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　　名：隋唐五代史（上、下）

作　　者：王仲荦　著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年1月

I S B N：9787208168428

作者简介

王仲荤　（1913—1986）中国历史学家。浙江余姚人。1937年上海正风文学院毕业。曾任上海太炎文学院、中央大学、山东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山东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文史哲》编委会副主任，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山东省史学会理事长，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长期从事文史教学和研究，专于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晚年致力于敦煌学和古代物价史的研究，写成《敦煌石室地志行记综录》。著有《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西昆酬唱集注》、《敦煌石室地志考释》等。另出版有《鹊华山馆丛稿》、《鹊华山馆丛续编》。

目 录

隋唐五代史（上）

序言

第一章　隋代的政治与经济

第一节　隋前期的政治与经济

第二节　隋代各族间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以及隋与亚洲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第三节　隋炀帝大兴土木与开凿运河

第四节　隋末农民大起义与隋王朝的倾覆

第二章　唐王朝的建立与唐代政治

第一节　唐王朝的创建

第二节　唐高宗的统治与武周的改制

第三节　开元天宝的全盛时期与安史之乱

第四节　宪穆敬文武宣六朝的政治

第三章　唐代的经济

第一节　唐初的均田制与租庸调制

第二节　租庸调制的破坏与两税法的实施

第三节　唐代的农业、手工业、商业与高利贷

第四章　唐代的政治制度与军事制度

第一节　唐代的行政制度及驿站制度

第二节　唐代的兵制与马政

第三节　《唐律疏议》的成书与氏族志的修订

第四节　唐代的学校制度与科举制度

第五章　唐代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民族关系的加强

第一节　唐代东北各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二节　唐代北方各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三节　唐代西北各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四节　唐代西方及西南各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六章　唐与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

第一节　唐与海东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第二节　唐与南海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第三节　唐与南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第四节　唐与中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第五节　唐与大食、拂菻的经济文化交流

第六节　唐代长安是当时亚洲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隋唐五代史（下）

第七章　唐末农民大起义与唐王朝的衰亡

第一节　唐王朝的衰乱

第二节　唐末农民大起义

第三节　唐王朝的覆亡

第八章　五代十国的政治与经济

第一节　五代的更替

第二节　十国割据

第三节　五代十国的社会经济

第九章　隋唐五代的学术与宗教

第一节　经学、史学与地理著作

第二节　隋唐五代的哲学思想与宗教神学

第十章　隋唐五代的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

第一节　隋唐五代的诗歌与民间文学

第二节　绘画、雕塑、书法与音乐、舞蹈

第三节　雕版的发明与纸墨笔砚制造的改进

第四节　科学技术

隋唐五代史大事年表

序言

50年代，我在山东大学历史系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当时，把唐史切成两段，两税法实施以前是一个阶段、两税法实施以后又是一个阶段。我在讲稿的基础上，撰写成一部叙述魏晋南北朝至唐前期历史的书稿，分为上、下两册，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下册稿子已定稿，还没有付排，“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出版社怕原稿散失，赶紧归还给我。

十年大动乱中，我是一个幸存者。1972年，我被调往北京中华书局点校《宋书》和《南史》，晚上有暇，就整理旧作，拙著《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西崑酬唱集注》，都是在这几年中最后定稿的。只有《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始终藏之高阁，尘封箧笥，一搁十年。

我在十年动乱中，虽然没有动过这部稿子，但是每值炎暑披襟北窗，严冬烤火取暖，未尝不想到一旦河清有日，应该怎样来改写这部书。这时已经有了分成《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两部书来写的打算。1977年，氛祲既消，天日重朗，上海人民出版社来信同我联系，我就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们，他们表示同意，支持我这样做。

拙著《魏晋南北朝史》既出书，我就埋头写《隋唐五代史》了，前后花了六七年时间，这部《隋唐五代史》总算写成了。写这两部书整整花费十多年时间，“十年精力，瘁此两书”，这样说并不是过甚其辞。

一部《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分为《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譬如《魏晋南北朝史》在叙述部曲、奴婢量刑的不同方面时，引用了《唐律》；这部《隋唐五代史》又不得不详细介绍《唐律》中所反映的阶级构成状况，这样，就不免造成重复的情况。好在重复的仅只千把字左右，而这对我国社会性质的研究，有决定意义，所以只得重复一下了，这是首先要交代的事情。

除了《唐律》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性质以外，从魏晋到隋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姓氏谱录的研究。我在这里介绍了《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和唐德宗时期修撰的《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两件敦煌文书，关于这两件文书，我另有考释，这里不详细讲了，这里只是抄录原件，使研究唐代历史的同志知道氏族志的内容，它包括哪些名门望族，它的发展变化又是怎样？这是构成统治阶级上层的具体内容，我们有必要加以了解，也有必要加以深入研究。

隋唐的政府组织，书中也作了系统的叙述。自魏晋至隋唐三省制的形成，唐中叶学士院翰林学士的出现，唐德宗以后宦官左右神策军中尉和两枢密使的权力加强，以及宦官诛灭之后，枢密使改由文臣担任，宋代两府制度实际在五代已经形成，对于这些也再三加以注意。

隋唐的进士制度，一直沿袭到后代。进士及第人数，唐中叶以后控制在三十至四十人之间，这是值得注意的，人数太多了，官吏泛滥成灾；太少了，人才不容易网罗。宋明以后，进士的录取名额不断增加，这大概也是符合需求的原则的，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有许多弊端，也有许多可以供后世借鉴的地方。

北魏开始实施均田制，西魏开始实施府兵制，到了隋代和唐前期，均田制、府兵制成为隋唐王朝强盛的支柱。这两种制度，只有在北朝才能出现，在南朝却没有形成，说明它不是我国封建社会必然会产生的事物，而是由于十六国之后，鲜卑族人进入中原，把他们前封建的村社残余形态带进来，从而出现这种份地制度，又从份地制度上产生了府兵制度。社会经济继续向前发展，份地制度不能长久维持，府兵制度也必然走向兵源枯竭，武则天、唐玄宗时代，均田制、府兵制终于最后崩溃了。这是符合事物的发生、发展直到消亡的规律的。均田制的崩溃，府兵制的枯竭，给唐王朝带来了很大难题，民户流亡加速了，折冲府无兵可交，十六卫形同虚设，于是出现了两税法，出现了募兵制，内重外轻的局面转变为外重内轻的局面，唐王朝的政权基础开始有所变化，有所动摇。但是有些政治家和学者还留恋着过去，如陆贽、李泌、杜牧等人，他们还想恢复租庸调制，还想恢复折冲府制，还想重建十六卫，来改变募兵制度实施后形成的藩镇割据局面。然而旧的制度一去不复回，两税法替代租庸调制，这是一种发展，当然两税法开始时也有不完美的地方，要逐渐改善。募兵制代替府兵制，也是一种发展，当然募兵制改变了内重外轻的政治局面，滋长了藩镇割据局面，发展到五代，出现了全国大分裂局面，然而到了北宋，终于全国统一了，新的禁军制度，终于形成了。事物的发展，往往不是直线上升的，而是螺旋式地曲折上升的。但是应该相信，它不会逆转，也不会长久停滞不前，它一定在上升，不过上升时会有些曲折罢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隋唐时期基本上也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当然，隋唐比之魏晋有了一定的发展。两税法是以钱来统计的，可是并没有改变以粟帛交纳租税的实质。对于唐代的经济，我有这样的看法，一方面比之南北朝有所发展，一方面还不能过分夸大货币交换的作用。拙著就是按照这个尺度来写的。

经济会不会逆转呢？我认为有时候是会逆转或停滞不前的。战争的破坏，政治经济措施的不得当，往往会导致经济的呆滞，如隋文帝讨尉迟迥，破坏了几百年以来作为河北政治经济中心的邺城，灭陈，把六朝故都建康也彻底破坏了。作为隋唐时期东南经济中心的广陵，经过唐末战乱，破坏得不像样子。唐末长安、洛阳，经过战乱的破坏，商品经济当然也会出现一度的停滞或逆转。但当时中国幅员广大，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五代之际，南方九国经济还是在持续发展，就是北方，也在缓慢地前进。譬如大梁城，虽然也遭受过战祸，但是经过后周、北宋两朝的扩建，我们只要看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就可以见到大梁的繁荣景象。因此封建社会的经济，纵使有短时期的停滞，有短时期的逆转，然而不会长期逆转、长期停滞。

从国内民族政策来讲，唐王朝是执行得比较好的，这可能与关陇统治集团是一个胡汉联合起来的政治集团有关。隋唐王朝不仅帝王有鲜卑族血统，就是宰相，也有不少人是鲜卑族的后裔，他们较少狭隘民族主义的偏见，他们执行的民族政策，相对地说要开明些。五代时期有三个王朝是西突厥沙陀部落所建立的，这三个王朝的统治者，无论在政策执行上，在用人问题上，都没有歧视汉族的倾向，在这三个王朝建立之前，沙陀人已经和汉族融洽无间了，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在唐代中国，除了唐王朝以外，主要地存在着三个地方民族政权：东北有渤海国，渤海亡而契丹兴；西南有南诏；西藏一带有吐蕃。这三个政权都对祖国历史的创造作出它的贡献。没有南诏的文化，今天的云南会变成另一个样子。没有渤海，辽（契丹）、金（女真）社会文化，就不会发展得那么快。当大食势力向东推进的时候，唐王朝败绩于怛逻斯，接着安史之乱发生，无法阻遏大食的东进，就依靠英勇的吐蕃人来抵御大食了。后来伊斯兰国家虽然文化灿烂，但在初期，其铁骑到达的地方，破坏是非常厉害的，全靠吐蕃人，才避免了大食铁骑的蹂躏。此外，还有奚、契丹、室韦、东西突厥、薛延陀、回鹘、黠戛斯、葛逻禄三姓、焉耆、龟兹、于阗、疏勒西域南道诸城邦，对于中华民族大家庭都作出他们应有的贡献，可惜受到本书篇幅的限制，加上史料缺乏，对这些部族或部落，叙述是远远不够的。

唐王朝是统一富强的大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空前发展，东面和新罗、日本有着友好的往来；东南海上和东南亚国家有着和平的经济文化联系；对南亚国家，有不少求法取经高僧或外交使节，翻越大山雪岭朝圣交聘，充任和平使者；西面和大食、拂（东罗马帝国）彼此不断派遣使节，互相访问。玄奘在五天竺时，可以在天竺国王的宫廷里看到《秦王破阵乐》；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绢帛，一直运到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当时叫君士坦丁堡）和西欧各地。在唐以前，海外各国称中国人为汉人；自唐代起，海外各国开始称中国人为唐人了。直到今天，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早年出国的中国人，其聚居的地方，还称作唐人街。

秦非常强大，但二世而亡；隋也非常强盛，亦二世而亡，这两个王朝，都在农民大起义烈火中，结束了他们的统治。汉鉴于秦，一反秦政，休养生息，汉代初年便出现了最稳定的政治局面；唐以隋为鉴，顺民之欲，唐代初年也就出现了最稳定的政治局面。这不是历史的重演，而是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终结。隋炀帝这个亡国之君，不知道做了多少坏事和蠢事，缢死江都，葬身雷塘，罪有应得，本无足论。但他修建大运河，还是顺应当时社会发展要求的，应该予以充分肯定。

唐代的皇帝里，唐太宗，早年的唐玄宗，唐宣宗，都是杰出的皇帝。武则天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以功过论，武则天过大于功，均田制在她手里开始破坏的，府兵制在她手里开始废弛的，膨胀的政府机构也给唐王朝带来不良的影响；不过武则天能大力提拔人才，这一点，不能把它抹煞掉。

唐德宗是最泄气的一个皇帝。刘晏、杨炎、陆贽，只要始终信任其中一个人，就能把政治搞好，偏偏杀的杀，贬的贬。开始时他也想有所作为，最后却比谁都因循苟且。神策军也在他统治时期交给了宦官指挥。

二王、八司马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一度被作为革新派的代表、法家的代表。在拙著里，我还是采用传统的说法，没有突出他们的地位。当然，八司马中有奇材卓荦之士，如柳宗元、刘禹锡，在思想、文学部分还是作了重点介绍。

肃、代、德、顺之后，到了宪宗，唐人称为“元和中兴”，我是同意这个提法的。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政局一直不稳定，到了元和时，诛刘，杀李，取蔡州，臣淄青，河北三镇表面上也服从中央，混乱的局面才基本扭转过来了，“扬一益二”的政治布局基本上也稳定下来了，说唐宪宗是中兴之主，并不过分，可惜的是死得太早了，死得太不明不白了。

唐代最后一位英主是唐宣宗。他龙潜之日，出入民间，熟知利弊，所以大中之治，时称小贞观。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没有教育好接班人——太子。他一死，懿宗即位，唐王朝从此走下坡路，无法挽救了。

我对于唐五代的李泌和宋齐丘，都没有重点写。李泌，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对他就评价不一，照我看，他还算不上良相，他在相位时，并没有使唐王朝不稳定的政治局面有所改观。南唐的宋齐丘协助徐知诰取得政权，但其为人，是一个恶劣的政客，比起高季兴的智囊梁震来，人品气节，都远远不如，这类人物也不必多写。

文中子王通，其人若有若无，有关他的史料矛盾百出，因此在思想部分，也不作专节介绍。

李德裕或云相业彪炳，或云刚愎专权。我认为牛僧孺阻止他取维州，从当时形势来看，并无大过。到了大中年间，河陇终于收复，维州同时收复。李德裕平泽潞，动员了大军，首尾五年，克复泽潞时，徇宦官意，把王涯等数家漏网的遗属都杀了，这是卑鄙的行为。还牵连牛僧孺诸相，斥放岭南。又兴吴湘冤狱。这种屡起大兵大狱，对人民没有一些好处，最后远窜南荒，咎由自取。我感到现在有些同志把他的相业讲得太好了。当然李德裕也知道非接收神策军权不可，杨钦义等宦官并没有让出军权，他终于失败了，这一点倒是值得加以称道的。

我对汉初的贾谊，能懂得那时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痛哭流涕，上《治安策》，是非常佩服的。我对唐代的刘，也是非常推重的。在唐文宗甘露事变前数年，他已经看到唐王朝的核心问题，是宦官掌握禁兵指挥权，参与国家大政问题，刘的对策，真是一针见血。而且他慷慨陈词，不顾身家性命，真是有唐忠臣，千古英杰，这样的杰出之士，是该当充分肯定的。

黄巢起义军转战中原，渡江而南，攻下广州，不久又挥兵北上，袭破江陵。及既受阻襄樊，无法渡过汉水，于是转而向南，东趋宣歙，又复渡江北上。及既渡淮水，遂不可复制。黄巢认为要亡唐，必须直捣长安，故兵不留行，直趋关中。但是起义军一路攻城略地，却随手放弃，攻进长安，反而陷入敌人口袋。居长安城内，西不过凤翔，南不取兴元，北不逾同州，不能不遭受到敌人包围。扬、益都不在农民军手中，农民军大众数十万，粮食得不到供应，军风纪也无法整肃，全军团结更难维持，终致众叛亲离，黄巢最后也只能撤离长安，败死狼虎谷了。农民军不讲战略，没有建立根据地，不讲究军风纪，终于导致失败，这是值得惋惜的事情。

僖宗童昏，宠任宦官田令孜，及身而国不亡，可算侥幸。僖宗死后，宦官拥立昭宗，昭宗“为人明隽”（《新唐书·昭宗本纪赞》），如果让他承太宗、宣宗之后，尚不失为承平之主。可是他继承的却是僖宗遗留下来的那个烂摊子，内受制于宦官，国命操在两神策中尉、两内枢密使之手；外有强藩之逼，如当时王建据有三川，杨行密、钱割有江淮，朱温虎视于大梁，李克用称雄于太原，王重荣胶固于河中，李茂贞跋扈于凤翔，韩建近在长安肘腋之下的同华，亦桀骜难制，大势已去，再也无法挽救唐王朝危亡的局势了。最后，宰相崔胤之徒，借朱温之手诛灭宦官，结果禁军完全为朱温掌握。接着，迁都洛阳，昭宗中途被杀，唐王朝不久就灭亡了。

旧史因朱温出身农民军，后又杀唐昭宗，代唐称帝，故揭其过恶，不遗余力。唯独章太炎先生认为五代帝王中只有后梁租赋、徭役最轻，这一点确是不宜忽略的。

后唐庄宗李存勖与后梁相持河上者几近十载，最后李嗣源偷袭郓州得手，不久即从郓州长驱西进，八日而破大梁，后梁遂亡。可是不到三年，庄宗很快失败，身死银刀都之手，从成功之速到失败之速，是史无前例的。庄宗的最大失策是杀郭崇韬，其次是诸军饥窘，魏博兵变，庄宗平日又吝于赏赐，终致众叛亲离，身死国灭。这些确实是后人值得吸取的教训。

后晋石敬瑭为了想做皇帝，不惜臣事契丹，向契丹主自称“儿皇帝”，并割燕云十六州北属，使北方失去卢龙、榆关之险。不久契丹骑兵长驱直入，俘出帝石重贵，南风不竞，成为北宋靖康之难的伏笔。石敬瑭出卖人民利益，流毒深远，这个儿皇帝只能在历史上永留骂名。

五代季年很像北朝季年。北朝季年出了个北周武帝宇文邕，他加强府兵的训练，功赏分明，东灭北齐，并禁断佛教，致国富兵强。五代之季，出了个后周世宗柴荣，他整顿军队，一变骄兵堕将的拖沓之风，北败北汉，东取淮南。北周武帝的事业，后来让隋文帝完成了；后周世宗的事业，是宋太祖赵匡胤来完成的。十国的混乱局面，终于重归一统。对后周世宗这个人物，应该予以充分肯定。

对于南方九国（北方的北汉除外），由于史料受到限制，揭露黑暗的方面多了些，有关他们安境保民，推动农业、手工业、商业方面的资料，搜罗和介绍得太少了。总的说来，徐温、徐知诰（即李）、王审知、钱、马殷、刘隐、刘岩、高季兴、王建、孟昶，在他们统治区域内，政局稳定的时间都比较长，到他们后裔手中，政局动荡的时间都比较短，所以五代时期，南方的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

讲到文化部分，文化部分占本书篇幅三分之一强，我看是有必要的。

从汉魏以来，经学在持续发展。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是汉魏以来经学研究的总结，唐代开科取士，帖经一道，是根据《易》、《书》、《诗》、《三传》、《三礼》、《论语》、《孝经》来命题的。到了韩愈，开始提倡《孟子》，《四书》之名创自韩愈，皮日休推波助澜，上书请把《孟子》升为经典著作，与《论语》并列。到了北宋，《四书》就成为经典中的初级教科书，《九经》仍保持经典中的高级教科书地位，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在哲学思想方面，既研究隋唐史，就不得不探讨隋唐的佛教神学思想。三论、天台、法相、华严、禅宗五宗都是依自不依他；而净土、密宗二宗，却完全依靠他力。我于以上五宗，叙述得比较详细。尤其是禅宗，这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开始创立的时候，那几位大师，目光如炬，禅锋犀利，真是前无横阵，无敌不破，读之非常神往。可惜宣传的是宗教神学，于民生无益。

唐代的诗歌文学，是唐代文化的精华。在拙著中，初唐诗只略作介绍，盛唐几位大家，叙述较详。我是喜欢中晚唐诗的，所以叙述中晚唐诗特详。但是受到篇幅的限制，作品是介绍了，对于作品的分析，却只能俟诸异日，另成一书了。

诗僧，我只介绍了五代的齐己、贯休二人，介绍的诗歌，也是具有喜怒哀乐的凡人感情的诗，而不是僧侣的诗。寒山、拾得的诗，我没有介绍；王梵志的诗，我只作为民间诗人、敦煌俗文学来介绍。对它说教的部分，我是从批判的角度来介绍的。司空图喜欢用寺宇景色来点缀诗篇，有时却也显示了恬静之美，我也就引用了，但我自己对僧人的诗总不喜欢。

隋唐五代的书法方面，除了虞、欧、褚、薛、李、颜、柳、杨诸大家之外，还介绍了草书名家如孙过庭、张旭，篆书名家如李阳冰。此外，真迹传世者，如贺知章有《孝经》，杜牧有《张好好诗》，也作了一定介绍，限于篇幅，其余就不多讲了。

绘画也是这样，分山水、人物、翎毛花卉三科，凡当时大家，都介绍了。其有作品传世者，亦必特加致详。在魏晋南北朝，绘画还不够成熟，隋唐以后，画家辈出，尤其到了五代，无论山水画或翎毛花卉画，完全成熟了，下开宋、元、明、清的全盛局面。

在天文方面，重点介绍了李淳风、一行和梁令瓒在这方面的成就。在医学、药物学方面，重点介绍了巢元方、孙思邈和王焘的成就，同时对唐人流传在民间的单方，也作了介绍。《唐本草》虽已残缺，但此书对《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料，直到今天，我们对它进行研究，还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在使用史料方面，写隋唐五代史仅仅依靠正史如《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这是远远不够的，还须广泛搜集。如《通典》、《文献通考》、《唐会要》、《五代会要》、《册府元龟》（尤其外臣部）、《唐大诏令集》、《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太平广记》以及唐五代宋人的笔记琐谈，尤其近年的考古发掘和敦煌、吐鲁番发现的文书。

在拙著中，能引《旧唐书》的，就用《旧唐书》，《旧唐书》实在没有这方面材料时，才引用《新唐书》。能引《旧五代史》的，就用《旧五代史》；但因《旧五代史》残缺过多，所以有些只能用《新五代史》来补充了。我之所以多引《旧唐书》、《旧五代史》，而少引《新唐书》、《新五代史》，主要因为前者比后者文字通畅，后者文字反而佶屈聱牙，学生读起来困难多。

这里还应该交代一下的，就是在拙著中频繁引用《资治通鉴》问题。我在抗战时期，除短期流寓昆明之外，大部分时间，在重庆教书。当时手头只有一部书，即大东书局缩印的《资治通鉴》，因为借书困难，主要依靠这部书，翻来覆去地看，看了十多遍，这对于我帮助太大了，魏晋到唐五代的史事，从头至尾，基本搞熟了。这次写《隋唐五代史》，大大得力于这部书。有时我就径用这部书，代替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有些史料，正史是错的，《资治通鉴》在引用史料时，却经过严格审订，因此翔实可靠，凡是经过《考异》订正、胡注匡正的史料，我是放心使用的。

现在举一个例子来说吧。《新唐书·宦者·仇士良传》记载了一件事：甘露事变之后，仇士良、鱼弘志谋废文宗，“崔慎由为翰林学士，直（当值）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秘殿，见士良等坐堂上，帷帐周密，谓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令多荒阙，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学士当作诏。’慎由惊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轻议？慎由亲族中表千人，兄弟群从且三百，何可与覆族事！虽死不承命。’士良等默然。久乃启后户，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历阶数帝过失，帝俯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为学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祸及尔宗。’慎由记其事，藏箱枕间，时人莫知。将没，以授其子胤，故胤恶中官。”我起初就将此事写入此书，认为甘露事变以后，文宗受制宦官，日子不好过，这一段史料描写得非常形象。后来读《通鉴考异》，始知《新唐书》这段史料，引自皮光业《见闻录》，其说不可靠。《通鉴考异》谓崔慎由于宣宗大中初始入朝，为右拾遗、员外郎、知制诰，正拜舍人，召充翰林学士。文宗开成时，崔慎由并不在长安，也尚未为翰林学士，《新唐书》承皮光业《见闻录》之讹。翻检《翰苑新书》，也说崔慎由是大中初的翰林学士，证据确凿，无可怀疑，才把拙著中崔慎由开成初夜入宫禁这条材料删掉了。《通鉴考异》三十卷，唐肃宗至德元载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占了十六卷之多，说明中晚唐至五代，时间和司马光接近，资料多，订正考证最为精审。所以我在叙述元和以后历史时，主要依据《资治通鉴》。

书的末尾，附录《大事年表》。这个年表，政治、文化并重，可惜有些著名画家卒年无考，只能阙如了。

本书佛教神学思想部分，是50年代写成的；本书的五代史部分，是80年代写成的。虽然全书的写成，花了六七年时间，而前后持续了二三十年之久，有时一搁就是十多年。所以前后内容或不能照顾，自相矛盾，有些人物的评价，事件的轻重，也可能处理失当，希望各方面多予严格批评。

书中所插历史地图，是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刘思源、陈伟庆先生绘制的，承他付出辛勤的劳动，并此致谢。

上海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林烨卿、张美娣同志负责审订此稿，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对此书的减少错误，提高质量，有很大帮助，特此致谢。

1985年8月，王仲荦写定于济南山东大学新校南园之华山馆。

第一章

隋代的政治与经济

第一节　隋前期的政治与经济

隋王朝的建立　隋王朝第一代皇帝隋文帝杨坚，自称是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县）人。坚五世祖杨元寿，北魏初任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县西南乌兰不浪土城梁）司马，因家于武川。杨坚祖父杨桢，以军功为建远将军。北魏末年，六镇起义失败，柔然可汗进兵六镇，六镇荡然，无复藩捍，杨桢随六镇兵民就食河北，为鲜于修礼所杀。杨坚父杨忠，初为尔朱氏将领，后为独孤信得力部将（独孤信祖父独孤俟尼，北魏初也住家武川镇），随独孤信逃奔梁朝，西魏初年又跟独孤信从梁朝返回长安。宇文泰组织府兵，成立府兵统帅部，这支府兵，是以武川镇军官为骨干的，因此，独孤信以军功成为府兵统帅部八柱国之一，杨忠以军功成为府兵统帅部十二大将军之一，杨忠也就成为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中重要人物之一。西魏恭帝初，赐杨忠鲜卑复姓普六茹氏。北周初，杨忠位至柱国大将军，封随国公。

杨坚是杨忠的长子，小名那罗延，译意是金刚力士。杨忠死后，坚袭爵随国公。坚娶独孤信第七女为妻。独孤信的大女儿，是北周明帝宇文毓（宇文泰长子）的皇后，第四个女儿是八柱国之一李虎的儿子李的妻子，也就是后来唐高祖李渊的母亲。杨坚有个女儿，嫁给了北周宣帝宇文。因此，北周、隋、唐这三朝皇帝都是亲戚。杨坚在宣帝时，官至大司马、大前疑，“位望益隆”，可以说是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后起一辈中非常重要的人物。

宣帝宇文在位不到二年，于大象二年（公元580年）五月病死，杨坚以宣帝后父的地位，联络典掌机密的近臣汉世族地主郑译、刘等，假称受遗诏辅政。时宣帝子静帝宇文阐继位，年仅八岁。坚自为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至此，北周的国家最高权力，实际已经落入杨坚手中。

随着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爆发，宇文泰外甥上柱国相州总管蜀国公尉迟迥、上柱国益州总管庸国公王谦（父王雄，府兵初期的府兵统帅部十二大将军之一），及静帝宇文阐的妻父郧州（治安陆，今湖北安陆县）总管荥阳公司马消难等相继起兵，反抗杨坚。杨坚终于利用了关中的府兵，派兵遣将，击灭了尉迟迥和王谦，并迫使司马消难奔往南朝，弭平了三方的叛乱，同时又把北周武帝诸弟赵王宇文招、陈王宇文纯、越王宇文盛、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五王皆宇文泰子），明帝子毕王宇文贤，武帝子汉王宇文赞等都杀掉，尽灭宇文氏之族，完全控制住全国政治局势，并使之稳定下来。

北周静帝大定元年（公元581年）二月，杨坚代周称帝，建元开皇，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第二年，以长安旧城制度狭小，更在长安城东南二十余里，建造大兴城（包有今西安市和城东、南、西一带），遂移都大兴城。杨坚便是历史上的隋文帝。

杨坚取代宇文氏统治北朝，这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的。首先，北朝经六镇起义之后，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正在进行各族大融合这个过程，要完成这个历史过程的任务，如果由中原地区的汉世家大族即门阀士族大地主来完成，是完成不了的；如果完全由鲜卑勋贵来完成，也会有一些落后的东西被保存下来。只有像杨氏那样，既是中原大族，又曾久居六镇，沾染过鲜卑化习俗，明白有些落后的东西，在不伤害民族的感情下可以加以改革，这样就最为合宜。隋文帝和独孤皇后，正具备这些条件。其次，自宇文泰任西魏宰相起，组成了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这个集团既有武川勋贵，又包括关陇河东的世家大族。杨坚之父杨忠，就是这个统治集团的主要骨干，杨坚也是这个统治集团的后起之秀，由杨坚来挑起这副担子，建立王朝，从人地两方面来讲，也是非常适宜的。再次，北周武帝扩大府兵员额以后，“是后夏人（汉人）半为兵矣”（《隋书·食货志》），府兵内部，鲜卑化成分逐渐在减少，汉化的成分逐渐在加重，从而府兵统帅部的实际权力，也会有所变化，即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家中的汉族地主，会比鲜卑勋贵更显得重要起来，杨坚的父亲杨忠既是汉人，又是属于府兵统帅部早期统率府兵的十二大将军家，杨坚在北周宣帝任命他为大司马之后，又掌握了发调府兵的实际权力。北朝的军政大权落到杨坚手里，这更是水到渠成，势所必然的了。

北周、隋和唐，虽是前后三个王朝，但这三个王朝的创建者，都属于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这个阶层，都属于府兵统帅部成立前期的最高层。北周是鲜卑勋贵而处于汉化过程中，隋唐是鲜卑化了的汉族地主分子，他们又都是互为裙带姻亲，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这三个王朝又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同样以均田户为王朝的剥削对象，同样以府兵为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

隋的统一南北　早在西魏攻破江陵，杀梁元帝萧绎以后，梁武帝孙萧，被立为傀儡的梁朝皇帝，领有江陵沿江之地三百里，成为西魏、北周的附庸，史称后梁。自从隋文帝代周称帝，北朝和南朝的政权，同样是以汉族地主阶级为主体，南北对立的民族矛盾，已经消失。后梁傀儡政权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开皇七年（公元587年），后梁主萧琮（萧孙，萧岿子）入朝于隋，至大兴，隋文帝因留琮不遣，后梁亡（三主，共三十三年，公元554—587年）。

在隋文帝初年，隋王朝的统治权尚未完全巩固，塞外突厥贵族又频频侵扰边境，因此暂辍伐陈之谋。其后隋王朝的统治权日臻巩固，突厥汗国又因内争而削弱，隋王朝北方的威胁，已告解除，于是隋文帝就把统一南北这个重要历史任务提到日程上来。

在这以前，高曾进灭陈之策，他说：“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热，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彼必屯兵御守，足得废其农时。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贼（指陈朝统治者）以为常，后更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我乃济师。”（《隋书·高传》）崔仲方也进策：“今唯须武昌已下，蕲（州治蕲春，今湖北蕲春县）、和（州治历阳，今安徽和县）、滁（州治顿丘，今安徽滁州）、方（州治六合，今江苏六合）、吴（州治广陵，今江苏扬州市）、海（州治龙沮，今江苏连云港市南）等州，更帖（添帖）精兵，密营渡计。益（州治成都）、信（州治人复，今重庆奉节县）、襄（州治襄阳）、荆（州治江陵）、基（州治丰乡，今湖北钟祥县南）、郢（州治定城，今河南潢川县）等州，速造舟楫，多张形势，为水战之具。蜀、汉二江，是其上流水路冲要，必争之所。贼……终聚汉口、峡口（西陵峡口），以水战大决。若贼必以上流有军，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诸将即须择便横渡；如拥众自卫，上江水军鼓行以前。”（《隋书·崔仲方传》）以后隋文帝伐陈的军事措施，就是根据这些策略来筹划的。

开皇八年（公元588年）三月，隋文帝下诏数陈后主的罪恶，诏文中说：陈叔宝“据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险，劫夺闾阎，资产俱竭，驱蹙内外，劳役弗已。征责子女，擅造宫室……帷薄嫔嫱，有逾万数。宝衣玉食，穷奢极侈，淫声乐饮，俾昼作夜。斩直言之客，灭无罪之家……自古昏乱，罕或能比。介士武夫，饥寒力役，筋髓罄于土木，性命俟于沟渠。君子潜逃，小人得志，家家隐杀戮，各各任聚敛……衣冠钳口，道路以目”（《隋书·高祖纪》）。这道诏文指出陈后主荒淫无道，众叛亲离，“取乱侮亡”，隋灭陈的时机成熟了。

同年十月，隋文帝下令伐陈，任命第二子淮南道行台（驻寿春）尚书令晋王杨广、第三子山南道行台（驻襄阳）尚书令秦王杨俊及信州（治人复，今重庆奉节）总管杨素三人为行军元帅。杨广出六合，杨俊出襄阳，杨素出信州，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蕲州总管王世积出蕲春，庐州总管韩擒虎出庐江，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广陵，青州（州治益都，今山东青州）总管燕荣率水军出东海。“合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杨广）节度。”这五十多万大军，浩浩荡荡，“东接沧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隋书·高祖纪》）。

杨广虽为元帅，但缺乏军事经验。隋文帝因而指定尚书左仆射高为晋王元帅府长史，尚书右仆射王韶为晋王元帅府司马，军中大事，都取决于高、王韶二人。高到达前方之后，听取行台吏部郎中薛道衡对战争形势的分析，并问：“今兹大举，江东必可克乎？”薛道衡认为必克。他说：“尝闻郭璞有言，江东分王三百年，复与中国（中原）合。今此数将周，一也。主上（指隋文帝）恭俭勤劳，叔宝荒淫骄侈，二也。国之安危，在所委任，彼以江总为相，唯事诗酒，拔小人施文庆，委以政事，萧摩诃、任蛮奴为大将，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无德而小，量其甲士，不过十万，西自巫峡，东至沧海，分之则势悬而力弱，聚之则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势，事在不疑。”（《资治通鉴》陈祯明二年）薛道衡的这四点分析，除了第一点带有迷信色彩之外，其余三点，分析隋优胜陈劣败的情况，基本上是符合当时实际的。这几点分析，足以说明陈的必然灭亡和隋的必然统一江南了。

开皇八年的十一月，秦王杨俊的军队，屯据汉口，有渡江规取武昌，切断长江中流模样，吸引了陈朝上游的军队，不敢下援建康。同月，杨素也从永安出兵，沿峡而下，“舟舻被江，旌甲曜日”（《隋书·杨素传》）。陈朝江滨的镇戍，不断被隋军击溃。上游军事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隋军的手里。

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正月，贺若弼利用陈朝下游江防的空虚，自广陵引兵渡江，攻下京口（今江苏镇江市）；韩擒虎自横江浦（今安徽和县东南，面对江南之采石矶）渡江至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采石矶），攻下姑熟（今安徽当涂县）。于是贺若弼自北道，韩擒虎自南道，以钳形攻势，夹击建康。钟山一战，贺若弼击溃了陈朝的主力军，韩擒虎也自新林（今江苏南京市西南）直趋朱雀桥，攻入台城。俘虏了陈后主叔宝。陈亡。

燕荣自东莱（郡治掖，今山东莱州），傍海入太湖，取陈吴郡（治吴，今江苏苏州市）。行军总管宇文述也进克晋陵（郡治晋陵，今江苏常州市）、会稽（郡治会稽，今浙江绍兴市）。

陈上游的军队，也纷纷解甲散兵，向隋秦王杨俊请降，只有陈湘州（治长沙，今湖南长沙市）刺史岳阳王陈叔慎（陈后主之弟），合众抗隋，结果兵败被擒，斩于汉口。既而岭南诸州，也都归附于隋，于是陈朝全境皆平。从永嘉末年西晋王朝崩溃时起，中国经历二百七十三年长期分裂的局面，至此南北复归于统一。

这种南北的统一，首先，只有在北方各族大融合已经完成的基础上才能出现。因为自秦汉以来，先后活动于中原地区的匈奴、羯、氐、羌、鲜卑、乌桓、丁零、各族，到了北朝末年，已经和构成中华民族的主要骨干汉族完全融合在一起了。中国北方的统治权，也已经由鲜卑贵族移转到汉族大地主手里（尽管这些汉族大地主带有鲜卑化的成分）。这样，自西晋末年以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形势，已经缓和了下来，南北朝间的民族矛盾对抗状态，已经不复存在，因而使中国南北部很容易地统一起来了。此外，北朝的均田和府兵制在这里也起了不小的作用。由于北朝均田制的继续推行，自耕小农大大地增多，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扩大起来的府兵，也由于他们的经济比较稳固，身份地位有所提高，因而兵源增多，战斗力加强；比较南朝自耕小农经济日益衰颓，兵士身份日益低落，国力也因以不振，这两种情况是截然不同的，因而南朝终于为北朝所并。而且，南北两地在这两三百年中，地方经济都有巨大的发展，为了要使全国的经济进一步获得发展，就有南北重新统一的必要。只有全国在政治上重新统一，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如沟通南北经济的大动脉——运河的开凿工程，才有可能进行。因此，这种政治上的南北统一，进而造成经济上的南北统一，是完全符合当时人民的要求的，是完全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的。

隋初的政治制度　隋文帝在统一南北前后，在政治方面，做了如下一系列的改革：

第一，在中央职官制度方面，废北周六官，复魏晋旧制。中央官制，从宇文泰在西魏采用《周礼》六官制度起，一直延续到北周末年不改。根据六官制度，中央行政机构中设置六个长官，即大冢宰（天官）、大司徒（地官）、大宗伯（春官）、大司马（夏官）、大司寇（秋官）、大司空（冬官）。大司徒以下各官分掌各项重要政务，大冢宰为六官之长，总揽朝政，所谓“五府总于天官”（《周书·武帝纪》）。这种官制，在西周时代实施，有它的历史条件，但自秦汉以后，中央集权制日益强化，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尚且因为位高望重，后来变成虚衔，而事归台省，岂可在北朝再让政府权力集中在大冢宰一人手里呢？如果五府不总于天官的话，那么大冢宰又无实权，形同虚设了。而事实上，六官实施后，也只有在西魏和北周初年，当宇文泰和宇文护相继专政，才以大冢宰名义掌握统治权，到了北周武帝杀宇文护后，皇帝亲掌大柄，大冢宰实际上只是受成而没有什么事权可言。大冢宰属下的御正大夫（任总丝纶）、大宗伯属下的内史大夫（掌纶诰），大冢宰属下的纳言大夫（掌出入侍从），由于职务关系，接近皇帝，地位却大大地重要起来。用魏晋旧制来比拟，这时大冢宰的职位好像尚书令，御正、内史两大夫像中书监令，纳言大夫像门下侍中，实际上又在向三省制发展了。隋文帝即位之后，要加强中央集权政治，自然会废北周六官而恢复魏晋以来正在行用的三省制了。

中书省，隋以避文帝父杨忠讳改称内史省，置内史监、令各一员；旋废监，置令二员。又置内史侍郎四员（后减为二员），为之副贰。下有内史舍人八员（后减为四员），内史通事舍人十六员。门下省长官也避杨忠讳，不称侍中而称纳言，纳言二员；其副贰称给事黄门侍郎，四员，后去给事之名，仅称黄门侍郎，并减员额为二人。自从梁陈以来，“举国机要，悉在中书；献纳之任，又归门下；而尚书但听命而已”。所以“内史、纳言，是为宰相”（《通典·职官典》）。国家的事权，集中在门下、内史两省，两省长官又是以皇帝的顾问和幕僚长身份出现的，所以他们成为“真宰相”，这是皇权进一步强化的必然结果。

门下、内史两省，是中央的决策机关，而尚书省是中央的执行机关。

隋尚书省置尚书令一员，尚书左右仆射各一员。下置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后改称刑部）、度支（后改称户部）、工部等六尚书。吏部尚书辖吏部（后改称选部）、主爵、司勋、考功四司；礼部尚书辖礼部（后改称仪曹）、祠部、主客、膳部四司；兵部尚书辖兵部（后改称兵曹）、职方、驾部、库部四司；都官尚书辖都官、刑部（后改称宪部）、比部、司门四司；度支尚书辖度支、户部（后改称民部）、金部、仓部四司；工部尚书辖工部（后改为起部）、屯田、虞部、水部四司。是为二十四司，每司置侍郎一员或二员，六部共置三十六侍郎。六部以外，又有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等九寺，并置卿、少卿各一员。此外又有都水台（其长官为都水使者）、国子寺（其长官为国子祭酒）、将作寺（其长官为将作大匠）等的设置。

三省之外，又有秘书省（其长官为秘书监）和御史台（其长官为御史大夫），隋炀帝时，又分置殿内省，连同尚书、门下、内史、秘书省为五省。又增置谒者台（掌传达命令，其长官为谒者大夫）、司隶台（掌巡察畿内畿外），合御史台为三台。又成立少府监（掌官府手工业）和长秋监（旧称内侍省）、国子监（即国子寺）、将作监（即将作寺）、都水监（即都水台），总为五监。隋中央政权机关的组织，大体如此。从三省制的进一步确立，和御史、谒者、司隶三台的成立以加强对官吏的控制和纠察一事看来，隋王朝在政府机构体制方面的改革对中央集权国家权力的进一步加强，是起了很重要作用的。

第二，并省郡县。自东汉末年起，地方行政制度，由于州刺史和郡太守职权的发展，变成州、郡、县三级制度；南北朝以来，又在州上设置都督数州军事或总管，兼管地方军民事务。同时，南朝自梁、陈以来，北朝的北魏后期，州郡县的区域却在继续分割缩小，而州郡县的数目则在不断增加。南朝北朝两方又并侨立州郡，这更增加了郡县割裂的严重程度。正是“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宋书·志序》），“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北齐书·文宣帝纪》）。这种情况，必须有所改变。

在北齐文宣帝天保七年（公元556年），北齐曾想改变这种情况，下令裁并州郡，凡“并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县”（《北齐书·文宣帝纪》）。但是北周的统治地区，郡县的分割碎裂，仍然如故。隋文帝代周称帝之后，为了要节省地方政府的开支，裁减冗员，必须并省地方行政机构。当时河南道行台兵部尚书杨尚希曾上表称：“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以众，资费日多，吏卒又倍，租调岁减。清干良才，百分无一，动须数万，如何可觅。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才。”（《隋书·杨尚希传》）隋文帝乃在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的十一月，下令“罢天下诸郡”（《隋书·文帝纪》），取消郡一级，以州统县，从东汉末年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开皇九年灭陈之后，隋共有三百州。到了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州为郡”（《隋书·炀帝纪》），又变州、县两级制为郡、县两级制，同时也并省诸郡，全国共有一百九十郡，一千二百五十五县。

由于并省州县，减少冗官人数，不但节省了政府不少开支，间接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而且，从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之后，隋文帝还是沿袭北朝旧制，于大州或边镇设置大总管，都督数州军事至数十州军事，同时还在各道（如淮南道、河南道、山南道）置行台、其长官为行台尚书令、行台左右仆射、行台兵部尚书（兼管行台吏部、礼部事）和行台度支尚书（兼管行台都官、工部事），来节制每一大行政区的军政事宜。这样，一方面减少了地方基层行政组织，另一方面，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量不但没有削弱，相反地王权更大大地强化起来了。

第三，罢九品中正制。隋文帝要集权中央，首先必须把选举用人之权，从世家大族的手里夺回来；要把选举用人之权收回到中央来，必须废除九品中正制度。当宇文泰相西魏时，苏绰替西魏文帝起草的六条诏书中，就提到“夫门资者，乃先世之爵禄，无妨子孙之愚瞽。……若门资之中而得愚瞽，是则土牛木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并说：“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周书·苏绰传》）可见北朝后期，有许多明智的人士，对当时的门阀制度，已经非常反感了。从“周氏（北周）以降，选无清浊”（《隋书·卢恺传》）一事，也可以看到有些清华的职位，已经不是世家大族所能垄断独占了。到了隋文帝开皇三年，正式下令停止了前此“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的州郡中正的选举品第之权，径直称之为“乡官”，“至是不知时事”，变成闲职(1)。过了十多年，到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索性裁革“乡官”(2)，这样就干脆把三百多年来（公元219—595年）世家大族作为政治上垄断工具的九品中正制度废除了。

隋文帝在中正职权停止之初，即在开皇七年，下令诸州岁贡三人。到乡官裁撤之后，在开皇十八年，“又诏京官五品以上及总管、刺史，并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这些都说明选拔官僚的制度，正由九品中正制向科举制演变。到了隋炀帝初年，“始建进士科”（《通典·选举典》）。进士、秀才等科，有的虽是继承着前代故事发展而来，但较重才学，次重门第，这正反映出魏、晋以来世家大族势力在进一步削弱，庶族寒门地主势力在逐渐抬头。同时，这种选拔官僚的制度的出现，也标志着封建王权企图集中所有地主阶级力量来加强统治。进士科的设置，对此后唐、宋、明、清的科举制度影响较大，这在后面还要提到。

在开皇三年停止州县中正行使职权的同时，隋文帝把过去刺史、郡守署用僚佐的权力，也收归到中央来。规定地方政权机构的僚佐，官品自六品以下，过去可由刺史自己署用的，现在也必须由吏部选曹来任命。史称：“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郡无复辟署矣。”（《通典·选举典》）“五服之内（指四海之内），政决王朝；一命免拜，必归吏部”（《通典·选举典》引刘秩语），这对于强化中央政权，起了很大作用。

第四，更定刑律。隋文帝在开皇元年，命高等制定新律，“其刑名有五。一曰死刑二，有绞，有斩。二曰流刑三，有一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三曰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四曰杖刑五，自五十至于百。五曰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而蠲除前代鞭刑及枭首、裂之法。……大逆谋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斩，家口没官”（《隋书·刑法志》）。也就是说，除了对人民反抗行动及统治阶级内部企图篡夺皇位等严重事端，仍用残酷门诛来作为镇压手段以外，一般刑法比之前代要减轻许多。尤其是自周、秦以来绝灭人道的宫刑，至隋也正式废除。据《尚书·吕刑》孔颖达疏云：“近代反逆缘坐男子，十五已下，不应死者，皆宫之。大隋开皇之初，始除男子宫刑。”宫刑的正式从法律上废除，这是值得称道的一件事情。

十六国北朝以来，各少数民族统治者长期统治中国北部，他们“决狱定罪，罕依律文，相承谓之变法从事”。在讯问囚犯的时候，也往往用“车辐驺杖，夹指压踝，又立之烧犁耳上，或使以臂贯烧车”（《隋书·刑法志》）等酷刑。隋文帝下令“尽除苛惨之法”，对囚犯的考掠也略加限制。并且还规定人民有枉屈，县不为理者，令以次经郡及州以至御前申诉。以后并规定被地方政府判处死刑的囚犯，在行刑之前，必须经朝廷批准，才能执行。以上一系列的措施，固然不外乎是为了巩固统治权和加强中央权力，但多少给人民减轻了一些痛苦。

另一方面，隋文帝对于贪污官吏，惩办甚严。如在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发现合川官仓少掉仓粟七千石，经调查后认为被主管仓粟的官吏所盗窃，文帝下令斩杀这一官吏，并把他的家属和财产没官，买粟偿还。当然，在阶级社会里，不可能根绝贪污和盗窃，但隋文帝这样做法，对官吏贪污情况多少有所限制，从而也多少可以减轻一些由此而转嫁到农民身上的负担。

在当时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里，唯有加强中央集权政治，隋王朝和继隋而兴的唐王朝才能巩固、安定、强盛。隋文帝的以上一系列改革，对于这统一国家在开始其巩固、安定的过程中，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的。

均田制的继续发展　隋文帝在即位初年，首先废除苛敛，接着就整顿均田制。在北周末年，政府置入市门税，每人一钱；并官置酒坊收利；盐池、盐井，亦皆禁百姓采用。杨坚初相北周，即下令除免入市门税；开皇三年，又下令罢酒坊，开放盐池、盐井，任凭百姓采用。隋文帝为了巩固统治权起见，就先把最不合理的苛征暴敛废除了。

隋初均田制是依照北齐的授田亩数来授予的，一夫授口分田（露田）八十亩，女子受田四十亩，此外每夫授永业田（桑田）二十亩。如在不能栽桑的麻土之乡，则改授麻田亦二十亩。一夫一妇为一床，共受田一百四十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每岁出租粟三石，调绢一匹，附加绵三两；不宜植桑之处，则改出调布一端（时六丈为一端），麻三斤。未婚丁男和“仆隶”，租调减半。此外有每岁服役一月的力役（即十二丁兵）。男女年十八岁以上为丁，成丁则负担课役；六十岁为老，老可免去课役。

史称隋初“承西魏丧乱，周、齐分据，暴君慢吏，赋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网隳紊，奸伪尤滋”（《通典·食货典·丁中》）。又称“是时山东尚承齐俗，机巧奸伪，避役惰游者十六七(3)，四方疲人（“人”应作“民”，唐人避讳而改），或诈老诈小，规免田赋”（《隋书·食货志》）。在这种情况下，隋文帝首先接受了高的建议，以轻徭薄赋来争夺劳动人手，其内容是“定其名，轻其数，使人知为浮客（原注：浮客，谓避公税，依豪强作佃家也），被强家收大半之赋；为编氓（编户之民）奉公上蒙轻减之征”（《通典·食货典·丁中》）。乃于开皇三年（公元583年）下令，减绢调一匹（四丈）为二丈，并下令“军、人（民）以二十一岁成丁”，开始课役，比过去十八岁成丁课役，又延迟了三年。又减一年中的力役一月（即十二丁兵）为二十天。到了开皇十年，还下令“人（民）年五十，免役收庸”（《隋书·食货志》），即允许五十岁以上的人纳布或绢来代役。这两次改革，不仅减少收纳户调绢二分之一，力役三分之一，并缩短了服役期限，使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农民的剩余劳动时间有所增多，从而缓和了阶级矛盾；而且也由于轻徭薄赋的缘故，使荫庇在世家大族庄园下的依附农民，有机会出来耕种均田，所谓“浮客悉自归于编户”（《通典·食货典·丁中》）。同时，隋文帝又利用政治力量，来与“轻税之法”相配合，下令州县“大索貌阅”，查实户口，如户口不实，正（里正，管二十五家）、长（党长，管一百家）发配远方。又开相纠告之科，大功亲（九个月的丧服，即叔伯兄弟）以下，并令分居，各立户籍，不得互相合户，以防包容隐庇。经过开皇三年的这次户口检查，“计帐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隋书·食货志》）(4)。其后高又建“输籍”法(5)，规定在每年正月五日，由县令出巡民间，把便近的三五百户人家，编在一起，依据输籍法的规定，重新评定户等高下。这么一来，户口隐冒，更为困难，户等高低，也经过调查，加以调整，“自是奸无所容矣”（《隋书·食货志》）。均田户的增多，也是政府剥削对象的增多，府兵兵源的扩大，王权的加强，史称“隋氏之盛，实由于斯”（《通典·食货典》）。

隋代的大索貌阅，除了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这一次以外，还有炀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的一次。这时裴蕴任职民部侍郎，据《隋书·裴蕴传》称：“于时犹承高祖（隋文帝）和平之后，禁网疏阔，户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犹诈为小，未至于老，已免租赋。〔裴〕蕴历为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条奏，皆令貌阅。若一人不实，则官司解职，乡正里长，皆远流配。又许民相告，若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这一次大索貌阅的结果，“诸郡计帐，进丁二十四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二百。”裴蕴也因建议貌阅有功，不久擢授御史大夫，参掌机密。可是当时朝政已乱，农民大起义不久就发生，所以后来几年就无法再进行均田和貌阅了。

北齐为北周所灭的前一年，即隆化元年（公元576年），有户三百零三万，有口二千余万；北周大象中（公元579—580年），有户三百五十九万，有口九百余万（不包括新合并的北齐地区人口在内），合起来，北朝大概有三千万人口。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灭陈，得户五十万，以一户五口计，约二百五十万口左右。陈、北齐、周三国人口合起来，大概有三千二三百万口左右。可是到了隋炀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全国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有口四千六百零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奴婢、部曲在炀帝时已列为不课口(6)，他们的口数，是否包括在内，惜无明文规定；原来列于军籍的府兵户，他们的户籍，从开皇十年起，已经悉属州县，因此他们的户口，也统计在这个数字之内，这是可以断言的。短短二三十年之内，人口骤增三分之一，这当然是由于社会相当安定，生产力大大提高，人口因之很快地繁殖起来的缘故；但是和隋文帝在经济各方面的改革，如设“轻税”之法，来争夺劳动人手，以及利用政治上的各种措施，如阅实户口，搜括荫庇等等，也是分不开的。

国家编户人数的激增，在另一方面就意味着世家大族荫庇户口的相对减少；同时，上面提到过的，隋初废除九品中正制，对世家大族政治上的垄断特权，也有所限制。但这并不等于说世家大族的势力就此一蹶而不振了。剥削对象人数的增加，固然意味着隋王朝财政收入情况的好转和主要军事力量——府兵兵员的充实，然而隋王朝的政权，毕竟是建立在世家大族的支持拥护的基础之上的。隋王朝尽管一方面限制了一些旧的门阀士族，如赵、魏地区的世家大族崔、卢、李、郑，江南地区的世家大族王、谢、萧、袁、朱、张、顾、陆等家族的政治经济势力过分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培植作为政权支柱的门阀勋贵，使他们有强固的经济基础。因此，在隋文帝即位初年，就“颁新令，制自诸王已下，至于都督，皆给永业田，多者至一百顷，少者至四十亩”。“京官又给职分田，一品者，给田五顷，每品以五十亩为差。……至九品为一顷。外官亦各有职分田。”（《隋书·食货志》）除了官吏授予大量的永业田（身死不还）与职分田（随官还授）外，所有功臣勋贵，还格外给予赐田，如隋文帝以杨素取陈有功，“赐公田百顷，宅一区”。后来令杨素营建独孤皇后陵墓，又“赐田三十顷”（《隋书·杨素传》）。隋炀帝因张衡助己夺帝位有功，亦赐以“宅傍田三十顷”（《隋书·张衡传》）。在隋文帝的统治年代，奴婢、部曲是作为课口而授田的，因此政府赐予功臣勋贵大量奴婢，也就意味着授予大量土地。梁睿、于义有平王谦之功，梁睿受赐奴婢一千口，于义受赐奴婢五百口；宇文忻有平尉迟迥之功，受赐奴婢二百口；王韶有平陈之功，受赐奴婢三百口；周法尚以战功，前后受赐奴婢七百口；杨素战功更大，前后受赐奴僮数千口(7)。政府以大量的均田土地，配给功臣勋贵的奴婢和部曲、客女，这意味着就是在隋代实施均田制的时期，世家大族的大土地所有制还是在继续发展。

在西魏、北周时期，关陇地区的均田制度，已经非常不足了；尽管比起山东、河北地区来，情况要好一些。到了隋代，这一授田不足的情况，也并未好转。而且由于官吏受田在京都附近的特别多，因此这一带可供授受的土地更显得不够分配。有人以民田不给，曾建议酌减功臣之地以给民(8)，可见问题的严重程度。此外如当时的赵魏地区，是世家大族经济比较发展的地区，掌握在政府手里的官田尤其少。这样就造成了“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隋书·食货志》）的现象。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全国应受田数为一千九百四十万四千二百六十七顷（见《通典·食货典·田制》），而当时垦田的数字，却远远没有达到这一数字，所以均田户的受田数，很难足额。文帝开皇十二年，遣使四出均天下之田，狭乡每丁才得二十亩。到了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以后，全国编户人口激增到四千六百万以上，加之官吏人数的进一步增多，全国应受田的亩数，也随之到达了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十顷左右(9)。由于官吏勋贵授田比较有保证，均田农民授田必然更没有保证，社会已经潜伏危机。隋炀帝为了解决均田土地的不足问题，“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通典·食货典·赋税》），即正式宣布妇人、部曲、奴婢，不再征收租调，同时也不再授予土地。即使这样，实际上，土地的授予情况，也并不能改善，而且由于妇人不授田的缘故，无形中削减了每个均田户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更直接影响均田户的生活。在隋文帝开皇三年，减调绢一匹（四丈）为二丈，乃是建立在一夫一妇共受田一百四十亩的基础上的，现在除妇人之课，即妇人不再授田，实际把均田户授田亩数减少很多，而租调却并没有相应减少。加之隋炀帝对外进行侵略，征调万端，自然要激起全国性的农民起义了。不过，在隋文帝时代，社会还比较安定，政府也还有力量动员并组织农民自狭乡迁往宽乡去，对迁往宽乡的农民，政府也能及时加以优复，因此社会危机还不至于发展到以后隋炀帝时期那样的严重程度。

国家编户增多，垦地面积多少有了扩大，隋王朝的财政收入也大大增加了。在户调绢布方面，《隋书·食货志》称：时“户口岁增，诸州调物，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今山西永济西蒲州），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文帝曾对伐陈有功的将士，大行“庆赏”，一次赏绢布三百余万段（二丈为一段），“其余出师命赏，亦莫不优隆”，“略计每年赐用至数百万段”，可是“府库曾无减损”（《隋书·食货志》）。到了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库藏皆满”，“于是乃更建左藏之院，构屋以受之”（《隋书·食货志》）。《大业杂记》载：“东宫正门，门东二百步有泰和门，并重观。门内即左右藏。左藏有库屋六重，重二十五间，间一十七架，总一百五十间。右藏屋两重，总四十间，屋大小如左藏。左，丝、绵、布、绢；右，麸、曲、金、铜鼓、杂香、牙角。”《通典·食货典》称：隋氏“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亦魏、晋以降之未有。”

在租粟方面，为了保证京都粮食的供应无缺，隋文帝在开皇三年下诏，西自蒲（蒲州治蒲坂）、陕（陕州治峡县，今河南陕县西南），东至卫（卫州治汲，今河南汲县西南）、汴（汴州治浚仪，今河南开封），沿黄河水次十三州，募丁运米。除在西京置太仓外，又在卫州置黎阳仓（今河南浚县西南三十里），洛州（治洛阳）置河阳仓（今河南孟县南），陕州置常平仓，华州（治华阴，今陕西华阴）置广通仓，以“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通典·食货典》）。开皇五年（公元585年）以后，关中连年大旱，文帝曾“命司农丞王发广通之粟三百余万石，以拯关中”（《隋书·食货志》），可见华阴广通一仓的贮粟量至少在三百万石以上。到了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又在洛阳附近置洛口仓（今河南巩义东北），在回洛城（今河南孟津东）置回洛仓。洛口仓仓城周围二十余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回洛仓仓城周围十里，穿三百窖，两仓共可积米二千六百余万石。在洛阳宫城之东，又建筑了含嘉仓，最近考古发现含嘉仓已经掘出的粮窖有二百五十九窖，大窖可储存粮米一万数千石，小窖也可储粮数千石。其中一个仓窖内尚留存炭化的小米五十万斤之多。洛阳宫城内右掖门“街西有子罗仓，仓有盐二十万石，子罗仓西有粳米六十余窖，窖别受八千石”（《大业杂记》），共计可贮米四十余万石。这种规模宏大的仓窖，在全国沿运河地区普遍设立，“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亦不减数百万石”（《通典·食货典·丁中》）。《贞观政要·辩兴亡》称：“比至（隋文帝）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这都可以反映出隋王朝的富庶情况来。

同时，隋文帝在开皇五年，又“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自是诸州储峙委积”。社仓在开始建立之际，是由乡里的社司来管掌的；到了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文帝以“本置义仓，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计，轻尔费损，于后乏绝”为借口，规定北境沿边诸州的义仓粮食，由政府建仓来掌握。开皇十六年，又下令把关陇大部地区的社仓粮食，也都移交当地县政府管理。在同年还规定“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隋书·食货志》）。于是“所在义仓，又皆充满”（《通典·食货典》）。这样，本来是农民自筹以防灾荒的社仓粮食，便变成为田租、户调以外的一种附加税了。不过在隋文帝统治的年代里，如遇“旱俭少粮”，政府尚能“先给杂种及远年粟”，及时赈给。如开皇十八年，山东水灾，“所在沉溺”，文帝下令开仓赈给，前后用谷五百余万石，所以这时候社仓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备荒赈灾的作用。

府兵制的发展　在拙著《魏晋南北朝史》的《西魏和北周的政治》一节中，曾提到西魏、北周之际，府兵制度形成初期，府兵是不从事耕作，府兵制也不是和均田制结合在一起的。所谓“魏末丧乱，宇县瓜分，役车岁动，未遑休息。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包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隋书·高祖纪》）。府兵有府兵的兵籍，编户齐民有编户齐民的民籍，兵籍和民籍是分开来的。到了北周武帝天和元年（公元566年），“筑武功、斜谷、武都、留谷、津坑诸城，以置军人”（《周书·武帝纪》），府兵和府兵的家属，虽然在渭水上游有了定居的地区，但不从事耕作，兵民分治的情况，也还没有改变。所以在北周武帝建德二年（公元573年），募百姓充当府兵时，也还宣称“除其县籍”（《隋书·食货志》），说明当时兵民仍是分籍的。不过从这时起，已“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府兵已经招募均田农民来充当，军队已经对均田户开门，所以“是后夏人（汉民）半为兵矣”（《隋书·食货志》），说明府兵制已经开始和均田制结合在一起，均田户固然未必都是府兵，而府兵必然是均田户了。但是尽管如此，军民还是异籍的，所以在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的诏令中，有“初令军、人（民字避讳所改）以二十一成丁”（《隋书·食货志》）的话，军民并提，即因军民异籍而言。到了隋开皇十年，就下令“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隋书·高祖纪》），府兵户的户籍就和一般编户齐民的民籍统一起来——兵民共籍了，这正是府兵制和均田制进一步结合的必然结果。

隋开皇十年以后，军民虽不分籍，可是从后来隋炀帝“增置军府，扫地为兵，自是租赋之入益减”（《隋书·食货志》）几句话看来，仍旧和西魏、北周时一样，军人是可以免除租调的。军人可以受田而免除租调，这是和一般均田户明显不同的地方。

府兵制既然和均田制结合起来，那么均田制的扩大，也就是府兵基础的扩大及府兵兵源的增多。府兵在西魏之初，不满五万。北周武帝灭北齐时，有兵十七八万人，其中府兵占半数以上。北周既灭北齐，“移并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军人四万户于关中”（《周书·武帝纪》），这时府兵的人数，也不会超过二十万人。可是到了隋文帝开皇九年伐陈时，有兵五十一万八千人，固然其中包括为数众多的州郡之兵和募士，但无论如何比起西魏初期府兵不满五万之数来，已经大大地增多了。到了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兵民同籍，府兵制进一步地与均田制结合起来，府兵的员额就大大地增加，到了隋炀帝大业八年（公元612年）进攻高句丽时，“扫地为兵”，动员府兵与募士的人数到达一百十三万人以上。府兵兵员的不断增多，适足以说明它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扩展这一事实。

在隋开皇十年兵民异籍以前，一部分居住在京师的府兵，置坊主（即西魏六坊之众的坊）以检察户口；一部分居住在州郡的府兵，置团主（即西魏乡团之团）以检察户口，劝课农桑。坊主、团主之上，又有郎将和副郎将来管理府兵的召集、训练和上番宿卫等事宜。到了开皇十年兵、民同籍以后，府兵制在均田制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土著的军府也开始正式确立了，这种军府，称为骠骑府，它的长官称骠骑将军，副长官称车骑将军。到了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又改骠骑府为鹰扬府，改骠骑将军为鹰扬郎将，改车骑将军为鹰扬副郎将。大业五年，又改鹰扬副郎将为鹰击郎将。鹰扬郎将下设校尉（唐折冲府三百人为团，置校尉，即沿隋制）、旅帅、队正（唐折冲府下五十人为队，置队正，即沿隋制）、队副等员。凡管骑兵的校尉称越骑校尉，管步兵的校尉称步兵校尉，每一个鹰扬府下有越骑校尉和步兵校尉各二员。隋的鹰扬府，就是唐折冲府的前身。

隋初，府兵总属于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侯，番上宿卫。故《通典·职官典》折冲府职掌下称：“隋初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侯，各领军坊、乡团，以统戎卒。”到了炀帝大业三年，又改置六卫为十二卫，即左右翊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屯卫、左右御卫、左右侯卫，共十二卫。每卫各置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以总府事。府兵番上宿卫，隶左右翊卫者，称为“骁骑”；隶左右骁卫者，称为“豹骑”；隶左右武卫者，称为“熊渠”；隶左右屯卫者，称为“羽林”；隶左右御卫者，称为“射声”；隶左右候卫者，称为“佽飞”。通称为“卫士”。

府兵既然都是均田上的农民，他们的素质是好的；又因政府授予土地而不课租调，因此在开始时，他们的经济也是比较稳固的。在统治阶级看来，也是所谓府兵“取之土著，恐累亲族”，故“不敢怨叛”，“自置府兵，未有能以之外叛内侮，及杀帅自擅者”（《玉海·兵制》引《邺侯家传》）。府兵“三时耕稼”，“一时治武”，由军府统领，农隙教练。平日番上宿卫，称为卫士。“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则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府兵）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邺侯家传》）本来从东汉以来，由于方镇带兵，造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一直到周、隋府兵制度确立之后，兵权集中在皇帝的手里，皇权大大地强化起来，这一外重内轻的形势，才完全改变过来了。

综上所述，均田户是隋王朝的主要剥削对象，府兵也成为隋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昌盛一时的隋和继隋而兴的唐，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出现的。

隋代的手工业与商业　在隋文帝初年，隋统治区内行用的钱币是非常混乱的。关陇地区，除行使北周的五行大布（一抵千钱）和永通万国钱（一抵十钱）外，还使用北魏所铸的太和五铢钱；梁（陕西南部）益（四川）地区，又杂用古钱交易；山东地区，犹杂用北齐旧钱（常平五铢钱）；河西（河西走廊）诸郡，还行用西域金银钱。钱币的不统一，会妨害全国经济与政治的统一，《隋书·食货志》称：“高祖既受周禅，以天下钱货，轻重不等，乃更铸新钱……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是时钱既新出，百姓或私有熔铸。三年（公元583年）四月，诏四面诸关，各付百钱为样。从关外来，勘样相似，然后得过；不同者，即坏以为铜，入官。”开皇四年（公元584年），诏前代旧钱，“仍依旧不禁者，县令夺半年俸”。五年，又“严其制。自是，钱货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灭陈之后，又废陈氏旧钱，在江南推行隋氏新钱。这样，全国行使的钱币就渐渐统一起来了。

隋王朝在统一货币同时，还统一度量衡，颁行开皇新制，市上交易，依为标准。

钱币与度量衡的统一，这都有助于全国在经济上的统一与刺激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同时使人民在缴纳田租户调及出卖剩余生产品时，少受地主、商人和官吏重重盘剥的痛苦。

在隋王朝前期，无论官府手工业和民间手工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隋王朝的官府手工业，在太府寺下，有左尚方署（掌车辇、织扇、胶漆、画镂等作），右尚方署（掌皮毛、胶墨、席荐等作），司染署（掌织、组绶、绫锦、冠帻并染色等作），掌冶署（掌造铸金、银、铜、铁、涂饰、琉璃、玉作等作），甄官署（掌营砖、石、瓷、瓦等作）；在将作寺下，有左校署（掌营构、木作、采材等事），右校署（掌供版筑、涂泥、丹，并烧石灰等事）。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从太府寺分出少府监，把原来太府寺所辖左尚方署、右尚方署、司染署、掌染署拨归少府监管属，还在少府监下置司织署、铠甲署、弓弩署等。不久，撤掉铠甲、弓弩两署，将司染、司织两署合并为染织署。隋代官府的工匠，也都分住州郡，轮番给役。在隋初，“役丁为十二番”，即十二丁兵，一年服役一个月。匠户的番役，规定为“匠则六番”，即六丁兵，一年服役两个月。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减十二番每岁为二十日役”（《隋书·食货志》），而工匠的番役时间未见缩短，我怀疑一直到隋亡，工匠户还是采用“六丁兵”制，一年服役两个月。据《大业杂记》的记载：隋炀帝在大业三年“十月，敕河北诸郡送工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于建阳门东道北置十二坊，北临洛水，给工艺户居住”。这里也没有提到工艺户轮番给役的时间。

在私营手工业方面，我们首先得讲到家庭纺织业。

自十六国以来，家庭纺织业就不断在发展。当十六国前期，石勒出官绢市、钱（事在公元317年至321年之间），“限中绢一千二百，下绢八百；然百姓私买中绢四千，下绢二千”（《晋书·石勒载记》），可见绢价是很昂贵的。到了北魏前期的天安、皇兴（公元466—470年）间，绢每匹犹在千钱左右。张丘建《算经》，大概是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前后写成的一部算术教科书，在这书里，还说绢“一匹直七百五钱”。可是到了北魏永安二年（公元529年），官绢“匹钱二百，而私市者犹三百”。普泰元年（公元531年），“天下调绢，四百一匹”（《魏书·食货志》），绢价已经下降到二百文至四百文左右一匹了。经东西魏、北齐、北周，绢价迄未上涨。绢价的降低，说明绢帛的生产量在急剧上升。隋代“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匹”（《通典·食货典》），隋文帝每年用作赏赐的往往在数百万段以上，这些库藏和作赏赐之用的布帛，大都是向人民征调来的，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家庭纺织业是非常发达的。北方的丝织业中心，如北齐曾在定州（治卢奴，今河北定州）置绫局（见《隋书·百官志》）。相州的“魏郡，邺都所在……雕刻之工（指丝织品），特云精妙，士女被服，咸以奢丽相高”。隋开皇十五年，相州刺史豆卢通贡绫文布，隋文帝看了觉得太精致了，命焚之于朝堂，表示不提倡生产这类绫。青州（治东阳城，今山东青州）地区，纺织业也很发达，从两汉时代起，“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隋书·地理志》）。到隋时，“大抵数郡风俗（包括丝织生产），与古不殊”。所以北方的绫绢产地，还是在今山东、河北一带。此外如江南的吴中和豫章（郡治豫，今江西南昌），也是“一年蚕四五熟，勤于纺绩”。四川的锦织业，也还保持着全国先进水平。《隋书·地理志》称：蜀郡等地，“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麻布的纺绩方面，在豫章郡，“亦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这种不产蚕丝的麻布地区，在全国范围内占有很大的比重。

在冶铁制造业方面，到了隋代也有很大的发展。不仅“铸铁为农器兵刃，在所有之”（《魏书·食货志》），而且根据最近在湖北当阳县玉泉寺出现的旧藏隋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李慧达所铸的重达隋称三千斤的大铁镬来看，这是隋代铁器中的突出作品，这样巨型铁镬的铸成，充分说明当时冶铸技术达到的先进水平。

瓷器烧造方面，自十六国北朝以来，北方青瓷的烧造虽没有江南那样发展得快，譬如说北方当时青瓷器大部分是挂半釉的，而江南的青瓷器当时大都已经满釉了。但北方制瓷术也在飞跃发展，尤其是到了北朝后期，北方青瓷的烧造逐渐趋向成熟阶段。釉色或青绿，或黄褐，这是北方青瓷的特色。1948年在河北景县封氏墓群中发掘出来的青釉器，如在北齐封子绘墓中掘出的酱褐釉的细颈鼓腹壶，更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同时在封氏墓中还发现了莲花大尊，造型优美，可算是当时极优秀的艺术作品。后来陆续又发现了北朝墓群，如在河北河间县发掘出北魏延昌三年（公元514年）邢峦墓和东魏兴和三年（公元541年）邢晏墓，两墓出土了青瓷一百二十件。在河北平山县发现的北齐天统元年（公元565年）崔昂墓中，又出土了黑釉四系罐，这是北方唯一早期黑瓷，在瓷器史上有它特殊的意义。到了隋代，青瓷的烧造，更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由于当时的工匠选料比较精细，捏练的技术水平有所提高，使瓷土得到较好的溶解，胶体物质增加，胎体较薄，可塑性和耐火性能加强，使得瓷器在烧造过程中的变形和损坏率有所减少和降低。在安阳隋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张盛墓和仁寿三年（公元603年）卜仁墓中，出土了许多生活用具和俑群等等，极大部分是青瓷烧造的，它代表了当时青瓷的发展水平。最近考古资料证明，河北磁县贾壁村和河南巩义，都是隋代青瓷烧造的重要产地。

白瓷的烧造，也在隋代大大地发展起来。白瓷的烧造历史较青瓷为晚。白瓷的烧造创始于北朝后期，1971年在河南安阳城西北三十华里，发掘了一座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出土了瓷器十三件，其中有白釉者十件，胎白细腻，有带绿彩者三件。从胎质淘练细洁，釉质较润并带绿色推断，这批白瓷不似最初阶段产物，因之白瓷的烧造还应该追溯到北齐武平之前(10)。近年发掘出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李敏女李静训（北周宣帝的外孙女）墓，隋大业六年姬威墓，隋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张盛墓，出土了近百件白瓷器。瓷器原料中普遍含有铁的成分，由于所含铁的氧化物在结构上或分量上的不同，而使釉色各异。隋代烧瓷工匠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掌握到如果把胎料和釉料的铁的成分提炼出去，或控制在一定比例之内，就能够烧成色调比较稳定的白瓷。白瓷的烧成，是制瓷手工业的突出成就，说明隋代在瓷器烧造方面的进一步发展(11)。据最近考古资料证明，白瓷的制造地点，主要在河南巩义铁匠炉村附近。

琉璃的烧造，到隋代也有发展。琉璃就是今天的玻璃，当时佛经译文中称“颇黎”。据近年考古发掘资料证明，在河南洛阳庄淳沟两座西周早期墓中，发现了一颗穿孔白色料珠，继之又在陕西宝鸡市茹家庄西周时代的伯墓中，发现了上千件琉璃管、珠。经有关单位化验，琉璃的主要成分有硅、钙、镁、铅、钡、锡、钠等十八种元素，以硅为最大量。它与西方古代玻璃有所区别，西方的玻璃，含钠、钙较多，而中国的玻璃，含铅、钡较多。这一时期发掘出来的琉璃器，除了琉璃珠以外，还有呈现五色缤纷和带有荧光层的琉璃器。在长沙楚墓中出土了琉璃璧和琉璃印章(12)，更证明了琉璃制造在战国时期，有了巨大的发展。汉魏西晋时代，史籍上和考古发掘上，也有使用琉璃器皿的许多记载和发现(13)。东晋时人葛洪在《抱朴子》的《论仙篇》里说道：“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矿化物）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14)可见西晋东晋之际，交、广一带在我国原有琉璃制造的基础上，又引进海外先进技术，改进技艺，有所发展。这种烧造的器皿，已采用“水精碗”来称呼它，表示它的透明度已经和近代玻璃相接近了。在辽宁北票县的十六国后期北燕冯弗素墓中，也出土了五件琉璃器皿，详细的报告，尚未发表。据《北史·西域·大月氏国传》称：北魏“太武时（公元424—452年），其国人（指贵霜王朝的商人）商贩京师（北魏国都平城），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这不仅反映了北魏当时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大量烧造琉璃的事实，而且“国中琉璃遂贱”一语，也透露出琉璃器皿在北魏的普遍使用程度。到了隋代，对琉璃器皿的烧造，又有进一步的改进和发展。《隋书·何稠传》：“开皇初……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琉璃与绿瓷不是一种东西，瓷器依靠瓷土作胎，琉璃依靠矿石作原料，但掌握火候温度，却有相同的地方，所以何稠制造的琉璃，也能达到较高的水平。1957年，在西安玉祥门外发掘出的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李静训墓中，出土了绿色透明玻璃瓶两件。绿色玻璃蛋形器一件，玻璃管一件，玻璃有盖小罐一件，蓝色半透明玻璃小杯两件(15)。这些琉璃器具的出土，更证实了隋代琉璃烧造技术的进步。唐代的琉璃烧造，是由少府监下的掌冶署令掌管的，这大概是由于琉璃烧造，必须矿物合成，而国内矿石的开采，都归掌冶署来经管的缘故。唐冶署令职掌内，提到“掌造金银铜铁涂饰琉璃玉作等事”（《通典·职官典·少府监》）。琉璃烧造中所必需的原料大鹏砂，《唐六典》中尚署令职掌下，曾提出“大鹏砂出波斯及凉州”。那么，唐前期已经用波斯进口的大鹏砂和国内凉州出产的大鹏砂来烧造琉璃了(16)。今日本正仓院保藏了唐代传去的琉璃器皿数件，如深紫色的琉璃杯，外侧有鱼藻花纹、口部呈十二曲波纹的“绿琉璃十二曲长杯”，白琉璃瓶，藏青色的琉璃唾壶，淡褐色的白琉璃碗等等，可见唐代的琉璃烧造技术，在隋代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过，由于我国古时的琉璃器皿是属于低温度的铅钡玻璃制品，它的缺点是质地轻脆，容易破碎；尤其是不耐高温，经不起骤冷骤热，因此实用的价值是不高的，只能供贵族地主阶级陈设玩赏之用而已。同时在当时政治条件下，只有官府作坊才能采矿烧造，产量有限，价值昂贵，所以生产规模，始终跼在很小范围内，无法扩大。琉璃器皿在人民日常生活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比起人民所喜爱乐用的陶瓷和髹漆等日常用品来，它只能屈居于非常次要的地位(17)。

造船业，在隋代也有一讲的必要。隋灭陈时，杨素在信州“造大舰，名曰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容战士八百人。……次曰黄龙，置兵百人”（《隋书·杨素传》）。隋炀帝巡游江都时，他乘的“龙舟，高四十五尺，阔五十尺，长二百尺，四重。上一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周以轩廊。二重有一百六十房，皆饰以丹粉，装以金碧珠翠，雕镂奇丽，加以流苏羽葆，朱丝网络。下一重，长秋内侍”（《大业杂记》）居住。皇后所乘名翔螭舟，也是三层楼，规模宏大。这些都说明隋代行驶内河的平底船，在造船技术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全国的统一，钱币与度量衡的统一，农业生产与手工业（主要是绢布生产）生产的发展，给统治阶级积累了大量财富，王侯富商聚居的城市，也大大地繁荣起来。京兆大兴，是“王都所在”，商业比较发达。都城内有东西两市，东市叫都会市，西市叫利民市。居民“华戎杂错”，不少居民“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隋书·地理志》）。洛阳在北周末年，一度建为东京，隋文帝也时常巡幸。隋炀帝即位后，又以洛阳为东都，“徙各州郭内人及天下诸州富商大贾数万家”（《隋书·食货志》）于此。又曾命“江南诸州，科上户分房入东都住，名为部京户，六千余家”（《大业杂记》）。王侯世族，富商大贾，集中在洛阳居住，使洛阳的工商业迅速地繁荣起来。运河开通以后，洛阳成为通济渠的终点，因此商业更是欣欣向荣。洛阳有三个大市，东市叫丰都市，南市叫大同市，北市叫通远市。丰都市“周八里。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甍宇齐平，遥望如一。榆柳交荫，通渠相注。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大同市，周四里。“通远市，二十门，分路入市，市东合漕渠。市周六里，其内郡国舟船，舳舻万计”（《大业杂记》）。隋炀帝为了招徕蕃客，更命“修饰诸行，葺理邸店，皆使甍宇齐正，高卑如一，环货充积，人物华盛”（《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一引《两京记》）。此外如丹阳（今江苏南京）“旧京所在”，“市廛列肆，埒于二京”；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等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南海（今广东广州）“所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蜀郡（今四川成都）“水陆所凑，货殖所萃”（《隋书·地理志》），也成为西南重要商业中心。荆州（治江陵）是长江中游的重镇，“南控岷峨，东连吴、会，五方枕，四民昌阜”（《隋张寿墓志铭》），所以商业也很发达。蔡州（治汝阳，今河南汝南）“地接荆、郢，商旅殷繁”（《隋段济墓志》），是仅次于荆州的一个商业据点。那时中国内地和西域的交通，有北道、中道、南道三条大道，而“总凑敦煌”（《隋书·裴矩传》）。隋炀帝“令裴矩往张掖，监诸商胡互市”，“自是西域诸蕃，往来相继”（《隋书·食货志》），可见当时对外贸易也很发达。

近二三十年来，在河南陕县刘家渠隋开皇三年刘伟墓中出土了波斯萨桑王朝科斯洛埃斯一世（Chosröes I，公元531—579年在位）时期的银币两枚。在隋大业四年李静训墓中也出土了波斯萨桑王朝卑路斯（Pilouz，公元457—483年在位）时期的银币一枚。在陕西耀县隋代的食利塔里也发现了波斯萨桑王朝卡瓦德一世（Kavadh I，公元488—532年在位）时期的银币。在陕西咸阳张湾隋独孤罗墓中出土了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二世（Gustinian II，公元565—578年在位）时期的金币。这些金银古币的出土，一方面证实了当时记载中提到的我国西北边区行用西域金银钱这一事实的存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隋代对外贸易的繁荣。

这里要说明的是：不管隋代的城市中商业如何发展，对外贸易如何发达，由于隋王朝的剥削对象是均田户，隋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是府兵；而商业的发展，必然会侵蚀小农经济，分化均田户，从而削弱国家的军事力量。因此，隋封建统治者还是贯彻执行我国自古以来一条崇本抑末政策，是不允许手工业（家庭手工业的纺织业除外）和商业过度发展的。如隋文帝在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祠泰山还，路过汴州（治浚仪，今河南开封），“恶其殷盛”，乃任命令狐熙为汴州刺史。熙到任，“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船客停于郭外星居者，勒为聚落，侨人逐令归本”（《隋书·令狐熙传》）。文帝非常同意这样做法，还命相州刺史豆卢通向令狐熙学习。开皇十八年，隋文帝又以“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勒令“江南诸州，人（民）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隋书·高祖纪》）。这些措施，无疑是对商业的打击，以达到其崇本抑末，巩固小农经济的目的。

所以隋代的统一与继隋而兴的唐代的统一，是在均田制、府兵制相结合的基础之上必然出现的一种趋势。我们不能因这时的手工业和商业有了一定程度滋长，便说隋唐统一的形成，是由于手工业的发展，货币商品经济的发展，全国经济联系的加强。如果这样说，不但抹杀了这一时期社会构造的特质，而且也无法理解以后唐王朝由于均田制的崩溃，府兵制的破坏，而招致再度分裂，到北宋才又统一起来的历史事实。

隋文帝的评价问题　隋王朝在政治和经济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它便随着均田制的巩固、府兵制的发展很快昌盛强大起来，隋文帝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隋文帝的许多改革措施，是顺应当时国家统一后的发展趋势的。而隋文帝本人能够“躬先俭约，以事府帑”（《隋书·食货志》），也有着积极意义。《隋书·高祖纪》称：“尝遇关中饥，遣左右视百姓所食，有得豆屑杂糠而奏之者，上（文帝）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因此“撤膳不御酒肉者，殆将一期”。而且文帝平日“居处服玩，务存节俭”，自己服御的东西，或旧或坏，“随令补用，皆不改作”（《隋书·食货志》）。不是大宴会，他本人“所食，不过一肉而已”。官吏尝用新布袋盛装干姜进贡，他认为太浪费，对进贡干姜的官吏加以训斥。后来又有一个官吏用毡袋装香进贡，他甚至笞责这个官吏。由于文帝提倡俭朴，“上下化之，开皇、仁寿（公元581—604年）之间，丈夫不衣绫绮，而无金玉之饰，常服率多布帛，装带不过以铜、铁、骨、角而已”（《隋书·高祖纪》）。因此在文帝统治的年代里，“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隋书·食货志》），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隋文帝还能注意到农民的痛苦，有时也予以赈济，如在开皇元年（公元581年），“以官牛五千头，分赐贫人”（《隋书·高祖纪》）。以后，关中连年大旱，百姓饥馑，“发故城（长安）中周代旧粟，贱粜与人，买牛驴六千余头，分给尤贫者”（《隋书·食货志》）。

然而隋文帝的一切措施，其目的都是为了巩固统治权和强化中央政权。因之，如果有人违反了隋统治政权的利益，他是不惜采用任何残酷手段，来严加惩办的。如在开皇三年，下令禁止民间私藏“大刀长”。开皇九年，下诏“人间甲仗，悉皆除毁”。开皇十五年，下令“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关中缘边，不在其例”（《隋书·高祖纪》）。还禁止江南民间私造三丈以上的大船，甚至还颁布了“盗一钱已上皆弃市”，“四人共盗一榱桷，三人共窃一瓜，即时行决”这类苛法，来镇压人民，一时造成了“行旅皆晏起晚宿，天下懔懔焉”（《隋书·刑法志》）的恐怖气氛。后来他也知道这样的严刑酷法，不但行不通，反而会使阶级矛盾更加激化起来，影响统治权的巩固，才很快把这一条“盗一钱已上皆弃市”的法律废止了。

隋开皇九年灭陈之后，隋文帝以为南朝刑法疏缓，乃悉用北人为守令，尽变其法，更为严峻。又听从苏威的建议，使威作《五教》，叫江南士民，人人必须背诵。这样做法，深深地刺伤了江南士民的自尊心。当时民间谣言又盛传隋王朝要把江南人民迁徙到北方，由此江南士民人人惊骇。越州（治山阴，今浙江绍兴）高智慧、苏州（治吴，今江苏苏州）沈玄、婺州（治长山，今浙江金华）汪文进等，先后举兵，“自称天子，署置百官”。乐安（今浙江临海县）蔡道人，蒋山（今江苏南京市钟山）李、饶州（治上饶，今江西上饶）吴世华、温州（治永宁，今浙江温州）沈孝彻、泉州（治晋安，今福建泉州西北）王国庆、杭州（治钱唐，今浙江杭州）杨宝英，“皆自称大都督”。其余如京口（今江苏镇江）朱莫问自称南徐州刺史，晋陵（今江苏常州）顾世兴自称晋陵太守，无锡（今江苏无锡）叶略，南沙（今江苏常熟西北）陆孟孙，黝、歙（今安徽黟县、歙县）沈雪、沈能等，也纷起响应，“攻陷州县”，起义的火焰，燃遍了“陈之故境”。“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起义的群众，到处执获隋王朝所派遣的县令，“或抽其肠”，曰：“更能使侬诵《五教》邪”（《资治通鉴》隋开皇十年）。隋文帝派遣杨素为行军总管，统兵前往镇压。这次大规模的起义，终于被血腥镇压下去了(18)。隋文帝吩咐杨素在击破起义军时，“男子皆斩，女子赏征人，在阵免者从贱”（《北史·杨敷传子素附传》），所谓“从贱”，就是变为奴隶。从这种血腥的镇压办法看来，隋文帝又是一个极其残暴的帝王。

总起来说，隋的统一，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长期分裂局面。隋文帝的代周，又结束了魏晋以来匈奴、羯、氐、羌、鲜卑各族统治阶级剧烈斗争的局面。唯有南北分裂局面的结束，国内各少数民族混斗局面的结束，社会经济和文化才有更进一步发展以至开启盛唐的繁荣统一局面的可能。隋文帝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完成了他所应该完成的历史使命，即结束了南北长期分裂的局面和进一步促成了各民族的大融合，同时又把王权强化起来，因此，他的业绩是值得称道的。

(1)　《隋书·百官志》：旧周、齐州郡县职，自州都、郡县正已下，皆州郡将县令至而调用，理时事。至是不知时事，直谓之乡官。别置品官，皆吏部除授，每岁考殿最。

按州都即魏晋之际的州大中正。《太平御览》卷二百六十五引《傅子》：“魏司空陈群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平次人才之高下，各为辈目：州置都而总其议。”同卷引应璩《新论》：“百郡立中正，九州置都士。”《晋书·刘毅传》称：“司徒举毅为青州大中正。”而后又称“由是毅遂为州都”。是州都即州大中正。到了东晋以后，州都与大中正各为一官。《太平御览》卷二百六十五引《晋起居注》：“仆射诸葛恢各称州都、大中正……”，是州都和大中正，已各为一官。《隋书·百官志》：“北齐……诸州大中正，视第五品；诸州中正、畿郡邑中正，视从第五品；司州州都，视从第七品；诸州州都，视第八品。”可见北朝后期，州都官品已比州中正为低。隋文帝命令州都、郡县中正停止行使选举职权，并没有提到州大中正，这是因为州大中正为视第五品官，本由中央任命，只要中央不再任命就行。又州都、郡县中正既然称为“乡官”，不知时事，即不复行使选举职权，那么，州大中正的“不知时事”，大概是在同一个时期。

(2)　《隋书·百官志》：开皇十五年，罢州县乡官。

(3)　《隋书·食货志》：齐文宣帝刑罚酷滥，吏道因而成奸，豪党兼并，户口益多隐漏。旧制，未娶者输半床租调。阳翟一郡，户至数万，籍多无妻。有司劾之，帝以为生事，由是奸欺尤甚，户口租调十亡六七。

(4)　《隋书·乞伏慧传》：高祖受禅，拜曹州刺史。曹土旧俗，民多奸隐，户口簿帐，恒不以实。慧下车按察，得户数万。……转齐州刺史、得隐户数千。

《隋书·令狐熙传》：拜沧州刺史，时山东承齐之弊。户口簿籍，类不以实，熙晓谕令自归首，至者一万户。

(5)　《隋书·食货志》：高又以人间课输，虽有定分，年常征纳，除注恒多，长吏肆情，文帐出没，复无定簿，难以推校，乃为输籍定样；请遍下诸州，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各随便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自是奸无所容矣。

(6)　《隋书·食货志》：炀帝即位，是时户口益多，乃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

(7)　《隋书·宇文忻传》：尉迥作乱，以忻为行军总管，从韦孝宽击之，赐奴婢二百口，牛马羊万计。

《隋书·和洪传》：尉迥作乱，从平相州，前后赐物万段，奴婢五十口，金银各百挺，牛马百匹。

《隋书·杜彦传》：从击尉迥，赐物三千段，奴婢三十口。

《隋书·李穆传兄子询附传》：及平尉迥，赐以口马。

以上平尉迟迥时所赐

《隋书·梁睿传》：王谦反，命睿讨之，剑南悉平，赐物五千段，奴婢一千口，金二千两，银三千两。

《隋书·于义传》：王谦构逆，以义为行军总管，击破之。赐奴婢五百口，杂彩三千段。

以上平王谦时所赐

《隋书·王韶传》：克金陵，韶即镇焉。赐奴婢三百口。

《隋书·李景传》：伐陈有功，赐奴婢六十口。

《隋书·周法尚传》：高祖幸洛阳，引见，赐奴婢三百口。陈定州刺史吕子廓据山洞反，法尚击斩之，赐奴婢五十口。未几，桂州人李光仕举兵作乱，法尚击斩之，赐奴婢五十口，黄金百五十两，银百五十斤。

《隋书·房彦谦传》：陈平，奉诏安抚，赐奴婢七口。

《隋书·慕容三藏传》：广州获全，以功赐奴婢百口。

《北史·来护儿传》：开皇十一年，高智慧反，随杨素讨破之，赐物二千段，奴婢百人。

《隋书·张传》：寻从破高智慧，赐奴婢六十口。

《隋书·王充传附段达传》：高智慧等之作乱也，达击定宣州，赐奴婢五十口，锦绢四千段。

《隋书·杜彦传》：高智慧之作乱也，余党往往屯聚，彦悉平之，赐奴婢百余口。

《隋书·张衡传》：开皇中，熙州李英林聚众反，衡讨平之，赐奴婢一百三十口。

以上取陈定江南时所赐

《隋书·王仁恭传》：山“獠”作“乱”，蜀王命王仁恭讨破之，赐奴婢三百口。

《隋书·崔仲方传》：陈平，诸羌未宾，仲方击之悉平，赐奴婢一百三十口，黄金三十斤。

《隋书·李景传》：击叛“蛮”向思多，破之，赐奴婢八十口。击吐谷浑于青海，破之，赐奴婢六十口。

《隋书·段文振传》：越巂“蛮”叛，文振击平之，赐奴婢二百口。

《隋书·郭荣传》：仁寿初，西南夷“獠”多叛。荣讨平之，赐奴婢三百余口。

《隋书·周法尚传》：仁寿中，巂州乌“蛮”叛，诏法尚击破之，赐奴婢百口。炀帝时，黔安夷反，法尚击破之，赐奴婢一百口。

《隋书·史祥传》：从征吐谷浑，俘男女千余口，赐奴婢六十人，马二百匹。

以上镇压少数族时所赐

《隋书·赵绰传》：治梁士彦狱，赐物三百段，奴婢十口，马二十匹。

《隋书·酷吏·赵仲卿传》：蜀王秀得罪，奉诏往益州穷按之，赏奴婢五十口。

以上因按狱而赐

《北史·来护儿传》：杨玄感反，护儿回军破平之，赐物五千段，黄金千两、奴婢百人。

《隋书·裴蕴传》：杨玄感之反也，蕴治之，所戮者数万人，赐奴婢十五口。

以上平杨玄感所赐

《隋书·周法尚传》：孟让等为“盗”，频战，每挫其锐，赐奴婢百口。

《隋书·樊子盖传》：大业十年，赐奴婢十口。

以上因镇压农民起义而赐

《隋书·杨素传》：仁寿初，代高为尚书左仆射，赐良马百匹，牝马二百匹，奴婢百口。……素……家僮数千，后庭伎妾曳绮罗者以千数。……有鲍亨者，善属文；殷胄者，工草隶，并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没为家奴。……素贪冒财货，营求产业，东、西二京，居宅侈丽，朝毁夕复，营缮无已，爰及诸方都会处，邸店、水硙并利田宅以千百数。时议以此鄙之。

《隋书·宇文述传》：后庭曳绮罗者数百，家僮千余人。

(8)　《隋书·王谊传》：及上（隋文帝）受禅……太常卿苏威立议，以为户口滋多，民田不赡，欲减功臣之地以给民。谊奏曰：“百官者，历世勋贤，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见其可。如臣所虑，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民）田有不足。”上然之，竟寝威议。

(9)　《通典·食货典·田制》：大业中，天下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十顷。　　杜佑本注云：“按其时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则每户合得五顷余，恐本非事实。”按隋代垦田数，杜佑已疑其非实，汪同志尝以致疑，以为是应受田数。

(10)　参考《文物》1972年第1期载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

(11)　参考《文物》1973年第7期载冯先铭同志《我国陶瓷发展中的几个问题》和《文物》1977年第2期载智雁同志《隋代瓷器的发展》两文。

(12)　参考《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载文道义：《长沙楚墓》。

(13)　《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引《汉武故事》：武帝好神仙，起祠，神屋扉悉以白琉璃作之，光照洞彻。

《文物》1978年第8期载安徽省博物馆《亳县曹操宗族墓葬》，提到在元宝坑和董园村曹氏墓群中，发掘到“聚光扁体玻璃饰物，光洁如水晶”。

《世说新语·言语篇》：晋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实密似疏。

《世说新语·汰侈篇》：〔晋〕武帝尝降王武子（王济）家，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

《晋书·崔洪传》：汝南王亮常宴公卿，以琉璃钟行酒。

(14)　《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引东吴时人万震《南州异物志》：“琉璃本质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灰状如黄灰，生南海滨，亦可浣衣。用之不须淋，但投之水中，滑如苔。石不得此灰，则不可释。”按这类制造玻璃的先进技术，传入中国，使中国的玻璃制造在原有的基础上，更有所提高。

(15)　见《考古》1959年第9期载唐金裕同志《西安西郊隋李静训墓发掘简报》。

(16)　按大鹏砂是制造琉璃的重要矿物之一，见宋赵汝《诸蕃志》：“琉璃出大食诸国，烧炼之法与中国同。其法用铅、硝、石膏烧成，大食则添入南鹏砂，故滋润不烈，最耐寒暑，宿水不坏，以此贵重于中国。”南鹏砂，盖即大鹏砂。

(17)　参考《文物》1979年第5期载杨伯达同志《关于我国古玻璃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18)　有关开皇十年江南人民起义的史实，见《北史·苏绰传子威附传》、《杨敷传子素附传》、《来护儿传》、《皇甫绩传》、《张传》、《杜彦传》、《麦铁杖传》、《陈传》及《资治通鉴》隋开皇十年。

第二节　隋代各族间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以及隋与亚洲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从南北朝以来，由于中原地区生产力的发展，文化的繁荣，给予居住在我国国内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生活以深远的影响。

突厥的强盛及其与隋的关系　突厥汗国在我国北朝后期崛起以后，势力发展很快，在公元554年，击灭了柔然汗国，做了蒙古草原的主人，其后又“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即坚昆，今称吉尔吉斯），威服塞外诸国”（《周书·突厥传》）。突厥汗国的版图，东起大兴安岭，西至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铁门，南自长城塞上，北包贝加尔湖，东西万里，南北五六千里。大汗的牙帐，设于鄂尔浑河畔的于都斤山（或作郁督军山、乌德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

突厥大汗在经营西域的时候，是由突厥第一代大汗伊利可汗之弟室点密可汗来担任统帅的。《旧唐书·西突厥传》说到：室点密“统领十大首领，有兵十万众，往平西域诸胡国，自为可汗，号十姓部落，世统其众”。这就是西突厥分藩的开始。但这时西突厥最高首领还只是突厥大汗下的西面可汗，还没有完全独立，因此在“本藩为莫贺咄叶护”，而不用可汗之号。到了室点密可汗之子达头可汗继位，东突厥王室内部矛盾发生，达头可汗开始摆脱东突厥，而独立出来，史称西突厥。

当北周、北齐对峙之际，正是突厥大汗他钵可汗在位时期，“其国富强”，“弯弓数十万，别处于代（代郡）、阴（阴山），南向以临周、齐，二国莫之能抗，争请盟好”（《北史·突厥传》）。北周武帝娶突厥大汗女为后，又以赵王宇文招女千金公主妻突厥沙钵略可汗。北周“既与和亲，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突厥在京师者，又待以优礼。衣锦食肉者，常以千数。齐人惧其侵略，亦倾府藏以给之”（《周书·突厥传》）。这就使突厥可汗更加骄傲，他钵可汗甚至对他的臣下说：“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孝顺，何忧无物邪！”到了隋文帝代周称帝，待突厥稍薄，可是突厥汗要求隋却比要求周、齐更加苛刻了。因此，西方的关系，大大恶化起来。开皇二年（公元582年），突厥沙钵略可汗率众四十万，西起鄯州（治乐都，今青海乐都），东至幽州（治蓟，今北京西南），分道入侵。沙钵略可汗亲率十余万众，侵入塞内，进至武威、天水、延安等地，西北沿边，受害最烈，“六畜咸尽”（《隋书·突厥传》）。由于突厥汗国是个早期奴隶制国家，“家法残忍”（《隋书·突厥传》），被突厥汗所征服的一部分臣民和突厥族本族人民如果触犯统治者特权，往往都会遭到“为奴为婢”（突厥文《阙特勤碑》）的严厉惩罚。从而决定了当时突厥汗国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非常尖锐。所以突厥汗国的实力，貌似强大，实际上在突厥人民和各族人民不断反抗之下，国力已经大大地削弱下来了。

隋文帝看到突厥汗国的这些弱点，决定进行反击。乃在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正式下诏告诉臣民，指出突厥的大肆掠夺，已忍无可忍，诏文里说：“往者魏道衰敝，祸难相寻，周、齐抗衡，分割诸夏。突厥之虏，俱通二国。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氏西虞，惧周交之厚。谓虏意轻重，国逐安危，非徒并有大敌之忧，思减一边之防。竭生民之力，供其来往，倾府库之财，弃于沙漠，华夏之地，实为劳扰。”尽管北周、北齐这样安抚突厥贵族，可是突厥贵族“犹复劫剥烽戍，杀害吏民，无岁月而不有也”。隋文帝并指出突厥当时有五个可汗并立，“昆季争长，父叔相猜，外示弥缝，内乖心腹”。突厥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正在加深。同时还指出突厥贵族“世行暴虐”，“部落之下，尽异纯民，千种万类，仇敌怨偶，泣血拊心，衔悲积恨”。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已经非常尖锐。而受突厥所役属的周围国家，“东夷诸国，尽挟私仇；西戎群长，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徒，切齿磨牙，常伺其便”。指出突厥汗国尽管表面强大，实际是非常虚弱的。同时诏文中还指出突厥那几年正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种类资给，惟藉水草。去岁四时，竟无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烧尽，饥疫死亡，人畜相半。旧居之所，赤地无依，迁徙漠南，偷存晷刻”（《隋书·突厥传》）。这样，尽管突厥可汗动员了四十万大军来进犯边塞，深入内地，但是客观形势还是对隋有利的。

与诏文发表同时，隋文帝任命卫王杨爽，河间王杨弘，上柱国豆卢勣、窦荣定，尚书左仆射高，尚书右仆射虞庆则等并为行军元帅，杨爽出朔州道（自今山西朔州出兵），高出宁州道（自今甘肃宁县出兵），虞庆则出原州道（自今甘肃固原出兵），窦荣定出凉州道（自今甘肃武威出兵），幽州总管阴寿出卢龙塞（自今河北冷口、喜峰口一带出兵），分八道出兵抗击突厥。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的四月，卫王杨爽和沙钵略可汗的主力会战于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突厥大败，沙钵略可汗“弃所服金甲，潜草中而遁。其军中无食，粉骨为粮，加以疾疫”（《资治通鉴》陈至德元年），损失极大。

北齐灭亡之际，北齐宗室高宝宁盘踞营州（治和龙，今辽宁朝阳），不肯降周，并连结突厥，骚扰边境，这次阴寿出兵卢龙塞，攻下了和龙城，高宝宁逃奔碛北，为其部下所杀。

突厥的汗位，不一定是父死子继的，有时候是兄终弟及。汗位的继承，极不固定。因此容易引起内乱。

东突厥汗位继承表

西突厥汗位继承表

自伊利可汗子乙息记可汗以后，如乙息记可汗舍其子而立其弟木杆可汗，木杆可汗又舍其子而立弟他钵可汗。他钵可汗死，子菴罗可汗孱弱，而乙息记可汗子摄图长而且雄，于是国人立为大汗，称沙钵略可汗，坐治于都斤山。同时，木杆可汗子大逻便称阿波可汗，居北牙；他钵可汗子菴罗称第二可汗，居独洛水（今土拉河）；沙钵略弟处罗侯称突利可汗（小可汗），居草原东面；室点密子玷厥称达头可汗，分治西面，形成五可汗并立的局面。此外还有贪汗可汗，统有今吐鲁番盆地。史称：“叔侄兄弟，各统强兵，俱号可汗，分居四面，内怀猜忌，外示和同。”（《隋书·长孙览传从子晟附传》）由于突厥诸可汗之间，貌合神离，权力分散，随着军事上的失利，突厥贵族内部矛盾也大大尖锐化起来。沙钵略可汗于兵败后，掩击阿波可汗牙帐，尽并其众，并杀阿波可汗之母。阿波逃奔西面达头可汗，乞兵东击沙钵略，沙钵略部落归附阿波的，将近十万骑。贪汗可汗也因沙钵略可汗夺其部众，而逃奔达头可汗。于是西面突厥推阿波可汗为大汗，与沙钵略对抗。虽然阿波可汗不久失败，但过去名义上统一的突厥汗国，至此（隋开皇三年，即公元583年）正式分裂为东西两个突厥汗国。

东西突厥连年攻战不已，削弱了各自的力量。隋开皇四年（公元584年），沙钵略可汗向隋致书请和，表示“此国（指东突厥）所有羊马，都是皇帝畜生，彼（指隋王朝）有缯彩，都是此物，彼此有何异也”（《隋书·突厥传》）。从此隋和东突厥通过互相馈赠的形式，加强了经济联系和交流。如沙钵略可汗病死，隋赠突厥缯彩五千段，至都蓝可汗继承汗位时，隋又赠物三千段；突厥也送给隋王朝马一万匹，羊二万口，驼、牛各五百头。双方并在沿边地区设立互市场所，用来交换物资。

东突厥沙钵略可汗死后，弟处罗侯立，是为叶护可汗（亦称莫何可汗）。叶护可汗在隋王朝支持下，于隋开皇七年（公元587年）西征，生擒阿波可汗。但在第二年再次西征时，中流矢身亡。沙钵略可汗子都蓝可汗继承大汗位，以叶护可汗子染干为突利可汗（小可汗）。隋文帝利用了都蓝、染干之间的矛盾，于开皇十七年，以宗女义成公主妻染干，而大汗都蓝可汗向隋求婚，反而不允。于是都蓝可汗率兵进攻染干，染干战败归隋。隋以染干为启民可汗，初居大利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继又迁之于河套内的夏（州治岩绿，今陕西横山西）、胜（州治榆林，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二州之间（即今鄂尔多斯草原），东西据河数百里地，为其畜牧之地。不久，都蓝可汗也为其部下所杀。

启民可汗既保塞而都蓝可汗又死，西突厥一度并有东突厥故地（在隋开皇十九年至仁寿三年，即公元599—603年这一段时间内），版图东尽大兴安岭。后因西突厥贵族连年发动战争失败，准噶尔盆地的铁勒（即高车）开始独立，其东面奚、等五个部族也挣脱它的羁縻而倾向隋朝。隋乘机出兵助启民可汗收复东突厥故地。

自启民可汗和隋建立亲密关系之后，东突厥汗国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获得进一步的加强。启民可汗不断赠送马匹给隋王朝，隋王朝也回赠启民可汗很多缯彩，在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一次就赠送启民可汗和东突厥部落酋长缯彩总数达三十万匹之多。中原地区先进经济文化便大大地促进东突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到十五年，东突厥汗国重又强大起来。

启民可汗死，子始毕可汗嗣立，因隋炀帝的政治腐败，东突厥和隋的关系也迅速恶化。大业十一年，隋炀帝避暑汾阳宫（今山西宁武西南管涔山上），始毕可汗率数十万骑围隋炀帝于雁门（郡治雁门，今山西代县），不久解围而去。后来“隋末乱离，中国人归之者无数，遂大强盛，势凌中夏”（《隋书·突厥传》）了。

西突厥在达头可汗（公元576—603年在位）时，曾雄长西域，并一度占领漠北，进扰隋的边郡。后因部众背离，而势力骤衰，又因归路被铁勒切断，逃奔青海草原，不知下落。继达头可汗而为西突厥大汗者为都六可汗。都六可汗驻牧于乌孙故地（今伊犁河流域）。其西南部则为达头可汗之孙射匮可汗所统治，射匮可汗遂成为西突厥大汗。东起阿尔泰山，西至里海，自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以西，尽受西突厥汗役属。射匮可汗死，弟统叶护可汗立，“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通典·边防典》）。西突厥可汗的牙帐，原设在龟兹以北阿羯田山北麓之应娑（今新疆和静西北裕尔都斯谷），此为南庭，亦即冬都。后来又移庭于楚河（chu．R．）锡尔河（Syr Darya．R．）两河之间的千泉（今吉尔吉斯斯坦吉尔吉斯山北麓库腊加特河上游一带），此为北庭，亦即夏都。

吐谷浑与隋的关系　在隋王朝的西面，有吐谷浑汗统治着今天的青海草原。

隋文帝开皇元年，吐谷浑吕夸可汗利用中原周隋改朝换代政局动荡之际，出兵进攻凉州。隋文帝遣行军元帅元谐率步骑数万，进击吐谷浑于青海，吕夸可汗战败，远遁。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吐谷浑又出兵进攻旭州（治千旭戍，今青海夏河西南洮水北源），杀隋旭州刺史皮子信。复与突厥联络，夹攻凉州。隋王朝既击退突厥，又命汶州总管梁远率兵抵抗吐谷浑。其后隋文帝平陈，统一全国，不久又降服突厥，吐谷浑吕夸可汗震惧请和。开皇十一年，吕夸可汗死，子伏继位，开皇十六年，隋文帝把宗女光化公主嫁给吐谷浑可汗。明年，伏死，伏弟伏允继为可汗，依照吐谷浑的传统习惯，仍以光化公主为妻。自此双方通过互相赠遗的形式，加强了彼此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

隋王朝初期，塔里木盆地北道诸国，受突厥汗所役属；塔里木盆地南道，自从北魏中叶吐谷浑“地兼鄯善，且末”以后，由玉门关经鄯善、且末、于阗、疏勒，度葱岭，以至中亚细亚通路，也被吐谷浑所切断。也就是说，当时的“丝绸之路”，被突厥贵族和吐谷浑贵族所控扼着。隋炀帝初即位时，隋王朝非常富庶，很多西域商人到张掖来交易，当时中国西北部的西域城郭诸国，为了要摆脱突厥贵族和吐谷浑贵族的统治，“并因商人，密送诚款，引领翘首”（《隋书·裴矩传》），愿意和隋王朝建立友好关系和商业往来。隋炀帝于是开始经营西域。

这时铁勒（高车）族的薛延陀部落，因不堪西突厥的压迫(1)，在准噶尔盆地进行反抗。一度击败西突厥，役属天山南路伊吾（今新疆哈密）、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南）、焉耆诸国，并进攻隋的敦煌。隋王朝就利用铁勒贵族和吐谷浑贵族在争夺塔里木盆地霸权方面的矛盾，结好铁勒，使它把兵锋转向吐谷浑。于是铁勒在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出兵袭击吐谷浑。隋炀帝也命观德王杨雄、许国公宇文述等率大军击败吐谷浑，吐谷浑可汗伏允率千余骑逃于山谷间，部落降隋者十余万口，六畜三十余万。“自西平临羌城（今青海湟源湟水北岸）以西，且末（今新疆且末南）以东，祁连以南，雪山（昆仑山脉）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隋书·吐谷浑传》）隋王朝在塔里木盆地南之鄯善（今新疆若羌）置鄯善郡，且末（今新疆且末南）置且末郡，在今青海置西海郡（郡治宣德，即吐谷浑都城伏俟城，在今青海共和西北石乃亥）及河源郡（治赤水，在今青海兴海东南），列置郡县镇戍。

隋炀帝破吐谷浑后六七年，隋王朝就崩溃了。在隋王朝崩溃前夕，已经由于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而失去了控制青海草原和塔里木盆地南道的力量，吐谷浑伏允可汗乘机恢复故地，不久便重新巩固了吐谷浑汗国的统治。

在吐谷浑之南，有个党项部落（今青海达日、久治一带），在隋文帝开皇年间（公元581—600年），曾不断派遣使臣，来隋都大兴城朝贡，馈赠方物。党项部落西南，有个附国（今西藏昌都至四川巴塘一带），附国的东面，又有嘉良夷（今四川甘孜一带），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五年，也连年派遣使节和头人子弟来隋都大兴城朝贡，并请求隋开通山道，加强和中原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西北各族与隋王朝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　隋文帝末年，户口增盛，布帛山积。隋炀帝即位，为了畅通“丝绸之路”，使府库中陈年积压的缯彩绫锦，可以畅销中亚，开始把注意力放在河西走廊以西的西域。这样，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建立的城邦与中原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也便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大业五年，隋炀帝亲巡河西，高昌王、伊吾（今新疆哈密）城主等以及西域许多城郭国家或游牧部落的使节，迎谒道左，“焚香奏乐，歌舞喧噪”（《隋书·裴矩传》），盛况是空前的。伊吾城主想繁荣本地区的商业，还表示愿意把伊吾数千里之地，纳入隋的版图，并请隋在伊吾筑城，作为隋和西域中亚进行贸易的东面起点。隋炀帝接受了这个建议，在大业六年于伊吾置伊吾郡，并遣将军薛世雄筑伊吾城，又派裴矩出使告诉西北各城邦，说明因为中亚和西域商胡到河西走廊来进行贸易，道路“悬远，所以城伊吾耳”（《隋书·裴矩传》）。伊吾郡太守，也仍由伊吾城主兼任，隋王朝并不另外简派人员。隋王朝的通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是有利于当时西北各族人民的切身利益以及符合他们加强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联系的要求的，所以伊吾城没有多大阻碍就建筑起来了。

当时地处中国西北部的高昌，是西域主要城邦之一。统治高昌的麴氏，本来是内地金城郡榆中县（今甘肃榆中）人；就是高昌人民，也有很多是从内地迁移去的，所谓“彼之氓庶，是汉、魏遗黎，自晋氏不纲，因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北史·高昌传》）。高昌麴氏王朝先后受西突厥和铁勒所役属，史称麴氏王朝“先臣铁勒，而铁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国，有商胡往来者，则税之送于铁勒”（《隋书·高昌传》）。高昌举国上下都想摆脱这种被役属的艰难境地，他们非常迫切地想和先进强盛的隋王朝发展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联系。

隋王朝的注意力移到“丝绸之路”的畅通这一着以后，高昌首先和隋建立亲密关系，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就派遣使节来隋赠送方物。大业五年，高昌王麴伯雅又亲自到河西张掖来见隋炀帝，隋炀帝在行殿上，“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隋书·炀帝纪》）之戏，来款待高昌王和伊吾城主。麴伯雅并隋炀帝来至隋都大兴，隋炀帝又把宗女华容公主嫁给麴伯雅，麴伯雅在内地住了三年，到大业八年的冬天，才返回高昌。从此高昌和中原内地的关系更密切了。

除了高昌以外，还有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龟兹（今新疆库车）、于阗（今新疆和田南）、疏勒（今新疆喀什）等城邦，也在大业中纷纷遣使来隋朝聘并赠送方物，隋也厚加答礼，当时西北地区和中原内地之间，就是通过互相赠送礼物的形式，加强了经济、政治、文化的联系。

台湾与大陆经济文化联系的进一步加强　今天我国的台湾省，在东吴时代称之为夷洲，到了隋代，又称之为流求。据《隋书·流求传》，“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治闽县，今福建福州）东，水行五日而至”。从建安郡航海五天可到台湾，可见大陆和台湾的交通是相当方便的。

7世纪初叶的台湾，据《隋书·流求传》的记载，“土多山洞”。国有王，“土人呼之为可老羊，妻曰多拔荼。所居曰波罗檀洞，堑栅三重，环以流水，树棘为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间，雕刻禽兽”。“王乘木兽（虎），令左右舆之而行，导从不过数十人。”“国有四五帅，统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鸟了帅，并以善战者为之，自相树立（选举），理一村之事。”“国人好相攻击”，“诸洞各为部队，不相救助。两阵相当，勇者三五人出前跳噪，交言相骂，因相击射。如其不胜，一军皆走，遣人致谢，即共和解”。“无君臣上下之节，拜伏之礼。”“上王酒者，亦呼王名，衔杯共饮。”“无赋役，有事则均税。用刑亦无常准，皆临事科决。犯罪皆断于鸟了帅；不伏，则上请于王。”“俗无文字，望月盈亏以纪时节，候草药枯以为年岁。”“嫁娶以酒肴珠贝为聘，或男女相悦，便相匹偶。”兵器“有刀、、弓箭、剑、铍之属，其处少铁，刃皆薄小，多以骨角辅助之”。“田良沃，先以火烧而引水灌之。持一插，以石为刃，长尺余，阔数寸，而垦之。土宜稻、粱、黍、麻、豆、赤豆、胡豆、黑豆等。”“果药同于江表，风土气候与岭南相类。”“以木槽中暴海水为盐。”“酿米面为酒，其味甚薄。食皆用手。”

《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二引《朝野佥载》说到台湾已知“缉木皮为布，甚细白，幅阔三尺二三寸，亦有细斑布，幅阔一尺许”。岛上又得金荆榴木，可以为枕及案面，虽沉檀不能及。

总起来说，他们那时还没有进入阶级社会，还没有国家、法律、真性的王和酋长世袭制度。也没有文字。他们的工具也还是很原始的石器，兵器虽已用铁，由于熔铸技术的水平低下，刃皆薄小，往往用骨角来做辅助品。但是他们已经知道织布并晒海水为盐了，已经知道酿米面为酒了。

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派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海师何蛮把流求的地理位置告诉朱宽，朱宽与何蛮一同航海至流求。第二年，炀帝又叫朱宽去“慰抚”，高山族人民把常用的“布甲”送给他。大业六年，炀帝另派武贲郎将陈率众从今广东潮州泛海，到达流求。“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隋书·陈传》）。可见在此以前，高山族人民和大陆上的人民，早就有了贸易往来。

自此经历唐、宋，大陆沿海一带的居民对台湾的情况了解更多，有不少人还前去定居，他们把大陆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先进文化带到了台湾，促进了台湾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进一步密切了台湾和大陆间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隋与亚洲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隋王朝是当时亚洲最先进最昌盛的国家，和邻近各国有着广泛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

隋炀帝即位初年，曾致力谋求“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中亚的许多国家，也热情地向隋表示愿意建立友好关系，隋也主动地派遣使节，出使中亚各国。在大业初年（公元608年左右），隋炀帝曾派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出使中亚各国。同时遣云骑尉李昱出使波斯。韦节访问宾（今克什米尔）时，宾王赠送隋炀帝玛瑙杯；访问天竺的王舍城（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南）时，取得梵书的佛经；在访问史国（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沙赫里夏勃兹）时，史国王馈赠隋炀帝十名舞女以及狮子皮、火鼠毛等。韦节、杜行满等回国以后，著有《西蕃记》一书，记述当日所访问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及风俗习惯。大业五年前后，中亚国家如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搭什干）、汗（即古之大宛，北朝时之破洛那，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米国（今撒马尔罕东南之朱马巴札尔）、史国、曹国（今撒马尔罕东北之伊什特汗）、何国（今撒马尔罕西北）、穆国（今土库曼斯坦之查尔冈）、乌那曷（今阿富汗西北部之安得胡伊）、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阿姆河南）、波斯等国家，都遣使通好或发展贸易关系，各国商人“往来相继”（《隋书·食货志》）；隋王朝也特设西戎使者来负责招待中亚各国的使节和互市贸易事务。当时洛阳的丰都市上，就有中亚友好国家的商人来从事贸易。中国和中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在这一时期有了重要的发展。

隋对南海各国的关系方面，首先加强了和占婆（在今越南中南部）的经济文化交流。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曾从占婆取来佛经一百六十四，凡一千三百五十余部及昆仑书等。占婆国后来也不断遣使来隋。

大业三年，隋炀帝曾派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携带罗、等礼物五千段，出使赤土国（在今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岛南部，当由今坤甸登陆）。赤土王令国人“吹蠡击鼓”，以最隆重的仪式来迎接隋王朝的使节。到了常骏等回国的时候，赤土王派王子那邪伽伴送入隋，并回赠方物及金芙蓉冠、龙脑香等多种物品。大业十二年，婆利（今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丹丹（今马来西亚马来半岛上的吉兰丹）、盘盘（今马来西亚的加里曼丹岛北部），都派遣使节来隋。大业十三年，真腊国（柬埔寨的吉蔑王国）也派遣使节来隋。这些使节的频繁来隋，为以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往来与经济文化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隋代，中国和朝鲜半岛上的新罗、百济两国，以及海东的日本，友好关系也大有增进。隋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新罗国王即派遣使节来隋赠送方物。隋炀帝即位以后，新罗使节来隋更为频繁。百济国王在隋开皇初年，就派遣使节来隋赠送方物。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平陈之役，隋有一战舰遇风漂到百济的附庸国家耽牟罗（今济州岛），还航经过百济，百济资送甚厚。此后每隔数年，必派遣使者来隋赠送方物，隋也厚礼回赠，并时时遣使报聘，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有了发展。日本在开皇二十年遣使聘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又派使臣小野妹子入隋致国书，并赠送方物。大业四年，隋炀帝派文林郎裴世清等一行十三人出使日本，并赠送方物。裴世清返国时，日本国王又派遣小野妹子充任大使，伴裴世清来隋报聘，并馈赠方物。同时日本还派遣高向玄理等四名留学生和四名“学问僧”到中国来留学。有的留学生在中国住了二三十年之久，他们回国以后，对当时日本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都起了促进作用。隋大业十年，日本又派犬上御田锹为大使使隋，到大业十一年，他才回国。总之，中日两国经济文化交流，到隋代是开始加强了。

(1)　《北史·铁勒传》：铁勒……种类最多……并无君长，分属东西两突厥。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善于骑射。……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突厥处罗可汗击铁勒诸部，厚税敛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其变，遂聚其魁帅数百人尽诛之。由是一时反叛，拒处罗，遂立俟利发俟斤契弊歌楞为易勿真莫何可汗，居贪汗山。……莫何可汗……甚得众心，为邻国所惮，伊吾、高昌、焉耆诸国悉附之。

第三节　隋炀帝大兴土木与开凿运河

营建东都　仁寿四年（公元604年），隋文帝病死，年六十四。太子杨广继位，他就是隋炀帝。

隋文帝本来立长子杨勇为太子。由于杨勇好奢侈，多内宠，渐渐不为文帝和独孤后所喜爱。杨广是文帝次子，初封晋王，出镇扬州。他在灭陈的时候，充任行军元帅，立了大功，重臣宿将多曾由他指挥。他又联络大臣杨素，揭露杨勇的“阴事”，使勇“过失日闻”（《隋书·房陵王勇传》）。于是文帝便在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下令把太子杨勇废为庶人，而立杨广为太子。

当时宫廷里斗争很激烈，据传说，文帝就是在病重时被杨广害死的。文帝死后，杨广派人用文帝的名义，杀了杨勇，才发丧。以后杨勇的八个儿子，都被杨广杀死。

隋文帝第五子杨谅，那时以并州总管出镇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听说杨广弑父杀兄，就在这一年八月举兵，结果失败，被幽禁。并州的吏民，因杨谅这次事变的牵连而被杀和发配的有二十余万家之多。

隋炀帝杨广即位之初，第一桩大事，就是营建东都洛阳。

关中自秦开郑渠，溉田四万顷；至汉开白渠，复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史称：“关中沃衍，实在于斯。”《史记·货殖列传》称：“关中自、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可是东汉中叶以后，关中已成胡、羌杂居的地区。西晋以后，经过胡羌少数族部落贵族的长期统治，灌溉系统长期失修，并遭受破坏，农业生产量大大地下降了。到唐高宗永徽年间（公元650—655年），关中郑渠和白渠只能灌溉到一万多顷田；到了唐代宗大历（公元766—779年）初年，又减少到六千二百多顷的面积了。和汉代相比，减少了三万八九千顷之多，以每亩平均减少二石左右谷米计，就减少了七八百万石谷米之多。在产量下降的情况下，隋王朝统一南北以后的官僚机构却规模巨大，在中央的官吏人数众多，粮食的供应也就感到极端的困难。在丰收的年头，尚且要依靠关东的漕运来解决；一遇荒年，在当时的粮米运输困难条件下，自然不得不“移民就丰”了。因此北周灭北齐之后，曾一度以洛阳为东京，营建洛阳宫。到了隋文帝统治的年代，关中一遇荒年，文帝也率领大小官员，就食洛阳(1)，毋怪后代史臣要称这样的皇帝为“逐粮天子”了(2)。

隋炀帝初即位，就着手营建东都洛阳。洛阳是后来修建起来的通济渠的终点，也就是山东、江淮粮运的集中地。因此如果把它作为陪都，以后倘遇关中饥荒，上自皇帝下至各级官吏都可由关中迁移到洛阳来，减少关中粮食紧张的压力，这是比较适宜的。所以炀帝就在即位以后的第四个月——仁寿四年（公元604年）十一月，下令以洛阳为东都；并在洛阳附近置洛口、回洛等仓，储积粮米，作为荒年的准备粮。营建洛阳为东都，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有一定的意义。

有人问既然关中粮食那么困难，为什么隋王朝和以后继隋而起的唐王朝不干脆地迁都洛阳呢？这是因为隋和唐前期，王朝的经济基础是均田制，主要军事力量是府兵；而掌握隋及唐前期中央统治权力的是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先从均田、府兵来讲，山东、河北一带，自魏、齐以来就是地主经济比较发展的地区，国家掌握的土地足以供均田授予的就不多，因此，在这些地区的均田，是有名无实的；长江以南，在陈亡之后，也缺乏隋王朝推行均田制的历史记载。同时，上述地区，也不是府兵兵源所在地，如开皇十年（公元590年），“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隋书·高祖纪》），江南道到唐代也只有两个折冲府（见《新唐书·地理志》），可见政府只要求在那些地区的小农能够承担国家的田租、丁调、力役等等剥削，也就没有进一步在这些地区推广府兵制的必要了。可是关陇和河东等地区却大大不然，这些地区，地主经济比起山东、河北来，是不算发展的（长安附近除外），因此均田制能够相对地稳固住。《新唐书·地理志》载：唐代全国折冲府五百六十六（最多时六百三十四），而关中折冲府二百七十三，陇右折冲府二十九，河东折冲府一百四十一，三处合算起来，共四百四十三，占全国折冲府总数的四分之三强。唐王朝的府兵兵源分布地区，是继承隋王朝的布局而来的，从而推知隋王朝的府兵兵源地也主要在关陇与河东。

既然均田、府兵的重心在关陇、河东，尤其是关中，那么，立足在这均田、府兵基础上的隋和唐前期的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也必然把大本营安置在关中，无论隋王朝或以后继隋而起的唐王朝，都不可能放弃它们的根据地而迁都。所以隋、唐两朝虽然营建洛阳为东都，而政治中心、军事重心，还是在关中。

综上所述，炀帝的营建洛阳为东都，是适应当时情势的，并不能算坏事，问题在于炀帝用什么方法来营建东都。

炀帝在营建东都之初，以杨素为营作大监，宇文恺为副监，每月要役使民丁二百万人。“东都大城周回七十三里一百五十步，西距王城，东越瀍涧，南跨洛川，北逾谷水。宫城东西五里二百步，南北七里。”“南临洛水，开大道，对端门，名端门街，一名天津街，阔一百步，道傍植樱桃石榴两行。自端门至建国门，南北九里，四望成行，人由其下。中为御道，通泉流渠，映带其间。端门即宫南正门。”“建国门，即罗城南正门也。”城南街衢整洁，民坊“各周四里，里开四门，临大街，并为重楼，饰以丹粉。洛（水）南有九十六坊，洛（水）北有三十坊，大街小陌，纵横相对”（《大业杂记》）。又造天津桥“以架洛水，用大缆维舟，皆以铁锁钩连之，南北夹路，对起四楼”（《太平寰宇记》西京河南县）。宫城内以乾阳殿为正殿，“殿基高九尺，从地至鸱尾，高二百七十尺。十三间，二十九架，三陛重轩……云楣绣柱，华榱壁，穷轩甍之壮。其柱大二十四围，倚井垂莲（天花板），仰之者眩”。“四面周以轩廊，坐宿卫兵。……东南、西南各有重楼，一悬钟，一悬鼓。”乾阳殿北“有大业门，门内四十步有大业殿，规模小于乾阳殿，而雕绮过之”。“乾阳殿东有东上阁……乾阳殿西有西上阁。”东上阁以东有东华门，西上阁以西有西华门。出东华门东，“道北有文成门，门内有文成殿，周以轩廊”。出西华门西，“有武安门，门内有武安殿，周以轩廊”。“大业、文成、武安三殿……殿庭并种枇杷、海棠、石榴、青梧桐及诸名药奇卉。”（《大业杂记》）由于宫殿柱子的尺寸过分高大，以致在附近无法找到，故“多自豫章（郡治豫章，今江西南昌）采来，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毂（铁轮），皆以生铁为之，中间若用木轮，即火出。略计一柱，已用数十万”（《贞观政要·纳谏篇》）。“往江南诸州采大木，引至东都，所经州县，递送往返，首尾相属不绝者千里。”炀帝又在洛阳西面的“涧（今河南宜阳西南）营显仁宫，苑囿连接，北至新安，南及飞山，西至渑池，周围数百里”（《隋书·食货志》）。同时又筑西苑，名芳华苑。苑墙周围一百二十六里，北拒北邙，西至孝水，南带洛水支渠，谷、洛二水，会于其间。“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出水百余尺，台观殿阁，罗络山上。……北有龙鳞渠，萦纡注海内。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堂殿楼观，穷极华丽。宫树秋冬凋落，则剪彩为华叶，缀于条枝，色渝则易以新者，常如阳春。沼内亦剪彩为荷芰菱芡。”炀帝又下令“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由于负责营建东都洛阳的“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水镇），北至河阳（今河南孟县南），相望于道”（《资治通鉴》隋炀帝大业元年）。隋炀帝为了满足个人奢侈享乐的欲望，如此无限制地浪费人力、物力，不但严重影响农业生产，而且使广大民夫陷于饥寒交迫、死亡相继的悲惨境地。

洛阳陪都建成之后，西域诸国酋长和客商，请入洛阳丰都市交易，炀帝为了夸耀国家的富庶，“先命整饰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绐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资治通鉴》隋炀帝大业六年）新建的东都，成为隋炀帝大肆挥霍，猎奇夸富的场所，这就完全丧失了营建东都的积极意义。

隋炀帝在营建东都之初，为了使洛阳成为第二关中，曾下令“发丁男数十万掘堑，自龙门（今山西河津），东接长平（郡治丹川，今山西晋城东北）、汲郡（治卫，今河南浚县西南），抵临清关（今河南新乡东北），渡河至浚仪（今河南开封）、襄城（郡治承休，今河南汝州），达于上洛（郡治上洛，今陕西商州），以置关防”（《隋书·炀帝纪》）。

隋炀帝除了在东都洛阳营建宫室，大兴土木之外，还在江都营建宫殿。自长安至江都，沿路又“置离宫四十余所”（《资治通鉴》隋大业元年）。隋炀帝除了营建东都、江都等处宫殿之外，他还翻阅天下山川的画图，寻觅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地方，来建造离宫别馆。如汾州有管涔山（今山西宁武西南），山上有天池，气候凉爽，是夏季休养的胜地，他就在那里建造了一所汾阳宫。这除了满足炀帝的天下好风景由他一人来占有的欲望之外，是没有什么积极意义的。

运河的开凿　关陇地区的农业生产既然衰退，而江南地区经过东晋、南朝二百七十多年间劳动人民的辛勤开发，却成为“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宋书·孔季恭传论》）的富饶之区。这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重心已逐渐转移到南方，然而隋王朝的政治、军事重心，却仍旧在北方。中国的地形，由西北向东南倾斜，中国的长江大河，也大都由西向东流入大海，南北的交通，从来没有很好整顿过。隋王朝面临的历史任务，就是必须把南方的经济重心与北方的政治军事重心联系起来，使南北成为统一的整体。沟通南北的运河大工程，就是在这种新的客观形势下进行的。所以，运河的开凿，是符合时代的需要的，即使隋炀帝不开凿，也一定有其他人出来开凿这一条联系南北的新河道的。

隋代从文帝时起，就很注意水利灌溉工程的兴修(3)，尤其对运输山东之粟来接济供应关中一事，是更为关切的。文帝鉴于当时“渭水多沙，乍深乍浅，漕运者苦之”（《隋书·苏孝慈传》），乃于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命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经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转运通利，关内赖之”（《隋书·食货志》）。到了隋炀帝即位，避帝讳，改称富民渠。开皇十五年，因为底柱山水流太急，并下“诏凿底柱”（《隋书·高祖纪》），减缓黄河的水势，以便漕运。

隋代运河的开凿，可以分成五段，上面讲到富民渠，可以说是运河的第一段。

第二段为通济渠。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复自板渚（板渚在虎牢东）引河历荥泽（今河南郑州西北）入汴；又自大梁（今河南开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资治通鉴》隋炀帝大业元年）。在通济渠开凿以前的汴河，由黄河流至开封以东的雍丘（今河南杞县）附近，便东流至徐州，再南流与泗水同入淮河。这段运河开凿以后，汴河由黄河流至雍丘一段，完全与旧日的汴河河道相同，但到达雍丘附近后，却东南流至泗州，注入淮河。这样，南北水路的运输线就大大地缩短了。在隋炀帝所开凿的运河中，这是最重要的一段，它把黄河和淮河联系起来。通济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种榆柳，自东都至江都，二千余里，树荫相交”（《大业杂记》）。

第三段是山阳渎。炀帝也在大业元年，“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今江苏淮安）至扬子（今江苏扬州南）入江”（《资治通鉴》隋炀帝大业元年），长三百余里，宽四十步。邗沟，是春秋末年吴王夫差所开的渠道。山阳渎就是利用旧有的邗沟，加深加宽而修成的，它把淮河和长江连接起来。

第四段是江南河。隋炀帝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下“敕穿江南河，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八百余里，广十余丈”（《资治通鉴》隋大业六年）。据南宋陆游《入蜀记》：“自京口抵钱塘，梁陈以前不通漕，至隋炀帝始凿渠八百里，皆阔十丈，夹冈如连山，盖当时所积之土。”隋代也是把旧有河道，加深加宽，使长江和钱塘江联结了起来。

第五段是永济渠。隋炀帝于大业四年，下“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治蓟，今北京）”（《隋书·炀帝纪》）。“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就是疏浚沁水下游，南达黄河，在沁水下游则向东开道凿渠，拦截住沁水和清水、淇水，不让它们流入黄河而流入白沟（即今卫河），加大白沟的流水量。漕运就是由黄河入白沟即卫河，到达天津市附近，再由卫河转入潞河，直达涿郡附近。这一条渠开凿时，因疏浚旧道，工程浩大，丁男不够，开始征发妇女服役。这一条河后世称之为北运河。

因为通济渠以汴水为主干，永济渠以白沟、淇水为主干，所以唐人诗文中往往简称这两条河渠为“淇、汴”，就是这个道理。

这几条使南北贯通起来的运河，是7世纪初叶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当时直接参加运河开凿工程的有几百万人，他们用自己的劳动、智慧和创造力，克服种种困难，胜利完成了这一历史的巨大任务。

这条运河通运以后，第一，它把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联系起来，从此大大地缩短了南北的距离，便利了南北的交通；第二，它使南北物产的交流有了通畅的渠道，对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以后沿运河的干线上，兴起了许多商业城市，这些城市都因为所处地理位置的优越而繁荣起来，通济渠南端的扬州（江都），便逐渐形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第三，它还使继隋而兴的唐、宋王朝，由于南北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密切而愈趋稳固，从而也加强了全国的统一。在海运尚未畅通以前，在内地的陆上交通尚未采用新式交通工具以前，运河一直是国内沟通南北的大动脉。

运河在经济上的积极作用，唐、宋时代的人已经作了高度的评价。《元和郡县图志》河阴县下云：“炀帝……开通济渠……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焉。”皮日休也指出：“隋之疏淇、汴……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今自九河外，复有淇、汴……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汴河铭》）。他还做了一首诗来歌颂这一开凿运河的伟大业绩，诗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汴河怀古》）宋人卢襄在《西征记》（《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四十引）中也说：“遂念隋大业间所以浚辟使达于扬子，不过事游幸尔。……今则每岁漕上给于京师者数千百艘，舳舻相衔，朝暮不绝，盖有害于一时，而利于千百载之下哉！”这些论调，对隋的开凿运河基本予以肯定，个人是完全赞同的。但是也无可讳言，隋炀帝以及唐、宋的统治者，利用运河的沟通南北，来肆意掠夺江南人民的财富，江南物资的北调，正好说明江南人民所受剥削的加重。所以晚唐诗人李敬方在《汴河直进船》诗中写道：“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生民，避唐太宗讳改）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我们在肯定开凿运河的历史意义时，也得看到“取尽脂膏是此河”这一令人瞩目的事实。

这条运河在开凿过程中，无论通济渠、永济渠，都动员了上百万的民夫。通济渠在大业元年三月开凿，同年八月就通航了。永济渠在大业四年正月开凿，也不到几个月就通航了。这样巨大的工程，是在官吏督役严急的情况下迅速完成的，不可避免地给人民带来了很多苦难。掘河的民夫，经久不息地劳动，受冻挨饿，加上疾病侵袭，死亡的人数在半数以上(4)。

作为隋的最高统治者隋炀帝，他开凿运河主要是为了加强统治和榨取江南人民，也带有便于他本人巡游享乐的动机。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他在下令开凿通济渠的同时，派官吏往江南造龙舟及各色船只数万艘。同年八月，通济渠这一段运河刚凿通，隋炀帝就带了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并十二卫禁卫军士，浩浩荡荡，乘舟前往江都。皇帝坐四层龙舟，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上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这在本章第一节里已经介绍过了。皇后乘翔螭舟，制度稍小，华丽无异。此外还有浮景、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玄武、飞羽、青凫、陵波、板、黄篾等数千艘。共用挽船夫工八万人。拉帝、后、妃、嫔、亲王、公主的挽夫有九千余人，称为“殿脚”，“皆以锦彩为袍”（《资治通鉴》隋大业元年），“执青丝缆（拉纤绳）挽船”（《隋书·食货志》）。另外又有平乘、青龙、艨艟、艚、八、艇舸等数千艘，分载十二卫禁卫军士以及兵器幕帐，由兵士自己轮番牵拉，不给挽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照耀川陆，骑兵翊两岸而行，旌旗蔽野。所过州县，五百里内，皆令献食”（《资治通鉴》隋大业元年），“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隋书·食货志》）。由是“多者一州至百舆，极水陆珍奇；后宫厌饫，将发之际，多弃埋之”（《资治通鉴》隋大业元年）。大业二年，隋炀帝从江都走陆路回东都洛阳时，又赶造辂辇车舆，作黄麾三万六千人仗。车舆旌旗，百官仪服，“所役工十余万人，用金银钱帛巨亿计”。“课州县送羽毛，民求捕之，网罗被水陆，禽兽有堪氅之用者，殆无遗类”（《资治通鉴》隋大业二年）。农民如果捕不到炀帝规定所要的飞禽羽毛，只好向豪富蓄积之家去买，羽毛价格腾贵到翟雉尾一枚，值缣十匹，白鹭羽一枚，值缣五匹。这样，不知加重了人民多少额外负担，浪费了民间多少物资。

修驰道与筑长城　隋炀帝除了营建东都洛阳与开凿几条运河以外，他还在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巡行北方时，“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隋书·炀帝纪》）。及登太行山，又开直道九十里。还派人去说服附塞的突厥启民可汗，令动员突厥民众，“发榆林（郡治榆林，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北境，至于其牙（大利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又东达于蓟（今北京市），长三千里，广百步。举国就役，而开御道”（《隋书·长孙览传从子晟附传》）。

隋文帝在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四月，“发稽胡修筑长城，二旬而罢”（《隋书·高祖纪》）。开皇五年又“发丁三万，于朔方（郡治岩绿，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南白城子）、灵武（郡治回乐，今宁夏灵武西南）筑长城，东距河，西至绥州（治上县，今陕西榆林东南），绵历七百里”（《资治通鉴》陈至德三年）。开皇六年，又下令“发丁男十一万，修筑长城，二旬而罢”。开皇七年，又下令“发丁男十万余修筑长城，二旬而罢”（《隋书·高祖纪》）。到了隋炀帝大业三年出巡榆林北境时，又下令“发丁男百余万，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今内蒙古南部，山西西北长城外的浑河），一旬而罢，死者十五六”（《隋书·炀帝纪》）。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又下令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谷（胡三省谓当在榆林西）而东。这两次隋炀帝修筑长城的目的，是保护附塞突厥启民可汗，使他不受来自北方的侵袭。可是在两次修筑长城工程的过程中，民夫间关跋涉，因疾病和饥寒暑热而死的，占民夫总数的半数以上，代价是巨大的。

(1)　《隋书·高祖纪》：开皇四年（公元584年）九月甲戌，驾幸洛阳，关内饥也。开皇五年四月戊申，车驾至自洛阳。

《隋书·高祖纪》：开皇十四年八月辛未，关中大旱，人饥，上率户口就食于洛阳。　开皇十五年三月己未，至自东巡狩。

《隋书·高祖纪》：及（开皇十五年）东拜太山，关中户口就食洛阳者，道路相属。

(2)　《资治通鉴》唐中宗景龙三年（公元709年），关中饥，米斗百钱，运山东、江、淮谷输京师，牛死什八九。群臣多请车驾复幸东都……上怒曰：“岂有逐粮天子邪！”乃止。

(3)　隋代除了开凿运河以外，在隋文帝时，还修建了许多水利工程。如：

《隋书·高祖纪》：开皇二年三月，开渠，引杜阳水于三原。

《隋书·郭衍传》：开皇元年……突厥犯塞，以衍为行军总管，领兵屯于平凉，数岁，虏不入。征为开漕渠大监。部率水工，凿渠引渭水，经大兴城北，东至于潼关，漕运四百余里，关内赖之，名之曰富民渠。

《隋书·宇文恺传》：后决渭水达河，以通运漕，诏恺总督其事。

《读史方舆纪要》：隋开皇四年，又以渭水多沙，深浅不常，漕者苦之。诏宇文恺凿渠引渭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里，名广通渠，漕运通利。

《元和郡县图志》河东道太原府晋阳县条：晋水，其南派，隋开皇四年，东南流入汾水。　晋泽在〔晋阳县〕西南六里，隋开皇六年，引晋水溉稻田，周回四十一里。

《通典·州郡典》洛州河阴条：其汴口堰，在〔河阴〕县西二十里，又名梁公堰，隋文帝开皇七年，使梁睿增筑汉古堤，遏河入汴也。

《通典·州郡典》朗州武陵条：有纯纪陂，今名白马陂。隋开皇中，刺史高难陀修，其利不减郑、白二渠。

《隋书·薛胄传》：先是（隋开皇中，薛胄为兖州刺史），兖州城东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泛滥大泽中。胄〔乃于城东二水交流之处〕遂积石堰之，使决令西注，陂泽尽为良田。又通转运，利尽淮海，百姓赖之，号为薛公丰兖渠。

《读史方舆纪要》山西临晋县条，姚暹渠在县东南，源出夏县巫咸谷，流经安邑县及解州，又西流入县境。本名永丰渠，隋大业中，都水监姚暹重开故渠，因曰姚暹渠。

(4)　《开河记》：诏发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者皆至，如有隐匿者斩三族。……丁夫计三百六十万人。乃更五家出一人，或老或幼或妇人等，供馈饮食。又令少年骁卒五万人，各执杖为吏，如节级、队长之类，共五百四十三万余人。……〔渠成〕点检丁夫，约折二百五十万人；其部役兵士，旧五万人，折二万三千人。

第四节　隋末农民大起义与隋王朝的倾覆

隋炀帝对高句丽战争的失败　在均田制和府兵制相结合的基础上强盛起来的隋王朝，其王权是高度集中的。这种高度集中的王权，在举办国内水利等公共事业和加强国防力量等方面有一定的优越性。隋王朝前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较大的发展。所以隋在短短二三十年中，成为当时的强盛国家。隋文帝筑大兴城，炀帝营建东都、开凿运河、筑驰道、修长城，都是这方面的具体表现。但另一方面，这种高度集中的封建王权，有时并不会给人民带来幸福，甚至可能会发展到滥用民力与穷兵黩武的地步。隋炀帝的“急徭卒（猝）赋”和进攻高句丽，就是这种封建王权高度集中的另一结果。

在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二月，高句丽王高元曾率万余骑进攻辽西（郡治柳城，今辽宁朝阳），隋文帝便征发水陆军三十万人进行反击，但以“馈运不继，军中乏食，复遇疾疫”（《资治通鉴》隋开皇十八年）的关系罢兵。

大业六年，隋炀帝便在山东（指今山东、河北及河南的东北部）设置军府，“扫地为兵”（《隋书·食货志》），扩大了府兵分布地区。同时又下令民户养马以供军役。到次年进攻高句丽时，并以东莱（郡治掖，今山东莱州）为海军的基地，涿郡（治蓟，今北京）为陆军集中的基地，“总征天下兵，无问远近，俱会于涿”。“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执盾和小槊）三万人”（《资治通鉴》隋大业七年）北上，充实海军。到大业八年春，集中在涿郡的兵士共一百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称二百万。

隋炀帝又命令在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供应海军；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往高阳（今河北高阳），供载衣甲缦幕”（《资治通鉴》隋大业七年）之用。同时还征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只，把黎阳和洛口一些仓库的积存粮食运往涿郡，船只首尾相接，长达一千多里。又发鹿车（手推小车）夫六十多万，规定二人推米三石，运往泸河镇（今辽宁义县境）和怀远镇（今辽宁北镇）。

这次征调的规模是空前的，负担兵役的有一百十多万人，负担运输等徭役的比这个数目要加一倍以上，总计有三百四五十万人左右，约占隋王朝总人口的十三分之一强。而所征调的又绝大部分是丁壮，如平均总户口中五口有一丁壮的话，那么三百四五十万人要占全国丁壮总数的十分之四强了。这样大规模的征调，必然会招致严重的后果，以致“老弱耕稼不足以充饥馁，妇工纺织不足以赡资装”（《隋书·食货志》），甚至发展到“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加之饥馑，谷价踊贵”（《资治通鉴》隋大业七年）的地步。

大规模的征发和严急的政令，给全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祸。在东莱海口造船的工匠，由于官吏督役严急，以致强迫他们日夜站立水中，不敢休息，从腰部以下都生出蛆来，十个人里面死掉三四个。从事内地水陆运输工作的江淮民夫，有几十万人，也是昼夜不绝地运送军事物资及粮刍，因劳累过度，以致“死者相枕，臭秽盈路”（《资治通鉴》隋大业七年）。

贪官污吏还趁机大捞一把。每当官府征调物资，贪官污吏必先用贱价收买所需要的物资，然后发布命令，让民户出高价向他们买取缴纳，一转手之间，他们就发了几倍甚至几十倍的钱财，弄得百姓困穷，财力俱竭。

在这样情势下，隋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了。进攻高句丽，就成为隋末农民大起义爆发的导火线。

大业八年（公元612年）春，隋炀帝从涿郡出发，进攻高句丽。大军一百多万，除海军外，陆军编成二十四军，分左右两翼，每翼各十二军。从第一军开始出动，到最后一军出发完毕，前后相隔四十天。每军“相去四十里，连营渐进……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天子六军……前后……又亘八十里，通诸道合三十军，亘一千四十里”（《隋书·礼仪志》）。

《孙子·谋攻篇》说：“将能而君不御者胜。”这就是说将帅应该有灵活指挥战争的主动权；隋炀帝漠视了这个真理，竟然规定“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毋得专擅”（《资治通鉴》隋大业八年），一切军事行动，将帅都要听候他的命令。这样一来，某些战役，便因大将的不能独立指挥与机动作战而失败了。

隋军于大业八年三月十四日开抵辽河前线，经过几天的激战，才渡河进围辽东城（即汉辽东郡治襄平城，今辽宁辽阳北七十里）。高句丽坚守辽东城不下，胶着了隋军数十万人，使他们无法前进。

这年六月，统率海军的大将来护儿，率江、淮水军，舳舻数百里，自东莱泛海，进至水（今朝鲜大同江），企图乘胜攻下平壤。来护儿自率精甲四万人，直造平壤城下。高句丽伏兵城中，“出兵与护儿战而伪败，护儿逐之入城，纵兵俘掠，无复部伍。伏兵发，护儿大败，仅而获免”（《资治通鉴》隋大业八年）。四万精锐，折损得只剩下几千人。来护儿只得把军队撤退至海上。

隋炀帝欲求速战速决来获得胜利，因此除自己留在辽东，围攻辽东城外，命九军渡鸭绿水（今鸭绿江），直趋平壤。这九军士兵，在出发时，“人马皆给百日粮，又给排甲枪槊，并衣资、戎具、火幕，人别三石已上，重莫能胜致。〔隋炀帝〕下令军中：‘士卒有遗弃米粟者斩！’军士皆于幕下掘坑埋之，才行及中路，粮已将尽”（《资治通鉴》隋大业八年）。高句丽的将领知道隋军给养困难，无法持久，乃以诱敌深入的战术，对渡过鸭绿水的隋军，更诱引他们渡过萨水（今朝鲜清川江）。隋军渡萨水，去平壤三十里，因“士卒疲弊，不可复战”（《隋书·宇文述传》），粮食给养，更成为严重的问题；同时自来护儿海军撤退之后，也失去了海上的呼应。这样，隋军不得不赶紧撤退。在撤退的途中，受到高句丽军的四面袭击。七月二十四日，隋军退至萨水，军队刚渡过一半，又受到高句丽军的袭击，“于是诸军俱溃，不可禁止，将士奔还，一日一夜至鸭绿水，行四百五十里”。“初九军渡辽，凡三十万五千，及还至辽东城，唯二千七百人，资储器械巨万计，失亡荡尽。”（《资治通鉴》隋大业八年）七月二十五日，隋炀帝也不得不放弃了攻取辽东城的计划，率军退渡辽河，回到辽西。隋炀帝第一次进攻高句丽就这样失败了。

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正月，隋炀帝发动了第二次对高句丽的战争。四月二十七日，隋军再渡辽河，围攻辽东城，直到六月，未能攻下。先是隋炀帝命礼部尚书杨玄感驻黎阳督运军粮，这一年的六月初三日，玄感在黎阳举兵，进围东都洛阳，众至十万。隋炀帝得到杨玄感起兵的消息，就急忙退兵，第二次进攻高句丽的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大业十年（公元614年）二月，隋炀帝还想发动第三次攻势，下诏征天下兵，“百道俱进”（《隋书·炀帝纪》）。三月间，炀帝亲至涿郡，七月前往辽西，来护儿的海军也曾指向平壤。但是这时隋王朝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所征调的士兵多不能按期到达，有的在路上相继逃亡，因而就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攻势。

连年不断的徭役，特别是为三次进攻高句丽而进行的全国性的大征调，“行者不归，居者失业……邑落为墟”（《隋书·炀帝纪》）。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到处发生饥荒，贫苦农民“皆剥树皮而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捣藳（稻草）为末而食之”（《隋书·食货志》）。同时由于“转输不息，徭役无期，士卒填沟壑，骸骨蔽原野”，天灾人祸交迫，致使“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隋书·杨玄感传》）。人民为了逃避徭役，不惜残损自己的手足，称为“福手福足”（《资治通鉴》唐贞观十五年），进行消极抵制；到后来实在活不下去，就揭竿而起，拿起锄头、铁耙来同统治阶级搏斗了。

隋末农民大起义　隋在大业五年（公元609年），西破吐谷浑，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是时“西京诸县及西北诸郡，皆转输塞外，每岁巨亿万计；经途险远及遇寇抄，人畜死亡不达者，郡县皆征破其家。由是百姓失业，西方先困矣”（《资治通鉴》隋大业五年）。因此，在大业六年，洛阳就爆发了以弥勒教为组织手段的人民起义。就在正月初一这一天，有几十个人，白衣白帽，焚香持花，自称弥勒佛，闯进洛阳最居中的皇城南门——建国门，夺取卫士武器，想要攻入皇宫。结果起义失败，炀帝命闭洛阳城门搜索起义群众，牵连而死的有一千余家之多。同年六月，在雁门郡（治雁门，今山西代县）爆发了以尉文通为首众至三千人的农民起义。同年十二月，在珠崖郡（治义伦，今海南儋州）爆发了以王万昌、王仲通兄弟为首的农民起义。这时隋统治势力还巩固，所以上述的三次起义，很快都被镇压下去。

接着隋炀帝三次进攻高句丽，兵役、徭役，急征暴敛，人民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于是波澜壮阔的农民大起义爆发了，反兵役、反徭役，成为这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中心内容。

农民起义首先在山东地区（今山东、河北及河南的东北部）发动，由于这一地区本来是世家大族地主经济比较发展，均田最不巩固的地区，掌握在政府手里的土地素来就不足，所谓“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小又少”（《隋书·食货志》）于二十亩之数。土地不足，而田租、丁调却是根据足额的应受田数来征收的。同时自隋炀帝即位以来，各项沉重的力役，特别是对高句丽战争的大规模征调，极大部分都压在这一地区田亩不足负担沉重的小农头上，因此这一地区人民的生活非常困苦。而且山东、河北地区又是隋王朝进攻高句丽的军事前沿基地，进攻高句丽的军队大都在河北涿郡和山东东莱两处集结，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又在山东地区设置军府，“扫地为兵”（《隋书·食货志》），战争发动之后，又在这一地区征发了数目在六七十万以上的民夫来从事运输工作，因此，这一地区的人民负担兵役和徭役也特别沉重，而水旱虫灾，又不断袭击这一地区。大业七年的秋季，“大水，山东、河南漂没三十余郡，民相卖为奴婢”（《隋书·炀帝纪》）。大业八年，“大旱疫，山东尤甚”（《资治通鉴》隋大业八年）。极大多数农民活不下去，“重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资治通鉴》隋大业七年）。这样，以反兵役、反徭役，其后甚至发展为反人身依附为中心内容的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首先在这一地区爆发了。

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齐郡邹平（今山东邹平）人王薄在长白山（今邹平南）首先发动起义。他自称知世郎，意思是“时事可知”，看准隋王朝要灭亡。他作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1)，来鼓舞起义群众的士气，号召农民对隋统治阶级进行武装斗争。在王薄起义的影响下，山东地区人民纷纷揭竿而起，平原（今山东平原西南）人刘霸道在“负海带河，地形深阻”（《资治通鉴》隋大业七年）的豆子（在今山东惠民境），领导了十余万人，举起反隋起义的旗帜。漳南（在今山东夏津北）人孙安祖，不堪隋朝官吏的压榨和迫害，也刺杀了县令，占据了“葭薍阻奥”，“广袤数百里”（《新唐书·窦建德传》）的高鸡泊（今山东夏津北）。县（今山东夏津）人张金称聚众于“阿阻”，蓨县（今河北吴桥西北）人高士达，领导农民千余人，在清河（郡治清河，今河北清河西北）境内，举行起义。当时有漳南人窦建德，因为和孙安祖有联系，家属全被官府捕杀，于是窦建德就带领几百名逃避兵役的农民投奔高士达。后来孙安祖为张金称所杀，以前由孙安祖领导的高鸡泊这支农民起义军，就全归窦建德指挥，不久，这一支起义军的人数很快发展到一万人以上。

这几支农民起义军的力量，开初虽还不够强大，每支不过几百人，多的有千余人，但由于反兵役、反徭役的目标很明确，这是符合当时广大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的；同时农民起义军所占领的几个据点，所处地段又非常优越，它足以扼住南北大动脉运河的咽喉，所以农民起义军力量很快便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迅速发展而日益发展壮大起来。

大业九年（公元613年），隋炀帝发动了第二次对高句丽的战争，以反兵役、反徭役、反人身依附为中心内容的农民大起义也更迅速地高涨起来，农民起义不仅遍及山东、河北各地，而且发展到全国的范围。原有的农民起义军，也扩大了他们的占领区，壮大了他们的起义队伍，每支都发展到几万人乃至几十万人之多。

在大业九年上半年中新起来的农民起义军有：一、正月，平原郡（治安德，今山东陵县）爆发了以杜彦冰、王润等为首的农民起义；二、同月，平原郡又爆发了以李德逸为首的农民起义；三、同月，灵武郡（治回乐，今宁夏灵武西南）爆发了以白榆娑为首的农民起义(2)；四、二月，济北郡（治卢，今山东茌平西南）爆发了以韩进洛为首，众至数万人的农民起义；五、三月，济阴郡（治济阴，今山东定陶西南）爆发了以孟海公为首，众至数万人的农民起义；六、同月，北海郡（治益都，今山东青州）爆发了以郭方预为首，众至三万人的农民起义；七、五月，济北郡又爆发了以甄宝车为首，众至一万余人的农民起义。迅速高涨起来的农民起义浪潮，给隋统治阶级以严重的打击。在农民起义的巨浪冲击之下，隋统治阶级内部大分裂。这一年六月，杨玄感于黎阳起兵反隋。

杨玄感，弘农杨氏之后，祖杨敷，北周大将军，父杨素，隋司徒，都是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尤其是杨素，从开皇十二年为尚书右仆射时起，到大业二年任司徒时身死，前后做了十五年宰相。杨素有灭陈大功，为隋文帝亲信。炀帝即位以前，素又参与夺嫡事件，为炀帝效力，所以威权无比。玄感袭父爵楚国公，官至礼部尚书。炀帝进攻高句丽，命玄感于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督运粮米。杨玄感看到隋政已乱，他想从炀帝手中夺取政权，代隋称帝，就在黎阳起兵，由黎阳进攻洛阳，在两三个月之内，他的队伍从一万多人发展到十多万人，当时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的子弟如李弼的曾孙李密、韩擒虎的儿子韩世谔、来护儿的儿子来渊、裴蕴的儿子裴爽、郑善果的从孙郑俨等，也都纷纷参加杨玄感的军队。

可是杨玄感不听从李密建议的上策：趁辽东战争陷于胶着状态之际，“长驱入蓟（今北京），据临渝（今河北秦皇岛西南）之险，扼其咽喉”（《资治通鉴》隋大业九年），使隋炀帝进退失据，不战而擒；也不听从李密建议的中策：提兵西进，经城不攻，直取长安，占领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的根据地和府兵兵源的主要供给地；而采用了李密提出的下策：进攻东都洛阳。结果顿兵洛阳坚城之下，旷日持久，围攻了四五十天，未能将洛阳攻下，隋炀帝的大军却从辽东前线撤回，向玄感军展开反攻，玄感终于兵败自杀了。

杨玄感的起兵，虽然很快失败，但促使农民起义蓬勃发展。当时在河南方面起兵响应杨玄感的有梁郡（治宋城，今河南商丘西南）的韩相国，这支力量很快地发展到十多万人。

截至大业九年年底为止，农民起义的次数越发频繁，农民军的队伍也更加壮大。一、七月，余杭（今浙江杭州）爆发了以刘元进为首，众至数万人的农民起义，八月，昆山（今江苏昆山）人朱燮、晋陵（今江苏常州）人管崇拥众十余万，与元进联兵反隋；二、八月，信安郡（治高要，今广东高要）爆发了以陈为首，众至三万人的农民起义；三、九月，济阴郡爆发了以吴海流为首，东海郡（治朐山，今江苏连云港西南）爆发了以彭孝才为首，众各至数万人的农民起义；四、同月，苍梧郡（治封川，今广东封川）爆发了以梁慧尚为首，众至四万人的农民起义；五、同月，东阳郡（治金华，今浙江金华县）爆发了以李三儿、向但子等为首，众至一万余人的农民起义；六、十月，东郡（治白马，今河南滑县）爆发了以吕明星为首，众至数千人的农民起义；七、同月，平原郡又爆发了以郝孝德为首的农民起义；八、同月，厌次（今山东惠民南）爆发了以格谦、孙宣雅等为首，众各至十万人的农民起义；九、同月，齐郡（治历城，今山东济南）爆发了以孟让为首，众至十余万人的农民起义；十、十二月，扶风郡（治雍，今陕西凤翔）爆发了以沙门向海明为首，众至数万人的农民起义。大业九年，农民革命运动的进一步高涨，不但表现在起义队伍人数的激增上，尤其表现在起义者的名号上。刘元进在余杭称天子，格谦在渤海（治阳信，今山东阳信西南）称燕王，孙宣雅称齐王，向海明在扶风称皇帝，年号白乌，他们已经公开称王称帝，建立年号，不是一般的反隋了。

大业十年（公元614年）的农民起义有：一、二月，扶风郡爆发了以李弘、唐弼等为首，众至十万人的农民起义；二、四月，彭城郡（治彭城，今江苏徐州）爆发了以张大彪为首，众至数万人，占据悬薄山的农民起义；三、五月，琅邪郡（治临沂，今山东临沂）爆发了以宋世谟为首的农民起义；四、同月，延安郡（治肤施，今陕西延安）爆发了以稽胡族人刘迦论为首的农民起义；五、六月，建安郡（治闽，今福建福州）爆发了以郑文雅、林宝护等为首，众至三万人的农民起义；六、十一月，长平郡（治丹川，今山西晋城）爆发了以司马长安为首的农民起义；七、同月，离石郡（治离石，今山西离石）爆发了以稽胡族人刘苗王为首，众至数万人的农民起义；八、同月，魏郡林虑县（今河南林州）爆发了以王德仁为首，众至数万人，保据林虑山（在林州西二十里）的农民起义。大业十年的农民起义运动中，也有不少农民军领袖称王称帝，如李弘自称天子，唐弼自称唐王，刘迦论自称皇王，建年号曰大世，刘苗王自称天子，刘苗王弟刘六儿自称永安王之类，公开反隋。

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的农民起义有：一、二月，北平郡（治卢龙，今河北卢龙）爆发了以杨仲绪为首，众至一万余人的农民起义；二、同月，上谷郡（治易，今河北易县）爆发了以王须拔、魏刀儿为首，众各至十余万人的农民起义；三、七月，淮南郡（治寿春，今安徽寿县）爆发了以张起绪为首，众至三万人的农民起义；四、十月，彭城郡又爆发了以魏麒麟为首，众至一万余人的农民起义；五、先是祝阿（今山东禹城西南）爆发了以卢明月为首，众至十余万人的农民起义，这时候这一支农民起义军开始向陈（陈州淮阳郡，治宛丘，今河南淮阳）、汝（汝州襄城郡，治承休，今河南临汝）一带移动；六、这一年，龙门（今山西河津）爆发了以毋端儿为首的农民起义；七、同年，绛郡（治正平，今山西新绛）爆发了以敬盘陀、柴保昌等为首，众至数万人的农民起义。这一年农民起义军中领袖建立名号的，有王须拔在上谷自称漫天王，建国号曰燕；李子通率领农民军自连云港一带向淮南移动，自称楚王，建年号曰明政。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的农民起义有：一、正月，灵丘（今山西灵丘）爆发了以翟松柏为首，众至数万人的农民起义；二、二月，东海郡爆发了以卢公暹为首，众至万余人，保据苍山（在今江苏灌云境内）的农民起义；三、四月，有以魏刀儿别将甄翟儿为首，众至十万人，进攻太原的农民起义；四、七月，冯翊郡（治冯翊，今陕西大荔）爆发了以孙华为首的农民起义；五、八月，恒山郡（治真定，今河北正定）爆发了以赵万海为首，众至数十万人的农民起义；六、九月，东海郡又爆发了以杜扬州、沈觅敌等为首，众至数万人的农民起义；七、同月，安定郡临泾县（今甘肃镇原）爆发了以荔非世雄为首的农民起义；八、十二月，鄱阳郡（治鄱阳，今江西波阳）爆发了以操师乞为首的农民起义，师乞战死，师乞部将林士弘继续领导农民起义军，攻破九江、庐陵等郡，人数发展到几十万人之多。这一年，农民起义军领袖建立名号的，如操师乞于鄱阳自称元兴王，建年号曰天成；林士弘于鄱阳自称楚皇帝，建年号曰太平。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的农民起义有：一、正月，鲁郡（治瑕丘，今山东兖州）爆发了以徐圆朗为首的农民起义；二、同月，弘化郡（治合水，今甘肃庆阳）爆发了以稽胡族人刘企成为首，众至万余人的农民起义；三、二月，上谷郡又爆发了以王子英为首的农民起义；四、三月，庐江郡（治合肥，今安徽合肥）爆发了以张子路为首的农民起义；五、同月，庐江郡又爆发了以李通德为首，众至十万人的农民起义；六、十月，太原郡爆发了以杨世洛为首，众至万余人的农民起义；七、十一月，张掖郡（治张掖，今甘肃张掖）爆发了以中亚胡康老胡为首的人民起义；八、十二月，桂阳郡（治郴，今湖南郴州）爆发了以曹武彻为首的农民起义；九、同月，有以张善安为首的农民起义军，自方与（今山东金乡东南）向南移动，攻占了庐江郡(3)。截至这时为止，南至闽江流域、珠江流域，东至太湖流域、钱塘江流域，西北尽河西走廊，东北尽临渝关，到处都出现了人数以数万人以至数十万人计的农民起义军队伍。有人统计过，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军一共有一百三四十支，参加起义军的人数总数在四五百万人以上，约占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隋王朝和独夫隋炀帝就是在这样漫天遍野农民起义火焰中举行它的葬礼的。

农民起义军艰苦斗争的历程　隋末农民起义一开始，由于起义群众一般缺乏事先准备，起义军又过于分散，起义军的流动性也较大，没能及时地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加上隋王朝从隋文帝开皇三年起就下令收天下兵器，大刀长槊都被销毁，到了隋炀帝大业五年，连“民间铁叉、搭钩、刃之类”（《隋书·炀帝纪》），也被收官销毁。所以农民起义军不但配备简陋，而且严重缺乏作战武器；加之缺乏战斗经验，这样，农民起义军当时还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而农民起义军所面临的敌人——隋统治阶级，力量却非常强大，它既掌握了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一百多万军队，又拥有从人民那里剥削来的大量财富，这个隋的国家机器也还发挥它镇压人民的作用，所以它暂时是处于优势地位的。但从战争的发展形势看来，由于隋统治阶级不得人心，愈来愈弱，双方力量的对比，正在明显地变化着。

由于农民起义军还处于劣势地位，它所进行的斗争是非常艰苦的。农民起义军一开始就受到隋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山东、河北地区是农民起义的发源地，因此，这个地区首先遭到隋军的攻击。

在长白山首义的王薄队伍，不久就发展到几万人。大业九年春天，开始向鲁南移动，结果在泰山附近，遭到隋军张须陀部的堵击，损失很大，只得向北折回。后来王薄和豆子的农民起义军孙宣雅、石、郝孝德等部联合起来，共十多万人，进攻章丘（今山东章丘北），又被隋军张须陀部训练有素的二万步骑所击败。王薄无法取胜，只好和孟让联军，保据长白山。张须陀会合隋军周法尚部，向长白山进兵。在隋军的优势兵力下，孟让、左才相等部农民起义军夺围折向淮南，只留王薄部仍在齐郡一带，牵制隋军。孟让部快到达淮南地区的时候，遭到隋军陈、王世充部的合击，盱眙（今江苏盱眙东北）一战，农民起义军被击败，全军溃散，孟让只得率领残部向北退走。

大业十年，在齐郡一带活动的农民起义军左孝友部，人数发展到十余万人，屯据蹲狗山，受到隋军张须陀部的攻击，全军溃散。屯据于祝阿（今山东禹城西南）的卢明月部农民起义军，本来想向河北方向发展，也在这一年年底，被张须陀击败，被迫转向河南方向移动。这支农民起义军人数一度发展到四十余万人，但是最后在南阳一带还是被隋军王世充部击破，卢明月战死，全军溃散。

在县（今山东夏津）一带活动的农民起义军张金称部，曾攻占附近城邑，并和清河（今河北清河西北）的农民起义军高士达部、厌次（今山东惠民南）的农民起义军孙宣雅部联合，人数发展到几十万人，一度攻下隋的重镇黎阳。后来与隋军杨善会部相持两年之久，到了大业十二年的冬天，张金称和高士达先后被隋军杨义臣部击败，张金称为杨善会所俘，壮烈牺牲。高士达在与杨义臣交战中，阵上被杀。

其他地区的农民起义军，也和山东、河北地区的农民起义军一样，遭到隋统治阶级的残暴镇压和疯狂屠杀。大业九年，在襄城一带活动的农民起义军韩相国部十余万人，为隋军击败，韩相国被俘牺牲。在江南地区活动的农民起义军刘元进、朱燮、管崇等，人数发展到二十多万人，也被隋军王世充部镇压下去。在扶风一带活动的农民起义军向海明部，为隋军杨义臣部所击灭。大业十年，在彭城一带活动的张大彪，被隋军董纯部所击溃，张大彪被杀。在沂水一带活动的农民起义军彭孝才部，也被隋军董纯部击败，孝才被俘，裂而死。在延安一带活动的农民起义军刘迦论部，受到隋军屈突通部的攻击，刘迦论兵败被杀。

隋统治阶级对农民军的镇压，是极其残酷的。

张须陀等在镇压农民起义军时，杀人动以万计。杨玄感兵败后，隋炀帝对治狱的臣下说：“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无以惩后。”（《资治通鉴》隋大业九年）东都留守樊子盖、御史大夫裴蕴秉承炀帝的意志，用严刑峻法来治狱，坑杀了三万多人。王世充击溃江南地区以刘元进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时，也坑杀了三万多人。《贞观政要·君臣鉴戒篇》载：隋时“有‘盗’发，炀帝令於士澄捕逐，但有疑似，苦加考掠，枉承‘贼’者二千余人，并令同日斩决。大理丞张元济怪之，试寻其状，乃有六七人，‘盗’发之日先禁他所，被放才出，亦遭推勘，不胜痛苦，自诬行‘盗’。元济因此更事究寻，二千人内，惟九人逗遛不明，官人有谙识者，就九人内，四人非‘贼’。有司以炀帝已令斩决，遂不执奏，并杀之”。这说明隋炀帝想采用血腥屠杀的恐怖政策来恐吓人民，但是这种血腥的屠杀政策，不但没有吓倒农民起义中的人民，反而“举天下之人，十分九为‘盗贼’”（《隋书·食货志》），使更多的人民参加到农民起义军中去。政府军“虽频战克捷，所在蜂起”（《隋书·董纯传》）。“于时山东思乱，从‘盗’如市，郡县微弱，陷没相继。”（《隋书·杨善会传》）樊子盖在进攻绛郡的农民起义军敬盘陀、柴保昌部时，绛郡一带本来“人物殷阜，子盖善恶无所分别，汾水之北村坞尽焚之”。没有参加农民起义军的村民，被官军捉去，悉遭坑杀。于是“百姓大骇，相率为‘盗’”（《隋书·樊子盖传》）。王世充坑杀江南农民起义军三万余人之后，江南的农民起义军不但没有减少，相反，农民又聚集起来，抵抗官军，“官军不能讨，以至隋亡”（《资治通鉴》隋大业九年）。

同时，隋炀帝又“敕天下窃盗已上，罪无轻重，不待闻奏，皆斩”；大业九年，又“诏为‘盗’者，籍没其家”。这样，当时的地方官吏更随便杀人，随便抄家，随便没收人民的园宅财产，“百姓怨嗟，天下大溃”（《隋书·刑法志》）。隋炀帝又命令全国的郡县、驿亭、村坞周围都修筑城堡，想用坚壁清野的办法来扼杀农民的反抗运动。但是适得其反，由于“郡县乡邑悉遣筑城，发男女无少长皆就役”（《隋书·五行志》），人民的力役加重了，从而迫使更多的人民参加到农民起义军中去。到了大业十一年，隋炀帝索性勒令人民集中在大城市内居住，这样，隋统治阶级的势力便退缩到城堡的内部，而广大的原野，都处于农民军控制之下。自大业十一年起，《隋书·天文志》称“群‘盗’屯聚……道路不通。赍诏敕使，皆步涉夜行，不敢遵路”；到了大业十二年春初，有二十多个郡在农民起义军封锁围困之下，不能派遣“朝集使”到洛阳来，这都充分说明这个现实。

有人说，隋末农民战争，不仅有广大农民参加起义，而且也有不少地主阶级分子参加，这是因为隋初四出均田，输籍、貌阅，搜括荫户，废除九品中正制，及隋炀帝发动进攻高句丽的战争，又大事征调，不遗豪富，这样，必然会触犯地主阶级（无论世家大族或寒门庶族）的政治经济利益，所以他们也来反隋了。我们认为隋初确实搜括荫户，废除九品中正制，做了一些抑制世家大族的工作，隋炀帝的穷兵黩武，如养武马等等，也多少损害了部分地主阶级的利益。但从整个阶级斗争形势看来，农民起义发动以后，不仅有反兵役、反徭役的均田农民参加，同时也必然会有反人身依附的私家部曲、客女、佃客、奴婢踊跃参加到农民起义军的队伍里去。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地主阶级来说，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他们是站在封建政权一边的。当隋末农民起义一发生，必然就会触及世家大族的根本利益，那么他们除了躲进隋王朝有重兵驻防的大城市去，和隋官吏共同坚守城堡以外，就必然会武装宗族、乡里、部曲、佃客、奴婢，据郡县坞堡，以图与农民起义军对抗。历史方面的记载，也证实了这一看法，我们现在举出如下几个例子来证明：

《新唐书·丘和传子行恭附传》：丘“行恭……大业末，与师利聚兵万人保城（今陕西眉县东北），人多依之，群‘盗’不敢窥境。后原州‘奴贼’围扶风（郡治雍，今陕西凤翔南），太守窦坚守，‘贼’食尽无所掠，众稍散归行恭”。

《旧唐书·李君球传》：“李君球，齐州平陵（今山东济南历城区东）人也。父义满，属隋乱，纠合宗党，保固村闾，外‘盗’不敢侵逼。”

《新唐书·地理志》青州北海郡北海县下注：“唐初，营丘（今山东昌乐东南）民汲嗣率乡人拒‘贼’，权置杞州。”

《续高僧传·京师普光寺释慧传》：“大业末历，郊垒多虞，禅定（寺名）一众，雅推善能御敌，乃总集诸处人畜，普在昆池一庄，多设战楼，用以防拟。独号令，莫敢当锋。时司竹群‘盗’，鼓行郊野，所至摧殄，无抗拒者。兵临庄次，意存诛荡。登楼一望，但见张旗十里，乃收束弓刀，反缚奴仆，大设肴膳……劳问军主。……所以义宁之初，通庄并溃，惟有禅定，如旧无损。”

可见当时世家大族和僧侣大地主，决不是参加农民起义军来反隋，而是在组织地主武装充当隋封建统治者的帮凶。以后，农民起义军势力日益强大，强大到地主阶级所凭赖的一些坞垒堡壁都守不住了——“通庄并溃”，地主武装已经无法抵御农民起义军。而隋王朝在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其统治力量又日益削弱，削弱到不能保护地主阶级的身家性命的地步，这些世家大族或僧侣大地主就也不得不在策略上和农民起义军虚与周旋，由于害怕自己的奴婢、佃客和农民起义军结合起来反对自己，于是先“反缚奴仆”，事先做好防止他们参加起义军的防范工作，然后表面上做出顺从的样子，来殷勤款待农民起义军首领，地主阶级又何尝心甘情愿地归向农民起义军一边呢！农民起义军的势力如果更进一步发展，当然也会有不少地主阶级分子从策略上考虑，不得不打起反隋的旗帜，甚至打进农民起义军内部去。地主阶级分子大量钻进农民起义军阵营里去，这只能给农民起义军的纯洁性蒙上不利的影响，而且一到农民起义失利，阶级斗争低潮来临的时候，这些地主分子就首先背叛农民起义军而投到新王朝的怀抱里去，从而加速了农民起义军的最后失败。现举两个例子：“程知节，本名咬金，济州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人。善马槊。隋末所在‘盗’起，知节聚众数百保乡里。后事李密。”（《新唐书·程知节传》）李密失败，程知节又归附王世充，后来就投唐了。又如北海郡（治益都，今山东青州）明经刘兰成，当农民起义军綦公顺部进攻北海郡城时，“兰成纠合城中骁健百余人袭击之，城中见兵继之，公顺大败，弃营走，郡城获全”。可见刘兰成开始是站在农民起义军对立面的，因此特别获得隋官吏的赏识，北海郡的“郡官及望族分城中民为六军，各将之，兰成亦将一军”（《资治通鉴》唐武德元年）。后来农民起义军的力量日益壮大，刘兰成见势头不妙，就投奔綦公顺部了，公顺以刘兰成为长史。綦公顺后来曾受瓦岗军李密的领导，到了李密失败，刘兰成看准时机已到，就诱说綦公顺，约他一起降唐。由此可知，在隋末，不但大多数地主阶级是反对农民起义军的；就是个别慑于农民起义军威力而暂时归附于起义军一方的地主阶级分子，他们也只是在等待时机，从内部进行破坏活动，并没有真正在反隋，所以有人说隋末地主阶级也是站在农民起义军一边来反隋，这是缺乏阶级分析的一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瓦岗寨与高鸡泊农民起义军的发展壮大　从大业十年（公元614年）起，农民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农民起义军逐步由劣势转为优势，由被动转为主动，阶级力量的较量，起了明显的变化。农民起义在开始时，由于参加的农民是个体小生产者，因此不能不具有分散性这个弱点。但长期的现实的残酷斗争，教育了农民起义军，如果分散，就会被凶恶的敌人各个吞噬掉；因此只有共同联合起来，互相支援，互相配合，才能把凶恶的隋统治阶级打倒。所以在大业十年，出身于长白山农民起义军而后来又转移到江淮一带活动的杜伏威，曾对另一支农民起义军领袖苗海潮说：“今同苦隋政，各兴大义，力分势弱，常恐见擒，何不合以为强，则不患隋军相制。”（《旧唐书·杜伏威传》）苗海潮听了这番话，深觉有理，就和杜伏威合并在一起了。这一事例，很好说明当时不少农民起义军领袖已经认识到分散的缺陷和联合的好处，所以各支农民起义军逐渐联合起来，从而也促使当时活跃在山东、河北、河南地区的瓦岗寨（今河南滑县瓦岗集）和高鸡泊两大支农民起义军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形成反抗隋统治阶级的主要力量。

在隋统治阶级方面，首先由于进攻高句丽的失败，损失惨重，力量削弱；同时，农民起义深入到全国每一角落，漫天遍野的反隋烽烟，迫使隋统治阶级不得不把兵力分散到各地去作战，从而使自己的力量极度分散而不能集中；而且隋政权龟缩在重要城市之内以后，广大的农村几乎都落进农民起义军的手里，这样，隋政府已无法从农村中去抓丁拉夫，因此更会感到兵源和后勤力量的涸竭。还有，已经参加隋军的兵士，也由于长期作战，隋统治阶级又从来没有注意到改善士兵的生活和作战条件，因此士兵普遍厌战、怠战，在战争中往往成群结队地带了兵器投奔农民起义军方面。这样，本来居于优势地位的隋军，逐渐居于劣势地位了。而农民起义军自瓦岗寨和高鸡泊两支主力军形成之后，控制的地面日益扩大，参加和支持起义的人日益增多，战斗的经验也愈来愈丰富，已经完全摆脱劣势的地位而转为优势的地位了。

我们首先来介绍农民起义军的中坚瓦岗军。

瓦岗军的创建人翟让，东郡韦城（今河南滑县东南）人，做过东郡（治白马，今河南滑县）法曹，坐事当斩，越狱逃亡，聚集同郡人单雄信、徐世勣等，和隋统治阶级进行斗争，人数渐渐发展到一万多人，他们大都是善使长枪马槊的渔猎手。这一支农民起义军在坚持斗争的第四个年头，接受了李密到他们的队伍里来。

李密的曾祖父李弼，西魏八柱国之一，北周初封魏国公（李密以后称魏公，就是这个缘故）。祖父李曜，北周时封邢国公。父李宽，周隋之际，位至柱国，蒲山郡公，当时号称“名将”。李密在开皇年间袭爵蒲山郡公，大业初年以门荫为左亲卫府大都督。杨玄感起兵反隋，引李密为谋主。杨玄感兵败，密被捕中途逃脱，变姓名在淮阳（郡治宛丘，今河南淮阳）村舍中聚徒教授。他曾投奔过农民起义军的平原郝孝德部和长白山王薄部，都不被重用，最后在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经王伯当介绍，投奔瓦岗军。

瓦岗军开始只是在荥阳（郡治管城，今河南郑州市）、梁郡（治宋城，今河南商丘）一带汴水所经之处活动。大业十二、三年之间，全国革命形势高涨，正如前面所提到过的，当时各支农民起义军领袖在艰苦的阶级斗争下，认识到农民起义军力量分散的缺陷和联合的好处，所以各支农民起义军渐渐联合起来。瓦岗军也没有例外，如活动在东郡、济阴（郡治济阴，今山东定陶西南）一带的农民起义军王当仁、王伯当、周文举、李公逸诸部，也纷纷聚结在瓦岗军周围，瓦岗军的力量便大大充实起来。于是瓦岗军逐渐从守势转入攻势，集中兵力攻破了金堤关（在今河南滑县东）和荥阳属县，达到了孤立荥阳的目的。

大业十二年十月，隋炀帝责怪荥阳太守杨庆作战不力，加派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讨捕大使张须陀兼任荥阳通守（通守位次太守），率领劲旅二万来攻击瓦岗军。瓦岗军利用了张须陀“勇而无谋，兵又骤胜，既骄且狠”的弱点，诱敌深入，一举歼灭张须陀的军队，杀死张须陀。这一战役，沉重地打击了隋统治阶级，使“河南郡县，为之丧气”（《资治通鉴》隋大业十二年）。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二月，李密和翟让又亲率精兵七千人，袭取洛口仓城（今河南巩义东南），夺取仓米二千余万石，“开仓恣民所取。老弱襁负，道路相属”（《隋书·李密传》）。这样，瓦岗军不仅有了丰裕的粮食，同时也扩大了自己的队伍，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

同月，东都隋越王杨侗派刘长恭率步骑二万五千进攻瓦岗军，并命河南道讨捕大使裴仁基自虎牢引兵夹击。瓦岗军一鼓作气，粉碎了隋军的进攻，把刘长恭部消灭一大半，瓦岗军又获得了大胜利。

在几次大战役胜利之后，瓦岗军改组领导，翟让推李密为首而自愿为副，于是李密称魏公，置行军元帅府，为瓦岗军领袖，翟让为司徒、东郡公。并增筑洛口城周围四十里，以为瓦岗军军政府的指挥中心。于是“赵魏以南，江淮以北”的各支农民起义军孟让、郝孝德、王德仁以及济阴房献伯、上谷王君廓、长平李士才、淮阳魏六儿、李德谦、谯郡张迁、魏郡李文相、谯郡黑社、白社、济北张青特、上洛周比等部，都联合在瓦岗军旗帜之下。瓦岗军人数发展到数十万，攻占了河南大部分郡县。

瓦岗军在大业十三年四月，又攻下东都附近的回洛仓城（今河南孟津东），取得仓米二百余万石。同年九月，又攻占了黎阳仓（今河南浚县西南），获得更多的仓米，力量更为壮大了。于是瓦岗军移檄四方，历数隋炀帝十大罪状，指出隋炀帝的罪恶是“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旧唐书·李密传》）。这一檄文成为当时广泛动员人民参加农民起义的有力号召书。

在瓦岗军围困之下，东都粮食缺乏，形势危殆。五月间，隋炀帝曾调关内禁军救援东都；七月间，又派王世充率领江、淮劲卒万人，驰往东都救援；并调涿郡（治蓟，今北京）留守薛世雄统率幽燕精兵三万人南下进攻瓦岗军。薛世雄军在路上遭窦建德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袭击，遁归涿郡。其余集结在东都城内和洛阳外围的隋军有十多万人。瓦岗军和隋军几次较量，互有胜负，但瓦岗军始终保持优势。在大业十三年年底至大业十四年年初，瓦岗军在巩县北面把王世充军队歼灭大半，王世充收拾残兵，逃进东都，不敢出战。瓦岗军三十万人进驻金墉城，并列阵于北邙山，东都几乎指日可下了。

窦建德领导的高鸡泊农民起义军，在大业十二年年底，也取得了巨大胜利。

窦建德本是高士达的部将，由于他能“与士卒均执勤苦”，还由于他每次“平城破阵，所得资财，并散赏诸将，一无所取”（《旧唐书·窦建德传》），因此很得到部下的拥护。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十二月，隋将杨义臣兵临高鸡泊，高士达战败牺牲，窦建德团结余部，坚持战斗，终于使高鸡泊的农民起义军重新振作起来；加上这时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深，杨义臣因威名太盛而被隋炀帝调走，河北地区隋军事力量有所削弱，这更有利于高鸡泊农民起义军的发展。大业十三年春，这一支农民起义军已成为拥有胜兵十余万人的劲旅了。接着窦建德攻下信都（郡治长乐，今河北冀县）、清河（郡治清河，今河北清河西北）诸郡；并击溃了南下援救东都的隋涿郡留守薛世雄部三万精兵，这一役的胜利，阻止了幽燕隋军南下，大大地减轻了隋军对瓦岗寨农民起义军的压力，有利于全国农民革命战争形势的发展。在这个战役之后，河北郡县大都被窦建德攻下，隋所能控制的不过是和内地失去了联络的几座孤城罢了。

在江淮一带活动的几支农民起义军，虽也有过联合，但联合得不够好，没能形成一支巨大的力量。

长白山（今山东邹平南）农民起义军左才相部，在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向南移动，活跃在淮北地区，有众数万。

李子通本来是左才相的部将，由于他宽仁得民心，队伍发展很快，有众万人。大业十一年的冬天，他开始脱离左才相，率部向淮南移动。到达淮南以后，一度和杜伏威联合在一起；后来他想火并杜伏威未成，结果遭到隋将来整军的袭击，几乎全军覆灭。此后李子通继续南移，在海陵（今江苏泰州）一带建立据点，给予江都以一定的威胁。

杜伏威，齐州章丘（今山东章丘西北）人，十六岁时就参加长白山起义军，作战非常勇敢，每和敌人作战，出则居前，入则殿后，因此被推为领袖。他是最早脱离长白山向南移动的一支农民起义军领袖，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就到达了淮南，首先和另一支农民起义军下邳（今江苏睢宁北）苗海潮部联合，随后又吞并了海陵的赵破陈部，人数发展到数万人，以六合（今江苏六合）为据点，在淮南形成一支较大的力量。大业十二年，隋军公孙上哲部曾进攻杜伏威，结果大败于盐城（今江苏盐城），全军覆灭。大业十三年正月，隋炀帝再派右御卫将军陈率领禁旅八千人进攻杜伏威，结果也被杜伏威杀得大败而逃。杜伏威乘胜攻下高邮（今江苏高邮北）、历阳（今安徽和县），严重地威胁了隋的重镇江都。

鄱阳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操师乞，在隋军刘子翊部进攻下，中流矢阵亡。部将林士弘继续领导起义军，和刘子翊合战于彭蠡河，击杀子翊，获得大胜，农民军人数发展到十多万人。大业十二年的十二月，士弘自称皇帝，国号楚，建元太平。接着攻下九江（治湓城，今江西九江）、临川（郡治临川，今江西抚州西北）、南康（郡治赣，今江西赣州）、宜春（郡治宜春，今江西宜春）等郡，“其地北自九江，南及番禺（今广东广州），皆为所有”（《资治通鉴》隋大业十二年）。

西北、东南几支割据势力的形成　当农民起义军在山东、河北、河南和江淮之间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同时，分布在隋西北沿边的府兵，也苦于隋炀帝连年进攻高句丽的大征调和镇压农民起义而引起的长期兵役，于是由府兵中下级将领领导，发生了反隋的运动。

一、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二月，朔方（郡治岩绿，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南白城子）鹰扬府郎将梁师都杀郡丞唐世宗起兵，攻下雕阴（郡治上县，今陕西绥德）、弘化（郡治合水，今甘肃庆阳）、延安（郡治肤施，今陕西延安）、盐川（郡治五原，今宁夏盐池）等郡，称梁帝。

二、　同月，马邑（郡治善阳，今山西朔州）鹰扬府校尉刘武周杀太守王仁恭起兵，攻下桑乾镇（今山西山阴南）及雁门（郡治雁门，今山西代县）、楼烦（郡治静乐，今山西静乐）、定襄（郡治大利，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等郡。称皇帝，建元天兴。

三、　同年四月，金城府（《新唐书·地理志》：金城郡有〔折冲〕府二，曰广武、金城）校尉金城（郡治金城，今甘肃兰州）人薛举起兵，囚郡县官，攻下罕（郡治罕，今甘肃临夏）、浇河（郡治河津，今青海贵德）、西平（郡治湟水，今青海乐都）、天水（郡治上，今甘肃天水）、陇西（郡治襄武，今甘肃陇西）等郡，尽有陇西之地，众至二十万。薛举初号西秦霸王，后称秦帝。

四、　同年七月，武威姑臧（今甘肃武威）鹰扬府司兵姑臧人李轨起兵，攻下张掖（郡治张掖，今甘肃张掖）、敦煌（郡治敦煌，今甘肃敦煌西）等郡，后来又夺取薛举占据的西平、罕两郡，尽有河西走廊，众至十万。李轨初称河西大凉王，后称凉帝。

此外又有左翊卫军官郭子和，以罪徙榆林（郡治榆林，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杀郡丞王才，开仓赈施，众至二千余骑，他自称永乐王。

由于梁师都、刘武周等原是府兵的军官，他们都是属于统治阶级，而不像府兵军士一样，属于被统治阶级，因此他们都带有豪强的气息，他们一起兵之后，也就带有割据称雄的性质。同时，如梁师都、刘武周等，都在北方边地起事，地近突厥可汗牙帐，所以他们一起兵，就会向强大的突厥可汗称臣，和突厥贵族紧密地勾结起来。突厥可汗以梁师都为“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以刘武周为“定杨可汗”；又欲以郭子和为“平杨可汗”，子和不敢接受这个称号，乃更署子和为次于可汗之称一等的“屋利设”。这样，突厥的统治者就获得了扩张势力的工具。

在西北形成割据势力的，大都是府兵将领；在东南形成割据势力的，不是萧梁皇族的后裔，便是江南的强宗大族。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十月，巴陵（郡治巴陵，今湖南岳阳）校尉董景珍、雷世猛，旅帅郑文秀等，拥立萧曾孙罗川（今湖南湘阴东北）令萧铣为主。铣建都江陵，初称梁王，后称梁帝。东自九江，西抵三峡，南尽岭南，北距汉川，尽入铣版图。众至四十余万。

大业十四年三月，世为郡著姓，宗族数千家的隋吴兴太守沈法兴，也起兵攻下余杭（郡治钱唐，今浙江杭州）、毗陵（郡治晋陵，今江苏常州）、丹阳（郡治江宁，今江苏南京）等郡。法兴初称江南道行军总管，其后也自称梁王，众至十万。

这种割据局面的形成，虽然多少地削弱了隋统治力量，但是也阻碍了农民军向广阔地域的发展，当时的反隋斗争便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形势。

隋王朝的覆亡　隋炀帝穷奢极欲，穷兵黩武，滥用民力，不顾民命，这和他自恃富饶有关。隋文帝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贞观政要·辩兴亡篇》），以为可以予取予求了。后来唐人魏徵曾经说：“昔隋氏之未乱，自谓必无乱；隋氏之未亡，自谓必不亡。所以甲兵屡动，徭役不息，至于将受戮辱，竟未悟其灭亡之由也”（《贞观政要·刑法篇》）。确实可以这样说，隋炀帝直到被臣下所杀，他还不清楚自己是怎样会失败，会落到这个地步的呢！在古代帝王中，隋炀帝可说是最不能接纳臣下谏诤的皇帝。高在隋文帝时期，为相执政将近二十年，当时称为贤相；光禄大夫贺若弼，平陈时立有大功；礼部尚书宇文也是当时朝臣中敢于说话的，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炀帝说他们“诽谤朝政”，把三人都杀了，高诸子还发配边境，贺若弼妻、子也被籍没为官奴婢。大业五年，司隶大夫薛道衡又因写了一篇《高祖文皇帝颂》，称颂隋文帝的功德，隋炀帝看了，很不高兴，对臣下说：“道衡致美先朝，此鱼藻之义也。”《鱼藻》是《诗经》中歌颂周武王，藉以讽刺周幽王的一首诗，意思是说薛道衡在借隋文帝来讽喻自己，并因薛道衡同情高，勒令自杀，妻、子发配且末（今新疆且末），成为当时震惊人心的一桩冤案、错案。隋炀帝经常对臣下说：“我性不喜人谏，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名，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地上。”（《资治通鉴》隋大业九年）由于隋炀帝“护短拒谏”，听不进不同意见，臣下也就“钳口”不敢直言，不敢再提什么意见，凡事将顺，“事皆称美”，真正的下情不能上达，“君暗臣谀”（《贞观政要·求谏篇》），国家政局一天一天地糜烂下去，终至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当隋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农民起义的烽烟已是漫天遍野的时候，隋炀帝问群下“盗贼”还有多少？大臣宇文述蒙蔽他，对曰：“渐少。”炀帝又问“比从来少几何”？宇文述说“不能什一”，即不到十分之一了。另一位大臣苏威，是比较正直，不肯说谎话的，隋炀帝也问到他，苏威对答说：“臣非所司，不委（悉）多少，但患渐近。”又说：“他日‘贼’据长白山，今近在汜水（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镇）。且往日租赋丁役，今皆何在？岂非其人皆化为‘盗’乎！比见奏‘贼’皆不以实，遂使……不时翦除。”隋炀帝听到苏威所说的真话，非常反感。过了一些时候，隋炀帝想第三次出兵进攻高句丽，征求苏威的意见。苏威知道隋炀帝受官吏蒙蔽，不了解农民起义军发展而引起时局的严重性，他向隋炀帝建议，“今兹之役，愿不发兵（不必征发府兵），但赦群‘盗’，自可得数十万，遣之东征。”隋炀帝听苏威说农民起义军的数目有数十万，自然不高兴，也不肯相信。佞臣裴蕴借此攻击苏威，进谗说：“此大不逊，天下何处有许多贼？”隋炀帝听信裴蕴的谗言，革除苏威和他子孙三代的官爵。内史侍郎虞世基，是隋炀帝所亲信的大臣，他知道隋炀帝不愿听见农民起义发展壮大的消息，所以“诸将及郡县有告败求救者，世基皆抑损表状，不以实闻，但云：‘鼠“窃”狗“盗”，郡县逐捕，行当殄尽，愿陛下勿以介怀！’”隋炀帝也信以为真。“诸将及郡县有告败求救者……或杖其使者，以为妄言。由是‘盗贼’遍海内，陷没郡县，帝皆弗之知也”（《资治通鉴》隋大业十二年）。隋将杨义臣带了军队在河北击降了张金称、高士达部几十万人，“列状上闻”。隋炀帝看到杨义臣奏文，叹曰：“我初不闻‘贼’顿如此，义臣降‘贼’何多也！”虞世基在旁边说：“小‘窃’虽多，未足为虑。义臣克之，拥兵不少，久在阃外，此最非宜。”隋炀帝听信了虞世基的话，追杨义臣回朝，“放散其兵”（《资治通鉴》隋大业十二年），这个措施，对农民起义军当然是有利的，对隋王朝当然是无利的。

尽管隋炀帝自己欺骗自己，不肯相信农民起义已经发展到如火如荼的地步，但他也不是完全没有感觉到他的皇帝宝座已经在动摇了，同时由于纵欲过度，他的精神日益陷于错乱状态。自从大业八年（公元612年）起，炀帝“每夜眠，恒惊悸，云有‘贼’！令数妇人摇抚，乃得眠”。大业十二年四月，洛阳大业殿西院失火，炀帝“以为‘盗’起，惊走入西苑，匿草间，火定乃还”（《资治通鉴》隋大业十二年）。

隋炀帝在大业元年巡幸江都后，到大业七年又一次巡幸江都。大业九年，杨玄感起兵反隋，围攻东都，把隋炀帝在御河上的龙舟水殿，全都焚毁。大业十一年的冬天，隋炀帝下诏令江都更造龙舟水殿，大小楼船凡数千艘，装饰制度比旧有的更加华丽壮伟。大业十二年的七月，江都把水殿龙舟造成，送往东都洛阳，宇文述劝隋炀帝再去巡游江都，隋炀帝接受了这个意见，就准备第三次巡幸江都了。在二十年前，我接受了当时同志们的看法，认为隋炀帝之去江都，是想通过自己的巡行，使运河沿线局势有所好转，使运河的控制权，重新掌握在政府的手里，不致为农民起义军所切断；同时，隋炀帝的亲去江都，无形中巩固了军事重镇江都，也就稳定了整个江淮地区由于农民起义所造成的动摇局面。这样，就赋予隋炀帝这次出游江都以政治目的。二十年后，我个人对隋炀帝这个人物作了全面的考察，发觉我以前的这个看法，把隋炀帝抬得高了。当时阶级斗争形势，隋炀帝是蒙在鼓里，不清楚的，他决不会想到江淮地区，形势已经对他这样不利；他决不会想到全国形势，已经对他这样不利。唯其如此，他才敢离开西京、东都，出巡江都。他临行之际，作诗留别宫人，诗云：“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但留颜色在，离别止今年。”（《太平御览》卷七百四十九引《大业拾遗记》）在隋炀帝看来，不久就可以回到西京、东都来的。

在大业十年（公元614年），炀帝将要离开西京，前往东都，太史令庾质就劝谏隋炀帝：“比岁伐辽，民实劳弊，陛下宜镇抚关内，使百姓毕力归农，三五年间，令四海少得丰实，然后巡省，于事为宜”（《隋书·艺术·庾质传》）。隋炀帝听了这话，非常不高兴，他还是前往东都了。庾质托病，不肯随同去东都，炀帝下令把庾质锁送东都狱中，庾质时已年老，竟死于狱中。忠言逆耳，从隋王朝的利害关系来考虑，庾质的建议是有道理的，因为关中是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的大本营和府兵兵源供给地，如果这时隋炀帝能悬崖勒马，不再发动进攻高句丽的战争，不再加重人民兵役和徭役，整饬吏治，隋王朝还有转危为安的余地，可是隋炀帝拒绝了。

大业十二年秋，隋炀帝准备去江都，右候卫大将军赵才看到“四海土崩”，自己却高官厚禄，“无容坐看成败”。他进谏炀帝说：“今百姓疲劳，府藏空竭，盗贼蜂起，禁令不行。愿陛下还京师（大兴城），安兆庶。”（《隋书·赵才传》）一样是忠言逆耳，炀帝是听不进去的，把赵才拘禁十天才释放。有一个小官建节尉任宗上书劝炀帝不宜出巡江都，奉信郎崔民象上表谏不宜出巡，先后被隋炀帝所杀。炀帝龙舟到达汜水（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镇），奉信郎王爱仁也上表劝炀帝速返西京，也遭杀身之祸。炀帝船过梁郡（治宋城，今河南商丘南），又有郡民邀驾上书说，“陛下若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资治通鉴》隋大业十二年），这个郡民自然也被杀掉。这些进谏的人，都是从统治阶级利益出发，来规劝隋炀帝的，而隋炀帝是最刚愎自用的一个皇帝，要是谁和他意见相左，谁就有下狱以至杖杀、斩首的危险。隋炀帝终于拒绝了叫他留在东都或速返西京的正确意见，乘着水殿龙舟，带领着几万禁卫军，浩浩荡荡，第三次巡幸江都去了。

隋炀帝太子昭早死。昭有三子，长燕王，次越王侗，次代王侑。隋炀帝去江都之前，留代王侑留守西京大兴，越王侗留守东都洛阳，又命自己的姨表兄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中后起的重要人物唐国公李渊留守太原。这三个据点，都是隋王朝的政治军事中心，安危得失，是关系大局的。这时越王侗年十四五，代王侑年十三，因此，隋炀帝还指定了许多大臣辅助二王处理西京、东都两处留守事务。

在农民起义军和隋王朝激烈斗争中，隋王朝必然需要加强西京、东都、太原三个最为重要据点的力量，这样，李渊的势力就自然地壮大起来。自隋炀帝大业十二年七月去江都，到了大业十三年五月，李渊就举兵独立。七月，李渊从太原出兵，到十一月就取得长安。开始时，李渊还拥立杨侑为傀儡皇帝（恭帝），遥尊远在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帝。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三月，炀帝在江都被杀；五月，李渊便废黜恭帝，自立为帝。

隋炀帝至江都之后，荒淫益甚。他也知道自己的统治命运即将结束，尝“谓萧后曰：‘外间大有人图侬（吴人自称曰侬），然侬不失为长城公（陈后主叔宝降隋，被封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陈后主妻），且共乐饮耳’”。“又尝引镜自照，顾谓萧后曰：‘好头颈，谁当斫之。’”（《资治通鉴》唐武德元年）他也知道中原骚乱，他已无法北归；可是他还想作最后挣扎，企图渡往江南，建都建康，保据江东，所以命人修筑丹阳宫，作徙都的准备。

这时江都受到四周农民起义军的包围和袭击，粮食供应已有困难。随同隋炀帝去江都的禁军——骁果数万人，极大部分是关中人，他们普遍地思念家乡，向往同家属的团聚，特别是李渊占领关中的消息传来，他们更加发急，偷偷逃归的人很多。禁军将领司马德戡、元礼、裴虔通等和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重要人物之一许国公宇文化及（宇文述之子），便利用士兵的骚动，在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三月，发动兵变，杀了隋炀帝和炀帝的子、孙，拥立炀帝弟秦王俊之子秦王浩为傀儡皇帝，作为“发诏、画敕书”的工具。宇文化及自称大丞相，总百揆。为了满足禁军西归的要求，宇文化及不得不放弃江都，率部返回关中。他们撤退时，人数尚有十余万人，这虽然是一支残余力量，但兵法所谓“归师勿遏”，他们的战斗力是不能轻视的。他们的整军西归，使东都的隋残余势力越王侗有了利用李密来抵抗宇文化及的打算；而李密为了阻击这支西归军队，避免两线作战，也就产生和隋东都的残余势力取得妥协的想法。中原的阶级斗争形势，更加错综复杂了。

在宇文化及率军西归途中，禁军将领不满宇文化及的庸暗，又想举行兵变来推翻他，更立司马德戡为主。事泄，宇文化及杀了司马德戡和禁军许多将领。兵变虽然压住，军心却在逐渐涣散。

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六月，宇文化及军北抵黎阳，与瓦岗军隔淇水相持。七月，宇文化及军粮且尽，乃渡永济渠，与瓦岗军于童山（今河南浚县西南）下展开决战。在这一战役中，瓦岗军损折很重，李密中流矢，坠马昏迷，几乎被追兵所俘；但终于打败宇文化及军，宇文化及只带余部二万多人，北保魏县（今河北大名西南四十里）。

宇文化及的军队，受到瓦岗军的阻击，无法西进，且沿途行军作战，兵势日蹙，部下逃亡的也很多，自知必败，索性杀秦王杨浩，自立为帝，国号许。其后以唐军进逼魏县，化及退保聊城（今山东聊城西北）。到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二月，为窦建德所灭。

隋炀帝留孙子越王杨侗镇守东都。后来东都受到瓦岗军的围攻，炀帝在江都又调遣江都通守王世充率领江淮劲卒救援东都。王世充指挥隋十余万大军，与瓦岗军前后百余战，损折严重，最后以余众一万余人退守东都洛阳城，不敢出战。炀帝在江都被杀后，西京隋恭帝杨侑也已被李渊废黜，于是隋东都群臣拥立杨侗为帝，建元皇泰，史称杨侗为皇泰主。当时辅政大臣段达、王世充、元文都、皇甫无逸、卢楚、郭文懿、赵长文等七人，共掌朝政，洛阳人称之为“七贵”。七贵中，王世充是一派，其余六贵又是一派。这个小朝廷中，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也是很激烈的。

当宇文化及引军西归、进逼东都时，元文都等向皇泰主杨侗建议，利用李密来抵抗宇文化及。他们一方面希望李密和宇文化及这两个和自己敌对的势力相斗，两败俱伤，自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另一方面，还想乘机来排挤王世充。大业十四年七月，瓦岗军打败宇文化及的捷报传到东都，王世充听了非常不高兴，元文都等就想除掉王世充；结果，元文都、卢楚、赵长文、郭文懿等反为王世充所杀，皇甫无逸逃奔长安，只有段达一人，在政变时归附王世充，任官如故。于是王世充自为尚书左仆射，总督内外诸军事，实际上掌握了东都军政最高权力，杨侗变成了王世充手中的傀儡。这一年的九月，王世充出兵击败了瓦岗军，乃自为郑王，总百揆。次年四月，遂废黜杨侗（废后一月见杀），王世充自立为帝，国号郑。

长安失守，江都兵变与炀帝被杀，洛阳政权转移到王世充手中与皇泰主的废黜，这一连串事件，构成隋王朝统治的结束。只有农民起义军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展开，隋王朝在全国各地的统治已告解纽，才会得出这样的结果。隋三主，前后共历三十八年（公元581—618年）而亡。

瓦岗军的失败　由于广大农民群众艰苦卓绝的斗争，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巨大变化，革命形势空前高涨，因此瓦岗军也能在短短一两年之中，成为农民起义军中最强大的一支力量。但是就在革命形势空前有利的时候，瓦岗军内部却正在酝酿着危机。这种危机是怎样造成的呢？农民革命战争发展得愈迅速，愈有利，地主阶级分子投身农民军的往往也愈多，其中有的人就想攫取农民革命的胜利果实，致使农民革命变质。瓦岗军所碰到的情况正是这样。出身于八柱国家的李密参加瓦岗军，本来就另有打算；随着瓦岗军对隋作战的胜利，又有不少隋的降官降将，参加瓦岗军，李密就利用这一力量，作为自己的资本。这样就使瓦岗军内部，原来翟让这一派人，和后来李密这一派人，形成为两大集团，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由不协调发展到公开决裂。结果李密听信了隋降臣房彦藻、郑等的挑拨，于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十一月，在宴会中突然杀害了翟让。这一桩事情发生，对瓦岗军内部影响极坏，“密之将佐，始有自疑之心矣”（《资治通鉴》隋义宁元年）。而李密在杀害翟让之后，认为自己在瓦岗军中的地位更加稳固，自己更可以为所欲为，因此“颇自骄矜，不恤士卒”（《资治通鉴》唐武德元年），这又使军心更加离散。

当瓦岗军获得巨大胜利时，李密的部将柴孝和曾向瓦岗军领导建议，不要胶着在东都周围作战，可留翟让守洛口仓，裴仁基守回洛仓，李密亲率精锐，西袭长安，夺取隋的政治中心和府兵源供给地的关中，“然后东向以平河、洛，传檄而天下定矣”（《资治通鉴》隋义宁元年）。李密也认为这是上策，但又认为洛阳尚未攻下，这样做太冒险；如果自己西行，留下诸将“各竞雌雄”，恐怕自己控制不住这个局势，所以未敢西行。他仅派柴孝和率数十骑西上，这支队伍虽然一度发展到一万多人，可是因为没有后继力量，因此没有到达潼关，就被隋军击散了。不久，李渊取得关中，瓦岗军西图关中的计划，也就流产了。当时又有一个叫徐洪客的谋士写信给李密，以为“大众久聚，恐米尽人散，师老厌战，难可成功”，劝他“乘进取之机，因士马之锐，沿流东指，直向江都，执取独夫（指隋炀帝），号令天下”（《资治通鉴》隋义宁元年）。这在李密看来，冒险更大了，因此也没有听从。

瓦岗军力量之所以能够这样强大，是和夺得洛口、回洛、黎阳等粮仓有关系的。瓦岗军曾用仓粮赈济贫民，获得人民的热烈拥护，瓦岗军便因此迅速壮大。失策的是，当时洛阳布帛山积，而粮食非常缺乏；瓦岗军粮食有余，可是缺乏衣服。于是王世充请求以洛阳绢帛来换取瓦岗粮米。李密的长史邴元真等“各求私利”，都劝李密进行这种交换，李密居然允许了。洛阳得到粮米之后，王世充军的战斗力有所增强，瓦岗军反而居于劣势的地位了。

当宇文化及自江都西归时，最惊慌的是隋东都残余势力，他们知道宇文化及所率领的十余万思归之士，锋不可当，因此想利用李密来抵挡宇文化及。东都的意图极其明显，诚如元文都所说，若使李密击化及，“吾徐承其弊。化及既破，密兵亦疲；……并密亦可擒也”（《资治通鉴》唐武德元年）。东都是想利用李密击破宇文化及军，同时消耗瓦岗军的实力，坐收渔人之利。从瓦岗军的利益着想，李密应该采用“归师勿遏”的策略，退让一步，尽量避免和宇文化及军接触，以保全瓦岗军实力，作为以后扫荡隋王朝残余势力的储备力量。瓦岗军本来没有稳固的根据地，如果退让一步，流动作战，在当时是完全具备这种条件的。而且，李密要和宇文化及作战，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就必须与东都妥协，以原则作交易，必然会使农民起义军大众迷失斗争的方向和目标，给农民革命战争带来严重的危害。李密恰恰在降隋和决战这两个问题上，都犯了严重的错误。

首先，李密在决战之前，派遣使者到东都谒见皇泰主杨侗，杨侗册拜李密为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国公。诏书到达瓦岗军中，李密公然北面受拜诏书。接着李密和宇文化及决战，虽然勉强取得胜利，但是瓦岗军损失极其严重。李密本人为流矢所中，几乎被俘。瓦岗军“劲卒良马多死，士卒疲病”（《资治通鉴》唐武德元年），力量大为削弱。

这时王世充已经取得洛阳政权的最高权力，他不给李密以喘息的机会，就在九月中，选拔精锐二万，铁骑二千，出击瓦岗军。李密被迫应战。两军在偃师（今河南偃师）展开决战。在决战之前，裴仁基曾向李密建议：王世充悉众而至，洛阳必然空虚，一方面可乘城固守，深沟高垒，不和王世充决战；另一方面挑选精兵三万，包抄王世充的后方洛阳，使王世充欲斗不得，求走无路，就可获得全胜。李密开始也赞同裴仁基的主张，但以后又应允主战派将领单雄信等的要求，以为自己兵多必胜，仓促应战。当时李密扎营于北邙山上，由于骄傲轻敌，不设壁垒。王世充乘夜遣轻骑潜入北邙山，埋伏溪谷中。至黎明会战，王世充伏兵乘高而下，驰压密营，纵火焚其庐舍，瓦岗军军心动摇，全军溃败。世充夜围偃师，偃师守将叛降于王世充，裴仁基等被俘；守洛口仓的翟让旧部邴元真接着叛变；瓦岗军骁将单雄信也在最紧要的关头率众投敌，这样，号称百万之众的瓦岗军便迅速瓦解了。

这时为瓦岗军固守黎阳仓的徐世勣一军，还有相当实力，只是因为徐世勣是翟让旧部，李密不敢到他那儿去，结果同王伯当等带领二万残部，西往长安去投降唐朝了。

李密至长安后，认为自己“拥众百万，一朝解甲归唐，山东连城数百，知我在此，遣使招之，亦当尽至”（《资治通鉴》唐武德元年），有这样雄厚的政治资本来归唐，李渊一定会重用他。李密到了长安，唐高祖任命他为光禄卿，赐爵邢国公。他大为失望。每次朝廷大宴，光禄卿要给皇帝进菜，李密对此深感耻辱。不久李密向唐高祖请求前往山东收集旧部，为唐攻打王世充，得到唐高祖的同意。李密和王伯当出潼关，行到稠桑驿（今河南灵宝西三十里），唐高祖后悔，派使者去把李密召回，令李密单骑入朝。李密不肯回朝，杀了唐高祖所派遣的使臣，并攻破桃林县（今河南灵宝），逾熊耳山（山在今河南洛宁南）南出，中途为唐将盛彦师所击杀。

瓦岗军由于李密的错误领导而失败了。瓦岗军作为隋末农民起义军的主力，在反抗隋王朝的革命运动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李密最后降唐，固无足论，不过他对瓦岗军的发展壮大，是起过积极作用的。

瓦岗军瓦解之后，王世充在河南攻下了不少郡县，郑国的势力向南伸展到汉水流域，向东伸展到徐州地区。不过王世充的势力并没有来得及巩固，所谓“得地虽多，而羁縻相属；所用命者，唯洛阳一城而已”（《旧唐书·封纶传》）。因此王世充不是唐的对手。

窦建德领导的高鸡泊农民起义军，于武德元年（公元618年）的十一月，合并了活跃在冀、定一带人数发展到十万以上的农民起义军魏刀儿部；于武德二年（公元619年）的正月，又攻占了聊城，俘斩了自称许帝的宇文化及；同年十月，他又击破了为唐固守黎阳的瓦岗军旧部徐世勣军；武德三年（公元620年）的二月，又合并了活跃在河阳一带的农民起义军李文相部；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的二月，又攻破周桥（今山东曹县东北），俘擒了活跃在济阴一带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孟海公。同时，活跃在兖州（治瑕丘，今山东兖州）一带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徐圆朗，也以数州之地，归附窦建德。这样，窦建德所领导的这支高鸡泊农民起义军便成为太行山以东地区农民起义军的最大力量，可以说窦建德是唐的坚强对手。

所以瓦岗军瓦解之后，中原地区便形成三支大的武装力量相角逐的局面：其一是窦建德领导的高鸡泊农民起义军（国号夏），其二是以王世充为首的隋东都残余势力（国号郑），其三是以李渊为代表的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的长安新政权（国号唐）。这三支力量在中原角逐，便是瓦岗军失败瓦解后出现的新形势。

西北割据势力的消灭　李渊进入长安以后，第一步巩固了关中，并占领了汉中和巴蜀，使关中所需要的物资获得源源供应。接着便是打击西北一带的地方割据势力。

唐政权首先打击的对象是割据兰州、天水一带的薛举。唐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利用薛举和盘踞河西走廊一带的李轨之间的矛盾，先和李轨通信结好，攀成本家，来孤立薛举。又以薛举和突厥可汗有勾搭，乃用金帛厚赂突厥可汗，拆散了薛举和突厥可汗的联合。然后出动大军，任命次子秦王李世民为行军元帅，率领八个行军总管与薛举对垒于高城（今陕西长武北），在第一次战斗接触中，唐兵大败，士卒死伤，什有五六。不久，薛举病死，子薛仁杲继位。仁杲为人凶暴残忍，部下猜惧，唐乘机进兵。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十一月浅水原（今陕西县北）一役，薛仁杲兵败降唐，被斩于长安，陇右遂归唐所有。

薛仁杲既灭，唐便经营河西。唐利用李轨集团内部的矛盾，把李轨部将凉州豪族安修仁拉拢过来。安修仁就在武德二年（公元619年）的五月，发动政变，执李轨降唐，李轨被送至长安斩首。唐又占领了河西走廊。

太原是唐高祖李渊起家之地，“强兵数万，食支数年”（《旧唐书·巢王元吉传》），也是唐的政治、军事重要据点。武德二年三月，盘踞马邑（今山西朔州）并被突厥可汗封为定杨可汗的刘武周，勾结突厥贵族，向南进兵，攻占了太原，其前锋主力宋金刚沿汾水河谷推进，致使唐关中地区受到威胁。唐一方面厚赂突厥可汗，拆散刘武周和突厥贵族之间的联合；一方面调发关中全部精锐兵马，由李世民统率，进行反击。李世民自龙门（今山西河津西北）渡河，屯大军于柏壁（今山西新绛西南），坚壁不战，两军相持两个多月，到了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宋金刚军中粮尽，被迫向北撤退。李世民衔尾追击，一日一夜追赶了二百余里，追到雀鼠谷（今山西介休、灵石之间的汾水河谷），双方在一天之内，接连交锋八次，唐军终于大破宋金刚军，乘胜收复太原及并州大部分地区。刘武周、宋金刚率残部逃奔突厥，先后被突厥可汗所杀。

唐战胜了这几支割据势力之后，北面和西面的威胁基本上已经解除，于是专意向东方用兵。

窦建德的失败　窦建德自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正月在乐寿（今河北献县）称长乐王，到了大业十四年五月改称夏王。当时大部分农民起义军“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资治通鉴》隋大业十二年），可是窦建德却重用了不少隋朝的官吏。窦建德攻下河间郡（治河间，今河北河间）时，获隋河间郡丞王琮；攻下冀州（治长乐，今河北冀县）时，获隋冀州刺史麴，他们都是顽固地抗拒农民起义军的，可是窦建德不但没有杀掉他们，反而表扬了他们对隋室的忠诚，提升王琮为瀛州（即河间郡）刺史，麴为内史令。窦建德又任用隋饶阳（今河北饶阳）令宋正本为纳言，引为谋主；任用景城（今河北沧州西）丞孔绍德为内史侍郎，景城户曹张玄素为黄门侍郎。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二月，窦建德击溃宇文化及军时，随宇文化及西归的许多隋朝显贵大臣，都被吸收到窦建德的军政府中，如“以隋黄门侍郎裴矩为左仆射，掌选事，兵部侍郎崔君肃为侍中，少府令何稠为工部尚书，右司郎中柳调为左丞，虞世南为黄门侍郎，欧阳询为太常卿；自余随才授职，委以政事”。史称建德初“建国，未有文物法度，裴矩为之定朝仪，制律令，建德甚悦，每从之谘访典礼”（《资治通鉴》唐武德二年）。同年四月，窦建德听说王世充废隋皇泰主杨侗，自立为帝，他也自称天子，定都州（治永年，今河北永年县东南），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下书称诏。这说明窦建德所建立的夏军政府，在向封建政权转化了。

窦建德虽然出身农民家庭，并参加了高鸡泊农民起义军，但他本人具有浓厚的封建统治阶级思想。大业十三年，窦建德攻打河间郡时，适隋炀帝在江都被杀，隋河间郡丞王琮率士卒发丧，窦建德竟遣使吊唁。他尝说：“吾为隋之百姓数十年矣，隋为吾君二代矣。今化及杀之，大逆无道，此吾仇矣，请与诸公讨之。”（《旧唐书·窦建德传》）破宇文化及后，见炀帝妻萧皇后，言必称臣；又追谥隋炀帝为隋闵帝；封隋炀帝孙杨政道（齐王杨之子）为郧国公。滑州（治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刺史王轨家奴杀轨来降，建德认为家奴杀主，大逆不道，立命斩奴。以上情况说明窦建德满脑子的封建统治思想，和当时阶级斗争形势很不适应。但窦建德究竟是农民出身，在他的身上，也能找到不少反映农民优良品质的东西，如上面提到过的，他能和士兵同甘共苦，“每平城破阵，所得资财，并散赏将士，一无所取”。生活极其朴素，“又不啖肉，常食唯有菜蔬、脱粟之饭。其妻曹氏，不衣纨绮”。后破宇文化及，“得〔隋〕宫人以千数，并有容色，应时放散”（《旧唐书·窦建德传》）。这些都说明他的生活是朴素的，具有农民阶级本色。因此可以说，尽管夏军政府已经在向封建地主政权转化，但它的政治措施究竟有异于一般的封建政权，所以窦建德特别重视“劝课农桑”，在他的统治地区内，一时出现“境内无盗，商旅野宿”（《资治通鉴》唐武德三年）的升平景象。

唐向东进兵之前，就已笼络了山东地区农民起义军领袖人物和隋朝的官吏，先后任命王薄为齐州（治历城，今山东济南）总管，綦公顺为潍州（治北海，今山东潍坊）总管，隋北海通守郑虔符为青州（治益都，今山东青州）总管。在江淮地区，势力较强的农民起义领袖杜伏威，也接受唐朝东南道行台尚书令的官号和吴王的封号。据有涿郡（治蓟，今北京）自称幽州总管的罗艺以地归唐，被唐封为燕王，他也不时从北面威胁窦建德的后方。形势对唐是有利的。

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七月，唐军由李世民率领，进攻王世充，王世充的将帅及州县官吏，纷纷降唐。唐军史万宝部，自宜阳而南，占据了龙门伊阙；刘德威部沿太行山而东，包围了河内（郡治河内，今河南沁阳）；王君廓部攻占了洛口（今河南巩义东），切断了东都洛阳的饷道；黄君汉部从河阴攻下回洛城。李世民的主力步骑五万，从慈涧进屯北邙，唐军已形成了对洛阳的包围。

王世充困守东都，向窦建德紧急求救。唐军消灭了王世充，必然要向河北推进，窦建德不能坐视唐军继续向前推进，所以他决定出兵援助王世充。

在战略决策上，窦建德部下，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主张在虎牢一带，摆开阵势，进行阵地战；一种大概考虑到唐军虽然只有步骑四五万，却是以久经训练的府兵为骨干力量，窦建德方面虽然集中了十余万人，有些是刚从徐圆朗、孟海公等部合并过来的，彼此之间，尚多隔膜，这样一些乌合之众，不宜作阵地战。所以窦建德的国子祭酒凌敬主张避免阵地战，采取迂回战术。他对窦建德说：“今唐以重兵围东都，守虎牢，我若悉兵济河，取怀州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以重将戍之。然后鸣鼓建旗，逾太行，入上党（郡治上党，今山西长治），传檄旁郡，进壶口（山名，黄河渡口，今山西吉县西南）以骇蒲津（蒲津关，在今陕西朝邑东北，东对蒲州镇，亦黄河渡口），收河东（治河东，今山西永济西蒲州）地，此上策也。且有三利：乘虚捣〔无人之〕境，师有万全，一也；拓土得众，二也；郑围自解，三也。”窦建德的妻子曹氏也认为凌敬的建议很好，她说：“夫自滏口（今河北邯郸西南）道乘唐之虚，连营渐进，以取山北，因招突厥西抄关中，唐必还师自救，郑难纾矣。今顿兵虎牢下，徒自苦，恐无功。”（《新唐书·窦建德传》）窦建德自信兵力比唐军强，坚持在虎牢一带布阵，作出进攻态势。

窦建德的十多万大军，在虎牢和唐军相持累月，士气逐渐低落；窦军的后方粮运，也受到唐军的袭击，形势不利，于是窦建德想进行决战来取得胜利。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五月，两军在虎牢（今河南荥阳东北汜水镇）一带会战，结果窦建德的军队大败，有五万多人遭唐军俘虏，窦建德也受伤被俘后遇害。

与窦建德失败同时，困守洛阳的王世充看到救援无望，不得不自缚降唐。这样，唐在中原地区进行的统一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4)。

刘黑闼继续领导起义及其失败　窦建德主力被唐击败之后，唐占领了河北大部分地区。但是唐统治阶级对待参加高鸡泊农民起义军的窦建德旧部，随意捕杀，手段极其毒辣，以致高鸡泊旧部人人疑惧不安。因此在唐统治河北大部分地区后不到四个月，高鸡泊农民起义军旧部范愿、董康买、曹湛、高雅贤、王小胡等，又聚集在刘黑闼周围，进行反抗斗争。

刘黑闼，贝州漳南（今山东武城西北）人，从小就和窦建德友好。他曾参加过农民起义军郝孝德部，后来投归瓦岗军，担任李密的裨将，最后成为窦建德部下的重要将领。他为人勇敢、机警、有魄力，窦建德每次派他去侦察敌情，他深入敌后，侦知敌人军力虚实，并趁敌人不意，出奇兵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往往获致大捷，军中号为“神勇”，窦建德任用他为将军，封汉东郡公。窦建德失败后，他回到故乡漳南，闭门不出，在家种菜。范愿等认为刘黑闼“果敢、多奇略，宽仁容众，恩结于士卒”（《旧唐书·刘黑闼传》），因此推他领导反唐斗争。他在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七月，聚众攻下漳南县，击杀唐贝州（治清河，今河北清河西北）刺史戴元详、魏州（治贵乡，今河北大名东北）刺史权威，农民起义军人数自一百多人发展到二千人左右。刘黑闼南面争取到活动在兖州一带的农民起义军徐圆朗部的合作，北面又与活跃在渔阳（郡治无终，今天津蓟县）一带的农民起义军高开道部联合。窦建德许多旧部，也在河北各地，纷起响应刘黑闼，因此不到两个月时间，刘黑闼所领导的队伍就发展到几万人。唐派宗室淮安王李神通率领关中劲旅前往镇压，并命幽州总管罗艺统带幽燕精兵南下和神通会合，这两支军队共有五万多人。九月间，刘黑闼在饶阳（今河北饶阳）南和唐军会战，大败唐军，消灭唐军近四万人。同年十二月，又在宗城（今河北威县东）一役中，歼灭了唐将李世勣（即徐世勣）的军队五千人左右。不到半年时间，刘黑闼就恢复了旧日窦建德所统辖的地区。兵锋所至，势如破竹，甚至刘黑闼的军队还没有开到，唐所署用的地方官吏和统兵将领已望风逃走了。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刘黑闼被部下推戴为汉东王，建年号曰天造，定都州（治永年，今河北永年东南）。刘黑闼于是起用“窦建德时文武，悉复本位”。其“设法行政，皆师（模仿）建德，而攻战勇决过之”（《旧唐书·刘黑闼传》）。

唐为了巩固山东、河北地区的统治，乃抽调精锐由李世民率领，投入战斗。刘黑闼和唐军相持于水（今河北曲周东南），有两个多月之久。后因粮道被唐军切断，农民起义军缺乏粮食，急于求战，而水上流已被唐军筑堰堵塞，等刘黑闼军渡水决战时，唐军决堰放水，一时水大至，平地水深丈余，农民起义军步骑二万，全部牺牲，刘黑闼与范愿等率领二百余骑，出奔突厥。

唐取得河北地区后，仍采用极其残酷的手段镇压起义群众，“其将帅皆悬名处死，妻子系虏”（《资治通鉴》唐武德五年）。这更引起河北广大人民的继续反抗。武德五年七月，刘黑闼便从突厥逃归，在定州（治鲜虞，今河北定州）收集旧部，攻下瀛州（治河间，今河北河间）等地区，并在下博（今河北深县东南）一役中，击杀唐河北主将淮阳王李道玄，唐州总管庐江王李瑗弃城西逃，刘黑闼长驱进入州。这时河北人民多杀唐所遣官吏，响应刘黑闼，所以不到几十天的时间，刘黑闼又恢复了河北旧有地区。

唐高祖李渊派遣太子李建成率领大军赶往河北镇压。这时唐统治集团感到单用屠杀的恐怖手段，已不能维持其在河北的统治，于是改用一套笼络收买的办法，从内部来分化农民起义军，河北军事才很快发生变化。武德五年年底，馆陶（今河北馆陶）永济桥一战，刘黑闼军失利，黑闼率数百骑北撤。到了武德六年（公元623年）的正月，刘黑闼行经饶阳城（今河北饶阳），被农民军叛徒饶州刺史诸葛德威执送唐军，遂遭杀害。高鸡泊农民起义军最后失败了。

徐圆朗在刘黑闼失败后，也穷蹙奔逃，途中为叛徒所杀。

唐对江湘、江淮地区用兵的胜利　在唐击破窦建德军和取得王世充占据的东都以后，就在武德四年九月开始，向南方用兵。唐军由赵郡王李孝恭、行军总管李靖率领，从夔州（治奉节，今重庆奉节东）率战舰二千余艘沿江东下，大破萧铣水军于夷陵（郡治夷陵，今湖北宜昌西北），进围江陵。同年十月，萧铣出降，南方州县闻铣投降，也纷纷附唐，于是“西至三峡，南交趾，北距汉水”（《新唐书·萧铣传》）的萧铣割据地区，尽为唐有。

曾控制北起九江，南达番禺这片广大地区，自称楚帝的林士弘，部众一度发展到十多万人，后来因为同移动于江淮之间农民军张善安部发生冲突，势力削弱。萧铣败亡之后，铣散兵多来投奔，士弘军势复振。但不久所占州县多在李孝恭招诱下降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士弘被迫退保安城（今江西安福东南）山洞，旋病死，部下溃散。

在江淮地区，自隋炀帝被杀，宇文化及退出江都后，隋江都太守陈据有江都，后降唐，唐以陈为扬州总管。隋吴兴太守沈法兴，据有江南十余郡，初称江南道总管，后称梁王，都于毗陵（郡治晋陵，今江苏常州）。农民军李子通部驻扎海陵（今江苏泰州）；农民军杜伏威部据历阳（今安徽和县），这四支力量在交互角逐着。

不久，李子通自海陵进攻江都，陈兵力单薄，只得撤出江都。李子通在取得江都后，即皇帝位，国号吴。他开始用兵渡江攻下沈法兴的丹阳（治江宁，今江苏南京）、毗陵等郡，压迫沈法兴退往吴郡（治吴，今江苏苏州）。沈法兴被迫放弃吴郡的时候，本拟逃奔会稽，中途投江自杀。杜伏威原先曾和李子通联合作战，以后两人交恶。杜伏威附唐后，遣大将辅公渡江攻拔李子通所占领的丹阳、江都二郡，李子通被迫退保余杭（今浙江杭州），他收集散兵二千人，“东举会稽，南距岭（此指仙霞岭，非指大庾岭），西抵宣城（今安徽宣城），北太湖，悉有之”（《新唐书·李子通传》）。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十一月，杜伏威进逼杭州，李子通穷蹙请降，被执送往长安。次年李子通企图再起，逃出长安，被唐所杀。

杜伏威击败李子通后，“尽有江东、淮南地，南属岭，东至于海”（《新唐书·杜伏威传》）。唐武德五年七月，杜伏威入朝长安，就被留在长安，不久病死。

杜伏威入朝长安的时候，留辅公镇守丹阳。辅公知道唐朝不会让杜伏威返回江南，假称杜伏威写信给自己，叫他起兵反唐。于是“大修铠仗，运粮储”（《资治通鉴》唐武德六年），在武德六年的八月，据丹阳，称皇帝，国号宋。并与占领洪州（治豫章，今江西南昌）的张善安联兵。唐军分几路进攻，一路由李孝恭率领，自襄阳出兵，径由汉江入长江，趋九江（郡治湓城，今江西九江）；一路由李靖率领，自岭南越大庾岭，沿赣水，进趋宣州（治宣城）；一路由黄君汉、李世勣率领，在淮上会齐，取道淮、泗南下。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唐军攻破丹阳，辅公兵败被杀。张善安已先为唐军执送长安，唐在江、淮地区的统治权也就建立和巩固起来了。

隋末农民大起义的作用　轰轰烈烈的隋末农民大起义，在历史上起了巨大而深远的作用。

隋末农民起义发动的原因，是“共苦隋政”。结果它终于推翻隋的黑暗统治，并且使得继隋而起的唐初上层统治集团，慑于人民的巨大威力，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改变或调整政治经济制度的某些环节，从而多少符合当时人民的改革要求，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显示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推翻和改造封建统治，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

隋末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中心内容，是反兵役、反徭役和反人身依附，其影响是特别深远的。在兵役方面，唐初统治集团惩隋亡之失，再也不敢穷兵黩武，“扫地为兵”了。例如唐太宗要拣点年纪不满十八岁的中男充当府兵，侍中魏徵不肯签署诏敕，认为“若次男已上，尽点入军，租赋徭役，将何取给”；如果这样做，是“竭泽取鱼，非不得鱼，明年无鱼，焚林而畋，非不获兽，明年无兽”（《贞观政要·直谏篇》），会导致亡隋之失。唐太宗听从了他的话，便不点中男。所以一直到唐府兵制度停止为止，分布在全国地区的折冲府，始终保持在六百个上下，也就是说府兵兵额始终限制在六十万人左右，这样便不致严重影响社会生产的发展。

在反徭役和反征调方面，隋末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也给予唐初统治阶级以深刻的教训，使他们再也不敢无限制地征敛了。唐太宗对他的大臣们说：“隋时百姓纵有财物，岂得保此！自朕有天下……无有所差科，人人皆得营生，守其资财……向使朕科唤不已，虽数资赏赐，亦不如不得。”（《贞观政要·政体篇》）唐初统治阶级，不轻易差科百姓，决不是施仁政，而是接受隋亡的教训，才这样做的。西魏大统十三年（公元547年）行六丁兵制，即一个丁男，每年服役两个月；北周初年行八丁兵制，即一个丁男，每年服役一个半月；北周武帝保定元年（公元561年）又改八丁兵制为十二丁兵制，即一个丁男每年服役一个月；隋初，又改十二丁兵制为每年每个丁男服役二十天。隋文帝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又规定“人年五十，免役收庸”。可以说均田制土地上的劳役形态，已逐渐在向缴纳实物形态转变。但是隋炀帝营建东都，穿凿运河，修长城，筑驰道，发动对高句丽的战争时，又无限期地征调民夫，担任后方运输工作，“发诸州丁，分为四番（即四丁兵制），于辽西柳城（今辽宁朝阳）营屯，往来艰苦，生业尽罄”（《隋书·食货志》）。“六军不息，百役繁兴，行者不归，居者失业”（《隋书·炀帝纪》）。民饥流亡，邑落为墟，隋末大征调的教训，对唐初统治阶级来说，该是极其深刻的。唐初惩亡隋之失，订出了一套以绢代役的“庸”的制度，因循隋制，规定每丁每年服力役二十天，如不应役，则以绢代替，每天折绢三尺，二十天共折绢六丈。当时田租丁调中的丁调是每人每年输绢二丈，庸的征收额比起丁调来，还要重两倍，可见在折绢代役以前，农民徭役负担是如何沉重。尽管唐初“庸”调比丁调重两倍，但说明经过隋末农民起义，终于使封建剥削制度中最落后的一环，即徭役形态暂时废除了。徭役制废除之后，均田制土地上从事耕作的农民比以前有较多的时间在小块土地上耕种，再生产的条件有了改善，劳动积极性有了提高，这样自然会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积极作用。

在人身依附关系方面，由于隋末农民起义发展到全国范围，参加农民起义军的人数至少在五百万人以上，那么，在这五百万以上的农民起义军，除了均田农民、自耕小农以外，会有为数众多的佃客、部曲、客女参加，这是毋庸怀疑的事实。部曲、佃客平日被束缚在世家大族土地之上，山东、河北地区农民起义最为蓬勃发展，因此这一地区世家大族受到的打击也最重。史籍记载：“先是群‘盗’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独〔窦〕建德善遇之。”（《资治通鉴》隋大业十二年）这一段话说明赵魏一带的世家大族，原是农民起义军的打击对象。尽管唐王朝不久又巩固了封建统治权，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部曲、佃客与世家大族的依附关系，不可能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在农民大起义之后，世家大族对部曲、佃客的剥削量，大体上只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人身依附关系一时也会有所松动。一部分私家部曲、佃客挣脱了世家大族的依附关系之后，随农民起义军流动作战，后来就在他乡异地定居下来，分到了均田土地，被追认为均田农民或自耕小农，这都是有可能的。因此，部曲、佃客经过隋末农民战争以后，他们的身份和生活，多少也有一些改善，这对于唐初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起了促进作用的。

现在有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通过隋末农民大起义，很大部分世家大族的部曲、佃客，都解放出来了，世家大族的势力受到这次沉重的打击之后，他们的经济、政治势力从此就一蹶不振了。我们认为隋末农民大起义曾对世家大族给予一定的打击，但不能说世家大族的势力就此一蹶而不振了。第一，我们从反映唐前期社会经济诸关系的重要文献《唐律疏议》中，很清楚地可以看到部曲、佃客制还是当时封建经济中的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庄客制和庶族大地主的生产关系，在唐初还没有完全成熟，还不能代替前一种生产关系（它们两者之间，只有量的区别，没有质的区别），因此如果说经过隋末农民大起义，部曲、佃客制完全衰落了，世家大族的经济、政治势力就此一蹶不振了，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第二，我们从反映唐代统治集团构成成员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来看，世家大族如清河崔氏出宰相五人，博陵崔氏出宰相十二人，范阳卢氏出宰相八人，赵郡李氏出宰相十三人，荥阳郑氏出宰相九人，河东裴氏出宰相十一人，京兆韦氏出宰相十四人，琅邪王氏出宰相四人，太原王氏出宰相七人，兰陵萧氏出宰相十人。这里讲的只是宰相，世家大族担任卿寺以至州县官吏的，更是多到无法统计。可见在唐代，世家大族犹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政治上、社会上还具有相当强的势力。政治、社会势力没有衰落，正说明他们的经济势力虽然已经动摇，但是还能维持，因此如果说这一时期世家大族的势力就此一蹶不振，部曲、佃客制已经完全衰落，未免过早。当然，我这样说，不是说世家大族在隋唐之际没有一些变化，上面讲到过，有些世家大族经过隋末农民大起义之后，丧失了一些部曲、佃客和土地、庄宅，比起全盛时期来，他们的经济力量确实有所削弱。不仅如此，强化了的唐王权，还开始压抑他们，如下面所讲到的唐初修《氏族志》时，硬把山东世族大地主崔从第一等压到第三等，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社会上的优越地位，和过去也不能相比，这些事实是应该承认的。

(1)　曾《类说》卷四引《河洛记》：《隋大业长白山》歌：长白山头知世郎，纯着红罗锦背裆。长槊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剑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2)　按白榆娑，《隋书·炀帝纪》、《北史·隋炀帝纪》均作白榆妄，《资治通鉴》从《大业略记》作白榆娑，今从《资治通鉴》作白榆娑。

《隋书·炀帝纪》：大业九年正月，灵武白榆妄称“奴贼”，劫掠牧马。

《元和郡县图志》：丹州云岩县，库利川在县郭南，昔有“奴贼”居此川内，稽胡呼奴为“库利”，因以为丘。

《旧唐书·丘和传子行恭附传》：初，原州“奴贼”数万人围扶风郡，太守窦坚守经数月，“贼”中食尽，野无所掠，众多离散，投行恭者数千骑。

(3)　有关隋末农民起义的起义年月、次数，大都根据《隋书·炀帝纪》，不另参考其他资料，以避免资料互相矛盾及前后不一致的情况。

(4)　这里附带叙述朱粲的事迹。朱粲，亳州城父（今安徽亳州东南）人。初为县佐史，后来参加隋军镇压农民起义。朱粲看到官军无能，就拉起一支队伍来，在荆沔一带，“所至杀戮，噍类无遗”。开始自称迦楼罗王（佛经中称金翅鸟神为迦楼罗），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改称楚帝，都于冠军（今河南邓州西北），部众发展到二十万人。但是这支军队“不务稼穑，以劫掠为业”，破坏性很大。他每次攻下州县，就下令征发积粟，充作军粮。撤退时就命令焚毁余粮，拆毁城郭，以致他的统辖地区内，“百姓大馁，死者如积”（《旧唐书·李子通传朱粲附传》）。最后众叛亲离，淮安（郡治桐柏，今河南泌阳）土豪杨士林、田瓒等起兵拒粲。武德二年淮源（今河南信阳西北）一战，全军溃散。朱粲只率残部几千人逃奔菊潭（今河南内乡北），初降唐，后来又叛唐投奔王世充。王世充兵败，朱粲在洛阳被擒，为唐军所杀。“士民疾朱粲残忍，竞投瓦砾击其尸，须臾如冢”（《资治通鉴》唐武德四年）。

第二章

唐王朝的建立与唐代政治

第一节　唐王朝的创建

唐王朝的建立与武德政治　唐王朝的建立者唐高祖李渊，自称郡望是陇西李氏，是西凉王李的后嗣。可是据近人陈寅恪氏的考证，李渊的祖先，族葬在赵州昭庆县（今河北隆平），因此可能是赵郡李氏之后，而不是陇西李氏之后(1)。渊祖李虎，出身于六镇之一的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西南乌兰不浪土城梁）军官，后来以贺拔岳军团的将领，仕于西魏。西魏相宇文泰在大统十六年（公元550年）之前，成立府兵统帅部，李虎为八柱国之一，史称八柱国家，“当时荣盛莫与比”（《周书·侯莫陈崇传》）。由于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家同时成为宇文泰所组成的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的领导核心，因此，李氏自李虎起，一直是这一集团中的重要构成分子。北周王朝建立时李虎已先卒，宇文氏追封李虎为唐国公，由其子李袭封。李在隋代官至柱国大将军、安州总管。李妻，独孤信（也是西魏八柱国之一）的第四女，信长女为北周明帝宇文毓后，第七女为隋文帝杨坚后。由于李和周、隋两朝的皇帝都是襟娅，因此李氏在周、隋之际，贵盛不衰。李渊是李的长子，在隋袭爵唐国公。隋文帝因为他是自己的姨外甥，更见重用。隋炀帝发动进攻高句丽的战争，曾派遣李渊驻怀远镇（今辽宁辽中县附近）督运粮米。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炀帝又派他为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去镇压农民起义军。大业十三年，又任命他为太原留守。太原是东魏时代高欢的军事重镇；到了北齐时代，又在太原置晋阳宫，布置重兵，成为北齐的陪都和军事重心；到了北周末年，还有“天下精兵处”（《隋书·李穆传》）的说法；在隋代，太原又是北御突厥的军事重镇。当隋炀帝末年，农民起义遍及全国，黄河下游及江、淮之间，几乎都被农民起义军控制住的时候，隋王朝在北方所控制的最重要的据点，除掉西京大兴城、东都洛阳城以外，就算太原晋阳城了。隋炀帝在去江都之前，为确守这鼎足而立的三个据点作了部署，调任太原留守代王杨侑留守西京，以越王杨侗留守东都，而以李渊留守太原。

隋炀帝去江都之后，北方的局势急转直下，李渊眼看隋政权即将崩溃，在次子李世民的怂恿之下，积极策划起兵，以便从隋王朝严重危机的缝隙中找到自己发展的道路。他以镇压农民起义为借口，募集到兵士一万多人，遂在大业十三年五月，杀掉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在太原起兵。李渊由于利用了当地所积贮的布帛数千万匹和无数粟米(2)，故能于“二旬之间，众得数万”（《大唐创业起居注》）。于是决计向西进兵，夺取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的大本营和府兵兵源供应地的关中。

这时隋王朝土崩瓦解，北方东突厥贵族的势力却空前强大起来，突厥始毕可汗迎炀帝“萧皇后，置于定襄（即大利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俱北面称臣。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所谓“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通典·边防典·突厥》）。李渊要向关中进军，为了暂时解除北面的威胁，所以派刘文静聘问突厥，突厥始毕可汗派遣其特勤康鞘利率兵五百人，马二千匹，支援李渊，表示友好。

大业十三年七月，李渊率军三万，从太原向长安进兵。隋西京留守代王侑派屈突通、宋老生分率关中精兵，扼守霍邑（今山西霍州）和河东（郡治蒲坂，今山西永济西蒲州镇）两地，以拒李渊。这年八月，李渊攻下霍邑，杀宋老生。为了避免攻坚，只以少数兵力牵制屈突通的河东守军，李渊亲率主力，渡黄河，攻占朝邑（今陕西大荔东）；又沿河南下，取永丰仓（在今陕西华阴东北）；并分兵扼守潼关，戒备东方。

李渊沿途开仓赈赡饥民，“所经隋行宫园苑，并罢之”，“其宫人等并放还亲属”；他又严申军纪，“勒诸军各依壁垒，勿入村居，无为侵暴”，因而声势日盛。李渊还写信招慰关中壁垒堡坞中的地主，对于前来投附的“三秦士庶、衣冠子弟、郡县长吏、豪族弟兄老幼”（《大唐创业起居注》），都晋爵授官，于是关中的地主便迅速归向李渊了。

在李渊西进期间，关中的李渊亲族，积极响应李渊的起兵。李渊叔伯兄弟李神通起兵县（今陕西户县），众逾一万；李渊女儿平阳公主（柴绍妻）派人说降了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反隋军队，攻占（今陕西周至）、武功（今陕西武功）、始平（今陕西兴平）等县，聚众至七万；李渊女婿段纶也攻下了蓝田（今陕西蓝田），聚众万余人。李渊兵抵长安城下，会合诸军兵有二十万人，就在这年十一月，攻克了长安。

李渊入据长安后，立炀帝孙代王杨侑为傀儡皇帝（隋恭帝），遥尊在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渊自为大丞相、唐王。隋义宁二年（公元618年）三月，炀帝在江都被杀；同年五月，李渊废黜了杨侑，自己做了皇帝，国号唐，是为唐高祖。建年号曰武德，定都长安。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唐王朝（公元618—907年）就这样建立了。

唐王朝建立后，一面稳定关中的局势，一面向四方扩展势力。在武德（公元618—626年）年间，陆续削平了薛仁杲、李轨、刘武周、宋金刚、王世充、萧铣等割据武装；镇压了窦建德、刘黑闼、林士弘、辅公等农民起义队伍。到了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原来盘踞在恒安镇（即北魏旧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的苑君璋，也摆脱突厥可汗的羁縻，归附了唐朝；最后又在贞观二年，唐出兵围攻朔方城（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南白城子），消灭了为突厥所册立的“解事天子”梁师都，至此，全国的统一，基本完成。

前面说过，关中地区的均田，相对地说比较巩固，同时它又是府兵集中地区。唐高祖自河东进占关中以后，不仅掌握了长安府库和永丰仓及太原粮储，而且获得了兵源和物资供应都较充裕的统治基地，因此他便最有可能成为结束隋末农民战争以后分裂局面的人物。更重要的是唐统治集团接受了隋亡的教训，在人民的巨大压力之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不得不进行了一些政治改革。这些改革，既为统一全国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以后唐初的富强铺平了道路。

唐高祖武德年间施行的改革，主要是革除隋炀帝的虐政，“去其泰甚”（《唐大诏令集》卷一百十一引《置常平监官诏》）。

在经济方面，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就颁布了“租庸调法，每丁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资治通鉴》唐武德二年）。武德六年，又特别下了《简徭役诏》和《禁止迎送营造差科诏》二道诏令。诏文中指出隋末“刑政板荡”，“征求无度”，“下民困扰，各靡聊生”。承认唐初百姓“凋弊之余，饥寒重切”，因此要让他们休养生息，使他们有时间来从事耕织，以求“家给人足”。诏令中规定“河南、河北、江淮以南及荆州大总管内……非有别敕，不得辄差科徭役”；各地州县，“非有别敕”，亦不得任意征发百姓从事“道路送迎，廨宇营筑”（《唐大诏令集》卷一百十一）。武德七年，全国已基本上统一，又重新颁布了均田令和赋役令。均田令的颁布，使农民在战争时期从地主手里夺得的土地得到肯定，部分无地、少地的农民多少获得或增加一定数量的土地，流亡的农民复归版籍，这对社会经济的恢复起一定作用。赋役令不仅把剥削量固定了下来，还发展了以绢代役的制度，这比起隋炀帝的丁男岁役九十日和徭役无休止等虐政来，对农民是有利的。

在政治方面，唐高祖入关之初，就“约法十二条，唯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通典·刑典·刑制》），废除了隋的一些苛法。称帝之后，正式下诏“废大业律令”（《资治通鉴》唐武德元年），“用开皇旧式”（《资治通鉴》唐武德四年）。到了武德七年，新律令制成，不但比隋炀帝的《大业律》轻得多，就是比起隋文帝时的《开皇律》来，也有某种程度的改进。

唐高祖时期，国家逐步统一，社会渐趋稳定，唐王朝的典章制度，也规模日臻完备，这就为唐太宗“贞观之治”铺平了道路。不过在武德时期，阶级矛盾仍然是尖锐的，当时户口，“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贞观政要·奢纵篇》），不少地区，城郭空虚，道路萧条，社会经济一时难以恢复。唐王朝统治的真正巩固，社会经济的逐渐恢复，是在唐太宗统治的二十多年中逐步实现的。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唐王朝建立不久，统治集团内部就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唐高祖李渊长子建成、次子世民、四子元吉，三子玄霸早死。李渊自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升任太原留守时，建成、元吉皆留居河东，只有世民在李渊身边，因此，首先能向李渊提出起兵计划的，只有世民一人。李渊起兵时，建成、元吉从河东逃奔太原，李渊因以建成为左领军大都督，世民为右领军大都督，分统左右三军西击；元吉率中军留守太原。李渊取得长安之后，建成曾为东讨元帅，在建立唐政权的过程中，出力不少。及李渊称帝，建成以嫡长子被立为太子，世民被封为秦王，元吉为齐王。按照中国古代的礼制，太子是不将兵的，所谓“君之嗣（嫡），不可以帅师”（《左传》闵公二年），而元吉留守太原时，曾因刘武周进攻弃城逃归长安，声望不振，所以此后一些重要战役，常由世民指挥主力军作战。李世民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破薛仁杲，败刘武周、宋金刚，擒窦建德，降王世充，屡摧劲敌，被册命为“天策上将”，威名日盛。他统率的多系“新附诸军”（《大唐创业起居注》），他的部将也有不少人出身于社会中下层，他也能广泛罗致地主阶级中的干练人物，“谋巨猛将，并在麾下”（《旧唐书·河间王孝恭传》），在他周围逐渐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同主要由宗亲贵戚和隋旧官僚组成的李建成集团发生激烈的矛盾斗争。终于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世民伏兵长安太极宫北面的玄武门，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杀死建成、元吉及其诸子，迫使唐高祖立世民为皇太子；当年八月，高祖便把皇位传给世民。次年，改元贞观。李世民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唐太宗。

唐太宗在太原起兵的那一年，年龄才十八岁；到虎牢会战，任唐军统帅，败窦建德，降王世充，年龄也只有二十四岁；登位做皇帝时，年二十九岁。他一共做了二十三年皇帝（贞观元年至二十三年，公元627—649年）。这二十三年的时间，由于农民大起义以后，阶级力量的对比有所变化，生产关系有所调整，生产力发展较快，社会经济恢复较快，人口增长较速，这就是被封建历史学者艳称为“贞观之治”的时代。

唐太宗“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致百姓“东西逐食”。不过到了“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贞观政要·政体篇》）。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并东突厥，唐北边威胁已经解除，沿边地区人民的生活比较安定，被突厥贵族俘掠去的汉族劳动人民大量返回中原，这对当时的生产恢复，起了一定作用。自此时起，史称：“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3)。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贞观政要·政体篇》）这样，封建历史家便把这个时期誉之为“太平盛世”。

我们认为旧日的封建历史家对“贞观之治”是渲染得有点过分的。即以户口而论，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户至八百九十万；而唐贞观之初，户不满三百万，即使到了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户也不过三百八十万。固然，在唐太宗统治的二十多年间，人口有了较大的增长，但比之隋极盛时户数，还不到二分之一。更以社会现状而论，贞观四年（公元630年），高昌王麴文泰来唐访问，“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北”（《资治通鉴》唐贞观十四年）。贞观六年（公元632年），魏徵疏文中也说道：“今自伊、洛以东，暨夫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贞观政要·纳谏篇》）可见当时有不少地区还是残破不堪，疮痍未复。再以人民生活和他们所负担的租赋徭役而论，《册府元龟·帝王部·巡幸门》载：“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二月己酉，幸灵口（灵水之口，在今陕西临潼境），村落逼侧。问其受田，丁三十亩。”说明三辅附近的贫民，并未真正能够依制受田。农民受田一般不足，而租、庸、调的剥削，却并没有因受田不足而实际有所减轻。至于徭役比起隋末来虽然有所减省，但由于北并突厥，西攻吐谷浑，取高昌，东北用兵高句丽，战争频繁，所谓“顷年以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贞观政要·征伐篇》）。人民的徭役负担还是相当重，以致“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终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旧唐书·马周传》）。尤其发动对高句丽的战争以后，唐太宗遣使往剑南道征发民夫，伐木造舟，因而激起了雅、邛、眉三州人民的反抗。唐太宗一方面派兵镇压；一方面改在潭州（治长沙，今湖南长沙）造船，而向剑南道人民征收“船庸”。“大船一艘，庸绢二千二百六十三匹”，“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资治通鉴》唐贞观二十二年），阶级矛盾一度非常紧张。由此可见，封建历史家把贞观时期当作理想的“太平盛世”，和实际情况是有很大距离的。

当然，我们这样说，不等于完全否定贞观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措施和成就，我们承认贞观的政治比起唐代其他各朝的政治，相对地说，有其可以肯定之处。

唐太宗即位初年，曾“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唐太宗不同意这样的做法，说：“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役繁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资治通鉴》唐武德九年）唐太宗这段话，可以说是贞观时期政治措施的指针。

唐太宗接受隋亡的教训，在刑法方面，对死刑的判处非常慎重，下令全国所有判处死刑的犯人，必须申报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复核，经三复奏，甚至五复奏，由皇帝批准，才准执行。并在《贞观律》中，把刑法方面的一些改进措施以律文形式固定了下来。

唐太宗曾对臣下说过：“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目见。”（《贞观政要·政体篇》）因此他在即位之初，前后放免宫女三千余人。这不仅使隋末以来被幽闭深宫的女子获得婚配，而且也节省了宫中费用。固然太宗晚年也营建翠微宫，且“服玩纤靡”（《旧唐书·太宗贤妃徐氏传》），不过他在统治的初期，还算比较俭约的。当时的大臣如中书令岑文本，居“宅卑湿”；户部尚书戴胄，“居宅弊陋”；尚书右仆射温彦博，“家贫无正寝”；特进魏徵，“宅内先无正堂”，生活都较朴素。史称贞观“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贞观政要·俭约篇》），这对积累社会财富，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唐太宗还积极并省州县，精简官吏。在隋朝末年，各地地主武装纷纷保据州县，霸占一方，唐高祖为了拉拢他们，往往就地增设州县，任命他们为总管、刺史，因此全国州县的数目，比隋初增了一倍。唐太宗见“民少吏多，思革其弊”，便从贞观元年起，“大加并省”（《资治通鉴》唐贞观元年）。到了贞观十三年，全国共有“州府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五百一十一”（《资治通鉴》唐贞观十三年）。州县并省后，地方官吏大大减少了。唐太宗认为“官在得人，不在员多”（《资治通鉴》唐贞观元年），“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贞观政要·择官篇》）。他从贞观元年起，下令并省内外官吏，当时由政府任命的重要官员，只保存了六百四十三员（吏员和外县官吏不包括在此数内）。到了唐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内外文武官一品至九品”（包括县令、丞在内），才又达到“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资治通鉴》唐显庆二年）的数目。州县和官吏数额的裁减，既节省了政府开支，也减轻了人民的赋役负担，这是符合当时社会要求的措施。

唐太宗为了要了解下情，征询政事得失，经常召见五品以上京官，“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贞观政要·政体篇》）。他很重视地方长吏的人选，把各地都督、刺史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资治通鉴》唐贞观二年）。他在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曾派李靖等诸道黜陟大使巡行全国，升迁廉吏，惩治贪官。他“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随以所犯，置以重法”（《贞观政要·政体篇》）。因此，贞观时期的吏治是比较清明的。

唐太宗很能搜罗和使用地主阶级人才，如李勣（即徐世勣）本来是农民起义军将领，魏徵是其政敌李建成的党羽，都为唐太宗重用。马周出身寒微，为中郎将常何家客，代常何上书陈便宜二十余事，得到唐太宗赏识，被选拔为监察御史，后累官至中书令。当时参与朝政的大臣，包括各个社会集团的人物。其中关陇贵族有长孙无忌、宇文士及、于志宁、李靖、侯君集、杜如晦，江东世族有萧、陈叔达、岑文本、虞世南、褚遂良，山东旧族有高士廉、房玄龄、王，山东庶族有李勣、程知节、马周等。其目的是想在更广泛的基础上集中地主阶级力量，巩固其统治政权。

唐太宗不仅有军事指挥才能，而且善于训练军队。他了解到要增强军事力量，不是单单依靠士兵数目的众多，而是依靠士兵战斗意志的旺盛和平素有训练。他刚即位时，因东突厥不断内侵，需要进行反击，“于是日引〔诸卫将卒〕数百人教射于〔显德〕殿庭，中多者赏以弓帛，其将士亦加上考”（《资治通鉴》唐武德九年）。他这样轮训诸卫将士，对卫士战斗力的提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在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更将全国府兵作了整顿，府兵家属的生活，在当时也比较有保证，这支经过训练的府兵，便成为唐皇朝的主要武装力量。唐太宗根据自己的军事实践经验，在战争问题上抱有这样的见解：“土地虽广，好战则人凋；中国虽安，忘战则人殆。凋非保全之术，殆非拟寇之方。”所以他认为兵甲“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贞观政要·征伐篇》引《帝范》）。

唐太宗在封建社会的帝王中，固然不失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但是上面讲到的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措施，归根到底，其目的无非是维护和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他对大臣们就说过：“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矣。”（《贞观政要·贪鄙篇》）正是为使封建统治阶级“长守富贵”，才不得不作出以上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措施的。因此唐太宗的各方面的措施，我们不能作为他对人民的“恩施”来看待，亦不能作为“仁政”来看待，因为在巨大农民革命威力震慑之下，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封建统治政权重新稳固下来。

隋末农民大起义覆灭了隋王朝的教训，对唐初君臣来说是非常深刻的。唐太宗曾亲眼看见隋极盛时的富强，“计天下储积，可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至灭亡。炀帝失国，亦此之由。”唐太宗因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储蓄”（《贞观政要·辨兴亡篇》）。他尝对臣下说：“隋炀帝广造宫室，以肆行幸，自西京至东都，离宫别馆，相望道次，乃至并州、涿郡，无不悉然；……人力不堪，相聚为‘贼’，逮至末年，尺土一人，非复己有。……此皆朕耳所闻，目所见，深以自诫，故不敢轻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静，不有怨叛而已。”（《贞观政要·行幸篇》）魏徵也对唐太宗说：“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所有。彼炀帝……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徭役无时，干戈不戢……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灭，为天下笑。”（《贞观政要·君道篇》）有一次，唐太宗将要修建飞山宫，魏徵又上疏说：“〔隋〕炀帝恃其富强，不虞后患，穷奢极欲，使百姓困穷，以至身死人手，社稷为墟。陛下……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昔隋之未乱也，自谓必无乱；未亡也，自谓必无亡。故赋役无穷，征伐不息，以至祸将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鉴形莫如止水（古人以水作镜子照），鉴败莫如亡国。伏愿取鉴于隋。”（《资治通鉴》唐贞观十一年）

隋末农民大起义深刻教训了唐太宗君臣们，使他们“言念及此，不觉惕焉震惧”（《贞观政要·灾祥篇》）。震慑于人民力量的强大，唐太宗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君道篇》）。“犹如馋人，自食其肉，肉尽必死；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毙，其君亦亡。”（《贞观政要·辨兴亡篇》）因此他说过，“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贞观政要·政体篇》）。唐太宗君臣经常引用荀子的话，以“舟”来比喻皇帝，以“水”来比喻百姓。唐太宗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教诫太子诸王篇》）。魏徵也说：“君，舟也；人（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魏徵还引用伪古文《尚书·泰誓篇》“抚我则后，虐我则雠”，以及前人“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贞观政要·君臣鉴戒篇》）的话，来警戒唐太宗。这充分说明隋末农民革命战争推翻了隋王朝这一巨大威力对唐初人们的深远影响。

唐太宗懔懔于“战胜易，守胜难”（《贞观政要·慎终篇》）的格言，要求自己“日慎一日，虽休勿休”（《贞观政要·政体篇》）。他曾对臣下说：“治国如治病，病虽愈，犹宜将护；傥遽自放纵，病复作，则不可救矣。今中国幸安……然朕日慎一日，惟惧不终。”（《资治通鉴》唐贞观五年）唐太宗君臣经常讨论到如何能够长治久安的问题，也讨论到创业难还是守成难的问题。唐太宗的结论是：“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贞观政要·君道篇》）。并且还说：“平定天下，朕虽有其事；守之失图，功业亦复难保。”他认为虽是成功的帝王，也绝不能“恃天下之安”，而应该“每思危亡以自戒惧，用保其终”。魏徵在这方面谈得更多，他一再要求唐太宗时时想到《诗·大雅·荡》中“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诗句，要求他能“居安思危”，“安不忘危”（《贞观政要·慎终篇》）。君臣之间，互相警惕到这样程度，“隋氏灭亡之事”，确实是太宗君臣最好的借鉴。

在封建帝王中，唐太宗算是比较能纳谏的一个皇帝。他“尝谓公卿曰‘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贞观政要·求谏篇》）。他曾经问魏徵：“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回答得很简单：“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只要“人主能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资治通鉴》唐贞观二年）。唐太宗对魏徵这个说法，非常重视，认为这是非常宝贵的意见。他有一次下诏调集兵修建洛阳宫乾元殿，给事中张玄素上疏谏止，疏里说：“百姓承乱离之后，财力凋尽……饥寒犹切。”“臣尝见隋室初造此殿，楹栋宏壮……乾元毕工，隋人解体。”（《贞观政要·纳谏篇》）“且以今日财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炀帝矣。”（《资治通鉴》唐贞观四年）唐太宗听了他的话，就下令停止修建。当时大臣中，魏徵以最能进谏著名。他在一次上书中说唐太宗在“贞观之始，乃闻善惊叹”；到了贞观八九年间，“犹悦以从谏”；到了贞观十年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贞观政要·诚信篇》）。这话说明唐太宗毕竟是封建帝王，其纳谏是有限度的。而且帝王的纳谏，大臣的进谏，其实质，都是从长治久安，即维护封建统治阶级长远利益为出发点的，只能说明这些帝王大臣对如何统治人民、剥削人民，考虑得比别人更周密而已。

总起来说，唐太宗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初步注意到人民的利益，从而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隋末以来的社会危机，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同时，这一政策的另一结果，也促使人民能够发挥他们蕴藏着的巨大潜在力量，从而创建了一个在中世纪史上少见的文化灿烂、国力鼎盛富强的封建国家。因此，唐太宗的业绩是大的。肯定他的历史业绩，揭露他的剥削阶级本质，都是需要的。唐太宗对自己的功过，有这样的评价：“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资治通鉴》唐贞观二十二年）我认为不妨这样评价他。

(1)　见陈寅恪先生所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

(2)　《通典·食货典》：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千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亦魏晋以降之未有。

(3)　《贞观政要·务农篇》：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太宗以天下粟价率计斗直五钱，其尤贱处计斗直三钱。

第二节　唐高宗的统治与武周的改制

唐高宗的统治　唐太宗一共有十四个儿子，长孙皇后嫡出三子，长子承乾，立为皇太子，次魏王泰（太宗第四子），次晋王治（太宗第九子）。唐太宗宠爱魏王泰，以泰爱士善属文，特令于魏王府置文学馆，任自引置学士，延宾客著书。泰奏撰《括地志》，历四年成书。太子承乾甚忌魏王泰，惟恐发生废立的事，泰也有夺谪之意。两人各结朝臣，互相倾轧。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承乾密谋杀泰，事泄，太宗废太子承乾，同时斥逐魏王泰，更立晋王治为太子。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死，年五十三。太子治即位，是为高宗。

唐高宗一共做了三十四年皇帝（公元650—683年）。当他即位之初，承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全盛局面，国力鼎盛。当时的宿将如李勣、契何力，都是唐太宗的同辈，后起的名将如苏定方、任雅相、刘仁轨、薛仁贵等，大都是唐太宗一手培养起来的，他们都熟谙战略、战术，能够指挥大军团作战，从事远征。当时中枢的宰相，如长孙无忌，是唐太宗的妻兄，唐太宗的取得政权，无忌之力居多；如褚遂良，是唐太宗为秦王时的府僚，他们都有丰富的统治经验。所以在唐高宗前期对内能够巩固封建统治，对外也能够不断取得胜利。

唐高宗一代，除了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在睦州（治建德，今浙江建德东）爆发了以陈硕贞（女，自称文佳皇帝）为首的农民起义之外，政局比较稳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不断上升，人口从永徽三年，全国户数三百八十万，经高宗、武则天两朝，到了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增加到六百一十五万六千一百四十户，仅半个世纪，增加一倍以上。在军事上，东与新罗联军，取高句丽、百济。西面击败西突厥，俘贺鲁，一度把安西都护府设立在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并在龙朔元年（公元661年），以陇州南由县令王名远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于葱岭以西、波斯以东地区置十六个都督府，由吐火罗叶护、诃达罗支国王等兼任都督，加强了唐和中亚各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密切联系。在当时的世界上，只有东罗马帝国（即拂）和阿拉伯哈利发国家（即大食），可以与盛大的唐王朝相比拟。

武则天的当政　武则天，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人。父武士彠，是个木材大商人，“微时与邑人许文宝以鬻材为事”，“因致大富”（《太平广记》卷一三七引《太原事迹》）。唐高祖李渊“领屯汾晋，休其家，因被顾接”（《新唐书·外戚·武士彠传》）。后来李渊出任太原留守，引为司铠参军；李渊起兵太原，置大将军府，以武士彠为铠曹参军。从平长安，官工部尚书，封应国公，历利（州治绵谷，今四川广元）、荆（州治江陵，今湖北江陵）二州都督，病卒。武则天是武士彠的第二个女儿，生在广元。晚唐诗人李商隐《利州江潭作》诗题下注云“感孕金轮所”。因为武则天尝自加号为“天册金轮圣神皇帝”，所以李商隐这样称呼她。

武士彠死后，唐太宗闻武则天有美色，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选入后宫为才人。唐制，皇帝后宫置才人五人，正五品。这是皇帝左右名分较低的姬妾。这时武则天才十四岁。她后来对人讲，唐太宗有一匹骏马叫“师子骢”，“肥逸无能调驭者。朕（则天自称）为宫女侍侧，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资治通鉴》唐久视元年）太宗很是赞赏她的气概。她那种强毅的性格和统治才能，这时已经透露出来了。

唐太宗病危，太子治在太宗左右侍疾，“见才人武氏而悦之”。唐太宗病死，一部分未曾生育子女的姬妾，被剃度为女尼，“武氏随众感业寺为尼”。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唐高宗往感业寺行香见武氏，再召入宫，“未几大幸，拜为昭仪”（《资治通鉴》唐永徽五年）。次年，高宗废皇后王氏和所宠淑妃萧氏，立武则天为皇后（时年三十一岁）。王皇后和萧淑妃被废黜后，囚于宫内别院，不久，武则天遣人杖王皇后和萧淑妃各一百，并截去手足，纳酒瓮中，数日后死去。

在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这一事件上，朝臣分为两派，一派是反对的，一派是迎合的。反对派是辅政大臣长孙无忌（高宗的舅父）、褚遂良，还有于志宁、韩瑗等等大臣。迎合派是许敬宗、崔义玄、李义府等等，李义府等都想通过劝立武则天为后这一事件，自己政治地位可以直线上升。李勣（即徐世勣）是唐太宗时代的名将，本来和长孙无忌意见相同，后来看到高宗很固执，为了维持自己的禄位，态度改变了。一天，高宗单独接见李勣，高宗问他：“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受太宗遗嘱辅政），事当且已乎？”勣对：“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礼部尚书许敬宗更公开说：“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后，何预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资治通鉴》唐永徽六年）这样，武则天终于被立为皇后。

武则天对反对派的迫害是非常残酷的，授意迎合派的大臣许敬宗（时已超升为侍中、中书令）、李义府（时已超升为中书侍郎参知政事、中书令）等制造伪证，累贬褚遂良为爱州（治九真，今越南清化）刺史，遂良在当地病故，后来他的两子彦甫、彦冲也在流配爱州途中被杀害。显庆四年（公元659年），许敬宗又诬奏长孙无忌谋反，贬官于黔州（治所在今四川彭川东北郁山镇）安置，不久又逼令自杀。同年，韩瑗、柳（废后王氏母舅）也被杀，所有这些家族的近亲，都被流配到岭南充奴婢。这是武则天一手造成的大冤案。

自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后，唐高宗得了一种风眩病，“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资治通鉴》唐显庆五年）。由于武则天发挥了她的政治才能，处理政务得当，因此到了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便发展到唐高宗“每视朝，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资治通鉴》唐麟德元年）。“上元元年（公元674年），高宗号天皇，皇后称天后，天下之人谓之二圣。”（《新唐书·则天皇后本纪》）公元683年，唐高宗病死，太子显即皇帝位，是为中宗。

武周改制　先是，唐高宗初即位，王皇后无子，高宗立后宫陈王忠为皇太子。及废王皇后，亦废太子忠，更立武则天子弘为皇太子。武则天生四子一女，长太子弘，次贤（章怀太子）、三显（中宗）、四旦（睿宗），女太平公主。太子弘长大，性仁爱，“礼接士大夫，中外属心”。“义阳、宣城二公主，萧淑妃之女也。坐母得罪，幽于掖庭，年逾三十不嫁。太子见之惊恻”（《资治通鉴》唐上元二年），奏请高宗将二公主嫁人，因此失爱于武则天。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太子病死，时人以为武则天所鸩杀。同年，高宗立贤为太子。不久命太子贤监国，“太子处事明审，时人称之”（《资治通鉴》唐调露元年）。他知道母亲不会相容，内怀忧惧，作《黄台瓜辞》，冀以感悟武则天。“其辞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归。’”（《资治通鉴》唐至德二载）到了永隆元年（公元680年），武则天果真诬太子贤要造反，把他废为庶人，于巴州（治化城，今四川巴中）安置，最后还是逼令自杀。贤废，贤弟显为太子。高宗死（时武则天五十九岁），中宗显立。武则天仍临朝听政。两个月后，又废中宗为庐陵王，把他幽禁于房陵（今湖北房县），改立显弟旦为皇帝，是为睿宗。睿宗知道母亲的政治野心，因此虽做皇帝，不敢过问政事，政事全都取决于武则天。到了公元690年，武则天索性改唐为周，降睿宗为皇嗣，而自为皇帝。这时她已六十六岁了。在公元705年，武则天才被迫退位，那时她已经八十二岁了。她做了十五年皇帝，并且在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已参决大政，前后当政，一共有四十年之久。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

武则天做了皇帝以后，立武氏七庙，追尊父武士彠以至五代祖武克己等为皇帝。改皇嗣李旦姓武氏。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矛盾，即皇帝继承人的问题。这是一个父系氏族为主的成熟的封建社会。从习惯上说，父死子继或母死子继，因为母子血统最接近，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倘使这样做，一旦武则天身死，最高统治权力势必依旧落到李唐子孙手里，武周王朝就会夭折。如果立内侄武承嗣为皇太子呢？武周王朝是延续下来了，可是武承嗣究竟是武则天异母兄武元爽的儿子，同武则天并无直接血统关系，况且武元爽还是因武则天授意，被流配岭南而死的呢。

武则天做了皇帝的第二年，武承嗣指使洛阳人王庆之等数百人上表，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因宰相岑长倩、格辅元，大臣李昭德等坚持反对，武则天未遽然允许。武承嗣、武三思（武则天兄武元庆之子）屡次使人进说武则天：“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皆营求为太子。武则天犹豫未决。宰相狄仁杰提出“姑侄之与母子孰亲”（《资治通鉴》则天圣历元年）的问题，劝武则天召还庐陵王（中宗时幽禁房州）。宰相王方庆、王及善也劝武则天召还庐陵王。武则天权衡母子和姑侄之间的亲疏，决定不立武承嗣、武三思为皇太子。武则天即皇帝位的第九年，即圣历元年（公元698年）三月，托言庐陵王有病，遣使召庐陵王及其妃、诸子至洛阳（时武则天在洛阳）疗病。同年八月，武承嗣知不得立为皇太子，怏怏病死。庐陵王到了洛阳以后，皇嗣李旦坚决表示让位于庐陵王，乃立庐陵王显为皇太子，以李旦为相王，皇位继承人的问题，这时才正式确定下来，母位子继。

