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名：土耳其人

作者：黄维民

出版：三秦出版社

语言：中文

书类：书籍

出版日期：2004-07-01

价格：12.00元

ISBN：7-8062-8836-8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独特的自然环境

一、复杂的地形与地貌

二、奇特的河流湖泊与交通

三、过渡性的气候与农业

四、丰富的矿物资源与工业

第二章、土耳其的社会概况

一、土耳其人的渊源

二、三权分立的政体

三、民族与宗教习俗

四、行政区域与教育

第三章、辉煌的文明历史

一、小亚细亚文明的演变

二、小亚细亚的突厥民族

三、塞尔柱人与东罗马帝国的争夺

四、奥斯曼人的崛起

第四章、从专制君主帝国到现代民主共和

一、奥斯曼帝国的衰败

二、社会改革的兴起

三、奥斯曼帝国的宪政运动

四、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

第五章、凯末尔领导下的社会变革

一、共和国之父凯末尔

二、政治体制改革

三、世俗化的社会改革

四、宗教与法律制度的改革

第六章、土耳其现代化的发展

一、民主政治体制的确立

二、社会经济体制的演变

三、军队在国家中的作用与影响

四、土耳其未来的社会走向

第七章、传统文化与民族特征

一、东西合璧的文化

二、奇特的风土人情

三、宗教的世俗化

四、独特的民族性

第一章、独特的自然环境

一、复杂的地形与地貌

土耳其共和国位于亚洲的最西部，横跨欧、亚两大洲。土耳其的面积为814578平方公里，就其面积而言，它比意大利大一倍，大约两倍于英国。其亚洲部分坐落在小亚细亚半岛，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96.9%；欧洲部分处在巴尔干半岛的东南角，面积仅占全国总面积的3.1%。土耳其境内绝大部分为高原、山地，仅沿海地区有狭窄的平原。土耳其三面环海，北为黑海，西及西南为马尔马拉海和爱琴海，南为地中海，连接小亚细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的是世界著名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全长34公里，海峡最狭窄的地段只有700米，而达达尼尔海峡则全长72公里。两条海峡横贯土耳其西部，把黑海、爱琴海和地中海连成了一片，成为沟通黑海、爱琴海与地中海的大动脉，通常人们也将它们合称为“黑海海峡”。因该海峡地形险要，历史上素为兵家必争之地。在地理上，作为欧洲和亚洲的桥梁和交汇处，土耳其东临伊朗，东北部与年轻的阿塞拜疆共和国为邻，在东南方向同叙利亚和伊拉克接壤，欧洲部分同保加利亚、希腊毗连。土耳其在地理上的这种特殊性，使其成为东西合璧、南北荟萃之地，在中东、巴尔干地区和国际事务中有着重大的影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土耳其就其地形、地貌而言，可谓复杂多变。在北部，从黑海向内陆延伸大约150～200公里的土地，是土土耳其著名的棉花堡熔岩地貌耳其的北部褶皱带。该地区分布最广的是白垩纪松散沉积物和火山喷发物，也有多种多样的粘土、砂岩和石灰岩，由此而形成绵延不断的高山，并成为了黑海沿岸一带自然保护的屏障，使得黑海沿岸一带一年四季温暖苍翠盛产各种各样的干果、水果和香醇的茶叶。

在马尔马拉海的四周，地势的起伏变化不大，也很少有超过1000米的高地，但在萨卡黑河以东，山体变得又高又陡，三列平行的山脉如同巨龙延伸至克泽尔河。在克泽尔河与耶库尔河之间的地形比较破碎，据地质学家们分析，这是由于岩石的抗蚀力逐渐减弱而造成的，但这里高达2000米以上的矮小山脉并不鲜见。耶库尔河与阿塞拜疆共和国边界之间，是地形起伏变化较大、轮廓也较分明的地区，另有一番景色。这里既有高山峡谷，又有空旷的草原地带，人们在这里可以欣赏到各种各样的植物。

土耳其的中央地块大体呈S形，它从伊兹密尔以南的爱琴海海岸向内陆延展，绕过首都安卡拉，穿过图兹湖和科尼亚，直至锡瓦斯附近，构成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主体。这一地块的地形大致可分为三条线：从爱琴海海岸向内陆到布尔萨至德尼兹利一线，是由一系列非常清晰的东西走向的断层构造形成南北排列的断块山和地堑。从布尔萨、德尼兹利向东到厄斯基色稀、阿菲永一线，地面高层一般是500米向东逐渐升到1000米，大部分地区坡度较缓，覆盖有第三世纪物质，地形构造复杂，变化多姿多彩。这里既有犹如梦幻国烟囱般的石林，又有远古时代过着穴居生活的人们遗留下来的遍地洞窟遗迹和略有一些斜面的丘陵地带，使人感到野趣无穷。以此为起点，向东到安卡拉、图兹湖、尼德一线，是安纳托利亚高原的核心地带，海拔在1000米左右，地势比较平坦，多为新第三世纪沉积物。此外，在经锡瓦斯附近为顶端的中央地块东部的三角带内，地形和构造复杂多样。

安卡拉东北角到图兹湖东侧，峰峦叠嶂，山峰一般多在海拔1700～2000米之间。土耳其南部地区的褶皱轮廓清晰明确，连绵不断，托罗斯山脉从爱琴海向伊斯德湾延伸，又沿阿拉伯地区的北缘转向东北，然后向东拓展，越过托洛斯山脉的叶树林带，就逐渐地接近了地中海沿岸。土耳其的地中海沿岸以它阳光明媚的天气、无边无际的蓝色海洋、雨后晴天的美丽彩虹、细沙连绵的海滩、托洛斯山脉茂密的丛林而闻土耳其著名的旅游胜地安塔利亚名于世，美丽的地中海旅游胜地安塔利亚湾正处在西托洛斯山脉的环抱之中。安塔利亚湾以西，南北走向的山脉自海湾的西岸陡然上升，在地中海沿岸菲尼克的东西侧也同样是断层陡壁。托洛斯山脉的中部从伊克山向东延伸至塞汉河上游地区。西部大体位于格克河盆地内，这里地形极为破碎，山脊极不明显，而位于博耳卡山和阿拉山地区的东部，地形起伏的变化又一次加大，同西岸形成鲜明的对照。东托洛斯山呈弧形沿阿拉伯地谷北侧延伸，在距离埃津兼、埃尔祖鲁姆、卡尔斯不到50公里处与北部褶皱带相接。它大体由两条山系组成，其间是一系列高原和矮小的山脉。地表一般比较破碎，但也有一些比较平坦的小块地面。由此向东，越过香蕉田和棉花地，便是土耳其的荒野地带，那里到处呈现出大自然原始的褐色系的多种颜色。土耳其的阿拉伯地谷是一个稳定地块，它贯穿于安塔基亚、阿德亚曼和锡尔特三个省。

这里的地形和北西多山的地区相比显得比较平缓，大部分地区是宽阔的高原，高度由北向南递减，在与叙利亚接壤的边界上高度一般为400米。最高点是位于迪亚巴克尔以西的近期熔岩上的卡腊贾山，高达1919米。在土耳其境内，低地非常有限，仅有的一些低地几乎全部位于极狭窄的沿海地带。全国只有17.5%的地面海拔在500米以下，55%以上地区的海拔都在500～1500米之间，海拔在1500～2500米之间的地区占全国总面积的22%，平均高度为1132米。由于断层和褶皱的普遍，再加上脆弱构造线的地壳运动，使得土耳其境内的地震灾难很多，成为世界上最常发生地震而且受地震破坏影响最大的地区之一。发生在1939年的那次大地震，使2万多人丧失了性命。发生在1999年8月17日的那次里氏7.8级大地震使伊斯米特市及西部许多地区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同年11月12日，在西北部城镇迪兹杰又发生7.2级地震。可以说土耳其全境几乎没有不受到地震威胁的地区。总之，土耳其的自然风貌既伟岸宏大又色彩艳丽、变化多姿，令人感到美不胜收，就像土耳其的地毯一样让人赏心悦目。

二、奇特的河流湖泊与交通

土耳其拥有丰富多变的地理环境，而受这种复杂多变的地形地貌的影响，使得土耳其境内的众多河流，不是直接流入地中海，便是经过黑海和马尔马拉海间接地注入地中海，而东部地区的河流大多经过伊拉克直接注入波斯湾则是一个例外。那些流入黑海和地中海的河流大多短小而流急，陡降的河流与沿岸的山脉构造线横交，而注入马尔马拉海和爱琴海的河流一般都河面宽阔，水流缓慢。在土耳其众多的河流中，最为著名的当数非腊特河。众所周知，世界上著名的幼发拉底河就源自土耳其，但它在土耳其境内并不叫幼发拉底河，而名之曰“非腊特河”。非腊特河在突厥语中意为希望之河。非腊特河的北部源头出自土耳其东部重镇埃尔祖鲁姆以北的洼地，被称为卡拉苏河；其东部的源头则穿行在凡湖和阿勒山之间的高山峻岭中，被称为木腊特河。两股源头在克班附近交汇后，穿山越岭，湾湾南下，在流经阿拉伯地谷时，则切入地面很深，堪称奇观。在非腊特河的两岸，景色奇特，变幻莫测。它时而像一把利剑劈开重峦叠嶂，奔腾在高山峻岭的峡谷之中；时而又徜徉在平原、洼地之间潺潺而流，低声吟唱。就地形而言，非腊特河的北端和东端有广阔的盆地和深水湖泊，南端则与东托罗斯山纵横交错，河水切入地表，造就了许多峡谷。土耳其著名的大阿勒山是一个大火山堆，既是土耳其境内的最高峰，又是非腊特河的东部源头。大阿勒山的峰顶终年披银盖雪，山腰间挂满冰川，大自然的神功让人们叹为观止。非腊特河流域是土耳其的主要高原地，空旷的山坡上长满了牧草，一直延伸到无限美丽的孔亚大平原。高原地带水草丰美，居民多以放牧马、牛、羊为生，并以此赢得了“山地土耳其人”的美称。

他们过着春季居草原、夏季住山麓、冬季移山坳的逐水草而居的传统游牧生活。放牧时，他们个个身穿厚毡做成的长袍，袍长过膝，双肩向上高耸，远远望去犹如身披战袍的侠客。非腊特河哺育的山地土耳其人，男人不仅尚武善骑，而且也同妇女一样能歌善舞。每逢重大的节日，白天人们举行赛马或摔跤，夜晚身穿色彩绚丽民族服装的男男女女，手托点燃蜡烛的木盘，伴随着萨兹琴和唢呐欢快的节拍，跳起蜡烛舞蹈。百年来，他们一直遵循着自己独创的艺术和娱乐传统，保留着古代仪式的痕迹。此外，在土耳其，不正在跳舞的土耳其妇女论什么地方都有该地区独特的民间舞蹈，民间舞蹈的种类多达1500种之多。这些舞蹈大多数是表现大自然的美妙、各种动物的形态、村落生活的模样、旅行见闻等内容。

这些民间舞蹈不仅受到了国内广大民众的喜爱，而且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的好评。在非腊特河北源附近的埃尔祖鲁姆东北10公里处的托普山上，1877年10月曾发生过土耳其民众不畏强暴，英勇抵抗沙俄侵略者的动人故事。为缅怀纪念为国英勇献身的烈士们，如今在托普山上高高耸立着一座名为阿齐耶的烈士纪念碑。它由三根巨大的方形石柱组成，石柱下粗上细，犹如三柄长剑直入云端。纪念碑的底座上镶嵌着一块铜牌，刻有一组浮雕，再现了当年土耳其人民抗击沙俄侵略者的英勇场面。纪念碑后长眠着土耳其历史上的抗俄女英雄哈顿，她那精彩通俗的传闻轶事至今仍然在土耳其人中间广为流传。

除了著名的非腊特河之外，土耳其东部的凡湖另有一番景色。风景如画的凡湖面积为3760平方公里，湖深大约为25米，湖面海拔1720米，是土耳其境内最大的淡水湖泊，也是土耳其主要的水产养殖基地。此外，在土耳其东部还有美丽的图兹湖。受地形和气候的影响，总体而言，土耳其境内的一部分地区，尤其是爱琴海和地中海地区，河流流量的季节变化很大，河流资源不利于航运的发展，却非常有益于水力发电。不仅土耳其的河流湖泊受其复杂多变的地形与地貌的影响，而且交通运输也和其地形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土耳其的爱琴海沿岸地区地形起伏，呈东西走向，给进入内地提供了通道，但南北向的交通却非常困难，只能靠海运发展交通运输业。在安纳托利亚的中部，虽然地形变化不多，但人口聚居的地方多在边缘地区，大多数贸易通道自古都是沿着南北边缘绕行，而极少穿过中部，使其中部交通运输受到限制。在庞延山脉的中部，耶库尔河相继穿过克泽尔河谷和杰克雷克，如同一条走廊，是迈向内地的极好通道。

土耳其的东南部，地形以高原为主，自古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与地中海地区之间的黄金通道。安纳托利亚东部，东西走向的交通虽然在到达伊朗边境以前要经过很高的山口，但毕竟有路可走，南北间的交通则相对困难得多。作为地处欧亚两大洲交汇点的土耳其，是世界海陆交通要冲，具有欧亚大陆桥的美称。从19世纪末开始，欧洲一些国家开辟的亚洲通道都横贯土耳其，然后伸向波斯湾、高加索和巴基斯坦；在海上，土耳其扼守黑海海峡，此海峡是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两国的惟一出海口，也是独联体西部国家通达海外的重要通道。因此，土耳其历届政府都非常重视发展交通，把交通运输作为一个主要的投资部门。通过数十年的努力，目前土耳其的交通已经形成相当完整的体系，建成了世界上最具规模地连接欧洲与中东地区之间的交通网。土耳其在1973年建成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大吊桥，像一条巨蟒横贯海峡，把欧亚两大洲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大桥全长1560米，宽33米，高64米，桥面可同时并行六辆汽车，任何巨型轮船均可从大桥底下安然通过，每天平均通过大桥的汽车为6万辆左右。从1988年以来，土耳其又投巨资，相继在黑海海峡上又架起了三座大桥，使欧亚两大洲相互之间的往来更加便利通畅。土耳其铁路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奥斯曼帝国时期。1858年奥斯曼帝国政府在英、法等国的帮助下，通过贷款修建了第一条铁路。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时，一条主要的国际铁路干线已经从西北到东南穿行于土耳其全境，并建有通往梅尔辛、安卡拉、伊兹密尔和班德尔马等铁路干线。通过70多年来的努力，土耳其已经形成了相当完整但又较稀疏的铁路网。

近年来，由于受到公路运输的冲击，国内铁路运输的能力已经退居到了第二位。土耳其的海洋运输在其国内远距离大宗货物运输和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土耳其的主要港口有黑海海峡的伊斯坦布尔、爱琴海的伊兹密尔、地中海的梅尔辛、黑海的萨姆松和特拉布松等。目前，土耳其的外贸物质几乎全部都是通过海运，陆运只占2%。贸易口岸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地方，其中伊斯坦布尔的货物吞吐量占整个货物吞吐量的1/3。除了公路、铁路和海洋运输外，土耳其的航空运输也比较完备发达，具有相当的规模。在土耳其，国内外航线的空运业务主要由国有土耳其航空公司经营，每年的客运量大约为650万人次，每年的货运量大约为76万吨。土耳其的各大城市之间，以及首都与部分边远省会之间都有定期的航班。目前，土耳其共有30多条国内航线，70多条国际航线，主要机场有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安塔利亚等机场。

三、过渡性的气候与农业

土耳其大部分地区的气候，是被人们称作地中海气候型的一种干燥炎热的半大陆性的变型，兼有地中海型和温带大陆性气候的特征，正处在地中海气候刚开始向大陆性气候转换的过渡带上。土耳其气候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土耳其恰处在北纬36°～40°之间，南北分别与地中海、黑海为界，在这两个大海的对面分别是西亚、北非的热带沙漠和东欧大平原，再加上内陆地区地形、地貌复杂多变，这些因素都对土耳其气候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土耳其的夏季普遍干旱少雨，冬季大部分的气温又比真正的地中海气候还低，昼夜温差大，降雨量少且集中在初春时节。但土耳其部分地区冬季降雨多，具在土耳其境内有许多著名的冬季滑雪中心有地中海气候的特征。如果你在土耳其乘车旅行的话，那么在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内，便可以体验到风貌不同、温度各异、标高不一、湿度与植物带完全相异的境地，看到汇总了欧洲、亚洲和非洲三个大陆所有的风貌特征。

在土耳其，1月份的内陆平均气温低于冰点以下，越向东越冷，东部大部分地区在-10℃以下，极端最低气温西部可达-20℃，东部更降至-40℃，而沿海的边缘地区，1月份的平均气温大多在5℃以上。冬季气温最高的地方是安纳托利亚低地和阿达纳低地。土耳其的夏季，除地势较高的山区外，普遍炎热。7月份的平均气温在20℃以上，安纳托利亚西部和中部的气温在25℃以上，其东南部更高达30℃以上。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中部和东南部大陆性气候比较典型，年降雨量在300～400毫米之间。土耳其的沿海地区是最湿润的地区，其中黑海地区的年降雨量平均在2000毫米以上，庞延山和托罗斯山的大部分地区，年降雨量大多维持在1000～1500毫米之间。土耳其气候的鲜明特征还表现在沿海地带和内陆高原气候的差异上。沿海地带深受海洋的直接影响，内陆高原则由于山脉的阻隔，挡住了来自海洋温湿的气流。难怪内陆高原呈现出夏季炎热，冬季严寒，春雨绵绵那种典型的干燥的大陆性气候。而广大的沿海地区，包括爱琴海的西部以及黑海的沿岸地区，则深受海洋的影响，表现为夏季无酷热，冬季较温暖，年降雨量普遍偏高的特征。但地中海沿岸的地区，则夏季炎热少雨，冬季温和多雨，年降雨量为500～700毫米，地中海气候特征表现得特别明显。

土耳其的气候造就了土耳其土壤的基本类型，造就了土耳其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并且同气候一样，表现出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有明显的差异，使得土耳其的动、植物种类繁多。在土耳其比较湿润的地区，土壤主要是红色灰化土、棕色灰化土以及棕色森林土，它们所占面积超过全国的1/3，主要见于山区，以南、西、北三个方向环抱安纳托利亚内陆区。这些地方土层薄且发育不成熟，不宜从事农耕，主要植被都是森林。在安纳托利亚内陆和东南部的干燥地区，棕色土壤和红色土壤分布较广，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20%。虽然这里的农业发展潜力有限，但却是土耳其旱作谷物分布的主要生产区，就其土质而言，东西土质多为钙质土，有利于灌溉农业的发展。

土耳其最为干燥的地区，多为灰钙土，它是一种半沙漠性质的土壤，主要分布在科尼亚盆地的南部和阿塞拜疆共和国边界的阿拉斯河谷地。冲积土是土耳其的土壤中可以用作农业耕作的最佳土壤，虽然它仅占全国土地面积的5%，却是土耳其农业发展潜力最大的地区。这种土壤多分布在爱琴海和马尔马拉海沿岸地区的河谷，以及塞汉河、杰汉河、克泽尔河和耶库尔河的三角洲平原上，也散布在安纳托利亚的东部和中部的盆地中。一个国家农业的发展同它的地形、气候和土壤有密切的联系，而土耳其复杂的地形、地貌和过渡性的气候类型，以及多样的土壤，给土耳其农业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表现在沿海地区农业和内陆地区农业的差异上。

沿海地区的气候和雨量比较适合发展农业，气温和光照能够满足多种农作物生长的需要，一些亚热带作物，甚至一些热带作物，如香蕉和茶叶也能在此生长。而内地多山，冬季冰雪覆盖，银装素裹，夏季冰雪消融，为灌溉农业提供了充足的水源，但目前这一资源的利用率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发。事实上，樱桃、杏、大杏仁、无花果等大家所非常熟悉的水果类都原产于土耳其，而且还是世界上许多装饰花的原产地。

在土耳其，地中海沿岸以及爱琴海沿岸深受地中海气候的影响，黑海沿岸地区则冬季温暖，夏季炎热，雨量充沛。但由于地形的原因，只有小面积平坦或缓倾的土地可供农业耕作。土耳其内陆的西半部是全国降雨量最少的干旱地区，这里有大片平坦或缓倾的土地，并且大多属中等肥沃的土壤。这一地区的北部和南部边缘接近多雨的山地，可发展灌溉农业，但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中心，河流大多深切入地表，灌溉变得极其困难，加之生长期短和冬季低温的影响，使得沿海地区的许多高产农作物不能在此生长。土耳其内陆的东部地区山地较多，水源奇缺，平坦或缓倾的土地只限于较小的山地围绕着的盆地中。土耳其的东南部则分布着大面积的农业耕地，只是这里远离水源，夏季酷热，降雨量稀少，不便农田的灌溉。农业在土耳其的社会经济中占有优势地位，绝大部分人以农业为主。土耳其不仅是中东地区的第一农业大国，喜获丰收的土耳其农民就是在世界主要农业生产国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土耳其目前是世界上第七大小麦生产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榛子、无核葡萄干和无花果出口国。在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时，它的农业起点是很低的，不仅全国耕地面积仅有1000多万公顷，而且农业的经营方式还依旧是分散的家族式经营。为了尽快发展农业，土耳其共和国政府废除了“什一税”，确定了土地私有制，调整了农业指导机构，并组建了农业教育系统。政府的新举措给土耳其农业带来了转机，到20世纪30年代初，耕地面积增加了一倍多，农业总产量增长了58%。

从30年代起到40年代末，土耳其在处理农业和工业的关系上，把发展重心主要放在工业上，在这一时期的前10年对农业的发展影响不大，工农业比例还比较协调。在这一时期的后10年，一是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二是由于1949年的大旱，使农业的发展出现了停滞的局面。50年代，土耳其政府对农业的投资比重不断增加，农业投资仅次于交通业的投资。与此同时，政府还调整了农业政策，表现为降低牲畜税，减免农民的交通税，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从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政策的导向和政府的重视，给50年代土耳其农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这一时期土耳其的农业可耕地面积扩大了60%，农业总产量增长了86%。

60年代后，土耳其政府在农业经营战略上实行改革，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使农业生产向集约化转轨。集约化的经营方式为土耳其农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从70年代开始，土耳其的农业产品开始大量销往其他中东国家和欧洲共同体市场。1973年，土耳其公布了土地法，计划在15年内将320万公顷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并大兴水利、推广机器的使用、增施化肥、选用优良品种、对农民进行科普教育等。

土地法给土耳其的农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1971～1978年，土耳其农业的平均增长率达到了3.3%。从1976年起，土耳其由粮食进口国转变为粮食出口国。80年代以来，土耳其的农业稳步增长，1980年产谷物2406.3万吨，1987年增至2927.5万吨（不含薯类），增长率为21.7%。1988年土耳其仅小麦产量就达到了2050万吨，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60%，居世界第7位，既可满足国内消费的需要，且又有大量的出口，这在中东地区是惟一的一家。目前土耳其的农业耕地面积大约为2850万公顷，其中约有一半种植谷物。谷物种类主要有小麦、大麦、黑麦、玉米、大米、燕麦等，以小麦为主。另外，棉花、烟草、甜菜、油料作物和水果也是土耳其的主要经济作物，也是这个国家主要的出口农产品。土耳其的棉花主要产区在伊斯梅尔和阿达那，近年来棉花每年的平均总产量大约为62万吨，大量出口到其他国家。土耳其的烟草在世界上闻名遐迩，特别是黑海沿岸萨姆松的烟草质量最佳，多被美国的卷烟厂所选用。

土耳其过渡性的气候类型也非常适宜各种水果的生长，如无核葡萄、香蕉、梨、杏、苹果、柠檬、橘子、橙子、无花果、橄榄油和榛子的产量和出口量均居世界前列，其中无核葡萄和榛子的产量居世界首位。土耳其水果的主要产区在黑海、爱琴海和地中海沿岸地区。此外，土耳其的畜牧业也极为发达。安纳托利亚的大片草原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土耳其目前拥有的牲畜头数在中东国家中居第一位，在世界上也排名第八位。安卡拉羊毛驰名世界，是纺织开司米的主要原料，每年的产量大约为9000吨。土耳其畜产品主要销往海湾等阿拉伯石油国家，每年的出口值大约为5亿美元。

四、丰富的矿物资源与工业

土耳其独特的地质构造和复杂的地形、地貌，使其拥有世界上丰富的矿物资源，铬、汞、锑、重晶石、天然硼酸盐、锰、铜等矿产的储存量在世界上均居前列。特别是铬矿，现已探明的储存量为1亿吨，居世界第二位。

硼酸盐为6～6.5亿吨，锰大约为1亿吨，铜为3亿吨，锑为12.5万吨，汞为8000吨。此外，土耳其的煤炭资源也极其丰富，现已探明的储存量为50亿吨，主要分布于黑海沿岸和安纳托利亚的东南部，是中东地区最大的煤田。除了煤炭外，土耳其的其他燃料和能源极其短缺，严重依赖进口，尤其是石油。根据土耳其国内工业发展的需要，每年大约需要2000万吨原油，但国内仅能生产大约200万吨原油，缺口很大，所以每年依赖从国外进口大约价值50亿美元左右的石油，基本上占当年出口总值的40～50%。原油进口国主要是伊拉克和伊朗，现有好几条输油管道从伊拉克直接伸展到土耳其。为了弥补能源的短缺，土耳其历届政府一方面呼吁要以煤代油，另一方面大力开发水力资源。土耳其的水力资源极其丰富，每年的水力发电量大约为250亿度，使能源不足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的解决。

除了开发水力资源外，土耳其政府还积极开发地热和天然气，以弥补燃料和能源的短缺。在土耳其境内，现已被查明的天然气有8万亿立方米左右。此外，土耳其也是一个森林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森林面积大约为200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居中东国家首位。土耳其是中东地区工业化比较发达的国家之一。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中，工业化一直是土耳其国民经济发展中最为优先考虑的问题。土耳其的早期工业开始于1933年政府推行的一项五年计划。土耳其在1923年建立共和国后，政治上虽然获得了独立，但经济上却极其落后。为了改变传统落后的农业在经济中一统天下的局面，土耳其政府采取了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的政策，把外国人控制的公司、企业全部收归国有，并把同国计民生有直接关系的经济部门纳入国有机构，优先发展民族工业，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在国家干预下，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相继建立了水泥、钢铁、纺织、玻璃和陶瓷等工业部门，以求走工业内向发展的道路，用民族工业的产品来满足国内的需要。1932～1939年，土耳其工业品的产量增加了2.4倍，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中所占比重由10%增加到了16%。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土耳其工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为民族工业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国内市场条件。二战以后，土耳其的工业产量在全国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增至23%，一些新工业部门也相继建立了起来，使人均工业品占有量超过二战前的4～5倍。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土耳其政府主要采取了利用外资兴办重工业的方式，同时扶持私人资本发展轻工业。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私人资本对轻工业的投资已达到国有企业投资总额的60%，一批私人资本和外资共同经营的企业如制糖、造纸、纺织、医药等工业迅速发展，给土耳其工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生机和希望。整个60年代，土耳其的工业化进程是循序渐进的。从1963年开始，土耳其实施了一个十五年的长期发展计划。这个计划又分为第一个五年计划（1963～196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1968～1972年）和第三个五年计划（1973～1977年）三期来实施。在历史上，1967年开始实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通常被人们认为是土耳其真正工业化的开端。

20世纪70年代前期，土耳其的工业发展基本稳定，但到了70年代中后期，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也未能使土耳其幸免，许多企业处于半停产状态，土耳其工业化的进程布满了阴影。80年代土耳其政府积极调整经济政策，推行稳定发展战略，把一大批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转为私营企业，同时大力发展合营经济，并购入大量廉价石油，促进电力、褐煤和焦炭的生产。政策的积极引导，对土耳其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从1981～1986年，土耳其的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992年工业产值达到420.16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9%。

近年来，土耳其的工业增长率年平均为5%，远远超过了农业及其他经济部门的增长速度。在土耳其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上，加工业一直居主导地位，目前加工业产值已占工业产值的80%还多。在众多的加工业部门中，尤其以纺织、食品、烟草、建筑材料。钢铁和机械工业等部门为主。而在加工业中，纺织业一枝独秀，现已成为土耳其加工业中最大的部门，其产值占所有加工业产值的20%，从事纺织行业工作的工人占加工业工人总数的1/3。土耳其的钢铁工业是伴随着土耳其共和国的成长而发展起来的。20世纪50年代以后，土耳其的钢铁业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历史阶段。1953年土耳其的钢铁产量仅为1.35万吨，经过3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1987年猛增至730万吨，1999年高达1200万吨，至此，土耳其再也不依赖外国钢材的进口，并且还可以有小批量的出口。近年来，土耳其的机械工业异军突起，成为加工业中发展最为迅速的工业部门。过去土耳其只有少数工厂能够生产数量有限的车床、织机等，大部分产品需要依赖进口。在国家鼓励国内外投资发展机械工业的政策引导下，土耳其的机械制造工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汽车工业，成为仅次于纺织业的第二大行业，产值大约占工业总产值的5%。目前，土耳其国内共有大型汽车制造厂20多家，其中有一部分是外国大型汽车跨国公司的子公司。除了汽车工业外，土耳其的锡瓦斯和伊兹米特已成为铁路车辆和铁路设备制造中心，开塞利成为飞机制造中心。此外，土耳其的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工业也发展迅速，许多产品已经打入国际市场。在土耳其，食品工业是其又一个重要的工业部门，主要是中小型企业加工农产品、畜产品和鱼类产品。农产品加工以甜菜制糖业为主。目前，土耳其的糖产量除了能满足国内的需要外，还大量出口到国外。土耳其的其他食品工业有水果和蔬菜罐头业及橄榄榨油业，主要分布在爱琴海沿岸地区。由土耳其政府实行专卖的啤酒、葡萄酒和烈性酒的酿造业，主要分布在首都安卡拉、安纳托利亚和爱琴海沿岸地。在土耳其，食品工业大多由政府直接控制，这是其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大特点。在土耳其的建材工业中，水泥工业和玻璃工业位居前列。

土耳其的水泥工业主要是由公私合营的工厂组成，其次是由德国提供贷款资助建造的工厂。目前土耳其共有水泥厂30多家，水泥年产量为3500万吨左右，作为建材工业的又一大支柱的玻璃制造业，主要是依靠前苏联的帮助发展起来的。在前苏联的帮助下，土耳其在察依罗瓦建起了中东地区最大的玻璃厂，年产平板玻璃750万平方米，既满足了本国市场的需要，还有部分供出口。在土耳其，造纸和纸板工业主要控制在政府办的塞卡公司手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塞卡公司通过得到世界银行和欧洲银行提供的贷款，修建了一座集纸、纸浆和木材于一体的联合企业，随后不久又另建立了三家分厂，总投资达40亿美元，从而促进了土耳其造纸和纸板业的迅速发展。另外，土耳其的石化工业发展很快、规模较大，大型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或合资企业，外国投资比例较高。土耳其的第一家石油化工联合企业坐落在兹密尔。随着农业的迅速发展，土耳其国内对化肥的需求量大幅度增加，所以土耳其的历届政府都很重视化肥的生产。1977年土耳其的化肥产量仅为279万吨，1987年达到763.8万吨，10年间增长了174%。目前，土耳其的化肥产量不仅能满足国内的需要，还可以有部分出口。总之，就土耳其工业的发展趋势来看，它的前景是广阔的。

第二章、土耳其的社会概况

一、土耳其人的渊源

土耳其的名称源于国内主要居民土耳其人。土耳其一词由突厥音转变而来。在鞑靼语中，突厥有“勇敢”的意思，土耳其意即“勇敢人的国家”。土耳其人的祖先原本是居住在亚洲北方草原和沙漠地带的游牧民族，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突厥人。大约在6～7世纪，突厥人开始向西南大迁徙，进入中亚。8世纪中亚的突厥人开始接受了伊斯兰教，不久从阿拉伯帝国的统治下获得独立。11世纪初，在乌古思部族的领导下，不断向西南迁徙的突厥人占领了阿拉伯帝国的统治中心巴格达，建立了突厥塞尔柱人的王朝，从而结束了阿拉伯人在伊斯兰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统治，但小亚细亚半岛的大部分这时仍然在拜占庭帝国的辖制下。正因为如此，突厥塞尔柱人的王朝建立后继续把突厥人引向小亚细亚半岛。1071年的曼齐克特之战突厥塞尔柱人以少胜多，打败了拜占庭帝国的军队，拜占庭帝国被迫从小亚细亚半岛撤出，而大批突厥人不断迁徙到如今土耳其共和国所在的小亚细亚半岛。突厥人在迁徙过程中，把突厥语和伊斯兰教带到了所到之处，并不断与当地人杂居通婚，民族之间交流混血，使得当地土著民族最终接受了突厥人的语言和宗教。同样，大多数突厥人也弃了游牧迁徙的传统而转向定居，开始接受了阿拉伯与波斯乃至拜占庭帝国的文化，从而出现了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局面。这种种族和文化的大融合，造就了土耳其兼容并蓄、博取众长的特点，赋予了土耳其文化的独特性质，即其混合特色。特别是13世纪蒙古人对小亚细亚半岛的入侵，使突厥塞尔柱人建立的罗姆素丹国沦为蒙古人的藩属，又给突厥人增添了新的血液，加速了突厥人与小亚细亚半岛土著居民的融合，从此使小亚细亚半岛开始了漫长的突厥与伊斯兰化的发展过程。

14世纪初，日渐衰落的突厥塞尔柱人罗姆素丹国分裂成为10个突厥小公国，日后建立的雄霸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就是这10个突厥小公国之一。他们同当时那些居住在拜占庭帝国边境地区的其他突厥人一样，在其首领埃尔托格鲁尔的率领下，打着向异教徒圣战的宗教旗帜，进入到拜占庭帝国的疆域进行疯狂的掠夺。年迈多病的埃尔托格鲁尔去世以后，其子奥斯曼接管了部落，继任首领，并占领了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西北部，奠定了奥斯曼帝国的雏形。奥斯曼去世以后，其子奥尔汉继位，通过不断的武力征服，最终建立起了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雄霸欧亚非三大洲，令世界战怵的封建军事帝国，前后持续了600年，进一步促进了各民族、种族和文化的融合。在奥斯曼帝国前后持续的600年当中，前300年是不断扩张的强盛时期，后300年则是其日渐衰落的积弱不振时期。虽然统治阶层试图通过一系列具有西方色彩的社会改革来改变奥斯曼帝国衰落的现状，但最终因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导致了改革的失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奥斯曼帝国只剩下了土耳其本土，以及地中海东部沿岸、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半岛等土地。

1914年8月2日，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第二天，奥斯曼帝国和德国秘密缔结同盟条约，站在同盟国一边，承担了对协约国作战的义务。10月底，奥斯曼帝国政府默许德国人控制下的舰队在黑海炮击俄国军舰和港口，从而彻底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10月，奥斯曼帝国战败投降，被迫在30日与协约国签订《摩德洛斯停战协定》，使奥斯曼帝国不仅丧失了在北非和西亚的属国，而且本土也未能免遭半殖民地的厄运。1920年8月10日，协约国迫使奥斯曼帝国政府在丧权辱国的《色佛尔条约》上签字。根据条约的规定，黑海海峡地区成了特别区，由国际共管，首都伊斯坦布尔虽然留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却附加了许多苛刻的条件，安纳托利亚的东部以及亚美尼亚和库尔德斯坦名为“独立”国家，实际上是西方列强的附属国。这时留在奥斯曼帝国名下的国土，只剩下安卡拉和黑海之间一小块地方，奥斯曼帝国到了日落西山的尽头。

在奥斯曼帝国内外交困的时刻，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爱国军官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毅然挺身而出，发动和倡导了反对西方列强、反对奥斯曼封建王朝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成立了全国性的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建立了一支人民武装，同奥斯曼帝国素丹政府公开决裂。1922年9月，在英国等西方列强的支持下，希腊军队侵占了土耳其的大片领土。在凯末尔的亲自指挥下，土耳其军队击溃了希腊军队，收复了大片失地，最终取得了民族独立解放战争的胜利。在土耳其的历史上，1923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这年7月，土耳其同英、法、意等国签订了《协约参战各国对土耳其和约》，因该条约签订于瑞士的洛桑，历史上又称《洛桑和约》。根据该条约的规定，除了摩苏尔外，其他被英、法、意、希腊等国占领的领土都无条件的归土耳其所有，土耳其在自己的民族疆界内保持统一，外国人在土耳其所拥有的各种特权也均无条件地被废除。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凯末尔出任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早在共和国成立以前的1922年11月，凯末尔就废除了素丹制。新生的共和国在其成立后不久，凯末尔又积极地推行一系列具有世俗化特征的社会改革：宣布废除哈里发制；实行政教分离；采用资产阶级民商法制度；致力于发展土耳其的民族经济。

二、三权分立的政体

土耳其的现行宪法是在1982年颁布的，它是共和国宪政史上的第三部宪法。按照1982年的宪法规定：土耳其是一个民族民主、政教分离和实行法制的国家，反对泛伊斯兰主义，严禁宗教介入政体。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凯末尔在集中大力发展民族经济的同时，开始着手进行制定宪法的工作。1924年4月20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其宪法共分为总纲、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人民权利、杂项等6章，每章又分为若干条，共计105条。

在此以前的土耳其人看来，自己是素丹的伊斯兰臣民，没有公民和国籍的概念，而1924年的宪法明确规定了土耳其人的“公民资格”，宣布所有长期居住在土耳其的居民不论宗教信仰以及种族如何，其公民资格一律为土耳其人；此外，1924年的宪法还规定：土耳其为民主共和国，以一院制的大国民议会为国会，由选民依照选举法直接选出议员组成；国会是土耳其国家的惟一权力机构，议员任期4年，可以连选连任；总统由大国民议会选举，总理由总统从议员中遴选，政府成员由总理从议员中选择；政府应对议会负责，国民议会随时监督并可改组政府，政府无权解散国会。1928年修改后的土耳其宪法删除了“伊斯兰教为国教”的规定。1937年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又对宪法作了重大的修改，在宪法总则的第二条中规定了土耳其共和国的六项基本原则，即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和改革主义。修改后的宪法并规定给予土耳其妇女以参政权，宣布年满22岁的男女均有选举权，年满30岁的男女均有被选举权。这一变化表明土耳其妇女的社会政治地位已经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60年5月27日，土耳其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政府。1961年7月，土耳其召开议会并举行公民投票通过了新的宪法，新宪法包括前言和正文，共计157条，其中包含临时性条款11条。1961年的宪法规定：土耳其共和国是一个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政教分离和实行法制的国家；土耳其的国家主权无条件地属于国民；任何个人、家庭、团体或阶级一律平等，不得享有特权；国家公务人员必须按期公布财产状况。按照1961年宪法的规定，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是共和国的立法机关，由大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组成；行政权由总统与部长会议掌管，部长会议是国家的最高执行机关，它对议会负责；总统是国家元首，由大国民议会的议员们选举产生，任期7年，不得连任，当选后必须脱离土耳其所有的政党，其议员职责也同时终止；法院享有国家的司法权。

在1961年宪法的规范下，土耳其共和国走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20年。1980年9月12日，以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凯南·埃夫伦为首的土耳其高级将领接管了土耳其国家政权。1981年10月，新政权组织了专门的宪法起草小组，开始了新宪法的起草工作，并在1982年11月7日举行全民投票，通过了新宪法。1982年的新宪法共7章117条，外加临时法规16条。该宪法承袭了1961年宪法的基本内容，但对许多重要条款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按照新宪法的规定，土耳其是一个坚持民族团结、尊重人权、政权分离的、世俗的、社会的和民主的法制国家。1982年的宪法还特别强调宪法的地位，指出宪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其他法律不得与之相抵触，同时确认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就其国内机制的运作而言，土耳其共和国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别由不同的部门执掌，坚持三权分立的原则。大国民议会作为国家的立法机关，它的主要职能是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讨论和通过国家预算；决定和发行货币；宣布大赦和特赦；批准法院的死刑判决；批准同外国签订的条约；批准向国外派遣军队或允许外国军队进入土耳其；同意对外宣战。大国民议会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总统，获得议员总数的2/3以上赞成票者当选。土耳其政府是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的执行机构，拥有国家的行政权。政府总理由总统任命。从程序上讲，总理组阁后，必须向议会宣读施政纲领，议会多数票通过施政纲领后，政府才能成立。政府由国务部长、司法部长、国防部长、内政部长、外交部长、文化部长、财政部长、海关关长等组成。土耳其的司法体系深受欧美等国家的影响，司法权完全独立，凡是法院的裁定，国家所有机构都必须执行。土耳其设立有最高司法议会，由最高法院、下级法院以及大国民议会选出的18名正式人员和5名候补人员组成，任期4年，每两年改选半数。最高司法议会主要处理法官的任命、职务和法规等问题。土耳其中央一级的法院主要有宪法法院，负责审理有关法律是否违反宪法的案件，审判国家高级官员；上诉法院，主要负责审理下级法院的刑事以及民事案件；行政事务法院，主要负责审理行政纠纷案件；司法分歧法院，主要负责审理民事、行政、军事法院间的判决分歧；审计法院，主要负责监督国家预算开支执行等审计情况；财政法院，主要负责监督国家预算开支执行情况；国家安全法院，主要负责审理有关国家安全与完整的案件。此外，土耳其还设有各级军事法院，最高军事法院的法官由总统亲自任命。

作为一个开放党禁、实行多党制的国家，土耳其的政党繁多，可谓政党云集的国家。现有政党20个左右，目前对土耳其国内政局影响较大的有祖国党、正确道路党、社会民主人民党、繁荣党、库尔德工人党等。根据土耳其那些政党的施政纲领和政治观点来看，一般可划分为左翼政党、右翼政党、温和的中间派政党，也可以划分为世俗的政党和具有宗教色彩的政党两大类。除了繁多的政党外，土耳其还有一个具有全国影响的政治团体——土耳其工人工会联合会，它成立于1952年7月，是土耳其成立时间最早，人数最多的全国性工会组织，现有会员200万人左右，包括遍布土耳其全国的300多个行业分工会，其中最大的是“统一的食品工业工会”，它还是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成员。土耳其工人工会联合会自称为“民族主义团体”，“宣布既反对法西斯主义，也反对共产主义”，主张对各党派和政府保持“独立”。

