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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事人照片和作者采访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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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 万里受命于危难之时（1）

- 万里受命于危难之时（2）

- 万里受命于危难之时（3）

- 万里受命于危难之时（4）

- 第一章 歃血为盟（1）

- 第一章 歃血为盟（2）

- 第一章 歃血为盟（3）

- 第一章 歃血为盟（4）

- 第一章 歃血为盟（5）

- 第一章 歃血为盟（6）

- 第一章 歃血为盟（7）

- 第一章 歃血为盟（8）

- 第一章 歃血为盟（9）

- 第一章 歃血为盟（10）

- 第一章 歃血为盟（11）

- 第一章 歃血为盟（12）

- 第一章 歃血为盟（13）

- 第一章 歃血为盟（14）

- 第一章 歃血为盟（15）

- 第一章 歃血为盟（16）

- 第一章 歃血为盟（17）

- 第一章 歃血为盟（18）

- 第一章 歃血为盟（19）

- 第一章 歃血为盟（20）

- 第一章 歃血为盟（21）

- 第一章 歃血为盟（22）

- 第一章 歃血为盟（23）

- 第一章 歃血为盟（24）

- 第一章 歃血为盟（25）

- 第一章 歃血为盟（26）

- 第一章 歃血为盟（27）

- 第一章 歃血为盟（28）

- 第一章 歃血为盟（29）

- 第二章 突破禁区（1）

- 第二章 突破禁区（2）

- 第二章 突破禁区（3）

- 第二章 突破禁区（4）

- 第二章 突破禁区（5）

- 第二章 突破禁区（6）

- 第二章 突破禁区（7）

- 第二章 突破禁区（8）

- 第二章 突破禁区（9）

- 第二章 突破禁区（10）

- 第二章 突破禁区（11）

- 第二章 突破禁区（12）

- 第二章 突破禁区（13）

- 第二章 突破禁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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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突破禁区（24）

- 第二章 突破禁区（25）

- 第二章 突破禁区（26）

- 第二章 突破禁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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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突破禁区（29）

- 第二章 突破禁区（30）

- 第二章 突破禁区（31）

- 第二章 突破禁区（32）

- 第二章 突破禁区（33）

- 第二章 突破禁区（34）

- 第二章 突破禁区（35）

- 第二章 突破禁区（36）

- 第二章 突破禁区（37）

- 第三章 风雨兼程（1）

- 第三章 风雨兼程（2）

- 第三章 风雨兼程（3）

- 第三章 风雨兼程（4）

- 第三章 风雨兼程（5）

- 第三章 风雨兼程（6）

- 第三章 风雨兼程（7）

- 第三章 风雨兼程（8）

- 第三章 风雨兼程（9）

- 第三章 风雨兼程（10）

- 第三章 风雨兼程（11）

- 第三章 风雨兼程（12）

- 第三章 风雨兼程（13）

- 第三章 风雨兼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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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风雨兼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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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风雨兼程（30）

- 第三章 风雨兼程（31）

- 第三章 风雨兼程（32）

编辑推荐

【编辑推荐】

1、 建国六十年、农村改革三十周年献礼的一部重量级作品。

2、 真实：作者用长达半年的时间北上南下，深入采访当事人，将被人们有意无意改写了的历史予以还原。

3、 公正：这是一部主旋律作品，同时，又真实地反映了现实中的落后面和历史进程中各色人物的真实表现。

4、 充实：大量细节和第一手资料，比如对万里的描写，对小岗村成名后的变迁，都超越了以往同一题材作品。

5、深刻：通过对小岗村的个案调查，展现三十年中国农村改革的发展轨迹，引出深层次的思考。

图书卖点

【图书卖点】

1、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揭开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每个人的生活都由此发生了变化。作为中国经济改革旗帜的小岗村始终是焦点和敏感话题，牵动每个读者的神经。

2、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问题已引起全体国民的关注。本书被称为中国农民问题最具影响力的声音。

3、纪念建国六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图书市场上亮点图书不多，本书作为献礼书必受关注。

4、《中国农民调查》，揭露了当时农民的生存状况和农业社会里的不公平现象。该书发行仅17天，即销售15万册 ，在社会各界引起极大反响，成为当年出版界重要事件。该书后来在黑市畅销一时。本书是两位作者继《中国农民调查》后又一部重量级作品。

读者评论

【读者评论】

这本书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社会的黑暗。——刘力

如果问我的书中哪本传阅率最高的话，毫无疑问，是那本已经被翻得甚至有些发黑了的《中国农民调查》。——加可木南

农民问题是中国的千年问题，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呓语成谶

安徽从来就是中国农业的一个风向标，因为那里的农村社会代表了中国农业的典型情况. ——phantom

用三天时间看完《中国农民调查》，感触良多，都不知该从哪里说起。 深感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环环紧扣，许多看上去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规定，假如真的更改，反而可能带来更大的问题。 ——蒙小田

看了这本书，我这个农民的孩子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我们的父辈承受着如此沉重却不应该承受的负担。

——加南

【当事人照片和作者采访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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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万里受命于危难之时

第一章歃血为盟

1.一辈子不再当农民 / 12

2.秘密会议 / 27

3.没有不透风的墙 / 44

第二章突破禁区

1.“削职为民”/ 58

2.我给你一个电话号码 / 69

3.把天戳了一个窟窿 / 82

4.中国农村改革宣言书 / 97

第三章风雨兼程

1.温饱之后的小岗人 / 108

2.祸不单行 / 118

3.住上了大房子 / 130

4.夭折的养殖场 / 138

第四章好事多磨

1.三家工厂随风消逝 / 154

2.当了一回人大代表 / 164

3.进京看望万里 / 173

第五章证明自己

1.不平静的小岗村 / 184

2.江泽民看望小岗人 / 197

3.二十年后当村长 / 201

4.一段西西弗的故事 / 209

第六章祸起萧墙

1.讨个说法 / 226

2.瓶盖厂被炸 / 238

3.县领导批办的凤阳大案 / 246

4.退隐 / 254

5.一次流产的村长选举 / 264

第七章壮士暮年

1.斗胆再进中南海 / 270

2.小岗村终于变了样 / 287

3.与严俊昌面对面 / 297

4.严宏昌的大家庭 / 305

5.胡锦涛来到小岗村 / 313

引言

“中国改革第一村”——小岗村，和当年不怕杀头坐牢也要“分田到户”的带头人严宏昌，早已是名扬天下了。新华通讯社《半月谈》杂志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出的一期特刊曾这样评述：当小岗村十八户农民“趁着夜色，走进那座破败的农家茅屋时，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普通的冬日夜晚，其实正是中国农村改革的黎明”，是他们“催生了中国农村的一轮大变革，孕育了后来改变亿万农民命运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因此，“他们的名字，也将自此载入史册”。

当然，在采访中我们发现，历史有它偶然的一面，当年有不少地方的中国农民，同样在冒着风险“分田到组”，甚至“包产到户”，不仅时间上比小岗早，而且人数之众、影响之大，也不是小岗可以比拟的。但是，后来小岗村被上上下下公认为“中国改革第一村”，自然有它必然的原因。可以说，中国没有一座村庄，会像小岗这样牵动着中国农村改革的进程，牵动着执政党几代领袖关注的目光；牵动着一场又一场思想观念的大碰撞，导致乌托邦式的人民公社的彻底解体，并从根本上孕育和催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而引发出历时更久、波及更广的以城市为重点的中国经济体制更加深刻的变革，影响和动员起十三亿中国人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在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周年之际，我们对小岗村进行了一次为时半年的采访，在深受鼓舞与由衷感佩的同时，却也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故事，让人感到意外，甚至，不可思议。奇怪的是，这么多年了，其中的许多故事几乎没有被媒体正视过，或披露过。

听小岗人讲述三十年来发生的这些故事，有些，由于太意外，我们的思绪禁不住常常从故事中跳出来，突发奇想：

假如小岗村没有这些故事，中国的农村改革，或者说中国的改革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假如这里不是亿万人瞩目的“中国改革第一村”，小岗村的这许多故事还会发生吗？

为什么，曾经不怕杀头大无畏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序幕的小岗人，却无力再现当年的雄风、续写昔日令人炫目的奇迹呢？

虽然三十年只是转瞬之间，但要准确地，把被时光湮没了的、被人们有意无意改写了的历史予以还原，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不得不追寻当事人的足迹，北上，南下，竭尽全力遍访当年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以保证我们的作品更接近真实。

现在，坐下来讲述关于小岗村的故事，还发现，我们无法绕开那些在历史的进程中对小岗人曾有着重要影响者或称“英雄”的表现。很难想象，如果我们忽略或回避了这些个人和看似与其无关的事件，历史的陈述将怎样展开。

所以就需要从头道来，多说几句。

万里受命于危难之时（1）

1977年6月21日，对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严宏昌来说，不过是极平常极平常的一天。因为这天，和以往的无数个日子一样，他正领着来自苏、鲁、冀、浙、皖五省二三百个农民弟兄，忙碌在凤阳县轧花厂打包车间的建筑工地上。那是个不大不小的工程，一栋七十九间房的三层楼。他不可能会知道，卸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这天，抵达省城合肥，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省军区第一政委；更不可能知道政局的这种变化，将会彻底改变他的命运。

已经61岁的万里“空降”安徽，可以说，受命于危难之时！

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将中国折腾得不成样子。尽管，著名艺术家常香玉用她那河南梆子特有的高亢豪迈的唱腔，把亿万人民的喜悦之情挥洒得淋漓尽致：“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但是，整个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这时万里刚被解放出来，原是派往湖北省工作，临行前他去看望邓小平，向老首长辞行。邓小平虽处于半解放状态，尚未公开露面，却已可以自由行动。他听万里说要去湖北，迟疑了一下，说：“你不要着急走，再等一两天。”邓小平随即向华国锋、叶剑英建议，安徽这个“老大难”要有个得力的干部去。于是，万里转而来了安徽。

当时的安徽死水一潭。全国各地都在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而唯独安徽不但不放手发动群众揭批“四人帮”，还在捂盖子，一捂，就是8个月。作为十年浩劫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基本没有被触动。

万里到达合肥的第二天，顾不得旅途的劳累，就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解决安徽领导班子问题》的指示，果断地改组了安徽省的领导班子。紧接着，他就快刀斩乱麻，对那些派性严重而又不肯悔改的领导干部和造反派头头，该调的调，该撤的撤，该抓的抓，不姑息，不迁就；同时为在“文革”期间受到打击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昭雪，并及时将那些根本没有问题却被“靠边”和仍关在“牛棚”的干部解放出来，迅速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

这果断而有力的一套“组合拳”，很快将死气沉沉的安徽打出一片新天地。

可是，万里没有想到，就在他大刀阔斧拨乱反正的时候，合肥的大街上竟贴满了群众渴望改变农村面貌的大字报；与此同时，许多县市紧急要求调拨粮食的报告，接连不断地送上来，反映逃荒要饭的人之多，事态之急，火烧眉毛！

万里这才发现：安徽省的经济问题远比政治问题还要严重。于是，他亲自下去做了一次认真的农村调查。

万里受命于危难之时（2）

历时20多天的这次调查，万里指定王光宇和他一道。王光宇在新的安徽省委的班子中，算是一个老资格的农业书记了。早在1954年，王光宇就是安徽省委的农工部长，一年后升为负责农口的副省长；1957年便出任分管农业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就是说，十多年来他一直就是安徽省委领导班子中主抓农业的负责人。

万里的出行很简单：他和王光宇各带一辆小车，除去驾驶员、警卫员就只有秘书。为了对安徽的农村工作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他把王光宇请到自己车上，让自己的秘书坐王光宇的车。从淮北到皖中，再到江南，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随时可停；每到一地，一竿子插到村，访到户。前后跑了20多个市县，他一不开会，二不作任何指示，只是看，只是听，只是问。他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结果是，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回忆起这次农村调查，万里说了一句十分感伤的话：

“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人，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刺激。我们有些人瞎指挥，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教训很惨重，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总结。”

在定远县卢桥，万里看到一个上身没有内衣只穿了件空心棉袄、腰间系着条旧布带的青年农民，挑着一副担子，走累了，正在路边休息，就走上去同他拉起呱来。万里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拍拍肚皮说：“没有别的要求，能填饱肚子就行。”万里说，这个要求太低了，问他还有什么要求？这位农民又打开袄襟拍拍肚皮说：“里面少装点儿山芋（红薯）干子！”

万里听罢，良久无语。

在农民住的茅草棚里，他看到床上铺的是破芦苇，盖的是烂棉絮，一根绳子就把全家人的衣服挂齐了；他闻到锅中用胡萝卜缨子和着地瓜煮成的黑糊糊的饭，已经发出了难闻的气味。

万里早就听说安徽有个以讨饭闻名的花鼓之乡凤阳县，它在安徽贫困落后的地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万里就把这个县作为他的一个重要的调研点。在凤阳县的铁路沿线，他亲眼看到蓬头垢面拖儿带女的农民，成群结队在同拦截他们的干部“玩”着“老鼠和猫的游戏”，争先恐后地扒车外流，他忍不住对当地领导发了火：“不要再念紧箍咒，再割‘资本主义尾巴’了！禁止人家出去要饭，你们总也要想想办法让大家吃饱饭呀！”

对凤阳农民外出讨饭的问题，有人说：“这里的农民有讨饭的习惯。”

万里受命于危难之时（3）

万里听了，气愤地说：“讲这种话，立场站到哪里去了，是什么感情？我没听说过，讨饭还有什么习惯！我们的农民是勤劳的，是能吃苦的，是要脸面的，我就不相信有粮食吃，有饺子吃，谁还愿意去讨饭！种粮食的农民饿肚子，这说明我们的政策不对头！”

最让万里心惊的还是金寨之行。这年11月上旬，万里前往革命老区大别山调查。大山里的金寨县燕子河公社车子进不去，万里只得下车请当地的干部带路，徒步上山。途中，他来到一户低矮残破的茅屋，因为屋内过于黑暗，进去了好一会儿才发现，在锅灶旁的一堆柴草里坐着一位老人和两个姑娘。他热情地上前问道：“老人家，8点多钟了，你怎么还坐在柴草里，不上工？”老人却依然坐着，一动没动。当地干部挂不住脸，斥责老人：“你这个老东西，省委万书记来了，问你呢，怎么不说话？”老人这才抬起头，傻傻地望着万里，突然往起一站。

万里一下惊呆了：原来老人一丝不挂，光着屁股，没穿裤子。

万里忙招呼老人蹲回到柴草里去，同时尴尬地责问旁边的两个姑娘：“你两个小姑娘怎么也蹲在那里呢？”

两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只是用羞涩好奇的眼光望着万里，身子却一动不动。

这时，当地的干部意识到了，忙小声地插话：“万书记，两个娃也没裤子穿啊。山里风寒，躲在柴草里，是为取暖。”

万里再也看不下去，慌忙转身出门。他站在阴冷的山风里，好一会才让自己平静下来。

来到又一户时，看上去也是家徒四壁，门窗都是土坯的，见不到一件木器家俱。屋中央，坐着一位衣着破烂的中年妇女，万里便询问她家的情况：“你家几口人呀？”

中年妇女回话说：“五口，夫妻俩，带三个孩子。”

“爱人呢？”万里问。

妇女说：“干活去了。”

“那三个孩子呢？”

“都出去玩了。”

万里说：“请你把他们喊回来，让我看看。”

对方面有难色，不肯出门去找。

万里有些奇怪。在他再三催促下，中年妇女这才径直向锅灶走过去，然后无可奈何地揭起锅盖。

万里发现：三个赤身裸体的孩子，都缩在灶膛里！原来烧过饭的锅灶，这时尚有余热，三个没有衣服穿的孩子正好挤在里面御寒。

万里走出这家茅屋后，已是泪流满面。

万里受命于危难之时（4）

他再也坐不住了。回到合肥后，当即主持召开了全省各市县书记会议，他同大家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讲话，他首先谈到自己在金寨县农村调查的感受。他是动了感情的，说:“大别山革命老区的人民，为我们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当年，老娘送儿子，媳妇送丈夫，弟弟送哥哥，参军参战，前仆后继；一个当时只有20多万人的金寨县，当红军、牺牲掉的，就有10万人！没有他们，哪有我们的国家？哪有我们的今天？可是，解放以后，我们搞了那么多年建设，老区的老百姓还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十七八岁的姑娘连裤子也穿不上！我们有何颜面面对江东父老，问心有愧啊！中国的革命是从农村起家的，是农民支持了我们；但是进了城，我们有些人就把农民这个母亲给忘了，忘了娘了，忘了本了！”

他说，他不能容忍一个农业大省的农民连自己的肚子也填不饱。这不对头。这就有了问题。这问题已刻不容缓。“首先得想办法让农民有饭吃！否则，连肚子也吃不饱，一切无从谈起。”

与此同时，他又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他沉痛地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又是房子不像个房子啊！我真没料到，解放20多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社会主义吗？……”

他声音有些哽咽，几次竟说不下去。

“我们必须改弦更张，”他坚定地说，“我们要用新的政策、新的办法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这些话，在今天听来其实很平常，可在当时，他提出“必须改弦更张”，却让在座的这些常委们惊心动魄、热血沸腾。

就这样，经过了几上几下，安徽省委正式出台了一个《六条》规定，下发到全省。

以万里当时的地位，显然还没有权力决定这些大政方针，他却以改革的名义，以大义凛然敢救苍生于水火的气魄与远见卓识，义无反顾地“正本清源”，冲锋陷阵，要杀出一条血路！

安徽省委《六条》强调生产队必须有自己的自主权，要建立起农村生产责任制，甚至允许生产队下面组织作业组，且允许责任到人，并鼓励农民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等。这些现在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在当时，已是石破天惊！因为它的许多规定分明触犯了神圣不可动摇的“天条”。在粉碎“四人帮”后仍处于迷茫徘徊的中国，它无疑是第一份突破“左”倾禁区的有关农业政策的开拓性文件；从而有力地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伟大序幕！

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也才有了小岗村的故事。

第一章 歃血为盟（1）

小岗村，中国农村改革曾经的风暴中心，现在已经平静了。小岗村当年的十八条好汉摁了“红手印”的那张“生死契约”，也静静地躺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馆藏室中。和共和国同岁的严宏昌，这位“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一个血气方刚、当时不满三十岁的青年农民，如今已是壮士暮年，成了“花甲”之人，只是，岁月的风霜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什么印痕；尽管他肤色黝黑，但是你不能不承认，他长得还确实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很符合中国古书中描写的那种成大事者的容貌；最显眼的，是他的头发，并不像同龄的农民那样过早地花白了，而是油光可鉴，整齐地梳向后面。他差不多已和城里的干部一样，爱着一身藏青色西装，将衬衫整齐地扎进裤腰里，整个人看上去矜持、庄重，一丝不苟。

这是二零零八年四月，清明节的前一天，我们走进了小岗村，同严宏昌面对面地坐在他家客厅那张老式的餐桌前，听他讲述小岗村的故事。

这也是七年中间，我们第二次走进这个农家小院。如今，他家院子里的那棵高大的梧桐树，依然枝繁叶茂地挺立在南墙边上；院中停放的那台拖拉机，和堆放在院墙外面的柴垛，也像没动过一样。猪圈前面的空地上，仍然有一群活蹦乱跳的小鸡，在到处觅食，带给这个农家小院的不是喧闹，竟让我们觉得周遭出奇的静谧。

我们发现，不平凡的经历，已使严宏昌修炼得深藏不露；他已经能够平静地面对过去那段历史，平静得就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小岗村，顾名思义，这是一个座落在并不太大的岗地之上的村庄。说它小，确实小，3十年前它只有二十户、一百一十五口人。地图上你绝对找不到它的坐标，我们也只知道它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当时还叫滁县地区）凤阳县城东南四十华里一个海拔五十米左右的丘陵岗地。

严宏昌当年不怕杀头坐牢也要把田分到各家各户偷搞“包干到户”的那会儿，小岗村还只是一个生产队，俗称“小岗队”，相当于今天中国农村的村民小组。

那时候的小岗人穷得就像岗地上的石头，光溜溜的，穷得走投无路了，才会冒死一搏。

毛泽东说：“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还说过：“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这些话，他都说对了。只是在他老人家去世两年多后，他一直反对的“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终于搞成。

小岗村所在的凤阳县，那也是因为穷才出了大名的。有谁不知道那首《凤阳歌》呢？

第一章 歃血为盟（2）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骡马，

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

身背花鼓走四方。

朱元璋确是凤阳县人士，但是凤阳的穷，实在怪不得凤阳出来的这位皇帝老儿，在他之前，这儿就已经不是个“好地方”。朱元璋在《大明皇陵碑》中就曾有过如此描述：“昔我父皇，寓居是方，农业艰辛，朝夕彷徨，俄尔天灾流行，眷属罹殃……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

凤阳史称“钟离”和“濠州”，洪武七年才由朱元璋易名为凤阳府。意思是，凤凰不落无宝之地，此乃宝地。显然这只是朱皇帝的一厢情愿，不过这地名却是被沿用至今。凤阳辖区地处长江与淮河之间的丘陵地带，向来被称作“江淮屋脊”，长年缺水；再加上中国的历史上但凡出现南北分治，也多以淮水为界，三国时，魏吴对之，“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此诸县并在江淮南北，虚此地，无复民户”；南北朝时，南方的宋、齐、梁、陈，北方的北魏、北齐、北周诸国，对峙了一百七十多年之久，便是划淮而治的；即便到了统一时期，淮河又常是州、郡、府、道的边界，因此，此处长期被作为兵争缓冲之地，以致人烟稀少，土地荒芜。

小岗的穷，全国少见。刚解放土改划成份时，按照政策，小岗竟“划”不出一家地主、一家富农。当时二十四户人家，划来划去，只划出一户中农、一户贫农、一户雇农和两户佃中农，其余的，就全是下中农。

按照规定，贫农、雇农、佃农都是要从地主、富农那儿分得田地的，小岗村的贫雇农就只能从别村的地主、富农那儿去分；运动中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斗地主，因为小岗没有地主，最后也只好被安排到其他村庄去参加运动。

有了土地的小岗人，尝到了当家作主的幸福滋味，别提多高兴。不仅没地的贫雇佃农全从别村地主富农家分到了田地；就是原先有地的中农，也领到了土地证。因此，家家户户，欢天喜地，异常振奋，放声歌唱：

第一章 歃血为盟（3）

土地证，拿到手，

快活得屁股扭三扭。

分到了田，分到了屋，

又分犁耙又分牛。

地主地主你别气，

你看看，县长的大印盖上头！……

然而，土地改革刚刚过去，各地互助组就开始陆续出现了。时间不长，在对“小脚女人”的一片大批判声中，中国农业合作社运动的高潮便扑面而至。先是互助组并成低级农业合作社，很快就转成了高级社。

但是天高皇帝远的小岗村，直到了一九五五年的年底，既没有互助组，也没有低级社，只是迫于形势，才勉强成立了一个四户人家的互助组，其余的二十户仍坚持单干。

小岗人当时的心情是复杂的：他们不可能不相信区领导的话，“只有走上集体化道路，社员才能共同致富。”只是，入社就必须无偿地交出土地，可土地证揣在怀里没几年，还没焐热呢，这就要交上去，他们想不通。不是说，“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吗？这政策还算不算数？任你怎么动员，他们就是要守住自己的地一家一户地单干。

小岗人的“落后”让上面领导大为光火，但小岗既没地主，又没富农，不好说这是“有阶级敌人从中破坏”，但还是来了硬的：凡不愿入社者，是贫下中农，也要“提高成份”；接着就采用了开会“熬鹰”的办法，你不入社，就不准你离开会场回家吃饭睡觉，就只能在会场上熬着，而且，只能站，不准坐。熬不住的，只得入社。最后仍有几户横竖不从，就牵走耕牛，割掉地里已成熟的庄稼，再不行，便上房揭瓦。终于，在一九五六年的午收之后，小岗人无一例外地全成了高级农业合作社的社员。

入社后，有件事，让小岗人至今难忘。上面在为各家各户的耕牛估价时，把价估得太低，低得一头牛只能摊上一头猪的价钱，还只是“分期付款”，打的是“白条”。小岗人气不过，不少户偷偷杀了耕牛，“光着身子”入社。因此当上了高级社社员的小岗人，不得不人出牛力气，下田犁地，现在想起来还像做了一场噩梦。

第一章 歃血为盟（4）

严宏昌说：打从土地改革到一步跨入高级社，虽然下田有时要人拉犁子，但小岗人也就过了那几年自由自在的好日子。后来成立了人民公社，成天瞎折腾，就一年不如一年了。喇叭里天天唱：“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走了二十年的桥，不仅没有摸到“天堂”的边，反而跌进了无边的苦海。大家怎能不消极、不抵制、不反抗、不思变？

严宏昌是小溪河中学的毕业生，是当时小岗生产队屈指可数的有文化的农民。他对人民公社干活搞“大呼隆”，分配上吃“大锅饭”，看不惯，也受不了，早在一九七三年就背井离乡，外出闯荡。

他每月交给队里十五元“管理费”，让队里给自己记上一百五十分工分，明知这一百五十分只抵八元钱，亏吃大了，也要出去谋生。

他觉得当时的农村，简直是在瞎胡闹，已不是人能呆的地方了。别人能忍，他是一天也忍受不下去了。

那正是安徽省各地人民公社掀起“农业学大寨”高潮的时候，开始了对农村集镇的管制，本来就地处偏僻的小岗人，到板桥和小溪河赶集也遭到了严格的控制，已经严格到每队每集只准三个人去集市，这给小岗人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自留地先是被没收，后来每人只许有五厘，就那丁点儿地，地里种什么、种多少，也受到限制。小岗人不得不各找活路，有的就悄悄搞起了家庭副业。搞副业，大多数人家也喂不起猪，只能喂鸡。那时是：“红芋干是主粮，鸡屁股成银行”，小岗人就指望能到集市上卖几个鸡蛋， 换回点油盐酱醋的零用钱。谁知学大寨后，喂鸡也被严格规定，每户只许喂一只两只，超过就会被“充公”；鸡蛋也只准自己吃，严禁拿到集上卖。当时的小岗人抵触情绪特别大，为帮助小岗人“学大寨”，公社人保组张组长亲自带队，领着一个由十八个干部参加的工作组，进驻小岗。

那时的小岗只有十九户人家，除一户单身汉，每户便摊到了一个工作组成员。张组长进村就说了狠话：“你们小岗再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了，往后我们要左手牵着你们的鼻子，右手拿着无产阶级的刀、无产阶级的枪、无产阶级的鞭子，非把你们赶到社会主义道路上不可！”

结果，十八个工作组成员在小岗村翻江倒海地折腾了一年，没把小岗人“赶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反倒粮食大减产，出去要饭的人更多了。

这以后，公社又把供销社主任、信用社主任、粮站站长和煤建公司经理派进来，这些都是有权有钱的主儿，但他们来了却没给小岗人带来一点儿实际好处，依然是“割资本主义尾巴”，一样的挑动群众斗群众，最后，人心斗散了，土地斗荒了，社员斗得更穷了，集体的财产斗空了。

第一章 歃血为盟（5）

当时小岗生产队队长严立忠，只因讲了一句“现在小岗村全队收的粮食还不如我家从前一家收的多”——其实他讲的是句实话，却被工作组五花大绑捆起来拉到公社开会批斗。

严立忠被五花大绑捆走的时候，严宏昌感到了极度的绝望。

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对他的打击更大，已有身孕的妻子段永霞，在外出讨饭时被警察抓到，强行遣送回家。为了这个家，为了未来的孩子，他终于下定了决心，选择了出走。

走的那天，他第一次真切地感觉到了心中的疼痛，强忍着，才没让在眼眶中打转的泪水流出来。走到村头时，心里发了誓：这一辈子，就是亡命天涯，也不再当农民！

他在余山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打工时，传来了喜得贵子的消息。这给他漂泊的生活平添了不少欣慰。按照严家的辈份，这一代应该是“德”字辈，妻子段永霞却破了祖上的规矩，说：“生他的时候，孩子爸在余山干活，就叫‘严余山’吧！”

严宏昌听说后，只觉得有一股烫人的热流，猛地从心间柔软处掠过，他很是感动。从孩子的名字上，他不光感受到一种牵挂，还清楚地知道了，妻子默认了他的这种选择，宁愿一个人留在村里苦熬苦拼，也支持他别再回头，就在外面闯荡。余山！——给了他人生第一份可以自由自在的、人模人样的工作！

严宏昌算了算，一九七三年出生的严余山，和他一个属性，都属牛。严余山生下来时，把段永霞吓了一跳：“浑身就是些皮和骨头，细细的腿，弯曲着，盘错着，活像是一个蛤蟆。”因为先天性营养不良，儿子的肚皮跟塑料膜一样薄，几乎看得清里面的五脏六腑。但严宏昌却认定：这是个好兆头！

“严家一下有了两头牛，要是将来再来一头，严家就‘犇’（奔）起来了！”

他先是去当壮工，卖劳力，在石门山抬大土、码石头，边干边看边钻研，很快被提升为技术工人，学会了识图和绘图，接着就当上了“包工头”，在管店、临淮关、县硅厂承接工程。再后来，越干，越心灵手巧；工程，也越接越大，揽下了蚌埠铁路分局、凤阳县矿管局、县法院和县民劳局的一些工程项目。

人虽离开了小岗，严宏昌的心却时时牵挂着家里，也牵挂着村里的乡亲们。就在他愤而出走之后，和严宏昌一样，也是小溪河中学毕业的严金昌，被推选为小岗生产队的队长。

当了队长的严金昌，眼看着小岗人每到冬闲或是春荒，都要成群结队跑到外面讨饭，就决心干出一个样子来。但是，不行呀。他虽说是队长，队里种啥庄稼，怎样种，还是县里公社下来的“农业学大寨”工作组在当家，他也只有吹哨子下田的权力。

第一章 歃血为盟（6）

小岗明明塘坝少，水利条件差，工作组却硬是要小岗人种水稻，结果落得个光种不收。不能再指望种田了，只有打别的主意，严金昌就起早贪黑，在荒岗上栽上十多棵柿子树，又省吃俭用养了三只羊和一头老母猪，还在自家分到的四分五厘大的小菜园子里种上了生姜、辣椒、大葱，这样一年忙下来，竟有了八九百块钱的收入。看上去收入不少，可他是一个九口之家呀，一家人要吃，要喝，要穿，要戴，还要供几个孩子上学，那点钱也仅够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可以不再出去讨饭了，谁知他却因为个人的家庭副业收入超出了集体的收入，被工作组定为“资产阶级暴发户”，撤了队长的职务不说，还被拉到大队和公社批判了三四场，并被罚去“强劳”（指强制劳动）。

严金昌不服，他说：“你们光见鱼喝水，不看鳃里漏。”他把全家九口人的花销一笔一笔算给工作组听。没人听他的申辩。当时的政治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房前屋后可以长荒草，绝不允许种出一葱一蒜来，他严金昌不是“贼胆”太大了么！

严金昌的队长职务被撸后，工作组任命关友德接任。关友德是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汉，他既不要自留地，也不曾养猪喂鸡，赤贫如洗，年年就靠唱“莲花落”四处乞讨为生。工作组却表扬他是全队的“无产阶级典型”。

严金昌气愤地说：“就我一家人不讨饭，还定成了‘暴发户’，往后家家户户全喝西北风，就都成‘无产阶级’了！”

其实，批判严金昌，这是“杀猴给鸡看”。因为小岗村偷偷摸摸在搞家庭副业的，大有人在：严俊昌和严学昌都弹得一手好棉花；严立学、严家其、严凤鳌全是炸馓子、磨豆腐的高手；严家太逮鱼摸虾那是远近闻名的；韩国云、关友申早就被大家唤作“小石匠”和“小炉匠”；严美昌和严立华则凭着拉二胡、唱小曲卖艺就可养家糊口。现在，这些人一个个噤若寒蝉，都不敢再干了。

工作组说：“无产者，就该一无所有！”

小岗人不服气，有的赌气说：“我们啥都是社里的、队里的，长在嘴巴里的牙，总是自个的！”

工作组立刻纠正道：“牙也不是你的，想拔就拔！”

严宏昌听到村里的这些故事，越发为自己的出走感到侥幸。当然，他也发现，自打安徽省委被改组，万里成了省委第一书记，农业学大寨那一套被丢开了，特别是随着省委《六条》的下达，小岗生产队有了自己的自主权，还开始实行了“分组作业、以产计工”，小岗人的日子好过多了。

第一章 歃血为盟（7）

眼看着小岗人刚过了一个喜庆的一九七八年的春节，三月旱象便悄然而至。五六月，正是小麦需要灌浆的时候，连刮了十天干热风，温度一下上升到摄氏三十四度。早稻正待扬花呢，又刮了半个多月的西南风，气温就停留在了四十到四十二度下不来。八月，旱情便开始笼罩安徽全境。及至九月，百年不遇的大旱在持续了六个月之后，就将所有的沟塘围堰都蒸得干涸了，大别山区五大水库全处于死库容以下，新安江、清弋江、秋浦河相继断流，偌大的一条淮河，也眼见就要枯竭。田野上一派肃杀之状，不时会发现有麻雀、野兔甚至老鳖渴死在路上。

老书记王光宇在为我们回忆那段艰难岁月时，虽事隔三十年，却依然满脸惊悚。他说，当时他刚出访日本归来，一点不敢耽搁就投入抗旱。他站在嘉山县明东公社的山岗上，看到一大片长势良好的春玉米刚刚出穗，却在高温袭击下枯焦了，由金黄色变成了霜白色，他不禁落下了眼泪。他说：“从未见旱得这么厉害，巢湖都干了，可以走汽车了。”

小岗村本就在“江淮屋脊”之上，平日便严重缺水，现在大秋作物成片枯死，远看还好像是青绿色，用手指一捏尽成粉末。田地龟裂，麦子点不下去；晚稻因为没水更无法插秧。很快，人畜用水也变得十分危急了。

严宏昌震惊了。

还让他意外的是，这时家里悄悄给他递来个口信，说梨园公社党委书记张明楼，正在到处打听他的地址，已经知道他正在县城的轧花厂承包工程，这两天就要到工地来找他。

他当然清楚，农民进城，一直就被看做是“盲流”。承包工程，更是非法的，被称作是“黑包工”。公社书记亲自出面，准没有好事，只能说明问题的严重。

他心慌意乱地躲了几天，让张明楼扑了空。

可是，紧接着，家里又带话过来，生产队将他每月缴队里的十五元，涨到了四十元。只隔几天，又涨到一百元。他猜想，这还是公社书记在起作用，使出这一招，也是在“逼”他回村。