皇位继承人的问题虽然解决，但武三思、武懿宗（武则天伯父武士逸之孙）、武攸暨（武则天伯父武士之孙）等人还是当权派，气势熏天。尽管如此，武则天最后决定把政权交还给儿子，不交给侄儿，这样做还算是理智的。

武则天当政期间，为了巩固统治，曾不惜重用酷吏，奖励告密，纵容诬告，滥杀无辜，动辄株连数十家或数百家，实行恐怖统治。

有人说，武则天沉重地打击了关陇统治集团，这只说对了一部分。她在争取到皇后地位后，曾斥逐长孙无忌，逼其自杀；韩瑗前死，谪其子为广州官奴。以后高宗又听宰相上官仪言，欲废武后，仪反为武则天所杀，“朝士流贬者甚众”（《资治通鉴》唐麟德元年）。这个上官仪，陕州人，把他作为关陇统治集团成员就很勉强了。尤其以后被武则天所杀的人，除了唐宗室及外戚外，范围更广，不能只说她是打击关陇统治集团，也不能说她只是打击了门阀世族，而不包括世族和庶族。不论什么人，只要有一些迹象表明是在反对她，她就残酷地加以镇压。

弘道元年（公元683年），高宗病死，中宗即位，武则天临朝听政。不久废中宗，立睿宗，政归太后。光宅元年（公元684年），英公李勣孙嗣英公徐敬业聚集了政治上失意的人士唐之奇、骆宾王、杜求仁等，在扬州举兵，以匡复唐室，拥护庐陵王为号召，一时人数发展到十余万人之多。但当时承平日久，人民厌恶内战，而府兵制度尚未破坏，中央的兵力尚足以临制四方，地方新招集的军队，没有经过正常的训练，无法与中央抗衡。同时徐敬业在战略上也犯了错误，不使大军鼓行渡淮，直指洛阳，而欲南渡长江，进取金陵，以致兵力分散，无法抗拒北兵。武则天命大将李孝逸、黑齿常之等率兵三十万，东讨徐敬业。徐敬业逆战失败，被部下所杀。坐徐敬业举兵事而受株连被杀者，有宰相裴炎、宿将程务挺等。

当武则天废中宗为庐陵王时，有“飞骑十余人于客户坊同饮。有一人曰：‘早知今日无功赏，不如扶竖庐陵。’席上一人起出，北门进状告之。席未散，并擒送羽林，鞫问皆实。告者授五品，言者斩，自余知反不告，坐绞”（《朝野佥载》），“告密之端，自此兴矣”（《资治通鉴》唐光宅元年）。

自徐敬业举兵之后，武则天“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指洛阳），“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有胡人索元礼，知太后（武则天）意，因告密召见，擢为游击将军，令案制狱。元礼性残忍，推一人必令引数十百人”，武则天以为能。于是周兴、来俊臣之徒纷纷仿效。“兴累迁至秋官侍郎，俊臣累迁至御史中丞，相与私畜无赖数百人，专以告密为事，欲陷一人，辄令数处俱告，事状如一”。来俊臣又与万国俊等“共撰《罗织经》数千言，教其徒网罗无辜，织成反状，构造布置，皆有支节”（《资治通鉴》唐垂拱二年）。武则天看到告密信，就教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万国俊等审理，他们“每鞫囚，无轻重，先以醋灌鼻，禁地牢中，以火围绕，绝其粮，多抽衣絮以啖之”。“又作大枷凡十，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胆，六曰实同反，七曰反是实，八曰死者愁，九曰求得死，十曰求破家。遭其枷者，闷转于地，莫不自诬”（《太平广记》卷二六八引《神异经》）。又讯囚酷法，“或以椽关手足而转之，谓之‘凤皇晒翅’；或以物绊其腰，引枷向前，谓之‘驴驹拔橛’；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谓之‘仙人献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后，谓之‘玉女登梯’；或倒悬石缒其首”；“或以铁圈其首而加楔，至有脑裂髓出者”（《资治通鉴》唐垂拱二年）。至于“铺棘卧体，削竹签指，方梁压髁，碎瓦搘膝”（《朝野佥载》），更是一般刑罚了。“每得囚，辄先陈其械具以示之，皆战栗流汗，望风自诬。”（《资治通鉴》唐垂拱二年）不知屈害了多少人，造成了多少冤狱。

武则天准备改唐为周，正式做皇帝，必须消灭李唐宗室和姻戚，所以从垂拱三年（公元687年）起，到载初元年（公元690年）止，先后杀韩王元嘉、霍王元轨、舒王元名、鲁王灵夔（皆高祖子），越王贞、纪王慎（太宗子），泽王上金、许王素节（高宗子）等，并其子孙；又鞭杀章怀太子贤二子，史称“唐之宗室，于是殆尽矣。其幼弱者，亦流岭南”（《资治通鉴》则天天授元年）。武则天还诛杀李唐皇室的亲党数百家，其中包括唐开国元勋裴寂的孙子裴承先（高祖女临海公主子）、高祖女常乐公主及其夫括州刺史赵瓌、太宗女城阳公主及其子薛、薛绍（绍为武则天女太平公主之夫）等。以上这些人，绝大部分可以说是关陇统治集团的构成分子。

武则天杀“唐宗室、贵戚数百人”外，“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资治通鉴》唐长寿元年）。这些大臣中，在位的宰相就占了十九人之多，计有宰相河东裴炎、临淮刘之、金城骞味道、京兆韦待价、京兆张光辅、常山魏玄同、京兆韦方质、永阳邢文伟、河内范履冰、河东裴居道、溧阳史务滋、清河傅游艺、南阳岑长倩、陈留格辅元、长沙欧阳通、京兆乐思晦、赵郡李元素、乐安孙元亨、陇西李昭德，这十九个宰相中，韦待价、韦方质、张光辅、乐思晦、裴炎、裴居道，勉强可以列在关陇统治集团之内。其余的不是赵魏旧族，便是江南世家，其中如傅游艺，是因上书劝进被超迁为宰相的，所以说打击范围很广，实际触及到了整个统治阶层。

被诬陷处死者的亲属，往往流配岭南。长寿二年（公元693年），有人密告岭南流人要谋反，武则天命酷吏万国俊前往调查处理。万国俊至广州，悉召岭南流人，一天杀三百余人。武则天又遣六道使按察流人动向，刘光业杀七百人，王德寿杀五百人，自余少者不减百人。当时酷吏滥杀无辜，于此可见一斑。

武则天在她的统治权巩固以后，为了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又先后诛杀了酷吏索元礼、来俊臣、万国俊等，以平息民愤。

武则天一方面固然任用酷吏，铲除异己，造成了无数冤案，但另一方面，却也广开才路，大刀阔斧地破格引进人才，以扩大政权基础，巩固武周统治。武则天在垂拱元年（公元685年），“诏内外文武九品已上及百姓，咸令自举”。又在载初二年（公元691年）下制：“官人者咸令自举”（《旧唐书·则天皇后纪》）。除了鼓励“自举”以外，还派遣十道巡抚使分道挑选人才，加以提拔。十道巡抚使所举之人，武则天皆亲自引见，如在长寿元年（公元692年），武则天“引见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即中书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自此始。时人为之语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四齿杷）推侍御史，脱（模）校书郎。’有举人沈全交续之曰：‘评事不读律，博士不寻章（此两句据《朝野佥载》补）。糊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武则天“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资治通鉴》则天长寿元年）。

武则天也利用科举制度来广泛延揽人才。《通典·选举典》引沈既济之言曰：武则天“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公元680—681年）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公元682—683年）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浸以成风。至于开元、天宝（公元713—755年）之中”，“百余年间”，“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闻天下。”说明武则天重视进士科的考试，对当时文学的发展起了一定推动作用。武则天很重视科举，曾在载初元年（公元690年），亲自策问“贡士于洛城殿，数日方了”（《通典·选举典》），“贡士殿试自此始”（《资治通鉴》则天天授元年）。武则天“以选部送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也”（《隋唐嘉话》），吏部考试时的密封糊名制度，也可以说在武则天统治时期一度实行过。

武则天进一步发展了科举制度，尤其重视进士科，这样，科举制度不仅为世家“士族所趣向”（《通典·选举典》），就是新兴的庶族地主子弟，也趋之若鹜，这就给新兴的庶族地主开了参与政权的方便之门。

在武则天所选拔的人才中，出现了不少名臣，宰相有狄仁杰、张柬之，将帅有张仁愿、唐休、郭元振等；就是以后开元年间号称名相的姚崇、宋、张嘉贞、苏、张说等人，也都是武则天统治时期选拔出来的，不过到了唐玄宗时更为重用罢了。唐德宗时宰相陆贽称：“武后收人心，务拔擢，非徒人得荐士，亦许自举其才……故当世称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新唐书·陆贽传》）唐宪宗时宰相李绛也称：“武后命官猥多，而开元中有名者，皆出其选。”（《新唐书·李绛传》）可见武则天大刀阔斧地在封建地主阶级中提拔人才，在唐人心目中是肯定的。武则天重视科举制度，我们在今天看来，这是符合当时正在上升的新兴庶族地主阶层的要求的。

武则天喜欢居住在洛阳，改称洛阳为神都。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武则天毁洛阳乾元殿，更造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下层法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施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梁上柱）（柱上曰）（斜柱）（屋），藉以为本。下施铁渠（渠以通水），为辟雍之象。号曰万象神宫”（《资治通鉴》唐垂拱四年）。万象神宫顶上的涂金铁凤，据说“轩轩欲飞”（《大唐新语》），形像神似。又在万象神宫之北，起天堂五级，以贮大〔佛〕像，造到第三级，已经可以俯视万象神宫了。天堂里供养的大佛像，是用纻麻制成的，“其小指中犹容数十人”。“堂始构，为风所摧，更构之，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数年之间，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资治通鉴》则天天册万岁元年）。天册万岁元年（公元695年），天堂失火，延烧万象神宫，“火照城中如昼，比明皆尽”。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又“造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规模率小于旧。上施金涂铁凤，高二丈，后为大风所损，更为铜火珠，群龙捧之，号曰通天宫”（《资治通鉴》则天万岁通天元年）。

在武则天晚年，还作大佛像于北邙山白司马坂，用去钱一千七百万文，尚未完成。

武则天又铸铜为九鼎，其中豫州鼎，高一丈八尺，容纳一千八百石；余州鼎各高一丈四尺，容纳一千二百石。鼎上有山川物产图像，共耗铜五十六万七百余斤。

武则天又在洛阳用铜铸造天枢，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一百七十尺，用铜铸蟠龙、麒麟等萦绕铁山。天枢上铸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作人立捧火珠，高一丈。这样大肆营造，耗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大大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

武则天统治时期的民族关系　武则天统治时期，和周围兄弟民族的关系，是比较紧张的。譬如唐和吐蕃的关系，唐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吐蕃赞普攻陷了四镇，堵塞了中原通往中亚的丝绸通路。永昌元年（公元689年），武则天命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出兵西域，和吐蕃争夺四镇，唐军大败，损折甚多。到了长寿元年（公元692年），武则天纳西州（治高昌）都督唐休的建议，才夺回四镇，复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今新疆库车）。在四镇的争夺上，固然曲在吐蕃赞普，不在唐王朝，但后来在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武则天又派大军和吐蕃战于洮州界上素罗汗山，唐军大败。到了圣历二年（公元699年）以后，才因吐蕃贵族内部矛盾爆发，边患稍纾。

和东突厥的关系：武则天时，东突厥部落在其杰出的领袖骨笃禄领导之下，恢复东突厥汗国成功。可是武则天并没有想确立双方的友好关系，曾两次（公元689、公元694年）任命僧怀义为行军大总管，调动大军进攻东突厥，并先后改东突厥可汗骨笃禄之汉译为不卒禄，骨笃禄弟默啜之汉名为斩啜，露骨地表现出大汉族主义的色彩。在这样情况下，东突厥汗默啜不断进犯边塞，圣历元年（公元698年）还深入河北，攻掠赵（州治平棘，今河北赵县）、定（州治安喜，今河北定州）等州，杀掠甚众，唐和突厥的关系紧张异常。

和契丹的关系：契丹近塞的一些部落，曾入居营州（治柳城，今辽宁朝阳）城侧，因忍受不住武周地方官吏的奴役，其部落酋长李尽忠、孙万荣举兵抗唐。武则天发兵进讨，并改李尽忠之汉名为李尽灭，孙万荣之汉名为孙万斩。唐军在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进攻契丹部落，结果大败，死丧甚多。神功元年（公元697年），武则天又动员了十七万大军，进攻契丹，结果又是全军覆没。契丹乘胜深入河北，幸亏东突厥汗袭击契丹后方，契丹前方军心涣散，河北的威胁才告解除。

总之，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唐和兄弟各族的关系是比较紧张的，唐边地人民的和平生活，由于战争而遭到破坏。

中宗复辟与韦后干政　武则天做了十五年皇帝，全部时间都住在洛阳，洛阳一时成为武周王朝的政治中心。武则天晚年，又听从狄仁杰的劝告，把中宗李显从幽禁地房陵召回，重新立为太子，而把李旦从皇嗣的地位，降为相王。武则天在外廷虽重用张柬之，任为宰相，而实际政事多委任于幸臣麟台监（即秘书监）张易之、春官侍郎张昌宗兄弟。到了公元705年，武则天已经八十二岁，这一年的正月，武则天病重，宰相、太子、相王都见不到她，只有张易之兄弟在旁侍奉汤药。宰相张柬之联络禁军将领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等，率领禁军，拥太子李显至洛阳禁内迎仙宫长生殿（武则天寝宫），斩张易之兄弟于廊下，并迫武则天退位。武则天被迫传位于皇太子，皇太子即位，是为中宗。中宗恢复国号为唐，上武则天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同年十一月，武则天病死洛阳上阳宫。

武则天虽死，中宗虽复位，但是以武三思为首的属于唐外戚系统的武氏势力，并未铲除。武三思勾结中宗皇后韦氏，怂恿中宗，罢黜张柬之等，不久诬告他们要再度制造政变，加以杀害。一时，韦后、武三思的气焰非常嚣张。

中宗四子，长重润，韦后所生，为武则天所杀。后宫生重福、重俊、重茂。重福为韦后所嫌恶，被斥居外州，故重俊得立为太子。重俊恶武三思、韦后，又联络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于景龙元年（公元707年）率领禁兵，杀武三思及其子武崇训，并挥兵进围皇城，想迫使中宗退位，结果，重俊兵败被杀，中宗另立少子重茂为太子。

中宗在武则天在位时期，与韦后一起幽禁在房州有十余年之久，到了武则天晚年，复召回洛阳，立为太子，后来又复辟为皇帝。他没有统治经验，在位时政治腐败，贪墨成风。最为突出的是“墨敕斜封”这件事。当时韦后、后爱女安乐公主、长宁公主以及中宗昭容上官婉儿等，皆依势用事。要想求官的人，只要“用钱三十万，则别降墨敕除官，斜封（不通过正式手续）付中书，时人谓之斜封官”。“斜封官皆不由两省（门下省、中书省）而授，两省莫敢执奏，即宣示所司”。当时凡任命“员外同正、试、摄、检校、判（谓判其官事）、知（谓知其官事）官，凡数千人”（《资治通鉴》唐景龙二年）。由于“政出多门，滥官充溢，人以为三无坐处，谓宰相、御史及员外官也”（《资治通鉴》唐景龙三年）。员外官自京司及诸州凡二千余人，“铨衡失次，府库减耗”（《资治通鉴》唐神龙二年）。政治浊乱不堪。

公元710年，中宗死，太子重茂即位为帝，韦后以皇太后听政，政治还在进一步腐化下去。这时能够威胁韦后最高统治权力的要算是武则天少子，曾做过名义上的皇帝，降为皇嗣，后来又把皇位继承权让给中宗的相王李旦了。他是硕果仅存的李唐帝胄，韦后如果不把他除掉，是无法走上武则天的道路的。

李旦第三子临淄郡王李隆基知道父亲处境危险，为了不至于被政敌所消灭，为了战胜对手，于是急速发动了政变。在公元710年六月，事先联络左、右羽林军所隶辖的“万骑”果毅葛万福、陈玄礼等，进入长安的玄武门，杀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婉儿等，斩宰相韦温、宗楚客，灭其党羽。并废黜少帝重茂，李旦登上皇帝宝座，是为睿宗。

睿宗称帝之后，以临淄郡王隆基功大，立为皇太子；公元712年，禅位于隆基，自为太上皇帝。李隆基就是历史上的唐玄宗（唐明皇）。

第三节　开元天宝的全盛时期与安史之乱

唐玄宗初年的政治　唐睿宗李旦在武则天时代，名为皇嗣，实际形同囚犯。在告密之风盛行的时期，宫中户婢团儿诬告皇嗣正妃刘氏和德妃窦氏（玄宗生母）诅咒武则天，长寿二年（公元693年），武则天同日杀掉她们两人。李旦畏惧武则天，不敢替她们伸冤，好像事情不曾发生的样子。有“前尚方监（即少府监）裴匪躬、内常侍范云仙坐私谒皇嗣，腰斩于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见”。又有告皇嗣潜有异谋者，太后（武则天）“命来俊臣鞫其左右，左右不胜楚毒，皆欲自诬。太常工人京兆安金藏大呼谓来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藏皆出，流血被地……太后亲临视之，叹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资治通鉴》则天长寿二年）。在武则天时期，章怀太子李贤之子“与睿宗诸子皆幽闭宫中，不出门庭者十余年”（《资治通鉴》则天天授二年）。中宗复位之后，睿宗的遭遇并没有改善多少。中宗太子重俊杀武三思，安乐公主及兵部尚书宗楚客等日夜谋谮相王，使侍御史冉祖雍诬奏相王“与重俊通谋，请收付制狱”。中宗问大臣萧至忠，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罗织害之乎！相王昔为王嗣，固请于则天，以天下让陛下，累日不食，此海内所知。奈何以祖雍一言而疑之”（《资治通鉴》唐景龙元年）。中宗也是患难余生，深有体会，就不追究下去了。

及临淄郡王隆基杀韦后，这时政权中最有势力的是武则天的独生女，睿宗的胞妹太平公主。她曾经参与推翻韦后的事件，既而主张废重茂立睿宗，并亲手把重茂从御座上拉下来。所以睿宗即位之后，常与太平公主图议大政。

隆基既以杀韦后功，被立为太子，太平公主“惮其英武，欲更择暗弱者立之以久其权。数为流言，云‘太子非长，不当立’。太子深不自安”（《资治通鉴》唐睿宗景云元年）。太平公主又尝“邀宰相于光范门内，讽以易置东宫（指太子），众皆失色，宋抗言曰：‘东宫有大功于天下，真宗庙社稷之主，公主奈何忽有此议。’”（《资治通鉴》唐景云二年）太平公主恶宰相宋、姚崇、张说，、崇并被摈出为外州刺史，张说也罢为尚书左丞，分司东都。

唐睿宗以隆基英明有为，决意传位，自称太上皇。太平公主劝睿宗虽传位，仍“自总大政”。所以睿宗下诰“三品（宰相）以上除授，及大刑政，并自决之”，三品以下的除授及徒罪，才取决于玄宗。当时宰相七人，有四个出太平公主之门（窦怀贞、萧至忠、岑羲、崔四相阿附太平公主），他们还勾结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右羽林大将军李慈、左金吾将军李钦等，准备发动政变。玄宗乃发羽林“万骑”，先杀常元楷、李慈，肃清了禁军中的异己分子，然后杀宰相萧至忠、岑羲等人，并令太平公主自尽。玄宗这才成了名副其实的皇帝。

唐玄宗在临淄郡王时代，曾周游京畿，熟悉民间利弊。通过废杀韦后、诛太平公主几次事件中，又涌现了不少以后可以作为统治权力机构中的骨干人才，如姚崇、宋、苏、张说等人物，他们都是久经风雨，干练有为，故玄宗委以重任。姚崇熟练吏治，且有识见。开元初年，连岁蝗灾，当时政府中一部分官吏认为“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有的甚至认为如果捕蝗，“杀蝗太多，恐伤和气”。独有姚崇认为“今蝗满山东，河南北之人，流亡殆尽，岂可坐视食苗，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资治通鉴》唐开元三年），请政府派遣御史，督州县捕蝗，考其勤惰，呈报政府。由于采用这种积极的措置，及时处理，因此虽然“连岁蝗灾，不至大饥”（《资治通鉴》唐开元四年）。姚崇对于边防事务，极其关心，他“三为宰相（姚崇在武则天、睿宗两朝已二为宰相），皆兼兵部尚书，缘边屯戍斥候，士马储械，无不默记”（《资治通鉴》唐开元元年）。宋为相，不但“刑赏无私”，还能“犯颜直谏”。“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苏也是“吏事精敏”（《资治通鉴》唐开元四年）。张说“善用人之长”（《新唐书·张说传》）。这几位宰相，对当时朝政的兴革，都起过一定作用。元稹在《连昌宫词》中说到：“姚崇宋作宰相，劝谏上皇（指唐玄宗）言语切。燮理阴阳禾黍丰，调和中外无兵戎。长官清平太守好，拣选皆言由相公（指姚、宋）。”唐玄宗即位之初，也竭力想模仿他曾祖父唐太宗，“好贤纳谏”，“励精图治”，因此出现了所谓“开元之治”（公元713—741年）。史称开元初年“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资治通鉴》唐开元四年），或许语有溢美，但比起唐玄宗后期天宝时代（公元742—755年）的政治来，要清明得多，要有朝气得多，这是可以肯定的。

在武则天时代，官吏之多，已经有“车载”、“斗量”之谣，而且由于“诸色入流，年以千计”（《通典·选举典》引魏玄同垂拱中奏疏），造成官僚机构膨胀的严重情况。尤其到了唐中宗复辟以后，安乐公主、上官婉儿等纳钱卖官，别降墨敕斜封除官，当时正员之外，复置员外、检校等官，其员额有数千人之多。西京、东都各置两吏部侍郎，选官年达数万人。官吏员额增多，当然政府开支浩大，人民负担加重。睿宗即位，下旨停废斜封官，凡罢斜封官进入仕途者数千人。不久在太平公主等影响下，睿宗又下制，“诸缘斜封别敕授官，先停任者，并量材叙用”（《资治通鉴》唐景云二年）。到了玄宗任用姚崇、宋，在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悉罢员外官、检校官，开始纠正官僚体制中不正常的情况。姚崇上表请玄宗抑权幸，爱爵赏，纳谏诤。姚崇、宋执政时期，也大力精简冗员，节省政府开支，纠正官吏冗滥现象。

在武则天时期，曾在北邙山白司马坂造大像，耗钱无算。中宗即位之后，“贵戚争营佛寺，奏度人为僧”，“富户强丁，多削发以避徭役，所在充满”。姚崇进言玄宗，“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以伪妄还俗者万二千余人”（《资治通鉴》唐开元二年）。淘汰不合格的僧尼，使他们返俗为编户，无形使编户的负担有所减轻，这也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唐制，王、公等没有实际的封地，也没给实在的封户，只是虚封。只有开国功臣和有汗马功劳的勋臣，才有食实封的。唐高祖、太宗世，食实封的不过二三千家。据《唐会要》卷九十载：

荆王元景二千五百户，武德九年十月八日敕。

长孙无忌、王君廓、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各一千三百户，并武德九年十月八日敕。

长孙顺德、柴绍、罗艺、赵郡王孝恭各一千二百户，同上敕。

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各一千户，武德九年十月八日敕。

宇文士及、秦叔宝、程知节各七百户，武德九年十月八日敕。

安兴贵、安修仁、唐俭、窦轨、屈突通、萧、封德彝、刘义节各六百户，武德九年十月八日敕。

高士廉九百户，段志元九百户，贞观元年敕。

李靖五百户，贞观四年八月敕。

魏徵九百户，贞观十七年正月敕。

裴寂一千五百户，贞观二十三年九月八日敕。

另外，贞观二十三年九月八日敕，诸王（指皇弟和皇子）并宜食一千户封。大概也是指实封而言的。长孙无忌等二十九家，共食实封二万八千四百户，罗艺、王君廓诛死，侯君集以太子承乾事被杀，除去这三千五百户，就是说唐太宗贞观末，食实封者二万四千九百户。武德、贞观之际，可以说是“王业开创”时期，“佐命如云，谋士如雨”，食实封的只有这三二十家。到了唐中宗时代，多到一百四十家以上，他们大都是唐王室的戚里近属，缘“恩泽”而封的。食实封的地区，也往往由受封者自由选择，他们大都“专择雄奥”，“莫居硗瘠”（《唐会要》卷九〇引宋务光语），甚至“一封分食数州，随土所宜，牟取利入”（《新唐书·韦思谦传子嗣立附传》）。封主对被封的民户，又专取高资多丁的富户，例如滑州（治白马，今河南滑县东）以出纨缣驰名全国，当时封主都指定要那里的封户，这样，滑州所属七县，五县的民户全都成为封户。据景龙三年（公元709年）的统计，全国“应食封邑者，一百四十余家”，“用六十余万丁，一丁两匹，计一百二十万匹以上”。“国家租赋”，“大半私门”，自然弄得“私门资用有余，国家支计不足”了。一般州县民户，被指定为封户以后，就须向封主缴纳租庸，并由封主们派“国官”或“奴仆”直接去征收。这些去征收租庸的“国官”“奴仆”，“挟势逞威，凌蔑州县，凡是封户，不胜侵渔”，所以当时百姓，一充封户，认为比从军作战还要苦。唐玄宗登位之初，一方面已经在讨韦后、诛太平公主几次事件过程中，消灭了不少不应食实封而实封的贵族，使为数众多的封户租庸，重新收归国有；另一方面还规定向封户征收租庸，归由州县来统一办理，随州县的庸调一起送解朝廷，再由朝廷拨发给各封主，不准封主直接派人去“出封州”征催，更不准封主们利用“国赋”的收入在“出封州”发放高利贷，贸易取利。以后到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子孙袭封，减半发给。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公主食实封者，死后三年即停给。这些措施，不仅使唐王朝的赋税收入有所增加，而且使一部分人民的负担也有所减轻。

唐玄宗即位初年，听取姚崇、宋等的意见，改善和缓和了唐和四邻兄弟民族之间的关系。唐对吐蕃的关系，在唐中宗时代，就已经把宗室女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为妻，到唐玄宗初年，又尽量避免开启边衅。对东突厥的关系，如在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唐在边境上设立互市，加强了唐和突厥两族之间的经济联系。对奚、契丹的关系，唐玄宗把两个宗室的外甥女封为公主，嫁给奚族酋长李大、契丹族酋长李失活，比起武则天时代来，关系也大大地好转了。开元初年的宰相姚崇，熟谙边务，因此边防充实，边疆少数民族的贵族不敢轻易进犯。另一宰相宋主张安境息民，为防止边将邀功，轻启边衅，搞坏民族关系，给沿边人民带来灾祸，破坏和平生活，因此他痛抑边功，防止穷兵黩武，白居易诗中说：“君不见开元宰相宋开府（宋），不赏边功防黩武。”（《新丰折臂翁》）这样，一方面，唐三边边防巩固，有备无患；一方面又主动地改善了兄弟民族之间的关系，这对于当时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都是有好处的。

富庶的开元时代　唐玄宗统治时期（公元712—755年），是唐王朝国力鼎盛的时期。由于唐王朝经过一百多年的相对安定时期，生产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全国的人口数字也有了急遽的增加，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全国有八百九十余万户，五千二百九十余万口。《新唐书·食货志》称：“是时海内富实”，“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丝绵）百八十余万屯（六两为一屯），布千三十五万余端”。天下诸郡，每年常贡的土物，尚不统计在内。以上只是百姓缴纳给政府绢布粟米两项的统计数字，全国人口五千三百万口的每年绢布粟米消耗总数，为数更多，尚不计算在内。当时中国富庶地区，已数扬州第一，益州第二，所谓“扬一益二”了。江淮地区出产的粮食，开始大量地供应北方，如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的秋天，北方“六十三州饥，十七州霜旱，河北饥”，唐政府转运“江淮之南租米百万石”（《旧唐书·玄宗纪》）至北方来赈济饥民。尤其值得注意的，唐政府已经开始利用海上运输，把江淮地区的粮食转运往河北，杜甫《后出塞》诗：“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稉稻来东吴。”又《昔游》诗：“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蓬莱。”可见南粮北（此指河北）运，在唐时已经开始了。

关中人口增加，也必须依靠江淮的粮食来接济。从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起，唐玄宗接受了宰相兼江淮河南转运使裴耀卿的建议，采用分段运输的方法，运来江淮粟米供应京师，“凡三年，运七百万石”（《通典·食货典·漕运》）。天宝七载（公元748年）以后，平均“每岁水陆运米二百五十万石入关”，分八个站来节级递送，“每递用车牛八百乘。自九月至正月”才运完。同时，唐政府还把江淮的税布，运到北方存贮，所谓“国家旧制，江淮税布，贮于清河，以备北军费用”，“相传谓之天下北库”（《颜鲁公行状》）。天宝末至至德初，“有布三百余万匹，帛八十余万匹，钱三十余万缗，粮三十余万斛”（《资治通鉴》唐至德元载）。西京的左藏，更是布帛山积，“帑藏充，古今罕俦”（《资治通鉴》唐天宝八载）。江南布帛，甚至运往高昌、龟兹、碎叶等地区。半个多世纪前，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地区的唐代坟墓里，还曾发现唐代江南东道婺州兰溪县（今浙江兰溪）和衢州信安县（今浙江衢州）的税布。

江淮地区不仅以租米、税布供应北方，到了天宝二年（公元743年），韦坚任江淮南租庸等使时，还进一步把大量江淮土贡运至京师。坚先引水抵长安城东望春楼下为潭，以贮江淮运船。史称：

坚预于东京（洛阳）、汴（开封）、宋（商丘）取小斛底船三二百只，置于潭侧。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广陵郡船，即于袱背上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船，即京口绫、衫段；晋陵郡（治武进，今江苏常州）船，即折造官端、绫、绣；会稽郡船，即铜器、罗、吴绫、绛纱；南海郡（治番禺，今广东广州）船，即瑁、珍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宣城郡（治宣城，今安徽宣城）船，即空青石、纸、笔、黄连；始安郡（治曲江，今广东韶州）船，即蕉葛、蚺蛇胆、翡翠。船中皆有米，吴郡即三破糯米，方丈绫。凡数十郡。（《旧唐书·韦坚传》）

江淮以外，益州的财富也以“春彩”的名义，每年运送到京师。如天宝末，益州的春彩一次运来关中的就达十余万匹之多。从以上一些记载，可见唐王朝把各地的财富集中到关中或供应北方，在唐政府的手里，集积了大量财富。

柳芳《唐历》称：当时“天下雄富”，“东由汴、宋，西径岐、凤，夹路列店，陈酒馔待客，行人万里，不持寸刃”。不仅中原地区和江淮地区以及成都平原，繁富如此，就是陇右河西地区，所谓“秦陇以西，户口渐少，凉州已往，沙碛依然”（《资治通鉴》唐开元三年韦凑上疏语）的，这时也逐渐出现“闾阎相望，桑麻翳野”（《明皇杂录》）的繁荣景象来了。

杜甫在《忆昔》诗中称：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这首诗充分反映了唐玄宗开元时期的富庶情况。《资治通鉴》载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东都斗米十五钱，青齐五钱，粟三钱”。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西京、东都，米斛直钱不满二百（斗米不满二十），绢匹亦如之”。物价的稳定，反映了人民生活的比较安定。

唐王朝的危机　开元、天宝时期，是唐王朝的鼎盛时期，但均田制破坏，府兵制崩溃的危机亦日益加深。均田制由于授予的土地不足，已无法进行还授，可是政府却仍旧向授田不足的均田农民，征收以足额均田亩数计算的租调，所以“府库虽丰，闾阎困矣”（《通典·食货典》），迫使均田农民不得不放弃均田土地，而踏上流亡的道路。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府兵制，比均田制还要敏感得多，均田既授田不足，府兵自然无法以优良的武装和旺盛的士气出现于疆场之上，他们授田既不足，又要缴足额的租调，还要服繁重的兵役，“由是应为府兵者皆逃匿”，至玄宗天宝八载（公元749年），折冲府“无兵可交”，政府正式停止折冲府上下鱼书（指敕书、木契、铜鱼，是征发府兵的信物），就是说不再从折冲府调兵了，“是后府兵徒有官吏而已”（《资治通鉴》唐天宝八载）。最后折冲府的官吏也不见于史书的记载了。府兵废，募兵兴，中央十六卫也跟着府兵制的破坏，形同虚设。猛将精兵皆聚于东北、西北两边，过去内重外轻的局面，一变而为内轻外重的局面了。

开元、天宝时期，“国用丰衍”，“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资治通鉴》唐天宝八载）。开元初年的边防支出，每年也没有超过二百万贯。到了天宝时代，折冲兵已无兵可交，骑、健儿的军备家粮，一切得由官给，就是团结的土镇兵，也获得身粮的津贴，加以唐玄宗晚年，穷兵黩武，其结果必然导致边防军事费用支出的大大增加。《通典·兵典》谓：“开元初，每岁边费约用钱二百万贯；开元末，已至一千万贯；天宝末，更加四五百万〔贯〕。”前后增加七倍之多。总计天宝时代，递送诸道节度的军粮（包括贮备于当地州仓的存粮），达到一千万石之多。河东、幽州、剑南三道的军食，即达一百九十万石。其外“西北边数十州，多宿重兵，地租营田皆不能赡，始用和籴之法”（《资治通鉴》唐开元二十五年）。为了和籴粟米，唐政府以绢布折价支付，每年支出绢布即达三百六十余万匹段之多。边防军士的衣着，每年又要拨给绢布五百三十万匹段，又有所谓“别支计”二百一十万匹段。总共每年边防军事费用的支出，仅绢布一项，已达一千一百万匹段之巨。

同时，天宝以后，边镇的将帅又往往以官位来笼络健儿，于是“践更之卒，俱授官名，郡县之积，罄为禄秩”（《通典·兵典》）。时折冲府已无兵可交，但折冲府官吏的员额犹存，“易州遂城府、坊州安台府别将果毅之类，每一制〔下〕则同拔千余人，其余可知。虽在行间，无白身者。关辅及朔方、河〔西〕、陇〔右〕四十余郡，河北三十余郡，每郡官仓粟，多者百万石，少不减五十万石，给充行官禄。暨天宝末，无不矣”（《通典·兵典》）。另外，唐政府的庞大官僚机构，又需要支出数目浩大的行政费用。由此观之，唐王朝的财政，由于当时政治、经济和军事各方面的变革，而产生严重的经济恐慌。这种数目巨大的军费和政府机构开支，都是由农民来负担的，所以毋怪唐玄宗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在括民税客的时候，阳翟尉皇甫憬在上疏中提出：“今之具寮，向逾万数，蚕食府库，侵害吏民，户口逃亡，莫不由此！”“若以此给，将何以堪。虽东海、南山尽为粟帛，亦恐不足！岂括田税客，能周给也。”（《唐会要》卷八十五）

以上种种都说明开元、天宝时期，唐王朝正经历着巨大变革，封建社会内部，旧的正在破坏、新的尚在产生中。如果唐统治者，唐玄宗及执政的宰相们，能够小心翼翼地注意基于这一变革而发生的事件，及时地加以防范，采取适当的措施，固然不能把唐王朝的整个颓势完全挽回过来，但是至少不至于手足失措而使局势急转直下无法控制。

唐玄宗即位前期，励精图治，处处以唐太宗为榜样。唐玄宗最有典型意义的事是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任韩休为宰相。《资治通鉴》称：

休为人峭直，不干荣利，及为相……守正不阿……上或宫中宴乐及后苑游猎，小有过差，辄谓左右曰：“韩休知否？”言终，谏疏已至。上尝临镜，默然不乐，左右曰：“韩休为相，陛下殊瘦于旧，何不逐之！”上叹曰：“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萧嵩奏事常顺指，既退，吾寝不安。韩休常力争，既退，吾寝乃安。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

皇帝能够虚心纳谏到这种程度，即使由于均田、府兵制的破坏而带来了危机，也是能够加以克服的。

可是唐玄宗做了三十年皇帝以后，“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李〕林甫”（《资治通鉴》唐天宝十一载），对国家大事，厌倦起来了。

唐政府财政开支，这样浩大，统治者的对策却是竭泽而渔。玄宗在宫中设立琼林、大盈二库，以贮州郡贡献，政府理财的“钱谷之司，唯务剥削，回残剩利，名目万端”（《通典·食货典》），拼命向人民进行搜括。而唐玄宗也认为国家富裕了，可以大肆挥霍了，“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资治通鉴》唐天宝八载）。

唐玄宗在开元年间宠爱武惠妃，武惠妃生寿王瑁，瑁亦宠冠诸子。朝臣李林甫柔佞狡狯，通过宦官向武惠妃表示，“愿尽力保护寿王”。惠妃遂引为外助，使林甫得以入相。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玄宗欲废太子瑛，立寿王瑁为太子。宰相张九龄直言进谏，认为“太子，天下本，不可动摇”。武惠妃密遣官奴牛贵儿对九龄说：“有废必有兴，公为之援，宰相可长处。”（《资治通鉴》唐开元二十四年）九龄坚决拒绝。不久张九龄罢相。开元二十五年夏五月，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以“潜构异谋”罪，同日废为庶人，“寻赐死城东驿”。“瑶、琚皆好学有材识，死不以罪，人皆惜之。”（《资治通鉴》唐开元二十五年）同年十二月，武惠妃病死，寿王瑁亦不得立为太子，玄宗别立第三子为太子，后改名亨，即是肃宗。

李林甫为宰相，与宦官相勾结，“阉官袁思艺日宣诏至中书，玄宗动静必告林甫，林甫先意奏请，玄宗惊喜若神，以此权柄恩宠日甚”（《资治通鉴》唐开元二十二年胡三省注引《颜真卿疏》）。李林甫为宰相凡十九年（开元二十二年至天宝十一载），他要“蔽塞人主视听，自专大权，明召诸谏官谓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补阙杜尝上书言事，明日，黜为下令。自是谏争路绝矣”（《资治通鉴》唐开元二十四年）。在这十九年中，李林甫采用种种手法，把他所不满意的排挤出去，杜绝了他们入相之路。他又怕边帅入相，劝说玄宗重用蕃将来充任边帅，蕃将很少精通汉文，自然没有入相的可能了。李林甫为了保持权位起见，还引用酷吏吉温等屡兴大狱，杀害当时大臣如户部尚书裴敦复、刑部尚书韦坚、陇右河西节度使皇甫惟明、北海太守李邕、户部侍郎杨矜慎等，牵连而被迫自杀的有功臣王琚、前宰相李適之等。李林甫长期把持朝政，打击政敌，自然要削弱唐统治阶级的力量，同时也使得官吏大都因循苟且，遇事唯唯诺诺，不敢谏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谈不到集中注意力来解决由于均田制、府兵制的破坏而带来的经济上、军事上的危机了。

唐玄宗天宝四载（公元745年），杨太真立为贵妃。妃有三姊，适崔氏者封韩国夫人，适裴氏者封虢国夫人，适柳氏者封秦国夫人，从兄杨为殿中少监，杨为驸马都尉，尚太华公主。杨氏五家，并赐第京师，“势倾天下”，“四方赂遗，辐凑其门”（《资治通鉴》唐天宝七载）。杨贵妃的另一从兄杨国忠，不数年自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骤迁御史中丞，到了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竟代李林甫为宰相。杨国忠当了宰相不到两年，“中外饷遗辐凑，积缣至三千万匹”（《资治通鉴》唐天宝十二载）。

杨氏五家嫌赐第不够精致，都大规模地建筑新“第舍，极其壮丽，一堂之贵，动逾千万”（《资治通鉴》唐天宝七载）。他们每次随唐玄宗、杨贵妃去骊山华清宫避寒，“车马仆从，充溢数坊，锦绣珠玉，鲜华夺目”。他们五家，“队各为一色衣以相别，五家合队，粲若云锦”（《资治通鉴》唐天宝十二载）。他们还“竞以进食相尚”，在进食之际，往往“水陆珍馐数千盘，一盘费中人十家之产”（《资治通鉴》唐天宝九载）。可是当时关中地区连年水旱失时，米价腾贵，长安街头也有饿殍出现。诗人杜甫有诗句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咫尺之间，贫富竟那样悬殊，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了。

安史之乱　唐王朝兴盛时期，和中亚各国的交通频繁，中亚昭武九姓的商人，来唐经营商业的也很多。沿边地区都有他们的足迹，西面有龟兹（今新疆库车）、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南），河西走廊则为敦煌、武威，关中则为长安，关东则为洛阳，河东则为太原，东南则为扬州，东北则为柳城（今辽宁朝阳）。他们在这些地区寓居下来以后，往往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安禄山小时从康国（都城为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迁来，就是这样在柳城安下家来的。

安禄山，小名轧荦山，突厥语“战斗神”的意思。父亲是康国人，早死。母亲是突厥人，后又改嫁安国（都城为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人，因冒姓安。因为柳城是胡商聚居之地，所以安禄山年轻时，与史国（都城为今乌兹别克斯坦沙赫里夏勃兹）侨民史思明皆以通晓九蕃语，俱为“蕃市牙郎”。后来幽州节度使张守又以禄山、思明为“捉生将”。禄山因为熟悉奚、契丹地区的山川形势以及井泉所在，所以出必有功，曾以三五骑擒获契丹数十人，因此深为张守所赏识，几次提升，以军功自衙前讨击使，累迁至平卢兵马使。到了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安禄山已被唐政府任命为幽州节度副使兼平卢军使，押两蕃（指奚和契丹）、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了。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又被任命为平卢节度使（镇柳城）。当时李林甫建议重用蕃将，安禄山的地位更日渐重要起来。天宝三载（公元744年），唐政府又任命安禄山为范阳节度使（镇蓟县，今北京）兼平卢节度使。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安禄山又兼河东节度使。三镇的兵力合在一起，共十八万三千九百人。同时安禄山还兼任河北、河东采访处置使，到了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又兼领闲厩、陇右群牧等使，兼群牧总监。这样，不仅西自忻（州治秀容，今山西忻州）代（州治雁门，今山西代县），东暨平（州治卢龙，今河北卢龙）营（州治柳城，今辽宁朝阳），这一广大地区的军事、民政、财政等大权，全都归安禄山掌握，而且国家的马匹，也都归安禄山来调度了。

天宝初年，东突厥附塞的部落，归叶护阿史那阿布思统率，阿布思官至朔方节度副使。阿布思叶护和安禄山不睦，安禄山想兼并阿布思部众。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安禄山奏请唐政府派阿布思叶护率同罗等九姓部落数万骑共击契丹，准备趁机合并阿布思部众。阿布思叶护知道安禄山的用意，不肯出击，乃率所部返归漠北。不久阿布思部众在漠北为回纥所败，余众逃返漠南，安禄山“诱其部落而降之”，阿布思叶护的部落都是骁勇善战的骑兵，归并禄山之后，由是“禄山精兵，天下莫及”（《资治通鉴》唐天宝十二载）。同时，安禄山兼闲厩、群牧使之后，曾利用职权，密遣亲信在各牧马地区不断挑选骏马送往范阳，所以范阳、平卢两镇畜有战马至数万匹之多。这样，安禄山兵马精强，实力几乎要超过唐西北的陇右、河西、朔方诸镇了。

到了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禄山节制范阳、平卢两镇，已历十余年之久，他对于部下“躬亲抚慰，曲宣威惠，夷人朝为俘囚，暮为战士，莫不乐输死节”。他还在同罗、奚、契丹降众中，挑选骁勇之士八千余人，谓之“曳落河”（壮士），这些人都勇敢善战，“感恩竭诚，一以当百”（《安禄山事迹》）。最后，安禄山在天宝十四载还请求唐政府批准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汉将来统率军队，这样唐政府就更难控制他了。

唐玄宗曾允许安禄山在范阳“管内上谷郡（今河北易县），起五炉铸钱”（《安禄山事迹》）。另外，安禄山又“分遣商胡诣诸道贩鬻”（《资治通鉴》唐天宝十载），“每岁输异方珍货日万数”（《安禄山事迹》）。这样，安禄山管内在财力方面也充实了，起兵的条件就更加成熟了。

安禄山实力日益壮大，夺取政权的野心日益发展。他不把贪暴无能的宰相杨国忠放在眼里，“视之蔑如”（《资治通鉴》唐天宝十二载），两人之间有了矛盾。杨国忠屡奏安禄山要叛变，唐玄宗不相信。杨国忠为了证实自己的预见，以取信于唐玄宗，于是命京兆尹搜查安禄山在长安的邸第，捕杀安禄山家客李超等，这便促使安禄山提早举兵。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举兵，“发所部兵及同罗（突厥九姓之一）、奚、契丹、室韦，凡十五万众，号二十万”，马步相兼，鼓行而西，以讨杨国忠清君侧为名。河北道原是安禄山的管辖区，“所过郡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没有敢抵御的。十二月初二日，安禄山的军队便从灵昌（今河南滑县）渡河，接连攻下陈留（郡治浚仪，今河南开封）、荥阳（郡治荥阳，今河南荥阳）。史称安禄山军队“步骑散漫，人莫知其数”。时“百姓累世不识兵革”，当安禄山围攻荥阳时，唐“士卒乘城者，闻鼓角声，自坠如雨”（《资治通鉴》唐天宝十四载）。

唐王朝证实了安禄山起兵之后，赶紧罢免与安禄山有亲属关系的安思顺朔方节度使职务，而任命九原太守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时安西四镇节度使封常清入朝长安，即被任命为范阳、平卢节度使，驰往洛阳募兵抵挡安军。常清旬日之间，募得六万人，乃断河阳桥，为守御之备，并进军武牢。接着唐政府又在长安募兵，并把飞骑、骑以及在京边兵凑集起来，计五万人，由前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率领，屯军陕郡（治陕县，今河南陕县西南）。

封常清指挥的军队，都是临时募集而来，没有经过训练，不能作战。而唐自天宝十载（公元751年）武库失火，三十七万件兵器全部被烧毁以后，兵器又极端缺乏，因此，武牢一战，唐军大败；洛阳城内巷战，唐军又败。到十二月十二日，洛阳便为安禄山攻陷。

封常清自洛阳退保陕郡，与高仙芝合军，退守潼关。当时安禄山虽已攻下东都洛阳，但是在其后方，常山（郡治真定，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在河北举兵，声讨禄山。河北凡十七郡，皆响应杲卿，合兵至二十余万人。其从弟平原（郡治安德，今山东陵县）太守颜真卿也合众至万人，与杲卿“连兵断禄山归路，以缓其西入之谋”（《资治通鉴》唐天宝十四载），一时造成“河北驿路再绝，河南诸郡防御固备”（《安禄山事迹》）的对唐有利形势。

作为唐政府当时的战略部署，首先应该集中诸道兵力，积蓄力量，作好决战准备，然后一面以主力确守潼关，坚壁不战；一面抽调朔方、河西、陇右等镇军队，由郭子仪、李光弼等率领，出井陉，取河北，捣叛军巢穴；同时鼓励河北军民，使他们坚持作战，起一种瓦解敌人后方的重要作用。因为敌人阵营内部矛盾迟早要爆发，唐军与安军相持愈长久，唐就愈有可能获得胜利。然而唐政府忽视了战略上最重要的一着，即主力确守潼关，坚壁不战。自高仙芝、封常清二军退保潼关以后，唐政府即以他们二人丧师失地，处以死刑。临阵杀将，临阵易帅，这又犯了兵家大忌。唐政府任命前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继任统帅，当时结集在潼关的新旧兵力一共有十多万人，号称二十万。哥舒翰还是坚持遵守“坚壁勿战以屈贼”（《新唐书·哥舒翰传》）的正确策略，从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二月接防镇守潼关，一直到天宝十五载六月，前后坚守了六个月之久。最后，哥舒翰在唐玄宗所派遣的中使（宦官）督战“项背相望”的情况下，不得不“抚膺痛哭”，于六月初四日引兵出潼关。六月初七日，灵宝会战，唐军二十万众一时溃败，哥舒翰只收拾得残兵八千余人退入潼关，安禄山军队乘胜进攻潼关；六月初九日，蕃将火拔归仁等劫持哥舒翰投降安军，潼关终于被安禄山的军队攻陷，唐军的主力也便这样全军覆没了。

六月初九日晚上，长安已经看不到由前线传来报平安的烽火，知道前线局势有了变化。六月初十日，宰相兼剑南节度使杨国忠建议出奔成都，取得了玄宗的同意。当时长安士民已惊扰奔逃，市里萧条。十三日黎明，玄宗率贵妃姊妹，皇子、公主、皇孙，宰相杨国忠、韦见素及亲近宦官、宫人，自长安西行。六月十四日，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二十五里），羽林军士不肯前进，恨杨国忠败坏国事，杀杨国忠及韩国、秦国夫人；国忠妻裴柔与国忠幼子偕虢国夫人及其子裴徽，逃至陈仓县，亦被当地官吏所杀。羽林军士围马嵬驿不散，要求唐玄宗将杨贵妃“割恩正法”。玄宗乃命高力士引贵妃于佛堂，将她缢杀了。

六月十五日，玄宗将从马嵬出发，羽林“将士皆曰：‘〔杨〕国忠谋反，其将吏皆在蜀（杨国忠兼任剑南节度使），不可往。’或请之河〔西〕、陇〔右〕，或请之朔方，或请之太原，或言还京师。”玄宗“意在入蜀，虑违众心，竟不言所向”。御史中丞充置顿使韦谔建议：“还京，当有御贼之备，今兵少，未易东向。不如且至扶风（郡治雍，今陕西凤翔），徐图去就。”大家接受这个意见，于是整队前行。六月十七日，宿扶风郡，士卒往往流言不逊，形势险恶，局势很难控制。适“成都贡春彩十余万匹至扶风”，玄宗有了这个物质基础，胆就壮了。玄宗命把春彩“悉陈之于庭，召将士入”，“谕之曰：‘朕比来衰耄，托任失人，致逆胡（指安禄山）乱常，须远避其锋。知卿等皆苍猝从朕，不得别父母妻子，茇涉至此（草行为茇，水行为涉），劳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长，郡县褊小，人马众多，或不能供，今听卿等各还家；朕独与子、孙、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达。今日与卿等诀别，可共分此彩以备资粮。若归，见父母及长安父老，为朕致意，各好自爱也。’因泣下沾襟，众皆哭。”这样，玄宗才宣布入蜀的企图，并整顿队伍，以便入蜀。六月十八日，发扶风，至陈仓（今陕西宝鸡）。二十日，入大散关（今宝鸡西南），“分扈从将士为六军”。上万人的队伍，到达成都时，“从官及六军至者千三百人而已”（《资治通鉴》唐至德元载）。

唐玄宗是六月十三日逃离长安的，整整过了十天，六月二十三日，长安才落入安禄山军队手中。

当唐玄宗从马嵬出发的时候，太子李亨留在队伍后面，当地父老遮道请留太子共击敌人。迫使玄宗同意让太子留在关中，并分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与太子。不久，太子退至平凉（今甘肃平凉），得监马数万匹，又募兵得五百余人，军势稍振。这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在前方转战，朔方留后杜鸿渐等以为“平凉散地，非屯兵之所，灵武（今宁夏灵武，时为朔方节度使驻节之所）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诸城兵，西发河、陇劲骑，南向以定中原，此万世一时也”。鸿渐又“自迎太子于平凉北境，说太子曰：‘朔方，天下劲兵处也。今吐蕃请和，回纥内附，四方郡县大抵坚守拒贼，以俟兴复。殿下今理兵灵武，按辔长驱，移檄四方’”（《资治通鉴》唐至德元载），安禄山定能打败。太子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七月初九日，太子到达灵武。七月十二日，在西北边镇将领裴冕（河西节度行军司马）、杜鸿渐等推戴之下，在灵武登位做了皇帝，是为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七月底，郭子仪的军队五万人因长安失守，自河北撤退到灵武，灵武的实力渐渐充实起来，使人有兴复之望了。

唐自潼关失守，长安陷落之后，固然增加了军事上不利的因素，如颜真卿已无法坚守平原，而弃郡渡河南走（至德元载十一月中事）；山南东道节度使鲁炅弃南阳出走，南奔襄阳，退守汉水防线（至德二载五月中事）；许远、张巡固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南），连年苦战，终被敌军攻陷（至德二载十月中事）。但也出现了一些有利于唐的军事形势，首先李光弼一军坚守太原，连败安禄山军队；郭子仪东进，自洛交（今陕西洛川北）渡黄河，攻克河东（郡治河东，今山西永济西蒲州），威胁了安禄山所控制的洛阳、长安两京地区。其次，唐任第五琦为江淮租庸使，把江淮租庸变造轻货，溯江汉而上，自汉中源源不断地供应唐前线扶风，使唐军供应无乏。此外，唐在这段时间内，取得了回纥汗国军事上支持。这些情况，都有助于唐王朝的收复两京。

而在安禄山方面，自安禄山取得洛阳后，于至德元载的正月元旦，在洛阳登位，称大燕皇帝，建元圣武。其后他攻陷长安，势力大振，“西胁汧、陇，南侵江、汉，北割河东之半”。但安禄山的将帅，“皆粗猛无远略，既克长安，以为得志，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无复西出之意”（《资治通鉴》唐至德元载）。同时自安禄山攻陷两京以后，“珍货悉输范阳”（《资治通鉴》唐至德二载），这也反映出他们胸无大志。安禄山破长安后，得悉唐玄宗撤退时，长安“百姓乘乱，多盗库物”，乃“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财尽掠之。令府县推按，铢两之物，无不穷治，连引搜捕，支蔓无穷”。因此弄得“民间骚然”，百姓“益思唐室”（《资治通鉴》唐至德元载）。从以上一些情况来看，安禄山虽然攻下两京，军事上获得一定的进展，但距离胜利还非常遥远，加之不久安禄山阵营内部矛盾很快发展起来，这样，安禄山方面的失败就不可避免了。

至德二载（公元757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为其子安庆绪所杀，庆绪继位称帝。安庆绪为了笼络史思明，任命史思明为范阳节度使。范阳是安禄山的大本营，如前所述，安禄山掠得两京珍货，悉输范阳；同时为了巩固河北防务，从安禄山时候起，就已有不少精锐部队拨归史思明指挥，这样，史思明就“拥强兵，据富资”（《资治通鉴》唐至德二载），渐渐不服从安庆绪的调度。

唐肃宗自即位灵武后，即着手反攻。至德元载十月，宰相房统率南、中、北三军，向长安进击，结果陈涛斜（今陕西咸阳东）一役，唐军大败，损折了兵卒四万。到了安禄山死后，唐军再度进攻，企图夺回长安。至德二载五月，长安城西清渠一役，唐军又战败，军资器械，丧失殆尽。不得已乃向回纥可汗求援。同年九月，回纥以精骑四千来唐。当时唐集结了大军十五万人，安禄山方面集结了十万军队，两军在长安城西北合战，安军败退，弃长安东遁。唐军攻克长安后，长驱追蹑，收复潼关。到了十月初，又和安军主力决战于陕县（今河南陕县西南）西之新店，安军又大败，安庆绪遂放弃洛阳，走保邺城（今河南安阳）。

安庆绪退至邺城，收集军队，尚有众七万，所部“七郡（汲、邺、赵、魏、平原、清河、博平）六十余城，甲兵资粮丰备”（《资治通鉴》唐乾元元年）。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九月，唐王朝集中了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的兵力，进攻安庆绪。到了十月，连败安军，进围邺城。到第二年三月，史思明自范阳亲率大兵十三万，南下救邺，在安阳河以北击败了九节度的军队，“诸节度各溃归本镇，士卒所过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资治通鉴》唐乾元二年）。唐军实力损失了四分之一。

史思明击败唐九节度军队以后，乘安庆绪出邺城来见他的时候，责备他不该杀父夺位，便杀了安庆绪和他的四个弟弟及其亲近党羽。同年四月，史思明在范阳自称大燕皇帝。到了九月，史思明又率兵南下，攻占洛阳。乾元三年（公元760年）二月，唐军反攻洛阳，又为史军所败，损折了数千人，军资器械也损失了不少。三月，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朝义继位称帝。

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唐又向回纥请援。回纥可汗亲率精骑，与唐联军发动反攻，再度收回洛阳。

史朝义逃奔河北，再次收兵向唐军反攻，再次失败。以后他的部下将领陆续降唐。宝应二年正月，朝义逃至范阳，范阳守将已经降唐，拒而不纳，朝义欲北入奚、契丹，为唐军追及，穷蹙自缢而死。

自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一月安禄山举兵，至宝应二年（公元763年）正月史朝义败死，安史之乱前后历七年之久。

经过安史之乱，黄河中下游破坏得很厉害，史称“回纥入东京，肆行杀掠，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朔方、神策军亦以东京、郑、汴、汝州皆为贼境，所过虏掠，三月乃已，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资治通鉴》唐宝应元年）。又“东周之地（指洛阳），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今河南孟县），经于相土（今河南安阳西），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旧唐书·郭子仪传》）。“函（函谷关）陕凋残，东周尤甚，过宜阳、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旧唐书·刘晏传》）。

因为安禄山、史思明是以唐边将的地位来反唐的，所以安史之乱一开始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但是由于安禄山和史思明是昭武九姓胡人，是蕃将，他们的汉化程度都很浅，安史军队中的骨干将领，很多是胡人，他们在指挥战争的过程中，对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事实上，如果安、史的大燕政权代替了李唐政权，中国社会只会陷于停滞或落后的局面。因此，尽管这一战争，是属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但敉平安史之乱，却具有保卫中原先进经济、政治、文化的内容。

史朝义虽然失败自杀，但安、史的残余势力，还是盘踞着河北方镇。由于当时唐王朝军事力量还不十分雄厚，如果要根除安、史残余势力，就须进一步求助于回纥，而取得这种援助的代价太大了。回纥虽然为唐出兵，但回纥“部众所过抄掠，廪给小不如意，辄杀人无所忌惮”。这样，如果回纥军队深入内地，所过州郡，必遭严重破坏，这对唐王朝来说，不如保持暂时的苟安局面为有利；同时，掌握当时唐王朝军事指挥大权的前敌将帅如蕃将仆固怀恩（铁勒族）等人，也恐大敌既平，自己在政治军事各方面的地位就此削弱，因此赞成让安、史降将“分帅河北，自为党援”（《资治通鉴》唐广德元年）。唐王朝不得已遂把河北分为成德、幽州卢龙、魏博三镇，均由安、史旧将担任节度使。

成德节度使张忠志（后赐姓名李宝臣），统恒、定、易、赵、深五州，驻恒州（治真定，今河北正定）。

幽州卢龙节度使李怀仙，统幽、莫、、檀、平、蓟六州，驻幽州（治蓟，今北京）。

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统魏、博、德、沧、瀛五州，驻魏州（治贵乡，今河北大名）。

除“河朔三镇”（从范阳节度使分为三镇）外，还有昭义镇：

昭义节度使薛嵩，统相、贝、邢、四州，驻相州（治邺，今河南安阳）。

这四镇“各拥劲卒四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他们之间还“结为婚姻，互相表里”，且以土地传之子孙。尤其是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以后，吐蕃严重地威胁了唐的西边，唐政府为了集中兵力抗御吐蕃，更无余力对付河北藩镇，这样自然“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名藩臣，羁縻而已”（《资治通鉴》唐永泰元年）。河北的方镇，也更骄纵跋扈，日甚一日，各地方镇（如淄青、泽潞等镇），亦相率效尤。史称：“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建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故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盖姑息起于兵骄，兵骄由于方镇，姑息愈甚，而兵将愈俱骄。由是号令自出，以相侵击，虏其将帅，并其土地，天子熟视不知所为，反为和解之，莫肯听命。”唐代宗、德宗世，几经丧乱，姑息之政最为严重，藩镇也最为跋扈。到了宪宗元和之世，诛刘，取西蜀；擒李，取浙西；灭吴元济，取淮西，屡锄大藩，王威稍振。武宗、宣宗之世，除了河朔三镇及昭义、淄青外，其余藩镇，尚能翕然听命。唐末农民大起义之后，藩镇势力更为强大，“南则吴、浙、荆、湖、闽、广，西则岐、蜀，北则燕、晋”；朱温的势力，盘踞汴、洛腹心，尤为咄咄逼人，这时“自国门以外，皆分裂于方镇矣”。唐王朝就也结束它的统治了，“向之所谓三镇者，徒能始祸而已”（《新唐书·兵志》）。所以可以说河朔三镇，偃蹇不服从唐王朝政令，只是个开端罢了。

安史乱后政治局势　唐肃宗至德二载（公元757年）九月，唐和回纥联军收复了长安，十月，收复了洛阳。两京收复了之后，肃宗、玄宗先后回到长安。为了便于处理政务，肃宗入居大明宫。玄宗则退居兴庆宫，这是他做临淄郡王时的潜邸，园林幽美。

马嵬事件中，唐玄宗不得已让杨贵妃缢死，这对玄宗精神上打击很大。贵妃死时，年三十八，这时玄宗已经七十二岁了。入蜀途中，感情凄怆，他对近侍说：“此去剑门，鸣啼花落，水绿山青，无非助朕悲悼妃子之由也。”“又至斜谷口，属霖雨涉旬，于栈道雨中闻铃声隔山相应，上既悼念贵妃，因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焉。”及居兴庆宫，“夜阑登勤政楼，凭栏南望，烟月满目”，玄宗“因自歌曰：‘庭前琪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四顾凄怆，其后上复与妃侍者红桃歌凉州之词”，“上亲御玉笛，为之倚曲，曲罢相视，无不掩泣”。自是玄宗心怀耿耿，“但吟‘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吟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世中’”（《太真外传》）。

玄宗从成都返长安，从兵六百人，将至长安，命悉以甲兵输之凤翔郡库。居兴庆宫，尚有马三百匹，宦官李辅国以肃宗名义调用，只留下十匹，供兴庆宫使用。玄宗在兴庆宫，常登长庆楼徘徊远眺，长安父老过楼下，往往瞻拜呼万岁，玄宗往往赐以酒食。又尝召大将郭英等上楼赐宴。

宦官李辅国当时掌握禁兵，干预政事，气势熏天。他“欲立奇功以固其宠”，在肃宗面前言“上皇（玄宗）居兴庆宫，日与外人交通，陈玄礼、高力士谋不利于陛下”；“又令六军将士，号哭叩头，请迎上皇居西内（太极宫）”。上元元年（公元760年）秋七月，李辅国矫用唐肃宗名义，率禁兵五百骑，“迎上皇迁居西内”。接着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被勒令致仕，内侍监高力士流巫州（治龙标，今湖南黔阳西南），内侍王承恩流播州（治遵义，今贵州遵义），旧宫人如仙媛于归州（治秭归，今湖北秭归）安置，玉真公主（肃宗妹）出居玉真观，唐玄宗左右的旧人，全被撤换了。表面上“四方所献珍异，先荐上皇。然上皇日以不悦，因不茹荤，辟谷，浸以成疾”（《资治通鉴》唐肃宗上元元年）。到了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四月，他就病死了（年七十八）。

唐“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黄衣廪食，守门传命而已”。武则天“虽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时，“宦官七品以上至千余人，然衣绯（五品以上绯，三品以上紫）者尚寡”。及唐玄宗即帝位，“宦官稍增至三千余人，除三品将军者浸多，衣绯紫至千余人，宦官之盛自此始”（《资治通鉴》唐开元元年）。可以说，唐代宦官之祸，和唐玄宗的重用宦官，不无关系。

关于高力士，现在有不少人对他太肯定了。高力士虽参与了唐玄宗即位前的平韦后之乱和平太平公主之乱，立了一些功劳。但从玄宗时代起，宦官“监军则权过节度，出使则列郡辟易”，“帝城中甲第，畿甸上田，果园池沼，中官参半于其间”。高力士“资产殷厚”，权力尤大，“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进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尝“于来庭坊造宝寿佛寺，兴宁坊造华封道士观，宝殿珍台”，穷极奢丽。高力士又“于京城西北截沣水作碾，并转五轮，日碾麦三百斛”。“初，宝华寺钟成，力士斋庆之，举朝毕至。凡击钟者，一击百千（十万），有规（迎合）其意者，击至二十杵（二百万），少尚十杵（百万）。”可见高力士在玄宗时期，是最红的宦官，炙手可热，当时将相宇文融、李林甫、盖嘉运、韦坚、杨矜慎、王、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都通过他这个渠道，经他推荐而被重用。唐肃宗为太子时，称呼他为二兄，“诸王公主皆呼阿翁，驸马辈呼为爷”。而且为人狡狯，“虽至亲爱，临覆败皆不之救”（《旧唐书·宦官高力士传》）。比起其他宦官来，凶狠虽不及，狡猾则过之。高力士的最高官衔是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内侍监、齐国公，食实封五百户。

李辅国以宦官事肃宗于东宫，及肃宗即位灵武，李辅国大被信用。肃宗长子广平王（后改名豫）为天下兵马元帅，以李辅国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事，“侍直帷幄，宣传诏命，四方文奏，宝印符契，晨夕军号，一以委之”。到长安收复以后，“专掌禁兵”，权力更大，“制敕必经辅国押署，然后施行，宰相百司非时奏事，皆因辅国关白、承旨。常于银台门（在大明宫内）决天下事，事无大小，辅国口为制敕，写付外施行，事毕闻奏”（《资治通鉴》唐肃宗乾元二年），权力之大，可以想见。李辅国平常长斋吃素，不近荤腥，经常手持念珠，装成和尚模样，别人见了也都认为他是“善行人”，其实他比谁都要凶狠。

肃宗北奔灵武，艰难之际，广平王和皇三子建宁王，都立下大功。肃宗妃张良娣（后来立为皇后）勾结李辅国，诬谮建宁王要谋杀广平王，以致建宁王被杀。其后广平王收复两京，被立为皇太子，与张后之间，矛盾非常尖锐。这时李辅国站在太子一边，和张后亦有嫌隙。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四月，玄宗病逝，同月，肃宗病危。张后召太子杀李辅国和另一宦官程元振，太子不从。张后别令越王（肃宗次子）伏甲于长生殿后，欲诛李辅国等。程元振知其事，密告辅国。他们乘夜勒兵收捕越王，幽张皇后。第三天，肃宗病死（年五十二），辅国等杀张后及越王，太子即帝位，是为代宗。

代宗即位之后，“李辅国恃功益横，明谓上（代宗）曰：‘大家（称天子为大家）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上（代宗）内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礼之”（《资治通鉴》唐肃宗宝应元年），号为尚父而不名，除司空，兼中书令。不久，代宗利用程元振和李辅国之间的矛盾，免除了李辅国元帅行军司马和兵部尚书的官职，削夺了他指挥禁军的权力，令其出居外第。不久，又罢免了他兼中书令的职位，由国公进爵博陆王。同年十月十八日夜，有盗入辅国宅内，杀辅国，携其首及右臂而去。据说是代宗指使刺客将他刺杀的。

肃宗时尚有一个炙手可热的宦官叫鱼朝恩。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命郭子仪、李光弼、王思礼等九节度使，步骑数十万，包围安庆绪于邺城的时候，不置元帅，而以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九节度的兵力都归他协调指挥。结果唐军大败，诸节度各溃归本镇。鱼朝恩在肃宗面前毁谤郭子仪，肃宗罢郭子仪兵柄，以李光弼为朔方节度使，以仆固怀恩为朔方节度副使。不久史思明复取洛阳，肃宗又根据鱼朝恩的错误判断，敕命李光弼、仆固怀恩出兵袭取洛阳，中使相继，督使出兵。光弼不得已与怀恩等会攻洛阳，大败于邙山，死者数万人，光弼、怀恩渡黄河走保河东。光弼旋又移镇临淮（泗州临淮郡治盱眙，今江苏盱眙北），失去北方军事的指挥权。从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七月起，郭子仪罢兵柄历时三年之久。及肃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太原、绛州（治正平，今山西新绛）兵变迭起，唐肃宗才不得不起用郭子仪为汾阳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潞泽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等军副元帅，以镇抚诸军。郭子仪刚把唐王朝在河东的统治稳定下来，可是宦官程元振乘代宗初即位之际，又在代宗面前毁谤郭子仪，郭子仪又再度被解职，留居京师。唐代宗出兵取河朔，进讨史思明、史朝义，以雍王适为天下兵马元帅，欲以郭子仪为副元帅，宦官程元振、鱼朝恩竭力阻止，结果把这重任交给朔方军大将铁勒部蕃将仆固怀恩。怀恩的官衔是河北副元帅，加左仆射兼中书令、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朔方行营的精兵劲旅，都归怀恩指挥。唐再度借兵回纥，回纥登里可汗娶仆固怀恩女为可敦。怀恩与回纥联军败史朝义，取河北，分树河北降将薛嵩、田承嗣、李怀仙、李宝臣四帅为节度使。怀恩以为河北平定，自己的重要性就削弱了，因此想保留安史的残余势力，作为自己讨价还价的资本。唐王朝也“厌苦兵革，苟冀无事”（《资治通鉴》唐代宗广德元年），就接受了怀恩的建议。从此迄唐之亡，河北就分成几个独立小王国，强梁不可复制。

程元振以宦官专掌禁兵，官至骠骑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内侍监，封国公。他比李辅国、鱼朝恩更坏。山南东道节度使（镇襄阳，今湖北襄樊）来因拒绝过程元振的请托，值来内调长安，元振诬奏来“言涉不顺”，致来坐罪流于播州（治遵义，今贵州遵义），中途赐死。同华节度使李怀让亦因得罪元振，为元振所谮，恐惧自杀。左仆射裴冕兼肃宗山陵使（主管肃宗陵墓修造事务），因议事和元振不合，元振借小事诬陷裴冕，贬为施州（治恩施，今湖南恩施）刺史。这几件事，使得朝野切齿，藩镇解体。

安史之乱，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节下的边兵精锐，皆应征入援，称为“行营”。诸镇所留兵力，非常单弱，吐蕃贵族乘机蚕食唐西北边境，数年之间，连陷数十州，尽取唐河西、陇右之地。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七月，吐蕃贵族集结了劲旅二十万，攻入大震关（今甘肃清水东、陇山东坡），边将告急，文书迭至，宦官程元振隐匿军情，不向代宗如实汇报。十月，吐蕃攻陷泾州（治安定，今甘肃泾水北），泾州刺史高晖开门迎降，并为之向导。吐蕃军过州（治新平，今陕西彬县），唐代宗才获悉吐蕃这个军事行动。十月初七日，吐蕃前锋进至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今陕西武功西），距首都长安不到一百多里地，长安震骇。十月十一日，吐蕃兵渡便桥（即西渭桥，亦称咸阳桥，在今咸阳南），代宗来不及集兵，次日逃出长安，依神策军于陕州（治陕县，今河南陕县西南）。十月十四日，吐蕃兵进入长安，拥立章怀太子孙广武王承宏为皇帝，承宏姊金城公主出嫁吐蕃赞普，所以吐蕃拥立他。吐蕃兵进入长安以后，剽掠府库市里，焚烧庐舍，长安城中萧然一空。士民避乱，皆入山谷。代宗狼狈出走时曾发诏征召诸道入卫京师，大将李光弼等畏程元振谗言，都不愿出兵。

当吐蕃兵逼近长安之际，代宗任命雍王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关内副元帅，出镇咸阳抵御吐蕃。郭子仪已经罢免兵权，闲废日久，部曲离散，只招募得二十骑，赶往咸阳，见吐蕃二十余万众，弥漫数十里，向长安推进。郭子仪见长安危急，匆遽赶回，代宗已出奔陕州。郭子仪了解到六军逃散的士卒都逃往商州（治上洛，今陕西商州），同时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还驻有戍防的士卒可以调用，于是退至商州，集兵得四千人，军势稍振。十一月初四日，郭子仪自蓝田至水（在长安东），坊节度使（镇坊州中部，今陕西黄陵）白孝德、宁节度使（镇州新平，今陕西彬县）张蕴琦也将兵屯驻长安附近。吐蕃将领怕受唐军夹击，整军退走，长安就很快被郭子仪收复了。郭子仪又召白孝德、张蕴琦两节度使率兵入驻长安，“京畿遂安”。十二月二十六日，唐代宗也从陕州回到长安来了。

吐蕃进攻长安时，分兵攻陷松（州治嘉诚，今四川松潘）、维（州治薛城，今四川理县东北）、保（州治定廉，今四川理县西北）三州，严重威胁成都的安全。唐任命严武为剑南东西川节度使。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严武大破吐蕃七万之众于保州一带，成都的威胁，随着也就解除了。

这次长安的一度陷落，是和宦官程元振居中用事，忌疾诸将，壅蔽军情，以致方镇离心分不开的。代宗在陕州行在时，有太常博士柳伉上疏切谏诛元振以谢天下，代宗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不得已削除程元振官爵，放归田里。吐蕃退兵之后，程元振从故里三原（今陕西三原）衣妇人服，乔装私入长安，复图任用，被京兆府逮捕，代宗下令长流溱州（治荣懿，今四川綦江东南）。未几，代宗又因程元振有拥立自己为皇帝的功劳，改为江陵安置。

吐蕃攻陷长安的事刚了结，仆固怀恩和回纥联军攻唐的事接着发生。仆固怀恩有平河朔的大功，以河北副元帅兼朔方节度使，屯军汾州（治隰城，今山西汾阳），朔方行营的军队，都归他指挥。他的女儿嫁给回纥登里可汗，他曾奉诏与回纥可汗相见于太原，后又送可汗出塞，河东节度使辛云京怕怀恩和回纥可汗合谋袭据太原，所以紧闭晋阳城自守，既不犒赏军队，也不相闻问，怀恩因而愤怨在心。及代宗避吐蕃之难，逃至陕州，怀恩有众数万，不遣一兵一卒“勤王”。他一方面放谣言，说朔方军老帅郭子仪已为鱼朝恩所杀，一方面积极谋取太原。吐蕃既退，代宗任命郭子仪为关内、河东副元帅、河中节度使（镇河东，今山西永济西蒲州），不久又兼朔方节度大使。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仆固怀恩命其子仆固玚进攻榆次（今山西榆次），还想夺取太原。可是朔方将士都是郭子仪旧部，听说郭子仪奉命镇抚河东，都说：“吾辈从怀恩为不义，何面目见汾阳王！”乃杀仆固玚，归附郭子仪。仆固怀恩只带麾下三百骑，西渡黄河，北趣灵武（朔方军根据地）。以后仆固怀恩还联合回纥、吐蕃，骚扰唐的西北边境。永泰元年（公元765年），仆固怀恩病死，回纥、吐蕃联军进犯，郭子仪和回纥大帅结盟，分化了回纥和吐蕃的关系，他们很快就退兵了。

吐蕃攻陷长安时，代宗奔陕州依神策军，时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统率神策军。及吐蕃退走，神策军护送唐代宗回长安，雄盛在北门六军之上。代宗以鱼朝恩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封郑国公。“权宠无比”。鱼朝恩粗通经义，自谓“才兼文武”，代宗遂命令他判国子监。尝在国子监执《易》升座，言《鼎》卦九四，“鼎折足，覆公”（，糁也），说有些人担任宰相职务，“智小而谋大，力薄而任重”，一定会遭到凶灾，以讽刺当时宰相元载、王缙。元载听了，谈笑自若，王缙气得脸色发紫，鱼朝恩便对人说：“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测也。”鱼朝恩擅权，朝廷有大事裁决，朝恩倘不预闻，辄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乎”（《新唐书·宦者鱼朝恩传》）。宰相元载劝代宗诛朝恩，郭子仪也认为鱼朝恩久典禁兵，如不早图，且生大变。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三月寒食节，代宗宴近臣于禁中，宴罢，留朝恩议事，因命左右缢杀之。

元载建议杀鱼朝恩后，权任特重。元载初以依附李辅国得为宰相。辅国死后，他又结交宦官董秀，藉以刺探代宗意向，故言必称旨，由是深得代宗宠信。元载居相位有十五年之久，“权倾四海”，“恣为不法”，“货贿公行”，“侈僭无度”。“城中开南北二甲第，室宇宏丽，冠绝当时。又于近郊起亭榭”。“城南膏腴别墅，连疆接畛，凡数十所，婢仆曳罗绮一百余人”（《旧唐书·元载传》）。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代宗勒令元载夫妇自尽。家产被查抄，单是胡椒就有八百石之多，可见其搜括无度。

大历十四年，代宗病死，年五十二，皇太子适继位，是为德宗。

德宗的统治　德宗即位以后的第一桩大事，就是在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听从宰相杨炎建议，废租庸调及一切杂徭，改作两税法，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两税法的实行，对我国封建社会的租税剥削制度变革很大，国家收支情况大为改善，使唐得以继续统治了一百二三十年之久。关于两税法内容，在另章有专节介绍，这里就不多讲了。

杨炎为相，独任大政。他最大的缺点，是以报复个人恩怨为事。他最大的失着，是打击陷害当时出色的理财家刘晏。安史之乱以后，国家财政支绌，刘晏受命转运江淮租米，源源供应长安、洛阳。他还实施榷盐法以充军国之用，其始江淮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千钱为缗），季年（刘晏主持后期）乃至六百余万缗。全国的财赋收入，开始每岁不过四百余万缗，季年收入至一千余万缗，使唐王朝顺利地渡过这个政治危机。尤其值得称道的，他有一种理财理论，认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以养民为先。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白使司，丰则贵籴，歉则贱粜”。“知院官始见不稔（旱涝歉收）之端，先申，至某月须如干（若干）蠲免，某月须如干（若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县申请，即奏行之，应民之急，未尝失时。不待其困弊、流亡、饿殍，然后赈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业，户口蕃息。晏始为转运使，时天下见户不过二百万，其季年乃三百余万。在晏所统则增，非晏所统则不增也。”（《资治通鉴》唐建中元年）对这样一位出色的理财家，杨炎却诬陷他在代宗时，附阉官刘清潭劝代宗立独孤妃为皇后，废太子（即德宗）别立独孤妃子韩王迥为太子。德宗轻信谗言，黜刘晏为忠州（治临江，今重庆忠县）刺史，后又遣派中使（宦官）去忠州缢杀刘晏。这件事使朝野侧目，山东跋扈的藩镇，也为刘晏鸣不平，上表要求公布刘晏罪状，并“讥斥朝廷”，杨炎恐惧，“遣腹心分诣诸道，以宣慰为名，实使之密谕节度使云：‘晏昔朋附奸邪，请立独孤后，上自恶而杀之。’”德宗获悉后，非常憎恶杨炎，“由是有诛炎之志”（《资治通鉴》唐建中二年）。不久，德宗任卢杞为相，贬炎为崖州（治金城，今海南琼山东南）司马，遣中使押送，途中将炎缢杀。杨炎之死，固然咎由自取，但作为唐德宗来说，在即位头二年，就轻易地杀了两个干练大臣，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德宗即位之初，要想矫正肃宗、代宗以来的对藩镇姑息政策，如山东、河北藩镇偃蹇不臣，即用兵征讨。山东、河北的藩镇不但不屈从唐王朝，反而勾结起来共同对抗朝廷。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德宗发泾原兵去关东作战。十月初二日，泾原节度使（镇泾州安定，今甘肃泾川北）姚令言率泾原士卒五千过长安。是日，军士冒雨至京，“寒甚，多携子弟而来，冀得厚赐遗其家，既至，一无所赐”。初三日，又前发至水，诏京兆尹犒师，惟糙米蔬菜，士兵愤怒，把饭菜蹴覆于地，扬言道：“吾辈将死于敌，而食且不饱，安能以微命距白刃邪！闻琼林、大盈二库，金帛盈溢，不如相与取之。”（《资治通鉴》唐建中四年）士兵回入长安城，“喧声浩浩，不复可遏”，“百姓狼狈骇走”。这次兵变，几乎使唐王朝濒于灭亡。

唐德宗见发生兵变，召禁兵作战，竟没有一人报到。德宗只得携妃嫔、太子、诸王、公主，宦官左右仅百人，右龙武禁军四百人，仓皇逃出大明宫，北奔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初四日，又从咸阳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初五日，左金吾大将军浑赶到奉天，他是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将领，他一到奉天，奉天人心就比较稳定下来了。

泾原士兵进入长安后，在姚令言策动下，拥立太尉朱为主。十月初三夜，朱在泾原士兵拥护下，按辔列炬，传呼入宫，居大明宫含元殿，自称权知六军。初四日，徙居白华殿（亦在大明宫东苑之东）。初八日，又徙居宣政殿（亦在大明宫），当时唐失意的将相，纷纷劝称帝，自称大秦皇帝。后改大秦为大汉，改元应天，并署置官吏，“百司供亿，六军宿卫”，完全采用皇帝的排场。在朱即位的前二天，朱派泾原兵马使韩率锐兵三千，名义上是迎接德宗回长安，实际是想袭取奉天。前泾原节度使、司农卿段秀实虽然留在长安，但尽忠唐室，他知道奉天守备单弱，如果韩骤然前去偷袭，奉天有失守的危险，于是倒用大司农印，招募善走的小吏去追回韩。当天，朱召集段秀实等商议军事，段秀实夺旁人象笏击朱，“才中其额，溅血洒地”（《资治通鉴》唐建中四年），脱走，众争前杀秀实。这消息传到奉天，德宗懊悔没有重用秀实，流涕不止。

朱称帝之后，杀唐宗室郡王、王子、王孙凡七十七人，并亲自统兵围攻奉天。时浑为京畿、渭北节度使，与宁节度留后韩游环在城内昼夜力战却敌。朱建帐于乾陵（高宗陵）之上，围攻奉天凡一月。城中资粮俱尽，皇帝供御粝米，才余两斛。

这时郭子仪已死（郭子仪死于建中二年），李怀光任朔方节度使。唐德宗对河南、北方镇用兵，李怀光奉命率朔方兵步骑一万五千前往河北前线，协同作战。听见奉天危急，怀光昼夜倍道，自蒲津渡河，西趋泾阳（今陕西泾阳境），十一月二十日，怀光部众大败朱于醴泉（今陕西礼泉北），朱引兵遁归长安。奉天城中闻朔方军至，“欢声如雷”，当时议论“以为怀光复三日不至，则〔奉天〕城不守矣”（《资治通鉴》唐建中四年）。

神策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在定州（治安喜，今河北定州）闻长安兵变，奉天危急，也昼夜兼行，出飞狐道，经代州（治雁门，今山西代县），由蒲津渡河，驻军于东渭桥。晟有士卒四千，由于他善于抚御，与士卒同甘苦，不久这支军队发展到一万多人。

神策兵马使尚可孤驻军襄阳，有兵三千，闻长安不守，也自武关入援，收复蓝田。

镇国军副使骆元光守潼关近十年，为众所服。引兵击走袭据华州的朱部众，遂进驻华州，招募士卒，得万余人，切断了朱与东方的联络。德宗任命骆元光为镇国节度使，镇守华州。

河东节度使马燧坐镇太原，牵制河北三镇的军队，使他们无法西向和朱联兵。并派遣其子马汇和部将王权入援奉天，屯兵中渭桥。

在李怀光的朔方军和李晟的神策军入援以前，唐德宗被围困在奉天，唐军处于劣势地位；等到李怀光、李晟军队入援，唐军不但解除奉天之围，而且进围朱于长安，这样就从劣势转化为优势了。

李怀光从河北驰援关中，常言天下之乱，是宰相卢杞等两三人所酿成，如果他见到唐德宗，一定当面揭露卢杞等人罪恶。不久奉天围解，卢杞怕李怀光见到德宗，便向德宗建议，命怀光“乘胜取长安，则一举可以灭贼，此破竹之势也”。德宗轻信卢杞，下诏命李怀光、李晟等克期共取长安。李怀光千里赴难，血战解围，“而咫尺不得见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为奸臣所排，事可知矣。’”（《资治通鉴》唐建中四年）从此李怀光和唐德宗之间的嫌隙就构成了。

李怀光逗留咸阳，顿兵不进，屡次上表暴扬卢杞等罪恶，舆论喧腾，也责怪卢杞。如太子太师颜真卿在安史作乱时就起兵声讨禄山，是当时的元老重臣。李希烈在淮西称王，卢杞想借李希烈之手杀害真卿，就上奏德宗，说“颜真卿四方所信”，使谕希烈，“可不劳师旅”。颜真卿时已七十六岁，德宗果然命其宣慰希烈，结果为希烈所害。唐德宗逃到奉天之初，前剑南节度使右仆射同平章事崔宁兼程赶往奉天，卢杞却命京兆尹王诬证与崔宁同时逃出长安时，“宁数下马便液，久之不至，有顾望意”（《资治通鉴》唐建中四年）。德宗又轻信谗言，将崔宁缢杀了，“中外皆称其冤”。这时德宗迫不得已，将卢杞贬为新州（治新兴，今广东新兴）司马。

李怀光逼走卢杞等人，心不自安。朱乘机“与怀光书，以兄事之，约分帝关中，永为邻国”（《资治通鉴》唐兴元元年）。怀光反唐的态度也更益坚决。李晟的军队本来和怀光的军队驻地相近，见怀光与朱通谋，恐己军为怀光所并，于是移军东渭桥。奉天地近咸阳，德宗不敢久留，避往梁州（治南郑，今陕西汉中），还想前往成都。李晟表称如“迁都岷峨，则士庶失望，虽有猛将谋臣，无所施矣”（《资治通鉴》唐兴元元年）。唐德宗接受了李晟的意见，就在汉中住了下来。

唐德宗驻跸梁州，淮南盐铁判官王绍将江淮缯帛运到南郑。浙西节度使（镇丹徒，今江苏镇江）韩也派遣专使至梁州，献绫罗四十担。韩还运米百船，每船置五弩手以为防援，运至渭桥，接济李晟等军队。“时关中兵荒，米斗直钱五百。及米至，减五之四（从五百减到一百）”（《资治通鉴》唐兴元元年）。这对包围朱的唐军战斗意志，也是起了鼓舞作用的。

李怀光驻军咸阳，迁延不进。到了他决计反唐时，朱态度骤变，过去和他称兄道弟，这时却对怀光使用诏书，以怀光为臣子，而且要征发怀光的军队。怀光惭怒异常，“内忧麾下为变，外怒李晟袭之”。怀光曾企图攻打东渭桥李晟的军队，尝“三令其众，众不应，窃相谓曰：‘若与我曹（我辈）击朱，惟力是视；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从也”（《资治通鉴》唐兴元元年）。李怀光的朔方军旧部，也纷纷奔归李晟。怀光知道他在关中难以立足，遂烧营东走河中（镇蒲州河东县，今山西永济蒲州），“将士在道散亡相继”，怀光左右大将孟涉、段威勇率士兵数千人投奔李晟，李晟军威益振，怀光的失败已不可避免。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五月，李晟攻克长安，浑同日攻克咸阳。朱和姚令言率余众万人西走，“将士随道散亡，比至泾州（治安定，今甘肃泾川北），才百余骑”（《资治通鉴》唐兴元元年）。泾原士卒杀姚令言于泾州城下；朱率宗族宾客北走，途中为其部将所杀。

兴元元年七月，唐德宗回到长安。从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十月长安泾原卒兵变，到兴元元年五月李晟收复长安，这半年多时间，唐王朝的命运，真是险恶万状，现在总算转危为安了。

唐德宗一方面任命李晟以司徒、中书令兼凤翔、陇右（时陇右已失，陇右暂镇秦州）节度等使及四镇、北庭、泾原行营副元帅，晋爵西平郡王，命他负责长安以西藩镇事务，并力田积粟以攘吐蕃贵族的东进；另一方面，任命浑为侍中兼河中、绛州节度使，充河中、同华、陕虢行营副元帅，和太原节度使马燧等合军进讨李怀光。贞元元年（公元785年）五月，韩游瓌率宁军攻怀光，怀光命将出击，怀光士卒，都是朔方军旧部，宁军也是从朔方军分离出来的。怀光士卒不肯作战，指宁军曰：“彼非吾父兄，则吾子弟，奈何以白刃相向邪”（《资治通鉴》唐贞元元年）。怀光无法指挥。同年八月，浑、马燧等军队逼近河中，李怀光在众叛亲离情况下自杀了。朔方军从此分为两支，一支由宁节度使韩游瓌率领，驻州；一支由河中节度使浑统领，屯蒲州。

唐德宗兴元元年正月元旦，改元，大赦。翰林学士陆贽起草大赦诏书，诏书宣称小子（德宗自称）“长于深宫之中”，“不知稼穑之艰难，不察征戍之劳苦”，“犹昧省己，遂致兴戎”。“力役不息，田莱多荒。”“邑里丘虚，人烟断绝。”“痛心（惭愧）貌，罪实在予！”自己揽下了罪责。“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宜并所管将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惟朱“盗窃名器”，不予赦免。“自顷军旅所给，赋役繁兴，吏因为奸，人不堪命。”“其垫陌及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等诸色名目，悉宜停罢。”（《唐大诏令集·奉天改兴元元年赦》）辞旨恳切。据说赦书颁下，人心大悦。贞元元年（公元785年），泽潞节度使李抱真入朝长安，对唐德宗说：“山东宣布赦书，士卒皆感泣，臣见人情如此，知贼（指朱）不足平也。”（《资治通鉴》唐兴元元年）

镇冀节度使王武俊原来自称赵王，魏博节度使田悦称魏王，淄青节度使李纳称齐王，见到兴元赦书，皆去王号，上表谢罪。只有朱的弟弟朱滔，时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曾联合回纥、契丹南攻，结果为王武俊所败，只得退回范阳，贞元元年病死。他的幽州地盘，由其姑子（表弟）刘怦接管。怦居位三月病死，子刘济继位。此外，原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自恃兵强财富，于兴元元年称帝，国号大楚，署置百官，杀害唐王朝派来的宣慰使颜真卿。李希烈当时已进占汴州（治浚仪，今河南开封），威胁了运河的通航，所以唐王朝非对李希烈用兵不可。德宗贞元二年四月，淮西大将陈仙奇毒死希烈，并杀希烈兄弟妻子，举众降唐。七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又杀陈仙奇，自为淮西留后，朝廷因此授少诚为节度使。淮西对汴河漕运的威胁，暂时缓和了下来。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全国旱蝗，关中尤甚，米斗千钱，饿殍遍地。浙西节度使韩发浙东西米百万斛，接济关中。贞元二年三月，关中仓廪空竭，禁军在长安大街中呼喊：“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德宗怕又发生兵变，忧虑异常。适韩运米三万斛至陕州（治陕，即今陕县西南），德宗听到这个喜讯，“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时禁中不酿，命于坊市取酒为乐。又遣中使谕神策六军，军士皆呼万岁。时比岁饥馑，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麦始熟，市有醉人”。“数月人肤色乃复故。”（《资治通鉴》唐贞元二年）

唐王朝重视江淮财赋，所以在淮南节度使陈少游死后，任命刑部侍郎杜亚为淮南节度使，贞元五年（公元789年）十二月以后，又任命杜佑为淮南节度使，直到贞元十九年佑入朝任宰相为止，江淮财赋牢牢地掌握在政府能直接指挥的官吏手中。浙西节度使自韩死后，就不设节度使，改设浙西团练观察使，王纬、李若初、李先后担任此职。

扬州之外，还应提一提益州。从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到贞元元年，张延赏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德宗自奉天奔梁州，延赏供应无乏，因此贞元元年入相，韦皋代为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是延赏的女婿，但不为延赏所器重，落拓京华，任华州参军，凤翔陇右节度使张镒奏皋为营田判官，权知陇右行营留后事。朱称帝，初授皋御史中丞，后授凤翔节度使，皋斩其使。德宗任皋为陇州（治汧源，今陕西陇县）刺史，并置奉义军节度，以皋为节度使。长安收复，迁左金吾卫大将军。贞元元年，拜剑南西川节度使，出镇成都。皋镇蜀凡二十一年，永贞元年（公元805年）病卒。皋遣使与南诏结好，出兵抗击吐蕃，保障西南，功绩卓著。

汴州当漕运要冲，如运河不通，漕米不至，唐王朝的危机就立刻爆发。宣武军自刘玄佐死后，作乱五次。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韩弘为宣武节度使，视事数月，杀郎将刘锷并其党羽。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弘入朝，在镇凡二十一年，士卒帖然。运河畅通，漕米得以源源运至关中。

永贞元年，德宗病死，年六十四。太子诵即位，是为顺宗。

唐德宗在即位初年，不满于肃宗、代宗的姑息之政，颇想振作一番，结果兵连祸结，导致泾原兵变，奉天被围，唐王朝险些灭亡。经过这次事变，他对藩镇就一味姑息了。

唐德宗在罪己诏中讲到自己不知稼穑之艰难，经过离乱之后，他见仓廪耗竭会引起兵变，于是“属意聚敛，常赋之外，进奉不息”（《新唐书·食货志》），剑南西川有“日进”，江西有“月进”，淮南、浙西以常赋入贡，名为“羡余”，至代易又有“进奉”，这归根结底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德宗的任相，也是忠佞倒置。刘晏“富其国而不劳于民，俭于家而利于众”（《旧唐书·刘晏传论》），却轻易诛死。陆贽正直敢言，多所匡济，最后亦遭贬逐。卢杞奸佞，虽不得已加以贬责，还再三想起用他。裴延龄是聚敛能手，竟获得最大信任，言听计从。至如缢杀崔宁，更是天下称冤。听信卢杞谗言，命一代宗臣颜真卿出使淮西，使其耄龄遇害。作为皇帝来讲，德宗不仅聚敛无度，而且“内信奸邪，外斥良善，几致危亡，宜哉”（《旧唐书·颜真卿传论》）。

所谓“永贞革新”　在最近以前一个时期，历史学者大谈“永贞革新”，要替二王、八司马翻案。二王，是两个蹩脚的政客，其人实无足论。八司马中，如柳宗元、刘禹锡等却是一代才人，所以对这个事件，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

二王，指王、王叔文。王，杭州人，始为翰林侍书待诏，累迁殿中丞、皇太子侍书，素为德宗太子诵所亲狎。顺宗继位后，迁左散骑常侍，依前翰林待诏，未几为翰林学士。能出入宫禁，至柿林院，见阉官李忠言和美人牛昭容。时顺宗患重病，不能见百官，主往来传授，王叔文主决断，然后王以叔文意告李忠言，忠言转告牛昭容，昭容代达顺宗，用顺宗诏书颁行天下。门庭“车马填凑，珍玩赂遗，岁时不绝”（《旧唐书·王传》）。王叔文，山阴人，以棋待诏，粗知书，顺宗即位，召叔文为翰林学士。叔文知道要掌握政权，必须掌握财政，于是调淮南节度使杜佑任首相，兼度支、盐铁使，自己担任度支、盐铁副使，数月后，又兼户部侍郎。而推荐韦执谊为宰相。这时神策军的指挥权，掌握在宦官手里，宦官和二王意见不合，王、王叔文等用顺宗名义任命老将范希朝为神策军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想夺取神策军的指挥权。边上诸将各以书致中尉（由宦官担任），宦官方知神策军指挥权且为王叔文等夺走，他们就密令神策军诸将：“无以兵属人。”宦官俱文珍等又设法削去王叔文翰林学士职名，二王开始震惧，知道大祸要临头了。

顺宗以永贞元年正月即位，至七月，王叔文以母丧去职，王中风，告假归第。二王在政府，前后只七个月，所谓“永贞革新”就以失败告终了。

二王没有社会基础，他二人既非大族门阀，亦非科第出身，又值顺宗身患重病，于是藩镇以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带头，翰林学士以郑带头，请求早立太子。永贞元年三月，立广陵王淳为皇太子，更名纯；七月，皇太子纯勾当军国政事。八月，皇太子即位，是为宪宗。顺宗退位称太上皇。

宪宗即位，即贬王为开州（治盛山，今四川开县）司马，不久病死。宪宗同时贬王叔文为渝州（治巴县，今重庆）司户，明年令其自杀。十一月，又贬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执谊为崖州（治舍城，今海南琼山东南）司马，神策行军司马韩泰为虔州（治赣县，今江西赣州）司马，司封郎中韩晔为饶州（治鄱阳，今江西波阳）司马，礼部员外郎柳宗元为永州（治零陵，今湖南零陵）司马，屯田员外郎刘禹锡为朗州（治武陵，今湖南常德）司马，河中少尹陈谏为台州（治临海，今浙江临海）司马，和州（治历阳，今安徽和县）刺史準为连州（治桂阳，今广东连州）司马，岳州（治巴陵，今湖北岳阳）刺史程异为郴州（治郴县，今湖南郴州）司马。其中如柳宗元、刘禹锡、程异等，皆一时人物，都因为二王的事受株连而贬逐，打击面确实大了一些。

二王当政并没有做出什么革新的措置。以罢宫市、五坊小儿之类来讲，德宗贞元中，“宫中市外间物，令官吏主之，随给其直。比岁（指贞元十三年前后）以宦官为使，谓之宫市。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其后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长安东市、西市）及要闹坊曲，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则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及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钱物买人直数千〔钱〕物”。“仍索进奉门户（小费）及脚价钱（负荷进奉物入内，有雇脚费）。人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其实夺之。商贾有良货，皆深匿之；每敕使出，虽估浆、卖饼者皆撤业闭门。尝有农夫以驴负柴，宦者称宫市取之，与绢数尺”，“仍邀驴送柴至内。农夫啼泣，以所得绢与之，不肯受，曰：‘须得尔驴。’农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后食。今以柴与汝，不取直而归，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殴宦者。街吏（左右金吾街使之属吏）擒以闻，诏黜宦者，赐农夫绢十匹。然宫市亦不为之改，谏官御史数谏，不听。”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十二月，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入朝长安，具奏宫市之弊，德宗“以问户部侍郎判度支苏弁，弁希宦者意，对曰：‘京师游手万家，无土著生业，仰宫市取给。’上（德宗）信之，故凡言宫市者皆不听”（《资治通鉴》唐贞元十三年）。

五坊，一曰雕坊，二曰鹘坊，三曰鹞坊，四曰鹰坊，五曰狗坊。小儿，给役五坊者。唐时给役者多呼为小儿。德宗贞元末，“五坊小儿张捕鸟雀于闾里者，皆为暴横以取人钱物，至有张罗网于门不许人出入者，或张井上使不得汲者，近之，辄曰：‘汝惊供奉鸟雀！’即痛殴之，出钱物求谢，乃去。或相聚饮食于酒食之肆，醉饱而去，卖者或不知，就索其值，多被殴詈；或时留蛇一囊为质，曰：‘此蛇所以致鸟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饲之，勿令饥渴。’卖者愧谢求哀，乃携挈而去”（《资治通鉴》唐永贞元年）。

唐顺宗为太子时，久知宫市和五坊小儿的无赖作风，曾与东宫侍读论及宫市等事，王叔文劝太子不要向德宗进言，以为德宗“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资治通鉴》唐贞元十九年）。太子听了他的话，果然不敢谈了。到了永贞元年，顺宗即位，宫市、五坊小儿、进奉等等诸弊端，都是顺宗久欲废除的，所以即位以后，下诏大赦天下，赦文中就首先提到：“常贡之外，悉罢进奉；贞元之末政事为人患者如宫市、五坊小儿之类，悉罢之。”不久，又“罢监铁使月进钱”（《资治通鉴》唐永贞元年）。以上弊端的革除，皆贯彻顺宗素来的主张，与二王无关，不能说是二王的革新。至如二王要削夺宦官指挥神策军的权柄，这一点是可取的，但二王内外无援、范希朝老病，不能控制当时政治军事局面，所以二王就一败涂地了。

当时宰相五人，杜佑、贾耽、高郢、郑瑜、韦执谊，只有韦执谊是由二王推荐的。贾耽看到二王当权，称疾不出。“诸宰相会食中书（政事堂），故事，宰相方食，百寮无敢谒见者。〔王〕叔文至中书，欲与执谊计事，令直省（中书省吏职）通之，直省以旧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惧，入白。执谊逡巡惭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阁语良久。杜佑、高郢、郑瑜皆停箸以待，有报者曰：‘叔文索饭，韦相公已与之同食阁中矣。’〔杜〕佑、〔高〕郢心知不可，畏叔文、执谊，莫敢出言。〔郑〕瑜独叹曰：‘吾岂可复居此位！’顾左右，取马径归。”“二相（贾耽、郑瑜）皆天下重望”（《资治通鉴》唐永贞元年），都离职而去，说明二王在政事堂只能和韦执谊共事，其余四相把二王看作不是正途出身、不识国家大体的政客。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上皇太子笺，也以为顺宗“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李忠言之徒，辄当重任，赏罚任情，堕纪紊纲”（《资治通鉴》唐永贞元年）。二王的失败，不是偶然的，主要是在统治阶级内部没有社会基础。

第四节　宪穆敬文武宣六朝的政治

宪宗元和的政治　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八月，宪宗即位。同月，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病死，剑南支度副使刘自称节度留后(1)，并嗾使西川将领上表朝廷，请求任命他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唐王朝认为扬、益两州，是王朝的财政命脉所在，如果让扬、益等州也模仿河北三镇，任其跋扈不臣，唐王朝的统治实际上就会结束。因此不同意由刘继任剑南西川节度使，而任命宰相袁滋为剑南西川节度使，接替韦皋遗缺，并征召刘入朝为给事中。刘不受征召，发兵守境，袁滋逗留不前，被贬为吉州（治庐陵，今江西吉安）刺史。这时宪宗才即位，二王、八司马才贬逐，朝局还不稳定，朝廷无法对剑南用兵，只得在同年的十二月，任命刘为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暂时稳定住这个爆炸性局面。当时有右谏议大夫韦丹上疏：以为“今释不诛，则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两京耳。此外谁不为叛”（《资治通鉴》唐永贞元年）。这几句话，恰恰击中时局的要害，唐宪宗很欣赏，当即任命韦丹为东川节度使（镇梓州县，今四川三台）。

刘并不满意于“知西川节度”，要求兼领三川，除西川外，东川和山南西道（镇梁州南郑，今陕西汉中）也要归他节制，宪宗当然不会准许。刘发兵攻东川，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正月，攻陷梓州，生获东川节度使李康（韦丹尚未到任），事态就更加扩大了。当时朝臣都认为蜀险难取，不主张轻易用兵，独有宰相杜黄裳、翰林学士李吉甫主张用兵。杜黄裳说：“德宗自经忧患，务为姑息，不生除节帅，有物故（死为物故）者，先遣中使（宦官）察军情所与则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将赂，归而誉之，即降麾钺，未尝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举纲纪，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镇，则天下可得而理（治）也”（《资治通鉴》唐元和元年）。宪宗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决意讨伐刘。任命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为统帅，并令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配合讨。高崇文军至兴元（即梁州南郑，今陕西汉中），严砺已攻拔剑州（治普安，今四川剑阁），高崇文大军遂经阆州（治阆中，今四川阆中）攻下梓州。刘置八栅于鹿头关（四川德阳北鹿头山上），屯兵一万余人，抵御高崇文。崇文连战皆捷，直趋德阳，攻下汉州（治雒县，今四川广汉），军不留行，直指成都。九月，攻取成都，活捉刘，解送长安，诛死。高崇文接任西川节度使，在成都一年多，以“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请求调往边陲效力，唐宪宗乃任命宰相武元衡为剑南西川节度使，调任高崇文为宁节度使。西川的收复，刘的败亡，这是唐宪宗取得的第一仗的胜利。

唐宗室李在唐德宗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任浙西观察使，兼诸道盐铁转运使。他刻剥人民，专事“进奉”，因此取得德宗信任。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宰相杜佑兼任盐铁转运使，李被解除盐铁转运使的职务。为了安慰李起见，朝廷把浙西观察使升级为浙西节度使，亦称镇海节度使（镇润州丹徒，今江苏镇江），由李担任节度使。李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物，见刘败亡，心里不安，上表请求入朝，宪宗同意他入朝，并派中使去京口（今江苏镇江）抚慰。李署判官王澹为留后，表示他要离开京口，而“屡迁行期”，“上表称疾，请至（元和二年）岁暮入朝”。不但如此，李还怂恿部下亲兵在噪乱中杀王澹及其大将赵琦，威胁朝廷。“扬一益二”，扬州的财赋集中，正是由于浙东西和江西一带以扬州为集中地，如果浙西也闹独立，对唐王朝来说，其危险程度比益州闹独立有过之无不及，所以必须解决浙西问题。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十月，诏征李为尚书左仆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为镇海节度使。李不受征，宪宗削除李官爵，并派淮南节度使王锷为招讨处置使，统兵进讨。李派其大将张子良等统兵袭取宣州（治宣城，今安徽宣城），子良等知道李必然失败，回戈袭，捉械送长安，诛死。

山南东道节度使（镇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于頔，自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以文吏为节度使，利用与蔡州作战的机会，广募战士，“器甲犀利，然专有汉南之地”。他还“公然聚敛，恣意虐杀，专以凌上威下为务”（《旧唐书·于頔传》）。及刘、李以跋扈诛灭，开始有所忌惮，为其第四子季友请求“尚主”，宪宗把长女普宁公主嫁与季友为妻，并命人讽告于頔，嘱其入朝长安，于頔奉诏入朝，留居长安。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宪宗任命裴均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以代頔。襄阳是战略要地，这一调动，对唐王朝来说，政治意义是极为重大的。

宪宗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淮西节度使（也称彰义节度使）吴少阳病死，其子吴元济匿丧，以元济病闻于朝，自领军务。淮西镇蔡州汝阳（今河南汝南），自李希烈以来，一直保持半独立状态。淮西的势力向北推进，就能控制汴梁；向东北推进，就能扼制甬桥（在今安徽宿州城南古汴水上），切断漕运，这也是一个战略要地，所以朝廷必须巩固这一地区的统治权。宰相李吉甫在病死前，向宪宗进言，“淮西非如河北，四无党援，国家常宿数十万兵以备之，劳费不可支也。失今不取，后难图矣”（《资治通鉴》唐元和九年）。唐宪宗接受了李吉甫的意见，决意对淮西用兵。

淄青节度使李师道，镇郓州（治须昌，今山东东平西北），自祖、父、兄相继为节度使已历三代之久，淄青的势力南下也到达过徐州，如果淮西败亡，对淄青是一个威胁，所以李师道是不愿淮西败亡的。可是李师道又不愿正式出兵救援淮西，因为这样做就会引起周围藩镇对他的围攻。于是李师道采用恐怖手段，来威吓朝廷，以图解除淮西之围。李师道本来就蓄养刺客数十人，有刺客向李师道献计：“用兵所急，莫先粮储。今河阴院积江淮租赋，请潜往焚之。募东都恶少年数百，劫都市，焚宫阙，则朝廷未暇讨蔡，先自救腹心，此亦救蔡一奇也。”（《资治通鉴》唐元和十年）李师道采纳了他们的计谋，这样，恐怖活动就加剧了。在元和十年的三四月间，李师道使数十人攻入河阴（今河南荥阳北）转运院，杀伤十余人，烧钱帛三十余万缗匹，谷三万余斛。因为武元衡是宰相中的主战派，同年八月，李师道派刺客在元衡清晨入朝之际，刺杀元衡，取元衡颅骨去。又刺御史中丞裴度，击伤度首，度所戴扬州毡帽较厚，得不死。在这以前，没有宰相遭刺客刺杀的，这件事的发生使得长安人心惶惶。但宪宗并没有放弃对淮西的用兵，到了裴度伤愈，还任命他为宰相。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已讨之，两河（河南、河北）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唐宪宗乃“悉以用兵事委度”（《资治通鉴》唐元和十年），加紧讨伐淮西。

李师道在东都洛阳有留后院，本道（淄青镇）人往来杂沓，师道陆续派兵数百人驻在洛阳，想在元和十年八月间，利用东都空虚，在东都起兵，焚烧宫阙，杀掠居民，威胁唐王朝罢兵。事发觉，数百人突出洛阳南门向虢州（治卢氏，今河南卢氏）逃跑。那一带“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种，专以射猎为生，人皆勇，谓之山棚”（《资治通鉴》唐元和十年）。东都留守吕元膺悬重赏搜捕淄青在逃的恐怖分子。数日以后，“有山棚鬻鹿”，淄青卒“遇而夺之，山棚走召其侪类，且引官军，共围之山谷，尽获之”。这伙恐怖分子的首领，是中岳寺僧圆净，他本来是史思明的将领，“勇悍过人”，“时年八十余”，“结党定谋”，一切听他指挥，这次也落网了。唐宪宗本来认为这事是淮西吴元济派人干的，现在知道是淄青李师道派人干的。只因要征讨吴元济，无暇东顾，暂且置之不问。

李师道所派遣的恐怖组织还很猖獗，如元和十年十月，“东都奏，盗焚柏崖仓”；十一月，“盗焚襄州佛寺军储”；同月，盗焚唐高祖李渊献陵的寝殿；十一年正月，盗断唐肃宗建陵的门戟四十七枝。唐政府一方面严加防备，“尽徙京城积草于四郊以备火”（《资治通鉴》唐元和十年、十一年），一方面见怪不怪，还是坚持对淮西用兵。

官军十余万人，围攻淮西，前后四年，没有取得胜利。朝臣竞言“师老财竭”，请求罢兵。独有裴度请求“自往督战”。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宪宗乃命裴度以宰相兼彰义节度使（即淮西节度使），充淮西宣慰处置使，驰赴前线，指挥全线战事。元和十一年冬，宪宗先已任命李（李晟子）为唐随邓节度使，与淮西战，降淮西将丁士良、吴秀琳、李宪、李等，并重用他们。时唐随邓节度使有“牙队三千人，号六院兵马，皆山南东道之精锐也。又以〔李〕为六院兵马使”。裴度到达淮西前线以后，士气大振。李就趁士气旺盛之际，偷袭蔡州。元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李命李、李宪将牙队三千人为先锋；自将三千人为中军；命李进诚将三千人为后军。“军出，不知所之，曰：‘但东行！’行六十里，夜，至张柴村，尽杀其戍卒及烽子，据其栅，命士稍休，食干糒（干饭）”，留军五百人镇其地。“复夜引兵出门，诸将请所之，曰：‘入蔡州取吴元济。’诸将皆失色”。“时大风雪，旌旗裂，人马冻死者相望。天阴黑，自张柴村以东道路，皆官军所未尝行，人人自以为必死”。“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蔡州城下，“近城有鹅鸭池，令击之以混军声。自吴少诚拒命（在贞元二年），官军不至蔡州城下三十余年，故蔡人不为备”。十五日“四鼓，至城下，无一人知者”。李等先登城，“壮士从之，守门卒方熟寐，尽杀之，而留击柝者，使击柝如故。遂开门纳众，及里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觉。鸡鸣，雪止，入居元济外宅。或告元济曰：‘官军至矣！’元济尚寝，笑曰：‘俘囚为盗耳！晓当尽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济始惧”，“乃帅左右登牙城拒战。”进“攻牙城，毁其外门，得甲库，取器械”。十六日，“复攻之，烧其南门”，“晡时，门坏”，元济穷蹙请降，蔡州平。十七日，李“以槛车送元济诣京师”（《资治通鉴》唐元和十二年）。十一月，斩吴元济于独柳之下。

淮西平，裴度返京为宰相。李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彰义留后马总为淮西节度使。淮西的重新归唐王朝统治，对于运河的畅通无阻，起了重要保证作用。

淮西既平，唐宪宗决意进讨李师道。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七月，下诏罪状李师道，并遣各路方镇围攻郓州。在郓州被围之后，淄青大将都知兵马使刘悟以万余人屯兵阳谷（今山东阳谷东北），知师道必败，回军取郓州治所须昌（今山东东平西北），杀李师道，以淄青十二州归附朝廷。跋扈不可一世的李师道也终于败亡了。

当淮西吴元济和唐对抗的时候，河北藩镇成德节度使（镇恒州真定，今河北正定）王承宗也响应吴元济、李师道和唐作战，并纵兵四掠。唐宪宗任命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行营兵马使、兼招讨处置等使，统六镇兵十余万讨王承宗，但六镇兵“回环数千里，既无统帅，又相去远，期约难一，由是历二年无功，千里馈运，牛驴死者什四五”。宰相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并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其胜势，回取恒冀（即成德镇），如拾芥耳”（《资治通鉴》唐元和十二年）。唐宪宗也认识到淮西、成德同时用兵，无论兵力财力都有不足之处，因此罢河北行营，调发的藩镇军队，各遣还本镇。王承宗接着也上表请罪，成德镇总算和平解决了。李师道破，王承宗事唐愈谨。其余河北藩镇如魏博田弘正，本来效忠朝廷；至如河南的藩镇，如宣武韩弘入朝时，献马三千匹、绢五千、杂缯三万、金银器千件，不久又献绢二十五万匹、三万匹、银器二百七十件，且上表请留京师，由朝廷别简吏部尚书张弘靖接任宣武节度使。方镇的俯首听命，反映唐王朝统治权力的加强。旧史称“元和中兴”，是不是应该称中兴，我们姑且存而不论，但是因为宪宗坚持对藩镇用兵，暂时实现了肃、代、德、顺四朝未曾有过的接近于全国统一的局面，尽管并没有根除藩镇势力，他的这一成就还是巨大的。

宪宗原是奋发有为的皇帝。在唐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户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龄奏：“自判度支以来，检责诸州欠负钱八百余万缗，收诸州抽贯钱三百万缗，呈样物三十余万缗”（《资治通鉴》唐德宗贞元九年），请置别库贮存。贞元十年（公元794年），裴延龄又奏：“左藏库司多有失落，近因检阅使置簿书，乃于粪土之中得银十三万两，其匹段杂货百万有余，此皆已弃之物，即是羡余”（《资治通鉴》唐德宗贞元十年），也请移入别库。唐宪宗即位，“度支奏裴延龄所置别库，皆减正库之物别贮之，请并归正库”，宪宗接受这个合理建议，把别库并归正库。并派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潘孟阳“宣慰江淮，行视租赋、榷税利害，因察官吏否臧，百姓疾苦”（《资治通鉴》唐永贞元年）。又用李巽为度支、盐铁转运使。李巽也是一位理财能手。“自刘晏之后，居财赋之职者，莫能继之。巽掌使一年，征课所入，类晏之多，明年过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万缗。”（《资治通鉴》唐元和元年）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南方旱饥，遣使江淮荆襄诸道宣慰赈恤。又接受翰林学士李绛、白居易等的建议，蠲免租税，出宫人，绝进奉，禁福建等地区掠卖良人为奴婢。元和六年，岁大熟，谷价低落，米一斗只值钱二文。

可是宪宗在他在位的后期，爱搜括钱财。曾任淮南节度使的王锷后来又改任太原节度使，病死，其子王“稷改父遗表，匿所献家财”，宪宗遣中使往“东都检括锷家财”（《资治通鉴》唐元和十一年）。后经裴度规谏，才停止检括。

淮西平后，宪宗慢慢地骄奢起来了。户部侍郎皇甫“数进羡余以供其费，由是有宠”。臣下极陈钱谷吏，不可进用，宪宗不听，反而任他为相。“益为巧谄以自固”，“时内出积年缯帛付度支令卖，悉以高价买之，以给边军。其缯帛朽败，随手破裂，边军聚而焚之”。裴度怕引起兵变，“因奏事言之”。皇甫“于上前引其足曰：‘此靴亦内库所出，臣以钱二千买之，坚完可久服。度言不可信。’”（《资治通鉴》唐元和十三年）宪宗信以为真，就不追究了。

库部员外郎李渤上书：“臣过渭南，闻长源乡旧四百户，今才百余户、乡县旧三千户，今才千户，其他州县大率相似。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户税摊于比邻，致驱迫俱逃。此皆聚敛之臣剥下媚上，惟思竭泽，不虑无鱼。乞降诏书，绝摊逃之弊；尽逃户之产偿税，不足者乞免之。计不数年，人皆复于农矣。”（《资治通鉴》唐元和十四年）所谓“元和中兴”，民户还是继续在逃亡，逃户应负担的税额，还是摊派给比邻，以致比邻也跟着逃亡。两税法实施快四十年（公元780—819年）了，逃户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宪宗在其末年，信方士柳泌，多服金石药，躁怒异常，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死者，人人自危”（《资治通鉴》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正月，宪宗暴卒，年四十三。当时传说并不是金石药毒发死，是被宦官内常侍陈弘志杀死的，而且郭皇后和太子恒也参与其事。元和天子就这样暧昧地死掉了。

穆宗与敬宗的统治　宪宗暴卒，太子恒即位，是为穆宗。宦官们把宪宗之死的责任，诿之于方士，杖杀方士柳泌及僧大通，其余方士并流岭表。因为左神策护军中尉吐突承璀想拥立宪宗第二子澧王恽为太子，宪宗暴卒的那个晚上，宦官王守澄等杀吐突承璀，并害澧王恽，“秘不发丧”，很久才公布澧王恽的死讯。裴廷裕《东观奏记》称：“宪宗皇帝晏驾之夕，上（指宣宗）虽幼，颇记其事，追恨光陵（穆宗葬光陵）商臣（楚穆王商臣杀父楚成王）之酷。”可见唐宪宗之死，穆宗不能辞其咎。

唐穆宗性奢侈，好嬉游，即位后游畋声色，赏赐无度。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十一月，穆宗与宦官击球，有宦官坠马，穆宗受惊，因得风病（中风，脑溢血或脑血栓），足不能履地。宦官内枢密使王守澄“专制国事，势倾中外”。长庆四年正月，穆宗病死，年三十。太子湛即帝位，是为敬宗。敬宗时年十六，嗣位才一个多月，就在中和殿击球。“自是数游宴、击球、奏乐，赏赐宦官、乐人，不可悉纪”。他每月视朝数次，往往“日绝高尚未坐，百官班于紫宸门外，老病者几至僵踣”（《资治通鉴》唐长庆四年）。“游戏无度，狎昵群小，善击球，好手搏，禁军及诸道争献力士，又以钱万缗付内园令召募力士，昼夜不离侧。”“性复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逊，辄配流、籍没。宦官小过，动遭捶挞。”（《资治通鉴》唐宝历二年）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十二月初八日，敬宗夜猎还宫，和宦官、击球军将二十八人一起饮酒，他饮酒尽兴，入室更衣，忽然殿上烛光熄灭，被击球军将苏佐明等杀死于室内，时年十八。宦官刘克明等矫旨以绛王悟（宪宗子）权勾当军国事。克明等欲易置当权的宦官，于是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中尉魏从简、梁守谦定议，以卫兵迎江王涵（穆宗第三子）入宫，发兵捕杀苏佐明等，刘克明投井自杀，绛王死于乱兵之中。江王涵即位，更名昂，是为文宗。

穆宗、敬宗沉溺于奢侈游乐的生活，不关心朝政，在河北方镇方面，宪宗元和时代辛苦经营的局面，迅速逆转。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成德节度使（镇镇州真定，今河北正定）王承宗病死，其弟承元上表朝廷请另简节钺，当时宰相完全不了解河朔诸镇的习俗，轻易地派魏博节度使（镇魏州元城，今河北大名北）田弘正移镇成德，结果成德兵变，杀了田弘正全家，推衙将王庭凑为成德节度使。魏博自田弘正移镇后，也不断发生兵变，到了长庆二年（公元822年），魏博中军先锋兵马使史宪诚被推为魏博节度使。幽州卢龙节度使（镇幽州蓟县，今北京）刘总退职，朝廷调宣武节度使（镇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张弘靖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幽州兵变，推朱克融为节度使。到了宝历元年（公元825年），幽州兵又杀朱克融，最后由幽州都知兵马使李载义出任幽州卢龙节度使。

唐宪宗对吴元济、李师道用兵，“国用已虚”。穆宗即位，“赏赐左右及宿卫诸军无节，及幽、镇用兵久无功，府藏空竭，势不能支”（《资治通鉴》唐穆宗长庆元年），只得承认现实，任命朱克融、史宪诚、王庭凑等为节度使。“由是再失河朔，迄于唐亡，不能复取”（《资治通鉴》唐长庆二年）。

与河朔三镇反抗朝廷同时，武宁节度副使王智兴逐节度使（镇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崔群，掠桥（在今安徽宿州）盐铁院钱帛及诸道进奉在汴河中者，由此可见，贯通南北的动脉已受到方镇的威胁，有随时被切断的危险了。泽潞节度使（镇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刘悟本来是亲唐的，长庆元年以后，看到唐朝纪纲不振，也要仿效河北三镇，不听指挥了。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刘悟病死，其子刘从谏继任昭义节度使，也是父子世袭了。

张弘靖自宣武节度使移镇幽州卢龙，唐另派李愿为宣武节度使。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宣武兵变，杀李愿妻弟窦瑗，愿与一子逾城逃奔郑州，愿妻亦被害。乱兵推都押牙李为留后。朝廷得到消息，宰相杜元颖等主张“宜如河北故事，授李节”。宰相李逢吉反对这样做法，说：“河北之事，盖非获已。今若并汴州（指宣武镇）弃之，则是江淮以南皆非国家有也”（《资治通鉴》唐长庆二年）。确实，如果汴州一失，唐漕运将会被切断，唐王朝的统治就要受到严重的威胁。于是朝廷任命韩弘（弘在宣武镇任节度使二十余年）弟韩充为宣武节度使，宣武军将杀李迎充，宣武的局面重又稳定下来。

自元和至太和的朋党之争　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四月，宪宗诏开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制科，伊阙（今河南伊川西）尉牛僧孺、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尉皇甫、前进士李宗闵在策试中指陈当时政治的缺失，并指斥宰相李吉甫。李吉甫泣诉于宪宗，许多考官和参与制科的官员，都因此贬官。翰林学士白居易上疏，认为“牛僧孺等直言时事，恩奖登科，而更遭斥逐”，吏部侍郎“杨于陵等以考策敢收直言”，“皆直谴谪”，“上下杜口，众心汹汹”（《资治通鉴》唐宪宗元和三年）。不久，李吉甫出为淮南节度使。后来牛僧孺和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都做到宰相，牛李两派之间嫌隙无法消除，酿成了势不两立的朋党之争。

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正月，李吉甫从淮南节度使入朝为宰相，同年十一月，户部侍郎李绛也被任命为宰相。史称“李吉甫为相，多修旧怨，上颇知之，故擢绛为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绛鲠直，数争论于上前”，“由是二人有隙”（《资治通鉴》唐元和六年），李绛和李吉甫同时为相，争论不休。当时人蒋阶著有《李司空论事》，吹捧李绛，往往言过其实，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用了这些材料，所以二李之间的是非曲直，不见得李绛一定很对，李吉甫一定是错。元和九年二月，李绛罢相；同年十月，李吉甫病死，朋党之争，暂时冷了下来。

元和十二年，裴度、李逢吉并为相。裴度坚请讨伐淮西，李逢吉主张并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回取恒冀。两人对用兵有策略上的分歧。及裴度出征，与逢吉相善的翰林学士令狐楚起草制书，裴度认为“草制失辞”，请改易数字，因此令狐楚被黜为中书舍人。不久，李逢吉也罢相出为东川节度使。裴度和李逢吉、令狐楚之间也产生了矛盾。

诗人元稹初以明经擢第，唐人重进士而轻明经。后来元稹又应制举及第，累迁东台（洛阳）监察御史。元和五年，他由东都返回西京，夜宿华阴县敷水驿，“有内侍后至，破驿门呼骂而入，以马鞭击稹伤面”（《资治通鉴》唐元和五年）。内侍没有受罚，元稹反而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十年过去了，元稹在文学上有很深造诣，成为一代诗人，和白居易齐名。穆宗即位，江陵监军宦官崔潭峻归朝，献元稹歌诗百余篇，穆宗很是欣赏。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五月，以稹为祠部郎中、知制诰。不久又除翰林学士。当时正途（进士）出身的官僚都排挤他，如元稹“会同僚食瓜于阁下，有青蝇集其上，中书舍人武儒衡以扇挥之曰：‘适从何来，遽集于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气自若”（《资治通鉴》唐宪宗元和十五年）。武儒衡对元稹冷嘲热讽，我认为是不对的，因为崔潭峻所进于穆宗的诗篇，都是《连昌宫辞》这类讽谏诗，把这类讽谏诗推荐给皇帝，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不是淫词哇声，岂足为元稹之累。不久，元稹又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时李吉甫子李德裕和李绅与元稹同为翰林学士。

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右补阙杨汝士与礼部侍郎钱徽掌贡举，及第者给事中郑覃弟郑朗、裴度子裴、中书舍人李宗闵女婿苏巢、杨汝士弟杨殷士等，皆公卿子弟。西川节度使段文昌和翰林学士李绅所嘱托的人，都落第了，因此舆论沸然。段文昌对穆宗说：“今岁礼部殊不公，所取进士皆子弟无艺（言皆公卿子弟无文艺才能）。”穆宗“以问诸〔翰林〕学士，德裕、稹、绅皆曰：‘诚如文昌言。’”李宗闵曾在对策时讥刺宰相李吉甫，李德裕对他怀恨在心。穆宗乃命中书舍人王起复试，黜裴、郑朗、苏巢、杨殷士等十人，并贬钱徽为江州刺史，李宗闵为剑州刺史，杨汝士为开江（今重庆开县）令。从此李德裕和李宗闵“各分朋党”，闹派性斗争，“更相倾轧，垂四十年”（《资治通鉴》唐长庆元年）。

元稹为翰林学士时，裴度出为镇州四面行营都招讨使，征讨河朔。度曾三次上表，极言元稹“朋比奸蠹之状”（《资治通鉴》唐长庆元年）。穆宗不得已，改任元稹为工部侍郎。我估计这也是派性在作祟。长庆二年（公元822年）正月，穆宗以元稹为宰相。同时罢河北兵，召裴度入朝，任为宰相。忽然有谣言说元稹派人结刺客谋刺裴度。经三司按问，完全是冤枉了元稹。同年六月，裴度、元稹同时罢相，度为尚书右仆射，元稹为同州刺史。那些有派性的谏官还继续攻击元稹，谓裴度无罪，不当免相；元稹为“邪谋”，责之太轻。元稹在同州二年，改授浙东观察使（治山阴，今浙江绍兴），在浙东八年。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入为尚书左丞。四年出为武昌军节度使，五年病卒。元稹在《长庆集·自叙》中，讲到自己的进用，是由宰相段文昌推荐的，又说到穆宗要用他为宰相，“是时裴度在太原，亦有宰相望，巧者谋欲俱废之，乃以予所无构于裴，裴奏至，验之皆失实。上以裴方握兵，不欲校曲直，出予为工部侍郎，而相裴之期亦衰矣。不累月”，“卒用予与裴俱为宰相。复有购狂民告予借客刺裴者，鞫之复无状，而裴与予以故俱罢免”（《旧唐书·元稹传》）。从元稹、裴度两人的紧张关系看来，可见当时朋党倾轧，挑拨离间，无所不用其极，元稹不过是派性斗争中的牺牲品罢了。

元稹、裴度罢相以后，朝廷起用兵部尚书李逢吉为相。李逢吉的相业，也有可称道的地方。当时汴州军乱，群臣认为应该授予李节钺，李逢吉反对这样做，并推荐韩充担任宣武节度使，收拾混乱局面。穆宗病危，李逢吉请速立太子。穆宗死，敬宗即位，李逢吉为首相，下诏称“频年旱歉，御府空虚，边兵尚未给衣”，“神策军士，人赐绢五匹、钱十千，畿内诸镇又减五千。仍出内库绫二百万匹付度支，充边军春衣”（《资治通鉴》唐长庆四年），比起穆宗即位之初，神策军士，人赐钱五十千，有所节省。同时出内库绫二百万匹充边兵春衣，赐予面较广，当时朝野认为他处理这件事很适当。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李逢吉罢相，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镇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市）。

李逢吉在长庆三年（公元823年），推荐户部侍郎牛僧孺为宰相。元和时宣武节度使韩弘以钱财交结中外官之有事权者，弘死，韩家账簿被穆宗看到，有“朱句细字曰：‘某年月日，送户部牛侍郎钱千万，不纳。’”穆宗因此特别看重牛僧孺。这时李德裕和牛僧孺都有担任宰相的声望，德裕为浙西观察使，八年不得迁官，李逢吉引牛僧孺为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资治通鉴》唐长庆三年）。

当然，李逢吉是一个大派阀，他也不择手段地打击他的政敌。敬宗初即位，李逢吉诬陷穆宗时翰林学士李绅要立深王（穆宗弟）为太子，绅因此被贬为端州（治高要，今广东肇庆）司马。

牛僧孺在穆宗长庆三年三月为宰相，到了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正月，他见敬宗荒嬉无度，嬖幸用事，请求外调，出为武昌节度使。

文宗太和三年（公元829年），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入朝为兵部尚书，裴度荐以为相。适吏部侍郎李宗闵有宦官之助，得为宰相，而以李德裕为义成节度使（镇滑州白马，今河南滑县西）。太和四年正月，李宗闵又引荐武昌节度使牛僧孺为宰相。同年九月，李德裕由义成节度使调任西川节度使。西川镇成都，号称“宰相回翔之地”，朝廷任德裕为西川节度使，不可以说不重用。如果李宗闵、牛僧孺要排挤李德裕，是不会让他做这个官的。太和三年十一月，南诏攻陷成都外郭，留成都十日，及退，“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资治通鉴》唐太和三年），致“一方残弊”。德裕至成都，“作筹边楼，图蜀地形”。“乃练士卒，葺堡鄣，积粮储以备边，蜀人粗安”（《资治通鉴》唐太和四年）。德裕又“遣使诣南诏索所掠百姓，得四千人而还”。吐蕃维州（治薛城，今四川汶川西北）守将“悉怛谋请降，尽帅其众奔成都”。德裕遣将入据维州，并奏报朝廷。文宗召百官集议。宰相牛僧孺言：“吐蕃之境，四面各万里，失一维州，未能损其势。比来修好，约罢戍兵……守信为上。彼若来责曰：‘何事失信？’养马蔚茹川（今宁夏萧关葫芦河），上平凉阪（今甘肃平凉），万骑缀回中（古道路名，南起汧水河谷，北出萧关），怒气直辞，不三日至咸阳桥。此时西南数千里外，得百维州，何所用之。”（《资治通鉴》唐太和五年）这时唐内部问题很多，确实经不起吐蕃的大举进攻，所以文宗接受了牛僧孺的建议，命德裕放弃维州。从此李德裕和牛僧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了。文宗怕李德裕轻启边衅，在太和六年的十一月，调李德裕为兵部尚书。当时西川监军王践言入为内枢密使，他替李德裕说话，文宗也认为放弃维州，是一个失策，不免责怪牛僧孺。牛僧孺“内不自安”，请求外调，就在太和六年十二月，调往扬州任淮南节度使。

太和七年（公元833年）二月，李德裕以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做了宰相。三月，以私怨贬左散骑常侍张仲方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给事中杨虞卿、萧澣、中书舍人张元夫原是李宗闵、牛僧孺一派，李德裕又出杨虞卿为常州刺史，张元夫为汝州（治梁县，今河南汝州）刺史，萧澣为郑州刺史。同年六月，李宗闵也被排挤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镇梁州南郑，今陕西汉中）。

太和八年十月，李宗闵被召为宰相。李德裕因反对进用郑注、李训，外调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德裕请留京师，结果改任镇海（即浙西）节度使。到了太和九年，郑注等又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撤销李德裕的节度使职务，改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再贬为袁州（治宜春，今江西宜春）长史。李德裕的政敌李宗闵也一样受到郑注等的排挤，初被贬为明州（治县，今浙江宁波）刺史，再贬为处州（治括苍，今浙江丽水）长史，三贬为潮州（治海阳，今广东潮安）司户参军。李宗闵的一派吏部侍郎李汉初贬为汾州刺史，再贬为汾州司户参军；刑部侍郎萧澣初贬为遂州（治方义，今四川遂宁）刺史，再贬为遂州司马；京兆尹杨虞卿初被贬为虔州（治赣县，今江西赣州）司马，再贬为虔州司户参军。当时李德裕、李宗闵“各有朋党，互相挤援（非其党则相挤，同党则相援）”，文宗“每叹曰：‘去河北贼（指方镇）易，去朝廷朋党难。’”（《资治通鉴》唐太和八年）到了太和九年，郑注、李训对“所恶朝士，皆指目为二李（李德裕、李宗闵）之党，贬逐无虚日，〔朝廷〕班列殆空”（《资治通鉴》唐太和九年）。不过李德裕、李宗闵两派朝官的遭到贬逐，反而保护了这两个大派系和大派阀，接着甘露事变发生，这两个派系的人大都贬逐在外，没有牵连进去，他们两派的势力反倒保存下来了。

刘对策　唐代宦官势力的抬头，始于唐玄宗时的高力士，唐肃宗时的李辅国，唐代宗时的程元振、鱼朝恩，已如上述。及至唐德宗从兴元返京，“颇忌宿将，凡握兵多者，悉罢之”。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以宦官窦文场为左神策护军中尉，霍仙鸣为右神策护军中尉，十万至十五万之众的神策军，都掌握在宦官的手里。史称：“时窦、霍之权，振于天下，藩镇节将，多出禁军，台省清要，时出其门”（《旧唐书·宦者窦文场、霍仙鸣传》）。

宪宗据说为内常侍陈弘志所杀，穆宗是由宦官梁守谦、王守澄等拥立的。敬宗被杀，宦官刘克明又参与其事。所谓“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权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资治通鉴》唐文宗太和二年）。

刘，昌平（今北京昌平西南）人。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进士擢第。文宗太和二年（公元828年），应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他在对策中，极言宦官为祸之烈。他说：“臣以为陛下宜先忧者，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又说：陛下“将杜篡弑之渐，则居正位而近正人。远刀锯之贱，亲骨鲠之直，辅相得以专其任，庶职得以守其官。奈何以亵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外专陛下之命，内窃陛下之权，威慑朝廷，势倾海内”。“祸稔萧墙，奸生帷幄，臣恐曹节、侯览（东汉末宦官）复生于今日。”又说：“今忠贤无腹心之寄，阍寺持废立之权，陷先君不得正其终、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指宦官杀敬宗而立文宗）。”又说：“今威柄凌夷，藩臣跋扈，或有不达人臣之节，首乱者以安君为名；不究《春秋》之微，称兵者以逐恶为义。则政刑不由乎天子，攻伐必自于诸侯。”又说：陛下何不“塞阴邪之路，屏亵狎之臣，制侵陵迫胁之心，复门户扫除之役，戒其所宜戒，忧其所宜忧。既不能治于前，当治于后；既不能正其始，当正其终”，则可以“克承丕构矣”。又说：陛下“诚能揭国权以归其相，持兵柄以归其将，去贪臣聚敛之政，除奸吏因缘之害。惟忠贤是近，惟正直是用，内宠便僻，无所听焉”。又说：“法宜画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员，立南司、北司之局”，“法出多门，人无所措”。又说：今“夏官（兵部尚书）不知兵籍，止于奉朝请；六军不主兵事，止于养勋阶。军容合中官之政，戒律附内臣之职（指观军容使及诸监军使）。首一戴武弁，嫉文吏如仇雠，足一蹈军门，视农夫如草芥”。又说：“臣闻国君之所以尊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则国君不得保其尊”，“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也”。今“人之于上也，畏之如豺狼，恶之如仇敌。今海内困穷，处处流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加以国之权柄，专在左右（宦官），贪臣聚敛以固宠，奸吏因缘而弄法。冤痛之声，上达于九天，下流于九泉”，“君门万里而不得告诉”。“官乱人贫，盗贼并起，土崩之势，忧在旦夕”。最后他说：“今臣非不知言发而祸应，计行而身戮，盖所以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岂忍姑息时忌，窃陛下一命之宠哉。”（《旧唐书·文苑·刘传》）

当时和在此以前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举子，大都毛举不关朝廷利害的事例来对策，有的还提到恢复唐初的租庸调制，有的主张恢复府兵制，充实十六卫，这些建议，作为史料来看还有用，作为改革的依据就不切实际了。和刘同时应制举的杜牧，可算得一代才人，作《战论》、《守论》，这是针对藩镇跋扈，唐对河朔用兵而言的，言辞切直。可是跋扈的藩镇，当时还远在河朔，对策的举子身处长安，尽管用严厉的字眼攻击藩镇，藩镇也无奈何他。攻击宦官，就不得了。当时神策军十五万人，直接由宦官统率；朝廷的实权也掌握在宦官手里，连皇帝的废、立、生、杀，也是宦官在操纵。如果得罪了藩镇，还有京师可躲，还有别的藩镇可去；得罪了宦官，那就无处容身了。唐朝之亡，亡于宦官，正是因为宦官干政，政治腐败，引起农民起义；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而造成藩镇势力再一度膨胀，最后权臣篡弑，唐的统治终于结束了。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不在于亡羊补牢，而贵于事前就预见到存在的政治危机，并能及时提出挽救的方案，这种不世之才，世不多出，汉初的贾谊，唐中叶的刘，都是值得称道的。

刘是杨嗣复的门生，“以直言忤中官，〔中官〕尤所嫉怒，中尉仇士良谓杨嗣复曰：‘奈何以国家科第放此风汉耶？’嗣复惧，答曰：‘嗣复昔与及第时，犹未风耳。’”（《太平广记》卷一八一引《玉泉子》）可见宦官对刘对策，反应极其强烈。

这一科及第的举子中，如裴休、崔慎由、马植都做到宰相，王式成为名将，杜牧官至中书舍人，惟独刘，考官怕得罪宦官，不敢录取。榜出，“物论嚣然称屈”。同科及第的李对人说：“刘下第，我辈登科，实厚颜矣！”当时文人，读了刘的对策，“至有相对垂泣者”（《旧唐书·文苑·刘传》）。刘因为这次对策，得罪了宦官，由此不能在朝任职。令狐楚在兴元（开成元年、二年，楚任山南西道节度使），牛僧孺在襄阳（开成四年、五年，会昌元年，僧孺任山南东道节度使），都延请他为幕僚，“待如师友”。在他死后，李商隐做了不少挽诗，“平生风义兼师友”，把他当作师友来对待，非常尊敬。宦官后来还诬陷刘，把他贬为柳州司户参军，在贬所病卒。

刘对策后的七年，发生了甘露事变。

甘露之变　唐文宗是一个想有所作为的皇帝，深知穆宗、敬宗两朝的藩镇跋扈、宦官专权的情况，想有所改革。即位以后，“励精求治，去奢从俭，诏宫女非有职掌者皆出之，出三千余人。五坊鹰犬，准元和故事，量留校猎外，悉放之”。“省教坊、翰林、总监冗食千二百余员，停〔内〕诸司新加衣粮。御马坊场及近岁别贮钱谷所占陂田，悉归之有司。先宣索组绣、雕镂之物，悉罢之。”敬宗时“每月视朝不过一二”次，文宗“始复旧制，每奇日（逢单的日子）未尝不视朝，对宰相群臣延访政事，久之方罢”。“其辍朝、放朝皆用偶日（逢双的日子）。中外翕然相贺，以为太平可冀”（《资治通鉴》唐宝历二年）。

当时朝廷上两个大派阀李德裕和李宗闵，文宗都不相信，相继贬逐。他见翰林学士宋申锡“沈厚忠谨”，太和四年（公元830年）将他升为宰相。同他秘密商量诛杀弑宪宗、敬宗的宦官。宋申锡引荐吏部侍郎王做京兆尹，并将文宗密旨透露给王。王向宦官王守澄告密，王守澄就命人诬告宋申锡谋立漳王凑（文宗弟）。文宗开延英殿召宰相商议，宰相牛僧孺以为“人臣不过宰相，今申锡已为宰相，假使如所谋，复欲何求！申锡殆不至此”（《资治通鉴》唐太和五年）。于是贬漳王凑为巢县公，贬宋申锡为开州（治盛山，今重庆开县）司马，宋申锡竟死于贬所。

郑注，绛州翼城（今山西翼城）人。初以医道游长安权豪之门。李为徐州节度使，注为节度衙推，得其药力，对他非常信任，并把他介绍给监军王守澄。王守澄接谈数语，注“机辩纵横，尽中其意。遂延于内室，促膝投分，恨相见之晚”（《旧唐书·郑注传》）。王守澄入为枢密使，郑注设谋诬陷宋申锡，为王守澄重用，充右神策军判官。累迁御史大夫、工部尚书、翰林侍讲学士。

李训，李逢吉从子，进士擢第。敬宗宝历中，以事长流岭表，遇赦得还，由郑注介绍给王守澄，再由王守澄推荐给文宗，太和八年十月，累迁翰林侍讲学士。他们二人相结，共同排挤了李德裕、李宗闵。文宗认为郑注、李训可以信任，于是把要诛灭宦官的事和二人商量。太和九年（公元835年）七月，李训改任兵部郎中、知制诰，充翰林学士。九月，迁礼部侍郎、同平章事，为宰相。郑注于太和九年八月，也被任命为检校尚书左仆射、凤翔节度使。十一月，大理卿郭行馀出任宁节度使，户部尚书判度支王为河东节度使。训、注二人密谋内外合势，翦除宦官，又想利用宁、河东两镇赴镇的士卒作为武装力量，依之成事。

李训为相以后，秉承文宗旨意，以宪宗被杀，王守澄预知其事，因此免去王守澄的右神策护军中尉职务，而任命他为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尊以虚名而夺其实权。不久，又遣中使赍毒酒鸩杀王守澄，死后却给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左神策护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也遭贬逐，先后被杀。宪宗之死，传说是内侍陈弘志下的毒手，时陈弘志为襄阳（山南东道）监军，文宗召弘志入京，中途杖杀。“于是元和之逆党略尽矣。”（《资治通鉴》唐太和九年）

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御紫宸殿视朝，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奏称左金吾厅后石榴树夜有甘露。宰相李训、舒元舆劝文宗亲往观看。文宗乘软舆出紫宸门，升含元殿（前殿）。先命宰相及中书、门下两省官前去察看。李训回来后奏称非真甘露，未可遽行宣布。文宗遂命左右神策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志弘前往查看。宦者既去，李训急召郭行馀、王部曲入宫。二人部曲数百，事先已执兵器立丹凤门外，这时独河东兵入内，宁兵观望不至。

仇士良、鱼志弘等至左金吾厅后看甘露，发现有伏兵，惊骇走出，奔还含元殿，劫夺文宗还宫。李训遽呼金吾兵（韩约所统）上殿，京兆少尹罗立言率京兆逻卒三百余自东来，御史中丞李孝本率御史台从人二百余自西来，皆登殿纵击宦官，杀伤十余人。文宗所乘软舆迤逦入宣政门，李训攀舆急呼，宦官志荣奋拳击训，训仆地。“乘舆既入，门随阖，宦者皆呼万岁，百官骇愕散出。”（《资治通鉴》唐太和九年）唐文宗原是预知李训的密谋的，但在伏兵暴露后，不能配合默契，反而落入宦官手里，这场政变就失败了。

李训改著从吏绿衫，走马而出，在逃奔凤翔途中被擒，械送长安，至昆明池为押送者斩首。

甘露事变中，宰相王涯、贾事先没有参与李训、郑注密谋，事情发生以后，他们退回到政事堂，静候消息。仇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刘泰伦、魏仲卿等各率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阁门，逢人辄杀。涯等狼狈逃走，两省及金吾吏卒千余人填门争出，其不得出者六百余人都被禁兵杀死。士良等分兵掩闭宫门，搜索诸司，诸司吏卒及酤贩小民饮刃而死者又千余人。横尸流血，狼藉满地。士良等又遣骑兵出城追捕逃亡者，又遣兵大索城中，王涯、贾、舒元舆、王、郭行馀、罗立言、李孝本皆被擒送入左神策军。王涯年已七十余岁，不胜拷掠，“自诬服，称与李训谋行大逆，尊立郑注”。坊市恶少年乘机报私仇，杀人，剽掠百货，互相攻劫，烟尘蔽天。

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左神策军出兵三百人，全副武装，以李训的头颅为前导，随后跟着被捆缚的宰相王涯、太原节度使王、京兆少尹罗立言、宁节度使郭行馀；右神策军也出兵三百人，也是全副武装，簇拥着被绑的宰相贾、舒元舆、御史中丞李孝本，徇行（即今之游街）东西两市，文武百官奉命到场观看。于是腰斩王涯、舒元舆等于独柳之下，枭首于兴化门外。他们的亲属无问亲疏皆死，孩稚无遗，妻女不死者没为官婢。

甘露事变发生之际，郑注从凤翔带了五百名亲兵奔赴长安，进至扶风，知道政变失败，折回凤翔。十一月二十五日，为其监军张仲清所杀。郑注的幕僚及亲兵，被杀的在一千人以上。左金吾大将军韩约在长安城内被神策军捕杀。

甘露事变，是由唐文宗与李训、郑注、郭行馀、王、罗立言、韩约、李孝本、舒元舆等人密谋策划的，事变失败了，为什么以仇士良为首的宦官集团要把王涯、贾等都杀掉呢？当时南衙（唐代三省所属各官署设在宫城之南，通称南衙）北司（唐代内侍省设在皇宫之北，故称北司）矛盾已如水火，如果宦官集团只杀李训、郑注，并不能把南衙行使的政治权力夺过来，把王涯、贾等宰相全杀了，至少在较短一个时期内，南衙就不得不听命于北司了。王涯、贾等全家被杀，他们不过是南衙北司之争中间的牺牲品而已。甘露事变大约死了上万人。“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资治通鉴》唐太和九年）

仇士良等知道文宗参与甘露事变，出言不逊，文宗惭惧不复言(2)。只因文宗统临国家历九年之久，仇士良等如果擅行废黜，势必招致四方方镇的责难，所以隐忍下来了。

唐文宗从此形同幽禁，“意忽忽不乐，两军（左右神策军）球鞠之会，什减六七，虽宴享音伎，杂盈庭，未尝解颜。闲居或徘徊眺望，或独语叹息”（《资治通鉴》唐开成元年）。“左右莫敢进问。因题诗曰：‘辇路生春草，上林花满枝。凭高无限意，无复侍臣知。’一日看牡丹，或吟曰：‘拆者如语，含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悦。’吟罢，〔文宗〕方省〔舒〕元舆词，不觉叹息，泣下沾衣。”（《唐诗纪事》）

一天，文宗“坐思政殿，召当直学士周墀，赐之酒，因问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对曰：‘陛下，尧、舜之主也。’上曰：‘朕岂敢比尧、舜，所以问卿者，何如周、汉献耳。’墀惊曰：‘彼亡国之主，岂可比圣德。’上曰：‘、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资治通鉴》唐开成四年）。

甘露事变之后，宦官恣横，北司嫉忌南衙，宰相无法执行政务。政事堂经洗劫之后，“惟有空垣破屋，百物皆阙”（《资治通鉴》唐太和九年）。而且王涯等宰相无辜被杀，群情愤慨。开成元年（公元836年）二月，昭义节度使（即泽潞节度使，镇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刘从谏上表朝廷，“请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书生，荷国荣宠，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构逆！训等实欲讨内臣，两中尉自为救死之谋，遂致相杀；诬以反逆，诚恐非辜。设若宰相实有异图，当委之有司，正其刑典，岂有内臣擅领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横被杀伤，流血千门，僵尸万计，搜罗（兜捕）枝蔓，中外恫（痛）疑。臣欲身诣阙庭，面陈臧否，恐并陷孥戮，事亦无成。谨当修饬封疆，训练士卒，内为陛下心腹，外为陛下藩垣。如奸臣（指宦官集团）难制，誓以死清君侧！’”仇士良感到压力，请文宗加刘从谏“检校司徒”衔，安抚刘从谏。同年三月，刘从谏又上表让检校司徒官，“称：‘臣之所陈，系国大体。可听则涯等宜蒙湔洗，不可听则赏典（指检校司徒）不宜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禄！’因暴扬仇士良等罪恶”。“时士良等恣横”，“及从谏表至，士良等惮之”。由是宰相“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强”（《资治通鉴》唐开成元年）。

唐文宗于太和六年，立子永为皇太子。开成三年（公元838年）十月，太子暴卒。杨贤妃请立皇弟安王溶为太弟，宰相表示反对。文宗乃于开成四年十月，立敬宗少子陈王成美为太子。翌年正月初一日，文宗病危，命枢密使刘弘逸、薛季逸、薛季及宰相杨嗣复、李珏奉太子成美监国。左军中尉仇士良、右军中尉鱼弘志借口太子年幼，且有疾病，拥立颍王（穆宗第五子）为皇太弟。初三日，文宗病死，年三十三。仇士良杀杨贤妃、安王溶、太子成美。又追怨文宗，凡乐工及内侍得幸于文宗者，诛贬相继。日本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也记载着：“又闻开成天子今年正月三日崩。闻新天子上位。城中杀却四千余人，先帝（文宗）时承恩者也。”颍王即位，是为武宗。

武宗会昌的政治　唐武宗嗣位不久，宰相杨嗣复、李珏相继罢去，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内调为宰相。李德裕在文宗太和七年（公元833年）曾为宰相，后来遭到李训、郑注排挤，一再贬黜，甘露事变以后，累迁淮南节度使。当时宦官杨钦义为淮南监军，有次奉召回京，“人皆言〔钦义〕必知枢密，德裕待之无加礼，钦义心衔之。一旦，独延钦义，置酒中堂，情礼极厚；陈珍玩数床，罢酒，皆以赠之，钦义大喜过望。行至汴州，敕复还〔监〕淮南〔军〕，钦义尽以〔德裕前时〕所饷归之。德裕曰：‘此〔无〕所直，〔奈何相拒〕。’卒以与之。其后钦义竟知枢密；德裕柄用，钦义颇有力焉”（《资治通鉴》唐开成五年，参考《幽闲鼓吹》）。

武宗初年，适值北方回鹘汗国因统治阶级长期内乱，加以“岁疫，大雪，羊马多死，回鹘遂衰”（《资治通鉴》唐开成四年）。回鹘西北方的黠戛斯部落（今译吉尔吉斯）始自称可汗，不断出击回鹘，“连兵二十余年”，卒灭回鹘，“焚其牙帐荡尽，回鹘诸部逃散”（《资治通鉴》唐开成五年）。回鹘相职、特勤等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奔吐蕃之甘州，称甘州回鹘；一支奔安西，称安西回鹘；一支由没斯（回鹘可汗之弟）率领，南下抵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北五加河东岸），请求保塞内附。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二月，塞北十三部回鹘又拥立乌希特勤为乌介可汗，也向南移动。唐武宗命令天德军使田牟约束将士，不得先犯回鹘。李德裕坚请遣使慰抚回鹘，且运粮食赈济其部众。武宗同意赈谷二万斛。同年十二月，武宗与乌介可汗敕书，“谕以‘宜帅部众，渐复旧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计’”（《资治通鉴》唐会昌元年）。会昌二年，没斯附唐，唐以没斯为左金吾大将军，馈其部米五千斛，绢三千匹。乌介可汗时尚有众十万，“睥睨边城，桀骜自若”，“深入边境，侵暴不已”（《资治通鉴》唐会昌二年）。会昌三年，麟州（治新城，今陕西神木北）刺史石雄出兵击降回鹘二万余人，乌介可汗退出塞上，和蕃的唐太和公主（宪宗女）被迎回唐朝。会昌六年，乌介可汗为其国相所杀，乌介可汗弟特勤遏稔被立为可汗，残部五百余人，依于室韦。黠戛斯动员劲骑七万来取回鹘，遏稔可汗夜与妻子九骑西走，黠戛斯悉收回鹘余众归碛北。漠北的回鹘汗国的统治就此结束了。

唐武宗、李德裕对回鹘的策略，一方面用粮食接济，一方面不希望他们进入内地，骚扰塞上人民的和平生活。这样处理基本上是妥当的。

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在甘露事变后，几次上表朝廷，为王涯等人之死鸣不平，并暴扬宦官仇士良等罪恶，以致和宦官集团势同水火。仇士良等扬言刘从谏窥伺朝廷。刘从谏也考虑到仇士良等不会放过他，“由是与朝廷相猜恨。遂招纳亡命，缮完兵械”，“榷马牧及商旅，岁入钱五万缗，又卖铁、煮盐亦数万缗”，准备割据。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四月，刘从谏病死，泽潞镇按照刘从谏生前安排，秘不发丧，推立刘从谏子刘稹为牙内都知兵马使。又逼监军崔士康向朝廷奏称从谏疾病，请朝廷任命刘稹为泽潞节度留后。当时宰相多以为回鹘尚在塞上，“边境犹须警备，复讨泽潞，国力不支，请以刘稹权知军事”。独有李德裕知道宦官与泽潞有仇恨，诛讨泽潞，宦官是不会掣肘的，因此主张讨伐刘稹，武宗和李德裕的意见相同。于是调动各路藩镇，围攻泽潞。刘稹上表自陈：“亡父从谏为李训雪冤，言仇士良罪恶，由此为权幸所疾，谓臣父潜怀异志，臣所以不敢举族归朝，乞陛下稍垂宽察，活臣一方。”武宗不予答复。“时议者鼎沸，以为刘悟（刘从谏之父）有功，不可绝其嗣”（《资治通鉴》唐会昌三年），武宗概不理会。

当时藩镇，多怀两端，出兵境上，逗留不进。据日本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打潞府兵入他界不得，但在界首。频有敕催，怪无消息。征兵多时，都不闻征伐者何。彼兵众惊惧，捉牧牛儿、耕田夫等送入京，妄称捉叛人来。敕赐封刀于街衢而斩之。晚，两军（神策左右两军）兵马围着之。如此送来相续”，“寻常街里被斩尸骸满路”，“天子时时看来，旗枪交横辽乱。见说被送来者，不是唐叛人，但是界首牧牛耕种百姓被捉来。国家兵马元来不入他界首，恐王怪无事，妄捉无罪人送入京也。”这反映了藩镇受命作战，只是虚张声势，向唐王朝邀功请赏罢了。

会昌三年十二月，河东镇（治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奉诏增兵二千人充实榆社（今山西榆社）前线。当时河东镇已无兵可调，便从横水栅调来戍兵一千五百人。戍卒到达太原，已是年底，要求过了元旦然后就道，监军吕义忠不许逗留。原先军士出征，每人给绢二匹。这时河东府库虚竭，每人才得一匹。次年正月元旦，都将杨弁利用众心怨怒，又知城中空虚，率部众剽掠城市，河东节度使李石逃奔汾州（治隰城，今山西汾阳）。这一下，唐朝廷乱了手脚，或言两地（太原、泽潞）皆应罢兵。李德裕也动摇了，奏称杨弁决不可恕。如国力不及，宁舍刘稹。戍守榆社前线的河东镇兵，听说朝廷要调动客军来攻取太原，恐妻孥为客军所屠灭，因此回兵取太原，杀杨弁，河东的局面很快就稳定下来了。

唐军四面围攻泽潞，历一年零四个月，在军事上并没有多少进展。但是泽潞镇在外力压迫下，内部矛盾却爆发了。

刘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协、宅内兵马使李士贵揽权用事，专聚货财，府库充溢，而将士有功无赏，由是人心离怨。刘从谏妻裴氏忧稹将败，其弟裴问典兵山东（太行山以东，指邢、、磁三州地区），欲召之使掌军政。士贵恐问至潞，大权被夺，竭力阻挠。裴问见刘稹听信谗佞，重税商人，山东人心，知道刘稹迟早要失败，他就联络邢州（治龙冈，今河北邢台）刺史崔嘏向唐投降了；州（治永年，今河北永年）都知兵马使王钊、磁州（治滏阳，今河北磁县）守将安玉也开门降唐。邢、、磁三州降唐，潞州就更加孤立了。都押牙郭谊杀刘稹，因收稹宗族，甚至襁褓中的婴儿也杀了。又杀李训兄李仲京，郭行馀子郭台，王涯从孙王羽，韩约子韩茂实、韩茂章，王子王渥，贾子贾庠等十二家，他们都是经甘露事变以后，逃到泽潞的，至此都遭杀戮。郭谊这么做，无非想巴结宦官集团。他随后函送刘稹首级，遣使奉表乞降。朝廷却以郭谊原是刘稹谋主，及稹势孤力屈，又卖稹求赏，不可不诛。于是命河中节度使（镇河东，今山西永济蒲州）石雄率兵入潞，处理善后事宜。郭谊杀了刘稹以后，以为朝廷会任命他为节度使。及石雄率河中兵至，将抗拒官军的桀黠将领，包括郭谊、王协在内，悉执送京师，加以诛戮。并取刘从谏尸体置球场斩示众。刘从谏妻裴氏亦赐死。泽潞将士，死者甚众。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王朝诏发泽潞骑兵五百、步兵一千五百，戍守振武（振武节度使镇单于都护府，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潞卒惮于远戍，回旗入城，闭门大噪，监军王维直自出晓谕，被乱兵击伤，旬日而卒。乱兵奉都将李文矩为帅，文矩不从，晓示以祸福，乱兵渐渐听命。泽潞节度使卢钧复遣戍卒前往振武，戍卒走了一驿（三十里），卢钧暗地里派兵追赶，追到潞州城北六十里的太平驿，把戍卒全部杀掉。据《资治通鉴考异》引《献替记》：“上（武宗）信任宰臣，无不先访问，无独断之事。惟诛讨泽潞，不肯舍赴振武官健……并禁中发诏处分，更不顾问。振武官健回旗，不肯进发，先害监军傔一人，监军王惟直自出晓谕，又被伤痍，旬日而卒。禁中两军〔中尉〕枢密已下，恨其不杀节将，唯害中人（宦官），所以激上之怒，尽须剿戮。”唐武宗亲自下令杀害了二千潞卒，来抵偿宦官二人性命。皇帝视士卒如土芥，士卒当然会视皇帝如寇仇，唐王朝用这种手腕来驾御藩镇士卒，怎能使藩镇士卒俯首听命呢！

武宗会昌五年八月，下令灭佛，凡毁寺四千六百余所，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毁招提（官赐额者为寺，私造者为招提）、兰若（山台野邑为兰若）四万余所，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到了会昌六年（公元846年），武宗病死，佛教又逐渐恢复了。

武宗刚即位，就命道士赵归真等于三殿建九天道场，亲受法。会昌五年起，武宗日服方士金丹，秋冬以后，发觉有病，应该停服金石药，而道士却说是“换骨”。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武宗病死，年三十三。宪宗子光王怡（改名忱）即位，是为宣宗。

武宗为左神策护军中尉仇士良所拥立，李德裕为相由淮南监军杨钦义入为枢密使后所推荐，武宗和李德裕的出兵取泽潞镇，也是附和宦官集团的要求的，所以君相和宦官之间，没有根本矛盾。但是从唐德宗以来，神策军的指挥权，始终掌握在宦官手里，以唐武宗之英达，李德裕之得君，他们何尝不想收回这个神策军指挥权。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四月，仇士良以老病求散秩，被任命为左卫大将军兼内侍监、知省事。六月，士良以左卫上将军、内侍监致仕(3)。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曾详细记载这件事：仇士良辞去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敕“以内长官特进杨钦义任左神策护军中尉”，“当日便上任”。又云：“左右神策军者，天子护军也，每年有十万军。自古君王频有臣叛之难，仍置此军以来，无人敢夺国位。敕赐印，每中尉初上时，准敕出兵马迎印，别行公事，不属南司。今年（会昌五年）四月初，有敕索两军印，中尉不肯纳印。有敕再三索，敕意索护军印付中书门下，令取〔宰〕相处分也。左军都尉（杨钦义）即将纳印，而右军中尉不肯纳印，遂奏之：‘迎印之日，出兵马迎之；纳印之日，亦须动兵马纳之。’中尉意，敕若许，即因此便动兵马，起异事也。便仰所司，暗排比兵马。人君怕，且纵不索。”可见神策军的指挥权，还是牢牢地掌握在宦官集团手里，唐武宗、李德裕也只得作罢。唐武宗死后，皇位的继承人，就得由宦官摆布。其后宦官集团坐视李德裕贬死崖州，并不是偶然的事。对于李德裕的炎荒之行，应该看作是宦官集团对他的抛弃，不要以为这是牛党的排斥。我认为现在有许多同志把李德裕的相业过分夸大了；不过他认识到要夺取神策军指挥权，这是解救唐王朝政治危机的至关紧要的一着，可惜他和唐武宗都失败了。

牛李党争的结束　在甘露事变将要发生之时，李训、郑注指目李德裕、牛僧孺、李宗闵等为朋党，加以贬逐。李训、郑注失败，牛派的令狐楚以左仆射参决机务，未几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德裕也由袁州长史调升滁州刺史，李宗闵由潮州司户调升衡州（治衡阳，今湖南衡阳）司马，凡李训、郑注指目为牛李朋党者，逐渐进用。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正月，宰相杨嗣复又援进李宗闵，言之于文宗，以为杭州刺史。时李德裕亦累转为淮南节度使。

武宗即位，李德裕入朝为宰相，直到武宗病死，才罢相。

李德裕以宰相子任官(4)，不是由进士科第出身。他任藩镇从事时，有举子误将进士行卷投到他那里，发现误投后便向他索还，说“某文轴（行卷）当与及第李评事”(5)，此事引起了他的反感。他认为科举取士，未必获得真才实学；公卿子弟熟悉朝廷台阁仪范(6)，寒士远远不如。李德裕认为新及第谒见座主，曲江会，雁塔题名，都是浮薄的风俗，下令禁止(7)。搞得进士科冷冷清清，文人对他意见很大。

李德裕一方面强调进用公卿子弟，一方面对僻远地区的朴实士人，也主张加以选拔。《玉泉子》称：李德裕为相，“门无宾客。唯进士卢肇，宜春人。……德裕尝左宦宜阳（指贬官袁州长史事），肇投以文卷，由此见知。后随计京师，每谒见，待以优礼。旧例，礼部放榜，先呈宰相，会昌三年，王起知举，问德裕所欲，答曰：‘安用问所欲为。如卢肇、丁、姚鹄，岂可不举及第邪！’起于是依其次而放。”所以也有记载提到李德裕为孤寒开道路的事情(8)，这和他的看重公卿子弟，并不完全矛盾。

李德裕，赵郡李氏，出身世家大族，保留有许多旧积习，如特别忌讳家讳。他的父亲名吉甫，因此他不接见姓周的士子和下僚，因为“周”字内包涵一个“吉”字，犯了他的家讳(9)。

李德裕是一个大派阀。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五月，李德裕代牛僧孺为淮南节度使。牛、李两个大派阀是不见面的，牛僧孺知道李德裕来接替他任节度使，他就先离开扬州，委托副使张鹭来办理移交事宜。“时扬州府藏钱帛八十万贯匹，及德裕至镇，奏领止四十万，半为张鹭支用讫。僧孺上章讼其事，诏德裕重检括，果如僧孺之数。德裕称初到镇疾病，为吏隐欺，请罚”，诏免其罪。“补阙王绩、魏谟、崔党、韦有翼、拾遗令狐、韦楚老、樊宗仁等，连章论德裕妄奏钱帛以倾僧孺”（《旧唐书·李德裕传》），文宗没有追究下去。

牛僧孺虽然也是一个大派阀，经过甘露事变，他见“阍寺弄权”，不愿意身处淮南重镇，卷进政治漩涡里去，所以求分司东都，朝廷就调他为东都留守。他看到政局险恶，在洛阳筑第于归仁里。“馆宇清华，竹木幽邃。常与诗人白居易吟咏其间，无复进取之怀”（《旧唐书·牛僧孺传》）。文宗想召他为相，牛僧孺以足疾恳辞。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八月，他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出镇襄樊。

武宗即位，李德裕再度入相。“先是汉水溢，坏襄阳民居”（《资治通鉴》唐会昌元年），李德裕归罪于牛僧孺，免除了他的山南东道节度使职务，迁为太子少师，分司东都。

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唐朝廷出兵取泽潞，李德裕又藉口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李宗闵和泽潞节度使刘从谏以前有书札来往，不宜让他留在东都，武宗因出李宗闵为湖州刺史。会昌四年，泽潞平，李德裕又派人前往潞州搜查牛僧孺、李宗闵和刘从谏交通书疏，一无所获。乃令孔目官郑庆言从谏每得僧孺、宗闵书疏，皆自焚毁。河南少尹吕述迎合李德裕的心意，写信给德裕，说牛僧孺得到刘稹败亡的消息，失声叹恨，德裕把原信进呈。武宗大怒，累贬牛僧孺为循州（治归善，今广东惠州市）长史，李宗闵长流封州（治封川，今广东封川）。这时李德裕以平泽潞功，进官太尉，封卫国公，达到他政治生涯的顶峰，而牛党则遭受沉重的打击。

李德裕的贬黜，主要罪状有两条，第一条是擅改《宪宗实录》，凡是不利于李吉甫的，他都加以削改。第二条是参与制造吴湘冤案。吴湘，诗人吴武陵的侄儿，会昌中，为江都县尉。百姓颜悦女有容色，扬州都虞候刘群想娶她为妻，押军牙官李克勋也想娶她，继母焦氏作主嫁给吴湘。于是刘群、李克勋嗾使江都百姓控告吴湘贪赃，并强娶属下女子为妻。吴湘贪赃是事实，不过款项不多，淮南节度使李绅把吴湘娶妻的彩礼，都诬指为赃款，奏报朝廷，经刑部郎中郑亚、御史中丞李回、宰相李德裕逐级批准，把吴湘杀了。并把派到扬州去按问此狱的御史崔元藻贬为崖州司户。这是当时一件大冤案，所以李德裕一罢相，崔元藻就上告。唐宣宗在没有做皇帝以前，好微服行民间，他也知道这是一件大冤案(10)，因此吴湘冤杀后不久就平反昭雪了。

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二十三日，武宗病死。二十六日，宣宗即位，德裕奉册。宣宗素恶李德裕专权，“及退，上（宣宗）谓宫侍曰：‘适行近我者，非太尉邪？此人每顾我，使我毛发森竖。’”（《唐语林》）四月初一日，宣宗开始听政，初二日就罢免了李德裕，改任他为荆南节度使。初四日又贬党附德裕的工部尚书判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为忠州（治临江，今重庆忠县）刺史，元赏弟京兆少尹权知府事元龟为崖州司户。德裕既罢相，循州司马牛僧孺和封州流人李宗闵、恩州（治齐安，今广东恩平）司马崔、潮州长史杨嗣复、昭州（治平乐，今广西平乐）刺史李珏等五相，皆久遭贬逐，同日北还。只有李宗闵因病未离封州而死。

会昌六年九月，李德裕由荆南节度使改任东都留守，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二月，自东都留守改任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同年十二月，因吴湘冤案，贬为潮州司马(11)。大中二年九月，又自潮州司马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十二月初十日，在崖州病死，时年六十四。

《唐语林》载：李德裕“在朱崖，郡北亭谓之望阙亭”。德裕“每登临，未尝不北睇悲咽。题诗云：‘独上江亭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归去，百匝千遭绕郡城。’”宋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一《李卫公帖》条云：李德裕“在朱崖，表弟某侍郎遣人饷以衣物”，德裕“有书答谢之，曰：‘天地穷人，物情所弃，虽有骨肉，亦无音书，平生旧知，无复吊问。阁老（《唐国史补》：“宰相相呼曰元老，或曰堂老；两省相呼为阁老”）至仁念书，再降专人，兼赐衣服器物茶药至多，开缄发纸，涕咽难胜。大海之中，无人拯恤，资储荡尽，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绝食，块独穷悴，终日苦饥，唯恨垂没之年，须作馁而之鬼。十月末，伏枕七旬，药物陈，又无医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书后云闰十一月二十日，从表兄崖州司户参军同正李德裕状侍郎十九弟。按德裕以大中二年十月，自潮州司马贬崖州，所谓闰十一月，正在三年，盖到崖才十余月尔，而穷困苟生已如是。《唐书》本传云‘贬之明年卒’，则是此书既发之后，旋踵下世也”(12)。《唐语林》又载：朱崖“郡有一古寺”，德裕“因步游之。至一老禅院，坐久，见其内壁挂十余葫芦，指曰：‘中有药物乎？弟子颇足疲，愿得以救。’僧叹曰：‘此非药也，皆人骼灰耳。此太尉当朝时，为私憾黜于此者。贫道悯之，因收其骸焚之，以贮其灰，俟其子弟来访耳’”。德裕“怅然如失，返步心痛，是夜卒”。

李德裕罢相，李党完全失势，牛党却大大抬头了，白敏中、令狐相继为相，牛党的后一代都冠冕蝉联，如牛僧孺子牛蔚，唐懿宗咸通末年官至山南西道节度使；僧孺次子牛，僖宗乾符中，官至剑南西川节度使。李珏以故相于大中中累迁淮南节度使。故相李宗闵虽病死贬所，他的两个儿子李琨、李瓒，大中朝皆进士擢第，瓒官至中书舍人、知制诰、翰林学士。杨嗣复北还之后，以故相拜吏部尚书。子杨损，官至淄青节度使，损弟授官至刑部尚书，赠尚书左仆射。杨汉公、杨汝士的子孙，所谓静恭里诸杨，大中、咸通以来，位列尚书方镇者有十余人之多。李德裕一派的子弟，就非常寂寞了，李绅因吴湘一案，被目为酷吏，他的子孙就不见于史传了。李德裕三子，二子随父亲到崖州，不久病殁。德裕长子李烨，大中二年贬象州立山（今广西象州东北）尉，懿宗咸通初才量移郴州郴县（今湖南郴州）尉，病死在桂阳（今广东连州）。郑亚的儿子郑畋遭遇也很惨。会昌二年（公元842年）郑畋以进士及第，这时他才十八岁，得校书郎，会昌六年又以书判拔萃，授渭南尉。郑亚以吴湘狱贬官，郑畋就随侍父亲左右。宣宗大中朝，白敏中、令狐相继秉权，郑畋被排斥。到唐懿宗咸通初年，刘瞻为河东节度使，郑畋为瞻从事。咸通五年（公元864年），入为刑部员外郎，转万年令。咸通九年，刘瞻做宰相，才推荐郑畋做翰林学士，转户部郎中，不久加知制诰，上书自陈说：“臣会昌二年进士及第，大中首岁书判登科”。而“外困宾筵（为幕府从事），内甘散秩……实以遭人排忌”。郑畋的遭遇，也是李德裕这一派系及其子孙的共同遭遇。

还应说明的是，过去有所谓牛李朋党的说法，牛指牛僧孺，李指李宗闵，认为他们两人在搞朋党，李德裕是反对朋党，想打击朋党的。我们不能接受这个论点。我们认为牛僧孺、李德裕都是大派阀，我们所说的牛李派系之争，就是指李德裕、牛僧孺（包括李宗闵、杨虞卿、白敏中、令狐）两大派系的斗争而言的。这两个大派系，没有严格的政治观点的差异，没有阶层利益的区别，也就是说他们不代表两个不同政见的派别，只是两帮政客的派性斗争而已。

牛李党争，所谓“垂四十年”，应该从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算起，到宣宗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冬十二月，令狐罢相结束，恰恰三十九年。

长庆诗人白居易、元稹、李绅都是提倡新乐府的诗人，只有李绅是地道的李派。元稹曾遭到裴度的攻击，但他决不是牛派；虽和李德裕同在翰林，也决不是李派。白居易和牛僧孺私交很深，他的妻子又是杨汝士的姊妹，所以和杨嗣复、杨虞卿、杨汉公都是郎舅关系，尽管他和牛派关系如此密切，但是不能算是牛派。《北梦琐言》载：“白少傅居易，文章冠世，不跻大位。先是，刘禹锡太和中为宾客时，李太尉德裕同分司东都，禹锡谒于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别令收贮，然未一披，今日为吾子览之。’及取看，盈其箱笥，尘土蒙覆。既启之而复卷之，谓禹锡曰：‘吾于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绝，何必览焉！但恐回吾之心，所以不欲观览。’其见抑也如此。”李德裕以大派阀的眼光来看白居易，见他与牛派关系如此之深，所以连他的作品也不想看了。唐武宗“闻太子少傅白居易名，欲相之，以问李德裕。德裕素恶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谒”（《资治通鉴》唐会昌二年）。居易的从弟白敏中“辞学不减居易”，武宗乃任命白敏中为翰林学士，白敏中后来成为牛派的大派阀，可是白居易至死没有卷进派系斗争的漩涡里去。

晚唐诗人李商隐至死“名不挂朝籍”（即官不至五品），有许多前辈都认为他身受朋党之害。李商隐早年受到令狐楚的赏识和培植，这是真的；后来娶河阳节度使王茂元的女儿为妻。唐对泽潞用兵时，茂元虽不得不受李德裕的指挥，但他和石雄不同，决不能说他属于李派。在李德裕当国时期，李商隐官不过校书郎，从未升迁。李德裕罢相，郑亚南迁，他却接受郑亚的礼征，做他从事，这在出处上确实是极大的失着。令狐推荐他为太学博士，也是闲官。李商隐在令狐楚那里学到一套骈文技巧，念念不忘做知制诰或入翰林院，可是翰林学士是政府要害部门，大派阀令狐是不愿把无党无派的李商隐推荐到这个要害部门去的，这正说明李商隐既不是李派，又不是牛派，才会寂寞终身。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白居易“文章冠世”，洁身自高；李商隐才华艳丽，“名不挂朝籍”，何必一定要充当宰相，入翰林院才算得意呢？唐朝二百八十多年，宰相多如过江之鲫，相业彪炳者有几个；又不知有多少翰林学士，能以文学政事卓然自见者有几个？反不如白居易、李商隐，各自以其诗篇在唐代文学史上赢得光辉的地位。

宣宗大中的政治　唐宣宗是唐宪宗的第十三子，元和五年（公元810年）生，长庆元年封光王。至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即皇帝位，时年三十六。元和十五年，宪宗被杀，他才十岁。穆宗是他的哥哥，敬宗、文宗、武宗，都是他的侄儿。“幼时，宫中以为不慧，……历太和、会昌朝，愈自韬晦，群居游处，未尝有言。文宗、武宗幸十六宅宴集，强诱其言，以为戏剧”，“武宗气豪，尤不为礼”（《旧唐书·宣宗纪》）。他曾装作平民游行江淮间，寻访名山禅院，因此了解一些民间疾苦。

会昌六年，武宗病危，皇子幼少，宦官集团在禁中定策，立光王怡为皇太叔，改名忱，“应军国政事权令勾当。太叔见百官，哀戚满容，裁决庶务，咸当于理，人始知有隐德焉”（《资治通鉴》唐会昌六年）。说明这个皇帝在未即位前，平日装傻，实际是个非常人才。武宗死，太叔即皇帝位，四月初一日开始听政，初二日就把宰相李德裕罢免了。五月，任命翰林学士白敏中为宰相，这两次任免，标识着牛党上台，李党从此下台。同月，他下令恢复佛教。佛教不是一天或一道命令就能恢复，而是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才逐渐恢复过来的。

武宗会昌中，吐蕃达磨赞普病死，无子，赞普妃氏与国相择立妃兄之子乞离胡为赞普，年仅三岁，吐蕃大乱。吐蕃鄯州（治湟水，今青海乐都）节度使尚婢婢、洛门川（今甘肃陇西东南）讨击使论恐热皆拥有强兵，彼此互相攻击。唐宣宗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唐出兵取原州（治平高，今宁夏固原）、安乐州（今宁夏中宁境）、秦州（治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及石门、六磐（皆在原州境内）等七关。河陇老幼千余人诣阙朝觐，宣宗御延喜门（皇城东北角）楼见之，边民欢呼舞跃，解胡服，袭冠带，观者皆呼万岁。诏“募百姓垦辟三州、七关土田，五年不租税”。“四道（泾原、宁、灵武、凤翔四镇）将吏能于镇戍之地营田者，官给牛及种粮。温池（属安乐州，时已改称威州）盐利可赡边陲，委度支制置。其三州、七关镇戍之卒，皆倍给衣粮，仍二年一代。道路建置堡栅，有商旅往来贩易及戍卒子弟通传家信，关镇毋得留难。其山南、剑南边境有没蕃州县，亦令量力收复。”（《资治通鉴》唐大中三年）

大中三年十月，唐出兵取维州（治薛城，今四川汶川西北）。十二月，又出兵收复扶州（治同昌，今四川南坪北）。李德裕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就想收复维州，当时牛僧孺为宰相，认为这样做会轻启边衅，给长安带来威胁。以后李德裕为相，就借维州事打击牛僧孺，现在维州总算在牛派当权下收复了。

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正月，吐蕃沙州（治敦煌，今甘肃敦煌西）刺史张义潮以地归唐。义潮，沙州人。当时吐蕃大乱，义潮阴结豪杰，谋自拔归唐。一旦，帅众被甲噪于州门，唐人皆应之，吐蕃守将惊走，义潮遂奉表归唐。不久，张义潮又发兵略定其旁瓜（州治晋昌，今甘肃安西东南）、伊（州治伊吾，今新疆哈密）、西（州治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南）、甘（州治张掖，今新疆张掖）、肃（州治酒泉，今新疆酒泉）、兰（州治金城，今甘肃兰州）、鄯（州治湟水，今青海乐都）、河（州治罕，今甘肃临夏）、岷（州治溢乐，今甘肃岷县）、廓（州治广威，今青海化隆西，黄河北岸）十州，遣其兄义泽奉十一州（包括沙州）图籍入朝。于是河湟之地尽入于唐。唐于沙州置归义军，以张义潮为归义军节度使。

早在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回鹘败亡，黠戛斯兴起，武宗想趁此有利时机，收复北庭和安西四镇。宰相李德裕以为安西去京师长安七千余里，北庭五千余里，即使回归，当重新设置都护，并以兵士万人戍守，不知戍兵于何处追发，馈粮从何道得通，这是用实费换取虚名，不是办法。唐武宗只好作罢。唐宣宗虽然收复河湟，但根据当时兵力和财政条件，也还没有足够力量经营北庭和安西四镇。

据《旧唐书直笔》载，唐王朝的文武官数，元和中二千七百八十八员，大中中二千七百九十九员。兵数，开元中四十九万人，大中中九十九万七百十五人。垦田数，开元中一千四百四十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顷十三亩（应受田顷亩数），大中中一千一百六十八万八千三百五十四顷。赋税，天宝中，租钱三百余万缗，粟一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余万匹，绵一百八十余万屯，布一千三十五万余端；大中中，税钱八百五十九万二千六十一缗九百九十文。漕运江淮米，天宝中二百五十万石，大中中一百四十三万七千八百八十六石。铸钱，天宝中三十万七千余缗，大中中十八万四千二百三十余缗。盐税，肃宗上元以后九百余万缗，大中中四百八十一万二千四百四十一缗三百九十文。茶税，大中中六十万三千三百七十缗九十七文。酒税，大中中一百三十七万九千九十一缗二百八十六文。

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裴休为盐铁转运使，“自太和（太和九年——公元835年）以来，岁运江淮米不过四十万斛，吏卒侵盗沉没，舟达渭仓者什不三四”。“休穷究其弊，立漕法十条，岁运米至渭仓者百二十万斛”（《资治通鉴》唐宣宗大中五年）。这个漕运粮米数目和《旧唐书直笔》相比较，还要少二十三万斛。疑《旧唐书直笔》所载是大中十四年当中最多一年的数额。

大中七年十二月，度支奏：“自河湟平，每岁天下所纳钱九百二十五万余缗，内五百五十余万缗租税，八十二万余缗榷酤（酒税），二百七十八万余缗盐利”（《资治通鉴》唐大中七年）。这个统计资料，也和《旧唐书直笔》所载数目相差很大，《旧唐书直笔》所载钱缗数，都要比度支所奏数为多。

近一百万的士兵，是包括禁兵和方镇军队而言的。

从大中的财政收支，以及漕运情况看来，在宣宗时期，唐王朝的财政有了好转，江淮漕粮是源源不绝地供应关中的。

大中元年，天旱，宣宗减膳撤乐，出宫女五百人，放五坊鹰犬，中止营缮，疏理京城系囚。宣宗想知道百官名数，即位不久就命宰相作《具员御览》，常置于案上。宣宗又尝密令翰林学士韦澳纂次诸州境土风物及诸利害为一书，号曰《处分语》，藉以考核诸州刺史。建州（治建安，今福建建瓯）刺史于延陵赴任前朝见宣宗，宣宗问道：“建州去京师几何？”回答说：“八千里。”宣宗说：“卿到彼为政善恶，朕皆知之，勿谓其远！”于延陵紧张得应对错乱，到官以后，竟以不称职贬官。宰相令狐提名李远为杭州刺史，宣宗说：“吾闻李远诗云：‘长日惟消一局棋。’安能理人！”令狐说这不过是诗人的托词，未必真是这样。宣宗才同意让他去试试。宣宗下诏，凡刺史调任，必令至京师，面察其能否，然后除官。令狐尝调其故人为邻州刺史，便道赴任。宣宗看到他的谢到任表，询问令狐。令狐说只是因为路近的缘故。宣宗严厉地说：“朕以刺史多非其人，为百姓害，故欲一一见之，访问其所施设，知其优劣以行黜陟。而诏命既行，直废格不用，宰相可谓有权”（《资治通鉴》唐大中十二年）。时方严寒，令狐听了，汗透重裘。

史称宣宗“临朝，接对群臣如宾客”。群臣“奏事毕，忽怡然曰：‘可以闲语矣。’因问闾阎细事，或谈宫中游宴，无所不至”（《资治通鉴》唐大中十二年）。“上（宣宗）宫中衣浣濯之衣，常膳不过数器”，“岁或小饥，忧形于色。虽左右近习，未尝见怠惰之容，与群臣言，俨然煦接，如待宾僚，或有所陈闻，虚襟听纳。旧时人主所行，黄门先以龙脑、郁金藉地，上悉命去之”（《旧唐书·宣宗纪》史臣赞）。

宣宗用人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对他父亲宪宗元和朝的旧臣，非常有感情，用令狐任宰相，就因为其父令狐楚是宪宗朝的宰相，凡是“宪宗朝公卿子孙，多擢用之。刑部员外郎杜胜次对（次对官独对，宰相皆同时入对，不能独对），上（宣宗）问其家世，对曰：‘臣父黄裳，首请宪宗监国。’即除给事中。翰林学士裴谂，度之子也。上幸翰林，面除承旨”（《资治通鉴》唐大中二年）。宣宗“与宰相论元和循吏孰为第一，周墀曰：‘臣尝守土江西，闻观察使韦丹功德被于八州，没四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宣宗“诏史馆修撰杜牧撰丹《遗爱碑》以纪之”（《资治通鉴》唐大中三年），并提拔韦丹子韦宙为侍御史，宙累官至岭南节度使。另一个特点是特别重视科举出身，李德裕为宰相，不准杏园宴集，不准慈恩题名，只许一见座主，也不准多次谒见。宣宗在大中元年下敕：“自今进士放榜后，杏园任依旧宴集，有司不得禁制。”公卿子弟如果“实有词艺”，“今后但依常例放榜”。他“有时微行人间，采听舆论，以观选士之得失”（《旧唐书·宣宗纪》）。《太平广记》卷一八二引《卢氏杂说》：“宣宗酷好进士及第，每对朝臣问及第，苟有科名对者，必大喜，便问所试诗赋题目，并主司姓名；或有人物稍好者，偶不中第，叹惜移时。常于内（指禁内）自题乡贡进士李道龙。”

宣宗很是看重作为官吏品级标志的服章。牛僧孺之子牛丛，“自司勋员外郎出为睦州（治建德，今浙江建德东）刺史，入谢，上赐之紫（三品以上服紫）。丛既谢，前言曰：‘臣所服绯（四品深绯，五品浅绯），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赐绯。’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绯、紫衣数袭从行，以备赏赐，或半岁不用其一，故当时以绯、紫为荣”（《资治通鉴》唐大中八年）。

宣宗对爱女管教也很严。万寿公主下嫁起居郎郑颢，“颢弟，尝得危疾，上遣使视之，还，问‘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观戏场。’上怒，叹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与我家为婚，良有以也！’亟命召公主入宫，立之阶下，不之视。公主惧，涕泣谢罪。上责之曰：‘岂有小郎（丈夫之弟，今称小叔）病，不往省视，乃观戏乎！’遣归郑氏。由是终上之世，贵戚皆兢兢守礼法”（《资治通鉴》唐大中二年）。

宣宗母舅郑光，历官平卢（即淄青）、河中节度使，入朝奏对，语多鄙浅，宣宗不悦，留为右羽林统军。郑太后数言其贫，宣宗辄厚赐金帛，不复任命为治民之官。宣宗曾赏赐郑光县（今陕西户县）及云阳县（今陕西泾阳西北）庄园各一所。郑光庄吏恣横，积年不纳租税。京兆尹韦澳执而械之。宣宗问澳：“‘卿何以处之？’澳曰：‘欲置于法。’上曰：‘郑光甚爱之，何如？’对曰：‘陛下自内庭用臣为京兆（澳自翰林学士出为京兆尹），欲以清畿甸之积弊，若郑光庄吏积年为蠹，得宽重辟，是陛下之法独行于贫户，臣未敢奉诏。’上曰：‘诚如此。但郑光（纠缠）我不置；卿与痛杖，贷其死，可乎？’对曰：‘臣不敢不奉诏，愿听臣且系之，俟征足乃释之。’上曰：‘灼然可。朕为郑光故，挠卿法，殊以为愧。’澳归府（京兆府），即杖之；督租数百斛足，乃以吏归光。”（《资治通鉴》唐大中十年）

唐宣宗在位十三年，国家粗安。大中三年，徐州军变，逐节度使李廓；大中九年，浙东军变，逐观察使李讷；大中十年，容州（治北流，今广西容县）军变，逐经略使王球；大中十二年四月，岭南（治番禺，今广东广州）军变，囚节度使杨发；五月，湖南军变，逐观察使韩；六月，江西军变，逐观察使郑宪；七月，宣州军变，逐观察使郑熏；大中十三年，徐州军变，逐节度使康季荣。由于唐政府措置适宜，各地军变都很快就平息了。另外，大中五年，山南西道的蓬（州治大寅，今四川仪陇南）、果（州治南充，今四川南充）二州农民起义；大中六年，衡州（治衡阳，今湖南衡阳）爆发了邓裴为首的农民起义；大中七年，华州下（陕西渭南东北）也有小规模的农民武装，都被唐政府迅速镇压下去。“宣宗性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资治通鉴》唐大中十三年）。

宣宗是由宦官拥立的，不过对宦官还是非常警惕的。宣宗即位后，“治弑宪宗之党，宦官、外戚乃至东宫官属（穆宗为太子时的东宫官属），诛窜甚众”。宣宗对甘露事变，也有看法。认为“甘露之变，惟李训、郑注当死，自余王涯、贾等无罪，诏皆雪其冤”（《资治通鉴》唐大中八年）。宣宗尝“召翰林学士韦澳，托以论诗，屏左右与之语曰：‘近日外间谓内侍权势何如？’对曰：‘陛下威断，非前朝之比。’上闭目摇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卿谓策将安出？’对曰：‘若与外廷议之，恐有太和之变（指甘露事变），不若就其中择有才识者与之谋。’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试之矣。自衣黄（流外官及庶人服黄）、衣绿（八品绿、七品浅绿、六品深绿）至衣绯（五品浅绯、四品深绯），皆感恩，才衣紫（三品已上衣紫）则相与为一矣。’”宣宗又和宰相令狐商量这桩关系唐王朝命运的大事，“密奏曰：‘但有罪勿舍，有阙勿补，自然渐耗，至于尽矣’”（《资治通鉴》唐大中八年）。令狐说的这四句话，是对付宦官专权的良药，如果能持之有恒，宦官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可惜宣宗不久就死了，这一政策未能继续执行下去。

宣宗即位，左神策护军中尉马元贽出了大力，“由是恩遇冠诸宦者”。宰相马“植与之叙宗姓（攀本家）。上赐元贽宝带，元贽以遗植，植服之以朝，上见而识之，植变色，不敢隐。明日，罢相，收植亲吏董侔，下御史台鞫之，尽得植与元贽交通之状”（《资治通鉴》唐大中四年），出植为天平节度使（镇郓州须昌，今山东东平西北），再贬常州刺史。因此使朝士不敢过分接交宦官，这对于宦官权力发展，起了一定限制作用。

大中八年九月，有敕使过硖石（河南三门峡东南），嫌驿中饼黑，鞭驿吏见血。陕虢观察使高少逸封其饼以进。敕使还京，宣宗斥责他说：“深山中如此食，岂易得？”把他谪配恭陵。内园使李敬遇宰相郑朗不避马，朗奏之，宣宗诘问敬，回答说：“供奉官照例不须回避。”宣宗说：“你奉命出使，自可通行无阻，岂能私出而不避宰相！”把他谪配南衙。

宣宗长子郓王温，才识平庸，宣宗欲立第三子夔王滋为皇太子，从兄弟次序来讲，又嫌不顺，所以久久不建东宫。宣宗晚年服医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等所合伏火丹砂诸金石之药，药性猛烈，以致疽发于背。大中十三年八月，宣宗病危，先尝密嘱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使立夔王。左神策护军中尉王宗实主张拥立郓王温。两派宦官斗争的结果，王宗实因为掌握了神策军的权力，取得胜利。宣宗既死（年五十），郓王温继位，改名，是为懿宗。王宗实在夺权过程中，杀了王归长、马公儒、王居方，并诛医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等。帝王的废立大权，还是操纵在宦官集团的手里。

唐帝世系表　唐二十帝，一后，首尾二百八十九年。

(1)　《唐六典·户部度支郎中》：凡天下边军，皆有支度之使，以计军资、粮仗之用。每岁所费，皆申度支而会计之。支度使及军州每年终各具破用、见在数，申金部、度支、仓部勘会。

(2)　《资治通鉴考异》：皮光业《见闻录》曰：“崔慎由以元和元年登第，至开成已入翰林。因寓直之夕，二更以来，有中使宣召，引入数重门。至一处，堂宇华焕，帘幕俱垂。见左右二广（《唐语林》作见二中尉）燃蜡而坐，谓慎由曰：‘上不豫来已数日，兼自登极后圣政多亏。今奉太后中旨，命学士草废立令。’慎由大惊曰：‘某有中外亲属数千口列在绅，长行、兄弟、甥侄仅三百人，一旦闻此覆族之言，宁死不敢承命。况圣上高明之德，覆于八荒，岂可轻议！’二广默然无以为对。良久，启后户，引慎由至一小殿。见文宗坐于殿上，二广径登阶而疏文宗过恶，上唯俯首。又曰：‘不为此拗木枕措大，不合更在此坐矣！’街谈以好拗为‘拗木枕’。仍戒慎由曰：‘事泄即是此措大也！’于是二广自执炬，送慎由出邃殿门，复令中使送至本院。慎由寻以疾出翰林，遂金其事付胤，故胤切于剿绝北司者由此也。诛北司后，胤方彰其事。”《新传》曰：“慎由记其事，藏箱枕间，将没，以授其子胤。故胤恶中官，终讨除之。”按《旧传》，崔慎由大中初始入朝为右拾遗、员外郎、知制诰，文宗时未为翰林学士。盖崔胤欲重宦官之罪而诬之，《新传》承皮《录》之误也。

按崔慎由太和初擢进士第，见《旧唐书》本传，是；皮光业《见闻录》及《唐语林》作元和元年，误。崔慎由与杜牧、刘同应太和二年制举，刘下第，杜牧、崔慎由及第。又《翰苑群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崔慎由，大中三年六月八日，自职方郎中、知制诰充〔翰林学士〕，九月六日拜中书舍人，依前充〔翰林学士〕。十二月九日，守本官出〔翰林〕院。”《通鉴考异》谓慎由文宗时未为翰林学士，其言翔实可信。

(3)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会昌三年六月三日，〔仇〕军容辞官归宅，向前五六度进表请坐家，敕不放，重进表请，五月，有敕放归家，仍便般家具。至三日，军容辞官归，敕除新中尉，以内长官特进杨钦义任左神策护军中尉、左街功德使，当日便上任。会昌三年六月廿三日，仇军容薨，敕送孝衣。廿五日，敕斩仇军容孔目官郑中丞、张端公等四人，及男女奴婢等，尽煞破家。

《资治通鉴》唐会昌四年六月：宦官有发仇士良宿恶，于其家得兵仗数千。诏削其官爵，籍没家资。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仇军容儿常侍，知内省寺，酒醉颠，触误龙颜，对奏云：“天子虽则尊贵，是我阿耶册立之也。”天子怒，当时打煞。敕令捉其妻女等流出于外，削发令守陵墓。仍仰中官收纳家中钱物，象牙满屋，珠玉金银等尽皆满库，钱帛匹段不知数，每日卅乘车，搬入内库，一月之内，搬运不尽。自余宝佩奇异之物，不可计数。皇帝到内库看，拍手怪云：“朕库不曾有此等物。”诸高班（宦官）低头不语。

(4)　《唐语林》：李德裕太尉未出学院，盛有词藻，而不乐应举。吉甫相（德裕父）俾亲表勉之。卫公（李德裕封卫国公）曰：“好驴马，不入行。”由是以品子叙官也。

(5)　《太平广记》卷一八二引《玉泉子》：李德裕以己非由科第，恒嫉进士举者。及居相位，贵要束手。德裕尝为藩府从事日，同院李评事以词科进，适与德裕官同，时有举子投文轴，误与德裕。举子既误，复请之曰：“某文轴当与及第李评事，非与公也。”由是德裕志在排斥。

(6)　《旧唐书·武宗纪》：会昌四年十二月，时左仆射王起频年知贡举，每贡院考试讫，上榜后，更呈宰相取可否。后〔录取〕人数不多，宰相延英论言：“主司试艺，不合取宰相与夺。比来贡举艰难，放人绝少，恐非弘访之道。”帝曰：“贡院不会我意，不放〔公卿〕子弟，即太过，无论子弟、寒门，但取实艺耳。”李德裕对曰：“郑肃、封敖有好子弟，不敢应举。”帝曰：“我比闻杨虞卿兄弟朋比贵势，妨平人道路。昨杨知至、郑朴之徒，并令落下，抑其太甚耳。”德裕曰：“臣无名第（非科举出身），不合言进士之非。然臣祖（李栖筠）天宝末以仕进无他伎，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不于私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然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则〔公卿〕子弟成名，不可轻矣。”

(7)　《新唐书·选举志》：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恶进士。初，举人既及第，缀行通名，诣主司第谢。其制，序立西阶下，北上东向；主人席东阶下，西向；诸生拜，主司答拜；乃叙齿，谢恩，遂升阶，与公卿观者皆坐；酒数行，乃赴期集。又有曲江会，题名席。至是，德裕奏：“国家设科取士，而附党背公，自为门生。自今一见有司而止，其期集、参谒、曲江、题名皆罢。”

(8)　《唐语林》：李卫公颇升寒素，旧〔京兆〕府解有等第（名次）。卫公既贬，崔少保龟从在省，子殷梦为府解元。广文诸生为诗曰：“省司府局正绸缪，殷梦元知作解头。三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卢渥司徒以府元为第五人，自此废等第。

(9)　《唐语林》：周瞻举进士，谒李卫公，月余未得见。阍者曰：“公讳吉（父名吉甫），君姓中有之，公每见名纸，即颦蹙。”瞻俟公归，突出肩舆前，讼曰：“君讳偏傍，则赵壹之后，数不至三，贾山之家，语不言出，谢石之子，何以立碑，李牧之男，岂合书姓。”卫公遂入，论者谓两失之。

(10)　《资治通鉴》唐会昌五年正月：淮南节度使李绅按江都令吴湘盗用程粮钱，强娶所部百姓颜悦女，估其资装为赃，罪当死。湘，武陵之兄子也，李德裕素恶武陵，议者多言其冤，谏官请复按，诏遣监察御史崔元藻、李稠覆之。还言：“湘盗程粮钱有实，颜悦本衢州人，尝为青州牙推，妻亦士族，与前狱异。”德裕以为无与夺，二月，贬元藻端州（治高要，今广东肇庆）司户，稠汀州（治长汀，今福建长汀）司户。不复更推，亦不付法司详断，即如绅奏，处湘死。

程粮钱，据胡三省《通鉴注》云：《新书百官志》：主客郎中，主蕃客。东南蕃使还者，给入海程粮；西北蕃使还者，给度碛程粮。至于官吏以公事有远行，则须计程以给粮，而粮重不可远致，则以钱准估，故有程粮钱。

《资治通鉴》唐大中元年九月：前永宁尉吴汝纳，讼“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绅与李德裕相表里，欺罔武宗，枉杀臣弟，乞召江州司户崔元藻等对辨”。丁亥，敕御史台鞫实以闻。冬十一月庚戌，御史台奏，据崔元藻所列吴湘冤状，如吴汝纳之言。戊午，贬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为潮州司马。

《旧唐书·宣宗纪》大中元年九月：前永宁县尉吴汝纳诣阙称冤，言：“弟湘会昌四年任扬州江都县尉，被节度使李绅诬奏湘赃罪，宰相李德裕曲情附绅，断臣弟湘致死。”诏下御史台鞫按。　二年二月，制剑南西川节度……李回责授湖南观察使……桂管防御观察使郑亚贬循州（治归善，今广东惠州）刺史，前淮南观察判官魏贬吉州（治庐陵，今广西吉安）司户，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县令元寿贬韶州（治曲江，今广东韶关东北）司户，殿中侍御史蔡京贬澧州（治澧阳，今湖南澧县东南）司马。御史台奏：“据三司推勘吴湘狱，谨具逐人罪状如后：扬州都虞候卢行立、刘群，于会昌二年五月十四日，于阿颜家吃酒，与阿颜母阿焦同坐，群自拟收阿颜为妻，妄称监军使处分，要阿颜进奉，不得嫁人，兼擅令人监守。其阿焦遂与江都县尉吴湘密约，嫁阿颜与湘。刘群与押军牙官李克勋即时遮栏不得，乃令江都百姓论湘取受，节度使李绅追湘下狱，计赃处死，具狱奏闻。朝廷疑其冤，差御史崔元藻往扬州按问，据湘虽有取受，罪不至死。李德裕党附李绅，乃贬元藻岭南，取淮南元申文案，断湘处死。今据三司使追崔元藻及淮南元推判官魏并关连人款状，淮南都虞候刘群、元推判官魏、典孙贞、高利、钱倚、黄嵩、江都县典沈颁、陈宰、节度押牙白沙镇遏使傅义、左都虞候卢行立、天长县令张弘思、典张洙清、陈回、右厢子巡李行、典臣金弘举，送吴湘妻女至澧州取受钱物人潘宰、前扬府录事参军李公佐、元推官元寿、吴珙，翁恭、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西川节度使李回、桂管观察使郑亚等，伏候敕旨。”其月敕：“李回、郑亚、元寿、魏已从别敕处分。李绅起此冤诉，本由不真，今既身殁，无以加刑。粗塞众情，量行削夺，宜追夺三任官告，送刑部注毁。其子孙稽于经义，罚不及嗣，并释放。李德裕先朝委以重权，不务绝其党庇，致使冤告，直到于今，职尔之由，能无恨叹！昨以李威所诉，已经远贬，俯全事体，特为从宽，宜准去年敕令处分。张弘思、李公佐卑吏守官，制不由己，不能守正，曲附权臣，各削两任官。崔元藻曾受无辜之贬，合从洗雪之条，委中书门下商量处分。李恪详验款状，蠹害最深，以其多时，须议减等，委京兆府决脊杖十五，配流天德。李克勋欲收阿颜，决脊杖二十，配流硖州（治夷陵，今湖北宜昌）。刘群据其款状，合议痛刑，曾效职官，不欲决脊，决臀杖五十，配流岳州。其卢行立及诸典吏，委三司使量罪科放讫闻奏。”

《旧唐书·李绅传》：会昌六年卒。宣宗即位，李德裕失势罢相，归洛阳，而宗闵、嗣复之党崔铉、白敏中、令狐欲置德裕深罪。大中初，教人发绅镇扬州时旧事，以倾德裕。初，会昌五年，扬州江都县尉吴湘坐赃下狱，准法当死，具事上闻。谏官疑其冤，论之，遣御史崔元藻复推，与扬州所奏多同，湘竟伏法。及德裕罢相，群怨方构，湘兄进士汝纳诣阙诉冤，言绅在淮南恃德裕之势，枉杀臣弟。德裕既贬，绅亦追削三任官告。　吴汝纳者，澧州人，故韶州刺史武陵兄之子。汝纳进士擢第，会昌中，为河南府永宁县尉。会汝纳弟湘为江都尉，为部人所讼赃罪，兼娶百姓颜悦女为妻，有逾格律。李绅令观察判官魏鞫之，赃状明白，伏法。湘妻颜，颜继母焦，皆笞而释之。仍令江都令张弘思以船监送湘妻颜及儿女送澧州。及扬州上具狱，物议以德裕素憎吴氏，疑李绅织成其罪。谏官论之，乃差御史崔元藻为制使，复吴湘狱。据款伏妄破程粮钱，计赃准法。其恃官娶百姓颜悦女为妻，则称悦是青州衙推，悦先娶王氏是衣冠女，非继室焦所生，与扬州案小有不同。德裕以元藻无定夺，奏贬崖州司户。及汝纳进状，追元藻复问。元藻既恨德裕，即言湘虽坐赃，罪不至死。又云，颜悦实非百姓，此狱是郑亚首唱，元寿协李恪锻成，李回便奏。遂下三司详鞫，故德裕再贬，李回、郑亚等皆窜逐。

《新唐书·李绅传》：澧人吴汝纳者，韶州刺史武陵兄子也。会昌时，为永宁尉，弟湘为江都尉。部人讼湘受赃狼藉，身娶民颜悦女。绅使观察判官魏鞫湘，罪明白，论报杀之。时议者谓吴氏世与宰相有嫌，疑绅内顾望，织成其罪。谏官屡论列，诏遣御史崔元藻复按，元藻言湘盗用程粮钱有状，娶部人女不实，按〔颜〕悦尝为青州衙推，而妻王故衣冠女，不应坐。德裕恶元藻持两端，奏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宣宗立，德裕去位，绅已卒。崔铉等导汝纳使为湘讼，言“湘素直，为人诬蔑，大校重牢，五木被体，吏至以娶妻资媵结赃”。且言：“颜悦故士族，湘罪皆不当死，绅枉杀之。”又言：“湘死，绅令即，不得归葬。按绅以旧宰相镇一方，恣威权。凡戮有罪，犹待秋分，湘无辜，盛夏被杀。”崔元藻衔德裕斥己，因言：“御史复狱还，皆对天子别白是非，德裕权轧天下，使不得对，具狱不付有司，但用绅奏而置湘死。”三司结绅杖钺作藩，虐杀良平，准神龙诏书，酷吏没者官爵皆夺，子孙不得进宦，绅虽亡，请从《春秋》戮死者之比。诏削绅三官，子孙不得仕。贬德裕等，擢汝纳左拾遗，元藻武功令。

按李回在会昌五年五月入相前，为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郑亚，《旧唐书》附见其子畋传，会昌中为刑部郎中，御史中丞李回奏知杂，迁谏议大夫、给事中。两人皆因吴湘案贬官。

《北梦琐言》卷六：唐李绅与李卫公相善，为朋党者切齿。镇淮海日，吴湘为江都尉。时有零落衣冠颜氏女，寄寓广陵，有容色，相国（指李绅）欲纳之，吴湘强委禽焉。于是大怒，因其婚娶聘财甚丰，乃罗织执勘，准其俸料之外，有陈设之具，坐赃，奏而杀之，惩无礼也。宣宗初在民间，备知其屈，登极后，与二李不叶者，导而进状诉冤，卫公以此出官朱崖。吴湘乃澧州人，颜寻归澧阳，孀独而终。

(11)　《旧唐书·宣宗纪》：大中三年九月，制曰：“守潮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李德裕”，“当会昌之际，极公台之荣，骋谀佞而得君，遂恣横而持政”。“诬贞良造朋党之名”，“委国史于爱婿之手，宠秘文于弱子之身”。“恭惟《元和实录》乃不刊之书，擅敢改张，罔有畏忌”。“又附李绅之曲情，断成吴湘之冤狱”。“为臣若斯，于法何逭”。“是宜移投荒服”，“可崖州司户参军，所在驰驿发遣，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12)　按《资治通鉴》唐大中三年闰十一月己未，崖州司户李德裕卒。据陈垣氏《二十史朔闰表》：大中三年十一月辛亥朔，初九日己未。闰十一月辛巳朔，是月无己未。十二月庚戌朔，十二日己未。李德裕致某侍郎书，书后题闰十一月二十日，则其病死日，当在十二月十二日，《通鉴》脱书十二月。《旧唐书·宣宗纪》正作十二月，今从《旧唐书》本纪。

第三章

唐代的经济

第一节　唐初的均田制与租庸调制

唐初的均田制与租庸调制　唐王朝在取得均田制比较巩固、府兵兵源比较充足的关中、河东两道之后，迅速地统一了全国。唐高祖李渊攻克关中之初，首先把渭水北岸白渠灌溉系统左近的“绝户膏腴之地”，授予随从他起兵的六万军士，即被称为“元从禁军”的，作为“永业”(1)。随着全国的统一，由于承农民战争之后，有很大部分公私土地，成为无主的荒田，可供国家均田的授受；同时部分农民在农民战争中获得的土地耕种权，也在法令上被迫予以肯定下来。而当时的世家大族经农民战争的冲击，被削弱或丧失了兼并土地的力量，因此，重新推行均田制的阻力是比较小的。所以唐王朝在武德七年（公元624年）的三月，颁布了均田令和赋税令。

在地主经济比较发展的封建社会里，要真正实行带有村社残存形态的均田制度，是困难极大的。就实质来讲，唐统治阶级的实施均田，和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隋的统治阶级一样，主要是想通过授田制度，把国家编户中的小农固定在均田土地上，对他们进行租、庸、调等等的剥削。但是均田制的继续推行，多少说明了部分农民在农民战争中获得的土地耕种权，被肯定了下来，少地或无地的农民多少能分占到一些土地，这对于唐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武德七年，唐王朝定均田令：丁男（二十一岁至五十九岁）、中男（十六岁至二十岁为中男，中男年十八岁以上，亦依丁男给田），每人授田一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为口分田。口分田到了丁男年老时（六十岁曰老），由政府收回五十亩，保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三十亩(2)。身死，口分田也由政府全部收回，另行分配。“诸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在收受之限。”不是户主的“老男、笃疾、废疾，各给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各给口分田三十亩……黄（男女始生曰黄）、小（四岁至十五岁为小）、中（十六岁至二十岁为中男）、丁（二十一岁至五十九岁为丁男）男子及老男（六十岁以上为老）、笃疾、废疾、寡妻妾当户者（为户主），各给永业田二十亩”（《通典·食货典·田制》）。“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女道士）二十亩，僧、尼亦如之”（《唐六典》卷三）。“诸以工商为业者，永业、口分田各减半给之；在狭乡者并不给。”（《通典·食货典·田制》）(3)

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颁布均田令时，奴婢受田，一依平民；到了北齐和隋初，对受田奴婢的人数，有了限制；隋炀帝起一直到唐代，官私奴婢、部曲、客女，都不受田。唐只规定“官户”（即番户。官奴婢一免为番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授田，“减百姓口分之半”（《唐六典》卷三），“杂户”及“太常音声人”授田，和平民一样。

魏齐周隋唐露田桑田麻田给授亩数表

关于园宅地的给授，唐制，“良口，三口以下给一亩，每三口加一亩；贱口，五口给一亩，每五口加一亩。并不入永业、口分之限”（《通典·食货典·田制》）。以上都是指城市以外的地段而言的，如果是“京城及州郡县郭下园宅”，那么就无法按这个比例来给授了。

魏周隋唐宅田亩数表

政府给授农民的口分田，是不能任令其荒芜的。依《唐律》：倘户主受田五十亩，其中有十亩荒芜，依律受笞三十；二十亩荒芜，笞四十；三十亩荒芜，笞五十；四十亩荒芜，杖六十；五十亩荒芜，杖七十(4)。永业田，由政府规定必须“课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三年种毕，乡土不宜者，任以所宜树充”（《通典·食货典·田制》）。《唐律》还规定里正（百户为里，置里正）“应课植桑、枣而不植者……合笞四十”(5)。不植桑、枣，里正尚且要处罚，户主自然处罚更重了。

永业田虽是世业，可以传之子孙，不在收授的范围之内，但在《田令》里，只许在受田者“身死，家贫，无以供葬”（《通典·食货典·田制》）以及“流移”去乡的两种情况下，听任私卖。口分田是禁止买卖的，在《田令》里只许在受田者“乐迁就宽乡”或把口分田“卖充住宅、邸店、碾硙”等情况下，听任私卖。即使具备上列条件而出卖土地，还得通过法定手续，向政府申牒呈报。倘不申牒呈报，便认为不合法，“财没不追，地还本主”（《通典·食货典·田制》）。倘使不具备上列条件，而出卖口分田，“一亩笞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地还本主，财没不追”(6)。

政府给授的土地，不但不准自由买卖，而且不准自由租典或抵押，“违者财没不追、地还本主”。“若从远役外任，无人守业者”（《通典·食货典·田制》），才听任把土地租典或抵押给别人。

唐代永业田可以在受田者身死家贫，无以供葬，以及流移去乡种种理由下，听任私卖；口分田也可以在受田者乐迁就宽乡以及卖充住宅、邸店、碾硙等等情况下，听任私卖，这说明带有村社残余形态的均田制，其私有性已经日益占重要地位，这种带有村社残余形态的封建小农份地制度，很难维持下去，而将走向它的尽头了。

唐代授田多寡，视宽乡、狭乡而异，“其州县县界内，所有部受田悉足者为宽乡，不足者为狭乡”。宽乡土地有余，狭乡土地不足，因此在《田令》里规定：“应给，宽乡并依所定数；若狭乡，所受者减宽乡之半”（《通典·食货典·田制》）。狭乡丁男授永业、口分，减宽乡之半，亦即丁男一人，只能授田五十亩，但狭乡的实际授田数，又远远少于此数。如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唐太宗至灵口（今陕西临潼境），见“村落逼侧，问其受田，丁三十亩”（《册府元龟》卷一百五《帝王部·惠民门》）。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狄仁杰为彭泽令（今江西彭泽），上疏称“彭泽地狭，山峻无田，百姓所营之田，一户不过十亩、五亩”（《全唐文》卷一百六十九狄仁杰《乞免民租疏》）。近年出土的唐代吐鲁番文书，其中有很多授田残文书，每户受田五亩的，已经算作足额了。可见狭乡授田的现象，即在武则天、唐中宗以前，就非常严重了。狭乡既然劳动力多，土地不足，因此唐王朝不得不承袭魏、齐、周、隋以来的旧制，鼓励农民迁往宽乡。首先规定“诸狭乡田不足者，听于宽乡遥授”。甚至为了鼓励迁往宽乡，规定“乐迁就宽乡者，并听卖口分”（《通典·食货典·田制》）。在法令上还规定出优待的办法：“人居狭乡乐迁就宽乡，去本居千里外，复三年；……三百里外，复一年”（《唐律疏议》卷十三《户婚律》），可见唐王朝多方设法，鼓励农民由狭乡迁往宽乡。

土地有肥瘠，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唐代把土地分为常田、部田（或谓即倍田）、薄田、秋潢田等。《田令》规定：“诸给口分田者，田易则倍给。”注云：“宽乡三易已上者，依乡法亦给也。”（《白氏六帖事类集》卷二十三）可见当时采用二圃制或三年轮种一次的轮耕法的宽乡，授田时也给授倍田或再倍之田(7)。

《唐律》规定，非宽乡，不得过限占田，倘使限外占田一亩，笞十，占田过限至一百五十一亩，得处徒刑一年。但宽乡，不受这条法令限制，规定宽乡除计口受田足额以外，如该处尚有剩田，为了“务从垦辟，庶尽地利”，增加政府的赋税收入起见，允许在“借荒”名义下，广占土地，只是事先必须向地方政府“申牒立案”，经过这个手续，才算合法(8)。唐王朝授给五品以上官吏的永业田，一般也是给予宽乡的无主荒地。因此尽管是宽乡，这些地区的土地也是不断地从国家的掌握中转入于地主、官僚的手里。

授田的时间，在《唐律疏议》卷十三《户婚律》里规定：“应收授之田，每年起十月一日，里正预校勘造簿，县令总集应退应受之人，对共给授”，尽十二月而毕。同时为了正确调查百姓的年龄状貌，以便决定课役与免除课役等等，还由县“亲貌形状”，“团貌”一次。凡“授田，先课役，后不课役；先无，后少；先贫，后富，其里正皆须依令造簿通送”县令。假使一百家之内，“应合受田而不受，应合还公田而不收”，“每一事有失”，里正须受笞四十。

唐初以来，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土地，不会太多，因而均田令未必能推广到全国范围内普遍施行。尤其在岭南诸州，唐政府不采用租庸调制的剥削，“税米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若夷僚之户，皆从半输”（《通典·食货典·赋税》）。这充分反映了在这些地区没有推行过均田制。就是在江南地区，如上面所提到的，“彭泽地狭，山峻无田，百姓所营之田，一户不过十亩、五亩”，所谓均田也不过徒有其名而已。然而我们也不应以虚无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均田制，我们从上面所引用的《唐律》和《田令》中，清楚看出当时有部分“公田”还掌握在政府手中，因而均田制还是能在部分地区推行的。尤其是关中、河东、陇右诸道，是唐王朝的根据地与府兵兵源的供给地，因此，均田制必须在这些地区，大力地被巩固下来，这是毋庸怀疑的。近半个世纪前发现的敦煌莫高窟石室秘藏，其中有大量珍贵的北朝迄唐的均田材料，大大有助于人们对均田制的研究。

由于唐王朝大力巩固均田制度，它虽不能完全制止世家大族和当时勋臣贵戚的兼并土地，但对豪贵的兼并土地多少起一点制约作用，如唐太宗贞观初，泽州（治晋城，今山西晋城）刺史长孙顺德以“前刺史张长贵、赵士达并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顷，顺德并劾而追夺，分给贫户”（《旧唐书·长孙顺德传》）。唐高宗永徽中，洛州（治洛阳）“豪富之室，皆籍外占田”，刺史贾敦颐“括获三千余顷，以给贫乏”（《旧唐书·良吏·贾敦颐传》）。均田制度在部分地区的实施，既能对土地兼并多少起了一些制约作用，而且在授田制度下，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多少获得了部分的土地；同时在均田实施过程中，唐王朝为鼓励狭乡人口迁居宽乡，作了各种方便的规定，从而使宽乡的荒芜土地，得到了开垦。这对于生产的恢复，是有促进作用的。正是由于均田制的实施，国家对编户齐民中均田农民的剥削有了保证，加上唐初百余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生产力不断增长，全国人口随着迅速增长，从而使唐王朝有可能达到空前强盛的地步。

唐王朝所颁布的均田制，丁男授田，丁妻不授田，一家应受田亩数，比之魏、齐、周、隋已减少许多；至于每家实受田亩数，十亩、五亩，比之前代，更显得不足。但官吏授田，名目之多，亩数之巨，却达到惊人的地步。

唐承隋制，官吏皆受永业田：“永业田，亲王百顷，职事官正一品六十顷，郡王及职事官从一品各五十顷，国公若职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顷，郡公若职事官从二品各三十五顷，县公若职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顷，职事官从三品二十顷，侯若职事官正四品各十四顷，伯若职事官从四品各十顷，子若职事官正五品各八顷，男若职事官从五品各五顷”（《通典·食货典·田制》）；“六品、七品二顷五十亩，八品、九品二顷”（《新唐书·食货志》）。散官五品官以上，也和职事官一样，给授永业田。

勋官，“上柱国三十顷，柱国二十五顷，上护军二十顷，护军十五顷，上轻车都尉十顷，轻车都尉七顷，上骑都尉六顷，骑都尉四顷，骁骑尉、飞骑尉各八十亩，云骑尉、武骑尉各六十亩”（《通典·食货典·田制》）。

官吏的永业田，因为亩数很多，不可能从土地不足的狭乡再调拨，因此唐王朝曾作出规定：“五品以上永业田，皆不得狭乡受，任于宽乡隔越射无主荒地充。”但是他们自己购“买荫赐田充者，虽狭乡亦听”。至于“六品以下永业，即听本乡取还公田充，愿于宽乡取者，亦听”（《通典·食货典·田制》）。职事官六品以下，即受永业田二顷半至二顷的；勋官视正六品以下，即受田八十亩至六十亩的，因亩数不多，才准许拨予本乡的公田。但职事官六品以下，勋官视正六品以下的官吏员额多，因此这些官吏在狭乡授田的数额，还是很可观的。

唐王朝除了按品级赐予官吏永业田外，从唐王朝创建开始，还不断把大量政府掌握的土地赐给勋贵重臣和寺院僧侣，称为“赐田”。如唐高祖赐裴寂“良田千顷”（《旧唐书·裴寂传》），赐武士彠田三百顷（见李峤《攀龙台碑》），赐李“良田五十顷”（《旧唐书·李传》）。唐太宗为秦王时，以宗室李神通有战功，“乃给田数十顷”（《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李袭誉“近京城有赐田十顷”（《旧唐书·李袭志传弟袭誉附传》）。元仁基“以功赐宜君田二十顷”（《新唐书·元结传》）。睿宗时，赐刘幽求“良田千亩”（《新唐书·刘幽求传》）。又如唐高祖武德初年，因嵩山少林寺僧曾配合唐军进攻占据东都洛阳的王世充，所谓“翻城归国，有大殊勋”，因此“赐地四十顷，水碾一具”（裴《大唐嵩岳少林寺碑》）。

政府掌握的土地，通过永业田和赐田的方式，给授官吏勋贵，便成为官吏勋贵的私有土地了。唐《田令》规定：“其官人永业田及赐田，欲卖及贴赁者，皆不在禁限。”“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在收授之限。”（《通典·食货典·田制》）可以出卖，可以典押，可以租赁，这是有十足产权的土地。永业田传到他们的子孙手里后，即使子孙犯法，其所继承的永业田，政府也不追回。——按照规定，如果本人犯法，所受永业田、赐田，是要追回的。而均田农民的口分田，却是买卖受到限制，年老身死退田，还要受租、庸、调的剥削。由此可见，唐王朝给授农民和给授官吏勋贵的授田制度，美其名曰均田制度，实质上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土地制度。

除了永业田之外，唐承隋制，官吏还有职分田作为禄食。武德元年规定：“内外官各给职分田，京官一品十二顷，二品十顷，三品九顷，四品七顷，五品六顷，六品四顷，七品三顷五十亩，八品二顷五十亩，九品二顷。雍州及外州官，二品十二顷，三品十顷，四品八顷，五品七顷，六品五顷，七品四顷，八品三顷，九品二顷五十亩。”（《唐会要》卷九十二《内外官职田》）京官的职分田，“并在京城百里内给”；州县官的职分田，“皆于领所州县界内给”（《通典·食货典·田制》）。这些田“亦借民田植”（《通典·职官典·职分公廨田》），到秋冬按亩收租。职分田的租额，在玄宗时规定，每亩收“地子”不超过六斗以上。职分田虽和永业田、赐田有所不同，官吏升迁以后，要交还政府，再根据新的职位级别重新受田；官吏罢任或在任上死亡，职分田也要退还给政府，不能传之子孙。但唐王朝官僚机构规模巨大，这一部分土地的亩数，在全国耕地总面积中，占了很大比重，使均田户授田的土地更加不足了。而且一个地主分子，一入仕途，往往终身仕宦，也就终身在其任官场所占有其职分田；同时，品级往往愈升愈高，所以职分田亩数也只会不断增加而很少会减缩的。近年出土吐鲁番唐代文书：

司马拾贰亩　　佃人范僧护（大谷二三六九号高昌文书）

牛参军陆亩　　佃人定刚（大谷一二一七号高昌文书）

县令田贰亩　　自佃（大谷二八五一号高昌文书）

县令田贰亩　　佃人奴集聚（大谷二八四五号高昌文书）

县令陆亩苜蓿　自佃（大谷二八四六号高昌武则天如意元年文书）

职田捌亩半　　佃人焦知通

都督职田拾壹亩半　佃人宋居仁　种粟（大谷二三七二号高昌文书）

这些高昌文书，尽管也反映了官吏职分田已经有给授亩数不足的情况，但是比起平民来，多少有了保证。

职分田以外，还有一种公廨田，“京司及州县皆有公廨田，供公私之费”（《新唐书·食货志》）。后来因京都附近，土地不足以供公廨田的授受，所以京官但给俸禄，不再给予公廨田。但外地州县的公廨田却并没有取消。近年出土吐鲁番唐代残文书：

县公廨柒亩　　　　佃人嘉祚　更叁亩　佃人嘉祚（大谷一二一七号高昌文书）

县公廨佐史田拾亩　佃人义感（大谷二八四五号高昌文书）

县公廨柒亩壹佰步　佃人唐智宗　种粟（大谷二三七二号高昌文书）

县公廨拾柒亩　　　佃人梁端（大谷一二一三号高昌文书）

这批文书，大概属于唐高宗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到武则天如意元年（公元692年）这个时期，可见这时边远州县还是有着公廨田的。

在唐前期，虽然推行均田制度，但世家大族（即门阀士族）的大土地所有制，在当时经济关系中还是占据主导地位。大地主的土地，并没有因为实施份地制度而被政府没收或分与农民。如唐初诗人王绩，“有田十六顷，在河渚间”（《新唐书·隐逸·王绩传》）；唐高宗初年的宰相于志宁，是西魏八柱国之一于谨的曾孙，世“居关右，代袭箕裘，周魏以来，基址不坠”（《旧唐书·于志宁传》），因此拥有大量田园庄宅，不希冀高宗赐地。可见世家大族的庄园土地，是不在均田范围之内的。而且唐王朝规定部曲、客女和奴婢为“不课口”，即大土地所有者土地上的耕种者，部曲、客女或奴婢，只是向大地主缴纳田租，为大地主服劳役，不必负担政府的课役，这也就是说从法律上明确规定部曲、客女和私奴婢，是大地主的剥削对象，而不算是政府的剥削对象了。

大地主一般都是充任官吏的，因此也就享有免除课役的特权，《新唐书·食货志》载：“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缌麻以上亲，内命妇一品（贵妃、惠妃、丽妃、华妃，均正一品），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职事、勋官以上、有封者若县男父子，国子、太学、四门学生，俊士、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同籍者，皆免课役。”此外还规定“视九品以上官，不课”。姚合《送喻凫校书归毗陵》诗：“阙下科名出，乡中赋籍除。”可见进士、明经擢第以后，唐王朝也照例免除他们的赋籍。大地主本身既能免除课役，大地主土地上的耕种者部曲、客女和私奴婢，又列为“不课口”，任大地主去进行剥削。总之，均田制度不但没有丝毫触动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而且由于官吏可以受赐田、永业田以传之子孙的缘故，还有助于地主经济的继续发展。随着唐王朝官僚机构的愈加庞大，与官吏人数的急剧增多，不到一个半世纪，国家掌握的大量土地，逐渐变作官吏子孙的永业田——地主的私有土地了，这就成为后来均田制破坏的一个重要因素。

唐王朝采用租、庸、调制来剥削均田农民，在当时狭乡地区，授田已经普遍不足，而租、庸、调的剥削却是固定的，并没有因为土地的不足而有所减免。因此，这项剥削是非常沉重的；同时由于世家大族、勋贵官僚大都可以免除课役，所以赋役负担更偏压在农民的头上。

北魏以来，授田于一夫一妇，因此课征也以一夫一妇为单位，北周称一夫一妇为一室，北齐称一夫一妇为一床。自隋炀帝开始，女子（丁妻）不授田（寡妻妾立户者除外），因此不能再以一夫一妇或一户为课征单位，而以丁男为课征单位，即《通典·食货典·丁中》所谓“旧制，百姓供公上，计丁定庸、调及租”。唐《赋役令》：“诸户一丁，租粟二斛。其调各随乡土所出，绢、各二丈，布二丈五尺。输绢、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夏侯阳算经》卷上引）“凡丁岁役二旬，有闰之年加二日。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布加五分之一（今四分之一）。”（《唐六典》卷三）这就是说，课户每丁纳粟二石，称为租。蚕桑之乡，每丁输绢或二丈，附加绵三两；麻布之乡，则改输布二丈五尺，附加麻三斤，称为调。每丁岁役二十日，若不应役，则用绢代役，每天折绢三尺，二十天折绢六丈，若遇闰年，加役二天，则折绢六丈六尺；折布的尺数，比绢要增加四分之一，即每天折布三尺七寸五分，二十天共折布七丈五尺，若遇闰年，加役二天，即折布八丈二尺五寸，这种折绢或折布的代役金，称为“庸”。

除了丁男岁役二十日以外，唐政府还规定：“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通正役，并不过五十日。”（《唐六典》卷三；《旧唐书·食货志》）但《白氏六帖事类集》卷二十二引唐《户部式》：“诸正丁充夫，四十日免（调），七十日并免租，百日已上课役俱免。中男（十六已上、二十已下为中男）充夫，四十日已上，免户内地租；无他税，折户内一丁；无丁，听旁折近亲户内丁。”在加役免除租调的时间方面，《唐六典》和《旧唐书·食货志》是三十五天免调，五十天租调全免；《户部式》是四十天免调，七十天租调全免。可能因前后时间不同，所以令文规定也不相同。

以前人讲唐代租、庸、调制的时候，都喜欢引用唐德宗时陆贽的话。陆贽在贞元十年（公元794年）所上的《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的奏议中，曾这样说：

国朝著令，赋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庸。

古者，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中，籍而不税。私田不善则非吏，公田不善则非民。事颇纤微，难于防检，春秋之际，已不能行。故国家袭其要而去其烦。丁男一人，授田百亩，但岁纳租粟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谓之租。

古者，任土之宜，以奠赋法；国家就因往制，简而壹之。每丁各随乡土所出，岁输若绢、若绫、若，共二丈，绵三两；其无蚕桑之乡，则输布二丈五尺，麻三斤。以其据丁户调而取之，故谓之调。

古者，用人之力，岁不过三日；后代多之，其增十之；国家斟酌物宜，立为中制。每丁一岁，定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庸，日准三尺。以其出绢而当庸直，故谓之庸。

此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规模，参考历代之利害，其取法也远，其立意也深，其敛财也均，其域人也固，其裁规也简，其备虑也周。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天下为家，法制均壹，虽欲转徙，莫容其奸，故人无摇心，而事有定制。以之厚生则不堤防而家业可久，以之成务则不校阅而众寡可知，以之为理则法不烦而教化行，以之成赋则下不困而上用足。三代创制，百王是程，虽维御损益之术小殊，而其义一也。

实际陆贽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首先由于陆贽看到两税法的缺陷，因此过分地强调租庸调制的优越性，把它说成是三代以下井田以后较理想的剥削制度。事实上，租庸调制到了唐武则天以后，已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它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就是从唐统治阶级来说，也不是理想的剥削制度。其次，陆贽所说“有田则有租”，“丁男一人，授田百亩”，也是和当时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从唐初开始，均田制度就已授田不足，每丁授田只有三十亩，甚至十亩、五亩，而不是如陆贽所说的那样“授田百亩”。实际授田不足，而政府却强迫丁男纳百亩的租粟，这就是租庸调制不能维持下去的重要原因。其三，陆贽所说的“有家则有调”，也是和唐代制度有出入的。唐代以前的调，一般以户为单位，而唐代的调，却是以丁男为单位，因此如果一户中有两个丁男，就要出两份丁调，因此不是“有家则有调”，而是有丁则有调。我们不能因为陆贽是唐德宗时代的人，就以为他的说法最正确。

绢、布皆幅广一尺八寸，帛（绢、）长四丈为一匹，布长五丈为一端，绵重六两为一屯，麻重三斤为一。倘使一户所要缴纳的绢、布、绵、麻不能积成整匹、整屯的话，必须同邻居合拢来，把绢、布、绵、麻凑成整数，送缴政府。

租庸调缴纳的时间，规定“诸庸调物（即绢、布），每年八月上旬起输，三十日内〔纳〕毕”（《通典·食货典·赋税》）。到了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下令：“京兆府关内诸州应征庸调及资课，并限十月三十日毕”（《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七《邦计部·赋税门》）。天宝三载（公元744年），又改为“每岁庸、调征收，延至九月三十日”。“诸租（粟），准州土收获早晚，斟量路程险易远近……十一月起输……其输本州者，十二月三十日内纳毕”。“若江南诸州，从水路运送，冬月水浅，上埭艰难者，四月以后运送，五月三十日内纳完。”“若无粟之乡，输稻麦，随熟即输，不拘此限，即纳当州。”（《通典·食货典·赋税》）

西魏齐周隋唐丁中年龄升降表

租、调得由政府规定名色来折纳，如“扬州租、调以钱，岭南以米，安南以丝，益州以罗、、绫、绢供春彩”。到了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以后，“江南亦以布代租”（《新唐书·食货志》）。

唐政府还规定，遇有水旱虫霜等灾害，农作物损失十分之四以上，免纳租；损失十分之六以上，免纳租调；损失十分之七以上，租庸调全免。如仅桑麻受损，则免纳调。但是地方官吏一般考虑到自己的升迁，不肯轻易向上级申报灾荒。

力役自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下令“人年五十，免役收庸”之后，可以说逐渐在向租税形态过渡，不过开始还有年龄的限制。唐初统治者接受隋末滥用民力而导致农民起义这一深刻教训，在统一全国之后，不得不作出以绢布代役的规定。固然，力役之以租税形态出现，对统治者来说，是增加了一个选择剥削方式的机会，即政府有事则令农民出役，无事则令以绢布代役，哪一方式对政府有利，政府就选择哪一方式。一句话，这样做，在政府保证收入方面来讲，不论有事无事，都不至于落空。而且农民力役频繁则政府的收入减少，力役少则政府的税额增加，因此政府对徭役的征发，自不得不慎重将事，从而农民的力役得以减缩至较小限度。力役本来是农民的沉重负担，他们往往由于力役过重，影响其进行再生产，而趋于贫穷化。所以以庸代役，好像是增加对农民的剥削，而事实上，反而使农民有较多回旋的余地以从事生产，这对于当时的农业生产来说，是起过积极的作用的。

田租、户调，从曹操把这一制度法定化时（东汉献帝建安九年，即公元204年）起，就是用来对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男耕女织）的农村中小自耕农进行剥削的，不一定要先由国家来授予份地，然后才能采用这一剥削方式。不过后来西晋实施占田制（公元280年），北魏实施均田制（公元485年），都把田租、户调制度和份地的给授制度紧密地结合起来。可是，田租、户调这一税法，固然适宜于作为政府向授予国家份地的农民进行剥削的一种形式，也不排斥其作为在全国范围内对小自耕农进行剥削的一种手段。唐王朝创建之初，由于政府掌握的土地已经不多，均田实际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行，尤其是在地主经济较为发展的地区，更是如此。但是就唐王朝土地最高所有权的原则以及作为王朝的成文法律来说，还是把一夫授田百亩的均田制度作为王朝所期望达到的授田典范——标准的份地制度而提出来的。至于事实上在全国范围内，部分小农农村贫富的分化，已经非常激剧，一夫占田的亩数，多寡已不相等，这只能看作是一种变态的现象而已。唐王朝上层统治集团对于这种情形，既不能否认其事实上的存在，又不能在成文法律如《唐律》方面公开承认其完全合法，故在唐初颁布份地制度和赋役法时，还是以一夫授田百亩的均田制作为一般的授田标准，藉以制定令式，而没有格外提出有关对小农农村方面都能适合的税法来。只有岭南诸州规定“税米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若夷僚之户，皆从半输”（《通典·食货典·赋税》），这只局限在边远和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这样，也就是说，全国的小农农村，虽不严格授予份地，或授田不足，而赋税力役还是以租庸调法为准。这里要指出的是，一方面，租庸调法除了是对均田户进行剥削的形式之外，同时也适应土地已经远远不足以供授受的小农农村；另一方面，租庸调法是由田租、户调制度演变发展而来，它毕竟和份地授田制度发生过密切的关系，倘若份地制度一旦停止推行或遽然废止，那么租庸调法也必然会相应废止，而代之以一种新的税法了。后来租庸调法一变而为两税法，这就不是偶然的了。

唐王朝前期，除了租庸调以外，还向人民征收户税和地税。

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曾“薄敛一岁税”，把收入的税钱交给高户去放利息，作为京官的俸料。后来就每年征收税钱，以充官吏俸钱。一年的税钱，总数“十五万二千七百三十缗”（《唐会要》卷九十三），这是户税起征的原始情况。

到了武则天长安元年（公元701年），正式颁“诏天下诸州，王公以下，宜准往例税户”（《通典·食货典·赋税》），开始把户税定型化起来，使它成为政府的一项正式税收。

地税本来是义仓税，作为荒年救灾之用的。自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起，按亩征粟，这种义仓粟米，在唐玄宗之前唐中宗神龙年间（公元705—706年），就经政府支拨、“费用向尽”，已经被视为政府的一项正式税收了。关于户税和地税，后面还要详细讲述。

户税和地税，都是根据户等来定税的，唐初均田户，贫富的悬殊已经非常严重，因此不得不作出定户等的办法来，挹此注彼，以保证租税的收入。唐武德六年（公元623年），下“令天下户，量其资产，定为三等”；到了武德九年，又以“天下户立三等，未尽升降，宜为九等”（《通典·食货典·赋税》）。《通典》于“江南郡县折纳布约五百七十余万端”句下，夹注说：“大约八等以下户计之，八等折租，每丁三端（五丈一端）一丈，九等则二端二丈，今通以三端为率。”从上引材料看来，户等高者纳布多，可见户等和租调的关系，也是至为密切的。

国家的赋税，人民必须依限缴纳。《唐律·户婚律》有明文规定：倘户主到期不向政府缴纳租庸调及地子户税之类，就须受笞四十。里正向里内征收赋税时，如征不足十分之一，亦笞四十；每缺少十分之一，就得加刑一等；全部征收不到，便要被判处徒刑二年。

由于租庸调与户税、义仓税，均须按户等计丁中来征收，因此户籍必须调查准确。唐高宗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定制二年一定户等；到了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的敕文中，已提到改为三年（子卯午酉年）一定户等。“凡里有手实，岁终具民之年与地之阔狭，为乡帐。”（《新唐书·食货志》）从唐高祖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开始，就已规定由县根据“乡帐”，三年（丑辰未戌年）一造户籍。也就是在定户等和“团貌”以后的第二年正月上旬起编造，到同年的三月三十日造讫。县的户籍，汇总到州里；州的户籍，汇总到户部。《唐律·户婚律》规定，若一户之内，户口都不向政府登记，户主处徒刑三年；户内无课役，减刑二等，处徒刑二年；“脱口及增减年状（谓老小残疾之类），以免课役”的，脱一口，家长处徒刑一年，二口加一等，严重的处徒刑三年。里正与州县官吏，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有脱漏户口和“增减年状”的事情发生，都要受到惩罚，倘由于他们贪赃枉法，因而构成上列罪状，更要从重判罪(9)。

唐代的公廨本钱　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十二月，“置公廨本钱，以诸州令史主之，号捉钱令史。每司九人，补于吏部，所主才五万钱以下，市肆贩易，月纳息钱四千文，岁满授官”。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京师及州县……诸司置公廨本钱，以番官贸易取息，计员多少为月料”。贞观十一年，罢诸司公廨本钱。十二年，复置公廨本钱。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言“七十余司，更一二岁，捉钱令史六百余人受职”。“廛肆之人，苟得无耻，不可使其居职。”太宗乃罢捉钱令史，复给百官俸。贞观二十一年二月，令在京诸司依旧置公廨本钱，捉以令史、府史、胥士等，令回易纳利，以充官人俸，至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废之。“其后又薄敛一岁税，以高户主之，月收息给俸，寻颛以税钱给之，总十五万二千七百三十缗。”唐玄宗开元十年（公元722年），中书舍人张嘉贞又陈其不便，遂罢天下公廨本钱，复税户以给百官。开元十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隐奏，“请籍百姓一年税钱充本，依旧令高户及典正等捉，随月收利，将供官人料钱”。同年，复令“州县籍一岁钱为本，以高户捉之，月收赢以给外官，复置天下公廨本钱，收赢十之六”（《唐会要·诸司诸色本钱》）。

唐王朝在开元、天宝全盛时代，全国有州三百二十八，县一千五百七十三，那么为数众多的州县地方政府的日常用度，唐政府独出心裁，置公廨本钱，由捉钱令史或高户来主持其事，利用这笔高利贷本钱来回易生利，以充官人俸钱。这样就减轻了地方政府对朝廷所加的财政压力，这本来是可取的手段。但是利息太高，高门富户有能力偿还本利的，并不需要借贷公廨本钱；而贫穷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借了那么高的息钱（收赢十之六），必然无法清偿，毋怪公廨本钱有时不得不废止了。现抄录敦煌博物馆藏《唐天宝初年地志残卷》两片段如下：

淮南道十四州

岭南道六十八州（摘录桂府十六州）

以上所引《唐天宝初年地志残卷》中的两大段，一段是淮南道贳放钱贯收取利息的，一段是岭南道（桂管）贳放银两收取利息的，反映了公廨本钱这一高利贷形态曾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可以说无远不届了。

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敕：“长安、万年两县，各备钱一万贯，每月收利，以充和雇，时祠祭及蕃夷赐宴别设，皆长安、万年人吏主办，二县置本钱，配纳质债户收息以供费。诸使捉钱者，给牒免徭役。”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敕：“诸色本钱，比来将放与人，或县自取及贫人将捉。非惟积利不纳，亦且兼本破除。今请一切不得与官人及穷百姓并贫典吏，拣择当处殷富干了者三五人，均使翻转回易，仍放其诸色差遣，庶得永存官物，又冀免破家”（《唐会要·诸司诸色本钱》）。这两道敕文反映了捉钱令史，可以给牒免徭役；同时公廨本钱不交给穷百姓和贫典吏来发放，而由官府拣择当处殷富干了之人来担任捉钱令史，令其翻转回易，使高利贷经营获得本息兼收，不致亏本。

唐代宗大历六年（公元771年）三月敕：“军器〔监〕公廨本钱三千贯文，放在人上取利，充使以下食料纸笔，宜于数内收一千贯，别纳店铺课钱，添公廨收利杂用。”德宗贞元元年（公元785年）四月，礼部尚书李齐运奏：“当司〔公廨〕本钱至少，厨食阙绝，请准秘书省大理寺例，取户部阙职官钱二千贯文，充本收利，以助公厨。”结果得到许可。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七月，中书门下奏：“敕厘革京百司〔公廨〕息利本钱，应征近亲，及重摊保、并远年逃亡等。……伏以百司〔公廨〕本钱，久无疏理，年岁深远，亡失颇多，食料既亏，公务则废，事须添借，令可支持。伏望圣恩，许令准数支给，仍请以左藏库度支助陌钱充。”敕旨：“宜依。”（《唐会要·诸司诸色本钱》）可见两税法实施以后，一切苛捐杂税，大都并入两税，唯独内外诸司诸使公廨本钱，依旧存在。

据唐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正月敕：“每有过客衣冠，皆求应接行李，苟不供给，必致怨尤。刺史县令但取虚名，不惜百姓。宜委本道观察使条流，量县大小，及道路要僻，各置本钱，逐月收利。或观察使、前任台省官，不乘馆驿者，许量事供给、其钱便以留州留使钱充。每至年终，申观察使，如妄破官钱，依前科配，并同入己赃论，仍委出使御史纠察以闻。”同年四月，河南府奏：“当府食利本钱，出举与人。”敕旨：“河南府所置本钱，用有名额，既无别赐，所阙则多，宜令改正名额，依旧充用。”同年六月，河中、晋、绛、慈、隰等州观察使孙简奏：“准敕书节文，量县大小，各置本钱，逐月四分收利，供给不乘驿前观察刺史，前任台官等。晋、慈、隰三州各置本钱讫；得绛州申，称无钱置本，令使司量贷钱二百贯充置本，以当州合送使钱充。”敕旨：“宜依，仍付所司。”（《唐会要·诸司诸色本钱》）可见诸司公廨本钱，终唐之世，一直没有废除（参见本书本章第三节《高利贷剥削的盛行》）。官廨本钱成为唐官府发放高利贷的主要手段，也成为唐代的主要弊政之一。

(1)　《玉海》卷一百三十八《兵制》引《邺侯家传》：国初，太原义从之师，愿留宿卫为心膂不归者六万，于渭北白渠之下七县绝户膏腴之地，分给义师家为永业，于县下置太原田以居其父兄子弟。

(2)　敦煌石室发现《唐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帐后户籍残卷》伯希和第三八七七号文书：

户主赵玄义　年陆拾玖岁　老男

合应受田伍拾贰亩，壹拾壹亩已受，卌一亩未受

《唐天宝六载（公元747年）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户籍残卷》伯希和第三三五四号文书：

户主阴龙衣祖　载捌拾伍岁　老男合应受田伍拾壹亩并未受

户主程什柱　载柒拾捌岁　老男

弟大信　载叁拾肆岁　上柱国子

合应受田壹顷伍拾伍亩（丁男百亩，老男户主五十亩，宅五亩）　陆拾肆亩已受，九十一亩未受

户主程仁贞　载柒拾柒岁　老男

合应受田伍拾叁亩　叁拾壹亩已受　廿二亩未受

户主刘感德　载捌拾肆岁　老男

合应受田伍拾壹亩并未受

唐大历四年（公元769年）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手实斯坦因第五一四号文书：

户主赵大本　年柒拾壹岁　老男

合应受田肆顷伍拾叁亩（丁男四人四百亩，老男户主五十亩，宅田三亩）　玖拾亩已受，三顷六十三亩未受

户主索思礼　年陆拾伍岁　老男昭武校尉前行

左金吾卫灵州武略府别将上柱国

合应受田陆拾壹顷伍拾叁亩（上柱国六千亩，丁男百亩，老男户主五十亩，宅田三亩）

贰顷肆拾叁亩已受，伍拾九顷一十亩未受

(3)　唐王朝在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颁布均田令，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再次颁布均田令。但玄宗这次颁布均田令时，均田制已濒临崩溃前夕。唐代的史料，对于武德七年的均田制，叙述比较简略，而对开元二十五年的均田制，记载比较详细。本来开元时的均田令，是武德以来朝廷实施各种均田补充措施的总汇，所以它不仅代表开元时代的法令，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整个唐前期的均田制度。为全面介绍唐前期实施均田的各种制度起见，本章有些地方，把两次令文内容，合在一起讲。

(4)　《唐律》卷十三《户婚律》：诸部内田畴荒芜者，以十分论，一分笞三十，一分加一等。户主犯者，亦计所荒芜五分论，一分笞三十，一分加一等。　　疏议曰：部内，谓州县及里正所管。……不耕谓之荒，不锄谓之芜。……户主犯者，亦计所荒芜五分论。计户内所受之田，假有受田五十亩，十亩荒芜，户主笞三十，故云一分笞三十；一分加一等，即二十亩笞四十，三十亩笞五十，四十亩杖六十，五十亩杖七十。其受田多者，各准此法为罪。

(5)　《唐律》卷十三《户婚律》：诸里正依令授人田，课农桑。若应受而不授，应还而不收，应课而不课，如此事类犯法者，失一事，笞四十。　疏议曰：依田令，户内永业田课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土地不宜者，任依乡法。……若……应课植桑、枣而不植，如此事类犯法者，每一事有失，合笞四十。

(6)　《唐律》卷十二《户婚律》：诸卖口分田者，一亩笞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地还本主，财没不追。　疏议曰：口分田，谓计口受之，非永业及居住园宅。……受之于公，不得私自鬻卖。违者一亩笞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卖一顷八十一亩，即为罪止。地还本主，财没不追。

(7)　按《通典·食货典·田制》称：应给宽乡，并依所定数。若狭乡，所受者减宽乡口分之半。其给口分田者，易田则倍给。　注云：宽乡三易以上者，仍依乡法易给。　《白氏六帖事类集》引唐《授田令》同《通典》（见正文所引）。然《新唐书·食货志》则称：其地有厚薄，岁一易者倍授之，宽乡三易者，不倍授。《通典》说三易倍授、《新唐书》说不倍授，今据吐鲁番出土唐代给田文书为例：

一段壹亩　部田三易　城东七里左部渠（下略）（大谷一二二五号高昌文书）

一段贰亩　部田三易　城西十里南路坞（下略）（大谷一二二九号高昌文书）

一段贰亩　部田三易　城西十里南路坞（下略）（大谷一二三〇号高昌文书）

一段壹亩　部田三易　城东三里俗尾潢（下略）（大谷二三八三号高昌文书）

一段叁亩　部田三易　城东七里左部渠（下略）

一段肆亩　部田三易　城西七里

一段贰亩　部田三易　城南五里马（大谷二三八五号高昌文书）

一段壹亩　部田三易　城南六里满水渠（下略）（大谷二三八八号高昌文书）

一段贰亩　部田三易　城东廿里高宁城（下略）

一段壹亩　部田三易　城西五里枣树渠（下略）（大谷二三八九号高昌文书）

一段叁亩　部田三易　城南伍（大谷一三九五号高昌文书）

一段壹亩　部田三易　城西五里胡麻井渠（下略）（大谷二六〇四号高昌文书）

除了以上列举的给田文书以外，退田文书中也有提到倍田三易的，如：

大女康浮知满死退一段贰亩　部田三易　城南三里马堰渠（下略）（大谷二九一六号高昌文书）

退上段贰亩部田三易　城东七里左（大谷二九二六号高昌文书）

根据上引资料，可见唐代在宽乡地区，还是给授三易之田的。

(8)　《唐律》卷十三《户婚律》：诸占田过限者，一亩笞十，十亩加一等，过杖六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徒一年。若于宽闲之处者，不坐。　疏议曰：非宽闲之乡，不得限外更占。若占田过限者，一亩笞十，十亩加一等，过杖六十，二十亩加一等，一顷五十一亩，罪止徒一年。又依令受田悉足者为宽乡，不足者为狭乡；若占于宽闲处不坐，谓计口受足以外，仍有剩田，务从垦辟，庶尽地利，故所占虽多，律不与罪；仍须申牒立案，不申请而占者，从应言上不言上之罪。

(9)　《唐律》卷十二《户婚律》：诸脱户者，家长徒三年；无课役者减二等，女户又减三等。　疏议曰：率土黔庶，皆有籍书。若一户之内，尽脱漏不附籍者，所由家长，合徒三年；身及户内并无课役者减二等，徒二年；若户内并无男夫，直以女人为户而脱者，又减三等，合杖一百。　注云：谓一户俱不附贯，此文不计人数，唯据脱户，纵一身亦为一户，不附，即依脱户，合徒三年；纵有百口，但一口附户，自外不附，止从漏口之法。……身见在官驱使，而户籍无名，虽脱户，从漏口法；既见在役任，即无课役，若一身脱户，合杖六十，及计口多者，从漏口法。漏有课口，罪至徒三年；漏无课口，罪止徒一年半。

《唐律》卷五《名例·犯罪未发自首》条疏议曰：又问：“一家漏十八口，并有课役，乃首九口，未知得合何罪？”答曰：“今首外仍隐九口，当条以不尽之罪罪之，仍合处徒三年。”

《唐律》卷十二《户婚律》：脱口及增减年状以免课役者，一口徒一年，二口加一等，罪至徒三年。其增减非免课役及漏无课役者，四口为一口罪，止徒一年半；即不满四十，杖六十。　疏议曰：奴婢、部曲，亦同不课之口。

《唐律》卷十二《户婚律》：诸里正不觉脱漏增减者，一口笞四十，三口加一等……罪止徒一年。　疏议曰：里正之任，掌案比户口，收手实，造籍法。不觉脱漏户口者，脱谓脱户，漏谓漏口及增减年状。

《唐律》卷十二《户婚律》：诸里正及官司妄脱漏增减以出入课役，一口徒二年，二口加一等。赃重入己者，以枉法论。至死者，加役流；入官者，坐赃论。

《唐律》卷十二《户婚律》：诸州县不觉脱漏增减者，县内十口笞三十，三十口加一等，过杖一百，五十口加一等。州县所管县多少通计为罪（谓管二县者，二十口笞三十；管三县者，三十口笞三十之类）。各罪至徒三年。

第二节　租庸调制的破坏与两税法的实施

均田制的破坏　均田制是带有村社残余性质的一种封建土地所有制度，它的能够存在，决定于农业技术水平相对地说还比较低下，商品货币也还不太发展的情况。到了唐中叶，农业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手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商品货币关系也有了初步的发展，这就使农村内部急遽分化，私家田庄获得了进一步的进展，土地兼并在迅速进行，均田制就在这种情况下逐渐瓦解了。

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僧侣通过各种方式兼并土地，这是封建社会地主土地所有制存在的必然结果。唐代均田制下的永业、口分田，虽然法令上规定不准买卖，但这并不是绝对的。《田令》中也规定“身死家贫，无以供葬者，听卖永业田；即流移者亦如之。乐迁就宽乡者，并听卖口分；卖充住宅、邸店、碾者，虽非乐迁，亦听私卖”。诸田虽然明文规定“不得贴赁及质”，但是在“若从远役外任，无人守业”的情况下，亦可以通融“听贴赁及质”。《田令》上固然明文规定“凡卖买皆须经所部官司申牒……若无文牒辄卖买，财没不追，地还本主”（《通典·食货典》），但是事实上只要有上面一些可以买卖土地的条件存在，就不怕找不到藉口，官府要求申牒，并不妨害上列条件下的买卖。

唐高宗“永徽中，禁买卖永业、口分田”（《新唐书·食货志》）。可是到武则天、唐中宗以后，土地买卖，更加盛行。故玄宗在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不得不再次下诏：“天下百姓口分、永业田，频有处分，不许买卖、典贴。”同时诏书也不得不承认“如闻尚未能断”，所以需要更进一步“申明处分，切令禁止，若有违犯，科违敕罪”（《册府元龟》卷四百九十五《邦计部·田制门》）了。由于土地兼并是当时封建经济发展以及私家田庄势力逐渐成长的必然结果，因此禁令虽严，效果甚微，天宝时期已经发展到极端严重地步。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十一月乙丑诏书中指出：“如闻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夺；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爰及口分、永业，违法卖买，或改籍书，或云典贴，致令百姓无处安置，乃别停客户，使其佃食……远近皆然，因循亦久。”（《册府元龟》卷四百九十五《邦计部·田制门》）可见当时王公百官、富商大贾，不但在“借荒”和“置牧”名义下，侵占了无数肥沃的国家土地，而且还公开地违法收买农民的永业、口分田。土地兼并发展到这种程度，真如《通典·食货典》所谓“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均田制度也就会迅速地破坏无余了。而当时唐政府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照顾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的，口口声声是“更从宽典，务使弘通”；因此规定“卖买口分、永业田”，“先合买卖，若有主来理者……宜并却还，至于价值……既缘先已出钱”，只要“契验可凭”，就须“官为出钱”，还给原主，如果该地“无主论理”，那么便“不须收夺”（《册府元龟》卷四百九十五《邦计部·田制门》）。这样处理，一方面说明政府如何重视地主阶级的利益，承认他们这种非法购得的土地所有权；另一方面，当时唐政府实际也不可能出钱把这些已被地主兼并去的农民土地用赎买的方式从地主手里赎回，这足以说明均田制发展到这样阶段，已经走到它的尽头了。

由于官僚、地主、僧侣等在永业、赐田、借荒、置牧等名义之下，分割去无数肥沃的国家土地，以致政府掌握的土地陷于枯竭状态；同时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人口的急遽增加，受田人数日益增多，应受田数额大大增加，更加使得均田的给受发生严重不足的情况。

我们知道，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的均田令，并不是将全国土地重新进行分配，实际上是被迫将隋末农民战争中农民获得土地的耕种权肯定下来。既然唐初不能将全国土地重新分配，而需要对前一阶段的实际耕种土地情况，予以追认，那么在宽乡，政府所掌握的土地必然较多，在狭乡，政府所掌握的土地必然较少，从而造成了宽乡授田情况较好，狭乡授田远远不能足额的情况。如上面也提到过的，唐太宗在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幸灵口（今陕西临潼境），村落逼侧，问其受田，丁三十亩。……〔太宗〕忧其不给，诏雍州录尤少田者，给复，移宽乡”（《册府元龟》卷一百五《帝王部·惠民门》）。唐玄宗在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三月敕文中也称：“京畿地狭，民户殷繁，计口给田，尚犹不足。”（《唐会要》卷九十二）这些例子都可以说明狭乡政府所掌握的土地不足，均田无法依额给授的实际情况。现在，更据敦煌出世的户籍残卷，列表来说明唐代均田受田的不足情况(1)。

从上面的表看来，从唐高宗、武则天到唐代宗大历年间，即使在敦煌地区，政府手中也没有均田土地可供口分之还授了。因此在上表所举五十六户中，普遍授田不足，有老男两户，寡妇一户，因为缺乏劳动力，甚至不授田。此外五十三户中，受田十亩以内者一户，二十亩以内者六户，三十亩以内者九户，四十亩以内者十二户，五十亩以内者六户，六十亩以内者二户，七十亩以内者六户，八十亩以内者三户，九十亩以内者三户，一百亩以内者一户，一百十亩以内者三户，二四三亩者一户。这一户索思礼，本人是上柱国、别将，户内还有一个丁男，也是折冲都尉、上柱国，因此阖户应受田六十顷一五三亩，实受永业四十亩，口分一六七亩，居住园宅三亩，勋田十九亩，买田十四亩，才达到二四三亩之数，在五十六户中，可谓绝无仅有的了。在五十六户中，另外有上柱国五人，按唐王朝的规定，上柱国可以受勋田三十顷，这五人并无勋田。一户曹仁备，只受田六十三亩；一户□仁明，只受田三十九亩；一户程大忠，只受田八十二亩；一户杜怀奉，只受田七十八亩；一户令狐进尧，只受田一百零三亩；一户索如玉，只受田二十二亩。这五户，勋田一亩也没有授，连统治阶级因军功而获赏的勋田，亦无法保证授与，可见政府掌握的土地，已经到了枯竭程度。这五十六户中，还应特别注意的是，郑恩养户有买田十二亩，索思礼户有买田十四亩，安游户有买田三亩，李大娘户有买田二十五亩，买田记载在户籍计账上，说明买卖永业、口分田已被视为合法的事。

敦煌地区的授田情况还是比较好的，西州高昌地区，均田土地的枯竭情况更为严重。兹举武则天时期的高昌县赵师户残卷（转引自东洋文化史研究所纪要第十册第二百页）：

早在武则天时代，高昌地区一户应受田一百二十一亩的，实际受田数却只有十亩四十步。一户实受的亩数，没有到达《田令》所规定的亩数的十分之一。现在更举唐玄宗开元四年（公元716年）柳中县高宁乡江义宣户籍（日本上野国立博物馆藏）为例：

这一户籍全卷固然残缺，但江义宣一户首尾却是完整的。江义宣户，丁男一，应受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母张、叔母沮渠，丁寡二，应受口分田六十亩，全家人数六口，应受居住园宅二亩，合计应共受田一百六十二亩，可是高昌地区根据狭乡减宽乡之半这一规定（永业田不减半），只能受九十一亩，但实际的已受田数只有十三亩八十步。再举康文册等户籍残卷为例：

康文册户的前一户，户主姓名已不可知，这一户应受田亩数为一百零六亩，而实际只受田六亩四十步，实际受田的亩数，只到达《田令》所规定田亩数额的十七分之一左右，均田土地缺少到这样严重程度，均田制实际上已经崩溃了。

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唐代开元末年的欠田文书中，也反映了这一地区授田不足的严重情况：

根据近人研究，认为这一欠田文书的授田基额，不是一夫百亩，而是退缩到一夫授田十亩了。其丁寡的授田，原来规定是三十亩的，而据下列高昌文书，退缩到只有四亩。

这里丁寡二人，常田三亩，部田五亩，即丁寡一人，授田退缩到四亩。这些欠田文书更说明当时实际的授田亩数，丁男十亩，丁寡四亩，尚且不能达到，缺田的严重情况，就可想而知了。而且这些欠田文书，大都是开元末年的，唐政府在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还曾冠冕堂皇地再一次颁布均田令，而在高昌地区的实际受田情况，却糟糕到这样程度。唐玄宗时代的均田令的不真实性，在以上揭示的欠田文书中，完全暴露无遗。

均田制的破坏，同时还表现在田场的分割愈来愈零碎上。北魏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实施均田制之初，在授田时曾有“正从正，倍从倍，不得隔越他畔，进丁受田者，恒从所近”的规定。也就是说，当时农民分到的土地，整块耕地是和别的农民的整块耕地连接在一起的，整块莱地（即休耕地，以供休耕之用）是和别的农民的整块莱地连接在一起的，新颁给农民的土地，无论耕地或休耕地，开始都是整块整块而不是零星合起来的。可是就在北魏实施均田制的同时，曾规定桑田“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买所不足”，既有“盈”或“不足”，于数必为奇零，永业田一开始就已经有零碎的了。后来口分田也随着均田制实施既久，政府掌握以供授受的土地愈来愈少而不足起来。唐制：“应退应受之人，对共给受。”倘若这一年某乡退田只有十五亩，而应受田丁男却有五人，《田令》中固有“授田，先课役，后不课役；先无，后少；先贫，后富”（《唐律·户婚律·疏议》）等规定，但此五丁中如果三丁条件相等，那么必然会采用较均平的手法，而把这十五亩土地分给三丁，每丁五亩，这样，久而久之，整块的土地就不可避免地割裂成为三亩、五亩的零星小块了。同时授田时，还须照顾到土壤的自然差别和经济差别，同傍一渠，亦有先后受水之异，这也必然会把比较宽阔的土地按照农田受田人数截成零星细块的。上面所引唐开元四年柳中县高宁乡江义宣户籍是最好的例子。江义宣一共受田十三亩，却分成八段，土地分割成零星小块到如此地步，这是授田制度将趋崩溃时期的必然现象。

由于唐政府用以给授的土地极端不足，因此某户如果应受田若干亩（当然是指最低数额而言的），可能在这一户居住地区的附近，没有可以用来给授的土地，这样就不能不授与距离其居住地区较远地方的土地。今引天宝六载（公元747年）敦煌县龙敕乡都乡里户籍残卷（伯希和第三三五四号）阙名户为例：

这一户的受田所在地，有的在城西七里，有的在城西二十里，两处地段相距十三里，田间管理困难必然很多。

上面讲的是敦煌地区的情况。高昌地区的情况比敦煌更严重，据近代学人的统计，五十四户中，有二十户授田段别间的距离在三十里以上。今举吐鲁番地区出土的一件退田文书和两件给田文书为例：

张阿苏一户份地地段间的距离，为五十里；而郭智果一户未死退前份地地段间的距离为九十里。在高昌地区，一丁受田不足十亩，份地又相距五十里以至上百里，均田制还能维持下去吗？

均田制并不需要政府用命令来废止，只要农民受田不足数额达五分之三或五分之四，那么一户之内，即使丁身死亡，其口分田亦必用来抵补该户另一男丁之受田不足额，而不会退还给政府，这样，政府事实上就不可能掌握很多土地以供授受，均田制到此实际上就名存实亡了。

在均田农民受田极端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却要每丁每年缴纳租粟二石，调绢二丈，庸绢六丈，其负担的沉重是可想而知的。固然唐制中有“凡天下之户，量其资为九等”的规定，当时户籍于户主名下，也都注有“下中户”、“下下户”等字样，说明它是根据受田的实际亩数和资产的多寡来定户等，使九品相通，以量收租调的(2)。这在当时农村内部分化之际，本不失为一种调节的好办法。可是这一办法，对真正少地的农民帮助却不太大，富户、商人也不会真正受到限制。富裕的农民，怕一家劳动人手多会提高户等，于是“苟为规避”，在其父母生存的时候，就和父母“别籍异居”(3)；有的“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所在充满”（《旧唐书·姚崇传》）(4)；富商大贾大多嘱托官吏，居于下等(5)。政府定户等征收租调，本来是为了征收租调时使九品相通，税收不致落空，现在富户强丁，定户时既多列居下等，那么便无法从富裕户中多收租调来调节贫下户，而政府又不愿意把自己的总收入减少，这样，贫下户虽受田极端不足，而租调却不可能减少。举前表开元四年董思户，授田二十八亩，内永业二十亩，口分八亩，而缴纳的租粟是二石；余善意户，授田二十八亩，内永业二十亩，口分七亩，园宅一亩，缴纳的租粟也是二石；杜客生户，授田四十亩，内永业三十九亩，园宅一亩，缴纳的租粟也是二石。土地不足，租粟却并没有减少。更举王万寿户为例：

王万寿受田只十一亩，而租粟却仍是二石，没有减轻。更举邯寿寿户籍为例：

邯寿寿户应受田一百三十一亩，内永业二十亩，口分八十亩，丁寡三十亩，园宅一亩，而实际受田四十四亩，只有应受田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可是却要缴纳一百三十一亩土地的足额租调，每年要出调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租粟二石，这些田租、丁调并没有因为土地授与不足而相应有所减轻，政府如此毫无节制地搜括人民脂膏，怎么不叫均田农民迅速破产呢？

还有成为农民破产重要因素的，是繁重的差科和兵役。

唐代的民夫每年要轮番去政府公廨充任“防阁”、“执衣”、“白直”这类差役，如果不去应役，也要出代役金，每丁每月二百零八文。在唐玄宗天宝初年，充当这些差役的，全国“约计一载破十万丁以上”（《唐会要》卷五十一），即一年之中，有十万丁夫轮番充任“防阁”、“执衣”、“白直”而免缴政府庸绢。到了天宝五载（公元746年），始别加税钱，来给与官吏，作为“防阁”、“执衣”、“白直”等的代役金，而不再“配丁为白直”（《通典·职官典》）。在天宝五载以前，农民在“白直”等类差役上的负担，也是非常沉重的。除了“防阁”、“执衣”、“白直”以外，住在政府水陆驿边的农民，还要被差遣去充当驿夫和纤夫，尤其艰苦。在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里，也深刻地反映了这一地区人民为差科所苦的情形，他们有的被地方政府派去护送来往官吏；有的被差去葱岭、疏勒（今新疆喀什）一带递送文书；有的被遣往龟兹（今新疆库车）护送马匹；有的去修筑城戍；有的去运送食粮和燃料或是烧炭。这些被差遣的丁夫，冒着风沙在戈壁滩上来往，如果驮马死了，除了把马皮剥下缴还官吏呈验以外，还得赔补不少的钱，来抵偿马价。这些差科，往往使农户倾家荡产。毋怪唐中宗的即位敕（公元705年）中，要说“户口逃亡，良由差科繁剧”（《唐大诏令集》卷二）了。

唐府兵六十余万，大都是均田户（均田户未必都是府兵，而府兵必然是均田户）。他们二十一岁及龄入役，六十一岁满龄退役，一生中服兵役历四十年之久。唐王朝强盛时代，东征西讨，战斗的任务不能说不沉重，不过由于政府分配给他们以一部分的土地，府兵本人除领到一部分土地以外，租调身庸还可豁免，他们的经济是比较优裕的，所以他们能够以优良的武装出现于疆埸之上，战斗力是比较强的。

但是这里遇到一个矛盾，即在唐初期，关内、河东二道，就已地狭人稠，土地极端不足，可是这二道又是府兵的重要兵源地，所谓“畿内之地，是为殷户，丁壮之民，悉入军府”（《唐会要》卷八十四），如果允许“户殷之处，听徙宽乡”，那么这些丁壮“便出关外”，成为“虚近实远”（《唐会要》卷八十四）了。因此唐政府原则上是主张“军府之地，户不可移；关辅之民，贯不可改”（《唐会要》卷八十五）的。可是到了唐高宗晚年及武则天统治时代，均田制已经逐渐破坏，不仅在地狭人稠的京畿地区，“丁壮受田，罕能充足”（《文苑英华》卷六百五《皇太子请家令寺地给贫人表》），就连河西走廊等地区，府兵户的受田也没有什么保障。兹举武则天圣历三年（公元700年）常才户籍为例：

常才是“卫士”，亦即府兵，除了保有十七亩永业和一亩园宅以外，还可以豁免身庸租调，户籍所谓“课户见不输”，但是连一亩口分田都分配不到，而且一为府兵户，又很难获得允许迁往宽乡，这样，府兵户的经济就会明显地衰颓下来。

唐制，府兵出发的时候，还要他们自己准备横刀、弓矢、衣装之类。至如马匹，开始由政府给予府兵二万五千钱，令他们自己到市上去购买，经过检验认为合格，就归他骑乘。到了武则天、唐中宗时代，马价渐贵，市上的马价也逐渐增高，仅靠政府发给的二万五千文买马费，实际上已买不到一匹好马了。因此府兵要买战马，还得自己掏腰包。所以穷苦的农民，一遇到征调，就不得不“卖舍贴田，以供王役”（《旧唐书·李峤传》）。有时他们甚至陷于“拆屋卖田，人不为售，内顾生计，四壁皆空”（《旧唐书·狄仁杰传》）的境地。由于他们受田，他们必须要负担这种沉重的兵役和沉重的剥削；后来他们索性放弃自己的一份份地，而“越关继踵，背府相寻”（《唐会要》卷八十五），踏上逃亡的道路。

沉重的兵役，是促成均田农民破产逃亡的一个因素。

农民领不到足够的土地，可是却要负担超额的租庸调和沉重的兵役，因此情愿放弃这一小块土地，而流亡他乡。按照《唐律》，农民流亡是要受处罚的(6)，如果是府兵而逃亡的话，那么处罚更重(7)。官吏容纳浮浪人居住，也要受到处分(8)。可是这一些封建王法，阻遏不住当时农民逃亡的洪流。

唐代农民的逃亡，开始于武则天天册（公元695年）、神功（公元697年）之际，当时“天下户口，几亡其半”（《旧唐书·韦嗣立传》）。后来政府在诏令中也指出当时这些农民“违亲越乡，盖非获已，暂因规避，旋被兼并”，他们“客且常惧，归又无依”，自然只好流亡在他乡异县，“或因人而止，或佣力自资”（《唐大诏令集》卷一百十一《置劝农使安抚户口诏》），所谓“佣力客作，以济糇粮”（《旧唐书·李峤传》），“常遣守庄农作，抚恤恒若家童，好即薄酬其庸”（大谷第二八三五号高昌文书《武周长安三年括沙州逃户牒》），沦为庄客了。

农民如有逃亡，官吏既要受到处分，于是“州县惧罪”，“耻言减耗”，并没有把逃亡的户口从户籍簿上注销，因此“逃户租庸”还是“据帐缴纳”，且“令近亲邻保代输”（《唐会要》卷八十五）。这样，这些近亲邻保也只好跟着逃亡。

逃亡的农民，有的成为客户，有的成为私家田庄上的庄户。除此以外，流为“盗贼”的也不少，如陈子昂在武则天时《上蜀川安危事》一疏中称：“今诸州逃户有三万余，在蓬、渠、果、合、遂（并在今四川东部）等州山林之中，不属州县，土豪大族，阿隐相容，征敛驱使……其中游手惰业亡命之徒，结为光火大贼，凭依林险，巢穴其中。”唐玄宗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崔沔奏疏中也说：“仙州（治舞阳，今河南舞阳西北）……土地饶沃，户口稀疏，逃亡所归，顿成渊薮。”（《唐会要》卷七十）可见逃户问题不解决，阶级矛盾就会激化起来。

唐政府企图采用最后手段来巩固均田，亦即巩固王朝本身的剥削对象，于是就不得不检括逃户。唐代的检括逃户，当开始于武则天统治时代，如李峤在证圣元年（公元695年）上武则天的表文中，已经主张搜括逃户了。李峤一方面主张“逃亡之民，应自首者，以符到百日为限，限满不出，依法科罪，迁之边州”；另一方面，也不得不主张斟酌实际情形，提出“犹当计其户等，量为节文，殷富者令还，贫弱者令住”的权宜办法，并且以为如果逃户实在没有返回旧乡的可能，则“听于所在隶名，即编为户”（《唐会要》卷八十五）。可见他主张搜括逃户，但是知道不能采用强硬手段，把逃户一律递解还乡，这样做会激起民变，政局不堪设想。后来武则天长安三年（公元703年）括《甘、凉、瓜、肃所居停沙州逃户牒》（大谷第二八三五号）中，也规定“逃人括还，无问户等高下，给复二年。又今年逃户，所有田业，官贷种子，付户助营”。但这些措施，并不能促使逃户还乡，逃户问题，仍然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到了唐玄宗开元九年（公元721年）至开元十二年间，政府任命监察御史宇文融为复田劝农使，慕容、裴宽、王焘等二十九人先后充任劝农判官，兼摄御史，分头到全国十道去检括“逃户及籍外剩田”（《通典·食货典》）。唐政府先下制：“州县逃亡户口，听百日内自首，或于所在附籍，或牒归故乡”；如“过期不首，即加检括，谪徙边州。公私敢容庇者，抵罪”（《资治通鉴》唐开元九年）。同时为了劝诱逃户呈报户口，并规定“新附客户，则免其六年赋调，但轻税入官”（《通典·食货典》）。结果在全国各地检括出逃“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通典·食货典》）。括得的逃户，亦即客户(9)，政府向他们征收税钱，每丁一千五百钱，每年年终，“得客户钱百万贯”（《唐会要》卷八十五）。这说明政府至此已经完全放弃迫使逃户归籍的企图，而且还不得不轻减客户的负担，诱其“准令式合所在编户”（《全唐文》卷二十二《开元七年玄宗科禁逃亡制》）。