三、民族与宗教习俗

土耳其是中东地区人口增长较快的国家之一，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情况，现有人口6659.65万人左右，居中东地区各国之首。土耳其人口分布的一个显着特征是不平衡性，许多地区的人口密度低于全国平均数，人口密度高于全国平均数的地方又很有限。马尔马拉海和爱琴海沿岸地区，黑海和地中海沿岸地区，是全国人口集中的地带，面积虽然仅占全国的29.9%，人口却占全国人口的36.6%，而广大的内陆地区，包括安纳托利亚的西部、中部和东部三个区，面积占全国的62.7%，人口仅占全国的45.2%，人口密度不及全国平均数的一半，是土耳其人口相对稀疏的地区。

土耳其官方在公布人口资料时，从不划分民族，并长期保持这一不变的做法，似乎给人造成一种假象，仿佛土耳其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事实上，土耳其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一点可以从政府公布的语言材料和宗教材料中作出判断。根据有关资料分析，在土耳其的人口中，少数民族所占比例大约为10%；土耳其人是土耳其最大的民族，在全国均有分布，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0%左右。

库尔德人是仅次于土耳其人的第二大民族，大约占全国人口的8%，他们主要分布在土耳其的东部、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库尔德人人口虽多，但大多数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在土耳其境内现有阿拉伯人70万左右，主要分布在土耳其的东南部与叙利亚接壤的边境地区。希腊人在土耳其的人口史上曾经有过辉煌的时期，20世纪初，曾多达150万人左右，但在1919～1922年的那场希土战争后，两国达成协约互遣对方侨民，因此许多希腊人离开了土耳其，现在土生活在土耳其境内的耳其全境内仅剩留希腊人库尔德妇女12万人左右，主要分布在伊斯坦布尔以及查纳卡莱省，多为基督东正教信徒。在土耳其的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和首都安卡拉至凡湖之间，现有许多亚美尼亚人的居民点，人口大约为10万左右，多信奉基督教。格鲁吉亚人早先居住在土耳其东北部的乔鲁和卡拉河的上游，后来大多移居到了中部的布尔萨、锡诺普等地，人口大约为9万左右，主要信奉伊斯兰教，现多已被土耳其人所同化。切尔克斯人是北高加索移民的后裔，现有人口大约15万左右，主要信奉伊斯兰教，分布在托尔特和马拉提亚之间的地区，多已被土耳其人所同化。鞑靼人是克里米亚移民的后裔。18世纪末，许多鞑靼人从克里米亚迁徙而来，如今只有1万人左右，且大部分被土耳其人所同化，目前仅剩小部分居住在土耳其东南部的凡城和哈卡里之间的结合区。吉卜赛人在土耳其境内大约有3万人，多数过着半游荡的生活，主要分布在伊切尔省和阿达纳省的南部地区，少数吉卜赛人现已在大城市过上了定居的生活。目前在土耳其境内还有大约3.5万保利亚人，3万犹太人，3万波斯尼亚人，1.5万阿尔尼尼亚人，3千塞尔维亚人，他们主要居住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伊斯坦布尔和高拉亚的一些地区。那里还居住着1.2万西班牙人，6千法兰西人。这些民族因为共同使用法语，被土耳其人称为法兰克人。目前在土耳其境内人数最少的民族有意大利人、德国人、英国人、波斯人，他们的人数大约都在3千左右。

土耳其的国语为土耳其语，全国98%的居民讲土耳其语。古代土耳其语属乌拉尔-阿尔泰语系中的一员，在其演变与发展中字形和发音上类似阿拉伯语，受阿拉伯和波斯文化的影响，且有很多词来源于阿拉伯和波斯语。为了摆脱奥斯曼帝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接受西方文化，1932年凯末尔在土耳其全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字改革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彻底放弃土耳其传统的文字书写方法，实行拉丁化，并大量借用法语、德语、英语等外来词汇，使语言词汇进一步丰富。今天的土耳其语在书写上完全拉丁化了，与西方语言无根本区别。在历史上，土耳其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统治者既是素丹（国王），又是哈里发（伊斯兰教的最高宗教领袖），集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为一身。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伊斯兰教已在土耳其的国民心理和文化传统中深深扎下了根。自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凯末尔总统为了进一步铲除奥斯曼帝国君主制度复辟的可能性，以巩固和完善资产阶级共和国，迅速开展了一系列以废除哈里发神权制度、实行政教分离为宗旨的世俗化改革，宣布土耳其是一个非宗教国家。

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在宗教问题上主要表现为政教分离，而不是非宗教论。其目的不是消灭伊斯兰教，而是要使它同国家政权相分离，停止宗教及阐释人在政治、社会及文化事业中所具有的那种作用，以便使伊斯兰教具有一种更加现代化和更加民族化的形式。这一方面表明在土耳其共和国的所有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另一方面也表明，土耳其将告别宗教对国家政治事务控制的时代，使国家进入一个非宗教、多民族共同发展的现代化时期。作为一个具有伊斯兰文化背景和传统的国家，在当今土耳其社会中，大约有98%的人信仰伊斯兰教，其中绝大部分属于逊尼派穆斯林，仅有10%的人属于什叶派穆斯林。在什叶派穆斯林中，又以阿里伊拉希派教徒人数最多，大部分是库尔德人，居第二位的是努赛里派土耳其境内信仰基督教的神职人员正在举行宗教仪式教徒，大约有10万人，主要是阿拉伯人。走遍土耳其全境，从乡村到城市，随处都可以见到带有尖塔的清真寺，几乎所有的清真寺都铺着地毯，摆放着《古兰经》，足见土耳其人受伊斯兰教影响之深。在土耳其境内的基督教徒分属于东正教派、亚美尼亚格高利派、聂斯托利派和天主教派。此外，土耳其还有大约7万耶稣会教徒，3万犹太教徒。

在土耳其境内的都市里，每个民族为了保持本民族固有的特色，按照自己的宗教信仰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个小的社区。这些小的社区通过与地方性的服务机关，例如消防队、警察局和学校结合起来形成了都市。自古以来在土耳其每个都市的中心地带，有礼拜堂、市政厅、商业、娱乐等设施，市民们各自拥有自己民族的文化以及生活习惯，许许多多的基督教堂、犹太教堂、清真寺、神学院和伊斯兰教学校并肩分布在都市中心，同时充分享受着国家法律与公共权力的保护。

土耳其在地理上可以说是一个亚洲国家，但自近代以来，土耳其一直推行“西方化”的方针。土耳其人坚信，欧洲与亚洲的分界不在一条山脉、一条河流或一片海洋，而在于国家的政治与经济体制，在于社会的伦理道德，在于人们心目中的价值观念，因此，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土耳其一直把自己视为一个欧洲国家。目前，土耳其是欧洲安全组织、欧洲委员会、欧洲议会和北约组织的正式成员国，也是欧洲联盟的联系成员国。1987年，土耳其正式申请加入欧洲联盟，因此，早日加入欧盟，实现与欧洲一体化，正式成为欧洲大家庭中的一员，是土耳其的基本国策，也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支柱和重点，这关系到21世纪土耳其的发展前途和国际地位。土耳其所具有的历史烙印和地理上的特殊性，使它在习俗文化方面，既保留了东方的传统，又具有深深的欧洲情结，成为东西合璧、南北荟萃之地，造就了土耳其人在街道上闲庭散步的土耳其人兼容并蓄、博取众长的特点。土耳其人在时装设计上不断吸取法国和意大利人的精华，他们注重着装，追逐潮流，同时又对传统服饰始终爱不能舍，那种典型的东方游牧民族传统服装的宽裆收脚灯笼裤，仍然有人穿用。此外，坐落在土耳其大小城乡的建筑物，也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标志之一。在外观上，既有那种穹顶线条流畅，窗上装饰各色玻璃，墙壁包贴图案瓷砖带有明显伊斯兰风格的建筑物，又有吸收了西方建筑精华，处处体现出一种现代风格的高楼大厦。特别是闻名世界的土耳其菜肴，更是土耳其人的另一骄傲，它种类繁多，做法以烤、炸、煎、煮为主，以肉食品见长。土耳其的菜肴既不像西餐那样过分追求营养和热量，又不像中餐那样讲究色香味俱全，它集中西大菜的优点于一身，既实惠又美味，自成一派。一般在饭店或旅游就餐时，人们都使用刀叉，但某些家庭仍然保持着传统习俗，用餐时全家围圈席地而坐，用开的面包夹菜吃，这与传统上人们用大饼捏菜吃的习惯没有两样。

正在吃饭休息的土耳其渔民在土耳其历史上，伊斯兰教法规定男子可以娶妻妾四人，但自1926年凯末尔实行世俗化改革之后，土耳其的法律禁止一夫多妻制。由于土耳其公民结婚登记局只准许信仰伊斯兰教的男子同他四个宗教妻妾中的一个进行正式的结婚登记，所以，目前在土耳其是一夫多妻与一夫一妻者并存。此外，许多人对正式的、非宗教的结婚仪式不太重视，而对传统的、由伊斯兰教教长亲自主持的穆斯林仪式的婚礼则举办得相当隆重。

土耳其人的葬礼，一般也都按照伊斯兰教的教规行土葬。人死后面向西方停放，停留不能超过三天。首先要请伊斯兰教教长主持净身祈祷仪式，并诵吟《古兰经》，然后由教长将面纱盖在死者的脸上，祈祷默哀片刻之后，亲属把死者入殓。搬运灵柩之前，在清真寺里还要举行最后的施舍，而后赴墓地。墓穴一般为长方形，穴壁开洞，死者面西入洞。埋葬死者时女人们要唱挽歌，而教长诵经完毕后立即挖土封穴。死者埋葬封穴后，要按照习俗在土上面掘出许多沟，并把准备好的开水灌下去，以便更好地保护墓地，祝愿死者能够有一个安宁的栖身之地。

四、行政区域与教育

土耳其现有八大行政区，即埃尔祖鲁姆、迪亚尔巴克尔、阿达纳、开塞利、安卡拉、利尼亚、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有时为了统计之便，还以不同方式组成更大的区域，把土耳其分为欧洲部分、马尔马拉海区、爱琴海区、地中海区、安纳托利亚西部区、安纳托利亚中部区、安纳托利亚东部区和东南部区，也是八大区。土耳其自1923年10月29日成立共和国以来，边界只作过一次重大的调整，涉及哈塔伊省，即伊斯旨德仑和安塔基亚周围的地区。1920年，哈塔伊省是叙利亚委托统治地的一部分，受治于法国，土耳其政府对此强烈反对。共和国成立后，遂于1936年宣布该地区独立，称亚历山大勒塔桑贾克，1938年改称哈塔伊共和国。1939年7月土耳其与法国签约，法国正式承认哈塔伊并入土耳其。土耳其现有67个省，大多以省会命名。就面积而言，各省差异悬殊，最大的科尼亚省面积为47721平方公里，最小的里津省面积仅为3920平方公里。根据土耳其行政区域的划分，各省下设县或市，全国67个省共下辖580个县。县的规模亦大小不等，面积大的县可达到一个省的面积，但一般人口稀少。大多数县的面积在500～2000平方公里之间，人口也大约在5～10万之间。村是土耳其最低的一级行政组织，目前全国共有36030个左右。村与村之间的界线大多未经划定，而在人口密居的地区，往往几个村就可以构成一个市，因为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在土耳其人口规模超过1万的居民点就是城市。此外，按照土耳其宪法的规定，各省的省长均由中央政府任命，县长由省长委派，但市长和村长则采取民主选举的办法产生，每五年改选一次。由于村和市自行选举村民代表、村长，以及市民代表、市长，实行自治，自己管理自己，所以省长和县长对市和村只能起到行政监督的指导作用。土耳其主要有三个历史文化悠久的著名城市，它们是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土耳其的都市一般都建立于历史上的贸易路线，特别是在运输丝绸、瓷器、调味品和香料等古丝绸之路途中，例如伊斯坦布尔就位于古丝绸之路最西端的终点。

伊斯坦布尔是土耳其全国最大的城市和伊斯坦布尔省的省府，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两岸，扼黑海出入的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城市附近的岛屿景观户，正当欧亚交通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始建于公元前7世纪，当时的希腊人在今天“皇宫岬”的地方依山筑城，取名拜占庭。324年，罗马帝国的君主君士坦丁从罗马迁都至此，将其重建，改名君士坦丁堡，别称新罗马。395年，罗马帝国分裂后，成为东罗马帝国（历史上也称拜占庭帝国）的首都。1453年4月6日，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占领了它，改名为伊斯坦布尔（意思为伊斯兰的城市）。此后一直到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前，它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首都。

伊斯坦布尔市区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欧化、现代的见约卢及相邻的希希利区；一是最古老的法特赫与埃米尔内尼旧城区，它位于金角湾和马尔马拉海之间的岬角上；一是于斯屈达尔和卡迪科伊区，它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一侧。伊斯坦布尔市区人口的4/5居住在欧洲一侧，而亚洲一侧的人口仅占市区总人口的1/5。此外，市内有举世闻名的云塔清真寺，又称为蓝色清真寺。它始建于17世纪，是全国最大的清真寺，可以容纳2000多人同时做礼拜。市内的阿亚索菲亚清真寺是由著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改建而成的，1935年后土耳其政府把它改建为博物馆，供人们参观游玩。在伊斯坦布尔众多古老的宫殿建筑物中，首推托普卡帕宫为代表。此宫殿始建于1462年，是一座富丽堂皇、气势雄伟的皇宫。在这里人们可以欣赏到奥斯曼帝国的素丹及其妃嫔穿戴的配有金色图案、紫地黄花及各种花色图案的中国丝绸制品。如今的伊斯坦布尔人口大约为1000万，不仅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而且也是全国最大的港口和工业、运输、贸易、金融、文化中心。工人人数占全国总数的50%左右，生产总值占全国的51.5%。全国50%的进口、15%的出口都是通过该市的港口进行的。这个古老美丽的城市拥有三所大学和各种类型的博物馆。

土耳其的第二大城市是安卡拉。自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安卡拉便成为这个国家的首都。它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海拔978米，坐落在安卡拉河南岸，靠近楚布克河及哈特普河与恩杰河的汇合处，是土耳其的第二大城市，是一个拥有3000多年城市文明史的都市。它一度是喜特王国时期的重要中心，费里吉时代的一个城堡，更是加拉太的色尔特王国的首都，罗马帝国时代加拉提亚省的首府。在土耳其历史上颇具影响的拜占庭帝国时代，以及突厥塞尔柱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各个历史时期，它都是政治、经济、军事和商业中心。如今的安卡拉已是一个拥有大约369万人，仅次于伊斯坦布尔的现代化大都市。安卡拉的市区由留有古城墙的老市区和沿着阿塔图尔克大道向南延伸5公里的新市区构成。老城部分以及城堡内外，房屋破旧矮小，新城区大厦林立，政府机构、大国民议会、总统府以及中、高级住宅区的新型建筑物均建于此，老城市场与店铺同新城以红新月广场20层建筑街区为代表的现代化商店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此外，在安卡拉的民族广场、胜利广场和红新广场上都建有国父凯末尔的塑像，庄严肃位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附近的凯末尔陵墓穆的凯末尔陵墓也位于安卡拉城市的西南面。如今的安卡拉既是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文化中心，拥有著名的安卡拉大学、哈杰泰佩大学、中东技术大学、噶济大学等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高等学府。特别是位于市区的喜特人古代考古学博物馆，更具民族风格。作为土耳其共和国的首都，四通发达、纵横交错的宽阔公路，使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阿纳达等重要城市连成一片。

土耳其的第三大城市是伊兹密尔，它位于爱琴海东岸，古时称为斯密日那，人口大约为130万。该城自古便是爱琴海沿岸农业区的中心，全国最为活跃和重要的港口，也是土耳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中心，每年秋季位于土耳其伊兹密尔城市附近的小港湾都要举行盛大的国际商品贸易大会。这里交通发达方便，除了公路外，还有铁路干线通往国内各大城市。伊兹密尔市区清洁整齐，宽阔的大街两旁高楼林立，现代的市区至今还保留着众多的名胜古迹，如古钟楼，15世纪的希萨尔清真寺，以及世界古代七大奇迹之一的阿耳忒弥斯神庙遗址。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历史学家荷马就出生并生活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无限的光彩。坐落于土耳其伊兹密尔城市附近的著名历史遗址——阿耳忒弥斯神庙，在基督教传播的早期，首先在小亚细亚地区修建起来的七座教堂中的一座，就修建在伊斯密尔这座古老的城市。

土耳其共和国自1923年成立以来，一直积极发展教育，教育被历届政府视为国家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土耳其现行教育体制的总目标规定：把每一位土耳其人培养成为献身于凯末尔主义和土耳其民族主义改良运动的公民，具有建设精神、改革精神和生产能力的人；通过发展人们的兴趣、才智和能力，使全体土耳其公民获得为寻求幸福和对社会做贡献所必需的知识、技能、观念、协作习惯和职业专长，从而为谋生铺平道路。土耳其的基础教育包括小学和初中。小学为免费义务教育，学制为5年，由政府管理和监督，课程必须经教育部门批准，每个学期开学和放假的日期，也均由教育部门决定。每学年在城市不能少于200天，在乡村不得少于170天。着重培养学生对社会的责任感，并为儿童接受较高等级的教育做准备。在土耳其，初中也是免费义务教育，学制为3年。土耳其的中等教育层次一般包括高中、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三类。高中旨在培养国家的后备人才，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学制为3年。职业学校和技术学校被作为国家中等教育的补充，均由教育部门统一管理。土耳其的大学均由国家兴办，没有私立大学，主要财政拨款来源于中央政府，所有希望升入大学的高中生，必须参加全国统考，然后根据学生考试的成绩和他们的自愿，将其录取到不同的大学学习。大学的学制一般为4～6年不等。土耳其现有大学50多所，著名的有伊斯坦布尔大学、安卡拉大学、爱琴海大学、中东技术大学、哈普泰普大学、噶济大学和博斯普鲁斯大学。

第三章、辉煌的文明历史

一、小亚细亚文明的演变

土耳其位于奥斯曼帝国解体前的中央地区，有着大约814578平方公里的领土面积和超过6千6百万的人口，因为它具有横跨欧、亚两大洲的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使得许多人类文明社会都曾把它列为理想的家园，成为历史上东西方文明的发祥地与交汇之处，被人们称为“人类文明的摇篮”。因此，土耳其人的文明，比起许多其他文明来或许有更深远或更重要的历史根源，深深地埋藏在过去的社会文明之中。土耳其人虽然有23000平方公里的领土位于欧洲，但其大部分领土还是位于亚洲东地中海沿岸的整个小亚细亚地区，土耳其人的文明就是在这片古老、神奇、独特的土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人类的痕迹在小亚细亚地区最早可以追溯到上旧石器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0万年左右。在土耳其一些主要的考古地区所出土的文物，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证明，从公元前8000年人类在小亚细亚地区居住的痕迹逐渐开始坐落于土耳其古城米拉最南端，由古代利克西人开凿在岩石峭壁上的坟墓增加。在查欧努（公元前7250～6750年）和哈吉拉地区（公元前7040年）的历史遗迹都可以追溯到陶器时代之前。以最能体现史前文化的查陶侯予克地区（公元前6500～5650年）为例，迄今为止已经发现在这里曾经有过12个人类文明变革的痕迹。最为突出的是，它曾经是一处极为不同的史前文化中心，同时也已证实，历史上第一座比较系统完备的城市曾经设立在这里，城市人口估计在5千至1万人之间。在这以后，从公元前5500年开始到公元前3000年，有许多人定居在特洛伊地区，小亚细亚整个地区一直被一种古老的乡村式社会文明所统治着，使其进入了一个暗淡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一直都没有出现什么显著的社会进步，直到早期青铜器时代的到来，才使得小亚细亚地区的历史开始有了新的重大发展。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下半叶，赫梯文化在小亚细亚地区逐渐萌生了起来，它是赫梯人在美索不达米亚之外创造的另外一个独特的社会文明，此时，他们已经认识到了建立国家的重大意义，并且先后建立了一些城邦国家，而他们的社会发展则反映了当时青铜器时代人类文明的最高顶点，也代表着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已经扩展到了小亚细亚地区，使得小亚细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的商业和文化往来关系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此外，西方的特洛伊二代时期的社会文明与小亚细亚中部的社会文化，在不断发展过程中也相互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随着赫梯文明的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希泰人的文明，这个时代的转折性标志是小亚细亚地区有书面记载的历史逐渐开始了。希泰人（公元前20～8世纪）是第一个采用中央集权制管理社会的古老王国。通过战争，通过结盟，他们最终建立了一个从西部马尔马拉海到东部幼发拉底河的庞大帝国，显示了他们卓越的中央集权管理制度。

特别是在公元前13世纪，为了获得对叙利亚的管辖权，国王然塞斯二世与埃及人在战争的末期签署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和平条约。在希泰人历史的末期，中央集权政府的权力逐渐分散削弱，此时大量的城邦随之出现了，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公元前7世纪。希泰人的文明对小亚细亚地区历史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并且留下了许多真实宝贵的遗迹。从这些遗留下来的真实宝贵的遗迹中，人们可以了解到整个小亚细亚地区当时的艺术和建筑的发展状态，以及高超的手工技艺。位于土耳其境内的著名历史遗址——公元前五世纪迈达斯国王的纪念碑从公元前10世纪开始，希泰人从历史的舞台上逐渐消失，随之而来的一个新的人类文明乌拉尔图人在小亚细亚的东部宛胡辽阔的高原上诞生了。乌拉尔图人被认为是胡瑞人的后裔，他们发明了先进的冶金制造技术，特别是炼制青铜器的技术，创造了高水平的人类文明，并反映在小亚细亚不同的地方。在公元前13世纪之后，一个还没有被寻找到起源的民族佛里吉亚人，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布鲁斯海峡也来到小亚细亚地区的中部和北部，建立了一个新的人类文明。据有关资料表明，最早的文学记载中提到的起源于亚该亚人，在荷马史诗中被证实的佛里吉亚人在特洛伊战役中曾经是小亚细亚人的结盟者。这段人类文明在小亚细亚不同地区给后人留下了上千件极其具有历史价值的艺术珍品。

佛里吉亚人的社会文明最终在公元前6世纪随着波斯人的入侵而逐渐灭亡了。此外，在同一个时期，位于小亚细亚中部和西部的吕底亚人、利克亚人和卡日亚人的文明也分别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吕底亚人和利克亚人被历史学家认为是小亚细亚本地区成长起来的人群，而卡日亚人则被认为是在克里特文明时期迁移到小亚细亚地区莱莱格人的后裔。土耳其著名的考古遗址依克桑透斯曾经是利克亚人的首都，是这个独特社会文明中最为珍贵、美丽的艺术作品。此外，坐落在土耳其帕克投露斯山谷中部的萨迪斯考古遗址，也曾经是吕底亚王国的首都和传奇中的国王克热族的行政管理中心。它是小亚细亚地区最具吸引力的希腊式艺术风格和建筑的代表，代表着吕底亚人社会文明的最高峰。另外，在土耳其的历史上还一直流传着一个不是十分确切的说法，那就是吕底亚人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开始铸造钱币的人。此外，世界上最迷人和最美丽的一些城市，如阿夫迪斯阿斯、米莱特和今天的伊兹位于土耳其爱琴海沿岸的著名历史遗址——塔简神庙密尔，以及爱琴海沿岸两处莱莱格人最早的居住区，都曾经是早期卡日亚人社会文明中最重要的代表城市。从公元前12世纪开始，一些好战的海上部族不断入侵小亚细亚地区。

特别是一支被称为“海上民族”的埃及人部族的入侵，造成了小亚细亚整个东部地区的局势一直处于一种极为不稳定的状态。亚该亚人、莱莱格人、爱奥尼亚人、伊奥利亚人、多里安人、克利特岛的克利特人，以及希腊大陆上的部族，在其他部族之后，也纷纷来到肥沃富饶的小亚细亚地区。为了能够到达黑海地区，他们要穿过达达尼尔海峡，而且他们向占据着重要地理位置的特洛伊人献上他们的贡品，以此获得通行证。这些生活在小亚细亚地区丰富的人类文明中的海上部族，随着时间的推移，自身的文化渐渐地开始被融合，逐步地融入到了小亚细亚地区的文明之中。

例如，在小亚细亚地区有着上千年崇拜母亲女神的文化传统，而这一传统深深地影响了不断迁徙到小亚细亚这片神奇土地的部族人民。他们对宙斯的崇拜已经被小亚细亚西岸的阿耳特弥斯女神（月神与狩猎女神）和阿芙罗狄蒂女神（爱与美德女神）得墨忒耳女神（古希腊神话中掌管农业、结婚和丰饶的女神）逐渐替代。此后，基督教徒对圣母玛利亚的无比信仰，实际上也可以说就是小亚细亚地区崇拜母亲女神信仰的一种延续。

在这一历史时期，希腊式的社会文明已经在小亚细亚地区发展到了顶点。例如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被称为希腊“七贤”之一的泰利斯，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戴奥真尼斯、斯查博等人都出现在这一历史时期，使得小亚细亚的哲学、数学、几何学、天文学、绘图、雕塑、镶嵌壁画、陶瓷制品等相继出现并得到了迅速发展，所有的科学与艺术领域都有了极高水平的突破。当然，无论是哪一样科学与艺术的成功发展，都是小亚细亚地区广泛的文明交往与民族文化大融合的产物。因而，此时的小亚细亚社会已经完全具备了非常强的兼容性与综合性，它已经适应了迁徙人群所带来的各种文化，同时也使得这些迁徙者融入到了这里早已存在的文化当中。公元前7世纪末期，米堤亚人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从而结束了亚述人的王国在这一地区的长期统治。但相隔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后，有着阿柴迈尼德血统的波斯人战胜了米堤亚人，并且在公元前五世纪初开始入侵小亚细亚。此后，由国王奎如斯和薛西斯率领的波斯大军，跨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一直征战到希腊。尽管波斯人在马拉松、萨拉帝密斯和帕拉塔阿的一系列战争之后被迫撤退，但他们还是统治着小亚细亚地区，直到公元前四世纪的下半叶。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统帅大军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到达小亚细亚。这一行动标志着历史上又一个具备着非凡人类文明的新时代的到来。在战场上，亚历山大大帝曾经多次击败波斯帝国国王大流士所率领的军队，迫使其强大的波斯王国走向灭亡，同时战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也使得亚历山大大帝统治下的领土面积一直扩展到印度。在埃及，亚历山大大帝被崇拜为阿蒙神（古埃及之神）的儿子。在波斯，人们都纷纷拜倒在他的面前，乞求他的宽恕。在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建立起来的帕尔甘玛王国，一直由爱奥尼亚人和伊奥利亚人统治着。这一历史时期小亚细亚地区受到了希腊文化强烈的影响，活跃着一种崭新的人类文明，使得小亚细亚地区的文化艺术获得了飞跃的发展，在科学领域也取得了非凡的伟大成就，特别是小亚细亚地区已经具有的很高水平的建筑工艺技术，此时更加完美，从而创建了世界历史中较高水平的社会文明，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大融合。

位于土耳其爱琴海沿岸的著名历史遗址——艾费斯古代大剧场公元前133年，根据帕尔甘玛王国最后一位国王阿塔娄斯三世留下的遗嘱，小亚细亚地区最终被罗马人所统治，只有坡替克王国的国王密色达特在小亚细亚地区一直抵抗着罗马人的统治，不过罗马人通过不断的战争，还是把他们的帝国领土扩展到了整个小亚细亚地区。此后，罗马人在小亚细亚地区不断修复和重建过去已有的城市，不断建立新的城市，从而标志着罗马人已经步入了他们的黄金统治时代。自从历史上有了圣经的时候，小亚细亚地区就一直被人们视为一片神圣的土地。圣经中所描述的诺亚方舟就横卧在当今土耳其的阿拉拉塔山顶上，而伟大的先知亚伯拉罕就住在今日土耳其的乌法和哈然。走遍小亚细亚地区的每一个角落，执着地传播着那个刚刚诞生的基督教信仰的圣·保罗，就出生在土耳其的塔苏斯。从此，耶稣的信徒们第一次在古代叙利亚首都安提俄克（今日土耳其南部的一座城市）附近那座修建在洞穴里的教堂中获得了“基督徒”这个名称，并且一直沿用至今。而撰写圣经新约中的福音篇的作者、最主要的福音传道者圣·约翰，就是在当今土耳其的艾费斯撰写的圣经新约福音篇。特别是被人们所尊敬爱戴的圣母玛利亚则在小亚细亚地区度过了她最后的余生。在启示录中所描述的七座教堂，也坐落在小亚细亚地区。4世纪上半叶，历史上著名的君士坦丁大帝把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行政管理中心的都城向东部迁移，从前的拜占庭古城被重新命名为君士坦丁堡（意为君士坦丁坐落于土耳其艾费斯古代城市遗址附近的圣母玛利亚住过的旧居的城市），成为东罗马庞大帝国的首都和崇高文明的中心，同时基督教也正式被接受为国家的宗教。此后，君士坦丁堡和其他一些小亚细亚地区的城市经过东罗马帝国的重新修复和装饰以后，更加显现得生机勃勃、光彩夺目、一片盎然。在东罗马统治时期，小亚细亚地区一直是一个连年征战的战场，历史上先后曾经发生过11次十字军的东征。7世纪至11世纪，东罗马帝国一直成功地阻止着阿拉伯人的入侵和派柴乃克人的进攻，但是在1071年的罗兹克特战役中，却大败于骁勇善战的突厥塞尔柱人，此次战役的失败成为了东罗马帝国逐渐衰退的重要标志。此后，东罗马帝国一直持续到1453年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人的军队所征服，从而彻底宣告了它命运的结束。

在中亚地区，由于长年的严重干旱和连年的战乱，使得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被完全破坏了。此时一些原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突厥游牧部落为了寻找新的生活定居地，开始从东部向西部大规模地迁徙，最终到达小亚细亚地区。在不断向小亚细亚地区迁徙的过程中，突厥游牧部落不仅融合到了当地的文化中，同时也带来了他们自己独特的文化，使得广阔富饶的小亚细亚地区呈现出了它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文化大融合的灿烂阶段。迁徙到小亚细亚地区的突厥游牧部落曾经先后在这里建立了两个辉煌的帝国。一个是由突厥塞尔柱人建立的帝国，从11世纪下半叶到13世纪末期蒙古大军的入侵之前，一直统治着小亚细亚地区。另外一个是由突厥奥斯曼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从14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期，一直统治着小亚细亚地区。突厥人在吸取了小亚细亚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为小亚细亚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活力，使其成为世界历史上最繁荣昌盛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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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亚细亚的突厥民族

突厥民族被历史学家认为是乌拉尔—阿尔泰语族中的一个分支，最早出现在贝加尔湖南面、戈壁沙滩以北的今日蒙古一带。土耳其人的祖先，是从中亚迁徙到小亚细亚地区的突厥民族中乌古思部落的一支。汉文“突厥”一名在中国史书中用来指称6～8世纪建立在中国北方广大地区的，操古代突厥语或若干方言的游牧部落联合体——突厥汗国。突厥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中国史书《书》中的《宇文测传》。书中说西魏大统八年（542年）以前，突厥人每年在河水结冰后侵扰西魏的北部边界。到了6世纪，中国人对突厥各部落又有了更多的了解，如《隋书》中的《铁勒传》把突厥部落分为七组，说“铁勒……种类最多。自西海（里海）以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583年，突厥部落分裂为东西两汗国。

东部的突厥部落政权以一条向北流入贝加尔湖的河流为中心，多从事放牧、经商和农业。由于被中原人征服，或是由于部落与部落之间经常为争夺牧场、牲畜、土地和水源等诉诸残酷的武力而时起时落，时隐时现，如同走马灯似的交换着。而其他一些突厥部落则向南向西推进，到10世纪时，这些不屈不挠的游牧民族已聚居在中亚地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有少数定居的部落则在沙漠绿洲中种植谷物，在商业集市上进行实物交换，以牲畜、兽皮、林产和战俘，换取来自南方和西方穆拉德边境的商品货物。这些昙花一现的突厥游牧部落政权，因坐落在中国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上而颇得地域之便，也曾经盛极一时。这一地区幅员辽阔，但由于土地贫瘠，水源匮乏，气候恶劣，使得社会经济的发展异常的缓慢，而且越来越不能保证不断增长的游牧民对起码生活品的需求，所以自古以来，这一地区一直经受着周期性牧场危机的冲击这种牧场危机的不断冲击，不仅动摇了这一地区原始的经济基础，而且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气候条件的不断变化，引发出了一系列游牧民族连续不断地向居住在大草原边缘的农耕文明地区的大迁徙。11世纪中叶，讲突厥语的乌古思、土库曼各部族开始成批地大量涌入由东罗马帝国统治的小亚细亚地区。

居住在中亚地区的突厥游牧部落在开始大量迁徙涌入小亚细亚地区之前，就因与这一地区广大穆斯林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相互交往而逐渐地皈依了伊斯兰教。人们一般认为：伊斯兰教在突厥人中兴旺盛起，使他们最终皈依了伊斯兰教，主要是通过与穆斯林的广泛接触而造成的。一是在南边边界上常有的小规模冲突中遇到的偷袭者，以及双方的俘虏；二是在他们的统治地区到处漫游的穆斯林圣徒；三是往返于两地通商贸易的商人。特别是在突厥人长期的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中，商业贸易的互动往来是最有影响力的。也就是说，同穆斯林在经济上的长期广泛交往，才最终使突厥游牧部落逐渐从受佛教、摩尼教、萨满教和犹太教的影响而改宗伊斯兰教。在这一点同许多其他民族不一样。

突厥人并不是被迫加入伊斯兰教的，他们的伊斯兰教也不带有束缚和屈从的痕迹。因此，大量迁徙涌入小亚细亚地区的突厥游牧部落，是作为圣战的伊斯兰教战士而出现的。当大量迁徙涌入小亚细亚地区之后，突厥人完全是按照伊斯兰教和突厥游牧部落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不断地与当地居民融合，形成了新的突厥民族，从而揭开了小亚细亚地区伊斯兰化与突厥化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通过征服而迁徙到小亚细亚地区的突厥人，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有一种错综复杂而多样化的传统与文化。受东罗马帝国影响的小亚细亚式的传统与文化便是其中之一。它的重要性表现为：统治小亚细亚地区的突厥人对待在他们来到之前就已经定居在这片土地上的民众非常宽容，允许他们继续保持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从不干涉他们的自由，并且结束了在东罗马帝国统治时期严格实行的领地许可制度，从而巩固了统治地区内部民族间的和睦相处，创建了一个丰富的新社会结构。

所以，当地的居民们很容易被突厥人慢慢同化，并且继续拥有他们的土地。因此，小亚细亚地区的当地居民们逐渐地不仅在宗教上改宗了伊斯兰教，而且还在语言和文化上也逐渐地把自己变成了突厥人，成为了突厥人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与突厥人并肩作战，充任骑兵和步兵，在突厥人不断对外征服和扩张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皈依伊斯兰教以前，突厥人的宗教处于极端混乱的状态。原始而又低下的社会生产力，以及愚昧无知的物质与精神状态，使得突厥人根本无法正确地、科学地解释自然现象及其规律，只能凭借贫乏的社会生活经验进行假想和幻想，认为周围的自然环境中充满着超人的力量。他们主要信奉原始宗教，相信万物有灵、灵魂不死、精神长存，流行对大自然、动植物、日月、祖先、偶像等各种现象的崇拜。除了原始宗教外，在宗教信仰方面，有些突厥人，特别是早已定居的突厥部落也接受了已经传入他们社会中的佛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影响。7世纪，伊斯兰阿拉伯帝国在征服伊朗之后，便把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宣讲的信条带到了中亚、西亚突厥人居住地的边缘。

随后，一些突厥游牧部落进入了伊斯兰教统治的国土，接受了伊斯兰教的信仰，变成了穆斯林，伊斯兰阿拉伯帝国的领土扩张而英勇作战。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战功显赫，以及有卓越的政治才能而平步青云，担任了伊斯兰阿拉伯帝国的一些重要官职，成为举足轻重的社会新权贵。然而，此时的绝大多数突厥人仍然居住在咸海以东的中亚、西亚，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并同往返于丝绸之路上的穆斯林商人从事着一些商贸活动，一直到10世纪才完全接受了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在突厥人中兴旺昌盛起来，使他们最终皈依伊斯兰教，主要是通过与穆斯林的广泛接触而自觉自愿所造成的，这与其他许多民族是通过武力征服而被迫皈依伊斯兰教本质上的不同。在早期突厥人的伊斯兰化过程中，他们的传布师是在他们统治地区到处漫游的托钵僧、到处流浪的苦行者和神秘主义者，以及往返于两地通商贸易的穆斯林商人。这些人传布的是与城市中的神学家和神学院所传布的极为不同的一种信仰。对于突厥人来说，阿拉伯帝国统治集团那种隐晦莫测、自负为完美无缺的正统伊斯兰教都是毫无用处的。因为他们所信仰的伊斯兰教不带有束缚和屈从的痕迹，自然保持着早期伊斯兰教的淳朴、好战和自由的特点。

他们为真主、为荣誉和为夺取战利品而向那些不信仰伊斯兰教的异教徒们不断地挑起圣战，而这些素质和特点却已经在阿拉伯民族中间，从古典伊斯兰教神权政体到一个东方封建帝国的这一历史变化过程中逐渐地消失了。特别是突厥人把那种充满着早期伊斯兰教原有的火热、率直和战斗性的信仰，带到了小亚细亚地区并加以广泛传播。这种信仰是一种把信条当作战争的呐喊，把教义当作动员号令的武士宗教精神。在这种宗教精神的鼓舞下，突厥人通过武力征服了小亚细亚地区，他们让穆斯林的政客和文人，法学家和神学家，商人和工匠，都迁入到这块新取得的领土上，并把古典伊斯兰教旧有的高度都市文明也一起带了进来，使得小亚细亚这块土地逐渐地打上了伊斯兰教传统生活方式的烙印，变成了穆斯林生活与文化的中心。突厥人的伊斯兰化过程十分顺利，因为对于这个在当时存在着各种各样宗教、礼仪、信仰和迷信等大杂烩的游牧民族来说，伊斯兰教给他们带来了一种新的活力，使得突厥人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伊斯兰教关于只有一个万能真主的观念、人类平等和兄弟情谊的教义，使突厥人过去那种愚昧落后的精神面貌完全革命化了。尤其是伊斯兰教信仰在那些正式入教的突厥人中，起到了一种新的纽带作用，使得过去庞大杂乱的突厥游牧部落，在他们的历史上第一次在一个共同的信仰和理念之下联合在一起了，并迅速成为世界伊斯兰文化圈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生力军。此外，突厥人在接受伊斯兰教的同时，也把阿拉伯帝国的圣典、社会制度和统治方式一并接纳了过来，取得了伊斯兰教思想体系对突厥人旧有宗教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决定性胜利，彻底改变了历史上突厥人社会发展的本来道路。总之，伊斯兰教这一因素，对日后突厥人以及他们的继承者奥斯曼人崛起和称霸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突厥人改宗伊斯兰教以后，便在当时比较强大的突厥塞尔柱人的领导下渡过了锡尔河，不断向南扩张。起初他们只是阿拉伯帝国亲王的雇佣军，但不久就变为省总督，最后竟成了阿拉伯帝国境内广大地区的自主统治者。此时伊斯兰阿拉伯帝国首领哈里发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开始分化瓦解，整个伊斯兰阿拉伯世界被帝国内部统治者的你争我夺和朝代的交替更迭推到了一片混沌之中。突厥塞尔柱人或者受到邀请被要求提供对哈里发政权的保护；或者凭借着武力纷纷进入今日的伊朗地区。1055年，在首领图格鲁尔的率领下，突厥塞尔柱人攻陷了伊斯兰阿拉伯帝国首领哈里发政权的都城巴格达，突入到正统伊斯兰教教徒定居的核心地区，并在伊斯兰教的腹地建立起一个新的帝国。虽然他们恢复了哈里发的尊严，表示要为哈里发服务，因为哈里发仍然是伊斯兰教世界的最高宗教领袖，但此时的实权已经完全落入到了突厥塞尔柱人首领图格鲁尔及其后嗣的手中，并被授予素丹的称号。到这时为止，突厥人不仅完全接受了伊斯兰教，而且他们后来也成了古老伊斯兰教世界主要地区的统治者。他们建立的政权以伊斯兰法和伊斯兰教的征税原则为基石，以军人这个替国家服役，并以土地分封形式获得报偿的阶层为支柱，代表军官、官僚和宗教贵族行使各种职能。从此，不管是由突厥塞尔柱人建立的帝国，还是由他们的继承者奥斯曼人建立的帝国，由奠定一直到灭亡，都始终是一个致力于促进或保卫伊斯兰教权力与信仰的国家。

三、塞尔柱人与东罗马帝国的争夺

突厥塞尔柱人是游牧于锡尔河北岸吉尔吉斯草原上的乌古斯部落联盟中的一支。大约在10世纪中期，他们在其首领塞尔柱的统帅下，越过吉尔吉斯草原漂泊到了河外地区，不久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在参与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中，突厥塞尔柱人遭到了失败，从此屈服于阿富汗人的加兹尼王朝，被称为突厥塞尔柱人。突厥塞尔柱人骁勇剽悍，善于骑射，为加兹尼王朝的对外军事扩张屡立战功，从而获得大量的封地，政治与军事势力逐渐强大。1037年，突厥塞尔柱人反叛加兹尼王朝，并在1040年著名的丹丹纳干战役中，依靠强大的骑兵，打败了他们的宗主国加兹尼王朝，建立起突厥塞尔柱帝国。从此，他们依靠强大的军力征服了伊朗，不久又攻占了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迫使哈里发授予突厥塞尔柱人的首领图格鲁尔东西方之王和素丹的称号。当大批突厥游牧部落在突厥塞尔柱人的率领下势如破竹横扫小亚细亚地区的时候，东罗马帝国正处于王朝更迭的混乱之中。1068年，东罗马帝国的军人们密谋杀害了君士坦丁·都卡皇帝，而把他们的亲信罗马纽斯推上了皇位。罗马纽斯登上皇位以后，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统帅20万雇佣大军在小亚细亚以东凡湖附近的小镇曼齐克特与突厥塞尔柱人决战。1071年8月26日，突厥塞尔柱人素丹阿尔普仅率1.5万人的军队前往迎战。在双方激烈的交战中，突厥塞尔柱人充分利用他们的骑兵善于机动作战的优势，勇猛灵活地歼灭了大量东罗马帝国军队的有生力量，再加上那些非常不可靠的外国雇佣军临阵倒戈，使得东罗马帝国的军队大败，死伤无计，甚至连皇帝罗马纽斯也被俘获。曼齐克特之战是突厥塞尔柱人与东罗马帝国在小亚细亚地区长期争夺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转折点。从东罗马帝国方面来看，这次战败加剧了东罗马帝国内部的社会矛盾和各派系之间的斗争。东罗马帝国的官吏和将军们竞相将许多城镇和战略要塞奉献给入侵的突厥塞尔柱人，以求在突厥塞尔柱人的行政部门中谋取一官半职。失去小亚细亚的东罗马帝国，像一具枯瘦的躯体变得十分空虚，因为富庶的小亚细亚再也不能为东罗马帝国提供粮食、原料、税收、人力和兵源了，从而注定了东罗马帝国的灭亡。从突厥塞尔柱人方面来看，曼齐克特之战产生了三个结果：首先是打开了征服小亚细亚的大门，从根本上震撼了东罗马帝国的统治基础。在曼齐克特之战之前，突厥塞尔柱人对小亚细亚采取的是打了就跑的掠夺性远征。而此后，大批突厥人像蝗虫似的拥入小亚细亚，并且开始在那里定居扎根。其次，曼齐克特之战以后，突厥塞尔柱人对当地居民或者进行屠杀，或者强迫他们集体皈依伊斯兰教，使得小亚细亚地区在人种、宗教和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裂变。从此，这一地区开始了一个漫长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的历史发展过程。最后，曼齐克特之战之后，突厥塞尔柱人以小亚细亚的西部城镇尼西亚为其首都，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罗姆素丹国。在多次打败东罗马帝国的军队之后，趁机不断扩张领土，相继占领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并陈兵马尔马拉海沿岸，对东罗马帝国在欧洲的统治直接构成了威胁。