他自打离开小岗，压根儿就没想过要回去；他这是哑巴吃秤砣，铁了心，发誓一辈子不再当“社员”，除非把他五花大绑硬抬回去！

小岗队发现严宏昌仍没动静，很快又将上缴款涨到了一百五十元！而且，停了他全家人的口粮供应。

当时部队的战士，一个月只有六元钱的津贴，生产队却要他一个月上缴一百五十元！并且停了全家人的口粮供应！得知这一消息，严宏昌忍无可忍了。

当然，这时的严宏昌，手头上已经宽裕了，即便就是把缴队里的“管理费”再提高，他咬咬牙也还是能够承受的。停了口粮，固然会给他全家造成一定的困难，但那时有钱也是可以买到粮票的，这些都已难不倒他。他困惑气愤的是，自己凭劳动致富，不仅背着“黑包工头”的恶名，公社书记在找麻烦，小岗队的父老乡亲也这样不近人情。

第一章 歃血为盟（8）

“他们到底要干什么？”严宏昌不得不分外小心，他让妻子段永霞摸清其中的缘由。

得到的消息，却让严宏昌大为愕然。

原来，正值八月天，秋粮已收，小岗生产队又到了“算盘响，换队长”的时候了。梨园公社党委书记张明楼，考虑这年的旱情太重，全公社最穷的小岗队，自然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需要赶快找出一个能干的当家人，领着大伙度过灾荒，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四海为家”去到处讨饭。张明楼就想到了严宏昌。他想的其实很简单：严宏昌这小子，多年在外闯荡，承包工程，手底下最多时能有四五百号人，最忙时伙房的炊事员就有十五六个。跟他干的，不光有瓦工、木工、电工、焊工、钢筋工、起重工，这些都是要有一定技术的，还有各种出气力活的壮工。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全能被他捏巴到一块，把活干得漂漂亮亮——小岗生产队不过二十户、大人小孩算一起也只是一百一十人，他能搞不好？小岗人这时同样也有了公社书记张明楼的想法，队里提高严宏昌的上缴款，停了他全家人的口粮，就是要把他“顶到南墙”上，“逼”他回村，希望他把在外面操练出的十八般武艺，都用在队里，让大家在大旱之年都有饭吃。

当严宏昌了解到事情的真相时，他的心动了。父老乡亲的期待，组织上的信赖，动摇了他发誓不再回小岗的决心。

当然，最后促使他放弃挣大钱的工程承包回到小岗，是他发现形势真的变了，埋藏在他心里的一个多年夙愿，开始让他浮想联翩，夜不能眠，这就是：他死也不信当农民的小岗人会饿肚子，生下来注定该是讨饭的坯子！

小岗人饿饭，他认为那是因为上面的瞎指挥。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当年就闹大跃进，那时他九岁，到今天他也想不明白，政府会要种地的农民去炼钢炼铁。小岗人没东西炼，就要求到“土里挖、水里捞、屋里搜，院外找”，把家家户户做饭的铁锅都敲碎投进小高炉子里。后来，让农民种庄稼了，却不是按照庄稼人的办法种，而是搞“大兵团作战”：公社改编成团、大队改营、生产队改连，小岗人按军事化要求，必须住集体住宿，男女分居，夫妻也只准星期天才能见面。一下集中那么多人窝巴在一起，吃饭没柴烧就砍树，劈门板，最后闹到扒房草、拆房梁做饭。公社还把社员家中的鸡、鸭、猪都集中，要办“万鸡山”、“万鸭山”和“万头猪场”。当时只有十岁的严宏昌，被派到“万头猪场”，说“万头”，其实只有一二十头，加上猪仔不过五六十头，没出半个月，猪场的猪就死的死，拉走的拉走，只好散伙。为放“卫星”，公社提出的口号是：“十里（山）芋丰（收）岭、百里菜花香、万亩水稻一大方”，结果却是：“十里芋丰岭，一片茅草荒；百里菜花香，菜籽只收半土缸；万亩水稻一大方，最后没成一棵秧。”劳民伤财。开始还宣传：“一锅省，两锅费，集中吃饭不浪费。”让大家全吃公共食堂，吃着吃着，锅里就没有正经粮食了，因为虚报了产量，上面下达的粮食征缴任务就高得吓人，社员把种子甚至口粮都缴了上去也不够，“征粮小分队”就挨家挨户地上门搜粮。社员饿急了，更被逼急了，连没成熟的庄稼也偷割回来当粮吃。董湾公社淮丰大队黄湾生产队长逮到了个“偷青”的社员，竟用铁丝穿着耳朵，捆着手脚，把人吊在梁头上；板桥公社淅田塘大队长逮到一个“偷青”的妇女，居然用鸟枪捅她的阴部。小岗人不敢“偷青”，就只得把榨油后剩下的豆饼，磨面后剩下的麸子，以及野地里的剌剌芽、葫芦秧、山芋藤、芝麻叶、腊藤根、黄狗蛋弄来充饥。再后来，树皮和草根也吃光了，眼看着就饿死人了。

第一章 歃血为盟（9）

三年困难时期，教科书上一直说是“自然灾害”造成的，但严宏昌记得最清楚，除一九五九年夏秋曾出现过旱情，其余年份均是风调雨顺。风调雨顺的一九六零年和一九六一年，当时已有三十四户、一百七十六口人的小岗生产队，就饿死六十九人，死绝六户，他跟着父母逃到了外地，回来才知道，小岗最后只剩下了十户、三十九人。至今回忆起来，仍不寒而栗！饿饭和大量死亡开始于人民公社成立的第二年，这实在是个辛辣的讽刺！好不容易熬过了灾荒，农民有了几天饱饭吃，“四清”运动又搞得人人自危，接着，“文化大革命”一闹又是十年。

农民为什么不热爱土地？土地里为什么长不出好庄稼？听老辈人说，刚解放土改分田到户那会儿，家里死了一头牛，全家都掉眼泪，伤心得几天吃下去饭；现在队里死了一头牛，大家却欢天喜地等着分肉吃。

这样的瞎指挥，穷折腾，“大锅饭”，“大呼隆”，人欺地，地不欺人，那是老天都没长眼！

淤在严宏昌心里的这口气，早就把他憋死了！

现在，极“左”的那一套开始受到了清算；如今，队里“逼”，书记“请”，严宏昌终于下了决心，主意一定，他就归心似箭地往回奔了！

第一章 歃血为盟（10）

严宏昌有段时间没回小岗了，虽然早就知道这年的旱情十分严重，但进了村，还是感到了不小的震惊：这场百年不遇的大旱，使得小岗像遭受到了一次惨不忍睹的兵燹蝗祸，满目疮痍。尽管大家没日没夜地抗争过，奋战过，但旱情来得太凶，时间又太长，不少人怕熬不过明年的春荒，已经准备要出门去讨饭了。

一听说不少小岗人又要外出讨饭，严宏昌的脑子就炸开了。

当然，向这些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小岗人感叹“怒其不争”，实在没有什么意义，而且显得假道学，因为他自己就曾讨过饭。刚娶了段永霞的那年，结婚还不到一个月，他就带着段永霞、大妹子、二弟和母亲，逃荒要饭去了怀远县。都说：“年成不济，要饭不为孬，丢掉棍子一般高。”可就是那一次，他一辈子也忘不了，一个不缺胳膊不少腿的五尺汉子，他实在张不开口向人家讨要，最后是摸出随身带去的一把唢呐，在人家的门口吹了起来。唢呐声和眼泪止不住地就一块儿出来了。

现在大伙眼巴巴盼着他回来，严宏昌在心里对自己说：既然回来了，再苦，再难，也要为小岗人办成一两件事，至少不能再让大家沿街乞讨，一定得想办法让大伙吃饱肚子！

严宏昌回来的消息，确实让小岗人为之一振。所以，改选生产队领导班子的那天，会场上十分热闹。公社书记张明楼听说严宏昌回村了，也很高兴，特地派了党委副书记钱进喜来村“督阵”。会场选在严学昌家，当时他家的地方大，三间茅草房，中间没留墙，一通连地坐满了人。

据严立学介绍，当天大家选出的是四个人，按得票多少分别是：严立学、严宏昌、严金昌、严俊昌。但是公社只批下来三个人，仍然认为严金昌有过“资产阶级暴发户”的问题，被除名；而得票最多的严立学，从一九六三年到这次选举，断断续续地干过十多年的队长，不愿再干了，认为自己干会计最合适，这样，队长自然就落在了严宏昌的头上。

严立学是个“三岁娃也不欺”的老实人，大伙投他票，是因为他人缘好，但谁心里都清楚，论干事，能打开局面，还数严宏昌。严宏昌当队长，是众望所归。

严宏昌这天还不满二十九岁，严立学和严俊昌都比他大上八九岁。不过，在小岗，比严宏昌大和比严宏昌小的，差不多都轮流干过队长了，但这回严宏昌被选上，关庭珠老人居然当众站起来，认认真真地给他作了个揖，满怀热望地说道：“这下就看你宏昌可能给咱们弄碗稀饭喝喝了！”

第一章 歃血为盟（11）

关庭珠这意料不到的举动，这掏心窝子的话，让严宏昌顿感肩头的担子沉了许多。

有人问严宏昌：“新官上任三把火，你准备烧哪三把？”严宏昌想都没有想，就说：“其实只需烧好一把火就够了：打破‘大锅饭’！”

此前，公社已经按小岗人住家的情况将分别住在村东和村西的社员划成了东西两个作业组，严宏昌依然认为这是在吃“大锅饭”，因为一个作业组，仍有十户，五六十口人，仍然是“你来我也来，上工带打牌；你走我也走，工分七八九”，这哪叫干活？这是糊弄地呢。一半的劲也使不上，哪能收个好庄稼？在他承包的那些建筑工地上，他搞的那才是真正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人人都有明确的包工包量，虽一个工地干活，各人的熟练程度不一样，技术水平不一样，干多干少不一样，薪水就会差上个两三倍，这才能调动起大家想多干活，想法子去钻研技术的积极性。

这天，严宏昌找到严立学，要他给公社写份报告，请求把作业组进一步划小，将小岗生产队剖成四个作业组。

梨园公社党委书记张明楼看了报告，不猜也知道，这是严宏昌的主意。考虑到这样划小可能会对生产有好处，还是破例同意了。

可是，分成了四个作业组之后，没出几天，各组内部就闹起了矛盾。

按说，总共只有二十户人家的小岗村，谁家的鸡狗叫，一村人都可以听到，彼此间不是沾亲，也会带故，有什么好闹的？

严宏昌调查后发现，这账还得要算到十年动乱上。那年头，走马灯似的工作组，常挂在嘴巴上的，就是“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社员严立坤，锄地时不小心锄掉了两三棵玉米，就认为他在搞破坏，组织社员大会挂牌子批斗；社员严付昌，逮鱼时泼了点塘里的水，也被认为是“破坏水利”，挂牌子游斗。今天来的一个工作组，支持这一派斗那一派；明天来的一个工作组，又支持那一派斗这一派。社员跟队里干部斗，社员跟社员斗，队里干部跟队里干部斗，有的一家也分出几派来。其实，与天斗，与地斗，就没有不吃苦头的；人与人斗的结果，只能是老死不相往来，坐不到一块。更何况现在的作业组划得更小了，每个社员在出勤、记工上谁吃了亏，谁占到便宜，就看得更清楚，各家各户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就更直接、更激烈了。

“再划小！”严宏昌想了想，果断地说，“问题不是出在一家两家，这就非解决不可了！”

但是这次严宏昌没再要严立学向公社写报告，明摆着的事，写上去也不会有人敢批的。可现实的具体问题又必须由他来解决，于是他瞒着公社，偷偷地把全队由四个组划成了八个组。

划成了八个组，大家才发现，这些“作业组”就成了“父子组”、“兄弟组”或是“邻居组”：

第一章 歃血为盟（12）

一组：严立付、严立华（兄弟两家）；

二组：严国昌、严立坤、严立学（父子三家）；

三组：严家芝、严金昌、关友江（父子、女婿三家）；

四组：关友申、关友章、关友德（兄弟三家）；

五组：严宏昌、严付昌（兄弟两家）；

六组：严家其、严俊昌、严美昌（父子三家）；

七组：韩国云、严学昌（两家邻居）；

八组：关友坤、严国品（两家邻居）。

这样一分，就都很满意。认为这是“被窝里划拳——没掺外手”，谁都以为这样就不可能再生发出什么问题了。

然而，首先感到仍有问题的，就是严宏昌。

严宏昌和严付昌划在一组，严付昌是他亲弟弟，两家一直和和气气，从未红过脸。但两家人现在成为一个作业组，如何出勤、如何记工，弟弟严付昌和他的看法首先就产生了分歧。他家是两个劳动力，六口人，弟弟严付昌是四个劳动力，八口人，如果依然按照生产队原先记工的办法，分配时实行“劳三人七”，即工分占三成、人口占七成，严付昌家劳动力多，分配上就吃了亏，严付昌就提出要凭工分不按人口搞分配，这样一来，严宏昌一家人又接受不了。再说严宏昌毕竟当了队长，队上的事不能不问，弟弟又是个急性子，看到农活缠手，进度太慢，便发了脾气，吵着要分开。

这事，严宏昌本来是应该想得到的。在外承包工程，为确保工程的工期和质量，他也是六亲不认，不会去照顾亲朋好友的。现在弟弟提出要求和他分开干，感情上虽然受不了，但他知道弟弟的这个要求并不过分，而且是合情合理的。

同样没有想到的是，这时严俊昌和严美昌兄弟俩也闹了起来，并且闹得不可开交。

严美昌是个直性子，又是个勤快人，每天天刚亮，他就把全家人喊起来，早早地就下地干活了，干完一茬活，才回来吃早饭。哥哥严俊昌，夫妻俩带着八个孩子，孩子一多，事情就多，每天就不能和严美昌一家人一齐下地。一天两天，还没什么，日子一长，严美昌的孩子有意见了，见地里总是自己一家人在忙，就埋怨：“爸，我们都干了半块地了，大爷他们怎么还不来干活？这地又不是咱一家的，不干了！”严美昌也开始沉不住气了，这天冲着严俊昌嚷起来，坚决要分开，不愿再捆在一起了。严俊昌也很生气，但想想却又不占理。

严宏昌和严俊昌是亲叔伯兄弟，平日无话不谈，于是严俊昌就把自己的苦恼跟严宏昌说了。严宏昌一听，心里咯噔一跳。

第一章 歃血为盟（13）

他寻思道：生产队的三人领导班子，两人“后院失火”了，这问题就不小；队干部自己家里的问题都处理不了，还能去帮助群众解决问题吗？

不过，他也发现，组划小了，各自对自己的利益看得更直接；这样划分，依然存在平均主义问题，只是“大呼隆”变成了“小呼隆”；“大锅饭”变成了“二锅饭”。

这天晚上，摸着黑，严宏昌登门去请教关庭珠。他说：“大爷，我年轻，对庄稼活不在行，你看这队里的生产怎么日弄才好呢？”

关庭珠沉吟了一会，望着他，不说话。

“大爷，你尽管说。”严宏昌看出老人似有什么顾虑。

关庭珠说：“我说出来很容易。这事，不在你会不会干，而是敢不敢干。”

严宏昌越听，越发急，就说：“大爷，只要大家不饿肚子，杀头我也认！”

关庭珠说：“办法有一个，我只给你三个字：‘责任田’！”

严宏昌眼睛一亮，他知道关庭珠说的是六十年代包产到户的事。

闹饥荒那年，他已十二岁，正在读小学六年级，父亲带着全家逃到外地。重新回到小岗时，已是一九六二年了，也就是那一年，小岗人才开始搞起“责任田”，刚搞不久，上面便下文要求纠正了。就是说，“才摸到被头儿天就亮了”。小岗搞“责任田”之所以会比其他的地方迟了大半年，实在因为小岗太偏僻，消息太闭塞，当时小岗死亡逃亡的人也太多，那场灾难几乎将小岗人整个吞没了。后来上面强行收回“责任田”了，没等小麦完全成熟，小岗人就连夜开镰收割；种的豆子还没结角呢，也只好摘回家当蔬菜吃。虽然那一年的损失很大，但小岗人看得出，“责任田”里长出的庄稼就是不一样，一亩胜过以往十亩的产量！

严宏昌想到这，禁不住脱口问道：“大爷，你是说包产到户的‘救命田’吧？”

关庭珠说：“正是。要想让大家不吵不闹，把田当田种，把庄稼当庄稼侍弄，只有一家一户地干。它是‘救命田’，也能要你的命，上边不支持弄不好班房有你蹲的。”

第一章 歃血为盟（14）

严宏昌在外闯荡多年，对国家大政方针上的一些变化，平日他还是十分留意的，他知道，现在不兴“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了，上上下下都在拨乱反正，强调实践的重要，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已经证明“责任田”就是好，那就应该允许干。当然，他知道这事不会很简单，但只要对小岗人有好处，他是不怕有风险的。

于是他找到严俊昌，谈了自己的想法。严俊昌一听，忙劝：“这事要慎重。美昌闹着要跟我家分开干，再闹也是兄弟俩的事；一个生产队把田全分了，这事就大了。”

“既是好办法，为什么不可以试试？”严宏昌极力说服严俊昌。

严俊昌仗着是兄长，反而要说服他：“你听我的不会错。一个人的生命就几十年光阴，大家都能搞上一碗饭吃就不错，再说权还在我们兄弟俩手里。”

严宏昌想不到，这事，在堂兄这儿就碰了个软钉子。他很懊丧。

严学昌与严宏昌当时还是门挨门的近邻，严宏昌就把他的这种想法，也说给了严学昌听，严学昌倒是十分支持，只是说：“真干，查到了不得了。”

严宏昌说：“咱先瞒着，暂不泄露出去，干出成绩了，再向公社汇报。”

“怎么进行呢？”严学昌见严宏昌下了决心，也来了劲。

严宏昌说：“一个串联一个，单线联系，把工作做在前头。”

“这就像搞地下党似的。”说得严学昌忍不住笑了起来。

严宏昌却笑不起来，他叹了口气，说：“但是俊昌哥首先就不同意，你看怎么办？”

严学昌是精明人，他提醒道：“俊昌是个胆小人，但人还并不固执，你再找找他，看他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想法。”

严宏昌于是又去找严俊昌。隔天，严俊昌的父亲严家其出面了，他主动找到严宏昌，表示同意分开，但提出要分队里的那口大草塘。全队就数那口大草塘的塘大，水多，这在严重缺水的小岗人眼里，是个稀有物啊！现在严家其要求独占，未免有点儿“狮子大开口”了。

“三大爷，你说。”严宏昌虽感意外，却还沉得住气。因为严俊昌的父亲严家其，就是自己的亲伯父；父亲弟兄五个，父亲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严家其排行老三，所以严宏昌就一直喊他三大爷，现在只能认真地听。

“还有，”严家其也不客气，接着说道，“队里的那头好牛也要给我们。”

严宏昌真的感到为难了。队里虽然现有十头牲口，可全是小牛犊子，就那一头能下田犁地的他也要。

第一章 歃血为盟（15）

“还有吗？”严宏昌瞅了瞅三大爷，继续问。

“地么，我已选好了。”严家其说，“到时要分给我们的，我都在地里挖了几锹，堆了个土堆，作了记号。”

送走严家其后，严宏昌慌忙出门跑到地里去看。他真的看到，在离村子最近也是最好的几块大田里，分别都堆有几个不大的土包。

严宏昌简直看傻了。

他把这事告诉严学昌，严学昌也很惊讶，但严学昌却很痛快地说：“可以，都给他！”

“怎么可以这样呢？”严宏昌觉得严家其爷俩做得太过分了。

严学昌却说：“便宜尽他们拣，他一天三顿吃干饭，我们没菜喝稀饭也要分，不能再捆在一块了！”

严宏昌就又去找严立学。生产队的领导班子只有三个人，现在严立学的态度便显得至关重要了。不曾想，严立学竟是非常地坚决，他对严宏昌说：“这事你操办，指望俊昌，他没那个水平，又缺文化，他家要啥都答应。”

严宏昌心里终于有了数。

这以后，严宏昌又找了严家芝，这是他十分敬重的一位老前辈。严家芝一听要搞分田到户，要搞过去搞过的那样“责任田”，顿时喜笑颜开，并且表现积极，主动提出去串串其他的几家，帮助他做做这方面的工作。

严宏昌的信心更大了。这时他想到了严国品。虽说严国品现如今已升任了大队会计，每天都要去严岗上班，但他的家仍在小岗，小岗生产队真要搞起包干到户，瞒他是瞒不过去的。这事不仅应该让他知道，还必须争取他的支持。

这样，严宏昌又去找了一趟严国品。

几家跑下来之后，严宏昌这才发现，其实早有一个顺口溜在小岗队悄悄地传开了：

三户一组两户捣，

还有一户无法搞，

不如散掉搞个屌。

话虽说得很粗俗，但三句话传递出的却是小岗人思变的心声啊！

到了这时候，严宏昌觉得该开队委会了。他约了严俊昌和严立学，希望队干先能统一认识。他对严俊昌开门见山地说：“小哥，你家人口多，事也多，包干到户这个头由我来牵。你和立学要是没意见，咱就开个社员会，大家如果同意了，干脆就趁着冬闲把田分到各家各户。”

第一章 歃血为盟（16）

严立学马上接话：“我完全同意！”

这次严俊昌没再犹豫，也当即表态：“我没意见。”

碰头会一散，严宏昌立即正式通知全队：近两天要有一个重要会，准备出去要饭的暂时别走。

谁知，就在严宏昌没有通知前，严国昌和关友德二人已经去江南要饭了。不过，严国昌是严立坤的父亲，而关庭珠又是关友德的叔父，严宏昌就请在家的严立坤和关庭珠，分别代表一下，小岗生产队二十户人家就一家不拉地全有人到会了。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晚饭过后，在没有电灯更没有路灯的小岗村，就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要是在城里，这会儿，也许正是热闹的光景，但这时的小岗村却已寂然无声，很多社员早早就上了床。

忽然，一阵此起彼伏的狗吠声响起，小岗生产队的十八条汉子，先后出了门。他们迎着打村后刮过来的凛冽的西北风，袖着双手， 缩着脑袋，陆陆续续向严立华家摸去。

选择在严立华家开这个会，严宏昌还是费了一番脑筋的。严立华的祖父严凤轮、父亲严国恩、母亲严吴氏、两个弟弟：小心和顺心，连个大名儿都没来得及起，就都在大饥荒的一九六一年饿死了，现在只落下他孤寡一个人；再说，他家的房子又是盖在村子的最西头，在村子里不仅最偏，场子也较大，为前后两进的五间茅草房，如果大伙聚在后屋，非但不会受到外人打扰，更便于保密。

不一会儿工夫，冰冷破败的茅草屋里，就聚满了人气，散发出劣质烟草呛人的焦糊味。大家彼此寒暄着。摇曳不定的煤油灯的光亮，把蹲在地上或坐在床上的一堆人影，夸张地映照在凸凹不平的土墙上。

严宏昌见人到齐了，大伙的情绪也很高，先就有些激动地说：“今天把各位找来开个会，看看搞好明春队里的生产，都有些什么好办法？”

会的宗旨，其实大家都已心知肚明，所以严宏昌开场白的话音落后，好一阵鸦雀无声。

有些什么好办法呢？种了半辈子庄稼，谁个还不知道怎样能够多打粮食？所有农民都会说这样一个笑话——在中国，只有四个人会种地：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和公社书记。农民每年要种什么、何时种、怎样种、种多少、啥时收，以及每年一次的收入分配又将是多少，一切都全由这些书记们当家做主的；生产队长也只能管管上工、收工时吹吹哨子。

第一章 歃血为盟（17）

打破沉寂的，是严家芝老人。他见大家不言语，就有点发急，快人快语说道：“啥好办法？要想叫大家不吵不闹，都有碗饱饭吃，只有分开一家一户地干！”

严家芝将这层窗户纸一捅破，小小的茅屋里，顿时变得热闹起来。

一个说：“刚解放时，大伙都是单干，那时的人与人和和气气，家家户户存有余粮。分田到户肯定比捆在一起、混在一堆强！”

一个说：“分开单干，再干不好就谁都不怨，只能怪自己不正干！”

这时，大高个、大脑壳，年龄在这里也算是最大，平日最爱开玩笑的关庭珠，亮开了嗓门说：“要搞过去那样的‘责任田’，我保证就凭锹挖钩刨，收的粮食也吃不了。可这千将有头，万将有尾，问题是，谁又敢带这个头呢？”

关庭珠分明是在帮严宏昌叫阵了。

不出关庭珠所料，紧接着，大家便七嘴八舌地喊起来了：“哪个敢带头，咱们就干！”

严宏昌在大伙的期待中往起一站，说道：“这两天，我一直在想，还是摊子越小越好干——绑在队里队长动脑筋；分到组里组长动脑筋；包干到户就会人人动脑筋。既然大家都希望分田到户，只要保证做到两点，我就敢带这个头。第一，小岗人过去年年都吃国家的救济，从明年夏秋两季开始，打的头场粮食，要先尽着国家公粮和集体提留交齐，谁也不能装孬种。第二，我们是明组暗户，瞒上不瞒下，这事不准对上级和外面任何人讲，谁讲，谁就是与全队人为敌。如果大家答应这两条，我就敢干，我就敢捅破这个天！”

接着，他进一步解释道：“老辈人过去搞过‘包产到户’，田分到各家各户后，生产的粮食油料作物都还要统一收到生产队，由队里再统一上缴国家的征购任务，统一扣除集体的提留，一切还要由生产队统一结算，算出各家各户的工分后，再统一分配。这等于‘脱裤子放屁，多道手续’。咱要干，就干脆一步到台口：包干到户！该给国家的给国家，该给集体的给集体，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土地、耕牛都分到户，不再由队里统一安排、统一分配，这样也可以防止我们队干部贪污挪用、多吃多占。”

天底下没有比把地分给农民，让农民自个儿当家做主的事更让他们乐嗬了。大家听了，无不拍手称快。

在场的谁也不想做孬种，马上抢着说：“就这么干！真犯了事，把你逮了去，还有我们这么多人呢，咱排着队给你去送饭！”

严俊昌也表了态：“既然大家都想单干，我们当干部的也不装熊！”

曾因日子过得好了一点就被批判成“资产阶级暴发户”的严金昌，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分开干，吃饱饭，就是杀了头，也当一回饱死鬼！”

第一章 歃血为盟（18）

严家芝这时却严肃地提醒：“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事儿是高压线，谁碰要谁命。刘少奇的官够大了吧，一个国家主席，结果就因为支持包产到户，死无葬身之地。你严宏昌，草木之民，你不怕杀头蹲班房，到时家中老小怎么办？”

关庭珠亮着大嗓门，立刻接过话，说道：“我看再加上一条，今后队长因为让我们包干到户坐了班房，他家的农活就由我们全队包下来，小孩也由全队养活到十八岁！”

一个个村民激动地跳起来，纷纷表态。有人赌咒发誓道：“保证不外讲，谁讲谁不是娘养的！”另一个接着保证道：“宏昌一人有难，全队人都得往前站，大家承担！”

最后严学昌提议：“空口无凭，我看大家还是立个‘军令状’！”

“对！”

“留个字据！”

“写上几条，大家都捺上手印！”

“谁孬种，谁不是人！”

严宏昌被眼前这种热血沸腾、肝胆相照的场景深深打动，他取下兜里的新农村牌水笔，把一包淮北牌的香烟倒出，准备就着烟纸写下契约，却被严立学劝止。严立学觉得香烟纸太小，再说在烟纸上写这样重要的东西，既不严肃也不正规。严立付一听，觉得有道理，忙说：“我家有纸”，说着，就出了门。他家就住在严立华的隔壁，他原就是生产队的记工员，儿子又在小溪河中学念书，几张纸还是找得到的。很快，他也就拿来了两张十六开的白纸。

严宏昌取过纸，几乎没有多想，更没考虑文字的修饰，他只是想把自己说的和大家说的意思归纳起来。于是写道：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缴和公粮，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

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写好后，严宏昌在牵头人的落款处，毫不犹豫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肉吃千口，罪落一人”，他觉得，自己责无旁贷地需要承担起这份风险。

在写到大家的名字时，本来，应该把严俊昌和严立学两位队干部的名字先排上，可他提笔却把关庭珠写在了第一排的第一个位置。他当时只想到关庭珠老人对这事最支持。接下去，就想到关友德和严国昌两人还在外地要饭，没有到会，今天虽然缺席，却应该有人代表他们捺手印，这么想着，就把关友德排在了第二位。

就这样，严宏昌想到一个，写上一个，顺手写下去，最后把小岗生产队二十户人家的代表悉数写出：

第一章 歃血为盟（19）

严宏昌

关庭珠、关友德、严立付、严立华、严国品、

严立坤、严金昌、严家芝、关友章、严学昌、

韩国云、关友江、严立学、严俊昌、严宏昌、

严美昌、严付昌、严家其、严国品、关友申。

名单写齐后，严立学也把红印泥找来了，大家一窝蜂地围上去，一个接着一个地在自己的名字上捺上血红的手印。缺席的一老一少，也分别由关庭珠和严立坤代补了手印。

最后，严宏昌落上日期，写出的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当时没人发现这个日期有什么不对。因为，小岗人平日用的多是农历，农历和阳历有时会差上一两个月；严宏昌这天想写的是阳历，他也只是毛估带猜。两天后他到小溪河集上买墨水精，看到供销社门市部的挂历，一测算，才搞清楚，“秘密会议”的日子应该是阳历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五；农历为戊午年，十月二十四日，“小雪”的第二天，已经是“立冬”后的第十六天了。

当然，严宏昌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日子后来会变得那样重要。

谁又能想到，在没有一个是中共党员的小岗生产队，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这天的晚上，小岗人以最古老的歃血为盟的形式召开的那个“秘密会议”，将会载入中国的历史，乃至中共党史呢？

谁又能料想得到，轰然撬动中国并引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伟大变革的杠杆的支点，会是在江淮大地这个最不起眼的小小村落呢？

当时，严宏昌和小岗人都不可能知道，一个伟大的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正向他们走来了。尽管，“改革开放”这个词汇，要一个月后他们才会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上看到。

他们更没意识到，他们的这种破釜沉舟、义无反顾，是在“改革”，他们只是不愿再像过去那样生活了。

他们只是为了不再去流浪。

他们只是为了不再去乞讨。

他们只是为了不再被饿死。

第一章 歃血为盟（20）

那一年，二十四岁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卢新华，以一篇七千字痛述“文化大革命”的《伤痕》小说，一夜之间，可以轰动全国。这在今天看来也无法想象。

那一年，男女在一起跳舞，还被认为是流氓；那一年走进电影院，除能够看到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飞机大炮、哭哭笑笑”的故事片，中国的电影基本还是新闻简报。

那一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还仍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五十五万多个右派分子，四百四十多万个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还没“摘帽”；七十多万个工商业者也都没被恢复劳动者身份。

那一年，因为物品的稀缺，买粮还要粮票，扯布还要布票；买一块手表、一辆自行车都还要购买券；甚至一盒火柴提价一分钱，都需要党中央、国务院研究决定；亿万中国人还都穿着中山装，衣兜上插支水笔便代表有文化。

既然带了这个头，严宏昌觉得就该做出个好样子。所以，分田时，好田好塘已经被严家其、严俊昌父子挑走了，那就干脆让大家继续挑。最后大家挑完了，严宏昌才发现，严学昌也一直没有动；他知道，这是严学昌在用实际行动支持自己的工作，他很感动。

这时余下的田块，不是离村庄最边远的，也是“大跃进”年代就没有人再种，一直放到今天的荒地。

严宏昌妻子段永霞告诉我们，分田时，她家分到的都是没人要的。那些田离村子足有两里远，还都连不到一块：一处是在村子最南头，已挨着石马村；一处又是在村子的最北头，紧邻韩赵村。下地，收工，每天来回都要跑上很多冤枉路。赶上三秋四夏，这边要种，那边要收，不用说农活，光是两头跑也能把人累死！特别是被大家挑剩下的那口塘，六十、一九六一年饿死人时，当时村里的死人太多，没场子埋，也没人埋，就都扔进了那口大塘里，那塘是一口远近都知道的“死人塘”。严宏昌要忙队里的事，田里的活就全丢给了她，有时天不亮下了地，周围黑里吧叽地就她一个女人，忙在“死人塘”边上，心里常常发毛，忍不住要骂上严宏昌一回：“就你风格高，带头干的好事！几辈人都跟着你受罪！”

小岗人说：亏得严宏昌和严学昌肯吃亏，小岗村的田最后才分得成。

田分到各家各户了，严宏昌也陡然感到身上的压力变大了。是啊，序幕拉开了，戏就得唱起来。只能唱好了，不能唱砸，否则，是收不了场的。

严宏昌从凤阳县城的工地回小岗前，他原只是把承包的工程委托给别人临时代管，现在看来一心两用是不行了，必须与承接的工程彻底脱钩。于是，他抽空到工地上把班交了。

第一章 歃血为盟（21）

回来路过临淮关，偶见一个老头在路边卖花生。放在过去，他对街头巷尾的这些场景一般是熟视无睹的。但是，现在心里边装着事，看到什么不由自主地就要与小岗的事儿联想在一起。此刻，看到花生，便立刻引起他一连串的遐想。他首先想到花生是个“薄地挣子”，乡间的这句话就是说，再薄的地也是能种好花生的。种花生不需要什么肥料，这东西一点不娇贵，不要像伺弄其他庄稼一样地跟着忙；旱地也会有好收成。

想到这些，他便凑了过去。

卖花生的老头怕严宏昌误会了，忙解释：“我这不是熟花生。”

严宏昌说：“我买的就是这生花生。”

一问，一块零五分钱一斤，不贵。严宏昌说：“给我称两斤。”

