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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序言

- 前言(1)

- 前言(2)

- 前言(3)

- 前言(4)

- 前言(5)

- 前言(6)

-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1）

-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2）

-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3）

-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4）

-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5）

-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6）

-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7）

-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8）

-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9）

-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10）

-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11）

-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12）

-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13）

-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14）

-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15）

-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16）

-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17）

-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18)

-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19)

-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20)

-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21)

-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22)

-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23)

-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24)

-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25)

-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26)

-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27)

-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28)

序言

过去10年的经历使我萌生了写这本书的念头，其中原因有两个：一是，我在1990年出版的《贫富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Rich and Poor）一书引起了读者极大的兴趣；二是，20世纪90年代，我转向了对历史的研究，不仅局限于经济史。很难想象，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发生了如此多的变化—出现了技术狂潮与泡沫、形成了金钱文化、产生了经济周期不复存在的观点、出台了市场极端主义政策、滋生了腐败现象、助长了由竞选捐助操控政治的局面。如果不对过去的股市经验和“新时代”的常胜主义教训进行总结，任由这些现象发展下去的话，将对美国产生极大的破坏力。

每当达到一个历史高峰或是从此走向衰落之时，都会有一些书籍出版问世，这些书籍会详细地解读财富的历史环境及其发展路径。在西奥多&#8226;罗斯福任职总统期间和进步主义时期，“镀金时代”彻底地终结了，此时，古斯塔夫斯&#8226;迈尔斯的《美国豪门巨富史》（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American Fortunes）一书面世。很多失望的美国人把投机泡沫和1929年的经济危机归咎于领导者的商业政策和金融政策，对此，1934年马修&#8226;约瑟夫森出版了《敛财大亨》（The Robber Barons）一书。本书内容自1999年开始构思，其写作主要目的与前两者相同，都是在阐述大量史实的前提下，告知公众所发生的一切，并激发他们改革的热情。本书对历史的讲述可从现在一直追溯到1776年甚至更久远的时代，包括对财富和民主的历史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讲述，其中对股市狂潮、技术泡沫和安然破产等丰富的内容都有论述。

很显然，本书的一些观点在2002年时已获得认可，但在1999年时却没有，因为1999年时，股指正在一路飙升，人们热衷高档消费，历史看似将一直这样继续下去。2000年1月，此时距首轮经济下滑只有短短几个星期的时间，一场宣布拉尔夫&#8226;纳德参选美国总统的仪式在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举行。在这里，人们宣读了1864年11月21日林肯所写的亲笔信。林肯在信中写道：“我看到一场危机正在逼近我们，这让我为我的国家感到不安。战争的结果使大企业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随即出现了高层的腐败，金钱的权力范围在逐渐扩大。直到有一天，当所有的财富全部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时，美国也将被摧毁。此时，我为国家的安全感到十分焦虑，这种感觉胜过以往，甚至胜过战争时期。”人们沉浸在纳斯达克股票疯涨的兴奋之中，对周围发生的这一切都无暇顾及。

有些学者对这封信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因为信中直白的情感表达不符合林肯总统通常的表达习惯。当西奥多&#8226;罗斯福总统入主白宫时，他对大企业的反对力度超过了林肯，而且还经常性地重复和引用林肯当年的评论。西奥多&#8226;罗斯福认为，劳动应当优先于资本，并应当获得比资本更多的支持。

共和党的怀疑主义思想在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时期也有所体现。我在1990年出版的《贫富的政治》一书所取得的成功也有两位政治家对该书所作推介的功劳，他们是—纽约州州长马里奥&#8226;科莫，他在1992年非常有希望成为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理查德&#8226;尼克松，他完全了解那本书表达的对里根和布什执政时期惠及富人的政策的不满。尼克松的父亲曾经是一名电车工人，在得到“劳动者的煽动家”这一名号后，他离开了俄亥俄州来到加利福尼亚州。此后，老尼克松不再拥护麦金莱的共和主义，而转向了对第三党进步主义的支持，就如同1912年的西奥多&#8226;罗斯福和1924年的罗伯特&#8226;拉&#8226;福莱特。当选总统之后，尼克松支持国家医疗保险计划，确保穷人收入并对非劳动所得征收高额税款。1972年，共和党政府批评跨国公司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而在海外设立工厂的行为。

由于我有着共和党的背景，所以对共和党的历史了解得更多一些。通过对历史的了解，我很难回避一个事实：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共和党的经济政策与偏见，已经形成了对共和党历史上两位伟大总统（林肯和西奥多&#8226;罗斯福）精神遗产的背叛。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将留给以后的选举去讨论。

凯文&#8226;菲利普斯

前言(1)

2001年9月，纽约遭受了恐怖主义袭击，此时，激烈的美国2000年总统大选刚刚过去一年的时间。在那场竞选中，总统候选人向选民们讲述了金钱与财富是如何削弱美国民主的。他们说，随着财富力量的增长，政治遭到了破坏。

一些批评家发现，曾经盛行于19世纪末的财富统治又重现于世，富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操纵政府，这对人民民主造成了威胁。学者们同时指出，如今的民主统治和全球市场已经颠覆了早年“镀金时代”适者生存的准则。

世贸中心被摧毁并没有改变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美国经济对金融业的依赖与日俱增，同时，这种依赖导致的负面影响也日益凸显。2001年9月以来的股市暴跌使美国金融资产损失了万亿美元之多，但是美国政治依然保持着“待售”的状态。通过与其他主要西方国家的比较可知，美国仍然是财富两极化现象最严重、不平等程度最深的国家。

2002年时的情况实际上与1999年和2000年没什么两样。美国所面临的窘境不能说是国家政治经济行为准则造成的后果，因为这些行为准则也曾经推动过美国的繁荣，只是在受到富人的猜疑之后才遭到限制。政治经济的转向通常发生在对经济前景预期良好的乐观年代，因为在经济繁荣时期，机会的增加能够打消人们心理的不安。例如19世纪初，政府以低廉的价格出售土地从而导致了边境移民的出现。“顾客盈门”（doing a land office business）①成为19世纪30年代的流行语，这期间产生了数百万新的土地所有者。“新世界”的土地与工作机会的开放如同灯塔一般吸引着数百万的欧洲移民，他们从欧洲的港口登船来到大洋彼岸的北美大陆。史蒂芬&#8226;吉拉德和约翰&#8226;雅各布&#8226;阿斯特就是这些移民中的两位，他们受惠于杰斐逊主义政策，建立了自己的财富帝国，后来跻身美国最富有的人之列。他们手中的财富就象征着机遇。

另一个例子发生在“二战”之后的25年中，在这期间，中产阶级的财富和收入所占国家份额达到了历史高峰。在大萧条年代留下深刻历史烙印的中产阶级对富人阶层心存疑虑，因为他们控制着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政治走向和公共政策。

以上两个历史时期都很好地说明了财富与机遇推动了民主的进程。不错，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占有很大部分的财富份额，但是美国富人所占国家财富的比例远远低于欧洲贵族拥有的财富所占的比例。

与“镀金时代”和20世纪20年代相比，20世纪最后20年又重新达到了政治腐败与权力滥用的顶峰。这一时期，美国的富人阶层经常越过“红线”操纵政治，而且此趋势已经延续到了新的世纪。20世纪90年代的数据表明，美国已经取代欧洲成为西方特权国家和不平等国家的典型。这也是恐怖主义选择美国作为首要攻击目标的原因之一，就如同1880~1920年间的欧洲的沙皇、国王和大公贵族们遭受攻击的原因一样。金融业一直以来就是人们攻击的对象，1886年，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向巴黎证券交易所的股票经纪人投掷硫酸并开枪射击；1920年9月，恐怖主义者在J&#8226;P&#8226;摩根大厦前的华尔街上点燃了甘油炸药，导致了34人死亡和200多人受伤的悲惨后果。

在非同寻常的财富环境和民众的愤怒情绪面前，美国富人阶层的政治历史远不只我们所谈到的财富集中、不平等和奢侈消费这几方面。它还产生了更为复杂和棘手的负面影响，比如严重的政治腐败、因经济实力强大而滋生的傲慢、扭曲的美国税法，以及选民对政府的不信任等。

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美国民主之路上，有很多学者与政治捐助者持有相同的观点。政府智囊机构、大学教授和出版社主编都纷纷表达了对当前形势的赞美之词，经济领域的精英、公司间的弱肉强食、达尔文式的竞争、自由演讲的政治捐助、自由放任的市场、全球化的投资政策和自由企业的发展等，都是他们赞美的对象。但从另一方面而言，这些在观念上取得联盟的学者们也在削弱着社会安全和公司规范的根基。未经选举产生的法官、中央银行家、贸易管理者和国际经济组织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力，而这些权力早先都是由公民选举出来的国家领导者和立法人员来执行的。评论家们对这种日益严重的“民主赤字”现象发出了批评的声音。

前言(2)

这些社会倾向与美国财富和收入的集中密切相关，因为很多保守的政治领导者都曾经接受过各方面的资助。在1979~1989年，美国1%的富人阶层所掌握的财富占国家总财富的比例从22%上升为39%，增长了近一倍。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经济学家估计，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1%的富人阶层收获了近70%的国家财富增长份额。

1999年，《纽约时报》报道，排在前1/5的美国富有家庭内部也出现了财富分化，这些家庭总财富增长额的90%都流入到了最富有的1%的富翁口袋中。没有人会认为年薪9万美元的会计师和年薪12.5万美元的律师—占高收入人群5%~10%—能够与年收入高达150万美元的投资银行家和年收入超过4 000万美元的大企业CEO处于同一水平。在美国前5%的富人阶层中，很多家庭都意识到，在财富集中进一步加剧的年代里，他们的地位在逐渐下降，对奢侈品的消费能力也在持续减弱。

精明的共和党人和保守主义者们早就意识到，由于社会不公平而引起的民众愤怒情绪必然会危及他们的统治地位。老布什总统当年的总统竞选事务负责人李&#8226;亚特华德在竞选后总结说：“想要在总统竞选中击败共和党，除非使用阶级斗争这把利器。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划分清界限，然后形成类似‘新政’时期的政治联盟。庆幸的是，布什总统的竞选对手、民主党人杜卡基斯意识到这一点时为时已晚。”

然而，“阶级斗争”一词用在美国并不准确，这只是保守主义者借用了卡尔&#8226;马克思的表达方式。在美国，保守派的财富政策也会得到中低收入者的拥护和支持，尤其是一些信教选民，他们的文化心理具有保守主义的特征。而“上层人士”如托马斯&#8226;杰斐逊、西奥多&#8226;罗斯福和富兰克林&#8226;D&#8226;罗斯福，他们都是反对“大财富作恶者”的代表人物。当贪婪和投机达到近乎疯狂的程度时，大多数的美国富人就会加入到政治改革的行列中来。因此说，以经济状况来简单地划分阶级是不可行的，这也是为什么进步主义者总把特权阶层、精英阶层和腐败现象作为攻击的对象，而并不对财富本身进行攻击的原因。

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针对财富统治的最激烈的批评来自改革派共和党候选人、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约翰&#8226;麦凯恩。麦凯恩的父亲和祖父都是著名的美国海军四星上将。另一位改革家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参议员比尔&#8226;布拉德利，他同时也是一位拥有普林斯顿大学教育背景的百万富翁。绿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拉尔夫&#8226;纳德也是一位百万富翁，他将400万美元的巨款用在了投资上。

在美国，针对精英阶层做出的成功政治改革，很多次都是那些具有改革思想的富人发起的。“阶级斗争”被改革所取代，历史上不同阶层之间的对抗主要源自于国民对一些部门和阶层的普遍不满，因为在这些部门和阶层中形成了财富和权力的过度集中。

“镀金时代”、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财富集中源于财富所有者的自信，而非愚钝。自由放任主义成为他们的借口和伪装，政府权力不可避免地被他们所利用。随着财富集中的加剧，尤其在经济繁荣时期的最高峰，富人阶层操控政治的能力也随之增强。公众有理由为此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因为中产阶级的家庭收入在减少、人们的工资水平停滞不前、社区的意识和社会的福利在下降、私有部门和政府的公共服务在减少，而且在金钱文化、现行工时和竞争性消费的影响下，人们的身体和心理都显现出一种不健康的状态。

在2000年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候选人提名阶段，前参议员布拉德利指出：“19世纪末，当政治成为金钱俘虏的时候，人民饱受其苦，今天的情况越来越向这种趋势发展。在我们实现大国雄心的道路上，经济机会和经济安全没有被提升到它们应有的地位。其实有一对关系是十分明确的，关系的一方是对每个美国家庭来说机会的多少与安全的程度，另一方是保持我们民主安全与远离财富力量的程度。”

前言(3)

当我出版《贫富的政治》一书时，20世纪末的很多情况已经初露端倪。《贫富的政治》对20世纪80年代财富集中与政治倾向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而且对1990年和1992年的几次选举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这本书只写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各种变化和里根政府的政策决策。19世纪末的新技术财富是历史上速度最快的一次财富增长。在20世纪最后20多年中，发生了一连串更具影响力的变化—在全球范围内刮起了一阵金融、通讯和技术旋风。

本书不是《贫富的政治》一书的升级版，本书是以更广阔的视角来阐述美国财富的政治经济史，展示美国金融投资的历史，讲述盎格鲁–萨克逊人对技术的狂热追求，在划分技术创新与经济不平等的分水岭基础上，将财富集中与政府、政治和公共政策的腐败联系起来。《贫富的政治》只描述了美国财富发展短暂的10年，而本书则把从18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到21世纪的财富排名都展现给了读者，财富排名的变化不仅与政治有关，而且与经济的兴衰和贫富差距的大小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在本书中都有所叙述。

总的来说，20世纪这段历史时期，尤其是20年代和80年代、90年代财富的巨幅增长并没有太多地惠及中产阶级。而进步主义时代、富兰克林&#8226;D&#8226;罗斯福执政期间对美国人的普惠年代，以及整个60年代都曾掩盖住了富人的光芒。财富集中与政治腐败的联系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一度被人们淡忘，然而70年代末两者又重新联系起来，并一直延续到90年代。

本书介绍了美国跨越三个世纪之久的财富演变过程，着重描写了那些成为财富大亨的富翁，以及他们走上财富之路的经历、原因和影响。这本书同时也是一部美国富人的政治史。古斯塔夫斯&#8226;迈尔斯的《美国豪门巨富史》距今已有一个世纪之久，历史的背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的政治、政府以及财富过度对金融的影响等方面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情况已截然不同。

比如，我们今天可以说，美国在2000年时已经出现了与先前“镀金时代”相同的财富统治现象，而在1990年时，远没有现在的成熟表现。与1990年相比，2000年美国最富有的千分之一的人财富增加了3~4倍，这是金融和技术领域创新、投资和人们狂热情绪共同作用的结果。此外，2000年时财富统治表现明显，它的影响力已经超出了财富领域和政府与政治的控制范围。萨缪尔&#8226;亨廷顿解释说：“金钱变为魔鬼，并不在于它购买物品，而是因为它购买权力……经济上的不平等只有变成政治上的不平等的时候，它才变为魔鬼。”反过来说，政治的不平等能够使经济的不平等变得越来越危险。

政治与市场的那种内在关联在20世纪90年代到达了临界点，金钱对政治的控制力不断加强，这引起了人们的热切关注。因此，一些新的研究纷纷出现，有关图书也相继问世，开始涉及“购买总统”和“购买国会”这样的话题。伊丽莎白&#8226;德鲁给自己的书起名为《美国政治的腐败》（The Corrup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这是一个既恰当又有冲击力的书名。学者们把2000年以前竞选赞助费不断增长的现象称为“财富为王”，这很好地解释了竞选的实质—选举成为大赞助者之间的竞选。麦凯恩将总统大选描述为“一场精心谋划的招权纳贿活动，在选举的背后是两党合谋轮流坐庄，并且将国家的权力出售给那些出价最高的投标者”。

21世纪的美国民众经历着美国历史上第二次财富统治的高潮时期。我们知道，一个世纪以前，第一次财富统治的浪潮最终被主张进步主义的总统和美国《宪法》第16、17条修正案给平息了下来。美国《宪法》第16、17条修正案规定征收个人所得税，并对美国参议院选举实行普选制。然而，西奥多&#8226;罗斯福和伍德罗&#8226;威尔逊总统取得的成功是40年之后的事情了。“镀金时代”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来自商业、铁路、金融等行业的巨头们实际上控制了很多国家立法部门、联邦司法部门，以及美国参议院。20世纪30年代，历史学家小阿瑟&#8226;施莱辛格在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时说：“引用林肯在盖茨堡演说中的名言，美国现在已经成为企业有、企业治、企业享的政府。”

前言(4)

施莱辛格的分析有一定的局限性。本书对乔治&#8226;W&#8226;布什政府只有一些简单的描述。在布什总统就职两个月后，著名记者、公共评论家比尔&#8226;默亚斯声称，“镀金时代”是令人追忆的。他评论道：“大财富、大公司、大企业再一次使政府和政治超负荷运转，白宫、国会和司法机构都在反映它们的利益诉求。我们的政府已经成为美国商会、全美制造业协会和美国石油协会遥控的工具。”