曼齐克特之战以后，东罗马帝国的新皇帝米查尔七世曾于1074年2月向罗马教皇乔治七世呼吁：愿意东正教与西方天主教联合，请求教皇召集欧洲诸国国王组成基督教十字军，共同对付侵占小亚细亚地区，直接威胁东罗马帝国在欧洲统治的突厥塞尔柱人。1096年，大批的西方十字军云集在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不久，他们开始围攻突厥塞尔柱人的罗姆素丹国都城尼西亚。当时突厥塞尔柱人的罗姆素丹国国王苏里曼之子开雷斯正统帅着几十万大军在伊朗高原同波斯人作战。闻讯后，他匆忙率军赶回都城，但他还未赶到时，都城的守军弹尽粮绝，已尽向十字军投降，放在都城国库里的金银财宝，以及开雷斯的家眷被押运回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满腔义愤的开雷斯联合小亚细亚境内的突厥人，于1097年7月与十字军展开了生死激战。在战斗中，由于突厥塞尔柱人在人数与武器装备上都远不及十字军，终因双方力量相差悬殊而遭到惨败。

坐收渔人之利的东罗马帝国，不费吹灰之力，乘机夺回了小亚细亚北部、西部和南部的沿海地区。这些地区的突厥人，或者被十字军与东罗马帝国的军队所屠杀，或者被迫大规模地往东迁移，人员和财产损失严重。此时的突厥塞尔柱人仅占据着小亚细亚中部的科尼亚。1155年2月，开雷斯在沮丧和绝望中病故，其长子继位，为开雷斯二世。开雷斯二世继位后，带着大量的金银财宝跑到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向东罗马帝国求和。此时突厥塞尔柱人的罗姆素丹国对东罗马帝国已经完全不构成什么威胁，所以曼奴尔皇帝在接受了大量的贿赂之后，同开雷斯二世签订了和平协议，承认他为全权负责管理小亚细亚地区突厥人日常事务的领袖。此时突厥塞尔柱人的统治地区，再次从萨卡里亚扩展到了幼发拉底河地区。

正忙于巴尔干事务的东罗马帝国皇帝曼奴尔逐渐意识到，开雷斯二世在不久的将来必定要严重威胁到东罗马帝国的安全。于是，他借口突厥塞尔柱人违背了不能向小亚细亚西部扩展的协议，决定发兵攻打突厥塞尔柱人的罗姆素丹国。起初，开雷斯二世为了避免与杀气腾腾的东罗马帝国军队正面冲突，提议双方重新缔结和平条约，但被自命不凡的曼奴尔皇帝断然拒绝，于是1176年9月，决心背水一战的开雷斯二世，统帅突厥塞尔柱人的军队与东罗马帝国的军队在埃里迪尔湖北岸的迈里奥法克垅展开了决战。在战斗中东罗马帝国的军队根本无法抵挡，纷纷弃逃或投降。开雷斯二世完全可以乘胜追击已经溃不成军的东罗马帝国军队，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马上接受了东罗马帝国提出的和谈要求，其主要原因是害怕引起西欧基督教十字军的武装干涉。此战之后，突厥塞尔柱人又重新获取了小亚细亚西部的许多重要城镇，尤其是在1182年占领了地中海沿岸安塔利亚，以及夺取锡诺普尔进入了黑海之后，使得突厥塞尔柱人的罗姆素丹国再次成为一个滨海国家。

迈里奥法克垅之战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从此结束了东罗马帝国总是把小亚细亚地区看成是其重要领土的传统观念，彻底打消了把突厥人赶出小亚细亚的念头，完全接受了突厥人统治小亚细亚地区的现实。因此，到了12世纪末，在西欧与东罗马帝国往来的重要信函中，双方已经把小亚细亚称为突厥地区。总之，突厥塞尔柱人与东罗马帝国在经过100多年的反复较量和争夺之后，东罗马帝国完全丧失了对小亚细亚的统治权，尤其是在突厥塞尔柱人的鼓励下，那些流离失所的突厥游牧部落开始大量涌入小亚细亚地区，并在那里安家落户，成为这一地区的永久性居民，从而加快了小亚细亚突厥化的历史进程，使得统治这一地区的突厥塞尔柱人的政治势力达到了顶峰。然而，不断涌入小亚细亚地区的突厥游牧部落，很快就造成了突厥人口过多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特别因与东罗马帝国讲和修好，突厥塞尔柱人停止派出劫掠队伍，是对传统加齐生活和社会经济的沉重打击。那些无教化的突厥人根本无法理解塞尔柱人为什么要同东罗马帝国皇帝签订和平条约，更不愿意接受同基督教的权贵们友善往来的事实。加齐突厥人的不满情绪，一方面造成了突厥人之间开始相互攻击和掠夺，从而破坏了小亚细亚地区和平与安宁的生活，使得小亚细亚出现了一片混乱的状态；另一方面也使得突厥塞尔柱人永远丧失了小亚细亚的加齐突厥人对他们的忠诚和支持，所以当此后蒙古大军入侵小亚细亚地区时，突厥塞尔柱人完全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困境，被蒙古铁骑所击溃，最终成为蒙古人的藩属和傀儡。

在公元13世纪蒙古大军西征过程中，以往的掠夺和袭击总是绕过小亚细亚，却在1243年6月的柯塞达格战役中击败了突厥塞尔柱人。不久蒙古人在政治上肢解了突厥塞尔柱人统治下的小亚细亚，把小亚细亚划分为两部分。蒙古人在政治上对小亚细亚的肢解，使得每一个突厥王公都可以自行其是了，尤其是无数个加齐领袖建立了独立的领地，而有些强有力的首领则逐渐把许多小的领地合并成为几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加齐公国，这些加齐公国同以后奥斯曼人的崛起和强盛有极其重要的关系，因为奥斯曼人以后的崛起与强盛，就是完全建立在对这些加齐公国的征服与吞并的基础之上的。人类历史的发展有时候实在令人不可思议。13世纪蒙古大军横扫小亚细亚地区，给予突厥塞尔柱人毁灭性的沉重打击，不但没有使大批突厥人逃离小亚细亚，反而导致了小亚细亚地区的进一步突厥化，这其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根本原因：首先，生活在中亚、西亚的突厥游牧民族又开始大规模地向小亚细亚地区迁徙，出现了新的迁徙浪潮，他们或者受到蒙古大军的武力驱赶，或者是紧随着蒙古大军的西征洪流而来。其次，遭受到蒙古大军严重打击的突厥塞尔柱人由于中央统治能力削弱，引起整个小亚细亚地区突厥人社会的一片混乱，造成控制力量逐渐向外溢散，小亚细亚地区在一种新的狂乱状态下，许多突厥小公国和加齐领袖们，不愿意再受突厥塞尔柱人的约束和统治，而又开始自行其是闹起独立。尤其是那些紧靠在东罗马帝国边境上的突厥小公国和加齐领袖们，又开始像以前那样，猛烈地袭击和掠夺非伊斯兰教信徒的财产，担负起向异教徒世界进攻作战的神圣义务。因此，在不多的几年中，东罗马帝国在小亚细亚的整个统治地区，除了西北角的一小块地方之外，全都被一些突厥小公国和“信仰武士们”靠武力掠夺而占领。其方式和速度与将近200年前的曼齐克特战役后他们的突厥祖先占领小亚细亚东部和中部的情况差不多。

13世纪后期和14世纪，突厥人强迫非伊斯兰教信徒改宗的措施和倾斜于穆斯林的税收制度，加速了作为社会制度的东正基督教在东罗马帝国一度最富有的小亚细亚地区的瓦解。此时皈依伊斯兰教的人数，似乎在整个小亚细亚地区骤然增多，不但普通老百姓，有时甚至是基督教教士和犹太教教士也纷纷改宗，信奉伊斯兰教。另外，基督教与穆斯林交界处的边境地区民族间的混杂相居，也促成了民族之间的通婚联姻。在14世纪，突厥人的许多公国后宫中收纳一些基督教妇女，乃至王子有一个信仰基督教的母亲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甚至此时连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也开始招纳突厥人的王子做女婿，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这种趋势最终的结果是，伊斯兰教的势力在小亚细亚不断发展壮大，而基督东正教的影响则在不断萎缩，再加上外来突厥人的不断迁入，以及当地居民的同化，突厥人在小亚细亚地区的数目不断地增加。因此小亚细亚地区的伊斯兰化和突厥化，只不过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13世纪蒙古大军对小亚细亚的入侵所造成的后果和影响是巨大的。它毁灭了一度强盛的突厥塞尔柱人的罗姆素丹国，彻底肢解了小亚细亚地区，特别是极度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也动摇了东罗马帝国在小亚细亚的统治。这样，此时的小亚细亚正在寻求一个新的领导，而调整均势以适应新的情况，也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此时有一个突厥小公国，自称是名存实亡的突厥塞尔柱人罗姆素丹国的继承人，地处小亚细亚西北部，它绝非当时最大最强盛的突厥公国，然而在历史上雄霸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就是由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突厥公国，在突厥塞尔柱人和东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发展起来的，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旁的遗址上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四、奥斯曼人的崛起

奥斯曼人起源于中亚的呼罗珊地区一个突厥游牧部落，后迁至里海附近，波斯的北方和东部，在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时期皈依了伊斯兰教。13世纪时，为了躲避蒙古人西征大军铁蹄的蹂躏，辗转迁徙到黑海南岸的小亚细亚定居，后在一次关键性战役中帮助了突厥塞尔柱人，于是突厥塞尔柱的罗姆素丹国的国王阿拉丁二世将奥斯曼人安置在马尔马拉海峡北部与东罗马帝国紧邻的西北边境地区，封赐给他们一块既不富饶也不令人羡慕的商业要道作为领地。此后，奥斯曼人长期在那里守卫边疆，抗击东罗马帝国，成为突厥塞尔柱人的藩属附庸。14世纪初，日渐衰落的突厥塞尔柱人罗姆素丹国，分裂成为10个突厥小公国，奥斯曼人就是这10个突厥小公国的其中之一，他们同当时那些居住在东罗马帝国边境地区的其他突厥人一样，在其首领埃尔托格鲁尔的率领下，打着向异教徒圣战的宗教旗帜，进入到东罗马帝国的疆域进行疯狂的掠夺。1288年，年迈多病的埃尔托格鲁尔去世，其子奥斯曼接管部落，继任首领。年轻气盛、能征善战的奥斯曼即位以后，随即向外扩张势力。他首先攻掠的目标，一部分是与他同族的其他突厥公国。那些与之竞争的突厥公国在短期繁荣之后，便长期不和，从而在奥斯曼人不断攻击的巨大压力下分崩离析。另一部分攻掠的目标，是东罗马帝国在小亚细亚的领土，当时的东罗马帝国也是由于内忧外患而极度的虚弱，已经变成了一个外强中干的帝国，丧失了昔日的强盛，于是奥斯曼人乘胜而起。1300年，奥斯曼在上下一片的交口称誉中自封为素丹，并宣布其领地为独立的公国。此时的奥斯曼突厥公国名声大震，在与东罗马帝国的长期争夺中，从其同类的突厥诸国中脱颖而出，逐渐地取代了突厥塞尔柱人在小亚细亚的历史地位。此后，许多突厥游牧部落在他们首领的率领下慕名而来，投靠效忠奥斯曼，愿意在他的麾下去同基督教世界的东罗马帝国交战，奥斯曼的这些突厥游牧部落追随者们一律取用他的名字，通称为奥斯曼人。奥斯曼去世后，这个不断发展壮大的突厥公国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称为奥斯曼帝国。

1326年，奥斯曼因病去世，年仅20岁的奥尔汉继位，其英武有为、远见卓识不在其父奥斯曼之下，是一位刚柔并济、绵里藏刀之人。奥尔汉继位以后，便开始了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大规模的对外征服。在短短的10年里，东罗马帝国在小亚细亚的领土已经完全纳入了奥斯曼帝国的版图。1354年，奥尔汉统帅6000铁骑度过达达尼尔海峡，攻占东罗马帝国的军事重镇阿德里亚堡。此后，奥斯曼人每年都要度过海峡到色雷斯和黑海进行掠夺，以积聚大量掠夺来的财富。1354年，巴尔干地区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地震，毁坏了达达尼尔海峡欧洲海岸线上的格利博卢城墙，驻扎在附近的奥斯曼军队冲进了该城，并将大量的奥斯曼人迁徙到那里定居。这样加里波里半岛就成了奥斯曼人进军欧洲的桥头堡，整个欧洲向奥斯曼人敞开了它的大门。长年的征战和繁忙的公务，严重地损害了奥尔汉的健康。

1359年，奥尔汉不幸病逝，它的小儿子穆拉德一世（1332～1389年）继位。穆拉德一世像他的父亲一样，具有卓越的组织才能和驾驭局势的天分，它踏着父亲的足迹，率领着奥斯曼人，发起一个个战役，猛烈地向北方和西方进攻，直至巴尔干地区。长期以来，作为东罗马帝国核心之地的巴尔干地区，现已完全被奥斯曼人所控制，彻底切断了东罗马帝国与巴尔干地区其余部分的联系，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几乎已是一座四面楚歌的孤城，1363年，东罗马帝国的皇帝被迫向奥斯曼人求和，承认奥斯曼人在巴尔干地区的主权，且被贬为奥斯曼人的一个藩属国，按时向奥斯曼人交纳赋税。同时一批又一批的奥斯曼人，源源不断地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定居在巴尔干地区。特别是在1365～1366年间，穆拉德一世把奥斯曼人的首都从亚洲的布鲁萨迁至欧洲的埃德尔纳。奥斯曼人的这一重大行动，开始了把他们的政治重心由亚洲向欧洲转移的历史发展过程。

1389年6月15日，塞尔维亚的一位爱国者，贵族奥比里奇诈降奥斯曼人，乘穆拉德一世封赐他时，行刺了穆拉德一世。数日后，被刺中要害的穆拉德一世，因伤势过重而亡。穆拉德一世的儿子，外号“雷霆”的巴耶济德一世接管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权。此时的奥斯曼人已由一个小亚细亚边疆信仰武士们组成的突厥小公国，在100年的时间里，逐渐演变成为了一个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帝国。但这一时期的奥斯曼帝国还是一个极为松散的帝国，它仅仅是由小亚细亚和巴尔干两部分组成，是由信仰武士们的征服和封建附庸等方式拼凑起来的，其脆弱性在穆拉德一世被塞尔维亚贵族刺杀身亡以后的事态发展中完全暴露了出来。穆拉德一世的死讯一传开，小亚细亚地区的一些臣服的突厥公国和巴尔干地区的一些封建附属们，便纷纷谋求摆脱奥斯曼人的统治。穆拉德一世的继承人，外号“雷霆”的巴耶济德一世乘机发难，以反叛这种行为实属不忠为理由，统帅奥斯曼大军，在欧亚大陆之间杀气腾腾地来回穿梭，并通过一系列摧枯拉朽的军事战役，以实现他清剿那些反叛奥斯曼人的突厥公国和巴尔干地区统治者的计划和目标，把奥斯曼人对外征服奥斯曼帝国的素丹正在接见外来使节的形式推进到了第二个历史发展阶段。到了1394年，巴耶济德一世通过一系列令奥斯曼人惊喜不已的征服胜利，几乎控制了整个巴尔干地区。巴耶济德一世在欧洲获得的辉煌胜利，使得他在整个伊斯兰世界赢得了加齐素丹的威名，并从一直居住在埃及开罗的伊斯兰教世界最高政治和宗教领袖哈里发那里获得了罗姆素丹的称呼。另外，巴耶济德一世经常率领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越过幼发拉底河，去侵犯底格里斯河一带的疆域，并且暴露出他试图侵入叙利亚的野心，因而严重地威胁到了东方另外一个伊斯兰帝国帖木尔王朝的一些藩属国。帖木尔王朝曾多次写信奉劝咄咄逼人的巴耶济德一世改变其行径，但傲慢无礼的后者一直未理睬，从而更加坚定了帖木尔王朝发兵小亚细亚地区征服奥斯曼人的决心。巴耶济德一世与帖木尔王朝的冲突改变了奥斯曼人的历史发展进程。

1402年7月28日，在安卡拉城郊的齐布卡巴德平原上，奥斯曼人与帖木尔王朝的军队展开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会战。虽然在巴耶济德一世身先士卒的精神鼓舞下，奥斯曼人前仆后继，英勇杀敌，并且数度攻入帖木尔王朝军队的大营，但是在帖木尔王朝凶猛剽悍、骁勇异常的蒙古铁骑大军面前，精锐逐渐丧失殆尽的奥斯曼人有些深感不支。当夕阳下山的时候，奥斯曼人军队的防线完全崩溃了。在帖木尔王朝蒙古铁骑军队的追杀下，奥斯曼人基本被歼，死伤无数。在溃逃中，巴耶济德一世因马蹶被生擒，昔日叱咤风云的的英雄人物，今日成了帖木尔王朝的一个阶下囚。在度过了8个多月的忧郁和屈辱的囚徒生活之后，侠肝义胆的巴耶济德一世怀着满腔遗憾和惆怅，在卫兵们的众目睽睽下自杀身亡。帖木尔王朝的大军尽管踏平了奥斯曼人在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地区，但是由于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中亚地区，所以并不想直接占领小亚细亚。帖木尔王朝首先把小亚细亚诸突厥公国的领地归还给了被奥斯曼人废除的原君主，以借此来削弱奥斯曼人的势力。其次，帖木尔王朝把另外一些被征服的奥斯曼人在欧亚的领地，归还给了巴耶济德一世还活着的几个儿子，他的儿子们在向帖木尔王朝宣誓效忠以后，保存了那些被认为合法的领地，成为帖木尔王朝的藩属国。1405年2月，集40万大军准备进攻中国的帖木尔王朝的君主暴卒于首都撒马尔罕。消息一传开，巴耶济德一世的儿子们相继断绝了他们对帖木尔王朝的一切依附关系，从而为此后奥斯曼人重整旗鼓、收复失地、再度崛起创造了条件。

安卡拉战役以后的10年，对于奥斯曼人来说是一个动荡的历史时期。为了决定由谁来统治奥斯曼人那块残缺不全、支离破碎的半壁江山，独占掌握奥斯曼人前途命运的最高权力，巴耶济德一世的四个儿子互相争斗与厮杀了整整10年。最后，穆罕默德在杀死了他的另外3个兄弟之后，独揽了统治整个奥斯曼人的大权，成功地防止了奥斯曼人领土的分裂，为以后奥斯曼帝国的迅速崛起，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积极作用。1421年3月，穆罕默德中风去世，他的儿子，法定继承人穆拉德二世执掌国政。为了扭转时运，重振奥斯曼人的雄威，穆拉德二世倾其举国之力，率领奥斯曼大军开始了长年的征战。1451年初，穆拉德二世这位上了年纪的征战勇士，在布尔萨寿终正寝，他的儿子穆罕默德二世执掌了国政。穆罕默德二世在整顿完毕朝政，巩固了自己的绝对统治权力之后，就开始积极筹划攻取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奥斯曼人对君士坦丁堡的正式进攻，开始于1453年4月5日。斯曼人首先开始炮击，4月6日清晨，从西线发起了强大的攻势。在奥斯曼人凶猛凌厉的攻势下，君士坦丁堡的守军丧失了斗志，全线溃败，末代皇帝也在混战中被击毙。在奥斯曼帝奥斯曼帝国素丹穆罕默德二世国军队屠城的第三天之后，（1432～1481年）穆罕默德二世才骑着他那匹白色战马，威风凛凛地进了城，然后携带着大量的金银财宝凯旋回到了奥斯曼人的首都埃迪尔内。1457年6月，穆罕默德二世从埃迪尔内迁都到了君士坦丁堡并将该城改称为伊斯坦布尔（意思是伊斯兰的城市），并把基督教著名的索非亚大教堂墙面上镶嵌的壁画，全部用胶泥粉刷覆盖起来，因为伊斯兰教严格禁止人的肖像。从此以后，奥斯曼人就把索非亚大教堂改变成为了一个让穆斯林做礼拜的大清真寺。从那时起一直到20世纪初，伊斯坦布尔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将著名的君士坦丁堡作为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对于奥斯曼人来说，象征着他们已经顺利地完成了由边远草原的游牧民族到世界帝国的这一历史变迁过程。

1481年5月，当穆罕默德二世在小亚细亚地区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准备发动一次新的对外征服的时候，突然病死在军营中。穆罕默德二世去世后留下了两个儿子，长子巴耶济德二世在帝国内部各种政治势力的支持奥斯曼帝国的素丹在托普长帕皇宫举行登基典礼下，继承了奥斯曼帝国的素丹王位。在1482年至1495年间，巴耶济德二世由于害怕他的兄弟杰姆与他争夺王权，因此在对外的征服活动中一直比较克制。但是自从杰姆病死之后，已经完全无后顾之忧的巴耶济德二世，首先在西南方向采取了比以前更具有侵略扩张性的政策。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巴耶济德二世也算是一位伟大的征服者和杰出的军事统帅，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东征西伐、开疆辟土的战争中度过的。由于长年累月一直在军帐中风餐露宿，使他得了严重的风湿病。1512年4月，在儿子塞利姆一世的强迫下，健康状况日益不佳的巴耶济德二世宣布退位让权给塞利姆一世。一个月后，统治了奥斯曼帝国31年之久的巴耶济德二世，在前往他的出生地德莫提卡宫去休养的时候，不幸中途病逝。塞利姆一世在他统治的8年期间，对外发动了一系列的扩张征服战争。尤其是他东征伊朗南伐叙利亚和埃及，使得奥斯曼帝国成为一个雄霸中东地区，统治穆斯林圣地，声势显赫的伊斯兰帝国。这种扩张征服和大片地区的获得，在使奥斯曼帝国东方化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是奥斯曼人对外扩张中的一个重要历史发展阶段。1525年秋季，连年的征战和日理万机的操劳，使得塞利姆一世这位叱咤风云的奥斯曼帝国君主，终因急性心脏衰竭病逝于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走完了他那金戈铁马的征服生涯，并给他的子孙后代们留下了一份丰厚的遗产：一支数量庞大惊人，使敌人望风披靡的军队；一套行政、司法、财政体制都已经日益完善的封建国家机器；一顶统治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称号的桂冠，从而取得了伊斯兰教思想体系，对奥斯曼帝国旧有宗教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决定性胜利。从此，奥斯曼帝国在对外征服过程中，伊斯兰教始终是其对外扩张的一面旗帜。

塞利姆一世因病去世时，仅留下了一个儿子，那就是世界历史上声名显赫的苏莱曼大帝。苏莱曼大帝一生在位46年，在他的统治下，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趋于极盛。因此，他曾经以“真主在大地上的影子”、“众素丹之素丹”等桂冠自诩，被欧洲人称为“大帝”，被他的臣民称为“立法者”，一直被人们看作是历史上著名帝王行列中的一个最了不起的人物。奥斯曼帝国素丹塞利姆一世1566年5月1日，已经垂暮之（1470～1520年）年的苏莱曼大帝率领20万奥斯曼帝国的大军，从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出发，进军匈牙利，这是苏莱曼大帝一生中的第7次远征。此时，老态龙钟的他已经不能再骑马了，只能乘坐在一辆马车里行军。当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在攻陷多瑙河河畔附近的锡格特，即将吞并匈牙利的前夕，苏莱曼大帝病逝于军帐大营之中，享年72岁。

到苏莱曼大帝去世时，奥斯曼帝国已经成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在国际政治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庞大帝国，然而，伟大的苏莱曼大帝之死并未立即使奥斯曼人意识到，他们不只是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君主，因为在他的儿子塞利姆二世统治下，虽然奥斯曼人在陆地上对西方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压力，对地中海的威慑甚至还有所加强，但是到了16世纪末期，许多外国驻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具有观察力的大使们，以及一些机敏的帝国有识之士都已经看到，奥斯曼帝国的辉煌时代已经结束了。他们敏锐地意识到，欧洲西方的政治、经济以及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使得他们变得相对强大了。而奥斯曼帝国却由于幅员辽阔，横跨欧亚非三大洲，人口众多，宗教、奥斯曼帝国素丹苏莱曼文化、民族等情况千差万别，再（1495～1566）加上海岸线又特别长，因此，无论在外御或内治方面，都已经遇到了异乎寻常的难题。

第四章、从专制君主帝国到现代民主共和

一、奥斯曼帝国的衰败

造成奥斯曼帝国衰败的根本原因，首先是出现在帝国统治集团的最高层及包括军队在内的帝国政府机器的失灵。在苏莱曼大帝去世以后的几个世纪里，由于政治腐败、经济崩溃、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再加上地方封建割据严重，各地区纷纷闹独立，不再听从帝国中央政府的统一号令，尤其是对帝国军事封建采邑制度的极大破坏，使得整个社会出现了军事采邑向世袭个人封地转化的趋势，造成奥斯曼帝国社会经济基础的逐渐松动，以及广大农民和被征服民族的不断反抗，从而使得奥斯曼帝国的对外战争屡受挫折，极大地削弱了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早期奥斯曼帝国皇室的前十位素丹个个英武盖世，光彩夺目，具有治国平天下的雄才大略，深得人们的敬仰和钦佩。这前十位素丹平均在位27年，经济繁荣、社稷稳定、统治的年代较长。而这一支系其余的统治者却个个都是养尊处优、平庸软弱、任性妄为、腐化堕落，其中有些人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无能，智力上还有一定的缺陷。

素丹们的奢靡无度的宫廷生活不但使奥斯曼帝国统治集团日趋腐败，而且还耗去了巨额的财力，导致国库日益枯竭。为了弥补财力亏空，满足他们的挥金如土的生活，帝国的素丹们一方面不断的下令以各种名目开辟税源，提高税额，敲骨吸髓地压榨广大的百姓；另一方面强迫他们的官员们在提拔晋升到较高职位上去的时候，要向素丹进献重要的礼物，这种做法不幸打开了奥斯曼帝国贪污腐化之门，导致统治集团内部卖官鬻爵，争权夺利盛行，奥斯曼帝国著名的托普长帕皇宫严重地损伤了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机体。

16世纪以后，奥斯曼帝国内部的阶级斗争、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农民起义和民族独立斗争风起云涌，不断爆发，给了奥斯曼帝国素丹政府以沉重的打击，冲击着帝国日益腐朽、摇摇欲坠的封建制度和反动统治，使得奥斯曼帝国从此陷入了社会危机的历史深渊。

奥斯曼帝国这种社会腐败趋势所造成的后果是可怕的、灾难性的，尤其是使得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征兵制，以及由帝国皇宫学校培养训练出来的基督教青少年新兵们也受到了这种世风日下的社会影响。因为在金钱和恩宠面前，骁勇善战的基督教青少年新兵们所获得的战功与荣誉已经不再起作用了，而且他们还要时时受到社会上各种不正当竞争势力的排挤，这种竞争主要来自奥斯曼帝国政府内部臃肿庞大的官僚队伍。到了17世纪末期，这些官僚已经成功地打破了奥斯曼帝国政府要职皆由基督教青少年新兵出身的行政官员把持的传统局面。到了18世纪甚至有更多的笔吏和乌里玛成功当上了帝国的帕夏，统治过去由基督教青少年新兵军事集团管理的一些省。此后，虽然奥斯曼帝国皇宫学校仍然存在，但传统的征兵制度却被废除了。

培养基督教青少年新兵这一征兵制度的废除，与奥斯曼帝国近卫兵团的日趋腐败涣散有直接密切的关系。近卫兵团的腐败涣散，不仅削弱了奥斯曼帝国军队的战斗力，扰乱了社会秩序，而且也严重地损害了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为了支付大量集中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近卫兵团的薪金和经常性的生活开支，帝国国库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奥斯曼帝国的某些偏僻地区，以近卫兵团为首的卫戍部队成了当地的实际统治者。当他们不能再从对外征服的战争中夺取到战利品时，就在国内肆意掠夺，靠糟蹋国家、鱼肉百姓过日子。另外，在国家的政治事务中，帝国军队也越来越多地扮演起了左右君主废立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在17世纪中叶的年代里，奥斯曼帝国的中央政府实际上已经完全控制在横行不法的军人手里。

要全面地勾勒出奥斯曼帝国衰败的发展过程，也不得不了解一下封建采邑制度的命运。因为采邑制度是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奥斯曼帝国早期以及其后在军事上获得胜利和健全内部行政的最可靠的制度之一。所以，封建的采邑制度的破坏，是造成奥斯曼帝国萎靡不振社会衰败的主要原因。16世纪以后，奥斯曼帝国政府加紧把无领主的采邑变为国家的土地，为供养常备军提供财源，但这些努力往往是徒劳无益的。从前的采邑封地有些以纳税农场的形式租出去了，但获得采邑的封建领主缴纳的税金却常常要比预期的少。有些封建采邑领主似乎毫不费力地就获得了产业的继承权，通过非法的手段使采邑变成了私有财产，这种情况在过去是根本不允许的。特别是奥斯曼帝国长期的通货膨胀，对采邑封建领主经济地位所造成的影响和伤害是巨大的，因为采邑的收入是固定不变的，而奥斯曼帝国政府根本就无法增加这些收入的价值以减少通货膨胀对采邑封建领主的经济地位所造成的影响和伤害。由于在固定的津贴收入和飞涨的物价之间受到压迫，所以许多维持原状的采邑封建领主征召令下达时，往往置若罔闻，根本就不去应征报到，于是采邑就被帝国政府强行收回。那些受到帝国政府制裁的采邑封建领主心怀不满，纷纷逃往城市，或者参加日益壮大的土匪队伍，在乡间荒野进行抢劫掠夺，强行向城市居民征收所谓的保护费，蹂躏百姓、破坏治安，造成社会大乱。

然而，对收回和被遗弃的采邑，帝国政府并没有很好地加以管理和利用，而逐渐地落入到帝国近卫兵团的军官及政府中有权有势的官吏和宫廷宠儿手中。甚至有些平民也通过贿赂的手段非法取得采邑。奥斯曼帝国早期的一些具有改革思想的政治家认为，打破帝国的传统秩序就意味着整个社会的衰败和没落。他们希望通过恢复那种曾经造就奥斯曼帝国辉煌时代的传统秩序，如彻底恢复采邑制度的纯洁性，从而兴利除弊，制止奥斯曼帝国衰败的势头，但实践证明这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采邑制度的混乱和被破坏，实际上是16世纪末叶以来遍及整个奥斯曼帝国社会政治与经济变革的一种反映。

奥斯曼帝国衰败的原因，除了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崩溃之外，它的社会道德观和文化价值观，也同样经历了一个逐渐崩溃的演变过程。那一时期，许多形形色色的西方观察家在他们的着书撰文中，对奥斯曼人抱有一种极端的蔑视态度。他们更多的是强调奥斯曼人邪恶的一面，而不是他们的美德。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已经看到了奥斯曼人的品德和堕落。尤其是奥斯曼人的酗酒、鸡奸、卖淫，以及流氓恶棍和伊斯兰教异端的歹徒们在咖啡室等社交场所的聚会，为他们的看法和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虽然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的许多有识之士的自我批评也与上述的某些观点和看法一致，但他们的批评矛头是更急切地指向上层社会的腐败、贿赂和对奢侈生活的追求。他们认为这些社会现象的出现是传统制度和传统价值观念崩溃的一种反映，也是耽于“世俗利欲享受”的一种反映。但面对整个社会道德水平下降的问题，他们又感到束手无策，拿不出改变这种现状的好办法。对外征服是奥斯曼帝国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是社会古老的传统，是帝国复兴的前提。为实现重振奥斯曼帝国雄风和国威的宏图，从1682年开始，奥斯曼帝国同其争夺世界霸权的主要对手——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和威尼斯，以及迅速崛起的俄罗斯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

由于奥斯曼帝国军队不断遭受严重的挫折，最终签订了《卡洛维茨停战协定》。《卡洛维茨停战协定》的签订标志着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关系的一个根本性转折，具有深远的影响。首先对欧洲国家而言，《卡洛维茨停战协定》消除了它们对奥斯曼帝国发动进攻的担心，为他们侵占海峡区域开辟了道路。其次对奥斯曼帝国而言，根据此协定使长期属于穆斯林的领土第一次永久性地转归欧洲基督教徒控制了，从而成为奥斯曼帝国疆域开始不断收缩的一个重要标志。特别是自14世纪初开始巴尔干地区突厥化的历史演变已经慢慢地然而却是显而易见地降下了帷幕，这是奥斯曼人不得不吞下的一个苦果。在18世纪，奥斯曼帝国同俄罗斯先后进行了三次战争，双方虽然互有胜负，但最终还是以俄罗斯人的胜利而告终。为了免遭更惨重的失败，1774年6月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通过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卡伊纳雅条约》，此条约为日后近一个半世纪的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双方关系定下了基调，成为19世纪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和黑海海峡区域实现其领土野心的有利的楔子。

对于奥斯曼帝国而言，《卡伊纳雅条约》所带来的耻辱和后果，进一步削弱了已经开始衰退的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对于各省的控制权。在17世纪，素丹和帝国中央政府就已经面临着许多具有独立倾向的、不驯服的地方总督。到了18世纪中叶，尤其是一系列对外战争的失败，使得奥斯曼帝国境内独立和分裂的政治倾向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任何具有魄力和野心的地方总督都可以建立他自己不受约束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来公开违抗或不理睬素丹和帝国中央政府的命令。具有重大讽刺意义的是，在奥斯曼帝国境内首先闹分裂和独立的地方正是亚洲和非洲那些传统的伊斯兰教地区。

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这类独立运动，说不上是任何具有群众性和民族意义的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一种社会表现。除了像黎巴嫩、库尔德斯坦、阿拉伯半岛等少数遥远沙漠地带和山区外，所有其他地方闹独立的首脑人物和他们的追随者全都不是当地人，而是来自奥斯曼人或者马木留克的军人阶层。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是野心勃勃、居心叵测的地方总督和政府官员。他们利用素丹权力鞭长莫及和帝国中央政府软弱无能的缺陷，窃取了本身的大部分税收，组成了庞大的私人军队，同西方签订了贸易协定，并且创造了一个高效率的政府机构，把本省变成实际上的独立王国。

此时此刻对于奥斯曼人来说，沉痛的经验教训使他们逐渐认识到，为了使帝国不沦落为西方列强相互瓜分争夺的目标，为了恢复他们昔日显赫的地位和荣耀的风采，他们必须实施社会改革，至少要实施军事方面的改革。既然西方社会，后来也包括俄罗斯在内，在武器技术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那么为了对付西方世界，奥斯曼人就得借鉴西方的军事技术和战争经验。在18世纪初叶，奥斯曼帝国向西方学习的社会改革历史进程已经在小范围内悄悄地展开了。到了18世纪末期，帝国的社会改革更是势在必行，刻不容缓了。

二、社会改革的兴起

18世纪时，每当重大的军事失利之后，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家们总是产生许多反思，总是要用毫不留情的坦率态度来评论奥斯曼帝国社会的腐朽性和帝国军队无能的种种表现。特别是丧权辱国的《卡伊纳雅条约》的签订，与随后克里米亚地区被俄罗斯所吞并，都曾经使得奥斯曼帝国的许多仁人志士痛定思痛、议论纷纷，更使得奥斯曼帝国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政治家强烈地意识到，仅凭奥斯曼帝国的光荣传统和伊斯兰文明，很难再为奥斯曼帝国重振雄风提供动力，于是他们发起了以效仿西方文明为主要内容的早期社会改革运动。

奥斯曼帝国的早期改革家们所考虑的，主要是随着辉煌时代体制机构的日趋腐朽而暴露出来的帝国内部的弱点，因而他们的改革内容与实践，也只是着眼于过去，竭力想使帝国的那些体制机构重新回归到原来的状态之中，也就是着眼于恢复过去旧有的统治秩序，重振奥斯曼帝国一度失去的雄风。所以，他们社会改革的宗旨主要是根除腐败之风，而他们手中的武器，就是行刑官手里的大刀和没收其非法所得财产。但是，随着奥斯曼帝国在同奥地利与俄罗斯军队相形见绌的交战中一败涂地，尤其是1699年签订《卡洛维茨条约》和1718年签订《巴沙洛威茨条约》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后，奥斯曼人从失败和经验教训中看到了西方军事的优势，逐渐地认识到了使其军队近代化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并开始把他们社会改革的目光转向西方社会。最为典型的改革事例，就是将奥斯曼帝国旧式仪仗队改为新颖时尚的欧式铜管军乐队。

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所获得的一项非军事性的重大改革成果，要算是印刷术的采用。虽然此时印刷术的采用在奥斯曼帝国是有条件的，但它标志着奥斯曼帝国通过改革，在社会文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对促进社会传统价值观念的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时期，在向西方学习与交流的过程中，西方对于奥斯曼帝国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也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是奥斯曼人的上流社会对法国生活方式和风格的一些表层事物特别感兴趣。例如，修建具有法国式风格的公园，使用法国样式的家具，模仿法国的室内装饰等，都一时成为奥斯曼帝国宫廷圈子内的一种时尚。此外，这一时期在社会改革的推动下，奥斯曼帝国境内许多新的军事学校也相继建立了起来，这些军事学校所拥有的教学设备和使用的教材都来自欧洲，学生中的大部分人主要是帝国军队和社会上层人物的子弟。但是，面对源源不断来自异邦的人士和观念，再加上又有新的迹象表明西方国家正在企图控制东地中海，从而威胁到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的安全，所以奥斯曼帝国内部的保守势力，此时掀起了武装叛乱，公开反对被他们视为标新立异的各种社会改革，把那些支持改革的政府官员们统统赶下了台，并派人秘密结果了他们的性命。然而，这些得势的保守派分子却根本就拿不出更好的振兴帝国的方案。1787年4月，奥斯曼帝国在同老对手奥地利与俄罗斯的重新交战中，又一次遭受到了惨败。所以当年轻有为、充满朝气，具有强烈改革精神的素丹塞利姆三世于1789年即位时，所面对的还是奥斯曼帝国以前的两个老问题，即西方的优势和国内的保守势力。

塞利姆三世即位以后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求手下的大臣们呈递一些有关奥斯曼帝国亟须改革的奏章。虽然有些改革的奏章也触及到了帝国的税收、铸币以及采邑制度等社会问题，但是大部分奏章所主要关心的，还是怎样尽快地引进西方先进的武器奥斯曼帝国素丹塞利姆装备，全面加强帝国军队的战斗实力。因而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改革，主要还是局限于军事领域，也只是该世纪初叶奥斯曼帝国温和改革开端的延续，而没有什么实质上的突破。塞利姆三世在振兴奥斯曼帝国军事力量方面的主要尝试，是缔造一支西方式的步兵军团。因为帝国的近卫兵团在对外战争中表现极差，如果让他们去使用西方的新式武器，采用新的战术，等于缘木求鱼，所以训练一支新式的军队来代替他们，是奥斯曼帝国振兴军事力量的上策。到1801年7月，大维齐尤素福遵照塞利姆三世的旨意已经组建了一支9000人的新式军团，其兵源全部来自于小亚细亚地区的穆斯林。新式军团的士兵全部采用西方最新式的莱福枪，并在法国军事教官和已经完全欧化的奥斯曼帝国军事教官的指导下，完全按照欧洲的战术和科目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根据塞利姆三世的有关命令，新式军团的全体官兵一律实行薪给制，一律穿欧式的军服。然而不久，塞利姆三世还是同对改革一直怀恨在心的近卫兵团和某些顽固保守派政府官员发生了正面的冲突，他们频繁地上书请愿，要求停止一切改革。塞利姆三世迫于顽固保守派分子们的巨大压力，最终做了一些妥协，免去了支持他的改革派大臣们的职务，并让组建的新式军团在远离帝国京城的郊外进行操练，以免与那些拒不采用由基督教徒所设计制造的军械的近卫兵团发生摩擦，也极力避免触犯帝国一些民众的守旧情绪。

然而，塞利姆三世的妥协与让步，也只是延缓而并未能够挽回奥斯曼帝国改革局势的崩溃。1807年5月，由于拒不接受穿欧式军服的命令，反对“法兰克式”的改革，再加上军饷长期被拖欠，从而引发了驻扎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附近近卫兵团的兵变。他们掀翻了汤锅，这是传统的叛乱信号。面对反对改革的顽固保守派分子们的武装叛乱，塞利姆三世非但没有动用新式军团去弹压，反而把它给解散了。此时，气焰嚣张的兵变分子们，在一群对社会改革不满的暴民的帮助下，单凭一份帝国改革派的主要参与者名单，便随意地把这些人抓了起来，并残暴地杀害了他们。素丹塞利姆三世的妥协和屈服，也完全没有能够使他保全住自己的王位，在一片阴谋诡计中，他最终还是被保守派分子们废黜了。不久，他的堂弟穆斯塔法四世被立为新的帝国素丹。此人胆小软弱，是那些废黜塞利姆三世的顽固保守派分子们的傀儡。1808年6月，新上任不久的大维齐塔利亚，因为同奥斯曼帝国另外一位臭名昭著的顽固保守派分子、帝国的总法典官穆拉尔发生了矛盾，所以被免去了大维齐的职务。心怀不满的塔利亚摒弃前嫌，投靠了奥斯曼帝国多瑙河前方军司令巴拉克达尔帕夏（帕夏意思是将军），此人是当时仍然活着的惟一尚未就范而拥有军事实力的重要改革分子。

