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序：雨中行

第一篇 印度！去印度！

第一章 总是不对劲

第二章 艳阳当头照

第三章 骑行在高山上

第四章 进入伊朗

第五章 轻装上路

第六章 Zam-Zam汽水、蟑螂和《白鲸记》

第七章 品味当下

第八章 危险之地

第九章 引擎故障

第二篇 印度之旅

第十章 事故边缘的司机

第十一章 “脚臭”和“特别”的茶

第十二章 远离法国

第十三章 漫游东南印度

第十四章 印度主干道上的历险

第十五章 完整的圆

第三篇 印度之后

第十六章 重归巴基斯坦

第十七章 克罗姆佩兹、罗斯和喀喇昆仑公路

第十八章 高高在上

第十九章 沙子和面条

第二十章 戈壁之魂

第二十一章 文明世界的尽头

第二十二章 近身理发

第二十三章 向中国微笑

第二十四章 无名的男人

第二十五章 归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如去飞 : 从伦敦到北京，30000公里的热血之旅！

/ (英) 史密斯著 ; 杨培敏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104–4189–9

Ⅰ. ①不… Ⅱ. ①史… ②杨… Ⅲ. ①旅游指南－欧

洲②旅游指南－亚洲 Ⅳ. ①K950.9②K9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0152号

北京版权保护中心外国图书合同登记号：01–2013–1685

Why Don’t You Fly?

(Back Door to Beijing－by bicycle)

© Christopher J.A. Smith 2005

Original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by Pen Press

(IndePenPress Publishing Ltd.)

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CA-LANK International LLC.

不如去飞——从伦敦到北京，30000公里的热血之旅！

策  划：北京阳光博客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作  者：［英］克里斯托弗·J.A.史密斯（Christopher J.A.Smith）

译  者：杨培敏

责任编辑：刘 媛

责任印制：李一鸣 刘社涛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  编  室：（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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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权  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京东印刷厂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字  数：230千字  印  张：15.25

版  次：2013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4–4189–9  定  价：36.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6899 8638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他始终鼓励我探索自己的路。

序：雨中行

清晨5:20，闹钟一响，我便一跃而起，下床，插上电水壶，打开收音机。

听完体育新闻，我给自己冲上一杯咖啡。戴上耳机，巴赫的长笛、小提琴和竖琴的三重协奏曲让我沉醉，我暂时忘记了疼痛。20分钟后，咖啡和音乐让我恢复精神。我吻别了睡意正酣的艾伦，把闹钟调到七点，然后踩着石子路来到了对面的车库。

黎明总是充满魔力，清新的空气让人冷静。我推着自行车，沿着泥泞的小路向公路走去，这比开捷豹方便多了。一头母鹿姿态优雅地转过身来，肌肉一紧，“嗖”地一声向远处飞奔而去。有人觉得，一天骑25英里的人一定是着了魔，但我相信，一个人一生中如果没有任何为之疯狂的爱好，那活着也没什么意义。

按照惯例，我会在绵延不绝的乡野间和森林中骑上50分钟。比起大路，我更喜欢在乡间小道上穿梭。树林里一片安宁，随着我的逼近，野猫、兔子、松鼠纷纷逃窜，偶尔还会看到麋鹿、獾或是狐狸，一只年轻力壮的野兔一直在我前方猛跑，突然一下闪向右边。“怎么不开转向灯？！”我大喊起来。

差几分到七点的时候，我把自行车停在一家轮胎店，打开办公室的门，早晨的运动和空气中散发的热气让我精神抖擞。冲洗完毕，我换上工作服，再冲一杯咖啡，打开计算机。7点30分，我准时把手机呼叫转移到固定电话上。

同事们在8点到8点半之间陆续开车到达，睡眼惺忪地走进办公室，电话铃开始响个不停。工作只是我用来平复激情的手段，初来时的新鲜感早已荡然无存。每日例行的琐事像往常一样，把我的创造力吸得干干净净，清晨时大脑的敏锐很快就被冲刷得无影无踪。

下午 3点45分，天色变暗，雷声轰鸣。不出五分钟，大雨便倾泻而下。

“搭车吗，克里斯？”总经理冲我喊道。我偶尔也骑车上班。

“不了，谢谢，汉克！”

4点整，我换好衣服，一头冲进风雨。起初的五分钟让我有些不自在，不过一旦被从头到脚浇透之后，大雨就算不了什么了。路上到处都是汽车，空气中弥漫着尾气的味道，汽车排成长龙，一眼望不到头。

好不容易过了斯图坡特（Stourport），雨停了，我在第一个陡坡前停下来，脱去防水服。雨过天晴，阳光和煦，这次风雨自行车回家之旅终于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第一篇 印度！去印度！

懦弱如同一个蚕茧，将我们紧紧束缚，我们陷于其中，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惯性模式。当我们在不断地重建行为和思维的基本模式时，跃入清新的空气或大地就显得不那么必要了。

——《香巴拉：勇士之圣道》，邱阳创巴仁波切

第一章 总是不对劲

关于那个酒吧老板，我现在唯一能记起来的，就只有他的声音了。

那时我再也骑不动了，疼痛也越来越难忍受。我坐在一张酒吧桌旁——不是加尔各答、奎塔（Quetta）或喀什，而是法国北部位于加莱（Calais）和圣欧麦（St Omer）之间的一个乡村酒吧。

两天前，我刚刚在催人泪下的再见声中告别伦敦，仅仅两天后，这场声势浩大的生命历险眼看就要惨淡收场。悲剧和喜剧只有一公分的差距，我简直可以看到英国报纸的标题——“无所畏惧的旅行家含耻回故里！”

昨天在梅格斯通（Maidstone）附近的A20国道上，我的右膝就开始隐隐作痛，很快我便无力加速，当疼痛不断加剧，每踩一次踏板，就像针刺一样。没有办法，我只好翻身下车，推着满载着重物的自行车沿着陡坡爬上福克斯通（Folkestone）山顶。在从多佛（Dover）到加莱的船上，我吃了鱼肉和薯片，还和两个花了六个月骑车横穿欧洲大陆的澳大利亚游客交谈了一会儿。加莱的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路面又湿又滑，我的自行车前轮陷进横穿马路的电车轨道里。只听一声刺耳的撞击声，我以每小时10英里的速度结结实实地栽到了湿漉漉的柏油路面上，肩膀扭伤，膝盖被割破，衣服像吸墨纸一样吸饱了泥浆。

这样的开局真不是我所憧憬的。

妹妹和弟弟一直憧憬着骑车穿越亚洲，在我遭到周围人的打击而犹豫不决的日子里，他俩的支持成为我坚强的后盾。

而我的另一位兄弟则不太确定：“这事倒是很有点克里斯·史密斯的范儿。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我的父亲则显得举棋不定：“这究竟是件好事还是胡闹，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不应该去。”前女友斩钉截铁地对我说，“太危险了！”

“骑车18个月？！”一位朋友明显觉得我疯了，“为啥不坐飞机呢，克里斯托弗？”接着，他用面对智障人士时独有的耐心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这样到悉尼就用不了18个月了，18个小时就能到！”

这些冷嘲热讽丝毫不能吓倒我，相反，我把路线图贴满了整个房间。卧室贴欧洲，书房贴巴基斯坦、印度等亚洲国家，客厅正中贴中国，一张亚洲总图则进了厨房。平日里无论在做什么，我中间总会停下来研究这些地图，想象自己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时的壮丽景象。旅行指南书警告我，亚洲腹地有极端的气候和地形、有官僚作风、沙尘暴、会向游客丢石头的顽童、毒蛇、精神错乱的司机和疯狗，还有各种凶猛的毒虫子、令人恶心的疾病以及势不可挡的腹泻……

但一切都无所谓，我精心挑选着各种户外服装和露营装备。为了筹到更多的钱，我还吻别了我心爱的经典捷豹车。

为了支付账单，我开始在业余时间给超市开货车，跑遍了整个英国中部。与此同时，我还继续着一周五六次骑车25英里上下班——很快我就成了人尽皆知的“每天从比尤德利（Bewdley）骑车过来的疯子”。

偶尔，我也能得到一丁点儿勉强的赞赏。一个脏乱的晚上，我把自行车锁在车棚里，身上汗如雨下，一个司机走了上来：“克里斯，老伙计！”他在一片发动机的嘈杂声中扯着嗓子吼道：“你可真……（他停顿了一会儿，好像在他的词库里找一个能充分表达他对我看法的形容词）真有干劲儿！”

我别无选择，要想穿越亚洲，我必须得有干劲儿，得像铁钉一样坚韧。如果有人说一天只要骑上25英里就算是好手，那我每天要骑80英里，要走遍半个地球。

订购自行车时，我选了价格昂贵并有特殊功能的车。路上什么事都会发生，便宜车将来可能会成为大麻烦，到时可就没有回头路了。我待在温暖舒适的联体别墅里，仔细研究着墙上的地图。启程的日子一天天地临近，我发现自己内心开始充满恐惧，甚至开始有些动摇——相信每个人在想要突破自我极限时都会有类似的感受。

“这人不对劲，是吧，亲爱的？”露伊萨·卡什穆尔对丈夫马尔科姆说。此时，他俩正看着我在他家花园里搭建一个临时帐篷，作为夜宿野外的试验。

那天夜里，毛毛雨一直下，露伊萨·卡什穆尔家那只疯颠颠的猫从邻居家墙头一下蹦到我背上，随即又窜进灌木丛，把我吓得魂飞魄散。我敢打赌，它肯定在不怀好意地窃笑。露营帐篷终于通过了试验，但我还是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或许是脑子里想得太多了，我一夜都没睡好。

在距离加莱两小时车程时，我左思右想，还是放弃了打道回府的念头。我准备丢下自行车，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继续下面的行程，这样至少还能找回点面子。可这种想法对我丝毫没有吸引力，每年搭乘大巴、火车长途旅行的背包客成千上万。一想到我花了几个月详细研究路线，做了那么多体力训练，更是投资两千多英镑购买设备——去他妈的，我必须骑车！

我必须做出一番超越常人体能极限的“惊人之举”，来一段考验自我极限的旅行，或许——至少是短期之内——还可以顺便修补我那伤痕累累的自信，把我从日渐增长的甘于平庸的心态中解放出来。

我必须战胜自己！

“这事儿看起来可不太容易。”一个沙哑的声音从屋里冒了出来。酒吧老板注意到外面那辆装满了东西的自行车。听声音他可能得了喉炎，也可能是某种恶性疾病，说不定是某种绝症。

“我要去印度和中国，可是我的膝盖受了伤，我得回英国看医生，这趟冒险之旅算是完蛋了。”我用蹩脚的法语磕磕绊绊地说道。

酒吧老板吧唧了一下嘴表示同情。“村里有个医生，他可以给你看看。就在那边。”他用手指了一下我刚历尽千辛万苦骑过来的那个小山丘。

“多谢！”我觉得听听他的建议也没什么损失，但那么多专家都搞不定的事，这些乡村医生能行吗？

这位医生很年轻，他说自己以前也喜欢骑车到处逛，“直到有一天全身上下哪儿都疼”。

简单看了一下我的膝盖之后，他给我开了几粒药，一天两次随饭服用，还有一小管药膏用于按摩。他要求我每次停止蹬车后都要做伸展练习，采用低速档来避免膝盖承受过多压力。“每天最多只能骑100公里（也就是60英里）。要按摩！伸展肌肉！还好不是太严重！”

我将信将疑地离开外科医生，心头的怀疑丝毫没有消减。一天旅程结束后，我在康布雷（Cambray）外的杂树林里摊开了睡袋，成百上千的鸟儿叽叽喳喳，斑鸠发出咕咕的叫声，不远处的公路上车流如梭。计程表显示，从一大早离开阿德尔（Ardres）到现在，我已经骑了90英里，真不简单！不仅如此，我发现膝盖上的疼痛也在一天天消退，现在我已经可以用高速档了。

就这样，关于那个酒吧老板，我唯一能记起的就是他的嗓音，因为当时我正沉浸在自怜自艾的长吁短叹中，根本顾不上正眼看他的样貌。那声音绝不动听，但它却足以让我继续下面的旅程。

第二章 艳阳当头照

我一直期待着全新而陌生的未来，而不是在日复一日的琐事中坐以待毙。我渴望每天清晨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一条不一样的地平线，等待的是一次崭新的历险；我渴望全新的视域、声音和气息；我渴望体能的挑战和心理的刺激，这两者在我生命中已经缺失了太久太久；我渴望能从健康安全条例、ISO 9002、税务、信用卡账单、速度监控摄像头、垃圾邮件、双黄线、从不找零的停车场收费器当中解脱出来，找到生命的真义。

逃离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梦想，对大多数人而言，它仅限于一个梦想。正因如此，在接到被裁员消息的那一刻，我觉得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我无牵无挂，不用上班，而且口袋马上就会装满丰厚的遣散费。烟雾散尽，白日梦终于要变成现实了。该死的命运啊，我爱你！

过去五年，我一直坚持骑车上下班，每天25英里，中间穿越连绵起伏的乡野。有时大雨倾盆，有时气温骤降。冬日清晨，我得摸黑骑行，瞎子探路般在冰霜冻结的路面和冰冷刺骨的大雾中前行，但这样的生活对我反而是一种享受，因为它让我体格强健，让我感觉到自己的不凡。

自行车是一种高效而优雅的旅行方式，它安静、无污染、迅捷、便宜，还能对人的体能发出适度的挑战，又不像马匹那样难以驾驭。电视和收音机过滤掉了触觉、味觉和嗅觉上最令感官激荡的东西，但自行车旅行的途中，我们可以把它们一一找回。在旅游纪录片中，你的视觉被镜头主宰，你看到的只是摄影师所看到的世界。而在自行车的车座上，你不仅可以随心所欲地搜罗风景，还可以直接感受大自然的暑热严寒、阳光风雨、沙暴狂风，体会原野和公路表面的变化。旅行的速度一旦放慢，呈现在你面前的世界便截然不同。

*

法国很大，从加莱向法国东南行进，在那些笔直而略有起伏的公路上，你会感觉到天地瞬间宽广。路边的灌木丛和小树林就像一座座黑色的小岛，漂浮在麦田、草场、还有成群吃草的牛羊所构成的海洋上。路上的交通不再那么拥挤，村落的间隔比英国大多了。

过了色当（Sedan），景色悄然不同。丘陵起伏，树林和山谷隐匿其间，公路延伸到了阿登高地（Ardennes）南麓的山脚下。在法国，我总有一种到家的感觉：面包房玻璃柜里那令人垂涎欲滴的蛋糕、奶酪、葡萄酒，一切都让我为之倾倒。当地人情感表达外露直接，素昧平生的人会和你热情握手，朋友见面或告别时都会轻吻双颊。

六月和暖的阳光让每个人笑逐颜开，也明晃晃地晒黑了我的臂膀。每当我在面包房外享用夹心巧克力早餐面包，或者在集市小摊边大快朵颐时，他们总会礼节性地轻轻说声“祝你有个好胃口”。法语是一种让人充满快乐的语言，吐字发音就像情人爱的表白。退休的老人有了更多闲暇的时间和丰富的经历，他们会走上前来询问我的行车路线，然后甜蜜地回味起年轻时的骑车历险记。阿拉斯（Arras）附近的一家发廊里，女理发师一边给我理发，一边抛出一连串问题：你要去哪儿？花多长时间？结婚了没有？可以带我一起去吗……

微微凉风吹走了一些热气，我小心翼翼地爬着一道陡坡，同时关注我膝盖上任何一点点反应。空荡荡的公路开始向山顶蜿蜒而上，经过茂盛的青草地和森林，穿过放牧的牛群，还有温暖祥和的村庄，石头房子顶着锈红色的屋檐簇拥在教堂周围。这就是令我心旷神怡的乡村生活，山丘把地平线拉近了，天知道每个角落都隐藏着什么。这正是我要的生活——充满变化，充满惊喜，高低错落，起伏跌宕，频繁出现的斜坡后隐藏着令人遐想的美景。好长一段时间，我只能听到轮胎发出的低沉声，还有我自己均匀稳定的呼吸和耳畔的风声，道旁刚刚割下的牧草随风散发着清香。

记得出发前采购装备时，我曾经从杰罗姆·K.杰罗姆（Jerome K.Jerome）的著作《三怪客泛舟记》中看到这么一段至理名言：

第一次列出的清单将毫无意义。显然，如果把所有想要的东西都带着，那我们必须准备一条足够大的船。

虽然我牢牢记住了这条忠告，出发前小心翼翼地掂量每件东西的重量和必要性，但行李架最后还是满满的。车子太重，一天下来，我两胯酸疼，筋疲力尽。每天10英镑的预算不可能让我住上五星级酒店，怎么省钱怎么来，路边的树丛就可以提供我需要的私密空间。大多数情况下，我头顶上没有一砖半瓦，没有中央空调，没有软床垫，早起也没有热水澡。冰箱、洗衣机、电饭煲、面包机、收音机、电视机……再见了！清晨的咖啡，再见！巴赫，巴赫是谁？

难道我疯了？或许，这就是这次旅行的全部意义：去探索什么才是真实的拥有，去发现曾经被我遗忘和忽略的人。

森林里的土地很厚实，地面潮湿，有很多土块，粘着鼻涕虫。不到4英尺的地方，一只刺猬在悠闲地漫步，完全没有意识到我的存在，或者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蚊子一如既往地对我不离不弃，幸好我还准备了一顶蚊帐。帐篷的材料是一种特棒的防水布，前端翘起，给头顶提供了更宽敞的空间。躺在地垫上吃完晚餐——一个带硬壳的法国面包、奶酪、一升牛奶——我从口袋里掏出小镜子开始刮胡子，用瓶里仅剩的一点冷水和着沐浴露使劲儿地打出泡泡。我完全可以蓄须，这样就能省却这种艰苦的“仪式”，但我实在不喜欢蓬头垢面、邋里邋遢的样子，当泡澡和淋浴都已是奢望时，至少刮胡子还可以让我保持整洁。我很不习惯睡在高低不平的硬地方，夜里几次被森林间夜行的动物发出的窣窣声弄醒。

*

进入法国城市，我再次习惯性地迷路了。法国的路牌是绝对不能相信的，顺着一块路牌走下去，下一个你将看到的路牌就是“禁止通行”。千万别跟法国警察讲道理，除非你想被罚款，所以我还是乖乖地顺着中央干道前行，以便早日逃离这个地方。尽管如此，警察还是带着怀疑的目光找上前来。

我对警察先生说，我准备骑车到印度去。这一点在情在理，我确信无疑。

“你太勇敢了！”他们大叫起来。

*

在德国小镇纽伯格（Neuberg）一家开放着空调且一尘不染的银行里，我正在柜台前面排队，手里攥着被汗水浸湿了的钱包。

我好几天没洗澡了，身上一定很臭，这点我有自知之明。我的衣服皱巴巴、满是尘土，鞋子里说不定还有几只臭虫，一大清早的挥汗如雨让我的皮肤变得湿嗒嗒的。银行的工作人员个个身着笔挺的制服，我暗暗注意了一下周围，生怕有人憋不住尖叫起来，或者厌恶地皱鼻子。但德国人显得很淡定，他们要不就是全部犯了鼻炎，要不就是在尽量保持礼貌。

我和德国人的缘分似乎总是没有和法国人那么深，或许是因为我一直不喜欢他们的语言吧。我总觉得德语里的阳性名词、形容词，还有那些过于繁琐的大写，简直不可理喻，把宾语搁在动词前面就好比把马车放在马前面一样！显然，德国人非常重视安息日，一到这一天，镇上的商店——蓝的黄的米色的掩映在树影中色彩柔和的高大建筑群——一律大门紧闭，街道空无一人，静悄悄地沉睡在与季节不相称的热浪中。但主道上却挤满了熙熙攘攘的游客，车上也十分拥挤，可大家还是秩序井然，没有什么比不遵守规则更能刺激德国人的神经了。

欧洲在我的旅行计划中只是很小一部份，在我看来，通往伊斯坦布尔的前两千英里只是牛刀小试，或者说是赛前的热身。

我从来没骑过如此负重的自行车，我最初的计划是一星期骑行400英里。照这个计划，我一天内骑得越远，就能为自己赚到越多的休息时间。奥地利的公路到处是弯道和下坡，交通规则也比德国宽松多了。虽然双腿已经超负荷运动了三天，但我还是决定，只要我感觉健康有力、精力充沛，就会继续按照计划前进，如果真的需要休息，我的身体会立刻通知我的。

在前往维也纳的路上，我第一次邂逅了和我一样满载装备的骑车人，我和他一起加速，并兴奋地用蹩脚的德语询问他要去哪里。

“匈牙利!”他咕哝了一句。

“我也是！我要去印度！”

“祝你好运!”他显得很淡定，这几个字用德语说出来却像在诅咒。这种漠然真让我泄气，不过我也能理解：他既然选择独自旅行，就喜欢一直保持下去。

与阿尔卑斯山那头的富邻居相比，匈牙利三分之二的国土海拔不到两百米，风景也很单调，除了一成不变的田野和偶尔出现的树林，就没有什么了。公路边，尤其是临时停车处，总有许多浓妆艳抹、体态丰腴的女人在向过路的摩托车手招手，肥大的臀部勉强被遮挡在紧绷的短裙里。在大多数公路上，自行车是不许上路的，但和德国截然不同的是，似乎没人在乎违规行为。

在离开伦敦两周，骑行了1243英里之后，我抵达了布达佩斯（Budapest）。表现不错！迄今为止，我之前预想到的恐怖事件一次都没发生，我既没遭抢，也没挨揍，更没被车碾死。

*

在匈牙利的边境，货车不可避免地排成一条长龙，等待进入罗马尼亚。我把车停靠在一辆从诺丁汉（Nottingham）开出的装满钢管的沃尔沃旁边，和一个英国人聊了起来，他是我到加莱后至今遇到的第一个英国人。得知我的计划后，他下巴都快掉了。

“伙计，你可比我强多了！”他说。

一位年轻的海关官员四仰八叉地半躺在椅子上，漫不经心地把双腿架在桌子上。他居高临下瞟了一眼我那皱皱巴巴的护照，告诉我护照已经失效了，封面也模糊不清，而且我携带的现金太多，绝对不许进入罗马尼亚境内。我怀疑他想收受贿赂，好在我也不着急，所以干脆在那儿等着。过了半晌，只见他得意洋洋地告诉我一个最新消息，罗马尼亚刚刚在欧洲联赛中击败英国。

“丹·佩特雷斯库（Dan Petrescu）真是好样的！”我说道，身上的鸡皮疙瘩都快掉下来了。必须承认，讨好这帮卑贱小人真让我感到恶心，但我的嘴里还是吐出了那几个可恨的字眼。对方傲慢地咧了咧嘴，露出一点笑容，“啪”地在我护照上盖了一个章，带着掩饰不住的轻蔑，向我挥手放行。

匈牙利平原一直延伸到罗马尼亚西部，为这个国家提供了最肥沃的耕地。每天清晨，农民背着钉耙、锄头、干草叉、长柄大镰刀等各种各样的家伙走向田地。农场里的工人在田间照看着自己的奶牛，不少人在路边树荫下打盹。沿路的村庄里，鸡鸭鹅乱飞，当地的小孩冲我吹起口哨，大喊大叫。

罗马尼亚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还是自行车——就是那种吱嘎吱嘎直叫唤、快要颠散了骨头架的单速老爷车，其次是温和恭顺的马和马车。热浪袭人，唯一的荫凉就是大路两边成排的大树。没有牛奶和酸奶，瓶子里散发着塑料味的温水让人无法下咽，这一切开始让我怀念那在蒙着水珠的玻璃杯里，满满地加了冰块的青柠汁。

阿拉德（Arad）市中心街道上满是新古典风格建筑，宽敞却稍显凌乱，这是齐奥塞斯库混凝土复兴时代之前的作品。在郊区，很多上个世纪中期建造的畸形建筑或破败不堪，或荒弃闲置；铁管的锈迹上长满了霉菌。我停下车来，走进了两三家食品店，店里只有面包、随处可见的汽水，还有几块让人提不起精神的蛋糕和酥饼。

*

通往保加利亚的小路上，路上的汽车渐渐稀少，取而代之的是马和马车。一个精瘦的年轻人冷不丁冲到马路上向我讨烟抽，我赶紧刹车，一句脏话脱口而出。快到卡拉法特港（Calafat）时，天上响起闷雷，大滴大滴的雨珠落下，赶跑了游泳和晒日光浴的当地人。我大着胆子把自行车扔到一旁，一猛子扎到水里。

本想在沙滩上找个僻静无人的角落美美睡上一觉，但附近饭店传来罗马尼亚当地人嘈杂的说话声和流行歌曲声，间或还夹杂着一阵阵歇斯底里的大呼小叫，显然这是一个通宵达旦的狂欢派对。

一开始，当我挣扎着把沉重的自行车从柔软的沙地中用力推向公路时，还仅仅把他们当成一群寻欢作乐的家伙。然而，当其中一个人跑过来帮我推车，并用磕磕巴巴的英语询问我要去哪儿时，我心里的怨恨立刻抛到九霄云外。“来一块儿吃吧！”他说道。

主人们一宿没睡，他们在庆祝一场24周岁的生日庆典，其中一两个人，尤其是那个过生日的男孩，仍然喝得醉醺醺的。一位警察稍稍能说点英语，他说自己很想去英国，但苦于囊中羞涩，一个月60英镑的收入让他到国外度假的想法成为了妄想。

*

保加利亚伊斯卡尔（Iskar）山谷在郁郁葱葱的高山和险峻陡峭的巴尔干山（Stara Planina）山脊中浅灰色的悬崖之间蜿蜒延伸。这里不是太陡就是过于暴露，想找一块合适的平地露营实在太不容易了。过山车般骑行了90英里之后，我筋疲力尽，于是决定在悬崖下面的岩石上支个帐篷，借着一些小树勉强避开公路，就这样度过了一夜。

第二天继续出发，来到保加利亚希里克（Cyrillic），我看到一张告示，上面完美的英文措辞令我至今难忘：

女士们，先生们，若您对在此边境上所接受的服务有任何评论或建议，敬请写下，并连同您本人的姓名和接待官员的编号发至我们的邮箱，我们会采取恰当的行动。谢谢。

一名官员示意我走到候检车队的最前面，问我准备待多久，然后在我护照上盖章，这和我在匈牙利遭受的礼遇真是天壤之别。保加利亚的西半部地广人稀，景色之美，出乎意料。放眼远望，山脉四起，低坡上满是金色的麦子，再往上是一层层深绿色的松柏，更高处是裸露的灰色悬崖峭壁。北欧和中欧很少能见到这样的景色，我相信，保加利亚此时就坐在一个金矿上，它将是骑车、徒步、骑马、露营、独木舟和攀岩活动最理想的地方，旅游业将为它带来滚滚财源，可此时此刻，我在这里竟然看不到旅行者都会期待的露营地、宾馆、饭店、马匹、明信片或者货币兑换点。

第三章 骑行在高山上

等待轮渡准备横穿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horus Strait）时，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穿越欧洲充其量只是赛前热身，是正餐前的开胃甜点。

进入亚洲，公路两旁都是崇山峻岭和一望无际的沙漠。亚洲大陆承受着漫天的尘暴、泛滥的季风、肆虐的飓风，还有地动山摇的地震。这里的夏日炽热炎炎，冬季的寒风甚至能把鼻孔里的热气都冻成冰晶。

时至今日，伊斯坦布尔（Istanbul）已经成为一个横跨两大洲，容纳1200万人口，并在不断扩张的特大都市。根据传说，这座城市始建于公元前657年，为了纪念创建者拜占斯，人们将其命名为拜占庭。据说拜占斯在希腊古都德尔斐受到先知的神谕，让他在“盲人之地”对面寻找新的殖民地。一次，在乘坐航船途经博斯普鲁斯海峡时，他对尚无人居住的欧洲海岸上的天然海港——美丽的“黄金号角”——一见倾心，于是决定在这里建造城市。这次建都大获成功，盛极一时，后来拜占庭被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吞并，最终又在公元前133年被罗马人占领。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决定将自己的都城从罗马迁至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于是将这座城市更名为君士坦丁堡。虽然历经数次战争和围攻，君士坦丁堡的影响力却依然未减，反而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而节节攀升。公元1453年，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率领奥特曼军队攻入城中，教堂随即被改成清真寺，城市被重新命名为伊斯坦布尔，自此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都城。1923年10月29日，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率领土耳其走向独立，凯末尔也由此被尊称为“现代土耳其之父”。

18年前，当我一路搭车抵达伊斯坦布尔时，这个欧洲最末端的地方就像天涯海角。在畅销书《午夜快车》里，伊斯坦布尔被描绘成一个充满阴谋和危险的地方，只有为数不多的死心塌地的旅游者才敢来到这里。如今，在度假地图上，阿美特苏丹（Sultanahmet）早已被蜂拥而至的背包族和旅游团侵占、驯服了。物价上涨，每个人都会说英语，自助餐馆、肉串店、地毯店、网吧和货币兑换店相拥而居。原本的“布丁店”，现在只是一家不起眼的饭店，卖着平淡无奇的食物，就靠那一点名头——“最早期嬉皮士出没的地方”——来赚钱，真令人大失所望。原本特殊的氛围随那块旅行者留言板一起销声匿迹了——18年前，正是在那块留言板上，瑞典伙伴亨·德瑞克给我留了口信。

虽然凯末尔早已将新共和国的首都迁至安卡拉（Ankara），使其不再轻易遭受海上的威胁，但伊斯坦布尔依然是土耳其最大的城市，是最大的海港和文化商业中心。陡长狭窄的街道，纵横交织的巷子，美轮美奂的清真寺，人声鼎沸的大集市，温暖宜人的气候，热情友好的当地人，美味无比的食物，马尔马拉海上停泊的万千海船所呈现的一幅幅浪漫美景……东西方文化在这里奇妙地交汇，使得这座城市独一无二。毫无疑问，这样的组合具有无法抵挡的诱惑。

商人们拖着巨大的口袋挤上轮渡。他们年复一年地工作，每周都要在这里打几个来回。对于这些把横跨大陆当成家常便饭的人而言，就好比每天从查令十字街（Charing Cross）到滑铁卢（Waterloo），再返回伦敦城一样，游客眼中的旅游线路成了他们每天的必经之路。

*

我在马路边树荫下的一个草坡上入睡，天亮时，两只因为发现帐篷大战起来的狗叫醒了我。

“滚开，你们这些混蛋！”有人吆喝道。一个光着膀子的轻盈身影从临近帐篷里跳出来，弯腰捡起石子向它俩扔去。这人胡子拉碴，法国腔调，精力充沛，有点儿像《丁丁历险记》里的阿道克船长。

我想在天热起来之前赶路，于是决定立刻起床，大家一起吃早餐。很自然，这对法国夫妇对食物非常上心。于我而言，一个苹果或香蕉就可以让我心满意足地开始一天，而他俩则必须在上路之前饱餐一顿，每晚还要亲自动手做饭。艾瑞克今年28岁，子承父业在巴黎当了一名出租车司机，这份工作让他烦得要死；艾玛30岁，身材苗条，乌黑的头发削成短发，她曾经是个平步青云的物流经理，但办公室里的争权夺利让她厌倦。于是他俩辞去工作，离开了巴黎，准备骑车前往马达加斯加。他们向往乡村简单的生活，兴奋地谈论着有一天能拥有自己的鹅群，再加上一个小小的菜园子，他们甚至打算去开设一片露营地。

他们的行程很松散，每天大约40到50英里就可以了。他们的帐篷很宽敞，足足可躺四个人。不仅如此，帐篷里甚至还有一个额外的小空间，可以煮饭、吃饭、放折叠椅，还有一个晶体管收音机。虽然这个收音机只能接收土耳其电台，但他们一直让它开着，为的是“创造一种气氛”。此外他们还有无数的锅碗瓢盆，甚至还有油盐和胡椒粉。艾玛一直说，他俩喜欢家的温馨，哪怕麻烦些也在所不惜。

艾玛在利兹市（Leeds）生活工作过六年，因此会说一口非常流利的英语，甚至还带有约克郡口音，但艾瑞克就不太敢说英语了。渐渐地，我也去除了羞涩，开始说起法语。沿着死海海岸线上林木葱茏的山间公路悠闲自在地骑行三天之后，我们发现已经可以在这两种语言之间自由转换了。

很快，分手的日子到了。他们将前往叙利亚、约旦、埃及并继续向撒哈拉沙漠以南和赤道、非洲前进；而我却要继续往东，到安纳托利亚高原去，到波斯去，到印度去，只身一人。

我们交换了电子邮箱，互道“祝你好运”和“一路顺风”，然后分开。

离开伦敦之后，我第一次像现在这样感到孤独。

*

卡伊约贝贾(Kaynarca)和锡诺普（Sinop）之间的海岸线公路绝对是世界上最佳的“山地自行车运动”场所，因为从山这面骑上去就直接从那面冲下来了，中间没有任何平坦的过渡。路面上到处是坑洼和碎石沙砾，根本无法控制速度。整条山路像是被荒弃了，来回走动的牛和驴甚至比车还多。就这样，在炙热的阳光下，我以每小时3英里的速度在山间前行，耳边听到的是母牛脖子上的铃铛发出的乐音、单调不变的蟋蟀声和我自己有规律的呼吸声。

在山里，狗是一种巨大的威胁。由于山路太陡或者路面太糟，人比狗速度慢，我很难甩掉它们。有几回，我甚至不得不求助于驱狗器——这种带电池的装置会发出一种人耳听不见但狗却能听到的超音波，据说你只需对着狗按下按钮，对方就会聪明地掉头而去。

第一次用效果还不错，我一按按钮，讨厌的狗就立刻停了下来，灰溜溜地逃跑了。不过，可能是品种的原因，当我遇到一头巨大的黑色猎犬时，这玩意儿却根本不管用，那条狗对超音波充耳不闻，神态自若，似乎根本不受迷惑。

幸运的是，在偏僻遥远的土耳其北部，对于生人，人比狗显得更友好。很少有外国人会走进这片荒僻的海滩，那些恍若隔世的小村庄给我奉上了珍贵的热情和慷慨。虽然在语言上有障碍，但对足球的狂热还是让我们很快成为了朋友。土耳其人对足球赛可算是心醉神迷，一谈起来，个个都是“足球通”。土耳其是欧洲足联成员，土耳其顶级的足球俱乐部可以和欧洲冠军队的精英和欧洲锦标赛的国家队并驾齐驱。

黑海海岸线和炙烤般的内陆之间隔着重重山脉，比起土耳其的其他地区，这里以气候清凉、湿润闻名。和艾瑞克、艾玛相处的那三天，我们在灰蒙蒙的天空下骑行，到村庄里的迷你市场避雨，偶尔喝一杯香茶，吃几块甜点，你问我答。但自从我们分手后，我便一直生活在炎热之中。每次骑到山村的商店门口，就会有人送来一张椅子。我小坐片刻，解解渴，用巧克力、水果和几块饼干补充能量，等待背部的疼痛消退些，力量重新回到腿上。

记得有一次，在半山腰的一家店铺里，我抖得像一片枯叶。我想要牛奶和水，但这里只有土耳其可乐。于是，我只好喝着甜得要命的汽水，嚼着奶酪饼干和巧克力，恢复一下骤降的血糖。胡子拉碴、满脸沧桑的老绅士们邀请我加入他们，我想把饼干分给他们，但他们礼貌地婉言谢绝了。村里的孩子围着我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这个长相古怪的陌生人，好奇里带着怯意。

继续在崎岖的山路和灼人的酷热中挣扎了七个小时之后（不算途中休息的那几站），我精疲力竭，只想找些最简单的食物填饱肚子，连洗澡的念头都懒得动了。晚餐是简单的奶酪、西红柿和香肠三明治，喝的只有水，我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刮胡子了。

我找了个居高临下的山顶，裹着睡袋舒服地躺着，等待星星从暗蓝色的天空中闪现。我想，要是艾瑞克和艾玛在，他们一定会脱得光光的，用他们那个四升的蓄水桶美美地冲个澡。然后他们会熟练地拌上一份洒着油醋汁的色拉，再来一份带着西红柿酱的意大利通心粉 ；当然，水果甜品还是少不了的，还有香茶和可乐。

如果一天只需骑上三四个小时，你当然会有许多闲暇和精力。天太热了，让人难以入睡。远处山谷下，有人在举行派对，音乐声、尖叫声伴随着哀号的男中音从山脚下传来，几个小时迟迟不散。

一睁开眼睛，气温已经升高了，可我还没睡够，等待我的又将是艰难的一天。偶尔我会羡慕我在伊斯坦布尔遇到的那对年轻的捷克夫妇，露卡斯和玛尔提娜，他们乘坐大巴和火车去澳大利亚旅行。毫无疑问，他们这会儿没准儿正在德黑兰（Tehran）北部的山上放松呢。阳光肆无忌惮地直射，柏油像是要被烤化了，我汗水哗哗流，浑身散发出强烈的味道，一边爬坡，一边徒劳地赶着团团围攻的苍蝇。

此时此刻，我居然开始向往马路上每分钟一英里的豪华空调大巴，我鼻子里甚至能闻到工作人员身上的古龙香水。

就这样，我用了三天时间，以每小时7.5英里的速度从伊莎诺格鲁（Isanoglu）翻山越岭来到了道格里（Doganli）。

继续向东，喇叭声、闪烁的车前灯、招手、叫喊声、口哨声越来越频繁。我讨厌陌生人对我叫喊——在我的家乡，只有疯子和酒鬼才会这么做。

“为什么就不能让我自个儿待一会儿？难道就不能表示一点尊重吗？”生平第一次，我开始体会到短裙子女人听到路边小混混们吹来的口哨声时是什么心情了。

*

从蒂雷博卢（Tirebolu）到居米什哈内（Gumushane）后，我拐进一个山谷，直入内陆。终于把拥挤的海岸线公路抛到后面了，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就在此时，离开伊斯坦布尔后时不时困扰着我的胯部疼痛又出现了。我试过调整座椅的角度，但这只能改变受压点，向前到阴囊部位，向后到臀部，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觉得自己就像坐在一片碎玻璃上，颠簸不平的道路简直就是炼狱。

在托鲁尔（Torul），山路再次开始变陡。汗水浸透我头盔的边缘，流到脸上，刺疼了我的眼睛。几辆满载货物的大卡车从对面驶来，刹车时发出尖厉的怪叫。

一辆车突然来了个急刹车，在一团尘土中，三个男人跳出车来。其中一个准备卸下后挡板，我明白他们想让我搭车。我费尽口舌向他们解释，虽然我很感激他们的好意，但我还是想一路骑到山顶——我已经发过誓，全程骑车，我必定要做到。最后我们握手道别，他们的车绝尘而去。

经过整整两个小时低速爬坡骑行和几个讨厌的隧道，我终于到了山口，这时我觉得自己拥有一股战无不胜的英雄气概。我在一家商店买了几块饼干和巧克力，然后在酒吧外的桌子边坐了下来。一个男人跳下一辆四轮旅行车，径直向我走来，脸上舒展着笑容。他一句话没说，只是冲我鼓起了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只能猜测。原来他在上山的路上看见过我，于是向我表示祝贺。一个小男孩给我端来一杯茶，怯生生地问我的名字，接着又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做了自我介绍。他最后也和我握了握手，并且决定不收我的茶钱。

土耳其人就是这样，他们对自己敬佩的人总是如此慷慨大方。

*

到了小镇，我向黑海做了最后的告别。就要进入险峻的亚洲地带了，我必须一鼓作气，一刻都不能放松。

通往伊斯皮尔（Ispir）的内陆线要经过卡查尔（Kaçkar）山脉和一条2600米的大通道。在村子里的茶室里，好心的老先生们查看了地图，建议我选择另一条路线。“可恶的大山!”他们痛苦地大叫起来，激动地打着手势试图说服我。

就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们无法明白，我旅行的目的就是要挑战自我——如果你总是选择快捷方式，那么怎么才能知道自己的潜力到底有多大呢？我不敢奢望能有力量打败人生的所有困境，但至少我要竭尽全力，我要去触碰自己的底限，把生命延伸到最宽广的边界。

过了伊斯卡戴尔（Iskedere），坡度变得越来越大，公路在两面垂直的绿墙之间蜿蜒延伸。我放慢节奏，频繁地停下来休息、喝水，挤干头盔里吸饱了汗水的软垫，同时在村里的店铺里补充供给品。我用路边的山泉灌满我的水壶，把冰凉的水浇在头上、脖子上和手臂上，驱散炎热。

山泉后面有一个野餐的地方，孩子们在那里玩耍。一个男人出乎意料地用流利的英语向我做自我介绍。他叫萨利，是一名社会工作人员，他今天带妻子和几个孩子出来旅行。肉丸子正在架上烤着，他们给了我一个大肉丸、一份西红柿色拉，还有一杯可乐。我本想付钱，但他摆手拒绝。他告诉我，要沿着这条陡峭的山路再爬17公里，才能到达山口。这真是噩耗！

又往上骑了一会儿，我发现一家小店铺。感谢上帝，角落里居然有一台冰箱！我要了一瓶可乐。老板是一位老人，他示意我坐在椅子上。屋里光线有点暗，阴凉爽快，我们说不了几个对方能听懂的字，只好比画着聊了一会儿。我品味着每一口凉滋滋的冰露，真是奢侈的感受啊！

想起来真难以置信，以前我对可乐这东西从来就没多想过，然而，在这烤人的炙热中劳累了一整天之后，我竟然对这玩意儿产生了类似于尼古丁那样的强烈瘾头。屋子里安静祥和，我昏昏欲睡。主人开心地笑起来了，最后我们长久地握手，像老朋友一样深情告别，我很不情愿地回到了与惰性和重力的对决之中。

十分钟后，一辆车在我身边停住，一位司机向我扬着自己的钱包——在告诉我我把自己的钱包落在店里了。钱包里有信用卡，还有一大笔现金。该死的！我转身冲下山。

十分钟后，我再次向那位品行高尚而富有魅力的老人告别，对于他们的诚实，我无限感激。如果是在英国的酒吧里，这个钱包还能回来？土耳其人天性中充满了慷慨和仗义，这种对陌生人自然流露的热情和礼节在今天的西方似乎已经绝迹了。在这些偏远的山区，道德和诚信幸运地得以留存，并没有被当代社会中那种司空见惯的贪婪侵蚀。正是这些让人们不会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占为己有。走进任何一家店铺或咖啡店时，我都可以毫不犹豫地把自行车留在无人看管的地方，因为我清楚地相信，它是安全的。

一天下来，我用了近七个小时骑行了47英里。满天星光下，我一头栽倒在路边一块突出的岩石上。群山环抱，我仿佛置身在一个广阔而静谧的圆形露天剧场。又一天的旅程结束了！

*

黎明到来，空气在这样的海拔高度显得尤其凉爽清新，最陡峭的攀爬马上就要开始了。半个小时后，我下坡找了点泉水喝，水冰冷冰冷的，弄得我头疼。

几分钟后，一辆小车在这空荡荡的山路上跟了上来，跟我一起往上爬。树木渐渐消失，我身旁只剩下杂草、岩石和碎石子了。

路上的每一次拐弯似乎都在迷惑着我，每次我都觉得该到下坡路了，可一转弯，眼前又是一条同样狭窄的柏油路，曲曲折折地向着更高的地方延伸。

“只有奋斗才能接近星星！”上一次想起学校里学到的这条座右铭时，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从来没有一次，这句话能如此贴切地出现在我生活之中。

曙光终于出现了，前方不远处，一块蓝色的路牌上刻着几个白字：

“OVIT DAGI山口

海拔2640”

得救了！从早晨到现在，我足足用了一个半小时才以每小时三英里的速度走完这最后的5.5英里。虽然没有人在终点迎接，但我一想到自己在将近一天的时间里，从海平面爬到这个8661英尺（约2640米）的山口，我就有一种醉醺醺的成就感，心里不由得飘飘然起来。

上坡好比在银行里存钱，接下来的自由滑行就像随心所欲的大挥霍，像在尽情享受之前的劳苦换来的果实。一开始我因为不放心路面而使用了刹车，等到后来路面越来越平滑，我就干脆撒开双手，在阳光普照的山坡上尽情滑行，山风呼啸，我感觉自己像鸟儿一般在空中自由飞翔。

*

“为啥不坐飞机呢，克里斯托弗？”

每次想起那个讲求实用主义的朋友略带嘲弄的口吻提出的问题，我就忍不住发笑。坐飞机旅行毫无意义，不仅如此，就连坐大巴和火车的念头于我也最多只是一闪而过，因为你会被一种奢侈麻痹。这个星球的广阔和多样之所以能一览无余地呈现在我面前，是因为我选择了现在的这种方式。在自行车上，视觉、声音和气味那么地生动而直接；我的感官不会被音乐、空调和烟味转移注意力，对于一片美妙天地的想象和记忆也就不再仅仅局限于舷窗中那匆匆的一瞥了。

*

尽管天气酷热难当，在土耳其东部这片相对保守的土地上，却没一个人穿短裤。在埃尔祖鲁姆（Erzurum）的两天，我一直把两条腿遮得严严实实，这样就不会在人群中太惹眼。后来我发现，要想真的和当地人打成一片，我就应该套上棉质的长裤，穿长袖开领衫（棉的和尼龙的都可以），再披上件背心，外加一顶小圆帽。我最好再拔掉几颗牙，几天不刮胡子。

城市宽阔的大道边绿树成荫，热热闹闹地开满了各种餐厅、商店和小卖铺，人行道上的小摊小贩叫嚷着争抢顾客。在土耳其的城市中，提供同种类型商品和服务的商家总喜欢挤到一起，一条治疗忧郁症的小巷子里就挤满了50位医生和药剂师。这里的女人都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还有人包着头巾，穿着长外套。真不知道他们怎么能忍受这里的酷热！

再往北走，铺开在眼前的是东安那托利亚高原，那里土地肥沃，远处是连绵起伏的浅绿色群山（很多山高达三千多米），让人联想起蒙古草原，一眼可以望到几英里之外。阳光洒在远处青翠的山体上，投下一块块深色的影子，与刚刚收割过的金色长方形田地、绿色灰色的牧场和犁过的田野间或交错在一起。

安那托利亚（Anatolia）北部是库尔德人的聚居区，素以贫穷著称。他们的房子通常只有一层，由砌着泥墙的两间茅舍组成，屋顶是凹凸不平的铁板或泥土。牛粪压成的砖头在门口堆成金字塔状，是当地人在痛苦而漫长的冬季里唯一的燃料。这里的冬天气温可以下降到摄氏零下40度。牲畜、鹅群在这些与世隔绝的农庄里大摇大摆地走在土路上。当地的狗体型非常庞大，毛色苍白，极富攻击性。我感觉自己一下子变成了卡通片《亡命之徒》里的人物。我刚甩掉两条狗，转眼就发现另一条又挡在我前面，呼哧呼哧地试探着空气里的味道。眼看实在躲不开，我干脆心一横，伸手到工具袋里寻找驱狗器。这条狗还在死死地盯着我，好像是在努力弄清我的来头。我慢吞吞地向前蹬着车，令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还没等我掏出驱狗器，这家伙居然夹着尾巴开溜了。可能我身上的味道没我想象得好。

宽敞的马路偶尔有挂着土耳其、伊朗或保加利亚牌照的大货车器宇轩昂地列队驶过。当我挣扎着爬上土耳其境内又一条漫长的山道时，我听到一辆重型柴油车从后面开上来。司机减缓车速和我并行，一个笑脸盈盈的乘客从车窗里探出身子，递给我一根黄瓜。我对黄瓜不怎么感兴趣，于是婉言谢绝了，但他一再坚持。我伸手一把抓住黄瓜，好像运动员抓过接力棒一样，货车摁了摁喇叭开走了。这样的友善总能激起我新一轮的斗志，给我疲乏的肌肉注入新的力量。在广阔无垠的天穹下，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我感觉自己如此渺小，风依然使劲地刮着，像是在嘲弄着我微不足道的力量。

*

当我赶到距离伊朗边境仅20英里的多古贝亚兹（Dogubeyazi）时，摆在我面前的是雄伟庄严的自然景观和蓬头垢面的当地人。残破不堪的街道上挤满了一群一群的人，调皮的孩子像鹦鹉学舌一样大喊“哈喽”。

阿勒山（Ararat）据说是诺亚方舟最终的栖息地，因此闻名天下，它海拔5137米，终年积雪，居高临下地傲视着山脚下人类制造的景象。

虽然阿勒山被很多业余旅行者视为禁地，但住在露营地的两名美国人和一名新西兰人仍然坚持要找到那据说埋葬在峰顶附近冰层下的方舟残骸。尽管他们拥有充足的知识和装备，但由于阿勒山是军事敏感地带，所以官方要求必须出示特殊通行证。这三位坚信，宇宙年龄只有6000年，而不是几百万年，人类根本不是进化来的，而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出来的。只要发现诺亚方舟，便能摧毁达尔文的进化论，证明上帝的存在。他们都是雄辩的演说家，经常引经据典，而且还搜集了许多强有力的科学证据。

55岁的飞行员理查德早在19年前就尝试登上这座山峰，在过去19年里，他每年夏季都会来到这里，试图登上阿勒山顶峰。

另一位名叫戴维拉森的美国人来自帕萨迪那（Pasadena），45岁，是一位气度不凡的教师。他指出，进化论只是一种理论，而不是科学事实，因为这种现象既无法展示又无法重复。他满怀信心、滔滔不绝地举了几个亲身实例，以此来证明上帝确实存在。如此富有激情的人总是能够吸引我，尽管不能全盘接受他的信仰，但我还是非常喜欢和尊敬他。

他问，如果为我做一段小小的祈祷，我是否介意。

“啊……当然，当然不介意。”

他闭上眼睛，双手合十，低下头。他的祈祷没有让我感到窘迫，相反，却十分打动我心。他从自己和上帝的关系中获得了那么多力量和安慰，对此，我只能钦羡不已。

第四章 进入伊朗

如今的土耳其，尽管绝大多数人口是穆斯林，但却是一个标准的民主制国家。它和欧洲一衣带水，不仅是北约常任理事国，而且正在申请加入欧盟，所以西方的旅行者在伊斯坦布尔和卡帕多西亚 （Cappadocia）很受欢迎，而且他们喜欢把地中海和爱琴海的海岸线也打包在他们的度假行程中。

然而，伊朗却全然是另一番情景。尘土飞扬、酷热难耐的伊朗边境小镇巴扎尔甘（Bazargan）成了一个巨型货场，而我则像是刚刚从衣柜后面进入了纳尼亚仙境，进入了一个充满了各种异域风情的气味、颜色、味道和声音的地方。人们的举止和穿着都有些特别，他们的语言散发着神秘感。他们吃着我陌生的食物，房屋的设计也很特别，满街都是外形陌生的轿车和货车。

尽管边境旅游问询处接待我的那个小个子男人非常热情友善，但当我骑车沿山坡直奔镇中心时，我的内心依然夹杂着一些紧张——未知的东西往往既美妙又恐怖。

荒凉的山间一条布满尘土的窄道上，七零八落地散落着一些齐至脚踝的矮树丛，成群的山羊、绵羊和牛群正在啃食着这些坚如皮革的食物。群山在玛库（Maku）会合，将小镇挤入一个狭小的山谷里。这儿的人都很友好，店铺的牌子上尽是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点和曲线，像是时刻提醒我身在异域。除了饼干和甜品，我找不到任何东西吃，直到一位店主送来一杯茶。

“你们的外交大臣罗宾·库克，是个帅哥！”他笑着说。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说他帅，看来果然是“情人眼里出西施”！我驰出玛库，这次偶遇让我变得更踏实了，我暗想，看来伊朗人和土耳其人也没什么不同。

在遇到了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车手米罗之后，我发现他的想法跟我不谋而合，他很高兴能有个伴。这个小伙子又高又瘦，金发齐肩，留着一小撮胡子，穿一件灰色T恤，一条牛仔裤用皮带扎着，脚蹬一双拖鞋。他的自行车看起来像是某次大甩卖上淘来的旧车，扎眼的荧光绿车身和紫色的车篮用一根绳子随便连着。据说23岁的他曾经骑车穿越意大利、法国、德国、瑞士，还去过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和新西兰，真算是老牌旅行家了。他想去澳大利亚，准备在那里找份工作，挣足了钱好继续上路，但是澳大利亚人竟然拒签他。

黄昏时分，我们在一个满地石块的山脊后铺开睡袋，他把使馆的拒签信递给我看。

“这事儿不能怪澳大利亚人，只怪那些签证逾期滞留的东欧人，是他们的不负责任给你带来了麻烦。”我说道。可不管我怎么费尽口舌，他还武断地坚持认为澳大利亚人不讲道理。整个晚上，他喋喋不休地谈着签证和各种花费。他从一个德国人手里买进了一辆捷安特自行车，只花了1200马克，跟他相比，我为这次旅行所支出的费用要多得多。这件事让他乐了半天。

“英国人去阿根廷要签证吗？”他问。

“不知道。我想需要。”

第二天，我们依然沿着沙漠和矮树丛组成的宽阔走廊两边向上爬行。路上偶尔会看到一块绿色，这是经灌溉而成的绿洲。深绿色的油罐车扬着烟尘从我们身边嗡嗡而过。这里最常见的车叫“Paykan”，是一种敦厚朴实的四门车。虽然这个型号英国早在30年前就停产了，但今天的伊朗依然在用。

一路上我们骑得很愉快，但伊朗国土面积是法国的三倍，所以这里村镇与村镇之间、从一个配给站到另一个配给站之间的距离常常显得遥不可及。路边摊上有各种各样的水果——葡萄、西瓜、苹果、西红柿、梨——偶尔能救救我们，但其他一些东西，比如牛奶、巧克力、蛋糕之类在土耳其司空见惯的东西就显得非常罕见了。

路上我们在一个村子里寻找面包、新鲜蔬菜和水果，不守规矩的小孩子在我们周围越聚越多。其中一个小孩一直在玩我的变速杆，我让他别乱碰，结果他的手一挪开，自行车就栽倒了。

“天哪，能不能别动我的东西？”我的耐心已经达到极限，终于发出一声怒吼。

“不用那么紧张！”一个大胡子警告我。

“谁紧张啦？”我怒目圆睁，然后立刻扶起自行车出发了。

夜幕降临，我缩进睡袋，今晚的露营地是一个僻静无人的小山沟。夜色越来越浓重，我想仰望星空，好好思考一下，但米罗显然着急地想打破沉默。

“你知道伊朗人差不多去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办签证吗？”

“嗯。”

“你坐卡车到南斯拉夫时需要签证吗？”他丝毫没察觉到我在敷衍他。

“不记得。就算有，也是在边境上买的。”我还清楚记得当时那段经历，就像……唉，大概已经有12年了。

我们昨天碰上了一个只穿短裤的瑞士车手，米罗说，从明天开始，他也只穿短裤。我觉得这种做法很不明智，旅行时我尽量入乡随俗，一方面可以避免得罪人，另一方面也可以躲开不必要的关注。所以我在埃尔祖鲁姆一家店铺买了两件恐怖的直条长袖化纤衬衫——在热的地方穿极不舒服。不仅如此，我还开始留胡子了，这样不仅仅可以节省宝贵的水和痛苦的刮胡过程，还可以帮我冒充伊朗人——似乎没有一个伊朗人有时间或有兴致刮胡子。

“你见过有多少伊朗人穿短裤的，米罗？”我问。

他还是初衷不改。我觉得他纯粹是在自找麻烦，不过就像他说的，这是他自己的决定。我们几乎在每件事上都话不投机，谈话很快走进死胡同，最后只好结束交流。他毫无幽默感，又不懂得聆听，告诉他八百遍还是记不住我的名字。

“好像我遇到的英国人都很沉默。”他终于发现气氛有些不对劲了。

“真的？”我打了个呵欠。

*

1973年油价猛涨，伊朗暴富之后，在伊朗国王的统治下，这个国家的汽车数量激增，从1970年到1978年之间私家车的数量翻了两番。因为买汽油可以从政府那里领补助，伊朗成了世界上开车最便宜的地方。大布里士（Tabriz）的大街由低矮的砖头、水泥和灰泥块凌乱地砌成，热气腾腾，空气中弥漫着烟雾和喇叭声。这里的环岛是个谜，谁也闹不清楚到底该从那边绕。这里司机的驾驶技术都很恐怖，这种情况下交通事故还那么少，真的很让人惊叹。人行道上忙忙碌碌地走着没刮胡子的男人，他们穿着松松垮垮的长裤和棉质长袖衫或尼龙衬衫，脖子前面敞着扣——在这儿扎领带会被人耻笑；女人则披着一袭宽大的黑色长袍，看着就像修女。

旅行指南上说整个大布里士唯一能兑换旅行支票的地方是梅利银行分行。我一边走一边看地图，顶着车流在一个单行道上骑了一会儿之后，终于找到了这家银行。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关门了，也许是因为职员都着急回家，换钱很迅速，一眨眼的功夫就完成了。

米罗就没有那么好运了。电子邮件比打电话便宜省事得多，但这老兄拒绝碰计算机，所以我们只好在恼人的酷热中，在混乱不堪的交通里噩梦一般地流窜了三个小时，希望能找地方买张电话卡。每次当我们汗流浃背地停下来问路时，总有一大群人围观，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但米罗——此时他已经如愿以偿地穿上了短裤——却如入无人之境，甚至很享受这种感觉。每次问路得到的回答都不一样，围观的人好像都不记得附近有卖电话卡的，最后我终于说服他放弃努力，干脆找个旅馆打个电话。