严宏昌想的是：一年之计在于春啊！眼看着就要春耕春种了，因为太穷，种个什么，很多小岗人到现在心里也没有谱，种花生说不定是个好主意。

回到家，严宏昌马上忙开了。他把买来的两斤花生用盘秤分成两堆，一堆一斤，然后一个个剥了壳，取出“米”。接着就拿出了大姑娘绣花的功夫，将花生米一粒一粒地数上一遍。他发现，其中的一斤是八百○六粒，另一斤是八百二十一粒，也就是说，一斤花生大约是八百到八百二十粒花生米。

得出这个数字，他兴奋起来。

因为一笔账摆在了面前：如果一亩地需要五斤花生米，不过只是五块两角五分钱的成本。五斤，便是四千到四千一百棵花生苗啊，就算出苗率只有百分之九十，哪怕将损失再算到百分之五十呢，最后还会成活两千棵苗；一棵结花生十多个，没有一两总也有五钱，这样看一亩花生收上一百多斤没问题。国家的收购价现在一斤是五角三分钱，假若一人种上一亩花生，人均就达到五十多块钱；小岗平均每户五口人，仅种花生一项，就会有两百多块钱的收入哪！

算出这笔账，严宏昌激动得大半夜没合眼，天快亮了才迷糊了一会儿。爬起来后，就召开社员大会。

他给大伙也如此这般又算了一遍，几家种过花生的也没算过这个细账，算得大伙的心全动了。于是家家户户种起了花生，人均三亩，只有一百一十五口人的小岗生产队，当年就种了三百五十亩花生。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小岗人起早贪黑地种花生，周边生产队的社员却从中看出了蹊跷。过去下地干活，不是成群结队，也是几家人一道出门，一道回村。现在小岗人却是三三两两，有时甚至只是一个人天麻花亮就下了田，有的摸着黑还在月亮地里忙。附近生产队的春耕才刚开始，小岗村地里的庄稼却已忙完一半了。

过去大家都搞过“责任田”，谁瞧见谁心里明白：小岗这是把田偷偷分到户了！

这消息，很快传到梨园公社。

第一章 歃血为盟（22）

公社党委书记张明楼起初有点不相信。他把严宏昌叫到公社，问小岗村是不是把田分了，严宏昌矢口否认。

张明楼说：“你是我找回来的，可千万别干对不起我的事。”

“那是，那是。”严宏昌极力掩饰。

张明楼脸色铁青，严肃地说：“你说没有，可群众有反映！你别头脑发热，历史的车轮不会倒转，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最后怎么样？还不是活活被折腾死了！你宏昌尿得再高，能有刘少奇的本事么？”

严宏昌从公社回来时，在地里干活的小岗社员们很远就迎上来探问：“到公社谈判谈得怎样？”

严宏昌听了苦笑。包干到户这样的事是可以谈判的吗？跟谁去谈判呢？他知道公社这一查问，就把化肥已经买回来的社员，吓得不敢往地里撤了，地的使用权还悬着，谁还会舍得本钱干，舍得身子干呢？

严宏昌安慰道：“没事，你们照干你们的。”

只隔了几天，公社张明楼又派人把严宏昌喊了去。这下，严宏昌心鼓直敲，猜想恐怕瞒不住了。其实这种事又不是被窝里掏拳，大天白日的，长个眼睛谁都看得清清楚楚：人家生产队出工像战士列队去打靶，要去一阵去，要回一道回，小岗村下田干活全是一家人，有时就是一个人，瞒得了谁？

原来张明楼已亲自进行了明查暗访，并掌握到了真凭实据，这次，他再没给严宏昌笑脸，严肃地大声斥责：“你小子胆子也太大了。逮你严宏昌不冤枉你，连我也要陪着你倒霉！要我说，你年纪轻轻的，啥点子不好出，你为什么拣这条死路走？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

严宏昌见露了馅，忙解释说：“我们只是分户作业，地还是集体的，大家没脱离集体，我不还是小岗队的队长嘛！”

“少来这一套！”张明楼越听越冒火。“共产党的政策你懂吗？三中全会的文件也没看过？你这是单干！”

严宏昌极力辩解道：“我们只想多收点粮食，大家都有碗饭吃。”

张明楼正色道：“你们小岗就是家家收个金滚子，我们也不稀罕。国家宁愿管你们吃饭，也不能让你们这样胡来！”

最后张明楼下了道死命令：“回去就叫大家并起来！”

第一章 歃血为盟（23）

在随后公社召开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上，张明楼公开点了小岗的名，宣布小岗生产队如果不并起来，不仅要扣除小岗队的牛草，而且化肥、种子、贷款一样不给。

会后，张明楼专门将参加会议的严宏昌留下来，恨铁不成钢似的对他说：“我也是干过农活的人，难道不知道你们这样干能增产？我怎么会不想分田到户呢？也想改变家乡的贫困面貌呀，可是上头不允许这样干，你们也要理解我，我是共产党员，又是公社书记，我不能不对党负责。听话，啊，回去趁早并起来吧！”

事情到了这一步，严宏昌觉得不能再瞒了，必须把真实的情况告诉给大家。当然，他心里十分清楚，既然田已分到了各家各户，现在并起来已不可能，也不现实，因为各家各户的花生都已经下地了，重新合并不堪设想。

回到小岗，严宏昌把公社书记的意见向群众如实作了传达，会场上顿时就炸了锅。众口一辞：千难万难，不能再走回头路！不给化肥，不给贷款，就不要了，人没有被尿憋死的！大不了，横下一条心，勒紧裤腰带，大人干活，小孩出去要饭；没钱买化肥，就到房前屋后多收集一点农家肥。

大伙算了算，最大的困难一是牛草，二是稻种。牛草还可以想办法到别队先借点，只是这稻种，是计划性的，外队借不到，市场上买不到，只能找公社解决。

严宏昌这天不得不厚着脸皮去找公社书记张明楼。

张明楼一听，先就骂开了：“你不给我并起来，稻种绝对不能给。我不仅不给你，还要开会斗你狗日的九十六场！”

无论严宏昌怎么解释，张明楼一概不听。他说：“你给我回去乖乖地把土地集中到生产队，拢起来后再讲！”

严宏昌虽然碰了一鼻子灰，但并没有悲观。他觉得山不转水转，人不可能一棵树上吊死，没有稻种咱就种别的。

可是，“种地没有牛，等于‘叫花头’。”牛离不了牛草，牛草又到哪儿借呢？

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严宏昌三弟严胜昌，在板桥念初中，这天带同学来家里玩，严宏昌正同社员愁着牛草一事，那位同学却插话说：“我们生产队多的是。”严宏昌忙问：“你在哪个生产队？”同学说：“李二庄上李生产队。”

严宏昌试探地问：“能借点牛草吗？”

“应该可以。”

听这小伙子口气很大，一追问，才知道他哥哥正是生产队长。

严宏昌一阵惊喜，心想，天赶地催，就这么巧！他对三弟严胜昌说：“你现在就陪这位同学回李二庄，帮我问一问借不借牛草？”

第一章 歃血为盟（24）

隔一夜，三弟就回来了，高兴地说：“那里牛草多，有几千斤，人家愿意借。”

严宏昌当即约了严立学赶去交涉，对方也很仗义：要多少，借多少，秋后再给钱。

从李二庄回来后，严宏昌马上组织有耕牛的人家，拿着家伙跑了二十多里路，终于把春忙需要的牛草挑了回来。

有了牛草，公社不解决稻种，小岗人就改插山芋，每人不少于一亩的山芋苗很快也就下了地。

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对周边的影响越来越大，张明楼就不断把严宏昌找到公社去，每次，都被严宏昌找了个借口躲开了。一次，严宏昌没躲掉，被喊到公社。

那天，新任县委书记陈庭元来梨园公社检查工作，刚好碰上张明楼脸红脖子粗地在训斥严宏昌。直到张明楼见到县委陈书记进了院，才放过了严宏昌。

陈庭元问张明楼：“刚才因为什么事，你对一个青年农民那么凶？”张明楼不得不说起小岗队分田到户的事。

谁知，陈庭元听了并没有表态，而是突然决定要去小岗看看。于是公社书记张明楼、副书记马德全，只好陪同前往。

陈庭元没有直接进村，在村外便下了车。他沿着小岗生产队种了花生和山芋的庄稼地，一路查看过去。

在村西北的一处干渠旁，社员徐善珍正在锄花生，在滁县行署农业局干了多年局长的陈庭元，只稍微看看地里的庄稼和社员干活的架势，心里便清楚了。他笑着问徐善珍：“你们是几户一个作业组呀？”

徐善珍抿着嘴，不作答，一个劲地笑。

张明楼狠狠瞪了她一眼：“有脸笑呢，还不快把严宏昌叫过来！”

这时严宏昌刚从公社回到家，端起碗还没扒几口饭，就见一个社员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来，通知他：“你赶快跑，公社和县里都来了人，怕是逮你来了！”

严宏昌抹了一把嘴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干嘛要跑？没做啥亏心事，只为小岗队不饿饭，犯啥法了？”

他放下碗，问：“他们在哪？”

来人说：“在村后生产队大场。”

严宏昌听罢，头也不回地向大场走去。

张明楼见严宏昌大步走了过来，指着他告诉陈庭元：“就是他专跟我捣蛋！”等严宏昌走近后，又没好气地向严宏昌介绍陈庭元：“这是县委陈书记。”

陈庭元打量着严宏昌问：“听说你把小岗的地分到户了？”

严宏昌也打量着眼前的陈庭元，见他个子不高，人也不胖，衣服穿得很随便，不像他想象中的县委书记，因为不清楚找他来的目的，所以暂没吭声。

“问你话呢，”张明楼倒是火了，“你知道你这样干是不允许的吗？”

第一章 歃血为盟（25）

严宏昌说：“知道。”

“知道为什么还这样做？”

严宏昌本不想回答，因为他要这样干的原因，早就给这位公社书记说过了，不知说了多少遍了。但他注意到县委陈书记并不像张书记那么凶，看上去还很客气，不像是来抓他的，于是就把说过许多遍的话，又说了一遍。他要告诉陈书记，这样做也是被逼出来的。

他说：“三十年了，我们小岗生产队年年吃救济，还年年外流；如今上面的政策变宽松了，我们就试着包干到户，只是想多打粮食，也减少国家的负担。”

他边说，边把陈庭元带到一块花生地去看。

陈庭元已经认真地查看过了，他问严宏昌：“花生是分到户才种的吗？看样子秋后收成不会赖。”

严宏昌说：“是的，单就花生这一项，只要不遭灾，一年的产量肯定抵过去五年的。”

严宏昌十分自信，他接着说道：“要是凤阳都这样干，我保证只要干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粮库！”

说得陈庭元忍不住笑起来。

“万一干不好，地能收回来吗？”陈庭元忽然问。

严宏昌回答得毫不迟疑：“我能分，就能收回来。而且，也不存在干不好。”

陈庭元这时把张明楼叫到一边，说：“就叫他们干一年试试看吧！”话是小声讲的，还是被严宏昌听到了，由不得心里一阵惊喜。

但是张明楼却把声音一下提高了说：“陈书记，既然县里同意他们这样干，你要下个文给我。”

陈庭元说：“这我怎么可能下文？”

为什么不能下文，他没说。这也是无须说的。在中国，有些事情是能说又能做的，有些事却是既不能说也不能做的；有些事呢，又是可以做不可以说，而有些事则是可以说却绝对不可以做的。

张明楼盯着县委书记要下文，也是吃苦头吃怕了。社员怕饿，干部怕错。他解释道：“我看到的文件都是不允许这样干的；你同意干，不给我个字据，你今后拍拍屁股走了，我们就要坐蜡。这么大的责任我哪担当得起？追查下来，不是支持他们搞资本主义吗？”

第一章 歃血为盟（26）

陈庭元笑着说道：“他们已经穷得‘灰’掉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最多也就是想多打点粮食，解决吃饭问题。”

他见张明楼嘴上不再说，却并不代表真正被说服，才透露说：“省委正在肥西县山南公社搞‘包产到户’的试点；既然小岗田已经分开了，春庄稼也都是各家各户种的，这时要求他们并起来，许多账也不好再算，就让他们干着看看。反正种的庄稼跑不到哪里去！”

县委书记透露肥西县有公社已在省委的支持下搞包产到户试点的消息，让张明楼感到意外，不知上面在坚决反对的事，安徽省委却为什么敢搞这方面试点？既然有省委在支持，他终于松口了，说：“那就叫他们干吧。”

陈庭元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现在全县所有的生产队都基本包产到组了。但据我所知，就一个小岗队包产到户了。凤阳毕竟有两千五百五十六个生产队，一个小岗生产队就是干错了，对全局也不会造成多大影响。”

严宏昌一直在认真听着二位书记的谈话，听到这儿，他激动得不行，马上冲着陈庭元，向县委保证：“感谢陈书记对小岗队的支持，我们一定会把生产搞上去！”

不过，他解释说，小岗目前搞的是“包干到户”，和历史上搞的“包产到户”不完全一样。为此，他把小岗队分田前自己在“秘密会议”上说过的那番话，又说了一遍。

陈庭元听得很认真，若有所思地点着头，说：“你这比‘包产到户’更彻底，也更聪明！”

严宏昌趁这空儿不失时机地提到稻种，希望公社帮助解决一点。

陈庭元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就对张明楼说：“稻种还是要给他们吧。”

张明楼只得应允。

严宏昌万分感激陈书记，第二天就带人找到公社去办手续，很快从板桥粮店弄到了稻种。虽说当时依然缺水，小岗人却硬是打旱秧把水稻栽了下去。

这边稻种刚下地，电线杆上的大喇叭就响起了张浩的来信。这信，被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信中说：“轻易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是脱离群众，是不得人心的。”说这“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挫伤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搞农业机械化也是不利的。”

这封来信还被加了一个长篇编者按语，按语的口气很强硬，完全是命令式的：“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那时还看不到电视，国内国际上重大的新闻，大家全靠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那天，电台是在收听率最高的时段连续播放的，大喇叭哇哇直叫，不仅让人感到很有来头，而且大有要在全国搞一次运动的气势。

听到张浩的来信，严宏昌直发愣。他蹲在地上，连吸了两支烟。由不得心里一阵阵发紧，他想，连“包产到组”都批了个狗血喷头，小岗搞的是比“包产到户”还要彻底的“包干到户”，岂不大逆不道，问题更加严重？

他预感到一场风暴将要来临了！

第一章 歃血为盟（27）

这场风暴的中心在北京。严宏昌当然不可能知道，在高层，“包产到户”，甚至连“包产到组”，依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被认为是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集体化道路的背叛。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以及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都是态度鲜明地反对的；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和严宏昌崇敬的邓小平，对此均没有明确表态，这就使得安徽省当时的农村改革险象环生，如履薄冰。

万里听到张浩来信的广播时，正在合肥。在后来的一次讲话中，他回忆道：“听到广播后我说糟糕了，这跟我们的‘六条’规定精神相反，是批安徽的。”

张浩来信及《人民日报》编辑按语对包产到组大加讨伐，那么，安徽省委支持的肥西县山南农民正在搞的包产到户，岂不更是大逆不道，问题更大了？现在安徽农村改革的发展势头很好，实行了生产责任制的地方都在热火朝天地忙着春耕春种，指望秋后有个好收成。由于在农村责任制的问题上，安徽就有过惨痛的历史教训，许多人依然心有余悸；现在突然冒出个张浩来信，还是由党中央的机关报以罕见的规格推出的，这一下就把干部群众的思想搞乱了，给春耕生产造成的危害将是灾难性的。

震惊之余，万里当机立断，要办公厅以省委的名义向全省发出八条“紧急代电”，要求各地不论实行了什么样的责任制，都要坚决稳下来，集中精力搞好当前的春耕生产。接着，就与生产责任制搞得一片红火的滁县地区通话。

在电话中，万里要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不受干扰”。他明确要求：“不要管报纸和广播的话怎么讲，我们不能听他们的，我们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

他同王郁昭通了话，依然不大放心，第二天又亲自跑下去，一路之上，他反复对大家说：“责任制是省委同意的，有问题省委负责。”“我看既然搞了，就不要动摇，一动就乱。管它《人民日报》怎么说呢。”

他差不多是在大声疾呼，奋不顾身了。他问当地的县委领导：“生产上不去，农民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人民日报》？”他问社员群众：“《人民日报》能管你们吃饭吗？”

当万里了解到王光宇书记正在与凤阳县毗邻的定远县检查工作，就要他代表省委立即赶到凤阳去，迅速果断地排除干扰，让广大干部群众的情绪稳定下来。因此，张浩的来信，虽然声势浩大，可以说它当时对凤阳的影响并不大。然而，中共中央紧接着就下达了一个“三十一号”文件，再次向全党发生最严肃的警告：“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划小核算单位”，且明确指出其性质“是一种倒退”，这在凤阳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第一章 歃血为盟（28）

这时候，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已成公开的秘密，凤阳县许多社队都跟着把田偷偷分到了户。此前，这些社队的干部知道“责任田”的好处，所以大多还是采取宽容的态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中央以最权威的“红头文件”形式，向全党发生了最严肃的警告，明白无误地强调“不许包产到户”，他们一下感到问题的严重。

不过，梨园公社党委书记张明楼的感受，会与众不同，他感到的或许只是侥幸，因为他当初对小岗的处理和对严宏昌的批评被证明是正确的，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他是清醒的。小岗不并起来，他扣除他们的牛草，化肥、种子、贷款一样不给解决，这些，都并没做错。虽然后来他为严宏昌解决了稻种，那也是县委书记陈庭元要他办的，上头追查下来，他对此是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的。

因此，张明楼觉得这时梨园公社党委需要说话了。

梨园公社党委要说话，并不等于一定要他张明楼出面，他让公社党委副书记马德全，派人把小岗队的三个队委一起喊到了公社来。

那天，严俊昌家的草屋因为老漏雨，就找了一个大晴天，准备把房顶上的茅草翻新一下，小岗历来就有一家有事众人相帮的习俗，严宏昌和严立学听说了，自然是会不请自到的。小岗人望着自己生产队的三位当家人，是那样情同手足，团结得像一个人，虽明知分田到户风险太大，但有这样亲密无间的三副肩膀为大伙担着责任，还是很踏实，甚至从中看到了小岗人可以期待的明天。

三人有说有笑地干着，他们从下午就开始忙活了，一直忙到天黑了还没收工，就是打算全部完成后再吃晚饭，因此公社来人时，虽然已到了晚上八点多钟，他们都还空着肚子，严宏昌当时正站在屋顶上。

“严队长，”来人冲着房上喊，“马书记叫到公社去一趟！”

严宏昌问：“就叫我去吗？”

来人说：“你们三个人正好都在，都要去，现在就去！”

严宏昌不清楚什么事这样紧急，却预感到凶多吉少。尽管，这时他并不知道中央又有新的文件下来，但张浩来信的广播他是听到了。于是简单洗了一下手，连脏衣服也没顾上换，就和严俊昌、严立学跟着来人上路了。

出了村，来人才小声向三人透露：“县委陈书记为你们包干到户的事已作了检查。”

三人听了，吓了一跳。

想不到事情来得这样快，而且，又是这样糟。

到了公社，才知道张明楼、马德全几位公社领导早等在那儿，一个个铁青着脸，像看异物似的看着他们进门。

第一章 歃血为盟（29）

马德全出面谈话，开口的第一句就直奔主题：“你们必须回到集体来！”接着，便是斥责。“昨天陈庭元书记已经在全县公社书记的会议上作了检查。他说，全县都在实行包产到组，你们小岗队的包干到户是他同意过的，他承认这是违背了中央文件精神的，他有责任叫小岗退回来；其他跟着小岗搞了包干到户的社队，都要退回来。你看，你们小岗这次不拢起来还行吗？”

接着就宣布了公社党委的决定：“你们必须在三天之内，把属于生产队的耕牛、农具、牛草以及还没播下地的种子，全都集中上来！”

当然，马德全也作了说明：“我们不要求你们回到原来的大集体，起码得回到作业小组。虽然中央这次转发的农村工作的《会议纪要》，有着不许划小核算单位的要求，《人民日报》发表张浩的来信也批评到了‘包产到组’，但是当初我们批准你们小岗成立作业组，是按照安徽省委‘六条’的规定，同时又有凤阳县委的正式决定，这不是我们的责任；可是你们别出心裁，搞什么包干到户，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三个人木然地听着，谁也不说话。

马德全把这事的严重性又讲了一遍，要求三人：“你们现在必须明确表态！”

问题的严重后果，从张浩来信被反复广播就能看出来了，如今县委书记陈庭元都扛不住，也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严俊昌和严立学感到了巨大的压力，觉得无路可走，同意回去做大家的工作并起来。

马德全显然很满意，转过脸又问严宏昌：“你的态度呢？”

“我想不通，”严宏昌直言相告，“要我说，包干到户哪一条都比拢在集体里要强得多。我相信，要是马克思、列宁还活着，看到了，也会说这样干得好。小岗人也都是这样认为的。你硬要我表态，我只有照实说。”

马德全很是惊讶地问：“这是政策性很强的东西啊！我们这是为你好，你就不知道？”

严宏昌说：“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但我既然这样做了，就不后悔。”

马德全严肃地指出：“你难道要和中央的政策对抗吗？”

严宏昌毫不示弱，他说：“我光知道，中央要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告诉我们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既然包干到户比拢在一起‘大呼隆’好，为什么你们就一点看不到？”

坐在那一直没有说话的张明楼，这时，再也忍不住。他一下站起来，盯着严宏昌怒斥道：“你好像还很有理？县里陈书记、我这个公社书记都替你们作了检查了，你就这么牛啊？！”

张明楼说罢，摔门而去。

张明楼书记走了人，马德全也就失去耐心，他最后问严宏昌：“你说，你到底同意还是不同意并？”

严宏昌的回答很简单，他说：“这要问大家。”

第二章 突破禁区（1）

从公社回到小岗后，三人再没心思上房苫草，饭也没吃，便各自回家了。

严宏昌这一夜没合眼。

他真的是想不通啊。一边是小岗人多年的热望，一边是中央的农村政策，他都不能违背啊！

在公社，他其实无意要和书记们过不去，他说那些话，更不是想顶撞公社领导，他知道领导们也确实是为他们好，但是邓小平要求大家实事求是，我这正是实事求是呀！分田到户就是好，它不仅已被历史所证明，今天摆在眼面前的事实也再一次证明，它是能够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是能够让农民增产增收的好办法，可为什么就是不许干呢？

这一夜，严宏昌想得很多，他把公社领导今后可能会再提出的一些问题，全打好了腹稿。但是严宏昌唯独没有想到的是，从那天以后，无论是张明楼还是马德全，有事就只通知严俊昌和严立学去公社，公社党委已经对他采取了组织措施，不仅免掉了他小岗生产队队长的职务，连个队干也不是了。也就是说，在小岗生产队的领导班子中，再没他的事了。显然，他寻思了那一晚上的各种理由，再没有领导愿听他的申辩了。

刚开始，严宏昌很纳闷，也很恼火，但是他很快也就想通了，并且，颇有些自得其乐。不是么，在这之前，他躲还躲不赢呢，现在上边没人再找他，岂不更好，既然自己已经“削职为民”了，只要大家不愿并，他就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站在大家前面；形势如此严峻，他必须比过去的态度更鲜明，才能给大家以勇气与信心。

可是，祸不单行。严宏昌被“削职为民”不久，父亲严家太就去世了。严宏昌在家是长子，又只有他成了家，办丧事的担子自然落在他身上。他正为这发着愁，严俊昌挺身而出，以严家兄长的身份，更以生产队长的名义，领着全队所有的男人，都停下手里的事情，帮助严宏昌料理父亲的丧事。

严宏昌在外承包工程多年，积攒了三千多元，这在城里普通工人月工资只有三十多元的年代，他这些钱是可以盖出三间像样的大瓦房的。住上大瓦房，一直是严宏昌的一个梦想。但是现在，为办好丧事，他拿出了全部的积蓄。

由于有了严俊昌的鼎力相助，严宏昌把父亲的丧事办得相当隆重，轰动了四邻八乡。小岗村严俊昌和严宏昌堂兄弟二人亲如手足共献孝心这件事，一时传为佳话。

自然，丧礼隆重和热闹的代价是，严宏昌准备盖瓦房的3000多元花了个精光。我们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严宏昌的解释是：这是下人对上人必须要做的。村民们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这是严宏昌要面子。

第二章 突破禁区（2）

这样过了不少日子，忽然有一天，天刚亮，严宏昌还没起床呢，他家的门就被人有力地敲响了。当时，严宏昌很奇怪，谁这么早就上门了呢？

他眯眯瞪瞪地打开门一看，不觉吃了一惊：站在面前的，居然是板桥区委书记林兴甫，区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王从全！

严宏昌忙问：“有什么事劳驾二位书记亲自跑来？”

林兴甫说：“你倒是心安理得呀，我们为啥来你真的不明白？”

原来，公社撤了严宏昌的职，找了几次严立学和严俊昌，要他们俩负责把小岗生产队已经分到户的田立即拢起来，二人当面答应得好好的，可回去就是拢不起来。这才知道，当初小岗队包干到户是严宏昌牵的头，虽然公社不让他干队长了，大伙却还是听他的。严宏昌不松口，这事找谁也没用。再说大伙压根儿就不想再回到“集体化的道路”上去。

张明楼也没辙了，只有向板桥区委汇报。林兴甫和王从全当然知道小岗队的包干到户是曾经得到过县委书记陈庭元支持的，陈书记虽为这事作了检查，但到底事关重大，不能只靠强迫命令，更不能再搞“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阶级斗争的那一套，于是二人跑了十多里的黑路，赶在严宏昌还没起床就上了门。

本来二人打算亲自登门，耐住性子说服严宏昌，好让他回心转意，却不料，二位区委领导的到来，正好给了严宏昌一个申诉的机会，他一夜没合眼想到的那些话，终于被派上了用场。

他说：“分田到户，不能因为它在安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现在再搞，就认定是倒退。我们包干到户是进步，还是倒退，客观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它是不是能把小岗人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你们也应该做个调查。”

他说：“虽然把田分到户了，这并不等于小岗人就只要小家不顾大家了，我们会首先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再说小岗人这样干也不用再愁到处去讨饭了，这有什么不好呢？过去的二十年中间，你们能够想到的办法不是也都试过了：学习大寨，定额记工，死分活评，死分死记，社会主义路线教育，割资本主义尾巴，啥招数没使过？结果呢，社员一年忙到头，还是连穿衣吃饭都解决不了。为啥？就是全离开了农民切身的利益。历史上那一次分田到户，也只是让农民干了一年，中国就走出了三年困难时期。为啥？就因为包产到户把生产的好坏和农民的实际利益绑在了一起，它让农民重新找回了对土地的感情！”

他说：“党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规定：公社所有基本核算单位都有权因时因地制宜地进行种植，有权决定增产措施，有权决定经营管理方法，有权分配自己的产品和现金，有权抵制任何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瞎指挥。实际上，这些自主权，我们一点没得到。现在仍然是‘有权的不搞生产，搞生产的没有权’，要解决这些问题，领导机关首先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放手让农民有权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大胆实践。”

第二章 突破禁区（3）

区委书记林兴甫一直都在认真地听严宏昌的倾诉，这时他打断了严宏昌的话，说道：“既然中央文件一再强调，明令不许，咱就要自觉自愿地把已经分到各家各户的田地收回来才是。”

严宏昌马上说：“那我问一个问题。邓小平说，‘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明知这是个能让农民增产增收又增贡献的好办法，为什么不让搞？不是要搞‘拨乱反正’吗？农民不懂大道理，只认实理，就信服小平的话，是猫，就要能逮老鼠！”

作为区委书记的林兴甫和王从全，毕竟不同于公社书记张明楼，二人见说服不了严宏昌，就让严宏昌再多想一想，改天再谈。

其实，从板桥到小岗，一来一去便有二十多华里的路，为动员严宏昌把小岗生产队分掉的田重新并起来，林、王二人竟来来回回跑了多趟。

最后一次来找严宏昌时，林兴甫感情复杂地望着严宏昌，说：“你就不要再跟我们申辩了，‘要想富，包到户；不到户，稳不住。’这些道理我们都懂。但这事的问题不在梨园公社，不在板桥区，不在凤阳县，也不在安徽省。”

林兴甫这时充满感情，更充满信赖地说道：“我和从全同志支持你上北京直接向中央反映下情，让中央能知道中国的农民和绝大多数农村干部，都希望党中央能收回‘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这‘两个不许’的成命。我们也想不通啊，现在全党全国都在批‘两个凡是’，而‘两个不许’维护的正是‘两个凡是’。农民穷怕了，干部整怕了，现在是谈‘包’谈‘户’色变，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农业就没有出路！”

听着区委书记这番话，严宏昌傻住了。

他几乎不敢相信，这些话竟是从林兴甫的嘴巴里说出来的。十多天里，林书记来回跑了这么多趟，来说服他，动员他，原来竟只是在例行公事。

严宏昌的心中顿时奔涌起感激与崇敬之情，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了。

此前，他对他们的一次次上门，是怀有敌意的，但是此刻，设身处地替对方想一想，能够这样坦然地说出真心话，确实不容易，这是需要无私无畏的呀！当然，也许正是自己这种“一条巷子走到黑”，“杀头也要支持小岗人包干到户”的决心感染了他们，因而消解了官民之间心理上的块垒，赢得了信任，才出现了眼前这戏剧性的一幕。

第二章 突破禁区（4）

林兴甫这时把手伸向口袋，一边解释道：“我一个月的工资是一百○三块，从全同志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一百元，我们毕竟都还有一家老小要生活，但不管怎样讲，我和王书记决定拿出这一百块，算是帮你凑个路费。”

听林兴甫这么一说，严宏昌慌忙按住他拿钱包的手，激动地说：“钱，我不能要你的；有你们刚才那些话就行了！”

林兴甫临走时，有力地握着严宏昌的手，充满感情地望着严宏昌，没再说一句话。然后，就匆匆出门了。

送走区委书记林兴甫后，过了很久很久，严宏昌都难以平静下来。

打那以后，严宏昌就开始了上访。不过，他没有去北京，经费困难固然是一个方面，但他相信，小岗人是能凑齐这笔路费的，问题是这样做惊动太大，说不定会给暗中支持自己的县区领导惹来意外的麻烦。更主要的是，他最想去找的其实是邓小平，可邓小平是想见就能见到的吗？与其像个没头苍蝇似的在北京乱撞，不如写信，更让他感到踏实。

于是，他就把小岗人为什么不怕杀头坐牢也要包干到户，包干到户以来出现的喜人情景，小岗人为什么不愿再回到人民公社集体化的道路上去，以及小岗人今天强烈的吁求，全坦率直言，一一道来。

信写好之后，他一式两份，分别寄往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厅。

他担心这种“人民来信”会被本县的邮局扣压，每次都跑到嘉山县甚至蚌埠市去寄。

就这样，隔几天他就寄出一次，前前后后寄出了几十封。他想，寄了这么多，总该有一封两封能转到中央领导的手上吧？

然而，他寄出去的那些信，有如泥牛入海，有去无回。

万里后来在回顾中国农村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一次谈话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党的决定说不要搞包产到户，我不能公开表示反对，但我对他们说，是我同意你们干的，就这么干算了，出了什么问题我来顶着。安徽那一段就是这种‘违法乱纪’的情况，实质上反映了农民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和已不适应的旧的上层建筑、旧的规章制度之间的矛盾。”所以，那段时间，万里一直在思索着、寻找着可以突破这种尴尬局面的办法。凤阳县本来就是万里最关心的地方，这时听说他们正在全县农村推行一种“大包干”，他对凤阳出现的这种新的承包责任制便十分关注，就决定到凤阳去做一次调查研究。

在听取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的汇报时，万里忍不住打断陈的话，首先询问：

“什么是‘大包干’？”

第二章 突破禁区（5）

陈庭元于是解释说：“按照省委‘六条’规定的精神，我们把一个生产队划小成若干个作业组，将队里的土地、耕牛、农具和应向国家上缴以及向集体提留的各项任务，都分配到组；年终分配时，该给国家的给国家，该给集体的给集体，剩下的就归小组分配。因为这中间不需要生产队统一管理、统一记分、统一分配，一切自主权都给了作业组。农民就把它概括为‘大包干’。还编成了顺口溜：‘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听到这里，万里的眼睛亮了。他十分赞许地说：“好啊，概括得好！这是把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利益都考虑到了，而且，朗朗上口，一听就记住了，既形象又生动。”

其实，陈庭元这是受到了小岗村“包干到户”办法的启发。很显然，“包产到户”，甚至连“包产到组”，一直都遭到严令禁止，而小岗村搞的这个“包干到户”，不仅区别于大家十分敏感的“包产到户”的提法，还避免了历史上“包产到户”本身就存在着的缺陷，比如，“包产到户”虽是把田分到各家各户了，但在管理、经营、记工和分配等等许多重要的环节上，还得由生产队统一进行，这“四个统一”仍把社员捆在了一起，不利于更彻底地调动起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小岗村的“包干到户”却是一步到位，已不仅仅是“包产”，而是在“包干”，尽管看上去只是一字之差，却已经有了根本的区别。现在陈庭元把“包干”的办法借用过来，将省委‘六条’的精神发展成了“包干到组”，并又起了一个普遍可以接受的名字：“大包干”。

万里饶有兴趣地问：“实行的效果如何？”

陈庭元接下来的回答既简洁又形象，他借用了严宏昌的“农民语言”，说道：“老百姓对大包干的评价，也有个顺口溜，说，‘大包干，就是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粮库。’”

万里听到这些来自民间的乡谚俚语，笑得十分开心。他从“大包干”几句精辟的概括中，从农民们对“大包干”的喜爱中，看到了“凤阳经验”的可贵与高明之处。尤其是在当前这种形势并不明朗，甚而是错综复杂的情势之下，革故鼎新，就不光需要胆识，更需要政治智慧，凭匹夫之勇是不足以成就改革大业的！

万里高兴地对陈庭元说：“那好，干上三五年，个人和集体都变富，我就批准你们的‘大包干’干它三五年！”

陈庭元也汇报了自己的顾虑：“干部群众都热衷于‘大包干’，但就是心有余悸，干部怕错、群众怕变的思想很严重。”

“错不了，错了我负责！”万里鼓励道，“问题是看你们能不能把生产搞上去，社员能不能真正富起来。”

陈庭元说：“现在仍有人批我们搞‘三级半核算’…… ”