1808年夏，巴拉克达尔帕夏联合帝国残存的改革派和反对帝国京城顽固保守派政权的其他政治派别人士，向顽固保守派分子们发动武装进攻，率军占领控制了帝国京城。素丹穆斯塔法四世得知这些人想使塞利姆三世复位的企图后，便先发制人，将塞利姆三世秘密处死，并下令要将自己的胞弟马赫默德二世也绞死。听到此消息之后，惶恐不安的马赫默德二世还算机敏，立即躲了起来。当勤王之师迅速占领了帝国京城之后，便把素丹穆斯塔法四世囚禁了起来，后把他也秘密处死，而把隐匿在宫廷中一只空炉子里的马赫默德二世拥上了王位。新即位的素丹马赫默德二世任命巴拉克达尔帕夏为大维齐，他在马赫默德二世的全力支持下拟定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社会改革计划。他首先对新式军团进行整编，改用新的番号。其次全面恢复塞利姆三世时期的各项改革法令。但是，在真要将改革的法令付诸实施的时候，除了大维齐巴拉克达尔的几个少数挚友以外，所有的人又都同他疏远了。尤其是当巴拉克达尔帕夏允许他从前部队里的波斯尼亚士兵和阿尔巴尼亚士兵返回家园之后，被他的改革方案惹恼了的帝国近卫兵团再一次掀翻汤锅发动了武装叛乱，巴拉克达尔帕夏在骚动中被暴民们烧死在他的宫邸里。素丹马赫默德二世本人也不免沾上了改革墨迹的污点，仅仅由于他是奥斯曼帝国王室硕果仅存的一位男性，这才保全了他的王位和此时，以近卫兵团为首的帝国顽固派分子们再度得势，控制了中央政府，从此帝国改革的全部心血再次毁于一旦。不过，胸怀大志的素丹马赫默德二世并没有被险恶的形势所吓倒，他静心的洞若观火，伺机而动，准备先打垮帝国顽固的保守派势力，然后再重新启动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改革。

1826年5月28日，在经斯曼帝国素丹马赫默德二世过18年的卧薪尝胆的准备之（1785～1839年）后，马赫默德二世颁布了一项关于成立新式军团的御诏。在御诏中，虽然帝国近卫兵团仍予以保留，但是要求近卫兵团驻守帝国京城的每一个营都必须抽调150人参加新式军团，并竭力设法把新式军团说成是已故苏莱曼大帝军事体系的复活，特别规定新式军团的军事训练不得由基督教徒或外国人来负责，而只能由熟悉现代军事技术知识的穆斯林军官来负责指挥。这一举措在“对异教徒的圣战需要高于一切”的大旗下，得到了具有保守倾向的帝国总法典官、乌里玛以及近卫兵团将领的认可，他们每个人都在改革的文件上签了名、盖了章。然而，桀骜不驯的近卫兵团根本就不听素丹马赫默德二世指令的那一套，当他们穿上合身的西式新制服开始训练时，驻扎在帝国首都的近卫兵又发动了兵变。近卫兵团中的五个营首先打翻了汤锅作为传统的举行叛乱的信号，跟着便在赛马场集合，并很快又纠合了一伙愤怒的民众，企图重演1807年的大屠杀。不过，这一回他们却遭到了大多数民众的坚决反对。同时，足智多谋的马赫默德二世也早已预料到了这一点，早有防范。忠君的高级军官一接到马赫默德二世的命令，便迅速率领新式军团携带着大炮来到了皇宫。新式军团的大炮对准人群密集的广场和近卫兵团的兵营连续开炮轰击了30分钟之后，近卫兵团变成了乌合之众，四处溃散。6月17日，在马赫默德二世发布的一项通告中，正式宣布废除了近卫兵团，而代之以一支号称“穆罕默德常胜军”的新式军团，其任务是“扞卫宗教和帝国”。

由1826年消灭帝国近卫兵团直至1839年马赫默德二世去世，在这段时期内马赫默德二世进行了一项巨大的社会改革计划，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各个社会层面。他为这项社会改革计划所规定的主要路线和方向成为此后的19世纪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20世纪奥斯曼帝国改革家们一直所遵循的社会政治路线。尽管马赫默德二世的许多改革措施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尽管这种改革多在表面上做文章，而没有把奥斯曼帝国的所有力量集中在民众教育和发展社会经济这些根本性的领域，但他所实施的一系列社会改革，就其结果而言，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在马赫默德二世倡导的社会变革之后，奥斯曼帝国要再走恢复旧制度的回头老路已经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变革不仅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而且也成为一个人心所向的社会进步过程，并成为奥斯曼帝国“坦齐马特”时期的社会改革，起到了启锚开航的巨大作用。

1839年7月1日，踌躇满志的马赫穆德二世不幸因病去世，他的继承人是才满16岁的儿子阿布杜尔。麦吉德。新登基的素丹决定继承他父亲的遗志，重振帝国雄风。此时的奥斯曼帝国正处于紧急关头，难以驾驭的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又向帝国挑起战争，并在尼济普战役中把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打得溃不成军，从而再一次威胁到了帝国的一统江山。奥斯曼人急需欧洲列强的支持，一份改革公告说不定能够帮助获得这种支持，因为它可以表明奥斯曼帝国是进步的，素丹政府组成的开明而现代的政体也是值得挽救的。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新受命的奥斯曼帝国大臣们才制定出了那个历史上著名的《花厅诏御》，并于1839年11月3日正式予以公布。虽说《花厅诏御》提出的各项原则和承诺在马赫默德二世改革时期就已经有了初步的设想，但是这份形式极其庄严的公告标志着为时40年的在奥斯曼帝国历史进程中被称为“坦齐马特”改革运动的开始和“坦齐马特”时代（1839～1876年）的到来。“坦齐马特”在突厥语中为改革整顿之意，因为该时期具有按照奥斯曼帝国新的法令和条例，在行政、财政、司法、教育等主要领域进行全面改革的特点，体现了19世纪30年代欧洲的一些法理精神，具有一定的社会进步意义，故称为“坦齐马特”时代。总之，“坦齐马特”时期的社会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学东渐的产物，特别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对这个伊斯兰帝国思想文化界影响的结果。此时，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原则被理解为反对专制政体和反对压迫的理论，而平等原则则被理解为在国际交往中的各国平等。所以，在伊斯兰教的精神基础上，改铸西方式的国家政治等级、组织与结构，就形成了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多次社会改革运动的基本特点。

在“坦齐马特”时期，左右奥斯曼帝国政局的是一大批精通外语、熟悉欧洲的政治与经济，立志于社会改革的官僚。“坦齐马特”时期的社会改革首先从法律开始。1840年5月，奥斯曼帝国颁布了一份新刑法，它的各项条款尽管受到法国法律的影响，但主要方向仍然没有超出伊斯兰宗教法中刑法本身的范畴。不过这里面却有重要的改变，那就是确定了奥斯曼帝国所有臣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此时，为了改变帝国政府机构运转不灵、效率不高的现状，在帝国的财政管理方面也相应地作了一些改革。例如，开设了银行以及相似的机构，以实现货币和财政制度的改革，并设立了基金，用以增强帝国的各种物质资源，其目的就是希望在帝国建立一个正式的国库和一种健全的货币制度，以实现帝国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此外，在奥斯曼帝国各项社会改革中比较行之有效的，是1845年帝国政府诏书发表后实行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如设立国立奥斯曼大学，建立世俗的初等及中等学校教育制度，试图把奥斯曼帝国的教育从乌里玛的独占权中分离出来。土耳其现代化的启动，是从对神权专制制度，特别是从落后挨打的反思中开始的，而不是从理性资源中得到认识和提高升华的，因此，对于土耳其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来说，怎样培养出理性资源就显得非常重要。“坦齐玛特”时期，奥斯曼帝国在教育改革方面的主要成果，不仅是建立了许多学校，更重要的是造就了一大批受到过良好现代教育，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青年新一代，使他们成为此后土耳其社会发展的经邦济世之才。

1869年3月，“坦齐马特”时期改革运动的两个主要领导人之一富阿德逝世。1871年9月，另外一个重要的领导人阿里也在卧病三个月之后死去。奥斯曼帝国的重要改革派人士相继去世，尤其是他们改革的主要支持者和模仿学习对象法兰西，在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败北，造成法国在奥斯曼帝国朝野的威信下降，帝国改革派的威望也随之降低，因此，在一片对奥斯曼帝国的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中，“坦齐马特”的改革家们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纵观奥斯曼帝国的全部历史，虽然没有任何别的历史时期比“坦齐马特”更招人评论的了，但如果没有“坦齐马特”这一历史时期，此后的奥斯曼帝国宪政时期，以及共和国时期的改革家们，都根本不可能取得任何社会进步的成绩，因为基本的事实是：土耳其人如果要想继续立足于现代世界民族之林，除了实行具有西方色彩的社会改革，别无其他选择。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改革长达百年，究其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社会改革的起点比较低，促进社会改革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匮乏；二是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改革并不完全是由其自身内部矛盾运动的因素所造成的，而是在西方殖民不断扩张的压力下，在对外战争的一系列失败中启动的。因此，广大民众对社会改革的本质和意义在思想认识上，有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总之，在奥斯曼帝国的巨变时代，整个社会充满着许多悬疑不定的东西，呈现着旧秩序瓦解和新秩序待建过程中的混沌不清。

三、奥斯曼帝国的宪政运动

关于奥斯曼帝国自由主义者反抗集权统治的历史，按照一般的习惯，都是以1859年被称作为库勒利的事件开始。在那一年，一小撮同谋者策划推翻或者在必要时刺杀素丹阿布杜尔·麦吉德。不幸的是预谋被发现，主谋人被作为要犯流放到叙利亚。欧洲的一些政治观察家把这次未获成功的预谋事件说成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第一次企图实行立宪及议会政府的尝试。在奥斯曼帝国，完全按照自由主义方式对政府的行为提出批评，以及提出一些改革方案，那是19世纪60年代的事情。1867年2月初，比利时报纸《北方报》登载了一则关于费萨尔亲王在奥斯曼帝国开办一家银行的消息。费萨尔亲王在为更正这个错误报道而写的信中，提到在奥斯曼帝国支持他的人，并称他们为“青年奥斯曼人”，这一名称无疑是从几十年前已经在欧洲出现过的青年意大利、青年英格兰、青年法兰西、青年德意志等得到启发而采用的这个名称被奥斯曼帝国自由主义者看中了，他们最后决定用青年奥斯曼人作为他们的政治组织和出版物的名称。1871年奥斯曼帝国宣布大赦，随后，许多青年奥斯曼人由流亡中返回国内，通过新闻活动继续从事他们反对专制统治、要求自由和宪政改革的政治活动。

1876年秋季，面对泛斯拉夫主义和欧洲列强的干预，奥斯曼帝国上下群情激昂，出现了一股爱国主义热潮和伊斯兰教的狂热情绪。这种气愤进一步催化了有关帝国宪法的讨论。11月末，在具有改革精神的大巨米德哈特主持下的一个由乌里玛成员和文官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起草了一部宪法草案。可是等草案的最后文本呈递给素丹阿杜尔·哈米德二世之后，遭到素丹的不满，压着迟迟不表态，最后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虽然总算批准了，但突然又加上了那么一句：“凡属危及国家安全的人物，素丹皆有权将其放逐。”1876年12月9日，米德哈特被任命为帝国大维齐，四天后，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成文的宪法公之于众，庆典是在刚被大雨冲刷过的帝国广场上举行的。

这部1876年的帝国宪法，从头至尾显露出西方的影响。宪法对内阁、对由素丹任命的帝国上议院、对由选举产生的帝国众议院、对独立的司法机构以及人权法案等都做了明文规定。但帝国的内阁并非像米德哈特最初提议的那样对议会负责，而完全对素丹负责，所以帝国的立宪主义者都把希望寄托于选举产生的众议院。另外，帝国宪法还规定素丹拥有批准立法、任命各部大臣、召集和解散议会等各项大权。这种状况的政府，一些西方评论家把它称为“有限制的独裁政府”，并认为开明的比利时宪法，以及更带君主主义色彩的普鲁士宪法，为它提供了某些重要的启示作用。尽管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迫于强大的公众压力答应制定了一部帝国宪法，但从许多史料来看，他对立宪一事从来都没有给予过任何积极的支持，也许他真正中意的是宪法草案的最后文本，因为它赋予了素丹各种大权。1877年2月，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意识到议会不愿受任何约束，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将会给自己的统治带来许多麻烦，而且议会还有可能成为公众不满情绪的聚焦点，因此他赶在议会召开之前抢先放逐了有改革创新精神的大维齐米德哈特，而后者一直希望利用立宪政体来实现他关于政权机构的原始设想，即帝国内阁对议会而不是对素丹负责。1883年，米德哈特和他的几位自由主义者同胞，被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下密令绞死在阿拉伯半岛麦加附近的塔伊夫地牢中。1878年2月14日，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以俄国与奥斯曼帝国战争结束时的危急形势为借口宣布帝国议会休会，结果使奥斯曼帝国的议会休了整整30年。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强行解散了议会，恰恰充分说明了帝国议会具有反对专制统治的潜在战斗力。奥斯曼帝国的宪法虽然被搁置了起来，但它始终是日后帝国政治家们推动改革的一盏明灯。

1878年5月，阿里·苏亚维领导的20万人在帝国首都起义的失败，是青年奥斯曼党人发动护宪运动的最后一搏，又是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集权专制的30年暴政统治时期的开始。从1878年到1908年的30年中，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根本就没有召集过一次帝国议会。尽管他从来都没有公开废除帝国宪法，而且继续把它刊列在帝国的年鉴上，但是这30年的专制统治仍然是非法的，因为奥斯曼帝国的宪法特别规定，倘若素丹解散帝国议会，新的议会必须在六个月之内召开，而帝国宪法条款不得以任何借口予以终止。就奥斯曼帝国穆斯林臣民总体而言，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违背宪法的行为不一定不得人心。因为在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影响下，议会与政府对于广大穆斯林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们所尊敬和拥护的只是奥斯曼帝国王室的天子后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普遍认为专制君主用心善良，会慈父般地关心和帮助他的臣民。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一位阴谋、权术和独裁的集大成者。在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统治的头10年，他本人也正像奥斯曼帝国从18世纪以来任何其他时期的素丹一样，是一位积极从事于社会变革的君主，并且完成了许多在过去年代还只是刚刚开始或是初步予以拟定的计划。所以在其掌权的早期年代，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一位积极上进的君主，是以个人专制和独裁来拯救和改善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在奥斯曼帝国的宪政改革方面，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是一位专制的独裁者，但是在教育领域，他却是一位继承了“坦齐马特”传统的改革家。在他统治时期，奥斯曼帝国的教育有了极大的发展。在他看来，教育改革是推进奥斯曼帝国各方面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先决条件，所以他对教育改革做出了最先和最大的努力。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改革最显著的成就在于高等教育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无论是高等学院还是高等学院的学生，在数量上都有了很大的增加。在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另外一项重要的社会改革便是法律方面的改革。这实际上又是自“坦齐玛特”时代就已经开始的那一过程的最后终结。在其他物质生活方面，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统治下的奥斯曼帝国也是朝着西方化的方向不断发展的。奥斯曼帝国在欧洲资本的帮助下修建了铁路，兴办了矿山和公用事业，虽然绝大部分的利润都以货币的形式从帝国流向了海外，但奥斯曼帝国所得到的好处却是物质生活的日益方便，以及随着西方资本的渗透而带来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方面的社会进步。

在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的统治下，虽然奥斯曼帝国在教育、法律和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并且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奥斯曼帝国产生危机的年代里，反抗和不满的浪潮还是从两个不同的风源兴起。一个反对派起源于非奥斯曼民族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政治思潮，尤其是在那些受过现代教育的阿拉伯人中间，通过阿拉伯文化复兴培植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意识，因此，在许多地区都产生了要求自治的政治主张。反对派的另一起源是那些受过西方式现代教育的奥斯曼青年人对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血腥专制统治的不满。黑暗的君主专制统治不能阻挡民主与自由等反对专制的破坏性观点在帝国军校学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传播。这些作为未来奥斯曼帝国的军人和行政官员的青年虽然接受的是帝国所能给予他们最先进的和最现代化的教育，但是他们以及他的教师，在关于怎样对于他们所服务的那个国家进行管理的问题上，迟早会得出一些较为激进的结论来，那是不可能避免的。

第一个有组织地反抗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专制统治的团体成立于1889年，发起人是四名医科学校的学生。新革命组织成长很快，并从其他高等学校赢得了信徒。这些新的谋反者也像他们的前辈1865年的青年奥斯曼人那样，效仿意大利烧炭党的办法，把人员分别编排为若干编号的小组，同时每一个人也都有一个号码。这时，流亡国外的人士在巴黎也成立了一个有组织的革命团体。其中一位是前奥斯曼帝国议会的议员加尼姆，他在巴黎主持出版了一种叫做《青年土耳其人》的报纸，公开批评素丹以及专制政权。采用这个名称，无疑是要有意识地唤起人们对19世纪60年代青年奥斯曼人流亡者的回忆。大概是由于受到西方现代实证主义所主张的秩序和进步的影响，当时在帝国首都的革命组织，把原来奥斯曼同盟的名称改为团结与进步委员会，欧洲人将其称为青年土耳其党。

1908年7月20日，马纳斯特的民众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领导下举行了起义，并占领了军械库。接着在其他地方也发生了革命暴动，特别是科索沃省的愤怒民众向素丹发出了最后通牒，立誓要恢复宪法，如果素丹拒绝，便在鲁米利亚另立皇太子为素丹，同时有一支10万人的武装队伍将向帝国京城进发。经过两天的踌躇和讨论，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屈服了，决定恢复帝国的立宪政府，以确保他的素丹王位。7月23日，他宣布帝国宪法再度生效。7月24日，奥斯曼帝国首都各大报纸都刊登了将举行议会选举的官方通知，全文共三行，没有标题。因为报纸刊物一律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帝国首都的市民们大都对于兵变事件一无所知，所以当人们看到这项通知以后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第二天报纸刊登发表欢庆帝国宪法恢复的文章之后，人们才明白帝国发生了什么事，洪水于是冲决了大堤，造反变为了革命，欣喜若狂的民众涌向街头，相互拥抱欢庆胜利，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的标语口号：自由、正义、平等、博爱。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血腥专制统治的漫长黑夜已经过去了，自由的黎明已经到来，这一时期帝国所反映的，几乎是一种如狂的欢乐，甚至连抱有怀疑态度的欧洲报纸也在报道中作出了这样的反映。特别是奥斯曼帝国立宪革命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进一步鼓舞了广大群众，使得帝国出现了空前活跃的民主气氛，光是自由思想的刊物就由革命前的几种猛增至几十种，由各行各业人民群众组织的政治团体，活跃在奥斯曼帝国的政治舞台上。

从1908年奥斯曼帝国第二个立宪政体开始直到1918年奥斯曼帝国最后失败的这段时期内，除了短暂的空隙时间外，国家的大权始终掌握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手中。乍一看来，由1908年至1918年的10年政绩确实是非常糟糕的，应该在许多问题上受到责备。青年土耳其党人通过暴力、镇压及恐怖的手段，把国家公共生活变成了一种野蛮行为。他们多次使军队干预政治，导致了政府军事化和将领政客化的双重恶果，尤其是他们使资产阶级立宪政府循序渐进的社会发展完全变成了阴谋与反阴谋、镇压与暴乱、专制与丧权辱国以及战败等等的恶性社会循环，最终使帝国的广大民众对革命寄予的崇高希望很快变为失望。也就是说，青年土耳其党人建立的君主立宪制度，虽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是并未改变奥斯曼帝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实质。然而，在奥斯曼帝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另外一个主题，应该永远不被忽略，这就是对于所有青年土耳其党人来说，他们最关心的事情，便是这一时期已经明显处于危险中的奥斯曼帝国的存亡问题。像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改革派的前辈那样，他们相信要使帝国从内部腐朽和外部侵略中得到拯救，便必须对奥斯曼帝国及社会的各个层面进行某种根本性的变革。所以，在为巩固执政地位而激烈斗争的那些年代里，青年土耳其党人曾抽出大量时间来处理一部分此类问题，并且设法通过立法和行政措施，使其得到解决。尽管他们的工作往往是计划不周全的并且时常因碍于当时国内外局势的变化而受到挫折，但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在许多方面兢兢业业地努力，尤其是从奥斯曼帝国历史发展进程长远意义而言，青年土耳其党人的这种努力，不仅为奥斯曼帝国将来传下了几百年所取得的社会进步和成就，并且在制度、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从而为现在土耳其民族和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总之，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统治的年代里，奥斯曼帝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加速了。如果青年土耳其党人能够按照这一发展趋势努力下去，奥斯曼人在东方的历史命运就将充满希望，但因为青年土耳其党的领导人在重大决策上的失误，使得奥斯曼帝国不久便被卷入到了1914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并在战争的冲击下归于覆灭，终于耗尽了奥斯曼人的士气和忠诚。

四、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

1918年初，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奥斯曼帝国这个摇摇欲坠的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的庞大帝国，因军事失利、经济崩溃和政治腐败无能，终于变得奄奄一息了。长期以来在奥斯曼帝国民众中间产生的对于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专制独裁的忿恨，正在不断地加深。尤其是随着以英、法等国为首的协约国军队的节节前进，使得奥斯曼帝国整个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终于到了而不可收拾的地步。1918年7月，继任素丹王位的穆罕默德六世登上了奥斯曼帝国的宝座。10月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大臣们集体宣布辞职，新素丹任命奥斯曼帝国自由派人士伊泽特为新的大维齐，并交给他一项谋求休战的艰巨任务。在经过了3天初步协商之后，10月29日，一个由海军大臣劳夫率领的帝国政府代表团，登上了停泊在利姆诺斯岛的英国军舰，并于次日同协约国签订了停战协定。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三位党魁——恩维尔、塔拉特和杰马尔，此时同乘一艘德国炮艇越过黑海逃跑了，而一支拥有60艘军舰的协约国海军部队，于11月13日在奥斯曼帝国首都的港口停泊了下来。12月8日，协约国在奥斯曼帝国首都成立了军事管理委员会，对港口、防御工事、宪兵、警察，以及电车等交通工具实行了严格的管制。1919年2月8日，法国军队的统帅德斯佩雷将军，像几个世纪以前的奥斯曼帝国素丹穆罕默德二世一样，骑着一匹由希腊人赠献的白马，进入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1919年4月，英国和法国军队相继占领了靠近叙利亚和伊拉克边界的小亚细亚中南部的几个地方，意大利的军队则在小亚细亚西南部登陆，希腊人也相继占领了伊兹密尔等城市。与此同时，协约国在巴黎及此后从1919年至1920年春的一系列会议上，讨论制定了奥斯曼帝国必须严格履行的和平条约。此外，协约国之间达成的秘密协议还规定了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地区以及它的小亚细亚地区的内容。

1920年5月，奥斯曼帝国政府收到了巴黎和约条款，根据此项条款，奥斯曼帝国的所有欧洲领土除首都伊斯坦布尔周围的一小块外，都得被瓜分割让掉，而奥斯曼帝国的海峡则按照有关规定一律实行非军事化管理，向一切来往国家的船只开放，并把海峡的整个管理权置于一个国际委员会的控制之下。此外，按照有关条款的规定，奥斯曼帝国的重要城镇伊兹密尔必须交付希腊来进行管理，而独立后的亚美尼亚和获得自治的库尔德斯坦则出现在奥斯曼帝国小亚细亚的东部，即使留给奥斯曼帝国的小亚细亚地区的其余部分，也要根据另外一份协议被指定作为法国和意大利的经济势力范围。此外，巴黎和会条款还规定全面恢复治外法权，并且要求奥斯曼帝国的一切财政均由协约国来控制。1920年8月10日，百般无奈的奥斯曼帝国代表不得不前往塞夫勒，签署了这份判处奥斯曼帝国死刑的条约。因此，以后成立的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把签订条约的这一天规定为国耻日。在摩德洛司停战协定和塞夫勒条约签订的阴沉和沮丧的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奥斯曼帝国出现了一个广泛的民族主义爱国运动。许多满腔热血、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在巴尔干半岛的色雷斯和小亚细亚的一些地区发起了反抗西方列强瓜分帝国的斗争，并且成立了一个领导广大民众进行斗争的政治组织“护权协会”。此后，随着他们成功地开展了一系列反对西方列强瓜分和控制奥斯曼帝国的斗争，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一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由此开始了。到了1919年至1920年，这个运动的政治组织更为严密，协调更加有方，并且以后还找到了自己的政治领导，他就是被世人称之为“现代土耳其共和国之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促使奥斯曼帝国民族解放运动高潮迭起的主要原因，是希腊军队在帝国的重要城市伊兹密尔登陆所引发的政治事件。根据有关的停战条款，伊兹密尔本应该由协约国共同占领，但这只是表面文章，因为1919年5月15日，在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支持下，一支两万多人的希腊军队在协约国军舰的掩护下，在伊兹密尔登陆。希腊军队在按照计划占领该城及周围地带之后，又继续向东推进，进入了奥斯曼帝国的心脏地区。希腊人的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从一开始就让人明白了他们此次来到这里不仅仅是为了临时性的军事占领，而是为了永久性的吞并，是为了把小亚细亚的西部并入一个拥有爱琴海西岸的大希腊，以便重新恢复君士坦丁堡希腊东正教帝国过去的辉煌。然而，希腊人的这种伟大理想对奥斯曼帝国的生存构成了威胁，这一点，所有奥斯曼帝国的有识之士都能够看出来。因此，希腊军队的入侵激起了土耳其人强烈的愤怒与抗议。

把其他各民族居住的遥远省份割让出去，倒还可以忍受，甚至帝国的京城被他人占领也还可以容忍，因为占领者毕竟是作为胜利者一方的不可战胜的西方大国，同时这些军队迟早都会退回到他们国家去的。但是一个帝国的邻邦，一个过去的附庸民族，突然冲进了帝国的心脏地带，这对于骁勇善战、具有辉煌历史的土耳其人来说，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耻辱。此时，压在奥斯曼帝国广大民众心灵上的怒火终于熊熊燃烧起来，并变成了无法扑灭的复仇烈火。在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广大民众不顾外国占领军机枪和大炮的威胁，多次举行大型的抗议集会，并且第一次着手进行秘密的武装抵抗运动。在小亚细亚的厄代米什地区，少数帝国军队甚至与希腊军队发生了遭遇战，虽然未能阻止希腊军队的前进，但在希腊军队行进的沿线，帝国的广大民众到处都展开了游击战。此外，为了有效地组织民族抵抗武装力量，迎接即将到来的民族解放战争，凯末尔与志同道合的富阿德将军、劳夫及雷费特上校等人多次举行秘密军事会议，商讨进行民族解放战争的办法与措施。特别是当凯末尔等人进行一系列政治活动的消息传到帝国首都之后，所有爱国人士都深受巨大的鼓舞，感到无比欢欣，而卖国求荣的素丹政府则感到万分惊恐。因此，帝国素丹政府要求凯末尔立即返回首都，当得到他拒不遵从命令的消息后，便以素丹的名义发出一道终止凯末尔军职的敕令。为了竭力避免过早表现出任何公开背叛合法素丹政府的行为，凯末尔毅然辞去了所有的帝国军职，换上了普通民众的便装，转而参加了1919年3月3日成立于埃尔祖鲁姆的东安纳托利亚保卫权利协会，后来在埃尔祖鲁姆地区按照合法的手续正式登记，从而为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合法性，并成为此后以凯末尔为首的民族革命派同卖国的素丹政府以及英、法为首的协约国进行斗争的重要政治工具。

1919年9月4日至12日，在小亚细亚地区锡瓦斯城的一间初级中学的教室里，以凯末尔为首的民族革命派成立了全国护权大会。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特使瓦哈堡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且把大会主席凯末尔的下述口信带给了威尔逊总统：“即使我们不成功，也不会像小鸟那样落入敌人手心而默默死去。作为先辈的子孙，我们宁可战斗而死。”1920年4月23日，一批被称为大国民议会的代表，云集在安卡拉举行了正式会议，选举了大国民议会政府，从此这一天就成为了日后土耳其共和国的国庆日，也叫做儿童和国家主权日。此时的大国民议会政府并没有宣布废除素丹，只是声明由于素丹是协约国的俘虏，所以，只有大国民议会政府才能代表国家。第二天，凯末尔当选为大国民议会主席，并亲自主持了部长会。1921年1月，大国民议会颁布新的法律，从而将这一政治组织更加具体化了。新的法律宣布主权无条件属于国家，而这个国家现在第一次被正式称为“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共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凯末尔率领游击队在小亚细亚的阿达纳、腊代加和济安普特等地有效地阻止过法国侵略军，使他们没能越过雷池半步。然而在著名的安特鲁战斗中，由于游击队在人数与武器装备上都远远不及敌方，虽然经过了10个多月的浴血奋战，最终因力量相差太悬殊而遭受惨败，几乎丧失全部人马和武器装备。然而，军事上的失败并没有使凯末尔沮丧、绝望，他以一个军事战略家的眼光，很快找出了失败的主要原因并作出了正确的决定，这就是在政治纲领被确定了之后，亟须建立一支纪律严明、指挥统一、英勇善战、能够担负起民族解放战争主力军的正规部队。凯末尔为了组建这支正规部队，与他的助手们到处招募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他过去的许多老部下、老战友也纷纷脱离素丹政府，率领数百人、数千人甚至数万人参加了新组建的国民军。

1921年奥斯曼帝国的民族解放战争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在战争的初期，同样还是外国侵略军占据了上风，新组建的国民军仓促应战，处处被动挨打，形势十分严峻。军事上的接连失败和人员所遭受的重大伤亡，时常使凯末尔彻夜难眠，甚至心存退意。有些重要的领导人也建议凯末尔与素丹政府妥协，接受协约国的条约。经过数日痛苦的反思，他觉得妥协与退让只能最终导致奥斯曼帝国被西方列强瓜分，摆脱不了灭亡的命运。“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只能殊死一战，决不能顾虑个人的荣辱安危”在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上，凯末尔慷慨激昂地对他的部下这样说。

凯末尔决定重整旗鼓，发动民众。一方面利用协约国之间的矛盾，同部分国家签订友好条约，让他们停止对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干涉，并承认安卡拉民族革命派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争取社会主义国家苏俄政府在经济上、军事上给予民族革命派政权更多的支持和援助，使其在奥斯曼帝国有一个安定可靠的后方。此外，以农民为主体所组建的国民军，因为他们的英勇表现而受到了广大民众的衷心爱戴和大力支持。青年人纷纷踊跃报名参军入伍，而老年人和妇女们则主动帮助士兵挖战壕、修工事、护理伤员、运输枪弹，把水和粮食运送到前沿阵地。广大民众这种忘我的精神和全力以赴的支援，使凯末尔深受感动，从而更加坚定了他与外国侵略者血战到底的信念。

1921年8月23日至9月13日，在凯末尔卓越的军事指挥下，国民军发动了为时20天的“萨卡里亚战役”。在战斗中，国民军前赴后继、英勇杀敌、越战越勇，而此时的敌军如同惊弓之鸟。在国民军的奋勇追杀下，希腊侵略军大部分被歼灭，少数溃逃到了萨卡里亚河西畔。这次战斗是一场关系到奥斯曼帝国历史命运的大决战，决战的结果改变了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奠定了凯末尔以后的辉煌业绩。为了纪念这次伟大的胜利，表彰凯末尔的不朽功勋，奥斯曼帝国大国民议会授予凯末尔“加兹”的称号，意思是“圣战的胜利者”，并晋升他为国民军大元帅。

在奥斯曼帝国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三个阶段，国民军彻底改变了长期以来在战场上处于劣势的状态。此时的国民军在人数和武器装备方面与希腊侵略军几乎完全相等，特别是国民军斗志昂扬，充满必胜的信心，而希腊侵略军却因为内部意见不和，再加上国内政权和决策不断更迭变化，导致整个军心涣散、士气低落、战斗力下降。1922年8月25日，凯末尔在前线指挥部下达了向敌人阵地发起总攻的命令。在国民军猛烈的攻击下，敌军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纷纷弃城而逃或举手投降。因此，在第二天的傍晚，国民军就已经完全占领了不堪一击的希腊侵略军的大量阵地，并俘虏敌军数万人，缴获武器弹药不计其数。在佩纳忠地区进行的最后战役中，希腊侵略军的新任总司令特里席皮斯将军被俘，所以人们风趣地把这次战役戏称为“总司令战役”。

1922年9月9日，威武雄壮的国民军迈着矫健的步伐，在广大民众的一片欢呼声中进入了长期被协约国军队军事占领的重镇伊兹密尔。此时的协约国主动要求同以凯末尔为首的民族革命派政权谈判。然而，当凯末尔率领代表团到达谈判地点时，毫无谈判诚意的协约国无一名代表在场。凯末尔随即发表了《军队从地中海向全国致敬》的宣言，并发出命令：“全国将士们，你们的目标是爱琴海，前进！”此时的外国侵略军在国民军的乘胜追击下，已经完全不堪一击。不久，小亚细亚境内的外国侵略军全部被歼灭，奥斯曼帝国在小亚细亚地区的所有失地，至此全部恢复。在以后的时间里，英国政府为了避免与奥斯曼帝国民族革命派政权的武装冲突，于1922年10月11日同安卡拉民族革命派政府签订了新的停战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各协约国政府同意把伊斯坦布尔、海峡地区以及东色雷斯的主权交还给奥斯曼帝国，并同意召开一次和会，彻底废除《色佛尔条约》，双方共同缔结一项新的和约。至此，奥斯曼帝国民族解放战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奥斯曼帝国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标志着西方列强试图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阴谋彻底破产。从1920年国难当头时算起，一直铺放在奥斯曼帝国大国民议会主席团桌子上，作为悲痛哀悼标志性的黑色桌布，这时被取了下来，而象征着胜利与和平的绿色桌布，则被平整地铺设在了主席团的桌面上。

和平会议于1922年11月20日在瑞士的洛桑召开，随后经过数月的艰苦谈判和外交争执，终于在1923年7月24日双方签订了正式和约。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这项和平条约最主要的意义是重新确定了奥斯曼人对于几乎包含今天整个土耳其共和国在内的全部领土所拥有的完全和不可分割的主权。与此同时，根据和平条约的有关规定，在奥斯曼帝国还废除了长期以来象征着卑劣和屈从，极容易引发人们深恶痛绝的治外法权条约。正因为如此，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五个战败国家当中，奥斯曼帝国是后来惟一不愿意修改和约的国家。

第五章、凯末尔领导下的社会变革

一、共和国之父凯末尔

在历史上，每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总会涌现出许许多多的治世奇才和英雄豪杰。凯末尔就是这样一位在土耳其近现代历史上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他不但在最后的历史关头把奥斯曼帝国从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命运中拯救了出来，而且通过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实行一系列以政教分离为宗旨的世俗化社会改革，最终把一个土耳其共和国之父——多民族军事联合体的帝国，演凯末尔总统变成了一个民族性的现代国家，把一个具有伊斯兰教性质的君主神权国家，演变成了一个立宪民主共和国，把一种官僚封建主义演变成为了一种现代资本主义，建立了彪炳千秋的丰功伟绩，被人们誉为“现代土耳其共和国之父”。1881年的春天，凯末尔诞生于巴尔干半岛南端美丽的爱琴海城市萨洛尼卡的一个中等木材商家庭，他的祖父是萨洛尼卡地方的一名小学教员，父亲阿里·李查曾经是一名帝国政府海关的低级官员。在凯末尔的童年时代，奥斯曼帝国已经完全沦落成为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一时期，以素丹为首的专制统治集团的无能和卖国，奥斯曼民族的屈辱与外国人的跋扈，在整个奥斯曼帝国表露得尤为明显。特别是巴尔干地区的政治动乱彻底冲垮了他的家庭赖以为生的木材生意，父亲经受不住这种沉重的打击，在凯末尔7岁那年，不幸身染重病，虽多方求医，耗尽了家中大量的钱财，但终因病情太重，不久便离开了人世。社会的动荡与家庭环境的险恶，都在凯末尔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凯末尔从小酷爱军事，似乎对军事有一种天生的悟性。12岁那年，他违背母亲的意愿，偷偷考入了萨洛尼卡的一所中等军事学校。在军校学习期间，除军事课程以外，他对数学、化学、历史、文学也都有极为浓厚的兴趣。他立下宏愿：要读尽天下的好书，以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为自己的楷模，长大后成为国家民族有用的栋梁之才。以后随着眼界的开阔，阅历的增长，新思想的冲击，使他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干练，从而为日后的政治与军事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895年，凯末尔在萨洛尼卡中等军事学校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其后，升入玛纳斯提尔军事预备学校。他在这所学校不仅表现出数学课程成绩优异，而且外语与化学等课程都获得优良的成绩。凯末尔的远大抱负与刻苦勤奋的学习精神，得到了校长和教师们的一致好评。从玛纳斯提尔军事预备学校毕业后，1899年9月，凯末尔进入伊斯坦布尔帝国陆军大学学习步兵，不久，他的军事才能得以崭露头角，深得有关部门的赏识，所以又让他改学军事参谋专业。1905年1月凯末尔毕业，被授予帝国陆军上尉军衔。

凯末尔在伊斯坦布尔帝国陆军大学学习期间，正巧也是奥斯曼帝国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黑暗专制统治最为严厉的年代，而帝国陆军大学又是当时奥斯曼帝国境内秘密反抗素丹专制统治的主要中心之一。学员们不顾学校当局采取的一切纪律性措施，依然偷偷地在宿舍里阅读青年土耳其党人流亡分子的著作，并且就国家的弊端及挽救之术相互交换意见。起初，凯末尔对社会政治问题不予过问，在学校里只是埋头读书，很少关心与军事无关的一些事情，担心因违纪而被学校开除，从而失去当军官报效国家的机会。但是不久，奥斯曼帝国的软弱，社会的不公正以及西方列强外交官的飞扬跋扈、傲慢无礼的现状，都在凯末尔的脑海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对他希望改变这种社会现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凯末尔一面刻苦学习，一面思虑着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尤其是社会的黑暗与人民的痛苦，经常使他冥思苦想通宵达旦，整夜不能合眼。他逐渐抛弃了政治上的天真，越来越深入地卷入到青年军官的政治活动中，最终加入了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治组织，成为一名反对素丹血腥专制统治的坚定革命者。1905年1月，当凯末尔即将得到毕业证书时，由于他积极参加反对素丹专制统治的政治活动，终于不可避免地被人告发，导致他和他的几位同学一起被捕，被关在帝国皇宫里面拘押犯人的地方。在经过长时间的审讯并毫无结果之后，帝国政府就把凯末尔和他的几位密友一起放逐到大马士革的第五军团去服兵役。大马士革是当时奥斯曼帝国境内外各种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集合点之一，奥斯曼帝国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在这里表露得最为尖锐激烈，因此素丹政府在那里常年派驻重兵，其目的就是残酷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

凯末尔到达第五军团以后，曾经在叙列亚各地到处游览，亲眼目睹了素丹专制统治下腐败无能的社会现状，以及广大民众受苦受难的悲惨情景。为了把奥斯曼帝国从素丹专制残暴的统治下拯救出来，在这里，凯末尔又把在军校学习期间开展的革命政治活动恢复了起来。他和四位最可靠的战友，大马士革成立起“祖国与自由协会”的秘密政治组织，并通过这一革命政治组织同许多朋友建立起了关系，团结起更多的人们参加革命活动。1907年3月，凯末尔被晋升为少校军衔，并被调往马其顿的第三军团任职，开始了他战功卓著、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此后，他同青年土耳其党的秘密政治组织“同盟进步委员会”取得了联系，并积极参加他们的革命活动。然而，这一时期的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恩维尔等刚愎自用、爱好虚荣、嫉贤妒能、排斥异己，他们并没有重用像凯末尔这样一些革命品质坚定、非常具有政治才干的青年军官。因此，在奥斯曼帝国著名的1908年宪政革命中，没有能够使凯末尔显露头角。

1908年的奥斯曼帝国资产阶级宪政革命胜利以后，因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治纲领只能满足于帝国宪法的恢复和暴君的下台，而整个国家并未获得真正的解放和进步，特别是革命的发展趋势与凯末尔的想法和政治信仰相冲突，为此，凯末尔十分不满。他很快脱离了青年土耳其党人，一度放弃政治而专心致力于军事研究。他曾经先后翻译并发表了德国著名将军李兹曼的步兵排战斗操典和步兵连战斗操典，使受训的官兵们颇有收益，他的军事才能也得以崭露头角。1910年4月，凯末尔第一次访问欧洲，参加了当年在皮卡尔迪举行的法军大演习，亲眼看到了欧洲经济上的繁荣和军事上的强大，并广泛接触和学习到了许多欧洲的新思想以及先进的军事科学。尤其是通过与西方社会的对比，使他对奥斯曼帝国国势衰微、政治腐败，以及广大民众的疾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段经历对凯末尔日后树立治国平天下的雄心有很大的影响。此后，在奥斯曼帝国反击意大利入侵巴尔干地区的战斗中，凯末尔亲率他指挥的部队奔赴前线，总是一马当先、身先士卒、屡建奇功。他的所作所为与军事才能，深得上级的赏识。不久，他就被上级有关部门任命为一个大大超越他军衔的军事指挥职务。虽然当时凯末尔只是一名少校军衔副官，可是上级却命令他统帅一个团的军队。由于凯末尔在军中任人唯贤、不拘一格、为人宽厚、善待士兵，使得上下左右交口称赞，深得广大官兵的衷心爱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对国际形势洞察敏锐的凯末尔预见到：不管奥斯曼帝国的同盟者德国是否获胜，等待奥斯曼帝国的都将是一场可怕的灾难。凯末尔曾经多次给帝国最高军事当局建议，竭力反对把奥斯曼帝国的命运同德国拴在一起，尤其是反对完全听任德国来摆布奥斯曼帝国的命运。但是，对德国人言听计从希望能够依靠德国强大的武力建立起一个以奥斯曼王室为首的突厥民族大帝国的最高政府当局则充耳不闻、听而任之，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接受凯末尔的劝告和批评。1911年10月，急公好义、嫉恶如仇的凯末尔被调离帝国的首都。在此后令人揣测不安的和平年代里，他被任命为奥斯曼帝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的武官。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奥斯曼帝国成为以德国为首的同盟集团国成员之一。1915年初，由于凯末尔本人的恳切请求和大声疾呼，不久，被帝国政府招回国内参加战争，奉命统率当时在马尔马拉海欧洲沿岸泰基尔达地区正在着手建立的，几乎属于空想的第19师。随后，踌躇满志的凯末尔统率他的军队由泰基尔达地区奔赴加利波利半岛前线。一时间战云密布，一触即发，奥斯曼帝国境内社会动荡，人心彷徨不安，到处笼罩着悲观的情绪。此时，凯末尔深深地感到救国家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是一名军人责无旁贷的崇高天职，所以他到达前线之后，就亲临阵地战壕视察，关心士兵们的疾苦，积极备战。他的所作所为使得人们对他充满了敬意。