他的短裤终于发挥了作用，我们先后找了两家旅馆，老板都拒绝让他进入——在伊朗这个国家，米罗的做法就等于穿着三角裤在大庭广众招摇过市。对于伊朗人而言，他就是个无礼或滑稽的冒失鬼。但对于我来说，地缝才是最好的庇护所。

*

米罗还在呼呼大睡，散落四处的大鹅卵石在清晨的阳光中投下长长的阴影。我必须得叫醒他了，我已经忍无可忍。我需要目标、动力和截止时间。为了好好利用清晨的凉爽，我甚至会用闹钟。我喜欢一切都有计划。对我而言，自由只是意味着我可以自己设定截止日期，而不用听从别人，但不是随心所欲，一切都得按照时间表运行，没有时间表我就感觉像没穿衣服一样。

双手冰凉，我们开始收拾行囊，五条大狗在附近的山脊上发出轻蔑的叫声，这更令我们加快了速度。这会儿，为了一杯咖啡和巴赫，我完全可以笑着干掉一个人。

在斜射的阳光和长长的阴影里沿着陡峭的山路爬了一个小时之后，我终于暖和起来了。我们在警察哨所附近的山口上停下来吃早餐。我打开一罐金枪鱼罐头，抹在面包上——自从不久前小刀丢了之后，这件事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这块奶酪很便宜。”米罗一边自鸣得意地嘟囔道，一边从十天前在土耳其买的一块令人毫无食欲的浅黄色砖头上切出一片。“一公斤才50万里拉！”他对自己花一美元买来的伊朗地图自豪不已，而我的是一张大得多的地形图，花了六英镑从基德明斯特（Kidderinster）的书店买来的，它不仅勾画了这个国家的轮廓，而且还以绿、黄、白、灰和淡紫等细腻的色块标明了不同的板块，我不仅可以从中更多了解伊朗的地理特征，而且这幅图本身就是个漂亮的玩意儿。

米罗告诉我，我买那本旅游指南简直是在浪费钱。

上帝！这哥们儿就是那种只知道价格却永远不知道价值的人，我实在忍无可忍，决定反击。我提醒他说，要不是靠这张地图里的街道图，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在银行关门前赶到，也不可能在城市南边的那座山上免费住宿，说不定还要在城里的某家旅馆花上一大笔钱过夜。一本像样的旅游指南可以帮一个人省却大量时间和麻烦，甚至省下一大笔费用。

“六英镑！”他尖叫起来，像是看到了鬼。“那可是九美元呢！”

没错，这我知道。等我回了家，我就会把这张九美元的地图挂在客厅，用圆珠笔标出我的路线，然后我可以向客人们“精确地”指出我是在哪个地方遇到这个让人头疼的斯洛文尼亚人的。

他买了一些浓缩柠檬汁，在路边足足摆弄了一个世纪才把水、糖和柠檬汁按照合适的比例调配成果汁。我们寻找食物的时间似乎和骑车时间一样多，因为他通常得找到会讲英语的店铺（这很不容易），才能弄清楚哪个茄子罐头里会有肉。看热闹的人每分钟都在增加，主要是孩子。这个“穿花衣的风笛手”丝毫不以为意，竟然决定要在附近的喷泉里洗脚。我绝望地远远躲开这群傻呆呆的观众，在烤人的太阳里坐立不安地等待，鼻孔里冒着烟，心里想着，看来伊朗乡下人平时实在缺少娱乐啊。

老朽的大货车、大巴和小汽车紧紧地包围着我们，我们一边顶着风艰难而上，一面在这些黑色或蓝白色肮脏的致癌烟幕里挣扎。我开始想象自己带着健硕的体格和肺癌、喉癌凯旋而归的情景了。正在这时，一声大喊从后面传来，米罗想撒尿。他冲着大马路脱掉裤子，水蛇挥舞，耀武扬威。而我只想找个没人的地方藏起来，在这样一个对于裸露肉体极端敏感的国家，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看着他没羞没臊的样子，我心里暗暗打定注意，分手的时候到了。

第五章 轻装上路

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摆放着三张矮桌，其中两张被用做睡床，其中一张床上传来无忧无虑的呼噜声。我打开旅游指南，按照最后几页的提示，点了奶酪、果酱、面包、两个鸡蛋和茶。我把鸡蛋、奶酪和果酱卷在分开的薄脆面饼里，味道好极了，而且这样的一顿素食早餐只需一美元。

路边的餐厅和咖啡馆价格便宜得离谱，而且是和当地人接触的理想地点。这里的人谦和友善，完全不受政府那套反西方论调的影响。米罗一直拒绝在咖啡厅和餐厅里吃饭，因为他害怕吃到肉，这会儿，他或许正在哪条马路边，享受着他的冷豆子就生蒜吧。

比起通往德黑兰的公路，通向哈马丹（Hamadan）的路上车少多了。路上到处是拐弯、环道和坑洼。我开始爬坡，穿过一大片多石的平地，准备向远处的群山进发。正在这时，一家人开着丰田越野车在我跟前停下，司机下车递给我一袋葡萄和桃子，然后掉头离去。

干枯的河床在快被烤焦的山间蜿蜒展开，偶尔可见一片片果园、稻田和葡萄园。柴油泵发出“嘎嘎”声，从远处汲来地下水，灌溉了这弥足珍贵的绿色。我在路边的水果摊上又买了一些葡萄，顺便和三个长者聊了一会儿——其中一个穿着一双开着大洞的袜子。

埃瓦吉（Avaj）是个小村子，位处一座漫长而陡峭的山脉中段。我在村里一家小店里畅饮了两瓶Zam-Zam（当地生产的一种橙味或可乐味汽水）。渐渐地，我周围开始聚起一小堆人，他们一边打量我的自行车，一边左一言右一语地提出各种问题。也许，在这条大路上，我依然是一个古怪的外人，是典型的“放纵的”西方人。然而，一旦我让这些人意识到，我只不过是个普通人时，他们就会表示出真挚的欢迎。我怀疑，我先前之所以无法忍受当地人的好奇心，完全是因为米罗那条令人恼火的短裤。

人群中有个很开朗的中年男人最爱讲话——但我建议他真该把胡子好好整整，再让牙科大夫好好看看。我问他离山顶还有多远。

“5公里！”他答道，然后是20公里顺畅的下山路，可以轻松滑行。

5公里用了我40分钟，到达山顶后，我在一家餐厅点了一块烤鸡、米饭，还有酸奶，我把酸奶拌到米饭里，这样米饭可以软一些。这地方的餐厅和西方很不一样，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学校或工厂的食堂：几把塑料椅子和胶木桌子散放在棋盘格一样的黑白相间的瓷砖地面上，墙上挂着绿意葱茏的阿尔卑斯山风景画。

伊朗国土面积大约是法国的三倍，印度的一半。这里多山的环境和猛烈的狂风对骑车旅行者是个巨大的挑战，但是道路状况却非常良好，是除德国外最好的一段。九月初的天气还很炎热，但为了不引起当地人的注意，我还是决定暂不换上舒服合适的衣服。

下午三点左右，乱石丛生的平原上突然刮起了一阵疾风，看来今天很难继续下面的行程了。我到这会儿已经完成每日80英里的定额，但要寻找一片露营地可真是太难了：在欧洲，我常常藏在树丛里或灌木丛中，但伊朗的植物充其量也就是一片绿洲，还有不请自来的居民、牲畜和狗。只有山才能提供私密的空间，越偏僻荒凉越是好，当然，当高山退向遥不可及的远方时，你就别无选择，只能见机行事了。最后我幸运地发现一幢盖了一半的建筑，看来，这是方圆几英里唯一适合藏身的地方了。

在家里时，要做的事情总是很多，我永远无法在床上或电视机前心安理得地赖上很长时间。但是现在，除了记日记和支起小帐篷，剩下的时间绝对无事可干。我仰面躺在软绵绵的垫子上，下午的阳光慢慢地吹干我身上的汗，我朦胧地沉浸在一种隐隐约约的幸福感中。

太阳下山之前，我还可以毫不内疚地美美睡上四个小时。大脑里超高的“幸福激素”和身体的满足感让我不由飘飘然，根本没心情在脑子里消化这一天发生的事儿。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职业、房子、汽车，还有穿着打扮、生活环境和朋友，共同定义了我们的身份，但我却抛下所有这一切，甚至包括我热爱的音乐，独自来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此时，我又该如何定义自己？或者说，我究竟是谁呢？

周围再也没有了熟悉的人和其他一切，那些曾经提醒我、标志我、束缚我的东西都已不复存在，我自由了，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变成任何一个人。从任何一个意义上来说，我都在轻装旅行——也许我可以在一段时间里，做回真正的自己。然而，我的潜意识似乎还没有接受这种新生活。我每天都在做同样的梦，在梦里，我总是摇摇晃晃地在一个很高的地方努力保持着平衡，担心随时会掉下来。就在昨天晚上，我还梦见自己爬上了一座50英尺高的落地大摆钟，快爬到顶上的时候突然掉了下来。醒来之后，我的心依然“砰砰”跳个不停。

*

作为“精神颓废的西方人”的代表，我本以为伊朗人会对我充满敌意，最好的态度也是漠然，但伊朗人却似乎一直在嘲笑我的预感。他们的热情和慷慨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在哈马丹郊外，一家快餐店的主人和我寒暄起来，他问我是否已经结婚。为了说明为何还没有结婚，我得费尽口舌地解释上大半天，尽管如此，到最后他们还是会非常惋惜地看着我，让我如坐针毡。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没有结婚，或者到了30岁还没有孩子（更不要说40了），那就是一个灾难。他们的眼神让我觉得自己非常失败——尽管我发现自己很喜欢单身生活，比方说，我可以随时随地自由旅行。

说完之后，他打开一个已经用整齐的波斯文书写了一半的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然后递给我一支笔。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虽然我肯定他一个字也看不懂，但我还是在上面留下了我的姓名和电子邮箱，以及我这次行程大致的日期和一些简单的细节。当我准备买单时，他拒绝收钱。他的态度非常坚决——除了和他握手言谢，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快到黄昏时，我在高卡尔（Goukar）买了一个西红柿和黄瓜，收银台后面的男孩拒绝接受我的钱，于是我又一次把刚刚打开的钱包放回原地。就连警察都充满着人情味儿。通常而言，我会直接通过很多检查站，但在波鲁杰尔德（Borujerd）附近，有两个警官招手示意我停车。我知道他们所说的“kuda”意思是“哪里”，因为俄语里也有这个词，然后他们又问我“打哪儿来？”“要去哪儿？”当他们打着手势问我在哪里过夜时，我咕哝了几个旅馆和饭店的名字，我感觉这里肯定不会容许我在空旷地带搭帐篷露营。他们点点头表示相信。这次偶遇令人愉快，我立刻获准继续上路。

早餐是在米亚恩达斯特（Miyandast）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馆里吃的，两碗散发着肉桂香的粥，夹着山羊奶酪的薄脆面饼就着三杯甜茶，味道好极了！但此刻我只想舒舒服服地洗个澡，找机会冲洗掉帐篷上的沙土和衣服上过往车辆留下的烟灰味儿。我的衬衫被盐和污垢浸得硬邦邦的，长裤上粘满了尘土，刚刚留起来的胡子让我看起来像个亡命之徒，但是“穆罕默德店主”和他的助手却并不在乎。他们抚弄着自己那看起来有点像恶徒的胡子，友善地看着我狼吞虎咽。

大货车川流不息地经过阿兹纳（Dorud-Azna）和伊斯法罕（Esfahan）之间的双行道，平板拖车上堆放着从山上采石场运下来的大理石板和石块。一辆深绿色的马自达货车鸣着笛，副驾驶座上的人从车窗里探出身来，向我招手致意，我昨天刚和他在餐馆里碰过面。我正以恐怖的速度燃烧着自己的能量，下一顿饭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一切都只能听天由命。在路边的餐厅里，司机们拿着鸡肉饭或烤肉串向我微笑招手——从他们的手势来看，他们中大多数人肯定已经见过我多次——但我还是婉言谢绝了他们的邀请。

*

周五是安息日，察哈尔·巴格·阿拜希（Chahar Bagh Abbassi）的路上车很少，人行道上不见人影，店铺前的金属门帘依然紧闭。我沿着宽阔的街道向河滨走去。伊朗正在遭受3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当我穿过这个城市著名的17世纪窄桥到达对岸的银行时，酷热已经变成煎熬了。

霍梅尼广场的一头耸立着辉煌壮观的清真寺，有着蓝瓦门廊和布满纹饰的绿松石圆顶。宽阔的人行道之间，散布着精心照料的花园。这片地方的各个方向都被集市包围了，一排排的拱顶给通道上的商铺提供遮荫，到处都是地毯、手工艺品、纪念品、工具、水果和香料。

来自西方的旅行者每天晚上聚集在阿米尔·卡比尔（Amir Kabir）饭店的阳台上，交流旅行见闻，苦思冥想当地人在空闲时间都做些什么——这里没有舞厅、游泳池、体育馆、酒吧和俱乐部。政府反对下棋、打牌，赌博更是严令禁止。一切囤积、生产、销售和消费酒精都属于严重犯罪行为，葡萄园仅仅是为了生产葡萄和葡萄干。在西方，一场没有酒或音乐的聚会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伊斯法罕有啤酒，我们一定会一饮而尽。

伊斯兰没有娱乐。一天晚上，我顺着狭窄的阶梯来到一家茶馆，在这里可以俯瞰霍梅尼广场，欣赏美轮美奂的清真寺在落日余晖中的壮丽情景。拱形的屋檐上垂着灯笼，墙壁上装饰着挂毯，空气里弥漫着严肃的气息。茶馆是当地人聚集在一起喝茶、抽水烟、闲扯八卦的地方——相当于伊朗人的小酒吧。露台上唯一的一列座位是背对广场的，因此我必须扭着身子才可以看到清真寺的美景——对我而言，与其说它能激起我对万能的主的敬意，还不如说是对建造和设计这座建筑的能工巧匠油然而生的钦佩。

迄今为止，我和伊朗人的交往还仅止于男性。但尽管如此，当两位女士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时，我并不感到意外。其中一位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她们解释说，有个本地男人正在骚扰她们，如果我能提供帮助，她们将不胜感激。我担心这就好像在请求饿狼去看守羊群，因为尽管她一袭黑袍，我依然可以看出她是个非常美丽的姑娘。她叫芭哈尔，是“春天”的意思。她递给我一块蛋糕，问我打哪儿来，接着她压低声音告诉我，她很想离开伊朗，现在正学德语，准备有朝一日移民去德国。我的心里立刻泛上来一丝酸水。她的同伴阿扎·努西则显得不那么自信，要平淡安静得多。我们交换了一下地址和电话，芭哈尔让我明天给她电话。

第二天，我鼓起勇气从饭店给芭哈尔去了一个电话，但是她有德语课，没法出来，而且她下课后就去德黑兰，要在三天后才能回来。

“你打算怎么做？”她问，声音听上去镇静而克制，我很喜欢。

周三拿到签证延期之前，我很难做出任何计划。或许我可以在周四给她打电话，那会儿她已经从德黑兰回来了。

我究竟想要什么？去探索伊朗女性所在的那个神秘而阴暗的世界？这是毫无疑问的。还有别的吗？昨天，她对我的态度非常热情，但是很多伊朗人因为和外面的世界隔绝太久了，很可能只是对外国人好奇而已。这个姑娘自信、聪慧、魅力惊人，肯定不乏追求者，但如果不想跟我交往，她为什么要把电话号码留给我？我挂上电话，很是困惑，真希望我也能和她那样冷静自若。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在饭店院子里摆弄自行车，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重新上油。下午一两点，天上像在下火，大街上和人行道上异常安静。正是午休时间，整个伊斯法罕城在烈日下酣眠。我从一家店铺购买了一些旧车座用的那种泡沫橡胶条。当我正把这些橡胶条往车座上粘贴时，一位名叫罗夫的德国人走了过来，好像对我做的一切很感兴趣。他告诉我，这饭店里还住过另外一个单身骑车手，他五月初从汉诺威（Hanover）离开，也是要去巴基斯坦。

伊朗外交部的网站援引最近发生的三起西方旅行者被绑架事件，“强烈建议”旅行者不要横穿伊朗东南部和俾路支省（Baluchistan），但是要想继续往东，这就是唯一的路了。虽然我发过誓要尽一切可能骑车上路，但自行车手肯定更容易受袭，而我显然并不打算让自己成为人质。一想到那几位被绑架的旅行者，我的脑海里就立刻出现了一幅画面：心急如焚的老爸到处筹集赎金，准备营救把忠告当耳边风的儿子……

然而，罗夫却死心塌地想一路骑车，他还建议我俩结伴而行，共同穿越前面的危险地带。他向我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曾经在以色列遇到过一个反方向骑车穿过这条路线的日本人，没有想象得那么可怕，而且他还举出一些理由指出，像外交部这样的机构就该做“擦屁股”的事儿。

到底该继续骑车，还是要坐大巴呢？我依然举棋不定。每个人的一生都是由一系列被算计过的冒险组成的，我打算在做出最终决定之前，多了解一下俾路支省到底有多危险。

第六章 Zam-Zam汽水、蟑螂和《白鲸记》

从伊斯法罕到设拉子（Shiraz）整整四天，300英里，路上我只有一种感觉——似曾相识。热浪、飞尘、逆风、陡坡、山口、小土坯房、灰头土脸的村庄，还有壮观的沙漠景致，自从离开巴扎尔甘（Bazargan）之后，我就一直与高山相伴。

风儿就像一个活生物，变化多端，暴躁易怒，有时还会存心刁难，似乎打定主意要阻止我去想去的地方。路过的司机总是使劲儿摁着喇叭，向我招手示意。山路陡峭，大货车比自行车快不到哪儿去。一个司机从车窗里探出身子，吆喝着给我鼓劲，让我向山顶冲，好像我是赛马场上被相中的一匹马。老旧的马自达大巴上贴着不同程度表达虔诚的口号，比如“美丽大巴”、“穆罕默德”、“真主太奇妙”。大巴车大口大口地从排气管里喷着乌黑浓烟，后备箱敞开，以防止发动机温度过高。

汗水刺痛我双眼，赤日炎炎下，我鼓足劲向下一个山口冲击。夜晚，我的睡眠时断时续，一方面因为鼻子被尘土和白天吸入的废气堵上，呼吸困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月光太明亮，让人难以入睡。

每当骑得有些乏味停下来休息时，人们总会友好地过来和我说笑。一次在一个名叫苏麻克（Surmaq）的小村子里，我把车支在一家餐馆门口，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从白色的小车里笑问我从哪里来。他说自己在诺威奇（Norwich）有朋友，如果我愿意，他可以把我带到前方路更好的地方。

一辆豪华大巴停在餐馆门口。

“我感觉这些都是英国人。”我的新朋友小声说道。接着，他突然伸出胳膊，紧紧揽住我肩膀，大声说：“这人是从英国一路骑车过来的。”

这就好像往池塘扔了一块大石头，在聚餐者中激起惊叹的涟漪，向四处扩散。在座的大多数都是老人，所有的目光一下子都聚焦在我身上。对我来说，在这么一个内陆小山村里忽然冒出50个英国老人，真是不同寻常。至于我这么一个来自英国的骑车旅行者，对他们来说，恐怕像是突然现身的鬼怪一样。几个人来到我跟前问起我旅行的事情。还有很多人坚持要和我合影，而且非常亲切地表示要寄给我。一位女士恳切地问我是否有什么需要（可惜她用的不是我最喜欢的那个牙膏牌子）。另外一位则送给我一盒超强薄荷糖。他们都对我能完成如此艰难的旅程表示惊讶，而且对我接下来还要走的距离感到不可思议——看来我是非写一本书不可了！

今天已经完成令人自豪的60英里，于是我决定接受新朋友萨珊的邀请，到他在阿巴德（Abadeh）的家中过夜。他曾是伊朗的自行车冠军，若不是革命爆发，他肯定会是1980年奥运会上的一匹黑马。他在苏麻克附近有个农场，种些麦子和葡萄，他还想养几头牛。他目前租住一间小房，准备等到新宅子造好就搬过去。他的妻子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不戴头巾的伊朗女性。他们告诉我，伊朗人在家里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甚至还可以喝葡萄酒呢！

*

为了不错过和罗夫的约会——他走的是一条途经亚兹德（Yazd）的直线——我们约定在科尔曼（Kerman）汇合。于是我在设拉子待了一天就离开了。

城外的马路边有些水果摊在卖石榴，干旱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我看见一个枯干的湖泊，里面只剩下浅色的沙子和白色、亮晶晶的盐屑。

当我在伊斯塔本（Estehban）歇脚时，旅行电脑上显示我已经骑了一百多英里，而我也彻底没劲儿了。可问题是，我根本找不到睡觉的地方。大路两边尽是广阔肥沃的平原，虽然也能看见远山的轮廓，但似乎永远够不到。田野里有许多人在劳作，还有孩子们和成群结队的山羊，路边站满了准备搭顺风车或巴士回家的人。

我站立在原地，一边流汗，一边举棋不定。一辆卡车拖着尾部的尘土从附近一条土路上开到我面前“嘎吱”停下。

“要帮忙吗？”司机问。

“我想找个睡觉的地方。”我答道，心里期望他能帮我找个睡觉的地方。

但他却没有说话，于是我问他，我是否可以睡在田野里。回答是肯定的。于是我推着车离开大路，把自行车支在一棵无花果树下，铺开垫子，躺在上面吃葡萄。

几分钟后，三个男人走上来。

见鬼！我本想找份清静的。他们中最年长的一位胡子花白、面容枯槁，大约60岁，示意我去他家睡。我迅速整理好东西，跟在他们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松软的泥地里拖着自行车随行。

老人名叫卓哉，他的两个助手一个叫阿克巴，一个叫阿萨德。卓哉的太太、两个女儿和孙子们正在家里等他。借助着旅行指南后面的语言篇（一路就靠它了），我们简单寒暄了一下，接着开始吃饭。饭菜很简单：面包、山羊奶、核桃、黄瓜、甜瓜，还少不了茶。

卓哉一家都是非常虔诚的穆斯林。有那么一刻，我迷惑不解地看到这个老人直立着，口里念念有词，像在自言自语。然后他突然双膝跪地，把前额贴在地上，这样重复了两次，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母亲和两个女儿总是隐藏在黑袍里面，她们拒绝照相。

黄昏时分，阿萨德和阿克巴回家了，卓哉和我睡在阳台上，妇女们走进屋子里。空气暖洋洋的，一切都沉浸在美妙无比的寂静中。入夜后满天繁星，远处可以看见扎格罗斯（Zagros）山深沉而朦胧的暗影。

天刚破晓，卓哉生火，煮上泡茶的水。早餐（炒蛋加面包）后，我送给卓哉的女儿法媞玛一些各国钱币做纪念，然后把水壶灌满。该启程了。我和卓哉握了握手，感谢他的热情好客，等我也向法媞玛伸出手时，她惊吓地蜷缩起来：原来我刚刚失礼了，在伊朗，任何和异性陌生人的肌肤接触都绝对禁忌，我刚才对主人家的女儿做出的事情就相当于法国人的亲吻。就算是在相对自由开放的伊朗城市里，异性之间在表达爱慕之情时相互牵手也会让人皱起眉头；但同性成年人手挽手在街上漫步却司空见惯。

*

在刚刚过去的两天里，我一直孤零零地穿行在充满碎石的沙漠里。村庄很少见，餐馆也少多了，偶尔能看到几顶游牧民族居住的黑色帐篷，整个旅程仿佛隔绝于尘世。路上几乎看不到一辆车，而海市蜃楼随时可见，却不见一缕阴影。

一天早晨，太阳出来了，我在侯塞纳巴德（Hoseinabad）城外的沙漠中醒来。我又做了一个恶梦，梦见深不见底的楼梯井、破碎的楼梯扶手，我有点眩晕和隐隐的不祥预感。

我蹲在地上，在坚硬的土地上一阵狂泻。穿衣服这种小事突然变得极其艰难，我实在抵不住重新入睡的诱惑，只得穿着全部衣服重新爬回睡袋。这里没有荫凉，也没有足够的水和食物，真不是生病的地方。20分钟后，我又挣扎着爬起身来。

刚骑不到一个小时，我便不得不停下车来，汗流浃背地喘着粗气。好不容易找到一棵带刺的小树，我勉勉强强地坐在它小小的阴影里，心不在焉地啃着一个苹果。自从成年以来，我大肠上的阀门还是头一次不请自开，泛滥了我的自行车运动短裤（我把它穿在长裤下面）。我赶紧冲到路边，把车靠在大岩石上，使出浑身解数用纸巾和水给自己清理干净。谢天谢地，这地方鸟不拉屎，没人看见我的狼狈相。

一个小时后，我停在路边一间凉亭里，喝了两杯Zam-Zam汽水，脑袋开始晕乎起来。我问店主人我是否可以在凉亭后面的阴影里睡上个把小时。刚开始他不同意，我费劲地说明我生病了，于是他指着凉亭后面的一座砖房，叫我睡到里面去。

房子只有一层楼，里面是一个宽敞的门厅，其中一间房里摆放着床、屏风、一个放满药品的玻璃柜、一间厨房和卫生间（感谢上帝）。另外两间空荡荡的大屋子里地上散放着很多席子和垫子。我躺在睡袋上，很快入睡，头顶上是一张曼联加里·内维尔的宣传画。

没想到我这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昏天黑地。我迷迷糊糊在各种稀奇古怪的梦境里沉浮，有时又模模糊糊地半睡半醒，脑袋好像脱离了身体，在上空漂浮，而且还在燃烧。

早上起来，又是一阵汹涌澎湃的腹泻，我觉得自己虚弱得像只小花猫。我试着吃了点他们给我的早餐，虽然24小时粒米未进，我却一点不饿。主人解释道，他的工作就是在这个偏僻的路段处理一些紧急意外。跟我在伊朗遇到的很多人一样，他也想去英国，但我不得不告诉他，这个梦想实现的可能性真是太小了。

虽然距离科尔曼只有不到一天的路程，但骑车是不可能了。我和罗夫约定的时间是明天中午，但我已经没有时间恢复身体了；别无选择，我只能承认失败，改乘大巴。凉亭主人和其他急救人员过来帮助我，我降下了旗子表示投降。自行车从后门被拖拽上来，摆在后座前面，我被请到了前面的座位。令我惊奇的是，当大巴售票员沿着走道挨个儿收钱时，曾经在路边和我一起等车的盲人开始用高亢而颤抖的声音唱起了歌。过了一会儿，他在偏远的一处沙漠下了车，大概是为了准备晚餐，然后登上另外一辆车继续引吭高歌吧。

车窗外的风景从眼前掠过，苍茫之美中露出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险峻严酷。高山重新现身，道路开始变得颠簸不定，可以想象，这里连休息和补充能量的地方都很少。

坐在我后面的两个年轻人看出我是英国人。

“利物浦（Liverpool）？”其中一个猜到。伊朗人和土耳其人一样对足球充满狂热。

“查尔顿俱乐部（Chalton Atheletic）。”他的朋友肯定地说道。伊朗有很多查尔顿粉丝，因为这家俱乐部仍然保留着首位伊朗球员卡利姆·巴盖里（Karim Bagheri）在俱乐部服役期间的签名。

“热刺！”我面无表情地回了一句。

“热刺太棒了！”后面发出一声欣赏的赞叹。

我只能说他们压根儿就没见过热刺踢球。巴士服务员是个过于自负的年轻人，他给了我一杯茶和夏威夷果（这东西简直没法吃）。到了科尔曼车站，他把自行车从车上拿下来给我，然后厚颜无耻地向我索要小费。我实在虚弱得没心思和他说理，于是又给了他5000里亚尔。

我查了一下旅游手册上的街道图，完全摸不着头脑。一群在公园长椅上打发时间的男人向我示意。我骑到他们跟前，询问去奥米德（Ommid）宾馆的方向。一个胡子拉碴的高个子男人——顶着一头胡椒色、浓密粗硬得像鬃毛的头发——一脚跨上自行车，说可以亲自带我去。

奥米德宾馆客满。我们又试了一家，依然客满。于是我的恩人科斯洛尔把我带到他家，大家一起快快乐乐地共进午餐。他的妻子在当地一所学校教英语，三个英俊的儿子分别是17岁、12岁和10岁。女儿虽然只有15岁，却有着惊人的美貌。这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充满了欢声和笑语。

科斯洛尔打了几个电话，最后终于找到一家还有空房的宾馆。每当我急需帮助时，总能得到好心人的慷慨相助。我们找到的房间一晚40000里亚尔，价格不是最便宜的，但房间里有卫生间和淋浴房，还附赠有四处乱窜的蟑螂。

第二天早晨，在一家咖啡厅里，我正喝着Zam-Zam 汽水，一种想要呕吐的感觉突然冲到喉咙口。我可不想把污物吐得满桌都是，于是踉踉跄跄地冲到屋外。科斯洛尔把我领到一个僻静无人的地方，我本来可以趁着没人看见吐到花坛里，不过呼吸了一点新鲜空气之后，我竟然不想吐了。

罗夫确属异类：这个德国人竟然对什么事都不较真儿。他那种我行我素的幽默感和流利的美式英语恐怕要归功于在佛罗里达一家德国餐馆当侍应生的那一年。之后，他又花了两年时间周游美国。打那之后，他在路上的时间越来越多，而在工作上的时间则越来越少，这一点让他那白手起家的工作狂父亲深恶痛绝。

他不花一分租金，住在父亲的公寓房里，偶尔在工厂里干点力气活，攒够了去国外下一程的费用就立刻罢手。他曾经骑车去北角（North Cape），开车经波兰去明斯克(Minsk)、莫斯科和彼得堡，然后又经波罗的海国家回到德国。此外，他还先后到东南亚、南美和加勒比海四处游历。要是某天碰巧不工作也不旅游，他就在帕滕森（Pattensen）的家里混日子：睡懒觉、吃东西、看足球杂志、玩电子游戏、看最喜欢看的足球赛。

“我可以一连好几天足不出户。”他拉长调子流利地说道，口音里很不和谐地混合了德国下萨克森（Lower Saxany）和美国中西部的元音声。“时间跑得飞快，可我从没有厌倦过。德国有400万失业人口，其中80%得了抑郁症，因为他们拼命想工作。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他们去工作，放过我这样的懒鬼呢？”

幸运的是，他愿意留在科尔曼，等我的肠胃完全好了再说。设拉子人告诉我，从科尔曼到巴基斯坦边境的那段路很危险，曾经有游客在这个地区惨遭绑架，最近一次大约发生在一年前。而在我看来，只要我守规矩，被绑架的几率比起被车碾过的几率肯定要小得多。

不知道为什么，科斯洛尔似乎很喜欢我。他来到我的宾馆房间，躺到空床上。本来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在外面吃饭，可我的胃抽筋一样的疼，于是我们只好要了一杯茶，他嚼了几块饼干。他说我就像他的兄弟，他还坚信我们前世一定一起生活过。一天晚上，他给了我一串非常漂亮的手工制作的骨质玫瑰珠子。

他说自己也有烦心事，最近在装修房子，手头有点紧。

“你觉得哪样更重要，钱还是健康？”我问。

“当然是健康！”他满脸笑容，蜻蜓点水地在我的额头上留下一个吻。

虽然我很喜欢他，但当他终于起身离开的时候，我还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实在憋不住了，我只想再拜访一次卫生间，然后一梦不醒。

*

在科尔曼的第三天，我往胃里填了一大块肉和米饭、酸奶和色拉，它没有像往常一样“轰隆隆”地抗议——或许我真的恢复了。在这个城市休息了4天之后，我迫不及待地想离开这个肮脏的屋子、臭气熏天的卫生间、蟑螂，还有我在伊斯法罕遇到的牛津大学高材生托比赠予我的那本《白鲸记》。我告诉罗夫，明天就可以启程了。然后我又从附近水果店买来了苹果、梨和葡萄，为我们接下来的旅行做储备。

我和罗夫约好中午12点在一家餐馆见面，但直到12点半，他还是没到，于是我要了一份午餐，慢悠悠地吃完了饭，但这个叛逆的德国佬还是连影儿都没见着，我开始有些担心，赶忙冲进他的酒店。宾馆前台告诉我说他不在房间，这么说他没病。该死的德国佬！真不靠谱儿！

科斯洛尔和罗夫不同，他准时出现在约会地点。我们搭乘出租车来到他的单层住宅，这是一个新建的郊区。装修工人还在努力地干活，他告诉我说，房子明天就改造完毕。他可爱的一家人还在打打闹闹。他还设法搞到了罗夫宾馆的电话，几秒钟后，电话打通了。

“老天！”他痛快地说道，“我被你传染了——昨晚我又吐又拉得稀里哗啦！”我告诉他，我打电话时，宾馆前台说他不在房间，他很是困惑。“我一天都没离开过房间半步。”他可怜巴巴地说。

“这么说明天无法启程？”

“绝对不行！星期日吧。”

科斯洛尔告诉自己的家人，似乎有一种险恶的力量在阻止我们离开这个城市。

*

清晨五点半，我睁开双眼，晨光透过玻璃天窗射进来，我看见一只体型硕大的蟑螂正在天花板上的缝隙里闲逛。在科尔曼，星期五是最休闲的一天，因为大多数商店和公司都关闭，于是我决定找家影院看电影。

结果我看到了我能想象的最刻板的动作电影，动作毫无想象力，对话和评论不痛不痒——看来不懂波斯语也不见得不好。走在通往罗夫宾馆的大街上，烈日炎炎，四周空空荡荡，虽然已近十月，但午后的阳光依然令人难以忍受。

房间的门半开着，一张床上靠着自行车，可见我并没走错门。罗夫懒懒地躺在另外一张床上。我叫了一声，他没动，过了几秒钟，他的潜意识似乎感到了外人的存在，于是一骨碌坐起来。

“嘿，老兄！”他虚弱地挤出一个笑容。

“你总是这么敞着门睡觉吗？”我问。

“啊，不是。偶尔吧。我猜昨晚是大意了。”

这个房间比我的大，也比我的便宜。天花板上吊着一个电扇，慢慢地搅动着温热的空气。

“你那地方真够烂的！”他说。

“我知道不怎么样，不过房间里有卫生间，我这几天离不开卫生间啊。而且那里的人也不错。”

他咧嘴笑了：“你是说他们不是彻头彻尾的王八蛋？我喜欢你的说法！”虽然已经有所好转，他依然很虚弱，不想吃任何东西。“这是我上路五个月来第五次生病了。”他抱怨道，“四次肠胃病，一次感冒。”

我也是四个月生了三次病，跟他半斤八两。虽然五个星期横跨欧洲足以让我信心倍增，但我的肠胃却没有准备好。上吐下泻的直接后果就是身体虚弱，我还算幸运，没有倒在荒郊野外，还能找一个舒舒服服的地方恢复身体。

罗夫相信，这是因为蹬车把我们的体力消耗到了一定程度，我们身体里已没有足够的能量可以抵御细菌和疾病了。而我则认为，西方人在这里之所以容易得病，是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来得及建立更强的免疫能力，抵御这里肆虐的病菌。

虽然赫尔曼·麦尔维尔讲起故事来确实漫不经心，我还是啃完了半本《白鲸记》。我发现，这本书的厚度正适合拍死蟑螂。至于内容嘛，老实说，闷极了。这部沉闷冗长的史诗让我想起了《失乐园》（在学校时这组文学作品差点儿没让我得忧郁症）。这会儿我需要更轻松有趣的东西，于是我夹着罗夫给我的《怪探德克》回到旅馆里，在沉闷的房间里打发了一个下午。

时间过得飞快，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忘记了蟑螂大军和隔壁传来的臭味。当我的小肠完全从最近的瘫痪中恢复之后，房里的卫生间自然就显得不是那么诱人了。

第二天早上夫经过反复思量，罗夫宣布自己已经可以挪到附近的快餐厅去喝一瓶Zam-Zam 汽水了。他脱下短裤，换上宽松的长裤——他的短裤看起来好像被一群狗撕过，或是刚挨了一通枪火。

“这是我最好的裤子了。”他得意洋洋地说，“你真该看看别的！我所有的内裤都有洞。”

“我前任女友一看见我裤子或袜子上有洞，就会马上扔掉。”

“所以她成了你前女友了——连个洞都懒得补，这种女人不能要！”

我开始怀疑这老兄是不是天生有厌恶女人症。我们来到我前几天险些在这里呕吐的餐厅。孩子们一边傻笑着“哈喽”，一边冲我们丢石子。

“要不是你蠢得要命，我就不会那么闷了。”他没好气儿地说，“自从到了这个国家，我就一直在和世界上最愚蠢的人打交道。”

在这里的耽搁让我们都觉得烦闷。每当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感觉无法继续向前时，我就常常会感觉陷于低谷。这种沮丧烦闷的情绪我在希腊某个度假村也曾经历过，当时我为了换新轮胎而苦苦等了一个星期。

罗夫对土耳其没有丝毫好感，因为他曾经在那儿险些遭到绑架。两天前，一个拿着步话机的警察来到了宾馆接待处，刚好碰上他穿着短裤在四处转悠，于是警告他要注意着装。

“你能相信吗？”他义愤填膺地叫道，“这简直就是个大型幼儿园！”他想尽快骑车到拉合尔（Lahore），然后从那里坐飞机直接去澳大利亚。

在雅座里吃完冰淇淋后，他突然宣布，需要立刻躺下。于是我只好离开。

黄昏时分，我看完了《怪探德克》。现在能看的只有《白鲸记》了（到了第243页，还没进入正题）。在马路对面吃了晚餐，又是鸡肉米饭。这是个周六的夜晚，我带着对前方旅程的遐想进入了梦乡。

*

周日早上，我用《白鲸记》又拍死了两只健硕的蟑螂，前台那位慈眉善目的老男人打开一本亮晃晃的体育杂志，把一张印着迈克尔·欧文大幅彩照的折页指给我看。我又支付了两个晚上的房钱，告诉老男人，我得等阿萨第宾馆的朋友完全康复后才能离开。

“阿萨第宾馆？”他惊叫起来，像是在面包里看到被咬掉一半的蟑螂。“很脏！很糟！”

罗夫还是老样子躺着，无精打采地拿着一本书翻来翻去，这已经是第五遍了。他觉得怎么也得等到星期二。

中午，我们在咖啡店吃了一碗羊肉、豆角和土豆炖成的浓汤，外加面包，然后在一间充满情调的地下小茶馆里喝了茶。

“我开始讨厌这帮白痴了。”罗夫恨恨地盯着大街说道。

“如果再待下去的话，你都可以加入伊朗国籍了。”

“这主意不错！我会建议政府，必须销售和消费酒，男人必须天天穿短裤。”

“冬天也是？”

“尤其是在冬天。”

“从5岁到15岁的孩子开始强制执行。”

他兴奋地点着头：“要在每面墙上都贴上贝肯·鲍尔的画像，还要让德国足球队上电视。”

我们穿过集市，到处是香料、石榴、葡萄、蜜瓜、鸡肉、牛肉、坚果、豆子、西红柿、肥皂、洗发水、牙膏、润肤露、手表、首饰、皮带、钱包、T恤、长裤、缝纫机、刀叉、成套的餐具、水壶、茶壶、地毯、衣服、音像制品，还有高保真的音响。

穿越马路是件极其危险的事，还没走到对面我们最喜欢的冰淇淋店，我们便已经历了三次生死劫——伊朗司机都是些“杀人狂”，一看见你从路边迈步，就加速冲过来。

“我已经在这个国家待了六个星期零一天了……”罗夫绝望地说道，我们正坐在桌子边，埋头吃着冰淇淋。

第七章 品味当下

10月3日，星期二，清晨。

我们试着从阿萨弟宾馆出发，沿着伊曼霍梅尼街直走，在环道上左拐，上了沙哈布街。在郊区一家加油站给我的炉子加满油之后，我们便开始奔向沙漠。

或许是因为在科尔曼被困太久了，沿途风光散发出前所未有的魅力，我感觉好极了。前方崎岖不平的高山、若隐若现的黄褐色和远处高耸入云的灰色，从尘土飞扬的沙漠表面浮出，在清晨透亮的阳光中呈现出对比分明的光影变换。眼前这一切，仿佛变成了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画。

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俾路支省（Sistan va Baluchist），劫匪并不是唯一潜在的威胁；在设拉子的时候，《伊朗新闻》上就有一篇关于西斯坦的报导吸引了我——“野猪制造大恐慌”。由于旱情熬人，当地的野猪被逼得饥渴难耐，疯狂地冲到镇上，不顾一切地找水喝，恐怖情绪在居民中迅速蔓延。因此，我们不仅得保护好钱袋，还得捍卫好我们的水壶。

“唱首歌吧？”罗夫大喊道。

“你点吧。”

“英国国歌怎么样？”

“好吧，你起调。”

“我不知道歌词呀。”

“那好，我唱，你跟着哼哼。”

我们引吭高歌“上帝拯救我们的女王”，然后我建议，本着平等的精神，我们也应该唱首德国国歌。

“这歌词我也忘了……”

于是，我们一路哼着德国国歌向前进发。我们都是欧洲好公民，所以还得唱唱《马赛曲》（Marseillaise）。但不大一会儿开始爬坡，我们也就不得不开始节省气力了。爬到山顶，我们在路边的停车带上稍作休息，两位友好的货车司机和我们分享了他们的好茶。接着我们来到一处检查站，之后便是畅快淋漓的大俯冲。浅灰色的天穹下，高山与沙漠毫无遮拦地舒展在我们眼前。我仿佛成了《指环王》中的甘道夫（Gandalf），骑着那匹天下无双的骏马在仙界奔腾。

来到山脚，我们停在路边咖啡店里稍作休息，吃东西提提神，一个男人问罗夫是不是日本人。

罗夫肤色偏黄，6英尺高，穿12号的运动鞋，身上还若隐若现地粘着一点儿干燥的斑点——在科尔曼拉稀时留下的。

“大多数人都以为我是日本人或牙买加人。”他不动声色地回应道。

等我们再次跳上自行车时，天已经暗了下来，突然刮起了逆风。大颗大颗的雨滴越来越密集，很快变成一场倾盆大雨，我们不得不穿上防水服。大雨过后，青灰色天空中架起一道美丽的彩虹。

我喜欢在开阔地带睡觉，而罗夫却对诸如荒弃建筑物或者马路暗沟之类的地方情有独钟。虽然我曾发誓，除非万不得已，我绝不在马路暗沟里睡觉，但这回我却找了一个混凝土地堡铺开睡袋。这个封闭的空间很宽敞，风雨都被挡在外面，不仅如此，它还出奇地寂静，混凝土层和沥青层隔断了头顶汽车偶然路过的声音。

我架起炉灶，罗夫令人毛骨悚然的男中音在水泥墙和天花板上回荡：“深夜中的陌生人！两名孤独者……”远方的车前灯偶尔鬼鬼祟祟地从沙漠上掠过，鬼火一样。是走私犯？穷凶极恶的不法分子很可能把这些地方当成上好的藏身之地。或者是巡警？不管怎样，当他们走向另一个方向并消失在夜空时，我还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

来到巴姆（Bam）之后，我们遇到了两个46岁的单身汉，一个是奥地利人阿洛伊斯，一个是瑞士人厄尔斯。他们各自从不同的地方出发，在土耳其大会师。厄尔斯的目标是骑车穿越印度和东南亚，再到新西兰，他几乎从不开口，想要了解他的故事真是难上加难，但阿洛伊斯的经历却使我们几个成了小儿科。

这位非同寻常的人物15岁就开始独自旅行，陆陆续续去过150多个国家。他曾经骑车环游南美，还曾和哥伦比亚全副武装的强盗奋战了一百多天。40岁时，他以2小时27分的成绩跑完了维也纳马拉松全程。他还是位卓有成就的登山运动员，曾经从开伯尔山口一路走到大吉岭，还曾驾着独木舟横渡亚马孙河，在鳄鱼和蚊子的包围下躺在独木舟里睡觉，早上和食人鱼一起在河里游泳。

“你怎么没被生吃呢？”我们难以置信地问。

“除非水里有血，否则食人鱼是不会吃人的。”他轻松地答道，“你只需小心别把自己划伤就行了。至于鳄鱼么，它们跳不起来。”

这后半段话听起来不太属实，因为我恰好知道，鳄鱼是可以跳跃的：我在津巴布韦（Zimbabwe）的鳄鱼农场参观时，一只小鳄鱼就向我跳了过来。虽然这条鳄鱼还没有完全长成，而且我们中间还隔着坚实的铁丝网，但这件事还是让我心有余悸。

他准备骑车穿行巴基斯坦、印度和中国，坐飞机到加利福尼亚，骑车环游美国，然后再飞越太平洋，骑车穿越欧洲，最后回到奥地利，结束他的环球之旅。在旅行过程中，他以教人德语和滑雪为生。这真是个活生生的奥地利版的印第安纳琼斯啊，他乐观合群，浑身散发出一种迷人的能量和自信，这样的人绝对让人羡慕嫉妒恨。

罗夫和我在一家餐厅酸溜溜地讨论着这个奥地利奇人。罗夫一边大口嚼着肉串，一边冷嘲热讽地说 ：“我能想象，这些食人鱼互相发出警告 ：‘小心点，小伙子们！阿洛伊斯正在晨泳哪——上帝保佑他千万别把自己划伤了！”

“那些鳄鱼的本能肯定已经告诉它们，阿洛伊斯就在那个独木舟里，要是斗胆向他发出进攻，肯定得掉脑袋。”我恨恨地猜测着，“要是阿洛伊斯有机会和女人坐在一起吃饭，你觉得他会不会堕落呢？”

*

一声公鸡的啼叫唤起了四面八方的狗吠，不大一会儿，本地清真寺晨祷的宣礼员也加入了这场大合唱——巴姆的一天开始了。我腕表上的闹钟在一片嘈杂声里有气无力地吱吱叫了几声，罗夫的回应则是一个震耳欲聋的响屁。

“牧师，再来点儿茶？”我不知道他能否听懂这个老掉牙的笑话。

他打了一个哈欠，伸了伸懒腰：“你知道吗，当个牧师也不赖。”

罗夫一直宣称自己不信上帝，但我却不敢苟同。他怎么可能一边不相信上帝，一边却笃信轮回，坚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呢？在科尔曼的一家网吧里，我们曾就这个问题展开过一场辩论，他宣称自己一没老婆，二没工作，三不信仰上帝，这番论调让其他听到的人目瞪口呆。

“我的每一份工作都会出现一点儿问题。”他开心地说，“通常是积极性不足。”

离开巴姆，路边的棕榈树和小村庄逐渐被一望无际的平坦沙漠取代，沙子夹杂着小石块，随风拍打在我们脸上。

“饿了吗？”当我们艰难地跨过路边一头胀鼓鼓的死驴时，罗夫侧脸抛过来一句。

两个多小时的逆风而上，把我们拍打得像汹涌巨浪里两只沉浮颠簸的小船，我们停下来稍作休息，把自行车倚靠在一块绿白相间的路牌上，上面用拉丁文和波斯语写道：“此处距离下一个村庄舒尔干（Shurgaz）15公里！”。

“真不知道，这里没有红木便座，没有柔软、结实、长得没完没了的卫生纸、镜子、毛巾架、空气清新剂、浴盆，他们是怎么生活的。”我拎着一瓶水到沙漠里快速解决了一下，回来跟罗夫说道。

“一帮蠢蛋！”罗夫咆哮了一声。他决定另辟蹊径，从一本名叫《踢球者》的德国杂志上撕下来几页，权当卫生纸。

然后我们继续迎风而上。

加油啊，罗夫，冲呀！你可以把愤怒转化为能量，向光明奋力冲击！

舒尔干最大的建筑是一个警署和检查站，整个小村孤零零地隐藏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沙地和矮树丛中。我们还没有完全恢复体力，罗夫再也走不动了，于是我们就在沙丘之间支起了帐篷。一夜无话。

第二天清晨，我吃了点饼干、苹果，还有剩下来的羊奶酪。罗夫在嘀嘀咕咕地抱怨我的闹钟：“只有普鲁士士兵才会用闹钟，这么大清早上路，肯定会让路人认为你是德国人。”我们在科尔曼会合之前，他通常会一觉睡到11点左右，直到被热浪或苍蝇从一池子汗水里弄醒，浪费了一天中最宝贵的时光之后，他又会在黑暗中拼命骑行。

我从来没遇到过对异性那么冷嘲热讽的人。我们俩的话题轻松自在地在疯狂、世俗和离奇之间来回游走，我们交流着彼此的梦想和恐惧，分析各自的心理障碍，但是他从来没提过曾经与他分享生活的女人。他的玩世不恭一定事出有因，我不知道他是否也曾经有过一段黑暗而神秘的经历。

许多年前，我唯一想共度余生的女人决定选择一种更幸福的生活，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我一直生活在孤独和苦涩中，并对这件事避而不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曾经愚蠢地放纵自己的憎恨，对所有女性的感受都强烈扭曲。

一天晚上，当看到罗夫逗弄路边的一条小狗时，我确信比起女人来，他更愿意和狗更亲近。

“说不定你前世是条狗。”我说。

“肯定是一条规规矩矩的狗，所以投生成了一个德国人，有幸生活在这个对失业人员最慷慨大方的国家。”

“你下辈子可以再投生成狗。”

“恐怕更有可能变成狗背上的一只跳蚤。”

“要是不好好洗盘子，你就会变成一条蛆虫，爬在粪便里。”我一边警告他，一边在冷水里冲着油腻腻的盘子和平底锅。他很少帮忙做饭，而且从来不洗东西。

“你说你对猫过敏？”他振振有词地说，“那我就是对工作过敏。”

*

扎黑丹(Zahedan)的每个男人都裹在鼓囊囊的长裤和一种叫“Shalwar Qamiz”的宽松长衫里，这身打扮在伊朗其他地方很少见，这说明我们已经接近巴基斯坦边境了。虽然旅游指南上大肆诋毁这个人口41万的城市，但我和罗夫却一致同意，这里的冰淇淋站是最好的，至少和科尔曼那家不相上下——对于我们这种骑车旅行的人来说，损失的卡路里必须要用每天摄入的能量来补充。

我们在宾馆餐厅里再次遇到了那个奥地利人阿洛伊斯和他沉默寡言的瑞士“随从”厄尔斯。他们从巴姆过来仅仅用了两天，而我们则用了整整三天。“昨天我们顶着可怕的风爬了一百英里的山路。”阿洛伊斯说。

我开始隐约对他那凡事都胜我们一筹的样子有些恼怒。可怕的风？伙计，跟在罗夫的后面，你就知道什么是可怕的风啦。

“这家伙倒是很有幽默感，是吧？”罗夫说道。

去印度领事馆的拜访宣告失败后，我们去理发店把我可怕的胡子剃得干干净净——罗夫几乎是被我从接待处的沙发里撬动起来的。

“从前你看起来像个海难幸存者；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疯狂的纳粹科学家，专门在集中营的实验室里做‘实验’的那种。”罗夫评价道。

一天下午，我们窝在宾馆的房间里，讨论如何骑车从阿拉斯加到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当然，这样的事情阿洛伊斯早就做过。我期望这次旅行能在某些方面改变我，并让我带着全新的思想，更高的成熟度，不同的价值观，更强烈的自信心和更为开阔的视野回到故乡。或许，它还会让我变得更像阿洛伊斯。

罗夫早就宣布过他无意“安顿下来”，所以他警告我：“回家后不出三个月你就会恢复到离家之前的样子。你还得重新适应周围的人。”

“那可不一定。”我反驳道。我从来不会勉强自己去“适应”其他人。这是我的生活，不是他们的，我只有一次机会，必须好好利用。等到快到“生命的临终点”时，我希望自己能像那首歌里唱的那样，以“自己的方式“过完了一生。

在学校里，我被认为是个异类，因为我父母一直觉得没必要买电视，结果我就成了班上唯一一个不知道《雷鸟特工队》（Thunderbirds）和《无敌金刚》（The Six-Million-Dollar Man）的人。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假装能听懂伙伴们闲聊的话题，但最后我长大了，也就不装了。在大学里，同学会在假期里到超市堆货架，攒钱从事社交活动；但我却长期抵制校园酒吧，到了夏天，我就会用三个月的时间把欧洲逛个够。当我的同学们开始职业生涯，进入教育、银行、法律和医药等行业时，我却实现了童年的梦想，当上了一名货车司机。我开着货车跑遍欧洲大陆，在各种地方工作、睡觉、吃饭。最后，我放弃了长途司机的工作，因为我需要社交生活和写作时间；当别人都在开车的时候，我却开始每天长距离骑车，骑车上下班，这就更让人吃惊了。

经过一段时间后，荆棘和荨麻总会越长越厚，我被划伤过，也被刺痛过，但是什么也阻止不了我。然而，当反对声日益升高，怀疑的目光成倍加强时，我的人际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身陷于令人麻木的工作和不和谐的人际关系中，我内心那种求变的愿望压倒了一切。我最终选择踏上旅程，就是为了逃离这个朝九晚五的大磨盘，重新发现我的信念和方向。

但罗夫却和我不一样，他乐观地品味着日复一日的生活，即便每天在做着同样的事，他也不反感。对他而言，旅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反叛，是将他从职责恐惧症里解脱出来的工具。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宾馆大吃了一顿早餐，有面包，每人三个炒鸡蛋，奶油，还有果酱。阿洛伊斯和厄尔斯却不见踪影。

“我敢说他们已经走了。”

“他们可能想今天就到诺克·昆迪（Nok Kundi）。”罗夫嘴里塞满了炒鸡蛋。

“他们简直疯了——一天要骑230公里！”

“这也是可能的嘛。”

“除非条件很理想，而且阿洛伊斯昨晚上也没说今天不吃早餐。”

“这就是他的风格，总是喜欢出人意料。”

早餐过后，我俩开始向巴基斯坦边境进发。罗夫是个上手很慢的人，但是有风从背后推着，还有微微下滑的道路，所以一路穿越矮树丛和沙漠时，我们的速度还是有所加快了。

包着头巾、赶着骆驼车的人从对面走来。如果我记得没错，今年年初，两个瑞典的骑车旅行者就在这附近支帐篷过夜，没想到他们的帐篷遭到了自动枪炮的袭击。瑞典人幸存了下来，但是他们的自行车被毁了，于是只好草草结束了行程，提前回到了瑞典。

经过三个小时的稳步前进后，我们在一根水泥管里停下来吃午餐，午餐是面包加羊奶酪。罗夫悠闲地吃了三根香蕉，然后又不紧不慢地嚼上了一大口袋坚果和葡萄干。

“行了，上路吧！”我知道他正享受着艰难长途跋涉之后的幸福感，脑子里的内啡肽幸福激素正在活跃地运动着，但我还是想趁着顺风尽可能多赶路。

“我正在品味当下！”他咕哝了一句，像牛一样不停咀嚼。

这就是幸福感带来的麻烦：一旦停下来，就很难再启动了，虽然我和罗夫一样也在享受着幸福感，但我更愿意先完成最艰难的工作，然后再放松。

“现在情况对我们很有利，我们得好好利用！”我坚持马上上路。

“给我五分钟！”

等我们好不容易重新上路时，发现风向已经改变了，这该死的惰性！

第八章 危险之地

巴基斯坦的英文名Pakistan是旁遮普（Punjab）、阿富汗尼亚（Afghania，西北方的边境省）、克什米尔（Kashmi），印度河（Indus-Sind）与俾路支省（Baluchistan）的首字母拼合而成。该国诞生于1947年，当时人口占少数的穆斯林害怕在印度教徒占主导地位的印度遭到歧视——事实上，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锡克教徒已经在这片次大陆上和平共处了几个世纪，最终在这片次大陆上，有五分之二的穆斯林人仍然选择了留居印度，如今居住在印度的穆斯林居民已超过巴基斯坦，印度成为仅次于印度尼西亚的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

每次接近边境，我都期待能看到地形上的急剧变化，但总免不了失望，这次也不例外：塔夫坦（Taftan）到处尘土飞扬，砖头和灰泥搭建的平房混杂在一起，相互间用土路连接，四周被沙漠包围。货币兑换商像苍蝇一样密集，经过了一番艰难的讨价还价，我们每个人换了50美元。日本游客像日本汽车和高级音响一样随处可见，六个日本游客和孤身一人的德国人闷闷不乐地等着过夜的大巴，对于他们而言，俾路支省只是一段短暂的梦魇，明天就能抵达奎塔（Quetta）。但对我们俩来说，同样的450英里却是整整六天的行程，前提是我们能活过这六天。

我们沿着一条土路向前走，然后上了通往奎塔的大路——这是镇子里唯一的一条柏油路。

在一家政府管理的饭店前，一面绿白相间的巨大的巴基斯坦国旗边，有两个人在旁若无人地休息，不是别人，正是阿洛伊斯和厄尔斯，他俩中午就到了。温暖的晨曦中，四个来自欧洲的骑车人逛进了塔夫坦市中心。

街上熙熙攘攘地挤满了男人和山羊，女人都上哪儿去了？伊朗人用布把女人遮得严严实实，而巴基斯坦这个国家却似乎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她们藏了起来。罗夫提出了一个有趣却略显勉强的理论：巴基斯坦人口99.8%是男人，这里压根儿就没什么女人。

*

俾路支省和西北边境省一样，都以“无法无天”著称。这片荒凉多山的沙漠区占地约214，000平方英里，面积超过英国，但仅仅住了600万人口，是个少数民族大杂烩。

一辆警车停在我们身边，示意我们停下，我们接受了一次礼貌的英文采访。从哪里来？是否一路骑车到了这里？担不担心交通事故和抢劫？都不？那么，祝你们好运！

几个荷枪实弹的男人分散在一挺机枪周围，阿富汗就在我们左边，一山之隔。这地方被称为金月牙，是贩毒分子和土匪频频出没的地方。我在伊斯坦布尔遇到的一名澳大利亚游客曾经发来一封电子邮件：