客户从此便被视为合法的了，州县所管户口，自此便有土户和客户的区别(10)。

唐玄宗时代括户，不仅仅是宇文融主持的这一次，如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又下敕：“天下逃户，听尽今年内自首，有旧产者，令还本贯，无者，别俟进止，逾限不首，当命专使搜求，散配诸军。”（《资治通鉴》唐开元二十四年）

不管唐政府采用什么手段检括逃户，农民的逃亡并没有停止。开元二十四年《听逃亡归首敕》还说“黎氓失业，户口凋零，忍弃榆，转徙他乡，佣假取给，浮窳求生……猾吏侵渔，权豪并夺，故贫窭日蹙，逋逃岁增”（《唐大诏令集》卷一百十一），可见农民的逃亡，比过去更多。这些逃户，当然也继续变成了客户。

经安史之乱，唐王朝的统治一度动摇，括户的方式不可能再推行下去，逃户的人数也更有增加(11)，“百姓逃散，至于户口，十不半存”（《唐会要》卷八十五宝应元年敕）。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杨炎奏行两税法时也称“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旧唐书·杨炎传》）。同年，唐政府“命黜陟使往诸道案比户口，约都得土户百八十余万户，客户百三十余万户”（《通典·食货典》），这是当时唐政府统治势力所及的地区，土户与客户的比例，已经到达土户三与客户二强之比了。

户税与地税在政府收入比重中的增加　唐代《户令》里有规定，凡是“户内有课口者，为课户，无课口者，为不课户”，所有“视流内九品以上官，及男年二十以下、老男、废疾、妻妾、部曲客女、奴婢，皆为不课户”（《通典·食货典·丁中》）。因此课役都偏压在自耕小农中年十六以上至六十岁为止的丁中身上。

唐天宝乾元时期课役户口数表

所谓“视流内九品以上官、及男年二十以下、老男、废疾、妻妾、部曲客女、奴婢，皆为不课户”，虽然不负担租庸调，但还是和课户一样，要按时向政府缴纳户税和地税的。

唐玄宗开元九年（公元721年），接受宇文融的建议，搜括户口，括出客户有八十余万户之多，这在后面还要重点讲。对于新附户籍的客户，唐王朝因为国家掌握的土地已经枯竭，无法给授永业田和口分田，也就无法采用租调的剥削形式，因此改向他们征收税钱，每丁一千五百文。数以百万计的客户，既都改征税钱，而税钱又要比租庸调轻一些，因此开元九年的年底，征得客户税钱有百万贯之多，说明采用这个剥削手段是行得通的。

《唐六典·户部郎中》条：“凡天下诸州税钱，各有准常，三年一大税，其率一百五十万贯，每年一小税，其率四十万贯，以供军国传驿及邮递之用。每年又别税八十万贯，以供外官之月料及公廨之用。”可见开元、天宝（公元713—756年）时代，户税钱的税率，每年是不等的。大税三年一次，其他两年则是小税。大税一年的税额要高于常年小税一年税额的两倍以上。除了把户税钱指定作为军国传驿及邮递之用以外，每年又别税八十万贯，来充作外官的月料钱及公廨钱之用。

因为户税三年一大税，所以大税那年的税钱也称为大税钱。今举大谷第四八九〇号唐代高昌文书为例：

大税钱壹佰陆拾伍文

十八日　堰头曾礼抄

（下略）

户税是根据户等来征收的，户等高的纳税钱多，户等低的纳税钱少。如大谷第四九〇四号高昌文书：

仙纳三载税，钱叁阡柒伯文

右件钱十一月三日送到

牒前状如前　谨牒

天宝四载十一月　日　府张〔维谦〕谨牒

橘瑞超发现高昌文书第一·一八号：

孟言送天宝三载税钱肆阡玖伯文

右件钱依数领足

牒件状如前　谨牒

这些恐怕都是七等以上户，至于八等、九等户税钱数目就没有这么大，如大谷第五八二三号高昌文书：

周通生纳天宝叁载后限钱壹伯壹拾陆文

其载七月二日　典魏立抄

户税钱是分两次征收的，后限钱壹伯壹拾陆文，在一般情况下，前限钱的数目约略相等，即天宝三载，周通生应纳税钱二百三十二文。《通典·食货典·赋税》称天宝中，“八等户所税四百五十二，九等户则二百二十二”，周通生的户税钱二百三十二文，大概接近于九等户的户税钱。又大谷第五八一一号高昌文书：

戌　周祝子纳至德叁载第一限税钱壹伯伍拾壹文　贰载十二月廿七日典张为

按大谷第五七九三号高昌文书：“周祝子、魏感保，已上第八。”第八，系指八等户，即下中户。第一限税钱，即前限税钱，周祝子前限税钱一百五十一文，如果加上后限税钱也是一百五十一文，合为三百零二文。至德三载八等户的户税钱为三百零二文，可能它不是三年一次的大税钱，而是常年所征收的小税钱，因此八等户所缴纳的数目，比起天宝中八等户年纳四百五十二文这个数目来反而要低。

《通典·食货典》称：“大约高等〔户〕少，下等户多，今一例为八等以下户计之，其八等户所税四百五十二〔文〕，九等户则二百二十二〔文〕，今通以二百五十〔文〕为率。”按天宝中天下计账，户约有八百九十余万，其税钱约得二百余万贯。如以开元时绢价每匹二百一十文计算，户税一项的收入，几乎将折合绢一千五十万匹。

地税本称义仓税(12)，是继承隋王朝的社仓税而来的。史称唐太宗贞观初年，尚书左丞戴胄上言，请“自王公以下，爰及众庶，计所垦田稼穑顷亩，每至秋熟，准见田苗，以理劝课，尽令出谷，稻麦之乡，亦同此税。各纳所在，为立义仓”。唐太宗采纳了这个建议，“令有司议立条制”。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四月，“户部尚书韩仲良奏：‘王公以下垦田，亩纳二升，其粟麦粳稻之属，各依地土，贮之州县，以备凶年。’制从之。自是天下州县，始置义仓，每有饥馑，则开仓赈给”（《通典·食货典·轻重》）。到了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唐政府认为义仓税按亩征收，要统计当年下种的青苗亩数，较为麻烦，所以下令改为按户等出粟，上上户出粟五石，上中户四石，上下户三石，中上户二石，中中户一石五斗，中下户一石，下上户七斗，下中户五斗，下下户免征。到了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又定令改为按亩起征。据《通典·职官典·太府卿》职掌下称：“凡天下仓廪，和籴者为常平仓，正租为正仓，地子为义仓。”正租是指租、庸、调的田租而言，地子是指义仓的“每亩纳粟二升”之义仓粟而言。只有“商贾户若无田及不足者，上上户税五石，上中以下递减各有差”（《通典·食货典·轻重》）。义仓的粟米，原来规定只能“荒年给粮，不得杂用”（《唐六典》卷三）的，但自唐中宗神龙（公元705—706年）以后，政府拨支天下义仓存谷，“费用向尽”（《通典·食货典·轻重》），实际上已经成为政府的一项正式税收了；且因按亩征收的缘故，连义仓税这一名称，在政府令文上也逐渐被改称为地税了。

义仓税自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起，按亩征粟，亩纳粟二升，只有“商贾户、无田及不足者”，才允许按户等来纳粟。唐政府在天宝中向全国人民征收到的地税，每年达一千二百四十余万石之巨，这和唐政府每年向全国征收到的租粟总数相比（江南郡县租米因以布折纳，故不统计在内），只相差三十万石左右。当时全国义仓贮积粟米的总数为六千三百余万石，比正仓的存粟还要多三分之一，真是一个巨大的数目。

唐政府依户等高下征收户税，按田亩多少起征地税，不会因为有课户和不课户、课口和不课口的分别，而有所免除，因此在不课户、不课口日多，课户、课口日少的情况下，户税与地税的剥削面远远要大于租庸调的剥削面。在政府税收的比重中，户税和地税的地位大大重要起来，而逐渐成为唐王朝的两项税收了。

经安史之乱以后，全国课丁的人数日益减少，而客户的人数却日益增多，这些客户或者在他乡异县，重新建立家园，置有土地，或者赁居私家田庄的房屋，而政府还是把他们编附为百姓。如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敕文云：“客户若住经一年已上，自贴买得田地，有农桑者，间有移于庄荫家住，及自造屋舍，勒一切编附为百姓，差科比居人例量减一半。”（《唐会要》卷八十五）

到了代宗大历四年（公元769年）正月十八日，又明确规定，对客户起征户税，准八等户、九等户收税。敕文云：“百姓及王公已下，自今已后，宜准度支长行旨条，每年税钱，上上户四千文，上中户三千五百文，上下户三千文，中上户二千五百文，中中户二千文，中下户一千五百文，下上户一千文，下中户七百文，下下户五百文。其现任官，一品准上上户税，九品准下下户税，余品并准依此户等税。若一户数处任官，亦每处依品纳税。”“其百姓有邸店、行铺及炉冶，应准式合加本户二等税者，依此税数勘责征纳。其寄庄户，准旧例从八等户税，寄住户从九等户税，比类百姓，事恐不均，宜各递加一等税(13)。其诸色浮客及权时寄住户等，无问有官无官，亦所在为两等收税。稍殷有者，准八等户税，余准九等户税。如数处有庄田，亦每处纳税。诸道将士庄田，既缘防御勤劳，不可同百姓例，并一切从九等输税。”（《唐会要》卷八十三）

这次敕文规定了对客户征收户税的税率，意义极为重大，故杜佑在《通典·食货典》中称大历四年的这次敕文，对“寄田、寄庄及前资、勋荫、寄住家”，“一切并税”，可以比之“晋宋土断之类”，全国总户数中占五分之二强的客户既都缴纳户税，这说明户税在国家收入中更日益占重要的地位。而且这次敕文中，规定八等户税钱七百文，九等户税钱五百文，比之天宝中平均八等户税钱四百五十二文，九等户税钱二百二十二文来，也要增加很多。到了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户税一项的全年收入，即近六百万贯，比之天宝七载至十四载（公元748—755年）的户税年收二百余万贯来，又要增多两倍。

与户税调整同时，唐政府也调整了地税。在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地税还是每亩税二升(14)，到了代宗大历四年、五年的三次诏文中，都提及了提高地税税额的事情(15)。据《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七《邦计部·赋税门》：

代宗大历四年十月，敕曰：“比属秋霖，颇伤苗稼，百姓种麦，其数非多，如闻村闾，不免流散。来年税麦，颇有优矜。其大历五年夏麦所税，特宜与减常年税。其地总分为两等，上等每亩税一斗，下等每亩税五升。其荒田如能开佃者，一切每亩税二升。”

代宗大历四年十二月敕：“今关辅诸州，垦田渐广，江淮转漕，常数又加，计一年之储，有大半之助。其余地税，固可从轻。其京兆来年秋税，宜分作两等，上下各半。上等每亩税一斗，下等每亩税六升。其荒田如能佃者，宜准今年十月二十九日敕，一切每亩税二升，仍委京兆尹及令长一一存抚，令知朕意。”

代宗大历五年三月，定京兆府百姓税，夏税，上田亩税六升，下田亩税四升；秋税，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亩税三升。荒田开佃者，亩率二升(16)。

第一，上引两道诏文中，都提到“优矜”和“从轻”，从字面来推测，大历四年以前的地税征收率，一度比大历四年规定的还要重。在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地税每亩还只征收二升，那么地税的增加，可能是在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以后开始的，当时军费支绌，唐政府竭泽而渔，向人民征收青苗钱，每亩十五文，地头钱，每亩二十五文，地税的加重，当亦在此时。到了大历四、五年之际，才略有调整，地税的征收方式也固定化起来。第二，这三道诏文，有的虽只提到京兆府的征收地税税额，而没有讲到全国征收地税的税额，但诸道州县，往往以京兆府为准，因此有它的普遍性。第三，这三道诏文中，都称荒田开佃，亩率二升，这与德广元年的地税征收额相合；但熟田的征收额，比广德元年的税额大为提高了。第四，在此以前，地税可能一年征收一次，现在也和户税一样，分夏秋两次征税了。第五，大历四年正月，定户税钱。这三道诏文，是紧跟着大历四年正月那道诏文发表的，因此有充分理由说，在户税调整不久，唐政府就又调整地税，这两种税收虽略有先后，几乎是同时调整的。

唐政府在户税、地税方面的收入日益增多，而在租庸调方面的收入却日益减少，这说明租庸调制已经走到它的尽头，不得不用别的赋税制度来替代它了。

两税法的确立　唐代宗大历（公元766—779年）末，舒州（治怀宁，今安徽潜山）刺史独孤及，在其《与杨处士书》中曾讲到：

昨者据保簿数，百姓并浮寄户，共有三万三千。比来应差科者，唯有三千五百；其余二万九千五百户，蚕而衣，耕而食，不持一钱，以助王赋。《诗》不云乎？“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每岁三十一万贯之正税，悉钟于三千五百人之家。谓之高户者，岁出千贯，其次九百〔贯〕、六百贯，以是为差，九等最下，兼本丁租庸，犹输四五十贯。以是人焉得不日困，事焉得不日蹙？其中尤不胜任者，焉得不襁负而逃？若以已困之人，已竭之力，杼轴不已，恐州将不存。苟以是为念，安敢不夙兴夕惕，思有以拯之。方今为口赋，诚非彝典，意欲以五万一千人之力，分三千五百家之税，愚谓之可复。使多者用此以为裒，少者用此以为益，损有余、补不足之道，实存乎其中。（《全唐文》卷三百八十六）

租庸调已经行不通，独孤及想模仿汉代口赋来代替租庸调，当然更行不通，但这至少也反映了赋税制度至此已到非改革不可的地步。杨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他的两税法方案来的。

从租庸调变为两税，这是税法上一个很大的变革，也是唐政府在农民不断采用逃亡甚至武装起义等等斗争形式之下，不得不被迫采用这种变革以顺应当时历史的发展趋势和要求。唐前期的均田农民，在实在忍受不住唐政府的沉重的租庸调剥削和繁剧的差科奴役的情况之下，已经采用逃亡等手段，和唐王朝进行斗争了。这方面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得不少，这里就不多谈。关于采用武装反抗这一斗争形式，例子也是不少的。如在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睦州（治建德，今浙江建德）女子陈硕真自称“文佳皇帝”，众至万余人，攻破桐庐（今浙江桐庐）、於潜（今浙江昌化南）等地；开耀元年（公元681年），常州爆发了以刘龙子为首的起义；武则天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承突厥残破河北之后，在狄仁杰疏中，也称“山东群盗，绿兹聚结”，“露宿草行，潜窜山泽”（《旧唐书·狄仁杰传》），举行武装斗争；中宗时，宣州（治宣城，今安徽宣城）爆发了钟大眼的起义；玄宗开元三年（公元715年），相州（治安阳，今河南安阳）爆发了崔子攻入相州州城的起义；开元二十六年，歙州婺源县（今安徽婺源）爆发了洪贞的起义；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有吴令光进攻温州（治永嘉，今浙江温州）、台州（治临海，今浙江临海）、明州（治，今浙江宁波南）的起义。安史之乱以后，唐政府军事开支大增，对人民的剥削日益加重，统治阶级的镇压力量有所削弱，这样，农民起义的次数增多了，地区也遍及大河、大江南北了。肃宗至德二载（公元757年），西川南充（今四川南充北）爆发了何滔攻破南充郡城的起义；乾元二年（公元759年），西川昌州（治大足，今四川大足）爆发了张朝的起义；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浙东爆发了袁晁的起义，攻下台州、越州（治会稽，今浙江绍兴）、衢州（治信安，今浙江衢州）、信州（治上饶，今江西上饶）、温州、明州（治县，今浙江宁波南），“民疲于赋敛者多归之”（《资治通鉴》唐代宗宝应元年），起义群众发展到二十万人；同年，舒州（治怀宁，今安徽潜山）有杨昭的起义；广德初（公元764年），浙东余姚爆发了龚厉的起义；又武康爆发了朱潭的起义；同年，终南山爆发了高玉的起义，这支农民军“遍南山五谷间，东距虢（治弘农，今河南灵宝），西抵岐（今陕西岐山）”（《新唐书·李抱玉传》）；与此同时，浙西常州爆发了萧庭兰的起义；海上爆发了张三霸的起义；苍山（今山东苍山）境内爆发了李浩的起义；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宣（州治宣城，今安徽宣城）、饶（州治鄱阳，今江西波阳）二州爆发了方清、陈庄的起义，起义群众结集至数万人之多；同年，歙州（治歙县，今安徽歙县）爆发了王万敌的起义；州（治新平，今陕西彬县）爆发了数千人的起义。这些农民起义，虽然力量还比较分散，而且只发生在局部地区，可是已经震撼了唐王朝统治大厦的基础。为了重新巩固统治，唐王朝就不得不作出一些改革来，两税法的实施，租庸调制的废除，就是在这种形势之下被迫实行的一种改革。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八月，唐德宗即位，杨炎被任命为宰相。炎上疏说：“国家初定令式，有租赋庸调之法。至开元中，玄宗……不为版籍之书，人户浸溢，堤防不禁。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户部徒以空文，总其故书，盖非得当时之实。……则租庸之法，弊久矣。迨至德（公元756年）之后，天下兵起，始以兵役，因之饥疠，征求运输，百役并作，人户凋耗，版图空虚，军国之用，仰给于度支转运二使；四方征镇，又自给于节度都团练使。赋敛之司数四，而莫相统摄，于是纲目大坏，朝廷不能覆诸使，诸使不能覆诸州，四方贡献，悉入内库，权臣猾吏，因缘为奸。……河南、山东、荆襄、剑南有重兵处，皆厚自奉养，正赋所入无几。吏之职名，随人署置；俸给厚薄，由其增损。故科敛之名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百姓受命而供之，沥膏血，鬻亲爱，旬输月送，无有休息，吏因其苛，蚕食于人。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旧唐书·杨炎传》，参校《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八《邦计部·赋税门》）因此他主张改革税法，“作两税法以一其名”。

杨炎所提出的两税法的具体内容，据《唐会要》卷八十三载：

一、　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

二、　户无土、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二十三岁成丁）中（十八岁以上为中男），以贫富为差。

三、　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幸。

四、　居人（对前行商而言）之税，秋夏两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俗有不便者正之（《旧唐书·食货志》“正”作“三”，按建中元年起请条云：“如当处土风不便，更立一限。”则作“三”为是，言三限也）。

五、　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建中元年起请条云：“其丁租庸调，并入两税，州县常存丁额，准式申报”）。

六、　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建中元年起请条云：“其应科斛斗，请据大历十四年见佃青苗地额均税”）。

唐德宗接纳杨炎的建议，便在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二月，公布这一新税法。并明令“丁租庸调，并入两税”（《唐会要》卷八十三）。唐政府还派遣黜陟使分往各道，与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案比户口，“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唐会要》卷八十三）。

两税之名，在两税法实施前三十年，就已出现。如《唐会要》卷八十三载天宝九载（公元750年）十二月敕文，有“天下两税”之语，这里所指的两税，系指租庸调而言的，庸调敛于仲秋，租则仲冬起输，所以分两个季度征纳的租庸调，亦得称两税。常衮《制诏集》卷十四载大历四年（公元769年）三月《免京兆府税钱制》，其中有“国家计其户籍，俾出泉货，著在令典，谓之两税”之语，这里所指的两税，系指户税而言，因为户税分两个季度征纳，故亦得称两税。《旧唐书·食货志》载：“大历五年三月，优诏定京兆府百姓税：夏税，上田亩税六升，下田亩税四升；秋税，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亩税三升。”这里所说的百姓税，系指地税而言，分两个季度缴纳的地税，亦得称两税。由此可见，只要一项赋税，分为夏秋两限征收，都可以蒙上两税这一名称。杨炎创建两税法时，由于户税和地税都是分夏秋两季起征，“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因之新税法便很自然地采用了“两税”这一现成名词。

两税法中的户税，固然是继承了过去的户税形式，但在“丁租庸调，并入两税”（《唐会要》卷八十三）以后，它已孕育了新的内容了。如果完全把它和过去的户税钱等同起来看，那是不对的。因为以前的户税，只是租庸调以外的附加税，而不是正税，而现在两税法中的户税，已经代替了庸调，取得了正税的地位。在这方面，两税法中的户税，已不是以过去的户税延续形态出现，而是以庸调的继承形态出现的。但是我们如果把两税法中的户税和两税法以前的户税，一刀两断，认为它们之间截然没有联系，那也是不对的。因为两税法中的户税，不仅在征收方法上，例如依户等高下定税，三年一大税，常年一小税，以税钱来折纳绢匹，都是根据以前的户税来制定的，而且两税法的主要功能，即除了对土户进行剥削以外，不放过流徙的客户，例如对“寄庄户”、“寄住户”以及“诸色浮客”同样征税，这正是两税法实施以前的户税所具有的功能。户税在原来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被赋予新的内容，于是代替了庸调的地位，成为两税法中主税之一了。

两税法中的另一主税，是“田亩之税”。杨炎创立两税法时，曾建议政府推行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旧唐书·杨炎传》）。在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实施两税法的条文中，也提到田亩之税的“应科斛斗，准据大历十四年见佃青苗地额均税”（《唐会要》卷八十三）。

下面讲一讲青苗簿。

因为地税是按亩征税的，即使已开垦的土地，如果当年休耕不用，就不需要缴纳地税。因此地税在开征以前，必须造青苗簿，以便到收获时按亩征收。《唐六典·仓部郎中》条：“凡王公已下，户别据已受田及备荒等，具所种苗顷亩，造青苗簿。诸州以七月已前申尚书省。至征收时，亩别纳粟二升，以为义仓。”“宽乡据见营田，狭乡据籍征。……乡土无粟，听纳杂种充。”这种青苗簿底账，最近在唐代高昌文书中有大量的发现，如大谷第二三六八号高昌文书：

曹贞信贰亩　自佃　陈胡子贰亩　自佃　翟□贰亩　佃人董永贞

子贰亩　佃人董永贞　马英连贰亩　佃人张满信

护叁亩　佃人恶骨是　康鼠子贰亩　佃人康令子

进贰亩　佃人张满信　王渚仁壹亩半　佃人张满信

□鼠君贰亩　自佃　赵胸胸肆亩　自佃　何阿谷盆贰亩　佃人何元师

信贰亩　佃人何元师　范信信贰亩　自佃　赵才仁贰亩

□苟苟　窦海信贰亩　佃人苏建隆　康文师贰亩　佃人董玄护

安阿禄山半亩　佃人董玄护　赵定洛贰亩　佃人康德集

□德师贰亩　佃人张屯子　魏欢绪肆亩　佃人张屯子

匡海绪肆亩　匡子壹亩　已上佃人苏建仁

当堰见种青苗亩数、佃人，具件如前，如有隐

罚车马一道远使。谨牒

□八日　天授二年　月　日　堰头恶骨是牒

又如大谷第二三七三号高昌文书：

王阿利贰亩　佃人左神感　种粟

侯除德贰亩　佃人周苟尾　种粟

明府贰亩　　佃人周苟尾　种粟

妙德寺贰亩　佃人周苟尾　种粟

何浮毗肆亩　自佃　　　　种粟

翟胜住贰亩　　佃人杨承客　种

曹射毗贰亩　　佃人史才金　种绁（按绁即棉花）

张石相肆亩　　自佃　　　　种粟

康隆仁肆亩　　佃人索武海　种粟

王屯相贰亩　　佃人康道奴　种绁

康道奴贰亩　　自佃　　　　种粟

康尸毗贰亩　自佃　　　　种粟

王阿利贰亩　　佃人索武海　种粟

赵进进壹亩　　佃人匡海达　种粟

壹亩　　佃人匡海达　种粟

又大谷第二八四六号武则天如意元年（公元692年）高昌文书：

又大谷第一二一一号高昌文书：

竹束仁贰亩　佃人成点仁

白点仁贰亩　佃人成点仁

牒件通当堰秋青苗亩数，具主、佃人姓名

如前。如后有隐没一亩已上，依法受罪。

谨牒。

以上四件文书，都是属于不同类型的青苗簿底账。第一件文书，详列青苗亩数，主佃人姓名。第二件文书，除了记录青苗亩数和主佃人姓名外，又列记当年土地上种植的作物。第三件文书，又列记田地四至。第四件文书，是各区堰头向县政府汇报当年青苗簿的牒文，县政府就是根据这一底本来编制县的青苗簿的，同时也就是根据这个青苗簿底账来向人民征收地税的。青苗簿除了注明青苗亩数和主、佃人姓名以外，因为“乡土无粟”，允许用其他品种作物来替充缴纳，缘此也记载了当年所种的作物名称。一般的青苗簿，未必都需要详细注明四至，但有时政府企图检括剩田，因此地方政府在事先编造青苗簿时，也要求里正、堰头注明四至，不过恐怕这不是经常的情况。高昌青苗簿底账的发现，说明在武则天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和如意元年（公元692年）以前，已经有了青苗簿了。青苗簿是征收地税的重要依据，它的存在，为两税法的实施提供了必要条件，这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到的。

依据大历十四年的青苗簿来征收地税，只说明此后每一年收地税，都以它前一年的青苗簿为依据，来按亩征税，并不是说永远冻结在大历十四年那一年的垦田亩数上。一般来说，对官吏考绩，其所统地区的垦田亩数，是只许增多，不许减缩的。因此青苗簿上所载亩数，也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和青苗簿有关的青苗钱，我们下面另要讲到。

两税法实施后，按亩征收粟米的地税税率，固然史无明文，但据陆贽在《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的奏议中，提到：“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元稹在《同州奏均田》的奏议内，提到：“右臣当州百姓田地，每亩只税粟九升五合，草四分。”陆贽的奏议，作于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左右，元稹的奏议，作于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左右。由此可知，从贞元十年到长庆二年，这三十年间，关中京畿的地税税额，每亩在五升至九升五合。

两税法中的地税，即田亩之税，固然也是继承着过去的地税（即义仓税）形式，但在两税法实施后，“丁租庸调，并入两税”（《唐会要》卷八十三），它已经孕育了新的内容了。如果完全把它和过去的地税、义仓税等同起来看，那也是不对的，因为过去的地税，本来是义仓税，从表面上看，它应该掌握在农村基层组织的手中，并不能算是国家的正式税收，而现在两税法中的地税——即田亩之税，则取得了正税的地位，并替代了田租。在这方面，两税法中的地税——即田亩之税，完全不是以义仓税的延续形态出现，而是以田租的继承形态出现的。但是，我们如果认为两税法中的地税和以前的地税截然没有联系，那也是不对的。因为两税法中的地税，不仅在征收的方法上，如根据本年度的青苗亩数，按亩征粟，是承袭着过去地税的方法来制定的，而且在均田崩溃，授田制度无法继续下去以后，“田亩移换，非旧额矣”，按丁纳租的方法，绝对行不通了，而按亩纳粟的方法，却是可以推行的。两税法实施前的地税，恰恰具备了以按亩纳粟的方法来征收的这一条件，这样，义仓税也就正式演变为两税中的地税，具有了新的内容，正式替代了田租的地位，而和户税一起构成了两税法的主要内容。

尽管在两税法实施之初，户税占极其重要的地位，地税还居于次要的地位，但从赋税制度总的发展趋势来看，是从税人、税户逐渐走向税地。因为丁身可逃，户可逃，而资产不易隐避，土地田亩比起其他资产来，更不易隐避。为了保证政府的赋税收入，舍人税地，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而且自均田制崩溃以后，土地的买卖更加公开而频繁了，田庄经济日益发展起来了，舍人税地，使大土地所有者分担起一部分赋税，这对集中地主阶级力量的中央集权来说，也是有必要这样做的。因此尽管地税在当时还不占据极重要的地位，但它是新的东西，只会一天天更重要起来。所以从唐中叶的两税法，过渡到宋的二税法，基本根据田亩来纳税，这一发展，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现在有些同志认为两税法是指夏秋两季征税，单指户税，不包括地税，我们认为这是缺乏根据的。我们认为两税法之得名，以秋夏两征；而两税法的内容，则包括户税和地税两种。建中元年颁布的实行两税法的命令，明明白白提到户税和应科斛斗，应科斛斗即地税。而且明确地指出“丁租庸调，并入两税”。怎么能说两税只有户税，不包括地税在内呢？陆贽在贞元十年《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的第三条《论长吏以增户加税辟田为课绩》中提到两税，“两税每至定户之际，但据杂产校量，田既自有恒租，不宜更入两税”，“不宜更入两税”，正说明田亩之税已并入两税，不过陆贽认为这样做，不十分合理罢了，并不能据之以证地税不在两税之内。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元稹在同州刺史任上，论《当州税麻》事，也提到“臣昨因均配地税，寻检三数十年两税文案，只见逐年配率麻地，并不言两税数内？为复数外？”因为均配地税，要翻检三数十年以来的两税档案，这不是清清楚楚地说明地税包括在两税档案以内吗？又《唐会要》卷八十四载大中四年（公元850年）正月制：“又青苗、两税，本系田土，地既属人，税合随去。”这里所讲的两税，也是指两税中的地税而言的，同一制文提到“其诸道州府所征两税匹段等物”，这是指两税中的户税而言的。可见一般称两税中之地税为“两税斛斗”，称两税中之户税为“两税钱物”或“两税匹段”，虽然同样得称两税，但是还是在征收的品类中加以裁别(17)。

两税法实施时，不管以资产为户等之差来征收户税，还是以土地亩数为准来征收地税，每州的税额，是“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便为两税定额”（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施行之初，“每岁天下共敛三千余万贯，其二千五十余万贯，以供外费；九百五十余万贯，供京师。税米麦共千六百余万石，其二百余万石，供京师；千四百万石，给充外费”（《通典·食货典·赋税》）。因为以钱谷定税（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所以即使在征收时，根据钱谷数目，“临时折征实物”，而度支司计算起来，还是以钱谷两项为计算单位的。一般说来，地税征收到的往往是谷米；而户税“定税计钱，折钱纳物”，折征到的大部分是布帛，只有小部分是钱贯。所以从租庸调转变为两税，在税制上是一个较大的变革，但是在剥削的性质上，并没有两样，同样是既向人民要大量的粟米，又向人民要超额的绢布。

均田制的破坏无余，租庸调变为两税法，两税法中户税的“定税计钱，折钱纳物”，都意味着货币使用范围比较以前有了发展，土地公开地买卖，土地关系变化加速；与此同时，自耕小农的分化过程也在加速进行，封建性的租佃关系也在更加发展。这一事实，也就决定了两税法只能暂时解决政府的税收问题，而不能遏止此后农民的破产与逃亡。

但是，唐前期是“以丁夫为本”来征收租庸调的，它的弊端，马端临说得很清楚，“人之贫富不齐，由来久矣。今有幼未成丁，而承袭世资，家累千金者，乃薄赋之；又有年齿已壮，而身居贫约，家无置锥者，乃厚赋之，岂不背缪”（《文献通考·田赋考》）。尤其到了唐“中叶以后，法制隳坏，田亩之在人者，不能禁其买易，官授田之法尽废。则向之所谓输租调者，多无田之人矣，乃欲按亩而征之，令其与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赋，可乎？”自然不但行不通，而且也非变不可了。而两税法中的户税，则是根据资产户等来征税的，所谓“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至如两税法中的地税，按亩征粟，更是土地多者则纳粟多，土地少者则纳粟少。比起行不通的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来，自然要合理多了。

我们说，两税法的实施，政府的赋税开始从税人走向税地，但也不要绝对化，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这条令文。因为两税法虽然不以丁身为本，但是政府为征收户税而定户等时，还是参酌民户劳动力多少来制定的，所以“州县常存丁额”，还是要“准式申报”，而且有些政府徭役，也还需要丁壮来负担，因此丁额不废。

安史之乱以后，唐政府竭泽而渔，“科敛之名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旧唐书·杨炎传》）。大历中，“非法赋敛”，又有“急备、供军、折估、宣索、进奉之类”（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依照两税法实施时的规定，在两税法实行后，前此所加于民户身上的“新旧征科色目，一切停罢。两税外别率一钱，四等官准擅兴赋，以枉法论”（《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八《邦计部·赋税门》）。所以杜佑说：“自兵兴以后……征敛多名，且无恒数。……建中新令，并入两税，恒额既立，加益莫由。”（《通典·食货典·丁中》）两税法在简化税收项目和简化征收手续方面，对纳税的民户来说，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利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把“加益莫由”这一句话，信以为真。更不能认为“两税法外，别率一钱，四等官准擅兴赋，以枉法论”的皇帝令旨，真正在实行。事实上，两税法实施时，原来在两税以外的一些附加税，如青苗钱、地头钱等，就并没有并进两税里去。两税法实施以后，即在德宗年代，许多附加税，在各色各样名目之下，又在不断增加。故陆贽说：“大历中，非法赋敛、急备、供军、折估、宣索、进奉之类，既并收入两税矣。今于两税之外，非法之事，复又并存，此则又益困穷。”他还说：“本惩赋敛繁重，所以变旧从新。新法（两税法）既行，已重于旧。旋属征讨，国用不充，复以供军为名，每贯加征二百。当道或增戎旅，又许量事取资。诏敕皆谓权宜，悉令事毕停罢。息兵已久，加税如初”（《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所以“加税莫由”，并不是真实情况，实际是“加税如初”，这在下面还要详细讲到。

《资治通鉴》唐德宗贞元三年（公元787年）云：“自兴元（公元784年）以来，是岁最为丰稔，米斗直钱百五十，粟八十，诏所在和籴。（十二月）庚辰，上畋于新店，入民赵光奇家，问‘百姓乐乎？’对曰：‘不乐。’上曰：‘今岁颇稔，何为不乐？’对曰：‘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它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后又云和籴，而实强取之，曾不识一钱。始云所籴粟麦，纳于道次，今则遣致京西行营，动数百里，车摧马毙，破产不能支。愁苦如此，何乐之有！每有诏书优恤，徒空文耳。恐圣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两税法实施以后的第八年，人民的反映如此，这是值得深思的。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两税法中的户税，固然“定税之数，皆计缗钱”，而实际上“纳税之时，多纳钱绢”，钱币在这里，只是作为计算的标准，而民户实际缴纳的，大部分是绢布，只有一小部分是钱贯。而且由于“定税计钱，折钱纳物”的缘故，人民的负担反而加重了，人民在折纳时要缴纳给政府比常额加至二倍、三倍的绢布。如陆贽在《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中所说：“往者初定两税之时，百姓纳税，一匹折钱三千二三百文，大率万钱为绢三匹。价计稍贵，数则不多。”“近者百姓纳绢一匹，折钱一千五六百文，大率万钱为绢六匹。价既转贱，数则渐加。”韩愈在长庆二年（公元822年）《论变盐法事宜状》云：“初定〔两〕税时，一匹绢三千，今只八百。”这样折算，万钱大率折纳绢十二匹半，绢价愈落，百姓以绢折钱，纳绢愈多。长庆二年十二匹的绢价，才能抵得建中元年的三匹绢价，物价愈低落，人民的负担不是减轻了，相反是加重了。唯其“定税计钱”，而实际征收的却不是钱，而是绢布，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怪现象。因此，在评论两税法时，如果片面强调货币所起的进步作用，是不大合适的。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政府在税收中，用货币来当作折算单位，而两税中一小部分用钱贯来纳税，是商品货币关系比之以前有了一些发展的一种反映。但是，这种微弱的反映如果不和当时经济现象的一切总和联系起来看，过分予以强调的话，那也会和当时历史实际不相符合的。

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固然有可以肯定的地方，但究竟是封建社会内，一种赋税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赋税剥削制度。在两税法公布后，唐政府一年内向人民搜到钱三千余万贯，米麦一千六百余万石，说明这一次赋税制度的改革，获得好处的还是唐统治阶级。他们通过这次赋税改革，保证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并使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逐渐稳定下来，也就巩固了政权的基础。

租庸调的废止，两税法的确立，这不仅是赋税制度上的改革，而且还是中国封建土地制度上的一种重大变革。因为行之数百年的均田制，至此寿终正寝了。在此以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固然地主土地所有制已占主导地位，但政府还掌握了大量土地，以份地形式授予小农，作为地主土地所有制形式的一种重要补充。现在，小农授予份地的制度一去不复返了（到了辽、金，北部中国又出现村社残存形态的份地，这不在本书讨论之内），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田庄经济形态更占主导地位了。在此以前，限田、名田、王田、屯田、占田、均田、营田，使土地的买卖，多少受到一些限制；现在，土地的买卖，比较合法化了。李翱《进士策问》第一道云：“其法弗更（指两税法），及兹三十年（时为元和五年，即公元810年，自建中元年，即公元780年至元和五年，适三十年），百姓土田，为有力者所并，三分逾一其初矣。”可是土地兼并在两税法实施以后还在剧烈进行。所以我们认为均田制的崩溃，租庸调制的废止，两税法的确立，土地兼并的继续进行，田庄地主经济形态的更占主导地位，部曲、佃客制度的废弃，人身依附关系的有所缓和，都标识着中国封建社会逐渐从前期走向后期。

两税法以外的杂税　唐政府颁行两税法时，规定“比来新旧征科色目，一切停罢，两税外别率一钱，四等官准擅兴赋，以枉法论”（《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八《邦计部·赋税门》）。白居易在《秦中吟·重赋》中也提到：“国家定两税，本意在爱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可是日久因循，两税之外。仍是税上加税，今分别列举如下：

青苗钱：上面已经讲过青苗簿，现在讲青苗钱。先是唐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分遣宪官税天下地青苗钱……仍以御史大夫为税地钱物使，岁以为常，均给百官”（《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七《邦计部·赋税门》），这可以说是征收青苗钱的开始。代宗大历初，“以常赋不给，乃税人垦田亩十有五钱，资用窘急，不暇成熟，候青苗即征之，故谓之青苗钱，主其任者谓之青苗使”（《册府元龟》卷五百六《邦计部·俸禄门》）。“大历八年（公元773年）正月诏，‘其青苗地头钱，天下诸州每亩率十五文，比以京师繁剧，加至三十文。自今已后，宜准诸州例，每亩十五文’”（《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七《邦计部·赋税门》）(18)。《资治通鉴》唐广德二年胡三省注引宋白《续通典》交代得更详细，“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五月，诏京兆府应征青苗、地头钱等，承前青苗钱，每亩征十五文，地头钱每亩征二十五文，自今已后，宜一切以青苗钱为名，每亩减五文，征三十五文，随征夏税时，据数征纳。八年（公元773年），每亩率十五文。”这条注文把青苗钱的开始征收，以及和地头钱的合并经过讲得很详细。“大历八年五月，初增税京兆青苗亩三钱，以给掌闲、骑。”“大历十二年二月，虢州刺史崔衍奏：‘虢居华陕之间，而税重数倍。青苗钱，华陕之郊亩出十有八，而虢之人亩征七十。’有诏乃减虢州青苗钱。”（《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八《邦计部·赋税门》）

建中元年，两税法实施后，青苗钱并没有并入两税，还是依旧征收。

〔德宗〕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十月，度支奏：“京兆、河南、河中、同华、陕虢、晋绛、坊、丹延等州府秋夏两税、青苗等钱物，悉折籴粟麦，所在储积，以备军食。”（《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四《邦计部·经费门》）

顺宗即位，赦天下百姓，应欠贞元二十一年二月三十日已前榷酒及两税钱物诸色逋悬一物已上，一切放免。京畿诸县应今年秋夏青苗钱，并宜放免。（《册府元龟》卷四百九十一《邦计部·蠲复门》）

宪宗永贞二年（即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正月，诏京畿诸县今年青苗钱及榷酒钱，并宜放免，地税率与每斗量放二升。（《唐大诏令集》卷五《改元元和赦》）

京兆府今年夏青苗钱，应合征共八万三千五百六十贯文，并宜放免。（《唐大诏令集》卷七十七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景陵优劳德音》）

奉先县营奉力役，劳敝极深，来年夏青苗钱宜令放免。栎阳、美原、高陵、富平，来年夏青苗钱，每贯放二百文，不满贯者，每百放二百文。（《唐大诏令集》卷七十七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光陵优劳德音》）

京兆府今年夏税青苗，量放一半。（《唐大诏令集》卷五《改元太和赦》）

其京兆府来年夏青苗钱，宜放一半。天下除两税外，辄不得科配，其擅加杂榷率，一切宜停。（《唐大诏令集》卷七十一《太和三年南郊赦》）

其奉先县宜放今年夏税、青苗钱。（《唐大诏令集》卷七十七咸通七年（公元866年）六月八日《孝明太皇太后山陵优劳德音》）

其京兆府今年青苗、地头及秋税钱，悉从放免。（《唐大诏令集》卷八十六《咸通七年大赦》）

从以上所举资料可见，两税之外，青苗钱并没有停废，一直在征收。不但如此，青苗之外，地头钱也在征收了。

义仓税：唐初的义仓税，演变为地税。建中元年实施两税法之后，不久又向人民征收义仓税了。

古者虽有水旱，人无菜色，皆由储蓄不匮，劝导有方。前代所置义仓，国初亦循其制，备灾救乏，甚便于人。即宜准贞观故事，天下所垦见田，上自王公，下至百姓，每丰稔之岁，秋夏两时，州县长官，以理劝课，据顷亩多少，随所种粟、豆、稻、麦，逐便贮纳，以为义仓。如年谷不登，即量取赈给。官司但为其立法劝课，不得收管。仍各委本道观察使逐便宜处置闻奏。（《唐大诏令集》卷六十九陆贽《贞元元年南郊大赦天下制》）

贞元元年（公元785年）上距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定两税法只有五年，就又在两税之外，多出一义仓税来了。

其劝课百姓，自置义仓，仍准贞元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制处分。（《唐大诏令集》卷七〇《贞元九年南郊大赦》）

应天下州府，所税地子数内，宜十分取二分，充常平仓及义仓，仍各逐稳便收贮。（《册府元龟》卷五〇二《邦计部·常平门》）

天下诸州县应纳义仓及诸色斛斗，除准式每斗二合耗外，切宜禁断。其义仓斛斗先有借用处，委户部勾当，并须及时填足。（《唐大诏令集》卷二十九《太和七年册皇太子德音》）

文宗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八月，户部奏：“应诸州府所置常平、义仓，伏请起今后，通公私田，亩别纳粟一升，逐年添助义仓。”（《册府元龟》卷五百二《邦计部·常平门》）

宣宗以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即位，五月赦节文：“常平、义仓斛斗，已出百姓，太和中（按此即指开成元年亩别加粟一升事），又于常数外，每亩配率一升，称防灾。其所征常平、义仓正数，都无商量，如闻此色，在诸州县皆两征，已困之人，何堪重征。自今以后，宜停征太和中每亩率配之数。”（《册府元龟》卷五百二《邦计部·常平门》）

以上征引材料，说明两税以外增加的常平、义仓税，一直到唐末，还在继续征收。

间架税：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户部侍郎赵赞以军需迫蹙，乃请税屋间架。间架法，“每屋两架为间，上屋税钱二千，中税千，下税五百，吏执笔握筹，入人室庐计其数。”“或有宅屋多而无他资者，出钱动数百缗。敢匿一间，杖六十，赏告者五十缗。”（《资治通鉴》唐建中四年）

除陌钱：凡“公私给与及卖买，每缗官留五十钱，给他物及相贸易者，约钱为率。敢隐钱百，罚钱二千，赏告者钱十缗，其赏钱皆出坐事之家。于是愁怨之声，盈于远近”（《资治通鉴》唐建中四年）。

竹木茶漆税：税十分之一，亦建中四年，赵赞所建议。及朱反，泾原兵入长安，大呼长安市中曰：“不税尔间架、除陌矣”（《新唐书·食货志》）。朱平，德宗于兴元元年（公元784年）下诏罢除陌钱、税间架以及竹木茶漆等杂税。

茶税：赵赞于建中四年，建议税茶，兴元元年，曾下诏停收。贞元九年（公元793年），诸道盐铁使张滂又奏请税茶，“凡州、县产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税一”，“令所在别贮，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税。自是岁收茶税钱四十万缗，未尝以救水旱也”（《资治通鉴》唐贞元九年）。

唐穆宗即位，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天下茶加斤至二十两（本来十六两为一斤，至是茶二十两为一斤）。

文宗太和中，盐铁使王涯“表请使茶山之人，移植根本，旧有贮积，皆使焚弃，天下怨之”。及甘露之变，王涯被杀，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二月，宰相令狐楚奏，“昨者忽奏榷茶，实为蠹政。盖是王涯破灭将至，怨怒合归。岂有令百姓移茶树就官场中栽，摘茶叶于官场中造，有同儿戏，不近人情”。令狐楚主张榷茶“一依旧法”，“惟纳榷之时，须节级加价，商人转台，必较稍贵，即是钱出万国，利归有司，既无害茶商，又不扰茶户”（《旧唐书·食货志》）。下诏许可。

武宗即位（公元840年），“盐铁转运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拓地钱，故私贩益起”（《新唐书·食货志》）。唐宣宗大中六年（公元852年），盐铁转运使裴休奏：今“正税茶商，多被私贩茶人侵夺其利。今请强干官吏，先于出茶山口，及庐（州治合肥，今安徽合肥）、寿（州治寿春，今安徽寿县）、淮南界内，布置把捉，晓谕招收，量加半税，给陈首帖子，令其所在公行，从此通流，更无苛夺”（《旧唐书·食货志》）。裴休并著条约：“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行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受人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停居私商或为之作保作掮客）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茶〕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新唐书·食货志》）大中中，每年收茶税钱六十万三千三百七十缗九十七文（见《读旧唐书直笔》）。

榷酒：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定天下酤户，以月收税。建中元年（公元780年），罢收酤酒税。建中三年，复禁民酤，凡“置肆酿酒，斛（十斗为斛）收直三千，州县总领，薄、私酿者论其罪。寻以京师四方所凑，罢榷。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复禁京城、畿县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钱百五十（此斗钱百五十为酒税钱，酒价仍酒斗三百钱），免其徭役。独淮南（镇江都，今江苏扬州）、忠武（镇长社，今河南许昌）、宣武（镇浚仪，今河南开封）、河东（镇河东，今山西永济西蒲州）榷（酒药）而已。元和六年（公元811年），罢京师酤肆，以榷酒钱随两税、青苗敛之。太和八年（公元834年），遂罢京师榷酤。凡天下榷酒为钱百五十六万余缗，而酿费居三之一，贫户逃酤不在焉”（《新唐书·食货志》）。宣宗大中中，酒钱一百三十七万九千九十一缗二百八十六文（见《读旧唐书直笔》）。

盐税：“天宝（公元742—755年）、至德（公元756—758年）间，盐每斗十钱。”乾元元年（公元758年），盐铁使第五琦初变盐法，“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刘晏代第五琦领盐务，其法益密。初年盐利“岁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增至六百余万缗”。贞元四年（公元788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奏加盐价，“江淮盐每斗增二百，为钱三百一十，其后复增六十，河中两池盐每斗为钱三百七十”。自刘晏更定盐法以后，“亭户犯法，私鬻不绝，巡捕之卒，遍于州县，盐估益贵，商人乘时射利，远乡贫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顺宗时，始减江淮盐价，每斗为钱二百五十，河中两池盐，斗钱三百。”元和初，兵部侍郎李巽为盐铁使，巽初岁之盐利，“如刘晏之季年，其后则三倍晏时矣”（《新唐书·食货志》）。宣宗大中中，盐税四百八十一万二千四百四十一缗三百九十文（见《读旧唐书直笔》）。

两税法以外，又有青苗钱、义仓税、茶税、酒税、盐税，可见百姓的负担，还在不断加重。

私家田庄的发展　唐前期从武则天、唐玄宗以来，私家田庄就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了均田制已经崩溃，租庸调制难以执行，代替租庸调制的两税法实施之后，世族地主经济日趋衰落与转化，庶族地主的田庄经济的发展更日益加速了。

唐初之制，官吏皆授永业田，勋官并授勋田，皆可传之子孙。经过百年左右，随着唐王朝官僚机构的不断扩大和官吏人数的急剧增加，政府掌握的大部分土地，渐次变为官吏子孙的永业田即成为私家的庄田了。唐王朝除了按品级授予官吏以永业田之外，从建国开始，还不断把大量政府掌握的土地，赏赐给勋臣以及寺院，称为“赐田”，其事例在前章中已经讲得很详细，这样也使许多政府掌握的土地，转入官僚、寺院的手中，以后发展为官僚大地主或寺院的田庄。

当时官僚大地主和僧侣大地主除了获得大量永业田、勋田、赐田以外，还尽量兼并百姓的土地，所以在政府敕文中，我们时常可以见到下列的话：“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所以逃散，莫不由兹。宜委县令，切加禁止。”（《唐会要》卷八十五引《宝应元年四月敕》）可见《通典·食货典·田制》所讲的“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是真实地反映了由于均田制度的彻底破坏所引起的非常激烈的土地兼并这一历史事实的。兼并的例子，如唐玄宗开元中，刑部尚书卢从愿“广占良田，至有百余顷”（《旧唐书·卢从愿传》），故玄宗“目从愿为多田翁”（《明皇杂录》）；工部尚书张嘉贞也说当时“朝士广占良田”（《旧唐书·张嘉贞传》）；东京留守李“丰于产业，伊川膏腴水陆上田，修竹茂树，自城及阙口，别业相望，与吏部侍郎李彭年皆有地癖”（《旧唐书·忠义·李传》）。而当时“寺观广占田地及水碾，侵损百姓”（《唐大诏令集》卷一百十《唐隆元年诫励风俗敕》），“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观”（《旧唐书·王缙传》），也成为普遍的现象。唐玄宗天宝初，全国有“寺五百一十八，观一千八百五”（《通典·州郡典》序），由此以推，寺观占地的总面积，在全国范围内，也是极其可观。

在上节讲到地税时，曾引用吐鲁番出土的武周时代青苗簿底账，这种青苗簿底账反映出当时小租佃制的关系，是非常发展的。这种小租佃制出现的原因很多，一种可能，是由于政府在均田土地的给授上，地段过于分散，均田农民未能照顾他们过于分散的土地，而不得不把一部分过分分散的土地，转租给他人；另一种可能，是由于当时一部分均田农民非常穷困，不得不把他们的口分、永业田典贴给另一富裕的农民，可是这种典贴，在唐《田令》上则认为是不合法的，这样，就以租佃的形式，使它合法化。政府在青苗簿中所以要列上主、佃两方姓名，也正因为他日在收地税时，如果主方缴不出，就叫佃方来负担。这种小租佃制的出现，和以后大土地所有制租佃关系的发展，并不是一回事，但这种小租佃制的发展，却是可以成为此后大土地所有制发展和兼并土地的温床。两税法实施以后，永业、口分田的买卖，更没有限制了，绝大部分的均田土地，便陆续被大土地所有者兼并了去。

从上面所讲的情况来看，庶族大地主的田庄经济，是在均田制破坏的废墟上发展起来的。

还有，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世家大族经济，到这时更日益衰落。本来这些世家大族，主要依靠他们在政治上的特权来维持他们经济方面的利益，隋唐以来，政治上的特权如九品官人之法已经取消，门荫入仕也不为当世所重，主要出身的一途，唯有科举，这样一来，他们的进仕之路，和一般庶族地主并没有多大差别。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有异于西方领主封建社会的，就是单独由长子继承财产的制度，始终没有确立下来，一个大地主死后，除了有爵位的由其长子袭爵之外，所遗财产（包括土地）是由诸子分承的，因此即使拥有三五百顷土地的世家大族，死后再传到他们的孙子手里，大半已经成为几十顷的地主了，再一、二传，又成为几顷的地主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拥有政治特权的时候，其中有些房分还能世代冠冕，奕叶公卿，继续扩大田产，保持他们大地主的优越地位。到了唐代，虽然不是完全没有（如通过科举、仕至公卿）这种可能，但比起以前来，究竟是凤毛麟角了。世家大族的土地经过子孙不断分割，即使还保存有几顷土地，可是他们长期养尊处优，不事生业，家庭人口又较多，这些都促使他们的经济更加衰落下来。唐懿宗咸通中（公元860—873年），荆州有书生号唐五经，常谓人曰：“不肖子弟有三变，第一变为蝗虫，谓鬻庄而食也；第二变为蠹鱼，谓鬻书而食也；第三变为大虫（虎），谓卖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辈，何代无之。”（《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六引《北梦琐言》）可见世家大族的土地，也在转入庶族大地主的手中。

有些世家大族的经济，即使没有完全衰落，还能勉强维持，但是部曲、佃客对他们的依附关系，不得不有所改变与缓和。事实上，世家大族经济的衰落，和部曲、佃客依附关系的强化，严重地影响生产的积极性，有分不开的关系。部曲、佃客由于人身依附过于强化，身份地位过于低下（仅比奴婢高了一些），生产情绪怎么也不容易提高。《唐律》对部曲、佃客的逃亡，处刑极重，但自武则天时代起，均田农民大批逃亡，成为私家田庄的客户；部曲、佃客也在这种浪潮冲击之下，擅自离开荫附的地主而逃亡他乡了。今据日本学者仁井田升所引在今吐鲁番吐峪沟发现的高昌文书《部曲白小秃等名籍残卷》（写在唐钞《论语孔氏传》纸背）：

部曲白善□　　年伍拾陆岁　　丁部曲　空

部曲白小秃　　年肆拾捌岁　　丁部曲　空

部曲妻赵慈尚　年伍拾岁　　　丁部曲

部曲男索铁　　年叁拾岁　　　丁部曲男　空

拾玖岁　　丁部曲男　空

丁部曲男　空

这一高昌部曲附籍，确凿的年代已不可考知，但敦煌石室发现的唐代户籍残卷中，开元、天宝之际的户籍，多在人名之下注有“空”字，大历四年的手实，却不注有“空”字，因此我们推断这一部曲附籍残卷，大概也是开元、天宝时期的卷宗。这一部曲附籍残卷，记载了丁部曲，丁部曲妻和丁部曲男共六人，除了丁部曲妻下没有注上“空”字外，两个丁部曲、三个丁部曲男下，都注了“空”字。“空”字大概是后来注上的，它的确切含义，现在还不十分清楚，肯定不是户籍的原文，而是后来在复查户籍时特别注上的。“空”可能系指其人已不在（包括逃亡、没落等情况），经过规定的一段时间，倘若还不返回，那么就注明“限满，除”。这一部曲附籍注上“空”字，大概也是这一意义。从这一部曲附籍残卷来看，这时籍上的部曲、佃客，大都已经逃亡，他们的附籍，也和均田户户籍一样，有籍无人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经济没有完全衰落的世家大族，为了不使自己土地上的耕作者部曲、佃客逃亡，不得不剔除部曲、佃客的附籍，把他们的身份地位提高到和当时耕种私家田庄土地的佃户、庄客一样，这也就是说，即使经济没有完全衰落的世家大族，也要让部曲、佃客对自己的依附关系，改变为佃户、庄客对庶族大地主的依附关系，这是符合当时生产水平的。从武则天、唐玄宗时代开始，均田制度面临破坏，到两税法实施时，私家田庄近乎合法化，大概前后不到一百年左右，部曲、佃客转化为佃户、庄客这一过程也接近完成。尤其到了唐末黄巢起义，唐王朝最后覆灭了，《唐律》也名存实亡了，部曲、客女制基本上消灭了。《宋刑统》虽然有很多抄袭《唐律》的地方，律文中有时还保存了部曲、客女的名词，实质上已经有所变化了。

从前面所讲的情况来看，庶族大地主的田庄经济，又是在魏晋南北朝以来世家大族经济的逐渐衰落和逐渐变化的情况下形成起来的。

因此，我们认为从唐代两税法实施时起，庶族大地主的田庄经济，在当时封建经济中，逐渐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庶族地主是和魏晋以来的世家豪族大地主相对而言的，现在有人领会庶族地主专指中小地主，我们并不同意这样看法。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世家大族，他们完全依靠门第阀阅和特权，往往世代冠冕，奕叶公卿，而庶族地主已经不完全依靠门第阀阅和特权，这是两者最显著的区别。

庶族大地主中的衣冠户，是庶族大地主中的上层，所谓衣冠户的衣冠两字，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有这个称呼，“凡厥衣冠，莫非二品”（沈约《宋书·恩幸传》序），“自洛阳荡覆，衣冠南渡”（刘知幾《史通·邑里》），这类例子甚多，今不一一枚举。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衣冠，都是指世家大族而言的。唐代的衣冠户，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名义虽同，内容却不尽相同了。唐代的衣冠户，主要是指优免赋税徭役的家族而言的。唐制，一般五品官以上，名登朝籍者，称为清资官，可以免除赋税徭役。另外如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也可蠲免徭役。凡蠲免赋税、徭役者，必给蠲符。《通典·食货典》：“诸任官应免课役者，皆待蠲符至，然后注免。符虽未至，验告身灼然实者，亦免其实任。”《新唐书·食货志》：“玄宗初立求治，蠲徭役者给蠲符。”蠲符亦称蠲卷，蠲符由户部发给。向户部请求给与蠲符的牒文称“论请蠲牒”。关于进士科及第的可以免除赋役，始见于《文苑英华》卷四百二十六唐穆宗《南郊改元赦文》：“名登科第，即免征徭。”《文苑英华》卷四百二十七唐敬宗《宝历元年正月赦文》：“名登科第，即免征徭。”姚合《送喻凫校书归毗陵》诗：“阙下科名出，乡中赋籍除。”喻凫，毗陵（今江苏镇江）人，登唐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进士第。这些都证明唐穆宗以来一直到唐文宗，进士科及第，都能蠲除其家赋役。《全唐文》卷七十八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加尊号后郊天赦文》：“从今以后，江淮百姓非前进士及登科有名闻者，纵因官罢职，居别州寄住，亦不称为衣冠户。其差科色役，并同当处百姓流例处分。”可见只有进士科及第者，才能取得衣冠户的资格，才能免除赋役。《唐大诏令集》卷七十二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南郊赦文》：“准会昌中敕，家有进士及第，方免差役，其余只庇一身。”在此几年之后，杨夔在《复宫阙后上执政书》中也说：“侨寓州县者，或称前资，或称衣冠，既是寄住，例无徭役。且敕有进士及第，许免一门差徭，其余杂科，止于免一身而已。”进士科及第，除官往往只是畿尉、校书郎，畿尉正九品下，校书郎从九品上，和五品清资官名挂朝籍者相比，品第比较低，而“阙下科名出，乡中赋籍除”，这大概显示对进士科的重视吧，除进士科以外的其余诸科，杨夔说止于免一身而已，这恐怕也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全唐诗》卷六百三十一颜萱《过张祜处士丹阳故居》诗序：

萱与故张处士祜，世家通旧。尝忆孩稚之岁，与伯氏（指颜萱之兄）常承处士抚抱之仁……光阴徂谢，二纪于兹。适经其故居，已易他主，访遗孤之所止，则距故居之右二十余步，荆榛之下，荜门启焉。处士有四男一女，男曰椿儿、桂儿、椅儿、杞儿，问之，三已物故，唯杞为遗孕，与其女尚存。欲揖杞与言，则又求食于汝坟矣。但有霜鬓而黄冠者，杖策迎门，乃昔时爱姬崔氏也。与之话旧，历然可听。嗟乎，葛帔练裙，兼非所有，琴书图籍，尽属他人。又云：“横塘之西，有故田数百亩，十年不耕，唯岁赋万钱，求免无所。”呜呼！昔为穆生置醴，郑公立乡者，复何人哉。因吟五十六字，以闻好事者。

律诗的七、八两句：“柴扉草屋无人问，犹向荒田责地征。”由于张祜不是进士科出身，只做过淮南、浙西等节度使的上客，没能取得蠲除赋役的优待，身后萧条，有故田数百亩，虽十年不耕，每岁尚须赋钱万钱，求免无所。一代名诗人张祜由于没有取得进士科出身，所以不能成为衣冠户，不能免除赋籍。

唐后期，官僚的田庄，如韦宙“善治生。江陵府东有别业，良田美产，最号膏腴，而积稻如坻，皆为滞穗。大中（公元847—859年）初，除广州节度（即岭南节度使）”（《唐语林》卷七）。“宣宗戒之曰：‘番禺珠翠之地，垂贪泉之戒。’宙曰：‘江陵庄积谷尚有七千堆，无所用泉。’宣宗曰：‘此所谓足谷翁也。’”（《侯鲭录》卷六）富人的田庄，如“天宝（公元742—755年）中，相州王叟者，家邺城，富有财……积粟近至万斛。……庄宅尤广，客二百余户”（《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五引《原化记》）。这类田庄的规模都相当大。

唐中叶以后发展起来的田庄，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世家大族庄园，有着很大的不同之处，即地权虽集中，地面却较为分散。在两晋时期，世家大族在流徙之中，依恃他们的军事政治力量，来广占土地，荫庇佃客。他们的土地，一般是连成一大片的，很少分散在各处，以后他们的子孙不断分割土地，土地虽然也割裂成比较小的地段，但是宗族的结合仍然在军事上或政治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个别的世家大族地主，仍然是宗族联合起来后的坞垒堡壁的实际领导者，在当时的北方尤其如此。唐中叶以后发展起来的田庄经济，不完全和以前一样，田庄的土地，主要是从均田农民手里早已分割得很零碎的土地陆续兼并来的；就是被兼并的世家大族的土地，这些土地经过世家大族子孙的分割，也已割裂得不像样子了。因此，尽管他们拥有上万亩的土地，可是不可能整片地连在一起。也就是说，他们的田庄，往往随着他们的兼并能力所及，随时添置，而不能不分布在各处。这些分布在各处的土地，当然也不是完全无计划的，决不会在淮南道的江都购地一百亩，山南东道的襄阳购地三百亩，岭南道的番禺购地二百亩，分散到这种程度。因此在地面分散的情况下又有相对集中，假定这一大地主，在江陵有地四千亩，在枝江有地三千亩，在松滋有地三千亩，在荆门有地二千五百亩，这些土地，又和附近其他地主或农民的土地，犬牙交错，连在一起。这些土地，离开庄主所居住的宅子，往往有数十里、上百里以至数百里之遥，庄主管理这些土地，征收庄租，都会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地主如果自己居住在江陵的话，就在枝江、松滋、荆门三处，各置一庄，作为经营这些分散土地的据点，一切租佃手续的办理，庄租的征收，向政府缴纳两税，都在这些据点进行。像这种情况的庄子称之为一庄，它的含义就等于是地主土地的一个经营据点。唐李冗《独异志》中说：

唐崔群为相，清名甚重。元和（公元806—820年）中，自中书舍人知贡举。既罢，夫人李氏因暇日常劝其树庄田，以为子孙之计。笑答曰：“予有三十所美庄，良田遍天下，夫人复何忧。”夫人曰：“不闻君有此业。”群曰：“吾前岁放春榜三十人，岂非美田邪？”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陆相（贽）门生乎？然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约其子简礼，不曾就春闱之试。如君以为良田，则陆氏一庄荒矣。”群惭而退，累日不食。

这条材料是以进士科收录门生来譬喻设置庄田的。这里的三十庄，也是指地主经营土地的据点而言的。一般来说，中小地主土地不多，他们的田庄，多在本乡附近，而大地主的田庄，则多遍布州县。中小地主的田庄，如晚唐诗人陆龟蒙，在《甫里先生传》中称他自己“先生之居，有地数亩，有屋三十楹，有田奇十万步（吴田亩当二百五十步，十万步为四百亩），有牛不减四十蹄（十牛），有耕夫百余指（十余人），而田污下，暑雨一昼夜，则与江通色，无别己田他田也。”因为陆龟蒙不曾得中进士，不是衣冠户，家产也只有四百亩田，所以容易连在一起，如果一个地主多到万亩，要想连在一起就有困难了。

寺院也设置田庄，日本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称：“长山县（今山东邹平东）长白山醴泉寺……庄园十五所。于今不少。……出寺门，向北行十五里，到醴泉寺庄断中（吃午饭）”，可见醴泉寺有田庄十五所，有一所田庄在寺北十五里。今陕西陇县有《唐会昌元年（公元841年）重修大像寺碑》，碑文记载该寺“管庄大小共柒所”，都“管地伍拾叁顷伍拾陆亩三角荒熟，并柴浪等捌顷叁拾捌亩，半坡侧荒肆拾伍顷壹拾捌亩□□熟”，“风伯庄荒熟共壹拾壹顷伍拾亩”（《金石萃编》卷一百十三）。这一万一千七百多亩土地，分别设七个庄来管理。这些庄，都是僧侣大地主经营土地，征收庄租的据点。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是地主经济的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里，土地一直可以买卖，因此，魏晋南北朝的世家大族庄园也好，唐宋以后的庶族大地主田庄也好，都不可能形成像欧洲封建领主庄园那样整套的结构，我们不能用欧洲领主庄园的框框，来套中国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有些同志说，中国封建地主的田庄，有水，有茶园等等，好像是极其完整的一个自给自足整体，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唐代的大地主或寺院的田庄，不是没有水碾、水，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提到忻州定襄县（今山西定襄）“定觉寺庄，见水碾，名三交碾”。可是这种水碾、水，并不完全用于加工自己田庄的谷物，同时也替附近居民加工谷物，这只是地主、寺院附带经营工商业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欧洲那样自给自足领主庄园的整体有机构成部分之一。再譬如说上面提到过的晚唐诗人陆龟蒙，有水田四百亩在甫里，甫里即今苏州市东五十里的直镇；可是他还有柴山在今苏州市西十五里的小鸡山；另外他还有茶园在吴兴顾渚山（今浙江长兴西北四十七里）下，据他自己在《甫里先生传》里称：茶山“岁入租十许薄（竹苇之器）”。甫里距离小鸡山有九十里，距离顾渚山达二百里之遥。因此这些柴山和茶园，虽然是陆龟蒙的产业，但并不和他的田庄（四百亩水田）连在一起，并不是田庄上的附属物。由此可见，如果把作为经营商业手段独立出来的水碾、水，以及和田庄并不联系在一起的柴山、茶园之类，笼统地说成是田庄内部的附属物，把田庄的组织说得极其完整，这也是和实际情况不完全符合的。

同时我们也不同意有些同志的说法，认为地主“田庄”这一名称是不存在的，庄只是一种居民点。我们固然不同意一些同志一见到庄、田庄、别墅等字样，就把它混同于欧洲领主庄园；但我们认为欧洲领主庄园是领主经济的一种经营方式，唐中叶以后中国地主田庄是地主经济的一种经营方式，这种方式，是适应中国地主经济中尤其大土地所有者地权集中，地面分散这种情况而形成的。尽管不是所有地主经济都必须采用这一方式，但就大地主经济来讲，却有其代表性，如果完全否定这种经营方式的曾经存在，那也不免偏于一面。

庶族大地主多半居住在城市中，城市的控制权，基本掌握在地主阶级及其集权起来的政府手中，城市就是地主阶级的堡垒，他们利用城市来控制乡村。大地主在城市中有华丽的第宅，在他们的乡里，又有较为宽广的庄院。至于分散在各地的田庄，也往往盖有屋舍和院落，有仓库，有牛马，有农具，那就不用说了(19)。如果地主有暇，常去居住的庄子，修建得就比较讲究，如果不是常去的庄子，那么就比较简陋了。

大地主和寺院的田庄，分布在各地，贵族的赐庄，由“庄吏”去管理(20)；一般大地主的田庄，往往由贫穷的族人、亲戚或家人奴仆去照料(21)；寺院的田庄，有专司管理的僧侣，称之为“知墅”、“知庄”(22)。因为地主是采用分成制来向佃户收租的，所以每到收获的季节，地主往往亲自下庄或派人去了解年成的好坏，并向佃户、庄户催收田租(23)。

佃户、庄客佃种庄主的土地，其所缴纳的租额，和魏晋南北朝的部曲、佃客相差并不太远，基本上是随生产量之高下而中分收获量的。陆贽在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前后上《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奏议时，其第六条《论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一节中，曾说：

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足。有田之家，坐食租税。贫富悬绝，乃至于斯！厚敛促征，皆甚公赋。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是十倍于官税也。

当时京畿上田，亩收二石左右，故私租为一石左右，中田亩收一石左右，故私租为五斗左右(24)，可见庶族地主对佃户庄客的剥削，基本上也是随生产量之高下，中分收获量的。柳宗元在《段太尉逸事状》一文中提到：“泾大将焦令谌，取人田，自占数十顷，给与农，曰：‘且熟，归我半。’”《太平广记》卷四二八引《广异记》云：“山魈者，岭南所在有之。”“每岁中，与人营田，人出田及种，余耕地种植，并是山魈。谷熟则来唤人平分。性质直，与人分，不取其多，人亦不敢取多。”这种二五分成制的习惯，北抵泾州，南及岭南，都很普及，一直到宋代还在沿用(25)。

由于土壤、气候不同，南北两地种植谷物的种类亦不同。在黄河流域一带，佃户、庄客缴纳谷物的品种，主要是粟米（粟是小米、黄米等的总称），有时也可能以豆、麦充租(26)。长江流域一带，佃户、庄客缴纳谷物的品种，主要是稻谷(27)。除此以外，佃户、庄客有时也用食油来充租，如《酉阳杂俎》前集卷八载：“元稹在江夏，襄州贾堑（今湖北钟祥南一百八十里）有庄，新起堂，上梁才毕……时庄客输油六七瓮。”是其例证。

佃户、庄客佃种地主土地，不仅要缴纳地租，而且有时还要替地主做些杂工(28)。佃户有时还充任地主的临时雇工。

关于佃户、庄客的身份地位，比起魏晋南北朝隋初唐的部曲、佃客来，可以说有了一定的改善和提高。因为前一时期的部曲、佃客，不仅在依附关系上，束缚性极强，就是在法律地位上，亦极其低下，仅高于奴婢一等而已，比一般平民要低得多。而唐中叶以后的佃户、庄客，他们受到的剥削，虽然还是很沉重的，可是在法律地位上，却是平民的身份，比之以前有了一定的提高。而且，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有一些佃户，往往既是佃户，同时又是小自耕农，即他们固然一方面佃种地主的土地，有时在某种情况下，也能节衣食，购置三五亩土地。这就使佃户、庄客的上跻平民之列，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了。而这种情况，在魏晋南北朝隋初唐时期，却是不存在的。既为部曲、佃客，荫庇于世家大族户内，就无法使自己兼有自耕农或均田户的双重身份。佃户、庄客有机会成为自耕小农，这对于佃户、庄客的身份提高说来，也是有好处的。由于佃户、庄客的社会地位，相对地有了提高，生活也略有改善，从而他们在生产上的积极性也有所提高，这对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佃户、庄客的身份地位，比之部曲、佃客固然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和提高，但唐宋以来的地主对佃户、庄客的剥削仍然是很重的，依附的关系也还是存在的，不过轻些罢了。因为没有这种超经济的强制，地主就不可能剥削农民的剩余劳动，乃至包括必要劳动。现在有个别同志过分强调主佃之间的契约关系，那是不对的。因为这种租佃的契约关系，它虽然不是卖身的契约，但却带有投靠的性质，这种封建性的租佃契约，无形中把佃户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之上，其束缚性是很强的，决不像有些同志认为的那样，佃户、庄客已经是自由佃农了，他们已经自由得像飞鸟一样了。

而且，佃户、庄客的身份地位，比之以前的部曲、佃客，尽管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和改善；但由于经济关系上处于隶属地位，因此封建社会的风俗和习惯势力，还是把他们和地主之间的关系，看作主仆关系的。佃户见了地主，还是不准作揖，而要磕头的(29)。如南宋初年的岳飞，他本来是韩琦家里的佃户，因此他即使做了大将，“每见韩家子弟必拜”（《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二），可见社会习惯势力，即使对曾经有过的主佃关系，也这样看重。

唐中叶以后，佃户、庄客离开地主土地的限制，也还是极严的。一直到宋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的诏文，还规定私家佃户，“不得非时衷私起移”，仅仅限于每年田收完毕的几天内，佃户向地主提出请求，才准“商量去住”(30)。由此可见，佃户的束缚性依旧是存在的。在南宋时期，有些地主典卖土地，还把这典卖土地上的佃户姓名载于卖契之上，称为“随田佃客”，夹带典卖。南宋末年，峡州一带，甚至把佃户计口立契典卖，不立年限(31)。如果有人说唐中叶以后的佃户，已经自由得像飞鸟一样，那么上面所说的这种情况，又怎样解释呢？

唐中叶以后的佃户、庄客，尽管身份有了某些提高，但封建法律是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因此不会也不可能制定出一套保护佃户的法律条文来的。宋代的地主，生杀佃户，“视佃户不若草芥”（《元典章》卷四十二《主户打死佃客》条）。“主家科派，其害甚于官司。若地客生男，便供奴役，若有女子，便为婢使。”“又有佃客男女婚姻，主户常行拦当，须求钞贯布帛礼数，方许成婚”（《元典章》卷五十七《禁主户典卖佃户老小》条），文中说这是南宋弊政，尽管元政府三令五申，想禁止这种情况的发展，可是实际上这种情况还在出现，所以说佃户、庄客的身份已经非常自由，是和历史事实完全不相符合的(32)。

除了佃户、庄客以外，当时还有为数较多的雇农这一阶层存在。这一雇农阶层，在封建社会后期，被称为“雇工”。明代雇工中，“计岁而受直者曰长工，计时而受直者曰短工，计日而受直者曰忙工”（嘉靖《吴江县志》）。在农忙的季节里，自耕农因为劳动人手不够，请佣雇工，一般没有主仆之分；地主的雇工，就有主仆之分，身份也比较低下。

雇工大都是连租佃土地也没有的贫苦农民，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穷困的。

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不少唐后期到五代的雇工契约，今举北京图书馆馆藏生字第二十五号《甲戌年窦跛蹄雇工契》一件为例：

甲戌年正月一日立契，慈惠乡百姓窦跛蹄，伏缘家中欠少人力，龙勒乡邓纳儿钵面上雇男延受，造作□□。从正月至九月末，断作雇价，每月一驮。春衣一对，汗衫壹领，裆一腰，皮鞋壹两。自雇如后，便须兢兢造作，不得抛功一日。忙时抛功壹日，克物贰斗。闲时抛功壹日，克物一斗。若作儿手上使用笼具镰刀铧钩锹袋器什等，畔上抛跌打损，赔在作儿身□，不关主人之事。若收到家中，不关作儿之事。若作儿偷地瓜果菜如牛羊等，忽如捉得者，仰在作儿身上。若作儿病者，算日勒价。作儿贼打将去壹看大。两共对面平章；准格不许翻悔者己己。若先悔者，罚青麦拾驮，充入不悔人。恐人无信，故用私契，用为凭。

甲戌年是唐宣宗大中八年（公元854年）。这一雇工契，还只是一个被平民雇佣作长工的契约，雇佣期是九个月，但在这九个月中，地位之低落，生活之惨淡，已经非常厉害了。

佃户、雇工是当时主要的生产担当者。此外，当时唐王朝版图辽阔，各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在岭南等边远地区，还残存着使用奴隶来进行生产的情况。如《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五引《朝野佥载》：“安南都护邓，韶州人，家巨富、奴婢千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载：唐玄宗天宝八载（公元749年），大和上“至万安州（今广东万宁），州大首领凭若芳请住其家三日供养。若芳每年常劫取波斯舶二三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其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住处也”。奴婢人数如此之多，必然使用在土地上。像这种情况，只有边远地区尚残存这种现象，在内地是不会多见的。

官庄、皇庄的私家田庄化　与私家田庄发展同时，官庄、皇庄也开始向私家田庄形式转化。

管理官庄的，称之为宫使、园苑使、庄宅使。官庄的土地舍宇财产，由司农寺掌管，因此园苑使和庄宅使是司农卿的属官。管理皇庄的，称之为内园苑使、内庄宅使。皇庄的土地舍宇财产，是属于内廷的，因此内园苑使、内庄宅使由宦官来充任。

庄宅使、园苑使设置的时代，据李肇《唐国史补》说是在唐玄宗时代。内庄宅使、内园苑使设置的时代，据李吉甫《百司举要》说是在武则天时代。无论官庄和皇庄，在唐前期还不过在形成的过程中，中唐以后，才更加发展起来。

庄宅使不仅管理土地，同时还管理“官庄宅、铺店、碾、茶、菜园、盐畦、车坊等”（《唐大诏令集》卷二）。官庄的土地，有些是原来的牧地、屯田，有些是离宫、别馆附近的土地。北朝魏、齐、周、隋，都在各地营建离宫，如北魏的中山宫，北齐的定州宫、晋阳宫，北周的同州宫、长春宫，隋的仁寿宫等等。这些离宫都圈占了周围很多土地，隋代还以大臣充宫来监管理。到了唐代，宫监改称为宫使，如九成宫使、长春宫使之类。《唐会要》卷五十九载，“开元八年（公元720年）二月，同州刺史姜师度兼营田长春宫使（长春宫在同州境内）”，长春宫所管的土地，已经作为营田之用了。同书又载，“开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敕：同蒲绛，河东西，并沙苑内无问新旧注田蒲蔺，并宜收入长春宫使检校。”我们知道沙苑在同州境内，东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是西魏周隋以来关中重要牧场之一，至此也拨归长春宫使来管辖了。另外如开元八年，同州刺史姜师度所开置的朝邑屯田，到了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十一月十七日，并敕“新丰、朝邑屯田，令长春宫使检校”。可见在唐玄宗时代，已把大量的牧地、屯田，陆续并入官庄，改由宫使来掌握。通过这种变化，官庄逐渐发展起来。

官庄的土地，一般说来是招佃出赁给农民，到期征收租米。关于官田的租额，在《夏侯阳算经》中这样说：上官田，“亩别计米六斗输官”。次官田，“亩别计米五斗输官”。下官田，“亩别计米四斗输官”。米当系指糙米而言，一般规定，稻三斛，折纳糙米一斛四斗。《夏侯阳算经》中反映的官田租额，大概是唐前期的中原地区较普遍的情况。一般说来，中原地区收获量较高，因此官田的租额也自然要高些。官田的租额，不等于就是官庄的租额，但两者相差，不会距离太远。高昌地区有反映武则天时期的官田租额，今举大谷高昌第一三〇五号文书为例：

（前　　略）

豆三斗七升

一段三亩半佃人康□□亩别〔豆〕二斗五升

一段三亩　佃人曹隆悦亩别〔豆〕三斗七升五合　一段四亩佃人康德□亩别豆二斗五升

一段二亩　佃人裴文过亩别〔豆〕二斗五升　一段四亩佃人楼□进亩别豆二斗五升

一段四亩　佃人孙弘真亩别〔豆〕二斗五升　一段五亩佃人高贞索亩别豆二斗五斤

一段五亩　佃人高苟子亩别〔豆〕二斗五升　一段四亩佃人□守□亩别豆二斗五升

一段十亩　佃人高苟子亩别〔豆〕二斗五升

六十石粟出租

一段半亩五十步佃人张隆贞计粟三斗六升　一段三亩　五斗

一段三亩佃人杨兴足计粟一石五斗　　　一段一亩

一段一亩佃人孙玄真　　　一段六亩

一段十亩佃人僧慈恭计粟二石五斗　　　一段一亩佃人田达

一段十二亩佃人赵海寺计粟六石　一段四亩卌步佃人宋二石九斗

〔一段〕一亩步计粟六斗四升五合　一段一亩卌步佃人高苟子□斗八升

（后　　略）

现就可以考知租额的数目每亩豆缴租二斗五升、三斗七升、三斗七升五合不等，每亩粟缴租二斗五升、五斗、五斗五升、六斗八升不等，比起《夏侯阳算经》内地官田地租来，又要略为低一些。这是由于地区不一样，土地肥瘠不一样，收获量不一样，因而官田的租额也不一样。高昌文书中所记的租额，也不是指官庄的租额，但可以作为当时官庄租额高下的一种参考。

官庄土地由佃户来租佃，束缚性较强(33)。皇庄的佃户，其束缚性可能又强于官庄的佃户。有些皇庄的内园闲地，不便分片租佃给百姓，如长安的园苑，就雇佣京兆平民来耕种。每月一替。《唐会要》卷八十九载，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京兆尹严郢奏：“请以内园植稻明之，其秦地膏腴田称第一，其内园丁皆京兆人，于当处营田，月一替，其易可见。然每人月给钱八千，粮食在外，内园丁犹僦募不占，奏令府司集事。计一丁一岁当钱九万六千，米七斛六斗，计所僦丁三百，每岁合给二万八千八百贯，米二千一百六十斛，不知岁终收获几何，臣计所得，不补所费。”这种一月一替的内园丁，一月的工资为八千文，米六斗，一天的工资为二百六十六文(34)，米二升。可是京兆人民都没有自愿登记应雇的，还须由京兆府用政治力量强迫平民应募，才能“集事”。可见雇内园丁之不容易。因此皇庄州县的土地，可能也是采用租佃方式，才能集事，而内苑土地，除了雇用京兆平民为内园丁来耕种之外，大概也使用官奴婢来耕种了。

(1)　斯坦因敦煌文书第六三四三号，唐高宗世，沙州敦煌县龙勒乡户籍残卷：

阙名户

卅二亩已受　廿亩永业　十二亩口分

〔合应受田〕壹顷一亩

六十九亩未受

伯希和敦煌文书第三五五七、三六六九号，武则天大足元年（公元701年）沙州敦煌县效谷乡籍：

户主邯寿寿，年伍拾陆岁，白丁，课户见输。

肆拾肆亩已受　廿亩永业　廿三亩口分　一亩居住园宅

合应受田壹顷叁拾壹亩

八十七亩未受

户主赵端严　年三十九岁　寡　代夫承户，不课户。

贰拾捌亩已受　〔廿亩永业　八亩口分〕

合应受田捌拾壹亩

五十三亩未受

户主索才，年伍拾岁，卫士，课户见输。

拾捌亩已受　〔十八亩永业〕

合应受田壹顷叁拾壹亩

一顷一十三亩未受

户主张玄均，年叁拾肆岁，上柱国子，课户见不输。

柒拾伍亩已受　卅亩永业　卅五亩口分

合应受田贰顷叁拾壹亩

一顷五十六亩未受

《敦煌掇琐》唐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沙州敦煌县平康乡户籍残卷：

阙名户

叁拾陆亩已受　二十亩永业　一十六亩口分

合应受田壹顷壹亩

六十五亩未受

伯希和敦煌文书第三八七七号，唐玄宗开元四年（公元716年）沙州敦煌县慈惠乡户籍残卷：

阙名户

叁拾柒亩已受　廿亩永业　十六亩口分　一亩居住园宅

合应受田壹顷伍拾壹亩

一顷一十四亩未受

户主杨法子，年叁拾玖岁，卫士，下下户，课户，见不输。

壹拾伍亩已受　一十四亩口分　一亩居住园宅

合应受田壹顷叁拾壹亩

〔一顷一十六亩未受〕

阙名户

贰拾陆亩已受　廿亩永业　六亩口分

合应受田伍拾壹亩

廿五亩未受

户主董思勖，年贰拾贰岁，白丁残疾，下上户，课户见输。

贰拾捌亩已受　廿亩永业　八亩口分

合应受田壹顷叁拾壹亩

一顷三亩未受

户主杨法子（杨法子重见，但授田亩数不同），年叁拾玖岁，卫士，下中户，课户，见不输。

叁拾玖亩已受　廿亩永业　一十九亩口分

合应受田壹顷壹亩

六十二亩未受

户主余善意，年捌拾壹岁，老男，下中户，课户见输。

贰拾捌亩已受　廿亩永业　七亩口分　一亩居住园宅

合应受田壹顷陆拾壹亩

一顷三十三亩未受

户主杜客生，年肆拾捌岁，卫士，下下户，课户见输。

肆拾亩已受　卅九亩永业　一亩居住园宅

合应受田贰顷壹亩

一百六十一亩未受

伯希和敦煌文书第三八九八、三八七七号文书，唐玄宗开元十年（公元722年）沙州敦煌县悬泉乡籍：

阙名户

贰拾亩已受　廿亩永业

合应受田贰顷壹亩

一顷八十一亩未受

户主赵玄义，年陆拾玖岁，老男，下中户，不课户。

壹拾壹亩已受　十一亩永业

合应受田伍拾贰亩

卌一亩未受

户主氾尚元，年伍拾捌岁，寡，下下户，不课户。

壹拾伍亩已受　十四亩永业　一亩居住园宅

合应受田伍拾壹亩

卅六亩未受

户主赵玄表，年伍拾捌岁，白丁，课户见输。

贰拾伍亩已受　廿亩永业　五亩口分

合应受田壹顷壹亩

七十六亩未受

斯坦因敦煌文书第二六八四号，唐玄宗开元十年（公元722年）沙州敦煌县莫高乡籍残卷：

户主曹仁备，年肆拾捌岁，卫士，上柱国，课户，见不输。

陆拾叁亩已受　卌亩永业　廿二亩口分　一亩居住园宅

合应受田及勋田叁拾壹顷捌拾贰亩

卅〔一〕顷一十九亩未受

阙名户

伍拾亩已受〔廿亩永业〕卅亩口分

合应受田壹顷伍拾壹亩

一顷一亩未受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敦煌基金会第四七六号文书，唐玄宗开元时期沙州敦煌县籍残卷：

阙名户

肆拾亩已受　廿亩永〔业〕　十七亩〔口分〕　三〔亩居住园宅〕

〔合〕应受田壹顷壹亩

六十一亩未受

伯希和敦煌文书第二七一九号，唐玄宗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敦煌郡敦煌县神沙乡弘远里籍残卷：

阙名户

贰拾贰亩已受　廿亩永业　二亩居住园宅

合应受田捌拾贰亩

六十亩未受

斯坦因敦煌文书第四五八三号，唐玄宗天宝六载（公元747年）敦煌郡敦煌县效谷乡□□里籍残卷：

户主□仁明，载肆拾壹岁，上柱国，下下户，不课。

叁拾玖亩已受　廿亩永业　十八亩口分　一亩居住园宅

合应受田叁拾壹顷肆拾叁亩

三十一顷四亩未受

伯希和敦煌文书第二五九二、三三五四号、斯坦因敦煌文书第三九〇七号，唐玄宗天宝六载（公元747年）敦煌郡敦煌县龙勒

乡都乡里户籍残卷（缀合）：

阙名户

肆拾亩已受并永业

合应受田壹顷捌拾肆亩

一顷卌四亩未受

户主郑恩养，载肆拾叁岁，白丁，下中户，课户见输。

壹顷一亩已受　卌亩永业　卌七亩口分　一十二亩买田　二亩居住园宅

合应受田贰顷叁拾肆亩

一顷卅三亩未受

户主曹思礼，载伍拾陆岁，队副，课户，见不输。

陆拾贰亩已受　六十亩永业　一亩口分　一亩居住园宅

合应受田叁顷陆拾肆亩

三顷二亩未受

户主刘智新，载贰拾玖岁，白丁，下下户，课户见输。

陆拾捌亩已受　廿亩永业　卌七亩口分　一亩居住园宅

合应受田壹顷陆拾叁亩

九十五亩未受

户主阴袭祖，载捌拾五岁，老男，久视元年全家没落下中户，不课户。

合应受田伍拾壹亩并未受

户主阴承光，载贰拾玖岁，白丁，下下户，课户见输。

肆拾玖亩已受　卌亩永业　七亩口分　二亩居住园宅

合应受田贰顷陆拾贰亩

二顷一十三亩未受

户主徐庭芝，载壹拾柒岁，小男，下下户，不课户。

叁拾亩已受　廿亩永业　一十亩口分

合应受田壹顷壹拾贰亩

八十二亩未受

户主程思楚，载肆拾柒岁，卫士，武骑尉，下中户，课户见输。

柒拾玖亩已受　六十亩永业　一十八亩口分　一亩居住园宅

合应受田叁顷陆拾伍亩

二顷八十六亩未受

户主程什住，载柒拾捌岁，老男，翊卫，下中户，课户，见不输。

陆拾肆亩已受　卌亩永业　一十五亩口分　九亩勋田

合应受田壹顷伍拾伍亩

九十一亩未受

户主程仁贞，载柒拾柒岁，老男，翊卫，下下户，不课户。

叁拾壹亩已受　十七亩永业　一十四亩勋田

合应受田伍拾叁亩

廿二亩未受

户主程大忠，载伍拾壹岁，上柱国，下中户，不课户。

捌拾贰亩已受　廿亩永业　六十一亩口分　一亩居住园宅

合应受田叁拾壹顷肆亩

卅顷廿二亩未受

户主程大庆，载肆拾柒岁，武骑尉，下下户，不课户。

陆拾捌亩已受　廿亩永业　卌七亩口分　一亩居住园宅

合应受田壹顷陆拾叁亩

九十五亩未受

户主程智意，载肆拾玖岁，卫士，飞骑尉，下中户，不课户。

玖拾贰亩已受　廿亩永业　七十一亩口分　一亩居住园宅

合应受田壹顷捌拾陆亩

九十四亩未受

户主刘感德，载捌拾肆岁，老男延载元年全家没落下中户，不课户。

合应受田伍拾壹亩并未受

户主令狐仙尚，载叁拾叁岁，中女，下下户，不课户。

捌亩已受　七亩永业　一亩居住园宅

合应受田伍拾壹亩

卌三亩未受

户主杜怀奉，载肆拾伍岁，上柱国，下下户，不课户。

柒拾捌亩已受　六十亩永业　十六亩口分　二亩居住园宅

〔合〕应受田叁拾叁顷贰拾伍亩

卅二顷卌七亩未受

户主卑二郎，载贰拾玖岁，白丁，下下户，课户见输。

伍拾柒亩已受　卌亩永业　七亩口分　一十亩勋田

合应受田贰顷叁拾肆亩

一顷七十七亩未受

户主卑德意，载伍拾玖岁，〔武骑尉〕〔不课户〕

肆拾叁亩已受　廿亩永业

〔合应受田壹顷陆拾〕贰亩

一顷一十九亩未受

斯坦因敦煌文书第五一四号，唐代宗大历四年（公元769年）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手实残卷：

户主赵大本，年柒拾壹岁，老男，下下户，课户见输。

玖拾亩已受　八十九亩永业　一亩居住园宅

合应受田肆顷伍拾叁亩

三顷六十三亩未受

户主张可曾，年贰拾肆岁，中女，代兄承户，下下户，不课户。

肆拾陆亩已受　廿亩永乐　廿五亩口分　一亩居住园宅

合应受田捌拾壹亩

卅五亩未受

户主宋二娘，年柒拾贰岁，寡，代婿承户，下下户，不课户。

合应受田伍拾壹亩并未受

户主索思礼，年陆拾伍岁，老男，上柱国，下中户，不课户。

男游鸾，年叁

贰顷肆拾叁亩已受　卌亩永业　一十九亩勋田　一十四亩买田　一顷六十七亩口分　三亩居住园宅

合应受田陆拾壹顷伍拾叁亩

五十九顷一十亩未受

户主安游，年伍拾叁岁，上柱国，下下户，不课户。

贰拾玖亩已受　廿亩永业　三亩买田　五亩口分　一亩居住园宅

合应受田叁拾壹顷壹亩

卅顷七十二亩未受

户主安大忠，年贰拾陆岁，白丁，下下户，课户见输。

叁拾叁亩已受　廿亩永业　一十二亩口分　一亩居住园宅

合应受田壹顷壹亩

六十八亩未受

户主令狐朝俊，年贰拾岁，中男，下下户，不课户。

叁拾捌亩已受　廿亩永业　十八亩口分

合应受田壹顷叁拾壹亩

九十三亩未受

户主令狐进尧，年伍拾捌岁，老男，上柱国，下下户，不课户。

壹顷叁亩已受　卌亩永业　六十二亩口分　一亩居住园宅

合应受田叁拾壹顷壹亩

廿九顷九十八亩未受

户主令狐娘子，年贰拾伍岁，中女，下下户，不课户。

叁拾玖亩已受　廿亩永业，十九亩口分

合应受田捌拾壹亩

卌二亩未受

户主索仁亮，年叁拾捌岁　宕州常吉府别将，下下户，课户见输

壹顷叁亩已受　六十亩永业　卌三亩口分

合应受田叁顷叁拾贰亩

二顷廿九亩未受

户主索如玉，年肆拾肆岁，兰州金城府别将，上柱国，下下户，不课户。

贰拾贰亩已受　廿亩永业　二亩口分

合应受田叁拾壹顷壹亩

卅顷七十九亩未受

户主杨日晟，年叁拾岁，白丁，下下户，课户见输。

陆拾贰亩已受　廿亩永业　四十一亩口分　一亩居住园宅

合应受田壹顷壹亩

卅九亩未受

户主李大娘，年肆拾肆岁，寡，代翁承户，下下户，不课户。

廿亩永业　廿五亩买田　一十三亩口分　一亩居住园宅

合应受田伍拾玖亩并已受

户主樊黑头，年肆拾肆岁，白丁，下下户，课户见输。

肆拾叁亩已受　廿亩永业　廿二亩口分　一亩居住园宅

合应受田壹顷壹亩

五十八亩未受

户主唐元钦，年伍拾柒岁，老男，下下户，课户见输。

玖拾亩已受　四十亩永业　五十亩口分

合应受田壹顷伍拾壹亩

六十一亩未受

本注所引，主要根据日本东京大学池田温教授《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并此志谢。

(2)　《通典·食货典·赋税》：江南郡县折纳布约五百七十余万端。本注：“大约八等以下户计之，八等折租每丁三端一丈，九等则二端二丈，今通以三端为率。”按据此，则不独户税、地税以户等量收，就是租调也是根据户等高下来征收，俾资调节。

《通典·食货典·赋税》：天宝五年制：“天下百姓单贫不能自济者，租庸每乡通放三十丁。”按通放三十丁，必然是一乡如有二百八十丁，倘政府免收三十丁租庸，那么根据户等高下，此乡二百八十丁，平均只要交纳二百五十丁租庸好了，此亦九品混通之一例。

《唐大诏令集》卷八十四《肃宗乾元二年以春令减降囚徒敕》：其天下百姓，有灼然单贫不支济者，缘租庸先立限，长行每乡量降十丁，尤恐编户之中，悬磬者众，限数既少，或未优矜，其实不支济者，宜令每乡量更矜放，待资产稍成，任依恒式。

(3)　《唐律》卷一《名例律》：七曰不孝。　注曰：“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疏议》曰：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就养无方，出告反面，无自专之道，而有异财别籍，情无至孝之心。……稽之典礼，罪恶难容……违者并当十恶。

《唐律》卷十二《户婚律》：诸祖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即于法应别立户，而不听别，应合户，而不听合者，主司杖一百。　《疏议》曰：“应别，谓父母终亡，服纪已阕，兄弟欲别者。应合户，谓流离失乡，父子异贯，依令合户，而主司不听者，各合杖一百。”

《唐大诏令集》卷四《改元天宝敕》：如闻百姓之内，有户高丁多，苟为规避，父母见在，仍别籍异居，宜令州县勘会……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风教。

(4)　《唐律》卷十二《户婚律》：诸私入道及度之者，杖一百。（本注：“若由家长，家长当罪”）。已除贯者，徒一年，本贯主司（谓私入道人所属州县官司）及〔所住〕观寺三纲知情者与同罪。

诸……监临之官，私辄度人者，一人杖一百，二人加一等。

(5)　《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六《邦计部·户籍门》：玄宗开元十八年十一月敕：“天下户等第未平，升降须实。比来富商大贾，多与官吏往还，递相凭嘱，求居下等。”

(6)　《唐律》卷二十八《捕亡律》：诸非亡而浮浪他所者，十日，笞十，二十日，加一等，罪至杖一百。……若营求资财及学宦者，各勿论。　《疏议》曰：若营求资财者，谓贸迁有无，远求利润，及学宦者，或负笈从师，或弃求仕，各遂其业，故并勿论。

(7)　《唐律》卷二十八《捕亡律》：诸丁夫杂匠在役及工乐杂户亡者，一日，笞三十，十日，加一等，罪至徒三年。即人有课役，全户亡者，亦如之。若有军名而亡者，加一等。　《疏议》曰：若有军名而亡，谓卫士、掌闲、驾士、幕士之类。名属军府者，总是有军名。其幕士属卫尉，驾士属太仆之类。

(8)　《唐律》卷二十八《捕亡律》：诸部内容止他界逃亡浮浪者，一人，里正笞四十，四人，加一等，州随所管县通计为罪。各罪止徒二年。　本注：“谓经十五日以上者，坊正、村正，同里正之罪。若有家口逃亡浮浪者，一户同一人之罪。”　《疏议》曰：谓容止十五日以上，始科里正之罪。

(9)　关于唐政府检括逃户，并列置州县的事例，有下列诸记载：

《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汀州，开元二十一年，福州长史唐循忠于潮州北、广州东、福州西光龙洞，检责得诸州避役百姓共三千余户，奏置州。

《唐会要》卷七十一：山南道随州唐城县，开元二十五年六月十五日，以客户编成十二乡，置唐城县焉。

《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南剑州尤溪县……其地与漳州龙岩县、汀州沙县及福州侯官县三处交界。山洞幽深，溪滩险峻，向有千里。其诸境逃人，多投此洞。开元二十八年，经略使唐修忠以书招谕，其人高伏等一千余户，请书版籍，因为县。

《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宣州太平县，本泾县之地。唐天宝十一年，以地居东南僻远，游民多聚结为盗，邑人患之。按抚使奏非别立郡邑，无以遏此浇竞，时以天下晏然，立为太平县。

《元和郡县图志》：剑南道渝州壁山县，本江津、万寿、巴三县地，四面高山，中央平田，周回约二百里。天宝中，诸州逃户多移此营种。……至德二年置县。

(10)　《全唐文》卷三百七十三柳芳《食货论》：自〔张说罢相〕后赋役烦重，豪猾兼并，强者以财力相君，弱者以侵渔失业。人逃役者，多浮寄于闾里，县耻其名，谓之客户，杂于居人者什二三矣，盖后魏以来，浮户、流人之类也。

《册府元龟》卷一百四十七《帝王部·恤下门》：代宗大历十二年，帝谓宰臣曰：“百姓有业则怀土为居户，失业则去乡为客户。”

(11)　杜甫《东西两川说》：谷贵人愁，春事又起，缘边耕种之人，供给之外，未见免劫掠，而还赁其地，豪族兼有其地而转富。蜀之土肥，无耕之地流冗之辈，近者交互其乡村而已，远者漂寓诸州县而已，实不离蜀也，大抵只与兼并豪家力田耳。

(12)　《册府元龟》卷五百二《邦计部·常平门》：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闰九月初六日敕：义仓据地税子，实是劳烦，宜令众户出粟，上上户五名。余各有差。按“据地税子”，《通典·食货典》、《唐会要》卷八十八《仓及常平仓》并作“据地取税”，疑“据地取子”，系当时原文，所以后来令文中多称地税为“地子”。

《册府元龟》卷四百九十《邦计部·蠲复门》：玄宗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正月，诏曰：“元率地税，以置义仓，本防俭年，赈给百姓。频年不稔，逋租颇多，言念贫人，将何以济。今……自开元十二年闰十二月以后，有未纳悬欠地税，宜放免。”

按地税本为义仓税，此诏最为可征。

(13)　关于“寄庄户”、“寄住户”、“权时寄住户”等各种名称，现在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看法。日本加藤繁博士认为这种寄庄户、寄住户，以前是作为庄里的佃农理解的，但是据《唐会要》卷八十三：代宗大历四年（公元769年）正月十八日敕文：“其寄庄户，准旧例从八等户税，寄住户从九等户税，比来百姓，事恐不均，宜各递加一等税。”这种人户，显然不能看成佃农。在近代，凡是在本籍以外的州县，置有土地，这种土地就叫做寄庄。这里的寄庄大约就是指士人在他们做官的地方置有田庄而言。我们同意加藤繁博士的看法，认为寄庄，寄田一般是指官吏在异乡置有土地而言。自唐高宗、武则天以来，差科繁剧，因此有不少地主或富裕的民户，往往迁居他乡，土地也置买在他乡，如《敦煌掇琐》中辑《开元时判词》（伯希和敦煌文书第二九七九号）第三十篇《岐阳郎光隐匿防丁高元牒问》。牒文称：“高元，县百姓，岐阳寄田，其计素奸，其身难管。昨以身着丁防，款有告身，往取更不报来，遣退因即逃避。至如郎光、郎隐，不知何色何人，既纠合朋徒，指麾村野，横捉里正殴打，转将高元隐藏，如此朋凶，何成州县。”从这一件牒文，可以知道高元的户籍在县，而他却买置土地于岐阳。因为高元是县的百姓，县政府派他去戍防，可是高元对来人说，自己已经是官了，可以不去戍防了。县政府再次派人去取告身（任命状）检验，高元不但没把告身缴来，连他本人也躲着不见了。由此推测，高元的告身，可能是假的。因此说明寄庄户、寄住户，在异乡一定置有土地，但不必一定是官吏。当然也不排斥官吏的置买土地，称寄庄、寄田。如武则天长安四年（公元704年）《百门陂碑》（《金石萃编》卷六十五）碑阴有“寄庄贝州临清县令萧衷辅”。又有“汴州寄庄唐思言”，在唐思言前列名的有“里正”、“乡望”、“县博士”这类人物，唐思言的身份也不是一般平民，起码是个中小地主。唐懿宗咸通二年（公元861年）《药师像赞》（《金石续编》卷十二）文中称：“虔奉圣旨，结邑供养者贰拾有壹人，内五人寄庄：河南处士韦敬、路虔、李德、前滑州白马县主簿张、乡贡明经郭松。”以上五人，虽也不是显宦，但也决不是农民。

《唐大诏令集》卷一百十一引常衮《劝天下种桑枣制》：“天下百姓……仍每丁每年种桑三十树，其寄住、寄庄、官荫、官家，每一顷地，准一丁例。”这一件赦文，也证明寄住、寄庄，都是在异乡有土地的人。

按唐代前期，租庸调是向受田课丁派征的租调力役，寄庄、寄田的租税负担是不算太重的。《通典·食货典·赋税》：“至大历四年正月制下，一例加税（指户税），其见任官一品至于九品，同上上至下下户等级之数，并寄田、寄庄、前资、勋荫、寄住家，一切并税。盖近如晋、宋土断之类也。”可见大历四年的这一次追加户税，它的意义，是使不在本乡置买土地的寄田、寄庄户，也得纳税。所以《通典》比之为晋、宋的土断。

关于寄住户，就是上引《通典·食货典》称之为“前资、勋荫、寄住家”的寄住户。《元氏长庆集》卷三十七《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状》中称：“严砺擅籍没管内将士官吏百姓及前资寄住涂山甫等八十八户，庄宅共一百二十二所，奴婢共二十七人。”这里所谓的“前资寄住”大约是指离任后，仍旧寄住在任官所在地的人而言的。在宋代，退官后，继续居住在任官所在地的，称之为“寄居官”，前资寄住，大概和寄居官意思相同。但前面所引大历四年敕文中的所谓寄住户，是指前资寄住户而没有庄田的人说的，对于有庄田的人，则称之为寄庄户了。前资寄住，只是寄住户的一种，事实上只要居住在异乡，都可以称之为寄住户。他固然不是佃户，但也不一定是前任官吏，一般的中小地主，所谓处士、乡望之流，为了逃避差科，还是可以寄住异乡的。

关于权时寄住户及诸色浮客，因为在大历四年敕文中提到“其诸色浮客及权时寄住户等，无问有官无官，亦所在为两等收税”。加藤繁博士认为“所谓浮客和权时寄住户中，也包括有无官的平民，所以，应当看做这里面也有庄的佃农的存在”。我们认为权时寄住户中，可能有官吏在内，而诸色浮客中，佃户的人数必然会占其中的极大多数。

(14)　《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七《邦计部·赋税门》：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七月诏：“一户之内，有三丁，放一丁庸调；地税依旧，每亩税二升。”

(15)　这三道诏令中所说的“夏麦所税”，“京兆来年秋税”，“京兆府百姓夏税”和“秋税”，指的都是地税。凡是《册府元龟·邦计部·蠲复门》提及的地税，在《新唐书》帝纪里往往只简称为税，《旧唐书》帝纪里，有时称为地税，有时也只称税。

(16)　大历五年诏文中提到的“京兆府百姓税”，在《旧唐书·代宗纪》里作《京兆府户税》，我认为《旧唐书》是错的，应该从《册府元龟》作“百姓税”，这是诏令的原文。因为在大历四年正月，唐政府刚确定户税，准九等户税钱，决不会实施了一年多，就取消税钱，改征谷物。因此京兆府百姓税，不是指户税而是指地税，这是确切无疑的。

(17)　《唐大诏令集》卷七十《贞元九年南郊大赦天下》赦文：“天下百姓，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地租斛斗，应令度支收管者，宜并三分放一分。”按此称两税之地税为地租斛斗。

《册府元龟》卷五百二《邦计部·常平门》：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正月制：“应天下州府，每年所税地子数内，宜十分取二分，充常平仓及义仓，仍各逐稳便收贮。”按地子，《唐会要》卷八十八同，《唐大诏令集》卷五误地丁。地税亦得称地子，但近年吐鲁番出土唐代文书，如大谷第三三八八号、第五八三一号、第五八三五号、第四九三六号、第四九一五号，皆唐玄宗开元、天宝时代的文书，凡营田、公廨田、职分田的租子，亦得称地子，盖不独地税得称地子。

按《唐大诏令集》卷一百十九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讨吴元济敕》：“接贼界州县百姓……元和九年两税斛斗钱物等，在百姓腹内者，并十年夏税，并宜放免。”又元和十一年《讨镇州王承宗德音》：“其迫近贼界州县……应元和十年两税斛斗钱物，在百姓腹内者，并十一年夏税，并宜放免。”这里提到的两税斛斗、钱物、斛斗即两税内的地税；钱物即两税内之户税。

《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八《邦计部·赋税门》：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正月制：“尚外诸州府百姓所种田苗，率税斛斗，素有定额。……自今已后，州县每年所征斛斗，一切依元额为定。”按这里所说的斛斗，也是指两税内的地税而言。

《唐大诏令集》卷一百十七《令李践方充四川宣抚使敕》：“蠲放今年夏秋税钱及租子等。”按这里指两税中的户税为税钱，两税中的地税为租子。

《唐大诏令集》卷三十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四月《平党项德音》：“京畿与坊、宁两道交界及当路诸县，差役繁并，物力凋残。……其今年夏税钱及青苗钱每贯量放三百文，其斛斗量放一半。”这里提到的斛斗，也是指两税中的地税而言的。

《唐大诏令集》卷七十七咸通七年（公元866年）六月八日《孝明太皇太后山陵优劳德音》：“其奉先县宜放今年夏税青苗钱，如已有诸色折纳者，即放于秋税斛斗，据数矜免。”按秋税斛斗，指两税内之秋税而言。

《唐大诏令集》卷八十六《咸通七年大赦》：“其岳州、湖南、邕容管内，沿路州县，今年二月二日德音，已蠲于今年夏秋两税各一半。……其京兆府今年青苗、地头及秋税钱，悉从放免。……河南外同、华、陕、虢等州遭蝗虫食损田苗，奏报最甚，除令放免本色苗子外，仍于本户税钱上，每贯放三百文。如今年秋税已纳，即放来年夏税。”按“本色苗子”指两税中之地税斛斗而言。

(18)　《唐大诏令集》卷一百十一常衮《减征京畿丁役等制》：其青苗。地头，天下诸州，每亩率钱十五。顷以京师烦扰，供应颇多，苟从权宜，遂倍其数，自今已后，宜准诸州例征率。

(19)　《金石续编》卷十三宋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重真寺买田地庄宅记》，此碑在扶风法门寺，记载着有一杨姓的僧侣，在寺的东北隅置买土田四百十三亩，并有“庄子一所，内有舍八间，牛三具，车一乘，碌碡大小五颗”。此外去寺西南五里，又置有水磨一所及沿渠田地。

(20)　《唐会要》卷八十四：大中六年（公元852年）三月敕：“先赐郑光县及云阳县庄一所，府县所有两税及差科色役，并特宜放者。”中书门下奏：“伏以郑光是陛下元舅，宠待固合异等。然合据地出税，天下皆同，随户杂徭，久已成例，将务致治，实为本根。近日陛下屡发德音，欲使中外画一，凡在士庶，无不仰戴圣慈。今独忽免郑光庄田，则似稍乖前意。……”奉批答：“省所奏具悉。朕以郑光之尊，贵欲优异，令免征税，初不细思。卿等……苟非爱我，岂进嘉言。……省览再三，良增慰悦，所奏宜体朕怀。”

《唐语林》卷二：郑光，宣宗之舅，别墅吏颇恣横，为里中患。积岁征租不入。户部侍郎韦澳为京兆尹，擒而械系之。及延英对，上曰：“卿禁郑光庄吏，何罪？”澳具奏之。上曰：“卿拟如何处置？”澳曰：“但许臣且系之，俟征积年税物毕放出，亦可为惩戒。”上曰：“可也。”澳自延英出，径入府杖之，征欠租数百斛，乃纵去。

(21)　《太平广记》卷三百三十引《灵异集》：兖州王鉴……开元中，乘醉往庄，去郭三十里，鉴不涉此路已五六年矣。……夜艾方至庄，庄门已闭，频打无人出应，遂大叫骂。俄有一奴开门，鉴问曰：“奴婢辈今并在何处？”奴云：“十日来，一庄七人，疾病相次死尽……”鉴大惧，走投别村而宿。

《太平广记》卷三十二《颜真卿》条引《仙传拾遗》、《戎幕闲谈》、《玉堂闲话》：〔真卿被害〕后十余年，颜氏之家，自雍遣家仆往郑州征庄租。

《太平广记》卷三百七十二引《传奇》：开成（公元836—840年）中，有卢涵学究家于洛下，有庄于万安山之阴。夏麦既登，时果又熟，遂独跨小马造其庄。……及庄门已三更，扃户阒然。惟有数乘空车在门外，牛羊咀草次，更无人物。涵……扣关，庄客乃启关，惊涵之夜至。涵……遂率家僮及庄客十余人持刀斧弓矢而究之。（以上地主田庄由家僮管理之例）

(22)　《金石萃编》卷一百八《大唐越州都督□□县阿育王寺常住田碑》：惠炬梨……法言沙门……届知墅任，垂将十年。

《太平广记》卷四百五十四引《传记》：太和（公元827—835年）中，有处士姚坤……居于东洛万安山南。……旧有庄质于嵩岭菩提寺，坤持其价而赎之，其知庄僧惠炤行凶。率常于阒处凿井深数丈……乃饮坤大醉，投于井中。（以上寺院田庄由知墅、知庄管理之例）

(23)　《太平广记》卷一百三十三引《儆戒录》：蜀人母乾昭有庄在射洪县，因往庄收刈。

《清异录》卷下：有膏粱子弟上庄墅，监获稻。天寒夜迥，须附火。庄宾（即庄客）引往山坡守禾舍，拾杉枝燃之。（以上庄主到庄监视收割之例）

《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三：刘晏判官李邈，庄在高陵，庄客悬欠租课五六年。邈因官罢归庄，方欲勘责，见仓库盈羡，输尚未毕。（以上庄主到庄催征欠租之例）

(24)　按陆贽所云，盖谓京畿附近的膏腴之地。私租亩至一石，中等之地，租亩五斗。在唐宋时代，上田每亩可收粟二石左右，中田每亩可收粟一石左右。《范文正公集》卷八《上资政晏侍郎书》云：“窃以中田一亩，取粟不过一斛。”一斛即一石也。吕陶《净德集》卷二《奏乞宽保甲等第并灾伤免冬教事状》云：“夫有田二十亩之家，终年所收，不过二十石。”以上皆言中田丰收，则亩粟一石也。《鹤林玉露》卷七引林勋《本政书》云：“百亩之收，平岁米五十石，上熟之岁，为米百石。”此亦指粟米加工之米而言之者也。据《夏侯阳算经》：粟“每斛为粝米六斗，米五斗四升，米四斗八升，御米四斗二升。”元人朱礼《汉唐事笺后集》卷六《唐租庸调》条云：“百亩之收，平岁出米五十余斛，五十余斛之米，约当粟百二十石。”此五十余斛之米，亦系指凿米言之。言五十余石米，合于百二十石带壳之粟也。陆贽所谓私租亩至一石，亩收五斗，皆指粟而言。

宋代江南的谷米产量高于北方，如范仲淹《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中称：“臣知苏州日，点检簿书，一州之内，系出税者，三万四千顷，中稔之利，每亩得利二石至三石，计出米七百余万石。”陈傅良《止斋文集》卷四十四《桂阳军劝农文》中称：“闽浙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据《夏侯阳算经》引《仓库令》云：“其折糙米者，稻〔谷〕三斛、折纳糙米一斛四斗。”范仲淹的条陈和陈傅良的劝农文所指之米，都是指糙米而言。由此推知，江南地主分成制的租入，又多于北方。

(25)　苏洵《嘉集·田制》：“耕者之田，资于富民，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使，视以奴仆，安坐四顾，指麾于其间。而役属之民，夏为之耨，秋为之获，无有一人违其节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而无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九十七元二年（公元1087年）三月，上官均上书中有“岂若役属富民为佃户，中分其利，作息自如，刑责不及之为便邪”。《容斋随笔》：今吾乡之俗，募人耕田，十取其五，而用主牛者，取其六，谓之牛米。

《容斋续笔》：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言下户贫民，自无田而耕垦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输本田主。今吾乡俗正如此，目为主客分云。

王炎（南宋孝宗时人）《双溪集》卷十一：湖右之田……计其所得于田者，膏腴之田，一亩收谷三斛，下等之田，一亩二斛。若有田不能自耕，佃客税而耕之者，每亩所得一斛一斗而已。有牛具耕种者，以四六分，得一斛一斗；无牛具耕种者，又减一分也。

(26)　大谷文书第一三〇五号记载武则天时期官田地子，亩别纳豆二斗五升，以官田例私田，疑有些地区亦以豆麦等为租。

(27)　《太平广记》卷一百七十二引《唐阙史》：咸通（公元860—873年）初，……有楚州淮阴农北庄，俱以丰岁而货殖焉。……西邻乃言稻若干斛，庄客某甲等纳到者。

(28)　《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五《诺皋记》下：工部员外郎张周封言：“旧庄城东狗脊觜西，常筑墙于太岁上，一夕尽崩，且意其基虚，又不至，乃率庄客指挥作之。”

(29)　高敬止《隐学集》：黄岩风俗，贵贱等分甚严，佃户见田主，不敢施揖。

吕毖《明朝小史》：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五月，《正礼仪风俗诏》：“乡党序齿，从古所尚，今后民间士农工商等人相见，及岁时宴会，揖拜之礼，幼老先施；坐次之列，长者居上。如佃户见田主，不论齿序，并行以少事长之礼。”（按《清律例汇辑》《乡党序齿》条亦引此文）

(30)　《宋会要辑稿》第一百二十一册《食货·农田杂录》：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十一月诏：“江淮、两浙、荆湘、福建、广南州军，旧条私下分田客，非时不得起移，如主人发遣，给与凭由，方许别住。多被主人抑勒，不放起移。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年田收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理拦阻，许经县论详。

王之道《相山集》卷二十二《乞止取佃客札子》：伏见淮南诸郡，比经兵火……其间尝为人佃客，而徙乡易主，以就口食，幸免沟壑者。今既平定，富家巨室，不复问其如何，投牒州县，争相攘夺。兵火之后，契券不明。州县既无所凭，故一时金多位高者，咸得肆其所欲；而贫弱下户，莫适赴，勉从驱使，深为痛悯。……欲乞自今以往，应尝为人佃客，而艰难之际，不见收养，至转徙他处者，虽有契券，州县不得受理。当艰难相收，逮平定辄无故逃窜者，听其主经所属自陈收捕，所在州县，不得容隐，著为令甲，庶几潜销攘夺之风，大变逋逃之俗。　按此指南宋初年，有不少佃户，因战乱离开北方，避难逃往江淮，而江淮一带的地主又想利用政治力量，把他们束缚在新的土地之上。

(31)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六十四：绍兴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六月庚午诏：“民户典卖田地，毋得以佃户姓名私为关约，随契分付。得业者，亦毋得勒令佃耕。如违忤越诉，比附因有债负虚立人力雇契敕科罪。”

胡宏《五峰集》卷二《与刘信叔书》：荆湖之间，有主户不知爱养客户，客户力微，无所赴诉者。往年鄂守庄公绰言于朝，请买卖土地，不得载客户于契书，听其自便。朝廷颁行其说，湘人群起而窃议，莫不咎公绰之请。争客户之讼，有至十年不决者。

(32)　《元典章》卷五十七《禁典雇·禁主户典卖佃户老小》条：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十二月十五日，御史台据山南湖北道按察使申，准副使杨少中牒：切见当户止靠田土，因买田土，方有地客。所谓地客，即系良民，主家科派，其害甚于官司差发。若地客生男，便供奴役，若有女子，便为婢使，或为妻妾。今后合无将前项地客户计勘实数，禁治主家科派，使令地客与无税民户一体当役，实为官民两便。又准分司签事刘承务牒：峡州路判官史择善呈本路管下民户，辄敢将佃客计其口数，立契或典或卖，不立年分，与买卖驱口无异。间有略畏公法者，将些小荒远田地，夹带佃户典卖，称是随田佃客，公行立契外，另行私立文约。……典卖佃客，若不严行禁治，必致起争，引惹词讼。又有佃客男女婚姻，主户常行拦当，需求钞贯布帛礼数，方许成亲。其贫寒之人，力有不及，以致男女怨旷失时，淫奔伤俗。卑司参详，江南主户，佃客极多，此系为例事理，理宜禁治，申乞定夺。得此，宪台相度前项事理，即系亡宋弊政，至今未能改革。南北王民，岂有主户将佃户看同奴隶，役使典卖，一切差役，皆出佃户之家；至如男女婚嫁，岂有不由父母作主，惟听主户可否，腹里并无如此体例。盖是牧民之官，不为用心禁约，以致如此。牒宣慰司具呈行省照详，禁约施行。

(33)　《宋史·食货志》载仁宗皇（公元1049—1054年）官庄客户逃移之法，“凡为客户者，许役其身，毋及其家属。凡典卖田宅，听其离业，毋就租以充客户。凡贷钱止凭文约交还，毋抑勒以为地客。凡客户身故，其妻改嫁者，听其自便，女听其自嫁”。

(34)　宋《蔡忠惠公文集·上庞端公书》：又浮海通商，钱散不聚，丁男日佣，不过四五十文。　按北宋初，岭南日工日不过四五十文，比之唐中叶京兆民雇为内园丁一天的工资二百六十六文，低落得更多。

第三节　唐代的农业、手工业、商业与高利贷

水利事业的兴修与农业的发展　唐王朝对水利事业是非常重视的，管理全国河渠、水利的，有都水监，置“使者二人，正五品上。掌川泽、津梁、陂池之政，总河渠、诸津监署。凡渔捕有禁，溉田自远始，先稻后陆。渠长、斗门长节其多少而均焉。府县以官督察”。使者下置“丞二人，从七品上，掌判监事。凡京畿诸水，因灌溉盗费者有禁”。都水监下设“河渠署，令一人，正八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上。掌河渠、陂池、堤堰、鱼醢之事。凡沟渠开塞，渔捕时禁，皆颛之”。“渭河三百里内渔钓者，五坊捕治之”。又置“河堤谒者六人，正八品下。掌完堤堰，利沟渎渔捕之事。泾、渭、白渠，以京兆少尹一人督视”。天下“诸津，〔置〕令各一人，正九品上；丞二人，从九品下。掌天下津济舟梁”（《新唐书·百官志》）。凡是首都附近重要的堰渠，皆置官管理，如兴成、五门、六门、龙首、泾堰、滋堤凡六堰，皆有丞一人，从九品下，以专掌其事。

唐代兴修地方水利，一般是由地方官吏如节度使、刺史、县令报请朝廷或上级下令征发民众来修建的。无论中央的都水监使者、河渠署令、河堤谒者或地方官吏，知道水利灌溉、水上运输的重要性，都很重视其事。唐王朝前后兴建大小水利工程，凡三百多个项目，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没有记载的可能还有很多。现在我们将有记载的水利工程，按照年代先后，略作统计如下：唐高祖在位九年，水利工程共有九起；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水利工程共有二十八起；唐高宗在位三十四年，水利工程共有四十五起；武则天在位二十一年，水利工程共有十七起；唐中宗在位五年，水利工程共有六起；唐睿宗在位两年多，水利工程有两起；唐玄宗在位四十三年，水利工程共有五十八起；唐肃宗在位六年，水利工程有一起；唐代宗在位十八年，水利工程共有十三起；唐德宗在位二十五年，水利工程共有三十二起；唐宪宗在位十五年，水利工程共有二十四起；唐穆宗在位四年，水利工程共有十四起；唐敬宗在位三年，水利工程共有八起；唐文宗在位十四年，水利工程共有十四起；唐武宗在位六年，水利工程有四起；唐宣宗在位十三年，水利工程有三起；唐懿宗在位十五年，水利工程共有十二起；唐僖宗在位十五年，水利工程有一起。无法考查年代的唐代水利工程尚有十起(1)。这三百多项水利工程，包括水道运漕的疏通，水渠灌溉的兴修，堤堰斗门的建筑。有的工程非常巨大，如秦汉时，郑渠溉田至四万顷，白渠溉田亦至四千五百顷。到了唐高宗永徽（公元650—655年）中，由于自然环境和气候的变化，关中水位降低，同时豪门贵族于郑、白两渠设置碾过多，泄水入渭至巨，渠水溉田减少，至唐德宗大历（公元766—779年）中，郑、白两渠溉田亩数只有六千顷了。而关中既是唐王朝的政治中心，又是唐王朝的军事根据地，人口高度集中，粮食供应紧张，不得不从江淮运米来供应关中。《元和郡县图志》云：“天宝中，每载水陆运米二百五十万石入关。大历后，每岁运米四十万石入关。”贞元初年（贞元元年，公元785年），浙西节度使韩（驻京口，今江苏镇江），北运粮米四十七万石，二年七十万石，末年一百万石。唐王朝危而复安，就是依靠这北运的粮米。隋大业中所修建的大运河，便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所以在水利工程方面，确保运河的畅通，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先从江南运河说起，穆宗长庆（公元821—824年）初，白居易为杭州刺史，筑西湖堤蓄泄其水，溉田千顷，又引水入运河，以利漕运。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常州刺史孟简开孟渎四十一里，通江水南注漕河，提高漕河水位。永泰二年（公元766年），润州刺史韦损开练湖下湖，依旧涨水为湖，既得引溉田苗，又把湖水灌注官河，使得漕河畅通无阻。练湖又名丹阳湖，大历初，刘晏为转运使，分命官吏驻扎在丹阳湖，禁民引溉，河道不涸。从京口渡扬子江，这段江面阔至四十余里，江心中还有沙洲瓜洲。从京口渡江，舟行绕瓜洲沙尾，回远至六十里。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润州刺史齐澣在瓜洲的沙洲上，开凿伊娄河二十五里，漕运不必绕行瓜洲沙尾，“岁利百亿，舟不漂溺”（《新唐书·地理志》）。开始瓜洲还是四面环江，后来渐渐与长江北岸的大陆相连，瓜洲成为扬州的瓜洲步，从瓜洲步到京口，江面也缩至二十里了。在大历以前，江水旧通扬州郭内，李颀诗：“扬州郭里暮潮生。”到了大历以后，扬州郭内，潮信不通，大概江边作了斗门，才会这样。贞元四年（公元788年），淮南节度使杜亚，自江都（今江苏扬州）西循蜀江之右，趋城隅以通漕，溉夹陂田。到了元和中（二年至五年），李吉甫任淮南节度使，于高邮筑富人、固本二塘，溉田将近万顷。又以漕河卑下，不能居水，乃筑堤阏，以防不足，泄有余。宝历二年（公元826年），盐铁使王播奏：“扬州城内，漕河水浅，舟船涩滞，转输不及期。请从府北阊门外古七里港开河而东，屈曲至禅智寺桥，通旧官河，长十九里。”（《读史方舆纪要》）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将作大匠范安及发卒三万人，疏决汴口，修建斗门。开元二十九年，陕郡太守李齐物凿三门峡，以通漕运。天宝中，“以三门〔峡〕河道险，漕运艰阻。乃令旁北山，凿石为月河，以避湍急，名曰天宝河”，“其河东西径直长五里余，阔四五丈，深二丈，三丈至五六丈皆凿石”。“岁省运夫五十余万，又无覆溺淹滞之患”（《太平广记》卷三百九十八引《开天传信记》）。在北运河方面，永徽中，河北道魏州元城县（今河北大名北）“开永济渠，入于新市，以控引商旅”（《旧唐书·楚王智云传》）。开元二十八年，魏州贵化县（今河北大名东）开西渠，自石灰窠引流至城，西注魏桥，“以通江淮之运”。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广西漓水的灵渠，“昔秦始皇南戍五岭，史禄于湘源上流漓水一派凿渠，渠内置斗门三十六所，每舟至一斗门，则复闸之，俟水积，舟以渐西进”（《舆地纪胜》）。唐宝历（公元825—827年）初，观察使李渤因秦故基，立斗门十八，以通漕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桂州刺史鱼孟威以石为堤，亘四十里，植大木为斗门，至十八重，乃通巨舟。由于地势的高下不同，用斗门来提高水位，使船能够节级上升或下旋，通过十八重斗门来操纵水位的高低，这是值得称道的。

海堤的兴建，既能防海潮的侵蚀，又能逐渐拦海成陆，增加可耕地的面积，李唐一代的修筑海堤，也是值得一提的。海州朐山（今江苏连云港）东二十里有永安堤，北接山，环城长十里，以捍海潮，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筑。大历中，置常丰堰于楚州，以御海潮，收常十倍他岁。又大历中，创捍海堰于兴化县（今江苏兴化）。杭州盐官县（今浙江海盐西北旧海宁县城）有捍海塘，堤长百二十四里，开元元年重筑。长庆三年（公元823年），白居易为杭州刺史，始筑堤捍钱塘江潮（《唐语林》）。福州闽（今福建福州）东五里有海堤，太和二年（公元828年）筑，“先是每六月潮水咸卤，禾苗多死。堤成，潴溪水殖稻，其地三百户，皆良田”。长乐（今福建长乐）东十里有海堤，太和七年（公元833年）筑，“立十斗门以御潮，旱则潴水，雨则泄水，遂成良田”（《新唐书·地理志》）。海堤的不断扩建，标识着沿海一带，可耕地在不断增多。

在堰渠灌溉方面，如武德七年（公元624年），自龙门引河，溉田六千余顷；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筑扬州句城塘，溉田八百顷；永徽中，在幽州引卢沟水，广开稻田数千顷；上元（公元674—676年）中，修寿州芍陂，溉田万顷；圣历（公元698—700年）初，在武陵（今湖南常德）开津石陂，溉田九百余顷；开元初，于同州筑通灵陂，溉田二千余顷；又在河北开王莽河，溉田数千顷；萧山筑湖塘，溉田二千余顷；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于句容开绛岩湖，开田万顷；贞元八年（公元792年），于江陵修汉古堤，广良田五千顷；元和四年（公元809年），韦丹在江西凿六百陂塘，溉田万二千顷；又于密州诸城县修筑潍水古堰，溉水田万顷；长庆初，于朗州武陵开数陂，溉四千顷；太和五年（公元831年），浚孟州济源枋口堰，溉田五千顷。在天宝（公元742—755年）以前，唐王朝修建的水利灌溉工程，偏重在黄河流域；在天宝以后，唐王朝更依靠江淮粮运，修建的水利灌溉工程，也逐渐南移，偏重在长江流域。

唐王朝为了防范水利工程的遭受破坏，在《唐律》的《杂律》里作了规定：“诸盗决堤防者，杖一百。”注云：“谓盗水以供私用。”《杂律》里又说：“其故决堤防者，徒三年。”“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司杖七十。”从法律条文的制定，也可以看出政府对水利事业的重视。

灌溉行水的规定，敦煌石室发现的《水部式》残卷中曾讲到。

诸溉灌大渠，有水下地高者，不得当渠〔造〕堰。听于上流势高之处，为斗门助引取。其斗门皆须州县官司检行安置，不得私造。其傍支渠，有地高水下，须临时暂堰灌溉者听之。凡浇田，皆须预知顷亩，依次取用，水遍即令闭塞。务使均普，不得偏并。

诸渠长及斗门长，知浇田之时之专知节水多少。其州县每年各差一官检校、长官及都水官司时加巡察。若用水得所，田畴丰殖，及用水不平，并虚弃水利者，年终录为功过附考。

河西诸州用水溉田，其州县府镇官人公廨田及职田，计营顷亩，共百姓均出人力，同修堰渠。若田多水少，亦准百姓量减少营。

沙州用水浇田，令县官检校，仍置前官（前官谓停家职资官）四人。三月以后、九月以前行水时，前官各借官马一匹。

在伯希和第三五六〇号文书《四分律》藏卷第二十九纸背后，还有数行字，题名《沙州敦煌县地方用水浇田施行细则》，也和水利灌溉的管理事项有关，今抄录如下：

每年行水，春分前十五日行用。若都乡宜秋，不遍其水，即从都乡不遍处浇溉收用，以次轮溉向上。承前已来，故老相传，用为法则。依问前代平水交（校）尉宋猪、前旅帅张诃、邓彦等行用水法。承前已来，递代相承用。

《水部式》的行水规定，是有所根据而定的，如《水部式》残卷上引第二条，“诸渠长及斗门长”云云，几乎和《唐六典》卷二十三都水监使者下所云文字相同。《唐六典》云：

凡京畿之内，堰渠陂池之坏决，则下于所由而后修之。每渠及斗门，置长各一人，以庶人年五十以上并勋官及停家职资有干用者为之。至浇田时，乃令节其水之多少，均其灌溉焉。每岁府县差官一人以督察之，岁终录其功，以为考课。

唐制，凡是京畿之内，重要的堰堤，如兴成、五门、六门、龙首、泾堰、滋堤凡六堰，皆有丞一人，专掌其事，此外就是用前官（停家职资官）为平水官。每渠还置渠长或斗门长各一人，在浇田时，节其水之多少，均其灌溉。渠长、斗门长之下，尚有堰头，见于吐鲁番文书：

天授二年月日，堰头骨恶牒（大谷二三六八号高昌文书）

匡〔渠〕堰头康毳子（大谷二三六九号高昌文书）

匡渠堰头氾嘉祚（大谷一二一七号高昌文书）

□渠第十三堰堰头康力相（大谷二三七四号高昌文书）

成家堰王渠堰头竹辰住（大谷二八四七号高昌文书）

□□渠第一堰堰〔头〕康阿战（大谷二三七二号文书）

堰头除了掌管引水溉田以外，还登记“当堰见种青苗亩数，佃人姓名”，并向政府具结，“如有隐没一亩已上”，甘“罚车马一道远使”（大谷一二一一、二三六八号高昌文书）。另外有时还替地方政府征收大税钱：

大税钱壹佰陆拾伍文

十八日　堰头曾礼抄（大谷四二八九号高昌文书）

当然，堰头的地位，没有渠长和斗门长高，渠长、斗门长有时用勋官或停家职资官来充任，而堰头的地位却没那么高。如大谷第二八四七号高昌文书：

成家堰王渠　堰头竹辰住

竹达子一亩　竹辰住佃

竹辰住二亩　自佃

张汉姜二亩　竹辰住佃

索僧奴二亩　佃人竹辰住

可见竹辰住既是自佃的自耕农，又是佃种竹达子，张汉姜、索僧奴土地的佃人，同时又被指定担任堰头。又如大谷第一二一七号高昌文书，“县公廨柒亩，佃人氾嘉祚；更叁亩，佃人氾嘉祚”，而这一处匡渠的堰头，也就是由这个佃人氾嘉祚担任的。

水位高，只要开个小决口放水灌溉好了；水位低，不得不依赖灌溉工具来汲取浇田用水。和唐代的水利事业发展相应，唐代的灌溉工具，也有了很大的改进。除了在当时已经普遍使用的辘轳、桔槔等工具以外，还有连筒、筒车和水轮等等。

先讲水车。从三国时马钧创造翻车以后，到了唐代，水车用来戽水，已极普遍。《酉阳杂俎》前集《艺绝》篇云：元和中，蜀将军皇甫直“遂集客车水，竭池穷泥”。可见人力转动的水车，已经很普遍了。太和中，江南地区天旱水少，农田缺水，也利用水车来戽水，“车声才发，雨即旋降”（李《请自出俸钱收赎善权寺事奏》）。戽水的效用很高。文宗太和二年（公元828年）三月丙戌朔，“内出水车样，令京兆府造水车，散给缘郑、白渠，以溉水田”（《旧唐书·文宗纪》）。并命江南征召水车工匠，大规模制造水车。水车的灌溉，还传到日本，日本《类聚三代格》卷八里记载着天长六年（唐文宗太和三年，公元829年）五月廿七日《太政府符应作水车事》：“耕种之利，水田为本。水利之难，尤其旱损。传闻唐国之风，渠堰不便之处，多构水车。无水之地，以斯不失其利。此间之民，素无此备，动若焦损。宜下仰民间，作备件器，以为农业之资。其以手转、以足踏、服牛回等，备随便宜。若有贫乏之辈，不堪作备者，国司作给。经用破损，随亦修理。”(2)这里提到唐国的灌溉工具，已经讲到手转的翻车、足踏的翻车和牛拉的翻车了。

刘禹锡《同乐天和微之深春二十首》之第十九首诗中有“咿哑转井车”句，这是指立井式水车而言的。据《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引《启颜录》：“唐邓玄挺入寺行香，与诸僧诣园，观植蔬，见水车，以木桶相连，汲于井中。乃曰：‘法师等自踏此车，当大辛苦。’答曰：‘遣家人挽之。’”邓玄挺所见水车，为用手转动的立井式水车，邓玄挺死于武则天永昌元年（公元689年），见《旧唐书》玄挺本传，可见手转或脚踏的立车式水车，在武周时期，已经很普遍了。

杜甫在《春水》诗中有“连筒灌小园”之句。所谓连筒，据元王祯《农书》载：“连筒，以竹通水也。……取大竹，内通其节，令本末相续，连延不断。阁之平地，或架越涧谷，引水而至，又能激而高起数丈，注之池沼……如药畦蔬圃，亦可供用。”

所谓筒车，李实杜诗注云：“川中水车如纺车，以细竹为之，车首之末，傅以竹筒。旋转时，低则舀水，高则泻水。”王祯《农书》中也说：“作木圈缚绕轮上，就系竹筒或木筒于轮之一周，水激轮转，众筒兜水，次第下倾于岸上……以灌田稻，日夜不息，绝胜人力。”《天工开物·乃粒篇·水利门》云：“凡河滨有制筒车者，堰陂障流，绕于车下，激轮使转，挽水入筒，一一倾于枧内，流入亩中，昼夜不息，百亩无忧。不用水时，拴木碍止，使轮不转动。”

所谓水轮，据晚唐人陈廷章《水轮赋》云：“斫木而为，凭河而引”，“殊辘轳以致功，就其深矣；鄙桔槔之烦力，使自趋之”。“钩深致远，沿洄而河使在山，积少之多，灌轮而各由其道。”（《全唐文》卷九百四十八）水轮是利用水力来运转的翻车，其制有卧轮、立轮之殊。王祯《农书》谓：“水转翻车，其制与人踏翻车俱同，但于流水岸边，掘一狭堑，置车于内，车之踏轴外端作一竖轮，竖轮之旁，架木立轴，置二卧轮，其上轮适与车头竖轴辐支相间，乃擗水傍激，下轮既转，则上轮随拨车头竖轮，倒水上岸。此是卧轮之制。若作立轮，当别置水激立轮，其轮辐之末，复作小轮，辐头稍阔，以拨车头竖轮。此立轮之法也。然亦当视其水势，随宜用之，其日夜不止，绝胜踏车。”

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　唐代人民在兴建水利工程和改进灌溉工具的同时，农业生产工具也有了很大的改进，尤其突出的是创制了新的曲辕犁。

晚唐诗人陆龟蒙著有《笠泽丛书》，其杂文中收有《耒耜经》一篇，是介绍曲辕犁的构造情形的。《耒耜经》云：

经曰：耒耜，民之习，通谓之犁。冶金而为之，曰犁，曰犁壁。斫木而为之者，曰犁底，曰压，曰策頟，曰犁箭，曰犁辕，曰犁梢，曰犁评，曰犁建，曰犁。木与金凡十有一事。耕之土曰，犹块也。起其者也；覆其者壁也。草之生，必布于，不覆之，则无以绝其本根。故引而居下，壁偃而居上。……负者曰底。底之次压，背有两孔，系于压之两旁。之次曰策頟，言其可以扦其壁也。皆然相戴。自策頟达于犁底，纵而贯之曰箭，前如（杠）而者曰辕，后如柄而乔者曰梢。辕有越，加箭可弛张焉。辕之上又有如槽形，亦如箭焉，刻为级，前高而后卑，所以进退，曰评。进之则箭下，入土也深，退之则箭上，入土也浅。……评之上曲而衡之者，曰建，建，楗也，所以其辕与评，无是，则二物跃而出，箭不能止。横于辕之前末曰，言可转也。左右系以，曰轭也。辕之后末手，梢中在手，所以执耕者也。辕车之胸梢，取舟之尾，止于此乎。长一尺四寸，广六寸，壁广长皆尺，微椭，底长四尺，广四寸，评底过压二尺，策减压四寸，广狭与底同。箭高三尺，评尺有三寸，增评尺七焉。建惟称绝辕，修九尺，梢得其半（即四尺五寸）。辕至梢中间掩四尺，犁之终始丈有二。

这一丈二尺的曲辕犁，比之以前的耕犁，又有了很大的改进。它和以前的耕犁比起来，改短很多，由于犁辕的缩短，犁的重量就大大减轻，操纵灵活，只要用一条牛来牵引就行了。这样，不仅能节省畜力，也提高了耕作的速度。同时犁上部加宽，有了犁壁，耕作时，犁壁可以推开犁翻起的土块（），利于深耕。这种新式犁，由于装置了犁评，耕田时，推下犁评，犁铧就向下，可以深耕；提起犁评，犁铧就向上，可以浅耕。曲辕犁的十一个部件，各有其功用，以犁、犁壁来起土覆，以犁底压犁来巩固犁的位置，以犁辕、犁评等控制着犁的入土深浅和快慢。

除了耕犁有了重大改进以外，《耒耜经》里还讲到垦耕土地之后，已使用有齿的爬（杷）和砺以及有觚棱的碌碡等农具，来平治耕地。它们都是用牲畜来牵曳的，用耙清除杂草，草根，松土碎土，再用带齿的或觚棱形的碌碡来碾脱稃穗，平整土地。这对抗旱保墒，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也有重要作用。考古发掘告诉我们，唐代的镰刀，两头窄，中间宽，比之前代前窄后宽的镰刀，更便于收割作物。

在唐代初年，扬去穰糠粞的风扇车，也已经广泛使用。贞观时人释道宣的《量处轻重仪》一书中，提到寺院的“转生工具”，有水陆碾、、磨、扇车、罗具之属。

耕地面积的增多与亩产量的增加　有唐一代，农业生产工具的大大改进，水利灌溉事业的普遍发展，唐王朝粮食单位面积的产量自然有了提高。《新唐书·地理志》载河东道龙门县（今山西河津）东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垆渠，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筑，“溉田良沃，亩收十石”。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皋在江陵塞古堤，“广良田五千顷，亩收一钟”，一钟等于六斛四斗，亦即六石四斗。每亩收获量达到六石四斗以至十石，看来是被夸大了。唐德宗时陆贽说：“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私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是十倍于官税也”（《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第六条）。可见一般地主向佃户征收租米一石，亦即每亩收获量的百分之五十，由此而言，粮食单位面积的产量，一般约在二石左右，比起汉代的亩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

随着农具的改进，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耕地总面积的数字也大为增加。唐诗人元结在永泰元年（公元765年）《问进士第二策》里称：“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耕地面积较之以前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这是无可怀疑的。那么唐玄宗时期的垦田面积，究竟达到多少顷亩呢？现在有不少同志喜欢举《通典·食货典·田制》：“天宝中，应受田一千四百三十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顷十三亩”，注云：“按〔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有户八百九十万余，计定垦之数，每户合一顷六十余亩。”认为这就是天宝时代的实际垦田面积。已故北京大学汪教授辟其说，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3)，本人非常同意汪教授的说法。因为应受田亩数，是包括已受田亩数和未受田亩数（即欠田）两者而言的，和实际的受田亩数并不是一码事。今略举《唐天宝六载（公元747年）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户籍残卷》（伯希和敦煌文书三三五四号）为例。刘智新户，合应受田一百六十三亩，六十八亩已受，其中廿亩永业，四十七亩口分，一亩居住园宅；九十五亩未受。阴承光户，合应受田二百六十二亩，四十九亩已受，其中四十亩永业，七亩口分，二亩居住园宅；二百一十三亩未受。可见把“应受田”说成是当时全国垦地面积，是讲不通的。那么天宝时代的垦地面积，是否可以考知呢？我们认为是可以考知的。《通典·食货典·赋税》篇，讲到“天宝中，天下计帐，户约有八百九十余万，其税钱约得二百余万贯，其地税约得千二百四十余万石”。天宝中，地税是按地亩征税的，在每年征税之前，调查各户种苗亩数，赶造青苗簿，汇报给政府。到了谷物收获的时候，政府就按青苗簿呈报顷亩，每亩收粟二升。在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中，就发现了这类青苗簿底账：

渠第一堰堰〔头〕康阿战

职田捌亩半　佃人焦知通　种粟

都督职田拾壹亩半　佃人宋居仁　种粟

杜浮禄拾亩　自佃　种粟

仁王寺陆亩　佃人张君行　种粟

□寿寺贰亩　佃人氾文最　种粟

□（氾）文最贰亩　自佃　种粟

县公廨柒亩壹佰步　佃人唐智宗　种粟

康索典壹亩半　佃人唐智宗　种粟

赵寅贞半亩　佃人唐智宗　种粟

阚洛贰亩　佃人康富多

张少府壹亩　佃人康善隆

□相德壹亩　佃人康善隆

肆亩　自佃　种粟

种粟

种粟

（大谷二三七二号文书）

□渠第十三堰堰头康力相

田进通贰亩　自佃

重定定贰亩　佃人曹居记

康力相肆亩　自佃

曹伏奴贰亩　佃人白智海

麹武贞贰亩半　佃人僧智达

佃人康守相奴□总

（大谷二三七四号文书）

等庆寺六亩　佃人赵子德

弘宝寺六亩　自佃

卅七亩半　一十亩官　一十六亩寺

一十一亩百姓

（大谷二三七一号文书）

关于青苗簿和地税的关系，本书在讲两税法时，曾经讲到，这里只说明青苗簿的底账，反映了无论职田、公廨田、寺院田、官田、私田，一概每亩纳粟两升，因此用地税收入的总数来统计当时全国的垦田面积，是比较可靠的。天宝时，每年的地税收入既为一千二百四十余万石，每亩二升，那么垦田的总面积约为六百二十余万顷。这一垦田亩数，没有包括当年的休耕地在内，因为休耕地是不缴纳当年地税的。如果全国的休耕地占当年垦田的五分之一的话，则垦田总数应在七百五十万顷左右。我们认为这个垦田数目，接近于唐天宝时代的实际垦田总数。北宋元丰（公元1078—1085年）年间，天下垦田总数为四百六十一万余顷。北宋的疆域，东北面失去燕、云十六州，西北面没有河西、陇右、灵、夏和安西、北庭，南面不包括岭外，疆土比起唐来，大大缩小；又宋代大户隐田数字，也极可观。因此，天宝时的垦田亩数比宋元丰时的垦田亩数要多出一百五六十万顷，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垦田面积的增加，粮食亩产量的提高，使得地主阶级的财富，日益集积起来。史称天宝中，“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校量”（元结永泰元年《问进士第二策》）。当时户部度支司每年可以向农民征收到谷米二千五百余万石。根据天宝八年（公元749年）的计账，当时政府仓储的粮食，积存粟米总共有九千六百余万石之多(4)。

粮食产量增多，价格也长期稳定。唐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比岁丰稔，米斗至五钱，麦、豆不列于市”（《资治通鉴》唐麟德二年）。玄宗开元以来，物价也较稳定，从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起，“东都斗米十五文，青、齐〔斗米〕五钱，粟三钱”（《资治通鉴》唐开元十三年）。一直到天宝末，“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通典·食货典·历代户口盛衰》）。

由于农业的发展，粮食产量的增加，人口也大量增加。唐高祖武德（公元618—626年）初，户二百万。太宗贞观（公元627—649年）中，户不满三百万。到了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计户三百八十万，人口在直线上升。玄宗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户至八百九十余万，口至五千二百九十余万，就是唐人所谓“此国家之极盛”（《通典·食货典·历代户口盛衰》）的全盛时期了。安史之乱以后，户口数字骤然衰落，并不是人民死亡有那么多，编户农民破产流亡，也是户口总数急剧下降的重要因素。今列唐户口数字为表如下：

唐代户口数字表

官府手工业与和雇制度　随着唐王朝的富强繁荣，唐时的官府手工业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发展。

唐王朝曾沿袭前代的制度，设立了许多官署来管理官府的作坊，专门制造朝廷和王室所需用的器物。掌管这种官府手工业制造场所的，在都城中有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等。

少府监，置少府卿一人，职务是“掌百工技巧之政令”（《唐六典》卷二十二）。其下设立五个署，署有令，为其长官。中尚署令，“掌宫内营造杂作”，署下分设金银作坊院等。左尚署令，“掌车辇、织扇、胶漆、画镂等作”。宫中的蜡炬作坊，亦归左尚署管领。右尚署令，“掌皮毛、胶墨、杂作、席荐等作”（《通典·职官典》）。织染署令，掌织造、染色，“凡织之作有十（注曰：一曰布，二曰绢，三曰，四曰纱，五曰绫，六曰罗，七曰锦，八曰绮，九曰，十曰褐），组绶之作有五（注曰：一曰组，二曰绶，三曰条，四曰绳，五曰缨），线之作有四（注曰：一曰，二曰线，三曰弦，四曰网），练染之作有六（注曰：一曰青，二曰绛，三曰黄，四曰白，五曰皂，六曰紫）。凡染大抵以草木而成，有以花叶，有以茎实，有以根皮，出有方土，采以时月，皆率其属而修其职焉”（《唐六典》卷二十三）。掌冶署令，“掌造铸金银铜铁、涂饰、琉璃、玉作等事”（《通典·职官典》）。

将作监，大匠卿一人，少匠二人，“掌供邦国修建土木工匠之政令”（《唐六典》卷二十三），其下设立四个署。左校署令，“掌营构、木作、采材等事”（《通典·职官典》）。右校署令，“掌供版筑、涂泥、丹之事”。中校署令，“掌供舟车、兵仗、厩牧、杂作器用之事”（《唐六典》卷二十三）。甄官署令，“掌营砖石、瓷瓦”（《通典·职官典》）。

军器监，“掌缮造甲弩之属”（《唐六典》卷二十三），其下设两个署，甲坊署令和弩坊署令。

这些官府所属的手工业品制造场所，有绫锦坊、毡坊、毯坊、染坊、酒坊、饧坊等。它们都拥有为数众多的工匠，如绫锦坊就有巧儿三百六十五人。在宫廷里，又有所谓“内八作”、掖庭局等，在他们的统属下，也有不少工匠，如“内作使绫匠八十三人，掖庭绫匠百五十人，内作巧儿四十二人”（《新唐书·百官志》少府监）之类。在州县，官府也设立了许多手工业品的制造场所，如织锦坊、铸钱坊等，此外在产铜产铁的场所，还设置诸铸钱监、诸冶监来管理铸造钱币、农具和刀刃诸器的事务。

唐代官府手工业作坊的工匠，在初期，大体以短番匠为主。唐制，“凡工匠以州县为团，五人为火，五火置长一人”（《新唐书·百官志》）。所谓短番匠就是唐政府从各地工匠中征调“材力强壮，技能工巧”（《唐六典》卷七）的手艺工人，到官府作坊来服役，每年以二十天为限，称为一番。受征调时，“不得隐巧补拙，避重就轻”（《唐六典》卷七）。在官府作坊中，经常一批工匠下番，另一批工匠又来接替上番。每年之中，唐政府征调诸州的短番匠，在少府监，有匠一万九千八百五十人；在将作监，有匠一万五千人（见《唐六典》卷七）。大概关内的工匠，到京师上番；离京师较远的工匠，就在州县官府作坊里上番。

这种短番匠来自民间，他们的手艺高低不齐，不一定都能制造出适合统治阶级要求的精致器物，因此官府除了征调短番匠以外，还雇佣了许多专业的工匠，长期在官府作坊干活，称之为“明资匠”和“巧儿”(5)。这种明资匠和巧儿一般都是世袭职业，所谓“工巧业作之子弟，一入工匠后，不得别入诸色”（《唐六典》卷七）。他们的学习技术时间，据《新唐书·百官志》称：“细镂之工，教以四年；车路、乐器之工，三年；平漫刀之工，二年；矢镞、竹漆、屈柳之工半焉（一年）；冠冕、弁帻之工，九月。教作者传家技。”他们制作的物件，都镌刻上自己的名字，所谓“皆物勒工名”。

有些短番匠如不愿意服役，和农民一样，可以以纳资代役。代役金的数额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按照惯例，“丁岁役二旬，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二十日共纳六丈），布加五分之一（共纳七丈二尺）”（《唐六典》卷三），工匠的“庸”绢和农民的“庸”绢大致相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统治阶级的生活也愈加奢侈，而轮番制度下的工匠，手艺高低不齐，远远不能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于是政府就在官府作坊短番匠中挑选一部分手艺高强的工匠，留住不放，所谓应下番而不下番；还把短番匠所缴纳来的代役金作为他们的工资，这样的工匠，就称为“长上匠”了。同时因轮番制度劳扰不便，被征调来的工匠，又大都是以手工业为副业的农民，强制他们到官府轮流上番，会严重地影响生产，因此短番匠都宁愿纳资而不愿上番；政府也因庸绢代役，有利可图；加上短番匠的手艺不及长上匠，因此也宁愿采用工匠的“长上”制度，而放弃工匠的轮番制度。这种由轮番制度变为长上制度，由劳役劳动变成雇佣劳动，是一种进步。由于这一变革，使当时各地的工匠有更多的时间投入生产劳动中去，这也有助于这一时期的私营手工业和商业发展。

长上匠是一种专业的工匠，是官府作坊中的正式工匠即“正工”。此外，唐政府在放弃工匠的轮番制而采用长上制的同时，对于兴建土木工程所需要使用的临时工，也放弃了轮番制而采用了和雇制，即以庸调绢来和雇工匠。因为这类工匠和夫役是自愿受雇，因此称之为“和雇匠”。如《旧唐书·高宗纪》载：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冬十二月，“筑京师罗郭，和雇京兆百姓四万一千人，版筑三十日而罢。”《唐会要》卷八十六载：“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十月十七日，和雇华阴、扶风、冯翊三郡丁匠及京城人夫一万三千五百人，筑兴庆宫墙，并起楼，四十九日毕。”这类建筑工程特别是修城筑墙之类，不需要很多手艺熟练的工匠，因此和雇的绝大部分是京畿附近的农民。和雇表面上是两厢情愿的，但和雇的工资，往往不依时价给直，甚至不给直。如果和雇而不依时价给直，或甚至不给直，那就成为变相的“差科”和“徭役”，加重了当时人民的负担。但无论如何，轮番制的逐渐减少，纳资代役制与和雇制的出现，在官府对手工业者的控制方面，比之以前多少有了缓和。而这种控制的缓和对于此后社会的发展是比较有利的。这种有利的变化，大概在唐玄宗开元时代开始，到唐德宗贞元时代已接近完成。不过，这里应该补充说明，番匠制度并不是立刻就能消灭的，一直到唐亡，在唐政府统治比较巩固，战争破坏不大的地方，这一制度还是严重地残存着的。

在唐代官府手工业作坊中，还有一种工匠，便是属于官府的贱民阶级和官奴婢。贱民中的官户，也称番户，他们到了十六岁以上，一年中就要上番三月，所谓“一年三番”；贱民中的杂户，身份比番户略高，他们二年之中要上番五月，所谓“二年五番，番皆一月”。如不愿上番，也可以纳绢代役。官奴婢一被派往官府作坊，就终年“长役无番”（《唐六典》卷六）。此外政府还把判处徒刑的罪犯，分配到各官府作坊里去服苦役。

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与手工艺水平的提高　随着农业的发展，唐代的民间手工业，也相应有了发展。不过从魏晋南北朝以来，由于自然经济完全占统治地位，农村里的家庭纺织业，是与农业牢固结合着的。这时除了和农业牢固结合的家庭纺织业，有了巨大的发展以外，私家的各类手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家庭纺织业，主要是指绢和麻布两项生产而言的。唐王朝的全盛时期天宝（公元742—755年）中，政府每年向产丝郡县征收到“绢约七百四十余万匹（每匹四丈），绵则百八十五万余屯（每屯六两）”；向产麻郡县征收到“千三十五万余端（每端五丈）”；此外又把江南人民应缴的租米，改为租布，称为“折纳布”，唐政府向江南人民每年征收到这种租布“约五百七十余万端”之多（并见《通典·食货典》）。当时全国人口只有五千二百多万左右，而政府每年就能征收到绢七百四十余万匹，麻布一千六百余万端，数目可算是相当巨大的。这也说明当时与农业牢固相结合的家庭纺织业，比之以前，有了巨大的发展。同时我们也应该指出，劳动人民尽管男耕女织，不断辛勤劳动，创造了大量财富，而他们的劳动成果，并没有能够用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大都被统治阶级掠夺剥削去了。

在唐代，丝织手工业不仅在产量方面达到很高的数字，就是在质量方面，也有了巨大的提高。在《唐六典》卷三、《通典·食货典·赋税》、《元和郡县图志》和《新唐书·地理志》四书中，都述及当时州郡的贡物，当然贡物是少量的，当地的生产，决不止这一些，还有很大一部分当是投入消费市场里去了。

在丝织品中，除了绢、以外，以绫的品类为最多，有河南府（治洛阳，今河南洛阳）的文绫，滑州（治白马，今河南滑县）的方纹绫，蔡州（治汝阳，今河南汝南）的四窠绫、云花绫、龟甲绫、双距绫、绫，青州（治益都，今山东青州）的仙文绫，兖州（治瑕丘，今山东兖州）的镜花绫、双距绫，徐州（治彭城，今江苏徐州）的双丝绫，定州（治安喜，今河北定州）的细绫、瑞绫、两窠细绫、大独窠绫、独窠绫、二包绫、熟线绫，荆州（治江陵，今湖北江陵）的白方纹绫、交梭绫、子绫、方文绫、澧州（治澧阳，今湖南澧县）的龟子绫，扬州的独窠细绫，润州（治丹徒，今江苏镇江）的方棋水纹绫、方纹绫、鱼口绫、绣叶绫、花纹绫，苏州的绯绫，湖州（治乌程，今浙江湖州）的鸟眼绫，杭州的白编绫、绯绫，越州（治会稽，今浙江绍兴）的白编绫、交梭绫、十样花纹绫，明州（治，今浙江宁波东）的吴绫、交梭绫，绵州（治巴西，今四川绵阳）的轻容绫、双绫，阆州（治阆中，今四川阆中）的重莲绫，梓州（治，今四川三台）、遂州（治方义，今四川遂宁）的樗蒲绫等。（即绸之古字）的品类有怀州（治河内，今河南沁阳）的平，魏州（治贵乡，今河北大名东）的花、绵、平，博州（治聊城，今山东聊城西北）的平，绵州的对凤、两窠、独窠等。绢类产地，更是普遍，其著名者有陵州（治仁寿，今四川仁寿）的鹅溪绢等。罗的品类有恒州（治真定，今河北正定）的春罗、孔雀罗、瓜子罗，润州的衫罗，越州的宝花罗、花纹罗，隋州（治隋，今湖北随州）的合罗，益州（治成都，今四川成都）、蜀州（治晋源，今四川崇庆东）的单丝罗，彭州（治九陇，今四川彭县）、汉州（治雒，今四川广汉）的交丝罗等。的品类有绛州（治正平，今山西新绛西南）、襄州（治襄阳，今湖北襄樊襄阳）的白，荆州的交梭，越州的轻容生等。这些都是全国最著名的产品，所以列为向皇帝进贡的贡品。

在以上许多丝织品中，以绫的花纹最为精致，可以织出“立天鹅、马、盘条、掬豹，文彩怪丽”（《新唐书·李德裕传》）的许多花样来。中唐诗人白居易的《新乐府》里，有《缭绫》诗，中有“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可见织工的精致和色彩的绚丽了。元稹在《织妇词》里也说：“缫丝织帛犹努力，变缉缭机苦难织，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稹并自注云：“予掾荆时（元和末），目击贡绫户有终老不嫁之女。”从元、白的诗歌里，一方面可以体会到缭绫织作的精致程度；另一方面也可见到专业缭绫的贡绫户的生活是如何艰难。

《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三引《朝野佥载》云“唐定州（治安喜，今河北定州）何明远，大富，主官中三驿，每于驿边起店停商，专以袭胡为业，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朝野佥载》）一书为中宗、玄宗时人张所作，因此何明远最晚是8世纪前叶的人。这是一个规模较大的手工业作坊。按宋代开封的官绫锦院，绫机亦不过四百张；四川的锦院，“设机百五十四，日用挽综之工百六十四，杼之工五十四，练染之工十一，纺绎之工百一十”（元费著《蜀锦谱》序）。依此类推，则何明远绫机五百张的作坊，工匠人数至少不下于千人。当时作坊中的工匠究竟是什么身份，还应该进一步来研究。中唐诗人王建的《当窗织》诗有“贫家女为富家织，翁母隔墙不得力”之句，可能何明远也雇用了不少贫家女，在其作坊中织绫。

织锦，是当时驰名世界的珍贵丝织品，扬州的锦袍、锦半臂、锦被和泗州（治临淮，今江苏盱眙北）的锦织品，已是畅销中外；至于西蜀地区，锦织品的发展，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更是驰名国内外。中唐诗人王建在《织锦曲》中说道：“大女身为织锦户，名在县家供进簿。长头起样呈作官，闻道官家中苦难。回花侧叶与人别，唯恐秋天丝线干。红缕葳蕤紫茸软，蝶飞参差花宛转。”从这诗句里，可以见到织锦的精致程度。锦织品中，以西蜀的蜀锦花纹尤多。唐太宗世，窦世纶“兼益州大行台，检校修造”。他曾叫锦坊的长头设计了“瑞锦宫绫”多种，当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大都“创自师纶”，“章彩奇丽”，为人喜爱。因为窦师纶封陵阳公，故蜀人“谓之陵阳公样”（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到了唐代宗大历六年（公元771年），诏文中提到瑞锦的纹样，有“盘龙、对凤、麒麟、狮子、天马、辟邪、孔雀、仙鹤、芝草、卍字、双胜”及诸织造羌样文字等（《旧唐书·代宗纪》）花纹，真是异彩奇纹，千名万品。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大量唐锦。如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两墓地中出土的联珠对马纹锦、大鹿纹锦、狮凤纹锦、联珠对孔雀纹锦、开连十字忍冬纹锦、小团花纹锦、猪头纹锦、骑士纹锦等；随同永淳二年（公元683年）墓志出土的，有裁作衣物边缘装饰的四件锦条，有的是用果绿、墨绿、黄、棕、白五色丝线在木红色地上织成宝相花的，有的还加饰了白色联珠带和黄色晕。法国巴黎图书馆藏有从敦煌石室拿走的翔凤纹锦，日本正仓院藏有紫地双凤纹锦，都是唐代锦织品中的精美杰作。日本隆法寺中，还藏有唐代日本入唐学问僧携去的四天王锦。这件锦织品正中织成一大树，树下织出一对狮子，四个梵天王在四角，两个向外作射状，两个向内作射状，外围织联珠纹，再外织成宝相花、忍冬叶。这些精美的锦织品，花纹、人物的鲜艳美丽，技艺的圆巧纯熟，在当时达到世界前列的水平。

《旧唐书·五行志》称：“中宗女安乐公主，有尚方织成毛裙，合百鸟毛，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之状，并见裙中。”“安乐初出降武延秀，蜀川献单丝碧罗笼裙，缕金为花鸟，细如丝发，鸟子大如黍米，眼鼻嘴甲俱成，明目者方见之。”《朝野佥载》称：“安乐公主造百鸟毛裙，以后百官百姓家效之，山林奇禽异兽，搜山满谷，扫地无异，至于网罗杀获无数。”关于蜀川所献单丝碧罗裙，缕金为花鸟，肯定是金银丝的织物。至于百鸟毛裙的制作方法，现在还没有弄清楚。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用鸟毛和丝合成裙。一种是先用“织成锦”制成裙，再选择美丽的百鸟毛羽，黏在织成锦裙的某些部分之上。日本正仓院藏有鸟毛立女屏风，系日本天平胜宝四年（公元752年，即唐玄宗天宝十一载）的制成品，画上美人衣服和点景树石，原来都黏有鸟毛，可能就是摹仿唐百鸟毛裙的制作方法而制成的。

布的品类很多，有麻布、葛布和棉布。河南府的葛布，列为贡品，可见质量很高；抚州（治临川，今江西抚州）、利州（治绵谷，今四川广元）的金丝布，也列为贡品，可惜已经不知道属于哪一种布了。《唐六典》卷二十称：宣（治宣城，今安徽宣城）、润（治丹徒，今江苏镇江）、沔（治汉阳，今湖北武汉西）、舒（治怀宁，今安徽潜山）、蕲（治蕲春，今湖北蕲春）、黄（治黄冈，今湖北新洲）、岳（治巴陵，今湖南岳阳）、荆（治江陵，今湖北江陵）、徐（治彭城，今江苏徐州）、楚（治山阳，今江苏淮安）、庐（治合肥，今安徽合肥）、寿（治寿春，今安徽寿县）、澧（治澧阳，今湖南澧县东南）、朗（治武陵，今湖南常德）、潭（治长沙，今湖南长沙）的火麻布，也畅销国内外。黄州的貲布，列为一等品；庐、和（治历阳，今安徽和县）、晋（治临汾，今山西临汾）、泗（治临淮，今安徽盱眙北）的赀布，列为二等品，其余诸州的赀布，列在三等至九等，可见产量很多，行销甚广。

棉布，亦称为绁布或白布(6)。《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五引陈鸿祖《东城老父传》云：唐玄宗时，贾昌为鸡坊五百小儿长，“岁时伏猎，得归休，行都市间，见有卖白衫、白叠布行，邻比间”。可见天宝时期，长安市上已有布出售。布尤为高昌的特产，当唐肃宗、代宗统治时期，这一地区的农民每年每户要和市布四端给政府，可见高昌的布，产额是很高的。棉布，广西一带也生产，当时称之为“桂管布”或“桂布”。《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五引《芝田录》：“夏侯孜为左拾遗，尝着绿桂管布衫朝谒。开成（公元836—840年）中，文宗……问孜：‘衫何太粗涩？’具以桂布为对，‘此布厚，可以敌寒。’他日，上……亦效着桂管布，满朝皆仿效之，此布为之贵也。”白居易诗：“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新制布裘》），王建也有“白家家织”（《送郑权尚书南海》）的诗句，可见广东当时也生产棉布。

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记载着当时高昌市场上纺织品出售的价格。

□□□绫壹尺　上直钱陆拾□□　次陆拾伍文　下陆拾肆文（大谷第三〇六〇号）

细绵绸壹尺　上直钱肆拾柒□　□肆拾伍文　下肆拾肆文（大谷第三〇七三号）

次绵绸壹尺　上直钱肆拾贰文　次肆拾文　下叁拾捌文

□绵绸壹尺　上直钱叁拾柒文　次叁拾　　（大谷第三〇五一号）

大练壹匹　上直钱肆佰柒拾文　次肆佰陆拾文　下肆佰伍拾文

梓州小练壹匹　上直钱叁佰玖拾文　次叁佰捌拾文　下叁佰柒拾文

河南府生壹匹　上直钱陆佰伍拾文　次陆佰肆拾文　下陆佰叁拾文

蒲陕州壹匹　上直钱陆佰叁拾文　次陆佰贰拾文　下陆佰壹拾文

生绢壹匹　上直钱肆佰柒拾文　次肆佰陆拾文　下肆佰伍拾文（大谷第三〇九七号）

缦紫壹匹　上直钱伍佰陆拾文　次伍佰伍拾文

缦绯壹匹　上直钱伍佰文　次肆佰玖拾文　　　（大谷第三〇四五号）

常州布壹端　上直钱伍佰文　　　（大谷第三〇四四号）

维州布壹端　上直钱肆佰伍拾文　次肆佰文　下叁佰捌拾文

火麻布壹端　上直钱伍佰文　次肆佰玖拾文　下肆佰捌拾文

布壹端　上直钱肆佰捌拾文　次肆佰柒拾文　下肆佰伍拾文

赀布壹端　上直钱伍佰伍拾文　次伍佰肆拾文　下伍佰文

小水布壹端　上直钱叁佰叁拾文　次叁佰贰拾文　下叁佰文　（大谷第三〇八三号）

细绁壹尺　上直钱肆拾伍文　次肆拾肆文　下肆拾叁文

次绁壹尺　上直钱叁拾文　次贰拾伍文　下贰拾文　（大谷第三〇五七号）

粗绁壹尺　上直钱拾壹文　次壹拾文　　（大谷第三〇八〇号）

根据上面的二十种绢布品类，我们再按其价格高下，排列如下：

□□□绫一尺　中估六十五文

细绵绸一尺　中估四十五文

细绁一尺　中估四十四文

次绵绸一尺　中估四十文

□绵绸一尺　中估三十（五）文

次绁一尺　中估二十五文

河南府生一尺　中估十六文

蒲陕州一尺　中估十五文半

缦紫一尺　中估十三文又一文之四分之三

缦绯一尺　中估十二文又一文之四分之一

大练一尺　中估十一文半

生绢一尺　中估十一文半

火麻布一尺　中估十一文又一文之四分之一

赀布一尺　中估十文又一文之五分之四

常州布一尺　上估十文

粗绁一尺　中估十文

梓州小练一尺　中估九文半

布一尺　中估九文又一文之五分之二

维州布一尺　中估八文

小水布一尺　中估六文又一文之五分之二

锦是丝织品中价格最高昂的，马缟在《中华古今注》里说：“天宝年中，西川贡五色织成背子。玄宗诏曰，‘观此一服，费用百金。’”价格之昂贵可知。以上二十种中，以绫价为最贵，细绵绸次之，细绁又仅次于细绵绸，次等绁布的价格，也要比生、生绢高。可见绁布这一新品种，由于人民喜欢服用，而它的生产量又受到限制，因此价格也就高了。

用羊毛、驼毛制成的毡毯，种类也很多，名称各异，有称氍毹(7)，有称(8)。唐贞观时人释道宣在《量处轻重仪》中称：“氍（即氍毹之异译），此土本无，其物皆从西北塞外而来。若丛毛编织而出毛头，兼有文像人兽等状，名曰氍。字书总云属。若以经纬斑毛如此锦者，名曰”（即之异译）。一般用作地敷（即地铺，今称地毯）壁衣，低级的可以用来覆鞍或铺在坐卧的床上。因此畜牧业较发达的地区，如关内道的西北部，河东道的北部，以及安西、北庭都护府管辖地区，制毡业都很发达。在毡的制造方面，凉州（治武威，今甘肃武威）和太原府的毛毡，是驰名全国的。唐代的毡制品，除了人所珍贵的白毡和绯毡以外，还有花毡。所谓花毡，就近乎今天的彩色毡毯，都是先把羊毛染成各种颜色，然后加工织成。这种精致的花毡，当时不仅行销国内，同时也畅销国外。如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中记载天宝二载（公元743年）鉴真和尚准备东渡日本时，他置办携带的物件中，有“华（花）毡二十四领”，即是明证。这类从唐输出的花毡，现在尚宝藏在日本正仓院内的，有三十床之多。《正仓院考古记》中载其中有一床花毡，为碧地二窠长方毡，图案作两个大的团花纹，这两个大的团花纹是由八朵花组成的，配以珍草，浅蓝底，花纹紫、褐、绿三色，构图配色，都非常雅丽。正仓院又藏有唐代花卉人物长花毡，图案系小花纹两种，分行配列，中间一人左手执杖，杖端如偃月，作接波罗球之势。花毡制作的精巧到达这样程度，可见当时制毡业也是居于世界前列的水平。

到了唐宪宗、唐穆宗时期，在江南道的宣州（治宣城，今安徽宣城）还用丝染成红色，织成地毯。诗人白居易《新乐府》里有《红线毯》一诗，歌咏其事，诗句有云：“彩丝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美人踏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太原毯涩毳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不如此毯温且柔”，这种松软华丽的丝织地毯，正如诗人所慨叹的，“一丈毯，千两丝”，不知道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才能精工编织出来。

随着丝织业的发达，染练的技术也显然有了提高。《唐语林》称：“玄宗柳婕妤……妹适赵氏，性巧慧，因使工镂板为杂花，象之而为夹结。因婕妤生日，献王皇后一匹。上（玄宗）见而赏之，因敕宫中依样制之。当时甚秘，后渐出，遍于天下。”“夹结”，亦作“夹”，又作“夹缬”，都是指丝绸印花加工（即染缬）而言的。关于丝绸印花在考古方面的发现，最早要推长沙战国楚墓出土的纹锦；其次是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北朝高昌麹氏王朝时期的夹缬。吐鲁番出土的夹缬有两种花纹，一种是大红地遍布白点，一种是天蓝地遍布白色小团花（由中间一颗小点，周围七颗小点组成），小团花的空隙处，填以较大的白色珠点。在文献资料方面，马缟《中华古今注》说：“隋大业（公元605—618年）中，炀帝制五色夹缬花罗裙，以赐功臣及百僚母妻。”这可以算是最早的记录。唐玄宗时代盛行的夹缬，就是在这一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夹缬染法是在两块木板上，雕镂了同样的图案花纹，用这样的两块木板夹住双折的丝绸，在空花中涂上蜡或一种浆混合物，等待干后，解去夹板，投入染缸加染，染后晒干，剥去蜡或浆粉，图案花纹就显现出来了。也有一种染法，不必把丝绸投入染缸，只用两块同样图案花纹的镂空木板夹住丝绸，直接在空花处用颜色刷染，然后再夹上另外两块雕镂别种图案花纹的木板，用另一种颜色来刷染，这样染刷多次，就染出色彩艳丽多色印花丝绸来了。因为丝绸是对折的，两块木板的图案花纹又是一模一样的，染刷完毕解板，其花纹皆成对称，因此称之为“夹缬”。日本正仓院藏有“山水夹缬屏风”、“鹿草木夹缬屏风”、“鸟木石夹缬屏风”，其构图及题材，近于中国风格，可能是唐代中国的遗物。

夹缬以外，还有蜡缬染法，它和夹缬不同的，是不须雕镂两块空花的木板，但用蜜蜡厚厚地涂在丝绸上，描成花卉山水鸟兽人物各种花样，然后浸在染缸中染练，再利用热力使蜡融化脱落，花样就显现出来了。蜡染除了单色以外，也可以套色到四五种以上，颜色鲜艳夺目，为当时仕女所喜爱。

现在传世的宋人临摹的唐张萱《捣练图》，图中有两三个妇女的衣裙，是属于夹缬或蜡缬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中有几个骑马妇人的衣服，也是蜡缬。日本正仓院藏有唐代“蜡缬屏风”四曲，装饰有麟象熊鹿鹰雉等栖止于树石之间的形象，其中“橡地象羊木蜡缬屏风”二曲中之右一扇，以羊为构图中心，褐色地，羊及树叶小草，俱为白色或绿色，树干上并点缀二小白猿，画面生动，趣味盎然，从艺术水平来讲，也是唐代的杰出作品。

还有一种叫绞缬染法，是把一定尺寸的丝绸或衣裙成品，按照需要将织物折成连皱，用线缝牢，染后晒干，拆去缝线，就出现按设计要求的花瓣形散点组成的图案。最近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武则天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唐墓中出土的裙子，就是用这种方法染成绛紫、茄紫两色的散点菱形网络花纹的。由于这种染法不便施用于宽幅的料子，所以这件裙子是由每条八厘米宽的染缬缝合而成的。花纹接对得很紧密，绛紫、茄紫两色相间，鲜艳异常(9)。

在粮食加工业方面，水碾硙业的发展也很快(10)。在唐初，就有许多权贵近戚、富商大贾在郑白渠两岸，“竞造碾硙”，原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在碾硙设置以后，“堰遏费水，渠流梗涩，止溉一万许顷”（《通典·食货典》）。不仅长安有水碾硙，全国有大水急流的地方，都可设立这种碾硙。如《太平广记》卷一百四十三引《广古今五行记》：“唐则天如意（公元692年）中，著作郎路敬淳庄在济源（今河南济源），有水碾，碾上柱去水五六尺，一柱时坏，已易之。”济源有济水、沁水，故可设置碾硙。唐玄宗开元初年，“三辅诸王公权要之家，皆缘渠立硙”（《旧唐书·李元传》）。当时水碾硙业获利丰厚，如长安清禅寺，在隋时就有“水硙及碾上下六具，永充基业”（《续高僧传》卷十七）。到了唐代，这个寺一直保有水碾硙，因此“京师殷有，莫过此寺”（《续高僧传》卷二十九）。规模较大的碾坊，要数玄宗时宦官高力士所置的一所，高力士于“京城西北截澧水作碾，并转五轮，日破麦三百斛”（《旧唐书·高力士传》），可见这个碾坊规模之大。让官僚、寺院来经营这类碾硙，当然会影响农田灌溉，并阻碍民间手工业的顺利发展。《旧唐书·郭子仪传》载“势门碾硙八十余所”。《唐会要》卷八十九载：“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三月，户部侍郎李栖筠、刑部侍郎王翊、充京兆少尹崔昭，奏请拆京城北白渠上王公寺观硙碾七十余所，以广水田之利，计岁收粳稻三百万石。”“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正月四日奏，三白渠下碾，有妨合废拆，总四十四所。”同年“正月，坏京畿白渠八十余所”。总之，以全国范围言，粮食加工业的水碾硙是相当发展的。

食糖加工业也必须介绍一下。中国古代人民大都吃蜂蜜或麦芽糖。麦芽糖被称为饴（成形）和饧（流质未成形）。东汉人郑玄在《诗·周颂·有瞽》注里说：“箫编小竹管，如今卖饧者所吹也。”初唐诗人沈期有“海外无寒食，春来不见饧”之句，可见自汉历唐，饧糖已经成为寻常易得的食品。用甘蔗汁来制糖，战国时期已经有了，《楚辞·招魂》：“鳖炮羔，有柘（古蔗字）浆些。”即是指甘蔗汁而言的。王逸注：“柘，诸蔗也。”又云：“柘一作蔗，其后为蔗饧。”《三国志·吴书·孙亮传》注引《江表传》：“亮使黄门以银碗并盖，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献甘蔗饧。”万震《南州异物志》云：“甘蔗远近皆有，交所产甘蔗特醇好。……迮取汁如饴饧，名之曰糖，益复珍也。又煎而曝之，既凝如冰，破如砖，其食之入口消释，时人谓之石蜜者也。”（《齐民要术》卷十引）万震亦三国东吴时期人，可见在三国时代，交广一带不仅制蔗汁为糖，而且能利用糖汁，经过蒸发，结晶而成块状的冰糖了。《南中八郡志》称“迮甘蔗汁曝成饴，谓之石蜜”，石蜜就是指冰糖而言的。冰糖之外，亦有沙糖，梁陶弘景《名医别录》云：“蔗出江东为胜，庐陵亦有好者；广州一种，数年生，皆大如竹，长丈余，取汁为沙糖，甚益人。”（《本草纲目》卷三十三引）可见交广一带，在南朝齐梁间已经能用甘蔗来制成沙糖了。

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使臣王玄策自西域五天竺归国，在摩揭陀（国都华氏城，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聘请了两位石蜜匠一起回国。于是唐太宗请这两位石蜜匠往越州（治会稽，今浙江绍兴）就地取甘蔗熬糖，色味超过西域的产品(11)。大概在这一时期，在中土制造沙糖、冰糖的基础上，又汲取外来的技术，加以改进，因此糖的生产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但超过国内原来的水平，而且达到国际的较高水平了。《新唐书·地理志》称成都府贡蔗糖，广州贡糖，梓州（治，今四川三台）贡蔗糖，可见这些地区生产的蔗糖，已成为贡品而闻名于全国。唐高宗时人苏颂《唐本草》称：“沙糖生蜀地，西戎（西域及五天竺）、江东并有之，笮甘蔗汁煎成，紫色”（《本草纲目》卷三十三引）(12)。糖霜，以洁白如霜而得名。宋王灼《糖霜谱》云：“唐大历间，有僧号邹和尚，跨白驴登〔遂宁北二十里之〕伞山，结茅以居。……一日，驴犯山下黄氏者蔗苗，黄请偿于邹，邹曰：‘汝未知窖蔗糖为霜，利当十倍，吾语汝塞责可乎？’试之果信，自是流传其法，糖霜户近山，或望伞山者皆如意。”洪迈《容斋随笔》：“糖霜非古也。……唐大历中，有邹和尚者，始来〔遂宁〕小溪之伞山，教民黄氏以造霜之法。伞山在县北二十里，山前后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户十之三。……霜户器用，曰蔗削，曰蔗镰，曰蔗凳，曰蔗碾，曰蔗斗，曰蔗床，曰漆瓮，各有制度。凡霜，一瓮中品色亦自不同，堆积如假山者为上，团枝次之，瓮鉴次之，小颗块次之，沙脚为下。紫为上，琥珀次之，浅黄又次之，浅白为下。”这种糖霜，据元人吴瑞《日用本草》称：“沙糖中凝结如石，破之如沙，透明白者为糖霜”（《本草纲目》卷三十三引）。据这话说来，糖霜虽不是今天的白砂糖，但也已接近今天由冰糖碾碎而成的白砂糖了。沙糖以外，还有一种乳糖，亦名石蜜，苏恭《唐本草》云：“石蜜即乳糖也。”“石蜜用水牛乳、米粉和煎成块，作饼坚重。西戎来者佳，江左亦有，殆胜于蜀。”唐开元时人孟诜《食疗本草》云：乳糖，“自蜀中、波斯来者良，东吴亦有，不及两处者。皆煮蔗汁牛乳，则易细白耳。”又云：“会稽所作乳糖，殆胜于蜀”（《本草纲目》卷三十三引）(13)。所谓乳糖，很接近今天的奶糖。

食盐的开采和制造。唐代食用盐，一是池盐，二是井盐，三是煮海水而成的海盐。

先讲池盐。蒲州安邑（今山西运城东北）、解（今运城西南）有盐池五，总称两池，每岁得盐万斛，供给长安、洛阳。盐州五原（今陕西定边）有乌池、白池、瓦池、细项池，灵州（今宁夏灵武）有温泉池、两井池、长尾池、五泉池、红桃池、回乐池、弘静池，会州（治会宁，今甘肃靖远）有河池，三州并输米以代盐。安北都护府（在今内蒙古五原西北）有胡落池（在今内蒙古杭锦旗西北），岁收盐一万四千斛，供给北边边防军府。山南道有盐井一百六十七，剑南道有盐井四百七十三，皆按月督课。幽州（治蓟，今北京）、大同（今山西大同）横野军（在河北蔚县）有盐屯，岁得盐一千五百斛至二千八百斛不等。沿海煮盐之州，置盐亭，如《新唐书·地理志》载楚州“有盐亭百二十三”。承担盐亭工作的劳动力，称亭户。亭户可以免除杂徭。唐中叶，吴、越、扬、楚有盐廪（盐仓）数千处，积存盐二万余石。盐场有涟水（今江苏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场，嘉兴（今浙江嘉兴）、永嘉（今浙江温州）、侯官（今福建福州）等十监。天宝、至德间，盐价每斗十钱，其后抽盐税，河东解池盐，每斗高至三百七十文之多。贫民困于高价，往往有淡食者。

茶叶加工业，到了唐代，也有很大的发展。茶在西汉人王褒所著《僮约》里，已经提到“武阳（今四川彭山）买茶”，可见茶叶在当时不仅已作为人们乐用的饮料，而且已开始以简单的商品姿态出现于产地附近的市场上了。三国时，孙皓赐韦昭“茶以代酒”（《三国志·吴书·韦曜传》），茶已成为席上珍。南朝时，士大夫喜欢饮茶，北朝士人嘲之为“水厄”，并呼“茗饮”为“酪奴”，但是北朝的一部分士大夫也开始摹仿江南风尚，“专习茗饮”（《洛阳伽蓝记》卷三）了。到了唐代，饮茶的风气，更有发展。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说：“茶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本草》云：‘止渴，令人不眠。’南人好饮之，北人初多不饮。开元中……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有常伯熊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穷日尽夜，殆成风俗。”茶从“唐宋以来，遂为人家日用一日不可无之物”（明丘《大学衍义补》）。因为全国茶叶的消耗量增加，茶树的栽植，也成为农村中重要的一项副业，栽植茶树、焙制茶叶的作坊，在唐代也渐次出现。《太平广记》卷三十六引《仙传拾遗》：“初九陇（今四川彭县）人张守，仙君山有茶园，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佣工者杂处。园中有一少年，自言无亲族，赁为摘茶，甚勤愿了慧。……”在茶叶加工业发展初期，分工不很明确，焙制茶叶的工人，往往就是采茶的工人。一个民营茶场，雇用的劳动人手，可以多到一百多人，规模不算小了。据《新唐书·地理志》所载，产茶并以茶为贡品的，有河北道的怀州（治河内，今河南沁阳），山南道的金州（治西城，今陕西安康）、梁州（治南郑，今陕西汉中）、峡州（治夷陵，今湖北宜昌）、归州（治秭归，今湖北秭归）、夔州（治奉节，今重庆奉节东北），淮南道的寿州（治寿春，今安徽寿县）、庐州（治合肥，今安徽合肥）、蕲州（治蕲州，今湖北蕲春）、申州（治义阳，今河南信阳），江南道的常州（治晋陵，今江苏常州）、湖州（治乌程，今浙江湖州）、睦州（治建德，今浙江建德）、饶州（治鄱阳，今江西波阳）、福州（治闽，今福建福州）、溪州（治大乡，今湖南永顺南），剑南道的雅州（治严道，今四川雅安）。当时讲究茶品的，有这样的说法：

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雅州〕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本草纲目》卷三十二作“露芽”、“谷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福州有方山之露芽；夔州有香山（《本草纲目》卷三十三作“真香”）；江陵有南木（《本草纲目》作“荆州之仙人掌”）；湖南有衡山；岳州（治巴陵，今湖南岳阳）有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治金华，今浙江金华）有东白；睦州有鸠坑；洪州（治南昌，今江西南昌）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芽；蕲州有蕲门团黄；而浮梁（今江西景德镇东北，当时著名的茶叶产销地，《元和郡县图志》称“饶州浮梁县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之商货不在焉。（《唐国史补》）

这里提到的茶叶品种，不但闻名中原，而且行销当时的西藏地区。唐使臣至西蕃（吐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治怀宁，今安徽潜山）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东川产）者，此湖者。’”（《唐国史补》）可见中原的名茶，已远销到西藏了。

溪州每年进贡茶芽二百斤，茶芽大概是茶叶的嫩芽，犹似今天的洞庭碧螺春。夷陵郡（即峡州）贡茶二百五十斤，即上面所提到的碧涧、明月、芳蕊之类，并见于《通典·食货典》。湖州的顾渚紫笋茶，贞元（公元785—804年）以后，也作为贡品。采摘茶叶的时候，每岁“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元和郡县图志》）。有一些地区，虽不生产贡品茶，可是却大量生产商品茶，如歙州的祁门县（今安徽祁门），“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14)。可见后世著名的安徽祁门茶区，在唐中业，茶叶生产已经很发达了。建茶后起，据《能改斋漫录》引张芸叟《画墁录》云：“有唐茶品，以阳羡为上供，建溪北苑未著也。贞元中，常衮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谓之膏茶。其后始为饼样，贯其中，故谓之一串。”“近至本朝（宋朝），建溪独盛。”总的说来，唐代中叶，茶叶生产已经很发达。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开始征收茶税，十分税一。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以后，唐政府的茶税收入，一年在四十万贯左右；到了宣宗大中（公元847—859年）中，达到“六十万三千三百七十缗九十七文”（据《读旧唐书直笔》），说明贞元时期，作为商品的茶叶总值，年达四百万贯以上；大中时期的茶叶总值，年达六百万贯以上。

瓷器的烧造技术方面，到了唐代，有着空前的提高。《元和郡县图志》载河南府贡白瓷器（《唐六典》卷三但作“贡瓷器”），这可能就是指巩县所生产的瓷器而言的，因为巩县在当时是河南府的属邑。巩县唐代古窑，近年已经发现，在遗址里发现白瓷碗残片很多，胎釉都较粗糙。胎中化学成分与定窑已经接近，含三氧化二铝最高，达百分之三十二左右，含氧化钛也在百分之一以上。

《新唐书·地理志》载邢州贡瓷器，《太平寰宇记》称邢州土产白瓷器。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说：“内丘（今河北内丘，时为邢州属邑，即邢窑产地）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内丘的唐代窑址，尚未发现，但在唐代墓葬中，出现不少邢州瓷器，可见“天下无贵贱通用之”语，是有一定根据的。

《太平寰宇记》：“定州土产瓷器。”可见五代宋初，定州瓷器已很著名。近年在河北曲阳涧慈村，发现唐代古窑，遗址里白瓷碗片也很多，它的胎釉和北宋定窑大致相同。唐代曲阳窑白瓷碗传世不少，以往都把它列入邢窑，现在才知道它是早期定窑体系的产品。

越窑在六朝就已有很大的成就，到了唐代，《新唐书·地理志》载越州贡瓷器，越州瓷被品评为全国第一，有极高的声誉。陆羽在《茶经》里论邢越优劣：

碗，越州上，鼎州（按宋避讳始改朗州为鼎州，治武陵，今湖南常德）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越州瓷、岳州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陆羽从茶道来品评邢越优劣，对越瓷评价特别高。不仅陆羽一人如此，唐代许多诗人也有类似看法，如顾况《茶赋》中，有“越泥似玉之瓯”语，可证“越瓷类玉”之说。许浑《晨起》诗中，有“越瓯秋水澄”之句，韩有“越瓯犀液发茶香”语，大概越瓷用来沏茶，颜色是最调和不过了。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承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把越瓷青翠夺人的釉色，完全形容了出来，无怪当时要称这种精致的瓷器为“秘色瓷”了。近年来在浙江地区唐代窑址温州西山窑、余姚上林湖窑进行了调查，证明它们属于六朝以来的越瓷系统。温州西山窑的制成品，施釉润泽，堪称佳品。余姚上林湖的青瓷，则以绚丽的青黄釉色和新颖多样的图案著称。它以印花和划花的技法，把唐代漆器或金银器上的花纹，应用于瓷器上，形成瓷器图案方面的独特风格。

陆羽在《茶经》中提到的岳州窑，其窑址近年也在湖南湘阴铁罐嘴窖头山发现。瓷胎骨灰白，以豆绿色釉为最多，也有米黄色釉，但制作粗糙，不及越瓷之精致。在长沙铜官镇的瓦渣坪窑，也发现唐代遗址，胎作灰白色，质地坚细，有的作黄白色。其最大特色，是能在青釉下烧出褐绿色彩的花纹，还可以在白釉或青黄釉下画绿彩花鸟，这是瓷器烧造技术上的一项突出成就。这一发现证明，釉下彩的技法，在唐代已经应用，从而否定了过去以为始于宋代的说法。

与越、邢二窑发展的同时，景德镇开始成为瓷器烧造的中心。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初平萧铣，于饶州鄱阳县昌南镇置新平县，就在这一年，唐政府“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器进御”。霍仲初所烧造的瓷器，色素质薄，“佳者莹缜如玉”，“当时呼为霍器”（《景德镇陶录》）。“武德中，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景德镇陶录》引《浮梁县志》）。既称之为假玉器，那么瓷器的细密、洁白、半透明的特点，想必都具备了。唐玄宗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江淮南租庸使韦坚运江淮珍货诣京贡献，其中豫章郡（治南昌，今江西南昌）船上，充满了各色“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旧唐书·韦坚传》）等物。这些名瓷，可能是昌南镇产物，可见昌南镇的瓷器，当时已经成为名贵的贡品了。近年在景德镇发现唐代窑址，遗址上有青瓷碎片，盘底心施极薄的橄榄色釉，开细纹片。同时还发现胎土纯白的白釉瓷片，这证明早期昌南镇的瓷器是青白兼有的。在景德镇胜梅亭发现了唐代白瓷，经化验后得知，瓷胎白度已达百分之七十，接近于现代细瓷的水平。昌南镇的瓷器烧造，经过不断改进和发展，到了宋代景德（公元1004—1007年）年间，就出产了极其精致的景德名瓷，昌南镇也改称景德镇而举世闻名了。

此外，邛州大邑县（今四川大邑）也出产优质的瓷器。杜甫在诗中称赞大邑瓷说：“大邑烧瓷轻且坚，如扣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又于韦少府处乞大邑瓷碗》）第一句诗形容大邑瓷既坚固又轻巧，只有胎子很薄，烧制温度很高，才能达到这个程度；第二句诗说扣之如玉，胎骨必然很致密；第三句诗说釉色洁白胜过霜雪，应该是属于白瓷系统的瓷窑。近年来虽然在成都、邛崃、大邑一带发现不少唐代窑址，但杜甫诗中提到的大邑瓷，却尚未得到证实。

从整个唐代瓷器的烧造来说，由于当时经济的发展，社会需要量较前扩大，因此不论北方和南方，都在大量生产。同时由于原料和烧造制作技法的不同，南北各窑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无论青瓷和白瓷，都有空前的发展。尤其白瓷，由于瓷土的选练逐渐成为纯白，同时釉汁逐渐施薄，釉药中铁的成分也逐渐减少，使胎骨的白色反映于表面，这样，由青釉瓷器过渡到白釉瓷器的过程基本完成，而这一完成，正是在唐、五代时期。此后就在这一基础上，开创宋、元、明、清瓷器制造的全盛局面了(15)。

在制陶手工业方面，唐代也有很大的成就。当武则天时期，彩釉俑便发展起来，最初还是单色釉，到了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灿烂夺目的三彩釉便盛极一时了。那时候，手艺高明的工匠在陶胎上先涂上一层有颜色的釉，然后画上黄色、绿色、青色的花纹，经过烧制以后，就成了彩色鲜丽的三彩陶器，我们现在称它为“三彩釉”。最近在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五彩的陶乐人俑，比三彩釉的技术还要高超。近年在西安的考古发掘中，在唐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鲜于庭诲墓里发现的一套三彩俑，可为唐代三彩釉的代表作，色彩鲜艳，姿态生动，有文官，有武侍，有女侍，有掌马、掌驼的胡俑，有骆驼载乐俑。其中两件戏弄俑，正在表演参军戏，富于变化的面部表情被刻画得淋漓尽致。骆驼载乐俑上的五个乐人，正在演奏着动人的歌曲。同样形式的骆驼载乐俑，还在西安中堡村唐墓中发现，骆驼上载有乐人七个，证明骆驼载乐俑是当时流行的舞乐之一。此外在武汉、长沙、扬州等地区的唐墓中，也都发现三彩俑，造型极精致。这些三彩俑、五彩俑，无论釉彩、造型各方面，都达到高度艺术水平。

簟席的生产方面，龙须草席是当时关内道、陇右道、河东道、江南道许多州县都生产的产品，晚唐诗人有“八尺龙须方锦褥，已凉天气未寒时”（韩《已凉》诗）的诗句。竹簟，江南道和岭南道都生产。广州的藤簟，尤其著名。沧州（治清池，今河北沧州东南）的细簟，大概也是属于竹簟一类的。京兆府出产的葵草席，河南道许州（治长社，今河南许昌）生产的蔗心席，登州（治蓬莱，今山东蓬莱）出产的水葱席，河北道磁州（治滏阳，今河北磁县）和相州出产的凤翮席，在当时都是著名的贡品。有些名贵的藤簟，还远销海外。如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中，载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时，所置办的物件中，有“白藤簟十六领，五色藤簟六领”，即是其证。此外如蒲州（治河东，今山西永济西蒲州镇）的绫绢扇和竹扇，襄州的竹扇，也都著名全国。

漆器的制造技术，到了唐代也有很大的提高。当时襄州的漆器制造技术，最有成就，能够在漆器上画出精致的花纹和碎石纹来(16)。因此襄阳漆器，驰名全国。李肇《唐国史补》中称：“襄州人善为漆器，天下取法，谓之襄样。”此外，蒲州的漆匣，在唐代也独步一时，被列为贡品。在岭南道还生产了用藤树根加工雕制而成的器皿，如循州（治归善，今广东惠阳东北）生产的五色藤盘和镜匣，振州（治宁远，今海南三亚西北）生产的五色藤盘，在当时都是著名的贡品。在河北道沧州制造的一种柳箱，也很出色。今日本正仓院藏有唐代柳箱一件，系用柳条编成，形有盖，很像今天农村中用来盛物的筐箩，可见在当时，用柳条编成箱子，因为价廉物美，深受人民群众欢迎，毋怪日本留学生回国时要买几件带回日本去了。

在矿冶手工业方面，唐代由政府开采的矿冶，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陕（治陕，今河南陕县西南）、宣（治宣城，今安徽宣城）、润（治丹徒，今江苏镇江）、衢（治信安，今浙江衢州）、信（治上饶，今江西上饶）五州，银冶五十八，铜冶九十六，铁山五，锡山二，铅山四。汾州山七。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废陕州铜冶四十八。”据《新唐书·地理志》，陕州平陆县一共有“银穴三十四，铜穴四十八”，大概由于矿苗不旺，政府开采后获利不多，所以才把陕州的铜冶废止了。

私营矿冶业也很发达。唐政府规定“凡天下诸州出铜铁之所，听人私采，官收其税”。“其西边、北边诸州，禁人无置铁冶及采矿。”（《唐六典·少府监·掌冶署令》）可见除西北两边的边地，禁置铁冶及采矿以外，其他地区是准许私人开采冶铸的。“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初税伊阳（今河南嵩县西）五重山银、锡”（《新唐书·食货志》）。税矿，就是说明由私人开采，而由政府征收矿税。到了唐德宗时，开采利权属之盐铁使，矿冶税利，便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收入。

宪宗元和（公元806—820年）初，“岁采银万二千两，铜二十六万五千斤，铁二百七万斤，锡五万斤，铅无常数”。宣宗大中（公元847—860年）时，“天下岁率银二万五千两，铜六十五万五千斤，铅十一万四千斤，锡万七千斤，铁五十三万二千斤”（《新唐书·食货志》）。

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山南道利州（治绵谷，今四川广元）贡金刚铁，剑南道的荣州（治旭川，今四川荣县）贡利铁，这两种贡品，可能都是经过精炼的钢铁。关内道州（治新平，今陕西彬县）贡剪刀，州快剪刀，为诗家所喜咏，大概也都是钢水好，用起来锐利异常。

金银的产地，从贡品的分布情况来看，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有不少州县都进贡金、金箔、麸金和银。前几年考古发掘，在西安市发现唐玄宗天宝时期的银铤四条，各重五十两。银铤上刻着呈进的郡县名和官府名。地名有信安郡（治信安，今浙江衢县）、宣城郡（治宣城，今安徽宣城）、南海郡（治南海，今广东广州）和郎宁县（今广西南宁西北），这四个地区，都是产银的地区。考古发掘还发现唐宣宗大中时期的银铤一条，呈进地是润州（治丹徒，今江苏镇江），也是有银坑的地区。西安何家村（另见下）发现了怀集（今广东怀集）、安（怀集西北）的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庸调银饼，重各拾两。

砂的产地，大都在江南和岭南两道，江南道的衡州（治衡阳，今湖南衡阳）、黔中道的辰州（治沅陵，今湖南沅陵）、锦州（治卢阳，今湖南麻阳西南）等地，盛产砂，因此这三处把砂提炼成水银，作为贡品进奉。

唐代在铸造技术方面，也有很大的提高。今四川阆中有天宝四载（公元745年）所铸的大铁幢，造型非常复杂，这标志当时冶铁铸造技术方面的较高成就。冶铜技术方面，如西安陕西博物馆所藏唐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所铸“景龙铜钟”，钟身铸有凤凰、狮子、朵云、缠枝等纹，重约三百斤，造型雄伟。其他如甘肃武威大云寺和张掖鼓楼的铜钟，这两口铜钟，形制花纹，与景龙观钟大致相同。这些铜钟上精美花纹的铸就，标志着唐代在冶铜铸造方面的很高成就。

在铜镜的制造方面，唐代较之魏晋南北朝，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从东汉三国以来，会稽一带的铜镜工艺就很发展了，近年在浙江绍兴曾出土了东吴神兽镜，镜上铭文之后有“黄武五年（公元226年）二月……扬州会稽山阴安□里子丁”等字，这于铜镜的铸造地点和时间，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到了唐代，铜镜的制造中心，主要是在江都（今江苏扬州）和太原（今山西太原），太原每年贡铜镜两面，江都每年贡青铜镜十面。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铜镜，合金成分比较少；入唐以后，铜镜铸造有了很大的发展，锡的成分增多，颜色净白如银。如《朝野佥载》称唐中宗时，“扬州造方丈镜，铸铜为桂树，金花银叶，帝每骑马自照，人马并在镜中”。从这一记录，可见铜镜的合金成分是比较高的，因此镜面磨亮以后，才会明晰到这样程度。魏晋南北朝的铜镜，在形制上，大都是圆形镜；到了唐代，打破了这一传统形式，而发展出一种八棱弧形的菱花镜来。自魏晋南北朝以来，高浮雕（剔地突起）是它最显明的特征；进入唐代，铜镜加重加厚，这给高浮雕技术的增强立体感，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花纹图案方面，也由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缠枝、忍冬、连珠、宝相、十二肖等规格化的图案花纹，而发展为鸟兽、葡萄、雀绕花枝、双鸾、狻猊等比较复杂的镜纹。高浮雕铜镜的题材方面，在魏晋南北朝有西王母传说、伍子胥故事等等；唐代更增加了月里嫦娥、狩猎、人物、山水、宴会等等内容，把反映各阶层生活和人们理想中幸福生活愿望，应用到镜纹上去，使生活用具更加艺术化，这是铜镜铸造上的重要成就。日本正仓院里藏有唐镜许多面，其中如“山水八卦背菱形镜”一面，镜背遍布薄银片，加镌鱼子地及山水人物花鸟，鱼子地外诸纹样，又镀以金，纹极繁复。外缘第一轮廓，铸出八卦，间以五律一首，周绕铜镜。第二轮廓有凤凰等花纹。第三轮廓近纽处有仙山，中有两羽衣仙人，鼓瑟吹笙，有龙凤鹤鹿点缀其间，构图自由奔放，线条刻划流畅，可以说是唐镜中优秀的作品。又有“金银平脱花鸟背菱形镜”，背面镜纹有花草、飞鸟、仙鹤、凤凰、蝴蝶等纹，精美华丽，达到了当时铜镜工艺制造的很高水平。

在金银细工的制作方面，唐代也有很高的成就。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剑南道绵州（治巴西，今四川绵阳）“土贡镂金银器”。可见绵州以生产镂金银器著名。在地主阶级、贵族官僚集中的两京，金银细工尤为发展。唐代金银细工的现存器物，有如日本正仓院所藏银薰炉一具，银质球形，横径十八厘米，纵径十八点八厘米，遍体镂空，雕镂狮凤花叶诸纹，从中半为启阖，内藏灰盘，藉薰卧衾衣服，制作工细异常。近年在西安唐大明宫东禁苑遗址中发现了唐玄宗天宝时期的两个鎏金盘，较大的一个银盘，直径市尺一尺二寸，形如花朵，四周花纹围绕，盘心上突起大狮子纹，形象生动，气势雄伟。又在西安市东郊韩森寨发现了鎏金鸾鸟大银盘，银盘的周围饰以富丽的莲瓣纹，盘心有鸾鸟一只，站在一朵凌空的云彩上，它的足胫和腿部，用锐利的刀锋，刻划出细小的绒毛和丰满的鳞羽，更加强了足胫的劲健和腿部的丰腴感来。在西安市东南洪庆村出土鎏金花草人物纹的小银盒，盖上饰以卷曲的花草和生动的人物，人物掩映在花草盘曲的枝叶间，姿态不一，有的在舞蹈，有的在拨弄乐器，有的双手高举，充满了浓郁的欢乐气氛。器底外部有纤细的阴刻线条刻绘了一对青年男女，上方刻着“二人同心”四字。周围衬以精美的花草纹。这些金银细工，都极为工致，显示了唐代金银镂刻的很高技艺水平。又在西安市郊外韩森寨天宝九年（公元750年）的雷宋氏墓中，出土小金球一件，球体中空，通体用密集的细小金珠连缀而成，上面镶缀以绿玉，金球两端有孔，可以穿线，壳薄如纸，造型和制作的玲珑精美，令人叹为观止。1970年10月，在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发现唐天宝时期窖藏的珍贵文物两瓮和提梁罐一只，内有文物共计一千多件，其中金银器物有二百七十件之多。据考证何家村在唐代为兴化坊，《两京新记》载，王守礼的邸宅在兴化坊，守礼的父亲章怀太子李贤，是武则天第二子，为则天所杀，中宗时，守礼封王。守礼死在天宝末安史之乱前，这两瓮窖藏，大概在安史之乱前夕，守礼的后人准备逃难，才埋在地下的。窖藏的二百七十件金银器物中，有金浴盆二只，刻花赤金碗一只，舞伎八梭金杯一只，掐丝团花金杯一只，刻花涂金银盒一只，涂金仰莲座小银坛一只，虎头铺首提梁银罐一只，莲瓣纹三足盖提梁银罐一只，鹦鹉纹提梁银罐一只，蔓草双凤纹银方盒一只，鸾凤纹六瓣银盘一只，龟纹桃形银盘一只，宝相花纹银盖碗一只，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一只，狩猎纹高足银杯一只，双狮纹莲瓣银碗一只，五尺三层银薰炉一具，镂空银薰球一个。以上这些金银器物的成型，以钣金和浇铸为主，切削、抛光、焊接、铆、镀、刻凿等工艺使用，已很成熟。以焊来说，有大焊、小焊、两次焊、掐丝等几种工艺，技巧纯熟，焊口平直，焊缝不易发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盘盒碗等器物上，都有明显的切削加工痕迹。起刀和落刀点显著，刀口跳动亦历历可见。有的小金盒，子扣系锥面加工，子母扣接触密闭，证明当时切削加工已趋成熟，而且也说明当时已利用简单的车床了。金银器上装饰的花纹，花形不同，鸟状各异，精致富丽，灿烂夺目。纹饰的雕凿，以平凿为主，空间又饰以鱼子地，鲜花异禽，劲枝柔蔓，遍布于闪闪发光的鱼子地上，绚丽而生动地表现出唐代高度发展的工艺水平。在这窖藏里，还应该加以介绍的是模仿皮囊形状制成的银壶，两面各有一马，马身涂金，颈系飘带，嘴衔一杯，昂首扬尾，作舞《倾杯乐》状，形象生动，制工精致，这是唐代金银器物中不可多得的一件瑰宝(17)。

唐代镶嵌的工艺美术，也达到非常精致的程度。首先讲讲“平脱”这一种工艺美术，它的制造方法，是在精致的木器或漆器上，剪金银薄片作种种图案花纹，以胶漆把金银薄片黏固在器物上，再髹漆数重，然后细磨加工，在平面漆上，脱露出金银薄片的图案花纹来，称之为“平脱”。有的更进一步，在金银薄片上，加镌以极工细的花纹，称之为“毛雕”。据《酉阳杂俎》前集卷一载，天宝末，唐玄宗赐安禄山的赐品中，有“金平脱犀头匙箸”，“金银平脱隔馄饨盘”，“平脱着足叠子”，“银平脱破觚”，“银平脱食台盘”。杨贵妃赐安禄山的赐品中，有“金平脱装具玉合”、“金平脱铁面碗”。这种侈丽的工艺品，到了唐肃宗、唐代宗时代，曾禁止制造(18)。日本正仓院尚藏有唐代携去的“银平脱合子”，盖上有银平脱之衔花六小鸟，中为花叶形，银盒周围，亦有花鸟相间的平脱装饰，秀丽绝伦，可见当时平脱工艺美术的精美程度。

平脱以外，还有一种称为“平文”的工艺美术。凡所镶嵌的金银片文漆成后为平面者，称“平脱”；花纹突出者，称“平文”。如《西京杂记》称汉赵飞燕有“宝琴曰凤皇，皆以金银隐起为龙凤、古贤、列女之象”。所谓“隐起”，即指“平文”而言，可见唐代以前，平文工艺美术已经发达了。到了唐代，这种镶嵌工艺有了更高的发展，今日本正仓院所藏唐代古物中，有“金银平文琴”一具，琴的表面有金银平纹的人物鸟兽草木花纹。上嵌方界，内作三人，跣足盘坐树下，周围饰以珍禽异卉，中坐者弹阮咸，左坐者抚琴，右坐者饮酒，其上云山飘渺，左右各有一童子跨凤执幡，翱翔天际。界外树下，别有二胡装者，一饮酒，一鼓琴，均有金文鸾凤麒麟，间以银文云鸟花蝶，金银交辉，瑰丽堂皇。背面龙池两侧作银文双龙，上下点缀花彩，凤池两侧作银文双凤，上下亦点缀以花彩。龙口下有后汉李尤《琴铭》。这些工艺品都充分反映了唐代工艺美术的高度水平。

在螺钿镶嵌美术方面，日本正仓院藏有唐代“螺钿紫檀五弦琵琶”和“螺钿紫檀阮咸”。琵琶背面，有螺钿镶嵌的鸟蝶花卉云形及宝相花纹，花心叶上，涂有红碧粉彩，用金线勾勒描画，其上覆以琥珀、玳瑁之属，于其浅深不同的透明中，显现彩文之美，极尽工巧之能事。琵琶正面当弦捍拨部分，镶嵌玳瑁，上作螺钿骑驼人像，胡装，一手执拨，一手按琵琶，气魄雄伟，姿态生动，达到高度的艺术水平。阮咸背面有螺钿并玳瑁、琥珀缀成一双鹦鹉衔珠之形，制作技巧，与五弦琵琶同一工丽。近年又在洛阳唐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墓中出土螺钿镜一面。用螺钿镶嵌在镜背上，构成一幅高士宴饮图画面。上部是一棵花树，树梢天际抛出一轮皓月，树叶丛中两侧均有飞鸟在高下翱翔，树左旁蹲着一只小鹿，树干两侧各有一鹦鹉在鸣舞。中间带空圆纽，在纽的左侧，坐着一个老人，在弹阮咸，右面一老人右手持杯，面前有一鼎一壶，背后立一女童，双手捧盒，作侍立状。再下面有仙鹤、鸳鸯嬉戏在水藻间。画面的空间，错落地飞满了花瓣。整个画面极为生动，衣纹、须发、羽毛，都刻划得非常精细，花纹间并填漆，说明唐代的镶嵌工艺水平，在当时世界上是第一流的。

总括起来说，唐代的手工业，在原先的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如制糖、制茶手工业的出现，白瓷制造的成熟，金银细工技艺的不断提高，金银平脱和螺钿等镶嵌工艺的到达高度水平，雕板书籍的开始流通，在在说明唐代手工业的巨大成就和手工艺水平的显著提高。有些工艺产品，既工细，又都雅，充分体现出当时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水平。即使个别图案花纹，可能受到中亚艺术的影响，可是唐代的工艺家们，并不是生搬硬套，而是汲取别国的长处，来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制造出具有自己中国气魄和民族风格的东西来。唐代高度发展的工艺水平，又反过来对四邻产生积极的影响，毋怪唐代的工艺品，一千多年以来，不仅在国内而且也在国外广泛留传，被视为人间瑰宝了。

唐代的手工业，有些分工已很明确，有的分工尚不明确，一件产品，往往由一个人干到底。现举分工明确的，如《太平广记》卷八十四引《集异记》云：“上都（指长安）通化门长店，多是车工所居也。广备其材，募人集车，轮辕辐毂，皆有定价。每治片辋，通凿三窍，悬钱百文。虽敏手健力，器用利锐者，日止一二而已。”造一辆车，这个熟练工人专做轮，那个熟练工人专制辕，分工愈细，专业的技术愈精，车辆的质量也更高。在这类作坊里，资格最老的称“长老”，如宋陶榖《清异录》卷下载：

有刁萧者，携一镜，色碧体莹，背有字曰：“碧金仙，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十二月，铜坊长老白九峰造。”

其次称“师”，如“削师”、“染师”，《太平广记》卷三百三十引《广异记》称：

杨元英，则天时为太常卿，开元中亡已二十载，其子因至冶成坊削家，识其父圹中剑……问削师“何得此剑？”

《太平广记》卷三百九十引《稽神录》称：

建州武夷山……有棺椁在悬崖之上……题云“润州朝京门染师张某第三女”。

在长老或削师、染师下，当有若干工匠和徒弟。长老和师，不但本人参加劳动，他们的家属一般也从事辅助劳动，大抵父子相承，职业是世袭的。其所以这样，是受当时的手工业的技术性质所决定的。在当时坊铺内部分工还不很细的情况下，制造一件生产品，手工业者照例是能从头做到底的，因此，手工业者个人的手艺，和家庭的长期训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职业的世袭就也有它存在的条件了。所以这种手工业，基本上还是属于家庭手工业的范畴，规模不会太大的。

柳宗元在《梓人传》中，描绘一个精于建筑工程的都料匠云：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门，愿佣隙宇处焉。所职寻引规矩绳墨，家不居砻斫之器。问其能，曰：“吾善度材，视栋宇之制，高深、圆方、短长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舍我，众莫能就一宇。故食于官府，吾受禄三倍；作于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床阙足而不能理，曰：“将求他工。”予甚笑之。……其后京兆尹将饰官署，予往过焉，委群材，会众工，或执斧斤，或执刀锯，皆环立向之。梓人左持引，右执杖，而中处焉；量栋宇之任，视木之能举，挥其杖曰斧，彼执斧者奔而右，顾而指曰锯，彼执锯者趋而左。俄而斤者斫，刀者削，皆视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断者。其不胜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画宫于堵，盈尺而曲尽其制，计其毫厘而构大厦，无进退焉。既成，书于上栋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则其姓氏也，凡执用之工不在列。……梓人，盖古之审曲面势者，今谓之都料匠云。

都料匠近于现代的建筑工程师兼包工作头，都料匠既是建筑工程的设计者，又是施工现场的指挥者。在屋宇建成之后，他的收入最多，“故食于官府，吾受禄三倍；作于私家，吾收其直大半”。都料匠的收入，不知要高出工匠多少倍。

手工业作坊，通称为坊，亦称作铺，如铜坊、染坊、纸坊、糖坊、糕坊、油作铺、彩缬铺之类(19)。他们既是手工业的作坊，同时又是铺肆，出售手工业制成品，且被组织在商业性质的行会里。

关于行这一组织，不仅在长安东市有二百二十行，洛阳丰都市有一百二十行，大同市有六十六行，就是地方州县，也有行的组织。在长安的行可以考知的，东市有肉行、绢行、药行、铁行，西市有麸行、绢行、大衣行、秤行、辔行，南市有麸行，不知东市还是西市，尚有“白衫、白布行”（见《东城老父传》）。洛阳北市有彩帛行、丝行(20)。在州县，扬州有药行，扬子县（今江苏仪征东南）有鱼行，苏州有金银行(21)，幽州范阳郡（治蓟，今北京）有白米行、米行、大米行、粳米行、油行、肉行、五熟行、屠行、绢行、大绢行、小绢行、新绢行、丝绢彩帛行、总绢彩帛行、丝帛行、市绢行、小彩行、丝绵行、布行、幞头行、磨行、生铁行、炭行(22)，涿州（治范阳，今河北涿州）有肉行、椒笋行、果子行、靴行、新货行、杂货行、染行(23)，西州高昌县有米面行、菜子行、果子行、彩帛行、帛练行、铛釜行等(24)。日本学问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六月廿七日夜三更，〔长安〕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已西十二行四千余家”，行是聚集在一起的，十二行就有四千余家之多，平均一行包括店肆作坊住宅三百三十余家。行的出现，一方面说明唐代的手工业商业确比以前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生产发展不充分，如海外贸易受到限制，国内市场比较狭小等等，因而小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激烈。他们不得不利用行这一组织来保护自己，防止同行的竞争，并排斥外来的竞争。因此各种手工业者规定了大致上统一的工资，各种行并规定了统一的商品价格，使同行间的竞争，限制在最低的限度内，而使自己这个作坊或店肆保有一定范围的销路。另一方面，在当时封建制度还比较巩固的情况下，由于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势力还极其微弱，封建统治者往往利用行这一组织，来对手工业者和商人进行勒索和压榨。所以行的出现，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的记载上是这样解释的：“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大小，但合充用者，皆置为行”（《都城纪胜·诸行》条），这就点明了行是封建统治者剥削手工业者和商人的一种工具。

属于行这一组织而替它办事的人，通常称为“行人”(25)，行的长老，称为“行头”或“行首”，有时得称为“长头”(26)。属于那一类手艺的，称他所属手艺这一行为“本行”，熟悉这一行手艺的，则被称为“行家”(27)。

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唐代商业也有了重大的发展。

两京是唐王朝官府作坊的集中地，同时又是唐王朝的政治中心，中外人物辐凑云集，商业也随着繁荣起来，自然地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了。

西京长安、万年，本有东西两市，到了唐玄宗天宝八载（公元749年），又在威远营置南市，华清宫置北市。东市“东西南北各六百步，四面各开二门”（宋敏求《长安志》）。市周围筑有围墙，市内东西街两条，南北街两条，各街宽度均在三十米以上。西市约一千五百米见方，周围不筑围墙，市内有井字街，街宽广十八米左右，街两侧并有明沟。市的周围，有很多邸店，所谓“四面立邸”（《长安志》）。据《唐律·名例·疏议》：“邸店者，居物之处为邸，估卖之所为店。”邸相当后世的货栈和批发店，它一般不经营零售；店相当于后世的商店，它是经营零售的。市里陈列货物和出售货物的铺子，称作“肆”。从《河南志》洛阳南市有三千余肆和四百余店一语看来，肆的规模比店要小得多。出售同类货物的店肆，集中开设在一条街上，称作行，上面已经详细讲到了。宋敏求《长安志》称东“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集积”。又称西市“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不过东市靠近显贵的住宅区，因此东市出售的货物，大都是比较奢侈的东西，而巨商大贾却多居住在西市，所谓“商贾所凑，多归西市”。“浮寄流寓，不可胜计”（《长安志》），因此西市的商业要比东市繁盛得多(28)。

东都洛阳，有南、北、西三市，南市在隋为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四面各开三门”（《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一引《西京记》），“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元《河南志》）。大同市“凡周四里，开四门，邸一百四十一区，资货六十六行”（元《河南志》），商业也非常发达。

西京、东都以外，唐代最著名的城市要算扬州了。扬州的手工业比较发达，锦袍、锦半臂、锦被、铜镜、毡帽，都是当时著名的产品(29)。同时扬州是大运河的起点，渡江至丹徒（今江苏镇江），又是江南河的终点。所谓“广陵当南北要冲，百货所集”（《唐会要》卷八十六），“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旧唐书·苏传》），商业特别发达。浙西、江西的财赋也都集中在扬州，然后再由这里运载到关中去。《旧唐书·五行志》谓：“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广陵郡大风驾海潮，沦江口大小船数千艘。”可知开元、天宝之际，停泊在扬州码头上的船只，已有数千艘之多。唐中叶以后，江淮商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停泊的船只也会愈加增多。唐王朝的军国用途，主要依靠江淮财赋，所谓“兵食所资在东南”（《新唐书·萧颖士传》）；“江东数州，业在田亩，每一岁善熟，则旁资数道”，“赋取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权载之文集》卷四十七《论江淮水灾上疏》）；“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韩愈《送陆歙州诗序》）。当时唐王朝的军事政治中心虽然还在关陇，而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南方去了。扬州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之一，卢求在《成都记序》中说道：“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以扬为首。”洪迈《容斋随笔》卷九也讲到《唐扬州之盛》，他说：“唐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

扬州以外，就数益州。益州成都府的财富，如卢求《成都记序》中所说：“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熟较其要妙，扬不足以侔其半”（《全唐文》卷七百四十四）。益州成为唐王朝的天府之藏，同时也是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西南的财赋，大都在这里集中，然后运往关中和陇右、河西、北庭、安西各地区去。陈子昂在武则天时《上蜀川军事书》中说：“伏以国家富有巴蜀，实天府之藏。自陇右及河西诸州，军国所资，邮驿所给，商旅莫不皆取于蜀。”安史乱起，马嵬兵变，唐玄宗无法控制他的禁卫军，幸亏“成都贡春彩十余万匹至扶风”（《资治通鉴》唐至德元载），解除了这场危机，随行将士才整队入蜀。

扬州的对岸是润州（治丹徒，今江苏镇江），它是“三吴之会，有盐井铜山，有豪门大贾，利之所聚”（《文苑英华》卷四百八常衮《授李栖筠浙西观察使判》），又是浙西节度使的治所。苏州到了唐代，也有很大的发展，“上元（公元760—761年）之际，中夏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参编户之一”（《全唐文》卷五百十九载梁肃《吴县令厅壁记》）。当时“称为雄郡”（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杭州的商业也相当繁荣，所谓“杭州，东南名郡，咽喉吴越，势雄江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全唐文》卷三百十六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有“户十万，税钱五十万”（《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三杜牧《上宰相求杭州启》）。越州（治会稽，今浙江绍兴）“铜盐材竹之货殖，舟车苞篚之委输，固已被四方而盈二都”（《全唐文》卷五百二十三崔元翰《判曹食堂壁记》）。越州是浙东观察使治所，浙东的“机杼耕稼，提封九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文苑英华》卷四百八杜牧《授李纳浙东观察使兼御史大夫制》）。“自中原多故，贤士夫以三江五湖为家，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薮”（《全唐文》卷七百八十三穆员《鲍防碑》）。湖州也是“山泽所通，舟车所会，物土所产，雄于楚越，虽临淄之富不若也”（《文苑英华》卷八百一顾况《湖州刺史厅壁记》）。此外如宣州，“封方数百里，而铜陵铁冶，繁阜乎其中”（《全唐文》卷四百三十八陈简甫《宣州开元以来良吏记》）。江州（治浔阳，今江西九江）“缗钱粟帛，动盈万数”（《文苑英华》卷八百三符载《江州录事参事厅壁记》）。洪州（治南昌，今江西南昌），“江淮之间一都会也”（《太平广记》卷四百三引《广异记》）。吉州（治庐陵，今江西吉安）则有“材竹铁木之赡殖，苞篚缉之富聚，土沃多稼，散粒荆、扬”（《文苑英华》卷八百五皇甫《吉州庐陵县令厅壁记》）。鄂州（治江夏，今湖北武汉）在安史乱后，“襁负云集，居未二载，户口三倍”（李白《武昌宰韩君去思碑序》）。荆州则“江陵城下旧三十万户”（《资治通鉴》唐乾符五年）。广州是岭南的最大都市，又是国际性著名商港，“地当要会，俗号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凑”（陆贽《论岭南请置市舶中使状》）。“蛮胡贾人，舶交海中”。“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韩愈《送郑尚书序》）。其他如甬江流域的明州（治，今浙江宁波）和晋江流域的泉州（治晋江，今福建泉州），入中唐以后，也逐渐成为国际性的著名商港。

此外，汴州的浚仪（今河南开封）、宿州的桥（今安徽宿州北符离集）、襄州的襄阳、并州的晋阳、幽州的范阳（今北京西南）、凉州的姑藏（今甘肃武威）、西州的高昌等，都是唐代国内或国际贸易的重要城市。

《唐六典》卷二十：“凡市，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有些州县，市的交易规模不大，也可不敲锣不打鼓。有此繁华的城市，还有夜市，王建《夜看扬州市》诗云：“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是承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即是其证。苏州也有夜市，晚唐诗人杜荀鹤《送人游吴》诗：“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又《送友游吴越》诗：“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

唐《关市令》规定：“诸市，每肆立标，题行名，依令每月旬别三等估”（仁井田陞《唐令拾遗》）。凡一种物品，都分上中下三品，如细绵绸、次绵绸、粗绵绸，细绁、次绁、粗绁之类；每一品又分成三等价格，称为上估、中估、下估。兹举例如下：

细绁壹尺　上直钱肆拾伍文　次肆拾肆文　下肆拾叁文

次绁壹尺　上直钱叁拾文　次贰拾伍文　下贰拾文（大谷第三〇五七号）

粗绁壹尺　上直钱拾壹文　次壹拾文　（大谷第三〇八〇号）

细绵绸壹尺　上直钱肆拾柒文　次肆拾伍文　下肆拾肆文（大谷第三〇七三号）

次绵绸壹尺　上直钱肆拾贰文　次肆拾文　下叁拾捌文

粗绵绸壹尺　上直钱叁拾柒文　次叁拾　（大谷第三〇五一号）

但也有些商品，不分上中下三品，只分上估、中估、下估三等价格，例如：

帛练行

大练一匹　上直钱肆佰柒拾文　次肆佰陆拾文　下肆佰伍拾文（大谷第三〇九七号）

米面行

白面一斗　上直钱叁拾捌文　次叁拾柒文　下叁拾陆文（大谷第三〇七二号）

果子行

干蒲萄壹胜　上直钱拾柒文　次拾陆文　下拾伍文

大枣壹胜　上直钱六文　次伍文　下肆文（大谷第三〇五四号）

菜子行

蔓菁子壹胜　上直钱二十文　次拾陆文　下拾伍文（大谷第三〇八五号）

铛釜行

釜一口三斗盛　上直钱捌佰文　次柒佰文　下陆佰文

釜一口五斗盛　上直钱壹阡贰佰文　次壹阡文　下玖佰文（大谷第三〇七〇、三〇六四号）

这类物价十日一定，每一季度向地方官汇报一次。已规定的价格，各行各业不得擅自变动。倘若政府需要收购物资，或估价赃物，皆据中估定价，如收购大枣，大枣分六文、五文、四文三等，中估定价，即是以五文收购。讨价还价，这是旧日市场的积习，在我国唐代，已经规定出市不二价了。

在唐代，除了州县正式的市以外，在河津渡口，或要路上，又出现了许多草市。《元和郡县图志》：“赤壁草市，在县（汊川县，今湖北汉川南）西八十里。”《唐会要》卷七十一载：“德州安德县（今山东陵县），渡黄河南，与齐州临邑县邻接，有灌家口草市一所。”《太平广记》卷三十一引《玄怪录》：天宝中，“青城山（今四川灌县西南）前后……唯草市药肆”。《唐会要》卷七十一：贝州“永济县（今山东冠县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以张桥行市为县。”《太平寰宇记》卷一〇六洪州分宁县条下云：“分宁县（今江西修水），武宁县，按《邑图》云，本常洲之亥市也。其地凡十二支，周千里之内，聚江、鄂、洪、潭四州之人”，“豪富物产充之”。《文苑英华》卷八〇八《彭州新置唐昌县建德草市歇马亭镇并天王院记》称建德草市，“百货咸集，蠢类莫遗，旗亭旅舍，翼张鳞次”。《酉阳杂俎》前集卷二《壶史》：“宝历（公元825—827年）中，荆州有卢山人，常贩桡朴、石灰，往来于白南草市。”王建《汴路即事》诗：“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一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贼书》云：“凡江淮草市，尽近水际，富室大户，多居其间。”《北梦琐言》卷十二载：“唐峰（即唐道袭），亦阆州（治阆中，今四川阆中）人，有坟茔在茂贤草市。”又《太平广记》卷二六五引《北梦琐言》云：“蜀东、西川之人，常互相轻薄。西川人曰：‘梓州（治县，今四川三台）者，乃我东门之草市也，岂得与我为耦哉？’节度柳仲郢闻之，为幕客曰：‘吾立朝三十年，清华备历，今日始得与西川作市令。’闻者皆笑之。”可见草市正在发展起来，有的且发展为镇市，有的且发展为县治了。

草市之外，还有墟市，亦作虚市。墟市即是定期市集，或三日，或五日，定期在某处相聚交易。南朝宋沈怀远《南越志》云：“越之市为虚，多在村场，先期招集各商，或歌舞以来之，荆南、岭表皆然。”因为这种墟市，必须选择广敞的场所，故称之为墟。宋钱易《南部新书》云：“端州（治高要，今广东肇庆）以南，三日一市，谓趁虚。”《青箱杂记》卷三云：“岭南谓村市为虚，柳子厚《童区寄传》云：‘之虚所卖之。’又诗云：‘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墟人。’即是也。盖市之所在，有人则满，无人则虚，而岭南村市，满时少，虚时多，谓之为虚，不亦宜乎？”墟市的主顾，多半是墟市附近的农民，农民的购买力是有限的，没有长期开市进行买卖的必要，因此虚市只要隔几天举行一次。今天云南、贵州地区，尚有马街子、牛街子的墟，十日内两次赶集，犹是古代墟市的遗留。草市、墟市的出现，是农村交换经济发展的结果，自然，这不过是农村交换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的表现。

随着商业的发展，货币的流通额也逐渐增多起来。

从魏、晋时代起，货币是近于废弃的。到了南朝的初期和北朝的中期，货币的行用逐渐推广，但即使入隋以后，一直到唐代前期，实物经济还是占统治地位，这有许多史料可以证明。例如：

开皇初……下诏献书一卷，赉绢一匹（《隋书·牛弘传》）。

曾见人以捕鱼者，出绢买而放之（《隋书·乞伏慧传》）。

是岁（大业元年）……翟雉尾一，直十缣；白鹭鲜半之（《隋书·食货志》）。

隋并州盂县（今山西盂县）……寺家生一黄犊……竹永通……家……用粟百石，于寺赎牛（《太平广记》卷一百三十四引《异录》）。

太宗……即位之始……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贞观政要》卷一）。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自五、六年来，频岁丰稔，一匹绢，得十余石粟（《贞观政要》卷六）。

唐河间邢文宗……贞观年中……向幽州，路逢一客，将绢十余匹……此人云将向房州，欲买经纸（《太平广记》卷一百二十一引《冥报拾遗》）。

高宗……各赐市书绢二百匹（《新唐书·宗室陇西公博义传》）。

于斯之时（麟德中），天下以一缣易一马（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

大足元年……陇右……丰稔，乃至一匹绢粟数十斛（《旧唐书·郭元振传》）。

唐神龙中……其人……备三百缣欲赎购此书（《太平广记》卷四百四十八引《乾子》）。

开元廿九年……用大练八匹，买……牛一头（日本中村不折藏吐鲁番官文书中之买牛契）。

在唐代的律令中，也规定用绢来作为价值标准，例如：

计庸一人一日，为绢三尺（《唐律》卷四《名例律》疏议）。

减价，谓畜产直绢十匹，杀讫唯直绢两匹，即减八匹绢（《唐律》卷十五《厩库律》疏议）。

假有借驴一头，乘经百日，计庸得绢七匹二丈。驴估止直五匹，此则庸多，仍依五匹为罪（《唐律》卷四《名例律》疏议）。

假将私奴贸易官奴，其奴各直绢五匹，其价虽等，仍准盗论，各徒一年（《唐律》卷二十《贼盗律》疏议）。

唐代除了用布帛来作为货币以外，也常把其他实物当作货币来进行交易，《资治通鉴》唐穆宗长庆二年谓“大历（公元766—779年）以前，淄青、太原、魏博贸易，杂用铅铁，岭南杂用金银、丹砂、象齿”，即是其证。这种实物经济代替货币来使用的情况，终唐之世，都是如此。例如：韩愈在《论变盐法事宜状》中提到“所在百姓，贫多富少，除城郭外，有见钱籴盐者，十无二三，多用实物及米谷博易”。韦处厚在《驳张平叔粜盐法议》中提到“且据山南一道明之，兴元（治南郑，今陕西汉中）巡管，不用见钱，山谷贫人，随土交易，布帛既少，食物随时。市盐者，或一斤麻，或一两丝，或蜡或漆，或鱼或鸡，琐细丛杂者，皆因所便”。元稹在《钱货议状》中提到“自巴（州治化城，今四川巴中）以外，以盐帛为交易，黔（州治彭水，今四川彭水）、巫（州治龙标，今湖南黔阳）、溪（州治大乡，今湖南永顺东南）、峡（州治夷陵，今湖北宜昌市），大抵用水银、朱砂、缯彩、巾帽以相市”。可见在商业不发达的地区，或荒僻的乡村里，这一物物相换的情况，基本上没有改变过来。不过在城市中，货币经济确已开始在夺取实物经济的地盘了。

隋初行“重如其文”的五铢钱，“所在流布，百姓便之”。但自炀帝“大业以后……遂多私铸，钱转薄恶……或剪铁，裁皮糊纸以为钱，相杂用之，货贱物贵，以至于亡”（《通典·食货典·钱币下》）。“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开元钱之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其字含八分及隶体，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读之”。“仍置钱盐于洛、并、幽、益等州”。“五年五月，又于桂州置监。议者以新钱轻重大小最为折衷，远近甚便之。后盗铸渐起，而所在用钱滥恶”。“至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又改造新钱，文曰乾封泉宝。”（《旧唐书·食货志》）后“以商贾不通，米帛踊贵，复行开元通宝钱”。“自是盗铸蜂起，江淮游民依大山陂海以铸，吏莫能捕。先天（公元712年）之际，两京钱益滥”。“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宣润等州初置钱监，两京用钱稍善，米粟价益下。其后钱又渐恶”。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天下〔铸钱〕炉九十九：绛州三十，扬、润、宣、鄂、蔚皆十，益、〔邓〕、郴皆五，洋州三，定州一。每炉岁铸钱三千三百缗，役丁匠三十，费铜二万一千二百斤，三千七百斤，锡五百斤。每千钱费钱七百五十。天下岁铸三十二万七千缗”（《新唐书·食货志》）。

安史之乱发生，“经费不给，铸钱使第五琦铸乾元通宝，每缗重十斤，行使时，以一当十。及第五琦为相，复命绛州铸重轮乾元钱，每缗重十二斤，以一当五十，和开元通宝三品并行”。“法既屡易，物价腾踊，米斗钱至七千，饿死者满道。”代宗即位后，开元通宝、乾元重宝、重轮乾元重宝“皆以一当一”，“人甚便之。其后民间乾元、重棱（即重轮乾元重宝）二钱铸为器，不复出矣”（《新唐书·食货志》）。

刘晏为诸道盐铁转运使，以江南道、岭南道贡物运送至京都，贡物轻，路费贵，又“不足以供道路之直。于是积之江淮，易铜铅薪炭，广铸钱，岁得十余万缗”，由此铜钱流通稍广。德宗建中（公元780—783年）初，“以商州红崖冶铜多，请复洛源废监，起十炉，岁铸钱七万二千缗，每千钱费九百”（《新唐书·食货志》）。

由于铜价昂贵，铜钱多被销铸为铜器，钱币缺乏，贞元（公元785—805年）初，“骆谷散关禁行人以一钱出者”。贞元二十年，“命市井交易，以绫罗绢布，杂货与兼用”。“盐铁使李巽以郴州平阳铜坑二百八十余，复置桂阳监，以两炉日铸钱二十万。天下岁铸钱十三万五千缗”。宪宗“元和六年（公元811年），贸易钱十缗以上者，参用布帛”。可见铸币还是非常缺乏。“蔚州三河冶距飞狐故监二十里而近，河东节度使王锷置炉，疏拒马河水铸钱，工费尤省”。“以五炉铸，每炉月铸钱三十万”。文宗太和八年（公元834年），“天下铜坑五十，岁采铜二十六万六千斤”（《新唐书·食货志》）。大中（公元847—860年）中，“〔岁铸钱〕一十八万四千二百三十余缗”（《读旧唐书直笔》）。总的说来，一方面，唐代商业、手工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青铜币的行用，另一方面，青铜币不断被销铸为器物，致使青铜币的行用，又极端缺乏。铜币缺乏，就不可能完全排斥实物的使用，如当时“凡交易百缗以上者，匹帛居半”，这种现象，一直到唐末，还没有改变过来。由于青铜币的缺乏，每贯千文足陌，就不能实行。“昭宗时，京师用钱八百五十为贯，每百才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为百。”（《新唐书·食货志》）我们应该对唐代的商品货币的发展有所认识，但是不能过分夸大当时的货币交换关系，如果过分夸大的话，也是不妥当的。

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为了适应人们大宗交易的需要，都市里出现了接受私人钱贯的存放和发放信用贷款业务的柜坊，亦称僦柜。僦，租赁的意思，僦柜，犹似后世向银行租用保管箱，把钱贯寄放在那里，以备急需时取用。《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三引《乾子》：“胡人米亮……谓〔窦〕曰：‘崇贤里小宅出卖，直二百千文（二十万文），大郎速买之。’西市柜坊，鏁钱盈余，即依直出钱市之。”僦柜和柜坊，是专办存放钱币或发放信用贷款的铺子。《太平广记》卷三百引《广异记》：“开元初……三卫乃入京卖绢……有白马丈夫来买，直还二万，不复踌躇，其钱先已鏁在西市。”“鏁”即“锁”字，窦的“锁钱盈余”和白马丈夫的“其钱先已锁在西市”，就是说他们有现钱存放在僦柜里，随时可以支取。《旧唐书·德宗纪》建中三年，京兆“少尹韦又取僦柜质库法拷索之”。《资治通鉴》唐德宗建中三年作“又括僦柜质钱”。胡三省注以为“民间以物质钱，异时赎出，于母钱（本钱）之外，复还子钱（加利息），谓之僦柜”。我个人的看法，认为胡三省的注，用来解释质库是对的，用来解释僦柜，似非允当。《旧唐书·德宗纪》以“僦柜”“质库”并举，可见僦柜不等于就是质库。质库似后世的典当，僦柜似后世的银号和钱庄。

与柜坊同时出现的，还有“飞钱”。飞钱犹似后世的汇票。唐代，青铜币的铸造虽然增多，但还远不足适应当时的需要，而政府法令又禁止钱币出境，如“贞元初，骆谷、散关禁行人以一钱出者”（《新唐书·食货志》）。可是当时各地区之间的商品交换，需要大量的青铜币，在这种情况下，飞钱就出现了。飞钱亦称“便换”，《因话录》称：“有士鬻产于外，得钱数百缗，惧川途之难赍也，祈所知纳于公藏，而持牒以归，世所谓便换者。”它又可以避免携带现钱长途跋涉的困难。初期经营这种业务的是三司使和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司富家。《新唐书·食货志》所谓：“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唐会要》卷八十七载：元和七年（公元812年），盐铁转运使王播奏：“……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谓之便换。”那时官僚、商人想把钱运回家乡置办田庄或运往各地采办货物；而三司使及诸道方镇，却正想把钱运进长安，以供政府及诸道进奏院的支用。这样，政府一面采取政治力量取缔私人经营飞钱，另一面又采用不收汇费或减低汇费的办法来抵制私家经营飞钱，以便政府垄断这项营业。

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唐代出现了拥有巨大财富的富商大贾，例如：

西京怀德坊南门之东，有富商邹凤炽……其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四方物尽为所收，虽古之猗、白，不是过也。其家男女婢仆，锦衣玉食，服用器物，皆一时惊异。尝因嫁女，邀诸朝士往临礼席，宾客数千，夜拟供帐，备极华丽。及女郎将出，侍婢围绕，绮罗珠翠，垂钗曳履，尤艳丽者，至数百人，众皆愕然，不知孰是新妇矣。又尝谒见高宗，请市终南山中树，估绢一匹。自云：“山树虽尽，臣绢未竭。”（《太平广记》卷四百九十五引《西京记》）

长安富民王元宝、杨崇义、郭万金等，国中巨豪也。各以延纳四方多士，竞于供送，朝之名寮，往往出于门下。每科场文士，集于数家，时人目之为豪友（《开元天宝遗事》）。

长安城中有豪民杨崇义者，富兼数世，服玩之属，僭于王公（《开元天宝遗事》）。

王元宝，都中巨豪也。常以金银叠为屋壁，上以红泥泥之。于宅中置一礼贤堂，以沉檀为轩槛，以地面，以锦文石为柱础。……四方宾客，所至如归（《开元天宝遗事》）。

这些富商大贾，在从事商业中积聚了巨大财富以后，还把他们的财富转移到土地上去，所谓“用末致富，用本守之”。上面讲到的巨富邹凤炽，《两京新记》称他的“邸店田宅，遍满海内”，就是最好的例证。

唐中叶以后，商业还是继续有所发展，商贾的势力还是炙手可热。中唐诗人元稹的《估客乐》反映了这一情况：

估客无住著，有利身则行。出门求火伴，入户辞父兄。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无不营。……所费百钱本，已得十倍赢。……子本频蕃息，货贩日兼并。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炎洲布火浣，蜀地锦织成。越婢脂肉滑，奚僮眉眼明。通算衣食费，不计远近程。经游天下遍，却到长安城。城中东西市，闻客次第迎。迎客兼说客，多财为势倾。客心本明黠，闻语先已惊。先闻十常侍（宦官），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归来始安坐，富与王者。市卒酒肉臭，县胥家舍成。岂唯绝言语，奔走极使令。大儿贩材木，巧识梁栋形；小儿贩盐卤，不入州县征。一身偃市利，突若截海鲸。钩距不敢下，下则牙齿横。生为估客乐，判尔乐一生。尔又生两子，钱刀何岁平。

元稹诗中的商人，经营珠玉、锦彩、奴婢、马匹的买卖，交结长安权贵，富与公侯埒敌，可见商人的经济力量，是相当雄厚的。又如扬州有王四舅，“匿迹货殖，厚自奉养，人不可见。扬州富商大贾，质库酒家，得王四舅一字，悉奔走之”（《唐国史补》）。王四舅的一字，能使扬州的富商大贾，悉供奔走，其财势之大，自不待言。中国封建社会的商人，既能把财富投向土地，变成大地主，自然也能够出钱买官，变为官僚。如唐末江陵有郭七郎，“其家资产甚殷，乃楚城（指江陵）富民之首，江淮、河朔间，悉有贾客仗其货贸易往来者”（《太平广记》卷四九九引《南楚新闻》）。后来郭七郎又输钱数百万，以白丁买到横州刺史官职。尽管郭七郎因遇到特殊情况，未能到任，而且流落永州（治零陵，今湖南零陵），沦为捉艄的篙工，但一般来讲，商人上升为地主、官僚，是常见的情况；郭七郎的下降为篙工，却是个别的事例。

高利贷剥削的盛行　在唐代，无论官府、地主、官僚、寺院、商人，都从事高利贷的盘剥。高利贷有“举”和“质举”两种。举是信用贷款，不用东西作抵押，质举需提供不动产或实物作抵押。南朝时已有寺院经营犹似后世典当的质库，唐代达官贵族亦多开设。借贷人把衣服日用品之类送去抵押，称为“纳质”或“收质”。大规模的质举只是在借契上说明某人以某处房屋某处土地作为担保品，而该项产业则仍归原主经管。如《太平广记》卷一百七十二引《唐阙史》称：“咸通（公元860—873年）初……楚州淮阴农北庄，俱以丰岁而货殖焉，其东邻则拓腴田数百亩，资镪未满，因以庄券质于西邻，贷缗百万，契书显验，且言来岁赍本利以赎。”这就是用土地作为抵押品的一种贷款。

“举”虽然是信用贷款，但从敦煌发现的乙未年龙弘子贷生绢契（斯坦因敦煌文书第四五〇四号）及壬寅年龙钵略贷生绢契（伯希和敦煌文书第三六二七号）两件契约来看：

乙未年（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三月七日立契，押衙龙弘子往于西州充使，欠少绢帛，遂于押衙阎全子面上贷生绢壹匹，长肆拾尺，幅阔壹尺捌寸叁分。其绢，彼至西州回来之日还绢，利头立机细绁壹匹、官布壹匹。其绢限壹个月还。若得壹个月不还绢者，逐月于乡原生利。若身东西不平善者，壹仰口承男某甲祇当。但别取本绢，无利头。两共对面平章立□，不喜悔者，用为后验。

壬寅年（唐僖宗中和元年，公元882年）贰月十五日，莫高乡百生龙钵略，欠阙匹帛，遂于押衙王万端面上，贷生绢一匹，长三丈六尺，幅阔壹尺八寸。其绢利头立机绁一匹。其钵略任意博价。若平善，到日限至壹月，便取于尺数本绢。若钵略身不平善者，仰者口承人兄定奴面上取于尺数绢。若于□卿慢，绢主掣夺家资，用凭充绢价。两共对面平章不□□。壬寅年贰月十五日莫高乡百姓龙钵略欠匹帛，遂于兄定〔奴〕

癸卯年正月廿三日　张通温手书

这种举贷，虽然在借契上没有明确提出用什么东西来作抵押品，实际是用借贷人和口承人（担保人）的整个家产来作为抵押品的。

我们在上面曾提到过的公廨本钱，由捉钱令史来贷放，利息已经非常高了。唐玄宗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崔沔在奏疏中提到当时公廨钱的利息，“且五千之本，七分生利，一年所输，四千二百”（《唐会要》卷九十一），不知有多少民户落入这高利贷罗网中，以致倾家荡产。

官廨的高利贷不仅由政府派捉钱令史来放贷，有时委托寺院来放贷，现举伯希和第三三七〇号文书为例：

戊子年六月五日公廨麦粟出便与人抄录如后：

应戒□□友庆洪福圆德四人，各粟一斗，至秋陆斗。

赤心安富通便粟两硕，至秋叁硕。见人杜□立

兵马使曹智盈便粟肆斗，至秋陆斗。　口承外生他略

赤心宋唱进便粟壹硕，至秋壹硕伍斗。　口承阿婶赵氏

赵善进便粟叁硕，至秋肆硕伍斗。　口承沙弥幸通

贾法律便粟壹硕，至秋壹硕伍斗。　口承沙弥幸通

洪闰游怀用便粟肆斗，至秋陆斗。　口承曹保晟

莫高曹保晟便粟肆斗，至秋陆斗。　口承游怀用

玉关傅流住便粟两硕，至秋叁硕。　口承敦煌安胡奴

当寺僧义忠便粟肆斗，至秋陆斗。　口承沙弥善通

玉关傅流住便麦壹硕，至秋壹硕伍斗。　口承敦煌安胡奴

（中略）

龙勒程恩子便麦壹硕伍斗，至秋贰硕贰斗伍升。　口承康通达

龙勒石章六便麦壹硕，至秋壹硕伍斗。　口承安友妻裴氏

普光寺尼索寺主便麦陆斗，至秋玖斗。　口承喜喜

龙勒程恩子便粟伍斗，至秋柒斗伍升。　口承喜喜

洪池邓安久便麦壹硕，至秋壹硕伍斗。　口承索安六

赤心索安六便麦壹硕，至秋壹硕伍斗。　口承邓安久

所谓“口承”，就是口头担保人。从这页粟麦出贷底账中，可以看到从五月到九月最多四个月的时间，所贷放的粟麦，即须加半偿还，年息高达百分之一百五十。

戊子年，是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这时吐蕃已经退出河西走廊，敦煌进入归义军节度使管辖时期。便粟麦底账中有兵马使曹智盈，贾法律，这都是唐藩镇州郡下的官员，也证明这一推断不误。在归义军节度使管下，政府高利贷的利率，达到如此惊人的地步，应该说是罕见的。

除了政府高利贷——政府公廨委托寺院出便粟麦利息高达百分之一百五十以外，民间私人借贷的利息率，也是很高的。在唐玄宗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曾规定公私利息，“自今以后，天下负举，只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取利”（《唐会要》卷八十六）。但政府本身从未遵守这个规定，那么要求地主、富商来遵守，更是困难了。所以民间高利贷利息之高，更是非常惊人，今举癸未年（唐懿宗咸通四年，公元863年）彭顺子便麦粟契（北京图书馆敦煌文书殷字第四一号）为例：

癸未年五月十六日，平康乡彭顺子乏少粮用，遂于高通子便麦两硕，至秋肆〔硕〕，便粟两硕，至秋肆硕。只典紫罗裙一腰。若身东西不在，一仰口承人妻张二侄子面取，□□交纳。恐为无凭，立此文书。

五月间，贷麦两硕（石），至秋归还时，就要缴纳四硕。秋泛指七月至九月，现在姑且定为九月中旬，从五月中旬到九月中旬，一共四个月的时间，利息就是本钱的一倍，年息高达百分之三百！晚唐诗人聂夷中《伤田家》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南宋人真德秀在《大学衍义》中对这首诗作过说明，他说：“预指收敛之入，以为称贷之资。新丝之出以五月，而贷以二月，新谷之登以八月，而贷以五月，此犹当时（指唐代）之俗也。”上引《彭顺子便麦粟契》正反映了新谷之登以八月而贷以五月这一真实情况。在唐代，官私高利贷猖獗到这样程度，农民一落入高利贷的罗网，就一岁所贷，至累载不能偿，己之所贷，至子孙不能偿，除非伐桑撤屋，卖妻鬻子，走上流亡道路，还有什么道路可走呢？

(1)　为了说明唐代水利工程兴建的过程，现在根据年代先后，列注如下：

河南道陕州陕县（今河南陕县西南）有广济渠，武德元年（公元618年），陕东道大行台金部郎中长孙操所开，引水入城，以代井汲（《新唐书·地理志》）。

关内道华州下（今陕西渭南东北）东南二十里有金氏二陂，武德二年引白渠灌之，以置监屯（《新唐书·地理志》）。

河东道太原府文水（今山西文水西）西十里有常渠，武德二年，汾州刺史萧引文水南流入汾州（《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润州金坛（今江苏金坛）东南三十里有南北谢塘，武德二年，刺史谢元超因故塘复置以溉田（《新唐书·地理志》，按《读史方舆纪要》云：溉田千顷）。

剑南道陵州籍县（今四川双流东南籍田铺）东五里有汉阳堰，武德初，引汉水溉田二百顷，后废。文明元年（公元684年），令陈充复置，后又废（《新唐书·地理志》）。

河东道晋州临汾（今山西临汾）东北十里高梁堰，武德中，引高梁水溉田，入百金泊（《新唐书·地理志》）。

关内道京兆府蓝田（今陕西蓝田），武德六年，宁民令颜昶引南山水入京城（《新唐书·地理志》）。

关内道同州韩城（今陕西韩城），武德七年，治中云得臣〔开渠〕，自龙门引河溉田六千余顷（《新唐书·地理志》）。

武德八年十二月，水部郎中姜行本请于陇州（今陕西陇县）开五节堰，引水通运，许之（《旧唐书·食货志》）。

河南道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南七里有渠，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令元伯武引水北流入城（《新唐书·地理志》）。

河南道沂州丞县（今山东枣庄东南），县界有陂十三所，并贞观元年已来修立，以溉田焉（《元和郡县图志》）。

剑南道绵州神泉（今四川安县南五十里）北二十里有折脚堰，引水溉田，贞观元年开（《新唐书·地理志》）。

剑南道绵州龙安（今四川安县北）东南二十三里有云门堰，决茶川水溉田，贞观元年筑（《新唐书·地理志》）。

河东道太原府文水（今山西文水西）西北二十里有栅城堰，贞观三年，民相率引文谷水溉田数百顷（《新唐书·地理志》）。

剑南道资州盘石（今四川资中）北七十里有百枝池，贞观六年，将军薛万彻决东使流（《新唐书·地理志》）。

剑南道绵州魏城（今四川绵阳东北六十里）北五里有洛水堰，贞观六年，引安西水（按《读史方舆纪要》谓或以为即潺水）入县，民甚利之（《新唐书·地理志》）。

河东道太原府，太原井苦不可饮。贞观中，长史李架汾引晋水入东城，以甘民食，谓之晋渠（《新唐书·地理志》）。

山西榆次县（今山西榆次）源涡水，在县东八里。其泉自平地涌出，南流会洞涡水。唐贞观中，县令孙湛常令民引渠以溉田（《读史方舆纪要》）。

江南道泉州莆田（今福建莆田）西一里有诸泉塘，南五里有沥塘，西南二里有永丰塘，南二十里有横塘，东北四十里有颉洋塘，东南二十里有国清塘，溉田总千二百顷，并贞观中置（《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福州东北十八里有材塘，贞观十年（公元636年）筑（《读史方舆纪要》）。

河南道汴州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陈留城）有观省陂，贞观十年，令刘雅决水，溉田百顷（《新唐书·地理志》）。

河南道莱州即墨（今山东即墨）东南有堰，贞观十年，令仇源筑，以防涉淮水（《新唐书·地理志》）。

河南道陕州陕郡（治在今河南陕县西南）有南北利人渠。南渠，贞观十一年，太宗东幸，使武候将军丘行恭开（《新唐书·地理志》）。

河东道河中府龙门（今山西河津）北三十里有瓜谷山堰，贞观十一年筑（《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冀州信都（今河北冀县）东二里有葛荣陂，贞观十一年，刺史李兴公开，引赵照渠水以注之（《新唐书·地理志》）。按《读史方舆纪要》云：直隶冀州赵照渠〔在〕州东二里，唐贞观中，刺史李兴公开，引以注葛荣陂，陂在州西二十里。

江南道杭州富阳（今浙江富阳）北十四里有阳陂湖，贞观十二年，令郝某开（《新唐书·地理志》）。按《读史方舆纪要》云：阳陂湖〔在富阳〕北十里，唐贞观十二年，县令郝期因旧开湖，并造水闸。湖周六十里，溉田万余亩。万岁登封初（公元696年），令李筑堤。贞元七年（公元791年），令郑早增修，今多堙废。

河东道河中府虞乡（今山西永济东）北十五里有涑水渠，贞观十七年，〔蒲州〕刺史薛万彻开，自闻喜引涑水入临晋，〔以溉民田〕（《新唐书·地理志》，据《读史方舆纪要》补）。

河北道卫州卫县（今河南淇县东）御水有石堰一，贞观十七年筑。

淮南道扬州江都（今江苏扬州）东十一里有雷塘。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李袭誉又筑勾城塘，以溉田八百顷（《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瀛州河间（今河北河间）西北百里有长丰渠，〔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刺史朱潭开（《新唐书·地理志》）。

河东道河中府龙门（今山西河津）东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垆渠，〔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县令长孙恕凿，溉田良沃，亩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马鞍渠，亦恕所凿（《新唐书·地理志》）。

〔永徽元年（公元650年），薛大鼎〕转沧州（治清池，今河北沧州东南）刺史。州界有无棣河，隋末填废，大鼎奏开之，引鱼盐于海。大鼎又以州卑下，遂决长芦及漳、衡等三河，分泄夏潦，境内无复水害（《旧唐书·良吏·薛大鼎传》）。

河东道河中府绛州曲沃（今山西曲沃东北）东北三十五里有新绛渠，永徽元年，令崔翳引古堆水溉田，凡百余顷（《新唐书·地理志》）。

河东道晋州临汾（今山西临汾），永徽二年，刺史李宽自东二十五里夏柴堰引水溉田，令陶善鼎复治白金泊，亦引水溉田。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堰坏，乃西引晋水（《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沧州清池（今河北沧州东南）西北五十五里有永济堤二，永徽二年筑。西四十五里有明河沟二，西五十里有李彪淀东堤及徒骇河西堤，皆〔永徽〕三年筑（《新唐书·地理志》）。

淮南道光州光山（今河南光山）西南八里有雨旋陂，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光州〕刺史裴大觉积水以溉田百余顷（《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州鸡泽（今河北鸡泽南）有漳、南堤二，沙河南堤一，永徽五年筑（《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赵州平棘（今河北赵县）东二里有广润陂，引太白渠以注之。东南二十里有毕泓，皆永徽五年，令弓志元开，以畜泄水利（《新唐书·地理志》）。

剑南道绵州罗江（今四川绵阳东南罗江镇）北五里有茫江堰，引射水溉田入城，永徽五年，令白大信置（《新唐书·地理志》）。

关内道京兆府云阳县（今陕西泾阳北三十里）泾水，大唐永徽六年，雍州长史长孙祥奏言：“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商大贾竞造碾，止溉一万许顷。”……大历中，利所及才六千二百余顷（《元和郡县图志》）。按《读史方舆纪要》云：泾川，唐永徽六年，太尉长孙无忌言曰：“渠水带泥淤，灌田益肥美。又渠水发源本高，向下支分极众，若使流至同州，则水饶足。比为碾，用水泄渠，水随入渭。加以壅遏耗竭，所以失利。”诏尽毁水上碾，以利民田。……天宝以后……势豪之家，多引泾水营私利，民田益困。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敕毁白渠支流碾以溉田。杜佑曰：“秦汉时，郑渠溉田四万顷，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顷。唐永徽中，两渠灌浸，不过万顷。大历中，减至六千顷，亩一斛，岁少四五百万斛。”

河南道颍州汝阴（今安徽阜阳）南三十五里有椒陂塘，引润水溉田二百顷。永徽中，刺史柳宝积修（《新唐书·地理志》）。

河南道颍州下蔡（今安徽凤台）西北百二十里有黄陂，东北八十里有湄陂，皆隋末废，唐复之，溉田数百顷（《新唐书·地理志》）。

永徽中，幽州都督裴行方引卢沟水广开稻田数千顷，百姓赖以供给（《册府元龟》卷四百九十七河渠）。

河北道冀州南宫（今河北南宫）西五十九里有浊漳堤，显庆元年（公元656年）筑（《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冀州武邑（今河北武邑）北三十里有衡漳石堤，显庆元年筑（《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沧州清池（今河北沧州东南）西四十里有衡漳堤，显庆二年（公元657年）筑（《新唐书·地理志》）。

河南道宿州符离（今安徽宿州北）东北九十里有隋故牌湖堤，灌田五百余顷，显庆中修复（《新唐书·地理志》）。

剑南道彭州导江（今四川灌县）有侍郎堰，其东百丈堰，引江水以溉彭、益田，龙朔中筑。又有小堰，长安（公元702—704年）初筑（《新唐书·地理志》）。

剑南道剑州阴平（今四川梓潼西北一百六十里）西北二里有利人渠，引马阁水入县溉田，龙朔三年（公元663年），令刘凤仪开。宝历（公元825—827年）中废，后复开。景福二年（公元893年）又废（《新唐书·地理志》）。

河南道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南有故千人塘，乾封（公元666—668年）中，修以溉田（《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镇州获鹿（今河北获鹿）东北十里有大唐渠，自平山至石邑，引太白渠溉田。有礼教渠，总章二年（公元669年），自石邑（河北石家庄市西南）西北引太白渠东流入真定（今河北正定）界以溉田。天宝二年（公元743年），又自石邑引大唐渠东南流四十三里入太白渠（《新唐书·地理志》）。

关内道凤翔府宝鸡（今陕西宝鸡）东有渠，引渭水入升原渠，通长安故城，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开（《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相州邺县（今河北临漳西南）南五里有金凤渠，引天平渠下流溉田，咸亨三年开（《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市）西二十里有高平渠，刺史李景引安阳水东流溉田，入广润陂，咸亨三年开（《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相州尧城（今河南安阳东）北四十五里有万金渠，引漳水入故齐都领渠以溉田，咸亨三年开（《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相州临漳（今河北临漳西南）南有菊花渠，自邺引天平渠水溉田，屈曲经三十里。又北三十里有利物渠，自滏阳（今河北磁县）下入成安（今河北成安），并取天平渠水以溉田，皆咸亨四年开（《新唐书·地理志》）。

直隶元城县（今河北大名北）御河，唐咸亨中，李灵龟为魏州刺史，凿永济渠以通新市，百姓利之（《读史方舆纪要》）。

上元（公元674—676年）中，于楚州射阳湖置洪泽屯（今江苏洪泽），寿州置芍陂屯（今安徽安丰芍陂），厥田沃壤，大获其利（《文献通考·田赋考》）。按《通典·州郡典》云：寿州安丰有芍陂，楚孙叔敖所起，崔《四民月令》曰“叔敖作期思陂”，即此。后汉王景为庐江太守重修之，境内丰给。其陂径百里，灌田万顷。齐、梁时立屯田，无复输运。又《太平寰宇记》云：寿州安丰县，芍陂在县东一百步。《淮南子》云：“楚相作期思之陂，灌雩娄之野。”按芍陂上承渒水，南自霍山县北界驺虞石入，号曰豪水，北流注陂中，凡经百里，灌田万顷。

河北道赵州宁晋（今河北宁晋）地旱卤，西南有新渠，上元中，〔瘿陶〕令程处默引水入城以溉田，经十余里，地用丰润，民食乃甘（《新唐书·地理志》）。

河东道降州闻喜（今山西闻喜西北）东南三十五里有沙渠，仪凤二年（公元677年），诏引中条山水于南陂下，西流经十六里，溉涑阴田（《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赵州昭庆（今河北隆尧县东）城下有澧水渠，仪凤三年，令李玄开以溉田通漕（《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杭州临安（今浙江临安北）北五里有官塘，堰水溉田，有九澳，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开（《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朗州武陵（今湖南常德）北有永泰渠，光宅（公元684年）中，〔朗州〕刺史吴处立开，通漕，且为火备（《新唐书·地理志》）。

关内道凤翔府宝鸡（今陕西宝鸡）西北有升原渠，引水至咸阳。垂拱（公元685—688年）初，运岐陇水入京畿（《新唐书·地理志》）。

河南道泗州临淮（今安徽盱眙北）有新漕渠，南通淮，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开，以通海、沂、密等州（《新唐书·地理志》）。

剑南道绵州巴西（今四川绵阳）南六里有广济陂，引渠溉田百余顷，垂拱四年，长史樊思孝、令夏侯因故渠开（《新唐书·地理志》）。

河南道汴州开封（今河南开封东南）有湛渠，载初元年（公元689年），引汴注白沟，以通曹、兖赋租（《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冀州衡水（今河北衡水西）南一里有羊令渠，载初（公元689年）中，令羊元引漳水北流，贯城注隍（《新唐书·地理志》）。

关内道凤翔府宝鸡东北十里有高泉渠，如意元年（公元692年）开，引水入县城（《新唐书·地理志》）。

岭南道桂州临桂（今广西桂林）有想思埭，长寿元年（公元692年）筑，分想思水使东西流（《新唐书·地理志》）。按《读史方舆纪要》云：想思江、〔桂林〕府南五十里，唐长寿（公元692—694年）初筑，分想思水使东西流，东流合漓江，西流合白石水，阔各十丈余。

河北道冀州南宫（今河北南宫西北）有通利渠，延载元年（公元694年）开（《新唐书·地理志》）。按《读史方舆纪要》：通利渠在〔南宫〕县西五十九里，唐延载中所开，盖引漳水以资灌溉。

淮南道楚州宝应（今江苏宝应）西南八十里有白水塘、羡塘，证圣（公元695年）中，开置屯田。

江南道湖州安吉（今浙江安吉）北三十里有邸阁池，北十七里有石鼓堰，引天目山水，溉田百顷，皆圣历（公元698年）初，〔安吉〕令钳耳知命置。

河北道德州平昌（今山东商河西北）有马颊河，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开，号新河（《新唐书·地理志》）。

大足元年（公元701年），于东都（洛阳）立德坊南穿新潭，安置诸州租船（《旧唐书·食货志》）。

河南道青州北海（今山东潍坊），长安（公元701—704年）中，令窦琰于故营丘城东北穿渠，引白浪水曲折三十里以溉田，号窦公渠（《新唐书·地理志》）。

剑南道彭州九陇（今四川彭县），武后时，长史刘易从决唐昌沱江，凿川派流，合堋口歧水，溉九陇、唐昌田（《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蓟州渔阳（今天津蓟县）有平虏渠，傍海穿漕，以避海难。又其北涨为沟，以拒契丹，皆神龙（公元705—707年）中，沧州刺史姜师度开（《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贝州经城（今河北威县北）西南四十里有张甲河，神龙三年（公元707年），姜师度因故渎开（《新唐书·地理志》）。

河南道陈州西华（今河南西华）有邓门废陂，神龙中，令张余庆复开，引颍水溉田（《新唐书·地理志》）。按《读史方舆纪要》云：邓门陂，盖以邓艾故址而名。

河北道冀州堂阳（今河北新河西北）西南三十里有渠，自巨鹿（今河北巨鹿）入县境，下入南宫（今河北南宫），景龙元年（公元707年）开（《新唐书·地理志》）。

景龙中，王晙都督桂州，因埭江开屯田数千顷，以息转输（《读史方舆纪要》）。

岭南道邕州宣化（今广西南宁南），郁水自七源州流出，州民常苦之。景云（公元710—711年）中，司马吕仁引渠分流以杀水势，自是无没溺之害，民乃夹水而居（《新唐书·地理志》）。

盱眙（今江苏盱眙）有直河，太极元年（公元712年），敕使魏景倩引淮水至黄土冈，所通扬州（《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杭州盐官（今浙江海盐西北旧海宁县城）有捍海塘堤，长百二十四里，开元元年（公元713年）重筑（《新唐书·地理志》）。

开元元年十一月，河中尹姜师度以安邑（今山西运城东北）盐池渐涸，师度开拓，疏决水道，置为盐屯，公私大收其利（《旧唐书·食货志》）。

陕西耀州（今陕西耀县），强公渠在州西南。《唐书》：华原无水，雍州司土参军强循教民凿渠以浸田，一方利之，号为强公渠（《读史方舆纪要》）。按《唐会要》卷八十八开元元年有将作大匠姜师度、户部侍郎强循，故附于此。

河北道孟州河阴（今河南巩义东北）有梁公堰（即隋梁睿所修），在河汴。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河南尹李杰因故渠浚之，以便漕运（《新唐书·地理志》）。

河东道太原府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东北五十里有甘泉渠，二十五里有荡沙渠，二十里有灵长渠，有千亩渠，俱引文谷水，传溉田数千顷，皆开元二年，令戴谦所凿（《新唐书·地理志》）。

关内道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西南二十三里有利俗渠，引乔谷水；东南十五里有罗文渠，引小敷谷水，支分溉田，皆开元四年，诏〔陕州刺史〕姜师度疏故渠，又立堤，以捍水害（《新唐书·地理志》）。

关内道华州华阴（今陕西华阴）西二十四里有敷水渠，开元二年，姜师度凿，以泄水害。五年（公元717年），刺史樊忱复凿之，使通渭漕（《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州任丘（今河北任丘）有通利渠，开元四年，令鱼思贤开，以泄陂淀，自〔任丘〕县南五里至城西北入，得地二百余顷（《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州）东五十五里有神塘，开元五年，因风雷摧山，偃涧成塘，溉田二百顷（《新唐书·地理志》）。

河南道兖州莱芜（今山东莱芜东北）西北十五里有普济渠，开元六年，令赵建盛开（《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冀州堂阳（今河北新河西北）西十里有漳水堤，开元六年筑（《新唐书·地理志》）。

关内道会州会宁（今甘肃靖远）有黄河堰，开元七年，刺史安敬忠筑以捍流（《新唐书·地理志》）。按《太平寰宇记》会州会宁县下云：黄河堰，唐开元河流渐逼州城，刺史安敬忠率团练兵起作堰，拔河水向西北流，遂免淹没。

关内道同州朝邑（今陕西大荔东）北十里有通灵陂，开元七年，刺史姜师度引洛堰河以溉田百余顷（《新唐书·地理志》）。按《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同州朝邑，通灵陂在县北四里二百三十步，开元初，姜师度为〔同州〕刺史，引〔洛〕水及黄河以灌之，种稻田二千余顷。

河北道景州南皮（今河北南皮东南），古屯河，自临津经县入清池（今河北沧州东南），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开（《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越州会稽（今浙江绍兴）东北四十里有防海塘，自上虞江抵山阴百余里，以蓄水溉田，开元十年，令李俊之增修。大历十年（公元775年），观察使皇甫温，太和六年（公元832年），令李左次又增修之（《新唐书·地理志》）。

河南道海州朐山（今江苏连云港西）东二十里有永安堤，北接山，环城长十里，以捍海潮，〔开元十四年〕刺史杜令昭筑（《新唐书·地理志》）。

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正月，令将作大匠范安及检行郑州河口斗门。……安及遂发河南府、怀、郑、汴、滑三万人疏决开旧河口，旬日而毕（《旧唐书·食货志》）。

河北道沧州清池（今河北沧州东南）西北六十里有衡漳东堤，开元十年筑。东南二十里有渠，注屯氏河，东南七十里有渠注漳，并引浮水，皆刺史姜师度开。西南五十七里有无棣河，东南十五里有阳通河，皆开元十六年开。南十五里有浮河堤、阳通河堤，又南三十里有永济北堤，亦是年筑。有甘井二，〔开元〕十年，令毛某苦水咸无以食，乃于县舍穿地，泉涌而甘，民谓之毛公井（《新唐书·地理志》）。

浙江慈溪县（今浙江宁波慈城镇）普济湖，县治东北一里。唐开元中，县令房凿以溉田，广百五十亩，以在阚峰之下，名曰阚湖，寻曰慈湖，俗以其近普济寺，名普济湖。又永明湖在县西南一里，亦房所置以溉田（《读史方舆纪要》）。

四川眉州（治通义，今四川眉山）蟆颐堰，州东七里，唐开元中，益州刺史章仇兼琼开，障蜀江水溉眉山、青神（今四川青神）田亩七万二千有奇（《读史方舆纪要》）。

河南道蔡州新息（今河南息县）西北五十里有隋故玉梁渠，开元中，令薛务增浚，溉田三千余顷（《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赵州柏乡（今河北柏乡）西有千金渠、万金渠，开元中，令王佐所浚筑，以疏积潦（《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景州东光（今河北东光）南二十里有靳河，自安陵入浮河，开元中开（《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明州县（今浙江宁波南）南二里有小江湖，溉田八百顷，开元中，令王元纬置（《新唐书·地理志》）。按《读史方舆纪要》：小江湖，在〔浙江宁波〕府西南五十里它山下，即它山堰也，今曰南塘河。会稽、上虞以东，高山深谷，络绎环绕，层次引流，皆汇于此。唐长庆中，舒《引水记》云：它山者，四明众山水所萃，一作雨则涧壑交会为漫流，即岁旱，溪流亦未尝绝也。但岁久水堙……王元纬为令，相地势……它山麓皆石址插江底，可藉为堰。乃治堰跨两山麓，南北阔皆四十二丈，石级三十有六，冶铁灌之，渠与江截为二，堰高而甚中，涝则什七八入江，什三入溪，旱则什七入溪，什三入江。邑西七乡之田，俱恃以灌溉。

剑南道眉州彭山（今四川彭山）有通济大堰一，小堰十，自新津（今四川新津）江口引渠南下，百二十里至州西南入江，溉田千六百顷，开元中，益州长史章仇兼琼开（《新唐书·地理志》）。

开元中，宇文融又画策开河北王莽河，溉田数千顷，以营稻田（《旧唐书·食货志》）。

河南府洛阳县，唐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浚苑中洛水，九旬而罢（《读史方舆纪要》）。