凯末尔经过周密、细致的研究部署之后，率领他的部队顽强地抵挡住了英国军队强大的攻势，成功地保住了达达尼尔海峡不被敌人所占领，为扭转整个不利战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达达尼尔海峡保卫战的辉煌胜利，虽然一方面给凯末尔带来了晋升和荣誉，使他赢得了“伊斯坦布尔大救星”的美称，但另一方面也遭到了奥斯曼帝国政府最高军事长官恩维尔的嫉妒和猜疑。不久，凯末尔被调往距离帝国首都数百公里以外遥远的东部前线执行一项任务，因为恩维尔认为，如果把凯末尔这样一位家喻户晓、光彩夺目的民族英雄留在奥斯曼帝国京城，总不免会过于引人注目，从而使他相形见绌。1916年2月27日，凯末尔受命正式接任在迪亚尔巴克尔地方的一项军职，并被授予将军军衔。在同俄国人进行了一场速战速决的战斗之后，他为奥斯曼帝国夺回了比特利斯和穆什等许多地方，同时也为他自己赢得了新的荣誉。

1917年7月，凯末尔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帝国第七军军长。他曾经竭力反对青年土耳其党人军政府的轻率进攻战略，相反，他多次强调守卫国土和奥斯曼帝国人力与物力的重要性。他同时也反对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认为那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相信西方化，私下认为伊斯兰教在很多方面阻碍着现代社会的进步，所以凯末尔的思想观念比起他的同事们来显得更加世俗化。因此，可以这样公正地说，如果凯末尔早期还不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他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独立思考的意识也足以使他日后成为这样的历史人物。

1918年初，体弱多病、长年卧床不起的奥斯曼帝国素丹病故，由皇太子凡希代丁继位。因凡希代丁对具有超人精神和具有独创军事才能的凯末尔颇有好感，所以委任他为帝国驻战略重地叙利亚的第七军团总司令。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接近尾声，整个战局不断恶化，装备精良的英国与法国军队马不停蹄地向奥斯曼帝国军队与德国军队发动强大的进攻，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帝国与德国联军赶出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广大地区，到处传来奥斯曼帝国军队兵败如山倒的噩耗，奥斯曼帝国的许多重要城镇纷纷陷于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军队的铁蹄之下。

尽管凯末尔指挥自己的军团，在撤退下来的其他各军团的协助下，经过周密筹划，组织了多次卓有成效的反攻，并在哈来卜北部地区集中优势兵力打垮了法国军队，又腾出手来有效地阻止住了英国军队的进攻，获得了局部战役的胜利。特别是凯末尔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果断地命令手下虎将伊斯梅特上校率其部强渡沙姆特斯河，将英军退路切断，准备在勒阿颇以北地区同英国军队进行最后一场殊死之战，发誓要雪洗民族之耻。然而，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巨人气数已尽，在军事上彻底被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军队所击垮，再也无力进行抵抗了。

1918年10月3日，奥斯曼帝国正式在摩德洛斯停战协定上签了字。停战协定规定：德国元帅应从奥斯曼帝国军队中离开，任命凯末尔担任奥斯曼帝国最精锐的部队——闪电集团军总司令。但是，在两个星期之后，精锐的闪电集团军被奥斯曼帝国政府勒令解散，凯末尔本人也被召返回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1918年11月30日，当凯末尔抵达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的这一天，也正是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庞大舰队开到伊斯坦布尔的同一天。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到的惨败，使得凯末尔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沉重打击，他暗中发誓一定要雪洗民族之耻。

返回帝国首都后的凯末尔很少抛头露面，这曾经引起了许多人的猜疑。凯末尔时常一个人默默无语，感觉到这眼前的世界变得很茫然。在等候、期盼和焦虑之中，忧郁地度过了一段归隐生活。但是，就在凯末尔归隐期间，西方列强对奥斯曼帝国贪得无厌的疯狂瓜分，以及素丹王朝的摇摇欲坠，为凯末尔日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东山再起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早在摩德洛斯停战协定签字之前，凯末尔就给帝国政府发去电报，陈述奥斯曼帝国对敌人无条件限制的投降是极其危险的。然而，软弱无能的帝国政府仍然在丧权辱国的摩德洛斯协定上签了字，宣布奥斯曼帝国无条件地投降。面对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虎视眈眈、迫不及待，试图在整个世界众目睽睽之下瓜分奥斯曼帝国的狼子野心，凯末尔又含泪给帝国大维齐伊泽特将军发去一份电报，再次指出，如果帝国政府未在对停战协定条款的错误之处加以争辩修改之前就解散本国军队，敌人必然要长驱直入侵占许多地方，奥斯曼民族也必将陷入灭顶之灾。但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已摇摇欲坠，满朝的皇亲贵族都吓得魂飞魄散，一心只想着怎样妥协求存，如何苟延残喘，根本就听不进凯末尔的建议和忠告。因此，凯末尔私下将其部属的军队尽可能地悄悄转移到托罗斯山脉以北的广大地区，并把余存的武器和阵地设施采用了发给奥斯曼帝国南部各省民众收藏等必要措施。凯末尔的这些必要措施，在后来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尤其是为取得安太普、乌尔法、马拉斯等保卫战的全面胜利，提供了决定性的物质条件。

尽管凯末尔作为奥斯曼帝国硕果仅存的胜利将军而声誉卓著，但他要想在首都伊斯坦布尔组织领导民族抵抗运动挽救危难的国家民族，却很难有所作为，正是有心报国，无力回天。因为素丹政府及其帮凶拼命地反对所有一切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认为奥斯曼帝国的不幸遭遇都是民族主义所带来的。他们对外国侵略者提出的任何无理要求都惟命是从，根本就没有一点骨气和反抗精神，陷于一种极端恐惧的状态之中。此时的奥斯曼帝国素丹政府所能做的事情，就是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地阻止任何群众性的反对外国侵略者的运动，认为这类运动不仅将会威胁外国侵略者的利益，而且也会影响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他们一方面继续遣散奥斯曼帝国军队，另一方面又听任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军队一再违反休战条约。素丹政府命令在伊兹密尔的帝国军队不得对希腊侵略军进行抵抗，并对京城内任何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抗议活动一律采取严厉的镇压。此时的凯末尔已经敏锐地体到卖国求荣的奥斯曼帝国素丹政府已经完全堕落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成为了声名狼藉的外国侵略者的代理人和人民的公敌。面对越来越险峻的形势，凯末尔决心离开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依然到奥斯曼帝国当时民族主义运动非常活跃的小亚细亚地区去。那里成立了全国第一批民族主义抵抗运动政治团体，即“保卫权利协会”，这个政治团体后来又相继出现于奥斯曼帝国各地，并且为每个受到外国侵略者威胁或被外国侵略者占领地区的民族主义抵抗运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凯末尔虽然早就有离开外国侵略者占领的首都伊斯坦布尔的想法，但最终到达小亚细亚地区参加组织领导奥斯曼帝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却完全出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1919年初，行将崩溃的多民族军事联合体的奥斯曼帝国到处都是各族人民的反抗，尤其是在黑海地区的希腊人组织的武装游击队的活动非常活跃，对素丹政府在那一地区的统治威胁极大。帝国素丹政府为了彻底消灭这些由希腊人操纵指挥的游击队，想起了起用声名昭着、骁勇善战、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凯末尔，任命他为驻防在小亚细亚黑海沿岸的萨姆松地区的奥斯曼帝国第九军团军民联合检阅使，全权负责这一地区的军政大事，成了一名掌握重要职权的领导人。虽然当时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政府领导人对具有爱国热情与军事才能的凯末尔的这一任命持怀疑态度，但帝国素丹政府为了维护他们摇摇欲坠的统治，也只能起用像凯末尔这样的人才，试图倚重凯末尔这位能征善战之将来挽救行将分崩离析的帝国，所以仍然坚持这项任命。最后，1919年5月16日，凯末尔登上了邦德玛号轮船，离开了使人窒息的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前往奥斯曼帝国当时的民族抵抗运动中心小亚细亚地区，并且在那里做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在最后的历史关头，把奥斯曼帝国从西方列强瓜分的命运中拯救了出来，最终成为土耳其历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在奥斯曼帝国从传统向现代迈进的历史过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政治体制改革

奥斯曼帝国的民族解放战争胜利之后，摆在凯末尔及其拥护者面前有几种选择。他们可以趁着胜利长驱直入叙利亚和伊拉克，重新占领奥斯曼帝国失去的亚洲领土，恢复昔日奥斯曼帝国的辉煌。凯末尔还可以登上素丹和哈里发的宝座，继续维持封建神权专制的国家形式。但是，凯末尔是一位头脑清醒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家和政治家，他认为这种扩张主义违背了民族意愿，增加了敌人的力量，不如回到自然合理的限度中去，坚持和平共处的睦邻友好关系。战事一停，为了使奥斯曼帝国和希腊摆脱令人头疼的少数民族问题，凯末尔首先同希腊达成了交换人口的协定，不惜采用残忍但十分有效的交换人口的办法，解决了奥斯曼帝国与希腊之间从古到今的民族纠纷问题，在以后的几年中确实使两国建立了一种良好的外交关系。此外，凯末尔还宣布放弃一切对外野心和一切形式的大奥斯曼主义、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有意地把自己的行动和意愿限制在洛桑和平条约所规定的奥斯曼民族领土的范围之内，并把他的后半生贡献给了艰苦、费力而又不引人注目的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当中，显示出了一位现代政治家的明智与胸怀。1923年7月，凯末尔在一次精彩的演讲中提醒奥斯曼人民：“至今我们的军队已经取得的胜利，不能被认为已经能够使我们的国家真正得救了。这些胜利，仅仅只是为我们将来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我们不应该为我们在军事上的胜利而感到自豪，我们还应该更多地为取得科学与经济方面的新胜利而做好准备。”凯末尔的这一席话既有情又有义，起到了无与伦比的号召作用。一旦挣脱了奥斯曼帝国桎梏和卸下额外领土这副重担，去实施凯末尔世俗主义的政治理想，使奥斯曼帝国完全接受西方文明，从而推动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发展和社会改革成为一件不难的事情。此外，凯末尔所倡导的社会改革之所以能够比较容易地进行，还因为奥斯曼帝国经过几代改革家们承前启后的不断努力，此时已经在奥斯曼帝国培植出一种改革传统和社会发展方向，这种方向便是全面学习西方的制度、思想和习俗。虽然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和伊斯兰教古老的信仰、仪式与习俗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有的已经被改造，更多的则是面临能否存在下去的挑战。这种新老体制的共存，时常造成人们的精神痛苦。

凯末尔不仅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一位具有杰出才能的军事家，而且也是一位胸怀大志向，具有敏锐政治眼光的社会改革家。从奥斯曼帝国几百年来社会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思路宽纵的凯末尔总结判断出：要想巩固他对国家政权的控制，掌握奥斯曼帝国未来的发展命运，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迫在眉睫的政治体制问题，即奥斯曼帝国的形式与结构问题。以凯末尔为首的民族革命派，从一开始便坚持声称他们是忠于素丹的，帝国的君主之所以反对他们的正义事业，那是由于听信了谗言和受到了外国人控制的缘故。但是这些原则，从奥斯曼帝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长远的目标来看，又是同保留素丹君主制相矛盾的，因为凯末尔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是一场以摆脱近代以来国家经受的屈辱为动力的，是以世俗化为核心的一场社会革命。早在1920年7月，凯末尔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向安卡拉民族革命派大国民议会宣布：“我想，使我们今天能够存在的这个基本现实，已经显示出我们民族总的发展趋势，那就是民族主义和人民政府，这意味着政府正在转向人民的手里。”此后，在许多重要场合，凯末尔一直宣扬这种政治观点。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奥斯曼帝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特点是封建神权的专制制度，即王权（素丹）和教权（哈里发）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素丹既是奥斯曼帝国的君主，又是宗教的最高精神领袖。奥斯曼帝国的素丹于1517年征服阿拉伯的哈里发末代王朝统治的埃及以后，又给自己加上了哈里发的尊号，因而素丹又成为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最高领袖。素丹与哈里发融为一体，形成了奥斯曼帝国的封建神权君主专制制度。这种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文明政治体系，逐渐演变成为一成不变的守旧心态和千古一揆的社会制度，使得奥斯曼帝国失去了适应时代发展与变革的活力，成为奥斯曼帝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障碍。促使凯末尔下定决心从此一劳永逸地结束奥斯曼帝国君主的政治权力，把同哈里发制分离开来的原因是，在召开瑞士的洛桑和会之前，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同时向安卡拉的民族革命派政权和伊斯坦布尔的素丹政府发出正式邀请，而这种双重邀请展示出来的国家权力行将分裂的前景，不得不使凯末尔下定决心彻底地废除素丹制。凯末尔在进行这项重大的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时，充分表现出他的政治魄力和灵活的策略。他分两步来进行这项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先废除素丹制，后废除哈里发制，以解决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中的老大难问题。然而，当时凯末尔要进行的这项政治体制改革所面临的困难是很大的，不仅封建神权专制的拥护者们坚决反对这项政治体制改革，同时凯末尔的许多忠于传统制度思想的亲密同事和一些大国民议会议员也坚决反对。

当凯末尔决心一劳永逸地结束奥斯曼帝国封建君主政治权力的时候，他曾经向一些最亲近的同僚征求意见，结果却发现他们仍然对素丹表示忠诚。例如，凯末尔在问起民族解放战争时期他的最亲密战友劳夫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时，后者回答说：“在良心和感情上，我是离不开素丹和哈里发的，我有责任继续对君主保持忠诚，我对哈里发的爱戴，是我所受教育的结果。”劳夫用严肃的口吻继续说道：“废除素丹和哈里发，而另设其他性质的官职来代表，将会造成失败和灾难，这是千万做不得的。”当时坐在凯末尔身边的许多亲密战友也都表示同意此种看法，并且还说：“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废除素丹制和哈里发制以外还有其他形式的政府。”然而，凯末尔估计了当时国家的政治形势，并得出了与他的那些亲密战友不相同的结论。在他看来，素丹和哈里发由于在奥斯曼帝国民族解放战争中同外国侵略势力相勾结，所以已经被弄得声名狼藉、威信扫地，他们的政治影响已经成为过去的东西，而民族革命派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则建立了崇高的威望，并且手中有强大的军队做后盾，所以逐步废除素丹和哈里发的时机已经成熟。特别是当协约国一方面同以凯末尔为首的民族革命派政权签订和约，另一方面又顽固地继续坚持承认素丹政府，这种别有用心的双重承认，企图使国家政权陷入一种分裂的状态，促使凯末尔更加坚定了废除素丹和哈里发制的决心。

在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之后，凯末尔决定把素丹和哈里发这两个职位分开，并先废除前者，而暂时保留后者，从此在国家中将不再拥有素丹，而只让一位奥斯曼帝国的王子来担任哈里发的职位，并严格限定他仅拥有宗教权力，而没有政治权力。凯末尔希望通过这种折中的办法来瓦解宗教分子对社会政治变革的反对，这样既保持了一个超越国家政治之上的合法宗教权威所具有的优点，同时又结束了素丹的个人专制。1922年11月1日，安卡拉的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包含两项条款的决议。第一项条款宣布“奥斯曼帝国的人民认为，在伊斯坦布尔的那种依靠个人统治形式的政府已不复存在，至此，已经永远成为历史。第二项条款承认哈里发职位应属于奥斯曼王室，但规定哈里发只能依靠国家而存在，并应该由大国民议会遴选奥斯曼王室中最为品学兼优的王子来担任。”同年11月16日，大国民议会又决定，以勾结英国的叛国罪，将把素丹及主要大臣交付国家最高法庭审判。素丹穆罕默德四世11月17日得到消息后，见大势不妙，还没有等到大国民议会来评定他是否品学兼优，便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夜晚，带着他那不满10岁的幼子，从王宫侧门仓皇逃出，登上了一艘英国军舰逃离奥斯曼帝国。至此，留传了600多年的奥斯曼帝国素丹制，随着这位最后一代素丹的逃亡而一去不存在。不久，素丹穆罕默德四世的堂弟麦吉德被选为新的哈里发。然而，此时的哈里发制，也随着素丹制的灭亡而，摇摇欲坠了。凯末尔在终于办完了奥斯曼帝国素丹制的丧礼之后，又开始为下一阶段的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做好了准备。

他首先需要一个政治工具。虽然保卫权利协会曾经在奥斯曼帝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做了许多工作，但它却满足不了一个享有和平与独立现代国家的需要。凯末尔这时着手要把它改变成为一个在现代国家政治体制运作中的真正政党。凯末尔经过走访全国各地，同国内各社会阶层的代表们诚恳地交换了意见之后，在他的领导下，1923年8月9日，一个叫做人民共和党的新政党宣布成立，凯末尔担任该党的主席，它是这一时期国家中的惟一政党。与此同时，凯末尔另外又准备进行一项更加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在1923年10月24日，正式宣布定都安卡拉，其次是宣布共和。1923年10月29日，大国民议会云集各方显要数百人，在经过许多小时的激烈辩论之后，当天晚上8点30分，成立共和国的决议案以158票获得通过。虽然有许多人投了弃权票，却没有一个人投反对票。15分钟之后，也就是在8点45分，大国民议会一致选出凯末尔为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任总统。凯末尔任命他的亲密战友伊斯梅特·伊诺努将军为他的第一任内阁总理。同一天晚上，在全国各地发布了这项消息，午夜后，全国各地都鸣炮101响以示庆祝。定都安卡拉和宣布成立共和国，凯末尔的每个政治行动都象征着进一步割断与奥斯曼帝国历史的联系，以及预示着一个新时期的到来。

并不是所有过去奥斯曼帝国的臣民们都能够以同样的历史现实主义眼光看待国家时事的发展，所以虽然在许多地方宣布共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认为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但是在其他的一些地方，宣布共和则给人们带来了一种震惊和悲伤，以及对于未来的无限忧虑。特别是对于那些国内的保守派分子们来说，他们之所以反对共和，主要是认为它危及到广大民众同自己伊斯兰的过去，以及与自己帝国历史的联系，同时也危及到长期以来一直以他们为首的那个庞大的伊斯兰世界之间的联系。因此，传统的保守派势力也就不可避免地全都集聚到了作为两重感情的活生生象征者哈里发本人的周围来了。哈里发麦吉德虽然也不失为温和的、具有学者风度的、人品风范颇佳的人，然而他却不惜使他自己出来承担了一个很可能是反对土耳其共和国政治体制变革和凯末尔本人的精神领袖，他本人也试图把他在宗教上所起到的作用扩大到国家政治上，而不甘心充当徒有虚名的哈里发他曾一度谈到“哈里发宝藏”并在各项社会活动中极力模仿素丹的威严和奢华，置大国民议会的指令于不顾，除“穆斯林哈里发”的头衔外，他还给自己添加了“先知的哈里发”、“两圣地的侍从”、“阿布杜尔·阿齐兹之子”等令人眼花缭乱的头衔。他除了频繁接见以各种借口前来拜谒的人之外，每周五还要到不同的清真寺去参加聚礼，以此扩大其影响。他还多次要求大国民议会为他增加预算，来维持他那庞大的日常开支。哈里发麦吉德的这种所作所为不久便遭到了凯末尔的严厉指责。在1924年1月的一次大国民议会上，凯末尔对他发出尖锐申斥：“哈里发在他的府内，特别是在他公开露面的时候，似乎还是按照他的先辈素丹们的那一套办法在行事，而我们不能为了保持礼貌和表明道理而牺牲土耳其共和国。哈里发必须确实弄清楚他是什么人，他的职务是什么，并且应该要知足。”

以政教分离为核心的世俗化社会改革之后，国家政体仍然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按照帝制的轨迹运行，这说明在土耳其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政治中心变革的复杂性，也说明在土耳其民族心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精神文化层面上的社会变革，比政治、经济层面上的社会变革更为艰巨。因此，具有敏锐政治眼光的凯末尔，从奥斯曼帝国社会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判断出，政治体制改革仅废除素丹制是完全不够的，还必须从政治的角度来考虑最终解决哈里发的问题。他认为，废除素丹制而单独保留哈里发制，只能使得国家元首问题变得很不明确，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无论是在大国民议会里，还是在其他的一些地方，许多人都认为哈里发是合法的君主和国家元首，即哈里发制是一种君主立宪制，特别是对于那些狂热的宗教维护者来说这种看法更是顽固。

通过一段时间对局势的耐心观察，以及政治上的深思熟虑之后，凯末尔决心彻底解决作为封建神权精神支柱的哈里发制问题，从根本上消除国家政治制度中所存在的各种模糊观念和混乱局面。不过，废除哈里发制要比废除素丹制更为困难，甚至要冒极大的政治危险。巨大的压力是来自各方面的，首先是宗教界的代表们在大国民议会中公开声称：“议会应属于宗教，伊斯兰教就是一切。”1923年11月11日，土耳其国内一家著名的报纸《塔宁报》的一篇社论就真实地反映了一般民众当时的心理状态。文章中这样写道：“如果我们没有了哈里发，那么奥斯曼连同它的500万或1000万人口，就将失去他们在伊斯兰世界的重要性，并且在欧洲政界人士的心目中，我们将会下降到微不足道的小国之列。”此外，哈里发制问题所引发的社会关注，还远远超出了土耳其共和国的国界，并且从世界各方面，特别是从印度接到了对土耳其共和国政府意图不安的询问。1923年11月，印度什叶派穆斯林领袖阿加汗和阿米尔·阿里致函土耳其共和国总理伊斯梅特·伊诺努，要求将哈里发置于一种“能够获得各穆斯林国家的信任与尊敬，同时又能够给予土耳其共和国以特殊力量与尊严”的地位。这封信在送达伊斯梅特·伊诺努总理之前，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报界已经抢先发表了全文。然而，国内外反动宗教势力相互勾结的这个政治信号，恰恰给废除哈里发制提供了最方便的口实。凯末尔决定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排除一切干扰，彻底废除哈里发制，对国内的伊斯兰教教权组织进行一次毁灭性打击，不再让他们妨碍他所倡导的以政教分离为宗旨的政治体制改革，以便完成一项惊天动地的历史伟业。他首先同人民共和党和中央政府内几位职位显赫的主要支持者达成协议，然后说服国内几家具有影响力的大报编辑们，发动了一场反对哈里发制的舆论宣传运动，把哈里发制的存在说成是影响土耳其民族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并且呼吁把伊斯兰教的信仰从数世纪以来惯于充任政治工具的地位中拯救出来，使其得到纯洁与提高。

1924年3月3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开会讨论关于废除哈里发制的议案。在会上，司法部部长赛伊德首先作了长篇发言，论述哈里发制的起源及其发展，以此来说明哈里发制的存在纯粹是土耳其民族的事情，所以哈里发制的存在与否完全应该服从时代发展的需要。此后，议员们投票通过了废除哈里发制的法案，并决定将所有奥斯曼王室成员驱逐出土耳其共和国。第二天一早，天刚刚发亮，神色慌张沮丧的麦吉德被装进一辆小汽车，前往火车站赶乘开往欧洲的东方列车。至此，最后一位哈里发也随着最后一任素丹走上了流亡的道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具有悠久历史和辉煌成就的王朝帝国，在现代社会不断进步的冲击下终归于灭亡。

三、世俗化的社会改革

为了使土耳其共和国与人民更加世俗化、民族化、现代化，在国家日常社会生活中减少宗教色彩和伊斯兰教性质，凯末尔不断遵循以世俗化为核心的改革原则，在土耳其共和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凯末尔十分清楚，一个国家仅仅具有一个现代化的政治外表是毫无价值的，如果土耳其想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那就必须从根本上来彻底改变整个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结构。凯末尔曾经对他的亲朋好友多次推心置腹地谈到：“土耳其民族是一个在历史上曾经取得伟大成就的民族，只不过是由于他们中间的某些分子和力量的坏影响，以致走错了发展道路他们必须被重新引回到进步的发展道路上来，重新找到他们在文明国家大家庭中的地位。”在凯末尔的一生中所具有的两个最主要的信念便是：“土耳其民族和社会进步”，这二者的未来又都有赖于社会文明，而对于他来说，这种社会文明又只能是意味着西方的现代文明，此外不可能是任何其他的东西。因为从奥斯曼帝国百年社会改革的历史经验中，使得凯末尔最终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国家光注意学习西方的工业文明，而对西方的社会文明不屑一顾的态度是极其错误的，这完全是由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的世界性所决定的。

在凯末尔的整个革命生涯中，他极力倡导世俗化社会改革的历史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面对西方列强的殖民瓜分而产生的危机感；另外一个是奥斯曼帝国社会改革的传统，也就是每当忧患的时刻就要进行社会改革。世俗化从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改革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而到了凯末尔革命时期则把它变成了一个重要原则。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一向鄙视劳动和商业，一向把发明才能视为异教者的幻术，一向唯武功是从的社会。当凯末尔成为一位文职总统后，却毅然脱去了军装，戴上大礼帽，穿着晚礼服，出现在国人中间。作为社会象征大师的凯末尔，便是想通过自己这一新的社会形象清楚地告诫国人，过去那种在圣战中崇尚英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在促进国家社会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艰苦、平常而紧迫的任务中，发扬勤劳、技能和节俭等实实在在的文明时代已经到来。

土耳其在实行世俗化社会改革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与伊斯兰教传统势力的斗争，而这种斗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与代表着伊斯兰教传统势力的宗教上层人物之间的斗争，另一方面是与广大民众伊斯兰教传统心理的冲突。土耳其世俗化的改革，在社会生活领域中表现得相当广泛，废除男子的费兹帽（一种红色毡帽，帽上通常缀有流苏），而代之以哈特帽（欧洲的一种高顶硬礼帽）。有一次凯末尔在土耳其境内的一些地方视察，当看到有些地方的老百姓仍然戴着土耳其传统的费兹帽，穿着旧式的长袍，感到很不好看，很不文明所以他在此后一系列的演讲中讥讽这样的服装是一种浪费，穿起来很不舒服，是一种野蛮的表现，不配文明人使用。他气愤地说道：“我看到在我面前有一个人，头上戴着一顶费兹帽，帽子上又盖了一块绿头巾，身上穿着一件长罩衫，外头又穿了一件像我这样的上衣，我看不见他的下半截。”凯末尔喝了一口水后，对此解释道：“文明人不可不采用文明社会的服饰，并且费兹帽也根本不是我们所固有的，而是从希腊人那里传来的。现在我们不再戴它了，而要改戴世界通行的哈特帽。”凯末尔并以质问的口气大声地说道：“请问，这是一种什么装束？难道一个文明人会穿上这种荒唐的服装，跑到外面去使自己成为天下的笑料吗？”凯末尔的话音刚落，会场上便响起了一片经久不息的掌声。不久，土耳其政府有关职能部门遵照凯末尔的指令，颁布了有关服饰改革的法律，结束了土耳其穆斯林以传统头饰为象征、表明自己忠于伊斯兰社会、拒不承认任何其他社会的可以看得见的外部标志。这种在服装方面的关门主义，凯末尔认为它影响了土耳其现代文明的发展，使得土耳其人民在实质上和形式上完全不能采取像当代文明社会所要求的那种生活方式，所以应该彻底地改变土耳其人那种原始的东方式外观。在改变传统服饰的同时，凯末尔还果断地改变了一些其他旧世界的传统象征物。在历史上，土耳其的日历是结合了希腊式的月份与伊斯兰教教历的年份来制定的。虽然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末期改用了西方历法中的月份，但其年份仍然依照经过修订的伊斯兰教教历。1925年12月26日，土耳其政府根据凯末尔的建议废除了传统旧历，正式采用西方的历法和纪元。同时，还确定了以全世界通行的24小时国际时钟作为土耳其国家惟一合法有效的计时方法。在像土耳其这样一个文化传统负担过于沉重的国家里，社会改革大师凯末尔也时常会遇到一些非常棘手、难以处理的社会问题，例如妇女的服饰。凯末尔多次发表精彩演说，以他特有的俏皮语言对土耳其传统男人服饰给予抨击时，也一并对妇女戴面纱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他言简意赅地说道：“在有些地方，我看到有些妇女用一块布或一块毛巾，或类似的东西盖在头上来遮住她们的面部，还看到她们在遇到过路男人的时候，便转过身去或者在地上缩成一团。这种做法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何种道理？”一些群众大声喊道：“愚昧！落后！”“我完全同意你们的意见”，凯末尔继续演讲道：“各位先生，难道一个文明国家的母亲和女儿能够采取这种奇怪野蛮的姿势吗？这样丢丑的事情，把我们的国家变成了大家的笑料，这种情况必须立即得到纠正。”虽然在对待妇女面纱的问题上，凯末尔一直大声疾呼，严肃地进行批评，但在世俗化的社会改革实践中，凯末尔却并没有百分之百的勇气去通过国家立法来禁止妇女戴面纱。因为不让妇女戴面纱，这在土耳其的大城市里，在有文化的各个社会阶层中是完全能够接受的，但是在大城市以外的广大农村地区，则会遇到极为强大的社会阻力。

凯末尔在进行世俗化的社会改革中所采取的另外一个步骤是文字改革。土耳其人原居住在阿尔泰山时，使用的是卢尼克文，8～10世纪土耳其人在中亚接受伊斯兰教信仰之后，改用阿拉伯字母。但用阿拉伯字母对于土耳其语来说，既不完备也不适用，难以掌握，因此造成土耳其人文盲众多。所以，土耳其的文字改革主要是出于民族利益的考虑，因为阿拉伯字母不适应土耳其语元音丰富而辅音相对不够发达的特点，给广大民众学习和书写本民族的语言带来了巨大困难。土耳其著名的讽刺诗人杰马丁·纳迪尔就曾经说道：“向毛拉学习的学生问哥哥、父亲、祖父某个字的读法，结果都不一样；问经师，读法又不相同。一位阿拉伯语教师说，不认识的字很难读出，要靠狡猾来区分ha和hi。”文字改革在土耳其并不是一个新课题，从奥斯曼帝国坦齐马特时代以来，便曾经有人多次建议对传统使用的阿拉伯字体进行改进，然而雷声大雨点小，很少有所成就。

土耳其民族解放战争取得胜利以后，又有一些专家学者向凯末尔提出关于在土耳其完全抛弃阿拉伯字体而代之以拉丁字母的主张。但经过酝酿讨论之后，这个主张被一些比较保守的权威人士断然拒绝了。随着凯末尔世俗化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特别是此时的凯末尔政权已经稳如泰山，以宗教界为首的保守派势力经过一系列的猛烈打击后，变得俯首帖耳，毫无生气。尤其是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几个中亚突厥语系的加盟共和国成功地进行了文字改革，完全实现了字母拉丁化，为土耳其共和国政府树立了光辉榜样，起到了一种积极的鼓励作用，从而极大地鼓舞了土耳其的改革者们改革突厥语中阿拉伯文字的决心。1928年1月，凯末尔正式任命曾经在废除伊斯兰教神圣法典时担任主要角色的激进改革家、司法部部长埃萨德为土耳其国家文字改革特别委员会主席，让他着手负责研究关于采用拉丁字母的可能性及其方式。特别委员会的许多重要会议都是由凯末尔亲自主持召开并指导讨论的，因此，这个文字改革特别委员会能够迅速高效地开展工作，无疑是同凯末尔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六周以后，新字母完成了。1928年11月，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立法议案，法定从新的一年起采用拉丁字母代替阿拉伯字母，一律禁用阿拉伯字母印刷书籍，要求所有的中小学停止再教授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一个月后，商店的招牌、广告以及报刊开始广泛使用拉丁字母。

在以后全国的新拉丁字母普及过程中，身为共和国总统的凯末尔，又以学校教师这个新身份动身前往全国各地，出现在乡村的广场、学校的教室、市镇的大厅和咖啡馆里，教人民群众识字，并对他们进行测验。凯末尔每到一处都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动员号召广大民众积极投身到新文字的学习热潮中去。“诸位朋友，我们丰富而和谐的语言，如今能够借用新的土耳其字母得到表达了。我们必须让自己从多少世纪以来像铁箍似的束缚着我们思想的那些令人无法理解的符号中解放出来。我们民族将以她的文字和她的思想表明自己在文明世界中的地位。”凯末尔激动人心的号召，通过报纸，电台等新闻媒介传遍了祖国大地。在凯末尔的带动影响下，土耳其政府的其他高级工作人员也都群起而效之，不久，整个土耳其变成了一个大教室，国内的知识分子都带着黑板和报架，教人们阅览和书写新文字，将学习、推广新字看作是一种爱国的行为和国民的义务。采用拉丁字母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毁灭了土耳其的民族文化遗产。首先，所谓的奥斯曼语不是地道的民族语言，而是突厥语同阿拉伯语、波斯语的混合物，只是在知识分子中间通行。文字改革前，土耳其的民众平均识字率不足10%，文字改革后，两年内就有大约150多万民众进入国民学校学习新字母，其中有一半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在此后的短短10年间，土耳其民众的识字率提高了一倍多。其次，奥斯曼帝国迟至1727年才采用印刷术，两百年间总共才出版了大约3万种书籍，使得历史上留下来的书稿有限。

而文字改革既极大地方便了广大民众学习与掌握本民族的语言，同时也为保存和继承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创造了条件。在此后的几年里，土耳其出版发行了用新字母撰写的各类书籍1.5万余种，并开始有计划地用新字母出版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优秀著作，那些暂时无力或没有必要用新文字出版的古籍书，在各类图书馆中也得到了妥善保管。最后，使用拉丁字母，符合国际通用文字自左至右的书写习惯，与书写数字一致，有利于国际商贸的交往与文化的交流。为了表彰凯末尔在文字改革中的巨大贡献，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一致通过决议，赠送给凯末尔一块刻有新字母的金匾，并授予他“国民学校总教师”的光荣称号。

凯末尔倡导的一系列关于世俗化的社会改革，体现了破除迷信与陋习、提倡科学的现代文明精神，是土耳其从神权政治国家走向现代民主政体转变中的重大步骤。在凯末尔的晚年，他主要关注的是土耳其共和国的经济发展问题，但仍然非常关心深入的社会改革问题。一是要求所有的土耳其人都必须有自己的姓；二是所有的政府部门和公共机关均一律实行由星期六下午起到星期一早晨为止的每周休假制。这两项改革措施，尽管不如其他已经完成的世俗化社会改革那样重要，但也都是针对那些根本不合乎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伊斯兰教传统习惯的。例如周末休息的方式，是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的生活习惯，而不是穆斯林的习惯。穆斯林的星期五是一个公共祈祷日，而不是一个安息日，并且在传统上又是清真寺周围的市场最活跃的一天。凯末尔倡导由原穆斯林的星期五到以基督教的星期日作为每周休息日这一转变的社会改革，主要是考虑到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与行政上的管理，而且这也是土耳其采用了西方时钟和西方历法之后的必然结果。

此外，土耳其人长期以来也像其他国家的穆斯林一样，一直都没有采用家姓的习惯，每个人只有他个人在出生时所取的名字，另外再加上一个幼年时取的第二个名字，或者加上他父亲的名字。随着土耳其现代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家姓制度变成了一种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特别是土耳其采用新的民法之后，家姓制度便立刻成为社会交往中必不可缺少的内容。根据凯末尔的要求，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在1934年6月28日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自1935年1月1日起，每一位土耳其公民都必须有自己的姓，并同时规定废除奥斯曼帝国遗留下来的一切非军事官衔和爵位，而代之以先生、小姐和夫人等新名词。凯末尔首先带头放弃了过去奥斯曼帝国授予他的贵族头衔，并由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授予他阿塔图克作为姓，意思是土耳其共和国之父。总之，凯末尔所倡导的世俗化社会改革，使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伦理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引发了人们在凯末尔领导下的社会变革观念上和行为上的许多重大变化，从而为土耳其现代化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宗教与法律制度的改革

近代以来，土耳其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一条是坚持走世俗化的社会发展道路，另外一条是以伊斯兰教作为建国纲领的社会发展道路。两者之间的政治斗争非常激烈，体现了两种不同的价值观。1923年世俗化的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确保土耳其共和国社会的稳定与安全，并纯洁伊斯兰教信仰，把宗教信仰作为个人的行为，世俗化社会改革的倡导者凯末尔决定采取进一步措施，使宗教同国家政权相分离。1924年3月3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接连通过了数个法令，把宗教改革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土耳其，宗教同国家事务相分离的思想最早出现在19世纪中叶。当时的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支持者穆斯塔法·法泽尔帕夏在给素丹阿布杜尔·阿齐兹的信中提到：“如果统治者混淆宗教与国家，既会破坏国家，也会毁灭宗教。”另外，在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第二次立宪时期，在广大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中间，那种“如果国家和宗教事务不分离，我们的解放、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的思想也极为普遍。例如，青年土耳其党人的著名诗人格卡尔普在其作品《国家》一诗中，明确反对宗教法，坚决捍卫世俗法，认为宗教的梅希哈特职位同法律不相适应，要求彻底消除在立法与司法中的宗教同世俗的双重性。因为在广大的青年土耳其党人看来，制定法律、管理国家的权力不应该属于宗教，而应该完全属于世俗国家。然而，宗教改革势必将触动伊斯兰教的世袭领地，并动摇伊斯兰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因而会遇到无穷的社会压力，遭受到宗教势力的顽强反抗。

长期以来，在土耳其社会一直有两种传统并存，一种是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定型的本土文化，另一种是由西方列强入侵后形成的所谓西学传统。这两种传统既相互碰撞、摩擦、猜忌、嫉恨，也相互熟悉、容忍、吸收、同化，但一直都没有很好地完成整合过程。在坦齐马特时代，伊斯兰民法典《麦加拉》的改编整理并出版就是最好的说明。当时，大维齐阿里帕夏极力主张翻译法国的民法典，想把其作为奥斯曼帝国民法典的蓝本。但在高级伊玛目的群体中，以杰夫代特为代表的伊斯兰教学者们和比较保守的政府官员则认为不可翻译法国的民法典，只能从本国法律中制定出所需要的民法典。结果奥斯曼帝国政府被迫放弃了采用法国民法典的要求，而在宗教保守派分子杰夫代特地主持下，由一伙伊斯兰教学者和保守的政府官员们汇编出版了16卷的《麦加拉》。《麦加拉》尽管采用了西方编辑律例的方法，并承认时代变了法律条款亦应随之变化的原则，但它只是选编了伊斯兰教哈乃斐教法学派对于各种案例的见解，因而维护了伊斯兰教教法在土耳其民法领域中的绝对统治地位。凯末尔领导下的土耳其共和国的宗教改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根据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有关法令，宣布撤销伊斯兰教教法和教产基金部，成立隶属总理府的宗教事务局。并规定伊玛目、布道师、穆安津（宣礼人）等教职人员的任免一律由宗教事务局局长负责，宗教事务局也是穆夫提的主管机关。宗教事务局局长作为伊斯兰教界的最高首脑，可以解释伊斯兰教教法，发表具有最高宗教权威的法特瓦，但作为国家政府部门的一名官员，他在采取重大决定之前必须与自己的世俗上司磋商。由于土耳其国内伊斯兰教逊尼派缺乏严格完善的宗教组织体制，所以凯末尔设立宗教事务局不失为独创性的尝试，既消除了伊斯兰教凌驾于国家世俗政体之上的组织机制，又使伊斯兰教完全处于政府的直接监控之下。此外，按照土耳其有关宗教改革的规定，伊斯兰教的教产基金也一律移交总理府，由新成立的国家教产基金处管理使用，统一纳入国家的财政预算；二是根据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有关法令，规定全国的教育机构统一隶属于国家教育部，并关闭所有教法和教产基金或私人基金会管理下的所有学校。为了培养高级宗教学者，国家教育部在伊斯坦布尔大学开设了神学院。此外，为培养称职的伊玛目、布道师等普通神职人员，土耳其政府还专门开办了一些特殊的宗教职业学校。

以上这些宗教改革措施的理由既简单又有说服力，土耳其历史上著名的哈图尼耶神学院即一个国家只能实行一种教育体制，因为双重教育体制只能培养出两种不同价值观念的人，从而破坏广大民众对国家思想感情的统一性。

1928年，凯末尔领导下的土耳其政府感觉到伊斯兰教的礼拜仪式等也需要进行一些改革，使其更加现代化和民族化，所以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伊斯坦布尔大学的神学院，并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以史学家富阿德·柯普吕教授为首的伊斯兰教改革委员会。该委员会建议，为了使宗教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跟上时代的发展变化，必须用突厥语进行祈祷和布道，并着手用拉丁新文字翻译《古兰经》。1932年1月，在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清真寺的尖塔上，人们第一次用突厥语发出了“真主伟大”的宣礼声。2月初，苏莱曼大清真寺也改用突厥语布道。1933年，土耳其政府明令全国所有的清真寺一律采用突厥语代替阿拉伯语宣礼。虽然在凯末尔的领导下，土耳其的宗教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国家的宗教教权性质仍然在许多方面表现了出来。例如，根据1924年4月大国民议会通过的新宪法，伊斯兰教仍为“国家的宗教”，议会负有监督实施宗教法规的职责，伊斯兰教教法仍然是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家庭、婚姻和财产继承的主要依据。特别是许多伊斯兰教教团，以其庞大的社会组织和对世俗政权具有影响的独特制度，成为干预国家政权事务的重要因素。

