西尔任命他为自己的儿子法拉吉（Faraj）的家庭教师。法拉吉儿时就继承了王位。

眼下，当这位脾气暴躁的历史学家向十岁的苏丹法拉吉指点哪里是耶路撒冷时，帖木儿已经包围马穆鲁克占据的大马士革。跛子帖木儿已于1370年崛起，成为中亚的地方军阀。在三十五年的连绵战争中，这个残暴的天才人物、突厥人的后裔征服了近东的许多地方，以军事武力统治征服的土地，视自己为成吉思汗的继承人。他在德里屠杀了十万人，在伊斯法罕屠杀了七万人。他建造了二十八座塔，在每座塔里放一千五百颗头颅。他从未吃过败仗。

然而，帖木儿不仅仅是个武夫，他在撒马尔罕的宫殿和花园显示出他多方面的情趣：他还是象棋高手，很懂历史，喜欢与哲学家辩论。所以并不奇怪，他经常希望与伊本·赫勒敦会面。

马穆鲁克陷入恐慌：如果大马士革失守，巴勒斯坦，或许开罗也将不保。老教师和小苏丹迅速返回开罗，但马穆鲁克决定派师生二人前去叙利亚与帖木儿谈判，以拯救帝国。此时，耶路撒冷人正在讨论怎样才能把耶路撒冷从雄心勃勃的掠夺者，即“上帝的祸害”（Scourge of God）的手中拯救出来。

1401年1月，帖木儿在大马士革周围安营扎寨。他听说苏丹法拉吉和伊本·赫勒敦在恭候他前来。帖木儿对这小孩不感兴趣，但对伊本·赫勒敦很是敬仰，立即召见了他。作为政治家，伊本·赫勒敦代表苏丹；但作为历史学家，他自然很喜欢见到时代的最强者，即使自己生死未卜。两人年龄相仿，头发花白的征服者在他那宫殿般的营帐里接待了受人尊重的历史学家。

伊本·赫勒敦对这位“最杰出、最强大的国王”充满敬畏，他发现国王“很有智慧，富于洞察力，还醉心于辩论或讨论，而辩论的内容有他知道的，也有他不知道的”。伊本·赫勒敦劝帖木儿释放一些马穆鲁克俘虏，但“上帝的祸害”并不让步，大马士革遭到突袭和掠夺。伊本·赫勒敦称这是“绝对邪恶残忍和为人唾骂的行为”。去往耶路撒冷的路畅通无阻。耶路撒冷的乌里玛决定献城，向帖木儿投降，并派了一支代表团带着岩石圆顶清真寺的钥匙。但当耶路撒冷人抵达大马士革时，这位征服者已率军北上，意欲彻底击败正在安纳托利亚兴起的势力——奥斯曼土耳其人。1405年2月，帖木儿死在征讨中国的路上，耶路撒冷仍为马穆鲁克所有。与帖木儿会面后，伊本·赫勒敦踉踉跄跄地回到开罗，一年后死在自己的床上。他的学生法拉吉苏丹从未忘记他精彩的文化之旅：他常常回到耶路撒冷，在圣殿山上接受朝拜，在王室的华盖下，四周都是象征苏丹身份的横幅。他还将金子分发给穷人。

耶路撒冷城只有六千居民，其中包括两百户犹太家庭和一百户基督徒家庭。他们居住在这座小小的、充满狂热情绪的城市。城市陷入危机，局势不稳：1405年，耶路撒冷居民为反对苛捐杂税发生了骚乱，马穆鲁克总督被赶出耶路撒冷。圣地的档案馆为我们展现了耶路撒冷每个王朝的宗教法官和苏菲派谢赫的活动，被逐的马穆鲁克军官和醉心于《古兰经》研究、收集书籍的富商的行为，以及橄榄油和肥皂贸易、弩弓和击剑练习。此刻，十字军已不再构成威胁，来朝圣的基督徒成了耶路撒冷主要的收入来源。然而基督徒难得受到礼遇，他们经常因莫须有的罪名遭到逮捕，缴纳强制性罚金后才被释放。“你们要么交钱，要么被打死。”一个翻译向那些被捕并受到指控的基督徒解释道。

很难说谁更危险——是贪赃枉法的马穆鲁克、声名狼藉的朝圣者，还是争吵不休的基督徒或贪婪的耶路撒冷人？很多朝圣者如此令人憎恨，以至于当地人和旅行者都被警告说：“保护好你们自己，谨防来到耶路撒冷的人。”但同时，穆斯林也喜欢说：“没人会像圣城的居民这般堕落。”

马穆鲁克苏丹有时会在城内巡逻，镇压基督徒和犹太人——他们每过一段时间都要面对耶路撒冷民众的私刑。

腐败和混乱从开罗的宫廷开始：帝国仍由高加索苏丹控制，所以即使天主教的方济各会乐意接受欧洲人的援助，基督教的耶路撒冷仍被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统治着——二者相互仇视，当然也厌恶天主教会。亚美尼亚人眼下正气势汹汹地围绕着圣雅各教堂扩张自己的地盘，他们贿赂马穆鲁克，从格鲁吉亚人手里夺取各各他；格鲁吉亚人随后出了更高的价钱将各各他赢了回来，但时间并不长。三十年中，各各他五次易手。

贿赂和盈利数额巨大，因为朝圣在欧洲已广泛流行开来。欧洲人不觉得十字军东征已结束，毕竟，天主教对伊斯兰西班牙的再征服就是一场十字军东征。但这时并无远征军去解放耶路撒冷，所有的基督徒都认为，即使从未去过耶路撒冷，他们也了解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出现在布道中，出现在绘画和织锦上。许多城镇建有耶路撒冷礼拜堂，这些教堂由宗教组织耶路撒冷兄弟会建造。耶路撒冷兄弟会由曾去过耶路撒冷朝圣的人和无力到达耶路撒冷朝圣的人组成。威斯敏斯特宫有自己的耶路撒冷式的厅室，从西边的巴黎到东边的普鲁士和利沃尼亚（Livonia），许多地方当时都拥有耶路撒冷式的建筑，英格兰的耶路撒冷位于林肯郡的一个小村庄。这些都源自重新燃起的热情。每年都有数千人前往此地[1]，其中许多人声名狼藉，并不圣洁：乔叟笔下那粗俗的巴斯夫人曾去过耶路撒冷三次。

朝圣者必须得不断缴纳罚金和通行费，以进入耶路撒冷，来到圣墓大教堂。圣墓大教堂由马穆鲁克控制着，马穆鲁克每晚都要关闭它，但朝圣者只要出钱，就能按自己的意愿日日夜夜地待在里面。朝圣者发现教堂好像一个兼带集市功能的理发店，里面有货摊、商店、床和大量头发——许多人相信，只要剃去头发，并将头发放在圣墓上，身上的疾病就会被祛除。很多朝圣者花大量时间将自己全名的首字母刻写在访问过的每一处圣地上，而精明手巧的穆斯林则提供圣物：有朝圣者称，死产的穆斯林婴儿经过防腐处理后被卖给有钱的欧洲人，作为诸圣婴孩殉道庆日的祭品。[2]

一些朝圣者深信，在教堂里怀上的孩子会得到特殊护佑。当然，教堂里还有酒，所以黑夜经常成为伴着烛光的醉酒狂欢。这里没有亲切友好的圣歌，却常常有人捣乱闹事。一个对此感到厌倦的朝圣者说：圣墓“完全就是个妓院”。另一个朝圣者阿诺德·冯·哈尔夫（Arnold Von Harff）是一个爱搬弄是非的德意志骑士，曾学习过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的习语警句，他用学到的习语表达自己的感情：

你会给我多少东西？我要给你一个古尔登。

你是犹太人吗？

让我今晚与你共枕。

夫人，我已在你的床上。

方济各会修士欢迎并引导到访的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循着耶稣走过的路行进，从一个他们认为叫“彼拉多总督府”的地方开始，这个地方现在是马穆鲁克总督府。这成为“上帝之路”（The Lord's Way）即后来的苦路的第一站。朝圣者震惊地发现，基督徒占据的地方已经伊斯兰化了，比如圣安妮教堂——圣母马利亚母亲的出生地——现在成了萨拉丁的马德拉萨。德国天主教托钵会士费利克斯·法布里（Felix Fabri）偷偷地溜进这处圣地，而哈尔夫冒着生命危险乔装打扮混入了圣殿山。两人都记录了各自的冒险行为，他们那妙趣横生的游记表现出一种新颖的风格，既有寻查问访式的轻松愉快，又不乏崇仰与敬意。

然而，处在马穆鲁克压制下的基督徒和犹太人一直都不是很安全；而且，耶路撒冷的圣洁感染力非凡，以至于当两种较古老的宗教争夺锡安山上的大卫墓时，苏丹公然宣称大卫墓属于穆斯林。

当前有大约一千名犹太人定居在犹太居民区里，他们在自己的拉姆班犹太会堂祈祷，也在圣殿山大门周围（尤其是在西墙边的学习室里）和橄榄山上祈祷。他们在那里安葬死者，等待末日审判的降临。但他们也敬拜过基督徒的圣地大卫墓（这里说的大卫墓与真实的大卫并无联系，而是指十字军时期新建的那座）以及最后晚餐室的部分建筑——方济各会控制着这些地方。基督徒试图限制犹太人进入，犹太人便向开罗申诉——结果对两者都不利。在位的苏丹巴尔斯巴伊（Barsbay）发现基督徒还有这么个地方，震怒不已。他跑到耶路撒冷，摧毁了方济各会的教堂，在大卫墓里修建了一座清真寺。数年后，巴尔斯巴伊的继承人贾科马克（Jaqmaq）苏丹为伊斯兰教夺取了整座锡安山。境况变得更加糟糕：旧有的限制措施被强化，新的限制手段也出台了。基督徒和犹太人所戴头巾的尺寸被限定；他们沐浴时，男子必须像牛一样戴上金属项圈；犹太女子和基督徒女子不得一起进入浴池；贾科马克还禁止犹太医生给穆斯林治病。[3]拉姆班犹太会堂在一场暴风雨中倒塌，法官下令禁止重建，并宣称会堂归附近的清真寺所有。当犹太人通过行贿使这一决定被撤销后，当地的乌里玛还是拆除了它。

1452年7月10日，耶路撒冷人发动了一场反基督徒的集体杀戮，他们挖出基督教会修士的尸骨，拆除圣墓里的新栏杆，以胜利者的姿态将其运往阿克萨清真寺。基督徒有时会疯狂地挑衅。1391年，四名方济各会修士在阿克萨清真寺大叫道：“穆罕默德是放荡的男人、谋杀犯、贪吃鬼”，他赞成“嫖娼”！卡迪让修士们决定是否愿意公开宣布放弃本来的信仰，他们拒绝放弃，结果被严刑拷打，差点被打死。大教堂的庭院里燃起篝火，“喝得酩酊大醉、暴怒发狂的”暴民将修士们砍成肉块，“以使全尸也不留下”，随后又将尸体烤成肉串。

然而，希望就在眼前，一位开明的苏丹掌权了。法国菜肴里的一道菜改变了基督教耶路撒冷的命运。

[1]1393年，亨利·博林布鲁克出发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在夺得王位、即位为亨利四世后，他被告知将返回耶路撒冷，并死在那里。临死时，亨利想竭力实现这一预言：他将自己安放在威斯敏斯特的耶路撒冷大教堂里。他的儿子亨利五世也是这般虔诚：这位阿金库尔战役的胜利者在弥留之际祈望去耶路撒冷朝圣，并为耶路撒冷重建城墙。

[2]该说法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2章第16 节，希律王下令杀掉伯利恒以及周围地区的所有男婴。——译注

[3]然而，恐吓过拉丁人的贾科马克苏丹保护亚美尼亚人。在亚美尼亚修道院的大门里有段铭文，铭文上有他承诺保护亚美尼亚人的字样，至今仍可辨认。

苏丹和基督徒的蛋饼

盖贝伊（Qaitbay）是切尔克斯童奴，曾被流放耶路撒冷数年，现在是一位马穆鲁克将军。由于被禁止进入穆斯林的家，他就对方济各修士友善起来，后者曾介绍他吃法国菜。1486年，盖贝伊登上马穆鲁克王位时仍对方济各修士的蔬菜蛋饼念念不忘，因此他欢迎托钵会士来到开罗，并准许他们在教堂里大兴土木，还将锡安山还给他们。托钵会士想报复犹太人，盖贝伊就顺势禁止犹太人靠近教堂或锡安山上的女修道院，违反这一禁令的犹太人通常会被秘密处死，甚至连不经意间路过教堂都会遭到杀害——这种境况一直延续到1917年。但盖贝伊允许犹太人重建他们的拉姆班犹太会堂。他也没忽视圣殿山：1475年来访时，他委托兴建了阿什拉夫伊斯兰学校。有人描述这座美丽的建筑为“耶路撒冷的第三颗宝石”，那儿有喷泉、一个红色的华丽的钟状圆顶和淡黄色的深浅相间的石头墙饰，至今仍是全城最光彩夺目的建筑。

但盖贝伊关注最多的是，马穆鲁克正在失去权力。当每天日落时分看到大卫塔前的游行人群时，耶路撒冷的卡迪穆吉尔丁（Mujir al-Din）都会说：“根本无人注意他们，完全是乌合之众。”1480年，贝都因人进攻耶路撒冷，差点活捉总督，后者不得已骑马迅速穿过圣殿山，经雅法门逃了出去。“耶路撒冷一片荒凉。”贝尔蒂诺罗的拉比奥巴代亚（Obadiah）在观察道。远远望去，“我看到的是一座被毁的城市”，他的一位信徒持同样观点，而此时胡狼和狮子正在山间恣意地奔跑。但耶路撒冷仍旧让人激动不已。奥巴代亚的追随者在橄榄山上眺望时说：“我精神饱满，内心悲痛。我坐下来哭泣，撕裂身上的衣服。”穆吉尔丁钟爱这座城市，他认为这座城市“到处都是智慧和爱，堪称一大奇观”。[1]

1453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继承了庞大的罗马帝国的辉煌和意识观念。一代又一代，奥斯曼帝国深受王位继承战争的困扰，同时面临着重新兴起的波斯的挑战。1481年，盖贝伊接受了逃亡的奥斯曼王子杰姆苏丹（Jem Sultan）来访。盖贝伊希望这位持不同政见的奥斯曼王子能够分裂奥斯曼帝国，于是主动提出将耶路撒冷王国让予杰姆。这成为长达十年的战争的开场白。其间，马穆鲁克和奥斯曼都受到了正在兴起的力量的威胁——葡萄牙在印度洋的扩张威胁到马穆鲁克，奥斯曼则面临波斯新即位的国王伊斯玛仪的威胁。伊斯玛仪利用十二伊玛目派将国家统一——十二伊玛目派至今仍受敬拜。这就促使奥斯曼人和马穆鲁克暂时务实地联合起来。日后，这一联合被证明是死亡之吻。

[1]在马穆鲁克统治耶路撒冷的最后年月，当犹太旅行者在橄榄山上哭泣时，穆吉尔丁对心爱的耶路撒冷和希伯伦做了一丝不苟的研究，并将研究成果编写成书。他肯定受到过尊重：他的墓地里有一方雅致的圆顶纪念碑，纪念碑至今仍矗立在圣母墓上。

第七部分

奥斯曼

高贵的耶路撒冷一直是所有国家的君主们渴望得到的城市，尤其是基督徒，自耶稣降生在这座城市，他们便为争夺耶路撒冷而战斗不止……耶路撒冷是供神灵部落祈祷的地方……她包括十二万四千个先知的祭坛。

——爱维亚·瑟勒比，《旅行记》

苏莱曼在梦中见到了先知：“啊，苏莱曼，你应该装扮岩石圆顶清真寺，重建耶路撒冷。”

——爱维亚·瑟勒比，《旅行记》

多种教派都在争夺的这件珍宝便是圣墓，在对圣墓专有权的争夺中，充满了如此多的恩怨仇恨，他们有时会诉诸武力，造成伤害。在圣墓大教堂的门前，鲜血与“祭品”混在一起。

——亨利·蒙德雷尔，《旅程》

我们忧伤地离开这个纷扰的世界，欢喜地相遇在充满甜蜜的耶路撒冷。

——威廉·莎士比亚，《亨利六世》

毋须亲临圣地，我们可以低头沉思，检视我们的内心，那才是真正的应许之地。

——马丁·路德，《桌边谈话集》

我们会发现以色列的上帝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必然知道，我们是山巅之城，万众瞩视之地。

——约翰·温思罗普，《基督徒慈善的典范》

31 苏莱曼的伟业

公元1517年—公元1550年

“第二个所罗门”和他的罗克塞拉娜

1516年8月24日，奥斯曼帝国苏丹、暴君谢里姆（Selim）在距阿勒颇不远的地方击溃马穆鲁克军队，这场战役决定了耶路撒冷的命运：中东大部分地区将在接下来的四个世纪中归奥斯曼帝国统治。1517年3月20日，谢里姆进抵城下，占领耶路撒冷。乌里玛将阿克萨清真寺和岩石圆顶清真寺的钥匙交给谢里姆。在两座清真寺里，谢里姆拜倒在地，宣称自己“是第一个面朝麦加方向祈祷的人”。谢里姆认可对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宽容政策，允许他们在圣殿山上祈祷。随后他启程去征服埃及。谢里姆击败了波斯，征服了马穆鲁克。他杀死自己的兄弟、侄子，很可能还杀死了自己的几个亲生儿子，来解决继承难题，所以他于1520年9月去世时，只有一个儿子活着。

苏莱曼“只有二十五岁，又高又瘦，瘦削的脸上带着野蛮和无情”。他发现自己是整个帝国的主宰者，这个帝国从巴尔干半岛延伸到波斯边界，从埃及直到黑海。他声称：“在巴格达，我是国王；在拜占庭帝国，我是恺撒；在埃及，我是苏丹。”在这些称谓之上，他又给自己加了一个“哈里发”的名号。难怪奥斯曼帝国的朝臣们把他们的君主比作帕迪沙（Padishah，皇帝）。一位朝臣写道：“他是最有荣耀、最受人尊敬的全世界的君王。”据说苏莱曼曾梦见先知来访，先知告诉他要“赶走异教徒”，“装点尊贵圣殿（圣殿山），重建耶路撒冷”，但事实上他无须任何催促。他只是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伊斯兰的皇帝，因为他的斯拉夫妻子罗克塞拉娜（Roxelana）会不断称颂他，称他是“当代的所罗门”。

罗克塞拉娜参与到苏莱曼的计划中，包括对耶路撒冷的改造。她很可能是一位牧师的女儿，被人从波兰绑架后卖到苏丹的王宫，在那里她得到苏丹的宠爱，为他生下五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年轻但不漂亮，却优雅娇小”，一幅当时的肖像画显示，罗克塞拉娜长着大大的眼睛、红红的嘴唇和圆圆的脸庞。她给战场上的苏莱曼的信表明，她虽喜戏谑却有着无比坚定的个性：“我的苏丹，这样痛切的离别之苦无穷尽。现在不要再管那悲惨的事情，不要藏着你那些尊贵的信。当读到你的那些信时，你的仆人和儿子米尔·穆罕默德，还有你的奴隶和女儿米赫丽玛赫会因为想念你而痛哭流泪。他们的哭泣已使我揪心不已。”苏莱曼给她改名叫许蕾姆苏丹（Hurrem al-Sultan），意为“苏丹的开心果”。他作诗称她：“我的爱人、我的月光、我的春天，有着一头秀发的我的女人，我爱她倾斜的眉毛，还有那使坏的神情。”在官方口径中，罗克塞拉娜还被称为“皇后的典范、威严的哈里发眼里的亮光”。她是个老道的政客，不知用了什么手段，成功地阻止了苏莱曼与另一个女人的儿子继承王位——这个儿子在苏莱曼在场的情况下被人勒死。

苏莱曼继承了耶路撒冷和麦加，他认为自己在伊斯兰世界的声望要求自己去美化伊斯兰教的圣所：和他有关的一切事物都显得宏大壮观，他的野心永无止境。他在位长达半个世纪，视野开阔。他打的几乎都是洲际战争，从欧洲、北非到伊拉克和印度洋，从维也纳到巴格达。苏莱曼在耶路撒冷功勋卓著，以至于耶路撒冷老城今天更多地属于他，而非别人。城墙看上去很古老，很多人将岩石圆顶清真寺、城墙和圣墓大教堂看作城市的象征——但岩石圆顶清真寺、城墙和圣墓大教堂，还有大多数城门是这位与亨利八世同时代的伟人修建或改善的。他做这些是为了守卫城市，同时给自己增添名头。苏莱曼苏丹给希律城堡增修了一座清真寺、一个入口和一座塔。他还为耶路撒冷修建了高架引水渠和九处人工喷泉，以便取水饮用——包括位于圣殿山的三处喷泉。最后，他将岩石圆顶清真寺上陈旧的马赛克换成了琉璃瓦，琉璃瓦上有点缀着绿松石和钴的百合、莲花图案。直到今天，这些瓦片还呈现出白色和黄色。[1]

罗克塞拉娜乐于资助与丈夫的事业有关的慈善基金会，她下令将一座马穆鲁克宫殿改造成被称作“繁荣的大厦”的基金会——它包括清真寺、面包房、有五十五个房间的旅店和救济穷人的施粥房。就这样，他们将圣殿山和耶路撒冷据为己有。

1553年，自诩为“第二个所罗门、世界之王”的苏莱曼，决定视察耶路撒冷。但接连不断的战争搅了局，而且和在他之前的康斯坦丁一样，苏莱曼改造了耶路撒冷，却从未亲眼看到自己的成就。苏丹打下的江山是一个庞大的帝国，但他能明察秋毫地远程控制。城墙不断升高，叙利亚总督行使着管辖权。苏莱曼的皇室建筑师锡南（Sinan）很可能在从麦加返回的路上视察了工程：数千工人在劳作，开采新的石料，使用教堂和希律城堡废墟里的旧石料，城墙和各道门与环绕圣殿山的希律时期和倭马亚时期的城墙完好地连接在一起。重修岩石圆顶清真寺需要四十五万块砖瓦，苏莱曼的属下就在阿克萨清真寺旁边建了一座砖瓦厂生产建筑用砖，他的一些承包人在城里建了宅院并在其中居住。当地的建筑师建立了世袭的建筑师王朝，并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统治着此地。全城必然到处回响着石匠们的敲凿声和钱币的叮当声。由于来自西方的难民源源不断地加入，城中的人口一下子上升到将近一万六千人，其中，犹太人增加了一倍，达到两千人。一场轰轰烈烈的、伴随着痛苦的犹太人运动正在发展中，新来的一些人也直接为苏莱曼的事业做出了贡献。

[1]有个传说是这样讲的：苏莱曼一心想夷平耶路撒冷，但后来梦见自己如果这样做，就会被狮子吃掉，所以建造了狮门。这种说法源于一个误解：苏莱曼的确建造了狮门，但上面的“狮子像”实际上是三百年前拜巴尔斯苏丹从他的苏菲派道堂里挪移过来的黑豹像，他的苏菲派道堂曾位于城市的西北角。苏莱曼使用了来自耶路撒冷的战利品：他修建的链门喷水池顶端是十字军时期的圆花饰，水槽则是十字军时期的石棺。新修建的城墙并不环绕锡安山。据说苏莱曼异常残暴，他从魔法杯里看到大卫墓位于城外时，就将建筑师们处死了。导游说建筑师们被埋的地方在雅法门附近，但这也是个传说：实际上导游所说的地方埋着两位来自萨费德的学者。

32 神秘主义者和弥赛亚

公元1550年—公元1705年

苏丹的犹太公爵：新教徒、方济各会和城墙

苏莱曼将在埃及的税收用于耶路撒冷的改造，管理这笔资金的是亚伯拉罕·德·卡斯特罗（Abraham de Castro）。卡斯特罗是皇家铸币局局长、税吏，曾告诫苏丹提防地方总督的叛乱，以此显示自己对苏丹的忠心。正如他的名字所显示的，卡斯特罗是葡萄牙籍犹太难民。他和后面将要提到的那个非常富有的葡萄牙犹太人不同，后者是苏丹的顾问，也是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最重要的保护人。

犹太人的移民迁徙标志着宗教战争最新篇章的开启。1492年，阿拉贡国王费迪南和卡斯蒂尔王后伊莎贝拉征服了西班牙最后一个伊斯兰公国格拉纳达。他们清除了西班牙的穆斯林和犹太人，以此庆祝这场成功的十字军东征。[1]惊恐于神秘的犹太血液会渗入纯净的基督王朝的溪流中，加上托马斯·托尔克马达宗教裁判所的建议，国王和王后驱逐了十万到二十万犹太人。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西欧很多地方都延续了这一做法。七个世纪内，西班牙成为日益繁荣的阿拉伯—犹太文化的根据地和流散地犹太人[2]的中心。

眼下，在从第二圣殿陷落到“最终解决方案”出台这段时间，犹太人历经了最痛苦难耐的血泪历程，这些塞法尔迪犹太人（塞法尔迪是希伯来语，指西班牙）向东逃往更为开明宽容的荷兰、波兰—立陶宛和奥斯曼帝国。苏莱曼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认为这样既能帮助发展帝国经济，又可以揭露基督教是怎样否认它的犹太遗产的。犹太人的流散地向东方转移。从那时起到20世纪初，伊斯坦布尔、萨洛尼卡以及耶路撒冷的大街上将回响另一种抒情曲调，即新的犹太西班牙语言——拉迪诺语（Ladino）。

1553年，苏莱曼的犹太医生将他介绍给约瑟夫·纳西（Joseph Nasi），纳西一家人在经由荷兰和意大利，逃亡伊斯坦布尔之前已被迫表面改信基督教。在伊斯坦布尔，约瑟夫赢得了苏丹的信任，并成为苏丹的儿子和王储的密使。欧洲外交家们称约瑟夫是“伟大的犹太人”，他经营着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并担任苏丹的外交使节，是国际上一位神秘人物、战争和财政的裁决人、东西方的调停者。约瑟夫认为犹太人应回归“应许之地”，苏丹册封他为加利利的太巴列贵族。在太巴列，他安置意大利犹太人，重建城镇，种植桑树以发展丝织业——他是第一个在圣地安置犹太人的犹太人。约瑟夫将在加利利建设自己的耶路撒冷。他对权力极度敏感，所以清楚真正的耶路撒冷为苏莱曼所有。

尽管如此，约瑟夫还是资助耶路撒冷的犹太学者。在耶路撒冷，苏莱曼强化了伊斯兰的至高无上，同时谨慎地贬低其他两种宗教，而这两种宗教至今仍指引着耶路撒冷。苏莱曼正与查理五世皇帝作战，对基督徒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因与欧洲进行外交的现实需求有所缓和；而犹太人对他而言则无足轻重。

犹太人仍旧在圣殿山城墙周围祈祷，也在橄榄山的山坡上以及他们的主要会堂拉姆班会堂里祈祷，但苏丹喜欢就所有事情发号施令。为避免任何削弱伊斯兰教在圣殿山上独尊地位的事情发生，苏丹将希律圣殿主体围墙外一段约2.7米长的街划给犹太人，以供犹太人祈祷。这样会方便一些，因为它邻近犹太人的老山洞会堂，挨着犹太居住区。14世纪时犹太人便已在这一居住区定居，并逐步将之发展为今天的犹太聚居区。但与周围的伊斯兰马格里布社区比起来，这一地区相形见绌。犹太人的祈祷活动受到严格管理，后来犹太人被要求必须得到允许才能在那儿祈祷。不久之后，犹太人开始用“ha-Kotel”（意为“墙”）指称此地，其他人则叫它“西墙”或“哭墙”。从此，墙上的金色方石就成了耶路撒冷的象征和神圣的焦点所在。

苏莱曼将方济各会修士驱逐出大卫墓，以减少基督徒的数量。他在那里刻下的文字宣称：“苏莱曼皇帝命令此地清除异教徒，将其建造成清真寺。”尽管大卫墓是三种宗教的圣地，但现在，这个拜占庭—十字军的大本营、早期的犹太会堂和基督教的最后晚餐室成了先知达乌德（即先知大卫）的伊斯兰圣地，苏莱曼任命一户姓达贾尼的苏菲派谢赫家族守卫在那里，世世代代，直到1948年。

外部世界的政治局势总会映射到耶路撒冷的宗教生活领域：苏莱曼很快就不得不去亲近方济各会。在夺取中欧的战役中，他发现自己需要基督教盟友——法国人——去对抗哈布斯堡家族，而方济各会得到了法国国王的支持。1535年，苏丹赐予法国人贸易特权，并首肯方济各会为基督教圣地的看管人。这是第一次所谓的妥协让步——向欧洲列强让步，这一让步逐渐削弱了奥斯曼帝国。

方济各会在圣救世主修道院（St Saviour's）建立了大本营，紧挨着最终会成为庞大的天主教城中城的圣墓大教堂，但他们的兴起威胁到东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已不共戴天，二者都宣称对圣地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即最高守护权。现在圣墓大教堂由八个教派所有，他们处于一种达尔文式的物竞天择的斗争中，只有最强者才能生存。有些教派蒸蒸日上，有些则每况愈下：亚美尼亚人仍强而有力，因为他们在伊斯坦布尔有保护人；而塞尔维亚人和天主教马龙派则处于衰落中；格鲁吉亚人失去了他们的马穆鲁克靠山，一败涂地。[3]

伊斯兰和基督教王国之间史诗般的斗争、西班牙天主教势力的咄咄逼人以及犹太人被驱逐，这一切激发起一种令人不安的感受：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并不合理。人们质疑自己的信仰，探求新的神秘方式以更接近上帝，而且期盼末日降临。1517年，威登堡的神学教授马丁·路德，驳斥了天主教会所谓购买“赎罪券”可以减少经受炼狱时间的说法，他坚持说上帝只存在于《圣经》中，并不借助教士或教皇主导的宗教仪式。路德勇敢的抗议激起了人们对教会的广泛仇恨，人们相信教会已背弃了耶稣的教诲。新教徒希望得到原始的、没有经过改造的教义，而且相信他们无须经过教会，就能找到信教的方式。新教主义非常灵活，一系列新的教派，包括路德派、改革派、长老会、加尔文教派，再洗礼派，很快便蓬勃发展起来。而对英王亨利八世来说，英国的新教教义可以帮助他维护政治独立。但有一件事将所有人联系在一起：对《圣经》的崇奉意味着要恢复耶路撒冷为自身信仰的正中心。[4]

在位四十五年后，苏莱曼死在行军打仗的途中。大臣们在苏莱曼的马车里将他的身体像蜡像一样直立起来，并让士兵们看，直到谢里姆安全继承王位。谢里姆是苏莱曼的儿子，为罗克塞拉娜所生。谢里姆二世，人称酒鬼，“伟大的犹太人约瑟夫·纳西”是他的朋友，纳西的政治手腕令他获益颇深。现在纳西正住在富丽豪华的美景宫里，从对波兰蜂蜡和摩尔达维亚葡萄酒的垄断经营中大把获利，后被擢升为纳克索斯公爵。纳西差点成为塞浦路斯国王。他竭力维护欧洲和耶路撒冷受到迫害的及贫穷的犹太人，所以在他死前不久，有传言说这位犹太公爵一定就是弥赛亚。但他的计划收效甚微。在谢里姆及其继任者的统治下，奥斯曼帝国仍在不断扩张，借助丰富的资源和卓越有效的官僚体制，奥斯曼帝国又维持了一个世纪的强盛与威慑力——但很快，奥斯曼帝国便无力控制封疆大吏所管辖的偏远省份，而耶路撒冷的平静也经常为一阵阵暴力骚乱打破。

1590年，一支当地的阿拉伯叛乱武装攻进耶路撒冷，占领全城，杀死了耶路撒冷总督。叛军后被击败，并被逐出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落入巴尔干兄弟里德万和拜拉姆帕夏（Ridwan and Bairam Pasha）的手中。兄弟二人是改宗伊斯兰教的基督徒男奴，曾在苏莱曼的宫廷接受训练，和他们一起统治耶路撒冷的还有他们的切尔克斯亲信法鲁克（Farrukh），他们的家族统治并摧残巴勒斯坦将近一个世纪。1625年，法鲁克的儿子穆罕默德发现自己被锁在耶路撒冷城外，于是率领三百名雇佣兵突袭城墙，随后关上城门，接着严刑拷打犹太人、基督徒和阿拉伯人，以勒索钱财。

这些暴行鼓舞了基督教派中最为强大的亚美尼亚人。他们游说并贿赂苏丹，还在耶路撒冷的教堂里闹事，只为彻底打败天主教会，赢得圣地的最高守护权。那个世纪的头二十年，苏丹颁布了三十三道法令来保护境况堪忧的天主教会。短短七年间，圣地的最高守护权就六次易手。然而，基督徒成了巴勒斯坦获利最多的生意来源：每天，教堂的管理人，即努赛贝家族的首领就坐在院子里的宝座上，他们的武装亲信则在旁边帮助向来者收钱——数千朝圣者带来的收入数额巨大。穆斯林称复活节为“红蛋节”，这一天，耶路撒冷总督搬来他的宝座，侍立两边的有卡迪、看管人和一支全副武装的卫戍部队，他向两万名“注定要入地狱”的异教徒每人收十个金币，这些钱财被奥斯曼人和乌里玛瓜分。

这一时期，在犹太人中间，有些事情正在发生改变。一位犹太朝圣者写道：“自从第一次流散后，耶路撒冷的人口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繁盛，随着耶路撒冷声名远扬，大家都知道我们生活在和平中。学者们蜂拥到城门口。”每年逾越节都会有一支埃及犹太人的车队抵达这里。但这里更多的是说拉迪诺语的塞法尔迪犹太人，他们有足够的把握建设“四座犹太会堂”，让会堂成为犹太居住区的生活中心。还有些是来自波兰—立陶宛公国的东欧人，即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由“阿什肯纳兹”这一名称而来，“阿什肯纳兹”是《圣经·创世记》中诺亚的后代，据说是“北方民族”的始祖）。外部世界的动荡激发了犹太人的神秘主义倾向：一个名叫伊萨克·卢里（Isaac Luri）的拉比正在教授喀巴拉（Kabbala），通过研读《托拉》的神秘符号使自己更接近上帝。卢里出生在耶路撒冷，但他将自己的大本营设在位于加利利的迷人的山城萨费德。在西班牙受迫害的惨痛经历迫使很多人表面上改宗基督教，暗地里却过着另一种生活——包括研读喀巴拉的神圣著作《光辉之书》，此书写于13世纪时的卡斯蒂尔。喀巴拉主义者追寻庄严、敬畏和惊颤：“狂热的体验，灵魂的强烈喷涌和升华达到了最高的境界，与上帝连为一体”。星期五，喀巴拉主义者穿着白色礼袍出城迎接“上帝的新娘”，即舍金纳（Shekinah），随后护卫着神迹返回他们的家。但喀巴拉主义者也不免会对犹太人的苦难，连同神秘符号和魔法进行推测，认为其中包含了救赎的关键：弥赛亚会很快降临耶路撒冷吗？

尽管不时会发生反基督徒的骚乱、贝都因人的伏击和奥斯曼官员的敲诈勒索，耶路撒冷还是保留了自身的习俗。而在奥斯曼帝国这块落后的土地上，东正教、亚美尼亚人和天主教的长期争斗只是强化了偏见——对新一代的访问者、非严格朝圣者和业余的商人冒险家的偏见：新教徒已来到这里。他们青睐英国贸易商，对天主教则怀有强烈的敌意，也经常和美洲的新殖民地有联系。

当英国海军上校和商人亨利·廷伯莱克（Henry Timberlake）抵达这里时，奥斯曼帝国的官员还从未听说过新教主义，也不知道廷伯莱克的女王伊丽莎白。廷伯莱克被扔进圣墓旁边的监狱，在缴纳了罚金后才被释放。记录他冒险经历的饶有趣味的回忆录《一场真实、奇特的经历》（A True and Strange Discourse），成为詹姆斯一世时期伦敦的畅销书。还有一个勇于冒险的英国人名叫约翰·桑德森（John Sanderson），是黎凡特公司的职员，他掏钱给土耳其人，随后进入圣墓大教堂，但受到方济各会修士的袭击，方济各会中的随军教士指控他“是犹太人”。随后，土耳其人逮捕了他，想让他改宗伊斯兰教，并将其带至卡迪面前。卡迪做了盘查，当他是基督徒，释放了他。

基督徒和穆斯林狂热的行为、突然的暴力暴露了被大肆吹嘘的奥斯曼帝国的宽容政策的局限性：在乌里玛的要求下，奥斯曼帝国总督强行关闭了为人钟爱的拉姆班犹太会堂。乌里玛要求禁止犹太人在此祈祷，拉姆班犹太会堂被改造成仓库。当方济各会不动声色地扩大他们在锡安山的地盘时，谣言开始流传，有人说他们要挖地道到马耳他，以引来基督教军队。方济各会受到卡迪和暴民的袭击，还是奥斯曼帝国卫戍部队帮他们解了围。一位葡萄牙修女为穆斯林儿童施洗，并抨击伊斯兰，结果在圣墓大教堂的院子里被烧死在柴火堆上。[5]

1610年复活节，一个英国年轻人来到耶路撒冷，他不仅代表刚刚兴起的新教，也代表新世界。

[1]同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踏上远航美洲的征程时，给最热诚地信仰天主教的君主写信说：“我向陛下建议，将这项事业的所有收益用于耶路撒冷的重建。”两位君主的儿子、皇帝查理五世继承了他父母的十字军东征传统，也是苏莱曼的对手和名义上的耶路撒冷国王。查理五世关于发起十字军东征、对抗耶路撒冷的谈话也是苏莱曼重建城墙的一个原因。

[2]流散地犹太人（Diaspora），指离开锡安，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译注

[3]格鲁吉亚人不得不将他们的圣救世主修道院卖给方济各会，而这仅仅是个开始。1685年，一贫如洗的格鲁吉亚人失去了他们的大本营，即十字架修道院。据说，耶稣受难十字架上的木头就是来自这所修道院，但格鲁吉亚人将修道院给了东正教会。1187年，十字军被逐出耶路撒冷后，格鲁吉亚女王塔玛拉派了一位官员去装点十字架修道院，这名官员名叫绍塔·鲁斯塔韦利（Shota Rustaveli），是民族叙事诗《豹皮骑士》的作者。他很可能被葬在了那儿，他的肖像也出现在修道院的壁画上。但在2004年，正当格鲁吉亚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抵达这里开始国事访问并参观时，穿着袍子、长着白胡子、戴着高帽子的鲁斯塔韦利的肖像被人蓄意破坏。人们怀疑这是俄罗斯东正教会所为，但并无证据。塞尔维亚人在17 世纪时将他们手上的最后一座修道院转送给了希腊教友。天主教马龙派仍在雅法门附近保有一座女修道院，尽管格鲁吉亚人、天主教马龙派和塞尔维亚人早已失去对教堂的所有权。

[4]犹太人和基督徒都受到末世论的影响。1523年，一个叫大卫·卢温尼的年轻犹太侏儒在耶路撒冷引发了一场震动。他宣称自己是一位阿拉伯王子，要带领十支派（Ten Tribes）返回锡安，但伊斯兰的卡迪当他是疯子，饶恕了他。随后，卢温尼渡海去了罗马，教皇接见了他，但事实最终证明基督教世界没有伊斯兰世界宽容，卢温尼于16世纪30年代初死于西班牙的一个地牢中。1534年，激进的新教派别再洗礼派夺取了德国城镇明斯特，宣称明斯特就是新耶路撒冷。他们的领袖是莱顿的约翰，一个裁缝的私生子。约翰宣布自己是耶路撒冷国王、大卫王的继承人。十八个月后，这座新锡安被重新夺回，再洗礼派领袖也被处死。

[5]在圣墓大教堂的院子里行火刑并不鲜见。1557年，一个叫布拉泽·朱尼珀的西西里修士两次私闯阿克萨清真寺，后被卡迪亲手杀死——随后他的尸体在圣墓大教堂前被焚烧。一位西班牙方济各会修士在阿克萨清真寺内斥责伊斯兰，结果在圣殿山被砍头，后被焚尸。然而，正如卢温尼的事例所示，死亡并不总是故事的结局，欧洲的基督教一点儿也不文明：16 世纪，英格兰有将近四百名犯异端罪者被烧死。

乔治·桑兹：第一个英裔美洲人

乔治·桑兹（George Sandys）是约克大主教的儿子，还是学者，曾将维吉尔的作品翻译成英文。桑兹为耶路撒冷的衰败感到惊骇：“很多地方都被废弃，老的建筑全被毁掉，新的却粗俗可鄙。”在西墙看到说着拉迪诺语的塞法尔迪犹太人，他既反感又很感兴趣：“他们夸张的姿势加上荒唐的点头举止，使所有的野蛮都相形见绌，不对此发笑是不可能的。”这位虔诚的新教徒认为，东正教和天主教的强行传教行为粗俗不堪，十分令人厌恶。耶路撒冷“曾经神圣而荣耀，被上帝选中为他的居所”，但眼下只不过是“一个神秘和故弄玄虚的剧院”。

那年的复活节，不管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都让桑兹感到震颤。他看到耶路撒冷帕夏坐在圣墓大教堂外的王座上，而数千朝圣者，每人都带着枕头和地毯，涌入圣墓大教堂过夜。耶稣受难节这天，桑兹跟在游行的方济各会随军神父后面，神父们抬着木板上一尊真人大小的蜡制耶稣像沿苦路行进，随后将蜡像钉在十字架上。数千人挤在圣墓大教堂，并在教堂院子里架设营帐。桑兹观看了圣火仪式：“野蛮的喧闹声”“铙钹的敲击声”“女人的尖叫声”，听起来“很适合用在酒神祭典中”。当圣火出现时，朝圣者围着圣火奔跑，“就像疯子把火苗弄到衣服和胸膛上，还对新来者解释说不会烧到自己。”

桑兹是诸多圣歌的创作人，也是狂热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东正教徒一样虔诚地敬拜耶路撒冷。他把《圣经》本身视作信仰的基石，在圣墓和十字军列王墓前情绪高昂地祈祷。他回到故土后，将自己的书《1610年开始的旅程》（A Relation of a Journey Begun AD 1610）献给年轻的威尔士王子查理，而查理的父亲詹姆斯一世刚刚授意五十四名学者编写可供所有人阅读的英文版《圣经》。1611年，学者们公布了钦定的《圣经》英译本，它融合了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和其他人的早期译本。这一部《圣经》是翻译中的杰作，富有诗意，使神圣的经典更加生动。这部《圣经》遂成为英国国教——英国独有的新教派别——的精神和文学核心所在。有位作家称这部《圣经》是“不列颠的民族史诗”，它将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置于英国人以及后来的美国人生活的中心。

桑兹成为现实中的耶路撒冷与“新世界”的耶路撒冷之间的纽带。1621年，桑兹前往美洲担任弗吉尼亚公司的会计，在詹姆斯敦待了十年，其间带头劫掠并大肆屠杀美洲土著阿尔冈昆人——新教徒比17世纪的其他宗教信徒更残酷地杀害反抗的异教徒。桑兹并非唯一一个到过美洲的耶路撒冷朝圣者兼冒险家，亨利·廷伯莱克这时候正在弗吉尼亚。他们到美洲这块新的“应许之地”“朝圣”，至少部分地受新教徒所谓天国的耶路撒冷的观念启迪。

桑兹和廷伯莱克所在的弗吉尼亚的居民是保守的英国国教徒，这一派得到詹姆斯一世及其子查理的赞赏。然而，国王们无法抑制对一种新的、热诚且激进的新教主义的期许：清教徒信奉《圣经》的根本真理，也期盼弥赛亚立即降临。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爆发的“三十年战争”只是强化了这一认知，即末日审判正在临近。这是个不寻常的时代，三种宗教都出现了既狂野又神秘的躁动。此时庄稼歉收，举着大镰刀的收割者借着瘟疫、饥馑和宗教战争的机会，在欧洲大肆杀戮，数百万人因此丧命。

数千名清教徒逃脱了查理一世的宗教控制，去美洲建立新的殖民地。他们在横渡大西洋，追寻宗教自由时，在《圣经》中读到了耶路撒冷和以色列人，便把自己视为受上帝庇佑的选民，要在美洲荒原上建设一座新锡安。“来吧，让我们在锡安宣扬上帝之道。”威廉·布雷德福（William Bradford）从“五月花”号下来时这样祈祷着。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是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第一位总督，他相信“以色列的上帝就在我们中间”，并引述耶利米和马太的话，颂扬他们的定居点是“山巅之城”——意指美洲是新的耶路撒冷。很快，美洲就会出现十八个约旦、十二个迦南、三十五个伯特利和六十六个耶路撒冷或萨勒姆。

对灾难的恐惧和对赎罪的期盼相伴相随：内战使法国人和英格兰人心有余悸，而此时在东欧，成千上万的波兰和乌克兰犹太人被赫梅尔尼茨基（Hetman Khmelnytsky）率领的四处劫掠的哥萨克人屠杀。1649年，查理一世被砍头，奥利弗·克伦威尔当上了护国公。克伦威尔是信奉千禧年的军人，他确信清教徒和在新英格兰的同胞一样，都是新的选民。

“你们真的就像被上帝召唤的犹大一样，与他共治，为他统治，”克伦威尔说，“你们处在应许与预言的边缘。”克伦威尔是希伯来主义者，他认为除非犹太人返回锡安，然后改宗为基督徒，否则基督不会再度降临。实际上，清教徒是最早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乔安娜和埃比尼泽·卡特赖特（Joanna and Ebenezer Cartwright）[1]甚至建议皇家海军将“以色列的子孙送上船，运到应许给他们祖先的地方，以永远承继其遗产”。

许多犹太人都真诚地研读“喀巴拉”[2]，梦想有一天弥赛亚会将他们在乌克兰的悲剧转化为救赎。有个名叫玛拿西·本·以色列（Menasseh ben Isreal）的荷兰拉比向护国公请愿，他指出《圣经》里说在犹太人返回锡安、弥赛亚再度降临前，犹太人必须散居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但犹太人仍被禁止进入英格兰。克伦威尔因此召开了一次特殊的白厅会议，会议认为“让这些吝啬、下贱的人远离光明，使他们生活在假冒的教师、教皇党人和偶像崇拜者中间”是错误的。克伦威尔下令，允许犹太人返回。在他死后，君主制复辟，克伦威尔信奉的清教弥赛亚主义也随之失势，但其中所蕴含的信息在美洲殖民地留了下来，而且将在两百年后于福音派觉醒中，在英国的非国教教徒中再度兴盛。英格兰的王位复辟刚过，狂热的兴奋便震动了犹太世界：弥赛亚在耶路撒冷，但他是谁呢？

[1]此二人系母子，是生活在阿姆斯特丹的英国再洗礼派信徒，也是早期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曾向英国政府请愿，允许犹太人回英国定居。——译注

[2]喀巴拉（Kabbala），原义为“接受”“传统”，是犹太神秘主义派别中最有影响的一个。喀巴拉追求灵魂与上帝的交流，用神秘主义的方式解释上帝、罪恶、灵魂、救赎等现象，通过自身的行为使灵魂找到升入天堂的道路，以达到恢复原始、和谐的状态。——译注

弥赛亚：沙巴泰·泽维

他叫摩迪凯（Mordecai），精神错乱，是士麦那一个禽肉经销商的儿子。摩迪凯也在学习喀巴拉。1648年，摩迪凯以上帝之名宣布自己就是弥赛亚。上帝的这个名字不可以读出来，它来源于希伯来字母“YHWH”，只能在每年的赎罪日那天由圣殿大祭司念出来。摩迪凯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沙巴泰·泽维（Sabbatai Zevi），并宣布末日将在1666年降临。他被驱逐出士麦那，但在地中海地区经商时，他逐渐赢得大批富人的拥戴。1660年，他首先来到开罗，随后启程奔赴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行斋戒，唱歌，给儿童分发糖果，并做出奇怪的、令人不安的举动。

沙巴泰表现出一种鲁莽却又疯狂的吸引力——他显然是个狂躁的抑郁症患者，忽而掀起一阵富有感染力的自我崇拜，忽而陷入绝望的忧郁中，忽而又喜极欲狂，这就使得他做出一些邪恶的、有时是无耻的行为来。换作其他时候，他会被唾骂为下流、罪恶的疯子，但在那段灾难岁月里，许多犹太人都沉浸在喀巴拉神秘主义的期盼中，沙巴泰的疯狂无疑是神圣行为在现实中的映射。

奥斯曼帝国的横征暴敛使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一贫如洗，他们遂请求沙巴泰从他在开罗的支持者那里筹款，沙巴泰同意了。他不辱使命，但当他准备在耶路撒冷宣布自己是弥赛亚时，并非每个人都信以为真。拉比们经过多番争论后对他下了禁令。沙巴泰一怒之下移居加沙，选择加沙作为圣城，以取代耶路撒冷，随后又在阿勒颇发起弥赛亚运动。

沙巴泰运动起初发展缓慢，现在他的名声却如同烈焰迅速燎原。从伊斯坦布尔到阿姆斯特丹的流散地，犹太人都在欢庆弥赛亚的到来。漂亮的乌克兰籍犹太女孩撒拉，在哥萨克的屠刀下成了孤儿，幸好被基督徒救起，并带至利沃诺。在利沃诺，她以出卖肉体为生，但这并未动摇她的信念，她坚信自己命中注定要嫁给弥赛亚。沙巴泰听说她后，娶了她，二人一起在地中海周围旅行。此时欧洲的犹太人分为两派：一派对沙巴泰持怀疑态度，另一派则是他疯狂的追随者。追随者收拾好行李，踏上返回耶路撒冷、迎接弥赛亚的旅程。他们鞭笞自己的身体，开行斋戒，还脱去衣服在泥土里、雪地上翻滚。1666年底，这对弥赛亚夫妇结伴来到伊斯坦布尔，那儿的犹太人欢呼着迎接他们。但沙巴泰企图得到苏丹王位，结果被抓了起来，还被强迫改宗伊斯兰教。

在沙巴泰死于门的内哥罗流放期间之前，对大多数犹太人来说，他的变节[1]便已标志着梦想的破灭——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乐于看到这个引起混乱的骗子露出真面目。克伦威尔和沙巴泰的时代也是耶路撒冷伊斯兰教神秘主义的黄金时期。在耶路撒冷，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是苏菲派所有主要成员的赞助者，土耳其人称苏菲派为苦行修士。我们已经看到基督徒和犹太人是怎样认识这座城市的。现在有个奥斯曼宫廷侍从，他是个苦行学者，也善于讲故事，懂得如何追求美食和享受生活，此人名叫爱维亚（Evliya）。他站在伊斯兰的立场，用让人忍俊不禁的生花妙笔，充满爱怜地描绘了耶路撒冷的独特之处。这使他成为所有伊斯兰旅行作家中最杰出的作家。

[1]沙巴泰的一些追随者把他的变节看作终极的神圣悖论——他们的沙巴泰犹太伊斯兰教派，即东马派（意为“叛徒”“变节者”，尽管他们自称“Mamin”，即信仰者），尤其是居住在萨洛尼卡的很多追随者，在1908 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青年土耳其革命中发挥了作用。东马派至今仍生活在土耳其。

爱维亚：奥斯曼的佩皮斯和福斯塔夫[1]

即使在当时，爱维亚也绝对是一位特立独行者：这位富有的旅行者、作家、歌手、学者和武士，是苏丹手下金匠的儿子，出生在伊斯坦布尔，自幼在宫廷长大，受教于皇室的乌里玛。在爱维亚的梦中，穆罕默德曾对他说去周游世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世界的旅行家、人类的好伙伴”，他的足迹不但遍布奥斯曼帝国的广大地区，而且触及基督教世界。最后，他竟然把自己的冒险经历写成了令人吃惊的十卷本著作。塞缪尔·佩皮斯在伦敦写日记时，爱维亚正在编著自己的《旅行记》（Book of Travels）——无论身处伊斯坦布尔、开罗，还是耶路撒冷。“可以说，这是伊斯兰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最浩繁、最完整的旅行记录。”还没有哪个作家用诗一般的言语描写过耶路撒冷，也没有作家曾如此诙谐地刻画生活。

爱维亚凭借自己的智慧安身立命。他擅长讲令人捧腹的笑话，能作押韵的对偶诗句，会唱俏皮的歌曲，也能与人摔跤，并由此赢得穆罕默德四世的宠幸。他成为奥斯曼帝国王公贵族的随从，并外出游访，那些王公贵族还收他为幕僚，因为他宗教知识渊博，还能使大家喜气洋洋。他的著作有些是大量事件的编年汇总，有些是新奇故事的选集。爱维亚·瑟勒比（“Celebi”意为“绅士”）与哈布斯堡家族交过手，也在维也纳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碰过面。他对耶路撒冷圣墓大教堂了如指掌，令皇帝印象深刻。战场上，他客观地记录下自己那福斯塔夫式的脱逃——“逃跑也是件壮举”——但很可能也是军事史上最“新奇、滑稽”、最丑陋的一幕。[2]

爱维亚终生未婚，也拒绝在皇宫任职，他认为这将妨碍自己自由自在地走南闯北。经常有人送婢女给他，而他谈起性和评论其他任何事情一样诙谐：性是“甜蜜的灾难”“不错的摔跤比赛”。他还饶有兴致地记录自己的阳痿终于被埃及蛇肉汤治愈的经历。他大胆地笑称性是“更伟大的‘圣战’”。最令现代读者印象深刻的是，作为虔诚的穆斯林，爱维亚经常开伊斯兰教的玩笑——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这位学者能在八小时内吟诵整部《古兰经》，也能担当穆斯林的宣礼员，但不同寻常的是，他并未蓄胡子，而且行为玩世不恭，思想开明，与宗教狂热主义为敌——不论是伊斯兰教、犹太教还是基督教的狂热主义。身为“流浪的苦行者”，耶路撒冷“这一古老的朝拜地”令他着迷：耶路撒冷“如今是穷人（或苦行者）的克尔白”，是都城，是苏菲派的麦加。爱维亚记录了七十座苦行者修道院，包括大马士革门附近那所最大的修道院。这些修道院的发源地各不相同，从印度到克里米亚都有。他还描写了每个教派的会众如何通宵达旦地唱着让人喜极欲狂的歌曲，跳起齐克尔舞蹈。

爱维亚写道，耶路撒冷有二百四十处祈祷场地和四十所马德拉萨宗教学校，是“所有国家的君主都梦寐以求的东西”，但岩石圆顶清真寺那摄人心魄的美丽和圣洁最令他倾倒：“鄙人在外游历已有三十八年，到过十七个帝国，见过数不清的建筑，但还从未见过哪座建筑能与天堂如此接近。一个人进入寺内，会异常惊讶地把手指放到口中，哑然失声。”在阿克萨清真寺，每周五会有布道者登上讲坛，挥舞着哈里发欧麦尔的剑——整个仪式由八百人来完成。爱维亚观察寺内镶嵌的图案如何反射太阳光线，使得“清真寺内光芒璀璨，而人们祈祷时，眼睛则闪烁着虔诚的光亮”。

在岩石圆顶清真寺，“所有的朝圣者都在围栏外绕着清真寺行进”，而圣殿山成了“人们散步的地方，装点有玫瑰花、风信子和香桃木，还有夜莺令人陶醉的啁啾声”。他高兴地念叨着关于这里的很多传说——大卫王时便已开始建造阿克萨，彼时所罗门“是万物众生的苏丹，下令魔鬼来完成这项工程”。但当有人给爱维亚看传说中三千年前所罗门所编造的绳子时，他忍不住对乌里玛大声说道：“你的意思是这些用来捆绑恶魔的绳子到现在还没烂掉吗？”

爱维亚自然也在复活节拜访过圣墓大教堂，他对圣墓大教堂的反应和英国的新教徒很相似。他解开了希腊圣火的奥秘，宣称只要一个修士神不知鬼不觉将一锌罐石脑油滴到链子上，一年才能见到一次的奇迹就将显现。表演本身只是“引起群情沸腾”，圣墓大教堂也“缺乏内涵，更像个旅游景点”，但当他在那儿与一位新教徒聊起这些时，后者只是将其归罪于信仰东正教的希腊人，说他们是“一个愚蠢而好骗的民族”。

在开罗完成自己的著作之前，爱维亚几次回到耶路撒冷，但从未见到有什么建筑能与岩石圆顶清真寺相提并论：“它就是仿自天堂的亭台楼阁。”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认为。看到苏菲派的舞蹈、圣法表演和圣洁的崇拜活动，爱维亚如痴如醉，而保守的穆斯林则惊恐不已。“有些女子解开面纱，展示自己的美丽以及身上的首饰和香味。天哪，她们竟然紧紧地坐在男人中间！”卡沙什（Qashashi）评价道。他严厉斥责“这种嬉笑的喧闹和舞蹈”，人们敲打着铃鼓，商人在售卖糖果：“这些天是魔鬼撒旦举行婚宴的日子。”

奥斯曼人现在处于全面的衰落中，苏丹们疲于应付欧洲列强的种种要求。列强们纷纷表态支持自己的基督教派。当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法国为方济各修会赢得“最高守护者”的地位后，俄国，这个在欧洲以及耶路撒冷咄咄逼人的新兴强国，开始游说、贿赂奥斯曼人，直到再次为东正教得到“最高守护者”的位子。但不久方济各会又将“最高守护者”的地位抢回来，如此三次后，一场血战在圣墓大教堂爆发了。[3]1699年，奥斯曼帝国战败，签订了《卡尔洛夫奇条约》，条约允许列强保护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教友——这是一次异常糟糕的妥协。

这一时期，伊斯坦布尔的官吏压迫巴勒斯坦太甚，激起农民的反抗。1702年，耶路撒冷新上任的总督平息了反抗，并下令用死难者的头颅装点城墙。总督夷平了一个由耶路撒冷宗教领袖穆夫提[4]掌管的村庄，在星期五的祈祷中，耶路撒冷的卡迪在阿克萨清真寺严厉斥责了总督，并向起义者打开城门。

[1]塞缪尔·佩皮斯是英国17世纪作家和政治家，以散文和流传后世的日记而闻名；福斯塔夫源自莎士比亚几部戏剧中的人物约翰·福斯塔夫爵士，他体形肥胖且喜狂欢闹饮。——译注

[2]在特兰西瓦尼亚与哈布斯堡家族的一次战斗中，爱维亚离开战场去上厕所，不巧遭遇一个埋伏的奥地利士兵，他“就势扑倒在自己排泄的污物上”。他们扭打着，“横七竖八”地滚在这位英雄的粪便上，直到爱维亚“几乎变成了面目全非的烈士”。爱维亚最终杀死了这个异教徒，艰难地卷起自己的裤子。他事后说：“鲜血和秽物浸湿我的全身，看到此时自己成了落魄的加齐（伊斯兰武士），我忍不住笑起来。”后来，爱维亚将奥地利士兵的首级献给自己的上司帕夏，帕夏说道：“我的爱维亚，你身上有股奇怪的粪便味！”其他官吏“哈哈大笑起来”，随后帕夏赏了他五十枚金币和一个带顶饰的银质头巾。

[3]亨利·蒙德雷尔（Henry Maundrell）是英国黎凡特公司的牧师，于1697 年来到耶路撒冷，看到暴怒的修士正在圣墓大教堂血战。他描述了人们看到希腊圣火时的狂热情绪，这种狂热甚至比一百年前桑兹来访时看到的还要厉害：朝圣者“做下流的动作、赤身裸体，玩杂耍的在台上点着他们的胡子，人们在圣墓大教堂里蹦蹦跳跳”——圣墓大教堂看起来“就像是疯人院”。至于牧师们，蒙德雷尔管他们叫“制造奇迹的人”。

[4]穆夫提（mufti），伊斯兰教教职，为“教法说明官”一词的阿拉伯语音译。穆夫提领导的官方或半官方的教法咨询院，依据《古兰经》、圣训的规定来解释和决定有关教法的问题。——译注

33 诸家族

公元1705年—公元1799年

侯赛尼家族：纳吉布·阿—阿什拉夫的反叛和大肆屠狗

武装起来的农民四处打劫。卡迪在卫戍部队的拥护下攻占监狱，控制了耶路撒冷。在这个波谲云诡的时刻，耶路撒冷发觉自己仍是自由身：卡迪受人贿赂，任命穆罕默德·伊本·穆斯塔法·侯赛尼（Muhammad ibn Mustafa alHusseini）为全城领袖。

侯赛尼是耶路撒冷一个显赫家族的首领。这个家族在一个世纪前仰仗法鲁克家族发迹，同时他也是纳吉布·阿—阿什拉夫——先知穆罕默德经由其孙侯赛因传下的圣裔家族——的首领：只有这些圣裔家族可以戴绿色的头巾，他们被称作“赛义德”（Sayyid）。

奥斯曼帝国发兵镇压驻扎在城外的叛军。侯赛尼摆出一副准备好应付围城的架势，于是帝国军队撤到了加沙。此时在耶路撒冷城内，情形犹如走了虎豹来了狼。犹太人被禁止在安息日穿白色衣服，不能戴穆斯林的头饰，鞋上不能有鞋钉；基督徒也遭遇相似的衣着限制。犹太人和基督徒走在街上都必须给穆斯林让道。在暴力胁迫下，他们得缴纳各种苛捐杂税。一支来自格罗德诺的由五百名波兰犹太人[1]组成的弥赛亚派别刚刚抵达，由虔诚者犹大率领。但他们的拉比已经去世，他们只说波兰语或意第绪语，一时间孤立无助，很快便陷入一贫如洗的境地。

卡迪得知有只流浪狗在圣殿山上闲逛时，便下令杀掉耶路撒冷所有的狗。这是一种特殊的羞辱，每个犹太人和基督徒都得交出死狗，送到锡安门外的收集点。一群群儿童将狗杀死，把狗的尸体送给离得最近的异教徒。

当一支更强的奥斯曼军队逼近时，守军和苏菲神秘派转而进攻叛军，并夺取了大卫塔。侯赛尼固守自己的府邸，在三天内与叛军互相放箭。在随后的战斗中，老城北边的街道上堆满了尸体——侯赛尼也失去了支持。在城外，奥斯曼军队轰击圣殿山。1705年11月28日夜，侯赛尼意识到自己已弹尽粮绝，便选择出逃，奥斯曼军队则在后面追击。耶路撒冷的新总督上任后，敲诈勒索仍然不断。许多犹太人遭到打劫，只能选择离开。来自波兰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遭到打压：1720年，他们面临着入狱、驱逐和破产等各种困境，他们在犹太区的会堂[2]也被焚毁。只有那些塞法尔迪人，即世代居住在阿拉伯地区和奥斯曼帝国的较小的、古老的犹太人群体得以存续。

侯赛尼被抓获后遭到斩首。多番激烈的较量后，阿卜杜拉·拉蒂夫·古达亚（Abd al-Latif al-Ghudayya）取代侯赛尼家族成为圣裔家族的领袖。古达亚家族在18世纪一度改变自己的家族姓，并盗用显赫的侯赛尼家族的名号。古达亚家族成了新侯赛尼家族，耶路撒冷诸统治家族中最有权势的，其权势一直延续到21世纪。

[1]耶路撒冷城内的“波兰犹太人”主要是来自俄国的哈西德派教徒，不过他们中的一些派别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认为由人来决定上帝“回归”和“审判日”的时间是在亵渎神明。

[2]这就是被毁的胡瓦犹太会堂，被毁一个多世纪后，19世纪时会堂得以重建，但1967 年又被约旦人摧毁。

侯赛尼家族：诸家族的崛起

18世纪时，任何一位到过耶路撒冷的重要人物都希望能在侯赛尼家族的首领那儿停留，不论农民、学者还是奥斯曼帝国的官员，家族的首领都会为其敞开大门。据说，每天晚餐时，家族首领要招待八十位客人。“赶来拜访他的人远近都有。”到过阿卜杜拉·拉蒂夫·古达亚“宫廷”的一位客人这样写道。古达亚统治着耶路撒冷，“陌生人会发现他的家里住有难民，难民只要喜欢就可以住在那里”。访客离开耶路撒冷时，阿卜杜拉·拉蒂夫的骑兵中队会护送他们。

侯赛尼家族的复兴标志着强大的耶路撒冷诸家族势力的兴起。在耶路撒冷，几乎每个荣耀的位子都是世袭的。大多数显赫的家族是苏菲派谢赫的后代，这些谢赫为一个个征服者所宠幸。大多数家族篡改了他们的姓，杜撰出华而不实的家谱，家族之间时不时互相争斗，又通婚，景况与西方的家族如出一辙。每个家族都不留情面地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把它们变成摇钱树。[1]但要是少了学识，财富就会成为粗俗的东西；而没有财富，就不会有权势；没有奥斯曼帝国做靠山，也不会有显赫的地位。家族之间有时会拼得你死我活：努赛贝家族的两个人在阿布高什附近遭到侯赛尼家族一帮人的暗算而丧命。但两家事后会息事宁人，努赛贝家族中死者的兄弟最后娶了耶路撒冷穆夫提的姐妹。

然而，即使这些家族，也不能保证耶路撒冷的繁荣，因为奥斯曼帝国强大的五百人卫戍团纪律败坏、臭名昭著，还有打劫的贝都因人、暴动的耶路撒冷人以及贪赃枉法的大小官吏，这些势力时不时互相缠斗，让耶路撒冷深受困扰。大马士革总督每年都会带一队人马跑来耶路撒冷一次，收缴税款，城内人口因此降至八千人。[2]

没有欧洲人支持的犹太人，遭受的痛苦极为深重。来自波兰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基大利（Gedaliah）写道：“阿拉伯人经常当众冤枉犹太人。犹太人如果被阿拉伯人狠狠地打了，只会缩着身子走开。恼怒的土耳其人气急败坏地用鞋子羞辱和殴打犹太人时，没人会帮助犹太人。”他们的居住环境窘迫，还被禁止修葺自己的房子。有两百户犹太家庭逃离耶路撒冷。随着“迫害和勒索与日俱增”，一位犹太朝圣者在1766年这样写道：“我不得已在晚上从城里逃了出来。每天都有人被投进监狱。”

基督徒内部的仇恨甚于其对异教徒的仇恨。的确，比如方济各会的埃利埃泽·霍恩将东正教称为“呕吐物”。每个教派都乐意看到同教对手在教堂内遭遇肮脏不适和贫穷的羞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和基督教内部的争斗使三百名长期驻留的教士每晚被锁在教堂里。在爱维亚看来，他们“更像是囚犯”，而非教士，他们生活在永久的围困中。食物从门上的洞口被递进来，或借助一套滑轮装置传递到窗口。这些修士——大多是东正教徒、天主教徒或亚美尼亚人——居住的地方狭小、湿热，“头痛、发烧、肿瘤、腹泻、痢疾”使他们苦不堪言。圣墓大教堂里的厕所臭气熏天，让人活受罪。每个教派都有自己的茅厕，但霍恩神父称，方济各会“受臭气折磨尤甚”。东正教会一间厕所也没有。而那些穷得叮当响的小教派信徒，如科普特人、埃塞俄比亚人和叙利亚人，只能靠讨好别人，如为东正教会倒污水桶来挣口饭吃。难怪法国作家康斯坦丁·沃尔尼（Constantin Volney）听说“在叙利亚，耶路撒冷人被说成是道德最败坏的那种人——他们罪有应得”。

当法国再次为方济各会赢得圣地“最高守护者”的身份后，希腊东正教杀了回来。1757年圣枝主日的前夜，希腊东正教会伏击了圣墓大教堂圆形大厅里的方济各会修士，“他们操着棍子、狼牙棒、钩子、匕首，挥舞着刀剑”，从柱子后面冲出来。这些东正教信徒旧习难改，砸烂油灯，撕掉织锦。方济各会修士逃往圣救世主修道院，被围困在那儿。这种黑手党式的手段奏效了：苏丹转而支持希腊人，给了他们对教堂的支配权。这一结果延续至今。眼下，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在巴勒斯坦趋于土崩瓦解。18世纪30年代，贝都因谢赫查希尔·奥马尔·扎伊达尼（Zahir al-Umar alZaydani）在加利利取得一片北方领地，并将其大本营设在阿科。除了昙花一现的叛军外，这是唯一一次由巴勒斯坦的一支阿拉伯土著部落统治巴勒斯坦的广大地区。

[1]英语中称这些家族为名门望族，土耳其人称其为埃芬迪亚（Effendiya），阿拉伯人称之为阿亚（Aya）。努赛贝家族是圣墓大教堂的守护者；达贾尼家族管理大卫墓；哈立迪家族主持伊斯兰教法庭；侯赛尼家族通常以纳吉布·阿什拉夫，即穆罕默德后裔家族首领的名义成为圣地的穆夫提和谢赫，也是先知穆萨节的操办人；阿布·古沙家族是耶路撒冷周围山区的军阀，守护着从雅法出发的朝圣路，是侯赛尼家族的盟友。直到最近，通过阿德尔·曼纳教授的研究，我们才得知古达亚家族是如何盗用了侯赛尼家族名号的。努赛贝家族的姓由加尼姆而来；哈立迪家族的名号由戴里而来；加拉拉家族（曾与侯赛尼家族争夺穆夫提职位）的名号由哈斯卡费而来。“这些家族如此改换名号，让人很困惑，令人不解。”这些家族中一个叫哈齐姆·努赛贝（Hazem Nusseibeh）的人如此补充道。他是约旦前外交部部长，在自己的回忆录《耶路撒冷人》中这样写道：“尽管这种事发生在七个世纪前。”

[2]耶路撒冷通常由实力强大的大马士革省总督管辖，总督每年都是去麦加朝圣的车队的领头，朝圣车队的资金由他自己的武装远征队提供。其他时候，耶路撒冷则由坐镇阿科的西顿知事控制。耶路撒冷是个小地方，一个区，受区总督或穆塔萨利姆（Mutasallim）控制。而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耶路撒冷的地位几经变迁，有时是独立的地方。奥斯曼帝国总督在卡迪的协助下行使管辖权，卡迪是在伊斯坦布尔任命的城市法官，穆夫提则从耶路撒冷各家族中推举（穆夫提是由帝国大穆夫提任命的领袖，是伊斯坦布尔的伊斯兰教长，穆夫提会针对宗教问题提出教法裁决）。大马士革和西顿的两个帕夏是仇家，二者有时会因争夺巴勒斯坦发生冲突。

“巴勒斯坦王”的兴衰

1770年，一个叫阿里·贝（Ali Bey）的埃及军官与首领查希尔成为盟友。阿里·贝得意扬扬，因为他得到了“捕云者”的绰号（他因击败贝都因人而得此绰号，奥斯曼帝国认为贝都因人就像天上的云彩一样难以捉住）。两人联手攻占了巴勒斯坦的大部分地区，甚至夺取了大马士革，但苏丹的帕夏仍固守着耶路撒冷。此时，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大帝正与奥斯曼帝国作战，她派出一支舰队开进地中海，并在地中海打败了苏丹的海军。“捕云者”希望俄国人伸出援手，而俄国只对一件事感兴趣，那就是占有耶路撒冷。俄国舰队轰击雅法，随后启程进攻贝鲁特。最终查希尔占领雅法，但他和捕云者能攻下耶路撒冷吗？

查希尔派兵攻打耶路撒冷，为城墙所阻。奥斯曼帝国在前线一败涂地，遂向俄国人议和。在1774年签订的和约中，叶卡捷琳娜和情人波将金亲王迫使奥斯曼人承认了俄国对东正教的保护，而俄国人对耶路撒冷的垂涎最终将导致一场欧洲战争。[1]现在奥斯曼人可以重新夺回失去的省区：“捕云者”被刺身亡，查希尔已八十六岁，不得已从阿科逃走。查希尔逃跑时发觉自己最宠爱的妃子不见了——“不能把她一个人丢下。”他说。于是他策马迅速返回。当他一把将那女子抱起时，后者将自己年迈的情人哄劝下马，一群刺客突然出现，将他刺死，并砍下他的头颅。首任“巴勒斯坦王”查希尔那用盐腌渍的脑袋被送往伊斯坦布尔。巴勒斯坦的无政府状态引起法国大革命中那位正在崛起的英雄人物的注意。

[1]波将金为叶卡捷琳娜想出了“希腊计划”——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俄国人称君士坦丁堡为“沙皇格勒”），并由叶卡捷琳娜的孙子统治——叶卡捷琳娜的孙子名叫君士坦丁。叶卡捷琳娜肢解波兰导致俄罗斯帝国治下第一次出现数百万犹太人，他们大多数被限制居住在“栅栏区”里，过着悲惨的穷苦生活。作为俄国历史上对犹太人最友好的领袖之一，波将金本人也是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他把解放耶路撒冷视作其“希腊计划”的一部分。1787 年，波将金组建了一支以色列拉夫斯基犹太骑兵团去攻打耶路撒冷。目击者利涅亲王嘲笑这些长着下垂长卷发的骑兵是“马背上的猴子”。最终，波将金尚未来得及实施自己的计划便死去了。

拿破仑·波拿巴：“我亲自创作的《古兰经》”

1798年5月19日，时年二十八岁的拿破仑·波拿巴面色苍白，身形枯槁，长着一头长而平直却无光泽的头发。这天，他派遣三百三十五艘舰船、三万五千名士兵以及一支由一百六十七名科学家组成的队伍去征服埃及。“我将创立一种宗教，”拿破仑不可一世的傲慢内心思忖道，“我看到自己行进在通往亚洲的道路上，骑着一头大象，戴着一方头巾，一只手里拿着我亲自创作的《古兰经》。”

革命的理论、无情的政治和东征的浪漫激发了拿破仑的冒险精神。巴黎的每一个人都读过康斯坦丁·沃尔尼的畅销游记《哲学家》。沃尔尼描写到“满是废墟的耶路撒冷”、衰落的奥斯曼黎凡特为启蒙运动的开化理性征服此地提供了良机。法国大革命试图摧毁教会，并用理性、自由，甚至一种新的最高力量（Supreme Being）崇拜来取代基督教。然而，天主教会屹立不倒，而拿破仑打算将君主制、信仰和科学三者融合，以治愈革命造成的创伤，所以此次远征才会有那么多科学家在船上。这次出征还事关帝国利益：法国正与英国交战，声名不好的瘸腿前主教兼外交大臣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揭议出征，希望借此控制地中海，切断英国与印度的联系。如果波拿巴赢了，一切都将称塔列朗的心意，要是输了，后者也借机除掉了一个对手。欧洲人希望看到东方人对他们善意的征服感恩戴德，因为征服行动在中东太常见了。

拿破仑在埃及成功登陆，埃及此时仍被混血的马穆鲁克奥斯曼官吏统治着。在“金字塔战役”中，拿破仑击败奥斯曼官员，但英国舰队司令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在阿布基尔湾重创法国舰队。波拿巴拿下埃及，但纳尔逊使波拿巴的军队深陷东方，这让奥斯曼受到鼓舞，他们得以继续在叙利亚与波拿巴周旋。如果拿破仑想在埃及活着，就得北上并夺取叙利亚。

1799年2月，拿破仑率一万三千名士兵和八百头骆驼入侵巴勒斯坦。3月2日，当他率军挺进雅法时，他的骑兵部队在达马斯将军的率领下，在离耶路撒冷约5千米的地方发起突袭。波拿巴将军幻想着征服圣城，在发给巴黎的革命督政府的报告中，他说：“当你们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大概正站在所罗门圣殿的废墟之上。”

第八部分

帝国

我多么希望在某个时候能去参观耶路撒冷。

——亚伯拉罕·林肯

在世界编年史上出现过的最值得记忆、最惊天动地的事件，全在此地上演。

——詹姆斯·巴克利，《伟大君王之城》

没有哪个地方的苍穹比锡安山那令人自豪的巅峰之上的苍穹更纯净、更透彻、更万里无云。如果一个旅行者能够忘记他正行走在一个民族的坟墓上，而他的宗教正源于这个民族，那么可以确定地说，这绝不是一个他急于离开的城市。

——W.H.巴特利特，《步行》

是的，我是一个犹太人。当阁下的祖先在不知名的小岛上如野蛮人一样活着时，我的祖先已经是所罗门圣殿的祭司了。

——本杰明·迪斯累利（在众议院的演讲）

看看，这里都以宗教的名义制造了什么！

——哈丽雅特·马蒂诺，《东方生活》

34 圣地的拿破仑

公元1799年—公元1806年

阿科的蓝胡子

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止拿破仑征服耶路撒冷，除了人称“屠夫”的奥斯曼帝国巴勒斯坦地区军事首脑艾哈迈德·贾扎尔（Ahmet Jazzar）帕夏。“屠夫”在年轻时就采用了“贾扎尔”这个名字，并将事业建立在这样的信条上：恐惧比其他任何东西更能激发人的斗志。

“屠夫”在其领地上施行恐怖统治，任何被他怀疑有一丁点儿不忠思想的人都会被迫害得残缺不全。一个曾经在“屠夫”的首都阿科拜访过他的英国人发现，他“周围都是一些受了伤的、毁了容的人。那些具有某种行政职务或在门边站岗的人，要么失去了一只胳膊、一条腿、鼻子、一只耳朵，要么失去了一只眼睛”。可以肯定的是，“屠夫”的犹太部长哈伊姆·法尔希（Haim Farhi）“被夺去了一只耳朵和一只眼睛”。“凡是来过叙利亚地区的人，无不为这里没有鼻子和耳朵的脸数量之众感到震惊”。“屠夫”称这些人是“有标记的人”，有时还把受害者的双脚套上马蹄铁。他曾将一些当地基督徒的住处完全封住，把人活生生地堵在里面。还有一次，他将五十个有贪污腐败行为的官员召集起来，命令他们脱光衣服，然后让士兵将这些人用乱刀砍成碎片。他怀疑自己的女人不忠时，把七个妻子全部杀掉。凡此种种使艾哈迈德·贾扎尔变成了臭名昭著的“阿科的暴君，他生活时代的希律王，周边所有国家的恐怖人物，蓝胡子的故事成真了”。

“屠夫”让欧洲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那长长的白胡子、简约的长袍、腰带上镶满珠宝的短剑以及他那相当雅致的习惯：把纸张剪成花的图样，作为礼物送给别人。他散发着一种令人恐怖的魅力，带着一丝假笑对拜访者说：“我相信你已经发现我的名字是受人尊敬的，甚至是受人爱戴的，尽管我很严厉。”入夜，他将自己关在后宫，十八个金发碧眼、皮肤白皙的斯拉夫女人众星捧月般地包围着他。[1]然而，现在，这个老人在人生最得意的时候遇到了拿破仑，拿破仑的军队包围了雅法港，而雅法距离耶路撒冷只有区区32千米。整个耶路撒冷陷入恐慌，耶路撒冷大家族武装起来。一伙暴徒抢劫了基督教的修道院，修士们为了安全不得不将自己禁闭起来。城墙外面，达马斯将军正向波拿巴请令进攻圣城。

[1]“屠夫”原本是来自波斯尼亚的基督徒奴隶，在一次谋杀事件后，他将自己卖给伊斯坦布尔的奴隶市场。在那里，他被一个埃及统治者购买。主人让“屠夫”改信伊斯兰教，并担任首席行刑者和职业杀手。之后，“屠夫”荣升为开罗的执政官。不过，真正让他扬名立万的，是抗击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海军，保卫贝鲁特的战斗。虽然贝鲁特在长时间被围后还是被迫向俄国人投降，不过，经此一役，苏丹将“屠夫”提升为西顿的执政官以作嘉奖。西顿的执政官有时还是大马士革的执政官。“屠夫”对他势力范围内的耶路撒冷进行了非正式访问，并在那里得到侯赛尼的效忠承诺。

拿破仑：“总司令部，耶路撒冷”

拿破仑答复说，他首先要征服阿科，然后“亲自前来，将自由之树种在基督受难的地方，在进攻中倒下的第一个法国士兵将被埋葬在圣墓里”。然而，很显然，波拿巴和他的军队将他们这次对付穆斯林的远征排除在文明行为的法则之外。一位法国科学家写道，当拿破仑猛攻雅法时，“士兵们纷纷砍杀城里的男男女女，场景非常恐怖”，他被“射杀声、妇女和父亲们的尖叫声、成堆的尸体、女儿在母亲的尸体上被强奸的场景、血腥的气味、伤者的呻吟、胜利者抢夺战利品时的争吵”震惊。最后，法国士兵们终于消停了，却“是在成堆的死人身上休息，鲜血和黄金使他们感到满足”。

在向阿科进军之前，波拿巴冷血地命令军队屠杀至少二千四百四十人，不过后来可能有四千名“屠夫”的士兵被杀，平均每天有六百名士兵殒命。1799年3月18日，拿破仑率军围攻阿科，当时阿科仍在“屠夫”的掌控之中。拿破仑曾高傲地宣称“屠夫”是“一个老男人，从未听说过他”。然而，蓝胡子和他的由阿富汗人、阿尔巴尼亚人以及摩尔人组成的四千人军队仍在顽强地抵抗。

4月16日，拿破仑在塔博尔山之役中打败了“屠夫”的骑兵和一支奥斯曼军队。之后，在距离耶路撒冷约40千米的拉姆拉，拿破仑发布了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告犹太人书》，落款这样虚假地写着：“总司令部，耶路撒冷，1799年4月20日”。

法兰西共和国亚非地区军队总司令波拿巴致巴勒斯坦的合法继承人：巴勒斯坦是犹太人独一无二的国家，因几千年的征服欲望和专制统治，犹太人已经失去祖先遗留下来的土地。你们这些被流放的人，现在可以高兴地站起来了，可以获得你们以色列人祖传的遗产。这支年轻的军队已经将耶路撒冷设为我的司令部，几天之后，司令部就会转移到大马士革，所以，你们仍旧可以作为耶路撒冷的主人生活在那里。

法国官方公报称拿破仑“已经武装了相当数量的犹太人来重建古老的耶路撒冷”。然而，在征服阿科之前，拿破仑还不能说已占领了耶路撒冷。“屠夫”这时也加强了防务，他得到英国皇家海军两艘一线作战军舰的支持，军舰的司令官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西德尼·史密斯爵士——“最出色的骑士”