江南道润州丹徒（今江苏镇江），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刺史齐澣以州北隔江，舟行绕瓜步，回远六十里，多风涛。乃于京口埭下直趋渡江二十里，开伊娄河二十五里，渡扬子（即扬州一段长江）立埭，岁利百亿，舟不漂溺（《新唐书·地理志》）。按《舆地纪胜》镇江府伊娄河，开元二十二年，刺史齐澣，以润州北界阳江，于京口埭下直截渡江二十里，开伊娄河二十五里，即达扬子县，岁收利百亿，并立伊娄埭，自是免漂损之灾。又按《读史方舆纪要》江南江都县（今江苏扬州），伊娄河在府南二十里扬子镇，南通大江。自隋以前，扬子镇临江，南渡京口。唐时积沙二十五里，渡江者绕瓜步沙尾，纡回六十里。开元二十二年，齐澣为润州刺史，请于京口埭下直趋渡江二十里，开伊娄河于扬州南瓜洲浦，长二十五里，即达扬子镇，从之。因立伊娄埭。《漕河考》：瓜洲漕河本名伊娄河，自唐以来，皆为漕渠津要，河口接大江，亦曰瓜洲渡。又云：初自广陵扬子镇济江，江面阔，相距四十余里；唐立伊娄埭，江阔犹二十余里；宋时瓜洲渡口犹十八里；今瓜洲渡至京口不过七八里。

剑南道成都府温江（今四川温江）有新源水，开元二十三年，长史章仇兼琼因蜀王秀故渠开，通漕西山竹木（《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瀛州河间（今河北河间）西南五里有长丰渠，开元二十五年，刺史卢晖自东城平舒（今河北大城）引滹沱东入淇，通漕，溉田五百余顷（《新唐书·地理志》）。

河南道宿州虹县（今江苏泗县）有广济新渠，开元二十七年采访使齐澣开。自虹至淮阴（今江苏清江东南）北十八里入淮，以便漕运，既成，湍急不可行，遂废（《新唐书·地理志》）。

山南道朗州武陵（今湖南常德）西北二十七里有北塔堰，开元二十七年，刺史李增修，接古专陂，由黄土堰注白马湖，分入城隍及永泰渠，溉田千余顷（《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平州马城（今河北滦县东南），古海阳城也。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置，以通海运，东北有千金冶（《新唐书·地理志》）。

剑南道蜀州新津（今四川新津）西南二里有远济堰，分四筒穿渠，溉眉州彭山（今四川彭山）、通义（今四川眉山）之田，开元二十八年，采访使章仇兼琼开（《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魏州贵乡（今河北大名北）有西渠，开元二十八年，刺史卢晖徙永济渠，自石灰窠引流至城西，注魏桥，以通江淮之货（《新唐书·地理志》）。按《读史方舆纪要》直隶元城县御河，唐开元二十八年，刺史卢晖移永济渠，自石灰窑引流至城西注魏桥。夹渠置楼百余间，以贮江淮之货，亦谓之西渠。

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陕郡太守李齐物凿三门山（今三门峡）以通运，辟三门岭，逾岩险之地，俾负索引舰，升于安流，自齐物始也（《旧唐书·食货志》）。

江南道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北一里有晋江，开元二十九年，别驾赵颐贞凿通舟楫至城下（《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明州县（今浙江宁波）东二十里有西湖，溉田五百顷，天宝二年（公元743年），令陆南金开之（《新唐书·地理志》）。

剑南道成都府成都北十八里有万岁池，天宝中，长史章仇兼琼筑堤积水溉田。南百步有官源渠堤百余里，天宝二载，令独孤戒盈筑（《新唐书·地理志》）。

关内道京兆府长安，天宝二年，〔京兆〕尹韩朝宗引渭水入金光门，置潭于西市，以贮材木（《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镇州获鹿（今河北获鹿），天宝二年，又自石邑引大唐渠东南流四十三里入太白渠（《新唐书·地理志》）。

关内道华州华阴（今陕西华阴）有漕渠，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合灞、经广运潭至县入渭，天宝三载（公元744年）韦坚开。又有永丰仓、临渭仓（《新唐书·地理志》）。按《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华州华阴，永丰仓在县东北三十五里渭河口，隋置。……天宝三载，左常侍兼陕州刺史韦坚开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华阴入渭，运永丰仓及三门仓米以给京师，名曰广运潭。……灞、二水，会于漕渠，每夏大雨，辄皆涨。大历之后，渐不通舟。又云：天宝中，每岁水陆运米二百五十万石入关，大历后每岁水陆运米四十万石入关。

浙江鄞县（今浙江宁波），东钱湖〔在宁波〕府东三十五里，一名黄金湖，唐时亦曰西湖。……天宝三载，令陆南金尝开浚。四面环山，受七十二溪之水，周八百顷，湖岸叠石为塘，亘八十里。又于其旁各为石，水溢则分泄之，使注于江（《读史方舆纪要》）。

浙江萧山县，三湖，唐天宝中，县令郭密之于县东十里筑湖塘，溉田二千余顷（《读史方舆纪要》）。

河南道河南府河南（今河南洛阳）龙门山，东抵天津（桥），有伊水石堰，天宝十载（公元751年），〔河南〕尹裴迥置（《新唐书·地理志》）。

直隶宁晋县（今河北宁晋），宁晋渠在县西。《唐志》自胡卢湖以北，县地常虞旱卤，西南有新渠，上元（公元760—761年）中，邑令程知猷所开，引汶水入城以溉田，径十余里，地用丰润，民食乃甘（《读史方舆纪要》）。

淮南道寿州安丰（今安徽寿春西南）东北十里有永乐渠，溉高原田。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宰相元载置，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废（《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润州丹阳（今江苏丹阳）有练塘，周八十里。永泰中（公元765—766年），刺史韦损因废塘复置以溉丹阳、金坛、延陵之地（《新唐书·地理志》）。按《读史方舆纪要》云：丹阳县练湖在县城北，一名练塘。《南徐记》：湖周百二十里，纳丹徒、长山、高骊诸山之水，凡七十一流，汇而为湖。唐时，近湖民筑堤，横截十四里，开渎口泄水，取湖下地作田，遂分上下二湖。永泰二年（公元766年），刺史韦损状请重开下湖，谓“练湖未被隔断以前，每春夏雨水涨满，侧近百姓，得引溉田苗；官河干浅，又得河水灌注，公私往来，至为便利。若霖雨泛溢，则开渎泄水入江。自筑堤以来，湖中地窄，无处贮水，横堤壅碍，不得北流，秋夏雨多，即向南奔注，丹阳、延陵、金坛等县良田八九千顷常被掩没。稍遇亢阳，近湖田苗，无水灌溉。所利一百一十五顷田，损三县百姓之地。望依旧涨水为湖，官河既得通流，邑人免忧旱潦。”报可。李华曰：“练湖幅圆四十里，韦损增理故塘，缭而合之，广湖为八十里，亦名丹阳湖。”大历初，刘晏为转运使，分官吏主丹阳湖，禁民引溉，河道不涸。

大历元年（公元766年）九月庚申，京兆尹黎以京城薪炭不给，奏开漕渠，自南山谷口入京城，至荐福寺东街，北抵景风、延喜门入苑，阔八尺，深一丈，渠成（《旧唐书·代宗纪》）。

大历二年，以昭应令刘仁师充修渠堰副使。初，仁师为高陵（今陕西高陵）令，上言：“三白渠可利者远，而泾阳（今陕西泾阳）独有之。”条理上闻，其弊遂革，关中大赖焉（《新唐书·地理志》）。

《白氏六帖》：高陵有清白二渠，交口置斗门堰，清水三分入白渠，二分入清渠。

江南道宣州宣城（今安徽宣城）东十六里有惠政陂，引渠溉田二百顷，大历二年，观察使陈少游置（《新唐书·地理志》）。

淮南道楚州山阳（今江苏淮安）有常丰堰，大历中，黜陟使李承置以溉田（《新唐书·地理志》）。按《新唐书·李承传》：累迁淮南西道黜陟使，奏置常丰堰于楚州，以御海潮，溉屯田卤，收常十倍它岁。

捍海堰在兴化县（今江苏兴化），唐大历中，使者李承创焉（《舆地纪胜》）。

关内道州三水（今陕西旬邑北）北二十里有万寿湫，大历八年，因风雷而成（《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宣城县（今安徽宣城），薛公堰在〔宁国〕府北百十里。志云：唐观察使薛邕（大历十一年任）所筑，引水溉田处也（《读史方舆纪要》）。

江南道升州句容（今江苏句容）西南三十里有峰岩湖，麟德（公元664—665年）中，令杨延嘉因梁故堤置，后废。大历十二年，〔句容〕令王昕复置，周百里为塘，立二斗门以节旱，开田万顷（《新唐书·地理志》）。按《读史方舆纪要》，又有百堰，在〔句容〕县西南三十五里，与斗门同置，湖水由此入秦淮，南唐屡经修筑。

大历十二年，京兆尹黎幹开决郑、白二水支渠，及稻田碾，复秦汉水道，以溉陆田（《唐会要》卷八十九）。

李绅《入扬州郭》诗序云：潮水旧通扬州郭内，大历已后，潮信不通。李颀〔《送刘昱》〕诗：“鸬鹚山头微雨晴，扬州郭里暮潮生。〔行人夜宿金陵渚，试听沙边有雁声。〕”此可以验。绅诗句云“欲指潮痕问里闾”。又李绅《宿扬州》诗：江横渡阔烟波晚，潮过金陵落叶秋。

御史渠在〔宁夏〕镇东北，唐史，郭子仪请开丰宁军御史渠，溉田二千顷是也。又尚书渠，亦唐所开，《旧唐书》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回纥马重英以四万骑寇灵州，塞御史、尚书、光禄三渠水口，以扰屯田，朔方留后常谦光逐出塞。后李听为都督长史，复导三渠（《读史方舆纪要》）。

江南道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县东有邵父堤，东北三里有李公堤。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李公筑，以捍江水。东北四里有马塘，北六里有土湖，皆刺史马植筑（《新唐书·地理志》）。

关内道丰州九原（今内蒙古五原南）有陵阳渠，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浚之，以溉田置屯，寻弃之（《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泉州莆田（今福建莆田）北七里有延寿陂，溉田四百余顷，建中年置（《新唐书·地理志》）。

绛州（治正平，今山西新绛）刺史韦武凿汾水灌田万三千余顷（《新唐书·韦挺传曾孙武传》）。

江南道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北三十里有越王山堰，贞元元年（公元785年），观察使皇甫政凿山以蓄泄水利（《新唐书·地理志》）。

淮南道扬州江都，有爱敬陂水门，贞元四年，节度使杜亚自江都西循蜀冈之右，引陂趋城隅以通漕，溉夹陂田。宝历二年（公元826年），漕渠浅，输不及期，盐铁使王播自七里港引渠东注官河，以便漕运（《新唐书·地理志》）。

关内道同州阳（今陕西合阳）有阳班湫，贞元四年，堰谷水成（《新唐书·地理志》）。

贞元四年六月二十六日，泾阳县三白渠限口，京兆尹郑叔则奏：“六县分水之处，实为要害，请准诸堰例，置监及丁夫守当。”敕旨依（《唐会要》卷八十九）。

江南道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东一里有尚书塘，溉田三百余顷，贞元五年，刺史赵昌置（《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杭州富阳（今浙江富阳）南六十里有堤，乾封元年（公元666年），令李时筑。东自海，西至于苋浦，以捍水患。贞元七年，令郑早又增修之（《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邢州平乡（今河北平乡），贞元中，刺史元谊徙漳水，自州东二十里出，至巨鹿北二十里入故河（《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江都县（今江苏扬州），贞元中，杜佑节度淮南，决雷陂以广灌溉，斥海滨弃地为田，积米至五十万斛（《读史方舆纪要》）。

关内道夏州朔方（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南白城子），贞元七年，开延化渠，引乌水入库狄泽，溉田二百顷（《新唐书·地理志》）。

贞元八年三月，嗣曹王〔李〕皋为荆南节度使观察。先是江陵东北七十里废田旁汉古堤，坏决凡二处，每夏则为浸溢，皋使命塞之，广良田五千顷，亩收一钟（《唐会要》卷八十九）。皋又规江南废洲为庐舍，架江为二桥（《新唐书·地理志》）。

山西赵城县（今山西洪洞北），霍渠在县东南四十里，即霍山之水也。唐贞元中，引流分二渠，名曰北霍、南霍。其北渠分三道溉赵城境内之田；南渠分五道兼溉境内之田，凡九百余顷，下流注于汾水（《读史方舆纪要》）。

关内道丰州九原（今内蒙古五原南）有咸应、永清二渠，贞元中，刺史李景略开，溉田数百顷（《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明州县（今浙江宁波南）西十二里广德湖，贞元九年，刺史任侗因故迹增修（《新唐书·地理志》）。按《读史方舆纪要》云：广德湖旧溉田四百顷。

浙江慈溪县（今浙江宁波慈城镇），花屿湖在县东南十里，唐贞元十年，〔明州〕刺史任侗尝修筑之，周十七顷有奇，溉田六千余亩。中有小屿，因筑塘以通往来，湖遂分东西两湖。杜湖，〔慈溪〕县西北五十里，旧有湖淤塞，唐刺史任侗复浚筑之，民赖其利（《读史方舆纪要》）。

江南道福州侯官（今福建福州）西南七里有洪塘浦，自石屺江而东，经甓渎至柳桥，以通舟楫。贞元十一年观察使王开（《新唐书·地理志》）。按《读史方舆纪要》云：唐贞元十一年观察使王又开南湖于〔福州〕城西南五里，广二百四十步，接西湖之水，灌于东南。

江南道湖州长城（今浙江长兴）有西湖，溉田三千顷，其后堙废。贞元十三年，刺史于复之，人赖其利（《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鄂州永兴（今湖北阳新）有长乐堰，贞元十三年筑（《新唐书·地理志》）。

岭南道桂州临桂（今广西桂林）东南有回涛埭，以捍桂水，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筑（《新唐书·地理志》）。

淮南道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东南二里有韦游沟，引江至郭十五里，溉田五百顷，开元中，丞韦尹开。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令游重彦又治之，民享其利，以姓名沟（《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杭州于潜（今浙江临安西）南三十里有紫溪水溉田，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令杜泳开。又凿渠三十里以通舟楫（《新唐书·地理志》）。

剑南道绵州罗江（今四川德阳东北）北十四里有杨村堰，引折脚堰水溉田，贞元二十一年，令韦德筑（《新唐书·地理志》）。

剑南道汉州雒县（今四川广汉），贞元末，刺史卢士立堤堰，溉田四百余顷（《新唐书·地理志》）。

山南道兴州长举（今甘肃徽县东南），元和中，节度使严砺自县而西，疏嘉陵江二百里，焚巨石，沃醯以碎之，通漕以馈成州戍兵（《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越州山阴，又东北二十里，作朱储斗门。北五里有新河。西北十里有运道塘，皆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观察使温简开（《新唐书·地理志》）。

〔江西南昌东湖〕元和三年，筑堤五尺，长十二里，堤成。明年，江与堤平，凿六百陂塘，灌田一万顷（《文苑英华》杜牧《江西观察使武阳公韦公遗爱碑》）。按《读史方舆纪要》江西南昌东湖云：唐元和二年，江西观察使韦丹又于南塘筑捍江堤，长十二里，派湖入江，节以斗门，以疏暴涨。凡为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万二千顷，俗呼为南塘。

淮南道扬州高邮（今江苏高邮）有堤塘，溉田数千顷，元和中（元和三年至五年），节度使李吉甫筑（《新唐书·地理志》）。按《舆地纪胜》高邮军，平淮堰在高邮境内，溉田数千顷，元和中，节度使李吉甫所筑。

又按《新唐书·李栖筠传子吉甫附传》：为淮南节度使，筑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万顷。漕渠庳下，不能居水，乃筑堤阏，以防不足，泄有余，名曰平津堰（疑平淮堰之误）。

江南道袁州宜春（今江西宜春）西南十里有李渠，引仰山水入城，〔元和四年〕刺史李将顺筑（《新唐书·地理志》）。按《读史方舆纪要》云：元和四年，李将顺守袁州，时州多火灾，居民负江汲溉甚艰，将顺以州城地势高，秀江低数丈，不可堰使入城。惟南山水可堰，乃凿堰引水，溉田二万。又决而入城，缭绕闾巷，其深阔使可通舟，经城东北而入秀江，邦人利之，名曰李渠。又有益州塘，在城西北，亦唐元和中李将顺所筑。

江南道湖州乌程（今浙江湖州）东百二十里有官池，元和中，刺史范传正开（《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宣州南陵（今安徽南陵）有大农陂，溉田千顷。元和四年，宁国令范某因废陂置，为石堰三百屯，水所及者六十里（《新唐书·地理志》）。

元和六年（公元811年）孟简出为常州刺史。……简始到郡，开古孟渎，长四十一里，灌溉沃壤四千余顷（《旧唐书·孟简传》）。按《读史方舆纪要》：江南武进县（今江苏常州）孟渎，〔常州〕府西三十里奔牛镇，东南枕运河，北流六十里入扬子江。《唐会要》元和八年，常州刺史孟简因故渠开此渎，袤四十一里，引江水南注通漕，溉田四千顷，因名。

福建莆田县（今福建莆田）木兰溪，〔兴化〕府南七里木兰山下，故有水曰南洋，唐观察使裴次元（元和六年至八年）堤海为田三百顷，即此处也（《读史方舆纪要》）。

元和八年，魏博观察使田弘正奏，准诏开卫州黎阳县古黄河道，从郑滑节度使薛平之请也。先是滑州多水灾，其城西去黄河二里，每夏涨溢，则浸坏城郭，水及羊马城之半。平请开古河，用分水力。弘正遂与平皆上闻，诏许之。乃于郑、卫两郡征徒万人，凿古河，南北长十四里，东西阔六十步，深一丈七尺，决旧河以注新河，遂无水患。诏并褒美焉（《唐会要》卷八十九）。按《春明退朝录》云：唐时黄河不闻有决溢之患。《唐书》惟载薛平为郑滑节度使，始河溢瓠子东，泛滑，距城才二里许。平按求故道，出黎阳西南……疏导二十里，以杀水悍……自是滑人无患。

陕西宁夏镇（今宁夏灵武西北），千金渠在镇南，《元和志》，渠在灵武县北四十二里。长五十二里，阔十里。又有汉渠，在灵武县南五十里，从汉渠北流四十余里，始为千金大陂。其左右又有胡渠、御史、百家等渠，共溉田五百余顷（《读史方舆纪要》）。

河南道密州诸城县（今山东诸城）潍水故堰，在县东北四十里，蓄以为塘，方二十余里，溉水田万顷（《元和郡县图志》）。

安吉州（今浙江安吉北）吴兴塘，《元和志》云：太守沈嘉所建，灌田二千余顷（《舆地纪胜》）。

江南道潭州湘潭县（今湖南衡山东北）涓湖，溉良田二百余顷，县西七十里（《元和郡县图志》。按上引资料均见《元和郡县图志》，而不著修建年月，今以《元和志》成书于元和八年，故附列于此）。

浙江山阴会稽县（今浙江绍兴），府东北二十里有朱储斗门，北五里有新河，皆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观察使孟简所开（《读史方舆纪要》）。

浙江奉化县（今浙江奉化）赵河，在县北二十五里，唐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令赵察开置，引溪流溉田八百余顷。东三十里又有白杜河，亦唐元和十四年赵察所开，引东境诸溪流以灌民田，凡四百余顷，其下流皆自江口合奉化江（《读史方舆纪要》）。

元和十五年六月，李听改灵盐节度使。境内有光禄渠，废塞岁久，欲起屯田，以代转输，听复开决旧渠，溉田千余顷，至今赖之（《旧唐书·李晟传子听附传》）。

山南道朗州武陵（今湖南常德）东北八十九里有考功堰，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刺史李翱因故汉樊陂开，溉田千一百顷。又有右史堰，〔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刺史温造增修，开后乡渠，经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顷。又北百一十九里，有津石陂，本圣历（公元698—700年，武则天年号）初，武陵令崔嗣业开，〔李〕翱、〔温〕造亦从而增之，溉田九百顷（《新唐书·地理志》）。

长庆初，〔崔弘礼〕迁河阳节度使，治河内秦渠，溉田千顷，岁收八万斛（《新唐书·崔弘礼传》）。

淮南道楚州淮阴（今江苏淮安）南九十五里，有棠梨泾，长庆二年开（《新唐书·地理志》）。

淮南道楚州宝应（今江苏宝应）西南四十里有徐州泾，西南五里有大府泾，长庆中，兴白水塘屯，发青徐扬州之民以凿之。大府即扬州。北四里有竹子泾，亦长庆中开（《新唐书·地理志》）。按《读史方舆纪要》云：江南宝应县白水塘，县西八十五里，阔三十里，周二百五十里，北接山阳，西南接泗州盱眙县界，亦曰白水陂。三国魏邓艾所筑，与盱眙破釜塘相连，开八水门，立屯溉田万二千顷。大业末，破釜塘坏，水北入淮，于是白水塘亦涸。唐证圣中（公元695年）始复修治，开置屯田，长庆中复修复之（《读史方舆纪要》）。

江南道江州浔阳（今江西九江）南有甘棠湖，长庆二年，刺史李渤筑，立斗门以蓄泄水势（《新唐书·地理志》）。

浙江上虞县（今浙江上虞东南）夏盖湖，县西北四十里夏盖山南，唐长庆二年，开以溉田（《读史方舆纪要》）。

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西湖在城西，周回三十里，三面环山，溪谷缕注，潴而为湖。唐大历中，〔杭州〕刺史李泌于湖北为石函桥，置水闸以泄湖水，溉田无算。长庆初，刺史白居易复筑堤捍湖，蓄泄其水，溉田千顷。又引入运河以利漕（《读史方舆纪要》）。

关内道灵州回乐（今宁夏灵武）有特进渠，溉田六百顷，长庆四年（公元824年）诏开（《新唐书·地理志》）。

陕西长安县（今陕西西安）七里渠，在故长安城宣平门外，亦曰七里沟。唐长庆中，王播浚之以便漕（《读史方舆纪要》）。

江南道苏州海盐（今浙江海盐）有古泾三百一，长庆中，令李谔开，以御水旱（《新唐书·地理志》）。

关内道京兆府高陵（今陕西高陵）有古白渠，宝历元年（公元825年），〔高陵〕令刘仁师请更水道，渠成，名曰刘公，堰曰彭城（刘仁师郡望为彭城刘氏）（《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越州上虞西北二十七里有任屿湖，宝历二年（公元826年），令金尧恭置，溉田二百顷。北二十里有黎湖，亦尧恭所置（《新唐书·地理志》）。按《读史方舆纪要》云：浙江上虞县西溪湖，唐令戴延兴筑塘七里，亦名七里湖。

江南江都县（今江苏扬州）七里沟，〔扬州〕府东北十里，亦曰七里堤。唐宝历二年，盐铁使王播奏：“扬州城内，漕河水浅，舟船涩滞，转输不及期。请从府北阊门外古七里港开河而东，屈曲至禅智寺桥，通旧官河，长十九里。”从之，即此河也（《读史方舆纪要》）。

江南道湖州乌程（今浙江湖州）东南二十五里有陵波塘，宝历中，刺史崔玄亮开（《新唐书·地理志》）。按《读史方舆纪要》云：莲云塘在〔湖州〕府东南七十五里，一名练溪，亦崔元亮筑塘以溉田处。

江南道杭州余杭（今浙江杭州西）南五里有上湖，西二里有下湖，宝历中，令归珧因汉令陈浑故迹置。北三里有北湖，亦珧所开，溉田千余顷（《新唐书·地理志》）。

陕西县（今陕西户县）陂，县西五里，唐《十道志》：陂周十四里，产鱼甚美。宝历间，尝敕尚食禁采捕，水则任民溉田及碾。太和中，复敕还府（《读史方舆纪要》）。

陕西，太和元年（公元827年），岁旱河涸，挽漕者掊沙而进，米多耗。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西十八里有兴成堰，秦汉故漕渠也。咸阳令韩辽请疏之，东抵潼关二百里，可以罢车挽之劳，从之（《读史方舆纪要》）。

江南道福州闽（今福建福州）东五里有海堤，太和二年（公元828年），令李茸筑。先是每六月，潮水咸卤，禾苗多死。堤成，潴溪水殖稻，其地三百户皆良田（《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西南一里有天水淮，灌田百八十顷，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刺史赵开（《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江州浔阳（今江西九江）东有秋水堤，太和三年，刺史韦珩筑（《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孟州济源（今河南济源）有枋口堰，太和五年（公元831年），〔河阳怀〕节度使温造浚古渠，溉济源、河内、温、武陟四县田五千余顷（《新唐书·地理志》）。

河南道许州长社（今河南许昌）绕州郭有堤塘百八十里，〔太和元年，忠武军〕节度使高立以溉田（《新唐书·地理志》）。蓄泄既均，人无饥年（《旧唐书·高传》）。

剑南道眉州青神（今四川青神），太和中，荣夷人张武等百余家请田于青神，凿山酾渠，溉田二百余顷（《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西北四十六里有新径斗门，太和七年，观察使陆亘置（《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福州长乐（今福建长乐）东十里有海堤，太和七年，令李茸筑。立十斗门以御潮，旱则潴水，雨则泄水，遂成良田（《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苏州海盐（今浙江海盐）西北六十里汉塘，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开（《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明州县（今浙江宁波）西南四十九里有仲夏堰，溉田数千顷，太和九年，刺史于季友筑（《新唐书·地理志》）。

关内道坊州中部（今陕西黄陵），州郭无水，东北七里有上善泉，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刺史张怡架水入城，以纾远汲。四年，刺史崔骈复增修之，民获其利（《新唐书·地理志》）。

浙江归安县（今浙江湖州），城北有芙蓉池，开成中（公元836—840年），刺史杨汉公所凿，皆引余不溪灌注之（《读史方舆纪要》）。

江南道湖州乌程（今浙江湖州）北二里有蒲帆塘，刺史杨汉公开而得蒲帆，因名（《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江州浔阳（今江西九江）西有断洪堤，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刺史张又新筑，以窒水旱（《新唐书·地理志》）。

会昌中，汉水害襄阳（今湖北襄樊），拜〔卢〕钧山南道节度使，筑堤六千步，以障汉暴（《新唐书·卢钧传》）。

浙江永嘉县（今浙江温州），会昌湖在〔温州〕府城西南，湖受〔郭溪、雄溪、瞿溪〕三溪之水，瀰漫城傍。起于汉、晋间，至唐会昌四年，太守韦庸重浚治之，因名（《读史方舆纪要》）。

江西建昌县（今江西永修），捍水堤在县治南一里，唐会昌六年，县令何易于筑（《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怀州修武（今河南修武）西北二十里有新河，自六真山下合黄丹泉水，南流入吴泽陂，大中（公元847—859年）中，修武令杜某开（《新唐书·地理志》）。

大中八年（公元854年），〔李频〕再迁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令。有六门堰者，废百五十年，方岁饥，频发官廪，庸民浚渠，按故道厮水溉田，谷以大稔（《新唐书·文艺·李频传》）。

四川成都县（今四川成都）金水河，在〔成都〕府城内，唐白敏中（大中六年任剑南节度使，至十一年徙镇）所开，环络街市，谓之楚河（《读史方舆纪要》）。

江南道江州都昌（今江西都昌西北）南一里有陈令塘，咸通元年（公元860年），令陈可夫筑，以阻潦水（《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南五里有沙河塘，咸通二年，刺史崔彦曾开（《新唐书·地理志》）。按《舆地纪胜》云：昔潮水冲击，入城奔逸，势莫能御，故开沙河以决之。

江南道洪州建昌（今江西永修）西二里又有堤，咸通二年，令孙永筑（《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歙州祁门（今安徽祁门）西南十三里有阊门滩，善覆舟。〔元和中，令路〕开斗门，以平其隘，号路公溪，后斗门废。咸通三年，令陈甘节以俸募民，穴石积木为横梁，因山派渠，余波入于甘溪，舟行乃安（《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歙州歙（今安徽歙县）东南十三里有吕公滩，本车轮滩，湍悍善覆舟。刺史吕季重以俸募工凿之，遂成安流（《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宣州南陵（今安徽南陵）有永丰陂，在青弋江中，咸通五年置（《新唐书·地理志》）。按《读史方舆纪要》云：永丰陂在〔南陵〕县东南二十里，引青弋江为陂以溉田。

山南道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有石堰渠，咸通中，〔复州〕刺史董元素开（《新唐书·地理志》）。

江西临川县（今江西抚州），千金陂在〔抚州〕东南，盱水受上流诸水至郡城南……瑶湖自瑶湖北至孔家渡，地平衍，土疏恶。唐天宝中，决啮旁岸，支港横溢，田畴荡废。上元中，守臣建华陂以遏支流。大历中，刺史颜真卿继作，名土塍陂。贞元中，刺史戴叔伦又筑，名冷泉陂。咸通中，李渤增筑，名千金陂，灌注原田新旧共百顷有余，自是为利益广，东西乡田灌溉各数千顷（《读史方舆纪要》）。

岭南道白州博白（今广西博白）西南百里有北戎滩，咸通中，安南都护高骈募人平其险石，以通舟楫（《新唐书·地理志》）。按《读史方舆纪要》云：绿珠江，〔博白〕县西七里，源出绿罗山，下流合于南流江。……北戎滩……即南流江通廉州之道也。

昔秦始皇南戍五岭，史禄于湘源上流漓水一派凿渠，渠内置斗门三十六所。每舟至一斗门，则复闸之，俟水积，舟以渐西进，故能循崖而上达而下，以通南北之舟楫，名曰灵渠（《舆地纪胜》）。按《新唐书·地理志》云：岭南道桂州临桂（今广西桂林）西十里有灵渠，引漓水，故秦史禄所凿，后废。宝历（公元825—826年）初，观察使李渤立斗门十八以通漕，俄尽废。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刺史鱼孟威以石为铧堤，亘四十里，植大木为斗门，至十八重，乃通巨舟。

四川成都县、华阳县长堤，唐高骈筑罗城，缭以长堤二十六里，或因江为堑，或凿池成濠。又流江，《元丰志》：二江旧皆从城西入，唐高骈筑罗城，遂从西北筑麋枣堰，塞故渎，更凿新渠，导外江绕城西而北，内江绕城西而南，下流仍合于旧渚。旧渚者，合江亭也（《读史方舆纪要》）。

江南盱眙县（今江苏盱眙），曲溪堰在县西南十里，亦名新河堰。唐高骈镇淮南，有曲溪屯将。五代周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张永德败唐泗州兵于曲溪堰是也（《读史方舆纪要》）。

汴河亦不闻疏通之事，惟《郑畋集》载为相时（畋僖宗乾符元年五月相，五年五月罢相），汴河淀塞，请令河阳节度使于汴河口开导，仍令宣武、感化节度使严帖州县，封闭公私斗门。感化即徐州也（《春明退朝录》）。

以下唐代兴建的水利工程，因不能考知兴建年代，故并附于本注之后。

《长安志》，渠在长安县东北五里，自故霸陵城界龙首乡马头控水入渠，西流过万年城东，西入长安县东，又北流注渭。盖水本入霸水，自隋迁都后，堰水为渠，而霸之流渐乱。王氏曰：唐时以渠导入城者有三，一曰龙首渠，自城东南导水至长乐酾陂为二渠，一北流入苑，一经通化门兴庆宫，自皇城入太极宫，以渠近龙首原而名。二曰永安渠，自城南导交水，从大安坊西街入城，北流入苑注渭。三曰清明渠，亦导交水自大安坊东界入城，由皇城入太极宫（《读史方舆纪要》）。

广润陂，赵州（今河北赵县）东二里，旧引太白渠水注之（《读史方舆纪要》）。

河北道蓟州三河（今河北三河县）北十二里有渠河塘，西北六十里有孤山陂，溉田三千顷（《新唐书·地理志》）。按《读史方舆纪要》谓渠河即河之讹。

四川潼川州（今四川三台）涪江，唐时曾以涪江逼近城（三台），横溢为患，乃凿注东地，别为新江东北注，使水道与城相远（《读史方舆纪要》）。

浙江奉化县，市河〔在〕县东南五里，亦曰新河，又曰新渠。唐陆明允导大溪水，由强国堰注市桥河，东折而北，绕流六十里，至县北三十六里东耆堰，接奉化江，灌田至数十万，又通舟楫，以便商旅（《读史方舆纪要》）。

浙江建德县，西湖在〔严州〕府城西南，广袤四百五十二丈，唐刺史侯温所开（《读史方舆纪要》）。

(2)　转引自1978年第4期《文史哲》所载唐耕耦同志《唐代水车的使用与推广》一文所引原文。

(3)　参考《汪隋唐史论稿》中所载《史籍上的隋唐田亩数非实际耕地面积》及《史籍上的隋唐田亩数是应受田亩数》二文。

(4)　《通典·食货典·轻重》载，“天宝八年，凡天下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与同书《职官典》太府卿掌下所注“天宝八年，通计天下粮食屯收并和籴等见数，凡一亿九千六百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相较，《食货典》少一亿石，《职官典》多一亿石，当有一误。又《通典·食货典·轻重》载“和籴一百一十三万九千五百三十石”；“诸色粮仓总千二百六十五万六千六百二十石”，“正仓总四千二百一十二万六千一百八十四石”，“义仓总六千三百一十七万七千六百六十石”，“常平仓总四百六十万二千二百二十石”。以上五仓存贮粟米总数为一亿二千三百七十万二千二百二十四万石，和同书《职官典》所载数相近，盖《食货典》夺一“亿”字。

(5)　《新唐书·百官志》将作监职掌下注云：短番匠一万二千七百四十四人，明资匠二百六十人。

《新唐书·百官志》少府监职掌下注云：短番匠五千二十九人，绫锦坊巧儿三百六十五人，内作使绫匠八十三人，掖庭绫匠百五十人，内作巧儿四十二人。配京都诸司、诸使杂匠百二十五人。

《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七引《卢氏杂说》：唐卢氏子不中第，徒步及都城东门，其日风寒甚，且投逆旅。俄有一人续至……因问姓名，曰：“姓李，世织绫锦，离乱前，属东都官锦坊，织宫锦巧儿。”

(6)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四《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三百九十八卷：白，西国草名也，其草花絮，堪以为布。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十四《大宝积经》第八十九卷：白，音牒。《考声》云：毛布也，草花布也，从毛，叠声也。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十七引玄应《大方等大集经》第十五卷《音义》：劫波育，或言劫贝者，误也。正言迦波罗。高昌名，可以为布。宾（今克什米尔）以南，大者成树，〔宾〕以北形小，状如土葵，有壳剖以出花，如柳絮，可纫以为布也。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三十《持人菩萨经》：帛，案帛，西国捻草花絮织以为布，其花如柳絮。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三十五《一字奇特佛顶经》：缕，上音牒。西国草花蕊也，如此国花絮捻为缕作布，从毛叠声。或从糸作绁。本无此字，译经者权制之，故无定体。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四十《大力金刚经》：妙，《考声》云：毛布也，亦草花布也。经文作绁，非也。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五十九引玄应《四分律》第二卷《音义》：劫贝，或云劫波育，或言劫婆娑，正言迦波罗，此言云树，花名也。可以为布，高昌名（今维吾尔语尚称棉花为），是衣名。宾以南，大者成树，〔宾〕以北形小，状如土葵，有壳，剖以出花，如柳絮，可纫以为布，用之为衣也。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六十一《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律》第三十卷：捻劫贝线者，捻劫贝草花絮以为织缕线也，织为白叠布也。《方言》：捻，续也。《仓颉篇》线也，经而纬之，织成布。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六十四《四分尼羯磨》：白，音牒。案者，西国木棉花如柳絮，彼国土俗皆抽捻以纺为缕，织以为布，名之为。《说文》从毛，叠声。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六十四《四分僧羯磨》上卷：细，按，西国草花絮，捻以为布也。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六十八《音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第二卷：按絮者，西国木棉花絮也，如此土柳絮之类，今南方交亦有之。按亦作字、絷字。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三十七《陀罗尼集》第一卷：案白者，西国草花絮也。色白而细软，捻以为布也。《文字典说》从毛，叠声。经作，非也。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五十二引玄应《增一阿含经》第九卷《音义》：白叠，字体作，古文。……毛布也。经文作絷，絷，绊也，絷非经旨。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五十五《佛说长者音悦经》：白，《考声》云：草花布也。《古今正字》：从毛，叠声。或从众作。经文从糸作絷，非之。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五十六引《佛本行集经》第三十九卷：白，毛布也。经文作絷，知立反，絷，绊也，絷非字义也。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一百《法显传》：白，恬协反，正合作。今传本尽作，音正立反，非也。详其义例，合是白，应从衣作，于义亦失，今宜作是也。

(7)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十三《大宝积经》第三十七卷：氍毹，《考声》云：织毛为文彩。本胡语也。此无正翻，俗曰毛锦，即文也。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六《大般涅经》第十一卷：氍毹，《通俗〔文〕》云：织毛蓐也。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三十七《陀罗尼集》第三卷：氍毹，梵语也，毛毯、地衣之类也。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四十五《优婆塞净行法门经》下卷：《声类》云：氍毹，毛锦也。《广雅》：文也。《考声》云：织毛为文彩也。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六十一《尼律》第十二卷：氍毹，蕃人语也，即今之毛布有文为地衣是。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六十二《根本毗奈耶杂事律》第五卷：氍毹，本胡语也。织毛为布如麻，以敷床褥，出宾国。《声类》云：毛布也，二字并从毛，瞿俞皆声也。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六十六《集异门足论》第八卷：氍毹，正体字，论文氍，非也。《考声》云：氍毹，织毛为之，色杂文采也。《埤苍》云：氍毹，也。《释名》云：毛相杂为之，色杂文采也。《古今正字》云：毛席也。二字并从毛，氍毹皆声。

(8)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六《大般涅经》第十一卷：，《释名》云：施之大床前榻上，以登上大床，因以名之。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五十二引玄应《增一阿含经》第十九卷《音义》：，《通俗文》，毛蓐细者曰。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五十六引玄应《四分律》第三十三卷氍毹，《声类》云：毛席也。《通俗文》云：织毛褥曰氍毹，细者谓之也。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五十九引玄应《四分律》第三十七卷《音义》：，《三苍》云：，毛有文章也。《释名》云：施之大床前小榻上，所以登上床，因以为名焉。

(9)　参考《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9期载沈从文氏《谈染缬》及《文物》一九六二年第七期载武敏同志《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两文。

(10)　《令义解》：“作米曰碾，作面曰。”按碾谓压谷麦以除壳，谓碎谷麦以成粉。

(11)　《续高僧传·译经篇·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传》：以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届于京郊之西。……敕王玄策等二十余人往大夏，就菩提寺僧，召石蜜匠。……乃遣匠二人，俱到东夏。寻敕往越州，就越州召之，皆得成就。

《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外臣部·朝贡门》：西番胡国出石蜜，中国贵之。帝遣使至摩伽陀国取其法，令扬州煎诸蔗之汁，于中厨自造，色味逾于西域所出。

《新唐书·摩揭它传》：一曰摩伽陀，本中天竺属国。……贞观二十一年……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沈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

(12)　《本草纲目》卷三十三《果部·沙糖》：时珍曰：此紫沙糖也，法出西域，唐太宗始遣人传其法入中国。以蔗汁过樟木槽，取而煎成，清者为蔗糖，凝结有沙者为沙糖，漆瓮造成如石、如霜、如冰者，为石蜜，为糖霜，为冰糖也。

(13)　《本草纲目》卷三十三引《图经本草》：竹蔗茎粗而长，可笮汁为沙糖，泉、福、吉、广诸州多作之。炼沙糖如牛乳为乳糖，惟蜀川作之。李时珍曰：以石蜜和牛乳酥酪作成饼块者为乳糖。

(14)　《全唐文》卷八百二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邑之编籍民五千四百余户，其疆域亦不为小。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逾于诸方。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咸通三年（公元862年）秋七月十八日，歙州司马张途述。

(15)　关于瓷器部分，编写时参考《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及冯先铭同志《从文献看唐宋以来饮茶风尚及陶瓷茶具之演变》，载《文物》1963年第1期；郭仁同志《关于青瓷与白瓷的起源》，载《文物》1959年第6期。

(16)　《唐六典》卷三：襄州〔贡〕碎石文漆器。

《通典·食货典·赋税》：襄阳郡贡五盛碎石文库路真二具，十盛花库路真二具。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一载山南道襄州贡赋称：“开元时贡库路真，元和时贡漆器。”按库路真为漆器之鲜卑语，唐开元世，犹残存鲜卑语，故名漆器为库路真，至元和世，则已正名漆器，不称库路真矣。

《新唐书·地理志》：山南道襄州，贡漆器库路真二品：十乘花纹，五乘碎石文。

(17)　关于金银细工制作的编写，参考李问渠同志《弥足珍贵的天宝遗物》，载《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7期；阎磊同志《西安出土的唐代金银器》，载《文物》1959年第8期；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写作组《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载《文物》1972年第1期。

(18)　《新唐书·肃宗纪》：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十二月丙午，禁珠玉、宝钿、平脱、金泥刺绣。

《旧唐书·代宗纪》：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六月，诏诫薄葬，不得造假花果及平脱、宝钿等物。

(19)　铜坊见《清异录》：大中九年十二月，铜坊长老白九峰造。

《太平广记》卷二百十九引《玉堂闲话》：遂诣一染坊，丐得池脚一瓶子。

《三水小牍》：唐〔僖宗〕文德戊申岁（公元888年），巨鹿郡南和县（今河北邢台南）街北，有纸坊，长垣悉曝纸。忽有旋风自西来，卷壁纸略尽，直上穿云，如飞雪焉。

《清异录》卷二：糖坊中人盗取未煎蔗液盈碗啜之。

《清异录》卷四：皇建僧舍旁有糕坊，主人由此入赀为员外官，盖〔周〕显德中〔事〕也，都人呼花糕员外。

称作坊者，见《太平广记》卷四百六引《闻奇录》：凤翔知客郭璩，其父曾主作坊。

称作铺者，见《北里志》王团儿条：宣阳〔坊〕彩缬铺张，言为街使郎官置宴，张即宜之所主也。

《清异录》卷四：予在翰苑，以油衣渐故，遣吏市新者，回云：“马行油作铺目录，入朝避雨衫，芭蕉裤，一副二贯。”

(20)　东市肉行见唐康骈《剧谈录》：鲔密言，有一事或可救之，然须得白牛头及酒一斛。因召左右，试令求觅，有度支所由干事者，径诣东市肉行，以善价取之，将牛头而至。

东市绢行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麟德元年（公元664年）……法师神柩仍在本舆。东市绢行用缯彩三千匹，结作泥洹舆……请安法师灵柩，门徒等恐亏师素志，因止之。

东市药行见唐高宗时释法藏撰集之《华严经传记》卷五《书写篇》：雍州万年县人康阿禄山……尝时见东市药行人阿容师，师去调露元年（公元679年）患死。又不知属于东市抑西市之药行见日本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道士奏药名曰：“李子衣十斤，桃毛十斤，生鸡膜十斤，龟毛十斤，兔角十斤等。”敕令于药行觅，尽称无。

东市铁行见《太平广记》卷二百六十一引温庭筠《乾子》：东市铁行有范生，卜举人，连中成败。

西市麸行见《太平广记》卷四百三十六引《续玄怪录》：麸行王胡子负吾二缗。……牵入西市麸行。

西市绢行见《太平广记》卷三百六十三引《乾子》：今日在西市绢行举钱。

西市大衣行见韦述《两京新记》长安西市条：市署前有大衣行，杂糅货卖之所，讹言反说（按指市中流行之隐语），不可解识。

西市秤行见《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三引《乾子》：西市秤行之南，有十余亩坳下潜污之地，目曰小海池。

西市辔行见《太平广记》卷一百五十七引《卢氏逸史》：曰某年月日，以将罢举，可开第二封，可西市辔行头坐。

南市麸行见《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五《诺皋记》下：南市卖麸家欠我五千四百……诣麸行，乃还五千四百，因卖之。

洛阳北市彩帛行见龙门西山南一石窟前室后壁门上题刻：“北市彩帛行净土堂。”

洛阳北市丝行见龙门奉先寺南石窟门上题刻：“北市丝行琢龛。”

(21)　扬州药行见《太平广记》卷二十三引《广异记》：寻奉使至扬州……遂持帽诣王家求钱，王老……云：“是五十年来茯苓主顾，今有二千余贯钱在药行中。”

扬州扬子县鱼行见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三《支诺皋记》下：成式三从房叔父某者，贞元末，自信安至洛，暮达瓜洲，宿于舟中。……梦一女子……前拜曰：“妾姓郑，名琼罗，本居丹徒（今江苏镇江）……遂来扬子寻姨。夜至逆旅，市吏子王维举乘醉将逼妾，妾……以领巾绞项自杀，市吏子乃潜埋妾于鱼行西渠中。”

苏州金银行见《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引《纂异记》：吴泰伯庙，在东阊门之西，每春秋祭，市肆皆率其党，合牢醴，祈福于三让王，多图善马彩舆女子以献之，非其月，亦无虚日。乙丑春，有金银行首，纠合其徒，以绡画美人捧胡琴以从。

(22)　房山石经题记中，范阳郡白米行凡十二见，天宝二年、天宝七载、天宝八载、天宝十一载、天宝十二载、天宝十三载、天宝十四载、天宝□载各一见，天宝四载、天宝五载各二见。米行三见，天宝二年、天宝五载、天宝□载各一见。大米行一见，天宝十载。粳米行一见，天宝五载。油行四见，贞元八年、贞元十四年、贞元十五年、贞元十七年各一见。肉行二见，天宝五载、天宝九载各一见。五熟行一见，无年月。屠行四见，天宝十载、天宝十一载、天宝十二载、天宝十三载各一见。绢行十二见，天宝二年、天宝六载、天宝十一载各一见，天宝七载二见，天宝十二载三见，天宝十四载四见。大绢行九见，天宝十载一见，天宝九载二见，天宝十一载、天宝十三载各三见。小绢行二见，天宝八载、天宝十载各一见。新绢行一见，天宝六载。丝绢彩帛行三见，天宝四载一见，天宝五载二见。总绢彩帛行二见，天宝四载、天宝五载各一见。丝帛行二见，天宝十四载、年月泐各一见。市绢行一见，天宝二载。小彩行四见，天宝元年、天宝□载各一见，天宝二年二见。丝绵行三见，大历十三年、建中元年、年月泐各一见。布行一见，天宝六载。幞头行七见，天宝九载、天宝十载、天宝十一载、天宝十二载、贞元八年各一见，年月泐二见。磨行六见，贞元八年、贞元九年、贞元十三年、贞元十四年各一见，贞元七年二见。生铁行一见，天宝三载。炭行二见，天宝四载、天宝□载各一见。诸行（犹言各行各业）二见，贞元十一年、年月泐一见。

(23)　房山石经题记中，涿州肉行一见，建中□年。椒笋行一见，贞元元年。果子行二见，年月并泐。靴行一见，贞元七年。新货行二见，贞元十年、贞元□□年一见。杂货行五见，贞元元年、贞元七年、贞元八年、贞元十一年、贞元□□年各一见。染行一见，贞元五年。

(24)　西州米面行（有白面、北庭面），见大谷吐鲁番文书第三〇七二号。菜子行（有蔓菁子、萝卜子、葱子），见大谷吐鲁番文书第三〇八五号。果子行（干蒲萄、大枣），见大谷吐鲁番文书第三〇五四号。彩帛行（有绫），见大谷吐鲁番文书第三〇六〇号。帛练行（有大练、梓州小练、河南府生、蒲陕州、生绢等），见大谷吐鲁番文书第三〇九七号。铛釜行（有釜），见大谷吐鲁番文书第三〇七〇号。

(25)　《旧唐书·食货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七月敕：自今以后，忽米价贵时，宜量出官米十万石，每石量付两市（东市和西市）行人，下价籴货。按这里所指的两市行人就是指东市西市的米行商人而言的。

(26)　贾公彦《周体》地官肆长《疏》云：此肆长谓一肆立一长，使之检校一肆之事，若今行头是也。按贾公彦唐高宗永徽中成《周礼疏》，则唐初已有“行头”之名。

《旧唐书·食货志》：贞元九年敕：“陌内欠钱，法当禁断，虑因捉搦，或亦生奸，使人易从，切于不扰。自今已后，有因交关用欠陌钱者，宜但令本行头及居停主人，牙人等检察送官。如有容隐，兼许卖物领钱人纠告。其行头，主人、牙人，重加科罪。府县所由祗承人等，并不须干扰。”

《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引《纂异记》：乙丑春，有金银行首，纠合其徒，以绢画美人捧胡琴以从。王建《织锦曲》：大女身为织锦妇，名在县家供进簿。长头起样呈作官，闻道官家中苦难。按“长头”即“行头”。

(27)　《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七引《卢氏杂说》：一人续至附火，忽吟诗曰：“学织缭绫功未多，乱抛机杼乱抛梭。莫教宫锦行家见，把此文章笑杀他。”……因问姓名，曰：“姓李，世织绫锦，离乱前，属东都官锦坊，织宫锦巧儿，以薄艺投本行，皆云如今花样与前不同……且东归去。”按“行家”犹今言“内行”。“以薄艺投本行”，即指宫锦行。

(28)　《长安志》：东市……万年县户口减于长安，又公卿以下民止多在朱雀街东，第宅所占勋贵，由是商贾所凑，多归西市。……西市……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长安县所领四万户，比万年县为多，浮寄流寓，不可胜计。

(29)　《通典·食货典·赋税》：广陵郡贡蕃客锦袍五十领，锦被五十张，半臂锦百段，新加锦袍二百领，青铜镜十面。

天宝二年，陕县尉崔成甫为《得宝弘农歌》，词云：“得宝弘农野，弘农得宝邪。潭里舟船闹，扬州铜器多。三郎（按指唐玄宗）当殿坐，听唱得宝歌。”

《太平广记》卷一百五十七引《河东记》：此间甚难得扬州毡帽子，他日请致一枚。

《唐国史补》：扬州旧贡江心镜，五月五日，扬子江中所铸也。或言无有百炼者，或止六七十炼则止。易破难成，往往有自鸣者。

第四章

唐代的政治制度与军事制度

第一节　唐代的行政制度及驿站制度

唐代的行政制度　唐王朝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套体系完整的官僚机构，构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层层控制的统治网。

唐王朝的中央政务机构，主要有三省、六部、九寺、五监。

唐制：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三师、三公皆不开府，即不成立府署，也不置府僚，只作为亲王、勋贵的一种加官，政府优礼大臣的一种荣衔而已。

现在，较详细地叙述三省制度，余官只作一般性的说明。

在汉代，尚书、中书、侍中，都是少府的属官。其中中书、尚书原是一职，在宫殿中掌管章奏的递呈和诏令的颁发，用士人则称尚书，用宦官则称中书。后来中书、尚书同时并置，中书亦用士人。侍中原来是加官，意思是可以出入禁中，随侍皇帝左右，后来渐渐成为皇帝的侍从近臣，有的给皇帝执虎子（溺器），有的给皇帝捧唾壶。以上三官由于接近皇帝的缘故，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发展，他们的职位也更加重要起来。到了东汉中叶以后，尚书省开始取代了丞相、御史大夫二府的职权，所谓“后汉……中年以后，事归台阁，则尚书官为机衡之任”（《通典·职官典·宰相》）。它已经正式形成为法定的政务执行机关了。但是也由于尚书台发展为政务执行机关的缘故，反而使它和皇帝之间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于是比尚书更接近皇帝的中书监令，又取代了尚书过去的地位，专管机密，地位日益重要，成为实际的宰相。从此大政的决定，多在中书，尚书遂又变为纯粹受成的执行机关了。

在南朝，大政多出中书，但是由于门阀士族盘踞高位而又不屑留心吏治，所以中书省的职权，不在中书监令，而一度转归中书通事舍人之手。在北朝，由于北魏拓跋氏是从前封建国家走向封建国家的。在先封建国家建立之后，有一个特别议会是由氏族部落的贵族和最有势力的武士侍从组成的，以后随着封建化的加深，武士扈从逐渐变为封建勋贵，他们在禁中侍奉皇帝，其职任大抵和汉魏以来门下省的侍中、黄门侍郎职任相等，因此，北朝“尤重门下官，多以侍中辅政”（《通典·职官典·宰相》）。到了唐初，还沿着北朝权在门下这一趋势，因此决定中枢大政的宰相议事厅——政事堂，开始也设在门下省。但是大体上说来，唐代中书决策，门下审议，尚书执行，三省共同负责中枢政务的制度，已日臻完备，所以唐太宗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对王说过：“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人心所见，互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资治通鉴》唐贞观元年）。贞观三年，唐太宗又对臣下说：“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贞观政要·政体篇》）故“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军国大事经过中枢各级决策机关商议和审核，然后发敕施行，因此史称“鲜有败事”（《资治通鉴》唐贞观三年）。宰相职权，继续发展，到了武则天时代，甚至有诏敕“不经凤阁（时改中书省曰凤阁）、鸾台（时改门下省曰鸾台），何谓之敕”（《新唐书·刘之传》）的说法了。

中书省的长官称为中书令，员额二人；其副职为中书侍郎，员额二人。下有中书舍人六人，参议表章，起草诏敕。门下省的长官称为侍中，员额二人；其副职为黄门侍郎，员额二人。下有左谏议大夫四人，掌谏谕得失。给事中四人，分判门下省事，“凡百司奏抄，侍中既审，则驳正得失”（《新唐书·百官志》）。

唐三省署名和长官名称，屡有变更，今说明如下。

尚书省长官本为尚书令，以唐太宗尝为尚书令，臣下不敢居其职，由是以左右仆射为尚书省长官。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改尚书省曰中台，改左右仆射曰左右匡政。武则天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改尚书省曰文昌台，左右仆射曰文昌左右相。俄改文昌台曰文昌都省，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改称都台，长安三年（公元703年）改称中台。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尚书左右仆射改曰左右丞相，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复称左右仆射。

门下省长官称侍中，副长官称门下侍郎。唐高宗龙朔二年，改门下省曰东台，侍中曰左相，改黄门侍郎曰东台侍郎。武则天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改门下省曰鸾台，侍中曰纳言，副贰曰鸾台侍郎。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复改鸾台为门下省，纳言为侍中，鸾台侍郎为黄门侍郎。玄宗天宝元年，改黄门侍郎为门下侍郎。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又改门下侍郎为黄门侍郎，大历二年（公元767年），复曰门下侍郎。

中书省长官称中书令，副长官称中书侍郎。高宗龙朔元年，改中书省曰西台，中书令曰右相，中书侍郎曰西台侍郎。武则天光宅元年，改中书省曰凤阁，中书令曰内史，西台侍郎曰凤阁侍郎。神龙元年，复改凤阁曰中书省，内史为中书令，凤阁侍郎为中书侍郎。玄宗开元元年，改中书省为紫微省，中书令为紫微令，中书侍郎为紫微侍郎。天宝元年，中书令改称右相，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复称中书令。

唐初沿袭北朝旧制，宰相在门下省集会共议政事，议事的办公厅称为“政事堂”，后来政事重心逐渐移至中书省，所以政事堂在高宗永淳二年（公元683年）移到中书省。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张说为宰相，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其政事印为中书门下之印。列五房于中书门下之后，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

两省（中书门下）长官中书令、侍中都是真宰相，当然有在政事堂、中书门下共议国政的资格。此外，君主为了要广泛延揽统治人才参与朝政，同时为了避免宰相的老年化起见，于是也对一些资历较浅的官员，特加名义。如太宗时，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徵以秘书监参与朝政，其后大臣或以“专典机密”、“参掌机密”、“参与机务”、“参知机务”、“同掌机务”、“朝章国典、参议得失”、“参与政事”之类名义，参加政事堂或门下中书会议，皆成为真宰相。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仆射李靖以疾辞位，诏疾小瘳，三两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事，而‘平章事’之名，盖起于此”（《新唐书·百官志》）。贞观十七年，“以兵部尚书李勣同中书门下三品（唐前期，侍中、中书令皆正三品，中叶以后，升至从二品），‘同中书门下三品’自此始也”（《通典·职官典·宰相》）。“自高宗以后，为宰相者必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虽品高者亦然。”（《新唐书·百官志》）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年），以张文为“东台侍郎（即门下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同三品’入衔，自文始。永淳元年（公元682年），以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平章事’入衔，自待举等始”（《新唐书·百官志》）。《资治通鉴》唐永淳元年载此事，较《新唐书·百官志》及《大唐新语》为详：夏四月丁亥，“以黄门侍郎颍川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秘书员外少监检校中书侍郎鼓城郭正一、礼部侍郎鼓城魏玄同并与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上（高宗）欲用待举等，谓〔中书令〕崔知温曰：‘待举等资任尚浅，且令预闻政事，未可与卿等同名。’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为名。”

宰相员数，没有固定名额，自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之前，其员颇多，〔唐中宗〕景龙（公元707—710年）中，至十余人。开元以来，常以二人为限，或多则三人”（《通典·职官典·宰相》）。唐德宗贞元三年、四年（公元787、788年），独相李泌。过多和独相，都是不正常的。中唐以后，宰相员数一般固定为四人，北宋人宋敏求在《春明退朝录》中称：“唐制，宰相四人，首相为太清宫使，次三相皆带馆职，弘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贤殿大学士，以此为次序。”这大概是指中晚唐的情况而言的。

肃宗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定令“宰相分直，主政事笔，每一人知十日”。到了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又改为“每日一人执笔”（《通典·职官典·宰相》）。“宰相判四方之事有堂案，处分百司有堂帖。不次押名曰花押。黄敕既行，下有小异同曰帖黄，一作押黄”（李肇《唐国史补》）。

唐代的制度，朔望常朝以外，皇帝每逢一、五、九日，开延英殿接见宰相，如有重要政事，由中书门下具榜子奏请皇帝开延英殿议事。宰相必须同时进见，同时退出。如唐德宗时，窦参为宰相，每与诸相同时奏对，“诸相出，参独居后，以奏度支为辞（时参兼度支转运使），实专大政，多引亲党置要地”（《资治通鉴》唐贞元五年），史以此为讥，因为宰相单独奏事，是不合制度的。宰相退出之后，方镇节度使，或翰林学士，或尚书、侍郎接着奏事，称“次对官”，就可单独接见，如宣宗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十一月，“兵部侍郎判户部蒋伸从容言于上曰：‘近日官颇易得，人思徼幸。’上惊曰：‘如此，则乱矣。’对曰：‘乱则未乱，但徼幸者多，乱亦非难。’上称叹再三。伸起，上三留之，曰：‘异日不复独对卿矣。’伸不谕。十二月甲寅，以伸同平章事”（《资治通鉴》唐大中十二年）。宣宗就要任命蒋伸为宰相，宰相按制度要同时入对，不能独对，所以宣宗这样说。延英接对，相当紧张，唐宣宗御延英殿，“每宰相奏事，旁无一人立者，威严不可仰视。奏事毕，忽怡然曰：‘可以闲语矣。’因问闾阎细事，或谈宫中游宴，无所不至。……乃起入宫。令狐谓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尝不汗沾衣也。’”（《资治通鉴》唐宣宗大中十二年）

唐制，诸宰相日会食于政事堂（《资治通鉴》唐建中二年胡注）。唐玄宗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姚崇、卢怀慎同为宰相，姚崇因事告假十余日，“政事委积，怀慎不能决”。“崇既出，须臾，裁决俱尽，颇有得色。”“怀慎与崇同为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时人谓之‘伴食宰相’。”（《资治通鉴》唐开元三年）唐代宗时，“元载、王缙之为相也，上（代宗）日赐以内厨御馔，可食十人，遂为故事”。后来常衮、朱为相，上言“餐钱（即食料钱）已多，乞停赐馔”。“时人讥衮，以为朝廷厚禄，所以养贤。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资治通鉴》唐大历十二年）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王叔文用事，时“诸宰相会食中书。故事，宰相方食，百寮无敢谒见者。叔文至中书，欲与〔韦〕执谊计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旧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惧，入白。执谊逡巡惭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阁语良久。杜佑、高郢、郑瑜皆停箸以待。有报者云：‘叔文索饭，韦相公已与之同食阁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执谊，莫敢出言。瑜独叹曰：‘吾岂可复居此位！’顾左右，取马径归，遂不起”（《资治通鉴》唐永贞元年）。这段史料，介绍宰相会食制度很具体。宰相会食，有似工作午餐，通过会食，增加磋商大政的机会，是无可厚非的。

唐制“凡拜相、礼绝班行，府县载沙填路，自私第至子城东街，名曰沙堤”。“每元日、冬至列仗，大官皆列珂伞，列烛有至五六百炬者，谓之火城。宰相火城将至，则众少皆扑灭以避之”（《唐国史补》）。

唐宰相任期长短，前后不一。开国草创之初，任宰相者一般预同艰难，多习知民情，有从政经验，久任是有好处的，故裴寂任相位者十一年，房玄龄二十二年，魏徵十四年，长孙无忌三十二年，李勣二十年。高宗时，许敬宗十四年，戴至德十二年，郝处戴十二年，李敬玄十一年。武则天时期，宰相就调迁频繁了。唐玄宗时，李林甫居相位十九年，唐代宗时，元载居相位十五年，而他们两人均以久任误国。自此以后，宰相任期多者四五年、少者一二载，任免频繁，甚至有任一日宰相者。僖宗时，命王徽为宰相，是日黄巢破潼关，僖宗出奔梁洋，王徽任宰相仅一日。有的宰相尽管任期短，如杜如晦为相不足二年，却与房玄龄齐名，并称房、杜。宋为相不足四年，然与姚崇同称名相。张柬之为相七月，而起兵诛张易之、张昌宗，功绩彪炳。刘晏为相一年，杨炎为相一年十一个月，晏以理财称，炎建议实施两税法，使唐王朝社会经济危而复安。陆贽为相两年八个月，杜黄裳为相一年六个月，亦皆卓有建树。

唐朝皇帝随时随地可以罢免宰相。罢免的方式，一是罢守本官，如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太常卿权德舆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八年（公元813年），德舆罢相为礼部尚书。二是改任他职，如开成四年（公元839年），郑覃罢相为尚书左仆射，陈夷行罢相为吏部侍郎。三是带了宰相名号出为方镇，如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李夷简罢相，以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出为淮南节度使；长庆三年（公元823年）杜元颖罢相，以检校礼部尚书同平章事出为西川节度使；宝历二年（公元826年），李程罢相，以检校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出为河东节度使。宰相出为节度使，往往是雄镇大藩，西川、淮南、荆南、河东，尤其是宰相回翔之地。四是半退休，如大中二年（公元848年），韦琮罢相，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咸通五年（公元864年），蒋伸罢相，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五是左迁，如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崔群罢为湖南观察使，令狐楚为宣歙观察使；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元稹罢相为同州刺史。六是贬官，如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皇甫罢相，贬崖州司户参军；乾宁三年（公元896年），陆罢相，贬峡州刺史。当然，宰相也有赐死被杀的，那是例外的情况了。

唐门下省有弘文馆，置学士和校书郎，掌校理典籍，刊正错谬。中书省置集贤殿书院，置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官，掌承旨撰集文章，校理典籍。皇帝有时召见他们，也只是讲论文义，不及时政。《新唐书·百官志》云：“唐制，乘舆所在，必有文词、经学之士，下至卜医伎术之流，皆直于别院，以备宴见。而文书诏令，则中书舍人掌之。自太宗时，名儒学士时时召以草制，然犹未有名号。〔高宗〕乾封（公元666—667年）以后，始号北门学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起草诏敕的中书舍人，也因不能常常觐见皇帝，上下隔膜，“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皆用白麻”。翰林学士，无固定员额，自诸曹尚书至校书郎有文才者，都可入选，“入院一岁，则迁知制诰，未知制诰者，不作文书”。“其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内宴则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当时宰相不能单独进见皇帝，翰林学士却不受束缚，因为要起草机要文书，有时还能从容应对，把知道的一些外面情况反映给皇帝知道。如甘露事变之后，唐文宗御思政殿，“召当直学士周墀，赐之酒，因问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对曰：‘陛下，尧舜之主也。’上曰：‘朕岂敢比尧舜！所以问卿者，何如周赧、汉献耳？’墀惊曰：‘彼亡国之君，岂可比圣德！’上曰：‘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宦官），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资治通鉴》唐开成四年）。这些知心话，皇帝只能和翰林学士讲，可见翰林学士和皇帝的亲近程度。唐宣宗时，“召翰林学士韦澳，托以论诗，屏左右与之语曰：‘近日外间谓内侍权势何如？’对曰：‘陛下威断，非前朝之比。’上闭目摇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卿谓策将安出？’对曰：‘若与外廷议之，恐有太和之变，不若就其中择有才识者与之谋。’上曰：‘此乃末策，自衣黄（流外及庶人服黄）、衣绿（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八品服绿）至衣绯（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皆感恩，才衣紫（三品以上服紫）则相与为一矣。’”（《资治通鉴》唐大中八年）这也是私房话，宣宗和韦澳讲了，可见皇帝和翰林学士的亲密程度。

唐宪宗即位初年（公元805年），任命郑为学士承旨，成为学士的班首。唐自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至懿宗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一百十七年中，凡任命翰林学士一百六十七人，其中有五十五人，后来都做到宰相，占三分之一强（见《翰苑群书》著录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这个比重，反映了翰林学士地位的重要性。

学士院在大明宫右银台门北面，北连春宫（太子宫），西接羽林军。学士上直，各有一室，西垣有小楼，学士们常宴语于此楼。学士院因在禁内，韩偓云：“禁署严密，非本院人，虽有公事，不敢遽入。至于内夫人宣事，亦先引铃，每有文书，即内臣立于门外，铃声动，本院小判官出受，受讫，授院使，院使授学士”（《雨后月中玉堂闲坐》诗注）。翰林学士“初上赐食，皆是蓬莱池鱼脍。夏至后，颁赐冰及烧香酒，以酒味稍浓，每和冰而饮”（李德裕《述梦诗四十韵》注）。宪宗初即位，南方曾献荔枝，亦蒙颁赐。学士院内遍植松槐、玉蕊、桃李、樱桃、蔷薇、玫瑰、牡丹、芍药、石竹、青菊，繁隘异常。元和初，置书诏印、由学士院主之，处分大事，直出中禁，不由中书门下两省。凡赦书、德音、立后、建储（立太子）、大诛讨、任免三公宰相，并用白麻纸，锁院起草，绝对保密。李肇《翰林志》称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正月己酉，御史中丞武元衡为门下侍郎，中书舍人李吉甫为中书侍郎，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吉甫原以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和另一翰林学士裴同直，宪宗命裴草李吉甫拜相制，命李吉甫草武元衡拜相制。锁院之际，“两不相知”，“垂帘挥翰”。“至暮，吉甫有叹惋之声，终不言”。两制写成，要值日翰林学士同署“麾之后”，李吉甫才知道自己也当上宰相。

尚书省的长官为尚书令，副长官为尚书左、右仆射。前面已讲到过。由于唐太宗在即位前当过尚书令，以后就很少任命尚书令（只有任命郭子仪等几个人是例外），所以尚书左右仆射实际是尚书省的长官。《大唐新语》云：“自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至长安四年（公元704年），仆射并是宰相，故太宗谓房玄龄等曰：‘公为宰相，当大开耳目，求访贤哲。’即其事也。神龙初，豆卢钦望为仆射，不带同中书门下三品，不敢参议政事……自后仆射不知政事矣。”《资治通鉴》叙述这一过程，更是详细。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六月癸亥，“命右仆射豆卢钦望，有军国重事，中书门下可共平章。先是，仆射为正宰相，其后多兼中书门下之职，午前决朝政，午后决省事。至是，〔豆卢〕钦望专为仆射，不敢预政事，故有是命。是后专拜仆射者，不复为宰相矣。”就是说，左右仆射没有参加政事堂议事的资格了。这样，尚书省也就变成为纯粹受成的政务执行机关了。

尚书省左、右仆射下设尚书左右丞，尚书左丞管吏、户、礼三部十二司，尚书右丞管兵、刑、工三部十二司。六部各置尚书一人，侍郎一人至二人。每部之下各设四司，以郎中为各司之长。六部以外有九卿、五监。过去六部和九卿、五监之间的职掌缠绕不清，自隋代起，稍加厘革，唐承隋旧，又复加以调整。这样，政务既统于三省，而九卿、五监也分掌皇室和朝廷一部分事务，成为中央政权机关中有机构成的一部分，不像东晋时代那样“九卿为虚设”（《通典·职官典序》注引引桓温语）了。

御史台是最高的纠察机关，长官为御史大夫，副长官为御史中丞，员额二人。武则天时，曾改御史台为肃政台，后又分为左右肃政台，“左台知百司，监军旅；右台察州县，省风俗”（《新唐书·百官志》）。到唐睿宗时，复称御史台。御史台内设三院，第一是“台院”，有侍御史、侍御史内供奉等员；第二是“殿院”，有殿中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内供奉等员；第三是“察院”，有监察御史、监察御史里行等员。侍御史也简称御史，其职掌是“纠举百僚，推鞫狱讼”（《唐六典·侍御史》），“受制出使，分判台事”（《通典·职官典·侍御史》）。侍御史和门下省的给事中、中书省的中书舍人，分别在朝堂值班一日，受理京都和州县官民的诉讼，称为“三司受事”。如果有大诏狱要审讯，御史又会合刑部郎中（或员外郎）、大理寺司直（或评事）共同推鞫，称为“三司推事”。殿中侍御史，“掌殿廷供奉之仪式”（《唐六典·殿中侍御史》），在大朝会时，“百僚班序，有离立失列，言嚣而不肃者”（《通典·职官典·殿中侍御史》），都由殿中侍御史负责纠察。监察御史，“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唐六典·监察御史》）。李肇《唐国史补》“御史故事：大朝会（含元殿）则监察〔御史〕押班，常参（在宣政殿）则殿中〔侍御史〕知班，入阁（在紫宸殿）则侍御史监奏。盖含元殿最远用八品，宣政其次用七品，紫宸最近用六品。殿中〔侍御史〕得立五花砖，绿衣，用紫案褥之类，号为七贵”。因为御史可以弹劾官吏，整肃法纪，所以统治政权很重视御史的人选，开始时由吏部和中书门下议定人选，依例选授。到了唐高宗以后，往往由宰相向皇帝推荐，或皇帝直接除授。三院御史虽然都是御史大夫的下属，但他们在职权范围之内，都可以直接提出弹章，不必经过御史大夫的批准，甚至可以弹劾顶头上司御史大夫。

还有一个典司图籍的官署——秘书省，也值得一提。秘书省的长官称秘书监，副长官称秘书少监。其下有秘书丞，有秘书郎四员，“分掌经籍图书，分判校写功程事”（《通典·职官典》）。又有校书郎八人，“掌雠校典籍，为文士（进士及第）起家之良选”。有正字四人，“掌刊正文字”。秘书省下设著作局，有著作郎二人，著作佐郎二人（初为四人，开元二十六年改为二人），“掌修国史及制碑颂之属。”《太平广记》卷一百八十七引《两京记》云：“唐初秘书省唯主写书贮掌勘校而已，自是门可张罗，迥无统摄官属，望虽清雅，而实非要剧。”“流俗以〔秘书〕监为宰相病坊，少监为给事中、中书舍人病坊。〔秘书〕丞及著作郎为尚书郎病坊。秘书郎及著作佐郎为监察御史病坊。言从职不任繁剧者，当改入此省。然其职在国史，非复喧卑，故好学君子，厌于趋竞者，亦求为此职焉。”秘书省相当于当时的皇家图书馆，虽然无权势可言，但藏书万轴，到那里去做官，有博览群书的机会，所以好学之士是愿意去的。

唐初中央政务机构职官简表

在六部二十四司、九寺等中央政务机构中，从唐中叶起，以户部所属几个司变化最大。从武则天、唐中宗时代起，由于王朝官僚机构不断扩大，军费日益增加，王朝的财政收支渐渐不能平衡，因此增辟财政的来源便成为重要的课题。原来的财政机构，已经不能执行愈来愈繁重的任务，势必设置各种专事聚敛勾剥的使额。如为了检括户口，在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任命宇文融为御史中丞，充诸色安辑户口使；天宝四载（公元745年），加户部郎中王勾当户口色役使。为了催征各地租税，于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以殿中侍御史宇文融勾当租庸地税使；天宝二载（公元743年），由陕郡太守韦坚兼知勾当租庸使；天宝六载，加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杨慎矜诸郡租庸使；到了安禄山起兵，至德元载（公元756年），又以第五琦为监察御史，充江淮租庸使。为了增加盐税的收入，在唐睿宗时，设置盐池使，由当州刺史兼充；到了唐玄宗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宰相萧嵩兼领关内盐池使。安禄山起兵，唐王朝于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以度支郎中第五琦充诸道盐铁使，以管理盐的专卖为主，兼掌银铜铁锡的采冶事务，盐铁使从此便成为极其重要的差遣职务。因为御史台官员，有弹劾官吏、勾稽籍帐之权，所以户口、租庸、盐铁诸使多兼御史职衔，以重事权。同时尚书省户部四司中，其户部、度支二司，因为掌握全国租赋和财政收支的缘故，所以特别重要起来。天宝以后，度支一司，或由他官来兼知，或由户部尚书、侍郎来“专判”，称为度支使，或判度支使、知度支事、勾当度支使，从此户部、度支、盐铁三司使，成为王朝钱谷出纳的最高财政长官。往往由善于聚敛的大臣或宰相兼领，这可以说是从唐中叶开始，一直到五代、北宋时止，行政制度上的一项重要变革。

使，本来是临时差遣的职官名号，唐中叶以来，逐渐作为官名固定了下来。李肇《唐国史补》云：“开元已前，有事于外，则命使臣，否则止罢。自置八节度、十采访，始有坐而为使者。其后名号益广，于是有为使则重，为官则轻，故天宝末有佩印至四十者。大历中，请俸有至千贯者。今在朝太清宫〔使〕、太微宫〔使〕、度支〔使〕、盐铁〔使〕、转运〔使〕、知匦〔使〕、闲厩〔使〕、左右巡〔使〕、分察〔使〕、监察〔使〕、馆驿〔使〕、监仓〔使〕、监库〔使〕、左右街〔使〕。外任则节度〔使〕、观察〔使〕、诸军押蕃〔使〕、防御〔使〕、团练〔使〕、经略〔使〕、镇遏〔使〕、招讨〔使〕、榷盐〔使〕、水陆运〔使〕、营田〔使〕、给纳〔使〕、监牧〔使〕、长春宫〔使〕。有因时而置者，则大礼〔使〕、礼仪〔使〕、礼会〔使〕、删定〔使〕、三司〔使〕、黜陟〔使〕、巡抚〔使〕、宣慰〔使〕、推覆〔使〕、选补〔使〕、会盟〔使〕、册立〔使〕、吊祭〔使〕、供军粮料〔使〕、和籴〔使〕，此其大略。经置而废者不录（如山陵使之类）。宫官内外，悉谓之使，旧为权臣所绾，州县所理，今属中人（宦官）者亦有之。”此外尚有诸道简点使，百寮寻胜使，秘书省图书使、疏决囚徒使、招召乡兵使、木炭使等，并见《唐会要》。又禁内有五坊宫苑使，五坊者，谓雕坊、鹘坊、鹰坊、鹞坊、狗坊，而《东城老父传》中的斗鸡亦属于五坊。五坊宫苑使开始由朝士担任，如牛仙客、章仇兼琼皆兼带此职使，后来就由宦官李辅国来兼领了。唐肃宗起兵灵武，收复两京，命九节度北伐，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郭子仪、李光弼等皆得受其节制。代宗时，更号鱼朝恩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专领神策军，兵权更大。唐僖宗时，宦官田令孜为十军十二卫观军容制置左右神策护驾使。僖宗末，又以宦官杨复恭为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唐代宗永泰（公元765—766年）中，始置内枢密使，以宦官为之。枢密使“初不置司局，但有屋三楹，贮文书而已。其职掌唯承受表奏，于内中进呈。若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门下施行而已”（《文献通考·职官考》）。永泰中，宦官董延珍掌其事。宪宗元和中，刘光琦、梁守谦为枢密使。穆宗长庆中，王守澄知枢密使。僖宗、昭宗时，枢密使杨复恭、西门季元欲夺宰相权，至在宰相堂帖后帖黄，权力高于宰相。宰相在延英殿奏事，枢密使立侍，参与可否，及出，枢密使或矫造上旨，改易初议。五代时，始改用士人。唐末，又置宣徽南北院使，并置副使，宦官严季实、杨复恭皆居此职。宣徽南院使的资望又高出于宣徽北院使，然两使“事皆通掌”。唐代的职官志都没有提宣徽使的职掌，据《文献通考·职官考》载：宣徽使“掌总领内诸司及三班内侍之籍，郊祀、朝会、宴飨、供张之事，应内外进奉，悉检视其名物。分掌四案，曰兵案、曰骑案、曰仓案、曰胄案。”这虽然是唐以后的记录，但可作为唐宣徽使职掌的参考。五代以后，宣徽使改用士人。

唐王朝初年，置十二卫府，分掌禁卫军。到了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发展为十六卫。这十六卫的名号，又屡有改变，一直到唐睿宗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十六卫才定名为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卫、左右千牛卫。每卫置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千牛卫只有一人）。自左右卫至左右领军卫等十卫大将军，都职掌宫廷警卫。左右金吾卫大将军“掌宫中及京城昼夜巡警之法，以执御非违”。左右监门卫大将军“掌诸门警卫、门籍之法”。左右千牛卫大将军“掌宫殿侍卫及供御之仪仗”（《唐六典》）。十六卫大将军、将军，无事则统领卫士，宿卫京师，“有事，则命总之出征”（《玉海》卷一百三十八引《邺侯家传》）。“事解辄罢，兵散于府（折冲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有份地），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新唐书·兵志》）。国家的主要军事力量，集中在中央，内重外轻，足以临制四方，这对于中央集权是非常重要的。

东晋、南朝和北魏有使持节都督某某州诸军事，权任极重，北周改都督某某州诸军事为总管某某州诸军事，简称总管。隋文帝于并（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益（州治成都）、荆（州治江陵）、扬（州治江都，今江苏扬州）四州置大总管府，其余称总管府，不加“大”字，分为上、中、下三等。隋炀帝嫌总管权任太重，威胁王权，因此曾省废总管府。唐初复置总管府，亦有大总管、总管之号。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又改大总管府为大都督府，总管府为都督府。大都督督十州以上军事，都督所督不满十州。都督的职权是：“掌督诸州兵马、甲械、城隍、镇戍、粮禀，总判府事”（《新唐书·百官志》）。如果都督加“使持节”名号，便有权杀所督诸州刺史以下官员，成为地方的军事最高长官了。都督的权力太大，就会影响中央集权，唐以前的都督或总管，往往兼领驻在州的刺史，到了唐代，一般都督都不兼领刺史，只管军事，不管民政，只有大都督名义上虽领刺史，但自唐高宗以后，大都督往往由亲王遥领，而由朝廷另派长史代行大都督职权，其刺史兼职实际上也由州佐代理，因此唐前期的都督权力，比之前代大有削弱。在唐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曾划分全国为二十四个都督府，“令都督纠察所管州刺史以下官人（民）善恶”（《唐会要》卷六十八），当时许多朝臣认为“都督专杀生之柄，权任太重，或用非其人，为害不细”（《资治通鉴》唐景云二年），反对扩大都督的职权。中叶以后，都督职权移于节度使，都督的名号也废除了。关于节度使，以后另章还要讲到。

唐初为了加强对地方控制，有所谓“道”的划分。隋文帝初年，曾置河北道行台尚书省于并州，置河南道行台尚书省于洛州，置西南道行台尚书省于益州。唐武德初年，也设有陕东道、益州道、襄州道、东南道、河北道等行台尚书省。诸道的行台尚书省，往往代表中央政府综理地方军民事务，这种道是临时设置的大行政区。到了武德末年，全国统一，诸道的行台尚书省陆续撤销，但道的名称，却相承不废。唐太宗贞观初年，把全国分为十道：一、关内道；二、河南道；三、河东道；四、河北道；五、山南道；六、陇右道；七、淮南道；八、江南道；九、剑南道；十、岭南道。这种道，只是一种监察巡视的区域，如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分遣大臣萧、李靖等十三人为黜陟大使，巡行诸道，察长吏贤、不肖。武则天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发十道巡抚使。以上都属临时差遣性质。中宗神龙二年（公元706年），选内外五品以上官二十人为十道巡察使，二年一代，以巡察州县，遂成为常设官员。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改称十道按察使，道各一人。玄宗开元二年（公元714年），称为十道按察采访处置使（武则天时已有采访使，见吐鲁番出土长安三年括逃户牒文）。至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分全国为十五道，各置采访处置使。天宝末年，又兼黜陟使。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改采访处置使为观察处置使，“掌所部善恶”。自此以后，方镇权重，节度使往往兼领观察处置使，割据一方，至全国分为四十余道，一道就是一个军事割据区或行政区，这和唐初作为监察区的十道，性质大有不同了。

唐前期的地方行政制度，为以州统县的两级制度，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一度改州为郡，改州刺史为郡太守，但是只改名称，“职事不易”，而且到了肃宗至德元载（公元756年），又恢复州刺史的名称了。唐代的州分上中下三等，以户数多寡来定等级：有时以四万户以上、有时以三万户以上、有时以二万户以上为上州，有时以二万五千户以上、有时以二万户以上为中州，不满二万户者为下州。地区较重要的州，又有“辅”、“雄”、“望”、“紧”等次第(1)。每州置刺史，掌全州政务，为一州的行政长官，其助理官有别驾、长史、司马。下设录事（管机要和文书簿籍）、司功（管官吏考绩和文化教育）、司仓（管租赋和仓库）、司户（管户口和徭役）、司兵（管城防和军械）、司法（管刑狱）、司士（管工程、水利、交通及工匠等）参军事若干员。

县的等级，也“以户口多少，资地美恶”为准，有“赤（京都所治为赤县）、畿（京都近旁为畿县）、望、紧、上、中、下七等之差”（《通典·职官典·县令》）(2)。有时以六千户以上、有时以五千户以上为上县，有时以三千户以上、有时以二千户以上为中县，一千户以上为中下县，不满一千户为下县。每县设县令掌管全县事务，设县丞作为县令的助理，另设主管文书簿籍的主簿和分管刑狱事务的尉。

县的下面，还有乡里基层组织。四家为邻，五邻为保，有保长“以相禁约”。百户为里，每里有里正，“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通典·食货典·乡党》）。五里为乡，每乡置“耆老”一人，亦称“父老”。城市为坊，每坊置坊正。城郊为村，另置村正。里正、坊正都免除课役。

唐制，封爵九等：一曰王；二曰嗣王、郡王；三曰国公；四曰开国郡公；五曰开国县公；六曰开国县侯；七曰开国县伯；八曰开国县子；九曰开国县男。受封的功臣和贵族，虽然都没有实际的封土，但加实封的，可以根据所食实封的户数，征收租庸。唐初食实封的只有二三十家，多的食实封二千五百户，少的五百户。唐中宗时，封家增至一百四十多家，用六十余万丁，可见当时封爵之滥（说见另章）。唐玄宗即位，一度有所改革。中唐以后，封爵愈滥，事实上没有那么多的课户可充封户，食封制度才又发生新的变化。

唐王朝对于官吏是十分优待的。除了按品级和职任授与大量的永业田、职分田、分廨田以外，还按品级给禄米，自京官正一品，米七百石，从一品，米六百石，到正九品，米五十七石，从九品，米五十二石不等。外官禄米降京官一等。此外又有俸料钱（月俸、食料、杂用钱）等。而且，“自开元以后，置使甚众，每使各给杂钱。宰相杨国忠身兼数官，堂封（中书门下共食实户三百，称为堂封）外，月给钱百万；幽州平卢节度使安禄山、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兼使所给，亦不下百万”（《新唐书·食货志》）。唐王朝豢养的官吏越多，对农民的剥削必然越残酷。

唐王朝排除了工匠商贩子弟做官的机会。法令规定：“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唐六典·户部郎中》）。“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已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皆不得入仕”（《唐六典·吏部郎中》）。封建政权只是在地主阶级中选用官吏，不是地主阶级分子就无法参加到政权机构中去。

驿站制度与过所制度　唐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盛大的朝代，其疆域之辽阔，远过于秦、汉。唐王朝要想统治这样版图辽阔的疆域，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便利镇压人民，首先必须把全国的交通干线，加以整理。

唐承前代之制，“凡三十里置一驿”，“若地势险阻，及须依水草，不必三十里”。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全国驿站“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按总数有误），二百六十所水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陆驿，八十六所水陆相兼”（《唐六典·驾部郎中》）。每驿皆置驿长一人，“选州里富强之家主之”（《通典·职官典·职官》）。据唐令：“驿马、驴，一给以后死，即驿长陪填。”（《唐律》卷十五《厩库律》疏议引）所以没有财产，赔偿不出马匹的人，是无法充任驿长的。

全国驿站，概归兵部的驾部郎中掌握。诸州都督府及诸州刺史府有司兵参军事，分掌传驿。诸县传驿，则由县令兼督，最后就是驿的管理人驿长负责了。玄宗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曾派御史巡察诸道驿站，到唐后期，又添置了馆驿使这一个差遣职务。

驿的经费，是由朝廷从户税内抽出一部分来拨给的，天宝中（公元742—755年），每年户税可以收到二百多万贯，其中一部分，作为邮传经费之用。

驿有驿田，“皆随近给，每马一匹，给田四十亩，其传送马，每匹给田二十亩”（《通典·食货典·田制》）。驿田皆栽种苜蓿，作为驿马的饲料。

陆驿依马匹多少分为七等，繁要的驿站，驿马多至七十五匹，较闲的驿站也有马八匹。《唐律》卷十五《厩库律》有“驿长私借人马、驴者，各减一等，罪至杖一百”之语，可见驿马之外，也用驿驴以充传递。水驿依船只多少，分为三等，繁要的驿站，给船四艘；较闲的驿站，给船三艘；更闲的驿站，给船二艘。水陆相兼的驿站，大都在关津渡口，因为驿使必须济川渡津，所以驿站除了要准备马匹之外，还须兼备船只。

驿站驿夫的名额，视驿马、驿船的多寡而定。“凡马三，各给丁一人；船一，给丁三人”（《唐六典·驾部郎中》）。

驿夫一般都由平民轮番担任，在服役时，表面上算是有酬报的，可是酬报很菲薄，所以一般驿夫的生活，都非常困苦。唐诗人王建《水夫谣》：

苦哉生长当驿边，官家使我牵驿船。辛苦日多乐日少，水宿沙行如海鸟。逆风上水万斛船，前驿迢迢后淼淼。半夜缘堤雪如雨，受他驱遣还复去。夜寒衣湿披短蓑，臆穿足裂忍痛何。到明辛苦无处说，齐声腾踏牵船出。一间茅屋何所直！父母之乡去不得。我愿此水作平田，长使水夫不怨天。

这首诗反映了唐中叶驿站纤夫的痛苦生活，内容是非常深刻的。

驿舍对驿使的供应，则是“丰屋美食”（高適《陈留郡上源新驿记》）。繁要的驿站、驿舍往往有上厅、别厅、西厅、东厅等厅房(3)，有的驿舍还有楼(4)，又有池沼、游艇、竹林、柳荫、酒库、茶库、菹库等等(5)。

乘驿的官吏，通称为驿使。有军务要速而乘驿赍送文书的人，固然谓之驿使；入朝或上任的官吏准许乘驿的，也称驿使。驿使有乘驿、乘传的分别，乘驿是光骑着驿马，乘传则是乘坐驿马拉的车辆。赍送公文尤其是有急事者，往往给驿；官吏携带家眷入朝、上任，往往给传。

官吏给驿马多少，按照他们官阶的高低来决定。“给驿职事官三品以上若王，四匹，四品及国公以上，三匹，五品及爵三品以上，二匹，散官、前官各递减职事官一匹，余官、爵及无品人各一匹。”（《唐律》卷十《职制律》疏议引《公式令》）乘传的“官、爵一品，给马八匹，嗣王、郡王及二品以上，给马六匹，三品以下各有等差”（《唐律》卷二十六《杂律》疏议引《厩牧令》）。

驿马快速，传车迟缓。乘驿的每天按照规定应该驰六驿，即一百八十里；假使是贬官，每天须驰十驿，即三百里以上；传递大赦令的，每天须驰五百里，即十六驿以上。乘传的每天按照规定应该行四驿，即一百二十里。驿使如赍送军务要速公文而在途稽延的，稽迟一天，须受杖八十；两天，要罪加一等。如不依据驿路而走弯路的，多走弯路一里，须受杖一百；五里，罪加一等。

驿使到站，必须换马再走，倘不换马，杖八十；因此致驿马劳累而死的，还须赔偿马匹。驿使到达驿站，食宿全由驿站供给；驿使“无故不得于馆驿淹留”，纵然有事淹留，也不得超过“三日以上”（《唐会要》卷六十一）。

发驿遣使，由门下省发给阔二十五分、长五寸的银牌一面，刻有“敕走马银牌”五个隶字；有时又用“角符”。乘传的由政府发给“铜龙传符”。外州没有银牌和铜龙传符处，由诸军州发给纸券。到了后来，索性都发给纸券了。驿券有往还券和单程券的分别。除门下省以外，诸军州不准发给往还券。还规定，马驿券只准乘马，水驿券只准乘船，两种券不能通用。伪造驿券，要处绞刑。丢失驿券，必须在三十天之内找到；倘若找不到，也要判刑(6)。

唐王朝为了统治版图辽阔的疆土，建立了这样一套比较完备的驿站制度。这种驿站，完全是供传递文书人员和过境官吏使用的，它和全国水陆交通的发展，各地商业的物资交流，关系不大。

驿站，汉人称之为传舍；驿车，汉人称之为传车或传乘(7)；过所，汉人也称之曰传。《周礼·地官司徒·司关》郑玄注：“传，如今移过所文书。”过所，就是通过关、戍、守捉的通行证明。刘熙《释名》：“过所，至关津以示之也。”他解释传字，“传，转也；转移所在，执以为信也。”《汉书·孝文帝纪》：“除关无用传。”张晏曰：“传，信也，若今过所也。”如淳曰：“两行书缯帛，分持其一，出入关，合之乃得过，谓之传也。”颜师古曰：“古者或用，或用缯帛。者，刻木为合符也。”《汉书·终军传》：“关吏予军。”张晏曰：“，符也。书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矣。”苏林曰：“，帛边也。旧关出入皆以传，传烦，因裂头，各以为信也。”《说文解字》：“，传信也。”马缟《中华古今注》：“传者，以木为之，长一尺五寸，书符信于其上。又一版，封以御史印章，所以为期信，即如今之过所也，言经过所在为证也。”综合起来，《唐六典》云：“古书帛为，刻木为契（亦作），二物通谓之传。传如今过所。”这是最简明的解释。西汉以前人称过所都称作传，东汉人才称作过所。郑玄、刘熙都是东汉人，张晏是魏人，所以他们都以过所来解释传、、。《三国志·魏书·仓慈传》：西域胡“欲诣洛者，为封过所”。《太平御览》卷五百九十八引《晋令》：“诸渡关及乘船筏上下经津者，皆有所，写一通，付关吏。”到了唐代，经过关(8)、戍，也是必须出示过所，才得通过。《唐六典》：“关令掌禁末游，伺奸慝，凡行人车马出入往来，必据过所以勘之。”《唐律·卫禁律》：“诸私度关者，徒一年，越度者，加一等。”《疏议》说：“水陆等关，两处各有门禁，行人来往，皆有公文，谓驿使验符券，传送据递牒，军防丁夫有总历，自余各请过所而度。若无公文，私从关门过，合徒一年。越度者，谓关不由门，津不由济而度者，徒一年半。”此外如把过所借给他人和冒名顶替出关的两方都得判罪。度越沿边关津，处罪更重。主判的官吏如果把过所发给不应发的人，也要受到严厉的处分。因为刑法上处分比较重，所以官吏对过所的判给，审查比较严格。

据《唐六典》的记载，唐代的过所在中央由尚书省发给，在地方由都督府或州发给(9)。尚书省主管过所事务的是刑部的司门郎中和员外郎，由刑部司门司主判，都官司都官郎中或员外郎判依（审核同判）。在地方，由户曹参军主判，咨议参军等判依。唐人向中央或地方请给过所，大概是缮写二通，一份是正本，由官方加盖官印，发给请过所的本人；一份是副本，形式和正本一样，也都要经过判官、通判官签名，由刑部司门司或都督府州户曹归档保存。当时日本《公式令》制定的令式，有不少参用唐制。据日本《公式令》过所式的说明说：“右过所式，并令依式具录二通、申送所司。所司勘问，即依令署一通，留为案，一通判给。”

我们现在举日本僧圆珍的过所为例(10)：

这是由尚书省刑部司门司发给的过所，过所上盖了“尚书省司门之印”，一共三处。另外我们在下面再介绍一件近年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唐代高昌唐益谦请求西州都督王斛斯发给过所前往福州的牒文：

这是唐益谦代替他叔叔福州都督府长史唐循忠向西州都督府请求发给过所使其眷属得以前往福州任所的牒文。因为唐益谦是别将，已取得粮马递，有资格住驿站，所以可以不给过所，而一大批眷属、奴婢、作人（作客）、马、驴等，却必须由西州都督府发给过所，沿途关津，才准通过。过所还载明经过玉门（今甘肃敦煌西）、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北黄门渡口）、乌兰（今甘肃靖远西南）、大震（今陕西陇县陇山下）、潼（今陕西潼关北潼关）、蒲津（今陕西大荔东、黄河西岸，对岸是山西永济的蒲州镇）等关津。乌兰应该写在大震关之前，牒文误写在大震关之后。度潼关就不必再经过蒲津关，度蒲津关实际已经绕过潼关，牒文里两关并列，可能使取得过所的，在由长安东往东都洛阳时，可以相度当时形势，作出自由选择。我们前面所介绍的日本僧人圆珍过所，由长安前往洛阳，也是经过蒲津关去东都的。唐益谦这件牒文据同时出土的另一件唐益谦牒文证明，年代是在唐玄宗的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的正月，据《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汀州下云：“开元二十一年，福州长史唐循忠于潮州北、广州东、福州西光龙洞检责得诸州避役百姓共三千余户，奏置〔汀〕州，因长汀溪以为名。”时代人物并合，当是其人。这个文件，要比日本僧圆珍在唐宣宗大中九年（公元855年）请得的过所，要早一百二十多年。

过所不仅经过关津要出示检验，就是经过戍防守捉，也得勘核，才许通过。现在只举近年吐鲁番出土的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西州百姓游击将军石染典过所后的附件四行：

三月十九日悬泉守捉官高宾勘西过

三月十九日常乐守捉官果毅孟进勘西过

三月廿日苦水守捉押官辛立用勘西过

三月廿一日盐池戍守捉押官健儿吕楚勘过

我们就可了解过所不仅经过关津要检验，就是经过设置守捉的地方，也得缴验过所，经守捉官勘过，才准放行。

请求发给过所，必须由申请人备具牒文，按照规定逐一说明各种有关事项，诸如外出原因、人数、身份、年龄，以至奴婢来源，牲畜的毛色口齿，必要时还得附交买婢券等有关证件。负责审查的官吏对此也得一一核实，有关的审批人员都要一一签名。如唐益谦代表他叔叔唐循忠媵薛氏请求发给过所的牒文，最后有斛斯的判示，斛斯就是当时的西州都督王斛斯，可见过所审批的手续相当慎重。这种严格的审批和检查制度，本质上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者实施控制的一种手段；但是过所制度另一重要目的，是防止走漏国税、逃避赋役、拐卖人口，对于保障封建社会秩序，起了一定程度的稳定作用。

(1)　《通典·职官典·郡太守》：开元中，定天下州府……以近畿之州为四辅（原注：同、华、岐、蒲四州谓之四辅），其余为六雄（原注：郑、陕、汴、绛、怀、魏六州为六雄），十望（原注：宋、亳、滑、许、汝、晋、、虢、卫、相十州为十望），十紧（原注：初有十紧州，后入紧州者甚多，不复具列）及上（上州一百九）、中（中州二十九）、下（下州一百八十九）之差。

(2)　《通典·职官典·县令》：大唐县有赤（三府共有六县，按三府谓京兆府、河南府、太原府）、畿（八十二县）、望（七十八县）、紧（一百一十一县）、上（四百四十六县）、中（二百九十六县）、下（五百五十四县）七等之差。

(3)　《唐会要》卷六十一：旧例，御史到馆驿，已于上厅下了，有中使后到，既就别厅。

《唐会要》卷六十二：麟德二年（公元662年）十月，征刘仁轨，次于莱（治掖，今山东莱州），舍于驿西厅。夜已久，有御史至，驿人白曰：“西厅少佳，有使止矣”。曰：“谁？”曰：“带方州刺史。”御史令移郤，仁轨遽就东厅。

(4)　孟浩然《夜泊宣城界诗》：南陵问驿楼。

(5)　杜甫《秦州杂诗》：今日明人眼，临池好驿亭。丛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

《太平广记》卷四百九十七引李肇《唐国史补》：江西有驿官，以干事自任，白刺史“驿已理，请一阅之”。乃往。初见一室为酒库，诸醢毕熟……又一室曰茶库，诸茗毕贮……又一室曰菹库，诸茹毕备。

(6)　本段参考《燕京大学史学年报》第一卷第五期陈沅远《唐代驿制考》。

(7)　《汉书·郦食其传》：沛公至高阳传舍。　按此传舍，即指驿站之屋舍。

《周礼·秋官·行夫》：掌邦国传遽之小事。　郑玄注：传遽，若今时乘传骑驿而使者也。

《汉书·高祖纪》：横乘传诣雒阳。　颜师古曰：传者若今之驿，古者以车，谓之传车。其后又单置马，谓之骑驿。

《史记·孝文帝纪》：太仆见马遣财足，余皆以给置传。　《索隐》曰：《广雅》云：“置，驿也。”《续汉书》云：“驿马三十里一置。”故乐彦云：“传置一也。”

(8)　《唐六典·司门郎中》：凡关二十有六，而为上、中、下之差。京城四面关有驿道者为上关。上关六：京兆府蓝田关，华州潼关，同州蒲津关，岐州散关，陇州大震关，原州陇山关。

余关有驿道及四面关无驿道者为中关。中关一十三：京兆府子午、骆谷、库谷，同州龙门，会州会宁，原州木峡，石州孟门，岚州合河，雅州邛崃，彭州蚕崖，安西铁门，兴州兴城、渭津。

他皆为下关焉。下关七：凉州甘亭、百牢，河州凤林，利州石门，延州永和，绵州松岭，龙州涪水。

(9)　《唐六典·司门郎中》：“凡度关者，先经本部本司请过所（本部本司指刑部司门司），在京则省（指尚书省）给之，在外州给之。虽非所部，有来文者，所在给之。”按“虽非所部”，如西州百姓，到了瓜州以后要回去时，向瓜州请求发给过所之类。

(10)　引自日本内藤虎次郎《三井寺藏唐过所考》。转引自万斯年《唐代文献丛考》。

第二节　唐代的兵制与马政

唐初的府兵制度　唐代初期，由于均田制度的重新编制和巩固，在均田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府兵制度，也大大地充实起来。

唐高祖武德初年在统一关中时，曾先后收编了二十余万军队，乃于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七月，分关中为十二道，置十二军，“取象天官，定其位号”（《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七《置十二军诏》）。十二军都取天星为名。十二军的长官称“军将”，副长官称“军副”，员各一人，以督耕战。十二道之下，又列置军府，以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各一人为正副长官，统率军府，称骠骑府；有些地区，又只以车骑将军来统率军府，则称车骑府。这些关中的骠骑府、车骑府，分隶于十二道的十二军。

关中十二军简表

*表中“将军”均应作“军将”。

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唐王朝已在国内统一战争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于是下令废关中十二军。武德八年，又于关中置十二军，不久又废，而以军府改隶十二卫。把军府的长官骠骑将军改称为统军，副长官车骑将军改称为别将，军府称为“统军府”。唐太宗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又把统军改称为折冲都尉，别将改称为果毅都尉，从此军府也就称为“折冲府”了。折冲府大都根据军府的所在地，“各自为名”（《通典·职官典·折冲府》），即每一个军府上加以所在的地名。

《唐律》卷十六《擅兴律》疏议引《军防令》：“每一旅帅管二队正，每一校尉管二旅帅。”折冲府每府有“管五校尉之处，亦有管四校尉、三校尉者”。如果一个校尉管领二百人的话，唐初折冲府已分三等，有五校尉管千人之府，四校尉管八百人之府，三校尉管六百人之府。到了武则天垂拱中（公元685—688年），改定官品，折冲府正式定为三等，满一千二百人为上府（长安、洛阳城内军府，虽不满一千二百人，亦定为上府），满一千人为中府（长安、洛阳附近及岐、同、华、怀、陕五州管内军府，虽不满一千人，亦为中府），八百人为下府(1)。每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及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此外又有别将一人，长史一人，兵曹参军一人，录事参军一人。

唐初折冲府的府兵编制：十人为一火，火有火长；五十人为一队，队有队正；一百人为一旅，旅有旅帅；二百人为一团，团有校尉。后来改成三百人为一团，团有校尉，其余便没有什么变动。《木兰诗》有“出门看火伴”之句，就是因为军营中十人为一火，故同火的称为火伴。每一火即十人，共“备六驮马、驴”（初置八驮，后改为六驮）（《通典·职官典·折冲府》）。习骑射的为骑兵，骑兵团的校尉，称为越骑校尉；其余都是步兵，步兵团的校尉，称为步兵校尉。

府兵大都是从均田户中选拔充任的，《玉海》卷一百三十八引《邺侯家传》称：府兵“于六户中等以上，家有三丁者，选材力一人，免其身租庸调”。这可能是根据唐初的制度而言。府兵本人固然能够免纳租庸调，可是府兵的家属还是“不免征徭”（《通典·职官典·折冲府》）。府兵每三年挑选一次，称为“拣点”。“拣点之法，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唐律》卷十六《擅兴律》疏议）。二十一岁及龄入役，六十岁满龄退役。府兵在入役时，每一队（五十人）必须合备“火钻一，胸马绳一，首羁、足绊皆三”；每一火（十人）除了共“备六驮马、驴”以外，还必须合备“乌布幕、铁马盂（即铁锅）、布槽、锸、、凿、碓、筐、斧、钳、锯皆一，甲床二，镰二”；每人还须自备“弓一，矢三十，胡禄（盛弓器）、横刀、砺石、大觿、毡帽、毡装、行縢（绑腿）皆一，麦饭九斗，米二斗”（《新唐书·兵志》）。府兵如分配到骑兵里需要马匹的话，“官予其值市之，每匹予钱二万五千”。《木兰诗》有“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句，其中提到许多东西，多属自备，确是当时的实录。《唐律·擅兴律》规定：“诸乏军兴者，斩。……不忧军事者，杖一百。”据《疏议》解释：“谓（府兵）随身七事及火幕行具细小之物，临军征讨，有所阙乏，一事不充，即杖一百。”可见需要府兵自备的东西，如果没有备齐的话，是要受到封建法律的惩罚的。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府兵的负担是很重的，除了长期服兵役以外，还须自己置办各种用具和武器；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唐王朝初期，由于府兵户往往分配到足够的份地——均田，他们有了一定的经济保证，因此能以优良的武装，出现于战场之上，并且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成为唐王朝对内镇压人民，对外防备外患的主要军事力量。

府兵入伍以后，他们的军籍属于折冲府，他们的户籍和垦田计帐，仍属于州县。这在敦煌石室发现的唐沙州户籍残卷中，得到证明。府兵的户籍和垦田计帐，和一般民户完全相同，只是名隶折冲府的丁男在他们家属的户籍上注明“卫士”而已。

府兵入伍之后，在平常日子里，还是和他们的家属居住在一起的，所谓“三时耕稼”，“一时治武”，“父兄相言，不得业他，籍藏军府，伍散田亩”（杜牧《原十六卫》）。只是在每年的冬季十一月，由折冲府召集，“教其军阵战斗之法”（《旧唐书·百官志》），才离开家庭，而去折冲府指定的地点集中，参加操练。此外就是去京师上番宿卫，去防戍处所防戍，或出征打仗，才会离开他们的家乡。

《唐律》还规定：如果府兵去京师宿卫，无故不上番，或虽请假而不合手续，一天要受笞四十，三天加一等，笞五十，十九天要受杖一百，最重的处罚是徒刑二年(2)。遇到大校阅，府兵不按期到达，一天要受杖一百(3)。如果出发从征，延迟一天不报到，也要杖一百，二十天不到达，就要被处绞刑。如果前方将要作战，府兵延期一天不到，流三千里，延期三天不到达，即要处斩刑(4)。这还只是延期不到达的处罚，至于对卫士、征人逃亡的处罚，比这更重。《唐律》卷二十八《捕亡律》：“诸征名已定，及从军征讨而亡（逃亡）者，一日徒一年，一日加一等，十五日绞。临对寇贼而亡（逃亡）者斩。”(5)

现在争论较大的，就是府兵究竟是否兵农合一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唐代府兵一般都是均田户，尽管均田户未必都是府兵。府兵一般都从设有折冲府地区的均田农民中“拣点”而来的，他们都是受田的丁男，当了府兵之后，只是免除他们本人的租庸调，他们的份地并没有收回（至于授田不足，那是另外一回事）。因此府兵没有脱离农民的身份，他们除了按时集中训练和宿卫上番以外，一年中有一部分时间可以在自己的份地上进行农业生产，即使离开家乡从征、戍防，所受份地也还是由他们的家属来耕作，从这些方面来看，府兵制基本上是兵农合一的。但是，均田户既然被拣点充当府兵，府兵究竟是兵士，兵士有兵士的任务，平常要在十一、十二月间集中训练，一年中上番宿卫京师及往返旅程，又至少要两三个月时间，他们还经常要从征作战，要戍守远方。因此，“三时耕稼”，“一时治武”，只是就一般情况来说的，实际上，从唐高宗、武则天以来，由于唐王朝版图大、戍防处所多，国防线长，以及战争的不断进行，征戍徭役非常繁重，府兵长年在外，成为常有的事情，如果要求他们来进行农业生产，事实上有困难，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兵农又不可能做到完全合一。尤其到了唐玄宗时代，府兵制崩溃前夕，“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杜甫《兵车行》），府兵长时期驻扎在边镇，兵士长时期脱离生产，他们家庭的份地也不可能保证授足，这样，当然谈不上兵农合一了。

唐王朝把全国（除了个别道以外）的折冲府分隶十二卫及东宫六率。现在根据《唐六典》制表如下：

根据上表，折冲府共计六三八府。

“凡兵士隶卫，各有其名，左右卫曰骁骑，左右骁卫曰豹骑，左右武卫曰熊渠，左右威卫曰羽林，左右领军卫曰射声，左右金吾卫曰佽飞。东宫左右卫率府曰超乘，左右司御率府曰旅贲，左右清道率府曰直荡，总名曰卫士”（《旧唐书·职官志》）。“卫士”这一名称，和北周武帝时称府兵为“侍官”是同一个意义的，也就是说府兵是直属皇帝十二卫的禁卫军（但是禁卫军不仅仅包括十二卫）。府兵每年轮番京师宿卫，称为“上番”。兵部依折冲府所在地距离京师的远近给番。一百里外，五个月轮到直番上宿卫一个月，称为五番；五百里外，七个月轮到直番上宿卫一个月，称为七番；一千里外，八个月轮到直番上宿卫一个月，称为八番；二千里外，十八个月轮到直番上宿卫两个月，称为九番。无论宿卫一个月或两个月，都指宿卫的实际日数而言，不包括旅途往返时间。每逢“番集”直宿卫，十二卫和东宫六率，就更加紧对军士的训练。

十二卫中还有一种特殊身份的卫士，称为三卫，即亲卫、勋卫、翊卫。三卫卫士的家庭成分和本身条件是：“其资荫高者为亲卫，取三品已上子、二品已上孙为之。其次者为勋卫……四品子、三品孙、二品已上之曾孙为之。又次者为翊卫……四品孙、五品子孙、三品曾孙，若勋官三品有封者、及国公之子为之。”（《唐六典·兵部郎中》）他们都是勋贵势要子弟，因此三卫和一般府兵不一样。左右卫府各有亲卫府、勋卫一府、勋卫二府、翊卫一府、翊卫二府等五府。其余十卫各有翊卫府。十二卫共有亲卫府二，勋卫府四，翊卫府十四。每府置中郎将一人，左右郎将各一人，校尉五人，旅帅十人，队正二十人，队副二十人。每府卫士都有千人左右。他们才是皇帝的真正卫士，他们充任了皇帝上朝时的仪仗队。他们也是轮番宿卫的，“五百里内五番，一千里内七番，一千里外八番，各一月上；三千里外九番，各倍其月”（《唐六典·兵部尚书》）。他们升迁比较快，三卫只是他们的进身之阶，他们很快就会被提拔成高级军官，一般的折冲府兵士是无法和他们相比拟的。

折冲府的统辖，分属于十二卫和东宫六率，而调发府兵之权，则操之于中书、门下两省。唐王朝规定，凡调发府兵十人以上，皆用铜鱼符及敕书(6)。门下省符宝郎藏有左符，折冲府藏有右符。中书、门下根据尚书省要求，发下左符并敕书至州、折冲府，州刺史和折冲都尉勘左右铜鱼符相合，才能发兵。倘折冲府兵士全体出发，由折冲都尉带领；不是全体出发，由果毅都尉带领；小部分兵士出发，由别将带领。

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到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前后一个世纪，折冲府增置并省，变动很大，因此各家著录全国折冲府的数目，也因材料来源不同，时代先后不同，而不一致。甚至如《唐六典》一书之中就有五百九十四和六百三十八府两种说法；《通典》一书之中也有五百七十四和五百九十三府两种说法。

唐折冲府府数异同表

从上表所引的材料看来，唐代的折冲府数目，除了陆贽八百府一说差异过大，不足为据以外，大概可以归纳为两组：五六六、五七四、五九三、五九四为一组；六三〇、六三三、六三四、六三八为一组。岑仲勉、谷霁光两先生对这两组数字，各有自己的看法，而且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7)。我是倾向于《唐六典·兵部郎中》“凡天下之府，五百九十有四”，《旧唐书·职官志·兵部尚书》“凡天下之府五百九十有四”，是唐初（贞观十年，公元636年）的折冲府总数。《唐六典》成书于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当时十二卫和东宫六率，共统折冲府六百三十八，因此六百三十八府是开元末年的折冲府数目。总之，折冲府可以随时增置或裁撤，如《文苑英华》卷四百六十四所辑武则天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制载：“郑州、汴州、许州可置八府，汝州可置二府，卫州可置五府，府别置兵一千二百人。”可见一道诏令，就可增置十五个折冲府，因此不必太拘泥于一成不变的数目。

《新唐书·地理志》著录各道折冲府五百六十六，漏一定尚多，但它清楚地记载了折冲府的设置地区，对我们了解唐代折冲府的在全国分布情况，还是很有帮助的。现列表于下：

关内道共二百七十三府

河东道共一百四十一府

陇右道共二十九府

河南道共六十二府

河北道共三十府

淮南道共六府

江南道共二府

山南道共十府

剑南道共十府

岭南道共三府

《新唐书·兵制》称：“凡天下十道，置〔折冲〕府六百三十四……而关中二百六十有一。”《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全国十道共五百六十六个折冲府中，关内道占二百七十三府，河东道占一百四十一府，陇右道占二十九府，三道合起来，就有四百四十三府，占全国折冲府总数的四分之三强；而全国折冲府又都分隶于十二卫和东宫六率，轮番宿卫京师，称为禁卫军，所谓“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唐会要》卷七十二《府兵》）。这种内重外轻的布局对于唐前期的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起了有利的作用。

唐王朝另一兵源地是河北道，所谓“河北之人，人多壮勇”（《玉海》卷一百三十八引苏冕《会要》）。可是《新唐书·地理志》只著录三十个折冲府，这是有原因的。由于河北道是均田制不很巩固的地区，政府自始至终就没有掌握过很多官田，用来充作均田的给授，不可能在均田的基础上把府兵制推行起来，所以在河北道还得用召募的方法来募集“征人”，这是河北道不多置折冲府的第一个理由。同时，河北道是唐王朝的边防重镇，置府之后，府兵必须轮番宿卫京师，这就会削弱河北道本身的防御力量，《玉海》所引《邺侯家传》所说的“河北诸州，不置府兵番上”的话，基本上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这是河北道不多置折冲府的第二个理由。还有，河北在北朝时期，一直是“国之资储，唯藉河北”的富裕地区，即使到了唐朝前期，在唐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也很可观；府兵是免纳“身租庸调”的，倘若唐政府在河北道大量成立折冲府，发展府兵，必然会造成“次男以上，尽点入军，租赋杂徭，将何取给”（《贞观政要·直谏篇》）的现象，对于唐王朝的财政收入来说，将是一种不可弥补的损失，这是河北道不多置折冲府的第三个理由。

在隋唐时期，征集兵士的方式，除了拣点卫士以外，也采取召募的办法。隋《赵仁惠造像》：

大隋开皇二年，亳州前开府行参军、募人营主、直荡正都督、治仪同大将军、募人正团、南汾州下城防主、佛主弟子赵仁惠。

赵仁惠的官衔中，有所谓“募人营主”、“募人正团”，可见府兵以外，还有不少募兵。在唐代，这种临时召募的兵士，称为“征人”。《唐律·擅兴律·疏议》云：“征人，谓非卫士，临时募行者。”募兵在唐王朝的军队中，其重要意义仅次于府兵。

《邺侯家传》称：“西魏大统中……初置府兵。……周受魏禅后，竟平北齐……隋受周禅，九年而灭陈，天下一统，皆府兵之力也。……〔唐〕皇朝因之，平定天下。”一方面，我们认为府兵制在加强西魏、北周、隋、唐各个朝代的军事力量方面，确实起过重要作用，就是到了唐前期，府兵还构成为唐军队中的主要力量；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认为《邺侯家传》里的话，是有夸大成分的。北周、隋、唐之所以强盛，有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因素，而不能单看府兵的力量；同样采用府兵制，隋炀帝用之而亡，北周武帝、唐太宗用之而强盛，如果孤立地强调府兵制的作用，是说明不了问题的。

而且，除了府兵以外，还有上面所提到的征人。当唐府兵制全盛时，府兵总数大概在六十万人左右(8)，他们既有上番宿卫京师的任务，又没有完全和农业脱离，因此可以经常用来参加征防的府兵人数，最多不会超过十五万人（即府兵全部的四分之一）。以唐版图之大，戍防处所之多（唐开元末，镇二百四十五，戍四百三十二），要完全依靠府兵来完成征防任务，是不可能的。在唐太宗、唐高宗时期，州镇之兵，在王朝的军队中，还是重要的组成力量。遇有军事任务时，就近调动州镇之兵，也比较方便，可以调动的人数，不会低于府兵人数，因此在战场上，他们也是很活跃的。

此外，唐初四境各族酋长率领的“蕃兵”，也是和唐军配合作战的重要力量。如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击败吐谷浑，铁勒契苾何力作战最出力。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和西突厥贵族争夺天山南道的控制权，“发铁勒十三部及突厥骑十万”（《新唐书·阿史那社尔传》），归突厥贵族阿史那社尔指挥。以后唐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苏定方击败西突厥，回纥骑兵也曾配合唐军作战。可见蕃兵在唐王朝某些战争中，起过一定的作用。

总之，唐前期的战争中，除了府兵以外，还有召募兵、州镇兵等，但府兵是主要军事力量。府兵在其全盛的时期，维持了内重外轻的局面，加强了封建中央的统治权力，它是当时国家机器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

府兵制的破坏与募兵制的代兴　唐初，国力强盛。那时构成军队核心的府兵，固然兵役负担很重，但由于他们尚能分配到足够的永业、口分田，府兵本人也能够免除身庸租调，因此他们的经济比较优裕，他们也能够以优良的武装，出现于疆场之上，他们的战斗力比较强。到了唐高宗晚年和武则天统治时代，均田制逐渐破坏，府兵受田很难足额，有些府兵户除了保有二十亩永业田以外，连一亩口分田也分配不到，这样，他们的经济就逐渐衰颓下来，即所谓“浸以贫弱”（《资治通鉴》唐开元十年）了。

府兵原来是一种禁卫军，要轮番宿卫京师的，故当时“谓之侍官，言侍卫天子”（《玉海》卷一百三十八引《邺侯家传》）。自从唐高宗晚年和武则天统治时代起，唐政府已经开始不根据定章来使他们轮番上直，所谓“番役更代，多不以时”（《新唐书·兵志》），这就影响了他们再生产的条件。既称“侍官”，说明他们的身份本来是高的，但是由于他们经济的逐渐趋向衰颓，因此，他们的身份也比以前有了变化。当时的十二卫将军，不是由无能的外戚来充任，便是由归唐的蕃将来统率。十二卫卫府的僚佐，也都是权要子弟的进身之阶。这些将佐渐渐地把直番的卫士当作“僮奴”一样来看待，“借姻亲之家，为僮仆执役”（《玉海》卷一百三十八引《邺侯家传》）。这么一来，人们认为当“卫士”是一种耻辱，所谓“京师人耻之，至相骂辱，必曰侍官”（《新唐书·兵志》）。关东一带人民耻当府兵，“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文献通考·兵考》引）。“番上者，贫羸受雇而来。”（《玉海》卷一百三十八引《邺侯家传》）这样，府兵的素质就大大地下降，府兵的战斗力也大大地下降了。

唐王朝长期对外用兵，是造成府兵制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王朝在其前期，经常对外用兵。唐太宗贞观初年，唐王朝大规模出兵，除了临时募发“征人”以外，也常常动用府兵，但是当时“出征多不逾时，远不经岁，而能克捷”（《玉海》卷一百三十八引《邺侯家传》），所以府兵的兵役负担还不沉重。随着战争的胜利，沿边防线愈长，戍防的人数也愈多，“于是岁调山东丁男为戍卒，缯帛为军资，有屯田以资糗粮，牧使以（耦）羊马。大军万人，小军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继，以却于强敌”（《旧唐书·吐蕃传》）。这些烽戍逻卒，固然绝大部分是“临时募行”的征人，但也有一部分是调拨给征镇的府兵，这样，不可避免地给府兵带来了无穷尽的兵役。尤其在吐蕃部族强盛以后，时时威胁唐的西边，唐王朝不得不把大军驻扎在今青海、甘肃一带，来抵御吐蕃部族。这些防边的戍卒，往往羼杂府兵在内。例如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凉州都督郑仁泰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率右武卫将军独孤卿云、辛文陵等分屯凉、鄯二州以备吐蕃，既然独孤卿云、辛文陵是右武卫将军，亦即十二卫的将领，那么他们的部队中必然有府兵在内，这就造成“屯兵于境，而师老厌战”（《玉海》卷一百三十八引《邺侯家传》）的情况。

倘若作战失败，更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唐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唐军攻吐蕃，大败于大非川（今青海共和西南切吉平原），死者十余万。当时唐军将领，薛仁贵是右卫大将军，阿史那道真是左卫员外大将军，郭待封是左卫将军。仪凤三年（公元678年），唐军十八万，又被吐蕃击败于青海边。当时唐军的将领，如刘审礼是右卫大将军，黑齿常之是左领员外将军。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唐与契丹战于平州（治卢龙，今河北卢龙）硖石谷，唐士卒死者数万。当时唐军的将领，如曹仁师是左鹰扬卫大将军，张玄遇是右金吾卫大将军，李多祚是左威卫大将军。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唐与契丹又战于平州东硖石谷，唐将士十七万人，死亡殆尽。当时唐军统帅武攸宜是右武卫大将军。这些指挥大军的将帅既然都是十二卫的将军，他们所统率的士兵，除了募召的征人以外，一定有大部分是府兵。由于战争的持续进行，府兵作为唐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不免遭受到严重的损失。

唐代初年，府兵作战有功，往往能够获得勋赏。可是自唐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以后，由于长期作战的缘故，“战士授勋者，动盈万计”，那些被授予上柱国、上护军勋官的人，本来可以多受勋田，可是实际上一般的授田已经不足，更不要讲到勋田的授予了。从敦煌发现的唐代户籍来看，如《唐开元九年帐后户籍残卷》（伯希和敦煌文书第三八七七号）中的曹仁备，他的勋官是上柱国，应受田（包括勋田）共三十一顷八十一亩，实际只受到六十三亩。又如《唐天宝六载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户籍残卷》（伯希和敦煌文书第三三五四号）中的程大忠，他的勋官是上柱国，应受田（包括勋田）共三十一顷四亩，而实际只受到八十二亩；杜怀奉的勋官也是上柱国，应受田（包括勋田）共三十三顷二十五亩，而实际只受到七十五亩。不仅受田是如此，他们低下的政治待遇，也并没有改变。《旧唐书·职官志》称卫士成为勋官以后，照旧“每年纳课，亦分番于兵部及本郡。当上省司，又分支诸曹，身应役使，有类僮仆。据令乃与公卿齐班，论实在于胥吏之下，盖以其猥多，又出自兵卒，所以然也”。出自兵卒的勋官，地位尚且如此低下，一般卫士的身份，更是可想而知了。另一方面，有时府兵建立战功，“虚有赏格而无其事”，以致“赏绝不行，勋仍淹滞”（《旧唐书·魏元忠传》）。在这种情况下，府兵和征人的战斗意志，自然非常低落，边地作战，经常打败仗，也就可以理解了。

府兵或征人，远戍边疆，旧制以四年为限(9)，而事实上，府兵固然是“自成丁从军，六十而免”（《资治通鉴》唐开元十年），征人更是“壮龄应募，华首未归”（《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七《开元四年镇兵以四年为限诏》）。杜甫《兵车行》所谓“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戍边期不仅四年，而且延长到二十余年，甚至长住在边镇。

府兵和征人长时期离开他们的父母、妻子，他们的一小块田场荒芜了，有些家庭，“纵有健妇把锄犁”，由于缺乏耕稼经验，也就“禾生陇亩无东西（指庄稼长得杂乱不堪，行列不整）”（杜甫《兵车行》）了。府兵和征人受田不足，兵役负担沉重，他们的家属又多“不免征徭”（《通典·职官典》），随着唐王朝官僚机构的膨胀和长期的对外用兵，军政费用支出浩繁，政府必然要加紧对均田上的府兵和征人家属的剥削，造成“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杜甫《兵车行》）的现象。府兵和征人的家属的生活自然更加困难了。

唐代规定：“人丁戍边者，蠲其租庸”（《唐会要》卷八十三）。开元、天宝之际，唐玄宗穷兵黩武，戍边的士卒，很多战死沙场，但是唐边防将帅，往往恃宠讳败，不肯把真实情况报告给政府，所以有些戍边的士卒，虽已战死沙场，而其原籍的户籍，并没有注销他的名字。天宝四载（公元745年），王任勾当户口色役使，为了增加政府收入，看到丁籍上因战争而死亡或失散的士卒名字没有取消，便硬说：“丁籍具存，则丁身焉往，是隐课而不出耳。”（《唐会要》卷八十三）因此就根据丁籍，要戍卒家属补缴过去免缴的“三十年租庸”。戍卒家属损折了人丁不算，还要立刻缴出三十年租庸来，其困难不可想象。唐王朝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来对府兵或征人的家属进行横征暴敛的，唐府兵制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举行它的葬礼的。

戍边的府兵和征人，即使没有在沙场上战死，也往往被边将虐待致死。如李泌称：“武后以来……山东戍卒，多赍缯帛自随，边将诱之，寄于府库，昼则苦役，夜絷地牢，利其死而没入其财。故自天宝以后，山东戍卒，还者十无二，其残虐如此”（《文献通考·兵考》）。府兵和征人遭受这样的凌虐，朝不虑夕，他们的家属又受到横征暴敛，只是因为他们来自均田户，所谓“取之土著”（《玉海》卷一百八十三），“顾恋田园，恐累宗族”（《文献通考·兵考》），因此不敢公然叛上作乱，而以逃亡方式反抗兵役。就在这种情形下，“卫士稍稍亡匿”，而日“益耗散”（《新唐书·兵志》）了。

府兵和征人的逃亡，从武则天统治时期起，就已非常严重，现举唐代高昌文书为例：

这一件文书的第十一行之辛子，在大谷第二三六九号高昌文书中有他的名字：“辛子肆亩　佃人阚和达。”而和上列文书同地出土的第二八四六号高昌文书，其年代为武则天如意元年（公元692年），因此辛子等四十三人的逃亡，大概也是武则天时代的事情。武则天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十月，王孝杰“大破吐蕃，复取四镇，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发兵戍之”（《资治通鉴》唐长寿元年），上引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说西州都督府派廿七人救援龟兹，大概是长寿元年稍后一些时候的事情。可见在武则天时期，一到兵机紧急的时候，府兵和征人已经不断逃亡了。像辛子这样受有份地的均田户，也放弃了他的永业、口分田而逃匿了。无论政府怎样采用严刑峻法，也阻止不住这一逃亡的趋势。到了唐玄宗时代，府兵和征人的逃亡现象，更其严重，今举大谷高昌文书为例：

瀚海军设在北庭都护府。这一件文书也反映了唐玄宗天宝二年（公元743年）前后，戍边的府兵和征人正在大规模地逃亡这一事实。府兵和征人的大量逃亡，府兵的兵源更加枯竭，唐王朝的军事力量也更加削弱，从而使府兵制陷于瘫痪状态而无法再维持下去。

唐玄宗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始诏“折冲府兵，每六岁一简”（《新唐书·兵志》）。这是由于当时府兵已经“耗散”，“不能给宿卫”。可是兵源枯竭，就不得不把三年挑选一次的办法，改为六年挑选一次了。

先天二年（公元713年）正月，玄宗下诏：“往者计户充军，使二十一入募，六十出军，多惮劬劳，咸欲避匿。不有厘革，将何致治？应令天下卫士，取年二十五已上者充，十五年即放出。频经征镇者，十年放出”（《唐会要》卷七十二）。将四十年的兵役年限，缩短为十五年或十年的兵役年限，当时没有后备兵源来补充府兵的不足，这道诏令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史称“虽有其言，而事不克行”（《新唐书·兵志》）。开元八年二月，玄宗又下敕，以为“役莫重于军府，一为卫士，六十乃免。宜促其年限，使百姓更迭为之”（《资治通鉴》唐开元八年）。政府当时还企图以缩短府兵的兵役年限并扩大府兵的兵源来挽救府兵制的危机，但是在当时情况下，谁也不愿充当府兵，问题不仅仅是府兵年限的长短，因此这一道敕文也和上一道诏文一样，同样是落空了，并没有能够延长府兵制的寿命。

唐府兵全盛时达六十万人，平日散居陇亩，折冲都尉以农隙教习战阵，兵部根据折冲府距离京师的远近来给番，番上十二卫。经常有府兵十几万人宿卫京师。后来府兵逃亡的愈多，上番的卫士也愈少，同时由于府的人数锐减，每个府兵宿卫京师的时间也就不得不延长，这样，府兵的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府兵的生活也愈加困难，府兵逃亡的人数也愈益增多，终至“逃亡略尽”（《资治通鉴》唐开元十年）。最后，十二卫的卫士，即使不给番“长上”，也不能足额了。

在这种情况下，兵部尚书张说在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建议政府，“请召募壮士，充宿卫”。这时正值宇文融搜括逃户，所以张说主张吸引逃户，来充实宿卫，所谓“不问色役，优为之制，逋逃者必争出应募”（《资治通鉴》唐开元十年）(10)。当时唐政府虽然想吸收逃户来补充镇兵，但是还不愿意召募逃户来补充卫士，因此，竭泽而渔，在开元十一年，命尚书左丞萧嵩会同京兆、蒲、同、岐、华等州长官一起在上列地区召募挑选府兵和“白丁”，尚不足额，又益以“潞州长从兵”，凑足了十二万人，称为“长从宿卫”，“一年两番”（《资治通鉴》唐开元十一年），即一年中要宿卫京师六个月，十二万人分为两番，“更番上下”（《旧唐书·张说传》）。到了开元十三年，改长从宿卫为“骑”，分隶十二卫，每卫万人，“总十二万人，为六番”（《资治通鉴》唐开元十三年），即一年中轮流宿卫京师两个月(11)。

经过这次变革以后，“府兵日益堕坏，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复点补。其六驮马牛，器械糗粮，耗散略尽”（《资治通鉴》唐天宝八载）。府兵堕坏，折冲府的官长——折冲都尉、果毅都尉，也都变成冷官，没有机会再升迁了。原来唐政府调发府兵，要用敕牒和铜鱼符，都督、州刺史、折冲都尉核对符合以后，才能发遣府兵。到了天宝八载（公元749年），因为折冲府已经无兵可交，唐政府索性把折冲府的铜鱼符停止不用，这样，折冲府名义上还存在，而事实上已经有官而没有兵了。

到了安史之乱以后的第七年即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唐政府命令畿县的折冲府，官阙不补，折冲府事由县令“摄判”，并规定折冲府的手力（差役），每府不得超过一人，折冲府之名，就这样地渐渐从历史上消失了。

府兵破坏急剧，开元中，折冲府已无兵可交，骑的补充，也不得不由挑选而改为召募。天宝以后，应募骑的，又大都是“市井负贩、无赖子弟，未尝习兵”（《资治通鉴》唐天宝八载）。他们“富者贩缯彩，食粱肉；壮者为角觝、拔河、翘木、扛铁之戏”（《新唐书·兵志》）。政府平日不重视对他们的战斗训练，一到安禄山起兵，政府依靠他们去打仗，自然非打败仗不可了。

在府兵制开始趋向破坏的时候，唐王朝为了不致削弱军事力量起见，曾发展一种“团结兵”。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因契丹大败唐军，故“令山东近境州置武骑团兵”。到了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又因突厥默啜可汗深入河北，故又“于河南、河北置武骑团，以备默啜。每一百五十户，共出兵十五人，马一匹”（《唐会要》卷七十八）。这可能是团结兵的滥觞。到了唐玄宗开元初年，府兵发展到逃亡略尽的情况，于是必须进一步来发展团结兵，故唐玄宗在开元八年（公元720年）下敕：“宜差使于两京及诸州，拣取十万人，务求灼然骁勇，不须限以蕃汉，皆放番役差科，惟令团伍教练”（《唐会要》卷二十六）(12)，这种团结兵既有蠲免、优赏之法，也有点拣、期集之制。开元二十七年成书的《唐六典》兵部尚书职下称：“凡关内团结兵，京兆府六千三百二十七人，同州六千七百三十六人，华州五千二百二十三人，蒲州二千七百三十五人。选丁户殷赡，身材强壮者充之，免其征赋，仍许在家，常习弓矢，每年差使，以时就试。”“诸州城傍子弟，亦常令教习，每年秋集本军，春则放散。”后来在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还明文规定，“差点土人，春夏归农，秋冬追集，给身粮酱菜者，谓之团结”（《资治通鉴》唐大历十二年）。玄宗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令陇右道及诸军团兵六万人，河西道及诸军团兵四万人(13)，又征关中、朔方等兵防秋。胡三省在《资治通鉴音注》里解释为：“府兵废，行一切之法，团结民兵，谓之团兵。”盖当时的边兵，不仅有长征健儿，而且也包括团结兵。这种团结兵，因为他基本上不远离乡土，就是秋冬结集，也大都在附近军镇戍防，因之也名之为“土镇”或“土镇兵”。在近年发现的唐代敦煌文书中，这方面的资料有大量发现，兹举《唐天宝十载毕令爱等名籍残卷》（伯希和第三五五九号）为例，在这四百六十三行的文书里，有袁承寂等单身土镇三十六人，有从化乡罗思明等单身土镇兵二十三人，又有张奉璋等土镇七十二人。另一《犊儿等名籍残卷》（伯希和第三〇一八号）中，残卷共存九十一行，应差科的共有八十八人，八十八人中，十四人卫士，二十二人土镇，一人豆卢军健儿。当然，根据残卷来统计是不会全面的，但也可以窥知团结兵在当时唐王朝的军事力量中，占据如何重要的地位。

唐初规定，府兵或征人，戍边者三年而代。后来吐蕃强大，威胁唐的边疆，唐王朝必须在西面屯扎重兵，列置营田，来防卫边境。这样，戍兵三年一代的制度，就很难维持下去。到了唐玄宗时期，府兵制破坏，兵源枯竭，边兵的补充，更加困难，而且防人经常更代，“劳于途路”，对政府来说，也不合算。因此号召戍卒，“能更住三年者，赐物二十段，谓之召募”。“遂令诸军皆募，谓之健儿。”（《玉海》卷一百三十八引《邺侯家传》）

召募的对象，也是从均田户、自耕小农转向逃亡的客户(14)。当然这种召募，表面上是自愿性质，而实际是带有强制性的。强制召募到的戍兵戍边年限，也从三年、四年、六年以至变为“无有还期”（《资治通鉴》唐开元十六年）。到了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唐政府索性下敕“于诸色征人及客户中，召募丁壮，长充边军”（《资治通鉴》唐开元二十五年），称之为“长征健儿”（《玉海》卷一百三十八引《邺侯家传》）了(15)。从此以后，更番戍边的制度，已经不复存在，征募到的长征健儿，便成为终身职的职业兵。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定诸州兵”时明文规定“其召募给家粮、春冬衣者，谓之官健”（《资治通鉴》唐大历十二年）。所谓官健，就是指这种长征健儿而说的。过去的府兵，因为“取之土著，恐累亲族”，所以不敢“外叛内侮及杀帅自擅”。现在既然是职业兵，“于是师不土著，无家族之顾”（《玉海》卷一百三十八引《邺侯家传》），藩镇的将帅，就利用这一弱点，威胁利诱，使士兵服从他，来对抗朝廷。安史之乱以后，藩镇的偏裨也利用这种情况，来推翻节帅，割据一方，所谓“将士胁一时之令，而偏裨杀帅自擅之兆”（《玉海》卷一百三十八引《邺侯家传》），也就发生了。

府兵制破坏过程中，京师宿卫出现了骑，地方则团结土镇兵日趋重要，戍防兵卒则演变为长征健儿，这在当时军事制度上是一种很大的变化。《资治通鉴考异》引《旧纪》云：唐玄宗天宝元年，“是岁天下健儿、团结、骑等总五十七万四千七百三十二”。这五十七万多兵士，主要是指这三类士兵而言的。

唐玄宗天宝年代，唐王朝不断进行战争，边镇的士兵，损折相当严重。如天宝九载（公元750年），石堡城之役，唐兵败于吐蕃，士卒死者数万；天宝十载，天门岭之役，唐兵败于奚、契丹，六万之众尽没；同年，唐军败于怛逻川，三万人只剩几千人；天宝十载、天宝十三载，唐军再败于南诏，士卒前后死者十余万人。《通典·边防典》谓：“开元、天宝之际……边将邀宠，竞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逻之战，云南渡泸之役，没于异域数十万人。”因此，召募不足，必然不放弃过去府兵的拣点方法。即不仅骑、团结兵是差点的，就是征人、防人也采取征调的方法。如天宝十载，为了再次对南诏用兵，曾大规模地募集黄河南北和京畿（京兆地区）、都畿（洛阳地区）的丁壮应征当兵。“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应募”（《资治通鉴》唐天宝十载），唐政府乃派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往边地。依照旧制，凡有勋官品级者，可以免除征役，但这次即使勋级很高，也在征集之列，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别，哭声震野。六十多年以后，中唐诗人白居易在《新丰折臂翁》诗中追叙这次事件，“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的诗句，就是反映了到召募不足时，唐政府也还是采用征调的方法来补充，也就是说，天宝时代，府兵制虽然已经破坏，募兵制虽然代兴，但还没有排斥三丁点一丁的办法；事实上，在当时兵源枯竭的情况下，集兵困难，只要有丁可点，政府决不肯轻易放弃拣点的办法的。当然，这种临时捕送的丁，平日没有受过像府兵那样的长期军事训练，缺乏战斗经验，战斗的意志也不可能很坚决，唐王朝用他们来四出征战，自然要“弃之死地，只轮不还”（《旧唐书·杨国忠传》）了。

边防军区的划分与节度使权力的逐渐加重　唐仍隋旧，地方行政为以州统县或以郡统县的州县两级制度。此外，唐王朝初年，承周隋旧制，在重要州镇，分置大总管或总管，主管军事。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改大总管为大都督，总管为都督，督数州至数十州军事。都督的职掌，“掌所管都督诸州城隍、兵甲、甲仗、食粮、镇戍等”（《通典·职官典》），只管军事，不问民政，边防地区的都督，往往加“使持节”名义，有权颛杀二千石以下官吏。因为都督加使持节，渐渐形成节度使这一名称。唐睿宗景云元年（公元710年），以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薛讷为左武卫大将军兼幽州都督，景云二年，又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节度使之名至此正式确立。到了唐玄宗开元以后，东北、西北两边的“缘边御戎之地”（《旧唐书·职官志》），几乎都设置了节度使(16)。节度使还往往兼任其所管辖域内的经略、支度、营田、转运、盐牧诸使，以一事权；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幽州节度使又开始兼领河北采访处置使。这样，节度使权任日重，管辖区内的民政、财赋、司法、监察等事务，也逐渐归节度使掌管了。安史之乱以后，中央权力不如前此之强大，中州奥区，藩镇棋布，节度使已经临制于州郡之上，以前的地方州县或郡县两级制度，变为节镇、州、县三级制度了。

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缘边共有十节度经略使，今列表如下：

自从府兵制破坏以后，宿卫京师的骑人数，到天宝元年，只有六万左右(17)，而边防的健儿人数却发展到四十九万人，形成所谓“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资治通鉴》唐天宝八载）的局面。前此关中兵力足以制驭四方，所谓“举天下不敌关中”、“居重驭轻”（陆贽《论关中事宜状》）的形势，现在完全倒过来了。

唐代初期，唐王朝竭力笼络边疆部落的贵族酋帅，因此在蕃将中曾涌现了一批出色的将帅，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唐王朝曾重用他们来统率蕃兵，进行战争，并取得胜利。但是唐王朝那时只是把蕃将当作辅助的军事力量，至于统兵的大将、元帅，还是由朝中重臣如李靖、李勣、侯君集等来充任的。就是到了开元初年，边镇的节度使，也都是由政府提拔十六卫大将来充任，或用文学近臣出任，如张说为天兵军节度大使之类。但是，事实上，府兵制破坏之后，政府集兵困难，边镇四十九万健儿，其中健儿除了由政府从各色征人和向客户召募而来以外，也曾募集了不少蕃兵来补充，如范阳、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养同罗、奚、契丹降者八千余人，谓之‘曳落河’（壮士）……皆骁勇善战，一可当百”（《资治通鉴》唐天宝十载），即是其例。既然镇兵中杂有蕃兵，那么，蕃将在边镇中的地位，自然也日益重要起来。何况自折冲府无兵可交之后，十六卫已经有名无实，其将领也缺乏战斗经验。此外唐统治集团中人，自武则天统治以来，大都是进士出身，“怯当矢石”（《资治通鉴》唐天宝六载）。到唐玄宗时代，由于战争的长期进行，蕃将比之汉将，较能适应边疆作战的环境，这样，边镇上的军事指挥权就很自然地转入勇武善战的蕃将手中去了。还有，唐开元初年，边帅功高名显的，往往入为宰相，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之后，李林甫为相，他为了“专宠固位”，想杜绝边帅入相的途径，以为蕃将不通汉文，不致入相，于是向唐玄宗建议，任用蕃将做节度使。到了天宝六载（公元747年）前后，除了剑南节度使以外，如以安禄山（康国人）任范阳、平卢节度使，安思顺（安国人）任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突骑施部落）任陇右节度使，高仙芝（高句丽人）任安西四镇节度使，唐王朝东北、西北两边的节度使，大部分都由蕃将来充任。

唐代初期，府兵之置，“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折冲府），将归于朝，故……将帅无握兵之重”（《玉海》卷一百三十八引《邺侯家传》）。后来在边境置节度使，开始时边帅也还是四年一任。随着战争的持续进行，需要富有战斗经验的将领来担当方面之任，于是在戍兵变为长征健儿的同时，边帅也有专任十数年而不予以更调的，如朔方节度使王，自先天元年至开元九年，前后居镇十年；陇右节度使郭知运，自开元二年至开元九年，前后居镇八年；幽州节度使张守，自开元二十年至开元二十八年，前后居镇八年；平卢节度使安禄山，自天宝元年为节度使，至天宝十四载，前后任平卢节度使十四年。由于边帅久任方面，戍卒成为长征健儿之后，又完全归边帅节制，边帅的权力，自然日益膨胀起来了。

边帅在开始时，也只是“专膺一面之寄”，没有兼统数道的。到了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盖嘉运为河西、陇右节度使，两镇合起来，有兵十四万八千人；牛仙客为朔方、河东节度使，两镇合起来有兵十一万九千七百人，节度使从此开始兼统诸道。天宝五载（公元746年），王忠嗣以河西、陇右节度使，兼知朔方、河东节度使，四镇之兵，合起来有二十六万七千七百人之多，史称忠嗣“仗四节，控制万里，天下劲兵重镇，皆在掌握”（《资治通鉴》唐天宝五载）。不过这局面没有延续多久，忠嗣在天宝六载的四月中，就坚决请求辞去河东、朔方节度。可是到了天宝十载，唐政府又以范阳、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兼河东节度使，兼统三道，三镇的兵合起来，总数为十八万三千九百人，占唐镇兵总数四十九万人中的五分之二左右，加上安禄山久任节度使，自然要“乘外重之资”，而“一举滔天”（陆贽《论关中事宜状》），起兵倒唐了。

安史乱后的藩镇　安史乱后，安禄山、史思明的余部盘踞河北，田承嗣据贝（治清河，今河北清河西北）、博（治聊城，今山东聊城东北）、魏（治元城，今河北大名北）、卫（治汲县，今河南汲县）、相（治安阳，今河南安阳）、磁（治滏阳，今河北磁县）、（治永年，今河北永年东南）七州，称魏博节度使，有众十万。李宝臣据恒（治真定，今河北正定）、定（治安喜，今河北定州）、易（治易，今河北易县）、赵（治平棘，今河北赵县）、深（治陆泽，今河北深县）、冀（治信都，今河北冀州）、沧（治清池，今河北沧州东南）七州，称成德节度使，有众五万。李怀仙据幽（治蓟，今北京）、蓟（治渔阳，今天津蓟县）、营（治柳城，今辽宁朝阳）、涿（治范阳，今河北涿州）、平（治卢龙，今河北卢龙）、檀（治密云，今北京密云）、（治怀戎，今河北怀来东南）、瀛（治河间，今河北河间）、莫（治莫县，今河北任丘北）九州，称幽州卢龙节度使，有众五万。《新唐书·藩镇魏博传》所谓：“安、史乱天下，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以土地传子孙”，“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魏博（田承嗣）传五世，至田弘正入朝，十年复乱，更四姓（史宪诚、何进滔、韩君雄、乐彦祯、罗弘信），传十世。”“成德更二姓（李宝臣、王武俊），传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廷凑反，传六世”。“卢龙更三姓（李怀仙、朱滔、刘怦），传五世，至刘总入朝，六月，朱克融反，传十二世（朱克融、李载义、杨志诚、张仲武、张允伸、张公素、李茂勋、李全忠、刘仁恭）。”这个河北三镇，从此成为国中之国，形成半独立状态。一直到唐亡，这个局面，无所改变。

靠近河北三镇的一些藩镇，也仿照河北三镇，闹半独立。如李正已据淄（治淄川，今山东淄博西南）、青（治益都，今山东青州）、齐（治历城，今山东济南）、海（治朐山，今江苏连云港西）、登（治蓬莱，今山东蓬莱）、莱（治掖，今山东莱州）、沂（治临沂，今山东临沂）、密（治诸城，今山东诸城）、曹（治济阴，今山东菏泽）、濮（治鄄城，今山东鄄城北）、兖（治瑕丘，今山东兖州）、郓（治须昌，今山东东平西北）十二州，称淄青节度使。由于淄青节度使割据的徐州等地区，是唐王朝的心腹地区，因此淄青五传，到了元和世，终于被唐王朝平定。德宗建中（公元780—783年）初，刘玄佐据汴（治浚仪，今河南开封）、宋（治宋城，今河南商丘）、亳（治谯，今安徽亳州）三州，称汴宋节度使。刘玄佐死，唐王朝以汴州当运河通道，不能任其由父子世袭，故任东都留守董晋为汴宋节度使，把汴州的地方统治权收归朝廷。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以李忠臣为淮西节度使。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李忠臣为其麾下将族侄李希烈所逐，希烈自署淮西节度使，寻更号申（治义阳，今河南信阳）、光（治定城，今河南横川）、蔡（治上蔡，今河南汝南）节度使。德宗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希烈即皇帝位，国号大楚。贞元二年（公元786年），为其亲将陈仙奇毒死。仙奇又为吴少诚所杀。吴少诚为淮西节度使二十三年，病死，吴少阳继立为淮西节度使五年，病死，子元济匿丧。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宪宗命裴度、李破淮西，杀吴元济。由于淮西镇全盛时，兵力北略汴州，威胁运河通道，故唐宪宗用裴度、李攻灭吴元济以保证运河的畅通无阻。徐州亦内地要镇，德宗时，尝置徐沂海观察使，自李洧、高承宗再传至高明应，年少，德宗以张建封为徐泗濠节度使，镇徐州，自此徐州受唐政府节制。总的情况是这样，唐已置河北于度外，但汴州、徐州、淄青、淮西，倘若落在割据势力的手中，则江南、淮南不可保，大动脉的运河运输线也有被切断的危险，所以对这些敏感地区，唐王朝是不能放弃不管的。

此外，为了确保江淮财赋的集积，唐王朝于广陵置淮南节度使，于丹徒（今江苏镇江）置浙西节度使，亦曰镇海军节度使。于成都置剑南西川节度使，于梓州（治，今四川三台）置剑南东川节度使，于梁州南郑（今陕西汉中）置山南西道节度使，于襄州襄阳置山南东道节度使，于江陵置荆南节度使，于广州置岭南节度使，这样方镇的布局，是颇有深意的。政府特别注意淮南、剑南西川的人选，往往选拣宰相有名德者居之，故二镇为宰相回翔之地，人所矜贵。

唐以太原为北京，玄宗世又置河东节度使，其后又于蒲州置河中节度使，河阳置河阳三城节度使。自唐王朝用沙陀部落酋长李克用为太原节度使，助唐镇压黄巢起义，李克用遂据有代北、河东。

安史乱后，吐蕃贵族蚕食河西、陇右地区，唐在西边列置藩镇，而且每年调关东军队到西边防秋，并在岐州（治雍，今陕西凤翔）置秦陇节度使，亦称凤翔节度使，于邠州（治新平，今陕西彬县）置邠宁节度使，于泾州（治安定，今陕西泾川）置泾原节度使，于坊州（治中部，今陕西黄陵）置鄜坊节度使。这些方镇，开始时是有屏藩首都，拱卫关中的作用的。

唐初行府兵制，全国府兵大概近六十万人。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天下健儿、团结、骑总计五十七万四千七百三十二人。宣宗大中（公元847—860年）中的全国兵员数，是“九十九万七百一十五人”（《读旧唐书直笔》）。愈到唐代晚期，全国藩镇罗列，士卒的员额大大增多，战斗力却大大降低了。

我们现在摘录《新唐书·兵志》一段话作为结束语：“大盗（指安禄山、安庆绪与史思明、史朝义父子）既灭，而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列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故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盖姑息由于兵骄，兵骄由于方镇，姑息愈甚，而兵将愈俱骄。由是号令自出，以相侵击，虏其将帅，并其土地，天子熟视不知所为，反为和解之，莫肯听命。始时为朝廷患者，号‘河朔三镇’。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宣武镇）兵，李克用以晋（太原镇）兵更犯京师，而李茂贞（凤翔节度使）、韩建（镇国军节度使）近据岐、华，妄一喜怒，兵已至于国门，天子为杀大臣，罪己悔过然后去。及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诛宦官，劫天子奔岐，梁兵围之逾年。当此之时，天下之兵无复勤王者。向之所谓三镇者，徒能始祸而已。其他大镇，南则吴、浙、荆、湖、闽、广，西则岐、蜀，北则燕、晋，而梁盗据其中，自国门以外，皆分裂于方镇矣。故兵之始重于外也，土地、民赋非天子有；既其盛也，号令、征伐非其有；又其甚也，至无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亡灭。语曰：‘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夫恶危乱而欲安全者，庸君常主之能知，至于措置之失，则所谓困天下以养乱也。唐之置兵，既外柄以授人，而末大本小，方区区自为捍卫之计，可不哀哉！”

唐后期的北衙禁军——神策军　唐前期有南北衙禁军，南衙兵分隶宿卫京城的十六卫（十六卫指左右卫等十二卫，加上左右监门卫、左右千牛卫），属宰相掌管；北衙谓守卫宫禁北门的禁军，属皇帝直辖。

唐高祖武德初年统一关陇以后，首先把渭水北岸白渠灌溉系统左近的绝户膏腴之地，授予跟随他从太原起兵的兵士。这批兵士原有六万人，三万兵士不愿留居关中，结果被遣散回乡；三万兵士愿留宿卫，因此把膏腴田地分给他们，作为永业、口分。并在龙首监置营，以便经常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称之为“元从禁军”。元从禁军年老，由他们的子弟替补，因此也称之为“父子军”。唐太宗贞观初年，又在这些父子军中，挑选出一百个精于骑射的人，一年中分作二番，每番六个月，在北门（玄武门）“长上宿卫”，称之为“百骑”。皇帝出去游猎的时候，就叫他们“持弓矢于御马前射生”，他们“骑豹文鞯，著画兽（虎）文衫”（《旧唐书·王毛仲传》），样子非常威武。

到了武则天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又把员额扩充为千人，以“户奴”来补充，称为“千骑”，并分隶于左右羽林营。唐中宗景龙元年（公元707年），又扩充千骑为“万骑”，并分为左右营。唐玄宗杀韦后时，由于取得万骑的拥护而成功，因此在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就把万骑从左右羽林军中独立出来，编成为左右龙武军。

唐太宗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曾于宫城的北门（玄武门）置左右屯营，来守卫宫禁。左右屯营的士兵，称为“飞骑”。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改左右屯营为左右羽林军。武则天天授（公元690—691年）中，左右羽林军改称左右羽林卫。武则天末年，宰相张柬之等利用了羽林卫的力量举行政变，使中宗复辟。中宗时，太子重俊又想利用羽林卫来发动政变，推翻韦后。从这些事件看来，唐代前期，北衙禁军曾在宫廷政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府兵制破坏以后，南衙十二卫卫士的来源，已经枯竭，经过安史之乱，十二卫名存实亡，北衙禁军的地位，更重要起来。除了左右羽林军和左右龙武军所谓“北门四军”以外，肃宗时，置左右神武军；代宗时，置左右神策军；德宗时，置左右神威军，总称之为北衙左右十军。后来北衙十军，唯神策军最盛，神策军既归宦官掌握，唐王朝的中央大权就也完全为宦官所操纵了。

唐玄宗时，曾置神策军于洮州（治临潭，今甘肃临潭）磨环川。安史乱起，神策军屯陕州（治陕，今河南陕县西南），肃宗以神策军使卫伯玉为神策军节度使，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代宗时，神策军入居禁苑，分为左、右厢，遂为天子禁军。鱼朝恩以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知神策军兵马使，掌握军权，并干预政事。自朝恩败死，宦官不复典兵。唐德宗贞元二年（公元786年），改神策左右厢为左右神策军，特置“监句当左右神策军”，以宠宦官。贞元十二年，以监句当左神策军、知内侍省事窦文场为左神策军护军中尉，监句当右神策军、知内侍省事霍仙鸣为右神策军护军中尉。“时边兵衣饷多不赡，而〔神策〕戍卒屯防，药茗蔬酱之给最厚。诸将务为诡辞，请遥隶神策军，廪赐遂赢旧三倍，由是塞上往往称神策行营，皆内统于中人矣，其军乃至十五万。”（《新唐书·兵志》）

日本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说道：“左右神策军者，天子护军也。每年有十万军，自古君王频有臣叛之难，仍置此军以来，无人敢夺国位。”圆仁肯定了神策军维护唐后期皇权的作用。但是神策军被宦官掌握以后，宦官的势力完全控制了中央政权，皇帝的弑废推立，也掌握在宦官集团手中。直到北衙禁军被消灭，宦官被杀绝，唐王朝也跟着灭亡了。

唐代的马政　唐王朝前期的军队，大都是骑兵（当然也有步卒和水军），与骑兵作战的特点相适应，唐政府对马政很是重视。唐初起兵时，得突厥马二千匹，后又收得隋马三千匹。贞观初年，乃以马三千匹，从赤岸泽（在长安、同州之间）移往陇右一带去放牧；随着唐初经济的发展和军事上的胜利，马数激增，到了高宗麟德（公元664—665年）中，前后四十年间（公元627—665年），马数达到七十万六千匹，牧场横跨兰、渭、秦、原四州之地，幅员千里。这样大的牧场，尚嫌狭隘，更在河曲（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东胜等地）一带，增辟新牧区。当时马价普遍下跌，“天下以一缣易一马”（《新唐书·兵志》）。经过武则天垂拱（公元685—688年）以后二十余年间，由于边塞多事，“牧圉乖散”，牧马损耗大半；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只剩下二十四万匹，到了开元十三年，才又增加到四十三万匹左右。府兵骑用的马匹，在唐初按规定是由政府给予府兵钱二万五千文，令府兵自己去买的，同时，“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将校亦备私马”。所以当时的议论，“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宝以后，所有战马，分散调配给各节度使，史称“诸军战马，动以万计”。唐王朝直接掌握的牧马，据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陇右群牧都使申报，仅陇右一地，就有“马牛驼羊总六十万五千六百，而马三十二万五千七百”（《新唐书·兵志》）。马数的增减，是和军队战斗力的强弱息息相关的。

牧马一百二十匹，称为一群，群置牧长。十五个牧长之上置牧尉一人。牧尉之上置牧监。牧监分三等，五千匹为上牧监，三千匹以上为中牧监，一千匹以上为下牧监。牧监之上置监牧使。麟德中，马匹极盛时，曾置八使。监牧使之上有监牧都使，是牧区的最高长官。在朝廷主持马政的，为九卿之一的太仆卿。

牧马的人称作“牧子”，若是奴隶，称为“户奴”。开元时，王毛仲担任陇右监牧都使，出售死马皮、骨等换得绢八万匹，派人去严道（今四川荥经）一带买“僮”千口，作为“户奴”，来饲养马匹。可见用奴隶牧马，在唐代还是普通的事。政府为奖励马匹的繁殖起见，规定根据马匹繁殖定额超过数目的多少，发给奖励品。牧子所牧马中超额繁殖马驹一匹，赏绢一匹；牧长管内超额繁殖马驹十五匹，也赏绢一匹；牧尉管内超额繁殖马驹七十五匹，也赏绢一匹。倘若马匹不合情理而遭遇死亡损耗，牧尉、牧长、牧子都要分别按马匹的官定价格折绢赔偿给政府；户奴没有自己的财产，无法赔偿，那么就要受杖罚的处分了。

安禄山为范阳节度使，以内外闲厩都使，兼知楼烦监，阴选胜甲马归范阳，故禄山兵力倾天下。肃宗收兵灵武，搜监牧及私群，得马数万，唐军遂振。其后吐蕃攻陷陇右，唐苑牧畜马，损失殆尽。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曾在关辅一带市马三万匹，充实禁军内厩。唐文宗太和七年（公元833年），以银州（今陕西榆林南）水甘草丰，市马三千匹，置监放牧，开成二年（公元837年），牧马繁殖到七千匹，比起唐监牧的兴盛时期来，逊色多了。

(1)　《通典·职官典·折冲府》：满一千二百人为上府，两京城内，虽不满此数，亦同上府。千人为中府，两畿及岐、同、华、怀、陕等五州所管府，虽不满此数，亦同中府。

(2)　《唐律》卷七《卫禁律》：诸宿卫人应上番不到，及因假而违者，一日笞四十，三日加一等，过杖一百，五日加一等，罪至徒二年。　《疏议》曰：满十九日，杖一百。

(3)　《唐律》卷十六《擅兴律》：诸大集校阅，而违期不到者，杖一百，三日加一等。……即差发从行而违期者，各减一等。　《疏议》曰：又车驾亲行，是名士集校阅，而有违期不到的，谓于集时不到，即杖一百。……即差发从行，而违限者，各减一等，谓正身当时不到。……其折冲府校阅，在式有文，不到者，各准违式之罪。

(4)　《唐律》卷十六《擅兴律》：诸征人稽留者，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二十日绞。即临军征讨而稽期者，流三千里，三日斩。　《疏议》曰：“谓名已从军，兵马并发，不即进路而致稽留者，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二十日绞，谓从军人上道日计，满二十日。即临军征讨者，谓钲鼓相闻，指期交战，而稽期者，流三千里；经三日者，斩。”

(5)　《唐律》卷二十八《捕亡律》：诸征名已定，及从军征讨而亡（逃亡）者，一日徒一年，一日加一等，十五日绞。临对寇贼而亡者斩。军还而先归者各减五等，其逃亡者同〔卫士〕在家逃亡法。　《疏议》曰：征名已定，谓卫士及募人征名已定讫。……其逃亡者，同〔卫士〕在家逃亡法，谓一日笞四十，十日加一等，罪止流二千里。

《唐律》卷二十八《捕亡律》：诸防人向防及在防〔年限〕未满而亡者，一日杖八十，三日加一等。

《唐律》卷二十八《捕亡律》：诸宿卫人在直而亡者，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　《疏议》曰：宿卫人，谓诸卫大将军以下，当番卫士以上。……计一十七日，流三千里。

《唐律》卷二十八《捕亡律》：诸丁夫杂匠在役及工乐杂户亡者，一日笞三十，十日加一等，罪至徒三年。……若有军名而亡者，加一等。　《疏议》曰：若有军名而亡（逃亡），谓卫士、掌闲、驾士、幕士之类名属军府者，总是有军名……有军名而亡者，加一等，合流二千里。

(6)　《唐律》卷十六《擅兴律·不给发兵符》条《疏议》曰：依《公式令》下，鱼符，畿内三左二右，畿外五左一右。左者在内，右者付外。行用之日，从第一为首，后更有事须用，以次发之，周而复始。……执兵之司，得左符，皆用右符勘合，始从发兵之事。

《唐律》卷二十五《诈伪律》：诸伪写宫殿门符、发兵符、传符者绞。　注云：发兵谓铜鱼合符。　《疏议》曰：依《公式令》下，左符进内，右符付州、府等。应有差科征发，皆并敕符与铜鱼同封，行下，勘符合，然后承用，故称铜鱼合符。

(7)　参阅岑仲勉教授著《隋唐史》第二十一节《唐之府兵及骑》，谷霁光教授著《府兵制度考释》第五章《唐初府兵制的恢复及其全盛》。

(8)　《玉海》卷一百三十八引《邺侯家传》：诸道共六百三十府，……通计约六十八万左右。

《通典·职官典·折冲府》：天下卫士向六十万人。　按《唐会要·府兵》：“天下卫士向六十万”，这个数字和《通典》相同。

杜牧（原十六卫）：始自贞观中，外开折冲、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储兵伍……凡有四十万人。《玉海》卷一百三十八引《柳氏家学录》：唐以折冲府置诸军，五十六万。玄宗召缘边诸道兵，六十万。

(9)　《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七《开元五年正月镇兵以四年为限诏》：每念征戍，良可矜者，其有涉沙渡碛，冒险乘危，多历年所，远辞亲爱，壮龄应募，华首未归，眷言劳止，期于折衷。但碛西诸镇，道阻且长，数有替易，难于烦扰。其镇兵宜以四年为限。散支州县，务取富户丁多，差遣后量免户内杂科税。其诸军镇兵，近日递加年限者，各依旧以三年二年为限，仍并不得延留。其情愿留镇者，即稍加赐物。征人愿往，听复令行。

《唐大诏令集》卷二十九《开元二十六年册皇太子赦》：至如碛西行人，途路遥远，往复劳弊，颇异诸军，其中愿长住者，已别有处分讫。年镇向满，应令放还，未到之间，稍宜优假，其家内诸色差科，并宜放免。

(10)　《旧唐书·张说传》：时当番卫士，浸以贫弱，逃亡略尽。说又建策，请一切召募强壮，令其宿卫，不简色役，优为条例，逋逃者必争来应募。上从之。旬日得精兵一十三万人，分系诸卫，更番上下，以实京师，其后骑是也。

按《张说传》之“旬日得精兵一十三万人”，即《新唐书·兵志》之“长从宿卫十二万人”，非十三万人之外更有十二万人。《资治通鉴》系张说建策于开元十年，系萧嵩拣选京兆地区府兵事于开元十一年，两事实即一事。

(11)　《新唐书·兵志》：京兆骑六万六千，华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万二千三百，绛州三千六百，晋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陕、虢、汝、郑、怀、汴六州各六百。内弩手六千。其制，皆择下户白丁、宗丁、品子，强壮，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则兼以户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镇赋役。为四籍，兵部及州、县、卫分掌之。十人为火，五火为团，皆有首长。又择材勇者为番头。颇习弩射。

《资治通鉴》唐开元十六年：二月壬辰，改骑为左右羽林军飞骑。　按据《唐会要》卷七十二，开元“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骑弓手，宜改为左右羽林骑。”改称左右羽林军飞骑的，是骑中的六千弩手，并不是十二万骑均改名为左右羽林军飞骑。

(12)　《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二《外臣部·备御门》：开元九年四月，诏曰：“制国立军，以为武备……不教人战，何以训兵。今寰宇虽宁，燧燔时警，故设备边之政，更申用武之略。其剑南、碛西，关内、陇右、河东，北通燕蓟，既接边隅……据山川险要……分置军旅，有事赴敌，可以拉朽摧枯，无事养人，可以拔距投石。而将吏非谨，甲兵不修，加之侵暴，仍且役使。……永言此弊，增叹于怀。……咨尔军僚，勉我王事……团结十万众兵，别令训习，分割数万匹马，皆有供须，什物备陈，行装具足。……其诸军官吏，辄更私役兵及侵渔一钱已上，兼失侦候，仍堕教习……有一干犯，国有严诛。”按此诏中之“团结十万众兵”，即唐玄宗开元八年敕文中“拣取十万人”之团结兵。

(13)　《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二《外臣部·备御门》：开元十五年十二月，制曰：“吐蕃……抄掠边氓……今故纠合诸军，团结劲卒，务令首尾相卫。……陇右通共团结马步三万九千人，临洮军团八千人，河源军团六千人，安仁、白水军各团一千五百人，积石、莫门军各团二千人。河西道蕃汉兵团结二万六千人，赤人军团一万人，玉门、豆卢军各二千人。并依旧统领，以备不虞。”

《资治通鉴》唐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戊寅制：“令陇右道及诸军团兵五万六千人，河西道及诸军团兵四万人。”

按上引《册府元龟》和《资治通鉴》两条材料，讲的系同一件事。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的边兵，本来包括两个组成部分，即“健儿”和“土镇兵”。土镇兵平常在家生产，一到奉令结集，就是所谓“团结兵”了。

(14)　《资治通鉴》唐开元十五年二月乙卯制：“诸州逃户，先经劝农使括定，按比后复有逃来者，随到准白丁例输当年租庸，有征役者先差。”

《资治通鉴》唐开元二十四年春正月庚寅敕：“天下逃户，听尽今年内自首，有旧产者，令还本贯，无者，别俟进止；逾限不首，当命专使搜求，散配诸军。”

(15)　《资治通鉴》唐开元二十五年五月癸未敕：“以方隅底定，令中书门下与诸道节度使，量军镇闲剧利害，审计兵防定额，于诸色征人及客户中，召募丁壮，长充边军，增给田宅，务加优恤。”

《唐六典》兵部尚书职下云：“天下诸军有健儿。旧健儿在军，皆有年限，更来往，颇为营弊。开元二十五年敕，以为天下无虞，宜与人休息，自今以后，诸军镇量闲剧利害，置兵防健儿，于诸色征行人内及客户中召募，取丁壮情愿充健儿长住边军者，每年加常例给赐，兼给永年优复，其家口情愿同去者，听至军州，各给田地屋宅。”

《资治通鉴》唐开元二十六年春正月制：“边地长征兵，召募向足，自今镇兵勿复遣，在彼者纵还。”

(16)　唐开元中缘边九节度的建置年代，兹据《新唐书·方镇表》、《唐会要》卷七十八，并参以吴廷燮《唐方镇年表》，条列如下：

河西节度使：景云二年（公元711年）置。

北庭节度使：先天元年（公元712年），阿史那献除伊西节度，兼瀚海军使。至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分伊西、北庭为二节度使。开元十九年，又合北庭、伊西二节度使为安西节度使，称为安西四镇、北庭经略节度使。开元二十九年，复分置安西四镇节度使，治安西都护府；北庭、伊西节度使，治北庭都护府。至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安西四镇节度使复兼北庭节度，同年，北庭、安西复置二节度使。

朔方节度使：开元元年（公元713年）置。

陇右节度使：开元元年置。

范阳节度使：开元二年，置幽州节度诸州军管内经略镇守大使；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为范阳节度使。

安西四镇节度使：开元六年，安西都护领四镇节度支度经略使，副大都护领碛西节度支度经略等使。开元十二年以后，或称碛西节度使，或称四镇节度使，至开元二十一年，王斛斯除安西四镇节度使，遂为定额。

剑南节度使：开元七年置。

平卢节度使：开元七年，升平卢军使为平卢军节度使。

河东节度使：开元八年，改天兵军大使为天兵军节度使，开元十一年，改天兵军节度使为太原府已北诸军州节度使，开元十八年，又改为河东节度使。

(17)　《资治通鉴》唐天宝元年：凡镇兵四十九万人。

《考异》曰：“此兵数，《唐历》所载也。《旧纪》：‘是岁天下健儿、团结、骑等，总五十七万四千七百三十三。’此盖止言边兵，彼并京畿诸州骑数之耳。”

据《唐六典》卷五：“凡关内团结兵，京兆府六千三百二十七人，同州六千七百三十六人，华州五千二百二十三人，蒲州二千七百三十五人。”合起来，关内团结兵二万一千二十一人。这虽然是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以前的数目，我们姑且据此为准，五十七万四千七百三十三人，除去边镇健儿四十九万四百人，又除去关内团结兵二万一千二十一人，剩余六万三千三百十二人。唐天宝初年宿卫京师的骑人数，大概不会超过这个数目。

第三节　《唐律疏议》的成书与氏族志的修订

《唐律》的修订　唐王朝的法规，有律、令、格、式四类。“律以正刑定罪”，就是规定罪名和刑罚的法典。“令以设范立制”，是对于各种重要制度所作的规定(1)。“格以禁违正邪”，是根据有关制敕，按照六部二十四司的职掌分类编辑的百官办事准则(2)。“式以轨物程事”（《唐六典·刑部郎中》），是官署行政条例(3)。四者相辅而行，而以律为主，令补律的不足，格、式辅律、令的施行。

下面着重讲《唐律》。

唐自高祖初取关中，即下令废除隋炀帝时期的苛法，悉从简易。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诏大臣增损隋开皇律令，制成新律。武德七年，又命臣下加以修订，计五百条，分为十二卷，称《武德律》。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诏大臣房玄龄与学士、法官重加修撰，称《贞观律》。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又诏大臣长孙无忌等加以删定，称《永徽律》。为使全国司法机关判刑划一，避免一个罪犯“刑部处以流刑，一州断以徒年，一县将为杖罚”（《唐律·名例》疏议）起见，同时命长孙无忌广召“解律人”，撰定《律疏》三十卷，来逐条注释律文，并提出问题，加以解答。永徽四年，书成，颁行全国，这就是今天尚完整保存下来的中国封建社会法典——《唐律疏议》。《唐律疏议》虽是永徽四年撰成的，但这部书也经过武则天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等几次小小的改动，但基本上还保持了《永徽律》的原来面目。

《唐律》分十二目，一曰《名例律》；二曰《卫禁律》（卫指禁卫，禁指关禁）；三曰《职制律》（职司、法制）；四曰《户婚律》（户口、婚姻）；五曰《厩库律》（厩为马牛之所聚，库为兵甲财帛之所藏）；六曰《擅兴律》（兴谓兴师动众，擅为专擅）；七曰《贼盗律》；八曰《斗讼律》；九曰《诈伪律》；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律》（捕系、逃亡）；十二曰《断狱律》。这十二目，大都沿袭隋旧。

唐代刑罚分为五等：笞、杖、徒、流、死，皆依隋制。

笞刑五：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

杖刑五：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

徒刑五：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

流刑三：二千里，居作一年；二千五百里，居作一年；三千里，居作一年；加役流，则为居作三年。《唐六典·都官郎中》职下规定，“其应徒则皆配居作。在京送将作监，妇人送少府监缝作；外州者，供当处官役及修理城隍仓库及公廨杂使。犯流应任居作者亦准此。妇人亦留当州缝作及配舂。”

死刑二：绞，斩。

唐代有所谓“十恶”的十种重大罪名：

一曰谋反（原注谓谋危社稷）；

二曰谋大逆（原注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

三曰谋叛（原注谓谋背国从伪）；

四曰恶逆（原注谓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母、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

五曰不道（原注谓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

六曰大不敬（原注谓盗大祀神御之物，乘舆服御物，盗及伪造御宝，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若造御膳误犯食禁，御幸舟船误不牢固，指斥乘舆，对捍制使）；

七曰不孝（原注谓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若供养有阙，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死）；

八曰不睦（原注谓谋杀及卖缌麻以上亲，殴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长、小功尊属）；

九曰不义（原注谓杀本属府主、刺史、县令、见受业师，吏卒杀本部五品以上官长，及闻夫丧，匿不举哀，若作乐、释服从吉及改嫁）；

十曰内乱（原注谓奸小功以上亲、父祖妾，及与和者）。有人如果犯了“十恶”大罪中严重的条目，即使遇到大赦，也不在赦免之列。

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危害皇帝和封建统治的行为，被称为“谋反”、“谋大逆”、“谋叛”或“大不敬”。在《唐律·贼盗律》里，第一条条文就规定：“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不同异（不管同居或分居）。”不是杀，便是没为官奴婢。另外还有一条：“即亡命山泽，不从追唤者，以谋叛论”，也是入“十恶”之目，为首者处斩刑，父母妻子流二千里。倘若人民集众百人以上，抵抗官军，那就要全体处斩，这百人的父母妻子，并流三千里。如集众不满百人，也作百人以上论罪。《唐律》还用“不孝”、“不睦”、“不义”等条目来维护封建的伦常秩序，这充分说明封建国家是地主阶级专政机器，封建国家的法律是力图巩固封建秩序和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

《唐律》在量刑定罪方面，也是按照尊卑贵贱来定轻重的。而且还沿袭了《周礼》旧制，有八议之法：一曰议亲（谓皇亲国戚）；二曰议故（谓皇帝故旧）；三曰议贤（谓有“大德行”）；四曰议能（谓有“大才能”）；五曰议功（谓立过“大功勋”）；六曰议贵（谓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五品以上及爵国公以上者）；七曰议勤（谓有“大勤劳”）；八曰议宾（谓如北周后人介公、隋后公）。勋臣、贵戚和大官僚，如果触犯刑章，可以援引“八议”来请求赎罪、减刑、免罚。这就明白规定封建统治阶级在法律上享有特权。

《唐律》里，把人分成“良”和“贱”两大类。良人这一大类中，既有地主剥削阶级，也有农民、手工业者等被剥削阶级。如上面“八议”中提到的贵戚勋臣，以及世家大族等大官僚、大地主阶级，和一般的庶族地主阶级，他们都是剥削阶级；而列在“编户齐民”中的均田农民和均田制没有推行地区的自耕农民，以及身份自由的手工业者，他们在法律上的身份也是良人，实际却在受着封建政权的沉重剥削。因此他们实质上是被剥削阶级。对于占田过限、盗耕种公私田、卖口分田、隐匿户口、虚报年龄、输课税物违期、负债不能偿、丁夫杂匠逃亡等等，《唐律》订立轻重不等的处罚办法。编入户籍的劳动人民，被封建法律束缚在里村邻伍等的地方基层组织中，受到连环保的制约，他们不得自由迁移，如私自“浮浪他所”，“十日笞十，二十日加一等”（笞二十），最高的处罚为“杖一百”。如果有课役而全户逃亡的话，“一日笞三十，十日加一等（笞四十），罪至徒三年”（《唐律·捕亡律》）。基于他们的经济地位，尽管他们在法律上规定为良人，名义上是国家的编户齐民，是自由民，而实质上仍然是被剥削被压迫者。

官奴婢、官户、杂户，是当时属于官府的“贱民”等级。反逆的家属私奴婢没入官府以后，成为官奴婢。官奴婢经过赦令，“一免为番户（亦称官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唐六典·都官郎中》），但这种机会是绝无仅有的。官奴婢配发到诸官府去从事无偿劳动，“长役无番”，一年中只能有三天（元旦、冬至、寒食节）休息。由于官奴婢不授田，又没有私有财产，每一年度由官府发给布衫裤一套，皮靴一双，每二年发给襦复裤一套，每季度发给口粮一次，丁奴每日口粮为三升。官奴婢如果逃亡，处刑极重，《唐律·捕亡律》规定：“官奴婢亡者，一日杖六十，三日加一等。”番户亦称官户，《唐律·名例律·疏议》说：“官户者，亦谓前代以来，配隶相生，或有今朝（指唐朝）配没。州县无贯，唯属本司。”官户“受田减百姓口分之半”（《唐六典·户部郎中》）。他们分番上诸司服役，“一年三番”，即一年中每三个月上番一个月，一年共上番四个月，故称番户。番户逃亡的处罚，和官奴婢一样，“一日杖六十，三日加一等”（杖七十）。杂户，据《唐律·户婚律·疏议》：“杂户者，前代犯罪没官，散配诸司驱使，亦附州县户贯，赋役不同百姓。”《贼盗律·疏议》又说：“杂户及太常音声人，各附县贯，受田进丁老免，与百姓同。”杂户中还有工户和乐户，“工属少府，乐属太常”，他们和一般杂户的最大区别，是他们的户口，“并不贯州县，散属诸司上下”（《唐律·名例律·疏议》）。杂户和工户、乐户，“二年五番，番皆一月”，即每年上番两个半月。对杂户、工户、乐户判处逃亡罪也很重，《唐律·捕亡律》规定：“工、乐、杂户亡者，一日笞三十，十日加一等（笞四十），罪至徒三年。”另外有一种太常音声人，《唐律·名例律·疏议》说：“太常音声人，谓在太常作乐者，元与工〔户〕、乐〔户〕不殊，俱是配隶之色，不属州县，唯属太常，义宁（隋恭帝义宁元年，即公元617年）以来，得于州县附贯，依旧太常上下，别名太常音声人。”他们也是在太常“分番上下”。“关外诸州，分为六番，关内五番，京兆府四番，并一月上。”（《唐六典·太乐令》）即关外诸州六个月中上番一个月，关内诸州五个月中上番一个月，京兆府四个月中上番一个月。太常音声人和杂户有相似的地方，即他们的户籍，隶属于州县，但太常音声人在法律上允许和百姓通婚，而杂户是不允许的。杂户、官户和官奴婢，只能“当色婚嫁”，即杂户娶杂户，官户娶官户，严格禁止和“良人为婚”。《唐律·户婚律》规定：“诸杂户不得与良人为婚，违者杖一百。官户娶良人女者，亦如之。”官户、官奴婢的身份地位，大概和私家奴婢相等。太常音声人和杂户、工户、乐户的身份地位，大概和私家部曲、客女相等。

为了维护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唐律疏议》明确解释“部曲为私家所有”（《名例律·疏议》）、“奴婢、部曲身系于主”（《贼盗律·疏议》），“至如奴婢、部曲，唯系于主”（《斗讼律·疏议》），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人身依附。此外还说“部曲、奴婢，是为家仆，事主须存谨敬”（《斗讼律·疏议》）。部曲、客女是没有自己的户籍的，从东晋南朝起，“客（指部曲、客女）皆注家籍”（《隋书·食货志》），唐代更是这样，《唐律·户婚律》释文云：“此等（部曲、客女）之人，随主属贯，又别无户籍。”《吏学指南》亦云：“此等（指部曲、客女）幼无所归，投身衣饭其主，以奴畜之，别无户籍，唯随本主籍贯，若此之类，名为部曲。及其长成，许得通娶良人。”部曲、客女和奴婢不同的地方(4)，是“奴婢同于资财”（《唐律·名例律·疏议》），而“部曲不同资财”（《唐律·贼盗律·疏议》），“奴婢贱人，律比畜产”（《唐律·名例律·疏议》），“奴婢有价”（《唐律·诈伪律·疏议》），可以买卖，而“部曲转事无估”，是不许买卖的。奴婢只能和奴婢结婚，“奴娶良人，徒一年半，即娶客女，减一等，合徒一年”（《唐律·户婚律·疏议》），而部曲却不然，“其妻通娶良人、客女、奴婢为之”（《唐律·名例律·疏议》），不像奴婢那样受到严格的限制。

部曲死后，他们的妻女，封建大地主有权指配给另一部曲，《唐律·户婚律·疏议》：“又问：‘部曲娶良人女为妻，夫死服满之后，即合任情去住。其有欲去不放，或因压留为妾，及更抑配与部曲及奴，各合得何罪？’答曰：‘服满……仍即任去。若元娶当色（部曲娶客女）为妇，未是良人，留充本色，准法无罪。若是良人女，压留为妾，即是有所威逼，从不应，得为重科。或抑配与余部曲，同放奴婢为良，却压为部曲，合徒一年。如配与奴，同与奴娶良人女，合徒一年半，上籍为婢者，流三千里。此等转嫁为妻及妾，两和情愿者，并不合得罪。’”在这里，《唐律》只规定部曲妻如果是良人女，就不准封建主们威逼她们作妾，或者抑配给另一部曲；但如果部曲妻不是良人女，她们的身份是低于良人一等的客女甚至是奴婢的话，那么，封建主就有全权支配她们，或者指配给另一部曲，或者把她们留作自己身边的侍妾，律文上是不加禁止的。

部曲、客女，是束缚在地主土地之上，被禁止离开这块土地的，他们倘若没有得到主人的允许，而擅自离开这块土地的话，那就要作为逃亡论罪。《唐律·捕亡律》里有“诸官户、官奴婢亡者，一日杖六十，三日加一等”的条文，注云“部曲、私奴婢亦同”，可见部曲、客女逃亡，到了唐代还是和逃亡的私奴婢一样，处刑很重。另外，《唐律》还规定部曲、客女禁止自由地从一个封建地主转到另一个封建地主那里去，某些地主倘若不经过合法手续而收留逃亡部曲的话，那就得看情节的轻重，情节重的称作“略”（不和为略）；情节轻的称作“和诱”（谓和同相诱）(5)。《唐律·贼盗律·疏议》：“略他人部曲为奴婢者，流三千里。略部曲还为部曲者，合徒三年。”“和诱者，各减一等。和诱部曲为奴婢，徒三年。还为部曲，徒二年半。”可见对略卖、和诱或收留逃亡部曲、客女的处刑，是相当重的。这样，部曲、客女就完全被固着于土地之上，丧失了人身自由。在这一时期内和此后一段时期，封建主买卖土地，也必然会连同部曲、客女一起转让与人，所谓“部曲转事无估”，只是不能作价计算罢了。北宋中叶皇（公元1049—1054年）年间制定的官庄客户逃移之法，才规定“凡为客户者，许役其身，毋及其家属。凡典卖田宅，听其离业，毋就租以充客户；凡贷钱，止凭文约交还，毋抑勒以为地客”（《宋史·食货志》），开始有所厘革。但是南宋绍兴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的诏文，还宣称“民户典卖田地，毋得以佃客姓名私为关约，随契分付；得业者，亦毋得勒令佃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六十四）。可见这种抑勒地客，不许迁移的情况，到南宋初期还是存在着的。

部曲、客女如果要离开封建主的土地，必须获得封建主的许可。《唐律·户婚律》：“诸放部曲为良，已给放书，而压为贱者，徒二年。若压为部曲……者，各减一等（徒一年半）。”《疏议》曰：“依《户令》，放奴婢为良及部曲客女者，并听之。皆由家长给手书，长子以下连署，仍经本属申牒除附。”可见部曲、客女离开他们的主人，必须由带着浓厚的父家长色彩的封建主，给与手书发放文书，还须取得封建主长子，即未来的父家长的副署，申报地方政府，剔除“附籍”，才算合法(6)。这一习惯法，也一直保持到北宋中叶，才明令废除。据《宋会要辑稿·农田要录》称：“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十一月诏：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州军，旧条，私下分田客，非时不得起移，如主人发遣，给与凭由，方许别住。多被主人抑勒，不放起移。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年田收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理拦占，许经州县详论”（第一百二十一册）。可见一直到北宋中叶，地客没有取得封建主给与的“凭由”，还是不能随便离开封建主的土地。

《唐律》还明文规定：奴婢、部曲，不同良人（《名例律》）。因此，部曲杀良人，绞；良人杀部曲，减一等，流三千里(7)。部曲杀主，斩；主杀部曲，部曲有罪，勿论，部曲无罪，主徒刑一年(8)。部曲过失杀主，绞；主过失杀部曲，勿论(9)。部曲殴伤主之近亲，斩或绞；主之近亲殴伤部曲，杖一百至七十；如主之近亲因过失杀部曲，勿论(10)。良人相奸，部曲客女相奸，徒刑一年半；部曲奸良人，加一等，徒刑二年；良人奸他人部曲妻及客女，杖一百。部曲奸主之妻及主之姑、姊、妹或主兄弟之妻女，绞，强奸者斩；主奸己部曲妻及客女，无罪(11)。除谋反、谋逆、谋叛直接危害到最高统治者外，部曲无权控诉主人。部曲诉主，绞，部曲诉主之近亲，流；主诬告部曲，勿论，若非诬告，更不用说了(12)。

从《唐律》里可以看出，即使在封建制比较发展的唐代社会里，奴隶制残余还是严重存在的。尽管奴婢已没有使用在农业生产上的明显迹象，但家内仆使主要是由奴婢来充任的。《唐律》明确地说：“奴婢贱人，律比畜产”（《名例律·疏议》），“奴婢与畜产、财物同”（《贼盗律·疏议》注），“奴婢贱隶，惟于被盗之家称人，自外诸条杀伤，不同良人之限”（《唐律·名例律·疏议》）。《唐律·贼盗律》还规定：“诸略人、略卖人为奴婢者，绞。……和诱者，各减一等。”《疏议》曰：“和诱为奴婢者，流三千里。”即使略卖自己的至亲为奴婢，处刑也是极重。《唐律·贼盗律》：“诸略卖期亲以下卑幼为奴婢者，并同斗殴杀法（徒三年），即和卖者，各减一等”（徒二年）。奴婢逃亡，和官奴婢一样处刑，即“一日杖六十，三日加一等”（《唐律·捕亡律》）。藏匿逃亡奴婢，也得科以重罪。“若得逃亡奴婢不送官而卖，以和诱论（流三千里），藏匿者，减一等坐之（流二千五百里）”。《疏议》曰：“凡捉得逃亡奴婢，依令五日内合送官司”，五日之外，就得科罪。奴婢的地位，《唐律》里明确规定，要比部曲又低一等，如“部曲、奴婢相殴伤杀者，各依部曲与良人相殴伤杀法”（《唐律·斗讼律》），即部曲殴伤杀奴婢，流三千里，奴婢殴伤部曲，绞。在《唐律》里，还有不少条目是针对奴婢而制定的，其中最突出的，如《户婚律》里的一条：“即奴婢私嫁女与良人为妻妾者，准盗论。知情娶者，与同罪。各还正之。”《疏议》曰：“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辄将其女私嫁于人，须计婢赃，准盗论罪。”奴婢的女儿，是奴婢主人的财产，在法律上自然不能私自婚配。奴婢永远是奴婢，如果奴婢主人“诸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徒一年半。……其奴自娶者，亦如之”。主人“妄以奴婢为良人而与良人为夫妻者，徒二年。奴婢自妄者亦同。各还正之”（《唐律·户婚律》）。可见除了主人放免奴婢为良人，业经申请地方政府批准，或主人纳婢为妾符合放良条款等外，奴婢是很难有其他途径改变其低下身份的。《唐律》是把“婢生子”和“马生驹”相提并论的，《名例律·疏议》举过这样的例子：“又问：‘有人知是赃婢（来历不明的逃婢），故买自幸，因而生子，合入何人？’答曰：‘知是赃婢，本来不合交关，违法故买，意在奸伪；赃婢所生，不合从良，止是生产蕃息，依律随母还主。’”可见法律规定，不仅“赃婢”得回原来主人家去，“赃婢”所生的孩子，也属于“马生驹”一类，随母归主，这个孩子的身份，也是“贱类”而不是良人。我们在另外的唐代文献上，还可以看到当时的封建主把他们拥有的奴婢用于赠遗、女儿的陪嫁、析产分居时的作为家产分配、纳为侍妾、指配给部曲或男奴为妻等等用途上。奴婢有罪，主人可以把他们送往官府，请求官府处以死刑。《唐律·斗讼律》里规定：“诸奴婢有罪，其主不请官司而杀者，杖一百。无罪而杀者，徒二年。”《疏议》对这条律文还作了解释：“奴婢贱隶，虽各有主，至于杀戮，宜有禀承。”继承了前代“除奴婢擅杀之威”这一条文。但是实际上有的封建主为了防备家丑外扬，往往不顾法律，擅杀奴婢以灭口，所以《唐律》这一条，除奴婢擅杀之威，有时又等于具文，对封建主并没有什么束缚力量。因此，在唐代其他文献上，奴婢主人擅杀奴婢的例子，还是不胜枚举。

封建法律的阶级性，在《唐律》里是表现得非常露骨的，前面所举《唐律》中的许多条文，不同的阶级和等级，两相比较，奴婢、部曲、主人，同犯一罪，一处斩刑，一处绞罪，一无罪，处罚截然不同。本来，封建法律，是封建经济关系的反映，在这部《唐律》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在封建社会内，作为国家权力主要工具的封建法律，是如何地维护和巩固这种经济关系并使它神圣化的。

但是，经过隋末农民战争以后，唐统治阶级慑于人民的巨大威力，接受隋亡的教训，因此其所修订的《唐律》，在量刑定罪上就不能不轻于隋代的刑律。如《唐律》降大辟（斩首）为流刑的有九十二条，降流刑为徒刑的有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旧唐书·刑法志》）。此外又废除断右趾的肉刑，改为流三千里，居作二年；同时还规定笞刑不能鞭背，以减少受刑人的死亡。唐初谋反大逆，罪犯的祖、孙及兄弟同产，并处死刑；唐太宗时，凡“兴师动众”的反逆罪犯，其祖、孙、兄弟并配没为官奴婢，若是“恶言犯法”的反逆罪犯，他们的兄弟，只是判处流刑而已。这些都比前代的法律轻了很多。唐初有关缓和隋末以来阶级矛盾的许多措施，也都在《唐律》里被肯定了下来。因此，同汉魏两晋南北朝乃至隋代的法律比较起来，《唐律》还是进步的法律。

唐代司法诉讼手续，自县达于州，自州达于大理寺，最后由大理寺申报刑部详复。凡杖罪以下断于县；徒罪，县已定谳，也得送州复审。死罪皆报刑部详细审复，然后奏禀皇帝决定。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定令：判“决死刑，皆于门下、中书详复”（《唐六典·刑部郎中》）。

唐代法律是继承了魏晋南北朝的法律而加以修订增删而成的。魏晋南北朝的法律，表面上一直以继汉代法律自诩，事实上，不仅律文的形式上即类目的增多上有所变化，而且在内容上，即当时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的反映各方面，变化甚大。如前此律文中所没有的部曲、客女这一个等级，开始在律文中出现了。可惜的是魏晋南北朝的法律，大都散失，没有被保存下来，我们只能从程树德所辑《九朝律考》中看到它们的一鳞半爪。只有《唐律疏议》这一部书，硕果仅存，它集结了魏晋南北朝法典的大成，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生产关系以及当时整个社会结构，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我们如果要研究我国封建社会前期的历史，就非研究它不可。

唐修《氏族志》、《姓氏录》与《姓纂》　自然经济完全占统治地位的魏晋南北朝社会，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由于这种锢闭性经济所造成的统治阶级上层以地域为分野的政治宗派集团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带有狭隘地域性的宗派观念等等。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从其狭隘的利益出发，往往发生矛盾和冲突，而唐又是继承周、隋的局面而来的，北周既灭北齐，混合北方，隋又征服南朝，统一南北，长期分裂的局面刚统一起来，统治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间的关系，比起其他时期来，是更要复杂得多的。

从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原和江左的世家大族以及代北的勋贵，大概可以归纳为五个地域性的集团，这就是唐人柳芳所举的：“过江则为侨姓，王（琅邪王氏）、谢（陈郡谢氏）、袁（汝南袁氏）、萧（兰陵萧氏）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太原王氏）、崔（清河崔氏和博陵崔氏）、卢（范阳卢氏）、李（赵郡李氏）、郑（荥阳郑氏）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京兆韦氏）、裴（河东裴氏）、柳（河东柳氏）、薛（河东薛氏）、杨（弘农杨氏）、杜（京兆杜氏）首之；代北（平城）则为虏（鲜卑）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柳芳还列述他们的风尚说：“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新唐书·儒学·柳冲传》引柳芳论氏族）柳芳所讲的他们的风尚，未必完全中肯，但是把他们分为五个大的地域性集团，基本上符合南北朝以来门阀士族发展的历史实际情况。

西魏、北周以来组成的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就是上面柳芳所举的五个地域性集团中代北鲜卑姓（以武川镇为骨干的军事贵族）和关中郡姓两大地主集团的联合。这一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不但从西魏时起，就支配了西魏、北周、隋三个王朝的中央政权，就是唐前期的统治者也是这一集团的中坚分子。唐高祖曾对尚书右仆射裴寂说：“我李氏……祖祢。姻娅帝王，及举义兵，四海云集，才涉数月，升为天子。至于前代帝王，多起微贱。……公复世胄名家，历职清要，岂若萧何、曹参，起自刀笔吏也。唯我与公，千载之后，无愧前修矣。”（《唐会要》卷三十六《氏族》）唐德宗时人苏冕也说：“创业君臣，俱是贵族，三代以后，无如我唐。高祖（渊），八柱国唐公（李虎）之孙，周明懿（北周明帝后，独孤信长女）、隋元真（隋文帝后，独孤信第七女）二皇后外戚，娶周太师窦毅女，毅则周太祖（宇文泰）之婿也。宰相萧、陈叔达，梁、陈帝王之子；裴矩、宇文士及，齐、隋驸马都尉；窦威、杨恭仁、封德彝、窦抗，并前朝师保之裔；其将相裴寂、唐俭、长孙顺德、屈突通、刘政会、窦轨、窦琮、柴绍、殷开山、李靖等，并是贵胄子弟，比夫汉祖萧、曹、韩、彭门第，岂有等级以计言乎。”（《唐会要》卷三十六《氏族》引）由此可见，在唐代初年，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始终掌握了中枢的实际权力。

掌握了隋唐中枢实际权力的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不可避免地要歧视山东世族地主和江东世族地主（包括过江侨姓和东南吴姓两大世族地主集团）。《文馆词林》卷六百九十一引隋文帝《令山东三十四州举人敕》，“自周平东夏（指平北齐），每遣搜扬，彼州俊人，多未应起，或以东西旧隔，情犹自疏。”朕“四海为家，关东、关西，本无差异，必有材用，来即铨叙”。可知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与山东世家大族之间由地域观念产生的门户之见，即使在周、齐合并多年以后，也尚未泯灭。一直到唐初，唐太宗论及“山东及关中人”，也还是“意有同异”，毋怪张行成听了这话，要对唐太宗说“天子四海为家，不容以东西为限，是示人以隘”（《新唐书·张行成传》）。当时关中、山东两大地主集团间的矛盾，还是继续存在着的。

世家大族势力的继续发展，势必成为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障碍。唐王朝为了要强化王权，必须继承隋代的传统政策，压抑门第。唐太宗即位初年，以“山东人士崔、卢、李、郑诸族，好自矜地望，虽累叶陵夷，苟他族欲与为婚姻，必多责财币(13)；或舍其乡里，而妄称名族；或兄弟齐列，而更以妻族相陵”，乃命大臣高士廉、韦挺、令狐德棻、岑文本等搜集全国世族谱牒，撰为《大唐氏族志》一百卷。他们“质诸史籍，考其真伪，辨其昭穆，第其甲乙……分为九等”（《资治通鉴》唐贞观十二年）。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氏族志》初成，犹以山东世族地主黄门侍郎崔列居第一等。唐太宗看了大为不满，对高士廉等说：“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间，则多邀钱币。才识凡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只缘齐家（北齐）惟据河北，梁、陈僻在江南，当时虽有人物，偏僻小国，不足可贵，至今犹以崔、卢、王、谢为重。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显著……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职高下作等级。”（《旧唐书·高士廉传》）于是以皇族列居第一等（上上），外戚列居第二等（上中），崔降居第三等（上下）。这一部《氏族志》包括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到了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唐太宗又下诏：“氏族之盛，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自有魏（指北魏）失御，齐氏（北齐）云亡，市朝既迁，风俗陵替。燕、赵右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俗，或乖德义之风。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自号膏粱之胄，不敦匹敌之仪，问名惟在于窃资，结缡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或贬其家门，受屈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族，行无礼于舅姑（公婆）。积习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伦，实亏名教。……自今已后，明加告示，使识嫁娶之序，各合典礼，知朕意焉。其自今年六月，禁卖婚”（《唐会要》卷八十三《嫁娶》）。这一诏令的颁发，在政治意义上是很明显的，即想压抑山东士族。同时，唐王室在选择王妃、主婿时，也“皆取当世勋贵名士家，未尝尚山东旧族”（《新唐书·高俭传》）。可是尽管如此，习惯势力还是相当顽固的，当朝大臣如房玄龄、魏徵、李勣等家，还是以同山东、河北的世家大族结姻为荣，因此山东、河北的世家大族旧日的社会地位，并没有降低多少。

崔、卢、李、郑、王七姓，还有许多传说。《太平广记》卷一百八十四引《国史纂异》云：“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阳卢，荥阳郑，清河、博陵二崔，赵郡，陇西二李等七姓，其族耻与诸姓为婚，乃禁其自相姻娶，于是不敢复行婚礼，密装饰其女以送夫家。”《唐国史补》：“四姓郑氏不离荥阳，又冈头卢、泽底李、土门崔，皆为鼎甲。”《唐语林》：“崔氏博陵与清河亦上下，其望族博陵三望。”“清河崔氏亦小房最著，崔程出清河小房也。世居楚州宝应县，号八宝崔氏。”盖安史乱后，范阳卢氏、博陵崔氏、赵郡李氏，其许多房分，已流寓于外，不归河北。《唐国史补》：“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镂王家，喻银质而金饰也。”《唐语林》亦云：“琅邪王氏与太原皆同出于周，琅邪之族世贵，号镤头王氏。太原子弟争之，称是己族，然实非也。太原自号镂王氏。”《朝野佥载》云：“后魏孝文帝定四姓，陇西李氏大姓恐不入，星夜乘鸣驼至洛，时四姓已定讫，故至今谓之驼李。”后魏孝文帝世，定族姓，时李冲贵宠用事，而云陇西李氏星夜乘鸣驼至洛，恐不可信。总之可见当时对郡望之向往，故有此传说。

《贞观氏族志》一百卷，今已无存，内容无法具体介绍。在半个世纪前，敦煌石室曾发现一件《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四十余行，有的同志认为这个残卷可能就是贞观十二年所修撰的《大唐氏族志》的郡姓内容。我最近利用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书中所引证的贞观氏族材料，来核对残卷郡姓，发觉两者内容出入较大，因此我认为它不能作为《大唐氏族志》的郡姓篇目来看待(14)，但这个残卷，确能说明贞观年间氏族的一些问题，所以我把它的全文录在下面。由于残卷原件讹字、衍字、夺字很多，我根据近代学人的研究成果，做了一些订正(15)。

□阳郡三姓并州仪景鱼

雁门郡三姓〔代〕（岱）州续薄解

中山郡一姓〔恒〕（垣）州甄

广平郡四姓冀州宋焦〔谈〕（啖）游

高阳郡四姓冀州纪公孙耿夏

范阳郡三姓幽州卢邹祖

河〔间〕（涧）郡一姓〔嬴〕（）州邢

内黄郡一姓相州扈

赵郡二姓赵州李睦

黎阳郡二姓卫州蘧桑

弘农郡四姓〔虢〕（郛）州杨刘张晋

太原郡十一姓并州〔王郭霍廖郝温昝〕阎鲜于令狐尉

上党郡五姓〔潞〕（路）州包鲍连赫连樊

〔渤〕（潮）海郡四姓冀州吴欧阳高刁

上谷郡四姓燕州寇荣侯麻

清河郡七姓贝州崔张房〔尚〕（向）傅路勒

巨鹿郡三姓邢州莫魏时

平原郡三姓德州师雍封

河内郡九姓怀州宗司马苟向浩淳于束寻□

河南郡七姓洛州贺兰丘士穆祝〔窦独孤〕

南阳〔郡〕十姓〔邓〕州张乐赵滕井何白邓姬〔周〕

荥阳郡四姓郑州郑毛潘阳

陈留郡四姓汴州〔阮〕（元）谢卫虞

梁国郡三姓宋州宋乔张

〔济〕（齐）阳郡三姓曹州蔡丁江

濮阳郡六姓濮州吴徐表扶黄庆

高平郡五姓兖州〔郗〕（郤）檀徐曹孙

东平郡三姓兖州万吕毕

鲁国郡七姓兖州夏孔车〔唐〕（庚）曲栗齐

太山郡四姓兖州胡〔母〕周羊鲍

乐安郡七姓青州孙任〔商〕（高）元薛门蒋

临甾郡三姓青州史宁左

彭城郡五姓徐州刘曹袁引受

琅邪郡六姓沂州王颜诸葛惠苻徐

下邳郡四姓泗州陈〔郗〕（郤）谷国

广〔陵〕（阳）郡三姓扬州戴高盛

会稽郡七姓越州虞孔贺荣盛钟离〔谢〕

吴兴郡七姓〔湖〕（胡）州姚明丘钮闻施沈

〔钱〕（余）唐郡三姓杭州〔全〕（金）褚〔范〕（花）

丹阳郡四姓润州纪甘许左

临海郡四姓台州屈谭靖戈

颍川郡七姓许州陈〔荀〕（苟）韩钟许庾库

东郡三姓〔滑〕州费成公上官

谯国郡八姓亳州戴夏侯桓嵇曹娄□

汝南郡七姓〔豫〕州殷〔周〕（昌）袁应和荆梅

济〔南〕（阴）郡〔五姓〕齐州董禾卞郗苗

济北郡一姓济州氾

山阳郡三姓兖州功革群

平阳郡一姓兖州孟

平昌郡一姓兖州管

千乘郡一姓青州倪

成阳郡二姓〔青〕州成盖

沛郡三姓徐州朱张周

兰陵郡一姓徐州萧

东莞郡四姓海州臧关竹刀

长城郡一姓〔湖〕（胡）州钱

吴郡四姓〔苏〕（豫）州朱张顾陆

盐官郡三姓杭州岑邬戚

东阳郡五姓婺州蒯姚黄留难

松阳郡〔三〕（四）姓括州黄赖〔丰〕（曲豆）

寻阳郡二姓江州陶翟

武陵郡二姓〔朗〕州供仵

武都郡一姓果州舟

豫章郡五姓洪州熊罗章雷湛

长沙郡四姓潭州刘茹曾秦

南安郡五姓泉州黄林单仇戚

以前太史因尧置九州，今为八十五郡，合三百九十八姓。今贞观八年五月十日壬辰，自今已后，明加禁约，前件郡姓出处，许其通婚媾。结婚之始，非旧委〔悉〕（怠），必须精加研究，知其囊谱相承不虚，然可为匹。其三百九十八姓以外，又二千一百杂姓，非史籍所载，虽预三百九十八姓之限，而或媾官混杂，或从贱入良，营门杂户，慕容商贾之类，虽有谱亦不通。如有犯者，剔除籍。光禄大夫兼吏部尚书许国公〔高〕士廉等奉敕令臣等，天下士族，若不别条举，恐无所凭准。令详事讫，件录如前。敕旨：“依奏。”

引用这个残卷时，应该加以说明下列几点：第一，残卷中所列的郡名，有些在唐代已不存在，如中山、梁国、广平、上谷、渤海、长城等郡名，是作为郡望来称呼它的。第二，卷末引奏云：“八十五郡，合三百九十八姓。”现存残卷只保存六十六郡，二百六十六姓，尚缺十九郡，一百三十二姓，关内、陇右、剑南、岭南等道，几乎全缺。第三，这残卷决不就是《贞观氏族志》，因为《贞观氏族志》一百卷，洋洋巨著，在每姓之下，对于姓氏的世系房分，官位婚媾，一定叙述得很详细。在修撰《氏族志》之前，参加修撰的大臣以吏部尚书高士廉为首，先把全国有代表性的郡姓，定了一个篇目，抄掇出来，奏报皇帝，经过皇帝批准，或有所增减，然后根据这个奏件，来修撰《贞观氏族志》。所以残卷虽不就是《贞观氏族志》，但它还是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上引《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提到的郡姓，如中山甄氏，渤海高氏、刁氏，广平宋氏、游氏，上谷寇氏、侯氏，河内司马氏，范阳祖氏，清河张氏，河间邢氏，巨鹿魏氏，弘农杨氏，颍川陈氏、荀氏，琅邪颜氏、诸葛氏，谯国桓氏，济阳江氏，太山羊氏，乐安孙氏、任氏，东莞臧氏，会稽虞氏、贺氏，吴兴沈氏、丘氏，盐官岑氏，大都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世家大族，他们的姓氏，大都列在郡姓之中，这也说明唐王朝修撰《氏族志》时，尽管后来发生了压抑一部分山东旧姓的事情，但《氏族志》的本质，还是在于严士庶之辨，为世家大族和当朝勋贵服务的。列于《氏族志》的郡姓，无论婚媾、仕宦，都是居于优越的地位的。

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六月，中书令许敬宗以贞观时撰定的《氏族志》，没有记叙皇后武氏的郡望，因此请求改撰。同年九月改撰完成，称为《姓氏录》，凡二百卷。一共收录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它完全根据官品高下，分为九等。以后族、国宾（北周宇文氏和隋朝杨氏的后人）、三公、太子三师、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仆射为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政事者三品为第二等，凡是仕唐“得五品官，书入族谱”。只是“取其身及后裔；若亲兄弟，量计相从；自余枝属，一不得入谱”（《唐会要》卷三十六《氏族》）。由于“当时〔士卒以〕军功入五品者，皆升谱限”（《新唐书·高俭传》），因此引起了世家大族的不满，他们诋毁这部《姓氏录》，称之为“勋格”。这次改定，对于世家大族说来，影响较大。《大唐贞观氏族志》不过把唐初的新兴冠冕掺杂到世家大族的队伍里去，这一次规定“士卒以军功致位五品，豫士流”（《资治通鉴》唐显庆四年），士流范围扩大，勋品同流，清浊同贯，这可以说是较大的变化。同时，《姓氏录》不载各家族的枝属，新兴冠冕家族不大，分房不多，受这项规定的影响不会太大；世家大族族大丁殷，分房多，子弟多，所受影响就特别大了。以后世家大族中，“每姓第其房望，虽一姓中，高下悬隔”。有些房分，便自称“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新唐书·高俭传》），这类偏枯房分的出现，就是这个缘故。

在《姓氏录》成书后，宰相李义府由于以前曾为儿子向赵魏的世家大族求婚，可是赵魏的世家大族却嫌李义府是暴发户，门第低，不屑和他攀亲戚，李义府怀恨在心，在《姓氏录》修成后，又上奏高宗。高宗因之在显庆四年十月下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为婚。”（《新唐书·高俭传》）同时还规定，“自今已后，天下嫁女受财，三品已上之家不得过绢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过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过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过五十匹，皆充所嫁女资妆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门之财”（《唐会要》卷八十三《嫁娶》）。这一道诏令，打击面很宽，揭露卖婚的事实也更具体。唐太宗和唐高宗的两次下诏，禁止士族卖婚，并下令禁止崔、卢、李、郑等七姓十家自相为婚。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七姓十家并没有完全屈服下来，相反他们自封为“禁婚家，益自贵，凡男女皆潜相聘娶，天子不能禁”（《新唐书·高俭传》）。即使政治上受到一些压力，他们还是说：“姓崔、卢、李、郑了，余复何求耶！”（《旧五代史·李专美传》）他们之间，还是偷偷地互通婚姻，不肯和新进的士族联姻；倘若和他们结成姻亲，就得赠送一笔丰厚的财聘。白居易《唐河南元府君夫人荥阳郑氏墓志铭》云：“天下有甲姓五，荥阳郑氏居其一。郑之勋德官爵，有国史在；郑之源流婚媾，有家牒在。”《旧唐书·崔珙传》云：“〔博陵〕崔氏，咸通（公元860—873年）、乾符（公元874—879年）间，昆仲子弟，纡组拖绅，历台阁，践藩岳者，二十余人。大中（公元847—859年）已来盛族，时推甲等。”从以上两条史料看来，无论在中唐或晚唐，赵魏大族还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力量，如果人们过早地说他们的势力已一蹶而不振，那是不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

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左散骑常侍柳冲上表请修氏族谱，参加这次修撰的，除了柳冲以外，还有徐坚、刘知幾、吴兢等人。唐玄宗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撰成《大唐姓族系录》二百卷，这部书以“四海望族”为“右姓”（《新唐书·儒林·柳冲传》），可见世家大族的地位，也还没有被湮没掉。同时这一部书，把国内少数兄弟民族的酋帅姓氏，也别为一门，这在当时我国姓氏谱录中是一种创格。稍后有路敬淳著《衣冠谱》六十卷，《著姓略记》二十卷。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著作郎贾至撰成《百家类例》十卷。宪宗元和七年（公元812年），王涯、林宝等奉诏撰成《元和姓纂》十卷。由于甘露事变后王涯被杀，所以后来改用林宝名义流传于世。这部《姓纂》原书虽已散佚，但清人从《永乐大典》残卷中，又把它辑了出来。从这个辑本中，还可以窥见当时崇尚门第的风尚。

在唐肃宗乾元元年贾至撰成《百家类例》之后，在宪宗元和七年林宝等撰成《元和姓纂》之前，还有敦煌石室发现的《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斯坦因敦煌文书第二〇五二号）。这件文书里有“处州松阳郡出五姓”之语，处州原名括州，唐德宗名适，故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德宗即位后，因避讳改括州曰处州。唐宪宗名淳，故即位后，改淳于复姓为单姓于氏。《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中已改括州为处州，而淳于氏尚未改为于氏，可见这个《氏族谱》撰于大历十四年以后、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以前。今录原件如下(16)：

《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

夫人立身在世，族望为先，若不知之，岂为人子？虽即博学，姓望殊乖，晚长后生，切须披览。但看注脚，姓望分明。谨录元出州郡，分为十道如右：

第一关内道〔八〕郡

雍州京兆郡出卌姓　车　杜　段　严　黎　宋　秦　铉　雍　韦　田　粟　於　米　冷　支　员　　扈　皮　昆　申屠　庚　别　夫蒙　家　郜　丰　禄　史　伦　邢　金　戋　第　五　宗　宜　扶　（粟）　计

雍州始平郡出四姓　冯　庞　宣　阴

雍州武功郡出四姓　苏　韩　是　殳

岐州扶风郡出十一姓　窦　马　曾　鲁　万　寇　井　苏　惠　班　辅

邠州新平郡出四姓　古　异　附　虢

泾州安定郡出八姓　梁　皇甫　席　伍　胡　安　荣　程

同州冯翊郡出八姓　鱼　吉　党　雷　印　合　力　寇

同州郃阳郡出四姓　支　奉　兊　骨

第二陇右道四郡

凉州西平郡出三姓　申屠　段　池

凉州武威郡出六姓　索　石　贾　安　廖　阴

渭州陇西郡出十三姓　李　牛　时　辛　董　艾　彭　关　骞　闵　万　　边

秦州天水郡出廿姓　赵　姜　尹　别　严　龙　权　秦　上官　□　桂　庄　那　皮　双　智　昆　琴　蒙

第三山南道五郡

襄州襄阳郡出五姓　荔非　蒯　辅　骞　蹇

邓州南阳郡出十七姓　白　韩　滕　乐　邓　宗　叶　穰　岑　翟　旷　井　赵　姬　仇　鹿　□

荆州江陵郡出五姓　能　县　仵　戎　酒

朗州武陵郡出五姓　伍　龚　卜　冉　莘

鄂州江夏郡出七姓　李　黄　程　费　任　衙　喻

第四河东道〔九〕（十）郡

蒲州河东郡出十五姓　裴　柳　薛　储　莆　卫　聂　应　廉　麦　扈　昏　满　朗　贾

汾州西河郡出十姓　靳　卜　宋　林　植　相里　任　临　栾　通

晋州平阳郡出十二姓　任　隽　　叶　平　柴　巫　景　勾　贾　晋　风

泽州高平郡出五姓　范　巴　翟　过　独孤

泽州晋昌郡出五姓　唐　杜　乜　爨　炅

潞州上党郡出六姓　鲍　包　陈　樊　　尚

并州太原郡出廿七姓　弘　王　郭　郝　温　尉迟　祁　令狐　武　阎　宫　部　孙　伏　昝　霍　闵　弓　师　义　招　酉　廖　易　龙　韶

代州雁门郡出五姓　续　解　田　文　狄

虢州弘农郡出七姓　杨　谭　强　晋　虢　裘　□

第五河北〔道〕十〔六〕（七）郡

冀州渤海郡出廿八姓　高　吴　欧阳　赫连　詹　喻　李　施　区　金　卿　甘　訾　凌　覃　封　刁　纥干　童　　冀　斯　衡　居　仓　关　凤　郯

冀州中山郡出六姓　甄　侯　蔺　仲　郎　宦

冀州高阳郡出五姓　许　耿　纪　公孙　蒯　州广平郡出八姓　游　程　宋　谈　藉　啖　梁　焦

幽州范阳郡出九姓　卢　汤　祖　郢　范　　张　厉　童

易州上谷郡出六姓　侯　荣　麻　燕　寇　谷

定州博陵郡出六姓　崔　䢻　寿　幸　濮　阳

瀛州河间郡出八姓　邢　俞　家　玄　尧　刘　詹　税

相州内黄郡出四姓　路　骆　扈　厍

贝州清河郡出十九姓　张　房　崔　戴　莋　聂　孟　傅　盖　卓　隋　尚　汲　檀　且　贵　革　舒　路

邢州巨鹿郡出六姓　魏　耿　特　莫　时　舒

德州平原郡出〔八〕（七）姓　莘　敬　孟　常　东方　师　内　义

赵州赵郡出〔七〕（六）姓　李　司徒　眭　朗　乜　问　关

魏州魏郡出六姓　申　暴　柏　畅　顿　苌

卫州黎阳郡出〔五〕（四）姓　璩　桑　卫　析　猗

怀州河内郡出十〔六〕（七）姓　司马　常　向　贺　平　车　善　宋　文　淳于　怀　茄　　苟　枚　屈　容

第六淮南道四郡

〔扬〕州广陵郡出十〔一〕姓　高　支　钱　盛　庆　于　立　戴　游　贡　莉

楚州山阳郡出六姓　典　楚　巩　念　郄　蹇

庐州庐江郡出四姓　何　况　门　俞

舒州同安郡出二姓　舒　仆固

第七河南道廿二郡

洛州河南郡出廿三姓　褚　穆　独孤　丘　祝　元　闻人　贺兰　慕容　高　南宫　古　山　方　蔺　庆　闾丘　利　芮　侯莫陈　房　庸　宇文

许州颍川郡出十一姓　陈　荀　庾　库　钟　柏　许　韩　豆卢　鲜于　焉

郑州荥阳郡出〔七〕（六）姓　郑　潘　毛　阳　羊　郏　干

滑州白马郡出三姓　成公　费　上官

汴州陈留郡出十五姓　阮　何　谢　卫　殷　邯　蔡　典　虞　边　申屠　伊　智　曲　全

宋州梁国郡出四姓　乔　宋　葛　宾

亳州谯郡出十姓　曹　丁　娄　戴　夏侯　嵇　奚　桓　薄　汝

豫州汝南郡出廿六姓　周　殷　荆　项　盛　和　宣　南　蔡　梅　袁　鄹　贝　应　　汝　吴　言　昌　蓝　胙　沙　满　　宁　仲

曹州济阳郡出八姓　丁　卞　江　左　蔡　单　曹　郁

濮州濮阳郡出六姓　吴　文　扶　黄　庆　濮

兖州鲁国郡出廿姓　唐　吕　孔　齐　俞　苗　冉　万　宰　曾　邹　夏　车　颜　栗　仙　濮　韶　巢　□

兖州太山郡出四姓　鲍　羊　胡　斛斯

兖州平昌郡出四姓　管　盖　牟　孟

郓州东平郡出〔五〕（六）姓　魏　吕　万　平　戢

青州北海郡出廿六姓　史　成　盛　倪　盖　谭　邮　晏　查　莫　柯　氾　尽　花　左　宁　终　庾　然　范　　开　营　彭　鞠　□

青州乐安郡出十〔四〕（二）姓　孙　任　陶　国　长孙　薛　蒋　种　公孙　供　阎　房　贺　曹

齐州济〔南〕（阴）郡出四姓　卞　单　东门　信都

徐州彭城郡出十〔四〕（二）姓　刘　朱　到　徐　庄　宛　支　宗　政　　巢　幸　□　砧

徐州兰陵郡出四姓　萧　缪　万俟　端木

泗州下邳郡出八姓　关　余　沈　邳　谷　国　皮　滑

沂州琅邪郡出十二姓　王　颜　诸葛　缪　骨　葛　艾　干　惠　畅　符　乾

海州东海郡出十姓　徐　匡　戚　竹　喻　关　綦母　麋　楚　茅

第八江东道二十郡

润州丹阳郡出八姓　甘　纪　那　洪　左　洗　鄢　广

宣州宣城郡出四姓　旷　贲

苏州吴郡出五姓　朱　张　顾　陆　暨

杭州钱塘郡出〔五〕（七）姓　范　岑　褚　盛　仰

杭州盐官郡出五姓　翁　戚　东关　忽　延

杭州余杭郡出四姓　暨　隗　戢　监

湖州吴兴郡出十六姓　沈　钱　姚　吴　清　丘　放　宣　萌　金　银　阴　洗　钮　木　明

常州晋陵郡出四姓　蒋　苻　英　周

越州会稽郡出十四姓　夏　谢　贺　康　孔　虞　盛　贸　钟离　骆　兹　俞　荣　氾

处州松阳郡出〔四〕（五）姓　劳　赖　叶　瞿昙

台州临海郡出六姓　屈　冷　靖　谭　戈　叶

婺州东阳郡出七姓　蒯　习　留　姚　哀　难　□

歙州歙郡出五姓　叔孙　方　谏　授　汪

洪州豫章郡出八姓　罗　雷　熊　除　璩　谌　洪　□

饶州鄱阳郡出四姓　饶　芮　铎

江州浔阳郡出六姓　陶　翟　淳　瞿　骞　步

袁州宜春郡出四姓　袁　彭　易　邵

潭州长沙郡出六姓　曾　吴　罗　彭　茹　秦

虔州南康郡〔出四姓〕　赖　叶　银　寻

泉州南〔安〕（交）郡出四姓　林　仇　弘　单

第九剑南道二郡

益州蜀郡出五姓　郗　文　费　任　郄

梓州梓潼郡出四姓　绵　景　文　麋

第十岭南道五府邕容桂广安南等都督七十州并〔不〕（下）出人姓望

这一《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原件很完整，也很全面，全国十道中记载了九道九十一郡七百七十七个姓氏。在这七百七十七个姓氏中，两晋以来的东南侨姓如琅邪王氏，陈郡谢氏，济阳江氏、蔡氏，兰陵萧氏，东海徐氏，汝南周氏、袁氏、殷氏，陈留阮氏，颍川陈氏、荀氏、庾氏、钟氏，太山羊氏，平昌孟氏，彭城刘氏、到氏，谯国桓氏，南阳乐氏，庐江何氏，又琅邪颜氏、诸葛氏，几乎全部列在望族。东南吴姓如吴郡的朱氏、张氏、顾氏、陆氏，丹阳的纪氏、甘氏，会稽的虞氏、谢氏、孔氏，吴兴的沈氏、钱氏、姚氏、丘氏，浔阳的陶氏，豫章的熊氏，也都列为著姓。山东的郡姓，除了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外，还有乐安孙氏、任氏，渤海高氏、封氏、刁氏，中山甄氏，高阳许氏，广平游氏、程氏，清河张氏，河间邢氏，巨鹿魏氏，范阳张氏、祖氏，上谷侯氏、寇氏，太原郭氏，河内司马氏，几乎北朝的山东郡姓，都被保留下来。此外如河东裴氏、柳氏、薛氏，京兆的韦氏、杜氏，武功苏氏，弘农杨氏，安定皇甫氏、胡氏、梁氏，陇西李氏、牛氏，天水赵氏、权氏、上官氏，武威阴氏，敦煌索氏，也冠冕蝉联不绝。当然，在《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里还出现了许多新的郡姓，有很多是魏晋南北朝史书上所未曾提到过的，他们加入《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行列，说明新兴的庶族地主在抬头，门阀士族独占的局面开始在动摇。

代北的鲜卑姓氏，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以河南为其郡望，西魏、北周定都长安以后，以京兆为其郡望。在《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中，洛州河南郡郡姓中有元、穆、丘、祝、古、山、独孤、贺兰、慕容、宇文、侯莫陈诸氏，可以证明都是鲜卑族姓。同时他们也迁到河东道、河北道、河南道诸州居住，成为当地的望族了，如河东道泽州高平郡有独孤氏，并州太原郡有尉迟氏，河北道冀州渤海郡有赫连氏、纥干氏，河南道许州颍川郡有豆卢氏，兖州太山郡有斛斯氏，徐州兰陵郡有万俟氏，可见鲜卑族望不仅居住两京，而且遍及大河南北了。

此外如雍州京兆郡有夫蒙氏，同州冯翊郡有党氏、雷氏，襄州襄阳郡有荔非氏，他们原来都是羌族大姓。又如淮南道舒州同安郡住有出自铁勒九姓之一的仆固氏，江南道处州松阳郡住有来自五天竺的瞿昙氏，陇右道凉州武威郡有出自昭武九姓的安氏、石氏。国内少数族鲜卑、氐、羌和国外安氏、石氏、瞿昙氏之类，散居在大河南北、大江南北以及河西走廊，这在国内民族关系密切、对外关系广泛的唐王朝来说，本来是普通的事情，不过这些族姓，在两京以外的诸郡列县，被列入为著姓郡望，那就是说他们在所居住地区，已拥有较高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并具有较高深的汉文化修养，可以说不是很简单的事了。

现在我们来综合观察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门阀制度的变化吧。当南朝的南齐时期，世家大族东海王源，因受聘礼钱五万，嫁女与寒人富阳满璋之之子满鸾为妻，遭到了御史中丞沈约的弹劾，沈约请求政府把王源剔出士族，禁锢终身，事见《文选》卷四十沈约《奏弹王源》一文。可见那时南朝政府是从门阀士族的利益出发，严格地区分世族、寒门的界限，目的是想巩固士族制度。到了唐代，《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虽然也提到郡姓不得和从贱入良、营门杂户、慕容（即豆卢，犹言归化人）商贾之类通婚，如果有犯，剔除士籍；但是从唐太宗、唐高宗一再下诏禁卖婚和禁止崔、卢、李、郑等七姓十家自相为婚的事实看来，实际是要迫使崔、卢、李、郑等七姓十家和门第较次一等的士族通婚，目的在于扩大士族阵营，强化中央集权。

唐王朝为了强化中央集权，曾经有限度地对赵魏大姓加以压抑。事实上，门阀士族经过隋末农民起义的巨大冲击，他们的政治、经济势力，比起魏晋南北朝时的全盛局面来确实是削弱了，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们也还不能说世家大族自此便一蹶不振了。固然，这些世家大族，过去凭藉世资，平流进取，坐致公卿，是非常容易的，现在，这种特权受到了一定限制，以门第作为进身之阶，比较困难了，通过科举制度登上仕途，便成为时兴的事。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世家大族，由于经济条件远比一般庶族地主为优越，他们的读书求学条件以及文化修养等等，也远远胜过一般地主，于是他们就积极地参加科举考试，以为仕宦的进身之阶。有的人很快就躐居高位，仅仅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唐代世族担任宰相的人数来统计，博陵崔氏出宰相十二人，清河崔氏出宰相五人，范阳卢氏出宰相八人，荥阳郑氏出宰相九人，赵郡李氏出宰相十三人，陇西李氏出宰相十人，太原王氏出宰相七人，琅邪王氏出宰相四人，京兆韦氏出宰相十四人，河东裴氏出宰相十一人，弘农杨氏出宰相十七人，兰陵萧氏出宰相十人，尽管其中有不少人未必都是从科举制度出身的，但多少能说明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上的势力，还是不容低估的。我们在对唐代郡姓问题的研究上，也获得了确切的证明。

郑樵《通志·氏族略》的序言里说：“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季（五代十国）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郑樵这个说法，反映了经历唐末农民大起义之后，魏晋以来的世家大族，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的势力，完全衰落了，谱系之学也绝而不传了。

(1)　《唐六典·刑部郎中》：皇朝之令，武德中，裴寂等与律同时撰。至贞观初，又令房玄龄等刊定。麟德中源直心、仪凤中刘仁轨、垂拱初裴居道、神龙初苏瓌，太极初岑羲、开元初姚元崇、四年宋并刊定。

凡令二十有七，分为三十卷。一曰《官品》，分为上下；二曰《三师三公台省职员》；三曰《寺监职员》；四曰《卫府职员》；五曰《东宫王府职员》；六曰《州县镇戍岳渎关津职员》；七曰《内外命妇职员》；八曰《祠》；九曰《户》；十曰《选举》；十一曰《考课》；十二曰《宫卫》；十三曰《军防》；十四曰《衣服》；十五曰《仪制》；十六曰《卤簿》；分为上下；十七曰《公式》，分为上下；十八曰《田》；十九曰《赋役》；二十曰《仓库》；二十一曰《厩牧》；二十二曰《关市》；二十三曰《医疾》；二十四曰《狱官》；二十五曰《营缮》；二十六曰《丧葬》；二十七曰《杂令》。而大凡一千五百四十有六条焉。

按《旧唐书·刑法志》：“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条，贞观十一年正月，颁下之。”是贞观时定令一千五百九十条，至开元末，有所删并，故《唐六典》定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条。

(2)　《唐六典·刑部尚书》：皇朝《贞观格》十八卷，房玄龄等删定。《永徽留司格》十八卷，《散颁格》七卷，长孙无忌等删定，永徽中，又令源直心等删定，唯改易官号曹局之名，不易篇第。《永徽留司格后本》，刘仁轨等删定。《垂拱留司格》六卷，《散颁格》二卷，裴居道等删定。《太极格》十卷，岑羲等删定。《开元前格》十卷，姚元崇等删定。《开元后格》十卷，〔开元六年〕宋等删定。皆以尚书省二十四司为篇目。

《新唐书·刑法志》：玄宗开元二十五年，中书令李林甫又著《新格》，凡所损益数千条……皆以开元名书。天宝四载，又诏刑部尚书萧炅稍复增损之。……宪宗时，刑部侍郎许孟容等删天宝以后敕为《元和敕后格》。文宗命尚书省郎官各删本司敕……为《太和格后敕》。开成三年，刑部侍郎狄兼谟采开元二十六年以后至于开成制敕，删其繁者为《开成详定格》。宣宗时，左卫率府仓曹参军张以刑律分类为门，而附以格敕，为《大中刑律统类》，诏刑部颁行之。

(3)　《唐六典·刑部郎中》：皇朝《永徽式》十四卷，《垂拱》、《神龙》、《开元式》并二十卷，其删定与定格令人同也。《旧唐书·刑法志》：凡式三十有三篇，亦以尚书省列曹及《秘书》、《太常》、《司农》、《光禄》、《太仆》、《太府》、《少府》、及《监门》、《宿卫》、《计帐》名其篇目，为二十卷。

(4)　客女据《唐律·户婚律·疏议》云：“客女，谓部曲之女，或者于他处转得，或放婢为之。”

(5)　《唐律·名例律》：诸略和诱人，若和同相卖，及略和诱部曲、奴婢，若嫁卖之，即知情娶卖。　《疏议》曰：“……此论部曲、客女、奴婢等……或得而自留，或转将嫁卖，或乞人，亦同。其知情娶买者，谓从略和诱以下，不问良贱，共知本情，或娶或买，限外不首，亦谓蔽匿。”按不和谓略，谓设方略而娶之，和诱，谓和同相诱。

(6)　《唐会要》卷八十六《奴婢》：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十二月敕：放还奴婢为良，及部曲、客女者，听之。皆由家长手书，长子已下连署，仍经本属申牒除附。

《唐律·名例律·疏议》：“又〔户〕令云，转易部曲事人，听量酬衣食之直”。　按这两句话有歧义，究竟是封建主要给离开的部曲、客女送一些财物呢？还是部曲、客女在转事另一封建主之前，要张罗一点财物“酬谢”原主人呢？意思不明确。

(7)　《唐律·斗讼律》：诸部曲殴良人者，加凡人一等，奴婢又加一等。若奴婢殴良人折跌支体及瞎其一目者，绞，死者各斩。其良人殴伤杀他人部曲者，减凡人一等，奴婢又减一等；若故杀部曲者，绞，〔故杀〕奴婢，流三千里。

(8)　《唐律·贼盗律》：诸部曲、奴婢谋杀主者皆斩。　《唐律·斗讼律》：诸主殴部曲至死者，徒一年，故杀者，加一等；其（部曲）有犯，决罚至死及过失杀者，各勿论。

(9)　《唐律·斗讼律》：诸部曲、奴婢过失杀主者，绞；伤及詈者，流。　诸主过失杀者，各勿论。

(10)　《唐律·贼盗律》：诸部曲、奴婢谋杀主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者，绞，已伤者皆斩。

《唐律·斗讼律》：诸部曲、奴婢……即殴主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者，绞，已伤者皆斩，詈者徒二年。　殴主之缌麻亲，徒一年，伤重者，各加凡人一等，小功、大功，递加一等，死者皆斩。　诸殴缌麻、小功亲部曲、奴婢，折伤以上，各减杀伤凡人部曲、奴婢二等，大功又减一等，过失杀者，各勿论。　《疏议》曰：谓殴〔本〕身之缌麻、小功亲部曲……总减三等，假如殴折肋者，凡人合徒二年，减三等，合杖一百。……大功又减一等，谓殴小功部曲折齿，总减四等，合杖七十，若殴大功奴婢，合杖六十。……其有过失杀缌麻以上部曲奴婢者，各无罪。

(11)　《唐律·杂律》：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部曲、杂户、官户奸良人者，各加一等。　《疏议》曰：奸他人部曲妻、杂户官户妇女者，杖一百，强者各加一等。

《唐律·杂律》：诸奴奸良人者，徒二年半，强者流，折伤者绞。其部曲及奴奸主及主之期亲若期亲之妻者，绞，妇女减一等，强者斩。即奸主之缌麻以上亲及缌麻以上亲之妻者，流，强者绞。

《唐律·杂律》：奸他人部曲妻、杂户官户妇女者，杖一百。　《疏议》曰：奸他人部曲妻；明奸己家部曲妻及客女，各不坐。

(12)　《唐律·斗讼律》：诸部曲、奴婢告主，非谋反逆叛者，皆绞。告主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者，流。大功以下亲，徒一年。……即奴婢诉良，妄称主压者，徒三年，部曲减一等。　《疏议》曰：日月所照，莫匪王臣。奴婢、部曲，虽属于主，其主若犯谋反逆叛，即是不臣之人，故许论告，非此三事而告之者，皆绞。　《疏议》注云：其主诬告部曲、奴婢者，即同诬告子孙之例，不在坐限。

(13)　《颜氏家训·治家篇》：近世嫁娶，遂有卖女纳财，买妇输绢，比量父祖，计较锱铢，责多还少，市井无异。

《北齐书·封述传》：前妻司马氏一息（子），为娶陇西李士元女，大输财聘，及将成礼，犹诉悬违。一息娶范阳卢庄之女，述又径府诉云，送骡乃嫌脚跛，评田则云咸薄，铜器又嫌古废。

(14)　敦煌石室发现的《条举氏族事件》残卷，卷后奏文明白提到上奏的日期是唐贞观八年五月十日，因此我认为它不是《贞观氏族志》，而是准备修撰《氏族志》之前，向皇帝报告全国八十五郡的郡姓情况的奏折钞件，这一奏折经过皇帝批准，然后作为依据，进行《氏族志》的修撰工作。在《氏族志》定稿时，又对全国郡姓加以一番调整。我曾把残卷和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一书中所举唐贞观所定郡姓加以比较，发觉差异较大，已有专文加以述说，这里就不多作解释了。

(15)　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据许国霖氏《敦煌杂录》所收《姓氏录》及流传照片，另据王重民氏《敦煌古籍叙录》中所收辑的缪荃荪氏《辛亥稿·唐贞观条举氏族事件卷跋》和向达氏《敦煌丛抄叙录》两文，作了一些订正。订正详情，另有专文加以说明。

(16)　关于《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我另有考释，另作专文。

第四节　唐代的学校制度与科举制度

唐代的学校制度　唐王朝是在隋末农民大起义的烈焰中建立起来的。它慑于农民大起义的威力，需要广泛地集中地主阶级的力量，以期巩固其统治。因此它一方面固然为了强化王权，不得不压抑一部分赵、魏旧族；而另一方面必须广泛搜罗地主阶级人才，所以又在隋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科举制度，藉以选拔官吏，充实统治政权。

在谈唐代的科举制度以前，应该先讲一讲唐代的学校制度。

唐代的学校制度，大抵是从前代的学校制度发展而来的。南朝自晋、宋以来，有国子学与太学；北朝自北魏以来，有国子、太学、四门等学。唐承南北朝旧制，加以扩大充实，分成六学。“一曰国子，二曰太学，三曰四门，四曰律学，五曰书学，六曰算学”（《唐六典·国子祭酒》）。

《新唐书·选举志》称：“凡学六，皆隶于国子监。国子学生三百人……太学生五百人……四门学生一千三百人，律学生五十人，书学生三十人，算学生三十人。”六学学生，都由尚书省挑补。国子、太学、四门、书学、算学的学制，最高的年限是“在学九岁，律生六岁”。四门学生毕业后，可以升入太学；太学生毕业后，可以升入国子学。学生的学龄是“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学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每十天，有“旬假”一天。每年的五月，有“田假”；每年的九月，有“授衣假”，各十五天。

国子监置国子祭酒一人，有如后世的大学校长职位。国子司业一人，后来增为二人，有如后世的大学教务长职位。各学置博士、助教和直讲。学生入学以后，要按学则学习，每旬的第一天，博士、助教要检查学生上一旬的作业，如果在学学生“艺业不进”，“不修法度”，就有被黜退的可能。

唐太宗贞观时，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选名儒充任学官，国学等学生有三千二百六十人。史称：“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资治通鉴》唐贞观十四年）当时国学之盛，为魏晋以来所未有。

天宝以后，生徒流散，到了唐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又重新设置学生员额，西京国子馆生八十人，太学生七十人，四门生三百人，广文六十人，律馆二十人，书、算馆各十人。东都国子馆生十人，太学生十五人，四门生五十人，广文十人，律馆十人，书馆三人，算馆二人。

除了国子六学以外，还有属于门下省的宏文馆与属于东宫的崇文馆。宏文馆学生三十人、崇文馆学生二十人，只有勋臣贵戚宰相公卿的子弟，才有入学的资格，可以说是“宫廷学院”。

州、县也设立学校。“京都学生八十人，大都督府、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县五十人，上县四十人，中县、中下县各三十人，下县二十人”（《新唐书·选举志》）。州、县学生，由州县长官挑补。每年十一月，州县把卒业的优秀学生，送往尚书省应试。唐玄宗时，全国州县学生共有六万七千人之多，事见《通典·选举典》。

学校修习的科目，主要是九经。以《礼记》、《左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公羊传》、《梁传》为小经。“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二；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新唐书·选举志》）此外《论语》、《孝经》两书，必须兼通。课程修习的时间，“凡治《孝经》、《论语》共限一岁，《尚书》、《公羊传》、《梁传》各一岁半，《易》、《诗》、《周礼》、《仪礼》各二岁，《礼记》、《左氏传》各三岁。学书，日纸一幅，间习时务策，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新唐书·选举志》）。律学、算学、书学的修习科目，另有规定，和一般的不一样。“凡书学，《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二岁，《字林》一岁。凡算学，《孙子》、《五曹》共限一岁，《九章》、《海岛》共三岁，《张丘建》、《夏侯阳》各一岁，《周髀》、《五经算》共一岁，《缀术》四岁，《缉古》三岁，《记遗》、《三等数》皆兼习之”（《新唐书·选举志》）。

因为当时学校修习的主要科目是九经，故唐太宗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旧唐书·儒学传》序）。这样，《五经正义》就成为当时最标准的课本。今天我们在《十三经注疏》中所看到的《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就是唐代孔颖达等所撰定的《五经正义》。

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始置崇玄学，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两京各置崇玄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崇玄学学生，西京、东都各百人。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亦曰道举。“官秩、荫第同国子，举送、课试如明经”（《新唐书·选举志》）。因为修习的经典有《老子》、《庄子》，所以陆德明撰《经典释文》时，也把两书收入书内，作为当时修习经学的标准课本。

唐制，“不得辄使许百姓任立私学”（《唐会要》卷三十五《学校》）。但是儒生在家自学，学成也得由州郡保荐、去京参加考试，称为“乡贡”。

唐代的科举制度　唐代的科举，分贡举和制举。先讲贡举。

贡举的科目很多，有秀才，有明经（又分明五经、明三经、明二经、学究一经、明《三礼》、明《三传》），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有一史，有道举，有童子（十岁以下能通经者）等等，设立的科举名目虽多，而当时士人大都趋向于明经、进士两科。进士科比明经科要难，进士的录取率，平均为投试总人数的百分之一二。唐中期以后，录取额一般在三十人左右（详见下文）。明经的录取额较宽，录取率平均为投试总人数的十分之一二，每次录取额一般在一百一二十人左右。

唐高祖武德五年至九年，共录取进士二十六人，每年的平均录取额是五点二人。太宗在位二十三年，共录取进士二百五人，每年的平均录取额是八点九一人。高宗在位三十三年，共录取进士五百八十七人，每年的平均录取额是一七点七九人。中宗嗣圣元年的进士录取额是四十九人。武则天在位二十一年，共录取进士五百十八人，每年的平均录取额是二四点六七人，中宗又在位五年，共录取进士一百九十三人，每年的平均录取额是三八点六人。睿宗在位三年，共录取进士八十九人，每年的平均录取额是二九点六七人。玄宗在位四十四年，共录取进士一千一百六十三人，每年的平均录取额是二六点四三人。肃宗在位四年，共录取进士一百五十四人，每年的平均录取额是三八点五人。代宗在位十三年，共录取进士四百十七人，每年的平均录取额是三二点〇七人。德宗在位二十四年，共录取进士五百九十四人，每年的平均录取额是二四点七五人。顺宗永贞元年，录取进士二十九人。宪宗在位十五年，共录取进士四百十八人，每年的平均录取额是二七点八七人。穆宗在位四年，共录取进士一百二十七人，平均每年的录取额是三一点七五人。敬宗在位二年，共录取进士三十四人，每年的平均录取额是十七人。文宗在位十三年，共录取进士四百二十五人，每年的平均录取额是三二点六九人。武宗在位六年，共录取进士一百四十三人，每年的平均录取额是二三点八三人。宣宗在位十四年，共录取进士四百三十人，每年的平均录取额是三〇点七一人。懿宗在位十三年，共录取进士三百九十人，每年的平均录取额是三〇人。僖宗在位十四年，共录取进士三百四十七人，每年的平均录取额是二四点七九人。昭宗在位十九年，共录取进士四百二十四人，每年的平均录取额是二二点三二人。除了中宗嗣圣元年是例外，穆宗、文宗、宣宗、懿宗四朝共四十四年，每年平均录取三十至三十一二人，算是最高额了(1)。唐代进士科最高额只录取三四十人左右，所以进士科最为矜贵。到了南宋，进士科一次就录取四五百人，反为社会所不重视了。

因为进士的名额少，录取率低，故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唐国史补》）的说法。进士科加试诗文，比起明经来更符合当时统治政权延揽文学人才的规格要求。所以久而久之，明经科渐渐不为时人所重(2)，而进士科独为矜贵。李肇《唐国史补》称：“进士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唐高宗时，宰相薛元超（薛道衡之孙）曾对他的亲友讲：“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及第，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隋唐嘉话》）。可见当时人士对进士科的钦羡。

武则天、唐中宗以后，进士科更为贵重。中唐时，礼部员外郎沈既济这样说过：“初国家自显庆（公元656—660年）以来，高宗圣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公元680年）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公元682—683年）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浸以成风。至于开元、天宝（公元713—755年）……百余年间，生育长养，不知金鼓之声、烽燧之光，以至于老。……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十二日）而周闻天下。”（《通典·选举典》注引）进士科已成仕进的共同趋向，当时显贵，几乎很少不是从文章科举出身的。《通典·选举典·杂议论》评曰：“我开元、天宝之中，一岁贡举，凡有数千，而门资、武功、艺术、胥吏，众名杂目，百户千途，入为仕者，又不可胜纪。”魏晋南北朝以来世家大族所重视和凭依的“门资”，这时已和武功、胥吏、艺术等途相提并论，无怪门阀士族子弟，宁愿舍弃门资，而奔竞于科场。唐武宗时，宰相李德裕曾对武宗说：“臣无名第（不是进士科出身），不合言进士之非。然臣祖（李栖筠）天宝末，以仕进无他途，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不于私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旧唐书·武宗纪》会昌四年）。这几句话尽管反映了出身赵魏大族的赵郡李氏，认为进士科“祖尚浮华”，抱有反感；但也说明了当时士人包括世家大族子弟在内，不得不通过科举以求仕进的事实。

《唐语林》称：唐“宣宗尚文学，尤重科名。”“爱羡进士，每对朝臣，问：‘登第否？’有以科名对者，必有喜，便问所赋诗赋题，并主司姓名。或有人物优而不中第者，必叹息久之。尝于禁中〔殿柱〕题‘乡贡进士李道龙’。”帝王的提倡，士大夫的趋向，结果朝官如非科第出身，便被视为不是正途出身了。

贡举考试本来是由吏部考功司的考功员外郎主持的。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以员外郎资望浅，镇不住考场，改派礼部侍郎充任主考官，从此考场亦设于礼部。每次考试毕，由礼部放榜后，再送中书门下政事堂详复。

考场的规矩很多，关防很严。白天如果还未交卷，晚上可以继续作业，所谓：“唐制，举人试日，既暮，许烧烛三条。韦永贻试日，先毕，作诗云：‘褒衣博带满尘埃，独上都堂纳卷回。蓬巷几时闻吉说，棘篱何日却重来。三条烛尽钟初动，七转丹成鼎未开。残月渐低人扰扰，不知谁是谪仙才。’又云：‘白莲千朵照廊明，一片升平雅颂声。才唱第三条烛尽，南宫风月画难成。’”（《能改斋漫录》）

进士考试的科目，有时务策五道；有帖经，后来又加试诗赋各一篇。先讲时务策，顾名思义，就是考试应举者对当时政治现状的看法和处理方法，本来这是最能联系当时现状实际的。如唐文宗太和二年（公元828年），进士刘在制举的直言极谏科中，写成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时务策，攻击当时宦官擅权，可是主考官怕得罪宦官，不敢把这篇策文加以推荐。可见具有真知灼见，针对政局的敏感性较强的时务策，由于主考官有所顾忌，往往被抹煞了。四平八稳，碌碌无奇，“所言皆冗龊常务”（《新唐书·刘传》）的对策，反而得到好评。策试的实际效果可想而知。再讲帖经。考试进士时，帖一大经，即《礼记》和《左传》。“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唯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为通。后举人积多，故其法益难，至有帖孤章绝句，疑似参互者以惑之”（《文献通考·选举考》）(3)。唐代的帖经，无例可举，我们姑举北宋的帖经为例。《文献通考·选举考》云：“按自唐以来，所谓明经者，不过帖书墨义而已。愚（马端临自称）尝见东阳丽泽吕氏家塾有刊本《吕许公夷简应本州乡举试卷》，因知墨义之式。盖十余条，有云‘作者七人矣（见《论语·宪问》），请以七人之名对’。则对云：‘七人某某（长沮、桀溺、荷丈人、石门晨门、荷蒉、仪封人、楚狂接舆）也。谨对。’有云‘见有礼于其君者，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左传》文公十八年），请以下文对’。则对云，下文曰：‘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毡之逐鸟雀也。谨对。’有云请以注疏对者，则对云注疏曰云云，谨对。有不能记忆者，则只云‘对未审’。……其上则具考官批凿，如所对善，则批一‘通’字；所对误及未审者，则批一‘不’字。”可见帖经，完全依靠死记硬背。唐代是填充法；北宋是填充法以外，加提示法，提示上文，对答下文。这样的考试，不可能发现真才实学。诗、赋虽然有祖尚浮华之病，但多少能测验应试士子的才华和文章词采，所以唐代考试进士后来特别注重诗、赋，而唐代诗、赋名家也特别多。

唐代前期的进士，如郭元振、陈子昂、萧颖士、李华等，很多都由太学生登第的，《摭言》称：“开元已前，进士不由两监（西京国子监和东都国子监）者，深以为耻。”到了唐中叶以后，国学废堕，渐重“乡贡”。

乡贡应进士举，在京都由京兆府保送，因为京都人才荟萃，报名应进士举的士子多，所以由京兆府差万年县尉先进行一次预试（只考诗、赋），成绩优异的一般列在前十名，称为等第(4)。京兆府考取的前十名，到了礼部考试的时候，往往名列前茅，十中七八，所以试人很重视等第。外府录送，称为拔解，事先不经过预试；但中唐元和中，同、华解送，也先经过诗、歌、文、赋、帖经五场预试，由于经过严格甄选，所以时称：“同、华解，众推利市，与京兆无异，若首送无不捷者。”（《文献通考·选举考》）有些州在解送前，为了要确定解送单上第一名人选，因此也往往非正式地由州吏试以诗赋。白居易在杭州，曾试举人《长剑倚天外》赋、《余霞散成绮》诗，试毕解送，徐凝第一名，张祜第二名。张祜不服气，“遂行歌而迈，凝亦鼓而归”（《唐诗纪事》），对名次争夺得很厉害。唐代被举送应试的士人，称为举人，和明清乡试中试者之称为举人，是有区别的。

据《摭言》和《唐国史补》称：当时各州申送举子赴京应举，曰“解”。解送单上第一名称“解头”（犹后世之“解元”）。考试的场所称为“举场”。彼此相称，谓之“秀才”。得解（保送）投刺时称“乡贡进士”。在应试之前，造请权要，谓之“关节”。互相推捧，谓之“还往”。“各相保任，谓之合保”。“群居而赋，谓之私试”（《唐国史补》）。白居易《靖安北街赠李二十〔绅〕》诗：“榆荚抛钱柳展眉，两人并马语行迟。还似往年安福寺，共君私试却回时。”就是指这种群居私试而言的。解而得第，得称“前进士”。互相推敬，谓之“先辈”。同榜及第，称为“同年”。称主考曰“座主”，自称曰“门生”。进士及第，以状申报朝廷，状上第一名称为“状头”，亦谓之“状元”。新中进士，在杏园举行宴会，称为“探花宴”。杏园宴后，列名姓于慈恩寺塔壁，谓之“慈恩寺题名”。关试以后，又宴集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大会”，亦曰“闻喜宴”；因宴集后，关试及第进士就要分散到各处做官，所以亦称“离会”。

至于落第的进士，“不捷而醉饱，谓之‘打（祛除烦恼）’”。“退而肄业，谓之‘过夏’。”肄业后的新成果，称为“夏课”，亦谓之“秋卷”。倘若对贡院的考试不满，认为主司取士不公，于是“匿名造谤，谓之无名子”（《唐国史补》）。

进士及第以后，有的还应制举，这在下面就要讲到。有的即使不应制举，也须经过吏部考试，称为“关试”，亦曰“释褐试”。关试的内容有四方面，一曰身，要求体貌丰美；二曰言，要求言辞辩正；三曰书，要求楷法遒美；四曰判，要求文理优长。四方面都合格，然后签注职位，由尚书省申报中书门下，除官授职。判是必须经过考试的，凡试判登科，谓之“入等”，甚拙者谓之“蓝缕”。韩愈进士及第之后，三试于吏部都不及格，“则十年犹布衣”（《文献通考·选举考》）。可见并不是进士一及第就做官，还得过“释褐试”这一关。

唐代称进士登科为“登龙门”，《唐国史补》谓：“大凡中人三十成名，四十乃至清列，迟速为宜。”所以当时有“及第进士，俯视中、黄郎（中书侍郎、黄门侍郎）；落第进士，揖蒲、华长、马（蒲州、华州长史、司马）”，以及“进士初擢第，头上七尺焰光”（《封氏闻见记》）的说法。说明进士仕途较一般要顺利。惟其如此，久举不第，则往往为亲友所奚落(5)，反映了当时的炎凉世态。

因为进士科特重诗赋，所以举送的士子，先把自己诗歌方面的代表作，裱成一卷，在京遍谒当时著名学者和诗人，请求取得他们的揄扬。《文献通考·选举考》说：“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下马奉币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问，再如前所为者，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于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这种干谒的行径，未免使人为之气短(6)。也有无耻的举子，剽窃别人的行卷，当作自己的作品，遍谒藩镇州牧，以丐脂润(7)，当作别论。有些真才实学的举子，经过前辈的揄扬，确实也大有好处。白居易、牛僧孺等未及第前，经过顾况、韩愈、皇甫诸前辈的延誉，才能以进士及第(8)。所以举子入闱前的投卷延誉，原是未可厚非的事。

唐代科场中卖关节、徇情面的事情，最为大家所熟知的一次，是唐文宗开成元年，裴思谦以仇士良关节取状头(9)。甘露事变之后，宦官恣横，朝廷纪纲荡然，知贡举的高锴，顶不住大宦官仇士良的压力，不得不把状头奉送给裴思谦。当然这种情况，在唐代并不是经常出现的。

唐代的科举，有制举与贡举之分，贡举尤其是进士举，上面已讲得很多，下面谈谈制举。制举也称为诏举。制举的科目名称，往往根据制诏提到的具体内容，临时确定。如辞标文苑科（武则天垂拱四年），蓄文思之藻、抱儒素之业科（永昌元年），长才广度、沉迹下僚科（证圣元年），文艺优长科（万岁通天元年），材堪经邦、贤良方正科（中宗神龙二年），直言极谏、文史兼优科（玄宗开元二年），文辞雅丽科（开元七年），博学宏辞科（开元十九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德宗贞元十年），详明吏理、达于教化科。制举的考试，一般都在朝廷进行，仪式比较隆重。唐代虽重进士，但进士登科以后，不立即授官，必须经过吏部关试或再登制举诸科，然后授官。关试试文三篇，谓之“宏辞”，试判三条，谓之“拔萃”。制举登科，“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通典·选举典》）。由吏部依格令选补授官。唐代制举也选拔了不少地主阶级中的人才，如唐高宗麟德元年经明行修科，李思训及第。乾封元年幽素科，苏瓌及第。仪凤二年下笔成章科，姚元崇及第。武则天垂拱元年词标文苑科，张说及第。永昌元年贤良方正科，张柬之及第。证圣元年超拔群类科，贺知章及第。万岁通天元年贤良方正科，苏及第。中宗神龙二年才堪经邦科及玄宗先天元年道侔伊吕科，张九龄二次及第。睿宗景云三年贤良方正及文可以经邦科，韩休及第。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博学宏辞科，王昌龄及第。天宝元年文辞秀逸科，颜真卿及第。天宝八载有道科，高適及第。德宗贞元八年博学宏辞科，裴度及第。贞元十二年博学宏辞科，柳宗元及第。宪宗元和元年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稹、白居易及第。元和二年博学宏辞科，柳公权及第；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牛僧孺、皇甫及第。文宗太和二年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杜牧、裴休及第，是科，刘以论宦官下第，屈声闻于天下。许多名臣贤相或著名诗人，都是先登进士或明经科，后来又制举及第的。

科举制度是最能满足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要求的。因为，第一，科举考试完全由中央政府来掌握，一变过去世家大族所操纵的九品官人之法，中央政府通过科举考试，从全国各地挑选出愿意为它服务的人才，留在中央或分发到各地去做官，这就使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广泛地参与了政权工作，从而加强了全国政权的统一和集中。第二，推行了科举制度，选拔官吏便有了统一的规格和要求。唐代以科举和门荫取士，而科举中进士科独为矜贵，正因为进士科重辞赋，更能适应当时统治政权要求的缘故，所以要想做官的士子，必须娴习辞赋，熟谙儒家经典，士子力求符合这种规格，无形中就加强了思想的统一。固然，科举制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魏晋以来世家大族垄断政权的传统局面，这是封建社会政治上的一种变化和发展；而且科举制度在表面上看起来又好像是最公平的，任何人只要埋头读书，就有资格应考，也就具有参加政权工作的可能。但是在封建经济的限制下，在依附关系的牢固束缚下，受教育决不是任何人都能享受的权利，对于必须靠自己劳动来生活的穷人子弟来说，读书识字几乎是不可能的。唐代做官的人，概由吏部“考核资叙郡县乡里名籍，父祖官名，内外族姻”（《通典·选举典》），在家庭成分上限制很严，有“凡官人及同居大功已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皆不得入仕”（《唐六典·吏部郎中》）等等规定，所以真正出身于被统治阶级而能参加统治政权工作的人极少，绝大多数的官吏是从地主阶级中选拔出来的。有些中小地主家庭的子弟，一旦通过科举，参加政权机构，除非是和贵族大地主合流，否则就不可能仕宦得意。纵然偶有出身于富裕的自耕农民家庭的人登科做官，他在政治和经济利益的立场上，就决不是也决不能再代表出身阶级的，这是因为他在思想意识上已经符合统治政权的要求，在社会地位上已经获得特殊的身份的缘故。

还有，科举制度的实施，又可以使士子除了汲汲于功名富贵而埋头读书以外，不再产生任何对统治政权不利的念头，所以贞观中，“唐太宗私幸端门，见新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喜谓侍臣曰：‘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摭言》）后来开成（公元836—840年）间诗人赵嘏也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算，赚得英雄尽白头”（《唐国史补》）。当然，“赚得英雄尽白头”，只是科举制的消极目的，其积极目的，还是在于集中地主阶级力量，以巩固和扩大封建统治基础。这些应了一辈子举，好不容易当了官的人，对于封建统治秩序，自然是要竭力维护的了。

(1)　《文献通考·选举考》录《唐登科记总目》：

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秀才一人，进士四人。六年，进士四人。七年，秀才二人，进士六人。八年，秀才一人，进士五人。九年，秀才二人，进士七人。

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秀才二人，进士四人。三年，秀才二人，进士五人。四年，秀才一人，进士九人。五年，秀才一人，进士十五人。六年，秀才一人，进士十二人。七年，秀才二人，进士十三人。八年，秀才一人，进士九人。九年，进士六人。十年，进士十一人。十一年，秀才一人，进士八人。十二年，秀才一人，进士十一人。十三年，秀才二人，进士十七人。十四年，秀才一人，进士五人。十五年，秀才一人，进士十四人。十七年，进士十五人。十八年，秀才一人，进士二十四人。十九年，秀才三人。二十年，秀才一人，进士三人。二十一年，进士七人。二十二年，进士九人。二十三年，秀才一人，进士八人。

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秀才一人，进士十四人。二年，进士二十五人，其年始停秀才举。三年四年，不贡举，应制及第三人。五年，进士一人。六年，进士四十三人，应制一人。显庆元年（公元656年），进士三人。二年，进士二十二人。三年，进士十七人，诸科一人。四年，进士二十人。五年，进士十四人。六年，进士五人。龙朔二年（公元662年），进士八人。麟德元年（公元664年），进士三人，诸科二人。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幽素举十二人。二年，进士五人。总章元年（公元668年），进士二十六人。咸亨元年（公元670年），进士五十四人。四年，进士七十九人。上元元年（公元674年），进士五十七人，重试及第十一人。二年，进士四十五人，别敕二人，续试三人。仪凤元年（公元676年），不贡举，诸科四人。三年，不贡举，诸科一人。调露二年（公元680年），进士一人。永隆二年（公元681年），进士一人。开耀二年（公元682年），进士五十五人（是年陈子昂以进士及第），重试及第十八人。永淳二年（公元683年），进士五十五人。

中宗嗣圣元年（公元684年），进士十三人，重试三十六人。

武后光宅元年（公元684年），进士十六人，上书拜官并诸科九人。二年，进士五十九人。垂拱元年（公元685年），进士二十二人，再取五人。二年，进士四人。三年，进士六十五人。四年，进士二十四人，诸科三十人。永昌元年（公元689年），进士神都六人，西京二人，诸科一人。〔天授〕二年，神都十二人，西京四人，诸科五人。三年，进士十六人。长寿二年（公元693年），进士八人，减策及第二人。三年，不贡举，诸科二人。延载二年（公元695年），进士二十二人。证圣元年（公元695年），诸科一人。天册万岁二年（公元696年），进士二十七人，南郊举及第三人。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进士二十七人，诸科十人。三年，不贡举，诸科二人。圣历元年（公元698年），进士二十二人。二年，进士十六人，诸科一人。三年，进士二十人。久视二年（公元701年），进士十九人，诸科二人。大足元年（公元700年），进士二十七人。二年，不贡举，诸科十人。长安二年（公元702年），进士二十一人（是年张九龄以进士及第）。三年，进士三十一人，诸科四人。四年，〔进士〕四十一人，续奏四人。

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进士六十一人，重试及第十二人，诸科二十九人。二年，进士三十二人，诸科三十九人。景龙元年（公元707年），进士四十八人，诸科三人。二年，进士四十人，诸科六人。三年，不贡举，诸科八人。

睿宗景云元年（公元710年），进士五十二人。二年，诸科五十六人。延和元年（公元712年），进士三十七人。

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诸科二十七人。开元元年（公元713年），进士七十一人，重奏六人。二年，进士十七人，诸科十二人。三年，进士二十一人。四年，进士十六人，上书及第一人。五年，进士二十五人。六年，进士三十二人。七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八人。八年，进士五十七人。九年，进士三十八人。十年，进士三十三人。十一年，进士三十一人（是年崔颢以进士及第）。十二年，进士二十一人。十四年，进士三十一人。十五年，进士十九人（是年王昌龄以进士及第），诸科三人。十六年，进士二十人。十七年，进士二十六人，诸科一人。十八年，进士二十六人。十九年，进士二十三人（是年王维以进士及第），诸科二人。二十年，进士二十四人。二十一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一人。二十二年，进士二十九人（是年颜真卿以进士及第），诸科九人。二十三年，进士二十七人，诸科五人。二十四年，进士二十人，诸科七人。二十五年，进士二十七人，诸科三人。二十六年，进士二十三人，诸科二十一人。二十七年，进士二十四人，诸科五人。二十八年，进士十五人，诸科五人。二十九年，进士十三人，诸科四人。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进士二十三人，诸科二人。二年，进士二十六人。三载，进士二十九人。四载，进士二十五人。五载，进士二十一人。六载，进士二十三人，诸科一人。七载，进士二十四人。八载，进士二十人。九载，进士二十一人。十载，进士二十人（是年杜甫以上书拜官）。十一载，进士二十六人。十二载，进士五十六人。十三载，进士三十五人（是年元结以进士及第），诸科一人。十四载，进士二十四人。十五载，进士三十三人。

肃宗至德二载（公元757年），进士二十二人，江淮六人，成都府十六人，江东七人（是年顾况以进士及第）。乾元元年（公元758年），进士二十三人。二年，进士二十五人。三年，进士二十六人。上元元年（公元760年），进士二十九人。

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进士二十七人。广德二年（公元764年），进士十三人，又十二人。永泰元年（公元765年），进士二十七人。二年，两都共二十六人。大历二年（公元767年），进士二十人，诸科一人。三年，进士十九人，诸科三人。四年，进士二十六人，诸科二人。五年，进士二十六人。六年，进士二十八人，诸科二人。七年，进士三十三人，诸科四人。八年，进士三十四人（是年陆贽以进士及第），诸科五人。九年，进士三十二人。十年，进士二十七人（是年王建以进士及第），诸科一人。十一年，进士十四人。十二年，进士十二人。十三年，进士二十一人，诸科二人。十四年，进士二十人。

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进士二十一人，诸科二十七人。二年，进士十七人，诸科二人。三年，进士二十八人，诸科一人。四年，进士二十七人，诸科三人。兴元元年（公元784年），进士五人。贞元元年（公元785年），进士三十三人，诸科二十一人。二年，进士二十七人，诸科一人。三年，进士三十三人，诸科五人。四年，进士三十一人，诸科二十六人。五年，进士三十六人（是年裴度以进士及第），诸科六人。六年，进士二十九人，诸科五人。七年，进士三十人，诸科二十二人。八年，进士二十三人（是年韩愈以进士及第），诸科八人。九年，进士三十二人（是年柳宗元、刘禹锡以进士及第），诸科八人。十年，进士二十八人，诸科二十六人。十一年，进士二十七人，诸科八人。十二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四人。十三年，进士二十人，诸科六人。十四年，进士二十人，诸科九人。十五年，进士十七人（是年张籍以进士及第），诸科四人。十六年，进士十九人（是年白居易以进士及第），诸科八人。十七年，进士十八人，诸科八人。十八年，进士二十三人，诸科三人。十九年，进士二十人，诸科六人。

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进士二十九人，诸科十人。

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进士二十三人，诸科三十六人。二年，进士二十八人，诸科十一人。三年，进士十九人，诸科二十四人。四年，进士二十人，诸科七人。五年，进士三十二人，诸科十二人。六年，进士二十人，诸科十三人。七年，进士二十九人，诸科十四人。八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二人。九年，进士二十七人，诸科十一人。十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三人。十一年，进士三十三人，诸科十四人。十二年，进士三十五人，诸科十四人。十三年，进士三十二人，诸科十三人。十四年，进士三十一人，诸科十二人。十五年，进士二十九人，诸科十三人。

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进士三十三人，驳下十人，重试十四人，诸科三十八人。二年，进士二十九人，诸科十人。三年，进士二十八人，诸科十九人。四年，进士三十三人，诸科十五人。

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进士三十三人，诸科三十二人。二年，进士三十五人（是年刘以进士及第），诸科十二人。

文宗太和元年（公元827年），进士三十三人，诸科十五人。二年，进士三十七人，诸科三十六人。三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二十六人。四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七人。五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六人。六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五人。七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五人。八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十一人。九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五人。开成元年（公元836年），进士四十人，诸科九人。二年，进士四十人（是年李商隐以进士及第），诸科三人。三年，进士四十人，诸科七人。四年，进士三十人，诸科二人。五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八人。

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六人。二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三人。三年，进士二十二人，诸科十四人。四年，进士二十五人，续放一人，诸科七人。五年，进士二十七人，复试落下八人，诸科五人。六年，进士十六人，诸科五人。

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进士二十三人，诸科二十人。二年，进士二十二人，诸科十七人。三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人。四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三人。五年，进士二十七人，又三十人，诸科二十二人。六年，进士二十八人，诸科九人。七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一人。八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五人。九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六人。十年，进士三十人，诸科五人。十一年，进士三十人，诸科三人。十二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四人。十三年，进士三十人，诸科三人。十四年，进士三十人，诸科三人。

懿宗咸通二年（公元861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二人。三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一人。四年，进士三十五人，诸科十一人。五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九人。六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十八人。七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十七人。八年，进士三十人，诸科二十人。九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一人。十年，进士三十人（是年司空图以进士及第），诸科十人。十二年，进士四十人（是年聂夷中以进士及第），诸科九人。十三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一人。十四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人。十五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一人。

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进士三十人，诸科九人。三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一人。四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人。五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八人。六年，进士三十人，诸科九人。七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四人。广明二年（公元881年），进士十二人，续赐第二人。中和二年（公元882年），进士二十八人，诸科二人。三年，进士三十人，诸科二人。五年，进士三十五人，诸科二人。光启二年（公元886年），进士九人，诸科二人。三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一人。四年，进士二十八人，诸科一人。

昭宗龙纪元年（公元889年），进士二十五人（是年韩偓以进士及第），诸科七人。大顺元年（公元890年），进士二十一人，诸科一人。二年，进士二十七人，诸科六人。三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六人。景福二年（公元893年），进士二十八人，诸科十二人。乾宁元年（公元894年），进士二十八人（是年韦庄以进士及第），诸科三人。二年，进士二十五人，重放十五人，落下十人，诸科三人。三年，进士十二人，诸科四人。四年，进士二十人，诸科三人。五年，进士二十人，诸科一人。光化二年（公元899年），进士二十七人，诸科一人。三年，进士三十六人，诸科二人。四年，进士二十六人，诸科三人。天复四年（公元904年），进士二十六人，诸科一人。天二年（公元905年），进士二十三人（是年杨凝式以进士及第），诸科二人。三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四人。四年，进士二十人，诸科二人。

以上为唐二百八十九年逐岁所取进士之总目。

(2)　《唐语林》：李珏，赵郡赞皇人。早孤，养母以孝闻。举明经，华州刺史李绛见而谓之曰：“日角珠庭，非常人也。当缀进士科，明经碌碌，非子发迹之地。”一举不第，应进士举，许孟容为礼部，擢上第。

(3)　《通典·选举典》：凡举司课试之法，帖经者，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唯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为通。

《白氏六帖事类集》卷十一引《考课令》：进士试时务策，帖大经，通四。其〔时务〕策文辞顺叙，义理惬当，并帖经文过者为通。帖、策全通为甲第。

(4)　李肇《唐国史补》：京兆府考而升者，谓之“等第”。外府不试而贡者，谓之“拔解”。

王定保《摭言》：京兆府解送，自开元、天宝之际，率以在上十人谓之等第，必求名实相副，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礼部侍郎）倚而选之，或悉中第，不然，十得其八九。苟异于是，则往往牒贡院请放落之由。暨咸通、乾符，则为形势吞嚼临制，近同及第，得之者首相夸托，车服外侈靡，不以为僭，仍期集人事。真实之士，不复齿矣。

又云：同、华解，与京兆无异，若首送，无不捷者。

(5)　《太平广记》卷一百八十二引《玉泉子》：赵琮妻父为钟陵（县名，唐废入南昌，此泛指江西洪州）大将。琮以久随计不第，穷悴甚，妻族益相薄，虽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军中高会……大将家相率立棚以观之，其妻虽贫，不能无往。然所服故敝，众以帷隔绝之。设方酣，廉使忽驰吏呼将，将惊且惧，既至，廉使临轩手持一书，笑曰：“赵琮得非君子婿乎？”曰：“然，”乃告之：“适报至，已及第矣。”即授所持书，乃榜也。将遽以榜归，呼曰：“赵郎及第矣！”妻之族即撤去帷障，相与同席，竞以簪服而庆遗焉。

(6)　张固《幽闲鼓吹》：丞相牛僧孺应举时，知于（时为襄阳节度使）相之奇俊也，特诣襄阳求知。住数月，两见，以海客遇之，牛公怒而去。去后，〔〕忽召客将问曰：“累日前有牛秀才，发未？”曰：“已去。”“何以赠之？”曰：“与之五百〔钱〕。”“受之乎？”曰：“掷之于庭而去。”于公大恨，谓宾佐曰：“某盖事繁有阙违者。”立命小将赍绢五百，书一函，追之。曰：“未出界即领来，如已出界即送书信。”小将于界外追及，牛公不启封，揖回。

范摅《云溪友议》：平曾以凭人傲物，多犯忌讳。……仆射薛平出镇浙西，投谒，主礼稍薄，曾留诗以讽曰：“梯山航海几崎岖，来谒金陵薛大夫。髭发竖时趋剑戟，衣冠俨处拜冰壶。诚知两轴非珠玉，深愧三缣恤旅途。今日楚江风正好，不须回首望勾吴。”薛闻之，曾将出境，遣吏追还，縻留数日。

(7)　《太平广记》卷二百六十一引《大唐新语》：唐郎中李播典蕲州日，有李生称举子来谒，会播有疾病，子弟见之。览所投诗卷，咸播之诗也。既退，呈于播，惊曰：“此昔应举时所行卷也，唯易其名矣。”明日，遣其子邀李生，从容诘之曰：“奉大人咨问，此卷莫非秀才有制乎？”李生闻语，色已变，曰：“是某平生苦心所著，非谬也。”子又曰：“此是大人文战时卷也，兼笺翰未更，却请秀才不妄言。”遽曰：“某向来诚为诳耳，二十年前，实于京辇书肆中，以百钱赎得，殊不知是贤尊郎中佳制，下情不胜恐悚。”复闻于播，笑曰：“此盖无能之辈耳，亦何怪乎。饥穷若是，寔可哀也。”遂沾以生饩，令子延食于书斋，数日后，辞他去，遗之缣缯。是日播方引见，李生拜谢前事毕，又云：“某执郎中盛卷，游于江淮间已二十载矣。今欲希见惠可乎？所贵光扬旅寓。”播曰：“此乃播昔岁未成事所怀之者，今日老为郡牧，无用处，便奉献可矣。”亦无愧色，旋置袖中。播又曰：“秀才今拟何之？”生云：“将往江陵，谒表丈卢尚书耳。”播曰：“贤表丈任何官？”曰：“见为荆南节度使。”播曰：“名何也。”对曰：“名弘宣。”播拍手大笑曰：“秀才又错也，荆门卢尚书是某亲表丈。”生惭悸失次，乃复进曰：“诚君郎中之言，并荆南表丈，一时曲取。”于是再拜而走出。播叹曰：“世上有如此人耶！”

(8)　张固《幽闲鼓吹》：白居易应举，初至京，以诗谒著作顾况，况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不易。”乃披卷，首篇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却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

王定保《摭言》：韩文公（愈）、皇甫，贞元中名价籍甚，亦一代之龙门也。奇章公（牛僧孺）始来自江、黄间，置书囊于国东门，携所业，先诣二公卜进退。偶属二公从容，皆谒之，各袖一轴面贽。其首篇《说乐》，韩始见题而掩卷问之曰：“且以拍板为什么？”僧孺曰：“乐句。”二人因大称赏之。问所止。僧孺曰：“某始出山随计，进退唯公命，故未敢入国门。”答曰：“吾子之文，不止一第，当垂名耳。”因命于客户坊僦一屋而居，俟其他适，二公访之，因大署其门曰：“韩愈、皇甫同访二官先辈不遇。”翌日，自〔拾〕遗、〔补〕阙以下，观者如堵，咸投刺先谒之，由是僧孺之名，大振天下。

(9)　王定保《摭言》：高锴侍郎第一榜，裴思谦以仇士良关节取状头，锴庭谴之。思谦回顾厉声曰：“明年打脊取状头。”明年，锴戒门下不得受书题。思谦自怀士良一缄入贡院，既而易以紫衣，趋至阶下，白锴曰：“军容（仇士良至武宗会昌元年始加观军容使，此处当系传闻失实）有状，荐裴思谦秀才。”锴不得已遂接之。书中与思谦求巍峨（指状头）。锴曰：“状元已有人，此外可副军容意旨。”思谦曰：“卑吏面奉军容处分，裴秀才非状元，请侍郎不放。”锴俯首良久曰：“然则略要见裴学士。”思谦曰：“卑吏便是。”思谦词貌堂堂，锴见之改容，不得已，遂礼之矣。

第五章

唐代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民族关系的加强

第一节　唐代东北各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奚、契丹族与中原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　在唐代中国东北部居住着奚、契丹、室韦、等许多部落，他们的社会发展阶段并不一致，但他们都与中原有着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密切联系。

奚，在南北朝时期称为库莫奚，隋以后始单称奚。他们和鲜卑宇文部是近亲。宇文部在十六国前期，被前燕慕容氏所击灭，其余部退往西拉木伦的“松漠之间”（今内蒙古通辽市），随即在这一地区居住了下来。他们“随逐水草”（《北史·奚传》），过着游牧、狩猎的生活。牧地的南端和北朝连接，因此他们和中原的经济文化联系，是非常密切的。他们曾不断地向北魏、北齐和隋王朝赠送名马、貂皮等方物，并经常在奚、汉交界线上进行物资交易，通过互相赠送和互市关系，从中原换到他们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因为他们活动的地区靠近中原，在生产技术上受到中原的很大影响，因此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在唐代初年，他们已经知道种，在子收获以后，奚族人民就在山下掘好地窖，把子收藏起来，到食用时，经过杵臼加工，用瓦鼎来煮食。