1925年5月，土耳其政府借口组织库尔德人起义，取缔了在东部地区活动的纳克什班迪教团。8月，凯末尔正式提出伊斯兰教教团的问题，认为只有建立在科学知识基础之上的文明道路才是真正的“道路”（此教团的突厥语名称“塔里卡特”的含义为“道路”）。他说：“土耳其共和国不能是教团、教长、教士门徒和俗人教友这样一些人的国家。”凯末尔并从怎样教育启蒙民众，如何建立现代文明社会的角度进一步提出了宗教改革的要求。不久，土耳其政府和议会相继作出决定，取缔所有伊斯兰教教团，关闭道堂并没收其财产。新颁布的法律还禁止使用教长、教团教士、圣门后裔、教团首领等宗教头衔或称奥斯曼帝国时期著名的索菲亚大清真寺号及其服饰。此外，念咒、占卜、魔法、书写符咒、问卦等活动，也均被视为犯罪行为。在1926年颁布的新刑法中，第163条还规定不得组织以宗教或宗教情感为政治基础的社团，凡“滥用宗教、宗教情绪或在宗教上被视为神圣之物，借此在人民中间进行不拘任何形式的煽动，以致发生危害国家安全的行动者，或为此目的而集会结社者，都应按刑法加以惩处。”在新刑法的第241、242、529条中，还规定禁止神职人员阻挠政府、国家法律的实施，禁止在礼拜场外举行宗教庆典和仪式。此外，在1938年通过的结社法中，还禁止政党参加宗教活动，进行宗教宣传，在宗教、教派、教团基础上组建政治团体。为了加强凯末尔领导下的社会变革对清真寺的控制，土耳其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要求所有在清真寺里讲解伊斯兰经文的阿訇，都必须先从宗教基金部领取执照，以避免这些人在清真寺信口开河，奢谈“宗教、政治和经济”。

1928年，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对宪法进行第一次重大修改，删去了“伊斯兰教是国家宗教”和“教法规则由大国民议会贯彻实施”的提法，总统、总理、议员的就职宣誓均改为以个人荣誉进行。据此，土耳其共和国在法律上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世俗国家。1937年，土耳其再次修改宪法，将包括世俗主义在内的凯末尔主义的六项原则纳入宪法。因此，坚持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直到今日仍然是土耳其共和国宪法的一个重要原则。此外，在彻底改变土耳其人的家庭生活方式这样一项更为艰巨的政治任务中，凯末尔认为有必要对国家的整个法律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随着撤销伊斯兰教法法庭，土耳其共和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制定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新民法、新刑法等法律，培养出具有新气质、新观念的法官和律师，为此，共和国政府在首都安卡拉开设了法学院。凯末尔在开学典礼上提出了“要建立一套全新的法律，从而彻底摧毁旧的法律制度基础”的任务。凯末尔主张制定全新的民法，认为“家庭生活是文明的基础，是进步和权利的基石，而不良的家庭生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经济及政治生活的软弱”。1924年9月11日，根据凯末尔的提名，一个以26位著名法律界人士组成的委员会，开始根据瑞士的民法典草拟一份适合于土耳其社会需要的新民法。草成的法典在1926年2月17日由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一致通过，并于10月4日起正式生效。土耳其共和国的新民法废除了多妻制和休妻制，承认并保证妇女在家庭、社会、经济生活中同男子的平等地位，为妇女解放奠定了法律基础。新民法中有两条规定同世俗原则关系最为密切，例如，第110条规定结婚要登记，要领取结婚证，在出示结婚证书之前不能举行宗教婚礼。第266条对宗教教育作出规定：“子女的宗教教育由父母决定……成年人可以自由选择宗教”。此外，妇女社会政治地位的提高，主要还体现在就业领域的扩大和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上。如在新民法中特别规定：要保障妇女可以从事除军事以外的各项社会职业。于是在土耳其出现了许多女医生、女法官、女律师、女飞行员等。1927年10月，根据土耳其政府颁布的有关新法令，妇女们还获得了在国家政府机关任职的权利。1931年4月，妇女们获准可以参与地方市政选举。1933年8月，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修改了农村法，使妇女们有了可以进入农村长老委员会的权利。1934年2月，根据土耳其新的选举法，妇女们获得了参加全国大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被选举的新一届大国民议会中，共计拥有18名女议员，占该届议员总数的4.5%。这种女议员在国家议会中所占的比例之高，在土耳其和伊斯兰国家历史上是空前的壮举，甚至走在了某些西方国家的前面。

总之，土耳其共和国法律制度的变革，对于其社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是难以形容、难以估量的。传统的伊斯兰教教法被宣布为无效，多妻制、休妻行为等一切妨碍妇女自由与尊严的古老禁例都一律被废除了，从而建立了一种真正男女平等的结婚与离婚制度。另外，最令人感动与震惊的是，从此，一个穆斯女子林和一个非穆斯林男子结婚，在法律上是完全可能的了，这在土耳其的历史上，是完全难以想象的。同时，所有的土耳其男子也都取得了自由改变他们宗教信仰的合法权利。凯末尔领导下进行的世俗化社会改革，使土耳其在历史上顺利地完成了封建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共和制，伊斯兰教神权政治向世俗化政治的社会转变，从而打破了几百年来影响土耳其人社会发展的桎梏，全面地促进了土耳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各个方面的迅速发展，为推动土耳其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中东地区乃至全世界影响甚大。

第六章、土耳其现代化的发展

一、民主政治体制的确立

1938年11月10日，凯末尔因病逝世，终年57岁。他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亲密战友伊斯梅特·伊诺努，经大国民议会投票选举后，于1938年11月11日出任土耳其共和国第二任总统，同时担任共和人民党领袖，继承了凯末尔的大权，继续实行“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领袖”的国家政体。此后，凯末尔执政时期所实施的党政合一的政体结构开始松散。1939年5月，土耳其共和人民党召开代表大会，决定党和政府分开，其任命不再相互结合，并决定在议会内成立一个与党团平行，由共和人民党议员组成的“独立集团”，起反对党的作用，受委托批评议会和政府，以显示国家制度的民主性。为了进一步体现土耳其是一个民主国家，伊诺努总统于1945年8月亲自批准伊斯坦布尔的大资本家努里·德米拉组建了“民族复兴党”。民族复兴党的领导和纲领都相当混杂，因此引不起人们的关注和支持，然而它的真正意义是树立了组建新政党和反对党派的先例。

同年11月1日，伊诺努总统在大国民议会发表演说，宣布允许持有不同政见的同僚们组建政党，以公开表示他们的信念和发表其政治纲领。1946年1月7日，凯末尔执政时期的最后一位总理杰拉尔·拜亚尔与共和人民党阿伊登省议员阿德南·曼德列斯等人脱离共和人民党，另外组建了一个新的政党——民主党。同年5月，共和人民党召开特别代表大会，决定解散在议会中由该党议员们组成的“独立集团”，放弃自己是国内惟一合法政党的垄断地位，并决定废除共和人民党主席的常任制，改为党主席由代表大会每4年选举一次，以及实行党主席报告的工作原则，并主张把大国民议会的间接选举改为直接选举。接着共和人民党政府又修改了1938年3月制定的“协会法”，进一步宣布允许以阶级和经济利益为基础，建立政党和政治协会等社会组织。从此，土耳其开放党禁实行民主的潘多拉盒子彻底打开了，从一党制向多党制政体的演变，在土耳其成为一股不可遏制的社会洪流。据不完全统计，仅1945～1950年间，就有27个形形色色的大小党派相继成立，工会组织多达88个，其中势力较大的政党是1946年1月成立的民主党和1948年7月成立的民族党。

1946年7月，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提前举行了4年一次的选举。选举结果，共和人民党取得了议会461席中的390席，民主党得65席，无党派人士得6席。此后，随着民主党进入议会，由共和人民党过去一党垄断议会的局面遂告结束。共和人民党政府起先打算镇压这个反对党，但是具有政治家风度的伊诺努总统采取了超党派的立场。他在1947年夏天发表讲话，称多党制民主国家要求各党派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应对各自行为负责，在朝党应尊重在野党的权利。从此，共和人民党政府强硬的态度逐渐有所改变。1946年7月，民主党进入议会后，同执政的共和人民党的角逐便随之开始。

民主党利用共和人民党执政时期因战争带来的经济失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通货膨胀和物质匮乏之机，集中对国家的经济形势进行抨击，同时利用一些资本家对共和人民党国有化政策的不满情绪，提出“私人主动精神”是土耳其经济生活的基础，并宣称如果民主党执政，将把国家建立的企业转让给私人经管，同时重申坚决拥护凯末尔主义，尊重自由选举和权利平等，保护工人、农民、商人等劳动者的利益。民主党还利用一些宗教人士和部分保守农民对某些世俗化改革政策的不满，在宗教界和农村进行广泛的政治活动，把所有不满意共和人民党的人统统拉进民主党。1950年3月，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受到各党派赞同的新选举法。它规定由司法机关监督选举、秘密投票和公开计票，使公民在行使投票权时避免了干涉。各党派随即在竞选活动中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争取选民。而在这方面民主党取得的成绩最大，因为他们拉拢的选民对象，自然是那些不论出于何种动机都强烈要求改变现实政治的人。在1950年5月14日的全国大选中，近90%有选举权的人进行了投票。

选举进行得很有秩序，计票也很公正。民主党虽然在选举之前就早为许多人预见会获胜，但胜利之巨大尚在人们预料之外。它取得绝对多数票，约占总投票数的53%，在大国民议会总共487个席位中，共获408个席位，而共和人民党仅获69个席位，民族党获得1个席位，无党派人士获得9个席位。1950年5月22日，大国民议会选举民主党党魁杰拉尔·拜亚尔为土耳其第三任总统，民主党主要领导人阿南德·曼德列斯出任总理，并组成了一个有14名部长的民主党内阁。在共和人民党将政权和平地转交给民主党之后，这场从一党专制向多党制政体演变的政治革命就圆满地完成了。没有发生暴力和流血，没有发生军人干政，这一切在土耳其历史上是空前的，是广大民众对民主政治的信念所致。从此，土耳其开始了民主党10年的执政时期。

民主党执政的10年，前后政治气氛有着巨大的变化。1950年政权的和平移交，使全国出现了一个政治“蜜月”时期，尤其是在社会繁荣的50年代初，民主党成为土耳其最受民众拥护的政党。人们均称道这短短几年政治生活上的自由。1954年的选举做到了完全的自由和公正计票，使民主党的总得票率增加到了58%，取得了503个议席，而共和人民党的得票率仅为35%，占31个议席。但不久即有迹象表明议会中席位的增加，以及国家经济形式的恶化，使民主党对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批评非常敏感，增加了对舆论的监督和控制，朝着日益独裁和压制反对派的倾向发展下去。至1954年底，共有三名公开批评政府的新闻记者被判刑，另外有四名被解雇。1955年3月，共和人民党总书记卡泽姆·吉列克在一次讲话中，因攻击民主党政府而遭监禁。

同时，有5种报纸因违反政府的新闻检查规定而被迫停刊，其中包括共和人民党的喉舌——《民族报》。民主党在执政期间实行镇压广大民众的一系列措施，不仅遭到反对党的严厉批评，同时也引起了党内部分成员的不满和反对。1955年10月，许多民主党成员由于拒绝服从民主党的纪律而被开除，另一些则由于与党的领导人意见不合而宣布退党另组建了新的“自由党”。民主党政府鉴于反对党日益增多，还有联合一致共同反对它的可能，于是通过一项新的选举法。该党在新的选举法中，不仅禁止党派联合，防止各党派结成反执政党的联盟，而且还使得民主党即使不能获得多数票时，也可以在各个选区取得相对多数的议席。此时土耳其国内的政治形式比较错综复杂。虽然民主党在知识分子和大城市中遭到了反对，但在农村民众中却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因为民主党政府在农村修建了道路、灌溉设施、供电设备和建立了许多小学，使广大农民得到了许多实惠。另外，民主党政府积极发展私营经济的政策，每年分配给农民一些国有土地，使得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利润和收入比过去大有提高，这部分民众手中掌握着较大比重的选票。因此，尽管民主党在政治上镇压民众，摧残反对党，公开抛弃了民主和法制，在经济上导致通货膨胀，物质短缺，但在1957年的大选中，仍然以多数票获胜，赢得了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席位中的424席。但此时作为主要反对党的共和人民党在议会中的席位也已由1954年大选中的31席上升到了178席。

共和人民党由于在议会中的席位增多而斗争信心大增，所以在选举后的第三天，便于加济安特普市举行了“共和纪念日”的政治活动，此后该项政治活动演变成为反政府的示威游行。1957年的大选之后，民主党政府对反对党的批评指责不但不虚心改进，而且报之以更加严厉的镇压，甚至不惜动用军队。民主党的领导人错误地认为，他们可以要军队履行此种政治上的职责，以及用一种铁腕手段便可以维护他们的统治。实际上他们破坏了民主政治机制的正常运行，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为日后军人干政找到了口实。到1959年，因经济上的困难和政治上的专制，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军队成员担心宗教活动的日益增加，将使凯末尔世俗化改革所获得的社会进步付诸东流，使得民众对民主党政府的不满情绪激化到了顶点，纷纷在报纸上指责民主党政府总理曼德列斯是土耳其的李承晚。1960年2月，民主党政府总理曼德列斯更换了他的司法部长，由他的亲信杰拉尔·亚尔德姆支继位，以便进一步镇压反对者。

4月18日，民主党控制的议会经过一场激烈的以全武行告终的党派辩论之后，设立了一个调查共和人民党活动的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被授予超越议会和法院的特权，可以禁止一切政治活动，并没收各种文件，查禁报纸以及逮捕违反上述和其他规定的人。共和人民党反对特别调查委员会滥用职权，于是民主党政府宣布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两城市实行戒严。5月20日，被激怒的安卡拉大学和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学生们上街游行示威。5月21日，又发生了大批安卡拉军校的学生们上街举行反政府的示威游行。

1960年5月27日拂晓，土耳其军队出动坦克控制了首都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逮捕了拜亚尔总统和曼德列斯总理以及内阁全体成员和议会中大部分的民主党议员。四个小时之内，一场不流血的军事政变完成了。陆军总司令古尔塞勒将军就任临时政府首脑。军队还成立了一个“民族团结委员会”，管理国家的日常事务，其成员大都是这次政变的领导者。与此同时，一切政党活动都被停止了。政变的军人们决定制定一部新宪法来修正旧宪法中的缺点，尤其是要防止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多数党专制统治的重演。1961年7月9日，新宪法提交全国公民投票表决，投票赞成者为62%，反对者为38%。该宪法从而成为土耳其从1876年的宪法以来实行的第五个成文宪法。

1961年的宪法与1924年的土耳其共和国颁布的第一部宪法相比，其主要的原则区别在于它加强了行政机构，把大国民议会由一院制改为两院制，并增设了宪法法院。另外，按照1961年宪法的规定：总统是国家元首，由大国民议会的议员通过秘密投票以2/3多数选举产生，任期7年，年龄不得低于40岁，必须接受过高等教育；如一旦当选为总统，必须脱离与其所属政党的联系，议员资格也须终止，如果是军人还需脱离军籍；不得连选连任。新宪法还规定：政府总理由总统在大选中获得多数票的政党领袖中任命，各部部长则由议会提名，再由总统任命，政府内阁成员一律对议会负责。1961年的新宪法具有反映时代精神的一些规定，增添了一些富有民主色彩的内容，这无疑在团结土耳其各种政治力量，维护国内安定团结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保证了土耳其的多党政治沿着民主大道继续前进。在国内外强烈要求还政于民的呼声中，军人干政后的第17个月，土耳其参政两院的议会选举终于举行了。然而，1961年10月15日的选举结果，在参加竞选的14个政党中，没有哪一个政党获得多数票，从而表明新组建的文官政府只能是一个联合政府。与此同时，土耳其参众两院选举古尔塞勒将军为土耳其共和国第四任总统。在当时，他似乎是民族政治团结的必需品，他卸下戎装，辞去军职就任总统，但政府内阁的组成却很困难。虽然为了使共和人民党和正义党在11月组成以资深政治家、共和人民党领袖伊诺努为首的联合内阁，军队做了许多工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但把前民主党的许多党员拉入自己队伍的正义党，坚持要大赦被判有罪的民主党政治家，因此根本无法与军方的立场一致，使得联合政府终于在1962年破裂。随后的两届联合政府内阁都是由共和人民党和一些小党或独立人士组成，均由伊诺努出任总理，但都缺乏凝聚力。

1965年初，伊诺努领导的第三届联合政府在议会投票表决预算时被推翻下去。在这次倒阁行动中，由新领袖德米雷尔领导的正义党起到了主要作用。随后，正义党与其他三个小党组成了以非党派人士领袖于尔居普吕为首的联合政府，德米雷尔出任副总理。伊诺努与共和人民党以反对派的身份准备参加新的竞选。1965年10月的大选是土耳其国内重要的政治事件。在这次大选中，人们原预测正义党不可能获得多数选票，因为当时有六个政党并存，认为土耳其将会出现一个以正义党为首的多元化政治格局。但选举的结果却是正义党获得了53%的绝对多数的选票，堪与1950年民主党的巨大胜利媲美。共和人民党则不尽如人意，仅得29%的选票，成绩之差也使预测者们大惑不解。新总理德米雷尔组成正义党内阁后，联合政府随即消失。德米雷尔是一位深受西方影响的新型政治家，与坦齐马特时代的改革家们以及青年土耳其党人时期的革命家们相同，都出身寒门，接受过西方式的现代教育，然后都从政担任政府的高级官员。

不仅如此，德米雷尔还是一位专业管理工程师，具有丰富的经营私人现代企业的经验，并在美国学习过。他年轻、务实、富有朝气，是党内温和的政治家。1966年3月，第四任总统古尔塞勒因病去世，议会新选的前土耳其军队总司令杰夫德特·苏奈出任共和国第五届总统，使得德米雷尔领导的正义党政府与军队紧张的关系有所缓和。此外，德米雷尔还制定了一系列稳定社会、改善国家经济的措施，使得土耳其出现了葱郁洇润、一派生机的景象。在1969年的大选中，正义党获得众议院450席位中的260席，从而确立了正义党在土耳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影响土耳其政局前后达十年之久。即便如此，正义党的执政仍然暴露出了许多影响国家以后稳定发展的一些社会问题。因此，在60年代后期，土耳其社会与中东其他国家相比它虽然取得了相当迅速的发展和进步，但也还存在着许多非常棘手的社会问题需要解决。1971年3月12日，由于土耳其国内通货膨胀严重、纸币大量贬值、物价持续上涨、民众怨声载道，引起社会的动荡。特别是执政的正义党内部发生分裂，政府难以继续施政。鉴于局势严重，军队总参谋长和陆、海、空三军司令联合致函总统和参众两院议长，要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受人们信任的超党派的政府，以消除无政府主义的状态，并要求在凯末尔主义的原则下进行社会改革，否则，军队将按照保卫共和国的法律规定，接管文官政府。慑于军队的压力，以德米雷尔总理为首的正义党政府在召开内阁会议后即宣布辞职。总统遂授命无党派人士埃里姆组织了一个超党派政府，并发起了一场打击左右翼势力的运动。这次军人干政的积极作用是推动了共和人民党和正义党两大对立政党的再次联合，打击了无政府主义，使得整个社会趋向稳定，保障了土耳其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继续有效地得到贯彻执行。

自1971年2月，正义党德米雷尔政府在军方迫使下辞职，以迄于1980年9月12日的军人接管政府时止，9年之间土耳其政府更换达11次之多，其中超党派人士组织政府5次，而主要由共和人民党和正义党两大对立政党为首组织的联合政府有6次，每届任期最长的不超过两年。他们相互倾轧，使得土耳其政局日益动荡，加之70年代中期欧美国家所发生的经济危机对土耳其的冲击，使得其经济更加严重恶化，几乎陷入崩溃边缘，最终导致了以总参谋长凯南·埃夫伦将军为首的军人在1980年9月12日发动了军事政变，全面接管了国家政权。土耳其政府在遏制住社会动乱的同时，开始探索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试图从改革和开放中寻求摆脱经济危机的出路。1982年土耳其通过了新的宪法。1983年军政府还政于民，由被称之为土耳其“经济设计师”的厄扎尔出任总理，从此，土耳其的政治与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二、社会经济体制的演变

一个国家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最主要指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土耳其人民在凯末尔的领导下，摆脱了西方殖民主义的羁绊，政治上获得了完全的独立。但由于土耳其在独立之前，即奥斯曼帝国时期，曾长期遭受西方殖民主义的残酷剥削，后又经过战争的多次破坏，因此，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时，还是一个社会生产力遭受到巨大战争破坏的落后农业国家，到处呈现出一派国敝民穷、哀鸿遍野的社会景象。面对奥斯曼帝国和战争破坏所遗留下来的半殖民地落后经济状况，独立后的土耳其国家领导人凯末尔大声疾呼，要努力发展土耳其的民族经济，将土耳其建设成一个以西方为榜样的工业现代化国家。

在共和国初期，为了迅速恢复民族经济的发展，土耳其政府制定了两项有力的措施。一是大胆吸收外资，以解决资金与技术的短缺问题，二是积极鼓励私人经济的发展。在土耳其政府的优惠投资政策的鼓励下，外商在土耳其的投资呈现明显增加的趋势，外国银行的金融家还为土耳其提供了巨额的生产信贷和进出口信贷。然而，20世纪20年代末，由于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得国际投资市场不景气，造成流入土耳其的外资锐减，甚至出现了外商回抽资金的现象。另外，在积极鼓励私人经济发展的政策引导下，土耳其的私人企业确实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私人企业在5年内增长了3倍。但是这些私人企业对土耳其的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并不太大，其中主要原因是这些私人企业规模小，技术落后，并且主要集中在食品加工和棉纺织业，私人资本无力投资于规模较大的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又缺乏同国外产品竞争的能力。面对国内经济的种种困难，土耳其人民的眼睛也就不可避免地转移到了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那里正在试行着一种迥然不同的经济体制。当时，虽然苏联本身的经济也是困难重重但却很少受到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波及，似乎对于经济恐慌有极强的免疫作用。尤其是前苏联从1928年开始的五年计划建设所取得的令人瞠目结舌的巨大成就，使当时苏联的国势如日中天，而这时甚至连资本主义的西方也明显违背了自己的原则，依靠加强国家对社会经济事务的干涉来解救他们的危机。正是这如此强烈反差对比的历史条件下，作为苏联的近邻，并在民族解放战争中与共和国创建初期得到过苏俄巨大物质援助的土耳其共和国，以及它的最高决策者凯末尔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改弦更张以俄为师，在社会经济领域内推行国家主义，用国家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方式来渡过难关，以获得经济上的胜利来巩固政治上的独立。这标志着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方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经济恢复时期推行的发展私人经济，转移到了由国家干涉社会经济生活和有计划地发展民族经济的历史阶段。在凯末尔国家主义经济原则的指导下，政府开始对私人企业的发展加以限制，私人经济的存在只是对国有经济的补充。凯末尔的国家主义实际上是刚获得独立的土耳其在改造旧政体和封建生产关系，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发展民族经济、维护民族独立的政治理论纲领，其实质是对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1933年10月，在凯末尔国家主义经济原则的指导下，土耳其政府聘请苏联专家做顾问，制定了为发展土耳其民族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土耳其政府并没有机械地照搬苏联的经验，以发展重工业为主，而是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轻工业方面，目标是在土耳其建成一个初步完整的工业体系。土耳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不足之处在于很少关注对农业的投入，忽视了农业的发展，使这个国家最大的自然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正当土耳其成功地实现了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筹划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之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虽然保持中立，未参加战争，但仍然不得不动员百万军队陈兵边境，以防止法西斯的入侵。五年的世界大战，由于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原材料的严重短缺，使土耳其第二个五年计划不但未能得到很好的实现，而且还造成国内各项生产大幅度下降，以至于土耳其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出现了-3%。在农业生产方面也因为实行局部动员，土耳其的劳动力遭受到了极大的破坏而受到严重的影响。造成土耳其经济陷入困境的原因，一方面固然与战争的影响有极大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凯末尔国家主义经济体制长期以来所存在的那种漠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巨大作用的弊端，随着土耳其经济发展条件的不断变化而逐渐显露了出来。人们可以普遍听到许多关于政府官僚主义指挥无力、工厂浪费严重、生产缺乏效率、产品质次价高等诸如此类的事情。1940年1月18日，土耳其通过“国防法”给予政府以更加广泛、办法也更加严厉的经济权力，从而使得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凯末尔国家主义经济体制的根本缺陷在于它排斥和限制市场机制，长期忽视农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那种在工业化建设中不计代价、不讲效益的发展模式，都严重窒息了土耳其社会经济的活力和生机，明显地滞后于土耳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完全暴露出它的历史局限性，最终导致了战后凯末尔国家主义经济体制的衰亡，从而也说明凯末尔时期的一些社会改革，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中进行的改革具有过渡性的特征。

经济体制的转换需要社会变革，而社会变革必将推动经济体制的转换，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土耳其国内百废待兴。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早日实现本国的现代化，推动民族经济蓬勃向前发展，这是摆在土耳其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战后国内政治民主化变革浪潮的推动下，土耳其的经济体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过几个不同特点的发展阶段，一步步从国家主义的经济发展原则，走向了一条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全方位开放的社会发展道路。经过1950年5月的大选，土耳其民主党获得了胜利，组成了新的政府。新政府一上台，就对国家经济领域内的一些方针政策作出了巨大的修改和调整，改变了共和人民党执政时期实现的国家经济发展原则，奉行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政策，试图使土耳其的经济从计划机制向市场机制转变，逐步减少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涉。积极鼓励私人经济发展，大规模地引进外资，努力发展农业，是民主党政府的主要经济政策。但同时政府也继续发展国有企业，这是因为私人经济刚刚起步，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鼓励私人经济发展，民主党政府在信贷投资以及利税等方面都重点向私人经济倾斜，从而有效地保障了私人经济的迅速发展。50年代后期，由于土耳其民主党政府在政治上大搞独裁，排除异己，在经济上过分推崇自由化，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没有任何一个长远的计划，而是盲目地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盲目引进、盲目生产、放任自流，从而造成整个国民经济的失控。其结果是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严重、产品过剩积压、没有市场卖不出去，而国债外债又居高不下，导致整个土耳其的国民经济状况不断恶化，从而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不满，造成土耳其社会长期动荡。1960年5月27日，土耳其的军人发动政变，一举推翻了土耳其民主党执政的政府。1961年11月20日，以伊诺努为总理，由共和人民党和正义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正式成立。至此，持续一年半之久的军政府还政于民，土耳其的社会经济从此开始进入了战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政策调整和舆论准备之后，从1963年开始，土耳其政府实施了长达15年的经济发展计划。这个计划又分为第一个五年计划（1963～196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1967～1972年）和第三个五年计划（1973～1977年）三期来实施。计划组织的指导工作及计划初稿是由首席顾问美国人廷巴根拟制和指导的。从此，土耳其进入了一个新的计划经济发展时期，将国民经济有计划地向前推进。这个时期的经济特点是：一方面政府继续鼓励私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将经济计划原则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1961年的土耳其新宪法，从法律上为土耳其制订了一个混合型的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以社会私有制为基础的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计划与市场并存的一种混合型经济体制。它的特点是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相互竞争，共同发展，同时，为了弥补市场的不足，纠正市场的失效，国家对社会经济干预的方式和力度随着国有经济的消长而不断地变化。土耳其这种混合型的经济体制，本质上是土耳其统治阶级急于实现现代化的要求与土耳其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无力之间矛盾的产物。至此，历届土耳其政府都坚定地接受了这个重要的经济发展原则，但土耳其政府对国有经济与私人经济在投资和扶植的侧重点上又有所不同。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和重工业方面，而对私人企业的投资主要是在日常的消费品方面。但是，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指导方针这时有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把私人企业中的风险机制引入到国有企业之中，从而使得一些国有企业内部产生了巨大的活力，显著地提高了经济效益。当然，根据国家的某些投资条例规定，基础设施和重工业领域也对私人企业开放。事实上，在战后的土耳其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私人企业在金属制造业、机器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以及金融保险等过去均由国家垄断的行业中，都有了很大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的土耳其，虽然是混合型经济，但金融活动主要控制在国家手里。货币政策和货币发行者皆由国家中央银行执行，其资产是私人银行的2倍。在此期间土耳其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劳务输出创汇，为国内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资金。土耳其的劳务输出很发达。劳务输出在土耳其具有悠久的历史。由于西欧各国的劳动力价格昂贵，再加上地理位置又比较近，所以西欧各国一直成为土耳其劳务输出的最大市场，人们到国外去打工是很普遍的事情。到70年代，平均每年对外劳务输出大约在100万人左右，平均每年寄回来的外汇总数达15亿美元，此后每年不断增长，2002年对外劳务输出达到最高峰，大约在200万人左右，从国外寄回来的外汇总数超过了50亿美元，似乎与这一年国家出口创汇的数字一样高。土耳其发达的劳务输出，为土耳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好处。首先是为土耳其减少了大量的失业人数，减轻了就业负担。其次是在国外的劳务人员在西欧等发达国家学习到了许多先进的工作技能，为土耳其免费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骨干人才。最后是在国外工作的劳务人员通过把挣来的钱寄回国内，使土耳其每年可以获得大量的外汇，从而解决了土耳其的贸易逆差，为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资金。

截至70年代能源危机之前，土耳其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当不错，三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分别为6.7%、7.1%和6.5%，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值的增长率为3.6%，国民收入的人均增长率为3.76%，从1961年的人均仅有200美元的国民收入，到1973年已经突破了1000美元大关。然而，在1973～1980年期间，由于国际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土耳其经济受到了两次沉重的打击。第一次是1973年开始的世界范围内的石油价格暴涨所带来的能源危机，它使严重依赖石油进口的土耳其经济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第二次冲击是在1978～1980年期间，这次主要是因为土耳其的内债外债负担太重。伴随着这两次冲击而来的是土耳其经济的急剧恶化。到1980年，这种危机达到了顶点，国民经济几乎到达了崩溃的边缘。由于土耳其经济急剧衰退，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从而加剧了土耳其整个社会的动荡，使得城市暴力恐怖活动日益猖獗，社会秩序逐渐失去控制，最终导致了以参谋总长为首的军人在1980年9月12日发动了军事政变，全面接管了国家政权。土耳其军政府在遏制住社会动乱的同时，开始探索新的发展战略，积极改造国民经济，试图从改革和开放中寻求摆脱经济危机的出路。

1982年土耳其通过了新的宪法，1983年军政府还政于民，由被称为土耳其“经济设计师”的厄扎尔出任总理，至此，土耳其的社会经济开始进入了战后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战后土耳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新旧战略的相互更替。土耳其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一直实施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希望通过加强国家的经济职能，以国有经济成分的发展为私人资本主义开创条件；以高关税保护民族工业免受国际垄断资本的竞争；鼓励投资建立现代企业，刺激进口替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以求实现工业现代化。1963年土耳其提出15年长期发展计划之后，这种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实施规模更加扩大，并在70年代初期以前促进了土耳其经济顺利地向前发展，提高了国家的工业化水平。然而，在关税壁垒的保护下，为了满足国内市场上的需求，土耳其企业经常着眼于国内，而长期忽视国际市场，工业产品不谋求外销，使得土耳其的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一直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1973～1980年间土耳其出现的两次冲击所造成的经济危机说明：长期以来，土耳其所采取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已经过时了。这种发展战略多方面落后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落后于发达国家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过程。实施内向型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仅限于以高关税来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而很难达到工业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并且企业效益差，出口收入少，物价居高不下。因此，这就需要土耳其政府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实施新的发展战略，以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1983年土耳其军政府还政于民以后，新上台的厄扎尔政府制定出新的发展战略，大刀阔斧加紧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

首先是积极鼓励出口，努力开拓新的国际市场。厄扎尔政府对发展出口极为重视，把它视为创汇的重要手段，希望以出口促生产，让出口产品参加国际市场竞争，从而带动劳动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新技术的引进。其次是从国家控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最后是建立自由经济区，积极吸收外资，大力发展旅游业。总之，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厄扎尔政府采取的自由化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获得了明显的效果，它不仅使土耳其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根本的改善，而且还使土耳其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经济增长速度快，是这一时期土耳其经济发展的特点之一。因80年代土耳其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一些外国专家学者把土耳其称为“半工业化国家或准工业化国家”。其中此类国家还有巴西、阿根廷、韩国等。世界银行组织根据1983年土耳其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人均收入已达1240美元的现状，把土耳其划分为中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土耳其成为中东地区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实行全面的对外开放，充分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使用“经济外交”手段，以较大的幅度调整各种对外经济关系，努力谋求同其他国家、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发展，从而维持了经济总量的平衡，保持客观经济环境的相对稳定。在土耳其所有的对外经济关系中，发展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关系是最为重要的一环。因为在经济上，土耳其离不开西方的帮助，特别是美国的援助。土耳其是世界上第三大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位于以色列和埃及之后。此外，土耳其还积极发展同西欧的经济关系谋求早日加入欧盟。土耳其的历届政府都认为：发展同西欧的经济关系是土耳其的深切愿望，加入欧盟是土耳其的主要目标和最终的必然归宿，是推动土耳其经济持久发展的强大动力。

长期以来，土耳其一直以西欧为其主要的贸易伙伴。别的不说，光是每年涌入土耳其观光的600多万西方游客，就会给它带来可观的就业机会、5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和无限的商机。在奉行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搞好对外经济关系的同时，土耳其还积极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关系。首先，利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大好时机，一方面积极重新构筑同高加索、中亚地区独联体国家的经济关系，另一方面抓住时机缓和并改善同俄国的关系，特别是对外经济关系。其次，苏联的解体和中亚国家的独立，也为土耳其同这些已经独立的中亚国家发展经济关系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土耳其利用中亚国家在民族、文化等方面的认同感，不断加强双边的经贸关系。最后，土耳其政府加强重视同中东伊斯兰国家发展经济关系，以它相对发达的工业优势打入伊斯兰国家市场。总之，土耳其政府凭借着自己经济和政治的地缘优势，使用“经济外交”手段，扩大同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取得的显著成效，也是其近年来经济获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总之，土耳其所采取的各项调整措施带动了其国民经济的全面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1981年土耳其的国内生产总值为539.1亿美元，1994年上升为1310.14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6%。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在发展中国家中的位次已由1981年的第13位上升为1994年的第9位，2000年的第6位，特别是它的人均国民收入已由1981年的1540美元上升为1995年的2731美元，2000年突破3500美元。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应当说还是不错的，它标志着土耳其从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向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取得了显着的成就，已成为中东地区堪称榜样的经济大国。但是也应该清楚地看到，土耳其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它在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尚处于发展的阶段，目前还存在着许多阻碍社会经济进一步迅速向前发展的困难和问题，还要迎接许多新的挑战。

三、军队在国家中的作用与影响

土耳其军队的前身是土耳其国民军，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抗击外国的武装入侵，争取民族解放，由奥斯曼帝国的部分军队和少量分散的农民武装为基础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反对外来侵略、推翻封建统治、建立世俗共和国的斗争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享有崇高的威信。土耳其军队在其后数十年的现代化建设和发展中，武器装备均来自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接受了大量来自这些国家的军事援助，长期与这些国家军事结盟，受他们的影响甚大。1952年2月18日，土耳其正式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冷战时期抗衡苏联、加强地中海东岸、欧洲大陆南翼安全的坚定盟友。

根据土耳其宪法的规定：凡年满20周岁的公民，除残废或教育未中断者外，都必须服兵役18个月。这不仅是他们的权利和义务，而且也是他们参加社会生活的先决条件。土耳其军队内部官兵成分的构成差异较大，士兵主要来自农村和城镇，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低级军官通常来自商人、富裕农民和政府职员等工薪阶层，都在各级军校受过种种专门的培训和严格的军事操练，都具有一定的文化专业知识和较高的军事素养，政治态度一般都比较激进，更加倾向对国家实行较长一段时间的军事独裁统治，以便迅速实现凯末尔那种激进模式的经济和社会变革。

中高级军官大多数来自社会中的特权阶层，受过良好的教育，其中高级军官都去美国等西方国家受过训练和深造，受西方价值观念和美国生活方式影响较深，政治态度一般比较温和，被视为“军队的精英分子”，具有严明的纪律性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另外，根据土耳其宪法的规定，土耳其军队是一支超党派的力量，军队不得参加选举，不得参加任何政党，在军队内也不准有任何党派活动。根据土耳其武装部队章程第35条的规定：土耳其武装部队的任务是保卫和保护土耳其领土和由宪法规定的土耳其共和国。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后，开国元勋凯末尔坚决反对军队干预政治。

如有些将军曾要求凯末尔解散议会，因为议会批评了军队，但凯末尔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让他们最好是习惯议会的批评，告诉他们批评是议会的主要职责之一。1924年3月凯末尔要求军官们在从军还是从政中必须选择其一，结果一些军官辞去了军职进入了政界，另外一些军官退出议会保留其军职。1927年1月，凯末尔和伊诺努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战功卓著的老军人们也宣布退出军队，从而基本上完成了土耳其军队与政治相分离、不再对政治发挥直接影响的历史转变过程。此外，根据1982年土耳其宪法的规定，土耳其的国防体制是：共和国总统代表大国民议会，担任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总参谋部直接实施对陆、海、空三军及宪兵部队的领导，总参谋长是武装部队司令，战时可代表共和国总统行使军队最高统帅的职责。在土耳其共和国80年的历史发展中，除20世纪50年代民主党上台执政使土耳其军队受到严重的政治挑战，被削弱了其社会地位之外，土耳其军队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一直享有极高的地位，成为一支不受文官政府领导的自治组织和影响国家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1950年5月，民主党通过大选击败了执政27年之久的共和人民党上台执政，开始了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惟一的一次由文官担任总统和总理的时期，改变了过去的国家、政党和军队三位一体，军队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享有极高地位的政治传统。

在战后土耳其民主化与法治化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军队总的来说是比较支持国家的民主化与法制化进程的，并且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努力使军队在国家政治中保持中立，让军人返回军营，进行机构改革并裁减军队人数等。因此，民主党一上台执政，就撤换了军队正副总参谋长及各军种司令，使新上任的总参谋长无权，把军队完全置于由文官领导的国防部的控制与监督之下，并在国家立法机构中大量清洗军人出身的议员，使原来在议会中军人出身的议员占总数议员的1/2下降到了1/25，在政府内阁成员中基本上实行了文官化。此外，在民主党执政时期，土耳其军队不仅失去了社会政治地位，而且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由于民主党政府不给军队增加工资，使其社会经济地位也大大地下降，从而引发军队强烈的不满，使其成为1960年5月2日军队发动政变的主要原因之一。

长期以来，在土耳其的政治文化以及普通民众的心目中，军队一直被视为争取民族最高理想的领袖、世俗共和国政权的保卫者、土耳其社会唯一的健康机体、国家的精华。自土耳其建立共和国以来，迄今共有10位总统，其中只有4位总统是文官出身，其余6位都是职业军人出身的高级将领，都毕业于土耳其的最高军事学府军事学院，都担任过军队的高级指挥官。如首位总统凯末尔曾在土耳其共和国的前身奥斯曼帝国中担任军长、集团军司令，在土耳其民族解放战争中担任过国民军总司令。第二任总统伊诺努曾在奥斯曼帝国军队中担任过军参谋长，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担任过国民军总参谋长。第四任总统古尔赛勒曾任陆军司令，领导了1960年的军事政变。第六任总统科鲁蒂尔克是一位退役海军司令。第七任总统埃夫伦曾任军队总参谋长，是1980年军事政变的主要领导人。

另外，在土耳其领导总参谋部并指挥全军的总参谋长的政治地位非常高。虽然土耳其宪法规定，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长由总理提名，在履行其职责时对总理负责，但实际上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官政府并不能领导和指挥军队。1961年的宪法明确规定，总参谋长是武装部队司令。1982年的宪法又进一步补充规定，总参谋长在战时可代表总统行使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职责。总参谋长除了有决定军队全部事务的权力之外，在日常国家事务中还可以直接或间接地通过他个人的权力，同政府的有关部长、办公室和机关联系工作。此外，总参谋长在国家礼仪中的地位仅次于总统、议长和总理，而居于内阁其他成员之前，是国家最高决策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实际领导者和决策人。另外，根据土耳其宪法的规定，除了总参谋长之外，陆、海、空、宪兵，四大军种司令也均享有合法的参政权，从而为军队干预国家政治提供了合法而方便的条件。

在土耳其，军队的建设和发展长期受到国家的重视和社会的支持。自1952年加入北约组织以来，土耳其一直保持着一支近百万人的军队，其防务开支年均大约占国家财政开支的20%，国民生产总值的5%。议会在每年讨论军队预算时，议员们总是在赞扬军队的同时，迅速通过其拨款议案。此外在土耳其还长期形成了一种政治习惯：即禁止公众细查军费预算，更不允许公众公开辩论和批评军费开支，哪怕是温和善意的批评也不允许。西方国家议会中那种对军队的防务和军事拨款进行猛烈的抨击和严厉的批评的做法，在土耳其的政治文化中则被视为一种犯“叛国罪”的行为。在土耳其，由于军队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具有崇高的地位，所以现役军官的物质待遇非常丰厚，退役军官也受到国家特别的优待和高度的关怀。在土耳其现役军官物质待遇优厚的主要表现是他们的工资比同级国家行政官员的工资高。另外，土耳其军队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极高，还表现在舆论报纸可以批评或指责总理以及政府内阁其他成员，但决不能攻击指责军队或总参谋长。这种政治现象，不仅在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中绝无仅有，而且在中东诸国乃至广大的展中的国家也是罕见的。

长期以来，土耳其军队在国家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中享有的崇高地位，以及高级军官们享有的许多参政特权，是与他们在创建土耳其共和国的过程中同外国入侵者和封建君主势力作斗争、为共和国的建立立下不朽的历史功勋分不开的；是与他们在保卫世俗共和政权中多次同宗教极端势力、分离主义、恐怖暴力活动和颠覆社会活动作坚决的斗争，为保卫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作出的巨大贡献分不开的；是与他们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和公益社会活动中提高了军队的社会形象分不开的；是与他们在防止外来力量可能的侵犯中加强了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促进其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分不开的。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土耳其军队及其领导人的历史功勋及骄人战绩为他们赢得了如今的崇高地位和广泛尊敬。土耳其在建立共和制国家后的最初27年中，国家、政党和军队三位一体，共和国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执政党主席和武装部队总司令。