大多数公众对上述观点持赞成态度。2001年春天，《纽约时报》进行了一项民意测验，结果显示，57%的美国人认为政府的政策对富人有利，而只有10%的人认为政府政策对中产阶级和穷人有利。公众的这种偏见也许并不难解释。纳税正义联盟是一个自由组织，它将美国政府高层中的６个人在2000年时的收入和财富进行了加总，这６个人包括：总统、副总统、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和商务部长（他们的总收入在1.3亿~1.91亿美元之间，财富总额在

1.85亿~6.24亿美元之间）。政府高层人员的财富效应很快就在他们出台的政策上得到了反映。

与西奥多&#8226;罗斯福时代所不同的是，今天，我们在分析美国财富与政治的相互作用时不再仅局限于国内层面。因此，本书还将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来对其进行分析，并在总结美国之前的三个世界霸主（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的衰退与没落的经验基础上，为美国敲响警钟。不幸的是，在进入新千年之际，美国制造业工人和中低收入者的前景暗淡，而金融、投资和国际贸易领域的少数精英人士却在经历着财富黄金时期。这种情况与当初的荷兰和英国极其相似。历史学家将这一现象称为“财富统治”。

历史上，在民主党执政不利的情况下，共和党总能够获得一个连续执政的政治周期。共和党的几次执政周期分别开始于1860年、1896年和1968年，首先是林肯，而后是威廉&#8226;麦金莱和西奥多&#8226;罗斯福，最后是理查德&#8226;尼克松和杰拉尔德&#8226;福特，他们的共同点是实施温和的经济政策，关注劳动者生活状况，对资本表示出了不信任的态度。在共和党的几个执政周期中，当危机一旦过去、社会转变为历史的常态时，政府就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华尔街、私人部门、市场乌托邦主义和金钱政治。此时，利益集团的活动也开始频繁起来。共和党的第三次执政周期和布什领导的共和党政府都从对中产阶级的关注转向对富人的关注，但事实上，两者本身并不存在一致性。

美国为恐怖主义的战争增加了一种可能性：政府会以牺牲民主为代价，更加关注对财富的保护；在特殊时期，对恐怖主义的谴责要超过对政策缺陷的完善。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金融化”进程将催生新型的经济恐怖主义，这是以往大国所不曾遭遇过的情况。“金融化”一般指将收入和债务证券化、资产流动电子化，将股票市场作为商业的核心。

本书的中间章节详细地阐述了美国财富是如何扩大政府影响力和国家实力的，政治是如何依照银行、公司和富人的利益发挥作用的，以及金钱崇拜和投资狂潮是如何侵蚀政府、公共政策和民众思想的。在这些章节开始之前，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介绍了美国历经两个世纪的财富积累及其接下来的表现。美国首富所拥有的资产在19世纪30年代只有500万~600万美元。1907年，洛克菲勒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亿万富翁。在经过1980年的通货膨胀之后，到2000年时美国最富有的人拥有的资产达到500亿~1 000亿美元。中产阶级和工人的财富收入增长与富人比起来则相形见绌。仅仅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就从一个刚刚独立的国家发展成为拥有世界财富最多的工业强国，同时也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

在这些章节中，不仅描述了美国财富掌握在何人手中，而且说明了这些财富的来源—或来自18世纪90年代的美国独立战争，19世纪30年代的房地产业、70年代的铁路行业、90年代的钢铁以及铁路和石油业，或来自19世纪20年代的汽车和石油业、80年代的石油以及零售和房地产业、90年代末的技术行业。书中对每一个时期的中产阶级、工人和富人都进行了对比，这使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为什么会出现南方反对北方、农民反对制造业者、中产阶级反对大富豪的社会现象。几次美国财富的重大重组都发生在政治力量重组之后，比如1800年、美国南北战争和罗斯福新政，都是美国政治与财富的转折点。

前言(5)

第三章作为第一部分的结尾，描述了美国在世纪之交的财富与不幸。在本章一开始先描述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巨大变化，以及各个阶层的财富不成比例的增长情况。其中对比了美国最富有的400位富翁、3 000~5 000名资产在1亿美元以上的富人和27 000名财产在1 000万美元以上的富裕人群。同时，还介绍了中产阶级财富的相对停滞和占人口60%的普通美国人净资产的下降趋势。工人的实际可支配（税后）收入在20世纪60年代末达到高峰。排在后40%的美国人负债逐年增加，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之后，1995年时他们的净收入回到了1973年的水平。我最初看到这些数据时，简直难以置信。

接下来在第三章中描述的是一些使美国经济走向繁荣并产生极度不平衡的产业部门—金融业和技术部门。2001年，一些技术行业的富翁蒙受了财富的巨大损失，他们承认这是自1929年大崩盘以来不曾发生过的事情。

第三章的最后部分回到对普通美国家庭不幸的论述上来。双薪家庭面临的压力增大、工作时间延长、通勤时间增加、劳动福利下降、全职工作机会减少，这些都成为困扰普通美国家庭的难题。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但是几项指标都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美国社会福利实际上呈现下降的走势。眼下的情况与20世纪中前期有很大的不同，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之间的联系日渐减弱。

第四章侧重在国际历史背景下进行描述，通过对在美国之前的三个世界经济强国进行分析，从它们身上吸取经验教训，以供美国在政治经济方面进行借鉴。这三个世界经济强国是荷兰、英国和更早期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包括佛莱芒和意大利商业中心）。这些强国在后期的发展轨迹惊人地相似，它们都倾向于提升金融业的地位，从而促进国内工商业的发展。

权力和金钱的关系是世界上最持久、最隐秘的一对关系，政府在金融和技术走向成功的道路上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第五章讲述了政府在财富创造方面的主导作用，时间跨度从中世纪以前一直到19世纪。如果没有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时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在货币流动性、贷款救助、银行救援等方面进行的干预，道琼斯指数很难突破5 000点关口。政府援助，尤其是军事方面的投入，对于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从19世纪可互换零件的革新和电报的发明，到无线电和航空技术的发展，再到半导体和互联网技术的进步，都与政府对军事的投入密不可分。比如，互联网就是在1968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阿帕网项目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如果说政府是技术发展初始阶段的赞助者与推动者的话，那么美国和英国的个人财产和公众热情就是技术狂潮和投资泡沫产生的重要因素。比如：19世纪的铁路业，20世纪20年代的汽车、无线电和航空业，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行业。

第六章详细介绍了技术的影响力。从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到芯片和互联网技术，每一次大的技术变革都要经历几代人的努力，而且技术革命常以牺牲大众的利益为代价，惠及那些有财富、有技术、有学历的人，这就加剧了社会经济的不平等。随着20世纪的结束和21世纪大幕的拉开，这种现象已经从美国蔓延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色列和日本。

第二部分的三章内容强调了美国财富与政府救助、公共政策和技术的关系，以及美国财富如何在美国半个世纪的世界经济霸权的保护下得以发展。前面几个世界经济霸主由于过度的金融化和技术优势的转移而显现出脆弱性，并使其全球工业优势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消失殆尽。与此同时，战争和恐怖主义也加剧了这种危险。

本书的第三部分重点关注财富与政治的相互影响。在这部分中，政治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包括竞选行为、政府腐败、达尔文主义的周期性影响、投机泡沫破灭后的改革方向等。在历史上，美国政治经历了6次大的重组，其中5次都涉及选民对经济精英的反对（从南方奴隶主到金融家和经济保守派）。

前言(6)

第七章按照年代顺序介绍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总统对资本过度、华尔街、银行、跨国公司、“金钱权力”、军工产业等行业和现象的批评，其中也包括那些保守派总统，如约翰&#8226;亚当斯、亚伯拉罕&#8226;林肯、西奥多&#8226;罗斯福和德怀特&#8226;D&#8226;艾森豪威尔。在美国复杂多样的社会环境中，真正的“阶级斗争”几乎没有出现的可能性，但是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公众对经济精英的反对，可能会削弱美国的力量。

在注重个人利益的年代里，更加强调对金钱和财富的追求，从而加剧了美国政府的腐败、忽视了公众的利益。第八章除了描述美国政府和政治的脆弱性之外，还讨论了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问题和美国人思想价值观的扭曲。

自由主义经常伴随着社会公平的出现与乌托邦时代的到来而消失。保守主义的卷土重来激发了人们对市场的崇拜（即右翼乌托邦主义），提高了大家对个人利益的关注度，也宣扬了达尔文适者生存的理论思想。与“镀金时代”的格罗弗&#8226;克利夫兰总统一样，比尔&#8226;克林顿向人们展示了民主党总统是如何让这些传统的思想价值观在繁荣时期与公司和金融利益休戚与共的。

在合众国的早期，美国人与荷兰人、英国人一样，都被描述为投机的民族。商业和冒险促进了他们的发展，同时也为他们埋下了危险的隐患。事实上，从18世纪开始，很多次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最开始都与荷兰、英国和美国有关。第九章阐述了贪婪、投机泡沫的破裂和改革三者之间的相互关联，并且提醒我们，金融市场的本源可追溯到中世纪的赌场，赌博游戏充分表现出了人类摇摆不定的、非理智的本性。

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更能体现出政治经济的规律性。在投机泡沫破裂或严重的经济衰退之后，随之而来的总是进步主义时代或重大的改革时期。在投机高潮期，大量的中产阶级涌入市场，在金融和投资领域点燃了民主的激情，直到投机泡沫破裂，市场才开始走向衰退。

第十章把政治放在两个层面进行讨论，一个是国内层面，一个是更广阔的国际层面（讨论世界经济强国的衰落过程）。在世界霸主走向衰落的过程中，国内也会遭到挫折政治的侵扰。各国衰落的前期阶段被历史学家们称为“反动力量的复苏”，譬如19世纪90年代的英国。只有当普通民众收入的下降与精英阶层财富的上升形成强烈的对比并引起社会动荡时，政治才会被用来反对经济精英，当然，其程度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的。

回顾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末的美国，人们可以从中发现，里根时代存在着“反动力量复苏”的迹象，而在1973~1974年、1979~1982年和1990~1992年的几个时间段里，伴随着经济的不景气，平民政治也产生了挫败感。随着1997~2000年间经济的繁荣，民众的乐观情绪才重新显现。第十章重点研究了20世纪最后30年由美国选举产生的一些信号，并讨论了美国已经显露出的、可能步荷兰和英国后尘的种种迹象。

对金融业的过度依赖成为美国在21世纪全球恐怖主义威胁下的“阿喀琉斯之踵”（致命弱点），当然，这也成了政治和民众攻击的对象。美国早期强大的制造业，如今已是疲态尽显。

本书最后的展望作为独立的第四部分出现，对未来进行了展望，预测了21世纪前25年美国政治、财富和不平等现象的发展趋势，并对其未来发展道路上的思想价值观和环境进行了解释。

“镀金时代”有很多新的词汇被创造并收录进美国词典中，这些词汇在过去的半个世纪被美国人频繁使用，如“财富崇拜”、“财富经济学”、“财富狂热”等。而这些词汇在1950年以后出版的词典中却很少见到。美国的实力和民主在新政和“二战”中得到了加强，从而消除了财富统治的威胁，也使那些曾经被频繁使用的词汇在词典中消失了。

19世纪早期，部分美国人相信，1776年的独立革命和随后对继承权的废除，都可以消除贵族统治在美国存在的可能。但是，情况在美国南北战争后发生了变化，因为美国铁路业的发展和其他大公司的出现，使富人们更看重继承权。19世纪80年代，“财富统治”一词在美国流行开来，并在现实中得到了充分的注解。

除了“财富统治”之外，本书很少用到那些被人创造出来后又很快被人遗忘的词汇。21世纪可能还会有新鲜词汇的出现，我们或许赞同，或许反对。总之，历史将告诉我们一切。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1）

在美国，对财富与民主能否并存这个问题的争论，从建国的那一天就开始了。很多人都在担心，18世纪末19世纪初表面上看似平等的美国，有一天是否也会出现像欧洲那样的财富集中，而众人的这种担心又恰恰是一小部分人内心的渴望。

亚历山大&#8226;汉密尔顿是金融阶层和精英统治的支持者，他希望由这样一小部分人组成的精英阶层能够出现。约翰&#8226;亚当斯认为精英统治不可避免，这一小部分人内心对于财富集中的渴望并没有让他感到意外。托马斯&#8226;杰斐逊担心财富集中的危险会随城市、金融与贸易的发展而肆意蔓延。支持美国大革命的英国改革家理查德&#8226;普莱斯提醒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要对外国银行与资本时刻保持警惕。1837年，德&#8226;托克维尔在谈到美国的民主时，把新兴产业的精英阶层形容为“有史以来最残酷的阶层之一”，他担心这一阶层的出现会导致“美国社会永久的不平等与精英统治”。

当21世纪钟声敲响的时候，从广泛视角看，美国的发展既满足了汉密尔顿的希望，也印证了杰斐逊与托克维尔的担忧。尽管美国在从农业共和国向金融精英统治的转型过程中也经历了曲折，曾经被人民党、进步主义时代以及新政所打断，但是当历史进入21世纪的时候，美国不仅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和第一经济强国，同时也是世界上富人最多、贫富差距最大的西方工业国家。

要再现美国从农业共和国向金融精英统治转型的历史，了解其巨大成就背后的腐败、技术创新与政治主张，最好的途径就是从马萨诸塞州的海港、弗吉尼亚州的庄园和曼哈顿的金融区开始，在了解了约翰&#8226;亚当斯、约翰&#8226;汉考克、托马斯&#8226;杰斐逊、乔治&#8226;华盛顿以及亚历山大&#8226;汉密尔顿那个时代的美国之后，再沿着19世纪的高速公路和运河，进入铁路与证券交易所的时代，走进美国南北战争的战场，走进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时期，走进好莱坞，走进“二战”期间国防工业发展的历史，走进硅谷，并时刻密切关注美国的两大影响力中心—华盛顿和华尔街。本章所涉及的内容在时间段上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到1900年结束，美国的财富在此期间经历了长达130多年的辉煌，美国首富所拥有的资产也从100万美元左右增长到了3亿~4亿美元。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同一历史时期，美国的民主之路却是困难重重。有些参议员为了一己之利而置政党职责和国家利益于不顾；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的16起铁路相关案件，有15起都做出了有利于铁路公司的判决；纽约市的房屋居住条件已经恶劣到与伦敦东区最差的居住条件相当；杰斐逊、杰克逊与林肯时代的民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美国，关于财富的争论相较于欧洲更为公开，美国罕见的政治自由自然是其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经历了独立革命的美国人对精英统治、官僚作风和通过继承获得的财富表示怀疑。与希腊和罗马共和国的早期公民一样，美国人有权反对财富与权力的滥用，他们确实也是这样做的。有些时候，手里握着选票的美国人还可以把上层社会的人拉下马。这也正是共和主义的一部分。

但是，在美国建国初期，出于民主的其他一些方面原因，财富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太多的争论。无论是靠着在纽约湾开创渡轮业务而发家的科尼利尔斯&#8226;范德比尔特，还是靠着在边境从事非法皮毛贸易而暴富的约翰&#8226;雅各布&#8226;阿斯特，都是凭借自己的力量白手起家的。出身贫寒的美国人拥有和他们一样甚至比他们更好的发财机会。在美国，一个出身卑微的移民可以成为最富有的人，因为有两个人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一个是在法国出生、移民到费城做商船船长的斯蒂芬&#8226;吉拉德，另一个是出身德国贫穷屠户之家的阿斯特。他们都通过自力更生而成为美国众所周知的财富领袖。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2）

1790年以后，纽约和费城的工人阶级因为平等的意识而迅速团结在一起，反对联邦党的商人和金融家。这些商人和金融家喜欢按照英国人的举止习俗处世，轻视普通人。而通过自力更生获得成功的商人则与他们不同：吉拉德举止粗鲁，是反对贵族统治的法国大革命的支持者；阿斯特也是个粗人，与吉拉德相比没有什么社会主张，他的穿着甚至不及法国大多数普通职员体面，但他却和儿子一起把家族的皮毛生意做得越来越大。他们这样的商人，身上没有贵族的气息，不会刺激到共和党人敏感的神经。

在像吉拉德和阿斯特这样的商人手中，财富象征着新世界的希望，而不是可能出现的压迫。与等级界限分明的欧洲社会不同，在美国社会，人们社会地位的变化要容易得多，这就为美国人提供了双重机遇：既可以赚取财富，也可以批评富人滥用财富，指出民主是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基础，过量的财富和分明的等级界限只会削弱民主。

这种双重性在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的发展为我们了解21世纪美国社会提供了基础背景。对这段传奇历史的讲述可以从1776年7月的费城开始，当时的费城，社会中普遍存在着不信任和怀疑的情绪。而正是在1776年7月的费城，大陆会议的代表们通过了《独立宣言》，美利坚合众国由此宣告诞生。