唐初，奚人分为五个部落，部落的首领称为“俟斤”，一共有五个俟斤。奚人很勇敢，“喜战斗”。“居毡庐，环车为营。其君长常以五百人持兵卫牙中，余部散山谷间，无赋入，以射猎为资”（《新唐书·奚传》）。

在唐代，奚与中原的联系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奚首领遣使至长安聘问，十七年中，凡四次聘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奚族酋长可度者内附，唐王朝在奚族酋长居住中心设置了饶乐都督府（今内蒙古赤峰稍南），以可度者为饶乐都督。饶乐都督下辖五个羁縻州，各以其酋领为刺史。

唐太宗以后，奚和契丹称为“东北两蕃”。当东突厥汗国复兴时，奚和契丹曾受东突厥汗国的役属。他们的贵族曾和东突厥默啜可汗联军，一次击溃唐军十二万人之多。到了唐玄宗时期，唐与奚的关系，又大有改善，奚大首领李大亲自至唐长安聘问，唐玄宗以外甥女固安公主（辛氏）嫁给李大。后来唐玄宗又以外甥女东光公主（韦氏）嫁给奚首领李鲁苏，宜芳公主（杨氏）嫁给奚首领李延宠。奚部落在唐玄宗世，曾八次来中原聘问。唐肃宗、代宗、德宗世，奚部落曾十四次至长安聘问。宪宗世，曾四次来长安聘问。文宗世，奚大首领匿舍朗到长安来聘问。懿宗世，奚王突董苏遣其大都督萨葛来唐聘问。

唐后期，契丹强盛，奚受契丹役属。契丹对待奚部落非常苛刻，奚酋去诸率部内附，保据妫州（治清夷军城，今河北怀来县旧怀来）北山。自此奚部落分为东奚和西奚。

契丹，也是鲜卑的近属，他们的牧地，在奚的东北方，约当今内蒙古西拉木伦以南通辽市一带。一直到唐初，契丹族人还是过着游牧人的生活，“逐寒暑，随水草畜牧”（《北史·契丹传》），“射猎居处无常”（《新唐书·契丹传》）。他们往往和奚部落互相攻击，有时也侵犯中原地区。但各族之间的友好往来，还是当时的主流，契丹族酋长经常以名马、貂皮，赠送给北朝的一些王朝，他们对中原的文化，还是“心皆忻慕”（《北史·契丹传》），可见契丹要求和中原加强经济文化联系的迫切心情。这种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对当时契丹社会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到了唐代，契丹和中原的联系，有了进一步发展。唐高祖武德（公元618—626年）初年，契丹就遣使来唐赠送名马、貂裘。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契丹大酋长大贺氏的摩会还亲自来唐聘问，唐太宗也厚加礼待，赠以鼓纛。贞观十九年，唐太宗经过营州（治柳城，今辽宁朝阳），曾延接契丹大酋长窟哥及契丹部落的氏族长老，赠送他们很多缯彩。贞观二十一年，唐在契丹族居住的地区设置松漠都督府和十个州，以契丹大酋长窟哥为松漠都督，持节都督十州诸军事。这十个州就是依据契丹八个基本部落分别设置的，由其部落酋长分任十州刺史。当时契丹每一部落有战士三千人，少者有战士一千多人，总共有战士四万人左右。

契丹部落在唐代前期已经进入家长奴隶制阶段。契丹族之大者曰大贺氏。后分为八部（《契丹国志·并合部落》），即八个较大的部落，形成了以大贺氏氏族为首的部落联盟。八部的酋长和部落联盟的首领，都称为大人，他们都是通过会议选举出来的。八部大人“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统八部。至其岁久，或其国有灾疾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为约本如此，不敢争”（《新五代史·四夷附录》）。

在唐代，契丹族内部，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已经比较明显，奴隶的使用已经很普遍，这可以从武则天时期契丹族酋长孙万荣为其家奴所杀一事，获得确切的证明。当时奴隶的主要来源，恐怕还是战俘。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居于营州的契丹部落遇到饥荒，武周的营州都督赵文不加以赈济，对待契丹酋长如奴仆，因此，契丹大酋长李尽忠与其内兄孙万荣举兵攻陷营州，杀死都督赵文，连败武周进讨大军。不久，李尽忠死，孙万荣领导契丹部落，在东硖石谷一战，击败周军十七万众之多，并曾深入河北，攻陷赵州（治平棘，今河北赵县）。后来由于东突厥默啜可汗侵犯契丹后方，掳掠契丹将士家属以及器仗资财，孙万荣遂全师溃散，万荣亦为其家奴所杀。契丹一度受东突厥、其后又受回鹘所役属。

唐玄宗即位后，唐和契丹间的关系得到了和解。唐封契丹大酋长李失活为松漠都督、松漠郡王，并封宗室外甥女杨氏为永乐公主，以妻失活。后来又先后以宗室外甥女慕容氏为燕郡公主以妻契丹大酋长李漠郁干，宗室外甥女陈氏为东华公主以妻契丹大酋长李邵固。这种和亲政策，加强了当时汉、契丹两族间的联系，因此尽管当时边将如安禄山等轻启边衅，侵犯契丹部落，但也不能完全破坏两族间的亲密友好关系。所以终唐玄宗世，契丹酋长来唐聘问，不下二十次之多。安史之乱以后，河北的“藩镇擅地务自安，鄣戍斥候益谨，不生事于边”，奚、契丹和中原的关系也越发亲睦了。“岁选酋豪数十入长安朝会，每引见，赐与有秩，其下率数百皆驻馆幽州”（《新唐书·契丹传》）。唐肃宗、代宗世，契丹至长安聘问十五次；唐德宗世，来唐聘问三次；唐宪宗世，来唐聘问七次；唐文宗世，来唐聘问四次。唐武宗世，回鹘败亡，契丹遥辇氏的耶澜可汗（屈戍）内附，唐王朝授与他云麾将军和右武卫将军的官号。唐懿宗咸通（公元860—874年）中，契丹鲜质可汗（习尔之）再次派遣使者来唐聘问。鲜质可汗死，痕德堇可汗（钦德）嗣位。鲜质可汗时，契丹已开始征伐邻族，掠取牲畜和奴隶。及痕德堇可汗统部，乘中原多故，北边无备，进掠河北诸郡，并驱役鞑靼、奚、室韦各族，“族帐浸盛”（《旧五代史·外国列传》）。

在遥辇氏时期，迭剌部的世里氏（耶律氏），“世为遥辇氏之夷离堇（军事酋长），执其政柄”（《辽史·太祖纪赞》）。唐昭宗天复元年（公元901年），耶律阿保机被立为夷离堇，统领兵马，展开大规模的对外掠夺，大大发展了他的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力。唐天复三年，阿保机进而“总知军国事”，掌握了契丹的军政大权。至唐天四年（公元907年），契丹“八部之人，以为遥辇不任事，选于其众，以阿保机代之”（《新五代史·四夷附录》）。阿保机终于经过部落选举的仪式，取代了遥辇氏，成了契丹的新的首领。

在这前后，契丹人在同汉族劳动人民的频繁接触中，渐渐学会了农耕、冶铁、纺织以及建筑房屋等生产技术，社会生产力逐步提高。同时由于唐末战乱，“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本人也受到中原封建文明的影响。尝“乘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汉人教阿保机曰：‘中国之王无代立者。’由是阿保机益以威制诸部而不肯代”。后又“尽杀诸部大人”（《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统一了契丹八部。遂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公元916年），自称皇帝，建元神册，正式建立了契丹政权。神册三年（公元918年），在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西南的波罗城兴修西楼，作为皇都。神册五年（公元920年），创制契丹文字。次年又制定法律，规定各级官员的不同等级，契丹政权的统治制度便粗具规模，契丹社会也就呈现出全面的新发展。

阿保机在建国以后，继续四出征讨，西并西北诸族，南扰中原，东灭当时我国东北以粟末人为主体的渤海国，使契丹雄长塞上，疆域“东自海，西至于流沙，北绝大漠”（《辽史·太祖纪赞》）。天显元年（公元926年），阿保机在灭渤海后的回军途中病死。第二年，次子耶律德光继承皇位。到了五代后晋时，契丹军队就长驱进入中原了。

室韦部落与中原经济文化的联系　室韦部落，自古以来，就住在嫩江和黑龙江流域一带。南北朝时期，室韦分为五个大的部落，即南室韦、北室韦、韦钵室韦、深木怛室韦、大室韦。到了唐代，又分为九个大的部落，即岭西室韦、山北室韦、黄头室韦、大如者室韦、小如者室韦、婆莴室韦、纳北室韦、骆驼室韦以及大室韦等。

在唐代，室韦部落一直处在原始社会末期阶段。在有关室韦族的记载中，没有提到使用奴隶或向邻近部落掠夺奴隶的事情。贵族剥削奴隶或平民的事情，也还没有发生。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新唐书·室韦传》说：“其国无君长，惟大酋，皆号‘莫贺咄’，摄筦其部而附于突厥。小或千户，大数千户，滨散川谷，逐水草而处，不税敛。每弋猎即相啸聚，事毕去，不相臣制，故虽猛悍喜战，而卒不能为强国。”可见室韦当时比较落后，还没有形成部落联盟，也就没有产生大酋长。室韦部落的酋长，是由氏族选举产生的，“酋帅死，以子弟继，无则推豪杰立之”。可见兄终弟及、父死子继的继承制度，还没有严格地执行。“婚嫁之法”，据《旧唐书·室韦传》载，“男先就女舍，三年役力，因得亲迎其妇。役日已满，女家分其财物，夫妇同车而载，鼓舞共归”。《新唐书·室韦传》还说：“夫死不再嫁。”“丧期三年。”总之，室韦的氏族社会痕迹还相当浓厚。

室韦人还不知道铸造铁器，不是“率资于高丽”（《新唐书·室韦传》），便是依靠中原的输入。他们已经经营农耕，“剡木为犁，不加金刃，人牵以种，不解用牛”（《旧唐书·室韦传》）。由于南室韦居住的地区，“气候多寒，夏雾雨，冬霜霰”，“田获甚褊”，因此收成不怎样好。至于北室韦居住的地区，气候严寒，入冬雪深没马，因而农耕的进行，更是艰难了。室韦人民在与大自然进行的顽强斗争中，还是把嫩江流域开辟了出来，种植了很多粟米和子。在酿酒业方面，这时也有了发展。

在南室韦地区，畜牧业较为发达，“无羊，少马，有牛不用，有巨豕食之，韦其皮为服若席”（《新唐书·室韦传》），因此南室韦人夏则城居，经营农业；冬逐水草，从事放牧。在北室韦人居住的地区，自然条件限制更大，冬天入居土穴，牛畜多冻死，因此还得依靠狩猎来维持生活，有时还须凿冰没水中，网取鱼鳖。室韦人还是捕貂的能手，他们穿着白鹿皮或鱼皮制成的衣服，戴着貂皮或狐皮制成的帽子，冒着严寒，穿着滑雪板，拿着角弓、矢，到处捕貂。貂皮是室韦人与邻近各族交换物资的重要物品。

室韦人“所居或皮蒙室，或屈木以蘧蒢（芦席）覆，徙则载而行”。“相聚而居，至数十百家。”“率乘牛车……度水则束薪为桴，或以皮为舟。马皆草鞯，绳羁。”“其畜无羊少马，有牛不用。”（《新唐书·室韦传》）牛只是用来驾车，有马不多，还不是用皮革来制鞍辔。唐代中叶以后，室韦人已产生贫富分化，室韦的富人已经“项著五色杂珠”（《旧唐书·室韦传》）了(1)。

室韦人很早就与中原有了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北朝时期，室韦的使节，经常来到中原访问。唐高祖武德（公元618—626年）中，又遣派使节来中原聘问。唐太宗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又遣使来长安赠送貂皮等珍贵礼品。唐中宗景龙（公元707—709年）初，再次遣使来长安聘问。唐玄宗开元（公元713—741年）、天宝（公元742—755年）间，凡十次遣使聘唐。唐代宗大历（公元766—779年）间，凡十一次遣使聘唐。唐文宗太和（公元828—835年）中，凡三次遣使聘唐。唐宣宗大中（公元847—859年）中和唐懿宗咸通（公元860—873年）时，各一次遣使聘唐。说明室韦和中原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正在日益加强之中。

族与中原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　今东北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住着部落。他们有时称挹娄部落，有时称勿吉部落，有时称部落，其实都是译音的转变。人与中原的联系，可以上溯到西周时代。周武王、周成王时，肃慎来贡矢、石弩，肃慎人就是人的祖先。两千年来持续不断的与中原的这种经济、文化联系，对族的社会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南北朝时期，人分成许多部落，“各自有长，不相总一”（《北史·勿吉传》）。较大的部落有七个，一曰粟末部，二曰汨咄部，三曰安车骨部，四曰拂涅部，五曰号室部，六曰黑水部，七曰白山部。每个部落，“胜兵各数千”（《通典·边防典·勿吉》）。这七个部落，距离远者三四百里，近者二百里。唐以后，渤海国兴起，白山、汨咄、安车骨等部稍微弱，只有黑水部还强盛。黑水居住在黑龙江流域，分为十六个部落，称南北黑水。其酋长称“大莫拂瞒咄”，世代相承。黑水人劲健，善步战射猎，贵壮贱老。俗尚结发为辫，缀以野猪牙，插雉尾为冠饰。其矢石镞长二寸，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还留滞在石器时代，实际上他们已经使用铁器了。无文字。牲畜多猪，无牛羊。有车、马，而用人力推车。种植粟、麦，耕作时两人并耕。“居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如丘冢然。夏出随水草，冬入处。”（《新唐书·黑水传》）其地盛产貂鼠、白兔、白鹰。

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黑水的酋长阿固郎曾来长安访问。唐玄宗开元十年（公元722年），黑水的大酋长倪属利稽亲来长安聘问。开元十三年，唐王朝于黑水部落置黑水都督府（驻地为今黑龙江、乌苏里江会合口东岸的伯力），以倪属利稽为勃利州（同驻伯力）刺史兼黑水都督、黑水经略使。开元十六年，唐玄宗赐倪属利稽姓名为李献诚，认作本家，唐和黑水的关系更加亲密了。玄宗一朝，黑水聘问中原者有十五次之多。代宗大历世，来聘七次。德宗贞元（公元785—805年）中，又一次来聘。宪宗元和（公元806—820年）中，又两次来聘。

粟末，即族中的粟末部，因居粟末水（西流松花江）附近得名。南邻高句丽。高句丽灭亡后，它的势力大大地发展起来。武则天圣历（公元698—700年）中，粟末的大酋长大祚荣自称震国王，“地方五千里，户十余万，胜兵数万”（《新唐书·渤海传》）。唐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遣使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在其辖地置忽汗州（今吉林敦化），以大祚荣兼领忽汗州都督。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又册封大钦茂（大祚荣孙）为渤海国王，自是粟末世号渤海国。这个渤海政权传世十六，历国二百二十余年，一直延续到五代后唐明宗的天成元年（公元926年），才被契丹主阿保机所击灭。

渤海极盛时疆土辽阔，东至于海，西接契丹，北抵黑龙江，南和新罗接壤。全国分置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八县。人民骁勇善战，当时东北有一句谚语，“三人渤海当一虎”（《契丹国志》）。还值得一提的是，渤海人严格执行一夫一妻制度，“契丹、女真诸国皆有女倡，而其良人（丈夫）皆有小妇（妾）侍婢，唯渤海无之”（《松漠纪闻》）。

渤海政权的官制，大抵是模仿唐朝的，为了避免和唐王朝官职名称雷同，因此略作变动。渤海政权模仿唐王朝建置三省制度，一曰宣诏省，仿唐的门下省，下设左相、左平章事、侍中、左常侍、谏议。二曰中台省，仿唐的中书省，下设右相、右平章事、内史、诏诰舍人。三曰政堂省，仿唐的尚书省，下设大内相一人，比唐尚书令，居左右相之上；左右司政，比唐尚书左右仆射，居左右平章事之下；左右允比唐尚书左丞和尚书右丞。政堂省下左六司，有忠部、仁部、义部，各置卿一人，比唐尚书。还有支司爵部、仓部、膳部，每司以郎中为之长，下置员外郎。右六司，有智部、礼部、信部，各置卿一人，比唐尚书。还有支司戎部、计部、水部，每司以郎中为之长，下置员外郎。有中正台，仿唐的御史台，置大中正一人，比唐御史大夫；少正一人，比唐御史中丞。唐有殿中省，掌天子服御之事，渤海仿唐置殿中寺，有大令，少令。唐有宗正寺，掌天子族亲属籍，以别昭穆，渤海仿唐置宗属寺，有大令、少令。唐有秘书省，掌经籍图书，渤海仿唐置文籍院，有监、少监。渤海仿唐制，还置有太常寺、司宾寺（即唐之鸿胪寺）、大农寺，寺有卿；司藏寺（即唐之太府寺）、司膳寺（即唐之光禄寺），寺有令、丞；胄子监（即唐之国子监），有监（即唐之国子祭酒）、有长（即唐之国子司业）。爵有开国公、开国子、开国男，勋有上柱国，文阶有紫绶大夫、青绶大夫、献可大夫、廷谏大夫。又仿唐置十二卫，有左右猛贲卫大将军各一人，将军各一人；左右罴卫大将军各一人，将军各一人；南左右卫大将军各一人，将军各一人；北左右卫大将军各一人，将军各一人；左右神策大将军各一人，将军各一人。武散阶有辅国大将军、慰军大将军、云麾将军、归德将军、忠武将军、宁远将军、游击将军。外官，府有都督，州有刺史，县有令、丞。“以品为秩，三秩以上，服紫，牙笏金鱼；五秩以下，服绯，牙笏银鱼；六秩、七秩，浅绯衣；八秩，绿衣，皆木笏”（《新唐书·渤海国传》）。从渤海的官制，就可以知道它受中原封建文明影响之深了。

渤海政权的统治地区，原是气候寒冷人口稀疏的地区。在渤海政权统治时期，当地广大劳动人民经过辛勤的劳动，并汲取了中原及周围地区的先进技术和生产经验，使得生产面貌大大改观。在农业生产方面，栽培的作物有稻、粟、豆、麦等等，卢城（即卢州，今吉林安图明月沟）的稻，是驰名全境的优良品种。手工业生产方面，显州（今吉林敦化）的绸，也是驰名东北的产品。渤海人民还从事矿藏的开发，生产大量的铜铁，位城（今吉林敦化西南）的铁，闻名全国；渤海生产的熟铜，还运到中原和朝鲜半岛销售。金银细镶手工业也高度发展。瓷器烧造业也很有名，渤海出产的紫瓷盆，曾行销中原，享有很高的声誉。《杜阳杂编》称：“会昌元年（公元841年），渤海贡紫瓷盆，容量半斛，内外通莹，其色纯紫，厚可寸许，举之又甚轻，如拈鸿毛然。”瓷器烧造达到这样高水平，是难能可贵的。

近年在吉林敦化县的渤海敖东城南十里六顶山侧，发掘出渤海王族的墓葬。在渤海宝历七年（公元780年）的贞惠公主墓道里，发现了一对石狮，具有浓厚的唐代雕刻作风。汉文墓碑，也完全模仿唐代碑志文体。墓顶是用大石块抹角砌成，与辑安地区高句丽的大型石墓构造形式基本相同，这说明渤海文化中既有高句丽的成分，也深受唐文化的影响。

渤海和唐始终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经济、文化上联系密切。渤海经常派遣使团来唐聘问，唐玄宗时聘唐二十九次，唐代宗世二十五次，唐德宗世四次，唐宪宗世十六次，唐穆宗世四次，唐敬宗世二次，唐文宗世十二次，唐武宗世四次，唐懿宗时三次，后唐时五次，后梁时六次。几乎年年遣使来中原，有时一年有二三个使团到达长安。渤海政权每次遣使来唐聘问，往往赠送东北方物，有鹰、鹘、骏马，有貂皮、海豹皮、虎皮、熊皮，有人参，有玛瑙杯、玳瑁杯、紫瓷盆，还有金银佛像等等，唐王朝也回赠以中原出产的珍贵礼品如锦彩、金银器皿等作为答谢。除了聘问和互相馈赠之外，渤海和唐还在边境上进行互市，如唐大历（公元766—779年）中，唐胶州半岛上的地方政府由海道“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旧唐书·李正己传》）。由于聘问通使的频繁和互市的不断发展，唐中叶以后，还在青州（治益都，今山东青州）设立渤海馆，专门用来接待渤海来唐的使团。

渤海不断派遣王族子弟以宿卫为名，来唐留学。还屡次派遣留学生到长安，入太学读书。又不时遣使来唐抄写中原各种书籍。如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渤海遣使求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三十国春秋》”（《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九）等书。经常派遣留唐学生和中原汉文典籍的源源输入渤海，对渤海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是有重要作用的。粟末过去没有文字，到了渤海政权时代，不但已经“有文字及书记”（《新唐书·渤海传》），而且文化水平相当高了。唐诗人张籍有赠渤海僧诗：“别家行万里，自说过扶余。学得中州语，能为外国书。与医收海藻，持咒取虫鱼。更问重来伴，天台几处居。”可见这位渤海僧，不仅精通汉语，可能对梵语和日本语也有相当素养。不仅懂得佛学，而且也兼通医学。温庭筠《送渤海王子归本国》诗：“疆理虽重海，诗书本一家。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定界分秋涨，开帆到曙霞。九门风月好，回首即天涯。”“佳句在中华”的诗句，反映出这位渤海王子受到唐代文学的熏陶，已经能诗善赋了。

(1)　“其家富者项著五色杂珠”之说，见于《旧唐书·室韦传》，这还不能说明室韦社会贫富分化已很剧烈。因为《旧唐书》这句话是从《北史·室韦传》的几句话衍变而来的。《北史·室韦传》说：“俗爱赤珠，为妇人饰，穿挂于颈，以多为贵，女不得此，乃至不嫁。”可见习俗如此，本无贫富之分。《旧唐书·室韦传》一变而为“其家富者项著五色杂珠”，《新唐书·室韦传》又文饰为“富人以五色珠垂领”了。

第二节　唐代北方各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东突厥汗国的强盛及其中衰　隋末唐初之际，北方的东突厥重又强大起来，“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旧唐书·突厥传》）。隋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九月，东突厥始毕可汗曾率数十万骑围隋炀帝于雁门（今山西代县），围了三十三天，才解围而去。此后的几年中，东突厥趁着隋王朝崩溃的时候，不断地进犯隋王朝北边，掠夺汉族人民，以致“边州略无宁岁”（《旧唐书·梁师都传》）。掠去的中原人民，大都充作奴隶，过着牛马似的生活。当时割据称雄的梁师都、刘武周、李轨、薛举、高开道等，震慑于突厥的兵威，“俱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通典·边防典·突厥》）。突厥统治者也有意培植刘武周、梁师都、李轨这些势力，利用他们来达到掠夺和奴役中原人民的目的。

唐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时，为了专意经营关中，也曾派遣刘文静北使突厥，与之结好。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四月，突厥始毕可汗死，弟处罗可汗立。同年十一月，处罗可汗死，弟颉利可汗立。那时唐王朝的统一局面已接近完成，而突厥可汗却日益加紧其对唐的干涉。自始毕可汗起，就利用刘武周、宋金刚等一度攻陷唐的并州。处罗可汗时，又迎隋炀帝妻萧皇后及隋炀帝孙杨政道（隋炀帝第二子齐王杨的遗腹子）入突厥，并立杨政道为隋帝，居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把一万多流落在突厥的汉人，拨归杨政道管理，想利用杨政道充当傀儡，以便利突厥对中原的统治。史称颉利可汗“兵马强盛，有凭陵中夏之志”（《通典·边防典·突厥》）。在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他一度围攻并州，进扰汾、潞诸州，掳掠男女五千余人而去。到武德七年八月，更自原州（治平高，今宁夏固原）大举南侵，有万余骑到达豳州（治新平，今陕西彬县），离长安不到二百里地。唐高祖甚至欲焚弃长安，迁都樊（今湖北襄樊）、邓（今河南邓州）。李世民竭力反对，主张坚决抵抗，高祖乃命世民率兵抵御突厥，突厥旋亦退兵。

尽管唐初突厥贵族为了掠夺人口和财物，不时侵扰中原，但在这一时期中，突厥和唐之间的经济联系，还是非常密切的。唐武德八年，曾在北楼关设互市，与突厥交易，突厥卖给唐大批牲畜。当时中原地区受战乱影响，民间普遍缺乏耕牛，通过互市，使中原地区“杂畜被野”（《资治通鉴》唐武德八年），初步解决了内地耕畜不足的困难，这对唐初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唐王朝也通过赠送和交换形式，把大量缯彩运往突厥，在武德二年，一次赠与突厥缯彩就有三万匹之多。突厥贵族取得中原大量缯帛，又往往用来作为商品，通过丝绸之路，销往欧亚非各处，所以这类物资交换的频繁进行，不仅有助于双方经济联系的加强，对欧亚非各国的经济交流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八月，唐太宗刚取得帝位，突厥颉利可汗乘唐统治集团内部有冲突，又率十余万骑，号称百万，直抵长安附近的渭水便桥北面，唐太宗亲自指挥大军布阵阻击。唐军“军容甚盛”，“旌甲蔽野”（《资治通鉴》唐武德九年）。颉利可汗因悬军深入，不敢冒险决战，于是请和。唐太宗便厚赠金币，颉利可汗即引兵退走。

突厥汗国因受所处地理环境和畜牧经济的限制，并受高度发展的中原封建经济的影响，它向典型的奴隶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不复存在，因此迅速向封建社会转化。由于突厥汗国国内封建化程度加深，本部族内部的阶级分化，也就更加急遽起来。从唐王朝使臣郑元对颉利可汗所说的“今虏掠所得，皆入国人（指贵族），于可汗何有”（《资治通鉴》唐武德五年）几句话看来，突厥的贵族阶级，在对外掠夺的战争中已积累了巨大财富。而作为突厥汗国主要军事力量的部落成员，则由于对外进行掠夺的“兵革岁动”（《资治通鉴》唐贞观元年）与军费负担的“裒敛苛重”（《新唐书·突厥传》），经济逐渐衰颓，战斗力也大大地削弱下来。而且由于突厥牧主们对牧民的过度剥削，“伯克（牧主）与人民之间，相互水火”（突厥文《阙特勤碑》译文），阶级矛盾极其尖锐，突厥汗国的统治已无法维持下去了。从贞观二年到三年（公元628—629年），草原上又发生了严重的天灾，“频年大雪，六畜多死”，以至于“国中大馁”；而颉利可汗因“用度不给，复重敛诸部”，以致政治局面发展到“下不堪命，内外多叛”（《通典·边防典·突厥》）的程度。

庞大的东突厥汗国，本来与被它所消灭的柔然汗国和哒汗国有其共通之处，即“这不是民族，而是偶然凑合起来的、内部缺少联系的集团混合物，其分合是依某一征服者的胜败为转移的”（《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第二九二页），它“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语言的部落和民族的集合体”，它“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而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联合”（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在东突厥汗国境内，除了突厥族人以外，主要构成部分是铁勒九姓，史称铁勒“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山据谷，往往不绝。……并无君长，分属东西两突厥”。“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北史·突厥传》）。此外还有九姓回纥、三姓骨利等部落，一共三十姓，也就是三十个部落，故东突厥可汗也称三十姓可汗。其余分布在北方外围的丁零、契骨，分布在东方外围的奚、、契丹，名义上固然是受东突厥役属，但是事实上，突厥族人并没有和他们真正地融合起来共同形成一个统一的部族国家。

铁勒族的薛延陀（分布在今阿尔泰山西南麓哈喇额尔齐斯河流域和乌伦古河流域）、回纥（分布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色楞格河和土拉河合流处）、拔也固（分布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嫩河中游和克鲁伦河以北）等十多个部落，因东突厥征敛无度，首先举兵反抗。薛延陀最为强盛，有部帐七万余落，其酋长夷男自称可汗于漠北，进攻颉利可汗，破其四设（sad，突厥号典兵者为设）。回纥部落也有众十万，战士居半，在其酋长菩萨的指挥之下，于马鬣山一役，以骑兵五千，败东突厥骑兵十万，由此回纥势力强大，与薛延陀联合起来，成为突厥汗国内部的心腹大患。此外奚、、契丹等数十部，也在贞观初年纷纷摆脱突厥汗国的役属，先后亲附唐王朝。被掳掠到草原去的中原人民，这时也开始“自相啸聚，保据山险”（《旧唐书·张公谨传》），和突厥奴隶主展开剧烈的斗争。

在东突厥汗国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时候，东突厥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尖锐了。颉利可汗初以兄子突利可汗（始毕可汗子）为东面小可汗，管领奚、契丹等数十部落，奚、契丹等脱离东突厥汗国的统治后，颉利可汗“以其失众责之”。及薛延陀、回纥等举兵叛突厥，颉利可汗遣突利可汗率兵北讨，结果又为薛延陀击败，于是颉利可汗发怒，“拘之十余日而挞之”（《资治通鉴》唐贞观二年），由此引起突利可汗的深刻不满。随后颉利可汗又征兵于突利可汗，突利可汗拒绝出兵，颉利可汗进讨突利可汗，突利可汗遂率部依附唐王朝。突厥统治阶级上层的分裂，大大地削弱了突厥汗国的统治力量。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军大破东突厥，俘颉利可汗，东突厥一度合并于唐。

唐对东突厥战争的胜利，是有积极意义的。它使北方人民的生活得到安定，这就有利于唐初生产的发展。同时战争胜利后，唐又用金帛从突厥奴隶主手里赎回了沦为奴隶的汉族人民，一次就有八万人之多，这些汉族劳动人民的返回故土，自然会增强中原农业上的劳动力。因此，这一战争的胜利，对于唐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有益的作用。此外，这一战争的结果，使许多受突厥贵族奴役的少数族，挣脱了突厥汗国的残暴统治，并使他们与中原建立了广泛密切的联系，这对于草原上各族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东突厥汗国覆亡后，草原上的各族酋长推尊唐太宗为“天可汗”，这正表示了他们全都承认唐王朝的领导地位，并迫切要求和唐王朝加强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联系的愿望。

当时东突厥余众，在颉利可汗失败之后，除了北附薛延陀、西奔西突厥之外，亲附唐朝的有十余万口之多。唐把归附的东突厥人，安置在今陕西佳县、榆林、靖边一带，设立了、化、长三州都督府；同时又在辽宁朝阳以南设立了顺州都督府，以统辖幽（今河北北部）、并（今山西）塞上的突厥人(1)。除此以外，唐还在旧颉利可汗统治区内，设立了定襄、云中两个都督府，下辖六个羁縻州(2)。这六个羁縻州内的突厥部落，还保持他们原有的部落建制。羁縻州的刺史，也大都由突厥的部落酋长来担任；只是定襄、云中二都督，由朝廷选派。在这一短短的时期内，汉族和突厥族之间，经济、文化的联系，有了一定程度的加强。

颉利可汗入唐以后，唐在太仆寺设置宾馆，对他厚礼款待，并赠以田宅。唐王朝对突厥贵族也尽力笼络，史称：突厥“酋豪首领至者，皆拜将军，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通典·边防典·突厥》），为“将军、郎将者五百人，奉朝请者且百员”（《新唐书·突厥传》）；同时唐王朝对突厥族人也并不歧视，故突厥居民“入居京师者近万家”（《通典·边防典·突厥》）之多。由于唐王朝采取了这样的政策，因而种族歧视这一问题，至少在唐初是不算严重的。所以在这次胜利不久，唐王朝就出现一批勇悍善战的“蕃将”；至于一部分突厥族人民，入居塞上之后，由于长期和汉族人民保持接触的缘故，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联系也更其密切了。

薛延陀的崛起与衰亡　东突厥汗国衰微之后，漠北的薛延陀部落继东突厥汗国之后，强盛起来。

薛延陀是铁勒部族中的一支。隋、唐的铁勒，就是北朝的高车。《隋书·铁勒传》称铁勒“种类最多”，从西海（今里海）以东，傍得嶷海（今巴尔喀什湖）、金山（即阿尔泰山）、白山（今天山）、独洛河（今土拉河）一带，“依山据谷，往往不绝”。他们在西边的，开始有了农业经济生活；而在东方的，还是“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过着游牧生活。他们部落中只有酋长，还没有“君长”，即真性的王出现，所以他们分属东西突厥汗国的统治。史称“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所以他们既是东突厥汗国居民的主要构成部分，同时是突厥汗国中勇悍善战的部队之一。可是东西突厥可汗却随时对他们的人民横征暴敛。公元605年，西突厥处罗可汗在对铁勒诸部横征暴敛之后，猜忌薛延陀等部，恐其叛变，召集部落酋长数百人，尽加杀害。这样的残忍行为，激起了铁勒族人的反抗，一部分铁勒族人拥立契苾部酋长为可汗，另一部分铁勒族人拥立薛延陀部酋长为可汗，共同挣脱了突厥汗国的统治枷锁而独立。薛延陀部落那时的分布地区，是在今阿尔泰山西南麓、喀喇额尔齐斯河和布尔根河流域。

薛延陀部落到了夷男统部时，有部帐七万余家。唐武德初年，东突厥强盛，夷男率部附颉利可汗。不久（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与唐结好，起兵反抗突厥。夷男自称为“真珠毗伽可汗”，累败颉利可汗之兵，破其四设，成为东突厥汗国北边强大的力量。

及颉利可汗为唐所俘擒，东突厥汗国一度瓦解，夷男联合其他铁勒部落契苾、回纥、拔也固等，据有东突厥故地，其地东至室韦（今黑龙江），西至金山（即阿尔泰山），南接漠南，北临瀚海，建庭郁督军山（即于都斤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支系）东南麓，胜兵二十万，屡败西突厥，一时成为东北亚的强大力量。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唐所册立的东突厥可汗阿史那思摩以套内放牧，“户口羊马，日向孳多”（《通典·边防典·突厥》），欲渡河出居碛南。贞观十五年，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纠集精骑二十万，向突厥进攻，最后迫使已渡河北上的突厥族人十余万口，兵四万骑，退回套内（今内蒙古伊克昭盟）。

唐和薛延陀之间，虽然在对待突厥族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还是双方关系的主流。唐以大量的缯彩运往薛延陀，薛延陀也以中原缺乏的物资输入内地，如在唐太宗贞观十六年，薛延陀一次就赠与唐“马三千匹，貂皮三万八千（张）”（《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八《外臣部·和亲门》），这说明双方的经济联系是非常密切的。

贞观十九年，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死，子多弥可汗继位。第二年，多弥可汗为回纥部落所杀。薛延陀余众七万余人，共推真珠毗伽可汗兄子咄摩支为可汗。咄摩支旋因势穷归唐。唐授予右武卫大将军的官号。这样，一度雄踞漠北的薛延陀汗国从此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从真珠毗伽可汗据有东突厥故地到咄摩支入唐，前后只有十八年（公元629—646年）的时间。

薛延陀败亡之后，铁勒诸部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览葛、思结、阿跌、契苾、奚结、浑、斛薛等部落酋长都请求内附。并“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资治通鉴》唐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应允了他们的请求。从而唐和草原上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联系，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史称自此“凡三十年（公元650—679年），北方无戎马警”（《新唐书·突厥传》）。可见唐和草原各族发展的友好关系，保证了沿边人民生活的安定和生产的发展。

贞观四年东突厥败亡时，突厥余部推东面小可汗斛勃为可汗。当时薛延陀已雄踞漠北，取得铁勒九姓的拥戴，自为大可汗，斛勃败亡之余，势不能敌，故亦归附薛延陀。不久，漠北的突厥余众络绎归附斛勃，薛延陀畏忌，意欲消灭斛勃，斛勃率其部众退保金山（即阿尔泰山）之北，自称“乙注车鼻可汗”。车鼻可汗有胜兵三万骑，西统葛逻禄（居阿尔泰山之西），北辖结骨（即古之坚昆，亦称契骨、黠戛斯，今译吉尔吉斯，原居住地在今叶尼塞河上游乌鲁克穆河流域），时时出掠薛延陀人畜。及薛延陀衰亡，车鼻可汗便成为漠北的强大力量。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军会同回纥、仆骨等部进攻车鼻可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车鼻可汗兵败被俘，所统突厥族人，则仍放牧于郁督军山。

于是唐王朝就在漠南成立单于大都护府（公元664年后的名称），治云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管辖漠南诸府州；在漠北成立安北大都护府（公元669年后的名称），治金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东侧），管辖漠北诸府州。这两个都护府的名称，屡有变更，列表如下：

漠北十三个主要部落的驻牧地，列表如下：

葛逻禄（也译作歌罗禄）三姓的驻牧地，表列于下：

结骨等三个部落的驻牧地，表列于下：

还有鞠（在拔野古东北五百里）、俞（在鞠东一千二百五十里）、大汉（在鞠北）、驳马（在结骨北）以及流鬼（今萨哈林岛〔库页岛〕）等部落，纷纷派遣使节来唐长安访问，和唐建立友好关系，唐和东北方各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东突厥汗国的中兴与衰亡　自公元630年东突厥汗国瓦解以后，东突厥贵族纷纷出仕唐朝，东突厥的部众也受唐节制，为唐作战。唐败吐谷浑，征西突厥，都使用了东突厥的军队。故突厥文《阙特勤碑》云：“突厥之訇，弃其突厥名称，而承用唐之官衔，服从唐帝，臣事之者五十年。为之东征向日出之方，远达莫离可汗所，西征达铁门，彼等之克国除暴，皆为唐帝出力而已。”

唐高宗时，漠南的突厥族人先后拥立突厥贵族阿史那泥熟匐和阿史那伏念为可汗，摆脱唐王朝的控制，酝酿复国运动，众至数十万，不久失败。永淳二年（公元683年），东突厥贵族阿史那骨咄禄继续领导这个运动，“鸠集亡散”，“渐至强盛”（《通典·边防典·突厥》），他东败契丹，北服铁勒，自称颉跌利施可汗，建庭郁督军山。

东突厥的复国运动，是符合突厥族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的。突厥文《毗伽可汗碑》里提到：“昔日四方流离之人民，复归故土，无马无衣，奄奄半死。……朕得天之惠，对此垂死之人民，使之死而复苏，裸者衣之，贫者富之，寡者众之。”可见东突厥的复国，使突厥族人民的生活境遇得到改善，具有反对民族压迫的性质。

公元691年（武则天天授二年），东突厥可汗骨咄禄死，弟默啜继为可汗。默啜可汗时，东突厥不断侵扰唐的边塞，在公元698年（武则天圣历元年）一次，东突厥的兵锋曾深入唐的河北，掳掠赵、定二州男女八九万口而去。后又侵扰唐的陇右，取唐牧马数万匹北归。原来依附于唐，居住在河套内外的突厥族人数千帐，也尽归默啜，默啜由此益强。自骨咄禄时，东突厥开始向西突厥十姓部落故地扩展，到了默啜时，又命其子匐俱为拓西可汗，令其节制西突厥十姓兵马四万余人。从唐中宗景龙二年（公元709年）以后，东突厥可汗还连破黠戛斯、突骑施二部落，杀害了黠戛斯和突骑施的酋长；在东方，从武则天神功元年（公元697年）以后，奚、契丹部落也开始遭受东突厥汗国的征敛和奴役。当时东突厥汗国，“地东西万余里，控弦四十万，自颉利以后，最为强盛”（《通典·边防典·突厥》）。

东突厥复国之初，曾从唐王朝索取到农器三千件、铁四万斤、谷种四万斛、杂彩五万段，这些物资的输入，对于东突厥复国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到了唐玄宗即位初年，由于默啜“虐用其众”，“部落渐多逃散”（《通典·边防典·突厥》）。西突厥十姓部落和西北的葛逻禄部落就首先摆脱默啜的统治，漠北的九姓铁勒也对东突厥贵族展开剧烈的斗争。唐玄宗开元四年（公元716年），默啜率兵北击拔曳固部落（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克鲁伦河上游），为拔曳固部人所杀。骨啜禄子阙特勤尽杀默啜诸子，拥立其兄默棘连为可汗，是为苾伽可汗。阙特勤退居“突利设”（左贤王），专掌突厥兵马。

在唐和突厥友好的时候，唐“买突厥羊马，突厥受国家（指唐王朝）缯帛，彼此丰给”（《资治通鉴》唐开元九年），说明唐和突厥曾经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后来双方发生军事冲突，“数十年来，不复如旧”。苾伽可汗统部后，他采取了对唐和睦友好的政策，唐和突厥之间长期没有发生战争，二十余年间，“虽云异域，何殊一家，边境之人，更无他虑”（张九龄《曲江集》卷六《敕突厥苾伽可汗书》），“蕃汉百姓，皆得一处养畜资生，种田末作”（《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九《外臣部·和亲门》）。双方间物资交换，也更加频繁起来。唐在朔方军西受降城（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乌加河北岸）开互市之所，和突厥进行交易。唐每年以绢帛缯彩数十万匹供应突厥，突厥把为数众多的羊马卖给唐王朝。突厥取得绢布缯彩之后，通过丝绸之路，运销欧洲和中亚一带。

唐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东突厥左贤王阙特勤死。唐王朝派遣高手画师六人前往东突厥可汗牙帐，替阙特勤绘写遗像，“既画，工妙绝伦”，苾伽可汗每睹遗像，必为悲(3)。即此一端，可见东突厥和唐的文化联系如何密切。

唐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东突厥苾伽可汗被大臣毒死，国人立其子为伊然可汗。唐玄宗遣使前往吊祭，并为立庙树碑（现存苾伽可汗碑，有汉文、突厥文两种碑铭）。不久，伊然可汗死，弟登利可汗立。登利可汗年幼，从叔父二人，分掌兵马，号为左、右杀（即左、右设）。登利可汗诱杀右杀，而为左杀判阙特勤攻杀。判阙特勤立苾伽可汗子为可汗，旋为骨咄叶护所杀，内乱频仍。更立其弟，又为骨咄叶护所杀，骨咄叶护自立为可汗。由于东突厥贵族残暴地压迫和剥削本族及其统治地区内各族人民，因此突厥族及各族人民不断起来进行反奴役反压迫的斗争，突厥贵族内部矛盾的尖锐化又大大地削弱了统治集团的统治力量。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受东突厥役属的拔悉密（Basmzl，驻牧地在今新疆吉木萨尔附近）、回纥（Uigurs）、葛逻禄（Karluks）三部落开始挣脱东突厥的羁縻，并联军攻杀骨咄叶护。

突厥余众拥立左杀判阙特勤之子为乌苏米施可汗。拔悉密、回纥、葛逻禄三部酋长又继续向突厥贵族残余势力进逼。唐天宝三载（公元744年）、突厥乌苏米施可汗为拔悉密部所杀，突厥余众更立乌苏米施可汗弟白眉可汗。天宝四载（公元745年），回纥可汗又击杀突厥白眉可汗。突厥苾伽可敦（苾伽可汗妻）率领突厥余众，投奔唐朝，东突厥汗国就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回纥的崛起及其强盛　回纥，原先是铁勒（即高车）六大部落之一。北魏时，东部铁勒中有袁纥或韦纥，西部铁勒中有乌护或乌纥，这些都是回纥的异译。自突厥建国，东部回纥为东突厥所役属，西部回纥受西突厥所羁縻，“东西征讨，皆资其用”（《北史·铁勒传》）。

游牧的回纥人，是“逐水草转徙”（《新唐书·回鹘传》）的。公元五世纪时，他们驻牧在鹿浑海（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鹿浑谷口）一带，后来又迁到独洛水（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土拉河）以北；七世纪初叶，他们又迁居娑陵水（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色楞格河）上；直到他们的酋长菩萨击败东突厥汗国以后，才又迁回到独洛水，树牙独洛水上游。

贞观初，回纥人因受不住突厥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在酋长菩萨的指挥之下，反抗突厥贵族。当时回纥部落有众十万，战士居半。马鬛山一役，勇悍的回纥人，以骑兵五千击败突厥十万之众，追击到天山附近，大俘突厥部众。

东突厥颉利可汗败亡之后，当时草原上，以薛延陀、回纥最为雄强。薛延陀称可汗时，回纥一度受其役属。到了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回纥部落酋长吐迷度联合诸部，击灭薛延陀的多弥可汗，并有其地，领土扩展到贺兰山附近。回纥“由此渐盛，国主亦号可汗”（《通典·边防典·回纥》）。回纥以貂皮输入中原，唐以绢帛运往回纥，回纥诸部与唐的经济、文化联系大大加强了，这对回纥此后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及东突厥汗国复兴，东突厥默啜可汗尽复故地，一部分回纥族人因受到东突厥的军事压力而南迁到甘州一带，附塞居住；留在碛北的回纥族人，仍受东突厥可汗的役属。

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回纥酋长骨力裴罗在漠北联络拔悉密、葛逻禄部落共同挣脱东突厥汗国的统治，并联军攻杀东突厥骨咄叶护。拔悉密部酋长曾自立为可汗，号颉跌伊始可汗，骨力裴罗和葛逻禄部的酋长也自立为左右叶护。天宝三载（公元744年），骨力裴罗一方面遣使通好唐朝，取得唐朝的支持；一方面联合葛逻禄部酋长，出兵袭杀拔悉密颉跌伊始可汗，而自立为九姓可汗，是为骨咄禄毗伽阙可汗。

天宝四载，骨咄禄毗伽阙可汗又击杀了东突厥的白眉可汗，消灭了东突厥的残余势力，于是回纥汗国“斥地愈广，东际室韦（尽今兴安岭），西抵金山（即阿尔泰山），南跨大漠，尽有突厥故地”（《资治通鉴》唐天宝四载），而建牙于乌德山（即郁督军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支系）和昆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之间（回纥可汗的牙帐设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畔的哈剌巴剌合孙）。

回纥部落分内九族和外九部。内九族亦称九姓回纥：“一曰药罗葛，即可汗之姓；二曰胡咄葛；三曰咄罗勿；四曰貊歌息讫；五曰阿勿嘀；六曰葛萨；七曰斛素；八曰药勿葛；九曰奚耶勿。每一部落一都督。破拔悉密，收一部落，破葛逻禄，收一部落，各置统督一人，统号十一部落”（《旧唐书·回纥传》）。外九部，亦称九姓：“一曰回纥，二曰仆固，三曰浑，四曰拔曳固，五曰同罗，六曰思结，七曰契苾”，“八曰阿布思，九曰骨仑屋骨”（《唐会要》卷九十八）。外九部大概是部落联盟性质的，未必有亲近的血缘关系，但到了回纥汗国全盛时代，外九部也统称为回纥了。

回纥的政权组织主要沿用了突厥的制度，“署官吏一似突厥”（《新唐书·回鹘传》）。回纥的大君，称可汗，妻称可敦。“其别部典兵者曰设（亦译作杀），子弟曰特勒（应作特勤，亲王），大臣曰叶护（副王、大都督），曰屈律啜，曰阿波（统兵马官），曰俟利发，曰吐屯，曰俟斤，曰阎洪达（评议国事官），曰颉利发，曰达干（统兵马官），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而无员限。”（《新唐书·突厥传》）

从唐太宗贞观时期起，回纥部落和中原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就很密切了。到了唐玄宗时，双方间的联系更其密切了。安史之乱以后，回纥曾两次出兵援助唐政府，并助唐收复两京，因此回纥贵族与唐统治者之间就结成了亲密的联盟。唐王室为了取得回纥贵族的支持，曾先后三次将公主嫁与回纥可汗作可敦，一个是肃宗女宁国公主，一个是德宗女咸安公主，一个是宪宗女太和公主，都是皇帝的亲生女儿，这在和亲史上是少见的事情。回纥经常用马匹来向唐换取缣帛和茶叶，“自乾元（公元758—759年）之后，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旧唐书·回纥传》）。回纥得帛无厌，回纥马皆骀弱不可用，唐得马无用，甚为唐王朝一项重大经济负担。今举《册府元龟》卷九九九中所载：唐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年），给回纥马绢三十万匹，贞元八年，给回纥马绢七万匹，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八月，给马绢十万匹，同年十二月，又给马绢九万七千匹，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二月，给马绢五万匹，同年四月，又给马绢七万匹，十二月，又给马绢八万匹，文宗太和元年（公元827年）三月，给马绢二十六万匹，六月，又给马绢二十万匹，太和三年，给马绢二十三万匹，这还是经常马绢的交易记录，至于回纥助唐收复两京，唐一次馈赠回纥缣帛一百多万匹，那是例外，还不计算在这个数目之内。按照当时回纥人的生活水平，不可能消费那么多的缣帛，他们往往利用昭武九姓商胡通过丝绸之路把这些珍贵的丝织品运销到中亚和欧洲去。

回纥商人来唐经商，人数常达数千人以上，远至赣江流域和珠江流域，都有他们的足迹。他们中有不少人在长安“殖资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资治通鉴》唐大历十四年），其中有些回纥人就和汉人通婚，娶妻生子。有一次，回纥的商队北归，全队有骆驼和马数千匹，缯彩十万段，可见回纥商人在中原经营商业，积聚财富之多。

唐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回纥可汗请唐王朝改称回纥为回鹘，取“回旋轻捷如鹘”之义，从此汉语译文就改用回鹘了。

开始回鹘崇拜萨满教。公元763年，摩尼教传入回鹘，不久被定为回鹘的国教。以后，回鹘可汗又利用政治的力量想把摩尼教推广到唐内地来，唐王朝准许回鹘的请求，在荆、扬、洪、越等州置摩尼教的礼拜堂，称之为“大云光明寺”。

回鹘和唐经济、政治、文化联系的日益密切，这对于双方的社会发展都起了有益的作用。在回鹘汗国，畜牧业原是他们主要经济部门，后来在中原先进生产技术的影响下，农业也开始有了发展。近年来，国际考古学家们在南西伯利亚明弩辛思克、哈克逊等地，发掘7—9世纪回鹘汗国的遗址时，发现铁铧和铁壁，铧的形状是长头的。这种铁铧、铁壁的出土，说明回鹘社会的农业生产已经有所发展了。在发掘回鹘都城哈剌巴剌合孙的废墟时，还发现几乎每家都有一具石磨，这种石磨是用来碾磨米谷的，这也说明回鹘汗国的农业已发展到相当水平。

回鹘汗国全盛时期，在唐的影响下，城市和宫殿建筑，也开始发展起来了。“初，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及有功于唐……始自尊大，筑宫殿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虏俗亦坏”（《资治通鉴》唐德宗建中元年），这都说明在唐封建文明的影响下，回鹘社会经济文化是在前进中。

回鹘汗国在8世纪中叶以后，在唐的经济、文化影响下，开始建造城市和宫殿，从游牧转向半定居生活。已发掘的回鹘故都哈剌巴剌合孙废墟告诉我们，这个都城占地面积相当大，废墟里还残存城堡土墙及堡中的浴池遗址。城郭的中心部分有特殊的墙垣环绕着，位于碉堡的西南，占地一平方公里。外边为人烟较稀的定居区，城郭外垣之外修有庭园及宽阔的花园。城堡不仅面积很大，墙垣也很高，现在残存的还高达十米，碉楼的防御工事达十二米。城堡中心耸立着望楼，高达十四米，登楼远眺，草原景色，都呈现在眼底。在城堡内发掘出来的宫廷，建筑华丽，其瓦当具有唐内地的风格。街道和建筑物遗址，长达二十四公里。哈剌巴剌合孙既是回鹘汗国的政治中心和商业中心，也是手工业的中心。国际考古学家在哈剌巴剌合孙的一所住宅里，发掘到铜片、青铜块和松香，断定这是一所工匠的住宅。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水平，使回鹘西迁以后，很快能够适应新的环境。

回鹘采用了唐的开元历。回鹘可汗还从中原请来石匠，回鹘碑文的形式，和内地极为相近。从回鹘汗国的崛起到西迁，前后才一百年多一些，唐和回鹘的关系，基本上是非常和好的，这在阶级社会民族关系史上也是值得称道的。

回鹘汗国后期，统治者贪得无厌，本族人民和各族人民不堪其残酷压榨，不断起来进行反抗。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的矛盾也尖锐起来。九世纪四十年代，回鹘地区“连年饥疫，羊马死者被地，又大雪为灾”（《唐会要》卷九十八），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在回鹘汗国内部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化和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驻牧在叶尼塞河上游的黠戛斯部落，乘机对回鹘发动进攻。公元840年（唐文宗开成五年），黠戛斯骑兵大破回鹘，杀可汗，焚毁其牙帐，草原上的回鹘汗国便完全瓦解了。小部分回鹘向东撤退，依附于室韦和奚、契丹，不久都被消灭或同化了。大部分回鹘余部向西迁徙，或居河西走廊的甘州，称甘州回鹘；或居西州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称高昌回鹘。他们本来是崇奉摩尼教的，新居住地却是佛教发展的地区，因而他们一度改信了佛教，接受伊斯兰教大概是以后的事情。西迁的回鹘人，在新居住地创造出了灿烂光辉的文化。现在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就是回鹘人的后裔。关于回鹘迁居新疆以后的历史，不在本书叙述的范围之内，这里就从略了。

回纥可汗世系

（一）骨咄禄毗伽阙可汗（741—747，姓药罗葛氏，名骨力裴罗）——（二）葛勒可汗（747—759，名磨延啜，骨力裴罗子）——（三）牟羽可汗（759—780，名移地健，磨延啜子）——（四）合骨咄禄毗伽可汗（780—789，名顿莫贺，移地健从兄）——（五）爱登里逻汨没密施俱录毗伽可汗（789—790，名多逻斯，顿莫贺子）——（六）汨咄禄毗伽可汗（790—795，名阿啜，多逻斯子）——（七）爱滕里逻羽录没密施合胡禄毗伽可汗（795—805，名骨咄禄，姓跌氏）——（八）滕里野合俱录毗伽可汗（805—808）——（九）爱登里罗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808—821）——（十）登羽录没密施句主毗伽可汗（821—825）——（十一）爱登里汨没密施合句录毗伽可汗（825—832，名曷萨特勒，前可汗弟）——（十二）爱登里汨没密合句录毗伽可汗（832—839，名胡特勒，前汗从子）——（十三）可汗（839—840，名勿荐公）——（十四）乌介可汗（841—846，名乌希特勒，曷萨特勒弟，胡特勒叔）——（十五）遏捻可汗（846—？乌介可汗弟）

(1)　《新唐书·突厥传》：卒度朔方地，自幽州属灵州，建顺、、化、长四州，为都督府。剖颉利故地，左置定襄都督、右置云中都督二府统之。《新唐书·地理志》：羁縻州……河北道，突厥州二。顺州顺义郡。　本注：“贞观四年，平突厥，以其部落置顺、、化、长四州都督府于幽、灵之境，又置北开、北宁、北抚、北安等四州都督府。六年，顺州侨治营州南之五柳戍（今辽宁朝阳南）；又分思农部置燕然县，侨治阳曲（今山西太原北）；分思结部置怀化县，侨治秀容（今山西忻州），隶顺州，后皆省。、化、长及北开等四州亦废，而顺州侨治幽州城中。岁贡麝香，县一，宾义。”“右初隶营州都督府，及李尽忠陷营州，以顺州隶幽州都督府。”

《新唐书·地理志》：关内道，银州银川郡……开光（县，今陕西佳县北一百里）。　本注：“贞观八年，隶柘州，十三年州废，来属。”

《新唐书·地理志》：关内道，夏州朔方郡……静德（县，今陕西榆林南）。　本注：“贞观七年，隶北开州，八年曰化州，十三年，州废。”

《新唐书·地理志》：关内道，宥州宁朔郡……长泽（今陕西定边东）。　本注：“贞观八年，置长州，十三年，州废，隶夏州。”

按据《新唐书·地理志》：唐处突厥降众于（今陕西佳县北）、化（今陕西榆林西）、长（今陕西靖边东）三州，皆在今陕西延边明代边墙之内，唯有顺州，远在营州之南五柳戍。及营州一度为李尽忠所陷，顺州且侨寄幽州城中，其所隶燕然县，寄治今山西太原北旧阳曲县，怀化县寄治今山西忻州。自阳曲、忻州至朝阳南五柳戍，地且千里而遥，盖欲突厥降众捍卫幽、并边塞，故有如此一番布置。

(2)　唐太宗贞观四年置定襄都督府、云中都督府。

《新唐书·地理志》：定襄都督府，贞观四年，析颉利部为二，以左部置，侨治宁朔（今陕西榆林南）。

云中都督府，贞观四年，析颉利右部置，侨治朔方境。

(3)　《新唐书·突厥传》：开元十九年，阙特勤死，使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奉玺诏吊祭；帝为刻辞于碑。仍立庙像，四垣图战阵状，诏高手工六人往，绘写精肖，其国以为未尝有，默棘连视之必悲梗。

《册府元龟》九百九十九《外臣部·朝贡门》：突厥苾伽可汗开元十九年十一月遣其大臣葛阿默察之来朝，献马五十匹，谢恩也。初，苾伽之弟阙特勤死，苾伽表请巧匠写其真，诏遣画工六人往焉。既画，工妙绝伦，突厥国内未之见者。苾伽每观画处，欷如弟再生，悲涕不自胜，故遣察之谢恩，且送画人也。

第三节　唐代西北各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西北各族与中原经济文化联系的继续加强　玉门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即今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从两汉魏晋南北朝以来，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就非常密切了。这个地区，和中原地区，往往互为唇齿，只要中原政治稳定，这一地区也就少受到外来的冲击，那么政局就稳定，户口增加，经济上升。相反，政局就不稳定，户口下降，经济受到破坏。在唐前期，这个地区在中原的先进经济文化影响下，社会经济、文化也曾获得充分的发展。后来唐的势力受到吐蕃赞普的干扰，退出了这个地区，这个地区的经济文化又停滞不前了。

现在介绍伊吾、高昌、焉耆、龟兹、于阗、疏勒一些城邦。

伊吾，即今新疆的哈密。这一地区，“土地肥饶”，“地宜五谷、桑麻”。隋代，伊吾城“有商胡杂居，胜兵千余人”（《通典·边防典·西戎总序》）。隋炀帝大业四年（公元608年），于其地置伊吾郡，由原来的伊吾城主担任伊吾太守。隋末，伊吾又受西突厥役属。到了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伊吾人民和伊吾城主挣脱了西突厥可汗的统治，举其所属七城，并入唐王朝，唐王朝在其地设置西伊州(1)。伊吾的和唐合并，对于促进当时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高昌，在今新疆吐鲁番一带。在西域城邦中，高昌是和中原地区经济文化联系最为密切的一个城邦。高昌的王族麴氏，是内地金城郡榆中县（今甘肃榆中）人。到了高昌王麴伯雅时代，又娶隋戚属宇文氏女华容公主，大业年中，麴伯雅曾亲来中原聘问，寓居长安有两三年之久。

唐初，高昌王统辖的地域，有三郡、五县、二十二城，“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垦田九百顷”（《通典·州郡典》）。有户八千，口三万七千，胜兵一万余人，马四千匹。

隋末，中原扰攘，高昌被铁勒（高车）所役属，史称“铁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国，有商胡往来者，则税之送于铁勒”（《北史·高昌传》）。唐初，西突厥势力强盛，高昌又受西突厥控制。西突厥为了要控制西域用以遏绝中亚诸国与唐通商的道路，强迫麴文泰和唐绝交，并与之联军进攻西伊州。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唐太宗命大将侯君集率兵进攻高昌。贞观十四年，高昌王麴文泰病死，子麴智盛继立，兵败降唐，唐以麴智盛为左武卫大将军，封金城郡公；智盛弟智湛封天山郡公，官左骁卫大将军，后来还任命他为西州都督；智盛子崇裕，在武则天时官至镇军大将军，封交河郡王。

唐合并高昌后，于其地置西州（治高昌县，即高昌壁，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六十里），并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雅尔），掌管塔里木盆地全局。到了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唐取龟兹，才把安西都护府迁往龟兹。当唐取高昌时，西突厥可汗曾派遣叶护统率大军屯于可汗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北护堡子），高昌归唐后，西突厥叶护亦于贞观二十二年以可汗浮图城附唐，唐于可汗浮图城置庭州，这就是后来北庭节度使的驻所(2)。

从两汉以来，中原人民便不断地徙居高昌，与西北各族人民共同开发了祖国的边疆。唐合并高昌后，中原劳动人民移居高昌的，较之以前更多了。如近年在吐鲁番发现的唐代青苗簿底账中，记录许多佃人的姓名，其中一部分人是少数族人民，也有一部分，如董永贞、董玄护（大谷文书二三六八号）、张智礼、范僧护（大谷文书二三六九号）、令狐定通（大谷文书四〇四〇号）、张备丰（大谷文书二八四六号）、苏感达（大谷文书二八五一号）、王孝道（大谷文书二八四五号）、左意海（大谷文书二八四六号）、吴南贞（大谷文书一二〇九号）、焦知通、宋居仁、张君行（大谷文书二三七二号），从他们的姓氏一望而知是中原迁移去的劳动人民。这些中原劳动人民移居西北地区后，把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工具带到了高昌，他们和西北各族人民一起用他们的血汗来开发这一地区，这对西北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高昌成为西州都督府的治所之后，人口大量增加，土地大量垦殖，水利灌溉事业也大为发展了。关于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在近年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中，获得确切的证明，出土的唐代文书提到有关高昌地区渠道分布情形，如：

东一里，匡渠。东二里，七顷渠、石宕渠、俗尾潢。东三里，谷中渠、辛渠、俗中潢。东四里，石宕渠。东五里，圭头渠、胡道渠、左部渠、叠底渠。东七里，左部渠。东四十里，柳中县众对渠、柳中县屯续渠。东六十里，横截城阿观渠、谷中渠。

西半里，坚石渠。西一里，孔进渠、左官渠、杜渠。西二里，孔进渠。西五里，胡麻井渠、申石渠、枣树渠、屯头渠。西七里，枣树渠、树石渠、白渠、白地渠、北部渠、榆树渠。西八里，枣树渠、白渠。西十里，节其渠、武城渠。

南一里，索渠、杜渠。南二里，马堰渠。南三里，樊渠。南四里，白渠。南五里，蒿渠、马塠渠。南六里，满水渠。南七里，白水渠。

北半里，大地渠。北一里，张渠、满水渠。北二里，孔进渠、胡麻进渠、石宕渠。北七里，榆树渠。北二十里，新兴尉埒潢、新渠、满水渠。

从这些渠道纵横分布的情形，可以窥知这一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情况。此外从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中，还可以了解这一地区农作物的品种，除了麦、粟、、豆、青稞、苽、苜蓿之外，还有草棉。现举大谷二三七三号文书载：

曹射毗贰亩　佃人史才金　种

王屯相贰亩　佃人康道奴　种

绁就是草棉。当地的棉花价格，“绁花一斤，上直钱柒文”（大谷三〇八〇号文书）。当地的棉布价格：

细壹尺　上直钱肆拾伍文　次肆拾肆文　下肆拾叁文

次壹尺　上直钱叁拾文　次贰拾伍文　下贰拾文（大谷三〇五一号文书）

粗壹尺　上直钱拾壹文　次壹拾文　□□□（大谷三〇八〇号文书）

这种草棉布，当时在全国享有很高的声誉。

在高昌地区，唐王朝也曾推行过均田制。但这一地区，在麴氏高昌时期，可耕地只有九百顷，而人口有三万余，到了唐王朝统治时期，土地的垦辟，可能增多，人口相应也有增加，因此均田制的授田，仍然表现为不足，丁男授田每人十亩，也尚有不足的。而均田户要负担沉重的租赋。此外，这一地区，小租佃制也相应在发展和盛行。关于这些，我们在这里都无法详细介绍，只能由专文来论述了。

从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可以看到在高昌市集上，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到。食品有白面、北庭面、酪、沙糖、流蜜、干蒲桃、大枣、笋，药材有黄连、酸枣、天门冬、昆布、橘皮、羌活、独活、茱萸、白芷、茯苓、犀角，香料有郁金花、麝香、丁香、沉香、白檀香，颜料有青黛、黄丹、朱粉、铜绿、石绿、空青、朱砂，衣料有绵绸、生、生绢、绫、缦紫、缦绯、赀布、布、火麻布、维州布、绁布，制成的衣服鞋帽有益州半臂、皮裘、紫高布衫、帛高布衫、绯高布衫、罗头巾、官头巾、驼鞋、绁鞋、细鞋，坐卧用具有粗簟、鞍、辔、鞍褥，生产工具和日用器皿有斧、锄、镰、横刀、锯、釜、漆盘、羹碗等。这些物品，有的是本地的产品，有的是从附近地区如北庭等地贩运来的，有很大部分，则是从内地运来的，甚至还有从中亚各地运销去的物品。从以上所介绍的商品品种之多和齐全，可以知道高昌的商业在当时相当发达。它不仅是沙漠上的绿洲，同时又是国际性的城市，所以《十道记》里要说它“都会未及于沙州（敦煌），繁富未出于陇右”（《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五十六引）了。

这一时期，中原先进的汉族传统文化和科学技术，在高昌地区得到广泛的传播。如近年来在吐鲁番交河城的发掘中，发现了很多写本的唐代文献，内有《毛诗》、《尚书》、《史记》、《文选》、《神农本草》、《针经》以及阴阳杂书、佛经音义等残卷残片，证实了当时西域地区和中原文化联系是如何的紧密。还有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地区发掘出来的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赵氏墓中，发现男人扎着头发髻，女子穿着直领对襟衣，下身系裙的唐装，这些在说明中原文化对当时高昌地区的深刻影响。

焉耆，原来也是受西突厥役属的一个城邦。唐并高昌以后，开始在焉耆培养亲唐的力量，到了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西突厥的势力退出焉耆，焉耆便成为唐的亲密与国。唐仍尊重焉耆王龙突骑支的政治地位，虽于其地成立焉耆都督府，但仍由龙突骑支兼任都督。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基本上自主的。

焉耆“东西六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大唐西域记》），其地“东接高昌、西邻龟兹”（《旧唐书·焉耆传》），北界西突厥。整个地区，有“户四千，胜兵二千”（《新唐书·焉耆传》）。固然这一地区，冬季气候较为严寒，但是“土田良沃”（《通典·边防典·焉耆》），“泉流交带，引水为田。土宜糜、黍、宿麦、香枣、蒲萄、梨、柰诸果”（《大唐西域记》）。“畜有驼、马、牛、羊”（《通典·边防典·焉耆》）。又“有鱼盐之利”（《旧唐书·焉耆传》）。是农业畜牧业渔业都比较发达的地区。

最近考古工作者在新疆焉耆县境内的唐王城发掘中，发掘出唐代一座屯戍城堡。在城堡的窖藏里，发现小米、高粱、面粉和胡麻等，同时发现了石碾、铁犁、镰柄等生产工具。铁犁的铧头较长，套进犁底的部分凹入，比较进步。这说明中原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已传播到焉耆，对焉耆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很大影响。

焉耆的矿冶业也相当发达，其境内“有银山，山甚高广，皆是银矿，西国银钱所从出也”（《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行用西域的金银钱，有不少是在焉耆铸造的。“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大唐西域记》），钱币的品种很多，反映了一个事实，即这个地区的国际贸易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焉耆人“服饰毡”（《大唐西域记》），“其俗，丈夫剪发，妇人衣襦，著大袴”。焉耆人民善于酿造葡萄酒，他们又都喜“爱音乐”（《通典·边防典·焉耆》）。

焉耆是习学佛教小乘学说一切有部的城邦，国内有“伽蓝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文字取则印度”，“经教律仪，既遵印度”，而“微有增损”（《大唐西域记》）。

焉耆当天山南路的“孔道”，中亚的商胡，要来唐朝贸易，必须经过焉耆。焉耆在唐的支持下，对过境的商胡，征收过境税。这对于焉耆来说，是一项很大的收入，是有利于当时焉耆的经济发展的。

龟兹，在今新疆库车一带，也是当时中国西北部的一个城邦。在唐初，西突厥的势力控制着这一地区。到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西突厥势力退出这一地区，唐就在龟兹成立龟兹都督府，以龟兹王素稽兼任龟兹都督。同年又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都城伊逻卢城，除了一度曾以龟兹王素稽兼任安西都护外，一般都由唐任命干练的大将出任安西都护，控制着天山南北路的军事局势。自龟兹挣脱西突厥贵族的控制之后，龟兹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加强了。唐高宗上元（公元674—676年）中，龟兹王素稽遣使来唐长安赠送银颇罗和名马。武则天天授三年（公元692年），龟兹王延田又亲自至长安聘问。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龟兹王白孝节又遣弟白孝义来唐长安聘问，唐也不断派遣使节前往访问，并赠与很多的内地所产珍贵礼品。这说明双方的经济、文化联系有了很大的加强。

龟兹之境，“东西千余里，南北六百余里”，“都城周十七八里”（《大唐西域记》）。这一地区比起焉耆来，“气候稍温”（《北史·龟兹传》）。“土宜麻、麦、粳稻”（《新唐书·龟兹传》），水果“出蒲萄、石榴，多梨、柰、桃、杏”（《大唐西域记》）。此外物产著名的有“细……氍毹……胡粉、安息香、良马、犎牛等”（《北史·龟兹传》）。龟兹农业相当发展，物产也相当丰富。

龟兹“土产黄金、铜、铁、铅、锡”（《大唐西域记》），冶铁业从两汉以来，就有了发展。据《水经·河水注》引《释氏西域记》云：“屈茨（即龟兹之异译）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之用。”到了唐前期，冶铁业在前代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最近，在拜城县东北铜厂河岸铜厂北可可沙附近的唐代遗址发掘中，发现了唐代的炼炉遗址，口径宽约0．5米，长约0．33米，深1．6米，下圆，周约2．6米。灶壁为烟熏黑，旁另有一穴口通炉中，以出纳柴草煤炭之用。附近还有煤渣和铁汁，堆积成阜，俨若小城，其中还遗存有许多熔铁的陶坩埚，铁汁溢流满罐。在库车西部铁吉克千佛洞附近的唐代营垒遗址中，也发掘出很多熔铁的陶坩埚，这些都可以证实这一地区在隋唐时期冶炼业的发展情况。

龟兹人的服装，除了国王“不剪发，以锦冒顶，锦袍宝带”以外，一般平民皆“断发齐顶”（《新唐书·龟兹传》）。他们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和文字，文字是横写的“旁行书”。他们也“贵浮图法”，有“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取则印度”（《大唐西域记》），但是诵读起来，还是采用自己的民族语言。

龟兹地区的人民，特别爱好音乐，所谓“俗善歌乐”（《新唐书·龟兹传》），玄奘法师也称赞他们“管弦伎乐，特善诸国”（《大唐西域记》）。龟兹乐在中原内地享有很高的荣誉。龟兹国“王姓白，国人总姓白”（《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五十六），凡是来内地的音乐家姓白的，不问而知是龟兹人。唐高宗时，内地著名乐师白明达，就是龟兹人。他创作了不少优秀的音乐作品，深为当时人们所喜爱，其代表作《春莺啭》，后来还被改编为舞曲。

龟兹的商业也有一定的发展，“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大唐西域记》）。其“赋税，准地征租，无田者则税银”。“其刑法，杀人者死，劫贼则断其一臂，并刖一足”（《北史·龟兹传》），可见是非常残酷的。

疏勒，即今新疆喀什，也是当时中国西北部的一个重要城邦。地“周五千余里，多沙碛，少壤土”（《大唐西域记》）。境“内有大城十二，小城数十”（《隋书·疏勒传》）。“气候和畅，风雨顺序。”“稼穑殷盛，花果繁茂。”（《大唐西域记》）“土多稻、粟、麻、麦，铜、铁、锡、雌黄。”（《北史·疏勒传》）疏勒地区毛纺织生产的水平相当高，“出细毡褐，工织细、氍毹”（《大唐西域记》）。疏勒生产的毡毯，在内地和中亚都享有很高的声誉。“俗事祆神”（《新唐书·疏勒传》），同时也“淳信佛法”，境内有“伽蓝数百所，僧徒万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大唐西域记》）。其王姓裴氏，居迦师城，有兵二千人。

唐高祖武德（公元618—626年）中，疏勒王裴虬入唐访问，乐中原土风，留居长安不去，唐给以天山郡公的封号。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疏勒王遣使来唐赠送名马。贞观十三年，又遣使至长安赠送方物。唐于疏勒置都督府，由疏勒王兼任疏勒都督。唐玄宗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疏勒贵族裴国良来长安访问，唐盛礼款待，裴国良回去时，唐馈赠疏勒王许多珍贵的礼物。

疏勒的音乐，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在中原内地，疏勒音乐享有很高声誉。唐的十部乐中，就有《疏勒乐》一部。唐太宗贞观中，内地有著名乐师裴神符，就是疏勒人。他“妙解琵琶，作《胜蛮奴》、《火凤》、《倾杯乐》三曲，声度清美”（《唐会要》卷三十二），风行一时。

由疏勒寓居内地的人士中，有裴慧琳（公元737—820年），出家为僧。他学问渊博，所著《一切经音义》，不仅是研究佛学的参考工具书，而且也是研究名物、训诂、音韵的重要著作。

喝盘陀，“由疏勒西南入剑末谷、不忍领六百里，其国也”（《新唐书·喝盘陀传》），在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境，也是一个地扼交通枢纽的城邦。“周二千余里，国大都城基大石岭，背徙多河（今塔什库尔干河），周二十余里。山岭连属，川原隘狭。谷稼俭少，菽麦丰多，林树稀，花果少。原隰丘墟，城邑空旷”（《大唐西域记》），生产比较落后。“其王本疏勒人，世相承为之”。“胜兵千人”。“人劲悍”（《新唐书·喝盘陀传》），“衣服毡褐”，“文字语言，大同沙国（即疏勒国）”。“敬崇佛法，伽蓝十余所，僧徒五百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大唐西域记》）。喝盘陀的法律，“杀人剽劫者死，余得赎。赋必输服饰”（《新唐书·喝盘陀传》）。

北魏太延（公元435—439年）中，喝盘陀王曾遣使至平城。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喝盘陀王又派遣使者到达长安。唐玄宗开元中，于喝盘陀西置葱岭守捉，为安西都护府极边的戍所。

朱俱波，即《汉书》和《佛国记》中的子合国，《洛阳伽蓝记》中的朱驹波，《魏书》中的悉居半，《大唐西域记》中的斫句迦，在今新疆叶城境，也是当时西北的一个城邦。地“周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坚峻险固，编户殷盛”（《大唐西域记》）。“胜兵二千人。尚浮屠法，文字同婆罗门。”（《新唐书·朱俱波传》）境内“山阜连属，砾石弥漫。临带两河，颇以耕植，蒲萄、梨、柰，其果实繁”（《大唐西域记》）。从朱俱波向东走，就是于阗了。

于阗，即今新疆和田，也是当时中国西北部的一个城邦。“周四千余里”（《大唐西域记》），“国中大城有五，小城数十”（《隋书·于阗传》）。其地“沙碛太半，壤土隘狭”。“气序和畅，飘风飞埃。”（《大唐西域记》）“土多麻、麦、粟、稻、五果。”（《隋书·于阗传》）“多蒲萄。”（《通典·边防典·于阗》）因为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如蚕蛾的饲养方法等很早就传播到这一地区，所以于阗“桑树连荫”，“工纺织绸”，此外也“出氍毹、细毡”。但是当地人却“少服毛褐毡裘，多衣绸、白”（《大唐西域记》）。于阗又出“好马、驼、骡”（《北史·于阗传》）。冶铸水平也相当高，以“善铸铜器”（《通典·边防典·于阗》）著称。于阗“又产白玉、玉”（《大唐西域记》），于阗玉是遐迩闻名的。有文字，“书则以木为笔札”（《通典·边防典·于阗》）。于阗人民喜欢音乐和舞蹈，所谓“国尚乐音，人好歌舞”（《大唐西域记》）。俗“事祅神”（《新唐书·于阗传》），同时也“崇好佛法，伽蓝百有余所，僧徒五千余人，并多习学大乘法教”（《大唐西域记》）。“其刑法，杀人者死，余众各随轻重惩罚之”（《北史·于阗传》）。王姓尉迟氏，有兵四千人，都城曰西山城（今和田南），方八九里，“有屋室市井”（《通典·边防典·于阗》）。

于阗和中原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也是非常密切的。唐太宗贞观六年（公元632年），于阗王尉迟屋密就派遣使节来唐赠送方物。贞观九年，于阗王又派遣王子来长安就学。西突厥势力退出天山南路后，于阗王尉迟伏信立刻挣脱了西突厥的控制，不久并亲自到长安访问，这时唐高宗初即位，对于阗王的访问非常重视，款留数月，赠送布帛有六千段之多。上元（公元674—676年）初，尉迟伏信第二次来长安访问，唐王朝在于阗设立毗沙都督府，由伏信兼任毗沙都督。唐玄宗开元（公元713—741年）中，于阗王尉迟敬还派遣使节来唐赠送名马、骆驼及珍兽等方物。天宝（公元742—755年）中，于阗王尉迟胜又亲自来唐聘问，并赠送名玉、良马等珍贵方物，唐以盛礼款待，还把宗室女嫁给尉迟胜。安史乱起，尉迟胜命弟尉迟曜摄理于阗政务，自己带了五千军队来唐助战，因留唐不返，唐赠以武都郡王的封号。从这些事例就可以窥知唐统治集团上层和于阗统治阶级上层的关系是如何密切了。

在唐代初年，有于阗名画师尉迟跋质那、尉迟乙僧父子，来至长安。他们把西域画风和晕染法传来内地，这对此后中原的画风，有很大影响，我们在后面还要讲到。

唐太宗合并高昌（公元640年），置安西都护于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雅尔），到了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又迁安西都护府于“东接焉耆，西连疏勒，南邻吐蕃，北扼突厥”（《通典·州郡典》）的龟兹都城伊逻罗城。龟兹、焉耆、疏勒、毗沙（于阗）四都督府，并受安西大都护府的节制，因此称为“安西四镇”。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吐蕃攻陷西域十八州，唐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高宗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唐大将裴行俭、王方翼筑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乃以龟兹、于阗、疏勒、碎叶为安西四镇。武则天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又罢四镇。长寿元年（公元692年），王孝杰败吐蕃，二年，复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并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武则天圣历二年（公元699年），以阿史那“斛瑟罗为平西大总管，镇碎叶”（《资治通鉴》周圣历二年），可见碎叶镇也还没有丢失。后来突骑施乌质勒崛起，攻陷碎叶，并移牙其处，但是唐王朝不废镇名，表示突骑施这一占领为不合法。及至唐玄宗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唐册立突骑施苏禄为忠顺可汗，碎叶的地位不得不明朗化了，于是安西节度使汤嘉惠才正式表请“以焉耆备四镇”（《旧唐书·焉耆传》）。这样，安西四镇复为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四镇了。

龟兹、于阗、疏勒、焉耆一些天山南路的城邦，能够协同步调，不受西突厥和吐蕃的侵犯，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西突厥和吐蕃当时还都处于不发展的奴隶制阶段，经济、文化各方面，远远落后于天山南路各城邦。因此突厥和吐蕃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对天山南路各城邦的经济、文化发展来说，是起了阻滞作用的。西突厥汗统治天山南路各城邦时，于各城邦设置“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通典·边防典·西突厥》），向天山南路各城邦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据《隋书·疏勒传》称：疏勒“土多稻、粟、麻、麦、铜、铁、锦、雌黄，每岁常供送突厥”。当然不仅疏勒一地如此，其余各城邦的遭遇，亦大体相同。这样就给天山南路各族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妨碍了西域各城邦经济文化的发展。安西四镇的建置，不仅加强了中原和这个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而且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商旅的安全，这对于当时中国和西方诸国友好交往的促进，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中西交通的发展，都有积极作用。

由于唐王朝同天山南路这些城邦的关系密切了，中原和西域地区的贸易，大大发展起来。当时西域运销内地的主要商品有绯毡、氍毹、叠布、名马、骆驼、于阗美玉，珍贵药材有硇砂、阴牙角、羚羊角等等。到内地来经商的西域商人很多，活动的地区也很广，他们主要聚集在长安、洛阳、武威等地。内地运销西域的商品有锦、绫、罗、绸、纶、绢、麻布、布、赀布、练、金、铁、青铜器、漆器、纸张等物。除了这些商品以外，唐还通过这条丝路，从内地调运了大量物资来支援这个地区。中唐诗人张籍在《凉州词》中说到：“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这首诗就反映了唐以大量物资支援中亚和运销当时欧、亚、非各国这一历史事实。

西突厥阿史那氏的衰微与突骑施的强盛　隋朝末年，西突厥汗国的大汗射匮可汗统部，“始开土宇，东至金山（即阿尔泰山），西临西海（里海），自玉门以西诸国，皆役属之”（《通典·边防典·突厥》）。射匮可汗死，弟统叶护可汗继位，“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宾（今克什米尔），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其统治区域，东起阿尔泰山，西达里海，南抵印度河流域。中亚、西域的国王，都由西突厥大汗授予“颉利发”称号，并由西突厥大汗派遣“吐屯”一人，驻在各该国内，“督其征赋”。

西突厥汗国当时处于唐和波斯、印度、东罗马帝国四个国家之间，这四个国家要彼此进行国际贸易，必须通过西突厥作为中介人。因此唐王朝建国初期，为了使国际商路畅通无阻，曾主动和西突厥交好。唐高祖获悉西突厥统叶护可汗要娶唐公主的时候，曾派遣宗室高平郡王李道立出使西突厥汗处，答应把公主嫁给他，只是由于当时“西蕃路梗”，因此“未果为婚”（《通典·边防典·突厥》）。

唐代著名旅行家玄奘在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经过西突厥汗国的时候，西突厥大汗统叶护可汗曾在殿帐中设宴款待他：

出山（葱岭）后至一清池（即热海，今伊斯色克湖），周千四五百里，东西长，南北狭，望之淼然，无待激风，而洪波数丈。循海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城（即碎叶城），逢突厥叶护可汗，方事畋游，戎马甚盛。可汗身着绿绫袍，露发，以一丈许帛练裹额后垂。达官二百余人，皆锦袍编发，围绕左右。自余军众，皆衣裘毳毛，槊纛端弓，驼马之骑，极目不知其表。既与相见，可汗欢喜，云“暂一处行，二三日当还，师且向衙所”。令达官答摩支引送安置。至衙三日，可汗方归，引法师入。可汗居一大帐，帐以金华装之，烂眩人目。诸达官于前列长筵，两行侍坐，皆锦服赫然，余仗卫立于后。观之，虽穹庐之君，亦为尊美矣。法师去帐三十余步，可汗出帐迎拜，传语慰问讫，入座。突厥事火，不施床，以木含火，故敬而不居，但地敷重茵而已。仍为法师设一铁交床，敷蓐请坐。须臾，更引汉使及高昌使人入通国书及信物，可汗自目之，甚悦，令使者坐，命陈酒设乐，可汗出诸臣、使人饮，别索蒲桃浆奉法师。于是恣相酬劝，浑钟碗之器，交错递倾；兜离之音，铿锵互举，虽蕃俗之曲，亦甚娱耳目乐心意也。少时，更有食至，皆烹鲜羔犊之质，盈积于前。别营净食进法师，具有饼、饭、酥、乳、石蜜、剌蜜、蒲萄等。食讫，更行蒲萄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碎叶“城周六七里”，“土宜糜、麦、蒲萄，林树稀疏，气序风寒”（《大唐西域记》）。中亚的商人会集在这里进行贸易，因此商业很发达。碎叶城西行四百余里，就是千泉（今吉尔吉斯斯坦吉尔吉斯山脉北麓、库腊加特河上游一带），它既是西突厥可汗的夏都，也是西突厥贵族的游宴胜地。玄奘法师前往印度取经时，曾到过此地，在《大唐西域记》里记述千泉的景物，说：

千泉者，地方二百余里，南面雪山，三陲平陆。水土沃润，林树扶疏，暮春之月，杂花若绮，泉池千所，故以名焉。突厥可汗每来避暑。中有群鹿，多饰铃，驯狎于人，不甚惊走。可汗爱赏，下命群属，敢加杀害，有诛无赦，故此群鹿，得终其寿。

玄奘记述碎叶城以西居民的服饰是：“服毡褐，衣皮、，囊服褊急。齐发露顶，或总剪剃，缯彩络额。”（《大唐西域记》）

西突厥汗国的基本部落有十个部落，“每部令一人统之，号为十设（chad），每设赐以一箭，故称十箭”。十箭又分“为左右厢，各置五箭，其左厢号为五咄陆部落，置五大啜，〔一啜〕管一箭。右厢号为五弩失毕（部落），置五大俟斤，〔一俟斤〕管一箭”。“其后或称一箭为一部落，大箭头为大首领。五咄落部落居碎叶以东，五弩失毕居碎叶以西，自是都号为十姓部落”（《通典·边防典》）。

这十个基本部落所构成的西突厥汗国，还役属许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部落和国家，这些部落和国家之间，又是缺乏经济上的紧密联系的，因此西突厥汗国的统治是极不巩固的，它仅仅是军事和行政的联合。当某一个西突厥大汗能够驾御十个基本部落的酋长的时候，大汗的势力就很强大；倘若某一个大汗不能驾御东面或西面的五个大箭头的时候，那么内部就会发生纷争，国力就随之削弱下来。同时由于西突厥社会的氏族宗法残余严重遗留的缘故，汗位的父死子继制度，始终没有确立起来；甚至兄终弟及制度，也没有能够严格实行，因此往往造成兄弟争立，骨肉相残的局面。在这种内争过程中，西突厥的十个基本部落，便往往陷于分裂，东面的五咄陆部落拥护这一个可汗，西面的五弩失毕部落拥立另一个可汗，越发加深了这种混乱局势。

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西突厥统叶护可汗为其伯父所杀，其伯父自立，号莫贺咄俟屈利毗可汗，一部分部落不服从他。西面的五弩失毕部落迎立统叶护可汗的儿子做可汗，号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两可汗交兵不息，“国内虚耗”（《通典·边防典·突厥》）。本来役属于西突厥的铁勒人，开始挣脱了西突厥的统治而实行独立。不久，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战胜莫贺咄俟屈利毗可汗，重新统一了十姓部落，接着出兵进击铁勒，反为薛延陀所败。同时，肆叶护可汗“猜狠信谗”，部落离心。弩失毕等部落的豪帅掩击肆叶护可汗，肆叶护可汗逃奔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于是西突厥国人拥立阿史那泥熟为可汗，号咄陆可汗。咄陆可汗死，弟沙钵罗利失可汗继位。利失可汗又失众心，西面的五弩失毕部落拥立欲谷设为乙毗咄陆可汗，于是，以伊犁河为界，西突厥汗国一时又形成东西对峙的局面。沙钵罗利失可汗死，子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继位。而乙毗咄陆可汗的势力渐强，终于在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乙毗咄陆可汗击灭了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重新统一了西突厥汗国。

唐于贞观十四年，合并高昌，打开了通往天山南北路的丝绸之路的门户。不久，西突厥的叶护也以可汗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北护堡子）附唐，唐于可汗浮图城置庭州。

贞观十五年，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重新统一十姓部落后，曾一度进攻伊吾（今新疆哈密），为唐军击退。第二年，乙毗咄陆可汗动员了处月、处密两个部落，围攻唐军据点，又被击败。唐军在郭孝恪的指挥下，进行反攻，乘胜进拔处月俟斤的牙帐（设在今新疆塔城附近），进至遏索山（今新疆哈屯博克达山），又击降了一部分处密部落（处密部落的牧地在今新疆玛纳斯河流域）。

既而西突厥汗国内乱又起，乙毗咄陆可汗连遭部下袭击，西走吐火罗（今阿富汗巴达克山附近），国人另立乙毗射匮可汗为西突厥大汗。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阿史那贺鲁又以五弩失毕部落之众，击溃了乙毗射匮可汗，统摄十姓部落，建庭于双河（今新疆艾比湖以西的博罗塔拉流域）及千泉（西突厥可汗避暑地，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吉尔吉斯山脉北麓，库腊加特河上流一带），拥有“胜兵数十万”（《通典·边防典·突厥》）。

贺鲁时期的十姓部落，已经不是原封不动的以前的十姓部落了。其五啜为：

一、　处月木昆律啜（今新疆塔城附近）；

二、　胡禄屋阙啜（今新疆安集海附近）；

三、　摄舍提暾啜（今新疆艾比湖附近）；

四、　突骑施贺逻施啜（今新疆博罗塔拉河两岸）；

五、　鼠泥施处半啜（今珠勒都施河流域）。

五俟斤为：

一、　阿悉结阙俟斤；

二、　哥舒阙俟斤；

三、　拔泥塞干暾沙钵俟斤；

四、　阿悉结尼熟俟斤；

五、　哥舒处半俟斤。

左厢五咄陆的分地在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以东，右厢五弩失毕的分地在碎叶以西。

贺鲁统摄十姓部落之后，一方面命儿子莫贺咄叶护侵犯天山南路的一些城邦，想重新建立对塔里木盆地的控制权；一方面又出动大军直接进攻唐的庭州，想夺取唐在天山北路的据点。唐先后任命梁建方、契苾何力为弓月道行军总管（时在公元652年），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时在公元655年），出兵抗击。到了唐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唐以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管，率回纥部落，从北道进兵；又由西突厥贵族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二人，从南道出发，安抚西突厥旧部。

唐军在曳河（今新疆博罗塔拉河）与贺鲁会战，贺鲁兵败，率轻骑渡伊丽河（今伊犁河）西奔，唐军追踪至碎叶水（今楚河），又连破贺鲁部众。贺鲁失众西奔，至石国之苏咄城（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附近），为其城主所擒，送给唐军。

唐败西突厥后，于西突厥十姓部落置两可汗，以阿史那弥射为统摄东面五咄陆部落的可汗，兼昆陵都护的称号；以阿史那步真为统摄西面五弩失毕部落的可汗，兼池都护的称号。但是这两个可汗，很快就被十姓部落抛弃了。

构成西突厥十姓部落之一的突骑施部落，原来的牧地在碎叶城西北。他们的酋长乌质勒善于“抚恤”自己的部落，因而“远近诸胡归附”（《通典·边防典·突厥》）。突骑施的势力逐渐发展，后来攻取了碎叶城，并把它的政治中心移到那里。

武则天垂拱（公元685—688年）以后，东突厥汗国复兴，默啜可汗开始兼并西突厥十姓部落，十姓部落损折很大。当时西突厥可汗斛瑟罗（阿史那步真子）因受到默啜可汗和突骑施两方面的压力，不得不率领部民六七万人，徙居唐内地。于是西突厥故地，为突骑施乌质勒所并，乌质勒胜兵至三十万，雄霸西域。

乌质勒死，子娑葛立，公元711年（唐睿宗景云二年），娑葛又为东突厥默啜可汗所杀。由于东突厥可汗和贵族对西突厥地区人民的压榨和奴役非常厉害，十姓部落都不愿意受东突厥的役属，不肯和东突厥可汗合作，葛逻禄三姓部落更举兵反抗；这样，东突厥可汗在西突厥的统治权始终未能巩固起来，最后不得不把东突厥军队撤回去了。

东突厥军队撤退之后，突骑施别部车鼻施啜苏禄“裒拾余众，自为可汗”（《新唐书·突厥传》）。“十姓部落渐归附之，有众二十万，遂雄西域之地”（《通典·边防典·突厥》）。苏禄为了取得唐王朝的支助，曾在唐玄宗开元五年（公元717年），遣使来唐聘问。开元七年，唐赠予苏禄以忠顺可汗的称号。开元十年，唐以金河公主妻苏禄。苏禄和东突厥、吐蕃也加强了友好关系，东突厥和吐蕃也都把公主嫁给苏禄为妻。

构成突骑施基本部落的有两个大氏族，一个是娑葛所属的氏族，为黄姓；一个即是苏禄所属的氏族，为黑姓。这两大氏族“互相猜阻”（《通典·边防典·突厥》），致使突骑施部落的势力大大地削弱了。开元二十六年，苏禄为其部下大首领处月木昆阙律啜（十姓部落中左厢五咄陆之一）莫贺达干（官名）所杀。另一大首领都摩支拥立苏禄子吐火仙骨咄为可汗，入保碎叶城。都摩支又联络黑姓可汗尔微特勒，令其屯兵怛逻斯城（Talas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互为犄角，以拒莫贺达干。最后莫贺达干取得唐援助，进兵碎叶城，击擒吐火仙，黑姓可汗尔微特勒也在怛逻斯城为拔汗那国（今塔吉克斯坦苦盏）国王所袭杀，莫贺达干遂自称大汗。

到了天宝三载（公元744年），莫贺达干又被杀。突骑施黑姓伊里底密施骨咄禄毗伽可汗被推为大汗。天宝十二载，突骑施黑姓登里伊罗密施可汗被推为大汗。唐王朝为了安抚绝域，都加以策命。西突厥统治阶级内部不断火并，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痛，据《新唐书·西域·石国传》说，唐天宝末年，在长达千里的碎叶河流域，“有异姓突厥兵数万，耕者皆擐甲，相掠为奴婢”。可见秩序荡然，人民已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

唐肃宗至德（公元756—758年）以后，突骑施内部由于黄姓、黑姓“自相屠杀”（《通典·边防典·突厥》），日益衰微。而驻牧于今斋桑泊以至布伦托海、塔城之间的葛逻禄三姓部落，却日益强大起来，他们在唐代宗大历（公元766—779年）中，终于徙居西突厥“十姓可汗故地，尽有碎叶、怛逻斯诸城”（《新唐书·葛逻禄传》），十姓部落反而不得不受他们的役属了。

统一强盛的西突厥汗国虽然衰落了，但西突厥的军事贵族，此后往往以雇佣军将领的姿态，出现于亚洲的政治舞台上，充任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但在大食哈利发手下担任将领，而且往往取得信任，掌握着地方实际行政权力，往往取得仅次于哈利发的苏丹称号。在中国，也是一样，如西突厥十姓部落之一的处月部落，其后改称沙陀部落，入居大同塞上，它的后人李克用以镇压黄巢农民起义有功，被唐王朝任命为太原节度使。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勗，在五代时期，在中原地区建立后唐王朝。后晋王朝的建国者石敬瑭、后汉王朝的建国者刘知远，也都属于这个沙陀部落。可见西突厥虽然衰亡了，而其军事贵族的潜势力，却对邻近国家的政治军事发生极其重大极其深远的影响。奥斯曼土耳其（土耳其即突厥的异译）帝国，一度地跨欧亚两洲，国力雄盛，它也是西突厥汗国的后裔，只是因为不属于我们所讲述的范畴之内，所以就略而不讲了。

(1)　伊州领伊吾（今新疆哈密）、柔远（今新疆哈密西北）、纳职（今新疆哈密西）三县。

(2)　《新唐书·地理志》称贞观十四年，“平高昌，又增州二，县六”。按此二州指西州、庭州；六县指西州所领之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六十里）、交河（今新疆吐鲁番西交河城）、柳中（今新疆吐鲁番东鲁克沁）、天山（今新疆托克逊西北）等四县，及庭州所领蒲昌（今新疆吉木萨尔北）、蒲类（今新疆巴里坤）等二县，正合二州六县之数。《元和郡县图志》西州下，“蒲昌县，贞观十四年置，本名金满城，车师后王庭也”。又同书庭州后庭县下，“贞观十四年于州南置蒲昌县，长安二年改为金满县，宝应元年改为后庭县”。是蒲昌县、金满县、后庭县，实一地，亦即西突厥之可汗浮图城。

第四节　唐代西方及西南各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吐谷浑的衰微　在隋王朝衰落的时候，吐谷浑汗国重又强大起来。唐高祖时期，中原人民经战乱以后，缺乏耕牛，吐谷浑以牛和杂畜同唐互市，这对唐王朝统治地区的生产恢复，起了促进作用。

到了唐太宗贞观初年，吐谷浑伏允可汗不断遣兵进犯唐的洮（州治临潭，今甘肃临潭）、岷（州治溢乐，今甘肃岷县）、凉（州治姑臧，今甘肃武威）等州，使边地的人民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唐军击败吐谷浑，伏允可汗在退至图伦碛（今新疆于田克里雅河流域之戈壁）时，吐谷浑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爆发，伏允可汗为其部下所杀。国人立其太子慕容顺继承汗位，唐赠以西平郡王的封号。顺子慕容诺曷钵继位时，唐又赠以河源郡王的封号，且把宗女弘化公主嫁给诺曷钵，后来又把宗女金城公主嫁给诺曷钵长子苏度摸末，以宗女金明公主嫁给诺曷钵次子闼卢摸末。双方还通过互相馈赠的方式，唐以大量的缯彩运往吐谷浑，吐谷浑以数以万计的马、牛、羊供应内地；同时，中原的农器也推广到吐谷浑地区。这样，唐初的二三十年间，吐谷浑和中原地区，经济、文化联系大大加强了。

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吐谷浑西南的吐蕃崛起，出兵攻击吐谷浑，占领了吐谷浑全部土地，吐谷浑诺曷钵可汗带领部帐数千家退至凉州，唐高宗把他们安置在灵州的鸣沙县（今宁夏中宁东北）。后来青海草原上的吐谷浑人民，不愿受吐蕃奴隶主贵族的奴役和剥削，不断向唐内地迁移，唐又把他们安置在河西走廊一带。这些吐谷浑人民内迁以后，和内地居民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唐中叶以后，灵州和河西走廊都被吐蕃攻占，吐谷浑部众又艰难地内迁到晋北、陕北一带居住，他们后来和汉族融合在一起了。现在青海的少数民族中尚有土族，如西宁东北有互助土族自治县，大概就是留在青海的吐谷浑人的后裔。

吐谷浑汗国，自晋太康六年（公元285年）建国至唐龙朔三年（公元663年）被吐蕃所并，立国历三百七十余年之久。

吐蕃的崛起与强大　吐蕃人是今天中国藏族人民的祖先。他们很早就住在西藏一带，在这个世界屋脊的大高原上，他们勇敢地战胜了自然环境，把这个地区开辟了出来，西藏人民对于祖国历史的创造，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吐蕃这两个字，最早见于北魏正始三年（公元506年）崔鸿所撰的《十六国春秋》，但是《十六国春秋》里所指的吐蕃，即“秃发”的异译。如《晋书》里的秃发傉檀，《太平御览》卷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国春秋·后秦录》作吐蕃傉檀；又《晋书·乞伏国仁载记》称“乞伏炽盘立其妻秃发氏为王后”，而《太平御览》卷一百二十七引《十六国春秋·西秦录》作“乞伏炽盘立妻吐蕃氏为王后”。可证秃发在北魏时已有译作吐蕃的了。《魏书·源贺传》称秃发氏为北魏圣武皇帝诘汾长子匹孤之裔，与北魏拓跋氏“同源”，“因事分姓”。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里也说：“秃发之先，与魏同出，秃发即拓跋之转，无二义也。”秃发、拓跋、吐蕃，皆一词之异译，可以无疑(1)。又据《魏书·铁弗传》称，“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因以为号”，而刘虎一族，赫连勃勃的先人刘猛，又称为铁伐氏，近人亦疑铁弗、铁伐与秃发、拓跋发生于同一语源，我个人也同意这个说法。我还认为不一定要胡父、鲜卑母才能称铁弗，鲜卑父、胡母才能称拓跋，在当时，只要两个以上部落或部族相融合，在其融合过程中，就可以获得这个称呼。

由于吐蕃是在南北朝后期“招抚群羌，日以强大”（《通典·边防典·吐蕃》），才开始融合它周围许多部落形成为一个大的部落的，当时它的周围各族对这一正在融合中的部落就像称呼秃发、拓跋、铁弗、铁伐一样，呼之为吐蕃，其后吐蕃也自称为吐蕃，吐蕃便成为他们新的族称了。隋唐以来的历史学者见到《十六国春秋》中曾称秃发氏为吐蕃氏，于是便认为吐蕃族大酋长出于秃发利鹿孤之子樊尼之后，事实上获得这个称呼的，不必一定是秃发氏的后人。

在吐蕃还未统一西藏高原之前，西藏高原上分成若干部落，其著名的据汉地历史记载有大小羊同和苏毗。

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今新疆和田），东西千余里，胜兵八九万人”。“地多风雪，冰厚丈余。”大概指的是今西藏日土、革吉和改则以北一带的藏北高原。“其人辫发毡裘，畜牧为业”，“俗无文字，但刻木结绳而已。刑法严峻，其酋豪死”，“以人为殉”（《通典·边防典·大羊同》）。关于小羊同只说在大羊同之西，汉地史书上缺乏详细记载。

苏毗，又称孙波，也称东女国，俗以女子为王。苏毗本来是西藏高原上的一个较大部落，它“东与多弥（牧地在通天河以北）接，西距鹘莽硖（今由青海入藏之唐古拉山口）”（《新唐书·苏毗传》）。“其境东西九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大小八十余城。”“户四万余众，胜兵万余人，散在山谷间。”“其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为船以渡。”女王有两个，“大者为王，其次为小王。若大王死，即小王嗣立”。“其所居，皆起重屋，王至九层，国人至六层。”“俗重妇人而轻丈夫。”“有女官曰高霸，平议国事。在外官僚，并男夫为之。其王侍女数百人，五日一听政。”女王死，“将葬，其大臣亲属殉死者数十人”（《旧唐书·东女国传》）。吐蕃强盛，苏毗受其役属，每年向吐蕃贡献方物。

吐蕃部落分为六牦牛部，他们的牧地跋布川匹播城（今西藏穷结）一带，是湖泊星列，沟渠通连的农业发达地区。陂上的水蓄而为池，山间的水引出溉灌，牧地和农田连成一片，因此在西藏高原许多部落中，吐蕃的生产较为发展。所以在7世纪初叶，吐蕃赞普朗日论赞能够役属苏毗部落，他的儿子松赞干布（公元629—650年在位），又能在公元644年，合并了大羊同，出色地完成了西藏高原的统一大业。统一西藏高原后的吐蕃，“有胜兵数十万，号为强国”（《通典·边防典·吐蕃》）。

吐蕃人过着游牧的生活，“暑冬裘，随水草以居”。他们都住在毡制的篷帐里，所谓“有城郭庐舍，不肯处，联毳帐以居”。主要的牲畜有“牦牛、名马、犬、羊、猪”。还有“独峰驼，〔能〕日驰千里”（《新唐书·吐蕃传》）。“俗养牛羊，取乳酪以食。”（《通典·边防典·吐蕃》）后来吐蕃的农业渐渐发展起来，从事农耕的也日以增多，“其稼以小麦、青稞麦、荞麦、豆”（《新唐书·吐蕃传》），“家常食，少有饼饭”。他们的“衣着，毛褐、皮裘，女人亦尔”（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西藏高原蕴藏有金、银、铜、铁，吐蕃人能制造金器、银器和铜器，也能用铁制造锋利的兵刃和坚固的铠甲。

吐蕃开始还没有正式的文字，“刻木结绳为约，征兵用金箭”（《通典·边防典·吐蕃》）。“其俗重鬼右巫，事羝为大神（图腾）。”（《新唐书·吐蕃传》）用人作祭品的习惯，也还没有破除，赞普“与其臣下，一年一小盟，用羊、马、猕猴；三年一大盟，用人、马、牛、驴”（《通典·边防典·吐蕃传》）。人死后，子女要“断发、黛面、墨衣”，来表示悲哀。葬埋时，除了以日常用品随葬外，还要杀牛马，将其头堆于墓上。杀人殉葬的风气也还在盛行，“其臣与君自为友，号曰共命人，其数不过五人。君死之日，共命人皆日夜纵酒，葬日于脚下针，血尽乃死，便以殉葬。又有亲信人……十有四五，亦殉葬焉”（《通典·边防典·吐蕃》）。一直到唐代后期，吐蕃占有河西走廊一带，这一殉葬的风气，还顽固地残存着(2)。

吐蕃一切重大的事情，还是由贵族召开民众会议来作出最后决定的，所谓“议事则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故“用法严整”，意志统一，“能强且久”（《通典·边防典·吐蕃》）。

总起来看，吐蕃正处在原始社会已经解体，家长奴隶制正在发展这一社会阶段。奴隶在农业、畜牧业方面的使用，比较普遍。这从藏文资料提到的松赞干布的父亲朗日论赞统部时期，曾以奴隶五千八百户赐其功臣四人一事，获得确切的证明。吐蕃贵族和吐蕃富有家族占有大批奴隶，他们并在战争中大批掠夺奴隶。6世纪下半叶至7世纪前半叶，吐蕃社会已经有了奴隶和奴隶主的鲜明对立，保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权力机关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

吐蕃的君长称为赞普。赞普的牙帐，开始设在跋布川的匹播城，赞普冬日所居。后来迁到逻娑川的逻些城，就是今天的拉萨。赞普的毡帐，“其下可容数百人，兵卫极严”（《通典·边防典·吐蕃》）。逻些城是松赞干布时期才建立的，当时的逻些城，建筑朴质，“衙府甚狭”（《通典·边防典·吐蕃》），“屋皆平上，高至数丈”（《新唐书·吐蕃传》）。经过一千多年的不断扩充和改建，拉萨才具有今天这样的雄伟规模。

吐蕃社会比苏毗和大羊同进步，约从5世纪起，赞普已经由赤脱赞的子孙来世袭了，父死子继的制度，已经严格确立了。吐蕃的最高行政机关叫尚论掣逋突瞿，由论（大论，大相）、论扈莽（小论、副相）、悉编掣逋（总揽国外事务）、曩论掣逋（论莽热，内大相）、曩论觅零逋（副内相）、喻寒波掣逋（整事大臣，管刑法）、喻寒觅零逋（副整事大臣）、喻寒波光（少整事大臣）等大臣组成。这些大臣，都是由王族和外戚担任，他们大都是世袭的，“父死子代，绝嗣，则近亲袭焉”（《通典·边防典·吐蕃》）。吐蕃的妇女处于无权的被压迫地位，“妇女无及政”（《新唐书·吐蕃传》），她们不能参与政事。

吐蕃全盛的时候，军队大概有四十六万人。吐蕃人很勇敢，所有成年男子都被认为是战士。“兵器有弓、刀、、、甲、胄”，“枪细而长”，“弓矢弱而甲坚，人皆用剑，不战，亦负剑而行”。“每战，前队皆死，后队方进”。“其战必下马列行而阵，死则递收之，终不肯退。人马俱披锁子甲，其制甚精，周体皆遍，唯开两眼，非劲弓利刃之所能伤”。重战死，战死者的子孙，受到部落成员的尊敬。“临阵奔北者，悬狐尾于其首，表其似狐之怯”（《通典·边防典·吐蕃》）。

吐蕃奴隶主对待奴隶的刑罚非常残酷。“虽小罪，必抉目或刖劓。以皮为鞭，抶之，从喜怒，无常算。其狱，窟地深数丈，内囚于中，二三岁乃出。”（《新唐书·吐蕃传》）

松赞干布还制定了法律十二章，这是吐蕃最早出现的成文法。法律规定杀人者死；伤人者依伤之轻重科罪；窃盗者罚偿八倍，并原赃九倍；奸淫者断其四肢之一，流之异方；妄言惑众者断其舌。在这一时期，还制定了十善律，它的主要内容，包括要虔信宗教（本教），孝顺父母，勿忤尊长，对贤流贵胄要顺之而行等等。成文法和十善律的订定，都是为了保护贵族奴隶主和富有家族的利益。吐蕃贵族奴隶主通过成文法和十善律加强对平民和奴隶的统治。

松赞干布统一西藏高原之后，吐蕃人参照于阗文字创制了藏文字母三十个，即二十四辅音，加六长音。除了三十字母以外，另有四符号表示元音。并根据藏语规律，制定了《三十颂》和《字性使用法》等藏文文法。同时又参考唐历和天竺历，制定了藏历，以十二地支配五行纪年。吐蕃人把麦子成熟的季节，算作一年的开始，到今天还是如此。

松赞干布爱慕中原的先进文化，于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遣使来唐。唐太宗也派遣使臣聘问吐蕃。松赞干布要求和唐联姻，唐太宗答应了，贞观十五年，以文成公主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并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公主入蕃，松赞干布亲自到柏海（今青海札陵湖）迎接公主。唐蕃和亲使吐蕃人对于中原的先进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并为以后中原和吐蕃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加强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松赞干布开始挑选一批贵族子弟到唐首都长安国子学来学习，并聘请有学问的唐人去吐蕃掌管文书。他还特地参照唐地的宫殿城堡式样，在逻些城为文成公主建造一所综合蕃唐式样的宫殿。风俗服饰方面，吐蕃人开始废止了过去把赭红色涂抹脸部的习惯。在松赞干布提倡下，吐蕃贵族除了服用毡以外，也参用内地运来的纨素来裁制衣服了。

文成公主入蕃的时候，带去了很多东西，其中有蔬菜种子（如蔓菁种子等）、药物以及精致的手工艺品和一些有关生产技术的书籍。唐高宗又给吐蕃送去桑苗和蚕种，并派遣了许多擅长于养蚕、酿酒、造水磨、制陶瓷器、造纸、制墨的内地工匠到吐蕃去传播工艺(3)。中原先进技术的传入吐蕃，对吐蕃此后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文成公主的入蕃，对加强汉藏友谊和发展藏族经济、文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因此，长期以来，她一直为藏族人民所崇敬。

强盛的吐蕃，自松赞干布逝世后，其孙弃芒论芒赞赞普年幼继位，大相禄东赞“摄知国事”。禄东赞“用兵有节制，吐蕃倚之，遂为强国”（《新唐书·吐蕃传》）。禄东赞死，禄东赞子大论钦陵等兄弟“复专其国”（《通典·边防典》）。钦陵举兵击灭吐谷浑，兼有青海草原。又频年骚扰唐边境，尽破唐羁縻十二州。唐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吐蕃的势力越过昆仑山而到达塔里木盆地，攻陷了塔里木盆地的龟兹（今新疆库车）、焉耆（今新疆焉耆）、于阗（今新疆和田）、疏勒（今新疆疏勒）四镇。不过吐蕃在四镇的统治并不巩固，咸亨四年，疏勒王就随西突厥的弓月部酋长来唐访问；上元元年（公元674年），于阗王也至唐访问；上元二年，龟兹王也遣使聘唐。调露元年（公元679年），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和吐蕃联合起来，侵犯唐的安西都护府，唐命检校安西都护裴行俭率兵破阿史那都支于碎叶城，又以龟兹、于阗、疏勒、碎叶为四镇，也就是说，以碎叶代焉耆，备四镇之数(4)。到了武则天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唐又把安西放弃，除了碎叶镇开始由十姓可汗镇守，仍是西突厥的政治中心，吐蕃的势力尚不能到达以外，塔里木盆地的控制权，已经掌握在吐蕃人的手里了。史称当时“西洱（洱海）诸蛮，皆降于吐蕃，吐蕃尽据羊同（羊同东接吐蕃，北直于阗）、党项及诸羌之地，东接凉（州治姑臧，今甘肃武威）、松（州治嘉诚，今四川松潘）、茂（州治汶山，今四川茂汶东北）、隽（州治台登，今四川冕宁东）等州，南邻天竺，西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诸胡之盛，莫与为比”（《资治通鉴》唐永隆元年）。

武则天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唐将王孝杰战败吐蕃，克复四镇，复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并发重兵镇戍其地。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吐蕃破凉州，杀凉州都督许钦明。同时又遣使来唐请和，议和的条件：一是要求唐“抽去四镇兵防”（《通典·边防典》）；二是中分西突厥十姓可汗之地，以热海、楚河、怛逻斯河五弩失毕之地属吐蕃，以伊犁河及天山以北五咄陆之地属唐。因唐不同意这个议和条件而作罢。

吐蕃弃芒论芒赞赞普于仪凤元年（公元676年）逝世，子弃都松赞普年幼继位，大论钦陵兄弟仍擅国政。后来弃都松赞普年长，欲收回大柄，政自己出，公元699年（武则天圣历二年），集兵诛杀大论钦陵兄弟，唯钦论弟论赞婆率所部千余人降唐。公元703年（武则天长安三年），弃都松赞普逝世，诸子争立，最后弃都松赞普子弃隶缩赞赞普继位。公元710年（唐中宗景龙元年），唐中宗又以金城公主（章怀太子李贤子雍王李守礼女）嫁给吐蕃赞普。金城公主在入蕃时，带去了锦缯数万匹，“杂伎诸工悉从，给龟兹乐”（《新唐书·吐蕃传》）。此后，吐蕃又通过金城公主从唐取去精工书写的《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书籍。唐还不断以缯彩赠送与吐蕃贵族，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唐工部尚书李暠出使吐蕃时，曾“以国信物一万匹，私觌二千匹，皆杂以五彩”（《册府元龟》卷九百八十《外臣部·通好门》）馈赠吐蕃赞普。吐蕃赞普也不断以金瓶、金盘、金碗、玛瑙杯等赠送与唐统治者。金城公主的和蕃，进一步加强了唐蕃的情谊和彼此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开元二十一年《唐蕃会盟碑》文中说：“往日贞观十年初通和好，远降文成公主入蕃；已后景龙二年重为婚媾，金城公主因兹降蕃。自此以来，万事休贴。”“舅甥修其旧好，同为一家。”（《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九《外臣部·和亲门》）说明通过这两次和亲，唐和吐蕃的关系，已经亲密到“同为一家”了。

唐玄宗开元（公元713—741年）时代，唐王朝非常强盛，然而强大的吐蕃部族，还是控制着青海草原，集结了四五十万大军，屯聚在今青海、甘肃两省边境，威胁着唐王朝的心脏关陇地区。“每岁积石军（今甘肃临夏西南）麦熟，吐蕃辄来获之，无能御者，边人谓之‘吐蕃麦庄’。”（《资治通鉴》唐天宝六载）唐玄宗季年，便在河西（镇凉州武威）、陇右（镇鄯州湟水，今青海乐都）、剑南（镇益州成都）列置三节度使，统率重兵，防御吐蕃。

安禄山叛乱，中原血战，唐王朝从朔方（镇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河西、陇右三镇抽调精兵劲卒，收复两京。吐蕃军队趁唐西边军事力量削弱之际，在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骚扰唐的边境，攻陷秦（州治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成（州治上禄，今甘肃礼县西南）、渭（州治襄武，今甘肃陇西东南）等州。次年，吐蕃又攻陷兰（州治金城，今甘肃兰州）、河（州治罕，今甘肃临夏）、鄯（州治湟水，今青海乐都）、洮（州治临潭，今甘肃临潭）等州。唐陇坂以西之地，很多给吐蕃军队攻破。吐蕃乘胜攻下泾州（治安定，今甘肃安定北），连陷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兵锋直指唐首都长安。唐代宗苍黄放弃长安，逃往陕州（治陕县，今河南陕县西南）。吐蕃进入长安，立唐宗室广武王李承宏（故邠王李守礼子，金城公主内侄）为唐皇帝，企图利用李承宏充当傀儡皇帝，来统治中原地区。唐代宗以皇子雍王适（即后来之唐德宗）为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动员关中军民，全力抵抗吐蕃。吐蕃军队占据长安只有十五天，看到唐不是轻易就能消灭，“欲掠〔长安〕城中士女百工，整众归国”。郭子仪使人“入城阴结少年数百，夜击鼓大呼于朱雀街。吐蕃惶骇”，“悉众遁去”（《资治通鉴》唐广德元年），唐王朝才收复长安。同年，吐蕃又攻陷松（治嘉诚，今四川松潘）、维（治薛城，今四川理县东北）等州，兵锋向东挺进，严重地威胁着唐西南政治、军事中心成都。唐在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任命严武为剑南节度使，严武破吐蕃劲卒七万于薛城西北，解除了唐西南地区所受吐蕃的威胁。

公元764年以后，吐蕃连岁入侵，唐在长安以西，列置邠宁（镇今陕西彬县）、渭北坊（镇今陕西黄陵东南）、泾原（镇今甘肃泾川北）、凤翔（镇今陕西凤翔）节度使，统率重兵，防御吐蕃。吐蕃不仅觊觎京畿，也时时侵扰朔方的灵（治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盐（治五原，今陕西定边）、夏（治朔方，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诸州，成为唐西北边境的大患。

唐德宗继位，吐蕃遣使聘唐，唐为改善唐蕃之间的紧张关系，也遣使聘问吐蕃。因此几次会盟，重寻旧好。吐蕃大相尚结赞以为唐朝良将，只有李晟、马燧、浑，如果把三人除掉，就可攻取长安。于是使用离间计，使唐解除凤翔节度使李晟的兵柄，又遣使到唐招讨使马燧军中，卑辞请和，燧为之请于朝廷。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唐蕃会盟于平凉（今甘肃平凉），唐任命大将浑为会盟使。吐蕃先伏精兵数万于平凉盟坛之西。将盟，浑入幕易礼衣，吐蕃伏兵鼓噪而出，杀唐监军宋朝奉等于幕中，浑自幕后逃走。经过这次事件，主和派宰相张延赏失势免相，主战派李泌被起用为宰相，李泌劝唐德宗北和回纥，南结南诏，孤立吐蕃。吐蕃的兵锋也转而北向，攻陷了唐的北庭、安西两都护府，控制了塔里木盆地和天山南北路。吐蕃在当时正好堵遏了大食帝国势力的继续东进。《旧唐书·大食传》称：“贞元（公元785—804年）中，〔大食〕与吐蕃为劲敌，蕃军大半西御大食。”当时如果没有吐蕃军队的抗击，大食人可能会越过葱岭大沙碛而东下了。

吐蕃对唐的用兵，带有一种掠夺的性质，不仅掠夺财富，同时也掠夺人口。如贞元三年，吐蕃大掠陇州的阳（今陕西千阳西）、吴山（今陕西千阳西南）、华亭（今甘肃华亭）三县，“老弱者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驱丁壮万余悉送安化峡（在今甘肃清水界）西，将分隶羌、浑，乃告之曰：‘听尔东向哭辞乡国！’众大哭，赴崖谷死伤者千余人”（《资治通鉴》唐贞元三年）。唐河西、陇右两镇男丁五十万陷蕃，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唐太常少卿韦伦出使吐蕃，据《资治通鉴考异》引《建中实录》：“初，吐蕃既得河、湟之地，土宇日广，守兵劳弊，以国家（指唐王朝）始因用胡为边将而致祸，故得河、陇之士约五十万人，以为非族类也，无贤愚，莫敢任者，悉以为婢仆，故其人苦之。及见〔韦〕伦归国，皆毛裘蓬首，窥觑墙隙，或捶心陨泣，或东向拜舞，及密通章疏，言蕃之虚实，望王师之至若岁焉。”过了四十多年，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盟会使刘元鼎前往吐蕃，据《新唐书·吐蕃传》的记载：“元鼎逾成纪（甘肃秦安西北）、武川（即武城川，今甘肃武山西），抵河广武梁（今甘肃兰州附近），故时城郭未隳，兰州地皆粳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道观。至龙支城（青海乐都南，近黄河），耋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言已皆呜咽。密问之，丰州（治九原，今内蒙古临河东）人也。”（《新唐书·吐蕃传》）可见河湟地区的汉族人民，日夜盼望唐兵的到来，迫切地要求挣脱吐蕃的统治。

吐蕃长期进行的掠夺战争，使吐蕃的军事贵族集积了大量财富和生口，而自由民这个阶层的经济却大大地衰落下来。这样，吐蕃社会的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尖锐起来。宗教是统治阶级用来缓和阶级矛盾的工具，这时吐蕃社会的宗教信仰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吐蕃有原始宗教，称为本教，因为汉地的史书上，对它介绍不多，所以我们已无法详细了解它。慧超《往五天竺传》残卷，出于敦煌石窟，书中记载慧超回到龟兹的一年是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往五天竺传》里提到“吐蕃国纯往冰山雪山川谷之间，以毡帐而居，无有城郭屋舍处所。……国王百姓等总不识佛法，无有寺舍”。可见唐开元时代，吐蕃还不是一个笃信佛教的国家，吐蕃史书上说：“弃松德赞（即乞立赞）赞普在位（公元755—797年）……大兴佛法，寺院林立，慈悲为念，冀脱轮回。”佛教开始发展，本教开始衰落了。从此佛教僧侣，在吐蕃政权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国之大事，必以桑门（僧侣）参决”（《旧唐书·吐蕃传》）。

公元842年（唐武宗会昌二年），吐蕃达磨赞普死，无子，王后氏立兄子乞离胡为赞普，吐蕃大乱。在吐蕃占领的唐河陇地区，吐蕃赞普同姓大臣论恐热拥众二十万，进攻吐蕃异姓大臣鄯州节度使尚婢婢，构兵连岁不解。同时，在吐蕃本部，吐蕃的农民牧民和奴隶，也开始挣脱枷锁，举行起义，据范文澜先生所著《中国通史简编》引用的吐蕃史书说：“达磨赞普卒后，未几而有叛乱，初发难于康，浸而及于全藏，喻如一鸟飞腾，百鸟影从，四方骚然，天下大乱。”起义持续了九年之久，虽然终于失败，但是强大的吐蕃政权，却也就此土崩瓦解了。

吐蕃赞普世系

（一）弃宗弄赞（松赞干布）赞普（629—650）——（二）弃芒论芒赞赞普（650—679）——（三）器弩悉弄（弃都松）赞普（679—704）——（四）弃隶缩赞（弃迭祖赞）赞普（704—755）——（五）娑悉笼猎赞（乞立赞）赞普（755—797）——（六）足之煎（牟尼赞）赞普（797—804）——（七）弃猎松赞赞普（804—817）——（八）可黎可足（弃足德赞）赞普（817—838）——（九）达磨赞普（838—842）

唐宣宗大中三年（公元849年），河陇人民乘吐蕃政权土崩瓦解之际，举秦（治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原（治高平，今宁夏固原）、安乐（治鸣沙，今宁夏中宁东北）三州及石门等七关之地归唐。河、陇老幼数千人诣长安，唐宣宗亲临皇城东北角的延喜门楼接见他们，河陇老幼“欢呼舞跃，解胡服，袭冠带，观者皆呼万岁”（《资治通鉴》唐大中三年）。大中五年（公元852年），吐蕃在河西走廊的统治也告结束。沙州（治敦煌，今甘肃敦煌西）首领张义潮阴结豪杰，“一旦，帅众被甲噪于州门，唐人皆应之，吐蕃守将惊走，义潮遂摄州事”（《资治通鉴》唐大中五年）。义潮奉表长安，唐任义潮为沙州防御使。义潮“缮甲兵，耕且战”，不久又次第收复瓜（治晋昌，今甘肃安西东南）、伊（治伊吾，今新疆哈密）、西（治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南）、甘（治张掖，今甘肃张掖）、肃（治酒泉，今甘肃酒泉）、兰（治金城，今甘肃兰州）、鄯（治湟水，今青海乐都）、河（治罕，今甘肃临夏）、岷（治溢乐，今甘肃岷县）、廓（治广威，今青海化隆西）等十州，遣其兄义泽奉十一州（并沙州为十一州）地图、户籍入朝长安，于是河湟之地，尽归于唐。唐于沙州置归义军，以张义潮为归义军节度使。

唐懿宗咸通八年（公元867年），张义潮又亲自入朝长安，为右神武统军，遂留居长安不归，由其族子张淮深守沙州，朝廷因以张淮深为归义军节度使。唐昭宗大顺二年（公元891年），张淮深病死，张义潮女婿索勋自称归义军节度使。不久，张义潮第十四女李明振妻率将士杀索勋。光化三年（公元900年），唐王朝任命张淮深弟子张承奉为归义军节度使。后梁开平（公元907—910年）中，张承奉在沙州自立为“金山白衣天子”。不久，回鹘势力逼近沙州，张承奉向回鹘表示降附。张承奉大概死于后梁贞明五年（公元919年）。张氏传三世，凡七十年。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公元924年），甘州回鹘遣使来朝，有曹义金自称权知沙州留后，亦遣使附回鹘使以来，唐庄宗任命曹义金为归义军节度使、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后晋天福五年（公元940年），曹义金病死，其子曹元德继任归义军节度使。天福七年（公元942年），沙州刺史曹元忠、瓜州刺史曹元深，皆遣使入朝。周世宗时，曹元忠出任归义军节度使，曹元恭出任瓜州团练使。以后，曹元忠子曹延恭、曹延禄又相继为归义军节度使。这时归义军所辖的州，大概不出瓜、沙二州了。他们遣使来朝时的贡品有“硇砂、羚羊角、波斯锦、安西白、金星矾、胡桐律、大鹏砂、毦褐、玉团”（《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宋仁宗皇二年（公元1050年）前后，曹氏在瓜、沙二州的统治基本结束，此后的情况，已无法考详，曹氏统治瓜、沙达一百二十余年之久。就是说，吐蕃势力退出河西之后，张、曹两大姓统治了敦煌，前后有二百年之久(5)。

凉州是河西节度使的驻地，唐懿宗咸通二年（公元861年），用兵收复。后梁朱温时，尝以灵武节度使兼领河西节度使，而观察甘、肃、威等州，其实灵武节度使并不能管辖河西各州，凉州往往自立镇将。后唐明宗长兴四年（公元933年），“凉州留后孙超遣大将拓拔承谦及僧、道、耆老杨通信至京求旌节，明宗问孙超等世家，承谦曰：‘吐蕃陷凉州，张掖人张义潮募兵击走吐蕃，唐因以义潮为节度使（指归义军节度使），发郓州兵二千五百人戍之。唐亡，天下乱，凉州以东为突厥、党项所隔，郓兵遂留不得返。今凉州汉人皆其戍人子孙也。’明宗乃拜孙超节度使”。后唐清泰元年（公元934年），留后李文谦来请命。后数年，凉州人逐文谦，灵武牙将吴继勋为留后。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43年），石敬瑭“遣泾州押牙陈延晖赍诏书安抚凉州，凉州人共劫留延晖，立以为刺史。至汉隐帝时（公元949—950年），凉州留后折逋嘉施来请命，汉即以为节度使”。后周广顺二年（公元952年），“嘉施遣人市马京师，因来请命帅”。枢密使王峻荐举其故人兖州牙将申师厚为左卫将军，已而拜河西节度使。师厚“立三州以控扼诸羌，用其酋豪为刺史。然凉州夷夏杂处”，师厚“不能抚有。至世宗时，师厚留其子而逃归”（《新五代史·四夷杂录》），凉州一度与中原隔绝了。

在吐蕃本部，自达磨赞普被杀，国土分裂，出现了四个政权。一个阿里王系，在今后藏的阿里；一个亚泽王系，也在后藏；一个拉萨王系，在前藏拉萨；一个亚陇觉阿王系，在山南地区。这个亚陇觉阿王系后来把他的势力向北推进，到达青海草原，宋朝西边的厮啰，就是这一系的后人。

《新五代史·吐蕃传》称：“至五代时，吐蕃已微弱，回纥、党项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宋史·吐蕃传》说：“其国自衰弱，种族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强盛的吐蕃政权，至五代时日益衰落了。

党项的北迁　党项部落，原来居住在今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和果洛藏族自治州一带，唐代称今西倾山以南的黄河岸为党项黄河岸，可见党项部落的活动地带，北达西倾山以南的黄河岸。北周取宕昌、邓至部落，党项部落的势力才更向东北方发展。党项部落原来“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织牦牛尾及毛以为屋。服裘褐，披毡以为上饰。俗尚武力，无法令，各为生业，有战阵则相屯聚。无徭赋，不相往来。牧养牦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穑。无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岁时。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有琵琶、横吹，击缶为节。”（《隋书·党项传》）

入唐以后，党项部落，人口发展，“大者万骑，小数千”，“以姓别为部”，“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禽氏、拓拔氏，而拓拔最强”（《新唐书·党项传》）。唐贞观初年，李靖败吐谷浑，党项首领拓拔赤辞附唐，唐以拓拔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氏。而吐蕃强盛，威胁党项，拓拔氏请求内徙，唐处之于庆州（治合水，今甘肃庆阳）。党项原来的居住地，归并入吐蕃，留在原居住地的党项部落，也受吐蕃役属，吐蕃称之为“弭药”。

党项部落入居庆州以后，部落炽盛。居夏州（治朔方，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者号平夏部落，居庆州者号东山部落。平夏部落的首领拓跋思恭，在唐末黄巢大起义时，曾帮助唐王朝镇压起义军，封夏国公，赐姓李氏。思恭死，其弟思谏为定难军（镇夏州）节度使。思谏弟思孝、思敬又相继为保大军节度使（即坊节度使，镇州，今陕西富县）。党项部落散处陕北和宁夏一带。到了宋代，党项的首领拓拔氏（唐赐姓李氏，宋赐姓赵氏）就在这一地带建立了西夏政权。

东女八国与唐王朝的经济文化联系　东女国，据《旧唐书·西南蛮传》说，它是“西羌之别种，以西海中复有女国，故称东女焉。俗以女为王。东与茂州（治汶山，今四川茂汶）、党项接，东南与雅州（治严道，今四川雅安）接。……其境东西九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大小八十余城。其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金川）南流，用牛皮为船以渡。户四万余众，胜兵万余人，散在山谷间。女王号为‘宾就’，有女官，曰‘高霸’，平议国事。在外官僚，并男夫为之。其王侍女数百人，五日一听政。女王若死……更于王族求令女二人而立之。大者为王，其次为小王。若大王死，即小王嗣立……无有篡夺。其所居，皆起重屋，王至九层，国人至六层。其王服青毛绫裙，下领衫，上披青袍，其袖委地。冬则羔裘，饰以纹锦。……足履。俗重妇人而轻丈夫”。“以十一月为正。”“国王将葬，其大臣亲属殉死者数十人。”

唐高祖武德（公元618—626年）中，东女王汤滂氏遣使来长安馈赠方物。武则天垂拱二年（公元686年），东女国王敛臂遣其大臣汤剑左来长安，仍请给予官号，武则天册拜敛臂为左玉钤卫员外将军，并赠以瑞锦制成的蕃服。天授三年（公元692年），东女王俄琰儿至长安访问。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东女王又遣使来唐。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东女王赵曳夫遣子来唐赠送方物，唐封曳夫为归昌王。自此之后，东女国乃以男子为王。

唐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东女王汤立悉、哥邻王董卧庭、白狗王罗陀忽、逋租王邓吉知、南水王侄薛尚悉囊、弱水王董辟和、悉董王汤息赞、清远王苏唐磨、咄霸王董藐蓬，各率其种落诣剑南西川内附。哥邻等部落皆散居山川，弱水即唐初东女国的弱水部落。悉董国在弱水（金川）西，故其王亦称弱水西悉董王。“其部落，大者不过三二千户。”自吐蕃强盛，“皆为吐蕃所役属”。“土有丝絮，岁输于吐蕃。”（《旧唐书·西南蛮传》）这八个部落虽经西川节度使韦皋安置在川边，并给以种粮耕牛，鼓励他们从事农业生产。但是当时吐蕃非常强大，他们也潜通吐蕃，所以西川一带称之为“两面羌”。

南诏与大理的兴亡　自古以来，云南地区的各族人民就和中原内地有了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密切联系。两汉时，中原人民不断迁往西南地区，对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有过一定影响。

周之季世，楚威王曾遣将军庄到达滇池，遂王其地，子孙相继称王。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取滇王国置益州郡，东汉明帝增置永昌郡（治不韦，今云南保山北）。蜀汉时，诸葛亮平定南方，又增置兴古（郡治宛温，今云南砚山西北）、云南（郡治弄栋，今云南姚安北）二郡，以后南朝又增置不少郡县。但东晋南朝对西南土著居民，基本上采取诸葛亮的“纲纪初定，夷汉粗安”（《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的羁縻方针，但求民族之间相安无事。南朝梁武帝末年，侯景乱梁，梁宁州刺史徐文盛于宁州召募得劲卒数万人赴建康，徐文盛一走，梁在云南的统治便告结束，云南郡县次第为酋豪所占据。时有豪酋爨瓒跨据一方，隋朝曾遥授刺史。爨瓒死，子爨震、爨分统其众。隋文帝灭陈，招怀南宁，以爨为昆州刺史。唐高祖武德（公元618—626年）初，又以爨子爨弘达为昆州刺史。唐太宗在位时期，唐的势力曾进入西爨，“开青蛉（今云南大姚）、弄栋（今云南姚安）为县”（《新唐书·南诏传》）。

两爨的分布地区，自“石城（南诏改唐郎州为石城郡，今云南曲靖西北）、昆川（今云南昆明）、曲轭（今云南嵩明南）、晋宁（今云南晋宁东北）、喻献（未详）、安宁（今云南安宁）至龙和城（今云南禄丰东南）谓之西爨；在曲靖州、弥鹿川（今云南泸西、弥勒一带）、升麻川（今云南寻甸一带），南至步头（今云南个旧西南，红河东侧），谓之东爨”（樊绰《蛮书》）。

西爨被称为“白蛮”，东爨被称为“乌蛮”。乌蛮分为七个部落，“一曰阿芋路，居曲州、靖州故地；二曰阿猛；三曰夔山；四曰暴蛮，五曰卢鹿蛮，二部落分保竹子岭；六曰磨弥敛；七曰勿邓”。“勿邓地方千里，有邛部六姓，一姓白蛮也，五姓乌蛮也”。乌蛮“妇人衣黑缯，其长曳地”；白蛮“妇人衣白缯，长不过膝”（《新唐书·南诏传》）。勿邓地方的乌蛮、白蛮以衣服颜色作区别，其他地方的亦当以衣服颜色作区别。乌蛮居住的地区杂有少数白蛮，白蛮居住的地区自然杂有少数乌蛮。虽说按居住地区分为东爨、西爨，实际情况恐怕是错综复杂的。

爨“人尚鬼，谓主祭者为鬼主，每岁户出一牛或一羊，就其家祭之”。“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则置小鬼主”（《新唐书·南诏传》），大鬼主之上还有都大鬼主。

爨弘达死后，有白蛮爨归王为南宁州都督，他袭杀了乌蛮首领孟聘、孟启。两爨大鬼主爨崇道又袭杀了爨归王。爨归王的妻子阿，是乌蛮部落首领的女儿，请求乌蛮出兵替她报杀夫之仇。白爨内乱，南诏乘隙出兵袭杀爨崇道等，并兼并了滇池地区。

上面是说当南诏势力刚推进到滇池地区时的情况。

在洱海周围，又是一个民族活动中心。在隋唐之际，这个地区部落势力的分布，也是非常分散的，《通典·边防典》说：“其西洱河……其地有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各处山川，不相役属。”可见当时洱海地区还处于非常分散的状态，还没有统一的力量出现。

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唐检校南宁州都督韦仁寿慰抚西南，曾率兵五百人到达西洱河流域。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西赵（在西洱河北）酋长赵磨曾率万余户归附，唐于其地置立明州。贞观二十二年，唐的势力向西洱河推进。后来吐蕃兴起，役属了西洱河流域的乌蛮、白蛮部落。由于吐蕃、唐两大势力都向西洱河流域扩展，因此居住在洱海周围的部落就有联合起来共同抵御的必要。

环绕在洱海周围，一共有六个部落，部落的渠帅称为“诏”，因此称为“六诏”。这六个诏是：

一、　蒙舍诏，居住在今云南巍山蒙化坝。

二、　蒙嶲诏，居住在今云南弥渡。

三、　越析诏，居住在今云南宾川西南宾居街。

四、　浪穹诏，居住在今云南洱源。

五、　赕诏，居住在今云南洱源东南废邓川县界。

六、　施浪诏，居住在今云南洱源蒙次山下。

因为六诏之中蒙舍诏居地最南，故称“南诏”。开始时六诏“兵力相埒，莫能相壹”（《资治通鉴》唐开元十六年）。强大的吐蕃时时侵犯六诏的邻近部落。武则天长安三年（公元703年），吐蕃赞普的势力，曾到达绛域（今云南维西、丽江一带），并于其地置神川都督（今云南中甸），向西洱河一带的部落征收贡税。在这种外来力量的压迫下，当时西洱河一带的部落就有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吐蕃贵族奴隶主的要求。而这时六诏名义上都受唐羁縻，六诏中南诏和唐的关系尤为密切，武则天时，南诏部落渠帅逻盛炎来唐聘问，病死在长安。从唐玄宗开元初年起，南诏渠帅皮逻阁开始兼并五诏，到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基本统一了六诏。开元二十六年，唐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表明了唐对南诏统一事业的支持。皮逻阁筑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南太和村），作为南诏的政治中心。自此，南诏一方面抵御来自西北方的吐蕃的进犯；另一方面，又陆续兼并滇池、澜沧江、怒江、元江流域的各部落。从“数十百部落”，“无大君长”形成为“各擅一州”（《唐会要》卷九十八《昆弥国》）的六诏，这是一个进步；从六诏合并为南诏，进而统一了广大的三迤地区，使三迤地区的经济文化获得充分的发展，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天宝七载（公元748年），南诏王皮逻阁死，子阁罗凤嗣立，袭爵云南王。南诏与唐本来很和好，可是当时唐朝廷腐败，地方大吏贪暴，“征求无度”。阁罗凤忿怒，于天宝九载起兵进攻唐姚州（治姚城，今云南姚安北）都督府，杀唐云南太守张虔陀。

天宝十载，唐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八万，进攻南诏，大败于西洱河，死者六万人。阁罗凤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不得不和吐蕃联合。吐蕃赞普封阁罗凤为“赞普钟（兄弟）”，号为“东帝”。

天宝十二载，唐统治阶级征发岭南五府之兵，由姚州都督贾带领，进攻南诏，结果全军溃败，贾也被生俘。十三载六月，唐王朝又遣剑南节度留后李宓率兵七万，进攻南诏，被阁罗凤引诱至龙尾城（今云南下关），全军覆没。唐统治阶级发动的几次战争，都失败了。

安史之乱以后，南诏常和吐蕃联军侵扰唐的西川一带边境。只是由于吐蕃贵族对南诏“责赋重数”，又“悉夺其险立营候”（《新唐书·南诏传》），还要南诏每年出兵助防。南诏主异牟寻想摆脱吐蕃的役属，在唐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致书西川节度使韦皋，表示愿意附唐。次年与唐使者在点苍山会盟。会盟后自将大军，败吐蕃于神川（金沙江），烧铁桥（云南中甸西南金沙江上），取昆明城（今四川盐源）。贞元十七年至十八年，异牟寻配合唐军，连破吐蕃兵，生擒吐蕃大相论莽热。南诏与唐恢复了和好关系，取得了对吐蕃作战的空前胜利。

到了唐太和三年（公元829年），西川节度使杜元颖专事聚敛，不懂军事，“障候弛沓相蒙”（《新唐书·南诏传》）。南诏权臣蒙嵯颠乘机举兵，袭破唐的嶲（治越嶲，今四川西昌）、戎（治道，今四川宜宾）、邛（治邛，今四川邛崃）三州，接着攻入成都外郭，留居十日，“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及大度水（大渡河），嵯颠谓蜀人曰：‘此南吾境也，听汝哭别乡国。’众皆恸哭，赴水死者以千计。”（《资治通鉴》唐太和三年）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唐安南都护李涿为政贪暴，向土人强买牛马，一头只与盐一斗。土人怨怒，引导南诏兵骚扰安南境。懿宗咸通元年（公元860年），安南土人又引南诏兵合三万人，攻破交趾。咸通四年，南诏再度攻破交趾，杀掠十五万人。咸通十年，南诏兵又大举入蜀，次年进围成都，在唐军民奋起抗击下，方才退走。直到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高骈为西川节度使，出兵追击南诏军队至大渡河，并于南诏入蜀要路修筑城堡，派兵戍守，从此南诏不再内扰。广明元年（公元880年），朝廷商议与南诏和战大计，宰相卢携、豆卢琢说：“大中之末，府库充实。自咸通以来，‘蛮’（南诏）两陷安南，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征兵运粮，天下疲弊，逾十五年。租赋太半不入京师，三使（度支、户部、盐铁，谓之三使）内库由兹空竭”（《资治通鉴》唐广明元年）。南诏的扰边，成为唐末农民大起义发生的重要背景之一。

南诏自蒙嵯巅专政以来，由于对外攻掠的需要，“男子十五以下悉发，妇耕以饷军”（《新唐书·南诏传》）。使南诏贵族在战争中集积了大量财富，南诏的自由民阶层则急剧分化，一部分人上升为富裕的统治阶级，一部分人破产下降。南诏社会的阶级变化，也反映到统治阶级上层，在南诏主世隆时期，大将段宗杀摄政蒙嵯颠，南诏权力落入段氏手里。公元897年（唐昭宗乾宁四年），南诏主隆舜又为其下所杀，子舜化真立。公元902年（唐昭宗天复二年），舜化真病死，子幼，南诏大臣郑买嗣秉国政。未几，买嗣杀幼主，并灭蒙氏，南诏亡。

南诏自公元737年皮逻阁统一六诏，到公元902年国亡，立国凡一百六十六年。

南诏蒙氏王系表

郑买嗣是郑回的后人。郑回，本是唐西泸（今四川西昌西南）令，为南诏主阁罗凤俘虏，以汉文教授王室子弟。至异牟寻时，任南诏清平官（最高行政官）。他劝异牟寻亲唐，挣脱吐蕃的役属，因此国人都非常尊崇他。他的子孙，也成为南诏的贵族。其七世孙郑买嗣，取代南诏蒙氏，国号大长和。

大长和国郑氏世系

（一）郑买嗣（902—？）——（二）郑仁（？—926）——（三）郑隆（926—928）

公元928年（五代后唐明宗天成三年），大长和国东川（今云南会泽）节度使杨干贞杀郑隆，立清平官赵善政为主，国号大天兴。公元929年，杨干贞废赵善政自立，国号大义宁。杨、赵都是白蛮大族，郑买嗣杀南诏蒙氏家族，乌蛮失势，白蛮大族相继得国。公元937年（五代后晋天福二年），白蛮贵族、通海（今云南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起兵灭大义宁国，建立大理国。

段思平四传至段素顺时，大理政权与当时的宋王朝通好，宋太宗封段素顺为“云南八国都王”。公元1116年（宋徽宗政和六年），大理政权向宋王朝进贡马三百八十匹，以及麝香、牛黄、细毡诸物。次年，宋册封大理王段和誉为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公元1253年，蒙古蒙哥汗命其弟忽必烈率大军征云南，攻破大理城；次年，蒙古军擒大理国王段兴智，大理国亡。大理国王段氏传二十二主，首尾凡三百十六年。

大理国王段氏世系

（一）段思平（937—944）——（二）段思英（945）——（三）段思良（946—951）——（四）段思聪（952—968）——（五）段素顺（969—985）——（六）段素英（986—1009）——（七）段素廉（1010—1022）——（八）段素隆（1023—1026）——（九）段素真（1027—1041）——（十）段素兴（1042—1044）——（十一）段思廉（1045—1074）——（十二）段连义（1075—1080）——（十三）段寿辉（1080—1081）——（十四）段正明（1082—1094）——（十五）段正淳（1096—1108）——（十六）段正严（1109—1147）——（十七）段正兴（1148—1171）——（十八）段智兴（1172—1200）——（十九）段智廉（1201—1204）——（二十）段智祥（1205—1238）——（二十一）段祥兴（1239—1251）——（二十二）段兴智（1252—1254）

南诏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　在南诏全盛时期，南诏的疆域，东面包括两爨，东南到达安南都护府的交趾，西北连接吐蕃，南面和女王国（女王国的国都在今泰国的南奔）接界，西南和骠国（骠国的政治中心在今缅甸曼德勒一带）接界，北抵益州的大渡河，东北抵黔、巫（今贵州和四川的长江南岸），回环万里，雄踞一方。

在南诏统治之下的广大地区，经济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有些地区受中原影响较深，经济比较发展；有些地区经济则比较落后。洱海地区是南诏的政治经济中心，滇池地区是古滇王国政治经济中心，因此这两个地区的农业发展水平，较其他地区为高。“南〔诏〕俗务田农菜圃”（《蛮书》），“有城郭村邑”。“其土有稻、麦、粟、豆，种获亦与中夏同，而以十二月为岁首。菜则葱、韭、蒜、菁，果则桃、梅、李、柰。”（《通典·边防典·松外诸蛮》）“从曲靖州已南，滇池以西，土俗唯业水田。种麻、豆、黍、稷，不过町疃。水田每年一熟，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小麦即于冈陵种之。十二月下旬已抽节，如三月，小麦与大麦同时收刈。”除了种水田以外，南诏人民“治山田殊为精好”。“浇田皆用源泉，水旱无损。”“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长丈余，两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牵牛，一佃人持按犁辕，一佃人秉耒。”（《蛮书》）一天约可耕五亩左右。澜沧江和怒江流域下游的一些部落，还使用大象来耕田(6)。洱海地区周围，特别是原来蒙舍诏和蒙嶲诏居住的地区尤称富饶，史称“蒙舍北有蒙嶲诏……同在一川……肥沃宜禾稻。又有大池，周回数十里，多鱼及菱芡之属”。“然邑落人种，蔬菜水菱之味，则蒙舍为尤殷”。因此这一带“村邑连甍，沟塍弥望”（《蛮书》），可见这个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和地方富庶情况。

洱海周围，畜牧业也有一定的发展，“畜有牛、马、猪、羊、鸡、犬”（《通典·边防典·松外诸蛮》）。西洱河一带，南诏还设有鹿场(7)。至于东爨和磨些族（今称纳西族）居住地区，畜牧业尤其发达，如东爨“牛马被野”，磨些“土多牛羊，一家即有一群”(8)。“通海已南，多野水牛，或一千、二千为群”（《蛮书》）。

在南诏统治区内的怒江以西边远地区，有许多部落还过着采集经济的原始生活，还没有进入阶级社会，他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远较洱海和滇池地区为落后(9)。

在纺织业方面。洱海地区“有丝、麻，女工蚕织之事，出、绢、丝、布，幅广七寸以下。早蚕以正月生，二月熟”（《通典·边防典·松外诸蛮》）。“地无桑，悉养柘蚕绕树，村邑人家，柘林多者数顷，耸干数丈。二月而蚕已生，三月中茧出。抽丝法稍异中土。精者为纺丝绫，亦织为锦及绢。其纺丝入朱紫，以为上服，锦文颇有密致奇采，蛮及家口，悉不许为衣服。其绢极粗，原细入色，制如衾被，庶贱男女，许以被之。”“浴不解织绫罗”，到了公元829年（唐文宗太和三年），南诏攻入成都西郭，掳去“巧儿”、“女工”万人以上，自此南诏才“解织绫罗”（《蛮书》），“工巧埒于蜀中”（《资治通鉴》唐太和三年），丝纺织技术水平可以和中原内地相媲美了。但是有些地区，如农业不甚发展而畜牧业发展的东爨族和磨些族居住地区，还是土“无布帛”（《蛮书》），丝纺织业不甚发展。澜沧江以西的地区，蚕丝业虽不算发达，但生产一种木棉布，“剖波罗树实，状若絮，纽缕而幅之”（《新唐书·南诏传》）。这种木棉布当时在内地享有很高的声誉。

在制毡业方面，南诏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男子以毡皮为帔，女子布为裙衫，仍披毡皮之帔”（《通典·边防典·松外诸蛮》）。

在冶铸业方面，南诏的炼钢术也达到了较高水平。洱海地区出产的铎鞘、郁刀、浪剑(10)，其锐利程度，是驰名全国的。淘金业也相当发达，金矿主要分布在今保山以西的腾冲、龙陵一直到今缅甸的伊洛瓦底江（当时称之为丽水）一带。在唐后期，当南诏击败弥臣部落时，曾掳去这一部落的人民“三二千人，配丽水淘金”（《蛮书》）。可见淘金的规模是相当大的。

南诏统治区内，主要以缯帛和贝作为货币来使用。所谓“以缯帛及贝交易，贝者大若指，十六枚为一觅”（《新唐书·南诏传》）。“本土不用钱，凡交易缯帛，毡、金、银、牛、羊之属，以缯帛幂数计之，云某物色直若干幂。”（《蛮书》）(11)一幂合唐尺四尺五寸。

南诏的洱海地区，有许多建设得规模宏伟，带有堡垒性质的城市。如太和城，“巷陌皆垒石为之，高丈余，连延数里不断”。大城（今云南大理北喜洲），“邑居人户尤众”。阳苴城（今云南大理）有南诏王的正衙，“至大厅，阶高丈余，重屋制如蛛网，架空无柱，两边皆有门楼”。白崖城（今云南弥渡红崖）“依山为城，高十丈，四面皆引水环流”。城内有阁罗凤所造大厅，“修廊曲庑，厅后院橙枳青翠，俯临北墉”（《蛮书》）。今天还耸立在洱海之侧的点苍山上的崇圣寺三塔，也是南诏时期的建筑物。

南诏是早期奴隶制社会。南诏的奴隶主把奴隶使用在畜牧、淘金、制革、纺织、建筑等等方面以及贵族的份地上。南诏奴隶的来源，主要是战俘和罪犯。在南诏社会里，奴隶的买卖非常盛行，一个奴隶往往被辗转贩卖，经历几个奴隶主，有些女奴隶甚至被贩卖到远方去(12)。南诏的奴隶主对待奴隶，昼役夜囚，极其残酷(13)。

除了奴隶之外，还有为数众多的自由民存在。在人口较为稠密的洱海地区，南诏采用份地的授受制度，“上官授与四十双（一双合内地田五亩，四十双为二百亩），汉二顷也”（《蛮书》）。沿勃弄“川（礼社江上游）东西二十余里、南北百余里，清平官以下官给分田悉在”（《蛮书》）。除了官吏授田之外，民户又按户等授田，“上户三十双，汉一顷五十亩，中户、下户各有差降”（《蛮书》）。每户“岁输米二斗”（《新唐书·南诏传》）。从官吏授田以及民户按户等上中下来授田等事看来，可见洱海地区贫富分化已经非常明显。在距离洱海较远的地区，富裕的家族垦田面积广大，至“疆连延，或三十里”（《蛮书》）。而有些地区的农民，往往是被南诏征服以后，强迫迁徙去的，这些被征服部落人民的行动受到极大的限制。他们往往遭受城镇官吏“监守催促”。尽管按照南诏政府规定，“监守催促”农民的官吏，如果随便向农民“乞酒饭”，就有“杖下捶死”的危险；但是被征服部落的农民，他们所受的剥削，仍非常沉重。当农民“收刈已毕”，南诏政府便依“据佃人家口数目，支给禾稻，其余悉输官”（《蛮书》），他们极大部分剩余劳动都被南诏统治者剥削去了。他们的经济地位，由于是被征服部落的缘故，名义上是农民，实际却可以说是变相的奴隶。

南诏的自由农民，要负担沉重的兵役，在农闲时间，便得受军事训练，“每岁十一月、十二月，农收既毕，兵曹长行文书境内诸城邑村谷，各依四军集人，试枪剑甲胄腰刀，悉须犀利，一事阙即有罪，其法一如临敌”。一旦战争发生，“但下文书与村邑理人处，克往来月日而已。其兵杖人各自赍，更无官给”。战士出发时，还须自“携粮米一斗五升，各携鱼脯”。除了兵役以外，别“无杂色役”（《蛮书》）了。以后南诏政权长期进行战争，沉重的兵役，成为南诏自由民破产的重要原因。

南诏王族是蒙舍诏的部落贵族，因此以蒙为姓。南诏国王称“骠信”，夷语君长的意思。王自称曰“元”，和中原的皇帝称“朕”的意义相同。王称呼他的臣下谓“昶”，和中原称“卿”、称“尔”相同。南诏国王“坐东向，其臣有所陈，以状言而不称臣”。南诏政权有完整的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南诏政权有清平官六人，“所以决国事轻重，犹唐宰相也。曰酋望，曰正酋望，曰员外酋望，曰大军将，曰员外，犹试官也”。有大军将一十二人，与清平官每日见国王议事。有九爽：“幕爽主兵，琮爽主户籍，慈爽主礼，罚爽主刑，劝爽主官人，厥爽主工作，万爽主财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贾，皆清平官、酋望、大军将兼之。爽，犹言省也。督爽，总三省也。乞托主马，禄托主牛，巨托主仓廪，亦清平官，酋望、大军将兼之。曰爽酋，曰弥勤，曰勤齐，掌赋税。曰兵司，掌机密。大府主将曰演习，副曰演览；中府主将曰缮裔，副曰缮览；下府主将曰澹酋，副曰澹览；小府主将曰幕，副曰幕览。府有陀酋，若管记；有陀西，若判官”。“百家有总佐一，千家有治人官一，万家有都督一”。南诏政权下，凡置六节度使，曰弄栋节度使（镇弄栋城，今云南姚安），曰永昌节度使（镇永昌府，今云南保山），曰银生节度使（镇银生府，今云南景东），曰剑川节度使（镇剑川城，今云南剑川），曰拓东节度使（镇拓东城，今云南昆明），曰丽水节度使（镇丽水城，今缅甸密支那南）。二都督府，曰会川都督（镇今四川会理），曰通海都督（镇今云南通海）。另外有州，南诏称作睑，凡十睑。

南诏王“以清平〔官〕子弟为羽仪，王左右有羽仪长八人。清平官见王不得佩剑，唯羽仪长佩之为亲信”。南诏统治地区内，“壮者皆为战卒，有马为骑军，人岁给韦衫袴”（《新唐书·南诏传》）。“各据邑落远近，分为四军，以旗幡色，别其东南西北。每面置一将，或管千人，或五百人，四军又置一军将统之”（《蛮书》）。“凡敌入境，以所入面将御之”。“择乡兵为四军罗苴子，戴朱鍪，负犀革铜盾，而跣走险如飞。百人置罗苴子统一人。望苴蛮者，在兰苍江（今澜沧江）西。男女勇捷，不鞍而骑，善用矛剑，短甲蔽胸腹，鍪皆插猫牛尾，驰突若神。凡兵出，以望苴子前驱”。“师行……以二千五百人为一营。其法，前伤者养治，后伤者斩”（《新唐书·南诏传》）。

(1)　秃发亦译偷发，见《高僧传·神异篇·晋西平释昙霍传》：“河西鲜卑偷发利鹿孤。”偷发利鹿孤即秃发利鹿孤，盖译音本无定字。

(2)　斯坦因劫去敦煌石窟出汉文书第三二八七号：“左二将，午年擘三部落依牌子口户珍国珍，奴紧子，论息殉夕将去。奴金刚，婢落娘，已上并论悉殉夕将去。”按吐蕃据河陇时，吐蕃贵族犹用人殉葬。

(3)　《新唐书·吐蕃传》：高宗即位，〔吐蕃〕又请蚕种、酒人与碾等工，诏许。

(4)　唐高宗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唐将裴行俭执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别帅李遮匐，留王方翼筑碎叶城。武则天垂拱元年（公元685年），西突厥十姓可汗部落多散亡，但碎叶镇尚在唐手中。武则天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冬十二月，唐败吐蕃，复取四镇，时唐西州都督唐休表请复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是仍以碎叶备四镇也。到了武则天久视元年（公元700年），以西突厥阿史那斛瑟罗为平西大总管，镇碎叶，可见唐还没有放弃碎叶镇。到了武则天长安三年（公元703年），西突厥十姓可汗斛瑟罗不能绥服其部落，突骑施乌质勒攻陷碎叶，徙其牙帐居之，并并有十姓之地，但是唐王朝还是不废碎叶镇名，以表示突骑施这一占领为不合法。及至唐玄宗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唐策立突骑施苏禄为十姓部落的忠顺可汗之后，才正式把碎叶镇从四镇之中剔除出来。《旧唐书·焉耆国传》称：“于是十姓可汗请居碎叶，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以焉耆备四镇。”这样，开元七年以后的四镇，又是龟兹、于阗、疏勒、焉耆了。

(5)　参考姜亮夫教授著《唐五代瓜沙张曹两世家考》，载1979年第3辑《中华文史论丛》。《瓜沙曹氏年表补正》，载1979年5月《杭州大学学报》。

(6)　《蛮书》卷七：象，开南、巴南（今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地区）多有之。或捉得，人家多养之，以代耕田也。

《蛮书》卷四：茫蛮部落（今云南潞西、孟连一带）……象大如水牛。土俗养象以耕田，仍烧其粪。

《岭表录异》：恂有亲表，曾奉使云南，彼中豪族各家，养象负重致远，如中夏之畜牛马也。

(7)　《蛮书》卷七：鹿，傍西洱河诸山，皆有鹿。龙尾城东北息龙山，南诏养鹿处，要则取之。览赕有织和川及鹿川，龙足鹿，白昼三十五十，群行啮草。

(8)　《蛮书》卷四：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当天宝（公元742—755年）中，东北自曲靖州，西南至宣城，邑落相望，牛马被野。

《蛮书》卷一：东爨，乌蛮也。……土多牛马，男女悉披牛羊皮。

《蛮书》卷四：磨蛮，亦乌蛮种类也。铁桥（今云南中甸西南金沙江上）及大婆（今云南丽江玉龙山西北）、小婆（今云南宁蒗）、三探览（今云南宁蒗西北）、昆池（今四川盐源白盐井）等川，皆其所居之地也。土多牛羊，一家即有一群……男女皆披羊皮。

(9)　《蛮书》卷四：扑子蛮，勇悍矫捷……善用泊箕竹弓，深林间射飞鼠，发无不中。……无食器，以芭蕉叶藉之。寻传蛮……俗无丝麻布帛……跣足，可以践履榛棘。持弓挟矢射豪猪，生食其肉。裸形蛮……散居山谷……亦无君长。作猎栏舍屋。多女少男。无农田，无衣服，唯取木皮以蔽形。或十妻五妻，共养一丈夫。尽日持弓不下猎栏，有外来侵暴者，则射之。其妻入山林采拾虫鱼菜螺蚬等归啖食之。

(10)　《蛮书》卷七：铎鞘，状如刀戟残刃，积年埋在高土中，亦有空穴，旁透朱，出丽水（伊洛瓦底江），装以金穹铁，所指无不洞也，南诏尤所宝重。

《新唐书·南诏传》：铎鞘者，状若残刃，有孔傍达，出丽水，饰以金，所击无不洞，彝人尤宝、月以血祭之。

《酉阳杂俎》：南蛮有毒槊、郁刃，状如朽铁，中人无血而死。

《蛮书》卷七：郁刀次于铎鞘，造法，用毒药虫鱼之类，又淬以白马血，经十数年乃用，中人肌即死。

《新唐书·南诏传》：郁刃，铸时以毒药并治，取迎跃如星者，凡十年乃成，淬以马刀，以金犀饰镡首，伤人即死。

《蛮书》卷七：南诏剑。……造剑法，锻生铁，取迸汁，如是者数次，烹炼之。剑成，即以犀装头，饰以金碧。浪人诏能铸剑，尤精利，诸部落悉不如，谓之浪剑。

(11)　南诏地区有时亦用颗盐或麝香来换取物资。《蛮书》卷七：颗盐每颗约一两、二两，有交易即以颗计之。又云：麝香出永昌及南诏诸山，土人皆以交易货市。

(12)　《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六《吴保安》条：〔郭〕仲翔久于蛮中，且知其款曲，则使人于蛮洞中市女口十人，皆有姿色。

(13)　《新唐书·忠义·吴保安传》：睿宗时，姚嶲蛮叛，拜李蒙为姚州都督。宰相郭元振以弟之子仲翔托蒙，蒙表为判官。……蒙……深入与蛮战没，仲翔被执……为蛮所奴，三逃三获，乃转鬻远酋，酋严遇之，昼役夜囚，没凡十五年乃还。

《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六《吴保安》条：李蒙为姚州都督……乃以〔郭仲翔〕为判官。……李将军……乘胜深入，蛮覆而败之，李身死军没，仲翔为虏。……仲翔之没也，赐蛮首为奴。……经岁，仲翔思北，因逃归，追而得之，转卖于南洞。洞主严恶，得仲翔，苦役之，鞭笞甚至，仲翔弃而走，又被逐得，更卖南洞中，其洞号菩萨蛮。仲翔居中经岁，困厄，复走，蛮又追而得之，复卖他洞。洞主得仲翔，怒曰：“奴好走，难禁止耶！”乃取两板，各长数尺，令仲翔立于板，以钉其足背钉之，钉达于木。每役使，常带二木行。夜则纳地槛中，亲自锁闭。仲翔二足经数年疮方愈。木锁地槛，如此七年。……往赎……得归。

第六章

唐与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

第一节　唐与海东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高句丽、百济、新罗　自魏晋一直到唐初，高句丽、百济、新罗，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和中原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高句丽也在都城设立太学，还从中原取去许多儒家典籍，包括经、史、子、集等等。在公元372年左右，佛教从中原的北方前秦王朝统治地区传入高句丽，高句丽的统治阶级也就利用佛教来麻醉人民，巩固他们的统治。高句丽汲取汉文化的有益营养，再加以发展，充实本国的文化，传播到百济、新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百济也很早通过辽东地区，接触到中原的文化。它很早就从中原王朝传入三皇五帝神，公元384年，又从海路，自东晋传入佛教。尤其在5世纪以后，百济和南朝的宋、齐、梁、陈，发生了紧密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联系，百济友好使者曾横渡黄海或东海，来到江南，与中原进行贸易。梁武帝大同七年（百济圣王明十九年，公元541年），百济遣使至梁，到达梁都建康，“表请《毛诗》博士，《涅》等经义，并工匠、画师等”（《三国史记》卷二十六），梁武帝非常友好地满足了百济的要求。到了唐初，百济曾赠与唐“明光铠”、“铁甲”、“金甲”、“雕斧”（《三国史记》卷二十七）等，唐也馈赠百济彩帛等物。中原文化，还通过百济和高句丽的媒介，给与新罗和日本以一定的影响。

新罗和中国发生外交关系较晚，约6世纪初叶，新罗才派遣使节来梁聘问。到了隋唐时期，关系才逐渐密切起来。当时新罗、百济、高句丽的统治阶级，经常不断地互相攻击，“战争交起，略无宁岁”（《三国史记》卷二十八）。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百济大举进犯新罗，取新罗四十余城；高句丽配合百济，也占领了新罗四城。新罗向唐求援，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亲率大军进攻高句丽，但由于高句丽上下沉着应战，唐未能取胜而退师。

唐高宗初年，百济又进攻新罗，取新罗四十余城。新罗向唐告急，说新罗的“大城重镇，并为百济所并，疆宇日蹙，威力并谢”（《三国史记》卷二十八），唐乃在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以大军渡海，和新罗联兵攻下百济首都泗城（今朝鲜白田西），于百济置熊津都督府。不久，又占领百济全境。唐与新罗还利用高句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政局动荡不稳之际，联军攻下高句丽都城平壤。

唐于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攻取平壤城，并于其地置安东都护府。唐的统治引起高句丽和百济人民的不断反抗。唐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徙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今辽宁辽阳），先是有华人任安东官者，悉罢之。徙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今辽宁营口东南）”（《资治通鉴》唐仪凤元年）。仪凤二年，又“移安东都护府于新城”（今辽宁抚顺北）（《资治通鉴》唐仪凤二年）。唐的势力完全退出半岛。

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新罗和唐朝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罗商人来唐贸易的人数比较多，他们在中国的商业网，据日本僧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北起登州（治蓬莱，今山东蓬莱）、莱州（治掖，今山东莱州），南达楚州（治山阳，今江苏淮安）、泗州（治临淮，今安徽泗县），更南抵达扬州（今江苏扬州）。登州设有新罗馆，文登（今山东文登）东界设有新罗所，楚、泗等州都设有新罗坊，专门用来居停新罗商人。新罗商人还自备有航海的船只，航行于渤海和黄海之间。新罗制造的船只远比其他国家的船只坚固，他们的航海技术，也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

在新罗和唐朝两国间的物资交换方面，除了新罗商人以牛、马、纸、扇等物输入中国，中国商人以绵、绢、瓷器、铜盘、铜镜、藤席等物输出至新罗以外，两国的统治阶级，常常采用互相馈赠礼物的形式，来进行特种奢侈品的交易。新罗贵族先后赠送唐贵族的物品中，有果下马、牛黄、人参、美、朝霞、、鱼牙、大花鱼牙锦、小花鱼牙锦、白布、海豹皮、麸金、金银器、金银佛像等等（以上见《三国史记》卷八、卷九、卷十），唐也回赠新罗贵族以绫、锦、罗、彩、银、银碗等等贵重礼品。

新罗有许多优秀的工匠，曾远越沧海，来到中国，他们对中国大陆的开发，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中国山东、河北等省，曾发现不少唐代开采的煤矿遗迹，据说这些矿洞的开采方法，部分是采用新罗的采掘方法的，这说明新罗采矿技术的进步。中国的科学发明和生产技术，也不断传入新罗。譬如新罗很早就有饮茶的风气，却没有栽培茶树。到了唐文宗太和二年（新罗兴德王二年，公元828年），新罗入唐使从中国回去，把中国的茶树移植到新罗，此后不久，新罗就茶树成林了。中国发明印刷术不久，新罗就吸收了中国的先进技术，还加以提高和改进，印刷出大量精美的书籍来。

新罗继承三国的文化传统，同时吸收中国唐朝的文化，创造了相当发达的民族文化。新罗从唐朝初年起，就派遣大批留学生来唐首都长安就学。新罗神文王二年（唐高宗永淳元年，公元682年），仿照唐朝设立国学，国学内设置国子司业、博士、助教等职衔。“教授之法，以《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氏传》、《文选》，分而为之业”（《三国史记》卷三十八）。由于新罗将中国的儒家经典作为太学生必读的书籍，因此中国的儒家经典如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大量地流入新罗。例如武则天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新罗遣使来唐“请《礼记》并文章。则天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三国史记》卷八，参见《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九），赠送给新罗。因为新罗的文化发展水平很高，因此唐王朝派遣使臣去报聘，要选派饱学醇儒前往，才会受到新罗朝野的欢迎。新罗有很多人能够写流畅的汉文，如新罗学者和诗人崔致远，在中国留学多年，还在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进士及第，所著《桂苑笔耕集》二十卷，就是用汉文来写的，他的写作水平，可以和中国的作家媲美。新罗的士人，喜爱唐朝诗人的篇什，尤其喜爱长庆诗人白居易的诗，留居长安的新罗商人往往把白居易的新作品抄寄回国，新罗士人就立刻传诵开来。如果是他人的作品，误传是白居易的，新罗士人会根据白居易诗歌独特的风格，辨别出真伪来，可见他们在中国文学方面造诣之深。

新罗还设置算学博士、助教，以《九章算术》等教授算学生；又置有医学博士，“以《本草经》、《甲乙经》、《素问经》、《针经》、《脉经》、《明堂经》、《难经》为之业”（《三国史记》卷三十九），以教授医学生。

新罗古代没有固定文字，5、6世纪的时候，汉文在新罗逐渐流行。随着半岛的统一和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新罗人士创造了用汉字的音或义标记新罗语的方法，这种表示方法，称为“吏读”。7世纪以后，“吏读”广泛流传开来，逐渐走上规范化的道路。这对以后朝鲜半岛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有益的作用。由于新罗的文字和汉文很接近，因此新罗士人也重视汉文的书法，当时有士人金生，他的流畅姿媚的书法，据说可以和二王（王羲之、献之父子）媲美。

新罗的佛教，是在5世纪中叶从高句丽传入的，到了公元528年，正式得到国家认可。新罗派遣许多学问僧来唐求法取经，人数多，留居时间长，致使唐王朝作出“新罗、日本僧入朝，学九年不还者，编诸籍”（《新唐书·百官志·崇玄署》）的规定。7世纪时，新罗僧元晓在唐研究法相宗，僧义湘在唐研究华严宗，佛教中土各宗在新罗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下，很快发展起来了。8世纪初，新罗僧慧超来唐留学，后来离开唐都长安，由海道去天竺取经，再由陆路回到长安。他著有《往五天竺国传》，原书久佚，20世纪初在敦煌石窟中发现唐人节录的一卷本，对于研究八世纪前期五天竺、中亚细亚及中国新疆地区风俗历史，有重要价值。

王氏高丽的兴起　九世纪时，新罗国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农民起义此伏彼起，波及全国。891年，出身王族的僧侣弓裔，参加梁吉领导的北原（今原州）农民起义军，得到梁吉的信任，逐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控制了半岛中、西部。901年称王，904年以铁圆（今铁原）为中心建立摩震国。911年改国号为泰封。

892年，新罗西南海岸守军的裨将甄萱，率众起义于武珍州（今光州），攻占半岛西南部。900年定都完山州（今全州），称后百济，与摩震（泰封）、新罗形成鼎足，史称后三国。

泰封国王弓裔，逐渐加强对于人民的剥削，人民不能忍受。公元918年，将军王建乘机率众推翻弓裔，自立为王，改国号为高丽。泰封国前后共存在十八年。

王建迁都开京（今开城），并以平壤为西京，积极采取措施，来安定人民的生活，实现国土的统一。到了930年，领土已经扩大到现在的清川江。935年，高丽并新罗，次年灭后百济，从而完成朝鲜半岛的统一。王氏高丽“有二京，六府，九节度，百二十郡”（《资治通鉴》后晋天福元年）。

王氏高丽与中国五代各王朝有着频繁的友好往来。早在后三国时期，为了牵制敌国契丹后方，王建就与后唐修好，一再遣使聘问，馈赠方物，后唐相应地遣使报聘。公元954年（后晋齐王开运二年），王建卒，子武嗣位，遣使向后晋告丧，后晋因命通事舍人郭仁遇等出使高丽。周世宗时，因为铜钱缺乏，而高丽多铜货，于是在显德四年（公元957年），特许青州、登州、莱州商人渡海前往购买；次年又命尚书水部员外郎韩彦卿等赍帛数千匹，购铜于高丽，以备铸钱之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高丽国王王昭（王武子）三次遣使来开封，赠送名马、织成衣袄、弓剑等物，《别序孝经》等图书，又赠铜五万斤。可见当时中国与王氏高丽的交往是很密切的。

日本　从汉代起，中国和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就发展起来了。到了魏明帝景初二年（公元238年）、正始四年（公元243年）、西晋武帝泰始（公元265—274年）初年，日本三次遣使来聘。从东晋至南朝，日本又前后八次派遣使节到江南来和中国通好，彼此间的友好往来，有了进一步发展。在隋代，日本又四次派遣使节来中国，隋也派遣裴世清报聘，中日间的联系更密切了。

中国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先进文化很早就传到日本。尤其从西晋起，不少中国人流亡到日本去，这对日本经济文化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如西晋武帝太康六年（公元285年），有吴服师（缝衣师）自百济到日本；同年，儒家经典《论语》也传入日本。南朝宋明帝泰始六年（公元470年），日本曾从中国江南延聘“汉织（北方织工）、吴织（江南织工）及衣缝（缝衣师）兄媛、弟媛等”（《日本书纪·雄略天皇纪》）；过了两年（公元472年），日本即命令本国栽植桑树，中国织工的东渡，与日本当时丝织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公元610年（日本推古天皇十八年），高句丽僧人昙征还把隋朝和高句丽的制造纸、墨、碾的方法介绍到日本去。

李唐一代，日本前后共派遣十九次聘唐使节来中国访问，遣唐使有时也称为“迎入唐使”或“送唐客使”。这十九次遣唐使是：

公元630年（日本舒明二年、唐贞观四年）八月，日本第一次派遣以犬上三田耜为首的遣唐使，曾到达长安，公元632年（日本舒明四年、唐贞观六年）八月返国。

第二次遣唐使于公元653年（日本孝德白雉四年、唐永徽四年）五月派遣，吉士长丹为大使，曾到达长安，翌年七月返国，这次使团人数一行有一百二十一人之多。

与此同时，日本任命高田根磨为大使，一行一百二十人，来唐途中，船破遇难。

第三次遣唐使于公元654年（日本孝德白雉五年、唐永徽五年）二月派遣，高田玄理为执节使，河边麻吕为大使，曾到达长安，翌年八月返国。

第四次遣唐使于公元659年（日本齐明五年、唐显庆四年）七月派遣，坂合部石布为大使。凡二舶，第一舶漂流到南海，大部分人员为岛人所杀，只有五人乘岛人船到达唐的括州（治括苍，今浙江丽水）。第二舶到达中国，使团住长安十月，公元661年（日本齐明七年、唐显庆六年）五月返国。

第五次遣唐使于公元665年（日本天智四年、唐麟德二年）十二月派遣，守大石为大使，曾到达长安，公元667年（日本天智六年、唐乾封二年）十一月返国。

第六次遣唐使于公元667年十一月派遣，伊吉博德为大使，送唐使司马法聪返唐，只送到百济，翌年正月返日。

第七次遣唐使于公元669年（日本天智八年、唐总章二年）派遣，以河内鲸为首，返国时间未详。

第八次遣唐使于公元701年（日本大宝元年、武周大足元年）正月任命，翌年六月起航，粟田真人为执节使，高桥笠间（后由坂合部大分代之）为大使，曾到达长安，公元704年（日本庆云元年、武周长安四年）七月返国。

第九次遣唐使于公元716年（日本灵龟二年、唐开元四年）八月任命，翌年三月起航，多治比县守为押使，阿部安麿（后由大伴山守代之）为大使，曾到达长安，公元718年（日本养老二年、唐开元六年）十月返国。这次使团来唐一行五百五十七人。

第十次遣唐使于公元732年（日本天平四年、唐开元二十年）八月任命，翌年四月起航，多治比广成为大使，曾到达长安。这次使团一行凡五百九十四人。归国时，分乘四舶，第一舶于翌年十一月回国；第二舶于公元736年（日本天平八年、唐开元二十四年）七月回国；第三舶漂流遇难，仅四人于公元739年（日本天平十一年、唐开元二十七年）十一月返国；第四舶中途沉没。

第十一次遣唐使于公元750年（日本天平胜宝二年、唐天宝九载）九月任命，公元752年闰三月起航，藤原清河为大使，曾到达长安，使团来唐时分乘两舶，共载二百二十余人。归国时分乘四舶，第一舶一百八十人漂流到安南，多为土民杀害，大使藤原清河脱险后回长安，终身仕于唐，官至秘书监；第二舶于公元754年正月返抵日本，鉴真和尚及其弟子即乘此舶渡日成功；第三舶于公元753年十二月返国；第四舶于公元754年四月返国。

第十二次遣唐使是为迎接前遣唐大使藤原清河而于公元759年（日本天平宝字三年、唐乾元二年）二月派遣，高元度为迎入唐大使。使团一行九十九人，仅高元度等十一人到达长安，迎接清河的使命没有完成，公元761年（日本天平宝字五年、唐上元二年）八月，由唐使沈惟岳等伴送回国。

第十三次遣唐使于公元761年十月派遣，仲石伴为大使，使舶四艘，在难波试航时，一艘破毁，三艘遂亦未成行。

第十四次遣唐使于公元762年（日本天平宝字六年、唐宝应元年）四月任命，日中臣鹰主为送唐客大使。七月准备出发，因风向不顺而止。

第十五次遣唐使于公元777年（日本宝龟八年、唐大历十二年）六月派遣，佐伯今毛人为大使，称病不发，副使小野石根代行大使职务，到达长安。翌年分乘四舶归国，第一舶遇海难，副使小野石根、唐报聘使赵宝英等均溺死。

第十六次遣唐使是为送唐使孙兴进等返唐，于公元778年（日本宝龟九年、唐大历十三年）二月任命，布势清直为送唐客大使，翌年五月起航，曾到达长安。至公元781年（日本天玄元年、唐建中二年）六月返回日本。

第十七次遣唐使于公元804年（日本延历二十三年、唐贞元二十年）七月出发，藤原葛野麿为大使，分乘四舶来唐，第三舶遇海难。大使藤原曾到达长安，翌年六月返抵日本。

第十八次遣唐使于公元834年（日本承和元年、唐太和八年）正月任命，藤原常嗣（藤原葛野麿子）为大使。此次使团由六百五十一人组成，人才济济。公元836年七月分乘四舶来唐，第三舶载一百四十人，遇风破损，仅二十余人生还日本。于是修缮船舶。延至公元838年（日本承和五年、唐开成三年）七月，藤原常嗣方率第一、四使舶成行。十余日后第二舶继之出发。三舶总算完成使命。翌年返航回日，藤原常嗣改乘新罗船归国。第二舶则迟至公元840年返抵日本。

第十九次遣唐使于公元894年（日本宽平六年、唐乾宁元年）八月任命，菅原道真为大使。时唐方镇跋扈，不成朝局，故日本于同年九月，停止派遣遣唐使，菅原道真遂不成行。

当时遣唐使舶，开始每舶能乘一百二十人左右，后来日本的造船技术不断提高，每舶能乘一百六十人左右。日本使团最多的一次，是唐文宗太和八年（公元834年），人数到达六百五十一人，如果分乘四船，每船平均载员一百六十三人左右。这些遣唐使舶，大都是利用风力的帆船，船身大者有十五丈长，一丈多宽，左右两舷，都设有棹桨，如不能利用风力时，就扳桨推船前进。每条海船，多备有小艇，视海船大小，二艇至四艇不等。船舶航行海中时，如遇逆风，或大雾迷失方向，即收帆下碇，以防漂流。前期的遣唐使舶，一般是由北路航行，即从日本大阪出发，经过壹岐、对马，通过朝鲜南畔的聃罗（济州岛）到达现在仁川附近，然后或直渡黄海，或沿朝鲜半岛西岸北上至辽东半岛东岸，横渡渤海湾口，在山东半岛的一角登陆。后期的遣唐使舶，一般是由南路航行，从日本横渡东海，直达扬子江口，或达明（今浙江宁波）、越（今浙江绍兴）、温、台等州。

使团的构成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这四级官吏，都是从通晓经史、擅长文墨或熟悉唐地政治社会情况的人中挑选任用的。在使团中，还有知乘船事、造舶都匠、译语（翻译）、主神、医师、阴阳师、画师、史生（掌缮写公文、行署文案）、射手、船师、音乐长、新罗译语、奄美译语、卜部、杂使（杂事驱使）、音声生（吹鼓手）、玉生、锻生、铸生、细工生、船匠、师、人（从卫士）、挟抄（师或桨师）、水手长、水手等等。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学生和学问僧，往往搭乘使团的船舶，来唐留学和取经。

日本派遣来唐的使节，都经过严格的挑选，一定要由对汉文有较深造诣，博通经史，文辞优赡，仪容温雅，并熟悉唐国情形的人来担任。如遣唐使粟田真人于长安二年（公元702年）来唐，史称其“好学，能属文，进止有容”。到了开元初年，粟田真人再度来唐，“请从诸儒授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即鸿胪为师”（《新唐书·日本传》），面授经术。

日本来唐的留学生和学问僧，也是经过严格选拔的，来到唐地以后，唐朝对外国留学生的生活，照顾得很周到，如规定在唐的日本、新罗等国的留学生，每人每年给绢二十五匹及四季衣服，使这些来唐学习的留学生生活较为充裕，可以专心一意从事学习。他们一来中国，往往就待上二三十年。如高向玄理、南渊请安二人从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来隋，到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才回国，留学中国三十三四年之久；学问僧僧也是从大业三年来隋，到唐太宗贞观六年才回国，在中国求法二十五年。开元四年（公元716年），日本留学生阿部仲麿来唐，易汉人姓名曰朝衡，他在中国住了很多年，一度回国；到了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再度来唐，遂仕唐官至散骑常侍、安南都护，居唐五十四年，最后病死于唐。他在当时盛有诗名，名诗人王维、李白、储光羲等都有诗和他相赠答。

日本的留学生和学问僧，住在中国的时间较长，他们学习中国优秀的文化和先进生产技术，到了回国时，就把中国的天文、历法、音乐、美术、建筑、雕刻以及工农业方面的一些先进生产技术，介绍到日本去。同时他们还带去大量图书仪器。如唐玄宗开元五年（公元717年）来唐，开元二十三年返国的留学生吉备真备，其将归书物中，有《唐礼》一百三十卷、《乐书要录》十卷、《大衍历经》一卷、《大衍历立成》十二卷，以及测影铁尺一枚、铜律管一部。与吉备真备同时来唐返国的学问僧玄，将归佛经五千余卷，及佛像等等。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来唐，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返国的学问僧最澄，将归的书法碑帖，有《大唐圣教序》、《真草千字文》、《天后圣教碑》、王羲之《十八帖》、欧阳询书法、王献之书法、《梁武帝评书》等石拓多种。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来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返国的请益僧圆仁，除了将归大量佛教经像以外，还携归《大唐新修定公卿士庶内族吉凶书仪》三十卷、《开元诗格》一卷、骆宾王《判一百条》一卷、《百司举要》一卷、韦述《两京新记》三卷、《进士张集》一卷、《杜员外集》二卷。唐懿宗咸通三年（公元862年）来唐，咸通六年（公元865年）返国的学问僧宗，将归经像以外，有《七曜二十八宿历》一卷、《七曜历日》一卷、《明镜连珠》六卷、西川印子（即木刻）《唐韵》一部五卷、西川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唐高僧鉴真天宝十二载去日本时，不仅携带了大量的天台宗和律宗的章疏，同时还将去王右军真迹行书一帖、小王（王献之）真迹行书三帖，以及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等书。

日本当时社会发展阶段，远不如中国社会那么发展，因此中国文化的大量输入日本，对日本社会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政治方面，公元645年（唐太宗贞观十九年、日本孝德天皇大化元年），日本中大兄皇子取得大臣中臣镰足的支持，消灭了专权的大臣苏我氏，拥立孝德天皇，建元大化，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改革，日本历史上称之为“大化改新”。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是留唐学生南渊请安的学生；在这次革新运动中，高向玄理和僧又都被任命为国博士，供天皇咨询。这次改革仿照唐制，确立中央集权的行政制度，中央设二官、八省、一台，地方设国、郡、里。在经济上仿唐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制定了“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班田法虽然是在公元701年制定的《大宝律令》中才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租庸调制也是在公元714年，才正式确立，但这两种制度，在大化改新时，实际已经在推行了。与班田法配合，还建立户籍和计账法。日本的法律，也是参照《唐律》而制定的。日本政府还参照唐朝的府兵制，而成立卫府（京都）和军团（地方）以及防人制度，公元722年（养老六年）所颁布的《养老军防令》中，反映了日本军防体制受到唐府兵制的深刻影响。

在学校制度方面，大化改新后，在首都成立太学，在地方设置国学。太学内设“明经道”及“纪传道”等科目，明经道必须修习《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论语》、《孝经》等汉文经书。纪传道必须修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文选》等汉文书籍。据《续纪》记载，日本称德天皇神护景云三年（公元769年）十月，“太宰府言：‘此府人物殷繁，天下之一都会也。子弟之徒，学者稍多，而府库但蓄《五经》，未有《三史》正本。涉猎之人，其道不广。伏乞列代诸史，各给一本，传习管内，以兴学业。’诏赐《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各一部”。由此可见，当时地方的国学，也修习汉籍了。

在文字和书道方面，学问僧空海根据汉字草书的偏旁，创造了“平假名”；留学生吉备真备根据汉字楷书的偏旁，创造了“片假名”。这两套假名，就是日文的字母，一直沿用到今天。日本的词汇和文法，受汉文的影响也很深。由于日本很多学者熟谙汉字，因此他们很重视中国的书法，二王的真迹，名家的碑帖，大量传入日本。传至今天的当时日本书家的手迹，笔墨苍老挺逸，有二王风韵。

在文学方面，日本人民喜爱唐诗，8世纪中叶编集的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显示出汉文学者对唐地诗歌的很深造诣。他们重视诗歌格律，留存下来的空海的《文镜秘府论》，堪称研究我国六朝、唐代诗歌格律的范本。

在宗教方面，佛教经由高句丽传入日本，到了隋唐两代，日本有很多学问僧直接到中国来求法取经。当时正是中土各宗酝酿成立的时代，日本的学问僧来到中国以后，他们根据在日本所研究的佛教教理，向中国的教派大师请教。如日本天智年间（公元662—671年），日本学问僧智藏来唐，公元702年（大宝二年）道慈来唐，他们二人专门研究三论宗。公元653年（白雉四年）道昭来唐，公元658年（齐明四年）智通、智达来唐，公元703年（大宝三年）智凤、智鸾、智雄来唐，公元717年（养老元年）玄来唐，他们专门研究法相宗。公元736年（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日本天平八年），唐僧人道前往日本，把华严宗经疏带了去；公元754年（唐玄宗天宝十三载、日本天平胜宝六年），唐律师鉴真率领他的弟子到达日本，他不仅把南山律宗的一套戒律规范介绍给日本，同时还带去许多天台宗的经疏，这样，华严宗、天台宗、律宗思想也在日本广泛传播开来了。鉴真在日本奈良东大寺曾建立戒坛院，并且亲自为日本圣武上皇等传授戒律。他还规划建筑了唐招提寺，把他和弟子携来的佛像供奉在这所寺院里，以后从唐地取来的许多经卷、图像，也都收藏在这所寺里，这是一座佛教艺术的宝库。当鉴真到达日本时，他的双目已经失明了，可是他还坚持校正佛经。他又通晓医术，尤精《本草》之学，能够凭嗅觉鉴定药物，日本宽平年间（公元889—897年）藤原佐世所著《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载有《鉴上人秘方》一卷，鉴真对日本医药学的发展也是有贡献的。

到了中唐以后，学问僧最澄来中国（公元804年来唐，805年返国），携去大量天台宗著作，日本天台宗的教义更加充实了。与最澄同时来唐，比最澄返日迟一年的空海，他在唐地学习密宗，回国时携归密宗的经典甚多，以后密宗在中国内地销声匿迹了，在日本反而发展起来。

日本僧圆仁，在公元838年入唐，公元847年返国。圆仁返国时，不仅携归大量梵汉佛教经典和四部杂书，同时还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这是研究唐文宗、唐武宗时期我国政治、经济、社会风俗、宗教等等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在城市建设和建筑方面，公元709年，日本建设奈良城。日本历史上一般称定都奈良城的时期（公元710—794年）为奈良时代。奈良城的设计，仿照唐首都长安城的布局。它也有一条自南而北的宽阔的朱雀大街，也设“东市”、“西市”为商业区。公元728年建成的东大寺，寺里有卢舍那佛铜像一尊，始铸于公元745年，而最后完工于公元771年，高达十六米，在当时是铸造工艺上空前未有的成就。据日本学者的说法，这尊佛像的铸造，直接受到武则天长安四年（公元705年）白司马坂铜铸大佛的影响。据中国最近的考古发掘，证明唐代麟德殿的建筑形制，是周围围廊，把主殿围在中心；而日本的东大寺、法隆寺等的布局，正和麟德殿的布局相似，由此可见，日本的建筑布局受到中国的深刻影响。其余奈良时代日本木结构建筑的卓越艺术，一方面体现了日本的民族风格，一方面也是吸取了唐代建筑艺术的新成就。

在音乐和舞蹈方面，唐对日本的影响也很大。日本有许多乐器，大部分是从唐地输入的，如现在尚保存于日本正仓院的乐器，有金银平文琴、螺钿紫檀五弦琵琶、螺钿紫檀阮咸、竖箜篌、牙横笛、雕石文笛、刻雕尺八、吴竹笙、吴竹竽等，大都是从唐地传去的。公元838年随大使藤原常嗣来唐进修的准判官藤原贞敏原是琴筝能手，入唐后师事琵琶名家刘二郎，曲尽其妙。二郎叹为奇才，赠曲谱数十卷，并将擅长琴筝的女儿嫁给他。他返国时，二郎又以紫檀琵琶、紫藤琵琶各一面相赠。贞敏回日后，以琵琶仕三代天皇。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现存日本《信西古乐图》中，有《唐舞绘》一卷，其中载有唐《秦王破阵乐》、《兰陵王》、《拔头》、《苏莫者》等乐舞姿态及其衣装道具，由此可见当时日本的舞蹈，曾受到中国深刻的影响。

在绘画方面，当时日本画师竭力模仿唐画，如现在尚保藏于正仓院的公元752年（日本天平胜宝四年、唐天宝十一载）所作的鸟毛立女屏风，画中美人，颐丰体硕，俨如周所绘的仕女图，可见日本画风也受到唐地画风的深刻影响。在日本遣唐使团中，有画师随从来唐，向唐学习。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开成四年正月条称圆仁令遣唐使从粟田家继，在扬州龙兴寺把唐名画家韩的佛教故事画用绢本摹写下来，“无一亏谬”。这种摹写下来的绢画，带到日本去后，也会对日本绘画的发展产生影响。

在工艺制造方面，由于中国的精致工艺品不断输入日本，先进的生产技术，也源源介绍到日本，这对日本的工艺技术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例如铜镜自六朝以来，大都由中国输往日本的；不过日本正仓院所藏日本古文书说明，到了公元762年（天平宝字六年），日本已能铸造铜镜，而且可以和唐地的铸镜相媲美了。另外如正仓院所藏公元766年（天平神护二年）二月四日东大寺制成之银壶，壶面鱼子地，细刻狩猎图，人物形象生动，达到很高水平，但从它的形制图案来看，还可以看出它所受唐地的影响。我国传统的印花染色方法夹缬法和蜡缬法，也在唐代传入日本，日本的印染工匠，在天平时代（公元724—781年）就掌握了这种工艺，从而制作了许多精美的新产品。到了唐末，中国的印刷书籍也传入日本，这对此后日本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当时日本朝野，自饮食起居、衣冠服饰以至岁时令节等生活风尚，都深受唐地的影响。公元815年（弘仁六年）后，日本也普遍植茶，此后茶道也大大发展起来了。

在唐代，中日两国的经济联系也是很密切的。开始时，两国的统治集团往往通过遣使聘问的形式，来进行贵重物资的交换。到了唐后期，更有不少中国、日本、新罗商人，乘着商舶，专门来往于中日两国之间进行贸易。日本输往中国的物品，有水织、美浓、黄金、锡、水银、玛瑙、琥珀、金漆等等；中国输往日本的物品，有药材（正仓院所藏公元756年之献物账中有犀角、禹余粮、龙骨、龙角、巴豆、厚朴、远志、人参、大黄、甘草、雄黄等）、香料（《唐大和上东征传》中记载鉴真第一次计划去日本时所携带的香料，有麝香、沉香、甲香、甘松香、龙脑香、胆唐香、安息香、栈香、零陵香、青木香、熏陆香等）、胡椒、石蜜、蔗糖、丝绢、锦彩、襆头、藤簟、花毡、月令障子（四季屏风）、银熏炉、铜镜、铜盘、铜瓶、漆合子盘、漆胡瓶、磁器、琉璃器、乐器、弓、刀、书籍、经像等等（见《唐大和上东征传》及《正仓院考古记》两书）。日本遣唐使节和留学生返国，以及中国僧侣、商人等去日本时，都携带为数众多的青铜铸币，如鉴真第一次计划去日本时，携带“青钱十千贯，正炉钱十千贯，紫边钱五千贯”（《唐大和上东征传》）。当时中国的铜钱，在日本广泛流通，近年日本地下发掘出唐开元通宝的钱币，已有几万枚之多。即此数端，已经可以说明当时中日两国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联系是如何密切的了。

第二节　唐与南海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环王　环王（在今越南中部），本曰占婆，中国史上称之为林邑。唐至德（公元756—758年）以后，始自称环王。公元9世纪后期，改称占城。

环王“地东西三百里而赢，南北千里。西距真腊（柬埔寨）雾温山，南抵奔浪陀州”（《新唐书·环王传》）。奔浪陀州即今越南宁顺之藩朗。《旧唐书·真腊传》称水真腊国的境界，“东至奔陀浪州”，可见奔陀浪州和水真腊国接壤。“地气冬温，不识冰雪，常多雾雨。其王所居城（占城），立木为栅。王着白古贝（草棉布），斜络膊，绕腰，上加真珠、金锁，以为璎珞，卷发而戴花。夫人服朝霞古贝以为短裙，首戴金花，身饰以金锁、真珠璎珞。王之侍卫，有兵五千人。能用弩及，以藤为甲，以竹为弓，乘象而战。王出则列象千头，马四百匹，分为前后。”“俗皆徒跣，得麝香以涂身，一日之中，再涂再洗。拜谒皆合掌顿颡。嫁娶之法，得取同姓。俗有文字，尤信佛法，人多出家。”（《旧唐书·林邑传》）“治金银〔佛〕像，大或十围。”“以二月为岁首，稻岁再熟，取槟榔沈为酒，椰叶为席。”“产虎魄、猩猩兽、结辽鸟。”（《新唐书·环王传》）结辽鸟能解人语。“父母死，子则剔发而哭，以棺盛尸，积柴燔柩，收其灰，藏于金瓶，送之水中。”（《旧唐书·林邑传》）“不设刑，有罪者，使象践之，或送〔占〕不劳山，畀自死。”（《新唐书·环王传》）

唐高祖武德六年（公元623年），林邑王梵志遣使至唐访问。武德八年，又遣使至唐，馈送方物。唐高祖为使臣设宴，并设九部乐来款待林邑使臣，使臣归林邑时，唐还向林邑王赠送了很多锦彩。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林邑遣使来访。贞观四年，林邑王范头黎遣使馈送“驯象、锁、五色带、朝霞布、火珠”（《新唐书·环王传》）。“火珠大如鸡卵，圆白皎洁，光照数尺，状如水精，正午向日，以艾承之，即火燃。”（《旧唐书·林邑传》）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林邑王范头黎又遣使赠送五色鹦鹉、白鹦鹉。唐太宗命李百药作《五色鹦鹉赋》，白鹦鹉精识，善于应答，数诉寒，唐太宗命送还林邑。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林邑王又遣使来唐访问。林邑王范头黎死，子范镇龙立，遣使赠送“通天犀、杂宝”（《新唐书·环王传》），唐亦答以厚礼。公元645年，范镇龙为其大臣所杀，范氏尽灭。林邑国人立范头黎女婿婆罗门为林邑王，不久大臣又废婆罗门，而更立范头黎女为林邑女王。女王不能取得臣下拥护，林邑大臣共迎范头黎姑子诸葛地为林邑王。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诸葛地遣使来唐聘问，并赠送方物。唐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总章二年（公元667年）、总章三年，武则天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天授二年（公元691年）、证圣元年（公元695年）正月四月、圣历二年（公元699年）、长安二年（公元702年）、长安三年（公元703年），中宗神龙二年（公元706年）、神龙三年、景龙三年（公元709年）六月十一月，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太极元年（公元712年），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开元十九年、开元二十二年、开元二十三年八月十二月、天宝七载（公元748年）、天宝八载，唐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林邑凡二十四次遣使来唐聘问（见《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九百七十一、九百七十四及《唐会要》卷九十八），并馈赠方物，如犀牛、驯象、白象、象牙、琥珀、真珠、沉香、鲜白（棉布）、花等等，唐也报以厚礼。

五代时，环王改称为占城。后周显德五年（公元958年），占城王因德漫遣使臣甫阿散等来周赠送方物，“中有洒衣蔷薇水一十五瓶”。“凡水之沾衣、香而不。又贡猛火油八十四琉璃瓶”。占城王的“表文以贝多叶，检以香木函”。占城使节返国，后周赠占城王“金银器一千两，缯彩一千匹，细甲，名马，银鞍勒”（《五代会要》卷三十）等珍贵礼物。

真腊　真腊（今柬埔寨）原是扶南的属国。扶南和林邑同俗，“有城郭宫室。王姓古龙。居重观、栅城，楉叶以覆屋。王出乘象”。“俗不为寇盗。田一岁种，三岁获。”国出金刚钻，“可以刻玉”。“人喜斗鸡及猪。以金、珠、香为税。”初都特牧城，后特牧城“为真腊所并，益南徙那弗那城”（《新唐书·扶南传》）。唐高祖武德、唐太宗贞观时，扶南王曾一再遣使来唐。此后真腊兴起，扶南就被真腊并吞了。

真腊又称吉蔑（一译高棉）。其地“南接车渠国，西有朱江国”。真腊“王姓刹利氏，名质多斯那。自其祖渐已强盛，至质多斯那，遂兼扶南而有之。死，子伊奢那先代立，居伊奢那城，郭下二万余家。城中有一大堂，是王听政之所。总大城三十，城有数千家，各有部帅”。“其王三日一听朝，坐五香七宝床，上施宝帐。其帐以文木为竿，象牙、金钿为壁，状如小屋，悬金光焰。”“前有金香炉，二人侍侧。王着朝霞古贝，瞒络腰腹，下垂至胫。头戴金宝花冠，被真珠璎珞，足履革屣，耳悬金。常服白叠，以象牙为。若露发，则不加璎珞。臣人服制，大抵相类。”有五大臣及诸小臣，“朝于王者，辄以阶下三稽首。王唤上阶，则跪，以两手抱膊，绕王环坐。议政事讫，跪伏而去。阶庭门阁，侍卫有千余人，被甲持仗”。“其人行止皆持甲仗，若有征伐，因而用之。其俗非王正妻子，不得为嗣。”（《隋书·真腊传》）

真腊“人形小而色黑，妇人亦有白者，悉拳发垂耳，性气捷劲”。“以右手为净，左手为秽。每旦澡洗，以杨枝净齿，读诵经咒。又澡洒乃食，食罢还用杨枝净齿，又读经咒。饮食多苏酪、沙糖、粳粟、米饼。欲食之时，先取杂肉羹与饼相和，手而食。娶妻者，唯送衣一具，择日遣媒人迎妇。男女二家各八日不出，昼夜燃灯不息。男婚礼毕，即与父母分财而居。父母死，小儿未婚者，以余财与之。”“其丧葬，儿女皆七日不食，剔发而哭，僧尼、道士、亲故皆来聚会，音乐送之。以五香木烧尸，收灰以金银瓶盛，送于大水之内。贫者或用瓦，而以彩色画之。亦有不焚，送尸山中，任野兽食者。”（《隋书·真腊传》）

真腊“国北多山阜，南有水泽，地气尤热，无霜雪，饶瘴疠毒。土宜粱稻，少黍粟，果菜与日南、九真相类”。海中“多大鱼，半身出水，望之如山”。国人“多奉佛法，尤信道士，佛及道士并立像于馆”（《隋书·真腊传》）。

唐高祖武德六年（公元623年）、武德八年，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永徽四年、永徽五年、永淳元年（公元682年），武则天圣历元年（公元697年），中宗神龙三年（公元707年）、景龙四年（公元710年），玄宗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天宝九载（公元750年），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真腊王凡十三次遣使来唐，赠送犀牛、驯象等方物，唐也答以厚礼。

唐中宗神龙以后，真腊国分为水陆二真腊。北多山阜，称陆真腊（今老挝）；南际海，饶陂泽，称水真腊（今柬埔寨）。水真腊地八百里，王都婆罗提拔城。水真腊的疆域，“东至奔陀浪州（今越南中部南境藩朗，在金兰湾之北），西至堕罗钵底国（即堕和罗，今泰国）。南至小海（指南海和暹罗湾），北即陆真腊”（《旧唐书·真腊传》）。

陆真腊，地七百里，亦号文单。文单的都城即今老挝之万象。唐玄宗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文单王凡三次遣使来唐，赠送方物，唐亦厚礼相报。代宗大历六年（公元771年），文单王婆弥率同随从贵臣二十五人，亲自来唐访问，唐设宴于三殿，由宰相出席款待，礼节隆重（真腊、文单和唐交聘事，见《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九百七十一、九百七十二、九百七十五、九百九十九）。

参半国，《太平御览》卷七八六引《旧唐书》（今《旧唐书》佚此文）说它“在真腊西南千余里，城临大海，土地下湿，风俗物产，并与林邑国同”。它应该在水真腊的西南。《新唐书·真腊传》说它在文单西北，不可信。唐高祖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太宗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参半国王两次遣使来唐聘问。

骠国　骠国是古代缅甸骠人在今伊洛瓦底江流域地带所建的国家。樊绰《蛮书》云：“骠国在蛮（指南诏）永昌城（今云南保山）南七十五日程，〔南诏王〕阁罗凤所通也。其国用银钱。以青砖为圆城，周行一日程。百姓尽在城内。有十二门。当国王所居门前有一大象，露坐高百余尺，白如霜雪。俗尚廉耻，人性和善少言，重佛法。城中并无宰杀。又多推步天文。若有两相诉讼者，王即令焚香向大象思惟是非，便各引退。或有灾疲及不安稳之事，王亦焚香对大象悔过自责。男子多衣白。妇人当顶为高髻、以金银真珠为饰，余着青娑罗裙，又披罗段。行必持扇，贵家妇女皆三人五人在傍持扇。有移信到蛮界河赕，则以江猪、白及琉璃婴为贸易。”

《新唐书·骠国传》称骠国“在永昌南二千里，去京师（长安）万四千里。东接真腊，西接东天竺，西南堕和罗（今泰国），南属海，北南诏。地长三千里，广五千里”。骠国国内分为二百九十八个部落，其著名者有三十二个部落。

骠王姓困没长，名摩罗惹，其国相名摩诃思那。其王出则舁以金绳床，远出则乘象。嫔姝甚众，常数百人。“其罗城构以砖，周一百六十里，濠岸亦构砖。”“城内有居人数万家，佛寺百余区。其堂宇皆错以金银，涂以丹彩，地以紫矿，覆以锦。其俗好生恶杀。其土宜菽粟稻粱，无麻麦。其理（治）无刑名桎梏之具，犯罪者以竹五十本束之，复犯者挞其背，数至五，轻者至三，杀人者戮之。”（《旧唐书·骠国传》）“以金银为钱，形如半月，号登伽陀，亦曰足禅陀。无膏油，以蜡杂香代炷。”（《新唐书·骠国传》）“男女七岁则落发，止寺舍，依桑门，至二十不悟佛理，乃复长发为居人。其衣服悉以白为朝霞，绕腰而已。不衣缯帛，为其伤生故也。君臣父子长幼有序。”（《旧唐书·骠国传》）南诏兵强地接，骠国常受其羁制。

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王异牟寻挣脱了吐蕃赞普的羁縻，和唐亲善，骠国王摩罗思那于贞元十八年，遣其子悉利移因南诏重译来唐通好，并进骠国乐，乐曲凡十二，皆演佛教经论词意。乐工“衣绛，朝霞为蔽膝”，“两肩加朝霞，络腋足、臂有金宝环钏。冠金冠，左右珥，绦贯花，珥双簪，散以毳。初奏乐，有赞者一人先导乐意。其舞容随曲，用人或二，或六，或四，或八，至十，皆珠冒，拜首稽首以终节”（《新唐书·骠国传》）。《唐会要》卷三十三亦云：骠国乐，“每为曲皆齐声唱，各以两手十指，齐开齐敛，为赴节之状，一低一昂，未尝不相对，有类中国柘枝舞”。唐德宗赠与悉利移以试太仆卿的官衔，表示对骠国王室的友好。

堕和罗　堕和罗，亦译作独和罗，又译为堕和钵帝国（见《旧唐书·真腊传》），或译为杜和罗钵帝国（见义净《求法高僧传·大乘灯禅师传》）。《新唐书·骠国传》说骠国“东陆真腊（老挝），西接东天竺，西南堕和罗，南属海，北南诏”，则堕和罗即今泰国无疑，《新唐书·堕和罗传》称堕和罗“西属海，东真腊”，从地望来讲，也是非泰国莫属。堕和罗“国多美犀，世谓堕和罗犀”（《新唐书·堕和罗传》）。

《新唐书》又有投和国，“在真腊南，自广州西南海行百日乃至。王姓投和罗，名脯邪迄遥”。投和大概就是堕和罗的异译。《通典·投和国》云：“投和国，隋时闻焉。”投和王“遥理数城，覆屋以瓦，并为阁而居，屋壁皆以彩画之。城内皆王宫室，城外人居，可万余家。王宿卫之士百余人。每临朝，则衣朝霞，冠金冠，耳挂金环，颈挂金涎衣，足履宝装皮履。官属有朝请、将军，总知国政。又有参军、功曹、主簿、城局、金威将军、赞理（赞治）、赞府等官，分理文武。又有州及郡县，州有参军，郡有金威将军，县有城局。其为长官，初至，各选官僚，助理政事。刑法，盗贼重者死，轻者穿耳及鼻并钻鬓。私铸银钱者截腕。国无赋税，俱随意供奉，无多少之限。多以农商为业。国人乘象及马，一国之中，马不过千匹，又无鞍辔，唯以绳穿颊，为之节制。音乐则吹蠡击鼓。死丧则祠祀哭泣，又焚尸，以罂盛之，沉于水中。若父母之丧，则截发为孝。其国，市六所，贸易皆用银钱，小如榆荚。有佛道。有学校，文字与中夏不同。”“其〔民〕屋以草覆之。王所坐塔，圆似佛塔，以金饰之。门皆东开，坐亦东向。”

唐太宗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贞观十四年、贞观十七年（见《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堕和罗国王凡三次遣使来唐，以黄金函盛表，并馈赠唐金、金锁、宝带、火珠、犀牛、象牙、海物等数十品，唐亦回赠以骏马等礼物。

堕和罗有属国二，一曰昙陵，在海洲中（马来半岛上）。昙陵可能就是金邻的异译。古称今暹罗湾为金邻大湾，昙陵如果是金邻异译的话，一定在马来半岛的北部（克拉地峡以北）的暹罗湾东海岸，北与堕和罗境界相接。

堕和罗另一属国曰陀洹，亦曰耨陀洹，《新唐书·堕和罗传》说它“在环王西南海中，与堕和罗接”。《旧唐书·陀洹传》也说陀洹“东南与堕和罗接”，大概位于今暹罗湾或曼谷湾的西海岸。陀洹国“无蚕桑，有稻麦麻豆。畜有白象、牛、羊、猪。俗喜楼居，谓为干栏。以白、朝霞布为衣。亲丧，在室不食，燔尸已，则剔发浴于池，然后食”（《新唐书·堕和罗传》）。

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贞观二十一年，陀洹国王两次遣使来唐聘问，并赠唐婆律膏、白鹦鹉等方物，唐回赠以铜钟、骏马等厚礼。

狼牙修　在马来半岛的万伦湾沿岸一带，南朝时期有一个顿逊国，商业繁荣，可惜在隋唐时期，史无记载。

狼牙修，亦译作狼牙须、郎迦戍，在今泰国西南部马来半岛上的北大年附近一带。

义净《求法高僧传》：义朗律师“附商船，挂百丈，陵万波，越舸扶南，缀缆郎迦戍，蒙郎迦戍国王待以上宾之礼”。义禅论师“到郎迦戍国，婴疾而亡”。道琳法师“越铜柱而届郎迦，历诃陵而经裸国”。可见狼牙修国唐代亦译作郎迦戍国，可惜《旧唐书》、《新唐书》皆无传，其风俗习惯，都无从详细考知了。

单单、罗越与盘盘　单单，亦译作丹丹，据近人考证，在今马来西亚马来半岛南部的吉兰丹。唐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总章三年（公元670年），单单王两次遣使来唐，赠送方物（见《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

《新唐书·单单传》称：单单“王姓刹利，名尸陵伽，日视事”。《通典·丹丹传》称：“理所可二万余家，亦置州县，以相统领。王每晨夕二时临朝，其大臣八人，号曰八座，并以婆罗门为之。王每以香粉涂身，冠通天冠，挂杂宝璎珞，身衣朝霞，足履皮屦。近则乘舆，远则驭象。其攻伐则吹蠡击鼓，兼有幡旗。其刑法，盗贼无多少皆杀之。土出金、银、白檀、苏方木、槟榔，其谷唯稻，畜有沙牛、羊、猪、鸡、鹅、鸭、獐、鹿，鸟有越鸟、孔雀，果有蒲桃、石榴、瓜、瓠、菱、莲，菜有葱、蒜、蔓菁。”

罗越，在今马来半岛南端柔佛一带。《新唐书·地理志》称唐宰相贾耽考边州交通极详，其七曰“广州通海夷道”，“广州东南海行”，“至奔浪州。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昆仑岛）。又五日行至海硖（马六甲海峡），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南岸则佛逝国”。佛逝国，就是室利佛逝国的简译。

《新唐书·罗越传》：罗越者，“商贾往来所凑集，俗与堕罗钵底（即堕和罗）同。岁乘舶至广州，州必以闻”。

盘盘，《梁书》作，《旧唐书·盘盘传》说“盘盘国在林邑西南海曲中，北与林邑隔小海，自交州船行四十日乃至。其国与狼牙修（北大年）为邻”。这个小海，是指波涛壮阔的南海而言的。唐僧人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里提到的盆盆洲，《求法高僧传》里提到的诃陵国之北的渤盆国，《宋史·真宗纪》里提到的蒲婆国，实际都是盘盘国的异译。盘盘国当在今马来西亚的加里曼丹北部沙巴、沙捞越或文莱一带。

盘盘人“皆学婆罗门书，甚敬佛法”（《旧唐书·盘盘传》）。“王曰杨粟。其民濒水居，比木为栅，石为矢镞。王坐金龙大榻，诸大人见王，交手抱肩以跪。其臣曰勃郎索滥，曰昆仑帝也，曰昆仑勃和，曰昆仑勃谛索甘。亦曰古龙。古龙者，昆仑声近耳。在外曰那延，犹中国刺史也。有佛、道士祠。僧食肉，不饮酒；道士谓为贪，不食酒肉。”

唐太宗贞观七年（公元633年）、贞观九年、贞观十五年、贞观二十二年，盘盘国王凡四次遣使来唐赠送方物（见《册府元龟》九百七十），唐亦答以厚礼。

哥罗、拘蒌密与婆利　《新唐书·盘盘传》：“盘盘在南海曲……其东南有哥罗，一曰个罗，亦曰哥罗沙罗。”哥罗在今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岛的东加里曼丹自治区和南加里曼丹自治区一带。“王姓矢利波罗，名米失钵罗。累石为城，楼阙宫室茨以草。州二十四。其兵有弓矢殳，以孔雀羽饰纛。每战，以百象为一队，一象百人，鞍若槛，四人执弓在中。赋率输银二铢。无丝，惟古贝。畜多牛少马。非有官不束发。凡嫁娶，纳槟榔为礼，多至二百盘。妇已嫁，从夫姓。乐有琵琶、横笛、铜钹、铁鼓、蠡。死者焚之，取烬（骨灰）贮金罂沉之海。”

我认为隋代的赤土国，也在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南部。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曾派屯田主事常骏等出使赤土国。大业六年，赤土国王的使节也到达弘农谒见炀帝，本书第一章隋史部分曾讲到过。

《隋书·赤土传》谓赤土国“在南海中，水行百余日而达所都”。大业三年，常骏等出使赤土时，从广州出发，南行“至师子石，自是岛屿连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见狼牙须国（北大年）之山，于是南达鸡笼岛，至于赤土之界”。西面望见北大年的山峰之后，船又南行，到达鸡笼岛，可见鸡笼岛在北大年之南。北大年东南的大岛，只有加里曼丹，赤土国在加里曼丹，常骏等在加里曼丹南部坤甸等地登陆，是极其可能的。登陆以后，赤土王“遣婆罗门以舶三十艘来迎，吹蠡击鼓”，“进金锁以缆骏船，月余，至其都”，可见内河航行，时间很长，只有在大岛上航行才说得通。赤土国“土色多赤，因以为号”。“地方数千里。其王姓瞿昙氏”，“有三妻，并邻国王之女也。居僧祗城，有门三重，相去各百许步。每门图画飞仙、仙人、菩萨之属，悬金花铃毦。妇女数十人，或奏乐，或捧金花。又饰四妇人，容饰如佛塔边金刚力士之状，夹门而立。门外者持兵仗，门内者执白拂。夹道垂素网，缀花。王宫诸屋，悉是重阁，北户，北面而坐。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杂宝璎珞。四女子立侍，左右兵卫百余人。王榻后作一木龛，以金银五香木杂钿之。龛后悬一金光焰，夹榻又树二金镜，镜前并陈金瓮，瓮前各有金香炉。当前置一金伏牛，牛前树一宝盖，盖左右皆有宝扇。婆罗门等数百人，东西重行，相向而坐。其官有陀迦罗一人，陀拿达义一人，迦利蜜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罗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邪迦一人，钵帝十人”。

赤土人“皆穿耳剪发，无跪拜之礼。以香油涂身。其俗敬佛，尤重婆罗门。妇人作髻于项后。男女通以朝霞、朝云杂色布为衣。豪富之室，恣意华靡，唯金锁非王赐不得服用。每婚嫁，择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乐饮酒，父执女手以授婿，七日乃配焉。既娶则分财别居，唯幼子与父同居”。人死火葬，“贵贱皆同”。“冬夏常温，雨多霁少，种植无时，特宜稻、白豆、黑麻，自余物产，多同于交阯。以甘蔗作酒，杂以紫瓜根，酒色黄赤，味亦香美，亦以椰浆为酒。”

认为赤土位于今马来半岛的宋卡，“月余至其都”这句就说不通；把赤土说成是羯茶之异译，“西望见狼牙须国之山，于是南达鸡笼山，至于赤土之界”几句话也说不通。只有把赤土国安置在加里曼丹岛的南部，才比较说得通。

盘盘东南有哥罗，哥罗“东南有拘蒌密，海行一月至。南距婆利，行十日至”。“与赤土、堕和罗同俗”（《新唐书·盘盘传》）。拘蒌密可能是苏拉威西岛。唐高宗永徽中，拘蒌密王遣使至唐赠五色鹦鹉。

婆利，即今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旧唐书·婆利传》云：“婆利国，在林邑东南海中洲上。其地延袤数千里，自交州南渡海，经林邑、扶南、赤土、丹丹数国乃至焉。其人皆黑色，穿耳附。王姓刹利耶伽，名护路那婆，世有其位。王戴花，形如皮弁，装以真珠璎珞，身坐金床。侍女有金花宝缕之饰，或持白拂、孔雀扇。行则驾象，鸣金击鼓吹蠡为乐。男子皆拳发，披古贝布，横幅以绕腰。风气暑热，恒如中国之盛夏。谷一岁再熟。有古贝草，缉其花以作布，粗者名古贝，细者名白。”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婆利王遣使来唐，赠送方物。

诃陵、堕婆登与室利佛誓　诃陵，亦作婆，“在南方海中洲上居，东与婆利（巴厘岛），西与堕婆登……接，南临大海”。诃陵国大概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中部。国中“竖木为城。作大屋重阁，以棕榈皮覆之，王坐其中，悉用象牙为床。食不用匙箸，以手而撮。亦有文字，颇识星历。俗以椰树花为酒，其树生花，长三尺余，大如人膊，割之取汁以成酒，味甘，饮之亦醉”（《旧唐书·诃陵传》）。诃陵“出瑁、黄白金、犀、象，国最富，有穴自涌盐”。“有文字，知星历。”“王居婆城，其祖吉延东迁于婆露伽斯城（今爪哇岛之苏腊巴亚，华侨称之曰泗水），旁小国二十八，莫不臣服。”“山上有郎卑野州，王常登以望海。夏至立八尺表，景在表南二尺四寸。”“至上元（公元760—761年）间，国人推女子为王，号‘悉莫’，威令整肃。”（《新唐书·诃陵传》）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大历四年正月十二月，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元和十三年，文宗太和（公元827—835年）中，懿宗咸通（公元860—873年）中，诃陵王凡九次遣使来唐，赠送僧奴、僧僮、女乐、五色鹦鹉、频伽鸟、玳瑁、生犀并异种名宝，唐回赠以骏马等等。

堕婆登，“在林邑南，海行二月。东与诃陵，西与米黎车接，北界大海”（《旧唐书·堕婆登传》）。《元史·外国列传》称爪哇海为蒲奔大海，蒲奔疑即堕婆登之异译。“风俗与诃陵略同。其国种稻，每月一熟，亦有文字，书之于贝多叶”（《旧唐书·堕婆登传》）。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堕婆登王遣使来唐，赠送古贝、象牙、白檀等方物，唐亦报以厚礼。

杜薄，即婆之异译，《通典·杜薄传》云：“杜薄国，隋时闻焉，在扶南东涨海中。直海渡数十日而至。其国人貌白皙，皆有衣服。国有稻田，女子作白叠华布。出金、银、铁，以金为钱。出鸡舌香，可含以香，不入衣服。鸡舌，其为木也，气辛而性厉，禽兽不能至，故未有识其树者，华熟自零，随水而出，方得之。杜薄洲有十余国城，皆称王。”

室利佛誓，亦译作尸利佛誓，或作金利毗誓，简译作佛誓，它的都城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巨港（巴邻旁）。《新唐书·室利佛誓传》云：其“地东西千里，南北四千里而远。有城十四，以二国分总，西曰郎婆露斯。多金、汞砂、龙脑。夏至立八尺表，影在表南二尺五寸。国多男子。有橐它，豹文而犀角，以乘且耕，名曰它牛豹。又有兽类野豕，角如山羊，名曰雩。肉味美，以馈膳。其王号‘曷蜜多’”。《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七十七《金利毗逝国》条云：“其国有城邑庭舍，衣朝霞白叠，每食，先泥上铺席而后坐。国王名本多扬牙。前有队仗甲、鍪甲。用贝多树皮。其风俗物产，与真腊同。”

武则天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唐玄宗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开元十年、开元十二年、开元十五年、开元二十九年、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室利佛誓国王凡七次遣使来唐，赠送僧女及歌舞（见《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九百七十一、九百七十五），唐亦赠其王紫袍、金钿带等。

《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载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有摩罗游国遣使聘唐。这个摩罗游国亦译作末罗瑜国，其都城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之占碑，唐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讲到常愍禅师“至海滨，南征往诃陵国，从此附舶往末罗瑜国，复从此国欲诣中天”。又讲到无行禅师“泛舶一月，到室利佛誓国……后乘王舶，十五日达末罗瑜洲”。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里说到南海群岛，“从西数之，有婆鲁师洲、末罗游洲，即今室利佛誓国是”。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里也讲到：“末罗瑜国，今改为室利佛誓也”。盖末罗瑜和室利佛誓，本来是二国（两个地方政权的意思），到了唐高宗世义净往室利佛誓时，末罗瑜已为室利佛誓所并，合为一国了。

《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六：“昭宗天元年（公元904年）六月，佛齐国入朝使蒲诃粟可宁远将军。”这个佛齐可能就是三佛齐的简译。宋赵汝《诸蕃志》中的三佛齐，即指室利佛誓故地。宋代都称室利佛誓为三佛齐。这个名词最早还见之于唐末，这是值得注意的。

室利佛誓在当时为南洋群岛海上交通和国际贸易的枢纽，印度、波斯、大食的商人从海路来中国，必须经过室利佛誓，中国的商人和取经僧要从南海、印度洋去外国贸易或求法取经，也必须经过室利佛誓。唐高宗时僧人义净来往五天竺，都在室利佛誓歇足。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里提到自己在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十二月至广府（广州）泛海，“未隔两旬，果之佛逝。经停六月，渐学声明。王赠支持，送往末罗瑜国，复停两月，转向羯茶”。后又到达天竺，由天竺归国，归途又经过“羯茶国，所将梵本三藏五十万余颂，唐译可成千卷，权居佛誓矣”。后来义“净于佛誓江口升舶，附书凭信广州，见求纸墨，抄写梵经，并雇手直，于时商人风便，举帆高张，遂被载来，求住无路”。“遂以永昌元年（公元689年）七月二十日达于广府。”“所将三藏五十万余颂并在佛誓国，事须复往。”“又以其年十一月一日附商舶去番禺，望占波而陵帆，指佛誓以长驱。”“未经一月，届乎佛誓。”义净三次停留在室利佛誓前后达十多年之久。他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里还载有运斯师者，“旋回南海，十有余年，善昆仑语，颇知梵音”。“后便归俗，住室利佛誓国，于今现在”，“年可四十矣”。又云：无行禅师，“东风泛舶，一月，又到室利佛誓国”。又云：智弘禅师，“向交州住一夏”，“随舶南游，到室利佛誓国”。又云：善行师，“净之门人也，随至室利佛誓”。又云：大律法师，“遂以永淳二年（公元683年）振锡南海”，“泛舶月余，达室利佛誓洲，停斯多载，解昆仑语，颇习梵书”。又有“波岸法师、智岸法师，并是高昌人也”。“观化中天，与使人王玄廓相随，泛舶海中，遇疾俱卒。所将汉本《瑜伽》及余经论，咸在室利佛誓国矣”。唐地僧侣留滞在室利佛誓的如此之多，唐地商人居留在室利佛誓的，人数可能更多。

苏门答腊岛的西海岸，叫婆鲁师洲。《南海寄归内法传》：“从西数之，有婆罗师洲、末罗游洲。”其实婆鲁师洲和末罗游洲是在同一个岛上，不应分为两洲。《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云：“复有新罗僧二人”，“发自长安，远之南海，泛舶至室利佛誓国婆鲁师国。遇疾俱亡”。可见这两个新罗僧曾到达苏门答腊岛的西部婆鲁师国，而且都病死在那里。

《通典》还提到火山国，在诸薄（即婆）东五千里，或马五洲（今巴厘岛）东千里。其实今苏门答腊和爪哇都有活火山，这个火山国不知指的是哪一个岛。又说在“加营国北，诸薄国西，山周三百里，从四月火生，正月火灭”。诸薄指爪哇，诸薄国西的火山，不是指西爪哇的格德火山，便是指中爪哇的士拉末火山了。

羯茶国与裸人国　羯茶国，据近人考据，在今马来半岛西海岸的吉打一带。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讲到自己，“百丈双挂”，“五两单飞”，“似山之涛横海”，“如云之浪滔天”，“未隔两旬，果之佛誓，经停六月”，“送往末罗瑜国，复停两月，转向羯茶”。“从羯茶北行至裸人国”。又云：“净回至南海羯茶国”。无行禅师“泛舶一月，到室利佛誓国。后乘王舶”，“达末罗瑜洲。又十五日，到羯茶国。至冬末，转舶西行”，“到师子洲”。又云：法振禅师“鼓浪诃陵之北，巡历诸岛，渐至羯茶”。可见羯茶是由南洋群岛至印度的必经之地，想必商业发达，人口繁盛，可惜记载阙如，无从详考了。

裸人国，今印度洋上的印度属尼科巴群岛。义净曾到过这里，他的记载是：“从羯茶北行十日余至裸人国。向东望岸，可一二里许，但见椰子树、槟榔林，森然可爱。彼见舶至，争乘小艇，有盈百数，皆将椰子、芭蕉及藤竹器，来求市易。其所爱者，但唯铁焉。〔铁〕大如两指，得椰子或五或十。丈夫悉皆露体，妇女以片叶遮形，商人戏授其衣，即便摇手不用。”“此国既不出铁，亦寡金银，但食椰子、薯根，无多稻谷，是以卢呵（铁）最为珍贵。其人容色不黑，量等中形（中等身材）、巧织团藤箱，余处莫能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当时航行于南海和安达曼海的船舶，有中国舶、波斯舶（7世纪中叶波斯萨桑王朝为大食所灭，从此波斯舶即大食舶）、婆罗门舶（天竺舶）、师子舶（斯里兰卡舶）、昆仑舶（南海舶）等。中国航行于南海的海舶，究竟有多大，史书缺乏记载。但据李肇《唐国史补》载，大历、贞元间行驶于长江中下游的俞大娘航船，“操驾之工数百”，载重万石以上，估计唐的海舶比江舶还要大，载重量和排水量一定会超过它。关于一般的南海舶，据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一载：“船舶，大船也。长二十丈，载六七百人者是也。”《一切经音义》卷四十七：“船舶，《字林》大船也。今江南凡泛海舡谓之舶，昆仑及高丽皆乘之，大者受盛之可万斛也。”《一切经音义》卷六十一：“司马彪注《庄子》云，海中大船曰舶。《广雅》舶，海舟也。入水六十尺，驱使运载千余人，除货物，亦曰昆仑舶。运动此船，多骨论为水匠，用椰子皮为索，连缚(1)，葛览糖灌塞，令水不入。不用钉，恐铁热生火，累木枋而作之，板薄恐破。长数里，前后三节。张帆使风，亦非人力能动也。”《一切经音义》卷九十三：“乘舶，海中大船也。累枋木为之，板薄不禁大波浪。以椰子索连之，不用铁丁，恐相摩火出。千人共驾，长百丈，大船也。”这类“千人共驾”的大船舶，经常往返于唐与南海各国之间，这正说明当时唐与南海各国之间贸易往来的频繁，文化联系的密切。

(1)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一百：椰子桨，南天果树名也，形如芭蕉，叶堪为席，皮堪为索，以缚船舶，耐水而不烂，且坚，大舶尽用。

第三节　唐与南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五天竺国家　天竺，汉代译作身毒；也称之为婆罗门，意为“婆罗门众之国”。在葱岭之南，周三万余里。“其中分为五天竺，其一曰中天竺，二曰东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数千里，城邑数百。南天竺际大海；北天竺拒雪山，四周有山为壁，南面一谷，通为国门；东天竺东际大海，与扶南、林邑邻接；西天竺与宾、波斯相接；中天竺据四天竺之会。其都城周回七十余里，北临禅连河。”（《新唐书·天竺国传》）五天竺国家包括今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等国家。

中国自古就和五天竺国家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这些国家，都是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国家。中国的旅行家，很早就到过这些国家，如5世纪初，法显从五天竺回国，撰《佛国记》。唐贞观末，玄奘从五天竺取经归来，曾口授弟子辩机，著《大唐西域记》；其后王玄策三使外国，亦著有《中天竺行记》。这些著作，对南亚诸国的山川、人物、风俗、历史、物产、交通、宗教，都有详细的记载，可惜王玄策的《中天竺行记》久已失传，而法显、玄奘所著的两部行记，一直流传到今天，可以说是研究南亚诸国历史、地理的非常宝贵的资料。

中天竺羯若鞠国，首都曲女城（旧城号拘苏磨补罗，唐言花宫城，今印度北方邦的卡脑季）。“王姓乞利氏，或云刹利氏（即刹帝利氏之异译），世有其国。”“厥土卑湿暑热，稻岁四熟。有金刚，似紫石英，百炼不销，可以切玉。又有旃檀、郁金诸香。通于大秦，故其宝物或至扶南、交趾贸易焉。百姓殷乐，俗无簿籍，耕王地者输地利。以齿贝为货。人皆深目长鼻。致敬极者，舐足摩踵。家有奇乐倡伎，其王与大臣多服锦。上为螺髻于顶，余发剪之使拳。俗皆徒跣。衣重白色，唯梵志种姓披白以为异。”“谋反者幽杀之，小犯罚钱以赎罪。”“有文字，善天文算历之术。其人皆学《悉昙章》，云是梵天法。书于贝多树叶以纪事。不杀生饮酒。国中往往有旧佛迹”（《旧唐书·天竺国传》）。

《大唐西域记》里介绍了五天竺的种姓制度：“若夫族姓殊者，有四流焉。一曰婆罗门，净行也。”“二曰刹帝利，王种也。”“三曰吠奢，商贾也。贸迁有无，逐利远近。四曰戍罗，农人也。肆力畴农，勤身稼穑。凡兹四姓，清浊殊流，婚娶通亲，飞伏异路，内外宗枝，姻媾不杂。”等级是非常森严的。

《大唐西域记》里介绍五天竺人物的服饰：衣裳“贵鲜白，轻杂彩。男则绕腰络腋，横巾右袒；女乃衣下垂，通肩总覆。顶为小髻，余发垂下，或有剪髭，别为诡俗。首冠花，身佩缨络”。衣服的材料是：“其所服者谓憍奢耶及布（草棉布）等。憍奢耶者，野蚕丝也；蒭摩衣，麻之类也；钵罗衣，织细羊毛也；褐刺缡衣，织野兽毛也。兽毛细软，可得缉绩，故以见珍而充服用”。服饰也分等级，“刹帝利、婆罗门，清素居简，洁白俭约。国王、大臣，服玩良异，花宝冠以为首饰，钏缨络而作身佩。其有富商大贾、唯钏而已”。

五天竺的城市规模和宅居之制，《大唐西域记》里也讲得很详细：“若夫邑里闾阎，方城广峙；街衢巷陌，曲径纡。（商店）当涂，旗亭（酒店）夹路。”“至于宅居之制，垣郭之作，地势卑湿，城多叠砖，暨诸墙壁，或编竹木。室宇台观，板屋平头，泥以石灰，覆以砖。诸异崇构，制同中夏。苫茅苫草，或砖或板，壁以石灰为饰，地涂牛粪为净，时花散布，斯其异也。”“黎庶之居，内侈外俭，室中堂，高广有异，层台重阁，形制不拘。门辟东户，朝座东面，至于坐止，咸用绳床。”“君王朝座，弥复高广，珠玑间错，谓师子床，敷以细，蹈以宝机。”他们的食物，“食以一器，众味相调，手指斟酌，略无匕箸。至于病患，乃用铜匙。”“凡有馔食，必先盥洗，残宿不再（不吃隔夜食物），食器不传（不用别人食器）。瓦木之器，经用必弃；金银铜铁，每加摩莹。馔食既讫，嚼杨枝而为净，澡漱未终，无相执触。每有溲溺，必事澡濯，身涂诸香，所谓旃檀、郁金也。”《大唐西域记》对当时五天竺人民的风俗习惯的介绍，真实而详尽，有些习俗，一直到今天我们也还能在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等国看到。

玄奘去五天竺时，五天竺的村公社制度，还非常顽固地存在着。《大唐西域记》云：五天竺“政教既宽，机务亦简，户籍不书，人无徭课。王田之内，大分为四，一充国用，祭祀粢盛；二以封建辅佐宰臣；三赏聪睿硕学高才；四树福田，给诸异道。所以赋敛轻薄，徭税俭省，各安世业，俱佃口分。假种王田，六税其一”，可谓轻徭薄赋。“商贾逐利，来往贸迁，津路关防，轻税后过”。至于官吏的给养，“宰辅牧臣，庶官僚佐，各有分地，自食封邑”。有食邑制度，有分地制度。已经使用货币了，“然其货用，交迁有无，金钱银钱，贝珠小珠”。大概在自然经济的封锢下，商业及货币的使用都不很发达。

《大唐西域记》记载五天竺的物产，“花草果木，杂种异名”，“难以备载”。“至于枣栗椑柿，五天无闻；梨柰桃杏蒲萄等果……往往间植；石榴甘橘，诸国皆树。垦田农务，稼穑耕耘，播植随时，各从劳逸。土宜所出，稻麦尤多。蔬菜则有姜芥瓠荤陀菜等”。“鱼羊獐鹿，时荐肴”。忌食牛肉猪肉，牛奶却是主要的饮料。“至于乳酪膏酥，沙糖石蜜，芥子油、诸饼，常所膳也”。“若其酒醴之差，滋味流别，蒲萄甘蔗，刹帝利饮也；曲糵醇醪（包括烈性酒），吠奢等饮也；沙门、婆罗门饮蒲萄甘蔗，非酒醴之谓也”。

关于军队，“君王奕世，唯刹帝利。篡弑时起，异姓称尊。国之战士，骁雄毕选，子父传业，遂穷兵术。居则宫庐周卫，征则奋旅前锋。凡有四兵，步、马、车、象。象则被以坚甲，牙施利距，一将安乘，授其节度，两卒左右，为之驾驭。车乃驾以驷马，兵帅居乘，列卒周卫，扶轮挟毂。马军散御，逐北奔命。步军轻捍，敢勇充选，负大（同橹，大盾），执长戟，或持刀剑，前奋行阵。凡诸戎器，莫不锋锐，所谓矛盾弓矢刀剑钺斧戈殳长轮索之属，皆世习矣”。

关于刑法，五天竺是宗教统治的世界，“惧冥运（阴间地狱）之罪，轻生事之业”，非常重视盟誓，“盟誓为信”。凡谋反大逆，“谋危君上，事迹彰明，则常幽囹圄，无所刑戮，任其生死”。“犯伤礼义，悖逆忠孝，则劓鼻截耳，断手刖足，或驱出国，或放流裔。自余咎犯，输财赎罪”。处理疑案有“水、火、称、毒”四种方式。“水则罪人与石，盛以连囊，沉之深流”。如果“人沉石浮”，说明罪有应得；如果“人浮石沉”，这个罪人是冤枉的。“火乃烧铁，罪人踞〔铁〕上，复使足蹈”，“又令舌舐”，如果犯人毫无损伤，就算无罪。“称则人石平衡，轻重取验，虚（无罪）则人低石举，实则石重人轻”。“毒则……杂诸毒药”于羊腿中，被讼人吃了如果毒发而死，他就是罪不可逭；如果吃了没有中毒，就算无罪。看来五天竺的刑法是比较原始的、落后的，这和它的宗教气氛弥漫于整个社会是分不开的。

与玄奘同时，另一个留学中天竺的僧侣慧轮，他曾求学于中天竺摩揭陀（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的那烂陀寺。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记载了那烂陀寺的建筑材料和装饰工艺，可能出于慧轮目睹以后的口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云：

那烂陀寺寺形方如域，四面直檐，长廊遍帀，皆是砖室。重叠三层，层高丈余，横梁板阗，木无椽瓦，用砖平覆。寺背正直，随意旋往，其房后壁，即为外面也。垒砖峻峭，高三四丈，上作人头高共人等。……凡所覆屋，脊上檐前，房内之地，并用砖屑，如桃枣大，和杂黏泥，以杵平筑，周疆石灰，杂以麻筋并油及麻滓烂皮之属，浸渍多日，泥于砖地之上，覆以青草，经三数日，看其欲干，重以滑石揩拭，拂赤土汁或丹朱之类，后以油涂，鲜澄若镜。其堂殿阶陛，悉皆如此，一作以后，纵人践踏，动经一二十载，曾不圮坼，不同石灰，水沾便脱。

从这一段记载里，可见当时五天竺已经能够把混凝土制成像大理石一样的地面阶陛，不但光滑明亮，“鲜澄若镜”，而且经久耐用，“纵人践踏，动经一二十载，曾不圮坼”。说明当时中天竺的建筑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了。

所有这些唐人游历五天竺的行记，是人们研究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等国当时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

北魏时，有僧户和佛图户，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这些阶层不久就在中国消失了。可是在五天竺却残存着寺户制度。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里讲到：那烂陀“寺内僧众有三千五百人，属寺村庄二百一所，并是积代君王给其人户，永充供养”。《南海寄归内法传》里也讲到：那烂陀寺“僧徒数出三千，封邑则村余二百，并是积代君王之所奉施”。

当玄奘到达羯若鞠国时，正值羯若鞠国戒日王统治的全盛时期。戒日王有“象军六万，马军十万。垂三十年，兵戈不起，政教和平”。曲女城“西临伽河（今恒河），其〔城〕长二十余里，广四五里。城隍坚峻，台阁相望，花林池沼，光鲜澄镜。异方奇货，多聚于此。居人丰乐，家室富饶，花果具繁，稼穑时播”（《大唐西域记》卷五）。曲女城也成为当时五天竺比较富庶繁华的都市。

戒日王会见玄奘时，曾说：“尝闻摩诃至那国（指中国）有秦王天子”，“平定海内，风教遐被”，“氓庶……咸歌《秦王破阵乐》。闻其雅颂，于兹久矣”。“大唐国者，岂此是耶？”（《大唐西域记》卷五）玄奘到达东天竺迦摩缕波国（今阿萨姆邦西部地区）时，迦摩缕波国婆塞羯罗代摩王朝（唐言日胄王朝）的拘摩罗王（唐言童子王）也问玄奘：“今印度诸国，多有歌颂摩诃至那国《秦王破阵乐》者，闻之久矣，岂大德之乡国耶？”（《大唐西域记》卷十）由此看来，以表现唐太宗为秦王时征伐四方为内容的乐舞《秦王破阵乐》，随着唐的声威而影响及于域外，在五天竺也成为负有盛誉的歌舞了。

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中天竺摩加陀国（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王遣使来唐，赠送火珠、郁金、菩提树等方物。贞观十六年，乌茶国（今印度奥里萨邦北部一带）王遣使来唐，赠送龙脑香等方物。唐高宗乾封三年（公元668年），五天竺国王皆遣使来唐，赠送方物。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南天竺遣使来唐，赠送方物。武则天天授二年（公元691年），东天竺、西天竺、南天竺、北天竺、中天竺国王并遣使来唐，赠送方物。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年）、睿宗景云元年（公元710年）、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南天竺国王凡三次遣使来唐，赠送方物。开元二年（公元714年），西天竺国王遣使来唐，赠送方物。开元三年、开元八年，中天竺国王凡两次遣使来唐，赠送方物。开元八年，南天竺国遣使来唐，赠送五色能言鹦鹉。开元十三年，中天竺国王遣使来唐，赠送方物。开元十七年，北天竺国王遣大德僧来唐赠药。开元十八年、开元十九年，中天竺国凡两次遣使来唐，赠送方物。开元二十五年，东天竺国王遣大德僧来唐赠药并梵本杂经论、梵本诸药方。开元二十九年，中天竺国王子来唐聘问。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乾罗国王使大首领来唐聘问（见《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九百七十一、九百七十六及《旧唐书·天竺传》）。唐王朝对五天竺国家聘唐使节，也都优礼备至。同时唐也先后派遣云骑尉梁、卫尉丞李义表、太子右率府长史王玄策等，先后报聘五天竺国家，并馈送礼物如锦彩等等。

唐和五天竺国家除了派遣正式的使节互相作外交聘问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旅客和香客作为友好使者，或者从西北边境翻越帕米尔高原前往北天竺，或者冒越南海和印度洋的洪波巨浪，到达南天竺；在贞观年间，还有通过吐蕃这条旱路到西天竺，然后转往五天竺的。中国留学五天竺等国家的学生，大部分是僧侣，留学的主要目的是巡礼佛教胜迹和求法取经。当然到达五天竺以后，首先还须学习梵文。在这个时期内，也有无数五天竺国家的大德高僧，来到唐地，传播佛教，并襄助译筵，把梵文的佛经译成汉文。唐和五天竺国家之间，彼此交往不绝。

五天竺国家的文化，对唐代文化发生一定影响。在宗教思想方面，大量的佛学思想及其流派源源介绍到唐地来，使唐地的佛教大小乘思想更加充实和完整起来了。在建筑方面，五天竺国家的建筑技术，对中国是很好的借鉴，中国既保持了民族形式，也汲取了有益的营养。在艺术方面，云冈、龙门、敦煌等等石窟的雕塑和壁画，深受五天竺佛教艺术的影响。在文学方面，五天竺流行的“龙女”、“猕猴”等故事，也被介绍过来，成为唐代传奇小说的重要素材。在医学方面，印度的外科、骨科和眼科医术，对中国医学发生一定影响。在天文历算方面，僧一行和天竺僧瞿昙悉达合作，把五天竺的天文历数之学，介绍到中国来。在音乐舞蹈方面，唐代十部乐中，《天竺乐》是其中的一部。唐代软舞、健舞中，其中有一小部分，还带着天竺的情调呢！

师子国　师子国，即今斯里兰卡。《大唐西域记》里称为“僧伽罗国，周七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四十余里。土地沃壤，气序温暑，稼穑时播，花果具繁。人户殷盛，家产富饶”。“师子国人形貌卑黑，方颐大颡，情性犷烈”，“人多勇健”。传说师子国王是狮子的后人，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大概原先这个部族，曾以狮子为图腾，所以后来就以师子为国号了。

师子“国滨海隅，地产珍宝”，“都人士子往来求采”，“随得珠玑，赋税有科”（《大唐西域记》卷十一）。师子国人获得“珍宝，明其所堪价”，“诸国商贾来共市易”，因此达成交易。“诸国人闻其土乐，因此竞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国”（《通典·师子国传》）。

师子“国东南隅有迦山，岩谷幽峻”。传说“在昔如来于此说《迦经》”（《大唐西域记》卷十一）。迦山亦作迦山、伽山，《迦经》亦译作《楞伽经》，据说这部经典被达摩禅师介绍到中国后，成为禅宗不二法门的主要经典。

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70年），师子国王遣使来唐，赠送方物。玄宗天宝五载（公元746年），师子国王遣大德三藏来唐，赠送钿金宝璎珞及贝叶梵写《大般若经》一部、细白四十张。天宝九载，师子国王遣使来唐，赠送象牙、真珠（见《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一）。唐亦赠以方物，厚礼答谢。

在中国与天竺诸国频繁的交往中，中国发明的指南针，很早就传到五天竺和师子国，这使五天竺和师子国的航海活动，进入新的纪元。中国和室利佛誓等国家的商船有远航至印度洋，停泊在天竺沿海都市和师子国沿岸的；天竺和师子国的海舶，也经常到达中国的广州等地，进行贸易。当时停泊在广州湾的海舶，有婆罗门舶（即天竺舶）和师子国舶等，其中“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都邑为之喧阗。有蕃长为主领，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抽税）”（李肇《唐国史补》）。唐地输往五天竺及师子国等国的物品，有黄金、金银器、锦彩、绢丝、青铜铸币、瓷器、漆器、藤席、纸张、香料等等；五天竺及师子等国输入唐地的物品，有珍珠、宝石、白布、毛毯、香料、玻璃器皿、佛像等等。

泥婆罗　即今尼泊尔。《大唐西域记》载：“尼波罗国，周四千余里，在雪山中。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山川连属，宜谷稼，多花果，出赤铜、牛”。“货用赤铜钱。气序寒冽”，“有工巧”，“邪正兼信，伽蓝、天祠，接堵连隅。僧徒二千余人，大小二乘，兼功综习”。“都城东南有小水池，以人火投之，水即焰起，更投余物，亦变为火。”

《旧唐书·泥婆罗传》：“在吐蕃西。其俗剪发与眉齐，穿耳。”“食用手，无匕箸。其器皆铜。多商贾，少田作。以铜为钱，面文为人，背文为马牛，不穿孔。衣服以一幅布蔽身，日数盥浴。以板为屋，壁皆雕画。俗重博戏，好吹蠡击鼓。颇解推测盈虚，兼通历术。事五天神，镌石为像，每日清水浴神，烹羊而祭。”泥婆罗王“身着真珠、玻璃、车渠、珊瑚、琥珀、璎珞，耳垂金钩玉”。“坐狮子床，其堂内散花燃香。大臣及诸左右并坐于地，持兵数百列侍其侧。宫中有七层之楼，覆以铜瓦，栏槛楹，皆饰珠宝。楼之四角，各悬铜槽，下有金龙，激水上楼，注于槽中，从龙口而出，状若飞泉。”

泥婆罗王那陵提婆的父亲，为其叔父所弑，那陵提婆曾逃难至吐蕃，吐蕃为之出兵，复取王位，所以泥婆罗和吐蕃结成了亲密的关系。唐贞观初，吐蕃赞普初娶泥婆罗的公主为妻，后来又娶唐文成公主为妻。

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尼婆罗王遣使来唐。赠送波棱、酢菜、浑提葱等方物。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泥婆罗王又遣使来唐，赠送方物。唐贞观中李义表出使天竺，也到达过泥婆罗。因为释迦牟尼是出生在泥婆罗的，所以泥婆罗境内佛教遗迹很多，一般唐地的僧侣巡礼五天竺，必去泥婆罗瞻仰佛教遗迹。

个失蜜　《大唐西域记》作迦湿弥罗，即今之克什米尔。《大唐西域记》云：“迦湿弥罗国，周七千余里，四境负山，山极峭峻，虽有门径，而复隘狭，自古邻敌，无能攻伐。国大都城西临大河，南北十二三里，东西四五里。宜稼穑，多花果。出龙种马及郁金香、火珠、药草。气序寒劲，多雪少风。服毛褐，衣白。”“人性怯懦”，“容貌妍美”，“好学多闻，邪（指异教）正（指佛教）兼信。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

《新唐书·个失蜜传》：“个失蜜，或曰迦湿弥逻”。“环地四千里，山回缭之，它国无能攻伐”。“地宜稼、多雪不风。出火珠、郁金、龙种马。俗毛褐”。

唐玄宗开元（公元713—741年）初，个失蜜国遣使聘唐。开元八年（公元720年），唐王朝册封个失蜜王真陀罗秘利为个失蜜国王。开元二十一年，个失蜜王木多笔遣大德僧来唐，赠送方物，唐宴个失蜜使节于内殿，赠绢五百匹。又册封木多笔为个失蜜国王（见《册府元龟》九百六十四、九百七十五）。

大勃律与小勃律　大勃律，或曰布露，《大唐西域记》作钵露罗。“直吐蕃西，与小勃律接，西邻北天竺乌苌”（《新唐书·大勃律传》）。其地即今克什米尔西北部的巴勒提斯坦（Baltistan）。《大唐西域记》云：“钵露罗国，周四千余里，在大雪山间，东西长，南北狭。多麦豆，出金银，资金之利，国用富饶。时唯寒烈”，“衣服毛褐。文字大同印度，言语异于诸国”。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云：“迦什弥罗国东北隔十五日程，即是大勃律国、扬同国（即羊同国，西藏西北部）、娑播慈国。此三国并属吐蕃所管（此开元十五年事），衣着、言音、人风并别。着皮裘、衫、靴、裤等也。地狭小，山川极险。”

武则天垂拱元年（公元685年）、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玄宗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开元十二年、开元十六年、开元二十一年、开元二十三年、天宝七载（公元748年），大勃律国王凡八次遣使来唐，赠送方物（见《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九百七十一、九百七十五），唐亦报以厚礼。

小勃律，在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雅辛河流域。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云：“又迦什弥罗国西北，隔山七日程，至小勃律国。此国属汉国所管。衣着、人风、饮食、言音，与大勃律相似。着衫及靴，剪其发，头上缠叠布一条，女人在发。贫多富少，山川狭少，田种不多。其山憔杌，原无树木，及于诸草。其大勃律原是小勃律王所住之处，为吐蕃来逼，走入小勃律国坐，首领百姓在彼大勃律不来。”

唐玄宗天宝初，小勃律王没谨忙亲自来唐访问，玄宗优礼有加。因为小勃律和吐蕃是邻国，吐蕃曾假道小勃律，进攻唐之四镇，并夺取小勃律九城。后吐蕃赞普又以女妻小勃律王，小勃律遂受吐蕃所役属。唐四镇受到吐蕃军事势力的严重威胁。天宝六载（公元747年），唐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高仙芝以马步万人，攻下小勃律，解除了吐蕃对四镇的威胁。

唐玄宗天宝四载，小勃律国王曾遣高僧来唐访问。天宝六载，唐以小勃律王为归仁王。天宝七载、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八月和九月、天宝十二载、天宝十四载，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归仁王凡六次遣使来唐，赠送方物（见《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一、九百七十五、九百七十六），唐亦答以厚礼，如赠彩段三百匹、银盂瓶、银盘各一，以及袍服、金钿带等（见《全唐文》卷二八七张九龄文）。

第四节　唐与中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昭武九姓诸国　昭武九姓，指九个国家，康国、安国、曹国、石国、米国、何国、火寻国、戊地国、史国，都属于月氏部族。月氏原居我国甘肃祁连山北昭武城，到了汉代为匈奴所破，西逾葱岭，建立了这九个国家，以不忘本，皆以昭武为氏，故世称昭武九姓。

康国，都于萨宝水上阿禄迪城，即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Samarkand）。北魏时称悉万斤，《西域记》称飒秣建，亦译作萨末鞬。《大唐西域记》云：“飒秣建国，周千六七百里，东西长，南北狭。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极险固，多居人。异方宝货，多聚此国。土地沃壤，稼穑备植，林木蓊郁，花果滋茂，多出善马。机巧之伎，特工诸国。气序和畅，风俗猛烈。凡诸胡国，此为其中。进止威仪，近远取则。其王豪勇，邻国承命。兵马强盛，多是赭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视死如归，战无前敌。”《旧唐书·康国传》称：“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丈夫剪发或辫发。其王冠毡帽，饰以金宝。妇人盘髻，以皂巾，饰以金花。人多嗜酒，好歌舞于道路。生子必以石蜜纳口中，明胶置掌内，欲其成长口常甘言，掌持钱如胶之黏物。俗习胡书，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至旁国，来适中夏”，经营商业。康国到了“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泼，盛为戏乐”。

《隋书·康国传》称康国崇拜祆教，“有胡律，置于祆祠，决罚则取而断之。重罪者族，次重者死，贼盗截其足”。又称其“俗奉佛，为胡书”。《旧唐书·康国传》也讲到康国“有婆罗门为之占星候气，以定吉凶，颇有佛法”。大概伊斯兰教东渐，祆教就衰落了。

唐高宗永徽（公元650—655年）中，于康国置康居都督府，由康国王昭武拂呼缦兼任都督，加强了唐和康国在政治、军事各方面的密切联系。

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贞观九年、贞观十三年、贞观十六年、贞观十七年、贞观十八年、贞观十九年、贞观二十一年、贞观二十二年，高宗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咸亨二年（公元671年）、调露元年（公元679年），中宗神龙三年（公元707年），玄宗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开元十二年、开元十四年、开元十五年、开元十九年、天宝三载（公元744年）、天宝九载、天宝十载、天宝十一载、天宝十三载、天宝十四载，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康国王凡二十七次遣使来唐，赠送方物，其礼品有胡旋女子、侏儒、锁子铠、水精杯、玛瑙瓶、金桃、银桃、狮子、豹、鸵鸟卵等。唐亦赠以大量的锦缯彩帛（见《册府元龟》卷一百七十、九百六十四、九百七十、九百七十一、九百七十二、九百七十五）。

安国，《大唐西域记》称捕喝国，亦译作布豁国。北魏时称为忸蜜国，国都阿滥谧城，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Bokhara）一带。《大唐西域记》称“捕喝国，周千六七百里，东西长，南北狭。土宜风俗”，和康国相同。《新唐书·康国传》称安国“东北至东安，西南毕，皆百里所。西濒乌浒河（即今阿姆河〔Oxus〕）”。国内有“大城四十，小堡千余”。

唐高宗显庆（公元656—660年）中，于安国置安息州，由安国王昭武杀兼任安息州刺史，加强了唐和安国在政治、军事各方面的密切联系。

唐高祖武德时，唐太宗贞观初、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高宗永徽五年（公元654年），玄宗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天宝九载（公元750年）、天宝十载、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安国王凡先后十三次遣使来唐，赠送玉杯、宝床、豹、鸵鸟卵、骏马等方物（见《旧唐书·康国传》及《册府元龟》卷六百九十七、九百六十四、九百七十、九百七十一），唐亦回赠以缯帛锦彩等物。

东安国，亦作喝汗国，《大唐西域记》作喝捍国。地周千余里，都城叫喝汗城，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之西北克尔米涅（Kermineh）城附近。国内有“大城二十，小堡百”（《新唐书·康国传》）。

唐高宗显庆（公元656—660年）时，于东安置木鹿州，以东安王昭武闭息兼任木鹿州刺史，加强了唐和东安在政治、军事各方面的联系。

唐玄宗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东安王两次遣使来唐，赠骏马、波斯驴、拂绣氍球、柘辟大氍球、绣氍球、郁金香、石蜜等物，唐亦赠以袍带、铠杖，并赠东安王可敦以服饰、化妆品。

西曹，《大唐西域记》称为劫布那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西北之Kebud。东曹，《大唐西域记》称为堵利瑟那国，国都瑟底痕城，今塔吉克斯坦的乌拉秋别（Uratupe）。西曹地方“周千四五百里，东西长、南北狭，土宜风俗”，与康国相同。东曹地方“周千四五百里，东临叶河（今名锡尔河）。叶河出葱岭北原，西北而流，浩汗浑浊，汩漂急”（《大唐西域记》卷一）。

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太宗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永徽四年、永徽五年，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天宝四载（公元745年），曹国王凡七次遣使来唐，并赠送方物。唐玄宗天宝三载，西曹王也遣使来唐，赠骏马、宝物（见《册府元龟》卷一百七十、九百七十、九百七十一）。

石国，亦名柘支、柘折，《大唐西域记》称之为赭时国。都城曰柘折城，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石国“周千余里，西临叶河。东西狭，南北长”。“地沃壤，备稼穑，草木郁茂，花果繁盛，多蒲萄，亦所贵也”。“城邑数十，各别君长，既无总主，役属突厥”（《大唐西域记》卷一）。“俗善战，多良马”（《新唐书·康国传》）。

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于石国置大宛都督府，由石国王兼任都督，加强了唐和石国在政治、军事各方面的联系。

唐高祖武德中，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贞观二十年、贞观二十一年、贞观二十二年，高宗永淳元年（公元682年），玄宗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开元八年、开元九年、开元十八年、开元二十九年、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天宝二年、天宝三载、天宝四载、天宝五载、天宝六载、天宝八载、天宝十二载、天宝十四载，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石国王先后二十一次遣使聘唐，并馈赠骏马、宝物（见《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九百七十一、九百七十二、九百七十五），唐亦报以厚礼。

米国，亦称弥末，《大唐西域记》译作弭秣贺。在康国（今撒马尔罕）东南百里的朱马巴札尔。“周四五百里，据川中。东西狭，南北长。土宜风俗”（《大唐西域记》卷一），略同康国。

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于其国置南谧州，由米国王昭武开拙兼任刺史，加强了唐和米国在政治、军事各方面的联系。

唐玄宗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开元十五年、开元十七年、开元十八年，天宝三载（公元744年）、天宝五载，米国王前后凡六次遣使来唐，并馈赠璧、舞筵、胡旋女、狮子等方物（见《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一、九百七十二），唐也报以锦彩缯帛等厚礼。

何国，亦称贵霜匿，《大唐西域记》作屈霜你迦，都城在今撒马尔罕西北六十里Peishambe附近。其国“周千四五百里，东西狭，南北长。土宜风俗”（《大唐西域记》卷一），略同康国。

唐高宗显庆中，于其国置贵霜州，由其国王昭武婆达地兼任刺史，加强了唐和何国在政治、军事各方面的联系。

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贞观十五年，高宗显庆时，何国王凡三次遣使来唐，赠送方物（见《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新唐书·康国传》）。

火寻国，《大唐西域记》称为货利习弥伽国。其地“顺缚刍河（阿姆河）两岸，东西二三十里，南北五百余里”（《大唐西域记》卷一），都城曰急多飓遮城，即元代的花剌子模，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省的希瓦（Khiva）一带。“诸胡惟其国有车牛，商贾乘以行诸国”（《新唐书·康国传》）。

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玄宗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天宝十二载、天宝十四载，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火寻国王凡五次遣使来唐，赠送紫獐皮、生石蜜、黑盐等方物（见《唐会要》卷一百、《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一），唐亦报以厚礼。

戊地国，《大唐西域记》作伐地，亦称西安，又称毕国。《隋书·安国传》称：“毕国可千余家，其国无君长，安国统之。”其都城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西南。

史国，亦作沙，《大唐西域记》作羯霜那。国都乞史城（Kesh），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以南沙赫里西亚布兹（Shahri-Sebz）一带。《大唐西域记》卷一云：“羯霜那国，周千四五百里。土宜风俗”，略同康国。“从此西南行二百余里，入山。山路崎岖，溪径危险，既绝人里，又少水草。东南行三百余里，入铁门。铁门者，左右带山，山极峭峻，虽有狭径，加之险阻，两傍石壁，其色如铁，既设门扉，又以铁锔，多有铁铃，悬诸户扇，因其险固，遂以为名。”出了铁门，就是吐火罗国（广义的吐火罗）地界了。史国“有城五百”，“号最强盛”（《新唐书·康国传》）。

唐高宗显庆中，于其国置沙州，由史国王昭武失阿喝兼任刺史，加强了唐和史国在政治、军事各方面的联系。

唐太宗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玄宗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五月和七月、开元二十七年、天宝三载（公元744年）、天宝五载，史国王凡六次遣使访唐，并馈赠胡旋女、文豹、葡萄酒等方物（见《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九百七十一），唐亦报以厚礼。

拔汗那　拔汗那，即汉代的大宛，《魏书》作破洛那，《隋书》作沛污，《大唐西域记》作捍。都城曰西犍城，在今塔吉克斯坦的苦盏。地方“周四千余里，山周四境”（《大唐西域记》），“有大城六，小城百”（《新唐书·宁远传》）。“土地膏腴，稼穑滋盛，多花果，宜羊马。气序风寒，人性刚勇”（《大唐西域记》卷一）。“所管土地，亦出驼、骡、羊、马、叠布之类。衣着皮裘叠布，食多饼”（慧超《往五天竺传》）。“土宜蒲萄、罗果、香枣、桃、李。从此国至西海，尽居土室”，“男子妇人皆着靴。妇人不饰丹粉，以青黛涂眼而已”（《通典·边防典》）。

唐显庆三年（公元658年），于其地置休循州都督府，由拔汗那王阿了参兼任都督，加强了唐和拔汗那在政治、军事各方面的联系。唐玄宗天宝三载（公元744年），唐改其国号为宁远。以宗室女封和义公主，嫁与拔汗那王为可敦。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拔汗那王命王子薛裕来唐访问，“请留宿卫”，“授左武卫将军”（《新唐书·宁远传》）。

唐高宗咸亨二年（公元671年）、上元二元（公元675年）、调露元年（公元679年），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开元二十九年、天宝三载（公元744年）、天宝四载、天宝八载、又同年十一月、天宝十载二月、九月、又同月、天宝十一载、天宝十二载、天宝十三载四月、九月，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三月、八月，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六月、八月、十二月，拔汗那王凡二十一次遣使来唐，赠送碧颇黎、蛇黄、骏马等方物（见《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九百七十一、九百七十二）。

解苏、骨咄与久越得犍　解苏国，都城数瞒城，《大唐西域记》作愉漫，即数瞒之异译。数瞒城在今塔吉克斯坦杜尚别一带。《大唐西域记》谓“愉漫国东西四百余里，南北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六七里，其王奚素（即解苏之异译）突厥也”。

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于解苏国数瞒城置天马都督府，以解苏王兼任都督，加强了唐和解苏在政治、军事各方面的联系。

唐玄宗天宝二年（公元743年），解苏王遣大首领来唐，赠送方物，唐也答以厚礼，并赠大首领以紫袍、金带，表示优礼。

骨咄，《隋书》作诃咄，《册府元龟》卷九七五作骨吐，《新唐书·地理志》作骨咄施，其国在今塔吉古斯坦杜尚别东南库利亚布（Kulab）地区。《新唐书·骨咄传》称其地“多良马、赤豹。有四大盐山，山出乌盐”。

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于骨咄施置高附都督府，由骨咄施王兼任都督，加强了唐和骨咄施在政治、军事各方面的联系。

唐玄宗开元八年（公元720年）、开元十七年、开元二十一年二月和八月、开元二十八年正月和三月、天宝五载（公元746年）、天宝九载，骨咄国王凡八次遣使来唐，赠送女乐和骏马（见《册府元龟》卷九百六十四、九百七十一、九百七十五），唐亦赠以锦彩缯帛。

久越得犍，《大唐西域记》作鞠和衍那，今塔吉克斯坦卡菲尔尼干河（Kafirnagan）下游沙尔图兹附近。《大唐西域记》称：“鞠和衍那国，东西二百余里，南北三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六七里。”

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于其国都步师城置王庭州都督府，由久越得犍王兼任都督，加强了唐和久越得犍在政治、军事各方面的联系。

石汗那、怛没与俱蜜　石汗那，《大唐西域记》作赤鄂衍那。国都艳城，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达里亚省的捷脑。《大唐西域记》云其国“东西四百余里，南北五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

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于其国置悦般州都督府，由石汗那王兼任都督，加强了唐和石汗那在政治、军事各方面的联系。

怛没，《大唐西域记》作蜜，其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达里亚苏尔汉河注入阿姆河口不远处，今名捷尔麦兹，旧译特尔梅兹（Termiz）。河南岸即阿富汗境。《大唐西域记》云：“蜜国，东西六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东西长，南北狭。”

唐高宗龙朔元年，于其国置姑墨州都督府，由怛没王兼任都督，加强了唐和怛没在政治、军事各方面的联系。

俱蜜，即《魏书》的居密，《大唐西域记》的拘谜陀，《往五天竺国传》的拘密支，其都城在今塔吉克斯坦苏尔霍布河流域，为古代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大唐西域记》云：“拘谜陀国，东西二千余里，南北二百余里。据大葱岭中。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西南邻缚刍河（今阿姆河）。”

唐高宗龙朔元年，于其国都褚瑟城置至拔州都督府，由俱蜜王兼任都督，加强了唐和俱蜜在政治、军事各方面的联系。

唐太宗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高宗咸亨二年（公元671年），玄宗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四月和五月、天宝十载（公元751年）二月和九月，俱蜜国王凡六次遣使来唐，赠送方物，唐亦报以厚礼（见《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九百七十一）。

多勒建、护时犍与乌拉喝　多勒建，《大唐西域记》作剌健，其地在今阿富汗西北境迈马纳。《大唐西域记》云：“剌健国，东西五百余里，南北五六十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

唐高宗龙朔元年，于多勒建置昆墟州都督府，由多勒建国王兼任都督，加强了唐和多勒建在政治、军事各方面的联系。

护时犍，《旧唐书·地理志》作护特健，《大唐西域记》作胡实健，其国在今阿富汗北境的席巴尔干（Shibergan）南。《大唐西域记》云：“胡实健国，东西五百余里，南北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多山川，出善马。”

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于其国置奇沙州都督府，由护时犍王兼任都督，加强了唐和护时犍在政治、军事各方面的联系。

乌拉喝，国都摩竭城，在今阿富汗西北安德胡伊。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于其国置旅獒州都督府，由乌拉喝王兼任都督，加强了唐和乌拉喝在政治、军事各方面的联系。

哒部落　哒汗国，在公元563—567年之间，被突厥、波斯联军所消灭，残余的哒部落，到唐代仍居住今阿富汗北境马扎里沙里夫以西巴尔赫一带。《大唐西域记》称之为“缚喝国，东西八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北临缚刍河。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人皆谓之小王舍城也。其城虽固，居人甚少。土地所产，物类尤多。水陆诸花，难以备举。伽蓝百有余所，僧徒三千余人，并皆习学小乘法教。”

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曾于其都城活路城置大汗都督府，哒部落酋长兼任都督，加强了唐和哒部落在政治、军事各方面的联系。

唐玄宗天宝八载（公元748年）六月、八月，有悒怛国王两次遣使访唐，这个悒怛国可能就是哒国的异译。

帆延与诃达罗支　帆延，亦作范延，《大唐西域记》作梵衍那，其地即今阿富汗喀布尔西北的巴米安（Bamian）。《大唐西域记》云：“梵衍那国，东西二千余里，南北三百余里，在雪山之中也。人依山谷，逐势邑居。国大都城据崖跨谷，长六七里，北背高岩。有宿麦，少花果，宜畜牧，多羊马。气序寒烈，风俗刚犷，多衣皮褐，亦其所宜。文字、风教，货币之用，同睹货罗国。语言少异、仪貌大同。淳信之心，特甚邻国。上自三宝，下至百神，莫不输诚，竭心宗敬。”“伽蓝数十所，僧徒数千人，宗学小乘说出世部。”《往五天竺国传》云：“又从谢国（加兹尼）北行七日，到犯引（帆延之异译）国。此王是胡，不属余国，兵马强多，诸国不敢来侵。衣着布衫、皮裘、毡衫等类。土地出羊马叠布之属，甚足蒲桃。土地有雪，极寒，住多依山。”“此国及谢等，亦并剪于须发。”“当土语言，不同余国。”

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于其国置写凤都督府，由帆延国王兼任都督，加强了唐和帆延在政治、军事各方面的联系。

诃达罗支国，唐王朝称之为谢国，《大唐西域记》称作漕矩吒。其国都伏宝瑟颠城，即今阿富汗的加兹尼（Chazni）。《大唐西域记》云：“漕矩吒国，周七千余里。国大都城号鹤悉那（加兹尼），周三十余里”，“并坚峻险固也。山川隐嶙，畴垄爽。谷稼时播，宿麦滋丰。草木扶疏，花果茂盛”。别都“鹤萨罗，城中涌泉流派，国人利之以溉田也。气序寒烈，霜雪繁多”。“好学艺，多技术。”“文字言辞，异于诸国。”“敬崇三宝，伽蓝数百所，僧徒万余人，并皆习学大乘法教。”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称：谢国，“土人是胡，王及兵马即是突厥。其王即是宾王侄儿，自把部落兵马，住于此国，不属余国，亦不属阿叔。此王及首领，虽是突厥，极敬三宝”。“衣着人风，土地所出，与宾王相似，言音各别”。《新唐书·谢传》：“谢居吐火罗西南，本曰漕矩吒，或曰漕矩，显庆时谓诃达罗支，武后改今号〔曰谢〕。东距宾，东北帆延，皆四百里。南婆罗门，西波斯，北护时犍。其王居鹤悉那城（加兹尼）、地七千里。”“多郁金、瞿草，瀵泉灌田。国中有突厥、宾、吐火罗种人杂居，宾取其子弟持兵以御大食。”

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于其地置条支都督府，由诃达罗支国王兼任都督，加强了唐和诃达罗支在政治、军事各方面的联系。

唐睿宗景云元年（公元710年），玄宗开元八年（公元720年）、开元十二年、天宝四载（公元745年）、天宝十二载，谢国王凡五次遣使来唐，馈送方物（见《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九百七十一、九百七十九），唐亦厚赠锦帛答谢。

宾　汉代的宾，即今克什米尔，唐代称之为个失蜜或迦湿弥罗。唐代又有一个宾国，《隋书》误认为即漕国，漕国是上面讲到的诃达罗支（漕矩吒），后改称谢，在今阿富汗的加兹尼。至于唐代的宾国，当在今阿富汗之努里斯坦。据《大唐西域记》云，从梵那衍国（即帆延国，今阿富汗的巴米安）“东行入雪山（兴都库什山），逾越黑岭，至迦臂试国”，那么迦臂试国当在今巴米安之东，兴都库什山之东南，喀布尔之东北，就是今天的努里斯坦了。

《大唐西域记》云：“迦毕试国，周四千余里。北背雪山，三陲黑岭。国大都城周十余里。宜谷麦，多果木，出善马、郁金香。异方奇货，多聚此国。气序风寒”，“文字大同睹货逻国，习俗、语言、风教颇异。服用毛，衣兼皮褐。货用金钱、银钱及小铜钱”。“王刹利种也”，“威慑邻境，统十余国。”“伽蓝百余所，僧徒六千余人，并多习学大乘法教。”“天祠数十所，异道千余人，或露形，或涂炭，连络髑髅，以为冠。”

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唐于宾国遏纥城置修鲜都督府，由宾国王兼任都督，加强了唐和宾国在政治、军事各方面的联系。

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贞观十四年、贞观二十二年，武则天长寿元年（公元692年），玄宗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开元八年二月和九月、天宝四载（公元745年）、天宝五载、天宝七载、天宝十二载，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宾国王凡十二次遣使来唐，馈赠绣舞筵、波斯锦舞筵、、琉璃、金银器、天文经、秘要方、蕃药、骏马等方物（见《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九百七十一），唐亦答以厚礼。

护蜜多与五识匿　护蜜多，《梁书》外国传作胡密丹，《大唐西域记》作达摩悉铁帝，《往五天竺国传》作胡蜜，其地在今阿富汗东北境的瓦汉（Wakhan）。《大唐西域记》云：“达摩悉铁帝国，在两山间，睹货逻国（吐火罗国）故地也。东西千五六百余里，南北广四五里，狭则不逾一里。临缚刍河（今阿姆河）。盘纡曲折，堆阜高下，沙石流漫，寒风凄烈。唯植麦豆，少树林，乏花果。多出善马，马形虽小，而耐驰涉。”“人性犷暴”，“衣服毡褐。眼多碧绿，异于诸国。”

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于其国置鸟飞州都督府，由护蜜多王兼任都督，加强了唐和护蜜多在政治、军事各方面的联系。

唐高宗调露元年（公元679年），玄宗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开元十七年，护蜜多王凡三次遣使来唐，馈赠方物。开元十八年、开元二十一年、天宝八载（公元749年），护蜜多王罗真檀三次亲自来唐访问，受到唐王朝的隆重礼待。天宝十二载，肃宗至德三年（公元758年）正月、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护蜜多王又三次遣使来唐，赠送方物。乾元元年七月，护蜜多王纥没伊俱鼻施又亲自来唐访问，唐王朝赠予汉名李崇信，密切了唐和护蜜多的友好关系（见《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九百七十一、九百七十五）。

又有识匿国，《大唐西域记》作尸弃尼，在今帕米尔之锡克南。《大唐西域记》云：“尸弃尼国，周二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五六里。山川连属，沙石遍野。多菽麦，少谷稼，林树稀疏，花果寡少。气序寒烈，风俗犷勇。”“皮褐为服。文字同睹货逻国，语言有异。”《往五天竺国传》云：“胡蜜国北山里，有九个识匿国，九个王各领兵马而住。有一个王属胡蜜王，自外各并自住，不属余国。近（指开元中）有两窟王，来投于汉国。使命安西，往来不绝。唯王、首领，衣着叠布、皮裘，自余百姓，唯是皮裘毡衫。土极寒，为居雪山，不同余国。亦有羊、马、牛、驴。语言各别，不同诸国。彼王常遣三二百人于大播蜜川（帕米尔），劫彼商胡，及于使命（使节）。纵劫得绢，积在库中，听从坏烂，亦不解作衣着也。此识匿等国，无有佛法也。”