由于军人出身的总统实际上是军队在国家政权中的最高代表，所以军队长期完全置身于国家政治之外。特别是战后实行多党制以后，军队的政治作用进一步受到了限制，基本上远离了政治，但是军队作为土耳其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开路先锋，广大官兵还是时刻关注着国家的重大事务。因此，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当国家政局恶化的时候，军队又重新走上了国家的政治舞台，以土耳其高级将领为首的军人集团，在20年间曾三次干政，在保卫世俗共和国政权中，对稳定社会政局，推动土耳其的政治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进步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受到了国内外舆论普遍的赞扬。总之，土耳其军队是一支庞大而组织严密的武装集团，各政党等社会力量根本无法与其抗衡，它在各种社会斗争中对稳定政局，在国家建设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开明运动的先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土耳其历史发展的一大特点是建立了以多党制为核心的西方式民主制度，而土耳其军队对国家政治事务的频繁干预又成为多党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显着特征。因此，土耳其的民主政体在战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其趋势不可阻遏，其行进又步履维艰，一直存在着不发达的社会经济与国家政治框架之间的矛盾，一直没有能够真正建立起强大到足以克服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政治文化。所以，尽管土耳其从一党制向多党制演变的模式是以西方民主政治为榜样，如实行三权分立、多党竞争、自由选举、新闻监督、司法独立等，但民主政治对军队的制约在土耳其却一直没有实现，军队在短短的20年中成功地发动了三次军事政变，这种干预国家政治的军事政变几乎平均每隔10年一次。造成土耳其军队周期性干预国家政治的原因有许多，但主要原因是土耳其国内政治与经济的不断恶化导致社会秩序动荡失控的结果。土耳其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不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总是相互制衡着，而是国家这头特别强大，社会显得相当的软弱无力。特别是在民主机制与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的初期，国家通过集权的政治造就的强有力的政府经常干预政治与经济生活来弥补社会机制的不足，从而为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稳定政局、引导经济和改良社会三方面必不可缺少的支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土耳其军队周期性干涉政治的本质，实际上是在国家政治与经济状况恶化失控的情况下，由军队代表国家直接干预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的具体表现，是重建国家权威的一种尝试。

它对于稳定土耳其的国家秩序，缓和各种社会矛盾，促进民族经济的健康发展，使土耳其的政治与经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都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土耳其军队不仅是国家世俗政治的坚定扞卫者，也是维护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的中流砥柱。然而，土耳其军队因社会政治动乱与经济危机干涉政治，又因促进社会的发展而还政于民，确实产生了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尤其是它同土耳其建立民主政治久远目标的要求是一个二律背反，具有许多消极的因素：首先是它开创了以后军队频频干政的先河，导致了土耳其民主政治制度发展的频繁中断，对政党建设和民主发展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其次，它使军队凌驾于一切政党之上，成了国家的救世主、太上皇和仲裁者，限制和削弱了议会和政党的权力，使得文人政府在处理国家重大事务时缩手缩脚，破坏了民主政治的平衡机制，严重损害了公平竞争的民主原则。因为每一次军队对国家政治事务的干预都伴随着新闻、出版管制、禁止游行罢工、任意逮捕审讯民众（其中许多是无辜的人）。最后，军队频频干预国家的政治事务，虽然使军队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但它影响了军队职业化的发展，导致了政府军事化和将领政客化的双重恶果，不利于土耳其军队长远的现代化建设。尤其是这一行为破坏了国家民主法制的形象，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影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土耳其提供军事与经济援助。

另外，土耳其在建立以多党制为核心的民主政治过程中，军队作为一支重要的干政力量，是土耳其政治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但土耳其军队的干政又与某些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政变有若干不同之点：第一，土耳其军队接管文官政权之前，总是要事先发出警告并提出要求，当警告和要求无效时，才接管政权（如1960年和1980年的两次军事接管政权）。文官政府如果接受其警告和要求，主动辞职，军队就不会对政权进行军事接管，而只采用温和的“备忘录”式的干政，如1971年军队以一纸“备忘录”就迫使文官政府辞职，从而组建了一个由军队控制的超党派政府；第二，土耳其军队干政都是由高级军事指挥将领直接实施或领导的，这些政治态度比较温和的高级军官希望经过一段很短的过渡时期，便把国家政权移交给符合宪法的文官政府，否则均不会成功，如1962年2月和1963年5月，土耳其曾经发生过由塔拉特·阿依德米尔上校为首的一批政治态度比较激进的青年军官发动的两次未遂军事政变，均遭镇压失败；第三，土耳其军队接管政权后，一俟政局稳定，国家政权就根据军方先前的承诺交还给文官政府，而不建立长期的军人政权，从而向人们表明，军人们选择的是自由与民主的原则，这与大多数发生军事政变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变过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此外，土耳其军人干政又迅速还政的根本原因说明，在民主政治体制下，个人和政治集团的作用越来越小，而真正起作用的是民主政治的制衡机制，否则将冒很大的政治风险。

总之，从土耳其军队多次干政所取得的实际成效来看，尽管对稳定国家政局、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军人干政对土耳其未来的民主政治发展确实产生了一些令人不安的社会问题，带来了一定的政治负效应。这也是像土耳其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发展历史进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从而也进一步证明：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一个从混沌无序到有序的社会发展过程。

四、土耳其未来的社会走向

20世纪80年代末期，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潮流蓬勃兴起。汇入这场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潮流的既有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也包括了一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及大批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都在按照各自的需要进行着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土耳其正是顺应了这种新的世界范围内对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潮流，在全球化和世界经济权力的重大转移以及重新组合中，正式提出了利用自己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加入欧洲联盟的要求，并在国内推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实施了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其目的在于能够尽快使土耳其的社会经济迅速摆脱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停滞不前的阴影，缩小国内东西部之间的差距，以适应后冷战时期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巨大发展及高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以便重新确立土耳其在未来新世纪中的世界地位。今天的土耳其已成为中东地区堪称榜样的经济大国。无论是从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情况来看，还是从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状况来看，它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但是，也应该清楚地看到，土耳其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它在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尚处于发展的阶段，目前还存在着许多阻碍社会经济进一步迅速向前发展的困难和问题，仍然面临着不少严峻的挑战。首先是通货膨胀的问题；其次是外债不断增长的问题，特别是其债务负担日益沉重；第三是国有企业改革路途艰难；第四是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最后是人口膨胀和失业问题。

面对当前土耳其社会经济陷入的困境和存在的问题，历届土耳其政府一上任就都表示要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坚决放弃指令性经济，积极向市场经济过渡，以有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式为政府财政政策的基础，完全由市场来决定经济平衡。为此，坚持国家宏观调控经济，政府放弃对物价等微观领域的管制，而由市场来决定利率和外汇比价等方针，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作用。目前在中东地区，土耳其是市场经济体系发展最快最完善的国家。总之，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之中，全面发展市场经济，实行对外开放，已成为历届土耳其政府的决策者们探索和实践的目标。但是对于土耳其来说，迈向健全、完善的市场经济发展目标还有漫长、艰苦的路程要走，而且还要迎接许多新的挑战和问题。

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后，在凯末尔主义的指引下，很快在组织和制度层面上解决了土耳其的世俗化问题，成为当时伊斯兰世界惟一生机勃勃的国家，被人们誉为中东地区世俗化、现代化的一个样板。但是近年来，土耳其的现代化严重受阻，被许多社会问题所困扰，尤其是国内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持续高涨，使土耳其已经实行了80年之久的世俗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国内政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近年来，土耳其国内的伊斯兰教迅速复兴崛起，其发展势头之快令人瞠目，成为土耳其社会首屈一指的政治力量。在土耳其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一直是自由主义世俗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核心领导地位，积极推动着国家各个方面的社会变革，而宗教政治势力一直抱着抵制的消极态度。战后，土耳其实行多党的民主政治体制后，宗教政治势力也开始在多党民主政治的框架内积极寻求对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探索和参与，并且表现得越来越强烈，态度越来越积极，这是土耳其社会政治权力再分配的一种发展趋势。土耳其国内伊斯兰教的复兴崛起并非偶然，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原因，是土耳其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社会矛盾不断发展的某些客观必然性的一种反映，也有一定的国际与地区形势变化的背景。

首先，土耳其是一个具有一千多年伊斯兰历史的国家，在99%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口中，思想、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文化艺术全都深而又深地渗透着古老的伊斯兰传统，尽管这些传统已经转变成为一些显然与过去不同的新东西，但从根本上来说，它们依然毫不动摇地保持着伊斯兰特色。虽然从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改革开始到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西方化运动之后，土耳其社会有了极大的变化，其程度也是任何外界观察家所想象不到的，但是其宗教价值观念和历史传统仍然根深蒂固，特别是土耳其生活和文化的最深远的伊斯兰的老根仍然活着，作为在土耳其穆斯林中的这项标志，仍然是不可动摇的。这种历史文化的积淀，为土耳其国内的伊斯兰教再度复兴并得到弘扬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和深厚的社会基础。

其次，随着土耳其从一党制向多党制政体的演变，伊斯兰复兴在土耳其所起到的政治作用是不容低估的，伊斯兰教必然又变成一项社会政治争端的工具。土耳其历届政府由于维护其执政地位的需要，不断放宽对宗教的限制，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宗教发展的政策与法规，从而为伊斯兰教的复兴和扩大其影响大开方便之门。此外，土耳其的一些主要党派由于害怕让对方得到宗教的支持之利，特别是出于竞选的需要，也极力迎合社会上的一些宗教情绪，把赌注压在选民的宗教感情上。与此同时，伊斯兰教的政治势力也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扩大宗教组织、加大宣传力度、培养宗教骨干和中坚力量，同世俗主义争夺阵地，以至土耳其的各个党派，谁也不敢对宗教加以忽视，更不要说去表示反对。

另外，近年来，由于社会的转型，导致土耳其的政局变、社会动荡，加上经济不景气，物价高昂、失业增加、腐败蔓延、贫富分化悬殊现象极为严重，造成社会矛盾特别突出，而历届政府又治国乏术，建树不大，使得广大选民的失望情绪和离心倾向与日俱增。面对这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人们开始思考西方化的道路是否适合土耳其，现代化是否一定要牺牲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否能够适应现代化的发展等诸如此类问题。这种思考无疑是对凯末尔主义的严重挑战。随之，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势力抓住了广大民众对现实的不满和求变心理，大力宣传其有关真主面前人人平等和社会公正的说教，在土耳其社会中下层广大民众中引起了共鸣，从而促成了他们宗教意识的不断增长，加大了伊斯兰教价值观的社会吸引力。

最后，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也为土耳其伊斯兰教的复兴与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在战后冷战政治格局中，土耳其落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中，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为了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压制社会进步势力，在政治宣传中开始利用伊斯兰教的思想，借助宗教势力进行斗争。

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中东地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抬头，推动和影响了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土耳其的加速发展。土耳其同中东地区的一些伊斯兰国家和组织往来频繁、关系密切，甚至做出了许多有悖于土耳其世俗主义原则的事情。例如，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受其影响，土耳其民众的宗教意识明显增加，许多书店大量出售伊朗伊斯兰革命精神领袖霍梅尼的著作。1987年4月，安卡拉、伊斯坦布尔等一些城市的女大学生们为了争取戴头巾进入课堂而上街游行示威时，就得到了伊朗社会的声援。而每当中东、中亚和巴尔干地区发生与伊斯兰有关的事件时，土耳其国内就会发生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表示声援或抗议。此外，冷战结束后，土耳其与伊斯兰国家的高级政府官员频繁互访，伊斯兰发展银行和科威特基金会增加了对土耳其的经济援助，土耳其向伊斯兰国家的出口也逐步增加，加之一系列双边与多边政治、经济和军事协定陆续签订，这一切都说明土耳其在外交上向伊斯兰国家的倾斜政策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既是土耳其国家利益的需要，也是国内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对外关系上的延伸。这一重要的客观效果，是有利于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与加强的，反过来，它的崛起与发展，也呼应了中东地区伊斯兰教复兴的膨胀势头。

土耳其伊斯兰教的复兴在其政治生活中最惊人的事件之一是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繁荣党的兴起，使土耳其的国内政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83年7月19日，土耳其繁荣党宣告成立。繁荣党的前身是1980年9月12日在军人干政中被取缔的救国党，而救国党的前身是于1971年5月21日被宪法法院宣布为违反宪法世俗原则而被取缔的民族秩序党。繁荣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以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迥然有别于其他党派的政治主张而在土耳其政坛上独树一帜。该党以伊斯兰为旗号，突出宗教和民族意识，反对现行的政教分离世俗制度，主张严格按照伊斯兰的教义治国，建立伊斯兰式的社会公正秩序；经济上反对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认为依靠本国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发展生产才是土耳其繁荣昌盛的惟一途径，要求建立公正的生产和分配体制，取消银行利息，建立伊斯兰统一市场和货币；在对外政策上，主张实行以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利益为主旨的外交政策，反对土耳其保持北约成员国的地位，不赞成土耳其加入欧洲关税同盟和参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

主张伊斯兰国家联合起来抗衡美国和西方，使得土耳其在伊斯兰世界中发挥主导作用。因此，繁荣党代表了土耳其的宗教势力，具有原教旨主义与泛突厥主义的色彩，对西方意识形态持抵制态度，主张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团结与合作。繁荣党在成立之初实力并不强大，但发展迅猛。该党在1987年11月29日的土耳其第18次大选中虽然仅获得7.5%的选票，但在1991年10月20日的土耳其第19次大选中，获得了大约13%的选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尤其是繁荣党在1994年3月举行的全国地方选举中一鸣惊人，获得了19.01%的选票，并赢得首都安卡拉和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等重要城市的市长位置，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响。在1995年12月24日举行的土耳其第20次大选中，该党再创佳绩，以21.38%的得票率夺魁，赢得了550个议会席位中的158个，一下跃居为土耳其的第一大政党。

这不仅震动了土耳其政坛，在中东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也引起了整个国际舆论的普遍关注。土耳其是中东地区最早实行世俗化改革的国家，它一向被西方国家认为是中东伊斯兰国家海洋中的一盏非宗教的指路明灯。因此，具有伊斯兰性质，得到广大穆斯林支持的繁荣党，在土耳其政治舞台上取得出人意料的成功，对西方世界的冲击，对伊斯兰世界的鼓舞，都是可想而知的。

1996年1月9日，土耳其总统德米雷尔依照惯例，首先授命第一大政党繁荣党主席埃尔巴坎组阁，正式揭开了由繁荣党组阁的帷幕，但由于繁荣党的政治主张难为其他各执政党接纳，因而各政党领导人纷纷表示不愿意与其为伍，繁荣党终因找不到合作伙伴，难圆执政之梦，不得不交回组阁权。1996年3月6日由土耳其第二大政党祖国党与正确道路党组建的第53届政府成立。虽然土耳其总统和军方出于抑制伊斯兰宗教势力的扩张和稳定政局的需要，公开支持两党的联合执政，但好景不长，由于执政两党之间的明争暗斗，导致了联合政府的垮台，从而为繁荣党再次组阁带来了一个良好的契机。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执政大局，繁荣党吸取了上次组阁失败的教训，审时度势，对其政策做了必要的调整。首先注重挑选党内温和派人士入阁，减少了强硬色彩，并且明确承诺将坚持世俗制度和民主，遵循凯末尔主义的原则，同时还通过一些军人出身的议员向军界首脑疏通。在经济方面，同意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继续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加快私有化进程，并允诺加快与欧洲关税同盟统一的步伐，履行对其承担的义务。

在对外政策方面，繁荣党明显降低了反西方的调子，表示在增进同伊斯兰国家关系的同时，将保持土耳其同西方的密切关系，并遵守土耳其承担的国际义务，继续谋求加入欧盟。繁荣党的举措对改善其形象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当主要由繁荣党成员参加的新政府组成和施政纲领公布以后，土耳其的传媒舆论总体上反应平和，以扞卫凯末尔世俗主义原则而著称的军队对繁荣党的态度也趋向缓和，一些著名的经济界人士也表示审慎的欢迎。特别是新政府成立的当天，伊斯坦布尔股市的综合指数即上扬了3.33%，显示了一个好兆头。然而，鉴于繁荣党一贯坚持反西方与反世俗化的伊斯兰强硬立场和主张，加之组成本届联合政府的两大党派繁荣党和正确道路党的政策大相径庭，人们对新政府的疑惑尚未冰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也忧心忡忡。土耳其的伊斯兰教是一种在世俗社会制度下的宗教，它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所追求的神权政治存在着一种本质上的不同。虽然它也属于近年来在中东地区兴起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但它属于运动中的温和派，它所要求的是在世俗社会制度的原则下回归伊斯兰传统，从而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公正问题，并且采用的是现代政治的手段，如走议会斗争的道路，所以这也是土耳其军方为什么没有出来干涉具有宗教色彩的政党上台执政的根本原因。

1997年6月18日，在执政不到一年的时间后，繁荣党主席、土耳其总理埃尔巴坎向土耳其总统提出辞呈，总统德米雷尔接受了他的辞呈，并于6月30日批准了由土耳其祖国党、民主左派党和民主土耳其党组成的新内阁。自1997年初以来，土耳其军方不断向埃尔巴坎政府施加压力，以防止其领导的繁荣党推行政教合一的政策。例如1997年2月3日，繁荣党人的市长在首都安卡拉以西25英里的辛詹镇组织了一次“耶路撒冷之夜”集会。这次集会不仅张贴了巴勒斯坦“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画像的标语牌，而且伊朗驻土耳其大使巴益里在集会上还公开提出在土耳其实施伊斯兰教法的口号，并有一名电视台女记者遭到殴打。这就是震动土耳其的“辛詹事件”。2月4日，土耳其军方的20辆坦克和15辆装甲车沿着该城镇的主要街道驶过，名为“军事演习”，实为一次“软政变”，表明土耳其军方不允许出现背离政教分离原则事件的决心和态度。此外，土耳其军方还向宪法法院提交了指控繁荣党与非法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活动联系的证据，要求取缔这个政党。在6月初，土耳其最高的司法机构宪法法院也对繁荣党提起诉讼，指控繁荣党使这个国家处于内战的边缘，并破坏了这个国家的世俗制度。按照土耳其的宪法，最高法院有权取缔挑起人民之间的仇恨并进行反对世俗制度活动的政党。此外，与繁荣党组成联合政府的正确道路党内部也对繁荣党的反世俗主义势力表示不满，并且威胁要退出联合政府。在这种形势下，作为繁荣党主席的埃尔巴坎总理不得不提出辞呈。

作为繁荣党主席的啊巴坎总理在被迫辞职前，曾于1997年6月1日与奇莱尔副总理共同宣布，两人已达成协议将总理的职位交给奇莱尔，并在辞职的同时向德米雷尔总统递交了一份由正确道路党、繁荣党和大团结党起草的三党联合宣言，要求授权奇莱尔组阁，组成正确道路党和繁荣党为主的联合政府。但是德米雷尔总统于6月20日傍晚授权议会中的第二大政党祖国党的领导人耶尔马兹组阁，使奇莱尔继任总理的希望破灭。1997年6月30日，耶尔马兹向德米雷尔总统递交了内阁名单，并立即获得批准。以耶尔马兹为总理的土耳其第55界政府宣告成立，标志着持续数月的土耳其政治危机进入了一个相对缓和的历史阶段。

耶尔马兹政府组成后，在国内政策上基本原则是保护和发展世俗化的民主共和国，并致力于发展市场经济。

与前政府明显的变化是现政府从迎合与满足军方的需要和愿望为准则，扞卫政教分离原则，减少宗教教育，扩大世俗教育，并加强对清真寺的管理，防止伊斯兰原教主义者把清真寺当作动员民众的场所。在内政方面还有一个突出的变化，那就是军方进一步加大了对社会控制的力度。为此，土耳其军方成立了专门机构，全面负责监视社会的一切领域，密切关注社会的动向，以便随时对付可能发生的伊斯兰暴乱，并且多次警告民众不要支持伊斯兰分子开设的企业或商店。第三个变化是军方下决心要把具有伊斯兰宗教色彩的繁荣党彻底赶下土耳其的政治舞台，为此，土耳其宪法法院公开审理了繁荣党违宪的行为，并且表示要对该党主要领导人分别绳之以法。2000年3月10日，土耳其国家安全法院以煽动仇恨罪判处前总理埃尔巴坎一年监禁。

1998年11月25日，因总理耶尔马兹涉嫌腐败丑闻，导致其政府在议会信任投票中垮台。1999年1月8日，德米雷尔总统授权议会的第四大政党民主左派党主席埃杰维特组阁，16日，土耳其议会以306票对188票的绝对优势通过对埃杰维特政府的信任投票。由于按照宪法的规定，土耳其定于1999年4月18日举行议会选举，因此本届政府仅能维持3个月的时间。1999年4月18日，土耳其举行了全国大选。这次大选是具有伊斯兰宗教色彩的繁荣党在1995年的大选中获胜后举行的第一次选举，因此备受世人瞩目。4月27日大选结果揭晓，现任总理埃杰维特领导的民主左派党获得22.17%的选票，极右翼的民族行动党也异军突起，紧随民主左派党之后，获得了17.09%的选票。继承了繁荣党衣钵的道德党退居第三，祖国党和正确道路党则敬陪末两位。1999年6月，民主左派党主席埃杰维特在25年内第五次出任土耳其共和国总理。2000年5月，德米雷尔总统任期届满，5月5日，经过大国民议会的选举，土耳其宪法法院的院长塞泽尔大法官出任土耳其历史上的第十位共和国总统。新总统塞泽尔早年毕业于安卡拉大学法学院，长期从事司法工作。虽然土耳其的总统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国家元首，但多年来随着民主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发展，总统一职也不完全再是一种礼仪性的，议会授予总统有较大的权力，特别是在政局动荡、国家危难的时刻，总统对于稳定政局、协调各种社会矛盾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国内外许多政治家把目前土耳其的政体称之为具有土耳其特色的多党制半总统制。土耳其的这种政体，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在民主化程度上尚有较大的差距，但与其他伊斯兰国家相比，民主化法制化和世俗化的程度又较高。

2002年11月3日，土耳其全国举行大选，18个政党竞争大国民议会中的550个席位，4000万选民投了票，最终新成立的正义与发展党以34.26%的得票率夺魁，赢得了550个议会席位中的363席，一下跃居为土耳其的第一大政党，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并将单独组建新一届政府。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主左派党、民族行动党、祖国党、正确道路党等传统的大党派，都未能达到进入议会的10%的法定标准，被排除在议会以外。大选的结果一公布，无论是外国的观察家还是土耳其本国的记者、政界人士都连呼太出人意料了。土耳其是北约组织中惟一的穆斯林国宗，北约和欧盟对土耳其此次选举极为关注，担心选举会给该国带来骚乱，使其加入欧盟的道路更加艰难，并使该国经济进一步恶化。美国也对土耳其的这次选举深表关注，因为它在谋求土耳其支持其可能对伊拉克采取的军事行动。此外，针对具有伊斯兰宗教色彩的正义与发展党在11月3日赢得土耳其大选，土耳其军队总参谋长厄兹柯克11月8日发表声明说，军队将保卫土耳其不受原教旨主义的侵害，并表示土耳其军队有信心保护国家免受一切形式的威胁，尤其是原教旨主义和分离主义的威胁。正义与发展党在大选获胜后，该党主席啊多安曾经多次否认他所领导的政党是伊斯兰政党，并且表示正义与发展党决不会背离土耳其一贯亲西方的外交路线，将为土耳其早日加入欧盟而努力奋斗。同时他还说到，他所领导的政党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抱任何偏见，但土耳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系应该完全建立在确保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基础之上。此后，正义与发展党公布了它的六项施政纲领：1、不干涉人民的生活方式；2、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3、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关系；4、继续执行世界银行的经济纲领；5、不让土耳其的社会退步；6、妇女头巾的问题不是很重要的问题。就在正义与发展党公布了它的六项施政纲领后不久，土耳其军队总参谋长厄兹柯克再次表示，土耳其军方尊重大选的结果，因为它体现了土耳其人民的意愿。如果将这次大选与1999年的大选做一下比较，可以发现这次大选的一大特点，即传统大党失势，而一些不被人们看好的新政党则表现突出，议会中的力量更趋于集中。

土耳其此次大选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结果，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表现为国内人心求稳思新。求稳主要是对土耳其长期以来没有一个政党在议会中超过法定半数能够单独组阁，而为了执政几个政党不得不联合组阁，使得土耳其政府长期处于一种极其不稳定的状态；思新也是选民们摒弃传统政党的原因之一。例如：民主左派党、祖国党和正确道路党等长期活跃在土耳其的政坛上，并且多次执政，然而，他们不但没有高效的治国良方和骄人的政绩去彻底改变土耳其长期政局动荡的局面，并且腐败之风盛行。1999年4月，凭着诚实执政的纲领当选为总理的埃杰维特，对于有关部长贪污腐败的指控一直置若罔闻。据土耳其商会的一项调查表明，这个国家的政客们十多年来，共计挥霍了大约1950亿美元的国家资产。与此同时，已被国家接管的13家私有银行至少流失了120亿美元。

2001年1月，势力强大的土耳其军方对土耳其现代化的发展能源部的腐败现象展开调查，从而先后导致了15个政府官员和商人受到指控，能源部部长被迫辞职。2002年2月，总统塞泽尔与总理埃杰维特之间在腐败问题上的政治对抗引发了土耳其的政府危机。因此，广大选民们渴望看到廉洁勤政的新面孔，希望能有一个高效公正、富有创造性的新政府，去领导土耳其人民发展社会经济，早日摆脱困境，虽然正义与发展党在土耳其的政坛上异军突起赢得了大选，并且经军方承认单独组阁成功，但对于新的一届土耳其政府来说，降低竞选时期的调门推行较为务实的方针政策才为上策。所以，任重而道远的新政府的首要职责是维护政治稳定，发展社会经济，彻底改变土耳其长期政局动荡的局面，从而为社会改革和社会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此外，对于土耳其来说，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早日实现其加入欧盟的计划，因为这关系到21世纪土耳其的发展前途和国际地位。总之，土耳其在政教分离的世俗化改革和民主法制的社会发展道路上，将会继续艰难地向前跋涉。

第七章、传统文化与民族特征

一、东西合璧的文化

“文化”既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又是一个在近代被赋予了新涵义的词汇。而现代通用的“文化”一词，是从拉丁语Culture（拜神、耕作）翻译而来的，它含有广义和狭义的双重内容。就其广义来讲，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就其狭义而言，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如宗教、科技、文学艺术等）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传统文化是每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与依托，是沟通过去、现在和未来人类行为与思维模式的习惯性存在。传统文化一旦形成，就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延续性，以及群体认同感。但传统文化又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鲜活的精神之流，它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多样性和日益广泛的文化交流中，不断地被形成，也不断地被超越。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传统文化并不是一尊不变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越远，它就膨胀得越大。”因此，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会孤悬于世界文化总体之外，它总是要不断摄取并消化周边各族文化，并将自己的影响也施加于彼方。特别是地理环境和生态系统，是任何一种民族文化类型形成的前提和条件。

文化往往是人们观察世界的一种有色眼镜。打开世界地图，在东半球的中心有一个横跨小亚细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的国家，它北临黑海，西濒爱琴海，南靠地中海，两座雄伟壮观、气势磅礴的索桥飞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将欧亚大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就是土耳其。地缘和环境是一个地区内人群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群体性格、体质形态等种族或民族异质性指数的根源。所以，不同文明民族的差异同各自的地缘和环境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土耳其在地理上的特殊性，使它成为东西合璧、南北荟萃之地。在那里，从种族到语言和文化、从服饰到饮食和建筑、从生活习惯到思维观念和宗教信仰，无不体现出融合与多元的文化特征。

土耳其人的祖先突厥人发祥于中国新疆的阿尔泰山一带，8世纪以前它的文化起源于游牧经济世界与农业经济世界的交往、碰撞和融合，具有极强的掠夺性和扩张性。8世纪至11世纪初，土耳其人的祖先突厥人开始大规模西迁，经翻山越岭、风餐露宿之艰辛，不远万里来到如今土耳其共和国所在的小亚细亚半岛，所到之处不断镶嵌在土耳其著名的索菲亚博物馆墙上的壁画人增添了新的血液。14世纪以后，土耳其人进入奥斯曼帝国这一鼎盛时期。奥斯曼帝国地跨欧、亚、非三大洲，前后持续了五百年，进一步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这种大融合造就了土耳其人的文化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特点。当初，土耳其人自身的文化底子很薄，在不断对外扩张的过程中，他们所建立的幅员辽阔的帝国把众多民族都纳入他们的统治。这众多的民族不仅在血缘上相互融合，而且在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等方面也相互融合。因此，土耳其人在陆续接触并吸收了阿拉伯人、波斯人特别是拜占庭帝国文化的基础之上，也像其他民族一样，随着政治上的稳定、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多民族、多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创造出了自己丰富多彩的独特新文化，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在语言文字的改革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翻开土耳其人语言的“家谱”，人们可以看到，它是乌拉尔－阿尔泰语系阿尔泰语族中的一员。古代土耳其语即奥斯曼语在字形和发音上不仅类似于阿拉伯语，而且有许多词汇都来源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1932年，土耳其人改革文字，实行拉丁化，并大量借用英语、法语、德语等外来词汇，使之进一步丰富。今天的土耳其语在字形和书写上与西方语言无甚区别。

另外，土耳其人具有一种强烈的“欧洲情结”，这也是他们文化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土耳其，虽然仅有3.1%的领土位于欧洲，96.9%的领土都在亚洲，但它始终坚持自己是一个欧洲国家，一直把靠拢和融入欧洲当作基本的国策。因为土耳其人清醒地认识到，能不能最终加入欧洲联盟，融入到欧洲大家庭中，关系到土耳其21世纪的整个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此外，土耳其人很懂得欣赏不同文化的差异和光彩。他们认为，西方文化能够发展到今日，并非完全是霸权的结果，西方文化中积极合理的成分对于今日西方社会繁荣的景象无疑贡献良多。因此，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社会改革时期，土耳其人就开始了接近西方社会、吸收西方文明的历史进程。这种同西方文明的接触，无论从年代上还是从亲密程度上，都是任何地方甚至包括北非在内的其他伊斯兰国家所不及的。在早期，土耳其人主要是通过贸易、外交、战争以及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移民等方式，同西方社会保持密切的交往。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向外派驻的26个外交机构中，就有19个在欧洲国家，可见它对西方社会的重视。早在1963年，土耳其就与当时只有6个成员国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联盟的前身）签署了联系国协定，该协定不仅允许土耳其公民从1986年开始可以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自由迁徙，而且还答应它加入该组织。1973年土耳其又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签订了至1995年逐步取消关税的附加议定书。1987年土耳其觉得时机成熟了，正式提出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的要求，欧洲委员会也认为它基本符合条件。目前土耳其有50%以上的外贸是同欧洲联盟国家进行的，有60%以上的外贸是由欧洲联盟国家提供的，每年在欧洲联盟国家打工的数百万土耳其人寄回国内的外汇达数十亿美元。因此，早日加入欧洲联盟对于土耳其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没有欧洲联盟国家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和帮助，土耳其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就会进一步加剧，而加入欧洲联盟是其迅速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关系到它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所以早日加入欧洲联盟，实现脱亚入欧的社会发展战略的转变，是土耳其的基本国策和历届政府所追求的目标。

土耳其人拥有“欧洲情结”并非没有道理。从文化渊源上讲，土耳其人长期居住的小亚细亚的文明是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土耳其地中海沿岸，人们发现了古代露天剧场、斗兽场和城市遗迹。历史上著名的特洛伊战争就是在这里爆发的，至今特洛伊木马的复制模型仍然矗立在土耳其境内西部的恰纳克卡累城。罗马教皇保罗二世曾经拜谒过坐落于土耳其西南部的著名的埃菲斯古城遗址中的圣母玛利亚故居。埃菲斯古城在古罗马时期是仅次于罗马的第二大城市。此外，考古学家还在土耳其东部的阿勒山的山顶上发现了圣经中传说的诺亚方舟遗址。从社会政治与经济的角度上讲，自16世纪末期以来，在历史上一度骄横一世，令世界战怵的奥斯曼帝国已经开始破落衰竭，土耳其人被欧洲列强称为“欧洲病夫”而受尽凌辱。近代以来，土耳其人进行了一系列以西方化为重要内容的社会改革，坚持了一种世俗化的治国方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土耳其人对富强和繁荣、文明和进步的渴望追求。在这方面，足球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国际足球比赛中，土耳其一直参加欧洲的赛事，最好的成绩也只是在欧洲联盟杯赛中取得了第四名的成绩。足球行家认为，土耳其人的足球水平在亚洲绝对鹤立鸡群，属于冠军级别，但它宁肯在欧洲足球赛事中为“牛尾”，而不愿意在亚洲做“鸡头”。此事折射出土耳其人崇尚西方文明的一种独特心理反应。因为在土耳其人看来，欧洲与亚洲的分界不在一条山脉、一条河流或一片海洋，而在于国家的政治体制与经济形态，在于社会的伦理道德，更在于人们心中的价值观念。

2003年10月，欧盟对入盟候选成员国进行了评估，特别是对土耳其进行了重点评估。评估的结论是，欧盟认为土耳其的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更加接近了加入欧盟的各项标准。但是欧盟同时也指出，土耳其在人权领域，特别是在塞浦路斯问题上，还离欧盟的要求相差甚远。针对欧盟的指责，土耳其政府一方面提出塞浦路斯问题不应该成为其加入欧盟的政治标准，并对于欧盟在候选成员国中制定双重标准表示不满；另一方面外交部长居尔代表土耳其政府表示，要及早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并且敦促塞浦路斯希族与土族双方要拿出诚意，为早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创造条件。纵观21世纪，土耳其与欧盟未来关系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即双方经贸关系的长足发展，政治领域内的充分信任，以及土耳其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程度。在这些层面上，虽然土耳其与欧盟完全有合作的基础，但也存在着大量影响两者关系健康发展的消极因素。

因此，笔者认为，虽然欧盟倾向于接受美国对土耳其战略地位的分析，表示欧盟的大门对土耳其是敞开的，土耳其最终也可能会被欧盟所接纳，欧盟国家也会在经济上给予土耳其适当的照顾，但在短时间内土耳其不会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如此看来，土耳其与欧盟之间那种关系密切但又不会很快成为其正式成员国的特殊状态将会长期维持下去。

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民间艺人在土耳其社会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尽管近代以来土耳其人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坚持了一种接受西方社会文明的治国方略，但因为其独特的地缘和悠久的历史等因素的影响，在土耳其人传统的文化中具有很深的东方文化的烙印，特别是土耳其人在历史上除了深受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与拜占庭文化的影响之外，还深受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影响，成为世界文明交往的典型事例。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是沟通东西方历史和文化交往的大动脉，而中国的古城西安与土耳其著名的城市伊斯坦布尔正位于这条大动脉的东西两端，丝绸之路这条金光闪闪的交通大道把世界上两大民族紧密地联结了起来，使中土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史料记载，早在中国的汉代，土耳其人的祖先突厥人与中原王朝就有友好往来；在突厥政权的强盛时期，与中原王朝的交往更加密切。这种交往既有战又有和，特别是在和平年代两者之间的交往更为密切，有过通婚、公主互嫁王室等举措。

此外，历史上还有不少突厥人到中国诸多王朝去做官，并建立过丰功伟绩。联姻和做官说明了土耳其人的祖先突厥人与中原王朝的交往频繁而广泛。在中国历史上，宋代称土耳其人所建立的王朝为“芦眉国”，明朝称“鲁迷国”，清朝正式采用土耳其这一名称。特别是一条沟通东西方文明交往的丝绸之路把中土两国紧紧相连，不仅沟通了中国人民与土耳其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而且还促进了中土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丝绸和瓷器是最早的国际贸易商品，而中国则是蚕桑丝绸的发源地，也是瓷器的故乡。正是通过丝绸之路这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黄金桥梁，使得丝绸、瓷器等商品运销到了土耳其等地。由于中国的丝绸与瓷器精致典雅，再加上路途遥远，险阻重重，所以成功运抵的丝绸与瓷器自然身价不菲，珍同珙璧。因此土耳其人非常喜爱中国的丝绸和瓷器，视它们为世界之宝，并被它们的使用价值所深深地吸引，亲切地称瓷器为“绥尼”，意思为“中国的”。在历史上，除了奥斯曼王室与显宦富贵之家广泛地使用丝绸与瓷器之外，每位土耳其人也都以饮中国茶为时尚，都以使用中国瓷器和丝绸织品作为其身份与财富的象征。

此外，在土耳其，每逢素丹登基、百姓寿辰与大婚及其他重要的庆典，中国的丝绸与瓷器都是必见的贺礼。同样，不少的土耳其商人带着当地的特产，通过古老的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来到东方文明昌盛的中原王朝进行贸易，像玻璃、玛瑙、珊瑚、硼砂、香料、麝香、丁香、石榴、鸵鸟、斑马、胡羊、狮子、犀牛收藏在土耳其著名博物馆等珍贵物品，都从土耳其运托普卡帕皇宫的中国到了中原，有的作为礼品献明朝洪武年间的瓷器给了中原王朝的皇帝，有的作为贸易之物在市场上出售，其中不少的珍贵物品都来自欧洲和非洲。

此外，土耳其人为促进东西方文明交往而作出巨大贡献的另外一个佐证，就是郁金香的西传。据有关史料记载：郁金香最早盛产于中国，后传入伊朗种植。16世纪奥斯曼帝国强盛时期，郁金香的球茎被移植于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在土耳其的历史上，17世纪盛产郁金花并以此花为象征优美欢乐的时代，被称之为“郁金香时代”。此后，郁金香又被荷兰人从伊斯坦布尔发现而带回荷兰种植。由于荷兰气候湿润，而且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市场，所以郁金香在荷兰大受欢迎，许多人为了种植郁金香而不惜耗费巨资，一度在荷兰的历史上形成郁金香种植热潮，其结果便是荷兰今日培植郁金香的技术完善而发达，不但使郁金香以后成为了荷兰的国花，而且还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郁金香经济”。今天的荷兰郁金香已经誉满全球，而且颇获经济效益，但是人们谁又会想到郁金香竟是由土耳其西传至荷兰的“中国花”。另外，根据著名的鄂文浑碑文的记载，在土耳其人早期的文字中就存在着许多汉字。由于土耳其人同中原诸多王朝存在着长期甚为密切的交往，所以土耳其语也就自然而然地受到了汉语的重大影响。例如汉语里的一些单词“茶叶”、“瓷器”、“水”、“衣服”等都被土耳其语所采用，特别是发音与汉语极为相近。此外，早期土耳其人所采用的十二生肖，就是最典型的中原文化，也是两国文化广泛交流、互相影响的最好例证。另外，12世纪的时候，中国的皮影戏传到了土耳其，而且流传至今。土耳其人把皮影戏称之为黑眼睛剧场，剧中多是反映土耳其人家庭生活趣味的内容，主体多是些劝善惩恶的说教，故事剧情的矛盾解决，也都落到了伊斯兰教经典规范的准则上，使人们在皮影戏这个小巧玲珑的舞台方寸之间，领略到了无穷无尽的乐趣。在电影没有出现之前，皮影戏是土耳其人最喜爱的娱乐活动形式之一。

总之，土耳其人灿烂的社会文化，是在继承了东西方各民族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起来的，所以具有突出的多民族、多来源的特征。特别是土耳其人的文化，由于遵循了敞开大门与世界沟通的开放精神，因此更显得开阔、明亮、一片生机，在东西方的文化沟通上，在人类社会的文明交往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对世界历史文化发展的路径取向，有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力，为东西方文化的贯通融合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互动大舞台。

二、奇特的风土人情

土耳其人灿烂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特别是与东西方悠久的血缘关系，不仅使土耳其成为一个让人产生思古之情的国家，而且也使得土耳其人有了一种错综复杂而多样性的奇特风土人情。土耳其的人文风光与其历史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充满了人情味，孕育着崭新的含义。因此，尽管在当今的土耳其处处显示出其积极向往西方文明的印证，但它仍然不失为一个具有浓厚东方传统特征的国家，特别是在它的社会生活中，至今仍然保留着许多具有东方传统烙印的风土人情。例如，土耳其人最喜欢听具有浓厚东方文化色彩的民族歌曲，特别是在一些盛大的节假日庆典上，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们演唱民族歌曲，欢跳民间舞蹈，成为一种时尚，广泛流行。正在演出的土耳其街头艺人们土耳其人起源于游牧大草原，受大自然的影响，不但个个剽悍骁勇，而且个个能歌善舞，因而土耳其人的舞蹈形态优美，举世闻名。土耳其人的舞蹈是在其早年的游牧民族舞蹈艺术基础之上吸收了东西方的舞蹈艺术特点而逐渐形成的。例如《匙子舞》、《黑海男子舞》等，乍看起来似乎很像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以及英国、法国的绅士舞蹈。其舞步优雅端庄，上身笔挺，阔步昂首，目不斜视。

但经过仔细观察研究之后，便可以发现其中包蕴着细腻委婉、柔媚和谐的东方舞蹈特色。另外，土耳其人在舞蹈中也体现了尚武的精神。例如，在土耳其人的许多舞蹈中，即使内容题材与战争无关，舞蹈者也总是要身披甲胄，足蹬马靴，甚至肩上还要斜披子弹带，以显示其英武盖世的精神面貌。如在著名的《黑海男子舞》中，演员身穿马甲窄腿裤，足蹬高统皮靴，头缠巾帕，腰束皮带，身上佩带短剑、刀叉、护身符等物件，服装墨黑，这显然是土其人夜战时的戎装打扮，也是土耳其人在长期的战争中逐步形成的民族风情。此外，土耳其人舞蹈的另外一个特色是服装异常华丽。在历史上，土耳其人的舞蹈从民间转入宫廷之后，歌舞者的服饰堪与君王嫔妃们华丽的服装相媲美。在土耳其的小城镇里，人们至今仍然保持着传统的习俗来庆祝重大的节日。镇里上了年纪的长者用标准的传统迎宾礼节来欢迎宾客，所有的表演，包括涂油的摔跤比赛，魔术师的幻术与小手鼓乐器都伴随着音乐而搭配演出。演出的内容通常以歌曲或舞蹈点缀，或两者同时演出。从这些惟妙惟肖的演出中，既可以发现土耳其人天生富有的表演天分，在向人们披露演出技巧的同时，以此取悦观众，又可以丰富调剂人们的文化生活，极大地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在土耳其，宗教节庆日与国家法定假日时所举办的各类演出，一般多在大的广场举行表演，而一些具有表演内容的婚礼仪式，或其他节庆活动，例如男童的割礼等，则都伴随着民族乐器的演奏和翩翩起舞的传统民间舞蹈，在小酒馆、咖啡店或私人寓所中举行。此外，土耳其人除了具有表演天分之外，还酷爱各种体育项目。土耳其人在举重、摔跤、骑马、足球等体育项目比赛中一直名列前茅，特别是对于足球，土耳其人所表现出的钟爱如痴如醉。在土耳其的大街小巷中，到处都可以看到为追逐足球而四处奔跑的身影。2002年7月，在世界杯的足球比赛中，土耳其国家足球队一路闯关拼搏，取得了第三名的优异成绩。土耳其的手工艺人们土耳其人的手工艺品在世界上也同样享有盛誉，在许多领域中，使得土耳其人颇有一种可以引为骄傲自豪的成就感。例如织锦、木刻、石刻、羊皮制品、饰有几何图案或花卉蔬菜图案的彩色瓷砖等都久负盛名，誉满世界。此外，土耳其人尤其擅长编织，如土耳其地毯以其构思新颖，工艺精细，图案匀称，富贵华丽而着称于世，被欧洲许多国家的名人显贵使用和珍藏。土耳其人注重着装，追逐潮流。在西方化与世俗化的理念指导下，土耳其人在时装设计上不断吸取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精华，非常时尚的服装早已进入城乡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所以在大街小巷中驻足欣赏过往行人的服饰真算得上是一种人生享受。特别是在一些社交应酬场面，女士小姐们的各式服装更是让人眼花缭乱，似乎是在进行一场品位和财富的竞争。在服饰穿着打扮上，土耳其人虽然在时装设计上不断吸取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精华，但土耳其人对传统服饰也始终不肯割舍，特别是那种具有东方游牧民族传统特色的宽裆收脚灯笼裤，在广大的乡村依然有人穿着。所以，在土耳其的大街小巷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道风景线，那就是在奔驰、宝马、雷诺等世界名车川流不息时，身着传统土耳其服饰的乡下人昂首骑驴漫步其间。