第二章 突破禁区（6）

万里知道陈庭元指的是《人民日报》发表的张浩来信，就坚定地说：“只要能增产，什么也不怕，三级半核算也好，四级核算也好，多个半级一级的，照样是社会主义。家庭也是要搞经济核算的，那不是五级核算了吗？什么是核算？核算就是算账，搞生产，搞经营管理，都必须搞经济核算。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要受穷’。不搞经济核算怎么行呢？”

万里最后说：“我最关心的，就是你们凤阳县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讨饭的花鼓扔掉，扔得远远的，扔到太平洋去。无论怎么说，讨饭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回到省城后，万里即派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周曰礼，会同滁县地委办公室主任陆子修等人去凤阳总结经验，写出了《农业经济管理的一项重大改革——凤阳农村‘大包干’办法值得提倡》的调查报告。肥西县山南区包产到户虽经省委认可，却一直是在秘而不宣地试验，可是，凤阳“大包干”的这份总结报告，由万里定稿后，于一九七九年八月八日，在中共安徽省委机关报《安徽日报》头版头条显著位置予以发表。

这是安徽省首次借用传媒公开地推出“大包干”的“凤阳经验”。

凤阳名声为之大振。

此前，安徽农村搞包产到组，甚至搞起了包产到户，这些虽已令人瞩目，都只是在静悄悄地搞，各地也只是跟着安徽偷偷地学。现在，安徽省委高调推出了“大包干”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明确表示：“凤阳农村‘大包干’的办法值得提倡”。强调说：这是“一项重大改革”，可想而知，顿时引起全国各地广泛地注意。就是这“大包干”的提法，也让人耳目一新啊。再说，概括“大包干”的几句话，又是那样的经典，它把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都作了具体而睿智的诠释。更何况“大包干”三个字里就含有一个“大”字，这对那些习惯并热衷于“一大二公”的人来说，也比“包产到户”、“包产到组”更易于接受。尤其是广大农民，甚至比搞“包产到户”还受欢迎，因为“大包干”“包干”后不再需要由生产队插手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统一记工、统一分配，社队干部想多贪多占，想瞎指挥都没有了机会。因此，“大包干”的经验一公之于众，各地纷纷公开地效仿。

当然，这种还只是包干到组的大包干，周曰礼和陆子修在总结出它突出的优点时，也清楚地看到了，这时的“凤阳经验”，仍存在不少需要研究的矛盾。报告中指出：“在作业组内部不很好实行定额管理，劳动计酬不合理，不能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持久”，“作业组的规模一般不宜过大；但有的作业组太小，搞得不好，容易滑到单干的路上去。”

第二章 突破禁区（7）

两人凭着深厚的农村工作经验，他们已经从理论上清醒地看出了，作业组的规模不能过大，规模过大，定额管理和劳动计酬的难度就大，不能做到按劳分配，大家的积极性就不能持久；但规模太小，又势必“容易滑到单干的路上去”。

无论周曰礼还是陆子修，当时并不知道，他们从理论上揭示的，“包干到组”的“大包干”存在的问题，小岗人其实早在大半年之前，就已经深刻地体验过了，感受到了就发生在亲情之间的这些矛盾，并寻找到了彻底解决的办法，那就是：大包干必须“包干到户”，最后搞家庭经营责任制。

始于包干到组，终于包干到户，这就是“凤阳经验”的必由之路！

实行了“大包干”的凤阳县，一九七九年夏秋两季迎来了历史性的大丰收。全县粮食产量达到四亿四千多万斤，比一九七八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九；人均收入一百五十元，比一九七八年的八十一元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五。

一年“大包干”，凤阳人民就结束了六百年来讨饭的历史！

小岗村一年的变化更大，更是惊人。

严宏昌给我们算了几笔账。

他说：“凭良心，过去那些年也亏着政府。”打从一九五六年高级社起，小岗队的生产和生活就主要靠救济；仅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八年，十三年的一百五十六个月份中，小岗吃国家供应粮就多达八十七个月，吃了二十二万八千多斤，占到这十三年总产的百分之六十五，占到集体分配口粮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九。此外，国家还无偿供应各类种子六万五千多斤。就是原先队里的那十条牛，没有一条不是国家花钱买的；社员过去使的犁耙锹锨，也没有一件不是国家掏的钱。但是一年“包干到户”，全队打下了十三万两千三百七十斤粮食，几乎相当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年五年粮食产量的总和，小岗人不仅没吃国家的供应粮，而是破天荒向国家上缴了两万四千九百九十五斤“爱国粮”；收获油料三万五千二百多斤，在人民公社二十年也没收过这么多，油料的统购任务统计表上从来是空白的，这一年，一次就卖给国家花生、芝麻两万四千九百三十三斤，是公社下达统购任务的八十多倍！生产发展了，社员的收入也大大增加，最好的人家总收入可达五六千元，最差的农户平均每人收入也在二百五十元上下。

严宏昌说，他弟弟严付昌，因为家里人口多，分到了三十六亩田，又开了五六亩荒地，加上他勤快，能干，夏秋两季共收小麦三千六百斤、稻谷四千二百斤、玉米四百斤、黄豆三百斤、山芋两万斤、杂豆五千斤、花生和芝麻四千三百六十斤，又养了三头肥猪，母猪和小猪二十三头，成了小岗村一个冒尖户。这一年，他娶上了一个模样俊俏的四川妹子；因为日子过得红火了，还把老岳父接了过来，把妻弟也接了来，花钱帮妻弟成了家，成为“包干到户”后的小岗村一大新闻。

第二章 突破禁区（8）

分田第一年的大丰收，使得小岗人对来年夺得更大丰收充满了信心，生产劲头更大了，更舍得往地里花钱，秋后的小麦都是三肥下地，有的是四肥，不少户不但施足了小麦的底肥，还留足了来年小麦的追肥和春种的用肥。严宏昌说，仅这一年秋种前后小岗人就买化肥、磷肥、饼肥和商品肥七万七千三百八十斤，没要国家分文。

农业丰收了，人的精神面貌也有了很大变化。过去，收割季节，为防偷盗，队里都会安排人，看场的看场，守田的守田，仍免不了丢黄豆，少山芋。现在那么多花生就放在田里，那么多的山芋就晒在荒坡上，却没发现有谁家说东西少了。大片的柿子树，红亮亮的柿子挂满了枝头，邻村社员问：“不怕被摘吗？”小岗人说：“不稀罕了。”如今外地讨饭的来了，他们也变得大方，大捧大捧的山芋干，大把大把的玉米、高粱拿给人家；要赶上吃饭，大米饭、白馍馍也毫不吝啬。他们说：“往年我们不也这样，谁有的吃会出外要饭呢？”

到小岗参观的人，日渐多了起来。他们想瞒包干到户也瞒不住了，家家户户满满登登的粮囤子，房前屋后圆圆鼓鼓的草垛子，让前来打探、看稀罕的人，看得眼睛发直。这时，有的小岗人就会忍不住自豪地冒上一句：“嗨！过去队里的仓库也别指望有社员家里今天的粮食多哇。”

由于“包干”比“包产”具有更加明显的优越性，因此，凤阳县“大包干”的做法迅速在全国许多省区产生了强烈反响、震荡。一时间，“凤阳经验”成为中国众多主流媒体竞相报道的重大新闻。由于它频繁地出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报刊上，并都以显赫的版面打破了“农业学大寨”一统天下的局面，崛起的凤阳使得辉煌一时的昔阳黯然失色，这激怒了那些忙着“普及大寨县”的领导们，他们认为安徽在搞“资本主义”，方向路线出了大问题；说“凤阳经验”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调动的是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丢掉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于是就指使一些人针对“凤阳经验”进行批判，将“大包干”看做是一股“祸水”，说成是可怕的“传染病”。

万里对这些突然冒出来的谬论，非常生气。他说：“把‘大包干’责任制说成是‘传染病’，你好，你为什么不能‘传染’别人，反而怕别人‘传染’你？我们不是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么，学什么，不学什么，广大农民心里有杆秤，强迫是强迫不了的。”

针对“反对学大寨”的帽子，万里表现得大义凛然，他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让实践作结论。都照搬红头文件，还要省委干什么？”

这是一九七九年十月初，小岗村获得空前的大丰收，严宏昌甚至还没有细细品尝丰收后的喜悦，就陷入到了巨大的困惑与惊诧之中。他真的想不通，“大包干”给农民带来了这么大的好处，却依然被横加批判，难道这些人说的社会主义就只能是让小岗人到处去要饭？他们批的还只是大包干到组，小岗人搞的大包干到户，岂不更是“死有余辜”？

那些天广播喇叭里成天哇哇叫“建设大寨县”，叫得他心烦意乱。

第二章 突破禁区（9）

这天晚上，他从田里刚回到家，就听说村里突然开来了一汽车人，挨家挨户地只是问，只是看，看样子很神秘，他顿时感到紧张起来，莫非大难真的临头了？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正想出去探听一下虚实，就见八九个干部模样的人，走进了他家的院子。

走在前面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大个子男人，他一进门就问：“你是严宏昌吗？”

严宏昌反正豁出去了，想当初在“生死契约”上领头签下自己的名字时，就有了承担这份风险的准备，现在当然不能装熊，他字正腔圆地答道：“我就是！”

这时，其中的一个干部向严宏昌介绍说：“这是地委王郁昭书记。”

严宏昌这才知道，领头进门的这个人，便是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这名字他倒是听说过，这对于他来讲，是一个远在天边的人物，他做梦都没想过这样的大人物会登上自己家的门。

王郁昭带领大家来小岗，其实，在这之前，是连他本人也没有想到的，他来小岗确实是一个临时的决定。

几天前，滁县地委在凤阳召开三级干部会，主要议题就是总结大包干的联产承包制，组织参观凤阳县城南公社岳北生产队和大庙公社后杨生产队，参观这些包干到组比较好的典型。参观时，王郁昭不作统一安排，让大家充分自由地到各家各户去看，看他们的粮食囤子、猪圈鸡舍，看他们院子里的果树和房前屋后的菜园子；让大家随便去访问生产队里的任何一个人，干部或者群众，男女老幼或是五保户，只是规定了一个集合回程的时间。王郁昭把这称作是“一次不讲话的现场会”。

但是，几个生产队看下来，有人还是讲了话。要求大会增加一个参观点：去看包干到户的小岗村。

一个人大胆的提议，马上得到了众人的响应。

这让地委书记王郁昭犯了难。小岗人不怕杀头坐牢搞起了包干到户，这消息，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就一直在瞒着他，他也是不久前才从“小道消息”中有所耳闻。中央三令五申禁止分田到户，如果大会安排大家去参观小岗村，势必会给大家造成错觉，把这次三干会看成是地委要推广小岗村包干到户的现场会。

尽管这样，会议结束前的头天晚上，王郁昭还是带着到会的地委常委、各县县委书记，以及地委和行署各部委办的主要领导，乘一辆大客车，去了小岗村。

王郁昭其实也想去小岗看个虚实、探个究竟啊！

在北京西郊万寿路一个中央机关的生活区，在已经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离休的王郁昭家里，我们听他饶有兴趣地谈到了他的那次小岗之行。

第二章 突破禁区（10）

他说，他们是从村西头进村的，像参观岳北那些生产队一样，事先他没作统一安排，依然让大家自由地去各处参观。他是挨家挨户地看，看得很仔细。一个讨饭村，一年“包干到户”的变化居然这么大，使他非常震惊。最后，他让参加会议的地委常委们，在严宏昌家进行了座谈。

当时，严宏昌只听说来的是滁县地委的领导，他谁也不认识，王郁昭说要借他家开个会，他赶忙起身就朝门外走，被王郁昭喊住：“你队长不能走，也坐下来听听。”

严宏昌这时早已不是小岗生产队的队长了，连队干的资格也被公社书记张明楼“撸”掉了。这情况，王郁昭并不清楚，他认为严宏昌是“大包干带头人”，这一点没有错。

王郁昭高兴地说道：“昨天晚上我们开地委常委会时，六位还缺了一位，今天，都到齐了。刚才大家也挨门挨户看了看小岗，你们都谈一谈看法吧。”

严宏昌事先不知道会一下来这么多的“贵宾”，家里竟连个像样的板凳也没有，大家就只能凑合着，蹲在地上，开了一个可以说是安徽省建国以来从未见过的地委常委会。

第一个发言的，是地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吴炎武。他说得很激动：“看了小岗，出乎我的意料和想象。我们地区搞的试点，花了那么大的人力和物力，各方面都给了那么大的支持，结果，还不如没向政府要一分钱的小岗队搞得好，粮食收的这么多！”

谈到小岗粮食的大丰收，吴炎武直言道：“解放前，我家是五河县的大地主，年年都会收个一百多担粮食，今天看看小岗，论收成，可以说，小岗家家都够得上‘地主’了。如果全国各地的农村都这么‘包干到户’，我敢说就不愁国家缺粮食，不愁老百姓饿肚子；如果允许这么干，也不要天天喊粮食产量‘过黄河’、‘过长江’，再说‘粮食不过纲，书记不好当’了。我看应该准许这样干。”

各位常委也都不无振奋地谈了亲临小岗村的感受。一致认为：大包干到户，比大包干到组，更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是对农业生产力一次更大的解放，它显然比历史上的那种“包产到户”有着更多的优越性，会更容易让干部群众接受。

这时候，严宏昌也吐露，凤阳县委书记是支持他们的，曾答应他们干一年看看。王郁昭最后根据大家的意见，代表滁县地委宣布：“县委陈书记同意你们这样干一年，这是对的，我们地委批准你们干三年！继续进行试验，不断完善提高。”

严宏昌听了，当即激动地站起来，向王书记和各位常委保证：“就是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一定要把包干到户坚持下去，让小岗一年一个样！”

王郁昭也高兴地站起来，拍着严宏昌的肩膀说：“宏昌，我对你说，谁再叫你并，叫你归拢到过去的那种集体里去，你就找我们。我们今天在座的七位常委，找到谁都作数！”

严宏昌不放心地问：“我到时怎么找得到你们呢？”

王郁昭说：“你去人，打电话，都行。”

第二章 突破禁区（11）

严宏昌说：“我对哪儿打呢？”

王郁昭被严宏昌的认真劲儿逗笑了，大声道：“我给你一个电话号码。”

严宏昌忙找出纸和笔，记下了地委书记给出的电话号码。

送走了地委的领导们，严宏昌激动得不行，只感到，憋闷了很久的一口气，舒心地吐了出来；压在胸口上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在随后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他传达了地委王书记和常委们会上讲话的精神。

群情沸腾！

尽管，王郁昭代表滁县地委在严宏昌家里说的那一番话，凤阳县委和梨园公社党委并不知情；事后，地委也未向凤阳有关方面打招呼，但是，这消息还是在农民们中间口耳相传，不胫而走。本来，就已经大包干到组的生产队，很快也学起小岗村，一夜之间就把田划开了，将耕牛、农具也分到户，鸡一叫各家各户就忙着下地去自己的“承包田”里抢种冬小麦了。

然而，王郁昭在代表地委承诺小岗包干到户可以干三年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在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四中全会刚刚闭幕。这次全会通过的决定，使滁县地委的承诺顿时陷入狼狈的境地。

在头年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还只是个草案，并且也只是“原则通过”；这次提交四中全会讨论的不仅不再是草案，而且是经全会正式通过了。虽然，正式的《决定》已根据这段时间的实际情况，对原先草案作了一定的修改与调整，但坚持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却没有丝毫的动摇，依然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中共中央文件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强调不许“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其实坚持的不仅仅是毛泽东一直坚持过的农村政策，事情的根源还得从马克思说起。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得彻底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曾十分明确地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这样表明：所有制问题是社会主义基本问题。《共产党宣言》所宣示的，其实，就是两个字：共产！由此可见，分田到户，这就不仅是简单的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是共产党人坚持不坚持公有制、走不走集体化道路的一场严肃的斗争。

是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还是实事求是地探寻解决中国农村中的实际问题？万里在会上看到正式《决定》的文本时，就像严宏昌后来听到正式传达时一样，十分沮丧。

第二章 突破禁区（12）

多年后万里在回忆这件事时，他的态度依然是那样鲜明。他说，一九七八年讨论文件草稿时，他就提出不同意见，指出“两个不许”不符合当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起来向前看”的三中全会精神，应当不要。但负责起草的领导人没有接受他的意见。在这次全会讨论正式通过这一文件之前，他又提出“两个不许”是不是可以不要了，他们还是不肯听。为此，他找过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郑重其事提出：“文件中不要‘不许包产到户’了吧！”胡耀邦说：“他们起草人都不同意，我再去做做工作。”后来文件正式公布时，就把“两个不许”改成了一个“不许”一个“不要”，即“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但是万里说，这一修改使两者有所区别，比原来发的‘草案’当然是个进步，但本质并没有完全解决。“‘不许’也罢，‘不要’也罢，还都是不让搞，可是安徽已经搞起来了。”

形势的严峻，显然出乎王郁昭的想象。他所在的安徽滁县地区，与江苏省交界，由于这边农村中“大包干”搞得热火朝天，这就引起江苏省委第一书记许家屯的警惕与惊惧，在江苏的省委常委会上，他严肃地指出：“万里在安徽搞资本主义，我们江苏不搞。我要保持晚节。”会后，他竟专门派出一位常委，亲临第一线坐阵指挥，在两省边界江苏一侧的社队，进驻工作组，严把死守，筑起了一道“封锁线”；还在两省接壤处的村口、路口、田头，竖起巨大的标语牌，上书：“坚决抵制安徽单干风！”并装上高音喇叭，成天叫喊：“反对倒退！反对复辟！”

当时，湖南省委也曾认为：包产到户是新时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湖北省委则强调：要扎起社会主义篱笆，防止“大包干”的资本主义流毒蔓延。

江西省委为防止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在“红土地”上的出现，普遍开展了一次集体经济优越性的再教育。

更多的省、市、自治区，这时专门把已经成为“大寨县”的县委书记，调到有分田到户动向的县委去当第一书记，以此“以正压邪”……

可以想象，这时已经到处在搞大包干到户的凤阳县，县委书记陈庭元就等于坐在了火山口上。县里几大班子中的一些人，本来就对“一把手”暗中支持小岗村存有异见，随着中央四中全会通过的正式《决定》的传达，矛盾很快激化，这时有人挺身而出，为维护中央决定的严肃性，要和陈庭元书记的“资产阶级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了。

迫于这种形势，陈庭元不得不以凤阳县委的名义，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向全县各区社党委下达电话通知。要求区社党委带领大家认真学习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并违心地宣布：“在我县不准包产到户”。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这天严宏昌正要出门，和来找他的陈庭元迎面碰上。严宏昌发现，突然找上门来的县委书记面色凝重，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他心中一紧，预感到出了什么事。

还没等严宏昌开口，陈庭元便说道：“到田里走走去。”说罢，兀自转过身，就向门外走。

严宏昌紧张地跟在后面。

第二章 突破禁区（13）

走出村庄后，陈庭元终于在一个田埂上停了下来。他忧心忡忡地望着严宏昌，半晌不说话。

严宏昌愧疚地说：“陈书记，我对不起你，小岗队搞包干到户，给你和县委……”

陈庭元没等严宏昌说完，就反问道：“宏昌，我听说到今天你也一直不同意并组？”

严宏昌点头承认，说：“是。”

“不并可管呢？”陈庭元突然问。

陈庭元是苏北人，解放战争时期参加的工作，后来就长期留在安徽滁县地区任职，早已习惯了皖东一带的方言。他是在问严宏昌坚持不并是否顶得住。

严宏昌说：“并到一起，明年小岗就会有人去要饭！”

“你还真的就是‘王小二盖猪圈——一定面朝南’了？”

严宏昌一点不含糊，老实说：“是的！”

“你一点不害怕？”陈庭元表情严肃地问。

“怕，就不带这个头了。”严宏昌说得很坦然。“这是我拿的主张，我不希望这事连累任何人，更不能连累你陈书记。”

陈庭元马上说：“今天我来看你，不是这个意思。”

严宏昌仍然在说：“你为了让小岗有饭吃，还在县里的会上作了检查……听说这事，我一夜没睡，心里很难受。”

陈庭元苦笑着摇摇头，依然又问：“你真的不怕？”

严宏昌一下傻了。他怔怔地看着面前的县委书记，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要这样盯着问他。

他斩钉截铁地答道：“陈书记，我这样说吧——包干到户，就是把天戳一个窟窿了，当杀当剐，我全认了！但我不服！我不懂，包干到户给小岗村带来这么大变化，就一点看不到？还有没有讲理的地方？”

严宏昌恨不得把憋在肚子里的那些话，一股脑儿全吐出来。这时，严宏昌却发现，对方一直紧绷着的脸，居然出现了如释重负般的笑容。

直到这时候，陈庭元才同样斩钉截铁地说道：“你真的当杀当剐也不怕，我怕个什么啊！参加革命前，我不也是一个农民；现在只是比你头上多了一顶乌纱。为吃上饱饭，你们连命都不要了，我要这乌纱又有什么意义？”

县委书记此番慷慨陈词，竟一下把严宏昌的眼泪说了出来。

陈庭元说：“宏昌，你不要考虑太多。有你刚才那些话，我心里就有底了。”说到这，他叹了口气，告诉严宏昌一件事：

第二章 突破禁区（14）

“后天你去一趟县里。这事本来应该别人通知你，既然这样，我就提前告诉你。”

“我一人去吗？”严宏昌问。“我已经不是小岗队队长。”

“找的不是生产队长，就是你！”陈庭元说。“我知道你早不是队长，但这并不重要。”

严宏昌从田间小道回到家，寻思着县委书记陈庭元沉重的表情和他的话，知道形势十分严峻了。十一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他也看过，他已经明白，陈书记专程来小岗看他，是看他有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各种最坏的可能，他都想到了，只是难咽这口气啊！

这一夜，他又失眠了。

第二天，一整天，再没心思下田干活，脑袋里老是转悠京剧革命样板戏《杜鹃山》中雷刚说的一句台词：“干革命为啥就这样难呢？”

第三天天没亮，他就翻身下床。望着四个睡得正香的孩子，心里边一阵阵发酸。妻子段永霞这时已被惊醒了，懵懵懂懂地瞅着他，问：“你今儿怎么啦？”

严宏昌平静地说：“县里要我今天去凤阳。”

一听说严宏昌要去县里，段永霞惊得一点睡意也没有了。忙问：“真要抓你了？”这种风声，在传达县委电话通知时，就传得满道都是了。

严宏昌说：“我不知道。如果是，我只有拜托你，将四个孩子分别送给你的四姐妹，一人一个，哪怕讨饭也要把他们带大。我欠你的，来世报答！”

严宏昌说得很冷静，段永霞已是泪如泉涌。

他不忍去看，说完，一扭脖子，就出门了。走了很远，已经到村头了，这才忍不住转回头，发现全村都还笼罩在无边的夜色里，段永霞仍站在门洞昏黄的灯光中，一动不动。

他虽然看不清段永霞的表情，但他知道，写在她脸上的，一定是极度的悲恸和无助。

严宏昌猛地站住了。

他感到了一阵撕心裂肺般的疼痛。

自从离开城里的建筑工地，回到小岗，虽说天天和孩子一个锅里吃饭，和媳妇一个被筒睡觉，但只有此时，他才感觉到，这么多的日子，他心里其实只装着小岗村。此刻，除去巨大的歉疚，确实也没有别的办法再弥补。

他最后又望了一眼依然站在门口的段永霞，便毅然转回头，决定什么也不去想了，匆匆赶路。

一直走到梨园，天才透亮。鬼使神差般地，严宏昌在一个岔路口，正好碰到了早起的公社书记张明楼。张明楼老远就大声喊：“是宏昌吗？”

第二章 突破禁区（15）

严宏昌应了一声，张明楼走过来，问：“你这是县里通知去凤阳吗？”

“是。”

张明楼恨铁不成钢似的说道：“我的话，你从来只当耳旁风，就是不听，现在谁也救不了你了！这次去县，你别指望再回来，能回来，我就在梨园倒爬三圈。”

严宏昌没再说话，黯然上路。

赶到凤阳县城时，早已到了上班的时间。在县委办公室，他遇到了李淮治、陈怀仁和吴庭美几位秘书。李淮治告诉他：“陈书记刚走，去党校开会了。”

严宏昌不知道党校在哪儿，吴庭美告诉他，就是过去的第四监狱。但“过去的第四监狱”又在哪儿呢？严宏昌不仅不知道，听了心里还咯噔一跳：干吗要跑到这样一个地方去开会？

吴庭美说：“我骑自行车带你去吧。”吴庭美是大严村人，大严村和小岗村，两村就挨在一起，吴庭美同严宏昌早就熟悉。

吴庭美带着严宏昌，把他带到了县委党校。

党校的设施很简陋，三间朝南的小瓦房，作为会议室的屋子里，摆了一张乒乓球桌，桌子正中放了一部电话机，四周坐满了人。在座的全是县里的头头脑脑。

严宏昌进去时，陈庭元指着他介绍给大家说：“这就是小岗的严宏昌。”

还没等严宏昌闹清这是个什么会，一个与会者就站了起来，手指着他，怒斥道：“我看你年纪不大呀，什么路不好走，干吗偏走这条绝路呢？”

严宏昌禁不住一愣。对方的这种指责，他接受不了，申辩道：“小岗走的怎么是绝路呢？一年过来了，我觉得还是有奔头的。”

谁知，他的申辩，激怒了对方，对方的责问变得更加严厉：“你这不是绝路，是什么？我们共产党革命了几十年，一下被你拉到了解放前。你可知道，你这是在开社会主义倒车，挖的是社会主义墙角。你今天已经是一个标准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革命！”

严宏昌想不到，“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三年多了，一个县级干部，张口闭口还是“文革”那一套；更没想到，紧接着，一个接着一个县领导，大帽子乱扣，棍子乱舞，讨伐之声此起彼伏，冲他而来：

“你胆子太大，无法无天！”

“你明目张胆对抗中央决定，死不悔改！”

“你这是典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

“你到底想干什么？想翻天吗？”

第二章 突破禁区（16）

在一片愤怒声中，有的还响亮地拍起了桌子。严宏昌哪见过这种场面。一开始，他被震住了，有点儿发憷。但随着许多与会领导情绪的激愤，把那么多吓人的罪名栽在自己身上，他反倒沉静下来，反倒横下一条心，觉得自己并没做错，天塌下来也不能孬！

心态平和下来后，他开始认真地听大家的批判，甚至认为有的批评也不是全无道理的。比如，举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的规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他才意识到，小岗村搞的“包干到户”，否定的是立国根本大法上的规定。比如，列举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四中全会上《决定》的具体规定，“包干到户”显然是背道而驰的，说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也不能说是无凭无据。

可是，他想不通的是，现在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既然是“唯一标准”，《宪法》上的规定，和中央会议的决定，经过实践的检验发现不对头，那就得改，就得变。

严宏昌正准备理直气壮地把小岗村一年“包干到户”大翻身的真情实况，作个介绍。但有人再次拍了桌子，不许他说。

他奇怪地问：“我为什么不能说说包干到户的好处？”这一下，他忍无可忍了：“小岗村过去二十多年，吃的全是国家的供应粮；这一年没要国家一文钱，还向国家交售了两万四千九百斤‘爱国粮’；社员的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为什么会这样？就因为搞了大包干到户！难道农民想吃饱饭，想过好日子，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小岗人到处去要饭，才是社会主义优越性？”

本来，严宏昌以为，他这一问，准把向他拍桌子的领导给问哑巴了。却不料，那位领导脸红脖子粗地怒吼道：

“你小岗队家家能从地里拣到金滚子，也不遮眼黑。我们宁愿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供你们吃皇粮，也决不允许这样胡来！”

严宏昌吃惊地望着围坐在乒乓球桌子四周的领导们，因为震惊，他的身子突然抖了起来，只感觉一股热血涌上了脑门，他气愤地问：“你们在座的，都是共产党员吗？共产党允许讲这种伤天害理的话吗？”

一声喝问，问得大家一个愣怔。

这时，不知是谁，在后面轻轻扯了一下他的衣服。他心里清楚，这是暗下提示他，不要再说。

然而，此时的严宏昌，已骑在老虎背上，由不得他作别的选择了。其实，他想的，也很简单：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呢？

他确实被刚才那位怒吼的领导气疯了。这样的话，他在梨园公社党委书记张明楼那儿就听到过，但张明楼只是个公社书记，是个“大老粗”，有文化的县领导也说出这种话，他不仅感到可悲，反觉得可以鄙视这些平日十分敬畏的“父母官”。

第二章 突破禁区（17）

他咳了一声，正准备向在座的各位谈谈小岗村为什么要“包干到户”时，一声“牛粪腿子！”把他的话再次打断，就听一个更加粗暴的声音喝道，“别再跟他啰嗦，抓起来！”

应着话声，几个警察迅速冲进来。显然，这事早就有安排的。

到这时，严宏昌才悟出，陈庭元为什么事先要去小岗村看他，而且心情那样沉重，他是知道事情结果的，却也只能无可奈何。想到这些，他忽然下意识地寻找起陈书记。这才发现主持会议的陈庭元，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座位，正独自一人闷声不响地蹲在会议室门口的地上！

严宏昌心中一惊。

这哪还是一个县委书记的形象呢？

这时警察已经控制了严宏昌，就要朝门口拽，严宏昌奋力挣脱，并大声喊道：“我今天既然来了，就没打算回去，但这样抓我，我不服，我还有话要说！”

“还有什么绝命话，”一个领导讥笑道，“那就让你讲完。”

严宏昌气愤地说：“十月初，地委书记王郁昭到过我家，当时七位常委也都在，王书记跟我丢了话！”他把地委支持小岗人“包干到户”干三年的话，说了一遍。

说得大家面面相觑。很快，有人便哈哈大笑起来。地委书记带了那么多常委，有可能跑到小岗村一个农民家去开一个这么重要的会？凤阳县委、县革委会的班子里至今没人知道，板桥区、梨园公社也没谁汇报过，这不是大白天说梦话，也是他严宏昌有病了！

一个领导不屑地问：“你说的这些，有文字根据吗？”

严宏昌摇摇头，说：“地委就是有这样的文字根据，也不会发给我。”

那领导勃然大怒：“你没有根据，我们能相信你这个牛粪腿子吗？把他带走！”

严宏昌说：“慢！”他伸手就去抓桌上的话机，“我给王书记打个电话。”王郁昭那天交给他的电话号码，他早已熟记在心了，只是从来没有使用过。

但是，桌上的电话机被对面一个领导抢了过去，并厉声训斥：“你还敢这样胡闹！”

严宏昌无心与对方争辩，他说：“你们不让在这打，我到邮局去打，叫王书记把电话打过来总可以吧？”

拿着话机的领导冷笑道：“你以为你是谁？还有这个机会吗？”

严宏昌见警察又动手了，便不顾一切地向乒乓球桌上扑过去，要把话机抢过来。但比他动作更快的警察，已把他按在桌子上，动弹不得。

第二章 突破禁区（18）

就在这时，一直埋着脑袋蹲在门口的陈庭元站了起来。显然是严宏昌的话，提醒了他，他想起了那次参加地委召开的三干会，最后一天晚上，他确实随会上开出的一辆大客车，去了小岗村。王郁昭和地委常委们也都去了，可他们是否去了严宏昌家，说没说过那些话，他并不清楚，因为大家都是分头自由活动的，不过，他不太相信严宏昌会这样无中生有，撒出个弥天大谎来。

陈庭元冲着守着话机的与会者说道：“他要打这个电话，就让他打打试试！”

严宏昌终于拿到了话筒，却又一下紧张起来：如果对方不接怎么办？如果王书记不在又怎么办？甚或，电话打过去，那边压根就没人接——这些情况都是可能碰到的呀。只要碰到其中的一种情况，他也就只能认命了。虽然王书记也交代过，找到当时在场的任何一位地委常委“都作数”，可他此时此刻又到哪里去找那些个常委呢？

电话拨通了，他的声音有些颤抖，小心地问：“你这是地委办公室吗？请找一下王郁昭书记。”

谁知，这就是王郁昭办公室的电话，接电话的人正是王郁昭。王郁昭说：“我就是。”

严宏昌的心跳顿时加速了，他几乎不敢相信这么容易就找到了王书记，忙又问：“你就是王郁昭书记吗？”

王郁昭说：“我是，你是谁？”

严宏昌激动地说：“我是小岗生产队的严宏昌呀！”

“啊，宏昌，你找我有事吗？”话筒里传来了王郁昭和蔼的声音。

严宏昌听着王书记的问候，竟一时语塞，不知不觉，两行热泪滚落了下来。

陈庭元见状，忙接过话筒，汇报说：“王书记，小岗队的严宏昌在我们这里，我们叫他帮助把小岗队拢起来，他执意不从，我们决定对他采取强制措施。但他说，你曾经宣布过小岗村……”

陈庭元大声地解释着，与其说他是在向地委书记王郁昭汇报，不如说他这是讲给在座的领导班子成员们听，因为要对严宏昌“采取强制措施”，压根儿就不是他的意思。

王郁昭没容陈庭元把话说完，就证实了他确曾在严宏昌家代表地委批准小岗村大包干到户干三年，接着，劝说道：“小岗村的改革，你也是支持的嘛。现在压力再大也不能动摇，不能再走回头路了。省委马上要召开农村工作会，有些话到时再面谈吧。”

陈庭元放下电话后，他把地委书记明确的态度作了传达。接着，他百感交集地望着领导班子的成员们，苦涩地说：“你们这个叫我这样办，那个叫我那样办，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小岗村包干到户的问题，我们是听地委的，还是怎么办？你们都说说。”

没人再说话。似乎大家都感到意外。更感到意外的，是准备对严宏昌动粗的警察，他们很知趣地退出了会议室。

第二章 突破禁区（19）

陈庭元对严宏昌说：“你先回去，地委的决定我马上会电话通知板桥区委和梨园公社党委。”

严宏昌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他已经走到门口，又被陈庭元叫住，特地交代说：“今后你们不要再说是‘包干到户’。凤阳的‘大包干’是万里同志和省委都肯定了的，省内外也都知道，就叫‘大包干’。”