唐太宗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玄宗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开元十三年、开元十五年，识匿王凡四次遣使来唐，赠送骏马、金精等方物（见《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九百七十一），唐亦报以厚礼。

吐火罗与迦布罗　吐火罗，《魏书》作吐呼罗，《大唐西域记》作睹货罗。广义的吐火罗，据《大唐西域记》云：“南北千余里，东西三千余里，东扼葱岭，西接波剌斯（波斯），南大雪山（兴都库什山），北据铁门，缚刍大河（阿姆河）中境西流。自数百年，王族绝嗣，酋豪力竞，各擅君长，依川据险，分为二十七国。虽画野区分，总役属突厥。气序既温，疾疫亦众。冬末春初，霖雨相继。故此境以南，滥波〔今阿富汗东境的拉格曼（Laghman），在喀布尔河北岸，Alingar和Kunar两河之间的地方〕已北，其国风土，并多温疾。”“字原二十五言，转而相生”，“书以横读，自左向右，文记渐多”。“多衣，少服褐。货用金银等钱，模样异于诸国。”《册府元龟》卷九百六十一云：“吐火罗国，在葱岭西，与悒怛（哒）杂居，胜兵共五万。”“时产名驹，皆汗血，多善马。有屋宇，杂以穹庐。着小袖袍、小口袴，大头长裾帽，女子被发为辫。”“一说多畜，逐水草，无城郭，后稍为宫室，人民犹以毡庐百子帐为行屋。”《新唐书·吐火罗传》：吐火罗，“居葱岭西，乌浒河之南”，“与挹怛（哒）杂处。胜兵十万。国土著，少女多男”。“其王号叶护”。狭义的吐火罗，据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云：“吐火罗国王住城名缚底耶〔今阿富汗北境马扎里沙里夫（Majar-i-sherif）以西的巴尔赫（Balkh），即哒国都小王舍〕，见今大寔（大食）兵马在彼镇押，其王被逼走向东一月程，在蒲持山〔《新唐书》作拔特山，‘持’当为‘特’之讹，在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北法扎把德（Faizabad）以东地方〕。”

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于吐火罗国都阿缓城〔今阿富汗北境昆都士（Kunduz）〕置月支都督府，由吐火罗叶护兼任都督，加强了唐和吐火罗在政治、军事各方面的联系。

唐高祖武德中，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贞观十九年、贞观二十三年，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永徽五年、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咸亨二年（公元671年）、永隆二年（公元680年）、开耀元年（公元681年），玄宗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四月和六月、开元八年、开元十二年、开元十四年、开元十七年三月和七月、开元十八年、开元二十三年、开元二十六年正月和二月、开元二十九年、天宝三载（公元744年）、天宝四载、天宝八载、天宝十二载、天宝十三载，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五月和六月，吐火罗叶护凡先后二十九次遣使来唐，赠送金衣领、红颇黎、碧颇黎、生玛瑙、生金精、胡药、质汗药、狮子、骏马、鸵鸟等方物（见《册府元龟》卷九百六十六、九百七十、九百七十一、九百七十五），唐亦报以厚礼。

迦布罗，其地在今阿富汗喀布尔。本大月氏五侯之一高附侯驻地。唐于骨咄施置高附都督府，从古地望来说，实在可以说牛头不对马嘴。此外如把条支都督府置于加兹尼，把悦般都督府置于捷脑，把大宛都督府置于塔什干，把木鹿州（应在马勒）置于东安国，古名今地，混乱不堪。

中亚细亚地区的许多国家，自古以来，就和中国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当西突厥汗国全盛时期，他们虽受西突厥大汗的役属，西突厥大汗授予中亚诸国王，有的是“颉利发”位号，“并遣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通典·边防典》突厥下），但这些国家基本上还是自立的。西突厥汗国式微后，唐虽然也赠予中亚各国国王以都督的名号，但完全不干涉他们的内政，它们是完全独立的国家。

中亚人民善于远出经商。由于唐王朝社会经济繁荣，因此中亚商人来唐的人数非常多，有的就终身居留在中国，有的住了很长时间才回去，他们的足迹走遍中国的重要城市，经常居留中国通商口岸扬州、广州等地的，就不少于数万人，仅就长安一地而论，唐玄宗天宝以后，胡客尚有四千余人之多，居留时间有长达四十多年的，他们在中国娶妻子，买田宅，即此一例，可概其余。

双方使节的聘问不已，商人的来往频繁，这对唐和中亚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很重要的促进作用。

波斯　波斯帝国，都于达曷水（今伊拉克底格里斯河）西苏蔺城（Sutrishna）。《隋书·波斯传》云：“都城方十余里，胜兵二万余人，乘象而战。国无死刑，或断手刖足，没家财，或剃去其须，或系牌于项，以为标异。人年三岁已上，出口钱四文。妻其姊妹。”“王着金花冠、坐金师子座，傅金屑于须上以为饰。衣锦袍，加璎珞于其上。”土多良马、大驴、狮子、白象、鸵鸟、真珠、颇黎、珊瑚、琉璃、码、瑟瑟、火齐、金刚、金、银、石、铜、镔铁、锡、锦叠、细布、氍、、金缕织成、朱沙、水银、郁金、苏合、青木等诸香，胡椒、石蜜、千年枣、雌黄等等。《大唐西域记》介绍波斯时说：“波剌斯国，周数万里。国大都城号苏剌萨傥那（即苏蔺城），周四十余里。川土既广，气序亦异，大抵温也。引水为田，人户富饶。”“工织大锦、细褐、氍毹之类。多善马、橐驼。货用大银钱。”“文字、语言异于诸国。”“多工伎，凡诸造作，邻境所重。”“其形伟大，齐发露头，衣皮褐，服锦。”“户课赋税，人四银钱。”《旧唐书·波斯传》：“波斯国，在京师（长安）西一万五千三百里，东与吐火罗、康国接，北邻突厥之可萨部，西北拒拂（东罗马帝国），正西及西南俱临大海。户数十万。其王居有二城，复有大城十余，犹中国之离宫。”“其王冠金花冠，坐狮子床，服锦袍，加以璎珞。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诸神，西域诸胡事火祆者，皆诣波斯受法焉。其事神，以麝香和苏涂须点额，及于耳鼻，用以为敬，拜必交股。”“男女皆徒跣。丈夫剪发，戴白皮帽，衣不开襟，并有巾帔，多用苏方青白色为之，两边缘以织成锦。妇人亦巾帔裙衫，辫发垂后，饰以金银。其国乘象而战，每一象，战士百人。”“国人生女，年十岁已上有姿貌者，其王收而养之，以赏有功之臣。俗右尊而左卑。”“断狱不为文书约束，口决于庭。其系囚无年限，唯王者代立则释之。”“其刑有断手、刖足、髡钳、劓，轻罪剪须，或系牌于项以志之，经时月而释焉。其强盗一入狱，至老更不出，小盗罚以银钱。”有骏犬，即“所谓波斯犬也。”

公元563—567年（北周武帝保定三年至天和二年）之间，波斯萨桑王朝的皇帝库思老一世，曾和突厥联军，共灭哒。不久波斯和突厥的关系就恶化了。隋大业末年，西突厥叶护可汗几次进攻波斯，杀波斯皇帝库萨和，役属了波斯。库萨和子施利继位，一年病死。国人又立库萨和女为主，又为突厥所杀。施利子单羯方避难拂（东罗马），国人迎立为皇帝，是为伊恒支。伊恒支在位二年卒，兄子伊嗣侯（Jsdigerd）立。伊嗣侯昏庸，为其大首领所逐，逃奔吐火罗，半路为大食所击杀。大食灭波斯帝国，伊嗣侯子卑路斯（Pirouz）逃难至吐火罗，并遣使至唐求援，唐高宗以波斯距唐本土太远，出兵有困难，婉辞谢遣，后来由吐火罗出兵，送卑路斯居波斯边境疾陵城（今伊朗锡斯坦之东北隅Hamun湖，旧名Zare，疾陵城名盖出于此）。

唐龙朔元年（公元661年），于疾陵城置波斯都督府，由卑路斯兼任都督。唐高宗咸亨五年（公元674年），卑路斯曾亲自来唐访问，且求唐援，以谋复国。不幸在唐病死。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唐高宗命大将裴行俭将兵送卑路斯子泥涅师（Marsas）返波斯。裴行俭以波斯路远，行军困难较多。大食兴起后，战斗力又非常强，行至安西碎叶城〔故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托克马克（Tormak）附近〕，就不再前进。泥涅师也不敢再返疾陵城，因客寓吐火罗二十余年，部落益离散。中宗景龙（公元707—710年）中，泥涅师又从吐火罗来唐访问，而且病死在中国。

波斯帝国灭亡后，波斯残余势力在波斯锡斯坦一带，还残存一个时期。一直到代宗大历六年（公元771年）以后，中国史书才不再出现有关波斯的记载。

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贞观二十一年正月和三月、贞观二十二年，波斯帝国凡四次遣使来唐，赠送方物。波斯衰亡以后，波斯萨桑王朝残余势力仍以波斯名义，来赠方物，如高宗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咸亨四年、永淳元年（公元682年），中宗神龙二年（公元706年）三月和七月、景龙二年（公元708年），玄宗开元七年（公元719年）正月和二月及七月、开元十年三月和十月、开元十五年、开元十八年正月和十一月、开元二十年、开元二十五年、天宝四载（公元745年）、天宝五载、天宝六载四月和五月、天宝九载，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大历六年（公元771年），波斯国凡二十五次遣使来唐，赠送真珠、琥珀、玛瑙床、大毛绣舞筵、长毛绣舞筵、香、药、犀牛、象、狮子、豹等方物，唐亦答以厚礼（见《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九百七十一、九百七十五）。

又有陀拔斯单，或译作陀拔萨惮，“世为波斯东大将，波斯灭，不肯臣大食”。“其国三面阻山（今厄尔布尔山脉），北濒小海（里海），居婆（娑）里城（今伊朗萨里城）”（《新唐书·西域传》）。

唐玄宗天宝五载（公元746年）三月和闰十月、天宝十四载，陀拔斯单王凡三次遣使来唐，赠送方物。后为黑衣大食所灭。

波斯帝国在历史上消失了，在唐的大城市长安、洛阳、扬州、广州各地，却还居住着许多波斯人，开起了波斯店。波斯商人都很有钱，当时形容名实不相称叫“穷波斯”，意谓流寓在唐地的波斯人没有穷人。在考古发掘方面，西安南郊出土的唐代窖藏内，发现大量波斯银币和拂（东罗马）银币。在新疆乌恰出土的七世纪商人窖藏中，也发现了波斯和大食银币达九百四十七枚之多。在山西太原也出土了波斯萨桑王朝的银币。即此数端，可见唐和波斯经济联系的密切。

波斯人李流寓唐地，生长梓州（治，今四川三台）。唐昭宗时，仕长安为谏议大夫，乾宁四年（公元897年）为两川宣谕和协使，受命入蜀。妹李舜弦，为蜀后主王衍昭仪，是一位女诗人、女画家。善诗词，有《琼瑶集》，已佚。又通医理，所著《海药本草》，记波斯等国药物甚详，为宋唐慎微《证类本草》、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所引用。唐和波斯文化的交流融会在李兄妹身上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布哈拉的萨曼王朝　公元819年，巴格达的阿拔斯朝哈利发马门（Mamun）任命巴尔赫（Balkh，今阿富汗北境马扎里沙里夫以西）的波斯贵族萨曼（Saman）的四个孙子为撒马尔罕（原康国首都）、拔汗那（今塔吉克斯坦的苦盏）、赭时（塔什干）、哈烈（今阿富汗西北境赫拉特）四地总督。拔罕那总督萨曼阿合马（Saman Achmad）后又兼任撒马尔罕总督，威势日盛，名义上他是巴格达哈利发的臣属，实际上已形成了独立的势力。公元874年，他又兼并了布哈拉并奠都布哈拉，这样萨曼王朝就正式出现了。公元903年，萨曼王朝伊思迈尔（Ismail）又征服了呼罗珊（Khorsan）陀拔斯单（Tobarislan）。在萨曼王朝的纳斯儿二世（Nassr II）和奴克一世（Nuch I）在位时期，萨曼王朝的统治区内无兵革之患，农作物丰稔，人民乐业，一时号称中亚强国。木鹿城（今土库曼斯坦马勒）、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地，手工业和商业都很发达，生产丝织品和棉织品，生产精致的金银器和铜铁器，生产瓷器和带釉的陶器，生产皮革制品。那里的商人势力很大，他们经营中国的丝绸，中亚的玻璃器皿、氍毹、、宝石、香料等。他们还把丝绸等从木鹿城运往巴格达、开罗和君士坦丁堡。

《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六有后唐明宗天成二年（公元927年）四月，康国遣使来聘的记载，这个康国，可能指的就是萨曼王朝。

萨曼王朝全盛时，波斯人之怀抱宗国思想者，咸趋其廷，一时人才称盛。

萨曼王朝后期的一些君主，皆文弱之主。军队多招募突厥将领来率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又经常互相倾轧，久而久之，大权就旁落到突厥将领之手。公元997年，突厥将领马合默德自尊为苏丹，公元1004年，萨曼王朝的统治结束了。

哈剌汗王朝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当西突厥分崩离析之际，有葛逻禄三姓部落徙居西突厥十姓可汗故地，“尽有碎叶，怛逻斯诸城”（《新唐书·葛逻禄传》）。成为中亚地区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同时，他们也接受了伊斯兰教义。公元839年（唐文宗开成四年），蒙古草原上的回鹘汗国为黠戛斯人所灭，“回鹘相职与庞特勤十五部奔葛逻禄”（《新唐书·回鹘传》）。经过较长一段时间，葛逻禄三姓部落和回鹘西奔的十五部，融合在一起了，他们又以突厥样磨部落为酋帅（样磨见《王延德行记》），建立了历史上称为哈剌汗王朝的国家。哈剌汗国是采用双头汗制的，其大汗称狮子哈剌汗，居八拉沙衮（Balasagun，即后来西辽的首都虎思斡耳朵，在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东四十里）；其小汗称公驼哈剌汗，其驻地先在怛逻斯，后来移驻到我国的疏勒（今新疆喀什）。这个汗国并把伊斯兰教推广到我国的新疆南部。哈剌汗王朝到公元1213年（南宋宁宗嘉定六年）才灭亡。

第五节　唐与大食、拂菻的经济文化交流

大食的兴起与强盛　大食（即阿拉伯）人居住在幅员辽阔的阿拉伯半岛上。半岛东北临波斯湾，东南临印度洋，西临红海，北有大沙漠。全境大部分土地是无法灌溉的草原和日渐变成沙漠的高原。阿拉伯人（Arabes）自古以来就定居在这个地区。阿拉伯半岛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从半岛西南部的也门红海海岸经过半岛西北部汉志（一译希贾兹）地区的麦加（Mecca）、麦地那（Medina）一带，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比较发达。其余宽广的草原上，大多数阿拉伯人（Bedouin Arabes）还过着游牧的生活，主要从事畜牧，牧放骆驼、山绵羊和牛，饲养世界驰名的阿拉伯马。在阿拉伯半岛上，因为农业地带少，人口繁殖缓慢。

公元6世纪，波斯萨桑王朝进兵阿拉伯，侵入也门，切断汉志的商路，使汉志贵族无法和东西方进行贸易，城市经济衰落，社会动荡不安。汉志贵族迫切希望出现一个强大的政权，统一部族，打通商路；广大牧民迫于贫困，也渴望打破部落的界限，获得牧场和沃土。伊斯兰（Islam）教国家阿拉伯帝国，即中国史上所称的大食帝国便应运产生了。

伊斯兰教的创始人是穆罕默德，公元570年生于阿拉伯半岛汉志境内的麦加城，出身寒苦，二十五岁时与麦加富孀结婚，因而富有。公元610年左右，他开始传播伊斯兰教。他宣称安拉（Allah）是唯一的宇宙之神，自己是安拉的使者，是“最后的先知”。他号召所有信徒团结一心，信仰唯一的真主安拉，服从先知。伊斯兰教的信徒称为穆斯林（Moslems），意为“顺从者”，指顺从安拉的人。在中国因为回鹘首先接受伊斯兰教，所以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旧称是回教（亦称回回教）。

因为穆罕默德宣传的伊斯兰教，反对多神偶像崇拜，反对虐待奴隶，又严禁放债，所以引起麦加贵族的敌视。穆罕默德乃于公元622年（唐高祖武德五年），偕同他的门徒，避往麦地那，这次的出走（Hegira），可算是伊斯兰教史和穆罕默德本人事业发展史中的一个转捩点，伊斯兰教的纪元，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的。麦地那的居民多数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很快就信奉伊斯兰教，公认这位先知是他们政治和宗教的领袖。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利用他的宗教势力，于公元623年，即伊斯兰教历第二年，就开始组织军队，建立“圣战”者的武装，为“安拉之道而战”（《古兰经》第二章）。他依靠这支军队，统一麦地那周围地区，并击败麦加来袭的军队。公元630年（唐太宗贞观四年），穆罕默德占领麦加，迫使麦加贵族和商人接受伊斯兰教。不久，阿拉伯半岛各部落大都接受伊斯兰教，伊斯兰教遂成为阿拉伯人统一阿拉伯半岛的精神支柱，在阿拉伯统一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起了巨大作用。

穆罕默德在取得麦加后两年——公元632年（唐太宗贞观六年）逝世。这时，整个半岛已经大体统一。穆罕默德的继承人称为“哈利发”（Khalifah，又译“哈里发”）。最初四代哈利发，都从穆罕默德的近亲密友中选出，通称四大哈利发。他们是：

第一代哈利发艾卜·伯克尔（Abu Bekr），原是穆罕默德的岳父（穆罕默德后妻阿伊莎〔Ayesha〕之父）和密友，公元632—634年在位。

第二代哈利发欧麦尔（Umar），原是麦加有威望的贵族商人，穆罕默德的襟弟，公元634—644年在位。

第三代哈利发奥斯曼（Uthman），原是麦加贵族富商，穆罕默德的女婿，公元644—656年在位。

第四代哈利发阿里（Ali），伊斯兰教最早信奉者之一，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婿，公元656—661年在位。

前三代哈利发都以麦地那为首都，阿里继任哈利发后迁都库法（Kufa）。哈利发不仅是宗教领袖，同时也是政治和军事领袖。在哈利发的统治下，神权和政权是合一的，有时宗教更占优势。

伊斯兰教徒统一阿拉伯半岛后，他们的北部边境和波斯、东罗马接界了。这时，东罗马、波斯因为长期进行战争，弄得筋疲力尽，积弱不堪。强盛的阿拉伯帝国在第二代哈利发欧麦尔时代，就把兵锋指向东罗马。公元635年，占领了大马士革（Damascus），公元638年，攻下了耶路撒冷（Jarusalem），公元640年，还攻陷了东罗马帝国在叙利亚的最后要塞该撒里亚（Cxsarea）。

阿拉伯哈利发的军队从叙利亚分南北两路前进，北路攻占了亚美尼亚（Armenia）；南路进入埃及（Egypt），公元643年，取得亚历山大拉（Alexandria），他们在那里建立起一支舰队，开始经略地中海诸岛，攻下了塞浦路斯（Cyprus）岛，获得第一次海上的胜利。阿拉伯哈利发的陆军，又从埃及逐渐向西推进，经过的黎波里（Tripoli）、突尼斯（Tunis）、阿尔及利亚（Algoria）和摩洛哥（Morocco）等处，席卷北非。他们使北非的土著巴巴尔人（Berber）和摩尔人（Moors）改信伊斯兰教，并发动他们参加军队，远征欧洲。

公元711年，阿拉伯大将塔立克（Tarick）又组织远征军，从北非渡过直布罗陀海峡，消灭了西哥特人的王国；经过三四年的时间，把整个比利牛斯半岛（除了北部山岳地区以外），统统置于阿拉伯帝国的统治之下了。

以后，阿拉伯人又越过比利牛斯山，开始进攻法兰西的南部亚奎丹（Aquitaime）。公元732年，法兰克宫相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在普瓦提埃打败了阿拉伯的军队，阻遏了它向欧洲的进一步扩张。随后北非的巴巴尔人不堪阿拉伯帝国的压榨，掀起了反抗阿拉伯帝国统治的斗争。跟巴巴尔人的战争，几乎消耗了阿拉伯帝国在北非的全部军事力量，使他们征服西欧的行动不得不为之停止。

阿拉伯军队曾经几次进攻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公元717年，阿拉伯哈利发军队从水陆两路围攻君士坦丁堡一年之久，东罗马皇帝立奥三世（LeoⅢ，公元717—741年）百计防卫，君士坦丁堡的港湾都用粗大锁链封锁起来，并利用希腊火，终于把阿拉伯军队击退。这次战役，阿拉伯的海军损失甚重，迫使阿拉伯哈利发的军队不得不放弃消灭东罗马，攻下君士坦丁堡的计划。

在阿拉伯哈利发征服叙利亚同时，另一支阿拉伯骑兵，进攻波斯萨桑王朝，于公元637年在凯特西亚（Cadesia）决战，获得一次具有决定性的胜利，哈利发的军队乘胜进军底格里斯河（Tigris R．）和幼发拉底河（Euphrates R．）两河流域。以后他们又把军队向东推进，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征服了波斯帝国，只有波斯萨桑王朝的一些残余势力，尚据有疾陵城（今伊朗锡斯坦东北部Haman湖左近），直到公元771年以后才在历史上消逝。

倭马亚王朝　第三代哈利发奥斯曼出身于麦加部落贵族倭马亚（Umayyads）家族，在位期间，将国家的高级职位及军事权力交给他的近亲和同部落的首领，在叙利亚、埃及和其他地区，竭力扩大倭马亚家族的领地，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但执政掌教十二年后，为反对派所杀。奥斯曼死后，阿里当选第四代哈利发，倭马亚家族不承认阿里政权，以奥斯曼的堂弟、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Muawiyah）为代表，与阿里展开内战。公元661年，阿里在库法遇刺身亡，叙利亚和埃及的阿拉伯贵族立穆阿维叶为哈利发，建立倭马亚王朝的统治，定都大马士革。从此哈利发变为世袭，不再进行选举。从公元661—750年（唐高宗龙朔元年至唐玄宗天宝九载），共传十四代，历时八十九年。因为倭马亚王朝旗色尚白，中国历史上称之为白衣大食。

倭马亚王朝时期，是阿拉伯帝国的全盛时期，它的疆域东起阿姆河流域，西达大西洋沿岸，成为横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大马士革的哈利发仿效东罗马皇帝和波斯皇帝，建造华美的宫殿，过着安富尊荣的生活。伊斯兰教的发祥地虽然是在麦加、麦地那，可是那时大马士革已成为伊斯兰教徒的宗教、政治和文化中心了，那里有庄严的建筑物，例如大马士革的奥玛雅清真寺和耶路撒冷的艾格撒清真寺等。阿拉伯人开始吸收被征服国家的文化，研究他们的文学、艺术，尤其是诗歌，开始盛行于大马士革王朝的宫廷中，阿拉伯的自然科学也在这个时期开始萌芽、发展。

阿拔斯王朝　阿拉伯人完成了世界征服之后，只是使贵族和大商人发财享乐，农民和手工业者不但没有改善其被剥削的地位，而且生活越发艰难了。在叙利亚和波斯一带，不断发生人民起义。公元750年，伊拉克的大地主，自称是穆罕默德叔父阿拔斯的后裔阿布尔·阿拔斯（Abu'l-Abbas），在背叛部落的支持推戴下，推翻了倭马亚王朝，建立阿拔斯王朝。阿布尔·阿拔斯把首都由大马士革迁往巴格达，共传三十七代，统治伊斯兰世界东部达五百零八年（公元750—1258年，即中国唐玄宗天宝九载至南宋理宗宝六年）。旗色尚黑，中国史书上称阿拔斯朝为黑衣大食。

阿拔斯朝的哈利发曾动员十万人修建巴格达城。巴格达城面积十里，拥有二百万人口。在8、9世纪中成为伊斯兰教世界中最繁华的城市。无论就面积言、就美化的程度和财富言，比君士坦丁堡都无逊色。同时巴格达也是伊斯兰世界商业中心，有银钱兑换市、旧货市、棉花市、香料市、马市门、麦市门、枣市门、制针埠、织毯区、丝织室、奴隶营等。中国运来的丝绸，东北欧的皮货商人，以及西欧、北非的商人，都在巴格达遇会。巴格达哈利发积聚了大量金银和贵重物品，贵族和富人们，过着《天方夜谭》中所叙述的那样不可思议的奢侈生活。可是，同时巴格达居住有贫苦大众以及半饥饿的雇工、奴婢，他们的生活和贵族、富商们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阿拉伯的建筑具有独特的风格。伊斯兰教徒反对用偶像来作装饰物，他们通常以一种美丽图案的几何交织线条来装饰房屋和日常用品。

大食帝国的分裂　公元750年（唐玄宗天宝九载），大马士革倭马亚王朝被推翻，倭马亚王室的男丁全被杀尽，只有阿卜杜·拉曼（Abd-al-Rahman）逃出大马士革，潜越北非，乘巴巴尔人、摩尔人与阿拉伯统治阶级互战的机会，于公元756年在西班牙取得政权，建都科尔多瓦（Cordoba），起初称科尔多瓦埃米尔国，脱离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中国历史上亦称之为西大食。到了阿卜杜·拉曼三世在位时期（公元912—960年，即中国后梁乾化二年至后周显德七年），伊斯兰西班牙已变成为欧洲最富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了。西大食改良了西班牙的农业，他们把大米、蔗糖及其他有价值的东方农作物介绍进来；他们还兴建了一些规模较大的水利灌溉工程。他们探采金银矿和各种金属的矿产。丝织手工业和毛纺手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仅科尔多瓦一处，便有织工一万三千人之多。他们带来了制造玻璃、纸张和皮革的方法。托莱多（Toledo）以善制刀剑甲胄驰名欧洲。塞维利亚（Seville）的商业也极为兴盛，成为西欧重要商业中心之一，输出品为无花果、酒、糖等物，先运至北非、埃及和君士坦丁堡，然后再从这几处运往印度和中亚细亚。塞维利亚海港内停满了从欧、非、亚各地来的满载货物的船只。

科尔多瓦在阿卜杜·拉曼三世统治下，成为西欧的文化中心，有学问的教授，精熟的誊录人，富商和书贾，都聚集在那里。在科尔多瓦和全国几个文化中心，有许多学校和研究机关，公共图书馆也有七十所之多，有一所图书馆，图书目录厚达二千余页。也有来自意大利和法兰西的基督教学生，他们留学于科尔多瓦，通过阿拉伯人，欧洲人熟识了亚里士多德的许多古代哲学的伟大著述和托勒密的天文学著作。

阿卜杜·拉曼三世还整理贡赋和租税制度，建立和训练战斗力很强的军队，海军称霸西地中海上。公元929年，阿卜杜·拉曼三世宣布自己为哈利发。他统治下的西班牙，成为强大的伊斯兰教国家。

同时有自称为穆罕默德女儿法蒂玛（Fatimah）和第四代哈利发阿里后裔的乌柏达拉赫（Ubaydullah），在北非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一带建立法蒂玛王朝（公元909—1171年，即后梁开平三年至南宋乾道七年），建都马赫迪城，以“马赫迪”（“救世主”）和哈利发自命。公元969年，法蒂玛王朝征服了埃及，公元973年迁都开罗。到公元991年，又夺取了巴格达哈利发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叙利亚、汉志（包括麦加和麦地那），史称南大食；因旗色尚绿，亦称绿衣大食。

巴格达的东大食（黑衣大食），西班牙的西大食（白衣大食），埃及开罗的南大食（绿衣大食），三个哈利发，互争雄长，都自认为是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斥对方为异教徒，彼此攻讦。

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哈利发，虽被大多数正统派的伊斯兰教徒奉为伊斯兰教的最高权威，但哈利发的权力已日趋衰落。帝国各地区如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等，在名义上仍隶属于帝国版图之内，实际的统治权都操在许多突厥（土耳其即突厥之异译）苏丹和阿拉伯酋长的手中。哈利发丧失了大部分国家统治权力，后来的哈利发只是突厥雇佣军将领手中的傀儡而已。

阿拔斯朝的统治是建立在对帝国境内各族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之上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到九世纪后期愈益激化，各族人民不断举行暴动和起义，给予分崩离析的阿拉伯帝国沉重的打击。最著名的是公元869年三月爆发于巴士拉（Basra）的震撼帝国心脏的黑奴大起义。阿拉伯统治阶级使用成千上万的东非黑奴，在幼发拉底河下游地带开拓耕地。他们每天只有几把麦粉或椰枣充饥，处境悲惨，于是掀起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起义的领袖是阿拉伯人阿里·伊本·穆罕默德，他自称是哈利发阿里的后裔。参加起义的不仅有奴隶，还有牧民、农民和手工业者，人数发展到二十万。起义军攻略巴士拉等城，修建自己的城堡，坚持十四年的反抗斗争，到公元883年才被哈利发军队镇压下去。

由于分裂割据局面的形成，人民群众起义运动的高涨，阿拔斯朝日趋衰落。公元1055年，塞尔柱突厥人入侵巴格达，解除了哈利发的政治权力，哈利发只保留伊斯兰教教主的地位。到公元1258年蒙古军占领巴格达，杀第三十七代哈利发穆斯塔辛（Mos-ta'ssim），阿拔斯朝便最后覆亡了。

唐与大食的经济文化交流　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正是伊斯兰教历史上的第三代哈利发奥斯曼时代，大食遣使来唐，这是两国正式通使之始。此后使者频频来华，中国史籍随之出现有关大食的记载。《通典·边防典》云：大食“国在波斯之西”，此后“遂灭波斯，又破拂及婆罗门城，所向无敌。兵众有四十二万”。“其国男夫，鼻大而长，瘦黑多须鬓”，“女人端丽”。“出驼、马、驴、骡、羊等。土多砂石，不堪耕种，无五谷，惟食驼、象等肉，破波斯、拂，始有米面。敬事天神（指真主安拉）”。杜环在《经行记》中，介绍了唐至德、乾元之际（公元756—760年）的大食情况，时大食倭马亚朝尚都库法（杜环称之为亚俱罗，盖叙利亚语称库法为Aqula，亚俱罗即其译音也），“其士女瑰伟长大，衣裳鲜洁，容止闲丽。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系银带，佩银刀，断饮酒，禁音乐，人相争者，不至殴击。又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为众说法，曰：‘人生甚难，天道不易，奸非劫窃，细行谩言，安己危人，欺贫虐贱，有一于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战，为敌所戮，必得升天。杀其敌人，获福无量。’率土禀化，从之如流。法唯从宽，葬唯从俭。郛郭之内，里之中，土地所生，无物不有。四方辐，万货丰贱，锦绣珠贝，满于市肆。驼马驴骡，充于街巷”。“琉璃器皿，石瓶钵，盖不可数算。粳米白面，不异中华”。“又以橐驼驾车。其马，俗云西海滨龙与马交所产也。腹肚小，脚腕长，善者日走千里。其驼小而紧，背有孤峰，良者日驰千里”。“其气候温，土地无冰雪”。“今吞灭四五十国，皆为所役属，多分其兵镇守，其境尽于西海焉”（《通典·边防典·大食》注）。

杜环在《经行记》中提到了“大食法”，即唐代对伊斯兰教的称谓，他说：“其大食法者，以弟子亲戚而作判典，纵有微过，不至相累。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真主安拉）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出纳，唯饮酒谑浪终日”（《通典·边防典·大秦》注）。

大食灭波斯后，波斯嗣主卑路斯及其子泥涅师先后向唐求援，又先后来唐访问，并先后病死在唐长安，因此倭马亚王朝非常注意唐的外交动向和军事动向。

大食的东边重镇叫木鹿（Meru）城，即今土库曼斯坦之马勒，杜环《经行记》里介绍这座城很详细。他说：朱禄国（“朱禄”为“末禄”之讹，《新唐书·大食传》及《太平寰宇记》均作“末禄”，即“木鹿”之异译）“其城方十五里，用铁为城门。城中有盐池，又有两所佛寺。其境东西百四十里，南北百八十里，村栅连接，树木交映，四面合匝，总是流沙。南有大河（穆尔加布河）流入其境，分渠数百，溉灌一州。其土沃饶，其人净洁。墙宇高厚，市平正，木既雕刻，土亦绘画。又有细软叠布、羔羊皮裘，估其上者，值银钱数百”。果有红桃、白柰，菜有蔓菁、萝、长葱、颗葱、胡、茴香，“尤多蒲萄。又有黄牛、野马，水鸭、石鸡。其俗以五月为岁，每岁以画缸相献。有打球节、秋千节。其大食东道使镇于此。从此至西海以来，大食、波斯，参杂居止。其俗礼天（真主安拉），不食自死肉及宿肉，以香油涂发”（《通典·边防典·大食》注）。

公元704年（武则天长安四年），倭马亚朝的哈利发任命屈底波（Qotaiba ben Moslim）为东道节度大使，镇守呼罗珊（Khurosan），驻节木鹿城。屈底波率领劲旅，于公元707年（唐中宗神龙三年），向安国（国都布哈拉）进攻，并有继续东进的动向。当时唐的力量，不能顾及葱岭以西；而西突厥十姓部落，又分崩离析，而且受着东突厥默啜可汗的役属，失去抵抗大食的力量，因此，阻遏大食军队继续东进的任务，就由东突厥人暂时担当了起来。东突厥大汗默啜可汗命阙特勤率兵二十万西御大食，军事上虽然一时失利，安（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康（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火寻（今乌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之希瓦）、拔汗那（今塔吉克斯坦的苦盏）诸国，皆被大食所役属。吐火罗（广义的吐火罗，据《大唐西域记》称：“睹货罗国故地，南北千余里，东西三千余里，东扼葱岭，西接波剌斯，南大雪山，北据铁门，缚刍大河中境西流”）故地也部分沦没。但是东突厥这次出兵，对堵击大食人势力的继续东进，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新罗僧慧超著《往五天竺国传》，他是在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到达安西都护府的。他在书里介绍当时中亚诸国受大食役属的情况很真切。

……吐火罗国（指广义的吐火罗故地）。……见今大寔（大食之异译）兵马在彼镇押，其王被逼走向东一月程，在蒲持山（狭义的吐火罗国，在今阿富汗东北境法扎把德以东地区）住，见属大寔所管。

又从大寔已东，并是胡国，即是安国（布哈拉）、曹国（乌拉秋别）、史国（沙赫里亚布兹一带）、石骡国（塔什干）、米国（撒马尔罕东南）、康国（撒马尔罕），国中虽各有王，并属大寔所管。

又从康国已东，即跋贺舵国（拔汗那之异译，今苦盏），又两王，缚义大河（阿姆河）当中西流。河南一王属大寔，河北一王属突厥。

又跋贺舵国东有一国名骨咄国（库利亚布）……此国属大寔所管。

又从吐火罗国东行七日至胡蜜王住城（阿富汗东北境瓦汉）……此胡蜜王兵马少弱，不能自护，见属大寔所管，每年输税绢三千匹。

根据上引史料，说明葱岭以西有许多国家，已经被大食所役属了。

唐玄宗初年，东突厥的势力从中亚地区撤走以后，西突厥十姓部落和葛逻禄三姓部落纷纷与唐加强联系。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大食军进犯拔汗那（今塔吉克斯坦的苦盏），拔汗那国王逃至安西（今新疆库车），求援于唐。唐安西都护吕休、监察御史张孝嵩发旁侧戎落兵万余人，长驱至拔汗那，逐大食所立伪主阿了达，唐王朝一时“威振西域”（《资治通鉴》唐开元三年）。中亚的城邦国家，有的苦于大食兵马的“镇押”，有的苦于大食的赋敛无度（如胡蜜国每年向大食输税绢三千匹），便纷纷派遣使节，致书唐朝，请求救援(1)。

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四月，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率蕃汉三万余骑，堵阻大食东进，深入至怛逻斯河（Talas）附近之怛逻斯城（今哈萨克斯坦东南部之詹布尔），与大食军遭遇，相持五日，葛逻禄部众叛变，与大食夹击唐军，唐军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资治通鉴》唐天宝十载），仙芝等退还至安西。自此有很长一段时间，有更多中亚国家，沦为大食哈利发的藩属，遭受大食帝国的压榨和奴役。

大食在这次胜利的两年前（公元749年），倭马亚王朝就被推翻了，阿拔斯王朝的统治建立起来了。在阿拔斯王朝统治较为巩固以后，大食继续扩张其势力，企图越葱岭而东。这时，唐王朝国内经安史之乱以后，政治动荡，河西走廊已被吐蕃攻占，安西、北庭也和中原联系断绝。这样一来，保卫葱岭以东广大地区，阻止大食东进的任务，就由首当其冲的正处于强盛时期的吐蕃担负起来。

唐朝为了阻止大食势力的东进，与大食有过规模不大的军事接触。但当时世界上，中国和阿拉伯帝国这两个经济非常繁荣文化空前发达的国家，彼此间经济文化交流，外交使节的友好往来，还是当时两国关系的主流。

大食帝国的哈利发从公元651年（唐高宗永徽二年）起，直到公元791年（唐德宗贞元七年）止，派遣使节来唐达三十七次之多。今列表如下：

大食的使节来唐访问，赠送金线织袍、宝装玉洒池瓶、龙脑香、骏马等，唐亦报以缯彩等厚礼。

唐和大食也有重要的文化技术交流。在唐玄宗天宝十载（公元751年）怛逻斯之役中，大食俘虏不少唐朝士兵，其中有些原是熟练的造纸工匠，于是大食就把他们留在撒马尔罕，并在当地设立造纸作坊，开始造纸。这些技术卓越的造纸工匠就把自己祖先的伟大创造无私地传授给中亚人民以及西南亚人民。造纸术从撒马尔罕向外传播，传到大马士革、库法、巴格达、开罗、摩洛哥、科尔多瓦等地，又从科尔多瓦传到全欧洲。在这以前，西欧一直使用价值昂贵的羊皮来书写，埃及、大马士革等地一直使用着质地脆弱的埃及纸草（Papyrus）来书写，中国造纸术的西传，对这些地区乃至此后世界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公元8世纪到9世纪，中国发明的火药也随着炼丹术一起传进大食。大食人把硝称为“中国雪”。当时火药只用于炼丹和玻璃、琉璃烧造方面。13世纪以后，火药又从土耳其和阿拉伯传到了欧洲。

公元7至8世纪，中国的医药，在很大程度上，曾影响了大食的医药学；大食的外科和眼科医术，对当时我国的医学也有重要的影响。此外大食在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的成就，也对我国的天文学和数学产生一定的影响。

唐人杜环（杜佑族子），天宝十载随高仙芝西征，为大食俘虏，居大食十余年，后从海道东归，撰《经行记》一书。书中提到大食的亚俱罗（库法），有“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织络者河东人乐、吕礼”（《通典·边防典·大食》注）。当时中国的丝织技术在大食广为传播，由此可见一斑。

拂帝国　拂，《大唐西域记》作拂懔，《往五天竺国传》作拂临，皆拂之异译。因为玄奘没有亲临其地，所以记载得很简略，只是说：“拂懔国，境壤风俗，同波剌斯；形貌言语，稍有乖异，多珍宝，亦富饶也。”这个拂国，就是指东罗马帝国，都于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杜环在《经行记》中也有记载，说：“拂国在苫国西，隔山数千里，亦曰大秦。其人颜色红白，男子悉着素衣，妇人皆服珠锦。好饮酒，尚干饼。多淫巧，善织络。或有俘在诸国，守死不改乡风。琉璃妙者，天下莫比。王城方八十里，四面境土各数十里。胜兵约有百万，常与大食相御。西枕西海（黑海），南枕南海（地中海），北接可萨突厥。西海中有市，客主同和，我往则彼去，彼来则我归，卖者陈之于前，买者酬之于后，皆以其直置诸物傍，领直然后收物。名曰鬼市。”“其大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血。”（《通典·边防典·大秦》注）杜环只到库法，没有到达君士坦丁堡，因此记载的也只是传闻。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记有大拂临国和小拂临国，小拂临国即指叙利亚及巴勒斯坦一带，大拂临国指东罗马帝国。慧超云：“又从波斯国北行十日，入山，至大寔（大食）国。彼王不住本国，见向小拂临国住也。为打得彼国，彼国复居山岛，处所极罕，为此就彼。”“又小拂临国傍海西北，即是大拂临国。此王兵马强多，不属余国。大寔数回讨击不得，突厥侵亦不得。土地足宝物，甚足驼、骡、羊、马、叠布等物。衣着与波斯、大寔相似，言音各别不同。”慧超也没有到过东罗马，所以记载也很简略。

《旧唐书·拂传》：“拂国、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东南与波斯接。地方万余里，列城四百，邑居连属。其宫宇柱栊，多以水晶、琉璃为之。有贵臣十二人，共治国政。常使一人，将囊随王车，百姓有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还宫省发，理其枉直。其王无常人，简贤者而立之。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其王冠……及璎珞，皆缀以珠宝。着锦绣衣，前不开襟，坐金花床。”“其都城叠石为之，尤绝高峻。凡有十万余户，南临大海（地中海）。”“城东面有大门，其高二十余丈。自上及下，饰以黄金，光辉灿烂，连曜数里。自外至王室，凡有大门三重，列异宝雕饰。”“其殿以瑟瑟为柱，黄金为地，象牙为门扇，香木为栋梁。其俗无瓦，捣白石为末，罗之涂屋上，其坚密光润，还如玉石。至于盛暑之节，人厌嚣热，乃引水潜流，上遍于屋宇，机制巧密，人莫之知。观者唯闻屋上泉鸣，俄见四檐飞溜，悬波如瀑，激气成凉风，其巧妙如此。风俗，男子剪发，披帔而右袒。妇人不开襟，锦为头巾。家资满亿，封以上位。”“俗皆髡而衣绣，乘辎白盖小车，出入击鼓，建旌旗幡帜。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大贝、车渠、玛瑙、孔雀、珊瑚、琥珀，凡西域诸珍异，多出其国。”《新唐书·拂传》云：“拂地方万里，城四百。”“十里一亭，三亭一置。”“织水羊毛为布，曰海西布。”其余多同《旧唐书》。

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拂王遣使至唐，赠送赤玻璃、石绿、金精等物（《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唐亦报以厚礼。唐高宗显庆（公元656—660年）中，唐王朝命左屯卫大将丘阿罗喊出使拂，前往报聘。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武则天大足元年（公元701年），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玄宗开元七年（公元718年），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拂王又五次遣使来华，赠送方物（见《旧唐书·拂传》及《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九百七十一），唐均报以厚礼。在开元七年和天宝元年两次通使中，拂均以大德僧充任使节，大德僧当然是指天主教神父了。

(1)　康国王乌勒伽于开元七年（公元719年）二月遣使致书唐王朝称：“从三十五年来，每共大食……斗战，每年大发兵马，不蒙天恩送兵救助。经今六年，被大食元率将异密屈底波领众军兵来此，共臣等斗战。臣等大破‘贼’徒。臣等兵士亦大死损，为大食兵马极多，臣等力不敌也。臣入城自固，乃被大食围城，以三百抛车傍城，三穿大坑，欲破臣等城国。伏乞天恩，送多少汉兵来此，救助臣苦难。其大食只合一百年强盛，今年合满，如有汉兵来此，臣等必是破得大食。”（《册府元龟》卷九九九）

安国王笃萨波提也在开元七年二月遣使致书唐王朝称：“自有安国以来，臣种族相继，作王不绝。”“从此年来，被大食……每年侵扰，国土不宁。伏请天恩……救臣苦难。仍请敕下突厥（骑）施，令救臣等。臣即统领本国兵马，计会翻破大食。”（《册府元龟》卷九九九）

俱密国（在今土库曼斯坦穆尔加布流域）王那罗延亦于开元七年二月遣使致书唐王朝称：“今大食来侵，吐火罗及安国、石国、拔汗那国，并属大食。臣国内库藏珍宝及部落百姓物，并被大食征税将去。伏望……处分大食，令免臣国征税。”（《册府元龟》卷九九九）

吐火罗（此狭义之吐火罗，在今阿富汗法扎把德以东地区）叶护于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遣使致书唐王朝称：“身罪逆不孝，慈父身被大食统押。……身今被大食重税，欺苦实深。若不得天可汗救活，奴身自活不得，国土必遭破散，求防守天可汗西门不得。伏望天可汗慈悯，与奴身多少气力，使得活路。又承天可汗处分突厥（骑）施云：‘西头事委你，即须发兵除却大食。’其事若实？望天可汗却垂处分奴身。”（《册府元龟》卷九九五）

石国王伊捺吐屯屈勒于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遣使致书唐王朝称：“今突厥属天可汗；在于西头为患，唯有大食。”“打破大食，诸国自然安贴。”（《全唐文》卷九九九）

第六节　唐代长安是当时亚洲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唐与亚洲各国的交通路线　7世纪至8世纪，唐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繁荣富强、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唐和周围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密切，外交使节往来频繁，因而唐朝的对外交通也非常发达。

唐德宗贞元中，宰相贾耽“好地理学，四方之使，及自蕃虏来者”，“问其土地山川之所终始，凡三十年，所闻沃备，因撰《海内华夷图》，以问其部人，皆得其实，事无虚词”（《太平广记》卷一九七引《卢氏杂记》）。《新唐书·地理志》记入四夷之路，凡七条路线，这里只介绍几条干线。

唐通新罗的路线，有海陆两路。陆路是从营州（治柳城，今辽宁朝阳）渡辽水，至安东都护府（驻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又从安东都护府渡鸭绿江、清川江、大同江至平壤城，由此往新罗首都徐耶伐（今朝鲜庆州）。海路是从登州（今山东蓬莱）泛海，渡渤海海峡，至辽东半岛上的都里海口（即都里镇，今辽宁旅顺之铁山口），然后傍辽东半岛南岸，改沿朝鲜半岛西岸，至唐恩浦口（今朝鲜仁川口西南马山浦）登陆，东南行七百里，抵徐耶伐。

唐通日本的北线，从登州泛海，渡渤海海峡，沿朝鲜半岛西岸南行，望见耽罗（今朝鲜济州岛），往东经过都思麻（今日本对马岛）、一支（今日本一岐岛）等岛，直达日本筑紫府的博多。

后来日本国的使舶，又开辟了一条航线，自日本的筑紫泛海，经冲绳群岛，横断中国东海，或至扬子江口的扬州，或达明州（今浙江宁波）、越州（今浙江绍兴）、温州（今浙江温州），是为南路。但这条航线，因要经过冲绳群岛，花费时间多，而且有惊涛骇浪，所以后来日本的使舶又改从筑紫的博多出发，经五岛群岛，横断黄海，利用贸易风（信风），径向中国的胶东半岛，再傍中国东海岸，到达扬子江，入口至扬州、润州（治丹徒，今江苏镇江）等处。这一条航线，是中线，航程较短，一般只要六七昼夜，如得贸易风，三昼夜就可以到达了。中国商舶驶往日本，多在六、七月间，是西南风盛行的时候；日本船舶使来中国，多在八、九月间，是东北风盛行的时候。

由海道去五天竺，从广州海行，经环王国沿海和军突弄山（今越南湄公河口外的昆仑岛），又五日行至海峡（马六甲海峡），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柔佛），南岸则佛逝国（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又西出峡，三日至葛葛僧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北伯劳威斯群岛〔Broumess Ls．〕中的一岛），从此东北至师子国（斯里兰卡），又北至印度。沿印度半岛的西海岸，阿拉伯海的南海岸，进入波斯湾，至末罗城（今伊拉克巴士拉之西），城为大食重镇。又西北陆行千里，至大食阿拔斯朝首都巴格达（《新唐书·地理志》称之为缚达城）。

《新唐书·地理志》还提到安南通天竺道。从安南都护府溯红河而上，到达古涌步（今云南河口瑶族自治县），再到达云南的八平城（今云南蒙自境内），再经通海镇（今云南通海）至柘东城（今云南昆明），又西至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自羊苴咩城西至永昌故郡（今云南保山），又西渡怒江，至诸葛亮城（今云南腾冲东）。自此进入骠国（今缅甸），又从骠国至东天竺，又从东天竺至中天竺。

又有吐蕃通天竺道。这条路线是经由今天的青海草原到达吐蕃逻些城（今西藏拉萨），再由逻些城经过尼婆罗（今尼泊尔），走向五天竺。唐初有几位取经僧曾走过这条路线，后来被吐蕃封锁，不通行旅了。

从塔里木盆地南道往五天竺这一条路线，是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出发，西至石城镇（今新疆若羌），又西至播仙镇（今新疆且末西南），又西至于阗（今新疆和田），又西北至疏勒（今新疆喀什）。自疏勒六百里至葱岭守捉，经故羯盘陀国（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抵安西极边戍所，这里已经是帕米尔高原了。然后入吐火罗故地，又从吐火罗故地翻越兴都库什山，就进入北天竺的白沙瓦。玄奘回国就是走这条路线。

从敦煌到伊吾（今新疆哈密），从伊吾西行至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由高昌历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龟兹（今新疆库车），往西经俱毗罗碛，至姑墨州（今新疆阿克苏）、温肃州（今新疆乌什），又西北越过拔达岭，至乌孙所治赤山城（今吉尔吉斯斯坦伊什提克），又西北至热海（今伊克塞湖），又西北至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自碎叶城又西至怛逻斯城（今哈萨克斯坦詹布尔）。由此经塔什干、撒马尔罕、布哈拉而至木鹿绿洲（今土库曼斯坦马勒）。再由木鹿城往波斯各地和巴格达、君士坦丁堡。

还有天山北路一条路线，从高昌郡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北），北趋北庭都护府的庭州金满县（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经轮台县（今新疆乌鲁木齐北），渡里移得健河（今玛纳斯河）、白杨河（今乌兰乌苏）、黑水守捉（今新疆乌苏），渡石漆河（今晶河），越车岭（沙畹谓渡晶河后南行，从登弩勒台山口，逾额林哈毕尔噶岭〔Irenchabirgan〕），过思浑川（今喀什河），渡伊丽河（今伊犁河），至碎叶城。

北面与回鹘的交通，更是方便。从西受降城（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西南乌加河北岸）经鹈泉，入碛，直达回鹘可汗牙帐（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西北）。牙帐“东有平野，西据乌德山，南依昆水（鄂尔浑河），北六七百里至仙娥河（色楞格河上游），河北岸有富贵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乌拉东南）”。从回鹘牙帐正北稍东至小海（今贝加尔湖），有骨利干部落住海东西。从回鹘牙帐西北十三日行，至都播部落，有回鹘可汗行宫（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沙戈纳尔）。从都播部落又北六七日行，至黠戛斯部落（主要在今叶尼塞河上游流域）。黠戛斯，今译作吉尔吉斯。

对外贸易的发达　对外海陆交通的通畅，促进了唐和亚洲各国的经济交流，南洋群岛和波斯湾、亚丁湾的港口里，时常停泊着装载丝织品、纸张、瓷器、漆器、茶叶、药材和香料的中国商舶。这些商品，除推销到南海各国和波斯、大食等地外，还辗转销售到东欧、西欧、北非以及黑海沿岸国家。长安、洛阳、扬州、广州也聚集了许多南海、中亚、西亚各地的商人，他们把中国稀有的香料、药材、珊瑚、珍珠、宝石、玻璃器皿、氍毹、、毛、白叠布、波斯锦等运来中国贩卖。又把中国的“绫绢丝绵之类”，贩运回去(1)。

广州湾里也停泊了不少外国海舶，如大食舶、波斯舶、婆罗门舶（天竺舶）、师子舶（斯里兰卡舶）、昆仑舶（南海舶）等，上下商货，非常繁忙。唐玄宗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唐王朝还在广州设置提举市舶使，来管理海上贸易，并征收海舶的入境税(2)。

陆上互市贸易也很发达。驮载商品的骆驼队，穿过大戈壁滩，越过帕米尔高原，渡过急湍的阿姆河，经高昌、龟兹、碎叶以至木鹿城，再把商品转销到西亚、北非、东欧、西欧。中亚、西亚的商品，同样通过这条路线，运销中国。唐王朝在边境设置了互市监来管理互市(3)。

唐首都长安城　唐王朝的首都长安，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在8世纪下半叶巴格达兴起以前，它是亚洲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唐西京长安城，开始修建于隋文帝开皇二年（公元582年），经过唐代的不断修建扩充，规模十分宏伟。长安城南面是终南山，北面是渭水，东面有水流过，西面有沣水流过。长安城总面积，据实测为八十四平方公里，东西宽十八里一百十五步（实测九点七公里），南北宽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实测八点六公里），周围六十七里（实测三六点七公里）。城墙高一丈八尺，约合今六米左右，宽厚度不等，约在九至十二米左右，有些城墙经过修补，宽厚度达二十米左右。城外为壕沟。长安城南面三个城门，正中曰明德门，东启夏门，西安化门；东面正中曰春明门，北通化门，南延兴门；西面正中曰金光门，南延平门，北开远门；北面四个城门，西头第一门曰光化门，西头往东第二门曰景耀门，第三门曰芳林门，东头沿着皇城根、太极宫城根北出曰兴安门。其余都是宫门了。长安城的城门仅春明门只有一个门洞，一般为三个门洞，而南面正中的明德门，因为处于中轴线上，根据实测，有五个各宽六米半的门洞，门基长达五十二米半，宽达十六米半，城门上建有门楼，想见当时这座城门气势的雄伟。

唐长安城址复原图(4)

长安城北部中央是皇城和宫城。皇城在宫城之南，平面成规整的长方形，周围九点二公里，面积约五点二平方公里，北面无墙，以横街相隔。皇城内有东西向街五条和南北向街七条，其间分布着社稷坛、太庙和中央高级官署。南面正中的朱雀门，与明德门遥遥相对，朱雀大街即以朱雀门得名。因为它的北端起于宫城南面正门承天门，故亦称天街。

皇城之北为宫城，平面亦成规整的长方形，周围八点六公里。太极宫位于宫城的中央，是皇帝起居、听政和朝见群臣的主要宫廷。太极宫南面也是宫城南面的正门曰承天门，门外的东西横街宽三百步，这是正旦、冬至和大赦时举行典礼的地方，接见外国使臣和国内各少数民族代表人物的仪式，也在这里举行。太极宫的正殿是太极殿，为每月朔望举行朝仪的地方，太极殿北为两仪殿，两仪殿北为甘露殿。两仪殿东有神龙殿、万春殿、立政殿，两仪殿西有安仁殿、千秋殿、百福殿。太极宫城的东部为太子的东宫，宫城的西部为居住宫女的掖庭宫，掖庭宫的南部则为内侍省。宫城北面设三门，玄武门和安礼门是宫城的北门，至德门是东宫的北门。唐初玄武门之变，就是在玄武门发生的。自大明宫建成之后，太极宫又称为“西内”。

大明宫在长安城外东北隅龙首原上，始建于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至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大加修葺，此后各朝皇帝常居大明宫，故又称“东内”。大明宫的平面形状，南部呈长方形，北部呈梯形，周围共七点六公里，面积约三点二平方公里。大明宫宫城共有十一个城门，南面五个门，正中丹凤门，东头第一门曰延政门，东头往西第二门曰望仙门，西头第一门曰兴安门，西头往东第二门曰建福门，北面三个门，正中曰玄武门，东曰银汉门，西曰凌霄门。东面一个门曰太和门，西面两个门，靠南曰右银台门，靠北曰九仙门。由右银台门进入大明宫，向北转即翰林门，出翰林门即翰林院。中晚唐诗人想做翰林学士（这是入相之捷径），念念不忘右银台门，李商隐《梦令狐学士》诗：“右银台路雪三尺，凤诏裁成当直归。”就是指这右银台门之西的翰林院而言的。太和门北外驻左羽林、左龙武、左神策三军，九仙门北外驻右羽林、右龙武、右神策三军。大明宫北玄武门城楼巍峨雄伟，城外设两廊，禁军在此宿卫，左右禁军的中尉、将校即在此处办事，谓之北衙。大明宫的正殿曰含元殿，其遗址经过考古发掘勘测，与历史上记载基本相符。“含元殿陛上高于平地四十余丈”（《太平御览》卷一七五引《两京记》），可以由此俯瞰长安城。殿的东南和西南分别建翔鸾阁和栖凤阁，也都高出平地四十余丈（约十五米）。两阁都在其北侧通过飞廊与含元殿连接。含元殿前有三条平行的坡道，从殿门通往地面，犹如“龙尾”垂地，称为“龙尾道”。龙首原上巍然耸立的大殿及翔鸾、栖凤两阁，在中间配之以龙尾道，可谓雄伟壮观。含元殿之北为宣政殿和紫宸殿，宣政殿是常朝之所，紫宸殿则是内朝的正殿，群臣入紫宸殿朝见，称为“入阁”。在紫宸殿的西面有延英殿，是皇帝召见宰相讨论军国大事的地方。如果有重要政务要商议，宰相也可以请皇帝“开延英”召对。在延英殿西北，有麟德殿，是皇帝举行盛大宴会和接见外国使节及少数民族代表人物的地方。麟德殿有前中后三殿，南北长一百三十米，东西宽七十七米。中殿左右又各建一亭，后殿左右又各建一楼，规模都很宏伟。紫宸殿后有蓬莱殿和太液池，太液池周围设游廊四百间，池北一直到玄武门，楼台掩映，树木荫深，可以说是大明宫的园林风景区。

兴庆宫在长安城的东部兴庆坊，是唐玄宗为临淄郡王时的旧居，玄宗即位后改为兴庆宫，并经扩建，也称“南内”。宫的平面呈长方形，周围四点六公里。四面设门，西面的兴庆门是正门。宫的南部为龙池。池北为宫殿区，池南为园林区。有名的“花萼相辉之楼”和“勤政务本之楼”就在宫的西南隅。玄宗时常在此宴乐。安史之乱以后，玄宗自蜀回京，还曾在兴庆宫居住一段时间。

芙蓉园，在长安城外的东南隅，经勘察，四周筑有围墙，周围约七公里。“青林重复，绿水弥漫”，为“帝城胜景”（《资治通鉴》唐贞观七年胡三省注引《景龙文馆记》）。园中水面因为弯曲而称曲江池，周长将近四公里。池岸筑有紫云楼等殿宇，杜甫的《哀江头》中有“江头宫殿锁千门”的诗句。曲江池和芙蓉园都是内苑，供皇室游乐。芙蓉园西北的慈恩寺和寺南的杏园，“花卉环周，烟水明媚”（《太平广记》卷二五一引《松窗杂录》），是当时都人的游赏胜地。

在长安城的东面城墙外，有一道与城墙平行的复墙，亦称复道。这一复道即是唐玄宗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筑成的“夹城”。一般宽约五十米。据考古发掘得知，复道经过通化门、延兴门时，于城门的南北两侧筑登道，从城门楼上面越过去。皇帝由大明宫向南去兴庆宫，更往南至芙蓉园，都是从复道潜行，免去禁跸一套繁文缛节，百姓也方便。杜牧《长安杂题长句》六首之第五首：“六飞南幸芙蓉苑，十里飘香入夹城。”就是描写皇帝从夹城去芙蓉园的情况。

长安城内共有南北向大街十一条，东西向大街十四条。其中南北向的中间一条大街，南出明德门，北穿朱雀门直到承天门，这就是有名的朱雀门大街，宽达一百五十米，成为一条中轴线，它把长安城分成东西对称的两部分。朱雀大街以东的五十四坊和东市、兴庆宫、曲江池，属京兆万年县；朱雀大街以西的五十五坊和西市，属京兆长安县。贯穿于城门之间的三条南北向大街（朱雀街、启夏门至兴安门、安化门至芳林门）和三条东西向大街（延兴门至延平门、春明门至金光门、通化门至开远门）是主干大街，时称“六街”。各条大街都成直线，长而宽广。各条大街的两侧，都有整齐的水沟，宽三米，深二米多。据考古勘察，西面金光门内大街，宽八十米左右，路面铺以砖瓦碎块，平整坚实。在纵横交错的二十五条大街间，排列着整齐如棋盘的坊市，每个坊都有围墙和坊门，有的坊四面都有门，有的坊东西两面各开一门。在永宁坊的遗址发掘中，还发现有十字交叉的小巷，将全坊划分为十六区。各坊之间的南北距离，均在四十米左右。唐长安城的华丽瑰伟的建筑和宽敞平坦的道路，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雄伟气魄，无怪这种都市建筑的规划，要为邻邦营建都城时所仿效取法了。

长安城内居民三十余万户，一户以五口计算，达一百五六十万人，加上宫内宫娥和宦官，上番的宿卫士兵，候选的官吏，流寓的外国学生等等，大概一百七八十万人。居民有唐王朝境内各族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如中亚昭武九姓和吐火罗故地的胡人，他们往往以使节或商人名义，寓居长安。8世纪中叶，波斯被大食吞并后，波斯王子卑路斯和他的儿子泥涅师，先后客死长安。唐王朝设立鸿胪寺来接待各国的使节，鸿胪寺的客馆里往往居住着几十个国家的使节，有的住了几十年之久。到了天宝之后，胡客留居长安者，尚有四千余人之多。他们住在中国，“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5)。此外新罗、日本的留学生和学问僧，其中也有居留长安数十年之久的。五天竺人居留长安的，多是佛教僧徒，他们在中国传播佛教教义，翻译梵文经卷，长安著名的佛寺如兴善寺、慈恩寺、经行寺、崇福寺等，都有五天竺僧侣居住。

当时的长安，五方杂处，有皮裘，胡帽，辫发，脚穿乌皮六合靴的突厥人；有戴耳环，披肩布的五天竺人；有小袖袍、小口袴，皮帽边上绣着花纹镶上丝网的中亚胡人；还有新罗、日本留学生，以及真腊人、波斯人、大食人、拂人等等。唐人对他们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充分予以尊重。因为他们当中，除了佛教徒以外，还有拜火教徒、摩尼教徒、景教徒，唐王朝允许他们的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和译经。祆教寺庙、摩尼教寺庙（大云光明寺）、景教寺庙（初名波斯胡寺，后名大秦寺），也先后在长安、洛阳、河西走廊以及广州各地建立起来。入居长安的域外人，有的作客，有的从政做官，有的是商人，买卖丝绸、珠宝，举放高利贷，有的开小食铺和酒店，卖自己烘烤的胡饼，也有不少胡姬当卖酒。

来唐的外国留学生、学问僧和文化使节，不仅可以学到中国文字语言，还可以学到亚洲许多国家的文字语言。如日本的留学生、学问僧来唐以后，他们就向五天竺的来唐僧侣和文化使节，请教梵文，因此，他们不仅精通汉文，而且也渐渐接触到梵文了。又如昭武九姓的胡人，来到唐地以后，由于和日本、新罗、林邑、真腊等国的文化使节、留学生等接触频繁，不久，昭武九姓的胡人，也渐渐对这些国家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有所了解了。新罗、日本的学问僧去五天竺取经，往往先在长安逗留，学习梵文和吐火罗语，然后再动身去天竺。开元中，有新罗僧慧超，他就是经由长安去五天竺，再从五天竺返长安，著《往五天竺国传》，为研究当时中西交通和亚洲历史的重要资料。因此说长安是当时亚洲各国的文化交流中心，并不是夸大其词。

另一方面，唐王朝对于域外文化，无论是属于物质方面的，或是属于意识方面的，多能汲取其精华部分，兼容并蓄，藉以丰富中国文化的内容，丰富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因此各种形式的服饰、饮食、音乐、舞蹈、游戏，在首都长安城里都能看到。

服饰方面，唐代的“法服”，承南北朝各族大融合之后，裁制和式样已带有胡化的成分。长安居民的服饰，因为受西域风习的感染，在唐太宗时就“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的风气。“武德、贞观之代（公元618—649年），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着罗，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永徽（公元650—655年）之后，皆用帷帽，施裙到颈（帽边围以带有珠翠的丝网），渐为浅露。显庆（公元656—661年）中，诏曰：‘百官家口，咸厕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全无障蔽，比来多着帷帽，遂弃罗，曾不乘车，只坐担子，过于轻率，深失礼容，自今已后，勿使如此。’神龙（公元705—706年）之末，罗始绝。”（《大唐新语》）“开元（公元713—741年）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着丈夫衣服靴衫，而……士女皆竟衣胡服。”（《旧唐书·舆服志》）姚汝能的《安禄山事迹》亦称：“天宝（公元742—755年）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为豹幅，妇人则簪步摇。衣服之制度，襟袖窄小。”据近人研究敦煌壁画。谓自六朝至唐初，敦煌壁画中的男女，多着胡服，即所谓袴褶，男衣短仅及膝，折襟翻领；女衣亦同而稍长，里面更着长裙，肩披肩巾，俱穿胡靴，当时服饰的趋尚，于此可见。

饮食方面，自开元以来，“贵人御馔，尽供胡食”（《旧唐书·舆服志》）。这里所说的胡食，包括作为主食的，《三水小牍》所谓“乃令溲面，煎油作”，是一种油煎过的面食。还有胡饼，“以胡麻着上”（《释名·释饮食》），即今烧饼。，波斯文Pilaw的音译，用牛羊肉和蔬果合煮的饭，《酉阳杂俎》称：“韩约能作樱桃，其色不变。”长安城内专售的铺子，一在东市，一在长兴里。卖胡饼的摊子，到处都有。潼关失守，唐玄宗仓皇逃出长安，逃到咸阳集贤宫时，中午没有饭吃，杨国忠曾“自市胡饼以献”。

西域的葡萄酒，是驰名远近的。公元640年，唐通西域以后，获得最好的葡萄品种，所谓马乳葡萄，乃在长安大量栽种，同时学会了西域葡萄酒的酿造法。在酿造过程中，唐太宗并亲自加以损益，造成八种名色的葡萄酒，“芳辛酷烈，味兼缇盎”，“京师始识其味”（《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太原府并以葡萄酒为贡品，可见太原也是葡萄酒酿造业的中心。另外又从波斯传入三勒浆酒，用奄摩勒、毗黎勒、诃黎勒三种果实酿成，也在长安制造，成为长安的名酿之一。

唐代人士，大都爱好音乐、舞蹈，而尤醉心于中亚传来的胡乐，关于这些，本书有专章叙述，这里就不详述了。波斯传来的波罗球，曾风行长安，这里也不多讲了。

(1)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波斯国……却被大寔所吞。〔人〕亦泛舶汉地，直至广州，取绫绢丝绵之类。

(2)　《旧唐书·王方庆传》：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易。

《册府元龟·帝王部·纳谏门》：开元二年十二月，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岭南市舶使，与波斯僧广造奇巧，将以进内。

《旧唐书·李勉传》：大历四年，除广州刺史、兼领南节度观察使。前后西域舶泛海至者，岁才四五。勉性廉洁，舶来都不检阅，故末年至者四十余〔舶〕。

《唐大诏令集》卷十《太和三年病愈德音》：南海蕃舶……如闻比年长吏多务征求……率税犹重。……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除舶脚及市进奉外，任其来往，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

(3)　《唐律》卷八《卫禁律·疏议》引《关市令》：锦、绫、罗、、、绵、绢、丝、布、牦牛尾、真珠、金、银、铁，并不得度西边北边诸关，及至缘边诸州兴易。

(4)　参考马得志同志：《唐代长安与洛阳》，载《考古》1982年第6期。

(5)　《资治通鉴》唐德宗贞元三年：初，河、陇既没于吐蕃，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于鸿胪。……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胡客皆诣政府诉之。泌曰：“此皆从来宰相之过，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今当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归，当于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人生当乘时展用，岂可终身客死邪！”于是胡客无一人愿归者。泌皆分隶神策两军……禁旅益壮，鸿胪所给胡客才十余人，减省度支钱五十万缗。

《唐会要》卷一百：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六月十六日敕：“诸蕃使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按汉胡通婚，律无明禁，此敕是唐王朝为了保障唐地妇女不致沦落为异域婢妾而发的。

第七章

唐末农民大起义与唐王朝的衰亡

第一节　唐王朝的衰乱

懿宗咸通的政治　唐懿宗即位后，西北边境的情况，最为乐观。懿宗咸通四年（公元863年）三月，归义军节度使张义潮以兵七千收复凉州（镇姑臧，今甘肃武威）。咸通七年，又使北庭回鹘仆固俊收复了西州（治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轮台（今新疆米泉境）、清海镇（北庭西七百里，今新疆纳玛斯西）等地。咸通八年二月，张义潮入朝长安，留居不返敦煌，命其族子张淮深守归义。咸通十三年，张义潮病死，由沙州长史曹义金继任归义节度使。“是后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回鹘陷甘州（治张掖，今甘肃张掖），自余诸州隶归义者，多为羌胡所据”（《资治通鉴》唐懿宗咸通十三年）。

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十二月，懿宗即位仅数月，浙东就爆发了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攻破象山（今浙江象山），屡败官军，军锋指向剡县（今浙江嵊州），迫使“明州（治县，今浙江宁波南）城门昼闭”，“浙东骚动”（《资治通鉴》唐大中十三年）。咸通元年（公元860年）正月，起义军乘胜攻克剡县，“开府库，募壮士，众至数千人”（《资治通鉴》唐咸通元年）。这时浙东“人不习战，甲兵朽钝，见卒不满三百”。浙东观察使（治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市）郑祗德，征调新卒五百，开往剡县，与起义军战于剡西，官军中伏大败，损折几尽。活跃于山林海岛的各路义军以及各地逃亡农民，四面云集，众至三万，分为三十二队，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建元为罗平，铸印曰“天平”。大聚资粮，召募良工制造器械，“声震中原”。

浙东观察使郑祗德一方面上表朝廷报告形势危急，一方面向邻道求援。浙西观察使（治丹徒，今江苏镇江市）、宣歙观察使（治宣城，今安徽宣城）各遣牙将率兵赴援。宰相夏侯孜推荐前安南都护王式为浙东观察使，前往镇压起义。

王式入朝，懿宗问以镇压裘甫的方略，王式说，但得兵，裘甫必可破。有宦官在旁，提出异议，说：“发兵，所费甚大。”王式回答说：兵多，裘甫速破，“其费省矣”。若兵少不能胜甫，“延引岁月”，甫“势益张”，则江淮间将蜂起应甫。“国家用度尽仰江淮，若〔漕运〕阻绝不通”，则上下“皆无以供给，其费岂可胜计哉！”（《资治通鉴》唐咸通元年）懿宗接受王式的意见，下诏调发忠武（镇许州长社，今河南许昌）、义成（镇滑州白马，今河南滑县）、淮南（镇扬州江都，今江苏扬州）三镇兵救援浙东。

咸通三年（公元862年）三月间，裘甫派遣起义军攻破了台州的唐兴县（今浙江天台）。自己率领主力一万余人，破上虞（今浙江上虞东南），入余姚（今浙江余姚），破慈溪（今浙江慈溪），入奉化（今浙江奉化），抵宁海（今浙江宁海县），所到之处，杀其令长丞尉，吸收少壮补充起义队伍。如果起义军领导集团在战略部署上措置适当，战争的前途还是非常乐观的。

起义军内部对战略部署有两种不同意见。起义军副帅刘主张：“今朝廷遣王中丞（王式）将兵来，……不四十日必至。兵马使（指裘甫）宜即引兵取越州，凭城郭，据府库，遣兵五千守西陵（今西兴），循浙江筑垒以拒之，大集舟舰。得间，则长驱进取浙西，过大江，掠扬州货财以自实，还，修石头城（在今江苏南京市清凉山）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响应者，遣刘从简以万人循海而南，袭取福建。如此，则国家贡赋之地尽入于我矣。”进士出身的王辂持反对意见，他说：“如刘副使（刘）之谋，乃孙权所为也。彼乘天下大乱，故能据有江东；今中国无事，此功未易成也。不如拥众据险自守，陆耕海渔，急则逃入海岛，此万全策也”（《资治通鉴》唐懿宗咸通元年）。裘甫犹豫不决，致使起义军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王式到达越州后，集结了诸道援军和土团子弟兵共五千人，又募居住在江淮一带的吐蕃、回鹘降人，配以二百匹马，组成骑兵。于是兵分两路，东路军自上虞趋奉化，解象山之围，又连下宁海、唐兴；南路军也连拔沃州（今浙江新昌东南）、新昌（今浙江新昌）两寨，直指唐兴。裘甫想把起义队伍拉入海岛，王式先已封锁宁海一带海口，烧了起义军所有船只。裘甫从黄罕岭（在奉化西北，剡县之东，其路深险，度黄罕岭，则平川四十里入剡）突围，退到剡县。官军围攻剡城，“三日，凡八十三战”（《资治通鉴考异》引《平剡录》）。咸通元年六月，浙东的农民起义最后终于失败了。裘甫、刘等农民领袖大都壮烈牺牲。困守剡县的起义军大将刘从简，率五百壮士，突围退至大兰山（今浙江奉化西北），据险自守，到七月间也终于失败牺牲。

裘甫起义虽然失败，唐王朝却开始趋于崩溃。

懿宗的生活，奢靡无度。懿宗“好音乐宴游，殿前供奉乐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设不减十余，水陆皆备，听乐观优，不知厌倦，赐与动及千缗。曲江、昆明、灞、南宫（即兴庆宫）、北苑（在大明宫之北）、昭应（有华清宫）、咸阳（有望贤楼），所欲游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乐、饮食、幄”。“每行幸，内外诸司扈从者十余万人，所费不可胜纪。”（《资治通鉴》唐咸通七年）

懿宗有爱女同昌公主，宠妃郭淑妃所生，咸通十年（公元869年），嫁与左拾遗韦保衡为妻。懿宗“倾宫中珍玩以为资送。赐第于广化里，窗户皆饰以杂宝，井栏、药臼、槽匮亦以金缕为之，编金银为箕筐。赐钱五百万缗，他物称是。”（《资治通鉴》唐咸通十年）韦保衡不到两年，从起居郎累迁为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势动天下”。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八月，同昌公主病死，懿宗痛悼爱女，杀医官韩宗劭等二十余人，悉收捕其亲族三百余人系京兆狱。

唐玄宗后期，误国的奸相有李林甫、杨国忠，德宗时的误国奸相有元载和卢杞，懿宗时误国的奸相有路岩和韦保衡。路岩也是由翰林学士承旨于咸通五年提升为宰相的。“岩奢靡，颇通赂遗，左右用事”（《资治通鉴》唐咸通十年）。他的亲吏边咸，搜刮的钱财，可赡养全国军队（九十九万人）两年。路岩和韦保衡本来表里为奸，后来因争权遭韦保衡排挤，出任西川节度使。僖宗即位后贬其官，旋勒令自杀。

韦保衡被任命为宰相后，恃恩弄权，排斥异己。宰相王铎是韦保衡贡举时的座主，起居舍人萧遘是韦保衡同年进士，两人都看不起韦保衡，先后遭到摈斥。刘瞻、于琮，都做过宰相，保衡因其不礼于己，贬琮为韶州（治曲江，今广东曲江市东北）刺史，诬刘瞻“与医官通谋，误投毒药”（《资治通鉴》唐咸通十一年），毒死同昌公主，累贬州司户。咸通十四年七月，懿宗病死。九月，韦保衡坐罪免职，贬为贺州（治临贺，今广西贺州）刺史；十月，再贬崖州澄迈（今海南澄迈）令，并勒令自杀。唐懿宗一朝，不是没有好的宰相，但不能重用，而对路岩、韦保衡之辈，奢侈骄佚，排斥异己，却大大加以信任，唐朝的政治就日益滑向下坡路了。

唐懿宗时，南诏曾两陷安南都护府，并侵逼邕州（治宣化，今广西南宁）。唐政府任命高骈为安南都护，逐走了南诏的军队，稳定了安南的局面。咸通十年，南诏自安南撤走，把兵锋转向西川，连陷州（治越，今四川西昌）、黎州（今四川海源北）、雅州（治严道，今四川雅安）、邛州（治临邛，今四川邛崃）、嘉州（治通义，今四川眉川），次年进围成都，为唐军民击退。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南诏军又犯西川，唐任高骈为西川节度使，出兵反击，局面才稳定下来。

懿宗于咸通十四年病死，年四十一。左神策护军中尉刘行深、右神策护军中尉韩文约立懿宗第五子普王俨为皇帝，是为僖宗，年才十二岁，大权完全落在宦官手里。

僖宗继位　从懿宗时起，唐王朝的政治已极其黑暗。咸通十年六月，陕州（治陕县，今河南陕县）民向观察使崔荛“诉旱，荛指庭树曰，‘此尚有叶，何旱之有？’杖之。民怒，放逐之。荛逃于民舍，渴求饮，民以溺饮之”（《资治通鉴》唐咸通十年）。官民关系紧张到这种程度，农民大起义的爆发自不可避免了。

僖宗乾符元年正月，翰林学士卢携上言：“臣窃见关东去年旱灾，自虢（州治弘农，今河南灵宝）至海，麦才半收，秋稼几无，冬菜至少，贫者硙蓬实为面，蓄槐叶为，或更衰羸，亦难收拾。常年不稔，则散之邻境。今所在皆饥，无所依投，坐守乡闾，待尽沟壑。其蠲免余税，实无可征，而州县以有上供及三司（户部、转运、盐铁为三司）钱，督趣甚急，动加捶挞，虽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费，未得至于府库也。或租税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傥不抚存，百姓实无生计。乞敕州县，应所欠残税，并一切停征，以俟蚕麦；仍发所在义仓，亟加赈给。至深春之后，有菜叶木芽，继以桑椹，渐有可食；在今数月之间，尤为窘急，行之不可稽缓。”（《资治通鉴》唐乾符元年）唐王朝的整个官僚机构已经腐烂了，卢携的奏疏，徒为空文，不见切实措施。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七月，飞蝗自东而西，所过食草木叶及五谷皆尽。而京兆尹杨知至却妄奏：“蝗入京畿，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僖宗居然相信，以为是真的事，“宰相皆贺”（《资治通鉴》唐乾符二年）。

僖宗“年少，政在臣下（宦官），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流散或成饿殍），无所控诉”，相聚起义，“所在蜂起”（《资治通鉴》唐乾符元年）。爆发农民大起义的时机成熟了。

第二节　唐末农民大起义

桂林戍卒起义　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爆发了庞勋为首的桂林戍卒起义。

唐代徐州一带，“风土雄劲，甲士精强”。唐王朝为了加强西南边防力量，曾调遣一部分徐州兵戍守岭南，其中八百人驻扎在桂州（治始安，今广西桂林市）。初约三年轮换，后来因调防费用大，到咸通九年，戍卒戍守桂州已达六年，超期三年。徐州都押牙尹戡言于徐泗观察使崔彦曾，“以军帑空虚，发兵所费颇多，请更留戍卒一年”。消息传到桂州，群情愤怒，戍卒推粮料判官庞勋为都将，夺取监军院的兵甲，自行北归。庞勋率戍卒至湖南，乘船沿江东下，过浙西（镇江市），入淮南，经泗州（今江苏盱眙）渡淮。路上招纳逃亡兵士和农民，匿于舟中，众至千人。渡过淮河以后，庞勋向戍卒宣称：“吾辈擅归，思见妻子耳。今闻已有密敕下本军，至则支分灭族矣。丈夫与其自投罗网，为天下笑，曷若相与勠力同心，赴蹈汤火……况城中将士，皆吾辈父兄子弟，吾辈一唱于外，彼必响应于内矣！”（《资治通鉴》唐咸通九年）士众欢呼称善。

当时徐州城内只有四千三百名士卒，徐泗观察使崔彦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统兵三千人拒庞勋。又命宿州出兵五百扼守符离（今安徽宿州北符离集）。庞勋军队开抵符离，与官军激战于睢水之上，官军望风奔溃。庞勋回军进攻宿州（今安徽宿州），宿州已是一座空城，即时攻下。庞勋“悉聚城中货财，令百姓来取之，一日之中，四远云集，然后选募为兵”，“自旦至暮，得数千人”，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庞勋自称兵马留后。过了两天，元密引官军围攻宿州，庞勋搜集城中大船三百艘，备载资粮，乘流而下，冲出重围，在汴河沿岸，选择有利地形，设下埋伏。元密驱兵追击，遭到起义军夹攻，官军大败，元密战死士卒约死千人，残部归附庞勋，无一人得还徐州。庞勋知徐州空虚，乘胜直趋徐州城下。起义军已有六七千人，“鼓噪动地。民居在城外者”，勋“皆慰抚，无所侵扰，由是人争归之”。很快攻下徐州城，囚崔彦曾，杀掉民愤很大的都押牙尹戡、教练使杜璋、兵马使徐行俭等人。城中愿意参军的，一日至万余人。附近诸州的逃亡农民“远近辐凑”、“阗溢郛郭”。“庞勋募人为兵”，人“争赴之，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断首而锐之，执以应募”（《资治通鉴》唐咸通九年）。起义军的人数，激增到十万以上（《旧唐书·懿宗纪》作二十万）。

庞勋遣将命师，分兵略地，先后攻取淮南道的濠州（治钟离，今安徽凤阳西北）、滁州（治清流，今安徽滁州）、和州（治历阳，今安徽和县）。还动员了一万余人围攻“当江、淮之冲”的泗州，严重地威胁了江淮漕运，切断了唐王朝的经济命脉。唐王朝着慌了，任命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即徐州节度使）、徐州行营都招讨使，王晏权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率诸道军及沙陀、吐谷浑等族部众，镇压起义军。

官军尚未集中，戴可师先率三万士兵，渡淮增援地当江淮要害的泗州。当时，泗州东南的都梁城（今江苏盱眙东南）已落入义军手中。官军围攻都梁城，起义军夜中撤出。第二天，官军进入都梁城，这不过是一座空城，戴可师恃胜不设备，适值大雾，起义军数万疾趋而至，纵击官军。官军不能成列，遂致大败，将士得免者才数百人，器械、资粮、车马丧失殆尽，戴可师和监军使（宦官）也被起义军所杀。

戴可师被杀，官军三万全歼。庞勋为了进一步鼓励士气，“作露布，散示诸寨及乡村，于是淮南士民震恐，往往避地江左”。淮南节度使令狐，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官僚，他怕起义军进入淮南，即施行缓兵之计，派人向庞勋表示，代为向朝廷奏请徐州节度使节钺，庞勋乃息兵待命，丧失了进击淮南的战机。

这时汴河已被切断，“江淮往来皆出寿州”（治寿春，今安徽寿县）。庞勋乘胜围寿州，取诸道贡献及商人财货。这时庞勋便骄傲起来，自以为无敌于天下，“日事游宴”。当时集中在徐州的起义军有数万人，资粮匮竭乃敛富室及商旅财帛，什取其七八。与庞勋一同起义的桂州戍卒更为骄暴，“夺人资财，掠人妇女”，不听庞勋约束。“由是境内之民皆厌苦之。”（《资治通鉴》唐咸通九年）

从戴可师覆师后，官军也重新作了部署。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王晏权作战不力，唐朝廷把他撤换了，改以兖海节度使曹翔为徐州北面招讨使。魏博节度使（镇魏州元城，今河北大名北）何全皞也派遣魏博大将薛尤统兵一万三千人，开赴徐州前线。曹翔的军队，驻扎在滕（今山东滕州）、沛（今江苏沛县）；薛尤的军队，驻扎在丰（今江苏丰县）、萧（今江苏萧县西北），采用口袋战术，逐渐往东向徐州外围收缩。康承训统率的官军主力七万余人屯于柳子（今安徽宿州西北临涣集北）之西，还有附塞的沙陀部落三千精骑由其酋长朱邪赤心率领，配合唐军作战。

起义军将领王弘立率主力三万，前去抵挡官军。弘立引兵渡过涣水，夜袭鹿塘寨（今安徽宿州西北临涣集之西北），次日黎明时包围了鹿塘寨，不料遭到沙陀军和官军的夹击，起义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委弃资粮，器械山积”。康承训既破王弘立，进逼柳子，与起义军柳子守将姚周一月之间激战数十次，姚周战败。官军包围柳子寨，四面纵火，起义军放弃柳子寨，沙陀军以精骑邀击，屠杀殆尽。姚周冲出重围，只带领麾下数十人南奔宿州。宿州守将梁丕因私嫌杀姚周。庞勋责怪梁丕擅杀姚周，把他撤换，另派徐州旧将张玄稔代理宿州州事。

庞勋经过几次挫败，接受了谋士周重的意见，于咸通十年四月，杀前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及徐州监军张道谨等，表示与唐王朝的决裂。于是拣选丁壮，得三万人，更造旗帜，装备以精良兵器。起义军共推庞勋为天册将军。

庞勋的战略部署，认为要避免两线作战，先得解除从西北面向滕、丰方面来的威胁，然后全军南下，与官军主力决战。庞勋留父亲庞举直和首义将领许佶等留守徐州，自己亲率大军袭击包围丰县的魏博军。魏博五寨军队，不战自溃。唐徐州北面招讨使曹翔方围滕县，闻魏博军败，引兵退保兖州。西北面的威胁解除后，庞勋引兵南下，直趋柳子寨，准备与官军主力决战。不料作战计划泄露，康承训秣马整众，设伏等待，起义军陷入官军重围，损折了数万人。勋收散卒三千人，退入徐州。庞勋起兵时，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土豪郑镒，聚众三千，自备资粮器械，响应起义军，至是以下邳降唐。蕲县（今安徽宿州南）土豪李衮亦杀起义军守将，举城降唐。沛县裨将朱玖趁起义军守将李直赴彭城议事，举城降唐。宿州守将张玄稔杀起义军将领张儒等，开城门降唐。宿州城内有精兵三万人，康承训配以精骑数百，直趋符离，符离守军不知道张玄稔已叛变，开门延纳，玄稔既入，斩将收兵，复得万人，北趋徐州。

庞勋败后，接受宿州守将张实的建议，引兵西击宋州（州治宋城，今河南商丘南）、亳州（州治谯县，今安徽亳州），打算吸引官军西进，解宿州之围。咸通十年九月，庞勋率起义军二万西出，袭破宋州南城，又渡汴水，南攻亳州。康承训引步骑八万，使沙陀部落朱邪赤心率数千骑为前锋，追击庞勋于亳州，起义军大败，全军覆灭，生脱者才千人，庞勋也在此役中牺牲。

在庞勋军败之前，张玄稔进围徐州，崔彦曾故吏路审中开城迎接官军，庞举直、许佶等悉被杀害，官军悉捕桂州戍卒亲族，死者数千人。轰轰烈烈的庞勋领导的戍卒起义，就这样失败了。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其影响却是非常深远的，《新唐书·南诏传赞》称：“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桂林戍卒起义，实际拉开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庞勋的“余党犹相聚于闾里”，或者“散居兖、郓、青、齐之间”（《资治通鉴》唐咸通十一年），后来又参加到王仙芝、黄巢起义军里去了。

王郢海上举兵　浙西狼山（今江苏南通市南狼山）镇遏使王郢等六十九人有战功，镇海节度使（镇丹徒，今江苏镇江市）赵隐赏以职名而不给衣粮，郢等论诉不获，遂于乾符二年（公元875年）四月举兵反唐。部众近万人，攻破苏（州治吴，今江苏苏州市）、常（州治武进，今江苏常州），乘船往来，泛江入海，转攻两浙（浙东、浙西），南及福（州治侯官，今福建福州）、建（州治建安，今福建建瓯），严重地威胁了唐江南东道的沿海航行安全，也影响了漕运的海上转输。乾符三年，王郢通过温州（治永嘉，今浙江温州市）刺史鲁，求为望海镇（今浙江镇海）使，为郢论奏，唐朝廷以郢为太子率府率，郢拒不赴职。乾符四年正月，王郢诱执鲁。二月，郢攻破望海镇，掠明州（治，今浙江宁波市南），又破台州。朝廷下诏二浙、福建各出舟师进行追讨。

王郢把主力引向浙西，镇海节度使裴璩一面严兵设备，而避免正面作战；一面秘密招降王郢部将朱实，散其徒六七千人。同年四月，郢收余众东至明州，为唐兵射杀。王郢的海上起义，就此失败。

王仙芝、黄巢起义　唐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冬末，濮州（治鄄城，今山东鄄城北）人王仙芝，聚众数千人，在长垣（今河南长垣县）首义。乾符二年正月初三日，王仙芝传檄诸道，“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资治通鉴考异》引《续宝运录》）。不久，就攻陷了濮州、曹州（治济阴，今山东定陶西北），起义队伍发展到数万人。冤句（今山东菏泽西南）人黄巢聚众数千人响应王仙芝的起义。“巢少与仙芝皆以贩私盐为事，巢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兼有士人和豪侠的身份。他聚众起义后，与王仙芝协同作战，“横行山东，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资治通鉴》唐乾符二年）。当时小股的农民起义队伍到处都是，北自濮、曹，南至淮南，多者千余人，少者数百人。唐政府密诏宣武（镇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感化（镇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节度使、泗州防御使（治临淮，今江苏盱眙北），选精兵数百人于巡内游弈，防卫纲（漕运）船，可见农民起义已威胁到唐漕运的畅通，所以唐政府不得不调动各道军队加强运河沿线的防务。

乾符二年十二月，王仙芝在进攻沂州（治临沂，今山东临沂）时，见唐军向运河全线集中，为避免和唐军决战，遂挥兵西向，乘虚袭击东都洛阳外围地区，接连攻下了阳翟（今河南禹州）、郏城（今河南郏县）。唐军增强了洛阳和陕州（治陕县，今河南陕县西南）、潼关的军事力量。王仙芝转而南下，于乾符三年（公元867年）九月攻克汝州（治梁县，今河南临汝），活捉汝州刺史王镣。汝州离开洛阳只有一百六十里地，汝州的陷落，使洛阳震惊，士民纷纷挈家外逃。鉴于东都受到严重威胁，唐政府使出诱降花招，宣布赦免王仙芝及其部将尚君长，并将除官授职。王仙芝并不理会，率众北攻郑州（治管城，今河南郑州）不利，南向转攻唐（州治比阳，今河南泌阳）、邓（州治穰县，今河南邓州）。十一月，连下郢（州治京山，今湖北京山）、复（州治沔阳，今湖北仙桃西南）二州，转战申（州治义阳，今河南信阳）、光（州治定阳，今河南潢川）、庐（州治合肥，今安徽合肥）、寿（州治寿春，今安徽寿县）、舒（州治怀宁，今安徽潜山）、蕲（州治蕲春，今湖北蕲春北）等州。由于扬州唐军兵力集中，所以王仙芝军队不再向东推进，暂时驻军蕲州郊外。

被王仙芝所俘虏的汝州刺史王镣，是宰相王铎的堂弟；蕲州刺史裴偓，又是王铎知举时的门生。王镣为王仙芝写信给裴偓，表示愿意接受“招安”。裴偓据以上奏朝廷，王铎固请“招安”，唐政府便任命王仙芝为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仙芝有意接受，黄巢却十分愤怒，说：“当初共立大誓，横行天下。如今你去左神策军做官，众多士卒将何处安身？”他和部众坚决反对投降，迫使王仙芝放弃唐政府授予的官职。一部分起义军由王仙芝、尚君长统率，另一部分起义军由黄巢率领，“分道而去”。黄巢挥兵北上，乾符四年（公元877年）正月，攻克郓州，杀天平节度使薛崇；三月，又攻破沂州，最后把军队拉入查牙山（今河南遂平西），和尚君长弟尚让合军。一度围攻宋州（治宋城，今河南商丘北），企图切断运河交通，由于唐军堵击，又折而南略蕲、黄（州治黄冈，今湖北黄冈），北扑濮州（治鄄城，今山东鄄城北）、滑州（治白马，治河南滑县东），进攻洛阳外围的叶（今河南叶县南）、阳翟（今河南禹州）。唐政府为了保卫东都，调动重兵来东都一带布防，黄巢就又挥兵南下了。

王仙芝和黄巢分道扬镳以后，一度过江攻下鄂州（治江夏，今湖北武汉），但其主力还在江北。义军连破安州（治安陆，今湖北安陆）、随州（治随，今湖北随州），又向郢（州治京山，今湖北京山）、复（州治沔阳，今湖北仙桃西南）一带作战略的转移。这时唐招讨副使、都监、宦官杨复光派人去劝诱王仙芝投降，王仙芝派尚君长等去邓州见杨复光，中途为唐平卢节度使（镇青州益都，今山东青州）、招讨使宋威所劫取，宋威谎报是临阵生擒，复光奏称尚君长等实系投降，非威所擒。唐政府派御史就地审讯无结果，把尚君长解往长安斩首。

乾符五年（公元878年）正月，王仙芝攻入江陵外郭，有沙陀兵五百骑从襄阳驰援江陵，王仙芝兵败撤走。同月，唐把作战不力的宋威撤回青州，任命曾元裕为招讨使。黄梅（今湖北黄梅西北）决战，义军五万壮烈牺牲，王仙芝也战死在沙场。王仙芝的余部王重隐一支，攻破洪州（治豫章，今江西南昌），转略湖南。重隐的别将另一义军将领曹师雄向东进军宣（州治宣城，今安徽宣城）、润（州治丹徒，今江苏镇江）。宣、润是江淮的重镇，江南的粮食在此集中，唐政府急派招讨使曾元裕、副使杨复光调遣重兵驻防宣、润。曹师雄掉转兵锋进攻湖州（治乌程，今浙江湖州）。镇海节度使裴璩遣兵击退曹师雄。洪州方面，王重隐战死，义军另一将领徐唐莒继续驻守洪州。唐政府为了加强浙西方面的力量，调高骈充任镇海军节度使。

黄巢起义军的南下与北征　在王仙芝战死的时候，黄巢正在攻打亳州（治谯县，今安徽亳州），尚未攻下。王仙芝一死，王仙芝在长江以北的余部由尚让率领，和黄巢军会合。王仙芝的失败，尚君长的被杀，使黄巢为首的起义军将领觉悟到和唐王朝绝无妥协的余地，决定建立军政府，公推黄巢为主，号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署置官属。在战略部署方面，唐的重兵，集结在东都附近和运河全线以及长江北岸西起江陵东抵扬州沿线，义军不当留滞在这些地区和官军作战，应该向唐军力量薄弱地区进军。乾符五年三月，黄巢的起义军，就作战略上的转移，渡江而南了。起义军连续攻下虔（州治赣县，今江西赣州）、吉（州治庐陵，今江西吉安）、饶（州治鄱阳，今江西波阳）、信（州治上饶，今江西上饶）四州。八月，攻宣州不克，乃引兵攻浙东，开山路七百里（由衢州至建州建瓯凡七百另五里，路线是由衢县至浦城、建瓯，不经过仙霞岭），进入福建。十二月，攻下福州，观察使韦岫弃城逃走。乾符六年（公元879年），又由福州出发，进军岭南。唐统治阶级镇压不成，酝酿“招安”，黄巢提出任命他为广州节度使，唐政府因广州是海外贸易大港和财源重地，不肯让黄巢占有，只任命他为太子率府率。黄巢大怒，急攻广州，即日攻克，活捉节度使李迢。

起义军在岭南因水土不服，士卒遇上瘴疫（大概是恶性疟疾），病死的很多。黄巢接受部下的意见，决定北还以图大事。乾符六年十月，黄巢自号义军百万都统，发表檄文，宣称即将入关，历数唐王朝宦官专权、官吏贪暴、考选不公等弊政，禁止刺史积攒私财，县令犯赃者族诛。义军自桂州（治始安，今广西桂林）乘大筏，沿湘江顺流而下，经衡州（州治衡阳，今湖南衡阳）、永州（治零陵，今湖南零陵），直抵潭州（治长沙，今湖南长沙）城下，一天就攻下潭州城。尚让乘胜进逼江陵，众号五十万。当时江陵唐兵不满万人。荆南节度使（镇江陵）、南面行营招讨都统王铎留部将刘汉宏守江陵，自己率众退往襄阳。王铎刚离开江陵，刘汉宏就大掠江陵，焚荡殆尽，士民逃窜山谷，碰上大雪，僵尸满野。在刘汉宏焚烧江陵城之后的十多天，义军占领了江陵。

这年十一月，黄巢率军北趋襄阳。唐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和江西招讨使曹全晸联军驻扎荆门（今湖北荆门），设伏逆战，义军中伏大败，损折较重。义军就转从江陵南渡长江，向东推进，攻破鄂州外郭，转战饶、信、池（州治秋浦，今安徽贵池）、宣、歙（州治歙县，今安徽歙县）、杭（州治钱塘，今浙江杭州）等州，人数很快又发展到二十万人。唐王朝加强了江淮的军事部署，调任镇海节度使高骈为淮南节度使，旋任为诸道行营都统，以周宝为镇海节度使。高骈因兼任诸道兵马都统，一方面传檄征调天下兵，一方面自行召募，得土（淮南道）、客（诸道）兵共七万人，藉以扩大声势。

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四月，高骈部将张渡江进攻黄巢，巢退保饶州，义军将领常宏率众数万降敌。进陷饶州，黄巢退保信州。义军在信州又遇疾疫，士卒患病、死亡的很多，战斗力大为削弱。张乘机急攻，黄巢用大量黄金贿赂张，表示要向高骈投降，高骈信以为真，答应向唐政府保奏，替黄巢谋求节度使的职位。当时昭义（泽潞）、感化（徐泗）、义成（镇滑州白马，今河南滑县东）等兵马数万，集中在淮南，高骈怕诸道平分他的功绩，奏称黄巢不日可以平定，不烦诸道兵，请悉遣归。唐政府果然把三道兵马各遣归本镇。这么一来，义军就从劣势转变为优势，趁机和唐军决战，结果唐军大败，张阵亡。六月，义军分兵攻破睦州（治建德，今浙江建德东）、婺州（治金华，今浙江金华）。义军主力在黄巢亲自指挥下，攻下宣州。七月，自宣州的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市长江东岸）渡江，进围六合（今江苏六合）、天长（今江苏天长），兵势甚盛。高骈畏怯不敢出兵，一再上表告急，朝廷失望，下诏谴责，高骈索性假装风痹病发，但求自保而已。唐新任命的天平节度使兼东面副都统曹全晸率军六千退屯于泗水之上，被义军一举击溃。九月，“黄巢遂悉众渡淮，所过不虏掠，惟取丁壮以益兵”（《资治通鉴》唐广明元年）。

黄巢起义军进占长安　黄巢起义军渡淮之后，攻下申州（治义阳，今河南信阳），转战颍（州治汝阴，今安徽阜阳）、宋（州治宋城，今河南商丘）、徐（州治彭城，今江苏徐州）、兖（州治瑕丘，今山东兖州）诸州境界，所到之处，官吏逃溃，如履无人之境。广明元年十一月，黄巢大军进入汝州（治梁县，今河南汝州）境内，逼近东都洛阳了。黄巢自称天补大将军，发布檄文通告唐诸道：“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十一月十一日，唐僖宗开延英殿商讨对策，当权宦官军容使田令孜奏请拣选左右神策军弓弩手防守潼关，同时作逃蜀的准备。唐僖宗于是选调神策军弓弩手二千八百人，任命左神策军马军将军张承范为把截潼关制置使，去把守潼关。十四日，义军轻而易举地攻克洛阳，唐东都留守刘允章率百官迎谒，黄巢入城，劳问而已，闾里晏然。二十一日，义军又攻下虢州（治弘农，今河南灵宝北），已经迫近潼关了。

唐神策军士皆长安富家子弟，由于贿赂宦官窜名军籍，平时只知华衣怒马，凭势使气，未尝经历战阵；一旦听说要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贫人代行，他们往往不能操刀持枪，唐军的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了。十二月初一日，张承范率神策军到达潼关，和唐前线溃军一万多人汇合，但两军皆绝粮，士卒没有斗志。同一天，义军前锋进抵关下，白旗满野，不见边际。一会儿，黄巢亲临战场，举军大呼，声振河、华。接战结果，唐军大败。初二日，义军急攻潼关，关左有一山谷，平日禁止行人来往，谓之“禁”，谷中灌木寿藤（万岁藤），茂密如织。义军乘夜进入禁谷。初三日晨，前后夹攻潼关，关上唐兵溃散，张承范变服逃走。田令孜闻义军已破潼关，乃诿过于坚持主张镇压起义军的宰相卢携，免去其职务，携服药自杀。十二月初五日，田令孜率神策军五百人奉唐僖宗逃出长安城，只有少数皇族和妃嫔从行，宰相和百官都不知道。

初五日中午，义军前锋将柴存进入长安，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帅唐文武数十人迎黄巢于灞上。义军号称六十万，“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民夹道聚观，尚让历谕之曰：‘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义军将士见到穷苦市民往往施与财物。十二月十二日，黄巢即皇帝位于含元殿（大明宫正殿），“击战鼓数百以代金石之乐。登丹凤楼，下赦书，国号大齐，改元金统”（《资治通鉴》唐广明元年）。黄巢任命尚让为太尉、中书令，赵璋为侍中，崔（唐前浙东观察使）、杨希古并同平章事，孟楷、盖洪为左右仆射、知左右军事，费传古为枢密使。除了崔以外，大齐朝的军政大权紧紧地掌握在农民起义军将领手中。

黄巢占领长安后，“杀唐宗室在长安者无遗类”。并命令唐官三品以上一律停职；四品以下留任，不过要到赵璋府第投递名衔（名片），才得复官。唐宰相豆卢、崔沆及左仆射于琮、右仆射刘邺、太子少师裴谂（裴度子）等，逃匿民间，被搜获后全都处死。金吾大将军张直方虽领衔到灞上迎降，但是他的永宁里府第，多匿公卿，藏于复壁，黄巢发觉后，杀掉直方一家。

唐僖宗从长安逃往兴元（梁州南郑，今陕西汉中），翌年正月又逃奔成都。唐凤翔节度使（镇岐州雍县，今陕西凤翔）郑畋在凤翔“完城堑，缮器械，训士卒，密约邻道合兵”拒巢，“邻道皆许诺发兵，会于凤翔。时〔神策〕禁兵分镇关中者尚数万”，闻唐僖宗逃蜀，“无所归，畋使人招之，皆往从畋，畋并分财以结其心。军势大振”。河中节度使（镇河中府河东县，今山西永济蒲州镇）王重荣开始伪降于黄巢，后来因黄巢的军政府“调财不已，又将征兵”，河中吏民杀巢使臣，黄巢遣弟黄邺、大将朱温率兵进攻河中，反为重荣所败。义武节度使（镇定州安喜，今河北定州）王处存亲自率部入援。夏绥节度使（镇夏州朔方，今内蒙古乌审旗白城子）拓跋思恭也纠合夷、夏之兵，会延节度使（镇州洛交，今陕西富县）李孝昌联军同盟拒巢。唐王朝任命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畋奏以泾原节度使（镇泾州安定，今甘肃泾水北）程宗楚为副都统，前朔方节度使唐弘夫为行军司马。唐军结集得很快。黄巢在中和元年（公元881年）二月，命尚让率众五万进攻凤翔，结果，义军中伏失利，损折过半。四月，唐军向长安推进，唐弘夫屯渭北，王重荣屯沙苑（今陕西大荔南），王处存屯渭桥，拓跋思恭屯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郑畋也进驻（今陕西周至）。

四月初五日，唐弘夫率军进逼长安，黄巢率众撤出长安，唐弘夫、程宗楚、王处存三军进入长安，得到官僚、地主和富裕市民的欢迎。进入长安的唐军，纷纷放下兵器，闯入第舍，抢掠金帛妇女。义军侦知城中混乱情况，出兵自诸门分入，与唐军展开剧烈巷战，唐弘夫、程宗楚战死，唐军死者什八九。王处存收余众退出长安，还营渭桥。初十日，黄巢回到长安，“怒民之助官军，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资治通鉴》唐中和元年）。包围长安城的各路唐军，遭此挫败，只得撤围。

黄巢的退出长安与起义军的最后失败　黄巢领导的起义军，从转战中原，到远征岭南，又从岭南北返，渡淮以后，直指长安。起义军利用唐各地藩镇军事势力的不平均，有时乘虚，如略地福建，进军岭南；有时攻坚，如破江陵，越淮南；以至破东都，破潼关，入长安，从战略部署来讲，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要摧毁旧势力容易，要建立新秩序困难。黄巢转战全国，攻城略地，获得一城，放弃一城，不知道建立根据地，起义军的队伍虽壮大发展，从二十万发展到六十万，军队不集中，力量就要分散；军队一集中，给养可就困难了。给养一困难，军队的纪律很难维持，人民正常生活没有保障，新秩序就无法建立起来。

唐王朝的经济命脉，主要依靠扬州和益州。唐僖宗逃蜀，就是依靠益州的资源来养兵养官。高骈割据淮南，偃蹇不臣；周宝据浙西，控制两浙，江淮粮食自然不会供应关中、洛阳。关中和洛阳失去扬、益的经济支援，处境就十分艰难了。

黄巢击败唐军，再次进入长安。他不趁兵力全盛的时候，转移阵地，这是最大的失策。困守是待援，困守而无援可待，要这座长安孤城何用呢？取得长安，并不是农民革命最后的成功，应该及时扩大控制地区，建立稳固的根据地，然而黄巢却依旧留恋长安，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唐军在长安巷战失败之后，藩镇内部还是矛盾重重。武宁节度使（镇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支详为其部将陈所杀，另一部将时溥又杀，后被任命为武宁节度使。凤翔行军司马李昌言利用凤翔仓库虚竭，“粮馈不继”，激怒士兵，还袭府城，逼迫凤翔节度使、西面诸军行营都统郑畋出走，畋西奔成都，由李昌言出任凤翔节度行营招讨使。唐政府在中和二年（公元882年）正月，任命首相王铎充任诸道行营都都统，兼义成节度使（镇滑州白马，今河南滑县东），指挥调度关中全线军事。王铎统率西川、东川、梁州（山南西道）三路兵马，驻军于（今陕西周至），泾原节度使（镇泾州安定，今甘肃泾川北）张钧的军队驻扎在京西，易定节度使王处存和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两军驻扎在渭北，凤翔节度使李昌言的军队驻扎在兴平，坊节度使李孝昌和夏绥节度使拓跋思恭的军队驻扎在渭桥，忠武节度（镇许州长社，今河南许昌）的军队，由监军（宦官）杨复光带领，攻下邓州（治穰县，今河南邓州），并把兵锋推进到蓝田关（今陕西蓝田东南），进屯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唐军缩紧了对长安的包围，起义军中的动摇分子开始在动摇了。

黄巢大将、同州防御使朱温见义军兵势日蹙，知黄巢将亡，九月间杀监军严实，以同州投降王重荣。大齐华州刺史李详也想降唐，为监军告发，黄巢杀李详，以弟黄思邺为华州刺史。唐僖宗见到朱温降表，以朱温为右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并赐名全忠。唐政府尽量采用收买政策，收买义军叛徒，分化义军队伍。

这时西突厥余部沙陀部落酋长李赤心，附塞后，帮助唐王朝镇压庞勋起义有功，官至振武节度使（治单于都护府，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后来为吐浑大同节度使赫连铎所袭，逃奔塞外的达靼部落。其子李克用骁勇善战，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和行营都监杨复光向都都统王铎进言，调用这支部队来镇压屠杀农民军。中和二年（公元882年）十二月，唐王朝任命李克用为雁门节度使（镇代州雁门，今山西代县），令其带领军队四万人，开至河中。中和三年正月，李克用败黄巢弟黄揆于沙苑（今陕西大荔东南）。王铎承制以李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这时十军兼十二卫观军容使田令孜怕王铎抢立头功，在唐僖宗面前说了王铎坏话，攻击王铎讨黄巢久无功，罢免其都都统的职务，任命他为义成节度使（镇滑州白马，今河南滑县东）。任命都都监西门思恭为右神策护军中尉，充诸道租庸兼催促诸道进军等使，代替王铎，指挥全线战事。

二月，李克用进军乾（今陕西大荔西），与河中（王重荣）、易定（王处存）、忠武（杨复光以监军将忠武军）三道联军，同农民军决战。这时农民军集结在梁田陂（今陕西华县西）一带，约有十五万人，决战结果，农民军损失惨重。李克用进围华州（今陕西华县）。黄巢命尚让率军增援华州，李克用、王重荣联军击败尚让军，进拔华州，华州守将黄揆弃城撤退。

农民军一再失利，粮食复尽，准备放弃长安，先发兵三万守蓝田道。农民军与李克用及诸道军再次大战于渭南（今陕西渭南），又大败。四月初八日，沙陀、忠武、河中等军进入长安，农民军焚宫室向蓝田关撤退。唐军入城后，把长安劫掠一空，“长安室屋及民所存无几”（《资治通鉴》唐中和三年）。黄巢经过蔡州（治汝阳，今河南汝南），唐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战败，称臣降巢，和巢联军。黄巢经过陈州（治宛丘，今河南淮阳），使其骁将孟楷进攻陈州，楷战败被杀，黄巢大怒，率众围攻陈州。从中和三年六月，直到中和四年（公元884年）四月，包围陈州达三百天之久。黄巢的退军路线，在战略上来讲，并没有错误，出蓝田关，经蔡州，然后经过陈州、亳州，到达徐泗，取淮南道作根据地，再来和唐一决胜败。可是黄巢围攻陈州三百天，大小数百战，不但士卒疲惫不堪，而且迁延时日，使淮南北的方镇有了准备，唐军又跟踪追击，这是严重的失着。黄巢不得不撤围东走。五月，大雨，平地水深三尺，农民军营寨为大水所漂。黄巢引兵东北直指大梁，身为宣武节度使的朱温，赶紧向沙陀酋长李克用求救。李克用追及黄巢军于中牟（今河南中牟）北王满渡，乘农民军渡河时发起攻击，农民军大败。大将尚让率军万余人，向徐州方向转移，投降武宁节度使时溥。其余将领李傥、葛从周、张归霸等也背叛黄巢，率部投降朱温。

李克用率沙陀兵紧紧追击黄巢，经过封丘（今河南封丘）、胙城（今河南延津北三十里）、匡城（今河南长垣南），直到冤句（今山东菏泽西南），昼夜行军，人马疲乏，粮尽，乃还汴州。

黄巢率余众东奔兖州（治瑕丘，今山东兖州），唐武宁节度使时溥遣部将李师悦率兵万人，会同叛徒尚让尾追不舍。六月十五日，瑕丘一战，黄巢身边人马丧亡殆尽，黄巢退至狼虎谷（在泰山东南莱芜界）。六月十七日，黄巢见自己已无路可走，谓外甥“林言曰：‘汝取吾首……可得富贵，毋为他人利。’”（《新唐书·黄巢传》）“外甥再三不忍下手，黄巢乃自刎过与外甥。”（《资治通鉴考异》引《续宝运录》）林言乃将黄“巢及二弟邺、揆等七人首并妻子函送徐州”（《旧唐书·黄巢传》）。路遇沙陀、博野军，杀林言，夺黄巢等首级，送往徐州献给时溥请赏。

黄巢死后，巢从子黄浩率领义军余部七千，转战江湖间，自号“浪荡军”。昭宗天复（公元901—904年）初，攻破浏阳（湖南浏阳），“欲据湖南”（《新唐书·黄巢传》）。湘阴（今湖南湘阴西）土豪邓进思设伏山中，浩遭到狙击，被杀害。

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从乾符元年（公元874年）十二月，王仙芝起义濮州，至中和四年（公元884年）六月，黄巢在狼虎谷牺牲，前后十年，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唐王朝也从此分崩离析，终究趋于覆亡了。中国封建社会划分时期的话，从魏晋到唐五代，应该属于一个阶段。这阶段又有三个较大的变化，从魏黄初九品中正制的实施，部曲佃客制度的出现，到隋代的废除九品中正制，唐的发展科举制，世家大族政治垄断地位的逐渐动摇，这是第一个变化。从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租庸调制度的废除，和两税法的实行，标志着封建经济发生较大变化，部曲佃客的隶属地位也在发生变化，庶族田庄经济正在发展，这是第二个变化。唐末农民大起义，终于使《唐律》废弃了（当然其中有些条文还是被后来的封建法典继承下来，在《大明律》里还能找到它的痕迹），把《氏族志》确定的世家大族的地位冲淡了，这是第三个变化。这些连续不断的变化，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第三节　唐王朝的覆亡

僖宗的弊政　唐僖宗即位时，年才十二，委政事于枢密使、神策军中尉田令孜，呼令孜为“阿父”。令孜“多巧数，招权纳贿，除官及赐绯（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紫（三品以上服紫），皆不关白于上”。“上与内园小儿狎昵，赏赐乐工、伎儿，所费动以万计，府藏空竭。”（《资治通鉴》唐乾符二年）

僖宗“好骑射、剑槊、法算，至于音律、蒱博，无不精妙；好蹴鞠、斗鸡”，“尤善击球。尝谓优人石野猪曰：‘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资治通鉴》唐广明元年）僖宗专事游戏，不亲政事。西川是唐王朝的命脉所在，和江淮一样，只要扬、益两地掌握在唐王朝手里，唐王朝就能苟延残喘。广明元年，当黄巢从岭南出兵攻下江陵之际，僖宗听从宦官田令孜的建议，免去崔安潜的西川节度使职位，任命左神策大将军陈敬（田令孜兄，令孜本姓陈）为西川节度使，并以左神策大将军杨师立为东川节度使，牛勖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据说他们奉命以“击球赌三川”，西川最富庶，陈敬击球得第一筹，所以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

西川在崔安潜任节度使的时期，治安情况比较好，人民也较能安居乐业。到了陈敬代替崔安潜充任西川节度使，继而僖宗逃蜀，蜀人的剥削负担加重，蜀地也日益多事。陈敬多遣人历县镇（刺探）事，谓之“寻事人”，到处诈取财物。中和二年（公元882年），有两个寻事人到了资阳镇（今四川资阳），独无所求。两人离开后，资阳镇将谢弘让心里疑惧，亡命深山。捕盗使杨迁诱使弘让出山自首，却执送至节度使府，诡称讨击擒获以求功。敬不加讯问，杖弘让脊二十，钉于城西十四日，煎油泼之，又以胶麻掣其疮，备极惨酷。又有邛州（治临邛，今四川邛崃）牙官阡能，因公违期，避杖亡命，闻弘让之冤，大骂杨迁，集众起义。逾月，众至万人，立部伍，署职级，转战邛、雅（州治严道，今四川雅安）两州间，攻夺城邑。蜀人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韩求各聚众数千人响应阡能。陈敬遣牙将杨行迁等率兵五千，与阡能战于乾溪（今四川双流界内），官军大败。行迁等恐无功获罪，多执村民为俘送府，日数十百人，敬不问，悉斩之。其中亦有老弱及妇女，观者或问之，都说：“我方治田绩麻，官军忽入村，系虏以来，竟不知何罪”（《资治通鉴》唐中和二年）。陈敬用恐怖屠杀的手段，来镇压西川人民，阡能的势力便从邛、雅发展到蜀州（治晋原，今四川崇州）。陈敬最后还是调动了劲旅，改派西川节度押牙高仁厚为都招讨指挥使，镇压起义群众，剿抚兼施。结果，韩求和罗夫子在战斗中牺牲，阡能、罗浑擎等被俘后惨遭杀害。

这时又有韩秀、屈行从起兵，截断长江三峡通路。陈敬选点兵士三千人，由押牙庄梦蝶押领，前往镇压，反为韩秀所败，退保忠州（今重庆忠县）。江淮贡赋，皆为所阻。云安（今四川云阳）至井（今四川珙县西）间路又不通，民间乏盐。陈敬又派遣高仁厚出兵镇压，擒韩秀、屈行从。仁厚诘问他们：“何故反？”秀答：“自大中皇帝（指唐宣宗）晏驾，天下无复公道，纽解纲绝。今日反者，岂惟秀，成是败非，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资治通鉴》唐中和三年）这几句话，道出了官逼民反的政治现实。

高仁厚平阡能、韩秀，立了大功。陈敬曾对他说：“成功而还，当奏天子，以东川相赏。”东川节度使杨师立听说后，难免有怨言。田令孜藉口杨师立对韩秀的起兵防范不力，征师立为尚书右仆射，免除他的东川节度使职位。杨师立大怒，历数陈敬十条罪状，举兵讨伐陈敬。陈敬又荐高仁厚为东川留后，率兵进攻师立，东川兵败，县被围，师立自杀。高仁厚遂出任东川节度使。可是陈敬后来又猜忌高仁厚，光启二年（公元886年），还是把他杀害了。

秦宗权，蔡州上蔡（今河南上蔡）人，本来是许州（治长社，今河南许昌）的衙将。黄巢入长安，秦宗权拥有劲卒万人，忠武（镇许州）监军杨复光要利用他，提拔他为蔡州节度使（又名奉国军节度使，镇汝阳，今河南汝南）。中和三年（公元883年），黄巢退出长安，经过蔡州时，秦宗权逆击农民军，遭到惨败，就转而和黄巢联合，只是想保持地盘而已。黄巢起义失败以后，秦宗权的势力却得到发展，四出掠地，“所至屠翦焚荡，殆无孑遗”。“北至卫、滑，西及关辅，东尽青、徐，南出江淮”，“极目千里，无复烟火”（《资治通鉴》唐光启元年）。光启元年（公元885年），秦宗权还在蔡州自称皇帝，署置百官。到文德元年（公元888年）才失败，被部将囚禁起来，降于朱温，朱温把他送往长安处死。秦宗权作乱，前后历时六年，给中原地区带来了很大的破坏。

唐僖宗于光启元年（公元885年）三月，回到长安。长安经过两次巷战和官军的烧掠，破坏不堪，“荆棘满城，狐兔纵横”。朝廷号令所行，惟河西、山南、剑南、岭南数十州而已。唐僖宗在成都时，田令孜曾招募新军五十四都，每都千人，分隶左右两神策军。又南牙、北司官共万余员。当时藩镇各专租税，度支惟收京畿、同、华、凤翔等数州租税，不能赡养军队。赏赍不时，士卒有怨言。原先属榷盐使管辖的蒲州安邑、解县（皆在今山西运城境内）盐池，中和以来，都归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所擅有，每年献盐三千车，以供国用。田令孜奏请唐僖宗，尽收两池盐利以赡军，并任命自己兼两池榷盐使。又把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调充泰宁节度使（镇兖州）。王重荣不肯去兖州，和太原节度使李克用联合在一起，声讨田令孜。田令孜也结好邠宁节度使（镇邠州新平，今陕西彬县）朱玫、凤翔节度使（镇岐州雍县，今陕西凤翔）李昌符来对抗李克用、王重荣。沙苑会战，朱玫、李昌符大败，京城危急，田令孜与唐僖宗逃往凤翔。李克用、王重荣同表请大驾还宫，并请诛田令孜。田令孜乃劫唐僖宗往宝鸡（今陕西宝鸡），又自宝鸡度大散关（今大散关）逃至兴元（今陕西汉中）。朱玫、李昌符也不愿受田令孜利用，反而联合李克用、王重荣反对田令孜。田令孜到了兴元以后，自知不为藩镇所容，自任为西川监军使，推说有病，到成都求医，依靠他的哥哥西川节度使陈敬去了。另一大宦官枢密使杨复恭兼任左神策中尉、观军容使。唐朝廷的权力，这时不在南牙，而在北司，由田令孜转移到杨复恭手里。

光启二年（公元886年）四月，朱玫召集凤翔百官，拥立唐肃宗之子襄王的曾孙襄王为主，初称“权监军国事，承制封拜指挥”。玫率百官迎回长安。同年十月，即皇帝位。朱玫自加侍中，兼左右神策十军使，诸道盐铁转运等使。朱玫拉拢淮南节度使高骈，任命他兼中书令，充江淮盐铁转运等使，诸道行营兵马都统，同时任命高骈的左右手淮南右都押牙、和州刺史吕用之为岭南东道节度使，大行封拜，以取悦藩镇。

朱玫虽然拥立襄王，又自为宰相，以号令藩镇。但襄王终究是远房宗室，没有号召力，朱玫的兵力又有限，无法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很快就失败了。凤翔节度使李昌符原是和朱玫合谋拥立襄王的，既而见朱玫自为宰相专权，怏怏失望，拒绝接受襄王加封他的官号，更通表兴元。兴元方面，唐僖宗又遣使笼络王重荣，重荣听命，表献绢十万匹，且请讨朱玫以自赎。李克用也移檄邻道，声讨朱玫谎称僖宗晏驾，擅立襄王的罪行。僖宗因命扈从军会同重荣、克用军，共讨朱玫。

光启二年十二月，朱玫为部将王行瑜所杀，京城大乱。襄王逃奔河中，为王重荣所杀。

僖宗于光启三年三月，由兴元返至凤翔，因长安破坏严重，宫室不全，暂时驻跸凤翔。文德元年（公元888年）二月，僖宗发病，从凤翔回到长安。三月，病危，大宦官杨复恭请立皇弟寿王杰，僖宗下诏立寿王杰为太弟，监军国事。僖宗旋即病死，年二十七。寿王杰即皇帝位，更名敏，是为昭宗。

王建得蜀　田令孜离开唐僖宗身边，藉口到西川去寻医养病。因为民愤太大，另一大宦官杨复恭擅政，下诏削夺田令孜官爵，长流端州（治高要，今广东肇庆）。令孜依靠其兄西川节度使陈敬势力，置之不理，朝廷也无奈何他。

昭宗为寿王时，随僖宗逃蜀，徒行至山谷中，足痛，求令孜给一马。令孜以鞭鞭之使前。寿王顾而不言，心衔之。昭宗即帝位，恨田令孜、陈敬误国，文德元年（公元888年）六月，任命韦昭度为西川节度使，征召陈敬入京。陈敬治兵完城，拒绝韦昭度入川。

王建，陈州项城（今河南沈丘）人，出身忠武镇（镇许州长社，今河南许昌）牙将。忠武监军杨复光抽调忠武军八千人，立为八都，每都一千人，后来八都围攻黄巢于长安，王建是八都中的一个都头。杨复光病死（在中和三年，即公元883年），王建随另一都头鹿晏弘至山南西道的兴元（今陕西汉中），据有其地。晏弘自称节度留后，以王建为属郡刺史，但还是率领军队，没有实际地盘。唐僖宗在成都时，田令孜派人去游说王建，王建等五个都头率众数千，逃奔成都，田令孜都把他们收为养子，“拜诸卫将军，使各将其军，号随驾五都”（《资治通鉴》唐中和四年）。唐僖宗第二次逃奔兴元，王建时为神策军使，护驾有功。杨复恭上台后，因为王建是田令孜的养子，杨复恭不愿意他带领禁军，外放王建为利州（治绵谷，今四川广元）刺史。

僖宗光启三年（公元887年），杨复恭以养子杨守亮为山南西道节度使，镇兴元。守亮忌王建骁勇，要将王建调回兴元，王建惧怕为守亮所杀，召募当地酋豪，有众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袭据州（治中，今四川中），自称东川防御使。王建和东川节度使顾彦朗曾同在神策军共事，王建据有州之后，彦朗时时接济军粮，王建也不侵犯东川地界。陈敬怕顾彦朗和王建合兵进图西川，同田令孜商议这事。田令孜谓建系养子，可以招致麾下，就作书召王建。王建大喜，率军进至鹿头关（今四川德阳北）。陈敬却在西川参谋李乂规劝下，派人观止王建，且增守备。王建大怒，攻破鹿头关，连拔汉州（治雒县，今四川广汉）及德阳县（今四川德阳），直抵成都城下。攻城不下，退屯汉州。

昭宗即位，免除陈敬西川节度使职务，另派韦昭度为西川节度使，割邛（州治临邛，今四川邛崃）、蜀（州治晋原，今四川崇州）、黎（州治在今四川汉源北）、雅（州治严道，今四川雅安）四州置永平军，以王建为节度使，治邛州。王建与韦昭度会师围攻成都有三年之久，韦昭度意欲撤兵，王建令部将杀韦昭度亲吏，诬其私盗军粮，昭度大惧，托疾东归，把印节授与王建。当时成都城中乏食，饿殍狼藉，王建围攻益急。大顺元年（公元890年）八月，田令孜自携西川印节授建，王建遂入成都。唐政府任命王建为西川节度使。过了两年，王建杀陈敬于新津（今四川新津）；下田令孜于狱，不给食，令孜饿死。

昭宗乾宁四年（公元897年），王建发兵攻下梓州，兼并东川。昭宗天复二年（公元902年），王建以假道勤王为名，进占兴元，取得山南西道。这样，三川都归王建统治了。

高骈、周宝的败亡与江淮的战乱　高骈是唐宪宗时期平刘闢的西川节度使高崇文的孙子，家世仕禁军。骈累历右神策军都虞候。懿宗咸通五年（公元864年），出为安南都护。以功迁天平军节度使。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6年）移镇成都，为西川节度使。他在乾符三年筑成都罗城，周二十五里，不到四个月，城就筑成，转为荆南节度使。乾符四年，又迁镇海节度使（即浙江西道，镇润州丹徒，今江苏镇江）。乾符六年，迁淮南节度使，兼江淮盐铁转运使，诸道兵马都统。

黄巢起义军自岭南北上，由采石渡长江，又由泗州渡淮，长驱直入长安。高骈保存实力，不敢出战，威望大损。中和元年（公元881年），高骈移檄四方，声称将入讨黄巢，悉发巡内兵八万，舟二千艘，旌旗甲兵甚盛。实际却是虚张声势，托故不发。高骈与镇海节度使周宝俱出神策军，其后封壤相邻，数争细故，遂有隙。高骈檄周宝入援京师，周宝治舟师以俟之，怪其久不行，访诸幕客，或谓“高骈有并吞江东的野心，声称入援，其实别有企图”。会高骈使人约周宝面会瓜洲（时尚在长江中流）商议军事，周宝怀疑高骈要杀害他，辞疾不往。两人关系更为紧张，高骈责周宝轻侮大臣，周宝谩骂道：“彼此夹江为节度使，汝为大臣，我岂坊门卒邪！”由是遂为深仇。

高骈好迷信，以为神仙可致。信任方士吕用之，受其愚弄。筑道院，炼金烧丹，靡费以巨万计。用之又言神仙好楼居，说高骈筑迎仙楼，又作延和阁，高八丈。高骈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决于用之，退贤进不肖，淫刑滥赏，淮南政事于是大坏。用之知上下怨愤，请置巡察使，募险狯者百余人，纵横闾巷间，谓之“察子”。民间呵妻詈子，靡不知之。用之欲夺人财货，掠人妇女，辄诬以叛逆，搒掠取服，所破灭者数百家。用之又请选募诸军骁勇之士二万人，号左、右莫邪都。器械精利，衣装华洁，用之与其党张守一为左、右莫邪军使，署置将吏如帅府。用之想隔绝高骈和外界的接触，劝说高骈“绝俗累”，以期招致神仙。高骈乃悉去宾客，谢绝人事。由是用之得专行威福，无所忌惮。

镇海节度使周宝在朱玫拥立襄王时，接受襄王的旨意，杀田令孜派遣到江南的使臣沈诰和苏州刺史赵载。襄王失败，镇海军将士和周宝的衙军后楼都作乱，周宝放弃润州，出奔常州；后依钱，卒于杭州。

高骈部下的宿将，多为吕用之所杀。僖宗光启三年（公元887年），高骈闻秦宗权要来攻打淮南，派淮南左厢都知兵马使毕师铎率兵出屯高邮（今江苏高邮）。毕师铎疑惧，以为吕用之迟早要杀害他，“祸在旦夕”，乃在高邮起兵，合众千人，回攻广陵。吕用之以麾下劲兵，出城力战，师铎退屯山光寺（在广陵城北），以广陵城坚兵多，一时不能攻下，乞师于宣歙观察使秦彦，且许以克城之日，迎彦为帅。秦彦遣将率兵三千渡江至扬子（今江苏扬州南）助师铎，攻下广陵。吕用之、张守一出走，投奔庐州刺史（治合肥，今江苏合肥）杨行密。不久，杨行密就把吕用之、张守一处死了。

毕师铎入广陵，囚高骈，迎秦彦过江。秦彦将宣歙兵三万余人，乘竹筏沿江而下，进入广陵，自称权知淮南节度使，以毕师铎为行军司马。杨行密用援救高骈的名义，率军围攻广陵，秦彦遣毕师铎将兵八千出城作战，兵败，士卒死者什七八。城中乏食，樵采路绝。秦彦、毕师铎再度出兵一万二千人出城作战，又大败，积尸十里，沟渎皆满。外围益急，秦彦等怕高骈旧部充当内应，于是杀骈，并其子弟甥侄，无少长皆死，同埋一坎。杨行密得到这个消息，命士卒缟素，向府城大哭三日。杨行密围广陵且半年，秦彦、毕师铎大小数十战，多不利。城中无食，米斗值钱五十缗（五万），草根木实皆尽，以堇泥（黏土）为饼食之，饿死者大半。秦彦、毕师铎放弃广陵城出走，杨行密进入广陵。当时城中遗民只有数百家，饥羸不成人形。杨行密入广陵后，自称淮南留后，有众一万五千。

在蔡州（治汝阳，今河南汝南）自称皇帝的秦宗权，见淮南动乱，以为有机可乘，遣其弟秦宗衡、大将孙儒将兵万人，渡淮经略淮南。秦彦、毕师铎就带领残部，和秦宗衡联军。不久，秦宗权召秦宗衡、孙儒还军，抵抗朱温。孙儒知秦宗权必然失败，杀秦宗衡，掠地淮南，众至数万。杨行密困守广陵，形势不利，便将和州（治历阳，今安徽和县）和庐州的军队撤出广陵，以期保存实力。不久，孙儒攻下广陵，自称淮南节度使。杨行密退回庐州，出兵南渡长江，攻下池州（治秋浦，今安徽贵池）、宣州（治宣城，今安徽宣城），被唐王朝任命为宣歙观察使。不久改任宁国节度使。杨行密在淮南道的庐州，却又被孙儒攻占去了。

昭宗大顺元年（公元890年），杨行密从宣州出兵，攻下润州（治丹徒，今江苏镇江）、常州，又取钱氏所据的苏州。未几，润州等城均为孙儒所攻占。大顺二年（公元891年），孙儒焚掠苏、常，进逼宣州。钱乘虚复取苏州。杨行密求救于钱，助以兵器、粮食。杨行密举兵反攻，夺取常州、润州，并攻取淮南道的和州（治历阳，今安徽和县）和滁州（治清流，今安徽滁州），屡败孙儒兵，断其粮道。孙儒食尽，士卒多患疫病，结果大败。杨行密擒斩孙儒，乘胜克复扬州。唐王朝任命杨行密为淮南节度使，以行密部将田为宣歙留后，安仁义为润州刺史。

先是，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及经秦彦、毕师铎、孙儒、杨行密兵火之余，江淮之地，东西千里扫地尽矣！

杨行密部下的孙儒降兵，多蔡人。行密挑选其中勇健者五千人，以皂衣蒙甲，号“黑云都”，专用来冲锋陷阵。行密驰射武伎，皆非所长，而善抚御将士，与同甘苦，推心待物，无所猜忌。淮南被兵六年（自光启三年即公元887年至景福二年即公元893年），士民转徙几尽。行密选用州县守令，招徕流民，奖励农桑，轻徭薄敛。几年以后境内逐渐富庶起来。

景福二年（公元893年），杨行密取庐州、舒州（治怀宁，今安徽潜山），乾宁元年（公元894年）取黄州（治黄冈，今湖北黄冈），二年又取濠州（治钟离，今安徽凤阳）、寿州（治寿春，今安徽寿县）、蕲州（治蕲春，今湖北蕲春）、光州（治定城，今河南潢川），全有淮南之地。

董昌的割据越州及其失败　董昌，杭州临安（今浙江临安）人，初为石镜镇将（《临安志》：石镜镇在临安南一里），被镇海节度使周宝保荐为杭州刺史，屡破浙东观察使刘汉宏的军队。光启二年（公元886年）。董昌部将钱攻拔越州，刘汉宏逃奔台州（治临海，今浙江临海），台州刺史杜雄诱执汉宏，送与董昌，董昌杀汉宏徙镇越州。唐王朝以董昌为浙东观察使，以钱为杭州刺史。光启三年，又于越州置“威胜军”，以董昌为威胜军节度使。

浙东地区比较富裕，董昌尽量搜刮财富，以充贡献及中外馈遗。每旬发一纲，金万两，银五千锭，越绫一万五千匹，贡奉居藩镇之首，深得朝廷好感。由是宠命相继，官至司徒、同平章事，爵陇西郡王。董昌求为越王，朝廷不许。乾宁二年（公元895年）二月，董昌被衮冕登越州子城（内城）门楼，即皇帝位。自称大越罗平国，改元顺天，署城楼曰“天册之楼”，令群下谓己曰“圣人”。董昌移书钱，告以称帝改元事。钱复书称：“与其闭门作天子，与九族、百姓俱陷涂炭，岂若开门作节度使，终身富贵邪！及今悛悔（悔改），尚可及也”（《资治通鉴》唐昭宗乾宁二年）。董昌不听。钱认为这正是兼并浙东的好机会，一再上表朝廷，以为董昌僭逆，主张出兵讨伐。朝廷下诏削除董昌官爵，并任命钱为浙东招讨使。乾宁三年，钱攻下越州，杀董昌。浙东巡属明、衢、处、婺、温、台六州，都归钱管辖了。昭宗景福二年（公元893年），曾将润州的镇海军（原名浙江西道）徙治杭州，以钱为镇海节度使；平董昌后，又将越州的威胜军改为镇东军，钱兼为镇海、镇东两镇节度使。

成的割据荆南及其失败　成，青州（治益都，今山东青州）人。少时纵酒杀人，亡命为僧。后来参加蔡州秦宗权的部队。又亡命投荆南节度使（镇江陵，今湖北江陵）陈儒，被署为衙官。陈儒败，成结千人袭取归州（治秭归，今湖北秭归），自称刺史。僖宗末，淮南将王建肇据江陵，成出兵击走王建肇。文德元年（公元888年），诏以成为荆南节度留后。时江陵兵荒之余，止有一十七家，励精为治，抚集凋残，通商务农，居民将近万户。朝廷以为荆南节度使。

乾宁三年（公元896年），成溯江略地，尽取滨江州县，南取黔州（治彭水，今四川彭水），西取万州（治南浦，今重庆万州）、涪州（治涪陵，今重庆涪陵）、渝州（治巴县，今重庆巴南）。乾宁四年，王建收复渝州、涪州，控制了江路。只有忠州以下还属于荆南。

天复三年（公元903年），杨行密遣大将李神福围攻鄂州，成出兵救鄂州，且欲侵江淮之地以自广，发舟师十万，沿江而下。作巨舰，三年而成，制度如府署，谓之“和舟载”，其余谓之“齐山”、“截海”、“劈浪”之类甚众。成大军未至鄂州，湖南马殷遣舟师万余人，武陵雷彦威遣舟师三千余人，会于荆江口，乘虚袭陷江陵，尽掠其人及货财而去。荆南将士亡其家，皆无斗志。淮南大将李神福率众数千，逆击于君山（在洞庭湖中），“因风纵火，焚其舰，士卒皆溃，投水死。淮南获其战舰二百艘”。

王建闻成败死，遣部将王宗本将兵下三峡，宗本顺流而下，攻陷了夔（州治奉节，今重庆奉节）、忠（州治临江，今重庆忠县）、万（州治南浦，今重庆万州）、施（州治清江，今湖北恩施）四州。以瞿唐（在夔州东）为蜀之险要，乃弃归、峡（州治夷陵，今湖北宜昌），屯军夔州。这样荆南巡属，只有荆（江陵）、归（秭归）、峡（宜昌）三州了。

昭宗的受制于宦官、藩镇与唐王朝的灭亡　陈敬、田令孜的据有西川和王建的割据三川，说明唐的后院三川已经落入藩镇手中，长安有变，昭宗已无退往兴元和成都的余地了。江淮的战乱和动荡，切断了唐王朝经济命脉。扬、益的和唐分离，实际宣告唐王朝已经瓦解了。

史称昭宗“体貌明粹，有英气，喜文学。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复前烈之志。尊礼大臣，梦想贤豪”（《资治通鉴》唐文德元年），“素疾宦官”。大宦官杨复恭总宿卫兵，专制朝政，所为多不法。诸假子或典禁兵，或为方镇。复恭以假子守立为天威军使，守信为玉山军使，守贞为龙剑节度使（镇龙江油，今四川平武东南），守忠为武定节度使（镇洋州西乡，今陕西西乡），其余假子为州刺史者甚众，号“外宅郎君”。又养子六百人，监诸道军。宦官的势力，比以前更为强大。

昭宗任命其母舅王为黔南节度使，行至利州益昌县吉柏津（今四川广元县西南），杨复恭令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复恭从弟复光假子）覆其舟于嘉陵江中，宗族宾客皆溺死。昭宗知道是复恭主使，出复恭为凤翔监军。复恭称病求致仕，与假子守信密谋作乱，事败，逃往兴元，联络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武定节度使杨守忠、龙剑节度使杨守贞、绵州（治巴西，今四川绵阳）刺史杨守厚，举兵抗拒朝廷。不久，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攻陷兴元，杨复恭率杨守亮等退保州（治中，今四川中）。后来西川王建、兴元李茂贞二镇不断进攻州，杨复恭、杨守亮、杨守信自商山逃奔河东，至乾元（今陕西柞水），为华州巡逻兵擒获，斩于长安。李茂贞破山南时，获杨复恭致杨守亮的信，信中有这样几句话，引人注目：“大侄（指杨守亮）但积粟训兵，勿贡献。吾于荆榛中立寿王（昭宗本封寿王），才得尊位，废定策国老，有如此负心门生天子！”（《资治通鉴》唐乾宁元年）

当杨复恭逃往兴元的时候，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等表请出兵讨伐山南，乞加李茂贞以山南西道招讨使的名号。唐朝廷考虑到茂贞已得凤翔，倘再得山南，不可复制，所以下诏和解，不允许出兵。李茂贞不听，径自出兵进攻山南，唐昭宗不得已，任命李茂贞为山南西道招讨使。李茂贞攻取兴元以后，自请镇守兴元，唐政府便任命李茂贞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另外任命宰相徐彦若为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是要兼有山南西道、凤翔两镇，不接受诏书，且上表讥毁昭宗，辞语不逊。景福二年（公元893年），昭宗决意用兵，征调禁军三万人，送凤翔节度使徐彦若赴镇，首相杜让能负责军事调度。李茂贞联合邠宁节度使（镇邠州新平，今陕西彬县）王行瑜，两镇共有六万军队，都是身经百战的边兵，禁军多系新募市井少年。兴平会战，禁军望风奔溃，京城大震。昭宗被迫命令首相杜让能自杀，斩观军容使西门君遂、内枢密使李周潼、段诩，两镇这才退兵。朝廷又任命李茂贞为凤翔节度使，兼山南西道节度使，于是茂贞尽有凤翔、兴元、洋（武定节度）、陇秦（天雄军）等四镇十五州之地。

乾宁二年（公元895年），河中节度使（镇河中府河东县，今山西永济蒲州镇）王重盈病死，军中请立行军司马王珂（重盈弟重荣子）为留后，保义军节度使（即陕虢节度使，镇陕州陕县，今河南陕县西南）王珙（重盈子）与绛州（治新平，今山西新绛）刺史王瑶（珙弟）举兵击王珂，上表言王珂非王氏子，不应袭职。王珂是李克用的女婿，所以李克用上表请赐王珂河中节钺。王珙厚结邠宁节度使王行瑜、凤翔节度使李茂贞、镇国军节度使（镇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韩建，要求朝廷任命王珂为陕虢节度使，王珙为河中节度使。河中有盐池之富，同时又是要害地区，李克用坚持由王珂出任节度使。朝廷为了安抚李克用，不同意两镇易帅的要求。王行瑜、李茂贞、韩建竟各率数千精兵入朝，杀宰相韦昭度、李，要挟昭宗改任王珙为河中节度使。李克用闻讯，亲率蕃汉军南下，声称讨伐三镇。王行瑜等匆忙还镇。河东军至绛州，擒杀刺史王瑶，遂长驱直入同州（治冯翊，今陕西大荔）。克用进驻渭桥（在今陕西西安东北），遣大将李存信等屡破邠宁兵于黎园寨（在今陕西泾阳县西北），进逼邠州（治新平，今陕西彬县）。王行瑜兵败出走，被部下所杀。李克用还军渭北，欲乘胜进讨凤翔，朝廷恐李克用势大难制，婉言劝止，克用乃引兵东归。

李克用既去，李茂贞骄横如故，河西州县，多为所据。乾宁三年（公元896年），昭宗置殿后四军，选补军士数万人，使延王戒丕等分别率领以卫近畿，李茂贞认为是对付他的，他就发兵进占长安，自中和四年（公元884年）以来历年修葺的宫室、市肆，燔烧俱尽。

昭宗在韩建固请下，前往华州。韩建强迫昭宗遣散诸王所领军士，撤消殿后四军。到了乾宁四年（公元897年）的八月，韩建和知枢密刘季述矫制发兵围十六宅诸王第，诸王被发，或缘垣，或升屋，大呼“宅家（唐末宫中称皇帝为宅家）救儿”。韩建竟诬诸王谋反，将延王戒丕、通王滋等十一王驱至石堤谷（在华州西）杀死。光化元年（公元898年）八月，昭宗才从华州回到长安。

昭宗本来就厌恶宦官，刘季述配合韩建杀十一王，使他更加愤恨。昭宗常与宰相崔胤谋去宦官。由是南北司益相憎嫉，各结藩镇以相倾夺。昭宗自华州回长安，多纵酒，喜怒无常。于是左军中尉刘季述、右军中尉王仲先、枢密使王彦范、薛齐偓（所谓四贵）等密谋道：“主上轻佻多变诈，难奉事；专听任南司（宰相），吾辈终罹其祸。不若奉太子立之，尊主上为太上皇，引岐（凤翔李茂贞）、华（华州韩建）兵为援，控制诸藩，谁能害我哉！”光化三年（公元900年）十一月，昭宗猎于苑中，因置酒夜宴，醉后归来，手杀黄门、侍女数人。翌日上午，尚醉卧宫中，宫门不开。刘季述乘机陈兵殿廷，威胁百官联名署状，将昭宗幽禁于少阳院（东宫），立太子裕为帝。宰相崔胤外恃朱温为援，内结左神策指挥使孙德昭等，于光化四年正月元旦，杀王仲先、刘季述、王彦范、薛齐偓，迎昭宗复位。一场宦官发动的宫廷政变，不到两个月就失败了。

朱温自灭秦宗权后，军势更盛。昭宗景福二年（公元893年）自将汴军破徐州，感化节度使时溥自焚死。乾宁四年（公元897年），汴军连破郓州（治须昌，今山东东平西北）、兖州（治瑕丘，今山东兖州），取天平军（镇郓州须昌）、泰宁军（镇兖州瑕丘）。朱温又欲取河中以制河东，光化四年，进兵攻克河中，杀王珂。讽使朝廷任命自己为宣武（镇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宣义（镇滑州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天平、护国（即河中）四镇节度使。佑国节度使（镇河南府洛阳）张全义、昭义节度使（镇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丁会、河阳节度使（镇孟州孟县，今河南孟州南）孟迁，原来都是朱温的部将。于是关东诸镇，多属朱温。朱温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对唐朝廷的控制上了。

唐朝廷内部的冲突，愈演愈烈。刘季述、王仲先既死，枢密使韩全诲、凤翔监军使张彦弘为左、右中尉，韩全诲也做过凤翔监军，两人与李茂贞关系密切。崔胤以宦官典兵，终为肘腋之患，密谋尽诛宦官，乃致书朱温，令发兵迎昭宗出京。天复元年（公元901年，是年四月改元）十月，朱温从大梁（即汴州）发兵。十一月，韩全诲等便将昭宗劫往凤翔。朱温率大军过华州，迫使韩建请降。随后入长安，旋即进军凤翔。李茂贞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乃出兵进攻河中，连破汴军。汴军主力十多万人还击河东军，进围晋阳，因大疫退兵。天复二年六月，朱温再次进兵凤翔城下，李茂贞屡战屡败。西川节度使王建乘机以假道勤王为名，攻占山南西道。是年冬大雪，凤翔城中食尽，冻馁而死者不计其数，军士多缒城出降汴军。朱温一面围城，一面派兵攻取关中诸州镇。茂贞困守无援，谋诛宦官，与朱温和解，得到昭宗的赞许。天复三年，昭宗派宦官率凤翔士卒杀韩全诲等四贵及其党羽多人，而围犹未解。于是凤翔城内继续捕杀宦官，先后杀七十二人。朱温又密令京兆尹捕杀留京宦官九十人，这才撤兵解围，命兄子朱友伦统兵护送昭宗回长安。昭宗回京后，朱温、崔胤又杀宦官七百余人，止留黄衣（品秩最低的宦官）幼弱三十人，以备洒扫。宰相崔胤兼管六军十二卫事务。唐代宦官典兵预政的局面结束了。

唐昭宗加封朱温为梁王。当时神策军已解散，朱温留步骑一万人驻神策军旧营，以朱友伦为左军宿卫都指挥使，又以亲信将领为宫苑使、皇城使、街使，接管了皇宫和整个京城的禁卫任务，然后辞归大梁。

崔胤依靠朱温兵力，诛灭宦官，排除异己，专权自恣。朱温破李茂贞后，兼并关中州镇，挟制昭宗，威震朝野，意图篡夺。崔胤大惧，奏请昭宗重建六军，每军步兵六百人，骑兵一百人，共六千六百人，由京兆尹郑元规负责招募军士，缮治兵仗。朱温猜疑崔胤建立这支军队，是用来对付汴军的。未几，宿卫都指挥使朱友伦与人击球，坠马暴死，朱温又疑这是崔胤策划的，改命兄子友谅代掌宿卫，决计杀死崔胤，并迁昭宗于洛阳。天复四年（公元904年。是年四月，改元天）正月，朱温密告崔胤“专权乱国，离间君臣”，旋命朱友谅率兵杀崔胤、郑元规，崔胤所募兵一概遣散。同时借口邠、岐兵侵逼京畿，强迫昭宗和百官、士民迁往洛阳。汴将张弘范为御营使，督兵役拆毁长安宫室、官廨、民宅，取得建筑材料，浮渭沿河而下，使长安成为丘墟。士民号哭满路，扶老携幼，月余不绝。昭宗路过华州，对夹道呼万岁的百姓说：“勿呼万岁，朕不复为汝主矣！”他在行宫里又对侍臣说：“鄙语云：‘纥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说罢大哭。这时候他才知道自己危在旦夕。这年四月，昭宗到达洛阳，左右侍从全是朱温私人。至八月，朱温便命养子朱友恭等派人入宫，杀害昭宗，立昭宗第九子辉王祚为皇帝，更名，是为昭宣帝，年仅十三岁。朱温见昭宗被杀，佯作不与闻其事，痛哭流涕道：“奴辈负我，令我受恶名于万代”（《资治通鉴》唐天元年）。勒令朱友恭等自杀。

天二年（公元905年）二月社日（立春后第五个戊日），朱温使心腹蒋玄晖置酒九曲池，邀昭宗子德王裕等九王饮酒，酒酣，一一缢杀，投尸池中。六月，朱温又杀旧宰相裴枢、独孤损、陆等三十余人于白马驿（在滑州白马县，今河南滑县东）。朱温的谋臣李振屡试进士，竟不中第，故深恨朝官，对朱温说：“此辈常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资治通鉴》唐天二年）朱温含笑听从。

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四月，唐昭宣帝被迫退位，唐亡。朱温在大梁即皇帝位，是为梁太祖。国号大梁。梁废唐昭宣帝为济阴王，迁往曹州居住，居处围之以棘。次年，梁派人鸩杀济阴王，追谥为唐哀皇帝。

与朱温称帝同时，王建在成都自称蜀帝，李克用在晋阳称晋王，李茂贞在凤翔称岐王。西川仍用唐昭宗的天复年号，晋阳、凤翔、淮南仍用天年号。

唐王朝的灭亡，亡于藩镇与宦官，亡于扬、益的战乱与脱离中央，亡于以宣武授朱温，以晋阳授李克用。

第八章

五代十国的政治与经济

第一节　五代的更替

后梁王朝的建立与灭亡　后梁太祖朱温，宋州砀山（安徽砀山）人，少孤贫，长兄全昱，次兄存，温排行第三。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黄巢起义曹、濮，朱温和次兄朱存，都参加了农民起义军。朱温以力战屡捷，得补为队长。朱存从黄巢攻广州时战死。黄巢取长安，以朱温为同州（治冯翊，今陕西大荔）防御使。及唐军包围长安，朱温见兵势日蹙，知黄巢将亡，中和二年（公元882年）九月，举同州降唐。唐僖宗任命朱温为右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赐名全忠。

中和三年二月，李克用联合河中、易定、忠武军，大败农民军于梁田陂（今陕西华县西），进逼长安。唐朝廷于三月间任命朱温为宣武节度使（镇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市），令攻克长安后赴镇。四月，农民军退出长安。七月，朱温率部到达汴州。“时汴宋连年阻饥，公私俱困，帑廪皆虚。外为大敌所攻，内则骄军难制，交锋接战，日甚一日，人皆危之”（《旧五代史·太祖纪》），朱温逐步扭转了这种局面。

中和四年，黄巢部将尚让以骁骑五千，进逼大梁。朱温遣使告急于李克用，李克用亲率沙陀精骑，击败黄巢的军队，回军大梁，营于城外。朱温固请李克用入城，就驿置酒，礼貌甚恭。克用乘酒使气，语颇侵之。温愤愤不平，发兵围驿而攻克用。克用亲兵薛志勤等，保护克用登汴城南门，缒城得出。太原士兵三百余人，皆为汴人所杀。从此李克用和朱温便成了仇敌。

光启二年（公元886年）冬，滑州（治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军乱，义成节度使安师儒为部下所杀，朱温乘机出兵，袭取了滑州。

这时秦宗权据蔡州称帝，兵力十倍于朱温。朱温以诸军都指挥使朱珍为淄州（治淄川，今山东淄博市西南淄川）刺史，募兵得万余人，获马千匹。又使牙将郭言募兵于河阳、陕、虢，得万余人。实力日益充实，屡败秦宗权。到了唐昭宗龙纪元年（公元889年），秦宗权被部将执送至汴州，投降朱温，温送秦宗权至长安斩首。淮西镇又给朱温兼并了。

在此前一年，即文德元年（公元888年），李克用发兵攻河阳（今河南孟州南），河南尹兼领河阳节度使张全义闭城自守，城中食尽，求救于朱温。朱温出兵败河东军，分兵欲断太行路（在河阳北），河东军怕后路被切断，赶紧退军。从此洛阳、河阳也落入朱温手中，朱温无复西顾之忧，得以专意经营东方了。

张全义复为河南尹。时东都残破，仅存坏垣而已，居民不满百户。全义乃于麾下选十八人，谓之屯将，使诣十八县故墟落中，植旗张榜，招怀流散，劝之树艺。惟杀人者死，余但笞杖而已，无严刑，无租税，民归之者如市。又选壮者，教之战阵，大县屯兵至七千人，小县不下二千人。“数年之后，都城坊曲，渐复旧制，诸县户口，率皆归复、桑麻蔚然，野无旷土。”全义“为政宽简，出见田畴美者，辄下马，与僚佐共观之，召田主，劳以酒食；有蚕麦善收者，或亲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赐以茶彩衣物”。“有田荒秽者，则集众杖之”。“由是邻里有无相助，故比户皆有蓄积，凶年不饥，遂成富庶焉。”（《资治通鉴》唐光启三年）

淮南久经战乱，唐朝廷于光启三年（公元887年）一度任命朱温兼淮南节度使。朱温以宣武行军司马李为淮南留后，率兵千人前往淮南。兵过泗州，感化节度使（镇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时溥出兵袭击，李返回汴州，徐、汴二镇开始结下仇怨。朱温连年进攻徐、泗、濠三州，民不得耕获。复值水灾，人死者什六七。景福二年（公元893年）四月，朱温终于攻下徐州，时溥举家登燕子楼，自焚而死。徐、泗、濠三州同时被朱温兼并了。

朱温既兼有徐州，又欲夺取兖、郓，天平节度使（镇郓州须昌，今山东东平西北）朱，弟泰宁节度使（镇兖州瑕丘，今山东兖州）朱瑾并力抵抗，长期攻战，“民失耕稼，财力俱弊”（《资治通鉴》唐乾宁二年）。最后在乾宁四年（公元897年），朱温终于攻下郓、兖，朱被杀，朱瑾逃奔淮南。当时郓、齐（州治历城，今山东济南）、曹（州治济阴，今山东定陶西南）、棣（州治厌次，今山东惠民东南）（以上四州属天平镇）、兖、沂（州治临沂，今山东临沂）、密（州治诸城，今山东诸城）（以上三州属泰宁镇）、徐、宿（州治甬桥，今安徽宿州）（属感化镇）、陈、许（二州属忠武镇）、郑（州治管城，今河南郑州）、滑、濮（州治鄄城，今山东鄄城北）（以上三州属宣义镇），凡十四州都被朱温兼并了。

朱温几度想进占淮南，但被杨行密击退。杨行密还堰淮水以灌汴军，朱温大败，行密遂保有江淮。

朱温经营东方告一段落，提兵西向，在唐昭宗天复元年（公元901年）取河中（镇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蒲州镇），占领同、华，翌年进击关中州镇，然后专意围攻凤翔，迫使李茂贞同意杀宦官，迎唐昭宗返回长安。

天复三年（公元903年），朱温又进军淄青（即平卢，镇青州益都，今山东青州），平卢节度使王师范力竭出降，朱温取淄（州治淄川，今山东淄博西南）、青、登（州治蓬莱，今山东蓬莱）、莱（州治掖县，今山东莱州）、齐（州治历城，今山东济南）等州，朱温的统辖地区，就东至于海了。

天二年（公元905年），朱温调动大军，进攻山南东道节度使（镇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赵匡凝，攻破襄、唐（州治比阳，今河南泌阳）、邓（州治穰县，今河南邓州）、复（州治沔阳，今湖北仙桃西南）、郢（州治京山，今湖北京山）、随（州治随州，今湖北随州）、均（州治武当，今湖北丹江口西北）、房（州治房陵，今湖北房县）八州，赵匡凝弃镇沿汉水逃往扬州依杨行密。匡凝弟荆南节度使（镇江陵，今湖北江陵）赵匡明也弃荆（州治江陵）、峡（州治夷陵，今湖北宜昌）、归（州治秭归，今湖北秭归）三州，逃奔成都。

魏博镇（天祐元年号天雄军，镇魏州贵乡，今河北大名东北）自田承嗣以来，选募六州（魏、博、相、卫、贝、澶六州）骁勇五千人为牙军，厚其给赐以自卫，为腹心，自是父子相继，亲党胶固，岁久益骄横，小不如意，辄族旧帅而易之。唐昭宗光化初，罗绍威为节度使，心恶牙军而力不能制。他和朱温是亲家，倾心附结朱温，想利用汴军来诛牙军，天祐三年（公元906年），朱温女（绍威子廷规妻）病死，朱温选骁卒千人，诈称会葬前往魏州，与罗绍威合击牙军，阖营殪杀，凡八千家，婴孺无遗。罗绍威既杀牙军，天雄诸军疑惧，牙将史仁遇聚众起事，天雄巡属诸县纷纷响应，均被汴军镇压下去。朱温统兵坐镇魏州半载，魏博蓄积为之一空，兵力亦自是衰弱。绍威悔之，谓人曰：“合六州四十三县铁，不能为此错也（言铸成此‘错’字）。”（《资治通鉴》唐天三年）从此魏博名义上半独立，实际完全受朱温支配了。

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四月，朱温更名晃，即皇帝位，国号大梁，改元开平。以汴州为开封府，命曰东都。以故东都洛阳为西都。废故西京（长安），以京兆府为大安府。废枢密院，以其职事归崇政院，不用宦官，改由士人知崇政院事，后改称院使，地位要比宰相更亲近皇帝。朱温“以宣武掌书记、太府卿敬翔知崇政院事，以备顾问，参谋议，于禁中承上旨，宣于宰相而行之。宰相非进对时有所奏请及已受旨应复请者，皆具记事因崇政院以闻，得旨则复宣于宰相”（《资治通鉴》梁开平元年）。

朱温出身穷苦，参加过农民起义军，虽然中途叛变，但民间的疾苦，他还是了解一些，所以宣武镇的租赋比较轻，人民略得安生。《旧五代史·食货志》称：朱温“以夷门（指汴州）一镇，外严烽堠，内辟污莱，厉以耕桑，薄以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二纪（十二年为纪）之间，俄成霸业。及末帝与〔后唐〕庄宗对垒于河上，河南之民，虽困于辇运，亦未至流亡，其义无他，盖赋敛轻而丘园可恋故也”。

当然，朱温背叛农民军以后，以武力兼并诸方镇，频繁的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是深重的。

朱温为宣武四镇节度使时，用法严峻，将校有战没者，所部兵悉斩之，谓之“跋队斩”。士卒失主将，多亡逸不敢归。朱温乃命军士皆文（刺）其面以记军号。军士或思乡里逃去，关津辄执之送所属，无不死者，其乡里亦不敢容。由是逃亡者皆聚山泽为盗。朱温即位后，下诏赦其罪，自今虽文面，而听还乡里。

晋王李克用成为朱温的大敌。朱温于开平元年五月，派遣大将康怀贞将兵八万进攻晋的潞州（治上党，今山西长治市）。晋潞州守将李嗣昭固守待援，李克用派大将周德威率蕃汉军往援潞州，击败梁军。朱温改命李思安为潞州行营都统。李思安在潞州城下，更筑重城，内以防守军奔突，外以拒援兵，谓之“夹寨”，调山东民夫馈运军粮。晋将周德威遣轻骑抄袭，“排墙填堑，一昼夜间数十次，梁兵疲于奔命，于是闭壁不出”。开平二年（公元908年）正月，李克用病死，子李存勖嗣为晋王、河东节度使。李存勖与诸将商议，认为“上党，河东之藩蔽，无上党，是无河东”，亲率大军驰援潞州。五月，晋军直抵夹寨。适值黎明大雾，梁军无斥候。不意晋军之至，将士尚未起。李存勖分兵为二道，一攻西北隅，一攻东北隅，填堑烧寨，鼓噪而入。梁兵大溃，伤亡将校士卒以万计，委弃资粮、器械，宛如山积。朱温闻夹寨失守，惊叹道：“生子当如李亚子（李存勖小名），克用为不亡矣！至如吾儿，犬耳”（《资治通鉴》梁开平二年）。潞州围守历时一年，士民多半冻馁而死，市里萧条。李嗣昭劝课农桑，宽租缓刑，数年之间，军城复完。

开平三年（公元909年），朱温迁都洛阳。

朱温自夹寨大败后，猜忍日甚。佑国节度使（镇长安）王重师镇长安数年，朱温“怒其贡奉不时”，听谗勒令自尽。忠武节度使（朱温改匡国军为忠武军，镇同州）刘知俊见王重师无罪被诛，居不自安，乃据同州附于凤翔李茂贞。

成德节度使（镇镇州真定，今河北正定）、赵王王，虽不向朱温“输常赋，而贡献甚勤”。朱温怀疑王私通李存勖，出兵谋攻镇、定，王向李存勖求援，李存勖亲率大军前往援救。柏乡（今河北柏乡）一役，梁兵大败，僵尸蔽地，所弃粮食、资财、器械不可胜计。乾化二年（公元912年）二月，朱温率大军号称五十万，出征镇、定，命大将杨师厚围枣强（今河北枣强东），枣强城小而坚，梁军昼夜急攻，终于攻入城中，不问老幼，一概杀戮。朱温督杨师厚军五万，进击县（今河北景县），驻军城西。驻屯赵州（治平棘，今河北赵县）的晋军先锋六百骑，伪装成梁兵，黄昏时冲入梁营，纵火鼓噪，梁军大乱，有人大呼“晋军大至”，朱温大惊，烧营夜遁，急奔一百五十里，损失军资、器械无数。既而朱温得知晋兵只是少数游骑，不胜惭愤，扶病回到洛阳。他对近臣说：“我经营天下三十年（朱温于中和三年即公元883年，出镇宣武，至乾化二年即912年，恰三十年），不意太原余孽（指李存勖）更昌炽如此！吾观其志不小，天复夺我年，我死，诸儿非彼敌也，吾无葬地矣。”（《资治通鉴》梁乾化二年）

朱温为黄巢同州刺史时（唐僖宗中和二年，公元882年），娶砀山富室女张氏为妻。张氏“贤明有礼”，温“深加礼异”，“每军谋国计，必先延访。或已出师，中途有所不可，张氏一介请旋，如期而至，其信重如此”（《北梦琐言》）。唐昭宗天元年（公元904年），张氏病死，朱温开始“纵意声色”，“帷薄荒秽”。乾化二年六月，朱温病危，召养子博王友文（本姓康名勤）于汴京，而把亲生子郢王友外放为莱州刺史。朱温病中喜怒难测，是时左迁者多半被诛，友大惧，乃与左龙虎军统军韩合谋，伏兵宫中，至夜半闯入寝殿，刺杀朱温，推说是友文遣兵突入大内，使朱温受到惊吓，病势危殆，矫诏杀友文。友在洛阳自即皇帝位。朱温死时，年六十一。

友杀父夺位，梁群臣不服。乾化三年（公元913年）二月，朱温第三子均王友贞，得北面都招讨使、天雄节度使杨师厚支持，在大梁起兵，朱温女婿赵岩、外甥袁象先为内应。汴兵未至洛阳，袁象先等已率禁兵起事，友穷迫自杀，洛阳诸军十余万，大掠都市。友贞即位于大梁，更名，后又更名，是为末帝。

均王友贞这次政变成功，天雄节度使杨师厚出力最多，赐爵为邺王。师厚晚年矜功恃众，擅割财赋，选军中骁勇，置银枪效节都数千人，给赐优厚，有复活旧日牙兵之势。友贞虽外加尊礼，内实忌之。贞明元年（公元915年）三月，师厚病卒，梁廷私相庆贺。租庸使赵岩等认为魏博地广兵强，朝廷不能制，主张分六州（魏、博、贝、卫、澶、相）为两镇，削弱其实力。友贞乃以贺德伦为天雄节度使，管魏（州治贵乡，今河北大名东北）、博（州治聊城，今山东聊城东北）、贝（州治清河，今河北清河西北）三州；又于相州置昭德军，以张筠为昭德节度使，管相（州治安阳，今河南安阳）、澶（州治顿丘，今河南清丰西）、卫（州治汲县，今河南卫辉）三州。友贞还派遣开封尹刘浔将兵六万，送贺德伦、张筠二人赴镇。

魏博的军队，皆父子相承数百年，族姻磐结，不愿分徙，应行者皆嗟怨，连营聚哭。“相与谋曰：‘朝廷忌吾军府强盛，欲设策使之残破耳。吾六州历代藩镇，兵未尝远出河门（魏州城外有河门旧堤），一旦骨肉流离，生不如死’”（《资治通鉴》梁均王贞明元年）。于是魏兵乘夜作乱，攻破牙城，杀贺德伦亲兵五百人，劫持德伦，迫使德伦降晋。

晋王李存勖亲率大军入魏州，自兼天雄节度使，收银枪都为亲军。梁将刘统兵与晋军相持，欲以持久制晋；梁主友贞则要求速战速决，派中使前去督战。贞明二年（公元916年）二月，刘出兵攻魏州，与晋军会战，梁兵大败，刘引数十骑突围出走，收散卒自黎阳（今河南浚县）渡河，退保滑州（治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全军步卒七万，损失殆尽。晋兵陆续攻下河北诸州，梁仅保有黎阳一地。

李存勖取得河北，便以魏州为基地，谋划进攻黄河以南地区。贞明三年（公元917年）冬，黄河冰冻，李存勖引步骑渡河，攻占梁河防要津杨柳城（今山东东阿北杨村）。次年春，梁将谢彦章率部数万反攻杨柳城，掘开黄河口，大水弥漫，阻止晋军前进。至六月，李存勖率亲军涉水渡河，大破梁军，河水被染成赤色。是年秋，李存勖集结全部兵力，从杨柳城循河而上，立营麻家渡。梁将贺、谢彦章率大军屯驻濮州（州治鄄城，今山东鄄城北）北行台村，与晋军相持百余日。贺妒忌谢彦章，竟诬以通敌，擅加杀害。李存勖乘机率主力西进，欲直趋汴梁。行至胡柳陂（今山东甄城西南），贺弃营追踵而来。两军激战，双方损失惨重。晋军先败后胜，但已无力大举进攻。贞明五年（公元919年）春，晋将李存审在澶州南面的德胜，夹黄河两岸筑南北两城（德胜北城，即今河南濮阳县城，当时在黄河北岸），以利攻守。从此，德胜继杨柳城之后，成为晋军攻梁的据点。梁也发兵五万自黎阳渡河，掩击魏、澶二州，不能得手，乃在德胜上游十八里处杨村、夹河筑垒，造浮桥通南北。晋军也造船桥连德胜两城。两军大小百余战，互有胜负。

朱友谦是朱温的养子，朱友杀朱温，朱友谦以河中镇降晋，以后又反侧于梁、晋两国之间。梁主友贞命大将刘进攻河中，刘败归。刘和朱友谦是儿女亲家，梁朝的近臣诬蔑刘徇私，“逗遛养寇”，友贞信以为真，命人加以鸩杀。刘是后梁的名将，友贞信谗，轻易地把他杀了，自剪羽翼，加深了政权的危机。

梁天平节度使（镇郓州须昌，今山东东平西北）戴思远率郓州兵屯杨村，郓州城内守兵不满千人，郓州守将卢顺密投奔李存勖，把军情告知李存勖。李存勖命大将李嗣源率精兵五千，沿黄河北岸，自德胜北城而东至杨刘渡口，夜渡河至郓州城下，攻下郓州。这一次奇袭胜利，使李存勖在河南又取得一个重要军事据点，对灭亡后梁起了重要作用。

梁主友贞知郓州失守，大梁垂危，于是以大将王彦章为北面招讨使，指挥全局。后唐同光元年（公元923年），王彦章引精兵数千自杨村循河南岸，攻下德胜南城。又引十万众攻杨刘，百道俱进，昼夜不息，连巨舰九艘，横亘河津以绝援兵。王彦章的战略是想切断黄河南北两岸的联系，然后回军反攻郓州，消灭李嗣源的军队。李存勖一方面亲率大军救援杨刘，一方面命部将郭崇韬率精兵万人急趣博州（治聊城，今山东聊城东北），渡河筑城，使郓州和河北的联系不至中断。

王彦章为了使自己的军队不被敌人牵制住，解杨刘围，退保杨村。梁主友贞轻易听信近臣建议，撤销了王彦章的北面招讨使职务，叫他率兵万人，去反攻郓州，改任段凝为北面招讨使。后梁的军队人数，不为不多，但分散在各个战场，不能发挥军事优势。所谓“梁兵聚则不少，分则不多”（《资治通鉴》后唐同光元年）。这个分析，是完全正确的。段凝为人，“智勇俱无”，绝不是大将之才，叫这种人任主帅，梁的失败是注定的了。

同光元年十月，李存勖自杨刘渡河，至郓州，以李嗣源为先锋，连破梁兵，擒王彦章。当时作战方针有二，一是进攻段凝河上大营，歼灭梁军主力；一是奇袭梁的心脏，一举灭梁。适值梁将康延孝来奔，密告梁军数道出兵，大梁空虚，要求乘虚袭取大梁，郭崇韬和李嗣源也都主张直趋大梁。李存勖采取了这个方针，命李嗣源率前军昼夜兼程，向大梁挺进。八天的时间，就直抵大梁城下。梁主友贞彷徨无计，命亲军将领杀死自己。李嗣源、李存勖不战而入大梁，梁百官纷纷迎降。段凝也率全军五万，解甲请降。梁三主，前后十七年而亡。

后唐庄宗的兴起与覆亡　后唐的祖先，西突厥别部处月部落之后，驻帐沙陀碛（今新疆吉尔班通古特沙漠），因此当时人们称之为沙陀突厥。其部落酋长姓朱邪氏。

唐德宗时，有硃邪尽忠，居北庭之金满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贞元（公元785至804年）中，吐蕃赞普攻陷北庭，沙陀向东迁移，居盐州（治五原，今陕西定边），隶河西节度使范希朝。范希朝移镇太原，硃邪尽忠子朱邪执宜徙居太原之北定襄（今山西定襄）神武川之新城。部落万骑，皆骁勇善骑射，号沙陀军。执宜子朱邪赤心，唐赐姓名曰李国昌，累官大同军（驻马邑，今山西朔州西北）防御使。沙陀的兵力，“北据蔚（州治灵丘，今山西灵丘县）、朔（州治善阳，今山西朔州），南侵忻（州治秀容，今山西忻州）、代（州治雁门，今山西代县）、岚（州治宜芳，今山西岚县北）、石（州治离石，今山西离石县），至于太谷（今山西太谷县）焉”（《新五代史·唐本纪》）。

唐懿宗咸通十年（公元869年），李国昌率沙陀军随康承训镇压庞勋起义军，以力战有功，唐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迁振武节度使（镇单于都护府，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李国昌子克用为沙陀副兵马使，戍蔚州（治灵丘，今山西灵丘）。唐僖宗乾符五年（公元878年），云州（治云中，今山西大同）沙陀将士迎克用，杀防御使段文楚。唐政府调李国昌为大同节度使（驻云州云中），国昌、克用欲父子并据两镇，拒不受命。唐政府调动大军进攻沙陀兵，国昌父子退保蔚州。广明六年（公元880年），国昌、克用兵败，北入达靼部落。达靼的部落酋长害怕李国昌并兼其部落，怀有戒心。李克用知道达靼部落这种心理，“时与豪帅游猎，置马鞭、木叶或悬针，射之无不中，豪帅心服。又置酒与饮，酒酣，克用言曰：‘吾得罪天子，愿效忠而不得。今闻黄巢北来，必为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与公辈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几何，谁能老死沙碛邪！’达靼知无留意”（《资治通鉴》唐广明元年），不担心李国昌父子会兼并他们了。

黄巢入长安，李克用率众南据忻（州治秀容，今山西忻州）、代（州治雁门，今山西代县），以勤王为号召，唐以李克用为雁门节度使，令其率兵四万，配合唐军，围攻黄巢。“克用军皆衣黑，故谓之鸦军”（《资治通鉴》唐中和二年）。唐军收复长安，黄巢起义军战败，李克用的沙陀军战功最多。唐政府以李克用为河东节度使（镇太原），以李国昌为代北节度使，镇代州（治雁门，今山西代县），父子并据两镇。唐僖宗光启三年（公元887年），李国昌病死，代州一带还是处于李克用的控制之下。唐昭宗大顺元年（公元890年），唐宰相张率众五万，讨伐李克用，结果张战败，师徒失亡殆尽。李克用乘胜北收云州。从此沙陀的势力遍布于山西的中部和北部一带，开始南面争夺潞（州治上党，今山西长治）、泽（州治晋城，今山西晋城）、邢（州治龙冈，今河北邢台）、（州治永年，今河北永年东南），东北面进迫幽（州治蓟县，今北京）、镇（州治真定，今河北正定）了。唐昭宗乾宁二年（公元895年），李克用进爵晋王。

朱温自立为梁皇帝，李克用与朱温有深仇，仍用唐天年号。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李克用病死，年五十三。子李存勖嗣晋王位，存勖小名亚子，即后来的后唐庄宗。他嗣位之初，大将李嗣昭被梁军围困在潞州，将近一年，李存勖亲率大将周德威等救援潞州，夹寨交战的结果，梁兵大溃，潞州围解。李存勖回晋阳，厉行改革，“命州县举贤才，黜贪残，宽租赋，抚孤寡，伸冤滥，禁奸盗”。又加强训练士卒，于是“境内大治”，“士卒精整”（《资治通鉴》梁开平二年）。

成德节度使（镇恒州真定，今河北正定）王、义武节度使（镇定州安喜，今河北定州）王处直，反复于梁、晋二大之间。梁开平四年（公元910年），朱温命大将王景仁、韩等统兵屯魏州，谋攻镇、定。李存勖遣周德威往援，驻兵赵州（治平棘，今河北赵县）。王景仁等进军柏乡（今河北柏乡县），李存勖乃亲赴赵州。次年正月，晋兵大破梁军，斩首二万级，缴获粮食、资财、器仗不可计数。

唐昭宗乾宁元年（公元894年），李克用曾攻取幽州（治蓟，今北京），以降将刘仁恭为卢龙留后，旋为本镇节度使。仁恭逐步扩充实力，摆脱李克用的控制。唐乾宁四年，李克用率兵征讨刘仁恭，在木瓜涧（今河北涞源东南）中伏大败。从此，刘仁恭利用晋、汴两大势力的矛盾，乘隙扩张地盘。唐光化元年（公元898年），刘仁恭攻并义昌军（镇沧州清池，今河北沧州东南），兼有幽、沧两镇。遂欲并吞河朔，次年发兵进攻魏州（治贵乡，今河北大名东北），为汴军所败。至唐天三年（公元906年），朱温以幽、沧首尾相倚为患，亲率大军围攻沧州，刘仁恭屡战屡败，令境内能执兵器者悉数从军，刺其面称“定霸都”；士人在腕、臂上刺“一心事主”，得兵十万。复遣使求救于河东，前后百余人。李克用乃释嫌与仁恭言和，联兵攻取朱温控制下的河东屏藩潞州（治上党，今山西长治）。朱温闻潞州失守，方才解沧州围而去。刘仁恭骄奢贪暴，其子守光淫虐更甚。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仁恭为守光所囚，守光自为卢龙节度使。守光兄守文为义昌节度使，镇沧州，兄弟交恶，互相攻击。开平三年，守文战败，为守光所囚，不久被杀。守光自称燕王。守光残虐成性，“每刑人，必置诸铁笼，以火逼之；又为铁刷刷人面”（《资治通鉴》梁乾化元年）。乾化元年（公元911年），守光自称皇帝，国号大燕。同年十一月，守光将兵二万，攻易（州治易县，今河北易县）、定（州治安喜，今河北定州），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告急于晋，晋王李存勖命大将周德威率兵攻燕，以救易、定。乾化三年，晋军破幽州城，擒刘仁恭；刘守光逃亡，途中被擒。李存勖杀仁恭、守光父子。幽州为晋所有。

梁贞明元年（公元915年），分魏博六州（魏、博、贝、卫、澶、相）为两镇，从而引起魏博的兵变，变兵请降于晋，李存勖乘机举兵东进。贞明二年，李存勖大败梁援军，消灭梁军精锐七万，河北除黎阳一地外，尽为晋有。

梁贞明三年，李存勖攻下杨刘城（今山东东阿北杨柳村）。贞明四年，晋于澶州之南筑德胜北城（即今河南濮阳县城），于黄河之南筑德胜南城。李存勖知郓州（治须昌，今山东东平西北）守备单薄，命大将李嗣源率精兵五千，袭取郓州。后唐同光元年（公元923年）十月，李存勖亲率大军自杨刘渡河，至郓州和李嗣源合军，费了八天的时间，径取大梁。大梁降，梁末帝朱友贞自杀，梁就此灭亡了。

李存勖在攻下大梁之前，于魏州（治元城，今河北大名北）即皇帝位，国号大唐，史称后唐，改元同光（公元923年）。李存勖即后唐庄宗。既灭后梁，取大梁，从张全义请，迁都洛阳。改梁东京开封府为宣武军汴州。遣使宣谕诸道，梁所除授节度使五十余人皆上表入贺。

庄宗以沙陀部落精兵于马上取天下，但是不懂政治，不知与民休息。庄宗幼善音律，故宠信伶人。每自傅粉墨，与优人共戏于庭，优名“李天下”。诸伶恃宠怙势，出入宫掖，侮弄朝官。四方藩镇争以货赂结好伶官。最为蠹政害人的伶官名叫景进，被庄宗委以耳目，专替庄宗探听宫外的事情。景进经常单独奏事，由是得以干预政事，将相大臣都忌惮他。“军机国政，皆与参决。三司使孔谦兄事之，呼为八哥。”（《新五代史·伶官传》）庄宗还用宦官作心腹。唐末诛宦官，宫内各执事都用士人代替。后梁也用士人。庄宗迁都洛阳后，恢复唐旧制，宫内各执事和诸道监军都用宦官。他听从宦官的建议，“分天下财赋为内外府，州县上供者入外府，充经费；方镇贡献者入内府，充宴游及给赐左右。于是外府常虚竭无余而内府山积”（《资治通鉴》后唐同光二年）。洛阳宫殿宏邃，宦官想大增宫女，诈称宫中空屋太多，所以夜里有鬼怪游荡。庄宗便命宦官王允平、伶官景进采择民间女子，远至太原、幽、镇，不下三千人。同光三年（公元925年），他从魏州回到洛阳，抢掠魏州诸营妇女千余人，“载以牛车，累累盈路”（《资治通鉴》后唐同光三年）。

后梁大将段凝，统兵五万，在黄河上抵御后唐军队，后梁亡，段凝全军降唐。他通过伶官景进纳赂于刘夫人（后为庄宗皇后），因此受到优宠，庄宗任命他为泰宁军节度使（镇兖州瑕丘，今山东兖州）。后梁宋州节度使（镇宋城，今河南商丘）袁象先，是朱温的外甥，后唐灭梁，象先运珍货数十万，偏赂刘夫人及权贵、伶官、宦官，不久，中外争誉。名义上黄河南北是统一了，实际政权并没有巩固下来。

荆南节度使高季昌闻唐庄宗灭梁，改名季兴（避李国昌讳），入朝洛阳。他为了转移后唐的兵锋，以蜀道艰险劝庄宗伐蜀，谓“蜀土富饶，又主荒民怨，伐之必克。克蜀之后，顺流而下，取吴如反掌耳”（《资治通鉴》后唐同光元年）。庄宗接受他的意见，决意伐蜀。同光三年（公元925年），庄宗以魏王继岌（庄宗子）充西川四面行营都统，大臣郭崇韬充东北面行营都招讨制置等使，骁将康延孝为先锋排阵斩斫使。魏王继岌都统下置中军，由工部尚书任圜、翰林学士李愚参预都统军机。另派供奉官李从袭充中军马步都指挥监押，高品李廷安、吕知柔充魏王府通谒。李从袭、李廷安、吕知柔三人都是宦官。郭崇韬将出兵，先向庄宗保荐有荐引旧恩的北都（即太原府）留守孟知祥为未来的西川节度使。

唐军六万，同光三年九月十八日从洛阳出发，长驱入蜀，到十一月二十八日克成都，蜀主王衍出降。唐军从出兵到灭蜀，历时仅七十天，这说明前蜀政权腐朽已极，不堪一击；然而后唐统治也面临深重的危机。

唐伐蜀之役，魏王李继岌虽为都统，军中制置部署，一概出于郭崇韬，崇韬终日决事，将吏宾客趋走盈庭，蜀之降官争以宝货、妓乐赂遗崇韬及其子廷诲。都统府牙门索然，魏王所得不过匹马、束帛、唾壶、麈柄而已。李从袭等随继岌入蜀宦官，内心嫉恨不平。郭崇韬素来厌恶宦官，曾告诫继岌说：“大王他日得天下，马（骟马，即阉马）亦不可乘，况任宦官，宜尽去之，专用士人。”（《资治通鉴》后唐同光三年）这话被吕知柔窃听到，由是宦官都切齿痛恨。蜀人见郭崇韬权大，联名请求李继岌留崇韬镇蜀。宦官乘机进谗，继岌遂与崇韬相互猜疑。这时成都虽下，而蜀中盗贼群起，布满山林，崇韬命任圜、张筠分道招讨，大军因之淹留未还，庄宗遣宦官向延嗣促令班师。向延嗣到了成都，嫌郭崇韬态度傲慢，与李从袭串通一气，回洛阳诬告郭崇韬父子有异心。适逢庄宗查阅蜀中府库簿籍，怪所藏珍宝不多，延嗣又说珍宝尽入郭家。庄宗愠怒，欲除郭崇韬而犹豫未决。刘皇后竟出手诏，密令李继岌杀郭崇韬父子。西川节度使孟知祥随后赶到成都，接管蜀中军政事务，李继岌乃部署诸军北返。

河中节度使朱友谦本来是朱温养子，朱友杀朱温篡位，也要杀朱友谦，朱友谦降附李存勖，赐姓名为李继麟。后唐统一黄河南北，因友谦以河中归附而无后顾之忧，友谦亦自恃有功，苦于伶官、宦者“求无厌”，遂拒而不与，结果得罪了伶官、宦者。郭崇韬被冤杀，伶官景进诬告朱友谦和郭崇韬合谋造反，唐庄宗又杀朱友谦全家一百余口。

李继岌大军从成都出发，康延孝率一万二千人为后军。延孝所部多河中兵，闻朱友谦无罪族诛被杀，河中将士大哗。军至剑州（治普安，今四川剑阁），延孝拥兵西还成都，自称西川节度使，李继岌在利州（治绵谷，今四川广元）闻讯，署任圜为副招讨使，将兵追讨，孟知祥遣西川兵，董璋率东川兵，会攻叛军，很快就把康延孝的叛乱镇压下去了。李继岌才引兵倍道而东。

后唐庄宗的失败，同杀害郭崇韬关系很大。后唐的精锐部队六万人，均随郭崇韬入蜀。魏王李继岌轻信谗言杀害了郭崇韬，他又控制不住这支大军，危亡的形势，立刻显现了。同时当时朝廷经济拮据，如果西川掌握在朝廷手中，经济情况尚可改善，李继岌一离开成都，东西川的统治权力落入董璋、孟知祥手中，中原的经济危机，也就更为严重了。

同光三年（公元925年）大饥，民多流亡，老弱往往馁死；租赋不充，东都仓廪空竭；军士乏食，有雇妻鬻子者。翌年三月，以军食不足，河南府豫征夏秋税，民不聊生。租庸使又以仓储不足，刻军粮，军心动摇。宰相请发内库赡给诸军。刘皇后出妆具及三银盆，并皇幼子三人于外廷，说宫中别无蓄积，请鬻以赡军。宰相惶惧而退。到了四方兵起，庄宗不得不出金帛给赐诸军，枢密宣徽使及供奉内使景进等皆献金帛以助给赐，军士诟詈道：“我等妻子已饿死，要金帛何用！”人心涣散，无法挽救危亡的局面了。

魏博军队是梁唐之际的劲旅，庄宗以魏博银枪效节都为亲军，攻取汴、洛，银枪都屡立战功，灭梁之后，庄宗不念旧劳，反而加以猜忌。天成元年（公元926年）二月，戍守瓦桥关（今河北雄县西南）的魏博士兵，期满回镇，到达贝州（治清河，今河北清河西北）。庄宗以邺都（治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空虚，恐兵至为变，命令他们留屯贝州。魏博兵士皇甫晖因人心浮动，率众哗变，杀魏博指挥使杨仁，奉银枪效节指挥使赵在礼为帅，焚掠贝州，兼程南下，攻破邺都。庄宗得到消息，派骁将元行钦率骑兵三千前往招抚，乱军守陴拒战，行钦攻城失利。庄宗不得已起用宿将李嗣源，率领一支亲军进讨邺都。亲军号称“从马直”，是庄宗挑选军中骁勇士卒组成的。指挥使郭从谦，认郭崇韬为叔父。郭崇韬遭冤杀后，郭从谦涕泣不平，用私财交结从马直军校，鼓动亲军作乱。天成元年三月初六日，李嗣源率亲军至邺都城下，次日下令军中，明晨攻城。当夜从马直军士哗变，拥李嗣源入城。城中不接受外兵，皇甫晖击散乱军，赵在礼亲率诸校迎李嗣源入城。李嗣源借口收抚外兵，出城至魏县，收镇州（治真定，今河北正定）兵五千；南趣相州（治安阳，今河南安阳），得马数千匹，始能成军。

元行钦从邺都退保卫州（治汲县，今河南卫辉），上奏庄宗，说李嗣源和邺都叛兵通谋，以后嗣源屡次上表申诉，都被元行钦扣留。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向李嗣源建议：“夫事成于果决而败于犹豫，安有上将（指嗣源）与叛卒入贼城（邺都），而他日得保无恙乎！大梁，天下之要会也，愿假三百骑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宜引大军亟进，如此始可自全。”（《资治通鉴》后唐明宗天成元年）石敬瑭挥兵渡河，突入大梁。三月二十六日，李嗣源也率领大军进入大梁。

庄宗率扈从兵二万五千，也从洛阳东往大梁，至万胜镇（在中牟县），闻李嗣源已经占领大梁，神色沮丧，登高叹息道：“吾不济矣！”即命旋师。士卒逃散，只剩一万多人。庄宗路过罂子谷（在当时汜水县西），山路狭窄，每遇卫士，便用善言安抚，许以厚赏。回答说：“陛下赏赐太晚，谁也不会感恩。”庄宗刚回到洛阳，四月初一日，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发动兵变，帅所部兵攻入兴教门（皇宫南面三门，左曰兴教门）。庄宗率宿卫军校十余人力战，被流矢射中身死，年四十二。身经百战统一黄河南北的后唐庄宗就这样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结束了他的生命。

洛阳兵变，庄宗中流矢而死。刘皇后携带金宝，逃往晋阳。诸军大掠都城。李嗣源引军入洛阳，称监国。魏王继岌率征蜀大军至兴平，进退失据，行至渭南，被宦官李从袭杀害。任圜代领全军二万六千人，归降李嗣源。宗室诸王多被李嗣源部下所杀，庄宗诸幼子下落不明，李克用家族几乎灭绝。刘皇后在晋阳为尼，也被李嗣源派人杀死。

庄宗晚年，命宦官为诸道监军。李嗣源下令罢诸道监军使，以庄宗由宦官亡国，命诸道尽杀宦官。在洛阳兵变时逃出洛阳的数百名宦官，藏匿山林，或落发为僧。有七十余人逃到晋阳，全部被捕杀。四川行营都监李从袭，也在华州被杀。发动兵变的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外调为景州（州治弓高，今河北景县东北）刺史，刚到景州就被李嗣源杀了，并诛其族。

后唐明宗的得国与后唐王朝的灭亡　后唐明宗，少名邈佶烈，也是沙陀部落人。初以骑射事李克用，李克用收为养子，乃姓李，名嗣源。

嗣源在庄宗世累立战功，曾以五千骑渡河取郓州，庄宗因之取大梁，灭后梁建后唐，累迁宣武节度使（镇大梁），兼蕃汉内外马步军总管（三军统帅），徙镇成德节度使（镇镇州真定，今河北正定）。庄宗晚年，军食不足，谣言四起，李嗣源位高名重，遭到庄宗的疑忌，入朝洛阳，遂留居洛阳。邺都兵变，庄宗命李嗣源率亲军北讨而亲军哗变，李嗣源被迫引军渡河，占领汴州（大梁城）。随后进军洛阳，自称监国。旋即皇帝位，仍以唐为国号，改元天成。

李嗣源即位后，下令废除夏秋两税省耗。什么叫省耗呢？旧例，夏秋两税，“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后止纳正税数，不量（收）省耗”（《五代会要》卷二十五）。天成二年（公元927年），“蔚（州治灵丘，今山西灵丘）、代（州治雁门，今山西代县）缘边，粟（小米）斗不过十钱”（《资治通鉴》后唐明宗天成二年）。天成三年，“东都（洛阳）民有犯私曲者，留守孔循族之。或请听民造曲，而于秋税亩收五钱”（《资治通鉴》后唐天成三年）。诏曰：“应三京（指洛阳、大梁、太原）、邺都、诸道州府乡村人户，自今年七月后，于是秋田苗上，每亩纳曲钱五文足陌，一任百姓自造私曲，酝酒供家，其钱随夏秋征纳。其京都及诸道州府县镇坊界内，应逐年买官曲酒户，便许自造曲，酝酒货买。仍取天成二年正月至年终一年逐户计算都买曲钱数内，十分只纳二分，以充榷酒钱。”“榷酒户外，其余诸色人，亦许私造酒曲供家，即不得衷私卖酒，如有故违，便即纠察，勒依中等酒户纳榷。其坊村一任沽卖，不在纳榷之限。”长兴元年（公元930年）二月赦书节文：“诸道州府人户，每秋苗一亩上，元征曲钱五文，今后特放二文，只征三文。”长兴二年诏曰：“乱离日久，贫下户多”，“各务耕田凿井，孰能枕曲藉糟？既随例以均摊，遂抱虚而输纳，渐成凋敝，深可悯伤”。“应在京诸道苗亩所征曲钱等，便从今年夏并放。其曲官中自造，委逐州减旧价一半，于在城扑断货卖。除在城不得私造外，乡村人户或要供家，一任私造”（《旧五代史·食货志》）。

长兴二年（公元931年）六月，命诸道均民田税。十二月，“初听百姓自铸农器并杂铁器，每田二亩，夏秋输农具三钱”（《资治通鉴》后唐长兴二年）。

明帝在位八年，“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资治通鉴》后唐长兴四年）。

后唐明宗也是残酷的统治者。天成元年，诏发汴州控鹤指挥使张谏等三千人戍瓦桥。军士出城复还，焚掠坊市，杀权知州、推官高逖。马步都指挥使李彦饶尽杀张谏及乱兵四百人。明宗命枢密使孔循知汴州，复诛兵士三千家。

同年，滑州都指挥使于可洪等纵火作乱，诏斩可洪于都市。其首谋滑州左崇牙全营族诛，右崇牙将校百人亦族诛，死者当在数千人以上。

天成二年三月，明宗发魏州牙兵三千五百人，使军校龙率领，戍芦台军（今天津宁河）以备契丹，龙所部兵杀河北道副招讨使乌震，戍守芦台的骑兵杀乱兵，得免者什无一二。四月，明宗命令芦台乱兵在营家属并满门处斩。于是邺都驱杀三千五百家凡万余人于石灰窑，永济渠为之变色。

明宗目不知书，四方奏章皆令枢密使安重诲诵读。重诲粗通文墨，也不能尽通，因奏请选用文臣以备应对，明宗乃命翰林学士冯道、赵凤为端明殿学士。

安重诲少事明宗，原为成德军中门使，明宗监国时任枢密使，参决大小机务，是明宗创业的“佐命功臣”。但是恃功矜宠，专权自恣。天成元年，明宗以任圜为宰相。任圜“简拔贤俊，杜绝侥幸，期年之间，府库充实，军民皆足，朝纲粗立”（《资治通鉴》后唐天成元年）。因与安重诲议论不合，天成二年斥居磁州，不久被安重诲借故杀害。

长兴元年（公元930年），董璋据东川，孟知祥据西川，同拒朝廷。明宗派石敬瑭率唐军伐蜀，“川路险阻，粮运甚艰，每费一石，而致一斗。自关以西，民苦输送”（《新五代史·安重诲传》）。石敬瑭主张退兵。安重诲自请前往督战。重诲日驰数百里，督运钱帛、刍粮，日夜不绝，人畜死亡无数，远近惊骇。明宗遂召重诲还京。石敬瑭以战事失利，粮运不继，引兵北归。安重诲在还京途中被解除枢密使职务，为护国节度使。重诲惶恐不安，请求致仕，终遭明宗疑忌而被杀。任圜刚愎，安重诲专横，但都尽忠职守。两人相继身死，奸佞得势，祸乱就不可遏止了。

明宗长子从，为庄宗所杀。次子秦王从荣，长兴元年为河南尹，兼判六军诸卫事，四年又加封天下兵马大元帅，虽未立为太子，实际是皇位的继承人。三子宋王从厚，长兴末出镇邺都。四子从益，年幼。长兴四年十一月，明宗病重，从荣以为明宗已死，率河南府牙兵千人列阵天津桥，准备入宫。宫中骑兵出击，从荣逃至府第被杀。明宗经此大变，病情加剧，后数日病卒。宋王从厚至洛阳即位，是为闵帝。

明宗养子从珂骁勇善战，少从明宗征伐，积功为凤翔节度使，封潞王。朝廷猜忌潞王，命移镇河中，潞王拒命。闵帝以西都（长安）留守王思同为西面行营马步军都部署，率禁军合六镇兵围攻凤翔。羽林指挥使杨思权率诸军哗变，拥潞王为主。潞王允许事成后以杨思权为节度使。“悉敛城中将吏士民之财以犒军，至于鼎釜皆估直以给之。”潞王整众而东，至长安，西都副留守刘遂雍迎谒。闵帝亦在洛阳慰问宿卫将士，“空府库以劳之，许以平凤翔，人更赏二百缗。军士益骄，无所畏忌，负赐物，扬言于路曰：‘至凤翔更请一分。’”（《资治通鉴》后唐清泰元年）朝廷前后所发诸军，遇西军皆迎降。西军长驱入陕州（州治陕，今河南陕县西南），迫近洛阳。

闵帝闻潞王将至，欲奔魏州，至卫州（治汲县，今河南卫辉）驿遇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入朝，敬瑭部下牙内指挥使刘知远尽杀闵帝左右五十骑。不久潞王使人至卫州缢杀闵帝。闵帝孔妃及四子，在洛阳亦被杀。潞王即皇帝位，是为后唐末帝。

潞王从凤翔出兵时，允许入洛后军士每人赏钱百缗。既至洛阳，阅实库中金帛不过三万两、匹，而犒军费需要五十万缗。三司使百般搜括京城民财。凡输财稽违者，下狱督责，狱中人满，贫民多赴井自尽，或投缳自尽。尽管这样，犒军费依然不敷。当时尽括左藏旧物及诸道贡献，以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也不过二十万缗。潞王无法，只好减少赏金，禁军将领杨思权等各赐二马、一驼，钱七十缗；军士钱二十缗；在京军士钱十缗。军士怨望，流言说：“除去菩萨（闵帝小字菩萨），扶立生铁（指潞王）。”五代的骄兵悍将，为了邀功请赏，升官发财，发动兵变拥立皇帝，这是为祸最烈的一次。

石敬瑭自太原入朝，“山陵既毕，不敢言归。时敬瑭久病羸瘠，太后（曹太后，魏国公主母）及魏国公主（石敬瑭妻）屡为之言，而凤翔将佐多劝帝留之”，“帝亦见其骨立，不以为虞”，“乃复以为河东节度使”（《资治通鉴》后唐潞王清泰元年）。“敬瑭至太原，于宾客前自称羸瘠，不堪为帅，冀朝廷不之忌”。时契丹屡攻北边，敬瑭“求益兵运粮”，“诏镇州输绢五万匹于〔河东〕总管府，籴军粮”，“又诏魏博市籴。时水旱民饥，敬瑭遣使督趋严急，山东（太行山、常山之东）之民流散，乱始兆矣”（《资治通鉴》后唐潞王清泰元年）。

石敬瑭想窥测李从珂意图，“累表自陈羸疾，乞解兵柄（谓北面马步军都总管），移他镇。帝（李从珂）与执政议从其请，移镇郓州”，群臣皆以为不可。天福元年（公元936年）五月，从珂与枢密直学士薛文遇议河东事，文遇曰：“以臣观之，河东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图之。”李从珂接受了这个意见，以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镇郓州），以宋审虔为河东节度使，代敬瑭。敬瑭称病，不受代，上表：“帝养子，不应承祀，请传位许王”（明宗幼子许王从益）。李从珂下制削夺敬瑭官爵，以张敬达兼太原四面排陈使、兵马都部署、知太原行府事，包围太原。张敬达将兵三万营于太原晋祠南晋安寨。石敬瑭遣使求救于契丹。九月，契丹主耶律德光将五万骑入援，大败后唐军，步兵死者近万人。不久，晋安寨兵乱，张敬达被杀，契丹遂与石敬瑭联军而南，李从珂率家属登洛阳玄武楼自焚，后唐亡。李从珂死时，年五十一。

后晋高祖的建国与契丹灭晋　石敬瑭，沙陀部落人。后唐明宗妻以爱女，以力战功，历官宣武节度使、天雄节度使、河东节度使。潞王欲敬瑭徙镇天平，敬瑭不受代，并求援于契丹，“草表称臣，且以父礼事”契丹主，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刘知远谏曰：‘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敬瑭不从。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乃为复书，许俟仲秋倾国赴援”。后晋天福元年“九月，契丹主将五万骑，号三十万，自扬武谷（在今山西崞县）而南”，至晋阳。石“敬瑭引兵会契丹围晋安寨，置营于晋安之南，长百余里，厚五十里”。唐晋安寨“士卒犹五万人，马万匹”，完全和外界消息隔绝，“声问不复通”（《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元年）。

天福元年十一月，“契丹主作册书，命敬瑭为大晋皇帝”，敬瑭即皇帝位于柳林。“割幽（州治蓟，今北京西南）、蓟（州治渔阳，今河北蓟县）、瀛（州治河间，今河北河间）、莫（州治莫县，今河北任丘北）、涿（治范阳，今河北涿州）、檀（州治密云，今北京密云）、顺（州治怀柔，今北京顺义）、新（州治永兴，今河北涿鹿）、妫（州治怀戎，今沦为官厅水库）、儒（州治妫水，今河北延庆）、武（州治文德，今河北宣化）、云（州治云中，今山西大同）、应（州治金城，今山西应县）、寰（州治寰清，今山西朔州东）、蔚（州治灵丘，今河北蔚县）十六州以与契丹，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元年）。

被围困在晋安寨的唐军，经过数月之久，“刍粮俱竭”，军心动摇，统帅张敬达为部将张光远所杀。张光远率全军投降于石敬瑭。时晋安寨尚有马五千匹、铠仗五万件，契丹主悉收取以归其国，降卒五万，悉归石敬瑭指挥。石敬瑭和契丹主联军俱南。

和石敬瑭向契丹称臣同时，幽州节度使赵德钧及其子宣武节度使赵延寿（也是后唐明宗的女婿），也遣使厚赂契丹主金帛，并密书契丹主云：“若立己为帝，请即以见兵南平洛阳，与契丹为兄弟之国，仍许石氏常镇河东”（《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元年）。契丹主权衡利害，以为援立石敬瑭为帝，较援立赵德钧为有利。时赵德钧父子均驻军潞州，契丹主过潞州，赵德钧父子迎谒，契丹主遂锁德钧、延寿父子，送归其国。德钧郁郁，不一年病死。延寿为契丹谋主，甚见信任。

契丹主至上党（今山西长治），北返，石敬瑭率兵南下，唐主李从珂登洛阳玄武楼自焚而死。

石敬瑭“新得天下，藩镇多未服从，或虽服从，反仄不安。兵火之余，府库殚竭，民间困穷，而契丹征求无厌”。宰相兼枢密使桑“维翰劝帝推诚弃怨以抚藩镇，卑辞厚礼以奉契丹，训甲缮兵以修武备，务农桑以实仓廪，通商贾以丰货财。数年之间，中国稍安”（《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二年）。

天福二年（公元937年），契丹改元会同，国号大辽，公卿庶官，皆仿中原，参用汉人，“以赵延寿为枢密使，寻兼政事令”（《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二年）。天福三年，石敬瑭“上尊号于契丹主及太后”，秋七月，“以冯道为太后册礼使，左仆射刘煦为契丹主册礼使，备卤簿、仪仗、车辂，诣契丹行礼，契丹主大悦。帝事契丹甚谨，奉表称臣，谓契丹主为父皇帝”。“岁输金帛三十万以外，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契丹太后、太子、诸王、大臣等，“皆有赂遗”。“晋使者至契丹，契丹骄倨，多不逊语。使者还，以闻，朝野咸以为耻，而帝事之曾无倦意，以是终帝之世与契丹无隙。然所输金帛不过数县租赋，往往托以民困，不能满数。其后契丹主屡止帝上表称臣，但令为书称儿皇帝如家人礼”（《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三年）。

天福三年十月，石敬瑭以大梁舟车所会，便于漕运，于是建都于大梁，号大梁曰东京，置开封府，以洛阳为西京，于长安置晋昌军节度。

“成德节度使（镇真定，今河北正定）安重荣耻臣契丹，见契丹使者，必箕踞慢骂，使过其境，或潜遣人杀之”，契丹主遣使责问石敬瑭，石敬瑭“为之逊谢”。安重荣又上表“数千言，大抵斥帝父事契丹，竭中国以媚无厌之虏”。并与朝贵书，云“已勒兵，必与契丹决战”。桑维翰是主降派。他密上疏石敬瑭说：“臣窃观契丹数年以来，士马精强，吞噬四邻，战必胜，攻必取，割中国之土地，收中国之器械；其君智勇过人，其臣上下辑睦，牛羊蕃息，国无天灾，此未可与为敌也。且中国新败，士气凋沮，以当契丹乘胜之威，其势相去甚远。又和亲既绝，则当发兵守塞，兵少则不足以待寇，兵多则馈运无以继之。我出则彼归，我归则彼至，臣恐警卫之士疲于奔命，镇、定之地无复遗民。今天下粗安，疮痍未复，府库虚竭，蒸民困弊，静而守之，犹惧不济，其可妄动乎！契丹与国家恩义非轻，信誓甚著，彼无间隙，而自启衅端，就使克之，后患愈重；万一不克，大事去矣。议者以岁输缯帛谓之耗蠹”，“殊不知兵连而不休，祸结而不解，财力将匮，耗蠹孰甚焉！”“臣愿陛下训农习战，养兵息民，俟国内无忧，民有余力，然后观衅而动，则动必有成矣。”（《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六年）石敬瑭完全同意桑维翰的看法，坚持和契丹的和亲。

天福六年秋七月，石敬瑭任命刘知远为河东节度使，加强了太原的防务。八月，石敬瑭离开大梁，亲至邺都。十一月，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起兵于襄州，不久失败，安从进举族自焚。十二月，成德节度使安重荣也“大集境内饥民，众至数万，南向邺都，声言入朝”（《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宗城（今河北威县东三十里）会战，重荣大败，退回镇州，一共损折了三万多兵士，后镇州为杜重威所破，安重荣被杀。

天福七年（公元942年）六月，石敬瑭在邺都病死，年五十一。敬瑭子重睿年幼，大臣以国家多难，宜立长君，乃拥立敬瑭兄敬儒子齐王重贵为帝。

重贵即位，得到大将河阳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景延广的拥戴，因此重用景延广。景延广请致书契丹时，称孙而不称臣，契丹主大怒，遣使来责问。“契丹卢龙节度使赵延寿欲代晋帝中国，屡说契丹击晋，契丹主颇然之。”（《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七年）契丹回图使（经管契丹后晋间的贸易称回图务）乔荣往来贩易后晋和契丹之间，置邸（堆栈）大梁，景延广说重贵囚乔荣，尽夺邸中堆积的货物。不久又把乔荣释放回去。临行，延广对乔荣说：“归语而主，先帝为北朝所立，故称臣奉表。今上（指重贵）乃中国所立”，“为邻为孙，足矣，无称臣之理。北朝皇帝（指契丹主）勿信赵延寿诳诱，轻侮中国。中国士马，尔所目睹。翁（指契丹主）怒则来战，孙（重贵）有十万横磨剑，足以相待”（《资治通鉴》后晋齐王天福八年）。乔荣回到契丹，以告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决定对晋用兵。

天福八年（公元943年），“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东自海，西距陇，南逾江、淮，北抵幽、蓟，原野、山谷、城郭、庐舍皆满，竹木叶俱尽。重以官括民谷，使者督责严急，至封碓，不留其食，有坐匿谷抵死者”。“民馁死者数十万口，流亡不可胜数”（《资治通鉴》后晋齐王天福八年）。

开运元年（公元944年）正月，契丹前锋将赵延寿统兵五万人攻陷贝州（治清河，今河北清河），旋又攻下博州（治聊城，今山东聊城东北）。契丹的前锋在契丹主从弟麻荅的率领下，推进到马家口，遭到晋军袭击，“契丹大败，乘马赴河溺死者数千人，俘斩亦数千人”。三月，契丹主“自将兵十余万陈于澶州（治顿丘，今河南清丰西）城北，东西横掩之两隅，登城望之，不见其际”。“契丹主以精兵当中军而来，帝（重贵）亦出陈以待之。”契丹主“以精骑左右略陈，晋军不动，万弩齐发，飞矢蔽地。契丹稍却；又攻晋陈之东偏不克。苦战至暮，两军死者不可胜数。昏后，契丹引去”。“契丹主自澶州北分为两军，一出沧、德，一出深、冀而归。所过焚掠，方广千里，民物殆尽。”（《资治通鉴》后晋齐王开运元年）

由于契丹军队深入河北，由于军兴，国用愈竭，朝廷“复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财，各封剑以授之。使者多从吏卒，携锁械、刀仗入民家，小大惊惧，求死无地，州县吏复因缘为奸”。又下“诏诸州所籍乡兵，号武定军，凡得七万余人。时兵荒之余，复有此扰，民不聊生”（《资治通鉴》后晋齐王开运元年）。

开运元年冬、开运二年春，契丹又大举攻邢（州治龙冈，今河北邢台）、（州治永年，今河北永年东南）、磁（州治滏阳，今河北磁县）三州，“杀掠殆尽”。晋军反攻，阳城（今河北顺平东南）会战，契丹精骑“四合如山”，晋军力战拒敌，契丹主退至幽州。

开运三年（公元946年），晋主重贵将北御契丹，以天雄节度使（镇魏州元城，今河北大名北）邺城留守杜威为北面行营都指挥使（即元帅），以天平节度使、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李守贞为兵马都监（即副帅），在邺都会合，整军北行，晋主重贵把所有禁军都调拨给杜威和李守贞指挥，以致大梁宿卫空虚。契丹、后晋两军对峙在恒州真定城南滹沱河两岸，“契丹遥以兵环晋营，内外断绝，军中食且尽”。杜威和李守贞密遣腹心至契丹主牙帐，表示愿意投降，并邀求重赏。“契丹主绐（用言欺骗）之曰：‘赵延寿威望素浅，恐不能帝中国。汝（谓杜威）果降者，当以汝为之。’”（《资治通鉴》后晋齐王开运三年）这样，杜威就召集诸将，出示降表，使诸将署名，不战而降。河北州镇相继降于契丹。契丹主命后晋将领张彦泽率二千骑，渡白马津（今河南滑县），径取大梁。这时大梁禁兵卫才五百人，当然无法抵抗，大梁城破，“城中大扰”。

晋帝重贵“于宫中起火。自携剑驱后宫十余人将赴火，为亲军将薛超所持。俄而彦泽自宽仁门（大梁皇城东门）传契丹主与太后书慰抚之”。“帝乃命灭火”。“帝坐苑中，与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学士范质草降表，自称‘孙男臣重贵，祸至神惑，运尽天亡。’”都监傅住儿“入宣契丹主命，帝脱黄袍，服素衫，再拜受宣，左右皆掩泣”。张“彦泽纵兵大掠，贫民乘之，亦争入富室，杀人取其货，二日方止，都城为之一空。彦泽所居宝货山积，自谓有功于契丹，昼夜以酒乐自娱，出入骑从常数百人，其旗帜皆题‘赤心为主’，见者笑之”。“张彦泽迁帝于开封府，顷刻不得留，宫中恸哭。”（《资治通鉴》后晋齐王开运三年）

张彦泽杀桑维翰。契丹主见景延广，诘之曰：“十万横磨剑安在！”欲送景延广至契丹国，延广自杀。

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契丹主至大梁，杀张彦泽及傅住儿于大梁北市，以平民愤。

契丹主迁晋主及其家人于封禅寺，“时雨雪连旬”，“上下冻馁。太后使人谓寺僧曰：‘吾尝于此饭僧数万，今日独无一人相念邪！’”僧辞以契丹意不可测，“不敢献食，晋主阴祈守者，乃稍得食”。契丹主又迁晋主于黄龙府（今吉林农安）。不久，李太后（后唐明宗女，石敬瑭妻）、安太妃（石敬儒妻，重贵生母）均在东北病死，据《新五代史·晋家人传》云：“周显德（公元954至959年）中，有中原人自契丹亡归者，言见帝及皇后、诸子皆无恙，后不知其所终。”

契丹灭晋前，契丹翰林承旨、吏部尚书张砺言于契丹主曰：“今大辽已得天下，中国将相宜用中国人为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习。苟政令乖失，则人心不服，虽得之，犹将失之。契丹主不从。”（《资治通鉴》后晋齐王开运三年）

契丹主既入洛阳，“广受四方贡献，大纵酒作乐，每谓晋臣曰：‘中国事，我皆知之；吾国事，汝曹不知也。’”“赵延寿请给上国兵廪食，契丹主曰：‘吾国无此法。’乃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自东、西两畿（大梁为东畿，洛阳为西畿）及郑（州治管城，今河南郑州）、滑（州治白马，今河南滑县东）、曹（州治济阴，今山东定陶西南）、濮（州治鄄城，今山东鄄城北），数百里间，财畜殆尽。契丹主谓判三司刘曰：‘契丹兵三十万，既平晋国，应有优赐，速宜营办。’时府库空竭，不知所出，请括借都城（大梁）士民钱帛，自将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数十人诣诸州括借，皆迫以严诛，人不聊生。”“于是内外怨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资治通鉴》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契丹主召晋百官悉集于庭，问曰：‘吾国广大，方数万里，有君长二十七人；今中国（指中原）之俗异于吾国，吾欲择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天无二日。夷、夏之心。皆愿推戴皇帝。’如是者再。契丹主乃曰：‘汝曹既欲君我，今兹所行，何事为先？’对曰：‘王者初有天下，应大赦。’”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二月，丁巳朔，契丹主服通天冠、绛纱袍，登正殿，设乐悬、仪卫于庭。百官朝贺，华人皆法服，胡人仍胡服，立于文武班中间。下制称大辽会同十年，大赦”。赵延寿以求为帝不得，“心怏怏，令李崧言于契丹主曰：‘汉天子所不敢望，乞为皇太子。’崧不得已为言之。契丹主曰：‘我于燕王（赵延寿封燕王），虽割吾肉，有用于燕王，吾无所爱。然吾闻皇太子当以天子儿为之，岂燕王所可为也！’因令为燕王迁官。时契丹以恒州（治真定，今河北正定）为中京，翰林承旨张砺奏拟燕王中京留守、大丞相、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枢密使如故。契丹主取笔涂去‘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而行之”（《资治通鉴》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初置乡兵”，号武定军，后改“号天威军，教习岁余，村民不闲军旅，竟不可用，悉罢之，但令七户输十千，其铠仗悉输官。而无赖子弟，不复肯复农业，山林之盗，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纵胡骑打草谷；又多以其子弟及亲信左右为节度使、刺史，不通政事，华人之狡狯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掊敛货财，民不堪命。于是所在相聚为盗，多者数万人，少者不减千百，攻陷州县，杀掠吏民”（《资治通鉴》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东方农民不断起义，攻陷宋（州治宋城，今河南商丘）、亳（州治谯，今安徽亳州）、密（州治诸城，今山东诸城）三州。围绕在徐州城下有李仁恕为首的农民军数万人，各地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迫使契丹主放弃大梁，向北撤退。

契丹主诏晋之百官“有职事者从行，余留大梁”。“复以汴州为宣武军，以萧翰为节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妹复为契丹主后。”三月十七日，“契丹主发大梁，晋文武诸司从者数千人，……宫女、宦官数百人，尽载府库之实以行”（《资治通鉴》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滏阳（今河北磁县）人梁晖砻据相州（治安阳，今河南安阳市），杀契丹兵数百。契丹主过相州，四月初四日，“命蕃汉诸军急攻相州，食时克之，悉杀城中男子，驱其妇女而北”，“留高唐英守相州，唐英阔城中，遗民男女得七百余人，其后节度使王继弘敛城中髑髅瘗之，凡得十余万”（《资治通鉴》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契丹主以船数十艘载晋铠仗，将自汴溯河归其国”，命武行德“将士卒千余人部送之。至河阴（今河南荥阳东北），行德与将士谋曰：‘今为“虏”所制，将远去乡里。人生会有死，安能为异域之鬼乎！“虏”势不能久留中国，不若共逐其党，坚守河阳……岂非长策乎！’众以为然。行德即以铠仗授之，相与杀契丹监军使。会契丹河阳节度使崔廷勋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治上党，今山西长治），行德遂乘虚入据河阳（今河南孟州南），众推行德为河阳都部署”（《资治通鉴》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行德遣使奉蜡表间道诣晋阳，刘知远任命武行德为河阳节度使。

“契丹主闻河阳乱，叹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诸道括钱，一失也；令上国人（契丹人）打草谷，二失也；不早遣诸节度使还镇，三失也。’”“契丹主至临城（今河北临城），得疾，及栾城（今河北栾城），病甚，苦热，聚冰于胸腹手足。”二十一日，“至杀胡林而卒。国人剖其腹，实盐数斗，载之北去，晋人谓之‘帝羓’”（《资治通鉴》后汉高祖天福二年）。

赵延寿恨做不到皇帝，“谓人曰：‘我不复入龙沙矣。’即日，先引兵入恒州，契丹永康王兀欲及南北二王，各以所部兵相继而入”。“时契丹诸将已密议奉兀欲为主，兀欲登鼓角楼受叔兄拜，而延寿不之知。”“恒州诸门管钥及仓库出纳，兀欲皆自主之。延寿使人请之，不与。”“或说赵延寿曰：‘契丹诸大人数日聚谋，此必有变。今汉兵不下万人，不若先事图之。’延寿犹豫未决。”五月初一日，永康王兀欲召延寿及张砺等饮酒。“兀欲妻素以兄事延寿，兀欲从容谓延寿曰：‘妹（兀欲之妻）自上国来，宁欲见之乎？’延寿欣然与之俱入。良久，兀欲出，谓砺等曰：‘燕王谋反，适已锁之矣。’又曰：‘先帝在汴时，遗我一筹，许我知南朝军国。近者临崩，别无遗诏。而燕王擅自知南朝军国，岂理邪！’”“后数日，集蕃、汉之臣于府署，宣契丹主遗制，其略曰：‘永康王，大圣皇帝（阿保机）之嫡孙，人皇王（东丹王突欲）之长子，太后钟爱，群情允归，可于中京即皇帝位。’”（《资治通鉴》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契丹述律太后闻契丹主自立，大怒，发兵拒之。”太后兵大败，“契丹主幽太后于阿保机墓，改元天禄，自称天授皇帝”。“契丹主慕中华风俗，多用晋臣，而荒于酒色，轻慢诸酋长，由是国人不附，诸部数叛，兴兵诛讨，故数年之间，不暇南寇。”（《资治通鉴》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萧翰守大梁，闻刘知远自太原南下，“欲北归，恐中国无主，必大乱，己不得从容而去。时唐明宗子许王从益与王淑妃在洛阳”，翰遣使迎之，“矫称契丹主命，以从益知南朝军国事，召己赴恒州。淑妃、从益匿于徽陵（明宗陵）下宫，不得已而出。至大梁，翰立以为帝，帅诸酋拜之”。“百官谒见淑妃，淑妃泣曰：‘吾母子单弱如此，而为诸公所推，是祸吾家也。’翰留燕兵千人守诸门，为从益宿卫。”五月十八日，萧翰离开大梁北返，王淑妃“召大臣谋之曰：‘吾母子为萧翰所逼，分当灭亡。诸公无罪，宜早迎新主（指刘知远），自求多福，勿以吾母子为意！’”乃“遣使奉表称臣迎帝（刘知远），请早赴京师，仍出居私第”。六月，刘知远至洛阳，遣将“先入大梁清宫，密令杀李从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儿为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岁寒食，以一盂麦饭洒明宗陵（徽陵）乎！’”（《资治通鉴》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契丹主兀欲北返，以麻荅为中京（恒州）留守。萧翰至恒州，与麻荅共守。“麻荅贪猾残忍，民间有珍货、美妇女，必夺取之。又捕村民，诬以为盗”，“杀之，欲以威众”。契丹留恒州兵不满二千，“麻荅令所司给万四千人食，收其余以自入”，“众心怨愤”。闻刘知远入大梁，“皆有南归之志。前颍州防御使何福进，控鹤指挥使太原李荣，潜结军中壮士数十人”，“约以击佛寺钟为号”。“契丹主兀欲遣骑至恒州”，召冯道、李崧、和凝等，“会葬契丹主德光于木叶山。道等未行，食时，钟声发。汉兵夺契丹守门者兵击契丹”，“因突入府中。李荣先据甲库，悉召汉兵及市人，以铠仗授之，焚牙门，与契丹战”。“烟火四起，鼓噪震地。麻荅等大惊，载宝货家属，走保北城。而汉兵无所统一。”契丹复“自北门入，势复振，汉民死者二千余人”。“李穀恐事不济，请冯道、李崧、和凝至战所慰勉士卒，士卒见道等至，争自奋。会日暮，有村民数千噪于城外”，“契丹惧而北遁”，麻荅“奔定州”（《资治通鉴》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后汉王朝的建立与灭亡　刘知远，沙陀部落人，世居太原，和后晋高祖石敬瑭俱为偏将事后唐明宗。石敬瑭为太原节度使，知远为押衙。石敬瑭为皇帝，知远以佐命功，天福六年（公元941年）拜河东节度使、北京留守。

石敬瑭病死，石重贵即帝位。重贵与契丹绝盟，后晋亡，晋主石重贵北迁，契丹主入居大梁。刘“知远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轶”，遣将“王峻奉三表诣契丹主：一，贺入汴；二，以太原夷、夏杂居，戍兵所聚，未敢离镇；三，以应有贡物，值契丹将刘九一军自土门入屯于南川，城中忧惧，俟召还此军，道路始通，可以入贡。契丹主赐诏褒美”。刘知远又遣北都副留守白文珂“入献奇缯、名马。契丹主知知远观望不至，及文珂还，使谓知远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邪？’”“或劝知远举兵进取，知远曰：‘用兵有缓有急，当随时制宜。今契丹新降晋兵十万，虎踞京邑，未有他变，岂可轻动哉！且观其所利，止于货财，货财既足，必将北去。况冰雪已消，势难久留，宜待其去，然后取之，可以万全。’”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二月，刘知远于太原即汉皇帝位，国号汉，史称后汉。

天福十二年四月，契丹主北归，中途病死。刘知远取晋（州治临汾，今山西临汾）、绛（州治正平，今山西新绛）路，至陕州（治陕，今河南陕县西南）、新安（河南新安）、洛阳，又东至大梁。河南州镇，相继归附，河北州镇，也不断挣脱契丹的统治，依附后汉。只有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杜重威据邺都（治元城，今河北魏县东）不肯归附，刘知远亲率大军攻围，从九月围攻到十一月，杜重威才出降，“城中馁死者什七八，存者皆尪瘠无人状”。杜重威归降后，仍官太傅兼中书令。但契丹的入主中原，后晋的覆亡，中原的遭受兵祸，是和杜重威的前线倒戈投降契丹，几万军队同时解甲这一事件分不开的。由于杜重威民愤很大，“重威每出入，路人往往掷瓦砾诟之”（《资治通鉴》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过了一年之后，刘知远终于把杜重威杀了。

刘知远才把黄河流域统一，就在乾元年（公元948年）正月病死了，年五十四，庙号高祖。子承即皇帝位，时年十八岁，是为隐帝。

赵延寿子赵匡赞为晋昌节度使（镇长安），后汉初，入朝大梁，不久，朝廷又征赵匡赞牙兵去大梁，牙兵很怕，军校赵思绾发动兵变，打开长安军库，取铠仗，据长安城，“集城中少年，得四千余人，缮城隍，葺楼堞，旬日间，战守之具皆备”。凤翔知军州事王景崇和护国节度使（即河中节度使，镇蒲州）李守贞，也“招纳亡命，养死士，治城堑，缮甲兵”，联合起兵，李守贞自称秦王。

朝廷任命“郭威为四面军前招慰安抚使，诸军皆受威节度”。“郭威与诸将议攻讨，诸将欲先取长安（赵思绾）、凤翔（王景崇）。镇国节度使扈从珂曰：‘今三叛连衡，推守贞为主，守贞亡，则两镇自破矣。若舍近而攻远，万一王（王景崇）、赵（赵思绾）拒吾前，守贞掎吾后，此危道也。’威善之。”于是郭威自陕州（治陕，今河南陕县西南），白文珂、刘词自同州（治冯翊，今陕西大荔），常思自潼关，分三路围攻河中。从乾元年的七月围攻到乾二年的七月，整整一年，终于把河中攻下，李守贞自焚死。同月，赵思绾释甲出降，也被收杀，同年十二月，王景崇也在攻围之中举家自焚。河中、长安、凤翔三镇相继被郭威攻下，奠定了郭威在军事方面的很高威信。

在刘知远驱逐契丹势力中，史弘肇收复失地的功绩为多。后来史弘肇官做到宰相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权力极大。“都辖禁军，警卫都邑，专行刑杀，略无顾避”。在他担任禁军指挥之后，“不问罪之轻重，理之所在，但云有犯，便处极刑，枉滥之家，莫敢上诉。巡司军吏，因缘为奸，嫁祸胁人，不可胜纪。时太白昼见（金星昼见，迷信传说下有兵祸），民有仰观者，为坊正所拘，立断其腰领”（《旧五代史·史弘肇传》）。故相李崧自恒州逃归，他的邸宅先在汴、洛，已由刘知远赐与宰相苏逢吉。后来李崧从契丹归来，李崧的两个弟弟认为苏逢吉侵占他家的第宅，和苏逢吉兄弟饮酒之间，口出怨言。苏逢吉叫人说动李崧家部曲诬告李崧以蜡丸私通契丹，史弘肇替苏逢吉撑腰，逮捕杀害了李崧全家数十口，取其小女为婢，真是暗无天日，最大冤枉。

“逢吉为人，文深好杀”，刘知远为太原节度使时，逢吉为节度判官，刘知远“尝令静狱（使之决遣系囚）以祈福，逢吉尽杀狱囚还报”。刘知远初定河南，下“敕：‘盗贼毋问赃多少皆抵死。’时四方盗贼多，朝廷患之，故重其法，仍分命使者逐捕。苏逢吉自草诏，意云：‘应贼盗，并四邻同保，皆全族处斩。’众以为：‘盗犹不可族，况邻保乎！’逢吉固争，不得已，但省去‘全族’字。由是捕贼使者张令柔杀平阴（今山东平阴）十七村民”（《资治通鉴》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被杀的人数，大概在数千人以上。

隐帝承即位以后，“枢密使、右仆射、同平章事杨邠总机政，枢密使兼侍中郭威主征伐，归德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兼中书令史弘肇典宿卫，三司使、同平章事王章掌财赋”。“是时承契丹〔入汴，中原〕荡覆之余，公私困竭，章捃摭遗利，吝于出纳，以实府库。”“宿兵累年而供馈不乏”，“以是国家粗安。章聚敛刻急。旧制，田税每斛更输二升，谓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输二斗（明宗天成时只输一斗），谓之‘省耗’”。“有犯盐、矾、酒曲之禁者，锱铢涓滴，罪皆死，由是百姓愁怨。”（《资治通鉴》后汉隐帝乾三年）

王章尝“于其第张酒乐，时〔史〕弘肇与宰相、枢密使及内客省使阎晋卿等俱会。酒酣，为手势令，弘肇不熟其事，而阎晋卿坐次弘肇，屡教之。苏逢吉戏弘肇曰：‘近坐有姓阎人，何忧罚爵！’弘肇妻阎氏，本酒妓也，弘肇谓逢吉讥之，大怒，以丑语诟逢吉。逢吉不校，弘肇欲殴逢吉，逢吉策马而去。弘肇遽起索剑，意欲追逢吉。杨曰：‘苏公是宰相，公若害之，致天子何地，公细思之。’泣下。弘肇索马急驰而去，虑有非常，连镳而进，送至第而还。自是将相不协如水火矣”（《旧五代史·史弘肇传》）。

契丹不断入边，“横行河北，〔河北〕诸藩镇各自守，无捍御之者，议以郭威镇邺都，使督诸将以备契丹”。“制以〔郭〕威为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枢密使如故。”（《资治通鉴》后汉隐帝乾三年）郭威率大军出屯邺都。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王殷，也配合郭威，领兵出屯澶州（治顿丘，今河南清丰西），以防契丹。

隐帝左右嬖幸枢密承旨聂文进、飞龙使後匡赞、翰林茶酒使郭允明，“皆有宠于帝，久不迁官，共怨执政”，太后弟李业求为宣徽使，杨、史弘肇认为外戚不宜居此职，也没有满足他的要求。隐帝三年除丧之后，要想亲政，“厌为大臣所制。、弘肇尝议事于帝前，帝曰：‘审（仔细）图之，勿令人有言！’曰：‘陛下但禁声（禁口不言），有臣等在。’帝积不能平，左右因乘间谮之于帝云：‘等专恣，终当为乱。’”宰相苏逢吉和史弘肇交恶，也经常用言语挑动李业、聂文进等。

乾三年（公元950年）十一月十三日，杨、史弘肇、王章等入朝，有甲士数十人自永福殿出，杀杨、史弘肇、王章于东庑下，分遣使臣收捕杨等三家，阖门诛杀。另外又遣使诛郭威、王殷两家。诛郭威全家时，“极其惨毒，婴孺无免者”（《资治通鉴》后汉隐帝乾三年）。隐帝遣使带密诏至邺都杀郭威，往澶州杀王殷。十四日，郭威知道全家被杀，即日起兵。十五日，郭威亲自统率大军继发，至澶州，与王殷合兵渡河。十七日，至滑州（治白马，今河南滑县东，时在黄河之南）。十九日，郭威军至大梁城外。二十日，两军相遇而不战。二十一日，两军相接触，南军大败。二十一日，隐帝逃亡至赵村，下马入民家，为乱兵所杀。郭威进入大梁城，朝见太后，与大臣议立刘知远之侄武宁节度使（镇徐州）刘，刘尚未赶到大梁，郭威已被士兵拥立为皇帝了。

后周郭威的建国　郭威，邢州尧山人，徙家太原，早年父母双亡，由姨母抚养长大。“尝游上党（今山西长治），有市屠壮健，众所畏惮”，郭威“因醉命屠割肉。小不如意，叱之。屠者怒，袒腹谓帝曰：‘尔敢刺我否？’帝即其腹”（《旧五代史·周太祖纪》），威因此亡命。后事汉高祖刘知远，刘知远驱契丹，入大梁，以郭威为枢密副使。知远死，隐帝嗣位，拜枢密使。隐帝杀杨、史弘肇、王章及郭威、王殷五家，这时郭威、王殷统兵在邺都和澶州，即日率兵南向大梁，杀隐帝。时镇、定二州入奏，契丹又大入，河北诸州告急，郭威又率大军北御契丹，至澶州，兵变，请郭威为天子。诸军遂拥帝南行，直趋大梁。

广顺元年（公元951年）正月，郭威即皇帝位于大梁，国号周，史称后周。规定“凡仓场、库务掌纳官吏，无得收斗余、称耗；犯窃盗及奸者，并依晋天福元年（公元936年）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无得诛及亲族，籍没家资”。“初，唐衰，多盗，不用律文，更定峻法，窃盗赃三匹者死；晋天福中，加至五匹。奸有夫妇人，无问强、和，男女并死。汉（后汉刘氏王朝）法，窃盗一钱已上皆死；又罪非反逆，往往族诛、籍没。故帝即位，首革其弊。”（《资治通鉴》后周太祖广顺元年）

时周初建，“四方多故”，宰相“王峻夙夜尽心，知无不为，军旅之谋，多所裨益。范质明敏强记，谨守法度。李穀沉毅有器略，在帝前议论，辞气慷慨，善譬谕以开主意”（《资治通鉴》后周太祖广顺元年）。这个领导班子，对巩固初期的后周政权，起了有益作用。

“汉法，犯私盐、曲，无问多少抵死。郑州民有以屋税受盐于官，过州城，吏以为私盐，执而杀之，其妻讼冤”。后周太祖广顺二年（公元952年）六月，“始诏犯盐、曲者以斤两定刑有差”（《资治通鉴》后周太祖广顺二年）。“时敕诸色犯盐、曲，所犯一斤已下至一两，杖八十，配役；五斤已下，一斤已上，徒三年；五斤已上，重杖一顿，处死。”（胡三省《资治通鉴》注）

广顺二年十一月，“敕：‘约每岁民间所输牛皮，三分减二；计田十顷，税取一皮，余听民自用及卖买，惟禁卖于敌国。’先是，兵兴以来，禁民私卖买牛皮，悉令输官受直。唐明宗之世，有司止偿以盐；晋天福（公元936至942年）中，并盐不给。汉法，私犯牛皮一寸抵死，然民间日用实不可无。帝素知其弊，至是，李穀建议，均于田亩（在田亩税中摊派），公私便之”（《资治通鉴》后周太祖广顺二年）。

“前世屯田皆在边地，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其后又募高资户使输课佃之，户部别置官司总领，不隶州县，或丁多无役，或容庇奸盗，州县不能诘。梁太祖击淮南，掠得牛以千万计，给东南诸州农民，使岁输租。自是历数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至是“敕：‘悉罢户部营田户，以其民隶州县，其田、庐、牛、农器，并赐见佃者为永业，悉除租牛课。’是岁，户部增三万余户，民既得为永业，始敢葺屋植树，获地利数倍”（《资治通鉴》后周太祖广顺三年）。

在周世宗即位之后，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帝“谓侍臣：‘近朝征敛谷帛，多不俟收获纺绩之毕。’乃诏三司，自今夏税以六月，秋税以十月起征，民间便之”（《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三年）。

以上周太祖、周世宗在刑法、营田和征敛方面的一些改革，对五代残酷的刑法有所减轻，对经济方面的剥削有所缓和，为后周和北宋的统一全国，创造了有利条件。

泰宁节度使（镇兖州）慕容彦超系汉高祖刘知远的异父同母弟。郭威自邺都向大梁，彦超受命御郭威，兵败，走归兖州。彦超在郭威称帝后，“发乡兵入城，引泗水注壕中，为战守之备；又多以旗帜授诸镇将，令募群盗，剽掠邻境”（《资治通鉴》后周太祖广顺二年）。广顺二年（公元952年）正月，郭威发兵讨慕容彦超，设长围，进攻兖州。四月，郭威下诏亲征，五月，发大梁，至兖州城下。“彦超性贪吝，官军攻城急，犹瘗藏珍宝，由是人无斗志。”城破，彦超赴井死。兖州的攻下，进一步巩固了后周政权。

王殷，后汉隐帝时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因契丹大入，领兵出屯澶州，从郭威入大梁。郭威即皇帝位后，王殷为天雄军节度使，权力极大，“凡河北征镇有戍兵处，咸禀殷节制”。广顺三年冬十二月，王殷入朝大梁，诏令王殷依旧内外巡警。“殷出入部从不下数百人，又以仪形魁伟，观者无不耸然。一日，遽入奏曰：‘郊礼在近，兵民大集，臣城外防警，请量给甲仗，以备非常。’太祖难之。时中外以太祖婴疾，步履稍难，多不视朝”，“殷有震主之势，颇忧之。太祖乃力疾坐于滋德殿，殷入起居，即命执之，寻降制流窜，及出都城，遽杀之，众情乃安”（《旧五代史·王殷传》）。

在杀王殷以前，先杀了王峻。王峻，后汉隐帝末，郭威出镇邺都，峻为监军，随威南取大梁，充枢密使。郭威即皇帝位，王峻兼右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为性轻躁，举措率易”，“每有启请，多自任情，太祖从而顺之，则忻然而退，稍未允可，则应声而愠，不逊之语，随事而发”。太祖“每优容之”（《旧五代史·王峻传》）。郭威的家族，都为后汉隐帝所杀害，威无子，以妻柴氏之侄柴荣为子，郭威即位，以柴荣为澶州节度使。柴荣以郭威年老多病，请求内调，王峻百般阻止。广顺三年（公元953年），王峻“奏请以端明殿学士颜、枢密直学士陈观代范质、李穀为相，帝曰：‘进退宰辅，不可仓猝，俟朕更思之。’峻力论列，语浸不逊，日向中，帝尚未食，峻争之不已，帝曰：‘今方寒食，俟假（有寒食假前后五天）开，如卿所奏。’峻乃退。”过了寒食假，“帝亟召宰相、枢密使入，幽峻于别所。帝见冯道等，泣曰：‘王峻陵朕太甚，欲尽逐大臣，翦朕羽翼。朕惟一子（柴荣），专务间阻，暂令诣阙，已怀怨望。岂有身典枢机，复兼宰相，又求重镇（兼平卢节度使）！观其志趣，殊未盈厌。无君如此，谁则堪之！’”“贬峻商州（治上洛，今陕西商州）司马，制辞略曰：‘肉视群后（视朝臣如机上肉），孩抚朕躬（抚天子如婴孩）。’”王峻不久以腹疾病死于商州。王峻、王殷的相继贬斥诛死，给柴荣的继位称帝，铺平了道路。

王峻既贬，柴荣由澶州节度使入为开封尹，封晋王。继承人的地位确定下来了。显德元年（公元954年）四月，“加晋王荣兼侍中，判内外兵马事。时群臣希得见帝，中外恐惧，闻晋王典兵，人心稍安”。郭威初在邺都，“奇爱小吏曹翰之才”，及即帝位，“使之事晋王荣，荣镇澶州，以为牙将。荣入为开封尹，未即召翰，翰自至，荣怪之。翰请间言曰：‘大王国之储嗣，今主上寝疾，大王当入侍医药，奈何犹决事于外邪！’荣感悟，即日入止禁中”。郭威病笃，戒晋王曰：“魏仁浦勿使离枢密院。”又命“草制，以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王溥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宣制毕，左右以闻，帝曰：‘吾无恨矣。’”（《资治通鉴》后周太祖显德元年）郭威病死，年五十一，庙号太祖。晋王荣即皇帝位，是为世宗。

后周世宗柴荣生于后梁均王龙德元年（公元921年），显德元年（公元954年）即帝位时，年三十四岁。

后周世宗　周世宗刚即位，要认真对待的头桩大事，是抗击北汉。先是刘知远自太原出兵，驱逐契丹（公元947年），以其从弟刘崇为太原尹、北京留守，刘知远即帝位以后，又以刘崇兼河东节度使。到了刘知远病死，史弘肇、郭威等擅权，刘崇和郭威有隙，开始在太原“选募勇士，招募亡命，缮甲兵，实府库，罢上供财赋，皆以备契丹为名，朝廷诏令，多不禀承”（《资治通鉴》后汉高祖乾元年）。

后汉隐帝被杀，刘知远另一子刘勋病废，郭威迎立刘崇子武宁节度使（镇兖州）刘为帝，至宋州（治宋城，今河南商丘），又把他杀害，威自立为帝。刘崇闻刘被杀，在广顺元年（公元951年）正月，即皇帝位于晋阳（今山西太原），史称北汉。拥有并（州治晋阳）、汾（州治隰城，今山西汾阳）、忻（州治秀容，今山西忻州）、代（州治雁门，今山西代县）、岚（州治宜芳，今山西岚县北）、宪（州治楼烦监，今山西静乐西南）、隆（治所未详，其地在岢岚、岚县之间）、蔚（州治灵丘、今山西灵丘）、沁（州治沁源，今山西沁源）、辽（州治辽山，今山西左权）、麟（州治新泰，今陕西神木北）、石（州治离石，今山西离石）十二州之地。刘崇做了皇帝，对他臣下说：“‘朕以高祖（刘知远）之业一朝坠地，今日位号，不得已而称之。顾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节度使邪！’由是不建宗庙，祭祀如家人，宰相月俸止百缗，节度使止三十缗，自余薄有资给而已。”（《资治通鉴》后周太祖广顺元年）

郭威即位后，北汉主刘崇联合契丹，侵扰后周的黄河以北及汾水流域诸藩镇，但皆不能得手。契丹主兀欲又想调动大军举国南下，契丹贵族反对南下，杀契丹主兀欲，诸部酋长推立前契丹主耶律德光之子耶律述律为帝，“契丹主年少，好游戏，不亲国事，每夜酣饮，达旦乃寐，日中方起，国中谓之睡王”（《资治通鉴》后周太祖广顺元年）。

契丹主曾动员奚、契丹兵五万，会合北汉主刘崇兵二万，进攻后周的晋州（治临汾，分山西临汾），结果败退。契丹士马也什丧三四。“北汉土瘠民贫，内供军国，外奉契丹。赋役繁重，民不聊生。”（《资治通鉴》后周太祖广顺元年）

郭威病死，北汉主刘崇以为进攻后周的机会到了，刘崇亲率大兵三万，契丹大将杨衮也统率万余骑，联军南趋潞州（治上党，今山西长治市）。周世宗亲率大军往御，群臣都劝阻周世宗不必亲自前去。“帝曰：‘〔刘〕崇幸我大丧，轻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来，朕不可不往。’冯道固争之，帝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尝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审陛下能为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之强，破刘崇如山压卵耳！’道曰：‘未审陛下能为山否？’帝不悦，惟王溥劝行，帝从之。”（《资治通鉴》后周太祖显德元年）

北汉主刘崇军过潞州，不攻，越潞州而南，军于高平（今山西高平）南之巴公原（在今山西晋城东北），两军相遇。后周大将白重进、李重进将左军居西，樊爱能、何徽将右军居东，向训、史彦超将精骑居中央，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郭威的女婿）将禁兵保卫周世宗，周世宗亲临前线督战。两军合战，后周右军樊爱能、何徽引骑兵先退，右军溃，右军步兵千余人解甲投降北汉。周世宗见军势危急，自引亲兵犯矢石督战，“士卒死战，无不一当百，北汉兵披靡”。北汉主刘崇听得周世宗亲临前线，更调动了精悍部队由骁将张元徽率领，乘胜进兵。元徽略阵，马倒被杀，“北军由是夺气”，周兵血战，北汉兵大败，北汉主弃大军自雕窠岭（今山西高平西北）遁归，“昼夜北走，所至，得食未举箸，或传周兵至，辄苍黄而去。北汉主衰老力惫，伏于马上，昼夜驰骤，殆不能支，仅得入晋阳”（《资治通鉴》后周太祖显德元年）。

周右军将领“樊爱能、何徽引数千骑南走，控弦露刃，剽掠辎重，役徒惊走，失亡甚多。帝遣近臣及亲军校追谕止之，莫肯奉诏，使者或为军士所杀，扬言‘契丹大至，官军败绩，余众已降虏矣。’”周世宗驻兵潞州，“欲诛樊爱能等以肃军政，犹豫未决”。帝“昼卧行宫帐中，张永德侍侧，帝以其事访之，对曰：‘爱能等素无大功，忝冒节钺，望敌先逃，死未塞责。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军法不立，虽有熊罴之士，百万之众，安得而用之！’帝掷枕于地，大呼称善。即收〔樊〕爱能、〔何〕徽及所部军使以上七十余人，责之曰：‘汝曹皆累朝宿将，非不能战；今望风奔遁者，无他，正欲以朕为奇货，卖与刘崇耳！’悉斩之”。“自是骄将惰卒，始知所惧，不行姑息之政矣。”（《资治通鉴》后周太祖显德元年）

过了两个多月，周世宗又调集了大军十来万，扬威晋阳城下，值久雨，士卒疲病，不利作战，大军引退。

“初，宿卫之士，累朝相承，务求姑息，不欲简阅，恐伤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骄蹇不用命，实不可用，每遇大敌，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国，亦多由此。”周世宗经过“高平之战，始知其弊”，曾“谓侍臣曰：‘凡兵务精不务多，今以农夫百未能养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泽，养此无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众何所劝！’乃命大简诸军，精锐者升之上军，羸者斥去之。又以骁勇之士，多为藩镇所蓄，诏募天下壮士，咸遣诣阙”，命殿前都虞候赵匡胤（即宋太祖皇帝）“选其尤者为殿前诸班，其骑步诸军，各命将帅选之。由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选练之力也”（《资治通鉴》后周太祖显德元年）。

周世宗在漕运、铸钱各方面，也作了一些变革。周世宗“以漕运自晋（后晋）、汉（后汉）以来，不给斗耗，纲吏多以亏欠抵死，诏自今每斛给耗一斗”。周世宗又以政府“久不铸钱，而民间多销钱为器皿及佛像，钱益少”。乃下“敕，始立监采铜铸钱，自非县官法物、军器及寺观钟、磬、钹、铎之类听留外，自余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给其直”，熟铜每斤官给钱一百五十，生铜每斤一百。“过期隐匿不输，五斤以上其罪死”（一两至一斤徒二年，一斤至五斤处死）。周世宗还下“敕天下寺院，非敕额（敕赐寺额）者悉废之。禁私度僧尼”，“惟两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听设戒坛”。“是岁（显德二年，即公元955年），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废者三万三百三十六，见僧四万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周世宗对他左右侍臣道：“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邪！且吾闻佛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

周世宗愤慨唐末以来，藩镇割据，中国分崩离析，“及高平之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会秦州民夷有诣大梁献策请恢复旧疆者，帝纳其言”。周世宗“谓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寝食不忘。又自唐、晋以来，吴、蜀、幽、并皆阻声教，未能混壹。宜命近臣著《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及《开边策》各一篇，朕将览焉。’比部郎中王朴献策，以为：‘中国之失吴、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观所以失之之原，然后知所以取之之术。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骄民困，奸党内炽，武夫外横，因小致大，积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为而已。夫进贤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隐（恤）诚信，所以结其心也；赏功罚罪，所以尽其力也；去奢节用，所以丰其财也；时使（使民以时）薄敛，所以阜其民也。俟群才既集，政事既治，财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后举而用之，功无不成矣！彼之人观我有必取之势，则知其情状者愿为间谍，知其山川者愿为向导，民心既归，天意必从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与吾接境几二千里，其势易扰也。扰之当以无备之处为始，备东则扰西，备西则扰东，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间，可以知其虚实强弱，然后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未须大举，且以轻兵扰之。南人懦怯，闻小有警，必悉师以救之。师数动则民疲而财竭，不悉师则我可以乘虚取之。如此，江北诸州将悉为我有。既得江北，则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则岭南、巴蜀可传檄而定。南方既定，则燕地必望风内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东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当以强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败，力竭气沮，必未能为边患，宜且以为后图，俟天下既平，然后伺间，一举可擒也。今士卒精练，甲兵有备，群下畏法，诸将效力，期年之后可以出师，宜自夏秋蓄积实边矣。’”“时群臣多守常偷安，所对少有可取者，惟朴神峻气劲，有谋能断，凡所规画，皆称上意。”（《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王朴的《开边策》成为此后后周、北宋次第削平诸国的蓝图，只有幽燕为契丹所占，不能复取，这正像诸葛亮的《隆中对》一样，以后关羽失守荆州，这是始料所不及的。

这时，契丹方强，北汉又是周的死敌，鉴于后唐庄宗用兵取蜀，把六万精锐部队陷在巴蜀战争中，以致中原空虚，魏博兵变，庄宗身死国亡。周世宗决定留重兵保卫大梁，对南唐首先用兵。

在对南唐用兵之前，必须先取后蜀秦（州治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凤（州治梁泉，今陕西凤县东北凤州）、成（州治上禄，今甘肃西和西）、阶（州治皋兰镇，今甘肃武都东）诸州，巩固关陇防务。周世宗于显德二年（公元955年），任命凤翔节度使王景为西南行营都招讨使，宣徽南院使向训为行营兵马都监。景等屡败蜀兵，取下秦、凤、成、阶四州，蜀主震恐，聚兵粮于剑门、白帝，为守御之备。

南唐与后周以淮水为界。周世宗命李穀为淮南道前军行营都部署，显德二年十一月，周军自正阳（今安徽颍上西南）渡淮，十二月，败唐兵于寿州（今安徽寿县）城下。显德三年正月，周世宗下诏亲征，周军渡淮，与南唐军合战于正阳东，大破南唐军，斩唐将北面行营都部署刘彦贞，“斩首万余级，伏尸三十里，收军资器械三十余万。是时江淮久安，民不习战，彦贞既败，唐人大恐”。周世宗亲率大军围攻寿州，并征发淮北民夫数十万人轮流攻城，昼夜不息。南唐清淮节度使（镇寿州）刘仁赡坚守待援。周世宗一方面命赵匡胤倍道袭清流关（今安徽滁州西南二十余里），并攻下滁州（今安徽滁州）；一方面又知扬州空虚，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袭取扬州，并东下泰州（今江苏泰州）。同时周军又西面攻下光州（治定城，今河南潢川）和舒州（治怀宁，今安徽潜山）。是年四月，淮南久雨，周世宗围攻寿州久不攻下，“营中水深数尺，攻具及士卒失亡颇多，粮运不继”，“乃议旋师”（《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三年）。

“初，唐人以茶盐强民而征其粟帛，谓之博（博易）征，又兴营田于淮南，民甚苦之；及周师至，争奉牛酒迎劳，而将师不之恤，专事俘掠，视民如土芥；民皆失望，相聚山泽，立堡壁自固，操农器为兵，积纸为甲，时人谓之‘白甲军’。周人讨之，屡为所败，先所得唐诸州，多复为唐有。”（《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三年）可见后周军事上虽有所得，政治上却跟不上，因此后周取得的淮南诸州，又相继失守。

周军从显德二年十一月起，围攻寿春，到显德四年（公元957年）三月，没有把寿春攻下，但城中食尽，守将清淮节度使刘仁赡病危已不识人。周世宗训练了水军数千人沿淮而下，至赵步（寿春东百余里），和唐军会战，“唐兵战溺死及降者殆四万人，获船舰粮仗以十万数”（《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四年）。周世宗在大捷以后，耀兵寿春城北，寿春城内知外援已绝，只得开城出降了。

四年十一月，周世宗再至淮南，到了显德五年三月，唐主上表称臣，“请献江北庐（州治合肥，今安徽合肥）、舒（州治怀宁，今安徽潜山）、蕲（州治蕲春，今湖北蕲春）、黄（州治黄冈，今湖北黄冈）四州，岁输贡物十万。于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县六十”（《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五年）。这十四州，谓光（州治定城，今河南潢川）、寿、庐、舒、蕲、黄、滁（州治清流，今安徽滁州）、和（州治历阳，今安徽和县）、濠（州治钟离，今安徽凤阳西北）、泗（州治临淮，今江苏盱眙北）、楚（州治山阳，今江苏淮安）、扬（州治江都，今江苏扬州）、泰（州治海陵，今江苏泰州）、通（州治静海，今江苏南通）。

在淮南取得前后，周世宗疏理了淮南北漕运水路。“汴水自唐末溃决，自桥（在今安徽宿州）东南，悉为污泽，周世宗命武宁节度使（镇徐州）武行德发民夫，因故堤疏导之，东至泗上。”（《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时淮滨久无行人，葭苇如织，多泥淖沟堑。”显德四年（公元957年），“诏疏汴水北入五丈河（河自大梁历曹州、郓州、济州，其广五丈，旧名五丈河），由是齐鲁舟楫皆入于大梁”（《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四年）。显德五年三月，“浚汴口，导河流达于淮，于是江淮舟楫始通”（《资治通鉴》后周显德五年）。

周世宗“欲引战舰自淮入江，阻北神堰（在楚州，今淮安市北五里，淮水低，沟水高，舟行渡堰入淮，今号为平水堰），不得渡。遣使行视，还言地形不便，计功甚多”。周世宗亲到其地视察，“授以规画，发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舰数百艘皆达于江，唐人大惊以为神”（《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五年）。显德六年二月，周世宗“命王朴如河阴（今河南荥阳北）按行河堤，立斗门于汴口”。命侍卫都指挥使韩通“发徐、宿、宋、单等州丁夫数万浚汴水”。“命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自大梁城东导汴水入于蔡水，以通陈、颍之漕，命步军都指挥使袁彦浚五丈渠，东过曹、济、梁山泊，以通青、郓之漕，发畿内及滑、亳丁夫数千以供其役。”（《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六年）河道漕运的沟通畅达，为大梁城成为全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创造了有利条件。

周世宗在进攻南唐的时候，契丹乘虚进攻河北，后周取得南唐的淮南之后，周世宗自扬州北还至大梁城，派遣大将抗击契丹。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周世宗亲至沧州（治清池，今河北沧州东南），帅步骑数万，直趋契丹之境。周世宗命大将韩通治水道，补坏防，开游口三十六。周世宗“御龙舟，沿流而北，舳舻相连数十里”，至益津关（在河北文安境内），契丹守将以城降，“自是以西，水路渐隘，不能胜巨舰”，周世宗乃舍舟登陆。大军先至瓦桥关（今河北雄县），契丹守将举城降。契丹莫州（治莫县，今河北任丘北）刺史刘楚信和瀛州（治河间，今河北河间县）刺史高彦晖相率举州降，瓦桥关以南之地，尽为后周所攻克。

周世宗取得瀛、莫诸州以后，还想麾兵北上，直取幽州，命先锋都指挥使刘重进提兵先发，进据固安（今河北固安），西北至燕京一百二十里。周世宗因身体不适，乃在数日后，自瓦桥关南还，回到大梁。六月，周世宗病危，卒年三十九，子梁王宗训嗣位为皇帝，时年七岁，是为恭帝。

显德七年正月，镇、定二州驰奏，契丹大兵南下，与北汉合兵，周帝命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统兵往御，赵匡胤掌军政已六年，从周世宗征伐，屡著功绩。这时主少国疑，人心浮动，将士阴谋推戴。军次陈桥驿，一天清早，“诸将擐里执兵，直叩寝门曰：‘诸将无主，愿策太尉（时匡胤检校太尉）为天子！’匡胤惊起，未及应，即被以黄袍，呼万岁”。（《续资治通鉴》宋太祖建隆元年）。诸将翼戴赵匡胤入大梁城，诣崇元殿行禅代礼，诏定国号曰宋，改元建隆。

宋建隆三年（公元962年），迁周恭帝宗训居房州（治房陵，今湖北房县）。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宗训死于房州。周世宗三子熙谨卒于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其余二子熙让、熙诲，史称“不知其所终”，大概也是被杀害而死的。

五代帝王世系

第二节　十国割据

吴杨氏的建国及其消亡　唐昭宗乾宁三年（公元896年），杨行密全有淮南之地。

乾宁四年，兖州节度使朱瑾留大将康怀贞守兖州。朱温“遣葛从周将兵袭兖州，汴兵奄至”，康怀贞降，兖州失守。朱瑾只得率兖州军民渡淮，投奔杨行密。“淮南旧善水战，不知骑射，及得河东、兖、郓兵，军声大振。”（《资治通鉴》唐昭宗乾宁四年）

朱温“既得兖、郓，甲兵益盛，乃大举击杨行密，遣庞师古以徐、宿、宋、滑之兵七万壁清口（泗水入淮之口，今江苏淮阴西），将趋扬州；葛从周以兖、郓、曹、濮之兵壁安丰（今安徽寿县南），将趋寿州（今安徽寿县）”；朱温“自将屯宿州（今安徽宿州），淮南震恐”。“杨行密与朱瑾将兵三万拒汴军于楚州（治山阳，今江苏淮安），别将张训自涟水（今江苏涟水）引兵会之，行密以为前锋。庞师古营于清口，或曰：‘营地污下，不可久处。’不听。师古恃众轻敌，居常弈棋。朱瑾壅淮上流”，又“将五千骑潜渡淮，用汴人旗帜，自北来，趣其中军，张训逾栅而入，士卒苍黄拒战，淮水大至，汴军骇乱。行密引大军济淮，与瑾等夹攻之，汴军大败，斩师古及将士首万余级，余众皆溃。葛从周营于寿州西北”，“闻师古败，奔还”。于淠水（今淠河）半济，“淮南兵击之，杀溺殆尽”，诸军“济淮，凡四日不食，会大雪，汴卒缘道冻馁死，还者不满千人”。“行密由是遂保据江、淮之间”，朱温“不能与之争”（《资治通鉴》唐昭宗乾宁四年）。

唐昭宗景福元年（公元892年），杨行密始任淮南节度使，当时宣州（治宣城，今安徽宣城）节度留后田和润州刺史安仁义，都是杨行密所亲信的大将。景福二年，升州（治江宁，今江苏南京）刺史张雄病死，由冯弘铎继任升州刺史。昭宗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宁国节度使（镇宣州）田造战舰，出击冯弘铎（时为武宁节度使，镇江宁），会战于曷山（今芜湖南四十余里），冯弘铎大败，逃奔杨行密，杨行密署冯弘铎为淮南节度副使，从此升州并入杨行密的版图。

田为宁国节度使以后，天复二年，吴越钱氏的中军武勇右都指挥使徐绾、武勇左都指挥使许再思（他们原来是孙儒的部下，孙儒失败，孙儒的士卒逃奔浙西，钱爱其骁悍，以为中军，号武勇都）谋反，杭州大乱。钱怕田出兵援助徐绾、许再思，命大将顾全武出使杨行密，并以子钱传为质于杨行密，杨行密以女妻传，并答应把田召回。田从杭州撤军时，也要钱以一子为质，钱以次子传为质于田，以女妻传。

天复三年（公元903年），宁国节度使（镇宣州）田联合润州（治丹徒，今江苏镇江）团练使安仁义举兵反对杨行密，并遣使至寿州（治安徽寿县）约寿州刺史朱延寿共图行密。“行密夫人，朱延寿之姊也”。延寿“阴与田通谋”，“谋颇泄。杨行密诈为目疾，对延寿使者多错乱所见（见甲以为乙，见犬以为猫），或触柱仆地。谓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诸子皆幼，军府事当悉以授三舅。’夫人屡以书报延寿，行密又自遣〔使〕召之”，“延寿至广陵，行密迎及寝门，执而杀之”（《资治通鉴》唐昭宗天复三年）。杨行密又命大将李神福自鄂州（治江夏，今湖北武汉）乘战舰东下，连败田水师于皖口（皖水入江之口，今安徽安庆西），将水军逆战，李神福“临江坚壁不战，遣使告行密，请发步兵断其归路”。行密遣部将台将兵击。“田闻台将至，自将步骑逆战，留其将郭行以精兵二万”，“屯芜湖，以拒李神福”。台连败田，进围宣州。田出城作战被杀。不久，杨行密又攻陷润州，杀安仁义，宣、歙、升、润诸州，又完全为杨行密所控制。

唐昭宗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十月，杨行密被封为吴王，承制封拜。唐天二年（公元905年），杨行密病死，年五十四，子杨渥继位为淮南节度使，东南诸道行营都统、弘农郡王。

天三年，杨渥遣将攻拔洪州（今江西南昌），自兼镇南节度使（镇洪州）。杨渥取得江西之后，“骄侈益甚”，“将佐皆不自安”。“渥居丧，昼夜酣饮作乐，燃十围之烛以击球，一烛费钱数万。或单骑出游，从者奔走道路，不知所之。左右牙指挥使张颢、徐温泣谏，渥怒曰：‘汝谓我不才，何不杀我自为之！’二人惧。渥选壮士，号‘东院马军’，广署亲信为将吏，所署者恃势骄横，陵蔑勋旧”。颢、温潜谋杀渥。“渥父行密之世，有亲军数千营于牙城之内，渥迁出于外，以其地为射场，颢、温由是无所惮。渥之镇宣州也，命指挥使朱思、范思从、陈将亲兵三千；及嗣位，召归广陵。颢、温使三将”“戍洪州，诬以谋叛，命别将陈往诛之”。“渥闻三将死，益忌颢、温，欲诛之”。一日，“渥晨视事，颢、温帅牙兵二百，露刃直入庭中，渥曰：‘尔果欲杀我邪？’对曰：‘非敢然也，欲诛王左右乱政者耳！’因数渥亲信十余人之罪，曳下，以铁击杀之，谓之‘兵谏’。诸将不与之同者，颢、温稍以法诛之，于是军政悉归二人，渥不能制”（《资治通鉴》后梁开平元年）。

后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五月，张颢遣其党纪祥等杀杨渥于寝室，诈云暴薨。年二十三。张颢“集将吏于府庭，夹道及庭中、堂上各列白刃，令诸将悉去卫从然后入。颢厉声问曰：‘嗣王已薨，军府谁当主之？’三问，莫应，颢气色益怒。幕僚严可求前密启曰：‘军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则恐太速。’颢曰：‘何谓速也？’可求曰：‘刘威（在庐州）、陶雅（在歙州）、李遇（在宣州）、李简（在常州），皆先王之等夷，公今自立，此曹肯为公下乎？不若立幼主辅之，诸将孰敢不从。’颢默然”。于是拥立杨渥次弟杨隆演为淮南节度留后、东面诸道行营都统。“颢以徐温为浙西观察使，镇润州（治丹徒，今江苏镇江）。严可求说温曰：‘公舍牙兵而出外藩，颢必以弑君之罪归公。’温惊曰：‘然则奈何？’可求曰：‘颢刚愎而暗于事，公能见听，请为公图之。’”时淮南行军“副使李承嗣参预军府之政”，可求往说承嗣，承嗣深然之，可求又说动张颢取消温出外藩之令。“温与可求谋诛颢，可求曰：‘非钟泰章不可。’”“温使亲将翟虔告之。泰章闻之喜，密结壮士三十人”，清旦，“直入，斩颢于牙堂，并其亲近。温始暴颢弑君之罪，（车裂）纪祥等于市”。“隆演以温为左、右牙都指挥使，军府事咸取决焉”（《资治通鉴》后梁太祖开平二年）。

徐温“性沉毅，自奉简俭，虽不知书，使人读狱讼之辞而决之，皆中情理。先是，张颢用事，刑罚酷滥，纵亲兵剽夺市里。温谓严可求曰：‘大事已定，吾与公辈当力行善政，使人解衣而寝耳。’乃立法度，禁强暴，举大纲，军民安之。温以军旅委严可求，以财赋委支计官骆知祥，皆称其职，淮南谓之‘严、骆’”（《资治通鉴》后梁太祖开平二年）。

后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淮南将吏推杨隆演为淮南节度使、东面诸道行营都统、弘农王。淮南的政权，实际都操在徐温手中，杨隆演不过是傀儡而已。

徐温“以金陵形胜，战舰所聚，乃自以淮南行军副使领升州（治江宁，今江苏南京）刺史，留广陵（今江苏扬州），以其假子元从指挥使知诰为升州防遏兼楼船副使，往治之”（《资治通鉴》后梁太祖开平三年）。初，杨行密“掠得徐州人李氏之子，生八年矣，行密养以为子，行密长子渥憎之。行密谓其将徐温曰：‘此儿质状性识，颇异于人，吾度渥必不能容，今赐汝为子。’温名之曰知诰”。知诰长，“喜书善射，识度英伟。行密常谓温曰：‘知诰俊杰，诸将子皆不及也。’”（《资治通鉴》唐昭宗乾宁二年）这个徐知诰，后来复姓李，改名昪，就是南唐的开国皇帝，庙号烈祖。

后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抚州（治临川，今江西抚州）刺史危全讽联结袁州（治宜春，今江西宜春）刺史彭彦章、吉州（治庐陵，今江西吉安）刺史彭、信州（治上饶，今江西上饶）刺史危仔倡，号十万人，争夺洪州（治豫章，今江西南昌）。全讽屯兵象牙潭（今江西金溪县东北），淮南大将周本疾趣象牙潭，大败危全讽之军，生擒全讽，“于是江西之地尽入于杨氏”（《资治通鉴》后梁太祖开平三年）。

后梁乾化二年（公元912年），徐温取宣州，执李遇，以养子徐知诰为升州（治江宁，今江苏南京）刺史。“时诸州长吏多武夫，专以军旅为务。不恤民事；知诰在升州，独选用廉吏，修明政教，招延四方士大夫，倾家赀无所爱。”（《资治通鉴》后梁太祖乾化二年）淮南将吏推嗣吴王杨隆演为太师、吴王，以徐温领镇海节度使、淮南行军司马。徐温团结淮南旧将刘威、陶雅，“待之甚恭”，“雅等悦服”，徐温的政治地位也更加巩固起来。

后梁贞明三年（公元917年），徐温把镇海节度使的治所由润州（今镇江）移到升州（今南京），让养子徐知诰改镇润州，而把广陵的一切政治权力交给徐知训负责。徐知训是徐温的亲生儿子，为人“骄倨淫暴”，平日“狎侮吴王，无复君臣之礼。尝与王为优，自为参军，使王为苍鹘（僮奴），总角弊衣执帽以从。又尝泛舟浊河，王先起，知训以弹弹之。又尝赏花于禅智寺，知训使酒悖慢，王惧而泣，四座股栗。左右扶王登舟，知训乘轻舟逐之，不及，以铁檛杀王亲吏。将佐无敢言者，父温皆不之知”。后梁贞明四年（公元918年）六月，前兖州节度使朱瑾杀徐知训，徐温部下阖门讨瑾，瑾自杀。徐知诰在润州（今镇江）闻朱瑾杀徐知训，即日引兵渡江，接管政权，徐温就命徐知诰代徐知训执政。以后徐温一度回到广陵，不久又“还镇金陵，总吴朝大纲，自余庶政，皆决于知诰。知诰悉反知训所为，事吴王尽恭，接士大夫以谦，御众以宽，约身以俭。以吴王之命，悉蠲天十三年（后梁贞明二年，即公元916年）以前逋税，余俟丰年乃输之（谓天十四年逋租）。求贤才，纳规谏，除奸猾，杜请托。于是士民翕然归心，虽宿将悍夫，无不悦服。先是，吴有丁口钱，又计亩输钱，钱重物轻，民甚苦之”。徐知诰“以为‘钱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输钱，是教民弃本逐末也。请蠲丁口钱，自余税悉输谷帛，绢匹直千钱者当税三千。’”“由是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强。”（《资治通鉴》后梁均王贞明四年）

梁贞明五年四月，徐温请杨隆演为吴国王，隆演以徐温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诸道都统、东海郡王，以徐知诰为左仆射、参政事兼知内外诸军事。

后梁贞明六年，杨隆演病卒，年二十四。徐温立隆演弟溥为吴王。后唐天成二年（公元927年）十一月，吴王杨溥即皇帝位，追尊父杨行密为武皇帝，庙号太祖，兄杨渥为景皇帝，庙号烈祖，杨隆演为宣皇帝，庙号高祖。

后唐天成二年十月，吴大丞相徐温病卒，年六十六。温子知询仍归金陵，温养子知诰仍在广陵秉吴政。徐知询“自以握兵据上流，意轻徐知诰，数与知诰争权，内相猜忌”。后唐天成四年（公元929年）十一月，知询入朝广陵，知诰留知询，不遣返金陵，“知诰自是始专吴政”（《资治通鉴》后唐明宗天成二年、四年）。

后唐长兴二年（公元931年），“吴中书令徐知诰表称辅政岁久，请归老金陵；乃以知诰为镇海（今南京）、宁国（今安徽宣城）节度使，镇金陵，余官如故，总录朝政，如徐温故事。以其子兵部尚书、参政事景通（即后来的南唐元宗）为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诸军事，留江都（今扬州）辅政”（《资治通鉴》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后唐长兴四年，“宋齐丘劝徐知诰徙吴主都金陵，知诰乃营宫城于金陵”（《资治通鉴》后唐明宗长兴四年）。后唐清泰元年（公元934年），“徐知诰别治私第于金陵”，知诰“迁居私第，虚府舍以待吴主”。“吴人多不欲迁都者，都押牙周宗言于徐知诰曰：‘主上西迁，公复须东行，不惟劳费甚大，且违众心。’”“吴主遣宋齐丘如金陵，谕知诰罢迁都。先是，知诰久有传禅之志，以吴主无失德，恐众心不悦，欲待嗣君，宋齐丘亦以为然。一旦，知诰临镜镊白髭，叹曰：‘国家安而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请如江都，微以传禅讽吴主，且告齐丘。齐丘以宗先己，心疾之，遣使驰诣金陵，手书切谏，以为天时人事未可，知诰愕然。后数日，齐丘至，请斩宗以谢吴主，乃黜宗为池州副使。久之，节度副使李建勋、行军司马徐等屡陈知诰功业，宜早从民望，召宗复为都押牙。知诰由是疏齐丘。”（《资治通鉴》后唐潞王清泰元年）

后唐清泰二年（公元935年），吴加中书令徐知诰太师、大元帅，进封齐王。后晋天福元年（公元936年），“吴主诏齐王知诰置百官，以金陵府为西都”。后晋天福二年，吴主禅位于徐知诰，知诰即皇帝位于金陵，史称南唐。

吴让皇杨溥退位后，徙居润州丹阳宫，后晋天福三年（公元938年），以幽死，年三十八。后晋天福七年，南唐主李昪（即徐知诰）迁杨氏子孙居海陵（今江苏泰州市），“严兵守之，绝不通人，久而男女自为匹偶”（《新五代史·吴世家》）。

后周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南唐失去淮南，南“唐主遣园苑使尹延范如泰州，迁吴让皇之族于润州，延范以道路艰难，恐杨氏为变，尽杀其男子六十人”（《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三年）。杨氏遂绝。

自唐大顺二年（公元891年），杨行密始有淮南之地，至后晋天福二年杨溥退位，凡传四主，四十七年而亡。

南唐李氏的建国及其灭亡　南唐主李昪，是徐温的养子，上面已经讲到过了。

徐温，海州朐山（今江苏连云港西）人，少以贩盐为业，后隶杨行密帐下，和刘威、陶雅之徒，号三十六英雄。行密死后，徐温拥立杨渥。渥被杀，徐温又拥立杨隆演，遂擅吴政。温病死，政权落入温养子徐知诰手中。知诰称帝后，为了以唐正统作号召，复姓李氏，改名曰，是谓南唐烈祖。尊徐温为义祖，表示不忘义父养育之恩，自己又伪造世系，说是唐玄宗第六子永王之后。

南唐主李即位之后，“江淮比年丰稔，兵食有余，群臣争言‘陛下中兴，今北方多难，宜出兵恢复旧疆’。唐主曰：‘吾少长军旅，见兵之为民害深矣，不忍复言。使彼民安，则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六年）。

后晋天福七年（公元942年），“吴越国火，焚其宫室、府库，甲兵皆尽，群臣请乘其弊攻之，不许，遣使吊问，厚赒其乏。钱氏自吴时（杨氏）素为敌国，见天下乱久，常厌用兵，及将篡国，先与钱氏约和，归其所执将士，钱氏亦归吴败将，遂通好不绝。客冯延巳好论兵，大言，尝诮曰：‘田舍翁安能成大事！’而志在守吴旧地而已，无复经营之略也。然吴人亦赖以休息”（《新五代史·南唐世家》）。

南唐主“性节俭，常蹑蒲屦，盥頮用铁盎，暑则寝于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丑宫人，服饰粗略。死国事者，皆给禄三年。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税，民间称其平允。自是江淮调兵兴役及他赋敛，皆以税钱为率”（《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六年）。

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43年），唐主疽发于背，谓齐王“曰：‘吾饵金石，始欲益寿，乃更伤生，汝宜戒之。’”（《资治通鉴》后晋齐王天福八年）卒年五十六。子嗣位，是为元宗。

自徐知诰（即李，南唐烈祖）相吴，“禁压良为贱（买良人子女为奴婢），令买奴婢者通官作券。冯延巳及弟礼部员外郎延鲁，俱在元帅府，草遗诏听民卖男女，意欲自买姬妾，萧俨驳曰：‘此必延巳等所为，非大行（自汉以行，天子初死，梓宫在殡，称大行皇帝）之命也。昔延鲁为东都（江都）判官，已有此请，先帝访臣，臣对曰：“陛下昔为吴相，民有鬻男女者，为出府金，赎而归之，故远近归心。今即位而反之，使贫人之子为富人厮役，可乎？”先帝以为然……先帝斜封延鲁章，抹三笔，持入宫。请求诸宫中，必尚在。’齐王命取先帝时留中章奏千余道，皆斜封一抹，果得延鲁疏。然以遗诏已行，竟不之改”（《资治通鉴》后晋齐王天福八年）。

冯延巳、延鲁、魏岑、陈觉、查文徽，党附宋齐丘，“更相汲引，侵蠹政事，唐人谓觉等为五鬼”。“延鲁自礼部员外郎迁中书舍人、勤政殿学士”。又以岑及文徽皆为枢密副使（《资治通鉴》后晋齐王天福八年）。

后晋开运三年（公元946年），南唐出兵取建州（治建安，今福建建瓯）。开运三年，陈觉、冯延鲁又矫用南唐主命进攻福州，吴越钱氏发水军自海道救福州，大败唐军，南唐兵士死者二万余人，“委弃军资器械数十万，府库为之耗竭”（《资治通鉴》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唐主以陈觉、冯延鲁矫诏败军，议斩二人以谢中外，由于宋齐丘为他二人说情，还是赦而不杀。当南唐福州失利的时候，正是契丹入主中原的时候，由于南唐精兵都用在江西、福建一带，无法把兵锋转而北向，把收复中原的最好机会，白白放过了。