西德尼·史密斯（Sidney Smith）是一个私奔的女继承人和一个冒险家的儿子，“长相英俊，有着漂亮的小胡子和敏锐的黑眼睛”。他在十三岁时就参加了海军，与美国叛乱者打过仗，之后被临时调派到瑞典海军，同叶卡捷琳娜大帝的俄国人交火。瑞典国王册封他为爵士，所以他的英国竞争者们嘲笑他是“瑞典爵士”。法国大革命后，史密斯曾掠夺过法国，但被抓了起来，被囚禁在阴森可怕的巴黎圣殿塔里面，后来他机智地逃了出来。史密斯非常鄙视波拿巴，在很多公开信中嘲讽他。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对史密斯的说法深信不疑。一个观察者这样写道：史密斯是一个“热情的人，永远富有活力，没来由地极其自负，除了喜欢劝说别人，西德尼·史密斯是最出色的骑士”。他在日常生活中是荒谬可笑的，但是在危机中却是有英雄气概的人。

史密斯和“屠夫”关系良好。史密斯很羡慕“屠夫”有把闪闪发光的大马士革短剑，而“屠夫”也无时无刻不把它带在身边，并夸耀说：“我的这把剑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它已经割下很多人的脑袋。”史密斯想要“屠夫”证明给他看，于是“屠夫”让人牵来一头牛，他只挥剑一下便把牛的头给割下了。史密斯将他的八十八位水手与“屠夫”的多国卫队整合到一起，共同抗击拿破仑。拿破仑发动了三次针对阿科的进攻，这两人便共同击退了这三次进攻。当奥斯曼的援军到达时，法国人对阿科的围困已经延长到第三个月，法国的将领们焦躁不安起来。

截至1799年5月21日，拿破仑的军队里已有一千二百人死亡，两千三百人生病或受伤。拿破仑决定带领军队向埃及撤军。当时，有八百个法国士兵因病留在雅法。由于这些人会减缓部队撤退的速度，拿破仑命令他的私人医生将他们杀掉。当法国医生拒绝执行命令时，一个土耳其医生自告奋勇地对这些病人使用了致命的鸦片酊。难怪法国将领让—巴普蒂斯特·克莱贝尔（Jean-Baptiste Kléber）将军反思说：“我们在圣地犯了不计其数的罪，做了大量的蠢事。”两千多个耶路撒冷人在总督的率领下，骑马追赶并骚扰正在撤退的法国军队。当纳布卢斯的农民战士冲进雅法时，史密斯呼吁耶路撒冷人恢复秩序，以阻止他们屠杀基督徒。

在埃及，拿破仑遭遇了灾难性的战役。面对惨败，他只能无耻地歪曲事实，以此来挽救自己。他抛弃自己的战士，乘船返回老家。留在埃及继续指挥的克莱贝尔将军这样咒骂拿破仑：“那个屁股沾满屎的混蛋抛弃了我们。”但是在法国，拿破仑却像凯旋的征服者那样收获人们的欢呼，很快便从督政府手里攫取了政权，成为第一执政官。[1]一首关于他的远征的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歌曲《向叙利亚进发》（Partant pour la Syrie），成了波拿巴主义者的圣歌。

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尤其是天主教徒，因穆斯林的报复而处境危险。史密斯追逐宏大的排场，认为只有将英国人的沉着冷静展示出来才能拯救教友。在得到“屠夫”和苏丹的同意后，他让他的海员们身着统一制服，敲锣打鼓地从雅法向耶路撒冷行军。他穿过很多街道，而后在圣救世主修道院升起英国国旗。修道院的方济各会高级修士宣布：“每一个耶路撒冷的基督徒都对英国，尤其是对史密斯有着最伟大的义务，正是有赖史密斯，他们才得以从波拿巴无情的手中保全下来。”事实上，穆斯林才是这些人真正害怕的对象。史密斯和他的全体船员在圣墓大教堂祈祷，这是自1244年以来第一批进入耶路撒冷的英格兰军队。

苏丹谢里姆三世给了“屠夫”很多荣誉，任命他为其故乡波斯尼亚及埃及和大马士革的帕夏。“屠夫”在与加沙的帕夏短暂交战之后，开始统治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但是，他依然没有变得柔软，他割掉了总理的鼻子来泄愤，而此人之前已经失去了一只耳朵和一只眼睛。1804年，“屠夫”死的这一年，耶路撒冷陷入混乱。

但是，拿破仑和史密斯让黎凡特变得备受大家喜欢。冒险家在让西方人着迷的畅销书中详述自己探索东方的丰功伟绩，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一位法国子爵，他在1806年时就注意到耶路撒冷正遭受着战火、叛乱和掠夺的困扰，这是自蒙古人入侵以来耶路撒冷发展的最低潮。

[1]拿破仑将他的失败归咎于史密斯：“这个人让我错过了我的命数”。不过，拿破仑在耶路撒冷留下了一个遗产：在占领雅法后，他那些生病的士兵（后来被他杀掉）得到亚美尼亚修士的护理，为了表示谢意，拿破仑将自己的帐篷送给了这些修士。亚美尼亚修士将帐篷改装成十字褡，这种十字褡现在还在耶路撒冷亚美尼亚区的圣雅各教堂里使用。

35 新浪漫主义：夏多布里昂和迪斯累利

公元1806年—公元1830年

圣墓骑士子爵

夏多布里昂子爵弗朗索瓦—勒内（François-René）说，尽管这座“弑神的城市”是个“垃圾堆”，是“沙漠里一座墓碑杂乱的墓地”，但“耶路撒冷还是震慑到我”。这个头发蓬松的虔诚的天主教徒以浪漫主义的眼光注视着耶路撒冷这座破败不堪的哥特式城市，等待“基督教的天才”来拯救它。对夏多布里昂来说，耶路撒冷越悲惨，就越神圣，越充满诗意，而这座城市目前正处于绝望之中。

叛乱的帕夏和成群的巴勒斯坦农民不断造反，还占领了荒凉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此前已经被大马士革的总督摧残过，他们每年都会到耶路撒冷行军示威，对待它就像对待被征服的敌军领地。夏多布里昂子爵一到耶路撒冷便看见大马士革总督扎营在雅法门外，总督的三千个士兵正在恐吓当地居民。夏多布里昂暂住圣救世主修道院期间，还碰到暴徒抢占修道院并向修士勒索钱财。夏多布里昂曾经佩带好几支手枪，趾高气扬地走在大街上，然而在这座修道院里，他却意外地被一个暴徒逮住了。暴徒试图杀死夏多布里昂，不过夏多布里昂掐住暴徒的脖子，几乎让他窒息，从而逃过一劫。在大街上，“我们见不到一个人！多么悲惨，多么凄凉，因为大多数居民都逃到山上去了。商店关门，人们藏在地窖里或者撤退到山上”。当帕夏离开后，守在大卫塔的驻军只剩下十二人，耶路撒冷则变得更加可怕：“唯一的噪音是沙漠中马匹的疾驰声——骑马的是拿着贝都因人首级，或者是抢劫完某些不幸的农民后正在返程的土耳其士兵。”

现在，夏多布里昂可以在充满污秽、神圣而又神秘的殿堂里纵情狂欢了。这个热情洋溢、喜欢吃喝的法国人发明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牛排烹饪法，与友好的、身材肥胖的方济各会东道主们一起享受盛宴中的美食。他品尝“小扁豆汤、拌着黄瓜和洋葱的牛肉、烤小山羊配米饭、鸽子、鹌鹑、野味，还有绝美的葡萄酒”。他随身带着几支手枪，重走了耶稣走过的每一步路，还嘲笑奥斯曼帝国的纪念碑“根本不值得一看”，嘲笑犹太人“披着破布，躲在锡安山的尘土里，身上的虱虫几乎要将他们吃掉”。当“看到犹地亚地区那些具有合法地位的主人们在自己的国家生活得像奴隶和陌生人”时，夏多布里昂无比震惊。

在圣墓大教堂里，夏多布里昂双膝跪下，祈祷了半个小时，眼睛“被耶稣的墓石吸引”。尔后，他又跪拜在戈弗雷和鲍德温的墓前，这两位法国骑士曾经打败过伊斯兰教——在他们看来是“仇视文明，一贯偏袒无知、专制和奴隶制度的宗教”。夏多布里昂被熏香、埃塞俄比亚人铙钹的撞击声以及希腊人的咏唱声弄得有些眩晕了。

方济各会修士以庄严的仪式授予夏多布里昂“圣墓骑士”荣誉称号。当他们围绕着双膝跪地的子爵，将戈弗雷用过的马刺系到他的脚后跟上，并以这个十字军士兵的剑册封他为爵士时，夏多布里昂欣喜若狂：

只要想到我在耶路撒冷耶稣受难的教堂，距离耶稣基督的墓只有十二步，距离戈弗雷的墓只有三十步，而且我还佩带着圣墓守护者的马刺，触摸了那柄又长又宽的剑——这把剑曾被如此高贵、如此勇敢的人使用过——我就不能不动容。

1808年10月12日，一位亚美尼亚籍教堂看守人在圣墓大教堂二层的亚美尼亚画廊火炉边睡着了，结果火炉失火，将他烧死，火势还很快蔓延开来。这场大火使圣墓遭到破坏。在接下来的混乱中，基督徒拜访了穆夫提哈桑·侯赛尼（Hassan al-Husseini），请求他驻扎在圣墓大教堂的院子里，以防止教堂遭受洗劫。希腊人指责亚美尼亚人故意纵火。当时，英国和奥地利正在与拿破仑皇帝的法兰西帝国打仗，牵制这个似乎不可战胜的人，因此，希腊人只能求助于俄国人，在俄国人的支持下，他们得以加强对教堂的控制。希腊人建造了洛可可式的小型建筑，这些建筑至今仍矗立在圣墓周围。他们捣毁参加过十字军东征的国王的坟墓，以这种方式庆祝成功。此时，已经返回法国的夏多布里昂是最后一个见到他们的局外人。[1]一伙穆斯林暴徒袭击了试图修复教堂的建筑工人，守备部队也开始叛乱。“屠夫”的继任者、他的女婿苏莱曼帕夏——人称“公义者”（“屠夫”之后，任何一个继任者看起来都很温和）——占领了耶路撒冷，处决了四十六个叛乱者，并将他们的头颅悬挂在城门上作为装饰。

当现实中的耶路撒冷变得衰败的时候，想象中的耶路撒冷开始激发西方人的梦想，因为他们受到拿破仑那肮脏的小规模中东战争的鼓舞，受到奥斯曼帝国败落的鼓舞，受到夏多布里昂回家后所撰写的书的鼓舞。夏多布里昂的《从巴黎到耶路撒冷》（Itinerary from Pairs to Jerusalem）奠定了欧洲人看待东方的态度，书中描写了残忍而又无能的土耳其人，哭泣的犹太人，以及想要收集美丽的《圣经》诗文、落后却凶猛的阿拉伯人。这本书如此畅销，以至于它开创了一种新的体裁，就连夏多布里昂的贴身男仆朱利恩也开始写作他这次行程的回忆录。[2]在伦敦，西德尼·史密斯爵士对他在黎凡特之功绩的夸耀引起他那出身皇室的女主人的无尽想象，并因此激发了史上最疯狂的王室之旅。

[1]戈弗雷的马刺和佩剑以及一块来自他那法国城堡的砖头，现在都挂在圣墓大教堂拉丁圣器收藏室里面。至于十字军士兵的坟墓，只有孩子王鲍德温五世石棺的一部分在这次宗派破坏行为中被保存下来。

[2]1804年，诗人、画家、雕刻家，同时也是激进分子的威廉·布莱克公布了他的诗作《弥尔顿》，该诗以“那些远古时代的脚印……”开始，以“直到我们在英格兰绿意盎然、充满欢乐的土地上重建一个耶路撒冷”结尾。这首诗大约于1808年印刷出版，赞颂了天国的耶路撒冷曾短暂而荣耀地出现在前工业时代的英格兰。此诗受到传说中年轻的耶稣在来自亚利马太的约瑟的陪同下，参观后者的康沃尔郡锡矿山的神秘故事的启发。该诗在1916年之前很少有人知晓，1916年，桂冠诗人罗伯特·布里奇斯请作曲家休伯特·帕里爵士为这首诗谱曲，作为一场爱国会议的主题曲。爱德华·埃尔加随后把它编成管弦乐曲。国王乔治五世说，相比于《天佑吾王》（God Save the King），他更喜欢这首曲子，于是，它成了国歌的备选曲。该曲子对幽怨的爱国者、经常去做礼拜的人、散步的人、运动爱好者、社会理想主义者、爱好酗酒的一代人以及留着松散头发的大学生等人群，有着广泛的吸引力。布莱克从未称他的这首诗为“耶路撒冷”，他另外写了一首史诗，名为《耶路撒冷：大阿尔比恩的发散》（Jerusalem: The Emanation of the Giant Albion）。

布伦斯维克的卡罗琳与赫斯特·斯坦诺普：英国王后与沙漠王后

卡罗琳王妃是英国摄政王（也就是后来的乔治四世）的妻子，两人已分居。王妃对意气风发的史密斯非常着迷，经常请求史密斯的表妹赫斯特·斯坦诺普（Hester Stanhope）夫人，即首相小威廉·皮特的外甥女，为他们之间无耻的风流韵事打掩护。

赫斯特夫人非常厌恶卡罗琳王妃的粗俗、轻信及淫荡。据说王妃在史密斯面前搔首弄姿，“不断地展示自己，宛如歌剧里的女孩”，甚至将吊袜带系到膝盖以下，赫斯特认为“她是一个无耻的女人，一个十足的妓女！太卑贱太粗俗了”！卡罗琳和摄政王的婚姻就是一场灾难，所谓的对其当时爱情生活的“细致考察”揭示出，卡罗琳至少有五个情人，其中包括史密斯、胡德勋爵、画家托马斯·劳伦斯以及几个用人。不过史密斯关于阿科及耶路撒冷的故事博得了关注，卡罗琳和赫斯特这两个女人各自下了决心，要到东方去旅行。

赫斯特夫人命中注定与耶路撒冷有缘。理查德·布拉泽斯（Richard Brothers）当过水手，是狂热的加尔文教徒，宣称自己是大卫王的后裔，以后会成为世界的统治者，直到基督第二次降临。他在著作《新耶路撒冷规划》（Plan for New Jerusalem）中说，上帝已经预先指定他为犹太人的国王和恢复者，还坚称英国人是犹太民族失落的部落的后代，而他将会引领他们重返耶路撒冷。布拉泽斯为圣殿山设计了花园和宫殿，为他的新以色列人设计了服装和旗帜，但是最后却被当成精神病人关了起来。不过，使人民相信犹太人在三十年之内的神圣回归会加速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几乎成为英国政府的一项政策。

布拉泽斯期待有一位神圣、庄严的女士为他的这项事业提供帮助，他选择了赫斯特·斯坦诺普夫人作为他的“犹太王后”。当她来到新门监狱探访他时，他预言说：“总有一天她会前去耶路撒冷，引导那些特选子民回归圣地！”赫斯特夫人确实在1812年参观了耶路撒冷，她当时穿着迷人的奥斯曼服装，然而布拉泽斯的预言并未成真。赫斯特夫人留在了东方，而她的名声有助于激发欧洲人对耶路撒冷的兴趣。最令人满意的是，她比那个她蔑视的卡罗琳早抵达耶路撒冷三年。

1814年8月9日，四十六岁的卡罗琳王妃开始了不甚光彩的地中海之旅。受到史密斯、赫斯特夫人以及形形色色十字军前辈朝圣者的鼓舞，卡罗琳宣称：“访问耶路撒冷是我的伟大夙愿。”

在阿科，王妃受到“公义者”苏莱曼那个“缺一只眼睛、一只耳朵，鼻子也被割掉的犹太人总理”的欢迎——苏莱曼帕夏不仅继承了“屠夫”的领地，而且留用了他的犹太人顾问——哈伊姆·法尔希。“屠夫”死后十年，卡罗琳的侍臣对“在街上能看到很多人没有鼻子”感到好奇，但卡罗琳王妃却津津有味地欣赏着“东方民俗的粗野盛况”。她到达耶路撒冷时带了一个二十六人的随行团，包括她收养的弃婴（可能是她自己的孩子）威利·奥斯汀（Willie Austin），以及她的新任情人巴托罗缪·佩尔加米，一个意大利士兵，比她小十六岁。现在佩尔加米成了男爵，是卡罗琳的管家，一位女士曾这样心醉神迷地描述他是个“6英尺（约1.8米）高的男人，有着一头漂亮的黑色头发，脸色苍白，小胡子能从这里伸到伦敦”。动身前往耶路撒冷时，卡罗琳带领着两百名随从，“看起来就像军队出行”。

卡罗琳进入耶路撒冷时骑着一头驴，和耶稣一样，但是她过于肥胖，因此两边各有一位仆人搀扶。在圣救世主修道院，方济各会修士护送她进入套房。她的一位侍臣回忆说：“不可能画下当时的场景，男人、女人、小孩，犹太人、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天主教徒、异教徒，全都来迎接我们。”他们大声喊着：“欢迎！”借着燃烧的火把的光亮，“很多根手指指向这位皇室朝圣者”，同时有声音呼喊着：“那就是她！”难怪如此——卡罗琳经常戴着“两边卷曲、几乎与她的无檐帽顶同样高度的假发，假眉毛（她天生就没有长眉毛），以及假牙”。当天她穿着一件深红色的礼服，礼服前后都裁剪得很短，太短了些，几乎不能遮盖她那“巨大而突起的腹部”。一位随从不得不承认，她进入耶路撒冷时“虽不失庄重，但确实让人觉得滑稽可笑”。

卡罗琳为自己是六个世纪以来第一个访问耶路撒冷的基督教王妃感到自豪，极其希望“自己的崇高能够受人缅怀”，因此创建了圣卡罗琳修道会。这个修道会有自己的旗帜：一个镶有丁香花丝带和银饰品的红十字。她的情人佩尔加米是该修道会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伟大的掌控者”。卡罗琳离开耶路撒冷时，命人为她的这次朝圣画了一幅《卡罗琳王妃进谒耶路撒冷》。

这个未来的英格兰王后给予方济各会修士慷慨的捐助。1815年7月17日（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后第三周），卡罗琳“在社会各阶层的一片感谢声和惋惜声中离开耶路撒冷”。考虑到当地的经济状况，不难想象群众会有这样的反应。

1819年，当大马士革的税收被提高了三倍时，城内再次发生叛乱。这次，巴勒斯坦的强人、“屠夫”的孙子阿卜杜拉帕夏出兵镇压。[1]耶路撒冷被拿下后，总督亲手绞死了二十八个叛乱分子，其余的人在次日被斩首，所有尸体都陈列在雅法门外。1824年，奥斯曼帕夏、“犯罪者穆斯塔法”（Mustafa the Criminal）的野蛮行径终于引发一场农民起义。在阿卜杜拉于橄榄山上炮轰农民起义军之前，耶路撒冷赢得了几个月的独立。19世纪20年代末期，勇敢的英国旅行者朱迪丝·蒙蒂菲奥里（Judith Montefiore）与她富有的丈夫摩西一起访问了耶路撒冷，她写到耶路撒冷是个“衰败、荒芜、凄凉”的地方，“这座曾是尘世欢乐来源的城市，如今没有一处遗迹留存”。

蒙蒂菲奥里夫妇是首批有影响力的、令人尊敬的新一代欧洲犹太人，他们决定帮助耶路撒冷城内蒙昧落后的同胞。夫妇二人虽然受到耶路撒冷总督的款待，却选择在城里和一个以前从事奴隶贸易的摩洛哥人住在一起。他们的慈善工作以修复伯利恒附近的拉结墓拉开序幕。拉结墓是继耶路撒冷的圣殿、希伯伦的犹太长老墓之后的犹太教第三大圣地。不过，和其他两个地方一样，伯利恒也是伊斯兰教的圣地。蒙蒂菲奥里夫妇没有孩子，而据说拉结墓可以帮助妇女怀孕。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差不多就像欢迎弥赛亚降临”一样来欢迎他们，却恳求他们不要给予得太多，因为他们走后，土耳其人会以征收更高税款的方式来摧残他们。

摩西·蒙蒂菲奥里是以出生在意大利的白手起家的英国绅士、国际财阀、内森·罗斯柴尔德连襟的身份来到耶路撒冷的，他并不特别笃信宗教。然而，这次耶路撒冷之行却改变了他的生活。离开时，摩西成了一个重生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最后一晚他一直在祈祷。对他来说，耶路撒冷是“我们祖先的城市，是我们渴望的地方，是我们旅程最后的终点”。他相信每个犹太人都有义务来此朝拜，他说：“我谦卑地向我祖先的上帝祷告，从今以后我将更加正直，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一个更好的犹太人。”[2]他曾多次重返耶路撒冷。从那以后，他努力将一个英国贵族的生活和一个传统犹太人的生活结合在一起。

蒙蒂菲奥里一离开，一个有着拜伦风格的装模作样的人便骑马来到耶路撒冷。蒙蒂菲奥里和这个人都是有着意大利血统的英国塞法尔迪犹太人，虽然并不相识，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俩都会把英国的进步带到中东。

[1]1818年，在苏莱曼帕夏死的那天，阿卜杜拉在阿科攫取了政权，并处死了富有的、只有一只眼睛一只耳朵、失去了鼻子的哈伊姆·法尔希。法尔希曾卓有成效地治理巴勒斯坦长达三十年之久。阿卜杜拉的统治持续到1831 年。法尔希家族至今仍旧生活在以色列。

[2]在乘船返航途中，一场令人心惊胆战的暴风雨袭击了摩西·蒙蒂菲奥里的船，水手们都担心船会沉没。幸运的是，蒙蒂菲奥里随身携带着一片在前一年逾越节时得到的无酵饼（被称为“afikoman”）。在暴风雨最猛烈的时候，他将这片无酵饼投入海里，大海立刻奇迹般地恢复了平静。蒙蒂菲奥里相信这是上帝对一个耶路撒冷朝圣者的祝福。直到今天，每年的逾越节，蒙蒂菲奥里家族都要阅读摩西对这件奇事的记述。

迪斯累利：圣洁的人和浪漫的人

“你应当看看我穿希腊海盗服的样子。鲜红的衬衣上缝着先令大小的银饰纽，一条很大的围巾，腰带上别满手枪和匕首，红色的帽子，红色的便鞋，蓝色的宽松条纹短上衣和裤子。真是太邪恶了！”这就是本杰明·迪斯累利这个二十六岁的时髦小说家（当时他已经是《年轻的公爵》一书的作者）、失败的投机者、充满抱负的政治家在进行东方之旅时的装扮。这种旅游是18世纪欧洲富家子弟“游学旅行”的新方式，综合了浪漫主义态度、经典观光、抽水烟袋、贪婪地嫖妓、到伊斯坦布尔和耶路撒冷参观等多种元素。

迪斯累利从小就被当作犹太人养大，但在二十六岁时接受了洗礼。后来他告诉维多利亚女王，他认为自己是“插在《新约》和《旧约》之间的空白页”，行走在两种宗教的边缘。迪斯累利身材纤瘦，脸色苍白，长着一头黑色的卷发，在骑马通过犹地亚山时，他“骑得很好，装备也很好”。当看到城墙时，他写道：

我大吃一惊。很显然，我面前是一座极其壮观的城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宏伟的清真寺，建在圣殿的遗址上，有美丽的花园和华丽的大门，还竖立着很多穹顶和塔楼。然而，没有什么比它周围的景色更让人感到荒凉、可怕和贫瘠了。我从未见过比这更异乎寻常的景象。

迪斯累利在亚美尼亚修道院（也就是他当时暂住的地方）的屋顶用餐时，遥望着“耶和华失落的都城”，被犹太历史的浪漫深深地吸引，也对伊斯兰教产生了好奇，禁不住想要参观圣殿山。一个苏格兰内科医生和一个英国女人曾潜入休憩广场——二人都伪装得严严实实。迪斯累利不精于此道，他说：“我被一群包着头巾的宗教狂人监视着，包围着，很难逃脱！”他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视为同一个民族，认为阿拉伯人就是“骑在马背上的犹太人”，还质问基督徒：“如果你不信他们的犹太教，你的基督教又源自哪里呢？”

迪斯累利在耶路撒冷参观时，开始撰写他的又一部小说《埃尔罗伊》（Alroy），描写了12世纪那个在劫难逃的“弥赛亚”的故事，这个人发动的起义被迪斯累利称为“神圣而浪漫的犹太民族纪年表上一件光彩夺目的事，这个民族给了我鲜血和名字”。

迪斯累利的耶路撒冷之行提升了他作为托利党贵族和外来犹太领袖的独特混合体的神秘性，[1]也使他确信大英帝国将会在中东地区扮演重要角色，并使他梦想有一天能够回到锡安山。在他的小说中，大卫·埃尔罗伊的顾问宣称：“你问我想要什么，我的答案是：一个民族的存在。你问我想要什么，我的答案是：耶路撒冷。”1851年，迪斯累利这个处在事业上升期的政治家慎重地表示：“让犹太人重新回到他们的土地，既是公平的，又是可行的。他们的土地可以通过向奥斯曼帝国购买的方式获得。”

迪斯累利称埃尔罗伊的冒险经历正是他“理想中的抱负”，但事实上，他野心太大，不愿因任何犹太问题在事业上铤而走险，他想成为世上最伟大帝国的首相。三十年后，在达到这个“充满污秽的权力顶点”时，迪斯累利确实通过获得塞浦路斯和购买苏伊士运河的方式，将大英帝国的权力延伸到这个地区。

迪斯累利返回英国着手经营政治事业后不久，一个阿尔巴尼亚军阀，也是埃及的统治者，征服了耶路撒冷。

[1]迪斯累利在他最好的小说《科宁斯比》（Coningsby）中塑造的理想人物是西多尼亚：一个塞法尔迪百万富翁，众多皇帝、国王和欧洲所有内阁部长的朋友。西多尼亚是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和摩西·蒙蒂菲奥里的综合体，这两个人都和迪斯累利很熟。

36 阿尔巴尼亚人的征服

公元1830年—公元1840年

红色易卜拉欣

1831年12月，“欢天喜地的”耶路撒冷人“在每条街道上布满彩灯，载歌载舞地欢庆。在这五天中，穆斯林、希腊人、方济各会修士、亚美尼亚人，甚至犹太人都一片欢腾”。此时，一支埃及军队行经耶路撒冷。当看到埃及士兵穿着“紧身裤，带着令人恐惧的枪械和乐器，用欧洲人的行军方式列队行走”时，穆斯林开始担忧了。

耶路撒冷的新主人是阿尔巴尼亚战士穆罕默德·阿里（Mehmet Ali）。他在埃及创立了一个王朝，当以色列国在一个世纪后成立时，这个王朝仍然统治着埃及。然而，现在被人遗忘的是，他曾主宰近东的国际外交长达十五年之久，并几乎征服了整个奥斯曼帝国。阿里是一个烟草商的儿子，出生在现在的希腊，与拿破仑同岁，同时代的人将他视为“东方的波拿巴”：“这些领袖人物都具有出色的军事才能，他们有着共同的特征：永不满足的野心、永无休止的活力。”这个长着白胡子的阿尔巴尼亚人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穿着总是很朴素：白色的头巾、黄色的便鞋、蓝绿色的长袍，甚至会用金银制作的、镶有钻石的、约2.1米长的烟袋吸烟。他长着“一张高颧骨的鞑靼人的脸”，“奇怪的野火”在他“黑灰色的眼睛里，带着才华和智慧之光，明亮地闪烁着”。阿里以其常挂身侧的弧形弯刀来展示他的权力。阿里及时地赶到埃及，命令他的阿尔巴尼亚军队代表奥斯曼帝国对抗拿破仑。当法国人撤离后，他利用权力真空占领了埃及。然后，他唤来富有才干的儿子（有人说是他的侄子）易卜拉欣（Ibrahim）。易卜拉欣将马穆鲁克—奥斯曼的精英都骗到一个军事仪式上，一举把他们杀害。接下来，阿尔巴尼亚军队烧杀抢掠，打通了前往开罗的通道，但苏丹却只任命穆罕默德·阿里为埃及总督。阿里每天晚上只需要睡四个小时，还有传言称他四十五岁时才开始学习阅读。每天晚上，他最喜爱的情妇都要为他朗读孟德斯鸠或者马基雅维利的书。这个野蛮的现代主义者创建了一支九万人的欧式军队以及一支舰队。

起初，奥斯曼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很高兴能利用这股新兴的力量。当沙特家族领导着主张禁欲苦行的瓦哈比教派占领麦加时，苏丹非常困扰，便向阿里求助。阿里及时夺回了麦加，并把阿卜杜拉·沙特的人头运到伊斯坦布尔。[1]1824年，当希腊人反抗苏丹的统治时，穆罕默德·阿里派他的军队残忍地镇压了希腊人的反抗。这件事让欧洲的大国有所警醒，因此，1827年，英国、法国和俄国联合起来，在纳瓦里诺海战中捣毁了阿里的舰队，并帮助希腊获得独立。但是，这并不能够长久地遏制阿尔巴尼亚人的欲望：受到早期的耶路撒冷访问者、时任法国外交大臣夏多布里昂子爵的鼓舞，他们都妄想着能有自己的帝国。

1831年后期，穆罕默德·阿里征服了现在的以色列、叙利亚及土耳其大部分地区，打败了苏丹派来的全部军队。很快，阿里的军队轻松地攻占了伊斯坦布尔。苏丹最终承认阿里为埃及、阿拉伯半岛以及克里特岛的统治者，易卜拉欣为大叙利亚的总督。这个帝国现在属于阿尔巴尼亚人了，穆罕默德·阿里宣布：“我用剑征服了这个国家，我会用这把剑来维护它。”他的“剑”就是他的最高统帅易卜拉欣。易卜拉欣在青少年时代就指挥部队，并组织了他的第一次屠杀；也正是易卜拉欣打败了沙特家族，劫掠希腊，征服了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并率军逼近伊斯坦布尔的城门口。

1834年春，易卜拉欣（他被称为“红色易卜拉欣”，并不仅仅因为他的胡须是红色的）在大卫墓的宫殿群里成立了自己的指挥部。他坐在欧式的王座而不是普通的坐垫上，公开地喝酒，这让当地的穆斯林非常震惊。易卜拉欣在耶路撒冷实施一系列改革。他减轻基督徒和犹太人所受的压迫，许诺他们在法律之下享有平等的权利，并且终止了所有朝圣者到教堂参拜需要付费的规定。穆斯林可以身着穆斯林服装，骑马行进在大街上，并且几个世纪以来第一次不再需要缴纳人头税。讲土耳其语的阿尔巴尼亚人最看不起的就是阿拉伯人，易卜拉欣的父亲就称阿拉伯人是“野兽”。4月25日，易卜拉欣在圣殿山上会见了耶路撒冷及纳布卢斯的首脑，发布了关于征调两百名耶路撒冷士兵的命令。易卜拉欣说：“我希望这个命令即刻执行，不得拖延，就从耶路撒冷开始。”但是耶路撒冷却表现出蔑视，耶路撒冷人反驳说：“宁可死也不愿让我们的孩子受无尽的奴役。”

5月3日，易卜拉欣主持了东正教的复活节仪式，一万七千名基督徒朝圣者将沸腾的耶路撒冷推向暴乱的边缘。在耶稣受难日当晚，蜂拥的人群挤到圣墓大教堂，等待领取圣火。一个名为罗伯特·寇松（Robert Curzon）的英国旅行者看到了这一幕，并在其生动的回忆录中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朝圣者的行为狂乱不羁，达到极致。他们一度将圣墓大教堂周围当成赛跑场，一些人几乎光着身子，发疯似的跳着，吼着，尖叫着，好像已经着魔了。”

第二天早上，易卜拉欣进入教堂去观看圣火，但是人群太过密集，以至于他的侍卫们不得不“用枪托和鞭子”开路。当时有三个修士在“疯狂地演奏小提琴”，妇女们“伴随着极其特别的尖锐的哭喊声”大呼小叫。

[1]瓦哈比教徒是18世纪基本教义派萨拉菲传道士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拉·瓦哈卜的追随者。瓦哈卜在1744年与沙特家族结成同盟。尽管在穆罕默德·阿里手里遭遇挫折，但沙特家族很快重新建立了一个小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的20年代，沙特家族的首领阿卜杜拉—阿齐兹·伊本·沙特在英国人的资金援助及其狂热的瓦哈比军队的支持下，再次征服麦加和阿拉伯半岛。1932年，伊本·沙特宣布自己为沙特阿拉伯国王，伊斯兰教瓦哈比派占该国统治地位。伊本·沙特至少有七十个孩子，他的儿子阿卜杜拉在2005 年继任国王。

易卜拉欣：神圣的火焰，神圣的死亡

易卜拉欣就座，夜幕降临了。希腊牧首在“壮观的队伍”的簇拥下走进圣殿。人们都在等待那神圣的火花。寇松先是看到有东西在闪烁，然后便见到了代表奇迹的火焰。圣火被传到“为了此番荣耀掏钱最多的”朝圣者手里，但是“一场猛烈的战斗”因为圣火而突然爆发。朝圣者因狂喜而昏厥，倒在地上，刺眼的烟雾充满教堂，三位朝圣者从高处的走廊上掉下来，摔死了，一个年长的亚美尼亚女人死在她的座位上。易卜拉欣试图离开教堂，但是寸步难移，他的卫兵企图以痛打人群的方式清理出一条通道，由此引发了民众的惊恐逃窜。寇松“跑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圣母马利亚所站的位置”时，感到脚下的石头是柔软的。

事实上，我是踩到了一大堆人的尸体上，他们都死了。其中一些人因窒息而脸色乌黑，其他人满身是血，被人群踩爆的脑浆和内脏在尸身上流淌。易卜拉欣的士兵用刺刀杀死了许多昏迷着的可怜人，墙上溅满人们的鲜血和脑浆，他们就像牛一样被砍杀了。

疯狂的逃窜演变成“野蛮地拼死求生”，寇松看到他周围全都是死人。易卜拉欣也仅能保住自己的性命，他昏迷了好几次，直到卫兵抽出剑，在人群当中杀出一条血路。

尸体“堆成了堆，甚至堆到了膏油礼石上”。易卜拉欣站在院子里“下令将尸体挪走，还让他的人将那些看起来貌似还活着的人拖出去”。有四百个朝圣者殒命。当寇松往外奔逃时，有很多尸体“直挺挺地立在那里”。

易卜拉欣：农民起义

关于这场灾难的消息传遍整个基督教世界，震惊了无数基督徒，耶路撒冷、纳布卢斯以及希伯伦地区的名门望族相继发动叛乱。5月8日，一万名全副武装的阿拉伯农民进攻耶路撒冷，但被易卜拉欣的军队击退。5月19日，受大卫王夺取耶路撒冷时的一个场景的启发，位于大卫城下方的西尔万地区的村民为反叛者指明一条秘密通道。借助这条通道，反叛者潜入耶路撒冷，打开了南城门粪厂门（Dung Gate）。农民抢掠集市，军队对他们的攻击不过是为了加入掠夺。驻军指挥官逮捕了耶路撒冷侯赛尼家族和哈立迪家族的首领，但是，两万名农民在大街上到处乱窜并占领了塔楼。年轻的美国传教士威廉·汤姆森（William Thomson）和他怀有身孕的妻子伊丽莎畏缩在他们租住的房间里，当威廉离开伊丽莎到雅法寻求帮助时，伊丽莎把自己锁在屋子里，只身处在“大炮的轰鸣、坍塌的墙垣、邻人们的尖叫、仆人的恐惧以及对屠杀的想象”当中。伊丽莎生下一个男孩，然而当丈夫返回耶路撒冷时，她已经奄奄一息。没过多久，威廉就离开了“这片充满灾难的国土”。[1]

易卜拉欣一度撤退到雅法，在各个小山丘之间艰苦奋战，损失士兵约五百人。5月27日，易卜拉欣在锡安山上扎营，之后发动进攻，杀死了三百名起义者。但是，他在所罗门池附近遭到伏击，并被围困在大卫墓。在侯赛尼和阿布·古沙（Abu Ghosh）的领导下，叛乱再次爆发，易卜拉欣向父亲寻求援助。

穆罕默德·阿里亲自率领援军一万五千人乘船驶向雅法。他是“一个长相好看的老人”，像帝王一样俯首坐在一匹“品种极好的马上，仪态自然、高贵，完美地保持着伟人的形象”。这些阿尔巴尼亚士兵镇压了起义，夺回耶路撒冷，并将耶路撒冷的侯赛尼家族流放到埃及。后来起义再次爆发，这一次，红色易卜拉欣在纳布卢斯外面屠杀了起义者。他洗劫希伯仑，掠夺乡村，并杀害俘虏，在耶路撒冷实行恐怖统治。易卜拉欣回到耶路撒冷后，任命原先参与造反的贾比尔·阿布·古沙（Jaber Abu Ghosh）族长为耶路撒冷总督，并将所有携带武器的人处死。城墙上挂满割下来的人头，囚犯的尸体在雅法门附近新建的基什雷监狱逐渐腐烂，此后这个地方被奥斯曼人、英国人和以色列人使用过。

阿尔巴尼亚人是热情的现代主义者，他们如果想征服奥斯曼帝国，就需要欧洲人的支持。易卜拉欣允许少数民族修复他们被损坏的建筑：方济各会修士修复了圣救世主修道院；塞法尔迪犹太人开始重建本·撒该会堂，该会堂是耶路撒冷犹太区四大会堂之一；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回到他们于1720年被破坏的胡瓦会堂。虽然耶路撒冷的犹太区已经遭到破坏并陷于贫困，但仍有一小部分俄国犹太人因在俄国国内备受迫害，选择在这里定居。

1839年，易卜拉欣攻打伊斯坦布尔，击溃了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支持阿尔巴尼亚人，而英国担心奥斯曼帝国灭亡后法国和俄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会过大。奥斯曼苏丹及其敌人易卜拉欣都力求得到西方的帮助。年轻的阿卜杜拉—迈吉德（Abdulmecid）苏丹颁布了《花厅御诏》，承诺给予少数民族平等的权利，而易卜拉欣则邀请欧洲人在耶路撒冷建立领事馆，而且自十字军东征以来，教堂第一次获准鸣钟。

1839年，第一任英国副领事威廉·特纳·扬（William Tuvner Young）到达耶路撒冷，他不仅代表伦敦的新权力，而且肩负着让犹太人改宗并加速基督再临的使命。

[1]威廉·汤姆森后来写了福音派的经典著作《这片土地，这本书》（The Land and the Book），该书激发了美国人对耶路撒冷的兴趣，重印三十多次。它将巴勒斯坦描写成一个神秘的伊甸园，在这个伊甸园里，圣经故事仍在继续。

37 福音派传教士

公元1840年—公元1855年

帕麦斯顿和沙夫茨伯里：帝国主义者和福音传教士

与耶路撒冷相关的外交工作由外交秘书帕麦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主管，但是这个神圣的使命却是由他的福音派的继女婿沙夫茨伯里伯爵完成的。[1]五十五岁的帕麦斯顿并不是一个维多利亚式的一本正经的人，也不是福音派信徒，而是不思悔改的英国摄政时期的花花公子。他因为性生活不检点（这被他愉快地记录在日记中）而被称为“丘比特勋爵”，因为精力充沛而被称为“帕姆勋爵”，还因为提倡炮舰外交被称为“浮石勋爵”。继女婿沙夫茨伯里伯爵开玩笑说，帕麦斯顿“不知道摩西·蒙蒂菲奥里和西德尼·史密斯爵士不是同一个人”。帕麦斯顿对犹太人的兴趣有着功利主义成分：法国通过保护天主教来提升自己的权力，俄国通过保护东正教提升自己的权力，然而，耶路撒冷几乎没有新教徒。帕麦斯顿想削弱法国和俄国的影响，认为英国的权力可以通过保护犹太人而提高。而另一个任务，使犹太人改宗，则是帕麦斯顿继女婿的福音传道热情的产物。

沙夫茨伯里已经三十九岁了，头发卷曲，满脸胡须，是维多利亚时代新英国人的典型代表。他是一个热心十足的贵族，致力于改善工人、孩童和精神病人的生活。他还是基督教基要主义者，相信《圣经》的“音节从头至尾都是上帝的言语”。他确信充满活力的基督教会促进全世界范围的道德复兴，并提升人类的道德水平。在英国，清教徒的千禧年说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直到后来被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思想压倒，但是这种学说却在不信奉英国国教的人当中流传下来。现在，它重新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英国工业革命的工人暴动塑造了全新的英国中产阶级，这个阶级乐于接受虔敬、名望以及《圣经》的确定性，认为它们是维多利亚时代繁荣景象之下汹涌猛烈的物质主义的解毒剂。

建立于1808年的伦敦犹太人布道会[2]欣欣向荣，这部分要归功于沙夫茨伯里。另一个上了年纪的摄政时期的享乐者墨尔本勋爵发出这样的牢骚：“所有年轻人都对宗教越发地疯狂”。墨尔本勋爵曾于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即位时担任首相。福音派信徒坚信，永久救赎可以通过耶稣个人的体验与福音（希腊语中是“evangelion”，意思是“福音”）实现，因此都期望基督再临。就和两个世纪以前的清教徒一样，沙夫茨伯里相信犹太人的回归和改宗可以创建一个圣公会的耶路撒冷和天堂之国。他为帕麦斯顿准备了一份备忘录：“（世上）存在着一个没有民族的国家，上帝用他的智慧和怜悯将我们指引向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3]

帕麦斯顿指示耶路撒冷副领事特纳·扬说：“一般来说，给犹太人提供保护是你职责的一部分。”同时，他让他的大使转告高门[4]，说他“强烈建议苏丹抓住每一个合适的机会鼓励欧洲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1839年9月，特纳·扬建立了伦敦犹太人布道会耶路撒冷分会。沙夫茨伯里为此欢欣鼓舞，在日记里写道：“上帝子民的古老城市将要在世界民族之林重新获取它的地位。我会永远记得是上帝把这个想法植入我的头脑的，为了其荣耀，我构想了这个计划，上帝给了我影响帕麦斯顿的力量，而且为眼前的处境提供了合适的人选，这个人可以重建耶路撒冷，使它重享上帝的荣耀。”沙夫茨伯里的图章戒指上刻有“为耶路撒冷祈祷”的字样。与此同时，维多利亚时代另一个热情的人，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也把目光对准了耶路撒冷。摩西在新买的上衣的袖子上贴上“耶路撒冷”字样，他的马车上、图章戒指上，甚至床上也都刻有这几个字——耶路撒冷就像他的护身符。1839年6月，蒙蒂菲奥里和妻子朱迪丝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带着手枪，以保护在伦敦筹集到的现金。

耶路撒冷当时瘟疫肆虐，所以蒙蒂菲奥里在城外的橄榄山住下，他在那里接待了三百多位来访者。瘟疫消退后，蒙蒂菲奥里骑着市长借给他的白马进了城，倾听人们的诉求，分发救济品给贫困潦倒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三种宗教的信众都对摩西和他的妻子表示热烈欢迎，但是，他们前往南部访问希伯伦的圣所时，却遭到一个穆斯林暴徒的袭击。多亏了奥斯曼军队的介入，他们才侥幸逃过一劫。蒙蒂菲奥里并没有气馁，当他离开时，这个重生的犹太人、一心一意拥护帝制的人，展示了与沙夫茨伯里相似的，当然也有所不同的弥赛亚热情，他在日记中写道：“哦，耶路撒冷，祝愿这个城市能在我们有生之年赶快重建起来。阿门。”

沙夫茨伯里和蒙蒂菲奥里都相信大英帝国有神的福佑，相信犹太人会回到锡安。福音派热忱的正当性和犹太人梦想耶路撒冷复生的热情彼此吻合，形成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的一种执念。刚好在1840年的时候，画家大卫·罗伯茨从巴勒斯坦归来，适时地向公众展示了大受欢迎的、富有浪漫气息的、艳丽奢华的东方耶路撒冷形象，这些形象正与英国文明、犹太人恢复在巴勒斯坦的统治的愿望吻合。犹太人迫切地需要英国的保护，因为奥斯曼苏丹和阿尔巴尼亚人同时颁布的关于宽容的承诺起了冲突，从而引起了激烈的反应。

[1]安东尼·阿什利—库珀（Anthony Ashley-Cooper）是第一代沙夫茨伯里伯爵的后裔。第一代沙夫茨伯里伯爵是个精明的部长，曾经为从克伦威尔到威廉三世之间的所有英国统治者服务过。库珀依旧保持着阿什利勋爵的尊贵头衔，并在众议院占有一席之地。1851 年，他继任为第七代沙夫茨伯里伯爵。为简洁起见，本书通称他为沙夫茨伯里。

[2]伦敦犹太人布道会（Jews Society），全称为“The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ity Among the Jews”，是基督徒建立的在犹太人中传播基督教的协会，并非犹太人的组织。——译注

[3]沙夫茨伯里从苏格兰部长亚历山大·基思那里借用了臭名昭著的短语“一块没有人民的土地”，这个短语后来被（可能是错误地）归为伊斯雷尔·赞格威尔的发明。赞格威尔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不赞成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有阿拉伯人居住了。

[4]高门，1923 年前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正式名称。——译注

詹姆斯·芬恩：福音派领事

1840年3月，有七个大马士革犹太人被指控谋杀了一位基督教修士及其穆斯林仆役，指控称这些犹太人的目的是用修士及其仆役的血在逾越节做祭祀。这个想象中的情节便是臭名昭著的“血祭诽谤”。“血祭诽谤”首次出现是在12世纪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的英国牛津，当时六十二个犹太儿童遭到拘捕并受到折磨，以迫使他们的母亲将“隐藏血的地方”找出来。

蒙蒂菲奥里爵士刚刚回到伦敦，听到此事后，他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支持下，马上发起营救大马士革犹太人的行动，试图将他们从这种中世纪的迫害中解救出来。在法国律师阿道夫·克雷米厄（Adolphe Cremieux）的协助下，蒙蒂菲奥里火速赶到亚历山大港，去游说穆罕默德·阿里，让他释放这些犯人。但是，几周后，希腊的罗德岛上又发生一起“血祭诽谤”案。蒙蒂菲奥里又乘船从亚历山大港赶到伊斯坦布尔。在那里，他受到奥斯曼苏丹的接待，他劝说苏丹颁布一个敕令，明确否认“血祭诽谤”的真实性。那是蒙蒂菲奥里最光辉的时刻，他的成功既取决于他的国籍，也取决于他那惯常的沉稳的交际手腕。在那个时候的中东地区，英国人正赶上好时候。

奥斯曼苏丹和穆罕默德·阿里竞相争取英国人的支持，使他们的权力保持平衡。耶路撒冷仍旧处在控制了中东大部分地区的红色易卜拉欣的统治之下。法国支持阿尔巴尼亚人，英国也试图在维持奥斯曼统治的同时满足自己的胃口。他们说，易卜拉欣如果从叙利亚撤出，就把巴勒斯坦和埃及给他。这其实是一笔很不错的交易，但是穆罕默德·阿里和易卜拉欣无法放弃那个最高的奖赏——伊斯坦布尔，因此拒绝了。易卜拉欣拒绝了英国的要求，于是帕麦斯顿转而建立盎格鲁—奥地利—奥斯曼联盟，并派出他的炮舰，舰队在海军准将查尔斯·内皮尔（Charles Napier）的率领下炮轰易卜拉欣。易卜拉欣在英国人的武力面前屈服了。

红色易卜拉欣曾将耶路撒冷向欧洲人开放，并永久地改变了它，但是现在，他为了换回在埃及的世袭统治权，放弃了叙利亚和这座圣城。[1]法国人因受到帕麦斯顿胜利的羞辱，便设想把耶路撒冷改造成“基督徒自由之城”，这是第一个建立国际化锡安的提案。不过，1840年10月20日，苏丹的军队又回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城内，三分之一的土地都成了荒地，密密麻麻地覆盖着长满刺的梨状仙人掌。这片荒地上只有大约一万三千名居民，其中大约五千名是犹太人，犹太人数量的增加主要是因为俄国犹太移民的进入，以及加利利的萨费德地区发生地震后，来自那里的难民大量涌入。

帕麦斯顿离开了外交部，接替他的是阿伯丁伯爵。阿伯丁命令副领事特纳·扬停止执行沙夫茨伯里福音派关于犹太人的方案，不过扬对此熟视无睹。帕麦斯顿重新掌权后命令这个耶路撒冷领事：“在大英帝国的保护下接收所有向你提出请求的俄国犹太人。”

与此同时，沙夫茨伯里也劝说新任首相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支持在耶路撒冷建立第一个英国国教的主教辖区及教堂。1841年，普鲁士（其国王曾建议建设国际化的基督教耶路撒冷）和英国联合任命了第一任新教主教迈克尔·所罗门·亚历山大（Michael Solomon Alexander），此人是改宗了的犹太人。于是，英国传教士们更加积极地向犹太人传道。1841年，在雅法门附近的一个英国基督教教堂开堂典礼上，三个犹太人在英国领事扬的面前接受了洗礼。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困苦是非常值得同情的，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曾写道，犹太人生活得“像在颅骨里面居住的苍蝇”。不断膨胀的犹太社区极其贫困，没有任何医疗救护设施，不过社区居民可以得到伦敦犹太人布道会医生的免费治疗，这吸引了一些犹太人改宗。

沙夫茨伯里沉思着说道：“我会因锡安有一个都城而高兴，因耶路撒冷有一个教堂而高兴，因希伯来民族有一个国王而高兴。”一夜之间，耶路撒冷便从一个被居住在俗丽宫廷中的龌龊帕夏统治的阴暗废墟，转变成一座有众多佩有金色饰带和珠宝的显贵人物出入的城市。自13世纪以来，耶路撒冷就没有一个拉丁主教，而东正教的主教则长期住在伊斯坦布尔；但现在，法国人和俄国人着手帮助他们重返耶路撒冷。但是，代表着帝国雄心的正是那七个趾高气扬的、官位较次的欧洲领事，他们完全无法掩饰自己目空一切的自大。在高大威猛的保镖——穿着鲜亮的深红色制服，配着军刀和厚实的金色指挥棒，重重敲击路边的鹅卵石，在街道上清场的领事馆警卫员——的护送下，这些领事庄严地穿过市区，迫切地想凭借任何托词将他们的意志强加给备感烦恼的奥斯曼总督。奥斯曼帝国的士兵甚至要在这些领事的孩子面前起立。奥地利和撒丁王国领事也很傲慢，因为他们的君主声称要成为耶路撒冷的国王。不过没有哪个人比英国和法国的领事更傲慢或更小气。

1845年，詹姆斯·芬恩（James Finn）接替了扬的位子。芬恩在将近二十年时光里几乎和奥斯曼帝国总督的权力一样大，但这个道貌岸然的干涉者触怒了英国贵族和奥斯曼帕夏，甚至惹毛了各国的每一个外交使节。芬恩无视来自伦敦的命令，他为俄国犹太人提供保护，但从未忘记让犹太人改宗的使命。当奥斯曼人允许外国人购买土地后，芬恩便在塔尔比赫（Talbieh）购买并开发了一块农场，随后又在亚伯拉罕葡萄园购买了一块土地，这些都是在切尔特纳姆的库克女士的资金援助以及一群致力于英国福音事业的女士的帮助下完成的。芬恩此举的目的是通过让犹太人体验诚实劳动的乐趣，使更多犹太人改变宗教信仰。

芬恩将自己视为帝国总督、圣洁的传教士、地产大亨三者的混合体，肆无忌惮地花着大量来源可疑的钱，还大肆购置土地和房产。他和妻子（狂热的福音派信徒）还会说流利的希伯来语和被广泛使用的拉迪诺语。虽然夫妻二人积极地保护在耶路撒冷受到残酷压迫的犹太人，但芬恩带有强迫性的传教使命仍激起了犹太人的暴力抵抗。在芬恩成功地让一个名为门德尔·迪格尼斯的男孩改宗后，“犹太人翻过阳台，制造了巨大的骚乱”。芬恩称犹太拉比是“狂热分子”。在英国，极富权势的蒙蒂菲奥里在听说犹太人深陷困扰后，派了一位犹太医生带着药品来到耶路撒冷与伦敦犹太人布道会打擂台，这个医生继而在耶路撒冷犹太区的边缘地带建了一座医院。

1847年，一个阿拉伯基督徒男孩袭击一个犹太少年，这个犹太少年扔石头反击时擦伤了阿拉伯男孩的脚。希腊东正教社团，这个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最反犹的团体，在穆斯林穆夫提和卡迪的支持下迅速做出反应，指控犹太人是在设法获取基督徒的鲜血用来制作逾越节饼干。“血祭诽谤”以前在耶路撒冷出现过，不过蒙蒂菲奥里在大马士革事件之后说服苏丹颁布关于“血祭诽谤”的禁令，这被证明是起决定作用的。

与此同时，驻耶路撒冷的外国领事队伍里来了一位新人，他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寻常的外交官。正在拜访耶路撒冷的英国作家、《名利场》的作者威廉·萨克雷说：“我怀疑有哪个政府会接受或任命这样古怪的人担任大使。”

[1]阿尔巴尼亚人此后再也没能掌控巴勒斯坦，但统治了埃及一个世纪之久，一开始是作为埃及总督（名义上是奥斯曼帝国总督，但实际上是独立的），随后是埃及苏丹，最后是埃及国王。当穆罕默德·阿里日渐年老时，易卜拉欣成了他的摄政王。易卜拉欣于1848年去世，比他的父亲先走一步。阿尔巴尼亚人王朝的最后一任统治者是法鲁克国王，他在1952 年被推翻。

美国领事沃德·克雷森：美国的神圣异邦人

1844年10月4日，沃德·克雷森（Warder Cresson）以美国驻叙利亚和耶路撒冷总领事的身份抵达耶路撒冷。他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份工作，是因为他确信基督再临的时间是1847年。克雷森将他那些欧洲同事们皆有的傲慢发挥到新的高度：他在耶路撒冷策马奔驰，掀起一片尘土，周围簇拥着“一小群美国军队”，该军队就像沃尔特·司各特小说中的“骑士和游侠队伍”——“一队武装起来的、浑身上下闪闪发光的骑兵被一个阿拉伯人带领着，后面跟着两个土耳其士兵，士兵的银色狼牙棒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

在与帕夏的会晤中，克雷森解释说他来耶路撒冷是为了即将到来的天启，以及犹太人的回归。作为费城的庄园主及富裕的贵格会教徒的儿子，克雷森在二十多年里不断地从一个启示性的教派转到另一个，在写完他的第一个宣言《耶路撒冷，全世界快乐的中心》并抛弃妻子和六个孩子后，说服国务卿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houn）任命他为领事：“我抛弃了世上所有与我贴近、被我珍视的东西来追求真理。”美国总统约翰·泰勒很快便从他的外交官那里得知，他的第一任耶路撒冷领事是一个“宗教狂人和疯子”，但是，这时克雷森已经在耶路撒冷了。他在其关于天启的观点上并不孤独，因为他是那个时代的美国人。

美国宪法是世俗宪法，非常谨慎，并没有提起基督，也主张政教分离，但是在国玺中，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描述了以色列的子孙是怎样在云和火的指引下前往应许之地的。克雷森本人就是被云和火吸引着前往耶路撒冷的美国人的典型代表。实际上，政教分离解放了美国人的信仰，使许多新教派与千禧年预言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兴起。

早期美国人继承了英国清教徒学习希伯来语言和文化的热情，曾享受一段大觉醒的宗教愉悦。到19世纪上半叶，边疆地区的福音力量又推动了第二次觉醒。1776年，有大约百分之十的美国人经常去教堂；1815年，经常去教堂的美国人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了1914年，这个比例上升为二分之一。他们充满热情的新教主义从特性上来说是美国式的：刚强、活跃、虚张声势。其核心就是，相信一个人可以通过行善事和感受诚挚的喜悦来拯救自己，并加速基督的再临。在上帝的祝福下，美国本身就是一个伪装成国家样子的传道团，就和沙夫茨伯里和英国福音派教徒眼中的大英帝国一样。

在偏僻的矿业小镇的木制小教堂里，在无边无际的大草原的农场里，在闪闪发光的新工业城市里，传教士们在美洲这个新的应许之地逐字逐句地援引着《圣经·旧约》。后来成为耶路撒冷圣经考古学奠基人的福音派学者爱德华·罗宾逊（Edward Robinson）博士这样写道：“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比美国人更懂《圣经》。”首批美国传教士相信，本土美国人就是以色列失落部落的后代，而每个基督徒都必须在耶路撒冷行善事，帮助犹太人回归圣地。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曾写道：“我真的希望犹太人能够重新在犹地亚拥有一个独立的国家。”1819年，两个年轻的波士顿传教士准备将此理念付诸行动，列维·帕森斯（Levi Parsons）在波士顿布道时说：“每只眼睛都盯着耶路撒冷，实际上，它是世界的中心。”而当普利尼·菲斯克（Pliny Fisk）宣布他“在精神上与耶路撒冷同在”时，他的会众禁不住哭泣。这两个人都来到了耶路撒冷，又都早逝于此，但这并没有妨碍其他人前进的步伐，因为他们就像美国传教士威廉·汤姆森（William Thomson）那样坚持认为：“耶路撒冷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共同财富。”汤姆森的妻子在1834年的耶路撒冷暴动期间去世。

克雷森避开了这股来势汹汹的预言浪潮，他做过基督教震颤派教徒、米勒派教徒、摩门派教徒以及基督门徒会教徒，后来费城的一个拉比让他相信“救赎与犹太人有关”，犹太人的回归将会带来基督的再临。[1]首批到达耶路撒冷的人当中有一位名叫哈丽雅特·利弗莫尔（HarrietLivermore）的女士，她的父亲和祖父都是来自新英格兰的国会议员。在1837年动身前往耶路撒冷之前，她曾在印第安人苏族和夏安族部落中进行过多年的布道活动。她告诉这些部族，他们是以色列人失落的部落的后代，应当和她一起返回锡安。利弗莫尔到达耶路撒冷后，在锡安山上租了房屋，让她自己的宗教派别——异邦朝圣者（Pilgrim Strangers）——为世界末日做准备。她期待的世界末日是在1847年。然而，这一年，所谓的世界末日并没有到来，她最后沦落到在耶路撒冷街头乞讨度日。与此同时，摩门教后日圣徒支派的新天启预言家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派他的门徒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在橄榄山上建了一个祭坛，准备“重建以耶路撒冷作为首都的以色列”。

在克雷森成为美国领事之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福音派教徒访问了耶路撒冷，为世界末日做准备。美国政府最终将克雷森免职，不过他又连续数年为犹太人颁发保护签证以示反抗，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迈克尔·博阿兹·伊斯雷尔，还皈依了犹太教。而对于他抛弃多年的妻子来说，这种启示太过遥远。克雷森的妻子提出诉讼，要求法院宣布克雷森精神失常，并举出他挥动手枪、在街道上高谈阔论、在管理财务方面极不称职、痴迷于折中主义、计划重建犹太圣殿、性生活行为异常等一系列证据。克雷森不得不从耶路撒冷乘船返回费城，接受精神失常审判。这是一个著名的案例，因为克雷森夫人挑战了美国宪法赋予公民信仰自由的权利，而这种权利正是杰斐逊式自由的精髓。

在审判过程中，克雷森被发现精神不正常，但是他提出了上诉，并且得到了复审的机会。克雷森夫人“要么否认她的救世主，要么否认她丈夫”，而克雷森则“要么否认上帝——唯一的上帝——要么否认他的妻子”。克雷森夫人输掉了第二轮审判，证实了美国的信仰自由，克雷森则返回耶路撒冷。他在城市附近开辟出一个犹太模范农场，学习《托拉》，在与美国妻子离婚后娶了一位犹太妻子，他还坚持不懈地写成了《大卫的钥匙》一书。克雷森被当地犹太人尊称为“神圣的美国异乡人”，死后被葬在橄榄山上的犹太公墓里。

耶路撒冷现在到处都是追寻天启的美国人，以至于《美国精神病学期刊》将这种歇斯底里与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相比。赫尔曼·梅尔维尔访问耶路撒冷时，对美国基督徒千禧年论的“传染病”既着迷又排斥，他称这是“荒谬的犹太躁狂症”，该症状“一半使人悲伤，一半引人发笑”。美国驻贝鲁特领事曾问他的秘书：“当有任何疯狂或沮丧的美国公民来到这个国家时，我该怎么做呢？”领事还说：“最近有一些持奇怪观点的人来到耶路撒冷，他们认为我们的救世主将在今年降临。”然而，梅尔维尔深知这种宏伟的撼动世界的希望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他说：“没有哪里比巴勒斯坦，尤其是耶路撒冷，能更快驱散人们心中美好的期望。对一些人来说，这种失望是锥心刺骨的。”

耶路撒冷对于美国和英国福音派人士有关基督再临的憧憬至关重要，然而，这种迫切的期望在俄国人对耶路撒冷近乎痴迷的热情面前相形见绌。19世纪40年代后期，俄国沙皇有着狂热的侵略野心，意图将耶路撒冷变为英国人威廉·萨克雷所称的“世界过去和未来历史的中心”，并在欧洲引发了一场战争。

[1]威廉·米勒是当时新兴的美国预言家中最受欢迎的一个。米勒曾是马萨诸塞的军队长官，他推算耶稣将在1843年再次降临耶路撒冷。约有十万美国人成为米勒的追随者。米勒将《但以理书》第8章第14节中“圣殿将会在两千零三百天后被净化”的断言转化成年份，声称预言中的一日实际上就是一年。因此，从公元前457年开始（米勒认为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一世是在这一天下令重修圣殿的）往后推，末世来临的日子就是1843年。但1843年什么事也没发生，于是米勒又说耶稣再临应当是在1844 年。米勒派的后继教派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耶和华见证会，在全世界仍有大约一千四百万信众。

“欧洲宪兵”与圣墓大教堂的枪战事件：耶路撒冷的俄国上帝

1846年4月10日是耶稣受难日，这一天，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率兵在圣墓大教堂里拉响警报。颇不寻常的是，这一年，东正教和天主教的复活节刚好在同一天。修士们不仅准备好焚香用的香炉，还准备了手枪和匕首，把它们藏在梁柱背后和袍子下面。哪一派会率先进行祭祀活动呢？希腊人将祭布铺在耶稣受难像的祭坛上，赢得这场“比赛”。天主教徒紧随其后，但为时已晚。于是，天主教徒质问希腊人，问他们是否得到了苏丹的准许。希腊人也质问天主教徒，问授权他们率先祈祷的苏丹的圣旨在哪里。此时，虽然双方还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他们的手指想必已在长袍下枪支的扳机上游走。突然，双方开始打斗，他们挥舞着可以找到的任何武器——教堂里面的宗教用具，十字架、烛台、灯都成了打斗的工具。冰冷的铁器亮出，枪战开始。奥斯曼帝国士兵艰难地进入教堂，试图制止战斗，结果有四十名士兵死在圣墓大教堂周围。

这次杀戮在世界各地引起极大震动，尤其是在圣彼得堡和巴黎：修道院里，争论者们带有攻击性的自信映射出的不仅仅是宗教认知，还有他们背后的帝国力量。新铁路和汽船的出现使从欧洲各地到达耶路撒冷的旅程，尤其是乘船从敖德萨到雅法的旅程便利了许多，两万多名朝圣者中绝大多数是俄国人。一位法国修士注意到，在一个特定年份，在四千多名圣诞节朝圣者当中，只有四名是天主教徒，其余的都是俄国人。俄国人对东正教的虔信渗入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居住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小村庄中的生活窘困的底层农民，到处于社会最顶层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东正教建立神圣俄国的使命为这两个处于社会两极的人群共享。

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时，莫斯科大公国的大公们都将自己视为拜占庭帝国末代皇帝的继承人，将莫斯科视为第三个罗马。大公们采纳了拜占庭帝国双头鹰的标记和一个新头衔：沙皇。在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克里米亚大汗及随后的奥斯曼苏丹开战时，沙皇将俄罗斯帝国的行动升级为神圣的东正教“圣战”。在俄国，东正教发展出自己独有的俄国特性，不仅仅是沙皇，就连农民隐士也在协助传播东正教，而这些人都对耶路撒冷特别尊崇。有这样一种说法：俄国教堂独特的洋葱式圆顶就源自对绘画作品中耶路撒冷教堂样式的模仿。俄国甚至建造了自己的微型耶路撒冷。[1]每个俄国人都相信，到耶路撒冷朝圣是为死亡和救赎做准备的关键部分。

尼古拉一世继承了这个传统，他是叶卡捷琳娜大帝嫡亲的孙子、彼得大帝的继承人，而叶卡捷琳娜大帝和彼得大帝都曾把自己荣升为东正教及圣地的保护者。俄国农民也将自己同东正教和圣地联系在一起：当尼古拉一世的哥哥亚历山大一世于1825年毫无征兆地死去后，他们便认为尼古拉一世有必要以普通隐士的身份去一趟耶路撒冷。这是一则关于这个非末代皇帝尼古拉一世的传说。

尼古拉一世是严厉的保守主义者、疯狂的反犹主义者，在所有涉及艺术的问题上都表现得极为庸俗（他任命自己为普希金的私人审查员），他认为自己在“上帝委托给俄国”的事业中对他所谓“俄国人的上帝”负有责任。这个严守纪律的人以自己曾在军队的帆布床上睡过觉为傲，就像苛刻的教官那样统治着俄罗斯帝国。作为一个年轻人，身材魁梧、长着蓝眼睛的尼古拉一世曾令英国社会惊异不已，一位女士这样描述道：“他魔鬼般地英俊，是欧洲最英俊的男人。”然而到19世纪40年代，尼古拉一世的头发掉完了，大肚子从他那仍旧紧束的高腰和紧致的军人般的屁股之间凸显出来。在与他身体状况不佳的妻子过完三十年幸福的婚姻生活后，他最终有了一位情妇，一个年轻的宫廷侍女。尼古拉一世虽然独揽帝国大权，但最担心的是自己的无能，无论是身体上的无能还是政治方面的无能。

数年来，尼古拉一世小心地运用着他的个人魅力劝说英国同意瓜分奥斯曼帝国。他称奥斯曼帝国是“欧洲病夫”，希望解放巴尔干地区的东正教省份并监管耶路撒冷。不过，尼古拉一世现在已经不能再打动英国了。二十五年的专制统治使他对外界事务不再敏感，还变得没有耐心。精明的维多利亚女王曾这样写道：“我不觉得他很聪明……他的思想还处在未开化的状态。”

在耶路撒冷，街道上闪烁着俄国王公和将军制服上的金色穗带和肩章，同时，到处都是穿着羊皮和工作服的农民朝圣者，他们都是受到尼古拉一世的鼓励前来的。尼古拉一世还派遣了一个教会使团来与其他欧洲人竞赛。英国领事向伦敦发出这样的警示：“俄国人能在复活节的一夜之间在耶路撒冷城内武装起一万名朝圣者”，并占领该城市。与此同时，法国继续推进保护天主教徒的工作。1844年，芬恩领事在报告中写道：“耶路撒冷现在是法国和俄国的兴趣所在。”

[1]1658年，为了强化俄国东正教的普世使命及俄国的专制统治，尼康牧首在距离莫斯科不远的伊斯特拉建造了新耶路撒冷修道院。这个修道院整体设计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耶路撒冷圣墓大教堂的复制品，它非常有价值，因为最初的圣墓大教堂已经在1808年的大火中被毁掉了。1818 年，尼古拉一世在登基之前参观新耶路撒冷修道院时被深深地感染，下令重修修道院。后来纳粹毁掉了这座修道院，不过现在它已被重新整修。

果戈理：耶路撒冷综合征

并非所有的俄国朝圣者都是士兵或农民，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找到他们所追寻的救赎。1848年2月23日，一名俄国朝圣者来到耶路撒冷，他不仅具有典型的不断上升的宗教热情，而且具有带点瑕疵的天赋才华。这个人就是小说家尼古拉·果戈理，以剧本《钦差大臣》、小说《死魂灵》出名。他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为的是追寻精神上的慰藉和获得神灵的启示。他已经将《死魂灵》设定为三部曲，并且正努力撰写第二部和第三部。上帝一定是为了惩罚他的罪孽才阻碍他写作。作为俄国人，果戈理认为只有一个地方能提供救赎，他写道：“在我去过耶路撒冷之前，我说不出任何话语去安慰任何人。”

这趟旅行是一场灾难。他只用了一个晚上在圣墓旁边祈祷，就发现那里充满污秽和粗俗。他说：“在我将心智收拢起来之前，祈祷已经结束。”这个神圣地方的花哨以及周围山岭的荒芜摧毁了果戈理，他说：“我内心的国度从来没有像在耶路撒冷及其后的日子里那样拥有如此少的满足感。”果戈理返回俄国后拒绝谈论耶路撒冷，却陷入对一个神秘牧师的力量的折服。这个牧师劝服他，让他相信他的著作罪孽深重。果戈理疯狂地损毁自己的手稿，然后将自己活活饿死——至少是陷入了昏迷。当果戈理的棺木在20世纪被打开时，人们发现他面部朝下。

类似果戈理这样对耶路撒冷的特别的疯狂被称为“耶路撒冷热”，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它被界定为“耶路撒冷综合征”，是“一种因接近圣地耶路撒冷而产生的与宗教刺激相关的精神代谢失调”。2000年，《英国精神病学期刊》将这种疯狂的绝望诊断为“耶路撒冷综合征亚型二，患者是来到耶路撒冷并抱有耶路撒冷具有治愈能力的神秘观点的人，如作家果戈理”。

从某种意义上说，尼古拉一世也因其耶路撒冷综合征而备受折磨。他的家族里出现过精神错乱的人，法国驻彼得堡大使这样写道：“随着岁月流逝，保罗一世（尼古拉一世的父皇）身体上的一些特性便展现出来了。”发了疯的保罗一世就像他祖父彼得三世那样被刺杀了。如果说尼古拉一世还远没有精神失常，他显现出的便是类似父亲的顽固而易冲动的过度自信。1848年，尼古拉一世原打算去耶路撒冷朝圣，却因欧洲爆发的革命而被迫取消计划。他成功地平定了反对其邻居哈布斯堡皇帝的匈牙利叛乱，享受“欧洲宪兵”的美誉。但是，法国大使写道，尼古拉一世逐渐“被莫斯科民族的谄媚、成功及宗教偏见宠坏了”。

1847年10月31日，伯利恒圣诞教堂岩洞大理石地板上的银星被人砍掉并偷走。这颗银星是18世纪时由法国人捐赠的，很显然，它是被希腊人偷走的。于是，修士们在伯利恒展开了一场争斗。在伊斯坦布尔，法国人声称他们有权利替换伯利恒的银星，并修缮耶路撒冷的教堂屋顶；但俄国人称这是他们的权利。双方都援引18世纪的条约作为证据。争闹持续升温，最后演变成两个皇帝之间的斗争。

1851年12月，法国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此人之味得令人费解，但在政治上却异常机敏，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子——通过政变推翻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准备将自己加冕为拿破仑三世。波拿巴这个女性化的冒险者留着明显打了蜡的小胡子，但并不能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他那过大的头颅和过小的躯干上分散开来。就某些方面而言，他是第一位现代政治家，而且自知他那脆弱的新帝国需要天主教的声誉和在国外的胜利。另一方面，尼古拉一世则将这次危机看作为“俄国人的上帝”拯救圣地，进而巩固其统治的好机会。对于这两个风格完全不同的皇帝来说，耶路撒冷是他们在天堂和尘世获得荣耀的金钥匙。

詹姆斯·芬恩和克里米亚战争：被谋杀的福音派传教士与掠夺者贝都因人

夹在法国人和俄国人中间左右为难的苏丹，试图通过1852年2月8日颁发的敕令解决争端，以确保东正教对教堂的最高权威，同时让天主教徒做些让步。但是法国人的态度并不比俄国人温和，他们将自己的权利主张追溯到拿破仑一世入侵、与伟大的苏莱曼结盟、耶路撒冷的法国十字军国王，甚至查理曼。拿破仑三世在威胁奥斯曼人时，派了一艘名为“查理曼”的战舰并非巧合。11月，苏丹终于屈服，把最高权威赋予天主教徒。尼古拉一世被激怒了，他要求苏丹恢复东正教在耶路撒冷的权利，并要求缔结俄—奥联盟，这样就可以将奥斯曼帝国变成俄国的保护国。

尼古拉一世恐吓性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他入侵奥斯曼帝国在多瑙河流域的领土（今罗马尼亚），并向伊斯坦布尔开进。尼古拉一世确信自己已经依靠个人魅力与英国达成协议，并否认想吞并伊斯坦布尔的企图——更不用说吞并耶路撒冷了。然而，不幸的是，他对伦敦和巴黎判断失误。面对俄国人的威胁和奥斯曼帝国的崩溃，英国和法国以发动战争的方式威胁俄国，但尼古拉一世固执地称英法两国在虚张声势。他解释道，他“发动战争只是出于基督教的目的，是在圣十字架的旗帜下进行的”。1853年3月28日，法国和英国向俄国宣战。即便绝大部分战事都发生在克里米亚，耶路撒冷却被置于世界舞台的中心，且从那以后一直就处于这个位置。[1]

当耶路撒冷的驻军整装出发、准备抗击俄国人时，詹姆斯·芬恩看到他们将武器放在雅法门外的阅兵场上，在那里，“移动的铁制品在叙利亚阳光的照射下熠熠闪光，因为这些士兵在行进时都佩带着固定好的刺刀”。芬恩不能忘记的是，“我们这次行动的核心就是圣地”，而尼古拉一世的“目标依旧是真正拥有耶路撒冷的圣所”。

一批与虔诚的俄国人不同的、对宗教持怀疑态度的西方参观者也来到了耶路撒冷，仅在1856年就达到一万人左右。他们涌入城市，来参观这个挑起欧洲战争的神圣的地方。那会儿，参观耶路撒冷仍旧是一项冒险行为，这里没有四轮马车，只有随处可见的垃圾。实际上，这里也没有宾馆或银行，参观者都住在修道院里——最舒适的要数亚美尼亚人的修道院，有雅致的、通风良好的庭院。1843年，一个名为梅纳赫姆·门德尔的俄国犹太人建造了耶路撒冷的第一家酒店——卡米尼兹酒店。此后不久，英国人也建起一家宾馆。1848年，塞法尔迪的巴莱罗家族在离大卫街不远的一栋楼上开设了耶路撒冷的第一家欧洲银行。耶路撒冷仍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偏远小镇，通常被一位不修边幅的帕夏统治着。帕夏居住在一个破旧不堪的宫殿里，这个宫殿既是寝宫，也是后宫，同时还是监狱，就坐落在圣殿山的北边。[2]芬恩写道：西方人“对帕夏的宫殿那乞丐式的粗俗感到震惊”，纷纷排斥帕夏污秽不堪的妃子及“衣衫褴褛的官员”。参观者与帕夏在一起品尝咖啡时，可以听到镣铐发出的叮当声，以及地牢里囚犯受刑时发出的呻吟声。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帕夏力图确保耶路撒冷的平静，但是希腊东正教的修士却围攻了新任命的天主教大主教，并纠集了一群骆驼冲进大主教的寓所。对前来参观圣地，目睹了众多士兵死于残酷的克里米亚战争，死于充满腐烂气味的医院的伟大作家来说，所有这些都令他们感到高兴。他们并没有被这些场景震惊。

[1]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出现了武装犹太人的尝试。为了与俄国人作战，1855年9月，波兰诗人亚当·米茨凯维奇到伊斯坦布尔组织了一支被称为奥斯曼哥萨克的波兰军队，这支队伍包括从俄国、波兰、巴勒斯坦犹太人中招募的“以色列轻骑兵”。米茨凯维奇在三个月后战死，“以色列轻骑兵”并没有经过死亡之谷的检验。

[2]土耳其长官的居住地叫“al-Jawailiyya”，由纳西尔·穆罕默德的一个马穆鲁克亲王建造，就在希律王的安东尼亚要塞及苦路的第一站。十字军统治时期，圣殿骑士团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小教堂，该教堂的部分圆顶门廊在20世纪20 年代时依旧保存完好。现今，这里是一所现代化的学校。

作家：梅尔维尔、福楼拜和萨克雷

赫尔曼·梅尔维尔在三十七岁的时候就已经因三部小说赢得了名望，这些小说都以其在太平洋上惊心动魄的捕鲸冒险经历为蓝本。不过，1851年出版的《白鲸》只卖出了三千册。梅尔维尔与果戈理并无不同，在忧郁与苦恼中抱着恢复健康的目的于1856年来到耶路撒冷，他同时想来探求上帝的本质。“我的目标是让我的脑海浸透耶路撒冷的大气，让我成为其奇特印象的受体。”他受到耶路撒冷“残破”的刺激，因其“未经激发的荒凉的裸露”而陶醉。就像我们先前所看到的那样，他为一些“疯狂”的美国人“狂热的能量和精神”以及“犹太狂躁征”着迷，而这些催生了他的叙事诗《克拉瑞尔》（Clarel）。该诗有一万八千行，是美国最长的诗作，是梅尔维尔返回美国后在海关工作时写的。

梅尔维尔并非唯一一位因文学上的不如意而来东方寻求修复和慰藉的小说家。古斯塔夫·福楼拜与很有钱的朋友马克西姆·杜·坎普（Maxime du Camp）一起，在法国政府的资助下，为了撰写贸易和农业方面的报告而开始一场文化和性爱之旅，以期从第一部小说遭受冷遇的沮丧中恢复过来。福楼拜将耶路撒冷看作一个“被围墙保卫的藏尸所，古老的宗教在太阳底下慢慢腐朽”。至于那里的教堂，他说：“可能狗会比我对它更感兴趣。亚美尼亚人诅咒希腊人，希腊人厌恶拉丁人，拉丁人憎恶科普特人。”梅尔维尔也认为耶路撒冷的教堂是“损毁严重的腐朽的岩洞，有死人的气味”。不过，他认为战争皆起因于他所称的“挤满了人的新闻编辑室和耶路撒冷的神学冲突”。[1]

修士们的争斗只是耶路撒冷暴力剧院舞台上的一个场景。新的来访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是盎格鲁—美国福音派人士和俄国犹太人以及东正教农民，另一方是旧世界的奥斯曼人、阿拉伯大家族、塞法尔迪犹太人、贝都因人，以及阿拉伯国家的农夫——导致了一系列的谋杀。在詹姆斯·芬恩福音派女性信徒中，有一位名叫玛蒂尔达·克里希的女士被发现时头部已经被打碎了。一个犹太人被刺伤后落入井中。还有一位名叫大卫·赫舍尔的富裕拉比被人下毒，成为轰动一时的案件，但是犯罪嫌疑人（他自己的孙子们）却因证据不足而被无罪释放……英国领事詹姆斯·芬恩是耶路撒冷最有权势的官员，因为那时奥斯曼人在很多地方都要仰仗英国，因此，芬恩觉得合适的时候，就会出面干涉。他把自己当成圣城的福尔摩斯，着手调查每个案件。但是，尽管芬恩有侦探的才能（以及六个非洲巫师的协助），却连一个杀人犯都没找到。

对于仍旧需要保护的犹太人来说，芬恩是勇敢的战士，是使人改宗的催化剂。总之，犹太人的处境越来越糟。萨克雷写道：大多数犹太人都“生活在散发着恶臭的犹太区，该区神圣庄严地处于污秽之中”，每逢周五晚上，犹太人“为他们的城市所失去的荣耀而发出的哭声和哀痛的声音”便萦绕整个耶路撒冷。1854年4月，卡尔·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道：“在耶路撒冷，没有什么人的悲惨和痛苦可以和犹太人的相比……他们居住在最肮脏的街区，是穆斯林长期压迫和欺负的对象，受到希腊人的凌辱，遭到拉丁人的迫害。”芬恩写道：“一个犹太人因走过可以直达圣墓大教堂的城门而被一群朝圣的暴徒揍了一顿。”因为犹太人经过这里依旧是非法的。另一个犹太人被奥斯曼士兵捅伤了，还有一场犹太葬礼受到阿拉伯人的攻击。芬恩在每件事情上向奥斯曼总督施压，迫使他干涉，直到大英帝国的正义得到伸张。

帕夏对控制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越发感兴趣，这些人的暴乱和部族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奥斯曼帝国中央集权改革的反应。暴乱和战争发生时耶路撒冷城墙周围通常会出现驼群的疾驰、矛枪的嗖嗖声和子弹的呼啸声。这些扣人心弦的场景在欧洲人看来，就像一场以野性西方为舞台布景的圣经戏剧表演，他们聚集到城墙上观看这些小规模的战斗。对于他们来说，这些战斗与离奇的运动赛事有相似之处，当然，还会有一些间或发生的灾祸为这些“赛事”增添情趣。

[1]作家跟风似的撰写东方游记，在1800到1875年间，大约有五千种和耶路撒冷有关的英文书籍出版。这些著作中有些内容非常相似，要么是福音派传教士那让人无法呼吸的对圣经故事的重复（有时会因考古学上的发现而有所强调），要么是旅游者对奥斯曼帝国的无能、犹太人的哭泣、阿拉伯人的无知以及东正教的粗俗的嘲讽。亚历山大·金莱克（后来曾报道克里米亚战争）诙谐风趣的《日升之处》可能是这些书中最好的一部。

作家：大卫·多尔，周游中的美国奴隶

在福音派教徒为改宗犹太人而设立的塔尔比赫农场里，芬恩一家人经常发现自己身处各方的火力攻击之中。子弹飞蹿的同时，芬恩夫人常常为在战士中发现女人的身影而吃惊。她竭尽全力地在阿拉伯谢赫之间做调解，然而贝都因部落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希伯伦和阿布高什的谢赫们还组织了五百个私人武装士兵，全力发动抗击奥斯曼人的战争。其中一个谢赫被捕，他戴着镣铐进入耶路撒冷后，竟然还试图逃跑，想飞奔着再次战斗，俨然一位阿拉伯罗宾汉。最后，年迈的耶路撒冷总督哈菲兹（Hafiz）帕夏不得不组织一支五百五十人外加两架铜制野战炮的队伍远征，以镇压希伯伦地区的军阀。

尽管有这样的情景剧出现，但是在夏天的傍晚，所有部族的耶路撒冷人，穆斯林、阿拉伯基督徒，与塞法尔迪犹太人，都聚集到大马士革门附近的路旁野餐。美国探险家威廉·林奇（William Lynch）中尉观察到这样一个“壮观的场景：几百个犹太人在那里享受新鲜空气，他们坐在城墙外面巨大的橄榄树下，妇女们都披着白色的披肩，男人们都戴着宽边的黑色礼帽”，詹姆斯·芬恩和其他领事则带着他们的妻子在那里散步，奥斯曼士兵和持银色警棍的警察走在前面，为他们开道。“太阳落山后，每个人都匆匆忙忙地涌向城内，因为城门每天晚上都会关闭。”