那个漫游世界的英国佬居然想骑车穿越巴基斯坦，真够勇敢的（也可能是愚蠢？）！他准备骑自行车过俾路支省，那地方真他妈的危险——我们的大巴有天深夜在那里抛锚，那帮子从卡拉奇（Karachi）来的家伙都给吓出屎来了——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不过，要是他够走运，能看到一群流浪汉，那也算是值得——这情景将会永生难忘，尤其是在天刚破晓时的一辆破车里！他绝对得去白沙瓦（Peshawar），那里的闹市他准保没见过。他准备上卡拉卡姆（Karakoram）高速公路吗？若真如此，我真妒忌死了。拉合尔够酷，就是有点儿臭气熏天，但那边的清真寺和寺庙倒很壮观，我想还能看看板球赛。要是他在奎塔不准备素食，那就应该找个人作伴，去“卡瑞鸡”试试，能吃上那里的东西，死了也值。斯瓦特山谷（吸毒者常聚之地）是个让人飘飘欲仙的地方。他要是一个烟鬼，可以在那里死了上天堂，明白我的意思吧。

这里有三条金科玉律，至少在到达奎塔之前绝对适用：绝对不能离开高速公路干线；不要在天黑之后旅行；不要像那几个瑞士人一样，在露天帐篷里过夜。

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偷偷地瞟了一眼我的同伴，我们到底是勇敢还是愚蠢？

他空落落地注视着不远的前方，好像在和“内心的自我”交流对话。“不管什么样的强盗，都会先袭击阿洛伊斯和厄尔斯。”他心满意足地说，“或许我们还会撞上他们的尸首，躺在马路边上——当然，我是说土匪的尸首。”

“被肢解得难以辨认，屁眼里塞着自己带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

“我能想象，厄尔斯在后头坐着大喊：‘上吧，阿洛伊斯，有事干了！’两分钟后：‘行了，住手吧！阿洛伊斯！嘿！阿洛伊斯！住手！！够了！！！’”

三个小时之后，离开诺克昆迪仅仅30英里，罗夫就决定要吃意大利面。于是我们停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广播站旁，在一堵高墙后面支起厨房。几分钟后，广播站的一名工人握着我们的手，问起了我们的名字。

“克里斯。”

“忘了。”罗夫粗暴地蹦了一句。

“客气点。”我警告他，“这里的人稍微懂点英语，可能受不了你的玩笑。”

诺克昆迪和塔夫坦有点儿类似，只是规模小点儿。这里找不到什么宾馆，我们被带到小镇边缘一座空荡荡的房子里，我在那里擦洗灶台上的煤黑，罗夫一面补车胎，一边恶声恶语地用家乡话嘟哝出几句让人脊梁骨发凉的诅咒。

*

在黎明之前的黑暗中，一台柴油发电机咳喘着启动了嘈杂的一天，与此相呼应的是一片狗吠声和驴叫声，诺克昆迪在新的一天中苏醒。天空渐渐明亮起来，满天的星星一颗颗地隐没。

半个小时后，我们遇上了顶头风。近三个小时后，我的背开始疼，前脚掌因为不断蹬踏脚板而剧痛起来。

尽管偶尔有沙丘划着金色的弧线从平原上隆起，这片沙漠的主体依然是平坦的灰色，到处是石头，偶尔可见隐藏在碎石表面下的沙子，就像一缕缕的阳光从窗帘后面透射出来。这种美弥漫着些许细腻，偶尔夹杂着色彩上的突变。灰蒙蒙的高山参差不齐地耸立在远方。真正的荒凉孤寂总是带着一种慑人心魄的气势。当我们停止了说话和吃东西，静止下来，侧耳倾听时，那感觉真是美妙极了：没有鸟，没有车，没有人。即便是风，也几乎是悄无声息的，因为这里没有树、没有草也没有灌木丛可以阻挡它。

十月的中旬，天气依然炎热，我们庆幸自己没在七月份来到这里，那个季节在这里骑车肯定是无法想象的。

第二天，在达尔班丁（Dalhandin）附近，对面骑过来一个当地人，吐出一口痰，正中我的脸。如此精确度击中一个移动的目标肯定是下了苦功夫的，我想象不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我旅途中第一次遭遇明目张胆的敌意。

我拐了一个小弯，绕过一个坑，撞到一个沙堆上，自从加莱那个下着暴雨的午后，我第一次栽倒在地上。所幸我摔得不重，不过我开始担心起我的胃来了，它已经取代我的背部和胯部，成为我身体上最薄弱的环节。

休息的时候，罗夫笨手笨脚地踢翻了随身的一个水瓶，我只好把自己一部分珍贵的补给分给了他。接着，他的自行车又翻了个个。但他却若无其事地斜眼瞟了我一眼：“这种事情总会发生。”他已然轻描淡写。

“要不是我的意大利面和水，你早就活不下去了。”我正色道，“我敢打赌，阿洛伊斯从来不会打翻水壶，也不会翻车。”

“在过去的3分钟里，我遇到的倒霉事比他阿洛伊斯这辈子碰见的都多。”

“这辈子？”

“不过他也遇到过麻烦。记得上回吗？在土耳其东部，他差点没把那个偷他设备的小孩掐死。”

“你俩的区别在于，你的问题差不多都是自找的。”

公路突然来了一个右转弯，和狂风斗争了一整天，我开始觉得身体有些不适，又腹泻了。

“按照你那张地图的指示，我们今天不用再爬山了。”罗夫指出。

“那我只好起诉地图出版公司了。”

“索赔300万美元，告他个精神虐待！麻烦就麻烦在他们可能告你愚蠢，要个一千万什么的。”

“要是我雇你当律师，这案子都不用审了，结果一目了然。”

道路又向左拐了一个大弯，贴着高山继续行进。官司看来没必要打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在马路边一个棚子外面席地而坐，一边吸着可乐，一边漫无目的地望着公路。

“这些丰田运输车可真不小。”我说。

“每天晚上，他们把装满啤酒筐和女人的车开到沙漠，然后来个车尾野餐会。”

在一段荒弃的公路上，一对正往尼泊尔去的退休法国夫妇停下了他们的露营车，和我们聊起了天，递了些水给我们。灼热的太阳仿佛一个开足了马力的巨型探照灯，快在我的脖子上烧出洞来了，周围没有一片荫凉。我觉得自己快虚脱了，头晕眼花，不由对他们那两升的引擎、CD唱机、冰箱和床铺产生了极度的妒忌。要不是他们笑脸相迎，我很可能已经下手了。

第二天黎明时分，我们从耶格默杰（Yakmach）出发，在100英里的酷热道路和捉弄人的顶头风中煎熬了一天之后，这天傍晚，我们在帕塔格（Padag）的小旅馆登记入住，此时我已经觉得头重脚轻了。

我们在一家咖啡厅里吸着柠檬汁。“说不定等会儿我也找个姑娘消遣一下。”罗夫若有所思地说。

“我可没精力干这个，就算麦当娜我也不成。”

*

过了帕塔格，道路顺着高低起伏的山脉继续延伸下去，在清新的晨曦中微微地泛着光，群山在沙漠上投下手指状的狭长影子。遍布石子的平缓的沙漠重新被沙丘所替代。有很多次我们还看见了骆驼，偶尔还有山羊。现在的环境可以说是几近完美，没有一丝风，也不用翻山越岭，但是胃疼让我感到很虚弱，连上小山丘的力气也没有了。听说骑在前面的厄尔斯也在受苦，这让我稍稍聊以慰藉。

我们沿途经过了不少砖窑，砖窑周围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排又排的砖头，人们亲手把一摞摞砖转移到大拖车上。每经过一处绿洲，就有孩子们大声尖叫：“外国人！老外！”一群群穿着长衫和宽松裤的男人聚集到我们休息的地方，争着来研究这几个“异教徒”。

“没看过电视吗？”罗夫对着那些围观者没好气儿地喝问道，回答他的只有困惑的注视。

这样的瞪视我早就习惯了，以至于我几乎可以视而不见。有一回，我一不留神，当众放了一个巨响无比的屁。等我惊跳着回过神来，发现迎接我的是强抑住没喷发出来的哄笑。自负是非常可怕的，我觉得这是对周围人的无端蔑视。如果罗夫还算正常，我会谨慎小心得多——但就算我能做到常人难以想象的宽容，罗夫也算不上“正常的伙伴”。当你置身沙漠之中，身边有一个蔑视一切，总是和社会唱反调的虚无主义者，一个怪物，一个有着人形的矛盾综合体，一个宁愿和妓女野合也不愿意和世界上最美貌的女人私通的人时，礼仪规矩这些东西就显得无关紧要了。

努什基（Nushki）之外的山景实在是太壮观了，有些上坡非常陡长，不过我的体力神奇般地回到了腿上。今天轮到罗夫感觉不舒服了。在一个检查站，我们照例得到了士兵毕恭毕敬的握手和礼遇，接着又被请进了一个屋子，在一份表格上填写详细数据。

“我一路骑车到了巴基斯坦。”

离家整整6000英里，不管还有什么生理和心理的煎熬在等待着我，我都不用害怕“丢面子”了，就算明天就要启程回家，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

在奎塔的三天里，我洗了脏衣物，检查自行车并上了润滑油，收发了邮件。最重要的是，我还能好好地休息和吃饭。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们四个人都在不同时间生了病，掉了肉，现在必须在再次出发前养足体力。

我的肚子还是稀里哗啦的，无法面对油腻的食物，差不多所有当地菜都得从我的菜单上划去。罗夫更是失了神采，憔悴枯瘦。阿洛伊斯头一回看起来像他46岁的实际年龄。我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使命路上的中国咖啡厅。每天晚上，我们和奎塔有头有脸的人坐在同一个地方，享用大碗面条和馄饨汤，还有堆满炒面的盘子。

最让我感到幸福的是，自从离开英国之后，我头一遭见到了英文书。一天下午，我从一家街头书亭成功地买到了一本卷了边的平装书，哈蒙德·伊恩斯（Hammond Innes）的《梅丹的岩石》（Maddon’s Rock）。

罗夫也买了一本，叫什么《盲目的野心》。

“典型的美国书！”阿洛伊斯不屑一顾地下了结论。

“奥地利书可是影儿都不见。”罗夫反唇相讥。

“他们写书吗？”我问。

“有，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最后一次告别了咖啡馆，我们挤入一辆机动三轮摩托，回到宾馆后，我们互相交换了电子邮箱。阿洛伊斯在奎塔继续呆上一天，厄尔斯的膝盖受了伤，他准备避开最艰难的山地，只身一人继续前行。

罗夫和我准备第二天一早启程。我更希望能跟他一直结伴同行到拉合尔再分开，但罗夫却表示拒绝。他表示更喜欢独自一人的旅行生活。看来他不仅受够了这里的教条和难吃的食物，也厌倦了我。

“我们还会见面的。”我们握手道别时，他说道。他已经急不可耐地要赶往机场，先乘飞机到拉合尔，然后再从那里去泰国或澳大利亚。

在过去的三个星期里，我们一同面对饥饿、逆风、病痛和力竭，我们彼此目睹并参与了对方在旅途中的挣扎，体会到和当地人打交道以及理解伊斯兰教文化时的艰难，这一切使我们俩之间产生了一种少有的惺惺相惜。毫无疑问，我们俩在很多方面都完全不同，然而我们之间的交流却毫无障碍、无所顾忌，这样的无拘无束是很不容易的。

我点点头，咧嘴笑了：“是的，还会见面的！”

第九章 引擎故障

从奎塔通往洛拉莱（Loralai）的公路将穿梭于崇山峻岭中的沙漠走廊一分为二。到了公路的尽头，走廊分了叉，看起来哪条路线都可以通往洛拉莱，不过一位路人鼓励我走右边那条叉路，因为这是一条快捷方式。他笑呵呵地让我放心，保证路面平整好走。我的耳边还响着他们热情的声音，脚下刚刚走了3英里，就开始感觉像是到了月球表面——到处都是泥土和大石头，还有一个个炒锅状的坑洞，活像火山口。我真想马上掉转车头，赶回去把那混蛋的脖子拧下来。

经过半个小时的上下颠簸，我的勇往直前终于获得了回报——车子拐上一条柏油路。道路很窄，空无一人，我沿着越来越崎岖的山脉向上爬行，眼前峭壁林立的荒山野岭中偶尔点缀几片出其不意的绿色，这就是灌溉的果园。

当晚我在沙漠露宿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又在坑坑洼洼的柏油路上蹬了两个小时之后，我终于在洛拉莱重新回到了主路上。由于道路很窄，我只能勉强挤在迎面驶来的大货车的缝隙里艰难地前进。有的司机向我抛来一个微笑，外加一声喇叭，而我则挥手致意；有几个笨蛋却似乎很有兴趣把我挤出马路，他们笔直地冲我开来，展开一场让人毛发直竖的猫捉老鼠游戏，直到最后一刻才闪开道。

有几个路人一再恳求我停下来和他们喝杯茶；而一个从另一方向骑来的车友却突然无缘无故地大吼一声，似乎就为了故意吓我一跳；一个开着运输车的男人从车窗里探出身来，狠狠地锤了我一下。孩子们尖叫着从田野、果园里或者排在路边的砖房里冲出来。一个男孩试图把他的狗冲我放过来，所幸那条狗虽然身形庞大却性情温和，似乎对此全无兴趣。另外一个人用棍子瞄准了我，当我本能地低头躲闪时，身边爆发出一阵魔鬼般的哄笑，紧接着有石子在我身后的路面上跳跃。

终于出了俾路支省，从拉克尼（Rakni）进入了旁遮普省，这下我可以长长地舒一口气了。苏来曼山脉（Sulaiman Range）从北向南绵延几百英里，是从东边通往印度的最后一道屏障。凉风送爽，香蕉和牛奶组成的早餐给我提供了充足的能量，我鼓足力气闯过一道又一道险弯。中间有很多次，我不得不停靠在路边的石堆中间，等待大卡车经过，因为路面依然出奇狭窄。路过的车差不多都是清一色的货车，现代日野、五十铃、尼桑……所有的货车都无一例外地装扮得极其艳俗，车上的每一寸表面，一直到锃亮的保险杠和轮毂，都狂野地涂满了各种各样的图案，还有用乌尔都语和稀奇古怪的英语刷出来的标语。前后保险杠上悬挂着成百上千个五颜六色的铃铛串和徽章，叮叮当当地一路响。从俾路支省果园刚刚采摘下来的苹果的清香，透过车窗飘出来的大麻味，还有刺鼻的尾气，都混合在一起。一旦排成长列的爬坡货车和下坡的运输车遭遇，就会发生可怕的交通拥堵，司机只能一寸一寸地挪动，拖着沉重的货物摇摆躲闪，两个轮子压着岩石边缘勉强通过，那场面真是能让人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

曲折无数的下山路更是一番奇景。一群群的山羊、奶牛和驴子漫步在路边，而我则把车控制在低速档上，飞一般掠过那些沿着陡坡一寸寸下行的货车。终于到了坡底，眼前的风景陡然一变——一马平川的大沙漠，没有一丝山的踪影。上帝保佑，这里居然还能见到人。这是一个粉尘飞扬，令人窒息的滚烫滚烫的炼狱，工人们骨瘦如柴，衣衫褴褛，在令人窒息的热浪中举着大锤砸石头。数不尽的运输带正把石头子倾泻在当啷作响的机器中，从机器里不断地吐出细细的白粉末，堆成锥形。这情景让我不禁想到劳改农场。

破晓时分，我作别德利加兹汗（Dera Ghazi Khan）。垃圾被成堆扫到路边，然后放火烧成灰烬。我在熙熙攘攘的人流、骆驼、山羊、牛群、驴子中穿梭，马车和机动摩托争着载客。水的出现给这座城市的东部地区带来了显著的变化：伊朗和俾路支省空无一物的沙漠、巨石散布的废物堆、广阔多山的竞技场已经被平缓肥沃的田园和印度河灌溉的绿树林取代。有的田地和水平面齐平。驴子和马匹欢快地一路小跑，身后的拖车上差不多盖满了成捆成捆的棉花，而成群结队的公牛则迈着安详从容的步子，不紧不慢地行走着，安静而坚忍。

这里的动物必须为生存而劳顿，谈不上任何情感和爱抚。大多数动物看上去得到了不错的照顾，但有些动物连肋骨都清晰可见，他们一边背负重物挣扎地往前挪，一边还得频繁地挨棍子。日头渐高，天气会越来越炎热，它们肯定很不舒服，夏天的情形就更让人无法想象了。经济欠发达国家的人很少能负担得起宠物这种奢侈品。在土耳其和伊朗，人们养狗来看家或者牧羊，但在巴基斯坦几乎完全见不到这种情景。

有一次我在路边喝可乐养神，一只皮包骨头，背上带着溃疡口的的杂种犬在尘土里孤独地游荡。要不是害怕惹上狂犬病，我肯定会把它招呼过来好好爱抚一番，但当地人的反应却是，只要它发出叫声或胆敢靠近，就会马上大声咒骂，并用东西砸它。

尽管没有一丝风，道路非常平坦，路况也好得多，但从德利加兹汗到拉合尔这段路程却和我在黑海海岸线的遭遇一样让人精疲力竭。在旁遮普的棉花地里，我不得不和各种不适作斗争：喉咙痛、老也止不住的干咳、重感冒和缓解不了的口渴。夜幕降临，我热得睡不着，就连食物也很不适应，好不容易以为可以吃上一顿咖喱饭，却发现肥腻的肉和豆子泡在油乎乎的酱汁里头，真是令人作呕。

拿破仑有一句至理名言：军队是靠吃饱肚子前进的。对于一个自行车手，这句话也完全适用。我强迫自己咽下一根香蕉，以便注入一点儿能量，还得喝上几口可乐。铺天盖地的炎热和湿气、睡眠的缺乏，还有糟糕的饮食状况，这些因素全都加到一起，把我折磨得没精打采，烦躁不安。每一里路都像是永无尽头，每次停下来喝上一口冰镇汽水和芒果汁，我就汗如雨下。除了体力下降和精神萎顿之外，我还得对付当地人。巴基斯坦1.4亿人口中的59%都挤到了旁遮普省，比起俾路支省来，在这里碰上我同胞们的机会要大得多。

路边不远处有一些树和围墙。我悄无声息地溜出公路，小心翼翼地把自行车支在一棵大树背后，然后背靠着墙坐下，带着疲倦的满足叹了一口气，打开一罐菠萝。不过一分钟，一个长着鹰眼的过路人发现了我，于是走过来开始调查。很快，又增加了两个。三个人加在一起能说几句英语。“你好吗？你到哪里去？先生尊姓大名？你是哪个国家的？什么职业？”两个好奇的骑车人慢悠悠地过来，又增加了四只直瞪瞪的眼睛。他们完全察觉不到我是否想要安静地独自用餐，在我这种有气无力的状态下，他们的盘问简直就是口头强暴。

我猜想对这些人讲“隐私”恐怕是对牛弹琴，说不定乌尔都语里根本找不到这个词。

*

距离拉合尔还有40英里的时候，我在一家巨大的加油站停下。停车场旁边有两三家小旅社，还有一个清真寺。我的炎症现在已转移到了胸口，每次咳嗽都带出一口绿色发亮的浓痰。到处都找不到可以睡觉的地方，我在一家小旅社找到了一张轻便床。附近一家牛奶厂的工人能说几句英语，他的很多问题都需要我思考之后才能回答。“你去过哪些国家？难道不害怕孤身旅行吗？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你对巴基斯坦人怎么看？”

最后一个问题真得仔细斟酌一下，因为当你精疲力竭病怏怏的时候，很难公正地回答这个问题。最后，这个英语高手终于离开，消失在当地的清真寺里做祷告，而我则躺在一个吊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睡，直到半夜三更，那架开足了音量播放板球赛的电视机被彻底关掉后，我才慢慢睡去。

*

人生中有一些巧合是如此不同寻常，只有用命运来解释。

在我到达拉合尔的第二天，为期一天的英国和巴基斯坦国际板球邀请赛就要举行，我感觉这好像是专门为我安排的，怎能不买一张票呢？

十二点开赛时还有一些空位，但很快就被占满了。拉合尔的卡扎菲体育馆是一座令人印象深刻的现代化圆形剧场。

比赛开始了。英国队没能趁着开局的大好形势一锤定音，反而让巴基斯坦的球手把比分追平，等他们试图得分时，桩门已经倒塌。在第49轮时，他们被迫出局，给巴基斯坦队留了一个相当舒服的击球目标，在万众欢呼声中巴基斯坦队轻而易举地命中。走道上载歌载舞，塑料水瓶满天飞，涂着红色的“4”和“6”字样的卡片纸被折成飞镖，到处投掷（壳牌公司给每个座位提供一张卡片，以便观众在合适的时刻挥舞狂呼）。这得砍掉多少树才能让这四万个观众尽情地投掷飞镖啊？剩下的垃圾又当何处理？壳牌公司理当对环境保护负起责任。

拉合尔五百万居民头顶上弥漫着灰蒙蒙的污染物，大多数人也许从来没听说过环境责任。整个城市在千千万万辆机动三轮中轰响。这些车嘈杂狭小，更别提什么防震悬吊系统了，他们可以生生地挤入任何一个你看不见的缝隙。幸运的是，车里到处有扶手，车速和方向发生出其不意的猛烈变化时你还有东西可抓。司机需要五面镜子，一面也不能少。

突然之间，只有在电影里才会看到的一幕出现了：三辆机车同时钻向同一个缺口，但这缺口只能容纳两辆车，这种场面让我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名英国司机都会在几秒钟内变成残骸！幸好其中一名司机在最后一秒钟退出，一场事故才算是避免了。

整个巴基斯坦的交通法规可以简单地归为三个字：勇者胜。如果你想保持心平气和，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周遭发生的一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的安排似乎还挺奏效，巴基斯坦每一个司机都是“拼命三郎”，他们似乎早已对此习以为常。

我在火车站周边的经济型酒店找了一圈，但始终没有发现罗夫的影子。我回到购物广场解决肚子问题，却发现这儿竟然有必胜客。浑身油腻的侍者和顾客说话的方式生硬而呆板：“先生，您的比萨需要七分半钟。” “一切都好吗，先生？”这些话都像是按照服务手册一板一眼排练成的。

刚把昂贵但还算能入口的比萨塞进嘴里一半，笑嘻嘻的阿洛伊斯突然现身在我面前，这让我又惊又喜。他点了一份饭，我们俩交流了从奎塔之后的车行见闻。我的胃口还没有恢复到从前，吃饭对我来说更像是一种责任，而不是享受。而阿洛伊斯却已完全恢复了健康，他觉得奎塔到拉合尔之间的骑车经历“妙不可言”。这是他在巴基斯坦的最后一天，明天他将进入印度，继续他的环球旅行。

*

我感觉自己的体力在一点点恢复，于是决定花上一天，做一个完全的游客。我花了一个多小时逛了拉合尔古堡内部由大理石和砂岩建成的宫殿、礼堂、清真寺、博物馆和花园，然后穿过热闹的环形路，来到伊克巴尔公园和独立纪念塔（Minar-e-Pakistan），这是一座庆祝胜利的60米水泥混凝土结构，样子有点像埃菲尔铁塔。当我坐在附近台阶上，欣赏着古堡的景色和巴德夏希（Badshahi）清真寺时，四个男人立刻不失时机地坐到我对面，其中一个人问起我的国籍。

“英国。”

“哪座城市？”

“伯明翰。”

“多大年纪？”

“40。”

“看上去很年轻。”

“不，我很老了。”

“你结婚了吗？”

“没有。”

然后对方脸上呈现出我早已司空见惯的惊讶表情：“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自由。”

从表情来看，他们还是很茫然，不知该如何理解这句话。

“你觉得巴基斯坦人怎么样？”他们的发言人继续发问。

我耸了耸肩：“人不错。”面对四个巴基斯坦人的提问，我能怎么说呢？

“你是基督徒吗？”

“是的。”

“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

“新教徒。”

“对穆斯林你怎么看？”

“我喜欢他们。”

这样的交流没有任何意义，他们的提问水平跟奶厂的那个工人相差甚远。

网吧里挤满了年轻的巴基斯坦小伙子。在伊斯兰教律法控制下，他们被剥夺了一种健康接近异性的途径，于是很多人便热衷于浏览黄色网站。计算机屏幕上出现的幻象将把一些有关女人，尤其是西方女人的扭曲想法施加在这些在性方面天真无知的小伙子身上。性欲就好比希腊神话中的魔兽九头蛇，永不折服，砍掉了一个脑袋，另一个脑袋立刻会取而代之。无论你如何压制，它总会找到自我表达的途径。

我在水槽里洗衣服时，一只探头探脑的老鼠好奇地偷看了我一眼，然后“嗖”的一声溜走了。每次使用浴缸，地上总得发一次大水，而淋浴喷头里却只有滴滴答答的冷水。旅店的床单灰蒙蒙的，印着古老的遗迹，蟑螂倒是一只不见，这让我不由很吃惊——或许它们还没找到这个地方，但我早就预备好了一本跟《白鲸记》同样大部头的《简·爱》，只要有必要，我随时准备举起《简·爱》欢迎它们。

第二篇 印度之旅

无论什么样的气候和条件，你整天都在骑车，一天六七个小时，不管是鹅卵石路、砾石路还是泥浆地，风里、雨里还是冰雹里，无论怎么疼痛都得咬牙坚持。到处都痛，背疼、脚疼、手疼、脖子疼、腿疼，当然，屁股也疼。

——《重返艳阳下》，环法自行车赛七度冠军兰斯·阿姆斯特朗

第十章 事故边缘的司机

“旁遮普”一词的意思是“五条河”。1947年，巴基斯坦被割裂出去，在这场悲愤而血腥的种族大屠杀中，大批人被屠杀，旁遮普境内几条河流被染成血红，还有大约1700万逃亡者越过这条将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分隔两地的新边境。

印度有1800万名锡克教徒。锡克教由那纳诺于1499年创建，他位居十位古鲁（精神领袖）之首。他们戒绝酒精烟草和其他毒品，奉正义为宗旨。他要求门徒留须发，以此象征圣洁；随身携带梳子，以保持长发的整洁；身穿宽松裤，以表诚实；腕佩铁镯，寓意谦卑；身佩匕首或宝剑，象征自己会时刻为了捍卫使命而战。

所有的锡克教男人都围着包头，名字中以辛哈（雄狮）为姓，以表示他们对种姓制度的摒弃。

金庙位于阿姆利则（Amritsar），是锡克人最重要的圣地。庙宇外墙和穹顶覆盖着400公斤金箔，熠熠生辉。我把靴子和袜子放到一个凉亭处，光着脚穿过钟楼底下的拱道，来到一个浅浅的水池边，进入一个巨大的四方形大理石建筑物中。这座庙宇由以“古鲁之桥”著称的堤道相连，立于长方形水池的正中处（Amritsar这个城市就是以此得名的，意思是“甘露之池”）。

1984年，庙宇被一群欲求独立的荷枪实弹的极端分子占领，甘地夫人派遣了大批印度军队与其对峙，此举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她还亲自签署了死刑令。在随后的枪战中，庙宇遭到破坏，她也因亵渎圣所而惨遭锡克族杀手的暗杀。在此后印度教和锡克教的冲突暴乱中，有超过3000人惨遭杀害。

我漫步在环绕水池的走道上，一边享受着脚下凉爽的大理石板的光滑与坚硬，还有脚趾间通透的新鲜空气，一边思考着宗教的意义。1984年的毁坏已经踪迹全无，清晨耀眼的阳光从深蓝深蓝的天空透射下来，将闪烁的金光和雪白的大理石倒映在“永恒与妙喜之池”的水面上，几名朝圣者正在水中清洗他们身上的罪恶。

进庙之前，膜拜者弯下腰，虔敬地用前额触碰庙宇的门坎。人们一排排盘腿坐在地上，全神贯注地聆听三个音乐家的演奏，其中两人一面拉着手风琴一面引吭高歌，而第三位则在几面鼓上敲击着轻柔而富有节律的鼓点。大音箱里传出的乐曲回荡在整个建筑群中，轻抚心灵，催人入梦。记载着十位锡克古鲁教诲的《锡克圣典》包含六千多篇诗篇与圣歌，就放在他们跟前的讲台上，上面遮着盖布。

离开了这片宁静的绿洲，我来到拥挤的大街上，各种各样的视觉、声音和气味如同旋风一样席卷我的五官。机动三轮、脚踏三轮、摩托车、自行车、行人和汽车在大街上争抢着仅有的空间。污秽不堪的狗在垃圾堆里刨食，精力充沛的小狗则打成一团。自行车和摩托车修理铺、旅游代理、货币兑换点、普通的商店、卖假牙和其他恶心东西的商铺、旅馆、小吃摊、服装店、修理工、鞋店、电话亭、甜品店和银行，五颜六色的招牌横七竖八地散落在各处，一家紧挨一家。无穷无尽的自行车铃声、摩托车怒气冲冲的喇叭声，还有机动三轮很不耐烦的噪音混杂成一片，车子的尾气混合着腐烂的垃圾味和被太阳烤热的尿臭味。一个男人旁若无人地对墙撒尿，浑然没有一丝羞怯。

我的旅馆外面有一个酒铺，隔壁还有一个酒吧。我在屋子里畅饮翠鸟啤酒，这是自离开土耳其以来我第一次喝上酒精饮料。

别了，伊斯兰！

*

尽管从欧洲走向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旅行者已经司空见惯，然而四季冰封的喀喇昆仑山脉和帕米尔高原发出的挑战和中国令人惊叹的广阔土地，以及遥不可及的俄罗斯远东地区，这一切都隐藏着让人无法抗拒的新鲜和刺激。后面的路将进一步证明骑车的决定是万分正确的，因为外国牌照的机动车辆被禁止进入中国境内。

我早已证明一个毅然决然的自行车疯子完全可以到达任何豪华四轮车或马力无穷的摩托车所能到达的地方。现在，我更是浑身充满能量。

一进入阿姆利则，我就再也没有时间犹豫不决了，我做出最终决定：不打算向东骑车至加尔各答再飞曼谷，而是利用冬季的几个月好好体验印度，等来年四月再返回巴基斯坦，沿喀喇昆仑高速路一路北上，穿越同温层的红旗拉普山口，再深入到中国西部荒凉险峻的山脉和沙漠地带。

阿姆利则南部郁郁葱葱，土地肥沃。一个“拉贾斯坦邦（Rajasthan）引水渠”的牌子沿水渠而立，还有宣传标语“注意节水”。我骑过棉花地、甘蔗种植园，看见人们拿着铁锹和镰刀在地里干活。路上的自行车、人力三轮、牛车、拖拉机和卡车多过小汽车。最简陋的单速自行车被改造成了运货车，有的埋在山一样的甘蔗堆里，有的载满了巨大的金属搅拌机，最蔚为奇观的是两辆装满了敞口柳条筐的自行车，筐子里塞满了活鸡。

我在根加讷格尔（Ganganagar）附近的一家路边餐馆歇下脚来。这种地方通常简单到不行，几套上了漆的木桌椅，高低不平的地面上堆满东西，几根木椽撑起一个用茅草或椰棕铺成的遮阳顶，下面是几张轻便床。水被储存在四个巨大的泥瓦罐里，呼呼叫唤的煤气灶上，一口炒菜锅在冒着热腾腾的蒸汽。一个男人坐在角落里，正把面团擀成印度薄饼。我坐在阴暗的室内考虑着点什么样的菜，从身后的昏暗处突然冒出一个满足的饱嗝。

两个货车司机悠闲地漫步走来，留下他们的伙伴（其实就是两个不大不小的男孩子），用铁棒砸着轮胎检查压力。一般来说，印度的货车通体都是火一般的桔黄色，车上的牌照有时是“全国通行”，有时是“印度通行”。每辆车后部都涂着“请按喇叭”的字样——我推测那意思是“超车请按喇叭”。塔塔和阿斯霍克雷兰德这两家汽车制造商似乎垄断了整个市场。

邻桌三个男人中，有一个和我搭讪起来，问我怎么看印度？我回答说我刚到这个国家三天，还无法回答这样一个宏大而复杂的话题。他的英语很蹩脚，没弄懂我的意思，不过他还是坚持给我买了一杯啤酒。他说话时脸和我凑得很近，让我觉得他有些傲慢。等我起身准备付钱时，他坚持说我是他的客人，他愿意付账。我怀疑他有点醉了，于是便塞给他几个法国、匈牙利和伊朗的硬币。

“你这人真是太好了！”他大声说，一边给我一个熊抱。

甘蔗地和棉花种植园一路延伸到拉贾斯坦邦的苏拉塔噶尔（Suratgar），此后公路两旁出现了起起伏伏的沙丘，上面分布着灌木丛和稀稀拉拉的树木。骆驼已经替代了公牛，路上的车也稀少起来，村庄变得越来越稀疏，土地越来越沙化，旁遮普空中那些友好的云彩，在这里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路上的车辆有一半是军用的，我经过了几十座军营和仓库，拉贾斯坦大沙漠正是印度做核试验的地方。经过1948年、1965年和1971年的战争，印巴两国之间的敌意并未得到任何缓和，边境仍然是双方兵力最集中的地方。

令我感到震惊的是，战争无一例外地总在那些最无法承受战争的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进行。是战争制造了贫穷，还是贫穷催生了战争？我猜这个循环一旦启动，就会一直自动运行下去。战争极其昂贵，据说维系巴基斯坦62万军队的费用占掉政府总开支的30%。尽管该国1.4 亿人口中差不多有一半不到15岁，但教育经费却仅仅占据了不到十分之一，经济上更是岌岌可危。在印度，6岁到14岁的孩子中，只有不到半数接受正规教育，印度的文盲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印巴两国之间的贸易来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远方大炮发出的隆隆声标志着原本可以用来改善两国生活水平的几十亿费用被炸得无影无踪。旅行告诉我：在这个地球上，人类之间的共性远远超出了冲突，尽管有那么多自私、偏执的政客和宗教领袖天花乱坠地怂恿和煽动人民，但在自然状态下，人们通常都是和平相处的。一个崇山峻岭、与世隔绝的小城邦真的值得大动干戈，甚至不惜牺牲两个国家数百万目不识丁、一辈子被囚禁在贫困中的人民吗？

*

伦卡兰萨（Lunkaransa）附近路边小馆那个老板顶着圆鼓鼓的肚子，这在印度非常罕见——这个国家很少能见到胖子。他骄傲地向我展示着一排炖锅，里面装着各种各样让人垂涎欲滴的酱料，接着又告诉我不是给我吃的，大概是他留给自己的吧。

土耳其的食物有些贵，想要随心所欲地吃好不太容易；伊朗的很便宜，但品种过于单一；巴基斯坦的东西简直没法入口；但印度却是巴基斯坦饮食恶梦结束之后的充满牛奶和蜂蜜的乐土。这里的食物很便宜，随处可见，而且鲜美无比。即便路边小餐馆用金属托盘端上来的印度菜，也是一道道美味的蔬菜咖喱、豆汤、黄瓜酱、烤饼和薄饼。因为吃得很好，我的体力很快恢复到了正常。

一群男人挤在我的自行车旁，傻傻地盯着变速杆、旅行电脑和那对怪模怪样的脚踏板（他们从没见过脚底带钉的防滑靴），满脸困惑不解，直到我抬起脚让他们看见铆在靴子底上的金属钉，他们才恍然大悟。有那么一会儿，我什么都看不见了，因为自行车周围里三层外三层地堵满了身体，不过我已经很超脱了。想想看，要是一个拉其普特士兵骑着他的骆驼或一个泰米尔人骑着大象走在伯明翰，然后把那头动物拴在韦尔奇门餐厅门口歇脚的话，我敢说周围也会有无数双瞪圆了的眼睛，我恐怕就是带头问对方“哪国人”的那一位了。

有人问我随身的水瓶里装的是不是刹车用的润滑油。

“不是，是给发动机用的水！”我答道。

一辆发动机前置的货车停在几码远的地方。司机的助手撩起兜提（印度男人穿的传统腰布），爬到缓冲杠上去检查引擎，他突然走光，我发现他没穿衬裤。

最末端的一个男人在问我的自行车速度能否达到每小时50公里。

我回答说在一个名叫斯坦福大桥的地方，我曾经达到时速98公里。但要达到这样的速度，必须有一条坡度够大而且笔直平滑的路，想找这样的路很不容易。我的答案令他惊叹不已。

*

比卡内尔（Bikaner）和印度其他地方一样，到处是疯狂拥堵的人群，母牛在路上悠闲自在地踱步，有的甚至舒服地躺在马路中央，车辆在它们周边兜圈子。几头母牛中有一个准确地捕捉到了食物的味道，在我停下来翻看道路指南时，它吸着鼻子、流着口水凑到了我的车兜上方。于是，我陷入了一场令人绝望的挣扎之中，这位文静优雅的“公主殿下”不顾一切地冲上前来，而我则左突右挡，使劲儿躲着她。这真有点儿像在和一台推土机搏斗。

一个小男孩走上前来，好像对我的自行车很感兴趣，我想趁此机会问他常青旅店的方向。

“你叫什么名字？”他反问道。

“克里斯。”

“哪国人？”

“英国人。”

“你有什么爱好？”

“折磨小男孩。（编注：此为玩笑话）”

“我喜欢搜集钱币。”

我不得不再三向他重申，我没有英国硬币。

终于，他放弃了索要便士。“给我印度硬币也行！”

过了比卡内尔，起伏的沙丘就再也看不到了。骆驼和山羊在充满荆棘的树林里溜达，几只山羊用两条后腿支起身体，去够低一些的树枝，四处散落着一片片短小而稀疏的草地。昨天还是满目皆沙，今天展现在眼前的就是土壤、干草堆和犁过的田野了。路上的车很少，只有少数几辆货车，骆驼拖着两轮车往前走。时不时地，有瞪羚羊飞快地穿过马路，以惊人的速度和非凡的优美姿态向平坦的远方跑去，一条长尾巴的灰猴大步流星地穿过马路。秃鹫啄着躺在路边的血淋淋的尸体，一边拍着翅膀，一边狠狠地向我发出嘘声，我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从它身边经过，空气中扑来一阵尸体腐烂的臭味。在村庄里，永远也躲不开的奶牛大摇大摆地在马路中间散步，狗儿随处可见，通常都是在阴凉地里睡大觉。它们以残羹冷炙和垃圾为食，个个自在逍遥，对我这样的自行车手毫无兴趣。

拉其普特人很好战，他们驻守着自己的村镇。杰伊瑟尔梅尔（Jaisalmer）的要塞呈蜂蜜色，蔚为壮观，角楼和城墙高高地耸立在平原上，几英里以外就能看见。许多世纪以前，这座城邦位于连接印度和中亚的“香料之路”的要道上，从天而降的财富滚滚而来，但海运的兴起和孟买码头的兴建最终封闭了它和亚洲其他地方的连接。后来由于其位置接近巴基斯坦边境，因此杰伊瑟尔梅尔重新发展成为军事基地，但旅游贸易依然占其收入的绝大部分。

城里的街道异常狭窄陡峭，我只好时不时地从车上下来，推着沉重的自行车向上走，靴底的钢钉很难固定在滑溜溜的鹅卵石道上。一个男人帮我使劲推了一把，我微笑着向他道谢，印度人真让人感到亲切。

在山顶，铺了路的巷子胡同和带有阳台的大型石头建筑交错在一起，好似一张大网。耆那教和印度教的庙宇、被精心雕琢过的传统拉其普特宅邸、网吧、货币兑换点、纪念品店、宣传骆驼游的旅游代理、屋顶餐厅，还有那些名叫“沙漠景观”、“杰萨尔王宫酒店”、“城堡酒店”的宾馆一同挤在狭窄的巷子里。

四处是一片罕见的宁静，让人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身在印度，由于阴暗的街道和人行道实在过于狭窄，摩托车、汽车和机动三轮一律被挡在城墙之外，我也不得不从流着口水的母牛中间挤过去，男人们拖着凉鞋，穿着常见的棉质长裤和长袖尼龙或棉衬衫，见到我立刻恭敬地道好 ：“早安”、“您好，先生”、“那玛斯得（您好）”，然后问我是否想做他们的三轮车，或者问我是否想住一间可以环望沙漠的景观房。

在一个俯瞰小广场的阳台上，我美美地大吃了一顿，吐司面包、荷包蛋、烘豆、奶酪，再配上一杯过滤咖啡，一顿标准的英国早餐，这样的早餐我已经梦想了整整五个月了。虽然我很喜欢印度美食，而且也很想品尝当地的风味，但一成不变的煎蛋饼早餐再加上白天晚上各种各样的咖喱味儿，似乎有点过于重复了。

阳台下面，一小群人正围着一辆光滑锃亮的带有德国牌照的摩托车欣赏个不停。一群由奶牛、山羊和狗组成的清洁队已经打扫完了一堆“碰不得”的东西，现在开始刨开一堆高高的垃圾，一头奶牛正奋不顾身地往上爬。

*

一天中的头两个小时总是最棒的。黎明的空气清冽，让我裸露的前臂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太阳像一个通红的火球，从我左边的田野上冉冉升起。几只愁容满面的长尾灰猴从我眼前横穿马路，带着漫不经心却令人惊叹的运动技巧跃到树丛之中。车辆在大声鸣叫，不是恭敬有礼的“别别”声，而是按足了喇叭，发出变化多端的噪音。我真应该在自行车后面贴一个标志“请保持肃静”，或者七个“嘘”的标志！机动三轮和摩托车挨近我与我并驾齐驱，车主默不作声地给我一个漫长的巡视，然后一溜烟儿加速飞驶而去。

人们住在顶着茅草圆屋顶的环形土屋里，站在路边直愣愣地望着我。有的人拍着手，示意我停下；还有人含糊不清地喊着话，或者干脆举起手，默默致意。放牛童兴奋地冲我大声尖叫。一群身着白衣的妇女中有一个人忽然叫了一句“您好”，我吃惊地差点儿没从车上掉下来。其他妇女一直就这么注视着，没有一个人向我招手或对我说话。

时近中午，茂密的树林在马路上投下长长的影子。昨夜睡得很好，我飞驶在拉贾斯坦邦通往古吉拉特邦（Gujarat）的道路上，浑身上下布满了充沛的精力，在巴基斯坦经历过的胃疼、感冒、喉咙痛、胸腔感染和虚弱已经成为永远的记忆。尽管身体的恢复程度完全超过想象，途中的恐惧感也已烟消云散，但我的身体还是产生了一种非常灵敏的平衡机制，使我不至于用力过猛。

日头渐高，天气越来越热，身上的疼痛会适时地发出警告的声音。腰部右下方的不适已经有些时日了，胯部的酸疼也在逐渐加重，左脚处鞋与脚蹬子接触的地方也发出刺痛，这些都让我不时地停在路边休息片刻，养养精神。每到这个时候，我的自行车就会被吞没在一大群人中间，他们戳戳坐垫，拉拉刹车，动动控制杆，好奇地打量着脚蹬子和变速器，或者试探地按按旅行电脑上的按钮。

*

印度社会分为四个种姓，最高是婆罗门，其后是刹帝利（贵族或武士），然后是吠舍（农耕者和商贾），最后是首陀罗，即手工业者。贱民（不可触碰者）没有种姓，从事其他人不愿意干的事，比如打扫卫生间、洗衣服、制鞋（皮革被认为是不洁净的），还有殡葬。

每个种姓都需履行一整套宗教和社会责任，这被称为“dharma”。婆罗门必须研习吠陀诸经并传诸后代，刹帝利必须专注于军事和政务，吠舍从事农商活动，而首陀罗则天生服务于其他种姓。低种姓的人必须顺从自己的命运，所得到的回报便是轮回至更高的种姓。那些行为不当的人则会受到惩罚，死后投生为动物或昆虫。

人们此生履行自己的职责，接受与生俱来的条件，以期在下一世能升转至更好的处境，就这样经历生生世世的轮回，直到有一天直达解脱境界——摆脱生死，获得解脱。这种制度养育了大众的漠然和惰性，因为一个人并不能通过个体的才能、动力、奋斗或努力来获得相应的回报，有权有势者的地位便轻而易举地得到了维护。

类似的种姓制度也延续到了马路上。卡车和巴士处于金字塔顶层，接下来是小汽车和面包车，机动三轮和摩托占据第三层，自行车和人力三轮在这个阶层制度中垫底，只有行人才会给骑车的人让路。那些在我离家前为我的安全担忧的人满是幻想：抢劫、暴力、劫持，被土匪捅刀子，还有毒蛇（听说印度每年有两万人死于蛇口），不过，最大的受伤威胁还是交通安全——印度的公共交通事故死亡率是世界上最高的。

在连接帕兰布尔市（Palanpur）和艾哈迈达巴德（Ahmadabad）的繁忙公路边缘，到处可以看到交通事故现场和抛锚的车辆。噪音震耳欲聋，摩托车手猛按喇叭，警告低种姓人群马上让道。本地骑车人一听到这种凶猛的喇叭声，立刻闪到道旁，就像野生动物遭了狮子的埋伏一样，只能等小汽车、货车和巴士经过后才能回到大路上。但是一辈子养成的习惯可不会轻易改变，我可学不了他们，而是死皮赖脸地黏在公路上，傻乎乎地使足了劲儿向这帮子粗人灌输一点点“英式礼节”。因为自行车上没有配备车铃或喇叭，我只好一路上大呼小叫。

巴士司机喜欢突然停到你面前，然后猛地砸一下刹车（当然，没有任何指示灯或刹车灯），你被挤到根本没有立锥之地时，只好被迫进入街道旁狭窄的缝隙里（因为你要冒着和下车的乘客们撞头的危险，或者一头撞到一扇敞开的车门上），或者你不得不停下来，裹在废气里，气喘吁吁地耐心等待。

大货车通常超载，车辆非常不稳定，极为危险。很多司机没有受过训练或者时常疲劳驾驶，酒精和印度大麻的作用让他们的手足极不协调。有时几辆车突然插过来，挤得我只剩下几英寸的空间，变调的喇叭把我的耳朵都快震破了。每次我都得迅速躲开迎面驶来的塔塔汽车，然后被迫死命地按刹车或干脆死里逃生地躲到马路外面，口中默念咒语，心头宣泄一番。

在印度，最赏心悦目的就是看着这些该死的庞然大物低声下气地等待一头奶牛从马路上大摇大摆地走过。再疯狂的喇叭声也敌不过牛儿们那高贵的漠视，货车司机或者巴士只得被迫停下——当然，这些奶牛完全知道自己神圣而不可侵犯，而且刀枪不入。

古吉拉特当局正在发起一场提高道路交通安全的运动，很多地方都能看见英文标识，比如“保证安全，让我们一起努力！” “这是高速公路，不是跑道。”古吉拉特的识字率只有61%，又有多少人能看得懂英文呢？

“他***的！”我对着开着的车窗向司机恶狠狠地吼道——一辆超车的巴士为了躲开几乎迎面驶来的小汽车，极其危险地冲到一辆货车前面，又突然来了个急刹车，躲开一名行人。

*

马赫萨那（Mahesana）和甘地讷格尔（Gandhinagar）之间正在修建一条非常重要的车道。我看到身着五彩缤纷纱丽服的窈窕淑女，居然弯着腰在清理着公路底下的泥土，她们把碎石块捡到一个铁锅状的柳条篮筐里，然后顶在头上运到别的地方。

生而无望，这一定是最悲惨的事情了。我一直相信，只要自己努力，我就一定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或许，我可以就此把自己定义为一个乐观主义者。但对于这些女人而言，唯一的安慰就是一种信念，一种深信自己在下一世能逃离目前生活状态的信念。

艾哈迈达巴德和孟买之间的NH8公路成了印度最繁忙且最危险的赛车道。我很想加速，但又担心损坏自行车。路面上很多地方损毁得很厉害，我只好绕弯避开大大小小的坑洞，蹦过路面上的起伏带。一辆车在瑙萨里（Navsari）附近的一座窄桥上抛了锚，后面堵上了一长溜货车，不过我还是紧紧贴着路边，沿途闪避着副驾驶座喷射出来的唾沫，从一片混乱和狼藉中脱颖而出，冲到了队伍的最前方。

“事故多发地段！慢行！”公路弯道上的标识闯入我的眼帘。

一个地段怎么能“事故多发”？“事故多发”的当然只能是司机了，那还用问？

第十一章 “脚臭”和“特别”的茶

几英里长的人行道上散布着木头、帆布、塑料膜和瓦楞铁皮胡乱搭起来的棚屋，赤条条的孩子在路边玩耍，排成长队的货车等待进入码头……我终于找到了一条走出这座印度最大城市的路。孟买和加尔各答一样，像一块磁石一样吸引着一贫如洗的乡下人。在这座拥有1500万居民的大城市，大约有一半人住在棚户区。到了2015年，这座城市的总人口很可能上升到2800万。要探索这座城市的灵魂，三天远远不够，而高昂的食宿又使我无法待更长时间。

NH17号公路，沿孟买以南的海岸线一路延至科钦(Cochin)，这条路比艾哈迈达巴德那条颠簸的羊肠小道好走多了，路面更平整，车辆也明显减少。这条路攀缘并蜿蜒到西高止山脉（Western Ghats）浓密的雨林丛中，热带山林与印度西海岸相互平行，绵延几千英里，沿途风光美不胜收。每年六月，大腹便便的季风雨云从印度洋靠近这里，在更冷的同温层里大量积聚，从西高止山脉上倾盆而下，令默哈讷迪河、戈达瓦里河、克里西纳河和卡高韦里河焕然一新。这些河流和它们的支流滋润着印度中部和南部，给孟加拉湾东部的植被、动物和人类带来至关重要的生命力。这片地域的年降雨量达29英尺之多。

一头水牛尸体躺在路边，僵直的四肢直挺挺地伸展着。两个男人，中间夹着一头山羊，坐着一辆冒着蓝烟的助动车急驶而过，另一个男人，神秘地推着一辆绑着缝纫机的手推车迎面过来。他尊姓大名？他往哪里去？他做什么职业？工资多少？我应该请他停下来好好问问——他要是会说英语，答案肯定非常有趣。苗条的女人穿着亮闪闪的纱丽，头上顶着看起来又大又沉的柴火或水罐，步履轻盈地在路边疾行，匀称的臀部在纱丽的包裹下诱人地摆动。

阳光在闪耀，成千上万的热带鸟儿叽叽喳喳地叫着，两头牛拉着车缓缓地从我身边走过。在脑啡肽愉快的催涌下，我舒舒服服地坐在一棵绕着藤蔓的榕树下，背靠着一个驮筐，用印度甜品补充一下能量。尽管印度的交通一度让我不知所措，但自从经历了欧洲那些最捉摸不定的日子之后，我的信心早已增强无数倍。只要自行车不给我找麻烦，并且我身体健康，我对自然界的各种暴行——逆风、山脉、雷雨或沙漠等——全部无所畏惧。

半山腰上，依稀可见几个小小的人影正在地里干活。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20世纪初时西高止山脉上覆盖着的约62000平方英里的热带雨林已经迅速减少到如今的5000平方英里。大片的土地被清理，种上尤加利树、茶叶、咖啡、豆蔻和腰果，还建了公路建筑、矿山和水利发电工程。树木的急剧减少使雨水无法充分吸固，成为洪水泛滥的主要原因。

*

“果阿”这一地名说明该地隶属葡萄牙长达四个半世纪之久，直到1947年印度独立，果阿才得以解放。

尽管我的身体棒极了，晚上睡得很不错，而且也在有规律地补充能量，但从马普萨（Mapusa）向南的公路上，我感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疲惫。表面上，今天去往普里（Pololem）的路程应该比较轻松，因为路程比平常短，我自认为是轻而易举就能完成的。但事实却大相径庭：天气炎热，山路颠簸曲折。我忍着口渴，骑过了雪白的罗马天主教堂、微微泛光的稻田、招手示意的路人和马路边翠丰集团、生力啤酒的广告牌。我的肾上腺激素水平还没上升到一定状态，如果没有心理上的调整，我很难兴奋起来。

在普里，随处可见背包族和身着宽松围裙，满头缠绕着发辫的嬉皮士。当地的生意人早就开始学着迎合西方口味和需求了。尽管这里到处都有网吧、饭店、旅馆、公共电话厅，以及卖卫生纸、衣服、二手书、工艺品和纪念品的商店，整个村庄依然保留着印度的原生态。顺着广阔的黄金海滩，有茂盛的棕榈树和葱郁的小山，整个画面如同一首美妙的田园诗。我脱去被汗水浸透的衣服，缓缓地跑过两三只停在沙滩上正等待重返大海的小渔船。

*

在果阿的海难边慵懒地逗留了四天后，我继续南行，向卡纳塔克邦（Karnataka）行进。柏油路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很是颠簸。在坎普塔（Kampta）一家餐厅喝饮料时的一场对话我依然记忆犹新：

侍者：“Odour Foot（脚臭吗）？”（译注：实际是“order food”，点餐。侍者说话有口音，听起来像“脚臭”）

我：“您说什么？”

侍者：“Odour Foot（脚臭吗）？”

我停顿了一下：“抱歉，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真让人尴尬！他打算给我滑石粉还是一双干净的袜子？我知道我的脚出了很多汗，一天结束后脱掉靴子时可能确实有那么一点儿味道，不过不至于那么浓烈吧，隔着靴子就能闻到？

侍者（面无表情地）：“有的人会先喝水，然后‘Odour Foot’。”

越是往南，天气就越来越闷热，就连早晨的清新空气都已不复存在。从西高止山到阿拉伯海的河流宽阔壮丽，泛着金光，几座大桥横跨两岸。但这会儿可不是欣赏风景的好时候，因为只要我一走神，自行车就会立即塌陷到坑里。我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地经过印度石油、巴拉特石油和印度斯坦石油的加油站、被撞得底朝天的破卡车和巴士、棕榈树、成片的椰林、成群结队的公牛、光着膀子、肌肉发达、齐膝立于水中的男人，还有深一脚浅一脚的稻田、荒弃的海滩和覆盖着热带雨林的浓密山林。

我又热又渴地穿越芒格洛尔市（Mangalore），喉咙疼极了，于是从路边的小摊上买了一瓶可乐和两个炸蔬菜饺。口齿不清的小贩可以做鲜榨菠萝汁，因此我又买了一杯。和往常一样，那个将信将疑的主人很难相信我是从英国一路骑车来到这里的，而且竟然骑了六个多月。

他问我什么时候打算回家。

“明年九月。”

“您的职业？”

“运输。”我含糊其辞地回答道。

“工资多少？”

“一年大概两万英镑。”

他把英镑换算成卢比，然后问我英国有没有穷人。就像我在发展中国家常常遇到的那样，他也同样没想到欧洲国家的生活成本也很高，还以为我们个个有钱没处花。当我告诉他欧洲也有不少乞丐时，他满脸惊讶。

“你结婚了吗？”他又问。

“要是结了婚，我就不可能这么自由自在地自行车环球旅行了。”

“婚姻给人安全感，却不能提供自由。”他严肃地说道。

临行前，我和他握手道别。

“祝您一路顺风！”他以那种很难模仿的印度方式摆了摆头，这个姿势介乎点头和摇头之间，似乎表示在宇宙的秩序中得到了全然的和谐与满足。

“谢谢！”我答道，“祝你马到成功。”

*

喀拉拉邦（Kerala）是印度教育水平最高的地方，识字率为91%，远远高于全国52%的平均数，其出生率则为全印度次大陆最低。几个世纪以来，阿拉伯、犹太、荷兰和葡萄牙的商人为了占据这个国家的橡胶、柚木、腰果、茶叶、豆蔻香料和胡椒等丰富资源而斗得不可开交，直到1795年恃强凌弱的英国人收紧了绳套。1957年，喀拉拉邦选举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民选政党。在一个上坡道上，透过路边树林的缝隙，我看到绿色波浪般起伏不定的热带树丛远远地向远方伸展而去。一辆运输车紧跟在三个轮子的机动摩托后面，骄傲地显摆自己的四轮驱动装置，而我则轻松自在地拉着它前行，一路脸上笑开了花。

孤身旅行有很多好处。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步调和预算来旅行，而且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随时随地停下来。你只需要满足一个人，生活变得简单多了。行驶时，我会完全沉浸在周围的景象和声音里，一天80英里的定额让我只有在旅行间歇休息的时候，才会想念其他人。

我在果阿也曾遇到过一对开心的游伴，是我在伊斯法罕遇到的一对夫妇推荐的。这对开心的英国夫妇很是特立独行，开着一辆老牌的法国雪铁龙2CV满世界跑。瓦卡拉（Varkala）500公里海岸线上耸立着棕红色的悬崖，那里的游客主要是英国人、荷兰人、德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现在想起来真是觉得古怪，身处这样一个拥挤的海滩，我居然比在沙漠腹地中露宿时更觉孤单。虽然周围到处英国人，而且其中不少人还非常风趣，可我却不知道该如何与人建立关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现在竟然非常渴望有人过来问我“是哪国人？”或者“做什么工作？”但毫无疑问，周围这些人也像我一样，不愿贸然侵入别人的空间。

这里的环境的确很浪漫，一段爱情故事恐怕是打发时间的最佳途径了，但有魅力的单身女人通常不会独自旅行。到目前为止，我唯一遇上的只有一位法国女郎。她花了九个月从蒙彼利埃（Montpellie）一路途经埃及、约旦、叙利亚和土耳其，最终到达伊斯法罕。她头天晚上抵达阿梅尔卡比尔（Amir Kabir），我则在第二天一早离开那里。我很喜欢她，但我已经承诺了要在第二天启程，因此没有足够的时间。只好错过这段可能的艳遇。

我曾经收到过一封荷兰车手的邮件，她陪伴艾瑞克和艾玛穿越了东欧，她在邮件中用非常形象的方式强调了女人单身旅行时会遇到的问题。

快到西姆拉（Shimla）时，我遇到了一个恐怖的家伙，这人手指交叉，向我打手势示意我停下。我告诉他我不懂印地语，不明白他的意思，他便跟在我后面开始拉我，我把他推开，想逃走，但路实在是太陡了。他再次冲到我的后面，做了同样的事情。我开始大喊大叫，远远地看见有人走过，他松开手，我怕极了，只好一头扎进最近的一家旅馆。

这就是我的故事。这里的男人对西方女人的想法很愚蠢，他们总是在骚扰你，即便你穿着宽松巨大的衣服，也说你性感，想和你合影。但是我不想让因此而破坏我的旅行，明天我会重新跳上自行车，享受路上看到的一切，这样的经历实在是太棒了。

我是个男人，自然不那么容易受到性骚扰，而且也很少考虑这个问题，但这样的事情也曾经发生过。学生时代搭便车的时候我就遇到过好多次同性恋。这些人让我感到极为尴尬，不过这些事件基本上一闪而过，而且没留下什么伤害。大多数时候他们是将一只试探性的手放在我的腿上，而我会立刻坚决挪开，把手推回给它的主人。

有一次在摩洛哥的海滩上，一个大块头的渔夫色迷迷地把我堵到了帐篷里。我一次次地把他推开，他突然变得面目狰狞，眼睛喷出火来。“我杀了你！”他用西班牙脏话威胁道。

没人知道我在哪儿，他确实可以把我杀掉，把我的尸体系在一块大岩石上，扔到海里去，还有比这更聪明的主意吗？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但毫无疑问，那会让我终生被困在恐惧的心理阴影中。我当时能做的只有好言相劝，感谢上帝，这个策略获得了成功。

我随身带了两个护身符，很小很轻：其中一个是只小袜子，是上回我哥来看我时三岁的侄女留下的；另一件是我在离家一周前举行的告别晚会上收到的一份礼物——这是一个标准的急救盒，里面有一副针线、一个古老的三便士硬币、一块折叠起来的口香糖、一点儿胶带、一粒阿司匹林片，还有两张折迭得紧紧的A4纸，纸的正面滑稽地描述了一个办公室的小职员如何被公司派遣，孤身一人骑车踏上了穿越亚洲的调研之路；背面是一份使用说明：盒中不含未经使用的火柴。我们认为，对于任何一个愚蠢到想孤身骑车走遍半个世界的人，为安全起见，都不应该提供给他未经使用的火柴。

想到多年前摩洛哥帐篷里的经历，我决定带上这个急救盒，以防万一。旅途中每当感觉寂寞的时候，我只需打开这个火柴盒，查看一下里面那几样东西，就可以立刻回到五月份的那个晚宴上，甚至似乎可以听见当时客人们醉醺醺的笑闹声。

我去了一趟网吧，出乎意料地收到了罗夫的邮件。

“噢，噢，噢！哥们儿。

我以为我从奎塔到拉合尔已经跑得够快了，没想到听说你比我还快了两天——就为了看一场乱七八糟的板球赛?真有那么邪乎吗?