在大陆会议上签署《独立宣言》的代表中，很多人来自美国最富有的一些家族，例如约翰&#8226;汉考克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汉考克家族、菲利普&#8226;利文斯顿来自纽约州的利文斯顿家族、查尔斯&#8226;卡洛来自马里兰州的卡洛家族、理查德&#8226;亨利&#8226;李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李家族、爱德华&#8226;拉特利奇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拉特利奇家族。他们所签署的《独立宣言》的革命性体现在美利坚合众国与英国的关系上，而不是体现在美国的国内事务当中。代表们在大陆会议上指责英王乔治三世一再伤害、侵犯北美13州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对殖民地实施暴政，指责他派来管理殖民地的官员“侵蚀殖民地人民的财产”，使殖民地人民饱受折磨。但是，即使是杰斐逊也不敢公然谴责英王将富人置于穷人之上。在18世纪的北美13州殖民地，严苛的等级制度是社会生活中一个不争的事实。

就在距代表们召开大陆会议的卡彭特厅不远的地方，对等级制度深感不满的手工业者、店主和民兵们在宾夕法尼亚州选举州制宪会议代表的前几天，他们为自己的利益秘密筹划着，目的就是要控制选举。

只有支持美国独立的人才有权在选举中投票，亲英分子被排除在外，再加上战前财产要求的限制，激进分子很快控制了选举。当时，费城的财富与权力正日益集中到少数城市精英的手中，即将代表费城参加宾夕法尼亚州制宪会议的代表们要通过立法行为去改变这种状况。在18世纪初，处于社会中等阶层的手工业者拥有费城全部社会财富的17%。172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12%，而在美国独立革命前的最后10年，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只有5%。而在同一历史时期，费城最富有的4%的精英人群所拥有的城市财富比例却从25%上升到了56%，他们享受着奢华的物质生活，频繁出席规模盛大的社交场合。

出席宾夕法尼亚州州制宪会议的费城激进主义代表把目标间接指向了上述社会不平等现象，制宪会议的代表们要求扩大公民权、限制州立法人员的任期、要求法庭向公众开放，甚至要求在法案最终通过之前必须先在州一级的报纸上公布法案的内容并经公众讨论。但是，在随后制定权利法案以补充宪法的时候，这些代表的目标指向更为直接，他们宣称政府是为了“人民、国家或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安全”而存在的，而不是为了“仅仅是社会一部分的某个人、某个家庭或是某些人的特殊利益”而存在的。这在18世纪是非常大胆的言论。很多代表甚至支持通过更为强硬的第16条条款，该条款的内容是：“大量的社会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会对公民权利产生威胁，破坏人类的共同幸福。因此，每个自由州都有权通过法律来阻止这种财富占有。”最终，这项条款仅仅以微弱劣势没有获得通过。

代表们的抱怨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在美国历史上，类似的抱怨曾经频繁爆发。如果说对经济不公的抱怨代表不了1776年7月4日的美国，那么到了7月8日，这种抱怨就具有代表性了。在7月8日这一天，宾夕法尼亚州的激进分子选出了他们的激进代表参加制宪会议。在制宪会议上，这些代表的愤怒一次次在冲突中爆发，有时大胆而旗帜鲜明，有时又是失望的潜台词。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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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3）

但是，如果有人因此而认为这样的冲突是独立革命前夕美国社会的主流，那么他就大错而特错了。在新英格兰之外的英国北美殖民地，各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生活在一起，在很多问题上都有不同的意见和争论。学者们现在所说的阶级紧张局面，无论是在纽约哈得孙湾的领主土地上、在费城的手工业者聚集区，还是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穷乡僻壤都随处可见。1771年，就是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土地上，自订约章者反对英国皇家总督和各级乡绅腐败特权统治的阿拉曼战役遭到残酷的镇压。但是，独立革命一旦爆发，在很大程度上，与共同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大业相比，经济上的分歧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爱国者达成了一致的对外目标：脱离宗主国的财富和权力统治。

1775~1776年的大英帝国，傲慢与财富的中心在英国本土，财富掌握在王室成员、拥有土地的贵族以及靠着西印度群岛的蔗糖种植发家的种植园主手中。有一天，英王乔治三世看到一辆装饰华丽的马车驶过时大声惊呼：“蔗糖，蔗糖！那么多蔗糖！”还有一些人是在印度发家的，例如罗伯特&#8226;克莱夫，他赚取了大孟加拉地区一半的硬币和珠宝。从来没有人真正计算过英国那些大土地所有者到底拥有多少财产，尽管他们的财产都是自动由下一代继承，计算起来并不困难。从这些大土地所有者的租金账簿来估算，当时最富有的贝德福德和萨瑟兰公爵、德比伯爵和后来成为威斯敏斯特公爵的格罗夫纳各自所拥有的地产价值都达到了500万英镑。与他们相比，英国当时最富有的6个手中没有土地的富翁，他们的总资产加在一起也不过在60万~100万英镑之间。在18世纪90年代末期，这大约折合300万~500万新美元。

北美13州殖民地的财富状况与英国本土相差甚远，所以殖民地居民觉得自己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受到了伤害，他们只是大英帝国的局外人。北美工商业的发展，甚至是货币供应，都受到英国议会各种法案的束缚和限制。如果当时英国有哪家杂志做一个1775年大英帝国前25位富翁的排行榜，可能除了佩恩家族能够依靠其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庞大地产而跻身其中之外，恐怕美国本土就再也没有人能够上榜了。可是在当时的伦敦，根本就没有人会想到这个问题。

乔治&#8226;华盛顿是当时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但是如果把他的财产放在英国本土去比较，他顶多也就只能算是个有钱的乡绅。与英国富豪们的豪宅相比，华盛顿在美国的弗农山庄显得相形见绌。英国富豪所拥有的地产价值是弗农山庄价值的30~40倍。在北美独立革命以前，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大地主塞尔伯恩伯爵仅仅为了帮自己的支持者获得英国议会的3个席位，就花费了9.7万英镑的重金买下了英格兰格洛斯特郡的土地。然而，把华盛顿的全部家产都算在一起也达不到这个数目。在当时北美最大的城市费城，塞缪尔&#8226;鲍威尔是最富有的人，可他在佐治亚城的一流地段所拥有的豪宅与伦敦富豪们的豪宅相比，根本不值一提。表1–1反映了1774年英格兰地区人均财富收入与同期北美13州殖民地南部、中部和东北部地区人均收入的对比，以及未来美国财富的缓慢增长状况。

表1–1?北美13州殖民地的财富

A．1774年各地区的人均财富收入

全部财富 非人力财富

北美13州殖民地南部 93 36.4

北美13州殖民地中部 46 40.2

北美13州殖民地东北部 38 36.4

（续）

全部财富 非人力财富

英国（1688年） — 55

英国（1770年） — 135

B．1650~1774年间北美13州殖民地的人均财富收入（不包括奴隶在内）

年?份 折合英镑 折合美元（1976年）

1650 24 1 148

1700 28 1 340

1725 30 1 435

1750 35 1 579

1774 37.4 1 782

资料来源：Per Capita Wealth by Region， The Statist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p.1 175; British and other data from Alice Hanson Jones， Wealth of a Nation To Be，pp.301~302.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4）

得益于奴隶制带来的巨大财富，南部殖民地在北美13州殖民地中最为富有。而从人均收入来看，英国远在北美13州殖民地之上，因为英国有很多拥有大量地产的乡绅和贵族阶层。英国最富有的1 000个人所拥有的土地和个人财富的总价值可能是北美13州殖民地最富有的1 000个人所拥有的土地和个人财富总价值的8~10倍。一方面，财富在英国上层社会的集中使英国中产阶级不如美国中产阶级那么富有。另一方面，美国商人和乡绅与英国精英之间巨大的财富差距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美国独立革命之前，北美切萨皮克湾地区的烟草种植园主对英国充满了仇恨；美国独立后，代表农业生产者利益的人民党人依旧对东部资本和商业阶层充满了同样的愤怒。在整个大英帝国当中，美国的建国之父—华盛顿、杰斐逊等人—都属于中产阶级或小乡绅，他们心中对大地主和贵族的愤怒都体现在了美国大革命的余温当中。

1783年，刚刚获得独立的美国，甚至连一个百万富翁都没有。虽然费城有一些富人自称是美国最早的百万富翁，但人们普遍认为，马萨诸塞州塞勒姆的伊莱亚斯&#8226;哈斯科特&#8226;德比是美国第一个百万富翁。他的私掠船在美国独立战争后期俘获了大量的英国船只和货物，他本人就靠着出售这些船只和货物而发家。关于德比到底是何时成为真正的百万富翁的，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应该是在1786年，那一年，他的私掠船“大特克号”作为第一艘新英格兰地区的船只到达了中国现在的广州，返程时满载而归，带回了大量的茶叶、瓷器和肉桂（中国桂皮）。还有人认为应该是在18世纪90年代，拿破仑发动的战争为当时中立的美国创造了大量的贸易机会。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在战争中发家的家族始终是上层财富社会的一员。1775年打响的美国独立战争最终演变成为一场全面的革命，战争超越了其他的一切，成为重新塑造这个新独立国家财富阶层的决定性因素。对此，无论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没有谁会感到意外。

1?1776~1790年：殖民地时期和建国初期美国的战争财富

“战争财富”一词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指战争的胜利，二是指个人从战争中获得的利益。尽管在启蒙时代的欧洲，蒙古人和博基亚人那种传统的靠抢劫和掠夺获取财富的方式已经不再为人所接受，但战争本身仍然是各国统治者获取新的领土和赢得威望的主要途径。从战争中获益的不只是各国统治者，还有财政部门的主管、政府主要的合同商和物资供应商，以及海军军官和私掠船主，这些人都从战争中获得了大量的财富。

战争所引发的经济效应从美国历史上六次严重的通货膨胀中也得到了体现。从邦克山战役到越南战争，每一次战争都使通货膨胀席卷美国。战争中流通货币大量增加，每次战时经济发展都会扩大企业规模、为各生产部门带来巨大的利润，从交通运输业到食品业再到军需品供应行业，每个部门都不例外。

战争的财富效应在美国独立革命以前就已经开始显现了。据估计，在1744~1748年英法两国争夺北美的乔治王之战结束后，那些曾经操纵了新英格兰地区反对在加拿大的法国人的运动、并且为这些运动提供经费和物资支持的人成了当时北美社会最富有的人。这些人包括马萨诸塞州殖民地总督威廉&#8226;谢利、路易斯堡远征军司令官威廉&#8226;佩珀雷尔以及物资供应商托马斯&#8226;汉考克、查尔斯&#8226;阿普索普和约翰&#8226;欧文。他们从战争中获取了10万英镑的财富。

1754~1763年进行的法印战争为英国及其北美殖民地创造了更多的财富。18世纪英国和北美殖民地的高级政府官员，特别是那些花钱买官的政府官员在战争中获利丰厚。在当时，花钱买官俨然是一种投资方式。在这场战争中，英国为了打败法国而使自身负债累累，但英军的财政主管亨利&#8226;福克斯却从自己经手的款项中大捞一笔。他的前任尚多斯伯爵詹姆斯&#8226;布里奇斯也因为在1689~1713年战争中获得的巨额财富而成为英国最富有的人之一。

1754~1763年间英国在北美13州殖民地的支出总和达到了300万英镑，几乎占到了英王战前年度预算总额的一半。1756年，在纽约被评为殖民地“总军火库”之后刚刚一年，来自费城的得到反战教友会支持的本杰明&#8226;富兰克林就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抱怨了。他说：“纽约正在日益富有，但反战教友会成员纳税的钱都用在了军队的开支上。”与此同时，曼哈顿成了海上贸易掠夺的中心。在18世纪40年代以及后来的1754~1763年法印战争期间，纽约的私掠船主们为商业投资者带去了丰厚的利润回报。历史学家埃德温&#8226;伯罗斯和迈克&#8226;华莱士在他们的权威著作《1898年前的纽约城市史》（A History of New York City to 1898）中指出，1739~1763年，200多个纽约地方投资者从合法化的私掠船战利品中获得了200万英镑的利润。“财富的大量增加”催生了很多城市新兴贵族，包括比克曼家族、贝亚德家族和利文斯通家族在内。这些家族至今仍在美国社会享有很高的地位。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5）

海盗的掠夺行径也为很多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8世纪初。不仅仅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从著名的大海盗弗朗西斯&#8226;德雷克那里获得了大量财富，在17世纪的英国，仍有很多家族私下里从海盗的战利品中获益。一些经济学家指出，在17世纪的英国海外投资当中，海盗的掠夺行径仅次于东印度公司。约翰&#8226;梅纳德&#8226;凯恩斯认为：“德雷克的三次大规模掠夺性远征奠定了英国海外投资的基础。”17世纪初，英国最富有的人是沃里克伯爵，在英国与西班牙交战期间，他的私掠船抢劫西班牙的船只和货物，而在英国与西班牙停战之后，他的私掠船又悬挂上荷兰或是萨伏伊公爵的旗帜，以获得西班牙的战利品。

17世纪90年代，北美殖民地的商人们通常支持为掠夺黄金、丝绸和象牙而向印度、阿拉伯和马达加斯加进行的海洋远征。据说，纽约的弗雷德里克&#8226;菲利普斯价值10万英镑的财产中，大部分都是因此而来的。1696年，北美殖民地海关总负责人埃德蒙&#8226;伦道夫向伦敦当局抱怨说：“海盗在美国的大多数港口受到欢迎，很多殖民地的总督都支持海盗行径，其中包括马萨诸塞州殖民地总督威廉&#8226;菲普斯、宾夕法尼亚州殖民地总督威廉&#8226;马卡姆和纽约州殖民地总督本杰明&#8226;弗莱彻。”1763年，北美13州殖民地最富有的商人家族中，很多家族30%~40%的财富都得益于战争、私掠船和早年海盗的掠夺。

有粗略的数据表明，在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的北美13州殖民地，财富的社会分配状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像马萨诸塞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这样的殖民地，从总体上看财富分配相对平等，最富有的1%的人口只拥有全部社会财富的10%~20%。但是，在像波士顿、纽约和费城这样的商业中心，在人口增长、战争和商业发展为社会创造了越来越多财富的同时，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也在日益加剧。边疆地区和农业区（而不是市场区）的财富分配相对平等。如表1–1所示，以种植园为主的南部各州殖民地在1774年的北美13州殖民地中最为富有，自由人的人均财富达到了137英镑，而同期中部殖民地和东北部殖民地的人均财富分别只有46英镑和38英镑。同时，大量奴隶的存在又使南部各州殖民地成了人与人之间最不平等的地方。南部各州一半的财富都是以奴隶的形式存在的。在18世纪80年代，南部各州的奴隶有60万左右，折合成市场上的价格约为1.2亿美元。

美国独立革命使北美13州殖民地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出现了重大调整。在1775~1784年间，大约有10万人因为反对独立而离开了美国。通常，在他们离开之前，他们的财产已经被征用；革命前北美殖民地最富有的1 000个人中，有1/3因此而退出了财富的舞台。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后来得到了英国政府的补偿，其中包括新罕布什尔州的温特沃斯家族，波士顿的哈钦森家族、加德纳家族、阿普索普家族、奥利弗家族，纽约的德兰西家族、菲利普斯家族，费城的佩恩家族、斯切夫家族、艾伦家族和马里兰的卡尔弗特家族等。例如，佩恩家族的财产后来被估价为500万美元，该家族所拥有的地产在独立后的美国土地市场上的价值足以使其成为美国最富有的家族。这些家族的离去给北美大陆造成了巨大的财富损失。人口统计学家艾丽丝&#8226;汉森&#8226;琼斯在《一个正在形成的国家的财富》（Wealth of a Nation To Be）一书中总结道：从美国独立后，直到1805年，美国社会人均拥有的财富仍低于独立革命前的1774年的水平。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6）

战争的财富效应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又一次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很多人借助战争获取了巨大的财富，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费城的罗伯特&#8226;莫里斯。此人最初是国会采购委员会的负责人，1781年以后又做了财政主管。在1775~1777年间，他所经手的采购合同有1/4都分给了他自己的公司。莫里斯的商业合伙人威廉&#8226;宾厄姆是国会在加勒比海地区的主要代理人，在宾厄姆的协调帮助下，莫里斯又通过私掠船贸易进一步充实了自己的腰包。富甲一方的莫里斯甚至在北美银行有着大笔财产。经济上的成功使莫里斯成为1782~1783年间美国最富有的人。他所拥有的财富远超私掠船主德比所拥有的。尽管很多人记住的都是他“独立革命的财政支持者”的身份，但有历史学家指出，事实真相是，“独立革命为莫里斯带来了滚滚财源”。

纽约军队的主要物资供应商威廉&#8226;杜尔是独立革命的又一重要受益者。和他一样，康涅狄格州的主要物资供应商耶利米&#8226;沃兹沃斯也是独立战争中的大赢家。在1775~1779年，康涅狄格州是战争物资的重要供应地，沃兹沃斯因此而大发战争财。学者们认为，杜尔和沃兹沃斯都是与莫里斯里应外合的“采购网络”的成员。