芬恩叹息道：“哦，耶路撒冷的悲哀。”他不得不承认，这座城市“对一个长期受到其他地方欢乐习性熏染的人来说，像修道院一样无聊。法国来访者在将耶路撒冷和巴黎做比较时，除了突然大喊一声，只能无奈地耸耸肩”。这当然不是有男性生殖器崇拜倾向的福楼拜所期待的大声喊叫，他曾这样表述他在经过雅法门时的沮丧：“当跨过门槛时，我放了一个响屁。”即便当时他“对我肛门的伏尔泰主义感到懊恼”。喜欢性爱和吃喝的福楼拜，在贝鲁特与五个女孩狂欢，来庆祝他逃离了耶路撒冷：“我与三个女人做爱，四次达到性高潮——三次是在午饭之前，一次是在甜点之后。年轻的杜·坎普只有一次，因为他的生殖器仍因未治愈的下疳而疼痛——拜一个瓦拉几亚妓女所赐。”

特立独行的美国参观者大卫·多尔是来自路易斯安那的年轻黑奴，自称有四分之一的黑人血统。大卫·多尔与福楼拜想法一致。他与主人一起来到耶路撒冷旅行，到达时，他那颗“谦恭的心”充满对耶路撒冷的敬畏，但是很快他便改变了想法：“当我听说这些无知人们的荒唐行径后，我更愿意好好地嘲笑一番这些神圣的死尸和景点，而不是向其致敬。在耶路撒冷待了十七天后，我离开了，从未想过再回来。”[1]

不过，尽管这些作家都有些不敬行为，但他们还是禁不住对耶路撒冷心存敬畏。福楼拜认为它“极其宏伟”，萨克雷感觉到“那里不仅是一个可以参观的景点，而且还发生过一些暴力行动、一些杀戮，一些参观者被杀害，一些偶像被人们用血腥的礼仪崇拜着”。梅尔维尔甚至赞赏这个地方“似瘟疫肆虐般地壮观”。梅尔维尔站在金门前，注视着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公墓，看着这座“被死亡军队包围的城市”，问自己：“难道耶路撒冷的荒凉是神灵的过度溺爱造成的吗？”

随着俄国军队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节节败退，尼古拉一世也在巨大的压力下身患重病，于1855年2月18日与世长辞。9月，塞瓦斯托波尔（Sebastopol）的俄国海军基地落入英法联军手中，俄国在这次战争中丢尽脸面。在一次各方都损失惨重（七十五万人战死）的军事作战失败后，新上任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呼吁和平，并放弃占有耶路撒冷的帝国野心。不过，俄国至少赢得并恢复了东正教对圣墓大教堂的绝对统治权，这一地位延续至今。

1856年4月14日，耶路撒冷人在希律城堡发射大炮，庆祝和平。但是十二天之后，詹姆斯·芬恩在参加圣火传递时发现“希腊朝圣者正用事先藏在柱子后面，然后从教堂楼座扔下来的棍棒、石头”攻击亚美尼亚人。他注意到“可怕的冲突随之发生，投射物被向上扔到楼座上，大量被破坏的灯具、玻璃及油倾覆到人们头上”。帕夏匆忙从其在楼座里的位子走下来时“头部遭到击打”，不得不在带刺刀的士兵到来之前被抬出去。几分钟后，东正教牧首手持圣火，在人们狂喜的尖叫声、擂胸的声音和火苗的闪光中出现了。

巴勒斯坦驻军为了庆祝苏丹的胜利，在阅兵场举行了一场游行。滑稽的是，亚历山大二世不久之后便买下这个阅兵场（这里曾是亚述人和罗马人的兵营），并将其改建成“俄国大院”。此后，俄国人便可以在耶路撒冷进行文化统治了。

这次胜利对奥斯曼人来说喜忧参半，因为伊斯兰国家居然脆弱到需要基督教士兵拯救，为了表示感激之情并牵制西方人，阿卜杜勒—马吉德苏丹被迫改革以加强集权统治：他颁布了对境内少数民族不分宗教信仰给予绝对平等权的敕令，并赋予西方人此前难以想象的自由。他还将圣安妮教堂（建于十字军时代，后来成为萨拉丁的伊斯兰学校）赠送给拿破仑三世。1855年3月，后来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成为第一个被允许访问圣殿山的欧洲人——圣殿山上那些来自达尔富尔的挥舞着棍棒的苏丹卫兵都被关在他们的驻地里，以防他们攻击异教徒。6月，哈布斯堡帝国继承人、命运不济的未来的墨西哥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大公带着他旗舰上的官员们来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兴起的建筑热潮中，欧洲人开始建造笨拙的帝国式的基督教建筑。奥斯曼政治家非常不安，穆斯林可能会发起激烈的反击，不过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西方国家因在耶路撒冷投入太多而无法置身事外。

克里米亚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购买了巴拉克拉瓦铁路公司的火车和铁轨，准备专门为克里米亚的英国军队修造一条由雅法通往耶路撒冷的铁路。在英法联军赢得克里米亚战争胜利后，在一个富有名望和权力的英国财阀的全力支持下，蒙蒂菲奥里回到耶路撒冷，成为耶路撒冷未来的开拓者。

[1]多尔年轻的主人、种植园主科尼利厄斯·费洛斯决定用三年时间完成始于巴黎终于耶路撒冷的环球旅行。费洛斯与他聪明伶俐、有文化修养的年轻奴隶达成（接上页）一个协议：如果多尔能在这次旅行中服侍他，在返回之后，他将还多尔以自由。在这次充满兴奋体验的旅行中，多尔记录了从巴黎美丽优雅的女士到“耶路撒冷珍贵的高塔及烧焦的城墙”等每一件事物。但是，回家之后，他的主人却拒绝履行诺言，多尔因此逃到北方，并在1858年出版了《夸德隆环球旅行记》一书。随后不久爆发的美国内战最终给了多尔自由。这次战争的胜利者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并非真正笃信宗教，却渴望参观耶路撒冷，这也许是因为他年轻时生活在“美国的耶路撒冷”之一——伊利诺伊州新塞勒姆市。他熟知《圣经》，而且很可能听说了其国务卿威廉·苏厄德在周游世界的过程中参观了耶路撒冷一事。1865年4月14日，林肯在与妻子去往福特剧院的路上提议：“到耶路撒冷进行一次别样的朝圣。”在剧院里，在被刺杀前不久，林肯还小声嘀咕：“我是多么想参观耶路撒冷啊。”后来，玛丽·托德·林肯断定他“已经身在天国的耶路撒冷了”。

38 新城市

公元1855年—公元1860年

摩西·蒙蒂菲奥里：“这个克罗伊斯”

1855年7月18日，当见到失落的圣殿时，蒙蒂菲奥里礼节性地撕碎衣服，然后在雅法门外安营扎寨。他在雅法门被千百个耶路撒冷人簇拥，这些人接二连三地朝空中开枪，欢呼着迎接他。詹姆斯·芬恩先前计划让犹太人改宗，却不断遭到蒙蒂菲奥里的阻拦，因此他试图破坏人们对蒙蒂菲奥里的欢迎会。不过，有着自由思想的统治者基亚米尔帕夏派了一个荣誉士兵向蒙蒂菲奥里举枪致敬。蒙蒂菲奥里成为第一个参观圣殿山的西方犹太人，帕夏还给他派了一支百余人组成的卫队，而且让蒙蒂菲奥里坐在一个轿椅里面，这样就不会违背这一禁令：禁止犹太人进入圣殿山，以免他们不小心踏足至圣之所。蒙蒂菲奥里那帮助耶路撒冷犹太人的毕生使命并不轻松：很多犹太人都靠慈善救济生活，当蒙蒂菲奥里想断了他们对救济的念想时，这些人异常恼火，甚至在他的营地周围制造骚乱。和蒙蒂菲奥里一同前来的侄女杰迈玛·塞巴格（Jemima Sebag）写道：“真的，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我们待在帐篷里将不再安全。”而且，蒙蒂菲奥里的所有计划并非都实施了，例如，他始终未能建造从雅法出发的克里米亚铁路。不过，他的这次行程改变了耶路撒冷的命运。蒙蒂菲奥里劝说苏丹重建了1720年被破坏的胡瓦犹太会堂，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在耶路撒冷买了地皮安置犹太人。他为修复胡瓦会堂付了钱，随后便开始物色想要购买的土地。

梅尔维尔对摩西·蒙蒂菲奥里的描述如下：“这个克罗伊斯（Croesus，意为‘大富豪’）——一个七十五岁的高大男人——乘坐由几头骡子驮着的轿子从雅法动身。”蒙蒂菲奥里约1.9米高，不满七十五岁，但要展开这样的旅行的确年迈了一些。他有三次冒着生命危险参观耶路撒冷的经历，医生们建议他不要再去了，因为“他的心脏很虚弱，而且血液也含有毒素”，但是他和朱迪丝还是义无反顾地来到耶路撒冷，同行的还有服侍他们多年的家仆、用人，甚至还有蒙蒂菲奥里为制作犹太人的洁净食物而雇请的屠宰师傅。

对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及散居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来说，蒙蒂菲奥里是一个传奇人物。在英帝国鼎盛时期，这位富裕的维多利亚准男爵兼有地方总管的威望和犹太人的尊严，他总是热切地冲上前去帮助犹太同胞，从未背弃他所信奉的犹太教。蒙蒂菲奥里在英国的独特地位为他提供了帮助：他跨越新旧社会，既同皇室公爵、首相和主教们打交道，也与犹太拉比和金融家们打交道。在古板的道德准则和福音主义希伯来思想居于主流的伦敦，蒙蒂菲奥里正是维多利亚时代所推崇的那种理想的犹太人。沙夫茨伯里勋爵这样写道：“那个伟大的老希伯来人比许多基督徒都要好。”

蒙蒂菲奥里出生在意大利的里窝那，但他的财富是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担任犹太经纪人期间获得的，他身份的攀升得益于与朱迪丝·科恩这桩美好的婚姻，因为朱迪丝是银行家内森·罗斯柴尔德的妻妹。蒙蒂菲奥里追求社会地位和财富只是为了帮助他人。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授予蒙蒂菲奥里爵士头衔时在日记里这样描述他：“一个犹太人，一个出色的男人。”蒙蒂菲奥里则在自己的日记里祈祷这个荣誉“是犹太人将普遍拥有美好未来的先兆”。他还写道：“我为我那有‘耶路撒冷’字样的旗帜自豪地在大厅飘扬感到无比欣喜。”蒙蒂菲奥里变得富裕后，缩小了生意规模，并经常参加他姐夫或外甥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的竞选活动，热衷于为英国犹太人赢得政治权利。[1]不过，最需要他的地方在国外。在国外，蒙蒂菲奥里像一位英国大使那样被各国皇帝和苏丹接待。而在危急时刻，他总能展示出非凡胆识和聪明才智。正如我们所见到的，他前去大马士革面见穆罕默德·阿里和苏丹的行为就使其声名远扬。

蒙蒂菲奥里发现自己甚至被最有名的反犹主义者敬仰。在针对东正教会和独裁制进行改革的同时，尼古拉一世开始压迫数百万俄国犹太人。蒙蒂菲奥里赶到圣彼得堡，坚称俄国犹太人是忠诚的、勇敢的、可敬的。尼古拉一世礼貌地回复道：“如果他们像你一样就好了。”[2]不过，蒙蒂菲奥里在与其他人打交道时更游刃有余些。当他急匆匆地赶到罗马交涉一桩反犹阴谋时，一位红衣主教问他，罗斯柴尔德为劝服苏丹颁布关于“血祭诽谤”的禁令而掏了多少黄金，蒙蒂菲奥里答道：“并不比我让你的仆人把我的大衣挂到你家客厅衣架上的费用多。”

蒙蒂菲奥里长久以来的事务伙伴是他的妻子，活泼的、长着卷曲头发的朱迪丝，她总是称蒙蒂菲奥里为“蒙蒂”。他们似乎命中注定难以家丁兴旺：尽管曾在拉结墓祈祷，他们却从未有过自己的孩子。撇开蒙蒂菲奥里的犹太特性以及衣袖里来自耶路撒冷的希伯来信件不说，他具有典型的维多利亚显贵所具有的优缺点。他住在公园大道的一座豪宅里，在拉姆斯盖特还拥有一栋外墙呈雉堞状的新哥特式别墅，他在后一个住处修建了自己的犹太会堂和陵墓。这个陵墓即使不算宏伟，也是极其独特的，因为它完全是按照拉结墓的样式建造的。蒙蒂菲奥里的声音非常洪亮，他表现出的正义感绝不会因为他的幽默而减损，他专横的处事方式中透露着自负，他外表鲜亮，却有好几个情妇和私生子。蒙蒂菲奥里的传记作家曾披露，他在八十多岁的时候还和一个十几岁的女佣生了一个孩子，这成为他精力异常充沛的另一个表现。

现在，蒙蒂菲奥里在耶路撒冷购买一块地皮的计划得到了耶路撒冷大家族的支持，他与这些大家族非常友好，即便卡迪也称他是“摩西人民的骄傲”。艾哈迈德·阿加（Ahmed Aga）是蒙蒂菲奥里相交二十多年的朋友，他将老城外面锡安门和雅法门之间的一块地以一千英国金镑币的价格卖给蒙蒂菲奥里。蒙蒂菲奥里立刻将自己的帐篷搬到新地盘上，并计划在这个新地段建立一所医院和一座英国肯特郡式的磨坊，这样犹太人就可以制作自己的面包了。在离开耶路撒冷之前，蒙蒂菲奥里希望帕夏帮他一个特别的忙，这件事与耶路撒冷犹太区的恶臭有关。几乎每个西方人写的游记中都会提到犹太区的恶臭，这股臭味来自一个穆斯林屠宰场，恶臭的存在是犹太人地位低下的一个标记。蒙蒂菲奥里请求帕夏消除这股臭味，帕夏同意了。

1857年6月，蒙蒂菲奥里带着修建磨坊所需的材料第五次返回耶路撒冷。1859年，工程开始。蒙蒂菲奥里并没有修造医院，而是为犹太贫困家庭建了许多救济院，这些救济院被称为“蒙蒂菲奥里小屋”。屋子是维多利亚式的，就像英国郊区那种红砖、锯齿形、模仿中世纪建筑样式的俱乐部。在希伯来语中，这些建筑被称为“Mishkenot Sha'ananim”，意为“欢乐寓所”。然而，从一开始，救济院就遭到强盗地痞的劫掠，那里的居民一点儿也不快乐，通常潜入城内过夜。磨坊起初确实生产廉价的面包，不过很快就破产了，因为它缺少犹地亚的风力，也缺少肯特郡人对磨坊的那种保养。

基督教福音派信徒和犹太拉比一样，都梦想着犹太人的回归——这个希望是蒙蒂菲奥里给他们的。新兴犹太财阀的巨大财富，尤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富，激发了迪斯累利所持的那种观点，即“希伯来资本家们”将买下耶路撒冷。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其权力达到顶峰之际，是国际政治和金融的仲裁者，在巴黎、维也纳以及伦敦都极富影响力。他们虽然没有被说服去购买耶路撒冷，却很乐意出资帮助蒙蒂菲奥里，蒙蒂菲奥里“恒久不变”的梦想就是“耶路撒冷注定会成为犹太帝国的中心”。[3]1859年，奥斯曼驻伦敦大使建议蒙蒂菲奥里购买巴勒斯坦，蒙蒂菲奥里也认真考虑过，但对可行性深表怀疑，因为他知道处于上升期的英国犹太精英都在忙着购置英国地产以实现所谓的“英国梦”，而对这样一个计划毫无兴趣。最终，蒙蒂菲奥里认为，他深爱着的“以色列人的民族复兴梦”与政治无缘，最好将其留给“神灵部门”来处理。不过，1860年开放的“小蒙蒂菲奥里区”成为在老城之外建立新犹太区的开始。这远非蒙蒂菲奥里的最后一次访问。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耶路撒冷再次成为国际社会渴求的目标：罗曼诺夫家族、霍亨索伦家族、哈布斯堡家族以及英国王室都在竞争，他们试图将全新的考古科学与古老的帝国游戏结合起来。

[1]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直到1858年才在英国众议院拥有一席之地。新《议会法》最终允许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成为坐在众议院的第一个有议员身份的犹太人。有意思的是，沙夫茨伯里却一再反对，作为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他真正的兴趣在于犹太人的回归及改宗，以为基督再临做准备。但是很久以后，沙夫茨伯里伯爵却大度地向首相威廉·格莱斯顿建议“把那个出色的老希伯来人（蒙蒂菲奥里）写进英国世袭立法者的名册，把他登记在册的日子将是上议院的一个辉煌的日子”。但来不及了。1885年，在蒙蒂菲奥里死后，英国将第一个犹太贵族爵位授予了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的儿子内森。

[2]在去往圣彼得堡的路上，蒙蒂菲奥里在维尔纳受到成千上万犹太人的热烈欢迎。维尔纳是个半犹太城市，城内有许多研究《塔木德》的学者，故被称为“立陶宛的耶路撒冷”。但是，蒙蒂菲奥里此行并未使尼古拉一世放松对犹太人的管制。后来，当犹太人的日子变得更糟时，蒙蒂菲奥里返回俄国面见了亚历山大二世。据说，在俄国，每个犹太家庭简陋的小屋里都有一张守护者蒙蒂菲奥里的画像，他就像是犹太人的偶像。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哈伊姆·魏茨曼写道：“（在平斯克附近名为‘莫托尔’的小村庄里）每当吃早饭时，我爷爷总是给我讲述伟大人物的故事，我尤其对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访问俄国的故事记忆深刻。那次访问虽然只发生在我出生前一个世纪，却已经成为传奇。实际上，蒙蒂菲奥里尚在人间时，就已是传奇。”

[3]蒙蒂菲奥里是耶路撒冷最著名的慈善家，却不是最有钱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通常会通过他把钱转到耶路撒冷，而他的救济院也是在美国新奥尔良大亨西达·图罗的资助下修建的。1825年，图罗支持在纽约北部尼亚加拉河的格兰德艾兰建立一个犹太人家园，项目失败后，他留下六万美元让蒙蒂菲奥里用于在耶路撒冷的建设。1854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建造了一所当地急需的犹太医院。蒙蒂菲奥里在1856年访问耶路撒冷时，又建立了一所犹太女子学校。该学校遭到正统派犹太人的反对，随后该校被蒙蒂菲奥里的外甥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接管，莱昂内尔以其过世女儿的名字将其重新命名为“埃维莉娜”。不过，耶路撒冷最大的工程要数犹太区靠近胡瓦会堂的提法利特以色列犹太会堂。建设会堂的资金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但主要出资者是巴格达的鲁宾家族和沙逊家族，这个美轮美奂的圆顶会堂是犹太区最高的建筑，于1948年被毁之前一直是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活动中心。亚美尼亚人也有他们自己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石油大亨古尔本基安家族。古尔本基安家族经常到耶路撒冷朝拜，他们在亚美尼亚修道院建造了古尔本基安图书馆。

39 新宗教

公元1860年—公元1870年

皇帝与考古学家：无知的异国人

1859年4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弟弟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成为第一个访问耶路撒冷的罗曼诺夫家族成员，他在日记中简洁地写道：“我终于成功地进入耶路撒冷……这里到处都是人和尘土。”当步行来到圣墓大教堂时，他“饱含眼泪、情感充沛”，而离开这座城市时，他“禁不住哭泣”。俄国沙皇和这位大公曾经计划对耶路撒冷发起文化攻势，俄国外交部的一份报告宣称：“我们必须在东方展示我们的存在，但不是通过政治，而是通过教会……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我们的使命必须在那里。”康斯坦丁大公建立了一个巴勒斯坦学会，还建立了一家俄国轮船公司，目的是运载来自敖德萨的俄国朝圣者。他还视察了占地约7.3万平方米的俄国人的地皮，在这块地皮上，罗曼诺夫家族修建了一个莫斯科风格的小镇。[1]很快，来到耶路撒冷的俄国朝圣者越来越多，罗曼诺夫家族只好额外搭建帐篷来供他们住宿。

英国人和俄国人的做法简直一模一样。1862年4月1日，阿尔伯特·爱德华，这个胖胖的、二十岁的威尔士王子（后来的爱德华七世），在一百位土耳其骑兵的护卫下骑马进入耶路撒冷。

王子暂住在耶路撒冷城外一个大营里，他非常兴奋，想在胳膊上弄一个十字军的刺青。他这次访问无论是在耶路撒冷还是在英国国内，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威尔士王子的访问不仅加快了英国政府对詹姆斯·芬恩的罢免——芬恩被指责在其二十多年的管理中刚愎自用，飞扬跋扈，对财政问题的处理很不得当——而且强化了一种认知，即耶路撒冷不知为何成了英国的一部分。王子在威斯敏斯特主教阿瑟·斯坦利（Arthur Stanley）的引导下参观了耶路撒冷的各个遗址。斯坦利极具影响力的关于圣经故事、考古猜想的书曾使一代英国读者确信：耶路撒冷“是从我们孩童时代开始，就比英国更值得我们珍视的一块土地。”从19世纪中叶开始，考古学突然间不仅成为一门研究过去的科学，而且成为一种掌控未来的方式。考古学立马就有了政治色彩，不仅成为盲目的文化崇拜、社会风尚以及皇室业余爱好，而且成为建造帝国的手段之一，并且促成了军事间谍行为的扩张。考古学成了耶路撒冷的世俗宗教，而且在帝国主义基督教徒（如斯坦利主教）的手中，成了服务上帝的科学——如果考古学上的发现能够确认《圣经》及耶稣受难和死亡的真实性，那么基督徒就可以宣称自己对耶路撒冷这片土地的所有权。

俄国人和英国人并非孤军奋战。许多大国的领事、笃信宗教的部长都把自己想象成考古学家，不过只有美国基督徒真正创立了现代考古学。[2]法国人和德国人并没有落后太多，他们都带着坚定的民族精神在追寻考古学上的精彩发现，而他们的皇帝和首相也都热心地在背后支持他们的“挖掘事业”。就像在20世纪的太空竞赛中要拥有英雄的宇航员一样，在考古学领域拥有著名的专家很快成为当时国家实力的体现，考古学家们被虚夸为“历史的征服者”和“科学的寻宝者”，一位德国考古学家称这种现象为“和平的十字军东征”。

威尔士王子的访问激励了查尔斯·威尔逊上尉，这个身着红色大衣的英国官员和考古学家开始了对耶路撒冷的考察。威尔逊在靠近西墙的链街地下的隧道里发现了希律王时期修建的穿过提罗皮恩谷到达圣殿的大桥的拱门。这个发现意义重大，该拱门现在以“威尔逊拱门”之名为人熟知，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1865年5月，一群显贵在维多利亚女王和蒙蒂菲奥里的支持下，联合成立了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这些人当中既有外交秘书罗素伯爵，也有阿盖尔公爵，沙夫茨伯里不久便成了该基金会的主席。该基金会的章程这样写道：自爱德华一世起，英国王位第一继承人对巴勒斯坦的访问就“将整个叙利亚的大门敞开，供基督徒探访”。在第一次会议上，约克大主教威廉·汤姆森宣称：《圣经》给了“我试着生活的法则”以及“我所拥有的最好的知识，”“巴勒斯坦这块土地属于你和我，它曾经被赐予以色列的先祖。这块土地将会传来我们获得拯救的消息，我们像真正的爱国者一样看待这块土地，就像看待我们亲爱而古老的英国。”

1867年2月，二十七岁的皇家工程师查尔斯·沃伦中尉开始了该基金会所组织的耶路撒冷考察行动。然而，耶路撒冷人对所有在圣殿山周围进行的挖掘活动都持敌意。沃伦租用了圣殿山附近的小块地皮，穿透岩石，开凿了二十七口竖井。沃伦在耶路撒冷挖掘出第一批真正具有考古学意义的文物：一个有“属于国王”印记的希西家国王时代的陶器、圣殿山下面的四十三个地下储水池、位于俄斐勒山上被他认为是大卫王进入耶路撒冷市通道的“沃伦的竖井”、沿着西墙的隧道里面的“沃伦的大门”（该门是希律王时代圣殿的主要入口之一），以及随后发现的老山洞会堂。这个充满冒险精神的考古学家是彰显新科学魅力的代表。在一次地下考古中，沃伦找到了古老的希律圣殿的蓄水池，还乘坐由几块木门板搭建的木筏漂流其中。那些穿着时髦的维多利亚时代服装的女士们坐进篮子里，被下放到他的竖井里。女士们看到眼前的圣经景象，不禁狂喜，乃至昏厥，往往须周围的人帮她们解开紧身胸衣才能苏醒过来。

粗鲁的欧洲游览者嘲笑犹太人在西墙边的“最庄严的集会”，认为那就像一场“闹剧”，这使犹太人感到气愤。沃伦同情犹太人，认为这个“地区必须交由他们治理”，这样最终“犹太公国很可能会在列强担保下成为独立王国”。[3]法国人在考古学方面表现得过分自信，他们的首席考古学家费利西安·德·索西（Félicien de Saulcy）是一个做事粗糙的人，他宣称城墙北边的王陵属于大卫王；而实际上，那是一千年前阿迪亚波纳女王的陵墓。

1860年，穆斯林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屠杀了很多基督徒，起因是他们被苏丹颁布的支持基督徒和犹太人的法律激怒了。然而，这次行动招致了西方人更多的回应：拿破仑三世派出军队去解救黎巴嫩的基督教马龙派教徒，并再次宣称耶路撒冷是经查理曼大帝、十字军东征，以及16世纪的弗兰西斯国王存续下来的。1869年，在法国资金的支持下，埃及在一场由法国皇后尤金妮、普鲁士王子腓特烈（后来的德皇威廉二世的父亲）以及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出席的庆典上开通了苏伊士运河。为了不被英国人和俄国人超过，普鲁士的腓特烈乘船到达雅法，然后乘车来到耶路撒冷。在那里，他让普鲁士在对教堂的争夺和考古竞争中大出风头：他购买了十字军时代拉丁人的圣马利亚教堂遗址，该教堂离圣墓大教堂很近。腓特烈对自信满满的考古学家蒂图斯·托布勒（Titus Tobler）的活动表示支持，托布勒曾宣布：“耶路撒冷必须是我们的。”腓特烈返回雅法时，与奥地利皇帝、耶路撒冷王国名义上的国王弗朗茨·约瑟夫不期而遇，约瑟夫不久前才在萨多瓦战役中被普鲁士人打败。两人冷冷地打了一下招呼。

弗朗茨·约瑟夫在一千名奥斯曼卫兵的护送下飞奔来到耶路撒冷。这些卫兵包括拿着长矛的贝都因人、带着步枪的德鲁兹人、赶骆驼的驮夫，此外，约瑟夫还带着一张巨大的银床——是苏丹赠送的礼物。皇帝记载，“我们下了车，”当大卫塔上的礼炮鸣响时，“我跪在路边亲吻土地。”“每件事物看起来都像从儿时听闻的故事和《圣经》中跑出来的”——他被这种情感征服了。但是，奥地利人和其他欧洲人一样，在购买建筑以推动新的基督教城市的建立。皇帝视察了浩大的土木工事——在苦路上建立一座奥地利救济院。

奥斯曼大维齐尔福阿德帕夏写道：“我将来绝对不容许为了疯狂的基督教徒的利益，而调整任何道路设施……因为他们会把耶路撒冷变成基督徒的疯人院。”但奥斯曼人还是特别为弗朗茨·约瑟夫在雅法修建了一条新路。建造“基督徒疯人院”的势头是挡不住的。

[1]俄国人在这块地皮上修建的建筑包括领事馆，医院，多圆顶的、带有四个钟楼的圣三一教堂，修道院院长的住所，前来耶路撒冷参观的贵族们的公寓，以及能容纳三千名朝圣者的小旅馆，等等。这些建筑看起来就像是巨大而优雅的现代堡垒。在英国委任统治期间，它们曾被用作军事要塞。

[2]爱德华·罗宾逊是传教士，也是纽约圣经文学专业的教授，他热切希望验证《圣经》中关于地理地形的记述。他利用从约瑟夫斯等人那里学到的知识，得出惊人的发现。1852年，罗宾逊在地表发现了被他猜想为穿过峡谷进入圣殿的、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拱门的顶部，从那以后，该拱门便被称为“罗宾逊拱门”。另一个美国人詹姆斯·巴克利博士，既是试图让犹太人改宗的传教士，又是工程师，他建议土耳其人好好保护马穆鲁克王朝的建筑。巴克利发现了希律王时代一个大门顶端的门楣，今天这个大门被称为“巴克利门”。这两个美国人也许一开始只是基督教的传教士，后来却无心插柳地成为考古学家，证明了穆斯林的谢里夫圣地是希律时代的圣殿。

[3]耶路撒冷的挖掘行动结束后，沃伦因在伦敦警察厅长一职上的无能再一次声名远扬，因为他没能抓住“开膛手杰克”，在后来的布尔战争中作为指挥官也表现平平。沃伦的继任者查尔斯·康德和赫伯特·基奇纳（后者随后征服了苏丹）对巴勒斯坦进行了极为成功的勘察，艾伦比将军后来就是用了他们绘制的地图才在1917 年征服了巴勒斯坦。

马克·吐温和“贫民村”

查尔斯·沃伦上尉，这位年轻的考古学家，在穿过雅法门时惊奇地目睹了一次死刑执行的全过程。这次处决因刽子手技术的拙劣而变得更加可怕，当行刑者在犯人脖子上砍下第十六刀时，受害者大声喊道：“疼死我了！”然后，行刑者爬到这个不幸犯人的背上，在其脊柱上来回拉锯，就像在用一只羊献祭。耶路撒冷至少有两张面孔和一种多重特性的混乱：闪闪发光、气派恢宏的大厦与古老的奥斯曼城市并存，前者是由戴着木髓制的遮阳帽、穿着红色大衣的欧洲人建造的，他们很快就把穆斯林区基督教化了；而在后者那里，黑人苏丹卫兵保护着女眷内室，看守着受到谴责的囚犯，那些囚犯的头颅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死刑执行的过程中来回滚动。城门依然在每个日落时分关闭，贝都因人进城时要交出他们的矛和剑。城市的三分之一都是废弃的土地，有一张照片（由亚美尼亚主教拍摄）显示，圣墓大教堂周围全是疏旷的乡村。两个世界频繁地发生着碰撞：1865年，当耶路撒冷和伊斯坦布尔之间首次开通电报时，一个阿拉伯马夫反对设立电线杆，他遭到拘捕，并被吊死在电线杆上。

1866年3月，蒙蒂菲奥里，这位八十一岁的鳏夫，第六次来到耶路撒冷，他简直不敢相信这里的变化。当发现西墙附近的犹太人不仅在雨天无处可躲，而且不时受到圣殿山上的人攻击时，他设法获得了修建一个雨篷的许可。此外，他还试图将西墙买下来——这是犹太人争取拥有自己的神圣场所的许多努力之一——但是失败了。离开耶路撒冷时，蒙蒂菲奥里感到“比其他任何时候都印象深刻”。这并不是蒙蒂菲奥里的最后一次耶路撒冷之行。1875年，他以九十一岁高龄再次返回耶路撒冷，他说：“我看到了一个有着各种建筑的、几乎全新的耶路撒冷拔地而起，这些建筑中的一部分和欧洲的建筑一样优良。”他最后一次离开这座城市时，禁不住若有所思地说：“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离见证上帝对锡安的神圣许诺实现的日子越来越近了。”[1]

旅游手册经常告诫人们，要警惕“肮脏的波兰犹太人”以及“污秽不洁的空气”，但是对一些人来说，朝圣的新教教徒才是耶路撒冷真正的玷污者。塞缪尔·克莱门斯（Sammul Clemens）注意到“麻风病患者、跛子、瞎子、白痴，这些人从四面八方困扰着你”。克莱门斯是来自美国密苏里州的新闻记者，“马克·吐温”是他的笔名。被赞誉为“狂野的幽默作家”的马克·吐温乘着“公谊之城”号在地中海航行，参加了一个号称“伟大的圣地欢乐游”的乘船朝圣游览活动，但是他却将其改名为“伟大的圣地葬礼考察”。马克·吐温将朝圣视作闹剧，嘲讽了美国朝圣者的虔诚，称他们是“无知的异国人”。马克·吐温写道，在见到下一个“景观”之前，“偷偷地走上一百米真是一种放松”。当他听说位于“世界中心”的圣墓大教堂里有一根柱子使用的是当初上帝造出亚当的泥土时，感到非常荒唐可笑。他说：“没有人能够证明污垢不是从这里产生的。”总的来说，马克·吐温对教堂里“虚有其表、华而不实以及俗丽的装饰品”非常反感。至于这座城市，他说：“声名远扬的耶路撒冷，这座拥有历史上最庄严、高贵名字的城市，已经变成了一个贫民村——阴沉凄凉、毫无生命，令人感到伤心。我一点儿也不想生活在这里。”[2]不过，这位“狂野的幽默作家”悄悄地在耶路撒冷给母亲买了一本《圣经》，而且时而回忆道：“我正坐在上帝曾经站过的地方。”

抵达耶路撒冷的旅游者，无论是否笃信宗教，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犹太人，无论是夏多布里昂、蒙蒂菲奥里，还是马克·吐温，都很善于发现神灵曾经站立的地方，但是对在耶路撒冷真实存在的人却熟视无睹。在整个历史长河中，耶路撒冷只存在于热爱它的、远在美洲或欧洲的人们的想象当中。成千上万的访问者既然乘着汽船来了，就期望在此寻找他们过去借由《圣经》建立的想象，印证维多利亚时代赋予他们的刻板的种族观点，想看到充满异域风情的、惊险的、风景如画的、真实可信的世界。抵达之后，他们希望有翻译和导游相陪。他们只看到街道上服饰的多样，却拒绝考虑他们不喜欢的东西，比如耶路撒冷东部地区的污秽，以及卡尔·贝德克尔（Karl Baedeker）所称的“野性的迷信和狂热”。实际上，来自美洲和欧洲的旅行者本应来建设他们期望找到的“真正的”伟大圣城。很可能正是这些因素激发了一些帝国对耶路撒冷的兴趣，至于其他事物——阿拉伯人和塞法尔迪犹太人那充满生气的、半露半掩的生活——他们却很少留意，但这被忽视的才是耶路撒冷的真实面貌。

[1]蒙蒂菲奥里于1885年逝世，享年百岁有余。他和朱迪丝葬在位于拉姆斯盖特的他们自己的“拉结墓”里，墓里有取自耶路撒冷的土壤。蒙蒂菲奥里磨坊现在仍在，而广为人知的、被称为“Yemin Moshe”的蒙蒂菲奥里区则是耶路撒冷最优美的郊区之一，它也是以其名字命名的五个地区之一。蒙蒂菲奥里的准男爵爵位由其侄子亚伯拉罕世袭，亚伯拉罕没有孩子，他的妻子在新婚之夜就疯掉了，蒙蒂菲奥里因此将其财产留给了侄子约瑟夫·塞巴格，所罗门·塞巴格的儿子，出生于摩洛哥的索维拉，此人即后来的塞巴格—蒙蒂菲奥里。蒙蒂菲奥里在拉姆斯盖特的豪宅于20世纪30年代毁于一场大火。在以色列之外，蒙蒂菲奥里是一个几乎被遗忘的人，他的墓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忽视，还受到城郊建筑物杂乱无序的拓展及在其外墙上乱涂乱写的威胁。不过，到了21世纪，他的墓地成了“圣所”，成千上万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在其离世纪念日里前来“朝拜”。

[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克·吐温当时住的穆斯林区的地中海酒店，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被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领袖沙龙将军买了下来，目的是将穆斯林区犹太化。现今，这座建筑为一所犹太神学院所用。马克·吐温的《傻子出国记》一书对怀疑基督的人来说是永恒的经典，美国前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在访问耶路撒冷时就是将这本书当作导览手册的。

40 阿拉伯之城，帝国之都

公元1870年—公元1880年

优素福·哈立迪：音乐、舞蹈、日常生活

真正的耶路撒冷就像一座有着宗教和语言等级的、衣着华丽的巴别塔。奥斯曼的官员们穿着绣花短上衣和欧洲式样的制服；犹太人、亚美尼亚人、阿拉伯基督徒及穆斯林则穿着长袍大衣或者白色衣服，头上戴着象征奥斯曼帝国新改革的崭新头饰——奥斯曼无边毡帽；穆斯林宗教权威学者戴着长头巾，穿着长袍，几乎和塞法尔迪犹太人及传统阿拉伯人一模一样；人数不断增长的贫穷的波兰哈西德犹太人[1]穿着轧别丁[2]大衣，戴着浅顶软呢帽；那些警卫，即欧洲人的保镖，通常是亚美尼亚人，仍旧穿着鲜红色的短上衣、白色马裤，佩带着很大的手枪；光着脚的黑人奴隶侍奉他们的主子服用冰冻果子露；古老的阿拉伯家庭或塞法尔迪犹太家庭（男人们通常很少穿戴上面提到的服饰）成员戴着长头巾或毡帽，穿着系有腰带的长外套、宽大的土耳其裤子，上身还穿有黑色的西式短上衣。阿拉伯人说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亚美尼亚人说亚美尼亚语、土耳其语以及阿拉伯语，塞法尔迪犹太人说拉迪诺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哈西德犹太人则说意第绪语——意第绪语是日耳曼语和希伯来语混合而成的一种中欧语言，大量杰出的意第绪语文学作品流传至今。

如果上述情况令外人感到眼花缭乱，那么苏丹—哈里发统治下的逊尼派帝国则是这个样子：穆斯林处在最上层，土耳其人是统治者，然后才是阿拉伯人。波兰犹太人处在最底层，他们因贫穷而被人嘲笑，他们在礼拜时“哭泣”，伴有一种癫狂般的韵律。不过，在社会中层，民间文化有一定的影响力，每种宗教尽管都有着严格的规则，但不可避免地混合了各种民俗文化的要素。

伊斯兰教斋月临近结束时，所有宗教都会以举办盛宴、在城墙外开办集市、组织娱乐活动及赛马比赛来庆祝，同时，小商小贩还会展示一些淫秽的西洋景，贩卖阿拉伯糖果、过坛龙和土耳其软糖。在犹太人的普珥节期间，穆斯林和阿拉伯基督徒会穿上传统的犹太服装，三大宗教的信徒都会来参加在大马士革门北边“义人西门”墓前举办的犹太野餐。犹太人会赠送无酵饼给阿拉伯邻居，并邀请他们参加逾越节晚宴。在节日结束时，阿拉伯人则会将新烘烤的面包作为回礼赠送给犹太人。犹太割礼师经常给穆斯林小孩行割礼，犹太人也会开派对欢迎从麦加朝圣回来的穆斯林邻居。关系最亲密的要数阿拉伯人和塞法尔迪犹太人，事实上，阿拉伯人称塞法尔迪犹太人是“阿拉伯人的儿子”，一些犹太人和穆斯林妇女甚至还学习拉迪诺语。如果遇到干旱，穆斯林学者会请塞法尔迪犹太拉比祈雨。会说阿拉伯语的塞法尔迪瓦莱罗家族出了耶路撒冷的首席银行家，该家族是许多大家族商业上的伙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拉伯正统基督徒是最仇视犹太人的，当犹太人接近教堂时，他们会唱传统的复活节歌曲或施以私刑，以此进行凌辱。

尽管贝德克尔告诫旅游者“耶路撒冷没有公共娱乐场所”，但耶路撒冷仍是音乐和舞蹈之城。当地人在咖啡屋和地下酒吧见面，在那里吸水烟管、玩西洋双陆棋、看摔跤比赛和肚皮舞表演。每逢婚礼和节日，人们都会跳圆圈舞，歌手们会演唱一些爱情歌曲，如《我的爱人，你的美丽伤害了我》。阿拉伯情歌与安达卢西亚塞法尔迪犹太人的拉迪诺语歌曲轮流上演。伊斯兰教苦修士在鼓和钹的助兴下疯狂地舞动身体。在私人寓所里，犹太和阿拉伯音乐家们用鲁特琴、小提琴、双簧管和铜鼓来共同演奏乐曲。这些乐器在六个土耳其澡堂里回荡，而这些澡堂可以说是耶路撒冷生活的中心。男人们（使用澡堂的时间是凌晨两点到中午）在那里享受舒适的按摩，还可以修理胡须；妇女则可以在那里用指甲花染发剂染发，品尝咖啡。耶路撒冷的新娘们会被唱着歌、敲着鼓的女性朋友带到澡堂，在那里，她们所有的体毛都会用一种类似沥青的糖浆类药品去掉，以配合庆典需要。新婚之夜也是从沐浴开始的，然后新郎和他的伙伴会把新娘从娘家接走。如果这是一个大家族的婚礼，那么新人会走在仆人撑着的华盖下面，前面有火把照明，后面跟着一个鼓手及一队吹奏笛子的人，浩浩荡荡地走上圣殿山。

大家族处在耶路撒冷社会的最顶端。耶路撒冷第一个市政级官员来自达贾尼家族。1867年，二十五岁的优素福·迪亚·哈立迪（Yusuf al-Diya al-Khalidi）成为耶路撒冷第一任市长，从那以后，这一职位通常由大家族的人来担任——有六名市长来自侯赛尼家族，四名来自阿拉米家族，两名来自哈立迪家族，三名来自达贾尼家族。优素福·哈立迪（其母亲来自侯赛尼家族）小时候就逃离耶路撒冷，在马耳他的一所新教学校就读。随后，他在伊斯坦布尔为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土耳其高官工作。他认为自己首先是耶路撒冷人（他称耶路撒冷是他的“故乡”），其次是阿拉伯人（即大叙利亚地区的居民），最后才是土耳其人。他是个知识分子，是阿拉伯文化复兴运动的明星之一，在阿拉伯文化复兴运动中兴办了许多文化俱乐部、报纸以及出版社。[3]不过，首任市长哈立迪发现，他除了要管理市政，还要打仗：土耳其长官派他率领四十个骑手去镇压克拉克地区的反抗活动。他或许是现代史上唯一一位带领骑士远征的市长。

每个大家族都有自己的族旗，它们在耶路撒冷的各个节日中扮演着特殊角色。例如在圣火节上，十三个首要的阿拉伯基督教大家族都会在游行时打着自己的旗帜。先知穆萨节是最受欢迎的节日，在这个节日里，成千上万人骑马或者步行从巴勒斯坦的各个角落赶来接受穆夫提和奥斯曼总督的致意——穆夫提通常来自侯赛尼家族。鼓和钹奏出喧闹的歌舞曲。苏菲派苦修士旋转着身体跳着，他们中的“一些人吞煤充饥，另一些人用长钉凿穿自己的面颊”。耶路撒冷人和纳布卢斯人会打群架，犹太人和基督徒有时会被过度兴奋的阿拉伯亡命徒痛扁一顿。当人群聚集到圣殿山上时，头领会以连续开炮的方式表示欢迎。侯赛尼家族的人骑在马背上，挥舞着他们的绿色族旗，率领车队向杰里科附近的拜巴尔斯圣地行进。达贾尼家族则挥动着他们的紫色“大卫墓旗”。不过，这些拥有各自统治范围的大家族——侯赛尼拥有圣殿山，哈立迪家族拥有法庭审判权，他们在争夺市长职位——仍旧在为最高统治权争斗，仍旧玩着伊斯坦布尔政治的危险游戏。

巴尔干地区正统斯拉夫人在俄国的支持下想获取独立，奥斯曼帝国则在苟延残喘。新登基的强势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Hamid II）苏丹因大肆屠杀保加利亚基督徒出名。在俄国的施压下，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接受了新宪法和议会选举。而在耶路撒冷，侯赛尼家族支持古老的独裁统治，哈立迪家族则是新的自由主义者。哈立迪被选为市长就是要代表耶路撒冷遏制伊斯坦布尔独裁势力的，但是，新宪法不过是一个幌子。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后来撤销了宪法，并着手推动巩固哈里发统治下的新奥斯曼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忠诚运动的联合。这个充满智慧但神经过敏的苏丹（声音小得像小羊在叫，还有突然昏厥的毛病）依靠秘密警察强制执行他的命令，这些警察曾经谋杀他的前任大臣以及一个女奴。尽管苏丹很享受传统特权（他的后宫有九百个侍妾），但他生活在恐惧当中，每天晚上都要检查床下，以防有人行刺。此外，他是个技艺精湛的木工，是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的忠实读者，还是戏院的经理人。

苏丹的高压政策立刻影响了耶路撒冷：优素福·哈立迪从伊斯坦布尔被赶了出来，并被解除市长职务，奥马尔·侯赛尼（Umar al-Husseini）取代他成为新任市长。每当哈立迪家族地位下降时，侯赛尼家族的地位就会上升。同时，俄国终于准备要消灭奥斯曼人，而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累利则出面干涉，以拯救他们。

[1]哈西德派（“Hasidim”对应的希伯来语意为“虔敬”）在耶路撒冷处于上升态势。他们是17世纪神秘主义的继承者，仍旧穿着那个时代独特的黑色衣服。18世纪40年代，一个来自乌克兰的名为以色列·本·埃利泽的信仰修复者取用了巴尔·谢姆·托夫（意为“美名大师”）的名字，发起了一场挑战《塔木德》研究的大规模运动。该派提倡在祈祷、歌唱、舞蹈及践行神秘行动时达到癫狂状态，以此来接近上帝。他们的首要反对者是维尔纳加昂，加昂斥责这样的行为是民间迷信，强调对传统《塔木德》研究的必要性。他们之间的冲突与神秘主义苏菲派和严苛的伊斯兰保守派（沙特瓦哈比派）之间的冲突很相似。

[2] 轧别丁，一种以毛、棉或人造丝织就的粗布料。——译注

[3]18世纪60年代，哈立迪家族开始筹建一座图书馆，该馆收藏了五千余册伊斯兰书籍，其中一些的年代可以追溯到10世纪，此外还有一千两百多份手稿。1899年，拉希布·哈立迪将他的收藏与优素福以及他的侄子们的收藏合并起来，于第二年开设了哈立迪图书馆。该图书馆位于西西拉街马穆鲁克王朝巴克汗陵墓附近，现在仍保存完好。

耶路撒冷刺青：英国王子和俄国大公

迪斯累利刚刚以四百万英镑的价格买下苏伊士运河，钱是从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那里借的。

“谁给你做担保？”罗斯柴尔德问道。

“英国政府。”迪斯累利的秘书答道。

“好吧，拿去吧。”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迪斯累利指引欧洲国家的内阁联合起来限制俄国的发展，并强制执行一个决议，这个决议允许英国占领塞浦路斯。迪斯累利的表现受到德国首相俾斯麦的赞赏，他指着迪斯累利评论道：“老犹太人——他就是这么个人。”奥斯曼人不得不放弃他们的欧洲基督教领地，并被迫承认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权利。1882年，英国控制了埃及，并使其名义上处于阿尔巴尼亚政权的统治之下。英国在中东地区前沿阵地的两个代表人物在他们的世界之旅中拜访了耶路撒冷：一个是英国王室年轻的继承人，十八岁的阿尔伯特·维克多王子，也就是艾迪王子，后来的克拉伦斯公爵；另一个是他的弟弟，十六岁的乔治，也就是后来的乔治五世。[1]

王子们在橄榄山上搭建宿营地，乔治王子写道：“与父亲当年露营的地方几乎一样。”他还认为这是“都城所在地”。据说，营地里有十一个豪华帐篷，由九十五头牲畜运抵，有六十个仆人照料着，而这些都是由旅行社的龙头托马斯·库克安排的。库克是浸礼会信徒，后来成为乔治五世的一个部长。他在1869年开始从事旅游业务，在莱斯特和拉夫堡之间宣传禁酒运动。库克和他的儿子们（其中一个是王子们的随从）成了新观光业的开拓者，他们雇佣一小队由奴仆、警卫和翻译组成的人马保护王子们，防止贝都因人或阿布高什部族人的攻击——阿布高什部落仍然控制着去往雅法的路，要想通过那里，就得贿赂或拉拢他们。这些旅行社所设计的露营地有美轮美奂的丝质帐篷，餐厅和接待室装饰着有异国情调的红色与青绿色阿拉伯图案，甚至备有热水和凉水，而他们所想取得的效果就是为带着足够金钱的英国旅游者营造出一种东方的奇幻场景，就像《一千零一夜》里面描绘的那样。

托马斯·库克的办公地点在雅法门前，那里成了耶路撒冷推动旅游观光的中心地点，标志性事件就是新大酒店的开张（走过拔示巴游泳池就到了，据说拔示巴就是在那里洗澡时被大卫王看见的），[2]以及雅法门外约阿希姆·法斯特酒店的开张。1892年，铁路开通后，耶路撒冷的旅游业才真正发展起来。

摄影业和旅游业是同步发展的。出人意料的是，耶路撒冷摄影业的繁荣竟然与亚美尼亚牧首耶萨伊·加拉贝迪安有关。加拉贝迪安“可能是世上最英俊的当权者”，曾在曼彻斯特学习艺术。他的两个门徒丢掉了亚美尼亚教士之职，在雅法路上开了一家照相馆，向游客兜售摆着“圣经姿势”的阿拉伯人的照片，或者让游客穿着圣经服饰摆出姿势来拍照。有这样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幕：一群留着胡须、穿着羊皮大衣的俄国农民聚在一起，惊奇地看着“一个长着蓝眼睛和美丽头发的英国女士”穿着“绣花的鲜红色衣服”，头上戴着黄铜做的发饰，身上的“紧身胸衣”很好地勾勒出她那“发育良好的胸部”。这位女士摆着姿势站在大卫塔前，异常醒目。俄国人对此既感到震惊，又不觉入迷。

不断发展的新城从建筑样式上来说带有很强的折中主义色彩，因此，今天耶路撒冷的房屋和所有郊区看起来好像属于世界上任何地方，就是不属于中东地区。19世纪末修建的基督教新建筑包括二十七座法国女修道院、十座意大利修道院和八座俄国修道院。[3]当英国和普鲁士共享主教辖区的日子结束后，英国圣公会建造了他们自己的、坚固非凡的英国圣乔治大教堂，并任命了一个英国圣公会主教。但在1892年，奥斯曼人也在大兴土木：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又增添了新的喷泉，建造了新门，并允许人们从此直接进入基督教区。1901年，为了庆祝登基二十五周年，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雅法门修了一座钟楼，这座钟楼看起来好像是属于英国郊区某个火车站的。

同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希腊人和德国人都在城墙外开拓新城。1869年，七个犹太家庭在雅法门外建立了“七家之区”（Nahalat Shiva）。1874年，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开始在米歇雷姆（Mea Shearim）定居，这里现在是一个哈西德区。1880年，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达到一万七千人，在新城形成了绝对多数，他们有九个新郊区。同时，阿拉伯大家族也在大马士革门北边的谢赫贾拉建造他们自己的侯赛尼区和纳沙希比区。[4]据说，大家族的阿拉伯豪宅天花板上的装饰是土耳其和欧式混合风格的。一个侯赛尼家族的人建造了“东方寓所”，该建筑的入口大厅里绘有鲜花和几何图案；另一个叫拉巴赫·埃芬迪·侯赛尼的人建造的豪宅则具有帕夏房间的特征，该建筑高高的圆顶上绘有蓝色天体图案，周围的框架是镀金的叶形装饰。“东方寓所”后来成了一个酒店，再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它成了巴勒斯坦当权者的耶路撒冷指挥部；而拉巴赫·侯赛尼的豪宅则成了耶路撒冷最有名的美国家庭的住所。

[1]在查尔斯·威尔逊、康德上尉及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考古学家们的指引下，两位王子参加了一个塞法尔迪犹太家庭的逾越节家宴，并对这“欢乐的家庭聚会……十足的家庭生活记忆深刻”。他们甚至因为那些人身上的刺青而感到异常兴奋。乔治王子写道：“那个曾经为爸爸（威尔士王子）文身的人为我文了刺青。”

[2]库克办公室外面的广告语是这样的：“托马斯·库克和他的儿子们有耶路撒冷最多的翻译和赶骡人员，有最好的四轮篷车、四轮马车、营帐、马具等！”新大酒店有罗马建筑的遗风：该酒店是第二道城墙的一部分，瓦片上刻着第十军团的标志，还有一根由奥古斯都皇帝的使节树立起来的圆柱，该柱子被当作路灯灯座使用了数十年。

[3]德国建筑学家和考古学家康拉德·希克是他那个时代最多产的建筑师，他设计的建筑对鸽笼式进行了大胆挑战，他自己的家、塔伯宅以及他设计的小教堂，都显示出德国、阿拉伯以及希腊—罗马的风格。

[4]侯赛尼和其他大家族，如新兴的纳沙希比家族，在商业热中变得更加富有。侯赛尼家族的一员负责为新建的铁路提供枕木。1858 年，《奥斯曼土地法》将许多古老的瓦克夫私有化，这使得大家族迅速成为绝对富有的土地所有者和商人。阿拉伯农民是这次改革的输家，只好任由这些封建地主摆布。因此，最后一个哈米德总督劳夫帕夏称这些大家族是“寄生虫”。

美国的“胜利者”：一直为耶稣温着牛奶

1873年11月21日，安娜·斯帕福德（Anna Spafford）及其四个女儿在乘着“维拉·德·哈瓦里”号轮船横渡大西洋时，与另一艘船相撞。船沉没之后，安娜的四个女儿全部溺水而死，只有她自己一个人活了下来。得知四个女儿全部罹难后，她很想投水自尽，随她们而去。然而她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给她的丈夫、成功的芝加哥律师霍拉肖发了一封悲痛欲绝的电报：“只有我活了下来。我该怎么办？”斯帕福德一家放弃原先的生活方式，来到耶路撒冷。他们一开始又遇到了悲剧：他们的儿子因猩红热而惨死，原本有六名子女的家庭只剩下六岁的孩子柏莎。安娜·斯帕福德相信自己“被宽恕而活下来，肯定是有原因的”，不过，这对夫妇也对他们的基督教长老会愤怒不已，因为长老会认为他们一家的遭遇是上天给予的惩罚。后来斯帕福德夫妇成立了自己的救世派别，该派被美国媒体称为“胜利者”，他们相信在耶路撒冷好好工作、犹太人回归以色列地并改宗，将会使基督早日再临。

1881年，只有十三个成人和三个小孩的“胜利者”（他们后来成为耶路撒冷美国侨民区的中坚力量）在靠近大马士革门的一所大房子里安顿下来。1896年，瑞典福音教会的一些农民加入他们，于是他们需要一个更大的大本营，因此租下拉巴赫·侯赛尼在通往纳布卢斯道路上的谢赫贾拉区的宅第。霍拉肖于1888年与世长辞，不过他的“胜利者”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该派在耶路撒冷宣传基督再临，劝说犹太人改宗，将他们的侨民区发展成为福音派的慈善场所——那里有不止一家医院、孤儿院、施粥所，还有他们自己的照相馆、一个商店以及一所学校。“胜利者”的成功引起在巴勒斯坦长期任职的美国总领事西拉·梅里尔（Selah Merrill）的仇视。梅里尔是马萨诸塞州公理会的牧师，是反犹主义者，还是马萨诸塞州安杜佛学院的教授以及不太专业的考古学家。梅里尔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企图摧毁该侨民区居民的生活，指控他们是庸医，是反美主义者，是淫荡的人，是贩卖儿童的人贩子。梅里尔还威胁说要派卫兵驱逐他们。

美国媒体称，这些侨民每天都在橄榄山上沏茶，为迎接基督再临做准备。《底特律新闻报》说：“他们时刻保持着牛奶的温热，以免上帝突然来临；马屁股上也时刻装有马鞍，以免耶稣突然出现；而且有些人还说，他们是永远都不会死亡的。”1882年，这些人在耶路撒冷考古学上扮演了一个特殊角色，他们与英帝国的一位英雄交好，而此人正是英帝国接受《圣经》和刀剑的象征。

在帮助清政府镇压了中国的义和团起义、控制了苏丹后，“中国人”查尔斯·戈登将军在施洗者约翰的村庄安凯伦住了下来。随后，他来到耶路撒冷学习《圣经》，并在美国侨民区最初使用的房子的屋顶上欣赏风光，在那里，他确信骷髅头一样的山的对面就是基督被钉死之地各各他。由于他不遗余力地宣扬这一观点，后来他所谓的“花园墓”竟然成了圣墓的替代品，引来新教徒朝拜。[1]“胜利者”对许多精神比较脆弱的朝圣者非常宽厚仁慈，柏莎·斯帕福德称他们是“安拉花园的卑微者”。她在回忆录中写道：“耶路撒冷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宗教狂人和怪人，这些人有不同程度的精神错乱。”有些美国人视自己为“以利亚、施洗者约翰，或者其他先知，还认为有许多救世主在耶路撒冷四处游荡”。其中有一位“以利亚”试图用石头杀死霍拉肖·斯帕福德。一个名为提图斯的得克萨斯州人认为自己是世界征服者，不过在触摸未婚女子之后被约束住了。还有一个富有的荷兰女伯爵设计了一所宅第，用以接纳《启示录》第7章第4节所说的十四万四千个被赎回来的灵魂。然而，并非所有在耶路撒冷的美国基督徒都能接受犹太人。梅里尔总领事憎恨犹太人和他憎恨“胜利者”一样，他称犹太民族是一个高傲自负、为钱入迷的“软弱民族，塑造不出战士、殖民者，也塑造不出公民”。

慢慢地，美国侨民区欢快的赞美诗吟诵和慈善行为使他们与所有宗教和派别成为朋友，它成了召集每个交游广阔的作家、朝圣者和统治者的第一站。塞尔玛·拉格洛夫（Selma Lagerlöf）是瑞典女作家，曾与斯帕福德一家一起住过，她因为小说《耶路撒冷》赢得诺贝尔文学奖，使得该侨民区一举成名。1902年，在雅法经营着一家酒店的普拉托·冯·乌斯季诺夫（Plato von Ustinov）男爵问起是否能让他的客人住进美国侨民区时，无意中开启了将此处改造成酒店的可能。[2]然而，如果说耶路撒冷这座城市是被西方人改造的，那么在19世纪末，它则是被俄国，这个东正教农民和受迫害的犹太人聚居的帝国控制的，这两种人都无法自持地向耶路撒冷挺进，都从敖德萨乘坐轮船，向耶路撒冷航行。

[1]戈登在耶路撒冷停留的时间因苏丹的马赫迪起义而缩短。他被召回管理苏丹，后来遭到围攻并被杀死在苏丹的喀土穆，据说他死时仍拿着他的《圣经》。花园墓并非“美国垦殖地”唯一的考古学成就，正如我们很早就看到的那样，是雅各布·埃利亚胡发现了在西罗亚隧道工作的工人留下来的铭文，埃利亚胡是一个被伦敦犹太人布道会劝说改宗了的犹太人的儿子，而这个犹太人曾叛逃到美国侨民区。

[2]1904年，酒店开办人的女儿柏莎·斯帕福德嫁给了另一位殖民者弗雷德里克·韦斯特。他们的后代至今拥有这家酒店。

41 俄国人

公元1880年—公元1898年

谢尔盖大公和大公夫人埃拉

俄国农民（其中许多是妇女）经常从他们所在的村子一路向南走到敖德萨，踏上去锡安的旅程。他们穿着“塞得厚厚的大衣以及有毛皮衬里的短上衣，戴着羊皮帽子”，妇女额外再“穿上四五层衬裙，头上戴着灰色的围巾”。斯蒂芬·格雷厄姆（Stephen Graham）是英国记者，他曾经留着蓬松浓密的胡须，穿着俄国农民的罩衫，完美地伪装成俄国人，同他们一起前往锡安。他说这些俄国农民为自己备好寿衣，“抵达耶路撒冷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做的重要事务都将完成。因为就某方面来说，去过耶路撒冷的农民全神贯注于死，正如新教徒全神贯注于生”。

他们乘着“黑暗又肮脏的受补贴的船只航行……在一次风暴中，当桅杆坏了之后，货舱里的农民到处翻滚，就像尸体一样，或者一个抓着另一个，像疯子一样，这场景比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矿井都要糟，而臭味则比任何火焰都令人难以忍受”。在耶路撒冷，这些人受到“一个人高马大的黑山导游的迎接，此人身穿俄国巴勒斯坦协会的华丽制服——深红色和奶油色相间的斗篷、骑马时穿的短裤——引导他们走过耶路撒冷的街道”。他们周围到处都是“阿拉伯乞丐，几乎裸着身子，丑陋得难以言说，还哀号着向他们索要铜币”，导游将他们带到俄国大院。在这里，他们住在“一天三个便士”、面积不小却拥挤的宿舍里，在餐厅里喝芥麦粥、白菜汤、大杯的克瓦斯根啤。俄国人如此之多，“还有阿拉伯男孩在旁边跑过，大声用俄语喊叫‘莫斯科人，很好’”。

“船上有个神秘的乘客”，这一传言伴随着前往耶路撒冷的旅程。当他们到达耶路撒冷并大声喊叫着“哦，上帝，你有无上的荣光”时，他们可能会说“耶路撒冷有个神秘的朝圣者”，而且会宣称自己在金门或希律墙见到了耶稣。格雷厄姆说：“他们一整晚都在圣墓大教堂度过，在那里取圣火，用帽子将其熄灭，他们去世时会把这些帽子带进棺材。”不过，他们还是越来越为“耶路撒冷，这个为富裕的观光者准备的尘世乐土”而震惊，尤其是为“众多奇怪的、脏兮兮的，又长满蛀虫的、颓败的”教堂而震惊。“那里是死亡的摇篮”。他们会通过这样的沉思来安慰自己：“当我们不再凝视耶路撒冷而是让使徒来观察我们时，我们就真的找到了耶稣。”然而，他们的“神圣俄国”却正在发生改变：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实施的解放农奴的举措引燃了改革的期望，然而他无法满足这份要求——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分子时刻试图在他的帝国里暗杀他。在一次袭击事件中，亚历山大二世甚至掏出手枪，射击可能的杀手。不过，1881年，他最终在圣彼得堡被暗杀，双腿被激进分子炸得血肉横飞。

很快就有谣言散布说，犹太人与沙皇的死有密切关联（恐怖分子圈子内有个犹太妇女，不过刺客中并没有犹太人），谣言导致俄国人对犹太人的血腥攻击，这些袭击是政府鼓动的，有时还是由政府组织的。这种劫掠行为使得西方产生了一个新词语：“pogrom”，该词源于俄语“gromit”，意为“屠杀”。新即位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满脸胡须，个子高大，但心胸狭窄，思想保守，他将犹太人视为“社会的毒瘤”，并把忠实的俄国东正教徒对犹太人的迫害归咎到犹太人身上。他在1882年颁布的《五月法令》实际上把反犹主义变成了一项国策，[1]该政策在秘密警察的控制下得到了强制执行。

受到去耶路撒冷朝圣的狂热崇拜的鼓舞，亚历山大三世相信独裁统治和东正教会拯救“神圣俄国”。因此，他任命他的弟弟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为“帝国东正教巴勒斯坦协会”主席，以“强化东正教在圣地的地位”。

1888年9月28日，谢尔盖和他二十四岁的妻子、维多利亚女王漂亮的孙女埃拉，在橄榄山上用白色的石灰石和七个闪闪发光的金色洋葱头圆顶为他们的马利亚·抹大拉教堂祝圣。两人都被耶路撒冷深深感动了，埃拉向维多利亚女王报告说：“当我踏进圣墓时，您想象不到它使我产生了一种多么复杂的感觉，我感到强烈的欢愉，而思绪不断地转向您。”埃拉是出生于黑森—达姆施塔特（HesseDarmstadt）的信奉基督新教的公主，但是她充满热情地接受并改信了东正教，当“看到所有这些在柔弱的婴儿时期就被教导要热爱的神圣地方时”，她是“多么高兴啊”。谢尔盖大公和沙皇都仔细地考察过教堂的设计，埃拉则被委任负责教堂的绘画。埃拉告诉维多利亚女王：“看到上帝为了我们而受苦的地方，就像是一场梦……而在这里祈祷是如此舒适。”埃拉确实需要抚慰。

三十一岁的谢尔盖大公如军人般严格执行纪律，在家里比较专横，一直被秘密地过着同性恋生活的流言困扰，而同性恋生活与他对独裁统治和东正教的坚信是格格不入的。一个表亲这样描述他：“他固执、傲慢、难以相处，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他到处炫耀自己的个性。”谢尔盖大公与埃拉的婚姻将他置于欧洲王权的中心：埃拉的妹妹亚历山德拉将要嫁给未来的沙皇尼古拉二世。

在离开耶路撒冷之前，谢尔盖大公把他对帝国、上帝和考古学的兴趣全部都融入他的新教堂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该教堂刚好就在圣墓大教堂旁边。在买下这块地段极好的土地后，谢尔盖大公和他的建筑工人在这里发现了可以追溯到哈德良圣殿和君士坦丁教堂时代的墙垣，后来在建造教堂时，他就把这些考古发现都融入进来。在俄国大院里，他将“谢尔盖之屋”——这个酒店的主体是带有角塔的奢华的新哥特式塔楼——指定为俄国贵族的休息之地。[2]谢尔盖大公和埃拉的婚姻生活可能是个悲剧，然而，抛开这些建筑和这些建筑所吸引的成千上万个俄国朝圣者不说，谢尔盖大公还有一个卓著的贡献，那就是，作为俄国官方反犹主义的拥护者之一，他将犹太人推进了锡安这个避难所。

[1]“反犹主义”（anti-Semitism）一词于1879年由德国记者威廉·马尔在其《犹太教战胜德意志社会》一书中创造出来，当时是为了描述社会上新出现的、不同于旧有宗教仇视的，对犹太人的种族仇视。

[2]“谢尔盖之屋”严格来说是属于谢尔盖的，2005年普京总统访问以色列时对其非常欣赏，据说他当时非常感动，还流泪了。以色列在2008 年将这个酒店还给了俄国。

谢尔盖大公：俄国犹太人和大屠杀

1891年，亚历山大三世任命谢尔盖大公为莫斯科总督，大公即刻就将两万犹太人驱逐出这个城市，他派出哥萨克骑兵和警察在逾越节第一个晚上的午夜包围了他们的居住区。埃拉写道：“我不相信我们将来不会因此事而受到审判。”不过谢尔盖“相信，这样做是为了我们的安全着想，但我在此事中只看到了遗憾，别无其他。”[1]

俄国有六百万犹太人，他们一直以来都很尊崇耶路撒冷，祈祷时都会面向房屋的东墙。然而，现在俄国的这场大屠杀却逼迫他们要么革命（一些人拥护社会主义），要么逃亡。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撤离开始了，即第一次“阿里亚”[2]。“阿里亚”一词的意思是“升到更高的地方，升到耶路撒冷的圣山上”。在1888到1914年间，有两百万犹太人离开俄国，不过他们中的百分之八十五不是去了“应许之地”巴勒斯坦，而是去了“黄金国度美国”。但是仍有千万人把眼睛对准了耶路撒冷。1890年，俄国犹太移民开始改变这座城市的风貌：四万名耶路撒冷人中有两万五千名都是犹太人。1882年，土耳其苏丹发布命令，禁止犹太人的移民活动，1889年又规定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停留的时间不能超过三个月，不过这些措施几乎没有得到执行。虽然以优素福·哈立迪为首的阿拉伯大家族们请求伊斯坦布尔方面制止犹太人的移民活动，但犹太人还是持续不断地到来。

自从《圣经》的作者们创造了关于耶路撒冷的故事，自从这座城市的历史成为传遍全世界的故事，耶路撒冷的命运便在很久以前被巴比伦王国、波斯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英国以及沙皇俄国的统治者书写。1896年，一个奥地利记者出版了一本将定义20世纪的耶路撒冷的书——《犹太国》（The Jewish State）。

[1]亚历山大三世死于1894 年，他那涉世未深、才能平庸又不太走运的儿子尼古拉二世继任为新的沙皇，此人承袭了父亲对专制统治的顽固信仰。尼古拉二世很喜欢“谢尔盖叔叔”，非常信任他。作为总督，谢尔盖大公要全面负责在莫斯科举行的加冕礼庆典，但是在这次庆典中，有几千个农民因踩踏事故不幸死亡。可是谢尔盖大公却建议侄子继续庆祝，并企图逃避责任。

[2]阿里亚（Aliyah）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上升”“攀登”，原指犹太人去耶路撒冷的朝圣活动，意味着精神上会得到“升华”。后来泛指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活动，同于英语中的“immigration”，即移民运动。——译注

第九部分

犹太复国主义

这个一直处于被世人讨论（的中心）的男人，拿撒勒可爱的梦想家，除了给耶路撒冷增加仇恨之外什么也没有做。

——西奥多·赫茨尔，《日记》

雅卫愤怒的脸孔郁郁凝视着这些炙热的岩石，这些岩石比地球上任何地方都目睹了更多所谓神圣的杀戮、强奸及掠夺。

——阿瑟·凯斯特勒

如果一块土地有灵魂，那么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地的灵魂。

——戴维·本—古里安

没有哪两个城市比雅典和耶路撒冷更能引起人们的重视。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六卷《胜利与悲剧》

做一个耶路撒冷人并不容易。在耶路撒冷，痛苦与欢乐并行，伟大的人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也会变得渺小。教皇、主教、国王都摘下了他们的王冠。这是王中之王的城市，世俗国王和君主都不配做她的主人。没有人真正拥有过耶路撒冷。

——约翰·提勒，《我是耶路撒冷》

芸芸众生中，

身负重荷的异教徒，

必须承受以色列的仇恨之重，

因为他不会再次把胜利带给耶路撒冷。

——吉卜林，《耶路撒冷的负重》

42 德国皇帝

公元1898年—公元1905年

赫茨尔

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是维也纳的文学批评家，据说他“英俊非凡……杏仁般的双眼上长着浓密而忧郁的黑睫毛”，从侧面看，他就像是“亚述人的皇帝”。他是个彻底被同化了的犹太人，穿着翼形领和双排扣的礼服，有三个孩子，婚姻并不幸福。“他不属于犹太民族”，与衣衫褴褛、长着卷发、住在东欧小镇的犹太人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他是训练有素的律师，不说希伯来语，也不说意第绪语。他会在家中摆放圣诞树，不会自找麻烦地给他的儿子行割礼。但是，1881年发生在俄国的大屠杀从根本上震撼了他。1895年，当反犹主义煽动者卡尔·鲁伊格（Karl Lueger）当选维也纳市长时，赫茨尔写道：“犹太人流露出一种绝望的情绪。”同年，他在巴黎报道“德雷福斯事件”[1]，在这一事件中，一个无辜的犹太军官被陷害为德国间谍，赫茨尔目睹了巴黎暴民在法国，这个犹太人已经获得解放的国度里尖叫着喊道“处死这个犹太人”的情景。这使他更加确信对犹太人的同化不仅失败了，而且激起了更强烈的反犹情绪。他甚至预言，反犹主义将来有一天会在德国合法化。

赫茨尔的结论是，没有自己的家园，犹太人就永远不会安全。一开始，他这个半实用主义半乌托邦主义者梦想着建立一个德国式的贵族共和国，一个由参议院管辖的犹太威尼斯，尊贵的共和国总督由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担任，他本人任总理。他设想的犹太国是世俗化的：高级教士“将穿着引人注目的法袍”，军队由佩戴银质胸甲的骑兵组成，现代犹太公民则会在现代化的耶路撒冷打板球和网球。罗斯柴尔德家族从一开始就对建立任何犹太国家持怀疑态度，因此拒绝了赫茨尔的建议。然而，赫茨尔的想法很快便发展成熟，变得更加可行。1896年2月，他在《犹太国》一书中宣告：“巴勒斯坦是我们永远难忘的历史家园……马加比人将会再度崛起，我们最终将作为自由人生活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并在我们自己的家园里平静地死去。”

“犹太复国主义”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这个词汇早在1890年就被创造出来了。而现在，赫茨尔通过政治语言和政治组织来阐述这种古老的观点。自大卫王时代，尤其自巴比伦流放以来，犹太人就一直设想在耶路撒冷生存。犹太人祈祷时是朝着耶路撒冷方向的；每年的逾越节，他们都祝愿彼此“来年相聚在耶路撒冷”；他们在婚礼上摔碎杯子、留着房屋的一角不加装饰，以此纪念被毁的圣殿。他们一直在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希望死后葬在那里，在每个可能的时刻围绕着圣殿的墙垣祈祷。即便受尽迫害，他们仍旧坚持生活在耶路撒冷，只有当局以死亡为要挟，禁止他们在那里生活时，他们才离开。

欧洲新兴的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激起人们对犹太人这个超国家的、世界性的民族的种族仇恨；与此同时，民族主义以及法国大革命后所赢得的自由必定鼓舞着犹太人。波将金亲王、拿破仑皇帝以及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都相信犹太人有朝一日会回归耶路撒冷，就像波兰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那样。当然，美国和英国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对此深信不疑。不过，犹太复国主义的先行者都是正统的犹太拉比，这些人是从期盼弥赛亚降临的角度来看待犹太人的回归。1836年，普鲁士的阿什肯纳兹犹太拉比兹维·希尔施·卡里舍尔（Zvi Hirsch Kalischer）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蒙蒂菲奥里交涉，希望他们资助建立一个犹太国家，随后，他撰写了一本书《追寻锡安》。大马士革“血祭诽谤”事件发生后，来自萨拉热窝的塞法尔迪拉比耶胡达·海·阿尔切莱（Yehuda Hai Alchelai）建议生活在伊斯兰世界里的犹太人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并在巴勒斯坦购置土地。1862年，摩西·赫斯（Moses Hess），卡尔·马克思的同志，在其《罗马与耶路撒冷：最后的民族问题》一书中预言说，民族主义会导致种族反犹主义，还建议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犹太社会。不过，最终还是发生在俄国的集体迫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利奥·平斯克（Leo Pinsker），一个来自敖德萨的内科医生，在《自我解放》中写道：“我们必须把自己重建成一个鲜活的民族。”该书的写作时间正是赫茨尔生活的那个时代。平斯克鼓励俄国犹太人新的运动组织“圣山热爱者”（Lovers of Zion）在巴勒斯坦地区进行农业垦殖。尽管他们中许多都是世俗犹太人，但哈伊姆·魏茨曼，这个年轻的犹太教笃信者却坚称：“我们的犹太性和犹太复国主义是相通的。”1878年，巴勒斯坦犹太人在海边建立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h，意为“希望之门”），与此同时，罗斯柴尔德家族中的埃德蒙男爵在巴勒斯坦地区资助俄国犹太移民建立农业垦殖村庄“里雄莱锡安”（Rishonle-Zion），他捐助的款项高达六百六十万英镑。和蒙蒂菲奥里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试图买下耶路撒冷的城墙。1887年，穆夫提穆斯塔法·侯赛尼与其达成协议，但协议后来泡汤了。1897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再次努力，侯赛尼·谢克·哈拉姆（Husseini Sheikh al-Haram）最终断了他们的念想。

1883年，早在赫茨尔的书出版之前，两万五千名犹太人在第一波移民潮中到达巴勒斯坦，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来自俄国。19世纪70年代，耶路撒冷同样吸引了不少波斯犹太人，80年代时有不少也门犹太人来到此地。[2]这些人都倾向于生活在自己的社区里。例如，来自布哈拉（Bokhara）的犹太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布哈拉区，其中包括曾为成吉思汗切割钻石的珠宝商穆萨耶夫家族。布哈拉区按网格形式排列有致，其建筑宏大，有的是新哥特式，有的是新文艺复兴式，还有一些摩尔式的大楼则被设计成类似中亚城市建筑的样式。

1897年8月，赫茨尔在巴塞尔主持召开了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之后他在日记中引以为傲地说：“在巴塞尔，我创建了犹太国。如果我今天就把这句话大声说出来，将会受到普遍的嘲笑。也许五年，最多五十年，每个人都会看到它的实现。”他们确实看到了。赫茨尔成了一个新型政治家和宣传员，坐着欧洲的新铁路到处去游说那些国王、部长及出版业巨头。他那被透支的身体每况愈下，并向他提出挑战，而他脆弱的心脏很可能随时要了他的命。

赫茨尔相信犹太人的建国不能依靠最下层的居民，而要靠皇帝的赐予和财阀的资助。罗斯柴尔德和蒙蒂菲奥里一开始都对犹太复国主义不屑一顾，不过最早的几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却都有弗朗西斯·蒙蒂菲奥里男爵，也就是摩西·蒙蒂菲奥里的侄子在做点缀，“此人是一个非常愚蠢的英国绅士……在瑞士那炎热的夏季里竟然戴着白色手套，因为他要握的手实在是太多了”。然而，赫茨尔需要一个有权势的人去与苏丹交涉，他坚信，他的犹太国应该是讲德语的，因此，他把目标转向一个现代君主的典范——德国皇帝。

威廉二世正在计划一次东方之行，即先去见奥斯曼苏丹，然后前往耶路撒冷参加圣墓大教堂旁边新教堂的落成典礼——新教堂所在地已经被转让给他的父亲腓特烈皇帝。实际上，威廉二世的计划远不止这些，他为自己与苏丹的外交活动感到自豪，还将自己视为前往圣地朝圣的新教教徒。最重要的是，他希望能为奥斯曼人提供保护，提升他的新德国的威望，并抵制英国的影响。

“我要去见德国皇帝，并对他说‘让我们的人民离开吧’。”赫茨尔做出了这个决定，并决心将他的犹太国建立在“这个伟大、强盛、尊奉道德、统治完美、组织严密的德国支持的基础上”。他认为，“通过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很可能会再次喜欢上德国”。

[1]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是法国参谋部的一位犹太炮兵上尉，1894 年被指控向德国驻法国武官出卖军事情报，法国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德雷福斯终身监禁。几年之后，这一案件被证明是一起冤案，真正的罪犯被发现了。德雷福斯是一位被同化的犹太人，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国民众表现出极强烈的反犹主义情绪，许多人上书政府，要求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译注

[2]耶路撒冷的“波兰犹太人”多是来自俄国的哈西德派教徒，哈西德派的一些支派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由少数人决定上帝再临和最后审判日的日期，是对上帝的亵渎。

威廉二世：“帝国的寄生虫”

德国皇帝不可能是犹太人的捍卫者，当他听说犹太人可能要被安置在阿根廷时，他说：“哦，如果能把我们的人也送到那里就好了。”当听说了赫茨尔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后，他写道：“这些可怜的犹太人要到巴勒斯坦去，我很赞成，他们越早走越好。”尽管他定期会见德国的犹太工业家，并与犹太船主阿尔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成了好朋友，但是从内心来说，他是反犹主义者，到处嚷嚷着要反对犹太资本主义这个有毒的九头蛇。他认为犹太人是“帝国的寄生虫……正在扭曲和腐化”德国。几年之后，身为被废黜的君主，他提出用毒气大规模灭绝犹太人的建议。然而，赫茨尔当时觉得“这个反犹主义者正在成为最可信赖的朋友”。

赫茨尔必须渗入德国皇帝的宫廷。首先，他试着去面见德皇那很有影响力的叔叔——巴登大公弗雷德里希。此人对寻找约柜的方案很感兴趣。弗雷德里希给其侄子、德国皇帝写信，德皇让奥伊伦堡亲王就犹太复国主义计划写份报告。奥伊伦堡亲王是德皇最好的朋友、驻维也纳大使，也是德皇的谋士，他对赫茨尔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是扩大德国影响力的途径这一说法非常着迷。德皇也同意“闪族的活力、创造力以及效率，将会成为比乳臭未干、沉闷枯燥的基督徒更有价值的目标”。正如那个时代大多数的统治者一样，威廉二世相信犹太人拥有控制世界运转的神秘力量：

我们敬爱的上帝比我们更加清楚地知道，是犹太人杀死了我们的救世主，他也相应地对他们做出了惩罚。不应忘记的是，考虑到国际犹太资本所代表的巨大而又极度危险的力量，如果希伯来人能够充满感激地敬仰这种力量，对德国来说将是个巨大的利好。

德皇给了赫茨尔一个好消息：“令人恐惧的反犹主义的水螅在到处烦人地冒头，担惊受怕的犹太人正在寻找一个保护者。到时候，我会与苏丹进行斡旋的。”赫茨尔听后欣喜若狂：“太好了，太好了。”

1898年10月11日，德皇和皇后登上皇家列车，随行的有他的外交大臣，二十个朝臣，两个医生，以及八十个侍女、仆役和保镖。德国皇帝热切地希望给世界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他亲自设计了一套特别的灰白色制服，这套制服包括一条标准长度的十字军式样的面纱。10月13日，赫茨尔和四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一起乘坐东方快车，从维也纳出发。他们带了一个衣柜，里面有白色领带和燕尾服，以及遮阳帽和旅行装。

在伊斯坦布尔，威廉二世最终接见犹太复国主义者赫茨尔，他对赫茨尔的评价是：“一个有着贵族心智的理想主义者，聪明，智慧，一双眼睛神采丰富。”德皇说他之所以支持赫茨尔，是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很多高利贷者，这些人如果住在垦殖地，会更有用”。赫茨尔对德皇这种中伤犹太人的言论表示抗议。德皇问他见到苏丹后应该提什么要求，赫茨尔回答说：“建立一个在德国保护下的特许公司。”于是德皇邀请赫茨尔在耶路撒冷与他会面。

赫茨尔对德皇印象深刻。霍亨索伦王室皇帝权力的典型形象是“非凡的、蓝色海洋般的眼睛，漂亮而严肃的面孔，直率，和蔼，无畏”，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威廉二世当然富有智慧，知识渊博，而且活力四射，然而，他又过于焦躁不安、反复无常，甚至奥伊伦堡亲王都担心他精神上有问题。在罢免了俾斯麦的首相之职后，他控制了德国的政治，然而他太不稳定了，因而不能很好地维持局面。他的私人外交是场大灾难，他写给部长们的函件简直让人无法容忍，为此部长们不得不将之锁在保险柜里；而他那清楚明确得令人忧心的讲话——鼓励他的军队像匈奴人一样去射杀德国工人或者屠杀敌人——同样让人尴尬不已。[1]1898年时，威廉二世已经被视为半个小丑和半个战争贩子。