不管怎么说，我在10月31日抵达边境线，奥地利猛男已经在那里等我了。我又掉头往曼谷去了（花了350美元），三天后到达。说实话，在中东这个大垃圾箱里扑腾了这几个月之后我才发现，泰国真是个好地方，我真是不虚此行！我在这里过得很放松，悠闲自在。

我在悉尼已经呆了四周，大多数时间在英皇十字区，这恐怕是这片大陆上最不是东西的地方了！感谢你寄过来的卡片，我在拉合尔也想过离开酒店后找你，不过五分钟后，我就发现单是火车站附近就有两百家旅社……

我肯定错过了印度的很多垃圾（字面意思），好家伙，这样的自行车旅游到哪里算是个头啊！在拉合尔的头几天，上楼梯就简直要了我的命！我也不知道下一步会做什么，我会在澳大利亚再待六个星期。祝你一切顺利——不光是在马桶盖上！

——罗夫”

瓦卡拉的大多数旅社和饭店都集中在北部的悬崖上，除此之外还有网吧、二手书店、手工艺品商店、美容院、按摩间、冥想教室、瑜伽教室。旅行社打着各种各样的广告：自行车出租、骑象游、钓鱼历险、漂流、船屋，还有各种打折火车票和飞机票。

圣诞节的晚上，我在崖顶的小路上散步，左边是远处传来的海浪拍击悬崖的声音，右边是熙熙攘攘的集市、耀眼的灯光和热烈的叫卖声。

“晚上好，先生。”

“您好！有事吗？”

“今晚我们提供特殊菜单和（神秘兮兮地放低了声音）特殊饮料……”

新鲜的鲨鱼足有三英尺长，鲷鱼和乌贼被陈列在餐厅外面。我被那份“特殊菜单”、饮料和现场音乐给吸引住了，终于抵不住诱惑坐进了这家“日落餐厅”，并点了一份鲨鱼、薯片和色拉。四周用柱子支起的遮阳篷上挂满了一串串彩灯、彩带和气球。几个烟花冲向天空。现场演奏还没开始，然而，隐匿的音箱里已经传出了雷鬼音乐。鱼块很大，稍稍佐以香料，吃起来有种扒里脊的韧劲，味道鲜美极了。

“请允许我对你们的茶表示赞美。”说罢，我又点了一瓶翠鸟。

侍者露出愉快的笑容：“您喝的是我们特制的茶！”

我又倒了一杯啤酒，满足地看着侍者在过往的游人中灵巧地穿梭，这番功力毫无疑问是多年勤学苦练的结果。两个年老的美国太太戴着圣诞老人的帽子，邻桌的三个男人和两个女人随身带来了一个小小的充气圣诞树。其中一个女人肤色稍黑，显然是个漂亮的混血儿，她身姿绰约，说着一口完美的英语，稍稍带有一点点口音。突然间，我感觉自己很孤独，这种感觉就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我不知道该往哪儿看，那种心满意足的感觉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有些不自在，于是喝干啤酒，付了钱，走出门去。

*

穿过喀拉拉邦沉睡的首府城市特里凡得琅（Thiruvananthapuram）之后，我很快来到印度最南端的省——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天色阴沉，空气显得沉重而湿冷。商店里摆满了西瓜、香蕉、椰子、石榴、菠萝，吧台里陈列着色泽鲜亮的汽水，不断发出诱惑。印度人似乎酷爱噪音，在很多村庄里，印度流行音乐或者奉爱音乐从捆在大树上的大喇叭里传出来，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五彩缤纷的墙画继续大肆地宣传着各种产品和服务，从背心短衫到水泥到电影制作，应有尽有。

科摩林角（Kanniyakumari）是名副其实的“天涯海角”，栖息在印度大陆这个倒三角的顶端。这里拥有印度最神圣的庙宇。卖胶卷的，卖纪念品的，卖工艺品的，随处可见，朝圣者和度假者成了挨宰的羔羊。我走进一家餐厅，除了带着猜测的眼光扫视我的那两个年轻姑娘，我恐怕是这个镇上唯一的外国人了。在这个阿拉伯海、孟加拉湾和印度洋神圣汇流的地方，有一片小小的沙滩，许多穿戴完整的朝圣者在水中沐浴。

现在，我又刚刚完整地穿越了一块次大陆，我的旅行电脑上已经积累了将近9000英里，这让我确信无疑：我的旅程已经过半。已经走完的几千英里就像一个稳步累积的储蓄库，证明我的确拥有足够的体力和意志力一路走向海参崴和日本海。

我在绵绵细雨中回到了旅馆。这是自科尔曼与巴姆之间那场壮观的大暴雨后我遇到的第一场雨，它让我内心充满了少有的平静和安宁。

第十二章 远离法国

“水！”我坐在350卢比一天的阁楼里，吃着早餐——香蕉加橘子，突然从天花板上的缝隙里掉下几滴水。

“下雨了！”前台的女士抬头瞟了一下窗外。我把钥匙还给她，拿回550卢比的押金。

穿雨衣太热了，我决定给自己来个雨水浴。西高止山脉南部的山峰盘根错节的绿拳头直插积满雨水的云团，过了一会儿，眼前的风景又变得平坦起来。相对于海岸线来说，这里的树少了，多了一些开阔的空间。在这样的天气里，水鸭和青蛙是如鱼得水；一个小男孩挥舞着长杆，沿路赶着一百来只母鸭，马路旁的水坑里发出聒噪的蛙鸣。

我的汗衫和绑腿很快湿透了。我是个英国人，这种情况当然司空见惯，其实一旦全身湿透，你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兴奋感。身处热带，我的衣服经常被汗水湿透，但这次是一种清凉清凉的快感；我不再满脑子想着找水喝，水瓶里的水很新鲜，而且没有塑料的味道。路上的标志看起来有点儿模糊，我不得不摘掉眼镜。雨水渗到了我在果阿买的多音喇叭里了，结果喇叭只发出一个调子，来回重复。我懒得掏小刀打开电池盖，干脆把这个精巧的废物从车把上拧下来，扔到草丛里，随着最后一声怪叫，它正式沉默了。

伊拉克有句谚语：“湿透了的人不怕雨。”但风却是一个更大的难题，上帝撕开天幕，把他的大电扇开到最高档，龇牙咧嘴的西北风呼呼地转动着农场上的大风车。我骑行的每一米路都像是从马路上硬生生地挤出来的，就像从一个干瘪的柠檬上再挤出最后几滴汁水。

大雨倾盆而下，在路边的一家小餐厅里，我一边听雨水不断打在金属铁皮顶上，一边在一张香蕉叶上吃着我的咖喱米饭。在戈维尔伯蒂，人们光着脚踩着飞溅的水花，淌过一个又一个巨大的水塘。雨还在不断下，我从阿南达旅社出来，到外面探探路，买点儿明天的早餐，再理一下头发。晚上出门吃饭的时候明明已经变成了毛毛细雨，可回到旅社时，又变成了瓢泼大雨。这雨似乎会永远这么继续下去，我新剃的脑袋很光滑，像一粒花生。

*

水汪汪的马杜赖（Madurai）街道上满是等待好运的机会主义者。人们殷勤地过来和我打招呼，欢迎我来到他们的国家，问我从哪个国家远道而来，一切是否顺利。一大堆寒暄之后，我才明白他们是想问我要不要坐三轮，要不要大麻或兑换货币。这种拐弯抹角的方式激发了我玩世不恭的态度，让我对所有自然而然的邂逅都竖起了屏障。

去吃早餐的路上，我买了一份《印度报》。在“龙卷风势头减弱”的大标题下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席卷泰米尔纳德南部的强低气压继续减弱为低气压并控制喀拉拉南部及周边地区，周四下午五点半钟靠近阿勒皮（Aleppey）地区。暴风雨损毁了杜蒂戈林（Tuticorin）的大片稻田、香蕉园、渔船和房屋。南部地区将持续经历大风降雨天气。

这座城市好比一个敞开的大集市，在这里你可以买到任何东西，从压缩机到新西服，应有尽有。我在一家开着空调的商店里流着口水瞎逛，货架上堆满了牛奶、咖啡豆、巧克力和巧克力威化饼干、玉米片、餐后酒、酥饼、花生酱、香皂、洗发水和除臭剂，还有你在欧洲以外很少能见到的一些好吃的东西，无不贵得惊人。我拿了两块花生巧克力，撞上一个狡猾的乞丐，他巧妙地拨动了我的同情心，我给了他一个卢比。

一群一群的乞丐在辉煌的米娜克西神庙(Shri Meenakshi)庙宇周围“巡逻”，就像一个个移动捐款箱。大象睁着一双温和多情的深棕色眼睛，下垂的皮肤打着厚厚的皱褶，从后面看，就好像穿着一条宽肥的大裤子。你把一枚硬币搁在它长鼻子末端，它就会用长鼻子轻拍你的头，好像教皇在赐福。我光脚淌过积着洪水的庙宇内部，感叹米娜克西神庙与阿姆利则那座静谧而低调的金庙很难相比，它甚至看起来有点儿俗气。50米高的大门上，从头到脚布满了五颜六色的雕刻画和挥舞着无数手臂、袒露着大肚子的众神小雕塑，远远高于周边的街道。

*

哥印拜陀（Coimbatore）让我想起了艾哈迈达巴德，这座城市规模庞大，污染严重，而且到处都有交通灯。我询问两个警察，这条路是否通向乌塔卡蒙德（Ooty），他俩一脸茫然。

“乌塔卡蒙德？这条路通往乌塔卡蒙德吗？”完整的地名我一时想不起来了，不过所有人都知道这个简略的叫法，就连路牌上也大多写着“乌塔卡蒙德”。

“Trichy?”一个人问。

“不是，乌塔卡蒙德！Ooty！”我开始变得沮丧起来，“O-O-T-Y!”

他的伙伴决定出手相助。“您去哪儿？”他问。

我放弃了，我决定以后再也不向印度警察问路了。

过了梅图巴莱亚姆（Mettuppalaiyam），道路逐渐回到山里，肆无忌惮的热带阳光穿透云层照射下来，我换到了低速档上。山上的小站是为印度的英国统治者设立的，好让他们在灼热的平原上能有个避暑的阴凉地，这样的炎热在四五月就更无法忍受了。每年，德里和加尔各答的市政府都会搬迁到西姆拉（Shimla），而在殖民地时期，马德里政府就会迁往乌塔卡蒙德。

当然，我来这些山林并不是为了避暑，而是想要享受登山带给我的挑战和山顶的风景（在登上喀喇昆仑高速公路大干一场之前来点儿小小的预热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注意！山路从这里开始！”一条警告很不吉祥出现在眼前。

“速度仅有两字，死亡也是！”这是另外一个标语，对于我们这种会拼写的人，真是有点儿多此一举。

在我的右边，瀑布沿着高耸入云的崖壁奔流而下，左边则是万丈深渊和汩汩的水声。我被浓浓的热带绿意重重包围，青草、鲜花、灌木丛和树林你争我夺，共享同一片土地与阳光。几只猴子坐在路边的矮墙上，细细地打量着我。

有一次，我停在路边的小摊上休息，喝几口矿泉水，吃上两个香蕉，同时欣赏着山谷的另一边雄奇壮观的瀑布。我向几只猴子扔了几块香蕉皮，想趁机拍几张照，但这些小淘气上蹿下跳，根本停不下来。

四轮驱动的塔塔和马恒达车紧贴着窄窄的马路向前蹭着步子，大巴步履蹒跚地沿着弯道一边往前挪，一边不耐烦地按着喇叭。一只山羊在大巴上发出可怜的叫唤声，旁边是把它带上车的主人，要是我被迫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印度司机，我也会这样大声惨叫的。

“早上好！欢迎来到乌塔卡蒙德！”一辆塔塔车从边上经过，里面传出响亮的问候声。有好几次我不得不从自行车上下来，一边捡起石头向追赶我的狗扔过去，一边狠狠地叫骂，因为我前进的节奏被打断了，这非常让人恼火。

我在以每小时5公里的速度前进，偶尔迎面拂来的清风让人心旷神怡。虽然我非常享受畅快的大下坡，喜欢看标着公里数的石碑从眼前飞驶而过，但我却发现，高度的损失还是让我颇感遗憾。疲劳让我越来越频繁地停在路边。一个摊主送给我三个小蜜橘，一个小姑娘和一个小男孩蹦蹦跳跳地从一辆等候的车上下来，询问我的名字和“哪个国家”。准备离开的时候，我听见后面有人在鼓掌：一个小伙子正在对我拍手喝彩。我有点儿不知所措，很想向他回礼，却还是向他微笑着表示谢意，而他则回敬我一个翘起的大拇指。

又一次中断行车是为了缓解背部的疼痛，一辆马恒达吉普车也开过来停在我边上。一个中年欧洲人从乘客的座位上冲着我投来好奇的目光。

我首先打破沉默：“你好！”

“嗯，你好！”回答中带着浓重的爱尔兰口音。

他在迪拜一家贸易公司工作，现在趁着假期来看望印度女友的亲戚，顺便旅游。我告诉他我从英国一路骑车来到这里，而且准备继续骑下去，一直骑到大陆的边缘海参崴，直到无路可走为止。最初的怀疑很快变成了敬畏，接着又上升到不加掩饰的钦佩。

“究竟是什么促使你踏上这样的旅程？”他问。

虽然西方人最常问的就是“为什么”，但欧洲以外的人却很少这样问。我觉得，在亚洲，尤其是印度（这里随时都有成千上万的朝圣者在路上），人们更容易理解我的行为。朝圣中付出的艰辛越多，之后的回报就越大，有时候我甚至在想，这里的人说不定会认为我也是在朝圣，在为下一世多积累一些德行。

然而，很多西方人看不到旅行中超越艰苦与牺牲之外的东西。他们总是会问“为什么不坐飞机，大巴或者火车呢？”

这是一个普遍规律：你在一家企业上投入得越多，得到的红利就越多。虽然有的是轻松简单的旅行方式，但在体力上和心理上的满足感肯定不会有那么多。我在路上的每一天都是对力量和意志的挑战，尽管有好几次我都想把自行车扔上一辆大巴（或者从最近的悬崖上扔下去），或者去一个最近的国际机场，但到目前为止，我只有一次没有经受住考验——疾病迫使我坐大巴进入科尔曼。而且，我还发现，自我克制带来的回报是无数倍的。如果你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饥饿，那又怎么可能真正地品味美食呢？如果你从来没有体验过真正的焦渴是什么，又怎么能感受到冰爽的饮料有多么美好呢？如果你不知道寒冷和潮湿是什么，又怎会了解阳光晒在脊背上时有多么惬意呢？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一点，没有阶段性的动荡和匮乏，就无法享受更大的平静和充裕。每一次艰难的上坡都一定伴随着随之而来的自由滑行（没有高坡就没有滑行），为了这份畅快的自由滑行，我已经越来越认识到艰难而上的真正价值。我应当学会欢迎逆境，只有在一段时期的饥荒后，我才能珍惜多日的充裕，只有在灰蒙蒙的天空后，我才能尽情感受蓝天白云。

“我和女友分手了，接着又丢了工作。再这么待下去似乎没什么意义。”我简单地答道。

“你这么做就是为了这个吗？”

“不，只是觉得好玩。”

“你这么做是需要真正的勇气的——去那些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面对各种各样的危险。”

勇气？我从来没这么想过，我觉得这样做恐怕还是出于绝望。抛弃一份平步青云的职业或许需要一定的勇气，但我这么做的目的纯粹是为了逃离绝望。

“你遇到过麻烦吗？”他继续问。

这是西方人继“为什么”之后最常问的一个问题了。他脑子里浮现的是埋伏、抢劫、绑架、强暴，或是什么来历不明的家伙，满脸胡子，包着头巾，面目狰狞。

旅行者如果对当地的习俗、价格和法律一概不知，便极有可能受到伤害。哪个民族都有一群土狼，窥伺着别人的弱点，为了自己的利益随时准备下手。但这个世界是平衡的，我并不觉得在外面遇到的恶行会比在家少，在这个世界上，助他人于危难之中的那种本能无处不在。这个问题让我回想起向我流露自然善意的酒吧老板，在我心急火燎地修补轮胎时与我慷慨分享午餐的希腊加油站经理，当我病倒在沙漠中时向我提供食物、饮料和栖身地的伊朗人，还有那些频繁地主动让我免费搭乘却被我婉言谢绝的司机，那些在我茫然无助或迷路时主动停靠在我身边给我建议的友好的灵魂。就算是伊斯卡尔山谷的持斧村妇，也极有可能邀请我回家做客，让我充分体验一下保加利亚乡下人的热情好客，而不是抡斧将我碎尸万段。

我告诉对方，除了肠胃里古里古怪的细菌和几次车胎漏气，这一路上我几乎没遇到什么麻烦。

“你知道吗？”他说，“等你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别人还是重复着同样的事情，闲扯着同样的鬼话，但那会儿你已经走完半个地球啦！”

真是如此。而且我还能想象，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那些沉醉在自己的事业和家庭中的人还会说：“没错，你走了半个地球，那又怎样？”

不管怎么说，他的这番话让我顿时豪情万丈，士气大振。

最后，他伸出手来，祝我好运。

“没准儿我们会在乌塔卡蒙德相见！”我说。

他开心地笑起来。“是啊，很有可能！到时候一起喝杯啤酒，庆贺重逢！”

*

美妙的清晨，我坐在乌塔卡蒙德一间海拔2240米的路边酒吧里，白云在脚下漂浮，活着真好！印度大街上常见的喧闹竞争就像雨林中千奇百怪的物种，只不过人们竞争的不是土壤和阳光，而是为了维生的卢比。柯尼卡辛都影像、山林宫殿宾馆、伊朗饭店、飞利浦授权经销商、克什米尔礼品商贸中心、星星画廊、传奇超市、牛仔裤T恤衫、家装店等，在对面的弹丸之地的商业街比肩而立，而我则在对面的酒吧里养精蓄锐，享受比萨、冰淇淋、奶昔和果汁。

*

从乌塔卡蒙德出发，接下来是一条漫长而陡峭的下坡柏油沥青路。这样的路面让我牙齿打战，阳光透过路边的林荫洒下斑驳的光影，使得路面上的凹凸起伏更加难以辨识。这种恶劣的地面在我上坡时对我毫无影响，因为这时的速度很慢，但我在下坡或在水平路面上时，就要付出代价了：或者减速，或者损害自行车。通常情况下，我一边为了缓慢的速度而心急火燎，一方面又被频繁的颠簸弄得心烦意乱。原本以为从乌塔卡蒙德通往平原的下坡路可以全速滑行，结果竟然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今天甭想到迈索尔（Mysore）了！”我大声喊道。

海拔越来越低，空气也越来越暖和，我的双手因为长时间拉动刹车而开始疼痛。我停下来休息，此时我还在云层的上端，眼前风景无比开阔，好像从飞机上往下看一样。远方的瀑布像一条条银链，沿着陡峭而青翠的山崖飞流而下。一些山峰若隐若现地隐藏在低低的云团间，另一些山峰则穿透雾霭，直冲而上。我拍了一张照片，然后痛痛快快地吃了一些早餐剩下的美味小吃。眼前的景色就像神话里的仙境，似真似幻，我想那下面一定有女巫、飞龙和城堡。

两个小伙子骑着摩托从边上飞驰而过，突然一个急刹车，掉头向我驶来。

我很想细细地品味周围的宁静和眼前壮丽的景色，真不愿意再接受一次盘问，但对于印度人而言，一个自行车上的欧洲人本身就是一种需要解释的现象，这一点我还没适应。我们过了一遍个人资料（哪国人？尊姓大名？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月收入多少？）虽然我故意选择了一种能和当地人有机会接触的旅行方式，但我从来没想过他们的好奇心竟然让人如此难以招架。我有心想要放松放松，因此反过来问了他们同样的问题。他们一个人卖蔬菜，另外一个做快餐生意。最后，他们和我握手道别，再次把我送回到美景和思绪之中。

“如果没坏，就不必修理；如果坏了，就交给别人去检修。”这是我一贯遵循的原则，从家里的设备维护到修补牙齿。因此，当我的自行车链条在不折不扣地工作了9450英里之后终于在古杜尔（Gudahur）外的一条陡峭的山路上折断时，我开始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准备我的首轮路边大修。厄尔斯告诉我，每过3000公里，他就会根据使用说明书更换一次链条，但我一直对此不以为然，而且我讨厌把指甲弄得黑黑的。

在城市的远郊，有三四个人经营着一家小小的修理铺，他们周围乱七八糟地散放着一些工具。我请求他们借给我几个工具，一切正像我意料之中的那样，印度人的好奇心尤其强烈。他们立刻把汽车扔到一边，围在我的自行车旁边，热情地准备帮我。我借了螺丝扳手，将废旧的链齿轮卸了下来（这项工作原本很简单，但我一个人干起来就显得很勉强）。接着，他们把润滑油涂在飞轮上，帮我把旧齿轮换掉，然后握稳新的链条，而我则小心翼翼地把两头用链条工具连接起来。可想而知，新装上的这段链条有点儿僵硬。我用手把链条掰了掰，弄得满手油腻乌黑，链条终于灵活松动些了。接着，他们把汽油倒入轮毂里，我把脏手好好地洗一洗，然后加满我的油箱。最后我给了他们一百卢比，这可能远高于市价，但从我的角度来说，这完全是他们应得的。

*

在迈索尔市中心，我在一条迷宫般狭窄的陋巷里推车向前走，巷子里挤满了各种各样的小店。一个精瘦的老头死缠烂打地要拉我去一家“很好的宾馆，一个特别好的宾馆”。印度的城市真是多姿多彩，又像一支交响乐，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打击声和气味。我们走过了自行车、电动车、助动车和摩托车修理铺、电器店、散热器修理铺、一个专业修理洗衣机和食物搅拌机的“搅拌医生”店，还有占据狭小的人行道支上小铺的奶茶与快餐供应点，汽油炉子在呼呼地冒着火苗。到处都是震天响的敲击声、拍打声、拆装声、焊接声，叮叮当当，好不热闹。见缝插针地挤在这些墙洞之间的是一家小眼镜店、一个踩着缝纫机的裁缝，一个微型诊所或者一个纱丽店。烹调散发出来的香料味混合着其他不大好闻的味道——燃烧的垃圾、陈腐的尿味、牛粪饼和汽车的尾气。阿达西旅馆肯定没有老头说的那样整洁清新，但它地段不错，而且价格公道，最让我感到满意的是它底层有个停车处，我的自行车可以安全地停在那里。

除了米娜克西神庙和迈索尔大王宫这类杰出的景观，我不太喜欢看纪念碑和博物馆；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喧嚣的集市和嘈杂的街道，或者品尝一下餐馆和咖啡厅里的美味，满足一下好奇心。找到满意的落脚处之后，接下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确定自己有多大的承受能力，然后去探寻这座城市独有的气息，了解各个小铺售卖的东西，甚至找个地方喝杯咖啡或品尝一下当地的小吃。

在迈索尔闲逛是件乐事，这个城市非常先进，你完全不必因为到处走动而大汗淋漓。我仅花了十个卢比就请一个小伙子帮我修好了手表。在一间网吧，我就像坐在一大堆圣诞礼物前的孩子，贪婪地打开邮箱，阅读那些愿意花上点儿时间想念我的人发来的只言片语。

第二天一大早，我在一片震耳欲聋的黎明大合唱中醒来 ：咳嗽声、喝叫声、吐痰声，还有让人血液凝固的干呕声。起床后，我发现至少三只肥硕的大蟑螂正围着一个同伴的尸体犹豫不决地兜圈子。很遗憾，我不能把它们变成一道汤，这样可以省下些卢比了。床头周围的蓝色墙漆上粘着血一样的东西——也可能是印度鸡块汤？这个房间里发生过什么恐怖的暴行吗？还是只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喷嚏？

早餐是几块吐司面包和黄油、蛋饼和一壶咖啡，我闲坐在屋顶的餐厅里，眺望眼前的甘地广场。下面传来不绝于耳的汽车喇叭声、微弱的自行车铃声、助动车、摩托车和自动三轮发出的嗡嗡声以及街头小贩的叫卖声。一对中年荷兰夫妇走上前来，他们曾在安全系数相对较高的大巴里瞥见我骑车经过班迪普尔国家公园，此时我们再次见面，他们忙不迭地告诉我说，据说一群因为抢劫杀人而臭名昭著的匪帮就藏身此处，而且最近刚刚绑架了一名印度影星。

*

在班加罗尔（Bangalore），好几个骑着摩托或助动车的人都停下来问我“来自哪个国家”，我想我应该把他们的兴趣当做恭维，可他们提问得真不是时候：他们转移了我的注意力，而且不断挡住我的去路，在寻找“圣雄甘地”路的过程中，我不可救药地在晚高峰时段的车流中迷了路。等我终于找到皇家旅社时，却发现这里已经客满，这是我最不想听到的消息。

骑了90英里之后，我浑身汗流浃背，脏乱不堪，浑身一点儿劲都没有，只想要杯冷饮，有个舒舒服服的地方可以淋浴；可现在却不得不在这样一个有着600万人口的大城市里继续寻找便宜的旅馆。

“上帝啊！”一个嘲弄的声音说道，“你没迷路吧？”

除了疲惫的一笑，我实在无力反驳。抬头望去，我看见一个瘦削的男人从旅馆的阳台上向我微笑。他简直是个谜：看起来像个印度人，但一口英语比我还好。

我问他附近有什么便宜的旅社，他建议我跟他坐三轮回到基督教青年会，因为他在那里有个房间，一晚上只要两百卢比。于是我勉强打起精神，跟在三轮后面，飞速冲过市中心，一只眼紧盯着三轮周边的情况，另一只眼则兼顾着往来车辆。登记入住时，他坚持为我付房钱。“你是我的客人。”他不由分说地坚持道。

我们叫了一辆人力车去一家饭店吃饭。在那里我了解到，他的名字叫肖恩·拉娜（Shaun Rana)，是拉其普特王子的后裔，因为他父亲同父异母的妹妹嫁给了迈索尔国王，所以他在南印度出生并长大成人。1977年，他在24岁时携印度妻子前往英国，这是他离开后第一次返回印度。他今年48岁，体型修长，看起来非常年轻，如今他已经离婚，和差他一半年纪的英国女友和他们两岁的儿子一同生活在哈尔勃尼（Harborne）。他是一位播音主持人，11月回到班加罗尔，担任卫星频道节目《网球锦标赛传奇》的评论员。

他流露出一种自然而然的魅力，侃侃而谈，展现出一种我做梦都想拥有的自信。碰巧他还是一位国际象棋高手，曾获得1975年亚洲公开赛冠军。“我对这样的比赛简直着了魔。”他告诉我，“人们纷纷过来和我说话，而我满脑子都是棋盘格，一句都听不进去，我几乎快成呆子了。”

*

这里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没有茶摊子，没有在垃圾堆里探着鼻子的母牛，大路上也看不到缓缓行进的牛车。在第五大街的商场里，我就着一杯美味的冰冻咖啡，往嘴里塞了一块淡而无味的比萨饼。缥缈空洞的西方音乐在空中飘散，似乎就是为了让你放慢脉搏，僵化理智，放松钱包上的扣子——我骑了几千英里，现在却身处一个和斯劳大街没什么两样的地方。

这个想法一下子让我沉静下来。位于班加罗尔闹市中心的卡西欧路可谓应有尽有，必胜客、肯德基、无数的网吧，还有几个看起来时髦而奢侈的服装店，里面满是西方品牌。偶尔拜访一下这样的地方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这可以提醒我为什么通常情况下不必为了这些东西费尽心思。吃完比萨，我又吃了一个从附近大街买来的冰淇淋。

我慢慢逛回到卡西欧路上，突然有一种想要花钱的冲动，于是便走进肯德基，要了两个鸡块，薯条和可乐。一位身着灰色西服的年轻男子和一个身着纱丽、美貌惊人的女子从楼上走下来，泰然自若地出了门。这个地方生意兴隆，瑞那斯后来告诉我说，能花得起钱在这儿吃这样的东西，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这次经历令人难忘，但并非因为食物，而是因为卫生间里的自动干手机——我已经忘记上一回看到这东西是什么时候了。

肚子被贵得离谱的垃圾食品涨得鼓鼓的，我想着下一步该往哪里去。一辆货运面包正小心翼翼地倒车，提醒注意的喇叭里不断地重复着《致爱丽斯》的音乐。我恍然回到了伯克郡，幸运的是，随处可见的机动人力车和破破烂烂的浅蓝色和白色的大巴车在不断地打破这幻觉。

如今，帝国是由庞大的企业而不是军队建造的，发展中国家已经被丰田、索尼、雀巢、沃尔沃、麦当劳、飞利浦、耐克、可口可乐、李维斯牛仔和DHL所占领。毫无疑问，再过十年二十年，印度的城市也会充满大商场、购物中心和快餐连锁店。等到有一天伊斯坦布尔到新加坡之间的每一座城市都有卡西欧路这样的地方时，人们旅行的动力就会小得多，但愿我有生之年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

电影院里正在上映《神鬼愿望》，我决定等到明天再看《霹雳娇娃》。我丝毫不怀疑，这部影片很糟糕，但它至少还算一部高票房的片子。我在基督教青年会附近一家很棒的餐厅里吃了晚餐，这里不仅价格便宜得多，而且比我之前吃到的昂贵垃圾食品要有味道得多。

繁荣兴旺的班加罗尔是印度的IT之都，也是亚洲发展最快的城市，被认为是“印度的硅谷”。受“今朝有酒今朝醉”的IT新贵的推动，这里的房租高涨，已经窜出了天花板。

Feroze房地产中介公司的总经理阿卜杜拉介绍说：“新政府宣布的几项重要政策使得一些产业，尤其是IT行业，蜂拥进入班加罗尔。随着IT人的工资日渐高涨，租金也在节节攀升，一部分原有的居民惨遭淘汰。”

翻开报纸，第二页的“读者怨声”栏目中刊登了一些读者来信，抗议流浪狗数目激增，道路坑洼太多，停电次数太多，这些都是印度最常见的问题；第三页上详细刊登了为解决高峰时段拥堵问题而提出的单向行车道路管理方案——随着个人财富的增加，汽车的数目也在不断增加，而印度许多城市的道路根本无法应对猛增的交通量。

*

“来吧，史密斯老家伙！”一天晚上，瑞那斯对我说，“我带你去见几个朋友。”他依然沿袭着老派的英国绅士作风，随时随地都彬彬有礼——他总是为女士拉着门——这样的礼仪要归功于他的外公与缅甸伯爵的深厚友谊。

在去羽毛球俱乐部的路上，我们坐在一辆动力不足的老式机动三轮上，发动机巨大的噪音使我们不得不扯着嗓门说话。发动机冒出来的刺激性烟雾折磨着我们的喉咙，瑞那斯一边咳嗽一边说，比起23年前他在这里的时候，如今班加罗尔大街上的坑洼要多得多。

我们在羽毛球俱乐部遇到了迪利浦。他是个注册会计师，腿有点瘸，但他满不在乎。除了迪利浦，还有他的姐姐和姐夫玛达瓦。玛达瓦也是IT大军中的一员，只有30出头，但日渐突起的大肚子表明它正在享受被硅元素催生的舒适生活。瑞那斯是这个团体的灵魂人物，他就像一个精灵古怪的快球手，频频投掷出各种笑话，有的是精彩的长线球，有的却有点像短球，没有命中目标。随着威士忌空瓶越堆越高，无效的投球也越来越多。

在班加罗尔的最后一天，早上七点半，我被附近运动场上的击球声弄醒。在清晨温暖的阳光里，一圈小男孩正围着一个小伙子训练，小伙子不停地把球击回给这些孩子。印度小男孩从五岁就开始练习击球和投球训练，他们对这项大多数英国人视为枯燥的运动表现出极大激情。昨天下午，我们观看了一场当地球队的板球赛，那个投球手简直速度惊人，我问瑞那斯能否查出此人是不是有什么拥有英国护照的祖父或者姨婆。英国最有天赋的运动员在任何地方都能挣到天价——你看看英国球员的收入就知道了。

用水桶冲完澡之后，我沿着楼梯爬到二楼，敲响18号房间。瑞那斯穿着睡袍，拿着一杯咖啡和一张周日的早报，在床上伸展着四肢。他的名人地位给了他一项特权，每天早上这些东西会准时送到他的房间。这个抱怨自己正在被班加罗尔的污染置于死地的男人，现在已经悠闲自在地深吸了第二根烟，整个房间弥漫着浓浓的烟味。书籍（主要是福塞斯的惊悚小说）、杂志和纸张凌乱地撒落在房间里。面容憔悴的男子、睡袍、凌乱的房间，这个英国人让人依稀怀念起那个逝去的年代，而房间里的浓烟又让人想起夏洛克·福尔摩斯在221B贝克大街上的房间。没准儿他刚说完 “啊，亲爱的华生！你来得太好了！”

“史密斯，老家伙！”他叫道，“妙极了！准备好吃早餐了吗？”

第十三章 漫游东南印度

安德拉邦（Andhra Pradesh）看起来十分干燥，撒满巨石的平原上覆盖着一层长长的干草，零星点缀其间的几棵树木让人想起非洲。我在路上飞速前进，丝毫没有被路边 “与其早去天堂，不如晚去地狱” 的标语吓倒。我身后的喇叭震耳欲聋，还伴随着尖锐的刹车声——这是一个货车司机发出的信号，表示他想超车，但前方正好驶来一个车队，他只好作罢。

饶有兴趣的男人们凑过来看南印度的地图，我向他们展示我的旅行路线。我点了一个四个鸡蛋的蛋饼，没想到上来的却是四块印度标准的蛋饼（一共有两个鸡蛋），再加一盘咖喱蔬菜、两块印度薄饼，一杯可乐和一杯矿泉水。侍者握了握我的手，祝福我“一路顺风”，我跨上车座，一边打着鸡蛋饱嗝一边体验保罗·纽曼在《铁窗喋血》里的感受。

尘土飞扬的十字路口有一个巴士停靠站和一个自动三轮站。奶牛、猴子和流浪狗在大街小巷四处转悠。一个男人倒提着一只母鸡的脚向前走，鸡在他手里不住地叫唤。人行道上的小摊在卖香蕉、橘子、葡萄、菠萝、西红柿和洋葱，小贩面前铺着一张防潮布，上面摆满他的农产品。在这个小小的印度小镇上，我绝对是唯一的欧洲人。

在这条连接印度第五和第六大城市之间起起伏伏的道路上，车辆居然如此稀少，这真让人喜出望外。路边的忠告沿着这条狭窄的干道，一路北去，时不时会让人转移注意力：“道路是显示一个民族文化的地方。”

行车的习惯其实更能显示一个民族的文化。一辆超车的拖拉机过早地挤进来，我差点被它后面的拖车碾过。

一群水牛拖着牛车迈着沉重的步子缓缓前进，一半车身隐藏在横七竖八的干草堆下。村民们汇聚到一块儿，有的在等车，有的在试图拦货车。一头母猪带着两头小猪在库尔波尔（Kurbool）的双行线从来往穿梭的车辆间横穿过马路，我的心都快跳出嗓子眼儿了。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见够了路边的死狗、奶牛，甚至还有猴子，不过还没见过死猪——大概是它们对马路有点感觉吧。

*

典型的印度喇叭声、自行车铃声和印度音乐透过紧闭的窗户，隐隐约约传了进来，我缓缓地从梦中醒来，开始迎接新的一天。海得拉巴（Hyderrabad）是一个喧闹而拥挤的地方，污染很严重，城市大得出奇。我沿着默卡瑞加路漫步，想要找到一家卖早餐的地方。一个修鞋匠用他的火眼金睛发现我的鞋底脱胶了，一边走，鞋底一边很不雅观地拍着地。他盘腿坐在人行道上一个高起来的地方，人到中年，秃顶，没刮胡子，穿一件褪色的蓝色劳动布衬衫，一条黑色牛仔裤。他面前铺着一张塑料纸，上面整整齐齐摆放着各种龇牙咧嘴的金属工具、生锈的剪子、带着木柄的楔形刀片，起钉器，上光油和几罐胶水，还有刷子和几个小瓶子，里面装着各色神秘液体。

我坐在人行道上，车辆从几尺开外呼啸而过，我看着他在我的鞋上展示自己的手艺。他时不时转过头去，干干净净地把唾沫吐到路边的泥土里，真希望我也能像他一样吐唾沫。修完之后，他把鞋擦擦亮，看上去就像全新的一样。这样的福气恐怕会让人喜忧参半，传说印度人会通过外国游客脚上的鞋来判断此人是否好骗。如果鞋子崭新锃亮，不用说，就是刚刚从飞机上下来的，准保有机可乘。

在回旅社的路上，我不得不绕开几个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的身影，他们一动不动，在人行道和公园外的小径上舒展着四肢。一个乞讨的妇女伸着手靠近我。

“嘿呀，嘿呀，嘿呀！”她尖叫着。

我不想理睬她，可她却拽着我的胳膊。尽管我常常给乞丐一些零钱，但我也有一个原则，绝对不接受强迫。圣雄甘地路上灼热的人行道上散发出来的尿臭味实在让人难以忍受，我转身回到大路上。

*

第二天早晨，轻快地骑了一个小时之后，我终于离开了毫无章法的海得拉巴。傍晚，我到达了一个名叫苏里亚培特（Suriyapet）的小镇，住进一家小旅社。大街就像一个巨型的漩涡，行人、牛车、自行车、人力车在里面翻腾着，一条绕道而行的公路把车流从市中心导开了，大街又重新被人群占领。偶尔可见一辆大巴以步行的速度在人群里挣扎，无济于事地按着喇叭，但是人群控制了局面，根本不受威胁。

NH5是沿着印度东海岸，从马德拉斯（Madras）北上到西孟加拉国的主要公路。一路之上，我究竟有多少次被瞎窜的货车逼出公路，已经数不清了。埃卢鲁（Eluru）附近立着一块牌子，提醒司机注意，“拥堵区”就在附近。

一辆小摩托一直横在我的正前方，许多车和它擦肩而过，有的几乎撞了上去。我正要赶超前面两个骑车的人，他们却临时决定右转弯，一辆小轿车为了躲避人力三轮，突然间横在我的面前停下。印度的车铃声尖厉嘈杂，震耳欲聋的喇叭声，尾气里的有毒物质，再加上不时被尘土蒙上了眼睛，我有时也忍不住会想，要是坐火车，恐怕会舒服得多吧。马德拉斯到加尔各答的电力铁轨和公路并行延伸，列车载着乘客轻轻松松地从高速公路边掠过，炫耀着他们的舒适与安全。

休息站可以让人暂时从疯狂中摆脱出来，舒一口气。我喝了两升矿泉水，在一张香蕉叶上吃了咖喱鸡块和米饭。马路对面，一辆货车被千斤顶架了起来，有两个人正在修理后轮和刹车鼓。穿着腰布的印度人蹲在暴露的轮轴边，其中一个正举着榔头死命地敲打。一只母鸡和五只毛茸茸的小鸡在我脚边的泥土里刨来刨去。六七个男人正在激烈地讨论着支在几英尺远处的“带变速齿轮的自行车”——在这样一个几百万人都骑自行车的国家，人们竟然没听说过变速档。

一个三岁大的小女孩，身上穿着一条灯笼裤，大眼睛盯着我。显然，我和别人不一样，但她还没弄明白，我究竟哪儿不一样。一个男人恶作剧地向她洒了一点儿水。水从哪儿来的？她迷惑地把手放在头上，我忍不住望着她笑，很多旁观的人也笑出声来。她露出灿烂的笑容，接着又咯咯地笑个不停，好像很高兴成为大家的焦点。等我吃晚饭起身去洗手时，所有人的注意力又都转移到了我身上。我转过头去，看见一只乌鸦从茂密的树丛中俯冲到我的盘子里，叼起一块鸡骨头，然后迅速地飞走了。

有那么一小段路沿河而行，人们把衣服泡在河水里，还有人把衣服放在岩石上揉搓。鲜艳的木船停靠在河岸边。

“请停一停，只要五分钟。”一个男人恳求道。他骑在一辆小型摩托上，声音被头盔盖住了。

“很抱歉，我停不下来！”我一边回答，一边继续蹬车。一辆货车被掀翻在一边，后轮轴已经脱离了车身，另外一辆则仰面朝天地在一个大坑里待着。

在村子尽头的一个大水塘里，一个身缠腰布的男人正在给两头小水牛洗澡，两头更大的水牛（是妈妈和爸爸吧）在旁边观望。这是一幅多么美妙的印度乡村画卷啊！但我还是不能停下来。要在五个月里骑车环绕印度一周，我必须一心一意，心无旁骛。

第二天一整天，我一直在沿着安德拉肥沃的东海岸向上走，从德努古（Tanuku）到阿纳瓦（Annavaram）。棕榈树、西瓜、甘蔗、香蕉，应有尽有，稻田青翠而茂盛。路边沉甸甸的自行车上，大串大串的香蕉从车把和后座上挂下来，还有的骑车人则满载着整个柳条筐的椰子、西瓜和柠檬，挣扎着向前走。车架经过巧妙的改造，可以容纳搅拌器、罐子、麻布袋，甚至是床垫。所有自行车都只有一个闸，如果要上坡，骑车人就必须向上推。我吃惊地看到，居然有那么多人若无其事地蹲在车来车往的马路边，一边注视着道路的全景，一边排便。有的竟然还两个两个地蹲着。排便显然成了一种社交活动，就像喝茶一样。当道路从一个小村庄穿过时，我左边的路已经成了满是棕色污物的“雷区”。

*

继续向北走，印度的东侧就没有那么肥沃了。山上布满了岩石，之前的绿色也变成了黄色和棕色。

公路依次穿过一些河流，河里的水位低多了，只剩下涓涓细流。横跨戈达瓦里（Godvari）三角洲的一座大桥长2.38公里，但桥下只有一条窄窄的小水沟，周围是大片大片的淤泥。在从斯瑞卡克拉（Srikakulam）到贝汉布尔（Berhampur）的路上，三个光着膀子、只穿三角裤衩的卡车司机在路边一个水槽里刷牙漱口，涮洗衣服。当我过去洗脸洗手时，他们友善地微笑着，把肥皂借给我用。

离开时，我换上了太阳镜。“凉快眼镜！”另一个人一眼就注意到了。

奥里萨邦（Orissa）是印度最穷的省份之一，旅行者们热情地称它为“东部的绿宝石”。这里的山丘总是孤零零的，裸露着岩石，显得贫瘠而荒凉。棕榈树和稻田似乎被留在了安德拉邦。一家路边餐馆的主人警告过我，奥里萨邦到处都有土匪出没，加尔各答也是小偷和强盗横行。一个骑着小摩托的男人，后面载着两个性感的年轻姑娘，下面是我们之间的对话。

他：“哪国的？”

我：“英国。”

他：“上哪儿？”

我：“加尔各答！”

他：“信教吗？”

我：“算不上吧。”

他：“我将为你祈祷。”

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桑德拉和艾略特现正住在普瑞（Puri）的德比宾馆。

桑德拉和艾略特曾经在贝克斯希尔（Bexhill）经营一家小酒馆，后来和房东闹掰了。很快，他们又花了一百英镑买了一辆微型雪铁龙2CV。足智多谋的艾略特把车的后身延伸了一下，于是便有了最够的地方供两人舒舒服服地睡觉。桑德拉还订做了五颜六色的车身罩，上面画满了蓝的、红的、绿的和黄色的重迭圆圈，还有星条旗。接着他们把房子卖了，开着爱车出发去了新西兰。经过土耳其时，一个当地人惊艳于这辆车独一无二的美丽，用刚刚开了两年的福特货车外加2500英镑现金和他们做了交换。

我们的初次相遇是在伊斯法罕的阿米尔·卡比尔宾馆，大家一起度过了田园诗般的四天，后来我们又在果阿一尘不染的沙滩上一起看书、晒日光浴、游泳。虽然我们的路线并不相同，但还是有很多共同点。我们坐下来吃什蔬炒饭，喝着还飘浮着冰片的矿泉水，讨论着各种各样的话题：印度人的行为为何深不可测、印度司机为何如此蛮横粗劣、NH8公路上的险象环生、伊朗和巴基斯坦的检查站、肠胃问题、糟糕的旅馆、印度女人的美貌和印度男人的丑陋（这是桑德拉的观点）……还有一些让人头疼的问题，比如早餐里的煎蛋饼上要不要放黑布丁等。

普瑞最引以为傲的是美轮美奂的庙宇和散着粪便的海滩，日光浴和游泳的念头在这里会立刻被打消得无影无踪。德比宾馆是一处悠闲自在的处所，中间有一个大庭院，人们可以闲聊聚会，没完没了地吃早餐，喝喝印度当地的大拇指可乐或者美能达汽水。

桑德拉和艾略特的爱车命运跟我的自行车一样，这辆五彩缤纷的雪铁龙每次一停下来，就立刻会有人走上前去拍拍打打，指指戳戳，或者砸砸车身，有人站在保险杠上，甚至在上面蹦达。在玛玛拉普兰（Mamallapuram），他们发现两个小孩竟然把倾斜的车顶当成了滑梯。“最让人吃惊的是，他们居然感觉不到车里头冒出来的怒火！”艾略特说。

马尔科姆（Malcolm）是个60来岁的爱尔兰电影制片人，长长的白发在脑袋后面扎成一个马尾，他曾在1962年和1964年开着路虎汽车在印度走了两个大来回。他有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那时用不着签证，边境线也没有划定，巴格达（Baghad)只是一个到处是泥土和茅草屋的小镇，出了欧洲，根本看不到碎石柏油马路。一个名叫简的52岁加拿大人一年中有八个月在加拿大西部的一个滑雪胜地清洗热水浴盆，剩下的时间就周游世界。

每天早上早餐期间，我们五个人就聚到一起，互相交流各自的旅行见闻。我们探讨印度有限的资源和无力维系的人口增长、政局变化、读过的书、环境问题、1962年（马尔科姆首次出游）以来世界的巨变，还有德国人。

旅馆里有个德国游客，他告诉我他在阿拉哈巴（Allahabad）的昆巴梅拉（译注：印度最重要的宗教庆典，每12年举行一次，最多能吸引3000万人参加）上见过一个圣人，他右手举在空中，整整几年没有变过位置。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一定疲惫不堪，但它让我突然联想到了自己，或许很多人也是以同样的眼光来看待我的自行车历险。

一个闷热的下午，大多数人都在看书或者午睡，我在不太情愿地保养自行车，我的德国老相识用他1993年去中国西部的经历给我解闷。他带着掩饰不住的兴奋，告诉我说目前在沙漠地带，有一个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小镇！桑德拉紧锁的眉头告诉我——她和我一样，也在等着德国人说出答案，但他始终没告诉我那个小镇叫什么名字。我记得是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说过：“对于德国人来说，幽默感不等于笑。”我又想起罗夫说的：“德国人并非没有幽默感，只是没人明白。”事实恐怕确实如此。

骑出普瑞一个小时，我的前胎便泄了气。10分钟后，两个骑小摩托的人停了下来，看我修车，我酸溜溜地想着，他们好像还没买门票呢。等我把工具收拾干净时，路边已经围了不下16个人。印度充满了漫无目的的人，他们可以把所有时间都来寻找能够吸引自己注意力的目标。

有人说，对印度你永远不会感到厌倦，你只会有时感到疲倦。我觉得他真说到了点子上。过了克塔克（Cuttack），眼前依然是一望无际的平坦和单调，天空灰蒙蒙的，5号国道上到处是货车，我的背部感觉越来越疼。广告牌上到处是可口可乐、钢铁、男装，甚至还有润滑避孕套的广告。踏板三轮拉着三十尺长的竹子，一半在车上载着，一半在车外拖着。一连串的车胎漏气已经使我暂时对自行车失去了信心，我不断低下头，查看前胎的情况。

在巴德拉克（Bhadrak）附近，我在路边的小吃摊上遇到了几个年轻小伙子。

“哪国的？”

“英国。”

“坐飞机来的？”

“不，骑自行车。”

又是一阵惊叫。

“你这自行车能卖吗？”一个人说道。

“当然不能！”

另一个人拿起我的墨镜。“是防护镜！”他向同伴宣布。

“你多大了？”又一个人问到。

“40。”

“还真英俊！”（辅以印度式的摆头）

“是啊。”我不自觉地露出笑容，“我很欣赏你的诚实。”

“结婚了吗？”

“没有。”我的笑容更大了。

路的左边，一队又一队的人正在挥汗如雨，开沟挖槽。一个男人开个筑路机几个小时就能干完的事情，这群人得干上几天几夜。一组黄底红字的标语让我若有所思。

“DESERVE BEFORE YOU DESIRE”（“许愿之前先得够资格！”）

“PLEASURE IS THE INTERVAL BETWEEN TWO PAINS(“快乐是两段痛苦之间的间隔！”)

太对了！

FISH IS BETTER THAN SELFISH (“鱼（Fish）比自私（Selfish）好！”)

绝对没错！

*

一条快捷车道将自行车沿着韦迪亚萨格尔（Vidyasagar Setu）——1994年为缓解豪拉（Howrah）大桥上的拥堵而建成的吊桥——送到胡格利（Hooghly）河对岸。和旁遮普省一样，加尔各答是印度所有城市中受“隔离”影响最深的一个。虽然当时的流血事件还没有达到旁遮普那样的程度，但这座城市依然经历了大规模集体暴乱，成千上万人惨遭屠杀，纵火和抢劫行为四处弥漫。甘地在独立日之前一个星期抵达，他发誓，如果暴乱不平息，他就会绝食至死。就这样，最终穆斯林和印度人站到了一起。

我查阅了一张道路交通图，最后找到了通往丘林季（Chowringee）的公路和萨德街上的旅社，整个过程顺利得出乎我的意料：车流要比我想象的少得多，而且我一次也没有遭遇强盗袭击，也没有被乞丐追打。

和伊斯坦布尔、伊斯法罕、奎塔、阿姆利则以及科摩林角一样，加尔各答也是一座地标式城市，是我整个旅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站。萨德街和周边的地区显然已成为旅游者聚居区，不过旅馆对面的人行道上依然有很多当地人站在水管边，用满满的水桶给自己冲澡。

“大麻？草药？上好的鸦片？“一个声音小心翼翼地问道。

我摇摇头，依然大踏步向前走去。加尔各答是最后一个使用人力车的印度城市，几个车夫停在街道对面，坐在搁脚的地方，招揽生意。我一路绕过酣睡的狗和毯子下一动不动的人，前往蓝天咖啡厅，准备同桑德拉和艾略特共进早餐。在那里，我们置身于一大堆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背包客中，啜一小口咖啡，嚼一嚼什锦牛奶水果冻和抹了黄油的面包。

数百万来自乡村的贫民和“隔离”之后逃往孟加拉邦的难民不断涌入，使得加尔各答的生活水平在全世界都声名狼藉。男人旁若无人地冲墙撒尿，还有人就住在斯特兰德南路的一个帆布帐篷里面。到处可见精致的英国式建筑，一时之间竟然让我想起了伦敦，尤其是市中心一些自动三轮禁止通行的地方。人们挤在久经沙场的大巴里，去到各个地方。这些大巴被漆成银色或梅子的颜色，还有黄色的条纹，上面写着“伟大的印度”，“只有一个神”，或者“抵押资产请选择旁遮普国家银行”。而富有一些的人则会选择黑色或黄色的出租车。宽阔而拥挤的人行道上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小铺，出售橘子、香蕉、葡萄、石榴、芒果、西红柿和热气腾腾的小吃，包括炸菜饺、印度烤饼、炸膨膨饼、咖喱餐、凉鞋、皮带、钱包、袜子、内裤、衬衫、长裤、衣架、手表和计算器等。

如今的加尔各答看起来正在向“印度化”的方向发展。1911年之前，这座城市一直是英属印度的首府。如今有几条街道已经改名了，城市的名字有时也会被拼写成“Kolkata”，然而，要抹去关于英国殖民统治的记忆，就必须把城市夷为平地，然后从零开始。就算没有了英国建筑，英国的遗风依然会显现在印度的国会和司法制度、军事传统、铁路、练兵场、板球赛、广为流通的日常用语英语，以及那些打扮得仔仔细细并身穿校服的学生身上。

英国人留下的另一份遗产便是1943年为替代古老的浮桥而建成的豪拉桥。这座悬臂式灰色金属大梁的庞然大物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大桥”，每天为大约10万辆交通工具和无数行人提供了一个安全通道。我夹在一大群行人中一起过桥，很多人头顶着大包袱，人们都沿着左边走。

桑德拉、艾略特和我去完一家网吧，便向练兵场逛去。迎面冲过来一个小伙子，兴奋地迎接了我们，还和艾略特和我握了握手。他也向桑德拉伸出手，但桑德拉没有理睬他。

“她是我妻子。” 艾略特温和地解释，“她从来不和人握手。”

“这样的把戏我以前见多了！” 桑德拉板着脸说。她告诉我们，起初她和有些当地男人握手，但他们却跑回同伴那里咯咯地笑个不住——原来握手成了和白人妇女进行肌肤接触的把戏。

维多利亚纪念碑前有一个人工湖，我们几个坐在湖边的一张长椅上，不出几秒钟，身边就围了一群人，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

一头金色长发的桑德拉无疑是这里的明星，她可不打算保持淡定。“太粗鲁了！”她火冒三丈。

这些人仍然无动于衷，继续瞪视着，一言不发。练兵场上绿草茵茵，一望无际，我们跟一队人一起坐上最后一班列车回家，大家一起上了很空的一节车厢，尽管有一排又一排的空座，但他们还是找了一个地方跟我们面对面坐着。

在加尔各答的最后一天，我终于给自己买到了一个车铃。关于印度那条声名狼藉的主干道，早有好几个人向我发出了警告。直觉告诉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东西也许会派上用场。

第十四章 印度主干道上的历险

离开加尔各答三小时后，我把自行车停在路边的一棵大树下，然后坐下来吃东西，享受了一会儿难得的私密空间。一路上的颠簸早已把这几个美味的三角小枕包变成了几块碎饼和菜疙瘩，让人提不起胃口。我勉强拿起一块，突然发现周围传来一股很不舒服的味道，还奇怪地飞着很多苍蝇。这会儿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坐的地方是个露天大厕所，路边草丛里还隐约可见人的粪便，腐败程度各不相同，就像散落在海中的小岛。我小心翼翼地站起身来，心中祈祷自己千万别糊里胡涂地坐到什么恶心的东西上。前方半英里有个路边餐馆，餐馆对面是一座砖窑。我在一棵榕树下找了一片树荫，就着两瓶冰可乐吃了一个馅饼。