在独立革命中，北美公众的整体利益同某些人的私人利益夹杂在了一起。与法印战争一样，在北美独立战争中，私掠船成了敛取财富的最佳途径。从1775年秋开始，在连续7年的时间里，有2 000多艘各式各样的船只打着美利坚合众国或是北美某一州的旗号大肆掠夺。这些私掠船总计劫获英国船只3 000艘，连同船上货物在内，劫获的物资价值达到了1 800万美元之多。在英国的长期殖民统治期间，北美的一些主要港口—纽约、纽波特、查尔斯顿和萨凡纳—基本上都处于闲置状态。在独立战争期间，费城曾经被英军占领7个月。对于英国商人来说，这段时间太短暂了，不足以让他们获得更多的财富。但是这段时间却足以让莫里斯、威灵和宾厄姆的私掠船频繁出没于众多港口。私掠船（和战后资本）迅速齐聚到费城和新英格兰地区的开放港口。这些开放港口包括：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1776年3月以后）、马波海德、塞勒姆、格洛斯特和纽伯里波特；罗得岛的普罗维登斯；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和康涅狄格州的新伦敦。

在北美的2 000多艘私掠船当中，有400多艘来自马萨诸塞州，300多艘来自康涅狄格州。新英格兰地区的私掠船加在一起共有1 200多艘。1775年，从城市规模上看，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市在北美殖民地各城市中仅排名第八位。但是，在这一年当中，从塞勒姆出港的私掠船有158艘，它们劫获了458艘英国船只，劫获的战利品总量位居全美之首。从加勒比海到斯卡格拉克海峡，这些私掠船到处横行。塞勒姆1/3的私掠船都是从伊莱亚斯&#8226;德比码头出发的，共劫获英国船只144艘，战利品的总价值超过了100万美元。

私掠船劫获的战利品奠定了战后新英格兰地区财富的基础。私掠船主阿萨&#8226;克拉普成为战后缅因州最富有的人。新罕布什尔州最成功的私掠船主、来自朴茨茅斯的约翰&#8226;朗顿在战后成为了新罕布什尔州州长，并当选为该州的美国国会参议员。1804年，普罗维登斯的布朗大学因为私掠船主、大奴隶主约翰&#8226;布朗的捐助而得名。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7）

私掠船贸易造就了很多百万富翁。在18世纪末的北美，无论是从私掠船的数量上看，还是从百万富翁的数量上看，马萨诸塞州都居于首位。截至18世纪90年代，在塞勒姆，因从事私掠船贸易而成为百万富翁的家族，除了“德比”家族之外，还有皮博迪家族、桑代克家族、格雷家族和克劳宁希尔德家族。据说，在1807年，杰斐逊总统签署《禁运法案》之前，威廉&#8226;格雷的身价已经达到了300万美元。1832年，曾经担任著名私掠船“诛弑暴君号”船长的伊斯雷尔&#8226;桑代克身后留下的地产总价值高达180万美元，是当时新英格兰地区最值钱的地产之一。在距塞勒姆不远的、同属马萨诸塞州的贝弗利市，卡伯特家族也从私掠船贸易中发了横财。

私掠船贸易以及这些富翁在战时同新政府的特殊关系不仅改变了北美社会的财富状况，也改变了北美社会的等级次序。20世纪，在美国建国两个世纪之后，专门从事北美殖民地史研究的历史学家约翰&#8226;泰勒通过对波士顿1771年、1780年、1784年和1790年的城市税收进行分析，记录了在波士顿所发生的社会财富结构的变革。1780年，在独立战争期间从事私掠船贸易并且为交战方提供军需物资供应的人开始进入社会上层。1784年，这些人跻身社会最高层。而到了1790年的时候，这些人已经成了波士顿的商业精英。从1790年的纳税情况来看，排在前五位的依次是：商人和私掠船主托马斯&#8226;拉塞尔；商人、走私船和私掠船主约翰&#8226;汉考克；为法国舰队提供物资供应的约瑟夫&#8226;巴瑞尔；酿酒商、私掠船主蒙哥&#8226;麦克凯以及商人、私掠船主约瑟夫&#8226;拉塞尔。

波士顿绝非北美的特例。在18世纪90年代的美国，富豪们通过私掠船贸易和与政府的特殊关系而获取的财富占据了全部社会财富中最大的份额。古斯塔夫斯&#8226;迈尔斯在《美国豪门巨富史》一书中，将正常航运贸易创造的财富与私掠船贸易创造的财富算在了一起。他的理由是：有谁能够说得清，有多少财富是从1781年劫获的英国商人的运糖船上获取的，又有多少财富是从1791年后进口咖啡、棉布和爪哇胡椒粉的销售中获取的呢？忽略费城不计，迈尔斯在书中总结道：“18世纪末19世纪初，几乎所有美国的大富翁都是从航运贸易中发家的，他们主要集中在新英格兰地区。”1800年，从人均财富来看，塞勒姆是全美最富有的城市。

泰勒对早期波士顿城市税收进行的分析不仅揭示了战时私掠船贸易与财富之间的关系，也揭示了财富创造过程中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政府合同以及与政府的特殊关系。波士顿首富托马斯&#8226;拉塞尔不仅曾经是私掠船主，还曾经是国会采购委员会负责人、费城首富罗伯特&#8226;莫里斯的秘密代理人。约瑟夫&#8226;巴瑞尔为法国舰队采购物资的佣金是全部物资总价值的5%。还有两个人也值得一提，一个是战时大陆委员会驻波士顿代表、私掠船战利品的销售代理人凯乐伯&#8226;戴维斯；另一个是大陆军海军战利品的销售代理人约翰&#8226;布拉福德。这两个人在纳税排行榜上仅次于前面提到的排名前五位的富翁。1813年，内森&#8226;阿普尔顿成为马萨诸塞州纺织业的主要组织者，他能坐上这个位置主要得益于“马萨诸塞州大陆军信贷员的身份”。总而言之，“与通过私掠船贸易获取财富的方式相比，通过政府合同以及与政府的特殊关系获取财富的方式更为稳妥、可靠。”

尽管没有人仔细计算过，但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到19世纪初，所有百万富翁—8个、10个或可能已经达到15个—所拥有的财富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通过战时或战后与新政府的特殊关系而获得的。出于对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友好，关于上述情况，亚当&#8226;斯密在他1776年出版的著名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一书中并没有提及。

而在美国，特别是在新英格兰地区，政治因素对财富的塑造作用却是人们广泛议论的话题。这种塑造作用体现在两个相互结合的方面，一是大批忠于英王、反对美国独立的旧财富所有者的离开，二是他们的位置被与新政府联系甚密的新精英阶层所取代。波士顿的罗伯特&#8226;特雷特&#8226;佩因评论说：“战争的进程将大量财富注入到了财富洪流当中。”对此，纽约的约翰&#8226;杰伊和费城的很多人都表示赞同。历史学家大卫&#8226;拉姆齐写道：“查尔斯顿的旧财富所有者已经被新财富所有者取代，这些新财富所有者‘迅速扩大着自身的影响’。这必然会造成人们对美国社会自身流动性的错误理解。”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8）

战时的数据是不充分也不可靠的，但有一个问题不容忽视。在独立战争后期担任大陆军军需总管的马萨诸塞州人蒂莫西&#8226;皮克林坚持认为，截至1783年，乔治&#8226;华盛顿反复谴责的、存在于军需物资和设备采购中的腐败现象几乎使美国新政府的负债增加了1倍。这些政府负债票据本身成了很多投机者的珍藏，所以，很多与新政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使美国战后负债大增的奸商能够再次从中获利。对此问题，我们后面将进行讨论。

最后，战争还重新划定了美国各地区间的财富结构。战前因种植园经济的发展而在北美13州殖民地中最为富有的南部殖民地，在战争中遭到了英军的严重破坏，奴隶大量逃亡。此外，南部殖民地的主要创收作物不是失去了市场（如烟草市场）就是市场状况发生了变化，在失去了大英帝国的补助（靛蓝和海军储备）之后，南部主要经济作物的市场收益锐减。北部的海运和金融中心成为新的财富发源地。战后，美国中部各州—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州和特拉华，取代了马里兰、弗吉尼亚和南北卡罗来纳的位置，成为美国最富有的地区。费城和沿海的马萨诸塞州通过战争获取了大量资本，资本摇身变为百万富翁最多的地区。

2?1790~1860年：早期美国的财富

独立战争和1787年制宪会议使新英格兰地区成为美国航运业的主导者，美国的大多数富翁都聚集在此。此外，在政府事务中，通过在1800年大选之前一直控制着美国总统职位的联邦党，新英格兰地区与曼哈顿、费城、弗吉尼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展开了合作。但是，从19世纪20年代、3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的思想和财富开始西进，新英格兰地区显赫的商业地位日渐衰退。

美国建国后，执政的联邦党内部一些人组成了商业派别，把联邦党的未来压在了航运业、银行业和金融业的发展上，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是把联邦党的未来压在了美英亲密关系的恢复上。这些人包括汉密尔顿、杰伊、杜尔、莫里斯和宾厄姆。在18世纪80年代的美国首都纽约和18世纪90年代的美国首都费城，反对派媒体形容高级官员们的办事风格和行为方式是“盲目效仿英国”。一些曾在独立战争期间服役的大陆军军官成立了辛辛那提会，由于其会员资格是世袭的，因此招致了很多激进民主主义者的不满，他们控诉这种做法是试图在美国社会建立起贵族统治。同样招致指责的还有对英国财政金融的效仿，他们批评这种效仿具有徇私和投机的倾向。

1789年，汉密尔顿当选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他上任伊始就向国会提出了大胆的经济计划。为了维护美国新政府的信誉，他提出要按照票面价格偿还战争期间美国政府的全部债务，并且要由联邦政府承担各州在独立战争时期欠下的尚未付清的债务。除了按照票面价格偿还债务的建议之外，汉密尔顿还提出在费城建立国家银行—美国第一银行，该银行的建立将有利于美国财政部的金融运作。

尽管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汉密尔顿的建议颇具价值，但是在当时的美国，这些建议的直接受益者是富有的联邦主义精英阶层。观察家们一致认为，美国第一银行是以英格兰银行和1781年在费城建立的北美银行为样本的。独立战争期间，罗伯特&#8226;莫里斯为了帮助美国政府管理战时的货币和债务而建立了北美银行。该银行的股东包括了当时费城和其他各州战时“采购网络”的富有成员。自该银行建立开始，关于它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人们抱怨该银行是由少数上层人士所控制的、主要向费城与政府有特殊关系的商人提供贷款的机构，忽视了普通人的利益。为了应对不绝于耳的抱怨，1785年，宾夕法尼亚州的立法机构废除了该银行的特许权。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9）

汉密尔顿没能避免和莫里斯同样的命运。他所建立的美国第一银行（1790~1811年）和美国第二银行（1816~1836年）也不断遭到控诉，人们抱怨这些银行的建立同样是为了向与政府有特殊关系的富有人士提供服务。本书第七章会向大家详细展示，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人们对于这些金融机构的憎恨，以及人们对这些金融机构的看法是如何在美国政治中掀起波澜的。个人同这些准政府银行之间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指南，可以更好地了解18世纪8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美国的财富状况。

汉密尔顿提出的、被称为“承担债务法令”的偿债计划，为金融投资者提供了第一笔国家财富。从新罕布什尔州到南卡罗来纳州，富有的联邦主义支持者和官员通过旅行社以低价尽可能多地购买战时联邦和各州政府的债务。马萨诸塞州的债务持有人数量最多，他们当中有原始的债务持有人，也有债务投机商，很多人都曾经是私掠船主、战时物资供应商和大陆军的信贷员。宾夕法尼亚州的宾厄姆也是著名的政府债务持有人。还有很多实力较弱的小投机者奔波于美国的穷乡僻壤之间，从老兵、鳏寡和小店主那里购买尚未得到偿付的旧债券。1789年年中，纽约有一小部分投资者提前从汉密尔顿的副手威廉&#8226;杜尔那里得到了消息—汉密尔顿准备按照票面价值偿付战争时期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债务，他们迅速行动，以不足票面价值1/10的价格购买了价值2 700万美元的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州政府的战时债券。这部分债券的价值相当于上述3个州在战时发行的全部债券总价值的1/3。

为了建立偿债基金，汉密尔顿提出了以奢侈品和酒类为征税对象的《国产税法案》。该法案对阿巴拉契亚偏远地区的小农利益损害最为严重—威士忌酒是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地区最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这更加剧了该地区的经济贫困。在国会中，来自沿海商业地区的北部代表是汉密尔顿经济政策的拥护者，他们支持建立国家银行、按照票面价值偿付战争时期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的债务、支持通过征收国产税建立偿债基金。而农业阶层和南部代表则坚决反对汉密尔顿的经济政策。詹姆斯&#8226;麦迪逊主张在偿债问题上应该将公债券的原始持有者和投机商区别对待，对前者按票面价值偿付，对后者则按低于票面的价值折价偿付。尽管在此问题上，汉密尔顿坚持不肯让步，麦迪逊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人们对于汉密尔顿经济政策的怀疑，直到汉密尔顿与杰斐逊达成协议才得以消除。作为对国会通过偿债法案的回报，汉密尔顿代表北部同意，将美国的首都从纽约—被杰斐逊称为汉密尔顿地盘的城市—迁到费城，后来美国首都又进一步南迁到华盛顿。

到底是哪些人从偿债法案中获益？他们最终到底得到了多少利益？相关的细节我们无从得知。但我们知道的是，联邦政府1795年在用于偿债的120万美元的债务支出中，有2/5落在了新英格兰地区的4个州身上。单是马萨诸塞州一个州的所得就超过了波托马克河以南各州的所得之和。在联邦国库用于偿债的总计4 000万~6 000万美元当中，大约有一半都落入了投机商的腰包。在1790年的美国，4 000万美元约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由此可见投机商的获利之巨。独立战争期间私掠船所劫获的3 000艘英国船只及其货物的价值是1 800万美元，即使按照联邦国库偿债支出4 000万美元来算，投机商通过偿债法案所获得的财富，也远远超过了独立战争期间私掠船贸易所创造的财富。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10）

财政政策上的分歧以及1794年《杰伊条约》的亲英之嫌，使得华盛顿原本无党派纷争的政府逐渐分裂成了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两个派别。杰斐逊于1793年辞去了华盛顿政府国务卿的职务，他抨击联邦党人是亲英分子、贵族和依赖英国资本的商人，是靠做债券持有人、金融家和投资商发财的“纸人”。杰斐逊和他的支持者一起对联邦党人发起了攻击。尽管在美国独立革命之前，土地投机现象就已经普遍存在，但是美国第一银行股票和有价证券的投机却是这一时期才出现的。1791年，美国第一银行的股价从25美元飙升到了170美元。

到了1794年的时候，“投机商”的绰号已经成了攻击政治反对派的有力武器。在马萨诸塞州，反对派要求选举人在新一届立法机构的选举中不投“投机商”的票。在北卡罗来纳州，候选人要宣誓自己从未在偿债计划中获得投机之利。署名“阿基米德”的作者在费城《国民公报》（National Gazette）上发表文章，嘲讽那些想要成为贵族的人。他说：“应该按照个人财富的多少来给投机商分类，给每类不同的投机商冠以不同的头衔，诸如吸血鬼之类。”

尽管联邦国库的很多偿债支出都落入了很多联邦党人的口袋，但作为一个政党，联邦党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汉密尔顿利用政府银行和偿债法案来满足少数财富精英利益的做法违背了美国独立革命所崇尚的信条，国产税的征收又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反对派抨击费城和曼哈顿著名的联邦党人过着奢华的生活：吃饭用的是金勺子、每餐要配16种葡萄酒、在迎接华盛顿总统光临的时候还会演奏英国国歌《上帝保佑女王》（God Save the King）。现在在费城的弗芒特公园还可以看到18世纪末莫里斯和宾厄姆在夏天避暑时住的房子。1795年，崇尚帕拉迪奥建筑风格的莫里斯把这些房子称为别墅。现在这些房子成为了联邦党人建筑品位的象征，而非其政治诉求的纪念。

1800年是美国的大选之年，在这一年当中，随着主要城市中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财富与贵族统治成为反对派攻击联邦党政府的靶子。1789年，纽约最富有的10%的人拥有全部社会财富的54%，而到了1795年，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了61%。费城的情况也大致如此。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仍是投机商发财的乐土。宾夕法尼亚州的农民对联邦党政府的税收政策最为不满。在1800年的总统大选中，杰斐逊获得了纽约和宾夕法尼亚州两州全部选举人票27张中的20张。最终的选举结果是，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杰斐逊击败了竞争对手约翰&#8226;亚当斯，结束了美国自独立以来总统职位一直由联邦党人占据的历史。

1800年大选后的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依旧有很多财富精英的存在，华尔街和栗树街都是他们存在的见证。但是，亚历山大&#8226;汉密尔顿自己的联邦党人圈子里的朋友和盟友却已经失去了昔日的主导地位。非但如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地位是被彻底倾覆了。汉密尔顿两个最亲密的朋友罗伯特&#8226;莫里斯和威廉&#8226;杜尔早已成了百万富翁。但是，过度的投机使他们最终身陷囹圄。杜尔于1799年死于狱中，而汉密尔顿本人也于1804年死于与艾伦&#8226;伯尔的那场著名的决斗。