然而，他还是将犹太复国主义计划讲给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听，苏丹坚定地予以回绝，并告诉他的女儿：“犹太人可以把他们大把的钱节省下来。当我的帝国被分割时，他们或许可以不花一分钱得到巴勒斯坦。但是只有我们的尸体可以被分割。”威廉二世为伊斯兰教的活力惊诧不已，因而失去了对赫茨尔的兴趣。

1898年10月29日下午3点，德国皇帝穿过城墙的一个缺口——与雅法门紧挨着的那个缺口，骑着白色战马进入了耶路撒冷。

[1]威廉二世难以预知的行为经常让其周围的人惊诧不已。他早期性生活中那些特别的嗜好，包括戴手套、沉溺于施虐和受虐，都不得不被掩饰住；他的一个朝臣——一位已过中年的普鲁士将军，在给他跳舞时死于心脏病，因为除了芭蕾舞裙和一条羽毛做成的女用长围巾外，这位将军什么也没穿；另一个朝臣在供他娱乐时，打扮得像只行乞的卷毛小狗：“穿着裁剪过的紧身衣，衣服上画着直肠标记的地方开着口，上面是一条真正的狗尾巴。我已经看到皇帝在和我们一起大笑了。”他的朋友奥伊伦堡亲王在其私密的同性恋生活被揭露出来后，因陷于性丑闻而身败名裂。当涉及他人的道德问题时，威廉二世显示出维多利亚时代的自负，他后来再也没有同奥伊伦堡亲王说过话。

德皇与赫茨尔：最后的十字军与第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

德皇穿着白色制服，戴着金线缝制的标准长度的呢斗篷面纱，面纱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他头戴尖顶帽盔，上面还镶着一只闪亮的金鹰。在一队高大威猛的普鲁士轻骑兵和苏丹枪骑兵的护送下，德皇一行人鱼贯进入耶路撒冷。普鲁士士兵戴着铁制头盔，挥舞着十字军式样的旗帜，苏丹的士兵则穿着红色背心、蓝色裤子，戴着绿色头巾，手执长矛。皇后穿着绘有图案的丝质长裙，系着腰带，戴着草帽，与她的两个随身侍女坐在马车里，紧随其后。

赫茨尔在一个住满德国官员的酒店里观看了德国皇帝的这场“表演”。德皇明白，耶路撒冷是一个宣传其帝国新面貌的理想舞台，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为他的表演所感染：继承亡夫权位的俄国皇后认为他的表现“令人反胃，极其可笑，让人厌恶”。威廉二世是首位为国事访问而任命了一位官方摄影师的国家元首。十字军制服和摄影师装备验证了奥伊伦堡亲王所称的，德皇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品性：一种是骑士般的，追忆中世纪美好生活的品性，另一种则是现代的”。

据《纽约时报》报道，“人们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城市里的男人戴着白色头巾，喜气洋洋地身着条形上衣，土耳其军官的妻子们穿着华美的丝质米拉耶（milayes），生活富裕的农民穿着飘逸的火红色土耳其长衫”，骑着良驹的贝都因人“穿着又大又笨重的红靴子，皮质腰带勒着束腰的宽松外衣，外衣上缀有大量小型武器”，还戴着阿拉伯头巾。他们的酋长们则携带矛刃周围布满鸵鸟羽毛的长矛。

在犹太人的凯旋门前，一个留着长须、九十多岁、穿着土耳其长衫、包着蓝色长头巾的塞法尔迪大拉比和他的阿什肯纳兹同伴向威廉二世呈递了一部《托拉》，威廉二世还受到市长亚辛·哈立迪的欢迎。市长当日身披紫色披风，戴着金线环绕的头巾。威廉二世在大卫塔下马后，便和皇后步行进入耶路撒冷。为防备无政府主义者的刺杀（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不久前遭到了暗杀），围观的群众都被清空了。牧首们引导戴着珠宝的皇帝、皇后进入圣墓，威廉二世踏着耶稣曾经的足迹，心跳加快，愈发激动。

当赫茨尔等着德皇的传唤，并对这座城市进行考察时，皇帝把一座罗马式塔楼献给了救世主教堂，该建筑是他亲自设计的，倾注了“特别的关心和爱”。在参观圣殿山时，德皇这个热情的考古学家向穆夫提提出对此地进行挖掘的要求，但是穆夫提礼貌地拒绝了。

11月2日，赫茨尔最终得到皇帝的召见。这五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如此紧张，以至于其中一人建议带上镇静剂。他们身着燕尾服，戴着白领带及大礼帽，穿戴得体地来到大马士革门北边威廉皇帝的营帐。这是一个由托马斯·库克旅行社安排的拥有二百三十个帐篷的豪华村庄，由一百二十架马车、一千三百头马匹运送行李，还有一百个马车夫、六百个司机、十二个厨师、六十个侍者，所有这些都由土耳其军团守卫保护。随行的艺术大师约翰·梅森·库克说，这是“自十字军东征以来耶路撒冷最大的盛会。我们将这个地区的马匹、马车和食物几乎一扫而光”。英国画报《笨拙》（Punch）嘲笑威廉二世是“库克的十字军”。

赫茨尔见到德国皇帝时，皇帝“穿着灰色的殖民地制服，戴着有面纱的头盔、褐色的手套，十分奇怪的是，他还拿着一条骑马用的短马鞭”。这个犹太复国主义者走近皇帝，“止步，鞠躬。威廉二世则友好地伸出手”，然后教导他。他说：“这片土地需要水和树荫。这里为所有人准备了空间。你们的运动背后的思想很健康。”赫茨尔解释说安装供水设备虽然可行，但常昂贵，德皇于是回应说：“好吧，你们有很多的钱，比我们所有人的钱都多。”赫茨尔提议建设一个现代化的耶路撒冷，但是德皇终止了会见，“既没说行，也没说不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国皇帝和赫茨尔都不喜欢耶路撒冷。威廉二世曾写道：耶路撒冷是“一个凄凉、贫瘠、堆满石头的地方……被由大片非常现代的犹太聚居地组成的郊区给毁掉了。有六万犹太人住在那里，油腔滑调，污秽不堪，善于逢迎，卑躬屈膝，他们什么也不干，每天只想从其邻人那里榨取每一分钱——他们就是大批现世的夏洛克”。[1]不过，他给其表亲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写信说，他对天主教徒的“圣物崇拜”更加鄙视：“当离开圣城的时候，我在穆斯林面前感到非常丢脸。”而赫茨尔也完全同意这样的话：“哦，耶路撒冷，将来记起你时，我将不会产生任何高兴的情绪。两千年来由残忍、偏执、肮脏而形成的腐朽沉淀物，就在那散发着烟臭味的小巷里。”至于西墙，赫茨尔认为，那里遍布着“可怕、悲惨和混乱的贫民窟”。

不过，赫茨尔梦想着“如果耶路撒冷从来都是我们的，我将清除掉任何不洁的东西，摧毁充满污秽的事物”，并把耶路撒冷老城维护成像卢尔德或麦加那样的圣地：“我想在圣地周围建造一个空气舒适、下水道设施良好的崭新城市。”赫茨尔随后决定耶路撒冷应该被共享：“我们要扩张耶路撒冷的领土，这样它就不会属于任何人，而是属于每一个人，它那些神圣之地是所有信仰者的共同财产。”

当德皇离开耶路撒冷，来到通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时（在那里，他宣布自己是伊斯兰教的保护者，并捐资修建了一座新的萨拉丁陵墓），赫茨尔从三个身穿土耳其长衫、身材魁梧的犹太搬运工身上看到了未来，他说：“如果我们能往这里带来三十万像他们这样的犹太人，所有的以色列地都将是我们的。”

那时的耶路撒冷确实已经是巴勒斯坦的犹太中心。在四万五千三百个居民中，有两万八千人是犹太人，这种人口上的增长引起了阿拉伯领导人的担忧。1899年，年迈的优素福·哈立迪对其朋友、法国首席拉比扎多克·卡恩（Zadok Kahn）说：“谁能对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的权利提出异议呢？……上帝知道，从历史上来说，巴勒斯坦实际上是你们的领土，”但“残酷的事实”是，“巴勒斯坦现在是奥斯曼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为严肃的问题是，居住在这里的，不只有以色列人。”哈立迪的这封信率先提及了“巴勒斯坦民族”这一概念（哈立迪是耶路撒冷人、阿拉伯人、奥斯曼人，最后才是这个世界的公民），也否定了犹太人声称的占有锡安的必要性，他预见犹太人的回归尽管是古来有之的、合法的，但必将与阿拉伯人古老的传统、合法的存在发生冲突。

1903年4月，在沙皇内政部长维亚切斯拉夫·冯·普列韦（Viacheslav von Plehve）的支持下，在基希讷乌（Kishinev）对犹太人进行的集体迫害，在俄国全境掀起一轮反犹主义杀戮和恐怖的疯狂行为。[2]惶惶不安当中，赫茨尔赶到圣彼得堡，与普列韦这个极端反犹主义者磋商。在与德国皇帝和苏丹的商谈毫无进展后，赫茨尔便开始在圣地之外寻找一个临时的领地。

赫茨尔需要一个新的支持者，他提出犹太人的家园要么建在塞浦路斯，要么就建在英国掌控下的埃及西奈半岛的阿里什附近，这两个地方都离耶路撒冷比较近。1903年，第一代罗斯柴尔德勋爵内森终于开始接受犹太复国主义，他将赫茨尔介绍给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张伯伦直接排除了塞浦路斯的可能性，但同意考虑阿里什。赫茨尔雇了一个律师为犹太人定居地起草了一份特许权申请书。这个律师就是四十岁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大卫·劳合·乔治，他随后的决定将会比自萨拉丁以来任何人的决定更能改变耶路撒冷的命运。令赫茨尔非常失望的是，这个特许申请被驳回了。张伯伦和英国首相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又提出用另一块土地——乌干达或者肯尼亚的一部分——做犹太人的领地，赫茨尔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暂时接受。

尽管赫茨尔未能成功争取到皇帝和苏丹的支持，他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却成功激励了备受迫害的俄国犹太人，尤其是普朗斯克一个富裕律师家庭的孩子——戴维·格鲁恩（David Grün）。这个当时只有十一岁的男孩认为，赫茨尔就是弥赛亚，能带领犹太人回到以色列。

[1]德国皇帝日耳曼式的巨人症改变了现代耶路撒冷的天际线。他的奥古斯塔·维多利亚要塞耸立在橄榄山上，这是一座中世纪式的德国堡垒，带有一个极其丑陋的塔楼，塔楼非常高，从约旦河那里都可以看到。他那建在锡安山上的天主教圣母安眠堂，外表模仿的是沃尔姆斯大教堂，内部模仿的是亚琛的查理曼的小礼拜堂，该教堂有着“众多的塔楼，更适合莱茵河谷地区的景观”。

[2]大概在这个时候，沙皇的顶级秘密警察、身在巴黎的奥克瑞纳长官彼得·拉奇科夫斯基命人杜撰了一本名为《锡安贤达议事录》的小册子，他宣称这是1897年赫茨尔在巴塞尔召开的犹太复国主义大会的秘密记录。实际上该书是由1844年法国出现的一部反对皇帝拿破仑三世的讽刺性作品以及1868年德国人赫尔曼·古德切所写的反犹主义小说改编而成的（大部分都是直接剽窃过来的）。《锡安贤达议事录》所写的是犹太人深入到各个政府部门、教会以及新闻媒体中，并挑起战争和革命的荒谬的、恶魔般的计划，目的是创建一个犹太独裁者所统治的世界帝国。该书于1903年出版，旨在在俄国激起反犹主义浪潮，因为当时俄国沙皇的统治受到犹太革命者的威胁。

43 耶路撒冷的乌得琴演奏者

公元1905年—公元1914年

戴维·格鲁恩成为戴维·本—古里安

戴维·格鲁恩的父亲是当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先驱——“圣山热爱者”——的领导人，也是狂热的希伯来语学者，所以戴维从小就学习希伯来语。不过，就和其他的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格鲁恩在得知赫茨尔接受了乌干达计划时，非常震惊。在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赫茨尔试图兜售他所谓的“乌干达主义”，然而他取得的唯一成功便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分裂。他的竞争对手，英国剧作家、用“熔炉”一词描述美国犹太移民同化的伊斯雷尔·赞格威尔另起炉灶，创建了“犹太领地主义组织”，寻求建立一个不切实际的不在巴勒斯坦的锡安；奥地利富豪莫里斯·德·赫尔希男爵支持在阿根廷建立犹太垦殖地；纽约金融家雅各布·希夫则在推动“加尔维斯顿计划”，即在得克萨斯州为俄国犹太人建立一个“孤星锡安”；还有更多的人支持将犹太家园建在阿里什，因为这个地方离巴勒斯坦很近，而犹太复国主义如果没有锡安山便什么也不是。然而，这些计划没有一个发展良好，[1]而赫茨尔本人也因长年奔走而筋疲力尽，不久便英年早逝，享年四十四岁。他成功地发起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将其作为解除犹太人苦难，尤其是俄国犹太人苦难的方法之一。

年轻的戴维·格鲁恩认为“我们总结出打败乌干达计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以色列地定居”，但他还是对赫茨尔的死深表哀痛。1905年，沙皇尼古拉二世遭遇一场几乎让他失去王位的革命，这场革命的许多参与者都是犹太人——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是最有名的一个——不过，他们实际上都是放弃“种族”和“宗教”观念的国际主义者。然而，尼古拉二世认为杜撰出来的反犹小册子《锡安贤达议事录》中的计划正在变成现实。他写道：“这个册子是多么有预见性啊……1905年真的是被犹太贤达控制的一年。”在被迫接受宪法的同时，他借助诨名为“黑色百人团”的民族主义复仇者，煽动起反犹主义大屠杀，试图恢复他那遭受重创的专制统治。

发生在俄国的大屠杀迫使戴维·格鲁恩登上从敖德萨发往圣地的朝圣船，他当时已经是社会主义政党锡安工人党的一名成员。这个来自普朗斯克的男孩是第二次阿里亚的典型代表，但这批移民多是世俗人士，其中许多人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将耶路撒冷视为中世纪迷信思想的一个巢穴。1909年，这些移民在古老的雅法港附近的沙丘上建立了特拉维夫；1911年，他们又在北部创建了一个新的集体农庄，即第一个基布兹（kibbutz）。

到达巴勒斯坦后的头几个月，格鲁恩并没有去参观耶路撒冷。他一直在加利利的田地里工作，直到20世纪初，二十四岁的他才动身前往耶路撒冷，为一份犹太复国主义报纸撰写文章。他体型瘦小，皮包骨头，长着卷发，经常穿着俄国式的工作罩衫以强调其社会主义者的身份，他采用了“本—古里安”（Ben-Gurion）的笔名，该名字源自西门·巴尔·科赫巴手下一个中尉的名字。旧罩衫和新名字显示了这个正在冉冉上升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两面性。

就像那个时代他的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者同伴一样，本—古里安认为一个社会主义犹太国家应该没有暴力，不会奴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或者将他们逐走，相反，这个国家应该和他们共存。他确信犹太人和阿拉伯工人阶级会携手合作。毕竟，奥斯曼帝国的西顿和大马士革省及耶路撒冷区，正如巴勒斯坦当时被人所知的那样，都是穷困至极的闭塞地区，稀稀拉拉地住着约六十万阿拉伯人，那里有大量的空间可以发展。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阿拉伯人可以和犹太移民共享经济利益。然而，这两个民族几乎没有可以相融之处，而且犹太复国主义者所怀有的大多数阿拉伯人对自己的定居没有什么利益诉求的希望也落了空。

本—古里安在耶路撒冷租了一个没有窗户的地窖居住，不过他将大把时间花在老城的阿拉伯咖啡馆，在那里听留声机播放的最新阿拉伯歌曲。与此同时，一个耶路撒冷当地人，一个喜爱美丽和欢乐的阿拉伯基督徒男孩，也在同一个咖啡馆听着同样的歌曲，并学着在他的鲁特琴上弹奏它们。

[1]在选址问题上至少存在着三十四种方案，如阿拉斯加、安哥拉、利比亚、伊拉克、南美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诞生的“阿拉斯加计划”在迈克尔·夏邦的惊悚小说《犹太警察工会》中受到嘲讽。从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到希特勒和斯大林等政治家都在寻求其他计划：1941年攻击苏联以前，希特勒计划将犹太人驱逐到马达加斯加的一个死亡殖民地。20世纪30到40年代，丘吉尔建议在利比亚建立一个犹太家园，1945年，他的殖民大臣莫因勋爵则建议将东普鲁士给犹太人。正如我们将要见到的那样，斯大林确实为犹太人指定了一个家园，40 年代时他的选址是克里米亚。

乌得琴手：瓦希夫·贾瓦哈里耶

瓦希夫·贾瓦哈里耶在还是孩子时便开始学习鲁特琴——或曰“乌得琴”——并且很快便成为那个音乐至上的镇子里最好的乌得琴演奏者，他因此得以与任何人接触，不管是地位高的还是地位低的。瓦希夫出生于1897年，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信奉希腊正教的地方官员的儿子，该地方官与耶路撒冷的大家族关系密切。不过，瓦希夫因倾心于艺术而未能成为地方权贵。他曾跟着一个理发师做学徒，不过很快便违背了父母的意愿，成为音乐家。他见证着所有的事情，认识每一个人：从耶路撒冷的显贵、奥斯曼帕夏，到埃及歌女、抽烟抽得很厉害的音乐家，以及各式各样的犹太女人。他在七岁时便开始写日记，他的日记成为耶路撒冷文学的瑰宝。[1]

当瓦希夫开始记日记时，他的父亲仍旧骑着白驴去工作，他看到了第一个不用马的交通工具：一个美国侨民在雅法路上开着的福特汽车。从不知电为何物的他，很快便对在俄国大院里观看电影产生兴趣（入场费用奥斯曼货币支付，在门口交纳）。

瓦希夫陶醉于文化融合的氛围，作为一个在英国圣乔治公学受过教育的基督徒，他还学习了《古兰经》，喜欢在圣殿山上野炊。他将塞法尔迪犹太人视为“犹太人，阿拉伯人的儿子”，还盛装打扮参加犹太人的普珥节和每年一度在义人西门墓前举办的犹太野炊，并在那里伴着乌得琴和手鼓奏出的音乐演唱安达卢西亚歌曲。在蒙蒂菲奥里区一个犹太裁缝家里举办的特殊的演唱会上，他将一首众所周知的阿拉伯歌曲改用犹太曲谱演奏，以配合阿什肯纳兹唱诗班。

1908年，人们在耶路撒冷庆祝青年土耳其革命推翻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及其秘密警察的专制统治。青年土耳其党——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恢复了1876年宪法，要求进行议会选举。在这种令人振奋的情景之下，当地商人阿尔伯特·安特比（Albert Antebi）在雅法门向快乐的民众免费发放了几百个面包，此人被他的崇拜者称为“犹太帕夏”，其敌人则称其为“小希律”。孩童们在街边玩耍时，还把青年土耳其党的政变过程表演了出来。

阿拉伯人相信，至少他们会从奥斯曼帝国的专制统治中解放出来。早期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还不确定是否想要一个以阿拉伯半岛或大叙利亚为中心的王国，不过，黎巴嫩作家纳吉布·阿祖里（Najib Azouri）意识到，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雄心在同步发展，而且势必会发生碰撞。人们推选耶路撒冷贵族奥斯曼·侯赛尼和优素福·哈立迪的侄子——作家、政治家、见多识广的鲁希（Ruhi）——为议会成员。鲁希·哈立迪在伊斯坦布尔当选副议长，他运用自己的地位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犹太购地者进行抗争。

越来越富有的耶路撒冷大家族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他们的男孩与瓦希夫一起在英国圣乔治公学接受教育，女孩则在侯赛尼女子学校上学。妇女既穿阿拉伯服饰，也穿西式服装。英国人的学校将足球引进耶路撒冷：每个周六下午，沙漠门外面的球场上都会举行足球比赛，侯赛尼家族的男孩更是热心的玩家，一些人甚至戴着塔布什帽踢足球。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瓦希夫还正在上学，不过已经过着波希米亚式的双重生活。他演奏乌得琴，做着信贷中介人和宴会承办者的工作，或许还是与大家族关系微妙的皮条客，他现在住在耶路撒冷老城外谢赫贾拉的新宅院里。显贵们通常会租一套单身公寓，用以玩牌和供情妇们居住，他们会把自己的备用钥匙交给他。瓦希夫的主顾，市长的儿子侯赛因·埃芬迪·侯赛尼，在雅法路外的单身公寓里包养着情妇中最轻盈凝白的女人珀尔塞福涅，她是希腊和阿尔巴尼亚混血的女裁缝。这个具有创业精神、专门勾引男人的妖妇还贩卖牲口，出售她自创品牌的百里香油。珀尔塞福涅喜欢唱歌，年轻的瓦希夫则用乌得琴为其伴奏。侯赛尼在1909年当上市长后，便把珀尔塞福涅嫁了出去。

权贵们的情妇历来都是犹太人、亚美尼亚人，或者希腊人，然而现在，成千上万的俄国朝圣者成了耶路撒冷享乐主义者最丰富的资源。瓦希夫记载道：在后来的市长拉吉卜·纳沙希比和伊斯梅尔·侯赛尼的陪同下，他为“俄国女士们”安排了秘密宴会。此时，一个前来耶路撒冷朝圣的与众不同的俄国人，批评了他的同胞们在耶路撒冷令人震惊的颓废和嫖娼行为。这个贪图享乐的修士于1911年3月到达耶路撒冷，他是俄国沙皇和皇后的精神顾问和安慰者，他们的儿子阿列克谢患有血友病，只有他才能治得了这个病。

[1]可惜的是，当西方人一再重读那些欧洲参观者肤浅的回忆录时，这部涵盖了以色列建国前后历史的最优秀的城市编年史，却只是以阿拉伯文出版发行。

拉斯普京：俄国修女们要当心了

格里高利·拉斯普京（Grigory Rasputin）写道：“我无法描述那种欢乐的感觉，只要你的灵魂在欢快地唱着‘让上帝从亡灵之中升起’，那么用任何笔墨描述这种感觉描述都是徒劳的。”拉斯普京时年四十四岁，是一个由西伯利亚农夫转变而来的巡回传教的神圣的人。1903年，第一次来到耶路撒冷时，他还是个默默无闻的朝圣者，依旧记得由敖德萨驶出的那艘船的航海噩梦：“七百来号人像牲口似的挤在货仓里面。”不过，从那时起，拉斯普京便开始崭露头角了。这一次，曾称拉斯普京为“我们的朋友”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对他的耶路撒冷朝圣一事给予支持，为的是将他从圣彼得堡赶出去，转移大家对这个罪人日渐增多的批评，因为拉斯普京曾与妓女共度宴会，公然裸露于大庭广众之下，还在饭店里小便。现在，拉斯普京成功地住进耶路撒冷东正教牧首的豪华寓所，然而，他将自己视为普通的朝圣者，并在复活节表达了“难以言说的高兴”：“一切都如原来那样。你会看到人们的穿着与圣经时代一样，都穿着《圣经》所描述的外衣和奇特的服装。这使我潸然泪下。”那时，耶路撒冷也有乱性和醉酒行为，而拉斯普京就是这方面的行家。

1911年，有一万多俄国人在复活节时来到耶路撒冷，其中绝大部分是不守规矩的农夫，他们住在不断扩建的俄国大院的宿舍里，在圣墓大教堂旁边谢尔盖大公的马利亚·抹大拉教堂和新建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祈祷。[1]正是这些参观者使他们的祖国名声越来越坏：甚至在早些时候，他们的领事就曾将西里尔·瑙莫夫（Cyril Naumov）主教描述为“一个酒鬼和小丑，身边都是妇女和阿拉伯喜剧演员”。至于那些朝圣者，“他们许多人住在耶路撒冷，从某种程度上说，既与这个地方的圣洁不符，也与他们朝圣的目的不符，他们已经陷入各种各样的诱惑当中”。

随着人员增多，沉溺于斗殴和醉酒的朝圣者越发难以控制，拉斯普京曾表示他是多么憎恨天主教徒和亚美尼亚人，更不用说穆斯林了。1893年，当一个天主教徒在圣墓大教堂要求一个有钱的俄国朝圣者的保镖让路时，保镖射杀了一个拉丁教堂看守人和其他三个人。拉斯普京说：“到处都是烈酒，人们喝酒是因为酒很便宜，大部分酒都是雅典修女们酿造的。”比喝酒更糟糕的是滥交：如前所述，在宴会上，俄国朝圣者很容易便被耶路撒冷显贵们弄到手，一些人还暗中成了别人的姘头。拉斯普京这样警告人们：

修女们不可去耶路撒冷！她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圣城以外的地方谋生。不用做更多的解释，任何人只要去过那里，便知道年轻的男男女女犯下了多少错误！对姑娘们来说，生活非常艰难，她们被迫在那里待更长的时间，诱惑太多了，敌人（天主教徒或穆斯林）更是虎视眈眈。其中一些人成了别人的情妇，进入皮肉市场。常出现这样的事：她们告诉你“我们有自己的干爹供养”，并把你也加入她们的名单之中。[2]

娱乐的提供是双向的。英国记者斯蒂芬·格雷厄姆、朝圣的农民、拉斯普京大概在同一时间来到了耶路撒冷。格雷厄姆描述了“阿拉伯妇女如何不顾规定，在复活节前一周进入旅馆，向农民兜售瓶装的杜松子酒和白兰地酒。耶路撒冷逐渐挤满朝圣者、观光者，还有江湖骗子、表演艺人、沿街叫卖者、门的内哥罗（黑山）警察、配有装备的土耳其警官、骑着驴的朝圣者，以及坐着马车的朝圣者等”，有英国人和美国人，“圣城却被转送到俄国人、亚美尼亚人、保加利亚人以及阿拉伯基督徒的手里”。

俄国小贩使参观者变得堕落。菲利普这个人很特别，他是“一个高个子农民，有着宽阔的肩膀，身材肥胖，长着大大的脏兮兮的带有黑色鬓毛的不修边幅的脸，浓密的小胡子低垂在厚厚的呆滞的红嘴唇上”，他是“一个为修士拉皮条的人、为基督教店主招揽生意的人，走私者，不道德的人，以及经营宗教物品的商人”，那些物品是在所谓的犹太工厂生产出来的。堕落的牧师在“酩酊大醉、宗教的歇斯底里以及清洗尸体的过程中”结束了他们在耶路撒冷的一天，因为许多俄国人幸福地死在了耶路撒冷。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地向俄国农民宣传革命和无神论，好为这个易燃的混合物再增添一点易燃物。

在格雷厄姆来访的那个圣枝主日，土耳其士兵击退朝圣者后，人们从教堂蜂拥而出，“正统的阿拉伯人大喊大叫，哭天喊地，表现出相当的宗教狂热”。突然，他们遭到“一群戴着红帽子的土耳其人以及戴着长头巾的穆斯林的攻击，这些人大叫一声，挥舞乱棒，杀出一条路，朝拿橄榄枝的人扑过去，像着了魔一样，然后自顾自地走开。一个美国女孩用她的柯达照相机将此记录下来。阿拉伯基督徒发誓要报仇”。随后，俄国人在金门等待“伟大的征服者”基督再次降临。不过，高潮依然是圣火部分：当火焰出现时，“兴奋的东方人将一支支点着的蜡烛放到自己胸前，在兴奋和陶醉中大声哭泣。他们好像受到了某种非比寻常的兴奋剂的影响……哭叫着求主垂怜”。不过，“也出现了通常都会发生的蜂拥奔逃的情景”，当局会派人用鞭子和枪托来镇压。

当晚，格雷厄姆记下他的同伴们——“兴奋，狂热，颤动，就像孩子一样”——是如何在他们的背包里装满耶路撒冷的泥土、约旦河水、棕榈叶、裹尸布、立体镜。“我们再一次互相亲吻。”

这个夜晚，大家都在拥抱和亲吻，到处都是真诚的响吻声和缠结的胡须。这里开启了喧闹的、欢庆的一天。葡萄酒、白兰地、亚力酒（有茴香味的烈性酒）的消费量会使大多数英国人大吃一惊。这种醉酒而舞的场景对耶稣来说一定非常陌生！

那一年，复活节与逾越节以及先知穆萨节恰好赶到了一起。当拉斯普京留意东正教修女是否道德有亏时，瓦希夫则不断引诱这些修女。一个英国贵族引发了暴乱，暴乱成为世界性的头条新闻。

[1]谢尔盖大公去世很久了，他是耶路撒冷俄国建筑的赞助人。1905年，他最终辞去莫斯科总督一职，却在克里姆林宫内被恐怖分子炸得粉碎。他的妻子埃拉飞奔出去，慢慢爬过地面，捡拾丈夫的尸首残片，最后只有一具没有胳膊的躯干和头颅碎片中的下巴可以确认。杀手被处死前，埃拉到监狱见了他。后来，她成为谢尔盖大公之后的巴勒斯坦协会的主席，当时这个协会由尼古拉二世亲自监管。然而，随着拉斯普京权势的增长，埃拉与她的妹妹亚历山德拉皇后闹翻了。最终，她可能还是悲惨地回到了耶路撒冷。

[2]回到俄国后，拉斯普京再次恢复与俄国王室的亲密关系。1915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出版了《我的想法和反思：圣地之旅简介》。当时尼古拉二世是俄国军队的指挥官，他离开妻子亚历山德拉，在拉斯普京的建议下，成了俄军大后方实际上的统治者，然而，结局是灾难性的。拉斯普京是个文盲，他的这本书读起来就像是口授的，据说该书是皇后自己校正的。拉斯普京在权力鼎盛时期也声名狼藉，他试图将自己塑造为受人尊敬的朝圣者形象，然而为时已晚：不久，他便被暗杀了。

“高贵的蒙蒂·帕克”与约柜

蒙蒂·帕克（Monty Parker）是一个二十九岁的贵族，上嘴唇上面长着漂亮的浓密小胡子，下巴上则是尖尖的爱德华七世式的胡须。他品位很高，收入却很少，是个机会主义者，也是个轻信他人的无赖。他总想找条捷径发财致富，或至少找其他人为其奢侈的生活埋单。蒙蒂·帕克毕业于伊顿公学，是格莱斯顿政府最后一届内阁部长的儿子、莫利伯爵的弟弟、前近卫步兵团军官，也是参加过布尔战争的老兵。1908年，他遇到一个芬兰圣职人员，这个人劝他说，只要一起努力，就能在耶路撒冷找到世界历史上最具价值的财富。

这个芬兰人就是瓦尔特·尤韦利乌斯（Valter Juvelius）博士，他是教师、诗人、唯心论者，喜欢穿着圣经时代的长袍，解读《圣经》里的密码。在对《以西结书》进行了多年研究，并受到一个瑞典巫师搞的降神会的鼓舞后，尤韦利乌斯相信他已经发现了所谓的“以西结密码”。该密码揭示，公元前586年，当尼布甲尼撒二世准备毁掉耶路撒冷时，犹太人将尤韦利乌斯所称的“圣殿档案”，即约柜，藏匿到圣殿山南部的一个地下通道里。尤韦利乌斯需要一个既能办事，又可以帮他筹集到寻找约柜所需资金的人。有谁比一个没落但充满活力、在爱德华时代的伦敦拥有诸多关系的英国贵族更合适呢？

尤韦利乌斯将他的秘密行动章程拿给帕克看，帕克兴奋地读着这个启示：

现在我相信，我已经通过考察证明了这个独具匠心的推论：“圣殿档案”的入口就在阿克尔达玛，该档案原封不动地待在它的藏匿地。从具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的古老的藏匿地获取“圣殿档案”应该不是一件难事。“以西结密码”的存在证明了“圣殿档案”仍然保持着原样。

帕克被尤韦利乌斯这个怪人极具争议的论点说服了，即便该论点一点也不比《达·芬奇密码》的情节更具合理性。在一个甚至连德国皇帝都去参加降神会、许多人对犹太阴谋深信不疑的时代，尤韦利乌斯在寻找皈依者方面毫无困难。正如一个专家所写的那样，“犹太人是一个有些神秘的种族”，所以，他们肯定把约柜藏匿得相当好。

帕克将尤韦利乌斯的文件从芬兰语翻译过来，并将其装订成一个花里胡哨的小册子。然后，他向他的朋友们——一群名誉尽失、负债累累的贵族和军事骗子[1]——透露了这个惊人的发大财的机会：这个隐藏的珍宝必定值两亿美元！帕克是一个油嘴滑舌的推销员，很快便招引了更多的投资者，而这超出了他的驾驭能力。英国、俄国、瑞典的贵族们都像马尔博罗公爵夫人康斯萝·范德比尔特那般富裕的美国人一样，纷纷投钱给他。帕克的团队需要自由进入圣殿山和大卫城，他确信此事可以“借助慷慨的酬金”得到合理的安排。1909年春，帕克、尤韦利乌斯和他们的瑞典保镖兼中介霍芬施塔尔上尉一同参观了耶路撒冷的遗址，然后乘船到达伊斯坦布尔。在那里，蒙蒂·帕克向土耳其的部长们许诺将给予他们百分之五十的财富并会预付部分现金，他还试图从上到下买通新的青年土耳其党政府。蒙蒂最后与财政部长贝伊签订了一纸契约，契约上他自己的称谓是“伦敦跑马俱乐部的高贵的蒙蒂·帕克”。

奥斯曼政府建议帕克雇佣亚美尼亚人马卡萨德先生充当中介人，并派出两个特派员去监督这次挖掘。1909年8月，霍芬施塔尔上尉从尤韦利乌斯那里得到了“密码”，之后便前往耶路撒冷会见帕克及其朋友。他们将大本营安在橄榄山上德国皇帝的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并入住法斯特酒店，镇上最好的酒店。帕克与朋友就像兴高采烈的公学男孩参加男子聚会一样，享用“同性恋晚餐”，用橘子进行打靶比赛。美国侨民柏莎·斯帕福德回忆说：“一天早上，我们听到了不同寻常的声音……我们看到那些受到尊敬的考古学家扮作驴仔，和驴一起奔跑，并模仿驴叫，而这种事情通常只有那些爬到英国人的地方玩闹的阿拉伯男孩才做得出来。”帕克这帮人贿赂了耶路撒冷的一些当权者，买通了地方长官阿兹米帕夏，并雇用了一大群工人、向导、女佣以及保镖，开始在俄斐勒山上挖掘。这里曾经是而且仍旧是探索古老耶路撒冷的考古学上的中心点：1867年，查尔斯·沃伦就曾在这里挖掘；不久，美国考古学家弗雷德利克·布利斯和阿奇博尔德·迪基又在这里发现了更多的地下通道。所有这些使得帕克等人认为，这就是大卫王的耶路撒冷的遗址。帕克在精神上受到远在他处的尤韦利乌斯及这次考察行动中另一个成员——“姓李的会读心术的爱尔兰人”——的引导。即便在耶路撒冷什么也没找到，帕克也没有失去对尤韦利乌斯的信任。

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在埃德蒙·罗斯柴尔德男爵的支持下（男爵自己也出钱赞助犹太人挖掘约柜），声称帕克的行为侵犯了犹太人的圣地。穆斯林也很焦虑，不过奥斯曼人对此事相当淡漠。为了打消他们的疑虑，帕克雇用考古学家、圣经学院的樊尚神父（Père Vincent）监管他的挖掘行动。这次挖掘确实找到了更多证据，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早的定居点——樊尚对这次挖掘的真正目的并不在意。

1909年底，滂沱大雨迫使帕克停止了工作。1910年，他又乘坐克拉伦斯·威尔逊的“睡莲”号游艇返回雅法，继续他的发掘。阿拉伯工人持续罢工了好几次。当法院以支持阿拉伯人进行威胁时，帕克与其搭档认定，只有摆出英国军队的阵仗才能震慑住当地人，他们决定穿着“制服”与市长对抗（市长是乌得琴演奏者瓦希夫的资助人）。达夫上尉穿着铁甲，戴着头盔和英国近卫骑兵团的白手套，蒙蒂·帕克则身穿鲜红色的束腰上衣和熊皮外衣。弗利少校回忆说：“明星出场了。我们引起了一阵轰动！”

罢工者散去后，这支滑稽的游行队伍耀武扬威地穿过耶路撒冷老城，用弗利少校的话来说，该队伍“由一队土耳其枪骑兵领头，然后是市长、指挥官及一些圣职人员，接着是达夫、帕克、我、威尔逊、马卡萨德，土耳其警官走在最后面”。突然，达夫的骡子冲到集市上，上尉紧紧抓住它，直到被摔进一家商店，埋在了店里的花生下面，这一场景令他的朋友们开怀大笑。弗利说：“一个年长的犹太人还以为世界末日到了，立刻用意第绪语哭诉。”

这种炫耀行为更可能是因为“慷慨的酬金”，直到现在也屡试不爽。帕克曾很谨慎地向他的团队发布了一些秘密报告，报告隐秘地用团队成员的名字命名为“FJMPW”，主要是对他的行贿情况做的说明。报告显示，他第一次逗留耶路撒冷时就花了一千九百英镑。第一年他一共花了三千四百英镑。1910年返回时，他的账户显示“向耶路撒冷官员们支付了五千六百六十七英镑”。市长侯赛因·侯赛尼每月会收到一百英镑。这些大方的贿赂对于耶路撒冷当权者来说应该是一件好事，不过帕克意识到，青年土耳其党政府还处在飘摇之中，耶路撒冷还是一个敏感的地方。他在报告中这样说道：“最应当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最小的错误也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困难。”然而，他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是在玩火。1911年，当他重新开始挖掘工作后，他付给那些人的钱比以前还要多，不过这时他已经绝望了，于是决定在圣殿山上进行挖掘，并向世袭的圣地看守人、谢赫哈利勒·安萨里（Khalil al-Ansari）及其兄长行贿。

帕克和他那帮人乔装打扮，穿着童话剧中阿拉伯人的装束，悄悄潜入圣殿山，在岩石圆顶清真寺所在的区域挖开人行道，挖掘下面的秘密通道。然而，4月17日晚，一个穆斯林夜间看门人由于在拥挤不堪的家中难以入睡，来到圣地露营，惊讶地看到了这些英国人，然后跑到街道上大声喊叫，说化了装的基督徒正在岩石圆顶清真寺那里挖东西。

穆夫提叫停了整个先知穆萨节的游行活动，谴责这个奥斯曼人和英国人的邪恶阴谋行动。一伙暴徒在先知穆萨节香客的增援下，马上跑去保卫他们崇高的圣所。帕克和他的朋友飞奔到雅法避难。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穆斯林和犹太人都异常愤怒，他们试图处死哈利勒谢赫及马卡萨德，不过后来奥斯曼驻军介入并逮捕了他们，他俩的性命得以保全。他们和帕克的保安人员都被逮捕，关在贝鲁特监狱里。在雅法，蒙蒂·帕克及时登上了“睡莲”号游艇，不过那里的警察接到通知——帕克可能有约柜在身。警察于是搜查帕克的行李，但是并没有找到什么约柜。帕克意识到自己必须逃走。为了迷惑奥斯曼警察，他伪装成英国绅士的样子，将“睡莲”号装饰一番，并宣称要“为雅法的官员在船上举办一场招待会”。后来，当那些人正准备登船时，帕克却乘船逃走了。

在耶路撒冷，群众威胁要杀死总督和每一个英国人，因为四处散布的谣言都在说，帕克已经偷走所罗门王冠、约柜以及穆罕默德之剑。为保住性命，总督躲了起来。4月19日早晨，《泰晤士报》报道说：“整个城市一片喧嚣。商店关门，农民逃离，流言四起。”基督徒因“先知穆萨节中穆罕默德的朝圣者们”将来这里“杀掉所有的基督徒”的流言惊恐不已。同时，穆斯林被“八千名俄国朝圣者将全副武装，对穆罕默德信徒展开杀戮”的流言惊呆了。各方都认为，“所罗门宝物”已经被“转移到帕克上尉的游艇上”。

欧洲人躲在屋里，锁上大门。柏莎·斯帕福德回忆道：“耶路撒冷人如此愤怒，每条街道上都设有巡警。”先知穆萨节的最后一天，有一万名耶路撒冷人聚集在圣殿山上，暴民们“自乱阵脚。随之而来的是可怕的恐慌，农妇和朝圣者涌出老城，跑向城门，哭喊着‘有人在屠杀’。每个家庭都进行了武装，并在家里设置路障”。“‘帕克丑闻’，”斯帕福德写道，“比我们长久以来居住在耶路撒冷期间所发生的任何事都更可能引起反基督徒大屠杀。”《纽约时报》这样通告世界：“所罗门宝藏已飘然而逝。在欧麦尔清真寺下进行挖掘后，英国旅行队在游艇上突然消失：据说他们已经找到所罗门的王冠。土耳其政府已派出高官到耶路撒冷展开调查！”

蒙蒂·帕克从未意识到这一事件的严重性，他在那年秋天返回雅法，不过得到不要登陆的建议，“不然可能会有更多的麻烦”。他告诉他的团队，他可能会“前往贝鲁特”看望那些被捕者。他接下来的计划是“到耶路撒冷平息新闻媒体，找到那里的要人，让他们恢复理智。一旦所有这些都平息下来，再让总督给大维齐尔写信，说我们可以安全返回了”。此事的影响在耶路撒冷从未有停歇的迹象，不过帕克直到1914年都一直在为此努力。[2]

伦敦和伊斯坦布尔方面为此出现了外交上的争执，耶路撒冷总督被撤职，帕克也因其阴谋行动遭到审判，但最后被无罪释放（因为并没有什么东西被偷）。钱打水漂了，财宝也不过是空想而已，“帕克丑闻”终于为欧洲在耶路撒冷长达五十年的考古挖掘和帝国主义统治拉下帷幕。

[1]帕克的朋友有：克拉伦斯·威尔逊上尉和弗利少校，他们曾参与发生在德兰士瓦的“詹姆森突袭”；达德利伯爵的第三个儿子——受人尊敬的西里尔·沃德；法伊夫公爵的表亲——罗宾·达夫上尉；泽西伯爵的表亲——海德·维利尔斯上尉；还有斯堪的纳维亚人赫尔曼·弗兰格尔伯爵，以及名叫范伯格的神秘主义者，他曾推断说财宝可能藏在亚拉拉特山，而绝不会在耶路撒冷，这个说法激怒了众人。

[2]有关帕克的故事在这里是第一次讲述，他的故事不仅仅是基于他的信件和他的一些说明，还基于尤韦利乌斯的预言。甚至到了1921年，帕克在耶路撒冷的一些雇员还在因拖欠款项的事起诉他。而帕克自己则躲在大本营里，避免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壕沟里摸爬滚打。他从未结婚，但有多个情妇。1951年，他继承了莫利伯爵的爵位及富丽堂皇的房子，并自豪地告诉家人，他想把得到的遗产花得一文不剩。即便上了年纪，帕克仍然保持着以前的作风，用他一个家族成员的话说，他是“一个自负的、唯利是图的、不可信赖的无用之人，一个名誉丧尽的、爱说大话的人”。他于1962年与世长辞。帕克从未提起过耶路撒冷这回事，也没留下一纸一墨。直到1975年，他的律师们找到一份文档，并将它交给第六代莫利伯爵。多年以来，那份文档已被大家遗忘，不过伯爵及其兄弟奈杰尔·帕克很友好地将其展示给笔者。尤韦利乌斯后来成了维堡的图书管理员，他以耶路撒冷的故事为蓝本写了一部小说。1922年，尤韦利乌斯死于癌症。这段插曲在耶路撒冷的历史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不过在俄斐勒山的隧道里（现在这里是罗尼·赖克发掘的迦南人巨大的塔楼的遗址），有一个很小的洞穴直通到一个废弃的水桶边，这个水桶就属于蒙蒂·帕克。

44 世界大战

公元1914年—公元1916年

杰马勒帕夏：耶路撒冷的暴君

帕克的冒险行动揭露了青年土耳其党在耶路撒冷统治的真实情况。他们的腐败和无能一点也不比他们的前任统治者少，不过，也不能说他们的统治没有任何好处：青年土耳其党至少激发了阿拉伯人对自治的期盼。一份在雅法诞生的民族主义性质的报纸《菲利斯汀》（Filastin）就传递着这种新的民族主义意识。然而，人们很快就明白，青年土耳其党仍然是无情而隐秘的组织，只不过是被掩盖在民主的假象下。他们是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不仅决心压制阿拉伯人的期望，甚至还想遏制他们学习阿拉伯语。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便开始建立自己的秘密会所，筹谋独立，甚至侯赛尼和其他贵族的子嗣也加入了进来。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也在鼓励他们的新移民去建造“犹太城镇，尤其是在耶路撒冷建造”，他们还在斯科普斯山上买了一块地，以建造未来的希伯来大学。虽然侯赛尼和其他大土地主，如黎巴嫩的赛尔索克家族，都在悄悄卖地给犹太复国主义者，但大家族们仍对所有这些保持着警觉。

鲁希·哈立迪，这个说法语的知识分子现在是伊斯坦布尔议会的副议长，他是奥斯曼自由派人士，不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但是，他却用心地研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甚至写了一本关于该运动的书，最后认定它是一个威胁。在议会里，他试图禁止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进行任何土地买卖。大家族最富有的子孙拉吉卜·纳沙希比是一个举止优雅的纨绔子弟，也在争取议席，他承诺说：“我将会竭尽全力消除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带给我们的威胁。”《菲利斯汀》的编辑警告说：“如果让此类事情继续下去，犹太复国主义者将会取得我们国家的统治权。”[1]

1913年1月23日，三十一岁的青年土耳其党官员伊斯梅尔·恩维尔（Ismail Enver）突然闯入奥斯曼土耳其政府大楼，射杀了战争部长并攫取了权力，此人是1908年革命的老兵，他在利比亚与意大利人作战时声名远扬。他与两个队友穆罕默德·塔拉特及艾哈迈德·杰马勒组成了三帕夏执政的“三头政治”。恩维尔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赢得了一次小胜利，这使他确信自己是土耳其的拿破仑，命中注定要恢复帝国。1914年，他以奥斯曼强人和战争部长的形象出现，还娶了苏丹的侄女为妻。三帕夏都认为，奥斯曼帝国只有土耳其化才能避免最后的腐朽。他们的行动方案以残忍、种族主义和好战而加速了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和大屠杀的发生。

1914年6月28日，塞尔维亚恐怖分子暗杀了奥地利王储费迪南大公，大国们震惊不已，接着纷纷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恩维尔帕夏热切地希望打仗，极力促成与德国的联盟，并提供了必要的军事和财政支持。德皇威廉念及他到东方的旅程，也支持与奥斯曼联盟。恩维尔任命自己为副元帅，屈居傀儡苏丹之下，并用新得到的德国战舰轰炸俄国港口，从而参加了战争。

11月11日，苏丹穆罕默德五世拉希德宣布对英法俄作战，而在耶路撒冷，伊斯兰“圣战”也在阿克萨清真寺展开。最初，人们对战争还满怀热情，当驻巴勒斯坦的奥斯曼军队指挥官、来自巴伐利亚的弗雷德里希·克雷斯·冯·科莱森施泰因男爵将军来到耶路撒冷时，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搭建一座凯旋门来欢迎他的部队。德国人佯装给犹太人提供保护，同时耶路撒冷也在等待它的新统治者的到来。

11月18日，年仅十七岁的乌得琴演奏者瓦希夫·贾瓦哈里耶目睹了海军部长、三帕夏之一的艾哈迈德·杰马勒以大叙利亚实际独裁者和土耳其第四军最高指挥官的身份挺进耶路撒冷的场景。杰马勒将其指挥部设在橄榄山上的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12月20日，一位年长的谢赫乘坐华丽的马车，举着象征“先知”的绿色旗帜从麦加来到大马士革门。他入城后引起了“不可名状的骚动……一辆事先安排好的漂亮的运兵火车跟随在旗帜后面穿过老城”，上面的人还在抛洒玫瑰花露水。瓦希夫·贾瓦哈里耶写道，耶路撒冷所有人都跟随着教长，“唱着真主至大，这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游行”。在岩石圆顶清真寺外，杰马勒宣布要进行“圣战”。克雷斯·冯·科莱森施泰因也认为这时候“所有人内心都被欢腾占据着”，直到年长的麦加教长突然在圣诞节前去世，这对奥斯曼人的“圣战”来说是个令人难堪的预兆。

杰马勒已经四十五岁了，身材矮胖，留着鬓须，总是由一队配有骆驼的警卫保护着。他有野兽般的粗鲁、偏执狂般的残忍，却同时充满魅力、智慧以及怪诞的滑稽。他喜欢锦衣玉食，“有着好讲排场的癖好”，喜欢漂亮的犹太女子，他对自己的伟大和荒唐心知肚明。他占有耶路撒冷后，喜欢与他的朋友西班牙领事安东尼奥·德·巴略瓦尔伯爵玩牌，在犹地亚山上赛马、喝香槟、抽雪茄。巴略瓦尔年近三十，是个非常优雅的贵族，据他描述，杰马勒帕夏行事污秽，但本性不坏。柏莎·斯帕福德认为杰马勒是“一个奇怪而又令人敬畏的人”，但同时也是一个既充满魅力又和善仁慈的“有双重性格的人”。有一次，在没有任何人目睹的情况下，他将一枚镶有钻石的奖章送给了一个小女孩，女孩的父母回到家之后才发现她戴着它。他的德国官员弗朗茨·冯·巴本简单地评价他是“极其睿智的东方暴君”。

杰马勒几乎是随心所欲地统治着他的封地，“那个具有无限影响力的人”享受着他的权力，高兴地问道：“什么是法律？我制定法律，我废除法律！”三帕夏肯定无疑都对阿拉伯人的忠诚表示怀疑。阿拉伯人的文化正在复兴，民族主义的渴望也与日俱增，因此他们愤恨新出现的土耳其沙文主义。然而，他们占据了土耳其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一些土耳其军团还都是清一色的阿拉伯人。杰马勒的使命就是保有阿拉伯省份并镇压任何阿拉伯或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骚乱，一开始，他用带有威胁的语气示好，接着就是直接的威胁了。

在到达耶路撒冷圣城后不久，他就召见了一个被怀疑有民族主义信仰的阿拉伯代表团。这些人的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他却故意视而不见。最后他问道：“你们充分认识到自己罪行的严重性了吗？”他打断那些人的回答，说：“肃静！你们知道会受到什么处罚吗？依法处决！依法处决！”他一直等着，直到这些人吓得颤抖不已，然后他又轻声地加了一句：“不过我会很乐意把你们和你们的家人放逐到安纳托利亚。”当这些惊恐的阿拉伯人列队走出去后，杰马勒转身大声笑着对助手说：“现在还能做什么？我们在这里就是这样把事情摆平的。”当需要修建新公路时，他告诉工程师说：“如果路没有按时修好，我将会在最后一块石头铺好后对你行刑！”他有时会非常自豪地叹息道：“每个地方都有因为我而呻吟的人。”

当杰马勒召集他的军队（主要是由德国军官指挥），对英国统治下的埃及发起攻势时，他发现叙利亚正蠢蠢欲动，而耶路撒冷则是“间谍们的巢穴”。他的政策很简单：“对巴勒斯坦采取驱逐政策，对叙利亚采取恐怖统治，而对汉志则使用军队。”在耶路撒冷，他的方法是将“族长、亲王、谢赫们排成队，将那些名人和代理人处以绞刑”。他的秘密警察追踪到叛徒后，就会将所有煽动民族主义骚动的嫌疑人驱逐出境。在准备攻占埃及时，他强行征用了基督教圣地遗址，如圣安妮教堂，并驱逐了基督教大主教。

帕夏让他的两万名士兵在耶路撒冷巡行后再开往前线。他夸口说：“我们将会在苏伊士运河的另一边或者天堂相会！”但巴略瓦尔伯爵注意到，一个土耳其士兵推着一辆偷来的牛奶手推车，里面装的是军需的饮用水，显然，这并不是一支令人胆寒的军队。另一方面，杰马勒自己却带着“豪华的帐篷、衣帽架、小衣柜”到处游玩。1915年2月1日，在听毕手下吟唱《红旗在开罗上空飘扬》后，杰马勒非常动容，下令一万两千人进攻苏伊士运河，但他们很快就被击退了。虽然他说这次进攻只是一次大规模的侦察行动，然而那年夏天他再次惨败。军事失败、西方的封锁以及杰马勒变本加厉的镇压带给耶路撒冷的，是令人绝望的苦难和狂热的享乐主义。屠杀已经近在咫尺了。

[1]不久之后，鲁希·哈立迪便因伤寒而去世，很多人都认为他是被青年土耳其党人毒死的。

恐怖和死亡：“屠夫”杰马勒

杰马勒到达耶路撒冷一个月后，瓦希夫·贾瓦哈里耶看见一个身着白袍的阿拉伯人吊死在雅法门外的一棵树上。1915年3月30日，帕夏在大马士革门外把两个阿拉伯士兵以“英国间谍”之名处死，紧接着他又处死了加沙的穆夫提父子，他们在雅法门外被处以绞刑时，所有人都来观看，带着敬意，并保持沉默。雅法门和大马士革门外的绞刑都是在周五人们祈祷过后进行的，以确保每次都会有最多的观众围观。很快，这两个门便貌似永久性地被摇摇晃晃的尸体装点着。按照杰马勒的命令，那些尸体被故意挂在那里好些天。有一次，瓦希夫被杰马勒这个虐待狂的无能给震惊了：

行刑者没有对绞刑过程做足够的技术和医学评估，以至于受刑者久久不能死去，备受苦楚，我们虽然看着，却不能说，也不能做什么。一个长官命令士兵爬上去吊死受害者，但是这额外的负重却使受害者的眼球从面部凸暴而出。杰马勒帕夏就是这么残忍。一想起这个情景，我的心就在哭泣。

1915年8月，在找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阴谋叛乱的证据后，杰马勒写道：“我决定以最无情的手段来对付这些叛徒。”他在贝鲁特吊死了十五个有名的阿拉伯人（包括耶路撒冷纳沙希比家族的一名成员）。随后，1916年5月，又有二十一人在大马士革门和贝鲁特被处死，从此杰马勒便有了“屠夫”的绰号。他对西班牙人巴略瓦尔开玩笑说，他也会绞死他。

杰马勒同样怀疑犹太复国主义者叛国通敌。戴着塔布什帽的本—古里安已经在为奥斯曼帝国招募犹太新兵了。杰马勒仍对他的个人魅力抱有信心。1915年12月，他主持召开了两场侯赛尼家族和包括本—古里安在内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之间的特别会议，试图争得双方支持，建立一个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共同家园。然而，他后来驱逐了五百名外国犹太人，逮捕了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并禁止犹太人使用他们自己的民族标志。这些驱逐行为经过德国和奥地利报纸报道后引发了骚动，于是杰马勒把犹太复国主义者召集起来，警告他们不要有任何阴谋破坏行为。他说：“你们可以选择。我已经准备像以前驱逐亚美尼亚人那样驱逐你们了。任何人只要敢动一根手指头，我就会处死他。但是，如果你们还想有别的选择，维也纳和柏林所有的媒体就必须保持沉默！”随后，他大声嚷嚷：“我本就不相信你们会忠诚。你们如果没有什么阴谋诡计，就不会来到并住在这块荒凉的土地上，周围还都是仇恨你们的阿拉伯人。我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都应被绞死，然而我已经厌倦绞刑了。我会把你们都流放到土耳其四周。”[1]

本—古里安被驱逐出境后将希望转向协约国。在土耳其，阿拉伯人被征召入伍，犹太人和基督徒则被迫进入劳工营修路，他们中许多人因饥饿和暴晒而死亡。疾病、虫害和饥荒接踵而至。瓦希夫回忆说：“蝗虫群厚得就如同云层。”他还嘲笑杰马勒企图“通过命令每个年过十二岁的人缴纳三千克蝗虫卵”来消灭蝗灾，这一命令很快就导致人们开启荒唐的蝗虫卵贸易。

瓦希夫见证了“饥荒弥漫全国”的情景，“伤寒、疟疾，许多人因此死亡”。1918年，因流行病、饥荒及遭驱逐等原因，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口下降到两万人。不过瓦希夫的声音，他的乌得琴，以及他为筹办狂欢晚会而邀请到漂亮客人的能力，则比往日更受人器重了。

[1]杰马勒厌恶犹太民族主义或任何威胁到土耳其统治的因素，但同时，他又寻求犹太人的支持：他许诺给予美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亨利·摩根索购买西墙的机会，但随后又把这个许诺给了耶路撒冷的犹太人。

耶路撒冷的战争和性：瓦希夫·贾瓦哈里耶

杰马勒、他的官员以及大家族权贵们在畅享欢乐，而耶路撒冷人正为在战争带来的灾难中存活而奋力挣扎。太贫穷了，年轻的妓女在老城四处游荡，她们中的许多人是战争造成的寡妇，接一次客才收取两比索。1915年5月，一些教师在上课时间与妓女玩乐，被发现后遭到解聘。妇女们甚至卖自己的孩子。“年长的男人和女人”——尤其是在米歇雷姆的贫穷的哈西德犹太人——“因饥饿而身体肿胀，脸上及全身都是黏液、污秽、疾病及疮伤”。

瓦希夫的每一个夜晚都是一次冒险：“我回到家只是换换衣服，每晚睡在不同的房子里，我的身体因喝酒和玩乐已筋疲力尽。早晨起来，我会与耶路撒冷的名门一起去野餐，接下来我会在老城的小巷里举办有暴徒和恶棍参加的狂欢派对。”一天晚上，瓦希夫·贾瓦哈里耶置身于一支由四辆豪华轿车护送的队伍，其中包括总督、总督来自萨洛尼卡的犹太情妇、几位奥斯曼显贵以及包括侯赛因·侯赛尼市长在内的来自大家族的权贵们。车队一直开到伯利恒附近的阿尔塔什，此次活动是为了在拉丁修道院举办一个“国际野餐会”：“在这个饥饿和战争使人们备受煎熬的困难时刻，对每个人来说，这都是美好的一天。没有人再拘泥于礼仪，大家都在喝酒。当晚，女士们是那么美艳。没有时间吃东西，所有人都在唱歌，就像一个唱诗班。”

总督的犹太情妇“异常喜爱阿拉伯音乐”，于是瓦希夫同意教她乌得琴。瓦希夫和他的老主顾们好似置身于炫目的狂欢游行，参加游行的有“最漂亮的犹太女人”，有时还会有因战争而被困在耶路撒冷的俄国女孩。有一次，第四军军需官劳申帕夏“喝得酩酊大醉，漂亮的犹太女人们让他神魂颠倒”。

瓦希夫不需要工作，因为那些权贵（先是侯赛因·侯赛尼，然后是拉吉卜·纳沙希比）在市政机构给他安排了闲职。侯赛尼是慈善组织“红新月”（Red Crescent）的领导人，就像我们常见的那样，慈善只不过是一些人骄奢淫逸和往上攀爬的无耻的遮羞布。耶路撒冷“妩媚的女士们”被要求穿上迷人的贴身的奥斯曼军服，军服上饰有红色新月，这种打扮是最高领导人杰马勒无法抗拒的。杰马勒的情妇是利娅·特南鲍姆，瓦希夫认为她是“巴勒斯坦最漂亮的女人之一”。另一位犹太女人西玛·马格里比亚成了驻军指挥官的情妇，而英国女人科布小姐则为总督服务。

有时候，乌得琴演奏者瓦希夫还会享受到在贵宾席品尝可口食物的待遇。有一次，他和乐队受邀到一场在犹太人家里举办的宴会演奏，他注意到“客厅非常大，一群（奥斯曼）军官鬼鬼祟祟地窥伺女士们”，这些女人当然也包括雷切尔小姐。突然，喝醉了的土耳其人开始斗殴，他们先是用手枪扫射灯具，然后互相扫射。妓女和乐师四散逃命。瓦希夫心爱的琴也被弄坏了，但是漂亮的雷切尔小姐却把他拉到一个衣柜里，衣柜与另一个房间的隐蔽入口相通。“她救了我的命，”瓦希夫说，也许是太高兴了，“我与她厮磨了整晚。”

1915年4月27日是苏丹穆罕默德的继位周年纪念日，杰马勒邀请奥斯曼和德国指挥官、耶路撒冷权贵来到位于新门外被强行征用作指挥部的圣母教堂，当时有五十个妓女陪伴着奥斯曼军官们，而显贵则携带着妻子。

即便耶路撒冷的状况一直在恶化，巴略瓦尔伯爵为杰马勒准备的晚宴依然很丰盛。1916年7月6日的宴会菜单中有这些食物：土耳其汤、鱼、牛排、肉馅饼及塞满馅料的火鸡，接下来是冰激淋、菠萝及水果。在他们用餐时，杰马勒说到女人、权力以及他关于全新的耶路撒冷的构想。他设想自己是耶路撒冷市的设计师，打算首先推倒耶路撒冷的城墙，然后在老城的雅法门到圣殿山之间开辟一条林荫路。他还夸耀说，他已经与极富魅力的利娅·特南鲍姆结婚了。[1]杰马勒经常不预先通知便出现在巴略瓦尔伯爵的家里，随着局势变得愈发危急，这位西班牙伯爵开始用其影响力去限制这个“屠夫”的专制统治。

当杰马勒监管着逐渐恶化的耶路撒冷时，他的同僚、副司令恩维尔，在与俄国人窝囊的决战中损失了八万人。恩维尔和塔拉特把他们的惨败归罪到亚美尼亚基督徒身上，因此成批地将他们驱逐出境或杀害。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在野蛮的杀戮中丧生，这可能“鼓励”了希特勒在“二战”中的屠犹行动。希特勒回忆：“现在没有人会记得亚美尼亚人。”杰马勒声称反对这次大屠杀；他允许难民到耶路撒冷定居，因此那里的亚美尼亚人口在战争中增长了一倍。

杰马勒与英国人之间存在着秘密协商，他告诉巴略瓦尔伯爵，伦敦方面想要他刺杀他的同僚塔拉特帕夏。杰马勒曾私下里接近协约国，承诺进军伊斯坦布尔，推翻恩维尔，解救亚美尼亚人，成为苏丹的继承人。协约国并没有把他的话当真，杰马勒于是奋起抗争。他在耶路撒冷吊死了十二个阿拉伯人，将他们的尸首挂在城墙周围示众；而恩维尔则巡游到东部，强调他的伊斯兰背景，威胁持不同政见的阿拉伯人，并密切关注他的同僚的动向。瓦希夫亲眼看见这个奥斯曼强人和杰马勒一起开进耶路撒冷。在参观了岩石圆顶清真寺、大卫墓及圣墓大教堂之后，恩维尔主持了杰马勒帕夏街的开通仪式，然后在法斯特酒店与市长侯赛因·侯赛尼一起娱乐，陪同他们的还有瓦希夫，是他一如既往地安排了这次聚会。

随后，恩维尔、杰马勒这两位帕夏动身前往麦加，制止任何可能出现的阿拉伯人叛乱。然而，恩维尔的朝圣行为并没能为奥斯曼人挽回阿拉伯半岛。

[1]利娅·特南鲍姆后来嫁给了基督徒律师阿布卡里乌斯·贝，他为她在塔尔比赫修建了一座名为“利娅别墅”的豪宅。利娅比他小三十岁，后来离开了他。之后，他将利娅别墅租给流亡在外的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最终，这栋房屋归于摩西·达扬（Moshe Dayan）名下。

45 阿拉伯起义，《贝尔福宣言》

公元1916年—公元1917年

劳伦斯和麦加谢里夫

就在大战开始之前，麦加的年轻王储阿卜杜拉·伊本·侯赛因（Abdullah ibn Hussein）在从伊斯坦布尔的归途中拜访了开罗的英国总督、陆军元帅基奇纳勋爵，请求英军派兵援助他的父亲。

阿卜杜拉的父亲侯赛因是大谢里夫、麦加埃米尔，也是阿拉伯半岛最强大的贵族，即先知直系后裔哈希姆家族的后人。这个家族世袭麦加埃米尔一职，但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曾把阿卜杜拉的父亲侯赛因囚禁在伊斯坦布尔的豪华监狱里，超过十五年之久，同时委派这个家族的其他成员担任埃米尔。1908年，由于缺乏候选人，青年土耳其党将阿卜杜拉派往麦加（在那儿，他的电话号码是“麦加1”）。面对恩维尔帕夏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沙特及其他阿拉伯酋长们的对抗，阿卜杜拉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准备阿拉伯战争，要么起兵反抗伊斯坦布尔。

阿卜杜拉自豪地向基奇纳展示了他同南阿拉伯半岛酋长战斗时受的新伤，基奇纳也展示了自己在苏丹得到的伤疤。矮胖的阿卜杜拉告诉高大的基奇纳：“阁下很容易成为目标，我个子这么矮，都让贝都因人给击中了。”尽管阿卜杜拉魅力无限，但基奇纳拒绝了支援谢里夫派的要求。

几个月后，世界大战改变了一切。基奇纳返回伦敦担任陆军大臣，发布了鼓舞人心的招兵海报，上面写着：“你的国家需要你。”基奇纳依然是不列颠优秀的东方专家，当奥斯曼苏丹—哈里发向协约国发动“圣战”时，基奇纳想起侯赛因，他提议任命侯赛因为英国扶持下的哈里发，并希望后者在阿拉伯半岛发动一场起义。他命令开罗方面联络谢里夫。

这件事情起初没有得到任何回应。1915年8月，谢里夫侯赛因突然提出要领导一场阿拉伯起义，并以此向英国索取一定的回报。此时，英国远征加利波利失败，但仍主张彻底击溃奥斯曼人，以打破西线僵局，然而此时一支英国军队在伊拉克库特市惨遭包围。英国人认为，除非受到阿拉伯起义的牵制，否则杰马勒帕夏将会很快征服埃及。伦敦因此命令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Henry McMahon）爵士接受任何条件，以确保得到阿拉伯人的支持，但不能做任何可能与法国利益相冲突的承诺——当然，还有英国的野心。

谢里夫侯赛因此时已年过六旬，被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描述为“非常自负、贪婪和愚蠢的人……根本没能力”统治国家，尽管如此，他仍是“一个惹人喜欢的老头”，而此刻英国非常需要他的帮助。受其精明的次子阿卜杜拉引导，侯赛因要求英国助其建立一个包括阿拉伯半岛、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在内的哈希姆帝国[1]，这项过分的要求让英国无法接受，因为其一旦成真，这个地区将出现阿拔斯王朝以来最大的帝国。侯赛因提出，作为报答，他将通过秘密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协会，如“青年阿拉伯协会”（法塔特）和“盟约社”（阿赫德），在他自己所辖的阿拉伯区域以及叙利亚地区领导一场反对奥斯曼的起义。但这注定是不现实的：谢里夫候赛因仅统领着几千名勇士，甚至不能统治汉志全境，而敌对的酋长，如沙特则控制着阿拉伯半岛大部分，侯赛因的地位岌岌可危。至于那些秘密组织，规模很小，只有几百名积极分子，不久以后就被杰马勒消灭殆尽了。

麦克马洪不确定该对这些“悲喜剧式的自命不凡”的人做出多少让步，正当他为此烦恼时，侯赛因同时向“帕夏三雄”开出了比向英国人开出的还要高的价码，要求世代拥有汉志并终止杰马勒的恐怖统治。谢里夫派出三子费萨尔（Faisal）和杰马勒谈判，但是专制统治者杰马勒却强迫费萨尔观看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绞刑。

谢里夫和英国人的谈判取得了较大进展。19世纪，英国东方专家伪装成考古学家，以开罗为基地开展间谍活动，掌握了巴勒斯坦的概况。基奇纳拍摄了许多耶路撒冷的照片，并绘制了地图，他有时甚至伪装成阿拉伯人。相比大马士革的露天市场，他们当中许多人更了解开罗的各个俱乐部：他们对待阿拉伯人友善，却对犹太人充满偏见，认为犹太人在背后勾结敌人。当伦敦方面和谢里夫谈判的时候，英国的印度总督却坚持推行截然不同的政策，支持谢里夫的敌人沙特阿拉伯人。业余的英国专家发现自己正活在约翰·巴肯（John Buchan）的小说《绿斗篷》的现实版中，漂泊在广阔的奥斯曼海上，卷入了微妙的阿拉伯政治激流。

庆幸的是，麦克马洪有一个非常了解叙利亚的军官。二十八岁的T. E.劳伦斯，被其同伴、阿拉伯问题专家格特鲁德·贝尔（Gertrude Bell）描述为“极为聪明的人”。劳伦斯是一个古怪的局外人，是英国保守党模棱两可精神的产物，并且始终苦恼于该效忠哪个主子——大英帝国还是阿拉伯帝国。他是个私生子：父亲托马斯·查普曼是世袭男爵，抛下妻子，和女教师萨拉·劳伦斯组建新的家庭，并采用了她的姓氏。

劳伦斯从小就渴望将来既精力充沛又深思熟虑地干一番大事业。他在牛津大学撰写关于十字军城堡的毕业论文期间，有意训练自己以增强忍耐力。之后，他游遍叙利亚，掌握了流利的阿拉伯语，并以考古学家的身份在伊拉克境内的赫梯遗址工作。在那儿，他和年轻的阿拉伯助手达霍姆（Dahoum）成了朋友，或许甚至是一生的情侣。他的性取向和关于他的很多事情依然神秘，他嘲笑“滑稽的生殖过程”，他的朋友罗纳德·斯托尔斯（Ronald Storrs）说：“他不厌恶女人，但是如果突然被告知再也不会看到女人，他仍会保持沉着冷静。”居留伊拉克期间，劳伦斯计划写作一本关于耶路撒冷和其他六个阿拉伯城市的“冒险记”，他以《箴言篇》中的诗句将该书命名为《智慧七柱》（Th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该书从未发表，后来他把这个名字挪用到另一本书上。

“身材矮小，体格强壮，浅黄色的皮肤，被沙漠晒成古铜色的典型英国人脸庞，还有一双奇特的蓝眼睛”，和美国人后来描述的一样，劳伦斯身高约1.65米——格特鲁德·贝尔叫他“小淘气”。劳伦斯写道：“我的头脑如夜猫般敏捷而冷静。”他对每个人的细微差异非常敏感，是辞藻华丽的作家和敏锐的观察家，对不喜欢他的人格外粗鲁。他承认曾遭受过“渴望成名”之苦，“以及由此所引起的恐惧”。他所做的一切都受“任性的好奇心”驱使。这个具有骑士精神并笃信正义的人，还是个阴险的阴谋家以及自我神化的家伙。洛厄尔·托马斯（Lowell Thomas）称他为“无意中闯到聚光灯下的天才”。在劳伦斯身上，虚荣心和受虐心并存，他说：“我喜欢我内心的事物，不断享受快乐并一直冒险，在堕落中，我似乎还能得到一点确定感。”

在开罗，麦克马洪开始向这位下级军官求助——他已成为“主动和谢里夫谈判的人”。正如劳伦斯在报告中写到的，他总发现自己“在思考萨拉丁和阿布·乌拜达”，但和许多阿拉伯学者一样，他认为沙漠中的阿拉伯是纯洁和高尚的——不像巴勒斯坦那些人。他明确大马士革、阿勒颇、霍姆斯和哈马为叙利亚的阿拉伯心脏地带，但不承认耶路撒冷真的属于阿拉伯人——它是个“肮脏的城市”，他写道，它的人民“像饭店的仆人般毫无个性，依靠穿行的成群游客而生存。众多关于阿拉伯人和他们民族性的问题在此远离了他们，如同复本位制与得克萨斯生活毫无瓜葛一样”。像耶路撒冷或贝鲁特这样的地方已“陈旧不堪——说它是叙利亚的代表，就和说伦敦苏豪区可以代表整个英国一样荒谬”。

1915年10月24日，麦克马洪回复侯赛因。他故意含糊其词，让双方对这份设计好的回复各有各的解读。麦克马洪同意助侯赛因建立他的帝国，包括劳伦斯列出的叙利亚东部城市，但不包括争议地带以西部分。双方没有提到巴勒斯坦，也未提及耶路撒冷。谢里夫不可能接受将耶路撒冷排除在外，但英国人在那儿有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未提及这座城市就是回避问题。另外，麦克马洪坚持应排挤掉法国的所有利益——法国对耶路撒冷的诉求由来已久。事实上，高级专员计划名义上将耶路撒冷放在埃及阿尔巴尼亚王朝的统治之下，这样圣城还是属于穆斯林，但事实上却在英国的控制之下。

英国需要阿拉伯人立即起义，所以就许下必要但尽量含糊的承诺。然而麦克马洪的种种承诺还不够暧昧，提高了阿拉伯人的期待——就在英法开始正式谈判瓜分奥斯曼帝国之前。

英国谈判者、国会议员和约克郡男爵马克·赛克斯（Mark Sykes）爵士，是个富有创造力和难以驯服的业余人士，曾游历东方并因此成为卓越的专家——尽管劳伦斯称他“满腹偏见、肤浅和伪科学”。赛克斯真正的天赋是一种雄心勃勃的热情，这种奔放具有很大的魅力，以至于他的上司乐意让他插手任何他感兴趣的事关东方的政策。赛克斯和他的法国搭档——驻贝鲁特领事弗朗索瓦·乔治—皮科（François Georges-Picot）——同意由法国接收叙利亚和黎巴嫩，由英国接收伊拉克和巴勒斯坦部分地区，并在英法监督下建立一个阿拉伯联邦，而耶路撒冷则将由法、英、俄共管。[2]这些对于过去七十年中一直想要控制耶路撒冷的三个帝国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该协定也容许以某种形式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但是因为英国仍暗中觊觎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协定不久就失效了。

1916年6月5日，谢里夫侯赛因还不知道《赛克斯—皮科协定》的秘密，但意识到了奥斯曼人将推翻他，因此在麦加举起红旗，发动阿拉伯起义。他自称“阿拉伯人之王”（King of All the Arabs），这个称号是用来警告英国人的，后者劝他将头衔降为“汉志之王”（King of Hejaz）。这仅仅是开始：历史上极少的家族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如此多的国家戴上如此多的王冠。侯赛因国王命他的每个儿子分别指挥他们的小规模军队，但令人失望的是，在叙利亚的起义从未实现。英国人发现，很难搞清楚谢里夫这伙人究竟能否发挥作用。10月，后来的耶路撒冷总督罗纳德·斯托尔斯和他的下属劳伦斯来到了阿拉伯半岛。

[1]这个名称来自哈希姆，先知的曾祖父。他们是穆罕默德女儿法蒂玛和外孙哈桑的后裔，因此被授予“谢里夫”的称号。他们自称是哈希姆王族，英国人则称他们为“谢里夫派”。

[2]起初，赛克斯考虑将耶路撒冷划给俄国，该国朝圣者在战前已经充满这座城市。之前俄国已被许诺将获得伊斯坦布尔，《赛克斯—皮科协定》又允诺给它东安纳托利亚、亚美尼亚和库尔德斯坦等地。

阿拉伯的劳伦斯：谢里夫派——阿卜杜拉和费萨尔

劳伦斯细心观察侯赛因国王的四个儿子，以便找到理想的阿拉伯统治者，很快，他发现只有次子阿卜杜拉和三子费萨尔堪当重任。但他不愿接受阿卜杜拉，他认为阿卜杜拉“聪明过头了”，阿卜杜拉则觉得劳伦斯是个“怪物”。劳伦斯见到费萨尔王子第一眼就叹其惊为天人：“三十一岁，高大、优雅、强壮，形象近乎帝王；矫捷且精力充沛；面部光洁，如同纯正的切尔克斯人；黑色头发、深黑色的眼睛，看起来像个欧洲人，而且非常像丰特莱修道院里的理查一世纪念像。一个众人崇拜的偶像。”劳伦斯称赞费萨尔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人”，但又说他同时是“一个鲁莽无畏、懦弱胆怯、愚昧无知的人——我是出于怜悯才服务于他”。

阿拉伯起义失败了，就在谢里夫自己的汉志领地里，劳伦斯见证了费萨尔的几千骆驼骑兵被“一个连的土耳其人”打败——如果他们当初袭击哨所、破坏铁路，也许可以钳制住整个奥斯曼军队。当劳伦斯被分派到费萨尔麾下时，他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并创造了现代起义的典范。但正是费萨尔使劳伦斯穿上传奇的外衣，“身着华丽的绣金白丝袍”，正如他在其阿拉伯起义指南——21世纪驻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军军官必读之物——里所写的一样：“如果你穿戴上阿拉伯服饰，就要穿最好的，打扮得像个谢里夫。”劳伦斯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且具有苦行诗人的气质，但他明白“处理阿拉伯人问题的全部秘密就是不断地研究他们——通过聆听和间接调查，了解他们的家族、氏族和部落、朋友及敌人”。他学会骑骆驼，并像贝都因人一样生活，但他从未忘记将大量的英国黄金分发给他的部队，以确保他们团结一致——“这是这些部落经历过的富得流油的时候”——甚至五十年之后，阿拉伯人仍记得这位“分送黄金的人”。

战争的杀戮与磨炼让劳伦斯恐惧又兴奋。“我希望这听起来是个玩笑，”他在一次成功的突袭之后写道，“正是最业余的行为使这次行动取得了成功，贝都因人是唯一能干好这个的民族。”当一个部下被控谋杀时，劳伦斯不得不亲手执行对谋杀者的死刑，以避免血亲复仇。在经历一场对土耳其人的屠杀之后，他希望“当我苏醒并重新活过来，这些噩梦就结束了，对土耳其人的这种不断的杀戮非常可怕”。

得知赛克斯和皮科瓜分中东的秘密后，劳伦斯感到羞耻：“我反对号召他们为我们的谎言而战。”有很多次，他在绝望中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希望被杀死在路途中”。他把自己描述为“坚定的亲英者和亲阿拉伯者”，但他鄙视帝国的征服，更愿意阿拉伯成为一块独立的疆域——在英国的保护下。“假如我幸免于难，我不仅能打败战场上的土耳其人，也能打败我自己的国家及盟友”。

劳伦斯将《赛克斯—皮科协定》和他的计划一起透露给费萨尔。他们如果想要避免一个法属叙利亚的出现，就必须亲自解放它，还必须以一种势在必得的军事气势为阿拉伯人赢得叙利亚：劳伦斯带领着费萨尔的军队，经过将近500千米的迂回历险，穿过艰难的约旦沙漠，袭击了亚喀巴港口。

法尔肯海因挂帅：德国的耶路撒冷

杰马勒第三次进攻埃及失败后，英国人穿越西奈，进行反攻。1917年春，在奥匈帝国的炮火掩护下，一万六千名德国人在加沙两度击败英国人。杰马勒意识到他们会再次发起进攻。巴勒斯坦此时正情绪高昂地密谋反抗奥斯曼。帕夏的秘密警察发现了一个亲英的犹太间谍网，其成员遭到严刑拷打：他们的指甲被拔掉，头颅被老虎钳夹裂，最后被处以绞刑。在耶路撒冷，杰马勒的警察正在搜寻另一个犹太间谍阿尔特·莱文（Alter Levine），一个出生在俄国的诗人、商人和修理工。警察声称他建立了一个依托妓院的间谍网。莱文躲在朋友卡里尔·萨卡基尼的家里，萨卡基尼是耶路撒冷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师，同意保护莱文。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间谍网激怒了杰马勒，他曾于4月在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召见外国领事们，并发表了一项险恶的声明：驱逐耶路撒冷所有的人。这就意味着在残酷地驱逐亚美尼亚人之后，又有成千上万的人将面临死亡。

“我们发现自己被迫为耶路撒冷而战。”杰马勒告诉恩维尔。他们邀请指挥过凡尔登战役的前德国总参谋长、陆军元帅埃里希·冯·法尔肯海因（Erich von Falkenhayn）来到耶路撒冷，并向他请教怎样打败英国。恩维尔越过杰马勒，将最高领导权给予了德国人。“法尔肯海因指挥的凡尔登战役对德国来说是一场灾难，”杰马勒警告恩维尔，“所以由他来领导巴勒斯坦战争，也将把我们拖入灾难。”

1917年6月，垂头丧气的杰马勒在耶路撒冷车站迎接法尔肯海因。他们还在岩石圆顶清真寺的台阶上尴尬地拍了合影。法尔肯海因在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建立了指挥中心。亚洲军团的德国士兵挤满城中的咖啡馆，他们的军官则接管了法斯特酒店。“我们身处圣地，”驻扎在城内的典型的德国年轻士兵鲁道夫·胡斯[1]写道，“我们周围充斥着宗教史中那些耳熟能详的古老名字和圣徒故事，现实和我幼时的想象相去甚远。”奥地利的军队在城中列队行进，在军队中服役的犹太士兵则在西墙边祈祷。杰马勒帕夏离开了这座城市，在大马士革管理属于自己的省份。德国皇帝最终控制了耶路撒冷，但为时已晚。

6月28日，埃德蒙·艾伦比（Edmund Allenby）爵士以新任英军司令的身份到达开罗。仅仅一个星期以后，劳伦斯和谢里夫派就占领了亚喀巴。劳伦斯骑骆驼、乘火车、坐轮船，仅用四天就到达了开罗，向艾伦比报告他的胜利。艾伦比是个率直的传统骑兵，他立刻被这位消瘦的、身着贝都因长袍的英国人打动了。艾伦比任命劳伦斯和劳伦斯的谢里夫骆驼军团为他的机动右翼。

英国人的飞机轰炸了耶路撒冷的橄榄山。法尔肯海因的副官弗朗茨·冯·巴本上校布置了防御工事，并计划反攻。但德国人低估了艾伦比，1917年10月31日，他们被突袭惊呆了——艾伦比发动了占领耶路撒冷的攻势。

[1]胡斯是未来的奥斯威辛（纳粹大屠杀期间，上百万犹太人在该集中营被毒死并焚烧）党卫军司令，他正考虑谋求天主教神父的职业。耶路撒冷“在我后来放弃信仰的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我厌恶见利忘义的态度，但那儿的许多神父以这种态度进行着被他们自称为圣物的交易”。他因膝盖受伤被授予铁十字勋章。“回避所有感情表露”的胡斯在耶路撒冷受到一位德国护士的引诱：“我为爱情的魔力而倾倒。”1947年4月，他被处以绞刑。此时，一个“吵闹的”年轻德国男孩利用圣母教堂附近的野战医院帮助了美国侨民，他就是德国副领事的儿子鲁道夫·赫斯，未来的纳粹德国副元首。1941 年，赫斯带着疯狂的和平使命飞到苏格兰，但在狱中度过余生。