我一直以为印度主干道是英国人的杰作，但是吉卜林笔下的这条“生命之河”实际上极其古老，甚至比丝绸之路还悠久。早在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从阿富汗和中亚入侵时，就使用了这条干道，一千多年之后的公元前326年，这条路又成了亚历山大大帝大举进犯时的必经之路。阿富汗大军阀舍尔沙取代了莫卧儿人自立为王，可是他的统治只持续了从1539年到1545年的短短六年。统治期间，他对这条干道进行了全面整修，将道路免费开放，并在路边种上了芒果、尼姆树、菩提树和榕树，好给路人遮荫纳凉。不仅如此，他还每隔一定的间距开设客栈，为行人提供歇脚处和茶点。英国人所做的只是把这条路的某些地段重新修缮和划分，并给它取了现在这个名字。

第二瓶可乐刚喝了一半，两个骑摩托的年轻小伙就走了进来，重重地坐在我的桌子边——没有一句 “我们坐在这里，您不介意吧？”之类的婉转话，对于欧洲人而言，印度人有时真的是在自说自话。我这样的独行侠的确让他们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就像他们说的那样，在印度，很少有人会长时间独自待着。他们中有一个是体育老师，他告诉我说，这个位于胡格利岸边的小镇在两百年前是一个非常繁荣的港口。但滥砍滥伐和过度放牧使这里的河水逐渐干涸，淤泥堆积，最终大型海船无法沿着河流抵达加尔各答，港口于是废弃。

“哈喽，朋友！哪国的？”一个骑在自行车上的胖乎乎的男人冲我喜气洋洋地叫道。我正驶入布德万（Burdwan），一路经过修车铺、喷漆店、汽车装配工、轮胎工、出售零部件的车铺和代理商，还有落满灰尘的被拆得七零八落的大巴车。

“这附近有旅馆吗？”我问。

他示意我跟他走，第一家旅馆已经客满，但他并没有泄气，又把我带到另一家。在旅馆的前台，他又充当起了我的临时翻译，紧接着又忙着替我拎包，存放自行车。我递给他十卢比权当酬谢，他忍不住笑了，婉言谢绝。“愿上帝祝福你！”然后和我握手道别。

*

瑞那斯曾建议我绕开印度最贫穷和最不讲法制的省，但从加尔各答到瓦拉纳西（Varansi）必须经过比哈尔邦（Bihar）——除非绕个大圈，途经印度中部的那格尔浦（Nagpur）——对于这种走法，我既没时间也没兴趣。

比哈尔邦是印度匪帮最多的省份，我决定继续使用安全穿越俾路支省的金科玉律：绝不偏离大路，天黑后不夜行，不在外面露营。

比哈尔邦东部是一个矿区。道路在一堆又一堆的煤渣之间颠簸起伏，高耸入云的烟囱喷着烟雾，污染了湛蓝湛蓝的天空。一辆货车翻倒在地，满车的煤撒了一地。路上好几辆自行车都满载着塞满了煤块的黄麻袋，鼓鼓囊囊的，三角形的车架里也用绳子固定上了沉重的货袋，人根本无法正常地踩着脚蹬子往前骑。结果他们只得把身子使劲儿向前倾以抓紧把手，人坐在后车架上，沿着山路往下滑，其中一只脚蹬着车保持平衡。但到了平地或上坡的地方，他们便别无选择，只好下车亲自推——维多利亚时代的矿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惨景，我只能猜想了。

当天我在伯戈德尔（Bagodar）的小旅馆里夜宿，睡梦中多次被窣窣在袋子里翻找食物的老鼠吵醒。清晨，有一种特别的声音把我唤醒，我打开通向阳台的房门，真是让人难以置信：昨天一整天还万里无云，晚上又如此干燥，可现在我却分明看见雨水顺着屋檐倾泻而下。

“这就是雨季！”旅馆老板笑着告诉我。

一个小时后，我来到一个看似冷清的路边小餐馆，可是不出几秒钟，人们便从四面八方汇到了一起。我实在不愿意当着那么多观众的面吃早餐，于是只好赶紧骑车上路——抱歉，多有冒犯，今天的演出取消了！

过了丹巴德（Dhanbad），路面越来越颠簸，我骑车的节奏怎么也带动不起来。最后，我只好停下来，把自行车斜靠在沟渠旁边的护栏上。附近正好有一棵树，洒下树荫。我坐在路边的尘土里，背靠车筐，一边休息，一边嚼着印度甜品，身边的货车雷鸣般地鱼贯而过，不停地响着喇叭。自从离开加尔各答，我就一直在和肠胃毛病展开斗争，胃口大受影响，于是只好多喝水，希望甜甜的印度茶叶和糖分很高的印度可乐味汽水能给我提供足够的能量。

第二次吃早餐，情况顺利多了。

“早安！”主人笑眯眯地对我打招呼。我把自行车支在一个吊床边。

这个地方看起来很原始，但服务很周到，两分钟后，主人端着一杯茶出现在我面前。“这是免费赠送给您的。”他认真地说，“我这就把菜单和茶拿来。”

我一直很讨厌这种把水、茶叶、牛奶和糖煮在一块儿被印度人“误称”为“茶”的东西，但既然对方如此热情，我品尝到嘴里的除了美味，还能有什么呢？

多比（Dobhi）和谢尔盖蒂（Sherghati）这两个地方都没有旅馆，我实在无法想象在路边的吊床里度过一个嘈杂无眠的夜晚。所以我现在就得和时间赛跑，争取在太阳下山之前赶到奥兰加巴德（Aurangabad）。白天和失去理智的印度巴士及货车司机一路决斗已经够让人痛苦了，如果到了晚上，那情景真让人无法想象！

不仅如此，天黑之后，公路上携带武器的劫匪出现的几率要高得多，他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伎俩设放路障，诈称车祸。我一整天吃的都是摊饼，但现在时间太紧了，我没时间停下来吃东西。还算幸运，接下来的路面条件好了很多，我空着肚子一口气骑了两个小时，拼命和太阳赛跑。黄昏时分，我终于带着满脸煤灰和泥印抵达了奥兰加巴德。从黎明到黄昏，我一共骑了110英里，着实见证了摊饼、茶、甜汽水和肾上腺素的力量。

在印度主干道上骑车，最让人不舒服的就是皮肤和衣服上积起来的厚厚尘土和没有完全燃烧的柴油。鼻孔里堵上了令人恶心的黑色物质，充满血丝的眼角堆上了黑色的固体。两天前刚刚穿上的雪白干净的衬衫已经变成了灰色。我特别后悔当初把这样一件衣服放进行李箱。更糟的是，因为旅馆的卫生间没有淋浴，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把手臂和手掌上最脏的东西洗掉，然后一边接着水龙头里勉强掉下来的几滴冷水刮了胡子，一边忍受埋伏在脚边的蚊群发起的猛攻。

大街上挤满了几乎分辨不清的人影，停电之后，他们便在这个几乎一团漆黑的地方到处闲逛。在路边的小餐馆，我灌了一瓶又一瓶的冰可乐，狠狠地解了一下渴。不远处发动机的跳动声清晰可闻，使我想到了俾路支省！

*

瓦拉纳西这座古老的城市到处是迷宫般拥挤的巷子，巷子很窄，汽车和机动摩托根本无法通过，但游手好闲的小青年却能开着小轮摩托和助动车，以疯狂的速度在里面横冲直撞，用震耳的喇叭声在心惊肉跳的人群里清开一条道路。行人真该联合起来反击他们，把他们从破机器上拽下来，再一脚踹进地狱。

我坐在恒河边的台阶上，一大群男人正把自己泡在肮脏的恒河水里。很久很久以前，这条河曾经纯净优美，如同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从喜马拉雅山麓一路笑语欢歌，轻盈跳跃着飞奔而来。然而到了瓦拉纳西，她已经变成了一个体态臃肿、邋里邋遢的中年妇女，一个被人类虐待多年后满面愁苦的老妪。河里混杂着无数下水道释放出未经任何净化处理的污水，带着各种各样的病菌。在这样一条由圣河之水、下水道污水组成的一大锅浓汤里沐浴，对我来说，实在是无法接受。一群西方游客正在和一位身着橘色僧袍的印度圣人一同分享一个装满了大麻的烟斗。小贩们不时过来兜售笛子、游船票、明信片、茶叶，还有被关在笼子里的鸟。稍远一些的下游，有人正在岩石上拍打湿衣服，而我则在挂在晾衣绳上的沉甸甸的床单和衣袍下晃来晃去。

奶牛和水牛的粪便被收集到一起，在太阳底下暴晒。两个男人站在齐腰深的河水里，正精力充沛地给他们乌黑发亮的水牛擦洗，就好像在洗车一样。

当死者的骨灰被洒向印度最神圣的河流中时，死者的灵魂便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了。我站在河边的一个露台上，注视着木柴被小心翼翼地置于一个巨大无比的秤上称重，然后渐渐地堆成一个柴堆，白色斗篷包裹着的尸体被安放在最顶端，然后在火焰中渐渐化为乌有。木材按公斤计价，那些买不起木柴堆的死者就和石头绑在一起，被直接投入河中。一个死尸胡子拉碴的脸已经逐渐化为焦炭，但是一条腿还没有烧着，从柴火堆的另一头伸出来。他会不会掉下来，被那些正游荡在悲哀的亲人中间、饥肠辘辘地等着清扫现场的恶狗叼走呢——毫无疑问，它们是被烤肉的味道吸引来的。从我的观察来看，在场的人几乎没有什么悲伤的表情。很显然，比起西方人，印度人对死亡要淡定得多。

2月21日是湿婆神节，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我穿过陡峭蜿蜒的巷子，向前走去。我的同伴名叫马丁·范多纳，是一个戴着眼镜瘦瘦高高的荷兰人。他和艾瑞克，还有艾玛，一起骑车从布达佩斯到伊斯坦布尔。他们的自行车可真是个怪玩意儿，我当时怎么就没想到可以这么仰卧着旅行呢？他告诉我说，这样的自行车只有传统自行车一半的阻力，而且还可以从铁路上关闭的路障下面直接穿到对面去。这东西曾经在欧亚大陆上让马受惊，在罗马尼亚，人们还以为他是个残疾人。

我们以70卢比成交，然后上了船，船在黑沉沉的恒河中向远方划去。左边的地平线开始微微泛起灰白色。两鬓斑白的船夫身上裹着保暖的毛毯，看来已过盛年，这艘船看起来又大又沉。另外几个游客也在这个印度教日历上的重要日子起了一个大早，他们的船比我们的小而快，飞速从我们身边掠过。我真应该在成交之前好好查看一下船夫的腿脚和牙齿。

日出时分，最主要的浴场挤满了人，很多人已经在这个吉祥的日子开始了他们的沐浴净化仪式。一条小船驶到我们身边，船夫向我们推销烛灯，一截被点燃的蜡烛放在一个防水的树叶做成的小船里——据说，把蜡烛放到水里会给你带来好运。马丁从来不信这种迷信荒谬的事情，我通常也相信自己创造命运，但不知怎的，我还是鬼使神差地付了10个卢比，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小船放进水中。

“看！”“仰卧”的荷兰人嘲弄地发出一个声音，一边轻蔑地用手指着：“好运？”原来卖灯人的船正裹挟着巨大的力量直直地向我的小蜡烛冲过去。但不知怎的，正当一切似乎都要消失的时候，这只勇敢的小船竟然灵活地闪过了那艘黑沉沉的庞然大物，就像一名勇士躲开一头猛冲过来的公牛。

“勇往直前！”我得意洋洋地反驳道：“大吉大利！”

*

离开瓦拉纳西两小时后，我特意以每小时14英里的速度在被飞溅的槟榔果汁染红了的大路上慢行。突然，一辆载着四个年轻人的小摩托硬生生地挤入车道，突然来了一个大掉头，直挡在我前面。我一头撞到路边，被甩出了车子。

没有一句道歉的话，没有帮忙，摩托上的人一点儿关切的表示都没有。所幸，我看上去没有受伤，自行车似乎也还完好无损。我开始用一长串的骂人话对他们的预见能力、判断力、眼神表示愤慨。正说得渐入佳境时，这几个人突然傻笑着，猛的一溜烟跑了，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咬牙切齿，怒火中烧。

这么不负责任的还算是人吗？在西方，司机不仅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还要为道路上其他人的安全负责，印度人则把他们的信仰放在上帝身上，正是他们这种满不在乎的宿命论，才让他们把公路变成了致命的地方。公路边成百上千的标语劝告看得懂的人小心驾驶，但如果人们总是无视速度限制，也不使用观后镜，只知道依靠挡风玻璃前来回晃动的象神来保佑平安，那还谈什么道路安全，谈什么小心驾驶？我简直无法想象，怎么会有人在如此拥挤的道路上，突然来个大掉头呢？但印度人开车就是这样——怪不得他们离不开喇叭。为了避免再次撞车，我真的有必要养成新的习惯，多使用最近买的那个车铃。

我在路边立着“游客特价”牌子的小摊上买了两瓶可乐和一小份印度什锦炒饭。钱倒是不多，但是我讨厌被人耍弄：可乐一向是全球统一价，什么时候涨了三分之一？这样的宰客，我是没法预防的，我不可能事先打听好每样东西的价格，这也太荒谬了。你得对人有一定程度的信任，但是当一个国家明白游客是怎么一回事之后，好奇马上就会变成贪婪。

*

车行至科拉加哈（Kora Jahanabad），我突然发现后胎变软了。没办法，我只好在人行道上找了个空地，卸下所有车篮，开始整个流程……这真不是我想要的。

等我把轮子卸下来之后，人行道上已经没有空地了，周围挤满了人。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对付旁观者，只要他们不挤着我，我就可以坦然处之。但是当观众们凑得太近，下决心要弄清楚我是怎么把气泵连到内胎上的阀门时，我就只好恳求他们给我一点儿空间了。找到了漏气孔并修补完毕之后，我费力地想把车胎装回到轮子上，一个12岁小男孩插进来帮我，他熟练地把车胎装回去，我怀疑他是不是专干这种活的。这会儿，人群中已经有人从我打开的车篮里抽出我的日记迅速地翻看起来，另一个人则在笨拙地翻腾我的炉灶，他的一位朋友则在试戴我的太阳镜。

我忍着没作声。

从普克瑞（Pukhrayon）向埃塔瓦（Etawah）走了一半，后胎再次瘪了，我只好停下。肯定是出了什么大问题了。所幸，左边有个壕沟，正好可以用做藏身之地，以便躲开快把人逼疯的人群。五分钟后，我发现自己已经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三个骑车的人正停在路边注视着我。

“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大吼道，“干点儿别的去！”

以前在家时，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那么粗鲁，但是印度和印度大众却有这么一种天赋，能把一个性情温和的人逼疯。在这条痛苦的路上，一天又一天，我的愤怒一滴又一滴地积累起来，当我再也无法承受时，所有累积起来的怒气就必须释放出去。我用的语言非常恐怖，好像我之前在印度平均每行一公里就会在我体内储存一句脏话，在离开印度之前，我必须把它们全部洒向这片大地。

这些人为什么就不能干点正经事呢？心理上的攻击已经让我疲惫不堪，我开始对罗夫产生共鸣，俾路支省上那条坑坑洼洼的道路曾经把他折磨得痛苦不堪。

和广阔的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不一样，这里的风景仍然像一幅由平坦的绿色或黄色的田野组成的拼图，上面随意散落着不规则的树木。在乡村，砖墙、灰泥或泥巴支撑着茅草的屋顶，成群成群的水牛在池塘里尽情地打滚嬉戏，它们的排泄物被晒干，然后整整齐齐地堆成金字塔，准备充当燃料。蹬车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我发现眼前的道路在不知不觉间开始上行——后来我发现我的直觉是正确的：印度北部一望无际的平原的确有点儿倾斜，从德里到孟加拉湾非常缓慢地下降了200米。

我依然被“噢”、“阿罗”和各种叫法招呼着。当骑车的小伙子看见一个长相古怪的外国人骑着时髦的“变速车”在路上飞跑时，都觉得这是一个检验自己“男人气概”的好机会，于是他们便“吱吱呀呀”地使劲踩着单速自行车从我身边超越，两条腿发疯一样地转圈飞舞，但他们这样的速度往往维持不了太久，不大一会儿我就能轻轻松松地掠过他们。

最后终于可以停下来弄点儿吃的了，说是累了渴了，还不如说是为了甩掉路上这两个不依不饶、如影随形的年轻人。我把自行车靠在树上，他俩也停下来在路边盯着我。其中一个人甚至还把车推进来，看看我都点了什么。

“你没事可干吗？”我向他亮着牙齿，好像被占了领地的狗向对手龇牙咧嘴。

领地。空间。就是这个意思。在这个国家待了将近四个月之后，照理我应当对这种情况早已习以为常，但在印度的这几个月里，我的忍耐力也越来越低了。每个人文明的表皮之下，都隐藏着一颗冲动的心，而印度主干道把我这张薄薄的被称为“教养”的表皮撕掉了，冲动的猛兽被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当本能占据上风时，我就像一个私有领地被侵略了的雄性动物，大声咆哮，凶相毕露。

原本希望在印度找到的“内在的平和”算是完了，真正的快乐越来越少，越来越难以寻觅。或许，我在印度的路程太长了——要是我随便跳上一辆驶往德里的大巴或火车，兴许也不会错过什么，而且还能让我平心静气一些。

我的心情越来越郁闷，只有偶尔突发的愤怒能让它稍稍缓解一下。印度有1.66亿人挤在北部各邦，远远超过印度其他省市，总人口是整个英国的三倍。二十年前，我和两百个同学一起挤在一所大学的礼堂里，这样的经历引发了我内心对自由和清净的渴望，直接促使我每年夏天当上背包族，沿着欧洲大陆的公路寻觅清净之地。然而在北印度，就算在公路上，我也避不开人。从来也没遇到过如此穷追不舍的骑车人，他们频频出现，而且个个坚韧不拔，不仅如此，每当我经过乡村小镇时，迎接我的总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哨声、叫喊声，这也让我感到越来越精疲力竭。每次停下来休息时，我总感觉自己像是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毫无疑问，印度正在以缓慢而稳固的速度将我逼疯。

通往阿格拉（Agra）的道路很颠簸，铺有鹅卵石的街道常常被阻塞。牛车、行人、自行车、人力三轮、拉着满满的砖头、木材和乘客缓缓移动的拖车，还有不停地按着喇叭的摩托、大巴和卡车。小机动三轮和大机动三轮（一种更嘈杂且味道和个头都更大的三轮）常常会出其不意地停下随意上下客；所有车辆的右拐、左拐和掉头事先都没有任何示意；行人看都不看一眼左右就坚定地迈开了脚步，而骑车的人总会走在马路上错误的那一边；车辆频繁地在弥漫的尘土和污染物中紧急刹车。在瓦拉纳西狭窄的街道上，我陷入了人群中，一步都动不了，后面还有人毫无顾忌地推搡我。最后，我只得被迫掉头，不料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法挪动，因为前后都是人，也都停在那里。

疯了！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立刻飞到地广人稀的新疆了！

当我终于站在香提旅社的屋顶上注视着落日余晖掩映下的泰姬陵时，我感觉一切就像是一场噩梦。我刚刚冲了一个凉，稍稍恢复了一下精神。几只猴子在邻家的屋顶上跳来窜去。泰姬陵是莫卧儿王朝帝王沙·贾汗为纪念他深爱的妻子泰姬所建，其妻在1631年死于难产。这座建筑完美无瑕，具有梦幻般的美丽，简直就是巴赫或莫扎特的乐曲在视觉中的再现。据说国王在爱妃离世后一夜之间青丝变灰发。建筑完成之后，大约有两万名工匠被斩去双手，以保证这座完美的建筑永远独一无二。

旅馆边一家二手书店的店主克里西那是一位身材魁梧、风度翩翩的白发绅士，他拥有让人羡慕的低低的发线和络腮胡，浑圆的肚子在绷紧的衬衫纽扣下面充满活力地前凸着。他把我当成同胞，而不是一个长了三个脑袋、刚刚从外层空间降落地球的外星人。他用非常流利的英语告诉我说，他本人是泰姬陵设计者的第十一代子孙，一个高级手工艺人，专门负责修缮和维护历史遗迹。如今，他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监督工程的进展，并把自己的技艺传授给他人。书店对于他来说只是副业，他名片上的内容令人不可小觑：

阿格拉旅游贸易运动及公益协会副总裁

斯里兰卡康提佛教出版协会理事

色尔瓦斯国际理事会成员

阿格拉地区乒乓球会前总裁

阿格拉青年再就业中心前总裁

Vibhav Nagar青年运动俱乐部创始人

克里西那的妻子去拉贾斯坦邦看亲戚去了，于是他便在充满蚊子的大房子里亲自下厨房做了晚餐。我也买了一瓶印度威士忌作为礼物。他的侄子穆卡西会给人看手相，而且对星相学略知一二，他相信人的命运就像地图一样，早已绘制好了。

对于这样的说法，我是坚决不同意的，我相信，尽管我们完全无法控制命运之手，但究竟以何种方式对待它，决定权却全在我们自身。因此，在我看来，对我的生活产生影响的大部分事件都是我过往的作为（或者不作为）而导致的。我之所以现在能坐在这张餐桌前吃饭，一方面是由于我天性喜欢冒险，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在今天早上临时决定取消已经计划好了的法塔赫布尔·西格里古城（Fatehpur Sikri）之旅，并决定把《动物农场》还给克里西那。

我也坚信，如果我对工作也像我对自行车和写作那么义无反顾地投入，那么我绝对会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人物，因此于我而言，失业完全是一种预谋。我从没对工作产生过激情。事实上，我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向老板承认，对于裁员，我的感受要比其他人轻松得多。

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人生故事，它是由亿万个决定造就的，即便最微不足道的决定也可能会使生命的轨迹发生翻天覆地的的变化。我在人生中所做的决定完全取决于我自己，而不是什么命运或神灵；在“我的人生”这部独一无二的戏剧中，我就是编剧、导演和男主角。当然，尽管别人在我的人生剧场里也会扮演一定的角色，但真正决定剧情发展的是我自己。如果一个人只把自己看做某种力量手中的傀儡，只是在扮演早已为他们写就的角色，那么他/她又怎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呢？

克里西那在厨房和餐厅之间来回穿梭，一会儿跟我抬杠，一会儿又放声大笑，一会儿又倒上更多威士忌。他问我是否还要个炒鸡蛋。

“我感觉命运之神刚刚下令，要我今晚再吃个炒蛋！”我回答道。

克里西那哈哈大笑，握了握我的手，又一次消失在厨房里。

当我坐上自动三轮回旅馆时，天色已晚。克里西那的餐厅里放着一个空空的威士忌酒瓶。明天六点我就得起床，然后带着宿醉骑上90英里，因为后天我要和一位荷兰自行车好手在德里会面。

第十五章 完整的圆

37岁的克罗姆佩兹体态修长，来自荷兰西部哈勒姆（Haarlem），当发现我极少清洗自己的自行车时，她感觉大为震惊。她之前当过几年护士，在荷兰邮政局工作了一小段时间，后来辞职做了旅游代理。五月份她和丈夫马丁·万·多恩一起离开荷兰，后来在布达佩斯和伊斯坦布尔又跟艾瑞克与艾玛搭伴同行。

这对荷兰夫妇后来发现两人很不适合一起旅行，于是在巴姆分手。克罗姆佩兹继续和几个瑞士人一起骑车到了加德满都（Kathmandu），休息了六个星期，坐大巴和火车环游印度，然后抵达德里。

两个月前，她发来电子邮件，问我能否结伴同走喀喇昆仑高速路，我小心翼翼地回答说我并不反对有人作伴——当然，前提是我们在德里相处愉快。

她就像电子邮件中表现出来的那样，非常乐观健谈。我向她保证说，自行车看上去越脏，被偷窃的可能性就越小。我一直害怕她是个女版罗夫，让人做噩梦，现在这种恐惧已经被驱散了。不过，她的体力究竟如何，尤其是中断了那么长时间的自行车旅行后，这还有待考察。喀喇昆仑无疑是整个旅程中最折磨人的一段，塔里木盆地在夏天就像个大火炉，我必须在5月1日中国边境开放之前抵达。

我们俩一致地想要尽快离开德里。这座城市的空气很不干净，你甚至可以用嘴巴“尝”出来，我好不容易才克制自己吐痰的冲动，但挥之不去的肠胃病却让我感到虚弱而疲倦，这个时候我还不想立刻上路。

帕哈岗吉（Pahar Ganj，新德里火车站对面的大集市，背包客的聚集区）有一条条又窄又挤的通道，行人和奶牛交织在一起。小摩托、自行车、人力三轮、机动三轮一边疯狂地响着喇叭和车铃，一边鲁莽地杀开一条通道。商贩、咖啡店店主、机动三轮车车夫和乞丐从四面八方向你扑来。几头奶牛看来和我一样患上了肠胃病，因此走路的时候得千万小心。我们对面的阿贾尔旅社有家德国面包房，里面有各种各样让人垂涎欲滴的西方美食，比如说苹果脆、薄皮苹果卷、柠檬巧克力蛋糕、奶酪糕、羊角面包和百吉饼。

护士出身的克罗姆佩兹根据经验，为我规划了严格的食谱：干吐司面包和土豆泥。于是吃饭成了一件异常乏味的事，我甚至有花250卢比巨款买一小罐马麦酱的冲动。当我费力地咀嚼着堆成小山样的淡而无味的的土豆泥时，她却心安理得地享受一大盘看起来让人直流口水的意大利烤卷子。

“别前功尽弃！”发现我有一丝动摇，她严厉地警告我。

*

3月25日是个星期天，早上七点，在德里待了整整三个星期之后，我们终于骑车出发了。

我们离开过去几周中渐渐熟悉的杂乱无章的长方形小店、商铺、住家和垃圾堆，开始奔向广阔而平坦的平原，颠簸的城市公路被抛到身后，迎接我们的是平坦的双行道。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甚至感觉已经离开印度了。但是，当经过在公共草地上酣然入睡的人群和在村庄边缘若无其事地方便的人时，我们才幡然醒悟——我们还在印度。

肠胃的恢复比预想的要慢得多，我们又被迫延长了一周时间，等待从英国邮寄来的内胎和车圈，因为车圈又出了几个新洞，两次阻止了我的启程。尽管装上了崭新的车胎、内胎和车圈，我还是感觉惴惴不安，没准儿下一刻就会听到那该死的漏气声。

*

尽管哈里亚纳（Haryana）的私家车在数量上依然比不上自行车、小摩托和小型助动车，但从比例上而言，这座城市所拥有的私家车数量却是最多的。大多数私家车都是日本和韩国车，小镇郊区双行道的两边排列着一尘不染的陈列室，里面有闪闪发亮的现代、丰田和塔塔。我停下来看了看看地图，然后例行公事地检查行李，看看钱包是否仍然用拉锁固定在雨衣的口袋里。

让我安心的鼓包不见了！雨衣口袋的拉锁已经被拉开了！我顿时感觉一阵晕眩。我告诉克罗姆佩兹说：“钱包没了！”

“什么？！”

“我钱包不见了！！！”

我隐隐约约痛苦地意识到，我恐怕得骑上12英里几乎徒劳无功的路，回到刚才停下来吃东西的那个街边小店，看看我的钱包是否掉在那里。可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那个黑色塑料袋正趴在旅行箱上，而旅行箱则晃晃悠悠地挂在后架上。我们刚刚骑了将近一个小时，我的钱包就暴露在大风和重力之中（更别提小偷啦），它竟然还在那儿待着！

当我最初踏上行程时，我坚信不疑地相信，终极的成败几乎可以说完全仰赖一些人为因素，比如说意志上的坚定、身体上的健康、准备上的充分和计划上的周密，然而，当我和戴维·拉尔森说起诺尔多斯克（Nordausques）的这段插曲时，他深信不疑，一定是神安排了这一切。

我的钱包栖息在旅行箱上，我骑行了一个小时，它竟然没有滑落，这个事实已经违背了一切自然的因果关系——当一个事件完全有悖常理时，我们很容易把它归因于超自然力。我已经两次在灾难的边缘上得到拯救，第一次是一位法国酒吧侍者，还有一次是土耳其那两位诚实而贫穷的农民。然而，此时此刻究竟是谁，是什么东西介入了呢？命运？安拉？奎师那？我的幸运之星？当我在印度“杀人公路”上死里逃生时，也是同样的力量在保护我吗？

*

我飞速驶入阿姆利则，一面时不时地回头查看克罗姆佩兹是否跟上来，一面在车流中左冲右突，准确无误地寻找阻力最小的地方。要想一直保持前进的势头，就要有一定的诀窍：一步不离地跟在卡车或巴士的侧面或后面，就像领航鱼紧紧贴近鲨鱼，尤其是在主要的交叉路口和环岛上，因为这些道路上的“大老爷”专门喜欢恐吓其他车辆，好让自己先占得先机。体内的肾上腺激素和眼前的横冲直撞激起了我的一些记忆，比如巴黎和米兰的环形公路，还有莫斯科那条恐怖的环形道路，而最重要的原则从古至今都没变过：果断决策，迅速行动，除非万不得已，绝不退让，只要一犹豫，就会迷失，被海浪完全吞没。

结束一上午的骑行后，我们在设拉子（Shiraz）城堡宾馆洒满阳光的后院里用了午餐。我刚刚给这个巨大的环形路封上口，这段印度之旅终于要结束了。我用克罗姆佩兹的荧光笔在印度次大陆地图上标出穿越巴基斯坦并环绕印度的路线。望着这条漫长而散发着荧光的黄色线条，我感觉无比自豪，在那成千上万英里闷热的道路上，我究竟洒了多少汗水啊！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我们请宾馆老板去帮我俩买来两杯翠鸟啤酒，而我则从附近皇后路上一家面包房里买了奶油蛋糕，一起庆祝我们各自的伟大成就（克罗姆佩兹刚刚骑完了12000公里）。晚上，我们在屋里一边喝着啤酒，嚼着核桃蛋糕（古怪的味道组合），一边看着斯皮尔伯格的《太阳帝国》，屋外电闪雷鸣，滂沱大雨从天而降。

*

皇后大道上的斑马线虽然有些褪色，但依然清晰而醒目。这恐怕是这个国家唯一的斑马线了。我只能猜想，这是英王统治时期留下的遗迹，那个时代的交通一定要正常得多，而且交通法规的执行也会更加严格。当我们尝试着迈开步子准备过马路时，一辆满载锡克教徒的四轮驱动塔塔车立刻冲我们发出了巨大的喇叭声，我们只好迅速撤退。

“这里是人行横道线，你们这帮*****!”我冲着经过的小汽车大吼道。我的火气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状态。我转向克罗姆佩兹：“要是在英国，警察早就抓他们了。”

没错，但这里是印度啊，傻瓜！

虽然我在印度经受了一个又一个体能上的考验，然而，在这个最大的心理考验面前，我却打了败仗。人一辈子养成的习惯层层叠叠，不可能在几个星期内就剥落干净。我的心态依然固执地停留在欧洲，实在没办法适应。

克罗姆佩兹和这片次大陆上的人接触不多。她固执地认为，当他们向你喊出“哈喽”时，你就应当有所响应，“否则他们会认为你只不过是一个傲慢无礼的旅客”。

“在英国，如果有人向你说‘哈喽’，你会视而不见吗？”她问。

“不，当然不会。不过，也许你会发现，印度人从来不会互相像这样打招呼。他们之所以喜欢冲我们嚷嚷，只是因为我们长得跟他们不一样。”

“但我觉得有时候他们只是对你的到来表示欢迎而已。”

“如果觉得他们的问候很真诚，我就会回礼。但是99%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只是想在我的身上激发一点儿反应，或者更糟，只是想在同伴面前瞎炫耀，以博取一些喝彩声。而我希望自己能独自一人，安安静静地旅行。”

“没准儿你真的应该回家了！”

尽管我很不乐意被一个初来印度的人批评，但有一种不太舒服的感觉告诉我，她的话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去年十一月，当我刚开始从阿姆利则进入印度的时候，我为终于来到了这个国家而兴奋不已，那种激动的心情就和我现在离开印度时一样。当时一切都是新鲜的，陌生的噪音、气味、颜色，一切都让我陶醉。然而，在这个巨大的国家环游了近五个月之后，我对于再三重复的刺激形成了一种免疫力，从前曾经令我沉醉着迷的东西现在我却熟视无睹了。无论是锡克教徒鲜亮夺目的缠头，还是女人五彩缤纷的纱丽，在我的眼中都褪了色，皇后大道上的尿臭味也不再让我大惊小怪了。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污染，对噪音和疯狂的车辆也几乎无动于衷了，甚至当地的茶似乎也是可以入口的。

从各个方面而言，对于一位骑车的旅行者，印度依然是所有亚洲国家之中最友好的。尽管这里的路程如此漫长，在最拥挤的主路上骑车又是如此难以忍受和险象环生，但这里的山丘、热浪和迎头风还都可以应付，食物、饮料和住宿也是充足又便宜。就算肠胃偶尔表示抗议，我却从来没有被真正险恶的细菌打倒过，除了在比哈尔邦（主要也是因为它名声不好，我本人并没有任何糟糕的亲身经历），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威胁。唯一要对付的敌意仅仅来自于我自己。

有人说过，印度永远不会让你感到厌倦，它只会在有的时候让你感到疲倦！

终于，在几个月的挣扎奋斗之后，我的耐心在瓦拉纳西西边的印度主干道上被耗尽了。

这句话太对了。我已经对这里的人群产生了疲倦——也许只是因为这里的人太友好了。

是到了回家的时候吗？不，还没有。只不过，现在真是该离开印度的时候了。

第三篇 印度之后

日日夜夜，为了这个永无餍足的人，我甘为奴仆，忍受风雨，缺衣少食，辗转难眠！

——莱波雷诺（Leporello），莫扎特歌剧《唐璜》

第十六章 重归巴基斯坦

出了阿姆利则的西郊，车辆逐渐变得稀少，印度主干道也走到了头，呈现出一种怪异的宁静。盛气凌人的大货车和长途巴士已经不见踪影，道路穿越一大片无穷尽的平坦的耕地向远方延伸而去，两旁以尤加利树隔开，只有牛车、自行车和偶尔可见的拖拉机。告别了汽车喇叭的嚎叫，肆无忌惮的塔塔车和利兰（编注：印度汽车品牌）汽车上呼出来的臭熏熏的热气，我终于在宁静和相对的安全中再一次享受到骑车的乐趣，这几乎是自加尔各答以来的第一次。

尽管重走同一条路有违我一贯的原则，但是从阿姆利则重返拉合尔却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条长达1800英里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边境线上，只有这唯一一条过境通道。印度这一边的阿塔瑞公路几乎已被荒弃，而且这里的官员很友善，对我们也很感兴趣。通常他们会将我们直接引入境内，极少给我们找麻烦。

一群群汗流浃背的苦力在这片荒无人烟的土地上奔走，肩头扛着用雪白棉布包裹着的形状不规则的长圆形物品，看起来非常沉重，这让我联想到瓦拉纳西葬礼中柴堆上的尸体。两辆装有货柜的卡车停靠在边境线上，巴基斯坦这一边的货物正被运送到印度那边的其他货车上，车辆被禁止在两国之间自由穿梭，除了偶尔经过的旅游大巴、小汽车或来自其他国家的疯狂的自行车手。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被一条草率从事的边境线一分为二。我忍不住要把此情此景和德国在战后的分裂做一番对比。然而在这片次大陆上，两国的冷战已经超过了他们在欧洲的老兄，而且似乎完全没有结束的迹象。以宗教为界将印度清晰明了地一分为二已经证明是不可能的：穆斯林最密集的聚居区位于这个国家的另一端，而小型的穆斯林居住区则散落在以印度教徒占主导的地区；反过来也一样，还有的地区则均衡地混杂了两者。在1947年发生于旁遮普和孟加拉的大隔离中，有近100万穆斯林、印度人和锡克族被屠杀，还有近1700万人沦为难民，但是印度现在的穆斯林总人数却仍然超过巴基斯坦，同时他们的生活与边境线那边的同胞一样糟糕。我不确定，是否因为那些死者和幸存者遭受的这场无法逆转的浩劫，才使他们的子孙后代能享有一个和平而繁荣的未来？

他们的牺牲是徒劳无益的，成千上万的人还在继续无谓地失去生命，为了争夺克什米尔疲惫不堪。虽然从逻辑上来讲，克什米尔的穆斯林理应成为巴基斯坦西部地区的一部分，然而在印度独立之前，统治该邦的是一位印度的国王。1947年10月，一支帕坦军队入侵克什米尔，试图将它变成巴基斯坦的附庸，这位国王立刻决定加入印度一方，与此同时，印度军队从东部大举进入。两国之间的第一场战争以联合国的介入而告终，一条分界线被划定，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实际控制线”。印巴两方都没有把这条分界线当成正式的边境，于是在1965年和1971年又接连爆发了两场战争。零星的战斗使这两个国家相持不下，已经到了第四次爆发战争的边缘，核武器也蓄势待发。

因此，这场大隔离究竟使谁受益？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ohammed Ali Jinnah）果真想给这片次大陆上的穆斯林带来幸福吗？或许这仅仅是他个人野心的驱使？大隔离是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如果没有这场分裂，情况将会怎样？如果是这样，那么再也不会有这样两个一贫如洗的国家在世界首次核冲突的边缘上风雨飘摇，而是会成就一个更为伟大的印度——一个占据了四分之一世界人口的国家，拥有更多的金钱可以投资到教育、经济和基础建设之中，它有可能成为亚洲的超级大国，在经济上赶超中国、日本甚至是美国。

没有了试图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操纵并分裂民众的政客，人们通常总能找到与自己的邻人和平共处的方法。对于巴基斯坦和印度沉默的大众而言，个人的富裕和安全重要性要远远超过克什米尔的命运。然而，宗教和政治往往被偏执而顽固的少数派所绑架，这些人张着贪婪的口，却关闭了狭隘的心。1989年，大多数沉默的东欧人亲手承担起了解决问题的重任，其结果令人鼓舞。也许，期待着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之间的边界线能有朝一日像铁幕一样彻底消失会有些不合实际，但是在未来的某一时刻，这片次大陆上沉默的千万大众很有可能会执行他们自己的意志，正义最终将会得到传扬，而印度和巴基斯坦将会把彼此的敌意在一个板球场上解决掉，而不是动用子弹和炸弹。

一辆乘坐着伊朗游客的巴士停在巴基斯坦边境旁，海关大厅挤满了乘客和堆成了山的行李。我的心一沉，不知道面对那个好奇的海关官员，应该如何解释包里那个形同未引爆炸弹的小火柴盒里的东西，而且看起来我们似乎得等上很长时间。我们被领入一个更小的房间，一个圆圆胖胖、长着络腮胡子的人把我们护照上的详细内容一一记录下来，他一言不发，但不时地向我们投来微笑，看着很是友善。

幸运的是，开包检查并不是必要的程序，那张和蔼仁慈的面具依旧没变。运送行李的人中间有一个人认出克罗姆佩兹上回来过，于是竭力邀请我们一起喝杯茶。我们离开时，他握着我的手说：“愿上帝祝福你，先生！”他的真诚令人难忘。

接下来是通往拉合尔的一段短途旅行。和印度那边一样，这片平坦的土地绿油油地向远方伸展，使得这条边境线更显得人为造作。太阳无拘无束地透过树林，在马路表面投下斑驳的光影，路面撒着一滩一滩动物的粪便。牛群或在吃草，或被拴着躺在地上。尽管边境这一边的居民统一用旁遮普的语言交流，但是锡克族鲜艳的缠头和妇女的纱丽已经被随处可见的长衫和宽松裤上柔和轻淡的色彩所替代。

在拉合尔一座几乎空无一人的大影院里，我们观看了《明日帝国》。影片开始之前，巴基斯坦国旗出现在屏幕上，在场的所有人都起身而立，高唱国歌。影片播放期间，有个男人举着手电隔段时间就来回巡视一下，我猜想是为了检查有没有人在黑暗的掩护下做一些不当之举，被我们西方人认为无伤大雅的亲密举动在巴基斯坦这样的伊斯兰教国家是严格禁止的。

晨祷的宣礼声在空中回荡。早餐之后，我们沿着教堂路向购物中心散步过去。独立之前，拉合尔的120万人口中大约有一半是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然而这场由大隔离引发的种族大清洗把该人数锐减到不到一千人，随着大批人口消失的似乎还有妇女。

“这座建筑可真够漂亮的！”克罗姆佩兹停下脚步，欣赏起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复兴天主教堂和红砖墙结构的法院。

“当然啦。英国人造的！”

“你越来越自恋了！”

“自恋？我不这么认为，沙文主义（译注：极端、过分的爱国主义）倒有可能。”

“这两个都不好。不管怎样，我相信这里没有一块砖是英国人抬的。他们只不过是设计了这座建筑，然后看着巴基斯坦人把房子建起来而已。”

在这条繁忙的街道上横穿马路，有点儿像在板球比赛里抢一个快球。我估计了一下所在地和对面人行道安全地带之间的距离以及离我们最近的车辆飞驶的速度，快速地做出了决定。

“走，走，走！”我大喊道。

“不，不，不！”克罗姆佩兹尖叫道，使劲儿拉着我的衬衫往后拖。

投球手里只要有一个犹豫不决，两个人中准保有一个得出局。尽管已经没有第二局的机会了，我们还是幸运地保留了我们各自的得分，没有出局，毫发未损。

*

古吉兰瓦拉（Gujranwala）支线上有一座孤零零的餐厅，店主人免费提供一个房间让我们过夜。这样的诱惑还能抵御吗？这里的食物非常美味，人也极其友善。正对房间的楼底下正好有个厨房，新鲜出炉的印度烤薄饼的香味飘上来，让人垂涎欲滴。一只公鸡不断地啼叫着，从附近的双程车道隐隐约约地传来车辆的轰鸣。布莱恩·鲍尔·巴赫（Brian Paul Bach）的书《坐在前座上走印度主干道》我已经看了大约三分之一。让我困惑不解的是，这个美国作家怎么就能用400页的篇幅对这段被我认为是最最枯燥乏味的路程大送溢美之词呢？我肯定错过了什么。

过了古吉兰瓦拉，主干道继续向前延伸，宽阔的四车道高速公路小心翼翼地绕过较大的城镇，比如瓦兹拉巴德（Wazirabad）和古杰拉特（Gujrat）。然而，遇到小一些的社区时，它却毫不妥协，水泥沥青路形成的屏障趾高气扬地把这些地方断然分成东西两半，不论是交通指示灯、横穿马路的行人还是交通环岛，这些“礼遇”都挡不住车辆的涌动。

尽管这样一个国家不幸孕育在政治所造成的恐惧和憎恨中，然而巴基斯坦人却非常彬彬有礼。送奶工在自行车后座的左右两端分别挂上了巨大的金属搅拌桶，蹬车进入了小吃店，送给我们每人一杯牛奶；当我吃完了帕拉塔煎饼和炒鸡蛋，起身去卫生间时，立刻有人为我打亮了电灯 ；稍顷喝茶时，又有一个男人飞快地抱过来两张椅子，放在仅有的几处阴凉地里，邀请我们入座。喝可乐的时候，周围挤过来一大群人。他们其中一位在米兰的商业中心工作，另一位在哥本哈根当大巴司机，两人都趁着假期拜访亲友，等假期结束后再回到欧洲。他们俩热情友好，而且也很健谈。几个面容消瘦、满脸胡子的长者，或包着缠头或戴着无沿便帽，无一例外地穿着宽松肥大的裤子和长衫，也挤在这个红砖垒成、没有窗子的小茶室里，谈天说地，喝着没完没了的茶。屋子的外面点着明火，上面架着一口大锅，正在煮着米饭。他们邀请我们留下来一起吃饭。然而，我们只能很遗憾地谢绝他们的好意，因为早餐吃得很饱，我还没有消化呢。我们正想动身，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带着一大群随从走进来，恳求我们留下来一起喝个茶。“你们是客人，我是主人。招待你们是我的责任。”他说。

很显然，外国游客在巴基斯坦还很罕见，因此依然得到很大的欣赏和礼遇。昨天的两个货车司机，听说我们从拉合尔一路骑了30英里居然没有筋疲力尽，感到非常吃惊，于是坚持为我们支付饮料的钱。第一次经过巴基斯坦时，也许是疲惫过了头，并且一直在生病，我几乎没工夫注意当地人，然而这次故地重游，我发现这些小小的友好举动如此动人，使我在这个国家的旅行变得非常愉悦。

随着我们的北上，环境变得越来越干燥，湿润而肥沃的平原地带渐渐离我们而去，柔和的绿荫变成了棕、灰、红、黄色，如此景象让我想起了伊朗，表面平滑的公路更加深了我的错觉。双行车道绕着盐岭（Salt Range）迂回起伏前行，绕开杰赫勒姆(Jhelum）之后，这条公路又穿过荒凉的山岭，跨越峡谷，在崎岖不平的高山上蜿蜒前进。当我征服了自比哈尔以来的第一座山梁后，我欣喜若狂，几周以来单调乏味的平坦大道终于有了变化。这里的空气又干又热，地面焦枯而多石，只有最抗旱的灌木和带刺的树木才能生长。半隐在迷雾中的山峰在远处耸立着，深褐色的悬崖在尘土飞扬的平原上隐隐呈现，近旁深深的大峡谷和干枯的河床穿过这些悬崖，就像那上面的刻痕。在这些乡村小镇里，清真寺的圆顶和尖塔是最多见的，公路盛气凌人地将这些地方一分为二。一簇簇平顶的砖石灰泥砌成的小店和住家在阳光下被赤裸裸地炙烤着。五颜六色的广告牌上，四处可见“红白香烟”、“金叶烟草”、 “立顿冰茶”，左边的一些小山包让克罗姆佩兹想起她的家乡哈勒姆附近荷兰海岸线上的沙丘。

路上为数不多的几辆小轿车几乎一律是日产的，就连本地的公交也是丰田和铃木的小巴，它们在拉合尔的大街小巷摁着喇叭，四处穿梭。日野长途车呼啸着掠过，排放出油乎乎的浓烟，一股热空气迎面扑来。最醒目的毫无疑问就是那些大货车了，这些装满了货物的庞然大物闪着明晃晃的金属光芒，车身上的色彩组合大胆而惊人，到处刷着厄尔都语和英语的大幅标语。不仅如此，那上面还覆盖着一串串的彩灯和亮片。这种丰富炫丽、生机勃勃的个人绘画作品的细节中所表现出来的想象力、技艺和非凡的投入，使得一架平庸暗淡的大机器摇身一变，变成了一幅幅精彩纷呈的流动艺术作品。

炽热的空气在耳边呼啸着飞过，自动旋转的飞轮发出微弱的嗡嗡声，我们正沿着一条漫长的山路，以风驰电掣的速度向山下的城市俯冲而去。在我们的眼前，山底下呈现出一片广阔的平原，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假日酒店的店员以温暖的笑容和热情的握手欢迎我们的到来。

*

驶往伊斯兰堡的大巴被夹在穆里（Murree）路上拥挤不堪的车流里，以最低的速度缓缓地向前爬行。一路上，大巴频繁地停下，用恳求的喇叭声召集更多的乘客上车，这种奇怪而嘈杂的声音变得有点儿像马的嘶鸣声。在每一站上，售票员大声报出目的地的名字，直到车里的过道上都挤满了站立的乘客，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我透过车窗，看见一架绿白相间的巴基斯坦国家航空的喷气式飞机直冲入万里无云的天空，机上的乘客们被飞机从一个世界带起，几个小时之后又被投放到另一个完完全全不同的世界里，而在这两极之间究竟有什么，他们却毫无感觉。

经过了数月的艰辛，我才来到了这片遥远的土地上，然而，如果坐飞机，英国离这里也不过是十小时之遥，想到这里，我更是觉得自己非同寻常。

“的确不是很远！”克罗姆佩兹表示同意，“飞机让整个世界都缩小了。”

半个小时之后，我们散步在炎热、空荡、整洁而平坦的人行道上，路过奢侈的现代化宅邸，这里高墙林立，大门紧闭，有内部通讯系统保护着豪宅的安全。拉瓦尔品第离伊斯坦布尔只有10英里，但是正如飞机上的乘客一样，我们被发射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这里草木葱茏，花团锦簇，红白掩映，被小心守卫的边界上还开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

克罗姆佩兹说，我们可能是在荷兰了，或是阳光下的米尔顿·凯恩斯（Milton Keynes）和佛罗里达。

当然，不是的，这里是巴基斯坦。

ACB公司位于蓝区的山景大厦，办公室的一个男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给我们俩一人一瓶可乐，然后把装有自行车零部件的包裹取出来。接着他拿出钢笔，把汽车站指给我们看，于是我们坐着有隔离带的丰田小巴回到了巴基斯坦。克罗姆佩兹和其他的妇女不得不挤在前面的驾驶舱里，男人则被紧紧地塞在车的后部，我甚至无法伸手到口袋里掏钱买票。

*

拉瓦尔品第和伊斯兰堡不同，人行道非常拥挤不平，水泥路让位于被压得紧紧实实的土路和各种坑洞之间。

天气非常炎热，让人感到萎靡不振，我忐忑不安地想，如果巴基斯坦北部在四月初就那么热，那么，五六月份的塔里木盆地和内蒙古的温度我又该如何对付？还有七月份的中国东北又会是什么情况？

正发愁着，一声尖叫声夹杂着愤怒的荷兰语打断了我的思绪。一个迎面走来的当地色鬼刚刚趁机捏了一把克罗姆佩兹的屁股。有些男人把西方女人日渐增长的自由和独立误认为乱性（互联网上的黄色网站更是恶化了这种误解）。对于女性旅行者来说，这种情况不仅令人难堪，甚至非常危险。我真想立刻追上那个恶棍，拽住他的睾丸，乱摸他的屁股，然后质问他，被一个陌生人性侵犯，是个什么滋味，但是我还是生生地克制了自己的冲动。片刻之后，当我进一步深思这件事情的时候，不由想到，到底是多大程度的愚昧和性压抑才会驱使一个人走到这种地步，我究竟应该感到怜悯还是愤怒？

在一个穆斯林国家和一个女人结伴同行，这的确给了我很多的启示。男女隔离不仅发生在公交上，也发生在很多餐厅和咖啡厅里，在这些地方，我们被单独地隔离开，待在一个叫“家庭区”的地方。

“这个国家有一些非常可爱的人，但是有些规则实在是愚蠢之极。”这是克罗姆佩兹经过观察后得出的结论。此时，在拉瓦尔品第的萨达（Saddar） 集市的一家咖啡厅里，我们正坐在“家庭区”的彩色玻璃后面，吮吸着冰爽的可乐。“在这里，身为女人使你感觉自己有什么问题。”克罗姆佩兹说。

我们从裁缝那里取了她的新罩衫。这是一件又长又宽松的大袍子，其设计专门掩盖了胸部、大腿和臀部这些带有挑逗性的突起部位，以便在科希斯坦（Indus Kohistan） 和巴尔蒂斯坦（Baltistan）这些极端保守的地区穿。她选的颜色是荷兰橙，她说穿上它感觉比穿自己的灰T恤更惹人注目。

“巴基斯坦女人也喜欢穿亮色。”我提醒她。

但是巴基斯坦女人们不骑车。我们越往北走，越是些偏远的部落区，而她在冒一种更大的危险——她将被好奇的眼睛团团围住，甚至还会被嘲笑。

*

4月11日，周三，我们离开了拉瓦尔品第假日旅馆，胃里很不舒服地塞满了早餐，有酸奶、香蕉块和蜂蜜。除了有两条狗在对面的一小片荒地上交配，这些街道几乎空无一人，这倒是中了我的意。过了城市的边缘，可见奶牛、驴子和山羊正在这片干燥而布满尘土的土地上咀嚼着稀稀疏疏的植物。低矮的悬崖和随处可见的砖窑让人联想起俾路支省。

出了阿特克（Attock），几辆路过的汽车渐渐放慢了速度，缠头或无沿帽下胡须满布的脸开始把我们纳入到他们的巡视之下。我们刚刚穿过印度河（Indus），进入帕坦（Pathans）的土地，这里生活着一群凶猛、顽强、独立、好战的部落，他们的家园从巴基斯坦拥有浪漫名字的 “西北前沿省”一直延伸入俾路支省和阿富汗。他们原始、野蛮的名声一直以来都富有传奇色彩，因为据说印王的士兵们向来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并因此而闻名。他们情愿自取性命，也不愿意作为战俘惨死在征服者的手里。

在距离白沙瓦20英里的一个路边小餐厅里，我痛快地吃了一顿恰帕提（印度薄饼）、豆汤、棕豆、羊肉组成的大餐，外加黄瓜和西红柿组成的沙拉，这要是在去年十月，那是绝对无法想象的，现在的我浑身充满了轻松和自信。一个看起来带着一股子邪气的人试图和我们搭茬，他坐在旁边的吊床上，同样有着浓密的胡子和懒洋洋的眼睛。

“真漂亮。”他赞叹了一声，贪婪地盯着我的自行车。

26寸的小轮子，大而厚实的轮胎——我一直觉得我的自行车非常实用，从来没想过它也算是一架非常雅致的机器。克罗姆佩兹的自行车虽说比不上我的结实，但外形上却优雅得多。

离开白沙瓦6英里，面前的车辆突然紧急刹车。亚洲国家的车流就像水一样，总是找阻力最小的地方流动。如果前面的道路被堵，义无反顾的摩托车手就会在堵车地方的周边寻找一个突破口：他们或贴着路边驾驶，或开到邻近的田野里，或顺着马路中央的隔离带，迎着反方向而来的车辆逆流而上。结果不用说，就是一片彻彻底底无法想象的混乱。一群又一群的行人在纹丝不动的车辆周围的缝隙里乱转，让我马上想起足球赛结束之后托特纳姆（Tottenham）高速公路上的情景。其中几辆车亮出了黑白横条纹的的旗子，人们开始成堆地涌入车里，甚至爬到车顶上，其他的人则紧紧地抓着车沿和车身，“挂”在上面。装着至少三十人的皮卡（敞开式后厢）危险地晃动着，当车突然横穿过中央分隔带，掉头而来的时候，车弹簧贴到了地面上，发出刺耳的嘎扎声。我以为必翻车无疑，没想到车身却奇迹般地保持着稳定。从西方来的这两个自行车手被迫从车上下来，颇有自知之明地推着他们的自行车，穿越这片被蓄意破坏的“作案现场”。足足两英里之后，车辆终于再一次缓缓地移动了。

*

白沙瓦的老城简直就是一个巨型的露天大集市，这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香味：烤肉串、炸肝子、茶、香料。在奎塔这个地方，我可以感觉到阿富汗的临近，因为就在最近几年，随着几百万阿富汗难民的涌入，这个城市的人口急剧膨胀，其中还有许多隐藏在黑袍中的妇女。再往回骑一点儿，到富有传奇色彩的开伯尔山口，就可以穿过边境线，瞥见另外一片土地，这真令人神往。其实这一切要不了一天就可以完成，但是出于对我们的安全保障的担忧，这里的官员拒绝给我们签署任何必要的通行证。于是，我们和这条主干道漫长而反复无常的耳鬓厮磨终于告一段落，从加尔各答到白沙瓦哈迪亚特宾馆，我们全程共骑行了1562英里（约2499公里）。

后来据《政治家》的报道，我才知道我们在城市的西部遭遇到的那场大混乱是在当地举行的为期三天的国际迪奥宾派（编注：阿富汗的塔利班组织）大会结束后的情景。我还没回过神来，于是继续往下读：

参会者齐呼支持塔利班的口号，愤然谴责美国和其他反伊斯兰势力对待塔利班的态度。一千多万民众参加了闭幕式，为伊斯兰穆斯林社会的团结一致共同祈祷。

在拥挤的人群里，不见了一位妇女，克罗姆佩兹承认说，这样的经历让她感觉非常不自在。“那些男人都是虎视眈眈的！我感觉自己就像《太阳帝国》里那个和母亲失散了的小男孩。要是我和你走散了，我肯定得吓坏了。”尽管我们碰上的这次活动特别散发着对西方社会的反对气息，但是当我们在人群中挣扎前行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任何的敌意，但是我也不能说很开心和舒畅。

第十七章 克罗姆佩兹、罗斯和喀喇昆仑公路

尚拉（Shangla）山口长2134米，在滂沱大雨中，我们在崎岖而湿滑的道路上一路颠簸着穿过偏远的小山村，一路躲避着一群群试图拽住我们的自行车和向我们扔石头的小顽童。终于，我们来到了贝沙姆（Besham）的喀喇昆仑高地。在旅馆里，我发现其中一个小兔崽子偷了我一瓶马麦饮料——横跨在后边载货架上的吊带的拉锁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断开了，正好允许他的小手伸进去探东西。

第二天一大早，一位长着白胡子的老者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告诉我们说，昨天他从大巴上看见过我们。“下雨的时候，你们应该到旅店里面躲雨！”他警告我们。

要是有旅店可去就好了。我们礼貌地谢绝了他和我们共进一杯茶的邀请，然后小心翼翼地沿着一条灌满了泥浆的土路骑出了贝沙姆，开始走上曾经被描述为世界工程史上第八奇迹的道路——喀喇昆仑公路，然而这样的开始却让人觉得前途渺茫。在过去的20年间，15000名中国劳工与山崩、落石、洪水和严酷恶劣的环境展开了斗争，在这个地球上最为险峻的地域开凿了一条通道。每铺一英里都差不多有一个生命在事故中消失，而这条道路的维护一直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工程，在这样的一个强地震地带显得无穷无尽。1974年，帕坦的地震使7000人丧生，40英里的路被埋没在成吨成吨的碎石之下。尽管大自然费尽了心机，连接拉瓦尔品第和喀什的这条长达800英里疤痕累累、不堪一击的柏油线依然是标志着人类意志和工程智慧的里程碑。