离开凤阳县城，严宏昌按原路走了十八里，想从临淮关坐一段火车到梨园然后再奔，可一摸口袋，钱不知啥时丢了，没办法，又跑了四十五里路，跑到晚上九点多钟，才摸黑到了梨园。在梨园村头，碰上叔伯哥哥严文昌和表兄张学良，两人都是生产队长，聚在一起正议论着他被县公安局逮捕的事，替他愁着“一家老小怎么办”呢。他的出现，让他们吃了一惊。正在村里开会的公社书记张明楼，听了，更是惊诧不已，不敢相信地问：“他怎么回来了？”慌忙赶过来。严宏昌把会上的情况简单说了一下，听得张明楼连声说：“这就好，这就好；你快回去休息，家里人肯定急坏了，我送你！”严宏昌忍不住望着张明楼笑，因为张明楼矢口不再提他打算“就在梨园倒爬三圈”的话。

在回小岗的路上，张明楼内疚地说：“宏昌，我也知道不该强迫你们拢回到队里去，可你带头在小岗闹起包干到户，影响太大，许多地方也跟着这样干，其他公社都向我们梨园公社党委施加压力，说‘小岗不并，我们不好办’，你说我怎么做人？我是说过，要斗你九十六场，可我不是没斗过你嘛！”

严宏昌理解地说道：“张书记，我没有怪怨你，清楚你的心情，我知道给你添了很大麻烦，其实你也暗地里帮了我们不少忙。”

这话说得张明楼羞愧难当，自嘲道：“县长才七品，你说我这公社书记算几品，算个啥官？可我没办法，为官一天，就要执行党的政策不是？”

那一晚张明楼把严宏昌送了很长一段夜路。

严宏昌回到家时，已将近午夜时分。敲开门，他傻住了：家里坐了一屋子人，村子里的乡亲差不多都聚在这里。大家见站在门外的是严宏昌，一个个也都惊得目瞪口呆。

原来，大家以为他是有去无回了，严俊昌就带着全队的劳力帮助他家连夜抢种麦子，这才刚从地里回来。看到严俊昌因为领着大伙帮自己家干活，忙得浑身上下已被汗水湿透，顾不上回去换洗一下，又和大伙一道赶过来，安慰着他的妻子段永霞，严宏昌忍不住鼻子一酸，唤了声：“我小哥……”。

他真的是感动极了，一时竟不知该说句什么感激的话为好。最后，他动情地说道：“再不要担心了。我们赢得了地委和县委领导的支持，今后尽管放心大胆地干吧！”

接着他向严俊昌，也向大家介绍了自己在县里的经过，但是会上被批斗险些被抓的事，他却只字未提。

第二章 突破禁区（20）

一九八○年春节前，万里来到了小岗村。

尽管已经事隔三十年，可回忆这个特殊的日子，严宏昌仍然显得很激动。他回忆说，那天正是农历腊月二十六，江淮大地依然干冷干冷，凛冽的西北风呼啸着，掠过村头光秃秃的柿子树，像弹拨着激越的琴声。

因为还有三天就是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了，于天寒地冻之中，小岗村还是透出浓浓的喜气。头天上午公社就来人通知严宏昌，说万里要来看小岗人，他听了，又是高兴，又是紧张。高兴的是，省委第一书记，用过去老话说，那是封疆大吏一级的大人物，亲自到这穷乡僻壤，可谓开天辟地；紧张的是，万书记对小岗搞的这种“包干到户”，会是个啥说法，他一点没有数，心里像挂了十五只水桶，七上八下的。尤其是，他已不是小岗生产队的负责人了，公社为啥还要通知他，自然是凶吉难料。

于是他去找严俊昌和严立学，三人商议的结果是，挨家挨户打招呼，要大家多炒点自己种的花生，备点年货，把房前屋后整理整理，让万里有吃有看的，瞅瞅小岗人扔掉了讨饭棍，“包干到户”之后获得大丰收的喜庆情景。

晚上，严宏昌躺在床上仍心事重重。他对段永霞说：“万一万里也要我们拢回去，怎么办？”

说得段永霞也睡不着了。

其实，不久前，在安徽省委召开的农业工作会议上，不少参会的地市领导心中也都变得没有了底，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发生在肥西县的“张文题事件”，大家通过各种渠道都已经知道。肥西山南区实行包产到户原是省委批准的试验点，但中央一个文件接着一个文件严禁包产到户，省军区一位首长便认为山南区的这种做法，是公开对抗中央的决定，由于部队官兵的家不少是在农村，就担心分田到户了，让土地拴住了心，谁还愿意当兵，还不都跑回去种地？就认为这是扰乱民心，动摇军心，是在“毁我长城”，亲自跑到肥西，责令他们立即纠正。肥西县委书记见这事棘手，就躲进了党校学习，临时主持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张文题，也认为“包产到户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中央的决定”，遂以县委的名义下达了一个“四十六号”文件，明确指出：“山南区委一定要贯彻执行县委决定，把包产到户的重新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正式下达了文件，张文题还召开了县、区、社三级干部会，要求各级领导必须以党籍作保证，立即纠正包产到户。在省委常委会上，当万里了解了肥西县出现的这种情况，忍不住拍了桌子：“还有这样的县长？管到省委的头上了？”他严肃指出：“山南搞包产到户试验是省委决定的，如果有什么错误，应由省委首先是我来承担；肥西县委这样反对、干扰省委的决定，强制收回包产到户的做法是错误的，这是组织原则问题。要告诉他们，已经包产到户的地方，不要强行硬扭，不要跟群众闹对立，不要挫伤群众生产积极性。至少要让群众干到秋收后吧，要让实践来检验吧！”这事，虽然很快又被纠正过来，可是万里大力推行的农村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毕竟是与中共中央的文件精神相悖的。所以，在省委召开的这次农业工作会议上，大多数与会者，口袋里都装有两份材料：一份是继续支持“包产到户”的，一份则是遵照省委‘六条’规定总结“包产到组”经验的，看省委是什么样态度，就拿出什么样材料。

第二章 突破禁区（21）

这样的怪事，在地市领导们之间是心照不宣的。

不过，万里在会议开始前的简短的讲话，又是出乎大家意料的。他既不划框框，也不定调子。他说：“现在安徽出现了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反对、拥护都可以。讨论问题可以畅所欲言，反正大家都有自己的实践，希望敞开思想，共同认真研究一下农村政策问题。现在看来，从思想上、政策上拨乱反正还是不够的，政策的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带来的发言稿，旗帜鲜明地为大包干到户唱赞歌，题目便一目了然：《顺应民心，积极引导》。他曾是合肥师范学院的副院长，先后教授过马列主义基础和哲学等理论课，因此，他对大包干到户的经验总结，就富有浓厚的理性色彩。

他向省委郑重提出：“要求给大包干到户报个户口，承认它也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他认为，“劳动者积极性的高低，是检验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标志，实践证明，大包干到户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就是让今天的农民穿上了‘合脚鞋’，可以说是顺应了当前农村改革潮流的。”

王郁昭的发言，在会上激起了强烈反响。特别是当一些人弄懂了“包干到户”原来是比单纯的“包产到户”会让农民对土地使用权“包”得更加彻底，就认为“太过分”；反对者甚至严厉责问：“你这顺应了什么潮流？这是在顺应资本主义潮流！是‘风派’！”说是“风派”，这在当时，已是一句近似骂人的话。

会上的争论异常激烈，常常争辩得面红耳赤。

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虽然没被安排在大会发言，却带来了一份调查报告。他做梦也想不到，他组织的这份调查报告，最后比大会上所有代表的发言更引起了万里的关注。这是陈庭元委派县委秘书吴庭美，深入到小岗村，作了一周时间的详细调查，经过反复研究和核实后，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写出来的一份七千多字的调查报告：《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吴庭美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他出身农村，家就在小岗的隔壁，对小岗、对农村的情况非常熟悉，对农民更有着与生俱来的深厚情感。他的这篇调查报告不仅真实，而且感人。

万里几乎是一口气看完的，看了之后，大为赞赏。他拿着这篇调查报告，兴奋地对新华社记者张广友说：“你看看，写得真好！我像看小说似的一口气看了两遍。”

张广友自一九五九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进入新华社当记者，已有二十多年的新闻工作经验了，他读过也写过不少农村调查，但看了吴庭美的这篇调查报告，也认为“越看越觉得写得好，太重要，也太及时了。”这篇调查，不仅写出了中国农业集体化二十多年来，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小岗村从农业合作化，历经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直到“文化大革命”，小岗农民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中的悲惨遭遇和辛酸的历史，说出了小岗农民的心里话；还以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陈述了自农业集体化以来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受到摧残的严重程度，以致大部分村民逃亡和饿死，并有具体的数据；同时记述了走投无路的小岗农民，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影响下，“冒死抗争”，带头实行包干到户一年大翻身的动人情景。甚至，也还写到了小岗农民包干到户后产生的苦恼和激烈的争论，反映了广大农民对农村改革的迫切愿望及其矛盾的心理。

第二章 突破禁区（22）

张广友激动地对万里说：“这实际上是一份《中国农村改革宣言书》啊！”

这正是万里日思夜盼在寻找的农村改革的真正的典型呀！

不是么，当他听说肥西县山南区搞起了包产到户，他是多么高兴啊，但是，说到底，肥西县山南搞的其实只是历史上的包产到户的一次再现，并且还是由党的基层组织发动起来的，最后又是到了省委全力支持的；尽管它也反映了农民群众的真实的愿望，一度发展到了十万之众，但正因为它是一种组织行为，所以肥西县委以组织的名义很容易就将它颠覆了。而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包干到户，却完全是农民群众冒着杀头坐牢的风险自发搞起来的，还创造性地将历史上的“包产到户”发展成为“包干到户”，它不仅更直接地表达了亿万中国农民最迫切的诉求，更体现出了今天中国最需要的敢于冲决长期以来极左路线的重重禁锢与束缚，杀出一条血路的大无畏的改革精神！

万里抑制不住激动地对张广友说道：“是啊，这个报告中反映的问题很重要，有一定的代表性，需要给予肯定与支持，过几天咱们就去一趟！”

万里来小岗的头天夜里，严宏昌一宿未合眼，鸡还未叫，他就翻身下床了，要妻子早早烧饭，自己在屋里直转悠，心里仍是七上八下。

吃过饭，天才刚亮，他就出门了，又村前村后地转悠了一遍。九时许，村西头终于传来了汽车的喇叭声，远远地他就看到，身材高大，身着草绿色军大衣的万里，在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新华社记者张广友的陪同下，迎着寒风，踏着冻土，大步从村子西头走来。

严宏昌同严俊昌、严立学，同早已聚在村头的社员们，一道迎上去。

陈庭元首先把严宏昌介绍给万里，说：“这就是带头搞包干到户的严宏昌！”

万里握着严宏昌的手，亲切地问：“到你们这里我能随便看吗？”

严宏昌一怔。他有些不敢相信，堂堂省委书记要看一个地方，还要征求农民的意见。忙说：“管，你爱看哪家看哪家。”

万里笑了，说：“噢，那你们和大寨不一样。”

严宏昌又是一惊。顿时紧张起来，心儿直跳。他小心地问：“万书记，我们哪里跟大寨不一样？”

万里于是解释道：“去大寨，只有一个固定的进村道路，由专人引导，按指定的地方去看。碰到岔路口，就会有个牌子，上写：‘行人止步，谢绝参观’。想问问社员，他们不说话，全像哑巴；你想同小孩子讲话，小孩也不敢讲。所以说，你们小岗同他们不一样。”

第二章 突破禁区（23）

严宏昌一听，放下心来。原来万里在夸小岗呢。于是说：“在小岗村，你到处可以随便看，随便问。”

万里于是从村西头看起，挨家挨户看。看罢严立付家，又看严立华家，看到家家粮满囤，户户谷满仓，他十分高兴。看到严立学家时，发现屋子里放了一只大箱子，问道：“箱子可以打开让我看看吗？”严立学开了箱子，万里看得很仔细，说：“好啊，讨饭的，也置了家当了！”

这以后，万里从关友江、关庭珠、关友章家一路看下去，最后，来到严宏昌家的小院子里。

严宏昌的家当时还很简陋，也是茅草房，没有像样的家俱，但堂屋倒不小，正对门还放着一张农村老式的四方桌。万里在桌子的东面坐了下来，其他人都自觉地坐到了他的后面。严宏昌不敢坐，站在门边，万里招呼他过来，要他就坐在自己的对面，这样，一张桌子就只有他和万里两人相对而坐。

严宏昌发现当过铁道部长，现在又是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竟没有一点官架子，是个非常亲切、非常慈祥的老人，特别是怕他汇报时紧张，笑着说：“我过去也是农民。”这样一来，他真的感觉镇定了许多，开始从容地把小岗村前前后后的故事，尤其是，小岗为啥不怕杀头坐牢也敢把田分到户，以及包干到户一年来取得的骄人成绩，一一道来。

尽管这些故事万里从吴庭美的调查报告上已经知道了，但是，来到小岗村，亲耳听到小岗人的介绍，还是不一样。他有些动情地说道：“你们一年就有这么大变化，这是出乎我意外的。想不到马列主义竟出在你们这样的茅屋里呀！”接着，又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会大好。我就盼着有人这样干，就怕没人敢这么干，你们这样干了，我高兴啊！哎呀，我们中国的农民你说多好！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我们是有很大责任的啊，可你们冒着风险干了起来，首先想的依然是国家集体，‘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话说得多好！多了不起！”

万里这时问严宏昌：“你们现在还有什么要求吗？”

严宏昌说：“只希望让我们这样干下去，至少能干三五年，不要变。旱不怕，涝不怕，就怕政策有变化。”

万里当即答应：“行。地委能批准你们干三年，我批准你们干五年！”

严宏昌激动得带头鼓起掌来。

这一下，严宏昌心里踏实了，不过他又向万里诉苦道：“但是有不少人说我们小岗‘包干到户’是‘开社会主义倒车，挖社会主义墙脚’。”

万里一听，认真地说道：“谁再这样讲，你就问问他，他有没有好的办法，能使农民富裕起来。”接着，他激动地说：“只要能对国家多作贡献，对集体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是‘开倒车’。吃国家的，成了社会主义；支援国家的反倒不是社会主义？今后谁这样讲，不准你们干，这个官司交给我万里替你们打好了！”

第二章 突破禁区（24）

板桥区委书记林兴甫这时在一旁问万里： “周围社队都吵着要学小岗，怎么办？”

万里了解到问话的是区委书记，马上说：“学就学吧，我还是这几句话，只要能多打粮，对国家多贡献，社员生活能改善，群众要怎么干就怎么干。你们当干部的不要学唐僧，给人家念紧箍咒。他们还没有住上瓦房，还没住进高楼，让社员快富起来，家家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才称心呢！”

那天万里显得特别兴奋，他像拉家常似的同小岗人回首遥远的往事。

讲他十三岁就给地主放牛，跑出去参加队伍时还没枪高，行军时枪把子还捣脚；

讲他在“文革”动乱年代被驱逐到新疆放羊，人家骑着马，端着枪，看守着他，羊放到哪，他睡到哪，有草地睡草地，有雪地睡雪地，整整三年没进屋睡过觉，他的一头黑发就是那三年变白的；

讲他有一个同事，在那种困苦的日子里，还差几十天就解脱了，却没有熬过来，实在受不了，钻厕所自尽了；

讲他前些时访问日本和美国的农村，他真羡慕他们的农业，中国必须要搞改革开放，中国的农民将来也会像他们那样住上小瓦房，使上拖拉机，过上好日子，整个国家就富强了……

谈话中间，段永霞用当年同严宏昌结婚时戴过的墨绿色的头巾，装满了喷香的花生，送到万里手里，说道：“万书记，多亏你支持我们搞改革，去年我们花生收得很多。要是前两年来，我们想炒给你吃，家里也拿不出呢。”

万里接过花生，忙说：“ 我可没带钱哟……好吧，我把你们‘大包干’的成果带回去，让省委常委们都尝一尝。”

临走时，万里同在场的许多社员都握了手。上了车，车门已经关上了，他却推开车门，对严宏昌说：“我还会来看你们。你们好好干，我会把你们的要求，向中央反映。一定多打粮食，让社员富裕起来。”

严宏昌代表大家说：“万书记，你放心！”

车子启动了，才走了二十多米，便停了下来。严宏昌马上跑过去。万里再次推开车门，对严宏昌说：“你们一定要记住，粮食不愁了，也要把家庭副业抓上去。每户不能少于两头猪，养好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化肥厂呀。到时一头卖国家，一头留到过年杀了自己吃。当然不光喂猪，还有许多副业都可以搞，多想想办法。”

严宏昌说：“万书记，我们都记住了。”

万里满意地点着头，关上车门。可车子开出十多米，再次停了下来，严宏昌见车门又打开，慌忙奔过去。

万里望着气喘吁吁的严宏昌，语重心长地说：“我相信你们今后粮食会越收越多，但一定要做到实事求是，不卖过头粮，不管任何时候，都不能吹牛皮，不搞浮夸风，要接受三年困难时期的教训，说真话，做老实人。”

第二章 突破禁区（25）

这时，严俊昌和严立学，以及送行的村民，都跑了过来。万里走下车，动情地同大家再次握手。

严宏昌望着头发和胡子全白的万里，在同小岗人依依惜别的情景，回想着他三次停车言真意切的教诲，由不得眼中一热，涌出了泪水。

严宏昌当然不可能知道，万里的这次小岗之行，以及他说的那许多话，这在当时是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的。

万里在离开小岗不久，也就离开了安徽，奉命进京。尽管万里很快就出任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同时担任国家农委主任，主管起中国的农村和农业工作，但是，上任以后，万里感到自己在北京的处境比在安徽困难得多，各方面斥责包产到户和大包干的声音很强烈，就连他自己分管的农口的一份很有影响的刊物，也在连续发表批评安徽农村改革的文章。更让他尴尬的还是，他刚离开安徽，安徽的农村改革就出现了大逆转，无异于是“后院失火”了。

在这以后一段并不算短的日子里，中国的农村改革依然是一波三折，正像鲁迅曾用“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来形容中国改革的艰难。当然，改革的路尽管曲折与艰辛，小岗村率先实行的大包干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毕竟受到了亿万农民的喜爱，特别是随着邓小平站出来公开予以肯定，接替华国锋出任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旗帜鲜明地支持万里的工作，大包干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便最后成为了中国农业经营的最主要的方式。

回顾小岗村率先实行的大包干的“家庭承包经营”成功的历程，不难发现：这是面对农民的意愿，地方上和中央的改革者一次有力的上下响应，同守旧势力进行奋力拼搏的结果！它留给我们太多的思考：不论多么聪明的学者，或是多么有远见的政治家，都没有能力规划设计农村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倾听农民的诉求，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

但是，我们绝对没有想到，改革成功之后的小岗村走过来的路依然还是那样的充满坎坷和曲折，甚至，是出乎想象的悲壮！

万里刚离开安徽的一九八○年，安徽省的农村改革一度出现大倒退，不过小岗村却在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的暗中庇护下，有惊无险，不仅没有出现大的反复，还是迎来了一个更大的丰收。那一年，不但粮食大增产，还因为遵照了万里的嘱咐，大抓了家庭副业，社员们除留足了自己过年用的，就卖给国家三十六头肥猪。那年春节，家家户户都备齐了年货，年三十晚上，不知谁家带头放响了一挂喜庆的鞭炮，这炮声还没落地，整个村子瞬间就被淹没在惊天动地的炮仗声中；那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把个小岗人丰收后的喜悦渲染得天上地下满道儿全是。

关庭珠老爷子乐得脸上笑出了一朵花，他说：“我现在六十往上已是‘花甲’之人，也算一辈子了，可从没见过收这么多粮食，也不敢想会过这样的日子。我这是‘瘸子过河——猛一跳啦！’”

春庄稼下了地，严宏昌便提笔给万里写信。一是向万里汇报小岗人在他的关怀下，今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二来也想请万里帮忙买一台拖拉机。

第二章 突破禁区（26）

严宏昌家迫切需要解决一台拖拉机。因为当初分田的时候，他家分的地不仅最差，而且最远。虽说已有四个孩子，却都还小，老大是一九七○年生，也只有十岁，收庄稼的时候，须一担一担地往家挑，一个孩子也帮不上忙。再说严宏昌虽已不是队长，可他毕竟是十八条好汉里面文化最高，口才最好的，而且又是大包干的带头人，自然而然地便成了小岗队的“新闻发言人”，但凡外面来人参观，上面来人视察，也多是由他出面接待，因此，家里几十亩地的农活差不多就丢给了妻子段永霞一个人。

买台拖拉机帮助妻子，这是严宏昌一直就有的想法，等他筹足钱，跑到县农机公司去购买时，才知道，上面有政策，拖拉机属于生产资料，私人不得占有，更不允许搞个人经营；这一类的农机具只卖给集体。可如今小岗队早已分田到户了，自己用，又如何以集体的名义去买呢？他左思右想，拖拉机是自己家里天大的事，就只能找自己认识的最大的官才能解决，何况，万里最支持小岗，最理解小岗人，现在在上面又正好分管农业工作，于是他便想到请万里帮这个忙。

最初听他讲述这件事，我们的感觉是惊讶。买台拖拉机，好大个事？这样一件小事居然要去惊动万里！在我们的采访生涯里，还从未见过如此胆大行事之人。

他把信投进信筒后，就天天盼着北京有信来。然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天，县里来人找到他，骂骂咧咧地说：“你胆子不小，不知天高地厚，竟敢私下给中央领导写信！”问他，“可知道这是犯法的？”

他极力解释，得到的竟是厉声警告：“下次再查到你给中央写信，就不再客气！”

严宏昌已经是见过世面的人了，县里的干部岂能吓倒他？他不服气地反问：“我要再写又能怎样不客气？”

来人说：“随时随地，把你关起来！”

严宏昌想不通。这困惑，直到两年后的一九八三年一月二日，随着中央“一号文件”的下发，他听了传达，才茅塞顿开。原来，到了一九八三年农民才被允许购买拖拉机，而且，依然是限制“小型”的，并强调“各地可根据当地情况和油料供应的可能，规定可行的计划销售办法。”

听到严宏昌这段遭遇，我们曾请教过从安徽省农委领导岗位上离休在家的周曰礼，他参加过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召开的座谈会，讨论私人能不能购买拖拉机、汽车及其他大型农机具；讨论私人能否雇工。会上意见相左，各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周曰礼当时忍无可忍，放了一炮，他说：“既然已经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就应该包括一部分农民。不是农民能不能购买拖拉机，这早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中国农民迫切的要求，不光应该允许，我看还要积极鼓励。”会上分歧最大的，就是雇工问题，严格规定私人雇工不能超过八个人，否则，雇主就有成为资本家之嫌，划入被打击的对象。这种观念的理论根据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论述“转化为资本所需要最低货币额”这个命题时，曾举例谈到当雇主“把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额和工人人数都增加为原来的八倍”时，他就有可能由“小业主”变成“资本家”。

当时弥漫在整个中国社会中的“本本主义”气氛之令人窒息，由此可见一斑！

县里来人教训了严宏昌一顿，这件事，让他觉得很没有面子。更叫严宏昌感到恼火的还是，他从来人的话里听出，万里不仅看了信，还给他回了信，只是被公社扣压了，县里通知不能交给他。他当即去找公社书记张明楼；张明楼不在，他找到了副书记马德全。

第二章 突破禁区（27）

马德全证实有这个事，严宏昌说：“信不给，可以告诉我万里在信里讲了些什么吗？”

马德全的回答十分明确：“县里有交代，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严宏昌大惑不解。

马德全说：“这是纪律！”

那以后不久，邓小平肯定“凤阳经验”的讲话逐渐被公开，再加上中央电视台、新闻电影制片厂以及一些媒体对小岗的广泛宣传，到小岗村参观学习的人，便随之络绎不绝，以至连曾经红极一时的大寨大队、大庆油田也派员前来，先睹为快。

这天，南京军区一两千名官兵，在县委副书记周文德的带领下，来到小岗。周文德还像以前一样，派人去找严宏昌，请他出面接待。可是这次，严宏昌不干了，他要周书记另去找人。并说明，自己已经不是小岗生产队队长，又不拿一分钱工资，没有这个义务；而且表明，今后县里来人找小岗联系公务，他将一概不接待。

周文德看出严宏昌有情绪，询问他怎么回事，了解到严宏昌是因为给万里写信，只是想向中央领导报个喜，顺便表达一下自己想买台拖拉机的愿望，就遭到县有关部门的粗暴处理。周文德听后，也觉得县有关部门这样做确实不应该，便劝了严宏昌几句，并答应这事他将设法帮助解决。果然，周文德没有食言，不到一个月，就帮严宏昌购买了两台四轮拖拉机。其中的一台，严宏昌让给了承包田同样分得很远，也需要拖拉机运输的严学昌。

这件事又让严宏昌在小岗人面前赚足了面子。

但是，也有让严宏昌感到难堪的事情，这就是：既然邓小平都肯定了大包干的“凤阳经验”，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官复原职”，再当小岗生产队的队长呢？那段时间，他有些失落。

队里的事问不上，严宏昌还是想为大家做点事的。当然，到了这一步，他不可能再出去搞建筑，重操旧业当包工头，因为这时“小岗”已是声名鹊起，他更不可能就这样离开给他带来巨大荣誉的地方。不仅不离开，还想“锦上添花”。

当村民们沉浸在吃饱穿暖已很满足的喜悦之中，严宏昌却又动起了脑筋，寻思着如何利用“小岗”的这种社会资源，兴办企业。他很清楚，小岗的粮食产量虽然上去了，大家的日子也好过了，但一家一户就种这么点地，只能管温饱，要让大伙真正富裕起来，让小岗变个样，就必须办工厂。

“办工厂”这一想法，就这样开始扎根在了严宏昌的脑子里，以至成了他后来二十多年一直没有改变的梦想。

第二章 突破禁区（28）

办个什么厂好呢？他想到了烧砖，先建一个轮窑厂。这么多年，他在外搞工程，成天就是跟砖瓦打交道，凤阳这么大，也只是临淮关有座土窑，用砖还得跑到蚌埠去解决。他想如果县里能够在资金上给予一点扶持，他愿牵这个头，为小岗兴办这样一个集体企业。何况小岗也有着兴办轮窑厂的条件，村西头的土岭上就有100多亩地，“文革”期间县林业局曾在那里搞过板栗园，没搞成，后来就成了荒岗，如果在那儿办窑厂，既烧了砖，又平了地；再说住上大瓦房也是他多年的愿望，有了轮窑厂，小岗人家家都能住进大瓦房，岂不是一举三得？

他越想，越激动，提笔又给县委书记陈庭元写了一封信。

谁知这边信刚邮出，陈庭元就把他找去了。

陈庭元觉得严宏昌的这个想法很现实，也很好，小岗本来就是人少地多，还有许多荒坡野岭闲在那里，再说严宏昌又搞过多年的工程承包，经验也有。轮窑办好了，小岗的集体经济自然会有长足的发展。他让严宏昌先做个调查，匡算一下大约需要多少资金，小岗的土质适合不适合烧砖，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又怎么解决。

严宏昌一见陈书记这样支持，立马跑到江苏武进县请来专家。化验的结果不久就出来了：小岗的土质非常好，很适合烧砖！工程预算也很快出来：建一座二十二门的轮窑厂造价为八十五万元左右。

严宏昌拿着一整套工程计划报告，去找陈书记。陈书记看了，很满意，当场拍板道：“我先给你们解决八十万元货款，干起来再说。”

忙活了几个月，陈书记十多分钟就拍板解决问题，办事这么爽快，这使严宏昌信心倍增。出了县委，他没在县城耽搁，就直接赶回了小岗。

到这时，他要把办窑厂的计划详细告诉严俊昌、严立学二位队干部了。他甚至想象得出，二人一定会是又惊又喜，因为，不声不响，办厂需要的八十万元，已经解决。这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啊！

生产队长严俊昌一听，是这么大个事，不敢做主，于是把各家各户的当家人，都喊到严立坤家门口开会，征求大家的意见。

严宏昌没想到，大家坐下后，分析来，分析去，七嘴八舌，一连开了三个晚上的会，也没得出一个统一的认识。

有的说：“宏昌，你这是好心，替大伙着想，可咱小岗人才过上几天安稳日子，一不愁吃，二不愁穿，折腾那个干啥？”

有的说：“盘古到今，农民都是土里刨食，种田过日子，办啥厂呀？火烧烟熏的，不说这是糟蹋土地，再讲也危险不是？”

有的说：“我们人老几辈都是老实的庄户人，决不能干那种眼只望着钱的事。”

更多的，还是担心：“乖乖，要花这么多钱？八十万？贷款只是借给你用，到时要归还的，有个闪失，砸了，怎么办？”

最后，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不能干，庄稼人不能趟这浑水！”

第二章 突破禁区（29）

严宏昌一直认真地听着大家的意见，耐心地听了三个晚上，可是，他越听越失望。自己掏腰包，辛辛苦苦把办厂的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完了，县委书记也满意，还亲自帮助解决了贷款，这对小岗人来说，等于是“打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他们却不接受。他给他们耐心解释，说建窑厂又不是造导弹，需要啥高科技，而且啥原材料也不用备，小岗有的是荒地，不愁办不好，可大家就是不信。

他直感到一腔热血泼到了凉水上，难过极了。

其实，会场上出现这种场面，严宏昌本应该有心理准备。现在的小岗人已不同于几年前了，那时他们是走投无路，为大旱之年不被饿死，所以不怕杀头坐牢也要团结一心跟着他把田分了。现在不同了，大家都有吃有穿了，办企业肯定会有风险，谁还愿意冒这个风险呢？再说八十万，这数字也太吓人了！当时一个万元户就很稀罕了，就算是富得流油了；八十万，那岂不是天文数字？小岗人何曾见过那么多钱？正像一个村民讲的，万一办砸了，还不了，怎么办？从这种意义上讲，他们也还都是纯朴本分之人。

最后，严宏昌退而求其次，他说：“大家担心窑厂由生产队办，怕土地会像过去在集体里一样谁都不爱惜，干起活来不出力，结果将熟地整成了生地，把肥地种成了瘦地，干到最后大家没饭吃，我理解。这样吧，窑厂由我个人来承包，我每年向队里上缴二十万元纯利润。”

严宏昌觉得工作已经做到这个份上，可以说，万事俱备，其实就只欠大家言一声“同意”。大家真的可以不用操一点心，所有责任由他一人承担，凭他多年承包工程的经验，办这样的窑厂，等于三个指头拣田螺——十拿九稳；窑厂建起后，不但能够解决队里一些富余劳动力的工作，每年保证队上有二十万元的收入，这些钱也能让小岗村每年办成一两件集体事业上的大事。

严宏昌最后把希望寄托在严俊昌身上，因为他是队长，大家在大事上还是听队长的。但是，严俊昌也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办窑厂是以生产队的名义贷的款，就算他严宏昌个人承包了，但如果出了问题人家还得找生产队，他承担不起这份责任。

大家不认可，严俊昌也不支持，讨论办不办窑厂的事，就这样不欢而散。

严宏昌沮丧极了。多好的项目！多好的机会！改革出了大名的小岗人，有了几天饱饭吃，就不敢大胆想，大胆地闯，不敢冒点风险，干点大事，这还配当年的名声吗？

虽然不少村民有顾虑，但在严宏昌看来，办窑厂是个稳赚不赔、毫无风险、可以说有百分之一百把握的事情。何况，会上还有严立学、严立付、韩国云、关友章这些人在支持。如果今天队长还是他严宏昌，只要有三分之一的村民赞成，他就敢拍这个板。小岗人既然包干到户敢为天下先，他相信，窑厂办起来，不往大处说，他和小岗人至少会成为全省最早住进砖瓦房的农民。到那时，多风光，前来参观的人走进村，眼睛也会为之一亮。

第二章 突破禁区（30）

严宏昌越想越痛苦，他待在家里几天没有出门。

他没有勇气再到陈庭元书记那里去，不知道这事该怎么向陈书记去解释。他确实是以小岗生产队的名义向县里申报项目的，队里不愿意干，他就干不成。

这天他正待在家里纳闷，听到有人走近的脚步声，这才慢慢地抬起头，竟发现是陈庭元主动找上了门。

那两天，陈庭元一直在为小岗忙着轮窑的贷款，贷款的事落实下来了，却不见严宏昌的影子，他很奇怪，就亲自下来看个究竟。

“窑厂的筹备工作怎样了？我已把你们需要的贷款办妥了。”陈庭元乐呵呵地说。

严宏昌闷哧了半晌，不得不据实相告，把生产队开了三晚上群众会的情况，向他作了详细介绍。

陈庭元没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直叹气，说：“宏昌啊，算了。群众的事，群众不同意，你也不能勉强。”

一九八四年，中央下发了第三个“一号文件”，严宏昌发现，这次中央提出了“发展商品生产要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并要求各级政府逐步把精力转向领导农民发展商品生产，认识到这是一个历史性任务。”

为了这个“历史性任务”，严宏昌想了很久。他更加坚定地相信，上年准备办轮窑厂的想法是正确的。问题是，大伙不同意，他也拿不出多少理由去说服大家。外地的农村都在怎样“发展商品生产”，富裕起来的农民又是个啥样子？他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

也就在那一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这句话，被宣传开来。这话，正对严宏昌的心思。他认为，后一句话就是说给农民听的。农民当然要种地，要种还得种好，因为一个国家农业不搞好，国民经济基础就成了问题；但农民只知道种地，仅靠种地，你把自己脑袋栽进地里去，也不可能富到哪儿去！

他坐不住了，就决定到外边去跑一跑，看一看。小岗人包干到户搞改革，领先全国，带了头；新的“历史性任务”来了，也不能落伍。

出去跑就要花钱。当时，妻子段永霞最大的心思也就是建房子。最小的孩子已有四岁，五个孩子都同他们挤在一间茅草屋里，早就转不开身，夫妻俩没办法只能在墙上打出两个洞，搭了个小阁楼，每天爬上去睡。严宏昌要动用盖房子的钱，只得谎称去买收割机，他向段永霞要了三千元。

他首先去了河南郑州。原以为那里是中原重镇，又是农业大省的省城，肯定有看头，但在郑州郊区跑了两天，觉得同安徽差不多，这才猛然想起一句老话：“宁向南走一千，不向北走一天，”于是又掉头南下。