劳合·乔治、贝尔福和魏茨曼

当艾伦比集结七万五千名步兵、一万七千名骑兵和少量的新坦克时，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正和出生于俄国、名叫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的科学家协商一项新政策。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一个穿梭于白厅、出入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的办公室、高谈古代以色列和《圣经》的俄国移民，在设法使一项政策赢得大英帝国支持。这项政策像君士坦丁或萨拉丁曾经做出的决定一样，将彻底改变耶路撒冷，并深刻地影响今天的中东。

贝尔福和魏茨曼早在十年前就见过，但谈不上有什么关系。因为红润的脸颊和修长的四肢，贝尔福被人昵称为“颓废派”和“漂亮的范尼”，又因为担任爱尔兰首席大臣时的冷酷，他也被称作“血腥贝尔福”。他是苏格兰商人和英格兰贵族的后裔——母亲是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担任首相的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塞西尔的妹妹。贝尔福曾陪同舅舅和迪斯累利出席1878年的柏林会议。可是当他于1902年继承索尔兹伯里爵位后，有人见了他就语带讽刺地说：“鲍伯是你舅舅啊！”既是哲学家、蹩脚诗人，又是激情网球手的贝尔福是个从未婚娶的纨绔的浪漫主义者，还是成天将“无所谓而且根本无关紧要”挂在嘴边的轻浮的即兴诗人。大卫·劳合·乔治尖刻而谨慎地评价说，历史将像“记住手帕上的芳香一样”铭记贝尔福。事实上，就与魏茨曼非同一般的关系以及那份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宣言来说，他确实是最值得铭记的人。

魏茨曼则来自完全不同的家庭。他出生于平斯克附近的犹太小村庄，父亲是木材商。他从孩提时代起就拥护犹太复国主义，后来先后逃往德国和瑞士学习科学，三十岁时移居曼彻斯特，并在大学教授化学。

魏茨曼“既放荡不羁又富有贵族气息，既德高望重又爱冷嘲热讽，充满着俄国知识分子刻薄和自嘲的才智”。他“天生就是个贵族，与国王和首相打成一片”，还设法赢得了丘吉尔、劳伦斯和杜鲁门等人的尊敬。他的妻子维拉是沙皇军队中为数不多的犹太军官的女儿，她把大多数俄国犹太人看作卑贱粗俗的人，喜欢与英国贵族交往，并确保她的“小哈伊姆”穿得像爱德华时代的绅士。魏茨曼，这个热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不仅痛恨沙皇俄国，也鄙视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他很像“养尊处优的列宁”，并时常被误认成后者。他是一个“很有才气的演说家”，一口流利的英语夹杂着俄国口音，还拥有“结合着猫科动物般致命的攻击性、火热的激情和远见卓识的近乎女性的魅力”。

1906年，伊顿公学的老校友和平斯克犹太人毕业生首次见面。他们的谈话短暂但令人难忘。“我记得贝尔福以通常的姿势坐着，跷着腿，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贝尔福于1903年担任首相，曾向犹太复国主义者提出乌干达方案，但此时已失去权力。魏茨曼担心他的漠不关心只是“一种掩饰”，所以解释说，如果摩西听到乌干达方案，“肯定会再次摔碎那两块石板”。[1]贝尔福显然感到迷惑不解。

“贝尔福先生，假如我给你的是巴黎，而不是伦敦，你愿意要吗？”

“魏茨曼博士，可我们已经拥有伦敦啦。”

“那倒是，不过在伦敦还是一片沼泽时，我们就有耶路撒冷了。”

“像你这么认为的犹太人多吗？”

“我道出了成千上万犹太人的心声。”

贝尔福甚感钦佩，但又补充说：“很有趣，我遇到的犹太人可不都如此。”

魏茨曼知道大多数英国犹太贵族都嘲笑犹太复国主义，他回答道：“贝尔福先生，那是因为您没有遇到真正的犹太人。”

这次谈话没有任何结果，却让魏茨曼遇到了第一个帝国政治家。贝尔福已大选败北，随后赋闲数年。其间，魏茨曼在与贝尔福见面后不久首次拜访了耶路撒冷，并发起一场在耶路撒冷建立希伯来大学的活动。巴勒斯坦充满活力的犹太复国主义农场震撼了他，但耶路撒冷却是“一座依靠施舍而生存的城市、一个悲惨的贫民区”。在那里，“我们没有一处像样的建筑——除了犹太人，全世界的人在耶路撒冷都有立足之处。耶路撒冷使我沮丧，夜幕降临之前，我离开了这座城市”。魏茨曼回到曼彻斯特，成为著名的化学家，并和编辑C. P.斯科特成为朋友，斯科特是《曼彻斯特卫报》的所有者，也是一个类似于《圣经》先知的亲犹太复国主义者。“好吧，魏茨曼博士，”斯科特说，“告诉我你想让我为你做什么。”这时是1914年。

大战之初，魏茨曼被“干脆利索、令人着迷、富有魅力且精力充沛的”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招入海军部。丘吉尔说：“哦，魏茨曼博士，我们需要三万吨丙酮。”此时魏茨曼已经研制出生产丙酮的新配方，这种溶剂用于制造无烟炸药。丘吉尔问道：“你能制造吗？”那时的魏茨曼不仅能够，而且已经制造出这种溶剂了。

数月后的1914年12月，C. P.斯科特邀请魏茨曼、时任财政大臣劳合·乔治以及他的同僚赫伯特·塞缪尔共进早餐。魏茨曼注意到，为了掩饰过分的严肃，大臣们都用轻浮的幽默方式讨论战争，不过“我非常羞怯，并忍受着被压抑的兴奋”。魏茨曼吃惊地发现这些政治家都很同情犹太复国主义。劳合·乔治承认：“当魏茨曼博士讨论巴勒斯坦时，对我来说，他一直提到的地名比西线上的那些还亲切。”并且他愿意将魏茨曼引荐给贝尔福——但劳合·乔治并未意识到他们其实已经见过面。魏茨曼一直提防着塞缪尔——他不仅是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蒙蒂菲奥里家族有关系的英国犹太银行家后裔，还是首位进入英国内阁的虔诚的犹太人——直到他透露正在拟定一份关于犹太人回归的备忘录，魏茨曼才释然。

1915年1月，塞缪尔向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递交了他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已经在分散各地的一千两百万人中引起轰动，”塞缪尔写道，“人们普遍同情这种恢复希伯来人家园的想法。”阿斯奎斯嘲笑犹太人这种“可以集体返回”的想法，并讥笑他们是“一个多么引人瞩目的群体”。至于塞缪尔，阿斯奎斯说他的备忘录“读起来像一本新版的《坦克雷德》，[2]我对他的建议不感兴趣，但有一幅奇怪的插图表述了迪斯累利喜欢的格言‘种族就是一切’，正是这幅奇怪的插图使条理清晰、善于思考的赫伯特·塞缪尔采取了这种非理性的做法”。阿斯奎斯吃惊地发现：“说来也奇怪，这个提案的唯一反对者正是劳合·乔治，他并未谴责犹太人，却认为这种令人震怒之举将使得‘不可知论和无神论的’法国占领圣城。”阿斯奎斯认为劳合·乔治关于耶路撒冷应归英国所有的主张是正确的，但他对犹太人的态度却是错误的。

劳合·乔治，这个蓝眼睛的威尔士浸礼会小学校长的儿子和轻率的好色之徒，因一头蓬乱的白色长发看起来更像艺术家而不是政治家。他非常关注犹太人，作为一名律师，他早在十年前就代理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案件。劳合·乔治是激进的改革家、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者、公爵们的迫害者以及雄辩的演说家和天生的表演家。他宣称：“我在学校里学到的犹太人的历史，比关于我自己家乡的都多。”大战一爆发，他就变成了精力充沛的战争大臣和浪漫的帝国主义者，深受希腊古典作品和《圣经》的影响。

劳合·乔治再次将魏茨曼引荐给贝尔福。贝尔福匆匆写道：“魏茨曼无须介绍。我还记得我们1906年的谈话。”他用“好吧，您还没有改变太多”来问候这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接着又用沉着、近乎伤感的语调说：“您知道，当枪声匿迹时，您可能就会得到你们的耶路撒冷，这是您正为之奋斗的一项伟大事业。您还需要不断地来找我。”他们开始定期会面，夜里一边绕着白厅散步，一边讨论着一个犹太家园将如何在命运的转折下，在符合历史的正义与英国的权力影响下运行。

科学和犹太复国主义此时也更为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因为贝尔福正担任海军大臣，而劳合·乔治则担任军需大臣，此二人最关心魏茨曼研制炸药的工作。魏茨曼发现自己与世界上最强大帝国的头面人物“扯上了错综复杂的私人关系”。这促使他仔细思考他卑微的出身：“我，哈伊姆·魏茨曼，一个来自乡村的犹太人，白手起家，现在也不过是一所地方大学里的教授！”而对于那些贵族来说，魏茨曼则符合他们心目中的犹太人形象。“他就像一个《旧约》中的先知。”丘吉尔后来这样评价说，尽管他穿着大衣、戴着高帽。劳合·乔治在他的回忆录中轻描淡写地称，他感激魏茨曼在战争期间所做的工作，因此才支持犹太人。但事实是，犹太人在很早以前就得到了内阁强有力的支持。

《圣经》，关于耶路撒冷的经书，在其成书两千多年之后再次影响这座城市。“英国是个圣经国家，”魏茨曼写道，“那些毕业于古老学校的英国政治家笃信宗教。他们理解“回归”正在成为现实，这迎合了他们的传统和信仰。”和美国一样，“英格兰也是阅读和思考《圣经》的国度，”劳合·乔治的一位助手注意到，“英国犹太人是唯一一个渴望返回他们古老家园的群体。”他把这种渴望当作一种“不可否认的本能愿望”。

在他们对犹太人的态度中，有些东西隐藏得更深：英国领导人天生同情俄国犹太人的悲惨命运，这种情怀在战争期间由于沙皇压迫俄国犹太人而进一步强化。欧洲的上流社会目眩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等犹太富豪那难以置信的财富、异族的权力和富丽堂皇的宅邸。然而他们也因此而困惑，因为他们无法确定犹太人是由受迫害的圣经英雄组成的高贵的种族：是大卫王和马加比的后裔，还是包藏祸心、精于算计、长着鹰钩鼻且拥有超能力的霍比特人。在种族优越论泛滥的年代，贝尔福确信犹太人是“自公元前5世纪希腊时代之后最有天赋的种族”。丘吉尔也认为他们是“最令人惊叹和富有天赋的种族”，但又称他们是“上帝和恶魔特选的神秘和不可思议的种族”。劳合·乔治私下批评赫伯特·塞缪尔具有“他的种族最糟糕的典型特征”。但三个人都是真正的亲犹主义者。魏茨曼深知种族主义者的阴谋论和基督教希伯来主义之间只一线之隔：“我们痛恨反犹主义，也痛恨亲犹主义。两者都是可耻的。”

在政治活动中，时机决定一切。1916年12月，阿斯奎斯政府倒台。劳合·乔治继任首相，并任命贝尔福为外交大臣。劳合·乔治被描述为“自查塔姆伯爵之后最伟大的战争领袖”，而且他和贝尔福会用尽一切手段赢得战争。在这场持久的、可怕的对德战争的关键时刻，他们对犹太人的独特态度和1917年特殊的客观环境结合起来。劳合·乔治和贝尔福确信：英国要取胜，犹太复国主义是必要的。

[1]指摩西得到上帝赐予的两块石板后，下山见到犹太人祭拜异教神明，气得将石块摔碎的故事。——译注

[2]在迪斯累利著名的小说《坦克雷德》中，一个公爵的儿子旅行到耶路撒冷，在那儿，一个犹太人富有远见地说道：“英国人将占有这座城市，他们将管理它。”劳合·乔治的任务是赢得这场战争，其他的一切对他而言都是次要的。

“魏茨曼博士，孩子出生了”：《贝尔福宣言》

1917年春，美国参战，俄国爆发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被推翻。“很明显，女王陛下的政府主要关注如何将俄国留在协约国行列”，一位重要的英国官员解释说，至于美国，“如果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成为英国政策的目标之一，很可能会对美国民意产生正面的影响”。即将访问美国的贝尔福告诉同僚：“现在美俄的绝大多数犹太人明显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如果英国能发表一个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宣言，“我们应该可以在俄国和美国开展极其有效的宣传。”

英国人知道，德国人正在考虑自己来拟定犹太复国主义者宣言，因此英国应该加紧向俄国和美国宣传——毕竟，犹太复国主义发源于德、奥，1914年以前，犹太复国主义者一直以柏林为基地。1917年8月，耶路撒冷的独裁者杰马勒帕夏访问柏林时，会见了德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奥斯曼大维齐尔塔拉特帕夏勉强同意促成“一个犹太民族家园”。与此同时，艾伦比将军正在巴勒斯坦边境秘密准备进攻。

这些才是英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真正原因，与魏茨曼的个人魅力无关。此时，时间是极其重要的。贝尔福宣称：“我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可能成了唯一真正能让他充满激情的事业。劳合·乔治和丘吉尔——此时的军需大臣——也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者。那个兴奋的“牛氓”马克·赛克斯男爵，此时也已经进入内阁，他突然相信英国需要“全世界犹太人的友谊”，因为“没有伟大的犹太民族的支持，我们不可能完成这项事业”——赢得这场战争。

并非所有内阁成员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他们论争不断。前印度总督寇松勋爵问道：“怎样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劳合·乔治辩论说：“相比阿拉伯人，犹太人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帮助。”印度事务大臣埃德温·蒙塔古是一个饱受折磨的犹太人、一位银行继承人，还是赫伯特·塞缪尔的表亲，他激烈地争论说，犹太复国主义可能会引起更多的反犹主义。许多英国犹太要人同意他的观点：摩西爵士的侄孙克劳德·戈登史密斯·蒙蒂菲奥里受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支持，发起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运动。魏茨曼抱怨他“一方面认为自己是英国人，一方面又认为犹太民族主义只是犹太教的附属物”。

蒙塔古和蒙蒂菲奥里拖延了宣言的发表，但魏茨曼来到白厅办公，回击并说服了休息室和国会里的犹太要人、英国贵族。他赢得了二十岁的多莉·德·罗斯柴尔德的支持，后者把他引见给阿斯特家族和塞西尔家族。在一次晚宴上，他听到克鲁侯爵夫人告诉罗伯特·塞西尔勋爵：“这栋房子里的所有人都支持魏茨曼。”在英国犹太人的无冕之王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勋爵的帮助下，魏茨曼击败了他的犹太对手。劳合·乔治和贝尔福在内阁中随心所欲。“我已经让罗斯柴尔德勋爵和魏茨曼教授提交了方案。”贝尔福记录道，他同时安排赛克斯负责谈判。

法国人和美国人先后表示赞同，这为10月底的决定扫除了障碍：在艾伦比将军占领贝尔谢巴当天，赛克斯找到正在内阁办公室前厅焦急等待的魏茨曼。“魏茨曼博士，”赛克斯喊道，“孩子出生了！”

11月9日，贝尔福发表宣言，随后致函罗斯柴尔德勋爵，信中说：“英国政府赞成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但应清楚知道的是，不能做任何损害目前巴勒斯坦非犹太人公民和宗教权利的事情。”阿拉伯人后来控诉英国忘恩负义的背叛——英国曾同时将巴勒斯坦许诺给谢里夫、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法国人——英国的背信弃义成为阿拉伯大起义神话的一部分。这当然很讽刺，那些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许诺都是战时、短期、欠考虑和紧急情况下政治权宜的结果，要是在正常情况下，双方都不会得到这样的许诺。赛克斯愉快地表示：“我们向犹太复国主义、亚美尼亚人的解放和阿拉伯人的独立做出承诺”。然而矛盾重重，叙利亚已被明确许诺给了阿拉伯人和法国人。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写给谢里夫的信中既未提到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也未将这座城市许诺给犹太人。《赛克斯—皮科协定》明确耶路撒冷是一个国际城市，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此也表示同意：“我们想让圣地国际化。”魏茨曼写道。[1]

《贝尔福宣言》旨在将俄国犹太人从布尔什维克中分裂出来，但就在宣言发表的前一天晚上，列宁在圣彼得堡夺取了政权。要是列宁早几天行动，《贝尔福宣言》就可能永远得不到发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俄国犹太力量——从白厅的魏茨曼到耶路撒冷的本—古里安——和同情他们悲惨境遇的基督徒所共同推动的犹太复国主义，此时已脱离俄国犹太人独立发展，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

事实上，宣言应该以劳合·乔治的名字命名，而不是贝尔福。决定英国必须占有巴勒斯坦的正是劳合·乔治。他说：“哦，我们必须夺取那儿！”这是建立任何犹太家园的先决条件。他不打算和法国人或其他任何人分享它，而耶路撒冷就是他最终的战利品。当艾伦比成功进入巴勒斯坦后，劳合·乔治明目张胆地要求他，将占领耶路撒冷“作为一份圣诞礼物献给英国”。

[1]劳合·乔治的使命是赢得战争，其他一切都附属于这一使命，因此他想到第四种中东方案不足为奇：他与帕夏三雄间接并非常秘密地谈判，达成了一项完全不同的奥斯曼和平协议。该协议将耶路撒冷留给苏丹，这背叛了犹太人、阿拉伯人和法国人。“几乎同一周，我们还亲自许诺确保巴勒斯坦为犹太人的民族家园，”恼怒的寇松写道，“我们要让土耳其人的旗帜飘扬在耶路撒冷上空吗？”谈判无果而终。

46 圣诞礼物

公元1917年—公元1919年

市长试图投降

1917年11月7日，艾伦比拿下加沙。16日，他又拿下雅法。耶路撒冷陷入绝望的境地。坐镇大马士革的“屠夫”杰马勒准备让耶路撒冷“玉石俱焚”。他首先命令驱逐所有基督教牧师，炸毁基督教建筑，包括圣救世主修道院。大主教们被送到大马士革。天主教徒冯·巴本上校救下了一位拉丁大主教，并把他安置在拿撒勒。杰马勒在大马士革绞死了两个犹太间谍，然后宣布驱逐耶路撒冷所有的犹太人：届时将没有任何犹太人活下来去欢迎英国人。在匆匆赶往陆军元帅冯·法尔肯海因处并向他抱怨之前，巴略瓦尔伯爵在其日记中提道：“我们正处于反犹主义最猖獗的时代。”此时，就连控制耶路撒冷的德国人都感到沮丧。克雷斯将军相信，杰马勒的反犹主义威胁是“不理智的”，他利用自己的权位下令保护犹太人。这是杰马勒最后一次插手耶路撒冷事务。[1]11月25日，艾伦比拿下圣城外的先知撒母耳墓。德国人无计可施。巴本回忆道：“在我们因蛮攻而备受指责之前，我恳求法尔肯海因撤离耶路撒冷——这座城市已经没有战略价值。”他想象了报纸上的头版头条新闻：“德国佬将圣城夷为平地，备受指责！”法尔肯海因叫喊道：“我失去了凡尔登，现在你又要我撤出这座世界瞩目的圣城。不可能！”巴本打电话给德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大使承诺会和恩维尔沟通。

英国人的飞机轰炸了位于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的德军司令部。艾伦比的情报长官则将鸦片空投到奥斯曼军队中，让他们神志恍惚，无法防守耶路撒冷。难民们涌出城市。法尔肯海因摘掉奥古斯塔·维多利亚礼拜堂里的恺撒画像，离开这座城市，并将司令部迁到纳布卢斯。英德战机在耶路撒冷上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混战，榴弹炮轰炸着彼此的防线。奥斯曼人在先知撒母耳墓发起三次反攻，恶战持续了四天。“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教师萨卡基尼写道，“炮弹四处散落，完全失控，士兵们四处逃窜，恐惧笼罩着一切。”[2]12月4日，英国飞机轰炸了设在俄侨区的奥斯曼司令部。德国军官在法斯特酒店痛饮他们的最后一杯杜松子酒，开怀大笑——直到最后时刻的来临。此时，奥斯曼的将军们争论着是否要投降，侯赛尼家族则在他们的宅邸中秘密集会。载满伤兵和碎尸的车辆穿过街头。

12月7日晚，英国的先头部队已经能够看到耶路撒冷。浓雾笼罩着这座城市，大雨使群山模糊不清。第二天早上，总督伊扎特·贝（Izzat Bey）用锤子砸碎通信设备，并将投降书交给市长，随后从美侨区“借”了一辆两驾马车，还发誓说一定会归还，[3]接着直奔杰里科而去。整个晚上，成千上万的奥斯曼士兵艰难地穿过这座城市，结束了奥斯曼统治耶路撒冷的历史。9日凌晨3时，德国军队撤出，巴略瓦尔伯爵称这一天为“非常美好的”一天。上午7时，最后一个土耳其人离开圣斯蒂芬门。巧合的是，那天正是犹太哈努卡节——庆祝马加比解放耶路撒冷的光明节——的首日。抢劫者洗劫了雅法路上的商店。上午8时45分，英国士兵进入锡安门。

圣地的美侨区里，民众高唱着《哈利路亚》，侯赛因·侯赛尼——耶路撒冷市长、乌得琴手瓦希夫的金主——赶紧加入兴高采烈的队伍。市长想找到一面白旗——尽管在他的社会中，白旗代表的是适婚的处女。一个女人给了他一件白色衬衫，但衬衫似乎不太适合，所以侯赛尼最后从美侨区借了一张床单，并把它绑到一把扫帚上，召集了一个由数名侯赛尼家族成员组成的代表团，挥舞着那面滑稽的旗帜，骑上马便穿过雅法门去投降了。

向敌人投降、交出耶路撒冷的过程颇为困难。起初，市长带着随风飘荡的床单，在阿拉伯村庄里夫塔西北部发现两个伦敦腔的军队厨师，他们正在鸡窝里寻找鸡蛋。市长提出耶路撒冷向他们投降，但这两个人拒绝了：床单和扫帚看起来像一个黎凡特人的诡计，而少校正等着鸡蛋，所以他们匆忙赶回自己的部队。

市长遇到一位朋友的儿子梅纳赫·埃尔亚沙尔，这孩子才十几岁，来自一个受人尊敬的犹太家庭。他对这个男孩说：“你将见证一件历史事件，终生难忘。”就像《绿野仙踪》中的场景一样，埃尔亚沙尔加入了这帮人。这帮人正好包括了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突然，另一个伦敦军团的两名军士从墙后冒出来，拿着枪准备射击，对他们喊道：“站住。”市长赶紧挥舞床单。军士詹姆斯·塞奇威克和弗雷德·赫科姆拒绝接受投降。“嘿，难道你们这些家伙中没一个人会说英语吗？”他们大喊道。市长英语流利，但他只愿和更高级别的英国人说。不过，两名军士同意和市长及其随从一起拍张照，照片是美侨区的一个瑞典人拍的，他最后还收了几包烟作为报酬。

这些耶路撒冷人随后又遇到两个炮兵军官，他们也拒绝受降，但愿意通报司令部。市长于是找到贝利中校，贝利中校将投降意向报告交给一八〇旅旅长C. F.沃森准将，沃森传禀指挥一六〇师的约翰·谢伊少将，后者策马奔来。在大卫塔外的台阶上等待的市长一行人喊道：“他们来啦！”[4]美国侨民柏莎·斯帕福德亲吻了将军的马镫。谢伊以艾伦比将军的名义接受了投降。艾伦比将军是在雅法附近的帐篷中得知这一消息的，当时他正在和阿拉伯的劳伦斯谈话。但市长侯赛尼还需要再投降一次。

[1]1917年，杰马勒返回伊斯坦布尔，但在奥斯曼投降的第二年，他飞到柏林，并在那儿撰写了回忆录。1922 年，作为对亚美尼亚人大屠杀的报复，他在第比利斯被亚美尼亚人暗杀，即便他称：“我相信，驱逐所有亚美尼亚人将造成巨大不幸。”他说“我可以把将近一万五千人带去贝鲁特和阿勒颇”，或许是真的。塔拉特也被暗杀了，在中亚领导突厥人反抗布尔什维克的恩维尔则在战斗中阵亡。

[2]12月3日，奥斯曼的秘密警察突袭了萨卡基尼的家，他正藏匿着犹太冒险家和间谍阿尔特·莱文。这一善举几乎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古老的奥斯曼宽容的最后一例。两人遭到逮捕并被押送到大马士革。

[3]两年后，侨民还一直努力索回他们的马车或争取补偿，他们给军事首长斯托尔斯写信：“1917年12月8 日，上任总督借走了我们的马车，还有油、布罩、弹簧椅、鞭子、套马杆和两匹马。”

[4]那个手持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床单的阿拉伯男孩将扫帚柄插入土里，但瑞典摄影师偷走了床单。英国人以此威胁要逮捕他，他就将床单交给了艾伦比。艾伦比将床单送给帝国战争博物馆，它至今仍保存在那里。

“血腥公牛”艾伦比：最荣耀的时刻

当将军埃德蒙·艾伦比爵士沿着雅法路骑马来到雅法门时，枪声依然不断。他在马鞍袋里放着一本乔治·亚当·史密斯写的《圣地历史地理》，这是劳合·乔治赠予他的礼物。在伦敦，首相得意扬扬，几天后大言不惭地宣称：“占领耶路撒冷已经给整个世界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经过数世纪的冲突和无谓斗争之后，这座世界上最著名的城市已落到英国军队的手中，从此再也不是其他统治者对抗基督教世界的棋子。每座山的名字都因神圣的记忆而让人激动不已。”

外交部电话告知艾伦比，让他避免任何恺撒式的狂妄自大或基督式的自负，一旦进入这座城市，“最好下马”。将军由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使节陪同，在所有大主教、拉比、穆夫提及各国领事的注目下步行穿过城门。艾伦比得到耶路撒冷市长的欢迎，后者已经是第七次投降，“许多人喜极而泣……陌生人也相互问候和祝贺”。

刚挺过一生中最大伤痛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一直陪同着艾伦比。11月末，在一次敌后孤身侦察中，劳伦斯在叙利亚德拉被残酷成性的奥斯曼总督哈基姆俘虏。喜好男色的哈基姆连同几个部下强奸了这位“看着还像个男孩”的英国人。劳伦斯设法逃脱后，表面似乎已经恢复，但心理上的伤害是极深的。战后，他描述那种感觉：“无能为力，体无完肤，仅剩半条命。或许那场狂暴的蹂躏已经击碎了我的灵魂，让我堕入兽界，这种创痛将永远跟随着我，连同各种奇想、恐怖与病态的欲望。”他逃脱到亚喀巴时，正值英军占领耶路撒冷之际，艾伦比召见了他。

劳伦斯除去他那身贝都因人的装备，为与艾伦比的会面借了件上尉军服。“在我的生命中”，他在《智慧七柱》中写道，“雅法门典礼”是“战争中至高无上的时刻，因为历史的原因，这一刻比任何事情都更加吸引我”。他还是把耶路撒冷看作“满是旅店仆人”的“肮脏的城市”，但此时他已经屈服于这个“支配灵魂的地方”。此时，日记作家瓦希夫·贾瓦哈里耶正在人群中注视着他。

由于其力量、威严和身材，艾伦比“这个最后的圣骑士”被冠以“血腥公牛”（Bloody Bull）的绰号，甚至杰马勒帕夏都钦佩他的“机敏、判断力和智慧”。作为一个业余的博物学家，艾伦比了解“关于鸟类和动物的一切”，还“博览群书，曾在晚宴上全文引用鲁珀特·布鲁克一首鲜为人知的十四行诗”。他具有一种诙谐的幽默感，他的马和宠物蝎子都以德国军事统帅兴登堡的名字命名。即便是苛刻的劳伦斯也崇拜这位“高大、热情而快乐”的将军，劳伦斯说他“在道德上如此伟大，我们这些小人物难以望其项背，他确实是众人崇拜的偶像”。

艾伦比沿着台阶登上讲台，发表“祝福耶路撒冷”的宣言，接着又用法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希腊语、俄语和意大利语各重复了一遍。他谨慎地避免使用每个人心中都十分敏感的那个词——“十字军”。最后，当市长侯赛尼交出城门钥匙时，艾伦比却说：“现在，十字军东征结束了！”市长和穆夫提，两个侯赛尼家族的人，听到以后拂袖而去。然而，对于那些信奉千禧年的美侨区民众而言，这句话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认为自己见证了最后一次十字军的胜利，”柏莎·斯帕福德说，“一个基督教国家征服了巴勒斯坦！”当劳伦斯聆听艾伦比的演讲时，没有人能体会他内心的感受。他想到自己几天前的遭遇：“站在高塔前聆听着指挥官的演讲，心里却想着几天前自己站在哈基姆面前的情形，这种感觉糟糕极了。”

随后，艾伦比率众走出雅法门，重新骑上他的坐骑“兴登堡”。“耶路撒冷全城热烈地为我们欢呼雀跃。真是太令人难忘了。”劳伦斯写道。但是奥斯曼人正在发动反攻——劳伦斯写道：“飞机不断地在我们头上盘旋，伴有机枪扫射。耶路撒冷已经许久没有如此顺利地被占领，此前也从未如此轻易地失守。”至于他自己，他觉得“羞耻，所以无法坦然地摆出胜利的姿态”。

劳伦斯后来回忆道，在谢伊将军的司令部有场分赃的午宴，但法国特使皮科做了一件很煞风景的事——他提出平分耶路撒冷。“而明天，我亲爱的将军，”他以“长笛般的声音”告诉艾伦比，“我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在这座城市建立文官政府（Civil goverment）。”

现场随后陷入一片寂静。沙拉、鸡肉蛋黄酱和鹅肝酱三明治挂在我们油亮的唇边，每个人都停止咀嚼，不约而同地转向艾伦比。他涨红了脸，咽下食物，翘起下巴（我们喜欢看他摆出这种表情），冷冷地说：“这里唯一能做主的人是总司令，也就是我！”

劳伦斯很快便回去和费萨尔及谢里夫的骆驼军团会合。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被允许共同分担守卫圣墓大教堂的职责，但教堂的钥匙仍一如既往由世袭的努赛贝家族掌管。[1]艾伦比安排了印度穆斯林军队守卫圣殿山。

在伦敦受到国王乔治五世接见之后，身着白色西装的魏茨曼和他的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在弗拉基米尔·雅博廷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的帮助下到达圣城。雅博廷斯基来自敖德萨，是一个夸夸其谈的民族主义者和世故的知识分子，他在敖德萨组织了一支犹太自卫队来反抗杀戮。艾伦比的先遣部队向耶路撒冷北部只推进了一点就遭到抵抗，巴勒斯坦的奥斯曼势力仍有残余。[2]艾伦比花了将近一年时间集合军队并再次发起进攻，耶路撒冷成了一座前线城市，挤满了准备大规模进攻的英国及其殖民地军队。在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少校的帮助下，雅博廷斯基招募了一支犹太军团，为他们效力。此时，劳伦斯和费萨尔王子指挥下的谢里夫派，焦急地等待机会去攻占大马士革，他们想借此挫败法国人的野心。

耶路撒冷俗气而寒冷，人口已从1914年的五万五千左右下降到三万。许多人挣扎在饥饿边缘，和疟疾搏斗，并遭受性病的折磨（城市里游荡着五百名十几岁的犹太妓女），还有三千名犹太孤儿。魏茨曼和劳伦斯一样，对这座城市的肮脏感到震惊：“任何亵渎和玷污神圣的事情他们都已经做过，难以想象有多么荒谬和亵渎神明。”但和蒙蒂菲奥里家族和罗斯柴尔德家族此前所做的一样，魏茨曼两次试图以七万英镑的价钱从穆夫提手中购买西墙。这些钱将用作重新安置马格里布区的居民。这个区的人对此很感兴趣，但侯赛尼家族拒绝做任何交易。

蒙蒂菲奥罗里的一个侄孙被艾伦比新任命为耶路撒冷警察局副局长、宪兵副司令，要不是因为是犹太人，他很可能被任命为局长。“耶路撒冷性病流行的情况非常严重。”杰弗里·塞巴格—蒙蒂菲奥里少校报告道。他在圣地周围部署了警卫。他派人搜查淫秽场所，经常发现里面充斥着澳大利亚士兵。他还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调查士兵被控奸淫当地女孩的案件。“耶路撒冷的这些妓院会惹出大麻烦。”1918年6月，杰弗里向艾伦比报告，他计划把这些妓院迁到指定区域瓦扎（Wazzah），这样治安会好些。10月，他写道：“还是无法阻止澳大利亚士兵去逛妓院，因此只好加派人手在瓦扎巡逻。”塞巴格—蒙蒂菲奥里少校的报告中常常写道：“除了性病泛滥成灾，没有什么大事可汇报。”

在雅法门周围的众多咖啡馆中，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争论着巴勒斯坦的未来，双方提出的观点涉及的范围非常广。犹太人这边：极端正统派鄙视犹太复国主义亵渎神明；有人认为犹太移民应完全融入阿拉伯人统治下的中东；极端民族主义者主张建立一个武装的希伯来国家统治臣服的阿拉伯少数民族。阿拉伯人一方：民族主义者和伊斯兰基本教义派主张驱逐犹太移民；民主自由人士则欢迎犹太人援建一个阿拉伯国家。阿拉伯知识分子还讨论巴勒斯坦是否应该成为叙利亚或埃及的一部分。战争期间，一个名叫伊赫桑·图尔吉曼的耶路撒冷年轻人写道：“埃及的总督应该是巴勒斯坦和汉志的联合国王。”而卡里尔·萨卡基尼写道：“让巴勒斯坦加入叙利亚的想法迅速蔓延开来。”拉吉卜·纳沙希比建立了文学社，要求与叙利亚联合，侯赛尼家族则成立阿拉伯人俱乐部。两者都对《贝尔福宣言》怀有敌意。

1917年12月20日，罗纳德·斯托尔斯抵达耶路撒冷，出任军事总督——也许正如他所说，他的职位“就跟彼拉多一样”。

[1]努赛贝族人称，当他们带着艾伦比参观这座教堂时，他索要了钥匙。“现在，十字军东征已经结束了，”他说，“我还给你钥匙，不过这些钥匙不是来自欧麦尔或萨拉丁，而是来自艾伦比。”20世纪60年代的约旦外交部长哈齐姆·努赛贝在其2007 年发表的回忆录中讲述了这个故事。

[2]艾伦比的一位军官，时年三十二岁的国会议员威廉·塞巴格—蒙蒂菲奥里上尉，是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的侄孙。他常讲起在耶路撒冷附近有一个漂亮的阿拉伯女人向他示意，并把他带到一个山洞，在那儿，他发现并逮捕了一群奥斯曼军官。

东方的斯托尔斯：仁慈的当权者

在法斯特酒店大厅，斯托尔斯无意中遇到了他的前任，身着睡衣的巴顿将军。巴顿说道：“在耶路撒冷，唯一能让人忍受的两样东西就是浴室和床。”偏爱白色西装和艳丽胸花的斯托尔斯发现“耶路撒冷的粮食供给不足”，同时认识到，“犹太人的生活没有多大改善”。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城市”耶路撒冷“冒险”让斯托尔斯感到兴奋，但他也和许多新教徒一样，不喜欢圣墓大教堂的戏剧化风格，[1]还把圣殿山看作“圣马可广场和三一学院大展厅的壮丽结合”。斯托尔斯觉得他天生就注定统治耶路撒冷：“通过书面或口头命令赏善罚恶，禁止一切亵渎神明的事，提升执掌权位的能力，做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仁慈的当权者。”

斯托尔斯不是普通的殖民官僚，这个爱慕虚荣的帝国官员是牧师之子，也是剑桥古典学者，抱持着“一种令人惊奇的世界主义立场——就一个英国人来说”。他的朋友劳伦斯鄙视大部分官员，但认为斯托尔斯是“近东最杰出的英国人，尽管他的精力分散在音乐、文学、雕刻、绘画等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上，但他仍然精明能干”。劳伦斯记得，曾听到斯托尔斯用阿拉伯语、德语和法语讨论瓦格纳和德彪西的成就，但他“固执的脑袋让他很少能通过忍辱来取胜”。斯托尔斯以工于心计和阴谋著称，这让他获得了“东方的斯托尔斯”的绰号，这个绰号得自开罗最坑人的一家商店。这个非同寻常的军政长官着手复兴满目疮痍的耶路撒冷，而他仰仗的是一支杂牌军：

一名仰光银行的出纳，一名演员经纪人，两名托马斯·库克旅行社的助理，一名画商，一名教官，一名小丑，一名地产估价师，一名来自尼日尔的水手长，一名格拉斯哥的制酒师，一名风琴演奏者，一名亚历山大的棉花经纪人，一名建筑师，一名伦敦邮局的低级官员，一名来自埃及的出租车司机，两名小学校长和一名传教士。

仅在几个月内，斯托尔斯就成立了亲耶路撒冷协会，该协会受到亚美尼亚军火商巴希尔·扎哈罗夫爵士、美国大富豪安德鲁·卡内基的夫人和小J. P.摩根的资助，宗旨是防止耶路撒冷变成“二流的巴尔的摩”。

没有人比斯托尔斯更钟情于耶路撒冷的头衔、服饰和色彩。他起初和侯赛尼家族成了朋友，[2]后来还与魏茨曼，甚至雅博廷斯基成了朋友。斯托尔斯认为“没有军官比雅博廷斯基更勇敢，也没有人比他更迷人和更有教养”。魏茨曼承认雅博廷斯基“在言行举止上不太像犹太人，虽然长得有些难看，但极富吸引力，讲话得体，具有骑士风范，带有一定程度的侠义精神”。

然而斯托尔斯发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策略是“一场噩梦，应验了那句土耳其名言：‘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很快，犹太复国主义者就开始怀疑斯托尔斯毫无怜悯之心。许多英国人鄙视雅博廷斯基，也鄙视身着类似军用卡其色腰带、昂首阔步行走在耶路撒冷城内的俄国犹太人，并认为《贝尔福宣言》是不切实际的。一个富有同情心的英国将军交给魏茨曼一本书——这位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领导人首次见到《锡安贤达议事录》（简称《议事录》）[3]——“你会发现，这儿的许多英国军官的背囊里都有这本书，而且他们都相信里面的说法。”将军警告说。在《议事录》尚未被曝光为伪作之前，由于犹太复国主义有英国的支持，而布尔什维克的俄国明显受到犹太委员们的支配，《议事录》被普遍接受。

斯托尔斯“非常缜密”，魏茨曼观察到“他是每个人的朋友”，但这位军政长官却抱怨自己正在遭受“屠杀”，他和吵闹的、“爱好俄式茶饮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及迪斯累利毫无共同之处。当斯托尔斯向首相报告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抱怨时，劳合·乔治厉声说：“如果任何一方停止抱怨，你将失去工作。”

尽管阿拉伯人对《贝尔福宣言》心存警惕，耶路撒冷还是拥有了两年的平静。斯托尔斯监督着城墙和岩石圆顶清真寺的修复工作，安装了街灯，建立了耶路撒冷国际象棋俱乐部，还炸毁了雅法门上建于阿卜杜勒—哈米德时期的瞭望塔。斯托尔斯钟情于利用权力，重新命名耶路撒冷的建筑：“犹太人希望将法斯特酒店更名为‘所罗门王饭店’，而阿拉伯人希望将它命名为‘苏莱曼大帝饭店’，但两者都无法代表整个耶路撒冷。此时我可以下令将它更名为‘艾伦比饭店’。”他甚至组建了一个修女合唱团，亲自指挥。他试图调解教堂里基督徒的争吵，采纳苏丹1852年的区域划分——这样虽然满足了东正教会，却使天主教感到不快。当斯托尔斯访问梵蒂冈时，教皇斥责他引入了不虔诚的电影院和五百名妓女，从而玷污了耶路撒冷。这个英国人始终无法解决充满敌意的琐碎争执。[4]

巴勒斯坦的实际归属悬而未决，更不用说耶路撒冷了。皮科再次发表高卢人对耶路撒冷的声明。他坚称，英国人不了解法国人对夺得耶路撒冷多么有兴趣。“那你认为，实际占领它的我们，对它是什么感觉？”斯托尔斯反驳道。皮科随后又主张由法国保护天主教，他认为法国有权在圣墓大教堂的王座上主持弥撒。但方济各修士拒绝合作，这个计划也就破产了。

当侯赛因·侯赛尼市长意外死于肺炎时（也许是因为在瓢泼大雨中频繁投降而受感染），斯托尔斯任命他的兄弟穆萨·卡齐姆·侯赛尼为市长。这位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市长曾担任奥斯曼帝国从安纳托利亚到雅法各省的总督，他逐渐掌握了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权。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寄希望于大叙利亚王国，该王国由劳伦斯的朋友费萨尔王子统治。在耶路撒冷举行的穆斯林—基督教协会第一次大会上，代表们投票同意加入费萨尔的叙利亚。犹太复国主义者仍然幻想大部分阿拉伯人会甘心接受他们的定居，并试图安抚恐慌的当地人。英国人则鼓励双方保持友好姿态。魏茨曼会见大穆夫提，并再次向其保证犹太人不会威胁阿拉伯人的利益，同时赠送他一本年代久远的《古兰经》。

1918年6月，魏茨曼横穿沙漠，去亚喀巴附近的营地会见费萨尔，劳伦斯也参加了此次会见。这正是魏茨曼所夸大的“终身友谊”的开端。他解释说，犹太人将在英国人的保护下发展这个国家。私下里，费萨尔看到了劳伦斯所谓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和犹太殖民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对费萨尔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前者说的是阿拉伯语，而后者说德国的意第绪语”。费萨尔和劳伦斯希望谢里夫派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可以合作建设叙利亚王国。劳伦斯解释道：“我把犹太人看作自然进入的、促进渐变的西方力量，他们对近东国家很有必要。”魏茨曼回忆说，劳伦斯“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关系是非常积极的”，因为他相信，“阿拉伯人肯定会从一个犹太家园中受益很多”。

在这场绿洲峰会上，费萨尔“接受了犹太人未来可以拥有巴勒斯坦领土的可能性”。后来，当三人在伦敦再次见面时，费萨尔表示，假如他日后登上王位，巴勒斯坦可以吸收“四百万到五百万犹太人，而不至于侵犯阿拉伯农民的利益”。他一时间没有考虑巴勒斯坦是否还有可用之地，就同意大批犹太人出现在叙利亚王国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叙利亚是一件奖品，因此费萨尔乐意做出妥协去获得它。

魏茨曼的外交首次取得成功。他开玩笑称，“没有大学的犹太国就像没有赌场的摩纳哥”，所以，1918年7月24日，艾伦比驾着劳斯莱斯，载上魏茨曼到斯科普斯山。在那里，穆夫提、圣公会主教、两个大拉比和魏茨曼埋下希伯来大学的奠基石。但旁观者注意到，穆夫提好像不是很愉快。不远处，奥斯曼人的火炮隆隆作响，来宾们唱起《天佑吾王》，犹太复国主义者唱起会歌《哈蒂克瓦》。魏茨曼说道：“耶路撒冷就在我们的脚下，它像宝石一样闪闪发光。”

奥斯曼人还在巴勒斯坦顽强地抵抗着，而欧洲战场的西线也没有胜利的迹象。在这几个月里，斯托尔斯时不时地得到男仆的通报，说有“一个贝都因人”等着见他。然后，他会发现劳伦斯正在读他的书。不久，这位英国的贝都因人神秘地消失了。同年5月，斯托尔斯在耶路撒冷把劳伦斯引见给美国记者洛厄尔·托马斯，后者认为“劳伦斯犹如复活的年轻使徒”。而日后，托马斯将创造出阿拉伯的劳伦斯的传奇。

直到1918年9月，艾伦比才重新发起攻势，在美吉多战役中打败奥斯曼人。成千上万的德国和奥斯曼战俘在耶路撒冷游街示众。为表示庆祝，斯托尔斯亲自“在自己的施坦威钢琴前弹奏各种组曲，有拉托斯卡的《维多利亚》、亨德尔的《耶弗他和西庇阿进行曲》、帕里的《婚礼进行曲》（取材于阿里斯托芬的剧作《鸟》）”。10月2日，艾伦比同意费萨尔，这位待立的叙利亚国王，同劳伦斯上校带领谢里夫的人马前去解放大马士革。但是，正如劳伦斯所怀疑的那样，真正做出这项决策的人在远方。劳合·乔治决定保住耶路撒冷。寇松勋爵后来抱怨说：“首相谈论起耶路撒冷时非常热情，就好像在谈论他家乡的小山丘。”

甚至在德国人最终战败投降之前，游说就已经开始了。11月11日，停战协定签订那天，早就与劳合·乔治约好要见面的魏茨曼到达唐宁街10号，发现劳合·乔治正在一边读《诗篇》一边流泪。劳伦斯游说伦敦官员支持阿拉伯人的事业。身在巴黎的费萨尔请求法国援助。但当英国人和法国人在瓜分东方土地发生冲突时，劳合·乔治抗议说，是英国人征服了耶路撒冷：“其他国家只是派了几个黑鬼警察监督我们，以防我们偷盗圣墓大教堂里的东西。”

[1]斯托尔斯在这座教堂里有一项令人激动的发现。令希腊神父极其愤怒的是，他在南门发现了最后一个十字军的坟墓——《大宪章》的签署者之一，亨利三世的导师，人称“多布尼·菲利普”，腓特烈二世统治时期，他曾三次参加十字军，后于1236 年死于耶路撒冷。斯托尔斯派英国士兵守卫这座坟墓。

[2]侯赛尼家族正如日中天，他们那时拥有巴勒斯坦大约5000万平方米的土地。市长侯赛尼受到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欢迎。斯托尔斯喜欢卡米尔·侯赛尼穆夫提。直到那时，穆夫提实际上仍只不过是伊斯兰教法学哈乃斐派（受到奥斯曼人的支持）的领导人。当时，耶路撒冷有四个这样的派别。斯托尔斯升任他为（接上页）耶路撒冷四大派别和整个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穆夫提请求一旦占领大马士革，就让他的弟弟阿明·侯赛尼留在费萨尔王子在那座城市的队伍中，斯托尔斯同意了。

[3]《议事录》的英文版在英美产生了很大影响（受到亨利·福特的支持），直到1921年8月，伦敦《泰晤士报》才曝光它是一部伪作。1919年，《议事录》的德文版发行，希特勒相信其中关于犹太人的内容是真实的，他在《我的奋斗》中称，那些伪造的说法“是最可靠的证明，证明它是真实的”。1925年，该书的阿拉伯语版发行时，耶路撒冷的拉丁大主教将它推荐给教友们。

[4]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为圣母墓的划分争论不休。亚美尼亚人因圣殿山上的墓地和圣墓大教堂中的圣尼哥底母礼拜堂的所有权和叙利亚雅各派结下世仇。在圣墓大教堂里，东正教和天主教为加略山北台阶的使用权以及东正教和拉丁礼拜堂之间东拱门下一块长条地板的所有权不断争吵。亚美尼亚人和东正教徒为东面主入口楼梯的所有权和打扫它的权利争吵不已。科普特人和埃塞俄比亚人为后者危险的平顶修道院大打出手。

47 战胜国和战利品

公元1919年—公元1920年

凡尔赛会议上的伍德罗·威尔逊

伦敦会议几周后，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乔治·克里孟梭还在讨价还价。为得到叙利亚，克里孟梭试探对方：

克里孟梭：“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劳合·乔治：“摩苏尔。”

克里孟梭：“您会得到的。还有其他的吗？”

劳合·乔治：“好的，我还要耶路撒冷！”

克里孟梭：“您会得到的。”

伍德罗·威尔逊是截至那时首位在任内出国的美国总统，1919年1月，他到达凡尔赛宫，和劳合·乔治、克里孟梭磋商如何缔造和平。中东的领导人、在劳伦斯陪同下的费萨尔一起来游说战胜国，力求阻止法国人控制叙利亚；而魏茨曼希望维持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存在，并促使国际社会承认《贝尔福宣言》。劳伦斯作为费萨尔的顾问，身着英国制服，戴着阿拉伯头巾，恰恰是他的出现激怒了法国人，他们设法禁止劳伦斯参加会议。

威尔逊之前是一位理想主义的弗吉尼亚州教授，后来成为民主党的政治人物，现在则是一位国际仲裁者。他宣告：“一切战争涉及的领土解决方案都必须符合相关民众的利益。”他拒绝支持帝国主义瓜分中东。三巨头不久就互相怨恨起来。威尔逊认为劳合·乔治“狡猾”；七十八岁的克里孟梭夹在自以为是的威尔逊和掠夺土地的劳合·乔治之间，抱怨说：“我发现自己处在耶稣基督和拿破仑·波拿巴之间。”幽默的威尔士人和沉默寡言的美国人逐渐缓和了关系：劳合·乔治赞美后者的理想主义，但前提是英国得到其想要的一切。在巴黎一间整齐地摆放着书籍的木屋里，这些奥林匹亚山神们将塑造这个世界。贝尔福饶有兴致地分析着前景，并嘲弄说：“这三个无所不能却又极其无知的人物将要分割世界各大陆。”

克里孟梭的野心和劳合·乔治的一样恬不知耻。克里孟梭会见劳伦斯时解释说，法国人在十字军东征时就已经统治巴勒斯坦，以此为自己关于叙利亚的主张辩护。劳伦斯回答：“是的，但十字军东征失败了。”不仅如此，十字军从未占领过大马士革——克里孟梭的主要目标和阿拉伯民族的渴望之地。法国人还希望在《赛克斯—皮科协定》的框架下分享耶路撒冷，但英国人此时否决了协议的全部内容。

美国总统支持《贝尔福宣言》。“我是牧师之子，”威尔逊说道，“应该支持将圣地归还给它的人民。”他既受到新教希伯来精神的影响，又受到他的顾问路易斯·布兰戴斯（Louis Brandeis）的影响，后者是来自肯塔基州的犹太人，曾被威尔逊提名为大法官。布兰戴斯以“人民律师”之名闻名，是美国学术界和公共服务界洁身自好的模范人物。1914年，三百万美国犹太人中仅有一万五千人加入他建立的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联盟。1917年，已有几十万美国犹太人加入。福音派基督徒为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就连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都支持“在耶路撒冷周围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他在童年时期和父母一起到访过圣城。

尽管如此，威尔逊还是面临犹太复国主义和阿拉伯民族自决这一痛苦的矛盾，英国人曾一度建议由美国“委任统治”——一个描述保护国和殖民地之间关系的新词汇。实际上，威尔逊考虑了这种可能。但面对英法对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攫取，他派遣了一个美国代表团去调查阿拉伯人的意愿。金—克兰代表团（King-Crane Commission）在一名芝加哥阀门制造商和欧柏林学院院长的领导下展开调查，报告称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和叙利亚阿拉伯人愿意居住在费萨尔的大叙利亚王国内——在美国的保护之下。但当威尔逊不能约束盟友时，这些调查结果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刚成立的国际联盟在两年以后才确认英国人得到了巴勒斯坦，法国得到了叙利亚——劳伦斯称之为“委任统治的骗局”。

1920年3月8日，费萨尔加冕为叙利亚（包括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国王，他任命耶路撒冷的赛义德·侯赛尼为外交部部长，至于穆夫提的兄弟阿明，则暂时在王宫中供职。新王国成立所带来的兴奋感，使得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大胆挺身，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威胁。魏茨曼警告这样做可能会招来麻烦，因为雅博廷斯基和前俄国革命者平卡斯·鲁滕贝格[1]组建了一支六百多人的犹太自卫力量，但斯托尔斯并不理睬这一警告。

[1]平卡斯·鲁滕贝格（Pinkhas Rutenberg），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者，1917年，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任命他为彼得格勒省的副省长。斯托尔斯称他为“最杰出者”。在冬宫被托洛茨基的赤卫军攻下之前，鲁滕贝格控制着冬宫。他不仅“强壮，有力，总是身着黑衣，顽固不化，说话低沉且险恶，卓越且富有魅力”，而且“多才多艺却暴力”。1922 年，在丘吉尔的支持下，工程师鲁滕贝格开始筹建供应巴勒斯坦大部分电力的水电工程。

斯托尔斯：先知穆萨节骚乱，第一枪

1920年4月20日周日的早上，在挤满犹太人和基督教徒朝觐者的城市里，六万名阿拉伯人集结起来，在侯赛尼家族的领导下，准备庆祝先知穆萨节。日记作家瓦希夫·贾瓦哈里耶注意到，他们在唱歌抗议《贝尔福宣言》。穆夫提的弟弟哈吉·阿明·侯赛尼举起费萨尔的画像，煽动民众：“这是你们的国王！”暴徒们咆哮着“巴勒斯坦是我们的土地，犹太人是我们的狗”，并冲入老城。一位犹太老人遭到棍棒痛打。

卡里尔·萨卡基尼回忆说“愤怒变成了疯狂”。许多人抽出匕首和棍棒喊叫道：“穆罕默德的宗教是用刀剑建立起来的！”贾瓦哈里耶观察到，这座城市“变成了战场”。人群高喊着“杀光犹太人”。萨卡基尼和贾瓦哈里耶都痛恨暴力，但他们不仅开始厌恶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开始厌恶英国人。

斯托尔斯在圣公会教堂做完晨祷后，发现耶路撒冷已经失控。他冲进位于奥地利旅客招待所（Austrian Hospice）的指挥部，感觉仿佛有人“在心脏上刺了把剑”。斯托尔斯在耶路撒冷仅有一百八十八名警察。第二天，暴乱加剧，犹太人担心他们可能会被杀光。魏茨曼闯入斯托尔斯的办公室请求帮助，雅博廷斯基和平卡斯·鲁滕贝格则拿起了枪，并在俄国大院（Russian Compound）的警察局召集了两百人。斯托尔斯禁止他们行动，雅博廷斯基因此只能在老城外巡逻，和阿拉伯持枪歹徒交火——枪声正是从这天响起的。在老城，犹太区的一些街道遭到围困，阿拉伯闯入者轮奸了一些犹太姑娘。与此同时，英国人正努力维持着圣火仪式的治安。但当一个叙利亚人搬动一把科普特椅子时，“情况一团糟”，教堂的门在混乱中被火舌吞没了。一名英国军官离开圣墓大教堂时，一个阿拉伯小女孩被流弹击中，从附近的窗户上摔下来。

雅博廷斯基的部下纳赫米亚·鲁比佐夫（Nehemia Rubitzov）和一个同伴用医用白大褂盖着他们的手枪，乘坐一辆救护车进入老城去组织防御。鲁比佐夫出生于乌克兰，被本—古里安招募到犹太军团，并改名为“拉宾”。此时，正当安慰受到惊吓的犹太人时，他遇到并解救了“红蔷薇”科恩，后者是一名充满活力的前布尔什维克分子，刚从俄国来到这里。他们相爱并结婚。“我出生在耶路撒冷。”他们的儿子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说。许多年后，伊扎克成为以色列的总参谋长，攻下了耶路撒冷。

赫伯特·塞缪尔：“巴勒斯坦，一个，交接完毕”

截至骚乱平息，共有五名犹太人和四名阿拉伯人死亡，二百一十六名犹太人和二十三名阿拉伯人受伤。三十九名犹太人和一百六十一名阿拉伯人因为参与这场骚乱，被以先知穆萨节的叛乱者的罪名判刑。斯托尔斯下令搜查魏茨曼和雅博廷斯基的住处，雅博廷斯基因被发现持有枪支而获判十五年监禁。年轻的阿明·侯赛尼——用斯托尔斯的话说，是骚乱的“主要煽动者”——被判处十年监禁，但他逃出了耶路撒冷。斯托尔斯解除了穆萨·卡齐姆·侯赛尼的市长职务，不过英国人还幼稚地指责来自俄国的犹太布尔什维克要为此次事件负责。

自由主义者魏茨曼和社会主义者本—古里安仍希望渐进地发展民族家园，并与阿拉伯人和平相处。本—古里安拒绝承认阿拉伯民族主义，他想让阿拉伯工人和犹太工人共享“和谐友好的生活”，但他有时也感叹：“没有解决方案！我们想要这个国家成为我们的，阿拉伯人则想要它成为他们的。”现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开始重组老组织“哈什摩尔”（Hashomer）——“巡夜者”（Watchmen）——并将其改造成更为有效的民兵组织“哈加纳”（Haganah），即防卫队（Defence）。

每一次暴力行动都是对双方极端分子的一次培养。雅博廷斯基完全承认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一样，都是真实的。他执拗地认为，犹太国——应该包括约旦河两岸——将遭到暴力反对，只能用“铁墙”来防守。20世纪20年代中期，雅博廷斯基从组织中分裂出来，和身着制服游行的青年运动组织“贝塔”（Betar）组建了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联盟。他想创造新的犹太激进分子，不再依靠魏茨曼那上流社会的游说。雅博廷斯基固执地认为，他的犹太共同体将建立在两个民族“绝对平等”的基础上，而且不会驱逐任何阿拉伯人。1922年，贝尼托·墨索里尼上台时，雅博廷斯基嘲笑对元首的称谓“杜切”（Il Duce）是“所有英语词汇中最荒谬的。水牛会有一个杜切，文明的人则没有”。然而魏茨曼称雅博廷斯基为“法西斯主义者”，本—古里安则干脆给他起了“杜切”这个绰号。

费萨尔国王，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们的希望，他的理想因法国决心占有叙利亚而破灭。法国人强行赶走了国王，并击溃他的乌合之众，使劳伦斯的计划彻底破产。大叙利亚的终结和那场骚乱促使巴勒斯坦人形成了一种国家认同。[1]

1920年4月24日，基于《贝尔福宣言》，劳合·乔治在圣雷莫会议上接受了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并任命赫伯特·塞缪尔爵士担任首任高级专员。6月30日，塞缪尔抵达耶路撒冷火车站，身着白制服，头戴饰有羽毛的遮阳帽，腰挎佩剑，耶路撒冷以十七响礼炮声欢迎他。塞缪尔虽然是犹太人，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但不是梦想家：劳合·乔治认为他“枯燥乏味且冷酷无情”。一位记者说他“像牡蛎一样毫无激情”，他的一位下属则说他“一丝不苟，好像从来不会忘记自己的公事”。当军事总督交出巴勒斯坦的控制权时，塞缪尔破天荒地开了一个玩笑：他签署了一个收条，上面写着“兹收到刘易斯·J.布尔斯爵士少将移交的，巴勒斯坦，一个，交接完毕”。然后他补充说“无错误、遗漏”，但事实上，错误和遗漏都不可避免。

在先知穆萨节骚乱的冲击之后，塞缪尔的冷静机智起初确实安抚了巴勒斯坦。他在橄榄山上的维多利亚城堡设立官署，释放了雅博廷斯基，赦免了阿明·侯赛尼，并暂时限制犹太人移民，以打消阿拉伯人的疑虑。英国此时的利益已与1917年时不大相同。此时担任外交大臣的寇松反对全力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并淡化贝尔福的许诺。这里会有一个犹太人的家园，但不一定会有一个犹太国家。魏茨曼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连阿拉伯人也将这看成灾难。到1921年，共有一万八千五百名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接下来的八年内，塞缪尔共允许了七万人进入。1921年春，塞缪尔的上司、殖民部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在顾问阿拉伯的劳伦斯的陪同下到达耶路撒冷。

[1]“巴勒斯坦人”（Palestinian）这个词逐渐开始指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民族。20世纪上半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被称为“巴勒斯坦人”或“巴勒斯坦犹太人”，阿拉伯人被称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魏茨曼在他的回忆录（1949年出版）中所称“巴勒斯坦人”，指的是犹太人。当地一份犹太复国主义报纸叫《巴勒斯坦》（Palestine），一份阿拉伯报纸叫《菲利斯汀》。（见第710页）

丘吉尔创造了现代中东：劳伦斯的谢里夫派解决方案

劳伦斯后来说道：“我非常喜欢温斯顿，而且很尊敬他。”因为恃强凌弱的冒险、狂妄傲慢的自我推销和令人瞩目的成就，丘吉尔已经闻名于世。这个年近五十的殖民大臣，面临着为捍卫一个新帝国所付出的沉重的人力和物力代价：伊拉克接连发生反对英国统治的流血暴乱。丘吉尔于是在开罗召开会议，向英国势力范围内的阿拉伯统治者移交了某些权力。劳伦斯则提议将新成立的伊拉克王国交给费萨尔。

1920年3月12日，丘吉尔召集阿拉伯专家在塞米勒米斯饭店开会，会议期间，一对索马里幼狮在他们脚下嬉耍。丘吉尔享受奢侈的生活，因为不用忍受“令人讨厌的沙漠”，但劳伦斯厌恶这样。他写道：“我们住在一个布满大理石和青铜的酒店里，非常昂贵和奢侈，令人讨厌的地方，让我觉得自己是布尔什维克。中东领域的专家都在这儿。后天，我们将前往耶路撒冷。我们相处得像家人一样融洽，每一件重要的事情都能达成共识。”换句话说，丘吉尔已经接受了“谢里夫解决方案”——在英国违约以后，劳伦斯终于看到谢里夫和他的儿子们重新获得了一些荣誉。

老谢里夫，汉志的侯赛因国王，不敌沙特酋长伊本·沙特所率领的瓦哈比武士。[1]国王的儿子阿卜杜拉率领一千三百五十名战士抵抗沙特人，却被击溃了：阿卜杜拉不得不身着内衣从帐篷后面逃跑，“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们本计划由费萨尔统治叙利亚—巴勒斯坦，阿卜杜拉就任伊拉克国王。现在费萨尔得到了伊拉克，阿卜杜拉则一无所有。

此时，丘吉尔的会议正在开罗举行，阿卜杜拉带领三十名军官和两百名贝都因人进入今天的约旦——时为英国委任统治的一部分——为自己夺取了贫瘠的封地。寇松勋爵认为“这么大的公鸡，恐怕很难在这么小的一块污秽之地待住”。阿卜杜拉的越轨行为传到丘吉尔那里时，已是既定的事实。劳伦斯建议丘吉尔支持阿卜杜拉。丘吉尔于是派出劳伦斯邀请王子在耶路撒冷会面。

3月23日午夜，丘吉尔和妻子克莱门汀乘火车前往耶路撒冷，在加沙受到群众热情的欢迎。人群叫喊着“为部长欢呼”和“打倒犹太人！割断他们的喉咙”，丘吉尔不明就里，一如往常友善地向人群挥手。

在耶路撒冷，丘吉尔和塞缪尔住在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他在那儿四次会见由劳伦斯陪同的“谦虚友好的”阿卜杜拉，后者是外约旦占领者。希望建立一个哈希姆帝国的阿卜杜拉，认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最好的相处方式是住在他统治的王国内，这个王国将包括叙利亚。丘吉尔说，阿卜杜拉如果承认法属叙利亚和英属巴勒斯坦，就会得到外约旦。阿卜杜拉勉强同意，丘吉尔于是建立了一个新国家。他还记得：“阿卜杜拉执政外约旦，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是这么告诉他的。”劳伦斯最终将费萨尔和阿卜杜拉送上了王位，完成了使命。[2]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向丘吉尔请愿，他们依据伪造的《锡安贤达议事录》声称“犹太人就是一个终结世界的民族……在很多国家，犹太人都是最积极的毁灭倡导者”，而且犹太复国主义者想“控制全世界”。在前市长穆萨·卡齐姆·侯赛尼的引见下，丘吉尔接见了这群耶路撒冷人，但他坚持认为“犹太人应该拥有一个民族家园，那是天经地义的权利，是影响世界命运的一件大事”。

丘吉尔的父亲[3]早已将对犹太人的钦佩之情灌输给他，而且丘吉尔也将犹太复国主义看作犹太人在两千年的痛苦遭遇后应得的补偿。在列宁建立苏俄后，丘吉尔相信，主张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是“布尔什维克主义邪恶行为”的“解毒剂”，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由一个被称为“国际犹太人”的残忍的妖怪所领导的“一场犹太运动”。

丘吉尔喜欢耶路撒冷，他在斯科普斯山上的英军公墓启用典礼上表示：“哈里发和十字军及马加比都在此归于尘土！”他被圣殿山吸引，只要有可能就去参观，每次都恋恋不舍地离开。回英国之前，丘吉尔还在橄榄山上召开了会议。此时，耶路撒冷穆夫提突然去世。斯托尔斯已经解除侯赛尼的市长职务，要是再撤销穆夫提这个职位，就显得太急于推翻这个家族了。此外，英国人对于耶路撒冷大家族颇为同情，因为英国的士绅阶层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因此，塞缪尔和斯托尔斯决定，市长和穆夫提应该分别从两大名门望族中推选。然而，两大家族的世仇却使他们成为耶路撒冷的蒙太古家族和凯普莱特家族。[4]

[1]年事已高的侯赛因困扰于子女的忘恩负义和英国人的背信弃义，成为阿拉伯的“李尔王”。劳伦斯接受他最后的使命，前去劝说痛苦的国王，让国王在向英法霸权妥协和失去英国的资金支持之间做出选择。国王哭泣、暴怒，拒绝接受任何选择。不久之后，侯赛因被伊本·沙特打败并让出王位，支持长子阿里成为国王。但是沙特人征服了麦加，阿里遭到驱逐，伊本·沙特自封汉志国王，接着又自封为沙特阿拉伯国王。伊本·沙特的家族还统治着另外两个王国：沙特阿拉伯和约旦。

[2]美国科罗拉多州二十五岁的洛厄尔·托马斯因推出《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一场讲述“阿拉伯的劳伦斯”传奇冒险的巡回演出——而发迹。仅在伦敦就有一百万人观看，在美国，观众更多。劳伦斯对此既厌恶又喜欢，他曾五次观看演出。“我看了你的演出，并感谢上帝，它总算结束了，”他写道，“它虚构了某些愚蠢的事，塑造了一个身着华丽服饰并深受女性喜欢的男主角”。劳伦斯完成了他的回忆录，使用的是预定的书名“智慧七柱”，一部浓厚的巴洛克风格且充满诗意的作品，混合了历史、忏悔和神话——“我喜欢讲述事实，尤其是关于我的那部分。”他开玩笑说。尽管存在不少错误，这本书仍是一部杰作。后来，劳伦斯改名换姓，加入空军，而后隐退，1935 年死于一场摩托车车祸。

[3]伦道夫·丘吉尔（Randolph Churchill）勋爵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及其他家族成了朋友，在那时，这种举动在贵族中还是被认为是伤风败俗的。在一场家庭聚会中，一位贵族这样问候他：“怎么，伦道夫勋爵，您没有带您的犹太朋友来？”伦道夫回答道：“没有。我认为他们不应该供客人们消遣。”

[4]指《罗密欧与朱丽叶》里水火不相容的两大家族。——译注

48 英国的委任统治

公元1920年—公元1936年

穆夫提对市长：阿明·侯赛尼对拉吉卜·纳沙希比

被选为市长的，是典型的阿拉伯纨绔子弟拉吉卜·纳沙希比。他抽带过滤嘴的香烟，拄拐杖，是第一个拥有美国豪车绿色帕卡德的耶路撒冷人，总是让他的亚美尼亚司机载他出行。温文尔雅的纳沙希比是最晚发迹但也是最富有的家族继承人，[1]拥有橘园和豪宅，会讲流利的法语和英语，曾担任奥斯曼议会中的耶路撒冷代表，多次雇佣瓦希夫组织聚会，还曾请瓦希夫教授自己和情妇弹奏乌得琴。当上市长后，他每年举办两次聚会，一次为朋友们，一次为高级专员。作为一名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老手，纳沙希比一本正经地扮演了耶路撒冷领主和巴勒斯坦领导人的角色。

被推举为大穆夫提的，是纳沙希比家富有的表弟哈吉·阿明·侯赛尼。斯托尔斯将这位先知穆萨节骚乱的年轻煽动者引见给高级专员，高级专员对此人印象深刻。侯赛尼“温和，聪明，有教养，衣着考究，带有充满阳光的笑容，长着金黄头发、蓝眼睛、红胡子，富有诙谐的幽默感”。市长的侄子纳萨尔丁·纳沙希比回忆说：“他讲笑话时眼神冷酷。”侯赛尼问塞缪尔：“您更喜欢哪一个——正大光明的对手还是不牢靠的朋友？”塞缪尔回答：“一个光明正大的对手。”魏茨曼冷冰冰地评论道：“虽然格言这么说，但是指望一个偷猎者变成猎场看守人是永远不现实的。”用黎巴嫩历史学家吉尔伯特·阿胥喀（Gilbert Achcar）的话说，侯赛尼确实是“一个自称整个伊斯兰世界领袖的妄自尊大者”。

令人尴尬的是，侯赛尼未能赢得穆夫提的首轮选举，获胜的是贾拉拉家族的一名成员。侯赛尼能最终胜出，显然是因为以“仁慈和集权主义相济”自居的英国人粗暴地否决了首轮选举的结果，并任命了他，尽管他才二十六岁，且未能完成在开罗的宗教学业。塞缪尔支持他参选新一届穆斯林最高委员会主席，希望借此增强他的政治实力和经济实力。

侯赛尼属于伊斯兰传统派，纳沙希比是奥斯曼人。两者都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但对于英国人的统治，纳沙希比认为阿拉伯人应该妥协，而侯赛尼在经历坎坷和反复无常后，成为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毕生反对任何妥协。起初，侯赛尼扮演了英国人的消极联盟者的角色，但他最终和许多阿拉伯人一样，持反英立场，而且变成反犹的种族主义者，甚至支持希特勒针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塞缪尔最为不朽的成就便是提拔了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和英国人最有力的敌人。但有人争辩说，侯赛尼恰恰是造成他的民族分裂的元凶，也是促进犹太复国主义斗争的最大因素。

[1]纳沙希比家族声称祖上是13世纪的马穆鲁克当权者纳赛尔·丁·纳卡希比，他一直担任两处圣地（耶路撒冷和希伯伦）的监管人。事实上，该家族是18 世纪为奥斯曼人制造弓箭的商人的后裔。拉吉卜的父亲赚了一笔大钱，又与侯赛尼家族联姻。

穆夫提：西墙之争

第一代英国总督们庆祝自己驯服了耶路撒冷。1925年6月，带着超脱世俗的错觉，塞缪尔返回伦敦，宣称“违法乱纪已经销声匿迹”。一年后，斯托尔斯离开和平且市容已远较过去美观的耶路撒冷，被擢升为塞浦路斯总督，接着又担任了北罗德西亚总督。尽管如此，他依然叹息：“耶路撒冷之后，再无晋升。”新任高级专员是普卢默子爵（Viscount Plumer），一个长着海象式胡子的陆军元帅，外号“老普卢默”或“普卢默老爹”。由于经费削减，老普卢默不得不用数量远逊于塞缪尔时期的士兵维持秩序。他亲自巡视耶路撒冷，并表现出一种安抚人心的镇定。当下属向他汇报政治上的紧张局势时，他采取了鸵鸟政策，回复道：“这里没有政治局势，就不要创造一个！”

老普卢默因健康不佳而退休，但当政治局势开始紧张时，新的专员还未上任。1928年犹太人赎罪日的前一天，犹太会堂执事（该执事名叫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诺厄）按照犹太律法在西墙树起一道屏障，好将男女祈祷者隔开。往年，这样的屏障和给年长祈祷者准备的座椅都是被允许的，但今年穆夫提却提出抗议，认为犹太人正在改变现状。

穆斯林认为西墙是穆罕默德夜行登霄时拴战马布拉克的地方，但在19世纪，奥斯曼人曾将附近的地沟用作驴厩。在法律上，西墙是阿布·玛伊登捐献的建筑，在时间上可上溯到萨拉丁的儿子阿夫达尔时期，因此是“纯粹的穆斯林财产”。穆斯林担心，一旦犹太人占有西墙，就会在伊斯兰圣地（犹太人的圣殿山）上建造第三圣殿。但是西墙是犹太教最神圣的地方，并且巴勒斯坦犹太人相信，英国的限制条例以及拥挤的朝圣空间是数世纪以来穆斯林压迫犹太人的结果，它们证明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必要性。英国人甚至禁止犹太人在最神圣的日子里吹羊角号。

第二天，斯托尔斯的继任者，喜欢自称“耶路撒冷帕夏”的爱德华·基思—罗奇（Edward Keith-Roach），命令警察在赎罪日（犹太历中最神圣的节日）仪式期间突袭西墙。警察殴打了正在祈祷的犹太人，并从年长的祈祷者那里拉走椅子。这绝不是英国的光荣时刻。穆夫提欢呼雀跃，并发出警告：“犹太人的目的是逐渐占有阿克萨清真寺。”他因此发起一场抵制犹太祈祷者的运动，用石头袭击他们，用噪音惊扰他们。雅博廷斯基的贝塔青年组织游行示威，要求进入西墙。

双方正在改变着奥斯曼时期的格局，因为现状已不再反映真实情形。犹太人的移民和土地购买已引起阿拉伯人的忧虑，这点是可以理解的。自《贝尔福宣言》发表以来，已有大约九万名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仅1925年，犹太人便从几大家族手中购得约178平方千米土地。不过，其实只有极少数狂热的犹太民族主义者梦想建立第三圣殿，绝大多数人只不过是想在自己的圣地上祈祷。据说，新任高级专员约翰·钱塞勒（John Chancellor）爵士像“一个英俊的莎士比亚戏剧演员”，他要求穆夫提出售西墙，以便犹太人在那里建造一个庭院。穆夫提拒绝了。对于犹太人而言，西墙是他们自由祈祷的象征，并永存于他们自己的家园之中；对于阿拉伯人而言，布拉克成了反抗和国家的象征。

不祥之兆和恐惧笼罩着这座城市。“这就是沙漠中一座四面围墙的山中城堡的傲慢和荒凉之美，毫无净化的悲剧之美。”阿瑟·凯斯特勒，一个居住在耶路撒冷并为雅博廷斯基的报纸撰稿的匈牙利犹太复国主义者评价说。这种“悲剧美”和“冷酷气氛”使他产生了一种“耶路撒冷的悲伤”。凯斯特勒渴望逃到庸俗的特拉维夫。他在耶路撒冷感觉到“雅卫愤怒的脸孔郁郁凝视着这些炙热的岩石”。

1929年夏天，穆夫提命令打开一个缺口，使犹太人的西墙成为供驴子和行人通过的阿拉伯大道，同时让宣礼员祈祷的号召声和苏菲派的诵念声压过犹太人的祈祷声。犹太人在附近的小巷里受到攻击。巴勒斯坦全境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高喊着“西墙是我们的”口号游行示威。8月15日，在历史学家约瑟夫·克劳斯纳（Joseph Klausner，以色列作家阿莫司·奥兹的舅舅）和贝塔成员领导下，三百多名犹太复国主义者组成的游行队伍在英国警察保护下，举着犹太复国主义旗帜，唱着歌，有序地向西墙进发。当时钱塞勒已离开。第二天，周五祈祷之后，两千名阿拉伯人自阿克萨清真寺涌出，攻击犹太祈祷者，将他们赶出西墙，并殴打被抓到的犹太人。17日，一个犹太儿童将足球踢进一个阿拉伯人家的花园，他跑进去拿，结果遭到杀害。在葬礼当天，犹太青年试图攻击穆斯林区。

8月23日，周五聚礼日，受穆夫提鼓动，成千上万的穆斯林祈祷者涌出阿克萨清真寺，攻击犹太人。穆夫提和他的对手纳沙希比尝试用各种手段煽动和控制人群，一些勇敢的阿拉伯领导人试图抵制这种暴徒行为，但是无济于事。祈祷者攻击犹太区、蒙蒂菲奥里区及郊区，造成三十一名犹太人丧生。耶路撒冷的一户人家中五人被杀；在希伯伦，五十九名犹太人遇害。1920年建立的犹太复国主义民兵组织哈加纳对此予以还击。整个巴勒斯坦仅有两百九十二名警察，所以要从开罗调集军队。据统计，在此期间，共有一百三十一名犹太人被阿拉伯人杀害，同时有一百一十六名阿拉伯人丧生，这些阿拉伯人主要是死于英军的射杀。

这场骚乱——阿拉伯人称之为“布拉克起义”——使英国人惊慌失措。钱塞勒告诉儿子：“我知道，除上帝之外，无人能胜任高级专员之位。”贝尔福政策正在瓦解。1930年10月，殖民大臣帕斯菲尔德勋爵［即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费边主义者］提交白皮书提案，建议限制犹太人移民，并命令他们放弃犹太民族家园。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此感到绝望。布拉克起义引燃了双方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暴力和帕斯菲尔德的白皮书使魏茨曼这一系亲英派威信扫地：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再依靠英国人，许多人开始转向雅博廷斯基更为严酷的民族主义。雅博廷斯基在第十七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攻击了魏茨曼。魏茨曼当时正在游说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推翻白皮书提案。麦克唐纳在议会上宣读了写给魏茨曼的一封信，再次确认《贝尔福宣言》及重新开放犹太移民一事。阿拉伯人把这封信称为“黑色信件”，但这封信已经无法挽回魏茨曼的声誉，那时他已被解除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主席职务。魏茨曼受到极大伤害，暂时返回科学界。哈加纳仍在集中力量守卫农业定居点，并已开始进行武装。好战的民族主义者对移民限制感到沮丧，受到雅博廷斯基的激励，他们从哈加纳中分裂出来并建立了伊尔贡·茨瓦伊·柳米（Irgun Zvai Leumi，意为“民族军事组织”），不过规模依然很小。雅博廷斯基因其煽动性的演讲被逐出巴勒斯坦，但他在巴勒斯坦和东欧的犹太青年中越来越受欢迎。但取代魏茨曼的不是雅博廷斯基，而是戴维·本—古里安，他脱颖而出成为犹太人群的铁腕人物，就像穆夫提成为阿拉伯人的铁腕人物那样。

1931年12月，在圣殿山上，穆夫提作为泛伊斯兰世界至高无上的领导者主持了世界伊斯兰大会，这标志着他开始登上世界舞台：这是他最荣耀的时刻，他也因此被冲昏了头脑。他仍激进地反对在巴勒斯坦进行任何犹太复国主义移民活动，但他的对手，纳沙希比市长、达贾尼家族和哈立迪家族认为，和解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而言都将是更好的选择。穆夫提不能容忍任何反对的声音，他指责他的对手是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叛徒，还指控纳沙希比家族有犹太血统。纳沙希比试图在最高伊斯兰大会上罢免穆夫提，但未获成功。接着，穆夫提开始从他控制的所有组织中清除反对他的人。软弱又缺乏信心的英国人倾向于激进派取代温和派：1934年，新任高级专员阿瑟·沃科普（Arthur Wauchope）爵士放弃对纳沙希比的支持，转而支持选举哈立迪家族成员担任市长。侯赛尼家族和纳沙希比家族之争无疑将变得更加激烈。

世界正逐渐走向黑暗，危险正在不断逼近。法西斯势力的增长使妥协变得苍白无力，而暴力不仅能被接受，且极具吸引力。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1]仅两个月后的3月31日，穆夫提就秘密拜访了德国驻耶路撒冷领事海因里希·沃尔夫（Heinrich Wolff），并宣称“巴勒斯坦境内的穆斯林欢迎新的政权，希望传播法西斯的反民主领导能力”。他又补充道：“穆斯林希望德国发动一场抵制犹太人的运动。”

此时，欧洲的犹太人因希特勒感到忧虑，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开始剧增，耶路撒冷的人口结构不断改变着。1933年，三万七千名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1934年，又有四万五千名犹太人来到此地。截至1936年，耶路撒冷已有十万犹太人，相比之下，基督徒及阿拉伯穆斯林相加才只有六万。正当纳粹侵略扩张和反犹主义威胁欧洲，且巴勒斯坦的紧张局势加剧时，[2]阿瑟·沃科普爵士开始着手建设一座新耶路撒冷，这是英国委任统治期间的一段黄金时期，新耶路撒冷是黄金时期的都城。

[1]冯·巴本适得其反地帮助过希特勒。1917年，冯·巴本就曾动念，想要挽回德国在耶路撒冷的声誉，曾担任过总理的他建议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巴本使兴登堡和他的贵族同党相信他们能够控制纳粹分子：“不出两个月，希特勒就会被逼到墙角，落荒而逃。”巴本后担任希特勒的副总理，但不久便辞职，成为德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巴本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处几年监禁，后于1969 年去世。

[2]当英国人企图限制锡安移民时，约瑟夫·斯大林正在建设他自己的“苏维埃耶路撒冷”。他宣布：“沙皇没有给犹太人土地，我们会给。”斯大林关于犹太人的观点是前后矛盾的。在1913年发表的一篇著名的论民族的文章中，他宣称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而是“神秘、难以确定和超脱尘俗”的。掌权之后，他下令禁止他称之为“嗜食同类”的反犹主义；1928年，他又批准建立一个以意第绪语和俄语为官方语言的犹太民族家园。1934年5月成立的“斯大林的锡安”，即犹太自治区，位于靠近中国边境的比罗比詹，那里当时还是一片荒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大屠杀之后，斯大林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其他人支持在更迷人的克里米亚——斯大林式的加利福尼亚——再建一个犹太民族家园，这最终引起了斯大林的反犹主义。到1948 年，比罗比詹已容纳三万五千名犹太人，直至今天，还有几千名犹太人生活在那里，当地所有的指示牌使用的仍是意第绪语。

沃科普之都：狩猎、咖啡馆、聚会和白袍

沃科普是一个富有的单身汉，喜欢交际。这位头戴羽毛头盔的将军，在两名身着深红上衣、挥舞着金色权杖的卫兵的陪同下，将宾客们迎入新的总督官邸——一座位于城南恶意之山（Hill of Evil Counsel）上的富丽堂皇又带有摩尔风格的宫殿。这座宫殿拥有一座八角塔，喷泉中各种设施俱全，还有布满刺槐和松树的树林。这座宫殿就是一个迷你的英伦世界：铺满木质地板的大厅、悬垂而下的水晶吊灯、一个专为警察乐队设置的走廊、数间餐厅、多间台球室、分别为英国人和当地人准备的单间浴室，以及专为一个爱狗民族设置的耶路撒冷仅有的狗公墓。来到此地的客人们都身着制服或头戴高帽、身着燕尾服。有人回忆道：“金钱和香槟，如流水一般。”