吸饱了雨水的天空就像一顶随意搭建起来的帆布大帐篷，在雨水的重量下摇摇欲坠，要不是附近的山峰将它高高地支起，它一定会砸在我们头上。道路上有标志提醒车辆注意，这片地方很容易发生山体滑坡。道路紧贴着左边山体上开凿出来的窄边，从印度河开始逐渐蜿蜒而上。细雨开始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披着长毛的山羊瑟缩在崖壁下面。一只受惊的小牛犊从我们身边飞奔过去，徒劳地寻找一条逃跑的路线。在我们的右边，雨滴滴答答地落入浑浊的河水中。在河对岸，郁郁葱葱、岩石遍布的山坡极其陡峭，峰顶掩藏在低低的云层中，梯田则令人难以置信地刻在垂直的山腰上。这条路的名字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我一直以为，即便它不是双车道，也至少应该是一条宽阔、现代而且维护良好的大路，没想到这条路自始至终都非常狭窄，路面的状况也无法预料，几乎看不到什么车辆。

一群小流氓一会儿尖声大叫，一会儿爆发出不怀好意的大笑，一路追赶着把我们逼入了达苏（Dasu），而我更情愿被一群德国犬追赶。我们的旅馆拥挤而嘈杂，卫生间的窗户也关不上，如果窗外热闹的街道上有那么几个偷窥狂，就能一览无余地看见我们正赤身裸体地用水桶里的凉水哆哆嗦嗦地往身上浇水。

“自行车皇后，看呀，甜蜜的十七——三十七！”这是克罗姆佩兹的嚎叫，这个曲调让我依稀想起瑞典阿巴乐队的成名金曲。很显然，周围恐怖的环境并没有对她造成如何影响。

步行去往区林业局的两英里路程中，一帮小鬼头对我们纠缠不休。当我们离开村子渐渐远去时，这帮跟屁虫发出的吵闹声也渐渐地消失了，只有一个半疯半傻的十几岁孩子，嘻嘻哈哈地一路跟着我们，直到我用我的旅行指南重重地把他打了回去——真该好好批评一下他的父母。

一位自称是老师的小巴司机及时拯救了我们，免了我们徒步回城的痛苦。

他以蜗牛的速度一边向前开，一边时不时地停下来和熟人打招呼，或者接上客人。

“你们喜欢巴基斯坦吗？”他问道。

我们热情地点点头：“美极了！”

“巴基斯坦人呢？”

“当然！”我们道，“嗯，有一部分吧。”

“巴基斯坦音乐？”

“那还用说？”我们撒了一个谎。

这下我们可酿成了大错：他热心地把一盘盒带塞进录音机，于是这个密不透风的小空间里立刻装满了痛彻心扉的忏悔哀号声和尖叫呼唤声——这就是巴基斯坦的音乐。

第二天一大早，乖宝宝们还在小熊维尼的棉被下面抱着他们的泰迪熊酣睡时，狂吠不止的当地狗已经为我们热热闹闹地送行了。我放慢速度，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它们就立刻失去了兴趣——对付狗可是比对付孩子容易多啦。在达苏短暂而不舒服的逗留期间，我们一个女人的影儿都没看见。

有些当地人对我们的态度非常粗鲁，要是接下来遇上那些好斗的半大孩子，难免又是一番冲突，想到这些，我不由地有些郁闷。当我们骑过一个小村子时，一个小年轻作势要用棍子打克罗姆佩兹；又过了一会儿，一个年轻人在路边举着一条刚刚捕获的大鱼，好像要给我们。我礼貌地示意“不了，谢谢”，他似乎立刻就想拿手里的鱼来袭击我的脑袋，这辈子我还是第一次遭到一条死鱼的威胁。但是我们受到的接待也不都是敌意的：卡车司机嘟嘟地响起喇叭，向我们挥手致意；一个老人向我伸出手来，但是我不想停下；对面的山脚下迎面过来两个一路笑闹的孩子，坐在一辆家庭制作的牛车上向我招手；我们停在路边补充水分和喘上一口气的当儿，一头驴子支着驴鞭站在我们对面。

一个加油站，几个乏味的小店，这就是夏提欧（Shatial）了。而这里所有的人不管手头上在忙什么，都一律停下来注视着我们，甚至有二十个围观的人跟着我们进了一家空荡荡的餐厅，然后散坐在周围的轻便床上。豆汤和恰帕提是菜单上唯一的东西，而且这里没有餐具，我们只得用手指抓着吃。有个会讲几句英语的男人试着向我们布道：唯有安拉的相助才有望成功；唯有安拉是真神。

我付完了200卢比，才发现这里既没有水也没有电。这里没有其他的住客，外面有群孩子正叫喊着扭打成一团，看来剩下的时间我们只得被迫待在这个虚拟的围城里了。

当我们放弃了科希斯坦和西北前沿省的青翠山坡，却选择了北部地区裸露的花岗岩时，地形变得险峻艰难得多了：宽阔的山谷两旁，参差不齐的悬崖和岩石镶嵌在垂直干硬的泥墙里，地上覆盖着沙子、砾石和大石块，有的甚至像货车那么大。这地方只能被称为沙漠，顽强坚韧的灌木丛挣扎着维持着一息尚存的生命，但就像周围的景观一样，暗淡无色。我们的左边是兴都库什山（Hindu Kush）东端，右边是喜马拉雅西麓的壁垒，前面耸立着巨大的喀喇昆仑帕米尔山脊，这是5000万年前印度与亚洲板块相互撞击后隆起的连绵群山。当“无法阻遏的力量和无法移动的物体”之间发生无法解决的难题时，便出现了山脉这种地质上的解决之道：印度以每年5厘米的速度继续向北挺进，这种冲击力表现为时常发生的地震，使山脉以每年两毫米的速度上升。我们的右边是高达8125米巨大的南迦帕尔巴特峰（Nanga Parbat）（喀什米尔语，意思是“裸露的山峰”），白色的脸庞庄重地隐藏在云朵形成的面纱后面。难以想象的地下动力使这个星球上的第九大高山以每年7毫米的速度惊人地增高。在这种异常活跃的地质活动中，喀喇昆仑公路脆弱得就像工地上的一只蚂蚁，山崩以及用于清理碎石的重型机器给这条公路表面的留下了许多伤疤。伴随着这条曲折而脆弱的“沥青丝带”，一条大河沿着粉灰色的淤泥所堆积而成的河岸，静静地向前蜿蜒而行。

夏日的酷热把这个乱石丛生、峭壁林立的山谷变成了一个大火炉；而到了冬天，这里的温度又会急剧下降到零下几度。然而，凉爽多云的四月天却是最适合骑车的。尽管飘浮的云朵盘踞在山顶，就连最高的山峰也令人失望地隐藏在顽固不化的积雨云后，我却陶醉在被阳光与和风抚摸的感觉中，欣喜于起伏蜿蜒的空荡荡的道路和百转千回的景致。我们经过了一堆堆的岩石，终于登上了一座石墙稍作休息，喝几口水，在默契的沉默中注视着眼前的空谷。

在一望无际的单色背景中分散着的一些独立的绿色小岛透露出人的痕迹，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这些人似乎比科希斯坦的居民更让人感到亲切——那些地方的居民总是瞪着怀疑的眼睛，经常做出无法预料的反应，再加上那里狂野的孩子们，这一切都使我们穿越村镇成为了一段痛苦的回忆。

我们坐在客房的晾台上度过了一个悠闲的下午，喝茶读书，晒晒太阳。

无论是从私家车的前座上透过巨大的车窗所看到的全景，还是从长途大巴拥挤不堪的人群中投出的惊鸿一瞥，主干道上的风景都犹如一幅巨大的浮雕，一个绵延不绝的故事场景。它在此不仅是独一无二的，同时也是宏伟卓绝的创造。

清风拨弄着茂盛的草地，催生树枝上的新芽，拥有过度人口的印度北方邦（Uttar Pradesh）平原浸淫在闷热之中，与这里只是一界之隔。我告诉克罗姆佩兹说，我有几个朋友开着一辆恩菲尔德子弹头（编注：皇家恩菲尔德公司推出的“子弹头”系列摩托车）周游了整个印度和尼泊尔，他们管那种车叫“达姆达姆”。

“他们为什么管摩托车叫“达姆达姆”呢？”她问道。

“这个名字是从印度生产的一种子弹头来的，这种子弹头就叫“达姆达姆”；还有一个漂亮的理由，车里的发动机总喜欢发出“达姆－达姆－达姆－达姆”的声音。”

“哦，那你管你的自行车叫什么？”

“还没取名呢， 我想我跟它发脾气的时候它会得到各种各样的名字。”每回我的自行车表现不佳时，我都会咒骂它，尽管这样，其实我最多就是把它当做了一个工具，而不是一个人。这种关系更像是主仆关系，而不是朋友情谊、合作伙伴或者爱情关系。真要我给它取个名的话，我就叫它Leporello(译注：唐璜的仆人)，或者叫Jeeves（译注 ：美国作家P.G. 伍德豪斯所著小说中人物，现用来指理想的男仆），因为我好像更像伍德豪斯笔下那个颓废疲惫的纨绔子弟伯第·伍斯特而不是莫扎特歌剧里寻花问柳的唐璜。再说了，我还没学会怎么用意大利语骂人哪。

“我的车叫罗西。”克罗姆佩兹说。

“为什么？”

“在荷兰，自行车有时候叫做Stalenros，是‘铁马’的意思。Ros是荷兰语中‘马’的俗称。我叫她罗西（Rosie），因为听起来比较有女人味儿。”

“好主意！”我答道。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展现都是辉煌的，然而就算是最暗淡的一面，也有诸多的细节值得捕捉。次大陆的文化或许无法像西方文化那样，试图在每个纪元都实现再创造；然而，这里的审美意象却从来没有停滞过，纷繁的主题在潜意识的试验场中徘徊，不断地创造出基于生活的艺术，而不仅仅是“为艺术而艺术”。

《从车前座上看主干道》一本书的作者巴赫先生坐在巴士里，弹簧垫和柔软的座椅将他的屁股和恶劣的路面隔绝得好好的，而正是同一类大巴车用喇叭将我的耳朵震聋，用尾气将我毒倒，用黑烟把我覆盖，而且频繁地将我挤入坑里。因此可以想象，他对这条主干道的记忆比起我、杰瑞和苏来，显然带着更多的温情（他们俩骑助动车，和我的经历应当是大同小异）。我发现恒河平原的风景非常单调乏味，简直让人无法忍受，道路上的生命更是不值几个钱：成千上万的人在吉卜林（Kipling）的这条“生命之河”上遭遇死神，沿着河岸苟且偷生的大多数人都被迫陷入贫困，在田野、工厂、矿山和其他剥削劳力的工厂渡过漫长而枯燥的时光，遭受非人的待遇。在这样的贫困中，没有什么高贵或浪漫可讲。如果我要根据这个主题写一部完整的书，《主干道是一坨屎》可能会是一个受人青睐的书名。

第二天清晨，当我们在凉爽的空气中推车上路时，西边的天空还非常晴朗，南迦帕尔巴特峰极为壮观，峰顶的白雪反射着清晨的阳光，很是耀眼，这样的景致让人叹为观止。与这座高山相比，一切雄伟的建筑——哪怕是金庙甚至是泰姬陵——都变得暗淡无光、微不足道。相对于人类的小打小闹，这座大自然中的山脉要古老、广阔、壮丽得多，而且它将永恒长存。

*

过了吉尔吉特（Gilgit），我们行驶的平均速度下降了不少，在稀薄的空气中骑车已经变得越来越艰难。克罗姆佩兹停下车，给路边的一块纪念碑拍了一张照，碑文中纪念的是在喀喇昆仑公路建设过程中不幸牺牲的人。“我觉得这很重要。”她说，“你想想，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才使我们这样的人能在这里旅行。”

我的确也对这件事做了一番思考。这块碑石上没有任何名字和数字，许多劳工（尤其是中国派遣队）在这个远离故土的地方失去了生命。

在深褐色背景的映衬下，罕萨（Hunza）山谷所呈现出来的热闹非凡的色彩让人感到惊异。卡里马巴德（Karimabad）顺着山坡上陡峭的梯田攀援而上，四面八方都被垂直的山崖包围了。冰封的崖顶，包括海拔7790米的拉卡波希峰（Rakaposhi）也被吞没在云层里。在山顶旅馆的露台上，伴着山里的村童玩耍的声音，我继续啃我的《从车前座上看主干道》。山羊咩咩的叫声、乌鸦呱呱的叫声、公路上偶尔传来的隐隐约约的嘟嘟声、女人洗衣服时的金属桶发出的噼里啪啦声、风过时白杨发出的叹息声，和克罗姆佩兹写日记时发出的鼻塞声夹杂在一起。

第二天的早餐在屋里完成，有玉米片、牛奶和切成块的香蕉。早上的这一顿通常少有交流，因为我们各自都还在梦醒的过程中，正在为接下来艰巨的白天做着精神和思想上的准备。

在离开甘内什（Ganesh）的那条又长又陡的坡道上，我半途中停下来脱去外衣，却突然间感到腿发软，眼前雾蒙蒙的一片，一阵头晕眼花，只得迅速坐下。

“你没事吧？”克罗姆佩兹问道。

“我感觉恶心。”

“那是因为你骑车前吃了太多的东西，你的胃承受不了了。”

我猜想一方面是海拔七千英尺处的稀薄空气使我消耗了巨大的能量，另一方面是过去两三天中的重感冒，两项因素加在一起，才会突然导致我头晕，这个理由应该更说得通。

“我想是因为你非得让我吃那个恶心的香蕉。”

她的担忧立刻一扫而空：“别犯傻了！”

*

被干石墙隔开的梯状种植园一直向下伸展到帕苏（Passu）的河流处，这个小村子就被夹在帕苏和巴图拉（Batura）冰川之间。周围山峰的尖顶有一部分隐匿在浓雾之中，越往上越尖，隐隐约约透着一点儿阴森，就像一群头上戴着圆锥形帽子的女巫。村里人非常友好，他们中有些男人已经除去了千篇一律的宽松衣裤，穿上了传统的夹克衫和长裤；妇女再也不用害怕暴露自己的脸，更不用说和我们谈话了。一位年老的女士告诉我们说，明天会是一个晴朗的好日子。

但愿她说得没错。

过了帕苏，起伏跳跃的山路上，一些路段留下了山体滑坡后导致的千疮百孔，道路如同凿刻在狭窄的峡谷之中，两旁是高耸入云的页岩和石灰岩。喀喇昆仑的意思是“黑色而破碎的岩石”，而它也确实名副其实。在滚落的石块和岩屑的影响下，这条柏油马路偶尔会陡然消失，而喀喇昆仑公路已经和周围的碎石完全融为一体，基本上看不出缝隙来。悬崖若隐若现地出现在我们的头顶上方，从陡峭的山壁中，碎石随时会赫然现身，在瞬间吞没我们。警告有落石的标志更多了，道路的延伸处也异常狭窄，完全可以被归为单行道。罕萨河已经变成了一条浅流，湍急的水流沿着乱石丛生的河床奔涌前进，仿佛急迫地想摆脱这片荒芜之地。这里偶尔可见孤零零的卡车司机，他们通常艰难地驾驶着贝德福特（编注：英国著名卡车品牌）车，摇摇晃晃地从我们身边经过，超重的弹簧一路发出嘎嘎吱吱的声音。在这个寸草不生、寂静无声的山谷里，发动机发出的有规律的嗡嗡声在远处就清晰可闻。

尽管一路上阳光普照，但云朵依然簇拥在山峰周围。层层叠叠的积云就像失去了舵的巨型风帆，在暖热的气流中漫无目的地漂流，有时搁浅在巨大的岩石上，瞬间化为碎片。偶尔的一两片残骸会自由自在地飘浮在空中，提醒我们曾经或正在失去的东西。

在开伯尔附近，成群结队的工人扛着铁锹沿路而行，大多数人都会向我们友好地举手致意。在山村里，甚至连妇女（不戴面纱的）都微笑着向我们打招呼，这里的真挚之情是在这片次大陆的其他地区都不多见的。在海拔2500米的高度骑车是一场极其艰难的跋涉，我已经喘不上气来，只得抬抬手向她们的微笑回礼，高海拔和疲累让我变得非常沉默。在过去的11个月中，天气总是如此炎热，每一次我都会寻找一片阴凉地作为休息的地方，但是到了这里，气候已经发生了变化。在白沙瓦以北的地方，旅馆天花板上的风扇已经成了礼节性的摆设。当我们终于停歇下来伸着舌头喘气，急需休息一会儿和嚼上一块巧克力的时候，脑子里只想着在路边找一个被太阳烘热的地方。

第十八章 高高在上

“嘿，花生头！”克罗姆佩兹没大没小地向我喊道，“今天是我旅行一周年的日子，你不打算祝贺我一下？”

五月一号的晨光刚刚光顾苏斯特(Sost)小镇。九点整，巴基斯坦和中国的这条边境就将在封闭六个月后首次开放。

“我以为你八号离开的家。”

“六月八号是我的生日，傻瓜。”

“哦，明白了。祝贺你！但是五号也是个非常特殊的日子，你知道吧?”

“是的，是解放日。”

“不对，比这重大多了！这是我离开伦敦整一年的纪念日。”

我们即将用两天半的时间穿越位于巴基斯坦和中国之间的这片海拔很高的荒凉无人区，在此期间，这里没有食物，没有水，也没有住的地方。当我们骑着沉甸甸的车离开山间小屋旅社的时候，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了，车子装上了更多配给品和饮用水——这就意味着重量越大，我们的耗能越大，吃的喝的也就更多。很多当地的商人和外国游客已经聚集在这个例行过关和办理入境手续的地方。作为仅有的两名骑车的游客，我们获得了比那些坐大巴去塔什库尔干的游客更多的特权，一切都顺利得不能再顺利了，直到我们抵达检查站：我发现在拉瓦尔品第才换上的变速控制杆已经松动了。当我试图把它上紧时，这该死的东西居然卡住了。

这个问题发生的时机真是不偏不倚。第一回在主干道上变速控制杆被卡住的时候，我只得勉强对付恒河平原的低地和旁遮普的路面，直到我到了拉瓦尔品第重新装上了一个新的。然而，喀喇昆仑和帕米尔山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除非我能侥幸地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在持续爬坡到海拔4700米的红旗拉普山口的整个过程中，我只能用三个变速档。

我解开自行车上驮篮，把自行车上下颠倒过来放在地上，然后把变速控制杆拆下来，再重新装回去，更换了变速线。整个过程中，我不住地咒骂，而克罗姆佩兹却在一边忙着做她的马麦酱三明治。当你为某样东西投入了大量金钱而且全然依靠它的时候，如果它让你失望，那么脏话不仅是理所应当，而且应该是非常必要的了。忙完之后，我知道在后轮的变速装置中，八个变速档中目前只有两个是工作的。现在，我对马麦酱三明治完全没有心情，当危机发生的时候，首先离我而去的就是胃口和耐心。在我看来，机器，尤其是昂贵的机器，就应该想让它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就像有什么人在考验我！”我痛苦地叫喊道，“主干道上也太便宜他了，这会儿我就把他的变速干掉，看看他在山里头还能怎么样！”

中国签证不可能给我足够的时间等到从英国邮寄来的配件，那我只能祈祷通往北京的路是一条没有坎坷的康庄大道。我想还是有一些希望的，中国要比印度强。从红旗拉普山口骑车穿过世界第三大国家，去到黑龙河，即便是灵活自如的全速档自行车，也是让人望而生畏的。我猜想，在中国的西部地区骑车或许和穿越伊朗有点像：炙热、尘土、顶头风，还有严酷的大沙漠和崇山峻岭做背景，只是少了没有瑕疵的路面。

旅行中一个持续的兴奋点就在于，你可以把眼前的现实不断地和你头脑中的猜想做对比。骑车穿越中国不会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或许还会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但是，不经尝试，怎么能知道有些事是不可能的呢？这次旅行给我的一课，便是什么美妙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到目前为止，我离家之前所有恐惧的事情都没有得到证实，事实上，我所有的尝试都获得了圆满的结果。如果说要找一找吉兆的话，瓦拉纳西那个飘浮在水中的烛灯神话般地躲过了大船，难道不是最好的预示吗？

山谷中布满了烟灰色的碎石，当我们在这片渺无人烟的不毛之地中越爬越高时，空气也明显地变得越来越寒冷，越来越稀薄。垂直的岩壁从松动险恶的乱石堆中露出来，冰雪如同一条条的经脉在最高处与苍白的天际接壤起来。没有了合适的变速装置，我的力量就无法最大程度地发挥。不过，我们所面临的坡度，与其说是陡，还不如说是长，而最关键的是，风一直是从后面刮来的。尽管有过几回窘迫的经历，但没有变速档却不是关键的问题。我决心已定，就算是不得不徒步走完最后那十英里最陡峭的山路抵达山口，我也要坚持骑车到中国去。当公路（这是唯一显示有人曾经先我们而来的迹象）与河流交汇，两者共同被垂直的峭壁挤得从高处直堕谷底时，我趁机用冰凉的河水装满瓶子——我不远千万里扛过来的这个沉重而昂贵的滤水器终于派上了用场。

到达考克西（Koksil）那个被废弃的检查站时，我们已经在离开苏斯特后攀爬了惊人的1500米，这会儿已经完全到了崩溃的边缘。屋子里空空荡荡，毫无暖意，地面上覆盖着垃圾，但是墙壁和屋檐仍然可以有效地抵御有可能在深夜突然降临的狂风和雨雪。我们又加穿了一层衣服，以此抵御酷寒，然后展开席子和睡袋。克罗姆佩兹在清扫垃圾，而我则在试验变速线的拉力，过了一会儿，我发现我可以在24个完整的变速档中达到15个。虽然离最理想的情况还差得很远，但是我知道自己一定可以安然渡过。我感觉到一个巨大的负担被搬走了，于是我为自己之前所说的脏话而深表歉意。

我们给自己做了一顿非常美味的晚餐：用蒜、洋葱、西红柿、金枪鱼和青椒炒了一锅意大利面，在她颇有先见之明随身带来的蜡烛点起的烛光中，我们直接端着炒菜锅大吃起来。

*

第二天清晨，克罗姆佩兹破天荒地先起床，眉飞色舞地报告说“下雪了”，那神情就像手捧一杯波特酒，安逸地蜷缩在家里或者坐在熊熊燃烧的炭火前面，而不是在一个冰窖般的水泥小屋里苦思冥想着如何登上海拔4700米的山口。

我们伸着冻僵的手指，在痛苦的寒冷中洗漱完毕，接着从河里取了更多的过滤水，然后踏上了最后10英里曲曲折折的羊肠小道，过了这一段路就是山口了。据说，这里的六月份依然会有暴风雪，随着高度的不断上升，天气只会越来越坏。

40分钟的陡峭攀爬之后，我们停下来稍事休息。稀薄的空气使我们的胸口上下起伏、气喘吁吁。四面环立的山峦笼罩在一片可怕的寂静之中。除了离我们最近的山坡之外，群山完全隐没在白雪和云层中。雪依然下个不停，好在到目前为止道路依然畅通无阻，我们两个谁也没有挨冻，也没有表现出任何高原反应的初步症状。我美滋滋地想着，照这么下去，我们在一两个小时之内就可以登临山顶了。

然而，等我们继续向上走的时候，整条柏油路已被盖上了一层雪，我们被迫推着自行车向上走。我头盔上的帽沿处已经结上了冰柱，不仅如此，我发现我的靴子不防水，雪花还在不停地从天而降。克罗姆佩兹建议我们走回头路，但是如果在考克西多待一夜的话，我们的食物储备就不够了。然而，回到苏斯特是不可能了，因为我们的巴基斯坦签证均已过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别无选择，只有知难而上。我依然信心百倍地认为，即便我们一路上推着自行车走，也依然能抵达山口。因此，当整个上午唯一落入视线的一辆古老的载有牦牛的吉普呼哧呼哧地经过时，我们还是婉言谢绝了搭便车的建议。

当“罗西”的车胎和挡泥板间塞满了厚实的冰雪时，没过多久，克罗姆佩兹已经无法推车前进了。我们跌跌撞撞地拐了一个弯，发现了一辆正在卸货的吉普。虽然我很不心甘情愿，但已经做好了承认失败的准备。在这个与山口近在咫尺的地方，要等来下一次搭车很可能得经过很长时间，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与勇气相比，谨慎还是占了上风。司机同意收15美元把我们带到山口，但克罗姆佩兹试图还价到5美元，最后我们各退一步，以10美元成交。最艰难的部分终于结束了，我把自行车扛上车，有点儿垂头丧气。

吉普车以低速档顺着山坡呼号着勇猛而上，缺了雨刷的前窗碎成了蜘蛛网一般，但不知怎的，司机居然还能找到方向往前走。雪积得更深了，大地被盖上了一条雪白的大棉被，公路的轮廓线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路线已经难以辨认。我们更多是凭着感觉而不是视觉在崎岖的道路上摸索着蹒跚而行。尽管搭便车的这个决定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仅凭人力推车走肯定是寸步难行的），但是征服红其拉普山口本当成为我这次旅程的亮点，而在离胜利的终点仅仅5英里之外言败无疑是一粒难以下咽的苦果。我还闷闷不乐地想到，那个打不倒的阿洛伊斯肯定已经用肩膀挂着自行车，气喘吁吁却又雄赳赳气昂昂地登上了山顶，吹响口哨“The Hills are Alive and Climb Every Mountain.”（译注：“翻越每座高山，群山生机盎然。”这是《音乐之声》中玛丽亚的一个唱段）

我们被放在山口一辆艳俗的深红色四轮皮卡车旁，一个中国男人从五彩斑斓的车窗里探出头来拍照，其中有两三张记录了被困住的克罗姆佩兹如何在风暴中拽着那辆桀骜不驯的“罗西”在雪地里跌跌撞撞向中国迈去的情景。她告知我，罗西的后刹车已经失灵了。对我们而言，在这种情况下，降低高度并不见得比上升高度更容易，因此，过路车请我们搭顺风车时，我们欣然接受了。

车里仅留下一名乘客的位置，于是我自告奋勇地钻进了后面的敞篷货箱，和自行车挤到了一起。我像一个婴儿般蜷缩成一团，躲避着冰冷彻骨的狂风。在车的前方，漫天纷飞的雪花中，一群毛发蓬松的双峰驼在车的正前方飞奔。几分钟后，我禁不住打起了寒战，似乎在无穷无尽的10分钟后，我们终于到达了位于皮拉里（Pirali）的中国哨所，这时候寒冷已经侵入了骨髓。然而幸运的是，其中一个乘客（肯定是搭车到山口的一名警察）下了车，腾出了一个地方，于是我在后座里得到了一个栖身之地。

漫长的下降终于将密不透风的雪云抛到了后面，迎接我们的是一片广阔无垠、绿草如茵的平原。帕米尔高原熠熠生辉的圆顶已经取代了锯齿般的山脊和喀喇昆仑山脉锐利的山峰。巴基斯坦境内单一的色调和充满阴影的长廊已经让位于泼洒着青绿、米黄、白色和蓝色的明快而轻灵的远景。牦牛、驴子、绵羊和披挂着长毛的骆驼在牧场上徜徉，这个情景早在我行驶于哈萨克斯坦时已是司空见惯。塔吉克或吉尔吉斯的牧羊人外表上充满了野性，偶尔可以看见他们坐在马背上，在大草原中巡游。

伴随着进入中国境内而来的兴奋感很快被我们不尽如人意的抵达方式所冲淡，有好一阵子我都在和自己的内心进行着斗争。我一直在发抖，毫无疑问，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离骑车还差得很远。我需要一个痛快的热水澡、热乎乎的食物和充足的休息。克罗姆佩兹不像我那么“清教徒”，她看起来很是心满意足，悠闲自得地望着倏忽而过的风景。恐怕我最好还是把自己的骄傲咽下去，跟着车坐到塔什库尔干再说，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可以在那边的旅馆里好好地休息一两天。

塔什库尔干的冰山旅馆没有热水，也没有挂衣服的地方，当地人说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懂，卫生间也散发着臭气。克罗姆佩兹最擅长马后炮，这会儿又喋喋不休地抱怨我没能讲个更低的价钱（荷兰人吝啬鬼的名声果真名不虚传）。在隔壁昏暗的餐厅里用筷子吃饭真是一次痛苦而缓慢的过程，我们只得厚着脸皮要勺子。

晚餐后，我们散步在唯一的一条柏油路上，探查周边的情况。这里的建筑就像一个个简陋的长方盒子，让我回想起俄罗斯农村斯大林式的建筑。四个正值妙龄的塔吉克女子身着盛装，像是去赴宴，她们穿着高跟鞋、紧身衣裙、抹着口红，经历了巴基斯坦的苦行之后，此番情景颇让人惊艳。我又闷又冷，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像是被困住了，行动不得。即便是食物也无法融化身体内部的冰冻，晚上上床时，我还在剧烈地发抖。

*

夜晚，我身体的颤抖算是消失了，然而，位于海拔3200米的塔什库尔干在五月初依然寒气袭人，我们穿着大外套和手套逃离了冰山旅馆灰暗的小屋。空旷的大道在泛着金光的辽阔牧场上穿行，波光粼粼的小溪在其中纵横交织。一望无际的蓝天上飘浮着高远的云彩，它们有时盘踞在浅褐色的山腰上，投下暗影，就像是一片疑云侵入了不安分的心思。远处袅袅的烟雾透露出平原上工厂和住家的踪影。路边偶尔出现的建筑物显出穆斯林和马克思主义不和谐的混合，用经过烘烤的泥巴建成的传统房屋和一些用白瓷砖砌成的长方形建筑比邻而居。

这时，两只大狗伏击了我们，它们汪汪地咆哮个不住，克罗姆佩兹明智地慢下了车速。我驾着自行车对着其中一只对她穷追不舍的大狗直冲过去，那只狗掉头就跑，但是绕了一个圈子后又发动了第二轮进攻。我把自行车扔到了一边，身边没有一块石头，于是我往空中喷了一团蓝雾，就地抓起一把路边的沙砾向它飞掷过去。等到一个女人听到了混乱声，从附近的泥瓦房赶出来查看的时候，这两只狗已经撤退了。我向它们逃跑的方向使劲地扔了一块石头（终于找到一块），看了那妇女一眼，把自行车从路边的泥土里拽起来，踩了一下脚蹬子扬长而去。贫穷偏远的农村，野蛮的恶狗，当地人明显的突厥体貌特征，空旷豪迈的风光，这一切都让人强烈地联想到东安纳托利亚高原。

又开始爬坡了，道路缓慢却无情地向海拔4000米的苏巴希高原（Subash Plateau）上升，地形再次从牧场回归到岩石和碎石。电线杆子沿着宽阔而乱石丛生的干枯河床向远方延伸。两旁是光秃秃的山丘，奶茶般的颜色弥漫上升，直到和层峦叠嶂的雪峰相遇。山路上的每一道儿弯和每一座山峰都使我们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即将登临山口，却发现每一次都是对起伏的肺部和疼痛的双腿发出的考验。在跋涉的过程中，我们有规律地停下来休息，喝几口水，吃一点儿马麦酱三明治。被冰峰撕裂的浮云拖着长长的尾羽，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Muztagh Ata，突厥语的意思是“冰山之父”）如同一个巨大的冰柱，高高地耸立在右边乱石散布的山坡之上。

我们终于到达了山口，眼前所见令人惊叹不已。在我们的前方，青灰色的天空倚靠在连绵不绝的雪峰之上，其中的主峰是7719米的公格尔峰（Mount Kongur）。从这里我们断断续续地可以看见又小又远的山路顺着山势蜿蜒而下，坠入空旷而遥远的低谷，踏入远方辽阔的草原中。

*

在喀拉库耳湖（Lake Karakul）的圆顶帐篷里挨过了零下几度的寒夜，我们在万里晴空下再次出发，此时身上的干粮袋里只剩下最后一点儿混着湿奶粉的玉米片了。这又冷又湿的糊糊，实在让人提不起精神来，只有加上一点儿“古老的”伊朗葡萄干，才稍稍获得了一点儿生气。我们顺着山谷蜿蜒而下，在重力的帮助下，这样的骑行真是畅快淋漓。两个小时之后，克罗姆佩兹厚着脸皮停在一个孤零零的土坯屋子外面，向人讨一杯茶喝。

令我大为吃惊的是，我们居然被邀请入内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开间，就像传统的圆顶帐篷一样，有客厅、卧房和厨房，里面至少挤着十二个年龄不等的人，一边吃喝一边闲聊。我挨着一个放着小山羊的箱子边席地而坐，小山羊从裹着身子的夹克里好奇地探出脑袋。有人给我们上了一大碗咸奶茶，上面浮着几片面包。他们究竟在逗笑些什么，我们是听不懂的，但是当我们环顾四周时，会和几双眼睛的视线碰巧对上，每一张脸都会立刻露出微笑。

在这个广袤无垠的高原以及帕米尔高原中开阔而高远的山谷中，身处广阔空间的感觉真让人如痴如醉。这里的道路比巴基斯坦境内要宁静多了，骑行在巴基斯坦的路上，你经常会被高墙挡住去路，或者常常被垂直的地形所迫而走回头路。当我们来到了大峡谷（Ghez Canyon）时，峭壁再次陡然耸立，融化的雪水冲刷着乱石遍布的河床。这里的空气暖和多了，我估计刚才两个小时的飞驰使得我们下降了大约1000米高度。在过去的几周内，当测算我们的进度时，高度的重要性有时甚至超过了距离，而我则第N次后悔没有把高度计放进我的装备中。

乌帕尔 (Upal)离喀什仅仅30英里，这是自塔什库尔干以来第一个稍微像样的栖身之地，也是帕米尔高原的丘陵最终沉入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临界点。自六世纪以来，突厥人就不断地从位于中亚的这些地区西迁，虽然一些村民颧骨很高，表现出蒙古人后代的显著特征，但很多人的模样即使到了伊斯坦布尔也不显独特。在我看来，他们的装束太老派了，显得古里古怪的，很多男人穿着长裤和长袖衬衫，外面罩着随意的西服，头上戴个平顶帽——这身打扮让我想起三十年代在英格兰北部的足球迷们。穆斯林信仰在这个地区比起伊朗和巴基斯坦来，要温和很多，这里的妇女并不害怕以自己的美貌为傲，迎接陌生人时，也显得落落大方。她们穿着不同长度的裙子，色彩和图案常常令人匪夷所思，有的裙子是由薄而透明的纱或尼龙做的，她们甚至还获准骑自行车。吃完了一碗拉面后，一个女士兴高采烈地把我们带到了清真寺旁一个苦行僧式的带有五张床的宿舍。这里没有洗漱的地方，卫生间就是后头的一块荒地，不过一张床才10块钱，还能怎么样呢？

晨曦微露，商店、咖啡店和各种各样的生意就已经按照北京时间开张了，人人都起得很早。村庄以外，一阵狂风卷起了来自沙漠的飞沙，猛地向公路投来，刺痛了人脸，我们只得闭上眼睛。这是否就是来自塔克拉玛干的待客之道呢？飞沙在柏油马路上堆成了路障，我们被迫下车，推着车向前走，想来这也预示着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我们将遭遇到的危险。然而不出几分钟后，沙漠里的沙子变成了圆形的石头，此时，道路也体贴地转了方向，风改从背后袭来了。

在村子里的一家小咖啡馆里，我要了一瓶可乐。无论是可口、百事还是当地生产的“未来可乐”，我都能接受，但是他们却一脸茫然。可口可乐肯定是世界上最家喻户晓的品牌，中国肯定也有，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明白呢？显然，我的发音不太对劲。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印度，当我要凝乳的时候，印度人会理解成英语中的酸奶。反反复复，无论我用什么方式发出这个简单却调皮的小小的单音节，人们仍然无法理解我的意思。在中国经历了几周的灰心丧气之后，我才发现Cola(扣拉)在这里的发音是Colour（可乐），而且重音是放在第二个音节而不是第一个音节上。但是，一开始对此一无所知的我们只得不得已地接受绿茶。在别的餐桌上，人们一边喝着茶，一边大口大口地吞咽着饺子，还有几个好奇的当地人聚成一堆，正在查看我们的自行车。驴子和马匹一路小跑着向着喀什的方向而去。它们拖着单轴的木轮车，车上堆着沉重的树干。当地的出租车都是双轴马车或者驴车，有的车上装着一个小小的顶篷，赶车人会不时地用树枝敲打着它们的背或者屁股。

我们渐渐地接近了喀什，路两旁种着白杨树，灌溉渠提供了维持庄稼和牧场所需的必要湿度。在城市的郊区地带，公路已经被拓宽到六车道，中间完全没有隔离带——这就好比在飞机跑道上骑车。两旁的大楼由穿着绿军装的士兵或警察守卫，一群汉族警察正沿着对面的人行道轻松地慢跑。很显然，中国人非常注意养生，这是件好事。对于大腹便便的警察，我一直不以为然——如果他们如此肥胖不健康，那还怎么可能追捕恶徒呢？

*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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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什的丝绸之路在两千年的商业贸易中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如今，现代的喀什规规矩矩、对称划一：一律宽阔平坦的林荫大道和人行道、空旷的广场、被交通灯所管制的交叉路口。多层水泥办公大楼和百货大楼前竖着写有汉字的牌子，外墙是整齐划一的瓷砖面。铺有图案的人行道上每隔一定的距离就有一个公用电话亭，甚至还有垃圾桶。所有的一切都是宽阔、平滑和笔直的。在人民公园里还高高地树立了毛主席的大幅雕像。

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和塔吉克族人或许在宽敞的人行道上和汉族人难分彼此，然而，他们的文化、语言和宗教却完全不同。仅仅两个街区之外，宽阔的林荫大道又回归了狭窄蜿蜒的小巷，人行道高低不平，或者干脆就不存在，那些建筑以泥土而不是水泥所造，规模不怎么大，结构不对称，但是看起来让人赏心悦目——这就是以清真寺和集动为中心的生活。21世纪的公用电话亭和垃圾桶消失了，人们在人行道上支了台球桌，在那里举行台球比赛。铁匠、修车匠、裁缝、鞋匠和木匠这些随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应运而生的古老行当今天依然满足着人们的需求，虽经几个世纪却依然变动不大。出租车和花枝招展的粉色小巴被驴车所替代，而自行车的数量则远远超过了汽车。动物的粪便发出的微臭混合着路边的烤肉摊里散发的炭火味，炖羊头和山羊肉也在散发出香味。

这个地区的商业历史今天依然散发着勃勃生机，这一点可以在世界闻名的赶集大会中略见一斑，这一天是喀什最传统的节日。我们坐着驴车穿过小镇，加入了牲畜市场上拥挤的人群，和他们一样走走看看，讨价还价。很显然，物美价廉的要求深深地根植在喀什人的灵魂深处。成百上千头撅着肥臀的绵羊，还有奶牛、马匹和驴子都聚在一起，等待着买主。热气腾腾的大铁锅架在围好的柴火堆上，长着大胡子的当地人飞快地招待着客人，一旁的桌子旁早就坐满了吃饭的人。

我们在老城密密麻麻的小餐馆中选了一家，坐在餐馆外面桌子旁，用一瓶又一瓶上好的中国啤酒庆祝我们走完了喀喇昆仑公路。要适应一个全新国家的文化、语言、货币、食物和餐具（这一次尤其如此），的确需要一定的时间。然而，当侍者给我们端上来烤馕、肉、羊肉串、黄瓜酱，再加上街头流动小食摊上买来的面条时，我第一次感觉到——中国，我来了，我甚至开始找到了一点儿用筷子吃饭的感觉。

第十九章 沙子和面条

当我们离开喀什时，六车道的水泥高速路突然变为皱皱巴巴的两车道柏油路。汽车和出租车让位于拖拉机和驴车，铺得整整齐齐的人行道已经被一排排的白杨树和土坯墙替代了。玉米地和麦田最终不见了影踪，代之以一片片的矮树丛。公路平稳地登上了一系列饼干色的低山然后开始下降，当我们的速度越来越快，眼前的景致也空旷了很多。我们的左边是天山，右边是沙漠，散布着乱石和灰沙的无边无际的平地向南不断延伸，最后融入薄雾弥漫的奶白色天际。

喀什的丝绸之路其实从来都不是一条唯一的道路，而是几支条理分明的商旅路线，主要由沿路的自然障碍决定走向。为了绕开干旱无水的沙地以及有法国版图那么大、被称为世界条件最恶劣的一大片沙漠，这条丝绸之路分了几个叉。尽管我天性喜欢挑战更偏远荒凉的南线，即穿越和田、格尔木、西宁抵达兰州，但是由于对中国签证延期的次数不好把握，我只得被迫选择更加平稳快捷的路线。北部的这条线是一条以良好的路况闻名的线路，它跟随喀什和乌鲁木齐之间的铁路，沿塔克拉玛干北部的边缘到达库尔勒和吐鲁番，最终通过戈壁沙漠的一角和河西走廊进入兰州。

在进入闷热的吐鲁番绿洲城市之前，必须经过800英里沙石遍布的荒漠。塔克拉玛干的维吾尔语意是“有去无回的地方”，这片凶险的沙漠一直恶名远扬。根据当地的传说，这些荒漠中居住着恶灵，他们会呼唤旅行者，诱惑他们离开带有标记的路线，转而迈向死亡之路，就好像希腊神话中的海妖会引诱航海者撞上礁石。如果拒绝他们的呼唤，这些妖魔就会释放黑风暴，这是一种强沙尘暴，沙子刮到皮肤上像针扎一样疼，让人目不视物，迷失方向。塔里木盆地的气温令人无法忍受，这里夏季的温度会到达50摄氏度，而冬天则有零下40摄氏度。

东倒西歪的小餐馆、换轮胎的地方、机动车修理铺和现代版的旅社时不时地会现身一下，给奔走的人一个脱离了空旷的暂时栖息地。我们从维吾尔绿洲的居民那里接受了面条、香辣肉丁、蔬菜、面饼、大碗绿茶还有和蔼可亲却又困惑不解的神情。语言的障碍绝对无法跨越，这再一次证明了这个地方的与世隔绝，甚至一些举世皆知的常用词语，如“WC”(厕所)， “toilet”（卫生间）， “hotel”（旅馆）， “Kilometre”（公里），他们也是一无所知。然而，他们却非常高兴地留我们食宿。维吾尔妇女对我们的年龄很感兴趣，还想知道我们是否结婚、有孩子，男人则像其他所有国家的人那样，对我们的设备更感兴趣。他们试探着戳了戳我的车，用手挤挤车胎，然后又试着拉动我的变速控制杆，很自然，他们还想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每当我们想方设法让人明白我们是从巴基斯坦骑车过来，正打算去吐鲁番的时，总有很多人友好地点头赞叹，而我的中国地图总是不断地被解开，铺在桌面上。有一次在一个茶馆，有个男人拽住我的脚想研究一下我穿的靴子，接着，他又一把抓过我的手腕来看我的腕表；还有一个老太太，每次我们视线相碰，她就咯咯地笑个不住。有好几个夜晚，我们藏身在马路下面的暗沟里过夜，这对克罗姆佩兹来说是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新体验，狂风裹挟着沙子，刮进我们的头发、鼻孔、耳朵和睡袋里。

*

三天了，除了焦枯的沙漠和荒凉的山脉，我们还没有找到什么值得考察一番的东西。空荡荡的公路随着铁路进入了炎热而单调的地带，在北行的天山山麓和南行的沙漠之间制造了一条道路。平坦的沙漠上，四顾都是烟灰色，远远地在南边没入朦朦胧胧的地平线。时不时地，大堆大堆的碎石块或当地人竖立的指向牌会挡住去路，我们的车辆只能被迫绕道进入泥地和碎石地里。只有偶尔显现的绿洲能让人舒一口气，公路两边整齐的白杨树、土坯墙和灌溉渠将周边的绿荫划分成果园、牧场和庄稼地。如今，财富都来自地底下，在这段丝绸之路上来来回回的现代商队都是一些中国制造的浅蓝色卡车，重重地压在上面的不是象牙、丝绸或香料，而是不太起眼的煤。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遇到严重的饥渴问题，因为大约每隔三十英里就会出现一些脏兮兮的小餐馆、轮胎修理铺、手工作业坊、茶馆和加油站。

我嗓子疼，没法提高嗓门说话，但是因为克罗姆佩兹听不见我说话，每句话都得重复——结果只能把事情弄得更糟。在一个布满了岩石的空旷地带，我们找到了一家专供长途汽车司机逗留的小餐馆，天生爱舒坦的克罗姆佩兹兴致勃勃地询问周围有没有旅馆。我真想跟她说，别做梦了，不料我们却被带到了房子后面苦行僧式的宿舍。这里没有沐浴的地方，连个洗手池都不见，就连厕所也不过是沙漠里被善加利用的一小块地，但是，在整个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过程中，我一直只想彻底地睡上一觉。

第二天，我的嗓子好像变成了砂纸。我一边骑着车，一边淌着鼻涕，两只眼睛沉重地抬不起来，试图从软绵绵的四肢里再榨出最后一点儿能量来。此时的我就像《指环王》里面那个让人恶心的咕噜姆，异常憎恨太阳。我感觉非常虚弱，更惨的是，我还失去了胃口，因为我现在对面条简直已经深恶痛绝了。自从喀什以来，我们的每一顿饭都是面条配上没有任何悬念的肉和菜，这就好比吃不了咖喱却还要环游印度。就算是菜单上还有别的食物，我们也弄不清楚那是什么，更不知道如何点菜。克罗姆佩兹总是美滋滋地打发每一份食物，而对我来说，干掉山似的一碗面条就好比攀登珠穆朗玛峰，在把这些黏黏糊糊、打了结的恶心人的“长虫”吞下去之前，我似乎总得嚼上一个世纪。我越吃就越对面前的大碗没了感觉，常常剩下半碗未动。

整顿饭和休息的时间，我都在闷闷不乐地琢磨着在下一个休息站到来之前，到底怎么样才能调动足够的力量骑完下一个二三十英里路。我愁眉苦脸地待着，最难受的是我还腰酸背痛。重新上路后，我的喉咙疼依然让我无法说话，每一段无穷无尽的路都被沉寂所覆盖。我对周围的环境已经失去了全部的兴趣，甚至连脑子都变得一片空白，没有了思想。

雪峰连绵的天山如此空灵而高远，就像薄雾氤氲的海洋上飘浮的冰山。过了阿克苏的绿洲小镇，一条崭新的摩托车道出乎意料地迎面扑来。

“这就是终点了！” 克罗姆佩兹传来鼓励的声音。我们在三岔路口再次回归最原初的大路。

而此时我的耳朵就好像一个空空的洞穴，挽歌在洞里回响。上一次感觉这么糟是在德拉加济汗和拉合尔之间，我当时的症状和现在很相似：流鼻涕、喉咙痛、没胃口、没力气。我真应该蜷在床上，但是现在是在中国，我没有时间生病。

正想着如何找一个地方过夜，天空中突然刮起一阵强风，飞沙走石，遮天蔽日的棕色浓雾完全阻住了我们前进的方向。正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一个加油站仁慈地出现在眼前，我们退缩到里面，同样被这场风暴困住的还有另外十几个人。

“问问那个女人，我们是否可以在这里过夜。”我面无表情地催促克罗姆佩兹。狂风像一个暴跳如雷的人，卷起漫天的沙石和碎片。

“你去问。你有一双深褐色的大眼睛。”

“但是你可以装成一个可怜兮兮的女人啊。”

不管是我牛一样的眼睛还是克罗姆佩兹悲情的表演，都没能打动汉族收银员的铁石心肠。接下来的半小时里，我们等待着沙暴自己平息下来。过后，我们继续骑了四英里路，来到下一个小镇，这里终于有了真正的旅馆，真正的淋浴，真正的厕所。我已经有好几个世纪没看到克罗姆佩兹那么兴高采烈了。我累得几乎已经站不住脚，实在精疲力竭，没工夫关心她。我的四肢就像灌满了铅，只想穿着衣服倒头就睡，连澡都不想洗了。

我们费了老大的劲才点了一份带有米饭的晚餐，而不是千篇一律拌了肉沫和辣味蔬菜的面条。吃东西对我来说是容易一些了，但我还是疲惫不堪。

*

第二天中午，我们坐在一根水泥大管子上，双腿荡在边缘喝着水。一望无际的空旷是最令我感概的，通常我会醉心于这种严酷而孤独的地方，然而这时候我仍然感觉很不对劲，实在没有精力品味它的美妙。炎症已经不可避免地从喉咙向肺部进发，我最期待的还是骑完了一天车时的那一刻。

“风景太好了！”我说道，我似乎从未见过这样的不毛之地。

“太单调了。”

“我倒觉不出乏味来。在主干道上，满眼都是绿色，树多极了，但是我们还不是一样感到厌倦？多样性才是关键。恐怕我到了最后连山都会厌倦。”

“什么？你是说，你再也不会每次看到雪峰都掏出相机来了？”

“不是。我是说我之所以旅行，就是因为它能带来变化。我再也不会对周围的环境熟视无睹。但我承认不管什么东西，只要看多了，都会厌倦的。

“你是说，你甚至对我也厌倦了？”

“呃……不是这么说，因为你总有一种能力，给我带来惊奇！”我回答道，飞快地即兴发挥。

到了新河的旅馆，其住宿条件让人吃惊：里面有宫殿式的套房卫生间，还有手巾、肥皂、袋装的洗发露，还有用消毒纸封包好的牙刷和梳子。骑车穿越沙漠是非常弄脏的，而这里的淋浴却很痛快。

餐厅里，理查德·克莱德曼，那个无所不在的法国金发钢琴家在巨大的彩色电视机屏幕上演奏着舒缓而温和的音乐，这里甚至连菜单上都有英文翻译。

*

离开喀什的第七天，我们绕行至库尔勒的北部，沿路来到了月球表面一般的天山区域，除了大量的爬坡之外，我们还得和迎面而来的呼啸的狂风作战，诅咒成了我们发泄情绪的最好方式。虽然我的胃口基本上已经恢复了正常，大部分的体力也已经恢复，但咳嗽和干呕却更加剧烈了，不得不时常地喷些脏话。我的鼻塞也很严重，只得不管不顾地向路边清鼻子，这个动作很需要高超的技巧，而且要找准时机，找准风向。我能听到黏液在我辛苦工作的肺里发出汩汩的声音，但是我现在已经顾不得担心我的健康了，最让我发愁的还是我的自行车，因为它的其中一条坐垫弹簧已经断了。现在，我已经无法可想，而接下来的路程中，崎岖不平的道路会带来几倍于从前的压力。要是它整个的断了，那我就没有自行车坐垫了，再加上之前失去的那一半变速档——接下来可就有好戏看了。

骑到半山腰，我们不得不停下来，在路边的小餐馆里小憩片刻，从这里可以鸟瞰库尔勒全景。自16世纪开始，海上贸易越来越繁荣，随着丝绸之路的衰落，塔里木盆地的许多绿洲小镇也湮灭了，并随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整体移动，逐渐埋没在沙土之下。然而，1989年在沙漠下发现石油的消息再一次将这片地方带出了荒凉与隔绝。从前丝绸之路旁的一座绿洲小镇，已经变成了30万人口居住的城市。方兴未艾的石油工业使得一大片白色高楼组成的水泥森林拔地而起，中间分隔着宽阔笔直的林荫大道。新疆就像休斯顿或达拉斯的翻版，但又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很显然，她还在不断地成长，因为天空总是被高高的吊车不断地划破，下面布满了处于不同施工阶段的水泥骨架。中国估计塔里木盆地的石油储量甚至超过科威特，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塔里木盆地恶劣的条件使得石油开采需付出的成本代价也是惊人的。

*

接下来的那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顶着狂风，奋力地攀爬无穷无尽的山区。我已经为我最近日渐严重的背疼找到了一个理论依据，这是左边的坐垫弹簧折断后坐垫下陷所造成的骨盆扭曲引起的。

克罗姆佩兹跟在我的后面，任我挡去最糟糕的狂风。这会儿，她开始抱怨我速度太慢。

“想快就请到我前面去，请便！”我大声回敬道。

她拒绝了我的邀请。

我真的太慢了吗？我的自尊心大受刺激，于是我鼓足了能量，把全身的重量往前掷，疯狂地踩着踏板，向狂风迎面冲去。过了好一会儿，我转过头，跃过肩膀迅速地瞟了一眼，令我大喜过望的是，她已经被我远远地甩到了后头。放眼望去，我看不到山的尽头，因此我便在路边停下来等她，一边平复一下呼吸。

她终于上气不接下气地停到了我的身边。“你这是干嘛？我讨厌你不等我！你骑得太快了！”

我仔细地研究了一下她的样子：铁青着脸，怒目而视。这么说她真的没在开玩笑，她这回是真的动怒了。女人真的是最不可思议的生物。

“我想今天你也受够了。”我答道，不想多费口舌和她争辩，“那我们就睡在外头吧。”

或许我们的结伴同行已经到了尾声。起伏不平的大漠中，到处散布着大大小小的石头，这倒是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栖身之地。我们滑进了各自的睡袋里。

“克里斯！看着我！”克罗姆佩兹哀求道，“克里斯！看着我！”

“要是你想让我面对你，就挪到另外一头睡去。”

她以为我还在对她生气，但我压根儿就没有生气。说实话，我只是靠右侧睡能睡得更好些。

第二十章 戈壁之魂

吐鲁番位于海平面154米以下，是仅次于死海的世界第二低洼地的中心，它就像塔里木盆地底部的一个塞子。这里的五月中旬热浪袭人，令人难以忍受。东行的道路被夹在两道山脉的中间，这是一个狭长的山谷，却出乎意料地覆盖着郁郁葱葱的葡萄园。过了葡萄园，道路陡然上升，之后平缓地进入孤寂荒凉、尘土飞扬的平原。长时间顶风而行使我腰部的疼痛再次加剧了，车速只能保持在不到每小时10英里的水平。

“您的精神非常可嘉。”吐鲁番公安局签证处的官员如此称赞我。他建议我改坐大巴，至少可以坐到哈密，但我婉言谢绝了。显然，他对这次练习英语的机会很是兴奋，他告诫我要注意炎热、缺水、缺食物，还有语言问题，而所有这些危险我在喀什十天的骑行过程中都已经成功克服。不过，他没有提到风，没有什么比持续的逆风更容易摧毁人的精神了。

离开家时，有个热情周到的朋友借给我一本书——斯拉沃米尔·拉维茨的《漫漫长路》，这本书记录了作者1941年从西伯利亚的一个集中营越狱，然后通过飞机和徒步抵达印度的艰辛历程，整个故事就像一部惊心动魄的英雄史诗。不知道我的朋友借这本书给我是为了告诫我还是鼓励我，总之，八个逃亡者中最后只剩下了四个人成功抵达印度，获得了自由。其中两人在戈壁一带的某个地方没能经受住饥渴和疲惫的考验，当时他们山穷水尽，被迫捕蛇维生。

“戈壁”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难生草木的地方”。这个地方仅次于撒哈拉，是全球第五大沙漠，面积约50万平方英里，横跨中国北部和蒙古国，大部分地区每年的降水量平均不到3英寸。

拉维茨在本书中写道：

我们向沙漠进发，沙漠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一无所知。如果能事先得到警告，了解到它的恐怖骇人，我们或许还可以谨慎地提前做好准备。“戈壁”对于我们来说，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词语，我们几乎没有加以讨论。

……

我们携带着少得可怜的食物，向戈壁这个火炉一样的荒漠大步走去。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意识到，等待我们的将是地狱。

这本书让我对戈壁的了解稍稍多了那么一点点。在一个乡村小餐馆里，我从冰箱里选了一瓶可乐和一瓶矿泉水，那顿饭还是一成不变的大碗面条。

“你是哪里人？”一个大约十四岁的汉族小姑娘问道。

“英国。”她的流利让我很是吃惊，“你的英语是在学校学的？”

“是的，很多！”她羞涩地答道，似乎没有完全明白我的问题。

一群围观者依旧不可避免地聚到了一起，好奇地围着我那辆载满了东西的自行车。一个男人试着把自行车抬起来，又立刻大叫着松手——这对他来讲太重了。

对我来讲也太重了。

餐馆的老板坐在扶手椅上，眯着眼睛打量着太阳炙烤下寂静的道路和路两旁的白砖瓦平房。他偶尔向我抛出一个问题，可我一个字都没听懂，只得比划着说，我来自“英国”，正往北京去，不过他似乎对这样的解释已经非常满意。一群小鸡在我们的脚边啄食，他的太太在就近的一张床上心满意足地打着盹儿。一位老者坐在我的桌边，把他收集的钱币展示给我看。我猜他想卖给我，但是我不清楚这些钱币的价值，怎么可能出价呢？但我还是煞有介事地把每一枚都拿起来看了，一边一一放回，一边不住地欣赏点头。

恢复了一些精神之后，我继续迎风冲去，一边使劲儿踩着脚蹬子，一边想念着克罗姆佩兹。她把自己的荷兰钥匙圈作为纪念物系在我车袋上的拉链上，钥匙圈上悬挂着一对荷兰小木屐。两只小木屐会不时碰在一起发出劈啪声，尤其当我站在脚踏板上，自行车左右摇摆晃动的时候，这声音常常让我想起她来。