莫里斯的亲密助手、帮助汉密尔顿建立了美国第一银行的威廉&#8226;宾厄姆，从战时的私掠船贸易和战后的投机行为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成为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富，后来还当选为美国参议员。他的一生，正如他的传记作者为他选择的书名一样，可谓是一段“黄金航程”。批评家们称他为“宾厄姆伯爵”，称他的妻子为“安妮女皇”，谴责他的财富都是通过“可耻的方式”聚集起来的，“在一定程度上靠的是私掠船贸易和有政府担保的投机行为”。有人曾经这样问道：“你的财富有多少是通过正大光明的渠道得来的？你的财富无耻得令人憎恶！”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11）

宾厄姆可能是18世纪90年代整个美国最富有的人了。尽管他在1804年去世以前已经移居英国，但他去世后仍在美国留下了价值300万美元的地产。作为坚定的亲英派，宾厄姆仿照伦敦曼彻斯特公爵的住宅风格在家乡费城修建了自己的别墅。他的女儿嫁给了英国银行家亚历山大&#8226;巴林，后来成为阿什伯顿男爵。在1801年落选参议员之后，宾厄姆移居到了伦敦。

莫里斯、杜尔和宾厄姆的财富传奇在美国是有一定根基的。在《独立宣言》发表之后的25年当中，美国社会中个人财富的大量积累仍然是源于与政府的亲密关系—就连杰斐逊本人也难以完全摆脱干系。

与联邦党相比，在1800年选举中获胜的杰斐逊代表的民主共和党是由更为朴素平等的阶级组成的。在19世纪的前10年当中，由于实行了平等的党派经济政策，民主共和党和联邦党相比，占了上风。1802年，民主共和党主导国会通过了《国家债务削减法案》，免征各项国内税，不再发行新债券，并且通过关税收入来减轻现有的偿债负担。银行家愁眉不展，而支持民主共和党的农民和边疆地区的居民则欢欣鼓舞。1803年，在购买路易斯安那之后，美国的商业和经济发展出现了西进的趋势，发展势头趋于平等且日益远离联邦党人聚集的沿海地区。越来越多的人越过阿拉巴契亚山脉，人口流动日益加速，在一定程度上重划了美国的政治地图。1807年，针对当时交战的英法两国对美国船只利益的损害，杰斐逊政府决定通过经济手段加以对抗，通过了《禁运法》，规定一切美国船只和在美国的外国船只不得起锚，此举使联邦党人的航运中心受到了极大的损害。1811年麦迪逊政府执政期间，汉密尔顿建立的美国第一银行执照期满，在面对来自各州银行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国会否决了延长其执照的议案。

杰斐逊派对各州银行的政策偏向具有某种伪善的意味，他们实际上是希望借此建立起新的政治与财富精英阶层。为了争取共同反对美国银行的盟友，杰斐逊以总统的身份对财政部长阿伯特&#8226;加勒廷说：“我要坚决地使各州银行成为民主共和党的支持者，要视各州银行的表现来决定它们可以分享的保证金数额。”通过这种手段，杰斐逊派成功地建立起了自己的精英阶层。尽管往往很难成功，但在政治与财富的转折时期，任何一位总统都试图建立起自己的精英阶层。在杰斐逊执政期间，美国的主要财富中心从航运中心新英格兰地区转移到了纽约和费城，并且进一步南下。这时期，新产生的富翁大多数都是民主共和党人。

1810年前后，费城的斯蒂芬&#8226;吉拉德成为美国首富，直到1831年去世，他的首富位置仍然无人能撼动。吉拉德是1776年从法国移民到美国的，靠做船主而发家。18世纪90年代时，他已经成为了支持杰斐逊和亲法派的费城政治圈中的一员。吉拉德本人是伏尔泰、狄德罗、佩因和卢梭的追随者，甚至他所拥有的最好的商船都是以这些人的名字来命名的。

吉拉德将自己的资产分别用于银行业和地产业的投资上。1810年，他已经成了美国第一银行的主要债权人。在1811年帮助麦迪逊政府否决了该银行的执照延期之后，他买下了该银行的建筑大楼和全部的非金融资产，创建了自己的吉拉德银行。美国第一银行的董事们在清算了自己的资产之后，转而把数百万美元的金币交给受到麦迪逊政府欢迎的吉拉德银行托管。

在“1812年战争”（1812~1815年美国与英国之间发生的战争）末期和1816年美国政府遭遇财政危机的时刻，吉拉德投桃报李，向美国政府提供了大量的贷款。麦迪逊政府成立美国第二银行之后，吉拉德获得了该行价值300万美元的股票。除了在银行业的成功投资之外，吉拉德在费城地产业的主要投资以及在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煤矿的投资也大获全胜。1831年去世的时候，吉拉德留下的资产价值达650万美元，是美国建国以来个人资产价值最高的一笔。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12）

马萨诸塞州的船主威廉&#8226;格雷也是杰斐逊的坚定支持者。1807年时，格雷所拥有的资产价值为300万美元。因为支持杰斐逊的《禁运法》，格雷离开了塞勒姆这个联邦党人的大本营。而塞勒姆这个城市的权力结构在他离开之后也发生了变化。在杰斐逊和麦迪逊政府执政期间，海军部长和众议院商业与制造委员会主席、民主共和党人克劳宁希尔德的家族取代了德比家族，成为塞勒姆最著名的船运家族。

约翰&#8226;雅各布&#8226;阿斯特是美国更为平等的新政治局面下的又一受益者。这个德国裔移民成为继吉拉德之后的美国新首富。1808年，在杰斐逊政府官员管理的美国西部，阿斯特创建的美国皮毛公司开始发展贸易，将大量皮毛产品贩运到纽约、伦敦和巴黎的市场进行转卖。关于这些皮毛产品的来源，有批评家指责说，大多都是阿斯特从醉酒的印第安人那里骗来的。阿斯特也是杰斐逊和麦迪逊的支持者。在1812年战争末期，美国政府遭遇财政危机的时刻，阿斯特和吉拉德一起买下了所有无人购买的政府债券。阿斯特还将5 000美元低息贷款的借款期限从麦迪逊政府延长到了其继任者詹姆斯&#8226;门罗的执政时期。在阿斯特去世60年之后，善于揭露丑闻的历史学家古斯塔夫斯&#8226;迈尔斯发现，在阿斯特公司1817年的账户上有一笔3.5万美元的不明支出，收款人是时任密歇根州州长、后来成为美国战争部长的刘易斯&#8226;卡斯。在阿斯特从事的边疆皮毛和贩酒贸易中，卡斯曾为其提供了大量的帮助。

1793年轧棉机发明之后，日益富有的南部种植园主阶层也站到了杰斐逊的支持者阵营中。南卡罗来纳州的韦德&#8226;汉普顿依靠棉花和蔗糖的生产成为19世纪早期南部最大的种植园主。汉普顿1835年去世的时候，其留下的资产价值仅次于吉拉德。南卡罗来纳州的纳撒尼尔&#8226;海沃德通过大米的种植成为该州最大的种植园主，他的庄园奴隶就有2 000名。1851年海沃德去世后留下了价值200万美元的资产。在19世纪50年代，市场上奴隶的价格是1800年时价格的3~4倍，大量奴隶的存在使南部各州的资本与财富水平达到了美国独立后的最高点，其资本与财富的拥有量约占美国社会全部资本与财富拥有量的30%。1860年，美国南部腹地各州奴隶主所拥有的财富中，平均有2/3是奴隶所代表的财富。而在5大产棉州亚拉巴马、佐治亚、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和南卡罗来纳州，奴隶的价值更是几乎占据了全部农业财富的60%。

与独立战争之前相比，南部各州失去了美国的财富排行榜榜首的位置。但是，如果从各阶层之间的财富差距来看，美国独立后，南部各州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仍然是最突出的。1 000多个家庭的收入相当于南部地区全部个人收入的近一半。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1860年，在所有财富拥有量超过11.1万美元的7 500个美国人当中，有4 500人生活在南部地区，他们中大多数都是大种植园主和奴隶主。但是，尽管南部有很多百万富翁的存在，但身家几百万的人却很罕见，没有哪个种植园主在经济上或是在全美产生过突出影响。19世纪40年代，新奥尔良到巴吞鲁日的蔗糖种植地带被认为是全美最富裕的地区。但是，曾经富有的个人财富拥有者都已经作古，留下的只有他们的豪宅。南北战争爆发前，南部最富有的人是商人犹大&#8226;图罗，他的新奥尔良船运公司的商船满载着朗姆酒、蔗糖甚至还有冰块驶往世界各地。1854年图罗去世，留下了价值400万美元的财产。

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以种植园经济为主的南部地区并非财富集中程度增长迅速的唯一地区。从大多数统计来看，新英格兰地区北部、阿拉巴契亚地区和老的西北部地区（从俄亥俄州到艾奥瓦州和威斯康星州）是财富集中程度增长相对较慢的地区。一般来说，越是在没有实行奴隶制的乡村地区，贫富差距就越小。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财富的集中和经济发展的两极分化呈现出与18世纪相似的趋势，像纽约、费城、波士顿和巴尔的摩这样的大商业中心城市是财富集中程度最高、两极分化最为严重的地区。到了19世纪中叶的时候，新奥尔良、辛辛那提和圣路易斯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13）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停下来对整体的形势加以概括说明。1816~1820年间，印第安纳、伊利诺伊、亚拉巴马、密西西比和密苏里的州宪法规定，所有的白人男子都享有选举权。这使得贯穿阿拉巴契亚山脉的新西部地区成为未来20年英语世界的民主战场。但是，在美国的其他地区，特别是在商业中心地区，经济不平等的状况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有所加剧，这严重违背了美国独立革命时期反对贵族统治的精神。事实证明，自由的民主资本主义也会导致贫富差距的产生。

“市场革命”的效应和资本主义在早期美国工业、商业和市场农业中的发展，使美国经济显著增长，财富集中和不平等状况也日益加剧。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通过“无形的手来调节市场”的信条，无意中为战后自由放任主义和适者生存原则的过度盛行提供了哲学基础。与此同时，新兴的“政治经济学派”却没能从分散的财富数据和收入趋势中得出什么结论，这些财富数据后来成为“经济考古学家”研究的对象。

一项统计数据表明，在1828年的纽约，最富有的1%的人口拥有全部社会财富的29%，在1833年的纽约，这个比例上升到了33%，而到了1848年的时候，这个比例已经达到了37%。而在远离城市和种植业的地区，美国希望通过采取共和制而非贵族统治的方式来避免社会阶层分化的设想，基本上还是可以实现的。这种可以分地区部分实现的设想在美国人平等方式的强化作用下，给很多外国人留下了一个印象：美国社会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德&#8226;托克维尔在1837年出版的《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中写道：“没有什么比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平等带给我的触动更深了。”

实际上，如表1–2所示，在美国北部的主要城市，大多数富人都出身社会上层或中产阶级家庭，这与独立革命后那个社会流动性更强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美国的商业中心，最富有的1%的人口所拥有的财富占全部社会财富的比重凸显了其与杰克逊民主的矛盾。

表1–2?1828~1860年美国的经济阶层分化以及主要城市最富有人口的家庭出身状况

A. 1828~1848年美国富人的家庭出身状况

（%）

城?市 出身富有或

地位显赫的家庭所占比例 出身中产阶级

家庭所占比例 出身贫苦或

地位卑微的家庭所占比例

纽约 95 3 2

费城 92 6 2

波士顿 94 4 2

资料来源：Edward Pessen， Riches，Class and Power，p.85.

B. 1841~1860年最富有的1%的人口所拥有的财富比例

（%）

费城（1860） 50 纽约（1845） 40

密尔沃基地区（1860） 44 巴尔的摩（1860） 39

新奥尔良（1860） 43 圣路易斯（1860） 38

布鲁克林（1841） 42 波士顿（1848） 37

资料来源：Williamson and Lindert American Inequality，p.286.

有些人认为，到了19世纪30年代的时候，像吉拉德（生于1750年）、阿斯特（生于1763年）和范德比尔特（生于1794年）一样出身卑微的人要想在大城市当中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机会已经比他们的前辈少得多，他们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和更多的阻力。事实或许如此，但有一点需要说明，那就是还有80%的美国人生活在大的商业中心和主要蓄奴州以外的其他地区，对于他们来说，上述观点并没有太大的意义。美国很多地区的环境还是与杰斐逊的理想和信条相契合的。另一方面，认为一个家族的社会地位会在三代之内不断下降的说法也是很牵强的。稍后我们将会看到，在波士顿、纽约和费城，至少在3个世纪的时间当中，社会上层家族的地位并没有发生很多的变化，他们的地位基本已经确定。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14）

当然，19世纪早期主要城市之间的竞争不只是政治地位的竞争，还有市场的竞争。1832年，在安德鲁&#8226;杰克逊总统否决了位于费城的美国第二银行执照延期的议案之后，费城失去了其身为美国银行业中心的地位和利益。斯蒂芬&#8226;吉拉德是费城的最后一位美国首富。而1825年国家出资兴建的伊尔运河的开通则使纽约的社会财富急剧增长：阿斯特家族、A&#8226;T&#8226;斯图尔特的干货帝国以及哈得孙河谷底的范伦塞勒家族的财富到19世纪30年代末的时候增长了500万~1 000万美元，曼哈顿的几大传统家族也通过地产投资敛聚了大量财富。

18世纪60年代出生的斯蒂芬&#8226;范&#8226;伦斯勒在5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伦斯勒庄园的第六任主人。而19世纪早期美国富翁排行榜上却常常漏掉他的名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失误。伦斯勒庄园是17世纪荷兰政府的第一块也是最大的一块赠予地，覆盖了奥尔巴尼和伦斯勒地区的全部以及哥伦比亚的部分地区。伊尔运河的开通使哈得孙河谷地的经济迅速发展，1838年时，伦斯勒庄园的租户达到了6万~10万人。尽管很难完全清楚判定地产的价值，但地价的上涨却让伦斯勒拥有了和阿斯特、吉拉德几乎相当的财富。由于不愿意忍受封建领主庄园的继续存在，19世纪40年代，纽约州政府开始对伦斯勒庄园进行拆除。

对于纽约这个城市来说，它所拥有的最大的财富莫过于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欧洲移民的大量涌入使纽约的人口规模不断扩大。而纽约北部的伊尔运河的开通使东部大湖区成为哈得孙河流域商业发展的分水岭。较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不断加倍，其商业和交通触角也不断向外延伸，地产价值攀升，这在那些主要城市的中心地区表现尤为明显。19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纽约和费城的大富翁大多都拥有大量的地产。

波士顿一直试图在激烈的航运竞争中保持相对于其他海港的优势地位。在19世纪30年代的一段时期当中，波士顿拥有全美最发达的铁路网络。波士顿股票交易所在南北战争前一直是工业股票交易的中心。由于横跨大西洋的船运业竞争激烈，当1844年卡纳航运公司的大不列颠号在波士顿港突然遭遇冰冻的时候，就连波士顿的大商人也纷纷出动，帮助破冰。但几年之后，卡纳航运公司航线的改变使纽约取代了波士顿的航运主导地位。城市人口增长会对商业、银行业、特别是地产业产生很大的影响，东部主要城市的人口迁移状况为我们了解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移民和财富迁移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财富的来源仍然主要是地区性的。美国的百万富翁约有2/3生活在现在的波士顿、纽约和费城市区。

表1–3?1760~1860年波士顿－塞勒姆、费城和纽约之间的人口对比①

（财富迁移的背景）

（单位：人）

年?份 波士顿–塞勒姆 费?城 纽?约

1760 21 500（1760年） 17 063（1760年） 18 000（1762年）

1770 未知 23 436（1769年） 22 000（1770年）

1775 22 000 29 000（估计） 25 000

1790 25 959 25 522 33 131

1800 34 394 55 688 60 489

1810 45 863 79 069 96 373

1820 56 029 99 802 123 706

1830 75 277 136 311 202 589

1840 108 465 258 126 312 710

1850 157 144 330 286 515 547

1860 200 092 565 529 813 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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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意识到了纽约巨大的财富发展空间，阿斯特开始转移自己的投资重点，从皮毛生意和同中国的贸易转移到了曼哈顿的地产投资上，并且购买了大量城市银行特别是曼哈顿企业银行的股票。1830年以后，他实际上已经不再涉足国际航运贸易了。1848年去世的时候，阿斯特留下了价值2 000万美元的地产，这在美国是史无前例的。对此，《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发行商詹姆斯&#8226;戈登&#8226;贝内特发表评论说，这些地产有一半都应该是属于纽约人民的，原因在于，是纽约这座城市的集体智慧、胆识和商业机会造就了阿斯特的财富。当然，这和1810~1850年间纽约人口数量5倍的增长也并非毫无关系。本书第五章将详细介绍地产业同政府以及政治的关系。