到了上海郊县，竟也看不出什么头绪，乘车便去了福建。结果发现福建农村的情况也不是很好，山区还很苦。

第二章 突破禁区（31）

这天晚上，他住进一家私人小旅社，住的是十多人一间的房，大通铺，电视还是黑白的，放在院子里，大家都只能挤在院子里看。这天电视播放的，正巧是邓小平视察浙江瑞安农村的事。这条新闻，别人看了没反应，他却看得眼发直。心想，早听说浙江的农村经济搞得很活，邓小平视察的地方更是错不了，于是，他决定去瑞安看看。第二天，折回头，先奔温州，再转乘汽车跑了几百里，赶到了瑞安。

在瑞安，严宏昌感到了从未有过的震撼。

瑞安的农民竟然抽三块钱一包的香烟，而在凤阳，县里上班的那些干部也才吸八毛二分钱的“红三环”；他去买火柴，等了半天不见对方找零钱，一追问，才明白，瑞安人早已不用分币了。

真正打动严宏昌的，当然不光是这些小事情。瑞安的农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小工厂，这让他大开了眼界。

严宏昌随意对其中一家作了考察。这家户主叫张顺贤，一个热情的瑞安人。他的家庭工厂不大也不小，二十多台机器，招了四十多位工人，主要搞的是废旧塑料制品的加工。废旧的塑料他是去山东和安徽的废品商店收购来的，只是拉到瑞安加工，最后再卖到山东和安徽去。

严宏昌听说原材料的收购和成品的销售，“两头”有的就在安徽，不光感到惊讶，还顿时来了兴趣。

张顺贤是个精明人，他留意到了严宏昌瞬间神态的变化，忙问：“你是那边人？”

严宏昌说：“我是安徽人，家在凤阳。”

“凤阳我也是常去的，”张顺贤高兴地说，“很多废旧塑料就是从凤阳废品商店进的货。”

经张顺贤这么一说，严宏昌很是惊讶。想不到千里之外的瑞安这家工厂竟然与自己的家乡有着这样一层“亲密关系”。

“我是凤阳小岗村人，”严宏昌说，“很想像你们瑞安一样，也办一家这样的工厂。”

这下轮到张顺贤惊喜不已了，他兴奋地说：“你就是小岗人？嘿，中国的农民都要感谢你们小岗人哪，是你们不怕杀头搞了‘大包干’，带来今天的大变化，否则，谁也不敢想，如今瑞安农民家家户户能办工厂！”

张顺贤死活要留严宏昌吃饭，还要留严宏昌住上两天。好意难却，严宏昌就在张顺贤家里住了下来。

张顺贤不再把严宏昌当外人，生产、生意上的一些“秘密”，也就不瞒他。告诉他，办这样的塑料制品加工厂并不困难，其中的利润却很可观。收购废旧塑料，一吨能加工出○点七吨到○点八吨的成品；一吨加工费不过一百元上下，二次拉丝也只有一百元上下，加上来回运费，成本总共一千元左右，卖出去一吨便是八千元。

严宏昌全神贯注地听着，他像在听神话故事那般入迷。边听，边在心里默算张老板一年的纯收入，算到最后，兀自一惊：一年能挣七八十万！

这可是瑞安农民张顺贤正常情况下的年收入啊！而且，在瑞安，像张顺贤这样的家庭工厂，也只算得上一般！

第二章 突破禁区（32）

当严宏昌得出的这个数字，被张顺贤证实时，在小岗村称得上“首富”的严宏昌，内心的震撼，我们从他讲述这段经历的口吻和神态上，就可以清楚地感受到。

当时，他就展开了想象。他想，凤阳县不仅有磷肥厂，还有化肥厂，这都需要大量编织袋，但直到今天，凤阳也没有一家这样的塑料制品厂。凤阳县没有，周边的各个县里也都没有。这真是一条再好不过的致富的门路！

他告诉张顺贤，他很想为小岗村也办一个这样的工厂。张顺贤不仅觉得可以，而且满口答应，如果需要帮忙，只管言语一声。

严宏昌谢过了张顺贤，便心急火燎地往回赶了。

回到小岗，找到正在田里插秧的段永霞，严宏昌兴奋地说：“今天别插了，快回家做饭，中午我要请人商量大事！”

段永霞问：“你把收割机买回来了？”

严宏昌一愣，马上说：“这事比收割机重要。”

段永霞不知道有啥事让严宏昌高兴成这样，红光满面，喜笑颜开的，就没有多问，赶忙回家准备午饭。

因为害怕再次出现办窑厂时的那种尴尬局面，严宏昌决定备上一桌酒席，先找有代表性的几个人通通气。所以，他除请了严俊昌、严立学两位村干，还请了韩国云和严立付。在小岗，大都姓严，几家姓关的也是姓严的亲戚，就韩国云一家姓韩，刚解放时韩国云就是村里的贫协代表，至今有着一定的影响力；严立付算是小岗村的“知识分子”，只有他从前读过私塾，又住村西头，很有代表性。当然，严宏昌没料到，这天安徽电视台著名栏目《社会之窗》的主持人汪清，也正好来到小岗采访，不请自到，主动找上门来了。

等大家到齐了，酒过三巡之后，严宏昌就把他这趟的瑞安见闻以及他的打算，作了一番有声有色地叙述。

谁知，他见闻的“真实性”首先就遭到了在座的质疑：

“你说那边农民抽三块钱一包的香烟，干吗这么烧包？有这么贵的香烟吗？”

“买东西，零钱都不找，你也认了？连分币也不用了，那银行还印分币干什么？”

这显然属于“少见多怪”，严宏昌一笑了之；但他们对他说的塑料制品加工厂能赚大钱，就更不相信了。

“工厂就那么好办？真好办，还会等着我们小岗队的人来办吗？”

“大钱就这样好赚？山东、安徽两省的能人多的是，这钱好赚，能让他瑞安的人赚了去？”

“不可能，不可能！”

不过，严立学相信。他在小岗生产队干了多年的会计，对数据最敏感，从张顺贤算给严宏昌听的那几笔账上，他确信，这是个好项目。他表示：“可以试试。”

第二章 突破禁区（33）

韩国云听得也很认真，他觉得严宏昌调查得很仔细，分析得也有道理，最后也说：“这事能干。”

但是，严俊昌的头直摇，坚决反对。他严肃地提醒：“宏昌呀，你说得天花乱坠，农民就是农民，钱只能从地里找！”

严俊昌的这种看法，没出严宏昌所料，对于“发展商品生产”，不光严俊昌是这样看，其实许多小岗人也都是这么看的。因此，他耐心地解释道：“小哥，农民种地，天经地义，但光靠种地也只能吃饱饭，是富裕不起来的。我相信，把这个厂办好了，带来的经济效益，会比整个小岗生产队种地打的粮食还要强！”

严俊昌不相信，也听不下去，他开始把话说得有些难听：“当农民，不要成天‘五花缺，六花心’的异想天开！农民只管种地，不种地还叫农民？”

严宏昌这次下决心要做通堂兄的工作，他说：“我小哥，现在中央文件里都鼓励农民要发展商品生产，再说这也是小岗今后的一条出路。”

严俊昌完全听不进，他开始不再容严宏昌分说：“你就不要再说了，说得天花乱坠，我不爱听！”

严宏昌仍然赔着笑脸，他认为严俊昌吃亏就吃在没有文化，思想过于守旧了，于是说：“我小哥，你也应该出去跑跑，看看，瑞安的农民早就这样干了；前不久邓小平才去那里视察过。”

严俊昌显得不耐烦：“我不用去看。”

严宏昌说：“老学子（严立学）、老云子（韩国云）也都觉得这事能干，可以试试。”

严俊昌一听，顿时把嗓门一下提得很高，断然说道：“这事不能搞！”

酒，显然喝不下去了。

严宏昌被弄了个“大红脸”；他请来的严立学、严立付和韩国云，也都很尴尬。

酒桌上会发生如此激烈的争论，更是安徽电视台在座的两位客人始料不及的。

省台《社会之窗》的电视节目，当时在安徽的影响，毫不逊色于今日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主持人汪清也因此在安徽名声大振。汪清听说严宏昌从浙江带回来一个“商品生产”的项目，他对这话题本来就大有兴趣，何况现在又是由“中国改革第一村”的这些“重要人物”来谈，自然，机会难得 。因此，得知这一情况时，他就暗示随行记者悄悄打开摄像机，直接对准酒桌，进行现场录像。谁知道，这话题居然争执得水火不容，各不相让。最后只见严俊昌愤然站起，指着严宏昌，大声说道：“我告诉你，你说的那个啥工厂，要搞，你自己搞，我们不搞！”

他说得斩钉截铁，不容分辩。

由于小岗成为名声遐迩的“中国改革第一村”，这时的小岗生产队队长严俊昌，已非昔日的严俊昌，他也因此“水涨船高”，荣升为严岗大队大队长兼小岗生产队队长。现在他说的“我们”，就显然不仅是在代表小岗生产队了。

他是在提醒严宏昌，这块地面上的当家人是他严俊昌；他说不搞，就别再指望，这事没戏！

第二章 突破禁区（34）

严宏昌怔怔地望着严俊昌，他突然发现，堂兄变了，开始变得陌生。

客人走光之后，段永霞不依不饶了。她从他们的谈话中终于明白，严宏昌拿走的三千元，根本没去买收割机，纯粹是天南地北地玩了一趟。原听说找人“商量大事”，还以为是啥大事呢，忙得她灶里灶外团团转，好烟好酒侍候着，还杀了家里唯一的一只能生蛋的老母鸡，结果，落了个热脸碰上冷屁股，自讨没趣。气得她同严宏昌大闹了一场。

当然，闹归闹，段永霞毕竟是个通情达理之人，静下来，了解清楚后，她还是支持严宏昌闯一闯，试一试。她相信严宏昌认准的事，一般不会错；既然严立学和韩国云，都认为这事能干，队里不愿搞，那就自己干，不蒸馒头也要争口气，不信队里不支持，这事就干不成，何况，也不该再错过这么个好机会！

夫妻二人很快统一了认识，下决心再爬两年“小阁楼”，再过两年紧日子，把这几年打拼攒下的钱，拿出来办厂。

村里不少人听说严宏昌要办厂，出于对他的信任，也纷纷帮他凑钱。

于是，严宏昌第二次去瑞安时，就买回来两台再生机。他租下当年大伙在严立华家摁过“红手印”的那两间草房，作了必要的改装，并设法引进了专用电力线。

第三次去瑞安，在张顺贤的帮助下，严宏昌请到了两位师傅，管吃管住，一个月一千元的工资。在当时，这样的工资是个什么概念？已属高薪了。这以后，他又去县城废品商店拉来收购到的废旧原料，一个小型的塑料制品加工厂，就这样紧锣密鼓地，像模像样地开张了。

那些日子，他是白天黑夜地干，干了整整二十二天，终于加工出了第一车成品，又花了两夜一天，支付了两千元运费，将货送到了浙江。因为质量不错，货一到，就被买主一抢而光，他开价开到了八千五百元一吨，人家也没还价。一车货卖了六万三千元，刨去全部成本，算下来，差不多净赚了一个同样的塑料制品加工厂！

这消息在小岗队不胫而走，所有的小岗人无不感到震惊；他们没想到，严宏昌居然干成了，而且发财了！

牛刀小试，首战告捷，严宏昌自是喜出望外。他的信心更大，劲头也更足了。接着，又干了四个月，赚了八九万。严宏昌找段永霞商量，到手的“第一桶金”派个什么用场？这时，段永霞倒是不急着盖房了，她说听宏昌的，严宏昌说：“那咱就再过两年紧日子，再爬两年‘小阁楼’，继续添设备，扩大生产！”

就在严宏昌同瑞安那边联系，准备再买几台再生机和编织机时，县里突然来了两个人。

来人找到严宏昌就问：“听说你办了个厂？”

严宏昌说：“我这算个什么厂。”

来人开门见山，严肃地说道：“你这样下去要倒霉的！”

第二章 突破禁区（35）

严宏昌十分不解，问：“我一不偷，二不抢的，有什么霉倒呢？”

来人说：“你可知道你这是在搞资本主义，个人发家！”

严宏昌搬出了中央“一号文件”，说：“上面在鼓励农民办企业，浙江的农村早就在办企业，我这也是响应党的号召，跟资本主义挨得上吗！”

来人说：“我不跟你谈文件，这里也不是浙江，是小岗。”

严宏昌越听越来火，就问：“小岗怎么啦？小岗的农民就跟浙江的农民不一样，人家可以，这里就不可以，究竟为什么？”

来人笑了。于是，说了实话。原来小岗村有人把他告到了县里。

严宏昌这天跑到县委，想找陈庭元书记诉诉苦，寻求他的支持。可是，他并不知道，这时陈庭元已经离开凤阳，调到滁县地委，担任了地委副书记。

他沮丧地回到家。但是越想越憋闷，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就准备到滁县地委去找陈庭元评评理。他相信只要陈庭元了解了这件事的原委，就一定会支持他，还会鼓励他把厂子办大，办出来影响；他甚至下了狠心，到地委万一找不到陈庭元，他干脆就从滁县上火车，去合肥找已出任安徽省省长的王郁昭，因为王郁昭也是最了解小岗、最支持小岗的领导。

严宏昌正这么打算呢，陈庭元却突然来到小岗，主动找他来了。

陈庭元一进门，严宏昌惊喜得差点叫出来，说：“陈书记，我正要去找你，要向你汇报这段时间的工作呢！”

陈庭元说：“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你办的这个加工厂，我看还是先停掉吧。”

陈庭元劈头一句话，说得严宏昌目瞪口呆，不知该说什么了。

陈庭元接着说道：“有人告你在搞资本主义，不顾群众的集体利益，一心只想着自己发财；他们找到县里，也找到了我那里。这段时间我没来了，小岗有了不少故事，安徽电视台《社会之窗》也把你们几个建厂不建厂的争论曝了光，闹得沸沸扬扬。”

严宏昌这才知道，省台汪清把他那天和严俊昌的争论偷偷录了像，并公开放了出来。

陈庭元忽然严肃地望着他，说：“宏昌，我今天不谈你该不该办这个厂，听我一句话，算啦——你暂时回避一下。”

严宏昌越听越吃惊。他突然觉得自己一直由衷敬佩的陈书记，也一下变得陌生。他知道这不是一件小事了，但他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儿。他依然搬出中央的“一号文件”，说明自己并没有做错；“发展商品经济”，这应该是各级领导的“一个历史性的任务”。

第二章 突破禁区（36）

陈庭元在屋里沉重地踱了几步，才扭过头，再次认真地望着严宏昌，语重心长地劝诫道：“你讲的，文件上是这样，这一点不错。不过，你恐怕就没注意到，它有个前提，就是要求各地在继续抓好稳定、完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同时，逐步发展商品生产。家庭承包责任制，安徽是带头的，小岗是有贡献的，全国都已经在实行了，为什么还要强调‘稳定’它呢？你想过吗？这说明，对这种承包责任制持怀疑、反对的，大有人在。有人至今还在怀疑、否认大包干真的那么好，你们作为包干到户的带头人，在这种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自身的影响。我对你们没有别的要求，至少，不能因为这样一个工厂，闹得上上下下都以为小岗出了问题！”

严宏昌终于明白，陈庭元书记就是为了“小岗村”这个大局，专程来做他的工作的。他当然感到极大的委屈。明明不是自己的错，可为什么要他做出让步，做出这个牺牲？

最后，陈庭元准确无误地，不容严宏昌讨价还价地道出了此行的目的：“你必须暂时把厂停下来！”

严宏昌听出了陈书记在强调“暂时”二字，但他仍感到了一种悲哀。他本不想答应，却又念及对方过去对自己的多次支持，竟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闹心的事不仅是要把厂停下来，就在这同时，他最小的儿子严德锦突然犯病，鼻血流个不止。其实，这是儿子的老毛病了，生下来不久，就常常流鼻血，一流就止不住，为这，严宏昌和段永霞伤透了脑筋。这一次，段永霞正在地里干活，突然发现儿子的鼻血又在一个劲地流，忙赶回家和严宏昌一道把他送到了凤阳县医院。谁知，县医院检查以后，说“治不了”，夫妻二人一下慌了神，连夜抱着孩子又赶往蚌埠市。蚌埠的医生说孩子是“血小板减少”，需要大量输血，而且最好是输新鲜的血。严宏昌只得去找长年给医院供血的卖血人，干脆把五六个卖血人包了下来，供他们吃喝和住宿，以保证能够及时地把血供给儿子。

仅包养卖血人这一项，就花去一万多元。之前，严宏昌已把准备盖新房的建材买回了家，原本打算拆掉茅屋盖上九间大瓦房，三个儿子每人三间，严德锦这一病，他只得托人把建材又退了回去。退回建材的那天，段永霞哭了，埋怨自己命苦：上次准备盖房子的积蓄，因为严宏昌父亲的去世花了个精光；这次严德锦的病，又使盖新房的计划落了空。

严德锦是个十分懂事的孩子，他知道父母一直要盖大瓦房的心思，哭着喊着不愿再治。每输上一袋血，严德锦就嚷着：“一拖拉机的稻子又没了！”儿子的聪明与懂事，使得严宏昌就愈发地难过，他要治好儿子的病的决心也就越强烈，赶到儿子的病情得到了控制，他辛辛苦苦办塑料加工厂攒的钱，也就花得差不多了。

就这样，严宏昌和段永霞寸步不离地在医院守了一个多月，二人才顾得上回一趟小岗。

严宏昌回到小岗，到工厂一看，他吃惊地发现，再生机上的动力线，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人破坏了，好端端的两台设备残缺不全。本来还抱有一线希望，以为时机一到还能继续生产呢，这样一来，这个梦算是彻底破灭了。

万般无奈，他只得把机器从租用严立华的草房中搬出，闲置在家。

第二章 突破禁区（37）

严宏昌咽不下这口气啊！省电视台《社会之窗》把他办厂的事宣传得没人不知道，轰动大了，陈庭元书记让他“暂时把厂停下来”，这已让他很委屈，现在竟有人趁他不在，把机器破坏了，把他花了不少钱从小溪河变电所引过来的动力线也都剪了，钱的损失事小，面子上也过不去，再说这事做得太恶劣！

他找到严岗大队书记崔志祥，要求查清这事究竟是谁干的。

崔志祥为难地苦笑道：“宏昌，这事你找到大队没有用。”

“为什么？”

“这话我不好给你讲，我不讲你心里也应该有数。”

严宏昌听崔志祥这样一说，就不再往下问了。

他心里当然有数。但心里有数又能怎么样呢？大家显然都很在意小岗村的“声誉”，即便你比窦娥还冤，找到县里，找到地区，他们也会像陈庭元书记那样，不跟你谈具体的事情，最后提醒一句：“不能因为这样一个工厂，闹得上上下下都以为小岗出了问题！”

大家都在回避。为了小岗，严宏昌也只有当自己是哑巴吃了黄连。

第三章 风雨兼程（1）

工厂办不成了，村里的事又一点问不上，庄稼活一完，人就闲了下来。严宏昌是个不安分的人，他又动起了脑筋，要为自己找点儿事做。这时候，他注意到，由于各地农村都实行了大包干，农民种田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粮食大幅度地增产，很快，就出现了他过去曾对陈庭元说过的情景：“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粮库。”粮食增长得太快了，“卖粮难”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当然，严宏昌不知道，仅一九八四年，为缓解农民的“卖粮难”，国家就多收购了六百亿斤，即使这样，农民手中仍有四百亿斤粮食卖不出。他调查后发现，不光是小岗，也不光是凤阳，江淮一带很多农民打下的粮食囤积在家里卖不掉，愁得心急上火。

粮站不收购，严宏昌却从中看到了商机。

他想，在去浙江瑞安联系塑料制品加工厂的业务时，就注意到，那边的社队企业、家庭工厂，遍地都是；正经种庄稼的已不多，为何不把这边的粮食，卖到那边去呢？

为此，他专门又跑了一趟温州地区。一深入调查，信心倍增，那儿对粮食的需求量大得很。既然“商品生产”做不成了，那就改做“商品流通”吧。

他准备要做的其实是“长途贩运”。当时 ，“长途贩运”还像当年他搞“包干到户”一样，属于禁区。但他想，既然中央提出要“引导农民进入市场”，这么好的一个市场就放在那儿，而国家一时又解决不了农民的“卖粮难”，农民为什么不能自己解决问题呢？况且，中央下达的第一个“一号文件”，就要求各级干部思想要更解放一点，改革更大胆一点。

严宏昌决心试一试。

既然政策还不允许公开地干，那咱就像当初分田到户那样，不声不响，偷偷地干。他把收购来的粮食装上车后，在上面盖上几层塑料布，把粮食盖得严严实实，这样一伪装，还真灵，十分安全，一路绿灯，没人查，没人问，于是他一门心思地跑起了温州的粮食长途贩运。

然而，随着粮食的生意越做越大，县里又来了人。来人最初还是和颜悦色的，给严宏昌讲道理，说自一九五三年开始，实行统购统销以后，粮食一直是由国家统购，农民除按国家规定的标准留下口粮外，其余粮食全部要按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

第三章 风雨兼程（2）

严宏昌说：“农民是想把粮食都卖给国家，可国家的粮站不收购了呀。”

来人一听，很不高兴，就说：“收购不了，那也是国家需要考虑的事，不是你可以乱来的！”

严宏昌一听，也有些不高兴，于是说：“这边‘卖粮难’，那边正缺粮，我这不是为国家分忧吗？”

来人正色道：“不说你这是在投机倒把，但有人已反映你‘不务正业’、‘一心只想发家致富’，‘资产阶级思想十分严重’！”

严宏昌不服，反问道：“想发家致富，错在哪儿？中央不是希望‘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吗？”

“小岗的其他人不是还不像你这么富吗？”来人严肃地告诫道，“你毕竟曾是小岗村大包干的带头人，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小岗村的形象，你自己的形象！”

来人走了以后，他老是在想对方丢下的最后一句话。他真的有些搞不懂了，难道就因为自己是大包干的带头人，就这不许干，那不许干，一干就会影响到小岗村的声誉？他做梦都想让小岗人富起来，可他什么也不是，有劲使不上呀！难道就因为大家都只愿种田，安于现状，他也就必须与他们保持一致？难道大家都共同贫困，才是小岗的形象？

严宏昌再也不信这个邪了。他想，县里干预他做长途贩运，只是认为这会影响到小岗村的形象，可并没说这事犯法，干了该抓；他认为，自己做这事并没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自己赚的仅仅是智慧钱、辛苦钱，名正言顺，用不着怕别人议论。这样一想开，严宏昌就觉得自己没必要停下来，还应该继续干下去。

严宏昌告诉我们，直到了一九八五年，他背的这个“黑锅”才落地。那时，中央第四个“一号文件”正式下达了，为活跃中国农村经济，颁布了十大政策，首要的一条，就是取消粮食、棉花的国家统购，同时宣布：“生猪、水产和大中城市、工矿区的蔬菜，也要逐步取消派购，自由上市，自由交易，随行就市，按质论价。”

严宏昌从这新颁布的政策中，强烈地感受到党的这些政策，越来越贴近农民的心，真是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这使他兴奋不已。

这期间，还有让他的心为之一动的，就是梨园公社党委书记换了人：张明楼走了，徐学友接替了他的公社书记的职务。这消息使他忽然有一种难言的冲动。

这些年来，他一直都在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他也早已经把自己看成是党的人了。只是因为张明楼还在梨园公社当书记，他才迟迟没把入党申请书递上去。他看得出，自从张明楼将他“削职为民”，即便后来的事实已经证明，当年他带头搞的包干到户是正确的，但直到张卸任，可以把严俊昌委以严岗大队大队长兼小岗生产队队长，也不愿恢复他当初小岗生产队队长的职务，更不会帮助他实现这个多年的梦想。

第三章 风雨兼程（3）

现在，他盼望的一天，终于到来了。他甚至相信，他的一个多年的夙愿，即将要实现了。他把自己的入党申请书，珍重其事地递给了严岗大队书记崔志祥。不久，公社党委分管组织的周善忠就找他谈了一次话，严宏昌激动得不行，他等啊等，等着批准他入党的消息快点下来，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他入党的消息却没有了下文。

到了一九八六年，中央的第五个“一号文件”，再次重申：“一定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批判了“平均主义的办法只会抑制生产发展，导致共同贫困，是不可取的。”强调指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必要补充，在农村允许它存在并有所发展。”

读着这些为农民松绑，替农民说话的新的政策规定，严宏昌打心里往外地感到提神，长劲，顺心，痛快。他知道是万里在主管农业，这些好政策都是在万里的直接领导下制定出来的；想到万里来小岗时，他同农民有那么深厚的感情，党在他的心目中就一下变得十分具体而亲切。

他提笔又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这次不光交给了大队，还交给了公社党委。

从此，严宏昌再也不用偷偷摸摸、躲躲闪闪了，也不再怕有人背后告他“不务正业”、“一心只想发家致富”了，他可以堂堂正正地把安徽凤阳县周边农民的粮食，长途贩运到浙江的温州去。

这以后，他不光想把粮食的生意做大，又有了新发现。他发现南京和合肥，两地的老百姓都爱吃烤鸭；南京烤鸭和合肥烤鸭，都成为各自城市著名的土特产，对鸭子的需求量极大。他找段永霞商量，能不能养点鸭子。段永霞是个又能干又能累的女人，她说试试，头一次就试养了五百只。望着一只只刚出蛋壳的“鸭苗”，可爱极了，她就像照料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地圈养那些欢蹦乱跳的小生命。起初没有经验，不知道小鸭什么时候该吃食，她就想了一个笨办法，夜里，干脆睡在小鸭边上，抓一把食物，将一只手伸到笼子里。到了半夜，那些“苗鸭”围着她手臂拱来拱去，把她惊醒了，她就知道它们饿了，赶忙爬起来，给它们添食。天道是公平的，有付出，就会有收获，“鸭苗”在她手里，一般喂上四十五天到五十天，就能长到五斤、六斤，有的甚至长到七斤，可以出笼了，严宏昌就把它们卖到南京或是合肥去，卖得十分抢手。

就这样段永霞由开始的几百只，喂到了两千多只。严宏昌也就从自己家试着喂，后来发展到大家跟着喂；不仅带动本村严立学、严立华、严金昌、严付昌、韩国云、关友章家都喂起了鸭子，连大严村有的也成了他的养鸭专业户。

仅贩鸭子一项，仅南京一处，严宏昌一年少说也卖过去一万多只。

第三章 风雨兼程（4）

那几年，严宏昌的日子过得很开心，他终于能够无忧无虑地，一边种地，一边搞他的“商品经济”。自己没少赚钱，又带动小岗、带动邻村许多农户“发家致富”，可以说，他心满意足。他的确很少过问队上的事，再说了，也没谁要他问，他也问不了。当然，各地来参观小岗的人，依然不断，但给慕名前来学习观摩的人留的印象却是：江山依旧，旧貌犹存；几乎全是高兴而来，扫兴而归。严宏昌也感到无奈。

那几年，严宏昌在公众场合似乎淡出了，虽然有不少来访者，指名道姓要见他。却往往被告之：他家太脏，那不是人能去的地方。说得来访者莫名惊诧，这才解释：他家喂鸭子，脏得下不去脚。

有一次，日本国驻上海领事馆领事乔木一男来到小岗，要见严宏昌。严宏昌这已不是头一回接待外国的客人了，但县有关方面事前为了这事，一再叮嘱他接待时不要随便说话。严宏昌听了，心里很不舒服，怎么才叫不“随便说话”？既然这样不信任自己，为什么又要找他呢？他一赌气，走了。

那天，段永霞正在喂鸭子，就见一群人说笑着冲她家走来。她迎了过去。一个五十岁上下，在她看来和宏昌一样中等个头的男人，发现院里院外遍地尽是肥嘟嘟的鸭子，十分兴奋，问这问那，段永霞接待的人也已经不少了，就镇定地问啥答啥，彼此谈得很投缘。

段永霞原以为这是地区或是县里来的干部，便问：“不是说马上有外国人来吗，什么时间到？”

这一问，把对方问愣了，很快笑起来，说：“我就是，我就是，日本人！”

段永霞一听，被闹了个大红脸，这才知道，日本人跟中国人长得是一模一样的。知道对方是日本人，她就开始不讲话了。乔木一男问她：“为什么小岗村不能家家户户都养鸭子？”她不答。随行的县干部急了，要段永霞还像刚才一样回答客人问题。

段永霞于是直话直讲：“小岗很多家还很穷，没钱买这么多的鸭苗呀。”乔木一男明白了，点点头，当场表态：“大家都养，我来出钱。”

段永霞高兴地说：“那太感谢你们了！”

乔木一男接着又说：“大家都来养，村里还可以建一座加工厂，建一座冷库，很多工作村里都是能做的。”

段永霞后来把这事告诉严宏昌，严宏昌也替小岗人高兴。他想，如果小岗家家都喂鸭子，又有冷库存，又有加工厂，这事就可以做得很大，真是那样，小岗村真的将“鸟枪换炮”了。想到这里，他又不免敲起了心鼓，就怕村里的当家人好事办不好，自己这两年莫名其妙的遭遇，就足以让人乐观不起来。

谁知，事情说来，就来了。段永霞养鸭子已经养出了一整套的经验，严宏昌的鸭子生意更是做得得心应手，县里又来人了。

这次的态度很强硬：“鸭子不许喂了，你们这样干严重污染了小岗村的环境，群众意见很大。”

第三章 风雨兼程（5）

严宏昌问：“你说的‘群众’，具体是谁？”

来人不耐烦，只是说：“必须停！”

无论严宏昌怎么说明，怎么保证，但来人一言九鼎，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严宏昌真的是寒心透了。

他和段永霞只好“金盆洗手”。已经尝到了养鸭子甜头的小岗人：严立学、严立华、严金昌、严付昌、韩国云、关友章以及大严村的几家养鸭专业户，也都只有停下来，老老实实去种地，安分守己地当农民。

鸭子不准喂了，不过，严宏昌毕竟在贩粮食、贩鸭子的生意上赚到了一笔钱。一九八九年秋后，他终于张罗着要盖“大瓦房”了。

那时，在凤阳，有了一点钱的农民，一般都在拆茅屋，盖瓦房，现在严宏昌却要将多年计划中的“大瓦房”，一步到位，盖成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楼房。他要彰显自己的能力与实力，以及与众的不同。

他把新房的地点就选择在茅屋的东面。为什么选在那儿，他的理由是：当年万里来他家作客时，就曾指着那个地方说，希望他将来盖上瓦房。他认为，这是万里“确定”的地点。

虽然他还只有盖出一层楼的钱，但他却是打出了足可以盖上三层楼的地基；他还把客厅盖得很大，比城里的任何一个干部住宅的客厅都要大，就是村里来个几十口人开会，也坐得下。

据他介绍，盖那一层楼，他花了九万元。可村里人说，他这是今天的价格，实际上也就五万多。但这在当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严宏昌对这房子十分满意，他说，今天的农民就应该住这样的大房子！

严宏昌就是严宏昌。毕竟，他曾是小岗村包干到户的带头人；毕竟，他还是小岗村知书达理有文化的农民。《三联生活周刊》主笔朱文轶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表述：尽管不断地抛头露面给严宏昌带来了一些麻烦，遭到村中其他家族的忌妒，尤其一直是队长的堂兄严俊昌对这位堂弟的敌视越来越强烈，不过，外面世界的大门，毕竟向这个家庭打开了。

一九九一年三月初，严宏昌接到上海社会科学院王振民教授的一份电报，邀请他去参加一个“关于恢复上海主人印刷厂改革试点暨搞活城乡合作经济理论和实践研讨会”。

此前，上海主人印刷厂，严宏昌连听也没听说过；城乡合作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又与自己有什么关系，更不知道。好在现在新盖的房子已告一段落，田里也没有什么要紧的活，闲着确实又没什么事，就准备去看看。

第三章 风雨兼程（6）

去的那天，他已回忆不起具体日期，段永霞却记得十分清楚：农历二月初二。小五严德锦生下就是个“病秧子”，为求吉利，自小就在后脑勺留下一撮胎毛，乡间叫“后拽”，这一天，他正满十二岁，按老话说，二月初二要找人将那撮胎毛剃了，而这一天宏昌正好出门，日子就这样记住了。

“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天更寓含着中华民族一个美好的传说。相传冬眠了多日的龙，在这一天，会凌空跃起，然后腾云驾雾，游之于四海了。

这天严宏昌赶往上海，被安排住在华东政法学院留学生楼。在王振民教授那儿，严宏昌才清楚，这个研讨会，源起于上海六个大学生，带头人叫毛来，早年辞职下海，办起上海主人印刷厂；小岗村的“大包干”进了城，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也先后出现了许多私人商业网点。前些日子，上海主人印刷厂和上海所有的私人商业网点一样，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性质，无一例外地被上海市工商局吊销了营业执照。这事在上海，乃至在全国，都掀起了轩然大波。上海社科院和有关方面于是组织了这次研讨会，其实，它只是正在席卷全国的姓“资”姓“社”大讨论中的一部分。而作为这场争论的“源头”，小岗村大包干的带头人严宏昌，当然也就在被邀之列了。

研讨会的级别很高，但会上的发言各执一词，并且言辞激烈，这使得严宏昌见识了一个陌生的世界。他是应邀者中唯一的一个农民，却丝毫没有一点怯色，显然这得益于他多年作为小岗村与社会各界沟通的“外交代表”，介绍“小岗村大包干事件”的民间发言人，场面上也是久经历练了。他发现许多人在抨击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私人商业网点时，都联系到了中国农村出现的“家庭联产经营”，而且都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他当然接受不了，就主动要求发言。他说，今天许多专家在这里就农村中的家庭承包经营是姓“资”还是姓“社”，争论不休，其实早在十年前，中央就已经说得很清楚：这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措施”，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并不可怕。”一九八二年一月一日开始的中央第一个“一号文件”，就已经明确地指出：包括我们小岗村大包干到户在内的，“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

严宏昌的口才早已是上乘了，他的发言又是有理有据，而且旗帜鲜明。他说：“农村中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都不可怕，上海的私人商业网点和个体性质的主人印刷厂，就那么可怕？就一定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我认为这是自欺欺人，耸人听闻！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应该是一样的道理，这就是，只要群众欢迎，对群众有利，群众希望他们存在，就应该支持，强行吊销他们的执照，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最后，他坦率直言：“我不客气地说，把个体经济看作资本主义性质，这是你们站错了立场上，个体经济的发展，与国有利，与民有益，不容许它的存在与发展，是绝对错误的！”