在吐鲁番修整的那两天，我们坐在一起，用冰镇的中国啤酒庆祝她的自行车之旅到此结束。我们和远方的朋友交换了电子邮件，然后在街头咖啡厅闪烁的霓虹灯下共进了晚餐。人行道上方葡萄藤纵横交织，这不仅赏心悦目，而且为这个中国最炎热的城市、这个葡萄酒和葡萄干生产大都抵御了凶猛的烈日，洒下了几许清凉。我更换了自行车的链条与车带，心里期望着这是最后一次。在我动身的那天晚上，我回到我们的房间，发现克罗姆佩兹正在无声地落泪。朝夕相处的十个星期如此难忘，但今天却不得不到了尾声。这位荷兰自行车女皇是一位非常坚韧和出色的旅伴，她的泪水深深地触动了我，我的心变得柔软，与她紧紧相拥。如果爱情里真有逻辑可循，那我一定会爱上她。

下午，风终于停了，我开始加速。雾蒙蒙的沙尘在沙漠的表面急速地旋转飞舞，仿佛是小型的龙卷风，它遮蔽了一切，只露出路两旁起伏突兀的灰色山脉。远方的一排排白杨林宣告着绿洲的存在。冒着火焰的烟囱和“点头驴”有规律地见证着沙子底下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在这个小小的绿洲小镇上，一个友善的妇女主动要求在她家的小餐厅里为我做一顿饭，但是我当时并不太饿，而且风也停了，于是我决定再多骑几里路，进了沙漠再吃。

一个小时后，我在一条马路底下的暗沟里展开了睡袋，并且用大块的石头压住，以免被风刮跑，心里头却想着，这个坚持赶路的主意恐怕不太明智。由于风向突然发生急变，我的速度在这一天的最后半个小时减少到微不足道的每小时五英里。急风沿着狭窄的暗槽里呼啸着刮进来，在我的日记本上铺上了一层沙子，使我无法继续书写。要是我当时接受了那个妇女提供的食物，而不是一意孤行地试图从这一天里再挤出几英里路来，那么我早就舒舒服服地饱餐一顿，而且还能写上一会儿，甚至还可能在某个旅舍里找到一张便宜的床。在这个地方想不吃到沙子是绝不可能的。离缴费站越近，我的心里就越是忐忑不安。我忍不住想象会有警察透过望远镜在观察我，看到我徒手抓起沉重的自行车，从公路上下来，又进入公路底下的暗沟——我是否有点儿得了妄想症？我只能指望着没有第二个人会疯到愿意进到这种地方来睡觉，因为我这么做几乎可以算是违法。我吐了一口含着沙子的唾沫，风携带着这团东西足足飞了有十五英尺才结结实实地落在水泥地上。沙子让我没法吃东西，风让我没法睡觉。对于我这样一个习惯于僻静无人之地的人来说，一种不同寻常的孤独感像剑一样，猛地扎进了我的心里。

天刚破晓，我睁开眼睛，在我耳朵里、鼻孔里、头发里、篮筐里，甚至筐里的食物上——到处都是沙子。不仅如此，沙子还粘附在我在吐鲁番刚刚换上的链条上，这一下准保会让车胎过早磨损。今天的第一件任务就是换掉后轮的内胎，因为阀门非常不可靠。接下来，我在工具箱里好一阵子翻找，终于找出来一管强力胶，因为该死的旅行电脑又从固定处掉下来了。最后我吃了一根香蕉，权当早餐；另外一只香蕉皮裂开了，沙子钻了进去，我只得扔掉。一起扔掉的还有我在吐鲁番买的几片面包——不仅发了霉，还硬得像砖头。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还算相安无事，就在这个时候，天好像突然塌下来了。咆哮的北风从我的左边袭来，车速减半，这是我能坐在自行车上而不被风刮跑的唯一手段。我又艰难地行进了半个小时，几乎寸步难行。于是，我只得再次选择了暗沟，希望风能快些过去。我想，与其干等着，还不如舒舒服服地等，于是便扭着身子钻进睡袋。听着狂风在外面咆哮，我的大脑不断地思考着两个问题：首先，这场大风要延续多久？第二，覆盖面有多大？这只是当地的现象，只要骑车出了这地方就能彻底解决呢，还是已经波及到了整个新疆，就像伊朗的那场大尘暴？风声减弱的时候，我犹豫着是不是要冲出去。然而，这样的平静很快就被证明是暂时的。我一会儿打着瞌睡，一会儿读着在加尔各答买的《指环王》。这本书我早已读了不下六遍，但是这种有关勇气、忍耐、艰辛与冒险的故事书在这会儿尤其显得引人入胜，因为我自己正在历险的过程中。此时《漫漫长路》和《触及巅峰》这样的书也显出他们的好处来了，因为和书中的描述相比，我现在遇到的困难真显得微不足道，这让我备受鼓舞。

新疆的地形有多处都是北、西、南三面环山的沙漠地带。但是和山姆（编注：《指环王中的人物》）不同的是我的使命，虽说也算是险象环生，但我完全是自找的，而途中的命运并不仰赖这场使命的成功与否；和斯拉沃米尔·拉维茨以及他的朋友们的差别则在于：我并不是一个逃离暴君魔掌的逃亡者——在戈壁滩上饿死、渴死这样的事情也多半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因为我随时可以结束这场苦行。即使最终到不了海参崴，我也无须付出什么终极代价，要是搭上顺风车或者跳上一辆大巴，那么唯一会损失的就是我的骄傲。

午后，在公路下面的暗沟里打了一个比平常长一点儿的盹儿之后，我动身出发。20分钟以后，歇斯底里的狂风再次发飙，我只得下车徒步前进，因为在这种变化不定的大风里，我已经无法控制自行车的方向，有好几次差点被卷跑。幸好，我还没有挨沙子的狂轰滥炸，也没有被迷住了眼。沙漠的表面就像一个巨大的沙坑，主要的成分是小石子，尽管如此，不难想象，维吾尔族民间传说里邪恶的妖怪已经开始对我的冒失无礼动怒了。

在接下来的四个小时里，我时而骑车，时而步行，间或着停在路边，吃点儿干面包，喝点儿水，养精蓄锐。虽然骑车可以让我的速度加快一倍，但是也要费劲得多，路过的卡车常常把我吸向它们，然后再吐出来，那情形真让人惊恐万分。就像我在塔克拉玛干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摆放在面前的大碗面条，那碗底怎么也不见显露，此时此刻，前方的地平线似乎也永远无法接近。

感谢上帝，幸亏我没有生病。

我倒是想过会有顶头风，但是从来没有想过实际情况会糟到让我徒步前进，这简直就是一场恶梦。唯一还能让我鼓起勇气跌跌撞撞往前走的仅仅是一个希望，希望在下一个拐弯处或是下一个山坡上能露出路边茶馆或者休息站的踪影，好让我能暂时躲避一下风暴，补充一些食物和饮料；但是每一次，我都只能把失望再咽回去。除了崎岖低矮的远山在左方一路伴随，只有空旷无人的沙漠向四面八方延伸，极目望去，不见边际。道路缓缓地上升了，对我来说，此时的每一分钟就像一个世纪那样漫长。当道路经过较低的山口，在荒凉突兀的山脉中缓缓而下时，我重新跨上自行车，发现速度稍稍加快了一些。我终于见到了路边几个孤零零的平房，意味着我终于能够吃上一点儿东西了。一个汉族小女孩兴奋地说着磕磕巴巴的英语，把我带到一个简陋的小房间，里面支着一张床。

第二天是从山里长长的下坡开始的，但是，我却无法像从前一样好好地享受一下地心引力带来的方便，因为令人捉摸不定的疾风裹挟着摄人的力量随时准备把我掀翻在地上。道路终于变得平缓了，风从侧面刮来，我开始了漫长而缓慢的爬坡，继续向下一座山跋涉。侧风把我前进的速度打压到每小时5英里，我低着头，双腿使劲地踩着踏板，咬紧牙关向上移，一种苦涩的恨意在不断地蚕食着我。毫无疑问，自从一年前离开家后，狂风绝对不是我遇到的唯一障碍，然而这个对手凶猛、强劲、冷漠、狡猾、无情、变化多端，一边对你冷嘲热讽，一边还仗势欺人。

一阵突然袭来的大风把我从公路上掀到了一边去，我翻滚到了浅浅的路堤上，脑袋着地，身上压着自行车。这是我旅行中的第四次摔倒。我就好像一只可怜的苍蝇，被一只看不见的巨手拍了一下。

好在毫发未损，我从地上爬起来，对敌人怀着满腔怒火 ：“我还没完蛋！”

吼叫是发泄怒火的方式。在过去的半小时里，我的愤怒压抑得越来越多，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四周空无一人，我仰头冲着天空发出反抗的怒号，然而我的呼声如此微弱无助，就像一个被遗弃的孩子，在旷野里的教堂中发出微弱的哭声。

我疯了吗？

如果我能在沙漠里听到呼唤我的声音，那我一定会知道答案。

然而风只是发出开心的一笑。上坡很慢很痛苦，又有几阵风几乎把我的自行车卷到沙漠里，把我仰面朝天地扔在地上。风不断地嘲笑着我，让我意识到自己的脆弱，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被天花板上的大风扇卷进去的蚊子，渺小得不堪一击。我决定将速度减半，向前行走——如果还能算得上是“行走”的话。每一阵狂风都像是棍棒重重地打在我的身上，我就像一个醉汉一样东倒西歪，蹒跚而行。这次攀缘似乎永无止境，甚至没有激起希望的拐弯或者山坡。这样的惩罚或许连天上的众神都不忍下手，就算是对西西弗斯(编注：希腊神话中的人物，被诸神惩罚无止境地做无效无望的劳动)也过于残酷。

我一边跌跌撞撞地向前走，一边权衡着眼下的选择。拉维茨和辛普森能直面死亡并与之展开殊死搏斗，但是他们的那种英雄气概并不适合我，而且我也希望自己永远不要被迫卷入这种死亡之旅。他们的冒险之旅源于恐惧，而我的旅行则始于巨大的骄傲和一种天性上的固执，虽然至今为止，这些品质使我受益匪浅，但挨饿绝对不在此列。最近的一家茶馆很可能还在三十或四十英里开外，更关键的是，按照我现在的行进速度，要走完这样的距离，我的食物和水肯定不够用。现在看来，骑车是不可能了，既然如此，竖竖大拇指，搭个顺风车应该算是情理之中。但是，要想搭上车恐怕得等很长的时间，因为经过这里的车辆极少，即便偶尔有货车经过，大部分也是满载着货物的，没有地方放我的自行车。然而我还是坚信，我迟早可以等到一辆车，因为新疆就和亚洲其他的地方一样，我这样的人永远是好奇者关注的对象。在印度，好奇心差不多把我逼疯，然而在这样戈壁滩上，同样的好奇心恐怕会救我一命。

人如果没有了多重选择，想做个英雄肯定要容易得多。我选择了继续步行，但与此同时，我还睁大眼睛支起耳朵，密切关注东行的货车，只要看起来有空间容纳一个人和一辆车的，就立刻招手叫停。

在好几辆满载满乘的庞然大物轰然而过后，我终于等来了一辆装着四十五加仑油桶的货车，还不等我招手已经主动停在我的前方。副驾驶是个瘦高个中国人，他愿意搭我一程。他爬上了油桶，向我示意可以把装满了东西的自行车扔给他，显然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东西有多沉。带着遗憾和释然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绪，我首先把篮筐卸下来，递上去，然后把自行车再送上去，最后和他一起坐到车里头。

货车顶着强劲的风力，挂在低速档上，在山路上爬了半个来小时，发动机顶着让我跪地求饶的狂风，拖着二十吨的庞然大物奋力前行。内燃机发动引擎是种相当神奇的发明，虽然对这个说法我早有感受，然而我却从没有一刻像现在这样深有体会并对它欣赏有加。

和往常一样，交流是件难事，但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货车会一路开到兰州，到了兰州，从边境线到北京的距离就算过半了。但是，我的目标依然是尽可能骑车前进，因此能到约一百英里之外的哈密就算是可以了。

过了山脉，地平线再次后退，一眼望去，全是干燥的泥土和砾石所组成的平坦路面，泛着青石板的颜色。我告诉新结交的这两个朋友说，我过去也在英国开货车，然后我又问他们，我们开的这辆车是不是叫“东风”，意思是“东边的风”，这是当地最为人熟知的中文字和中国商品。

我说的没错。

在哈密郊区一家轮胎修理店旁的卡车停靠站，我们各自吃了一碗汤面，并共享了一盘菜。在塔什库尔干第一次吃饭的时候我不得不要了一个勺子，可打那之后，我的技艺日益大涨，不过，在中国人面前用筷子，我还是有些不自然。这两根筷子我已经操作自如，但是在中国人看来，我肯定还是笨拙得很。他俩弓着背，扑在那两碗热气腾腾的面上，大口大口地往嘴里拨着饭菜，像个吸尘器一样吸着面条，发出很大的声音。他们真是豪爽的食客，丝毫不被西方人的“餐桌礼仪”或者什么别的礼仪所限制。

吃完了饭，他们把自行车交还给我，我们交换了地址，握手道别。风似乎是忘记了我，或者是发了威之后暂时饶过了我，在接下来的让人心花怒放的三个小时里，我一直保持在平均每小时15英里的高速，直到这一天的结束。夜晚，我在公路下面找了一个安静的暗沟。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此时的空气还很冷。我决定再等上半个小时，希望那会儿太阳出来后能暖和舒服一些。太阳依然没有出现，但我必须起来了，很不情愿地离开了暖洋洋的睡袋。我在寒风里发抖，于是穿上了羊毛衫和夹克，然后换下通气的印度大长裤，穿上从家里带来的保暖紧身裤。天冷得没法吃东西，我得先骑上自行车，激发一点儿热量。

风持续不变地刮着，很猛烈。“为什么你就不能放一天假呢？”我沮丧地向它喊道。

在过去的两天里，我一直士气不振。如果北京真的还是那么遥远，那么海参崴没准儿是在月球上吧？我真的需要一个仁慈一点儿的环境，好让我重拾信心。狂风是个虐待狂，把我折磨得饥肠辘辘、疲惫不堪。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我看到了一个破破烂烂的轮胎店，于是走进去要点儿食物和水。他们给了我一大盘鸡肉和几个土豆。我就着两瓶健力宝一股脑儿都吞到了胃里。健力宝是橘子和蜂蜜味儿的汽水，在这个干渴的地方深得我的喜爱。

我仍然在逆风而行，更残酷的是，公路再次穿过更单调乏味的大片荒漠，开始了又一个漫长的爬坡，我的自行车就好像在糖浆里行走。两个小时的奋力拼搏之后，我从车上下来，太需要好好地休息一下了。我把自行车靠在另一个公路暗沟旁的矮墙上，今天的行车速度刚刚勉强过了每小时八英里。

我到底在干些什么呀？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我机械地一块一块地数着标有公里数的石碑，不时停下来放松一下疼痛的后背。风稍稍缓和了一些，但是没过多久道路又开始上坡了。到了这会儿，我的胯部和脚部也一起发出了大声的抗议。然而，在我抵达星星峡之前，我必须翻过这座大山，希望到了那里之后能有一顿好饭和一张能过夜的床。

虽然更多的艰险在不断地逼近，但对于这些山脉，我还是恨不起来，即便是现在筋疲力尽、腰酸背痛的时候。山脉和特立独行的狂风不一样，它们从来就不会阴晴不定、居心叵测、狡猾虚伪；它们明明白白地标在地图上，通常老远就能看见，只要你愿意，它们随时给你躲避的机会；它们从不出乎意料地改变方向，也不会设下埋伏，把你弄得人仰马翻。你看到的就是你得到的，它们明明白白地矗立在那里，只有冷漠却没有恶意，它们是诚实的对手，让你肃然起敬，而不是心怀愤懑。我发现它们的美丽和征服它们的快感简直让人难以抗拒，事实上，整个旅程中我好几次都特意选择了山路。

我精疲力竭地躺在一条暗沟的矮墙上，旁边靠着我的自行车，血液在静脉和动脉中奔腾，我从头到脚都刺痛难忍。长久压抑的怒气已经在疲惫中消失了，代之以困惑：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天空湛蓝湛蓝的，一尘不染，近黄昏时分，太阳让山脉泛起金光。除了偶尔经过的货车，没有任何东西能打破沙漠这种令人敬畏的寂静。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内在平静”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样的平静我并没有在印度拥挤过度的城市和人声鼎沸的平原中遇见过，只曾在孤独的公路上瞥见过它稍纵即逝的身影，再就是伊朗、巴基斯坦北部和中国偏远的沙漠和山地中。也许，神之所以没有对我们说话，是因为我们总在忙着制造各种噪音，根本听不见他的声音。如果说，有那么一刻能让我承认有神的存在，那么这样的转变将发生在一个这样的时刻，一个这样的地方——被无声的沉默所环抱，独自置身在永无谬误的壮丽的自然美景之中，心中充满本能的谦卑。我的心中没有嘈杂，做好了接纳的一切准备，就像一张白纸，等待着被填满。

和维吾尔人不一样，对我而言，沙漠的无声是平和的，并不摄人，认识到这样一片与世隔绝的地方仍然存在于我们的世界，让人心安。然而，类似的地方正在不断减少，当我试图去想象一百年之后的戈壁时，一幅噩梦般的景象突然跃入我的脑海：六车道高速公路在布满了赌场和霓虹灯的水泥娱乐场所之间纵横穿梭，沙漠的宁静被中国新贵们的运动自行车和沙漠越野车在沙子里翻腾时发出的笑闹声所吞噬。这样的念头让人唾弃，简直是在亵渎神明。

我愿平躺在这个神奇的地方，在群山的摇篮中，在漫天星辰下安然入眠。但是，我还需要在星星峡找到食物和水。星星峡位于山脉的另一面，离这里只有六七英里之遥，是新疆和甘肃的分界线。我现在已经完全被生存的基本需要所占据，还有就是那个压倒一切的目标——把我和目的地之间的距离一公里一公里地削减掉。这段非凡的历险过程修剪掉了我生命中的杂念，让我的身与灵完完全全地投入其中，向我揭示了生存与生活两者之间的鸿沟；它给了我思考的时间和一个能容纳真实自我的空间，令我重新找回了自尊和骄傲；它使我从愤世嫉俗中解脱出来，洗刷了我身上的嫉妒。就在那些稍纵即逝的瞬间里，那些我的灵魂沐浴在或痛苦或甜蜜的片刻宁静中，或许我与上帝更接近了。

第二十一章 文明世界的尽头

1372年，明朝建立了万里长城最后一个也是最西端的要塞，并在周围驻守大军，保卫城池。对于中国人而言，嘉峪关不仅标志着王国在西部的边界线，而且也是一个文明世界的终点。丝绸之路上的先锋，就像当年欧洲的航海家探索新大陆时一样，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从这里踏上西行之路。

然而，如今的嘉峪关却是一个现代化的绿洲城市，似乎是建筑师们用一大堆三角尺、分度器和计算尺精心设计出来的作品，但是却缺乏想象力和幽默感。夜色中，我从长城塞外混沌而恐怖的荒漠和高山中走出来，蓬头垢面，历经沧桑，在雄关宾馆做了入住登记。

整洁的乡野，干净的小镇和村庄，我很想对眼前的景致感到兴趣盎然，但是这一切对我来说太熟悉了。这就是我选择离开的其中一个原因。我记得自己曾经思考过，这一切是否在某一天也会让我魂牵梦萦呢？

*

中国的天气就是一个十足暴君：当那狂风向你迎面刮来的时候，要想多走出些路程，你得额外多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倘若它哪一回突然大发慈悲，伸出友谊之手把你往前推了一把时，你就会不顾一切地使劲儿蹬车直到骑不动为止，因为你想趁着它的心情还没发生180度大转弯之前，尽可能地多跑些路。这捉摸不定、压倒一切的大风已经把我刺激得软弱无力，我轻而易举地被一种错觉给击倒了：风哪是一种仅仅由气压的起伏变化而引起的气象，它分明已经恨我入骨了，我成了它的眼中钉。从星星峡以来，它就一直在和我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在这个空旷干枯、广袤无垠的戈壁滩上一直潜伏跟踪着我，一直把我逼入与世隔绝的村庄。

令人称奇的是，拉维茨在他的书里居然对风暴只字未提。他是从北向南穿越戈壁的，而我则是自西向东，这么说来，在这片漫无边际的荒漠里，他的脚印和我的车胎印一定会在某个地方交叉。阿洛伊斯曾经说过，过于努力地和狂风抗争就是浪费时间，打那以后，我有无数次机会验证这个出色的男人说过的这句话。在这件事情上他的确是正确的，就像其他所有的事一样（也许除了鳄鱼的那件事以外）。你越奋力地挣扎，你所受到的阻碍就越大——有时整个自行车就好像被拴在了一条巨大的橡皮筋上，你想站在踏板上多增加一点儿力量，但事实上你只不过是把自己变成了更大的目标，暴露在它的面前。我唯一能办到的就是选择一个合适的变速档，试着建立起一定的节奏（狂风肆虐的时候很不容易），还有就是从愤怒中爆发出更多的力量。我再也没有被迫下来推车前进，而且也没有竖过大拇指搭顺风车。偶尔，尤其是在黄昏的时候，一天中长达几个小时的骑行让我筋疲力尽，此时的风会突然缓和下来或者改变方向，于是我便再次面临一个进退两难的残酷之选：究竟是停下来就地过夜呢，还是赶紧趁着稍好一些的情况，忍着全身的酸疼再骑上一两个小时?

含蓄一点儿的折磨就是地图上标出的那些幽灵一般的村子，实际上这些地方并不存在，结果我只能尽量延长所剩无几的食物和水维持的时间。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我已经对地图和旅行电脑上显示的信息产生了很大的依赖，因此这样的问题很可能发展成非常危险的后果，尤其是在食物和水都很不容易得到的情况下。乡村小店储备了香烟、打火机、碗面、口香糖和啤酒，但是很少有商店销售我所认为的生存必需品，比如面包、新鲜蔬果、果酱、矿泉水和牛奶。我从饭店的保温瓶里倒了一些开水装满我的瓶子，然后又储存了一些巧克力、饼干还有一种装在白色塑料小瓶里出售的甜味饮料。这饮料味道很不错，但愿还算有营养，不过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种东西是什么。这里大部分的食物都封装在塑料的包装袋里，很难辨清是什么东西。

这是难忘的一天，除了难以对付的风之外，我了又添了新对手——两次车胎漏气，一次腹泻。放弃的念头一闪而过，近在咫尺的铁轨线不断地提醒我，还有更省事的旅行方法。

“喀喇喀喇”，挂在包上的两个小木屐晃荡着，发出碰撞的声音。克罗姆佩兹的名字是“Klompen”的简写，是荷兰语中表示木屐的象声词。小木屐肯定不会想到会有这样的狂风，早在一周以前她就应该已经过了这个地方，此时说不定正舒舒服服地躺在软卧里驶往兰州，或沉沉入睡，或注视着窗外，心里想着，要是能骑车穿过这片荒漠，那真是太棒了。

我的脑海里在自娱自乐：搭个便车去嘉峪关，坐大巴去兰州，再乘火车去北京，最后坐飞机回家，那就再也没有逆风、车胎漏气或者背疼了。尽管我的士气已经降到了最低点，体力也在一点儿一点儿地消退，但是我还在努力地逃避诱惑，比所有的疼痛和沮丧更难以承受的是破碎的骄傲和归家时的复杂心绪——一个机会的失去，一个梦想的夭折，一份半途而废的工作。

所以我没有放弃。要想横穿中国，我所需要的只是不偏不倚的风、没有故障的自行车、健康的身体状况和至少两次延期的签证。你也许会想，我的要求并不高。

*

甘肃和新疆一样，地处偏远，到处是高高低低的沙漠和山脉。河西走廊是一条600英里的狭窄沙漠地带，在高耸入云的山脉中间穿梭奔走，蔚为壮观。绿得刺眼的绿洲常常奇迹般地从沙地中突然显现，于是，空气中会忽然充满布谷鸟的鸣叫声和灌溉渠中的淙淙水声。这水是巍峨雄壮的祁连山脉上融化的雪水，透过远方的雾霭，有时能望见闪亮的山峰若隐若现。在白杨树组成的幕墙后面，有温室和葡萄架，牧羊人正在照看着自己的羊群。接着，几乎是瞬息之间，眼前的翠绿突然被墨黑所替代，沙漠再一次覆盖了一切。这片狭长的土地被挤在祁连山、内蒙古、北部的戈壁滩和南部的西藏高原之间。谁控制了这个要塞，谁就控制了整条丝绸之路，因为这是商队的必经之路，别无选择。

随着我的逐渐东行，大多数的绿洲居民不知不觉中已从维吾尔族人变成了汉族人。就像往常一样，和当地居民打交道往往发生在我需要吃东西的时候。我在安西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这里有美味的食物和舒适的房间，还有两个十来岁的可爱的汉族小姑娘，时常露出羞涩和天真的笑容。在其他的地方，人们会抓住我的地图聚精会神地查看，或者簇拥在我的自行车旁，甚至在我写日记的时候，也从我的肩膀上凑过来看，那种热情和维吾尔族人不相上下。即便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仍然会有人穷追不舍地向我提问。有的时候他们真是有点儿太执著了，有一个戴眼镜的家伙一直不依不饶，就好像再过一会儿，我的嘴里就会突然喷出一连串流利的汉语似的，而他唯一能说的两句英语是“Hello!（你好）”和“Thank you very much.（非常感谢）”

我现在完全成了聋子、哑巴和文盲，一个字也听不懂，一句话也无法表达，中文菜单更是看不明白。在玉门镇，两个妇女把我请进了她们的餐厅，当她们发现了沟通上的问题后，立刻把我带到了厨房里，给我看都有些什么。正常情况下，我遇到的都是茫然不解的表情，然后是一串笑声，最后递上来一份天书一样的菜单。不管怎样，和当地人的邂逅总的来说是有趣和愉快的。在经历了沙漠那沉思中的漠然和艰难的公路上形影只单的孤独之后，这让我感到释怀。这里的饭菜物美价廉，即便挨宰了，我也意识不到。

中国人是非常善良友好的。嘉峪关电信局里的网吧关了，隔壁办公室的女孩陪我在炎热的林荫路上走了十分钟，把我带到了另一处网吧。或许，最让我惊喜的还是警察的态度了吧。我一直想象他们会非常敌对我，会不断地给我制造麻烦和障碍。可没想到他们根本没管我。星星峡外面的收费站上，两个警察还咧着嘴笑着向我挥手放行呢。

离家一周年后，我坐在文明世界尽头的一家街边小餐厅里吃着肉丸和面条，思考着除了食物之外，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中国和印度次大陆相比，在感觉上如此大相径庭。比起祁连山纵横恣意、白雪皑皑的山峰，嘉峪关显得有点儿相形见绌，它干净整洁、规规矩矩，是规则战胜混乱的象征。房子和大街一律呈90度直角，平平整整。这里的路线都是平行的，宽阔平坦的大街上有宽阔的自行车道，两边都有人行道，传递出一种秩序和空间的感觉。在印度，人行道的特点就是不翼而飞的石板和咧着大口的洞，自行车道根本就是一个摆设，到处混乱不堪。尽管这里也有人力车和三轮车，但小汽车和大巴看起来都很现代，而且这里的车不会拖着长长的黑烟。

宗教渗透在印度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个地方却是一个“世俗社会”。这里的公路更安全，因为中国人只相信自己，不信仰上帝。因此，比起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司机，中国司机要自律得多，连喇叭也摁得很节制。不仅如此，中国女人和男人是平起平坐的，她们并不害怕暴露自己的腿和胳膊，或者在公共场合表达对异性的倾慕。

大街上没有流浪狗，也没有奶牛四处闲逛，就连驴车也只能在城市一定的界限之外行走，这么一来，就没有牛粪、驴粪和狗带来的混乱了。人行道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垃圾桶，废物都扔在里面。这个城市现在到处充满了白瓷砖混凝土大楼，很难把这个文明得可怕的城市和它浪漫的往昔——军事要塞、丝绸之路上的驿站相提并论。

*

离开嘉峪关的那条公路棒极了，还有猛烈的大风在我背后助我一臂之力。我正以每小时25英里的速度轻而易举地穿越这片巨大的绿洲。经过了过去几周的艰苦奋战之后，我现在感觉尤为幸福，甚至能感觉到当风鼓满了帆时帆板运动员那种乘风破浪的快感。签证处的警察彬彬有礼，迅速地给我办了第一次延期。因此，在这愉快的两个小时里，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一切：健康的身体、仁慈的顺风、重要的签证延期，还有一辆没有故障的自行车。

当我在一个小村子洒满阳光的广场上喝着可乐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自行车后胎有点儿软了。我一下子也像车胎一样泄了气，恹恹地把自行车拖到一个阴凉的地方。一群人围在我的身边，看我怎么弄脏手，而我装作没看见他们。

漏气的地方还是内胎上靠近钢圈那一面上的小洞，这和当时在普瑞到德里那段路上让我大为恼火的情况一模一样。而现在我手里只有印度买的补丁，但是我对印度生产的所有东西都缺乏信心。等我收放好工具，打足了气，把东西重新装上自行车后，我发现旁观的人已经给我拿来了一盆水和肥皂粉，以便我把双手和臂膀上的机油和路上的尘垢洗干净。

多可爱的人啊！他们的善良深深触动了我。

“谢谢！再见！”我向人群道别，蹬车远去。

仅仅10分钟后，我就懊恼地发现，车胎还在漏气。我怒气冲冲地把这个可怜的自行车拖进暗沟里，把整个内胎卸了下来。

一个小时之后，我又听到了可怕的漏气声，我简直绝望了。在一片荒漠中，我把自行车颠倒过来放在地上，用印度的补丁修补另外一个靠近钢圈的小洞，我心里很明白，现在做的事情是治标不治本，造成问题的原因还不清楚。我不由想起了在希腊的那些可怕的日子，直到最后我才意识到，没有新车胎，人就到不了伊斯坦布尔。当我想到新车胎和胎垫得寄到如此遥远的兰州时，我简直觉得难以置信。

一天之中第四次破胎之后，我咬牙切齿地对我的自行车说：“你简直就是一堆昂贵的废铜烂铁！”要是手边正好有一把大锤的话，我想我不应该为我的行为负责。

这难道是对我的决心的又一次考验吗？我曾经信心百倍，以为在德里换上的崭新的车胎和胎垫就能宣告痛苦的结束。所幸，胶水和补丁还算充足，但是如果这样的情况再这么持续下去，我还能抵御汽车的诱惑多久呢？在我决定到此为止之前，我还得经历多少次破胎呢？一天里四次，肯定是破纪录了，克罗姆佩兹的车胎说是没有我的那么结实耐用，但是整个旅程中也仅仅破了六次而已。

我继续骑往下一个村落，这两英里内车胎没破，已经非常值得庆贺了。我在一家小餐馆要了一份食物。一般情况下，当风转到别处去的时候，我通常会再努力骑上至少一个小时。尽管多骑几英里我并不发怵，但是，我已经没有勇气再补一次车胎了。这里一张床10块钱，我决定接受。

天刚破晓，另外三张床上的五个人还在鼾声雷动，我已经起身出发。风还在犹豫不决，我振作精神，快如闪电地开始了第二天的征程。公路在浅棕色的悬崖峭壁之间陡峭下行，不大一会儿，路就平缓了。告别群山之后，公路沿着铁路线和忧伤的残长城碎片，从一个绿洲奔向另一个绿洲。人们骑着黑色的单速“飞鸽”老爷车，从容不迫地上班去；还有的人早已举着锄头和铲子在附近的田野里挥汗如雨了。这一天，在第一次漏气之前我骑了50多英里。就我现在的心态而言，在我抵达兰州之前，如果每隔50英里只破一次胎的话，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第二天，在离开北京2683公里的地方，风已经恭候我多时。对我来说，从喀什开始，在中国的每一天都会遇上一些麻烦：刚刚忍受完塔克拉玛干沙漠上的身体不适，就遇上了戈壁滩上的飓风，接着就是河西走廊上让人垂头丧气的自行车漏气问题。

*

沙漠和极度干燥的山峦仍然时隐时现，但是我脚下的土地已经变得越来越肥沃。越往东走，人口似乎也越来越多，要想在一个僻静无人的地方露营看来是越来越不容易了。村庄与村庄相互交错在一起，田野里到处可见骑车、走路和正在干农活的人，那几乎被我熟视无睹的珍贵的自由逐渐被拥挤的交通所剥夺：这条大路再也不属于我一个人了。在空旷无人的喀喇昆仑高地、塔里木盆地和戈壁滩上，那条通往文明的狭窄小路就是安全的象征，是我的救援之手。然而，沙漠最终还是被我抛到了后面，眼前这座大峡谷的每一寸都被用来发展农业了。路上的车辆越来越密集，生命线最终变成了险地。小汽车和火车响着喇叭飞驰而过，马路的表面被来来往往的重击压得支离破碎，使我行进的速度大大减慢，而平和与宁静的丧失让我感到厌恨。

灰蒙蒙的落日中，我背靠在一堵隐蔽的墙上，把另一块补丁粘到刚刚漏了气的备用车胎上，在附近铺开睡袋。让我感到吃惊的是，虽然车胎破了无数次，离开嘉峪关以来，我依然达到了平均每天80英里的速度。最后一次补胎之后，我已经准备认赌服输了，还询问永山一家餐厅的老板去兰州的大巴的情况。当然，他没听懂我的问话。突然间，我对这种语言障碍产生了巨大的感激之情，我立誓，无论我有多泄气，只要每天能完成像样的路程，而且强力胶和补丁还算充足，我就一定要坚决抵御跳上大巴的诱惑。

想把我打倒？没门！

第二十二章 近身理发

我问学生们：“兰州以什么闻名？”

“兰州的污染最有名。”慕勇说，丝毫看不出一点儿讽刺的意思。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难道就没有什么稍微好点儿的——比如说酒或者食品？”

兰州有一个巨型的石化总公司，还有冒着火焰的大烟囱。经过了几英里连绵不绝的工厂和仓库，我终于骑到了市中心。这座城市看起来比实际要大，在这个邻黄河而居的狭窄的山谷中，密集地居住着300万居民。

我们坐在大学校园足球场的草地上，这是一个绿树环抱的巨大的公园，当中有纵横交织的小径，通往简陋的混凝土塔楼。这个城市的某些结构让我想起了法国东南部的城市格勒诺布尔（Grenoble）：多层写字楼和公寓高耸入云，下面是蜘蛛网一般的高架线，供无轨电车来回穿梭，在连绵起伏的高山的衬托下，城市显得很是渺小。除了出了名的污染之外，要说最出名的，那就是牛肉拉面。

我是在一家网吧遇到向慕勇和郭强的。他们来自吉林和乌鲁木齐。他们两人都是研究生，慕勇学习中国历史，郭强学习工程学。慕勇为中国学生写了一本介绍英国人的著作，这本书的确是60年代英国的真实写照：记忆中依稀可见的土地、黑白电视机、蜂巢一样的发型、莫里斯麦那（译注：唱片名）、博比·查尔顿和《天使的喜悦》。“英国警察”和“皮卡迪利马戏团”这样的章节还专门配有黑白照片。如果仅仅作为一本学习语言的指南书，这本书足矣，不过如果说它准确地描绘了新千年之初的英国，那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中国与前苏联完全不同，它成功地实施了经济改革，但却避免了前苏联那样的政治分裂。中国在千禧年的转折点上看上去充满了竞争力，就像所有的西欧国家一样完全投入到了挣钱的“游戏”中。摩天大楼的顶部和侧面都布满了五颜六色的巨幅广告，似乎在劝说人民大众，把挣来的钱都花掉吧。从便宜的街头小店和小餐厅里，花上两块钱就能买到一盘面条；销售饮料、冰淇淋和酸奶的小贩斜倚在冰柜边的椅子上；蘸了香料的土豆和豆腐块用竹签串成串，在火炭盆上烤着吃。我漫步在让人垂涎欲滴的水果摊边，西瓜、香蕉、草莓、杏儿、荔枝、橙子、苹果、桔子，这些新鲜的东西都是我向往已久的，但是在沙漠里的那几个星期根本就看不见。马路边上摆着一长溜的布，上面堆放着计算器、手表、钱夹、指甲刀、梳子、电动剃须刀，还有各种各样的杂货。擦鞋和修鞋的姑娘小伙们耐心地等待着上门来的顾客。车辆、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都混杂在一起，让人不禁想起了印度的城市，街道两边则排列着一家家的银行、饭店、超市、百货商店，间或夹杂着小店和咖啡厅。无轨电车在宽阔的林荫大道上行驶，然而开车的却是瘦弱的妇女，显得不很协调。

一天下午，我的中国朋友邀请我去他们的宿舍。他们的寝室比我在大学时候住的单人间大不了多少，还得和另外两位室友共处一室。屋里放着两张双层床，墙上贴着一张美国地图，到处散放着书和小东西，这样的凌乱与其说是个人的懒惰和散漫，还不如说是东西太多、地方太小。四个大男人如何在这么一个斗室里共同生存，这一点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猜想他们一定是习惯了。慕勇和郭都是很认真的小伙子。我们一边喝着茶，一边热烈地讨论着英国和中国的政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的区别，还有英国从前的殖民地。

*

因为只花了一张床的钱而不是整个房间，这个宿舍里的另外两张床随时可以被人占用。先前是个从德国法兰克福来的背包族，现在换成了西里耳，一个戴着眼镜，敦敦实实的29岁法国理疗医师。他刚刚横跨了敦刻尔克（Dunkirk），从吐鲁番坐火车来到这里，最终的计划是到日本和韩国教英语。两年前，他在一艘中国帆船上当了一年的船员，在南太平洋上绘制珊瑚礁地图，研究海洋生物。

一天晚上，我们俩闲逛着来到一条街道上，这里挤满了小餐厅和卖便宜食品的大排档。我们毫不犹豫地略过那些摆满了猪脚、鸡爪和其他让人心存疑虑的当地美味的摊子，径直来到了麻辣烫前，选了各种各样的长串，有菜花、豆腐、西兰花、海带、土豆和蘑菇。这些菜得从竹签上取下来，煮完了之后放在一个大海碗里，我俩用筷子从这个碗里一起夹着吃，不分彼此地分享着我们的晚餐和细菌。

肚子是满足了，我们来到了市中心的大广场上，融入了人群。这是一个由大石板铺就的长方形的空场，绿草镶边，巨大无比。广场上的大屏幕正在放映一部中国电影，但是我们还是选择了路边的小咖啡厅，一边吃着冰淇淋，一边看中国人在这里娱乐。人们漫无目的地在柔和的灯光下散步，街灯、店铺、大型广告牌、周围摩天大楼上闪烁的霓虹灯招牌，各种光线交汇在一起。邻桌是几个男人，大呼小叫地行着酒令，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学校玩的石头剪子布的游戏。广场上到处是美貌的女子，蹬着时髦的鞋子，穿着迷你短裙。

“一般情况下我并不这样。”西里耳带着歉意说，突出的眼珠子一动不动地瞪视着又一个穿着暴露，体态修长，从我们桌边飘然而过的女郎。“只不过是在伊朗、巴基斯坦和印度待得太久了，那里的女人都把自己盖得严严实实。”

我自己也产生了危险的怀疑。迷你裙和松糕鞋这会儿正流行，夜晚的暖风也在鼓励人暴露肌肤，要是在任何一个伊斯兰教国家，这种暴露都算是丑闻了。不仅如此，我还发现中国的女人特别有魅力。

第二天早上，在等车去吃早餐的当儿，我俩玩起了自己编造的中国式行酒令，这里面包含着断断续续的叫喊并伴随着谜一样的手势，结果把前台的姑娘逗得忍俊不禁。

一位身着红色和金色制服的年轻姑娘把我们领到了酒店餐厅里的一张餐桌边。

“美丽！”西里耳笑容绽放，色迷迷地望着她。他的眼镜片很厚，使得那双眼睛更是比正常情况下放大了一倍，整个人看起来有点儿像一只受了惊吓的猫头鹰。显然，他是“单刀直入”的拥护者，和异性打起交道来毫不含糊，信心百倍。

她微微一笑，摇了摇头。

“我觉得她似乎不太喜欢我说这样的话。”西里耳有点儿自讨没趣，恹恹地说道。

“当然喜欢，那还用说！所有的女人都喜欢别人说他们美丽。她只不过是有点儿害羞罢了，没别的。要是来个陌生女人，告诉你说，你真棒，你也会是一样的。”

“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倒是从来没有发生过。”

餐厅里只有我们两个在吃饭。在这个岩洞一样的餐厅里，至少有六七个服务员，他们直挺挺地站在旁边，看上去很乏味。令人惊奇的是，那个姑娘居然又折回来，交给西里耳一个纸条。

“We are good friends. You teach me English,I teach you Chinese.（我们是好朋友，你教我英语，我教你中文。）”他读了一遍，露出胜利的笑容。他对付女人显然比对付手里的筷子顺当多了。

*

西里耳离开兰州后，我的心情就像乌云密布。从嘉峪关出发后的六天里，我的车胎破了不下10个洞，不用说，如果新轮胎、新补丁和圈带再不到的话，我根本就走不了多远了。在这些包裹被延误的日子里，那个又无礼又好笑的法国人简直就是我对付沮丧情绪的开心丸。经过了一周的等待之后，我感觉陷入了困境。我大致计算过，要抵达北京，骑车大约还得花上17天，外加两个休息日，那就是三周，这个时间与从北京骑车到俄罗斯黑河边境线的时间差不多。虽然我已经从当地的公安局得到了第二次签证延期，但是如果再有逆风、身体问题或者机械故障的话，那就耽误不起了。

一天晚上，房间里的另外两张床被两个美国学生租住了。他们是两个好小伙，只是我没时间和他们深交，他们两个一大早就离开了，坐大巴前往了炳灵寺，这是一个佛教的石窟，据此50英里。人们来来往往，只有我一直按兵不动：兰州于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大监狱。每天清晨，把我从睡梦中唤醒的并不是互道早安的知更鸟，而是繁乱的大街上压低了的喇叭声组成的交响乐，就在五楼窗户的正下方。要是这还不奏效，那么从上午九点钟开始，到处都会响起中国的流行歌曲，大概都是从附近的舞厅传出来的。

我再也忍耐不了旅馆房间的禁闭了，于是我突破重围，到外面找吃的东西去。平凉路旅馆的拐角处有两三家发廊，里面的姑娘似乎显得出奇地友好，我经过的时候，她们用英语和汉语大声向我打招呼。西里耳曾经告诉过我，在中国，很多这样的地方兼做妓院，尽管无法亲自证实，但是这两个美国人听到的传言是一样的。离开兰州前我怎么也得剃个头，既然时间充裕，我便突发奇想，准备亲自试探一下。

发廊里唯一的姑娘穿着一件紧身的黑色套头衫和褪色的斜纹牛仔裤，毫无疑问，她一句英语都不会。我费了半天劲向她解释说，我要剃头，然后问她价钱。既然听不懂她的回答，我只得比划着向她示意，请她在柜台上用食指划数字。她笑嘻嘻地抓起我的手腕，在我的掌心里写了一个“10”。

很显然，她正在卖弄风骚。我从前怎么就没发现过，我的手掌居然还是个性感地带，不过眼前这个妙龄女子可真够性感的。我谢绝了她想提供的按摩服务，于是她开始工作了，一边很没必要地用左手抚摸着我的头皮，一边小心翼翼地用右手剃去发梢。我研究着镜子里这张可爱的脸上露出的表情，感觉到她贴得很近的身体显出轻盈的体态和曼妙的姿色。她抚弄着头皮的手弄得我直痒痒，于是我忍不住打了一个巨大的喷嚏，在脑袋边锋利的刀片旁边做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太危险了，她又爆发出一连串咯咯的笑声，我朝着她映在镜子里的脸咧嘴回了一个笑容。

头剃好了，她再次提出要给我按摩。

我装作不知所云的样子。

她再一次抓住我的手，直视着我的眼睛，在我掌心里写了个“150”，然后表示价格好商量，让我报上自己喜欢的价格。

如果这会儿我还不受诱惑，那几乎就算不上是男人了。她一派天真又世俗的样子，很具有欺骗性，而且看起来也不过二十岁。她一会儿无限温柔，一会儿百般轻佻，妩媚迷人，闪亮的乌发如瀑布一样倾泻在纤细的腰肢上。这样的女子怎么会干起这种不健康的行当来了呢？她的父母会作何感想？他们知道她在做的事情吗？

我再次摇了摇头。我这辈子就没有为性掏过腰包，就算价格再诱人，我也不想干。这根本不是钱的事情，150元，12.5英镑，这绝对是一种污辱，这样的事情我连想都想象不出来，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无论如何，在过去的一年中骑车经过的几千英里路已经赋予我一个运动员的体格，她对我来说也不是完全没有一丝魅力。

我真正想要的东西，在街头角落里是买不到的。虽然我没有义务向她解释，但是抱着对她的好感，我依然觉得应该让她理解。于是我伸手从包里找出那本从西里耳那里借来的袖珍汉英字典的复印本，翻找出几个词语，以便让她明白我的真实意思。我指着中文字“年轻”，不过这实际上并不是我的意思。虽然我们俩年龄有差距，让我有些不自在，但又何必呢？她不过是一个孩子，我几乎忘了她是个妓女。

“你真的非常可爱，也很有诱惑力。”我用英语对她说道。最后，我放弃了挣扎，递给她理发的那10块钱：“我只是觉得事后我肯定不会为自己感到自豪的。”

我走向网吧，感觉这样的决定更多是出于本能和预知，而不是逻辑或者理智。无论是在卡车休息站，还是在东欧与俄罗斯路边的停车处，我曾经拒绝过无数个妓女，但是我还从来没有像在兰州的这家发廊里那样被诱惑过。吸引我的不仅仅是这个姑娘的美丽，还有她的态度。

我曾经希望，自己个性中的一些东西能和我大部分的家当一起留在家里，我能把生活强加于我的一部分习惯和规范抛到脑后，彻彻底底地轻装上阵。这一路上，虽然我已经蜕掉了一些来自于后天家教形成的禁锢，但是仍然有一些态度很显然是根深蒂固的，这一点在印度显得尤其明显。为了短暂的满足而抛弃自尊，这样的代价太高了。我离开家的目的是为了重新发现我的骄傲和自尊，而不是为了失去它们，正是由于这样的信念，我在旅途中断然拒绝在某些原则上妥协，才使得我的这次旅行变得永生难忘。若非如此，我一定会在土耳其和伊朗搭顺风车，会在印度跳上大巴和火车，并且放弃整个戈壁。

或许还有另外一种旅程吧，那时候道德规范和踌躇迟疑可以暂时抛到身后，等回到家之后再和家具、高级音响一起重拾回来？也许有一天我可以试试看。

回旅馆的路上，我在一家小店铺买了三瓶美味可口的冰镇酸奶，在温暖的夜色中享受起来。兰州的夜晚似乎总有那么一种提神的东西——空气的温度、路灯的柔光、明亮的招牌或烤串的香味。街头小餐馆和人行道上的小贩还在热火朝天地卖着各种各样的东西，当地的居民热情友好，整座城市散发着一种熙攘而生动的气息。当我用吸管吸着酸奶时，店主人一个劲儿地看着我笑。人们在人行道上坐着摆开了架势，没完没了地下着中国象棋。

510房间的灯亮着。新来的是一位日本人。当西里尔甚至还有美国人都陆续上路时，我觉得日子寂寞难耐。当陌生人一再光顾这个被我勉强称为“家”的地方时，我忍不住对每一次这样的侵犯都感到忿忿不平。

*

据快递公司承诺，新的内胎应该在4～7天到达。这些配件离开布里奇沃特的圣约翰大街后的第8天，我给北京的快递公司打了电话。我就像一个毽子一样在不同的部门之间被踢过来、踢过去，最后终于得到消息，包裹已经在海关了。他们承诺说，一旦得到了新消息，立刻就会给我来电话。

好吧，好吧。你们当然会的，这些人令我恼火。在我看来，你可以把自己的生活设计得精彩纷呈、新颖独创，你也可以计划到最细的细节，但是到了最后，你所有的决心、毅力和努力都很可能付诸东流，因为到了某一点上，你再也不是你自己命运的主宰了。你不得不依靠那些和你的信念毫不相干的人——那些薪水的奴隶。你个人事业的成败与否，对他们而言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只是一台巨大的跨国机器上的编号，可以随随便便地打破对快递时间的承诺。

正当我度日如年时，另外两张床稳定地变换着旅行者，他们来来去去，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与我相互了解。我继续不断地打电话，在旅馆的前台查询有没有我的包裹，但是回答总是“没有”！

如果我要去黑河，那么第三次签证延期就是至关重要的。在兰州的第十天，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快递公司的总部，对他们糟透了的服务罗列了细节，而且发誓，从今以后坚决不用他们，而且我还会告诉朋友们，叫他们也不用。这样的举动肯定是徒劳的，但是至少让我好过一会儿。

“Massage!Massage!（按摩！按摩！）”经过一家发廊时，我听到警报一样的叫声。

“不要！”我大喝一声。

第二十三章 向中国微笑

“再见！祝你好运！”五楼的服务台边，一位女服务员向我微笑致意。装着内胎和钢圈带的包裹在承诺期后的第七天终于到达。与此同时，在向公安局恳求了半天后，我也拿到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签证延期。这样，在我进入中国之后，我第一次可以放松精神了。在理论上，我会有足够的时间继续艰苦而严峻的旅程，穿过这个国家，这种感觉实在太棒了。

一群当地人聚集在旅馆外面，看我在出发之前给自行车链条上油，当了解到我的目的地是北京时，他们不住口地发出“OK，OK”的声音，还使劲儿冲我竖大拇指。如果是在英国，我会把这种反应解释为带有讽刺意味的怀疑，但是这里是中国，他们的真诚毋庸置疑。虽然在兰州的这两个星期我一直闷闷不乐，但是影响我对一个地方印象的最大因素其实是我和当地人的交流中所留下的记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中国这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里度过的这些日子，会永远温暖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到了城市的东边，公路陡然上升，进入群山环抱的黄土高原。这里的山都像是烘烤之后的碎泥块，除了刻在山坡上的细细的水平绿化带还透露着生机，满眼几乎都是黄褐色的。原本我打算走北边的线路，沿着黄河进入银川、包头和呼和浩特，但是有传言说，内蒙古草原正在刮着狂风，因此我决定改走山路。

在黄褐色和绿色重重叠叠的台阶上自由地滑行了漫长的一段山路之后，道路变得平缓起来，从中间穿过一片广阔而肥沃的山谷。深深的大峡谷纵横交织，河流在沟壑中切削出柔软而碎裂的土壤。黄土高原上三十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最早是森林遍野的，但是由于大量砍伐树木，如今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吸固土壤了。

地里有无数的人在耕作，看来要想在外面露营是几乎不可能了。正当我准备在下一个小镇寻找旅馆或者宿舍时，我突然发现有一处崖壁上的焦土里正好被凿出了一个岩洞，我心怀感激地急奔过去，就像一只寄居蟹回到了自己的壳里。第一眼看上去，这地方真像是个理想的庇护所，但是当我在准备睡觉的那片地方快速地搜索之后，却发现了情况。虽然我的解剖学知识非常有限，但是我还是明白无误地认出了三个骷髅头。厚厚的黄土层上，还散落着其他的骨头，我想应该是胫骨、腓骨，另外还有一具骨盆。而且据我了解，在岩洞后面的碎石堆下，可能还埋有更多的尸骨。

难道这个普普通通的洞穴是大屠杀的现场吗？我猜想这些人恐怕死在别的地方，有人把他们的尸体扔在这里。不知怎的，我很难相信这群人是平静地老死的。死亡一定是在很久之前光顾他们的，因为他们的骨头很干，还褪了色，如果灵魂真的在肉体毁灭后依然留存并迁徙到别的地方，那么这些灵魂肯定早就离开了。理性告诉我，黑夜里的活人比复苏的死人更让人毛骨悚然。想到这里，我清理出一块地方，铺上睡袋。我把其中一个骷髅头拿来支放自行车，置身在这堆先人的遗骸里，沉沉地睡去。

*

过了固原，G309 国道顺着陡峭的上坡爬行，然后进入了山地，我眼前展开了一幅奇特的景象：在暴风雨的天空下，钢筋混凝土筑成的大都市在山谷中蔓延。柏油路开始时隐时现，最后完全隐匿不见。车胎在洗衣板似的凹凸不平的地面和散落的碎石堆上跳跃打滑。阵阵猛烈的狂风夹带着尘土和沙砾，打在我裸露的皮肤上，就像在做喷砂处理。我被迫闭上眼睛，有一阵子甚至不得不从自行车上下来，推车步行。山谷的低处笼罩在雾气中，我猜想这是空气里的沙砾在作怪。开始下雨了，雨水从黑沉沉的夜空骤然而降。接下来的中国之行将会是什么样子的？成群的杀人蜂吗？遭蛇咬？而单调乏味的感觉就像奢侈品，同样是我消受不起的。

我在村子里的一家餐馆吃饭，狂风暴雨正在冲击着整个村庄。成群结队的人和栓了绳的奶牛和驴子挤在一起，在马路上漫无目的地闲逛，他们也许是为了躲避沙尘暴，从附近的地里跑出来的。大约有四十来个庄稼汉把我的自行车团团围住，人们从门外偷偷地看这个正在吃面条的“外星人”——或许我是他们唯一见过的外国人。上车时风势已经减小了，雨过天晴，太阳从万里无云的天空中射出万道光芒。

漫长而艰难的爬坡和短暂而畅快淋漓的下坡继续相互交替着。整整三天了，我的自行车一次也没有漏气，我差不多已经原谅了它先前的不端行为。然而，就在又一次长途爬坡的当口，随着一声枪响一样的爆炸声，我连人带车栽倒在地下。我从路上爬起来，毫发未损，但是我预感到一场灾难的来临。前轮的内胎爆裂了，橡胶上的裂缝太大，根本无法修补。太阳炽热地烤在我的背上，我换了内胎，重新打上气。但是，正当我准备把工具收起来的时候，突然听到第二声震耳欲聋的巨响，轮胎又爆了。

几分钟内，愤怒和沮丧完全把我淹没了。自行车是我最明显的出气筒，但是理智还是战胜了一切，我努力地克制住自己，没把它砸在地上，再狠狠地踹上几脚。不过，我还是围着它团团转，大声咒骂它来着。几分钟内，两个崭新的车胎相继爆裂，而且没法修补，我真是欲哭无泪。实在不明白车胎为什么会爆掉，现在我只剩下两个备用胎了。

镇静！再好好想想！

现在我的历险记已经到了前途未卜的时刻：如果我还是无法找到爆胎的根本原因，那么一旦我的两个备用胎用完，我的旅程也算是彻底结束了。过去的几次，每当我孤立无援时，总有人奇迹般地出现，助我一臂之力，但是，这回就得全靠我自己了。时近黄昏。我还有足够的面包和香蕉能对付一顿简单的晚餐和早餐，于是我把自行车拖进了一个僻静的空洞里，这地方紧挨着一片陡峭的玉米地，我想我可以在这里度过一个平静的夜晚。

值得庆幸的是，爆胎发生在我每小时5英里爬坡的时候，而不是每小时30多英里从山顶猛冲下来的时候，若是那样，恐怕我现在就得躺在医院或者停尸房了。我把内胎从钢圈上再次卸下来。这次和以前贴近钢圈的那些随机分布的小洞不同（那个问题我到现在也没有找出答案），这两道裂口在内胎上的位置完全一样，都在直接对着阀门的地方。内胎从钢圈上频繁地装上卸下，以至于我从克罗姆佩兹那里借来的拆卸轮胎用的那根金属撬棍割穿了坚硬的橡胶，把车胎里的金属丝都暴露出来了，难怪这两个内胎都在同一个地方被撕裂，这的确不是巧合而已。幸运的是，我在德里换轮胎时，突发奇想地把一个旧胎留下来备用，现在我给换上的旧胎再打上气，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屏声息气，等待着又一个爆炸声。

没有爆炸，车胎依然鼓得结结实实。

一夜安宁。清晨，我在中国农村的奏鸣曲中醒来：公鸡喔喔的叫声，看不见影踪的布谷鸟的叫声，还有驴子的叫声。我现在完全相信，昨晚上的诊断是正确的。出发前，我吃了一份恶心的早餐，其中包括一个烂成了泥浆的香蕉。

道路依然还是那么颠簸，然而过了草庙之后，终于变成了长长的缓坡，通往一个山谷。芥末色的小山丘上分布着宽阔的梯田，上面种满了庄稼。一队队的联合收割机从对面驶来，与此同时，庄稼地里还有人在用大镰刀忙着收割，成捆成捆的麦子被高高地堆起。在印度，农民们会把收割下来的麦子撒在公路上，这样来往的车辆就会把麦粒和谷壳分开。我小心翼翼地经过很多蜂巢，心里想着，在中国的这个地方，几个世纪以来的生活恐怕几乎没什么变化吧。

天色骤然变暗，雷声隆隆，顷刻间大雨倾盆，人们四下奔走，在村里寻找避雨的地方。不出几秒钟，我的汗衫已经湿透，因为风很大，我只能小心缓慢地前进。每一次大雨持续的时间都不长，不大一会儿，阳光与暖风已经把我弄干了。田园牧歌般的景象和瞬息万变的天气启动了我脑海中的交响乐团，现在他们已经开始演奏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了。