后周郭威称帝，后汉主刘知远同母弟慕容彦超不肯臣周，据兖州抗周，并求援于南唐，南唐主“发兵五千，军于下邳（今安徽睢宁西北），以援彦超，闻周兵将至，退屯沭阳”（今江苏沭阳）。后周“大破唐兵，杀溺死者千余人，获其将燕敬权”。郭威释燕敬权归南唐，南“唐之言事者犹献取中原之策，中书舍人韩熙载曰：‘郭氏有国虽浅，为治已固，我兵轻动，必有害无益’”（《资治通鉴》后周太祖广顺二年）。

南唐主李“好文学，故〔韩〕熙载与冯延巳、延鲁、江文蔚、潘佑、徐铉之徒皆至美官”。“当时唐之文雅，于诸国为盛，然未尝设科举，多因上书言事拜官，至是，始命翰林学士江文蔚知贡举，进士庐陵（今江西吉安）王克贞等三人及第。唐主问文蔚：‘卿取士何如前朝？’对曰：‘前朝公举、私谒相半，臣专任至公耳！’唐主悦。”“时执政皆不由科第，相与沮毁，竟罢贡举。”（《资治通鉴》后周太祖广顺二年）

周世宗于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对南唐用兵，显德四年，再次亲征，到了显德五年，淮南之地尽为后周所得。同年，南唐主李下令去帝号，称南唐国主，凡天子仪制皆有降损，去年号，用周正朔。“初，冯延巳以取中原之策说唐主，由是有宠。延巳尝笑烈祖（李）戢兵为龌龊，曰：‘安陆（晋高祖天福五年李承裕安州之败事）所丧才数千兵，为之辍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识量耳，安足与成大事。岂如今上暴师数万于外，而击球宴乐无异平日，真英主也。’延巳与其党谈论，常以天下为己任，更相唱和。翰林学士常梦锡屡言延巳等浮诞不可信，唐主不听。梦锡曰：‘奸言似忠，陛下不悟，国必亡矣！’及臣服于周，延巳之党相与言，有谓周为大朝者，梦锡大笑曰：‘诸君常欲致君尧舜，何意今日自为小朝邪！’众默然。”（《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五年）

“唐主以金陵去周境才隔一水，洪州险固居上流，集群臣议徙都之”，“乃命经营豫章（今江西南昌市）为都城之制”（《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六年）。不久，就更命洪州为南昌府，号曰南都。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南唐主迁都南昌，留太子从嘉（即后主）于金陵。“南唐主至南昌，城邑迫隘，宫府营廨，十不容一二”。“群臣日夜思归，南唐主北望金陵，郁郁不乐。”（《续资治通鉴》宋太祖建隆二年）六月，南唐元宗卒于南昌，年四十六。丧归金陵，太子从嘉即位，改名煜。

煜字重光，元宗第六子，五兄皆早死，故煜得立。“善属文，工书画”（《新五代史·南唐世家》）。《清异录》称：“后主善书，作颤笔，曲之状，遒劲如寒松霜竹，谓之金错刀。”知音律。

南唐建国之初，有屯田使，至是“罢诸路屯田使，委所属令佐与常赋俱征，随所租入，十分锡一，谓之率分，以为禄廪；诸朱胶牙税视是”（《十国春秋》）。

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三月，始行铁钱。陶岳《货志录》曰：“韩熙载请以铁为钱，其钱之大小，一如开元通宝，文亦如之，徐铉篆其文。比于旧钱稍大，而轮郭深阔。既而铁钱大行，公私便之。”“每十钱，以铁钱六权铜钱四而行，逮民间止用铁钱，遂藏铜钱靳弗出，末年铜钱一直铁钱十，比国亡，诸郡所积铜钱累六十七万缗”（《十国春秋》）。

南唐后酷信佛法，中书舍人张每见辄谈法，当时大臣亦多蔬食持戒以奉佛。宋开宝二年（公元969年），“普度诸郡僧”。开宝三年，“命境内崇修佛寺”（《十国春秋》）。“建康城中僧徒迨至数千，给廪米缗帛以供之”（马令《南唐书》）。南唐主与小周后“顶僧伽帽衣袈裟，诵佛经拜跪顿颡”（《十国春秋》）。

宋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宋太祖出兵，十一月，下金陵，南唐亡。南唐建国于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亡于宋开宝八年，凡传三主，共三十九年而亡。

闽王氏的建国及其灭亡　王潮，光州固始（今河南固始县）人，家世业农，后来王潮出任佐史。唐僖宗光启元年（公元885年），“秦宗权责租赋于光州刺史王绪，绪不能给”，“悉举光（州治定城，今河南潢川）、寿（州治寿春，今安徽寿县）兵五千人，驱吏民渡江”，“转掠江（州治浔阳，今江西九江）、洪（州治豫章，今江西南昌）、虔（州治赣县，今江西赣州）州”，又“陷汀（州治长汀，今福建长汀）、漳（州治漳浦，今福建漳浦）二州”。“王绪至漳州，以道险粮少，令军中‘无得以老弱自随，犯者斩！’唯王潮兄弟扶其母董氏崎岖从军，绪召潮等责之曰：‘军皆有法，未有无法之军。汝违吾令而不诛，是无法也。’三子（王潮及弟王审、王审知）曰：‘人皆有母，未有无母之人；将军奈何使人弃其母！’绪怒，命斩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将军，既杀其母，安用其子，请先母死。’将士皆为之请，乃舍之。有望气者谓绪曰：‘军中有王者气。’于是绪见将卒有勇略逾己及气质魁岸者皆杀之。”“众皆自危。”行至南安（今福建南安），王潮与前锋将合谋，“伏壮士数十人于篁竹中，伺绪至，挺剑大呼跃出，就马上擒之”，“军中皆呼万岁”，推王潮为将军。潮“约其属，所过秋毫无犯。行及沙县（今福建沙县），泉州（治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张延鲁等以刺史廖彦若贪暴，帅耆老奉牛酒遮道，请潮留为州将，潮乃引兵围泉州”（《资治通鉴》唐僖宗光启元年）。光启二年（公元886年），王潮攻拔泉州，福建观察使陈岩表王潮为泉州刺史。“潮沉勇有智略，既得泉州，招怀离散，均赋缮兵，吏民悦服”（《资治通鉴》唐僖宗光启二年）。

“福建观察使陈岩疾病，遣使以书召泉州刺史王潮，欲授以军政，未至而岩卒。岩妻弟都将范晖讽将士推己为留后。”（《资治通鉴》唐昭宗大顺二年）“范晖骄侈失人心，王潮以从弟彦复为都统，弟审知为都监，将兵攻福州，民自请输米饷军，平湖洞（今福建莆田界）及滨海蛮夷皆以兵船助之。”（《资治通鉴》唐昭宗景福元年）王审知攻福州久不下，“董昌发温（州治永嘉，今浙江温州）、台（州治临海，今浙江临海）、婺（州治金华，今浙江金华）州兵五千救之”，王审知白王潮，欲且停攻福州，王潮不许，报曰：“兵尽添兵，将尽添将，兵将俱尽，吾当自来”（《资治通鉴》唐昭宗景福二年）。由于王潮坚决要攻下福州，景福二年（公元893年）五月，范晖终于放弃福州，在逃亡途中，为将士所杀，自此王潮遂据有七闽之地。唐朝任王潮为福建观察使。“潮遣僚佐巡州县，劝农桑，定租税，交好邻道，保境息民，闽人安之。”（《资治通鉴》唐昭宗乾宁元年）

唐昭宗乾宁三年（公元896年）九月，升福建为威武军，以观察使王潮为节度使。乾宁四年十二月，王潮病死，弟王审知自称福建留后。昭宗光化元年（公元898年）三月，以王审知为威武留后。十月，以王审知为威武节度使。梁朱温开平三年（公元909年），以王审知为闽王。

审知“为人俭约，好礼下士。王淡，唐相溥之子；杨沂，唐相涉从弟；徐寅，唐时知名进士，皆依审知仕官”（《新五代史·闽世家》）。“唐学士韩偓挈族来奔”（《十国春秋》）。审知“又建学四门，以教闽士之秀者，招来海中蛮夷商贾”（《新五代史·闽世家》）。

后唐同光三年（公元925年）四月，王审知病危，以其子节度副使王延翰权知军府事，十二月，王审知病卒，年六十四，子延翰自称威武节度留后。后唐天成元年（公元926年）九月，任命王延翰为威武节度使。十月，延翰“自称大闽国王，立宫殿，置百官，威仪文物，皆仿天子之制，群下称之曰殿下”（《资治通鉴》后唐明宗天成元年）。

延翰“袭位才逾月，出其弟延钧为泉州（治晋江，今福建泉州）刺史。延翰多取民女以充后庭，采择不已。延钧上书极谏，延翰怒，由是有隙。父审知养子延禀（本周姓）为建州（今福建建瓯）刺史，延翰与书使之采择，延禀复书不逊，亦有隙”（《资治通鉴》后唐明宗天成二年）。十二月，延禀、延钧合兵袭破福州，杀延翰，延禀推延钧为威武节度留后。天成二年（公元927年）正月，延禀还返建州，临行，“谓延钧曰：‘善守先人基业，勿烦老兄再下。’延钧逊谢甚恭而色变”（《资治通鉴》后唐明宗天成二年）。后唐天成三年，“闽王延钧度民二万为僧，由是闽中多僧”（《资治通鉴》后唐明宗天成三年）。

后唐长兴二年（公元931年）四月，闽奉国节度使（镇建州）王延禀闻闽王王延钧有疾，率水军袭福州，延禀兵败被擒，延钧见延禀曰：“果烦老兄再下。”延钧斩延禀于市，复其姓名曰周彦琛。延禀子继升，时留守建州，知延禀败，逃奔吴越。

“闽王延钧好神仙之术，道士陈守元”等“共诱之作宝皇宫，极土木之盛”。守元谓“延钧曰：‘苟能避位受道，当为天子六十年。’延钧信之”，“命其子节度副使继鹏权军府事”（《资治通鉴》后唐明宗长兴二年）。长兴四年（公元933年），闽王延钧“诣宝皇宫受册，备仪卫，入府，即皇帝位，国号大闽，大赦，改元龙启，更名”。“闽主自以国小地僻，常谨事四邻，由是境内差安”。闽主“大作宫殿，极土木之盛”。闽主“喜奢侈”，“福建中军使薛文杰，性巧佞”，“以聚敛求媚”，闽主“以为国计使，亲任之。文杰阴求富民之罪，籍没其财，被榜捶者胸背分受，仍以铜斗火熨之。建州土豪吴光入朝，文杰利其财，求其罪，将治之，光怨怒，帅其众且万人叛奔吴”。“吴光请兵于吴，吴信州（今江西上饶）刺史蒋延徽不俟朝命，引兵会光攻建州，闽主遣使求救于吴越”（《资治通鉴》后唐明宗长兴四年）。

闽主“好鬼神，巫盛韬等皆有宠”。许“文杰恶枢密使吴勖，勖有疾，文杰省之，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罢公近密，仆言公但小苦头痛耳，将愈矣。主上或遣使来问，慎勿以他疾对也。’勖许诺。明日，文杰使〔盛〕韬言于闽主曰：‘适见北庙崇顺王讯吴勖谋反，以铜钉钉其脑，金椎击之。’”闽主遣使问之，“果以头痛对，即收下狱，遣文杰及狱吏杂治之，勖自诬服，并其妻子诛之，由是国人益怒”。闽“亲从都指挥使王仁达有擒王延禀之功，性慷慨，言事无所避。闽主恶之，尝私谓左右曰：‘仁达智有余，吾犹能御之，非少主臣也。’至是，竟诬以叛，族诛之”（《资治通鉴》后唐明宗长兴四年）。

吴信州刺史蒋延徽“败闽兵于浦城（今福建浦城），遂围建州”，闽主遣大将“将兵万人救建州”，“军及中途，士卒不进，曰：‘不得薛文杰，不能讨贼。’”“国人震恐”，乃囚文杰“槛车送军前”杀之，“并诛盛韬”。蒋“延徽亦闻闽兵及吴越兵将至，引兵归，闽人追击，败之，士卒死亡甚众”（《资治通鉴》后唐潞王清泰元年）。

后唐清泰二年（公元935年），闽太子继鹏杀闽主，即皇帝位，改名昶。谥闽主延钧（即）曰惠帝，庙号太宗。

继鹏称皇帝后，内宣徽使、参政事叶翘屡进谠言，继鹏批其进表纸尾后云：“一叶随风落御沟。”叶翘遂归老永春（今福建永春）。

继鹏也和他父亲一样，信巫，拜道士谭紫霄为正一先生，又拜陈守元为天师，非常信重他们，“乃至更易将相，刑罚选举，皆与之议。守元受赂请托，言无不从，其门如市”（《资治通鉴》后唐潞王清泰二年）。

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闽主继鹏“修紫微宫，饰以水晶，土木之盛，倍于宝皇宫。又遣使散诣诸州，伺人隐慝”。“方士言于闽主，云有白龙夜见螺峰，闽主作白龙寺。时百役繁兴，用度不足”，“除官但以货多少为差，闽主又以空名堂牒使医工陈究卖官于外，专务聚敛，无有盈厌。又诏民有隐年者杖背，隐口者死，逃亡者族。果菜鸡豚，皆重征之”（《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二年）。

陈守元教闽主“起三清台三层，以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日焚龙脑、薰陆诸香数斤，作乐于台下，昼夜声不辍，云如此可求大还丹。〔天福〕三年（公元938年）夏，虹见其宫中，〔妖巫〕林兴传神言：‘此宗室将为乱之兆也。’乃命兴率壮士杀审知子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新五代史·闽世家》）。

闽太宗（王延钧）“以太祖（王审知）元从为拱宸、控鹤都，及康宗（王继鹏）立，更募壮士二千为腹心，号宸卫都，禄赐皆厚于二都。或言二都怨望，将作乱，闽主欲分隶漳、泉二州，二都益怒。闽主好为长夜之饮，强群臣酒，醉则令左右伺其过失”。“屡以猜怒诛宗室”。“闽主数侮拱宸、控鹤军使永泰朱文进、光山连重遇，二人怨之。会北宫火，求贼不获，闽主”“疑重遇知纵火之谋，欲诛之”。重遇帅二都兵攻闽主，使人迎闽主叔父王延羲（王审知幼子）为主，“复召外营兵共攻闽主，独宸卫都拒战”，“宸卫都战败”，闽主为人所执，并妻子俱死，“宸卫余众奔吴越。延羲自称威武节度使、闽国王，更名曦”。“赦系囚，颁赉中外”。上继鹏庙号康宗，“遣商人间道奉表称藩于〔后〕晋。然其在国，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四年）。

“连重遇之攻康宗也，陈守元在宫中，易服将逃，兵人杀之”。“闽王曦既立，遣使诛林兴于泉州”（《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四年）。

“闽王曦既立，骄淫苛虐，猜忌宗族，多寻旧怨。其弟建州刺史延政数以书谏之，曦怒，复书骂之”，“由是兄弟积相猜恨”。曦“遣亲吏业翘监建州军”，“一日，翘与延政议事不叶，翘诃之曰：‘公反邪！’延政怒，欲斩翘”，翘奔福州。闽主曦遣大将“将兵四万击延政”，“延政求救于吴越”，吴越遣将将兵四万救之，王延政连败闽王曦军，“自是建州之兵始盛”。吴越兵至建州，时建州围已解，吴越兵营于建州西北，不肯班师。“会久雨，吴越军食尽”，“延政遣兵出击，大破之，俘斩以万计”（《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五年）。吴越军夜遁。

后晋天福五年（公元940年），闽主曦度民为僧，民避重赋多为僧，凡度万一千人。

后晋天福六年，闽主曦以建州为镇安军，以王延政为节度使，封富沙王。延政又改镇安军为镇武军。闽主曦疑其弟汀州刺史王延喜与延政通谋，命将至汀州执延喜归福州。闽主曦闻王延政以书招泉州刺史王继业，闽主召继业还，赐死于福州郊外，并杀其子于泉州。杨沂丰，唐相杨涉从弟，仕闽官至司徒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时年八十余，人告沂丰与继业同谋，闽主诛沂丰，并夷其族。“自是宗族勋旧相继被诛，人不自保”。“曦淫侈无度，资用不给”。“令欲仕者，自非荫补，皆听输钱即授之，以资望高下及州县户口多寡定其直，自百缗至千缗”（《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六年）。

“闽主曦自称大闽皇，领威武节度使，与王延政治兵相攻，互有胜负，福、建〔二州〕之间，暴骨如莽”。“闽主曦恶泉州刺史王继严得众心，罢归，杀之”（《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六年）。

后晋天福六年，闽主曦即皇帝位，王延政自称兵马元帅。天福七年，闽富沙王延政攻汀州，四十二战，不胜而归，后来在尤口（尤溪口，今福建南平东南）会战，王延政军大败闽主曦军。“闽主曦遣使以手诏及金器九百、钱万缗、将吏敕告六百四十通，求和于富沙王延政，延政不受”。闽主曦以余廷英为泉州刺史，“廷英贪秽，掠人女子，诈称受诏采择以备后宫，事觉”，“廷英惧，诣福州自归”，“献买宴钱万缗。曦悦，明日召见，谓曰：‘宴已买矣，皇后贡物安在？’廷英复献钱于李后，乃遣归泉州，自是诸州皆别贡皇后物。未几，复召廷英为相”（《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七年）。

闽主曦“荒淫无度，尝夜宴，〔翰林学士、吏部侍郎李〕光准醉忤旨，命执送都市斩之，吏不敢杀，系狱中。明日视朝，召复其位。是夕又宴，收翰林学士周维岳下狱。吏拂榻待之，曰：‘相公昨夜宿此，尚书勿忧。’醒而释之。他日，又宴，侍臣皆以醉去，独维岳在。曦曰：‘维岳身甚小，何饮酒之多？’左右或曰：‘酒有别肠，不必长大。’曦欣然，命维岳下殿，欲剖视其酒肠。或曰：‘杀维岳，无人复能侍陛下剧饮者。’乃舍之”（《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七年）。

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43年），“闽富沙王延政称帝于建州，国号大殷”，改元天德。“延政服赭袍视事，然牙参及接邻国使者，犹如藩臣礼。殷国小民贫，军旅不息。杨思恭以善聚敛得幸，增田亩山泽之税，至于鱼盐蔬果，无不倍征，国人谓之‘杨剥皮’”（《资治通鉴》后晋齐王天福八年）。

后晋天福八年，“殷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潘承祐上书陈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逆伤天理，一也。赋敛烦重，力役无节，二也。发民为兵，羁旅愁怨，三也。杨思恭夺民衣食，使归怨于上，群臣莫敢言，四也。疆土狭隘，多置州县，增吏困民，五也。除道裹粮，将攻临汀，曾不忧金陵（南唐）、钱塘（吴越）乘虚相袭，六也。括高资户，财多者补官，逋负者被刑，七也。延平诸津，征果菜鱼米，获利至微，敛怨甚大，八也。与〔南〕唐、吴越为邻，即位以来，未尝通使，九也。宫室台榭，崇饰无度，十也。’殷主延政大怒，削承官爵，勒归私第”（《资治通鉴》后晋齐王天福八年）。

“闽拱宸都指挥使朱文进、阁门使连重遇，既弑康宗（王继鹏），常惧国人之讨，相与结婚以自固。闽主曦果于诛杀”，“尝酒酣诵白居易诗云：‘惟有人心相对间，咫尺之情不能料。’因举酒属二人”，“二人大惧”。“会〔李〕后父李真有疾”，“曦如真第问疾，文进、重遇使拱宸马步使钱达弑曦于马上，召百官集朝堂，告之曰：‘太祖昭武皇帝（王审知）光启闽国，今子孙淫虐，荒坠厥绪。天厌王氏，宜更择有德者立之。’众莫敢言，重遇乃推文进升殿，被衮冕，帅群臣北面再拜称臣。文进自称闽主，悉收王氏宗族延喜（闽主弟）以下少长五十余人，皆杀之。葬闽主曦”，“庙号景宗。以重遇总六军”。“文进下令，出宫人，罢营造，以反曦之政。”（《资治通鉴》后晋齐王开运元年）

泉州散员指挥使留从效谓同辈“曰：‘朱文进屠灭王氏，遣腹心分据诸州，吾属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贼，一旦富沙王克福州，吾属死有余愧！’众以为然”。从效等乃操白梃，夜逾垣入刺史衙，杀泉州刺史黄绍颇。“朱文进闻黄绍颇死，大惧，以重赏募兵二万，遣统军使林守谅、内客省使李廷锷将之攻泉州，钲鼓相闻五百里”。“留从效开门与福州兵战，大破之，斩守谅，执廷锷”。殷主王“廷政遣统军使吴成义帅战舰千艘攻福州，朱文进遣子弟为质于吴越以求救”。“福州南廊承旨林仁翰”“帅其徒三十人被甲趣连重遇第”，“仁翰执槊直前刺重遇，杀之”。又斩文进（《资治通鉴》后晋齐王开运元年）。

“闽之故臣共迎殷主延政，请归福州，改国号曰闽。延政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南唐发大兵攻建州，延政婴城自守。闽旧将李仁达据福州，拥立雪峰寺僧卓岩明为帝，兵权尽归李仁达，“卓岩明无他方略，但于殿上（含水而喷之为）水散豆，作诸法事而已”。开运二年（公元945年）八月，南唐兵破建州，闽主延政降。自唐昭宗景福二年（公元893年），王潮得福州，至后晋开运二年，延政降南唐，传七主，凡五十三年而亡。

后晋开运三年泉州都指挥使留从效自领军府事，南唐主以从效为泉州刺史，遂据有漳、泉。后来南唐置清源军，以留从效为清源节度使。

李仁达据福州，南唐兵围攻之，吴越发兵救之，大破南唐兵，南“唐兵死者二万余人，委弃军资器械数十万，府库为之耗竭”（《资治通鉴》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从此福州并入吴越版图，建州（今福建建瓯）、剑州（今福建南平）、汀州（今福建长汀）并入南唐版图，泉州、漳州（今福建漳州）由留从效割据。留从效在漳、泉，“专以勤俭养民为务，常衣布衣，置公服于中门，出视事则服之，入则复衣敝布，自言我素贱，不可忘本也。民甚爱之。”“每岁取进士明经，谓之秋堂”（《十国春秋》）。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七月，留从效病死，年五十有七。由从效兄子绍嗣位，未几，统军陈洪进执绍，推立副使张汉思为留后，自为副使。汉思年老不能治事，军务皆决于洪进。南唐以陈洪进为清源军节度使。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洪进入朝大梁，遂留大梁不归，病卒于大梁。

吴越钱氏的建国及其附宋　钱，杭州临安（今浙江临安）人，唐僖宗乾符（公元874至879年）中，石镜（石镜山在临安南一里）镇将董昌组织土团，抵抗农民军，募各县乡兵八千人，每千人为一都，置一都将，号杭州八都。以骁勇，积战功，为石镜都知兵马使。时有刘汉宏者，据越州（治会稽，今浙江绍兴），董昌命钱率八都兵攻围越州，杀汉宏。董昌为浙东节度使兼越州刺史，以钱为杭州刺史。以战功，勋名日著。唐朝廷以为杭州防御使，又立威胜军于越州，以浙东节度使董昌为威胜军节度使。景福二年（公元893年），又以为镇海军节度使、润州（治丹徒，今江苏镇江）刺史。唐昭宗乾宁二年（公元895年），董昌在越州称大越罗平国皇帝，起兵讨昌，乾宁三年，破越州杀昌。两浙士庶，上章唐王朝，请以钱兼领两浙，唐改威胜军为镇东，乃命钱兼领镇海（浙西，时治杭州）、镇东（浙东，治越州）两镇。

钱既兼两镇，精兵三万，所部杭、越、苏、湖、温、台、明、处、衢、婺、睦、秀十二州（后来又加入福州）。唐昭宗天复二年（公元902年），钱进爵越王。钱至衣锦营（临安的钱故宅），其部将武勇右都指挥使徐绾、武勇左都指挥使许再思在杭州举行兵变，进攻牙城，并引宣州节度使田共袭杭州，“激厉军士，一战败之，生擒徐绾，田遁走”（《旧五代史·钱传》）。

唐昭宗天元年（公元904年），钱更封吴王。后梁朱温称帝，封吴越国王。“于临安故里兴造第舍，穷极壮丽，岁时游于里中，车徒雄盛，万夫罗列”（《旧五代史·钱传》）。妻吴氏每岁春必归衣锦营，语之曰：“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钱“在杭州垂四十年，穷奢极贵。钱塘江旧日海潮逼州城，大庀工徒，凿石填江（捍海石塘，上起六和塔，下抵艮山门外），又平江中罗刹石，悉起台榭，广郡郭（杭州城）周三十里，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概也”（《旧五代史·钱传》）。

在五代时，吴越和吴杨氏、南唐李氏时战时和，互有胜负。中间两国曾一度休兵息民，两国人民安居乐业者二十余年。

钱在唐明宗长兴三年（公元932年）病卒，年八十一，子元嗣位吴越国王。下令“除民田荒绝者租税”（《资治通鉴》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后晋天福六年（公元941年）。元病死，子弘佐嗣位。弘佐“躬勤政务”，“民有献嘉禾者，弘佐问仓吏：‘今蓄积几何？’对曰：‘十年。’王曰：‘然则军食足矣，可以宽吾民。’乃命复其境内税三年”（《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六年）。

弘佐“幼好书，性温恭，能为五七言诗，凡官属遇雪月佳景，必同宴赏，由此士人归心。其班品亦有丞相已下名籍，而禄给甚薄，罕能自济，每朝廷降吏，则去其伪官，或与会则公府助以仆马。”“然航海所入，岁贡百万，王人（北使）一至，所遗至广，故朝廷宠之，为群藩之冠。”（《旧五代史·钱传》）

后汉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弘佐病卒，遗令以弟弘袭吴越国王位。同年，吴越内牙统军使胡进思帅亲兵百人囚弘于私第，别立弘弟弘为吴越国王。

弘迁故王弘于衣锦军私第（在临安），遣匡武都头薛温将亲兵卫之。潜戒之曰：“若有非常处分，皆非吾意，当以死拒之。”胡“进思屡请杀废王弘以绝后患，弘不许。进思诈以王命密令薛温害之，温曰：‘仆受命之日，不闻此言，不敢妄发。’进思乃夜遣其党方安二人逾垣而入，弘阖户拒之，大呼求救，温闻之，率众而入，毙安等于庭中。入告弘，弘大惊曰：‘全吾兄，汝之力也。’弘畏忌进思，曲意下之。进思亦内忧惧，未几，疽发背卒。弘由是获全”（《资治通鉴》后汉高祖乾元年）。

后汉乾二年（公元949年），“吴越王弘募民能垦荒田者，勿收其税，由是境内无弃田。或请纠民遗丁以增赋，仍自掌其事；弘杖之国门，国人皆悦”（《资治通鉴》后汉隐帝乾二年）。

《新五代史·吴越世家》云：“钱氏兼有两浙几百年，其人比诸国号为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镠世常重敛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鸡鱼卵，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责其负，则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负，唱其多少，量为笞数，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犹积数十，多者至笞百余，人尤不胜其苦。又多掠得岭海商贾宝货。”

宋兴，荆楚诸国相次归附，吴越王弘“始倾其国以事贡献”。宋太祖时，弘“益以器服珍奇为献”，“太祖曰：‘此吾帑中物尔，何用献为！’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诏弘来朝，弘举族归于京师，国除”（《新五代史·吴越世家》）。自唐昭宗乾宁三年（公元896年），钱为镇海、镇东节度使，至宋太平兴国三年国除，凡五主，八十三年。

楚马氏的建国及其衰亡　马殷，许州扶沟（今河南扶沟）人，少为木工。秦宗权据蔡州，马殷应募从军，后随孙儒渡淮，略地淮南，及孙儒宣州（今安徽宣城）败没，马殷随别将刘建峰转攻江西，略地洪（州治豫章，今江西南昌）、鄂（州治江夏，今湖北武汉）、潭（州治长沙，今湖南长沙）、桂（州治始安，今广西桂林）等州。唐昭宗授刘建峰为湖南节度使。建峰戏亲兵妻，为亲兵所杀，诸将欲立行军司马张佶，佶骑马伤髀，乃改立马殷为潭州刺史、判湖南军府事，时唐昭宗乾宁三年（公元896年）。数年之间，马殷遣将攻下连（州治桂阳，今广东连州）、邵（州治邵阳，今湖南邵阳）、郴（州治郴县，今湖南郴州）、衡（州治衡阳，今湖南衡阳）、道（州治营道，今湖南道县西）、永（州治零陵，今湖南永州）六州，尽有湖南之地，时唐昭宗光化二年（公元899年）也。光化三年，又尽取桂管属州。

唐天复元年（公元901年），以殷为武安军节度使。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封马殷为楚王。

唐昭宗天复三年，成败亡，成的岳州（治巴陵，今湖南岳阳县）刺史郭进忠改附马殷。到了唐天三年（公元906年），岳州为淮南所攻下，淮南以陈知新为岳州刺史。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淮南发水军三万击楚，楚王殷亦发水军三万应战，大败淮南兵，拔岳州，杀岳州刺史陈知新。

成败亡之后，澧（州治澧阳，今湖南澧县东南）朗、（州治武陵，今湖南常德）节度使雷彦恭“断江、岭行商之路，殷与高季兴（荆南）合势攻彦恭于澧、朗，数年，擒之，尽有其地”，“由是兵力雄盛”（《旧五代史·马殷传》）。

后梁开平四年，朱温从马殷之请，以殷为天策上将军，开天策府，置十八学士。

马殷既据有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辐凑。湖南地多铅铁，殷用军都判官高郁策，铸铅铁为钱，商旅出境，无所用之，皆易他货而去，故能以境内所余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湖南民不事桑蚕，郁命民输税者，皆以帛代钱，未几，民间机杼大盛”（《资治通鉴》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又“自京师（大梁）至襄、唐、郢、复等州，置邸务以卖茶，其利十倍”。“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新五代史·楚世家》）“于中原卖茶之利，岁百万计。”（《旧五代史·马殷传》）后唐明宗天成二年（公元927年），后唐册礼使至长沙，以马殷为楚国王，“殷始建国，立宫殿，置百官，皆如天子，或微更其名。翰林学士曰文苑学士，知制诰曰知辞制，枢密院曰左右机要司，群下称之曰殿下，令曰教”（《资治通鉴》后唐明宗天成二年）。又有左右丞相、司徒、司空、仆射、判机要司等官名。

后唐明宗长兴元年（公元930年），马殷病死，年七十九，谥曰武穆王。子希声（殷次子）袭位。长兴三年，希声病死，弟希范（殷第四子）嗣位。后晋天福七年（公元942年），“楚王希范作天策府，极栋宇之盛，户牖栏槛皆饰以金玉，涂壁用丹砂数万斤；地衣，春夏用角簟，秋冬用木棉，与子弟僚属游宴其间”（《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七年）。“楚地多产金银，茶利尤厚，由是财货丰殖。而楚王希范，奢欲无厌，喜自夸大。为长枪大槊，饰之以金，可执而不可用。募富民年少肥泽者八千人，为银枪都。宫室、园囿，服用之物，务穷侈靡。作九龙殿，刻沉香为八龙，饰以金宝，长十余丈，抱柱相向；希范居其中，自为一龙，其头脚长丈余，以像龙角。”（《资治通鉴》后晋齐王天福八年）

“用度不足，重为赋敛。每遣使者行田，专以增顷亩为功，民不胜租赋而逃。”希范“曰：‘但令田在，何忧无谷！’命营田使邓懿文籍逃田，募民耕艺（耕种）出租。民舍故从新，仅能自存，自西徂东，各失其业。又听人入财拜官，以财多少为官高卑之差。富商大贾，布在列位。外官还者，必责贡献。民有罪，则富者输财，强者为兵，惟贫弱受刑。又置函，使人投匿名书相告讦，至有灭族者。”又“用孔目官周陟议，令常税之外，大县贡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无米者输布帛”（《资治通鉴》后晋齐王天福八年）。

后晋末，“契丹灭晋，中国大乱，希范牙将丁思觐谏希范曰：‘先王（马殷）起卒伍，以攻战而得此州，倚朝廷（指后梁、后唐、后晋）以制邻敌，传国三世，有地数千里，养兵十万人。今天子囚辱（指后晋齐王重贵），中国无主，真霸者立功之时，诚能悉国之兵出荆、襄以趋京师，倡义于天下，此桓、文之业也。奈何耗国用而穷土木，为儿女之乐乎？’”楚的国力，已经耗竭，马希范更无北伐之志，只有等待邻国出兵来消灭他了。后晋开运四年（公元947年），马希范病死，年四十九，谥曰文昭王。弟希广（殷第三十五子）嗣位。

希广兄希萼（殷第三十子）为朗州（治武陵，今湖南常德）节度使，想夺取希广的楚王王位，“悉调朗州丁壮为乡兵，造号静江军，作战舰七百艘，将攻潭州”，“引兵趣长沙”。结果战败，损失战舰三百艘，希萼“轻舟遁归”（《资治通鉴》后汉隐帝乾二年）。希萼败归之后，“乃以书诱辰（州治沅陵，湖南沅陵）、（州治浦，今湖南浦）州及梅山（在长沙之西）蛮，欲与共击湖南。蛮素闻长沙帑藏之富，大喜，争出兵赴之，遂攻益阳（今湖南赫山），楚王希广遣指挥使陈拒之，战于淹溪，败死”，“潭人震恐”（《资治通鉴》后汉隐帝乾三年）。希萼为了要推倒希广，并遣使称藩于南唐，乞师进攻长沙。

楚王马希广遣将进攻朗州，被希萼杀得大败，士卒战及溺死者数千人；由龙阳（今湖南汉寿）退到益阳（今湖南益阳），在益阳决战中，希广又损折了九千人之多。

希萼悉发朗州之兵趣长沙，军于湘水之西，步兵及蛮兵军于岳麓；马希广召水军指挥使许可琼帅战舰五百艘屯城北津，属于南津。许可琼受到马希萼的收买，全军向希萼投降，长沙被攻陷。“朗兵及蛮兵大掠三日，杀吏民，焚庐舍，自武穆王（马殷）以来所营宫室，皆为灰烬，所积宝货，皆入蛮落”（《资治通鉴》后汉隐帝乾三年）。希广为希萼所杀，希萼自称楚王。

希萼既取长沙，“多思旧怨，杀戮无度，昼夜纵酒荒淫，悉以军府事委马希崇。希崇复多私曲，政刑紊乱。府库既尽于乱兵，藉民财以赏赍士卒，或封其门而取之，士卒犹以不均怨望。虽朗州旧将佐从希萼来者，亦皆不悦，有离心”。希萼遣掌书记入贡于唐，南唐主很优待他，“光辅密言：‘湖南民疲主骄，可取也。’唐主乃以营屯都虞侯边镐为信州刺史，将兵屯袁州（治宜春，今江西宜春），潜谋进取”（《资治通鉴》后周太祖广顺元年）。

“希萼以府舍焚荡，命朗州静江指挥使王逵、副使周行逢帅所部兵千余人治之，执役甚劳，又无犒赐，士卒皆怨，窃言曰：‘囚免死则役作之。我辈从大王出万死取湖南，何罪而囚役之！且大王终日酣歌，岂知我辈之劳苦乎！’逵、行逢闻之，相谓曰：‘众怨深矣，不早为计，祸及吾曹。’”乃“帅其众各执长柯斧、白梃，逃归朗州”。希萼遣将帅千余人追之，逵等伏兵纵击，尽歼其众。逵等至朗州，黜希萼子留后马光赞，以希萼兄子光惠知州事，后又推立为武平节度使。光惠“愚懦嗜酒，不能服诸将”，王逵、周行逢等废光惠，送于南唐，别立辰州（治沅陵，今湖南沅陵）刺史刘言为主。后周广顺元年（公元951年）八月，长沙诸将卒囚希萼，立希崇为主，刘言闻希崇自立，遣兵趣长沙。“希崇既袭位，亦纵酒荒淫，为政不公，语多矫妄，国人不附”（《资治通鉴》后周太祖广顺元年）。希崇知道部下不拥护他，恐为部下所杀，求援于南唐，南唐主命大将边镐将兵万人，自袁州西趣长沙。既至长沙，希崇帅弟侄迎镐，望尘而拜。“时湖南饥馑，镐大发马氏仓粟赈之，楚人大悦。”边镐促马希崇帅其族人入朝，马氏聚族相泣，号恸登舟。马希萼也从衡山入朝南唐，南唐主以马希萼为江南西道观察使，仍封楚王，住洪州，以马希崇为永泰军（镇舒州）节度使，居扬州。自唐昭宗乾宁三年（公元896年）马殷据湖南，至后周广顺元年（公元951年），马希萼、马希崇降南唐，凡六主，五十六年而楚亡。

南唐主以边镐为武安节度使，镇长沙。镐“昏懦无断，在湖南，政出多门，不合众心”（《资治通鉴》后周太祖广顺二年）。时刘言据朗州，以大将王逵、周行逢等为指挥使，将兵长沙，“边镐婴城自守，救兵未至，城中兵少”，镐夜“弃城走，吏民俱溃。醴陵门（长沙城东门）桥折，死者万余人。”“唐将守湖南诸州者，闻长沙陷，相继遁去。刘言尽复岭北故地，惟郴（州治郴县，今湖南郴州）、连（州治桂阳，今广东连州）入于南汉”（《资治通鉴》后周太祖广顺二年）。

后周郭威以刘言为武平节度使，镇朗州武陵（今湖南常德），以王逵为武安节度使，镇潭州长沙，以周行逢为武安行军司马，以何敬真为静江节度使，镇桂州始安（今广西桂林）。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王逵将兵袭破朗州，杀武平节度使刘言。后周显德元年（公元954年），王逵改镇朗州，而以周行逢知潭州事。“是岁，湖南大饥，民食草木实。”“知潭州事周行逢开仓以赈之，全活甚众。行逢起于微贱，知民间疾苦，励精为治，严而无私，辟署僚属，皆取廉介之士，约束简要，吏民便之。其自奉甚薄，或饥其太俭，行逢曰：‘马氏父子穷奢极靡，不恤百姓，今子孙乞食于人，又足效乎！’”（《资治通鉴》后周太祖显德元年）。

周世宗攻南唐，为了配合作战，诏以武平节度使王逵为南面行营都统，使攻唐之鄂州（治江夏，今湖北武汉）。“逵引兵过岳州（治巴陵，今湖南岳阳），岳州团练使潘叔嗣厚具燕犒，奉事甚谨，逵左右求取无厌，不满望者谮叔嗣于逵，云其谋叛，逵怒形于词色，叔嗣由是惧而不自安。”“潘叔嗣属将士而告之曰：‘吾事令公（王逵兼中书令，故称为令公）至矣，今乃信谗疑怒，必击我，吾不能坐而待死，汝辈能与汝西乎？’众愤怒，请行，叔嗣帅之西袭朗州。逵闻之，还军追之，及于武陵（常德）城外，与叔嗣战，逵败死。”“或劝叔嗣遂据朗州，叔嗣曰：‘吾救死耳，安敢自尊，宜以督府（时湖湘以朗州为督府）归潭州太尉（谓周行逢），岂不以武安见处乎（谓行逢必将以潭州处己）！’乃归岳州。”行逢召叔嗣，叔嗣至潭州，行逢以叔嗣杀主帅之罪诛叔嗣，这样，周行逢取得了湖南地区的统治权。显德三年（公元956年）七月，周“以周行逢为武平节度使，制置武安、静江等军事。行逢既兼总湖湘，乃矫前人之弊，留心民事，悉除马氏横赋，贪吏猾民为民害者皆去之，择廉平吏为刺史、县令。朗州民夷杂居，刘言、王逵旧将多骄横，行逢一以法治之，无所宽假。”“行逢多计数，善发隐伏，将卒有谋乱及叛亡者，行逢必先觉，擒杀之，所部凛然。”“行逢婿唐德求补吏”，行逢“与之耕牛、农具而遣之。”（《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三年）

宋太祖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周行逢病死，子保权嗣位，衡州刺史张文表举兵攻下潭州，保权乞师于宋，又命杨师将兵进攻文表。文表战败被执。宋师至朗州，保权举族入朝大梁，国除。刘言据湖南三年，王逵据湖南三年，周行逢、保权父子据湖南八年，至此地入于宋。

南汉刘氏的建国及其灭亡　刘谦，父安仁，彭城刘氏，世居上蔡（今河南上蔡），其后徙居泉州之马铺。谦，唐懿宗咸通（公元860至873年）中，为广州牙将。故相韦宙出为岭南节度使，见谦气貌殊常，宙乃以兄女妻谦。谦后以军功拜封州（治封川，今广东苍梧东南）刺史、贺江（贺水）镇遏使，有兵万人，战舰百艘。唐昭宗乾宁元年（公元894年）冬，谦病卒。岭南节度使刘崇龟召谦子隐，补右都押牙，兼贺水镇使，不久，又表为封州刺史。

刘崇龟病死，唐王朝以薛王知柔为清海军节度使（即岭南节度使）。乾宁三年（公元896年），知柔至湖南，“广州牙将卢琚、谭弘据境拒之，使弘屯兵端州”（治高要，今广东肇庆市），刘隐自封州“夜入端州，斩弘，遂袭广州，斩琚。具军容迎知柔入视事，知柔表隐为行军司马”（《资治通鉴》唐昭宗乾宁三年）。唐光化元年（公元898年）冬，“韶州（治曲江，今广州韶关）刺史曾兖举兵攻广州，州将王帅战舰应之，清海行军司马刘隐一战破之”（《资治通鉴》唐昭宗光化元年）。光化三年，薛王知柔病死，唐任故相徐彦若为清海节度使。天复元年（公元901年），徐彦若病死，遣表荐行军司马刘隐权清海节度留后。天二年（公元905年），刘隐遣使重赂朱温，朱温奏以刘隐为清海节度使。后梁开平四年（公元910年），封南海王。

后梁朱温乾化元年（公元911年），刘隐病死，年三十八，由其弟节度副使刘岩权知节度留后。五月，梁以刘岩为清海节度使。时中原战乱，“中朝士人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谪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孙，或当时仕宦遭乱不得还者，皆客岭表。王定保、倪曙、刘、李衡、周杰、杨洞潜、赵光裔之徒，隐皆招礼之。定保容管巡官，曙唐太学博士，崇望之子，以避乱往；衡德裕之孙，唐右补阙，以奉使往。皆辟置幕府，待以宾客。”杰“唐司农少卿，以避乱往”，“洞潜初为邕管巡官，秩满客南海”（《新五代史·南汉世家》）。刘岩把中朝士人延置幕府，或出为刺史，刺史无武人。

刘岩求婚于楚，楚王马殷以女妻之，后梁贞明元年（公元915年），岩亲至长沙迎妇。是年，岩以钱已封为吴越国王，而己求封为南越国王，梁帝不许，乃“谓僚属曰：‘今中国纷纷，孰为天子！安能梯航万里，远事伪庭乎！’自是贡使遂绝”（《资治通鉴》后梁均王贞明元年）。

后梁贞明三年七月，刘岩即皇帝位于番禺，国号大越。贞明四年十一月，越主岩改国号曰汉，史称南汉。岩初名陟，后改名岩，后改名龚，又改名（音俨）。岩称帝之后，“广聚南海珠玑，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穷奢极侈，娱僭一方，与岭北诸藩岁时交聘”（《旧五代史·刘陟传》）。“长和（即南诏，唐末称大礼，后又改长和）骠信（国主）郑遣其布燮郑昭淳求婚于汉，汉主以女增城公主妻之”（《资治通鉴》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加强了岭南和南诏之间的联系。

后梁贞明四年，岩从兵部侍郎杨洞潜之请，始立学校，“置选部贡举，放进士、明经十余人，如唐故事，岁以为常”（《新五代史·南汉世家》）。

汉主岩“惟厚自奉养，广务华靡，末年起玉堂珠殿，饰以金翠碧羽，岭北行商，或至其国，皆召而示之，夸其壮丽。每对北人，自言家本咸秦，耻为蛮夷之主。又呼中国帝王为‘洛州刺史’，其妄自尊大，皆此类也”（《旧五代史·刘岩传》）。“末年尤猜忌，以士人多为子孙计，故专任宦官，由是其国中宦者大盛。”（《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七年）

后晋天福七年（公元942年），汉主岩病死，年五十四，庙号高祖，子玢嗣位。

天福八年，汉主玢为其弟晟所杀，死时年二十四。晟立，尤忌诸弟，几年之间，把诸弟翦戮殆尽。又“遣巨舰指挥使暨彦以兵入海，掠商人金帛。作离宫游猎，故时刘氏有南宫、大明、昌华、甘泉、玩华、秀华、玉清、太微诸宫，凡数百，不可悉纪”（《新五代史·南汉世家》）。

后汉乾三年（公元950年），汉主晟“以宫人卢琼仙、黄琼芝为女侍中，朝服冠带，参决政事”。又“宦官林延遇等用事，外内专恣”（《十国春秋》）为杀戮，帝不复省。常夜饮大醉，以瓜置伶人尚玉楼项，拔剑斩之以试剑，因并斩其首。明日酒醒，复召玉楼侍饮，左右白已杀之，晟叹息而已（《新五代史·南汉世家》）。

“南汉甘泉宫使林延遇，阴险多计数，南汉主倚信之，诛灭诸弟，皆延遇之谋也。”后周显德三年（公元956年）三月，延遇病卒，“国人相贺。延遇病甚，荐内给事龚澄枢自代，南汉主即日擢澄枢知承宣院及内侍省”（《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三年）。

显德五年八月，南汉主晟病死，年三十九，子嗣位，时年十七。“国事皆决于宦官玉清宫使龚澄枢及女侍中卢琼仙等，台省官备位而已”（《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五年）。南汉主“以龚澄枢为左龙虎观军容使、内太师，军国之事，皆取决焉。凡群臣有才能及进士状头，或僧道可与谈者，皆先下蚕室，然后得进，亦有自宫以求进者，由是宦者近二万人。贵显用事之士，大抵皆宦者也，谓士人为门外人，不得预事，卒以此亡国”（《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六年）。

宋太祖开宝三年（公元970年），发兵取南汉，四年，南汉主从龚澄枢等言，“尽焚其府库宫殿”，“以海舶十余，悉载珍宝、嫔御，将入海，官官乐范窃其舟以逃归”（《新五代史·南汉世家》），为宋军所俘，南汉亡。自唐天二年（公元905年）刘隐为岭南节度使，至宋开宝四年国灭，凡五主，六十七年而亡。

南平高氏的建国及其灭亡　高季兴，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东南）人。本名季昌，避后唐庄宗祖父李国昌讳，改为季兴。幼为大梁富人李七郎家僮，梁太祖朱温收李七郎为养子，赐姓名朱友让，温见季兴，命友让收季兴为养子。后以战功，官宋州（治宋城，今河南商丘）刺史。累迁颍州（治汝阴，今安徽阜阳）防御使，朱温令复姓高氏。

唐末，朱温攻下江陵，荆南节度使赵匡明帅水军二万奔成都。天三年（公元906年），以高季兴为荆南留后，镇江陵。梁太祖开平元年（公元907年），以高季兴为荆南节度使。“荆南旧统八州（荆州治江陵，今湖北江陵；归州治秭归，今湖北秭归；硖州治夷陵，今湖北宜昌；夔州治奉节，今重庆奉节；忠州治临江，今重庆忠县；万州治南浦，今重庆万州；澧州治澧阳，今湖南澧县东南；朗州治武陵，今湖南常德），乾符（公元874至879年）以来，寇乱相继，诸州皆为邻道所据，独余江陵。”季兴到官，“城邑残毁”，季兴“安集流散，民皆复业”（《资治通鉴》后梁太祖开平元年）。

“进士梁震，唐末登第，至是归蜀，过江陵”，高季兴爱其才识，留之，欲奏为判官。“震耻之，欲去，恐及祸，乃曰：‘震素不慕荣宦，明公不以震为愚，必欲使之参谋议，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何必在幕府！’”季兴许之，“以为谋主，呼曰先辈”（《资治通鉴》后梁太祖开平二年）。

后梁乾化三年（公元913年），赐高季兴爵渤海王。时高季兴“造战舰五百艘，治城堑，缮器械，为攻守之具。招聚亡命，交通吴、蜀，朝廷浸不能制”（《资治通鉴》后梁均王乾化三年）。

后梁龙德元年（公元921年），高季兴以卒万人修江陵外郭。

后唐庄宗同光元年（公元923年），季兴闻后唐灭梁，“欲自入朝，梁震曰：‘唐有吞天下之志，严兵守险，犹恐不自保，况数千里入朝乎！且公朱氏旧将，安知彼不以仇敌相遇乎！’季兴不从。”遂入朝洛阳。“高季兴在洛阳，帝左右伶官求货无厌，季兴忿之。帝欲留季兴，郭崇韬谏曰：‘陛下新得天下，诸侯不过遣子弟将佐入贡，惟高季兴身自入朝，当褒赏以劝来者，乃羁留不遣，弃信亏义，沮四海之心，非计也。’乃遣之。季兴倍道而去，至许州（治长社，今河南许昌），谓左右曰：‘此行有二失：来朝一失，纵我去一失。’过襄州，节度使孔留宴，中夜，斩关而去。”“至江陵，握梁震手曰：‘不用君言，几不免虎口。’又谓将佐曰：‘新朝（后唐）百战方得河南，乃对功臣举手云：“吾于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则他人皆无功矣，其谁不解体！又荒于禽色，何能久长，吾无忧矣。’乃缮城积粟，招纳梁旧兵，为战守之备。”（《资治通鉴》后唐庄宗同光元年）

初，季兴入朝洛阳，后唐庄宗“待之甚厚，从容问曰：‘朕欲用兵于吴蜀，二国何先？’季兴以蜀道险难取，乃对曰：‘吴地薄民贫，克之无益，不如先伐蜀。蜀土富饶，又主荒民怨，伐之必克。克蜀之后，顺流而下，取吴如反掌耳。’”（《资治通鉴》后唐庄宗同光元年）。及庄宗命郭崇韬灭蜀，“高季兴闻蜀亡，方食，失匕箸，曰：‘是老夫之过也。’梁震曰：‘不足忧也。唐主得蜀益骄，亡无日矣，安不知其为吾福。’”（《资治通鉴》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后唐庄宗封高季兴为南平王。

高季兴闻后唐庄宗被杀，益重梁震。梁震荐孙光宪于高季兴，“使掌书记。季兴大治战舰，欲攻楚（马殷），光宪谏曰：‘荆南乱离之后，赖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与楚国交恶，他国乘我之弊，良可忧也。’季兴乃止”（《资治通鉴》后唐明宗天成元年）。

蜀亡，高季兴表求把夔、忠、万三州拨归荆南，为其巡属，并请三州刺史不由朝廷除授，由其子弟担任刺史，并趁夔州刺史潘炕罢官，季兴袭占夔州。后唐庄宗子“魏王继岌遣押牙韩珙等部送蜀珍货金帛四十万，浮江而下，季兴杀珙等于〔西陵〕峡口，尽掠取之。朝廷诘之，对曰：‘珙等舟行下峡，涉数千里，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问水神。’”后唐明宗大怒，命将率步骑四万进讨季兴，并命蜀兵沿江东下，蜀军取下夔、忠、万三州，高季兴只得保有荆、峡、归三州。唐军进攻江陵，“江陵卑湿，复值久雨，粮道不继，将士疾疫”（《资治通鉴》后唐明宗天成二年）。明宗也只得撤回军队，停止围攻。

天成三年（公元928年）十二月，高季兴病死，年七十一，子从诲嗣位为荆南节度使，南平王。

从诲“性明达，亲礼贤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震常谓从诲为郎君。楚王〔马〕希范好奢靡，游谈者共夸其盛。从诲谓僚佐曰：‘如马王可谓大丈夫矣。’孙光宪对曰：‘天子诸侯，礼有等差。彼乳臭子骄侈僭，取快一时，不为远虑，危亡无日，又足慕乎！’从诲久而悟，曰：‘公言是也。’他日谓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养，固已过矣。’乃捐去玩好，以经史自娱，省刑薄赋，境内以安。梁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属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坠其业，吾老矣，不复事人矣。’遂固请退居。从诲不能留，乃为之筑室于土洲”。震“自称荆台隐士，每诣府，跨黄牛至听事。从诲时过其家，四时赐与甚厚。自是悉以政事属孙光宪”（《资治通鉴》后唐潞王清泰二年）。

“荆南介居湖南、岭南、福建之间，地狭兵弱，自武信王季兴时，诸道入贡过其境者，多掠夺其货币。及诸道移书诘让，或加以兵，不得已复归之，曾不为愧。及从诲立，晋、唐、契丹、汉更据中原，南汉、闽、吴、蜀皆称帝，从诲利其赐予，所向称臣。诸国贱之，谓之高无赖”（《资治通鉴》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后汉乾元年（公元948年），荆南节度使、南平王高从诲病死，年五十八，子保融嗣位。保融，从诲第三子。

“保融性迂缓，无材能，而事无大小，皆委其弟保勖”（《新五代史·南平世家》）。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保融病死，年四十一。弟保勖嗣位为荆南节度使。宋建隆三年，保勖病死，年三十九，以保融子继冲嗣位。

宋建隆四年，宋太祖赵匡胤命大将慕容延钊出兵取湖南，假道荆南，孙光宪“因劝继冲去斥候，封府库以待。”“延钊军至，继冲出逆于郊，而前锋遽入其城。继冲亟归，见旌旗甲马，布列衢巷，大惧，即诣延钊纳牌印，太祖优诏复命继冲为节度使。”（《新五代史·南平世家》）

宋建隆四年（公元963年）九月，继冲率其将吏宗族五百余人朝于京师，国除。自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高季兴为荆南节度使，至宋乾德元年国除，凡传五主，五十七年而灭。

前蜀王建的称帝及前蜀的灭亡　王建取得东西川和山南西道，又略取了荆南的夔、施、忠、万四州，势力全盛。“西川诸将劝王建乘李茂贞之衰，攻取凤翔。建以问节度判官冯涓，涓曰：‘兵者凶器，残民耗财，不可穷也。今梁（朱温）晋（李克用）虎争，势不两立，若并而为一，举兵向蜀，虽诸葛亮复生，不能敌矣。凤翔，蜀之藩蔽，不若与之和亲，结为婚姻，无事则务农训兵，保固疆场，有事则觇其机事，观衅而动，可以万全。’建曰：‘善！茂贞虽庸才，然有强悍之名，远近畏之，与全忠（朱温）力争则不足，自守则有余，使为吾藩蔽，所利多矣。’乃与茂贞修好。”建以女妻茂贞侄继勋，“茂贞数求货及甲兵于建，建皆与之。王建赋敛重，人莫敢言。冯涓因建生日献颂，先美功德，后言生民之苦。建愧谢曰：‘如君忠谏，功业何忧！’赐之金帛。自是赋敛稍损”（《资治通鉴》唐昭宗天元年）。

唐亡，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九月，王建用安抚副使掌书记韦庄之谋，于成都即大蜀皇帝位，明年改元武成，以韦庄为左散骑常侍、判中书门下事。王建“虽目不知书，好与书生谈论”。“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蜀主礼而用之，使修举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资治通鉴》后梁太祖开平元年）。后梁太祖开平二年（公元908年）正月，蜀以韦庄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冬十月，“蜀主讲武于星宿山，步骑三十万”（《资治通鉴》后梁太祖开平二年）。王“建谓左右曰：‘吾为神策军将时，宿卫禁中，见天子夜召学士，出入无间，恩礼亲厚如寮友，非将相可比也。’”故建待翰林学士等恩礼尤异，其余唐名臣世族之后“百余人，并见信用”（《新五代史·前蜀世家》）。

“唐末宦官典兵者多养军中壮士为子以自强，由是诸将亦效之，而蜀主（王建）尤多”，惟卫王宗仁（建长子）、遂王元膺（建次子）、豳王宗（建三子）、赵王宗纪（建四子）、韩王宗智（建五子）、宋王宗泽（建六子）、鲁王宗鼎（建七子）、信王宗杰（建八子）、薛王宗平（建九子）、莒王宗特（建十子），后主衍（第十一子），皆王建亲生之子，其余如王宗，王建从子。王宗寿、王宗裕皆王建族子，王宗翰姓孟，王建姊子，王宗范姓张，其母周氏为蜀主妾，“自余假子百二十人，皆功臣，虽冒姓连名而不禁婚姻”（《资治通鉴》后梁太祖开平四年）。

后梁乾化三年（公元913年）七月七夕，蜀太子元膺杀少保唐道袭，蜀主发兵讨为乱者徐瑶、常谦并杀太子，于是立幼子宗衍为太子，宗衍母徐贤妃有宠，故超次立为太子，王建命太子判六军，开天策府，置僚属。

后梁贞明元年（公元915年），蜀岐会战，蜀攻下秦（州治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凤（州治梁泉，今陕西凤县西北）、成（州治上禄，今甘肃礼县南）、阶（州治皋兰镇，今甘肃武都东）四州，把兵锋一直推到大散关险隘。这是前蜀的最大版图了。

王建从梁贞明二年（公元916年）以来，“得疾，昏瞀”，至贞明四年，疾病大重。前蜀“内飞龙使唐文扆久典禁兵，参预机密，欲去诸大臣”。马步都指挥使王宗弼等三十余人日至朝堂，“不得入见。文扆屡以蜀主之命慰抚之，伺蜀主殂（死），即作难”。“宗弼等排闼入，言文扆之罪。”蜀主“召太子入侍疾”，杀唐文扆及翰林学士承旨王保晦，保晦，附会文扆者。以宦官宋光嗣为内枢密使，与王宗弼并受遗辅政。“蜀主虽因唐制置枢密使，专用士人，及唐文扆得罪，蜀主以诸将多许州故人，恐其不为幼主用，故以光嗣代之，自是宦者始用事”（《资治通鉴》后梁均王贞明四年）。

王建不问儿子的贤愚，立幼子为太子和安排由宦官担任枢密，使得宦官擅权，成为前蜀亡国的两大因素。

贞明四年六月，王建病死，太子衍即皇帝位。以内枢密使宋光嗣判六军诸卫事，宿卫兵的指挥权也交给宋光嗣，宋光嗣的权力更大了。是时王宗弼“为六军使，总外任”，宋光嗣“为枢密使，总内任”（《旧五代史·王衍传》）。“宗弼纳贿多私，上下咨怨。”宋光嗣希旨迎合，蜀政衰乱。“蜀主奢纵无度，日与太后、太妃游宴于贵臣之家，及游近郡名山，饮酒赋诗，所费不可胜纪。仗内教坊使严旭强取士民女子内宫中”，“以是累迁至蓬州（治大寅，今四川仪陇南）刺史。太后、太妃各出教令卖刺史、令（县令）、录（录事参军）等官，每一官阙，数人争纳赂，赂多者得之”（《资治通鉴》后梁均王贞明五年）。

蜀主衍“以礼部尚书兼成都尹长安韩昭为文思殿大学士，位在翰林承旨上。昭无文学，以便佞得幸，出入宫禁。就蜀主乞通（州治通川，今四川达州）、渠（州治流江，今四川渠县）、巴（州治化城，今四川巴中）、集（州治难江，今四川南江）数州刺史卖之，以营居第，蜀主许之。识者知蜀之将亡”（《资治通鉴》后梁均王贞明六年）。

后梁贞明六年（公元920年）闰七月，“蜀主下诏北巡”。八月，蜀主发成都，“被金甲，冠珠帽，执弓矢而行，旌旗兵甲，亘百余里”。十二月，“蜀主至利州”（治绵谷，今四川广元），“泛江（嘉陵江）而下，龙舟画舸，辉映江渚，州县供办，民始愁怨。”“至阆州（治阆中，今四川阆中），州民何康女色美，将嫁，蜀主取之，赐其夫家帛百匹，夫一恸而卒。”（《资治通鉴》后梁均王贞明六年）又至梓州（治县，今四川三台），由梓州返成都。

“蜀主常列锦步障，击球其中，往往远适而外人不知。爇诸香，昼夜不绝。”“结缯为山，及宫殿楼观于其上，或为风雨所败，则更以新者易之。”“山前穿渠通禁中，或乘船夜归，令宫女秉蜡炬千余居前船，却立照之，水面如昼。”（《资治通鉴》后梁均王龙德元年）“蜀主好为微行，酒肆、娼家，靡所不到，恶人识之，乃下令士民皆着大裁帽”（《资治通鉴》后梁均王龙德二年）。

“蜀主以文思殿大学士韩昭、内皇城使潘在迎、武勇军使顾在为狎客，陪侍游宴，与宫女杂坐，或为艳歌相唱和，或谈嘲谑浪，鄙俚亵慢，无所不至。”“时枢密使宋光嗣等专断国事，恣为威虐，务徇蜀主之欲以盗其权。宰相王锴、庾传素等各保宠禄，无敢规正。”（《资治通鉴》后唐庄宗同光元年）

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三月，“蜀主宴近臣于怡神亭，酒酣，君臣及宫人皆脱冠露髻，喧哗自恣。知制诰京兆李龟祯谏曰：‘君臣沉湎，不忧国政，臣恐启北敌之谋。’不听”（《资治通鉴》后唐同光二年）。

在前蜀，阶级矛盾已经非常尖锐，前蜀的统治阶级为了巩固统治，曾使用一套严密的特务政治，来镇压人民。《太平广记》卷一二六引《王氏见闻》云：“伪蜀有寻事团，亦曰中团，小院使萧怀武主之，盖军巡之职也。怀武自所团捕捉贼盗，多年，官位甚隆，积金巨万，第宅亚于王侯，声色妓乐，为一时之冠。所管中团百余人，每人各养私名十余辈，或聚或散，人莫能别，号之曰狗。至于深坊僻巷，马医酒保，乞丐佣作，及贩卖童儿辈，并是其狗。民间有偶语者，官中罔不知。又有散在州郡及勋贵家当庖看厩，御车执乐者，皆是其狗。公私动静，无不立达于怀武，是以人怀恐惧，常疑其肘臂腹心，皆是其狗也。怀武杀人不知其数。”尽管特务组织这样严密，由于前蜀政治腐败，人心涣散，还是无法挽救它的危亡。

后唐同光二年，庄宗“遣客省使李严使于蜀”，“李严还，初，帝因严入蜀，令以马市宫中珍玩，而蜀法禁锦绮珍奇不得入中国（指中原），其粗恶者乃听入中国（中原），谓之‘入草物’。严还，以闻，帝怒曰：‘王衍宁免为入草之人乎！’严因言于帝曰：‘衍童荒纵，不亲政务，斥远故老，昵比小人。其用事之人王宗弼、宋光嗣等，谄谀专恣，黩货无厌，贤愚易位，刑赏紊乱，君臣上下专以奢淫相尚。以臣观之，大兵一临，瓦解土崩，可翘足而待也。’”（《资治通鉴》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庄宗听了李严的报告，决定对前蜀用兵。

“蜀宣徽北院使王承休（宦官）请择诸军骁勇者万二千人，置驾下左右龙武步骑四十军，兵械给赐皆优异于他军，以承休为龙武军马步都指挥使，以裨将安重霸副之。”重霸“以狡佞贿赂事承休，故承休悦之”（《资治通鉴》后唐庄宗同光二年）。

唐末“僖、昭之世，宦官虽盛，未尝有建节者。蜀安重霸劝王承休求秦州节度使，承休言于蜀主曰：‘秦州多美妇人，请为陛下采择以献。’蜀主许之。”乃以承休为秦州节度使，“封鲁国公，以龙武军为承休牙兵”（《资治通鉴》后唐庄宗同光二年）。

同光三年（公元925年），后唐庄宗决定伐蜀，以魏王继岌为伐蜀都统，以郭崇韬为东北面行营都招讨制置等使，军事一委崇韬，将兵六万伐蜀。

“安重霸劝王承休请蜀主东游秦州。承休到官，即毁府署，作行宫，大兴力役，强取民间女子教歌舞。”“又献花木图，盛称秦州山川土风之美。蜀主将如秦州，群臣谏者甚众，皆不听。”“王承休妻严氏美，蜀主私焉，故锐意欲行。”冬十月，“蜀主引兵数万发成都”，“至汉州（治雒县，今四川广汉）。武兴节度使（镇凤州梁泉，今陕西凤县东北）王承捷告唐兵西上，蜀主以为群臣同谋己，犹不信。”“在道与群臣赋诗，殊不为意。”唐军“倍道趣凤州”，“王承捷以凤、兴、文、扶四州印节降，得兵八千，粮四十万斛”。“蜀主至利州”（治绵谷，今四川广元），“始信唐兵之来”（《资治通鉴》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十一月，蜀主赶回成都，时前蜀方镇相继降唐，王宗弼也放弃利州逃回成都。唐军前锋直抵汉州，王宗弼劫迁蜀主及太后、诸王于西宫，杀内枢密使宋光嗣、文思殿大学士韩昭等以悦唐。魏王继岌大军入成都，凡七十日而唐军取蜀，前蜀自唐昭宗大顺二年（公元891年），王建取蜀，至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公元925年）蜀亡，凡传二主，三十五年而亡。

后唐同光四年（是年四月改元天成）正月，后唐魏王继岌遣李继、李严部送王衍及其宗族百官数千人诣洛阳。二月，王衍一行至长安，有诏住长安，不使至洛阳。三月，后唐庄宗从伶官宦官等言，“王衍族党不少”，“恐其为变，不若除之”。庄宗“乃遣中使向延嗣赍敕往诛之，敕曰：‘王衍一行，并从杀戮。’已印画（印者，用中书印；画者，画可。敕文又用御玺），枢密使张居翰复视，就殿柱揩去‘行’字，改为‘家’字，由是蜀百官及衍仆役获免者千余人。延嗣至长安，尽杀衍宗族于秦川驿”（《资治通鉴》后唐明宗天成元年）。

前蜀亡，同年，后唐庄宗亦亡国。不久孟知祥得蜀，建立后蜀。

后蜀孟氏的建国及其衰亡　后蜀主孟知祥，邢州龙冈（今河北邢台人）人，祖察，父道，世为郡校。伯父方立，终于邢节度使，从父迁，位至泽潞节度使。知祥留居太原，晋王李克用以弟李克让之女妻知祥。知祥妹，嫁李克用幼弟李克宁为妻。故孟知祥为李存勖所信任。庄宗统一中原，以太原为北京，由孟知祥出任太原尹、北京留守。

孟知祥曾推荐郭崇韬当机要官。因此郭崇韬非常感激他，郭崇韬率兵伐蜀，临行，对庄宗说，蜀平，如果选择西川节度使人选，没有比孟知祥更合适了。同光三年（公元925年），前蜀平，庄宗任命孟知祥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这一年，孟知祥年五十二岁。

知祥接到新的任命，驰至洛阳，庄宗对这位堂姊夫，是非常亲密的，“戒有司盛供帐，多出内府珍奇诸物以宴劳之。酒酣，语及平生，以为笑乐，叹曰：‘继岌前日乳臭儿尔，乃能为吾平定两川，吾徒老矣，孺子可喜，然益令人悲尔！吾忆先帝弃世时，疆土侵削，仅保一隅，岂知今日奄有天下，九州四海，珍奇异产，充吾府。’因指以示知祥曰：‘吾闻蜀土之富，无异于此，以卿亲贤，故以相付。’”（《新五代史·后蜀世家》）这一次是两人（后唐庄宗、后蜀高祖）的诀别，李存勖、孟知祥郎舅之间，可以推心置腹的亲密关系，也充分地表示了出来。

同光四年正月，孟知祥赶到成都，郭崇韬已被杀害了，庄宗急于叫魏王继岌把入蜀军带回到洛阳去，稳定动荡的政局。史称“孟知祥至成都，时新杀郭崇韬，人情未安，知祥慰抚吏民，犒赐将卒，去留帖然”（《资治通鉴》后唐明宗天成元年），显出了孟知祥的才干来。同年四月，庄宗在洛阳被杀，魏王继岌在渭南被害，明宗入立为帝，时局变化得那么快，孟“知祥乃训练兵甲，阴有王蜀之志”（《新五代史·后蜀世家》）。“阅库中，得铠甲二十万，置左右牙等兵十六营。凡万六千人，营于牙城内外。”又云：“初，郭崇韬以蜀骑分左右骁卫等六营，凡三千人；步兵分左右宁远等二十营，凡二万四千人。”后来孟知祥又“增置左右冲山等六营，凡六千人，营于罗城内外；又置义宁等二十营，分戍管内州县就食；又置左右牢城四营，凡四千人，分戍成都境内”。孟知祥又“置左右飞棹营，凡六千人，分戍滨江诸州，习水战以备夔峡”（《资治通鉴》后唐明宗天成元年）。

唐明宗取得政权之后，财政拮据。知平蜀时，尚有犒赏钱二百万缗，遣盐铁判官、太仆卿赵季良前往提取，同时转运州县租税，输往洛阳。孟知祥表示：“府库他人所聚（即指二百万缗），输之可也。州县租税，以赡镇兵十万，决不可得。”（《资治通鉴》后唐明宗天成元年）孟知祥和赵季良本来是故旧，以后就把赵季良留在西川，从此成为他的佐命功臣。

后唐明宗的亲信安重诲以孟知祥据西川，董璋据东川，“皆据险要，拥强兵，恐久而难制”，“阴欲图之”。乃“以李严为西川都监”（监军），“朱弘昭为东川节度副使”（《资治通鉴》后唐明宗天成元年）。“孟知祥闻李严来监其军，恶之；或请奏知之，知祥曰：‘何必然，吾有以待之。’遣吏至绵（州治巴西，今四川绵阳东北）、剑（州治普安，今四川剑阁）迎候。”李严抵达成都，“孟知祥礼遇李严甚厚，一日谒知祥，知祥谓曰：‘公前奉使王衍，归而请兵伐蜀，庄宗用公言，遂致两国俱亡（谓前蜀灭，后唐亦以空国伐蜀，根本虚而致国亡）。今公复来，蜀人惧矣。且天下皆废监军，公独来监吾军，何也？’严惶怖求哀，知祥曰：‘众怒不可遏也。’遂揖下，斩之。”“因诬奏：‘严诈宣口敕，云代臣赴阙，又擅许将士优赏，臣辄已诛之。”“朱弘昭在东川，闻之，亦惧，谋归洛；会有军事，董璋使之入奏，弘昭伪辞然后行，由是得免。”（《资治通鉴》后唐明宗天成二年）

孟知祥镇蜀，遣使迎其家属，天成二年（公元927年），知祥妻琼华长公主及其子昶至成都。

天成二年十二月，孟知祥发民丁二十万修成都城。

西川孟知祥屡与东川董璋争盐利，董“璋诱商旅贩东川盐入西川，知祥患之，乃于汉州（治雒县，今四川广汉）置三场重征之，岁得钱七万缗，商旅不复之东川”（《资治通鉴》后唐明宗天成三年）。

“后唐明宗将祀南郊，令西川献钱一百万缗，东川五十万缗；皆辞以军用不足，西川献五十万缗，东川献十万缗。”（《资治通鉴》后唐明宗天成四年）“安重诲疑知祥有异志”，“用己所亲信分守两川管内诸州。每除守将，则以精兵为其牙队，多者二三千，少者不下五百人，以备缓急。是岁（天成四年），以夏鲁奇为武信军节度使（镇遂州方义，今四川遂宁）；分东川之阆州（治阆中，今四川阆中）为保宁军，以李仁矩为节度使；又以武虔裕为绵州（治巴西，今四川绵阳）刺史。仁矩与东川董璋有隙，而虔裕，重诲表兄，由是璋与知祥皆惧，以为唐将致讨。自璋镇东川，未尝与知祥通问，于是璋始遣人求婚以自结”（《新五代史·后蜀世家》），知祥派赵季良至东川修好，合谋并力以拒朝廷。长兴元年（公元930年），“孟知祥、董璋同上表言：‘两川闻朝廷于阆中建节，绵、遂益兵，无不忧恐。’”明宗下诏书慰谕，东西川见没有停止增兵的希望，只有积极备战了。“秋七月，两川以朝廷继遣兵屯遂、阆，复有论奏，自是东北商旅少敢入蜀。”（《资治通鉴》后唐明宗长兴元年）

“董璋之子光业为宫苑使，在洛阳，璋与书曰：‘朝廷割吾支郡为节镇，屯兵三千，是杀我必矣。汝见枢要为吾言，如朝廷更发一骑入斜谷，吾必反！与汝诀矣。’光业以书示枢密承旨李虔徽”，“虔徽以告安从诲，从诲不从。璋闻之，遂反。”孟知祥亦“遣使约董璋同举兵”。董璋会孟知祥兵攻阆州，孟知祥也出兵进攻遂州，不久，东西川兵攻下阆州，杀节度使李仁矩。长兴二年正月，西川兵攻陷遂州，杀节度使夏鲁奇。后唐明宗派爱婿石敬瑭为东川行营都招讨使，入大散关，攻克剑门。孟知祥听说剑门失守，调动了一万五千人去夺回剑门，又调遣了四千人去防守龙州（治江油，今四川平武东南），以防唐兵沿邓艾故道进兵袭击。两川经过苦战，终于夺回剑门，在利州（治绵谷，四川广元）一带相持。石敬瑭知两川一时不可攻下，“使者自军前来，多言道险狭，进兵甚难，关右之人，疲于转饷，往往窜匿山谷，聚为盗贼。”石敬瑭乃“累表奏论，以为蜀不可伐”（《资治通鉴》后唐明宗长兴元年）。于是撤兵停止伐蜀。

孟知祥乘战胜之威，在长江沿岸攻陷了夔、忠、万三州，又大败东川兵，杀董璋，兼并了东川。长兴四年（公元933年），孟知祥为东西川节度使、蜀王。后唐潞王清泰元年（公元934年）四月，中原战乱，山南西道节度使（镇南郑，今陕西汉中）张虔钊、武定节度使（镇洋州西乡，今陕西西乡）孙汉韶举两镇之地，降于孟知祥，大散关以南之地，也不久收复，孟昶即位初年，又取得秦、成、阶、凤四州之地，从此后蜀的版图和前蜀的全盛时期几乎相同了。

后唐清泰元年正月，蜀王孟知祥在成都即皇帝位。以赵季良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以王处回为枢密使。知祥得风疾逾年，至是增剧。六月，立子昶为太子。同月知祥死，年六十一，庙号高祖。太子即位，年十六。

蜀大将李仁罕，屡立战功，蜀主死，赵季良教枢密使“王处回见李仁罕，审其词旨，然后告之。处回至仁罕第，仁罕设备而出，遂不以实告”。孟昶即位之后，“李仁罕自恃宿将有功，复受顾托，求判六军”，“蜀主不得已”，“加仁罕兼中书令，判六军事。”蜀主左右近臣“素怨李仁罕，共谮之，云仁罕有异志”，蜀主“因仁罕入朝，命武士执而杀之”（《资治通鉴》后唐潞王清泰元年）。

蜀自建国以来，大臣多领节度使，身留成都，“委僚佐知留务，专事聚敛，政事不治，民无所诉。蜀主知其弊”（《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六年），罢免赵廷隐兼领的武德节度使（即东川节度使），罢免王处回的武信节度使（镇遂州方义，今四川遂宁），罢免张公铎的保宁节度使（镇阆州阆中，今四川阆中）等兼职。另选专人，使之知节度事。到了后晋开运元年（公元944年），后蜀又以将相遥领节度使。

李仁罕外甥张业为后蜀司空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兼判度支。“性豪侈，强市人田宅，藏匿亡命，于私第置狱，系负债者或历年，至有瘐死者”（囚徒病，律名为瘐）。昶与奉圣控鹤指挥使安思谦谋，执而杀之。“籍没其家。枢密使王处回亦专权贪纵，卖官鬻狱，四方馈献，皆先输处回，次及内府，家赀巨万。”“张业既死，蜀主不忍杀处回，听归私第。”“蜀主欲以普丰库使高延昭、茶酒库使王昭远为枢密使，以其名位素轻，乃授通奏使，知枢密院事。昭远，成都人，幼以僧童从其师入府，蜀高祖（孟知祥）爱其敏慧，令给事蜀主左右，至是，委以机务，府库金帛，恣其取与，不复会计。”（《资治通鉴》后汉高祖乾元年）

“安思谦谋尽去旧将，又谮卫圣都指挥使兼中书令赵廷隐谋反，夜，发兵围其第。会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廷入朝，极言廷隐无罪，乃得免。廷隐因称疾，固请解军职”，“蜀主许之”。“蜀主以赵廷隐为太傅，赐爵宋王”，就第慰问。“王处回请老，以太子太傅致仕。”“蜀主以张业、王处回执政，事多壅蔽”，“始置匦函，后改为献纳函”（《资治通鉴》后汉高祖乾元年）。

后周广顺元年（公元951年），蜀通奏使高延昭固辞知枢密院，蜀主昶乃以伊审徵为通奏使，知枢密院事。审徵，蜀高祖妹褒国公主之子也。少与蜀主相亲狎，及知枢密，政之大小，悉以咨之。“审徵亦以经济为己任，而贪侈回邪，与王昭远相表里，蜀政由是浸衰。”（《资治通鉴》后周太祖广顺元年）

蜀左匡圣马步都指挥使“安思谦谮杀张业，废赵廷隐，蜀人皆恶之”；蜀主使安思谦将兵救凤翔节度使王景崇，“思谦逗桡无功”。“自张业之诛，宫门守卫加严，思谦以为疑己，言多不逊。思谦典宿卫，多杀士卒以立威。蜀主阅卫士，有年尚壮而为思谦所斥者，复留隶籍，思谦杀之，蜀主不能平。思谦三子，、嗣、裔，倚父势暴横，为国人患。翰林院王藻屡言思谦怨望，将反。”“思谦入朝，蜀主命壮士击杀之，及其三子。藻亦坐擅启边奏，并诛之。”（《资治通鉴》后周太祖显德元年）

后周在对淮南用兵之前，先用兵秦陇，取得后蜀的秦、凤、成、阶四州。蜀人多言左右卫圣马步指挥使“李廷为将败覆，不应复典兵；廷亦自请罢去”。蜀主罢去其军职。“李太后（孟昶生母）以典兵者多非其人，谓蜀主曰：‘吾昔见庄宗跨河与梁战（李太后本庄宗宫人），及先帝在太原，平二蜀，诸将非有大功，无得典兵，故士卒畏服。今王昭远出于厮养（僧童），伊审徵、韩保贞、赵崇韬（赵廷隐子）皆膏粱乳臭子，素不习兵，徒以旧恩置于人上，平时谁敢言者，一旦疆埸有事，安能御大敌乎！以吾观之，唯高彦俦太原旧人，终不负汝，自余无足任者。’蜀主不能从”（《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四年）。

“蜀右补阙章九龄见蜀主，言政事不治，由奸佞在朝。蜀主问奸佞为谁，指李昊、王昭远以对。蜀主怒，以九龄为毁斥大臣，贬维州（治薛城，今四川理县东北）录事参军。”（《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五年）

后周显德五年（公元958年），蜀主闻周世宗谋将伐蜀，动员了六万兵士，分屯要害，准备抵抗。宋太祖在乾德元年（公元963年）取得湖南、荆南之后，便积极准备进兵后蜀。

宋太祖乾德二年，蜀知枢密院事王昭远说蜀主和北汉通好，令发兵南下，蜀兵自子午谷北上，共同攻宋，蜀给北汉的蜡丸帛书为宋所获。宋主曰：“吾西讨有名矣。”乃发步骑六万，分路进兵。蜀主任王昭远为西南行营都统，率兵拒战，“昭远手执铁如意，指挥军事，自比诸葛亮，酒酣，谓〔李〕昊曰：‘吾之是行，何止克敌，当领此二三万雕面恶少儿，取中原如反掌尔！’”蜀主“昶又遣太子玄率精兵数万守剑门。玄辇其爱姬，携乐器伶人数十以从，蜀人见者皆窃笑”（《新五代史·后蜀世家》）。宋军在大将王全斌的统帅下，连续攻下兴州（治顺政，今陕西略阳）、利州（治绵谷，今四川广元），蜀军焚吉柏江浮桥（今四川广元西南），退守剑门，不久剑门失守，蜀军损折万余人，太子玄逃归成都，王昭远被俘擒。宋南路的水军，也攻下夔门。蜀兵所在奔溃，将帅多被擒获。孟昶知道亡势已成，“叹曰：‘吾与先君以温衣美食养士四十年，一旦临敌，不能为吾东向放一箭，虽欲坚壁，谁与吾守者邪！’”乃命草降表降于宋。王全斌杀蜀降兵于成都夹城，凡二万七千人，这是一次惊人的屠杀事件。

孟昶在乾德三年五月，到达大梁，六月病卒。自后唐同光三年（公元925年）孟知祥据蜀，至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蜀灭，传二主，凡四十一年。

北汉刘氏的建国及其灭亡　北汉主刘崇，是汉主刘知远的亲弟弟。刘知远镇太原，以刘崇为马步都指挥使。刘知远南下，驱契丹，取大梁，以刘崇为太原尹、北京留守。刘知远病死，隐帝嗣位，政治权力实际掌握在史弘肇和郭威等权臣手中，而刘崇和郭威之间，矛盾却非常尖锐，刘崇“为自全计”，多“选募勇士，招纳亡命，缮甲兵，实府库，罢上供财赋，皆以备契丹为名：朝廷诏令，多不禀承”（《资治通鉴》后汉高祖乾元年）。

隐帝遇害，郭威立崇子为帝，未即位，郭威又害。刘崇乃在晋阳即皇帝位，史称北汉。崇谓代州防御使李存、马步军都指挥使张元徽曰：“朕以高祖（刘知远）之业一朝坠地，今日位号，不得已而称之；顾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节度使邪！”由是“宰相月俸止百缗，节度使止三十缗，自余薄有资给而已”（《资治通鉴》后周太祖广顺元年）。

后周广顺元年（公元951年），北汉拨步骑万人，和契丹联军进攻晋州（治临汾，今山西临汾），结果死伤甚众，久攻不下，只得退走。“北汉土瘠民贫，内供军国，外奉契丹，赋繁役重，民不聊生。”（《资治通鉴》后周太祖广顺元年）

显德元年（公元954年），郭威病死，北汉主自将兵三万，契丹大将杨兖率骑一万，过潞州，军于高平（今山西高平）之南，与周世宗接战，周军先败后胜，北汉伤亡惨重，退守太原。后周进兵太原，周世宗亲至晋阳城下。会久雨，士卒疫病，遂引军还。

北汉主崇于显德元年十一月病死，年六十。谥曰神武皇帝，庙号世祖。子承钧嗣位，是为孝和帝。承钧“勤于为政，爱民礼士，境内粗安”（《资治通鉴》后周太祖显德元年）。承钧上表于契丹主称男，契丹主赐之诏，谓之“儿皇帝”。

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昭义节度使（镇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李筠不肯臣宋，结北汉主同举兵，泽州（治晋城，今山西晋城）会战，李筠败死，承钧全军返回晋阳。

北汉“地狭产薄，以岁输契丹〔金币〕，故国用日削，乃拜五台山僧继为鸿胪卿。继，故燕王刘守光之子，守光之死，以孽子得不杀，削发为浮图，后居五台山。为人多智，善商财利。”“继能讲《华严经》，四方供施，多积蓄以佐国用。五台当契丹界上，继常得其马以献，号添都马，岁率数百匹。又于柏谷置银冶，募民凿山取矿，烹银以输，刘氏仰以足用。”（《新五代史·东汉世家》）

宋太祖赵匡胤“尝因界上谍者谓承钧曰：‘君家与周氏（后周）为世仇，今我与尔无所间，何为困此一方之人也？若有志于中国（指中原），宜下太行以决胜负。’承钧遣谍者复命曰：‘河东土地兵甲，不足以当中国之十一，然承钧家世非叛者，区区守此，盖惧汉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笑谓谍者曰：‘为我语承钧，开尔一路以为生。’故终其世不加兵”（《新五代史·东汉世家》）。

宋开宝元年（公元968年）七月，北汉主承钧病死，养子（外甥）继恩嗣位。九月，继恩为其左右所杀，迎立其弟继元（亦承钧外甥）。

开宝二年（公元969年）三月，宋太祖亲率大军围攻太原，决晋祠水灌城。闰五月，太原南城又为汾水所陷，“水穿外城，注城中，城中大惊扰。”“水口渐阔”，“俄有积草自城中飘出，直抵水口而止”，“北汉人因以施功，水口遂塞”。时宋军“顿甘草地中，会暑雨，多被腹病”。于是议班师。“北汉主藉所弃军储，得粟三十万，茶、绢各数万，丧败罄竭，赖此少济。”（《续资治通鉴》宋太祖开宝二年）

六月，北汉主“决城下水注之台骀泽，水已落而城多摧圮。契丹使者韩知时在太原，叹曰：‘王师（宋师）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若先浸而后涸，则并人无类矣”（《新五代史·东汉世家》）。

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太宗亲攻太原。五月，北汉主刘继元穷窘出降，北汉亡。北汉自后周广顺元年（公元951年）刘崇称帝，至宋太平兴国四年，凡传四主，二十八年而亡。

北汉既亡，宋太宗以晋阳城险固，容易为割据所凭藉，乃毁旧晋阳城，更筑并州新城。历史上著名的晋阳城，像魏晋北朝时期的古邺城一样，被彻底破坏而从地图上消失了。过去的晋阳城，在汾河以西，现在的太原市中心区在汾河以东，完全变了样，只有晋祠，古迹尚在，还可根据它的位置，来凭吊一下古晋阳城遗址。

吴杨氏世系

闽王氏世系

吴越钱氏世系

楚马氏世系

南汉刘氏世系

荆南高氏世系

前蜀王氏世系

后蜀孟氏世系

北汉刘氏世系

第三节　五代十国的社会经济

五代十国时期，在北方，太平的日子短，战争的时间多；在南方，太平的时间长，苛暴的统治都不太长，所以北方的经济破坏得比较厉害，南方的经济反而有所发展。

北方的河患　整个唐王朝统治，黄河安澜，没发生过重大的决口事件。到了五代之初，梁唐在大河两岸对峙，利用河水，以邻国为壑，河患开始严重起来。后唐庄宗同光元年（公元923年），梁晋相持于河上，八月，“梁主命于滑州（治白马，今河南滑县）决河，东注曹（州治济阴，今山东定陶西南）、濮（州治鄄城，今山东鄄城北）及郓（州治须昌，今山东东平西北）以限唐兵”（《资治通鉴》后唐庄宗同光元年）。从此河患加深，同光二年，“梁所决河连年为曹、濮患”，七月甲辰，“命右监门上将军娄继英督汴、滑兵塞之，未几复坏”（《资治通鉴》后唐庄宗同光二年）。《水浒传》上的梁山泊，大概就在这时开始形成。

后唐庄宗同光三年正月，“诏平卢节度使符习治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北）遥堤以御决水”（《资治通鉴》后唐庄宗同光二年）。胡三省《通鉴注》曰：“遥堤者，远于平地为之，以捍水患。”很像今天的黄河二道坝、三道坝之类。

后晋高祖天福四年（公元939年）闰七月，河决博州（治聊城，今山东聊城东北）。天福六年九月，河“决滑州，兖（州治瑕丘，今山东兖州）、濮（州治鄄城，今山东鄄城西北）州界皆为水漂溺”（《五代会要》）。齐王开运元年（公元944年）六月，“滑州河决，浸汴、曹、单（州治今山东单县）、濮、郓五州之境，环梁山合于汶。诏大发数道丁夫塞之”（《资治通鉴》后晋齐王开运元年）。开运三年九月，“河决澶州临黄”（今河南濮阳东临黄集）（《资治通鉴》后晋齐王开运三年）。后汉高祖乾元年（公元948年）五月，“滑州言河决鱼池”（《资治通鉴》后汉高祖乾元年）。乾三年六月，“河决郑州”之原武（今河南原阳西北）（《资治通鉴》后汉隐帝乾三年）。

后周太祖显德元年（公元954年）十月，“河自杨刘（今山东东阿北杨柳村）至于博州（治聊城，今山东聊城东北）百二十里，连年东溃，分为两派，汇为大泽，弥漫数百里，又东北坏古堤（前代所筑防河古堤）而出，灌齐（州治历城，今山东济南）、棣（州治厌次，今山东惠民西南）、淄（州治淄川，今山东淄博西南淄川）诸州，至于海涯，漂没民田庐不可胜计，流民采菰稗、捕鱼以给食，朝廷屡遣使者不能塞”。十一月，“帝遣李诣澶、郓、齐按视堤塞，役徒六万，三十日而毕”（《资治通鉴》后周太祖显德元年）。李所修治的黄河决口，据《读史方舆纪要》称“西自阳谷（今山东阳谷）抵张秋口”（今山东东阿西南六十里），大概只是指决口的一小部分地区。

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六月，“郑州奏河决原武，命宣徽南院使吴延祚发近县二万余夫塞之”（《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六年）。

黄河自后梁末，由于战争，引起河决，一直到后周末，自郑州原武起，到棣州止，不知决口了多少次。影响最严重的，在濮州、郓州一带，梁山水泊，一片泛滥，黄河下游人民，家室流离，生活维艰。

黄河下游，河患频仍，但黄河中上游，水利灌溉事业仍有所发展。《读史方舆纪要》陕西灵州守御千户所下云：“五代唐长兴（公元930至933年）初，朔方（宁夏灵武西北）帅张希崇引河渠，兴屯田，以省漕运，民便爱之。”《五代会要》云：“周显德五年十一月，尚书司勋郎中何幼冲为关西渠堰使，于雍、耀二州界，疏泾水以溉田。”

南方的水利事业　在南方，由于政局稳定的时间比较长，一般多达三四十年，所以水利事业的发展，要比北方发达。

南唐的水利灌溉，除了寿州（治今安徽寿县）的芍陂继续不断扩展灌溉面积以外，“昇元（公元937至943年）中”又浚治丹阳（今江苏丹阳）的练湖，练湖亦称曲阿后湖，幅圆四十里，唐韦损又扩大为八十里，南唐时，“复作斗门，以通灌溉”（《读史方舆纪要》）。

吴越时，国都杭州之钱塘，“西湖在城西，周回三十里，三面环山，溪谷缕注，潴而为湖”。先是“唐大历中，刺史李泌于湖北为石函桥，置水闸以泄湖水，溉田无算。长庆初，刺史白居易复筑堤捍湖，蓄泄其水，溉田千顷；又引入运河以利漕。久之，湖葑蔓合，湖渐堙塞。吴越时，置拨湖兵士千人，芟草浚泉。又引湖水为涌金池，以济运河”（《读史方舆纪要》）。

浙江钱塘江，“唐大历八年（公元773年），大风潮溢，垫溺无算。咸通二年（公元861年），潮水复冲击奔逸入城，刺史崔彦曾乃开外沙、中沙、里沙三沙河以决之，曰沙河塘，近南曰霸头，其在城东二里者，曰捍海塘。光化二年（公元899年），浙江又溢坏民居”（《读史方舆纪要》）。“五代梁开平四年（公元910年），筑捍海石塘，广杭州城，由是钱塘富盛于东南。皇朝（指宋朝）郡县志云：号捍海石塘，吴越钱所筑，在候潮门外。潮水冲击，版筑不就，因命强弩数百，以射潮头，既而潮水渐向西陵（今西兴镇），遂造竹笼，积石植木，堤岸既成，遂为城邑，今之平陆，皆昔之浙江也”（《舆地纪胜》）。潮水决不是箭锋所能挡住的，但却反映了人民和海潮搏斗的决心与毅力。

在王氏七闽，有六印江，在今福建福安县南百里，“中有六小屿”，“其下流为甘棠港”，“在〔福安〕县东南百六十里。”“先有巨石，屹立波间，舟多覆溺。唐乾宁五年（公元898年），王审知欲凿之，忽风雨大作，别开一港，甚便舟楫”，闽人“名曰甘棠港”（《读史方舆纪要》）。

在楚马氏湖南，有沅水，唐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朗州（治武陵，今湖南常德）江溢，江指沅江。《水利考》：“郡当沅江水流，故多水患。”“后唐同光（公元923年至926年）初，马氏筑城，东南及西南二隅，俱筑石柜，以障城垣。”（《读史方舆纪要》）潭州（治长沙，今湖南长沙）东二十里有龟塘，“因诸山之泉，筑堤潴水”，“溉田万顷”（《宋书·食货志》）。

南平国高氏，于江陵北四里开漕河，皇朝（指宋朝）郡县志云，高季兴于城西柳门及子城置仓，开漕入仓步。“高从诲又以龙山门近城开白剀河，水入城北向东漕河”（《舆地纪胜》）。又寸金堤在江陵府城龙山门外，“五代时，高氏将倪可福筑，以捍蜀江激水，谓其坚厚，寸寸如金，因名”（《读史方舆纪要》）。后周显德二年（公元955年），“高保融自西山分江流方五、七里，筑堤而居之，谓之北海”（《舆地纪胜》）。又今潜江县西北五里有高氏堤，“五代时，高氏所筑，起自荆门州绿麻山，至县南沱埠洲，延亘一百三十里，以障襄、汉二水，后屡经增筑”（《读史方舆纪要》）。

蜀彭山县（今四川彭山）西北四十里，有大堰一，小堰十，自成都新津口引渠南下，灌溉彭山眉州沿江之地，凡百二十里，计田千六百顷。“五代时，张琳复自新修觉山浚故址至州西南，合于汶江，其利尤博。”（《读史方舆纪要》）后蜀在褒中“凿大洫以导泉源，溉田数千顷”（《九国志·武璋传》）。

南方水利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农业产量的提高，交通运输的畅通，可以说，五代十国时期，北方生产相对停滞，而南方则有所发展。

南方的植茶事业　在十国中，南唐、闽、吴越、楚、南平、蜀各国，植茶事业都有所发展。

在南唐统治地区，和州（治历阳，今安徽和县）土产茶，楚州山阳县（今江苏淮安）有茶陂。舒州（治怀宁，今安徽潜山）土产开火茶。庐州（治合肥，今安徽合肥）土产开火新茶。蕲州（治蕲春，今湖北蕲春）土产茶，“出当州蕲山二县北山”。又云：“茶山在蕲水县北深川，每年采造贡茶之所。”（《太平寰宇记》）安州（治安陆，今湖北安陆）土产茶。信阳军（今河南信阳）土产茶。鄂州（治江夏，今湖北武汉）土产茶，“《茶谱》云：‘鄂州之东山、蒲圻（今湖北赤壁）、唐年县（今湖北崇阳西南），产茶，黑色如韭叶，极软，治头疼”（《太平寰宇记》）。兴国军（今湖北阳新）土产茶。宣州宁国县（今安徽宣城）“鸦山出茶，尤为时贵，《茶经》云：‘味与蕲州同’”（《太平寰宇记》）。宣州太平县（今安徽当涂县），“上泾、下泾，邑图云：产茶，味与黄州同”（《太平寰宇记》）。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土产茶。歙州（治歙县，今安徽歙县）土产茶。池州（治秋浦，今安徽贵池）土产茶。筠州（治高安，今江西高安）土产黎源茶。饶州（治鄱阳，今江西波阳）土产茶。浮梁（今江西景德镇北新平），“《郡国志》云：斯邑产茶，赋无别物”（《太平寰宇记》）。吉州（治庐陵，今江西吉安）土产茶。抚州（治临川，今江西抚州）土产茶。茶树的种植，普及全境。

在吴越统治地区，常州土产茶。宜兴出紫笋茶。顾渚在湖州长兴县西北三十里，在唐代就是著名的茶产地，“渚者墟名”。“今崖谷林薄之中，多产茶茗，以充岁贡。”越州余姚县瀑布岭，“《茶经》云，越州余姚，茶生瀑布岭者曰仙茗，大者殊异，小者与襄州同”（《太平寰宇记》）。

在七闽统治地区，福州土产茶。南剑州（今福建南平）“茶有六般，白乳、金字、蜡面、骨子、山梃、银子。”建州（治建阳，今福建建阳）土产茶，“《茶经》云，建州方山之芽及紫笋，片大，极硬，须汤浸之，方可碾极。治头疾，江东老人多味之。”“茶山在建安郡（今福建建安）北，民多植茶于此山，涉冬翠茂，俯瞰城廓”（《太平寰宇记》）。漳州（治漳浦，今福建漳浦）土产茶。汀州（治长汀，今福建长汀）土产茶。

在湖南楚国统治地区，潭州（治长沙，今湖南长沙）土产茶，“长沙之石楠，其树如棠楠，采其芽谓之茶。湘人以四月摘杨桐叶，捣其汁，伴米而蒸，犹蒸麋之类，必啜此茶，乃其风也。尤宜暑月饮之。”“潭、邵（州治邵阳，今湖南邵阳市）之间有渠江，中有茶，乡人每年采撷，不过十六七斤，其色如铁，而芳香异常，烹之无滓也。”（《太平寰宇记》）衡州（治衡阳，今湖南衡阳）土产茶。播州（治遵义，今贵州遵义）土产生黄茶。思州（治务川，今贵州沿河县）土产茶。马令《南唐书》云：“自京师至襄、唐、郢、复等州，置邸务以卖茶，其利十倍。”“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岁入万计，由是地大力完。”可见湖南的茶利，非常可观。

在南平国的统治地区，“荆州松滋县（今湖北松滋西北）出碧涧茶，沈子曰，茶饼、茶芽、今贡”（《太平寰宇记》）。峡州（治夷陵，今湖北宜昌）土产茶。归州土产白茶。

在前蜀、后蜀的统治地区，植茶更是普遍。彭州（治九陇，今四川彭州）土产茶，“按《茶谱》云，彭州有蒲村、堋口、灌口，其园名仙崖、石花等，其茶饼小而布嫩芽如六出花者尤妙。又《茶经》云，茶出彭州九陇县马鞍山至德寺堋口镇者，与襄州茶同味”。眉州土产茶，“按《茶经》云，眉州洪雅（今四川洪雅西）、丹棱（今四川丹棱），其茶如蒙顶，制饼茶法，其散者叶大而黄，味颇甘苦，亦片甲蝉翼之次也。”邛州（治临邛，今四川邛崃）土产茶，“按《茶经》云，临邛数邑，茶有火前、火后乃嫩绿、黄芽等号。又有茶饼曰火番饼，每饼重四十两，入西番，党项重之，如中国之名山者，其味甘苦”。蜀州（治晋原，今四川崇庆县）土产茶，“按《茶经》云，青城县有散茶、末茶尤好。又《茶谱》云，蜀州晋原、洞口、横源、味口、青城。其横源雀舌、鸟嘴、麦颗，盖取其嫩芽所造，以其芽似之也。又有片甲者，即是早春黄芽相抱如片甲；蝉翼者，其翼嫩薄如蝉翼，皆散茶之最上者也”。雅州（治严道，今四川雅安）土产茶，“《茶谱》云：雅州百丈、名山二处尤佳。”蒙山在名山（今四川名山）西七十里，“言雨露常蒙，因以为名，山顶受全阳气，其茶芳香。按《茶谱》云，山有五岭，有茶园，中岭曰上清峰，所谓蒙岭茶也，为天下之最”。渝州（治巴县，今重庆巴南）土产茶，“《茶谱》云，南平县（即江州县，今重庆）狼猱山，茶黄黑色，渝人重之，十月采贡。”泸州（治泸川，今四川泸州）土产茶，“按《茶经》云，泸州之茶树，僚常携瓢具穴其侧，每登树采摘芽茶，必含于口，待其展，然后置于瓢中，旋塞其窍，归必置于暖处，其味极佳。又有粗者，其味辛而性热，彼人饮之，疗风，呼为泸茶。”巴州（治化城，今四川巴中）土产茶，“按《广雅》云，荆（江陵）、巴、阆（治阆中，今四川阆中）采茶作饼，煮饼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覆之，用葱姜之，即茶始说也”（《太平寰宇记》）。茶树在南方，已普遍种植，这类经济作物的普遍推广，是有益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

手工业商业的发展　五代时期，南方的瓷器制造业，在唐代的基础上又有了发展。主要是秘色瓷。

秘色瓷是越窑青瓷系统，《高斋漫录》云：“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清波杂志》云：“玉牒防御使仲揖居饶（饶州景德镇）得数种，云比定州红瓷器尤鲜明。越土秘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秘色。”然唐季诗人陆龟蒙已有《秘色越器》之诗，则云秘色瓷器出自南唐李王，又云出吴越钱王皆不可据。唐末诗人徐夤有《贡余秘色茶盏》诗：“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到江滨。中山竹叶醅初发，多病那堪中十分。”这种秘色瓷的先进技艺，不但为江南吴越地区所掌握，也逐渐传到北方。《曝书亭词注》云：“后周时，请瓷器式，世宗（柴荣）批其上曰：‘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即今之这般）颜色做将来。’”秘色瓷从此又蒙上柴窑的称号。后周制成的柴窑，天青色滋润细媚，有细纹，足多粗黄。《事物绀珠》云：“柴窑制精色异，为诸窑之冠。”《博物要览》云：“昔人论柴窑曰：‘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七颂堂识小录》云：“近出一洗，圆而椭，面径七寸，黝然深沉，光色不定，雨后天青，尚未足形容。”雨过天青，清翠欲滴，大概是柴窑的特色。

在染练手工业方面，在南唐出现了一种天水碧。《南唐拾遗记》云：“江南李重光（后主煜）染帛多为天水碧。”《宋史》：“煜伎妾常染碧，经夕未收，令露下，色鲜明，煜爱之，自是宫中竞收露水染碧以衣之，谓之天水碧。”《五国故事》云：“建康市中，染肆之傍，多题曰天水碧。”

在矿冶业方面，南汉的岭南地区盛产金银，至用金银作殿衣、地衣。楚国湖南地区盛产铅铁，马殷取铅铁铸为钱币，行使国内。湖南境内，又盛产丹砂，一次山崩，“涌出丹砂，委积如丘陵”。马希范利用丹砂涂壁，“凡用数十万斤”（《五代史补》）。

成都在唐末，商业就很发达，“成都城中鬻花果、蚕器于一所，号蚕市；鬻香药于一所，号药市；鬻器用者号七宝市”（《资治通鉴》唐僖宗乾符六年）。后蜀孟氏时，蜀中经过三四十年的安定休息。《蜀杌》云：“〔孟昶广政十三年（公元950年）〕九月，令城上植芙蓉，尽以幄遮护。是时蜀中久安，赋役俱省，斗米三钱。”“村落闾巷之间，弦管歌诵，令筵社会，昼夜相接。府库之积，无一丝一粒入于中原，所以财币充实。城上尽种芙蓉，九月间盛开，望之皆如锦绣。昶谓左右曰：‘自古以蜀为锦城，今日视之，真锦城也。’”从此，成都又蒙上蓉城的称呼。

南唐的扬州，吴越的杭州、越州、明州（今浙江宁波），闽国的福州、泉州，南汉的广州，都是当时国际性的城市，国际贸易都非常发达，海舶云集。内地的楚国长沙、常德，南平的江陵，也都地处南北枢要，长江上下游交叉点，商业的繁荣，更是不用说了。

第九章

隋唐五代的学术与宗教

第一节　经学、史学与地理著作

经学著述　经学著述，首先得讲《五经正义》。孔颖达，任至国子司业、国子祭酒。唐太宗贞观中，受诏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撰《五经正义》，作为国子学的法定教科书。《五经正义》是指《周易正义》十卷，用王弼、韩康伯注；《尚书正义》二十卷，用孔安国传；《毛诗正义》四十卷，用毛苌传，郑玄笺；《礼记正义》六十三卷，用郑玄注；《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用杜预注。《五经正义》严格遵守“注”不违“经”，“疏”不破“注”的汉学家法，如果“注”这样解释，“疏”文就沿着“注”的内容，加以诠释，绝不自搞一套，绝不和注文唱对台戏，治学的态度，是非常拘谨而严肃的。

《五经正义》是孔颖达奉诏撰述的，因此只能在指定的注文基础上，加以诠释，别无选择。《五经》中《毛诗》、《礼记》，都经过郑玄的笺注，《左氏传》也经过杜预的注释，不失为善本，孔颖达等撰成《正义》，在原来的笺注上，加以诠释，文字平易清淡，说理清楚明白，在六朝隋唐骈俪文风靡一世的时代，出现这类朴素平实的文风，使人读了产生一种清新的感觉，这是值得称道的。当然《五经正义》也有不足的地方，如王弼、韩康伯的《周易注》，已经是清谈盈篇，《周易正义》诠释注文也是“多用空言，不能如诸经正义，根据典籍，原委粲然，则由王〔弼〕注扫弃旧文，无古义之可引”（《四库全书总目·周易正义》），可见《周易正义》失之于空洞。又如《尚书正义》问题更多。由于古文《尚书》已经散佚，真本古文《尚书》篇目已经留存不多，《虞书》存《尧典》（包括本来是《尧典》的《舜典》），《夏书》的《禹贡》、《甘誓》，《商书》的《盘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周书》的《牧誓》、《洪范》、《金》、《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多方》、《立政》、《顾命》、《康王之诰》、《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这二十七篇，经过清代学人的考证，确定是真的；其他很多篇包括孔安国注，都是晋人用伪撰来补足的。但唐政府却决定采用这样一个真伪杂陈的本子来作为全国使用的标准教本，孔颖达也只好奉诏就这样一部真伪杂陈的《尚书》来加以诠疏，对真伪漫不别白，以致贻误后学，历千年之久。

与孔颖达同时，有贾公彦，位终太学博士。他尽毕生之力，成《周礼疏》四十二卷，用郑玄注；《仪礼疏》五十卷，亦用郑玄注。又有徐彦（唐元和、长庆以后人）成《公羊传疏》二十八卷，用何休《解诂》。杨士勋，贞观时人，官四门博士，成《梁传疏》二十卷，用范宁《集解》。实际九经注疏在唐中叶已经大体完成了。

除了上面的九经注疏以外，尚有唐开元以后人李鼎祚著《周易集解》十七卷；史徵著《周易口诀义》六卷；郭京著《周易举正》三卷；成伯著《毛诗指说》一卷；陆淳（唐大历时人，官至给事中）著《春秋集传纂例》十卷，《春秋微旨》三卷，《春秋集传辨疑》十卷；五代蜀冯继先著《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唐玄宗御注《孝经》一卷，以上都是四库所著录的。

与孔颖达同时，有陆德明，贞观中，为国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著《经典释文》三十卷，收有《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梁》、《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十四种书，“经注毕详，训义兼辩”（《经典释文》序），对于音读反切，尤多斟酌。对于经学的传授次第、注解的著述先后，也非常详细。唐朝以老子为玄元皇帝，《老子》书称为《道德经》，《庄子》书称为《南华真经》，列之学官，所以《经典释文》也把它收入，列为经典之一。独有一点应该注意的，韩愈捧《孟子》，皮日休上书请列《孟子》于学官，到北宋时才列《孟子》于学官，在唐代《孟子》还是儒家子部著作，所以《经典释文》没有把《孟子》收入。《经典释文》采用“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余家，又兼载诸儒之训诂，证各本之异同，后来得以考见古义者，注疏以外，惟赖此书之存真，所谓残膏剩馥，沾溉无穷者也”（《四库全书总目·经典释文》）。

小学著述方面，颜师古，贞观时官至秘书监，著《匡谬正俗》八卷，“前四卷凡五十五条，皆论诸经训诂音释，后四卷凡一百二十七条，皆论诸书字义字音及俗语相承之异，考据极为精密”（《四库全书总目·匡谬正俗》）。南唐徐锴著《说文系传》四十卷，锴有所发明，皆征引经传，前人诧为惊人秘。锴又著有《说文解字篆韵谱》五卷，以四声部分，编次成书。唐颜元孙，颜杲卿父，历官滁、沂、濠三州刺史，赠秘书监，著《干禄字书》一卷，“是书为章表书判而作，故曰‘干禄’，其例以四声隶字，又以二百六部排比字之后先，每字分俗通正三体，颇为详核”（《四库全书总目·干禄字书》）。张参，唐大历时人，官国子司业，著《五经文字》三卷。唐元度，唐开成中人，官翰林待诏，著《九经字样》一卷。

在《大藏经》音义部中，著录玄应《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希麟《续一切经音义》十卷，慧琳《一切经音义》百卷。虽是注释佛经的，因为都是唐代僧侣的作品，反映了唐代的制度文物很多，所以也可以作为参考。

唐朝一代，是诗歌最发达的时代，从而音韵学也特别讲究。唐天宝十载（公元751年），有陈州司法参军孙缅在陆法言的《切韵》基础上，撰成《唐韵》五卷，他广征博采，凡“州县名号，……其有异闻，奇怪传说，姓氏原由，土地物产，山河草木，鸟兽虫鱼，备载其间，皆引凭据，随韵编纪，添彼数家，勒成一书”（孙缅《唐韵》序）。《唐韵》不仅是一部南北朝以来在声韵学方面的总结性著述，同时它又是一部带有类书性质的参考著作，其学术价值是很高的。现在流传的《广韵》，就是陈彭年等在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受诏把《唐韵》略加修订，改名而成的。

正史的编纂　先讲唐初的修撰八史。

南北朝时期，纪传体的正史，大都是由私家来撰述的，褒贬笔削之权，自然操之于执笔的士大夫手里，中央政府多未顾问。到了隋唐，天下一统，王权加强，从隋文帝起，就想把编纂国史的权力，掌握在政府的手里，故在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下令：“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隋书·高祖纪》）如王劭“在家著《齐志》，时制禁私撰史，为内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收其书”（《北史·王慧龙传五世孙劭附传》）。大概隋文帝读了王劭的《齐志》，觉得这部书的内容，没有毁谤隋朝，对皇帝的神圣权力也没有什么大的抵触，就对王劭不再继续追究下去了。但自此国史的修撰，逐渐掌握在政府的手里了。

晋朝的历史，至唐初尚存十八家，然而十八家之中，大部分不是以西晋为断限，便是仅记东晋之事，而且都是未完成的史稿，只有臧荣绪和萧子云两家之书，纪、录、志、传，比较完备。而萧子云之书，原来一百二卷，到了唐初修撰《隋书·经籍志》时，已残缺不全，只剩下十一卷了。即使硕果仅存的臧荣绪所著《晋书》，也不能够把两晋和十六国这样一个变动极大的时代充分反映出来，所谓“前后晋史十有八家，制作虽多，未能尽善”（《史通·古今正史篇》）。因此唐太宗在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敕令房玄龄、褚遂良等重撰《晋书》，其实际执笔者则有令狐德棻等人，贞观二十年书成。其中载记部分，又据《十六国春秋》抄撮而成，今《十六国春秋》已亡佚，考十六国史者也只有依靠《晋书·载记》了。

陈吏部尚书姚察在陈世撰《梁书》、《陈书》，未及完成，其子姚思廉在隋世继其父业。唐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始正式命姚思廉修撰《梁书》、《陈书》，贞观十年撰成。

隋世李德林私撰《北齐书》，德林死，子李百药继其遗业。唐贞观初，百药受诏撰《北齐书》，使它成为合法化的史书。惜自北宋以后，渐见散佚。近年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由武汉大学唐长孺教授负责点校《北齐书》，所谓残缺不全者，皆详为考订，成为《北齐书》最好的版本。

令狐德棻贞观初奉诏撰《周书》，撰成后颁为正史。北宋后，日就散佚，后人或以《北史》补之。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点校《周书》时，对哪些是令狐德棻的《周书》原文，哪些是后人以《北史》补的，也都有考订。

《隋书》，由魏徵领衔监修，秉笔者为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贞观三年（公元629年）起修，贞观十年书成。官修正史的缺点，不仅对本朝（唐）的事情，多所讳饰，而且于同时朝廷贵臣，不得不加以敷衍，为这些贵臣们的父祖编撰佳传。如长孙无忌，贞观时为宰相，又是唐太宗的妻弟，故《隋书》在写长孙无忌父长孙晟传时，把他写成隋代第一流的外交家；房彦谦仕隋，位不过令长、州司马，徒以其子房玄龄贞观时为宰相，故《隋书》为房彦谦立传，且辞多溢美。这些缺点，私修正史时，已经很严重了，到了官修史书，更为突出。

当唐贞观初，官修《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五朝的历史时，同时为《五代史志》，凡十志，合为三十卷。五史先定稿，五代史志（十志）至高宗显庆中才定稿，来不及分插到五代史里去，所以别行，俗呼为《五代史志》，后来又把它附在《隋书》之中行世，所以就称之为《隋志》了。参加修撰十志的有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令狐德棻、敬璠等人，大都是专家通人，所以《隋志》的编纂工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李延寿继承了其父李大师的遗业，编成《南史》和《北史》，他除了参考《宋书》、《南齐书》、《魏书》等旧史以外，并参考杂史千余卷。当时《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未出，李延寿以参与《五代史志》的编纂工作，在史局留心抄录这方面的资料，并加以撰录。书成，《南史》起宋迄陈亡，合八十卷；《北史》起魏迄隋亡，合一百卷。《南北史》史事多而文省，阅读起来，又前后贯串，因此书成之后，流布甚速，压倒八史。除《宋志》、《南齐志》、《魏志》、《隋志》外，读八史的人愈来愈少，《北齐书》、《周书》的残缺也愈来愈厉害（因为当时还没有印刷，都是用手抄写的），后人整理南北八史，反而不得不靠《南北史》来校补它了。

南朝的何法盛著《晋中兴书》，把江东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的头面人物集中为传，称为《琅邪王录》、《陈郡谢录》；在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里，“《南史》以王谢分支，《北史》亦以崔卢系派”，“惟以姓为类，分卷无法”（《四库全书总目·北史》），说是国史，实际无异于家传。这个现象的出现，我认为是正常的，它正反映了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垄断政治的社会现实。

上面讲的是唐初所修八史，下面讲的是唐、五代正史。

《旧唐书》二百卷，五代后晋刘奉敕修撰。《崇文总目》称：“初吴兢撰唐史，自创业讫于开元，凡一百一十卷。韦述因兢旧本，更加笔削，为纪、志、列传一百二十卷。至德、乾元以后，史官于休烈又增《肃宗纪》二卷；史官令狐等复于纪、志、传随篇增辑，而不加卷帙，为《唐书》一百三十卷。”是《唐书》旧稿，实出吴兢，虽众手续增，规模未改，刘等修史时用为蓝本，故具有典型。后晋开运二年（公元945年），刘等撰成进呈。自穆宗长庆以后，史失其官，等没有善本可据，因此就受到读者的攻击了。

《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宋欧阳修、宋祁等奉敕修撰，宋仁宗嘉三年（公元1058年）成书，书中纪、志、表题修名，列传题祁名。然《宰相世系表》吕夏卿所撰，而书中仍题修名，则仍以官高者为主，和前代官修诸书，出入不大。本书自称“事增于前，文省于旧”，刘安世《元城语录》则谓“事增文省，正新书之失”。可见《新唐书》有它的不足之处，并不能完全代替《旧唐书》，因此两书还是同时并行下来。

《旧五代史》，宋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四月开修，七年闰十月成书，薛居正领衔修撰，其后欧阳修别撰《新五代史》，于是两书并行。及金章宗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诏学官只用《新五代史》，于是《旧五代史》日就散佚。清修四库全书，始命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邵晋涵于《旧五代史》辑佚工作，用力至勤；近陈垣氏又重加搜辑，用《册府元龟》校勘，收获较多。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时，采用陈氏校本，这是一个最好的校本了。

《新五代史》七十五卷，宋欧阳修皇五年（公元1053年）撰成。唐以后所修诸史，惟此书为私撰。

唐朝当代的历史记录，有起居注，有时政记或日历，有实录等等。起居注、日历，是实录的长编；实录又是后来官修正史的长编。裴庭裕《东观奏记》序所谓：“国朝故事，以左右史修起居注外，又置日历。至修实录之日，取信于日历，起居注，参而成之。”

唐高祖武德之初，工部尚书温大雅撰《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上卷记李渊起兵太原至出兵太原四十八日之事，中卷记自太原至长安一百二十六日之事，下卷记李渊摄政至受隋禅一百八十三日之事，首尾完具，无所佚阙。李渊起兵之初，大雅为渊记室参军主文檄，可以说此书是第一手资料，史料价值较高。唐玄宗时，有《开元起居注》三千六百八十二卷，无撰人姓名，《修时政记》四十卷，姚撰，二书均已散失。

唐皇帝每朝皆有实录，据《新唐书·艺文志》载：

《高祖实录》二十卷　敬撰

《今上（指太宗）实录》二十卷　敬、顾胤撰

《贞观实录》四十卷　长孙无忌撰

《皇帝（指高宗）实录》三十卷　许敬宗撰

《高宗后修实录》三十卷　令狐德棻、刘知幾、吴兢撰

《高宗实录》三十卷　韦述撰

《高宗实录》一百卷　题武后撰

《则天皇帝实录》二十卷　魏元忠等撰

《圣母神皇实录》十八卷　宗秦客撰

《中宗实录》　吴兢撰

《太上皇（指睿宗）实录》十卷　刘知幾撰

《睿宗实录》五卷　吴兢撰

《今上（指玄宗）实录》二十卷　张说、唐颖撰

《开元实录》四十七卷　失撰人名

《玄宗实录》一百卷　令狐撰

《肃宗实录》三十卷　元载监修

《代宗实录》四十卷　令狐撰

《建中（德宗年号）实录》十卷　沈既济撰

《德宗实录》五十卷　蒋乂、樊绅、林宝、独孤郁撰

《顺宗实录》五卷　韩愈、沈传师、宇文籍撰

《宪宗实录》四十卷　沈传师等撰

《穆宗实录》二十卷　苏景胤等撰

《敬宗实录》十卷　陈商、郑亚撰

《文宗实录》四十卷　卢耽等撰

《武宗实录》三十卷　韦保衡监修

唐昭宗大顺（公元890至891年）中，诏修宣宗、懿宗、僖宗实录，以日历、注、记亡缺，因征宣宗政事奏记于监修国史杜让能，“让能乃奏上，选中朝鸿儒硕学之士十五人，分修三圣实录，以吏部侍郎柳、右补阙裴庭裕、左拾遗孙泰、驾部员外郎李彻、太常博士郑光庭专修宣宗实录”。由于时局不平静，“逾岁条例竟未立”（《东观奏记》序）。所以终唐之亡，宣宗以下四朝实录竟未完成。到了宋代，宋敏求据杨徽之（敏求父宋绶之外祖父，是有名的收藏家）及父宋绶的遗书故记，私撰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四朝实录一百四十八卷，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并多次加以引用。

研究隋唐五代政治史，必需精熟阅读司马光《资治通鉴》的隋唐五代部分，这部杰出的通史编年体著作，其重要意义不次于《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因为这一点尽人皆知，所以我就不多讲了。

《通典》与《唐会要》、《五代会要》　唐玄宗开元十年（公元722年），起居舍人陆坚受诏修撰《六典》，玄宗手书白麻纸上，分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司，令以类相从，撰录以进。后宰相又以其事委徐坚，经年莫能定。又委毋、徐钦、韦述修撰，始以令式入六司，其沿革并入注中。后宰相张九龄又委苑咸，二十三年书成而未上，二十四年，九龄罢相，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宰相李林甫上其书，即今本《唐六典》是也。这本书的内容，本书在介绍唐政府组织时，已经详细介绍，所以这里就不再介绍了。

《唐律疏议》，我们也有专节介绍，这里也不多讲了。

现在先介绍《通典》。刘知幾第四子刘秩，在唐玄宗开元末年，撰《政典》三十五卷。到了唐德宗世，杜佑以为《政典》未尽，把它加以扩充，成二百卷，称之曰《通典》。佑字君卿，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由淮南节度使出任宰相，一直到唐宪宗元和七年（公元812年）罢相，居相位有九年之久。

《通典》凡二百卷，分九门，《食货》十二卷，《选举》六卷，《职官》二十二卷，《礼》一百卷，《乐》七卷，《兵》十五卷，《刑》八卷，《州郡》十四卷，《边防》十六卷。《通典》上起三代，下迄安史之乱，但在经济方面，有时也以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两税法的实施为下限。

这一部政书，它不仅广泛收罗史料，内容巨细咸包，丰赡宏博，而且也表现了编著者对各种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一定识见。如以前修纂的正史，《史记》有《平准书》，《汉书》、《魏书》、《晋书》、《隋书》有《食货志》，很多正史就不立《食货志》，原因很简单，不是史臣不想做，而是经济史料分散，收集困难，不容易做。可是《通典》却以《食货》冠九典之首，这就是杜佑的卓识之处。《通典》全书二百卷，而《礼典》占一百卷，占全书的二分之一。从姬周《三礼》，到《大唐开元礼》，当时人就是重礼，因此《礼典》的卷数就多了。在《通典·礼典》里，又特别致详于丧服，这也是符合当时社会现状的，它最好地反映了魏晋南北朝以来世家大族所重视的亲疏中外远近和繁文缛节。在《选举》、《职官》、《刑》、《州郡》各典中，也真实地反映了政治制度和州郡布置以及历代发展演变的大势。在《边防典》里，详细地记录了欧、亚、非古代国家和我国国内少数兄弟族的历史资料，如杜环《经行记》之类，是当时记载大食帝国的第一手资料，史料价值极高。《通典》除了九典以外，不别立祥瑞、五行各典，不崇尚迷信，不替统治阶级画光环，尤见得《通典》作者的高明卓识之处。《通典》九典中，只有《兵典》，不记载列代兵制的沿革，而致详于兵法，书生纸上谈兵，终不免有些迂腐。总之，《通典》这部书尽管有它的缺点，但优点是主导的，这一部书对后代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

苏冕，在元和世，曾编次高祖至德宗九朝之事，成《会要》四十卷，宣宗大中七年（公元853年），又下诏命杨绍复等编次德宗以后事，成《续会要》四十卷。唐宣宗以后，政治动荡，不闻有修会要之事。宋初宰相王溥，监修国史，因此复搜辑宣宗至唐末事迹续其书，为《新编唐会要》一百卷。全书分目五百十四门，于唐代沿革损益之制，极其详赅。这一部书到现在还流传着，是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资料。

《五代会要》三十卷，宋宰相王溥撰。五代干戈扰攘，百度陵夷，然五十年间，典章制度，尚略具于累朝实录。王溥因寻检旧史，条分件系，辑成《五代会要》，可以和《五代史》相辅而行。如书籍镂版，肇于长兴（公元930至933年，后唐明宗年号），《五代史》失记，而《五代会要》俱载其事，所以《五代会要》的资料价值也是很高的。

除了会要等书以外，宋宋敏求官至龙图阁直学士，他继承他父亲宋绶的遗业，辑成《唐大诏令集》一百三十卷。这部《唐大诏令集》虽已阙佚二十三卷，但材料丰富，收采的又都是第一手资料，资料价值也是非常高的。

刘知幾的《史通》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特定环境里，为了保存种姓，强调民族大义，就自然会出现许多优秀的历史著作。到了隋唐统一全国，继承这个优良传统，产生了一部出色的关于讨论历史编纂学方面的专门著述——刘知幾的《史通》。

刘知幾，字子玄，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卒于唐玄宗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住在长安、洛阳两处，这两地政府的藏书和私家的藏书，都非常丰富，他就想法借阅。《史通·自叙篇》称“至于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竞为异说”，他于是“恣情披阅”，“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后来有人知道他在史学方面有专长，就把他推荐到史馆去工作，他从武则天时代预修国史起，曾“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前后做了将近三十年的史官。由于他阅读过很多历史书籍，在三十年史馆生活中，又看到了大量民间难得看到的宝贵史料。他对编纂史书，有他自己的看法。可是他的见解常常不为“监领国史”的大臣们所采纳，他感受到工作不容易展开的痛苦，于是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和研究结果，对过去的正史作了总结性的分析批判，在唐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写成了《史通》这部名著。

刘知幾在《史通·六家》和《二体》里，叙述了我国古代史学史的发展概貌。当时还没有纪事本末一体的出现，所以只归纳为“二体”。刘知幾认为六家、二体，互有胜负得失，应该并存，“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史通·二体》）。

刘知幾在《史通》里说明他对编纂正史的理论和主张。他认为要写出一部出色的历史书，必须“征求异说，采摭群言”（《史通·采撰》），广泛地进行史料的收集。无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1)，以及经子之书，都应该在采择之列。他注重历史的真实性，最反对把神话传说和迷信故事收入到正史里去。他举了许多例子，其中一个例子是：

刘敬叔《异苑》，称晋武库失火、汉高祖斩蛇剑穿屋而飞，其言不经。……及萧方等撰《三十国史》，乃刊为正言，既而……唐征晋语，近凭方等之录，编简一定，胶漆不移，故令俗之学者……谈蛇剑穿屋，必曰晋典明文，摭彼虚词，成兹实录。（《史通·杂说》中）

此外如对“禹生启石，伊产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汉（银河），娥窃药以奔月”，“王乔飞凫，出于《风俗通》；左慈羊鸣，传于《抱朴子》”(2)，这些神怪传说，如果史家“朱紫不别”，加以搜编的话，真是可以说“污南、董之片简，沾班、晔之寸札”（《史通·采撰》）了，对此他非常严肃地加以驳斥的。他认为“怪力乱神，宣尼不语，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圣人于其间，若存若亡而已”。即对鬼神的说法，既不肯定他有，也不说他定无，采取一种保留的态度。但刘知幾有一个界限，即认为不应把这些迷信的事情，渗透到史学的领域里来。他批判了“王隐、何法盛之徒，所撰《晋史》，乃专访州闾细事，委巷琐言，聚而编之，目为鬼神簿录”（《史通·书事篇》）。

刘知幾非常称赞王劭《齐志》和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两书，认为这两部书，“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史通·言语篇》）。有人问他，“王劭《齐志》，多记当时鄙言，为是乎？为非乎？”（《史通·杂说》中）刘知幾认为《齐志》中“言多滓秽，语伤浅俗”，这并不是王劭所闭门杜撰的，而正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他还说：“近有裴子野《宋略》、王劭《齐志》，此二家者，并长于叙事，无愧古人，而世人议者，皆雷同誉裴而共诋王氏。”刘知幾认为：“夫江左事雅，裴笔所以专工；中原迹秽，王文由其屡鄙。且幾原（裴子野字）务饰虚词，君懋（王劭字）志存实录，此美恶所以为异也。设使丘明重出，子长（司马迁字）再生，记言于贺六浑（高欢的鲜卑名字）之朝，书事于士尼干（高洋的鲜卑名字）之代，将恐辍毫（笔）栖牍，无所施其德音。”（《史通·叙事》）“夫本质如此，而推过史臣，犹鉴者（照镜子的人）见嫫姆多嗤，而归罪于明镜也。”（《史通·言语》）

刘知幾还把《齐志》和《周书》来作比较，认为王劭的《齐志》，在叙事记言方面，不知道要比牛弘和令狐德的《周书》高出多少倍。这两个王朝，汉化都比较浅，所谓“睹周、齐两国，俱出阴山”。而王劭之“载齐言也，则浅俗如彼”；牛弘之“载周言也，则文雅若此。夫如是何哉？非两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虚实之异故也”（《史通·杂说》下）。他称赞王劭在《齐志》里，忠实地记载了当时口语，“若中州名汉，关右称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史通·杂说》中）(3)，这些当时流行的口语，王劭都原封不动地记载了下来，使人读了，对那一时期的历史，在感性认识方面，增长了真切之感。可是牛弘和令狐德的《周书》，却是“妄益文彩，虚加风物，援引《诗》《书》，宪章《史》《汉》”，虽然他们的“记言之体，多同于古”，而实际却是“枉饰虚言，都损实事”（《史通·言语》）。如《周史》述“太祖（宇文泰）论梁元帝曰：‘萧绎，可谓天之所废，谁能兴之者乎？’又宇文测为汾州，或谮之，太祖怒曰：‘何为间我骨肉，生此贝锦！’此并六经之言也。……其余言皆如此，岂是宇文之语邪？”（《史通·杂说》下）文雅到这样程度，历史的真实性，反而打了折扣，刘知幾是特别不赞成的。他认为“裴政《梁太清实录》称：元帝使王琛聘（西）魏，长孙俭谓宇文曰：‘王琛眼睛全不转。’公（宇文泰封安定公）曰：‘瞎奴使痴人来，岂得怨我哉？’此言……可谓真宇文之言，无愧于实录矣。”（同上）在“裴景仁《秦记》，称苻坚方食，抚盘而诟；王劭《齐志》，述〔万俟〕受洛干感恩，脱帽而谢”，而崔鸿在《十六国春秋》中，“易抚盘以推案”，李百药在《北齐书》中，又“变脱帽为免冠”。刘知幾认为这就不真实，因为“近世通无案食，胡俗不施冠冕”（《史通·叙事》），时俗不同，古今有异，都不应该轻易把它改去的。宇文泰，原名黑獭，可是《周书》讳而不书；北魏时，代北复姓如万纽于、厍狄之类，史书撰修时，也皆改从单姓，刘知幾对这些也加以反对。

刘知幾认为在撰写史书的时候，可以向前人学习，学习他们的写作技巧，但不能死板地模仿，应该要求貌异而心同，力避貌同而心异。譬如“谯周撰《古史》，思欲摈抑马记（《史记》），师仿孔经（《春秋》）。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其大夫李斯’。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史通·模拟》）。他对这种形式上的模拟，是竭力反对的。

刘知幾主张史笔要力求简要，繁辞一定要删得干净，他在《史通·点繁》里，举了不少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譬如《汉书·张苍传》有“年老口中无齿”这样一句话，他认为可以删去“年”“口中”三个字，只要保存“老无齿”三个字，意义就已经明显了。刘知幾对史笔的要求是：“夫史之叙事也，当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史通·鉴识》）。可是齐梁以来，文体的骈俪化，也扩展到了史笔的范畴里来了。史书的作者，往往“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史通·叙事》）。而且他们又喜欢使用典故，如“论逆臣则呼为问鼎，称巨寇则目以长鲸，邦国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迹，必号龙飞”（同上）。“绮扬绣合，雕章缛彩，欲称实录，其可得乎？”（《史通·鉴识》）刘知幾主张用较朴素的文体来写历史，反对用浮靡华丽的骈俪文体来写历史。他认为如像徐陵、庾信那一类轻薄而流宕的文体，就不适宜去叫他们撰写史传。他还说，听说徐陵本来想写一部梁史，照他的看法，这部书亏得没写成，“嗟乎！以徐公文体，而施诸史传，亦犹灞上儿戏，异乎真将军”（《史通·核才篇》）。

刘知幾最注重据事直书，无所隐讳。他称赞宋孝王所撰的《关东风俗传》，王劭所撰的《齐志》；认为在南北朝世家大族全盛时期，在所谓“河朔王公，箕裘未陨；邺城将相，薪构犹存”（《史通·直书》）的情况下，宋孝王、王劭两人却能“叙述当时，亦务在审直”，“书其所讳，曾无惮色”，这才配得上称历史家。

在魏、晋、南北朝世族地主的全盛时期，刘知幾一方面认为有不少世族地主，“生无令闻，死无异迹”，在国史上不应该给他们立传，“虚班史传，妄占篇目”（《史通·列传》）。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江外（江东）山东，人物（世族）殷凑，其间高门素族，非复一家，郡（中）正、州都，世掌其任，凡为国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史通·书志篇》），以记录这些世家大族。这些都是他见识的卓越之处。

除了主张增加《氏族志》以外，刘知幾还主张增添《都邑志》和《方物志》。他的建议，也有合理的地方。因为《都邑志》多少可以反映出都邑的结构和面貌来，《方物志》也必然会详细地记述各地的物产和封建剥削负担，如果真的把以上三志写成的话，对后世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都是有一定好处的。但是刘知幾又反对《魏书》的创立《释老志》，《汉书》的创立《艺文志》，尤其反对《五代史志》（即《隋书》之志）中的创立《艺文志》，这是他的偏执的地方。因为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两种志还是有它巨大的史料价值，不能片面地菲薄它。

唐初官修前朝史书时，往往为当时在朝大臣的父祖撰立列传，而这些列传的人物往往又是职位很低，行能无闻的；刘知幾对此也加以反对。

刘知幾对当时史馆里史官们的工作效率之低，也加以抨击。他说：“近代趋竞之士，尤喜居于史职，至于措辞下笔者，十无一二焉”（《史通·史官建置》）；当时史馆中，“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而汗青（杀青成书）无日”（《史通·忤时》）。他还说：“彼史曹者，崇扃峻宇，深附九重，虽地处禁中，而人同方外，可以养拙，可以藏愚，绣衣直指（御史），所不能绳，强项中尉，所不能及，斯固素食之窟宅，尸禄之渊薮也。”（《史通·辨职篇》）他对监修国史的官吏，也抨击得非常尖锐，说：“顷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故杨令公（杨再思）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宗楚客）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史通·忤时》）幸而一史经过几个得力的史官执笔写成了，可是领衔者，还是杨令公、宗尚书之流，实际真正执笔的人，后世连他们的名字都无法知道。所以他说：“书成缮写，则署名同献；爵赏即行，则攘袂争受，遂使是非无准，真伪相杂”（《史通·史官建置》）。他对这种现象，也是非常不满。

刘知幾在《史通》的《疑古》、《惑经》等篇里，还用汲冢发现的《竹书纪年》等书中所讲到的“舜放尧于平阳”，“益为启所杀”，“太甲杀伊尹”，来考证古代的历史，并认为《尚书·舜典》的舜“五十载陟方乃死”，注云：“死苍梧之野，因葬焉。”当时苍梧是极荒僻的地区，“兼复二妃不从，怨旷生离，万里无依，孤魂溘尽”（《史通·疑古》）。因此怀疑舜之陟方，也是由于禹把他废放而造成的。他对儒家经典上的传统说法，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来，尽管对古代的社会阶段及民俗学，无法了解。因此不可能获得正确的结论，但他那种大胆怀疑的精神，在当时说来，有其一定的进步意义。

在封建社会里，刘知幾是一个杰出的历史批评家，他的《史通》是一部出色的历史批评著作。不过如刘知幾在《史通·曲笔》里，斥班固、陈寿为“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可以“肆诸市朝，投畀豺虎”，这些话，语气不免有过火的地方。

此外，刘知幾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很大局限。如他认为蔡文姬“受辱虏庭”，《后汉书》不应该把她收入《列女传》。又认为有一些“事关军国，理涉兴亡”的迷信故事，如“吞燕卵而商生，启龙而周灭”（褒姒灭周），“江使返璧于秦王，杞桥授书于汉相（张良）”（《史通·书事》）等神怪传说，还是可以写进史书里去的，这就使自己的论点，陷进矛盾的境地。

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　隋炀帝大业（公元605至618年）中，命虞茂等撰成《隋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又时人郎蔚之撰成《隋诸州图经集》一百卷，时又有人撰成《隋诸郡土俗物产》一百五十一卷，失撰人名。这些书，由于只有抄本，没有刻本，《新唐书·艺文志》中尚见著录，此后便不见著录，大概很快就散失了。

《五代史志》中有《地理志》（即今《隋书·地理志》），记载梁、陈、北齐、周、隋的地理，在地理志中算是精详的。清杨守敬又为《隋书地理志考证》，世称博洽。唐太宗子魏王泰命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苏勖等撰《括地志》五百五十卷，《序略》五卷，原书已佚，但今有辑本。武则天时，有梁载言，历官凤阁舍人、知制诰、怀州刺史。他撰成《十道志》十六卷，全书已佚，清王谟有辑本。唐德宗时，杜佑著《通典》，已见前述。《通典》中有《州郡典》十四卷，对唐代前期的州郡沿革和布局，讲得扼要详细，可资参考。唐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宰相李吉甫奉诏撰成《元和郡县图志》四十卷，每镇皆有图，其后图已散失，又缺第十九卷、第二十卷、第二十三卷、第二十四卷、第二十六卷、第三十六卷共六卷，又十八卷、二十五卷间有缺页。这是现在留存下来最古的一部地理书。志载州郡、都城、山川、冢墓，皆有所本，无不根之说，也是研究唐代地理的重要著作。

研究唐代地理，除了上述诸书之外，还有《旧唐书·地理志》和《新唐书·地理志》，以及宋人乐史所著《太平寰宇记》。《新唐书·地理志》，对于折冲府，考稽得非常详细，对水利灌溉，也记述颇详。《太平寰宇记》虽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公元976至983年）中修成，可是它所利用的材料，有很多是唐五代的，因此研究唐五代地理，也得参考它。

《两京新记》一卷，唐韦述撰。原本中土久佚，此从日本抄来，收入《佚存丛书》中。

《北户录》三卷，唐段公路撰。四库入地理类。书中载《鹅毛被》条：

邕之南有酋豪，多用鹅毛为被，如稻畦纳之，其温软不下绵絮也。

《桂林风土记》一卷，唐莫休符撰。此书成于昭宗光化二年（公元899年），时休符以检校散骑常侍守融州（治融水，今广西融安）刺史。四库入地理类。

《岭表录异》三卷，唐刘恂撰。书成于唐昭宗世。四库入地理类。书中载：

南道之酋豪，多选鹅之细毛，夹以布帛，絮而为被，复纵横衲之，其温不下于挟纩也。

广之属郡潮（治海阳，今广东潮安）、循（治归善，今广东惠州）多野象，牙小而红，最堪为笏。潮、循人或捕其象，争食其鼻，云肥脆，偏堪作羹……楚越之间，象皆青黑……予有亲旧，曾奉使云南，见彼中豪族，各家养象，若中华之畜牛马也。

这些地志记载，对了解两京和岭南风物人情，都是非常真切的。

唐三史注与《文选注》　汉司马迁撰成《史记》，成为一部千秋不朽的著作，南朝刘宋时人裴，注《史记》，撰成《史记集解》八十卷。唐贞观时，谏议大夫、崇贤馆学士刘伯庄撰《史记音义》二十卷。开元时，有润州司马河内郡人司马贞又“探求异闻，采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释文演注，又重为《述赞》，凡三十卷，号曰《史记索隐》”（《史记索隐序》）。司马贞同时人右清道率府长史张守节，他潜心研究《史记》三十余年，“六籍九流，地里《苍》《雅》，锐心观采，……郡国城邑，委曲申明，古典幽微，窃探其美，索理允惬，次旧书之旨，兼音解注，引致旁通，凡成三十卷，名曰《史记正义》”。“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八月，杀青斯竟”（《史记正义序》）。这三家注都是对《史记》带有总结性的注释，到了唐中叶，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班固《汉书》，汉魏两晋南北朝学人注之者也很多，唐贞观世，秘书少监颜师古注《汉书》一百二十卷，他在《汉书注·叙例》里说：“凡旧注是者，则无间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隐。其有指趣略举，结约未伸，衍而通之，使皆备悉；至于诡文僻见，越理乱真，匡而矫之，以袪惑蔽。若泛说非当，芜辞竞逐，苟出异端，徒为烦冗，只秽篇籍，盖无取焉。旧所阙漏，未尝解说，普更详释，无不洽通。”《汉书》全部，“爰自陈、项，以讫哀、平，年载既多，综缉斯广，所以纪、传、表、志，时有不同，当由笔削未休，尚遗秕稗，亦为后人传授，先后错杂，随手率意，遂有乖张。今皆穷波讨源，构会甄释。”“近代注史，竞为该博，多引杂说，攻击本文，至有诋诃言辞，掎摭利病，显前修之纰僻，骋己识之优长。”颜师古继承了注不破经这一汉代学人的师法传统，坚持了“今之注解，翼赞旧书，一遵轨辙，闭绝歧路”。当时人称“颜秘书为班孟坚忠臣”。尽管颜师古这样说，但后代学人由于过分崇拜颜师古的缘故，有些根据他的说法，还是追改了《汉书》原文，如今本《东方朔传》“又有竹籍田”，原应作荻，由于如淳、颜师古都释作、楸，后人就以为字无讹，因此各本都作了。如果我们今天能用王充《论衡》所引《汉书》和《册府元龟》来校勘《汉书》，还可以校出《汉书》许多异文来。

范晔《后汉书》九十卷，唐高宗子章怀太子李贤注，当然章怀太子贤是挂名的，实际担任其事者，为张大安、刘讷言、革希玄、许叔牙、成玄一、史藏诸、周宝宁等人。前人对此书注之评价，认为“详观章怀之注范，不减于颜监（师古）之注班。惜非一手所成，不免有踳驳漏略之处”（王先谦《后汉书集解》述略）。先是梁人刘昭注司马彪《续汉书》八志三十卷，宋真宗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把章怀太子注的《后汉书》纪、传九十卷，和刘昭注的司马彪《续汉志》三十卷合刻在一起，就成为现在流行的《后汉书》本子。

梁武帝长子昭明太子萧统集文士选出一部《昭明太子文选》，到了唐代，成为辞章之学的标准读本，凡是应试诗赋的人，都得精读这部《文选》。唐高宗时人李善，历官太子右内率府录事参军，崇贤馆学士、秘书郎等职，他开始注《文选》，在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完成进呈。这部《文选注》，后人给予它很高的评价。唐玄宗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又有衢州常山尉吕延济和处士张铣、吕向、李周翰、刘良等五人合注了《文选》进呈，世称之为《五臣注文选》，从此《文选》有两种注本流传。后人又把李善和五臣注合刻在一起，称之为《六臣注文选》。此后人们认为李善注《文选》，不仅征引富博，保存了很多古籍的片断，而且在文字训诂和校勘上也用力至勤，不应和五臣注合刻在一起，因此，清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胡克家又据宋淳熙本《文选》，采用李善注，加以校刻上木，这就是今天流行的李善《文选》注本子。另外，商务印书馆在影印《四部丛刊》时，又影印了宋刊本的《六臣注文选》，《文选》有了这两种注本，用来进行研究，都是很理想的。

隋唐五代杂史琐记书目介绍　本节介绍的书目，以反映时代为先后，主要叙述的是隋唐五代人的作品，也附带一讲宋元和清代人述及隋唐五代时期典章制度以及人物的有关作品。

《建康实录》，唐许嵩撰。东吴、东晋、宋、齐、梁、陈所谓六朝，皆都建康（今南京），书中备记六朝事迹，故以为名。此书援引六朝古籍如裴子野《宋略》之类，今多不传，所以可贵。近年中华书局点校南朝宋、齐、梁、陈四史及《南史》时，曾据以作校，也颇有收获。

《通纪》，原本十卷，今存七卷，唐马总撰。书虽残缺，然遗文逸句，可校正《魏书》、《北齐书》、《周书》者不少。

《大业杂记》，唐杜宝撰，原为十卷，今已残缺，《指海》所辑，仅一卷而已。上起大业元年，下迄大业十二年，于隋炀帝修宫观，开运河，尚存大概。

《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各一卷，并收入明吴《古今逸史》中，《四库全书总目》以为是宋人伪作，故入子部小说家类存目。

文中子王通著《中说》，前人以为是伪书。宋洪迈《容斋随笔》云：“王氏《中说》所载门人，多贞观时知名卿相，而无一人能振师之道者，故议者往往致疑。其最所称高第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程元、仇章、董常无所见，独薛收，唐史有列传，踪迹甚为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其死于隋，不肯仕，闻唐高祖兴，将应义举，郡通守尧君素觉之，不得去。及君素东连王世充，遂挺身归国，正在丁丑、戊寅（公元617至618年）岁中，丁丑为大业十三年，又为义宁元年，戊寅为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炀帝遇害于江都，盖大业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难作，子有疾，召薛收谓曰：‘吾梦颜回，称孔子归休之命，乃寝疾而终。’殊与收事不合，岁年亦不同，是大为可疑者也。”张在《云谷杂记》里解释当时可能有两个薛收，《文中子世家》中所说之薛收，可能另一薛收，而不是薛道衡之子薛收。张这个说法也不能使人心服。因为河东薛氏，是当时大族，故薛道衡子薛收有可能受教于王通，两薛收的说法，就当时实际情况来看，是不存在的。又王应麟《困学纪闻》亦辨《唐会要》载武德元年五月，始改隋大兴殿为太极殿，而书中有隋文帝召见王通于太极殿事，皆证以史传，牴牾显然。然文中子实有其人，据杨炯《王勃集序》称勃“祖父通，隋秀才高第，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大业末，退讲艺于龙门，其卒也，门人谥之曰文中子”。杨炯为王勃作序，记勃之祖事，必不向壁虚构。杜牧《樊川集》首有其甥裴延翰序，亦引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王道何从而兴乎？”则文中子者实有其人。其人其书，在唐初并不著名，至韩愈尊儒辟佛，其书渐行于世，书中摹拟圣人之言，或后人有改篡也。

《贞观政要》十卷，唐天宝中史臣吴兢撰进。四库入杂史类。兢对贞观之政，辞多溢美。本书述太宗政治，多引此书。

《魏郑公谏录》五卷，唐高宗时，王方庆撰。方庆武则天时，官至宰相。魏郑公，即魏徵，他在唐太宗世，以能直言著称，唐太宗也能够接受直言。四库入传记类。

《隋唐嘉话》三卷，唐刘撰。书称玄宗为今上，盖开元间人。其书载：

太宗病甚，出英公（徐勣）为叠州刺史。谓高宗曰：“李勣才智有余，屡更大任，恐其不厌伏于汝，故有此授。今若即发者，我死后可亲任之，如迟疑顾望，便当杀之。”勣奉诏不及家而行。

晋谢灵运须美，临刑，施为南海祗恒寺维摩诘须，寺人保惜，初不亏损。中宗朝，安乐公主五日门百草，欲广其物色，令驰驿取之，又恐为他人所得，因剪弃其余。遂绝。

《大唐新语》十三卷，元和中守江州浔阳县主簿刘肃撰。四库入小说类。书起武德之初，迄大历之末。书中载：

尹伊尝为坊州司户，尚药局牒省索杜若，省符下坊州供送。伊判之曰：“坊州本无杜若，天下共知，省符忽有此科，应由谢诗误（谢《怀故人》诗；芳洲有杜若）。华省曹郎如此判，岂不畏二十八宿下向笑人。”由是知名，改补雍州司法。

〔御史大夫杨再思见张〕昌宗以貌美被宠，因谀之曰：“人言六郎似莲花，再思以为不然，只是莲花似六郎耳。”有识咸笑之。

元崇逵为果州司马，有一婢死，处分直典云：“逵家老婢死，驱使来久，为觅一棺木殡之。逵初到，家贫不能买得新者，但经一用者充事亦得。亦不须道逵买，直云君家自须。”直典出说之，一州以为口实。

其书多轶文旧事，如论宰相制度变革、宫人服装帷帽变革等，但由于谐谑一门，有上引诸条，所以四库列之于子部小说家。

《朝野佥载》六卷，唐张撰。据莫休符《桂林风土记》：“张字文成，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州）人。授襄乐尉，迁监察御史、司门员外〔郎〕。开元中，姚元崇为相，诬其奉使江南受遗……减死流岭南。数年，起为龚州（今广西桂平东北）长史。卒年七十二。”书中载：

中宗令扬州造方丈镜，铸铜为桂树，金花银叶。帝每骑马自照，人马并在镜中。专知官高邮县令幼临也。

益州新昌县令夏侯彪之初下车，问里正曰：“鸡卵一钱几颗？”彪之乃遣取十千钱买三万颗，谓里正曰：“未须要，且寄母鸡抱之。”遂成三万头鸡，经数月长成，令县吏：“与我卖一鸡三十钱。”半年之间，成三十万。又问：“竹笋一钱几茎？”曰：“五茎。”又取十千钱付之，买得五万茎，谓里正曰：“我未须要，笋又向林中养之。”至秋竹成，一茎十钱，成五十万。其贪鄙不道皆类此。

郑为吏部侍郎掌选，赃污狼藉。引铨，有选人系百钱于靴带上，问其故，答曰：“当今之选，非钱不行。”默而不言。时崔亦为吏部侍郎，掌选，有铨引过分，疏云：“某能翘关负米。”曰：“君壮，何不兵部选。”答曰：“外边人皆云崔侍中下，有气力者即存。”

这两条材料，写出唐政府官吏的贪污嘴脸，可谓详尽。

崇仁坊阿来婆弹琵琶卜，朱紫填门。浮休子张曾往观之，见一将军，紫袍玉带甚伟，下一匹细绫，请一局卜。来婆鸣弦柱烧香，合眼而唱：“东告东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朔，北告北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将军顶礼既，告请甚多，必望细看。以决疑惑。”遂即随意支配。

由于琐屑谐噱，四库列之于小说家类。

本书作者死于开元时期，而今本《朝野佥载》记载唐敬宗宝历、唐宣宗大中时事，盖后人据《佥载补遗》补之，非张原书如此。

《唐国史补》三卷，李肇撰。肇元和中为中书舍人，左迁将作少监。上卷中卷各一百三条，下卷一百二条，四库列于小说家类。记开元至长庆一百多年事。其书载：

德宗览李令（李晟）收城露布至：“臣已肃清宫禁，只谒寝园，钟虡不移，庙貌如故。”感涕失声，左右六军皆呜咽。露布，于公异之词也。议者以国朝捷书露布无如此者。公异后为陆贽所忌，诬以家行不至，赐《孝经》一卷，坎以终，朝野惜之。

马司徒（马燧）之子畅，以第中大杏馈窦文场（宦官），文场以进。德宗未尝见，颇怪之，令使就第封杏树，畅惧进宅，废为奉诚园，屋木尽拆入内也。

唐衢，周郑客也。有文学，老而无成。唯善哭，每一发声，音调哀切，闻者泣下。尝游太原，遇享军，酒酣乃哭，满坐不乐，主人为之罢宴。

韩愈好奇，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可返，乃作遗书，发狂痛哭，华阴令百计取之乃下。

《次柳氏旧闻》一卷，唐李德裕撰，记玄宗遗事十七则。四库入小说家类。

《杨太真外传》二卷，宋乐史撰。其书载太真入宫事甚详。

开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归于寿邸（玄宗子瑁封寿王），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温泉宫，使高力士取杨氏女于寿邸为女道士，号太真，住内太真宫。天宝四载七月，册左卫中郎将韦昭训女配寿邸。是月，于凤凰园册太真宫女道士杨氏为贵妃，半后服用。

《高力士外传》，唐郭撰。书中载玄宗事。又云：

力士于园中见荠菜，土人不解吃，便赋诗曰：“两京秤斤买，五溪无人采。夷夏虽有殊，气味应不改。”使拾之为羹，甚美。

《明皇杂录》二卷，别录一卷，唐郑处晦撰。处晦在文宗太和八年（公元835年），以进士擢第，官至宣武节度使。是书成于太和九年，四库入小说家类。

《开元天宝遗事》四卷，五代王仁裕撰。仁裕五代后汉时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户部尚书，后周显德三年（公元956年）病卒。前人以为非王仁裕原作，盖依托其名。洪迈《容斋随笔》“摘其中舛谬者四事，一为姚崇在武后时已为宰相，而云开元初作翰林学士；一为郭元振贬死后十年，张嘉贞乃为宰相，而云元振少时，宰相张嘉贞纳为婿；一为张九龄去位十年，杨国忠始得官，而云九龄不肯及其门；一为苏颋为宰相时，张九龄尚未达，而云九龄览其文卷，称为文阵雄师。”所驳诘皆为确当。其书载：

杨国忠权倾天下，四方之士，争诣其门。进士张彖者，陕州人也。力学有……志气……未尝低折于人，人有劝彖令修谒国忠，可图显荣。彖曰：“尔辈以谓杨公之势，倚靠如太山，以吾所见，乃冰山也。或皎日大明之际，则此山当误人尔。”后果如其言。

《开天传信记》一卷，唐郑撰。昭宗时官至宰相，其书记开元天宝时事，凡三十二条。四库入之小说家类。

《安禄山事迹》三卷，唐姚汝能撰。汝能官华阴县尉，年代未详。是书上卷序禄山始生至玄宗宠遇，起长安三年尽天宝十二载事。中卷序天宝十三四载禄山起兵事。下卷序禄山起兵称帝并安庆绪、史思明、史朝义事，下尽宝应元年。《安禄山事迹》一书，对安史之乱的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有些内容，诙谐可笑，如：

〔史〕思明本不识文字，忽然好吟诗，每就一章，必驿宣示，皆可绝倒。尝欲以樱桃赐其子朝义及周贽，以彩笺敕左右书之曰：“樱桃一笼子，半赤一半黄，一半与怀王（史朝义封怀王），一半与周贽。”小吏龙谭进曰：“请改为一半与周贽，一半与怀王，则声韵相叶。”思明曰：“韵是何物！岂可以我儿在周贽之下。”……郡国传写，置之邮亭。

《奉天录》四卷，唐赵元一撰。记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至兴元二年（公元785年）朱肇乱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多引用之，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李〔绛〕相国论事集》六卷，唐史官蒋偕编。凡收李绛为翰林学士时四十六事，为户部侍郎事四事，为宰相时十五事，共六十五条。书中载论朋党事甚激切。

元和七年（公元814年）春，延英〔殿〕对见，奏事了，上发言曰：“朕不知同年之称，便有情故，除授之际，遽有偏颇，何也？”对曰：“李吉甫、权德舆并非科第；唯臣一人，是进士及第。有同年者，是四海之人，悉非亲族，亦有放出身然后始相识，谓同此出身，何得便有情故。每年明经进士及第一百余人，每年春同年吏部得官一千五百人，亦是同年，言事者知陛下不亲小事，敢以此罔上。”

上御延英殿与宰臣言：“向外人言朋党颇甚，如何？”武元衡、李吉甫未对，而李绛奏曰：“朋党之称为臣也。臣历观自古及今，帝王最恶者是朋党。奸臣能揣知上旨，非言朋党，不足以激怒主心。故小人谮毁贤良，必言朋党。寻之则无迹，言之则可疑，所以构陷之端，无不言朋党者。”

朋党之说，兴自元和，迄大中未已，为祸之烈，盖五十年，在李绛延英殿论事中，就开始见其端倪了。

《封氏闻见记》十卷，唐封演撰。德宗大历中演曾为邢州刺史，贞元中为检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四库入杂家类。书中载：

天宝中，御史大夫王……宅内有自雨亭，从檐上飞流四注，当夏处之，凛若高秋。

高利自濠州改为楚州，时江淮米贵，职田每得粳米，直数千贯。准例替人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职田，利欲以让前人，发濠州，所在故为淹泊，候过数日，然后到州，士子称焉。

萧诚自务礼翰，李邕自京别书，二人俱在南中，萧有所书，将谓称意，以呈邕，邕辄不许。萧……遂假作古帖数幅，朝夕把玩，令其故暗，见者皆以为数百年书也。萧诣邕云：“有右军真迹，宝之久矣，欲呈大匠。”李欣然愿见。萧故迟回旬日，未肯出也。后因论及，李固请见……萧于是令家童归……取……既至，李寻绎良久，不疑其诈，云：“是真物，平生未见。”在坐者咸以为然。数日，萧默候邕宾客云集，因谓李曰：“公常不许诚书，昨所呈数纸，幼时书，何故呼为真迹，鉴将何在？”邕愕然曰：“试更取之。”及见，略开视，置床上曰：“子细看之，亦未能好。”

《尚书故实》一卷，唐李绰撰。四库入杂家类。书中载：

元载破家，籍财货诸物，得胡椒九百石。

构圣善寺佛殿僧惠范，以罪没入其财，得一千三百万贯。

李抱真之镇潞州也（德宗建中初），军计匮阙，计无所为。有老僧大为郡人信服，抱真因诣之，谓曰：“假和尚之道以利军中，可乎？”僧曰：“无不可。”抱真温言请于鞠场焚，某当凿一地道通连，候火作，即潜以相出。僧喜从之。遂陈状声言，抱真命于鞠场积薪储油，因为七日道场，昼夜香灯梵呗杂作……僧仍升座执炉、对众说法。……士女骈填，舍财亿计。满七日，遂送柴积，灌油发焰，击钟念佛，抱真密已遣人填塞地道。俄顷之际，僧炭并灰。数日，籍所得货财，辇入车资库，别求所谓舍利者数十粒，造塔贮焉。

又说洛中顷年有僧得数粒所谓舍利者，贮于璃器中，昼夜香灯，檀施之利，日无虚焉。有士子迫于寒馁，因请僧愿得舍利，掌而观瞻，僧遂出瓶授与，遽即吞之，僧惶骇如狂，复虑闻之于外。士子曰：“与吾几钱，当服药出之。”僧闻喜，遂赠二百缗，仍取万病丸与吃，俄顷泄痢，以盆盎盛贮，濯而收之。

把僧侣贪财的嘴脸，揭露无遗。

《刘宾客（刘禹锡）嘉话录》一卷，唐韦绚撰。韦绚，韦执谊子，历江陵少尹，咸通（公元860至873年）中，官至义武军节度使。书成于大中十年（公元856年），四库入小说家类。书中载：

杨国忠尝会诸亲，时知吏部铨事，且欲大噱。已设席，呼选人名，引入于中庭，不问资序，短小者道州参军（道州出侏儒），胡者湖州文学，帘中大笑。

刘仆射晏五鼓入朝，中路见卖蒸胡之处，势气腾辉，使人买之，以袍袖包裙帽底啖之。且谓同列曰：“美不可言，美不可言。”

大司徒杜公（佑）在维扬也，曾召宾幕闲语：“我致政之后，必买一小驷八九千者，饱食讫而跨之，着一粗布襕衫，入市看盘铃傀儡足矣。”

《因话录》六卷，唐赵撰。开成三年（公元838年），以进士擢第。大中七年（公元853年），为左补阙，后为衢州刺史。是书四库入小说家类。

《大唐传载》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记唐初至元和中杂事，四库入小说家类。

《教坊记》一卷，唐崔令钦撰。四库入小说家类。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日本求法僧圆仁撰。书中载唐王朝事，如：

〔太和九年十一月〕应宰相及王相公已上，计煞宰相及大宰都廿人，乱煞计万人以上。

开成五年二月廿二日，又闻开成天子今年正月三日崩。闻新天子（宣宗）上位，城中杀却四千余人，先帝（文宗）时承恩者也。

开成五年三月二日……牟平县至登州，傍北海行。比年虫灾，百姓饥穷，吃橡为饭。

三月廿五日，从登州文登县至此青州，三四年来，蝗虫灾起，吃却五谷，官私饥穷，登州界专吃橡子为饭。粮食难得，粟米一斗八十文，粳米一斗一百文，无粮可吃。

八月十日早发，西行三十里稷山县。黄（蝗）虫满路，及城内人家无地下脚。宿斋后，复西行六十五里，黄（蝗）虫满路，吃粟谷尽，百姓忧愁。

八月十六日，渡洛河。从洛河西，谷苗黄（蝗）虫吃尽，村乡百姓愁尽。

说明文宗开成末年，蝗虫为灾，百姓无食可吃。同时也提甘露事变，杀人上万，及文宗死，又杀四千余人，这些记载，都较正史为详。可见此书史料价值较高。

《牛羊日历》一卷，唐刘轲撰。刘轲站在李德裕一派立场上，攻击牛僧孺、杨虞卿、杨汉公、李宗闵。牛僧孺有妾真珠，能歌善舞，白居易、刘禹锡诗中都曾道及。此书说真珠本是李愿之伎，牛僧孺的党羽，以计赚取，进献于牛。又如訾毁牛僧孺“作《周秦行纪》，呼德宗为沈婆儿，谓睿圣皇太后为沈婆，此乃无君甚矣。”刘轲公开利用著述来攻击其政敌，可谓用心极其险恶。

《酉阳杂俎》二十卷，续集十卷，唐段成式撰。成式，宰相段文昌子，官至太常卿。梁元帝赋：“访酉阳之逸典。”书盖取名于此。“其书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而遗文秘籍，亦往往错出其中”，故“自唐以来，推为小说家之翘楚，莫或废也”（《四库全书总目》）。书中载：

旧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异书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树创随合。人姓吴名刚，西河人，学仙有过，谪令伐树。（《天咫》）

突厥事祆神，无祠庙，刻毡为形，盛于皮袋，行动之处，以脂酥涂之，或系之竿上，四时祀之。（《境异》）

上都街肆恶少，率髡而肤劄，备众物形状，恃诸军张拳强劫……今京兆薛公元赏上言白令里长潜部约三十余人悉杖煞尸于市……又高陵县捉得镂身者宋元素，刺七十一处，左臂曰：“昔日已前家未贫，苦将钱物结交亲。如今失路寻知己，行尽关山无一人。”（《黥》）

李夷简，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赵高好斗，常入狱，满背镂毗沙门天王，吏欲杖背，见之辄止，恃此转为坊市患害。左右言于李，李大怒，擒就厅前，索新造筋棒，头径三寸，叱杖子打天王尽则已，数三十余不绝。经旬日，袒衣而历门叫呼，乞修理功德钱。（《黥》）

大历已前，士大夫妻多妒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辄印面，故有月点、钱点。（《黥》）

宁王常猎于县界，搜林，忽见草中一柜，扃锁甚固。王命发视之，乃一少女也。问其所自，女言“姓莫氏，父亦曾作仕，叔伯庄居，昨夜遇光火贼，贼中二人是僧，因劫某至此”。动婉含，冶态横生，王惊悦之，乃载以后车，时……方获一熊，置柜中如旧锁之。时上方求绝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具其所由，上令充才人。经三日，京兆奏：“县食店有僧二人，以钱一万，独赁店一日一夜，言作法事。唯舁一柜入店中，夜久膊有声，店户人怪。日出不启门，撤户视之，有熊冲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知之大笑，书报宁王云：“宁哥大能处置此僧也。”莫才人能为秦声，当时号莫才人啭焉。

《东观奏记》三卷，唐裴庭裕撰。龙纪（公元889年）、大顺（公元890至891年）、景福（公元892至893年）之际，杜让能为宰相，监修国史，右补阙裴庭裕等专修宣宗实录，书未成，庭裕但采宣宗事，成《东观奏记》三卷，即此书。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多采其说，但亦不完全信它。“盖闻见所及，记近事者多确；恩怨未尽，记近事者亦多诬，自古而然，不但此书”（《四库全书·史部·杂史类·东观奏记》），书中载：

武宗朝，任宰相李德裕，德裕虽宰相子，文学过人。性孤峭，疾朋党如仇雠，挤牛僧孺、李宗闵、崔珙于岭南，杨嗣复……李公珏以会昌初册立事，亦七年岭外。上（宣宗）即位之后，岭表五相，同日迁北，以吏部尚书李珏为检校尚书右仆射，充淮南节度使。

宪宗皇帝晏驾之夕，上虽幼，颇记其事，追恨光陵（穆宗）商臣之酷，即位后，诛锄恶党，无漏网者。时郭太后（宪宗正配）无恙，以上英察孝果，且怀惭惧，时居兴庆宫，一日，与二侍儿同升勤政楼，倚衡而望，便欲殒于楼下，欲成上过，左右即持之，即闻于上，上大怒，其夕太后暴崩，上志也。

武宗好长生久视之术，于大明宫筑望仙台，势侵天汉。上（宣宗）始即位，斥道士赵归真杖杀之，罢望仙台。

裴稔为学士，一日加承旨。上幸翰林，稔寓直，便中请（当作中谢）。上曰：“加官之喜，不与妻子相面，得否？便放卿归。”稔蹈谢，却召，上以御盘果实赐之，稔即以衫袖张而跪受。上顾一宫嫔取项下小帛裹以赐稔。稔父度，元和中君臣鱼水之分，遂于稔恩礼亦异焉。

上延英听政，问宰臣白敏中曰：“宪宗迁座景陵，龙行次，忽值风雨，六宫百官尽避去，惟有一山陵使胡而长，攀灵驾不动，其人姓氏为谁，为我言之。”敏中奏：“景陵山陵使令狐楚。”上曰：“有儿否？”敏中奏：“长子绪，见任随州刺史。”上曰：“可任宰相否？”敏中曰：“绪小患风痹，不任大用。次子见任湖州刺史，有台辅之器。”上曰：“追来。”翌日，授考功郎中、知制诰，到阙，召充翰林学士，间岁，遂立为相。

《幽闲鼓吹》一卷，唐张固撰。载唐宪宗至宣宗遗事，四库入小说家类。书中载：

宣宗嘱念万寿公主，盖武皇世有保护之功也。驸马郑尚书（颢）之弟，尝危疾，上使讯之。使回，上问：“公主视疾否？”曰：“无。”“何在？”曰：“在慈恩寺看戏场。”上大怒，且叹曰：“我怪士大夫不欲与我为亲，良有以也。”命召公主，公主走辇至，则立于阶下不视，久之……上责曰：“岂有小郎病，乃亲看他处乎？”立遣归宅。毕宣宗之世，妇礼以修饰。

裴公休在相位，一日奏对，宣宗曰：“今赐卿无畏，有何贮画，言之。”公尝蓄论储宫之意，至是乃顿首以谏，上曰：“若立储君，便是闲人。”公不敢尽言而退。

丞相牛公（僧孺）应举，知于相之奇俊也，特诣襄阳求知（于自贞元十四年任山南东道节度使，镇襄阳，至元和三年入为宰相），住数月，两见，以海客遇之。牛公怒而去，去后忽召客将问曰：“累日前有牛秀才，发未？”曰：“已去。”“何以赠之？”曰：“与之五百（文）。”“受之乎？”曰：“掷之于庭。”于公大恨，谓宾佐曰：“某盖事繁，有阙违者。”立命小将赍绢五百，书一函追之，曰：“未出界即领来；如已出界，即送书信。”小将于界外追及，牛公不启封揖回。

《松窗杂录》一卷，唐李撰。四库入小说家类。书中载：

狄仁杰之为相也，有卢氏堂姨，居于午桥南别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尝来都城亲戚家，梁公每遇伏腊晦朔，修礼甚谨。尝经甚雪，多休暇，因候卢姨安否。适见表弟挟弓矢携雉兔来归，膳味进于北堂，顾揖梁公，意甚轻简。公因启姨曰：“某今为相，表弟有何乐从，愿悉力以从其旨。”姨曰：“相自贵尔，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公大惭而退。

太和开成中，有程修己者，以善画得进。……会春暮，内殿赏牡丹花。上颇好诗，因问修己曰：“今京邑传唱牡丹花诗，谁为首出？”修己对曰：“臣尝闻公卿间多吟赏中书舍人李正封诗曰：‘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上闻之，嗟赏移时。

《云溪友议》三卷，唐范摅撰。四库入小说家类。《新唐书·艺文志》《云溪友议》下注云：“咸通时，自称五云溪人。”

《杜阳杂编》三卷，唐苏鹗撰。鹗，武功人，光启（公元885至888年）中，以进士擢第。是编所记，上起代宗广德元年，下尽懿宗咸通十四年，凡十朝之事。四库入小说家类。书中载：

鱼朝恩专权使气，公卿不敢仰视。宰臣或决政事，不预谋者，则睚眦曰：“天下之事，岂不由我乎。”……朝恩幼子曰令徽，年十四五，始给事于内殿，上以朝恩故，遂特赐绿焉（唐制，六品七品以绿）。未浃旬月……朝恩……于上前奏曰：“臣幼男令徽，处众僚之下，愿陛下特赐金章以超其等。”上未及语，而朝恩已令所司捧紫衣（三品以上服紫）而至，令徽即谢于殿前，上虽知不可，强谓朝恩曰：“卿儿着章服，大宜称也。”

《苏氏演义》二卷，唐苏鹗撰。四库入杂家类。书中载：

陆法言著《切韵》，时俗不晓其韵之清浊，皆以法言为吴人而为吴韵也。此大误也，法言本代北人，世为部落大人，号步孤氏，后魏孝文帝改为陆氏。及迁都洛阳，乃下令曰：“从我入洛阳，皆以河南洛阳为望也。”（后魏征西将军东平王陆俟生骐，骐曾孙爽，爽子法言。）

《桂苑丛谈》一卷，不著撰人真名，题冯翊子撰。四库入小说家类。书中记南北朝事六条，唐代事十二条。中载：

进士……张祜，下第后多游江淮……岁余薄有资力。一夕，有非常人妆束甚武，腰剑手囊，囊中贮一物，流血殷于外，入门谓曰：“此非张侠士居也？”曰：“然。”揖客甚谨。既坐，客曰：“有一仇人之恨十年矣，今夜获之，喜不能已。”因指囊曰：“此其首也。”问张曰：“有酒店否？”命酒饮之。饮讫曰：“去此三千里，有一义士，予欲报之，若济此夕，则平生恩仇毕矣。闻公义气，能假予十万缗否？立欲酬之，是予愿毕，此后赴蹈汤火，誓无所惮。”张深喜其说，且不吝啬，即倾囊烛下筹其缣素，中品之物，量而与焉。客曰：“快哉！无所恨也。”遂留囊首而去，期以却回。既去，及期不至，五鼓绝声，杳无踪迹。又虑囊首彰露，以为己累，客且不来，计无所出，乃遣家人开囊视之，乃豕首也。由是豪侠之气顿衰矣。

《剧谈录》二卷，唐康骈撰。骈，池阳人。乾符四年（公元877年），以进士擢第，官崇文馆校书郎。书中载：

曲江池……开元中疏凿，遂为胜境。其南有紫云楼、芙蓉苑，其西有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于中和上巳之节。彩幄翠帱，匝于堤岸，鲜车健马，比肩击毂。上已即赐宴臣僚……百辟会于山亭，恩赐太常及教坊声乐，池中备彩舟数只，唯宰相三使北省官与翰林学士登焉……入夏则菰蒲葱翠，柳阴四合，碧波红蕖，湛然可爱。好事者赏芳辰，玩清景，联骑系觞，不绝。

含元殿，国初建造，凿龙首岗以为基趾。彤墀砌，高五十余尺。左右立栖凤翔鸾二岗，龙尾道出于阙前，倚栏下瞰，前山如在诸掌。殿去五门二里，每元朔朝会，禁军与御仗宿于殿庭，金甲葆戈，杂以绮绣，罗列文武，缨序立，蕃夷酋长仰观玉座，若在霄汉，识者以为自姬汉之代迄于亡隋，未有如斯之盛。

大中年，韦举进士，词学优赡，而贫窭滋甚。岁暮饥寒，无以自给。有韦光者，以宗党辍新居外舍馆之。放榜之夕，风雪凝互，报光成名者络绎而至，略无登第之耗。光延之于庭际小阁，备设肴馔慰安之……夜分归于所止，拥炉而坐。愁叹无已。候光成名，将修贺礼。寝榻迫于坏，以横竹挂席蔽之。……俄而禁鼓忽鸣，榜到，已登第，光之服用车马，悉皆遗焉。

《平巢事迹考》一卷，宋人撰，不著名字。四库入杂史类存目。

《三水小牍》一卷，唐皇甫枚撰。懿宗咸通（公元860至874年）中，枚曾为汝州鲁山县令。唐末旅食汾晋，写成此书。书中载：

乾符丁酉岁（公元877年）秋七月，诏以左卫将军刘秉仁为江〔州〕刺〔史〕。刘公自京将一橐驼至郡，自风而逸于庐山下。南土无此畜，人睹而大惊，因聚徒击射至毙。乃列状于太守曰：“获庐水精。”刘公讶其事，既至，愀然曰：“此吾驼也。”乃命瘗于江。

《广陵妖乱志》一卷，唐郑延晦撰。记高骈败亡事。

《南楚新闻》，唐尉迟枢撰。所记唐末捉梢郭使君及看马李仆射，后世小说，多取之作为题材。

江陵有郭七郎者，其家资产甚殷，乃楚域富民之首。……乾符（公元874至879年）初年……是时唐季，朝政多邪，生乃输数百万于鬻爵者门，以白丁易得横州（治宁浦，今广西横县南）刺史。遂决还乡。时渚宫新罹……乱……生归旧居……方知弟妹遇兵乱已亡，独母与二三奴婢处于数间茅屋之下，囊荡空，旦夕以纫针为业。生之行李间有一二千缗，缘兹复得苏息。乃佣舟与母赴秩（赴任）。过长沙，入湘江，次永州北，江南有佛寺名兜率，是夕宿于斯，结缆于大槦树下，夜半忽大风雨，波翻岸崩，树卧枕舟，舟不胜而沉，生与一梢公拽舟登岸，仅以获免，其余婢仆生计悉漂于怒浪。迟明投于僧室，母氏以惊得病，数日而殒。生章皇驰往零陵（今湖南零陵）告州牧，州牧为之殡葬，且复赠遗之。既丁忧，遂寓居永郡（即永州，治零陵），孤且贫，又无亲识，日夕厄于冻馁。生少小素涉于江湖，颇熟风水间事，遂与往来舟船执梢以求衣食。永州市人呼为捉梢郭使君。自是状貌异昔，与篙工之党无异矣。

京华有李光者……以谀佞事田令孜，令孜嬖焉，为左军使，一旦奏授朔方节度使。敕下翼日无疾而死。光有子曰德权，年二十余，令孜遂署剧职。会僖皇幸蜀，乃从令孜扈驾，止成都。……数年之间，聚贿千万，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右仆射。后〔陈〕敬暄败，〔德权〕为官所捕，乃脱身遁于复州（治沔阳，今湖北沔阳西南），衣衫百结，丐食道涂。有李安者，常为复州后槽健儿……念其蓝缕，邀至私舍……未半载……安……死，德〔权〕遂更名彦思，请继李安效力，盖慕彼衣食耳。寻获为牧守圉，人有识者，皆目之为看马李仆射。

《玉泉子》一卷，不著撰人名字。四库入小说家类。

《云仙散录》十卷，亦作《云仙杂记》，唐冯贽撰。前人以为伪书，虽所引书目，皆历代史志所未载，然谓之为伪书，则是厚诬古人。四库入小说家类。书中载：

裴令（度）临终，告门人曰：“吾死无所系，但午桥庄松雪岭未成，软碧池绣尾鱼未长，《汉书》未终篇，为可恨耳。”（引《晋公遗语》）

进士不第者，亲知供酒肉费，号买春钱。（引《承平旧纂》）

杜甫寓蜀，每蚕熟，即与儿躬行而乞，曰：“如或相悯，惠我一丝两丝。”（引《浣花旅地志》）

邺中老母村人织绫，必三交五结，号八梭绫，匹值米六筐。（引《摭拾精华》）

开成中，物价至微，村落买鱼肉者，俗人买，以胡绢半尺；士大夫买，以乐天诗一首兼之。（引《丰年编》）

石谊未娶，闻杜鹃唤归，叹曰：“此物催人使归，使我何所归耶。”（引《金台录》）

洛阳振德坊皆贫，例享糟糠之薄，贺知章目为糠市。（引《从容录》）

《金銮密记》五卷，唐韩撰，见《新唐书·艺文志》。原书残缺，此经后人辑录，故四库未收。

《潇湘录》十卷，唐柳祥撰，见《新唐书·艺文志》。原书残缺，此经后人辑录。

《摭言》十五卷，五代王定保撰。四库入小说家类。此书述唐一代贡举之制特详，本书引用特多。

《中唐故事》二卷，南唐尉迟撰。四库入小说家类。南唐自以为承唐之后，故称长安为中朝。其书皆记唐宣、懿、昭、哀四朝旧闻。上卷多记君臣事迹、朝廷制度。下卷则杂录神异怪幻之事。

《金华子》二卷，南唐刘崇远撰。四库入小说家类。

《唐阙史》二卷，五代高彦休撰。四库入小说家类。

《甘泽谣》一卷，唐袁郊撰。四库入小说家类。

《资暇集》三卷，唐李匡乂撰。四库入小说家类。书中载：

押牙，武职令有押衙之目，衙宜作牙，此职名非押其衙府也。盖押牙旗者，又有押节者之类是也。案兵书云：“牙旗者将军之旌，故必竖牙旗于门，是以史传咸作牙门字。”

星货肆，有以筐，以，或倚、或垂鳞其物以鬻者曰星货铺，言其列货丛杂，如星之繁，今俗呼为星火铺是也。

《刊误》二卷，唐李涪撰。书中“祭节拜戟”条载：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宰相吕立戟，有司载戟及门，……乃更吉服，迎而拜之。颇为有识者所嗤。

《续博物志》十卷，宋李石撰。四库入小说家类。书中载：

黄公好谦，女有国色而谦其美，以为丑也，女至难嫁。有鳏夫冒娶之，乃国色。果信黄公之谦。

《北梦琐言》十卷，荆南孙光宪撰。四库入小说家类。书中载：

江陵在唐世号衣冠薮泽，人言琵琶多于饭甑，措大多于鲫鱼。

白太傅居易文章冠世，不跻大位。先是刘禹锡太和中为宾客，时李太尉德裕同分司东都。禹锡谒于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别令收贮，然未一披。今日为吾子览之。”及取看，盈其箱笥，没于尘坌。既启之而复卷之，谓禹锡曰：“吾于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绝，何必览焉。但恐回吾之心。”其见抑也如此。葆光子曰：李卫公之抑忌白少傅，举类而知也。初文宗命德裕，朝中朋党，首以杨虞卿、牛僧孺为言。杨、牛，即白公密友也。其不引翼，义在于斯。

唐相国李太尉德裕抑退浮薄，奖拔孤寒，于是朝贵朋党，掌武（指太尉李德裕）破之，由是结怨，而绝于附会，门无宾客。会昌三年，王相国起知举，先白掌武，乃曰：“某不荐人，然奉贺今年榜中得一状元也……”其年，卢肇为状元及第。

唐吴行鲁尚书，彭州人。少年事内官西门军容，小心畏慎，每夜温溲器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尔后假以军职，除彭州刺史，为卢耽相公西川行军司马，御蛮有功，历东西川山南三镇节旄。

宋统一宇内，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三月，下诏命李领衔撰集《太平广记》五百卷，目录十卷。太平兴国三年八月，书成表进。这一部书采摭宏富，引书凡三百四十四种，可谓宋以前笔记小说之渊薮。要研究唐人笔记小说，主要依靠这部《太平广记》。这里略举三事，一是讲琼山郡守拥有奴隶之众多，二是武昌官妓之能诗，三是前蜀时有女扮男妆之才女。

琼山（今海南海口南六十里）郡守韦公幹者，贪而且酷，掠良家子为臧获，如驱犬豕。有女奴四百人，执业者太半，有织花缣文纱者，有伸角为器者，有熔锻金银者，有攻珍木为食具者，其家如市，日考月课，唯恐不程。（引《投荒杂录》）

韦蟾廉问鄂州，及罢任，宾僚盛陈祖席，蟾遂书《文选》句云：“悲莫悲兮生别离，登山临水送将归。”以笺毫授宾，请续其句。座中怅望，皆思不属。逡巡，女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欲口占两句。”韦……令随口写之，“武昌无限新栽柳，不见杨花扑面飞”。座客无不嘉叹。韦令唱作《杨柳枝词》，极欢而散。（引《抒情诗》）

王蜀（前蜀）有伪相周庠者……时临邛失火，黄崇嘏才下狱，便贡诗一章曰：“偶离幽隐住临邛，行止艰贞比涧松。何事政清如水镜，绊他野鹤向深笼。”周览诗，遂召见，称乡贡进士，年三十许，只对详敏，即命释放。后数日，献歌，周极奇之，名于学院与诸生侄相伴。善棋琴，妙书画。翌日，荐摄府司户参军……胥吏畏伏，案牍丽明。周既重其英聪，又美其风彩，在任将逾一载，遂欲以女妻之。崇嘏又袖封状谢，仍贡诗一篇曰：“一辞拾翠碧江涯，贫守蓬茅但赋诗。自服蓝衫居板掾，未抛鸾镜画蛾眉。立身卓尔青松操，挺志铿然白璧姿。幕府苦容为坦腹，速天速变为男儿。”周览诗惊骇不已，遂召见诘问，乃黄使君之女，幼失覆荫，唯与老奶同居，元未从人。周益仰贞洁，郡内咸皆叹异。旋乞罢归临邛之旧隐，竟莫知存亡焉。（引《玉溪编事》）

《唐语林》八卷，宋王谠撰。谠，宋徽、钦时人。是书收唐小说笔记五十家，仿《世说新语》分为五十二门，记唐代事。所引诸书五十种中，大概三十种具存，二十种已散失，可惜其书没有仿《太平广记》例，每条注出引书书名。书中载：

刘晏为诸道盐铁转运使，时军旅未宁，西蕃入寇，国用空竭。始于扬州转运，船始以十只为一纲，载江南谷麦，自淮泗入汴，抵河阴，每船载一千石。扬州遣军将押至河阴之门，填阙一千石。转相授给，达太仓，十运无失，即授优劳官。汴水至黄河迅急，将吏典主，无不发白……晏初议造船，每一船用钱百万，……乃置十场于扬子院，专知官十人，竞自营办。

韩愈病将卒，召群僧曰：“吾不药，今将病死矣。汝详视吾手足支体，无诳人云韩愈癞死也。”

李相宗闵知贡举，门生多清雅俊茂，唐冲、薛庠、袁都，时谓之玉笋。

卢肇、黄颇同游李卫公门下，王起再知贡举，访二人之能。或曰：“卢有文学，黄能诗。”起遂以卢为状头，黄第三人。

李卫公以己非科第，常嫉进士。及为丞相，权要束手。王起知举，将入贡院，请德裕所欲。德裕曰：“安问所欲，借如卢肇、丁棱、姚颉，不可在击流内也。”起从之。或曰：“德裕初为某处从事时，同院有李评事者，进士也，与德裕官同。有举子投卷，误与德裕，举子即悟，复请之曰：‘文轴当与及第李评事，非公也。’由是德裕多排斥之。”

李卫公在珠崖郡，北亭谓之望阙亭，公每登临，未尝不北睇悲咽。题诗云：“独上江亭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归去，百匝千遭绕郡城。”又郡有一古寺，公因步游之。至一老禅院，坐久，见其内壁挂十余葫芦，指曰：“中有药物乎？弟子颇足疲，愿得以救。”僧叹曰：“此非药也，皆人骼灰耳。此太尉当朝时，为私憾黜于此者，贫道悯之，因收其骸焚之，以贮其灰，俟其子孙来访耳。”公怅然如失，返步心痛，是夜卒。

李卫公（德裕）颇升寒素，旧府解有等第，卫公既贬，崔少保龟从在省，子殷梦为府解元。广文诸生为诗曰：“省司府局正绸缪，殷梦元知作解头。三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卢渥司徒以府元为第五人，自此废等第。

《钓矶立谈》一卷，南唐处士史虚白之子某撰。书前有《自序》云：“叟，山东一无闻人也。清泰（公元934至936年）年中，随先校书避地江表，始营钓矶于江渚。割江之后，先校书不禄，叟嗣守敝庐，不复以进取为念。王师吊伐，时移事往，将就芜没，随意所向，迹之于纸，得二百二十许条，题之曰《钓矶立谈》云云。”四库入载记类。书中载：

韩熙载上疏请诛斩〔陈觉、冯延鲁〕以谢国人。其略云：“擅兴者无罪，则疆埸生事之臣，恬不知畏；丧师者获存，则行阵郊死之士，何视而对。”元宗不能用其语。

其后闽土叛涣，竟成迁延之兵，湖湘既定而后变，地不加辟，财乏而不振。令耶律南入，中国大乱，边地连表请命，而南唐君臣束手无能延纳者。韩熙载上疏请乘衅北略，而兵力顿匮，茫洋不可为计。刮疡裹创，曾未得稍完，而周祖受命，世宗南征，全淮之地，再战而失。元宗始自叹恨，厌厌以至于弃代。

《江南野史》十卷，宋龙衮撰。据郑樵《通志》，此书原本二十卷，已佚其半。四库入载记类。

《江南别录》一卷，宋陈彭年撰。四库入载记类。

《江表志》三卷，宋郑文宝撰。四库入载记类。

《南唐近事》一卷，宋郑文宝撰。四库入小说家类。

《南唐书》三十卷，宋马令撰。令，北宋末年人。四库入载记类。书中载：

保大四年二月，命建州制乳茶号京挺，腊茶之贡自此始，罢阳羡茶。

保大十有六年，元初，括定民赋，每正苗一斛别输三斗于官廪，授盐二斤，谓之盐米。至是淮甸盐场皆入于周，遂不支盐，而输米如初，以为定式。

《南唐书》十八卷，宋陆游撰。四库入载记类。书中载：

金陵数大水，秦淮溢，东关尤被害。彦能请筑堤为斗门，疏导之，水患稍息。（《刁彦能传》）

《江南余载》二卷，失撰人名。四库入载记类。书中载：

钱氏科敛苛惨，民欠升斗，必至徒刑。汤悦、徐铉尝使焉，云夜半闻声若獐麂啼叫。及晓问之，乃县司催科耳。其民多裸行，或以篾竹系腰。

徐知训在宣州，聚敛苛暴，百姓苦之。入觐侍宴，伶人戏作绿衣大面若鬼神者，傍一人问谁何？对曰：“我宣州土地神也。吾主入觐，和地皮掘来，故得至此。”

张崇帅庐州，人苦其不法，因其入觐，相谓曰：“渠伊必不复来矣。”崇闻之，计口征渠伊钱。明年又入觐，州人不敢交语，唯道路相目，捋须为庆而已。崇归，又征捋须钱。

《吴越备史》四卷，《补遗》一卷，旧本题宋武胜军节度掌书记范、巡官林禹撰。四库入载记类。书中载：

贞明五年（公元919年）夏四月，〔文穆〕王率水师大小战舰五百余艘……伐淮南……大战于狼山江。命进火油焚之。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国，以铁筒发之，水沃，其焰弥甚。

忠献王即位，命境内给复一年……又命田园有隶道宫佛寺比入赋税者悉免。

《三楚新录》三卷，宋周羽翀撰。四库入载记类。按三楚，谓长沙马殷、武陵周行逢、江陵高季兴，皆据楚地称王，故论次其兴废本末，以一国为一卷。

《锦里耆旧传》四卷，宋句延庆撰。四库入载记类。述前蜀、后蜀事。

《蜀杌》二卷，宋张唐英撰。四库入载记类。

《鉴诫录》十卷，蜀何光远撰。光远，后蜀孟昶广政初，官普州军事判官。四库入小说家类。

《蜀鉴》十卷，宋郭允韬撰。四库入纪事本末类。书中载：

〔前蜀亡〕得兵三十万，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万，粮二百五十三万石，钱一百九十三万缗，金银二十二万两，珠玉犀象二万，纹锦绫罗五十万匹。（郭崇韬率蜀中富民输犒赏钱五百万缗。昼夜督责，有自杀者。）

〔天成二年（公元927年）〕孟知祥置三场于汉州榷盐……岁得钱七万缗。

《五国故事》二卷，失撰人名。四库入载记类。五国指南唐李氏、前蜀王氏、后蜀孟氏、南汉刘氏、闽王氏。书中载：

蜀中每春三月为蚕市，至时货易毕集，填委，蜀人称其繁盛。

《五代史阙文》一卷，宋王禹偁撰。四库入杂史类。

《五代史补》五卷，宋陶岳撰。四库入杂史类。书中载：

太祖（朱温）之用兵也，法令严峻……然健儿且多窜匿，州郡疲于追捕，因下令文面。健儿文面，自此始也。

后唐明宗之在位也，一旦幸仓场观纳。时主者以车驾亲临，惧得其罪，较量甚轻。明宗因谓之曰：“……今轻量如此，其后销折，将何以偿之。”对曰：“竭尽家产，不足，则继之以身命。”明宗曰：“只闻百姓养一家，未闻一家养百姓。今后每石加二斗耗，以备鼠雀侵虫。”谓之鼠雀耗，仓粮起自此也。

《九国志》十二卷，宋路振撰。九国指吴杨氏、南唐李氏、吴越钱氏、前蜀王氏、后蜀孟氏、南汉刘氏、北汉刘氏、闽王氏、荆南高氏。

《十国春秋》一百十四卷，清吴仕臣撰。这是十国历史的总集，四库入载记类。

《南唐拾遗记》一卷，清毛先舒撰。四库入载记类存目。书中载：

韩熙载在南唐，多置女仆，客至杂坐，熙载语僧德明云：“吾为此行，正欲避国家入相之命。”僧问何故避之，曰：“中原常虎视于北，一旦真主出，江南弃甲不暇，吾不能为千古笑端。”

李煜既降宋，太祖因宴煜，顾近臣曰：“当不忝作一翰林学士。”

龙衮《江南别录》云：李国主小周后随后主归朝，封郑国夫人。例随命妇入宫，每一入辄数日，出必大泣，骂后主，后主多宛转避之。

李煜归宋后，郁郁不乐，见于词语。在赐第，七夕命故伎作乐，声闻于外，太宗怒。又传“小楼昨夜又东风”，并坐之，遂被祸。

宋人笔记有很多涉及唐五代典章制度，如：

《渑水燕谈录》十卷，宋王辟之撰。四库入小说家类。书中载：

唐以中官为枢密使，与中尉谓之内贵。梁为崇政院使，后唐旧有带相印者，分东西二院，晋废。

唐末始分度支、盐铁、户部专领财赋，唐明宗始号三司，总以一司。

《春明退朝录》三卷，宋宋敏求撰。四库入杂家类。书中载：

唐大帝时，始有同中书门下三品，时中书令、侍中皆正三品，大历中并升为二品。晋天福五年，升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正二品。

唐制，宰相四人，首相为太清宫使，次三相皆带馆职宏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贤殿大学士，以此为次序。

《唐日历》贞观十年十月，始诏用黄麻纸写诏敕。又曰：上元三年闰三月，戊子敕：制敕施行，既为永式，比用曰纸，多有虫蠹，自今已后，尚书省颁下诸司，及州下县，宜并用黄纸。

《能改斋漫录》十八卷，宋吴曾撰。四库入杂家类。书中载：

唐宣宗时，中书门下奏：“若官度僧尼有阙，则择人补之，仍申祠部给牒。其欲远游寻师者，须有本所公验。”乃知本朝僧尼出游给公验，自唐已然矣。

《辩蜀论》：“自顷诸公议论，颇以蜀人为疑。”予后因读外史《杌》，见五代时，后唐魏王伐蜀之后，朝廷颇疑蜀人，凡有势力赀产之族，悉令遣入蜀。隐士张立为诗曰：“朝廷不用忧巴蜀，称霸何曾是蜀人。”

《容斋随笔》十六卷，《续笔》十六卷，《三笔》十六卷，《四笔》十六卷，《五笔》十卷，宋洪迈撰。四库入杂家类。书中载：

〔唐人避讳条〕唐人避家讳甚严……李贺应进士举忌之者斥其父名晋肃，以进与晋字同音，贺遂不敢试。……裴德融讳皋，高锴礼部侍郎典贡举，德融入试。锴曰：“伊讳皋，向某下就试，与及第，困一生事。”……《语林》载崔殷梦知举，吏部尚书归仁晦托弟仁泽，殷梦唯唯而已。无何，仁晦复诣托之，至于三四。殷梦敛色端笏曰：“某见进表让此官矣。”仁晦始悟己姓，殷梦讳也。案《宰相世系表》，其父名龟从，此又与高相类。且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父名皋，主不得于主司姓高下登科；父名龟从，子不列姓归人于科籍，揆之礼律，果安在哉？后唐天成（公元926至929年）初，卢文纪为工部尚书，新除郎中于邺公参，文纪以父名嗣业，与同音，竟不见。邺忧畏太过，一夕雉经于室。文纪坐谪石州司马。此又可怪也。

李卫公（德裕）在朱，表弟某侍郎遣人饷以衣物，公有书答谢之，曰：“天地穷人，物情所弃，虽有骨肉，亦无音书，平生旧知，无复吊问。阁老至仁念旧，再降专人，兼赐衣服器物茶叶至多，开缄发纸，涕咽难胜。大海之中，无人拯恤，资储荡尽，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绝食，块独穷悴，终日苦饥，唯恨垂没之年，须作馁而之鬼。十月末，伏枕七旬，药物陈裛，委命信天，幸而自活。”书后云“闰十一月二十日，从表兄崖州司户参军同正李德裕状侍郎十九弟”。按德裕以大中十二年十月，自潮州司马贬崖州，所谓闰十一月，正在十三年，盖到崖才十余月耳，而穷困苟生已如是。《唐书》本传云：“贬之明年卒”，则是此书既发之后，旋踵下世也。

〔唐宰相不历守令条〕唐杨绾、崔祐甫、杜黄裳、李藩、裴皆称英宰，然考其履历，皆未尝为刺史守令……然则后之用人，必言践扬内外，谙熟民情，始堪大用，殆为隘矣。

偶阅大中祥符间太常博士许载著《吴唐拾遗录》，所载多诸书未有者。其劝农桑一篇正云：吴顺义（公元921至927年）年中，差官兴版簿，定租税。厥田上上者，每一顷税钱二贯一百文；中田一顷，税钱一贯八百；下田一顷，千五百，皆足陌见钱。如见钱不足，许依时价折以金钱。算计丁口课调，亦科钱。宋齐丘时为员外郎，上策乞虚抬时价，而折、绵、绢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以来，战争之所。今兵革乍息，黎氓始安，而必率以见钱，折以金银，此非民耕凿可得也，无兴贩以求之，是为教民弃本逐末耳。”是时，绢每匹时价五百文，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齐丘请绢每匹抬为一贯七百，为二贯四百，绵为四十文，皆足钱，丁口课调，亦请蠲除。朝议喧然沮之，谓亏损官钱，万数不少。齐丘致书于徐知诰曰：“明公总百官，理大国，督民见钱与金银，求国富庶，所谓拥彗救火，挠水求清，欲火灭水清可得乎？”知诰得书，曰：“此劝农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间，野无闲田，桑无隙地。自吴变唐，自唐归宋，民到于今受其赐……而《九国志》齐丘传中略不书，《资治通鉴》亦佚此事。

类书的编纂　一直到《隋志》，类书在书目子部里，还附在杂家，到了《旧唐书·经籍志》子部有类事部，《新唐书·艺文志》子部有类书部，开始独立出来著录类书。

魏文帝曹丕在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命缪袭、王象、刘邵、桓范、韦诞等，“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三国志·魏志·刘邵传》），书成，命曰《皇览》，全书八百余万字，百二十卷，这是中国第一部类书。梁武帝世，刘峻撰《类苑》一百二十卷。梁武帝为了要压倒它，命何思澄、顾协、刘杳、王子云、钟屿、徐僧权等，撰《华林遍略》六百二十卷，自天监十五年（公元516年）起，历八年乃成书。北齐后主武平三年（公元572年），祖、颜之推、韦道、萧放、萧悫等，撰《华林遍略》三百六十卷，分二百四十部以集之（《玉海·艺文·承诏撰述篇》）。

虞世南在隋世为秘书郎，“抄经史百家之事以备用，分八十部，八百一类”（《郡斋读书志》），合一百七十三卷，名曰《北堂书钞》。“北堂者，〔秘书〕省之后堂，世南抄书之所”。这部书异名很多，清初朱彝尊所藏，名《大唐类苑》，是抄本。钱曾所藏，名《古唐类苑》，亦是抄本，最为精致。这部书至今犹存。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高士廉、房玄龄、魏徵、杨师道、岑文本、颜相时、朱子奢、刘伯庄、马嘉运、许敬宗、崔行功、吕才、李淳风、褚遂良、姚思廉、司马宅相等又奉诏撰成《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目》十二卷。开元世，唐玄宗又命张说类集要事，以教诸王。说乃与徐坚、韦述、余钦、施敬本、张、李锐、孙季良等分撰《初学记》三十卷。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撰成进奏。宋敏求《春明退朝录》称：“唐明皇召集贤院学士徐坚等讨论故事，兼前世文辞，撰《初学记》。刘中山子仪（刘筠）爱其书，曰：‘非止初学，可为终身记。’”白居易尝撰《六帖》三十卷，后宋人孔传亦撰《续六帖》三十卷。在宋代已有人把两书合并，分析为一百卷。清末端方得宋本白氏《六帖》，已有影印本。《牛羊日历》是李德裕一派攻击牛僧孺一派的书，书中称牛派中人“传业，乃白居易《六帖》，以为不语先生……三史六经，曾不一面”。可见在当时，举子已很重视这部《白帖》了。

宋初李受敕撰集《太平御览》一千卷，这部书是在北齐《修文殿御览》和唐《文思博要》两部大类书的基础上撰成的，收录隋唐五代故事典章很多，也是研究唐五代的必要参考书。《册府元龟》一千卷，宋王钦若、杨亿撰集。收有唐日历和实录。用它来校勘《旧唐书》、《旧五代史》，不但可以校出很多异文来，尤其外臣部所记录的，皆为《旧唐书》、《资治通鉴》所未曾载录，史料价值很高。

(1)　偏记谓乐资《山阳公载记》、姚最《梁后略》之类，小录谓王粲《汉末英雄记》、戴逵《竹林七贤论》之类，逸事谓《汲冢纪年》、《西京杂记》之类，琐言谓裴启《语林》、刘义庆《世说新语》之类，郡书谓《陈留耆旧传》、《汝南先贤传》、《会稽典录》之类，别传谓刘向《列女传》、徐广《孝子传》之类，杂记谓干宝《搜神记》、刘敬叔《异苑》之类，地理书谓盛弘之《荆州记》、罗含《湘中山水记》之类，都邑簿谓《三辅黄图》、潘岳《关中记》之类。

(2)　海客乘槎事见《博物志》：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此人乘槎而去，至一处，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后至蜀问严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也。

娥奔月事见《续汉书·天文志》注引张衡《灵宪》：“羿请无死之药于西王母，娥窃之以奔月。将往，枚筮之于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惊毋恐，后且大昌。’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

王乔飞凫事见《后汉书·方术传》：“王乔……显宗世，为叶令。有神术，每月朔望，常自县诣台朝。帝怪其来数，而不见车骑，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临至，辄有双凫从东南飞来，于是候凫至，举罗张之，但得一只舄焉。乃诏尚方诊视，则四年中所赐尚书官属履也。”

左慈化羊事见《后汉书·方术传》：“左慈，字元放……少有神道……曹操……欲杀之……遂入走羊群，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复相杀，本试君术耳。’忽有一老羝屈前两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许。’即竞往赴之，而群羊数百，皆变为羝……遂莫知所取焉。”

(3)　中州名汉指当时鲜卑贵族轻视汉人，骂汉人为“汉儿”、“一钱汉”等这一历史事实而说的。

关右称羌事见《北史·儒林·李业兴传》：“业兴……师事徐遵明（遵明，华阴人）于赵魏之间，时有渔阳鲜于灵馥……乃谓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　又见《北史·段韶传》：“宇文护……遣将尉迟迥等袭洛阳……武成召韶……赴洛阳，但以突厥为虑。韶曰：‘北虏（突厥）侵边，事等疥癣，西羌（指北周）窥逼，是膏肓之疾’”。

易臣称奴事见《宋书·鲁爽传》：魏主“焘始南行，遣爽……向寿阳……仍至瓜步，始得与〔弟〕秀定归南之谋。焘还至湖陆，爽等请曰：‘奴与南有仇，每兵来，常虑祸及坟墓，乞共迎丧还葬国都。’虏群下于其主称奴，犹中国称臣也。”

呼母称姊事见《北齐书·文宣李后传》，太原王高绍德呼母为姊姊。　又《北齐书·琅邪王俨传》：“后主泣启太后曰：‘有缘更见家家，无缘永别。’”是亦称母为家家。　《北史·南阳王绰传》：“绰兄弟皆呼父为兄兄，嫡母为家家，乳母为姊姊，妇（妻）为妹妹。”

第二节　隋唐五代的哲学思想与宗教神学

佛教的继续发展　从东汉以来，佛教传入中土，经历魏晋南北朝，居然在中国的土壤上生了根，并发展传播开来。由于佛教的传播，能够麻醉人民，缓和阶级矛盾，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巩固，因此发展得很快，在北朝的后期，北齐大概拥有二千万人口（不包括部曲、客女），全国僧尼有二百万人；北周有一千万人口（不包括部曲、客女），全国僧尼有一百万人。北周武帝宇文邕在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乃毁灭周境内佛法，建德六年，灭北齐后，又毁灭齐境佛法，三百万僧侣，“皆复军民，还归编户”（《历代三宝记》）。两地四万寺宇，也“皆为俗宅”。隋文帝杨坚于北周宣帝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夺到北周的政治权力，不久就下令恢复佛教。佛教的恢复，不但缓和了统治阶级内部僧俗之间的矛盾，同时也用来继续麻醉人民，巩固了封建统治政权，在改朝换代的紧张局面中，起了稳定作用。

隋文帝在恢复佛教的传播之后，还利用政权的力量，兴起寺宇，营立庄田，于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下诏于诸州名山之下各置僧寺一所，并赐庄田。由于帝王的提倡，寺院经济很快发展起来，如京兆府大兴清禅寺，在隋代，“九级浮空，重廓远摄，堂殿院宇，众寺圆成，竹树森繁，园圃周绕，水陆庄田，仓廪碾，库藏盈满，京师殷有，无过此寺”（《续高僧传》）。就是这个清禅寺，据《续高僧传·习禅篇·京师清禅寺释昙崇传》称：“皇隋肇命，高祖唐公（李渊），割宅为寺，引众居之，敕赐额清禅。隋代晋王（隋炀帝未即位前，封晋王），钦敬定林，降威为寺檀越，前后送户七十有余，水及碾，上下六具，永充基业，传利于今。”可见佛教一恢复，就有达官贵人，割宅为寺，并送寺户并水碾及，永充基业，寺院经济的基础就非常稳固了。

唐初，寺院经济更在发展。今举嵩山少林寺为例。这所僧寺，在隋文帝“开皇中，有诏其柏谷屯地一百顷，宜赐少林寺”（唐崔《少林寺碑》）。隋末王世充时，寺“被废省，僧徒还俗，各从徭役”。后来因少林寺僧“翻城归国，有大殊勋，据格合得良田一百顷”，即发还以前的一百顷田，但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唐政府只交给“少林寺赐地肆拾顷，水碾一具”。少林寺的僧人“不伏减省，上表申诉”，以为“若论少林寺功勋，与武牢不殊，武牢勋赏，合地一百顷”，现在只给肆拾顷，“仍少六十顷”（《少林寺赐田敕》），请求补足。唐太宗贞观六年（公元632年）终于下敕改正，并补给赐田六十顷，满足百顷之数。可见仅仅一所少林寺，就拥有赐田百顷之数。

会昌五年灭佛之前，海内大的寺院，大都拥有广大庄田，如唐高宗赐长安西明寺，“田园百顷，净人百房，车五十辆，绢布二千匹”（苏《唐长安西明寺塔碑》）。这只是指赐田而论，百姓捐献寺院的土地，尚不计算在内。日本僧人圆仁来唐求法，他曾经过长山县（山东邹平东）长白山醴泉寺，这座醴泉寺，就拥有“庄园十五所”，圆仁出醴泉寺门，向北行十五里，到醴泉寺庄断中（中午休息）（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可见醴泉寺庄十五所，遍布数十里外。又陇州（治汧源，今陕西陇县）大像寺，这座大像寺在唐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即灭佛前四年）重加整顿，全寺“管庄大小共七所，都管地总伍拾叁顷伍拾陆亩叁角，荒熟并柴浪等捌顷叁拾捌亩半，坡侧荒肆拾伍顷壹拾捌亩，□□熟□□瓦屋壹拾贰间，草舍贰拾间，果园一所，东市善和坊店舍共六间半并瓦，风伯庄荒熟共壹拾壹顷伍拾亩”（《金石萃编》卷一百十三《重修大像寺记》）。寺院拥有土地的数量之大，确是非常惊人的。诗僧“齐己，长沙人。长沙有大沩同庆寺，僧多而地广，佃户仅千余家，齐己则佃户胡氏之子也。七岁，与诸童子为寺司牧牛”（宋陶岳《五代史补》）。同庆寺属于禅宗，一个寺宇，下属佃户有千余家之多，它拥有的土地也可以类推而知。隋唐寺院的雄厚经济基础，使当时的佛教广泛传播，有了经济上的一定保证；同时，也使当时中土佛教宗派的确立和传述，获得充分的发展时机。

寺院的常住财产，名义上是全体僧侣所有，实际上是掌握在一个寺的三纲手里。什么叫三纲呢？《唐律·名例疏议》里说：“观（道士）有上座、观主、监斋，寺（僧）有上座、寺主、都维那，是为三纲。其当观（道观）、寺（僧寺）部曲奴婢于三纲有犯，与俗人期亲部曲同。依《斗讼律》，主殴杀部曲，合徒二年。……其奴婢、部曲殴三纲者绞，詈者徒二年。”“观寺部曲殴当观寺余道士、女冠、僧、尼等，各合徒一年。”“奴婢殴，又加一等，徒二年半。”僧寺的组织，有一部书叫《百丈清规》，所述较详。《唐律》里的上座，后来称为住持。其下有都监寺，这就是《唐律》里的寺主，他是大寺院的总务长，“早暮勤事香火，应接官员施主，会计簿书，出纳钱谷”，“差设庄库职务”，权力极大。监寺下有维那，“纲维众僧，曲尽调摄。堂僧挂搭，辨度牒真伪”，“戒腊（当和尚的年资）资次，床历图帐，凡僧事内外，无不掌之。”副监寺，也称库头或柜头，“掌常住金谷钱帛米麦出入，随时上历（账簿）收管支用”，他的下面又设有库子，由廉谨能书算的人来充任。有典座，“职掌大众斋粥”。有直岁，“职掌一切作务”，殿堂寮舍，遇有损漏，由他负责命人修葺，田园庄舍，碾磨碓坊，头匹舟车，都归他管理。另外还有寮元，“掌众寮之经文什物，茶汤柴炭，请给供需，洒扫浣濯，净发巾之类”。其下每寮设寮主、寮副（室长）各一人，十日一替。有延寿堂主，负责病僧医药饮食事项。有净头，负责打扫厕所。有园主，负责“栽种菜蔬，及时灌溉，供给堂厨，毋使缺乏”。有磨主，“兼主碓坊米面”。有水头，供汤水。有炭头，“预备柴炭以御寒事”。有庄主，“视田界至，修理庄舍，提督农务，抚安庄佃”。一个大丛林，基本上，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除了布匹（尼寺布匹也能自足）、盐，一切都不需外求的。

隋唐寺院僧尼数字

从东汉到南北朝几百年间，由于佛教思想从五天竺的不断传入，不少高僧的西行求法取经，佛教经典的大量传入和翻译，中土佛教形成宗派的条件完全成熟了。要介绍隋唐的佛教，就得先叙述中土佛教宗派的形成和其主要内容。

佛教在五天竺是先有小乘，后有大乘，实际传入中土时，小乘教派中的俱舍、成实两论师的理论却是和大乘同时介绍过来的。

成实论师的主要经典是《成实论》，为中天竺小乘教派论师诃梨跋摩所著。诃梨跋摩生于公元3世纪初叶，出身于婆罗门种姓，尝居摩揭陀国首都巴连弗邑（今巴特那〔Patna〕）。他开始学于“说一切有部”（属上座部的支派），后来又倾向大众部，著有《成实论》，是属于小乘空宗的论著。《成实论》明我法二空，极似大乘，但偏于顽空，对涅境界肯定不够，因此还未能跻于大乘学说之列。可是由于它分析名相，颇有条理，极便于初学，因此大乘教派中观宗诸论师也不废此论。后秦姚兴弘治十四年（公元412年），鸠摩罗什在长安译出《成实论》十六卷。鸠摩罗什死后，其弟子僧导、僧嵩把《成实论》介绍到江南，《成实论》开始在中土广泛传播开来，在南朝，这一教派的学说发展很快。

俱舍论师的主要经典是《俱舍论》，作者即瑜伽宗论师世亲。世亲起初是小乘教派的论师，研究“说一切有部”的学说，后来又嫌“说一切有部”的学说烦琐，反而喜欢起上座部另一支派“经量部”的学说起来。他于是改名换姓往“说一切有部”学派的中心北天竺迦湿弥罗国（今克什米尔）去留学。四年之后，学到了“说一切有部”的一套理论，又回至弗楼沙城，乃采用“经量部”的教义和自己的见解，来批判“说一切有部”的学说，著成《阿毗达磨俱舍论》，简称为《俱舍论》。后来世亲又放弃小乘，转向大乘，成为大乘教派中瑜伽宗的大师。但是瑜伽宗的特色，是拿小乘教义做基础，在它的上面建立起大乘学说来的，因此，要研究瑜伽宗的学说，也必须从研究小乘《俱舍论》入手。东晋孝武帝及安帝时（公元373—418年），罽宾（克什米尔）沙门僧伽提婆在中土译出《阿毗昙八揵度》二十卷，《阿毗昙心》十六卷，《婆沙阿毗昙》十四卷，《阿毗昙心》四卷，江南一时传习毗昙称盛，时称为毗昙师。到了陈代，真谛在江南主讲《摄大乘论》时，又在陈天嘉五年（公元564年）译出《阿毗达磨俱舍释论》二十二卷，简称为《俱舍论》。这一译本的质量，超过以前的译本，因此毗昙论师后来也改称为俱舍论师了。到了唐玄奘从五天竺回来，为了更便利传播瑜伽宗的唯识哲学，又把《俱舍论》重新译了一遍，共分三十卷。玄奘的弟子神泰著《俱舍论疏》三十卷，普光著《俱舍论记》三十卷，又有法宝著《俱舍论疏》三十卷，这三部书成为研究《俱舍论》的最好注释。

中土的小乘教派论师和五天竺、中亚及中国西北部一带的小乘教派有着显著之不同，即五天竺等地区的小乘教派是和大乘教派对立的，而中土的小乘教派论师则和大乘教派的学说并不完全对立。如《成实论》是由大乘译师鸠摩罗什介绍过来的，他为了要介绍般若学说，才把《成实论》翻译过来。《俱舍论》也是《摄论》大师真谛和唐代玄奘二人为了要介绍瑜伽宗学说，才把《俱舍论》重新翻译一道。即小乘教派的经典不是以独立的小乘教派学说被介绍进来，而是因为它的学说对大乘学说起着一种辅助作用，因此以大乘教派的附庸身份而被介绍到中土来的。所以大小乘教派的学说在中土不但不对立，不互相排斥，而且还起着互相扶持的作用。因为进入中土的小乘教派学说，只是成为大乘教派的附庸而被传播，那么自然不可能形成中土的小乘教派了。

大乘教派在中土流传的，到唐代一共有八宗(1)，列表如下：

这八宗中，尤以天台、法相、华严、禅宗四宗称为全盛。当时中土宗教史上称天台、法相、华严三宗为“教下三家”，而禅宗则被称为“教外别传”，成为唐前期最重要的教派。不过到了唐后期，“教下三家”也逐渐衰落了，只有禅宗的南宗一支特别兴盛，几乎形成了独霸佛教界的局面。

关于净土思想，在当时已很流行，这是不成问题的；但作为一个教派来说，包括其法统传授、寺院经济基础等等，可以不可以说它已经形成为教派，尚需进一步加以研究。

律宗在中土的形成　律宗，这是五天竺所没有的一个教派，因为佛教既然成为宗教，必然有它的戒律规仪，这是宗教的必然产物，没有理由把它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教派。可是在中国就不同，因为佛教教义传入中土以后，五天竺的许多风俗习惯和宗教仪式，是和中国迥然两样的，因此，中土的佛教徒不但要把五天竺佛教的清规戒律照抄了过来，而且还必须加以适当程度的中国化，使它尽量适应中国的社会习惯，这样，中土就有形成律宗这一教派之必要。当佛逝世时，佛的大弟子大迦叶在王舍城把佛的遗教第一次加以结集，首先结集毗尼（毗奈耶〔Vinaya〕）——“律”。以持律见称的优波离为上座，大迦叶就戒律的各条目质问优波离，优波离应问，一一作答，五百大众合诵应答的全部，并规定它是佛的遗教，这样，毗尼的结集就完成了。以后几次结集，也都讨论到律的问题。这种佛教的戒律规仪，在五天竺也随着教派的分裂而分为“萨婆多部”、“弥沙塞部”、“迦叶遗部”、“摩诃僧祇部”、“昙无德部”等五部，它们以后的传承，还更为复杂。当佛教传入中土初期，自然不会先把律藏在经、论藏以前翻译过来，而佛教既然在中土以极迅速的速度在发展，它又如此迫切地需要戒律规仪来约制僧众，防止腐化，以巩固佛教地位。所以在五天竺戒律尚未传到中土以前，东晋时，释道安在襄阳（公元365至379年）曾草拟了清规戒律三条，以约制僧众，一时“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高僧传·义解篇·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传》）。后秦姚兴弘始六年（公元404年）起，鸠摩罗什在长安逍遥园先后请罽宾国僧人弗若多罗、西域僧人昙摩流支诵出萨婆多部的《十诵律》，由鸠摩罗什自己担任传译。弘始十二年（公元410年），又有罽宾国僧人佛陀耶舍在长安诵出昙无德部的《四分律》，由竺佛念笔受译出，于是律藏之书粗备。法显西行，其目的也是为了专求戒律，回国后，请佛驮跋陀罗同他合作，把他所取来的摩诃僧祇部的《摩诃僧祇律》（为大众部通用之戒律）译出。稍后，又由罽宾僧人佛驮什把法显从印度取来的弥沙塞部的《五分律》也翻译了出来。这样，小乘的戒律总算译出不少了，戒律愈多，抉择取舍，愈加困难，结合中土实际的要求，也愈加迫切，所以律宗就有在中土创建之必要。在这些传来的戒律中，开始是《十诵律》最为盛行，后来东魏、北齐的大僧统（大教长）慧光、法上师徒两人提倡《四分律》，《四分律》又压倒了《十诵律》。唐代初年，《四分律》有三大派，法励居相州，研究《成实论》，著《四分律疏》二十卷，称“相部律宗”。玄奘弟子怀素，研究《俱舍论》，著《四分律开宗记》二十卷，以其居西太原寺东塔，因称“东塔律宗”。隋代有智首，著《四分律疏》二十卷，他的门徒道宣，在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著《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十二卷。《四分律》虽然是小乘教派的戒律，经过道宣的删繁补阙，把大乘方等经典上的内容充实进去，就使小乘戒律成了为大乘教派服务的东西。道宣在《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里还说：“原夫大小二乘，理无分隔，对机设药，除病为先。”“今方等学者，非于小乘；小乘学者，又非方等，故使大圣法典，二途兼亡。”他号召当时僧侣，不要因为“我是大乘，不关小教（小乘）”（《篇聚名报篇》），而不重视戒律。

道宣在这一部书里，无非是讲到僧侣如何礼佛，他们衣、食、住、行，都有严格规定，如何创立寺院戒坛，如何戒淫、盗、杀、妄，寺院不收逃亡奴婢出家，不收传染病人和颠狂病人出家，寺院不准蓄养猫狗等，不准杀老鼠，僧侣不准着丝绵，劝阻僧侣进行贸易，对偷盗寺院钱财或犯过的僧侣，主张“一月、两月苦使，（全体僧众）或不与语，不与共坐，或摈令出”。还采用地狱等说法，使他们惧怕。道宣还对当时“诸伽蓝，多畜妇人，或卖买奴婢者”的现象进行了批评。

中土僧侣的衣服——袈裟，完全模仿天竺的形制，但中土当时棉花的种植，尚不普遍，而蚕丝的养殖，又极其发达，因此在齐、梁时代，沈约就有这样的说法，“自涅东度，三肉罢缘，服膺至训，长蔬靡倦；而蚕衣缯服，曾不惟疑”。道宣非常反对僧侣着丝绢的衣服，他在《释门章服仪》里说：“肉食蚕衣，为方未异，害命夭生，事均理一。暴茧烂蛾，非可忍之痛；悬庖登俎，成恶业之酷。渔人献鲔，桑妾登丝，假手之义不殊，分功之赏无别”，可是中土却是“断肉之制久行，禁丝之仪莫用”，因此他主张“两俱全断”。另外僧侣在条件困难的地方，非要着毛罽不可，以及疾病很厉害，非要服用乳、蜜不可，道宣认为这也勉强可以听许，“至如山寒贼夺，开服皮毛；疾急苦煎，听资乳蜜，非为通化，薄设权宜”。他还认为僧侣的衣服，“衣唯自缝”，而这时富有的僧侣，“自迷针缕，动必资人，但论刺作之纤媚，不计价功之高下”。他也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批评。

僧侣的财产，如一个当家的僧侣大地主死后，哪些应该属于全寺所有？哪些应该属于个体僧侣所有？道宣在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所辑的《量处轻重仪》中，都作了详细的规定。他认为凡私有小寺、庄宅、店肆、仓库、水陆碾硙、自造大小诸房、生熟材木砖瓦、寺院内外园田、果菜、谷米、绫机、缫车、金银珠宝、窗帘帷帐、镬釜、家畜以及奴婢和奴婢的子息与资生工具，在所有主的僧侣死后，都应该改属于全寺所有，所谓“本主身死，折入常住”。即使是部曲客女，谓本是贱品，赐姓从良，而未离本主。“本主身死，可入常住”，也是主张从个体僧侣的私属而转化成全寺僧侣的私属。只有衣服箱襆、书籍纸张，可以根据该僧平日的咐嘱，由个体僧侣去继承。这一部书，对研究僧侣的遗产继承法，是很重要的参考资料。

道宣还著有《教诫新学比丘行护律仪》一书。在这书里，道宣告诫小和尚应该怎样来伺候大和尚，小和尚又怎样来料理自己的衣食起居，甚至小和尚上厕入浴等，一举一动，都有明确规定。它可以说是小和尚的生活行动守则。

道宣在僧侣的戒律方面，著作很多，因为他居于终南山，故称为“南山律宗”。这律宗三派中，由于南山律宗把小乘的《四分律》改造成为符合大乘教派需要的戒律，因此后来中土的大乘各教派都采用它的说法了。所以不久相部、东塔并衰，而南山律宗独盛。道宣除了提倡律学以外，还著有《续高僧传》、《广弘明集》、《大唐内典录》等书，这都是研究南北朝隋唐佛教史的重要资料。

三论宗吉藏的《二谛论》与天台宗智的《止观论》　从鸠摩罗什译出龙树系中观宗的《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以后，他的门徒僧肇、道生、道融、僧等传播这派的般若学说，一时称盛。后来这一派的势力，在北方，由于姚秦灭亡，赫连勃勃攻破长安时，坑杀僧侣，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又废除佛教，受到一连串打击而衰落；在南方，开始也并不发展，到了南朝齐梁时代，僧朗居摄山（今江苏南京东北之栖霞山），大弘三论，因以名家。僧朗传僧诠，僧诠传法朗（居兴皇寺），法朗传吉藏。吉藏，俗姓安，幼年出家，隋初居会稽嘉祥寺，所以他的门徒称他为嘉祥大师。开皇末年，隋炀帝为晋王，曾请吉藏到长安讲经，唐武德初年，挑选十个僧侣来管理僧众，吉藏也列在十人之选。他长于佛经目录之学，曾讲三论一百多遍，《法华经》三十多遍，《大智度论》、《华严经》、《维摩诘经》等各数十遍。著有《三论玄义》一卷，《大乘玄论》五卷，《二谛义》三卷，《中观论疏》十卷，《十二门论疏》三卷，《百论疏》三卷，《涅经游意》一卷等数十部，由于他著述等身，俨然成为佛教界的一代宗师，三论宗到吉藏的手里，也可以说是正式形成了。

吉藏要创建自己这一教派，必须追溯师承，并鼓吹“学问之道，要须依师承习”（《大乘玄论》卷三）。他在《百论疏》的序文中，称僧肇为“玄宗之始”。在《涅经游意》中，称自己这一教派，远“禀关、河（即鸠摩罗什、弟子僧肇等），传于摄岭（僧朗），摄岭得大乘之正意者”。把自己这一教派说成是中土大乘中观宗的正统嫡系。

三论宗的形成，是在唯心主义阵营内部和各个宗教神学的教派争执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吉藏在他的著作里特别强调三论的“破邪显正”。他在《三论玄义》中说：“论虽有三，义唯二辙，一曰显正，二曰破邪。破邪则下拯沉沦，显正则上弘大法，故振领提纲，理唯斯二也。”

三论宗所呵斥的对象，有四个神学流派，“一摧外道，二折毗昙（小乘），三排成实（小乘），四呵大执（大乘），因为外道不达二空，横存人、法；毗昙已得无我，而执法有性；跋摩（著《成实论》者）具辨（人、法）二空，而照犹未尽；大乘乃言究竟，但封执成迷。自浅至深，四宗阶级。”都是他排斥的对象。当然，吉藏是站在唯心主义宗教神学立场上，来反对他们的，而他对外道和小乘、大乘，又自然是分别对待的。所谓“一（外道）破不收；二（毗昙）收不破；三（成实师）亦破亦收；四（大乘某些教派）不破不收”。什么是破收的原则呢？他说：“言不会道，破而不收；说必契理，收而不破。学教起迷，亦破亦收，破其能迷之情，收其所惑之教。诸法实相，言忘虑绝，实无可破，亦无可收”。

因为外道是破而不收的，在吉藏的二谛论中，是被排斥而不齿的，因此先要提到它。吉藏在《三论玄义》里，把外道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天竺异执”，第二类是“震旦（指中土）众师”。震旦众师，有的指玄学家。从这里可以看到三论宗不仅呵责天竺的外道，也正式向中土玄学各派开火了。他引用了鸠摩罗什的说法，来攻击玄学家，他说：

罗什昔闻三玄与九部同极，伯阳（老子）与牟尼（佛）抗行，乃喟然叹曰：“《老》、《庄》入玄，故应易惑耳目，凡夫之旨，孟浪之言，言之似极，而未始诣也，推之似尽，而未谁至也。”略陈六义，明其优劣：外（玄学）但辨乎一形；内（佛学）则朗鉴三世。外（玄学）未即万有而为太虚；内（佛学）说不坏假名而演实相。外（玄学）未能即无为而游万有；内（佛学）说不动真际建立诸法。外（玄学）存得失之门；内（佛学）冥二际于绝句之理。外（玄学）未境智两泯；内（佛学）则缘观俱寂。以此言之，短羽之于鹏翼，坎井（小水）之于天池，未足喻其悬（殊）矣。秦人（中土人士）疑其极，吾复何言哉！

吉藏站在彻底的唯心主义立场上来攻击玄学各派别唯心主义的不彻底性，由此可见，过去佛教是以玄学的附庸姿态发展起来的，到了陈、隋之际，中土佛教酝酿成熟，玄学反降落到被他们所呵斥的地位了。

在佛教内部，各教派之间，一方面有斗争，一方面又必须彼此间取得一定的妥协，使不致因内部争吵而削弱到佛教的本身力量，因此在陈、隋之际，出现了所谓“判教”的这种方式。如三论宗根据天竺佛教，名小乘为“声闻藏”，大乘为“菩萨藏”。又说佛在世说法，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佛给已有深厚佛教基本知识的听众宣传教义，讲《华严经》等一乘的教法；由于一乘的教法，领悟困难，因此第二时期，佛又根据听众的程度深浅，分别讲《阿舍》、《般若》、《方等》等三乘的经法；第三时期，佛又在法华会上对佛教哲理最深的听众讲《法华经》。吉藏称佛的这种三次宣教为“三转法轮”，认为听众对佛教教义领会的程度不同，因此佛根据对象而所说的佛教教理内容也有所不同，后来佛教徒就根据佛不同时期对不同对象的说法，而形成自己的教派的。所以吉藏在首先肯定它们是佛教的前提之下，然后指出他们不足的地方，而加以分析和批判。

吉藏认为小乘毗昙师教义不足的地方，是这一派“但信人空，不信法空”（《三论玄义》）。这一教派“明诸法性有（承认客观世界的真实性），不知诸法性空（不了解客观世界的虚假性）。既不知性空，即不识诸法颠倒有。不知性空，不识第一义谛，不知颠倒有，即不识世谛也”（《二谛义》）。并说他们“虽知俗有，不悟真空。既惑真空，亦迷俗有，是则真、俗二（谛）俱并丧”（《三论玄义》）。这样，吉藏批判了这一教派承认客观世界真实存在的这一合理看法，相反采用了这一教派“人空”（即无我）的荒谬论点。吉藏引用了这一教派的二谛说来作为三论宗二谛论的四重结构的第一层结构。

吉藏认为小乘成实师教义不足的地方，是这一教派虽然说人法二空，实际它并没有真正懂得什么叫做空。它的空可以说“名为但空，谓但住于空”（《三论玄义》），结果把真如世界也否定掉了，也把它说做是空了。他举例说，这一派的僧侣听到佛教中有“毕竟空”的话，他们就必然会怀疑，“若都毕竟空，出何分别有罪福报应等？若有罪福，则不应空？推画空便起邪见也”（《二谛义》）。这样，无形之中便把佛性也掏空了，罪福报应也同时被否定了。三论宗批判说：“执于邪空（指顽空），不知假有，故失世谛；既失邪空，迷于正空（指佛性），亦失真矣”（《三论玄义》）。所以吉藏认为成实师的缺点，正在片面强调了空，从而肯定真如世界不够。在三论宗看来，毗昙执有（承认客观世界是真实存在的），成实堕空（把真如世界也掏空了），两派虽然都有偏向，但从“空义浅深”来说，即从唯心主义的宗教神学思想来说，“则毗昙为小乘之劣，成实为小内（大乘学称接近大乘思想的小乘学为小内）之胜也”（《三论玄义》）。因此吉藏采用了这一教派的二谛说来作为三论宗二谛论的四重结构中的第二重结构。

吉藏认为有不少派的大乘师，他们也并不懂得二谛义。像有一派大乘师，他们“闻有住有，闻空住无”（《二谛义》），这叫做学二谛成“性二谛”。又如主张心无义的大乘师，他们认为“色不可空，但空于心”（《二谛义》），实际就是承认物质世界是真实存在的，这叫做学二谛成一有谛。还有一派大乘师，他们“闻空故空，闻有亦是空”（《二谛义》），这叫做学二谛成一空谛。总之，由于这些流派的大乘师“封执成迷”（《三论玄义》）的缘故，才会学二谛而得到这样的结果。在吉藏看来，上面这些流派的大乘师，名为大乘，实际是和小乘毗昙师、成实师思想很接近的流派，因此他们的二谛说还不够资格作为三论宗二谛论四重结构中的第三重结构。只有大乘瑜伽宗系统的中土地论师和摄论师，他们已经知道“法界体用，以中道为体，空有为用”了，不过他们还堕于“有所得”（《十二门论疏》）的境界，因此吉藏把地论师们的二谛说用来作为三论宗二谛论四重结构中的第三重结构。

吉藏认为无论毗昙师、成实师以及大乘地论师的论点，都还存在着缺点，只有他三论宗，“一切诸法言语断，无有自性如虚空”（《十二门论疏》），“言忘虑绝”，“无所依得”（《大乘玄论》），才是佛教的第一义谛。这四种二谛的结构层次如下图：

这样，吉藏虽然肯定了毗昙、成实、地论、摄论等师的二谛相对真理，但最后仍抬出三论宗的真谛“言忘虑绝”，认为这才是绝对的真理。吉藏的二谛论，除了耍弄一套极端烦琐的推理方法来欺骗人们以外，实际并没有什么奥妙。因为他最终的目的只是想否定客观世界的存在，但他如果简单地把它否定，别人一看就看懂了，因此他必须采用四重二谛的形式表达出来，显得玄之又玄，叫人摸不清头脑，最后才搬出他的“言忘虑绝”，“无所依得”的最高真谛来。可以说，他只是耍弄一套极端烦琐的经院哲学来掩遮他空疏贫乏的内容而已。

吉藏用了很大力气来证明物质世界是虚幻的；但同时也使出他全身的力量来证明真如世界是存在的。因此，所谓“言忘虑绝”，“无所依得”，我们切不要把它当作顽空的状态来对待，实际这就是佛教徒所渲染的七宝庄严不可思议的真如世界。吉藏在《大乘玄论》卷四里说道：

真故无有，虽无而有，即是不动真际，而建立诸法；俗故无无，虽有而无，即是不坏假名，而说实相。以不坏假名而说实相，虽曰假名，宛然实相；不动真际，建立诸法，虽曰真际，宛然诸法。以真际宛然诸法，故不滞于无；诸法宛然实相，即不累于有。不累于有故不常，不滞于无故非断，即中道也。

大意是说，一切存在的客观事物，都是虚假的幻像，要说它是“有”，它是不真实的东西；要说它是“无”，这些东西作为幻像来说，毕竟是存在的。实相，佛教教义中的无相之相，指的是万有的本体；真际，佛教教义中是和真如法性作同义语的，指的是精神的实体。不坏假名而说实相，就是说不放弃虚幻的假像，来说明本体；不动真际建立诸法，就是说不影响真空的本体，来建立虚假的诸法。说假的东西，不妨害真的；说真的东西，不撇开假的。作为宗教哲理的内容来讲，佛教是出世的哲学；作为宗教为世俗统治阶级服务的实质来讲，佛教又是入世的神学。因此，吉藏的三论宗和其他教派一样，在耍弄了一套“无所依得”、“言忘虑绝”的手法以后，还不得不说罪福报应，是世谛，是假有，如果把它也说成空，便成邪见。又说：“无因果君臣父子忠孝之道，此人不识如来世谛，若不识世谛，……此人故失极大也。”（《二谛义》）从这里可以看出宗教神学忠诚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实质。

三论宗的烦琐学风，使这一教派无法广泛发展，入唐以后，它就日益衰微了。三论宗的思想，由于和天台宗比较接近，因此大部融入天台宗教义里去了。华严宗兴起，也吸取了三论宗的部分宗教神学思想。

天台宗的形成，和三论宗几乎同时。天台宗的主要依据经典《妙法莲华经》，因此这宗亦称法华宗。它固然以《妙法莲华经》为主要依据经典，但另外它还参酌了《大般涅经》、《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大智度论》的内容，构成它一宗的教义。北齐时，僧慧文依龙树《大智度论》和《中论》（《中论》本为《大智度论·中观品》），创一心三观之义。后来被追尊为天台宗的第二代祖师。慧文传南岳慧思（公元515至577年），慧思初居北方，后至江南。当时北方的佛教，注重禅定，而南方的佛教，偏重义理。所谓“自江东佛法，宏重义门（理论），至于禅法，盖蔑如也。而〔慧〕思慨斯南服，定（禅定）、慧（理解）双开。昼谈理义，夜便思择，故所发言，无非致远。便验因定发慧，此旨不虚。南北禅宗，不承绪”（《续高僧传》卷二十一）。可见慧思到了江南以后，也受到南方学风的影响，已经定、慧双修，因定发慧，融合佛教南北不同的学风，来形成自己一套的宗教神学思想了。

慧思传智（公元538至597年），智俗姓陈氏，颍川人，出身世族，父起祖，仕梁官至散骑常侍，益阳公。西魏破江陵，智锋镝馆生，投湘州杲愿寺出家。后从慧思学一心三观之法，陈、隋之际，为佛教界著名领袖人物。隋炀帝为晋王，任扬州总管时，尊称之为智者禅师，意待甚厚。智于天台山创建寺院，即后之国清寺（智身后方才定名为国清寺），所以他所创建的教派，也称为天台宗。智著述甚多，有《妙法莲华经玄义》二十卷、《妙法莲华经文句》二十卷、《摩诃止观》二十卷，这三大部书以后成为天台宗的重要典籍。此外尚著有《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一卷、《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十二卷、《四教义》十二卷、《六妙法门》一卷、《四念处》四卷、《观心论》一卷、《法界次第初门》六卷，大都是他口述的讲义，由其门徒灌顶（世称章安大师）笔记下来加以整理而成的。天台宗在智时代，已经正式形成了。

天台宗的判教，分佛说法的时期，为五个阶段——“五时”，一，华严时，说《华严经》；二，鹿苑时，说四《阿含经》（小乘）；三，方等时，说《维摩经》等；四，般若时，说《般若经》等；五，法华、涅时，说《法华经》、《涅经》等。“佛年七十二岁，说《法华经》”（《妙法莲华经玄义》卷五上）。天台宗以《法华经》为佛最后的说法，认为这是最高经典，因此说《华严经》好像牛奶，四《阿含》好像奶酪，《方等经》好像生酥，《般若经》好像熟酥，《法华经》、《涅经》好像醍醐（似今之奶油），它包含佛教最高深的哲理。

天台宗还用“八教”来分别佛在五个不同的时期所讲的佛教宗教的哲学内容和不同的说教方式。八教可以分为“化法四教”和“化仪四教”。化法四教是指“藏教”、“通教”、“别教”、“圆教”。一，藏教，即小乘三藏教。二，通教，即佛说法时，利根（聪明）的人听了，就领会佛教较深的哲理（意指大乘），钝根（不算聪明）的人听了，就留滞在小乘的阶段，可上可下，故名为通教。三，别教，是佛专对佛教哲理有深奥研究的人讲的，小乘教徒即使在座听了，也是“如聋如哑”（《四教义》），不易领会。四，圆教，是佛对佛教哲理领会最深的人讲的，因此内容最为圆妙。《妙法莲华经》既是属于这一类的经典，天台教就也当然属于圆教范围内的教派了。天台宗认为前三教都是三乘教，只有圆教，专说一乘之妙。

化仪四教，谓“顿”、“渐”、“秘密”、“不定”四种说教方法。皆指佛在世说法时，根据听讲的对象理解程度来决定他传教内容的说教方法。一，顿教，佛在华严时，对利根人讲说，他采用了使听众顿悟的讲法。二，渐教，佛在鹿苑时、方等时、般若时，对钝根人讲说大小乘，都采用了渐进的讲法。三，秘密教，佛在前四时中，运用它的“不思议力”，“或为此人说顿，或为彼人说渐，彼此互不相知，能令得益，故言秘密教”。四，不定教，“亦由前四味（即四时）中，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此则如来不思议力，能令众生于渐说中得顿益，于顿说中得渐益，如是得益不同，故言不定教”（谛观《天台四教仪》）。化仪四教可以说是天台宗自己穿凿附会搞出来的一套说教方法。最后，智还认为佛说《妙法莲法华经》时，是非顿、非渐、非秘密、非不定，采用了纯圆独妙的教法。总之，天台宗在各方面来抬高《妙法莲华经》在佛教经典中的地位，以提高天台宗在佛教诸教派中的地位。

天台宗主张定慧双修，所以这一宗很重视禅学。智在《禅门口诀》中说到坐禅的方法：“行者常住闲静之处，结跏趺坐……平身正直……不倚不曲，解衣缓带，辄有不安，微动取便，要令调适也……小小开齿，微微启举舌，四五过长吐气，次渐平视，徐徐细闭目，勿令眼睑大急（放松肌肉）。”又云：“息（呼吸）有四种，应当拣择，一风，二气，三喘，四息。有声曰风，结滞曰气，出入不尽曰喘，不声不滞，出入俱尽曰息，绵绵若存。守喘则劳，守气则结。守风则散乱，守息则定。”他们还认为“息（呼吸）入出根于脐”，他又说：“然后闭目合口开齿举舌向腭，令息调均（匀），一心谛观，若有外念，摄之令还。”“行者尔时一切勿著，但努力一心而已。”到了坐禅终了，“乃微动手脚，次动如按摩法，次开目，从细至粗，乃可起耳”。这种禅法，好像气功一样，把肌肉放松，使思维宁静下来，对治病来讲，有其合理可取之处的，但宗教徒却把它神秘化起来，作为成佛的手段，那就显得荒谬了。

天台宗就是在上面所讲的那种禅法的基础上，提出他们的止观论来的。宋释元照在《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序中，说到“台教宗部虽繁，要归不出止观。舍止观不足以明天台道，不足以议天台教”。可见止观论是天台宗神学思想的核心。智在其所著《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一书中说：“若夫泥洹之法，入乃多途，论其急要，不出止观二法。止乃伏结之初门；观是断惑之正要。止则爱养心识之善资，观则策发神解之妙术。止是禅定之胜因，观是智慧之由籍。若人成就定慧二法，斯乃自利利人，法皆具足……当知此之二法，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若偏修习，即堕邪倒。”故经云：“若偏修禅定福德，不学智慧，名之曰愚；偏学智慧，不修禅定福德，名之曰狂。狂愚之过虽小，不同邪见，轮转盖无差别。”“止”与“观”是禅法中的两个过程。“息心静虑，名之为止”。又“凝心寂虑，心无波动（《法界次第初门》）”谓之“凝心止”。在这种坐禅的精神状态之下，然后再去用佛教教义观察宇宙本体，得出对真实世界和常人相反看法的颠倒结论，这就名之为观。可以说，止观是通过禅法中内心观察，制止一切意识活动，而得出使自己的心（思维）与宇宙本体相冥合的一种宗教修证功夫。

智在《法界次第初门》里，一开始就说：“今辨法界初门……但有名、色二法，当知名、色，即是一切世间、出世间法之根本，能生一切法，普摄一切法，即是一切法”。名就是心（当时以心为思维的器官），就是一切意识活动的总称，它“虽有能缘之用（主观的意识作用），而无质碍可寻”（没有物质实体），所以叫它做名。色是“有形质碍之法……既异于心意识法，故称为色也”。但色不仅包含从属于物质性的东西，同时也包括感觉经验（如眼入、耳入、鼻入、舌入、身入；色入、声入、香入、味入、触入）。如果不去管它概念上的混乱，大致可以说他把世界分成物质和精神的——客观和主观的两部分。

这两者之间，怎样联结起来呢？智说：“根、尘相对，即有识生。识依根尘，即是能入，根尘即是所入。”（《法界次第初门》）根是感觉器官，尘是感觉对象。这是说由于感觉器官和感觉对象的接触，而产生了“识”。识虽是依于感觉器官和感觉对象而产生，但它是主动的（能入），而感觉器官和感觉对象则是被动的（所入）。上面所说的“识”，还是指前五识（眼、耳、鼻、舌、身），即感觉或知觉。智认为第六“意识”，就是在前五识的基础上产生的，即人们的感觉器官与外界接触，就产生意识。意识产生之后，就反过来认识外间世界。从前五识到意识界的过程，即从感觉或知觉提高到思维的过程。

一直到这里为止，除了在某些地方混淆了物质性的东西和精神性的东西的界限以外，大体说来，还没有太违反普通常识。但智却是想通过名、色的分辨，来证明客观世界都是虚幻的假像，他在《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中说：“反观所起之心（思维），过去已灭，现在不住，未来未至，三际穷之，了不可得。不可得法，则无有心，若无有心，则一切法皆空。”他用割断时间的方法来否定客观世界的真实性，而反过来论证“一切诸法，皆由心生”。这样他把客观世界最后归结为一个“空”，归结为虚幻的假象，那么前面所讲到的一套名色分辨，实际也不过是镜中像、水中月，如梦，如幻，如乾婆城（海市蜃楼），而毫无实在内容了。

智认为多样性、复杂性的“三千世界”，不过是一心的产物，所以他说：“此三千，在一念心。若无心而已；介尔有心，即具三千。”（《摩诃止观》卷五上）他认为没有主观的思维，就没有客观的世界。这是一种十分露骨的唯心主义观点。在智的老师慧思的《大乘止观法门》里，慧思还讲道：“非但一念与三世等，亦可一念即是三世时劫，非但一尘共十方齐，亦可一尘即是十方世界。何以故？以一切法唯一心故。”他还举了一个例子：

佛法……是知一切法（事物）悉是心作……非谓心外有其实事……我今方便令汝得解，汝用我语不？外人曰：“善哉！受教。”沙门曰：“汝当闭目忆想，身上一小毛孔，即能见不？”外人忆想一小毛空已。报曰：“我已了了见也。”沙门曰：“汝当闭目忆想，作一大城，广数十里，即能见不？”外人想作城已，报曰：“我于心中了了见也。”沙门曰：“毛孔与城大小异不？”外人曰：“异。”沙门曰：“向者毛孔与大城，但是心作不？”外人曰：“是心作。”沙门曰：“汝心有小大邪？”外人曰：“心（思维）无形相，焉可见有大小。”……沙门曰：“然则一心全体唯作一小毛孔，复全体能作一大城，心既是一无大小，故毛孔与城俱全用一心为体，当知毛孔与城，体融平等也”（《大乘止观法门》）。

空间的大小，在天台宗看来，没有客观的标准，完全是由主观意识想像得来的。他们认为一毛孔和一大城，在主观意识的领域里，完全没有区别，这是多么荒谬可笑、违反常识的事情！

天台宗除了对物质存在形式的空间，作了如此荒谬可笑的说明以外，他们还对物质存在形式的时间，也作了类似的比拟。他们说：

我今又问汝，汝尝梦不？外人曰：“我尝有梦。”沙门曰：“汝曾梦见经历十年、五岁时节以不？”外人曰：“我实曾见历涉多年，或经旬月时节，亦有昼夜，与觉无异。”沙门曰：“汝若觉已，自知睡经几时？”外人曰：“我既觉已，借问他人，言我始经食顷。”沙门曰：“奇哉！于一食之顷，而见多年之时，以是义故，据觉论梦，梦里长时，便即不实；据梦论觉，觉时食顷，亦则为虚。若觉、梦据情论，即长短各论，各谓为实，一向不融；若觉、梦据理论，即长短相摄（长中包含短，短中包含长），长时是短（梦中之数年，只有醒时之俄顷），短时是长，而不妨长短相别。若以一心望彼，则长短俱无，平等一心也。正以心体平等，非长非短，故心性所起长短之相（意识中想象的时间长短的表象），即无长短之实（并没有实际上的时间长短），故得相摄（所以长达十年五岁，短到食顷，都可包含在一心之中）。若此长时自有长体，短时自有短体，非是一心起作者，即不得长短相摄。又虽同一心为体，若长时则全用一心而作，短时即减少许心作者，亦不得长短相摄。正以一心全体复作短时，全体复作长时，故得相摄也”（《大乘止观法门》）。

他完全否认了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实在性，他认为空间和时间是存在于意识之中，或倚赖于意识而存在的东西，是精神、意识的产物，这已经是极其可笑的了；如果再联系起佛教理论把物质世界从空间、时间中抽掉这一观点来看，那么空间和时间就老早已经成为唯心主义者头脑中空洞的观念，所谓空间、时间，不过是在耍弄词句而已，本来就已经没有内容可言的了。

智论证物质世界是空的，虚假的；那么“一切诸法，皆由心生”，心究竟是否也是空呢？他通过四种心相的观察，来证明心也是空而不可得的。四种心相是：“一者未念，二者欲念，三者正念，四者念已。”（《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觉意三昧》），他采用龙树中观宗一贯所采用的诡辩手法，烦琐地论证这四种意识活动的过程，最后证明这四种状态，都是不实在的，那么心也就是空了。

心空，是说心不实在（虚相），不是说心不存在。相反，天台宗对修心这一门工夫还特别强调。慧思在《大乘止观法门》里，大谈其心性之学，他抽掉了人的阶级性，大谈人性。他认为人的心本来是清净的，但“体具染（肮脏的东西沾染它）、净（干净的东西洗涤它）二性之用，故依染、净二种熏力，能生世间，出世间法也”。也就是说，心就着外界的熏染，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所以他又说：“心体若唯具染性者，不可得转凡成圣；既并具染、净二心，何为不得转凡成圣邪？”“一一众生，一一诸佛，心体本具（染净）二性，而无差别之相”。因此如用“净业熏，则成圣”，“染业息（繁息之息），故转凡”。“就性说，故染、净并具，依熏论，故凡圣不俱”。在这样一个理论基础上，天台宗特别强调止观以达到“净业熏净心”的预期效果。

如果净业熏心以后，清净心就成为佛心。慧思在《大乘止观法门》里说：“此心即是自性清净心，又名真如，亦名佛性，复名法身，又称如来藏，亦号法界，复名法性，如是等名，无量无边。”智也在《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觉意三昧》中说：“夫行人欲度生死大海，登涅彼岸者，必须了达妄惑之本，善知至道出要。妄惑之本，是即意之实际，至道出要，所谓反照心源。识之实际，即正因佛性，反照心源，即了因也。”所谓清净心、真如、佛性、法界、如来藏、实际、心源，都是指一个东西，即存在宗教神学唯心主义头脑中的一个常住不灭永恒不变的精神实体。

怎样来净业熏心呢？就得先从观心的修证过程着手，智在《修习止观坐禅法要》里，把观心到达中道正观的过程，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止观的“止”方面来论证：

若行者如是修止观时，能了知一切诸法，皆由心生，因缘虚假不实，故空。以知空故，即不得一切诸法名字相，则体真止也。尔时上不见佛果可求，下不见众生可度，是名从假入空观，亦名二谛观。

第二个阶段是从止观的“观”方面来论证：

若菩萨为一切众生，成就一切佛法，不应取着无为，而自寂灭，尔时应修从空入假观。则当谛观心性虽空，缘对之时，亦能出生一切诸法，犹如幻化，虽无定实，亦有见闻觉知等相差别不同，行者如是观时，虽知一切诸法毕竟空寂，能于空中修种种行。如空中种树，亦能分别众生诸根，性欲无量故……是名方便随缘止，乃是从空入假观，亦名平等观。

第三个阶段是从止观的双照方面来论证：

因是二空观，得入中道第一义观，双照二谛，心心寂灭，自然流入萨婆若海（一切智海）。……若体知心性，非真非假，息缘真假之心，名之为正谛观。心性非空非假，而不坏空假之法。若能如是照了，则于心性通达中道，圆照二谛。若能于自心见中道二谛，则见一切诸法中道二谛，亦不取中道二谛，以决定性不可得故，是名中道正观。

天台宗对世界万有的认识，就是采用这即空、即假、即中的空假中三谛观，作为它的认识论的。所谓一心三观，三谛圆融。三谛圆融之说是智根据龙树《中论》：“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名中道义”这一偈而衍化出来的。中观宗在中土的各流派既然采用真俗二谛来认识一切事物，实际就掉进中道观这一宗教神学的唯心主义泥坑里去了。比智稍后的三论宗祖师吉藏在《三论玄义》中也说过：“即二谛是中道，既以二谛为宗，即以中道为宗。”可见真俗二谛就是中道，智不过把这三者用空（即真谛）假（即俗谛或世谛）中的名称连（天台宗美之曰圆融）在一起而已，然后智又故弄玄虚地把这观点渲染一番，戳穿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货色！中唐时，天台宗的继承者、智的五世门徒湛然（公元711至782年）著《始终心要》一书，书里说：“夫三谛者，天然之性德也。中谛者，统一切法；真谛者，泯一切法；俗谛者，立一切法，举一即三，非前后也。含生（人类）本具，非造作之所得也。”天台宗的外围信徒翰林学士梁肃在其《天台止观统例》一文中，也称：“夫三谛者，何也？一之谓也。空、假、中者，何也？一之目也。空、假者，相对之义；中道者，得一之名。……至一即三，至三即一，……非数义也，非强名也，自然之理也。……所谓空也者，通万法而为言者也；假也者，立万法而为言者也；中也者，妙万法而为言者也。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举中则无法非中；目假则无法非假；举空则无法非空。成之谓之三德，修之谓之三观。”湛然、梁肃两人把智的一套唯心主义认识论解释得玄之又玄。

尽管智一讲止观，洋洋洒洒数百万言，一入禅那，说得个中三昧不可思议，但这样的高僧，他们不是生活在云端里的，佛教天台宗也和其他教派一样，为当时统治阶级服务的目的非常明确。智在其代表性作品《妙法莲华经玄义》一书中说道：

若周、孔经籍，治法、礼法，兵法、医法，天文、地理，八卦、五行，世间坟典。孝以治家，忠以治国，各亲其亲，各子其子，敬上爱下，仁义揖让，安于百姓，霸立社稷。若失此法，强者陵弱，天下焦遑，民无聊生，鸟不暇栖，兽不暇伏。若依此法，天下太平，牛马内向。当知此法乃是爱国治民，而称为实。《金光明》云：“释提桓因种种胜论”，即其义也。盖十善意耳。修十善，上符天心，诸天欢喜，求天然报，此法为胜，故言胜论耳。

尽管他认为这些政治现实，在佛教看来，是“世界现见，何实可论”？但他还是以非常积极的态度来维护这种社会秩序的，甚至认为能够把封建秩序稳定下来，是上符天心，诸天也会欢喜的。

玄奘、义净的取经与传译　上面介绍了三论、天台宗思想以后，应该再来介绍法相宗的一套唯心主义思想。在讲法相宗思想以前，必须先介绍玄奘、义净西行取经和大量传译的事情。

在唐代前期，对西行取经和对佛经大量翻译贡献较大的，有玄奘和义净。

玄奘，俗姓陈，名，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南）人，年十三，在洛阳出家为僧。隋末唐初（公元618年），避地长安，后住成都。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唐王朝那时已统一了江南，玄奘乃自三峡下航荆州，后又北到相州，旋又还归长安。

玄奘研究《俱舍》、《摄大乘》诸论，感到论中有些问题，理解不能深透，屡向国内诸师问难质疑，但也不能满足，因此动了留学佛教发源地五天竺的念头。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时玄奘年二十八岁，随饥民度陇，至河西走廊。时突厥强盛，因此越境之禁甚严。玄奘乃偷越玉门关，渡莫贺延碛，备极艰险，而至伊吾（今新疆哈密）。这时高昌王正在伊吾，就把他接往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由高昌王写了介绍信并派人护送他到西突厥可汗处。玄奘经阿耆尼（今新疆焉耆）、屈支（今新疆库车）、跋禄迦（今新疆阿克苏），西北行三百余里，度石碛，至凌山木（苏尔岭），山行四百余里，至大清池（又名热海，今伊斯色克湖），沿大清池又进至西突厥可汗牙帐（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托克马克）。又由西突厥可汗派人护送，经药杀水（锡尔河）、乌浒水（阿姆河）流域的赭国（即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塔什干）、飒秣建国（即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撒马尔罕）、捕喝国（即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布哈拉）等诸国（昭武九姓），而至睹货罗国（即吐火罗，今阿富汗之巴尔克［Balkh］）。翻越大雪山（兴都库什山），经梵那衍国（今阿富汗之巴缅［Bamian］）、迦毕试国（今阿富汗之Kifirstan）、滥波国（今阿富汗之喀布尔河上游）。由此前达健驮罗国（今巴基斯坦之白沙瓦［Peshawar］），遍历了五天竺的十个国家或城市，巡礼佛迹，朝拜著名寺院。尝在迦湿弥罗国（今克什米尔）住了两年之久，学诸经论；并曾往今尼泊尔南境释迦的故居迦毗罗卫城等地巡礼，还到达今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又在中天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羯若鞠多国家戒日王朝的首都曲女城（今印度巴特那［Patna］）之南王舍城的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Nalanda］停留了五年之久。这五年中，玄奘在那烂陀寺从瑜伽宗的戒贤论师受业，研究《瑜伽师地论》奥义；他又往杖林山从戒贤的高足胜军论师处受业二年，尽得胜军所擅长的《唯识决择论》胜义。他还钻研四吠陀和《奥义书》等天竺原始哲学著作，以穷本探源。由于他学习的努力，成绩卓越，因此在那烂陀寺的最后二年，还代戒贤为众僧开讲《摄大乘论》、《唯识决择论》，获得了一致的好评。他看到马鸣的《大乘起信论》，中土有传本，反而在天竺失传了，因此他又“译唐为梵，通布五天”（《续高僧传·译经篇·唐京师大慈恩寺玄奘传》）。他又用梵文写成《会宗论》来驳斥《瑜伽师地论》的论敌师子光。为了应付论敌的答难，他又写出《制恶见论》一千六百颂，书虽不传，但它的结论用因明（天竺逻辑）格式揭示于戒日王在曲女城为他举行的学术辩论大会上。这次大会，有五天竺十八个国王、大小乘僧侣三千余人、婆罗门和耆那教徒二千余人、那烂陀寺僧侣一千余人参加。学术辩论大会一共举行了十八天，没有一人对玄奘的论文结论提出非难，这也可见玄奘佛学造诣之深了。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玄奘离开羯若鞠多取道回国。出天竺，渡雪山，复经睹货罗（吐火罗，今阿富汗之巴尔克［Balkh］）等十余国，然后东行入波谜罗川（今帕米尔）；从波谜罗川东出五百余里至盘陀（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再经乌铩（今新疆英吉沙）、沙（今新疆喀什）、斫句迦（今新疆叶城）、瞿萨旦那（今新疆和田），纳缚波（今新疆若羌县），自塔里木盆南道返至敦煌。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到达长安；前后出国十七年，留学五天竺者历十五年之久。出去时二十八岁，回来时已经四十四岁了。

玄奘学成回国，由于他在五天竺对于佛教研究方面获得了较高的荣誉，因此唐太宗把他接到洛阳去，并亲自延见。

玄奘从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到达长安，中间去洛阳一次，到了三月初，就又回到长安，他先住弘福寺，后住大慈恩寺、玉华宫，从事翻译佛经工作，一直从事了十九年的翻译工作，到他临死（麟德元年，即公元664年二月五日）前的一个月才搁笔。在这十九年之中，“专务翻译，无弃寸阴，每日自立课程，若昼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续之，过乙（乙夜）之后，方乃停笔。……三更暂眠，五更复起，读诵梵本，朱点次第，拟明旦所翻”（《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他一共译出了佛经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平均每年译出七十卷，而实际到他最后快死的几年，平均每年乃至译出一百七十卷之多。

在玄奘以前，对佛经的翻译工作，已经有很高的要求了。如隋代释彦琮在其所著《辩正论》中曾提到译师应该具备的条件——八备。我们把它归纳起来，有下列几点：（一）译师首先要注意他本人人格上的修养，不要固执成见，不要哗众取宠；（二）对大小乘和经律论各方面都要精通；（三）不但对梵文要有深刻之研究，而且对本国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也要打好底子；（四）要多读经、子、史、集，来扩充自己的知识面和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彦琮在这里不仅谈到译例，同时还谈到译才、译德。但是尽管对译师的条件谈得这样详备，可是当时主译的译师，主要还是胡僧、梵客。如隋炀帝在西京、东都置翻译馆，唐高祖在长安大兴善寺设翻经院，仍然均以梵僧充任译主。到了玄奘返国，由他来充任译主，才完全改变梵僧充任译主的这种局面。

前代的译主，都由胡僧、梵客来充任，他们往往在到达中土以后始学汉语，因此在翻译工作进行方面，自然不免遇到格。而玄奘留学达十余年之久，他不但在梵文方面的修养，已经和天竺学者差不多；同时，他在佛学方面的研究，也造诣很深。由他来充任译主，自然较以前由胡僧、梵客来充任译主，更是理想得多了。“印印皆同，声声不别”（《宋高僧传》卷三），翻译工作上一些困难，基本上是克服了。何况玄奘对祖国文字也非常有修养，由他来宣译，“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续高僧传》卷五）。翻译出来的佛经，不仅在内容的正确程度上接近梵本；就是在文字上，也披玩可读了。

译场由政府来主持以后，译场的组织分工，也愈来愈细致。玄奘和以后义净所主持的译场，其组织大体如下：

（一）　译主　由汉地僧人担任，执本宣译。

（二）　笔受　由汉地僧人笔受为汉文，亦称“缀文”。

（三）　证梵本　由胡僧、梵客用梵本把译文对正一道。

（四）　证梵义　由胡僧、梵客把译出的汉文和梵文所载佛教教义对证是否密合。

（五）　证梵语梵文　用汉僧或梵僧对校译名是否妥切。

（六）　证义　由汉地僧人审查译出的“文字”、“内容”，是否妥切。

（七）　润色　由政府特派词学之臣，润色译文。

（八）　总勘　由汉僧在最后定稿时，校勘雠对译文一通，减少错失。

（九）　监护　在译场成立时，并由政府派大臣监护。

译书的过程如此繁复，译场的分工如此细致，证文、考义，又至再至三，译出的佛经，当然能够保证一定的质量。而在这种译场中，一方面固然已经由汉僧担任译主，但在翻译工作各环节中，也并不排斥胡僧、梵客，如译场中，证梵本、证梵义、证梵语梵文这三项工作，还是尽量发挥胡僧、梵客的专长，而请他们担任。当然，主要的骨干工作，则是由汉地僧人自己担负起来了。

玄奘的翻译工作，不但丰富了中土佛教思想的内容，也为天竺佛教保存了很多珍贵的典籍。

玄奘除了翻译以外，还和他的弟子合作写了一部《大唐西域记》。这部书，详细地、生动地记载玄奘游历过的一百多个国家和传闻的二十个国家的情况，包括历史、地理、生产、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等。《大唐西域记》是一部研究公元7世纪前期五天竺以及中亚细亚等地区历史的重要著作。

玄奘在佛学上的辉煌成就，激荡起当时中土僧侣西行求法的念头，同时唐王朝的繁荣强盛，及它和中亚各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中外间的交通亦有了空前的发展，也有助于僧侣西行求法的顺利进行。所以，继玄奘之后，僧侣西行取经之举，连续不绝，是佛教史上的盛事。

较玄奘稍后十多年去天竺的，有释玄照，他在贞观末（文成公主嫁吐蕃在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取道吐蕃，得文成公主的资助，前往天竺，留学阑陀国（即《大唐西域记》之烂达罗，今Galandhar）四载，学经、律，习梵文。后来又南至莫诃菩提寺（在中天竺摩揭陀国首都西南五六里），留住四载。最后又在那烂陀院寺进修三年，就胜光法师学《中论》、《百论》；就宝师子受《瑜伽十七地》。在五天竺一共十一年。龙朔三年（公元663年）九月，唐朝诏书征还，玄照从中天竺那烂陀寺（今印度巴特那［Patna］）出发，到了麟德元年（公元664年）的正月，就到达洛阳了。从中天竺到洛阳，全程不到半年，取道吐蕃，这是过去僧侣所没有走过的一条道路。玄照回来不久，唐高宗又派他再往五天竺，但到了中天竺，他就病死了。

玄奘以后，西行著名者，还有义净。

义净，俗姓张，字文明，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幼年出家为僧，年十五，便想往天竺取经。但到了三十七岁，才正式成行。唐高宗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十一月，从广州出发，航行二十日到佛逝（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之巨港［Palembang］），住了六个月；又进至末罗瑜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之占碑［Jambi］），住了两个月；转往羯荼（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之亚齐，现名哥打拉亚［Kata　Raja］），又北行十余日至裸人国（今尼科巴群岛［Nicobar　Is］），又西北行半月许，到达了东天竺的耽摩立底国（即法显《佛国记》里的多摩黎帝国，其地在距恒河口约六十里之Tamluk）。于是遍游五天竺，历三十余国。他住在那烂陀寺一地，即历十年之久。回国的时候，义净还是从耽摩立底搭船，到达佛逝后，又侨居该地有六年之久。到了武则天永昌元年（公元689年），一度回到广州，同年冬，再度泛海至佛逝搬运存贮在那里的梵文经、律、论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颂。证圣元年（公元695年）五月，才又回到洛阳。回国以后，即从事佛经翻译工作。他从公元701年起到公元713年止，这十三年间，前后译出了佛经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他还著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这两部书是研究公元7世纪佛教史以及中国和西域、南海的交通史方面的宝贵史料。

法相宗的唯识思想　天竺大乘瑜伽宗的宗教神学思想传来中土，当在南朝刘宋初年。宋文帝元嘉（公元424至453年）末，有中天竺僧人求那跋陀罗，在荆州辛寺译出《相续解脱地波罗蜜了义经》一卷，十八纸，这一部经就是从《解深密经》中把最后二品独立出来加以翻译的，而《解深密经》则为大乘瑜伽宗的主要依据经典。到了陈代天嘉四年（公元563年），西天竺僧人拘那罗陀（即真谛）在江南把《摄大乘论》和《解节经》（即《解深密经》初五品的略本）等一起翻译出来，瑜伽宗唯识思想在中土就传播开来了。真谛的门徒慧恺、法泰等又发扬这一派的学说，当时称之为摄论师。但是瑜伽宗的经典，一直到唐贞观初年，传来中土的还不齐备，玄奘的去天竺取经，主要就是去取和瑜伽宗有关的经论。

法相宗的主要经典有六部经和十一部论，在六部经中，以《解深密经》为最重要，在十一部论中，以《瑜伽师地论》为最重要。玄奘从天竺归来，把《解深密经》五卷，全部译出，同时又把《瑜伽师地论》也翻译了过来，又把天竺瑜伽宗护法等十位论师解释世亲所著《唯识三十颂》的论文，也有系统地编译了过来，称为《成唯识论》十卷。这样，大乘瑜伽宗的经、论基本都翻译过来了，法相宗也开始有条件在中土形成了。玄奘的弟子窥基，著《成唯识论述记》二十卷、《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四卷、《唯识二十论述记》二卷、《瑜伽师地论略纂》十六卷、《大乘法苑义林章》七卷等，法相宗的神学理论更是充实了。因为这一派是穷究万法之性相（《大智度论》云：“性言其体，相言可识”，如火热是其性，烟是其相），所以称之为法相宗；因为它的教理是说明万法唯识的，因此又称之为唯识宗；玄奘和他的弟子窥基都住在大慈恩寺，因此又称为慈恩宗。

《成唯识论》虽然是玄奘编译的一部著作，但这本著作在编译的方式上和其他经论的翻译不一样，是“参糅”十家的论点，有所取舍的，所谓“陶甄诸义之差，有叶一师之制”（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因此要探索玄奘等的唯识思想，亦以《成唯识论》为主要论据。

法相宗的判教，是完全以《解密深经》为依据的。它把佛的说教，分为三个时期，三个内容。这三个时期，所以有不同内容，这是由于听讲的对象不同，因此佛所说的教义也有深有浅，但都是佛说。第一时佛在鹿野苑所说为小乘有教，如四《阿含经》等。第二时佛在鹫岭所说为大乘空教，如《般若经》等。第三时佛所说的为大乘中道教，也就是瑜伽宗的教理，如《解深密经》、《华严经》等。它认为小乘有教和大乘空教（即中观宗）虽都是佛所说的教义，但都是佛为浅根人所说的“方便教”，都是不了义，只有瑜伽宗的教义，是真了义，是佛所说教理的精髓的学说。

法相宗认为小乘教某些教派，虽明人空，但未显法空，即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没有加以否定；而另一些小乘教派如出于大众部的成实师，又过分强调了我法俱空，而又流于顽空。至如大乘中观宗，他们也是不但空外境，同时连涅精神境界也说成是虚幻的，这样，它固然堵塞了承认客观实体的一切道路，但同时把佛性、真如也说成空了，那就给宗教神学的理论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因此法相宗在讲空的基础上，即否认客观世界的真实存在的基础之上，并用全部力量来说明真如、佛性的实在性。

窥基在《成唯识论述记》中，解释唯识二字的意义时曾说：“唯谓简别，遮无外境，识谓能了，诠有内心。识体即唯持业释也。识性、识相，皆不离心，心所、心王，以识为主。归心泯相，总言唯识。唯遮境有，执有者丧其真；识简心空，滞空者乖其实。所以晦斯空有，长溺二边，悟彼有空，高履中道。”这是说，法相宗和大乘以及小乘某些教派一样，不承认物质世界的真实性，这是完全一样的，而法相宗它又把一切物质世界都归结为“识”的变化。它继承了大乘中观宗的“中道观”方法论，既批判了小乘某些教派以客观世界为实有的观点；又批判了大乘中观宗过分强调了心空的说法，而建立法相宗“识有非空，境无非有”（《成唯识论》卷一）的非空非有中道观。

法相宗认为一切精神方面的“心法”，一切自然现象方面的“色法”，都非实有，只是“识”的变现。所以它说“一切唯识”，“是故一切皆唯有识”，“实无外境，唯有内识”（《成唯识论》）。因此要研究法相宗的思想，只有从识变入手。

法相宗把人的精神现象，名之谓“心法”，分为八种，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法相宗认为人的思维活动，就是由这八识组成的。它们是一个统一体，既是互相依存，又是存在着差别的。法相宗认为无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都是由识所变现的。八个识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前六识是一类，其主要特点是起明了分别的作用，通过它可以区别色、声、香、味、触和思想想到的一切东西。这六识中，前五识和第六识（意识）的功能又有区别。前五识相当于我们所谓的感觉，这五种识只能明了分别事物外部现象的个别方面，而不能明了分别外境的全部（如舌识只能辨别滋味，鼻识只能辨别气味等等），同时对事物的外部现象也只能发生直接的感觉，而不能够比量推知，所以由前五识得到的感觉是片面的、粗糙的、肤浅的。又因为前五识一定要与外境直接接触，才能生起作用，外境不显现时，作用就不起（如外境无色，即不起色觉；外境无声，即不起听觉等等），所以它们“起时少，不起时多”（《成唯识论》），因此它们的作用又是不连续的；有间断的。

第六意识虽与前五识都以外境为对象，但它能够了别外境的全部，因此它又获得“法识”这一名称。《成唯识论》里说：“色等五识，唯了识等，法识通能了一切法，或能了别法，独得法识名。”它对于外境的明了分别能力比前五识为深；它不仅能够明了分别现有的事物，还能比量推知，明了分别过去或未来的事物。但第六识也和前五识有相同的地方，即它亦以外境为对象的，因此它虽“断时少，现起时多”（《成唯识论》），但它在某种情况下（如在熟睡和闷绝状态中），也是有间断的。所以它的特点，《成唯识论述记》里说“第六深而不续”。

法相宗认为第六识在意识活动中，已经开始产生“我执”和“法执”，即把“虚幻”的自我与“不真实”的客观世界，当作“实我实法”。法相宗把这种“执”分为两类：一类称“俱生我执”和“俱生法执”；另一类称“分别我执”和“分别法执”。前者与生俱来，不待外缘，后者必待外缘而生起。俱生我执和俱生法执又有两种：一者常相续，二者有间断。在第六识中所形成者我法二执，就是有时有间断的，其常相续的一种要到第七识中才形成。至于分别我执和分别法执，则在第六识中都已形成了。所以可以这样说，在第六识中，已经初步形成一个自我中心了。可是这个自我，还是以外境为对象，所以它还具有间断性。

第七末那识，它和前六识不同，它不以外境为对象，而是以内在的第八阿赖耶识为它的“境”。它的特点是“恒审思量”（《成唯识论述记》），即永恒不断地思维着它。和第八识第六识都不同，第八识是“虽恒，非审思故”，第六识是“虽审思而非是恒，有间断故”（《成唯识论述记》）。前五识不审不恒，只有第七识具有“审”、“恒”的性质和功能。

第七识从开始以来就和第八识同时生起，它以第八识为“境”，而“起自心相”（《成唯识论》），执为实我实法。上面讲到第六识所形成的自我中心，是以外境为对象的，是具有间断性的；而第七识所形成的自我中心，则是以内在的阿赖耶为对象的，深藏的，无间断的。《成唯识论述记》里说它的特点是“第七深而不断”，就是说既连续，又深远。

第八阿赖耶识，它是八识中最根本的一种，也是七识所依止的中心，一切识都摄藏于第八识，由它生起，它有发号施令主持一切的作用，因此称它为“根本依”、“心”。它的特点是“第八不深不断”（《成唯识论述记》）。

第八识所以称为阿赖耶识，或译为藏识，因为它有三重涵义：第一是“能藏”，即能藏一切“种子”；第二是“所藏”，即一切种子的藏所；第三是“执藏”，即第七识（末那）执着此识以为自我。

什么叫做“种子”呢？在天竺瑜伽宗的创始人大概看到稻有稻种，粟有粟种，因此认为世界万有也应当有它的种子。但由于他们否认有物质性的世界，认为一切都是人的“识”产生的，因此认为这种子也离不开人的主观精神，它不是物质性的，只能是精神性的。法相宗把这种精神性的种子，作为构成世界万有的原因。这“种子”就是潜藏在第八识中。当它的潜在状态直接显现时，便成为“现行”（显现行起）的诸识（前七识）。

法相宗对“种子”的来源，有三派说法：第一派认为“种子”是本来就有的，“现行”熏“种子”，只能增长其势力，而不能产生新种子；第二派认为“种子”是由“现行”熏习才产生的，所谓熏习，也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譬如用香油来熏发“种子”，当“现行”诸识在生灭过程中，留有余势，投入第八识中，又形成新种子；到了玄奘时代，瑜伽宗又调和了以上两派的说法，认为“种子”有两类，一类是本有种子，一类是新熏种子，以上两类“种子”，合生“现行”。“种子”的显现，也不是杂乱的，若新熏的遇缘，便从新熏生，本有的遇缘，便从本有生。

“种子”是识的潜在状态，而“现行”的诸识乃是这种潜在的识的显现，因此它们的关系是“种子”生“现行”，即“种子”是因，“现行”是果。“现行”由“种子”生起，但又反过来熏习“种子”。原来的“种子”被熏之后，就成为新的“种子”，这就是“现行”生“种子”，“现行”是因，“种子”是果。这样，“种子”与“现行”，相互更生，互为因果，这种交错的因果联锁，因为“种子”和“现行”不同类，所以称之为“异类相生”。又因为它们互为因果，因果同时而具，所以又称之为“因果同时”。

法相宗分析“种子”与“现行”的关系，还不是到此为止，他们更进一步的认为“种子”生起“现行”，“现行”又熏成“种子”，就新种子和旧种子的因果关系而言，乃是旧种子生新种子，即旧种为因，新种为果。同样，“现行”熏“种子”，“种子”又生起“现行”，就旧的“现行”和新的“现行”的因果关系而言，乃是“现行”生“现行”，即旧的“现行”是因，新的“现行”是果。这种“种子”生“种子”，“现行”生“现行”的因果关系，法相宗称之为“自类相生”。在这一重因果关系中，因果不能同时而具，所以又称之为“因果异时”。