严宏昌的发言，引起强烈的反响，有人问他：“你毕业于哪个大学？什么专业？”

第三章 风雨兼程（7）

严宏昌幽默地笑道：“中国农村大学地球系，正在学习。”

当天晚上，上海广播电台和上海电视台，以及上海一些报纸，都将研讨会召开的新闻，以及严宏昌在会上的发言作了及时报道。

会开到第三天，上海市人大主任葛修璐和上海市经委主任汪其，都出席了会议。二人握着严宏昌的手，高兴地说：“你就是小岗村的严宏昌？”招呼他坐到前排去，并请他再作一个发言。严宏昌也没推辞，爽快地又向大家报告了小岗村所以闹起包干到户的原因，和这场改革给小岗人带来的变化。他结合自身的体会，把话题引入到上海市工商局对个体经济所采取的错误的做法，指出这种做法是违背了群众的意愿，损害了群众的利益，也是不符合今天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时代大趋势。

他一口气讲了半个小时。就如此严肃的课题，慷慨激昂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平生还是第一次。他甚至对自己的勇气，以及口才，也暗下感到几分惊奇。他的发言反响之大，更完全出乎自己的意料。

会场上的气氛相当热烈，有人竟当场拉出了大幅标语：“强烈要求恢复上海主人印刷厂！”散会后，由上海一家仪表厂党支部书记辞职下海、领着学友创办主人印刷厂的毛来，开车把他接去看厂，当时的工厂，还正在被封。

第四天，严宏昌被请上了主席台，大会安排他同上海市工商局长直接对话。

这个对话，被上海媒体看作“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同上海“吊销事件”主政者一场面对面的交锋。

工商局长首先强调：上海是一座大都市，是社会主义的大都市，决不能允许像私人商业网点和像主人印刷厂这样的资本主义产物，在上海蔓延；取缔并吊销他们的营业执照，是必要的，也是无可非议的，这是为了维护上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健康地发展。

工商局长说到激动处，还拍起了桌子，表现出无比的义愤。

严宏昌发言时，却显得颇为冷静。打从小岗村包干到户走到今天，遭遇到的曲曲折折，坎坎坷坷，已使他修炼得“每逢大事有静气”。杀头坐牢都不怕，同上海一个工商局长当面对话，好大个事！

当然，他没忘记自己的农民身份，他的话题，自然是从农村改革切入。他首先提到五年前，一九八六年一月一日，中央下发的第五个“一号文件”。那个文件中已明确指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在农村允许它存在并有所发展。”由于在办塑料制品加工厂以及长途贩运粮食和鸭子的那些日子里，他一直就被人指责那是“资本主义性质”，因此，上面的这句话，他记得十分清楚，而且刻骨铭心。

第三章 风雨兼程（8）

他对这位局长说，个体经济在中国农村允许存在并希望有所发展，上海个体经济同属此理，它一样地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不仅应该让它们存在，更应该为它们提供发展的空间。吊销，封闭，都是不利于上海市经济发展的，是不理智的。事实证明，小岗人当初搞的包干到户，已经受到各地农村的欢迎，并被广泛地推行；历史也将证明，上海市工商局局长强行取缔个体经济是极其错误的，是不得人心的！

他问工商局长：“你说它们都是资本主义产物，你可以告诉我，在这件具体的事情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性质的鉴定根据，在哪些地方吗？”

工商局长答非所问，说道：“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就是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走过来的！”

严宏昌说：“上海我不了解，中国的城市几十年怎么走过来的，我也不了解。但我要说，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走过来的那种吃‘大锅饭’的集体化道路，已经被农民抛弃了；今天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受到亿万中国农民的喜爱。按局长这么说，上海一直是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过来的，上海就没有改革开放的需要了？上海几十年走过来的路，究竟是应该一成不变，还是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革，恐怕不是你工商局长能说了算的，上海的老百姓才最有发言权。你们这样取缔个体商户的营业，关闭几个大学生创办的私营企业，上海市民是欢迎还是反对，你去了解过吗？”

工商局长开始变得语讷：“我不需要了解，党就是这种政策。”

严宏昌一点不留情面地说道：“你们这样做的实质，就是要我们小岗人回到‘大锅饭’的年代，就是要把那些已经投身改革的上海市民重新捆在一起受穷！”

严宏昌说的这些道理，到会的专家和学者其实都清楚；甚至，在他们看来，这只是一些基本常识。问题是，在这样的会上，需要有一个人敢于理直气壮地说出来，而严宏昌作为大包干的带头人，无疑正是最合适的人选。只是大家都没想到，他严宏昌还真的能说，并且敢说。所以，他的话，赢得了会场上一片掌声。

整个研讨会开得非常成功。会议主持者最后明确表态：“个体工商户被吊销了营业执照的，应该一律补发；被查封的主人印刷厂，应该恢复营业！”

因为会上的情况，上海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都作了跟进报道，严宏昌走在上海的大街上，有几次竟被行人认出来，称赞他讲得好；有的甚至代表上海市的个体工商户，向他表示由衷的敬意。

上海松江县校办印刷厂厂长宋富豪，和在上海做生意的温州商人李二安，两人在电视上看到了严宏昌发言的新闻，就到处打听严宏昌的住处，找了三天，终于拦住了接送严宏昌的汽车，李二安激动地对他说：“你救了一批上海的生意人呀！”严宏昌说：“我只是在自己救自己。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宋富豪说：“想见见你，交个朋友；说不定还会有合作的机会。”

第三章 风雨兼程（9）

会后，上海人大主任葛修璐、上海市委秘书长李开亚，都分别到严宏昌的住处看望他，希望他充分利用小岗品牌的优势，招商引资，积极发展商品经济。

上海市经委主任汪其也来到了严宏昌房间。汪其不无感慨地聊起了一些往事。

“其实，还是在一九八三年，你们凤阳搞起大包干不久，我们就去看了，以后对你们的支持也不少。一九八五年我们支援县里办起了凤阳眼镜厂，炼硅厂，还有其他几个企业。”

严宏昌并不知道凤阳眼镜厂是上海帮助的，却知道“凤阳”牌眼镜已是名冠一方，畅销省内外。无论凤阳眼镜厂，还是凤阳炼硅厂，今天都已经成了凤阳县重要的经济支柱，成为凤阳县经济发展的一个标杆。

严宏昌对上海无私地支持与帮助自己的家乡，十分感动。但是，汪其接下来的话，却让严宏昌感到无地自容。

汪其说：“为支援凤阳办企业，我们把资金、人员都带去了，也先后上马了，遗憾的是，凤阳方面技术掌握了，就把我们的技术人员一个个地撵回来了。”

“他们做得太不地道了！”汪其失望地说。

一阵令严宏昌难堪的沉默过去，汪其话锋一转，他说，他很关注小岗的发展，如有可能，他也愿意帮助小岗。

严宏昌于是不失时机地谈到了自己的一个设想，他说，是否能让小岗成为上海“菜篮子工程”和粮食生产的一个基地呢？

汪其觉得严宏昌的这个想法很好，他考虑了几分钟，就提笔给凤阳县委、县政府写了一封信，要严宏昌带回去。同时，委托社科院的王振民教授，陪他到上海的郊县去转转，看一看上海还可以在哪些方面为小岗提供帮助。

随后，王振民就带着严宏昌到了淞江县，去看了大江养殖公司。在淞江，严宏昌拜访了刚结识的朋友宋富豪，并应邀在宋富豪家住了几天。住下之后才了解到，这位一见如故的上海朋友，原来并非等闲之辈，还是上海滩上一位著名人物，曾被评为“上海十大企业家”，并且是“上海十大园丁奖”的获得者。

宋富豪听了严宏昌对小岗的一些介绍，就鼓动严宏昌成立一个“小岗农工商实业有限公司”，要干，就先从养殖场干起，他愿鼎力相助。

严宏昌知道宋富豪是真心想帮自己，也就不瞒他：“以小岗生产队的集体名义，搞一个农工商一体化的开发公司，困难不小。我们那里地处偏僻，大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没有商品和市场观念，认为办企业是奸商们的事，大家不一定会同意。”

第三章 风雨兼程（10）

宋富豪问：“我只问你，你想不想干？”

严宏昌说：“我当然想，也试过，但要自己办一个公司，没那么多资金呀！”

宋富豪大包大揽地说：“你先把平台搭起来，资金我来解决。”

严宏昌想了想又说：“我不了解办公司需要走哪些程序。”宋富豪干干脆脆说：“这好办，我跟你去一趟凤阳。”

回到凤阳，严宏昌带着宋富豪首先找到县委办公室，去见县委书记。办公室的同志听说要见王昌义书记，先是不让进，待严宏昌说明要面呈上海市经委主任汪其的一封亲笔信，这才变得客气，告诉他，王书记正在县供销社三楼开会。

严宏昌立即赶往供销社的三楼，可会已散了。

下午机关一上班，严宏昌再次赶到县委，终于见到了王书记。王昌义看罢信，感叹道：“哎呀，好你个严宏昌！凤阳像你这样的人，太少了，如果有几十个，早发展起来了！”然后，对严宏昌说：“这事我知道了，你如果没有别的事，就先回去吧。”

回到小岗，严宏昌呆了一天，就和宋富豪按计划去了县工商局，提出申办“小岗农工商实业总公司”。工商局说，这要县委、县政府正式批准才行。

这一下，连宋富豪也糊涂了。不过他马上明白，各地有各地的规矩，既然告诉你这事需要县委政府批准，那就必须“入乡随俗”。他要严宏昌再去找王昌义书记。

王书记听了严宏昌的陈述，说，这是政府的事，叫他去找县政府。

严宏昌于是又跑到政府；县政府的同志告诉他，这样的事是由县经委具体在过问。

严宏昌只得掉头去找县经委，可县经委的工作人员却说，你们应该先去县乡镇企业局，他们同意了我们才能批。

就这样，严宏昌在县委、县政府机关大楼之间，来回奔波，把个宋富豪的心都急烂了。他们在凤阳县城住了五六天，花了几千元，才算把办公司的一切手续跑齐了，宋富豪这才放心地回了上海。

公司的平台已经有了，宋富豪也开始忙碌起来了。几天之后，宋富豪就给严宏昌打来电话，要他在小岗村挑选几个年轻人，先送到淞江县大江养殖场接受技术培训，一切费用由他解决。严宏昌没想到宋富豪办事的效率这么高，就把免费去上海学习的好事告诉大家，不过他也把丑话说在前面，大家一听说公司今后是盈是亏，还得看自己怎么干，任何公司都有一定风险，于是都不愿意干。严宏昌跑得腿痛腰酸，说得口干舌燥，也是白搭。最后，也只有自己的大儿子严余山愿意去，无奈，严宏昌只得从小严生产队找了一个，又在小溪河镇上物色到一个，凑齐了三个人，然后亲自把他们送到了上海淞江。

第三章 风雨兼程（11）

在上海期间，宋富豪还带着严宏昌去了一趟上海市委，他们找到了分管农业的市委副书记孟建柱。孟建柱对小岗村这位“大包干带头人”的到来挺重视，听说他要办养殖场，并已派人在淞江进行技术培训，就亲自给淞江县畜牧局局长洪平写了一封信，要洪平局长帮助解决小岗培训人员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

孟建柱还客气地请严宏昌和宋富豪吃了一顿饭，对小岗发展养殖业，他表示会给予一定的支持。

很快，就有消息传来，上海决定无偿提供一百头母猪，且均为优良品种，同时拨给十五万元，作为创办养殖场的启动资金，还专门安排了一位姓苏的技术员到小岗村传授经验，这位技术员的工资也是由上海市政府解决。

接到这个通知，严宏昌真的是又喜又愁。喜的是，上海方面提供了这么大的支持；愁的是，这一百头猪和十五万元资金，他不好处理。这些猪和资金，虽说是他和宋富豪跑来的，但上海市领导，实际是在帮助小岗村；他们成立的“小岗农工商实业总公司”，虽带有“小岗”二字，却是与小岗村毫无关系的。

严宏昌就同宋富豪商量，认为这一百头母猪和十五万元资金，还是应该交给小岗生产队。宋富豪也觉得应该这样做。

严宏昌回到小岗后，就把大家找到自己家开会，将这趟上海之行的事儿作了介绍。大家一听上海马上要送来一百头品种猪和十五万元资金，顿时，一片惊喜。都夸严宏昌能办事，为小岗村办了一件大事！

接着，让严宏昌感到悲哀的事情再次发生，猪和钱都还没到呢，会上，大家就为谁当场长，谁当会计，争得不可开交。

首先是严俊昌的三弟严留昌，往起一站说道：“十五万拿来给我，我干养殖场会计，这钱由我掌管了。”接着严俊昌的二儿子严德龙，马上提出：“我来当这个场的场长！”其他村民一看这个架势，心里都不高兴：难道说，严俊昌掌了队里的大权，今后小岗村有了啥好事，就都该摊到他一家人的头上？

就见严金昌挺身而出，自告奋勇也要当场长；他的话音儿没落，严美昌同样也是毛遂自荐，要掌这个权。

刚开始，严宏昌还在笑，他觉得好笑；但看着，看着，不对了，你争我抢，各不相让，热闹得就像一锅开水，他感到了寒心。

那时村里早派有蹲点干部，开会的时候，县农业局的副局长黄士尧也参加了。黄士尧见严宏昌冷着脸坐在边上不说话，就对大家说：“这个项目是容易搞来的吗？你们不听听宏昌有什么想法吗？”

严宏昌忙摆手，只顾抽他的烟。

黄士尧小声问：“你自己想干吗？”

严宏昌又摆了摆手，他慌忙低下了头。他真的想哭啊！

第三章 风雨兼程（12）

他见黄士尧把头凑过来，就对着黄士尧的耳朵颤着声说：“……这样下去，小岗还有什么希望？”

黄士尧一愣，小着声儿劝说道：“慢慢来，不要伤心。我来找他们谈谈，劝劝严俊昌，哪能一家人干，也要让别人干。”

争论了一晚上，没争出个结果，第二天上午只得继续开会。这时关友章和关友申怕大家再争论不休，就建议，干脆谁都别争了，养殖场也别办了，一百头猪一家分它几头，十五万块钱也平摊到各户。

往常村里开会，有严宏昌去，段永霞是从来不参加的；但今儿个会是在自己家里开，她就坐在一边听，越听，越生气。心想，这猪，这钱，虽说是严宏昌和他的朋友从上海跑来的，留给队里她也认为是对的，但是，严俊昌的一家人一个争当场长一个争当会计，这不是欺负人吗？惹得大家都争都抢，就是没人愿当饲养员。

她看出来了，大家都争会计、争场长，那是不想让严俊昌一家人吃独食，却又都不敢明讲。她知道宏昌不会干这个场长，他还想到外面跑跑，忙他和宋富豪办的那个公司；她其实也不想接这个“烫手山芋”——但是大家都不敢讲，这话怎得有人捅破，捅破了，才能知道严俊昌葫芦里装了啥药。

于是段永霞亮开了嗓门，接过话，说：“我喂过多年鸭子，养猪的事我承包了！”

一直没说话的严俊昌，见段永霞要把这事揽过去，终于沉不住气，拿出了当家人的口气问：“我不给你地，你哪有地建猪场？”

段永霞奇怪地说：“怎么没有？我用我自己的承包地！”

严俊昌一下站了起来，大声训斥道：“哪有你的地？你的地在哪里？地都是共产党的，队里的，你有屌地！”

严俊昌竟当众对弟媳说起了脏话，段永霞不愿意了，也立起身，毫不示弱地同他理论起来。不少人趁机帮助段永霞，一时间，会场上吵成了一片。

严宏昌只感到心口儿堵得厉害，连着猛抽了几口烟。他很想说上两句，却又觉得说不清楚。他听得出，堂兄今天的话不光是说给段永霞听的，他这是在敲山震虎。项目搞回来了，这很好；但是，由谁搞，怎么搞，那是队上的权力，有什么好讨论的？“地是共产党的”这句话，更是在提醒他严宏昌，堂兄现在不仅是严岗大队大队长兼小岗生产队队长，还是有了两年党龄的共产党员；而他严宏昌申请书递了不少，至今仍是个“群众”，党内、党外都轮不到他来召开这个会。

黄士尧昨天会后去做了严俊昌的工作，严俊昌听了，却一言不发。他见今天会上闹成了这么个局面，就咬着耳朵对严宏昌说：“宏昌，我看了，小岗你想搞好，是搞不好的了；你做了好事人家不领情，不如把这批猪拉到我们畜牧局去，等养大了，一家分给两头。”

第三章 风雨兼程（13）

黄局长的建议，严宏昌并不赞同，但黄局长在征求大家的意见时，大家竟然都同意。能不满意吗？反正大家都没出力，便宜也没被个别人抢了去，何况黄局长也讲了，赶到猪养大了一家还能落个两头，怎么会有意见呢？

严宏昌只感到一阵割肉剜心般的痛苦，但想想，不这样，似乎又确实找不出别的更好的办法。

没有几天，宋富豪就带着上海社科院王振民教授和苏技术员，拉着一百头母猪、三头种公猪，十五万元现金，来到凤阳，一齐交给了凤阳县畜牧局。

谁知，也只过一个多月的时间，苏技术员突然跑到小岗找严宏昌。严宏昌发现苏技术员的脸色不好看，连忙问出了什么事。

苏技术员，一个大老爷们，说着，说着，眼圈儿竟红了起来。他说：“猪到了，钱给了，技术也掌握了，他们就要撵我走，不给我解决吃住，我在那里一天也没办法待下去了。”

严宏昌听了，感到巨大的震惊。当初上海市经委主任汪其说起县里的那些事时，他还半信半疑，现在，同样的事就发生在自己的眼面前，不容他不信。

但是这麻烦却是自己找来的呀——他怎么好向上海市委的孟建柱副书记，上海市社科院的王振民教授，以及为这事操了那么多心的宋富豪交代呢？

没脸去见上海市的领导和朋友，已使严宏昌后悔莫及，他更为小岗村失去一次发展的良机，感到极为痛心。想想上海无偿送来的那一百头母猪和三头种公猪，假如当时留在小岗，有苏技术员的精心指导，小岗村不仅很快可以拥有千头猪场，而且是能够发展到万头猪场的呀！结果，给了县畜牧局，而畜牧局本身也没有养殖场，最后被城西乡白白拣了个便宜。

小岗村丧失的，岂止是一个养殖场呢！他的为上海市直接服务的菜篮子工程和粮食基地的“大文章”，这是连上海市经委主任汪其也认为是很好的想法，也全盘砸了，谁还敢同你打交道呢？

“为什么到手的鸭子会飞了？”严宏昌思来想去，他感到不能不和执掌严岗大队和小岗生产队大权的堂兄严俊昌认真谈一次话了。

有些话，闷在严宏昌心里已经几年了，不说出来会把他憋死。

其实两家住得很近，严俊昌就住在严宏昌家的斜对门。这天，严宏昌走进严俊昌的家里时，严俊昌只是拿眼睛看着他，连一句热乎的话也没有。

严宏昌不介意，自己找个地方先坐了下来。堂兄这两年的变化，他看得很清楚，随着小岗村名声在外，堂兄越来越把自己的“身份”看得很重。平日，严宏昌一直觉得他是兄长，又没有文化，事事处处忍着让着他；今儿个，他却要当面锣、对面鼓，同堂兄打开窗户说亮话了。

第三章 风雨兼程（14）

他说：“我小哥，小岗村能有今天的名声，这是我们当年冒死包干到户赢来的。小岗搞得好与坏，大家都知道是我们严家弟兄在搞，搞好了，什么都好说，搞不好，就会被下代人落个骂名。你是今天小岗村的当家人，我从来没有想和你争当干部的念头。好有一比，你当你的赵匡胤，我只是杨家将，江山还是赵家坐，我在前面、外头挣命，搞得再好，也是‘挂角将军’。我搞到十块钱，你就能摊到一块钱。但是，小岗村不光是严家的天下，还有关家、韩家，当年不是十八户一条心，包干到户谁也搞不成，现在小岗村在外边风光，这是全体小岗人挣来的。你是当家人，自家要顾，也不能忘了大家；大家不能抱成团，不尽快把小岗村搞上去，你我脸上都无光。小岗光荣历史的那一页早翻过去了，看看人家农村，我心里不服啊，你应该比我更急才对。其实，我们不是没有办法，只要我们弟兄俩心往一处想，我相信就能把小岗村变个样。这是我此生最大的心愿。这么多年，我们坐下来彼此掏心窝子交谈的机会太少了。”

严宏昌不管严俊昌有什么反应，他一股脑儿把闷在肚子里多年的话，都倒了出来。但他注意到，严俊昌只是拿眼睛看着他，并不说话。

“我小哥，你说话呀。”

严俊昌依然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不说话。

严宏昌想，权力确实可以改变一个人啊。

“我小哥，你是当老大的，”严宏昌掏心掏肺地说道，“今后我哪儿做得不对，干错了，你揍我两下子，都无所谓，我只想说一句：小岗不发展，这比你天天打我都还难受呀！上上下下那么多眼珠子，在看着小岗，小岗人丢不起这个脸，小岗村已经落伍了呀！咱不能再仅仅守着包干到户时分到的田，不能只满足吃饱了饭、有了衣服穿，得想想办法，让小岗村变成小康村呀！”

严宏昌说得很激动，但严俊昌自始至终不讲一句话；严宏昌也就不好再往下讲了。

都说“血浓于水”，二人尽管是亲叔伯兄弟，当年可以“割头不换颈”、杀头坐牢也敢往一起站，现在面对面坐着，却没有了共同语言。

历史是需要某些强人或政治家强有力推动的。但历史的经验同时表明：仅仅靠强人或政治家一时推动，而不建立相应的制度，这种推动只能是暂时的，最终逃不脱“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宿命。要让改革的成果能巩固下来，只有依靠建章立制，通过法律的规定，完善相关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才能保证改革成果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变化而变化。

显然，万里就是这样一位清醒的政治家。

第三章 风雨兼程（15）

他在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之后，一直积极主张人大常委会修改宪法，要把现行宪法中关于“人民公社”的提法删去，将“家庭承包经营”作为中国农村基本经营管理的体制，并长期不变。经过他不懈的努力，这一建议于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通过：由小岗人创造的“包干到户”——“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终于被载入了中国的《宪法》。

这就是这一年的春天，滁县地区易名滁州市，由梨园公社演变而来的梨园乡，也并入了小溪河镇。倒闭了的梨园米厂，因为无人过问，墙砖被人偷偷扒走，机器上的零件能拆掉的基本上也都被拆光，最后只落下了一片空落落的厂房。这空出的厂房，被严宏昌注意到，并动了心。当市财政局一位领导来小岗检查工作时，他就把自己打算将米厂恢复起来的想法说了出来，这位领导觉得他的想法不错，就说：“闲在那儿也是浪费，你利用起来，还能帮助周边农民解决粮食加工上的困难。”问他需要多少钱，他说：“没有二十万恐怕不行。”这位领导也痛快，当场表态：“行，我帮你解决。”

严宏昌马上给上海的宋富豪通了电话，宋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在市局领导的帮助下，二十万元贴息贷款很快到位。厂房是现成的，设备有钱就可以买到，严宏昌于是请来了有企业管理经验的曾担任过梨园乡企业办主任的崔志林。他还把小岗村“承包经营”的办法，也移植到了对公司的管理上，将小岗米厂交给崔志林，在搞清了成本和利润上的核算后，由崔承包下来。

梨园乡被撤，梨园乡政府原用于办公的那些房子，也一下都空置起来。发现到这一情况，严宏昌更是兴奋，他的一个宏大的计划，也随之产生。他感到，“小岗农工商实业总公司”大有作为的时机终于来临了。

那两年，为谋求公司的发展，他东奔西走，南下北上，绞尽了脑汁，也接触过大量的企业界人士，但许多好的项目都是可望而不可及，不是缺资金，就是缺地皮。办厂首先就得有场地，土地哪儿来？解决了土地，盖厂房又得要不小的投资，那大量的钱又哪儿来？现在好了，天赐良机，厂房是现成的，花很少的钱就可以租上一大片房子！

严宏昌于是把他早已认识的一位福建能人请了过来，投入几万元，建起了小岗食用菌厂。

第二个厂也搞定之后，接着他就去了一趟省城。以前省外贸组织人来小岗参观过，一位领导同他聊过出口的工艺被很受外商的青睐，曾希望他在小岗也办个这样的来料加工厂，当时因为既没场地，也没厂房，聊了也是白聊，现在条件已经成熟了。再说小岗和周边的不少农民手里都有了一些钱，都添置了缝纫机，平日那机子放在家里，一个月用不上几回，就像乡里的那些房子一样，闲着也是浪费，经他一动员，各家各户的缝纫机一个早上便集中到了一起，他又请出梨园大队老支书史家齐，招来了一百二十名工人，于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小岗工艺被厂，便正式挂牌开工了。

就这样，短短时间，小岗农工商实业总公司名下的三家工厂先后开张。

第三章 风雨兼程（16）

小岗村不声不响一下冒出了三家工厂，这事儿，轰动太大！本来小岗就吸引大家的眼球，严宏昌又是个新闻人物，现在严宏昌在小岗创办出三家工厂，这消息，传得比风还快，一时间各地记者接踵而至；参观学习的人更是先睹为快。

也就在这时候，来采访的记者和来参观学习的人，还会发现，小岗的变化不仅是有了三家工厂，“小岗”也变大了：小岗生产队已经从严岗行政村划出，小岗和大严两个生产队被合而为一，组成了一个新的小岗村。这样一来，原小岗队便发展成有七十五户、三百一十二口人、实有耕地一千六百多亩的行政村。由此，在中国农村的行政序列中，终于有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小岗村。

小岗行政村，首任村长是严俊昌。为什么是严俊昌？有的说，他早先就是小岗队队长，又曾是严岗大队的大队长，已经相当于行政村的村长，现在小岗生产队扩编为行政村，他从严岗回小岗当村长，这没什么可奇怪的；还有人说，严俊昌已经是中共党员，严宏昌这时还是个“群众”，这么重要的岗位不可能给一个“群众”。

小岗行政村正式成立了，严宏昌也挺高兴，认为这是给了小岗村一个大发展的历史机遇；而且，过去大家也说“小岗村”，其实那只是一个生产队，现在，“小岗村” 终于变得名正言顺。

不过，严宏昌也越发担忧了，堂兄在当严岗大队大队长时，身上就有了霸气，一般人的话已经听不进去，现在真正成了“中国改革第一村”的村长，“风头”更大，权力更大了，可他的思想依然那么守旧，又很少往外面跑，就凭自己悟出的那点经验，怎么能把小岗村带到现代化的农村去？

严宏昌最闹心的，还是堂兄已经入了党，却在自己入党的问题上一直使绊子，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在村里的党支部会议上，就他的入党问题，严立学就提出过几次，每次都因为严俊昌坚决反对，搞得连会都开不下去。要不是严俊昌在外散布消息，反过来说是严立学有反对意见，这话又传到了严立学的耳朵里，严立学气不过，找到严宏昌，提出要和严俊昌当面对质，严宏昌这才了解到支部会上的实情。

一天，严宏昌去滁州办事，中午随便在地委的食堂就餐，正好碰到地委书记吴炎武，吴炎武在了解了一下小岗村的情况后，忽然问：“宏昌，你是党员吗？”

严宏昌不好意思地说：“不是。”

“写过申请书吗？”

“写过，也不是一份两份了。”严宏昌更加不好意思。

吴炎武“噢”了一声，有些诧异，沉吟了一会儿，认真地看着严宏昌，说道：“那明天我过去看一下，你不能不是党员呀！”

第三章 风雨兼程（17）

吴炎武的话让严宏昌有些感动。他意识到，党组织并没有忘了自己，还一直在关心着他。意识到这一点，他的心情一下变得开朗起来。是啊，有必要和严俊昌一般见识吗？俊昌怕自己入党，是怕自己入了党会占了他的上风，这显然是他的多虑，他严宏昌不是那样的人。如果吴炎武书记了却了他多年的这个心愿，他也可以让堂兄真正放下心来，消除猜疑，齐心协力把小岗村变一个样。

据说，第二天吴炎武就到了小岗村，也了解到问题出在严俊昌身上，就亲自找严俊昌谈了一次话。具体谈得怎么样，不清楚，之后就再没有这事的消息，严宏昌也仍然还是个“群众”。

当然，这期间，也还有让严宏昌高兴的事。他操办的那三家工厂，一个个先后进入了正轨，可观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已经看得出来：小岗米厂办得红红火火；福建人承包的小岗食用菌厂，也发展很快，生产出的食用菌只待烘干便可上市；小岗工艺被厂第一批两千床加工后的成品交货之后，反映很好，眼看第二期订单不久就会派下来。

这天，严宏昌正忙在厂里，就见严俊昌带着村干部进了厂门。严宏昌忙迎上去，问堂兄有什么事。

严俊昌二话没说，就直奔主题：“你的这些厂，不能是你个人的，我们要来接管。”

严宏昌被说得直发愣，他看堂兄的表情很严肃，不像在开玩笑，也就不客气地反问：“村里凭什么接管？”

严俊昌说：“你使的是‘小岗’的牌子！”

严宏昌说：“我是小岗人，为什么不能使‘小岗’？所有的小岗人，都有这个权利。再说，这三个厂，也都是我和上海的朋友依法在县里办理了工商营业执照，并照章纳税的私人股份制企业，我和上海朋友已‘砸’进了十多万元，村里给过一分钱吗？”

严俊昌一听，火了：“我什么也不给，你挂‘小岗’，我就得接收！”

严宏昌本来还想好好地解释，见严俊昌又来蛮的，也忍不住了：“我小哥，话不能这样讲。你没有这个权力，我是注了册的公司法人，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严俊昌说：“我不管你什么保护不保护，我必须接收！”

严宏昌不得不强调：“公司有公司法，必须按照法律规定办事才行。”

这时，站在旁边的严立学，毕竟是个小岗村的秀才，他知道有个公司法，更知道现在得依法办事，就拉着严俊昌回了村。

第三章 风雨兼程（18）

这件事闹得严宏昌一天不开心，他真的很生气。怎么可以这样胡来呢？事先不问问清楚，不了解一下这些厂是怎么办起来的，到这就要接管，看有便宜就占。

可是，这事显然并没有完。严俊昌也是一不做二不休的人，只隔了一天，他便带上一帮人，找到小溪河镇的工商所，要求吊销严宏昌的“小岗农工商实业总公司”的营业执照。镇工商所不知如何是好，就向镇政府作了汇报。

接下来，来找严宏昌的，就已经不是严俊昌，而是小溪河镇党委书记许正航。

这天，严宏昌老远就看到镇书记带着一帮人兴致勃勃地找上门，知道一定会出故事，却想不到镇书记提出的要求竟和堂兄的如出一辙。

许正航也是开门见山：“宏昌啊，到今天我们镇里都还没有一家像样的企业，你哪能在这干起这么多的企业，你把我们往哪儿摆？干脆，公司属于我们小溪河镇吧。”

严宏昌感到这事越来越复杂了，沉吟了片刻，心平气和地解释说：“许书记，这哪能呢？这是我和上海一位企业家合办的股份公司，注册资金和许多费用还都是上海那位朋友的，哪能你说收就收走呢？”

许正航有些不高兴，开导说：“你还是想开一点，宏昌啊，不要这样固执。你也可以把我们的意见同上海的这位朋友讲讲嘛！”

严宏昌见解释不通，就明确表态：“这不合适。”

许正航怔怔地望着严宏昌，没再说话，就回镇去了。

许正航走了之后，严宏昌一颗悬着的心才归了巢。他心想：镇书记毕竟比堂兄有法律意识，虽然不高兴，但还是通情达理的。

谁料想，一周后，严宏昌去上海拓展产品的市场时，许正航突然带着镇、村两班人马，再次来到工厂。他把三个厂的厂长也召集到一起，开了一个会。会上，许正航把镇党委镇政府对公司人事的安排，作了通报：小岗农工商实业总公司董事长由他本人兼任，严宏昌为名誉董事长，总公司的总经理由小溪河镇企业办副主任任传吉担任。公司的人事安排通报了之后，会场上鸦雀无声。

米厂厂长崔志祥打破了沉寂，要求发言。过去，他当过严岗大队书记，当然了解小岗村，更了解严宏昌；后调任梨园乡担任企业办主任，虽说当时梨园没有什么企业，但他毕竟熟知了企业管理上的一些政策和法规。

第三章 风雨兼程（19）

他说：“我来承包小岗米厂，是从严宏昌手里承包过来的，这是有合同的。镇里这样决定，今后米厂的承包费用，我是给宏昌，还是给镇里？交给镇里，按照公司法，我们没有理。再一说，任传吉同志来当总经理，是不是经过了严宏昌的委托，还是有了宏昌的聘请？你们给宏昌任命为名誉董事长，但公司的营业执照上写的法人是严宏昌，这个名誉董事长是怎么来的？”

问得许正航无言以对。

由于崔志祥提出的这些问题，许正航一时无法回答，这个会也就不了了之。

严宏昌从上海回到小岗，从崔志祥那儿听说了这种情况，他还有点不敢相信。正打算去找许正航呢，镇里就来人通知他立即去开会。

严宏昌走进镇党委会议室，发现镇领导不仅都在座，小岗村的严俊昌、严立学、严国品和吴广新四个村干部也都赶来了。

严宏昌震惊的是，崔志祥提出的那些问题，是有公司法明文规定的，但在会上，许正航依然郑重其事地把上次已有疑义的公司人事安排，作为小溪河镇党委镇政府的正式决定，予以宣布。

许正航宣布完决定，见严宏昌不说话，就以为他是默认了，准备就公司管理还发表点意见，这时，坐在严宏昌旁边的小岗村副村长兼党支部委员严立学憋不住了，虽然平日少言寡语，这时却愤然站起，说道：“我不同意！”

他猛地喊了一声，弄得许正航一惊。

严立学说：“你们都不是小岗人，小岗人办的公司，不能就这样归镇里接过去。你们真给我搞急了，我到县里去反映！”

采访期间，我们问严立学，后来到县里去反映过没有。他无奈地说：“没有。我只是忍不住反对一下。镇党委硬是这样干，你找县里也没有用。”