英国人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创造了一座现代主义风格的耶路撒冷，而沃科普的官邸是这座城市的中心。贝尔福老伯爵亲自参加了位于斯科普斯山上哈达萨医院附近的希伯来大学的启用仪式；帝国大厦的建筑师建造了一座阴茎般的塔式外形的基督教青年会建筑；洛克菲勒家族则在城墙的正北面建成了一座哥特—摩尔风格的博物馆。乔治五世大街充满“华丽的店铺、挂着高大吊灯的咖啡馆以及各种奢侈品店”，它令一名年轻的耶路撒冷犹太人——后来成为以色列著名作家的阿莫司·奥兹——想起“从电影里得知的美丽的伦敦城。在那里，追求文化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有教养的英国人混居在一起；在那里，梦幻般翘首期盼的女士们身着晚礼服，休闲度日”。这是耶路撒冷的爵士乐时代，新潮女飙车，但也信千禧年福音。“闺房宝贝们开着福特车穿行于耶路撒冷。”《波士顿先驱报》如此描述。该报当时正在采访柏莎·斯帕福德，据报道，她“正向土耳其人兜售美国廉价小汽车和保温瓶，并宣称是上帝，而非贝尔福，将犹太人送回了巴勒斯坦”。

耶路撒冷仍旧是一座缺乏奢侈品的大城市。但在1930年，耶路撒冷出现了首家世界级的饭店。宏伟的大卫王饭店以兼具亚述和圣经风格、赫梯人和穆斯林装饰，以及“身着白色马裤、头戴红色塔布什帽的高大的苏丹侍者”而闻名。因得到富有的埃及犹太人和英国犹太金融家弗兰克·戈德史密斯（Frank Goldsmith，詹姆斯爵士的父亲）的支持，该饭店迅速成为耶路撒冷的时尚中心。一位美国旅行家将大卫王饭店错认为重新修复的所罗门圣殿。拉吉卜·纳沙希比每天都去那儿理发。这座饭店使耶路撒冷成为黎巴嫩和埃及没落的阿拉伯王室富人的奢侈胜地。外约旦的国家元首阿卜杜拉定期逗留大卫王饭店期间，饭店照看他的骆驼和马匹。1934年10月，丘吉尔携妻子及朋友莫因勋爵（后来成了巴勒斯坦冲突的牺牲品）在此暂住。穆夫提不甘示弱，雇用犹太承包商，在古代玛米拉旧址上建立了他自己的饭店——宫殿饭店。

当一名曾做过护士的美国犹太妇女在耶路撒冷开设的首家美容院开张时，农民们伫立凝视，希望橱窗里的模特开口说话。城内最好的书店位于雅法门附近，由布洛斯·赛义德（Boulos Said）和他的兄弟经营；最好的高级服装定制中心则属于库尔特·梅（Kurt May）夫妇，他们是逃离希特勒迫害的典型的德国犹太人。“梅”这个名字以希伯来语、英语、阿拉伯语的形式被刻写在门上。库尔特·梅这家店里所有的纺织品都从德国进口，很快就吸引了犹太商人、英国地方长官的阔太太及约旦阿卜杜拉的王妃们。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皇帝及其随从曾经买空整个商店。梅夫妇是比犹太复国主义者更有文化的德国人——库尔特曾在“一战”中获得铁十字勋章——他们不信仰任何宗教。梅夫妇居住在店铺楼上，他们的女儿米里亚姆出生时，他们将她交给一位阿拉伯奶妈哺乳；当她长大后，他们禁止她和隔壁“没有教养的”波兰犹太人玩耍。耶路撒冷很小，所以春天来临时，米里亚姆的父亲经常带她出城，步行去鲜花盛开的犹地亚山区采摘仙客来。每周五晚上是他们最重要的交际时间：当极端正统犹太人祈祷时，梅夫妇通常在大卫王饭店跳舞。

英国人似乎把巴勒斯坦当成了帝国的一个行省：陆军准将安格斯·麦克尼尔（Angus McNeil）建立了“拉姆勒谷胡狼狩猎协会”，用一群猎犬追逐狐狸和胡狼。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顾客在军官俱乐部里注意到，发生在那里的谈话如果不是和最近的马球比赛或赛马大会有关，就和猎杀鸭子有关。还有一个年轻军官驾驶着私人飞机飞进城里。

在贵族制度繁文缛节的熏陶下，英国公立学校的男生陶醉于耶路撒冷的等级体系，特别是总督官邸宴会上必要的社交礼仪。约翰·钱塞勒的助手哈里·卢克（Harry Luke）爵士还记得，在总督官邸，宴会主人是怎样欢迎各位高级专员、大拉比、大法官、市长和主教的：“专员阁下，法官阁下，主教大人，牧师大人，教长大人，市长阁下，女士们和先生们……”

这座兴旺发达的新耶路撒冷，到1931年已有十三万两千六百六十一名居民，这证明英国的统治和犹太复国主义移民确实有助于经济的繁荣，同时促使阿拉伯移民增加：移入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比犹太人还多，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口增加了百分之十，是叙利亚或黎巴嫩人口增速的两倍。[1]十年内，耶路撒冷吸引了两万一千名新阿拉伯人和两万名新犹太人。这段时间也是大家族的鼎盛时期。英国人支持阿拉伯人的家族王朝，努赛贝和纳沙希比家族占有了四分之一的土地。后来成为巴勒斯坦哲学家的萨里·努赛贝（Sari Nusseibeh）写道，努赛贝家族和纳沙希比家族还“适应了英国人引进的社会秩序，与之天衣无缝地结合……这些人属于同样的绅士社会，英国军官私下里比较喜欢与这些人接触，而不喜欢与来自俄国的犹太暴发户来往”。

大家族的生活极其奢华：哈齐姆·努赛贝的父亲拥有两处“宫殿式的宅邸，每处都有二十到三十个房间”。父辈们在君士坦丁堡接受教育，子孙们则进入谢赫贾拉的圣乔治公立学校，继而进入牛津大学。萨里的叔叔哈齐姆·努赛贝回忆道：“观察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大贵族是很有趣的。夏季，他们身着熨烫平整的白色丝质西装，脚穿锃亮的鞋子，打着丝质领带。”哈齐姆的兄弟安瓦尔·努赛贝经常乘坐耀眼的别克汽车（这座城市里的第一辆）漫游耶路撒冷。

许多阿拉伯中产阶级、穆斯林和正统犹太人为委任统治政府工作。他们居住在位于谢赫贾拉、塔尔比赫、巴卡和卡塔蒙的前奥斯曼世界的粉红色石头别墅中。这里是耶路撒冷的郊区，阿莫司·奥兹将其形容为“一座蒙着面纱的城市，到处是十字架、角楼、清真寺和神秘事物”，满是“修士和修女、卡迪和宣礼员、显贵、戴着面纱的女人和戴着僧帽的教士”。在拜访一户富裕的阿拉伯家庭时，奥兹赞美了“八字胡的男人，珠光宝气的妇女”和“体态优美、双手涂红指甲、留着优雅发型、身着运动休闲裙子的迷人少女”。

历史学家乔治·安东尼乌斯（George Antonius），一个在美学上“拥有剑桥大学导师般洞察力的叙利亚爱国者”，每年都举办“各种奢华的聚会、午宴、晚宴和招待会”。他有一个“迷人、漂亮”且令人无法抗拒的妻子凯蒂，凯蒂是一个拥有埃及多家报社的黎巴嫩经营者的女儿。[2]他们在谢赫贾拉的别墅（现已归穆夫提所有）藏书一万两千册，成为阿拉伯贵族、英国精英、名人贵客的社交总部，也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政治沙龙举办地。“漂亮的女人、美味的食物、机智的对话，有头有脸的人都会参加耶路撒冷最好的聚会，”纳萨尔丁·纳沙希比记得，“宴会上总是充满愉快而邪恶的氛围。”据说，安东尼乌斯的婚姻生活是开放的，凯蒂是众人皆知的轻浮女子，喜欢身着制服的英国人。“她玩世不恭，对一切充满好奇，”一个耶路撒冷老人回忆道，“她会捏造流言蜚语，并将人们对号入座。”安东尼乌斯后来告诉女儿，他曾参加当地一位社会名流举办的带有伴奏乐队的聚会，在那次聚会上，他提出在耶路撒冷举行换妻派对，其他宾客十分震惊——他将邀请十对夫妇，但每人都只能带不是配偶的异性前来，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英国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热情逐渐冷却，因此和犹太人渐行渐远。其中最典型的或许就是高级专员约翰·钱塞勒爵士，他抱怨犹太人是“忘恩负义的民族”。每个犹太社区都反映出不同的国家文化：里哈维亚（Rehavia），世俗德国教授和英国官员之家，是最令人满意的居住区，文明、平静又富有欧洲韵味；布哈拉区则中亚风情十足；哈西德派的米歇雷姆破旧不堪、贫困交加，使人想起17世纪的波兰；齐科隆·锡安（Zikhron Zion），阿莫司·奥兹回忆说，“少有的阿什肯纳兹菜肴的香味，其中夹杂着罗宋汤、大蒜、洋葱以及酸白菜的气味”令人兴奋；塔尔皮奥特（Talpiot）是“柏林花园郊区的耶路撒冷翻版”；奥兹自己的房子在克列姆·亚伯拉罕，位于英国领事詹姆斯·芬恩旧宅附近，极像俄式建筑，“属于契诃夫的风格”。

魏茨曼把耶路撒冷称为“一座现代的巴别塔”，不同世界的文明在此持续不断地交融，尽管其间时而发生暴力并密布着不祥之云。哈齐姆·努赛贝写道，那座世界性的耶路撒冷是“世界最宜居的城市之一”。咖啡馆全天营业，聚集了新阶层的知识分子、纨绔子弟和浪子，他们把家族橘园收入、新闻稿的稿酬和公务员薪水贡献于此。这些咖啡馆推出高雅的芭蕾舞和伤风败俗的漂亮演出，卡巴莱歌唱家、传统民谣歌手、爵士乐队及埃及流行歌手也出入于此。在委任统治初期，派头十足的知识分子卡里尔·萨卡基尼在挨着帝国饭店的雅法门内的“流浪者咖啡馆”开坛讲学。在那儿，水烟筒吞云吐雾，盛满黎巴嫩亚力烈酒的碰杯声不断。这个自称的“懒散王子”讨论政治，并阐述他的快乐哲学“流浪汉宣言”——“懒散是我们聚会的座右铭，一天工作两个小时”。之后，他就沉溺于“吃、喝、玩”之中。然而，在成为巴勒斯坦的教育督察后，他不得不收敛自己好逸恶劳的作风。

瓦希夫·贾瓦哈里耶，在市政府有一份闲差的乌得琴手，长时间过着懒散的生活：他的兄弟在俄国大院旁边的雅法路上开了一家有歌舞和乐队表演的“贾瓦哈里耶咖啡馆”。附近“邮局咖啡馆”的一位老主顾回忆道：“咖啡馆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顾客，白胡子的沙皇军官、年轻的神职人员、移民画家、总讨论她的乌克兰财产的优雅女士，还有许许多多年轻的男女移民。”

许多英国人喜欢这种“真正的文化融合”，哈里·卢克爵士尤其如此，他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耶路撒冷家庭：“保姆来自南英格兰，男管家是白俄罗斯人，[3]仆人是塞浦路斯土耳其人，厨子阿哈米德是黝黑的柏柏尔人，让我们吃惊的是，在厨房做帮佣的亚美尼亚男孩其实是个女孩，而女仆则是俄国人。”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种融合。“我非常讨厌他们所有人，”沃尔特·康格里夫爵士说，“这些人像畜生一样，整堆人加起来也不值一个英国人。”

[1]据1938年成立的伍德海德委员会统计，在1919年和1938 年之间，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口增加了四十一万九千人，犹太人口增加了三十四万三千人。

[2]安东尼乌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富有的黎巴嫩棉花商的儿子，出生在亚历山大，并在维多利亚学院和剑桥大学接受教育，和作家E. M. 福斯特是朋友。他曾担任委任统治政府的教育部副部长。安东尼乌斯在其著作《阿拉伯觉醒》——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开创性文本之一——中记述阿拉伯大起义和英国人背叛的历史。安东尼乌斯也曾担任穆夫提和英国高级专员的顾问。他的女儿索拉雅后来以她父母的经历为蓝本，写下了可能是那个时代最好的小说《神灵商议之处》。

[3]耶路撒冷有许多白俄罗斯人，但有一位大公夫人是死后才回到这里的。1918年，谢尔盖大公的遗孀，已成为修女的埃拉遭到布尔什维克的逮捕。布尔什维克谋杀了埃拉的妹妹皇后亚历山德拉、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们的孩子，几小时后，埃拉的头颅也被打碎了，接着她被扔到阿拉帕耶夫斯克的一个竖井内。当白军占领阿拉帕耶夫斯克时，他们发现了这些尸体：埃拉的尸体没有腐烂。她的尸体和她忠诚的芭芭拉修女姐妹的尸体途经北京、孟买和塞得港，到达耶路撒冷。1921年1月，哈里·卢克爵士在那儿接收了她们，他更改了棺材穿过耶路撒冷的路线，以避免支持布尔什维克的犹太移民的抗议。“两副简朴的棺材从火车上卸下来，一小队人马悲伤低调地曲折前行到橄榄山，”和妻子维多利亚一起运送棺材的米尔福德·海文侯爵路易斯写道，“俄国农妇是无依无靠的朝圣者，一直哭泣和呜咽，为了能触摸到棺材，她们几乎打起来。”米尔福德·海文夫妇是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的祖父母。埃拉被封为“新殉道者伊丽莎白”，并被安置在她和她丈夫建造的马利亚·抹大拉教堂里一座有玻璃盖的白色大理石棺内。埃拉的一些圣物已被送返她生前所在的莫斯科玛莎和玛丽女修院。

本—古里安和穆夫提：缩小的沙发

虽然穆夫提正处于名声极其显赫的时期，但他仍试图控制广大阿拉伯人的想法，包括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如乔治·安东尼乌斯、马克思主义者、世俗的民族主义者及伊斯兰基要主义者。许多阿拉伯人厌恶穆夫提，但大多数人越来越确信，只有武装斗争才可以阻止犹太人复国。1933年11月，前市长穆萨·卡齐姆·侯赛尼——他不完全支持侄子穆夫提——领导了耶路撒冷的游行示威。示威引发了骚乱，三十名阿拉伯人丧生。第二年，穆萨·卡齐姆去世，阿拉伯人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人们为穆萨·卡齐姆哀恸哭号，”后来的巴勒斯坦领导人艾哈迈德·舒凯里（Ahmed Shuqayri）写道，“哈吉·阿明（穆夫提）则使许多人伤心悲痛。”在委任统治的第二个十年里，超过二十五万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这个数字是前十年的两倍之多。阿拉伯人，无论是在牛津受过教育的、文化修养深厚的耶路撒冷精英，还是穆斯林兄弟会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此时都已明白，英国人从未叫停移民，也未阻止众所周知的犹太社团伊休夫[1]精心组织的更多活动。阿拉伯人快没时间了。1935年是移民的最高潮时，有六万六千名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在那个病态的年代，战争常常被看作“净化”民族的仪式，甚至知识分子萨卡基尼和“美学家”贾瓦哈里耶都开始相信，只有暴力可以拯救巴勒斯坦。哈齐姆·努赛贝写道，答案是“武装反抗”。

这就是年老体衰、再次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主席的魏茨曼所面对的情况，但真正的权力掌握在戴维·本—古里安的手里，后者是新近当选的犹太代办处（Executive of the Jewish Agency）——伊休夫的最高权力机构——执委会主席。两个人都独断专行并聪明睿智，都致力于犹太复国主义和西方民主，但他们也相互对立。本—古里安是一个粗鲁的工人阶级实干家，适合担任战争与和平年代的领导人。他不善闲谈（除了与历史和哲学相关的话题），也缺乏幽默感——身材矮小的本—古里安讲的唯一笑话是关于拿破仑身高的，这个笑话的点睛之语是：“没人比拿破仑更强大，只能比他更高。”他有两个孩子，是一个令人不满的丈夫——曾与一位高挑的、蓝眼睛的伦敦女人有过一段风流韵事。但他是个沉思的孤独者和深谋远虑的战略家，专注于事业，收集各种书籍，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花在二手书店里。已闻名于世时，这个“老头”学起了西班牙语，以便阅读塞万提斯的作品，又为了研究柏拉图而学习希腊语；计划建国时，他读起了希腊哲学；战争开始时，他读起了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克劳塞维茨的书。

魏茨曼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中的显贵，身着在萨维尔街定制的西装，参加上流社会家庭沙龙的次数要比去暴晒下的加利利农场的次数多得多，他拥有其朋友希夫家族赠送的玛莎百货原始股，殷实、富有。“你是当今以色列之王。”本—古里安告诉魏茨曼，但不久他就转而反对“魏茨曼的个人崇拜体制”。魏茨曼知道自己与本—古里安不一样，自己生来就不是军阀，但他对年轻人的战斗性持半尊敬半蔑视的态度。魏茨曼在厚达六百页的回忆录中，仅提到本—古里安两次。魏茨曼与列宁长得很像，而本—古里安则不折不扣地效仿了布尔什维克的实用主义。

本—古里安起初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崛起于劳工运动中。他一直坚信，通过犹太和阿拉伯工人阶级的合作，一个新的巴勒斯坦一定能够得以建立。本—古里安梦想建立一个犹太国，但这看上去根本不可能实现。本—古里安对“与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同时出现的阿拉伯民族运动颇具好感”，他相信一个阿拉伯—犹太联盟是当时犹太人可以期待的最好选择。他和穆夫提彼此试探共建国家的可能性——回顾过去，彼此妥协还是可能的。1934年8月，本—古里安会见穆夫提的两个稳健派顾问——为英国人工作的律师穆萨·阿拉米[2]和作家乔治·安东尼乌斯。本—古里安提议在一个包括外约旦和伊拉克在内的阿拉伯联邦之下，成立犹太人—阿拉伯人共享政府，或者一个犹太实体。当然，本—古里安争论道，巴勒斯坦就像一张沙发，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两个民族。穆夫提对此印象深刻，但未做任何承诺。阿拉米后来回忆，穆夫提和本—古里安就民族主义曾有过一阵唇枪舌剑，很明显，犹太领导人更加灵活老练。他感到遗憾的是，阿拉伯人从未有过他们自己的本—古里安。在此期间，穆夫提和他的贵族追随者们正失去对民族主义运动的控制。

1935年11月，一个名叫伊扎特尔丁·卡桑（Izzat alDin al-Qassam）的叙利亚传教士开始反抗英国人，他曾是穆夫提位于海法沙利亚（Sharia，伊斯教教法）法庭的下级官员，一直劝谏穆夫提拒绝任何政治妥协。卡桑远比穆夫提激进，他是相信殉教神圣性的纯粹的基本教义者，也是“基地”组织和“圣战者”的先驱。他带领着十三名“黑手党”穆斯林游击队员隐藏在群山之中。11月20日，卡桑在山中遭到四百名英国警察围困并被打死。卡桑的殉教[3]震惊了打算起义的穆夫提。1936年4月，卡桑的继任者在纳布卢斯城外实施了一场行动，杀死两个犹太人，但放了一个德国人，这个人声称自己是“支持希特勒”的纳粹。这一事件引燃了冲突的火花。作为报复，犹太民族主义组织伊尔贡杀死了两个阿拉伯人。当枪声响起时，阿瑟·沃科普爵士完全没有能力做出反应。一位年轻军官注意到，他“不知道该做什么”。

[1]伊休夫（Yishuv），在希伯来语中的原义为“居住”“定居”，后来引申为“巴勒斯坦犹太社团”。——译注

[2]穆萨·阿拉米（Musa al-Alami）是几大显要家族的一员。阿拉米家族的住宅是耶路撒冷最气派的：17世纪，这个家族买下了一处紧挨着圣墓大教堂的房产。他们的房屋和教堂共用部分屋顶，这令人吃惊。经历过拜占庭帝国、十字军和马穆鲁克的兴盛衰落之后，这座建筑仍归该家族后代所有。穆萨·阿拉米的一个堂兄弟现在还在担任隔壁的萨拉西叶教堂的教长——该教堂是萨拉丁下令修建的。

[3]哈马斯（Hamas），即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因受到卡桑的鼓舞，将其属下的武装派别命名为“卡桑旅”，他们发射的导弹则被称为“卡桑火箭弹”。

49 阿拉伯起义

公元1936年—公元1945年

穆夫提的恐怖统治

1936年初，耶路撒冷一个寒冷的夜晚，“零星的来复枪声响彻明净的夜空”。哈齐姆·努赛贝意识到“武装反抗已经开始”。起义队伍逐渐壮大。同年4月，阿拉伯人在雅法杀死了十六个犹太人。巴勒斯坦各派组成了一个穆夫提领导下的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并号召全国罢工。罢工迅速失控。穆夫提宣称，这是一场“神圣的斗争”，号召他的“圣战军”（Holy War Army）作为志愿军攻打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外约旦的英国人和犹太人。

5月14日，犹太区里的两个犹太人被射杀，穆夫提坚称：“犹太人正试图将我们从这个国家驱逐出去，谋杀我们的孩子，烧毁我们的家园。”两天后，阿拉伯枪手又在爱迪生电影院杀死了三个犹太人。

伊休夫感到恐慌，但本—古里安奉行自制方针。在此期间，英国的部长们开始质疑委任统治的全部原则，并委派前内阁部长皮尔伯爵前往考察。1936年10月，穆夫提叫停罢工，但他拒不承认皮尔。魏茨曼则努力说服这些专员。在阿卜杜拉的坚持下，穆夫提表明了巴勒斯坦人要求独立、废除《贝尔福宣言》和驱逐犹太人的主张。

1937年7月，皮尔提出一个两国分治的解决方案：将巴勒斯坦划分为一个加入阿卜杜拉外约旦的阿拉伯区域（占巴勒斯坦的百分之七十）和一个犹太区域（占巴勒斯坦的百分之二十）。另外，他建议迁走犹太区内的三十万阿拉伯居民。耶路撒冷仍将是英国控制下的一个特殊实体。犹太复国主义者接受了这个方案——他们早已意识到分治方案不会给予他们耶路撒冷。魏茨曼并未对这个小型的犹太实体感到失望，他若有所思地说：“大卫王的王国更小。”

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相反，皮尔抱怨道：“自1919年以来，没有任何一名阿拉伯领袖愿意与犹太人合作。”只有外约旦的阿卜杜拉热情支持皮尔的计划。回想起来，皮尔的计划若能实现，以色列就不会以其目前的面貌出现，但那时，所有巴勒斯坦人都被一个英国伯爵要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想法激怒：穆夫提和他的对手纳沙希比都拒绝接受皮尔的计划。

起义再次爆发。穆夫提支持并组织了这场暴力活动。他似乎对谋杀他的巴勒斯坦对手，而不是英国人或犹太人更感兴趣。最近，研究侯赛尼家族的历史学家写道：“穆夫提要为这种以铲除异己来实现控制的手段负责。”穆夫提在享用他喜欢的扁豆汤时，总是由他的苏丹警卫——圣地传统守卫者后裔——陪同。当他命令实施暗杀行动时，他的举动就像一个黑社会老大。在持续两年的暗杀行动中，他清除了许多正直和稳健的同胞。穆夫提在会见皮尔后的第十天拜访了德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他声明支持纳粹主义并希望与纳粹党合作。第二天，英国人试图逮捕穆夫提，但他在阿克萨清真寺找到了避难所。

英国人不敢大肆攻击圣殿。他们转而包围了圣殿山上的侯赛尼，谴责他是起义的组织者。但并不是所有的阿拉伯派别都在侯赛尼的控制之下：卡桑的“圣战”追随者也会狂热地杀死任何被他们怀疑与当局合作的阿拉伯人。这不亚于阿拉伯人的一场野蛮内战。据说，穆夫提使许多家庭伤心欲绝。

拉吉卜·纳沙希比起初支持起义，之后转而反对穆夫提的恐怖政治和策略。此后不久，他的别墅遭到机枪扫射，一个正在看足球比赛的小堂弟被杀。当拉吉卜的侄子法赫里·贝·纳沙希比指责穆夫提的行为是自取灭亡时，报纸上刊登了处决他的法令：他后来在巴格达遭到暗杀。纳沙希比把自己的侍从武装成闻名的“纳沙希比部队”（或曰“和平部队”），开始打击穆夫提的人。阿拉伯人的头饰成了起义时辨识敌我的标志：侯赛尼的支持者戴着格子花纹的阿拉伯头巾，纳沙希比的人则戴着代表和解的塔布什帽。穆夫提组建了叛军法庭审判叛徒，并发行了邮票。

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这位三十岁的“圣战军”司令官指挥了耶路撒冷的起义。他是已故的穆萨·卡齐姆·侯赛尼（曾使用化名阿布·穆萨）的儿子，在锡安山上的圣公会主教戈巴学校接受了最好的教育。他曾在开罗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谴责英国的背信弃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被埃及驱逐之后，他组织了穆夫提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党，担任该党报纸的主编，又以训练童子军为幌子建立了民兵组织“新手”（Green Hand），为该党的军事力量。

在家里，侯赛尼是优雅的贵族，留着笔直的胡须，穿着英式西服，然而在战场上，他也擅长拿枪与敌人火拼。他经常“羞辱耶路撒冷周围的殖民军队”，瓦希夫·贾瓦哈里耶这样认为。1936年，侯赛尼在希伯伦附近的一场抗击英国坦克的战斗中受伤。在德国治好伤后，他马上返回，以受洗者约翰的村庄安凯伦为基地继续战斗。侯赛尼在城内组织了一次暗杀英国警察局局长的行动，随后在英国皇家空军的扫射中再次受伤。侯赛尼放弃奢侈生活，同阿拉伯农民一起战斗，反抗异教徒入侵，他的崇拜者把他看作阿拉伯骑士，但他的巴勒斯坦敌人将他视为穆夫提军阀中最坏的一个，其追随者则不时恐吓那些不支持侯赛尼家族的村庄。

1937年9月26日，加利利的英国地方专员路易斯·安德鲁斯被暗杀。十二天后，穆夫提化装成女人逃出耶路撒冷，这次不体面的退出削弱了他在巴勒斯坦的实力。流亡黎巴嫩期间，穆夫提在一场仍在升级的战争中指挥了几次行动。他残酷地强迫别人服从他并接受他的强硬的不妥协政策。

英国人正努力控制巴勒斯坦：纳布卢斯、希伯伦、整个加利利地区经常失去控制，他们有一段时间甚至失去了老城。英国人从哈加纳中招募犹太辅助军加入所谓的犹太定居点警察队伍，但是这支队伍几乎无力防卫偏远的村庄。犹太复国主义阵营中的民族主义者厌恶本—古里安的自制政策。民族军事组织伊尔贡在阿拉伯起义初期集合了一千五百人，以向耶路撒冷多家咖啡馆扔手榴弹等残暴对待阿拉伯平民的方式来反击阿拉伯人的攻击。1937年11月的黑色星期天，他们发动一起连环爆炸事件，此举震惊了魏茨曼和本—古里安，却吸引了众多犹太人投奔伊尔贡。就像穆夫提的暴徒消灭了阿拉伯温和派一样，阿拉伯起义也损害了希伯来大学美国籍校长犹大·马格内斯（Judah Magnes）的信誉，他主张与阿拉伯人和解，建立一个双民族而不是犹太实体的国家，并采取犹—阿两院制议会。本—古里安的自制政策不久后遭到抛弃，英国人此时毫不留情地以各种方式和手段镇压阿拉伯人，惩罚整个村庄并一度摧毁整个雅法社区。1937年6月，英国人对携带武器的人执行死刑。10月，曾严厉治理加尔各答长达三十年的查尔斯·特加特（Charles Tegart）爵士到达耶路撒冷。他建立了五十个“特加特要塞”，在边境周围筑起安全墙，掌管了镇压叛乱和收集情报的部门，还创建了阿拉伯调查中心。特加特在西耶路撒冷开办了一所学校，教授他的审讯者怎样折磨犯罪嫌疑人——包括“灌水”技术，即用咖啡壶强行将水灌入犯人鼻中，这种方法现在以“水刑”之名而著称——直到这座城市的长官基思—罗奇要求将学校迁走为止。英国皇家空军军官阿瑟·哈里斯（Arthur Harris）——后来以德累斯顿“轰炸机”的称号闻名——监督了对叛乱村庄的空袭。但随着欧洲纳粹势力的迅速发展，英国人渐渐无力派遣足够多的军队来镇压阿拉伯起义，因此他们需要更多犹太人的帮助。

出身名门的年轻的叛乱镇压专家奥德·温盖特（Orde Wingate）被派往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他受邀留在高级专员沃科普身边。温盖特观察到，沃科普“接受每个人的建议，并已完全失去对局面的掌控”。他建议训练犹太战士并以乱制乱。温盖特日后将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版的劳伦斯——魏茨曼称他为“犹地亚的劳伦斯”。凑巧的是，这两个不守常规的英国的阿拉伯学者竟是表兄弟。

奥德·温盖特和摩西·达扬：老城的陷落

温盖特的父亲是一名富有的殖民地陆军上校，还肩负着使犹太人改宗的福音派传教使命。温盖特从小便受到《圣经》的熏陶和帝国的培养，能熟练地讲阿拉伯语，并能像劳伦斯一样成功地指挥阿拉伯的非正规军——驻扎在苏丹的东阿拉伯军团的一支。“在他身上，”魏茨曼写道，“融合着学者和实干家的双重品质，使我想到劳伦斯。”但一到耶路撒冷，他就经历了一场几乎是质的转变。他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精神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并对穆夫提牛仔式的伎俩和英国军官的反犹主义感到厌恶。“每个人都在反对犹太人，”他宣称，“所以我支持他们！”

温盖特视察了被包围的英国军队和犹太农场。深夜，守军看到有个“毫不起眼的人物”前来造访，他头戴一顶博尔萨利诺帽或沃尔斯利式遮阳帽，身着破旧的棕榈沙滩服，系着一条皇家炮兵领带，看起来“像那种你见过的在特拉维夫咖啡馆附近闲逛的可疑的下层人”。三十三岁的温盖特上尉总是全副武装，有着“明亮的蓝眼睛、鹰一样的容貌、一副兼有学者和远行苦行者风范的外表”，他乘坐一辆“装满武器、地图、恩菲尔德步枪、米尔斯手榴弹和一本《圣经》”的斯图贝克轿车。温盖特判定：“犹太人将提供比我们民族更好的士兵。”1938年3月，英军司令阿奇博尔德·韦弗尔（Archibald Wavell）爵士对温盖特的“非凡个性”产生了深刻印象，他命令温盖特去训练犹太特种部队，并调动所谓的夜间特别行动队镇压叛乱。韦弗尔并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我那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与T. E.劳伦斯有什么关联。”

温盖特在雅法门附近的法斯特酒店设立总部。他学会了流利地使用希伯来语，不久就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人人皆知的“朋友”，但他同时被阿拉伯人看作敌人，被他的许多英国军官兄弟看作胆大妄为的怪人。温盖特搬出政府大厦，和妻子洛纳在塔尔皮奥特安家落户。露丝·达扬（Ruth Dayan）回忆道，洛纳“非常年轻漂亮，像个瓷娃娃，人们无法把自己的目光从她身上移开”。露丝的丈夫摩西·达扬（Moshe Dayan），是俄国移民的儿子，二十二岁，出生在第一个设立的基布兹，当时已经秘密加入哈加纳，并公开在犹太定居点的警队中服役。“一天晚上，一个哈加纳队员陪同陌生的来访者出现了。温盖特身体瘦长，笨重的左轮手枪不离其身，随身携带一本小小的《圣经》。每次开展行动之前，他都要阅读《圣经》中关于正在开展行动的地方的段落”。这个尊崇《圣经》的福音派军事继承人带领他的夜间特别行动队反击了阿拉伯枪手。枪手们“被迫认识到他们不再能找到任何确保安全的道路：他们可能会在任何地点的一场伏击中被俘”。英国在阿拉伯起义及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训练了两万五千名犹太辅助军士兵，包括由伊扎克·萨赫德——一个成为哈加纳参谋长的前俄国红军老兵——领导的突击队。“你们是马加比的子孙，”温盖特告诉他们，“你们是犹太军队的首批士兵！”他们以其技能和精神为后来的以色列国防军奠定了基础。

1938年9月，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签订的《慕尼黑协定》不仅姑息了阿道夫·希特勒的侵略，还允许希特勒肢解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借此腾出军队：由两万五千人组成的增援部队来到巴勒斯坦。然而，叛军却在耶路撒冷发动了一次大胆的奇袭：10月17日，叛军占领整个老城，封锁了城门，将英国军队赶了出去，甚至发行了带有圣城标志的邮票。居住在雅法门附近的瓦希夫·贾瓦哈里耶自豪地看到一面阿拉伯旗帜飘扬在大卫塔上，一位被围困在西墙的拉比遭到阿拉伯枪手的恐吓。但10月19日，正如瓦希夫从他的家中看到的那样，英国人猛攻各个城门，夺回这座城市，并杀死十九名枪手：“我无法描述那晚英军和叛乱分子之间的战斗。我们看到了多起爆炸，听到了难以置信的炸弹和子弹爆裂声。”

尽管对犹太人来说，温盖特是个英雄，但对英国军官来说，他的各种行动还是对英方越来越不利。他们听说温盖特曾一丝不挂地为客人们开门，还和一个犹太歌剧演唱家有婚外情。甚至达扬也承认：“依照通常的标准，温盖特不能被看作是正常人。每次行动之后，他都裸露地坐在角落里读《圣经》，还嚼着生葱。”温盖特的师长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少将不喜欢他在军事上的鲁莽行为和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做法。蒙哥马利后来告诉达扬，温盖特“精神不稳定”。温盖特被命令返回耶路撒冷英军司令部。既然已有自己的军队，英国人就不再需要犹太人组成的特别行动队了。

“我不在乎你是犹太人还是异教徒，”蒙哥马利告诉阿犹双方代表，“我的职责是维持法律和秩序，我也打算这么做。”蒙哥马利宣布这场起义“已被粉碎”。五百个犹太人和一百五十个英国人被杀。而这次起义使巴勒斯坦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时至今日仍未恢复元气：所有二十到六十岁的男丁中有十分之一被杀、受伤或逃亡，一百四十六人被判死刑，五万人被捕，还有五千户人家的住宅遭到破坏。大约四千人被杀，其中的许多阿拉伯人死于同胞之手。刚好那时欧洲需要英国军队，“我很遗憾要离开巴勒斯坦，”蒙哥马利说，“因为我在这里打了美好的一仗。”[1]

内维尔·张伯伦的父亲曾提议在乌干达建立一个犹太国，张伯伦自己则决定推翻《贝尔福宣言》。如果战争爆发，犹太人除了支持英国反抗纳粹之外，别无选择，但阿拉伯人有一个现实的选择。“如果我们必须冒犯一方，”张伯伦说，“那就冒犯犹太人而不是阿拉伯人。”因此，他邀请双方以及众多阿拉伯国家在伦敦召开了一次会议。阿拉伯人提名穆夫提作为首席代表，但考虑到英国不会容忍他的出现，最终决定由他的堂弟贾马尔·侯赛尼（Jamal alHusseini）率领阿拉伯代表团参会。纳沙希比带领温和派与会。侯赛尼家族住在多尔切斯特，纳沙希比家族住在卡尔顿。魏茨曼和本—古里安代表犹太复国主义者出席了会议。1939年2月7日，张伯伦不得不在圣雅各宫召开两次会议，因为阿拉伯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拒绝直接对谈。

张伯伦希望说服犹太复国主义者同意停止移民，但被拒绝。3月15日，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其余地区，这表明张伯伦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的失败。两天后，殖民大臣马尔科姆·麦克唐纳提交了一份白皮书，建议限制犹太人购买土地，并且在五年之内将移民数量限制为每年一万五千人，而五年之后阿拉伯人将取得否决移民的权利，如此可在十年内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而不是犹太国。这是整个20世纪期间，巴勒斯坦人从英国人或其他任何人那儿得到的最好的提议，但在政治表现上极其无能又狂妄顽固的穆夫提在他的黎巴嫩流亡之地拒绝了这份白皮书。

本—古里安动员哈加纳民兵发动反抗英国人的战争，此时耶路撒冷犹太人发动了暴乱。6月2日，伊尔贡炸毁雅法门外的市场，杀死九名阿拉伯人。6月8日，正在东方游历的年轻美国游客约翰·肯尼迪（美国驻伦敦大使之子）在假期的最后一夜听到伊尔贡引爆的十四下爆炸声，整个圣城随即失去供电。此时，有许多人对蒙哥马利将军的观点表示认同：“犹太人谋杀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又谋杀犹太人，这种情况可能会延续五十年。”

[1]温盖特已在巴勒斯坦成名。丘吉尔非常喜欢他，后来一直支持他的事业。1941年，温盖特的“基甸部队”帮助将埃塞俄比亚从意大利人手中解放出来。之后，作为一名少将，他创建并指挥了“钦迪特远程突击队”，这是战时最大的联合特种部队，战斗在缅甸的日本战线后方。1944 年，温盖特死于一场空难。

穆夫提和希特勒：耶路撒冷的世界战争

当阿道夫·希特勒似乎胜券在握时，耶路撒冷的穆夫提看到了打击他们共同的敌人——英国人和犹太人——的机会。法国已沦陷，德国军队正向莫斯科推进，而希特勒已启动他的“最终解决方案”，[1]开始屠杀六百万犹太人。穆夫提转移到伊拉克指挥国外的反英阴谋，经过多次失败之后，他不得不逃亡伊朗，接着又遭到英国间谍的追踪。穆夫提开始了一场充满冒险的旅程，最终到达意大利。1941年10月27日，贝尼托·墨索里尼在罗马的威尼斯宫接见了穆夫提，支持他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如果犹太人想要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应该在美国建立特拉维夫，”墨索里尼说，“我们意大利这儿有四万五千名犹太人，欧洲将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穆夫提非常满意这次会见，之后飞往柏林。

11月28日下午4点30分，神色紧张的阿道夫·希特勒接见了穆夫提，此时苏联已将德国人阻截在莫斯科郊外。穆夫提的翻译向希特勒建议，依据阿拉伯人的传统，希特勒应该用咖啡款待穆夫提。希特勒神经质地回应他不喝咖啡。穆夫提询问翻译是否有问题，翻译安慰了穆夫提，然后向元首解释，客人还是要求咖啡。希特勒回答，即使是最高统帅部的人也不能在他面前喝咖啡。然后他离开房间，回来时，旁边跟着一名端着柠檬水的党卫军警卫。

侯赛尼请求希特勒支持“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独立和统一”，并建立一个阿拉伯军团和国防军并肩作战。穆夫提向“世界未来的主人”提出的要求不只是巴勒斯坦，而是由他统治的阿拉伯帝国。

希特勒很高兴他和穆夫提有共同的敌人：德国正和两大犹太势力堡垒——英国和苏联——进行生死斗争。他当然不希望巴勒斯坦成为一个犹太国。实际上，元首暗示了他对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德国决心一步一步要求欧洲国家一个接一个地解决自身的犹太问题。”“德国军队到达高加索南出口时，”希特勒说，“德国的唯一目标是消灭阿拉伯世界里的犹太人。”

然而，在俄国和英国被打败之前，穆夫提觊觎整个中东的野心不可能实现。希特勒说，他“必须像个理智的人那样冷静又谨慎地思考和发言”，小心翼翼地不要冒犯他的法国维希同盟。“我们都为你的事担心，”希特勒告诉侯赛尼，“我知道你的人生故事。我兴致盎然地注意到你漫长而危险的旅程。我很高兴你现在和我们在一起。”之后，希特勒称赞侯赛尼的蓝眼睛和红头发，判定他肯定有雅利安血统。

穆夫提不仅赞同希特勒对英国的战略对抗，而且表态支持希特勒以最致命的方式推动反犹种族主义。很久以后，他还在回忆录中写道，他非常喜欢的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曾向他透露：1943年夏天，纳粹“已经灭绝了三百多万犹太人”。穆夫提令人不寒而栗地吹嘘说，他支持纳粹：“因为我当时相信，现在也依然相信，如果德国人获胜，巴勒斯坦将不会有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任何踪迹。”[2]

穆夫提大老远地从多民族的耶路撒冷来到柏林，不出所料，犹太人对他的到来感到沮丧。穆夫提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但以此认定“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都是希特勒式的反犹分子”肯定是错误的。瓦希夫·贾瓦哈里耶，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是一个典型的同情犹太人处境的阿拉伯人。他在日记中写道，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厌恶英国人，因为“他们不公正、撒谎，同时也因为不满《贝尔福宣言》。阿拉伯人希望德国赢得战争。他们习惯于坐着收听新闻，等待着德国胜利的头版头条，一旦听到英国的好消息就满脸愁容”。

“听起来也许很奇怪”，哈齐姆·努赛贝回忆，“二战”时的“耶路撒冷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和平和繁荣”。英国人取缔了多个犹太军事组织：摩西·达扬和他的哈加纳战友遭到逮捕，并被囚禁于阿科要塞监狱。1941年5月，当英属巴勒斯坦遭到北非和维希法属叙利亚的轴心国军队夹攻时，除了温盖特和萨德赫的战斗人员之外，英国人又组建了一支小规模的犹太突击部队帕尔马赫（Palmach），准备抗击纳粹。

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达扬被派去组织突袭，为英国进攻维希法属叙利亚和黎巴嫩做准备。在黎巴嫩南部的一次交火中，达扬用双筒望远镜检查法军阵地时，“一颗步枪子弹击碎了望远镜，碎镜片和金属外壳嵌入”他的眼窝。他不得不戴上眼罩，但当时他十分讨厌戴眼罩：感觉好似“一个残疾人，要是我可以去掉黑眼罩多好。它所引起的注意使我无法忍受，我宁愿把自己关在家里，也不愿意走在街上让人评头论足。”达扬和他年轻的妻子搬到耶路撒冷，他可以在这里接受治疗。他“喜欢绕着老城四处漫步，特别喜欢走在围墙上的狭窄小道上”。他说：“某种程度上，我对新城很陌生，但老城令人心醉”。考虑到德国人可能会占领巴勒斯坦，哈加纳在英国的帮助下准备转入地下。

耶路撒冷是流亡君主们——希腊国王乔治二世、南斯拉夫国王彼得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喜欢的避难地，他们全都住在大卫王饭店。皇帝赤脚穿过街道，并将他的皇冠放到圣墓大教堂内的祭坛脚下。他的祈祷得到了回应：他又得到了王位。[3]

无论日夜，大卫王饭店的走廊和酒吧都挤满了埃及、黎巴嫩、叙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埃塞俄比亚的王子王孙、名门显贵、骗子、朝臣、无业游民、大亨、皮条客、小白脸、交际花、电影明星，以及同盟国、轴心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阿拉伯的间谍们，还有身着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制服的众多军官和外交官，以至于游客们不得不挤出一条路才能穿过走廊到达酒吧，喝到他们渴望的干马天尼。1942年，一位新客人登记入住，她是那个年代最著名的阿拉伯明星之一，她的一举一动反映出作为黎凡特贸易中心的耶路撒冷正在走向衰落。这位歌手以阿斯玛罕（Asmahan）为艺名，所到之处，无人能抗拒她危险的魅力。她是德鲁兹公主、埃及电影明星、阿拉伯流行歌手、高级妓女与多面间谍，而她也设法制造了一些特有的混乱和神秘。

贫苦潦倒的贵族后裔阿莫尔·阿特拉什（Amal alAltrash）于1918年逃到埃及，她是出生在叙利亚的德鲁兹人，十四岁时因其歌喉被发掘，十六岁时首次发行唱片，通过广播迅速成名，之后进入电影业。她最引人注目的焦点是她下巴上的美人痣。1933年，她嫁给表亲，叙利亚德鲁兹山的埃米尔（她和他两次结婚两次离婚）。她坚持要像自由的西方女性一样生活，即便是在丈夫的山中宫殿里，然而她大部分时间是在大卫王饭店里度过的。1941年5月，王妃——或曰埃米尔夫人——被英国情报机构招募，返回维希法国控制下的大马士革，取悦和贿赂叙利亚领导人，以换取他们对同盟国的支持。当盟军重新夺回叙利亚和黎巴嫩后，阿特拉什受到戴高乐将军的亲自感谢。由于她的歌声、难以抗拒的美丽和极其开放的性生活（有双性恋嗜好），阿斯玛罕不久就哄骗了贝鲁特的自由法国和英国的将军们，她在这些人中挑拨离间，成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双面间谍。丘吉尔的特使刘易斯·斯皮尔斯（Louis Spears）将军对她非常着迷。他说：“她过去是，并且将来也一直会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之一。她的眼睛深邃碧绿，仿佛穿过天堂所到达的海洋。她用机关枪的精确和速度击倒了众多英国军官。不用说，她需要钱。”据说，如果你是她的情人，在她的闺房里你不可能孤单，在那儿，你很可能发现一位将军躲在床下，一位躺在床上，而斯皮尔斯在吊灯上晃荡。

出于对同盟国违背“立刻同意阿拉伯国家独立”诺言的愤怒，这位王妃从一个英国情人那里偷取了大量的军事秘密，并试图将它们提供给德国人。当在土耳其边境被拦截时，她咬伤了逮捕她的军官。自由法国突然暂停发薪给她，于是她搬到了耶路撒冷。阿斯玛罕当时才二十四岁，就成了大卫王饭店的“会客厅交际花”，整夜地喝着她喜欢的威士忌香槟鸡尾酒，勾引巴勒斯坦的王公贵族、更多的英国军官（及其夫人们）和阿里·汗王子。她的一位法国朋友回忆道：“她是个蛇蝎美人。”因为她姓阿特拉什（Altrash），英国女人称她为“垃圾王妃”（Pricess Trash）。阿斯玛罕震惊了自己的德鲁兹同胞，当她的首部电影在电影院上映时，他们甚至对着屏幕开火了——她太超前于她的时代了。阿斯玛罕最大的敌人可能是她自己：她曾因试图摆脱埃及王太后纳兹莉而与一位内廷侍卫展开一段私情。为了一个男人，她和一个埃及舞蹈家争风吃醋，事件的高潮是两人争抢并撕破对方的衣物。她把犹太复国主义看作一种时尚的选择：“感谢上帝给我这些威尼斯皮货商。这至少意味着，你可以在耶路撒冷得到一件得体的毛皮大衣。”在耶路撒冷度过一年之后，她又嫁给了第三任丈夫，一个埃及花花公子。1944年，她前往埃及拍摄电影《爱与复仇》，但电影尚未完成，她便在一场据说由英国军情六处、德国盖世太保、埃及法鲁克国王（曾被她拒绝过），或她的冤家、埃及著名歌唱家乌姆·库勒苏姆谋划的神秘车祸中溺死于尼罗河。如果说她的兄弟法利德是阿拉伯的法兰克·辛纳屈，那她就是阿拉伯的玛丽莲·梦露。阿斯玛罕天使般的嗓音，尤其是她那首畅销歌曲《维也纳的迷人夜晚》，至今还深受人们喜爱。

大街上满是美国和澳大利亚士兵。“耶路撒冷的帕夏”、地方长官爱德华·基思—罗奇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约束澳大利亚人，这些人经常出入新城中心的老亨斯曼斯饭店里由老鸨柴娜经营的一家妓院，由于多次健康检查都未能控制性病的传播，罗奇将“柴娜和她的乌合之众逐出了城区”。

1942年，德国人向高加索纵深推进，同时，隆美尔将军的非洲军团正在向埃及挺进。巴勒斯坦的伊休夫危在旦夕。在地中海对面的希腊，党卫军大队长沃尔夫·拉夫领导下的非洲别动队，已被指派去屠杀非洲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瓦希夫·贾瓦哈里耶记录道：“当德国人到达托布鲁克时，犹太人的脸上显出忧伤、难过和恐惧。”一个阿拉伯小贩用阿拉伯语叫喊着卖沙子——“拉梅尔”[4]听起来像“隆美尔”——使犹太人以为德国人正在逼近。“他们哭喊并不顾一切地逃亡。”瓦希夫·贾瓦哈里耶回忆说。瓦希夫的医生是犹太人，瓦希夫表示，如果纳粹到达，他愿意藏匿医生和他的家人，但是医生已经采取预防措施：他向他的病人展示了他为自己和妻子准备的两个装有毒药的注射器。

1942年10月，蒙哥马利将军在阿拉曼重创德国人，魏茨曼把这个奇迹比作西拿基立从耶路撒冷的神秘撤离。但11月，首个关于纳粹大屠杀的可怕消息传到耶路撒冷：《巴勒斯坦邮报》刊登了德军“大规模屠杀波兰犹太人”的报道。耶路撒冷犹太人哀悼三天，并且在西墙举行了仪式。

1939年的白皮书宣布了英国人对犹太移民的制裁，这是最糟糕的时候：正值纳粹统治下的欧洲犹太人遭受大屠杀之时，英国军队开始遣返载有绝望难民的船只。阿拉伯起义、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和白皮书使许多犹太复国主义者确信，暴力是迫使英国允诺犹太家园的唯一方法。

犹太代办处控制着最大的民兵组织哈加纳、拥有两千多人的特种部队帕尔马赫，还有两万五千名由英国人训练的民兵。此时，本—古里安是无可争议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他是“一个矮胖的人，先知般具有震撼力的银发”环绕在他的秃顶周围，用阿莫司·奥兹的话说，他有“浓密的眉毛、粗大的鼻子、古代水手般突出而傲慢的下巴和光芒四射的‘农民预言家’的意志力”。然而，此时却是更为好战的伊尔贡发动了反抗英国人的战争，领导者是一名不愿妥协的新领袖。

[1]在希腊，有一位和耶路撒冷有着特殊关系的王妃，她是一名勇敢的非犹太人，曾保护过犹太人。希腊安德鲁王妃，原来的巴滕堡的艾丽丝公主，维多利亚女王的曾孙女，在六万希腊犹太人被杀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藏匿了科恩家族的三个人。1947年，她的儿子菲利普亲王，一名皇家海军中尉，迎娶了伊丽莎白公主，伊丽莎白公主四年后继承了王位。安德鲁王妃成了修女，和她的姨妈埃拉大公夫人一样。她住在伦敦，但决定死后葬在耶路撒冷。当她的女儿抱怨，从伦敦到耶路撒冷即便对游客来说也是一段很漫长的旅行时，王妃反驳道：“胡说，从伊斯坦布尔到耶路撒冷有非常好的巴士交通！”1969年，安德鲁王妃去世，但直到1988年，她才被葬在马利亚·抹大拉教堂内她的姨妈埃拉附近。1994年，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在亚德·瓦谢姆——耶路撒冷纳粹大屠杀纪念馆——参加了授予他母亲“国际义人”称号的仪式。

[2]“他跟纳粹罪犯一样说着有关‘犹太人’的呓语，”吉尔伯特·阿胥喀在他的《阿拉伯人与纳粹大屠杀》中写道，“这些精神错乱的说辞演变成了规模最大的反人类罪行。”阿胥喀补充道：“不可否认，穆夫提赞成纳粹的反犹学说，很容易与铸在泛伊斯兰模具中的狂热的反犹太思潮相适应。”1943 年，在柏林举行的一次关于《贝尔福宣言》周年纪念活动的演讲中，穆夫提讲道：“犹太人就像寄生虫一样生活在各民族当中，吸着他们的血，使他们的道德堕落……德国则非常明确地决定找到一种针对犹太人危害的最终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将消除世上由犹太人所引起的一切灾难。”穆夫提在黎巴嫩流亡期间所写的回忆录中提到，他得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的损失超过他们民族全部数量的百分之三十，而德国人的损失倒不大”。他又引用《锡安贤达议事录》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某人“暗箭伤人”的虚构故事为纳粹大屠杀辩护，他的理由是已经找不到科学的方法来改造犹太人。

[3]20世纪30年代，海尔·塞拉西一世登基前以“拉斯·塔法”（Ras Tafar）著称，受他的影响，拉斯特法里教（Rastafarians）在牙买加建立，后因雷鬼乐歌手鲍勃·马利而成名。鲍勃·马利赞扬拉斯·塔法是“犹大之狮”和“耶稣基督再临”。埃塞俄比亚和非洲是新锡安。海尔·塞拉西一世于1974年被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埃塞俄比亚武装力量、警察和地方军协调委员会（Dergue）逮捕。

[4]阿拉伯语中“沙子”的发音。——译注

50 肮脏的战争

公元1945年—公元1947年

梅纳赫姆·贝京：黑色安息日

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说过“我战斗，故我在”，这是改自笛卡尔的话。这个出生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犹太小镇的孩子，早年曾在波兰加入雅博廷斯基的贝塔运动，但因为与雅博廷斯基的英雄理念不合，他抛弃了雅博廷斯基的法则，构建了更为严酷的军事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用感性的宗教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打一场“反抗占据我们祖先之地的那些人的解放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贝京遭到苏联内务部的逮捕，并被当作英国间谍关进劳改营。“这个英国特务结局怎样？”贝京开玩笑说，“不久之后，他的头上顶着英国警察提供的最丰厚的赏金。”

1941年，斯大林和波兰领导人西科尔斯基将军签订协议后，贝京被释放，加入波兰军队，并经由波斯（今伊朗）进入巴勒斯坦。贝京成长在成为“大清洗”之地和“希特勒屠宰场”的黑暗的欧洲大陆——他的双亲和兄弟就消失在那里，因此他显得比魏茨曼和本—古里安更为冷酷：“希伯来起义的象征不是马萨达，”他说，“而是摩丁（马加比家族起义的地方）。”1940年，雅博廷斯基死于心脏病。1944年，贝京被任命为拥有六百名战士的抵抗组织伊尔贡的司令官。老一辈犹太复国主义者把贝京看作“平民”或“乡巴佬”。贝京戴无框眼镜，有着“柔软但不安分的双手，稀松的头发和湿润的嘴唇”，[1]看起来更像波兰乡村校长，而不是革命指挥家。然而他有着“埋伏中的猎人的耐性”。

伊尔贡已经加入反抗纳粹的同盟战争，但由亚拉伯罕·斯特恩（Abraham Stern）领导的一些极端分子从中分裂出来。1942年，斯特恩被英国人杀死，但他的小集团莱希（Lehi，意为“以色列自由战士”，绰号“斯特恩帮”）随后发动反抗英国人的起义。

随着同盟国胜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贝京开始试探英国人对耶路撒冷的决心：自1929年以来，赎罪日当天在西墙吹响羊角号这一传统就已被禁止，但雅博廷斯基每年都会挑战这个禁令。1943年10月，贝京命令吹响羊角号。英国警察立刻攻击正在祈祷的犹太人，但在1944年，英国人停止了这种行为，贝京把这看作英国人示弱的迹象。

于是，这个“暴力的导演者”向英国宣战了。1944年9月，伊尔贡袭击了耶路撒冷多处警察局，接着又暗杀了一名正在巡城的英国刑警。贝京昵称“老头”（本—古里安享有同样的昵称），实际上只有三十岁左右，但他甘于地下工作，时常变换住址，并伪装成长胡子的《塔木德》学者。英国人悬赏一万英镑通缉他，无论死活。

犹太代办处谴责恐怖主义，但当盟军于1944年6月6日登陆德国占领的欧洲时，[2]莱希两次试图在耶路撒冷大街上暗杀高级专员哈罗德·麦克迈克尔。那年11月，在开罗，莱希杀害了英国常驻埃及大臣、丘吉尔的朋友莫因勋爵沃尔特·吉尼斯。吉尼斯此前曾不明智地向本—古里安建议，盟军应该在东普鲁士而不是锡安山建立一个犹太国。丘吉尔称犹太复国主义极端分子为“最邪恶的歹徒”。本—古里安谴责了凶手，并于1944年至1945年间帮助英国人追捕持“不同政见的”犹太民兵——三百名叛乱分子被逮捕。犹太复国主义者称这次行动为“狩猎季”。

1945年5月8日，欧洲胜利日，耶路撒冷人聚集在大卫王饭店门外，新任高级专员、陆军元帅戈特子爵接受敬礼，并对犹太和阿拉伯政治犯发布了一项赦令。然而第二天，宗派政治势力再次活跃起来：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双方都在示威——并且双方已经有效地限制了耶路撒冷市长行使职权。

在英国，丘吉尔在大选中落败。新任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采用诗人、版画家、基督徒威廉·布莱克的赞歌作为工党的竞选歌曲，他向英国人许诺一个“新的耶路撒冷”。然而，事实证明，他连旧的耶路撒冷都治理不好。

英国人急切地为即将到来的斗争做思想准备。应该如麦克迈克尔建议的那样，将这座拥有十万名犹太人、三万四千名穆斯林和三万名基督徒的城市变成英国管辖下的耶路撒冷国吗？或像戈特建议的那样，由英国人管理的圣地都实行分治？不管怎样，英国人决定阻止犹太人移民进入巴勒斯坦，尽管许多移民是希特勒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一船船的犹太难民遭到英军的监控与驱逐，只能受监禁般地困在欧洲各地的难民营里。英国人猛攻“出埃及”号，粗暴地对待船上的难民：这些人中许多是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其中三人在这次袭击中遇害，而后，英国人又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麻木不仁将他们遣返回德国难民营。就连温和的犹太代办处也认为，此举在道德上应当受到谴责。

因此，本—古里安、贝京和莱希同意组成一个联合抵抗指挥部，从欧洲偷运犹太移民到巴勒斯坦，并协调反英斗争，他们攻击了全国境内的火车、飞机场、军事基地和警察局。然而两个小派别对更温和的哈加纳仅给予了口头上的帮助。俄国大院是伊尔贡最喜欢攻击的目标，那时它宏伟的旅社已变成一个警察据点。12月27日，他们摧毁了刑警总部——曾经的尼古拉朝觐者旅社。贝京乘坐公共汽车从特拉维夫来到耶路撒冷观看他的杰作。1946年1月，伊尔贡进攻俄国大院内的监狱，那里曾是供女性朝觐者居住的玛丽安萨卡娅旅社。[3]

遭到连续打击的英国人希望美国人也卷入这场困境之中。美国犹太社团越来越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但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从未公开表示支持建立一个犹太国。在雅尔塔，罗斯福和斯大林已讨论过纳粹大屠杀。罗斯福说：“我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斯大林回答：“原则上，我也是。”斯大林说他曾“试图在比罗比詹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但犹太人在那儿待了两三年，而后四散而去”。

1945年4月，富兰克林·D.罗斯福去世，他的继任者哈里·S.杜鲁门打算把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安置在巴勒斯坦，并希望英国人能允许犹太人在此定居。杜鲁门是浸礼宗教徒，早年经营过农场，当过银行职员，在堪萨斯城开过杂货店。他担任密苏里州参议员时，表现平庸，但他同情犹太人，并且充满使命感。1945年，这位新总统在游览被炸得千疮百孔的柏林时，“想到了迦太基、巴勒贝克、耶路撒冷、罗马、亚特兰蒂斯”。杜鲁门和他从前的杂货店合伙人、犹太人埃迪·雅各布森长期保持着友谊，他的随员也多半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者，加之“有阅读古代史和《圣经》的习惯，这使他成为建立犹太家园的支持者”，他的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回忆道。然而，面对国务院的抵制，杜鲁门经常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游说感到恼怒，他担心这些犹太弱者已经变成恃强凌弱的强者。“当耶稣基督在世时，连他都不能取悦他们，”杜鲁门厉声说道，“你们凭什么希望我碰到这等好运气呢？”但他还是同意组建一个英美调查委员会。

委员会成员住在大卫王饭店，其中一名委员理查德·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是工党议员，他发现“那里的氛围非常可怕，私家侦探、犹太复国主义的间谍、阿拉伯酋长、特殊的通讯记者，全都坐着，小心翼翼地相互偷听”。夜里，阿拉伯王公贵族和英国将军们聚集在凯蒂·安东尼乌斯的别墅里。凯蒂那时已孤身一人。阿拉伯起义的时候，安东尼乌斯夫妇摇摇欲坠的婚姻开始解体。战争期间，凯蒂与她患病的丈夫离了婚，仅两周后，安东尼乌斯就意外地死去了。他被葬在锡安山，墓碑上刻着“汝等阿拉伯人，起来吧，觉醒吧”。但凯蒂的社交聚会依然光鲜华丽。克罗斯曼享受着“晚礼服、叙利亚饮食和大理石地板上的舞蹈”，他说，阿拉伯人的聚会是最棒的：“很容易看出英国人为什么更喜欢阿拉伯上层而不喜欢犹太人。这些阿拉伯知识分子身上带有法国的文化印记，风趣，富有教养，带有悲剧性和快乐。与他们相比较，犹太人像是紧张、贪图享受的中欧人。”

艾德礼原本希望杜鲁门能支持他反对犹太移民的政策，但英美调查委员会却建议英国立刻接受十万难民，杜鲁门也公开支持英美调查委员会的建议。艾德礼愤怒地拒绝了美国人的干涉。犹太代办处加紧将纳粹大屠杀难民秘密移入巴勒斯坦，三年内，移民总人数达到七万。与此同时，帕尔马赫不断袭击英国人，斗争的高潮发生在一场夜袭桥梁的爆炸案中。

英国人已经镇压了阿拉伯人，现在他们将镇压犹太人。1946年6月，阿拉曼战役的司令官、时任陆军元帅和帝国总参谋长的蒙哥马利子爵返回耶路撒冷，抱怨道：“英国的统治形同虚设。我觉得，真正的统治者好像是犹太人，其无言的口号是‘你们不敢碰我们’。”但无所畏惧的蒙哥马利向巴勒斯坦派遣了增援部队。

6月29日，星期六，蒙哥马利的指挥官伊夫林·巴克（Evelyn Barker）将军发起阿加莎行动，这是针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次进攻。他逮捕了三千名犹太人——不过没能逮住本—古里安，当时他正巧在巴黎。巴克在耶路撒冷构筑了三个“安全区”，将俄国大院变成了一个堡垒，犹太人以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的名字给这个堡垒起了个绰号——贝文格勒。对犹太人来说，这次行动逐渐以“黑色安息日”之名著称于世，巴克也成为遭人憎恨的英国式压迫的象征。巴克是凯蒂·安东尼乌斯聚会上的常客，此时女主人已成了他的情妇。他的情书热烈激昂、轻率无礼并充满仇恨，大写特写英国军事秘密，还唾液横飞地大声咆哮着反对犹太人：“为什么害怕承认我们痛恨他们？”莱希将炸弹装进婴儿车里，将其伪装成婴儿，试图暗杀巴克。在莱希的协助下，伊尔贡的梅纳赫姆·贝京计划对巴克的“黑色安息日”进行回应，以轰动整个世界。在未得到本—古里安和犹太代办处同意的情况下，哈加纳决定支持这项计划。

大卫王饭店是英国委任统治耶路撒冷时期的世俗庙宇，饭店侧翼已被英国行政当局和情报机构征用。1946年7月22日，伊尔贡伪装成阿拉伯人和身着努比亚人服饰的饭店工作人员，将装有五百磅炸药的牛奶桶放置在饭店地下室。

[1]这是阿瑟·凯斯特勒的描述。1928年，这位作家曾作为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成员来到耶路撒冷，但不久就离开了。1948年，凯斯特勒返回耶路撒冷报道独立战争，并采访了贝京和本—古里安。

[2]那年夏天，丘吉尔写信给斯大林，建议在耶路撒冷召开一次同盟国会议。这里“有一流的饭店、政府大厦等等。斯大林元帅可以采取任何保卫措施，乘坐专列从莫斯科来到耶路撒冷”。丘吉尔承诺封锁路线：“莫斯科、第比利斯、安卡拉、贝鲁特、海法、耶路撒冷”，但他们（包括罗斯福）最终在雅尔塔会晤。

[3]现在这里是一个犹太抵抗战士纪念馆，这些战士曾被关押于此。尼古拉旅店是最后建成的俄国朝觐者旅社，可容纳一千两百名朝觐者，由罗曼诺夫亲王尼古拉于1903 年开张经营。

蒙哥马利的镇压：法兰上校案

伊尔贡向饭店、《巴勒斯坦邮报》和法国领事馆打了匿名电话，警告即将发起的进攻，好让大卫王饭店的人员疏散，但是这些电话被忽视了，而且也太晚了。我们不清楚这些错误处理警告的方式是无意还是有意为之。贝京等在附近：“每一分钟都好像一天那样漫长。12点31分，32分。行动开始的时间越来越近。半小时即将过去。12点37分，突然，整个城市好像都在颤抖！”炸弹炸碎了大卫王饭店整个侧翼，炸死九十一人，有英国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1]军情五处的五个特工也在其中，但是密探“伦敦夫人”幸存下来，跌跌撞撞地从废墟中走出来，头发上布满泥灰，“看起来像是受到了上帝的惩罚”。本—古里安谴责了这次爆炸事件。他将贝京看作对犹太人的威胁，犹太代办处由此退出了联合抵抗指挥部。

英国人因为大卫王饭店爆炸事件发起更猛烈的反攻，但这次爆炸事件也加速了伦敦当局从委任统治地的撤离。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耶路撒冷已经泾渭分明。阿莫司·奥兹意识到“好像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突然爆发了。人人都在预言战争。一张帷幕已经落下，开始分隔耶路撒冷”。犹太人对于即将发生屠杀的传闻感到恐惧。英国平民纷纷从耶路撒冷撤离。

10月，伊尔贡炸毁英国驻罗马大使馆。11月，蒙哥马利飞回耶路撒冷。“我在凯蒂·安东尼乌斯召集的一次聚会上看到过蒙哥马利。”纳萨尔丁·纳沙希比回忆道。这位陆军元帅计划对伊尔贡的暴行进行严厉回应。新任警察局长尼克尔·格雷上校招募了精明强干之人、前任警员和前特种部队成员，成立了镇压叛乱的特别行动队。爱尔兰籍英国空军特别部队突击队员、杰出服务勋章获得者、国会议员罗伊·法兰（Roy Farran）少校是其中最杰出的新成员，他曾取得赫赫战功。

法兰刚到耶路撒冷，俄国大院就派车把他接去，简单地通报了情况。之后，法兰便前往大卫王饭店享用晚餐。此后，法兰和特别行动队便驾车巡逻，寻找可疑之人进行审问，如遇不从，便马上射杀。这些特别行动队队员没有任何秘密行动的经验，不熟悉当地语言，并且对当地情况一无所知。不出所料，一开始，法兰一无所获。直到1947年5月6日，法兰的队伍驾车穿过里哈维亚时，才发现手无寸铁的男学生亚历山大·鲁波维兹正在张贴莱希的海报。法兰绑架了这个孩子。法兰在混战中丢失了软帽，上面绣着他拼错的姓氏“FARAN”。他试图从这个惊恐的少年身上挖出更多关于莱希的消息。法兰将鲁波维兹拖出耶路撒冷，沿着杰里科路进入山里，把他绑在一棵树上，殴打了一个小时，而后丧心病狂地用石头击打他的脑袋。赤裸的少年遍体鳞伤，最终可能被野狗吃掉了。

此时，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正疯狂地寻找这个失踪的孩子。法兰少校在卡塔蒙的警察食堂向上级承认了此事。之后，法兰突然消失，逃离了耶路撒冷。英国当局先是掩饰，结果激起全世界的强烈抗议。莱希开始滥杀英国士兵，直到法兰返回耶路撒冷，并在艾伦比的军营自首。1947年10月1日，重重戒备下的塔尔比赫法庭对他进行了军事审判，但因为缺乏可采信的证据，法兰最终被无罪释放。鲁波维兹的尸体一直都未找到。法兰被两个军官匆忙带进一辆装甲车，连夜驶向了加沙。莱希决定除掉他。1948年，莱希寄给法兰一个包裹，上面写着“R. 法兰收”，但包裹被法兰的兄弟打开了，他名字的首字母与法兰相同，结果法兰的这个兄弟被当场炸死。[2]

这件案子证实了整个伊休夫都痛恨英国人。当局因恐怖罪行判决一名伊尔贡成员死刑时，贝京炸毁位于耶路撒冷戈登斯米德之家的英国军官俱乐部，有十四人被炸死。他还成功地帮助阿科监狱的囚犯越狱。只要伊休夫的成员遭到鞭打，贝京就会鞭打英国士兵；而只要伊休夫成员在阿科监狱因恐怖主义罪行被绞死，贝京就以“反希伯来活动”为名随意绞死两名英国士兵。

此时的英国反对党领袖是丘吉尔，他公开抨击艾德礼这种“为了将巴勒斯坦送给阿拉伯人或鬼才知道是谁的人而镇压犹太人的愚蠢、肮脏的战争”行为。战争期间，丘吉尔一度考虑对巴勒斯坦行政官员中的“反犹分子和其他身居高位的人”实施一次惩罚。如今，伊尔贡和莱希的所作所为、传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引起的愤怒合在一起，使英国人坚定地转向反对犹太人的立场。英国逃兵和一些现役部队有时还会给予阿拉伯武装力量帮助。

新任高级专员阿兰·坎宁汉（Alan Cunningham）将军私下里把犹太复国主义描述成“带有犹太人心理特点的民族主义，这种心理不仅非常反常，而且不讲道理”。巴克将军禁止英军进入犹太餐馆，他解释道：“我将以这个民族可能最不喜欢的方式惩罚犹太人，即减少他们口袋里的收入。”巴克遭到首相的训斥，但仇恨的种子已经深植于他的内心。在写给凯蒂·安东尼乌斯的情书中，巴克说他希望阿拉伯人杀死更多“血淋淋的犹太人……令人憎恶的民族……凯蒂，我非常爱你”。

1947年2月14日，被流血事件弄得筋疲力尽的艾德礼在撤离巴勒斯坦的问题上与内阁达成一致。4月2日，他要求刚刚成立的联合国成立一个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以决定巴勒斯坦的未来。四个月后，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建议，巴勒斯坦分治成两个国家，耶路撒冷则由联合国任命的一名市长进行国际托管。尽管疆界仍未明确划定，但本—古里安接受了这个计划。他认为，耶路撒冷是“犹太民族的心脏”，但为了建国，这样的代价是可以承受的。伊拉克、沙特和叙利亚支持的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则拒绝分治，他们要求“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巴勒斯坦”。11月29日，联合国针对这项议案进行投票。午夜后，耶路撒冷人聚集在收音机周围，神经紧绷地默默收听着。

[1]遇难者之一朱利叶斯·雅各布斯是笔者的表兄弟，他是英国公务员，正巧也是犹太人。

[2]法兰仍是英国安全部队的战争英雄。1949年，他没能在国会中为保守党赢得一个苏格兰席位，之后移居加拿大。在那儿，他经营农场，被选为艾伯塔省议员，成为电信部长、副检察长和政治学教授。2006 年，法兰去世，享年八十六岁。耶路撒冷东塔尔皮奥特的一条街道最近被命名为“鲁波维兹街”。

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耶路撒冷前线

唯美国和苏联马首是瞻的三十三个国家投票支持《181号决议》，十三个国家反对，包括英国在内的十个国家弃权。“有几分钟大家都震惊了，双唇不自觉地张开，瞪大了眼睛，”阿莫司·奥兹回忆道，“然后我们那遥远的耶路撒冷北部边界突然喧闹起来，不是一种喜悦的喊叫，更像是一种恐怖的尖叫、一种震天动地的灾难性的喊叫。”然后是“阵阵喜悦……人人都在歌唱”。犹太人甚至亲吻了“受惊吓的英国警察”。

阿拉伯人不承认联合国有权划分这个国家。占据了百分之九十四国土的一百二十万巴勒斯坦人和六十万犹太人剑拔弩张。同时，犹阿极端分子早已开始无情地互相残杀。耶路撒冷“已处于交战状态”。

阿拉伯暴徒涌向市中心，用私刑处死犹太人，朝他们的社区开火，洗劫他们的商店，尖叫着“宰了犹太人”。“双方的教授、医生和店主，在局势恶化之前曾是对方的座上宾，而此时却彼此交火”。数座橘园和宅邸的继承人、受过剑桥教育的律师安瓦尔·努赛贝，难过地看到一切化为“尘土、嘈杂与混乱”。

12月2日，三个犹太人在老城被射杀。3日，阿拉伯枪手攻击了蒙蒂菲奥里区。接着，一个星期后，他们又进攻了犹太区，此时，该区一千五百名犹太人在两万两千名阿拉伯人的包围下紧张得无法入睡。许多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搬出混居区域。12月13日，伊尔贡向大马士革门外的公共汽车站投掷炸弹，炸死了五名阿拉伯人，多人受伤。安瓦尔·努赛贝的叔叔在伊尔贡的进攻中幸存下来，他看到一块“粘在城墙上的撕裂的肢体”。短短两个星期内就有七十四名犹太人、七十一名阿拉伯人和九名英国人丧生。

12月7日，当本—古里安从特拉维夫赶着去会见高级专员时，他的护卫队在路上遭到伏击。哈加纳召集了所有十七到二十五岁的预备役人员，阿拉伯人做好了迎战的准备。来自伊拉克、黎巴嫩、波斯尼亚的非正规军自愿战斗在各种各样的军事组织中，一些人曾是先前参战过的民族主义老战士，其他人则是杰哈德基要主义者。最大的一支民兵部队是阿拉伯解放军，他们吹嘘自己大约有五千名战士。名义上由七个阿拉伯国家的正规军支持的阿拉伯军队势不可当。巴克将军那时已离开巴勒斯坦，他“像个士兵一样”欢欣鼓舞地向凯蒂·安东尼乌斯预言“犹太人将被根除”。事实上，阿拉伯联盟——1945年成立的新独立阿拉伯国家的联合——成员已在领土划分问题上产生了对立和分裂。阿卜杜拉刚加冕为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他还想把巴勒斯坦并入王国之内；大马士革觊觎一个大叙利亚；埃及的法鲁克国王自认为是阿拉伯世界合法的领导人，并厌恶哈希姆王室控制下的约旦和伊拉克，这两个国家则仇视将他们驱逐出阿拉伯半岛的伊本·沙特国王。所有的阿拉伯领导人都不信任返回埃及的穆夫提，穆夫提决定自封为巴勒斯坦国的领导人。

置身于如此多的腐败、背叛和无能之中，耶路撒冷仍为这场战争贡献了许多阿拉伯英雄。对这种“阴谋和溃败的恶性循环”感到厌恶的安瓦尔·努赛贝和其他的家族，如哈立迪家族和达贾尼家族，一起组建了希律门委员会（Herod's Gate Committee），开始购买武器武装自己。安瓦尔·努赛贝的表兄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于1941年在伊拉克和英国人打过仗，战争期间定居开罗，深居简出，此时掌管着被称为“耶路撒冷前线”的阿拉伯指挥部。

卡迪尔·侯赛尼是耶路撒冷贵族的革命偶像、前任市长的子孙、先知的后裔、化学专业的毕业生、业余诗人、报纸编辑，还是一个胆识过人的勇士。他总是围着阿拉伯方头巾，身着卡其布上衣，斜挎子弹夹，以阿拉伯英雄的形象出现。“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他的堂弟赛义德·侯赛尼说，“我记得他曾来过我家的一间密室，他的人格魅力、宽厚性格以及迫切地想要成为英雄的激情让我印象深刻。男女老幼都佩服他。”来自加沙的青年学生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成为阿卜杜·卡迪尔的参谋，他为自己的母亲与侯赛尼家族有一定的渊源而感到自豪。

犹太区内的犹太复国主义枪手不断朝圣殿山开枪，阿拉伯人则向卡塔蒙的犹太平民射击。1月5日，哈加纳进攻卡塔蒙，摧毁塞米勒米斯饭店，杀死了十一名无辜的阿拉伯基督徒，这场暴行加速了阿拉伯人从这座城市逃离。本—古里安解除了指挥此次攻击行动的哈加纳军官的职务。两天后，伊尔贡炸毁了位于雅法门的一个拒绝向犹太区提供食物和必需品的阿拉伯据点。2月10日，一百五十名侯赛尼军事武装人员进攻蒙蒂菲奥里区；哈加纳击退了他们，却被潜伏在附近的大卫王饭店里的多名英国狙击手攻击，一名年轻的犹太战士阵亡。离英国人结束委任统治还有四个月，但耶路撒冷已经陷入全面但不对称的战争泥潭。之前的六个星期内，已有一千零六十名阿拉伯人、七百六十九名犹太人和一百二十三名英国人丧生。每次暴行都必定遭到双倍的复仇式反击。

耶路撒冷城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最易受到攻击：从特拉维夫通往耶路撒冷的公路需要穿过纵深约48千米的阿拉伯领土，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指挥着拥有一千多人的穆夫提“圣战军”——耶路撒冷旅——不断地在此发起攻击。出生在圣城的帕尔马赫军官伊扎克·拉宾回忆道：“阿拉伯人计划杀死九万名生活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以使他们屈服。”这一计划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2月1日，卡迪尔·侯赛尼的武装人员在两名英国逃兵的帮助下，炸毁了《巴勒斯坦邮报》的多间办公室；10日，他们再次进攻蒙蒂菲奥里区，但经历了六个小时的枪战后被哈加纳击退。英国人在雅法门下建立了一个战地指挥所，以保卫蒙蒂菲奥里区。2月13日，英国人逮捕了四名哈加纳战士，将他们解除武装后交给一群阿拉伯暴徒。暴徒杀死了他们。22日，侯赛尼派遣英国逃兵炸毁本·耶胡达大街，这一暴行导致五十二名犹太平民死亡。作为报复，伊尔贡射杀了十名英国士兵。

努赛贝回忆道，保卫耶路撒冷阿拉伯区域的尝试“就像一个破水管，一个地方补好了，不料竟会从两个地方或更多地方喷出水来”。哈加纳炸掉了努赛贝家的老城堡。前阿拉伯市长侯赛因·哈立迪抱怨道：“人人都在逃离，我也不能坚持太久。耶路撒冷正在陷落。没有人留在卡塔蒙，谢赫贾拉已空无一人。有支票或有点积蓄的人纷纷逃往埃及、黎巴嫩和大马士革。”难民很快从阿拉伯各个社区涌出。凯蒂·安东尼乌斯去了埃及。她的住宅被哈加纳炸毁了，他们也因此发现了巴克将军写给她的情书。尽管如此，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还是成功地切断了犹太人从西耶路撒冷撤向海岸的道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犹太人也像阿拉伯人一样，认为他们失去了耶路撒冷。1948年初，老城内的犹太区仍处在包围之中，没有武装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难以防守。“那么，耶路撒冷情况如何？”3月28日，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的指挥部里问他的将军们。“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耶路撒冷的陷落可能对伊休夫构成致命一击。”将军们仅能分出五百人。自从联合国投票以来，犹太人一直处于防守状态，但此时，本—古里安命令展开“纳赫松行动”，以打开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开始更大规模攻势的“D计划”——确保保住联合国划分的犹太区域，并进一步占有西耶路撒冷。历史学家本尼·莫利斯（Benny Morris）写道：“这个计划明确要求摧毁负隅抵抗的阿拉伯村庄，并驱逐当地村民。”但“文件中并未提到驱逐‘巴勒斯坦阿拉伯居民’的政策或想法”。在一些地方，巴勒斯坦人仍留在他们的家中；在另一些地方，巴勒斯坦人则全部遭到驱逐。

卡斯特尔村控制着从沿海通往耶路撒冷的公路。4月2日夜，哈加纳夺取这个据点，但卡迪尔·侯赛尼随即集合武装力量（包括伊拉克的非正规军），把它夺了回来。然而他和安瓦尔·努赛贝认识到，他们需要增援部队。两人匆忙赶往大马士革，要求炮兵增援，不料阿拉伯联盟的将军们的无能和阴谋诡计惹得他们怒火中烧。“卡斯特尔已经失守，”伊拉克总司令说道，“收复它是你的责任，阿卜杜·卡迪尔。”

“给我需要的武器，我们就能收复它。”侯赛尼愤怒地回答。

“这是什么，阿卜杜·卡迪尔？不是大炮吗？”将军说。最终他还是没有提供任何援助。

侯赛尼爆发了：“你们这些叛徒！历史将会记下这一笔，是你们弄丢了巴勒斯坦。我如果不能夺回卡斯特尔，就和我的‘圣战者’一块儿战死！”那晚他为七岁的儿子费萨尔——几十年后他成了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耶路撒冷事务部长——写了首诗：

这片勇士之地是我们的祖先之地，犹太人无权得到这片土地。

敌人统治它时，我岂能安睡？

我的心在燃烧，我的家园在召唤。

这位指挥官第二天早上就赶到耶路撒冷召集人马。

圣地上空的礼炮：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

4月7日，阿卜杜·卡迪尔带领三百名战士和三个英国逃兵直奔卡斯特尔。那晚11点，他们攻击了这个村庄，但被击退。第二天黎明，侯赛尼亲自上前线接替一位受伤的军官，但因为是在雾中前进，他无法确定谁正实际占领着村庄。一个哈加纳哨兵以为他们是新到的犹太增援部队，便用阿拉伯方言喊着：“到这儿来，孩子们！”

“你们好，孩子们。”侯赛尼用英语回应。犹太人常常用阿拉伯语，但从不用英语回应。这个哈加纳哨兵意识到危险，于是开枪扫射，子弹击中了侯赛尼。他的战友逃跑了，留下他躺在地上呻吟：“水，水。”尽管犹太军医设法急救，但他还是死了。金表和象牙柄手枪显示他是一位领导人，但他到底是谁呢？

通过广播，疲惫不堪的哈加纳守卫者得知焦急的阿拉伯人正在商讨夺回失踪的指挥官尸体一事。侯赛尼的弟弟卡勒德接过兄长的指挥权。消息传开后，阿拉伯武装人员乘坐公共汽车、卡车，骑着驴子，源源不断地涌向这个地区，并收复了这个村庄，驻扎的帕尔马赫士兵全部阵亡。阿拉伯人杀死了五十名犹太战俘，肢解了他们的尸体。他们夺回了通往耶路撒冷的这个“锁钥之地”以及侯赛尼的尸体。

“多么难过的一天！他的牺牲使每个人神情沮丧，”瓦希夫·贾瓦哈里耶记录道，“他是一名爱国主义勇士和阿拉伯贵族！”4月9日（周五），瓦希夫注意到：“没有一个人待在家中。人人都行进在送葬队伍中。我也参加了他的葬礼。”有三万人前来送葬，包括挥舞着枪支的阿拉伯战士、来自约旦的阿拉伯军团士兵、众多农民和几大名门望族的家庭成员，他们看着侯赛尼被安葬在圣殿山上的阿拉伯伟人祠堂里，长眠于他父亲的墓旁，附近就是侯赛因国王的陵墓。礼炮响了十一声，枪手鸣枪致哀。一位目击者声称，哀悼的人数比死在卡斯特尔突袭中的人还多。安瓦尔·努赛贝回忆道：“这里听起来好似正在进行一场大战役。教堂钟声响起，人们哭喊着要报仇；人人都害怕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进攻。”他“非常沮丧”。但阿拉伯战士们如此急切地前来参加侯赛尼的葬礼，以致卡斯特尔无人留守。帕尔马赫于是摧毁了这个据点。