*

尽管到目前为止，语言障碍在中国是最难突破的，但是中国人却是我见过的最热情好客的人民。乡村小镇上好奇的围观者里有一大部分是妇女，因此我也不会有那么强的压迫感。在板桥村的一个十字路口，我停在那里喝健力宝、吃冰淇淋，周围很快就聚集了一群围观的人，当我指了指嘴又拍了拍肚子，表示仍然在饿肚子，想找地方吃东西时，一个年轻的姑娘向我招手，接着，所有的人就像护卫队一样，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陪着我向前走。我来到一个四方形的空场，每一边都矗立着熟悉的贴着白磁墙砖的建筑，其中一个是餐厅。所有的人都围着桌子找了一个地方坐下，看我吃那碗豆角面条，好在筷子在我手上早已灵活自如，我显得很是悠闲自在。为了让他们转移一下注意力，我把复印的中英字典拿给他们看，一边嚼着面条，一边看他们结结巴巴地读那些英语单词。其中一个女孩似乎能说一点儿英语，不过我猜她还不敢鼓起勇气和我说话。一个穿制服的男人走了进来，毫不顾忌地吼了一句 ：“Hello how are you!(你好吗？)”听起来就像在念咒，我赶紧回答“I'm fine thank you， how are you?（我很好，你呢？）”周围响起一片胜利的喝彩声并夹杂着大笑声。这顿饭不花钱，就像在中国其他的很多次一样。

*

过了合水，松林遍布的山野被一条狭窄多石的峡谷分隔开。人和牲畜都留在了黄土高原广阔肥沃的山谷里面，最后一小时的山路上几乎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山路跨过一个陡峭的山坡，进入一条长长的隧道，漆黑一片。我懒得从车上下来，因此没有打亮车后灯。行进到一半，突然从后面传来卡车隆隆的叫声。

要撞上了！一种恐慌在身体里迅速地升腾起来，我来不及下车打亮后灯，就赶紧向路旁移动。我在这里犯了一个糟糕的错误，因为在黑暗中我什么都看不见，我的前轮撞上了旁边一个很隐蔽的石块，自行车“啪”地摔在了地上。

混蛋!我不偏不倚，正好四仰八叉地摔在卡车的必经之路上，周围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卡车的引擎声震耳欲聋，那种噪音令人毛骨悚然。

起来！现在怕也没用。快！肾上腺素喷射出来，我迅速地摆脱压在身上的自行车，一瘸一拐地爬到一边，根本没注意到膝盖已经被割破了。

打亮车灯！我惊慌失措地把自行车摆正，摸索着开关的位置。快啊！终于找到了，我长舒一口气，缩到隧道的墙壁边，仅仅几秒钟后，货车震耳欲聋地从边上驶过。

在隧道的另一头，之前从我旁边经过的一辆小汽车就停在圆圆的亮点旁边。司机丝毫没有觉察到我们身后这个肮脏的黑洞里刚才发生的惊魂的一幕，他示意我停下，然后掏出一个笔记本。我把名字和地址抄给他，不知他是否注意到，我的手正在不住地颤抖。虽然第三次签证延期使我不必着急赶路了，但是这似乎已经变成了我的一个习惯。旅行中的第六次摔倒完全是我的愚蠢一手导致的，要是我再不小心，这种对速度的痴迷迟早会把我送到死神那里去。我发誓，我再也不为了毫无意义的几秒钟拿生命做赌注。

虽然中国人的语言深不可测而且很少有人会讲英语，我还是感受到一种更强的共识。听说我不远万里骑车来到这里，他们都显露出欣赏的神色，而且丝毫看不出他们认为这个举动有什么疯狂的地方。不仅如此，和其他亚洲国家不同的是，我不需要多费口舌来做一番解释。我能走得那么远，这个成就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无须任何理由来自我辩解，我不仅时常在路边得到一个灿烂的微笑和竖起的大拇指，很多时候还有免费的饭菜。他们的行动已经充分表达了敬慕之情，这比言辞要有力量得多，语言在这里只是多余的。当笔记本和钢笔递到我跟前时，我会认真地写下我名字、邮编、电话号码和电子邮箱。对于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伊朗人而言，我始终只不过代表了一种令人费解的另类现象，然而，中国人却把我当做一位征服者、一位英雄来欢迎。也许他们只想要我的亲笔签名吧。

陕西人和甘肃人一样富有魅力。离延安几里远的地方，马路边挤挤挨挨地开着轮胎店、手工作坊和咖啡店。一个年轻人站在那里，向我大声问好。我想都没想就骑到他旁边，询问有没有什么地方能让一个自行车手过个夜，休息一下疲惫不堪的身体。他把我领到了一座房子，里面有一个笑脸盈盈的年轻女子，把我带到了一个放着两张床的屋子里面。不等我把自行车推进来，靠墙支放好，他们已经把我像贵宾一样隆重地请进了一个餐厅。那位有着醉人笑容的女士小心翼翼地在脸盆里倒上水，让我刮刮胡子，洗去脸上和胳膊上的汗水和尘土。

人们照例聚在一起，看我吃饭。或许是因为中国人和印度人的态度和肢体语言太不一样了（当口头交流基本上不可能的时候，这一点要重要得多），我发现中国人的好奇心和形形色色的印度人相比，要委婉疏离得多。我们指着字典里的字，交换着对时尚的看法。我展开地图，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忙不迭取来自己的英文课本。把我带去睡房的那个年轻姑娘一直等在一边，随时照看着我的需要，一会儿给我添点儿吃的，一会儿又小心翼翼地斟满茶杯。每次抬头，我都发现她的眼睛正在注视着我，而她的笑容已经开始让我脉搏加快了。

吃完饭，她随我走进房间，看我从篮筐里取出日记本。接着，她坐在餐厅里的一张桌子边正对着我，当我书写时她就这样注视着我，每一次我们目光交汇，她的脸上会立刻浮现出甜蜜而灿烂的微笑。我确认她姓高。她的行为即让人心动，又惹人烦恼，且让人困惑不解，因为她和丈夫两人一起开了这家餐厅，她丈夫就坐在另一张桌子边上，正和几个朋友开心地喝着啤酒。他们还有两个孩子。

记完了今天的日记，我决定早早休息，无法更有效地与人沟通，这让我有些沮丧。屋里有些暗，我躺在床上，高又进来几次，假装晾几件衣服，但每次离开时，都会朝我的方向看上几眼。我躺在半黑半明的屋子里，脑子里来回放着U2乐队的歌曲《此生难求》（I Still Haven't Fount What I'm Looking For），睡意全无。

我迷迷糊糊地陷入梦境，似乎被她柔软的嘴唇弄醒。

原来是她的手，轻轻地在碰我的肩膀，把我唤醒。半明半暗中，她优雅地坐在我的床头，手里扬着一张一百元的钞票。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有点儿不舒服——我已经付了饭钱和房费，为什么还要向我要钱？迷惑不解之中，我的第二个想法是，她在用身体和我做100块钱的交易，但是她看起来怎么都不像“那种姑娘”。首先，她穿的这身衣服就和这张钞票扯不上边。如果她脱下那身平平常常的外套和宽松的长裤，换上紧身裙，那我没准儿会往那儿想，但是她这身打扮，完全像是为了做饭和扫地，而不是勾引顾客，不仅如此，她还不施粉黛。黑暗更增添了一种亲昵和暧昧的感觉。几分钟低沉的交流和手势语言之后，我终于明白过来，原来她在问我，有没有零钱把这100元破开，而在这几分钟里，我已经想入非非，要是把她拉到身上亲吻一下，不知她会有什么反应。

我摸出自己的钱包，给了她两个50元。

接下来是更多的手势和不知其所以然。她似乎在问，我是不是要她离开，这样可以多睡一会儿。

这个问题问得最古怪，我当然不想让她走。她像个谜，充满异域风情，她的微笑让我心醉神迷，但是我只能想出一个让她留下来的理由。她坐在离我很近很危险的地方，而我正光着身子躺在毯子下面。拿到了零钱，她似乎并不急于离开，事实上，整个晚上她的视线就没有离开过我。这100元是不是只是一个进一步接触的借口呢？如果同样的行为发生在一个西方女人身上，那就再清楚不过了，但是我痛苦地意识到，在这里，勾引人的游戏或许完全按照一个截然不同的规则在进行。

生活充满了小小的讥讽。在兰州那个发廊里，对方的提议我是完全意识得到的，只是因为对那女子被我吸引的原因无法确定，我选择了后退。现在，我几乎可以断定，高和我一样，对对方一见倾心，但是我却无法确定，她究竟是不是在诱惑我。一个美丽的少妇，躲在一个偏远的路边小店里，日复一日地重复枯燥而乏味的差事，忽然一个远道而来的神秘陌生人风尘仆仆地来到这里，看起来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在一场伟大的追寻中，他选择了这个最容易被人遗忘和抛弃的地方来歇脚。虽然他掩饰不了疲倦，但是却始终带着那份骄傲，因为他曾经翻山越岭，曾经穿越灼热的沙漠和无边的平原，和龙卷风、暴风雪、飓风、沙尘暴、雷鸣、闪电斗争过；他曾经挨过了巴基斯坦的食物和印度司机的“迫害”，和长城关外沙漠里的恶魔决一死战；他曾经在印度河科希斯坦河床的死鱼和碎石中欺骗过死神，也在土耳其和中国的黑山穴里勇敢地面对咆哮的大客车；他曾经被魔王的后代——瞪着盘子般眼睛的狗追逐过；他曾经和死尸同睡一席；他还磨破了两套轮胎，两副链条，一双靴子。

当然，这一切她是一无所知的，或许她也能猜到一些。女性的魅力是最强烈的迷幻药，我这么容易就醉倒了。自从离开欧洲之后，我一直是激发巨大的好奇心和兴趣的对象，但是在中国之前，一律是男人。从离开伊斯坦布尔到现在，女人能自由表达这种兴趣的国家，中国还是第一个，我得千万小心，别误解了对方的意思。老天啊，高的丈夫就在隔壁，这个乐呵呵的小伙子热情地招待了我，还给我食物、住所和一瓶啤酒。要么他对她完全信任，要么十足地想当然，根本不在乎我们会在一起做什么。或许他们关系疏远；又或者，这根本就是一个把戏，她利用丈夫的祝福和自己的卖身来获取额外的收入，养家糊口。

然而，她的魅力丝毫不像是为了勾引，而且我也不相信她会把我当成了顾客。若真如此，我相信她会找到办法，就像兰州发廊里的姑娘一样直言不讳。她慑人心魄的笑容和闪闪发亮的眼睛使她的丈夫感觉如此遥远而陌生，我很想靠近她，只是吻一下她的手和脸颊，看看接下来会有什么发展，不过，如此这般接受一个男人的热情在任何文化中都肯定会受到谴责，是对他妻子的非礼之举，即便她有什么举动，我想我也不会心安理得地占她便宜的。

此生难求啊！

很多年之前，我曾经幸运地找到过这种机会，但却从我的指尖溜走了，或许这样的事情一生中只能遇到一次。我能想象，哪怕是徒劳的有些人也会穷尽一生去寻找。

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我示意高说，我想睡觉了。看来，我还无法扮演兰斯洛骑士，她也不是我的格温娜维尔（译注：兰斯洛骑士和格温娜维尔都是《亚瑟王传奇中》的人物）。

她站起来，默默地离开了房间，一切就像一个消失的梦境。

无论如何，比起兰斯洛骑士，我一直更喜欢亚瑟王的圆桌武士高文。一夜无眠，我期待着她再次回来。

*

延安的车辆熙熙攘攘，就像兰州一样，这里群山环抱，整片土地就卧在一个狭窄的山谷里。仅仅凭着直觉和指南手册上的街道图，我向前摸索着前进，结果却在一个名叫姚店的小镇子里迷了路。从太阳的方向和土地的方位来看，我发现自己走的那条路和地图上标出来的那条路完全不符。但是，路标却清晰地显示，“正前方”是榆林。

难道我经过的时候，还在半梦半醒中想着高吗？公路地图都一直显示应该左拐，沿公路到青化砭，但是店主人和一个年长的妇女都一口咬定，这条正是通往榆林的路。我还是不放心，于是又骑回去查看路牌，发现我第一次的判断就是对的：榆林就在正前方。在一个公路网的发展日新月异的地方，地图很容易过时。中国的经济腾飞不仅可以从城市里的建筑工地和拔地而起的新楼盘略见一斑，而且还可以从四通八达的筑路工程中感受得到，崭新的高速公路遍布整个国家。

印度人有时会把我性格中最糟糕的部分暴露出来，而中国人却不断地把我最好的东西激发出来。很快，我就形成了一种观点，不会一种语言其实自有它的好处，语言有可能反而会成为干扰。没有了语言的帮助，我对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的敏感程度变得尤其高。单单一个微笑就可以传达那么多东西：欢迎、欣赏、友善、愉悦、认可、问候，甚至还有尴尬和不安。

“你们好！我为了和平而来！让我们成为朋友吧！”我停在路边的小店铺喝水，脸上的笑容传递着我的心里话。

“天啊！陌生人，欢迎来到我们的国家！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店主人说。

中国的女人那么落落大方，高的笑容远远地胜于任何诸如“我觉得你太棒了！”之类的话，而我的回答则是“哇，你太美了！”要是我们能互相交谈的话，或许就不会那么努力地相互微笑了。她的丈夫是唯一知道我几点钟起床的人，我担心走之前没有机会和她说再见，没想到她很快就出现了，穿着一条花短裙，看起来睡眼惺忪，鬓发凌乱。得知我想给她拍照，她立刻回到屋子里，换上一条红色的长裙，头发一丝不乱地出现在我面前，显然想以最好的形象示人。她实在不必担心：有的女人无论穿什么都光彩照人，就算她穿着邋里邋遢、宽松肥大的工作服，我依然欣赏她的每一部分。

昨夜，我无奈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她是不可侵犯的。然而一天过后，我依然沉醉在那个微笑的魔力里，真不知道自己的判断是对是错。艾凡赫、亚瑟王和罗宾汉的英雄壮举和特洛伊木马那样的传说曾经使我童年时代的幻想一次又一次地燃烧起来。这样的故事从来不会陷入道德的困境，美丽的少女无一不是悲戚哀伤、需要被拯救的，从来就没有一丝一毫的模棱两可：即便她们已经身为人妻，这场婚姻也必然违背她们的意志，使她们被迫嫁给了虐待狂似的禽兽。这些禽兽会饿着她们，残酷地鞭打她们，直到我挥舞着金光闪闪的剑把这些人送到万劫不复的地狱。但是虐待狂似的禽兽不会给你啤酒，高的这位谦恭有礼的丈夫最大的罪恶就在于满不在乎，而我认为这有的时候比打人还残酷。最终，就像在兰州一样，虽然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但原则还是站出来干涉了我的行为。原则就像是最乏味、最让人疲惫不堪的负担，无论我走到哪里，它都跟到哪里。我真应该在离开家的时候把它们彻底扔下。

在俾路支省沙漠的时候，罗夫有一回显得感慨万分，他说：“有的人（包括他本人和我）压根儿就不是那种说着‘甜心儿，我回家啦！’这种话的人。”然而，尽管我最近差点儿不幸栽在一个完全不合适的女人手里，但其实我从来就没有把自己看做那类男人。罗夫可算是地地道道的玩世不恭者，而我却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我依然坚信，爱可以征服一切，它会在最不期然的时候，在最不平常的地方，突然伏击你。

从很多方面而言，克罗姆佩兹应该算是一个理想的伴侣。她喜欢的理由都很正当，而且她也没有什么丈夫或者伴侣把事情弄得很复杂。她充满了冒险和乐观的精神，甜蜜幽默、充满魅力，而且以女性独有的方式来接近我理解我。

两个月的朝夕相处，我们互相满足着对方爱与被爱的需要，虽然这种关系很有意思，情意绵绵，让人心满意足，但是这种关系从来没有逾越界限，转化为相互的激情。有点儿可笑的是，一个我几乎无法交流的已婚女人却能给予克罗姆佩兹所无法给予的东西：她能仅仅凭着一颦一笑就让我心跳加速。

我现在正在写我这个最糟糕的的结尾，不过甜蜜蜜的结尾恐怕更容易出现在小说里吧。

第二十四章 无名的男人

靠着路人的指点一路寻来，我终于来到了这个大宾馆的前台。这个宾馆围绕着褐色的水泥庭院而建。清涧县的大街上人来人往，大约有四十个无事可干的人跟着我进了宾馆。经过了漫长而炎热的路途，我大汗淋漓，这些身体的挤压着实让我有些懊恼，我转过身去，对着人群恼火地说：“你们都想定房间吗？”

话里的讥嘲对他们而言自然是不起作用的，让我吃惊甚至难受的是，前台的接待员居然也准备忍受这样的“入侵”。当我提起笔在登记薄上写下我的个人细节的时候，这四十个人从我的肩上探过头来，屏着呼吸看我写字，不过他们的热情帮助很快就使我的恼怒烟消云散了。他们七手八脚地把我满载了东西的自行车抬上很陡的楼梯，于是，我发现自己正和我的自行车以及大约20个看客一起分享着这个宽敞舒适的四床寝室。

我迫不及待地想好好洗个澡、刮刮胡子、写写日记，然后把脚翘得高高的，可是我的房间里却人来人往，其中好些是当地中学里十几岁的小女孩，热切地想好好练练英语。他们怎么知道我待在这个宾馆里的，而且还知道我住哪个房间？我实在想不出来。他们个个都很可爱善良，就是有点儿让人头脑发晕。不过，实话实说，他们的英语很蹩脚。

其中三个人兴高采烈地宣布，明天我会和他们一起去学校。

不行，我没法去。我真不想让他们失望，但是我实在不想耽误去柳林镇的行程，真的。我很礼貌，但也非常坚决。沙尘暴、雷雨、暴风雪、飓风、高山还有炎热我都能对付，但是就像一个战利品一样傻站在一群好奇、兴奋的女孩子面前我可受不了。更重要的是，学校的老师会不会欢迎我这样的不速之客呢？显然我对他们的课堂也会是一个扰乱。我只能拿我的老借口“签证时间有限”来抵挡，不知道他们是否明白我的意思，不过他们不再坚持，我就这样心安理得地撒了一个谎。

*

在绥德东边的一个小村子里，我停下来喝水，主人从屋里为我拿出来一张椅子，我坐在马路边，一边吃着冰淇淋，一边喝着橘子汽水和矿泉水，以补充体内的水分。孩子们朗朗的声音从对面的学校里传出来，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喊革命口号。和往常一样，我的观众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我所在的这一小块地方立刻挤满了人。我伸展着四肢靠在椅子上，平静地吃着东西，周围聚集着二三十个人，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在议论我、盯着我看。学校的大门边站着一个迷人的年轻女子，卖我饮料的妇女向她招手，示意她走过来，但她显得很羞涩。

“英语老师！”人群中发出一个声音。

店主人示意我应该走过去做一下自我介绍，但是这会儿我正坐在自己的“宝座”上，周围挤满了“随从”，于是我傲慢地挥了挥胳膊，示意那年轻女子走到跟前来。她终于被说动了，愉快地走上前来，但是她太害羞了，只问出一个问题：我是否是英国人。或许她还不习惯当着三十个旁观者的面和我交谈，也或许她害怕会暴露出她英语上的不足。总之，太遗憾了。

*

公路在宋家川横跨黄河，进入山西。山西的钢铁和煤矿持有量占到了中国总量的三分之一，陕西和甘肃东部黄土高坡上的尘土已经被煤灰替代了。通往柳林的道路两旁，排列着肮脏的村庄，灰黑的砖房和瓦房簇拥在一起。人行道上堆着煤，铁路边的晒场上堆着煤，卡车上也堆满了煤。

从柳林向东的头四个半小时我都在爬山，道路在山谷中盘旋而上，过了一个陡峭的山坡后进入吕梁山。煤矿的开采催生出一个烟囱组成的森林，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煤渣堆。厚厚的煤灰沉积在边缘，悬浮在空中，给所有的东西都披上了一层污浊。公路表面四处都有裂缝和凸起，蓝灰色的卡车驮着沉重的煤堆颤颤巍巍地经过，不仅碾碎了路面，自己也差不多散了架。有两辆卡车在路上相撞，像是被遗弃了，还有几辆车也停在路边，发动机有气无力地鸣响着。其他的车则受到了更大的影响，一声不响地立在那里，发动机盖张着大口。等我超过了一辆费劲爬坡的卡车，停在离石小镇外面吃饭时，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扫烟囱的人”，浑身上下覆盖着煤灰，布满老朽的柴油发动机喷出来的尾气的味道。

我在汾阳的一个旅馆入住，房间里有彩电、空调、热水、浴室套间，还有袋泡绿茶，总共才50元。我泡了一个奢侈的热水澡，然后在马路对面的餐厅里晒太阳。一个会说英语的老师主动告诉我说，今天是今年以来最热的一天，气温已经升到了38摄氏度。

“我们觉得您很了不起！”他郑重地说。

我也报之以同样的情感，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慷慨而坦率的仰慕之情。

*

北京早已成了我朝思暮想的地方。现在，每一个把我与最终的目标分隔的日子都很可能转化为一个个必须克服的危险障碍，而不再是回味无穷的探险经历。汾阳和太原之间的公路终于脱离了山区，深入一望无际的平原。天空灰蒙蒙的，弥漫着一层烟雾，能见度很低。地里的残茬燃烧过后，冒着青烟；蓝色的运煤车来来往往，发出巨大的噪音，司机使劲儿地摁着喇叭，燃烧不充分的柴油喷射到空气中。我皮肤上暴露的部分被煤灰和油烟熏得黑黑的，眼睛布满红血丝而且火辣辣地疼，好在我还经常能在餐厅里的水盆里洗洗脸，洗洗胳膊。这里天气太热了，我吃面条和喝绿茶时流的汗比蹬车的时候还多。

语言依然是我的障碍。我用自以为是的最佳汉语点了面条和鸡蛋，但是路边餐馆的女服务员却冲着我一个劲儿地傻笑。于是我干脆径直走进厨房，指指生面条和几个鸡蛋壳，上来的这碗西红柿打卤面加荷包蛋恰恰就是我想要的。一个半天摸不着头脑的小餐厅老板终于弄明白我是一路骑车从英国来到的这里，光是出太原就花了有一个小时，因为一路上的那些路标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问路永远是一件让人灰心丧气的事情；一个双音节的简单的字，比如“大同”，就这么几种发音，我大概是把各种念法都试了一个遍。每次面对着一脸茫然的瞪视，我都得走一遍繁琐的程序：先从背包里掏出旅游指南，找到大同地区，然后指着上面的中国方块字。除了变幻莫测的字母拼音，最大的障碍我想就是交流了，比如说，几个字的拼写可以完全一样，但仅仅是声调不同，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样的文字简直就得拿来唱。这么一来，一个字就凭空生出很多种发音上的变化，于是无论你想表达什么，被误解的几率也成倍增加。每个音节都有四种变化：平调、升调、先降后升、降调。就算是一个不痛不痒的单音节“ma”，就可以有无数种意思“妈”、“马”、“骂”、“麻木”、“大麻”。于是乎，“DATONG”突然就变得错综复杂了。

*

我在一个废弃的采石场大块大块的岩石中间找了一个地方，舒舒服服地过了一夜。这时候，我发现后座的行李架断裂了，毫无疑问，这是G108公路那个漫长且糟糕路面的杰作。尼龙绳已经试过了，不管用，我只得在涞源下了车。对面的建筑工地上有个男人，正在焊接一辆独轮车，他看见我，立刻叫上了两个同事帮忙，一起对行李架用劲，但是断裂的两头还是合不上，他们的努力反而让事情变得更糟了。他们丝毫没有泄气，干脆把手里的活放到一边，即兴想出一个临时的修补办法。他们切割了一段钢筋条，尽量平行地贴着断裂的地方，然后用铜丝绕起来加固。我递给他们50元作为回报，但是他们拒绝了。当我骑车离去时，我的行李架好得就像新的一样，而心里头也因再次遇到慷慨的中国人而充满了感动。

一个小时之后，道路分叉了，路标上用汉字标注着，左边是北京，右边是天津。一百多里之后，我终于第一次遇到了良好的路面，因此当发现“修路工”莫名其妙地从路中挖出了很多石块时，我既吃惊又恼火，不得不慢下来，像蜗牛一样穿过一个又一个石堆。大部分时间，我一边较劲，一边却在嘴里嘟嘟囔囔地诅咒来诅咒去，心里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付钱把一条好好的路折腾得乱七八糟。我最终的结论是：把一条好好的路挖得七零八落的原因是为了鼓励车辆从另外一条道路去北京——那为什么还要立上标志牌呢？

如果真是为了打击过往的车辆，那他们的目的真的是达到了，这条公路经过了无数个几乎直上直下的坡道，越过了无数个参差不齐的绿色山峰，几乎像是被遗弃了。中途，我停下来缓解一下疼痛的后背，坐在一个水泥护栏上，静静地聆听小雨淅淅沥沥的拍打声，昆虫的鸣叫声和鸟儿的啭鸣声。眼前的绿色看起来几乎让人错以为在亚热带，郁郁葱葱的山野把我带回到死海海岸线那些疲惫不堪的日子。羊群在远方的山坡上吃草，看起来就像蠕动的小虫子。

骑过了一个山口，我在一个陡峭而曲折的下坡路旁看到一家孤零零的小餐馆。这地方好像是两个姑娘开的，一个18一个20。父亲带着年幼的儿子和两个年轻人无所事事地在边上遛达。这位父亲骨瘦如柴，个头矮小，心理上和身体上看起来都有点儿不堪一击，他也是我在中国看到过的为数不多让我厌烦的人，不住地用英语向我叫喊。他仅有的两个英语词是“Hello”和“Bye-bye”，因此我们之间的对话立刻就变得单调乏味了。他用手比画着向我暗示，我在北京能找个很好的小妞泡泡。天晓得，他怎么会知道——我简直无法想象，哪个女人会乐于和他上床。

其中一个年轻男子告诉我说，他28岁，失业在家。他以前是开那种喷黑烟的小三轮货车的，直到有一天晚上灌了八瓶啤酒翻了车才算是彻底不干了。那次车祸导致他的胳膊断了，他觉得现在用左手依旧很不自在。他笑嘻嘻地透露给我，那个大点儿的姑娘是“他的财产”。然后，他又指指给我上菜的那个年轻点儿的姑娘，似乎在给我建议，然后在我手心里用圆珠笔写下“I love you(我爱你)”。这种幼稚的举动让我极为尴尬，那个可爱却天真的小姑娘则更为难堪，对他懊恼不已。

晚饭之后，我们在夜幕下的山林中漫步。我们坐在路上，注视着山谷中的村庄亮起的万家灯火。东边的山峰处，一片一片的闪电照亮了天际。

*

我在晨曦中醒来，薄雾就像轻纱，笼着山巅。这里距北京仅130英里之遥，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上路了。

当然，其他人也一一出现了。

“哈喽！”那小个子尖着嗓门叫道。

“我想你的意思是‘good-bye’(再见！)是吧？”我没好气地回了一句，跨上了我的“小马驹”。

“哈喽！”

“拜拜！”

我已经变成一个无名的男人，一个骑着自行车闯进人们生活却又永远在赶路的神秘陌生人——就像 《西部往事》里面的查尔斯布朗森，我所需要的只是颜尼欧·莫里康制作的配乐而已。布朗森扮演的“哈摩尼卡”沉迷于复仇情结，甚至近乎疯狂。看来与眼前这么一个想只身骑车穿越亚洲的家伙持有同样想法的大有人在。

第二十五章 归途

亲爱的史密斯先生：

我很荣幸地通知您，您的邀请函电传号已经抵达北京的俄罗斯大使馆，以您的名字存储，您可以在那里领取了。

在马可波罗的时代，商旅们必须冒着被土匪和军阀伏击的危险，然而，对于一个现代的旅行者而言，最大的障碍却是官僚作风。

亲爱的赛宾：

今天我在北京俄罗斯大使馆外的酷暑中排队苦候了一个上午，得到的回答却是他们根本没有接收到电传！那个女人查看了两遍电脑，用我的护照号和出生日期检索了两遍，但没有任何记录。请您马上再传一次，以便我明天（在周末之前）继续推进。传出后，请务必以电子邮件向我确认，我明天去拿。

很显然，因为我所委托的德国旅行社没能把我授权提供的文件及时电传过来，我非但没能利用这个理所应当的机会好好休息或者观观光，反而在位于北京另一头的宾馆、俄罗斯大使馆和网吧之间来回奔波。俄罗斯大使馆外面的条件简直无法言说。

亲爱的史密斯先生：

我已经将您的邀请函附在该邮件后面，您可以以此为证出示给俄罗斯大使馆。我们的俄罗斯同事再次向我们保证，大使馆的确有一份电传，不过，您也可以以这份邀请函到使馆领您的签证。但愿您明天一切顺利。

第二次在大使馆大门外的骄阳下，和一群同样焦头烂额的人推搡着在汗津津的队伍里待了几个小时之后，传真复印件和再三的恳求同时被拒。我再一次头晕眼花地回到地铁站，耳朵边不断地回响着“nyet”（俄语“没有”）。

亲爱的赛宾：

今天早上我把邀请函打印出来并带去俄罗斯大使馆。但是，电脑上还是没有他们收到电传原件的记录，复印件他们也不接受。不仅如此，这份邀请函也不符合要求，因为商务签证需要一份俄罗斯公司发给我本人的邀请函，函件中必须注明公司的详细情况，包括公司的登记号。我建议您把原件再次电传，并添加必要的辅助文件。或许您的俄罗斯同事可以给大使馆打电话，亲自询问他们究竟要求什么样的文件。如果下周三四之前无法妥善解决，我只得咽下这个苦果，另作计划，放弃俄罗斯之行。当然，倘若情况果真如此，我要求全款退回。

在俄罗斯签证所提出的一系列神秘的要求中，有俄罗斯居民或公司出示的邀请函、一份包括所有宾馆抵达和离开日期在内的行程表（如果你骑车旅行，那是完全不可能的），还有，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要一张离境的机票——好像有哪个西方旅行者想非法移民俄罗斯似的。

亲爱的史密斯先生：

我今天又和俄罗斯同事通了话，他们再次在俄罗斯外事局进行了查阅并且再次确认，电传的确已经发到了北京。对于打印件无法接受的情况，他们感到非常惊奇，因为这是一份正式的邀请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任何大使馆拒收的情况发生。不过，他们会亲自给北京打电话，找出问题的原因，他们也不希望有什么大问题发生。与此同时，他们会为您准备一份新的邀请函，下周之前应该会抵达北京。真心希望他们的努力能获得成功，我会及时向你通报新的情况。

在我之前，其他人都成功地绕过了这些纠缠不清的繁文缛节，但是在北京的大使馆向来就以强硬而闻名。

赛宾，你好：

新的邀请函会在周二还是周四抵达北京大使馆？在我再次尝试之前，我希望得到你的再次确认，保证文件已经抵达。如果你的俄罗斯同事能得到大使馆通话者的姓名，并且这位通话者也知道我的申请，那会有所帮助。我得说，我现在对此不太乐观。我已经骑行了26500公里，途经11个国家，历经13个月来到这里，俄罗斯是第一个给我制造障碍的国家。他们的签证规则简直不可理喻。你一旦得到新邀请函抵达大使馆的消息，请从速通知我。我无意再多等。

史密斯先生，您好：

文件周二抵达。当然，文件一到，我会立刻向您确认。

我在北京的大街上步行瞎转悠，消磨着时间。必胜客、麦当劳、肯德基、罗宾斯冰淇淋、星巴克，还有很多以前从未听说过的西方连锁店像水痘一样弥漫在中国首都这张脸上。我把自己放纵在无穷无尽的咖啡和快餐之中，一面为全球一体化投赞成票，一面开心地告别面条和绿茶。天安门广场大极了，就像一个没有任何遮蔽的水泥停机坪，而故宫里则挤满了无穷无尽的旅游团。这个地方规模宏大，饶有趣味，但要是和南迦帕尔巴特雪峰上的晨曦相比，那就黯然失色了。

亲爱的塞宾：

我是否可以认为电传今天已经到达大使馆，我明天一早（周三）就可以取到呢？

亲爱的史密斯先生：

我们的俄罗斯同事已经向大使馆发出了新的邀请函，而且保证说你现在肯定可以拿到。希望不会再出现其他麻烦。

阿门。我已经筋疲力尽，再也经不起任何麻烦了。

亲爱的塞宾：

今天的俄罗斯大使馆之行再次以失败告终。在他们的电脑记录里还是没有以我的名字登记的电传。我已经浪费了三个早上等在签证处的门口，而且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因此，我只得很不情愿地取消我的海参崴骑车之旅，另作打算。请将全额退回到我的信用卡上，退款后请Email向我确认。

官僚主义冷冰冰的死亡之手顽固地掐着我的脖子，把最后一点儿希望的氧气排除在外，我易碎的梦最终被生生地扼杀了。

亲爱的史密我斯先生：

回复延误，深表歉意。对您在北京使馆遇到的麻烦，我们感到很遗憾。但是，电传的确已经发到了那边，我们的俄罗斯同事也再次进行了查验，电传的确就在大使馆那边。既然我们正确地发了电传，或许是出于其他的理由，导致北京大使馆拒绝施放签证。也许是您选择的交通工具，也许是其他的原因。不管怎样，根据合同，我方已经履行了义务，我们也的确发了电传，因此不能把退款项打回到您的信用卡上。

*

国航747班机下35000英尺，依稀可辨的是一片平坦辽阔却人迹罕至的森林与湖泊，弯弯曲曲的河流在阳光下闪着银光。

这里是西伯利亚。

眼前的情景似真似幻，我仿佛被催眠了一般。那是一种最让人痛苦的遗憾——我是从空中而不是骑自行车，或者至少是坐火车穿越这片地球上最遥远的土地，这片从童年时代起就让我心驰神往的神秘土地。

为何不坐飞机呢，克里斯托弗？

因为我渴望感受阳光和风雨抚摸在脸上的感觉，渴望聆听异国他乡的鸟鸣和车辆的声音，渴望品尝那里的食物、畅饮那里的水，渴望闻一闻农场和工厂散发的气息，渴望颠簸在恶劣糟糕的道路上，渴望躺在树林里，去感受那片坚硬起伏的土地和尘土混合着盐分粘在皮肤上时的感觉。最重要的是，我想见一见那里的人民并亲眼目睹——即便只是冰山一隅——一种完全与我迥异的生活。

我曾经如此清晰地想象过最后的几个月：花最后三周穿过满洲里抵达边境，接着用两周的时间从布拉戈维申斯克（Blagovescensk）到海参崴，然后我会把自行车靠在这座城市的中央广场上，让自己尽情地品味这无价的“完美时刻”。从西伯利亚到莫斯科横跨俄罗斯六天的火车将是对过去几个月所经历的艰难险阻的一个最终回报。花一周的时间看西伯利亚的壮丽美景在眼前划过，不费吹灰之力，没有疼痛，没有焦虑。天堂一定是无数个“完美时刻”无穷无尽的延续，我幻想着在火车上所能望见的比这天堂的一瞥更多更多。

正是这个图景的巨大力量使我不遗余力地穿过两片大陆，13个国家。然而，旅行的过程中总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出乎意料——准确地说，这就是为什么我总觉得旅行很有价值的原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它使我从前的概念一扫而空；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会如此死心塌地地爱上这个国家和这里的人。

一家当地的旅行社承诺以一定的费用提供整套服务，包括办签证，从北京直达莫斯科、横跨蒙古和满洲里的火车票，预订酒店，最后还有离开俄罗斯的交通工具。为了符合严格的行李超重规定，我得把自行车拆了，然后硬塞进一个狭小的纸箱。对此可行性，我深感怀疑，但是令人伤心的事实是，我连试都不愿意试。俄罗斯的拒签把我的斗志完全砸没了，我受够了这些旅行社和他们承诺。

我曾经考虑过在中国签证上剩下的时间里骑车到越南或老挝去，但是当时的北京已经像一个烤箱了，若是南行，天气只会越来越炎热。我也曾经闪过一个念头，翻翻阿洛伊斯的书，飞到旧金山去，骑车横跨美国，但是最后还是觉得美国就像东南亚一样，实在不值得费那么大的麻烦。再近一点儿的，就是乌兰巴托（Ulan Baator），它很偏远，有点海参崴那种地球尽头的味道，但是我发现自己再也没有精力和飓风搏斗了。旅行的焦点已经丢失，我再也无法找到充足的动力来经受几个星期的汗水和疼痛。海参崴一直以来让我万分着迷，没有了它，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叶无舵的扁舟。

“难道你还没有折腾够？”一个隐蔽的小声音越来越大，竟越来越难以忽略。对大多数人而言，回答肯定是一个毫不含糊的“够了”，但是我不是那种“大多数人”。然而，我还是缴枪投降了：我顺从了这个声音，用500美元买了一张去法兰克福的机票。毫无疑问，我本应该再努力坚持一下，但是横跨中国抵达北京时，我在体力上和情绪上都已经达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那么多个月以来熊熊燃烧的激情已经熄灭了，或许是被这段艰难的经历给耗尽了吧。原本，一张俄罗斯签证就足以使我“死灰复燃”，起码还可以让最后那点小火苗再保持五六个星期，直到我抵达海参崴。

当我定了回欧洲的机票后，原本遗留下来的最后一点儿能量也弃我而去了。在中国的最后那几天里，天气闷热异常，偶尔电闪雷鸣，下起倾盆大雨。那时我会在网吧里阅读那些充满同情的电子邮件，夜晚和一群友好的欧洲人以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背包族一起坐在宾馆的露台上，喝着冰凉的中国啤酒。白天，我们七个人分担了一辆小巴士的费用，去往野长城。这段长城断壁残垣，荒草凄凄，在陡峭的山峦中蜿蜒曲折，上下迂回，然而却令人终身难忘。

*

在亚洲，我得到了在欧洲通常只有名人才会得到的那种关注，而在德国，除了罗夫，没有人知道我刚刚骑自行车走完了16500英里的路，穿越了两片大陆。在北京飞往法兰克福的飞机上的十个小时中，我从非凡的超人再次回归到一个平凡小人物，我甚至发现自己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似乎对那种关注有些怀念，尽管它有的时候又是那么难以对付。我只不过是一个自行车手罢了，每当我停在一个加油站或者在一个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周围再也没有围观的人群了，这让我在感觉上有些奇怪。从超人到克拉克肯特的大变身只是几个小时之间发生的事情，需要花一点儿时间来适应。

发展中国家的道路或许非常混乱、危险，但是却有一种畅游于天地之间的自由和豪迈。没有什么老大哥告诉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或者什么地方可以去什么地方不能去。你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而人们也通常就是这么做的。在城市拥堵中自由地游走进出，为占据空路上的一个小缝隙你争我夺，斗志昂扬，我已经开始兴致勃勃地加入当地人的这种游戏并享受胜利的喜悦了。然而在德国，这样的即兴发挥是严格禁止的，只有老天爷无法预测，这会儿还是阳光万里，一会儿就阴云密布了，时不时再来个雷雨交加。我把露营帐篷支在了密林深处，有巨大的橙色鼻涕虫和我相伴。在树林的喃喃细语和远处教堂的钟声中，我在睡袋里昏昏睡去。

罗夫是这群拥戴规则的因循守旧者中的自由精灵。我拨通他的电话，他却没有接，邻居告诉我，他和母亲正在奥地利度假。我不知道他何时才会回来，因此只好转而西行，向荷兰走去。我当真是不顾一切地要离开德国，仅仅在一天之内就从弗洛托（Vlotho）骑到了恩斯赫德（Enschede），整整111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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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荷兰吧？”在赞德沃特（Zandvoort）海滩和一大群寻找阳光的人们晒了一天的日光浴后，克罗姆佩兹向我发出了挑战。

从荷兰的东部到西部仅仅花了我一天半的时间——去完了亚洲之后，欧洲国家真的都变成了“小人国”。卸下了篮筐之后，自行车显得格外的轻便，我们飞驶在自行车道上，穿越树林、运河和牧场。我知道她做梦都希望我说“是”，但是我却不愿意就这么轻易让步。“我觉得在荷兰骑车就有点儿像在喀喇昆仑高速路上，只不过是没有山罢了。指一座山给我看看，然后再问我。”我逗她。荷兰是很让人心情舒畅，不像德国那么叫人气恼，但是眼前这么一片整齐划一的景色中，却似乎少了一点儿精彩，少了一点儿戏剧性或是让人灵感喷发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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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哈勒姆（Haarlem）一天半后，我骑到了一个平平常常的德国小镇韦塞尔（Wesel），比预计时间整整提前了三个小时。在火车站边的一家咖啡店里，我一边吃着三明治、喝着咖啡，一边研究着《图片报》打发时间。

“嗨，花花公子！”在德国高速公路上排了半天的队之后，罗夫迟到了一个小时，就像他典型的做派一样。罗夫懊悔地对我说，要不是他违反法规，很不道德地沿着紧急停车道走完那最后二十公里，他会到得更晚，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刻地体会到，他真的生错了国家——也许根本就是生错了星球。

我们把自行车放在他的小敞篷车后面，沿着高速公路网向德国的工业中心驰去，波鸿足球俱乐部队和卡尔斯鲁厄即将在这里展开一场激战。

在拥挤的现代体育馆外面砸吧了两瓶啤酒和鲁尔斯球场的德国香肠之后，我们挤进了最后排，这里已经被最能大呼小叫的波鸿队的支持者所占据。德国的足球迷和英国足球迷很像，胜利的欢歌声像波浪般此起彼伏，我感觉自己就像是站在纽伦堡的集会上。

晚上在罗夫的公寓里，我们观看了电视上播出的当天的足球精彩片段。周围又脏又乱，不由让人想起几个更糟糕的亚洲旅馆。我们漫无目的地回忆起结伴穿越伊朗和俾路支的那几个星期。

“我们俩的搭档还真不赖！”罗夫说，“要不是你，我还在俾路支的某个角落里逍遥自在哪；要不是我，现在你早就绕了地球两圈了。”

要不是罗夫，我也许根本就无法骑车穿越俾路支。

*

自始至终沉默寡言、独来独往的哈摩尼卡最终燃起了对美丽、富裕的年轻寡妇的爱慕之情，他和之后被杀身亡的兄弟一起报复了女人的丈夫。在影片的结尾，他深沉地策马奔入夕阳，去埋葬刚刚离去的伙伴的尸体。当一生沉迷的事物突然结束的时候，这巨大的空洞又该如何填补呢？影片留下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我也得寻找自己的解决答案。向西骑行，穿过比利时和法国，走进夕阳，走进那未知的未来，在那里我将再一次和一个地址、一个社会保险号连接在一起，依然还得埋葬那个夭亡的梦境。

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来没见过这个酒吧老板，当他为我倒上矿泉水的时候，我依然丝毫想不起他的脸。他的声音清亮而稳健，但是15个月足以让一个人的喉咙痛或者喉炎恢复正常，也足以让一个人完全忘却某个人脸上的细节。他既没有提屋外的自行车，也没有试图和我搭话。但是，我已经断定，这个人肯定不是那个在遥远的六月那天，在我深陷在绝望的流沙中苦苦挣扎时扔给我救命绳索的人。

多遗憾啊！我一路骑来，就是为了握一握他的手，感谢他改变了我的生活。

过去的15个月究竟算是成功还是失败，我一时之间还无法确定，我若有所思地喝着矿泉水，想着所谓的“完美瞬间”，似乎可以被定义为对天堂的惊鸿一瞥。虽然这样的经历本来就是稀有而稍纵即逝的，但有关它的回忆却可以延续一生。巴基斯坦铁路、阿姆利则、南迦帕尔巴特峰、戈壁滩、高的微笑……这些记忆将会像灯塔一样，照亮我的生命。它们就是我的坐标，会像幻灯片一样在我的脑海中放映，在我陷于遗忘的危机时提醒我，我是谁。这次旅行所提供的“完美瞬间”比我在任何“正常”情况下的15个月所能期待的都要多，但是在离海参崴相对而言微不足道的1200英里的地方，这种供给却被迫中断了，我的激情也随之熄灭。

虽然满意，但我或许还能有更好的表现。

也许我不应该对自己太苛刻了。我在北京遇到的一个新西兰女士对我说，我是“一个难以置信的男人”，虽然高无法用我能理解的语言来表达她的心情，但她的眼睛和笑容已经说明了一切。

“一个难以置信的男人”。也许我真的可以再做得好些，但是作为一份期中考试的成绩单，已经算是不错了。遥想15个月之前，我坐在同样的这张桌子边，无可奈何地思考着立刻回家将带给我的耻辱感，现在我完全应该为自己骑行了16500英里抵达北京的经历心安理得。

终点越来越近。在过去的15个月中，我的生命是充实的，我也走过了很多条高速公路。更重要的是，我做到了，以我的方式。

我没有坐飞机，我骑车了。

后记：雨中行（II）

清晨5:20，闹钟不受欢迎地响起，我翻过身，伸出胳膊把收音机打开。我直起身子坐在枕头上，一边听着电台5点半播出的新闻和体育简讯，一边把整杯水一饮而尽。这是十年以来雨水最多的一个七月，全国的人口已经暴涨到了六千万，对街边的垃圾箱视而不见、随地乱丢垃圾的倾向越来越严重，已经成了一个备受诟病的现象。

我很不情愿地下了床，穿上衣服，走到楼下的厨房里。水壶里的水开了，我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小心翼翼地闻了闻，然后加上牛奶。那个纸盒子标注的保质期已经过了两天，但是自从吃了巴基斯坦的食物依然幸存至今，我感觉食物中毒这种问题对我来说已经是小儿科了。

我把咖啡拿到一楼壁龛的书桌上，然后打开电脑，这地方已经被我改造成了书房。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完全沉浸于其中，灵活的手指在键盘上不断地敲击着，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眼前的屏幕上。我在重新体验印度主干道上的历险，一面参考着当初的日记，一边从记忆里拽出重要的事件、有意义的邂逅以及情感历程。有的时候我觉得写一本书就好像是从一大块上好的陶土开始，然后尝试着把它变实用的东西。

快到七点了，我蹬上自行车，向空荡荡的大街骑去，很快便出了比尤德利。这是一个晴朗的清晨，咖啡因、新鲜的牛奶和空气让我精神振奋。我思考着有关神和命运的问题，困惑于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看环岛上的指示牌。

我在伍斯特路右转弯，沿林肯道一路往下骑。小路在高高的篱笆墙、农场建筑和孤零零的农庄院落之间蜿蜒曲折，穿过起伏绵延的树林、玉米地和牛羊成群、骏马飞驰的草场，这单行的小路如此安宁祥和，让我乐在其中，我分明可以闻到四周围茂盛的绿色植物所散发出来的清香。

我骑完了半个地球，横跨18000英里，并和这个星球上最危险的司机交过手却毫发未损，然而在回家后的几个星期里居然连着出了两起事故。这难道是命运、天意或是神的安排？或者仅仅是运气不佳而已？第一次事故是在离家一英里的地方，一个老太太开着车在大雨中超过了我，并从侧面猛地撞到了我的右小腿，我的胳膊则撞掉了她的后视镜。所幸，唯一留下的疼痛就是淤血的地方，不过第二次车祸的后果就严重多了。在十二月的一个夜晚，一辆四十吨的载重拖车在笔直的公路上撞到了我自行车的尾部，虽然我打着车后灯而且穿着反光背心，然而司机显然是没有看到我。这次撞击把我生生地甩了出去，幸好路旁的灌木丛阻挡了我的下坠，及时提供了一个软垫。如果我被甩到了候车亭、灯柱、商店的玻璃窗上，甚至是人行道上，那遭受的创伤就会远远超过左肩的三处骨折、左手腕骨折和右手大拇指基部的骨折了。虽然由于挡泥板和后面的货架没扣紧，报废了，好在自行车还算是幸存了下来。

这两次车祸中的任何一次，在印度公路上发生的几率本该高上千万倍。是否有人一直跟我说过这样的话？比如说，危险总是会在最出乎意料的时间和地点伏击你？我们永远是命悬一线的，既然明天也许永远无法到来，最好还是好好地珍惜今天。在我被撞飞到空中之前的几秒钟里，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撞击的声音，还有金属和金属相互摩擦发出的让人厌恶的声音。直到几个月之后，车轮压到松动的井盖上发出的金属撞击声或者自行车后面齿轮错位发出的嘎吱声依然会令我惊出一身冷汗。

那位经常在这条小路上遛狗的友善的中年妇女迎面走来，与我互道了“早安”，两个生命在瞬间相交，接着又继续走向各自的目标，渐行渐远。不知她是否想过，我这么行色匆匆的是从哪里来，又准备往哪里去？如果我被迫停下来，比如补个车胎什么的，她是否会询问我“你打哪儿来？请问尊姓大名？你拿多少工资？”

回忆使我的脸上浮出笑容。

带着锻炼后的充沛精力、热量和幸福感，我抵达了工作的地方——这里离我家整整52分钟，12.6英里。当我把拖车挂到货车上时，我才意识到，早餐忘记吃了。

*

荣归故里的英雄所得到的迎接喜忧参半。

我的朋友和家人中的大多数人都曾经远行过，而且也看过我发来的电子邮件，因此他们对我这份成就所蕴含的意义有一定的理解，看到我终于回家，各个都非常兴奋。我的合伙人催着我在乡村教堂里放一次幻灯，我的律师打断了我要求车祸补偿的独白，询问起了旅行的情况，而我的眼睛却好像被一块大磁铁死死地吸到了餐厅墙上的一张中国地图上。

《基德明斯特时代周刊》把第18页的半个版面都拿来刊载一次简短的采访，但在人们的意识里，阻止当地医院标准下降的抗议活动还是比一个半疯半傻的家伙决定骑车到中国的消息来得重要。

当地面包房的那个友好的女人询问我这么长时间都去了哪里。

我如实相告。

“噢，真的吗？”她心不在焉地答道，就好像我刚刚骑车跑了一趟布莱克浦尔（Blackpool）或者布莱顿（Brighton），而不是北京。

我猜想，对大多数人而言，骑车去布莱克浦尔和布莱顿就算是很远的了，我为自己的成就而感到自豪。不过，很多人根本不会有这种旅行的愿望，即便在梦里也不会。对于那些待在家门口就心满意足的人而言，骑车穿越半个世界这种想法听上去至少是令人费解的，甚至可能是愚蠢的。很多人对于这样的旅行究竟有多少路程，需要多少计划，需要多大的决心和努力是没有任何概念的，既然他们的好奇心最多也仅仅止于英国中部，那么试图给他们带来一些启示这样的事情也就没什么必要了。有些人也许连中国在哪里都弄不明白。

*

对于那些稍稍具有一些地理空间感的人，在对这样一种远远超越于他们能力的壮举表示理解和尊重的同时，也混杂着困惑不解。“那种冒险的感觉还有这些地方的魅力我都能理解，不过要是骑摩托车，难道不是好多了？”一个困惑的同事问我。

不。有的时候用艰难的方法做事情会更好。除了体力上的回报之外，仅仅凭着自己的双肺和双腿所提供的能量，我居然穿越了整整半个地球，单单想到这点就已经给了我巨大的满足；要是像土豆一样懒洋洋地瘫在一个内燃发动机的后面或者上方的话，成就感可就大打折扣了。而我本人就是那部发动机，我的腿就是把能量传递到轮子的活塞，我的肺就是空气滤清器，我的胃肠就是气化室和燃烧室，而我的激情就是那个至关重要的火花。除了法国暂时的机械故障和受污染的亚洲燃料偶尔引发的能量缺损或熄火，发动机自始至终还是运行出色的——而且由于外国机动车辆在中国是被禁止入内的，因此这一段路本来也不可能骑摩托车。

我一直有这么一种印象，对于这次旅行，自己国家的同胞是不以为然的，有的人甚至把我当成怪人一笑了之；但是在中国，尽管存在着巨大的语言障碍，中国人却似乎更理解这次旅行背后的动机。

“中国！骑车？真是不可救药啦！”在英国快递公司的一个调度员笑嘻嘻地叫出声来，一面不屑地摇了摇头。

而我却觉得，世界上最悲哀的人就是那些放弃了梦想或者触碰不到梦想的人。

*

我一面行驶在M5公路上，一面嚼着三明治，安抚着发出抗议的胃，真不明白那些早餐都上哪儿去了。现在的这份工作比起十年前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那次刺激的远行可是差远了，那是一部开拓式的历险，简直太引人入胜了。在零下好几度的天气里，连柴油都冻成了蜡状，在一脚深的冰面上，要让六个车轴都保持一个方向的确是对驾驶技术的极大挑战。虽然在那个时候我很痴迷，但是现在已经无意回到那种生活了。我已经选择了一份轻松一些的工作，以便把精力更多地专注在写作上，但是整个计划却又像一场巨大的赌博，绝对是对信心的考验。我相信自己写得不错，同时也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可说，但是如果没有人和我分享这种信仰，那又该当如何？成功的压力无疑是巨大的：如果是失败，那么所有的时间和精力便付诸东流，下半辈子没准儿都离不开货车了。我在乐观和一种几乎让我晕眩的恐惧感之间来回摇摆，每当信心晃动时，我感觉自己就像站在悬崖峭壁上一样。

高速公路上充满了摇摇晃晃的大篷车。当我置身于狂风肆虐的戈壁滩，周围空旷无人，一片寂寥时，我曾经惊叹于内燃发动机的神奇的性能，但是现在它们只是谋生的手段而已。

生存是与生活相对的。

正常情况下，从乔特·韦奇的仓库出发到尼斯（Neath）的那家店正好是两个小时35分钟，而从尼斯到哈韦福德维斯特（Haverfordwest）得再加上一个半小时。在店里等待的那段时间以及每天法定的45分钟休息时间里，我会用一支铅笔给自己的原稿修改润色。当我一路上打着哈欠回到仓库时，离出发已是十个小时，我把拖车倒回到装货间，给这辆斯堪尼亚车加上油并停放妥当，回到运输办公室放下钥匙，完成文字工作，每一个动作都无需动脑，完全自动完成。我思故我在；我不思，故我不在。

“你不怎么会安排一天的时间啊！” 韦奇不怀好意地笑道。天空阴沉沉的，大雨欲来。

“那些安排不用费心，自动完成！”我答道。

“这回恐怕是个例外！”韦奇的脸上毫不掩饰地露出嘲弄的神色。

虽然自行车能够解决21世纪的污染、交通堵塞还有日益下降的公共健康问题，但大多数人还没做好心理准备。他们仍然觉得我每天上班骑车来回一定是脑子出了问题。

“你从比德尤利一路骑车过来？那可是好几英里哪！”

没错，但是对比去北京的那16500英里路，一天25英里只不过是吹吹小风而已。

“你就不会喘不上气吗？”

不会。

“你身体肯定很棒！”

是的。

他们已经忘了长在身上的那两条腿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当我想到了从骑车中得到的快乐和体质上的好处，还有为我节省的钱时——不管怎样，不用给自行车上保险、加油、上税——我唯一能得出的结论就是，这些人每天不选择骑车上下班，简直是疯了。

穿上防水服太热了，彻底地淋一下雨是伤不了人的，我回忆起自己骑行在南印度那场大雨中的情景。“湿透了的人不怕雨。”

我像是跺着而不是走着进了屋子，首先把吸饱了水的外套脱掉，然后痛痛快快地冲了个澡。是那种瀑布般的热水——有一年多，这一直是稀有而痛快的感官享乐——现在已经变成了日常活动，成了例行的自我麻醉。

罗夫在新近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如此写道：“你曾写道：‘我渴望这次旅行能在某些方面改变我，让我带着全新的想法、更多的成熟和对事物不同的优先选择回到家里……’现在怎么样了？”

我回信中说：“我就是老了一点儿，聪明了一点儿，比起以前再稍稍愤世嫉俗了一点儿……”

而事实上，那15个月的确教给了我一点儿东西：关于这个星球、居住在这个星球上的人类，还有和我自身有关的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加强了我的信念，这个世界依然十分壮丽，它依然有着足够的震慑力让人为之惊叹；只要有充分的维护和合适的燃料，人体依然是一部最错综复杂且最耐用的多功能大引擎。这次经历给我注入了一种新的意识，让我觉察到曾经抛下的友谊和爱，但是我得到的补偿却如此充足——就在最偏远且最不可能的地方，人与人之间淳朴的真诚和友善却盛放得最美。在一个被政治和宗教的矛盾撕裂的世界中，我发现最为基本的人类良知就是一种本能，即便狂热分子散布仇恨，依然阻止不了它的蔓延。我的心中满怀着对人性的信心，人类善良的情感在我的信仰中再次得到重建。这次旅行赋予了我美好的记忆和敏锐观察力，这是一次美妙而充满启迪的探索之旅，也使我更强烈地确认一个事实：一个人若是有了梦想，即便是异想天开，也完全值得追随。我完成了这次旅行，没有遗憾。

人们有时询问我，是否还会再一次远行。

“也许吧。”我回答道。

Table of Contents

序：雨中行

第一篇 印度！去印度！

第一章 总是不对劲

第二章 艳阳当头照

第三章 骑行在高山上

第四章 进入伊朗

第五章 轻装上路

第六章 Zam-Zam汽水、蟑螂和《白鲸记》

第七章 品味当下

第八章 危险之地

第九章 引擎故障

第二篇 印度之旅

第十章 事故边缘的司机

第十一章 “脚臭”和“特别”的茶

第十二章 远离法国

第十三章 漫游东南印度

第十四章 印度主干道上的历险

第十五章 完整的圆

第三篇 印度之后

第十六章 重归巴基斯坦

第十七章 克罗姆佩兹、罗斯和喀喇昆仑公路

第十八章 高高在上

第十九章 沙子和面条

第二十章 戈壁之魂

第二十一章 文明世界的尽头

第二十二章 近身理发

第二十三章 向中国微笑

第二十四章 无名的男人

第二十五章 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