1847年，《纽约太阳报》发行的一本小册子当中指出，纽约市当时有25个家族或是个人的资产达到了百万以上，百万富翁的数量远远多于其他城市，约占全美百万富翁总数的1/4~1/3。而20世纪的研究人员却认为这本小册子当中的数据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有所出入。爱德华&#8226;佩森就决定对纽约曼哈顿地区的财产评估记录进行分析。在他的分析当中，与伦敦一样，纽约的地产同样成为富翁们发财致富的关键因素。在研究当中，他把先前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地产因素的重要性指数扩大了10倍，在此基础上推算出1846年时纽约百万富翁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13个。其他研究者仅把对地产价值的评估限制在了其实际价值的20%~50%之间，所以，相较而言，佩森所得出的数字难免有些偏高。

尽管佩森对19世纪中期纽约市百万富翁数量的估计有些偏高，但是，如果把当时的曼哈顿和布鲁克林（当时独立于纽约之外的全美第七大城市）加在一起计算，除了众所周知的阿斯特、大型零售业先驱A&#8226;T&#8226;斯图尔特和财富日益增加的科尼利尔斯&#8226;范德比尔特之外，在纽约还有六七个家族的家产已经达到了至少2亿~3亿美元。这些富翁家族包括：曼哈顿的格莱特家族、罗瑞拉德家族、斯图佛逊家族、比克曼家族、莱茵兰德家族、雷诺家族和布鲁克林的H&#8226;B&#8226;皮埃尔彭特家族。此外，根据其所拥有的地产的价值来计算，还有五六十个家族或个人的财产达到了百万。实际上，从1815~1850年年间，曼哈顿主要的地产的价值增长了11倍；要想完全了解地价升高对财富增长产生的影响确实很困难。

上面的这些数据表明，在1845~1850年年间，美国应该有150~200个家族或是个人成为百万富翁，远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只有40~60个。曼哈顿和布鲁克林地区的百万富翁数量最多，大概有70个，而纽约州的其他地方也应该有六七个百万富翁。有地方资料表明，马萨诸塞州有26个百万富翁；新英格兰其他地区有10个左右；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百万富翁加在一起有25个，巴尔的摩有6个，还有6个分布在马里兰、特拉华和华盛顿特区；南部地区有百万富翁25~30个，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大种植园主；中西部地区有百万富翁10~15个。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棉花和奴隶价格的上涨，南部地区的百万富翁数量增加到了50个。当时，淘金热所创造的财富价值还没有明显体现出来，所以加利福尼亚州的百万富翁还寥寥无几。

单独从各个城市来看，1846年费城当地出版物《费城的富翁》（Some of the Wealthy Citizens of Philadelphia）所提供的数据表明，1845年时，费城的百万富翁有10或11个。这个数据比《纽约太阳报》的数据更合理。当时费城最富有的两个人，一个是主要从事酿造业和地产业的乔治&#8226;沃顿&#8226;佩珀，另一个是商人和地产投资商雅各布&#8226;李奇维，他们所拥有的家产都已经达到了两三百万美元。

在1840年联邦人口财产调查中，各市州的相关数据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纽约和费城的百万富翁状况调查也因此浮出水面。后来对马萨诸塞州百万富翁状况的调查更是显示出了波士顿当时的财富地位。1851年，马萨诸塞州一共有26个百万富翁，其中有一半都在波士顿；只有1个居住在财富地位日益下降的塞勒姆。从棉纺织业中获得的巨大财富使波士顿有两大家族的资产价值达到了五六百万美元，一个是拥有3个百万富翁（内森&#8226;阿普尔顿、塞缪尔&#8226;阿普尔顿和威廉&#8226;阿普尔顿）的阿普尔顿家族，另一个是更为富有的劳伦斯家族，该家族同样也有3个百万富翁（艾伯特&#8226;劳伦斯、阿莫斯&#8226;劳伦斯和威廉&#8226;劳伦斯）。除去梅里马克谷的工厂区之外，整个马萨诸塞州的财富基本上都是从商业中获得的。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16）

在当时的美国，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的财富地位是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排在它们之后的巴尔的摩和新奥尔良各自所拥有的百万富翁只有3~6个。新兴的俄亥俄河谷西部城市辛辛那提有一个因地产业而发家的大富翁尼古拉斯&#8226;朗沃斯，他在1863年去世时留下了价值1 500万美元的财产。1850年时，朗沃斯拥有的家产就已经有数百万美元之多；而1863年1 500万美元的巨额遗产更彰显了他的富有，朗沃斯应该是排在范德比尔特之后的美国第二或第三大富翁。

从国际层面来看，1848年，纽约的国际地位逐渐上升，富翁阿斯特所拥有的地产价值已经达到了2 000万美元，这标志着美国财富史上的重要转折：从主要财富的规模上看，北美和欧洲已经日益趋同。不断上升的新世界的财富地位使美国日渐摆脱欧洲的阴影。1836年，美国的内森&#8226;罗特希尔德拥有的地产价值350万英镑（约合1 500万美元），直到1857年，这样的地产价值在英国都是排名最高的，尽管这个比较本身没有将英国大地产所有者的世袭财富计算在内。在当时的整个欧洲，非地产所有者里面的首富当属法国人詹姆斯&#8226;德&#8226;罗特希尔德男爵，他1868年去世时留下的财产将近800万英镑（约合4 000万美元）。而同一时期的美国，范德比尔特所拥有的财富和罗特希尔德男爵不相上下。

与美国相比，欧洲富翁们的财富仍然是建立在极大的经济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不平等，在公爵们居住的奢华宫殿和1830年、1848年革命时设置的路障中都能够体现出来。即使是在英国，避免革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831年，伦敦和曼彻斯特的大规模工人示威以及19世纪40年代的宪章运动就是很好的证明。有媒体报道说，阿斯特晚年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听到了纽约的工人们正在为1848年法国大革命而欢呼喝彩。但是，当时与欧洲隔海相望的美国还是比较稳定的。

不过，在19世纪20年代，以及后来从1837年到19世纪40年代中期的一段时间内，美国的日子也不那么好过了。19世纪20年代，纽约和费城的工人成立了代表他们阶级利益的政党，反对银行业的呼声日益高涨，工人运动与工人罢工开始增多。东部城市的财富集中已经发展到了让杰斐逊的理想蓝图破灭的程度—如表1–2所示，19世纪40年代最富有的1%的人口拥有的社会财富的比重与18世纪90年代相比有所升高。19世纪30年代，在纽约成立的民主党激进派—罗克福克派重拾工人阶级利益的主题。有一首描写1834年工人运动的歌中唱道：

技术工人、货运工人和农业工人们，大家必须要联合起来，让那些富裕的贵族们知道，我们在选举中的力量。

让我们高唱爱国主义的歌曲，把那些高傲贵族的面目揭穿，因为他们损害了穷人的利益，背弃了杰斐逊的理想。

幸运的是，19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当中，美国的经济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大量移民不辞辛苦，长途跋涉纷纷从爱尔兰、英格兰和德国涌入美国，这在美国历史上创下了空前的纪录。19世纪50年代，农场的农作物在价值上翻了一番。全美个人财产的总和创纪录地增长了125个百分点。西部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地位和人口数量都有了明显的提高。1848年的美国一片宁静，没有出现什么工人运动。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有一点十分重要，那就是在1815~1860年间，纽约上层人士一直认为，纽约的百万富翁们从行为举止上看一点儿也不比普通的码头工人高雅。最富有的三个人—吉拉德、阿斯特和斯图尔特—虽然出身背景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从外国移民，都是白手起家的。斯图尔特曾经想加入一个时尚俱乐部，但遭到了拒绝，原因是他是个生意人。阿斯特曾经用女招待的裙子擦手。母亲是农民、父亲是船员的家庭出身的范德比尔特也没有受到过什么教育，他举止粗鲁，即使已经到了三四十岁时，也很少被邀请去参加纽约的高雅晚宴，因为他爱说脏话、容易与人发生口角、并且爱对女招待动手动脚。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17）

对于富翁们这些粗俗的行为举止，普通的纽约人似乎倒能够欣然接受。取代了阿斯特成为新纽约首富的范德比尔特一直都是大众的宠儿。与18世纪90年代那些掌握了财富之后就趾高气扬的人不同，范德比尔特从来不耍贵族的派头。此外，在19世纪中叶的美国，不同阶级之间的仇恨是很复杂微妙的，这也是为什么纽约工人党的影响只在这个城市暂存一段时间而未扩大到全国的原因所在。

民族与宗教的多元化是美国与任何欧洲国家相比所具有的明显特征。19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城市中的紧张状态和一些问题的存在—包括贫困加剧、犯罪率上升、酒后滋事的增多、住房过度拥挤和城市环境肮脏等—与爱尔兰和德国移民有很大的关系。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不管是工人阶级还是中产阶级开始联合在一起，以文化的名义共同反对酗酒、移民和天主教。在纽约和费城，自由黑人也和普通的白人工人联手反对同他们竞争工作机会的移民者。1845~1850年间，熟练的美国工人可以欣赏马戏团的杂耍表演作为娱乐消遣，可以买到廉价的地毯和家具，而这些都是和他们地位相似的欧洲工人所无法享受到的。也正是这种新的生活和娱乐享受的机会，使美国最初的阶级政治开始发生了转向。

安德鲁&#8226;杰克逊和他的继任者马丁&#8226;范布伦利用了民众的情绪来反对美国银行和政府企业的财富倾向。反对当时政治主流的情绪使杰克逊成了民主的象征，他的支持者们在各州展开了针对银行和政府企业的破坏活动。这种行动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银行业的精英们在19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自己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且也没有与他们相似的取代阶级出现。那时的美国只有6个州有重要的工业区，只有4%的美国人受雇于生产企业。19世纪20年代末兴起的工人党在1837年经济大恐慌之后就销声匿迹了。在此后的几十年间，没有出现新的因工人阶级而形成的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经济不平等状况仍然普遍存在，城市工人工资低、工作条件差，但是这些都不是1856年和1860年大选的主导因素，地区、文化、宗教和民族的分裂才是真正的主导因素，既分化了财富所有者，也分化了劳动者。

此外，围绕奴隶制而产生的新政治争论，就像当年围绕着独立革命所产生的政治争论一样，将普通公民的愤怒都集中到了外部目标上：北部自由州的政治家们抨击南部蓄奴州的种植园主组成了与自由白人劳动者敌对的“奴隶主集团”。而南部地区的政治家对此加以反击，讽刺北部是在实行工资奴隶制和资本家的寡头政治。南北双方都把与自己对立的地区的财富精英阶层当成了替罪羊。工业时代早期正在形成中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每天10小时工作制、劳工立法的改善以及防火措施的改进等—不论在全国或是地区范围内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但有一个例外值得一提，尽管它是孤立存在的。那就是1850年，马萨诸塞州是全球范围内除了英国以外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方，美国的棉纺织产品有一半产自于此。主要的棉纺织企业都集中在位于梅里马克谷的罗尼尔市和劳伦斯市。在这两个城市当中，工人的工资待遇低、工作时间长、工作条件持续恶化，但是无论是哪个政党执政，都没有对这些问题加以解决。在马萨诸塞州占据政治主导地位的辉格党人代表的是工厂主和金融家的利益，而民主党人奉行杰克逊主义，关注的是农业地区的利益。因此，1854年成了马萨诸塞州动荡的一年，该州的大多数选民都转而支持新政党一无所知，这使该党在地方、国会和州立法机构的选举当中大获全胜。用大获全胜这个词似乎已经不足以形容当时一无所知党的绝对优势，确切地说，该党赢得了马萨诸塞州议院的全部席位。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18)

在历史上，一无所知党留下的主要是反对移民和反对天主教的形象。但除此之外，这个新兴的政党还攻击辉格党人支持垄断和寡头政治，呼吁建立新的“公民”政治，在多个地方的选举中选举工人作为市长，承诺规范铁路交通，并且支持立法机构通过立法将工人每天的劳动时间限制在10个小时之内。一无所知党提名的地方候选人获得了全州63%的选票，主要工业城镇70%的选票，而在全州最贫穷但经济增长最快的劳伦斯市则得到了78%的选票。在马萨诸塞州新立法机构当中，该党控制的所有419席位中有100个席位是属于工人阶级的，这样的比例是前所未闻的。

由于缺少显赫的政绩，加之同时期共和党的兴起，这个全部由一无所知党人组成的立法机构在历史上早已被人遗忘。大多数一无所知党人后来陆续加入了共和党人的行列。尽管工业化的潮流强大而不可阻挡，但一无所知党在潮流中留下了它的印迹，正如马萨诸塞州研究选举革命的历史学家约翰&#8226;马克恩所说，“一无所知党的立法者们留下了无可比拟的改革遗产……他们考虑到了现代化进程给城市生活质量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无所知党人在盼了半个世纪之后等来了进步主义运动。”

确实，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等待之后，美国社会才对创造了大量“掠夺”财富的工业化做出了全国性的反应。但是，在讨论这个缓慢的发展进程之前，我们必须先来关注一下那场如旋风一样席卷美国、压倒了经济争论的政治危机—美国南北战争，关注一下南北战争后美国财富和权力结构的重组。

3?1860~1864年：南北战争与美国财富结构的重组

独立革命给美国南部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使其丧失了革命前的财富和经济优势。但这样的破坏和后来的美国南北战争对南部地区的破坏相比，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理解了南北战争对南部地区经济财富的强烈破坏作用，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世纪美国最后的三大富翁都产生在北部地区了。这些富翁财富增长的速度和规模都是令杰斐逊主义者和杰克逊主义者所望尘莫及的。

查尔斯顿港是南北战争前美国最富有的地区之一。1861年4月12日，南部军队向查尔斯顿港的萨姆特要塞发射了南北战争的第一发炮弹，南卡罗来纳州的商人、种植园主和民兵军官亲眼目睹了南北战争的爆发。尽管在南北战争爆发之前，脱离了联邦的11个州已经在制造业、银行存款、学校、航运、铁路和城市人口等大多数经济发展领域远远落在了北部各州的后面，但是在一点上它们并没有落后，那就是财富总量。南部各州的400万奴隶在市场上的价值达到了20亿~40亿美元。把这些奴隶的价值算在内，南部白人所拥有的人均财富与北部基本相当。

奴隶制的存废问题最终让这个国家陷入南北战争中。历史上，英国曾经于1834年通过向奴隶主支付相当于奴隶市场价格的赔偿金的方式，解放了主要分布在西印度群岛的13万黑人奴隶。但是在南北战争前的美国，无论是北部各州还是联邦政府，都没有能力采取同样的办法来解放南部各州的奴隶，因为这些奴隶的在市场上的价格实在太高了。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南部各州所面临的就只有两种艰难的选择：要么和平脱离联邦，要么打赢无法避免的战争，如果在战争中被北部各州打败，南部就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巨大的经济和金融灾难。

而北部地区在商业、工业和人口数量上巨大的领先优势，则可以让联邦政府能够建立并维持庞大的战争机器的运转。战争持续了4年，1865年4月，南部联盟宣布无条件投降。关于南北战争的历史，美国的孩子们可以从教科书上了解到，在战争结束之后，格兰特将军允许战败的南部军队的士兵留下他们的战马，因为他知道这些士兵回家之后还要靠这些马去耕种。但是，鲜为人知的是，战争使南部地区的农业和经济都遭到了彻底的破坏。

南部联盟的战败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南部地区财富的巨大损失（主要是农业上的）；二是这些损失的财富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在无情的政治转化过程中变成了北部工业扩张的原始资本。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19)

南部地区在战争中的直接经济损失很容易就可以计算出来。奴隶制的废除使得南部地区的财富资本骤然减少了20亿美元，而南部土地的价值也差不多下降了这么多。南部地区的农业生产部门因为战争而损失了2/5的家畜和一半的农用机械。

战后由“从北方来到南方的投机者”组成的南部各州政府，为了重建南部地区而征收沉重的州税，这使得南部地区的土地进一步贬值。到了1870年的时候，原南部联盟各州的财富总额已经下降到了1860年时的一半，但是要缴纳的税款却是1860年时的4倍。

财富和收入的结构重组规模庞大。1860年，战前的南部各州拥有全国总资产的30%，而1870年时这个比例下降到12%。历史学家C&#8226;范&#8226;伍德沃德根据研究得到的数据表明，1880年时，东北部地区的人均财富额为1 356美元，而南部地区的人均财富额只有376美元，如此悬殊的差距几乎与当时德、俄两国之间的差距相当。在战争没有开始时，南部白人的人均财富额与北部白人的人均财富额基本等同。但是，到了1880年时，南部白人的人均财富额仅为北部白人人均财富额的一半。美国的1 500多个百万富翁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生活在南部地区。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南部地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只是工业革命进程的反映。英国也同样处在工业革命的进程当中，它的资本和收入正在经历着从农田向工厂和铁路的转移。南部同盟在美国南北战争中的战败使得原本可以逐渐完成的财富结构重组转化成了一场强烈的经济风暴。这为美国政治史上又书写了新的一笔。