正值侯赛尼下葬之时，一百二十名伊尔贡和莱希战士联合进攻了耶路撒冷正西的一个名叫“代尔亚辛”（Deir Yassin）的阿拉伯村庄，在那儿他们犯下了犹太人最可耻的战争暴行。他们已被明令禁止伤害妇女、儿童或战俘。但一进入村庄，他们就遭到了攻击。四名犹太战士被杀，数十人受伤。进入代尔亚辛后，犹太战士违背命令，向房屋内投掷手榴弹，大肆屠杀男人、妇女和孩子。关于受害者的人数仍有争议，在一百到二百五十四人之间，有些家庭甚至被满门杀害。幸存者被装上卡车，运到耶路撒冷游街，之后哈加纳释放了他们。伊尔贡和莱希意识到这场惊人的屠杀可以震慑许多阿拉伯民众，驱使他们自动逃离。伊尔贡司令贝京一方面极力否认已发生的暴行，另一方面吹嘘此事的效果：“传说，震慑力相当于六个营的以色列军队。恐慌使阿拉伯人不知所措。”本—古里安为此向阿卜杜拉国王道歉，却遭到后者的拒绝。

阿拉伯人的复仇随之而来。4月14日，一支由救护车和运送食物的卡车组成的卫队前往斯科普斯山上的哈达萨医院。柏莎·斯帕福德看到“有一百五十五名叛乱者，装备着从喇叭枪和老式火枪到现代的斯特恩式轻机枪和布伦机枪等各种武器，躲在美侨区的一小块仙人掌园地后面。他们的脸因为仇恨和渴望复仇而扭曲”。她写道：“我走出来，面对着他们。我告诉他们：‘从美侨区的掩体里开火和从一座清真寺里开火没什么分别。’”但是他们不顾她六十年来对慈善事业的奉献，威胁她迅速撤离，不然就杀了她。在英国人干涉之前，七十七名犹太人（主要是医生和护士）被杀，二十人受伤。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宣称：“要不是军队干涉，不会有一个犹太人生还。”枪手们肢解了尸体，并和摆成恐怖姿势的尸体合影。照片在耶路撒冷被大量冲洗，并制作成明信片发售。

代尔亚辛事件是这场战争的转折点：它成了阿拉伯媒体放大犹太人暴行的最佳题材，这本来是为了增强阿拉伯人抵抗的信心，却在一个已陷于战争的国家内激起了神经质般的恐慌心理。3月，在代尔亚辛事件发生之前，七万五千名阿拉伯人已离开他们的家园。两个月后，离开的人数竟达到三十九万。瓦希夫·贾瓦哈里耶和他的妻子、孩子居住在西耶路撒冷，住处靠近大卫王饭店。他就是在此期间选择逃离的典型代表，他在日记里记录了自己的所思和所为。这些记录是独一无二的珍贵史料，可惜并未得到充分利用。

4月中旬，瓦希夫写道：“我处在一种非常糟糕的状态，身体上和精神上都非常痛苦。”他放弃了在委治统治政府的工作，“待在家中思考接下来该做些什么”。最后，这个日记作家记录了“决定离开家乡的原因”。首先是他的“房子的危险位置”，它正处于雅法门的阿拉伯人、蒙蒂菲奥里区的犹太人和贝文格勒安全区的英国人三方的火力之下：“白天黑夜不停地遭到射击，所以很难回到房子里。在我们周围，不断有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战斗，还有建筑物的爆炸。”英国人向蒙蒂菲奥里区开火，炸掉了摩西爵士的风车磨坊的顶部，但无济于事。瓦希夫写道，蒙蒂菲奥里区的犹太狙击手“向街道上的任何行人射击，能幸存下来真是个奇迹”。他要考虑怎样保存他收藏的陶瓷、日记和心爱的乌得琴。与此同时，他的健康也在不断恶化：“我的身体变得非常虚弱，以至于无法承受这些压力，而且医生已经劝告我离开。”瓦希夫一家争论着：“委任统治一结束，将发生什么？我们将处于阿拉伯人的统治之下还是犹太人的统治之下呢？”瓦希夫的邻居——法国总领事——许诺保护这座房子和房子里的藏品。“即使永远不能返回”，瓦希夫仍认为他应该收拾行囊“去保护自己和孩子”：“我们以为离开这座房子不会超过两个星期，因为我们知道七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将很快进入这片土地，不是占领它，而是解放它，并将它归还给它的人民，而我们就是它的人民！”他在委任统治的最后几天离开了，从此再未返回。瓦希夫的故事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写照。一些人遭到武力驱逐，一些人离开以躲避战争，他们都希望日后能够返回，还有将近一半的人仍安全地留在他们的家中，成为以色列阿拉伯人，也就是犹太复国主义民主下的非犹太公民。然而，还是有总共六十至七十五万巴勒斯坦人离开并失去了家园。他们的悲剧被称为“纳克巴”（Nakhba）——大灾难。

本—古里安把耶路撒冷紧急委员会主席伯纳德·约瑟夫召到特拉维夫，商讨怎样给缺粮的耶路撒冷提供给养。4月15日，护卫队冲出包围，食物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这座城市。20日，本—古里安坚持访问耶路撒冷，并和士兵一同庆祝逾越节，帕尔马赫的哈雷尔旅旅长拉宾却站出来抗议本—古里安哗众取宠的行为。护卫队随着本—古里安乘坐一辆装甲车出发后不久，就遭到阿拉伯人的袭击。“我甚至派出两辆偷来的英国装甲车来护送他，原本我是打算保留这些车辆以备不时之需的。”拉宾说。尽管二十名犹太士兵阵亡，但食物和本—古里安安全到达了耶路撒冷犹太区。本—古里安以特有的幽默以及不失敏锐的观察力描述说，这里有“百分之二十的正常人，百分之二十享有特权的人（大学生等），百分之六十的怪人（乡下人，守旧的人等）”——这百分之六十的怪人，他指的是哈西德派教徒。

英国人的统治接近尾声。4月28日，拉宾占领了阿拉伯人的居住区谢赫贾拉，这里原本居住着几个显赫的阿拉伯家族。但是英国人迫使他放弃了这个地方。英国人离开的前一刻，犹太人占领了这座城市的西部，阿拉伯人则控制了老城和东部。5月14日（周五）上午8点，最后一位英国高级专员坎宁汉身着全套军礼服走出政府大厦，检阅了仪仗队，随后登上他的戴姆勒轿车，前往大卫王饭店视察他的部队。

51 犹太人的独立，阿拉伯人的大灾难

公元1948年—公元1951年

英国人离开；本—古里安：“我们成功了！”

坎宁汉将军离开耶路撒冷，沿途经过的街道冷冷清清，只有几个阿拉伯儿童。英军在街角部署了机关枪。当戴姆勒轿车飞驰而过时，年轻的旁观者“天真地鼓掌和敬礼，坎宁汉也向他们回礼”。在卡兰迪亚机场，高级专员飞离耶路撒冷，前往海法，他将在午夜乘船返回英格兰。

英军撤离了他们位于俄国大院内的贝文格勒堡垒：在犹太民众的默默注视下，二百五十辆卡车和坦克沿着乔治五世大街轰隆隆地驶出。对俄国大院控制权的争夺即刻开始。伊尔贡猛攻尼古拉旅店。炮火波及整个城镇。努赛贝火速赶往安曼，乞求阿卜杜拉国王前去拯救这座“曾经在十字军东征中遭到洗劫”并将再次遭到洗劫的城市。国王答应了。

1948年5月14日下午4点，就在耶路撒冷城外，为保持道路畅通而筋疲力尽的拉宾和帕尔马赫士兵正在收听收音机里犹太代办处主席戴维·本—古里安的宣言。在特拉维夫博物馆内，本—古里安站在赫茨尔的肖像下向二百五十名听众宣布：“我将宣读建国宣言……”他和他的助手曾争论这个国家应该叫什么。一些人曾建议叫“犹地亚”或“锡安”，这两个名字都和耶路撒冷有关系，而且犹太复国主义者正努力控制这座城市的部分地区。其他一些人建议叫作“伊夫里亚”或“赫茨里亚”，但本—古里安赞成“以色列”这个名字，他的选择得到一致同意。“以色列地，”他宣读，“是犹太民族的诞生之地。”他们唱起国歌《哈蒂克瓦》（Hatikvah，该歌名意为“希望”）：

两千多年的希望，

就不会化为泡影；

我们将成为自由的人民，矗立在锡安和耶路撒冷。

本—古里安对记者们微笑着说：“我们成功了！”但他没有参与庆祝仪式。他曾多次表示愿意接受两国分治方案，但现在犹太人不得不抵抗公开声称要消灭犹太人的阿拉伯正规军的入侵。以色列处于危险之中。而且，他的观点已不同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时的想法，那时他希望建立一个共享的社会主义巴勒斯坦国或一个联邦国家。此时，面对全面战争的威胁，一切求生的可能他都必须把握。

在耶路撒冷前线，拉宾的哈雷尔旅士兵太疲惫了，以至于没有听到收音机里本—古里安的演讲。“嘿，伙计们，关掉它吧，”他们中有人恳求道，“我快困死了，明天再听好消息吧！”

“有人起来关掉收音机，留下一片沉闷的寂静，”拉宾回忆道，“我沉默了，压抑着自己复杂的情绪。”实际上，大多数人都没有听到这个宣言，因为阿拉伯军队已经切断电力。

十一分钟后，杜鲁门总统宣布“事实上”承认以色列。受埃迪·雅各布森的鼓励，杜鲁门秘密地向魏茨曼保证，他支持分治。但是当美国驻联合国外交人员试图搁置分治方案时，杜鲁门几乎失去对政府的控制。他的国务卿乔治·马歇尔、战时总参谋长和美国公共服务界的老前辈，坦率地反对承认以色列。可是杜鲁门仍选择支持这个新国家。不过第一个以官方名义承认以色列的却是斯大林。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根据斯大林下达的命令，支持犹太人建立自己的国家，随后又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描述为犹太民族解放运动，并保证以色列人能够获得来自东欧的、急需的武器。

在纽约，几乎失明的魏茨曼在华尔道夫酒店的房间里等待着，他为独立感到高兴，然而也感到自己被抛弃和被遗忘了，直到本—古里安及其同僚邀请他担任第一任总统。杜鲁门邀请魏茨曼对白宫进行首次正式访问。后来，当因为“帮助创建以色列”受到埃迪·雅各布森赞扬时，这位美国总统回复道：“‘帮助创建’，你意指什么？我是居鲁士！我是居鲁士！”以色列大拉比当面感谢他时，杜鲁门流泪了。[1]

魏茨曼总统回到以色列，他担心“耶路撒冷犹太圣地在中世纪野蛮人的进攻下得以保存，现在却正在变为废墟”。在耶路撒冷，安瓦尔·努赛贝和几个当过警察的非正规军，竭尽全力保卫老城，直到正规军赶到。努赛贝的大腿中弹，不得不截肢。但这场非正规的战争结束了。

真正的战争开始了，以色列处境危险。阿盟国家埃及、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军队带着根除犹太人的明确使命袭击以色列。“这将是一场灭绝战争和一次残酷的屠杀，”阿盟秘书长阿扎姆帕夏宣称，“后世将会说这场战争如同‘蒙古人的屠杀和十字军东征’。”他们的指挥官太过于自信。一千多年来，犹太人一直是伊斯兰帝国的下等臣民，有时得到宽容对待，经常遭到迫害，但总是顺服的。“阿拉伯人相信自己是一个伟大的军事民族，并把犹太人看作一个开店做生意的民族！”国王阿卜杜拉的阿拉伯军团的英籍司令约翰·格拉布将军回忆道：“埃及人、叙利亚人和伊拉克人认为他们打败犹太人毫无困难。”世俗的民族主义与“圣战”的热情融合在一起：犹太人打败伊斯兰军队是不可想象的；并且，许多与正规军并肩战斗的“圣战”派长期以来一直是狂热的反犹主义者。有半数埃及军人是穆斯林兄弟会的“圣战者”，其中包括年轻的亚西尔·阿拉法特。

然而，这种带有恐怖愿望的干涉、令人毛骨悚然的希望与政治上的仇恨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将是一场灾难，甚至帮助以色列变得更大更强。理论上，阿拉伯军队有十六万五千人，但他们是如此缺乏组织，以至于5月时能投入战场的兵力大约只有两万八千人——大致与以色列人的军队相当。阿卜杜拉国王那支由英国人训练的九千多人的阿拉伯军团战斗力最强，因此他被正式任命为阿盟军队的最高司令。

阿卜杜拉国王站在艾伦比桥上，掏出手枪朝天射击，大喊着：“前进！”

[1]一个美裔耶路撒冷居民被杜鲁门的政策激怒。虽然挂着红十字会旗帜的美侨区因为中立而闻名于世，但柏莎·斯帕福德已经不再认为犹太人回归锡安是耶稣再次降临的重要步骤，她还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我们这些住在巴勒斯坦的美国人怎么能支持这样的运动？我们羞于启齿的是，为了获得选票，美国政客最终都会动摇。”是年6月，在耶路撒冷阿拉伯领导人和阿拉伯军团司令的支持下，柏莎·斯帕福德来到华盛顿，试图游说杜鲁门反对以色列，但总统拒绝接见她。

急性子阿卜杜拉

阿卜杜拉的孙子侯赛因回忆，国王“是个精力旺盛、性格外向的人”。我们上一次提到阿卜杜拉时，他正在耶路撒冷从丘吉尔手中接收他的沙漠王国。劳伦斯如此描述他：“矮小，粗胖，像马一样强壮，深棕色的眼睛带着笑意，一张圆润的脸庞，嘴唇小而饱满，鼻梁挺直。”他过着一种冒险的生活。他放荡不羁的举动使劳伦斯感到震惊：“阿卜杜拉曾经三次在18米外射掉弄臣头上的咖啡壶。”作为谢里夫派，先知的第三十七代后裔，他可以戏弄乌里玛。“看一个漂亮女人，有错吗？”他问一个穆夫提。“罪过，陛下。”“《古兰经》上说‘如果你看到一个女人，请转移你的视线’，但你不可能转移视线，除非你正在看着！”他既是骄傲的贝都因人，又是奥斯曼苏丹的子孙。他少年时便已指挥过军队，并一直是阿拉伯大起义的“首脑”。他抱负远大又急于求成，因此得到一个绰号：“急性子”。为了这次征服耶路撒冷的机会，他已等待良久。

“他不仅是士兵和外交家，还是古典学者，”罗纳德·斯托尔斯回忆，“他曾为我吟诵前伊斯兰时代的七悬诗。”这令斯托尔斯印象深刻。英国驻安曼大使艾莱克·基尔科布里奇爵士总是称阿卜杜拉为“眼睛闪光的国王”。作为外交家，阿卜杜拉诙谐机智。他曾经被问到什么时候愿意接见一位他不喜欢的外交官，他回答道：“当我的骡子产驹时。”

现在，他的骡子正在生仔。他对待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是务实的，恰如那句土耳其谚语：“如果你正通过一座将垮的桥时遇到了一只熊，请叫她‘亲爱的姑妈’。”多年以来，他常常向魏茨曼和犹太商人表示，如果他们愿意接受他为巴勒斯坦国王，他会给犹太人一个家园。他过去常常造访耶路撒冷，会见他的盟友拉吉卜·纳沙希比，但他厌恶穆夫提，认为犹太复国主义的繁荣兴旺很大程度上要感谢“那些不接受任何决议的阿拉伯游击队”。

国王阿卜杜拉曾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私下进行一场针对互不侵犯协议的谈判：他将占领划给阿拉伯人的西岸部分，作为回报，他将不反对联合国划定的犹太国边界，并且英国人已同意了他的兼并。“我不想创造一个允许阿拉伯人骑在我身上的新阿拉伯国家，”他向犹太复国主义特使果尔达·梅森［Golda Myerson，后来改名为梅厄（Meir）］解释道，“我想成为骑士，而不是马。”但这匹马此时已被拴住：这场战争，尤其是代尔亚辛屠杀，迫使他与犹太人开战。此外，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决定限制阿卜杜拉的野心，以拯救巴勒斯坦，并且埃及人和叙利亚人计划吞并他们自己征服的领土。阿卜杜拉的司令是格拉布帕夏，此人全心全意地为哈希姆家族提供了一支像样的军队，此时极不愿意去冒险。

他的阿拉伯军团小心翼翼地穿过犹地亚山区，向耶路撒冷前进，非正规的阿拉伯解放军在那儿进攻了犹太郊区。5月16日，夜幕降临，哈加纳占领了米歇雷姆警察局和北方的谢赫贾拉，以及城墙南部的整个新城和城中心的前英军据点、俄国大院和基督教青年会。“我们已几乎征服了整个耶路撒冷，除了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和老城。”本—古里安激动地宣称。

“十万火急！犹太人已经逼近城墙啦！”安瓦尔·努赛贝冲回去恳求国王干涉。阿卜杜拉从未忘记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以真主之名，我是一个穆斯林统治者，一个哈希姆国王，而且我的父亲曾是所有阿拉伯人的王。”此时，他在给他的英籍司令的信中写道：“我亲爱的格拉布帕夏，耶路撒冷在阿拉伯人、穆斯林、阿拉伯基督徒当中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如果这座城市落到犹太人手中，人们所遭受的任何灾难都会对我们有深远的影响。务必守住我们目前已经占有的一切——老城和通往杰里科的道路。亲爱的，我请求你，尽快执行。”

阿卜杜拉：耶路撒冷之战

国王的“军队正处在欢欣鼓舞之中，许多战车装饰有翠绿的枝条或成捆的粉红色夹竹桃花”。格拉布注意到，向耶路撒冷开进的阿拉伯军团“更像一支奔向狂欢而非战场的军队”。5月18日，第一批军团士兵占领了老城城墙周围的阵地，格拉布写道：“近一千九百年前，就是在这里，犹太人曾向正在推进的提图斯军团投掷大矛。”但是国王“因焦虑而憔悴不堪，唯恐犹太人进入老城和圣殿，他已故的父亲汉志国王侯赛尼安葬在那里”。格拉布的部队冲破以色列人的谢赫贾拉防线，向大马士革门进军。

老城内，起先是非正规军，然后是阿拉伯军团包围了犹太区，里面有巴勒斯坦一些最古老犹太家族的旧宅，许多年长的哈西德学者居住在那里，而所有这些地方却仅有一百九十名哈加纳和伊尔贡战士防守。拉宾得知仅有少量兵力可供抽调去拯救老城，非常恼火，向耶路撒冷指挥官大卫·沙勒提勒喊道：“犹太人只能召集这么一支军队来解放自己的首都吗？”

拉宾试图猛攻雅法门，但没有成功，不过，有其他部队突破锡安门，攻入了老城。锡安门失守前，帕尔马赫的八十个人加入了防卫队伍，但此时阿拉伯军团的大部队到达。争夺老城的战斗极其激烈；格拉布提到，战斗就是“逐门逐户，沿着黑暗通道，出入狭窄的楼梯，切入院落，进入地下室”，穿过“犹太区热闹的养兔场，脚下是千年累积的财宝与瓦砾”。格拉布此时命令有系统地缩小犹太区。犹太区内的拉比恳求帮助。本—古里安狂乱地喊道：“耶路撒冷随时可能陷落！要不惜一切代价进攻！”

5月26日，阿拉伯军团士兵占领胡瓦广场，并炸毁了其宏伟壮丽的犹太教堂。两天后，格拉布看到，“两个因上了年纪而驼背的年老拉比，举着白旗沿着一条狭窄的小巷走出来”。拉宾离战场只有几百米远，从锡安山上看到同样“令人震惊的场景”：“我惊恐不已。”两百一十三名守军中三十九人战死，一百三十四人受伤。“所以大卫城落入敌人之手，”贝京写道，“哀痛降临到我们身上。”格拉布得意扬扬：“我深爱耶路撒冷。《圣经》就在我们眼前。”然而，他允许他的士兵洗劫犹太区：二十七个犹太会堂中的二十二个遭到毁坏。自1187年穆斯林再次征服耶路撒冷之后，犹太人第一次不能接近西墙。

格拉布利用拉特伦要塞阻断了通往西耶路撒冷的道路。本—古里安不断下令攻占拉特伦，甚至不惜以牺牲以色列同胞的生命为代价，但是屡攻屡败。躲进地下室的耶路撒冷犹太人开始挨饿了，直到以色列开辟新的供给渠道，即拉特伦南部所谓的“滇缅公路”（Burma Road）[1]。

6月11日，联合国调停者福尔克·伯纳多特（Folke Bernadotte）伯爵——他是瑞典国王的孙子，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与希姆莱谈判，拯救了许多犹太人——成功地让双方停了火，并提出新的分治方案，就是将耶路撒冷全部交给阿卜杜拉国王。以色列拒绝了伯纳多特的方案。与此同时，本—古里安打赢了一场近乎兵变的战争：梅纳赫姆·贝京已经同意将他的伊尔贡并入这个国家，正当伊尔贡准备卸载自己船上的武器时，以色列军队炸沉了这艘船。贝京并未掀起内战，而是退出地下组织活动，进入政坛。

伯纳多特的调停结束后，战争再次爆发。第二天，一架喷火式战斗机轰炸了西耶路撒冷。阿拉伯军团兴奋的士兵穿过锡安门进攻新城，而后向圣母院推进：“他们转头便可以看到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格拉布写道，“他们战斗在真主的路上。”此时，以色列人试图再次占领老城。

“我们能守住耶路撒冷吗？”阿卜杜拉问格拉布。

“他们不可能攻下它，陛下！”

“如果你认为犹太人将占领耶路撒冷，请告诉我。”国王说，“我将去往那里，死在这座城市的城墙上。”以色列的反攻没有成功，不过以色列的军事力量正在增强：这个新的国家共有八万八千兵力奔赴战场，抗击六万八千名阿拉伯人。第二次停火前的十天内，以色列人占领了吕大和拉姆拉。

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伯纳多特先前的提议非常愤怒，因此这个瑞典人此时提议耶路撒冷应该国际化。9月17日，这位瑞典伯爵飞到圣城。但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后来的以色列总理）领导下的莱希极端分子决定消灭此人及其计划。当伯纳多特从政府大厦总部驱车穿过卡塔蒙，去里哈维亚会见以色列行政长官多夫·约瑟夫时，他的吉普被示意停在一个检查点前。此时，三个人从另一辆吉普上下来，举着斯特恩式机枪对准他的车一阵扫射：前两次扫射打穿了轮胎，他们加速离开之前的第三次扫射击中伯纳多特的胸部。伯爵死在哈达萨医院。本—古里安镇压并解除了莱希的武装，但凶手一直未被抓获。

阿卜杜拉稳稳地占据着老城。在西岸，国王控制了南部，伊拉克人控制了北部。耶路撒冷南部的埃及先头部队可以看到老城，他们连续猛攻南部郊区。9月中旬，阿盟承认了一个以加沙人为基础、由穆夫提和耶路撒冷几大家族为主导的巴勒斯坦“政府”。[2]但当战斗重新开始时，以色列人打败并包围了埃及人，占领了内盖夫沙漠。埃及人受到了羞辱，他们将穆夫提送回开罗，穆夫提在最后的政治生涯中声名狼藉。1948年11月底，耶路撒冷当时的军事指挥官摩西·达扬中校同意和约旦人停火。1949年上半年，以色列和五个阿拉伯国家都签订了停战协定。1949年2月，以色列议会在耶路撒冷乔治五世大街的犹太代办处大楼举行会议，正式选举魏茨曼为以色列总统，这一职位的仪式色彩重于实权。七十五岁的魏茨曼发现自己被总理本—古里安忽视了，对自己无决策权的角色感到非常失望。“为什么我必须成为一个瑞士式的总统？”魏茨曼问道，“为什么不是一个美国式的总统？”他打趣地自称“雷霍沃特的囚犯”——他在雷霍沃特建立了魏茨曼科学研究院。尽管他的官邸在耶路撒冷，但他说“我仍然对这座城市存有偏见，甚至我现在还觉得不自在”。1952年，魏茨曼去世。

1949年4月，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各方在前英国总督府签订停战协议，分割了耶路撒冷：以色列拥有西区和斯科普斯山的一块孤立领土，而阿卜杜拉占有老城、东耶路撒冷和西岸。协议允许犹太人接近西墙、橄榄山墓地和汲沦谷的陵墓，但这从未得到兑现。接下来的十九年内，犹太人被禁止在西墙边祈祷，[3]他们祖辈墓地上的墓碑也遭到破坏。

现在，以色列失去了它最初的支持者，而阿拉伯人赢得了新的支持。当新国家与西方结盟时，斯大林终止了他对以色列的支持，谴责以色列是美国（资本主义）的代理人。斯大林下令处死一些被控参与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苏联犹太人，直到临死之际，他仍在策划针对犹太人的“大清洗”。

以色列人和阿卜杜拉都担心失去他们的半个耶路撒冷。联合国执着于争论这座城市的国际化问题，所以任何一方独占耶路撒冷都是非法的，而且仅两个国家承认阿卜杜拉对老城的主权。魏茨曼的办公室主任乔治·魏登菲尔德（George Weidenfeld），一个年轻的威尼斯人，不久前在伦敦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他发起了一场使全世界确信以色列应该拥有西耶路撒冷的运动。12月11日，耶路撒冷被宣布为以色列首都。

阿拉伯的最终胜利者是“急性子”阿卜杜拉。他在阿拉伯起义之后的三十二年终于赢得了耶路撒冷：“没人，”他说，“能从我手中夺走耶路撒冷，除非我被杀死。”

[1]滇缅公路连接中国云南省昆明市和缅甸腊戍，是抗日战争中为抢运中国政府购自国外的以及外国援华的物资而建。滇缅公路开工于1938年春，1938年12 月初步建成通车，不久成为中国与外界联系的唯一运输通道，在抗战初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译注

[2]侯赛尼的两个堂兄弟分别担任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安瓦尔·努赛贝担任内阁秘书，穆夫提则出任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主席。

[3]失去西墙的犹太朝圣者来到锡安山的大卫墓旁祈祷，并在那里建立了这个国家的首个纳粹大屠杀纪念馆，这是在耶路撒冷出于宗教竞争和其他需要创造神圣性的经典例子之一。

52 分隔

公元1951年—公元1967年

“耶路撒冷国王”：圣殿山上的流血

“带有倒刺的铁丝网设防带、雷区、射击点和观察哨遍布整个城市，”阿莫司·奥兹写道，“一道有形的幕布降临，把我们与谢赫贾拉和阿拉伯社区分隔开来。”大街上经常有狙击手开火：1954年，九人遭狙击丧生，还有五十四人受伤。甚至在双方开展合作时，人们也感到极度痛苦：1950年，联合国调解以色列控制的斯科普斯山上“圣经公园”中的一只老虎、一只狮子和两只熊的饲养问题，官方解释称：“可以采取两种解决方案：a.用以色列的经费购买阿拉伯驴子来饲养以色列的狮子；b.以色列的驴子经过约旦控制区拿来喂狮子。”最终，这些动物在联合国护卫人员的护送下穿过约旦领土，进入西耶路撒冷。

铁丝网的另一边，努赛贝家族为这场大灾难痛心不已：“我近乎精神崩溃。”哈齐姆·努赛贝承认。他的侄子萨里怀念起“那些英国人和阿拉伯贵族、随心所欲的新贵、中产阶级的商人、勾引士兵们的暗娼、多元文化融合、主教、穆斯林神职人员和黑胡子的拉比挤在相同的街道上”的场景。

11月，阿卜杜拉诡异地由科普特主教加冕为“耶路撒冷国王”——成为腓特烈二世以来控制这座城市的首个国王。12月1日，他在杰里科自称“巴勒斯坦之王”，并将他的王国重新命名为“约旦联合王国”。侯赛尼家族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谴责阿卜杜拉的妥协，并因他是巴勒斯坦人的大灾难中唯一的胜利者而耿耿于怀。

国王求助于耶路撒冷各大家族，此时他们正经历一场奇异的复兴。他任命拉吉卜·纳沙希比担任约旦首相。纳沙希比拒绝了该任命，但同意担任某部部长。国王还任命他为西岸总督和两个圣地（耶路撒冷和希伯伦）的守护人，赠送他一辆斯图贝克汽车，并授予他“拉吉卜帕夏”的头衔（20世纪50年代，约旦人仍然在授予奥斯曼时期的头衔）。他的花花公子侄子纳萨尔丁·纳沙希比成了宫廷大臣。[1]阿卜杜拉顺从民意，将遭人痛恨的阿明·侯赛尼正式解职，并任命谢赫胡萨姆·加拉拉担任穆夫提——早在1921年，此人就在选举中赢得这个头衔。

阿卜杜拉收到暗杀警告，但是他总是回答：“我的那一天到来之前，没有人可以伤害我；而一旦那天到来，没有人可以保护我。”尽管危险重重，此时六十九岁的阿卜杜拉仍很自豪他拥有了耶路撒冷。“当我还是个孩子时，”他的孙子侯赛因回忆道，“祖父常常告诉我，耶路撒冷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随着时间流逝，侯赛因注意到国王“越来越热爱耶路撒冷”。阿卜杜拉对他的大儿子塔拉勒很失望，但非常喜欢塔拉勒的儿子，并决意把他培养成国王。学校放假期间，祖孙俩每天都共进早餐。“我成了他最中意的那个孩子。”侯赛因写道。

1951年7月20日周五，阿卜杜拉和侯赛因——一个十六岁的哈罗公学学生，被命令穿上佩有勋章的军装——驱车前往耶路撒冷。出发前，国王告诉侯赛因：“我的孩子，有一天你将不得不担负责任。”他还补充道：“当我不得不撒手时，我愿意被无名小卒射中头部。那可是最简单的方式啦。”他们在纳布卢斯停下，去会见穆夫提的堂兄弟穆萨·侯赛尼博士，此人曾在纳粹的柏林为穆夫提服务。穆萨·侯赛尼向国王鞠躬，并表达了他的忠诚。

就在中午之前，阿卜杜拉和他的孙子、格拉布帕夏、宫廷大臣纳萨尔丁·纳沙希比及虚情假意的穆萨·侯赛尼为周五的祈祷到达耶路撒冷。人群沉闷不悦并充满疑虑；他神经紧张的阿拉伯军团保镖如此众多，以至于侯赛因开玩笑说：“这是什么？一支送葬队伍吗？”阿卜杜拉拜访了他父亲的陵墓，然后走向阿克萨清真寺。他命令警卫退后，但穆萨·侯赛尼离他很近。当阿卜杜拉进入门廊时，清真寺的领袖亲吻了他的手。这时，一个年轻人突然从门后出现。这个年轻人举起手枪，紧按枪筒，顶着国王的耳朵，开枪杀死了他。子弹从眼睛里射出，阿卜杜拉倒下了，他的白色头巾随之滑落。每个人都趴在地上，“弯着身子，像受了惊吓的驼背老妇人”，侯赛因回忆道，“那个时候我也失去理智，猛地冲向刺客”。刺客转向侯赛因，“我看到他的白牙和迷茫的双眼。他拿着枪，而我眼睁睁看着他用枪指向我，然后我看到一股烟，听到‘砰’的一声，接着感到子弹射到我的胸口——这就是死亡的感觉吗？他的子弹射中了勋章”。多亏行前祖父命令他佩戴上的勋章，侯赛因挽回了一命。

警卫们乱枪射杀了刺客。纳沙希比抱住死去的国王，鲜血从国王鼻子里流出，他不断亲吻国王的手。军团士兵开始横冲直撞地穿街越巷，而格拉布努力去约束他们。侯赛因跪在国王旁边，解下他的长袍；接着，他随同尸体乘直升飞机降落到奥地利人招待所。在匆忙飞回安曼之前，侯赛因表现得沉着冷静。

[1]但是拉吉卜·纳沙希比身患癌症，国王去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医院看望了他。“在这座大楼里，”阿卜杜拉说，“1921年春，我和温斯顿·丘吉尔首次会面。”1951年4月，纳沙希比去世，被安葬在他的别墅附近的一座小坟墓中——别墅后来被拆毁，建成大使饭店。

约旦的侯赛因：耶路撒冷最后的国王

据说穆夫提和埃及国王法鲁克是暗杀的幕后策划者。穆萨·侯赛尼遭到逮捕和折磨之后，与另外三人一起被执行死刑。暗杀只是因阿拉伯人战败而起的一系列杀戮和政变中的一部分。1952年，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末代国王法鲁克一世被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和贾迈勒·阿卜杜拉·纳赛尔上校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

阿卜杜拉的儿子塔拉勒继承了约旦王位，他患有精神分裂症，容易伤人，甚至差点杀死妻子。1952年8月12日，年轻的侯赛因正在日内瓦一家饭店度假时，侍者用银盘带来一封信，这封信是寄给“侯赛因国王陛下”的。他的父亲已经退位。侯赛因才仅仅十七岁，喜欢驾驶跑车、摩托车、飞机和直升机，还喜欢漂亮女人（他一生结过五次婚）。虽然他的祖父从未放弃大哈希姆王国的梦想，甘冒一切风险去赢得耶路撒冷，但侯赛因逐渐意识到，作为约旦国王，能幸存下来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作为一个在桑德赫斯特受训的军官，温文尔雅的侯赛因国王是亲西方的，他的政权先后由英美资助，尽管如此，他仍必须在阿拉伯世界中谨慎地维持权力的平衡。有时他不得不忍受敌对的激进独裁者，如埃及的纳赛尔和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令人窒息的拥抱。像他的祖父一样，他可以与以色列人共事；很久以后，他甚至特别喜欢拉宾。

1951年，八十多岁的丘吉尔重新担任首相，他向一位官员咕哝道：“你们应该让犹太人拥有耶路撒冷——正是他们使之闻名于世。”但是这座城市仍然分裂成东西两区，“一系列令人不快的路障、围墙和铁丝网”，上面的“告示用希伯来语、英语和阿拉伯语写着‘停！’‘危险！’‘前方边境！’”。夜晚，爆炸声伴随着机枪声，唯一的入口是曼德尔鲍姆门，它和柏林的查理检查站一样有名。然而，它既不是一扇门也不是曼德尔鲍姆家的房子。很久以前离开耶路撒冷的希姆哈和埃丝特·曼德尔鲍姆是出生在白俄罗斯的袜子生产商，他们坚固的家园成了哈加纳的一个据点，1948年，这个据点被阿拉伯军团炸毁，之后废墟上建起了曼德尔鲍姆检查站。

在布满地雷和铁丝网的工事两侧，是住得很近的两家：犹太少年阿莫司·奥兹家和巴勒斯坦儿童萨里·努赛贝（安瓦尔的儿子）家。后来，既是优秀作家又是狂热主义反对者的奥兹和努赛贝成了朋友。“伊斯兰，”努赛贝写道，“对像我们这样的家族而言，与犹太教对于几百米之外无人区另一边的阿莫司·奥兹来说没什么区别。”男孩们看到大量新涌入的移民再一次改变了耶路撒冷。阿拉伯人，特别是伊拉克人，已经报复了自己国家的犹太社区：此时有六十万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但正是那些以“哈雷迪”（意为“令人敬畏的人”）出名的极端正统派幸存者改变了耶路撒冷的面貌，带来了17世纪的中欧服饰和文化以及一种伴有神秘和欢乐祈祷的信仰。“天刚一黑，”萨里·努赛贝回忆道，“我就窥探不到无人区另一边的街道，”而在米歇雷姆那儿，“我看到许多穿黑袍的人，有时那些大胡子的人回头看我”。他们是谁？他想知道。

哈雷迪分裂成两派：一派拥护犹太复国主义，另一派则是诸如米歇雷姆的塔尔多特·哈伦（Taldot Haron）那样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相信只有上帝可以恢复圣殿。这些内省的、死板和固守仪式的派别又分为哈西德派和立陶宛派，都说意第绪语。来源于七个主要拉比家族的哈西德派又分化成许多派别，这些拉比能行奇道，又称为“admor”（这是“我们的先生、老师和拉比”的首字母缩写）。不同派别之间的服饰和神秘差异导致以色列统治下的耶路撒冷异常复杂。[1]

以色列人在西耶路撒冷建立了一座现代化的首都，[2]这是一个世俗与宗教的混合体。“以色列是社会主义的和世俗的，”乔治·魏登菲尔德回忆道，“上流社会在特拉维夫，但耶路撒冷以老城的拉比、晚餐后讨论艺术和政治的里哈维亚德国知识分子以及高级公务员和将军们（比如摩西·达扬）这些以色列精英为中心。”哈雷迪则过着他们自己的独特生活，许多像魏登菲尔德这样的世俗犹太人外出到耶路撒冷最小的餐馆芬克家就餐，食用不依照犹太教规烹煮的炖牛肉和香肠。在这个独特的混杂着修复的古迹和现代废墟的万花筒城市里，阿莫司·奥兹感到不安。“可有一个人曾在耶路撒冷感到宾至如归吗？对此我表示怀疑，即使他居住在这儿长达一个世纪。”他在小说《我的米海尔》中问道，“如果你转一下头，你可以在所有这些建筑中看到一块岩石场、橄榄树、一片荒地、成群的牲畜围着新建的总理办公楼在吃草。”奥兹离开耶路撒冷，但萨里·努赛贝留下了。

1961年5月23日，本—古里安召见他的年轻助手伊扎克·雅克夫（Yitzhak Yaacovy）来到他的办公室。总理抬头看着雅克夫：“你知道谁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吗？”

雅克夫回答：“不知道。”

本—古里安告诉雅克夫：“他就是组织纳粹大屠杀，杀死你的家人并把你送往奥斯威辛的那个人。”他知道，雅克夫是匈牙利正统派的后代，曾于1944年被党卫军一级队长艾希曼送入死亡集中营。在那儿，他被挑选出来，靠做苦力活着；而其他一些人则马上被党卫军医生约瑟夫·门格勒亲手用毒气毒死。他幸存下来，大概是因为他的金色头发和蓝色眼睛。后来他移民到以色列，在独立战争中负伤，定居耶路撒冷，之后来到总理办公室工作。

本—古里安继续说道：“今天你将陪同我坐车前往国会，并作为我的座上宾听我宣布我们已将艾希曼带回耶路撒冷接受审判。”

以色列的秘密情报机构摩萨德（Mossad）已从阿根廷艾希曼的藏身之处将其秘密绑架，5月，耶路撒冷市区一家法院开始对艾希曼进行审判。他被绞死在拉姆拉监狱。

在边境另一边，侯赛因国王称这座城市为他的“第二个首都”，但他的政权太不稳定，所以他不敢冒险将首都从安曼迁到这里。这座圣城实际上已被降为一个“中心带有铁丝网的地方城市”。尽管如此，哈希姆人的耶路撒冷重新焕发了某些古老的魅力。国王的兄弟穆罕默德王子治理着西岸，他刚刚迎娶了漂亮的十六岁巴勒斯坦人菲娅·拉希德。菲娅王妃记得：“我们一年有六个月在耶路撒冷度过，住在达贾尼家怡人的小别墅里，但我的丈夫得花大部分时间和基督徒谈判，试图实现东正教徒、天主教徒和亚美尼亚教徒之间的和平。”

国王侯赛因任命安瓦尔·努赛贝担任圣地的总督和监管者。努赛贝家族比以往许多世纪更加声名显赫：安瓦尔还担任过约旦国防部长，他的兄弟哈齐姆担任外交部长。所有大家族都失去了他们的金钱和橄榄园，但许多人继续居住在他们位于谢赫贾拉的别墅里。安瓦尔·努赛贝此时住在美侨区对面一栋“有波斯地毯、镀金的学位证书、盛餐后饮品的水晶玻璃杯和数打网球奖杯”的老式别墅里。努赛贝不得不施行“普世主义”，每周五都在阿克萨清真寺祈祷，并在每次复活节上带领全家参加“身着长袍的高级教士手持金十字架绕圣墓三次”的活动。他的儿子萨里回忆说：“我的兄弟和我最喜欢这个（复活节庆祝仪式），因为基督徒女孩是城里最漂亮的。”但圣殿山一片寂静。“几乎没有穆斯林访客去往圣地。”耶路撒冷著名学者奥列格·格拉巴注意到，这些年他开始探索这座城市。

萨里·努赛贝调查研究了老城，他发现老城“充斥着戴着金怀表的自以为是的店主、兜售货物的老妇人、四处游荡的苦行者”，咖啡馆里回响着“人们抽水烟时的冒泡声”。美国副领事尤金·伯德观察到，约旦人的耶路撒冷真是个袖珍世界：“我之前从未见过如此小的大城市。只有一百五十人符合条件，得以居住在此。”一些大家族支持发展旅游业：侯赛尼家族经营了一家“东方之家”旅馆。白发苍苍的柏莎·斯帕福德将她的美侨区改建成了一家奢侈的旅店，这个戴胸针的贵妇人自身也变成这座城市的一道风景。她认识从杰马勒帕夏到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每一个人；她甚至两次上了英国电视节目《这就是你的人生》。凯蒂·安东尼乌斯返回老城，建立了一所孤儿院，而在她家里，她开了一所以当地八卦专栏命名的“高档的餐厅兼沙龙”。她是“艾略特《鸡尾酒会》里的人物”，美国副领事写道，“是个长舌妇，而且虚假做作”。总是“身着最时尚的服装，戴着一串珍珠项链，黑发剪得相当短”，带有“鲜明的白色条纹”，副领事的儿子、作家凯·伯德认为她“是个女强人，但有些轻佻”。但她没有丢掉政治上的怒气，评论道：“犹太国建立之前，我认识许多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现在任何试图和犹太人交易的阿拉伯朋友都会被我抽耳光。我们输了第一回合；我们不能输掉这场战争。”

超级大国总是支持自己的教派，所以毫不令人吃惊，冷战是在长袍之下和耶路撒冷祭坛之后秘密发动的，“其激烈的程度不亚于柏林的后巷”。柏林是一座被分割的城市。美国副领事伯德建议中情局资助八万美元去修复谢尔盖大公的马利亚·抹大拉教堂的金圆顶。如果中情局不支付，克格勃也许就会支付。俄国东正教已分裂为中情局支持的以纽约为总部的教会和克格勃支持的以莫斯科为总部的苏联教会。约旦人是美国坚定的盟友，将他们的俄国教堂送给了反共产主义者教会，与此同时，以色列人感念于斯大林是第一个承认他们的新国家的元首，于是将俄国的财产交给了苏联人。苏联人在西耶路撒冷建立一个由“牧师”（事实上是一个曾担任过朝鲜顾问的克格勃上校）领导的布道团。

在依然由“侯赛尼家族、纳沙希比家族、乌里玛和基督教主教”主导的闭塞落后的城市，“如果你能忽视无人区和难民营，”萨里·努赛贝写道，“那么什么事儿都像未发生过。”然而没有什么是不变的——甚至这个混杂的耶路撒冷此时也正受到威胁。埃及总统纳赛尔的崛起改变了一切，侯赛因国王陷入危境，并危及其拥有的耶路撒冷。

[1]最大的教廷古尔以波兰的一个村庄命名，由阿尔特家族统治，戴着什特莱牟毛皮帽；贝尔泽教廷成员来自乌克兰，穿着长袍，戴着毛皮帽；布雷斯拉维教廷成员，以神秘和爱表现的舞蹈和歌唱进行礼拜，还以“哈西德嬉皮士”之名闻名。

[2]1957年，亚德瓦谢姆——“一个地方和一名字”，以纪念纳粹大屠杀中丧生的六百万犹太人——在赫茨尔山上建立起来。1965年，以色列博物馆开放，紧接着，新的国会大楼落成，两者都是由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资助。

53 六日战争

公元1967年

纳赛尔和侯赛因：战争倒计时

纳赛尔出身低微，是阿拉伯政治家中典型的十全十美的人物——1948年，这位在以色列人包围中受伤的年轻军官，决心重振阿拉伯人的尊严。数世纪来，他成了最受欢迎的阿拉伯领导人，但他同时也是依靠秘密警察维持统治的一个独裁者。纳赛尔被整个阿拉伯世界称为EI Rais（意为“领袖”），他宣扬社会主义式的泛阿拉伯主义，激励他的人民去反抗西方的支配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胜利，由此唤起人们不断高涨的希望：他们可以一雪战败之耻辱。

纳赛尔支持巴勒斯坦人突袭以色列，以色列人则以逐日增多的暴力予以回击。纳赛尔领导之下的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最为强大的国家，这使得以色列焦虑不安。1956年，纳赛尔通过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并支持阿尔及利亚反抗法国来挑战英法帝国的余威。决心颠覆其政权的英法两国同本—古里安结成秘密联盟。按照总参谋长达扬的计划，以色列成功地袭击了西奈半岛，这为英法入侵埃及提供了借口——表面上为两国调停的英法可以趁机入侵埃及。可是，英法两国实力匮乏，不足以进行这样的帝国主义冒险：美国迫使他们撤退了。不久以后，侯赛因国王解除了格拉布的军队指挥官职务。1956年是英国在中东统治的黄昏，却是美国霸权地位崛起的黎明。

纳赛尔把两个哈希姆王国作为目标，在那里，他的泛阿拉伯激进主义越来越受到平民百姓和军官的欢迎。1958年，侯赛因的堂兄兼校友、伊拉克的费萨尔二世在一次军事政变中被谋杀。这个家族一直是阿拉伯人、汉志人、叙利亚人、巴勒斯坦人和伊拉克人的国王——而侯赛因此时是最后一个哈希姆王室成员。纳赛尔正式将埃及和叙利亚合并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以包围以色列并控制约旦，但他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两度分合，仍较为脆弱。

“成长于耶路撒冷就好似生活在一个遭到汽车和现代军队入侵的童话世界中，但是其魔力依存，而且因各种危险增添了许多神秘。”萨里·努赛贝写道。渐渐地，“耶路撒冷恢复了1948年失去的多半生机”，再次成为“世界的朝觐之都”。1964年，国王侯赛因再次给岩石圆顶清真寺的铅质圆顶镀金，圆顶裸露出它的深灰底色已达数世纪之久，这次镀金是为迎接教皇保罗六世的朝拜所做的准备。穆罕默德亲王和菲娅王妃会见了教皇，陪同他进入耶路撒冷，在那里，教皇受到了地方长官安瓦尔·努赛贝的欢迎。但教皇不得不像其他人一样穿过曼德尔鲍姆门的边境线。当教皇请求到希腊的各各他教堂进行祈祷时，东正教牧首命令他写书面请求，然后又拒绝了他的申请。萨里·努赛贝写道，“教皇的来访引发了观光热潮”：侯赛尼族人和努赛贝族人纷纷推倒他们优美的别墅群，改建为可憎的旅馆。

然而侯赛因国王此时正为生存而斗争，他必须在激进的纳赛尔的埃及和叙利亚之间、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以及他自己的王朝野心和认为遭受到他背叛的巴勒斯坦人的强烈仇恨之间寻求出路。当纳赛尔密谋要推翻这个国王时，耶路撒冷和西岸不断出现骚乱，抗议这个哈希姆家族的统治。

1959年，曾是1948年战争老兵的亚西尔·阿拉法特[1]组建了一个名叫“法塔赫”（Fatah，意为“征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1964年，纳赛尔在开罗召开了一次首脑会议，为即将到来的对以战争成立了阿拉伯联合司令部，并组建了由艾哈迈德·舒凯里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同年5月，国王侯赛因在耶路撒冷不情愿地召开了巴勒斯坦国民大会，宣布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次年1月，阿拉法特的法塔赫从约旦进入以色列，执行小规模突袭行动。这是一场灾难，唯一伤亡的是一个巴勒斯坦游击队员，他被约旦人射杀身亡。但法塔赫的功绩抓住了阿拉伯人的想象力，标志着阿拉法特运动开始将巴勒斯坦事业置于全球舞台的中心。阿拉法特这群腰挎手枪、身着卡其布军装、头戴阿拉伯头巾的激进分子的崛起使得傲慢自大的几大家族黯然失色，他们的名声因穆夫提的统治和1948年战争而大不如前。安瓦尔·努赛贝的儿子萨里加入了法塔赫，成为这个时代的象征性事件。

巴勒斯坦人正在对侯赛因失去耐心。当地方长官努赛贝拒绝执行王室命令时，国王解除了他的职务，并任命一名约旦人来代替他。1965年9月，跟他的祖父一样，侯赛因秘密会见了以色列外交部长果尔达·梅厄，后者建议：有一天“我们可以放下武器，并在耶路撒冷树立一座象征我们之间和平的纪念碑”。

1963年，本—古里安卸任总理。他的继任者是六十八岁的列维·艾希科尔（Levi Eshkol），出生于基辅附近。这个戴眼镜的勤劳工作者的主要功绩是建成了以色列水利设施——但他不是本—古里安。1967年初，叙利亚人进攻以色列北部，引发了一场空战。在空战中，叙利亚空军被摧毁于大马士革上空。叙利亚因此支持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发起更多的袭击。[2]

苏联警告纳赛尔——这在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以色列计划袭击叙利亚。至今我们也不明白莫斯科为何要发送这个假情报，也不清楚当时纳赛尔明明有数周时间去核实或反证这个情报，但为什么选择了毫不怀疑地相信它。虽然埃及倾其全力，纳赛尔自身拥有领导魅力，泛阿拉伯主义也广受欢迎，但纳赛尔遭到了以色列报复性袭击的羞辱，叙利亚的外交冒险政策也将他置于险境。他调集部队进入半岛，以表明他绝对不能容忍对叙利亚发动袭击。

5月15日，独立日游行前，焦急的艾希科尔和他的总参谋长拉宾将军在耶路撒冷大卫王饭店会面：他们该如何回应纳赛尔的威胁？第二天，埃及要求联合国将维和部队撤出西奈半岛。纳赛尔可能是希望借助使危机升级的方式来避免战争。若果真如此，那么他的行动要么是过于拙劣，要么是过于鲁莽。当这个阿拉伯领袖和大街上的人群欢呼灭绝犹太国的时刻即将到来时，艾希科尔紧张得发抖。由于以色列已经丧失对纳赛尔的主动权，此时一种不祥的预感和有关生存的恐惧横扫整个以色列。全靠咖啡提神、一天连续抽七十根香烟的拉宾将军，意识到以色列生存的重担已经落在他的肩上，他终于开始崩溃了。

[1]阿拉法特宣称自己出生于耶路撒冷。阿拉法特的母亲是耶路撒冷人，但事实上他出生在开罗。1933 年，四岁的阿拉法特来到耶路撒冷的亲戚那里，住了四年，居住地在挨着西墙的马格里布区。

[2]当紧张加剧时，一位老人最后一次访问了这座城市，而且全世界几乎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前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来到阿克萨清真寺进行祈祷，接着又返回他的黎巴嫩流亡地。1974 年，他在那里去世。

拉宾：战前的崩溃

纳赛尔开始预测战争发生的概率。他召集内阁会议，并详细咨询他的副总统和军方最高领导人陆军元帅阿卜杜拉—哈基姆·阿米尔——这是一个轻信者、吸毒者和追求享受的人，但仍然是总统的老朋友。

纳赛尔说：“现在我们的兵力集中在西奈半岛，战争爆发的几率是百分之五十。如果我们封锁蒂朗海峡，则百分之百要开战。武装部队准备好了吗，阿卜杜拉—哈基姆？”

阿米尔：“以我的脑袋保证，领袖！一切都处在巅峰状态。”

5月23日，纳赛尔封锁蒂朗海峡，切断了通往以色列重要港口埃拉特的海上航道。叙利亚进行了战争动员。侯赛因国王检阅了他的军队。拉宾和将军们建议艾希科尔要么对埃及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要么做好亡国准备。但艾希科尔在所有政治努力都宣告失败之前一直拒绝这一行动：他的外交部长阿巴·埃班执行着艰苦的外交策略，以阻止战争——或者一旦战争爆发时，能够赢得支持。尽管如此，拉宾仍然饱受罪恶感的折磨，认为自己做得不够，不足以拯救以色列：“我有这种感觉，无论对错，我必须独自完成一切。我已经陷入一场深刻的危机之中。差不多九天，我几乎滴水未进，也无法入睡，一直不断地抽烟，已经筋疲力尽。”

总理优柔寡断，总参谋长必须服用镇静剂，将军们意欲哗变，整个国家处于恐慌之中，这些都真切地反映了以色列的创伤。在华盛顿，L. B.约翰逊总统拒绝支持以色列的任何攻击行动；在莫斯科，阿列克谢·柯西金总理强烈建议纳赛尔悬崖勒马。在开罗，陆军元帅阿米尔吹嘘：“这次我们将是发动战争之人。”他正准备进攻内盖夫。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纳赛尔命令阿米尔停止进攻。

在安曼，侯赛因国王感到除了加入纳赛尔集团别无他法：如果埃及进攻，他将不得不支持他的阿拉伯兄弟；而如果埃及失败，他将被视为叛徒。5月30日，侯赛因穿上陆军元帅军装，别着一把点357口径的麦林手枪，驾驶着他自己的飞机飞往开罗，与纳赛尔会面。“你的此次访问对外完全保密，”身材高大的纳赛尔对矮小的国王说，“所以如果我们逮捕你，后果会如何？”“这种可能从未在我的脑海中闪过。”侯赛因回答。他同意将他的五万六千名精兵置于埃及将军里亚德的领导之下。“所有阿拉伯军队已层层包围以色列。”国王宣布。以色列三面受敌。5月28日，艾希科尔发表了一场仅仅加剧了以色列人焦虑的冗长的广播演说。在耶路撒冷，人们纷纷挖掘防空洞，进行防空演习。以色列人担心遭遇灭顶之灾，那将会是另一场纳粹大屠杀。埃班已经用尽所有外交手段，将军、政治家和公众已对艾希科尔失去信心。他被迫启用以色列最受尊敬的战士。

达扬接过指挥权

6月1日，摩西·达扬宣誓就任国防部长，梅纳赫姆·贝京也加入新的国民政府，担任没有具体职责的部长。达扬总是戴着他标志性的黑眼罩，他是本—古里安的追随者，一点儿也看不上艾希科尔。艾希科尔私下里以一个狡猾的独眼阿拉伯强盗的名字给达扬起了个绰号——阿布·吉尔迪（Abu Jildi）。

达扬是温盖特的学生，苏伊士运河战争的总参谋长，此时还是一位议员。他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既是考古学家又是工艺品掠夺者，既是暴力复仇的行使者又是包容的信仰者，既是阿拉伯人的征服者又是阿拉伯文化的爱好者。他“极其聪明”，他的朋友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回忆：“他头脑聪明，从未说过一句蠢话。”他的同僚阿里埃勒·沙龙将军认为达扬“每天带有一百种想法醒来。其中的九十五种是危险的，有超过三种是糟糕的，但不管怎样，剩下的两种是绝妙的”。他“看不起大部分人”，沙龙回忆，“也毫不掩饰这种轻蔑”。他的批评者称他为“一个党棍和冒险家”，而且达扬曾经向佩雷斯承认：“记住一点：我是靠不住的。”

达扬释放出劲头十足的新犹太人的魅力。“不是因为他守规矩，”佩雷斯说，“而是因为他有能力和魅力摒弃规矩。”他的同学把他描述成“一个骗子、吹牛者、阴谋家以及一个爱慕虚荣的人，尽管这样，他还是令人深深敬佩的对象”。他是个没有朋友的孤独者，一个神秘莫测的表演家和沉溺于女性的好色之徒。本—古里安辩解称达扬是“《圣经》里的人物”，就像大卫王——或者纳尔逊上将，“你不得不习惯他”。本—古里安对达扬伤心欲绝的妻子露丝说：“伟人的私生活和公共生活常常在两架平行的飞机上进行，两者永无交集。”

虽然埃班汇报说美国不会支持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但为了阻止战争不能坐以待毙，此时达扬表现出对战略形势的冷静判断能力。他强调以色列必须立刻攻击埃及，同时避免和约旦发生任何冲突。他的耶路撒冷指挥官尤泽·纳尔基斯反对说：“假使约旦进攻斯科普斯山，将会怎样？”“如果那样，”达扬干脆地回答，“咬紧牙关，守住防线！”

纳赛尔相信他已经赢得一场不流血的胜利，但埃及仍然计划在西奈半岛发起进攻。由一个伊拉克旅支持的约旦人，拟定了包围犹太耶路撒冷西区的塔里克行动方案。阿拉伯世界此时在战场上集结了五十万人、五千辆坦克和九百架飞机，他们从未如此团结。“我们的首要目标将是摧毁以色列。”纳赛尔说。“我们的目标，”伊拉克总统阿里夫解释道，“是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以色列投入二十七万五千人，一千一百辆坦克和两百架飞机。

6月5日早上7时10分，以色列飞行员突袭并彻底摧毁了埃及空军。8时15分，达扬命令以色列国防军进入西奈半岛。在耶路撒冷，纳尔基斯将军紧张地等待着，担心约旦人将占领防守薄弱的斯科普斯山，并包围西耶路撒冷的十九万七千名犹太人，但他又希望约旦人只对埃及人的战争做象征性的贡献。上午8时刚过，空袭警报响起。《死海古卷》得到安全保存。预备役人员被召集起来。以色列通过美国国务院、联合国驻耶路撒冷办事处和英国外交部三次警告侯赛因国王：“如果约旦保持平静，以色列不会，重复一遍，不会，进攻约旦。但如果约旦发起进攻，以色列将全力回击。”

“陛下，以色列人已对埃及发起攻击。”上午8时50分，侯赛因国王的副官通知他。侯赛因打电话给总司令部，获悉阿米尔元帅已经粉碎以色列的军事力量，并正在顺利地反攻。上午9时，侯赛因进入总司令部，发现他的埃及将军里亚德已经下令对以色列发起进攻并攻占南耶路撒冷的政府大厦。纳赛尔致电确认了埃及的胜利，并表示以色列空军已遭摧毁。

9时30分，忧郁的国王告诉他的人民：“复仇的时刻已经到来。”

1967年6月5—7日：侯赛因、达扬和拉宾

上午11时15分，约旦炮兵部队向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密集发射了六千枚炮弹，击中了国会大楼、总理官邸以及哈达萨医院和锡安山上的圣母安眠堂。遵从达扬的命令，以色列人仅用小型武器给予回击。11时30分，达扬命令对约旦空军展开进攻。侯赛因和他的大儿子，未来的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一直在王宫屋顶上观察，目睹他的战机被摧毁。

在耶路撒冷，以色列提出停火协议，但约旦人并不理会。岩石圆顶清真寺上宣礼员的召唤在高音喇叭里回响着：“拿起你们的武器，夺回你们被犹太人偷走的家园。”12时45分，约旦人占领了政府大厦：这里是联合国总部的所在地，也主宰着耶路撒冷。达扬立刻下令猛攻，经过四个小时的战斗，犹太人夺回这栋建筑。在城北，以色列用迫击炮和大炮向约旦人开火了。

达扬虽敬畏耶路撒冷，但他明白耶路撒冷政治上的复杂性可能威胁以色列的生存。以色列内阁正为究竟是进攻老城，还是只迫使约旦人停火而争论不休，达扬却对占领行动表示了反对：他为要承担起管理圣殿山的责任感到不安。但他的反对被否决了。不过直到西奈半岛被占领后，他才开始采取行动。

“那晚就如地狱一般，”侯赛因写道，“整晚，夜空都如白昼般清晰可见。天空和大地因火箭和以色列飞机投下的炸弹爆炸而闪闪发光。”6月6日凌晨2时10分，以色列伞兵部队集结了三个小队，受到纳尔基斯将军的鼓舞前去“为1948年赎罪”——当年将军自己曾为这座城市而战。第一小队穿过无人区到达曼德尔鲍姆门，夺取弹药库山——艾伦比曾在那里贮藏军火。激战中，七十一名约旦人和三十五名以色列人丧生。伞兵部队迅速穿过谢赫贾拉，经过美侨区推进到洛克菲勒博物馆，7时27分，该博物馆被攻占。

国王仍控制着斯科普斯山和橄榄山之间居高临下的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医院，他不顾一切地试图通过停火来拯救老城，但为时已晚。纳赛尔致电侯赛因说，他们应该宣称，打败阿拉伯人的是美国人和英国人，而非仅仅是以色列人。

侯赛因驾驶一辆吉普车迅速行进到约旦河谷，在那里他遇到了从北方撤回的军队。在老城内，约旦人——从1948年以来，他们的司令部一直设在亚美尼亚修道院里——在每个城门口都布置了五十个人守卫。以色列人计划占领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但他们的谢尔曼坦克走错了方向，一路进入汲沦谷，还遭到来自狮门守卫军的猛烈进攻。在客西马尼花园附近，以色列部队有五人战死，还损失了四辆坦克。以色列人躲到了圣母墓园低洼的院子里。老城还没有被包围。

达扬和纳尔基斯在斯科普斯山上一起俯瞰老城。达扬说：“多么神圣的景象啊！”但他禁止任何进攻行动。6月7日黎明，联合国安理会准备强行命令双方停火。梅纳赫姆·贝京要求艾希科尔下令对老城发动一场紧急突袭。留给达扬的时间所剩无几。他在作战室命令拉宾拿下“这场战争中最难以实现但是梦寐以求的目标”。

起初，以色列人向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的屋脊投掷汽油弹，约旦人望风而逃。接着，以色列伞兵占领了橄榄山，并向山下的客西马尼花园发起进攻。“我们占领了俯瞰老城的制高点，”伞兵指挥官莫塔·古尔上校告诉手下，“一会儿我们将进入老城，这座我们数代人梦想和奋斗的耶路撒冷古城——我们将是第一批进入的人。犹太民族正等待着我们的胜利。自豪吧！祝好运！”

上午9时45分，以色列坦克朝狮门开火，击毁了作为防御工事的公共汽车，并炸出多处缺口。冒着约旦人的炮火，以色列人向狮门进攻。伞兵部队突入苦路，接着古尔上校带领一队人马继续向圣殿山前进。“经过两天战斗之后，伴随着不绝于耳的枪声，你坐上一辆半履带车，接着你突然进入这片之前所有人都曾在照片中见过的宽广开阔之地，”情报官阿里克·阿赫蒙（Arik Akhmon）写道，“虽然我不是虔诚的信徒，但我认为没有人不被情感淹没。这里似乎有种特殊的魔力。”在和约旦军队进行了一场小规模的战斗后，古尔通过广播宣布：“圣殿山已经在我们的手里！”

与此同时，锡安山上耶路撒冷旅的一个连突破锡安门进入亚美尼亚区，然后爬下陡峭的山坡进入犹太区。此时，同样来自耶路撒冷旅的另一群士兵突破了粪厂门。所有人都在向西墙进发。仍处于圣殿山上的古尔和他的伞兵不知道怎样才能到达西墙，这时，一位阿拉伯老人告诉他们可以取道马格里布门，于是三个连队同时聚集到圣地。士兵们祈祷、哭泣、欢呼、雀跃，有人还唱起这座城市新的赞歌《金色的耶路撒冷》，这时，以色列军队的首席随军拉比，大胡子什洛莫·戈伦（Shlomo Goren），手持羊角号和《托拉》大步走向西墙，开始朗诵哀悼祈祷词卡迪什（Kaddish）。

下午2时30分，达扬在拉宾和纳尔基斯的陪同下进入耶路撒冷。经过“燃烧的坦克”，穿过“完全废弃的小巷，可怕的寂静被狙击手的枪声打破。我想起了我的童年”，拉宾说“当我们向西墙走近时，我感受到一股纯粹的兴奋”。他们穿过圣殿山时，达扬看到一面以色列国旗插在岩石圆顶清真寺上，他“命令马上将国旗降下来”。看到“由于作战而累得瘫作一团的士兵眼里满含泪水”，拉宾不禁“为之动容”，不过“现在不是哭泣的时刻——救赎的时刻、希望的时刻还未来临”。

戈伦拉比想通过炸毁圣殿山上的清真寺来加速弥赛亚时代的到来，但纳尔基斯将军回答说：“停止这种想法吧！”

“你将被载入史册。”戈伦拉比说。

“我已经将我的名字记录在耶路撒冷的历史上了。”纳尔基斯回答。

“这是我一生中的巅峰时刻，”拉宾回忆道，“数年来，我一直悄悄地怀揣着这个梦想：我可能在收复犹太民族的西墙中发挥作用。如今梦想已实现，我突然感到困惑：众生之中，我何德何能，竟可享有此项特权？”拉宾被授予为这场战争命名的荣誉——他总是谦虚高贵、粗暴却言简意赅，所以选择了最简单的名称：六日战争。纳赛尔为这场战争另起了一个名字——纳克萨（al-Naksa），即“挫败”。

达扬在一张纸上写下：“愿和平降临整个以色列”。他将这个便条放在希律方石的石缝中。他宣布：“我们已经统一了这座城市，以色列的首都，永远不会让她再遭分割。”接下来，这个一直是最尊敬阿拉伯人的以色列人，也是阿拉伯人最为尊敬的以色列人，阿拉伯人口中的阿布·穆萨（意为“摩西之子”）继续说道：“对于我们的阿拉伯邻居，以色列将伸出和平之手；对于信仰各种宗教的所有民族，我们将保证礼拜完全自由。我们来到此处不是为了征服其他人的圣地，而是为了和他人和谐相处。”离开时，他摘了“一些长在西墙和马格里布门之间的粉紫色仙客来”，送给他坚忍的妻子。

达扬认真思考着耶路撒冷的未来，并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十天后，他返回阿克萨清真寺，在那里，他穿着袜子和圣地的谢赫及乌里玛坐在一起。他解释道：耶路撒冷现在属于以色列，但瓦克夫[1]会将管理圣殿山。尽管如此，时隔两千年，犹太人终于又可以访问圣殿山了。但达扬规定犹太人不得在那里祈祷。这一颇具政治远见的决定一直被遵守至今。

纳赛尔暂时辞去总统一职，但从未放弃权力。他原谅了他的朋友、陆军元帅阿米尔，但后者计划发动一场政变，被捕后神秘地死在狱中。纳赛尔坚持“圣城永远不应被放弃”，但他从未从战败中东山再起。三年后，他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侯赛因国王后来承认，6月5日到10日“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日子”。他失去了半壁江山，以及耶路撒冷这个战利品。私下里，他曾为耶路撒冷哭泣：“我无法接受耶路撒冷是在我的手中被夺走的。”

[1]指穆斯林捐赠的土地或其他财产，通常用于慈善目的或表示信仰虔诚。——译注

54 21世纪

神圣的奇迹：锡安合而为一

六日战争不仅改变、提升了耶路撒冷，也使得耶路撒冷更加复杂化。这个过程同时具有弥赛亚与启示的色彩，也具有战略和民族主义的意义。这种新的景象本身也改变了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中东。一个仓皇之中做出的决定，一场从未经过周密计划的征服活动，一次从灾难边缘窃取的军事胜利，改变了那些有信仰的人，那些什么都不相信的人，还有那些渴望相信点什么的人。

那时候，这一切都不是很清晰，不过回顾往事，拥有耶路撒冷逐渐改变了以色列的统治精神，这种精神在传统意义上是世俗的、社会主义的、现代的，如果这个国家有宗教，这个宗教既可以说是以历史的眼光进行探索的犹地亚考古学，又可以说是正统派犹太教。

占领耶路撒冷甚至使最世俗的犹太人欢欣鼓舞。在歌谣、祈祷和神话当中，对锡安的渴望是如此深厚、久远，如此根深蒂固；不能靠近西墙的时间是如此之长，如此痛苦，而神圣的氛围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全世界最不敬神的犹太人都经历了一次类似于宗教体验的欢欣感，并且让他们在当今世界如此亲密，仿佛能成为一体。

那些虔诚的犹太人，那些从巴比伦迁徙到科尔多瓦和维尔纳的犹太后裔们，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数千年来一直期待弥赛亚的降临。这是一种征兆、一次拯救、一场救赎，是对《圣经》预言的应验，是犹太大流散的终结，他们要重建大卫城，再次走进圣殿的大门和庭院。对许多拥护民族主义、军事犹太复国主义，自诩为雅博廷斯基继承人的以色列人来说，这种军事胜利是政治和战略意义上的——是上帝赐予的建立拥有安全边界的大以色列的独一无二的机会。信教的犹太人和拥护民族主义的犹太人同样相信，他们必须充满活力地肩负起这一激动人心的使命：重建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并永远维护它的存在。20世纪70年代，这些怀有救世主情结、反对妥协的人在各个方面表现出完全不逊于绝大多数以色列人的活力。这个时候，大部分以色列人还是世俗的自由派人士，他们的生活中心还是特拉维夫，而不是圣城。但民族主义和救赎主义的计划是上帝交办的紧急工作，并且这种神圣的诫命不久将改变耶路撒冷的外貌和血液。

受到影响的不仅是犹太人，还有数量更多、势力更强大的基督教福音主义者，特别是美国的福音派，这些人也经历了瞬间的近乎天启的狂喜。福音派相信末日审判的两个前提条件——以色列建国和耶路撒冷重归犹太人——已经具备。剩下的就是第三圣殿的重建和七年的苦难，继之而来的是末日大决战：圣米迦勒出现在橄榄山，与圣殿山上的敌基督者作战。最终，犹太人要么改宗，要么被毁灭，耶稣基督再临，开启千年王国。

弱小的犹太民主政府击败了阿拉伯独裁军团，这场胜利使得美国相信，以色列是它危机四伏的国际环境中的特殊朋友，是它抗击共产主义俄国、纳赛尔激进主义和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盟友。除此之外，美国和以色列有着更多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建立在天赋自由理念之上的国家：一个是山巅之城——新锡安——另一个是重建后的老锡安。美国犹太人满怀热情地支持以色列，而今美国福音派相信，以色列是受神灵庇佑的。持续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百分之四十的美国人一度期盼基督再临耶路撒冷。不管调查数据是否言过其实，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确实支持犹太人控制下的耶路撒冷，而以色列也对此深表感激，尽管犹太人在他们的世界末日场景中扮演的是悲剧角色。

来自西耶路撒冷、以色列全境和所有犹太流散地的犹太人涌入老城去触摸西墙，并在那里祈祷。拥有这座城市是如此令人兴奋，所以放弃它这件事情是不能忍受，也不可想象的——对大量资源的动用使得放弃耶路撒冷变得极为困难，就连务实的本—古里安也在退休时提出，以色列应该放弃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以换取和平——但永远不能放弃耶路撒冷。

和平的缔造者：生与死

以色列政府将这个城市的东、西两部分合二为一，扩展了市区面积，使得这里能够容纳二十六万七千八百名市民——其中包括十九万六千八百名犹太人和七万一千名阿拉伯人。耶路撒冷比它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广大。战争刚刚结束，马格里布区（由萨拉丁的儿子阿夫达尔建立）的居民们就迁至新居，他们的房屋因为要拓展西墙前面的空间而被拆毁。数世纪以来，犹太人只能在一个约2.7米长、拥挤、狭窄的过道祈祷，其间还经常被骚扰，所以现在能在通风良好、光照和空间充足的新广场，在至高无上的犹太圣地旁祈祷本身就是一种解放，犹太人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祈祷。残破的犹太区被修葺一新，被炸毁的犹太会堂得到重建和圣化，遭到破坏的广场和小巷被重新铺砌和整修，正统派宗教学校耶希瓦也得以重建或修整，使用的全都是闪闪发光的金色石头。

科学界也受益匪浅。以色列考古学家开始发掘这座被统一的城市，长长的西墙由拉比们分区负责，他们管理着马格里布门以北的祈祷区，而考古学家则向南挖掘。以西墙为中心，考古学家们在穆斯林区和犹太区及大卫城中发现了如此惊人的财富——迦南人的防御工事、犹地亚的印章、希律时期的房基、马加比和拜占庭时期的城墙、罗马时期的街道、倭马亚时期的宫殿、阿尤布时期的城门、十字军时期的教堂——他们的科学发现似乎与政治、宗教热情融合在了一起。他们发现的石头——从希西家的城墙和罗马士兵随意扔下的希律方石堆，到哈德良柱廊古道上的铺路石——成了重建后的老城里永久的展示品。

城市合并后，前西耶路撒冷市长特迪·科勒克当选为市长，他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二十八年，一直致力于消除阿拉伯人的疑虑。现在，作为以色列自由派的代表，他让东西耶路撒冷在犹太人的统治下合而为一，同时给予阿拉伯人的耶路撒冷充分的尊重。[1]就像委任统治时期一样，繁荣的耶路撒冷吸引着来自约旦河西岸的阿拉伯人——十年内，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口翻了一番。现在，这场征服鼓舞了以色列的所有党派，特别是民族主义者和信奉救赎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通过创造“既成事实”来确保战果。东耶路撒冷阿拉伯区周围的犹太新区迅速建立起来。

起初，阿拉伯人没有反对，许多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工作或者和以色列人共事。我记得，幼年造访耶路撒冷时，曾经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朋友家中玩过，他们有人住在耶路撒冷，有人住在约旦河西岸，这些地方我都去过，只是我当时并未意识到这种友好的、不分你我的时光很快将成为过去。在国外，情况截然不同。亚西尔·阿拉法特和他的法塔赫于1969年接管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法塔赫游击队加强袭击以色列的同时，另一个派别，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开启了另一种战争模式。

达扬明白，他对圣殿山负有一种令人敬畏的责任。1969年8月21日，大卫·罗翰（David Rohan），一个疑似患有耶路撒冷综合征的澳大利亚籍基督徒，[2]在阿克萨清真寺纵火，以加速基督再临。大火摧毁了萨拉丁放在那儿的努尔·丁的宣讲台，还引燃了关于犹太人阴谋占领圣殿山的诸多谣言，这些谣言转而引发了阿拉伯人的骚乱。

1970年的“黑九月”，侯赛因国王打败并驱逐了挑战他对约旦统治权的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阿拉法特将总部转移到黎巴嫩，法塔赫发起了一场劫机和杀戮平民的国际运动，从而使巴勒斯坦人的诉求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这是作为政治戏码的屠杀。1972年，法塔赫枪手发动“黑九月”行动，在慕尼黑奥运会上谋杀了十一名以色列运动员。作为回击，以色列秘密情报机构摩萨德在全欧洲对凶手展开追捕。

在1973年10月赎罪日那天，纳赛尔的继任者，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联合叙利亚成功发起一场针对以色列的突袭。阿拉伯人旗开得胜。连续两天的失利使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不知所措，颜面尽失。此时，美国人空运物资以示支持，以色列人重整旗鼓，投入战斗，领导以色列人穿过苏伊士运河展开反攻的阿里埃勒·沙龙在此战中一举成名。不久以后，阿盟劝说侯赛因国王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的唯一代表。

1977年，大卫王饭店爆炸案发生后的第三十个年头，梅纳赫姆·贝京和他的利库德集团在占选民总数50%的东方犹太人的支持下，最终战胜自1948年以来一直执政的工党，上台执政——东方犹太人是来自阿拉伯国家的中东犹太人，在欧洲犹太人建立的工党体制下，他们觉得自己备受践踏。贝京推动了具有民主主义与弥赛亚色彩的大以色列计划，并定耶路撒冷为首都。11月19日，正是贝京欢迎埃及总统萨达特勇敢地飞向耶路撒冷。萨达特入住大卫王饭店，在阿克萨清真寺祈祷，访问了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并在以色列议会发表了和平演讲。人们的希望不断高涨。在时任外交部部长摩西·达扬的协调下，贝京将西奈归还埃及，以换取与埃及的和平协议。但是，同之后不久就辞职的达扬不同，贝京对阿拉伯世界知之甚少，他还是波兰犹太小镇的那个孩子，一个固执的民族主义者，以摩尼教光明与黑暗对立的心态看待犹太人的斗争，在感情上非常依恋犹太教和圣经时代的以色列。在吉米·卡特的倡议下，贝京与萨达特进行了谈判，他坚持“耶路撒冷仍将是以色列永不可分割的首都，这一点不会改变”，经过投票决定，以色列议会将该原则写入了以色列法律。贝京受到其农业部长阿里埃勒·沙龙推土机般精力的驱使，决定“确保耶路撒冷为犹太民族永久的首都”，加速了沙龙所谓的从“围绕阿拉伯社区的外围开发”到“发展一个大耶路撒冷”的建设计划。1981年，萨达特为他的耶路撒冷之行付出代价：他在一次阅兵典礼上被杰哈德士兵刺杀，该事件预示着新的伊斯兰基要主义势力的崛起，然而在萨达特继任者的统治下，埃及的和平得以延续。

1982年4月，以色列预备役军人艾伦·古德曼（Alan Goodman）在圣殿山射杀了两个阿拉伯人。穆夫提经常提醒阿拉伯人，犹太人想要在阿克萨清真寺的位置上重建圣殿，经此事件，阿拉伯人急切地想知道是否真有这个秘密计划。绝大多数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完全排斥这样的事情，并且大部分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认为人类不应该插手上帝的工作，仅有大约一千名犹太基要主义者组成各类组织，如主张谋求在圣殿山祈祷权利的“圣殿山信仰者”，以及声称为第三圣殿培养祭司的“建立圣殿运动”。但即便在最极端的狂热分子中，也只有极小一部分人密谋摧毁这座清真寺，而且到目前为止，以色列警察已经挫败了他们所有的阴谋。他们的这种暴行不仅对穆斯林而言是一场灾难，对以色列国来说亦是如此。

1982年，贝京通过入侵黎巴嫩（阿拉法特在那里取得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回击了巴解组织对以色列外交官和平民的袭击。阿拉法特和他的武装力量被迫离开贝鲁特，转移到突尼斯。然而，这场由国防部长沙龙策划的战争使以色列政府陷入泥潭，它最终演变成基督徒民兵对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中三百至七百名巴勒斯坦平民的残酷屠杀。对暴行负有间接责任的沙龙被迫辞去国防部长一职，贝京的政治生涯也在失望、辞职和众叛亲离中结束。

双方的毫不妥协、对平民的杀戮，以及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点的扩张使得1977年燃起的和平希望破灭。1987年12月，一场自发的巴勒斯坦因提法达（Intifada，意为“起义”）在加沙爆发，并蔓延到耶路撒冷。以色列警察在圣殿山的激战中镇压了起义者。耶路撒冷街道上向身着制服的以色列士兵投掷石头的年轻人取代巴解组织凶残的劫机者，成为世人眼中受迫害但英勇反抗的巴勒斯坦人的新形象。

因提法达导致的权力真空很快就由新领导人和新理念填补上了：巴解组织的精英与巴勒斯坦人失去联系，伊斯兰教基本教义派正取代纳赛尔老掉牙的泛阿拉伯主义。1987年，伊斯兰激进分子建立了伊斯兰抵抗运动组织哈马斯[3]，该组织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分支，致力于发动“圣战”，摧毁以色列。

科勒克承认，因提法达也“以一种基本的方式”改变了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它摧毁了城市团结之梦。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不再在一起工作，也不再穿过彼此的住宅区。不仅穆斯林和犹太人之间关系紧张，犹太人内部也开始出现矛盾：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不断针对世俗犹太人制造骚乱，后者开始搬出耶路撒冷。而基督徒的耶路撒冷的古老世界正快速萎缩，到1995年，这里仅剩下一万四千一百名基督徒。然而，以色列的民族主义者没有稍歇他们使耶路撒冷犹太化的计划。沙龙公然搬进穆斯林区的一间公寓；1991年，宗教极端民族主义者开始在紧挨大卫城原址的阿拉伯西尔万地区定居。看到自己毕生的工作被富有侵略性的救赎主义者击溃，科勒克谴责沙龙和这些定居者，认为他们的“弥赛亚主义从古至今一直在对我们造成极大的伤害”。

因提法达间接促成了奥斯陆和谈。1988年，阿拉法特接受了两国分治方案，并决定放弃摧毁以色列的武装斗争。侯赛因国王放弃了对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主权要求，阿拉法特则计划在这两个地方建立一个以圣城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1992年，伊扎克·拉宾成为以色列总理，他镇压了因提法达。拉宾为人直率且韧性十足，拥有值得以色列人信赖的和平缔造者的必要品质。美国人主持的马德里和谈胎死腹中，但大部分主要参与者不知道的是，除此之外还将有一场和谈，而这场秘密和谈将会取得重大进展。

这场和谈始于以巴学术界的非正式会谈。他们曾多次在被视为中立地区的美侨区、伦敦、奥斯陆举行会议。和谈之初，外交部部长西蒙·佩雷斯和他的副手约西·贝林（Yossi Beilin）并没有让拉宾得知此事。直到1993年，他们才向拉宾报告了他们与巴勒斯坦人的和谈，拉宾对此表示了支持。9月13日，在克林顿总统的见证下，拉宾和佩雷斯在白宫与阿拉法特签订了协议。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部分地区移交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该机构借用侯赛尼的老宅邸“东方之家”作为其耶路撒冷总部，由这座城市最受人尊敬的巴勒斯坦人——1948年那个英雄的儿子费萨尔·侯赛尼[4]——管理。拉宾和约旦的侯赛因国王签订了一项和平协议，确认由侯赛因国王担任耶路撒冷伊斯兰圣所的监护人，这个角色至今仍由哈希姆家族成员扮演。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考古学家通过谈判达成了学术领域的和睦，并且热情地开始了他们的首次合作。

耶路撒冷难题被搁置到以后的谈判中，在达成一致前，拉宾加紧了耶路撒冷定居点的建设。贝林和阿拉法特的副手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商谈后提出，在一个统一的市政管理下，将耶路撒冷划分成阿拉伯区和犹太区，并给予老城几乎和梵蒂冈市类似的“特殊地位”，但是双方并未签署任何协议。

《奥斯陆协议》可能留下了太多悬而未决的细节问题，而且双方都对这个协议表示了激烈反对。八十二岁的市长科勒克在选举中被民族主义者和极端正统派支持的更加强硬的埃胡德·奥尔默特打败。1995年11月4日，贝林和阿巴斯在耶路撒冷问题上达成一项非正式谅解之后的第四天，拉宾被一名犹太狂热分子暗杀。出生在耶路撒冷的拉宾被运回耶路撒冷，葬在赫茨尔山上。侯赛因国王发表了一篇悼词，美国时任总统和两位前总统参加了葬礼。时任埃及总统穆巴拉克首次访问了以色列，威尔士王子也自以色列建国以来对耶路撒冷进行了唯一一次正式的王室访问。