土耳其人的建筑也是东西方文明融合的标志性之一。其建筑外观追求修饰，穹顶线条流畅，窗上镶嵌各色玻璃，墙壁粘贴图案瓷砖，带有明显的伊斯兰风格。特别是那些遍布于全国各地的清真寺建筑艺术，不仅规模宏伟壮观，雕刻装饰绚丽多彩，而且造型独具一格，令人赏心悦目。现代土耳其人的建筑主要吸收了西方建筑的精华。例如，在土耳其的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有新老两个王宫，新王宫完全仿照法国的凡尔赛宫建造，在许多部位都可以看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影响。老王宫则建有世界闻名的土耳其浴等设施，却没有供王室成员使用的卫生间，当问及导游小姐其王室成员如何方便时，答曰：在院内角落刨土坑儿方便后掩埋！当然，在土耳其人的现代住宅里，卫生间是必不可少的。

位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城市的莫巴切皇宫，由美丽的海瑞凯地毯，欧洲的水晶灯，以及丰富的绘画珍品装点起来，反映了奥斯曼帝国晚期杰出的建筑技艺。土耳其人的家庭以夫妻关系为核心，子女成家后就要另立门户，但幼子要留在父母身边，负责养老送终，并有独子不分家的习俗。此外，土耳其人的习俗以40天为产褥期，以摇床为主要的育儿工具。新生儿都要行命名礼，男孩子还要行割礼，一般在5岁或7岁，须在春、秋两季的单月进行。此外，按照土耳其人传统的有关规定，在财产继承权上，子、女、妻都有继承权，但女儿只能得到儿子份额的1/2。不过，这些习俗随着男女社会地位平等在法律中的确立，在今天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土耳其人非常重视亲属关系，分为直系亲属、近亲、远亲三种。

非直系亲属一般也以父、母、兄、姊、弟、妹相称，亲属之间相互扶助。土耳其人特别敬老重礼，所以路见长者，多避席让路，并且相互见面时，多以右手抚胸为礼。总之，土耳其人是一个非常重情义、重传统、重家族的民族。虽然这种传统文化不断遭受到西方文化的侵蚀和冲击，但作为在典型传统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土耳其青少年，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还是充满了无限热爱。此外，现代土耳其人在日常社会中虽然以公元纪年，但是作为具有伊斯兰文化背景的民族，他们的重要节庆日仍然采用伊斯兰历来推算。以古尔邦节为大年，以肉孜节为小年，并自觉遵守穆斯林每年都要封斋一个月的规定。封斋期间人们只准在日出前和日落后进食。封斋结束那天为肉孜节，又名“开斋节”，人们可以尽情地享受美食佳肴。肉孜节后的第70天，为古尔邦节，又作“献牲节”。过古尔邦节时，家家宰羊欢庆，户户贺喜拜年。此外，土耳其人在传统上每年阴历22日春分时节前后，还要过努吾若孜节，即立春节。这个节日不是伊斯兰教所规定的节日，据说是土耳其人的东方祖先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在土耳其，现在过这个节日的人数已经不太多了。

在传统文化中，土耳其菜是土耳其人的另一骄傲，种类繁多，做法以烤、炸、煎、煮为主。烹饪的基础是面食，但以肉食见长。土耳其人善于享用美食，在餐饮方面决不凑合将就，因此，土耳其人的菜肴既不像西餐过分追求营养和热量，又不像中餐那样讲究色香味俱全，而集中两大菜系的优点于一身，既实惠又美味，自成一派，号称世界三大烹饪体系之一，以其品种繁多、美味可口，与法国菜和中国菜并称世界三大美食。据历史文献考证，法国寿司和意大利面食均来源于土耳其。此外，在奥斯曼帝国时期，由于土耳其文化与阿拉伯文化交融了近600年，所以阿拉伯人的烹饪也深受其影响。土耳其的饮食文化，不光表现在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饮食的文明程度上。因此，在土耳其，餐馆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讲究的餐馆一定要建在自然风景区或依山傍水的地方。在土耳其人看来，吃饭不仅仅是为了果腹，同时还要饱览美丽的风光。他们食用着各式冷盘，边谈论着开心的话题，时而还吟诗咏句尽情地享受着自然的奇妙风光。有些专家认为，欧洲人修建露天餐馆和咖啡馆就是深受土耳其人这种观点的影响。土耳其菜最大的特点是，无论烹制肉、鸡、鱼还是做面食、甜点或水果都要讲究形式的千变万化，如一道茄子菜就有40多种烹饪方法。所以，凡去过土耳其的游人无在传统土耳其咖啡店喝咖啡的土耳其人不对土耳其菜交口称赞。在土耳其的饭店、餐馆就餐时，人们主要使用刀叉，但在某些家庭中，仍然保持着传统的风俗，用餐时全家围圈而坐，用掰开的面包夹菜吃，这与阿拉伯人用大饼捏菜的习惯没有两样。此外，土耳其人的咖啡也闻名于世。据有关历史资料记载：16世纪的时候，有一次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在从维也纳仓皇撤退的过程中，不慎将装有咖啡的袋子遗留在了维也纳，咖啡便因此通过维也纳而流行于整个欧洲。今日的土耳其，在满是树阴的广场当中，人们悠闲地坐在咖啡屋里品尝着浓浓香香的咖啡，与亲朋好友玩着西洋象棋或者讨论国家时事，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一道风景线。另外，土耳其人的婚俗非常奇特，更能反映出土耳其人奇特的风土人情。土耳其人在婚姻以及贞操观上，从一而终的传统观念很强，妇女的贞操很受重视。如果小伙子和情人发生婚前性关系，那是一件非常危险也是可耻的事情，会招致被姑娘的父亲、兄弟杀死的危险，因为土耳其人崇尚复仇，这种民族特性同他们起源于大草原上的游牧部落有很大的关系。

在历史上，土耳其一直是一个穆斯林国家按照伊斯兰教的有关规定，每位成年男子可娶妻妾4人，所以他们可以到教长那里登记同4位女人结婚。但自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世俗化的社会改革中，政府以瑞士民法为蓝本颁布实施了新的土耳其民法，取代了传统的伊斯兰教教法，禁止一夫多妻，实行一夫一妻制，无情地废除了所有一切妨碍妇女自由和尊严的古老禁例。土耳其人的新民法典规定，结婚仪式要在市政府、公民登记局或专门的结婚厅举行。在婚礼仪式上要宣读有关法律条文，签发结婚证书，举办小规模的婚宴。但在广大的乡村中，已经习惯了传统宗教婚礼的一些土耳其人，对这种正式的非宗教结婚仪式并不感兴趣，而要求在教长的主持下举行传统的穆斯林婚礼。土耳其政府为了推进世俗化的社会改革，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坚决不承认穆斯林传统婚礼的合法性，所以认为通过这种穆斯林传统仪式结婚后所生的孩子，在法律地位上只能是不合法的，他们所应有的各种权利，国家和社会也都不给予保护。

在土耳其，虽然自由恋爱已成为男女青年相互交往的主要形式，但在一些乡村仍然认为男方如果不送彩礼就意味着有意贬低女方的身价，所以，一些家境贫寒的男子，经常因为拿不起高额的结婚聘金，不得不到心上人的家去当“入赘女婿”，在未来的岳父家中先服劳役，时间一般为2～3年，劳役期满后才可同心上人结婚。如今的土耳其人已经形成了习惯，常用“像入赘女婿一样”这句话来形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不顺心。此外，按照土耳其人的传统旧习俗，妻丧夫，其夫之兄弟不能续娶其嫂，寡妇可以回娘家或改嫁；但夫丧妻，可以续娶其妻的姊妹。

土耳其人对于离婚和再婚的态度总的来说比较宽容，如离婚时夫妻一律平分财产，但旧习俗中又特别规定妻子无权首先提出离婚，不过这种男女不平等的状况，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目前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总之，在土耳其人的婚姻中，可以说是新与旧形成鲜明的对比，既存在着两家互相交换新娘的换亲婚俗，以及丈夫可以娶其妻的姊妹为妻的内嫁婚俗，也存在着文明的现代婚俗，如旅行结婚、到国外去度蜜月等。此外，土耳其人一般在订婚后不久便举行婚礼，而城市青年在举行婚礼时新郎身穿黑色服装，新娘则身着白色婚纱，迎接新娘的车队被彩带、鲜花和气球装点各非常具有特色。在婚礼仪式上，新郎与新娘还要相互交换结婚戒指，作为永久性的纪念物。

土耳其农村的婚礼同城市的婚礼差别较大，更具有土耳其人的传统性。在农村，结婚的前一天新娘要洗新娘澡，旨在荡涤身上的污垢，迎接新的生活。这天新娘和她的母亲邀请女友、女眷们一起来到澡堂，新娘由亲人领着走进澡堂，裸露着全身一边绕堂转一周，一边行亲吻长辈手掌的礼，而婆婆作为必被邀请者，在一旁向新娘头上撒钱和吉祥物，那些被邀请来的女友则载歌载舞。此外，在洗澡仪式的前一天，新郎要给新娘送去衣服、肥皂和香料等。新娘在洗澡仪式完毕后，所有的脚趾一律染成红褐色，右脚由婆婆来染，左脚则由新娘自己染。在土耳其，一些地方举行的结婚仪式相当安静而文雅，既没有抢亲的传统，也没有闹婚的疯狂习俗。在这种文雅安静的婚礼上，新郎和新娘不接吻，也没有要求他们接吻的呼声。婚礼上，宾客们先为新郎和新娘祝酒，然后再举行一个简单的舞会。舞会上，只有新郎或者新郎的近亲才有权利同新娘一块跳舞，其他人是决不允许的，整个婚礼活动显得既文明又庄重。

在土耳其，喜庆的婚礼一般要延续好几天。第一天的婚礼是在新郎家庆贺，这天新郎家彩旗飘展，锣鼓喧天，随着教长在新郎家的吟唱声，结婚仪式便拉开了序幕。新郎家要设宴款待所有宾客，全村人也都要来表示庆贺。第二天的结婚仪式在新娘家举行，新娘家也要设宴招待来自四方的宾客。而此时新郎家的宴席已经散了，新郎的父母和宾客们要到新娘家去准备实行抢亲。当新郎家的抢亲歌队、仪仗队来到新娘家时，这里的家宴还在进行着，清一色的女宾客们正在欢庆婚礼。当新娘的亲人在新郎家的迎亲大队到来时，一般都要伪装成不愿意把自己的姑娘嫁出去的举动，于是双方开始争抢，新娘则趁机溜走，躲到村里其他人家。在新娘被发现抢走后，新娘家的女宾客们要四处去寻找新娘，找到后再把她带回家中躲藏起来。当抢亲游戏完结之后，新娘要头蒙一块红纱，跪在一张大红地毯上，由伴娘中人品最受称道的已婚妇女，为其揭开头纱，并用红柳叶为她染红手指，同时口诵古老的“红柳夜”传说，因而这一天的日子又被土耳其人称作为“红柳日”。随后，新娘挥手告别双亲，骑着白马或者骆驼同抢亲的队伍一起回到新郎家中。在土耳其，婚礼的第二天凌晨时刻，新郎与新娘要带上贵重的礼品，一块儿到主婚人家中去致谢。然后，婆婆把新娘带到一个房间中休息，天黑后新娘的父亲把新娘从主婚人家中领回到新郎家，教长则在门槛前向新郎不住地表示祝福。新郎在打碎一个杯子之后，走进门以表示新的生活开始了。客人们酒足饭饱散去后，教长便把新娘的手放到新郎的手中让他们双双返回家中。此时，长达三天的婚礼最终宣告结束。以上的那些婚礼形式极具土耳其民族特色，也是土耳其穆斯林多年来形成的传统生活习惯。与上述在婚礼中假装抢亲相比，目前在土耳其比较偏僻的乡村仍然还有一些名副其实的抢亲者，这主要是由于日常生活中还存在买卖婚姻所造成的。在土耳其乡村，那些长相好、品行好的姑娘，一般聘金都很高，许多男青年，尤其是那些家境比较贫寒的男青年，无论如何也积攒不到一笔价值一辆小汽车的聘金。然而，由于土耳其人的贞操观极强，所以生活中有许多男青年都冒着生命被毁之险去实行抢亲，其目的是把生米做成熟饭。抢亲的男青年一般是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把自己的心上人抢走，然后躲进深山老林或者城镇郊区。姑娘被抢后，她的亲属们并不甘心，常常救抢追赶，因为对于姑娘的父亲来说，这是一种嘲弄，同时他也许会因此而失去高额聘金。所以，被抢姑娘的父亲往往要去当地法院投诉，并扬言要杀死抢亲者和自己的女儿。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判决，一般主要是根据被抢姑娘的态度而定，如果抢亲事先未得到姑娘的默许，抢亲的男青年一般都会被判处10年徒刑。实际上，大多数被抢的姑娘都采取了一种默许的态度，因为经过抢亲后的姑娘常被人们看作不再纯洁的女人，要想再嫁人将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在土耳其，抢亲者一旦被法院判处无罪后，法院则会让姑娘和小伙子马上去有关政府部门办理正式登记的结婚手续，而满腹怨言的姑娘家双亲也会在长者的调停下，无奈地接受男青年很少数量的聘金后，不得不表示同意男女青年结婚。但是，男青年与岳父岳母大人之间的最终和解，却往往是要等到姑娘生下儿女之后，彼此之间的恩恩怨怨才会烟消云散。

历史上，土耳其人是一个骁勇善战的民族，青年人把上战场为国捐躯视作一种神圣的职责，这种尚武的传统俗习一直流传至今。土耳其共和国实行的是义务兵役，每位年轻人都把替国家服兵役看作崇高的荣誉。所以，在土耳其可以说是一人参军，全家光荣。接到入伍通知书后，参军的青年人往往欢聚一堂纵情欢乐，而亲朋好友们则宰羊置酒，敞怀痛饮，通宵达旦。此时，即将入伍的每位青年人都要挨家挨户地去与乡邻话别，虽然离别只有短短的18个月（土耳其服兵役的时间为一年半），但大家都显得非常情切意真。而此时的乡里乡亲们，也会把许多赏钱和赠物亲自送给参军者，以表敬意。参军男青年的心上人更是情意绵绵，把自己的思念和祝福全都绣到一个手帕上，并托家人转送给自己的情郎留作纪念，参军男青年则将其视为最珍贵的礼物保存起来。除此之外，教长作为赐福求安的使者，在送行时也要为参军者祈祷，祝福他一路顺利平安。特别是当参军者行完吻手礼，并拥抱完亲朋好友之后，预示着新的征程即将来临。此时，欢送的人群开始不断地在参军者身上泼下一桶桶水以示吉祥，在到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中，参军者踏上了从军的征程。与参军者临别时，亲人们一般都不会哭泣，因为哭泣被土耳其人视为一种不吉利的象征。

土耳其除了具有那令人叫绝的自然美景和风格独特的名胜古迹，让成千上万的外国游客流连忘返之外，它那奇特的风土人情也深深地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特别是还有那世界闻名的土耳其浴更是让人难以忘怀。土耳其浴是从古罗马浴室发展演变而来的，因此，在土耳其旅游，享受一下世界闻名的土耳其浴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洗土耳其浴的时候，提供专业按摩与搓背服务的人员，男的称为泰拉克，女的称为那提尔。你洗完土耳其浴离开的时候，一定会自言自语地说：“我这一辈子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干净。”在土耳其，人们既非常热爱生活，又非常会享受生活，除了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世界闻名的土耳其浴这个例子之外，土耳其人还沿着景色秀丽的黑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海岸线，修建了许许多多观光设施和居住区式的别墅，租给那些来自国内外的游客度假使用。现代化的游艇星罗棋布地停泊在港口，搭乘许可航行的双桅帆船与电动游艇长途旅行是一项不错的选择。在旅游旺季，沿海地区村庄、乡镇小规模的饭店以及民宅等都可以用来接待国内外游客吃住。总之，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景观，不断引发人们的怀古幽思之情，使得土耳其成了世界旅游地。土耳其每年光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就达100万人次，游客数量居世界第19位，每年旅游的净收入超过100亿美元。

三、宗教的世俗化

伊斯兰教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社会文化现象之一，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由阿拉伯民族的宗教逐渐发展成为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世界性宗教，成了被传入地区和民族的一种共同宗教信仰、文化体系以及生活方式。历史上，伊斯兰教一直是土耳其人的国教，土耳其一直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宗教神权国家，全国大约有98%的人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一直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土耳其人是在8～10世纪以后，经过多年的教化和影响而皈依了伊斯兰教，现在已有一千多年的伊斯兰教文化传统，因此，伊斯兰教作为土耳其人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成分，不可能不影响到土耳其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社会生活与政治制度的全部结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在土耳其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无不显示出了伊斯兰教的积极控驭与渗透。历史上，土耳其人把自己与伊斯兰教完全等同起来的做法，使他们对伊斯兰教表现出无限的忠诚，视传播和维护伊斯兰教为其神圣的使命，以致于使得土耳其民族这一概念，因受伊斯兰教的长期影响而根本就无法显露出来。土耳其人近现代社会的历史变迁具有巨大的、深刻的和急骤的特征，是一个动态发展演变的整体过程。

特别是自从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国父凯末尔的民族、民主、世俗化思想的倡导下，土耳其人崇尚西方文明，走出了历史的徘徊歧途，逐渐地融入到了世界主流文明之中，实现了其历史宏愿，那就是采取了西方文明的政治制度，实行了宗教与国家政治分离的世俗化制度，即宣布土耳其是一个非宗教的现代国家，但同时又保留了土耳其的文化传统，允许伊斯兰教在私人生活领域中发挥其固有的文明作用，从而彻底摆脱了宗教神权对土耳其社会的正在地中海沿岸美丽的沙滩上游玩的土耳其人束缚。

这一方面表明在土耳其共和国每位公民都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反对宗教干涉人们的世俗生活和国家政治事务，最终顺利地完成了如此艰巨的制度性社会转变；另一方面也表明土耳其人将与历史上的大宗教主义时代彻底告别，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政治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时期，以便使伊斯兰教更加具有一个现代化、民族化和世俗化的形式，决不让伊斯兰教的僧侣们参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生活。在伊斯兰国家的历史上，政治与宗教往往是合为一体的，政治为强烈的宗教精神所支持。因此，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历史积淀的特殊文化现象，它包含着信仰体系、社会意识、道德规范、价值观念、民风民俗、语言文字、科学技术成就等极其广泛的内容。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在土耳其人中间经过一千年的传播和发展，逐渐形成了具有土耳其特色的伊斯兰教传统，而这种传统又具有很浓厚的保守主义色彩。因此，具有土耳其特色的伊斯兰教传统与土耳其的现代性之间造成了很深的矛盾，所以要进行现代化、促进土耳其共和国的全面发展，就必须开展全面性的世俗化社会改革。

土耳其人现代化的发展，以不可阻挡之势使伊斯兰宗教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伊斯兰宗教所面临的这种巨大挑战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为：土耳其人对社会的现代性所采取的态度是全盘接受现代性因素中的世俗化价值观，抛弃传统的宗教生活，并在传统主义与现代性之间进行调适，使其宗教信仰与世俗生活方式作出一些适应时代的变化，用世俗主义的尺度与理念来规范土耳其社会与国家，而把宗教仅仅理解为“私人的事情”。土耳其宗教世俗化的促发力，主要是来自其社会生活中不断增长的现代性特征。例如，生活模式的变化、经济地位的上升，宗教多元化的发展，以及自由民主的社会氛围等。而社会生活中不断增长的现代性特征贬低了伊斯兰宗教的权威性，弘扬了世俗性，表现为宗教虔敬的降低是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社会现象，也是以世俗化为主要特征的土耳其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因为，土耳其宗教世俗化的发展不只是文化自身的价值取向，也是与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文社会环境的变化密不可分的。长期以来，在土耳其的人文社会生活中，怎样处理宗教与世俗、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一直是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因为在土耳其，虽然社会经历了许多陵谷变迁，世道人心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传统的伊斯兰宗教观念仍然在一些民众心中根深蒂固，从而使得土耳其宗教世俗化的改革道路漫长又艰辛。1928年6月，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对宪法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宪法删除了“伊斯兰教为国教”和“教法规则由大国民议会贯彻实施”的内容，认为像其他的社会制度一样，宗教经贸往来必须迎合社会生活变化的需要，必须跟上历史发展的时代步伐，使精神生活同物质生活一样，完全按照科学的路线进行改革，使其同别的各项社会制度保持一种高度的和谐，使伊斯兰教在土耳其的社会发展中显示出它所具有的那种活力和进步性。

据此，土耳其共和国在法律上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世俗化国家。在土耳其世俗化的社会改革中，土耳其政府除了在修改后的宪法中删除了“伊斯兰教为国教”的主要内容外，1931年4月，国父凯末尔还提出了六项被称为有根本意义的原则。1937年8月，由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共和人民党在召开的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了这六项原则，共和人民党的党徽把这些原则标为“六个箭头”，并且把它写入新修改的宪法总则的第二条中。这六项原则即共和主义、民族主义、人民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和改革主义。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的含义在凯末尔的革命生涯和他的一系列讲演中已经很清楚了。可称为革命的改革主义也同样非常清楚，那就是迅速、持续而非暴力的社会变革。人民主义则以人民主权以及不分阶级只有一个人民这样的概念而著称。

新增加的一项原则为国家主义，意指土耳其政府积极指导和参与社会经济生活。被写进新宪法中的六项原则，成为土耳其共和国国家政治制度的思想基础和行为准则。特别是世俗主义，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和指路明灯，为土耳其社会的不断进步提供了改革的哲学思想和具体政策。1934年12月5日，根据土耳其共和国社会世俗化生活发展的需要，大国民议会对宪法又进行了修改，给予了土耳其妇女更多参政议政的权利。在传统上，按照伊斯兰教的规定，妇女是不能像男性一样具有平等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的。土耳其旧的宪法规定：年满18岁的男子有选举权，年满30岁的男子有被选举权，而妇女什么权利都没有。修改后的新宪法规定：年满22岁的男女均有选举权，年满30岁的女子有被选举权。宪法的这一修改，表明了土耳其共和国妇女的政治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妇女的彻底解放奠定了法律基础。1934年12月30日，土耳其举行了第一次由妇女直接参加的大国民议会的选举，在新一届大国民议会中共拥有18名女议员，占该届议员总数的4.5%。

这在土耳其和伊斯兰国家历史上是空前的壮举，甚至走在了某些西方国家的前面。土耳其宪法的修改不仅保障了妇女们可以获得更多参政议政的政治权利，还扩大了妇女们的就业领域，使妇女们取得了在国家政府机关任职的权利，于是在土耳其出现了许多女医生、女法官、女律师、女教师、女飞行员等。这种法律制度世俗性的变革，对于其社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是难以形容的。总之，在凯末尔一系列世俗化改革的推动下，一切妨碍土耳其妇女自由与尊严的古老禁例都一律被废除了，建立起了妇女在家庭、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同男子一律平等的法律制度，从此，男女平等、妇女参政议政在法律上已经是完全可能的了。此外，在新的法律制度中，同世俗原则关系最为密切的一条规定是所有土耳其男子也都取得了自由改变他们宗教信仰的合法权利，这在传统的伊斯兰教教法中是严格禁止的。土耳其社会的这种急剧性变化，主要表现为强调尊重个人隐私，抛弃传统的宗教精神，树立起土耳其世俗化的民族精神，彻底摆脱宗教对社会发展的束缚，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了一套私生活领域的行为规范及交往准则，使长期被压抑的精神生活获得了彻底的解放，从而推动了土耳其社会政治与经济的迅速发展。

所谓宗教的世俗化就是说，在土耳其社会允许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而存在，但不能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因为宗教毕竟有维护社会公正和整合社会伦理的功能。土耳其宗教的世俗化，对于进一步实行彻底的政教分离，扩大和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确保世俗共和国政治制度的巩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之，土耳其是一个充满了对立与否定的矛盾统一体，是一个多样性与统一性相结合的世俗化国家，这个世俗化的国家需要不断地协调平衡多样性的文化因素，从而使现代性的思想取代传统性的伊斯兰宗教思想，成为土耳其主要的民族认同标志和有利于加快现代化进程的力量。同时，也要使伊斯兰教的一些观念，如认为所有信徒都是同一民族和共同体的成员，以及涵盖了所有信徒从生到死的生活所有方面的伊斯兰文明在社会整合与社会凝聚力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所以，土耳其人的宗教是一种在世俗制度下发挥社会功能的宗教，它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所追求的神权政治，有本质上的不同，具有民族主义、世俗主义和传统主义的色彩，是把伊斯兰教看作伊斯兰文化与传统的一部分，使其宗教完全走上了一条世俗化与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完成了人类还俗、社会祛魅的历史进程。因此，可以概括地讲：土耳其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信教的民族。

四、独特的民族性

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为共同文化、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是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要素。是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的社会文明程度，使不同的民族有其各自的特色，这种巨大的差异性就是民族特征。土耳其人独特的民族特征主要来自悠久的历史传统、奇特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社会结构。截至19世纪，土耳其人通常都是按照自古形成的一代代沿袭的生活逻辑来生活，来拓展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空间，一直都是把自己主要作为穆斯林来看待的。他们根据不同阶层的不同情况，分别属于伊斯兰教、奥斯曼王室和奥斯曼国家。一个人所说的语言、他所居住的地区，以及他自称是某某后裔的那个种族，只是具有个人的、情感上的和社会的意义，而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无关。就现代意义而言的土耳其民族这一概念，首先出现于19世纪中叶，是许许多多主客因素促成了这一概念的形成和发展。

例如，流亡于土耳其的欧洲人同流亡到欧洲的土耳其人，他们在现代土耳其民族这一概念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主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19世纪的时候，欧洲方面关于土耳其学的研究所获得的有关土耳其人的古代历史与文化的新知识，被流亡于土耳其的欧洲人和流亡到欧洲去的土耳其人传输回土耳其，使土耳其人在反抗西方列强的斗争中获得了巨大的教益，促使其现代民族意识日益增长。最初，土耳其民族这一概念仅限于被少数知识界人士所接受，后来随着土耳其共性感情的不断滋长，民族概念的提出逐渐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有意识的社会行为，从而奠定了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基础，所以，当1923年第一次采用土耳其和土耳其人作为土耳其共和国及其人民的正式称号时，就标志着土耳其民族这一概念的最后形成。

在历史上，一度骄横一世、令世界战怵、使欧洲人望风而逃的土耳其人主要是由三股主流所形成，即地方性源流、土耳其源流和伊斯兰源流。早期的土耳其人作为游牧部落民族，大约在6～7世纪开始向西南移动进入中亚，11世纪初通过大规模的迁徙到达小亚细亚半岛，但是，当地原有的居民并没有因此而被入侵者所消灭掉，或者被通通驱逐到其他地方去，而是受到同化并相互融合，此时，来自于古老东方的土耳其人，完全继承了小亚细亚半岛的文化遗产。

另外，在历史上，土耳其人一直都没有流露过种族自大感，他们也不排外，更不坚持他们的后代必须都是“纯”土耳其种。这种开明的观念与行为同早期哈里发国家的阿拉伯征服者对被改信了伊斯兰教的非阿拉伯人实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相比，实在不可同日而语。在奥斯曼帝国的强盛时期，土耳其语在奥斯曼帝国以及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扮演着一种英语在我们当今世界所具有的角色，即贸易和外交界以及稍后思想界的一种国际通用语言。此外，掌握土耳其语也是当时的社会人们获得政治权力和提高社会地位的必要条件，这种必要条件无论是对于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还是对于阿尔巴尼亚人、希腊人和斯拉夫人，一律如此。土耳其语作为土耳其人的一种传统象征，成了一种丰富而含义细微的表达方式，成了每一位社会成员飞黄腾达所具备的必要条件，成了创造土耳其文明的有价值的工具。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土耳其人完全不具备民族意识，在此问题上他们远不如阿拉伯人或波斯人的民族意识那么强烈。15世纪以后，随着土耳其人对外征服的不断成功，大量土耳其人迁徙到了被征服的小亚细亚地区定居下来，此后逐渐地成了每日劳作的农业耕作者。这一切不但维护和增强了奥斯曼帝国社会中土耳其人所固有的传统，而且也使整个小亚细亚地区顺利地完成了土耳其化的发展演变过程。形成土耳其人的第三股主流是伊斯兰源流。

土耳其人最初是在边疆地带通过商贸活动逐渐地接触到了伊斯兰教，从那时起直到现在，他们的信仰和传统始终保持着伊斯兰教的特点。虽然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土耳其人的宗教已经逐渐世俗化了，但是伊斯兰教的传统与信仰依旧是他们民族意识中的主要因素。土耳其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由奠定直到灭亡，始终是一个致力于促进或保卫伊斯兰教权力、传统与信仰的国家。特别是在六百多年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同信仰基督教的西方社会几乎连年进行战争。最初的战争是土耳其人企图把伊斯兰教的政治统治强加于大部分的欧洲地区，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成功的。

此后，土耳其人又在长期拖延不决的保卫伊斯兰文明的斗争中，千方百计地设法阻止或延缓西方社会毫不留情的反攻。因此，土耳其人同伊斯兰教之间那种等同关系，不可能不影响到土耳其人的社会制度与民族特征，不可能不影响到土耳其人的价值观念与社会方式。另外，土耳其人那种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巧妙融合的历史发展进程，造就了其独特的重情意、重家族、重传统的多元化民族特性，使土耳其人生性开朗豪爽，保留着一份真诚和谦恭，让你从他们身上很容易地就能感受到东方人特有的热情好客，所以与他们交朋友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在土耳其，当大家彼此熟悉了以后，他们会主动邀请你去家中作客，哪怕是再短时间的访问，主人也会拿出红茶、咖啡、蛋糕、点心、水果等来招待客人，但决不轻易请你吃饭，原因很简单，彼此还没有成为世交。然而当你迷途问路时，土耳其人又会非常耐心地告诉你如何行走，甚至不厌其烦地亲自陪同你去寻找你要去的地方。土耳其人这种热情好客与真诚善待他人的民族特性举世闻名，使人们充分体会到了东方人所固有的情调。此外，土耳其人讲话交流时特别喜爱打手势，这种手势有力、简洁，充满了土耳其人特有的含蓄和自信。

总的来说，土耳其人是善于交往、热情豪爽的，交流的方式也是极为生动的。然而，在社会的交往方面，如果土耳其人要与其他任何欧洲人相比，那就又显得被动得多，因为他们通常会主动请求对方先发表意见，然后才会针对对方的发言与态度去斟酌自己的立场，从而作出最终的答复。土耳其人的这种交往方式，完全可以归类为善于倾听他人意见的民族，属于一种反应型文化。当然，除了倾听习惯之外，土耳其人生性又很精明，在涉及经济利益的事情上特别斤斤计较。比如，几个朋友一起外出，分账开销天经地义，就连一起拍照也要各付各的钱。他们的信条是：朋友是朋友，生意生意。此外，土耳其是世界旅游胜地之一，当你在土耳其这个国家旅游的时候，住宾馆、就餐和乘坐出租汽车时，听到人家跟你说“Bakschisch”，意思就是让你付小费。在土耳其，大多数游客根本就不知道各种小费的标准，这是因为小费本身就是一个灵活的东西。实际上，土耳其人的各种小费有一些不成文的规矩。在餐馆饭店，小费通常是饭费的10%，小费应该放在桌子上，然后走人。如果饭后一点小费都不给，客人会被视为不懂礼貌。在宾馆里，给提箱子的侍从所付的小费是每件行李要给1美元，而给打扫房间清洁女工的小费是每天3美元，这些钱要在你离开宾馆时直接塞给她们。

当给理发师和出租汽车司机小费时，客人应该凑成整数付给，但最多不要超过支付费用的10%。在生意圈里，土耳其人头脑反应灵活，适应力极强，主要采用一种研讨式的交流方法，因为他们喜欢为取得成功而采取较为灵活的策略。一般来说，当土耳其人被他人所拒绝的时候，虽然他们也会自然地流露出一种愤怒，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总是表现出极大的耐心，除非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完全受到了他人的愚弄。土耳其人一般很少失去理智。他们认为：坚持撇开和保留那些能够接受来自不同方面信息的沟通渠道是一种睿智和充满自信心的表现。此外，虽然土耳其人总的来说比较老实憨厚，为人殷勤好客，给人一种朴实无华的感觉，但他们一般都非常希望自己能在别人面前更显得摩登和西化，这也是土耳其人民族性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因为在土耳其人看来，西方文明是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发达程度的惟一标准。了解土耳其人所具有的这种观点之后，也就不难理解长期以来土耳其人为什么一直具有一种“欧洲情结”，为什么要执着地加入欧洲联盟，为什么希望早日融入欧洲大家庭的根本原因。另外，由于土耳其是一个人口分布稀疏而又幅员辽阔的国家，所以当两人说话时，通常保持一米多的距离以示尊重。但在人口稠密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土耳其人对朋友又喜欢贴近说话，当然这通常是局限于同性之间。因此，在土耳其的许多城镇和乡村，男子与男子共舞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所以，当你被热情好客的土耳其人邀请加入共舞时，你可千万别不好意思。

此外，土耳其人的另外一个民族性特点是，开会时的气氛通常是半正式和友好的，主持会议的人表现得非常有礼貌和热情，所以开会时的会场一般都比较活泼轻松，与会者们都能够无拘无束、畅所欲言地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在漫长的奥斯曼帝国时期，土耳其人地处东西方交通枢纽的独特地理位置，就已经使他们的对外贸易非常发达了，所以土耳其人在商贸中的谈判经验相当丰富，谈判时经常讨价还价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如果没有讨价还价反而会令他们非常失望。在土耳位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城市著名的封闭式黄金市场其进行商贸谈判时，最初的报价往往与商品本身的价值没有什么关联性，所以商贸谈判时，当价格被人压低或干脆被人拒绝的时候，土耳其商人往往会表现得泰然自若，丝毫不会表露出恼火和怒气。他们的所作所为主要是为今后双方之间进一步的经贸合作和买卖交易留下一条后路。此外，在投资新的大宗生意项目时，虽然土耳其人有着与生俱来的谨慎，但总的来说，他们还是非常乐意冒生意场上的风险，因为面对巨大的世界市场，他们心里非常清楚，土耳其具有一个得天独厚、横跨东西方的优越地理位置，而这种地理位置的独特性，既使得土耳其成了一个沟通东西方经贸往来的桥梁国家，也为他们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润回报和社会繁荣。另外，人们如何在相互交往中去与土耳其人很好地相处呢？在人际关系上，土耳其人的基本原则是平等参与，无论你是主人还是客人。这一原则决定了即便是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观点的人们也要相互尊重、共同承担责任。

所以，要想与土耳其人很好地相处，最好的办法就是完全按照他们的本来面目，而非某些误导性材料所描述的那样来对待他们。因为土耳其人在交友时，特别希望能够得到尊重和认同，希望在以诚相待、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接触往来，希望建立一种彼此之间相互信任的全面合作。因此，你不要去刻意地抨击土耳其社会现有的弊病，完全相信对方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并且极力去夸奖他聪明能干，他把屋子收拾得那么干净整洁，等等，你马上就会获得对方的好感和尊重。此外，当与土耳其人相处时，如果你能够处处表现出一种极大的信任、保持一种极大的耐心，那么，相信你最终一定会交到一些极为可靠的土耳其朋友，而且这些朋友总有一天都将会派上用场的。土耳其人是非常注重行为规范的民族。两人见面的时候，土耳其人的问候方法是：先说“欢迎光临”，时握手拥抱，在相互贴颊吻之后，再问候诸如“身体好吗？”“孩子们好吗？”“工作顺利吗？”等。

特别是在朋友之间聚会的场合，土耳其人说话之前，要首先向坐在对面的人问好。在宗教节日，这样的寒暄问候更加显得重要。年轻人拜会长者时，要吻长者的手背。在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土耳其人节日的庆祝活动是传统宗教节日的一部分，所以不宜喧闹过度。在节日期间的社交中，如果大家聚集在一间正在街头休息的土耳其老人们屋子里，那么刚开始的时候仅限于女性与女性之间、男性与男性之间相互交谈，等谈到兴头时，便不再分男女之别，大家一起共同享受愉快的时光。此外，土耳其人特别乐于赠送小孩零花钱，对于生活贫困的人们更是愿意解囊相助，这样的情景在土耳其随处可见。这种行为可能与伊斯兰教让人积德行善的传统教义有关。

在日常生活中，土耳其人非常重视亲朋之间的相互拜会走访，借以加深友情。这种相互拜会走访非常花费时间，所以人们最好在入座之前决定自己的行动。此外，当你被邀请去土耳其人家里接受招待用餐时，如果随意拒绝那是一种极不礼貌的伤害对方的行为。在进餐中，主人可能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甚至会让人感觉到有些过度地劝客人进餐，这是土耳其一种传统的招待方法。因为土耳其人相信，经过多次的劝导，客人总是一定会接受的。当然，在用餐结束以后，主人邀请客人到客厅去喝红茶、咖啡之前，客人便随意离开餐桌的做法是一种失礼的行为。此外，在送别会上，寒暄致辞的时间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土耳其必须理解的是：即使是在日常购物时，顾客与店员之间有过简短的会话之后，便开始了挑选商品和讨价还价的舌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买卖双方处于一种对立的立场，这只不过是进行着一场相互议论价格的亲善舌战。

随着土耳其现代化都市公寓式生活的不断发展，新建的现代化公寓正在逐渐取代过去那种可以远眺鹅卵石街道与有着凉爽中庭的传统三层楼结构的老房子，使得众多的家庭共同居住、生活在同一栋建筑物内。因此，土耳其人还特别重视与邻居、周围的人们和睦相处，自觉遵守互助互利的传统价值观念，渴望广泛结交朋友，从而获得一种温暖的人际关系。在土耳其，有一条叫做“购房置地，挑好邻居”的古训，媒体当中那些反映同一公寓里的邻居之间人际关系的电视喜剧也层出不穷，让人们从中体验深奥无比的东方道德文化精髓。此外，在土耳其，大人外出参加社交活动时，会让孩子们留在家中守家。在土耳其的家庭当中，父母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所以对于孩子们来说，在家里与父母就家规等进行讨价还价，以及与长者进行争吵等，都是被大家所鄙视的。另一方面，父母也尽量让孩子们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并满足他们一些合理要求。在土耳其人之间，哪怕是年龄相差无几，年长的人也希望受到晚辈的尊敬，同时也期待着对于他本人、他的家庭成员、房屋和孩子们的赞美之词。今天的土耳其不仅仅是一个让人产生思古之情的国家，而且土耳其人也并不满足于大自然的先祖造化赐予他们值得骄傲的遗产。在国父凯末尔的民族、民主和世俗化思想的指引下，土耳其人正在走向现代工业化国家，并开始形成特有的私生活领域的行为规范及交往准则，以其不同程度的个性化行为抗衡着传统价值的评价，张扬着不同的个性。特别在社会消费及生活方式上，土耳其人讲究独特的品位，唯西方社会的文化格调马首是瞻。今日的土耳其，国民生产总值大约为2350亿美元，人均GDP已达3500多美元，其综合国力居世界第16位。住有小洋房，行有小轿车，一到周末便驱车出游，树林绿地草丛边，净是烧烤野炊的人群；而到了晚上，餐馆、酒吧、咖啡馆则座无虚席，真所谓夜深入不静，极尽享受之能事。这种崇尚西方文明，已经完全世俗化的生活方式，使得土耳其人连足球都要去跟欧洲人踢，对未来现代社会的发展充满了信心。总而言之，交织着东西方文化、汇集着古今文明的土耳其，促进了世界文明的交往，推动了世界各民族、种族和文化之间的大融合，而这种文明的交往和大融合，又造就了土耳其人兼容并蓄、博取众长的民族特点，使得土耳其这幅古老而又叠合的画卷，在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趋势中更加光彩夺目、生机盎然，为世界东西方文化的大发展、大融合，起到了穿针引线、珠联璧合的作用，将会为世界文明的全面交往作出巨大的贡献。

Table of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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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独特的自然环境

一、复杂的地形与地貌

二、奇特的河流湖泊与交通

三、过渡性的气候与农业

四、丰富的矿物资源与工业

第二章、土耳其的社会概况

一、土耳其人的渊源

二、三权分立的政体

三、民族与宗教习俗

四、行政区域与教育

第三章、辉煌的文明历史

一、小亚细亚文明的演变

二、小亚细亚的突厥民族

三、塞尔柱人与东罗马帝国的争夺

四、奥斯曼人的崛起

第四章、从专制君主帝国到现代民主共和

一、奥斯曼帝国的衰败

二、社会改革的兴起

三、奥斯曼帝国的宪政运动

四、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

第五章、凯末尔领导下的社会变革

一、共和国之父凯末尔

二、政治体制改革

三、世俗化的社会改革

四、宗教与法律制度的改革

第六章、土耳其现代化的发展

一、民主政治体制的确立

二、社会经济体制的演变

三、军队在国家中的作用与影响

四、土耳其未来的社会走向

第七章、传统文化与民族特征

一、东西合璧的文化

二、奇特的风土人情

三、宗教的世俗化

四、独特的民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