在南北战争刚刚打响的几个月后，战后完全控制了政府的北部领导人就开始催促国会推出新的汉密尔顿式的经济改革方案。最终成型的方案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征收战时收入所得税；（2）大规模发行债券，总发行价值超过25亿美元；（3）建立新的国家银行体系；（4）扩大货币流通，用纸币代替金币。如果南北战争最后并不是以南部联盟的无条件投降而告终，如果1864年北部要面临同南部谈判的僵局，那么北部地区的财政状况也会遭遇重重困难，战后北部的经济也会出现衰退。

然而，战争的结局是完全有利于北部地区的。战场上的失败使南部各州不得不替北部各州承担起了整个美国经济转型的财政负担。1861~1864年间，为了保护战时北部的制造业和金融业，美国政府提高了关税；而战后，在1867年和1869年，部分出于偿还战争债务的目的考虑，美国政府将征收的关税税率进一步提高。战后的南部各州承受着沉重的联邦赋税（大多数都是国产税），而政府的财政支出分配却是向着北部各州倾斜。政府的主要财政支出中包括了偿还战争债务的支出和给南北战争中服役士兵的养老金支出，前者的受益人实际上都是北方人，而后者则只是针对南北战争中北部军队的士兵发放（南部联盟军队的老兵是没有资格享受这种待遇的）。经济历史学家罗伯特&#8226;拉塞尔通过计算得出，在从1865年开始的半个世纪的时间当中，南部地区为美国其他地区支付了12亿美元的赔偿，这个数额比1870~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后法国要支付给普鲁士的赔款数额还要大。

南北战争后，美国的财富资产进行了大规模的重新分配。1870年的人口财产调查数据表明，在1860~1870年间，南部地区的农业和制造业资产总额下降了16%，而北部地区的资产总额则上升了50%。通货膨胀成为南北部地区资产差距拉大的助推器。经济学家米尔顿&#8226;弗里德曼在分析1867年美国的货币供给状况时发现，当年美国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有3/4都是新型货币（普通纸币、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这些新型货币都是南北战争时开始在市场上流通的。

19世纪60年代，美国的国民收入和北部地区的制造业都经历了巨大的发展浪潮。南北战争初期的混乱状况一结束，经济运转就又恢复正常了。1863年初，金融家威廉&#8226;道奇在给一个英国朋友的信中写道：

北部各州到处都是一片繁荣景象，这种繁荣你根本无法想象。政府大量资金的投入使各行各业都充满了活力……铁路交通和制造业的发展态势是前所未有的。只有棉花种植业是个例外。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20)

当然，南北战争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并不都是积极的。1860~1865年，美国的物价指数升高了将近一倍，这必然会导致一系列负面问题。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然而，战后的美国金融市场如同战时的货币流通一样，只是为政治需要服务的工具而已。为了保护那些在战争期间提供贷款给政府、为联邦军队获胜作出贡献的北部债权人的利益，国会于1869年通过了《公共信用法案》，规定美国政府的全部债务都可以用黄金偿付。农业生产部门的处境最为悲惨，北部的投机商却获利甚丰。1864年，当战争还在进行时，一些投机商用仅相当于黄金价值40%的纸币就购买了与黄金等值的债券，现在政府用黄金来偿付战争债务，他们可以从中获取1~1.5倍的利润。而农民在市场上出售农产品却只能换来纸币，并且随着农产品价格的下跌，他们的收入也越来越少。

投机商在债券的黄金偿付中收益不菲，政府又不时下令停止纸币的流通，这不仅抑制了战时的通货膨胀，也导致了战后的通货紧缩。战后的通货紧缩持续了1/4个世纪，美国国内的物价水平与1860年时相比下降了25%。如果按照1860年时的美元价格来计算，在19世纪的美国，消费者零售价格尺度持续下跌。从1868年的171美元下降到1873年的144美元，1885年下降到92美元，到1896年的时候更是下降到了75美元的谷底。农作物价格的跌幅更快。但是，在通货紧缩状态下，股票、债券和抵押债券的价值却不断增长，这给债权人（不包括小型农村银行）、铁路运营商和制造商带来了巨额收益。尽管在南北战争刚刚结束的美国，没有人用我们现在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财富状况，但可以肯定的是，社会上层阶级的财富总量在不断增加。

南北战争重塑了美国国内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的格局，战后的通货紧缩也为东部债权人带来了巨额收益，在这种有利局面的推动下，制造业的资本投资从1860年时的10亿美元上升到了1900年时的100亿美元。美国仅用4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英国用了将近1个世纪的时间才实现的经济增长，这种投资规模和增长速度即使现在回过头来看依然令人难以置信。到了19世纪90年代，美国已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

现在，让我们再回顾一下1861年那个让人紧张而又愉快的夏天吧。在那个夏天，战时货币膨胀、债务膨胀和政府采购都刚刚开始。后来成为全球富豪的第一代美国富翁阶层也在那时初具雏形。

4?1865~1900年：美国财富的伟大崛起

在南北战争刚刚开始不久的1861年7月，联邦军队意外地在布尔河战役当中败给了南部军队。这场战役的失败向北部的战略家们发出了信号—战争将会持续很长时间，为此，他们需要进行大规模的金融业与工业总动员。布尔河战役结束两个月后，国会通过立法征收收入所得税和其他一些新税，征税的范围涉及企业税、红利税和遗产税等各个方面。但是，新征税收收入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获得，尽管关税收入和个人银行贷款有了迅速增长，也只能满足军费需求的7%~10%。在这种情况下，债券的发行和销售就成了政府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1861年冬到1862年，费城的杰伊&#8226;库克银行开始销售政府债券，在此后3年的时间里，债券的销售总额达到了12亿美元。其中有将近8亿美元的债券发行期为3年，年利率7.3%；约4亿美元的债券为发行期不低于5年（或是高于20年）的可赎回债券，年利率6%。其他银行也在销售政府债券，但发行规模都不及杰伊&#8226;库克银行。1860年时，美国政府的国债总额为6 500万美元，而到了1865年，美国政府的国债总额已经攀升到了26.78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战时国债增长中最快的增长速度。

战时债券的大规模销售帮助政府筹措了大量资金，也导致了战争末期市场价格翻倍增长。实际上，如图1–1所示，美国历史上６次大规模的通货膨胀浪潮都是由战争所引起的。战争引起的通货膨胀似乎不可避免，但不同社会阶层在战争中所承担的经济负担和所获得的经济收入却很难平衡，这种不平衡的局面影响着战时财富效应的发挥。战时财富效应是政治家和政府能够施加影响的最强有力的效应。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21)

在1861~1862年，北部的大多数制造商和政府合同商的收入都源源不断。在战时纸币泛滥、各战场军事行动进展状况趋同，以及战时市场供应瓶颈的共同作用下，基本商品的市场价格增长速度比整体的通货膨胀率还要快2~3倍。

1861年，每英吨①生铁的价格是20.25美元，而1864年，每英吨生铁的价格已经涨到了59.25美元。每桶原油的价格也从1861年的0.49美元上涨到了1864年的8.08美元。铁路运输和船运价格也在这些年中大幅增长。然而，在物价上涨的同时，工人的收入水平却没有任何提高。企业利润增加的同时，工人生活水平却直线下降。

总之，在南北战争期间，与战争相关的产业都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得益于国家的特惠政策，商业企业和新建立的国有银行大都呈现出繁荣的景象，特别是后者的发展更为迅速。从总体上看，在1861~1865年年间，股票市场呈现出上涨趋势，股票经纪人过着优越舒适的生活。但是，股价受战势发展的影响较大，时常随着某一战役的结束而出现波动。例如，当联邦军队在奇克哈莫尼战役中战败的时候，市场上的股票价格就出现了连续下跌，而当联邦军队取得了维克斯堡战役的胜利和葛底斯堡大捷的时候，市场上的股票价格又出现了连续上涨。

在1860~1900年间，美国的财富增长经历了两次飞跃，一次是从1860~1873年，另一次是从1873~1900年。因此，我们对于1860~1900年间美国财富状况的讲述也将遵循这样两个时间段的划分。但是，我们的讲述将从这两个历史时期财富发展的一些共同特征开始。战争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明显的分水岭，更是造就杰出企业和企业家的温床。19世纪末期，在美国商业和金融业巨头中，有相当惊人的一部分都是战争期间没有服兵役的北方年轻人，其中包括J&#8226;P&#8226;摩根、约翰&#8226;D&#8226;洛克菲勒、安德鲁&#8226;卡内基、杰伊&#8226;古尔德、马歇尔&#8226;菲尔德、菲利普&#8226;阿默、柯林斯&#8226;亨廷顿，以及其他几位铁路业大亨。他们通常都花钱培植自己的代理人，利用战争的机会迈出走向未来财富阶梯的重要步伐。在南北战争开始前已经成名的富翁，他们的财富在战争期间也获得了更快的增长。1861年时，范德比尔特拥有的财产已经达到了1 500万美元，而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他的家产翻了5倍，这主要得益于铁路业发展给他带来的收益。1877年，范德比尔特去世的时候留下的财产价值1.05亿美元，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比这个巨大的财产数额更重要的，还是战争对财富增长所具有的温床效应。

从1860~1900年的40年当中，重工业的发展状况严重影响了美国财富的地域格局。早在1805~1830年年间，航运业、银行业的发展就很引人注目，与政府的特殊关系更是发财致富的关键。后来在1830~1860年年间，地产业成了新的财富增长点，无论是南部的种植园还是北部的城市商业地产，其发展都超过了航运业、商品贸易和新英格兰地区的早期制造业。然而，南北战争把航运业和商品贸易、甚至是地产业都统统推到了边缘地位。这一历史时期是铁路运输业、钢铁制造业、煤炭和石油工业以及与这些产业结盟的金融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成了经济增长的领头羊，同时也面临着来自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日益激烈的竞争。

战争导致的美国财富结构重组具有持久的地域、文化和政治特征。一方面，尽管波士顿的经济发展仍然处于繁荣状态，但相对于其他地区，其经济地位明显下滑。另一方面，北部新兴富豪阶层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是新英格兰人的后代，与新英格兰地区和纽约州北部的一些小城市有着密切的文化渊源。这些人中包括摩根、洛克菲勒、菲尔德、阿默、塞奇、古尔德、亨廷顿、斯坦福、克罗克、霍普金斯和哈里曼。他们在南北战争期间忠于联邦政府，在政治上支持共和党。战争为他们开辟了广阔的新商业舞台。在宗教信仰的影响下，这些新兴富翁中的一些人过着朴素节俭的生活，很多人有着相当虔诚的宗教信仰。约翰&#8226;D&#8226;洛克菲勒后来在解释他的计划—将新兴的石油产业发展成未来的垄断企业—标准石油公司时说，这个计划是“一种超我意识”，是“我和上帝之间的事情”。从吉拉德、阿斯特或是范德比尔特的口中，我们是不可能听到这样的话的。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22)

本书后面的章节会详细介绍19世纪和20世纪美国财富的创造历程，会反复谈到技术的重要作用，讲述银行如何又成为公众反对的对象，会谈到华尔街和“金钱的力量”，谈到政府高层影响力的重要性，谈到与资本家的财富积累相伴随的政治和思想腐败。现在，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来证明战争及其结果对于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富增长所起到的推动作用。19世纪40年代、50年代，整个美国社会的财富总额约为1 000万~2 000万美元，而到了19世纪80年代、90年代，整个美国社会的财富总额已经上升到了2亿~3亿美元。与此同时，正如我们前面所了解到的，19世纪90年代美国市场的价格水平与19世纪40年代、50年代基本持平甚至还偏低。南北战争后，美国财富如此大规模的增长是惊人的，也是百年一遇的。而且，这种增长不是通过通货膨胀实现的，而是通过美元的升值而实现的。

在美国社会财富急剧增长的局面下，英国的公爵和法国的贵族们为使自己家族的财产得到保证，纷纷与美国富豪的女性继承人联姻。众多强有力的后盾支撑着美国经济的发展：1840~1890年间，美国的人口数量翻了4番；美国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大的铁路网；美国的技术创新水平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英德；美国用了50年的时间成了全球头号工业强国；1890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1840年时的7倍。

众所周知，美国社会的财富分配绝对不可能是平均的。18世纪90年代，大平原地区农场的收入水平比50年代时还要低。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在同期略有提高（60年代有所提高，70年代停滞不前，80年代又有所增长）。真正实现显著增长的是少数上层阶级的收入和财富。表1–4显示的是美国社会中大富翁所拥有的财富规模。1800年时美国的百万富翁只有10个左右，而1900年时美国的百万富翁已经有4 500多个了。

从1790~2000年初，美国首富所拥有的财富从100万美元上升到了1 000亿美元—比尔&#8226;盖茨是新千年到来时美国的头号富翁。从1790~2000年初的200多年当中，美国首富同中等家庭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其收入比例从

4 000∶1扩大到了1 416 000∶1。

一些进步主义历史学家草率地用“强盗资本家”一词来形容美国的资本家，他们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不仅忽视了17、18世纪英国同北美殖民地之间的紧密联系，忽视了“强盗”探险家、船长、传教士和殖民地官员的作用，也忽视了19世纪60年代对于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19世纪60年代的10年当中，美国的资本家积聚的财富实在太多了。即使是研究进步主义时期和新政时期美国历史的史学家们也不可能对美国的资本家持完全批判的态度。马修&#8226;约瑟夫森在1934年出版的《强盗资本家》（The Robber Barons）一书中承认修正主义者再次相信了19世纪晚期的美国资本家。他说：“强盗资本家这个词并不是我在1934年提出的，而是早在19世纪80年代，身陷生活困境的堪萨斯州的农民们对当时的铁路资本家的称呼。”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23)

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注意，那就是当时堪萨斯州的农民们所反对的是铁路资本家和投机商，而不是修建铁路本身，这个区别是非常重要的。在1869年的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有一半的人都在为修建铁路而欢欣鼓舞，因为这不仅能够改善交通，还能够使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税收得到保证。很多地处铁路沿线的城镇在欢呼的同时开始投票，决定是否要发放补助金并发行债券，就像早期的英国殖民者在开发北美殖民地的时候要经过英国王室的批准一样。北美大陆的发展史总是与金钱或是土地相关。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美国，铁路的修建速度和规模惊人，以至于后来人们总是爱用“铁路速度”来形容那些快速通过的议案。在修建铁路的过程中，在群山环绕之中的铁路沿线城镇，早期殖民征服者的地位逐渐被铁路公司和铁路资本家所取代。

这种转变到底是何时发生的？没有人能给出明确的时间界限。在南北战争当中，美国有很多军需物资供应商以次充好，给军队提供的都是不合格的马匹和质量低劣的枪支、军舰、军靴和军装。最初，“伪劣品”一词被人们用来形容那些用破布条粘拼成的、一沾雨水就会烂掉的军装，后来逐渐被用来形容那些凭借南北战争而发家的奸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大奸商吉姆&#8226;菲斯克曾经吹嘘说：“在南北战争时期，只要你胆子够大，脸皮够厚，不管是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价钱卖给政府。”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而且这样做的奸商远不只他一个。

1860年，纽约市大约有100个百万富翁。而到了南北战争结束的时候，这个数字翻了3倍。1845年，曼哈顿最富有的1%的人口拥有40%的社会财富，而到了1863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61%。当时曼哈顿最富有的1 600个家庭当中，有很多家庭都是在南北战争中发家的。那些在南北战争中以次充好、大发战争财的奸商尤其喜欢奢华的生活，喜欢仆人随身伺候，喜欢在高级宴会场所用餐。有历史学家估计，在1861~1865年间，政府与私人供应商签订了价值近10亿美元的合同，这些供应商从中获利近5亿美元。林肯对奸商们的轻蔑态度就像华盛顿对靠着美国独立战争发家的奸商们的态度一样。

与那些只知道发战争财的奸商不同，美国财富帝国的真正创造者—洛克菲勒家族、卡内基家族和亨廷顿家族—既不靠在南北战争中以次充好赚昧心钱发家，也不是为了住上奢华的城堡或是能够指挥千军万马。即使是在和平时期，他们所拥有的铁路、炼油厂和钢厂也足以促动商业变革。他们与大发战争财的奸商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在19世纪40年代和19世纪50年代初，他们专注于自己财富帝国的扩张，完全无暇顾及阿斯特家族和范德比尔特家族的某些非法行径， 而在1865~1869年间，他们的注意力又完全集中在了横跨美国的铁路的修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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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经济角度来看还是从心理角度来看，1873年对于美国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1869年，美国东西部铁路在犹他州的交会标志着横贯美国大陆铁路体系的建立。而在短短4年之后的1873年，按照当时的美国人口数量来衡量，美国全国铁路系统的建设已经有些过度了，平均每590个美国人就拥有1英里的铁轨。在1867~1873年的6年间，美国新建铁路共计3.3万英里（1英里≈1.61千米），这比1860年以前美国累计修建的铁路里程还要长。很多新铁路的修建根本无利可图，大多数铁路股票都是“注水股”。“注水股”这个词是从丹尼尔&#8226;德鲁那里由来的。德鲁最初是哈得孙河谷地的一个牲畜贩子，后来成了股市上的投机冒险家。当他还是一个牲畜贩子的时候，每次要把牲畜带到市场上出售之前，他都会给牲畜注水以增加牲畜的重量，从而在市场上卖出更高的价钱。“注水”的铁路股票和“注水牲畜”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指价值的虚幻膨胀。