严宏昌说他听了镇里的这个任命决定，除了大惑不解，感到震惊，思想上又极其矛盾。

他原本对小溪河镇党委是寄以莫大期望的，前阵子他又递上了一份入党申请书，正在接受组织上的考验呢。他知道，接受党组织的考验，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听话；在小溪河镇，就是要听许正航的话。但是许正航宣布的这个决定，他实在难以接受，为了创办那三个厂，他可是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啊！

第三章 风雨兼程（20）

想到这，他不得不低声下气地申辩：“公司，有公司法；我觉得应该按照国家颁布的公司法有关的规定办事。小岗农工商实业总公司的管理权，在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局，任何组织和领导都不应该强行干涉企业的正常运转，即使我和公司触犯了法律，那也是执法机关来处理，镇里这样改变我们企业的性质和作这样的人事安排，是没有道理的。”

许正航显得不耐烦，他严肃地问：“你是在我们管辖之内，我们收你的企业，还能有错吗？我不管你有什么权利，那也都是共产党给的；难道你就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吗？”

严宏昌虽然想不通，又不想把关系搞得太僵，只有选择提前离席。

但他仍然抱有侥幸的心理，他认为镇里的这种任命是无效的，因为公司的营业执照上，写得明明白白，他严宏昌才是这个公司的法人。况且，公司的三个工厂，又不是一件小东西，谁说拿走就可以拿走的。

几天后，严宏昌去镇里办事，下意识地朝大门口瞅了一眼。这一瞅，他的眼睛顿时发直了。

门口不知何时竟然多出了一块大牌子，上面赫然写着十七个大字：“凤阳县小溪河镇小岗农工商实业总公司”。

严宏昌不敢相信，揉了揉眼睛，又连瞅了好几遍。

他确信自己没有看错。他怎么也想不到，镇里竟然连公司的牌子都挂出来了！

他气得忘了自己是到小溪河镇来办事的，当时就跳上了一辆去凤阳县城的班车。

严宏昌认为镇里这样做，鲸吞了他依法享有的产权，也剥夺了宋富豪应有的合法权利。他找到县工商局。工商局接待的同志听了他的情况反映，指出这是不对的；但马上又强调局里的当家人不在，这事不好处理。

接着，严宏昌又去找县经委。经委的回答更原则，只是说：“应该依法办事嘛！”

找了几个部门，态度都是谦和的，就如何解决这一具体问题，大多是踢皮球。

他想不通：前几年，镇里年年都搞“普法教育”，难道需要普法的只是农民，当官的就可以不遵守国家法律？

严宏昌不想再找了，他把电话打给了安徽电视台《社会之窗》的汪清。汪清一听，觉得这是一个好新闻，在中央大力号召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大力扶持个体经济的形势下，这件事太典型。他很快带人赶到小岗村，先请严宏昌谈企业的隶属关系，又认真核实了公司的各种证照，还采访了有关的承包厂长，并作了现场录像。

汪清回去不久，安徽电视台就将这件事作为一个热门话题，进行了公开曝光。

第三章 风雨兼程（21）

严宏昌没想到，这以后不久，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也将这一事件进行了披露。显然，这事被捅大了。不少村民为他担心，说镇头儿是得罪得起的吗？他却一点害怕的感觉都没有，而是以为这一下一定可以解决问题，会有一个好结果了。

让严宏昌感到悲哀的是，尽管这件事在全国产生了不小的反响，可在凤阳，在小溪河镇，却不是雨点儿小，连个地皮儿都没湿，就好像啥事儿也没有发生。

严宏昌非但没有讨到说法，时间不长，他名下的那三家工厂也相继消失了：小岗米厂由镇里强行收去，不久就被卖掉；承包食用菌厂的福建人是奔着严宏昌来的，企业被镇里接过去，又一下提高了上缴款，福建人不干了，食用菌厂随即关门；严宏昌请史家齐承包的工艺被厂，史家齐发现电视将这事曝了光，外贸那边的订单就再也拿不到，大家无事可做，只得各自回家，工艺被厂也就很快关了门。

好端端的三家工厂，就这样，随风消逝。

同样是在那个难忘的一九九三年春天，严宏昌当上了安徽省人大代表。

这事，非常意外。有小岗人说，这是上面在搞平衡，因为严俊昌当上了小岗村村长，让严宏昌当省人大代表，那是一种弥补。严宏昌却不这样看，他觉得这是有贵人相助，而且，肯定是想起了他曾经是小岗村包干到户的带头人。

是啊，他曾经是，也一直在努力做小岗村的带头人，梦想着带领小岗人，一步步走向富裕。尽管，十几年来他备受挫折，甚至有时感到过灰心丧气，直到今天他还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群众”，但是他当年挺身而出的一腔热血，却从来没有凉过。

小岗的旧貌不变，他就一天心不安哪！

他是经常走出小岗的人，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远距离，他对一直很熟悉的小岗的一切，才有了新的视角，有了超越，使得他对小岗村的今天有了反省与检讨。当年的那个“秘密会议”，那张“生死契约”，都已经好像是发生在遥远的前世的事情了，他看到的，那已是渐行渐远的光荣，他油然感到一种挥之不去的压抑、焦急、痛惜和感伤。他无法容忍小岗人在温饱之后表现出的那种满足与麻木，那种集体的无意识。

每当看到不远千里万里慕名而来的参观者，高兴而来，扫兴而归，他就像被人当众扒光了衣服；他甚至越来越怕各地的客人认出自己就是当年的“带头人”，有几次，夜里梦到被人羞辱，他一下被惊醒，惊出了一身冷汗，也委屈得泪洒枕巾。

第三章 风雨兼程（22）

有几回他梦到自己为村里建的轮窑厂，点火了，也出砖了，外地来拉砖的汽车在村子西头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梦到自己办的塑料制品加工厂，办得规模很大，好像比在浙江瑞安看到的都大；还梦到上海支援来的一百头母猪和三头种公猪，后来变成了成千上万头，村里不仅建起了像上海外滩的高楼一样的冷库，还建起了比上海大江养殖场还要漂亮的房子……

他也梦到过，他和堂兄严俊昌配合默契，为小岗的发展一道去各地跑项目，醒来却发现是个梦，好久心里被堵得难受。

特别是梦到堂兄的那晚上，他再也睡不着。他真的不知道，要怎样做才能焐热堂兄的心。他十分清楚，要想能为小岗村办成一件事，首要的就是搞好彼此的关系。为这，他可以委曲求全。有小半年时间，他到各地联系业务，没带自己的长子严余山，带的是严俊昌的三子严德友。他主动把严俊昌的儿子带出去闯荡，让他见世面，那是希望以此换来两人的和衷共济。却不料，就为这件事，他同妻子段永霞，爆发了结婚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争吵。段永霞看不惯自己的男人为“讨好”严俊昌，这样低声下气。在她眼里，严俊昌的儿子严德友，同自己的儿子严余山，都是差不多年岁，都处在最重要的人生关口，干吗把自己儿子难得的锻炼机会让给别人？简直就是愚蠢透顶！段永霞还从未同他红过脸，但那次闹得很凶，很伤心。严宏昌看她哭个不停，就不停地向她解释，说软话。谁知，正如段永霞预料的：“你把心掏给他，他还嫌胆苦！”他和严德友在外面的所有花费，都是段永霞在家带着孩子拼死拼活没白没黑挣来的血汗钱，但是，有一天，严俊昌竟上门半真半假地向他讨要工钱，认为自己孩子跟着他严宏昌这是在为他打工。

正因为得不到严俊昌的支持，他才会想到要办私人的股份制公司，否则，也决不会闹出村、镇都要接管，三个工厂像流星般消失的事。

现在，他当上了“人民代表”，他感受最多的，显然已经不是荣耀，而是机会！这样，他再要替小岗人出谋划策，拿主张，就无须看堂兄的眼色，再求得堂兄的点头认可，他甚至相信，他可以办成严俊昌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在去省城开会的第一天，严宏昌就开始行动了。

他利用会间的一切休息时间，一个一个地去拜见到会的各位厅局领导，重要的，他还会不厌其烦地进行“家访”，向他们介绍小岗的现状，求教于各位领导，希望他们支持小岗，为小岗的发展指点迷津。

一天，省人大主任孟富林到各个代表团的住地看望大家。来到严宏昌的房间时，严宏昌就把他发展小岗村的一些思考作了汇报。孟富林听了，高兴地说：“你很有想法，思路很清晰，也都很具体，好呀，我来给你牵这个头。”临走时，又认真地说：“转告你们凤阳县的领导，等会后，你再把你的思路顺一下，我会找时间专门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章 风雨兼程（23）

严宏昌激动不已，他马上跑去向参会的凤阳县人大主任陈本田汇报。陈本田不相信，问：“孟主任能讲这个话？”

严宏昌说：“你可以直接去问他。”

陈本田一打听，还真有这回事，便激动地对严宏昌说：“宏昌啊，你真为凤阳做了一件大事了！”

省人代会结束后一个多星期，严宏昌就接到通知，要他赶往合肥，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他猜想，这可能就是孟主任说的解决问题的会。因为孟富林主任同时还兼任省委副书记，会议是被安排在省委的会议室召开的。严宏昌进去时，会场上已经坐满人，省直各有关厅局的主要负责人都到齐了，滁州市和凤阳县的一些领导也都在座。

严宏昌感到最有面子的是，孟富林把他请到了主席台上，亲自为他倒了一杯水；知道他抽烟，又亲自为他点火。

孟富林的开场白，简明扼要，开门见山，他说：“我们今天专门为小岗村今后的发展，开一个专题联席会。下面，首先听严宏昌同志汇报；来的都是当家的，涉及哪个厅局的，哪个厅局的出来解答，看看怎么个支持。”

这话说得严宏昌热血沸腾。

当然，他是有备而来的。有许多问题，他已是深思熟虑。他先后讲到了小岗村的交通、教育、供电、电讯、水利、农业科技、村办企业以及农贸市场等方面的现状和自己的设想。会上，各相关部门，也都针对他提到的那些问题，一一作了认真回应，或现场拍板，或表示回去后及时研究，总之，小岗村的发展已引起省里众多部门的高度重视。孟富林粗略地计算了一下，会上可以落实下来的，方方面面支援小岗村经济发展的各项有关资金，便高达一千三百多万元！孟富林也十分满意，最后，他进一步强调：需要各部门帮助解决的，望尽快去办。

会开得紧凑，务实，成效明显。别说是严宏昌，到会的滁州市和凤阳县的党政领导也无不兴高采烈，感到意外，感到振奋。

当晚，在省城华侨饭店，孟富林设宴请严宏昌吃饭。孟富林动情地说道：“宏昌啊，你打破了安徽省历史上的三项纪录：第一，省委没有为一个村解决实际问题召开专题会议的先例，这是头一次；第二，也没有因为一个村解决这么多资金，和这么多问题；第三，省委更没有专门请过一个农民吃饭。”

严宏昌再也坐不住，激动地站起来。他想，自己已经是省人大的代表了，代表一下小岗村的全体村民，应该不会有问题。于是他为自己斟满了一杯酒，对孟富林说：“我代表小岗农民，感谢省委对小岗村的厚爱！”说罢，一仰脖子，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孟富林的话，打动了在座的所有人，也纷纷过来与严宏昌碰杯，表示要向勇于改革的小岗人学习，致敬。

第三章 风雨兼程（24）

那晚，严宏昌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兴奋，他多喝了不少杯，觉出了醉意。当然，让他沉醉的，还因为有这么多的领导仍惦记着小岗村；对小岗人又是这样的关爱与支持。

这以后不久，孟富林就去了一趟小岗，并走进了严宏昌的家。他先是问了一些村里的情况，忽然问严宏昌：“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严宏昌不知道孟富林为什么问起这样一件事，他说：“还不是。”

孟富林在省委长期分管党的组织工作，他对严宏昌至今不是党员感到不理解，见严宏昌家里来了不少干部和村民，就大声说道：“在场的党员站起来我看看！”

严俊昌和严立学先后站了起来。

孟富林严肃地问：“你们党的组织生活是怎么过的？党员是怎么发展的？”

当着陪同前来的地县领导的面，孟富林对严宏昌说：“宏昌，你的党龄，就应该从一九七八年带头大包干那天算起！”

接着，他问当年带头大包干的那十八个人中，现在有多少党员，了解到当时三个主要带头人中至今只有严宏昌一人“不在党”，他告诫村党支部：“那你们这个组织要发展呀！”回头又对严宏昌说：“下次你就参加党组织会议！”

孟富林的到来和他说的那一番话，对严宏昌的鼓舞太大。以至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处于极其昂奋的状态中。能不激动么，省委副书记、省人大主任孟富林说他的党龄“应该从一九七八年带头大包干那天算起”，从那天算起，那他就是有着十五年党龄的“老党员”了。原以为因为建厂的事，同镇书记许正航搞得不愉快，自己的入党问题就泡了汤，不曾想现在孟富林说了话，他相信，他的“在党”只是个手续问题，不会再有意外了。妻子段永霞，以及那天在场的村民，也都是这么认为的，大家都替他高兴啊！

就在孟富林主持召开的研究小岗发展的联席会议结束不久，凤阳县委就迅速行动，从县里几大班子抽调了十多人，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班子，开进小岗村。上面的拨款很快下来，严宏昌发现：两层楼的村委会在他家旁边盖起来了；高大的牌楼在村西头竖起来了。接着又要小岗村每家出资五百元，统一在沿路两边为各家各户拉起了院墙。

轰轰烈烈忙了一阵子，县里来的人便不声不响地撤走了，以后就再没有一点动静。

严宏昌很是纳闷。为村委会盖上两层楼，在村头竖出个大牌楼，这些，他在省里的专题联席会上并没提过。小岗村迫切需要解决的，也并不是这些，况且，村委会就那几个人，村民大会也不可能天天开，两层大楼放在那儿，实在浪费。再说村容村貌还十分差，在村头竖上个大“牌坊”，除了惹眼，没有别的用处。他侧面调查了一下，盖村委会、竖牌楼，最多也就需要二十万元；给每家拉的院墙，村民还都是掏了五百元的。孟富林在会上测算过，各厅局承诺的支援的数字那可是上千万元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第三章 风雨兼程（25）

严宏昌想：他在会上首先提议的，是希望有关部门帮助小岗村修一条路，不说方便小岗人，现在来自省内外乃至国内外的参观者，踏着“雨天是‘水泥’路，晴天是‘扬（洋）灰’路”，丢的就不光是小岗人的脸面。会上，省交通厅和省财政厅的领导都是表了态的，承诺帮助修条像样的路，从国道一直通到小岗村。难道他们食言了？

严宏昌正犯着疑，镇党委书记许正航找到严宏昌，告诉他，省里修路的钱到账了，为表彰他为小岗发展所做出的特殊贡献，先奖励他二十万元。

严宏昌听说修路的资金落实了，自然放了心，听说要奖励他二十万元，却吓了一跳。不是他没见过这么多钱，因为这是修路的专用款，怎么可以从中拿出这么多奖励人？他说：“资金到账了就好，这是我应该做的，钱我就不要了。”

许正航见严宏昌不要钱，又准备在镇里开发的农贸市场中拿出一套住房奖给严宏昌。严宏昌明确表态，镇农贸市场那儿的房子他也不会要，他说：“我是以小岗村名义争取来的工程款，如果我自己首先从中捞好处，群众会有意见，今后我在小岗村也无法做人。”

谁知，这以后，许正航变得更加慷慨，决定从凤阳县城为严宏昌解决一套不低于五十万元的住房。严宏昌一听，更不敢要，他开始警惕起来，感觉其中定有名堂。

他开始躲起许书记来了。

自己躲出去，他还怕镇里派人找到家里说服段永霞，让段永霞回头来做自己的工作。于是他就又嘱咐段永霞：“我不在家，镇里不管来了谁，也不管给你啥好处，你都不能答应，千万记住！”

段永霞没好气地说：“谁会给你好处，现在啥好处还会摊到你头上？”

段永霞没想到话真被严宏昌说准了：第二天她刚吃过早饭，就见一男一女找上门来。女的因为在小岗蹲过点，好像是县科技中心的，姓蒋；男的自报家门姓曹。二人见她在院子里满头大汗地挖着沼气池，就说：“你这般年纪了，还这么干，这么累呀！孩子都大了，也该去城里享享清福啦。”

段永霞平日爱开个玩笑，她捋捋袖子，笑着说：“我怎么不能干？你们下来试试，不一定能干过我。”接着又说，“我一个农民，跑到县城的街上搞什么？又不会做生意买卖，去了喝西北风呀？”

来人于是摊牌了：“只要你答应去，房子不要你们拿钱。”

段永霞知道他们这是话中有话，马上说道：“我们不想讨那个巧！”

接下来，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劝说，段永霞死活不松口。

最后女的悄悄对男的说：“这两口子，一对不好说话。”

只听男的咂着嘴对女的说：“没有棋下了。”

两人垂头丧气而去。

第三章 风雨兼程（26）

这些，只是严宏昌和他妻子对这件事情的回顾。

采访期间，我们也找严立学作了核实，严立学说：“严宏昌不要那个钱，那个房子，是正确的。要不然，群众准有看法，也中了许正航的计。因为没有严宏昌的签字，镇里是拿不出来钱的。为这事严宏昌同许书记的关系更僵了。后来许正航不再找严宏昌，而是去找严俊昌，严俊昌说他在镇里被灌醉后签了字。结果，严宏昌好不容易为小岗要来的修路钱，全被镇里挪作他用；也修了路，但这路已经与小岗无关，它是从镇里修起，从小溪河修到了大溪河，方便了他们，还是苦了小岗人。”

我们在采访严学昌时，严学昌就两次为严宏昌抱不平，他说：“许正航为了压严宏昌，打那就处处捧严俊昌！”

为此，我们曾问过段永霞，干吗不要那套房子？镇书记被得罪了不说，为小岗村修路的钱还是被镇里挪用了。她笑笑说：“钱是宏昌讨来的，不错；要是宏昌从里使了一块钱，他们就敢使上十块，宏昌还有嘴说他们吗？共产党的钱就这么好使，老百姓会同意吗？我佩服严宏昌，就服他走路稳，滑溜路不走，湿鞋地不站！”

直到了一九九五年的春天，在孟富林召开的那次联席会上许多厅局承诺的援助款项，一直不见下来。严宏昌去参加安徽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时，向大会递交了一份提案，询问小岗发展专项资金的调拨情况。这份提案，引起许多代表的关注，最后有十三位代表联合在上面签了名。

会后，这份提案由省政府办公厅分别转给了各有关厅局，同时也转交给了滁州市。很快，严宏昌就收到了滁州市政府的答复函。

严宏昌看了滁州市的答复函，大为惊讶：上面为帮助小岗村进一步发展经济，“根据会议精神，各级财政支持小岗村建设资金逐步到位，目前已投资六百六十一万元。”仅“各级财政”的支持，就高达六百六十一万！显然，这并不包括由省交通厅帮助小岗村修路而被镇里截留了的那一大笔钱！

这么巨大的财政拨款，小岗人可以看到的，除盖了一栋上下两层的村委会办公楼和竖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大牌楼，外加帮村民拉院墙，村民还是出了钱的，一共，也就是三四十万，而那六百多万都用到了什么地方呢？

这仅是市政府就各级财政投资情况的答复函，而省直各有关厅局的答复函，他严宏昌一份也没见到，那许多专项拨款肯定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各厅局的专项拨款是否会连同他们的答复函一齐被截留？他无从知晓。

是谁，或是哪些人，竟敢这样无视省委召开的，有着省、市、县三级党政要员参加的专题联席会？

滁州市政府的这份答复函，却并没有这些相关的答案。

严宏昌开始怀疑自己在干傻事了。

第三章 风雨兼程（27）

原指望，以人大代表的有利身份，在上面“跑步”前进，为小岗村争取到一点外援，事实上也是，他确实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想想看，那么多的党政官员坐在一起，共同谋划小岗村的发展，拨出巨款，对小岗的支持也只能做到这样了，小岗已经享受到特殊的待遇了，受到各方面的厚爱，是在“吃小灶”了——然而，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不是么，自己做了那么大的努力，也惊动了那么多领导和部门，担了那么多的情，最后却既没有给小岗带来实际上的好处，自己的精力和时间也贴了进去，争取来的资金用到了哪里都不知道。回过头看，自己不过在其中扮演了一回《守株待兔》寓言中那只只知道奔跑的兔子。

这样的兔子，也只能做一回。

他真的很后悔，痛感对不起那些真心实意帮助小岗村的人。

尽管严宏昌的那些努力被打了折扣，但是当了人民代表的严宏昌还是被小岗人高看了一眼。小岗人是讲究实际的，大家看得很清楚，严俊昌虽是村长，却盖不出村委会的两层楼，那楼还是严宏昌“跑”来的。严宏昌不是村长，每天只要他本人愿意，就会有忙不了的事情，村子里四十岁以上的人基本上是文盲，严俊昌也没有文化，而中学毕业的严宏昌，他的知识和他丰富的阅历，便都派上了用场，不光村民们遇到啥问题爱去找他请教，就是村里一些迎来送往之事，也常常是非他不行，更何况许多采访者和上面来的领导，找的就是他。

一天，已调任《农民日报》担任总编辑的张广友带来万里想见小岗人的口信，国务院研究室农村经济组组长余国耀也传达了万里的这个心意。

自从一九八○年万里进京之后，就再没有来过小岗。他曾答应过小岗人，三五年后会来看小岗的，随后的一九八四年的四月，曾传来了万里要来小岗的消息，严宏昌听了，甚是激动。凤阳县委、县政府为此也忙了一阵子，考虑到小岗虽有了不小的变化，主要还只是变在吃饱穿暖上，家家户户住的仍然是茅草房，路也很差，县里就决定拨出一笔专款，为小岗改换新装；可是县财政捉襟见肘，不可能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鉴于村子西头是进村的必经之道，就出资为严立付、严立华、严立坤、严立学、严金昌、关友江六家，各翻盖了三间瓦房，因为严学昌家人多，翻盖了六间。当时县里也准备为住在村东头的严宏昌和严俊昌两家翻盖一下，但严宏昌认为村东头还有那么多家不翻盖，专翻盖他和严俊昌两家不合适，就拒绝了；严俊昌是队长，也觉得这样做影响不好，也没有同意。

可以说，一切准备就绪了，万里也来到合肥了，谁知万里突然生病，无法坐几个小时的长途汽车赶去小岗，那次万里就直接飞回了北京。

可万里始终没有忘记小岗村，没有忘记小岗人。这期间，《农民日报》总编辑张广友多次受万里的委托，几乎每年都要来一两次小岗村，看望小岗人。

第三章 风雨兼程（28）

小岗人也想念万里啊！严宏昌有好几次都准备要去见万里，只是想到万里回京后就身居要职，先是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接着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去找他，多有不便；再说自己既不是队长，更不是村长，不好再代表小岗人；特别是想到过去给万里写信都遭到县里的查问，真要去见万里，那还了得？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现在万里已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安度晚年了，原有的顾忌已不存在；而自己毕竟已当选为省人大代表，这身份，给了严宏昌代表小岗人去看万里的极大勇气。于是他下决心要了却这桩多年的夙愿。

严宏昌准备进京看望万里的消息在村里不胫而走。当时村里早已经有了县里派下来的驻村干部，几个驻村干部找到严宏昌，希望他能请万里给已经盖好的牌楼题个字，他们认为，由万里来题这个字最权威，也最合适。

行前，严宏昌觉得去见万里比给万里写信的事儿要大，为慎重起见，他想还是去征求一下县委书记的意见。

这时的凤阳县委书记，正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原县委秘书，调查报告《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的作者吴庭美。

严宏昌领着小岗人包干到户最困难的时候，吴庭美受当年县委书记陈庭元的指派，深入小岗搞调查，是他带着吴庭美挨家挨户地跑；那时吴庭美住在公社，每当他把吴庭美需要的各种数据收集齐了，就会马上送到梨园去。后来吴庭美的那篇调查报告受到万里的高度赞赏，小岗村也因此被确定为农村改革的典型，名扬天下。严宏昌是打心眼里感谢这位吴秘书的，他相信现在已是凤阳县委书记的吴庭美，是会支持他的。

没想到，吴庭美听说严宏昌要去看万里，眼睛一下睁得老大，认为他这是异想天开。虽说万里已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职务退下来，到底曾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奇怪：“去见万里？你以为万里是随随便便可以去见的？”

严宏昌就把万里多次托人捎口信的事说了，没想到吴庭美不同意。严宏昌于是又告诉吴庭美，他还准备请万里给村里新竖的那座牌楼题个字，因为这件事是县里的驻村干部委托他办的，就以为这也是县委领导的意思，肯定会高兴，没想到吴庭美还是坚决不同意他去。

县委书记的态度让严宏昌有些找不到北。难道他是顾忌我会在万里面前说一些对县里不利的话？

严宏昌后悔不该给县委书记打招呼，他这是给自己找了麻烦。

为躲开县里人的目光，出发时，他先绕道去了上海，虚晃一枪，并在上海呆了两天，然后就和宋富豪一道乘机直飞北京，住进万寿路原国家农委大院内的一个招待所。

说是国家农委招待所，其实只是一个地下室。之所以选择住在这里，一是因为它便宜，二是去找既是万里的朋友又是《农民日报》总编的张广友也方便，张广友就住在这个大院里。

第三章 风雨兼程（29）

当天晚上，他就和宋富豪找到张广友的家。他恳请张广友帮助联系一下万老，说小岗的农民非常想念他，感谢他，现在日子都好过了，他特地带了两只小岗的老母鸡来，要送给万老。

张广友这才注意到，严宏昌手里拎着的大纸盒子里，原来装了两只大活鸡。

他被严宏昌的这种可爱又可笑的诚意所打动，二话没说就打去电话，然后，高兴地告诉他：“明天上午十点左右，万里同志在中南海的家里等着你。”

严宏昌简直不敢相信：“万老真的同意了？我们县委书记说万里不是想见就能见到的。”

张广友说：“万里同志退下来后是给自己订了一些规矩，党政官员一概不见，但农民例外！”他见严宏昌光顾着高兴，就又说：“鸡你就不要送了，作价卖给我吧，中南海里什么东西也都有。”

一九九四年五月九日上午，天已经开始变热，严宏昌和宋富豪在张广友的陪同下，钻进了从中南海开来接他们的一辆黑色轿车。从上车起，严宏昌就屏息静气，没再讲一句话。他端坐在车厢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车外，脑子里翻江倒海。

车是从中南海的西门进去的，严宏昌因为太激动，想得也太多，车子穿行在中南海的大院里，他只依稀记得，道路两边树木不少，但没有大树，房子全是古色古香的，赶意识到应该好好看一看两边的风景时，车已停在了丰泽园。就见万里的沈秘书迎出了门，把他们引到了一个大的会客厅。

只一小会儿，万里就从里屋踱了出来。

十几年不见，严宏昌发现万里的头发变得更白了，腰也似乎不像记忆中那般挺拔了。万老确实老了！严宏昌不由心里一热，赶忙起身迎上去。

万里也显得十分高兴，他拉着严宏昌的手说：“你怎么现在才来看我，来得太迟了！”

严宏昌紧紧地抓着万里的手，颤着声说：“小岗农民都很想念您，我代表大家来看望您！您支持我们搞大包干到户，现在小岗人过上了好日子，从心底里感激您，都很想念您哪！”

万里也有些激动。他亲切地拍着严宏昌的手背说：“请你回去代我向乡亲们问好！”

待严宏昌坐定后，万里问道：“现在小岗群众的生活怎样啊？”

“比您去那时好多了，都能吃饱饭，没人再要饭了！”

“都吃上细粮了吧？”

“大米、白面都吃上了！”

“吃到肉了吗？”

严宏昌大声说：“想吃，随时都可以买！”

第三章 风雨兼程（30）

“穿的情况怎么样？”万里又问。

严宏昌说：“穿暖了，穿好了！”

“住的怎么样？都住上新房了吗？”万里整个问了一遍，“还有多少草房？”

严宏昌说：“百分之八十的人家都盖了新瓦房；草房也还有，只是一部分了。”

“人均收入有多少？”

“去年人均收入有八百多。”

万里马上说：“还差得远呢。达到两千元还差不多。除去吃住以外，至少要有一千元的购买水平才算可以；达不到这个水平，市场就兴旺不起来。外国人说中国是个大市场，其实中国的人口主要还是农民，农民没有购买力，这个市场怎么大得起来呢？光靠城市不行，所以希望你们都尽快富起来，全国农民都尽快富起来，收入大大增加，都能过上好日子！”

“现在电视机都有了吧？”万里又问。

“家家都有了。”

“是彩色的吗？”

严宏昌说：“还都是黑白的，只有两家是彩色的。”

万里说：“太少了。”转而又问，“现在村里人均合到几亩地？”

严宏昌说：“三亩多。”

万里说：“按亩产计算，一亩地纯收入才两百多元，光靠种地是富不起来的呀！”

这时张广友把话接过去说：“如今种粮的收入太低，粮食成本高，价格低，有的一亩庄稼的收入，还不如一斤螃蟹的价，一斤螃蟹市场上一百五十元，一只老鳖也要一百五十元，光靠种植业很难富起来。”

“一个劳动力能种到五十亩地，收入才有可能超万元。”万里思索着说，“现在一个劳动力只种个十亩八亩的，有的更少，这显然不行。”

“现在村里文盲多不多了？”万里突然又问。

严宏昌如实回答：“小孩子都上学了，但大人文盲不少，在百分之五十左右；四十岁以上的差不多都是文盲。”

万里不无忧虑地说道：“一定要注意人才的培养，抓好教育才有出路。人才问题很重要，要重视人才的培训，生产能否上得去，经济能否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素质。你们可以和上海等发达地区建立联系，有组织地派人到那里打工，订个两年三年的合同，这样，既能赚到钱，又学到了技术，人才也培养出来了。”

第三章 风雨兼程（31）

当问及村级财政和集体经济的发展现状时，严宏昌只汇报说村里和镇里都没有企业，至于其中的曲曲折折，他避开没谈。但即便这样，万里也变得十分不安起来。他说：“这样不行啊！近两年我到江苏省等地去转了一趟，像张家港那样的过去一个小港，今天发展成为全国两个文明的典型，一个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村级经济发展很快，乡镇企业撑起半边天。你们应该去看看，学习人家的经验，借智引资，联合发展，互惠互利，这样村级经济发展就快了。”

谈到这个话题，万里感叹道：“‘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嘛！一定要发展工业，办好乡镇企业。定（远）、凤（阳）、嘉（山）过去都是贫困县，现在怎么样了？”

张广友多次深入到那一带搞调查，这时说：“定远县有个盐矿，嘉山县还有个酒厂，都是大项目；凤阳县有丰富的石英石资源，那年我跟你去时，你曾提出要他们办个玻璃厂，可就是一直没有搞起来。”

万里想起来了，说道：“蚌埠市玻璃厂用的石英石，都是从凤阳运过去的，凤阳有这么好的资源，为什么办不成玻璃厂呢？”

“可能缺资金吧。”严宏昌说。

“那就想办法搞一些钱，”万里关切地说，“帮助他们搞个一到两亿，看看怎么把凤阳的经济发展搞上去！”他问严宏昌，现在的凤阳县委书记是谁？能不能联系得上？严宏昌告诉他，叫吴庭美，并报出吴庭美的电话号码。

万里听说是吴庭美，又夸起吴庭美当年的那篇小岗的调查报告写得好，敢于实事求是地反映民情，提出问题，便叫张广友当场挂电话。

吴庭美从电话中知道是万里在了解今天凤阳的经济情况，但他压根儿不清楚万里询问这种情况的意图，竟十分乐观地汇报说，现在凤阳的经济形势很好，县财政已达到四个亿。万里一听，很诧异：“不可能！”很生气地说道：“他也在搞浮夸了？不说真话，搞浮夸，要不得啊！”

严宏昌想把话题支开，这时就说：“县里在小岗村村口造了个牌楼，希望您给题个字。”

万里一听，断然说道：“不，不题！我不赞同搞形式主义，摆花架子；修庙、修坟之类，我是不支持的。要扎扎实实搞好生产！”

严宏昌见万里本来谈得很愉快，一个吴庭美的电话，一个要他为小岗村的牌楼题字的事，竟弄得很扫兴，忙说：“我们回去一定好好干，做出成绩再向您汇报。”

“不要向我汇报了，”万里说，“你们赶快扎扎实实地干吧！”

万里这时站了起来，严宏昌意识到该离开了，他和宋富豪就上去和万里握手告别。

第三章 风雨兼程（32）

走到门口时，严宏昌一回身，发现万里也跟了上来，很是不安，连忙请万里留步。万里却说：“一道走走，我带你们在附近看看。”

严宏昌仍在劝着万里止步，万里已经健步走到前面带路了。

中南海里的每一幢建筑，每一棵树，对严宏昌来说，都充溢着一种神秘的色彩；每一个景致都有着许多传奇故事。他正这么想着，万里忽然指向一处，告诉他：“那是毛主席休息工作的地方。”说着，就走到了一个古树参天、浓荫匝地、草木茂盛的大园子。万里说：“过去，这里是毛主席的‘后花园’。”严宏昌望过去，觉得眼睛不够用了。万里接着又指向一个不远的地方，说：“邓小平同志就住在那里！”

严宏昌突然感到呼吸急促，背上的衣服已经汗湿。他很奇怪，这儿的一景一物就实实在在摆在眼前，他却一下觉得都不真实。是啊，像做梦，但他做梦也不曾梦到自己会走在这些地方呀！望着满头白发的万里——一个曾经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领着自己——一个泥腿子、一个过去到处讨饭的小岗人，兴致勃勃地浏览中南海，禁不住让他受宠若惊，浮想联翩。

最后，他们来到南海边上。严宏昌遥望着波光粼粼的水面，心潮澎湃。只有此时此刻，他才强烈地感受到，是万里，是万里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是这场改革，是这场波澜壮阔的伟大改革，使得古老的祖国焕发出无限生机，他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岗人，也才拥有了今天这样的生活与荣誉！

当天晚上，他仍止不住地血脉贲张，在阴暗而拥挤不堪的地下室的招待所里，奋笔疾书，再次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严宏昌从北京回来后，立即把万里的讲话传达给了小岗村的领导班子。他原原本本地传达了，可是，传达完，也就完了。见不到村里有一点儿动静。

这种无动于衷，让严宏昌感到很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