和平局面开始破裂。哈马斯的伊斯兰基要主义者发起一场自杀性爆炸袭击运动，滥杀以色列平民：一名阿拉伯自杀性爆炸袭击者在耶路撒冷的一辆公共汽车上杀死了二十五人；一周后，另一个自杀性爆炸袭击者在同一条公交线路上杀死了十八人。以色列选民因为巴勒斯坦人的暴力怪罪总理佩雷斯，他们推选利库德领导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担任总理，口号是“佩雷斯将分裂耶路撒冷”。内塔尼亚胡质疑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反对对耶路撒冷进行任何形式的分裂，并批准设立更多定居点。

1996年9月，以色列新任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允许开通从靠近圣殿山、紧挨西墙的入口处延伸到穆斯林区“苦路”出口处的隧道。西墙隧道的建造，是一代一代考古学家令人激动且宏伟壮丽的考古工程的结果，它以前所未见的方式展示了神圣休憩广场的古老地基。[5]开通隧道不光是为了游客，内塔尼亚胡也借此宣示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控制。虽然挖掘工作没有威胁到圣地，但巴勒斯坦人中谣言四起，认为挖掘行为企图破坏或索取伊斯兰圣地。巴勒斯坦的诸多城市爆发骚乱，骚乱蔓延到东耶路撒冷和圣地。这些暴力活动威胁到巴以和平进程，特别是在新成立的（依据《奥斯陆协议》成立）、得到美国资助的巴勒斯坦国家安全部队向以色列士兵开火之后。当暴力活动持续到第三天的尾声时，已经有大约一百名巴勒斯坦人和二十五名以色列人丧生。在耶路撒冷激战正酣时，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在一定程度上组织暴力活动并参与其中的事实已经显而易见。内塔尼亚胡亲自给阿拉法特打电话，威胁说，如果暴力活动不在三十分钟内停止，他将命令军队夷平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据内塔尼亚胡说，“电话线的另一端沉默良久。三十分钟内，战斗停止了，但已经有太多的人不幸丧生。”现在，西墙隧道是耶路撒冷旅游的一个必要的、受欢迎的组成部分。如果别无其他，这些流血事件至少证明在耶路撒冷做考古研究的内在意义：在这里，历史是鲜活的，人们可以为之牺牲生命。

不光以色列人的考古学被政治化，历史也无法逃脱被政治化的命运。巴解组织禁止巴勒斯坦历史学家承认耶路撒冷曾有个犹太圣殿——这项命令来自阿拉法特本人：他是一个世俗的游击队领导人，但与以色列人的情况一样，就连世俗的民族国家叙事也以宗教叙事为基础。1948年，阿拉法特曾与穆斯林兄弟会（他们的武装力量被称为“杰哈德·穆卡达斯”，意为“耶路撒冷‘圣战军’”）并肩作战，他还相信这座城市对伊斯兰教而言有着特殊意义：他称法塔赫的武装派别为“阿克萨烈士旅”。阿拉法特的助手承认，耶路撒冷是阿拉法特的“个人迷恋”。他把自己等同于萨拉丁和哈里发欧麦尔，并否认耶路撒冷与犹太人的任何联系。“犹太人对圣殿山施加的压力越大，”巴勒斯坦历史学家纳兹米·朱贝博士说，“巴勒斯坦人就越否认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

在骚乱后的紧张日子里，在以色列政府计划在所罗门马厩建造犹太会堂的传言甚嚣尘上之时，以色列人允许瓦克夫清理阿克萨清真寺下的古代过道，然后用推土机挖出一个楼梯，并在希律走廊上新建一座宽敞的地下清真寺——马尔万清真寺。珍贵的碎片被他们轻易地抛弃了。以色列考古学家对这种在世上最脆弱遗址上的粗鲁挖掘感到震惊，考古学成了宗教信仰和政治之战的牺牲品。[6]

以色列人并未对和平失去信心。2000年7月，克林顿在戴维营的总统寓所内让以色列新任总理、工党领袖埃胡德·巴拉克和阿拉法特握手言和。巴拉克曾是勇武的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因男扮女装突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贝鲁特的要塞而闻名，而后成为以色列历史上最具个人魅力的将军，也是技艺纯熟的钢琴家。他大胆地提出一项“最终”协定：将约旦河西岸百分之九十一的土地和东耶路撒冷的所有阿拉伯郊区交给巴勒斯坦人，并同意巴勒斯坦在约旦河西岸的阿布迪斯建都。老城仍将处于以色列统治之下，但穆斯林区和基督徒区以及圣殿山则将处在巴勒斯坦人的“主权监护”下。圣殿下面的土地和通道——尤其是圣殿的基石——将仍是以色列人的，而且犹太人首次获准在圣殿山的某个区域祈祷，只是人数有一定限制。老城将由巴以双方联合巡逻，但解除军事管制并向所有人开放。巴拉克已经答应让出老城一半的住宅区，阿拉法特又进一步对亚美尼亚区提出了要求。以色列同意了，最终让出了老城的三个区。尽管沙特向阿拉法特施压，希望他接受这一协议，但阿拉法特认为他既不能就巴勒斯坦人回归权的最终解决方案与以方进行谈判，也不能赞成以色列人对属于所有伊斯兰世界的岩石圆顶清真寺拥有主权。

“您想参加我的葬礼吗？”他向克林顿吼道，“我不会放弃耶路撒冷和圣地的！”但是他拒绝签约其实是出于更基本的理由：谈判期间，阿拉法特坚持声称耶路撒冷从来就不是犹太圣殿的遗址，事实上，圣殿只在撒马利亚的基利心山上存在过，而对犹太人来说，耶路撒冷的神圣性只是一种现代发明。阿拉法特从事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四十年，佩带手枪、身穿卡其布军装、头戴阿拉伯头巾的着装习惯使他闻名于世。1989年，阿拉法特当选为巴勒斯坦国总统。1996年1月，巴勒斯坦举行历史上首次大选，阿拉法特当选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他的这些话让美国人和以色列人感到震惊。在稍后进行的谈判中，即在克林顿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星期内进行的谈判中，以色列人决定让出圣殿山的全部主权，仅保留与至圣之所象征性的某种联系，但阿拉法特仍然拒绝了。

2000年9月28日，反对派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在以色列警察的严密护卫下，带着明显威胁伊斯兰世界的至爱——阿克萨清真寺和岩石圆顶清真寺——的“和平信息”，趾高气扬地登上圣殿山，从而使巴拉克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化。这次行动引发的骚乱升级为“阿克萨因提法达”。这场起义中既有像以前一样的向犹太人扔石头的攻击行为，又有法塔赫和哈马斯针对以色列平民的有预谋的人体炸弹攻击。如果说第一次因提法达帮助了巴勒斯坦人，那么这次因提法达彻底摧毁了以色列人对和平进程的信任，导致沙龙当选以色列总理，并且致命地分裂了巴勒斯坦人。

阿里埃勒·沙龙曾经是冷酷的突击队首领，也是身形修长、英俊潇洒、头缠绷带的战时英雄。在“赎罪日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最后几日，他曾带领以色列军队挺进埃及腹地。后来的沙龙身材臃肿，仍旧背负着黎巴嫩大屠杀的污点。他还是那个“推土机”，致力于不惜一切代价地建设定居点、强化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老城的存在，以确保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地区。同时，他也是矛盾的结合体，既有来自旧世界的魅力和不知疲倦的斗争精神，又有军国主义的野蛮和教条式的偏执。他以搞垮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囚禁、羞辱阿拉法特的方式来镇压因提法达（巴勒斯坦人民起义）。2004年，阿拉法特在得了一种神秘的、凶险的疾病之后离开人世，以色列人不准将他葬在圣殿山。阿拉法特的继任者是长期担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副主席的阿巴斯，但在哈马斯赢得2006年的立法委员会选举后，阿巴斯组成了以哈马斯为主的新政府。

与此同时，沙龙单方面地将以色列军队和犹太定居点撤出加沙。结局并不使人振奋：在互有分歧的巴勒斯坦民兵组织内部爆发小规模冲突后，哈马斯占领加沙，法塔赫继续以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拉姆安拉为据点，统治巴勒斯坦，以色列则加快建设定居点。沙龙用一系列针对性暗杀和在耶路撒冷内外建造隔离墙的方式应对哈马斯的自杀式袭击。隔离墙是令人沮丧的、刺眼的混凝土怪物，是“奥斯陆梦想”失败的标志，但它确实给以色列平民带来了安全。

此时的沙龙是前进党的领袖，拥有罕见的权威和激进的思考能力。2006年，他中风倒下的时候，正考虑同巴勒斯坦人和解或单方面地、部分地撤离已占领土。以色列人相信沙龙是继他的战友拉宾之后最后一个能够缔结和平、保障他们安全的开国领袖。2007年到2008年，沙龙的继任者、充满活力的耶路撒冷前市长奥尔默特向阿巴斯提出巴以冲突历史上最慷慨的和平解决方案，即分割耶路撒冷，共享圣城，让国际社会参与对神圣场所的管理。阿巴斯几乎同意了这项提议，但和阿拉法特一样，他发现妥协是不可能的。最终的结果是，巴勒斯坦领导人不能接受共享圣城。同样，奥尔默特也不是沙龙那样的战时英雄，他越来越不具备推出和平方案的能力。奥尔默特先是被针对真主党的穷兵黩武的黎巴嫩战争拖累，后又被其担任耶路撒冷市长期间的腐败指控摧毁，失势下台，最终入狱服刑。

一个真正的机会就此错失。

[1]特迪·科勒克生在匈牙利，长在维也纳，名字取自西奥多·赫茨尔的名字（“特迪”为“西奥多”之昵称），专门为犹太代办处执行各种秘密任务。在镇压伊尔贡和斯特恩帮的运动中，他负责联络英国情报机构，之后又为哈加纳置买武器。后来，他曾担任本—古里安私人办公室主任。

[2]对耶路撒冷疯狂行为进行的主要学术研究描述了那些典型的病人，如“强烈认同《旧约》或《新约》中的人物或确信他们就是这些人物之一，并在耶路撒冷爆发精神病的人”。导游应该注意游客否有表现出以下症状的人：“1.激动；2.脱队；3.不断地沐浴，不由自主地剪手指甲或脚指甲；4.利用饭店床单制作类似‘托加’之类的长袍，这种长袍通常是白色的；5.有大叫的渴望，想大声地吟唱出《圣经》经文；6.列队前往耶路撒冷的圣地；7. 在圣地布道。”耶路撒冷的克法绍尔精神健康中心专治耶路撒冷综合征，据说，这个中心就建在代尔亚辛遗址上。每年都有约一百位患者被确认（下个千禧年会更多），但其中只有一两位表现出耶路撒冷综合征最纯粹的病征：相信自己是施洗者约翰或圣母马利亚。

[3]哈马斯，全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其最初只是一个隶属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秘密团体，1987 年巴勒斯坦起义爆发后，哈马斯发展成为被占领土上非常有影响的伊斯兰抵抗组织。哈马斯坚持不与以色列做任何妥协，属巴勒斯坦各抵抗组织中的激进派别。——译注

[4]费萨尔·侯赛尼，阿卜杜·卡迪尔的儿子，因提法达的领袖之一。侯赛尼曾受训成为法塔赫的爆炸专家，并在以色列的监狱中度过数年，这是任何一个巴勒斯坦领袖必备的荣誉徽章。从监狱出来后，他成为第一个主张与以色列举行一轮会谈的巴勒斯坦领袖，为将自己的观点表述得更为清晰，他甚至学习了希伯来语。侯赛尼参加了马德里和谈，此时成为阿拉法特领导下的巴勒斯坦耶路撒冷部长。《奥斯陆协议》破产后，以色列人于“东方之家”彻底关闭之前一直将他幽禁在那里。2001 年，侯赛尼去世，和他的父亲一样，他也被葬在圣殿山。巴勒斯坦人失去了唯一可以取代阿拉法特的领导人。

[5]20世纪50年代，考古学家已着手探索耶路撒冷阿拉伯民宅下的隧道，这些隧道紧贴圣殿山的西墙。奥列格·格拉巴教授（后来成为耶路撒冷的资深学者）记得这些人就像变魔术一样，不断地从居民家厨房的地板下出现——居民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在以色列考古学家的挖掘下隧道被发现了——不断被发现，其中最令人窒息的发现包含希律圣殿的基石，马加比、罗马、拜占庭和倭马亚的建筑物，以及十字军教堂。考古学家甚至在离圣殿基石非常近的地方发现了隧道，现在犹太人可以在那里祈祷——它通过连接犹太区和穆斯林区而将耶路撒冷连为一体。

[6]争斗揭示了双方的复杂性，有时会使得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站在一起：当戈伦拉比想要没收哈立迪可以俯瞰西墙的房屋做耶希瓦时，哈立迪夫人请了历史学家阿姆农·科恩和丹·巴哈特在以色列人的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正因为此，她至今还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就在著名的哈立迪亚图书馆的楼上。而当信教的犹太人想要在大卫城下的西尔万扩大挖掘范围并寻求定居时，以色列考古学家通过提出诉讼制止了此事。

“比比王”：伊朗“崛起”，俄罗斯“回归”

和平的种子不仅遭到了扼杀，而且被涂上了毒，连推动和平的人也名誉扫地。以色列人不再相信拉姆安拉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而加沙的哈马斯将自杀式人体炸弹送进咖啡馆，将导弹跨越边境发射到以色列南部。在以色列，最后一个开国元勋去世了。而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作为利库德领袖重返政治舞台，向以色列人展示一种全新的领导力。

2009年，内塔尼亚胡戏剧性地反败为胜，再次当选以色列总理。他的父亲是著名的修正派历史学家，他的哥哥约纳坦·内塔尼亚胡是特种部队指挥官、战争英雄，1976年，约纳坦在乌干达恩德培营救被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劫持的平民人质时遇害。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曾是突击队队员，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接受教育，后来担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他将主导以色列政坛长达十几年，与本—古里安并列为任职时间最长的以色列总理。这个极富天赋又无情的经营者极力宣扬现代以色列高科技自由市场的概念，而这个概念与犹太国民族主义、领土最大化和不宽容的愿景相结合，有悖于以色列国父们所持的宽容、开明的理念。内塔尼亚胡在一个由宗教党、右翼政党和定居者政党组成的政党联盟的支持下持续执政，他娴熟地操控以色列民主的权威支柱——法律体系和新闻媒体。为了激起选民的恐惧，他明确表示自己不喜欢建立两个国家、分割耶路撒冷的传统理念，这也反映了其选民在该问题上所持的强硬的、充满恐慌的观点。这些选民包括来自中东和俄罗斯的以色列人，他们称内塔尼亚胡为“比比王”（King Bibi）。在他们的世界里，耶路撒冷再也不能被分割或共享。

现在，巴勒斯坦政治家和以色列政治家一样，不愿达成真正的和解。2017年10月，约旦河西岸的巴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与控制加沙的巴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解，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事实上，巴勒斯坦人和右翼以色列人一样，越来越多地做着极端化之梦，只是方向相反：无论如何，只要等得足够久，以色列就会在自身矛盾的重压下陷入崩溃。正如其先辈在20世纪20年代至1948年间期望的那样，巴勒斯坦人也有这种感觉，终有一天，他们将获得所有土地，而以色列将像十字军王国那样消失无迹。但以色列一直在蓬勃发展。无论人们怎么看待21世纪的以色列，必须承认的是，巴勒斯坦没有一个足够强大和极度渴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的伙伴，与此同时，伊朗及其盟友势力的崛起为该地区的局势带来了新的变数。内塔尼亚胡将自己看作丘吉尔式的人物，他提醒大家警惕伊朗的威胁，他相信巴勒斯坦问题需要管控，不需要冒险。

和以往一样，耶路撒冷的命运取决于全球当权者的私人关系以及地方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地缘政治现实。20世纪末、21世纪初，特别是从尼克松总统开始，美以关系变得至关重要。在乔治·W. 布什（小布什）当政期间，美以关系达到新的高度。小布什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致力于实现福音派的愿景，而在这个愿景中，耶路撒冷处于中心位置。在“基地”组织的杰哈德恐怖主义者发动针对美国本土的“9·11”恐怖袭击后，小布什发动所谓的“反恐战争”，而“反恐战争”是以色列乐于接受的概念。小布什的反应是入侵“基地”组织的老巢阿富汗，他发动的第二场战争对耶路撒冷影响深远。他血腥、笨拙地入侵伊拉克，基于萨达姆·侯赛因与“基地”组织之间脆弱的联系，以“萨达姆秘密研制新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头之一，同时带着“将西方民主制度扩展到该地区”的不切实际的使命感。入侵伊拉克给美国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美国的声望也受到损害。这场战争耗干了美国的意志，打击了它的野心，摧毁了它在中东的战略部署。

小布什的失误和奥巴马的超脱发生在一个经历巨大变革的时代。伊朗人将耶路撒冷作为团结的旗帜。伊朗大部分人是伊斯兰教什叶派主流支派十二伊玛目派的信徒，他们相信“特选子民正义完美之人马赫迪”的回归，消失的、“隐遁的”第十二个伊玛目将解放耶路撒冷，因为这是《古兰经》所描述的“那个时刻”的场景。通过伊斯兰革命夺取政权后，创立伊斯兰共和国的阿亚图拉·霍梅尼立刻宣布每年斋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是“国际耶路撒冷日”；而他的继任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多次表示以色列会灭亡，他抨击大屠杀是一种“发明”，并称伊朗无条件捍卫耶路撒冷。考虑到许多阿拉伯人对伊朗政权怀有敌意，耶路撒冷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将伊朗人和阿拉伯人团结起来的神圣旗帜和斗争理由。伊朗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精良武器来对抗以色列——他们口中的“小撒旦”。同时，德黑兰继续保持同叙利亚的传统盟友关系，这种关系始自叙利亚现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父亲于1969年发动政变、取得对复兴党的绝对控制权。这些因素，加上后萨达姆时代动荡的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新势力（完全是美国在伊拉克发动劳民伤财的战争的结果），促成一条直通地中海的伊朗势力“走廊”。

2011年，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亚政局突变。利比亚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被俘身亡。而在叙利亚，反政府示威活动演变成内战，造成50多万人死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也加入叙利亚内战。“伊斯兰国”脱胎于“基地”组织和已经垮台的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政府，它利用怪诞而惊人的残酷手段，直播公开斩首和焚烧的画面。为了建立拥有自己领土的实体国家，“伊斯兰国”攻占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土地，在美国和它的库尔德盟军摧毁“伊斯兰国”势力前，其头目宣布在那里建立了哈里发政权。

美国认为伊朗正“积极开发核武器”并威胁要消灭以色列，解放耶路撒冷。以色列特工通过破坏、暗杀行动延缓了伊朗的核计划。在耶路撒冷，以色列领导人还在争论是否袭击伊朗的核设施。但可能是伊朗的核设施太过隐秘、太过先进，以致无法对其进行军事摧毁。2013年，“温和派”哈桑·鲁哈尼当选伊朗总统，但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仍是这个政教合一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2015年，尽管以色列强烈反对，奥巴马和其他大国仍同意放松对伊朗的制裁，条件是伊朗须在未来十年放缓浓缩铀计划。至少在以色列看来，该协议并未对伊朗构建“什叶派新月带”的计划——通过叙利亚将伊朗与真主党、哈马斯（实际上是逊尼派）联系起来——形成制约。真主党几乎完全接管了脆弱的黎巴嫩，它拥有庞大的导弹储备，变得越来越强大。事实上，奥巴马所解封的巨额伊朗资产，帮助了伊朗扩大其在中东的影响力。

《伊朗核问题协议》的签署代表着以伊拉克战争灾难为起点的新变化：美国正从中东撤离。在叙利亚，伊朗人成就了叙利亚政府军的胜利，把自己的革命卫队和真主党民兵派到叙利亚同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作斗争，充当先锋的是伊朗精锐的革命卫队“圣城旅”（以耶路撒冷命名）；但对叙利亚政府军的胜利起到决定作用的是俄罗斯的干预。

沙俄和苏联都曾在中东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如今美国的撤退为俄罗斯回归传统角色提供了难以拒绝的机会。弗拉基米尔·普京不想重蹈美国在伊拉克的覆辙，下令部署强大的空中力量（不包含陆上力量）支持叙利亚政府军发动进攻。这有助于强化俄罗斯与中东地区长期以来的紧密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追溯到拜占庭帝国的遗产，追溯到叶卡捷琳娜大帝和尼古拉一世等罗曼诺夫沙皇对中东的政策——一直到1917年尼古拉二世倒台，到苏联时代，这种关系得以延续。毕竟在1947—1948年，斯大林是第一个以官方名义承认以色列的国家元首，他还允许这个新国家获得捷克生产的武器；然而，“冷战”时期，苏联果断地转而反对亲美的以色列，大力支持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不同时期，俄罗斯的支持对象还包括埃及。现在，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内战了。

2017年，一个由什叶派政教合一国家伊朗、阿拉维派叙利亚阿萨德家族、什叶派反以色列组织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世俗大国俄罗斯形成的组合，取得了叙利亚内战的胜利。这个组合把以色列最大的敌人——伊朗——带到了戈兰高地。以色列频繁袭击伊朗向真主党运送物资的车队，还摧毁了叙利亚的核潜力。

新规则改变了游戏本身。以色列不是唯一因被美国抛弃而备感焦虑的地区大国。海湾的君主国也感到惊慌。伊朗与沙特关系紧张。最大的阿拉伯国家埃及，其总统阿卜杜勒·塞西（曾任陆军元帅）将伊朗、哈马斯（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关系密切）视为威胁。动荡的局势意味着以色列国内外没有人迫使它拿和平计划来冒险，或者要求它正视耶路撒冷问题。

民族主义者：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

时间来到2016年11月，房地产开发商和真人秀节目主持人唐纳德·特朗普赢得总统选举，不光震惊了所有人，也震惊了他自己。特朗普得到福音派选民的支持，而他向这些选民承诺，要把美国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并承认耶路撒冷（圣城）是以色列首都。

特朗普抨击奥巴马对伊朗的妥协是“全世界最糟糕的生意”。特朗普瞧不起伊朗，而把以色列和沙特视为美国在中东的关键盟友。他上任不久便出访耶路撒冷和利雅得，并视内塔尼亚胡和沙特年轻的王储、以“MBS”（其姓名首字母缩写）著称的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为知音。特朗普让没有从政经验的女婿、房地产商继承人贾里德·库什纳来处理与上述国家和个人的敏感关系，推进特朗普式的和平进程，该和平进程按照王朝的风格运作，似乎很适合MBS和海湾君主国。自从沙特的开国君主伊本·沙特打败哈希姆家族，占领圣城麦加、麦地那以来，沙特阿拉伯王国一直是以色列的死敌。它派军队参加反以战争，距现在最近的一次战争发生在1973年。现在情况有了变化。

私底下，以色列正悄然拉近与沙特阿拉伯人、阿联酋人、阿曼人和埃及人的距离。以色列正成为一个真正的中东强国，它同时努力保持与白宫和克里姆林宫的亲近关系。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已经冻结了六十多年——从1967年开始算起——而今街头生活未变，发展却来得很快。

2017年12月6日，特朗普宣布：“我认为现在是时候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了。”他还称将在耶路撒冷建造新的美国使馆，作为“对和平的华丽献礼”。他说，有必要打破无效的旧模式，长期以来，“耶路撒冷一直是以色列真正的首都”，“承认这一事实是实现和平的必要条件”。他还小心地补充说：“我们不是就以色列在耶路撒冷行使主权的范围、边界争议这些最终问题表明立场。”换句话说，圣城耶路撒冷依旧是巴勒斯坦国和以色列国的首都。21世纪的耶路撒冷，犹太人口占绝对优势，但在三十二万巴勒斯坦人中，许多是萨拉丁时代古老耶路撒冷家族的后裔，生活在没有资金支持的自治区，常常承受来自犹太定居者的压力。不承认巴勒斯坦人的正当权利，不尊重耶路撒冷既是犹太教圣城也是伊斯兰教圣城的真正历史，就不会有长久的和平。

耶路撒冷的历史再次证明，事关其命运的决定是由远在他方的人们出于各自的政治考虑而做出的，也再次证明《圣经》这本倍受福音派尊崇的耶路撒冷神圣传记，要比世俗的实用主义更具决定意义。针对特朗普的声明，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举行了小型的抗议活动。而以色列谨慎的新盟友MBS“认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有权拥有自己的土地”，还批评巴勒斯坦人的拖延和抱怨，私底下鼓励他们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虽然他的父亲、老国王萨勒曼重申了“王国在巴勒斯坦问题及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国家问题上的坚定立场”。

特朗普将“耶路撒冷在过去几十年一直是以色列首都”称作事实。耶路撒冷是一个犹太人占绝对多数的城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如此。毕竟，从19世纪90年代起，犹太人就在这个城市占据多数。而特朗普在送给以色列，特别是内塔尼亚胡“一份大礼”的同时，并不要求对方做出任何让步，这在任何谈判中，特别是这样极具敏感性的谈判中，似乎都不是上策。在中东事务上，不求回报地赠送一方礼物是不明智的行为。而美国作为调停者的传统角色愈加俗套、乏味，俄罗斯则前所未有地强大。

2018年5月，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朗核问题协议》，这使他与耶路撒冷和利雅得的关系变得更加重要。同年12月，特朗普宣布要将美国军队撤出叙利亚。他和他的顾问一边承诺缓慢撤军，一边将叙利亚战场留给伊朗和俄罗斯。此后不久（2019年春），为了支持以色列的立场，帮助同时面临大选和法律诉讼的内塔尼亚胡，特朗普认可以色列吞并戈兰高地。他又只是承认这些山峦对维护以色列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历史的某些时刻，从拉宾到内塔尼亚胡等以色列领导人差点拿戈兰高地换取同叙利亚的和平协议。事实证明，对以色列而言，不这么做是正确的。

然而，这将给耶路撒冷和中东的角逐者们带来某些意外的、无法预料的后果。内塔尼亚胡立即暗示吞并戈兰高地可以为吞并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提供正当理由，这一“民族主义成就”可能最终损害以色列的民主，因为生活在以色列控制区的巴勒斯坦人的数量在不断增长。如果给予他们选举权，“一国方案”可能使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内部占据多数；如果不给他们选举权，以色列这个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将不再作为真正的民主国家存在。

特朗普及其女婿库什纳制定了一个和平计划，这个计划将在2019年部分公开。该计划是建立在沙特人督促巴勒斯坦人接受有限自治，保证以色列定居点完整，并且提供500亿美元经济投资和援助的基础之上的，所有这些举措都需要沙特和阿联酋石油美元的大力支持。特朗普承诺这将是一个“世纪协议”。然而，在没有政治和平作支撑的情况下，经济和平不可能长久。但各方对追求政治和平丝毫不感兴趣。

现在与未来

历史总是这样，特别是在耶路撒冷这个敏感的地方，短期的成功可能引发始料不及的后果，甚至伴随与预期相反的影响。私人关系与思想、教义对取得外交进展来说十分必要，但在国家利益面前，这些因素往往只是浅层次的、难以发挥持久作用的。

所有这些外交进展，连同倡导者本人，都是脆弱的。每个首脑都为所欲为地管理自己的政府，与以前的国王、皇帝并无二致，只是经过正在崛起的民族主义式民粹主义（21世纪特有的）的调和。除了正在踌躇的美国和强势的俄罗斯，中国也在积极塑造在中东新角色。

在华盛顿，共和党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间蜜里调油的关系可能最终使美国对以色列这个中东第一盟友的跨党派支持出现空心化。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决策不太可能被未来的美国总统推翻，但这样大胆的亲以政策同福音派共和党的联系越紧密，就越损害美国政界对以色列的传统共识，未来的民主党总统可能不会像两党的前任那样偏袒以色列。

至于俄罗斯，由于在叙利亚有着重要的战略利益，因而不太容易抽身。同土耳其人的传统对抗可能会引发冲突，这种对抗可以追溯到罗曼诺夫皇朝发动的针对奥斯曼人的战争。俄罗斯需要关注伊朗构建的“什叶派新月带”。以色列会和往常一样极力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很多事情取决于克里姆林宫能将伊朗人、土耳其人和以色列人在叙利亚的利益平衡维持多长时间——外交和军事上的冒险行动可能会导致乱局。

几十年来，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的思想一直影响着这个政教合一国家的发展，而其继任者不太可能拥有同样的权威。在阿拉伯半岛，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清除了其王朝内部所有不得人心的王子，其中一些人被他监禁或处以罚款。为了遏制伊朗人的渗透，他还在也门打了一场混乱的战争。调查显示，正是本·萨勒曼下令谋杀、肢解一名持不同政见的沙特记者。谨慎的沙特阿拉伯王国从未将如此多的赌注压在一个统治者身上。值得一提的是，沙特王子们有着废黜“麻烦国王”的历史传统。

在巴勒斯坦政治中，一个强大领袖的出现可能改变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在加沙，哈马斯与以色列的武装冲突持续多年，加沙遭到封锁与经济制裁，人道主义状况堪忧。

在耶路撒冷，内塔尼亚胡的继任者可能更强烈地反对巴勒斯坦建立拥有完整主权的国家。但一些民调显示，仍有微弱多数的人支持“两国方案”。

可以肯定的是，什叶派和逊尼派，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将会继续，而以色列和伊朗，这两个中东地区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间的紧张局势也将持续。约旦这个君主立宪政制国家影响力虽然有限，但也不弱于其他独裁国家，约旦的影响力如果下降，对耶路撒冷来说将尤其危险。美国总统总是渴望同伊朗达成重大协议，解决地区问题，约束其“在核武器方面的野心”——就像他们总是试图在巴以之间谋求和平一样。美国对伊朗施压强化了其咄咄逼人的强硬派形象，使战争更有可能发生。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全面战争将把美、俄牵涉进去，而以色列需要在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发动大范围袭击，以防备伊朗向前挺进并将更多的伊朗武器送到真主党手里，后者的武器库已经十分充足——充足的武器总是诱惑着人们去使用它们，而这些武器到最后可能会被用上。以色列和与伊朗关系密切的势力之间的残酷战争不可避免。在未来几年的冲突中，耶路撒冷不可能有实现和平的安定环境。

火药桶般的城市

现在的耶路撒冷处在一种精神分裂症式的焦虑之中。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不敢进入对方的社区；世俗犹太人避免同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接触，后者因为世俗犹太人不守安息日，或者穿着不得体而向他们投掷石块。犹太人炫耀他们的权力、实现他们的宗教梦想，通过在圣殿山祈祷拨弄穆斯林脆弱的神经；基督教各派则争吵不休。耶路撒冷人神情紧张，他们的声音里充满愤怒。你能感觉到，每个人，包括信奉这三种宗教的所有人，虽然相信自己正在完成神圣的计划，却不清楚明天会有什么发生。

耶路撒冷比世上其他任何地方更渴望，也更希望寻求宽容、慷慨与乐于分享的万能灵药，以消除偏见、排外情绪与强烈的占有欲。这并不容易找到。两千年来，耶路撒冷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巨大、如此华丽，如此势不可当地犹太化。[1]然而，耶路撒冷也是最受欢迎的巴勒斯坦城市。有时，耶路撒冷十足的犹太性呈现出某种融合的面貌，与这座城市固有的特质格格不入，因而扭曲了这座城市的过去和现在。

耶路撒冷的历史是一部定居者、殖民者和朝觐者——包括在此地长大并多次签订契约的阿拉伯人、犹太人和许多其他人——的编年史。一千多年的伊斯兰统治中，耶路撒冷反复被伊斯兰定居者、学者、苏菲派和身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印度人、苏丹人、伊朗人、库尔德人、伊拉克人和马格里布人以及基督徒亚美尼亚人、塞尔维亚人、格鲁吉亚人和俄罗斯人的朝觐者殖民开发，这些人与后来出于类似原因定居在这里的塞法尔迪犹太人和俄罗斯犹太人并没有太多不同。正是这种特点，使得阿拉伯的劳伦斯相信，耶路撒冷是一座黎凡特城市而不是一座阿拉伯城市，而且这完全是这座城市与生俱来的特点。

我们经常忘记，耶路撒冷所有近郊都只不过是1860年到1948年间由阿拉伯人、犹太人和欧洲人兴建的定居点。阿拉伯区，比如谢赫贾拉，并不比犹太区古老，它在合法性上也并不优于或逊于犹太区。

穆斯林和犹太人都有无可指责的历史诉求。犹太人在这座城市居住了三千年，他们对这座城市的尊崇也持续了三千年，所以他们和阿拉伯人一样有权在耶路撒冷生活、定居。然而，有许多次，连最无恶意的犹太建筑的修复都被视为非法。2010年，以色列人为犹太区重建的胡瓦犹太会堂祝圣，该会堂在1948年被约旦人摧毁，但是以色列人此举却引发了欧洲媒体的批评和东耶路撒冷小规模的骚乱。

留在以色列的阿拉伯居民遭遇的是截然不同的状况。他们发现自己经常被强制搬迁，还不时遭到威胁和骚扰，财产被可疑的法律裁决没收，原因是要为新的犹太定居点腾出空间，而这些犹太定居点的建设不仅得到国家和市政府的全力支持，还受到那些肩负神圣使命、胸怀迫切决心的人的大力提倡。咄咄逼人的定居点建设旨在霸占阿拉伯区的地盘，进而破坏共享这座城市的任何和平协议，与之相对应的是对阿拉伯区服务设施和住房建设需求的无视。在这两种因素的作用下，连最无辜的犹太项目建设工程都被冠上了恶名。

然而，无论观点的潮流如何起伏，以色列都有权像其他国家一样追寻自身的安定与繁荣——耶路撒冷不是任何国家的首都。处于实际控制地位的以色列人和受围困的巴勒斯坦人之间的不平等威胁到以色列的形象，尤其是以历史的观点观之——以色列曾是维护耶路撒冷所有信仰的卫士。2010年，作家埃利·威塞尔在一封致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公开信中写道：“今天，历史上第一次，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全都可以在他们的圣地自由地礼拜。”这种描述可能大部分是真实的。

自公元70年以来，犹太人第一次可以在耶路撒冷自由礼拜。在基督教统治时期，犹太人甚至不能靠近这个城市。在伊斯兰统治的几个世纪里，基督徒和犹太人作为受保护者得到宽容，但仍经常遭受压迫。犹太人不像基督徒有欧洲列强的保护，他们经常遭受苛待——不过不会比在基督教欧洲所遭受的最严重苛待更甚，那时犹太人可能只是因为靠近伊斯兰或基督教圣地就会被杀死。但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赶着一头毛驴穿过紧挨西墙的过道，不过前提是他们必须拿到许可证。甚至在20世纪，犹太人靠近西墙还要受到英国人的严格限制，而约旦人则完全禁止犹太人来到西墙边。不过，由于以色列人所谓的“情势”，威塞尔宣扬的信仰自由对非犹太人而言几乎不会成为现实，他们要容忍众多官僚的骚扰，而隔离墙使得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到耶路撒冷的教堂或阿克萨清真寺祈祷变得更加困难。

当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和平相处时，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古老的鸵鸟传统——把头埋在沙子中并假装别人不存在。2008年9月，犹太人的圣日和阿拉伯人的斋月重合，由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一同来到圣殿和西墙祈祷，大街小巷中尽是“一神教交通堵塞”，但“称这些为‘紧张的相遇’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任何相遇”，《纽约时报》的伊桑·布朗纳报道，“没有语言交流，眼神也不交流，就像有着不同名字的平行宇宙，双方都声称每个地方、每个时刻都是自己一方的。直到夜里人群才通过”。

以过去的经验来看，这种视而不见的做法是常态——特别是当这座城市对于全世界来说如此重要时。今天耶路撒冷是中东的“斗鸡场”，是西方世俗主义对抗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战场，更不用说它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斗争中的地位了。纽约人、伦敦人和巴黎人感觉他们生活在一个无神论的世俗世界里，在这里有组织的宗教及其信众充其量会遭到轻微的嘲笑，而信奉基要主义千禧年的亚伯拉罕系宗教的信徒们——基督徒、犹太教徒和穆斯林——的数量正在增加。耶路撒冷的天启和政治角色变得越发突出。

末世论与政治的交相辉映，把21世纪的耶路撒冷——三大宗教的特选之城——置于所有冲突和愿景的交叉点上。耶路撒冷天启式的角色可能被夸大了，但随着变革横扫阿拉伯世界，这种权力、信仰和时尚的独特结合，全都呈现在二十四小时的电视新闻报道中，为这座世界之城（某种程度上是世界的中心）的脆弱石头增加了更多的压力。“耶路撒冷是一个火药桶，随时可能发生爆炸，”“急性子”阿卜杜拉的曾孙、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2010年警告道，“我们这个地区一切行动、一切冲突都指向耶路撒冷。”

[1]2017 年，大耶路撒冷的人口是九十万一千三百，其中五十五万九千百八人是犹太人，三十四万一千五百人是阿拉伯人。

和平心理学：现在，曾经，永不？

如果没有和平协议，“两国方案”仍然是未来实现和平的最佳选择——这对以色列国家和民主政体是必须的，对巴勒斯坦人也是公平和给予尊重的。双方都知道，巴勒斯坦国必将建立拥有完整主权的独立国家，耶路撒冷势必由双方共享。“耶路撒冷将是两国的首都，阿拉伯郊区将是巴勒斯坦人的，犹太郊区将是以色列的。”《奥斯陆协议》的缔造者、以色列前总统西蒙·佩雷斯说。他和任何人一样，对这种情况了然于心。按照克林顿的设定，以色列人将在东耶路撒冷建立约十二个定居点，而巴勒斯坦人将在以色列的其他地方获得土地补偿，除此以外，以色列居民将从约旦河西岸大部分地区撤出。这看似简单，“但老城是个挑战”。佩雷斯解释说：“我们必须分清主权和宗教，每个人都要控制自己的圣地，但任何人也不可能将老城切割成碎片。”

老城将要成为非军事化的梵蒂冈，由一个国际委员会管理，由阿拉伯—以色列联合巡逻队或者一个国际托管组织，甚至一支耶路撒冷版的梵蒂冈瑞士警卫队维持治安。阿拉伯人不可能接受美国，以色列人又不信任联合国和欧盟，所以可能会由北约和俄罗斯来进行这项工作，而俄罗斯正渴望再次在耶路撒冷扮演重要角色。[1]将圣殿山国际化是很难的，因为没有一个以色列政治家可以完全放弃对圣殿基石的权利，并且活着讲述这个故事；同时也没有一个伊斯兰当权者可以承认以色列对圣殿山享有完全的主权，并在此后幸存下来。此外，综观那些国际化都市或自由城市，从但泽到的里雅斯特，它们的结局都不好。

圣殿山很难分割。圣地、西墙、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是同一结构的不同部分：“没有人可以独占神圣，”佩雷斯补充道，“耶路撒冷更像是一道火焰而不是一座城市，没有人可以分开火焰。”不管耶路撒冷是不是火焰，都必须有人掌握这个城市的主权，所以各种各样的计划相继被提出，比如地上部分归穆斯林，地下的隧道和水池（以及基石）给以色列。布满洞穴、管道和水路的地下昏暗世界中的错综复杂的事物一直令人激动不已，在耶路撒冷尤其如此：谁拥有地下，谁拥有地表，谁拥有天上？

协议的达成和持续需要其他条件的配合。政治主权可以在一张地图上勾勒，可以在合法的协议中表达，可以靠M-16来加强，但缺乏历史性、神秘感和情感的手段将是无用和无意义的。“三分之二的阿以冲突是心理上的。”萨达特说。和平的真正条件不仅仅是把希律水池划归巴勒斯坦人还是以色列人这样的细节问题，还有双方彼此之间真诚的信任和尊敬。双方都有人否认对方的历史。如果这本书具有任何使命，我热切希望它能够鼓励双方承认和尊重对方的古老遗产：阿拉法特对耶路撒冷犹太历史的否认连他自己的历史学家都认为是荒谬的（私下里，他们都乐意接受那段历史），但没人愿意冒险反驳他。到2010年，只有哲学家萨里·努赛贝有勇气承认谢里夫圣地就是圣殿山之所在。以色列的定居点建设打击了阿拉伯人的信心，破坏了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的可能。除此以外，巴勒斯坦人对犹太人的古老遗产和现代以色列国犹太性的否认，对于和平的缔结同样具有灾难性。在这之后还有更大的挑战：双方必须承认对方兼具悲剧色彩和英雄主义的现代神圣叙事。这有点强人所难，因为在双方的故事中，在一方担任主角的人到了对方的故事里就变成了恶棍——不过，这也有可能。

更有可能的情况是，随着以色列加强对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控制，耶路撒冷问题将和过去很多年一样保持“冻结”状态——这表明以色列国内外正在发生更深层次的变化。巴以冲突从来不是中东的主要冲突，如今更是如此——巴以冲突只是该地区众多危机和冲突中的一个小的、现已十分稳定的组成部分，该地区的大部分危机和冲突是发生在伊斯兰教内部古老、血腥而又复杂的内战。通过与埃及、沙特阿拉伯等持实用态度的阿拉伯国家或公开或秘密地交往，21世纪的以色列不再是一个孤立的“新人”，而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中东游戏玩家”——一个不会产生任何幻想的玩家。

以色列国内也是这样。以色列是由赫茨尔、本—古里安和魏茨曼这样才华横溢的欧裔领导人创立的，这些人是来自维也纳、波兰和俄罗斯的通达干练之人，他们怀着建立自由的、社会主义的犹太民主国家的美好愿望，试图在启蒙思想的启发下驱散“中东的愚昧和黑暗”。一方面是为了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犹太人念念不忘的古老家园，另一方面是为了将欧洲犹太人从不断加剧的迫害中拯救出来（随着纳粹德国在其设立的死亡集中营中杀死六百万犹太人，拯救犹太人的努力以灾难性的失败告终）。无论犹太人的经历有何特殊之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都是一场表达犹太民族愿望、致力于犹太民族解放的运动，它和1945年以后在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通过斗争赢得民族独立的众多民族解放运动一样——但它受益于欧美人与基督教之间古老又独特的联系，受益于所谓的西方文明之犹太起源的概念，所有这些都与熟悉《圣经》、了解圣城耶路撒冷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基督徒对《圣经》和圣城耶路撒冷的痴迷促使西方支持以色列建国，而这种痴迷后来又使西方社会的一些人变得极为反对以色列。在如此热烈的期望和举步维艰的抱负的推动下，以色列的西方支持者（包括它的犹太支持者），甚至它的敌人，一直在按欧洲最高的标准来评判以色列。

所有这些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巴勒斯坦人也想在同一块土地上建立拥有完整主权的独立国家，因为他们已经在这块土地上居住、生活了很多个世纪。双方都对耶路撒冷和这里的土地有着古老的和现代的合法诉求；双方都不想与对方共享这块土地；分治问题使他们掷下战争的铁骰子，导致目前巴勒斯坦人的灾难和以色列的胜利。但这一方面起源于西方人从以色列建国时就对以色列社会存在着某种误解，另一方面起源于以色列国父们对这个新国家的错误解读。

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中只有一半是欧裔，超过50%的犹太移民来自阿拉伯国家或伊朗，是说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东方犹太人。东方犹太人是从未离开过中东，在伊斯兰世界生活了近两千年的犹太人的后裔——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移民至以色列，通常是被阿拉伯国家野蛮驱逐和残酷迫害而移民的。当他们的社团被摧毁时，一种可以与阿拉伯世界的基督徒文化相提并论的、真正古老的文化就此终结。他们不是从维也纳或维尔纳（今维尔纽斯）移民到中东的；他们一直是中东人。历史学家马蒂·弗里德曼认为：“真正的以色列是伊斯兰世界犹太教的部分延续。”

东方犹太人感觉被以色列执政的工党忽视、蔑视了约三十年——从到达以色列那刻起。然而，在1977年，他们以让工党出局的方式复仇了，先是推选贝京，接着推选沙龙和内塔尼亚胡做他们的领袖，因为这些人认同他们的想法，知道以色列是一个既强大又弱小的国家，处在一个恶劣的、为权力和生存持续进行残酷较量的地区。在这里，他们必须面对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和俄罗斯等；在这里，只有适者才能生存，只有胜利的人才能守住自己的利益；在这里，理想主义是没有生存空间的。和中东的伊斯兰国家一样，这里世俗和宗教的分裂不像西方那样大；相反，这里的人都遵守宗教律法——宗教是生活的一部分。最终，以色列会更加笃信宗教。20世纪90年代来到以色列的近百万俄罗斯移民是不信教的，但他们也非西方自由派人士。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他们遭受反犹政策的迫害，变得强硬无情。和东方犹太人一样，俄罗斯移民也持悲观的看法，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内战、哈马斯的导弹和伊朗的核计划未能改变他们的看法。内塔尼亚胡的长期执政体现了这种新的精神，也体现了在西方民主国家普遍盛行的民族主义式民粹主义思想，两者的结合让纽约、洛杉矶和伦敦的流散地犹太人自由派感到困惑，他们开始害怕会出现一个不再反映其自由本性的以色列。

现在的以色列仍然是一个充满活力、无所顾忌、吵闹、混乱的民主国家[2]，也是该地区唯一一个民主国家。但是不了解下面这个问题就无法理解这个国家的某些特性：这个国家被两种人格一分为二，一种是以自由“泡泡”、无忧无虑的特拉维夫（“泡泡”为该城昵称）为代表的，自由的、掌握高科技的、仍然相信“两国方案”和宽容理念的西方化人格；另一种是占微弱多数，对残酷的生存环境保持谨慎、警惕、精明而实际的，认为在该环境中建立两个国家的和平解决方案是愚人的奢侈品的，越来越中东化的人格。

这就是耶路撒冷，一个人很容易想象到这种不可想象的事儿：耶路撒冷还能存在五年或四十年吗？极端分子随时可能摧毁圣殿山，毁坏世界的核心，使每个派别的基要主义者相信审判日近在眼前，基督与反基督之间的战争即将开始。

耶路撒冷作家阿莫司·奥兹提出了这样诙谐有趣的解决方案：“我们应该挪走圣地的每一块石头，把它们运到斯堪的纳维亚，放在那里一千年，直到耶路撒冷的每个人都学会和平共处，再把它们运回来。”悲哀的是，这个方案有点不切实际。

耶路撒冷被犹太人独占了一千年，被基督徒独占了大约四百年，被伊斯兰教徒独占了一千三百年，并且三大宗教没有一个是不依靠刀剑、投石器或榴弹炮获得耶路撒冷的。他们的民族史讲述了一个必然走向英勇胜利和突然爆发灾难的毫无悬念的故事，但在讲述这样的历史时，我已经努力展现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总是有很多选择。耶路撒冷人的命运和身份并不明确。希律时代、十字军时代和英国人统治下的耶路撒冷的生活和我们今天的生活一样复杂、微妙。

这里面既有悄无声息的演变，也有戏剧性的革命。有的时候，是炸药、兵器和鲜血改变了耶路撒冷；有的时候，是漫长的世代传承，是传唱的歌曲、讲述的故事、吟诵的诗文、雕刻的塑像，是几个世纪以来模糊的例行其事的日常家庭生活，就像缓步走过回旋的阶梯，而后突然越过邻近的门槛，或是像不断打磨粗糙的石块，直到其平滑光亮为止。

耶路撒冷，在许多方面如此可爱，在其他方面又如此可恨，这里层层覆盖着圣物和残骸，充斥着反常的粗俗和审美的精致，她似乎活得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加紧张；一切都保持着原样，但事事都在变化。每天黎明，三大宗教的三大圣地都会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复苏。

[1]俄罗斯对耶路撒冷的崇敬已经被现代化，以适应弗拉基米尔·普京建立的威权式民族主义。2007年，在普京的见证下，苏联莫斯科东正教会和白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举行了隆重的统一仪式。数以千计的俄罗斯朝圣者再次涌上街头。以克里姆林宫当权者为首的民族荣耀中心和使徒安德鲁基金会包机将圣火带回莫斯科。一个真人大小的“大卫沙皇”塑像出现在大卫墓外。前总理斯蒂芬·斯特帕辛是重建巴勒斯坦协会的主席，他说：“耶路撒冷中心的俄罗斯国旗是无价的。”

[2]在以色列不健全的民主体制内，联合政府较软弱，民族宗教组织在耶路撒冷的规划和考古问题上则强势有力。2003年，以色列开始在东一区，也就是老城东部进行建设，这将有效切断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联系，破坏拥有完整主权的巴勒斯坦国的建立。以色列自由派和美国试图说服以色列人停止这种行为，但是以色列仍计划在谢赫贾拉和西尔万的阿拉伯社区建设定居点。后者位于已经开挖的古大卫城旁边。犹太民族主义宗教基金会埃拉德出资在这里进行考古挖掘，并且建立了一个游客中心，展示犹太耶路撒冷的历史。该基金会还计划将巴勒斯坦居民迁到临近的住宅区，以为更多的犹太定居者和被称为“国王花园”的大卫王公园腾出地方。这种情况对考古的严谨性造成了威胁。反对这项计划的历史学家拉斐尔·格林伯格博士表示，考古学家代表“一种世俗的学术研究”，然而其支持者希望找到“某种结果，来证明他们关于耶路撒冷历史的观点”。到目前为止，他的担忧尚未成为现实。正如我们之前所了解的，考古学家非常正直，他们坚持当前挖掘出的是迦南人的城墙而不是犹太人的。尽管如此，这些地点仍成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自由派抗争的焦点。

后记

今晨

每个人都有两座城市，一座是自己的城市，另一座则是耶路撒冷。

——特迪·科勒克，访谈

经过一场历史大灾难，罗马皇帝摧毁了耶路撒冷——我出生在流散地，但我一直认为自己是耶路撒冷之子。

——S.Y.阿格农，1966年诺贝尔奖获奖致辞

我从小被培养热爱的这座城市是尘世通向神圣世界的大门，在这里，犹太教、基督教、穆斯林的先知和富有远见之人，以及具有人文情怀之人彼此相遇——即使只在想象中。

——萨里·努赛贝，《一个国家的往事》

哦，耶路撒冷，散发着先知的芬芳，

连接天堂与尘世的捷径……

美丽的孩子，指头焦黑，目光低垂……

哦，耶路撒冷，悲伤之城，泪水充盈你的眼眶……

谁会洗刷你沾满血迹的城墙？

哦，耶路撒冷，我的挚爱，

明天，柠檬树将绽放花朵，橄榄树将尽情欢乐，你的双眼将雀跃，鸽子也将飞回你的神圣高塔。

——尼扎尔·加巴尼，《耶路撒冷》

三千年前，犹太民族在耶路撒冷繁衍生息；今天，犹太民族还在耶路撒冷繁衍生息。耶路撒冷不是一个定居点，它是我们的首都。

——本雅明·内塔尼亚胡，2010年演讲词

再一次置身国际风暴的中心。不管雅典还是罗马，都无法引起如此强烈的感情。当一个犹太人第一次访问耶路撒冷时，我们不说那是初来乍到，我们说那是游子还乡。

——埃利·威塞尔致巴拉克·奥巴马的公开信，2010年

早上4点30分，西墙和圣地的拉比什穆埃尔·拉宾诺维茨（Shmuel Rabinowitz）醒来后开始他日常的祈祷仪式，诵读《托拉》。他穿过犹太区走到永不关闭的西墙，巨大的希律时代的方石在黑暗中散发着光芒。犹太人在那儿整日整夜地祈祷。

这位拉比时年四十岁，是七代前来到耶路撒冷的俄国犹太移民的后裔，他的家族是古尔和卢巴维奇教廷的信徒。什穆埃尔·拉宾诺维茨是七个孩子的父亲，长着一双蓝眼睛，戴着眼镜，留着胡须，身着黑衣，头戴无边圆帽。无论天气冷热、下雨还是下雪，他都这副打扮，穿过犹太区，直到看到大希律的城墙出现在面前。每次靠近“世界上最大的犹太会堂”时，他都会“心潮澎湃”，因为无法用尘世的方式描述个人与这些石头的联系，那是心灵上的联系。

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高耸于希律巨石之上，位于犹太人口中的圣殿山上，但是“我们都有足够的空间”，这个坚决抵制任何冒犯圣殿山的行为的拉比说，“总有一天上帝可能重建圣殿——但不用人类干涉。这仅仅是上帝的事情”。

作为拉比，什穆埃尔·拉宾诺维茨负责保持西墙的清洁。石头间的裂缝里塞满祈祷者写的字条。这些字条一年清理两次——分别在逾越节和犹太新年（Rosh Hashanah）前，因为这些字条被认为是神圣的，所以他把它们埋在橄榄山上。

当他到达西墙时，太阳正冉冉升起，已经有大约七百名犹太人在那里祈祷，但他总会发现，同一个祈祷队伍（minyan）站在西墙边的相同位置：“仪式非常重要，它使人们能够全神贯注于祈祷词。”但是他并没有问候这个祈祷群体，他可能点了点头，但一言不发——“第一句话是给上帝的”——与此同时，他将祈祷经匣缠缚到手臂上。他背诵着早祷文“沙哈里特”（shacharit），这段祷文以“愿上帝赐给这个国家和平”结束。直到那时，他才得体地问候了朋友。西墙下的一天开始了。

凌晨4点前不久，正当拉宾诺维茨出现在犹太区时，一块鹅卵石掠过谢赫贾拉瓦吉赫·努赛贝（Wajeeh alNusseibeh）家的窗户。他打开门，八十岁的阿迪德·朱达交给他一把中世纪的沉甸甸的12英寸（约30.5厘米）长的钥匙。现年六十岁的努赛贝是耶路撒冷最大家族之一[1]的后代。他已经穿上西装、打好领带，快步出发，穿过大马士革门，直奔圣墓大教堂。

努赛贝担任圣墓大教堂的守护人已有二十五年以上。4点，他准时到达圣墓大教堂，并敲响梅利桑德的罗马式建筑的巍峨大门。前一天晚上8点，他从教堂里面锁上门，希腊人、拉丁人和亚美尼亚人的教堂司事们已经协商好在那个特别的日子里由谁去打开各扇门。三个主要教派的教士们已经在愉快的友谊和仪式性的祈祷中度过整晚。凌晨2点，占统治地位的东正教——凡事都优先——开始进行弥撒，由八个传教士围着圣墓用希腊语祝颂，之后他们把场地交给亚美尼亚人；大门打开时，亚美尼亚人用亚美尼亚语进行的巴达拉克（badarak）仪式才刚刚开始；大约上午6点，终于轮到天主教。其间，所有的教派一直唱着他们晨祷仪式的颂歌。只有一个科普特人被允许待到夜晚，他只用古科普特埃及语祈祷。

随着大门打开，埃塞俄比亚人开始在他们的平顶修道院和圣米歇尔礼拜堂用阿姆哈拉语祝圣，礼拜堂的入口就在正门的右边。他们的仪式如此之长，以至于他们必须靠在教堂里给疲倦的祈祷者准备的牧羊人手杖上。夜晚，这座教堂里回荡着一种充满许多语言和圣歌的悦耳、低沉的声音，就像一个有许多种鸟合唱的石林。这就是耶路撒冷，努赛贝从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我知道有成千上万人在等待我打开大门，而我担心如果有一天门锁打不开或出现差错该怎么办。十五岁时，我第一次打开它，当时只觉得好奇，但是现在我才意识到这是个严肃的问题。”无论战争还是和平，他都必须打开这扇门。他说他的父亲为安全起见，常常睡在教堂的走廊里。

然而努赛贝知道，一年可能有几次教士间的争斗。即使在21世纪，这些教士只是偶尔表现出礼貌的样子，借以打发漫长守夜的无聊，实际上，他们仍然被历史累积的憎恨左右着，随时都有可能爆发。控制着教堂大部分区域且人数最多的希腊人不时与天主教徒和亚美尼亚人争斗，并且总能获得胜利。科普特人和埃塞俄比亚人，尽管都赞同基督一性论，但还是特别怨恨对方：六日战争之后，为惩罚纳赛尔的埃及和支持海尔·塞拉西的埃塞俄比亚，很少进行干涉的以色列人将科普特人的圣米歇尔教堂交给了埃塞俄比亚人。在和平谈判中，对科普特人的支持通常是埃及人的主要要求之一。尽管圣米歇尔教堂仍被埃塞俄比亚人占有，以色列最高法院还是将它判给了科普特人——十足的耶路撒冷情势。2002年7月，当一个科普特教士在埃塞俄比亚人破旧的平顶城堡附近晒太阳时，他遭到埃塞俄比亚人铁棍的殴打，埃塞俄比亚人以此惩罚科普特人以卑鄙的方式对待他们的非洲兄弟。科普特人赶去援助他们的教士，四名科普特人和七名埃塞俄比亚人（后者似乎每次冲突都会输）因此住院。

2004年9月，真十字架节上，希腊牧首伊列内奥（Ireneos）要求方济各会修士关闭圣母显灵教堂的大门。遭到拒绝后，伊列内奥便率卫兵和教士来对抗拉丁人。以色列警察出面干涉，但遭到教士们的攻击。他们作为仇敌，常常就像巴勒斯坦的投石者一样坚韧不屈。2005年的圣火游行上，当亚美尼亚人的修道院院长取代希腊人手持圣火出现时，双方大打出手。[2]好斗的牧首伊列内奥最终因为向以色列定居者出售雅法门的帝国饭店被解职。努赛贝疲倦地耸耸肩：“嗯，像兄弟一样，他们有他们的烦恼，而我帮助他们解决。我们是中立的，就像联合国，维持这片圣地的和平。”每一个基督教节日上，努赛贝和朱达都扮演着复杂的角色。在热情和拥挤的圣火游行中，努赛贝就是官方的见证者。

此时，教堂司事在右手边的门上打开一个小口子，递出一个梯子。努赛贝将梯子放在左手边的门上。在爬上梯子打开最高处的门锁之前，他先用巨大的钥匙打开右边门低处的锁。他爬下来后，教士们先旋开巨大的右门，再打开左门。进入教堂，努赛贝向教士们问候：“你好！”

“你好！”他们乐观地回复。自1192年萨拉丁任命朱达家族为“钥匙保管人”、任命努赛贝家族为“圣墓大教堂守护人和守门人”（瓦吉赫的名片上如此说明）以来，努赛贝家族和朱达家族一直负责开启圣墓大教堂的各扇大门。努赛贝家族还被任命为岩石圆顶清真寺中穆罕默德夜行登宵的那块石头的世袭清洁者。努赛贝们声称，萨拉丁仅仅是恢复了公元638年哈里发欧麦尔授予他们的职位。在19世纪30年代阿尔巴尼亚人征服这里之前，他们一直极为富有，但是现在，他们只能依靠做导游勉强糊口。

然而，这两个家族始终处于彼此警惕、互相竞争的关系中。“努赛贝家族和我们毫无关系，”已保管钥匙二十二年的八十多岁的朱达说，“他们只不过就是守门人！”努赛贝则坚持“不允许朱达家族的人触摸门或锁”，这表明穆斯林之间的争斗就像基督徒的争斗一样。瓦吉赫做私人教练的儿子欧拜德（Obadah），是他的继承人。

努赛贝和朱达每天都要花些时间坐在走廊里，因为八个世纪以来，他们的祖辈们一直这样做，但是他们从不同时出现在那儿。“我了解这儿的每一块石头，它就像我家一样。”努赛贝若有所思地说。他敬畏这座教堂：“我们穆斯林相信穆罕默德、耶稣和摩西都是先知，圣母马利亚也非常神圣，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如果他想去祈祷，他可以从侧门出去，到附近为威慑基督徒而建的清真寺，或者走上五分钟去阿克萨清真寺。

就在西墙的那位拉比醒来、守护人努赛贝听到有人用鹅卵石敲击窗户宣布移交圣墓大教堂钥匙的同时，四十二岁的阿德巴·安萨里（Adeb al-Ansari），一个有五个孩子的父亲，身着黑色皮夹克走出他位于穆斯林区的马穆鲁克之家——这栋房屋归他的家族所有——沿着街道走了五分钟，来到东北角的哈旺梅门（Bab al-Ghawanmeh）。他通过身穿蓝色制服的以色列警察的检查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警察常常由德鲁兹或者加利利阿拉伯人出任，他们的职责是阻止犹太人进入谢里夫圣地。

现在，电灯光已经照亮神圣的休憩广场，过去，安萨里的父亲常常要花两个小时点亮所有的灯笼。安萨里问候过圣地的保安，开始打开岩石圆顶清真寺的四扇主门和阿克萨清真寺的十扇大门。这花费了他一个小时。

安萨里家族可以一直追溯到和穆罕默德一起迁到麦地那的安萨里人，他们声称哈里发欧麦尔任命他们为圣地监护人，但他们这个职位实际上是由萨拉丁确认的（这个家族的害群之马就是圣地的领袖，他接受了蒙蒂·帕克的贿赂）。

清真寺在晨祷前一小时开放。安萨里并不是每个黎明都会亲自打开大门——他现在有一个团队——但在继任世袭的监护人之前，他每天早上都会履行这项职责，而且充满自豪：“它首先是一份生计，然后是一个家族职业，也是一份重大的责任；但最重要的是，它是高贵而神圣的工作，只不过收入不高。我同时还在橄榄山的一家宾馆做前台。”

圣地的世袭职位逐渐消失。另一个大家族谢哈比家族（Shihabis）——黎巴嫩王室后裔——聚居在靠近小西墙的祖宅里，他们过去曾经是“先知胡子”的守护人。如今，胡子和守护人的职位都已不复存在，但这个地方的吸引力是强烈的：谢哈比家族目前仍在圣地工作。

在拉比走向西墙、努赛贝轻拍圣墓大教堂的门、安萨里打开圣地之门的同一时刻，纳吉·卡扎兹（Naji Qazaz）正离开他们家族在巴布·哈迪德街上拥有二百二十五年历史的老宅。他沿着古老的马穆鲁克时代的街道走了几步，然后拾级而上，穿过铁门，走向圣地。他直接去往阿克萨清真寺，进入一个配备了麦克风和几瓶矿泉水的小房间。1960年之前，卡扎兹家族一直都在宣礼塔上准备宣礼仪式，但此时他们则像备战的运动员一样在这个房间里为仪式做准备。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卡扎兹坐下，舒展筋骨，就像一个神圣的运动员，然后反复呼吸、漱口。确认麦克风已打开，墙上的挂钟也显示时间无误后，他面朝克尔白，用响彻整个老城的吟唱声宣布礼拜开始。

自马穆鲁克苏丹盖贝伊统治以来，五百年间，卡扎兹人一直是阿克萨清真寺的宣礼员。如今，当了三十年宣礼员的纳吉和他的儿子菲拉兹（Firaz）及两个堂兄弟一起担当着这份职责。

此时，正是耶路撒冷黎明到来前的一个小时。岩石圆顶清真寺打开了大门，穆斯林正在祈祷；西墙一直是开放的，犹太人正在祈祷；圣墓大教堂打开了，基督徒正在用多种语言祈祷。太阳照耀着耶路撒冷，其光芒使得西墙上光亮的希律石几乎洁白无瑕（就像两千年前约瑟夫斯描述的那样）。接着，阳光照到辉煌的岩石圆顶清真寺上，岩石圆顶清真寺熠熠生辉。天与地、神与人相遇的那个神圣的广场，依然是人类制图学难以描绘的地方，唯有太阳的光芒能照遍整座广场。最后，所有的光线将照耀在耶路撒冷最优美最神秘的建筑物上——沐浴在日光之中，散发出夺目的光彩，它也因此博得“金色”的美名。但是金门仍将紧锁，直到末日来临。

[1]这个家族在耶路撒冷仍然很重要。费萨尔·侯赛尼死后，阿拉法特任命哲学家萨里·努赛贝（瓦吉赫的表亲）担任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的代表，但是在他反对自杀式爆炸之后，阿拉法特将他解职。作为圣城大学的建立者，努赛贝依然是受双方尊敬的耶路撒冷的知识精英。当前，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的代表是阿德南·侯赛尼，侯赛尼家族另一位成员拉菲克·侯赛尼博士是阿巴斯主席的顾问。至于哈立迪家族，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爱德华·赛义德现代阿拉伯研究系教授拉希德·哈立迪则出任了奥巴马总统的顾问。

[2]1992年，爱德华·赛义德死前最后一次造访耶路撒冷，他将圣墓大教堂称为“陌生的、破旧的、不吸引人的地方，满是衣着寒酸，在衰朽、昏暗的地方乱转的中年游客，科普特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其他基督教派的信徒照看着他们那毫不吸引人的基督教会花园，有时他们之间也公开争斗”。最著名的公开争斗的象征物是圣墓大教堂正面右手边阳台上一个属于亚美尼亚人的小梯子，导游宣称这个梯子永远不得移动，除非另一个教会占有它。事实上，这个梯子通往亚美尼亚主教的阳台，他经常与朋友们在阳台上喝咖啡，也在阳台上照料他的花园。梯子放在那里，只是为了便于清理阳台。

附录

族谱

地图

致谢

在本书的写作工程中，我得到过许多学者的热诚帮助，他们都是不同领域的专家。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与建议，感谢他们对本书的阅读和雅正。

在《圣经》考古部分，我首先要感谢以下诸位的校阅：罗尼·赖克教授；耶路撒冷前首席考古学家丹·巴哈特（Dan Bahat）教授，他为我详细指点了耶路撒冷的考察路线；拉斐尔·格林伯格（Raphael Greenberg）博士，他带我到多处遗址访察；还有罗斯玛丽·埃谢尔（Rosemary Eshel）。感谢以下诸位的帮助和建议：大英博物馆古代伊拉克和巫术医学文献部专家助理欧文·芬克尔（Irving Finkel）；剑桥大学历史和哲学系古代中东学讲师埃莉诺·罗布森（Eleanor Robson）博士，她帮助校改了书中有关亚述—巴比伦—波斯的内容；尼古拉·施赖伯（Nicola Schreiber）博士帮助我依据陶器上的寓意来确定美吉多城的修建年代；以色列考古局考古发掘和调查部主任吉德翁·阿夫尼（Gideon Avni）；埃利·舒克朗（Eli Shukron）博士经常参与大卫城的发掘工作；西蒙·吉布森（Shimon Gibson）博士；有关希律城堡的内容，则多赖勒妮·西旺（Renee Sivan）博士帮忙。特别感谢谢里夫圣地考古部主任优素福·纳特谢（Yusuf al-Natsheh），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他始终提供帮助，且安排我去参观谢里夫圣地那些不对外开放的尊贵的禁地，并让卡迪尔·谢哈比（Khader alShihabi）与我同行。本书中关于希律—罗马—拜占庭时代的内容，我要感谢牛津大学马丁·古德曼（Martin Goodman）教授和阿德里安·戈兹沃西（Adrian Goldsworthy）博士的精心指导。

关于伊斯兰早期、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以及马穆鲁克的内容，特别感谢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阿拉伯语教授休·肯尼迪（Hugh Kennedy）的建议、指点和细心改正，感谢纳兹米·朱贝（Nazmi al-Jubeh）博士、优素福·纳特谢博士和卡迪尔·谢哈比（Khader al-Shihabi）。有关玛米拉墓地的内容，我要感谢陶菲克·德阿德尔（Taufik De'adel）。

十字军东征部分，感谢剑桥大学教会史教授乔纳森·赖利—史密斯（Jonathan Riley-Smith）、剑桥大学地中海史教授戴维·阿布拉菲亚（David Abulafia），他们都审校过本书。

关于从法蒂玛王朝到奥斯曼人期间的犹太历史，感谢阿布拉菲亚教授，他向我提供了他的著作《伟大之海：地中海人类史》（Great Sea: A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的原稿；感谢海法大学的明纳·罗森（Minna Rozen）；感谢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爵士，他慨允我阅读《以实玛利的房里》（In Ishmael's House）的原稿。

有关奥斯曼时期和巴勒斯坦诸家族的内容，感谢阿德尔·曼纳（Adel Manna）教授，他校阅了书中有关16、17和18世纪的内容。

有关19世纪—帝国主义—早期犹太复国主义时期的内容，感谢耶霍舒亚·本—阿里耶（Yehoshoa Ben-Arieh）、马丁·吉尔伯特爵士、图德·帕菲特（Tudor Parfitt）教授、卡罗琳·芬克尔（Caroline Finkel）；阿比盖尔·格林（Abigail Green）博士给我看了他的《摩西·蒙蒂菲奥里：犹太解放者、皇家英雄》（Moses Montefiore: Jewish Liberator, Imperial Hero）的书稿；贝希尔·巴拉卡特（Bashir Barakat）个人研究过耶路撒冷诸家族；柯尔斯滕·埃利斯（Kirsten Ellis）慨允我阅读他未出版的《晨星》（Star of the Morning）的部分章节；克莱尔·穆拉迪安（Clare Mouradian）博士给我许多建议和资料；明纳·罗森教授与我分享了她对迪斯累利的研究以及其他论文。有关俄国的内容，要感谢西蒙·狄克逊（Simon Dixon）教授和莫斯科的加利纳·巴布科娃（Galina Babkova）。有关亚美尼亚人的内容，感谢乔治·欣特里安（George Hintlian）和伊戈尔·多尔夫曼—拉扎列夫（Igor Dorfmann-Lazarev）博士。

有关犹太复国运动时期、20世纪和末尾部分，我要感谢查塔姆研究所中东研究项目副研究员纳迪姆·谢哈迪（Nadim Shehadi）博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科林·欣德勒（Colin Shindler）教授，二位通读、雅正了全书；感谢《经济学家》杂志和《国土报》的戴维·兰多（David Landau）、杰基·兰多对本书的斧正；感谢雅克·戈蒂埃（Jacques Gautier）博士、阿尔伯特·阿加扎里恩（Albert Aghazarian）博士；贾迈勒·努赛贝（Jamal al-Nusseibeh）跟我有过往来，感谢他提出的意见；胡达·伊马姆（Huda Imam）带我参观约旦河西岸的隔离墙，雅各布·洛波（Yakvo Loupo）对极端正统派的研究也使我颇受启发。

非常感谢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的约翰·凯西（John Casey），他豪爽而又不留情面地对全书做过修正；还有乔治·辛特里安（George Hintlian），他是研究奥斯曼时期的历史学家，1975年至1995年任亚美尼亚主教干事。特别感谢马拉尔·阿明·库提恩内（Maral Amin Quttieneh）将阿拉伯语资料译成英文。

感谢以下诸位的建议，在家族史研究方面，耶路撒冷诸家族的成员们或接受采访，或提供咨询，他们分别是：穆罕默德·阿拉米（Muhammad al-Alami）、纳萨尔丁·纳沙希比（Nasseredin al-Nashashibi）、贾迈勒·努赛贝（Jamal al-Nusseibeh）、扎基·努赛贝（Zaki al-Nusseibeh）、瓦吉赫·努赛贝（Wajeeh al-Nusseibeh）、赛义达·努赛贝（Saida al-Nusseibeh）、马哈茂德·加拉拉（Mahmoud alJarallah）、耶路撒冷研究所的胡达·伊马姆、海法·哈立迪（Haifa al-Khalidi）、卡迪尔·谢哈比（Khader al-Shihabi）、赛义德·侯赛尼（Said al-Husseini）、易卜拉欣·侯赛尼（Ibrahim al-Husseini）、奥马尔·达贾尼（Omar al-Dajani）、阿迪德·朱达（Aded al-Judeh）、马拉尔·阿明·库提恩内、拉贾伊·M.达贾尼（Rajai M. al-Dajani）博士、拉努·达贾尼（Ranu al-Dajani）、阿德卜·安萨里（Adeb al-Ansari）、纳吉·卡扎兹（Naji Qazaz），亚西尔·舒基·托哈（Yasser Shuki Toha）是我最喜欢的阿布·舒凯里饭店的店主，拉希德·哈立迪（Rashid Khalidi）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感谢西墙和圣地的拉比什穆埃尔·拉宾诺维茨（Shmuel Rabinowitz）、天主教神父阿萨内修斯·马科拉（Athanasius Macora）、圣墓大教堂的亚美尼亚大主教塞缪尔·阿格霍扬（Samuel Aghoyan）神父、科普特教派神父阿夫拉伊姆·埃罗拉沙米里（Afrayem Elorashamily）、叙利亚主教塞维鲁（Severius）、叙利亚神父马尔克·莫拉特（Malke Morat）。

我要感谢已故的以色列总理、总统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和韦登菲尔德勋爵（Lord Weidenfeld），他们向我讲述了一些往事，提出了一些想法；约旦公主菲娅（Princess Firyal）回忆了约旦管辖耶路撒冷时的历史；还有约旦的塔拉勒·本·穆罕默德王储夫妇。

感谢爱丁堡公爵殿下的建议，他查阅了书中有关他的母亲希腊安德鲁王妃（Princess Andrew of Greece）和王妃的姨妈埃拉大公夫人（Grand Duchess Ella）的部分；感谢威尔士亲王（Prince of Wales）殿下。我要特别感谢莫利伯爵（Earl of Morley），他允许我查阅其私人家族档案馆中的有关资料；感谢奈杰尔·帕克（Nigel Parker）夫妇的热情招待。

伊扎克·雅各布（Yitzhak Yaacovy）是介绍我去耶路撒冷的人，他是奥斯威辛幸存者，参与了1948年的独立战争。雅各布是个学者，也曾是本—古里安办公室的年轻副官，在特迪·科勒克（Teddy Kollek）任市长期间长期担任东耶路撒冷开发公司董事长。

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使节们极为慷慨地抽出时间，向我讲述他们的见解，为我提供信息，还与我进行了交谈。感谢以色列驻英国大使罗恩·普罗瑟（Ron Prosor），以色列外交部的拉尼·吉多（Rani Gidor）、沙龙·汉诺伊（Sharon Hannoy）、罗尼特·本·多尔（Ronit Ben Dor），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驻英国大使曼纽尔·哈桑希安（Manuel Hassassian）教授。

威廉·达尔林普尔（William Dalrymple）和查尔斯·格拉斯（Charles Glass）多次与我交流观点，为我提供资料和阅读书目。感谢耶路撒冷基金会的鲁思·凯辛（Ruth Chesin）、尼里·戈登（Nurit Gordon）、阿兰·弗里曼（Alan Freeman）与和平居所主任乌里·德罗米（Uri Dromi）。在学术研究以及其他方面，没有人比约翰·利维（John Levy）为我提供的帮助更多，他是以色列教育基金会和学术研究团体的资助者。雷·布鲁斯（Ray Bruce）是个资深电视制片人。

感谢彼得·塞巴格—蒙蒂菲奥里（Peter SebagMontefiore）和他的女儿路易丝·阿斯皮诺尔（Louise Aspinall），他们让我查阅杰弗里·塞巴格—蒙蒂菲奥里（Geoffrey Sebag-Montefiore）的文件；感谢凯特·塞巴格—蒙蒂菲奥里（Kate Sebag-Montefiore）对威廉·塞巴格—蒙蒂菲奥里（William Sebag-Montefiore）冒险事业的研究。

感谢以下诸位的帮助、建议和鼓励：阿莫斯·奥兹（Amos Oz）和尼吕·奥兹（Nily Oz），美国侨民区酒店主席芒特·法赫米（Munter Fahmi），美国侨民区档案馆的档案保管员菲利普·温莎—奥布里（Philip WindsorAubrey），戴维·黑尔（David Hare），戴维·克罗扬科（David Kroyanker），汉娜·凯达尔（Hannah Kedar），弗雷德·伊斯曼（Fred Iseman），莱亚·卡彭特·布罗考（Lea Carpenter Brokaw），丹纳·哈曼（Danna Harman），多萝西·哈曼（Dorothy Harman）和戴维·哈曼（David Harman），卡罗琳·芬克尔，洛伦扎·史密斯（Lorenza Smith），本杰明·凯达尔（Benjamin Kedar）教授，亚奥夫·法里（Yaov Farhi），迪亚拉·赫拉特（Diala Khlat），齐亚德·克洛特（Ziyad Clot），优素福·赫拉特（Youssef Khlat），拉尼亚·朱卜兰（Rania Joubran），丽贝卡·艾布拉姆（Rebecca Abram），罗科先生和福特夫人，肯尼思·罗斯（Kenneth Rose），多丽特·穆萨埃夫（Dorrit Moussaeff）和她的父亲什洛莫·穆萨埃夫（Shlomo Moussaeff），罗纳德先生和科恩小姐，戴维·哈利利（David Khalili），理查德·福尔曼（Richard Foreman），瑞安·普林斯（Ryan Prince），汤姆·霍兰（Tom Holland），塔里克·阿布·扎亚德（Tarek Abu Zayyad），伊斯雷尔·芬克尔斯坦教授，阿维格多·辛纳（Avigdor Shinan）教授，亚伊尔·扎克维奇（Yair Zakovitch）教授，乔纳森·福尔曼（Jonathan Foreman），穆萨·克列布尼科夫（Musa Klebnikoff），阿琳·拉斯科那（Arlene Lascona），凯里·阿斯顿（Ceri Aston），伦敦圣殿教堂的管理人罗宾·格里菲思—琼斯（Robin Griffith-Jones），哈尼·阿布·迪亚卜（Hani Abu Diab），米里亚姆·奥维茨（Miriam Ovits），乔安娜·施利曼（Joana Schliemann），萨拉·赫尔姆（Sarah Helm），西蒙·戈德希尔（Simon Goldhill）教授，多萝西·金（Dorothy King）博士，菲利普·曼塞尔（Philip Mansel）博士，萨姆·基利（Sam Kiley），《经济学家》杂志编辑约翰·米克赖斯维特（John Micklethwait），吉德翁·里奇菲尔德（Gideon Lichfield），拉比马克·温纳（Mark Winer），贝维斯·马克斯犹太会堂掌管人莫里斯·比东（Maurice Bitton），拉比亚伯拉罕·利维（Abraham Levy），哈里·蔡特林（Harry Zeitlin）教授，F. M.埃罗伊斯查利（F.M. alEloischari），梅拉尼·法尔（Melanie Fall），拉比戴维·戈德堡（David Goldberg），梅拉尼·吉布森（Melanie Gibson），安娜贝勒·魏登菲尔德（Annabelle Weidenfeld），蒙蒂菲奥里家族的亚当（Adam）、吉尔（Gill）、戴维（David）和雷切尔（Rachel），加布里埃尔·巴基（Gabriel Barkey）博士，马雷克·塔姆（Marek Tamm），《纽约时报》的伊桑·布朗纳（Ethan Bronner），亨利·赫明（Henry Hemming），威廉·西格哈特（William Sieghart）。谢谢汤姆·摩根（Tom Morgan）在研究上的帮助。

感谢经纪人乔治娜·卡佩尔（Georgina Capel）和我的国际版权代理人阿比·吉尔伯特（Abi Gilbert）和罗米利·穆斯特（Romily Must）；英国出版人阿兰·萨姆森（Alan Samson）、扬·特里温（Ion Trewin）和苏珊·兰姆（Susan Lamb），还有魏登菲尔德的杰出编辑贝亚·赫明（Bea Hemming）、技术编辑负责人彼得·詹姆斯（Peter James）。感谢与我合作时间最长的出版人：诺夫出版社的桑尼·梅塔（Sonny Mehta），巴西小字母出版社的路易斯·施瓦茨（Luiz Schwarz）和阿纳·葆拉·西萨亚玛（Ana Paula Hisayama），法国卡尔曼·莱维出版社的米雷耶·保罗尼（Mireille Paoloni），德国渔夫出版社的彼得·西伦（Peter Sillem），以色列金纳莱特出版社的齐夫·刘易斯（Ziv Lewis），荷兰新阿姆斯特丹出版社的亨克·特尔·博格（Henk ter Borg），挪威卡佩伦斯出版社的伊达·伯恩斯滕（Ida Bernsten）和耶德·约翰森（Gerd Johnsen），波兰马格南出版社的约兰塔·沃洛桑斯卡（Jolanta Woloszanska），葡萄牙真理编辑出版社的亚历山德拉·洛罗（AlexandraLouro），西班牙批判出版社的卡门·埃斯特万（Carmen Esteban），爱沙尼亚瓦拉克出版社的克里斯塔·卡尔（Krista Kaer），瑞典诺斯德出版社的佩尔·福斯蒂诺（Per Faustino）和斯特凡·希尔丁（Stefan Hilding）。

我的父母亲斯蒂芬·塞巴格—蒙蒂菲奥里（Stephen Sebag-Montefiore）博士和埃普丽尔·塞巴格—蒙蒂菲奥里（April Sebag-Montefiore）是我所有作品的卓越编辑。尤其要感谢我的妻子桑塔（Santa），在这段漫长的过程中，她以耐心、鼓励和爱意陪伴着我。桑塔和我们的孩子莉莉（Lily）、萨莎（Sasha）像我一样，已深深地受到耶路撒冷综合征的影响，或许她们永远都无法摆脱，但在岩石圆顶清真寺、西墙和圣墓大教堂方面，她们很可能要比很多神父、拉比或毛拉了解得更为全面。

译后记

《耶路撒冷三千年》简体中文版的翻译完成是河南大学犹太—以色列研究中心的一项集体成果。除署名译者外，张腾欢、葛淑珍、杨校敏也承担了部分章节的初译。具体分工情况如下：

张倩红：前言、第五部分；

马丹静：第一部分至第四部分；

张腾欢：第六部分、第七部分；

葛淑珍：第八部分、第九部分的若干章节；

杨校敏：第九部分若干章节、后记等内容。

张倩红、马丹静负责全书的通审通校工作。

初稿完成后，由于时间紧迫，犹太—以色列研究中心的师生们放下手头的事情，承担起本书的校对工作，表现出高度的合作精神与团队意识，他们是：河南大学张礼刚博士、胡浩博士、卢镇博士，以及硕士生田焕云、段訸甜、疏会玲、晁燕燕、赵陆；郑州大学博士生艾仁贵，硕士生刘丽娟、付方圆、张瑞、谷亚平。此外，山东大学博士生朱晓、南京大学博士生吉喆、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李晔梦也参与了一些校对工作。张腾欢还花费大量时间，整理、编辑了中英文对应词条。在此对所有付出劳动的老师、同学表达深深的谢意！

此次重印，译者对初印中的若干译文进行了订正。由于本书的信息量非常巨大，限于我们的知识素养与翻译水平，若有错误之处，还请专家学者多加斧正。

张倩红 马丹静

2015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