1873年9月，铁路过度新建所导致的危机爆发了。南北战争时期政府债券的主要发行商、全美最大的银行—费城的杰伊&#8226;库克银行，由于在北太平洋铁路的修建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而无力偿付即将到期的价值100万美元的债券。该银行所面临的困境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新建铁路的选址不当所造成的。当时，北太平洋铁路选址定在蒙大拿州的黄石河沿线，途经受印第安人战争威胁的地区。即使是在经过了几代人之后，这些地区的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仍战火不断。1873年9月18日，杰伊&#8226;库克银行倒闭。新建铁路和银行破产的浪潮波及了股市。很多主要证券的价格都跌了一半，纽约股票交易所不得不暂停交易10天。

1873年底到1874年初的经济寒冬同样也宣告了美国北部地区战后繁荣的终结。与1873年9月前的高峰价格相比，作为美国股市支柱的各种铁路股票的价格下跌了近50%。在接下来的6年当中，美国金融市场和整体经济态势一直处于相当低迷的状态，以至于有经济学家用“萧条”一词来形容当时的经济状况。尽管市场上零售商品的价格有所下降，但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却由1873年的每天2.62美元下降到了1879年的每天2.16美元。制造业资本投资趋于平稳，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开始了新一轮的增长浪潮。而从19世纪60年代末就开始下跌的农产品价格更是一降再降。

经济上的创伤也影响到了美国的国内政治。从1873年起，共和党逐渐失去了自南北战争结束以来一直享有的优势地位。选民们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和腐败现象日益关注。在1876~1892年间，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基本上轮流控制着政府和国会。在5次总统大选当中，没有任何一位当选总统获得超过一半的普选票。总统的地位日渐下降，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由百万富翁和保守党人主导的国会参议院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政府部门。自由放任主义逐渐发展到顶峰。

逆流而动的进步主义势力微弱。尽管全美工业化程度最高的马萨诸塞州在1874年的时候通过了每天工作10小时的立法，但1873年的经济低迷还是使羽翼未丰的工会联合会组织的力量受到了削弱。对政治经济状况不满的农民们发起了农民协进会运动，在1876年、1880年、1884年和1892年的4次总统大选中，都有农民阶级的代表作为第三政党的候选人参选。

但是，无论经济的低迷还是国内政治的变化，都没能停止美国富翁阶层财富不断增长、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脚步。如果有媒体在1873年时列一个美国富翁排行榜，那榜单上一定会出现这些富翁的名字：年迈的科尼利尔斯&#8226;范德比尔特（1亿美元）、威廉&#8226;B&#8226;阿斯特（1亿美元）、A&#8226;T&#8226;斯图尔特

（5 000万~7 500万美元）、铁路巨头兼投机商杰伊&#8226;古尔德（3 000万~5 000万美元）、银行家摩西&#8226;泰勒（3 000万~4 000万美元）、铁路巨头兼投机商拉塞尔&#8226;塞奇（2 500万~4 000万美元）、铁路巨头约翰&#8226;布莱尔（2 500万~4 000万美元）和缝纫机巨头爱德华&#8226;克拉克（2 000万~3 000万美元）。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一些富翁的家产可能也已经达到了两三千万美元，不过数字的可靠性值得商榷。当然，不管是在哪一年的财富排名，富翁们的家产都只是一个大概估算的数字，详细的财富数字是很难计算出来的。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25)

在前面刚刚提到的应该上榜的8位富翁当中，有7个人都生活在纽约，唯一例外的是布莱尔生活在新泽西州，距离纽约不远的地方。在政府资助的情况下，富翁们与铁路业的联系为他们开辟了主要财源。在1861~1871年间，美国联邦和各州政府共为铁路的修建提供了大约1亿美元的财政援助和2亿英亩的土地。在抵押市场上，这些公共土地为私营铁路公司提供了最主要的资本投资。铁路公司在这方面所具有的优势是其他类型的企业所不具备的。

直到1880年时，卡内基钢铁公司的资本总额也仅有500万美元。而当时41家铁路公司，每家的资产总额都已经超过了1 500万美元，这些资产当中有相当大的部分都源于政府的慷慨资助。从这个角度来看，铁路业巨头的财富也可以说是间接严重依赖于地产业。范德比尔特、威廉&#8226;B&#8226;阿斯特、古尔德、泰勒、塞奇和布莱尔都与铁路业有密切的联系；而单是阿斯特在曼哈顿就拥有700处地产，被称为“纽约的地主”。

1873年，约翰&#8226;D&#8226;洛克菲勒刚刚建立起标准石油公司的基本框架，资产还不足2 000万美元。但芝加哥的3位富翁的财产数额已经在2000万~2 500万美元之间。他们是：依靠自己的收割机发明建立起联合收割机公司的塞勒斯&#8226;麦考密克、马歇尔&#8226;菲尔德和从事肉类加工业的菲利普&#8226;阿默。也正是从这一时期，美国的富翁们开始了对英国富翁的财富超越。尽管有一位英国作家仍然认为，从财富总量上看，在1885年以前，拥有伦敦西区大部分地产的威斯敏斯特公爵一直都领先于美国首富威廉&#8226;H&#8226;范德比尔特。

到了1896年的时候，美国最富有的10%的富翁所拥有的财富总量已经是1873年时的2~3倍。财富新贵们不再单纯依赖铁路业，而是同时依靠铁路业、煤炭业、钢铁业和石油业的收益。洛克菲勒和安德鲁&#8226;卡内基的家产都已经达到了2亿~3亿美元，威廉&#8226;范德比尔特和威廉&#8226;阿斯特以1亿~2亿美元的家产紧跟其后（如果按照整个家族的财产总量来计算，范德比尔特家族和阿斯特家族的家族资产都已经达到了2亿~3亿美元）。弗雷德里克&#8226;韦尔豪和马歇尔&#8226;菲尔德的家产也已经达到了1亿美元左右。而家产在5 000万~1亿美元之间的富翁包括：J&#8226;P&#8226;摩根、拉塞尔&#8226;塞奇、奥利弗&#8226;佩恩、柯林斯&#8226;亨廷顿、马塞卢斯&#8226;哈特利、约翰&#8226;布莱尔、E&#8226;H&#8226;哈里曼和H&#8226;H&#8226;罗杰斯等人。纽约依然是财富的中心，但洛克菲勒、佩恩和罗杰斯3人是从俄亥俄州的标准石油公司发家的，韦尔豪和亨廷顿则是太平洋地区木材业、地产业和铁路业的代表。

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到1896年间，自由放任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导着美国的政治文化，所以不管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入主白宫，对美国的经济哲学和经济管理都没有什么影响。仿科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百万富翁资本家的存在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体现。这是对19世纪初市场变革的反证。杰克逊主义认为，政府不应该站在富人一边的观点被改写为政府不应该代表穷人的观点。就连各州通过保护童工的立法都被法院裁定为政府的不当干涉行为。美国参议院成了工业贵族的大本营。马克&#8226;吐温笔下的“镀金时代”是那个时代的美国无可争辩的写照。

1860~1900年间，美国的技术和物质财富平稳增长，在钢铁业和石油业发展的带动下，制造业总额从19亿美元上升到了110亿美元。尽管电能的应用和电话的应用一样，从走出实验室到完全商业化经历了一段时间，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的时候才完全实现，但19世纪80年代末，爱迪生的发明就已经开始走出实验室，应用在工厂企业的生产过程当中。1900年，美国的铁路里程已经达到了无可匹敌的19.30万英里，用于兴建铁路的投资超过了100亿美元。这些铁路每年可以创造15亿美元的利润。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26)

然而，工业企业联合、公司垄断和托拉斯的出现使美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集中化趋势，这种集中化趋势也反映在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上。1890年的一项分析认为，美国的全部社会财富有一半以上都掌握在最富有的1%的家族手中。而在1860年时，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族仅拥有全部社会财富的29%。各州的具体情况也基本如此。在马萨诸塞州，最富有的8%的人口拥有的财富占全部社会财富的比例在1859~1861年间是83%，在1879~1881年间上升到了90%。经济作家托马斯&#8226;G&#8226;谢尔曼指出，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相信他们的国家不会出现欧洲那样的贵族统治和不平等状况，但19世纪80年代末的数据却表明，英国最富有的1/70的人口只拥有英国全部社会财富的67%，而美国最富有的1/70的人口却拥有美国全部社会财富的75%~80%。这些数字的准确程度并非可靠无疑—虽然谢尔曼对当时美国财富集中程度的描述有些夸大，但这样的对比至少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英、美两国的财富集中状况。

根据对报纸、书籍、书信和杂志的研究，詹姆斯&#8226;休斯顿教授在《保卫劳动果实：美国人的财富分配观念》（The American Concept of Wealth Distribution ，1765–1900）一书中指出，美国人从19世纪80年代末才开始意识到企业垄断联合和财富过度集中现象的存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识到，无论是共和制的国家机构、财产继承法，还是对贵族统治的反对，都无法阻止新兴大企业精英阶层的产生，无法阻止这一精英阶层的规模和影响力扩大到让公众难以接受的地步。他们认为，工业的集中标志着财富的集中，大型垄断企业的存在使劳动力成了一种商品，这与劳动力应该按照其劳动附加值获得报酬的传统观念背道而驰。

1879年，亨利&#8226;乔治出版了《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一书。19世纪80年代，亨利&#8226;德马雷斯特&#8226;劳埃德出版了文集《财富与国民的对立》（Wealth Against Commonwealth），很多杂志也陆续发表文章，通过显而易见的统计数字来讨论以前从未被关注过的财富问题。作为一种新兴的贵族统治模式，工业垄断资本家的统治代替了英王任命的殖民地官员的统治，对美国人构成了新的威胁。在这种统治模式下，财富和权力的分配都处于严重的不平衡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中西部和西部地区农业付出的代价尤其惨重。对于正在全美范围内迅速发展的工业化进程来说，最值得注意的可能就是农业人口的数量规模了。在当时的美国，农业资产仍然占有全国资产总额的近1/4，超出了工业资产占全国资产总额的比重。尽管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比起1860年时的80%有所下降，但农业家庭和靠农业为生的小城镇家庭仍然占据着全国人口的大多数。1893年时，大平原地区的农民生活极其艰难，堪萨斯州州长洛伦佐&#8226;勒威尔林提出了其著名的“流浪汉循环”说，将当时的美国与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的英国和大革命前夕的法国进行类比。它们之间的相似绝非巧合。美国农业发展的日益衰落同半个世纪以来工业财富的近10倍增长形成了强烈反差。与文艺复兴的全盛时期、资本主义的兴起时期和英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工业革命时期一样，在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为富翁们的奢侈生活依旧“买单”的是农民阶层。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27)

在当时的美国，濒临破产的农民坐在煤油灯前读着关于金钱与财富的小册子，想弄明白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还有一些人步行或是骑马数英里的路程，去听抨击华尔街财富阶层、贪婪的铁路资本家和大城市银行家的演说。报纸对于大城市繁华图景的渲染—费城诞生了第一辆电车、芝加哥人开始用起了电话、纽约的市郊如同花园一样美丽—无异于往大平原地区人们的经济伤口上撒盐。在大平原地区，小麦的价格从1873年的每蒲式耳（计量单位，1蒲式

耳≈27.22千克，限大豆和小麦）1.17美元下降到了1883年的0.91美元，到1893年时，更是进一步下降到了0.53美元。

财富的再分配并不是一场零和的游戏。按照历史经验，即使从短期看不一定如此，但从长期来看，经济转型所带来的收益总是要比付出的代价大。然而，促使资本从农业生产区向工业中心转移的政策和驱动力量是显而易见并且可控的。为了使美元升值，华盛顿的政治家们重新将美元与黄金挂钩。但美元的升值却不是政府政策的唯一结果。作为一种补偿措施，政府回收了部分不能再在市场上流通的旧纸币，这造成了美国货币供给量的减少。由于美国的人口数量在不断增长，所以人均货币供给量就变得更少。1865年时，美国的人均货币供给量是30.35美元，1876年时下降到17.51美元，19世纪80年代有所上升，而到了19世纪90年代中期又开始下降，一直跌到历史最低点。农产品价格连续30年下跌，农民越来越难还清所欠的贷款。

使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变得更加艰难的不只是货币供应量的减少，还有银行体系的资金政策。当时，美国的各家银行都倾向于回收原先发放到中西部地区或是大平原地区的贷款资金，将其重新投放到明尼阿波利斯、芝加哥或是东部地区的大城市。与此同时，主要为东北部投资者所控制的铁路企业又向农业生产者索要高额运费和回扣，从事各种不法行为。美国南北战争所造成的政治结果不仅仅是在北部地区建立起了一个代表工业资本家利益的政党，还有农业生产区的政治地理分割，北部农业区和南部农业区有着各自不同的政治利益。

在商业和金融业发展的带动下，美国的非农业生产地区处于相对繁荣的发展状态，城市中产阶级兴起并发展壮大。作为铁路资本化主要风向标的美国股票市场价格在19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也处于增长状态。尽管现在没有可靠的数据供我们查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美国企业的利润一直在疯涨。如表1–5所示，制造业的生产附加值超过了农业。尽管在1873年以后的6年当中，制造业的发展速度放缓，但在随后的20年中，特别是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制造业发展迅猛，为19世纪初美国经济结构的重组奠定了基础。

表1–5?1859~1899年特定产业附加值

（%）

年?份 1859 1869 1874 1879 1884 1889 1894 1899

农业 58 53 47 49 40 35 34 33

制造业 32 34 38 37 47 47 46 49

资料来源：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愤怒的农民开始反抗，并且取得了一些胜利。1887年，旨在对铁路进行规范管理（至少是在理论上）的州际商业委员会成立；1879~1893年，多部关于白银购买和纸币持续供应的立法获得通过。但是，所有这些行动都收效甚微。1893年，铁路债券的过度发行导致了金融危机，其影响进一步扩大，波及了整个美国经济，造成了持续到1896年的经济萧条。农民们希望经济危机能够促成政治变革，但结果却并非如他们所愿。1896年大选的结果再次证明了农业生产部门的衰落而非复兴。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28)

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参议院一直都是百万富翁级的工业资本家的大本营，这预示着“镀金时代”即将到来。在当时的美国，各州的参议员都是由各州的立法机构而不是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用历史学家塞缪尔&#8226;埃利奥特&#8226;莫里森和亨利&#8226;斯蒂尔&#8226;柯梅杰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对这些参议员的了解不是他们各自代表哪个州，而是他们各自代表哪个商业集团的利益。所以我们记住的是标准石油公司的参议员、制糖业托拉斯的参议员、钢铁企业的参议员和铁路参议员”。立法环节从一开始就被工业资本所控制，美国政治体制中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的原则遭到了违背和践踏。

第三政党总统候选人借助农业州选民对现状的不满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美国传统的两党政治格局。在19世纪90年代，科罗拉多州、爱达荷州、堪萨斯州、明尼苏达州、蒙大拿州、内布拉斯加州、南达科他州和华盛顿州都曾经选举出人民党的州长。反华尔街、反铁路巨头的情绪在大平原地区不断蔓延。在1896年总统大选中，人民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威廉&#8226;詹宁斯&#8226;布莱恩当选呼声很高，与其他候选人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但最终还是没能赢得大选的胜利。

1896年的7月和8月份对于共和党来说是选情最为不利的时候。但从9月份开始，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布莱恩的强劲势头开始减弱。这些因素包括：共和党投入了1 600万美元的选举资金支持其候选人的选举活动，这个金额相当于布莱恩选举经费的10倍；很多企业的老板都警告自己的雇员，如果布莱恩当选，他们就不用再回来工作了；作为一个内布拉斯加人，布莱恩对城市存在着天生的抵触。与布莱恩异教的民主党人不喜欢他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原教旨主义。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和资本从农业生产部门向制造业生产部门的转移对农民来说是一种痛苦，但对于在制造业生产企业中工作的工人来说却是一件受欢迎的好事，在东北部和大湖区，制造业工人的数量越来越多，这对于布莱恩来说非常不利。

1896年大选的最终结果着实让美国的富翁们松了一口气。农业生产部门最大也是最后一次的政治反抗最终仍然以失败而告终。当时很少有人能想象到，在未来的美国，财富的集中趋势及其对民主造成的威胁会招致更加严厉的批评和挑战。在后来的40年当中，“罪恶的财富集中”遭到了两位民主党总统和一位共和党总统的反对。在历史进入新的世纪之后，自由放任主义和富人阶层的统治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Table of Contents

序言

前言(1)

前言(2)

前言(3)

前言(4)

前言(5)

前言(6)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1）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2）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3）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4）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5）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6）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7）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8）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9）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10）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11）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12）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13）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14）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15）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16）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17）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18)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19)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20)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21)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22)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23)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24)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25)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26)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27)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