法相宗通过“种子”与“现行”之间的互为因果以及交互相错的关系，便描绘出一幅恒转如流的图景，既有刹那的前后生灭，又有永无穷尽的连续，既有“种子”与“现行”的意识流转，又有二者各自相对的独立发展。

法相宗的因果学说，是这一宗的全部教义的核心。尽管它的因果论，把因果的环链放在普遍的依存与流转的关系中来理解，表面上看来好像有其合理的因素。但因果不是抽象存在着的，它体现了物质运动的规律性，事物间的一种本质联系。而法相宗的因果观指的不是物质性的事物，不是客观的实在，而指的只是他们头脑中前一观念与后一观念的刹那生灭的因果关系，抽掉了物质基础，来谈因果关系，尽管他们说得天花乱坠，除了体现了他们一套极端烦琐的经院哲学思辨学风以外，其实都是一些呓语罢了。而且通常所理解的因果性，只是宇宙间客观实在联系的一个极小部分，只是物质发展这一链条上的一环。而法相宗却正相反，他们把它看作是宇宙间的唯一联系了，他们认为整个宇宙就是这样一个刹那生灭无边无垠的因果之网，因果决定着一切，人无法逃出这一因果之网去。这种因果观，就成为“宿命论”的代名词，除了为宗教神学服务以外，和科学的因果观点是毫无相似之处的。

法相宗既然认为客观世界都是人们的内识所变的，这里就发生了困难的问题：（一）如果说这个世界是各人之识所变现的，那么每一个人的识形成一个客观世界，事相各不相同，就无法把客观世界统一起来；（二）如果说这个世界就是我一个人的识所变现的话，事实上也有说不通的地方；（三）如果说所有人的识都是同一个识，因此显现的客观世界也是一样的，那么显现出来的世界，应该都是绝对相同的，但是事实上每个人的客观世界，都不可能绝对相同的。而且，如果说：“若唯一识，宁有十方凡圣尊卑因果等别？”（《成唯识论》）一切的差别都没有了，这也无法说得通。

为了摆脱这种矛盾的境地，他们又创造出一套荒谬的说法来，认为阿赖耶识里藏有两种“种子”，一种叫“识种”，一种叫“业种”。在识种中，又可以分裂为两种“种子”，一种是“共相种子”，它是显现相似外境的种子，一种是“不共相种子”，它是显现差别外境的种子。但这两类种子，力量微弱，没有单独变现为诸识的能力，须要借助于“业种”的“共业”和“不共业”作为推动力量（增上缘），才能够显现为“现行”诸识。

法相宗又把“共相”和“不共相”分为四类：第一是“共中之共”，即“共相种子”所变，如大地山河等，这些都是各人的识变为各人的境界，又各自受用，而且由于各人的“共相种子”基本相似，“业力”又相似，因此显现出来的客观世界也基本相似，所谓“虽诸有情所变各别，而相相似，处所无异，如众灯明，各遍似一”（《成唯识论》）。第二是“共中不共”，也是由“共相种子”所变，但各人受用各人的，如田宅、房屋、衣服等。第三是“不共中共”，即“不共种子”所变，如感觉器官等，有时又共同受用。第四是“不共中不共”，亦“不共种子”所变，而又不共同受用的，如视神经（眼根）等，自识所变，仅能自己受用。烦琐的名相分析，叫人堕入云里雾中。

法相宗在讲述主观意识认识客观世界时，又提出了“见分”和“相分”这一对范畴来。“见分”是指主观认识能力，“相分”是指被认识的客观对象。前者亦称之为“分别”，后者亦称之为“所分别”（被分别）。分别与所分别，见分和相分，也就是主观与客观间的关系。但是由于法相宗认为客观世界，也是由人的内识变现出来的，是一种虚幻的假像，所以他们说：“彼所分别（被认识的客观世界），实我法性决定皆无”（《成唯识论》），因此又称之为“似外境”。由此可见，他们所谓主观客观的分别，实际是并不存在的，只是故弄玄虚地耍弄名词而已。

法相宗既然认为一切“似外境”都是内识所变，而客观世界，实际是不真实地存在的，这样一种极端荒谬的说法，矛盾百出，是不容易被人们常识所接受的。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破绽，于是对这客观世界，表面上也作了某种程度的分析。他把客观的世界，分别为三类境界：第一种是“性境”，即客观的实境，在这境界里，“色是真色，心是真心”（《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卷上末），有质有影，影如其质。第二是“独影之境”，这种境界，有影（影象）无质（物质实体），纯出主观，象龟毛兔角，空花石女等，即人们所谓的幻境。第三是“带质之境”，这是介于以上两者之间的一种境界，看到它的影象，好像有实在本质一样——“谓此影象有实本质”（《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卷上末），如杯弓蛇影，即人们所谓的错觉。法相宗通过种种烦琐的分析，好像也区别出真实和虚幻的标准来，可是这一标准仍旧在“实无外境，唯有内识，似外境生”（《成唯识论》）的前提之下，因此，即使是所谓真实的“性境”，实际还是一种假像，“随妄情而设施”的一种海市蜃楼而已。

法相宗染上了当时天竺佛教大乘瑜伽学派那一套极端烦琐的思辨学风，把世界上各种现象分为“五位”、“百法”（均见玄奘所译《百法明门论》），此外又有“三自性”、“三无性”、“四缘”、“十因”、“五果”以及佛性等学说，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法相宗作了这些不惮烦的名相分析，目的是想说明这个客观世界是不实在的。它对这一“纯净佛土”渲染得有声有色，好像他真的看见过一样。说什么：“此佛身、土，俱非色摄，虽不可说形量大小，然随事相，其量无边，譬如虚空，遍一切处。”又说这一“纯净佛土，周圆无际，众宝庄严，自受用身，常依而住。如净土量，身量亦尔，诸根相好，一一无边”（《成唯识论》卷十），描绘出一幅宗教神话的画面来。而人们怎样进入这一“纯净佛土”中去呢？法相宗认为最根本就是要斩断这一条“漂溺有情”的识变瀑流。怎样来斩断这一条识变瀑流呢？法相宗认为其关键就在于转识成智，就在于断二障（烦恼障、所知障），证二空（我法俱空）。

怎样转识成智呢？法相宗又抬出它的“种子”学说来，说第八识中所含藏的“种子”，又有两种：一种是“有漏种子”，它是使人类沉溺苦海的根本原因，因此又称它为“染种”，染是染污的意思；一种是“无漏种子”，它是通向纯净佛土的必要依据，因此又称它为“净种”。这两种“种子”是对立的，转识成智，就是通过修证功夫，把“有漏种子”熏成为“无漏种子”，一切烦恼永断，阿赖耶识这一名称也不复存在，而改称为“无垢识”了，“有漏种子”转化为“无漏种子”了。这个修行的人，据法相宗的说法，起码已经到达阿罗汉的地位了。

华严宗法藏的《法界缘起论》　华严宗的主要依据经典是《大方广佛华严经》，这是天竺佛教大乘瑜伽宗这一派系的重要经典之一。《华严经》原本相传有十万偈，南朝刘宋永初二年（公元421年），中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境）僧人佛驮跋陀罗在建康译出《华严经》五十卷，后传至北方，又改编为六十卷，世称为《六十华严》。武则天圣历二年（公元699年），于阗沙门实叉难陀又在洛阳重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卷，世称为《八十华严》。

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79年），宾（克什米尔）沙门般若在长安又译出《大方广佛华严经》四十卷，世称为《四十华严》。此外在《六十华严》未译出前，东来的译师也曾在《华严》大本中，“抄略本部，支品流行”（《大唐内典录》卷九）。其中尤以《十地品》异译的本子最多，这是由于当时佛教界研究《十地论》的人很多的缘故。

《十地论》是瑜伽宗创建人世亲依《华严·十地品》而作的论著，在北魏永平元年（公元508年），由中天竺僧人勒那摩提和另一北天竺僧人菩提流支译出。后来勒那摩提以《十地经论》授弟子慧光，菩提流支以《十地经论》授弟子道宠；因为慧光、道宠皆居相州邺城，一居邺城大道之南，一居邺城大道之北，故地论师分相州南北两派。北道一支在北齐时极有势力，慧光的弟子法上，任北齐昭玄大统（佛教的大教长），当时关东寺宇四万所，僧尼二百万人，都归他管辖。由于地论师必须研究《华严经》，因此南北朝后期，研究《华严经》的僧侣就愈来愈多了。

隋唐之际，有终南山僧法顺（公元557至640年），俗姓杜氏，著有《华严五教止观》一卷、《华严法界观门》一卷。法顺弟子智俨（公元602至668年），亦专研《华严》，著有《大方广佛华严经搜玄分齐通智方轨》十卷（简称《华严经搜玄记》）、《华严一乘十玄门》一卷、《华严五十要问答》二卷、《华严经内章门等杂孔目章》四卷，以及《金刚般若经疏》等多部。华严宗在智俨手里已经初具规模了。智俨弟子法藏（公元643至712年），俗姓康，字贤首。武则天时，曾参加《八十华严》的译筵，新译的《华严经》八十卷译出后，武则天又叫法藏在内殿讲说，一时成为出入宫禁的名僧，当时号之为“康藏国师”。法藏著述繁富，有《华严经探玄记》二十卷、《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四卷（又名《华严五教章》）、《华严经旨归》一卷、《华严策林》一卷、《华严经问答》二卷、《华严经义海百门》一卷、《修华严奥旨妄尽还源观》一卷、《华严游心法界记》一卷、《华严经金师子章》一卷，以及《般若心经略疏》一卷等多种。华严宗在法藏时代，正式成立了。因为华严宗是在法藏手里才正式形成的，法藏字贤首，所以华严宗又名贤首宗。

华严宗的教判，为五教十宗，因为它分析得非常琐碎，所以这里只介绍它五教的说法。法藏在《华严游心法界记》里，把佛所说的教理，分为五个方面：“第一，法是我非门（法顺《华严五教止观》中作“法有无我门”）者，即愚法小乘……如四《阿含》等经及《毗昙》、《成实》、《俱舍》、《婆沙》等论明也。第二，缘生无性门（《五教止观》作“生即无生门”）者，即大乘初教……如诸部《波若》（即般若）等经及《中》、《百》等论明也。第三，事理混融门（《五教止观》作“事理圆融门”）者，即大乘终教，空有双陈，无障碍也。如《胜》、《诸法无行》、《涅》、《密严》等经及《起信》、《法界无差别》等论明也。第四，言尽理显门（《五教止观》作“语观双绝门”）者，即大乘顿教，离相离性也。如《楞伽》、《维摩》、《思益》等经明也。第五，法界无碍门（《五教止观》作“华严三昧门”）者，即别教一乘，……如《华严经》明也。”华严宗为了要抬高自己教派在佛教中的地位，因此不惜贬低其余教派的地位，不但把小乘教派斥为“愚法”，甚至连中土大乘三论、法相诸流派，也说成是大乘中的三乘教，其学说不可和华严宗的一乘圆教攀比。什么是三乘、一乘呢？法藏在《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卷一里说过，三乘好像三辆车子，一乘是用牛拖的，那二乘却是有用羊、鹿拖的。一乘教是一辆车子又是用一条大白牛拖的，因此一乘教在教义方面来讲，要比三乘教高出一头地。他还说，《法华经》（这是天台宗所依据的经典）虽然也属于一乘教，但它还有同于三乘的地方，终不及《华严经》直显一乘，而别于三乘。总之，法藏的意思，唯有《华严经》，最符合佛所传的深奥教义，因此也只有华严宗才算是佛教中的真正王麻子、张小泉，别宗比起他来，就大大不如了。

华严宗宗教神学的基石，是它的“法界缘起论”。所谓法界，相近于现在唯心主义哲学中的“存在”一词。它可以理解为物质的存在，也可以理解为精神的存在。而华严宗的法界，则是偏重于精神的存在。因为华严宗也和其他大乘教派一样，否认物质世界的真实存在。

佛教教义认为一切事物（包括物质的或精神的）都无有自性，随因缘而生起，所以缘起就是指一切事物的发生。法藏在《金师子章》中，开宗明义就说：“缘起者，谓以金无自性，随工巧匠缘，遂有师子相起，起但是缘，故名缘起。”这是缘起的最简明的解释。法藏还在《华严经义海百门》中，对缘起作了如下的说明：

缘起者，如见尘时，此尘是自心现。由自心现，即与自心为缘。由缘现前，心法方起，故名尘为缘起法也。经云：“诸法从缘起，无缘即不起。”沉沦因缘，皆非外有，终无心外法，能与心为缘，纵分别于尘，亦非攀缘。然此一尘圆小之相，依法上起，假立似有，竟无实体，取不可得，舍不可得，以不可取舍，则知尘体空无所有。今悟缘非缘，起无不妙。但缘起体寂，起恒不起；达体随缘，不起恒起，如是见者，名实知见也。

大意是说，如果见到客观世界（尘），这客观世界实际只是主观认识之中的显现，并不是独立于人意识之外而存在的东西。这客观世界（尘）在人的主观认识之中显现出来后，就成为人的认识作用的必要条件（缘），如果没有这条件（缘），一切认识作用（心法），是不会产生的。但是要知道心外无法，这种由自心显现的客观世界（尘），也只是“假立似有，竟无实体”的幻相，本身就是“空无所有”的。因此“心”“尘”的分别，实际是多余的。“悟缘非缘”，“起恒不起”，认识客观世界的前提——客观世界，佛教徒认为是不存在的，因此，他们尽管在大讲缘起，实际上只是主观意识的自我认识而已。

法藏在缘起的基础上，梦中说梦，就《华严经》中提到的三对范畴，大讲其“六相圆融”之说。他从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出发，想通过世界各种事物之间的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等关系，来证明“尘无自性”，即客观世界一切事物由于没有自己精神实体或本质属性的缘故，一切都自己做不了主，进而否定客观世界的真实存在。

六相：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这三对范畴，是华严宗最喜欢提到的。法藏曾在宫中为武则天讲新译《华严经》，讲到六相圆融，武则天茫然未解，法藏乃指镇殿金狮作譬喻，号《金师子章》。他说：“师子是总相，五根差别是别相。共从一缘起是同相，眼耳等不相滥是异相。诸根合会有师子是成相，诸根各住自位是坏相”（《金师子章》）。法藏认为客观事物，尽管非常复杂，但都跳不出这六相三对范畴之外，而且每一事物，都必然包含以上六相，而六相又互相包摄，层层无穷。

现在我们再介绍这总、别二相。法藏在《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中，是借用舍（房屋）和椽来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

问：“何者是总相？”

答：“舍是。”

问：“此但椽等诸缘，何者是舍耶？”

答：“椽即是舍，何以故？为椽全独能作舍故。若离于椽，舍即不成；若得椽时，即得舍矣。”

问：“无一椽时，岂非舍邪？”

答：“但是破舍，无好舍也。故知好舍全属一椽。既属一椽，故知椽即是舍也。”

问：“舍既即是椽者，余板瓦等应即是椽邪？”

答：“总并是椽。何以故？去却椽即无舍故。所以然者？若无椽即舍坏，舍坏，故不名板瓦等，是故板瓦等即是椽也。若不即椽者，舍即不成，椽瓦等并皆不成，今既并成，故知相即耳。一椽既尔，余椽例然。是故一切缘起法，不成则已，成则相即，熔融无碍，自然圆极。”

依照法藏的看法，认为离开一椽，就不能成好舍，所以舍即是椽，椽即是舍。同时去却一椽，舍即不成，舍既不成为舍，椽亦不成其为椽，板瓦等也不成其为板瓦；因板瓦等之所以成板瓦，依于舍之为舍，而舍之为舍，又依于一椽，因此板瓦等“总并是椽”。结论就成为舍即是椽，即是板瓦。也就是说，别相就是总相。

以上是从总相方面来看与别相的关系；下面是从别相方面来看与总相的关系。他在同一书中说：

别相者，椽等诸缘别于总故，若不别者，总义不成。由无别时即无总故。此义云何？本以别成总，由无别，故总不成也。是故总者，即以总成别也。

问：“若总即别者，应不成总邪？”

答：“由总即别故，是故得成总。如椽即是舍，故名总相；即是椽，故名别相。若不即舍，不是椽；若不即椽，不是舍。总、别相即，此可思之。”

问：“若相即者，云何说别？”

答：“只由相即，是故成别，若不相即者，总在别外，故非总也；别在总外，故非别也。思之可解。”

大意是说，椽之所以成为椽，因为它是构成舍宇的一部分，若不和舍宇结合在一起，就不能称做椽。别相之所以被称为别相，因为它是构成总相的一部分，如果不和总相结合在一起，也不成其为别相。于是他又说，如果没有别相，就不可能形成总相，好像没有椽，就不能形成舍宇一样。所以不能抛开别相来讲总相，正像不能抛开一椽来讲舍宇一样。最后他得出的荒谬结论是，总相就是别相。

总相和别相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全体和部分的关系问题，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共性和个性的关系问题。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华严宗在这方面是有些看到的；但它夸大了这种联系，把这种联系绝对化起来，甚至不惜抹煞个别的存在，这样就把个别说成是一般，一般也说成了就是个别，形而上学地把两者之间的关系完全搞得稀糟一团了。

法藏在讲到每一个别事物和现象与一般事物和现象之间的关系时，特别强调它们间的互相联系。他把每一个别事物和现象，称之为“本一”，把一般事物和现象，称之为“多一”。他说：“亦无不摄一之多，亦无不入多之一”，“无不容多一之本一，亦无不入本一之多一”。并说：“一中容彼多一”，“多一入本一中”，“是即由本一望多一，……能容能入，无有障碍；多一望本一，……能入能容，亦无障碍”（《华严经明法品内三宝章》卷下）。大意是说，一般事物和现象，不会有不包括个别事物和现象进去的道理的；个别的事物和现象也不会有不被包括进一般事物和现象里面去的道理的。他认为在事物和现象中，既不会有不被包括进一般事物和现象中去的个别事物和现象，也不会有不包括个别事物和现象的一般事物和现象。他特别强调了这种互相间包摄的关系，认为彼此包摄，能容能入，无有障碍。在华严宗的术语中，比喻这种相互的包摄关系，称之为“因陀罗网境界”。法顺在《华严五教止观》中，已经谈到因陀罗网了。他说：

境界者，即法。明多法互入，犹如帝网天珠，重重无尽之境界也……帝释天珠网者，即号因陀罗网也。然此帝网，皆以宝成。以宝明彻，递相影现，涉入重重，于一珠中，同时顿现，随一即尔，竟无去来也。今且向西南边取一颗珠验之，即此一珠，能顿现一切珠影，此珠既尔，余一一亦然。既一一珠一时顿现，一切珠既尔，余一一亦然。如是重重，无有边际。即此重重有边际珠影，皆在一珠中炳然显现……若于一珠中坐时，即坐着十方重重一切珠也。何以故？一珠中有一切珠故，一切珠中有一珠时，亦即坐着一切珠也。……既于一珠中入一切珠，而竟不出此一珠，于一切珠中入一切珠，而竟不起此一珠（法藏《华严游心法界记》此句改作“而竟不离此重重一切珠也”，文意较完整）。

法藏为了形象地说明因陀罗网，又在寺院中“取鉴十面八方安排，上下各一，相去一丈余，面面相对，中安一佛像，然一炬以照之，互影交光，学者因晓刹海涉入无尽之义”（《宋高僧传·义解篇·周洛京佛授记寺法藏传》）。

华严宗从法顺到法藏，他们看到了一切事物现象之间存着互相渗透、互相联系的这种关系，这有可取的地方；但由于华严宗和其他佛教教派一样，是把客观世界当作不真实的幻相、假像来看待的，这样，尽管他们大讲其互相联系、互相包摄，而抽掉了物质性来侈谈普遍联系、互相包摄，除了概念上的游戏以外，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可言呢？因为因陀罗网的珠影，终究是虚幻的影子，它当然可以重重融摄，层层无穷，互相容入，互相影现的。抽去了物质而侈谈联系，除了把世界说成是没有物质性的一个无边无际的因陀罗网以外，还能说明一些什么呢？由是可见，华严宗的因陀罗网境界，是迷宫、幻境，是不真实的境界。

法藏在阐述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时，还提出了“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华严经一乘教义分齐章》卷四）这一命题来。法藏在《华严经义海百门》中，叙述一多之间的关系时，写道：“又一、多相由成立，如一全是多，方名为一；又多全是一，方名为多。多外无别一（有共性即无个性），明知是多中一；一外无别多（有个性即无共性），明知是一中多。”这就是用上面讲到过的总相、别相，总即是别，别即是总，椽即是舍，舍即是椽这一例子，套在一多的关系，从而得出“一即是多，多即是一”的结论来。又从这种诡辩逻辑，引申出“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样荒谬的结论来。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句话，此后便成为华严宗宗教神学思想的纲领，他们喜欢用这一公式来套在各种问题上，这样不但一般和个别的差别不存在了，甚至一切事物的差别性也都不存在了。如法藏经常说：“经云：‘以一佛土满十方，十方入一亦无余。’今卷则一切事于一尘中现；若舒则一尘遍一切处。”（《华严经义海百门》）又说：“小时正大，芥子纳于须弥（大山）；大时正小，海水纳于毛空。”（《华严策林》）空间广狭的差别性，在这里完全被认为没有意义的了。法藏又说：“或一念则无量劫；无量劫即一念。”（《华严经旨归》）“此一念之心现时，全是百千大劫……以百千大劫，由本一念。”（《华严经义海百门》）时间方面长短久暂的差别性，在这里也完全被抹煞了。他又说：“一切法即一法；一法即一切法。”（《华严经问答》）事物和现象的差别性，在这里也完全认为可以不存在的了。

法藏在他大量的著作中，大讲事相（即事物和现象）的差别性和依存性，他称之为“诸缘互异”或“诸缘各异”。但由于在华严宗看来，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虚假的幻相、假像，是不真实的东西，非物质性的东西；在否定物质存在这一前提之下，时间、空间（这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也自然地变成为空洞的一个框子，毫无内容可言。这样，尽管华严宗大谈时间的长短、久暂，空间的广狭、大小，事物的差别、变化，实际都已丧失客观标准，只是人们头脑中的一种概念游戏而已。把物质性从时间、空间中抽掉，那么华严宗要想衡量客观的一切标准，除了思维以外，还有什么是最可靠的工具呢？毋怪他们要说：“一切事法，皆由心现”（《华严经义海百门》）了。由于他们已经丧失客观标准，所以他们要说：“明一切法，皆唯心现，无别自体。是故大小随心回转，即入无碍。”（《华严经旨归》）又说：“通大小者，如尘圆相是小，须弥（大山）高广为大。然此尘与彼山，大小相容，随心回转，而不生灭。且如见高广之时，是自心现作大，非别有大；今尘圆小之时，亦是自心现小，非别有小……经（《十住品》）云：‘金刚铁围（皆山名）数无量，悉能安置一毛端。’”（《华严经义海百门》）又说：“摄九世以入刹那，舒一念而该（包括）永劫。”（《华严经探玄记》）所谓时间、空间以及事物现象的差别性，只是人们头脑中的变化而已。法藏用数十万言来说明事相的差别性，而实际却正是想运用佛教的一套诡辩逻辑，泯灭这种差别性，把这世界说成混沌一团，最后达到他“缘起万差，说空一味”的目的。他说：“会万有以为一空，差即无差；观一空而成万有，无差即差。”（《华严经义海百门》）他实际是想抹煞世界上的一切差别，引导人们离开当前现实的斗争，投向天国。

在陈、隋之际的一些僧侣著作中，已经有谈到“理”、“性”这些字汇了。到了法藏的著作中，“理”这一名词，出现的次数更多。“理”是“事”相对立的一对范畴，理是事的根源，如果用华严宗“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一公式套到“理”“事”这对范畴上的话，在华严宗看来，理只是“真理湛然”的一理，而事却是“万象纷然”（《华严经明法品内立三宝章》卷下）的万事。一般讲来，“事不异理”，“事随理而融通”的，但人们往往只看到“事”，而看不到“理”，因此很多情况是“事显而理隐”（《华严经义海百门》），所以对理的探讨，要使“理逐事彰”（《华严策林》），是比较复杂的一桩事情。

华严宗就理、事的关系，还提出一个命题来，即如果理是整体的、绝对的，而事是杂多的、差别的，那么理显现事时，是整体的显现呢，还是部分的显现呢？也就是说，理是可以分割的呢，还是不可以分割的呢？法藏的答案是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理是不可以分割的，因为理是普遍的存在；而在另一种意义上，理不是不能分割的，因为每一事物都存在着完整的理。又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理可以说既可分割又不可分割的，因为理既是普遍的存在，同时又存在于各个事物中；而在另一种意义上，理也可以说既非可分割，亦非不可分割，因为理是“无在不在，而在此在彼无障碍”（《华严经明法品内立三宝章》），理是绝对的存在。这也就是说，理是一个整体，不同的各个事物所显现的理，其实就是这一个“理”。后来宋儒说“万理归于一理”（《二程语录》卷十一），“物物各有理，总而只是一理”（《朱子语类》卷十四），当然宋儒“理”的涵义，并不就是华严宗“理”这一涵义，但思维途径上，可以看出是受到华严宗的影响的。

华严宗的四祖澄观（公元760至820年）把华严宗的法界归结为四种法界：“一，事法界；二，理法界；三，理事无碍法界；四，事事无碍法界”（《华严法界玄镜》卷上）。华严宗的五祖宗密（公元780至814年）在《注华严法界观门》时，又把这四种法界统一在“一真法界”之下，但这个“一真法界”，虽然是“总该万有”，而实际只是一心所作，因此，华严宗的绝对本体，仍然是“即是一心”。

华严宗的正式形成时代比较三论、天台、法相三宗都要迟一些，因此它有条件可以吸取各家的长处，来充实自己这一教派的神学理论。它不仅吸取了大乘有宗系统如法相宗的许多论点；同时它在方法论上还吸取了大乘空宗系统如三论宗的诡辩手法；还有天台宗的许多理论，它在加以改造之后，用来充实自己的理论，因此华严宗是中土大乘教中的一个综合教派。

密宗的传入及其教义　密宗亦称真言宗，因为它专以修持秘密真言为主，故以名宗。真言，梵语为曼荼罗。这一宗以《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简称《大日经》）和《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简称《金刚顶经》）为重要依据的经典。这一教派的特色，是除了崇拜大日如来以外，还崇奉许多婆罗门教的神，尤其崇奉神的各种仪式。大概这一宗在天竺的兴起，是在佛教快要式微衰落的时候，佛教的一套唯心主义宗教哲学已经濒于破产了，不得不把许多神（包括婆罗门教所崇奉的神）抬出来为佛教撑腰，挽救它垂亡的命运。密宗的经典，在西晋时，已经有《大灌顶经》、《孔雀王经》译来中土，但大规模地传译这一宗经典，还是唐代开始的。

唐玄宗开元四年（公元716年），有中天竺僧人善无畏从陆道来到唐首都长安，他和一行合作译出《大日经》，可以说是中土正式传播真言宗的开始。到了开元七年，又有南天竺僧人金刚智，由海道来到中国，在长安译出《金刚顶经》和《瑜祇经》、《略出念诵经》，中土密宗经典稍称完备。金刚智的弟子不空，幼随金刚智来到中国，开元二十九年又从海道去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取经五百余部，天宝五载（公元746年），复从海道返归中国，他先后译出密宗经典一百多部。中土密宗到了不空时代，正式建立起来。后来密宗称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为“开元三大士”。善无畏的弟子一行，“博赡天文，学通内外，唐、梵经史，无不洞明”（《两部大法相承师资付法记》卷下）。他除了帮助善无畏笔受《大日经》译成汉文以外，还撰著《大日经疏》二十卷、《大日经义释》十四卷，是密宗的重要著作。不空的弟子慧果，专弘密宗，其著名弟子，有义操及日本僧人空海等人。空海回国后，大弘此宗，世称“东密”。又此宗亦从天竺传入中国西部的西藏，世称“藏密”。

密宗的教判，很是简单，把法土法身佛的如来，称为“大日如来”，应土应身佛的如来称为“释迦如来”。释迦如来所说的大小乘教义，被称为“显教”。大日如来所讲的真言秘密教义，被称为“密教”。密宗并认为三论、法相、天台、华严诸宗的教法，都不及密宗神秘。

婆罗门教认为声音是一种神灵，极其重视。因此声音就和宗教发生密切的关系，如“阿母”表示湿婆神之音，“乌”表示毗修奴神之音等。密宗继承了婆罗门教这一传统，也认为声音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尤其崇拜“阿”字这一母音，认为它是众声之母，是一切字的种子，一切教法都从这“阿”字产生。由于对声音的崇拜，必然重视祈祷时的赞诵和咒语。又从诵咒中，认为其文句有不可思议的神秘力量，便称这种真言密咒为“陀罗尼”。

密宗重视祈祷时所作之种种手势——印契，称之为“身密”；重视咒语，称之为“语密”；强调一心观想如来的功力，称之为“意密”。他们强调身口意的一致，依靠这种帮助作用，就可以肉身成佛，称之为“三密瑜伽”。

由于密宗这一教派，完全依靠密咒真言来欺骗人民群众，哲理气息不浓厚，因此不为中土人士所乐意接受，故传播不广。又由于它不能起麻醉人民的广泛作用，因此统治阶级就也不积极扶植这一教派，所以这一教派在会昌灭佛以后，就完全衰歇了。

净土学说的流行　净土教派的主要依据经典为《佛说无量寿经》、《佛说观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和《无量寿修多罗优婆提舍愿生偈》（略称《往生论》，世亲造），所谓三经一论。净土之说，本来在东晋南朝已很盛行；口宣佛号，中土各教派本来也就作为一种仪式了。北魏末，有北天竺僧人菩提流支译出《往生论》，到了东魏时，其弟子昙鸾（公元476至542年）又著有《略论安众净土义》一卷、《往生论注》二卷，并撰《礼净土十二偈》，净土的学说，到此已有了发展。到了隋唐之际，有释道绰，著《净土论》二卷，专弘净土之说。他专劝人念阿弥陀佛，“用麻、豆等物而为数量，每一称（阿弥陀佛）名，便度一粒，如是率之”（《续高僧传·习禅篇·并州玄中寺释道绰传》）。“上精进者，用小豆为数，念弥陀佛，得八十石，或九十石；中精进者，念五十石；下精进者，念二十石”（迦才《净土论》）。道绰自己也“声声相注”，“口诵佛号，日以七万（声）为限”（《续高僧传·习禅篇·并州玄中寺释道绰传》）。在他的倡导之下，念佛的风气，在道、俗间更是发展起来。贞观时，释善导受到道绰的影响，更把念佛的风习推广到首都长安来，他“每入佛室，胡跪念佛，非力竭不休，虽寒冰亦须流汗”（《乐邦文类》卷三）。当时受他影响而念佛的人，有“日课万声至十万声者”（《佛祖统纪》卷二十六）。由于这一教派的说法，极为平易，修行的对象，也无问道俗男女，因此人民群众很容易崇奉这种念佛的教法。当禅宗南宗思想在佛教界风靡一时的时候，只有净土学说，在社会上还保持它一定的潜势力，还能和禅宗相颉颃。

净土师的教判，也不是以三时、五时判教，而是以修行的难易来判教的。他们认为其他的教派，修证都须要经过一个艰巨的阶段，只有净土师认识到“一切万法，皆有自力、他力”。如果利用“他力”，即外部的力量，就容易达到成佛的目的。他们还举了一些例子来作比喻，如说：“譬如陆路步行则苦，故曰难行道；言易行道者，谓以信佛因缘愿生净土……佛愿力故，即便往生（净土）；……譬如水路乘船则乐，故名易行道也。”又举了一个例子说：“譬如者，寄载他船，因风帆势，一日至于千里，岂可云者云何一日至千里也？”（道绰《安乐集》卷上）可见这一部分僧侣是想走捷径取巧来成佛的。

道绰还说，修行只有“二种胜法”。“一谓圣道，二谓往生净土。其圣道一种，今时难证，一由去大圣（佛）遥远，二由理深辞微……当今末法……唯有净土一门，可通入路”。接着他就廉价地兜售通向天国的门票说：“是故大经云：若有众生，纵令一生造恶，临命终时，十念相续，称我名字，若不生〔净土〕者，不取正觉。”又说：“纵使一形造恶，但能系念专精，常能念佛，一切诸障，自然消除，定得往生〔净土〕。”（道绰《安乐集》卷上）

佛教各教派把佛土分成三种等级：一曰法土，二曰报土，三曰应土或化土。其他教派认为净土往生的净土，是指化土而言的，而净土教派为了要提高自己，说“极乐庄严国是报土”，并说“净土中成佛者，悉是报身；秽土中成佛者，悉是化身”（道绰《安乐集》）。这种无稽的论争，目的无非是想贬低别的教派并抬高净土教派的地位而已。

净土教派主张“念佛三昧”。所谓念佛者，不是简单的念阿弥陀佛（即无量寿佛）的名号，它亦包括“或念佛法身，或念佛神力，或念佛智慧，或念佛毫相，或念佛相好，或念佛本愿”，“念念相次，无余心相闻杂”。他们有一专门术语，称之为“十念相续”。“十念相续”，意思就是“无他念相间杂”，从一念无间杂，到十念无间杂，千念、万念无间杂，都是形容其专一和持续不间断。当然他们更强调念佛名号，他们说：“诸佛如来有无量名号，若总若别，其有众生系心称念，莫不除障获益，皆生佛前，即是名号度众生。”他们认为人们“心如野马，识剧猿猴”，因此强调一心念佛，来减少杂念。并说：“若能常修念佛三昧，无问现在、过去、未来，一切诸障悉皆除也。”念佛久了，并能“延年益寿”。并说：“若一念阿弥陀佛，即能除却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安乐集》）十念相续的人死后并能往生安乐国——净土。净土宗成佛的方式比起通过定慧修行来要简便得多。

禅宗的神学思想　禅宗创始于北朝，正式形成于唐高宗、武则天之际，到了唐肃宗、唐代宗时，便成为中土佛教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教派了。“禅是天竺之语，具云禅那（Dhyana），中华谓之思维修，亦名静虑，皆定慧之通称也。”（宗密《禅源诸集都序》）因为这一宗的开山祖达磨重视禅法，曾面壁九年，故而称这一宗为禅宗。由于这一宗强调即心即佛，因此亦称“心宗”。又此宗初以《楞伽经》为传法的标记，所以又曾称之为“楞伽宗”。

天竺的大小乘佛教，都重视禅定的宗教修养工夫，但在五天竺，并没有形成像禅宗那样的教派。中土的禅宗僧侣，为了说他们这一教派是佛教的最上乘，于是伪造出这样一个故事来：说佛快死去前，在涅会上，拈花示众，众皆默然，只有佛的大弟子摩诃迦叶破颜微笑，佛对摩诃迦叶说：“吾以清净法眼，涅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正法，传授于汝，汝当护持！……无令断绝。”（《景德传灯录》卷一）这就是契机，这就是禅宗以心传心的起源传说(2)。后来禅宗僧侣又伪造出在天竺从佛到菩提达磨的二十八祖的世系来。

菩提达磨，南天竺人，南天竺是大乘龙树中观宗的发祥地，因此达磨的教理，可能偏近于空宗。他从海道由南天竺来到中土，在南朝的首都建康见过梁武帝，梁武帝对他夸耀自己如何崇佛，并问他：“朕造寺度人，写经铸像，有何功德？”达磨说：“并无功德”，“此乃有为之善，非真功德。”（《历代法宝记》）梁武帝听了大不高兴，达磨也认为机缘不契，就渡江去北魏了。关于达磨见梁武帝的事情，有人怀疑是禅宗伪造的，但在敦煌发现的古写本《六祖坛经》中，已经谈到，可见就是捏造也捏造得很早，不过后来如《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等书中，把这一事加以夸大渲染罢了。达磨到了北魏，住嵩山少林寺，终日面壁而坐，人谓之壁观婆罗门。所谓“壁观”，主要是“安心”。《续高僧传·习禅篇·齐邺下南天竺僧菩提达磨传》称：“如是安心，谓壁观也。”当时一般僧侣认为达磨的禅定，是旧禅法的异端，因此“多生讥谤”。时有僧人慧可，曾从达磨“从学六载”（《续高僧传·习禅篇·齐邺中释僧可传》）。《景德传灯录》曾记载他向达磨求法，他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磨说：“将心来，与汝安。”慧可说：“觅心了不可得。”达磨说：“我与汝安心竟。”这些话都是契机。达磨临死前，把他从天竺带来的金缕僧伽梨衣（袈裟）一领，交付给慧可，所谓“内传心印，以契证心；外付袈裟”（《景德传灯录》卷三），“以为法信”（《历代法宝记》）。另外，达磨还把从建康带来的《楞伽经》四卷（求那跋陀罗译本）授予慧可。后来禅宗尊奉达磨为中土禅宗的第一世祖。据传说，达磨也是被另一教派僧徒下毒毒死的。唐释道宣著《续高僧传》，有《齐邺下南天竺僧菩提达磨传》，好像达磨是死在邺城的，但嵩山少林寺后来有达磨塔，那么达磨是死在少林寺，葬在嵩山少室，并没有随东魏迁都去邺城。早期的禅宗，不是一个大教派，有些资料缺乏就无法考定了。

达磨的弟子慧可（二祖），在东魏北齐之际，居于北齐的首都邺城，唐释道宣《续高僧传》称之为《齐邺中释僧可》。他也被其他教派所排挤，称之谓“魔语”。《景德传灯录》称他是在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为管城县（今河南郑州）县令翟仲侃所杀，时年一百零七岁。我认为慧可的年寿和死于开皇中，疑问也很多，像隋文帝统治年代，一个一百零七岁的禅僧，被县令处死，这是不可思议的事件。释道宣在《续高僧传》里不记载这件事，大概也认为这传说需要进一步证实。慧可传僧璨（三祖，死于隋大业二年，即公元608年），僧璨住舒州（治怀宁，今安徽潜山）皖公山（今潜山西）。僧璨传道信（四祖，公元580至651年），住蕲州黄梅县之破头山（亦称双峰）。道信传法融及弘忍。法融（公元594至657年）住建业牛头山（今江苏南京南），称“牛头禅”。弘忍（五祖，公元601至674年）仍居蕲州破头山之东山寺，称“东山法门”。禅宗在法融、弘忍时期，广收门徒，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但真正发扬光大这一教派的，还是弘忍的弟子慧能（六祖）。

慧能、神秀以前的禅宗统系

慧能（公元638—713年），俗姓卢，本籍范阳。父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附录法海（慧能弟子）所著《六祖大师缘记外纪》中，称“行唐武德三年九月，左官新州（治新兴，今广东新兴）”。《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中称：“慧能严父，本贯范阳，左降流于岭南，作新州百姓。”按武德三年，唐的势力还没有到达岭南，这时岭南还是萧铣控制的地区，到唐武德四年，唐击败萧铣，才在岭南确立统治权。很可能慧能的父亲卢行曾参加了萧铣的反隋活动，萧铣失败，所以卢行也就被降为新州百姓了。慧能三岁丧父，随母由新州移居南海（今广东广州），生活“艰辛贫乏”，既长，不识书字，“于市卖柴”。二十四岁那一年，到蕲州黄梅东山寺去见弘忍。弘忍问他：“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慧能答：“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弘忍说：“汝是岭南人，又是猎，若为（如何的意思）堪作佛！”慧能答：“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猎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弘忍就叫慧能到槽厂去“破柴、踏碓”，人称为“卢行者”（带发修行而不是正式的和尚称行者）。

八个多月以后，有一天，弘忍的大弟子神秀，在走廊墙壁上写了一首偈，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弘忍看了，说神秀“只到门外，未入门内”（《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过了两天，慧能也听到了神秀的偈语，说：“美则美矣！了则未了！”（《景德传灯录》卷三）这天晚上，慧能就请人替他在神秀偈旁，也写了一偈，偈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第二天弘忍看到了，大为欣赏。当时也不作声，用鞋把慧能的偈擦了，晚上叫慧能来到僧房，密授衣法，并恐怕其他门徒因妒忌而杀害他，所以叫他即时回返岭南。弘忍自己把橹送他到九江驿，慧能请弘忍坐了，他来摇橹，弘忍说：“合是吾渡汝！”慧能答：“迷时师度，悟了自度，度名虽一，用处不同。慧能……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均见《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这些都是带有机锋性的语言。

慧能去岭南后，后称南宗。弘忍的大弟子神秀，在弘忍死后，居荆州江陵当阳山度门寺，称为北宗。在开始，禅宗仍以北宗为正统，这一宗在神秀时期，势力正是全盛。神秀，《宋高僧传·习禅篇·唐荆州当阳山度门寺神秀传》称他“少览经史，博综多闻”，是一个以“义学沙门”姿态出现的僧侣。又称“四海缁徒（指僧侣），向风而靡”，可见他声誉很高。武则天还召他到东都内道场讲经。当时“王公已下，京邑士庶，竞至礼谒，望尘拜伏，日有万计”。他死后，张说为他作《大通禅师碑》，在碑文中，称他为“两京法主，三帝（则天、中宗、睿宗）国师”，所以当时他的门徒们尊他为禅宗的六祖。神秀的门徒普寂，以少林寺为北宗的根据地，也显赫一时。普寂在开元二十七年死后谥为大慧禅师，门徒尊之为七祖。神秀另一门徒义福，居长安慈恩寺，开元二十年死后，谥为大智禅师。一门三国师，禅宗北统在神秀、普寂时代，可以说已经非常兴盛了。但后来，南宗慧能系的势力，向北发展，取代了禅宗的正统地位，北宗就逐渐衰落下来了。

慧能回到岭南之后，有时住在渔村里，有时又参加猎人的队伍，这样过了十五六年之久。有一天，到广州法性寺听印宗法师讲《涅经》，“寓止廊庑间，暮夜，风刹幡，闻二僧对论”（《景德传灯录》卷五），“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慧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寺主印宗听了他的一套主观唯心主义论点，大为心折，并知悉慧能是传授弘忍衣法的人，于是为慧能落发剃度。慧能后来居曹溪（今广东韶关东南）之宝林寺，传布禅宗的顿悟学说，历三四十年之久。禅宗教派在他传布之下，发展得非常迅速。他有许多门徒，其中著名者有洛阳荷泽寺僧神会、衡岳般若寺僧怀让、吉州青原山静居寺僧行思等。其中神会对禅宗南统的发展，影响较大。

在神秀、慧能时期，禅门还以北宗为禅宗正统，到了神会居洛阳，南北二宗开始争夺禅宗的正统地位。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神会在滑台大云寺开无遮大会时，正式宣称北宗“师承是傍，法门是渐”（宗密《禅门师资承袭图》），慧能亲受弘忍衣法，因此禅宗的正统应该是南宗。开始北宗的势力还强大，因此遭到他们的反击。到了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经济困难，出卖“度牒”，以供军用，这时神会年龄已经很高，就在洛阳帮政府推销度牒。《宋高僧传·习禅篇·唐洛京荷泽寺神会传》称：“所获财帛，顿支军费，代宗、郭子仪收复两京，会之济用，颇有力焉。”这样，唐政府就转而扶植南宗，此后南宗便成为禅宗的正统，慧能也就成为禅宗的“六祖”了。

禅宗从达磨以来，内传心印，外付法衣（金缕袈裟），祖师爷的心法是由一个僧侣指定另一个僧侣来继承的，这对教派的大发展是不利的。到了慧能时期，南宗在曹溪讲禅学，一时高材生辈出，其门徒著名者有四十三人之多。为了符合当时禅宗南宗的发展形势，就废止了传袈裟这个制度，因此南宗就没有七祖，所谓“先祖人传一人，后代放任千灯千照”（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确实也只有这样做，南宗发展的速度才更快。这件金缕袈裟的下落呢？唐肃宗在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曾宣旨取进宫内道场去供养，后来又退还给曹溪寺，但它除了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以外，已经没有实际的以传法信内容了。

禅宗顿悟学说，当时风靡一时，这不能当作偶然的现象，是有其必然原因的。唐代武则天以后至唐玄宗以迄唐德宗时代，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有很大变化，即世族地主经济逐渐衰落下来了，均田制已日趋崩溃了，庶族地主经济开始占统治地位，土地的买卖进一步合法化了，阶级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阶级矛盾更日益尖锐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过去为世族地主服务的一套佛教神学，也必须相应地要有所改变，以适应庶族地主阶级统治的需要，禅宗正是这种应运而生的教派。在世族地主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在均田制度尚未崩溃的时候，中土的佛教，一方面有它的寺院的雄厚经济基础，一方面它又受着当时天竺佛教界那种极端烦琐的经院哲学的影响，无论哪一种教派，都形成极端烦琐的学风。如天台宗的智，一解释“止观”两字，摇笔便是几十万言；三论宗的吉藏，也不甘落后，解释他的四重两谛，又是洋洋洒洒数十万言；法相宗的玄奘，去五天竺取经的时候，正是五天竺大乘瑜伽宗唯识哲学很抬头的时候，所以玄奘在翻译《瑜伽师地论》的时候，仅分析心法就分到六百六十法，玄奘自己在《成唯识论》中，还根据《百法明门论》，把宇宙万有，分之为百法，约之为五位，这种烦琐的分析，分析得愈细腻，也就愈益支离破碎；后来华严宗出来，它综合中土大乘空、有二宗的说法，形成了自己的教派，在它的教义里，固然出现了一些新的东西，但由于它不能完全摆脱当时经院哲学那种烦琐学风的深刻影响，所以这一派的论师法藏，也是著作等身，并不输于上述几个教派的大师。宗教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之一，如果要别人读了几十万言、几百万言，才明了他所要介绍的佛教教义，那末这一思想武器，就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庶族地主阶级本身利益来讲，就必须另扶植一种麻醉药性比较猛烈的佛教教派，来帮助他们巩固统治。禅宗的出现，正适应了封建社会内部新的统治阶级的需要。从禅宗的本身发展来讲，这一教派，虽然创始于北朝，它一开始，强调简单的禅法——壁观，看轻一切文字魔障，强调直指本心，使人们已经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在当时弥漫的烦琐学风侵袭之下，禅宗的内部也无例外，不能不受当时烦琐学风的影响，因此如北宗神秀，著《五方便论》，就反映了烦琐学风在禅宗内也在滋长起来这一倾向。南宗慧能师徒一出来，不但扫除了一切文字障和仪式障，甚至把禅定也一扫而空了，它用最简明的语言，教人顿悟，直指本心，见性成佛，这对当时佛教流于烦琐的学风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改革。从此，禅宗的南宗奠定了在佛教界的有利地位，会昌灭佛之后，中土佛教的各种教派都衰微不振了，只有禅宗的势力席卷全国，成为五代宋元明时代中土佛教中最有势力的一个教派。

禅宗以南宗的思想最具有代表性，而南宗早期思想又以慧能和神会最具有代表性，所以下面介绍他们两人的思想。

南宗没有采用烦琐的教判形式，把佛的说教分为三时或五时，以分辨大小乘各派的教义深浅；但他们既然是一个宗教的教派，也必然要标榜自己这一教派，压抑别个教派。禅宗自己标榜是“南天竺一乘宗”，又认为自己这一教派，比其他任何大乘教派，都要高出一头，所以自己又称为“最上乘”。有一天，慧能的弟子智常问慧能，什么叫三乘？什么叫最上乘？慧能说：“法无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见闻转诵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万法俱备，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一无所得，名最上乘。”（《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神会也称“大乘”是“菩萨乘”，“最上乘”是“佛乘”，来标榜禅宗的教义是最深奥的佛教教理。

在禅宗内部，南北宗的判分，主要以顿、渐为区别。他们的论点是：“何以顿、渐，法即一种，见有迟、疾，见迟即渐，见疾即顿。法无渐、顿，人有利、钝，故名渐、顿。”“明即渐修，悟人顿修。”（敦煌写本《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神会也说：“发心有顿渐，迷悟有迟疾，迷即累劫，悟即须臾。……譬如一之丝，其数无量，若合为绳，置于木上，利剑一斩，一时俱断，丝数虽多，不胜一剑。发菩提心人，亦复如是，若遇真正善知识以□方便直示真如，用金刚慧断诸位地烦恼，豁然晓悟，自见法心本来空寂，惠利明了，通达无碍。证此之时，万缘俱绝，恒沙妄念，一时顿尽，无边功德，应时等备。”神会强调顿悟，不从渐修，他解释“渐”是由一阶梯一阶梯地升登九重之台；而“顿”却不必通过这样一些步骤。又说：“理发者向道疾；外修者向道迟。”并举世间的不思议事和出世间的不思议事来做比喻，他说：“世间有不思议，出世间亦有不思议。世间不思议者，若有布衣顿登九五，即是世间不思议；出世间不思议者，十信初发心，一念相应，便成正觉。于理相应，有何可怪？此明顿悟不思议。”（《神会语录》）以前竺道生提倡顿悟之说，但还不排斥渐阶；到了禅宗慧能和神会，则已强调顿悟，有排斥渐阶的倾向了。本来顿悟也好，渐阶也好，其前提是成佛，而这一前提在现实世界中是绝不存在的。禅宗所以要提倡顿悟，这正符合地主阶级不劳而获的性格，因为在地主阶级看来，渐阶成佛，还要花费许多修证工夫，现在讲顿悟，不管自己生平做了多少剥削人民压榨人民的罪恶事，只要一旦觉悟，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这方法既简单、又方便，又何乐而不欢迎呢？同时对于麻醉人民来说，这种方便简单的成佛途径，也更具有欺骗性。所以顿悟学说一时风靡，是有它社会基础的。

禅宗本来是以禅定名宗的，这一教派的创始人达磨便以禅法名世，面壁九年，而此宗的四祖道信，《景德传灯录》称其“既嗣祖风，摄心无寐，胁不至席者，仅六十年。”他们的禅法固然和旧禅法有所不同，但重视坐禅这种修证功夫，却基本上态度是一致的。到了慧能和神会，索性反对这种坐禅了。他们“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有人问慧能：“京城禅德（禅僧）皆云：欲得会道，必须坐禅习定，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未之有也。未审师所说如何？”慧能回答他说：“道由心悟，岂在坐也。经云：若言如来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无生无灭，是如来清净禅。诸法空寂，是如来清净坐。”慧能还批评神秀这一系派所主张的“住心观静，长卧不动”的禅法，说这种禅法，“是病非禅”，“长坐拘身，于理何益！”（《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慧能的弟子神会也批判神秀的弟子普寂等所主张的“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这一类禅法，说他们“鄣菩萨，未与菩提相应，何由可得解脱！”（《神会语录》）后来宗密曾批判有些禅僧，“远离愦闹，住闲静处，调身调息，跏趺宴默，舌拄上腭，心注一境”，认为这类禅法，并不是修佛的通路，而过去“净名已呵宴坐，荷泽（神会）每斥凝心，曹溪（慧能）见人结跏，曾自将杖打起”（《禅法诸诠集都序》），都是对的。唐玄宗开元（公元713至741年）中，南岳怀让禅师（慧能弟子）见马祖道一在禅坐，他问道一：“大德坐禅图什么？”道一说：“图作佛。”怀让“乃取一砖在彼庵前石上磨，〔道〕一曰：‘师作什么？’师曰：‘磨作镜。’〔道〕一曰：‘磨砖岂得成镜邪？’师曰：‘坐禅岂得作佛耶！’”（《景德传灯录》）。道一经这点悟，就被怀让收为门徒，禅法到了南宗的手里，确实已经赋予不同的内容了。

慧能在《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中解释坐禅时，说：“此门坐禅，元不著心，亦不著净，亦不是不动。若言著心，心元是妄，知心如幻，故无所著也。若言著净，人性本净，由妄念故，盖复真如。但无妄想，性自清净。起心著净，却生净妄，妄无处所（妄本来不存在），著者是妄……若修不动者，但见一切人时，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患，即是自性不动。”又说：“何名坐禅？”“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他又解释禅定的涵义：“何名禅定？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若著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心即不乱。本性自净自定，只为见境思境即乱，若见诸境心不乱者，是真定也……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是为禅定。”神会在他的《语录》里，也说：“但一切时中见无〔念〕者，不见身相，名为正定，不见心相，名为正慧。”又说：“念不起，空无所有，名正定。能见念不起，空无所有，名为正慧。”他批判有些教派的禅法，说“若有出定入定及一切境界者，非论善恶，皆不离妄心。”并说：“元是妄心修定，如何得定。”他说，真正禅定的人，“决心证者，临三军际，白刃相向下，风刀解身，日（目）见无念，坚如金刚，毫微不动。纵见恒沙佛来，亦无一念喜心；纵见恒沙众生一时俱灭，亦不起一念悲心。此是大丈夫，得空平等心。”禅宗到了南宗，表面上好像抛弃了佛教修证方法的禅法，而实际他们这样做，正是把修证方法、认识论和宗教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进一步地统一起来。

慧能、神会表面上好像是强调定、慧双修的，如慧能说：“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大众！勿迷言定、慧别。定、慧一体不是二，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若识此义，即是定、慧等学。”（《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他并以灯和灯光来作比喻，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有灯则明，无灯则暗，灯和灯光两者都应重视，不宜有所轩轾。神会也批判了他同时的僧侣慧澄的“先修定，得定以后发慧”的主张，进一步强调了“定、慧等学”。并说：“即定之时即是慧，即慧之时即是定。”（《神会语录》）但他们实际上比较强调了慧，主张以慧识定，所谓：“今言定者，体不可得；今言慧者，能见不可得体，湛然常寂，有恒沙之用。”可见他们的修证方法和“因定发慧”的修证方法，区别确是很大的。

在佛性问题上，禅宗无论南北两宗，都主张人人皆有佛性，甚至认为“上至诸佛，下至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古尊宿语录》卷三《黄檗断际禅师宛陵录》）。禅宗并认为这个真如佛性，不是别的，就是各人自己的本心。弘忍在《最上乘论》里说：“此真心者，自然而有，不从外来。”在《六祖大师法宝坛经》里，记载着弘忍对慧能说的几句话，他说：“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心”和“性”的关系，在《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中也作了如下的说明：“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坏。”“性”既是“心王”，也就是心的主宰。）所以后来慧能就要说：“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又说：“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又说：“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佛性。”又说：“世人性本清净，万法从自性生，思量一切恶事，即生恶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为浮云盖覆，上明下暗；忽遇风吹云散，上下俱明，万象皆现。世人……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于外著境，被妄念浮云盖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识，闻真正法，自除迷妄，内外明彻，于自性中，万法皆现，见性之人，亦复如是。”所以他又说：“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着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明与无明，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烦恼即是菩提，无二无别。”（《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神会和慧能一样，也认为“无明（烦恼之原）与佛性，俱是自然而生，无明依佛性，佛性依无明，两相依，有则一时有。觉了者即佛性，不觉了即无明。《涅经》云，如金之与矿，一时俱生，得遇金师，炉冶烹炼，金之与矿，当时各自。金即百炼百精；矿若再炼，变成灰土。金即喻于佛性，矿即喻于烦恼。烦恼与佛性，一时而有。”他又说：“众生心是佛心，佛心是众生心。”认为只是觉了和不觉了的区别。如果觉了，“众生与佛元不别”（《神会语录》）。慧能、神会这种强调心即是佛，心外更无别佛，真如佛性就在人的自性中，可以说它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

南宗认为觉了和不觉了，固然有时要“善知识”的指点；但主要依靠“自性自度”，这才算“真度”。慧能说：“经文分明言自归依佛，不言归依他佛，……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总有，为自身迷，不见内性，外觅三身如来。”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到处）一般。”他明白地告诉人们，要求解脱，不能向外面去寻求解脱，只能在自己的内心去寻求解脱，如果自己的思想“通”了，接受佛教的教理，那末马上就得到解脱了。同时他还说：“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即是说，只要接受佛教教理，思想上真的“通”了，在家在寺，其实一样。南宗的这种认为佛性就是自性，否定了心外有佛；认为净土即是净心，否定了西天更有极乐世界；认为在家可以修行，否定了只有僧侣才能成佛。这些论点，把佛教奥妙的教义说得比前更平易近人多了；但同时它的麻醉性也更加猛烈了，因为这样说，那么人人有一颗心，就是说人人有成佛的机会；天堂就在净心之中，就是说它不是路途遥远不可到达的西天，而是只要有主观的宗教信仰，天堂就会出现在人的眼前；不必做和尚也可修行，就是说可以不必放弃世俗的生活，也可以成佛的。

南宗既然认为心外无佛，佛性即是自性，那么怎样使这一自性变成佛性呢？也就是说，怎样来树立自己坚定的主观信仰呢？他们认为必须通过顿悟的手段。怎样就算顿悟了呢？他们提出了“无念”、“无相”、“无住”三方面的标准，要求他们的信徒用来作为对待客观世界一切事物的态度。慧能在《六祖大师法宝坛经》里说：“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慧能在解释无念的涵义时说：“无念者，于念而无念。”又说：“于诸境上心不染，曰无念。于自念上常离诸境，不于境上生心。”“若见一切法（一切现象），心不染着，是为无念。用即遍一切处，亦不着一切处。但净本心，使六识出六门，于六尘中无染无杂，来去自由，通用无滞，即是般若三昧，自然解脱，名无念行。”神会也认为：“不作意即是无念。”“但无作意，心自无物，即无物心，自性空寂，空寂体上，自有本智，谓知以为照用。”（《神会语录》）慧能的所谓“无念”，神会的所谓“不作意”，都是指着一种对事物不执着的精神绝对自由状态而言的。慧能又说：“若只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一念绝即死，别处受生，是为大错。”又说：“若百物不思，当令念绝，即是法缚，即名边见。”（《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神会也说：“若言作意，是有所得者即系缚，故何由可得解脱。声闻（小乘）修空住空被空缚，修定住定被定缚，修净住净被净缚，修寂住寂被寂缚……如此定者，并未是真解脱法。”（《神会语录》）。这是认为愈要有意识地去压制意识活动，这种压制的行为，反就成为自己的思想负担，反而受到这有意识活动的束缚了，因此只有“无念”，心无染着，来去自由，即进入精神的绝对自由状态，才算是真正的解脱。

无相，是“于相而离相”。慧能在《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中说：“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意思是说，相由心生，客观世界只是人们头脑中的一种幻象之显现，只要不受这种幻象之迷惑，就是佛了。他又说：“外离一切相，名为无相。能离于相，即法体清净，此是以无相为体。”又说：“世人外迷着相，内迷着空，若能于相离相，于空离空，即是内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开，是为开佛知见。”无相就是不着相，就是说不要为外界现象所吸引住、所拖拉住。神会也说：“一切众生，心本无相，所言相者，并是妄心。”又说：“‘明镜高台能照，万像悉现其中’，古德相传，共称为妙。今此门中未许此为妙。何以故？‘明镜能照万像，万像不见其中’，此将为妙。何以故？如来以无分别智，能分别一切；岂将有分别心，即分别一切。”（《神会语录》）意思是说，修行的人，心镜高悬，能够照烛一切事物和现象，但他却不执着地去分析辨别这些事物和现象，并绝不允许让这些事物和现象来占据自己的心境，这样，就是使自己的心境永远保持着像“万像不见其中”的明镜一样，这就叫做“无相”。

无住，就是说不要把自己的思维停留过去、现在、未来的某一个问题上，慧能说：“无住者……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名为系缚；于诸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他又说：“心不住法（法指一切事物和现象），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为自缚。”（《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有人问神会说：“若为修道得解脱？”神会答：“得无住心，即得解脱……《金刚经》有文……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但得无住心，即得解脱。”无住和无念一样，既要心如虚空，又要不着空见，这才算到家。

禅宗把佛性说成自性，实质上就是把佛性论变成为人性论，把修行变成为修心，实质上就是把宗教修证功夫变成为对待生活的态度。这种宗教的进一步世俗化，表面上看来，好像佛性的人性化，贬低了佛性的庄严性，修行就是修心，混淆了世间和出世间的界限，而实际上，宗教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目的性却更其明确了。佛教到了禅宗的南宗，不但不否定人世间的一切，而且对人世间的一切，在不妨碍它宗教的基本教义的前提之下，反而完全把它肯定下来了。他们说：“自性变化甚多”，“一念思量名为变化，思量恶事，化为地狱；思量善事，化为天堂；毒害化为龙蛇；慈悲化为菩萨。”（《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无处不是地狱，无处不有天堂，对因果报应的宣传教育，实际更是在加强了。慧能在《无相颂》中，坦白地说：

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这一首颂中，除了持戒、修禅、西方、菩提等个别词汇带有佛教色彩以外，从它所反映的思想内容来讲，和儒家所提倡的伦理纲常，基本一致，并没有什么两样。这样的佛教派别，统治阶级为自己的利益来打算，自然非用大力来扶植它不可了，所以唐会昌灭佛不久，佛教重兴，可是佛教的许多教派，经过这次打击，都式微衰落了，独有禅宗的南统，一枝独秀，明白了以上的道理，就也不会认为是偶然的了。

弘忍传付衣法给慧能的时候，曾给慧能传述菩提达磨的一首颂偈：“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一华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后来禅宗南宗的僧侣就附会这个颂偈，认为弘忍预言禅宗要分成五宗。事实禅宗既分南北宗，南宗慧能后，又出现过荷泽宗；临济宗之后又支分出黄龙、杨歧两宗，结果因为把“一华开五叶”当作预言，荷泽宗神会一支，在唐武宗会昌灭佛之后，也一蹶不振了，黄龙、杨歧两宗也不敢尊称之为宗，而改称之为家，称之为五宗七家。黄龙、杨歧两家的形成在宋代，所以不在本书介绍范围之内，这里就只叙述到五宗为止。

这禅宗南宗的五支——五个宗，都是在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灭佛之后发展起来的，其他各教派受到灭佛的打击都衰落了，而禅宗的南宗却很快恢复和发展而形成五宗了。

一，沩仰宗，它的创建者为沩山（今湖南宁乡西一百五十里之大沩山）灵（公元771至853年）和他的门徒仰山（今江西宜春南八十里）慧寂（公元807至883年）。这一宗的宗教神学思想，基本上是继承六祖慧能的，只是在修证功夫方面，提出和过去不同的名词而已。它把主观思维称为“想生”，客观世界称为“相生”，不把思维停留在一点上，“心心无间断，流入于性海”（《景德传灯录》卷六），“真常流注”，“如镜长明”（《景德传灯录》卷十一），称为“流注生”。灵曾对慧寂说：“吾以镜智为宗，出三种生，所谓想生、相生、流注生。《楞严经》云：‘想相为尘，识情为垢，二俱远离，则俱法眼应时清明，云何不成无上正觉。’想生即能思之心杂乱，相生即所思之境历然，微细流注（用流注生来观察），俱为尘垢，若能净尽，方得自然。”（《人天眼目》卷四）他们不仅否定客观世界——山河大地之存在，同时也认为主观世界“能思之心杂乱在作祟”，应该“真常流注”，心心无间断，恒转如瀑流。用这种颠倒的世界观来观察事物，认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只有断绝“无明”，方成无上正觉。这些论点和其他教派并没有两样。至于沩仰宗的家风，也是主张“父慈子孝，上令下从，尔欲捧饭，我便与羹；尔欲渡江，我便撑船。”与伦常道德，封建秩序，还是和平共处的。

二，临济宗，它的创建者，是镇州（治真定，今河北正定）城东南偶，临滹沱河侧的临济神苑的义玄（生年不详，死于唐懿宗咸通八年，公元867年）。临济宗义玄继承了禅宗“三界唯心”的看法，他说：“佛者，心清净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处处无碍净光是。三即一，皆是空名，而无实有。”又说：“心生，种种法（指客观世界）生；心灭，种种法灭。”“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所以梦幻空花，何劳把捉。”“尔一念心贪是欲界，尔一念心是色界，尔一念心痴是无色界。是尔屋里家具子，三界不自道我是三界！”叫人要勘破对三界的看法。如果看不破，“尔若爱圣憎凡，生死海里浮沉！烦恼由心故有”，倘若能够“无心烦恼无拘，不劳分别取相，自然得道须臾。”别人问他，“何是佛、魔？”义玄说：“尔一念心疑处是魔，尔若达得万法无生，心如幻化，更无一尘一法，处处清净，是佛。”他也强调“即心即佛”，学道人“莫向外觅”。并说：“道流！是尔目前用底，与祖、佛不别，只么不信！向外求。向外求法，内亦不可得。”古人云：“向外作工夫，总是痴顽汉。”因为他们对一切粗细大小，不用物质来衡量，而用心来衡量，这样，就会得出“毛（汗毛）吞巨海芥纳须弥（大山）”违反常识的想法了。临济宗也是不强调坐禅的，义玄说：“山僧说：‘向外无法，学人不会，便即向里作解，即便倚壁坐，舌拄上腭，湛然不动，取此为是祖门佛法也，大错。’”在生活方面，他们是很随顺的，所谓“平常无事，屙屎送屎，着衣吃饮，困来即卧”（《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可是在教人顿悟方面，又有一套手法，什么四料拣、四照用之类，现在先介绍四料拣如下。义玄讲四料拣时，曾说：“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俱夺；有时人境俱不夺。”什么叫夺人不夺境呢？义玄很形象地解释：“煦日发生铺地锦，婴孩垂发白如丝。”上句存境，下句夺人，婴孩才出生，不久便白发如丝，教人猛省，所以叫夺人。什么叫夺境不夺人呢？他形象地说：“王令已行天下遍，将军塞外绝烟尘。”上句夺境，下句存人。因为将军被围困在塞外，说明“王令已行天下遍”这个局面（境）实际并没有形成。什么叫人境俱夺呢？他说：“并（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汾（州治西河，今山西汾阳）绝信，各处一方。”什么叫人境俱不夺呢？他形象地说：“王登宝殿，野老讴歌。”借世俗的内容，来作为四料拣的素材。四照用是指教人顿悟时采用的手法。“有时先照后用，有时先用后照，有时照用同时，有时照用不同时。”都得分别对待。什么是先照后用呢？因为这个棒喝的对象，法执严重，我执却不严重，所以首先得破他法执，否定客观世界的真实存在，用禅僧的诗句来形容，是“红旗耀日催征骑，骏马嘶风卷阵云”，实际是战卧沙场的一梦，现实世界中本不真实存在。什么是先用后照呢？这个棒喝对象，吾执严重，他不懂得主观世界的一切，如梦幻泡影，不是真实存在，用禅僧的诗句来形容，“斩得匈奴首，还归细柳营”，实际也是春梦一场，都是虚幻的。什么是照用同时呢？这个棒喝对象，吾执法执都很严重，对他们这些人进行指点，用禅僧的诗句来形容，“收下南岳岭头云，捉得太行山下贼”，不但破他的法执，也得破他的吾执，换句话说，“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针锥”，要对他们既证明客观世界是不真实存在的，也说明他的主观世界也是不真实的。什么是照用不同时呢？这个棒喝的对象，吾执、法执都不严重，那么对他们进行引接，就得“合水和泥，应机接物”，用禅僧的诗句“清凉（五台山）金色光先照，峨眉银界一时铺”（《人天眼目》卷一），使他们研究宗教神学更加入迷。他们又引用了“午后打斋钟”的诗句，斋钟应该吃午饭前打的，午后打，就没有现实意义了，是多余的了。譬如已经觉悟的人，只要正面对他们进行教导好了。此外还有三玄、三要，基本上和四料拣、四照用差不多，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在禅僧的问答中，对达磨祖师西来意的这个公案，因为难答复，禅宗许多上座，都不愿正面作出回答，临济宗的义玄禅师却是作出了正面的回答的。别个僧侣问义玄“如何是西来意？”他在一处说：“若有意，自救不了。”在一处又说：“自达磨大师从西土来，只是觅个不受人惑底人”（《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义玄并没有像别个禅僧那样，顾而言他。临济一宗是禅宗南宗五支中势力较大的一支，它盛行在北方，在唯心主义传播教义方面，人才辈出，所谓“宗祖高明，子孙光大”（《人天眼目》卷一），在此后宋明佛教史中，是不能漠视的一支。

三，曹洞宗，这一宗的创建者，为洞山（今江西宜丰东北五十里太平乡）良价（公元807至869年）和他的门徒曹山（今江西宜黄北三十里）本寂（公元840至901年）。应该称洞曹宗，由于在声韵学上平声字应在上，仄声字应在下，才好称呼，因此称为曹洞宗。反映曹洞宗的世界观和认识论的是五位君臣论：“正位即属空界，本来无物；偏位即色界，有万形像；偏中正者，舍事入理；正中来者，背理就事；兼带者，冥应众缘，不随诸有，非染非净，非正非偏，故曰虚玄大道无著真宗”。“君为正位，臣为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视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带语。”谓之“正”，谓之“君”，实际就是他们的本体论；谓之臣，谓之偏，实际就是他们所讲的客观世界。因为禅宗和一切佛教教派一样，他们的颠倒世界观，把佛性真如认作本体，而把客观世界看作是佛性、真如的派生物。他们虚构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精神实体，即“真如”、“佛性”作为宇宙万有的本体，说他是“君”，而把宇宙万物都说成是“臣”，反而成了精神的派生物。

四，云门宗，这宗的创建者，为云门（今广东乳源北云门山）文偃（公元864至949年），他死的时候，已经不是唐代而是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皇帝刘晟统位时期了。云门宗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第一句是“函盖乾坤”，意思是说，客观世界是由心（精神性）派生的，这个心，毛吞巨海，芥纳乾坤，可以包罗万象，函盖乾坤，它是宇宙万有的本体。第二句话是“截断众流”，意思是说，这个客观世界，如堆山积岳，排叠将来，只要认识他是乾闼婆城，海市蜃楼，并不真实存在，那么宇宙万有就也冰消瓦解，万机顿息了。他们以有为无，这是一种颠倒的认识论。第三句话是“随波逐浪”，意思是说，要应病给药，方法也应该灵活。这三句话，云门宗称之为云门剑，也称之为吹毛剑，以喻其教人顿悟，快利无比。禅宗语录里称云门宗的机锋，“孤危耸峻”，“直是剑锋有路，铁壁无门，打翻路布葛藤，剪却常情见解”（《人天眼目》卷二），是咄咄逼人的。

五，法眼宗，这一宗的创建者，为金陵（今江苏南京）清凉山报恩禅院的文益（公元885至958年），他死于五代十国的南唐中主李统治时期，南唐中主谥他为大法眼禅师，因此这一宗称为法眼宗。法眼宗袭用了华严宗六相的说法，来表达他们的世界观。这宗也强调了“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宗解释“真如一心为总相，能摄世间出世间法故，约摄诸法得总名。能生诸缘成别号（别相）；法法皆齐为同相；随相不等称异门（异相）；建立境界故称成（成相）；不动自位而为坏（坏相）。……此上六相义者，……观通世间一切法门，能入法界之宗，不堕断常之见。……所以位位即佛，阶墀宛然”（《人天眼目》卷四）。反映了禅宗发展到五代十国时期，有些著名禅僧已经禅教兼重，这个教外别传的禅宗，正在吸取别宗有营养的资料，来丰富自己的教义了。法眼宗教人顿悟的方法，也和云门宗相近，“对病施药，相身裁缝”。

禅宗南宗僧侣，都是不念经、不坐禅的，他们认为：“佛本是自心作，那得向文字中求”（《黄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有些禅僧，偶尔也翻阅佛经，旁人问他，他推托说这是用来遮眼的。临济义玄曾经对人说：这一堂僧，“经又不看，禅又不学”，“总教伊成佛作祖去”（《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他们甚至诋佛经为魔说，沩山灵和他的门徒仰山慧寂谈到佛理，灵问慧寂：“《涅经》四十卷，多少是佛说？多少是魔说？”慧寂答：“总是魔说”（《潭州沩山灵禅师语录》）。《涅经》是佛的遗教，尚且被禅宗诋呵为魔说，不用说其他经典了。临济义玄甚至诋呵“三乘十二分教，皆是拭不净故纸”；“你若求佛，即被佛魔摄；你若求祖（达磨），即被祖魔摄”（《古尊宿语录》卷四《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称佛经为魔说，称佛为佛魔，称祖为祖魔，可说是呵佛骂祖，已经很流行了。洪州新兴严阳尊者已诋佛为土块，“僧问：‘如何是佛’？师曰：‘土块。’”（《景德传灯录》卷十一）临济义玄至诋佛为干屎橛（拭粪之橛）。有僧上堂说：“赤肉团上有一无位真人”（指佛），义玄说：“无位真人，是什么干屎橛”（《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后来有人问云门文偃：“如何是释迦身？”文偃也答：“干屎橛。”（《云门匡真禅师广录》）临济义玄又说：“坐断报化佛头，十地满心，犹如客作儿；等妙二觉，担枷锁汉；罗汉、辟支，犹如厕秽；菩提涅，如系驴橛。”（《古尊宿语录》卷四）德山宣鉴也说：“这里无祖无佛，达磨是老臊胡，释迦老子，是干屎橛，文殊、普贤，是担屎汉，等觉妙觉，是破执凡夫，菩提、涅，是系驴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疮疣纸，四果、三贤，初心、十地，是守古冢鬼，自救不了。”（《五灯会元》卷七）几乎把古佛今祖、佛遗教、佛道场都全盘否定了。有人问赵州从谂：“如何是佛”？师曰：“殿里底。”曰：“殿里者岂不是泥龛塑像！”师曰：“是。”（《五灯会元》卷四赵州观音院从谂禅师）南岳石头希迁收了一个徒弟天然，天然后居邓州（治穰，今河南邓州）丹霞山。他本来是个儒士，趁举赴考，想捞个官做。后来在旅途上碰到一位禅僧，这禅僧对他说：“选官何如选佛。”他大以为然，就出家当和尚了。在唐宪宗元和（公元806至820年）中，他寄居在慧林寺，“遇天大寒，师取木佛烧火向。院主诃曰：‘何得烧我木佛！’师以杖子拨灰，曰：‘吾烧取舍利。’曰：‘木佛何有舍利！’师曰：‘既无舍利，更取两尊烧。’”（《五灯会元》）他同时还说：“佛之一字，永不喜闻。”后来有人问洪州（治钟陵，今江西南昌）清泉山的守清禅师：“丹霞烧木佛意，作么（怎么）生？”守清答：“时寒烧火”（《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二）。在禅僧们看来，“金佛不度炉，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内里坐”（《古尊宿语录》卷十四），铜佛、木佛、泥塑佛，都是假相，即心即佛，真正的佛，在人心头。他们对佛、祖的传说，也是用怀疑态度的，他们说：“达磨西来，无风起浪；世尊拈花，一场败缺。”（《黄檗断际禅师宛际录》）认为释迦在灵山会上的拈花微笑，达磨的附舶东来，都是多此一举。丹霞天然对人说：“禅可是尔解的物？岂有佛可成。……若识得释迦即老凡夫，……莫一盲引众盲，相将入火坑。”（《禅宗正脉》卷五）赵州从谂甚至不相信烧骨取舍利的事情，从谂“将谢世时，谓弟子曰：‘吾去世之后，焚烧了，不用净淘舍利。……且身是幻，舍利何生，斯不可也。’”（《古尊宿语录》卷十三）他们强调心即是佛，确实把僧侣骗人的东西揭穿了不少。有人问汝州西院汝明禅师：“如何是伽蓝（寺院）？”汝明答：“荆棘丛林。”又问：“如何是伽蓝中人？”汝明答：尽是些“獾儿貉子。”（《景德传灯录》卷十一）揭露寺院中的勾心斗角，把禅僧一群诋为獾儿貉子，也是非常形象的。临济义玄还对他的门徒说过：“道流！尔欲得如法见解，但莫受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始得解脱，不与物拘，透脱自然。”（《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这喊杀之声，并不是真正要遇人即杀，而是所谓“学佛法底人，如斩钉截铁始得”（《景德传灯录》卷十七），要求在思想上和执着的东西包括佛魔、祖魔决裂。在禅僧们看来，只有思想上真正和执着的东西决裂了，才算“解脱”，才算“不与物拘，透脱自然”。禅宗僧侣们在思想上固然强调和世间决裂，但是他们在生活上，除了不敢结婚以外，其余一切却在进一步世俗化。他们“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景德传灯录》卷六），“遇茶吃茶，遇饭吃饭”（《景德传灯录》卷十一），“斋前厨蒸南白饭，午后炉煎北苑茶”（《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二），生活是非常随和的。禅宗表面上使用一些激烈的词汇，蒙惑了一些资产阶级学者，这些学者甚至采用“革命”这一名词来形容他们的行径，其实这只是从形式上看问题，没有深入到事物的本质中去探讨。因为在思想战线上如果真正能够称为“革命”，那么就应该是以唯物主义观点来革唯心主义观点的命；而禅宗南宗，恰恰相反，从他们的世界观到认识论，连禅僧们自己也清楚，是“七颠八倒”（《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一）的，它只会更引导人们走向主观唯心主义的宗教神学，它只会更引导人们走向不可知论的泥坑，因此，实际说来，既无命可革，也无革可言。即使禅宗南宗在传播顿悟学说的手法上，采用一套单刀直入、青天霹雳的说教方法，有时甚至“栏腮一掌”，“劈肋三拳”（普秀《临济慧照玄公大宗师语录序》），或者“痛与乌藤三顿”（《人天眼目》卷二），柱杖二十，表面上看来，当头棒喝，好像很偏激，但由于它既不曾革掉唯心主义的命，相反，他们那一套手法，只是用来巩固禅宗南宗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的。

在禅宗宗教神学传播过程中，还值得介绍一下的，是发展了一种新文体，即语录的体制，它主要记载了禅僧们的言行。当他们载言的时候，是采用活的语言来加以记录的，因此，语录的有些部分，记载得形象生动，而且具有浓厚的口语化倾向，这些语录的不断出现，对此后语体文的发展，有着一定影响。语录的内容，除了记载宗教神学之外，还记载着口语化的警句，如上面曾提到过的，有人问泉州招提院禅僧道匡，“如何是佛法大意？”道匡曰：“七颠八倒”（《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一），用“七颠八倒”四个字来形容佛教的颠倒世界观，是最形象不过的了。仰山慧寂“问师弟香岩：‘近日见处如何？’〔香〕岩曰：‘某甲卒说不得。’乃有偈曰：‘去年贫，未是贫；今年贫，始是贫。去年无卓锥之地；今年锥也无’”（《景德传灯录》卷十一）；有一处又说：“上无片瓦，下无卓锥”，都是非常具有形象思维的语言，后来一直被大家沿用着。同卷还有一句警句，是“千年田，八百主”。从这句话里反映了唐后期土地的转卖频仍，这些句子，在正史上我们是反而找不到的，使人读了，有一种清新的感觉。唐代是诗歌发达的时期，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著名的诗人；同样在禅僧行列中，也出现了不少诗僧，可惜他们的诗篇，不能全篇都保存下来，但在语录里，有时引用片章只句，作为机锋来处理，还是隽永可喜、耐人寻味的。如百丈怀海有七绝，“放出沩山水牯牛，无人坚执鼻绳头。绿杨芳草春风岸，高卧横眠得自由”。意境澹远，可称佳作。李翱赞维俨禅师的诗：“炼就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景德传灯录》卷十四）摘句中如雪峰义存有句：“雷罢不停声”，是哲理诗句中的上乘，灵云志勤把它改为“雷震不闻声”（《景德传灯录》卷十一），就违反常识，不成诗的意境了。汝州风穴延昭禅师在语录中引诗句较多，如“赴供凌晨入，开堂带雨归”；“三月懒游花下路，一家愁闭雨中门”；“常忆江南三月里，鹧鸪啼处野花香”（《景德传灯录》卷十三）。意境深远，和晚唐诗比肩而立，亦无惭色。禅宗语录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同时在我们对唐代诗歌进行研究时，也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禅宗思想的广泛传播，和语录体制的出现，对此后宋元理学起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但由于不在本书叙述范围之内，所以就略而不论了。

唐王室的尊崇道教　北周武帝灭佛，同时也灭道。隋文帝取得政权，恢复佛教，同时也恢复了道教。时有道士焦子顺牵强附会，“告隋文受命之符”（《唐会要》卷五〇）。隋文帝即皇帝位，尊焦子顺为天师，“常咨谋军国”，并为置五通观于宫侧，以便经常就近咨询。隋文帝并在京畿造道观三十六所，度道士二千人。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下诏：“有毁坏偷盗佛及天尊像、岳镇海渎神形者，以不道论”，“道士坏天尊者，以恶逆论”（《隋书·文帝纪》）。隋炀帝未即位时，曾邀请道士徐则、王远知等至其扬州镇所，“请求道法”（《册府元龟》卷八二二）。及即位后，又造观二十四所，度道士一千一百人。

李渊起兵晋阳，进军关中，有道士岐平定陈说符瑞，谓“陛下圣德感天，秦王谋无不胜，此乃上天所命，圣祖垂，何寇孽不可诛也”（《道藏》洞玄部·记传类《道教灵验记》）。武德三年（公元620年），有樵夫吉善行奏，说自己在浮山县（今山西浮山南）东南羊角山，见到一位骑着白马穿着素衣的老人，说自己是当今皇帝的祖先太上老君，叫他告诉皇帝，今年可平王世充，从此长有天下。于是李渊授吉善行为朝散大夫，改浮山县为神山县，改羊角山为神角山，在山上兴修兴唐观，塑太上老君像，从此唐王室成为老子的后裔，称李聃作祖宗了。事实上，李聃是道家思想的奠基人，他和道教毫无关系。道教是从神仙巫术发展出来的，和老子思想毫不相关。

唐高祖李渊在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国学释奠，还规定儒释道三教的先后，道为先，儒次之，佛在后，确定了唐王朝崇道的政策。唐太宗继承了这个传统，在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下敕曰：“老子是朕祖宗名位称号，宜在佛先。”（《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九）又命列道士、女冠（女道士）于僧、尼之前。唐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道士、女冠改隶宗正寺。诸州置道观，上州三所，中州二所，下州一所，每观各度七人。到了武则天时代，推重佛教，天授二年（公元691年）下诏：“自今以后，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流（僧尼）处黄冠（道士、女冠）之前。”（《全唐文》卷九）到了唐中宗变周为唐，道教的席次又摆在佛教之前了。

唐玄宗尊崇玄元皇帝为“大圣祖”（《道藏》洞玄部·传记类《历代崇道记》）。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又令全国各地建立玄元皇帝庙。天宝二年（公元743年），并令把长安的玄元皇帝庙改为太清宫，洛阳的玄元皇帝庙，改为太微宫，全国各地的玄元皇帝庙都改称紫极宫，从此道教寺宇又蒙上帝王“宫”“观”的名称。同时，也追尊庄子为南华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把《庄子》一书改称《南华真经》，《列子》一书改称为《冲虚真经》，事实证明，庄子和列子的思想和道教思想全无联系。

唐玄宗还在京师设立崇玄学，置博士、助教各一人，学生百人。后改崇玄学为宗玄馆，改博士称学士，改助教称直学士。又置太清宫使一名，职位更为隆重，由首相兼任。每岁贡举，有道举，考试《道德经》、《南华真经》、《冲虚真经》和文子的《通元真经》等几部书，把它们列为经典著作（《老子》《庄子》收入《经典释文》），不入子书。唐玄宗还派遣使臣，往各州搜集道经，纂为《道藏》，共三千七百四十四卷，名为《三洞琼纲》。以后又命崇玄馆缮写，并令诸道采访使转写持诵，广为传播。

一般的道教寺宇，唐时称为“观”。开元时，“凡天下观，总一千六百八十七所。每观观主一人，上座一人，监斋一人，共纲纪众事。而道士修行有三号，其一曰法师，其二曰威仪师，其三曰律师，其德高思精，谓之炼师”（《唐六典》卷四《祠部郎中》）。由于唐王室崇事道教，因此有许多公主做女道士（时称女冠或女官）。武则天女太平公主曾出家为女道士，睿宗女金仙公主、玉真公主均曾为女道士，并为造金仙观、玉真观以居之。玄宗的杨贵妃，曾为女道士，玄宗女万安公主、新昌公主也均为女道士。朝臣中也有弃官入道的，如秘书监贺知章弃官为道士，舍会稽宅为千秋观。

唐王朝这样崇奉道教的原因，除了是想利用老子来增光王室门楣，加强皇帝的神圣意义之外，同时也是迷信方士烧炼丹药的一套方术。据说服了方士的丹药，上可以长生不老，下亦可以满足淫荡享乐的要求，因此统治阶级对于道教自然崇奉之不暇。中唐以后，有不少皇帝多为丹药所误，如唐宪宗信任方士柳泌，服其所合金丹。日加燥渴，躁怒过常，以致为宦官所弑杀，对外但云药发。唐宪宗的儿子唐穆宗也因妄服方士之药过多，因此病死。唐穆宗子唐武宗也是因于饵方士杜元阳的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武宗也觉得自己健康有问题，“而道士以为换骨”。终于金丹毒发而死，继承武宗之皇位的皇叔唐宣宗杖杀道士赵归真等数人，并流配罗浮山人轩辕集于岭南。可是宣宗在同年冬，亲受《三洞法》于衡山道士刘玄静，到了宣宗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即宣宗做了十一年皇帝以后，又把道士轩辕集从罗浮山接回长安，向他请教长生之术。这次轩辕集也学乖了，他对宣宗说：“王者屏欲而崇德，则自然受大遐福，何处更求长生”（《资治通鉴》），住长安数月，坚决请求还罗浮山去了。唐宣宗最后还是因为服了医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乐的丹药，疽发于背而死。“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道士以丹药骗人，皇帝以服丹药丧生。此外达官贵人为求长生不老，因此而服食金丹致死的，也不在少数。

唐五代道教徒的思想　唐代的道教徒中，有些人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们不仅和佛教思想有很接近的地方，有些还掺杂摩尼教的思想。

和佛教思想相接近的，为武则天时期的道教徒王玄览，他在其所著《玄珠录》（见《道藏·太玄部》）中说：“诸法无自性，随离合变，为相为性，观性相中，无主无我，无受生死者。虽无主、我，而常为相、性。将金以作钏，将金以作钤；金无自性故。”这种世界万物没有自性的说法，就是佛教的理论。他又说：“法既妄，不言亦妄，此等既并是妄，何处是真？即妄等之法，并悉是真。”并说：“非有非无，非舍有无”，这种离二边的中道思想，又明显的是从佛教那里接受过来的。他认为要修道，“当灭知见，知见灭尽，乃得道矣。虽众生死灭后，知见自然灭”，但这只是一般的死灭，“若使身在未灭时，自由灭知见，当至身灭时，知见先已无，至已后生时，自然不受生。无生无知见，是故得解脱”。这和佛教涅永不受生的说法，又基本一致。因此可以说王玄览的思想，掺入了许多佛教思想的色彩。

掺杂有摩尼教思想色彩的，则为唐肃宗至唐代宗时期的道教徒李筌，他虽不是道士，而是唐王朝的官吏，官至仙州刺史、荆南节度副使，但是以道教徒著名的。当北朝后期，出现了一部伪书《阴符经》，托名黄帝所撰，大概是寇谦之系的道士们所伪撰。李筌得到这本书之后，为之作疏以传于世。《阴符经》分上中下三卷，“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国安人之法，下有强兵战胜之数”（《阴符经疏序》）。李筌在《阴符经疏》中，介绍了他自己对构成万有本体的看法，他说：“天者，阴阳之总名也，阳之精气，轻清上浮为天；阴之精气，重浊下沉为地。相连而不相离。……故知天地则阴阳之二气，气中有子，名曰五行。五行者，天地阴阳之用也，万物从而生焉，万物则五行之子也”（《阴符经疏》上）。李筌认为万物的生成，和阴阳二气有关，由阴阳而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但阴阳二气，并不是万有的本体，他又说：“阴阳生万物，人谓之神，不知有至道静默而不神，能生万物阴阳，为至神矣！”（《阴符经疏》中），又云：“不神者，何也？至道也。言至道虚静，寂而不神，此不神之中，能生日月阴阳三才，万物种种滋荣而获安畅，皆从至道虚静中来，此乃不神之中而有神矣，其理明矣。”由此可见，他还是以至道虚静的“无”认作是万有的本体的。在《阴符经》原文里，说道：“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阴阳相推而变化顺矣。”这是说，物质虽有运动变化，但运动是相对的，静止是绝对的。李筌对物质运动的看法，在疏文中没有提出相反的意见，可见基本上和上述的观点是相一致的。李筌又认为“天生五行”，“更相制伏，递为生杀”，“五行相生而用之，则为道德，合于阳也；相克之道用之，则为贼害，合于阴也。”“故知善修道德者，道也，是阳之主也；阴恶贼害者，魔也，是阴之精。”人但能明此五行制伏之道，审阴阳兴废之源，就是见道，就是“吉无不利，与道同游”（《阴符经疏》上）。又说：“五贼者，五行之气也。……贼者害也，逆之不顺，则与人生害，故曰贼也。”五行相生则吉，相克则凶，本来是中国的原有说法，但李筌在讲到阴恶贼害的时候，特别联系到魔的一字，这和摩尼教说世界及每一个人的身体中，都具有五明力和五类魔和合而成的说法，极其接近。因此也可以猜测到在唐代中叶，道教的思想也掺杂有摩尼教的思想成分，这是应该加以注意的。

李筌以后，有施肩吾，也是道教的思想家。肩吾字希圣，宪宗、穆宗时期的人。《全唐文》卷七百三十九说施肩吾是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进士。肩吾著《西山群仙会真记》一书，在书里放言性命之学，他说：“从道受生谓之性，自一禀形谓之命，所以任物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有所思谓之志，事无不周谓之智，智周万物谓之虑。……气来入身谓之生，气去于形谓之死，所以通生谓之道。道者有而无形，无而有精。……道不可见，因心以明之，心不可常，用道以守之”（《道藏》洞真部·方法类《西山群仙会真记》卷二第八）。从道受生谓之性，自一禀形谓之命，它以无形与有形来分别性命，开宋元道学言性命之学的先路。同时，气来入身谓之生，气去于形谓之死，这个道气的提法，也给后来道学家以深远的影响。他也谈到道器的问题，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上以下为基，道以器为用”，这种说法，在宋元道学家的语录中屡屡提到，可以说，道器体用的问题，施肩吾已经开始加以发挥了。

谭峭，字景升，父谭洙，国子司业。峭不乐仕进，著有《化书》。谭峭生活于晚唐五代之际。在宇宙观方面他不主张从无生有。他认为动静相磨，化生万物，他说：“动静相磨，所以化火也，燥湿相蒸，所以化水也。水火相悖，所以化云也，汤盎投井，所以化雪也，饮水雨日，所以化虹霓也。小人由是知阴阳可以召，五行可以役，天地可以别构，日月可以我作。”（《道藏》太玄部《化书》卷二）他认为掌握住动静相磨的规律，阴阳可召，五行可役，天地可以别构，日月可以自作，他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力量，认为一个普通的人，只要掌握动静相磨的规律，就可以成为宇宙的主宰。但是谭峭的相化理论，有时又在循环不已的基础上运行着，在这种情况下，万物和人又处于被动的地位，他说：“夫万物非欲生，不得不生；万物非欲死，不得不死。达此理者，虚而乳之，神可以不化，形可以不生。”（《道藏》太玄部《化书》卷一）不化不生，永远处于死寂的环境中，又是一般道教徒的议论了。

杜光庭，字圣宾，唐僖宗时，随从入蜀，后来前蜀主王建赐光庭号广成先生。他给道和物定了一个定义，无形是道，有形是物。他说：“道本无形，莫之能名，无形之形，是谓真形，无象之象，是谓真象。先天地而不为长，后天地而不为老，无形而自彰，无象而自立，无为而自化，故曰大道”（《道藏》洞神部·玉诀类《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第二）。有时他又说道就是元气，“道本包于元气，元气分为二仪，二仪分为三才，三才分为五行，五行化为万物。”“故元气无形，不可名也。《经》云‘道隐无名。’”（《道藏》洞神部·玉诀类《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第二）元气虽然无形，但如果和阴阳结合起来，就称做阴气和阳气。他把气和道结合在一起，接近于无极而太极的理论。杜光庭在《中元众修金斋词》中又说到“至道希夷，真精玄寂，弘化于混元之末，凝光于太极之先”（《广成集》卷四）。太极而有先，可见太极还不是根本之所在；根本是至道，玄精，是否称做无极，尚不明确，但杜光庭的著作里，确已有无极这个字句了（见《广成集》卷十四）。杜光庭把有形的叫做物，他说：“五行造化谓之物，又云块然有凝谓之物，凡有形质者，俱谓之物也”（《道藏》太玄部《玄珠录》卷上）。当然，他解释《老子》“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的物是否有形时，他认为“道之妙用，非世之常物”，即这个物还是无形的。杜光庭认为人的贤愚，“得清明冲朗之气，为圣为贤，得浊滞烦昧之气，为愚为贱”（《道藏》洞神部·玉诀类《道德真经广圣义·不尚贤章》第二注）。贤愚是得诸先天的，这完全是迎合封建统治者口味的说法。

后来给予道学家们影响最大的是陈抟。陈抟字图南，五代后唐明宗长兴（公元930至934年）间，举进士不第，服气辟谷为道士。周世宗（公元954至958年）授谏议大夫，固辞不就。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公元976至983年）中，曾赐号希夷先生。他拟了一幅《太极图》，授予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周敦颐据之作《太极图说》，通过《太极图说》来研究宇宙生成、万物化生的道理。陈抟的著作，已经找不到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中说道：“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过去某些道士们理解宇宙的本质是静的，由静而动。《太极图说》却说“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认为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暂时的，这在思想上是一个很大的革新。可惜在“无极”的问题上，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存在”，或根本不是什么“存在”，他都没有详细讲到，只能靠后人去揣摩了。(3)

道教是一种内容庞杂的宗教，它从东汉、三国以来，一直到唐末五代，不断吸取中土其他各种教派的论点，来充实自己。但它的能够传播，却不是具有这种长处，而是由于它能够满足统治阶级享乐腐化的愿望以外，还由于道教有一套荒诞无稽的骗人说法，如呼风唤雨、避祸消灾、起死回生、仙药治病等等，却正是受苦受难的人民平日生活之中所期望着而得不到的东西，统治阶级就利用道教的这种说法，来麻醉当时人民，这就使道教在人民群众中间有了许多信奉者。

祆教、景教、摩尼教的传播　我国称祆教、景教、摩尼教为三夷教，现次第介绍如下。

祆教，是公元前6世纪，波斯人琐罗亚斯德（Zoroaster）因波斯拜火旧俗而创立的。他认为宇宙间有善恶两种力量在进行斗争，善神清净光明，恶神污浊黑暗，人们应该弃恶就善，弃黑暗而趋光明，以火代表光明，代表善神，而加以崇拜，故称拜火教。同时拜火以外，也拜日、月、星辰。中国人因为它拜天，所以称之为拜“胡天神”，并特为它制出“祆”的一个字来，作为胡天神的省文；以其拜火，有时又连称为“火祆”。波斯萨桑王朝兴（公元226年），定火祆为国教，由是中亚昭武九姓诸国和吾国西北部塔里木盆地南北道如疏勒（今新疆喀什）、于阗（今和田）、焉耆（今焉耆）等城邦，也多成为崇祀拜火教的地区了。

祆教最早传入中原地区，当在东晋十六国的石赵时期，《晋书·石季龙载记》载：石虎死后，冉闵擅国政（公元349年），“龙骧（禁卫军）孙伏都、刘铢等，结羯士三千，伏于胡天，亦欲诛闵。”这个“胡天”，就是指祆祠而言的。这可说是祆教记载最早见于中国史上的一条材料。盖石氏系出中亚羯族，祆教也是他们本来崇奉的宗教，祆教在石赵时期传入中原地区，这是可以理解的。

北魏之季，灵太后登嵩高山，下令“废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魏书·皇后宣武灵皇后传》）；北齐后主高纬末年（公元576年），亦“躬自鼓舞，以事胡天”，北周诸帝“欲招来西域”，亦“有拜胡天制”（《隋书·礼仪志》）。可见北朝都是崇拜祆教的。唐代首都长安有祆祠四所，东都洛阳有祠祀二所，河西走廊如凉州、沙州（今甘肃敦煌）等地，也有祆祠。

隋代有雍州萨保，流内视从七品，诸州胡二百户已上萨保，流内视正九品，见《隋书·百官志》。唐代有萨宝视流内正五品，萨宝府祆正，视流内从七品，有萨宝府祆祝，视流外勋品，萨宝率府，视流外四品，萨宝府史，视流外五品，见《通典·百官典·唐官品》。“萨宝府官，主祀祆神”（宋敏求《长安志》卷十），皆以胡人充任。火祆既是胡人崇奉的宗教，因此唐政府禁止内地百姓祈祭。“唐河南府（洛阳）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祆神庙。”“梁州有祆神庙。”“每岁商胡祈福，烹猪杀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在酬神之后，还请一位胡人充祆主，变出一套魔术来，如取一横刀，利同霜雪，以刀刺腹，食顷，平复如故（张《朝野佥载》）的幻术之类。

会昌灭佛，祆教也在被废除之列。大中初年，佛教复兴，祆教同样准许在胡人之间崇祀。宋人张邦基著《墨庄漫录》，在其书卷四中提到东京开封府城有火祆祠，其庙祝姓史，自云“家世为祝累代矣，藏先世补受之牒凡三，有曰怀恩者，其牒唐咸通三年（公元862年）宣武节度使令狐〔〕给；有曰温者，周显德三年（公元956年）端明殿学士权知开封府王〔朴〕所给；……有曰贵者，其牒亦周显德五年枢密使权知开封府王〔朴〕所给。自唐以来，祆神已祀于汴矣；而其祝乃能世继其职，逾二百年，斯亦异矣”。张邦基是北宋末、南宋初人，南宋以后，中土典籍，不载祆祠之名，祆教大概很衰落了(4)。

景教，是从希腊正教里面分裂出来的一个教派，创建者为叙利亚人聂思脱里（Nestorius）。聂思脱里于公元428年起，任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他主张耶稣基督之神性与其人性非一体，谓耶稣之母玛利亚只产耶稣之体，不产耶稣之神，故不当称之为圣母，因此被斥为异端（此为公元431年事）；公元435年，并由罗马皇帝下令放逐聂思脱里于国外。聂思脱里一派虽不得志于东罗马，而以后在波斯等地却大大发展起来，中国的景教，就是从波斯传入的。

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景教传教师阿罗本从波斯来到中国，唐太宗命他翻译景教的经典。贞观十二年，下诏于西京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景教传教师）二十一人。唐高宗时，又下令于诸州置寺，并赐阿罗本以“镇国大法主”的称号。因为景教是从波斯传到中国的，所以中国人开始称它的寺院为波斯寺。到了唐玄宗天宝四载（公元745年），时波斯已灭，而景教本出自东罗马，唐人称东罗马为大秦，故又改称波斯寺曰大秦寺。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于大秦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石至今在西安市碑林保存，是研究中土流传景教的重要材料。此外，在敦煌石室中，也发现了有关景教的几种经典，中外学者也曾对它进行了研究(5)。

会昌灭佛，景教也受到冲击，此后就若存若亡了。

摩尼教，回鹘可汗碑称之为“明教”，其创建者为波斯人摩尼（Mani），亦译作末尼。摩尼生于公元216年（即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从公元242年（魏齐王芳正始三年）起，开始创立新教。它的教义系改创火祆等教义而成。摩尼教倡二宗、三际之说。二宗，指光明与黑暗两种力量。摩尼教创世界的传说是：“此世界未立以前，净风、善母二光明使，入于暗坑无明境界……其五类魔黏五明身，如蝇著蜜，如鸟被黐，如鱼吞钩，以是义故，净风明使以五类魔及五明身二力和合，造成世界十天八地。如是世界，即是明身医疗药堂，亦是暗魔禁系牢狱。”（大正藏卷五十四《波斯教残经》）他认为世界是光明和黑暗两种力量和合而成的，因此这两种力量必然会发生斗争，这和祆教的善恶两种力量常在进行斗争之说，大致相同。三际，谓初际、中际、后际，它们代表过去、现在、未来明暗两种势力消长的三个阶段。“初际者，未有天地，但殊明暗，明性智慧，暗性愚痴，诸所动静，无不相背”。这是一个明暗分明的时代。“中际者，暗既侵明，恣情驰逐，明来入暗，委质推移”。这是明暗两种势力斗争最激烈的时代。摩尼认为当时世界，正处于这样一个时代，他主张摩尼教徒应该“劳身救性”，助明胜暗，“即妄为真”。“后际者，教化事毕，真、妄归本，明既归于大明，暗亦归于积暗”（大正藏卷五十四《摩尼光佛教法仪略》）。这时明暗又各复本位，人人已处于“无上光明世界中”（大正藏卷五十四《摩尼教下部赞》）了。摩尼教认为人的肉身，就是一个小世界。当中际的时候，在这小世界中，光明的本性，“为魔囚缚，昼夜受苦”，只有用摩尼的五明力量，把光明的本性从怨憎、嗔恚、淫欲、忿怒、愚痴等五暗的魔道中挣脱出来，使人的心性也“像清净光明世界”（《波斯教残经》）一样。摩尼认为摩尼教徒应该帮助光明战胜黑暗。摩尼的学说当时受到火祆教徒的攻击，公元277年（晋武帝咸宁二年），摩尼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尸身并剥皮实草，揭示市门。

摩尼死，而摩尼之教传播极速，魏晋南北朝之际，中亚细亚诸地已有很多摩尼教徒。它的传入中国，约在武周时代，《佛祖统纪》卷三十九载武则天“延载元年（公元694年），波斯国人拂多诞（Jur—stadan）持二宗经伪教来朝”(6)，这是摩尼教入中国的最早记录。《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一引：“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吐火罗国支汗那王帝赊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其中的“慕”（Moga）也是摩尼教中法师之译名。摩尼教自延载元年传入中国，到了开元二十年，前后不到四十年，一度曾遭禁断。《通典·职官典》称：“开元二十年七月敕：末摩尼法，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以其西胡等既是乡法，当身自行，不须科罪。”不过这道禁令，只是不准唐人信奉，至如中亚细亚人则不在限制之列。

天宝以前，传摩尼教至中国者，为波斯、吐火罗；至德以后，使摩尼教在中国广泛传播者则为回鹘。摩尼教的传入回鹘，当和传来唐地时间相去不远。当唐人谓摩尼为邪见，而加以禁断时，在回鹘，则君臣上下，一致尊奉，成为国教。安史之乱以后，回鹘于唐有功，故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批准在长安为回鹘置摩尼寺，名之曰“大云光明寺”。到了大历六年，又下敕在荆、扬、洪、越等州，各置大云光明寺一所。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又在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三所。可见摩尼教正在迅速传播。

唐武宗时，蒙古高原上的回鹘汗国败亡，唐政府乃在会昌三年（公元843年）下令没收摩尼寺全部财产，据《僧史略》载：“会昌三年，敕天下摩尼寺并废入官，京城女摩尼七十二人死。及此国（指唐朝）、回纥诸摩尼等，配流诸道，死者大半。”在日本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里，也记载：“会昌三年四月中旬，敕天下杀摩尼师，剃发令著袈裟，作沙门形而杀之。”摩尼教经此沉重打击，便转入地下了。(7)

摩尼教虽遭政府严令禁断，但由于摩尼教徒平日生活朴素，不茹荤，不饮酒，死后裸葬等等，以及提倡同教人相亲相恤，互助互作，并主张在中际向黑暗作斗争，争取光明，因此这个教派有一定程度的战斗性格，容易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后梁贞明六年（公元920年），陈州末尼（摩尼之异译）党类，立母乙为天子，累讨未平，及贞明中，诛斩方尽”（《僧史略》）。后来民间称摩尼教为吃菜事魔，或称之为明教，宋代的方腊，据说就是吃菜事魔，元末的红巾大起义，也以明教为号召，都和摩尼教有密切的关系。

祆教、景教、摩尼教，所谓三夷教，摩尼教由于回鹘汗国败亡，在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最先下令废除；到了会昌五年，祆教、景教也和佛教同时废除。在《旧唐书·武宗纪》毁佛寺制中称：“其大秦（景教）、穆护等祠，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勒大秦、穆护、祆二千余人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三夷教受此打击，除了摩尼教转入地下，和中土佛道诸教派融合，经过中国化过程，在人民群众间广泛深入传播以外，祆教还有活动，景教已经若存若亡了。

关于伊斯兰教，唐王朝虽和大食帝国有了频繁的接触，但是在唐代，没有传入伊斯兰教的明确记载。唐玄宗天宝中，怛逻斯一役，被大食生俘的杜环，曾到达苦法，回国后著《经行记》，称伊斯兰教为大食法，这是中土著述中谈述伊斯兰教的最早记载。

杜环在《经行记》里说：“其大食王（哈利发）号暮门，……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座，为众说法。曰：‘人生甚难，天道不易，奸非劫窃，细行谩言，安己危人，欺贫虐贱，有一于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战，为敌所戮，必得生天；杀其敌人，获福无量。’率土禀化，从之如流。法唯从宽，葬唯从俭。”（《通典·边防典》大食国注）“其大食法者，以弟子亲戚而作判典，纵有微过，不至相累。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大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出纳。”（《通典·边防典》大秦国注）也可以说是介绍大食法的最早报道了。

唐前期的反佛斗争　佛教的传入中国，它的彻底宗教神学唯心主义和大力宣扬迷信的轮回教义，是麻醉群众的鸦片烟；它的宣传慈悲、忍辱、不抵抗，充满着缓和阶级矛盾的实质，企图解除人民在思想上对统治阶级的反抗。这样，就可以断定说，佛教的传播，对统治阶级巩固封建统治是极为有利的；而对于人民群众则是非常不利的。尽管佛教神学思想，五花八门，毒害中国很深，但是悠久的中国民族文化，对佛教仍具有一定的免疫力量。这种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曾和各式各样的宗教神学，包括佛教在内，进行过斗争。这一斗争的直接结果，揭露了佛教对人民的危害实质，使佛教的麻醉作用，受到限制。其间接结果，由于佛教不能完全统治世俗，像欧洲中世纪罗马教廷一样，不得不更靠拢统治政权，这样，宗教为了适应世俗的要求，不得不转向世俗化的一途。所以禅宗的南宗，尽管它口头上怎样偏激，而在实际行动中，却完全得和世俗生活一致起来的那种宗教教派了。

隋朝全盛时，有僧尼二十三万六千二百人。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人口锐减，全国二百多万户，尚有僧尼二十万人。因此唐代初年，就有不少人主张废除佛教。

傅奕（公元555至639年），相州邺（今河南安阳北）人。精于天文历数之学，唐初任为太史令。他在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上书请废除佛教。奏疏里说：佛教“以三涂、六道（轮回学说），吓愚欺庸，追既往之罪，窥将来之福。……且生死寿夭，本诸自然，刑德威福，系之人主。今其徒矫托，皆云由佛，攘天理，窃主权”（《新唐书·傅奕传》），因此主张禁绝。唐高祖也厌恶僧、道，“苟避征徭，不守戒律”（《资治通鉴》唐武德九年），故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四月，下诏沙汰僧、尼、道士、女冠（女道士），京师只准保留寺院三所。可是还没有执行，玄武门事变发生，被迫退位，唐太宗因为自己新取得政权，力求把局面稳定下来，所以就把汰僧道的事搁置下来了。傅奕一生反佛，他还搜集魏晋以来反佛的议论加以整理，辑成《高识篇》一书，公诸于世。使佛教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受到一定打击。

吕才（公元600至665年），博州清平（今山东高唐西南）人。太宗、高宗世，历官太学博士、太常丞、太子司更大夫等职。吕才学问渊博，著述甚多，在历史著作方面，他著有《隋记》二十卷，在药物学方面，他曾参与《本草》的修订工作，在历算方面，他著有《刻漏经》一卷，在类书的编纂方面，他曾预修《文思博要》，在氏族志研究方面，他又参加《姓氏录》的编撰工作，此外他又精于乐律，可惜他的著作，没有全部流传下来。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他受诏刊正《阴阳书》，合成百卷。这是一部御撰性质的著作，首先在有命运支配，有骨相可凭藉，有风水迷信可倚赖等等前提之下来加以整理的书籍。可是吕才替这部书写《叙宅经》、《叙禄命》、《叙葬书》三篇序文时，在序文中无情地驳斥了命相风水迷信之说，非常鲜明地显示出他那种唯物倾向的战斗性格来。当贞观十九年，玄奘自五天竺取经归来，一时举国若狂，盲目地崇拜这位唯识哲学大师。当时玄奘宣译《因明论》以后，他的门徒神泰、靖迈、明觉三家还各记师说，写成《因明论义疏》。吕才非常冷静地研究了对方的一些论点，结果发现他们的一套学说并其方法论，完全是唯心主义和诡辩逻辑，同时神泰等三家的《义疏》，其内容又互相牾，并不一致。于是吕才著《因明注解立破义图》，分上中下三卷，共四十余条，公开揭穿唯识哲学的一套诡辩说法。这一论战展开以后，玄奘躲在幕后，不敢出头露面，任他门徒去应战，最后他的门徒还是采用拖延、搪塞的手法，把一场争论以不了了之的方法拖过去了。可惜吕才的唯物主义思想倾向，没有详细地记述下来，我们无法充分加以介绍，但从吕才“以实际为大觉玄躯，无为是调御法体”这两句的意义来领会，我们认为吕才是主张客观世界是真实地存在着的，“无为”作为修养手段来处理，他认为是可以的，但不能用来说明客观世界的不真实性。由此可见，这一场论战，虽然是文献不足，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不同思想的论争。吕才在唐初，不失其为站在唯物主义反佛前哨的一位战士。

在武则天、唐中宗时期，佛教寺院数目有了增加，僧尼人数也日见增多。唐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左拾遗辛替否上疏谏修立塔宇。他在谏疏中提到：“佛教东传”，“千帝百王，饰弥盛而国弥空，信弥重而祸愈大”。“何者？有道之长，无道之短，岂因其穷金玉，修塔庙，方见享祚乎？”“当今出财依势者，尽度为沙弥，避役奸讹者，尽度为沙弥，其所未度，唯贫人与善人耳。”“将何以租赋乎？将何以力役乎？臣以为出家者，舍尘俗，离朋党，无私爱。今殖货营生，仗亲树党，畜妻养子，是致人以毁道，非广道以求人。”“今天下佛寺，盖无其数，一寺堂殿，倍陛下一宫，壮丽甚矣，用度过矣。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臣窃痛之。”（《唐会要》卷四十八）

唐玄宗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当时的宰相姚崇也认为过去度僧度得太滥了，以致“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远近充满，损污精蓝”（《唐会要》卷四十七）。唐玄宗接受他的意见，命官吏对僧尼加以简择，一时伪滥还俗的僧尼，有三万余人之多。辛替否和姚崇的反佛，也都是站在统治阶级的利害立场上来进行的，但在当时佛教气氛那么浓郁笼罩着全国思想界的时候，只要能提出反佛的喊声，就应该加以肯定的了。中唐之后，反佛的任务，还是非常迫切的，韩愈可算是当时反佛的主将，他提出了儒家道统这个新概念，来完成反佛这一历史任务。我们下面还要叙述到他，在这里就不详细地讲他了。

会昌灭佛与佛教的重兴　从唐统治政权的长远利益来讲，一方面想利用佛教起着麻醉人民，巩固统治的作用；一方面又怕佛教寺院经济的过度发展，分割了两税户口，剥夺了天下大半财富。为了防止私度僧尼，唐王室还规定剃度僧尼，得由祠部司出给度牒，有了度牒（僧尼证明书），才算正式僧尼。安禄山举兵后，唐宰相杨国忠“使御史崔众于河东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间出钱百万”（《旧唐书·食货志》）。从此政府公开出卖度牒，在唐代宗时期，禅宗慧能的弟子神会曾在洛阳出卖度牒，“所获财帛，顿支军费”（《宋高僧传·习禅篇·唐洛京荷泽寺神会传》），可见度牒的出卖，已成为唐政府的经费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了。但是尽管通过给与度牒的制度，始准出家，出家的僧尼人数，还是很可观。唐敬宗时（公元824至826年），徐州节度使王智兴“绐言天子诞月，请筑坛度人以资福”。下诏报可。王智兴“即显募江淮间，民皆曹辈奔走，因牟撷其财（出卖度牒）以自入”。浙西（治润州，今江苏镇江）观察使李德裕劾奏“智兴为坛泗州，募愿度者人输二千，则……普加髡落。自淮而西，户三丁男，必一男剔发，规影徭赋，所度无算。臣阅度江者日数百……若不加禁遏，则前至诞月，江淮失丁男六十万，不为细变”（《新唐书·李德裕传》）。唐政府听取了李德裕的奏言，才下诏徐州禁止度僧。

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泽潞节度使（亦称昭义节度使，治潞州，今山西长治）刘从谏死，其弟子刘稹自称留后，求继位为节度使，朝廷不许，乃对泽潞用兵，当时唐王朝军费支绌，而关中、河东等地，又连年蝗虫为灾，这样，冲击佛教寺宇，没收僧尼财富，就成为当时可行的一途了。唐武宗本来就倾向道士，欢喜道士们为他炮制金丹，以求升仙。道士赵归真等也乘这个机会，攻击僧尼。会昌二年十月九日，敕下：“天下所有僧尼，解烧炼咒术禁气，有军身上仗痕鸟文杂工功，曾犯刑养妻，不修戒行者，并勒还俗。若僧尼有钱物及谷斗田地庄园，收纳官。如惜钱财，情愿还俗者，亦任勒还俗，充入两税徭役。”“所畜奴婢，僧许留奴一人，尼许留婢二人，余各任本家收管。如无家者，官为货卖……余外资财，收贮待后敕处分。”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正月，长安“左街还俗僧尼共一千二百卅二人，右街还俗僧尼共二千二百五十九人。”“三月敕下云：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王寺，终南山五台、凤翔府法门寺……并不许置供及巡礼等。如有人送一钱者，脊杖二十；如有僧尼等在前件处受一钱者，脊杖二十；诸道州县应有送供人者，当处捉获，脊杖二十。因此四处灵境，绝人往来，无人送供。”“又敕下令毁拆天下山房、兰若、普通佛堂、义井村邑斋堂等，未满二百间不入寺额者，其僧尼等尽勒还俗，充入〔两税〕免役，具令分析闻奏。”又“敕令天下小寺，经、佛般入大寺，钟送道士观，其破拆寺僧尼粗行不依戒行者，不论老少，尽勒还俗，递入本贯，充入色役。”“会昌五年，又敕下天下寺舍，不许置园庄。又令敕检天下寺舍，奴婢多少，兼钱物斛斗匹段，一一诣实具录令同奏。”“又敕令诸寺僧尼年四十已下，尽勒还俗，递归本贯。”“见说功德使条流僧尼还俗之事，商议次第，且令三十以下还讫，次令五十已下还俗，次令五十已上无祠部牒者还俗，第三番令祠部牒磨勘差殊者还俗，最后令祠部牒不差谬者尽令还俗。”“又帖诸令，牒云，如有僧尼不伏还俗者，科违敕罪，当时决煞者。”（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这一次灭佛的结果，据《资治通鉴》唐武宗会昌五年八月壬午载：“诏陈释教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大秦穆护祆僧二千余人，毁招提、兰若（官赐为寺，私造为招提兰若）四万余区。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成绩是辉煌的。唐王朝就是在没收这许多财富中，消灭了企图割据泽潞的刘稹。

才灭佛不久，会昌六年（公元846年）的三月，武宗以服金丹过量，中毒而死，武宗叔父唐宣宗李忱即皇帝位。唐宣宗是崇信禅宗南宗宗教神学思想的佛教徒，为了缓和统治阶级内部僧俗之间的矛盾，又准许设置寺院，并允许有些大寺设置戒坛，剃度僧尼，不过“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给牒”。还是采用度牒的制度，控制全国僧尼人数的发展。

佛教史上有所谓“三武之厄”，是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和北周武帝宇文邕的灭佛以及唐武宗灭佛而言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灭佛，范围只局限在淮、汉以北，而唐武宗的灭佛，影响遍及江南、岭南。只有陇山以西，当时为吐蕃占领，因此如敦煌莫高窟等地区的寺院经济，就没有受到它的打击。另外，如河北三镇，当时对唐王朝保持一种半独立状态，成德节度（领恒、定、易、赵、深、冀等州，治恒州真定，今河北正定）、魏博节度（领魏、博、贝、瀛、沧、相、、卫、澶等州，治魏州贵乡，今河北大名东北）、幽州节度（领幽、蓟、平、檀、等州，治幽州蓟县，今北京城西南）。这所谓河北三镇，它不接受唐中央政府的意旨，不灭佛，“不拆舍，不条流僧尼。佛法之事，一切不动之”（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以会昌灭佛，并没有波及河北三镇。

会昌灭佛的时候，“五台山僧多亡奔幽州，〔宰相〕李德裕召〔幽州〕进奏官曰：‘汝趣白本使，五台僧为将必不如幽州将，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为虚取容纳之名，染于人口，独不见近日刘从谏招聚无算闲人，竟有何益！’〔幽州节度使〕张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关曰：‘有游僧入境则斩之。’”（《资治通鉴》唐会昌五年）

会昌灭佛，虽是不到一年就让佛教恢复活动了，可是对佛教寺院经济，打击还是很严重的，佛教的经典，散失也是非常严重的，天台宗和华严宗的著作，损失了不少，有些中土已经失传，只能从新罗、日本去转抄过来；只有禅宗，它是不讲究译经和从事著述的，因此没有受到多大破坏，相反会昌灭佛以后，中土诸教派都受到这个打击而消沉下去了，独有禅宗反而因为迎合新兴庶族地主的要求，更加发展起来了。

韩愈的排抑佛道与独尊儒术　韩愈，另有介绍。韩愈在哲学史方面的地位，就是排抑佛、道，建立儒家的道统。

韩愈认为儒家中心思想，就是仁、义、道、德四个字。他在《原道》一文里说：“博爱之谓仁，仁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至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是儒家思想固有的内容），道与德为虚名”（三家都有道德，但三家表现的形式又各各不同）。儒家有儒家的道德标准，佛、道有佛、道的道德标准。“老子之所谓道德者，去仁与义言之也”，即佛、道的道德标准和儒家不同的地方，就是把仁、义的内容抽去罢了。韩愈说，儒家的经典著作，“其文《诗》、《书》、《易》、《春秋》”；儒家的统治手段，“其法礼、乐、刑、政”；儒家的职业分工，“其民士、农、工、贾”；儒家的社会构成关系，“其法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儒家自有儒家的“道”，“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者所谓老与佛之道也”。这个道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况〕与扬〔雄〕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韩把孟轲推到和孔子并列的地位，这是在韩愈以前所没有的。

唐初陆德明著《经典释文》，经典的次第是《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梁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就是说在官学里，《孟子》和《荀子》、扬子《法言》之类，是子类，而不列入经类，经过韩愈提倡，后来就把《孟子》也列入经类了。从此孔孟并称，这在经学史上是一个重大的改变。韩愈还在《读荀》篇里这样说：“始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圣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为孔子之徒没，尊圣人者，孟子而已。……周之衰……六经与百家说错杂，然大儒犹在。火于秦，黄老于汉。其存而醇者，孟轲氏而止耳。……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新唐书·韩愈传》赞：“至贞元、元和间，愈遂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障堤末流，……然愈之才……当其所得，粹然一出于正……其道盖自比孟轲，以荀况、扬雄为未淳，宁不信然……昔孟轲拒杨、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佛道）乃去千余岁，拨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所以过况、雄为不少矣。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韩愈把孟轲提出来，直接继承孔子，他自己又继承了孟轲，构成了儒家的道统，以与佛、道争一日之长。儒家的势力，本来很雄厚，但是没有人站出来敢和佛、道明辨是非，韩愈把孟轲推出来，自己也挺身而出，建立了儒家的道统，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个了不起的行动。

韩愈在《原道》里又说：“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老，则入于佛……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云尔。”儒者在传统习惯势力的压力之下，也居然承认了佛道的说法，和他们和平共处，韩愈是大不谓然的，那么应该采用什么态度来对付佛道呢？韩愈主张：“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僧道返俗），火其书，庐其居。”（把寺观改为民居）

韩愈在对待个别僧侣问题上，一点也不让步，应该说的，他就直言不讳。他在《送浮屠文畅师序》里说，“浮屠师文畅好文章”，做了诗累百余篇，柳宗元替他作了序，可是柳宗元还是举浮屠之说来赠送他。韩愈认为“文畅，浮屠也。如欲闻浮屠之说，当自就其师而问之，何故谒吾徒而来请也”。如果向我们请益，我们应当“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不当又为浮屠之说而渎告之也”。韩愈主张利用一切机会，对僧侣、道士介绍儒家学说，动员他们返俗，如果用浮屠之言、神仙之说来和他们相应酬，等于是向他们缴械投降。

韩愈在《送灵师》诗里说到：

佛法入中国，尔来六百年。齐民逃赋役，高士著幽禅。官吏不之制，纷纷听其然。耕桑日失隶，朝署时遗贤。

（下略）

在《送惠师》诗也说：

吾非西方教，怜子狂直醇。吾嫉惰游者，怜子愚且醇。去矣各异趣，何为浪沾巾。

在《谢自然诗》里，他提到“果州南充县，寒女谢自然。童无所识，但闻学神仙……一朝坐空室，云雾生其间……须臾自轻举，飘若空中烟。”韩愈根本不信这些，认为“人生有常理，男女各有伦。寒衣及饥食，在纺织耕耘。下以保子孙，上以奉君亲。苟异于此道，皆为弃其身”。韩愈在《谁氏子》一诗里也说：

非痴非狂谁家子，去入王屋称道士。白头老母遮门啼，挽断衫袖留不止。翠眉新妇年二十，载送还家哭穿市。或云欲学吹凤笙，所慕灵妃媲萧史。又云时俗轻寻常，力行险怪取贵仕。神仙虽然有传说，知者尽知其妄矣。圣君贤相安可欺，乾死穷山竟何俟。呜呼予心诚岂弟，愿往教诲究终始。罚一劝百政之经，不从而诛未晚耳。谁其友亲能哀怜，写吾此诗持送似。

无论对僧侣、道士，求法、学仙，韩愈对他们都是持反对态度的。

当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入禁中，韩愈上《论佛骨表》，加以规谏。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汉明帝时，始有佛法……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令入宫禁……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

表上，宪宗大怒，贬愈为潮州刺史。但是韩愈排抑僧道的态度，并没有因为遭到这次打击而有所改变。

韩愈的“性三品”说，这里也有一提之必要。韩愈在《原性》篇里说：“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荀况）之言性曰：‘人之性恶。’扬子（扬雄）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恶混。’”韩愈认为“上之性亲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则孔子所谓‘不移’者也”。韩愈还是继承了儒家“上知与下愚不移”这说法，并没有在董仲舒性三品说方面前进一步。

韩愈在提出性三品之后，也提到“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惧，曰爱，曰恶，曰欲。上焉者之于七也，动而处其中；中焉者之于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于七也，〔无〕亡与甚，直情而行者也”（《原性》）。就是说，情的具体内容是喜、怒、哀、惧、爱、恶、欲。和性三品相应，韩愈认为情也有三品。上品的情，是动而得中；中品的情，有过，有不及，力求动得其中；下品的情则是任情而行，任它泛滥而不加节制。韩愈把性三品和情三品配合起来，上品的性，则发为上品的情，下品的性，则发为下品的情。韩愈关于性、情互相联系的学说，有它的针对性的。佛教的理论，宣扬它灭情以见性的出世观点，教人逃避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认为这些关系，都是为情所累、影响见性成佛。韩愈则站在儒家的立场，认为恰恰相反，只有在君臣、父子、夫妇诸伦理关系中，才体现出平日的道德修养，才能使“情动而处其中”，因情以见性。这个理论，经后来宋儒的发挥，提出了气质之性，天理人欲之说，在它的理论基础上，更进展了一步。

李翱，字习之，陇西郡望。以进士擢第。元和初，为国子博士，史馆修撰。再迁朗州刺史，召为礼部郎中，又出为庐州刺史。入为谏议大夫、知制诰，改中书舍人。后历官桂管湖南观察使、山南东道节度使，病卒。翱始娶韩愈从兄韩女为妻，又从韩愈学为文章，“辞致浑厚，见推当时。故有司亦谥曰文”（《新唐书·李翱传》）。

李翱响应韩愈，特别吹捧孟子，他说：“我友韩愈，非兹世之文，古之文也；非兹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词与其意适，则孟轲既没亦不见有过于斯者。”（《与陆书》）韩愈、李翱共同注解《论语》，为《论语笔解》两卷，共同推崇孟轲，而且李翱又特别推崇《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到了宋明，儒家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尊为《四书》，实际是受着韩愈、李翱道统思想的影响。

李翱讲性、情之说，和韩愈也不完全一样，他不像韩愈那样强调性三品，他和孟轲主张性善学说有些相近。李翱在《复性书》里说：“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过也，七者循环而交来，故性不能充也。……情不作，性斯充矣。”李翱主张性善，这一点和佛教的“人人皆有佛性”，倒很相近。“性”本来是善的；干扰性的，是情。他又说：“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也。”“桀纣之性，犹尧舜之心也。其（指桀纣）所以不睹其性，嗜欲好恶之昏也，非性之罪也。”曰：“为不善者非性邪？”曰：“非也。乃情所为也。情有善有不善，而性无不善焉。”“问曰：‘人之性犹圣人之性，嗜欲爱憎之心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邪与妄则无因矣。妄情灭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虚（上下四方），所以谓之能复其性也。’问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问圣人之性将复为嗜欲所浑乎？’曰：‘不复浑矣……圣人既复其性矣，知情之为邪，邪既为明所觉矣，觉则无邪，邪无由生也？’”

李翱还举了几个例子，《易·系辞》曰：“颜氏之子（颜渊），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孟轲曰：“我四十不动心。”《大学》曰：“致知在格物。”《中庸》曰：“诚则明矣。”他认为这几句话是复性的最好内容，李翱的哲学思想，对后来宋代儒家理学思想的形成，也起了一定的影响。

唐懿宗咸通（公元860至873年）中，皮日休上书，其一“请以《孟子》为学科”，“请废《庄》、《列》之书，以《孟子》为主”。其二“请以韩愈配飨太学”（见《北梦琐言》，其详细内容见《皮子文薮》卷九《请孟子为学科书》及《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两文，文长不录）。可见韩愈的推重孟轲，在士大夫间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毋怪到了北宋神宗之世，考试的科目，已经《论语》、《孟子》并列，孟子的书，已经从子部提升到经部的地位了。到元文宗时，且尊孟子为“亚圣”了。

柳宗元的《封建论》、《天说》与刘禹锡的《天论》　柳宗元，另有介绍。他的代表作为《封建论》、《天说》。现先讲《封建论》。

柳宗元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是有着客观必然趋势——“势”来支配的。柳宗元在《封建论》里说，人类最初生活在“草木榛榛，鹿豕”的环境里，“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气力比猛兽小，也斗不过猛兽。但是人能够合“群”，人能够制造出工具，终于人战胜了他们。群与群之间，引起纷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知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也就是国家的起源，是由于群与群之间互相争夺的结果。争夺的规模愈来愈大，“于是有诸侯之列”，“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而后有天子”，“然后天下会于一”。所以他最后归结，“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不是英雄创造时势，而是时势产生了英雄，他所提出重“势”的历史进化观点，还是有可以肯定的地方的。

柳宗元认为制度的变革，都取决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势。商伐桀，“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武王伐纣，“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因为商依靠三千诸侯的归附来代夏，周依靠八百诸侯的归附来代商，当然动摇诸侯们不得，所以说，“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春秋战国之后，“判为十二，合为七国”，最后秦统一了天下。

秦并天下，罢侯置守，但是“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秦之失，“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在秦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治，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难道政治酷暴到这种程度，而能不亡吗！汉“矫秦之枉”，“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最后酿成吴楚七国之变。然而当时“郡邑居半，时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到了中叶以后，藩镇跋扈，其“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只要解决藩镇拥兵的问题，危机是能解决的，“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柳宗元肯定了郡县制，认为郡县制的优点很多，郡县的长吏，由皇帝委派，“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解决当时的藩镇割据，应该解决方镇握兵的问题，不当动摇郡县制度。柳宗元主张顺应客观的形势，反对保守倒退；主张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从历史发展方向来看《封建论》，它具有积极的进步的倾向。

《天说》是柳宗元和韩愈讨论天有无意志的文章，韩愈认为“人之坏元气阴阳也亦滋甚：垦原田，伐山林，凿泉以井饮，墓以送死，而又穴为偃溲，筑为墙垣城郭台榭观游，疏为川渎沟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万物不得其情，幸幸冲冲，攻残败挠而未尝息”。“吾意有能残斯人使日薄岁削，祸元气阴阳者滋少，是则有功于天地者也。”“今夫人举不能知天，故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闻其呼且怨，则有功者受赏必大矣，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矣”。韩愈认为“天”是有意志的人格神，能够赏善罚恶。如果人类不侵害自然界，就是“有功于天地”，将会获得上天的赏赐；不利于天的，将受到上天的惩罚。人类处于困难的境遇，也不应向天呼号。

柳宗元批驳了韩愈的看法，指出“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这些自然现象，和果、草木等自然物没有本质的区别。既然虫子吃果，果不会表示怨恨，人类猎取自然界的财富，自然界也不会惩罚人类，“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驳斥了上天有意志和上天能赏善罚恶的论调。

柳宗元在《与刘禹锡天论书》中，指出了刘禹锡《天论》中某些弱点，认为果所以成为果，并不是为了给虫子吃；天的生殖万物，也不是为人类打算。天不仅生殖万物，也会使万物遭到灾荒；人类社会不仅出现法制，也出现了悖乱。“生殖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即认为自然界的现象和社会的治乱，都各有各自的规律，不应该把他们混淆起来。

刘禹锡，另有介绍。他著《天论》三篇。在《天论》上篇中，他说道：“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于昭昭者，则曰：‘天与人实影响，祸必以罪降，福必以善徕，穷厄而呼必可闻，隐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这是阴骘之说。另外一种“泥于冥冥者，则曰：‘天与人实相异，霆震于畜、木，未尝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尝择善。跖、焉而遂，孔、颜焉而厄，是茫乎无有宰者。’”这是自然之说。刘禹锡进而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呢？他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说法，认为“天之道在生殖”，即自然界的职能在于生殖万物；“人之道在法制”，人类社会的职能在于讲是非法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有自己所遵循的法则，不能互相干预。他还指出：“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赏，违善必罚。……故其人曰：‘天何预乃人事邪！……福兮可以善取，祸兮可以恶召，奚预乎天邪！’法小弛，则是非驳，赏不必尽善，罚不必尽恶。……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当然而固然，岂理邪？天也。福或可以诈取，而祸或可以苟免。’人道驳，故天命之说亦驳焉。法大弛，则是非易位，赏恒在佞，而罚恒在直，……人之能胜天之实尽丧矣。”他指出赏罚是非，是人类社会的问题，自然是不能干预的。他还指出“法大行”，是非公道，赏罚分明，人们不会追求天命。“法大弛”，是非混淆，赏罚不明，人们才祈求天命，侥幸赐福。刘禹锡试图从社会治乱的角度来说明天命迷信产生的认识根源。

在《天论》中篇中，刘禹锡又从人能否掌握自然规律和自己命运的角度，说明天命信仰产生的认识根源。他认为人如果明白了事物的理，就不会讲天命了；如果不明白事物的理，那么就没有不讲天命的。他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在风平浪静的潍、淄、伊、洛小河里行舟，“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行舟的规律，是人所能掌握的，因此，“舟中之人未尝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但是如果在江、汉、淮、海大江大海中行舟，人就不能控制行舟的安全，这时，“舟中之人未尝有不言天者，何哉？理昧故也”。因此也就是说，在不认识事物的规律、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下，就会产生有神论，迷信天命。

刘禹锡还提出了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论点。即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有各自的特殊规律，它们之间有着既是互相区别又互相作用的辩证关系。自然界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这种观点含有人定胜天的因素。

在《天论》下篇中，刘禹锡提出了带有唯物主义倾向的自然观。他认为“山川五行”是天地万物的根本，天地相互作用，产生了风雨、动植物以及人类等各种自然现象，而人是万物中最有智慧的，所以能与天交胜，能利用自然的资源，从事社会生活，所谓人，“倮虫之长，为智最大，能执人理，与天交胜，用天之利，立人之纪”。创造世界的是人，而决不是上帝。

柳宗元和刘禹锡的学说，对当时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的发展，有重大的贡献。但是他们两人对当时佛教迷信思想，却采取了容忍态度。在当时思想斗争的主要战线上主攻方向不明确，这就大大削弱了他们唯物主义思想和无神论思想的战斗性格。

(1)　参考汤用彤氏《论中国佛教无十宗》一文，载《哲学研究》1962年第3期。

(2)　《人天眼目》卷五：王荆公（王安石）问佛慧禅师云：“禅家所谓世尊拈花，出在何典？”泉云：“藏经亦不载。”荆公云：“予顷在翰苑，偶见《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三卷，因阅之，经文所载甚详。‘梵王至灵山，以金色波罗花献佛，舍身为床座，请佛为众生说法。世尊登座拈花示众，人天百万，悉皆罔措，独有金色头陀，破颜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妙心，实相无相，分付摩诃大迦叶。”’此经多谈帝王事佛请问，所以秘藏，世无闻者。”

(3)　参考杨向奎教授著《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册。

(4)　参考陈垣氏《火祆教入中国考》，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23年第1卷第1号。

(5)　参考张星氏《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

(6)　按拂多诞，非人名，乃波斯语Jur sfadan即知教义者之译音。

又按大正藏卷五十四外教部《波斯教残经》，近人以为是景教经典，误。残经中多次提到“慕”和“拂多诞”等称呼，这是中土指摩尼教传教士的名称，残经中又有二宗的名词，由此可以断定是摩尼教的经典。

(7)　参考陈垣氏《摩尼教入中国考》，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23年第1卷第2号，以及法人沙畹著《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冯承钧氏译）。

第十章

隋唐五代的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

第一节　隋唐五代的诗歌与民间文学

隋代诗人　隋以前的诗坛，在江南影响较大的是徐陵，在关中影响较大的是庾信。尤其是自江南入北的庾信，他实际是融合南北文风的一个重要人物，下开隋唐诗坛的新风气，连唐代的李白、杜甫，都受到他深刻的影响。因为他的主要写作活动，都在梁、西魏、北周，我在拙著《魏晋南北朝史》里已经讲到，所以这里就不再多讲了。

隋炀帝也好，唐太宗也好，一个是失败的皇帝，一个是有成就的皇帝，但他们的诗格文风，却很相近，还是含有齐梁余韵，并不像曹操一样，开创新风格，成为建安文坛的主将。

在隋代，宰相杨素，他的五言乐府《出塞》诗，也和他的为人一样，有几分霸气。《出塞》诗云：

汉虏未和亲，忧国不忧身。握手河梁上，穷涯北海滨。据鞍独怀古，慷慨感良臣。历览多旧迹，风日惨愁人。荒塞空千里，孤城绝四邻。树寒偏易古，草衰恒不春。交河明月夜，阴山苦雾辰。雁飞南入汉，水流西咽秦。风霜久行役，河朔备艰辛。薄暮边声起，空飞胡骑尘。

诗的境界，比起齐梁诗体来，已经比较健康明朗，节奏也比前响亮多了。

薛道衡，也是隋代著名的诗人，他除了和杨素《出塞》诗以外，还有乐府《昔昔盐》，也是著名一时的诗篇。

垂柳覆金堤，靡芜叶复齐。水溢芙蓉沼，花飞桃李蹊。采桑秦氏女，织锦窦家妻。关山别荡子，风月守空闺。恒敛千金笑，长垂双玉啼。盘龙随镜隐，彩凤逐帷低。飞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暗牖悬珠网，空梁落燕泥。前年过代北，今岁往辽西。一去无消息，那能惜马蹄。

这首乐府诗，在齐梁体风格上发展了一步，境界比前有了扩大，情致也比较健康。其中“空梁落燕泥”之句，且传诵一时，据说隋炀帝后来杀害薛道衡，罪状是薛道衡上《文皇帝颂》（隋文帝颂），借古讽今；但还有附带一条罪状，是“还能作空梁落燕泥否？”《隋唐嘉话》还有一则故事，说到“薛道衡聘陈，为人曰诗云：‘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谁谓此虏（南朝呼北朝人为虏）解作诗。’及云：‘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无虚士。’”

唐代诗歌繁荣的原因　唐代诗歌，比之南北朝，又有了很大的发展。清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在明人胡震亨的《唐音统签》和清人季振宜的《唐诗》基础上，编成《全唐诗》，共收录唐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凡二千二百余人，总九百卷。可以说唐代是中国文学史上诗歌的黄金时代。

唐代诗歌繁荣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唐代的封建经济，有着高度的发展，经济基地也随着扩展，这就成为唐代诗歌繁荣的物质基础。

第二，阶级斗争贯串着整个唐王朝时期，尤其从武则天时代起，由于均田制已日趋崩溃，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唐开元天宝以后，这个矛盾一天比一天地在发展，这种斗争的现实内容，丰富并充实了唐代的文学内容。所以从武则天时代的陈子昂起，就有改革诗风使它具有社会现实内容的要求，到了杜甫、白居易、王建、张籍等人的作品，都具有社会内容，便成为当时诗坛的主流了。

第三，统一强盛的唐王朝，版图辽阔，经济基地扩大，国内各族，国外各国，友好往来频繁，岭南、塞北，诗人的活动范围大大地扩大了，这样，也扩大了诗人的视野，丰富了诗人的创作生活。

第四，唐王朝设进士科，以诗赋取士，于是诗歌一门，便成为当时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必修科目。他们从幼年时代起，就精熟《文选》，在诗赋方面用功，作为他们此后爬上政治舞台的必须经过的阶梯。同时，这一科举取士制度，对打破魏晋以来门阀制度的九品中正旧传统，也起了一定作用。不但世家大族开始从事科举，在仕途上取得高位；就是一般的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拼命在科举方面，获得发展机会。在文学创作方面，由于科举制的抬头，对魏晋以来的传统贵族文学文风学风多少起了一种改变的影响。

初唐诗人　初唐诗人如虞世南、褚亮等，他们的诗体，基本上沿袭齐梁余习，尚未达到庾信的境界，只有魏徵的代表作《出关》和王绩的《野望》，无论在形式上，内容上，已经开始挣脱齐梁余习，给人以一种清新的感觉。魏徵《出关》诗云：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策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系南越，凭轼下东藩。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既伤千里目，还惊九折魂。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复谁论。

魏徵诗的境界，确实要比南北朝开阔多了。

王绩，字无功，文中子王通之弟，著书东皋，自号东皋子。他的诗，格律完整，已经摆脱齐梁习气，具有唐代诗歌的新风格。他的代表作，如：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野望》）

初唐诗人的代表人物，是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王勃是文中子王通的孙子，王绩的侄孙。勃早岁及第，为沛王（唐高宗子章怀太子李贤初封沛王）府修撰，时诸王好斗鸡，勃戏造《檄英王（唐中宗初封英王）鸡文》，唐高宗看到，认为王勃挑拨兄弟间关系，废斥不用。勃父福亦因王勃故，左迁交趾令。王勃往交趾省父，坠海死，年二十八。杨炯，官盈川（今浙江衢州南）令。卢照邻，为新都（今四川新都）县尉，后得麻风病，去官，自投颍水死，年四十。骆宾王，武则天时，为临海郡（治临海，今浙江临海）丞。参加了徐敬业反武则天的起兵，兵败逃亡，不知所终。他们都是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著名诗人，但都遭遇到悲惨的命运。

王、杨、卢、骆四家的次序排列，并不是说王勃的诗文最好，骆宾王的诗文最差，而是根据他们姓氏的声律来排定的。按照声律学说，平声字往往要安置在仄声字之前，如果两个字同是平声，又应该按照声韵的阴阳、洪细、轻浊来排定先后位置。例如刘项、苏李、卫霍、金张、许史、沈范、王谢、沈宋、元白、温李之类，大都先平后仄，以叶宫商。王杨卢骆的次序排列，也是如此。《旧唐书·文苑传》：“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杨〕炯闻之，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议者，亦以为然。”其后，张说曰：杨“炯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实际四杰的先后次序，受到声韵方面的限制，并不代表他们文学上造就高低的。杜甫对四杰很推重，他在《戏为六绝句》里曾说：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王勃的代表作，有《滕王阁序》和《诗》，文长不录。此外如：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杜少府之任蜀州》）

另外有一首五绝：

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山中》）

短短二十字，已把秋天的景色和游子羁旅的心情，完全写出来了。

杨炯的代表作，如：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歌声。宁为百夫长，不作一书生。（《从军行》）

塞北涂辽远，城南战苦辛。幡旗如鸟翼，甲胄似鱼鳞。冻水寒伤马，悲风愁杀人。寸心明白日，千里暗黄尘。（《战城南》）

卢照邻的代表作，如：

虏骑三秋入，关云万里平。雪似胡沙暗，冰如汉月明。高阙银为阙，长城玉作城。节旄零落尽，天子不知名。（《雨雪曲》）

闲拂檐尘看，鸣琴候月弹。桃源迷汉姓，松树有秦官。空谷归人少，青山背日寒。羡君栖隐处，遥望白云端。（《酬杨比部员外暮宿琴堂朝跻书阁率尔见赠之作》）

陇坂高无极，征人望故乡。关河别去水，沙塞断归肠。马系千年树，旌悬九月霜。从来共呜咽，皆是为勤王。（《陇头水》）

骆宾王的代表作，如：

忽上天山路，依然想物华。云疑上苑叶，雪似御沟花。行叹戎麾远，坐怜衣带赊。交河浮绝塞，弱水侵流沙。旅思徒漂梗，归期未及瓜。宁知心断绝，夜夜泣胡笳。（《晚度天山有怀京邑》）

二庭（北庭、安西）归望断，万里客心愁。山路犹南属，河源自北流。晚风连朔气，新月照边秋。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龙庭但苦战，燕颔会封侯。莫作兰山下，空令汉国羞。（《夕次蒲类津》）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于易水送人》）

四杰的诗歌，不仅在形式声律上，非常完整；就是在内容上，也使人读了有清新的感觉。

与四杰同时，有上官仪，高宗时为宰相，后以事被杀。他的诗“绮错婉媚，人多效之，谓之上官体”。上官仪的代表作有：

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入朝洛堤步月》）

也是传诵人口的佳作。

武则天时，有大将郭元振，玄宗世，官至宰相。他的《宝剑篇》，写出英雄怀才不遇的感慨，也很能感动人。

君不见昆吾铁冶飞炎烟，红光紫气俱赫然。良工锻炼经几年，铸得宝剑名龙泉。龙泉颜色如霜雪，良工咨嗟叹奇绝。琉璃玉匣吐莲花，错镂金环映明月。正逢天下无风尘，幸得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绿龟鳞。非直结交游侠子，亦曾亲近英雄人。何言中路遭弃捐，零落漂沦古狱边。虽复尘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宝剑篇》）

龙泉就是龙渊，避李渊讳改。武则天读了这篇诗，大为欣赏，就开始重用他了。他另一首《塞上》诗，也形象地写出了他的马上生活来。

塞外虏尘飞，频年出武威。死生随玉剑，辛苦向金微（山名，即阿尔泰山）。久戍人将老，长征马不肥。仍闻酒泉郡，已合数重围。

郭元振的绝句，也带有乐府吴歌西曲的余味，如：

江水春沉沉，上有双竹林。竹叶坏水色，郎亦坏人心。（《春江曲》）

陌头杨柳枝，已被春风吹。妾心正断绝，君怀那得知。（《子夜四时歌六首》之一《春歌》）

辟恶茱萸囊，延年菊花酒。与子结绸缪，丹心此何有。（《子夜四时歌六首》之四《秋歌》）

又如：

厌践冰霜域，嗟为边塞人。思从漠南猎，一见汉家尘。（《王昭君三首》之二）

秋风凛凛月依依，飞过高梧影里时。暗处若教同众类，世间争得有人知。（《萤》）

愁煞离家未达人，一声声到枕前闻。苦吟莫向朱门里，满耳笙歌不听君。（《蛩》）

聚散虚空去复还，野人闲处倚筇看。不知身是无根物，蔽月遮星作万端。（《云》）

纵无汲引味清澄，冷浸寒空月一轮。凿处若教当要路，为君常济往来人。（《野井》）

咏物诗托兴幽长，而且显得诗人抱负之不凡。

四杰稍后，有沈期和宋之问。沈期，以进士擢第，武则天长安中（公元701至704年），累迁通事舍人，转考功郎、给事中。武则天被迫退位，沈期以张易之党，长流州（治九德，今越南兴元县蓝城附近）。唐中宗时，复召还为中书舍人；唐玄宗开元初年病死。宋之问，武则天长安末，为尚方监丞，亦以附张易之，左迁泷州（治泷水，今广东罗定）参军。唐中宗复召为修文馆学士。唐睿宗时，长流钦州（治钦江，今广西钦州北），勒令自杀。自沈约、王融以来，诗律屡变，到了徐陵、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沈期、宋之问出，尤相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当时诗坛谓之沈宋体。

沈期的代表作，如：

闻道黄龙戍，频年不解兵。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少妇今春意，良人昨夜情。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杂诗三首》之三）

十年通大漠，万里出长平。寒日生戈剑，阴云拂旆旌。饥鸟啼旧垒，疲马恋空城。辛苦皋兰北，胡霜损汉兵。（《被试出塞》）

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谁谓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独不见》）

不但属对精密，声调也铿锵可裂金石了。

宋之问的代表作，如：

日暮风亭上，悠悠旅思多。故乡临桂水，今夜渺星河。暗草霜华发，空亭雁影过。兴来谁与语，劳者自为歌。（《旅宿淮阳亭口号》）

去年上巳洛桥边，今年寒食庐山曲。遥怜巩树花应满，复见吴洲草新绿。吴洲春草兰杜芳，感物思归怀故乡。驿骑明朝发何处，猿声今夜断君肠。（《寒食江州满塘驿》）

据说宋之问想做北门学士，做了一首《明河篇》以见意，篇末云：“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乘槎一问津。更将织女支机石，还访成都卖卜人。”诗中表示了求作北门学士之心甚切。别人也在武则天面前替他讲了好话，武则天说：“非不知之问有奇才，但恨有口过（口臭）耳。”因为之问口臭的缘故，武则天还是不要他当北门学士的官。

沈、宋之外有崔、苏。崔融，武则天长安中，为凤阁舍人。武则天退位，崔融亦以附张易之贬官，后又召拜国子司业，卒官。崔融文章华丽，朝廷有大手笔（指诏令），多由他起草，文名甚著。他的代表作，如：

月生西海上，气逐边风壮。万里度关山，苍茫非一状。汉兵开郡国，胡马窥亭障。夜夜闻悲笳，征人起南望。（《关山月》）

这首边塞诗，气势雄壮，也是佳作。

苏味道，武则天圣历（公元698至700年）初，为宰相，后以附张易之贬官，病卒。他的代表作，如：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骑皆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正月十五夜》）

写元宵的繁华景象，读之使人神往。

陈子昂与张九龄　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人。武则天时，为右拾遗，父在乡，为县令段简所陷害，子昂回乡处理其事，段简把子昂收系狱中，子昂忧愤而死。唐初文学承徐陵、庾信余风，骈俪缛，子昂主张改革，他和东方虬信中说：“文章道消，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梧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他重视诗文的思想内容，反对六朝以来靡丽空虚的作品，提出了文学革新的主张。他的作品，数量虽不算多，但对此后李白、杜甫、韩愈、张籍、白居易、王建，影响都很大。

陈子昂的《感遇》诗，正是他文学理论的实践。当武则天统治时期，武周王朝和国内少数族的关系比较紧张，陈子昂对边事是非常关心的，他在《感遇》诗中，涉及边事较多，同时也和他两度出塞亲身体验分不开的。《感遇》诗云：

苍苍丁零塞，今古缅荒途。亭堠何摧兀，暴骨无全躯。黄沙幕南起，白日隐西隅。汉甲三十万，曾以事匈奴。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下孤。

朝入云中郡，北望单于台。胡秦何密迩，沙朔气雄哉。藉藉天骄子，猖狂已复来。塞垣无名将，亭堠空崔嵬。咄嗟吾何叹，边人涂草莱。

李唐武周革代之际，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是非常惨烈的，在陈子昂《感遇》诗中，也作了如实的反映，如：

临岐泣世道，天命良悠悠。昔日殷王子，玉马遂朝周。宝鼎沦伊穀，瑶台成古丘。西山伤遗老，东陵有故侯。

武则天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发梁凤巴蜑〔兵〕，自雅州（今四川雅安县）开道，出击生羌”。陈子昂上书谏止其事，以为“吐蕃爱蜀富饶，……徒以山川阻绝，障隘不通，势不能动。今国家乃乱边羌，开隘道，使其（指吐蕃）收奔亡之种，为乡导以攻边，是借寇兵为‘贼’除道，举全蜀以遗之也”。“且蜀人尫劣，不习兵战，山川阻旷，去中夏远，今无故生西羌、吐蕃之患，臣见其不及百年，蜀为戎矣。”“自古国家败亡，未尝不由黩兵，愿陛下熟计之。”武则天接受陈子昂的意见，兵不果兴，此事《资治通鉴》系在垂拱四年。在陈子昂《感遇》诗里，也提到了这件大事，诗云：

丁亥岁云暮，西山事甲兵。赢粮匝邛道，荷戈争羌城。严冬阴风劲，穷岫油云生。昏无昼夜，羽檄复相惊。拳竞万仞，崩危走九冥。藉藉峰壑里，哀哀冰雪行。圣人御宇宙，闻道泰阶平。肉食谋无失，藜藿缅纵横。

朔风吹汉树，萧条边已秋。亭上谁家子，哀哀明月楼。自言幽燕客，结发事远游。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避仇至海上，被役此边州。故乡三千里，辽水复悠悠。每愤胡兵入，常为汉国羞。何知七十战，白首未封侯。（《感遇》）

写边上壮士，白首未侯，也感慨很深。

陈子昂曾随武攸宜（武则天内侄）临边防御，他几次向武攸宜建议，但都没被采纳。后来武攸宜覆败，反而迁怒于陈子昂，把子昂降级叙用。陈子昂在《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诗中，借燕昭王礼贤筑黄金台以及乐毅君臣相契事，来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感。诗云：

南登碣石坂，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霸图怅已矣，驱马复归来。（《燕昭王》）

陈子昂的《感遇》诗还有如：

翡翠巢南海，雄雌珠树林。何知美人意，骄爱比黄金。杀身炎洲里，委羽玉堂阴。旖旎光首饰，葳蕤烂锦衾。岂不在遐远，虞罗忽见寻。多材信为累，叹息此珍禽。

来豪游子，势利祸之门。如何兰膏叹，感激自生冤。众趋明所避，时弃道犹存。云渊既已失，罗网与谁论。箕山有高节，湘水有清源。唯应白鸥鸟，可为洗心言。

兰以香销，膏以明煎，翡翠以羽毛丧身，陈子昂这两首诗的感慨是很深的。

微霜知岁晏，斧柯始青青。况乃金天夕，浩露沾群英。登山望宇宙，白日已西暝。云海方荡，孤鳞安得宁。

这首诗，陈子昂反映了个人和社会政治的关系，也是忧心悄悄，彷徨终夕。

王道已沦昧，战国竞贪兵。乐生何感激，仗义下齐城。雄图竟中夭，遗叹寄阿衡。（《乐生》）

陈子昂还有《送著作佐郎崔融等从梁王（武三思）东征》诗云：

金天方肃杀，白露始专征。王师非乐战，之子慎佳兵。海气侵南部，边风扫北平。莫卖卢龙塞，归邀麟阁名。

陈子昂敢公然讲出“莫卖卢龙塞，归邀麟阁名”，可以说是非常大胆了，也见到他爱国如何之深了。

陈子昂的近体诗，也有他的独特风格，如：

遥遥去巫峡，望望下章台。巴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隈。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度荆门望楚》）

故乡杳无际，日暮且孤征。川原迷旧国，道路入边城。野戍荒烟断，深山古木平。如何此时恨，夜猿鸣。（《晚次乐乡县》）

边地无芳树，莺声忽听新。间关如有意，愁绝若怀人。明妃失汉宠，蔡女没胡尘。坐闻应落泪，况忆故园春。（《居延海树闻莺同作》）

禺山金碧路，此地饶英灵。送君一为别，凄断故乡情。片云生极浦，斜日隐离亭。坐看征骑没，惟见远山青。（《送殷大入蜀》）

美人挟赵瑟，微月在西轩。寂寞夜何久，殷勤玉指繁。清光委衾枕，遥思属湘沅。空帘隔星汉，犹梦感精魂。（《月夜有怀》）

比陈子昂稍后，和陈子昂诗歌风格相似的有张九龄。张九龄，韶州曲江（今广东曲江西）人。以进士擢第，累官至集贤院学士。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至二十四年为宰相。后来受到李林甫的排挤，罢相出为荆州长史。玄宗一日欲废太子瑛及黜鄂王瑶、光王琚，九龄直言极谏，及九龄去而三王子终以废黜死。九龄又识安禄山不可任以重兵，玄宗不从其言，卒致安史之乱。开元二十八年，九龄病卒。九龄虽以直言忤旨，“然〔玄宗〕终爱重其人，每宰相荐士，辄问曰：‘风度得如九龄否？’”（《资治通鉴》开元二十八年）到了安禄山起兵，玄宗逃往成都，怀念张九龄有先见之明，“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资治通鉴》至德二载）。以后正史上，也誉之为“贤相”。

张九龄的代表作，如：

巫山与天近，烟景长青荧。此中楚王梦，梦得神女灵。神女去已久，云雨空冥冥。唯有巴猿啸，哀音不可听。（《巫山高》）

庭树日衰飒，风霜未云已。驾言遣忧思，乘兴求相似。楚国兹故都，兰台有余址。传闻襄王世，仍立巫山祀。方此全盛时，岂无婵娟子。色荒神女至，魂荡宫观启。蔓草今如积，朝云为谁起。（《登古阳云台》）

当唐玄宗全盛之世，张九龄借楚襄王的荒淫来讽咏，可以说防患于未然，有先见之明了。

孤桐亦胡为，百尺傍无枝。疏阴不自覆，修干欲何施。高冈地复迥，弱植风屡吹。凡鸟已相噪，凤凰安得知。（《杂诗》）

诗篇反映了张九龄已经感觉到李林甫等人的不可共事，正在排挤他了。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徒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感遇》）

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感遇》）

张九龄虽知有人在排挤他，使他的相业无法施展，但他也决不畏惧以至妥协，还是坚持己见，不屈不挠，这种高风亮节也是一般容身保位的宰相所不能企及的。

孤鸿海上来，池潢不敢顾。侧见双翠鸟，巢在三珠树。矫矫珍木巅，得无金丸惧。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感遇》）

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暂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咏燕》）

这些作品，也都是忧心悄悄，愠于群小，使人读了产生一种艺术感人的力量。

齐梁以后，宫体诗的一些脂粉气，到了陈子昂、张九龄，可以说洗刷殆尽，这对唐代诗坛的风气变革，起了很大作用。

盛唐诗人　唐代诗歌进入开元、天宝（公元713至755年）时期，即进入旧的文学史上所谓“盛唐”时期，诗歌的发展，经过长时期的准备和改革，更加成熟了。在这个社会动荡和不平凡的时期中，产生了不少的优秀诗人，他们都以成熟精练的写作技巧，丰富而不平凡的生活内容，饱经风霜的生活感情，倾吐出他们雄伟俊爽的歌声来。

这一时期著名的诗人，有王湾、李颀、王之涣、王维、孟浩然、高適、岑参、李白、杜甫等诸大家。

王湾，洛阳人。登先天进士第。开元初，为荥阳主簿，后校书丽正院，终洛阳尉。

王湾的代表作，如：

客路青山下，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次北固山下》）

王湾“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之句，为世传诵，宰相张说曾手题于政事堂，作为能诗楷式。

李颀，赵郡人，寓家颍阳。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进士擢第。官新乡尉。他的七言古诗，气势磅礴，著名当时。

李颀的代表作，如：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古从军行》）

男儿事长征，少小幽燕客。赌胜马蹄下，由来轻七尺。杀人莫敢前，须如猬毛磔。黄云陇底白雪飞，未得报恩不得归。辽东小妇年十五，惯弹琵琶解歌舞。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古意》）

黄云雁门郡，日暮风沙里。千骑黑貂裘，皆称羽林子。金笳吹朔雪，铁马嘶云水。帐下饮蒲萄，平生寸心是。（《塞下曲》）

八月寒苇花，秋江浪头白。北风吹五两，谁是浔阳客。鸬鹚山头微雨晴，扬州郭里暮潮生。行人夜宿金陵渚，试听沙边有雁声。（《送刘昱》）

远客坐长夜，雨声孤寺秋。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失题见《容斋随笔》卷四引）

最后一首洪迈谓“作客涉远，适当穷秋，暮投孤村古寺中，夜不能寐，起居凄恻，而闻檐外雨声，其为一时襟抱，不言可知。海水喻愁，非过语也”（《容斋随笔》）。

王昌龄，郡望太原，寓家京兆。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以进士擢第，初授校书郎，历江宁丞，后贬龙标（今湖南黔阳）尉。安史乱起，昌龄奔江宁，为濠州刺史闾丘晓所杀。

王昌龄贬官龙标尉之后，曾写了一首《箜篌引》：

卢溪（在辰州龙标故地）郡南夜泊舟，夜闻两岸羌戎讴。其时月黑猿啾啾，微雨沾衣令人愁。有一迁客登高楼，不言不寐弹箜篌。弹作蓟门桑叶秋，风沙飒飒青冢头。将军铁骢汗血流，深入匈奴战未休。黄旗一点兵马收，乱杀胡人积如丘。疮病驱来配边州，仍披漠北羔羊裘。颜色饥枯掩面羞，眼眶泪滴深两眸。思还本乡食牛，欲语不得指咽喉。或有强壮能咿，意说被他边将雠。五世属藩汉主留，碧毛毡帐河曲游。橐驼五万部落稠，敕赐飞凤金兜鍪。为君百战如过筹，静扫阴山无鸟投。家藏铁券特承优，黄金千斤不称求。九族分离作楚囚。深溪寂寞弦苦幽，草木悲感声飕。仆本东山为国忧，明光殿前论九畴。簏读兵书尽冥搜，为君掌上施权谋。洞晓山川无与俦，紫宸诏发远怀柔。摇笔飞霜如夺钩，鬼神不得知其由。怜爱苍生比蚍蜉，朔河屯兵须渐抽。尽遣降来拜御沟，便令海内休戈矛。何用班超定远侯，史臣书之得已不。

唐王朝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唐初，有不少少数部族屯居塞上，为唐保护边疆，而边将邀功，却反诬蔑少数部族将领通敌背叛，从而把少数兄弟族充配到卢溪。王昌龄以正义的呼声，控诉唐王朝宠信边将迫害少数兄弟族的罪行，这是一首具有深厚社会内容的优秀作品。

王昌龄的边塞诗，还有很多，也都是一时绝唱，如：

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平沙日未没，黯黯见临洮。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塞下曲四首》之二）

边头何惨惨，已葬霍将军。部曲皆相吊，燕南代北闻。功勋多被黜，兵马亦寻分。更遣黄龙戍，唯当哭塞云。（《塞下曲四首》之四）

秋风夜渡河，吹却雁门桑。遥见胡地猎，鞲马宿严霜。五道分兵去，孤军百战场。功多翻下狱，士卒但心伤。（《塞上曲》）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

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城头铁鼓声犹振，匣里金刀血未干。（《出塞》）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上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从军行七首》之一）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离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从军行七首》之二）

关城榆叶早疏黄，日暮云沙古战场。表请回军掩尘骨，莫教兵士哭龙荒。（《从军行七首》之三）

边塞诗到了开元、天宝时代，一方面还是热情地歌颂了保卫边塞的士卒之英雄业绩，另外一方面，也在这些诗篇中，反映了当时人民反对统治集团进行扩张战争的意识。这是完全符合当时历史实际情况的。因为唐代初期的战争，是为了保卫祖国边疆和和平生活，所以歌颂这种保卫战争的边塞诗，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随着战争的长期进行和不断扩大，战争不完全是捍卫边疆而带着扩张的性质了。这种扩张战争的进行和结果，往往使唐王朝统治集团中一小撮上层分子得到了较多的利益，而绝大多数人，由于长期的兵役和巨额的军事费用负担，致使他们的生活更加困难起来了。有些边将，他们善于夤缘，导致了官爵显赫的地位；而低级将领，却苦战终身，白首未侯。诗人对于这种扩张战争，是不能漠然无动于衷的，必然在诗篇中咒诅它，这就赋予诗人的诗篇以更深厚的社会内容。

边防塞上留驻着几十万的作战将士，内地就一定出现不少思妇，因此闺怨诗也和边塞诗一样，开始流传开来，这是一个事情的两面。王昌龄除了写出很多气魄雄伟的边塞诗之外，还以细腻的笔触，写出了许多情词凄怨的闺怨诗，反映了穷兵黩武长期战争带来的离情别绪。如：

闺中少妇不曾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闺怨》）

王昌龄的宫词，也是一时绝唱。

昨夜风开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轮高。平阳歌舞新承宠，帘外春寒赐锦袍。（《春宫曲》）

西宫夜静百花香，欲卷珠帘春恨长。斜抱云和深见月，朦胧树色隐昭阳。（《西宫春怨》）

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长信秋词五首》之三）

王之涣，字季凌，郡望太原，寓家绛郡（今山西新绛）。起家为冀州衡水县主簿，后官文安（今河北文安）县尉。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病卒，年五十五。

王之涣的作品大都散失了，今仅存诗六首。但他的边塞诗在他生前就已举世传诵了。近年发现他的《墓志铭》里说之涣“或歌《从军》，吟《出塞》，兮极关山明月之思，萧兮得易水寒风之声。传乎乐章，布在人口”（《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尉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

王之涣旗亭贳酒的故事，脍炙人口。据《集异记》：“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適、王之涣齐名。时风尘未偶，而游处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诗人共诣旗亭贳酒小饮。忽有梨园伶官十数人登楼会宴，三诗人因避席隈映（阴暗处），拥炉火以观焉。俄有妙妓四辈，寻续而至，奢华艳曳，都冶颇极。旋则奏乐，皆当时之名部也。昌龄等私相约曰：‘我辈各擅诗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观诸伶所讴，若诗入歌词之多者，则为优矣。’”俄而一伶官唱王昌龄诗，又一伶官唱高適诗，寻又一伶官再讴王昌龄诗，之涣“因指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吾即终身不敢与子争衡矣。’”“因欢笑而俟之。须臾，次至双鬟发声，则曰：‘黄沙（《全唐诗》作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凉州词》）。’”……“因大谐笑。诸伶不喻其故，皆起诣曰：‘不知诸郎君何此欢噱？’因话其事。”伶官们听到是这三位诗人，请他们到筵席上一起饮酒。“三子从之，欢醉竟日。”

王之涣还有五绝：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登鹳雀楼》）

也传诵一世，称为绝唱。

崔颢，汴州人。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以进士擢第。累官司勋员外郎。天宝十三载，病卒。

崔颢的代表作，如：

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画堂。自矜年最少，复倚婿为郎。舞爱《前溪》绿，歌怜《子夜》长。闲来斗百草，度日不成妆。（《古意》）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黄鹤楼》）

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舟暂借问，或恐是同乡。（《长干曲四首》之一）

家临九江水，来去九江侧。同是长干人，生小不相识。（《长干曲四首》之二）

下渚多风浪，莲舟渐觉稀。那能不相待，独自逆潮归。（《长干曲四首》之三）

三江潮水急，五湖风浪涌。由来花性轻，莫畏莲舟重。（《长干曲四首》之四）

用乐府格调来抒写，莲以谐怜，诗也自然流畅，情调比较健康。

王维，字摩诘，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以进士擢第。工诗善画，历官右拾遗、监察御史。天宝末，为给事中。安禄山陷长安，王维不及逃出，拘于东都洛阳菩提寺，服药佯喑。安禄山在洛阳凝碧池大宴，盛奏众乐，玄宗以前所培养的梨园子弟，在奏乐时，往往欷泣下。王维没有参加宴会，但听到了这件事，便偷偷地作了一首诗：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寮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

唐王朝收复两京以后，出仕伪政府的官吏，或贬或杀，只有王维因为做了这首诗，还有他弟弟王缙的营救，仍授太子中允，后至尚书右丞。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病卒。

王维的作品，从内容、风格来讲，前期、后期是有着显明的区别的。前期的王维，对人生态度是较为积极的。如：

洛阳女儿对门居，才可容颜十五余。良人玉勒乘骢马，侍女金盘鲤鱼。画阁朱楼尽相望，红桃绿柳垂檐向。罗帏送上七香车，宝扇迎归九华帐。狂夫富贵在新春，意气骄奢剧季伦（石崇字）。自怜碧玉亲教舞，不惜珊瑚持与人。春窗曙灭九微火，九微片片飞花琐。戏罢曾无理曲时，妆成只是薰香坐。城中相识尽繁华，日夜经过赵李家。谁怜越女颜如玉，贫贱江头自浣纱。（《洛阳女儿行》时年十八）

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邀人傅脂粉，不自著罗衣。君宠益骄态，君怜无是非。当时浣纱伴，莫得同车归。持谢邻家子，效颦安可希。（《西施咏》）

七国雌雄犹未分，攻城杀将何纷纷。秦兵益围邯郸急，魏王不救平原君。公子为嬴停驷马，执辔愈恭意愈下，亥为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门抱关者。非但慷慨献良媒，意气兼将身命酬。向风刎颈送君子，七十老翁何所求。（《夷门歌》）

虽然是少作，感情健康，托意遥远。他这一时期的边塞诗，如：

长城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陇头明月迥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关西老将不胜愁，驻马听之双泪流。身经大小百余战，麾下偏裨万户侯。苏武才为典属国，节旄空尽海西头。（《陇头吟》）

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山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护羌校尉朝乘鄣，破虏将军夜渡辽。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嫖姚。（《出塞》）

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关山正飞雪，烽戍断无烟。（《陇西行》）

吹角动行人，喧喧行人起。笳悲马嘶断，争渡金河水。日暮沙漠陲，战声烟尘里。尽系名王颈，归来献天子。（《从军行》）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吏，都护在燕然。（《使至塞上》）

这些边塞诗，也是气势豪迈，具有盛唐气魄。此外如《观猎》诗：

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观猎》）

结句劲挺，有余意不尽之慨，尤称绝唱。此外王维还运用了乐府民歌的形式，创造了优美的绝句，如：

莫以今时宠，难忘昔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息夫人》）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

清浅白石滩，绿浦向堪把。家住水东西，浣纱明月下。（《白石滩》）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绝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

日日采莲去，洲长多暮归。弄篙莫溅水，畏湿红莲衣。（《莲花坞》）

淼淼寒流广，苍苍秋雨晦。君问终南山，心知白云外。（《答裴迪辋口遇雨忆终南山之作》）

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送别》）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下，寒梅著花未？（《杂诗三首》之二）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相思》）

萋萋春草秋绿，落落长松夏寒。牛羊自归村巷，童稚不识衣冠。（《田园乐七首》之四）

山下孤烟远村，天边独树高原。一瓢颜回陋巷，五柳先生对门。（《田园乐七首》之五）

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田园乐七首》之六）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少年行四首》之一）

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渭城曲》）

这些绝句，在艺术造诣上，都有一定的感人力量。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张九龄罢相，王维是非常推重张九龄的，他有《献始兴公》诗，中云：“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仇。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否？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可说对张九龄的风节，是五体投地的。张九龄为荆州长史后，王维有《寄荆州张丞相》诗：“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举世无想识，终身思旧恩。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目断南飞雁，何由寄一言。”王维既是张九龄的拥护者，李林甫掌握大权以后，自然受到这一派的冷遇，他为了躲避现实政治斗争，就开始接受佛教思想，倾向佛教哲学了。因为他的思想上起了这样变化，因而他的作品内容和风格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王维过去诗篇中那种“叠海遥翻瀚海波，鸣笳乱动天山月”（《燕支行》），“瀚海经年别，交河出塞流”（《送平澹然判官》），“沙平连白雪，蓬卷入黄云”（《送张判官赴河西》）这一类劲挺雄拔的辞句，渐渐在他的诗篇里消失了，而代之以“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闻穷通理，渔歌入浦深”（《酬张少府》），颓废消沉的诗篇增多起来了。王维集中一切艺术力量，来表现自然村落中的宁静之美，田园诗的作品，开始增多，如：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生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斜阳照村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渭川田家》）

贫居依谷口，乔木带荒村。石路枉回驾，山家谁候门。渔舟胶冻浦，猎火烧寒原。唯有白云外，疏钟闻夜猿。（《酬虞部苏员外过蓝田别业不见留之作》）

王维在描写自然村落景色之美的诗章里，警句是很多的。如“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送邢桂州》），“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汉江临泛》），“天寒远山净，日暮长河急”（《齐州送祖三》），“秋天万里净，日暮澄江空”（《送綦毋秘书弃官还江东》），“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归嵩山作》），“鸡犬散墟落，桑榆荫远田”（《千塔主人》），“落日鸟边下，秋原人外闲”（《登裴秀才迪小台》），“远树蔽行人，长天隐秋塞”（《别弟缙后登青龙寺望蓝田山》），“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时倚檐边树，远看原上村”（《辋川闲居》），“绿竹含新粉，红莲落故衣”（《山居即事》），“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山居秋暝》）。“行到水尽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树色分扬子，潮声满富春”（《送李判官赴江东》），“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送梓州李使君》），“鸟道一千里，猿声十二时”（《送杨长史归果州》），“落花寂寂啼山鸟，杨柳青青渡水人”（《寒食汜水上》），“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这些诗句，既描写了自然之美，诗中有画。有些又雍容华贵，带有盛唐气魄，在艺术上造就都很高。

安禄山乱后，王维虽然以凝碧池一诗免受处分，但他经历乱离的局面之后，一方面固然还担任了百事丛脞的尚书右丞，在精神方面，却更逃避现实了。在他的《叹白发》诗说到：“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大概他逃避现实，“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秋夜独坐》），更专心去学佛了。

王维后期的不少作品，其基调大多是比较低沉的，可是偶然也有如：“酌酒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白首相知犹按剑，朱门先达笑弹冠”（《酌酒与裴迪》前半首），还透露了一些不平之气。由于王维后期的作品基调低沉，而又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因此往往容易感染读者，尤其容易被失意的人物所欣赏、陶醉。

孟浩然，襄阳人。开元末，张九龄罢相，出为荆州长史，浩然一度出任荆州从事。后遂隐居鹿门山（湖北襄樊东南）。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病卒。

孟浩然的诗，比较具有生活气息，他的代表作，如：

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试登高，心飞逐鸟灭。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沙行渡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舟如月。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秋登兰山寄张五》）

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荷花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感此怀古人，中宵劳梦想。（《夏日南亭怀辛大》）

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惊鹊栖未定，飞萤卷帘入。庭槐寒影疏，邻杵夜声急。佳期旷何许，望望空伫立。（《秋宵月下有怀》）

采樵入深山，山深树重叠。桥崩卧槎拥，路险垂藤接。日落伴将稀，山风拂罗衣。长歌负轻策，平野望烟归。（《采樵作》）

妾有盘龙镜，清光常昼发。自从生尘埃，有若雾中月。愁来试取照，坐叹生白发。寄语边塞人，如何久离别。（《同张明府清镜叹》）

山寺钟鸣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唯有幽人夜来去。（《夜归鹿门山歌》）

田家春事起，丁壮就东陂。殷殷雷声作，森森雨足垂。海虹晴始见，河柳润初移。予意在耕凿，因君问土宜。（《东陂遇雨率尔贻谢南池》）

木落雁南度，北风江上寒。我家襄水上，遥隔楚云端。乡泪客中尽，孤帆天际看。迷津欲有问，平海夕漫漫。（《早寒江上有怀》）

孟浩然的五律，如：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与诸子登岘山》）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筵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过故人庄》）

孟浩然的绝句，如：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春晓》）

北固临京口，夷山近海滨。江风白浪起，愁煞渡头人。（《扬子津望京口》）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宿建德江》）

荆吴相接水为乡，君去春江正淼茫。日暮征帆何处泊，天涯一望断人肠。（《送杜十四之江南》）

这些诗篇，自有一种淳朴之气，自然之趣，含蓄隽永，具有它的独特风格。

孟浩然诗篇中，隽句很多，如“微云澹河汉，疏雨滴梧桐”（逸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临洞庭》），“榜人投岸火，渔子宿潭烟”（《夜渡湘水》），“乱山残雪夜，孤烛异乡人”（《除夜》），都非常细致地描绘自然景色，在山水抒情诗方面艺术成就是较高的。杜甫诗：“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解闷》），就是指孟浩然这方面的诗歌成就而言的。

高適，字达夫，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初任封丘尉，后为河西（镇姑臧，今甘肃武威）节度使哥舒翰掌书记。安史乱后，历官剑南西川节度使，转刑部侍郎。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病卒。

高適的边塞诗，不仅描写出艰苦的战争环境和雄奇瑰丽的塞上风光，同时还揭露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他的代表作，如：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泪）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风飘颻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燕歌行》）

君不见富家翁，旧时贫贱谁比数。一朝金多结豪贵，万事胜人健如虎。子孙成行满眼前，妻能管弦妾能舞。自矜一身忽如此，却笑傍人独愁苦。东邻少年安所如，席门穷巷出无车。有才不肯学干谒，何用年年空读书。（《行路难二首》之二）

君不见芳树枝，春花落尽蜂不窥。君不见梁上泥，秋风始高燕不栖。荡子从君事征战，蛾眉婵娟守空闺。独宿自然堪下泪，况复时闻乌夜啼。（《塞下曲》）

汉家能用武，开拓穷异域。戍卒厌糠覈，降胡饱衣食。关亭试一望，吾欲泪沾臆。（《蓟门行五首》之二）

黯黯长城外，日没更烟尘。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古树满空塞，黄云愁杀人。（《蓟门行五首》之五）

策马自沙漠，长驱登塞垣。边城何萧条，白日黄云昏。一到征战处，每愁胡虏翻。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蓟中作》）

秋日登滑台，台高秋已暮。独行既未惬，怀土怅无趣。晋宋何萧条，羌胡散驰骛。当年无战略，此地即边戍。兵革徒自勤，山河孰云固。乘间喜临眺，感物伤游寓。惆怅落日前，飘颻远帆处。北风吹万里，南雁不知数。归意方浩然，云沙更回互。（《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之六）

朝从北岸来，泊船河南浒。试共野人言，深觉农夫苦。去秋虽薄熟，今夏犹未雨。耕耘日勤劳，租税兼舄卤。园蔬空寥落，产业不足数。尚有献芹心，无因见明主。（《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之九）

蒙蒙洒平陆，淅淅至幽居。且喜润群物，焉能悲斗储。故交久不见，鸟雀投吾庐。（《苦雪四首》之三）

营州少年厌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营州歌》）

高適在安史之乱未萌芽以前，就看到了唐王朝的危机，在上引一些作品里，揭露了唐玄宗的宠任蕃将，边地士卒生活日益困难，“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已经充分反映出来了。在《自淇涉黄河途中作》中，也流露出关心人民疾苦的心情来，这在安史之乱以前的诗人作品中，是不十分容易找到的。

岑参，南阳人，天宝三载（公元744年）以进士擢第。后来又在北庭和安西四镇节度使任幕僚，在近日吐鲁番唐墓的发掘中，曾出现了岑大夫（即岑参）的马料账。可见岑参曾亲身到过安西、北庭一带。安史乱后，他官至嘉州刺史。因为他有丰富的边地生活，所以他的边塞诗写得非常真实。

岑参的代表作，如：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黪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天山有雪常不开，千峰万岭雪崔嵬。北风夜卷赤亭口，一夜天山雪更厚。能兼汉月照银山，复逐胡风过铁关。交河城边飞鸟绝，轮台路上马蹄滑。霭寒氛万里凝，阑干阴崖千丈冰。将军狐裘卧不暖，都护宝刀冻欲断。正是天山雪下时，送君走马归京师。雪中何以赠君别，惟有青青松树枝。（《天山雪歌送萧沼归京》）

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平明乍逐胡风断，薄暮浑随塞雨回。缭绕斜吞铁关树，氛氲半掩交河戍。迢迢征路火山东，山上孤云随马去。（《火山云歌送别》）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

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吹之一曲犹未了，愁杀楼兰征戍儿。凉秋八月萧关道，北风吹断天山草。昆仑山南月欲斜，胡人向月吹胡笳。胡笳怨兮将送君，秦山遥望陇山云。边城夜夜多愁梦，向月胡笳谁喜闻。（《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

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河西幕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

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三更醉后军中寝，无奈秦山归梦何。（《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

岑参特别喜欢用七言古诗这种形式，来描写艰苦的战争环境和雄奇瑰丽的塞上风光，这是完全有充足理由的。因为边塞诗采用七言古诗形式表现出来，既有力量，又无拘束。岑参同时充分运用乐府民歌的风格和语言，推动了七言古诗这种形式更向高度发展。

岑参的边塞诗，有五律、七绝方面，也表现了他独特的豪迈劲挺风格，如：

一身从远使，万里向安西。汉月垂乡泪，胡沙损马蹄。寻河愁地尽，过碛觉天低。送子军中饮，家书醉里题。（《碛西头送李判官入京》）

黄沙碛里客行迷，四望云天直下低。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过碛》）

黑姓蕃王貂狐裘，葡萄宫锦醉缠头。关西老将能苦战，七十行兵仍未休。（《胡歌》）

七月天山风似刀，城南猎马缩寒毛。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袍。（《赵将军歌》）

岑参除了边塞诗之外，有些绝句，也清新可诵，如：

梁园日暮乱飞鸦，极目萧条三两家。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山房春事二首》之二）

洞房昨夜春风起，遥忆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春梦》）

此外有些警句，如“万里乡为梦，三边月作愁”（《送人赴安西》），“黄沙西际海，白草北连天”（《过酒泉忆杜陵别业》），“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北庭作》），“半天城北雨，斜日霸西云”（《送王伯伦应制授正字归》），“远峰带雨色，落日摇川光”（《林卧》），“江村片雨外，野寺夕阳边”（《晚发五陵》）等句子，对于边塞的壮丽景色和川原自然变幻之美，描写得细致入微。

李白与杜甫　李白，自称是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郡望。当神龙（公元705至706年）初年，李白四五岁的时候，随父流寓到剑南（今四川）居住，从此李白就把西蜀作为他的故乡了。李白早年家境较为富裕，他父亲可能是个富商。

李白少年时，读书击剑，才气横溢。二十多岁，出蜀历三峡而下，至荆州，泛舟洞庭，南穷苍梧，抵扬州。其后寄家安陆（今湖北安陆），又北出太原，东游齐鲁，登泰山，南适会稽，入剡中，抵天台。李白过了这样十几年的漫游生活，接触到各种各样人物，遍览各地雄伟秀丽的自然景色，所以能够从这一时期开始写出他的优秀诗篇来。

当李白四十二岁的那一年（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唐玄宗听到他的诗名，从会稽把他召来，令其供奉翰林。据说天宝中，宫中特重木芍药，得红、紫、浅红、通白四种，艺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会花开，玄宗乘“照夜白”（马名），太真妃辇从。玄宗曰：“赏名花，对妃子，不宜用旧乐章。”命乐工李龟年持金花笺宣赐李白，白承诏，立进《清平调》三章，诗云：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红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干。

梨园弟子抚丝竹，李龟年歌之。大概由于李白的诗人性格关系，宫廷生活不合他的胃口，所以他并不留恋这种生活。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对唐玄宗尚且表示这种傲岸不羁态度，对张（张说子，唐玄宗爱婿）、高力士（唐玄宗宠任的宦官）之流，当然更是不用说了。因此李白不久提出“还山”的要求，唐玄宗听信了左右对李白的谗言，以为李白“非廊庙器”（非做官的材料）而允许了他的请求。

李白离开长安后，寄家大梁（今河南开封），足迹遍大河南北，后来又南下，流连于广陵（今江苏扬州）、金陵（今南京）一带，又漫游浙东。当安禄山起兵时，李白正住在宣城（今安徽宣城）。两京失守，玄宗逃蜀，李白也东奔吴中，后来又辗转到庐山。唐玄宗怕朔方军抵不过安禄山，乃发表第十六子永王李为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四镇节度使，出镇江陵。永王想下取金陵，全有江东，以御禄山。永王率兵东下，经过浔阳（今江西九江），听说李白在庐山，就把他请下来。永王是以抗安禄山为号召的，而李白本来就有政治抱负，平日以鲁仲连、谢安自居。他的诗如“安石在东山，无心济天下；一起振横流，功成复潇洒”（《赠常侍御》），他平日就有这种抱负，现在看到中原沸腾，九土横溃，“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怀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自然要“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长鲸，澄清洛阳水”（《赠张相镐》）了。他没有看出永王割据东南会给当时全局带来分裂的危害，他轻易地随永王向金陵进发，途中还做了《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如其中三首：

二帝（指玄宗入蜀，肃宗奔灵武）巡游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

永王败死，参加这次事变的人，都作为“从逆”论，或死或贬，李白也被处分长流夜郎（今贵州遵义一带），这一年是乾元元年（公元758年），诗人已经五十八岁了。他第二年刚走到巫山的时候，全国大赦，他也在被赦之列，于是他又经江夏（今湖北武昌）回到浔阳。到了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他去当涂（今安徽当涂），就在那里病死，年六十二。

李白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名扬宇宙而枯槁当年”（《为宋中丞自荐表》）。他早年家境富裕，在广陵散金三十余万。中年以后，离开长安，生活也渐渐紧缩起来。尽管诗人豪迈如昨，“主人何为言少钱，径取酤酒为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可是实际上是“黄金逐手快意尽，昨日破产今朝贫”（《醉后赠从甥高镇》）了。“一朝去金马，飘落成飞蓬，宾交日疏散，玉樽亦已空”（《东武吟》），这就是李白“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书情赠蔡舍人雄》）时期的生活写照。此后他南游金陵，曾“于落星石上，以紫绮裘换酒为欢”（《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诗题下自注），这事固然还见得他的豪兴如旧，但也可以看出他实际生活的如何窘迫来了。他自流放夜郎中途遇赦放归以后，生活更加困难起来，有时朋友偶然有一些馈赠，也如“斗水浇长鲸”（《献从叔当涂宰阳冰》），无济于事，终于贫病以死。身后很萧条，正如杜甫诗中所说的：“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梦李白》）。

李白的思想体系，他平日轻视儒生，他在诗里嘲鲁儒为“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他也“羞作济南生（伏生），九十诵古文”（《赠何七判官昌浩》）。他还有“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的说法。他在《来日大难》行里，说到在自己“乘龙上三天”之后，听到“下士大笑，如苍蝇声”，对礼法之士可以说极尽嘲谑之能事。这些思想情感和他的行径，以及对唐宫廷的傲岸态度和安禄山起兵后的随永王东下，在在都可以说明他没有受到儒家传统思想的严格束缚。李白虽写了《西方净土变相赞》、《江夏送林公上人游衡山岳序》、《僧伽歌》这一类有关佛教方面的作品，他还自称“青莲居士”，而且说自己是“金粟如来是后身”（《答湖州叶司马问白是何人》），但这都不足以说明佛教思想对他发生过多少影响。老庄是以清静为本的，而李白汪浪纵恣，浮慕功名，和老庄宁静、一任自然的宗旨，又有根本抵触处；虽然李白的宇宙观和老庄有相近似的地方，但这也还不足以说明李白的思想就受着老庄的深刻影响。唯其如此，李白对儒释老庄的教化感染都不深，因而李白在心灵上没有重压，反而能摆脱一切传统的束缚，睥睨一世。

李白和道教过从颇密，又喜欢神仙之说。他时时想逢到真人，“长跪问宝诀”（《古风》）；“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他时时在说“吾将营丹砂，永与世上别”（《古风》），“安得不死药，高飞向蓬瀛”（《游泰山》）。他在《古有所思行》中说：“我思仙人，乃在碧海之东隅。海寒多天风，白波连山倒蓬壶。长鲸喷涌不可涉，抚心茫茫泪如珠。西来青鸟东飞去，愿寄一书谢麻姑。”他又想“永随长风去，天外恣飘扬”（《古风》），“我欲蓬莱顶上行”（《怀仙歌》）。他听到贺知章说他是“谪仙人”，就非常高兴；他自己后来又说本来他在“天上白玉京，十二楼层城，仙人抚我顶，结发事长生”（《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由于“误逐世间乐”，而被谪下尘凡来。李白这种带有浪漫气息的想法，是不能单纯理解为他醉心于神仙之说的。正如我们要批判的李白那种及时行乐思想，如“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将进酒》），“三万六千日，夜夜当秉烛”（《古风》）；以及李白经常提到的“与尔共销万古愁”（《将进酒》），“举杯销愁愁更愁”（《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的那种苦恼情绪，也不能单纯把它看作是李白性格方面的忧郁、颓废或消沉悲观一样，因为李白的这种美丽的幻想和他这种忧郁或抵触情绪的形成，正说明了他对现实的不满，说明他在现实生活中碰了无数次的壁并碰得头破血流以后，才产生对现实的一种蔑视和否定。也唯有李白对当时现实采取了蔑视和否定，才决定他那种浪漫跌宕性格的形成，才能有力地写出他那种气魄雄伟、风格奔放的诗篇来。

李白对现实的不能谐和，同时还表现在他那种突出的任侠思想一方面。李白曾自称“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与韩荆州书》）。他经常剑不去身。他平生所景慕的人物，如张良、荆轲、高渐离，大都是《刺客列传》上的人物。他自己在年轻时，曾手刃数人。他在诗里也说到“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赠从兄襄阳少府皓》）。他在《侠客行》里，也歌颂了“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刺客行径。他在《结袜子》诗里，并写出“燕南壮士吴门豪，筑中置铅鱼隐刀，感君恩重许君命，泰山一掷轻鸿毛”的烈士气概。他在《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一首诗里写张良和黄石公的事情时说：

子良未虎啸，破产不为家。沧海得壮士，椎秦博浪沙。报韩虽不成，天地皆振动。潜匿游下邳，岂曰非智勇。我来圯桥上，怀古钦英风。唯见碧水流，曾无黄石公。叹息此人去，萧条徐泗空。

从诗里可以见到李白对博浪沙一击，和对黄石公、张良这些人物，如何向往。同时，李白还以鲁仲连自比，如：

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生海底，一朝开光耀。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古风》）

李白对刺客、侠士，是那样的神往，认为“纵死白骨香，不惭世上英”（《侠客行》），而对贵为万乘之主的秦皇、汉武之流，却予以蔑视。如咏秦皇的三首：

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铭功会稽岭，骋望琅邪台。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连弩射海鱼，长鲸正崔嵬。额鼻象五岳，扬波喷云雷。鬣蔽青天，何由睹蓬莱。徐巿载秦女，楼船几时回。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古风》）

秦王按宝剑，赫怒震威神。逐日巡海右，驱石驾沧津。征卒空九宇，作桥伤万人。但求蓬岛药，岂思农鳸春。力尽功不赡，千载为悲辛。（《古风》）

郑客西入关，行行未能已。白马华山君，相逢平原里。璧遗镐池君，明年祖龙（指秦始皇）死。秦人相谓曰：“吾属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古风》）

“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但求蓬岛药，岂思农鳸春”，“璧遗镐池君，明年祖龙死”，这种不崇拜权威的思想，构成了李白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主导一方面，李白的作品所以能为后人所喜爱乐诵，是和以上这种任侠而不崇拜权威的思想分不开的。

李白生长在富强的唐王朝时代，他也和同时诗人一样，写出了许多反映时代面貌的边塞诗来，如：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关山月》）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塞下曲六首》之一）

骏马似风飙，鸣鞭出渭桥。弯弓辞海月，插羽破天骄。阵解星芒尽，营空海雾消。功成画麟阁，独有霍嫖姚。（《塞下曲六首》之三）

紫骝行且嘶，双翻碧玉蹄。临流不肯渡，似惜锦障泥。白云关山远，黄云海戍迷。挥鞭万里去，安得念春闺。（《紫骝马》）

大汉无中策，匈奴犯渭桥。五原秋草绿，胡马一何骄。命将征西极，横行阴山侧。燕支落汉家，妇女无颜色。转战渡黄河，休兵乐事多。萧条清万里，瀚海寂无波。（《塞上曲》）

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城头铁鼓声犹震，匣里金刀血未干。（《军行》）

百战沙场碎铁衣，城南已合数重围。突营射杀呼延将，独领残兵千骑归。（《从军行》）

唐王朝在开元、天宝时代所进行的战争，有些是有自卫性质，是可以肯定的。李白对这种战争，在他的边塞诗里，是加以歌颂的。但同时代所进行的有些战争，往往只是满足帝王开疆辟土的要求以及边将为了竞功邀赏而发动的侵略性质的战争，战争的结果也只有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就应该加以否定了。李白在他作品里，一提及这类战争，非战思想就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种非战思想，完全是和当时人民爱好和平生活的要求、愿望相一致的，因此这些诗篇是具有深厚社会内容的作品，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如：

去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唯见白骨黄沙田。秦家筑城备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战城南》）

胡关饶风沙，萧索竟终古。岁落秋草黄，登高望戎虏。荒城空大漠，边邑无遗堵。白骨横千军，嵯峨蔽榛莽。借问谁陵虐？天骄毒威武。赫怒我圣皇，劳师事鼙鼓。阳和变杀气，发卒骚中土。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雨。且悲就行役，安得营农圃。不见征戍儿，岂知关山苦。争锋徒死节，秉钺皆庸竖。战士涂草莱，将军获圭组。李牧竟不在，边人饲豺虎。（《古风》）

上一首诗人反对穷兵黩武，下一首诗人还抨击了边将的轻启边衅，给各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灾害，这两篇诗章均有其现实的政治意义。

边庭多年少，内舍多寡妇，李白在闺怨诗的写作方面，也有很高成就。其代表作如：

黄云城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机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隔窗语。停梭怅然忆远人，独宿孤房泪如雨。（《乌夜啼》）

白马谁家子，黄龙边塞儿。天山三丈雪，岂是远行时。春蕙忽秋草，莎鸡鸣西池。风摧寒梭响，月入霜闺悲。忆与君别年，种桃齐蛾眉。桃今百余尺，花落成枯枝。终然独不见，流泪空自知。（《独不见》）

白马黄金塞，云砂绕梦思。那堪愁苦节，远忆边城儿。萤飞秋窗满，月度霜闺迟。摧残梧桐叶，萧飒沙棠枝。无时独不见，流泪空自知。（《塞下曲六首》之四）

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春思》）

燕支黄叶落，妾望白登台。海上碧云断，单于秋色来。胡兵沙塞合，汉使玉关回。征客无归日，空悲蕙草摧。（《秋思》）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子夜吴歌·秋歌》）

明朝驿使发，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针冷，那堪把剪刀。裁缝寄远道，几日到临洮。（《子夜吴歌·冬歌》）

去年何时君别妾，南园绿草飞蝴蝶。今岁何时妾忆君，西山白雪暗晴云。玉关去此三千里，欲寄音书那可闻。（《思边》）

日色已尽花含烟，月明欲素愁不眠。赵瑟初停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此曲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燕然。忆君迢迢隔青天。昔日横波目，今成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长相思》）

这些闺怨诗，反映了唐王朝连年穷兵黩武，给人民制造了无限离恨别怨，也具有现实的社会内容。

李白的情诗，也是令人叫绝的，如：

美人在时花满堂，美人去后余空床。床中绣被卷不寝，至今三载闻余香。香亦竟不灭，人亦竟不来，相思黄叶落，白露点青苔。（《长相思》）

这首情诗，感情真挚而不流于浮浅轻薄，意绪不免惆怅而不至于哀怨凄绝。如果感情不出以真挚，就会觉得轻薄了；如果感情太执著一些，就会觉得哀怨而不能自已了。写得这样，正恰到好处。

李白还有一首乐府体诗《长干行》，也是写爱情的，又别有一种情调：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十六君远行，瞿塘滟滪堆。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

长干里在今南京市南，长风沙在今安徽怀宁东五十里（今名长枫夹）。这位《长干行》中的女主人，自幼和他夫婿一起长大，两小无猜。结婚后，夫婿溯江西上去巴蜀经商，女主人志节坚贞，感情真挚，盼望他早日归家。李白刺取了这一题材，作为歌行，不但故事动人，文字也接近口语，明白易懂，无怪前人选唐诗者，都曾采取这首诗。

李白描写酒家少女的诗，也值得介绍一下的，如：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

银鞍白鼻騧，绿地障泥锦。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白鼻騧》）

李白还在乐府《丁督护歌》里，用哀切的声调写出江边纤夫的辛苦挽船形象来。

云阳（今江苏丹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水浊不可饮，壶浆半成土。一唱《督护歌》，心摧泪如雨。万人系盘石，无由达江浒。君看石芒砀，掩泪悲千古。

我们可以从这首乐府诗里看出诗人对劳动者的深切感情来。李白另一首乐府《乌栖曲》：

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犹衔半边日。银箭金壶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

也通过西施亡吴来作为借鉴，告诫人们纵乐不可过头，纵乐过头，是会招致国破家亡的。

李白作品的最大特色，就在于他不仅形成自己那种豪迈无前的独特风格，同时也表现在他写作艺术的多样化方面。不管哪一种体裁，不管哪一类题材，只要通过李白来抒写，就会达到很高的艺术成就。他能够写出气势雄伟的长篇，同时他也能写清新恬静的短诗。李白在他的代表作《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作品里，表现了一种排山倒海，万马奔腾的气势，简直雄浑恣肆，不可方物。可是在另一类代表作如《远别离》、《长干行》等作品里，又创造了凄怨婉约而又不失豪放的另一种新风格。

李白在作品中，喜欢用神话的色彩，来丰富诗的画面。浪漫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在李白作品里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在《梦游天姥吟留别》这首诗里，尤显示出李白那种浪漫主义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来。《梦游天姥吟留别》这个作品，李白对梦游仙境的描绘，读之令人魂悸魄动，目迷神摇。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虎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动，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时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诗人在篇首夸耀了天姥峰的高耸横天以后，就展开了想象的翅膀，飞渡吴越。诗人不仅从凌空倒影中欣赏了镜湖明月，也在天空中看到了壮丽的海上日出景色；不仅剡溪的猿鸣，传入诗人的耳际，就是天上仙家的鸡啼声，诗人也好像隐约地听到了。进入天台天姥峰周围以后，千岩万转，迷花倚石，深渊层巅，熊咆虎吟，景色之迷离，魂魄之惊栗，已引人入胜。忽然，霹雳一声，丘峦崩摧，一幅青冥浩荡、日月照耀的雄伟瑰丽的神仙世界画面，展示在诗人眼前。可惜这样一个仙境，诗人并没有呆多久，很快诗人就醒来了，回到现实世界来了。诗人对梦境的向往，更引起他对现实的不满，诗人不禁最后吟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句来。这又充分反映了诗人对现实的不谐和态度。

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关名）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转石万壑雷。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这首《蜀道难》，是李白另一代表作。“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是全篇诗章的宗旨，其基本内容是和张载《剑阁铭》：“穷地之险，极路之峻，世浊则逆，道清斯顺”的主旨，约略相似。不过李白少长西蜀，所以他采用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和丰富的想象力来加以渲染蜀道之难。首先诗人夸张地提到西蜀的悠久文化，经过蚕丛、鱼凫，经历了四万八千岁，才和秦合并。石牛粪金，五丁力穷，“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总算和“秦塞通人烟”了。但是从秦岭到西川，“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不能飞渡，猿猱愁相攀援，岩峦高回，百步九折，去天咫天，扪参历井（参井皆星野名），岩畏途，飞湍瀑流，尤其是“子规啼夜月，愁空山”，“使人听此凋朱颜”。诗人最后还提到“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所以劝客游西川的人，“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诗人用万钧的笔力，来写蜀道之难，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天宝末，杨国忠自领剑南节度大使，以章仇兼琼为副使，代镇成都。安禄山起兵，国忠劝玄宗入蜀，李白以为西川不是割据的处所，故有此作。当国忠为乱兵所杀，玄宗入蜀避祸，诗人不再歌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而是写成《上皇西巡南京（指成都）歌》了。

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

水绿天青不起尘，风光和暖胜三秦。万国烟花随玉辇，西来添作锦江春。

《远别离》是李白的又一篇代表作。《山海经》的《中山经》洞庭之山条下说：“帝之二女（湘君、湘夫人）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出入必以飘风暴雨”。李白根据这个神话传说，写成诗篇。

远别离，古有〔娥〕皇〔女〕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予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或言尧幽囚，舜野死，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舜目重瞳）孤坟竟何是。帝子（指娥皇、女英）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群山。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远别离》）

湘水日千里，九疑无数峰，这景色已够吸引人了，李白又加强了对潇湘苍梧的景色描写，他结合了自然景物，二妃泣血，湘竹染泪，九疑孤坟，飘风暴雨，使诗篇里展现出一幅“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的特定场面，加强了幽怨的气息，使《远别离》这个诗篇收到了预期的悲剧效果。

上面讲到李白的许多代表作，雄浑恣肆，不可方物；有些代表作又哀怨凄婉，形成另一种新风格。可是诗人的笔触有时又写出了接近王维、孟浩然的一派田园诗风格来，如：

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相携及田家，童稚开荆扉。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长歌吟松风，曲尽星河稀。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访戴天山道士不遇》）

蜀僧抱绿绮，西下峨嵋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听蜀僧弹琴》）

笔调是变得那么朴素，意境是变得那么宁静。他的绝句，如：

渌水明秋月，南湖采白。荷花娇欲语，愁杀荡舟人。（《渌水曲》）

长干吴儿女，眉目艳新月。屐上足如霜，不着鸦头袜。（《越女词》）

耶溪采莲女，见客棹歌回。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来。（《越女词》）

白玉谁家郎，回车渡天津。看花东陌上，惊动洛阳人。（《洛阳陌》）

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玉阶怨》）

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怨情》）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峨眉山月歌》）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

霜落荆门江树空，布帆无恙挂秋风。此行不为鲈鱼，自爱名山入剡中。（《秋下荆门》）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南天不见云。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之一）

帝子潇湘去不还，空余秋草洞庭间。淡扫明湖开玉镜，丹青画出是君山。（《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之五）

日照香炉（峰）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乡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唯有鹧鸪飞。（《越中览古》）

风动荷花水殿香，姑苏台上宴吴王。西施醉舞娇无力，笑倚东窗白玉床。（《口号吴王美人半醉》）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春夜洛城闻笛》）

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送贺宾客归越》）

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长门怨》）

人道横江好，侬道横江恶。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横江词六首》之一）

海潮南去过浔阳，牛渚（牛渚矶，亦名采石，今安徽当涂西北二十里）由来险马当（江西彭泽西北四十里，山形似马横枕大江）。横江欲渡风波恶，一水牵愁万里长。（《横江词六首》之二）

横江西望阻西秦，汉水东连扬子津，白浪如山那可渡，狂风愁煞峭帆人。（《横江词六首》之三）

海神东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横江词六首》之四）

横江馆（安徽和县西南，对江南之采石）前津吏迎，向予东指海云生。郎今欲渡缘何事，如此风波不可行。（《横江词六首》之五）

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

在极少的语言里，表现了非常形象的事物，色彩鲜明，音律和谐，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李白足迹遍海内，他对祖国的山川景色和乡土风物，都发生热烈的感情；同时祖国雄伟壮美的山川景色，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诗歌风格。李白的诗里，提到峨眉山月，三峡猿声，蜀道的峻险，潇湘的奔流，庐山飞瀑，横江白浪，“江城五月落梅花”，“涛似连山喷雪来”。他以强烈的富有感染力的艺术力量，描绘和歌颂了这些雄伟壮美的山河景色，使人读到他的作品就萌发对祖国江山的热爱。

李白喜欢用大胆夸张的写法，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如“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如“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如“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远离别》），使形象更突出在读者面前，收到了更好的艺术效果。

李白的作品，音乐性极强，他的许多作品，无论长篇，无论短诗，音律的流动变化，都铿锵和谐，在一时诗人中，几无匹敌。

杜甫，字子美，郡望是京兆杜氏。西晋时，名将杜预，就是杜甫的祖先。东晋南渡，杜预曾孙杜逊南居襄阳，故称之为杜氏襄阳房。杜甫这一支，后又从襄阳移居河南巩县（今巩义），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杜甫的父亲杜闲，官至奉天（今陕西乾县）令。杜甫在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生于河南巩县。甫天宝初年曾漫游吴楚齐赵等地，他这时的诗歌修养，已经很突出了。代表作如：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

天宝（公元742至755年）中，杜甫在长安，历官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时府兵制已经破坏，折冲府至无兵可交，十二卫的兵额也多缺额，从而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也变成了冷官，不为世所重视。杜甫在长安前后约有十三年的光景，生活是很凄清的，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里说：“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六句可以说是杜甫京华生活的写照。

杜甫虽是杜氏襄阳房，但郡望还是京兆杜氏。“城南韦杜，去天尺五”（《辛氏三秦记》），杜甫旅居长安之后，京兆杜氏聚居在京兆南杜陵南原，亦称少陵原，杜甫为了不忘本，也在杜陵南原置了一些薄产，并自称少陵叟或杜陵老。

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曲江》）

他当时很不得意，还打算在杜陵终老呢！

这一段时期，杜甫的代表作有《遣兴》三首和《前出塞》及《后出塞》。

下马古战场，四顾但茫然。风悲浮云去，黄叶坠我前。朽骨穴蝼蚁，又为蔓草缠。故老行叹息，今人尚开边。汉虏互胜负，封疆不常全。安得廉颇将，三军同晏眠。（《遣兴三首》之一）

高秋登塞山，南望马邑州。降虏东击胡，壮健尽不留。穹庐莽牢落，上有行云愁。老弱哭道路，愿闻甲兵休。邺中何萧条，死人积如丘。诸将已茅土，载驱谁与谋。（《遣兴三首》之二）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婴祸罗。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前出塞九首》之一）

出门日已远，不受徒旅欺。骨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走马脱辔头，手中挑青丝。捷下万仞冈，俯身试搴旗。（《前出塞九首》之二）

磨刀呜咽水，水赤刃伤手。欲轻肠断声，心绪乱已久。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功名图麒麟，战骨当速朽。（《前出塞九首》之三）

送徒既有长，远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劳吏怒嗔。路逢相识人，附书与六亲。哀哉两决绝，不复同苦辛。（《前出塞九首》之四）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前出塞九首》之六）

驱马天雨雪，军行入高山。径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间。已去汉月远，何时筑城还。浮云暮南征，可望不可攀。（《前出塞九首》之七）

朝进东门营，暮上河阳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平沙列万幕，部伍各见招。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后出塞五首》之二）

献凯日继踵，两蕃（奚和契丹）静无虞。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后出塞五首》之四）

《前出塞》揭露唐玄宗的穷兵黩武，给国内人民带来了灾祸，内容已经比较深刻；《后出塞》更直接指出唐玄宗宠任安禄山，有人告安禄山反者，玄宗必缚送禄山，“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以致道路以目，无敢言者，危机更是四伏。

杜甫在天宝十载所作的《兵车行》里，对唐玄宗的穷兵黩武给人民带来无限灾祸，也致以抨击。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者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战争给人民带来苦难。从张九龄罢相之后，李林甫、杨国忠相继擅权，唐玄宗也宠任他们，朝政更加混浊了。长安城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杨氏一门显赫，杜甫天宝十三载所作的《丽人行》，就是讽刺他们的。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稳称身。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黄门飞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箫管哀吟感鬼神，宾从杂还实要津。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立锦茵。杨花雪落覆白，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前人评为“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浦起龙《读杜心解》）。这几句话，是非常确切的。

天宝末，关中水旱不时，长安米价高涨，杜甫置家奉先（今陕西蒲城）。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冬十一月，杜甫从长安至奉先探亲，想不到他的幼子已经病死了。“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爱，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杜甫探亲以后，赶回长安，那时安禄山已在河北起兵，并向东都进军了。天宝十五载六月，潼关失守，玄宗逃蜀；七月，肃宗即位灵武，杜甫来不及逃出长安，就留在沦陷区里。在这一时期，他写了不少杰出的作品，如：

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哀江头》）

杜甫在至德二载（公元757年），于长安城内路上，见到没有逃出长安的李唐王孙，又作了《哀王孙》。

长安城头头白乌，夜飞延秋门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达官走避胡。金鞭断折九马死，骨肉不得同驰驱。腰下宝金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高帝子孙尽龙准，龙种自与常人殊。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不敢长语临路衢，且为王孙立斯须。昨夜东风吹血腥，东来橐驼满旧都。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窃闻天子已传位，圣德北服南单于。花门（指回纥）剺面请雪耻，慎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

至德元载（公元756年）的十月，唐肃宗用宰相房议，官军和安禄山的军队战于陈陶斜（咸阳境内），房不识时务，采用春秋车战之法，以战车二千乘，马步夹在两边出击，安禄山的军队，都是渔阳精骑，顺风纵火鼓噪而进，杀得官军大败，官军伤折了四万余人之多。杜甫在沦陷区听到这件大事，作《悲陈陶》和《悲青坂》二诗：

孟冬十月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悲陈陶》）

我军青坂（在陈陶斜附近）在东门，天寒饮马太白窟。黄头奚儿日向西，数骑弯弓敢驰突。山雪河冰野萧瑟，青是烽烟白人骨。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悲青坂》）

杜甫在沦陷区里，还做了不少律诗，今录四首：

战哭多新鬼，愁吟独老翁。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瓢弃樽无缘，炉存火似红。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对雪》）

今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春望》）

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仳离放红蕊，想像嚬青蛾。牛女漫愁思，秋期犹渡河。（《一百五日夜对月》）

到了至德二载的四月，杜甫逃出沦陷区，跑到肃宗驻军所在地凤翔（今陕西凤翔），作了《喜达行在所》三首。其第二首云：

愁思胡笳夕，凄凉汉苑春。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司隶章初睹，南阳气已新。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

第一首是提到喜达凤翔以后，“所亲惊老瘦，辛苦贼中来”。第三首起句是“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第二首是喜极而悲，看到唐肃宗统治区的气象，坚信恢复有望。唐肃宗任杜甫为拾遗，并允许他返州省家。诗人在《北征》诗中说：“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爷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栗。粉黛亦解苞，衾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把经过乱离之后，和家人重新团聚的一种悲喜交集情绪完全写出来了，写得既逼真，又动人。诗人的《羌村》三首，感情也非常真挚。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

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驱鸡上树木，始闻叩柴荆。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浊复清。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涕纵横。

第一首叙归客到家而喜，第二首叙到家后事，第三首叙述邻里之情，都非常真切动人。

杜甫到达凤翔以后，拜左拾遗。不久，唐军收复两京，杜甫以救房之故，由左拾遗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在这一段时间内，诗人写出了他杰出的代表作三吏、三别。

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关道。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余。借问潼关吏，修关还备胡。要我下马行，为我指山隅。连云列战格，飞鸟不能逾。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丈人视要处，窄狭容单车。艰难奋长戟，千古用一夫。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潼关吏》）

暮投石壕村（陕州陕县石壕镇），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唯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石壕吏》）

兔丝附女萝，引蔓更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傍。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自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新婚别》）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孤妻。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无家别》）

诗人控诉了战争对社会带来的残破景象，由于长期战乱，丁壮尽发，把才结婚不到一天的丈夫以及年迈老妪，都被强征入伍或拉去服役，真是惨极人寰，不忍卒读。有人赞誉杜甫的诗歌是诗史，正是指这些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而言的，这真正是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主性精华。

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秋，关辅饥乱，杜甫全家生活困难，不得不弃官携家至秦州（治上，今甘肃天水），后住同谷（今甘肃成县）。他的《秦州杂诗》二十首，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鼠秋。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秦州杂诗二十首》之一）

鼓角缘边郡，川原欲夜时。秋听殷地发，风散入云悲。抱叶寒蝉静，归山独鸟迟。万方声一概，吾道欲何之！（《秦州杂诗二十首》之四）

云气接昆仑，涔涔塞雨繁。羌童看渭水，使客向河源。烟火军中幕，牛羊岭上村。所居秋草净，正闭小蓬门。（《秦州杂诗二十首》之十）

传道东柯谷，深藏数十家。对门藤盖瓦，映竹水穿沙。瘦地翻宜粟，阳坡可种瓜。船人近相报，但恐失桃花。（《秦州杂诗二十首》之十三）

地僻秋将尽，山高客未归。塞云多断续，边日少光辉。警急烽常报，传闻檄屡飞。西戎外甥国，何得迕天威。（《秦州杂诗二十首》之十八）

一县葡萄熟，秋山苜蓿多。关云常带雨，塞水不成河。羌女轻烽燧，胡儿制骆驼。自伤迟暮眼，丧乱饱经过。（《寓目》）

野寺残僧少，山园细路高。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乱石通人过，悬崖置屋牢。上方重阁晚，百里见秋毫。（《山寺》）

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天风随断柳，客泪堕清笳。水净楼影直，山昏塞日斜。夜来归鸟尽，啼杀后栖鸦。（《遣怀》）

安史乱后，西陲边防空虚，吐蕃乘虚东窥，秦陇经常吃紧，杜甫亦不得不流寓入蜀了。

在秦州期间，杜甫写了一首《佳人》，大概根据当时实有其人来写的。

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关中昔丧败，兄弟遭杀戮。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合婚尚知时，鸳鸯不独宿。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摘花不插鬓，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翠竹。

这位绝代佳人，尽管兄弟遭难，本人又为夫婿所遗弃，但洁身独居，杜甫笔下写出了一个寂寞而又坚贞的女性形象。

在这个时期，有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李白染永王事，长流夜郎了。杜甫在天宝初年就和李白认识，李白要比杜甫年长十余岁，杜甫是非常尊敬李白的。他说：“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他赠李白诗说：“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赠李白》）他称赞李白：“昔年有狂客（贺知章），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他怀念李白，诗云：“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春日忆李白》）杜甫直觉是李白太天真，会挨人整，“不见李生久（原注：近无李白消息），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不见》）。“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指屈原）语，投诗赠汨罗”（《天末怀李白》）。不幸的消息果然传来了，李白长流夜郎，杜甫又做了《梦李白》二首，这两首诗，不是记梦，而可以当作李白的挽歌。

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山黑。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

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告归常局促，苦道来不易。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杜甫对李白的真挚友情，在这两首诗里，充分作了说明。

杜甫于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的冬晚，全家到达成都，初寓浣花溪寺，后来就在浣花溪上，种树植竹，营立草堂，他有个王姓表弟，送他营置草堂的费用，杜甫到处向人觅桃、觅竹、觅松树子、觅桤木，在草堂四围栽植，杜甫就这样算在成都定居下来了。他这时的代表作有：

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远惭勾漏令（葛洪），不得问丹砂。（《为农》）

风色萧萧暮，江头人不行。村舂雨外急，邻火夜深明。胡羯何多难，樵渔寄此生。中原有兄弟，万里正含情。（《村夜》）

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风含翠篠娟娟静，雨红蕖冉冉香。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狂夫》）

时出碧鸡坊，西郊向草堂。市桥官柳细，江路野梅香。傍架齐书帙，看题减药囊。无人觉来往，疏懒意何长。（《西郊》）

锦里先生乌角巾，园收芋栗未全贫。惯看宾客儿童喜，得食阶除鸟雀驯。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南邻》）

岁暮远为客，边隅还用兵。烟尘犯雪岭，鼓角动江城。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

檐影微微落，津流脉脉斜。野船明细火，宿雁聚寒沙。云掩初弦月，香传小树花。邻人有美酒，稚子夜能赊。（《遣意二首》之二）

三月桃花浪，江流复旧痕。朝来没沙尾，碧色动柴门。接缕垂芳饵，连筒灌小园。已添无数鸟，争浴故相喧。（《春水》）

坦腹江亭暖，长吟夜望时。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故林归未得，排闷强裁诗。（《江亭》）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春夜喜雨》）

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水槛遣心二首》之一）

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似家。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绝句漫兴九首》之二）

肠断春江欲尽头，杖藜徐步立芳洲。颠狂柳絮随风去，轻薄桃花逐水流。（《绝句漫兴九首》之五）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六）

不是爱花即肯死，只恐花尽老相催。繁枝容易纷纷落，嫩叶商量细细开。（《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七）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绝句四首》之三）

杜甫的浣花草堂，是名副其实的草堂，堂顶是用茅草盖的，决不具有今天这样的规模。一到秋天风雨交集，茅盖的草堂，屋顶为风所疾卷，处处破漏，杜甫非常感慨，曾作了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以咏其事。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骄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通晓到达天明）。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诗人的流离颠沛生活，是很艰苦的；但诗人还是关心民瘼，思想境界却是很高的。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秋，杜甫曾离成都去梓州（今四川三台），住了一年多。这一年多，也写了不少诗：

客睡何曾着，秋天不肯明。卷帘残月影，高枕远江声。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客夜》）

秋窗犹曙色，落木更天风。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雾中。圣朝无弃物，老病已成翁。多少残生事，飘零似转蓬。（《客亭》）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阁回添愁。含风翠壁孤云细，背日丹枫万木稠。小院回廊春寂寂，浴凫飞鹭晚悠悠。诸天合在藤萝外，昏黑应须到上头。（《涪城县香积寺官阁》）

凉风动万里，群盗尚纵横。家远传书日，秋来为客情。愁窥高鸟过，老逐众人行。始欲投三峡，何由见两京。（《悲秋》）

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漂梗无安地，衔枚有荷戈。官军未通蜀，吾道竟如何。（《征夫》）

南国昼多雾，北风天正寒。路危行木杪，身远宿云端。山鬼吹灯灭，厨人语夜阑。鸡鸣问前馆，世乱敢求安。（《山馆》）

看花虽郭内，倚杖即溪边。山县早休市，江桥春聚船。狎鸥轻白浪，归雁喜青天。物色兼生意，凄凉忆去年。（《倚仗》盐亭县作）

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冬，严武再任剑南东西川节度使，杜甫和严武是世交，武辟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又回到成都定居下来了。他这时的代表作有：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父吟》。（《登楼》）

客里有所过，归来知路难。开门野鼠走，散帙壁鱼干。洗杓开新酝，低头拭小盘。凭谁给曲蘖，细酌老江干。（《归来》）

秋风袅袅动高旌，玉帐分弓射虏营。已收滴博（滴博岭在维州）云间戍，更夺蓬婆（大雪山一名蓬婆山）雪外城。（《奉和严大夫军城早秋》）

清秋幕府井梧寒，独宿江城蜡炬残。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己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宿府》）

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夏，严武病卒，郭英乂代严武镇成都。同年，崔宁杀郭英乂，蜀中大乱。杜甫也离开成都东下了。他有诗：

迢递来三蜀，蹉跎有六年。客身逢故旧，发兴自林泉。过懒从衣结，频游任履穿。藩篱无限景，恣意向江天。（《春日江村五首》之二）

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万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去蜀》）

杜甫虽然不得已离去成都，但他对浣花草堂还是留恋不舍的。

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层轩皆面水，老树饱经霜。雪岭界天白，锦城曛日黄。惜哉形胜地，回首一茫茫。（《怀锦水居止二首》之次章）

杜甫经过渝州（今重庆），到达云安（今重庆云阳北），沿路有诗：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书怀》）

禹庙（在忠县）空山里，秋风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画龙蛇。云气生虚壁，江声走白沙。早知乘四载，疏凿控三巴。（《禹庙》）

寒轻市上山烟碧，日满楼前江雾黄。负盐出井此溪女，打鼓发船何郡郎。新亭举目风景切，茂陵著书消渴长。春花不愁不烂熳，楚客唯听棹相将。（《十二月一日三首》之二）

峡里云安县，江楼翼瓦齐。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眇眇春风见，萧萧夜色凄。客愁那听此，故作傍人低。（《子规》）

杜甫在途中听到官军纪律败坏，又作了《三绝句》，控诉了他们的罪行。

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

二十一家同入蜀，唯残一人出骆谷（在陕西周至）。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

殿前兵马（时中官典禁军）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

杜甫在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季春，到达夔州（今重庆奉节）。夔州诗，是杜甫诗集中的精华部分。

中巴之东巴东山，江水开辟流其间。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百牢关。（《夔州歌十绝句》之一）

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长年三老（梢工）长歌里，白昼摊钱高浪中。（《夔州歌十绝句》之七）

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尘匣元开镜，风帘自上钩。兔应疑鹤发，蟾亦恋貂裘。斟酌娥寡，天寒奈九秋。（《月》）

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白帝》）

盗贼浮生困，诛求异俗贫。空村唯见鸟，落日不逢人。步壑风吹面，看松露滴身。远山回白首，战地有黄尘。（《东屯北崦》）

稻获空云水，川平对石门。寒风疏草木，旭日散鸡豚。野哭初闻战，樵歌稍出村。无家问消息，作客信乾坤。（《刈稻了咏怀》）

壮心久零落，白首寄人间。天下兵常斗，江东客未还。穷猿号雨雪，老马怯关山。武德开元际，苍生岂重攀。（《有叹》）

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野哭几家闻战伐，夷歌是处起渔樵。卧龙（诸葛亮）白马（公孙述）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阁夜》）

卧病拥塞在峡中，潇湘洞庭虚映空。楚天不断四时雨，巫峡长吹万里风。沙上草阁柳新暗，城边野池莲欲红。暮春鸳鹭立洲渚，挟子翻飞还一丛。（《暮春》）

暮春三月巫峡长，晶晶行云浮日光。雷声忽送千峰雨，花气浑如百和香。黄莺过水翻回去，燕子衔泥湿不妨。飞阁卷帘图画里，虚无只少对潇湘。（《即事》）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又呈吴郎》）

楚王宫北正黄昏，白帝城西过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衰年肺病唯高枕，绝塞愁时早闭门。不可久留豺虎乱，南方实有未招魂。（《返照》）

诗人一方面在过着非常艰苦的村居生活，一方面他却并没有忘记国家大事，对时政得失，念念未忘。现举《诸将》五首为例：

汉朝陵墓对南山，胡虏千秋尚入关。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时金碗出人间（言关中皇陵被掘）。见愁汗马西戎（指吐蕃）逼，曾闪朱旗北斗殷。多少材官守泾渭，将军且莫破愁颜。（《诸将五首》之一）

韩公（张仁愿封韩国公）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胡来不觉潼关隘，龙起犹闻晋水清。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诸将五首》之二）

洛阳宫殿化为烽，休道秦关百二重。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朝廷衮职虽多预，天下军储不自供。稍喜临边王相国（王缙），肯销金甲事春农。（《诸将五首》之三）

另外，杜甫还做了《秋兴》八首：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在夔州已两秋）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秋兴八首》之一）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画省香垆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笳。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秋兴八首》之二）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直北关山金鼓震，征西车马羽车驰。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秋兴八首》之四）

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五首》之一）

夔州不是久居之所，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杜甫终于离开夔州出峡了。杜甫以前有“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但因政局变幻，因循未果。这次出峡，是否能从江陵直趋襄阳呢？还得看时局来决定。杜甫在出峡路上作了《咏怀古迹》五首。他在白帝城住了二年多，对这个白帝城的故迹，就做了二首。

蜀主窥吴幸三峡，崩年亦在永安宫。翠华想像空山里，玉殿虚无野寺中。古庙杉松巢水鹤，岁时伏腊走村翁。武侯祠屋长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咏怀古迹五首》之四）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咏怀古迹五首》之五）

归有王昭君旧居，巫山有楚襄王宫，江陵有宋玉旧居，杜甫经过此地，也做了两首诗：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昭君村在归）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咏怀古迹五首》之五）

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咏怀古迹五首》之二）

杜甫到达江陵之后，那时卫伯玉担任荆南节度使，他是军功出身的，并不知道杜甫是一代诗伯，杜甫很快就离开了江陵，一路上又作了不少诗。杜甫本想去淮南，不知什么缘故，又折而至湖南。

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为问淮南米贵贱，老父乘兴欲东游。（《解闷十二首》之二）

挂帆早发刘郎浦（在石首），疾风飒飒昏亭午。舟中无日不沙尘，岸上空村尽豺虎。十日北风风未回，客行岁晚晚相催。白头厌伴渔人宿，黄帽青鞋归去来。（《登刘郎浦》）

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黑，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江汉》）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楼》）

百丈（纤舟之绳）牵江色，孤舟泛日斜。兴来犹杖屦，目断更云沙。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湘夫人《祠南夕望》）

欲雪违胡地，先花别楚云。却过清渭影，高起洞庭群。塞北春阴暮，江南日色曛。伤弓流落羽，行断不堪闻。（《归雁二首》之二）

据《旧唐书》说，杜甫“溯沿湘流，游衡山。……尝游岳庙，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阳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还”。大历五年（公元770年），甫病卒。

李白和杜甫，各有所长。李白天才横逸，他的诗不是容易学到的。杜甫诗，功力深，宋人秦少游尝论：“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流之长。”“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澹；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于是子美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澹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及诸家之长，子美亦不能独至于此也。”“呜呼！子美亦集诗之大成欤？”杜牧《读杜诗》作：“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天外凤凰谁得髓，无人解合续弦胶。”对杜甫的诗，韩愈的文，可谓推崇备至。韩愈在《调张籍》诗中有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后此之人，不是想抑杜扬李，便是想抑李扬杜，我看都是不必的。诗人都有自己的诗歌风格，都各有专长。严羽说：“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太白《梦游天姥吟》、《远别离》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等篇，太白不能作。”李、杜诸公都创造了自己诗歌的独特风格，这也正反映了盛唐伟大时期诗人的各个不同风貌。

中唐诗人　天宝以后，一直到唐文宗太和九年（公元835年），我把它称做中唐，甘露事变以后，我把它划入晚唐。肃宗、代宗、德宗三朝，是一个时期。宪宗元和，又是一个时期，韩愈、张籍、王建是其代表。穆宗长庆，白居易、元稹出，又是一个时期。

讲到大历、贞元，有人一定会想到大历十子，实际十子诗歌，托寄不深，因此就不一一介绍了。龚自珍诗：“天教伪体领风花，一代人材有岁差。我论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歌筵有乞书扇者》）。我对中晚唐诗人作品的选择标准，就是要求略工感慨。现在先从韦应物介绍起。

韦应物，京兆人。少以三卫事唐玄宗，他在《温泉行》里说到自己“出身天宝今年几，顽钝如锤命如纸。作官不了却来归，还是杜陵一男子。北风惨惨投温泉，忽忆先皇游幸年，身骑厩马引天仗，直入华清列御前。”（下略）在《宴李录事》诗题下说到：“与君十五事皇闱，拂晓炉烟上赤墀。花开汉苑经过处，雪下骊山沐浴时。”（下略）可见他早年是一个游侠年少，晚更折节读书，官至苏州刺史（约在德宗贞元四年至七年之间，从傅璇琮同志《唐代诗人丛考》说）。他的诗闲澹简远，人比之陶潜，并称陶韦。他的名句最为人所艳称的，如“兵卫森画戟，宴寝凝清香。海上风雨至，逍遥池阁凉”（《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以为雍容华贵，而又澹雅绝俗，一般不能兼具，韦应物却完全把两者融合起来了。

韦应物的代表作很多，尤其是五言古诗，如：

黄鸟何关关，幽兰亦靡靡。此时深闺妇，日照纱窗里。娟娟双青蛾，微微启玉齿。自惜桃李年，误身游侠子。无事久离别，不知今生死。（《拟古诗十二首》之二）

嘉树蔼初绿，蘼芜吐幽芳。君子不在赏，寄之云路长。路长信难越，惜此芳时歇。孤鸟去不还，缄情向天末。（《拟古诗十二首》之五）

月满秋夜长，惊鸟号北林。天河横未落，斗柄当西南。寒蛩悲洞房，好鸟无遗音。商飙一夕至，独宿怀重衾。旧交日千里，隔我浮与沉。人生岂草木，寒暑移此心。（《拟古诗十二首》之六）

春至林木变，洞房夕含清。单居谁能裁，好鸟对我鸣。良人久燕赵，新爱移平生。别时双鸳绮，留此千恨情。碧草生旧迹，绿琴歇芳声。思将魂梦欢，反侧寐不成。揽衣迷所思，起望空前庭。孤影中自恻，不知双涕零。（《拟古诗十二首》之九）

有客天一方，寄我孤桐琴。迢迢万里隔，托此传幽音。冰霜中自结，龙凤相与吟。弦以明直道，漆以固交深。（《拟古诗十二首》之十一）

白日淇上灭，空闺生远愁。寸心不可限，淇水长悠悠。芳树自妍芳，春禽自相求。徘徊东西厢，孤妾谁与俦。年华逐丝泪，一落俱不收。（《拟古诗十二首》之十二）

采用屈原《离骚》的手法，用美人香草以喻自己的坚贞不渝之操，文体雅洁，感情真挚委婉，在唐诗里，风格确是很高的。又如：

春罗双鸳鸯，出自寒夜女。心精烟雾色，指历千万绪。长安贵豪家，妖艳不可数。裁此百日功，唯将一朝舞。舞罢复裁新，岂思劳者苦。（《杂体五首》之五）

他同情劳动妇女，此诗托意深远，具有社会内容。

官府征白丁，言采蓝溪玉。绝岭夜无家，深榛雨中宿。独妇饷粮还，哀哀舍南哭。（《采玉行》）

对从事采玉的丁壮和家属，都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始。丁壮俱在野，场圃亦就理。归来景常晏，饮犊西涧水。饥叩不自苦，膏泽且为喜。仓廪无宿储，徭役犹未已。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观田家》）

韦应物在这首诗里，讲到了田家的“仓廪无宿储，徭役犹未已”，自惭高官，禄食出于闾里，确实已经看到问题的本质了。

韦应物的赠答诗，也有清新可诵的地方，如：

结茅临古渡，卧见长淮流。窗里人将老，门前树已秋。寒山独过雁，暮雨远来舟。日夕逢归客，那能忘旧游。（《淮上遇洛阳李主簿》）

楚江微雨里，建业暮钟时。漠漠帆来重，冥冥鸟去迟。海门深不见，浦树远含滋。相送情无限，沾巾比散丝。（《赋得暮雨送李胄》）

韦应物的短诗，也清新可喜，如：

怀君属秋夜，散步咏凉天。山空松子落，幽人应未眠。（《秋夜寄丘二十二员外》）

九日驱驰一日闲，寻君不遇又空还。怪道诗人清人骨，门对寒流雪满山。（《沐暇日访王侍御不遇》）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滁州西涧》）

怜君卧病思新橘，试摘犹酸亦未黄。书后欲题三百颗，洞庭须待满林霜。（《答郑骑曹青橘绝句》）

常建，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以进士及第。官盱眙（今江苏盱眙东北）尉卒。

常建的代表作，如：

翩翩云中使，来问太原卒。百战苦不归，刀头怨明月。塞云随阵落，寒日傍城灭。城下有孤妻，哀哀哭枯骨。（《塞上曲》）

嫖姚北伐时，深入几千里。战余落日黄，军败鼓声死。常闻汉飞将，可夺单于垒。今与山鬼邻，残兵哭辽水。（《吊王将军墓》）

铁马胡裘出汉营，分麾百道救龙城。左贤未遁旌竿折，过在将军不在兵。（《塞下》）

玉帛朝回望帝乡，乌孙归去不称王。天涯静处无消息，兵气消为日月光。（《塞下曲四首》之一）

北海阴风动地来，明君祠上望龙堆。髑髅皆是长城卒，日暮沙场飞作灰。（《塞下曲四首》之二）

龙斗雌雄势已分，山崩鬼哭恨将军。黄河直北千余里，冤气苍茫成黑云。（《塞下曲四首》之三）

这几首边塞诗，都具有深厚的社会内容。

戎昱，荆南人，进士及第。卫伯玉镇荆南（公元763至776年），辟为从事。德宗世，历辰、虔二州刺史。

戎昱的代表作，如：

上山望胡兵，胡马驰骤速。黄河冰已合，意又向南牧。嫖姚夜出军，霜雪割人肉。（《塞下曲》之二）

塞北无草木，乌鸢巢僵尸。泱漭沙漠空，终日胡风吹。战卒多苦辛，苦辛无四时。（《塞下曲》之三）

城上画角哀，即知兵心苦。试问左右人，无言泪如雨。何意休明时，终年事鼙鼓。（《塞下曲》之五）

北风凋白草，胡马日。夜后戍楼月，秋来边将心。铁衣霜雾重，战马岁年深。自有卢龙塞，烟尘飞至今。（《塞下曲》之六）

汉将归来虏塞空，旌旗初下玉关东。高蹄战马三千匹，落日平原秋草中。（《塞下曲》）

胡风略地烧连山，碎叶孤城未下关。山头烽子声声叫，知是将军夜猎还。（《塞上曲》）

这些边塞诗的内容，都很清新。

安史之乱，唐王朝借回纥兵来作战，收复洛阳，回纥大肆劫掠，民人遭殃，在戎昱的诗歌里，也有所反映。

官军收洛阳，家住洛阳里。夫婿与兄弟，目前见伤死。吞声不许哭，还遣衣罗绮。上马随匈奴，数秋黄尘里。生为名家女，死作塞垣鬼。乡国无还期，天津（桥名，在洛阳）哭流水。（《苦战行五首》之二）

妾家清河边，七叶承貂蝉。身为最小女，偏得浑家怜。亲戚不相识，幽闺十五年。有时最远出，只到中门前。前年狂胡来，惧死翻生全。今秋官军至，岂意遭戈铤。匈奴为先锋，长鼻黄发拳。弯弓猎生人，百步牛羊膻。脱身落虎口，不及归黄泉。苦哉难重陈，暗哭苍苍天。（《苦战行五首》之四）

可汗奉亲诏，今日归燕山（燕然山）。忽如乱刀剑，揽妾心肠间。出户望北荒，迢迢玉门关。生人为死别，有去无时还。汉月割妾心，胡风凋妾颜。去去断绝魂，叫天天不闻。（《苦战行五首》之五）

戎昱的七绝杂诗，也清丽可喜。

好去春风湖上亭，柳条藤蔓系离情。黄莺久住浑相识，欲别频啼四五声。（《移家别湖上亭》）

刘长卿，字文房。唐德宗建中（公元780至784年）中，官至随州刺史。权德舆誉之为“五言长城”。

刘长卿的代表作，如：

逢君穆陵路，匹马向桑干。楚国苍山古，幽州白日寒。城池百战后，耆旧几家残。处处蓬蒿遍，归人掩泪看。（《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

草枯秋塞上，望见渔阳郭。胡马嘶一声，汉兵泪双落。谁为吮疮者，此事今人薄。（《从军六首》之六）

夜静掩寒城，清砧发何处。声声捣秋月，肠断卢龙戍。未得寄征人，愁霜复愁露。（《月夜听砧》）

十年多难与君同，几处移家逐转蓬。白首相逢征战地，青春已过乱离中。行人杳杳看西月，归马萧萧向北风。汉水楚云千万里，天涯此别恨无穷。（《送李录事兄归襄邓》）

孤城上与白云齐，万古荒凉楚水西。官舍已空秋草绿，女墙犹在夜乌啼。平江渺渺来人远，落日亭亭向客低。沙鸟不知陵谷变，朝飞暮去弋阳溪。（《登余干古县城》）

汀洲无浪复无烟，楚客相思益渺然。汉口夕阳斜渡鸟，洞庭秋水远连天。孤城背岭寒吹角，独戍临江夜泊船。贾谊上书忧汉室，长沙谪去古今怜。（《自夏口至鹦鹉洲夕望岳阳寄元中丞》）

刘长卿的五七言律诗，虽未必通首皆佳，然时时警句间发，至堪吟咏，如“渡口月初上，邻家渔未归”（《余干旅舍》），“青松临古路，白日满寒山”（《宿北山禅寺兰若》），“远磬秋山里，清猿古水中”（《登思禅寺上方题修竹茂松》），“乱鸦投落日，疲马向空山”（《恩敕重推使牒追赴苏州次前溪馆作》），“离心秋草绿，挥手暮帆开”（《奉送裴员外赴上都》），“鸦归长郭暮，草映大堤春”（《过李将军南郑林园观妓》），“山含秋色近，鸟度夕阳迟”（《陪王明府泛舟》），“浅深看水石，来往逐云山”（《送张栩扶持之睦州》），“万里通秋雁，千峰共夕阳”（《移使鄂州次岘阳馆怀旧居》），“苍苍来暮雨，淼淼逐寒流”（《重阳日鄂城楼送屈突司直》），“寒潮落瓜步，秋色上芜城”（《更被奏留淮南送从弟罢使江东》），“湖山春草遍，云木夕阳微”（《送舍弟之鄱阳居》），“蓬蒿千里闭，村树几家全”（《送袁明府之任》），“向人寒烛尽，带雨夜钟沉”（《秋夜雨中诸公过灵光寺所居》），“明月天涯夜，青山江上秋”（《松江独宿》），“春随千里道，河带万家城”（《送史九赴任宁陵兼呈单父史八时监察五兄初入台》），“长江一帆远，落日五湖春”（《饯别王十一南游》），“寒光生极浦，暮雪映沧洲”（《重过宣峰寺山居寄灵一上人》），“岸明残雪在，潮满夕阳多”（《送韩司直》），“江城寒背日，湓水暮连天”（《送青苗郑判官归江西》），“晚景千峰乱，晴江一鸟迟”（《送荀八过山阴旧县兼寄剡中诸官》），“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别严士元》），“水近偏逢寒气早，山深常见日光迟”（《感怀》），“旧浦满来移渡口，垂杨深处有人家”（《上巳日越中与鲍侍郎泛舟耶溪》）。这些警句，都曾传诵人口。

刘长卿的五言绝句，也有非常好的，如：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听弹琴》）

孤云将野鹤，岂向人间住。莫买沃洲山，时人已知处。（《送方外上人》）

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斜阳，青山独归远。（《送灵澈上人》）

六言诗是比较难做的，刘长卿的六言诗，如：

危石才通鸟道，空山更有人家。桃源定在深处，涧水浮来落花。（《寻张逸人山居》）

对水看山别离，孤舟日暮行迟。江南江北春早，独向金陵去时。（《发越州赴润州使院留别鲍侍御》）

清川永路何极，落日孤舟解携。鸟向平芜远近，人随流水东西。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惆怅长沙谪去，江潭芳草萋萋。（《苕溪酬梁耿别后见寄》）

刘长卿的七绝，如：

秋江渺渺水空波，越客孤舟欲榜歌。手折衰杨悲老大，故人零落已无多。（《七里滩重送》）

萧条独向汝南行，客路多逢汉骑行。古木苍苍离乱后，几家同住一孤城。（《新息道中作》）

山色湖光并在东，扁舟归去有樵风。莫道野人无外事，开田凿井白云中。（《东湖送朱逸人归》）

刘长卿诗歌的评价，在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里，只说到他“诗体虽不清奇，甚能炼饰，大抵十首已上，语意稍同，于落句尤甚，思锐才窄也”。到了皇甫，对刘长卿诗歌的评价，已有提高，说“诗未有刘长卿一句，已呼阮籍为老兵矣”。清人卢文，对他评价更高，说“随州诗固不及浣花翁（杜甫）之博大精深，然其含情悱恻，吐辞委宛，绪缠绵而不断，味涵咏而愈旨，子美之后，定当推为巨擘，众体皆工，不独五言为长城也”（《抱经堂文集》卷七）。称赞得可能有过头的地方，但刘长卿在中唐不失为一大家，这是可以肯定的。

钱起，吴兴人。天宝十载（公元751年），以进士擢第，终尚书考功郎中。大历十子之一。他应进士试，试题是“湘灵鼓瑟”，钱起应试诗结句是“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因此得名。

钱起的七绝，如：

故城门外春日斜，故城门里无人家。市朝欲认不知处，漠漠野田空草花。（《过故洛城》）

写经安史乱后，洛阳残破之状，宛然在目。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苔。二十五弦弹夜月，不胜清怨却飞来。（《归雁》）

也清新可喜。钱起的警句如“鸟道挂疏雨，人家残夕阳”（《太子李舍人城东别业与二三文友逃暑》），“竹怜新雨后，山爱夕阳时”（《谷口书斋寄杨补阙》），“虹翻湖上雨，鸟落瘴中天”（《送薛八谪居》），“牛羊上山小，烟火隔林疏”（《题玉山村叟屋壁》），“长乐钟声花下尽，龙池柳色雨中深”（《赠阙下裴舍人》），为世称美。

刘方平，河南人，隐居不仕，以病卒。

刘方平的代表作，如：

楚国巫山秀，清猿日夜啼。万重春树合，十二碧峰齐。峡出朝云下，江来暮雨西。阳台归路直，不畏向家迷。（《巫山高》）

神女藏难识，巫山秀莫群。今宵为大雨，昨日作孤云。散漫愁巴峡，徘徊恋楚君。先王为立庙，春树几氛氲。（《巫山神女》）

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地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纱窗日落渐黄昏，金屋无人见泪痕。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春怨》）

柳中庸，河东人。萧颖士的女婿。官至洪州户曹。

柳中庸的代表作，如：

玉树起凉烟，凝情一叶前。别离伤晓镜，摇落思秋弦。汉垒关山月，胡笳塞北天，不知肠断梦，空绕几山川。（《秋怨》）

春暮越江边，春阴寒食天。杏花香麦粥，柳絮伴秋千。酒是芳菲节，人当桃李年。不知何处恨，已解入筝弦。（《寒食喜赠》）

黄河流出有浮桥，晋国归人此路遥。若傍阑干千里望，北风驱马雨萧萧。（《河阳桥送别》）

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征人怨》）

关山万里远征人，一望河山泪满巾。青海戍头空有月，黄沙碛里本无春。（《凉州词二首》之一）

高槛连天望武威，穷阴拂地戍金微。九城弦管声遥发，一夜关山雪满飞。（《凉州词二首》之二）

楚塞望苍然，寒林古戍边。秋风人渡水，落日雁飞天。（《扬子途中》）

柳中庸留存的诗只有十三首，但大半思致清赡，音律铿锵，我们这里介绍的几首，可说都是他优秀的作品。

李嘉，赵州人。天宝七载（公元748年），以进士擢第。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为台州刺史；后迁袁州刺史。诗辞婉丽，有齐梁风格。

李嘉的代表作，如：

江心澹澹芙蓉花，江口蛾眉独浣纱。可怜应是阳台女，对坐鸬鹚娇不语。掩面羞看北地人，回身忽作空山语。苍梧秋色不堪论，千载依依帝子魂。君看峰上斑斑竹，尽是湘妃泣泪痕。（《江上曲》）

莫向黔中路，令人到欲迷。水声巫峡里，山色夜郎西。树隔朝云合，猿窥晓月啼。南方饶翠羽，知尔饮清溪。（《送上官侍御赴黔中》）

闻说湘川路，年年苦雨多。猿啼巫峡雨，月照洞庭波。穷海人还去，孤城雁共过。青山不可极，来往自蹉跎。（《送友人入湘》）

处处征胡人渐稀，山村寥落暮烟微。门临莽苍经年闭，身逐嫖姚几日归。贫妻白发输残税，余寇黄河未解围。天子如今能用武，只应岁晚息兵机。（《题灵台县东山村主人》）

江皋尽日唯烟水，君向白田何处归。楚地蒹葭连海迥，隋朝杨柳映堤稀。津楼故市无行客，山馆荒城闭落晖。若问行人与征战，使君双泪定沾衣。（《送皇甫冉往安宜》）

移家避寇逐行舟，厌见南徐江水流。吴越征徭非旧日，秣陵凋弊不宜秋。千家闭户无砧杵，七夕何人望牵牛。只有同时骢马客，遍宜尺牍问新愁。（《早秋京口旅泊章侍御寄书相问因以赠之时七夕》）

这些诗篇，多少反映了一些兵连祸结、民生憔悴的社会内容。他的警句如“野渡花争发，春塘水乱流”（《送王牧往吉州谒王使君叔》），“朝霞晴作雨，湿气晚生寒”（《仲夏江阴官舍寄裴明府》），也绮靡可诵。

顾况，苏州人。肃宗至德二载（公元757年），以进士擢第。镇海节度使韩滉（德宗建中二年至贞元二年，即公元781至786年），辟为判官。后入为著作佐郎。贞元五年（公元789年），贬饶州司户参军。后弃官隐居茅山，久之卒。

顾况的代表作，如：

板桥人渡泉声，茅檐日午鸡鸣。莫嗔焙茶烟暗，却喜晒谷天晴。（《过山农家》）

杜宇冤亡积有时，年年啼血动人悲。若教恨魄皆能化，何树何山着子规。（《子规》）

古庙枫林江水边，寒鸦接饭雁横天。大孤山远小孤出，月照洞庭归客船。（《小孤山》）

顾况的乐府和绝句，不但具有深厚的社会内容，风格也很高。

张继，南阳人。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以进士擢第。大历末，检校祠部员外郎，分掌财赋于洪州（今江西南昌）。

张继的代表作，如：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枫桥夜泊》）

耕夫召募逐楼船，春草青青万顷田。试上吴门窥郡郭，清明几处有新烟。（《阊门即事》）

世称：“诗体清迥，秀发当时。”

韩，南阳人。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以进士擢第。大历十子之一。德宗建中初，召为驾部郎中、知制诰，终于中书舍人。

韩在代宗世，做了一首诗，后为德宗所激赏。诗云：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青烟散入五侯家。（《寒食日即事》）

后汉封宦官五人为侯，故五侯系指宦官。诗意言宦官独承君王恩泽。

韩的代表作还有：

骏马绣障泥，红尘扑四蹄。归时何太晚，日照杏园西。（《汉宫曲二首》之一）

鸳鸯赭白齿新齐，晚日花间放碧蹄。玉勒乍回初喷沫，金鞭欲下不成嘶。（《看调马》）

王孙别舍拥朱轮，不羡空名乐此身。门外碧潭春洗马，楼前红烛夜迎人。（《赠李翼》）

严维，字正文，越州山阴人。至德二载（公元757年），以进士擢第，擢辞藻宏丽科，调诸暨尉，辟河南幕府，终秘书省校书郎。

严维的代表作，如：

苏耽佐郡时，近出白云司。药补清羸疾，窗吟绝妙词。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欲识怀君意，明朝访楫师。（《酬刘员外见寄》）

故关衰草遍，离别正堪悲。路出寒云外，人归暮雪时。少孤为客早，多难识君迟。掩泣空相向，风尘何所期。（《送李端》）

丹阳郭里送行舟，一别心知两地秋。日晚江南望江北，寒鸦飞尽水悠悠。（《丹阳送韦参军》）

耿，河中人。宝应二年（公元763年），以进士擢第。官至左拾遗。大历十子之一。他的诗，不加琢削，而风格自胜。

耿的代表作，如：

日暮黄云合，年深白骨稀。旧村乔木在，秋草远人归。废井莓苔厚，荒田路径微。唯余近山色，相对似依依。（《宋中》）

东皋占薄田，耕种过余年。护药栽山刺，浇蔬引竹泉。晚雷期稔岁，重雾报晴天。若问游人意，思齐沮溺贤。（《东郊别业》）

老人迎客处，篱落稻畦间。蚕室朝寒闭，田家昼雨闲。门闾新草，樵采旧谙山。自道谁相及，邀予试往还。（《赠田家翁》）

老人独坐倚官树，欲语潸然泪便垂。陌上归心无产业，城边战骨有亲知。余生尚在艰难日，长路多逢轻薄儿。绿水青山虽似旧，如今贫后复何为。（《路傍老人》）

卢纶，河中蒲人。建中（公元780至783年）初，为昭应（今陕西临潼）令。浑镇河中，辟纶为元帅判官，检校户部郎中。贞元（公元785至804年）初，病卒。

卢纶的代表作，如：

好勇知名早，争雄上将间。战多春入塞，猎惯夜登山。阵合龙蛇动，军移草木闲。今来部曲尽，白首过萧关。（《送韩都护还边》）

衔杯吹急管，满眼起风砂。大漠山沉雪，长城草发花。策行须耻战，虏在莫言家。予亦祈勋者，如何别左车（李左车，刘项时知兵者）。（《送刘判官赴丰州》）

老翁曾相识，相引出柴门。苦话别时事，因寻溪上村。数年何处客，近日几家存。冒雨看禾黍，逢人忆子孙。乱藤穿井口，流水到篱根。惆怅不堪住，空山月又昏。（《晚到厔耆老家》）

云开远见汉阳城，犹是孤帆一日程。估客昼眠知浪静，舟人夜语觉潮生。三湘愁鬓逢秋色，万里归心对月明。旧业已随征战尽，更堪江上鼓鼙声！（《晚次鄂州》）（原注：至德中作）

萤火莲丛，水凉多夜风。离人将落叶，俱在一船中。（《与畅当夜泛秋潭》）

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和张仆射塞下曲》之二）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和张仆射塞下曲》之三）

出关愁暮一沾裳，满野蓬生古战场。孤村树色昏残雨，远寺钟声带夕阳。（《与从弟同下第后出关言别》）

行多无力住无粮，万里还乡未到乡。蓬鬓哀吟古城下，不堪秋气入金疮。（《逢病军人》）

双膝过颐顶在肩，四邻知姓不知年。卧驱鸟雀惜禾黍，犹恐诸孙无社钱。（《村南逢病叟》）

戴叔伦，润州金坛（今江苏金坛）人。刘晏主盐铁，表叔伦主运荆南。嗣曹王皋领湖南、江西，表叔伦佐幕府。贞元元年（公元785年），试守抚州刺史；贞元四年（公元788年），迁容管经略使。《唐诗纪事》称叔伦“廨宇经山火，公田没海潮，亦指事造形之工者”。

戴叔伦的代表作，如：

乳燕入巢笋成竹，谁家二女种新谷。无人无牛不及犁，持刀斫地翻作泥。自言家贫母年老，长兄从军未娶妻。去年灾疫牛囤空，截绢买刀都市中。头巾掩面畏人识，以刀代牛谁与同。姊妹相携心正苦，不见路人唯见土。疏通畦陇防乱苗，整顿沟塍待时雨。日正南冈午饷归，可怜朝雉扰惊飞。东邻西舍花尽发，共惜余芳泪沾衣。（《女耕田行》）

春来耕田遍沙碛，老稚欣欣种禾麦。麦苗渐长天苦晴，土干确确锄不得。新禾未熟飞蝗至，青苗食尽余枯茎。捕蝗归来守空屋，囊无寸帛瓶无粟。十月移屯来向城，官教去伐南山木。驱牛驾车入山去，霜重草枯牛冻死。艰辛历尽谁得知，望断天南泪如雨。（《屯田词》）

这首《女耕田行》和《屯田词》，反映了战乱以来的生产破坏情形，具有充实的社会内容。

杜宇声声唤客愁，故园何处此登楼。落花飞絮成春梦，剩水残山异昔游。歌扇多情明月在，舞衣无绪彩云收。东皇去后韶华尽，老圃寒香别有秋。（《暮春感怀》）

一雁过连营，繁霜覆古城。胡笳在何处，半夜起边声。（《关山月二首》之二）

沅湘流不尽，屈宋怨何深。日暮秋烟起，萧萧枫树林。（《过三闾庙》）

湘山千岭树，桂水九秋波。露重猿声绝，风清月色多。（《泊湖口》）

看花无语泪如倾，多少春风别离情。不识玉门关外路，梦中昨夜到边城。（《闺怨》）

闭门茅底偶为邻，北阮那怜南阮贫。却是梅花无世态，隔墙分送一枝春。（《旅次寄湖南张郎中》）

四郭青山处处同，客怀无计答秋风。数处茅屋青溪上，千树蝉声落日中。（《题友人山居》）

溪上谁家掩竹扉，鸟啼浑似惜春晖。日斜深巷无人迹，时见梨花片片飞。（《过柳溪道院》）

苏溪亭上草漫漫，谁倚东风十二栏。燕子不归春事晚，一汀烟雨杏花寒。（《苏溪亭》）

卢橘花开枫叶衰，出门何处望京师。沅湘日夜东流去，不为愁人住少时。（《湘南即事》）

蕲水城西向北看，桃花落尽柳花残。朱旗半卷山川小，白马连嘶草树寒。（《蕲州行营作》）

花雪随风不厌看，更多还肯失林峦。愁人正在书窗下，一片飞来一片寒。（《小雪》）

李端，字正己，赵郡人。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以进士擢第，为大历十子之一。初授校书郎，后官杭州司马。

李端的代表作，如：

惆怅流水时，萧条背城路。离人出古亭，嘶马入寒树。江海正风波，相逢在何处。（《留别柳中庸》）

凉州风月美，遥望居延路。泛泛下天云，青青缘塞树。燕山苏武上，海岛田横住。更是草生时，行人出门去。（《千里思》）

巫山十二峰，杂雨夜霏霏。湿马胡歌乱，经烽汉火微。丁零苏武别，疏勒范羌归。若看关头下，长榆叶定稀。（《雨雪曲》）

闻说湘水路，年年古木多。猿啼巫峡夜，月照洞庭波。穷海人还去，孤城雁与过。青山不同赏，来往自蹉跎。（《送友人》）

郊泉脉动，落日上城楼。羊马水草足，羌胡帐幕稠。射雕过海岸，传箭怯边州。何事归朝将，今年又拜侯。（《边头作》）

日惨长亭暮，天高大泽闲。风中闻草木，雪里见江山。马向塞云去，人随古道还。阮家今夜乐，应在竹林间。（《送张归觐叔父》）

京洛风尘后，村乡烟火稀。少年曾失所，衰暮欲何依。夜静临江哭，天寒踏雪归。时清应不见，言罢泪盈衣。（《代村中老人答》）

鸣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听筝》）

山店门前一妇人，哀哀夜哭向秋云。自说夫因征战死，朝来逢着旧将军。（《宿石涧店闻妇人哭》）

于鹄，大历、贞元间诗人，隐居汉阳，尝为诸府从事。他的小诗绝句，清幽绝俗，感情细腻，代表作如：

偶向江边采白，还随女伴赛江神。众中不得分明语，暗掷金钱卜远人。（《江南曲》）

老大看花长不足，江边寻得数株红。日斜人散东风急，吹落谁家明月中。（《寓意》）

烟水初销见万家，东风吹柳万条斜。大堤欲上谁相伴，马踏春泥半是花。（《襄阳寒食》）

李涉，洛阳人。宪宗时，为太子通事舍人，寻谪为峡州司仓参军。文宗太和中，为太学博士，又以事流康州。

李涉的代表作，如：

无奈牧童何，放牛吃我竹。隔林呼不，叫笑如生鹿。欲报田舍翁，更深不归屋。（《山中》）

朝牧牛，牧牛下江曲。夜牧牛，牧牛度村谷。荷蓑出林春雨细，芦管卧吹莎草绿。乱插蓬蒿箭满腰，不怕猛虎欺黄犊。（《牧童词》）

江城吹角水茫茫，曲引边声怨思长。惊起暮天沙上雁，海门斜去两三行。（《润州听暮角》）

唐太和中，涉“尝适九江，……至皖口之西，忽逢大风，鼓其征帆，数十人皆驰兵仗，而问是何人。从者曰：‘李博士船也。’其间豪首曰：‘若是李涉博士，吾辈不须剽他金帛。自闻诗名甚久，但希一篇，金帛非贵也。’李乃赠一绝句”（《云溪友议》）。诗云：

春（《唐才子传》作暮）雨萧萧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相回避（《唐才子传》作“藏名姓”），世上如今半是君。（《井栏砂宿遇夜客》）

这首绝句，歌咏的是绿林豪客，讽刺的却是贪官污吏。

韩愈提倡的古文运动及其在诗歌方面的改革　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人，郡望是昌黎韩氏。唐德宗贞元八年（公元792年），进士擢第。累官至监察御史。贞元十九年，以极论宫市之害，贬官阳山（今广东阳山）令。元和中，再为国子博士，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转考功郎中、知制诰，进中书舍人。裴度讨淮西，请为行军司马，以功迁刑部侍郎。宪宗遣使者往凤翔迎佛骨，韩愈上表极谏，贬潮州刺史，迁袁州刺史。穆宗即位，召拜国子祭酒、兵部侍郎，转吏部，又罢为兵部，转吏部侍郎，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卒官，赠礼部尚书，谥曰文。

韩愈提倡道统和辟佛，这是中国思想史上重大事件，我们在思想史一节里已经提及，这里只讲他所提倡的古文运动和诗歌方面的改革。

在东汉和三国以前，本无文、笔的分别，到了南北朝，又有文、笔之分，初以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后来不仅仅以有韵、无韵来分，只要讲究骈俪、排偶、辞藻、音律、典故，都得谓之文，而散行单句，都得谓之笔。这样就不用文笔这名称来分别，而采用骈文、散文这名称来区别了。隋人李谔就反对当时的华丽文风，认为“体尚轻薄”，“流宕忘反”。尤其诗歌方面。自“魏之三祖（曹操、曹丕、曹）”，“好雕虫之小艺”，“驰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唯务吟咏”，“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隋书·李谔传》）。武则天世，陈子昂提倡建安风骨，是指充实诗歌的社会内容而言的，并没有提到古文运动。韩愈出，主张提倡散文，反对骈文，散文大都是向《左传》、《史记》、《庄子》、《孟子》等书学习的，托古改制，名义上是向周秦两汉学习，实际是一种文体的革新运动，故称之为古文运动。

韩愈的古文运动，是有它社会经济基础的，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封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为世家大族服务的骈俪文，已经不完全适合社会的需求了；为寒门素族地主阶级所服务的散文，更适应社会的需要了。韩愈的文体改革，正是顺应了这一变革趋势，他“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力求追求一种散行单句、自由流畅的文学语言，从此骈文日渐衰落，散文逐渐兴起，这都是韩愈提倡古文运动以后巨大的影响及其结果。当然，一个古文运动不是孤家寡人所能提倡起来的，与韩愈同时提倡写散文的，还有韩愈的友人柳宗元和韩愈的后辈李翱、皇甫、孙樵等人。彼此协作，大力鼓吹，使古文运动得到了顺利的实现。李翱在《韩吏部行状》里说：“自贞元末以至于兹（指长庆末），后进之士，其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公（指韩愈）以为法。”可见古文运动已经在知识分子层里广泛传播了。

还有两点应该需要交代的，韩愈提倡古文运动，并不等于说骈文就此销声匿迹，不时行了，当时的官文书如诰令诏敕，基本是采骈俪文体的，这种风气，一直到五代两宋犹然。韩愈自己也担任过知制诰、中书舍人等官职，遇到他起草制诏，也不得不采用骈俪文体。不过后人编他的全集时，没有收诏令入集罢了。还有一点，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这个八代是指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代而言的，不是指后汉、魏、晋、宋、齐、梁、陈、隋的八代。韩愈的门人李汉作《昌黎先生集序》，固然推崇韩愈，以为“秦汉已前，其气浑然；迨乎司马迁、〔司马〕相如、董生、杨雄、刘向之徒，尤所谓杰然者也。至后汉、曹魏，气象萎尔；司马氏已来，规范荡悉”，把后汉也否定了，韩愈自己“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答李翊书》），自己并没有否定后汉，实际魏晋也是不能轻易否定的。章太炎先生认为“文起八代之衰”的八代，是指宋、齐、梁、陈、魏、齐、周、隋而言的，我基本遵循了章先生这个说法，认为这说法是对的。

韩愈的记叙文，写人、记事、状物，形象鲜明、结构完整，今举《张中丞传后叙》南霁云借兵一事为例：

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进明〕也，贺兰嫉〔张〕巡〔许〕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着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

写南霁云的忠贞坚强形象，是极为成功的。

韩愈在诗歌方面的改革，也值得一提的。盛唐时期，涌现了不少诗人，其中最高成就者，自以李白、杜甫为代表。至德以后，进入中唐，诗人辈出，但是他们的成就，比之李杜，反有逊色。僧皎然在《诗式》中说：

大历中，词人多在江外，皇甫冉、严维、张继素、刘长卿、李嘉、朱放，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吾知诗道初衰，正在于此，何得推过齐梁作者。

所谓诗道初衰，实际是指吟诵自然景物，对民间疾苦，却噤若寒蝉，对现实社会反映得太少了。皎然“诗道初衰”之语，不是无缘无故说的。韩愈用古文笔法来作诗，这是改革的一种尝试，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又是改革的另一种尝试。韩愈诗歌的内容，和盛唐变化不是太大，但是长诗七古采用古文笔法来遣辞造句，对宋代诗歌的影响很大，后来欧阳修、苏轼等的七言古诗，几乎都是宗法韩愈的。

我们在这里特别介绍韩愈的代表作七言古诗：

利剑光耿耿，佩之使我无邪心。故人念我寡徒侣，持用赠我比知音。我心如冰剑如雪，不能刺谗夫，使我心腐剑锋折。决云中断开青天，噫！剑与我俱变化归黄泉。（《利剑》）

写出获得利剑以后，想用来刺击谗夫的心情，心事如画。

原头火烧静兀兀，野雉畏鹰出复没。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地形渐窄观者多，雉惊弓满劲箭加。冲人决起百余尺，红翎白镞相倾斜。将军仰笑军吏贺，五色离披马前堕。（《雉带箭》）

写将军盘马弯弓，仰射飞雉的一种英雄气概，也读之使人神往。

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流水盘回山百转，生绡数幅垂中堂。武陵太守好事者，题诗远寄南宫下，南宫先生忻得之，波涛入笔驱文辞。文工画妙各臻极，异境恍惚移于斯。架岩凿谷开宫室，接屋连墙千万日，嬴颠刘蹶了不闻，地坼天分非所恤，种桃处处惟开花，川原近远蒸红霞。初来犹自念乡邑，岁久此地还成家。渔舟之子来何所，物色相猜更问语。大蛇中断丧前王，群马南渡开新主。听终辞绝共凄然，自说经今六百年。当时万事皆眼见，不知几许犹流传。争持酒食来相馈，礼数不同樽俎异。月明伴宿玉堂空，骨冷魂清无梦寐。夜半金鸡啁哳鸣，火轮飞出客心惊。人间有累不可住，依然离别难为情。船开棹进一回顾，万里苍苍烟水暮。世俗宁知伪与真，至今传者武陵人。（《桃源图》）

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及王维《桃花源诗》来并读，韩诗又别具一种风格。

妮妮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皇。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嗟予有两耳，未省听丝篁。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颖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听颖师弹琴》）

写颖师弹琴，从“妮妮儿女语”到一变为“勇士赴敌场”，人的感情也随着他的琴声跌宕起伏。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周网陵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搜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护烦呵。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科。年深岂免有缺画，快剑斫断生蛟鼍。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金绳铁索锁纽壮，古鼎跃水龙腾梭。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忆昔初蒙博士征，其年始改称元和。故人从军在右辅，为我度量掘臼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宝存岂多。毡包席裹可立致，十鼓只载数骆驼。荐诸太庙比鹄鼎，光价岂止百倍过。圣恩若许留太学，诸生讲解得切磋。观经鸿都尚嗔咽，坐见举国来奔波。剜苔剔藓露节角，安置妥帖平不颇。大厦深檐与盖覆，经历久远期无他。中朝大官老于事，讵肯感激徒婀。牧童敲火牛砺角，谁复着手为摩挲。日销月铄就埋没，六年西顾空吟哦。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继周八代争战罢，无人收拾理则那。方今太平日无事，柄任儒术崇丘轲。安能以此上论列，愿借辩口如悬河，石鼓之歌止于此，呜呼吾意其蹉跎。（《石鼓歌》）

经过韩愈的提倡，从此石鼓文就被学术界重视起来。

韩愈用写散文的笔法来写七言古诗，诗格豪放倔强，别具一种风格，他尤喜欢押险韵，不避粗险执拗，这种诗的变格，影响宋元明清的诗歌风格，非常之大。

柳宗元与刘禹锡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以进士擢第。历官校书郎、蓝田尉、监察御史里行。顺宗即位，为王、王叔文所引，擢礼部员外郎。二王失败，宗元亦累贬为永州（治零陵，今湖南永州）司马。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迁柳州刺史，元和十四年卒官。年四十七。

柳宗元也是提倡古文运动的，他善于记叙山川，在传记文学方面，也有很高成就，在寓言讽刺文方面，往往以几百字的短篇，写出了深远的社会现实内容。柳宗元在诗歌方面的成就，也是很高的。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零落残红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别舍弟宗一》）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渔翁》）

篱落隔烟火，农谈四邻夕。庭际秋虫鸣，疏麻方寂历。蚕丝尽输税，机杼空倚壁。里胥夜经过，鸡黍事筵席。各言官长峻，文字多督责。东乡后租期，车毂陷泥泽。公门少推恕，鞭朴恣狼籍。努力慎经营，肌肤真可惜。迎新在此岁，唯恐踵前迹。（《田家三首》之二）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江雪》）

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花不自由。（《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

宦情羁思两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莺乱啼。（《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

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人。贞元九年，以进士擢第。累官至监察御史。顺宗即位，王、王叔文用事，引为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二王失败，刘禹锡贬朗州（治武陵，今湖南常德）司马。居十年，改连州（治桂阳，今广东连州）刺史，徙夔、和二州刺史，入为主客郎中，改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出为苏州刺史，徙汝、同二州刺史，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检校礼部尚书。会昌二年（公元842年）病卒，年七十一岁。

孟《本事诗》载：刘禹锡“自屯田员外左迁朗州司马，凡十年始征还，方春作《赠看花诸君子》诗曰：‘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其诗一出，传于都下，有素嫉其名者，白于执政，又诬其有怨愤。他日，见时宰（宰相），与坐，慰问甚厚。既辞，即曰：‘近者新诗，未免为累，奈何！’不数日，出为连州刺史。其自叙云：‘贞元二十一年春，予为屯田员外，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至荆南，又贬朗州司马。居十年，诏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盛如红霞，遂有前篇，以记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四年，始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再游，时太和二年三月也。’诗曰：‘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刘禹锡也是提倡古文运动的，他的诗文，早岁与柳宗元齐名，宗元早死，刘禹锡寓居洛阳，又和白居易齐名。

刘禹锡的代表作，如：

莫徭自生长，名字无符籍。市易杂鲛人，婚姻通木客。星居占泉眼，火种开山脊。夜渡千仞溪，含沙不能射。（《莫徭歌》）

冈头花草齐，燕子东西飞。田塍望如线，白水光参差。农妇白裙，农父绿蓑衣。齐唱郢中歌，嘤咛如竹枝。但闻怨响音，不辨俚语词。时时一大笑，此必相嘲嗤。水平苗漠漠，烟火生墟落。黄犬往复还，赤鸡鸣且啄。路傍谁家郎，乌帽衫袖长。自言上计吏，年幼离帝乡。田夫语计吏，君家侬定谙。一来长安道，眼大不相参。计吏笑致辞，长安真大处，省门高轲峨，侬入无度数。昨来补卫士，唯用筒竹布。君看二三年，我作官人去。（《插田歌》并《序》：“连州城下，俯接村墟，偶登郡楼，适有所感，遂书其事为俚歌，以俟采诗者。”）

边马萧萧鸣，边风满碛生。暗添弓箭力，斗上鼓鼙声。袭月寒晕起，吹云阴阵成。将军占气候，出号夜翻营。（《边风行》）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还有刘禹锡的《竹枝词》虽然是三峡俚歌，却含思宛转，别具风格。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竹枝词二首》之一）

日出三竿春雾清，江头蜀客驻兰桡。凭寄狂夫书一纸，家住成都万里桥。（《竹枝词九首》之四）

巫峡苍苍烟雨时，清猿啼在最高枝。个里愁人肠自断，由来不是此声悲。（《竹枝词九首》之八）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畬。（《竹枝词九首》之九）

刘禹锡的《杨柳枝词》、《浪淘沙》，也和《竹枝词》一样，为时传诵。

炀帝行宫汴水滨，数枝杨柳不胜春。晚来风起花如雪，飞入宫墙不见人。（《杨柳枝词九首》之六）

春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杨柳枝》）

洛水桥边春日斜，碧流清浅见琼砂。无端陌上狂风急，惊起鸳鸯出浪花。（《浪淘沙九首》之三）

日照澄洲江雾开，淘金女伴满江隈。美人首饰侯王印，尽是沙中浪底来。（《浪淘沙九首》之六）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九首》之八）

刘禹锡还有许多绝句，皆传诵一时。

今日好南风，商旅相催发。沙头樯竿上，始见春江阔。（《荆州歌二首》之一）

何物令侬羡，羡郎船尾燕。衔泥趁樯竿，宿食长相见。（《淮阴行五首》之四）

曾随织女渡天河，记得云间第一歌。休唱贞元供奉曲，当时朝士已无多。（《听旧宫中乐人穆氏唱歌》）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翠水，白银盘里一青螺。（《望洞庭》）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金陵五题》之一《石头城》）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金陵五题》之二《乌衣巷》）

台城六代尽繁华，结绮临春事最奢。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金陵五题》之三《台城》）

前者匆匆补被行，十年憔悴到京城。南京旧吏来相问，何处淹留白发生。（《征还京师见旧番官冯叔达》）

秦国功成思税驾（李斯），晋臣名遂叹危机（诸葛长民）。无因上察牵黄犬，愿作丹徒一布衣。（《题欹器图》）

平章宅里一栏花，临到开时不在家。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和令狐相公（楚）别牡丹》）

柳宗元的古体诗优于近体诗，刘禹锡的近体诗优于古体诗。刘禹锡的诗歌，格调悲凉，雄浑老苍，尤其是《竹枝词》，汲取了民歌的优美长处，创造了新的风格。

张籍与王建　张籍，字文昌，和州（治历阳，今安徽和县）人，郡望是吴郡张氏。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以进士擢第。历官秘书郎、国子博士、水部员外郎、主客郎中、国子司业。贾岛是韩愈的后辈，张籍、孟郊却和韩愈是同辈。籍工乐府，白居易《籍诗集》云：“张公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攻乐府词，举代少其人。”姚合也非常推重他，有诗云：“妙绝江南曲，凄凉怨女诗。古风无敌手，新语是人知。”

张籍的代表作，如：

九月匈奴杀边将，汉军全没辽水上。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妇人依倚子与夫，同居贫贱心亦舒。夫死战场子在腹，妾身虽存如昼烛。（《征妇怨》）

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西汉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野老歌》）

织素缝衣独苦辛，远因回使寄征人。官家亦自寄衣去，贵从妾手着君身。高堂姑老无侍子，不得自到边城里。殷勤为看初着时，征夫身上宜不宜。（《寄衣曲》）

筑城处，千人万人齐把杵。重重土筑试行锥，军吏执鞭催作迟。来时一年深碛里，尽着短衣渴无水。力尽不得抛杵声，杵声未定人皆死。家家养男当门户，今日作君城下土。（《筑城词》）

黄头鲜卑入洛阳，胡儿执戟升明堂。晋家天子作降虏，公卿奔走如牛羊。紫陌旌暗相触，家家鸡犬惊上屋。妇人出门随乱兵，夫死眼前不敢哭。九州诸侯自顾土，无人领兵来护主。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永嘉行》）

陇头路断人不行，胡骑夜入凉州城。汉兵处处格斗死，一朝尽没陇西址。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去年中国养子孙，今着毡裘学胡语。谁能更使李轻军，收取凉州入汉家。（《陇头行》）

边州八月修城堡，候骑先烧碛中草。胡风吹沙度陇飞，陇头林木无北枝。将军阅兵青塞下，鸣鼓逢逢促猎围。天寒山路石断裂，白日不销帐上雪。乌孙国乱多降胡，诏使名王持汉节。年年征战不得闲，边人杀尽唯空山。（《塞下曲》）

促促复促促，家贫夫妇欢不足。今年为人送租船，去年捕鱼在江边。家中姑老子复小，自执吴绡输税钱。家家桑麻满地黑，念君一身空努力。愿教牛蹄团团羊角直，君身常在应不得。（《促促词》）

山头鹿，角芟芟，尾促促。贫儿多租输不足，夫死未葬儿在狱。早日熬熬蒸野冈，禾黍不收无狱粮。县家唯忧少军食，谁能令尔无死伤。（《山头鹿》）

这些乐府诗，都具有深厚的社会现实内容，在唐代诗人作品中，是不多见到的。

张籍还有《昆仑儿》一首：

昆仑家住海中洲，蛮客将来汉地游。言语解教秦吉了，波涛初过郁林州。金环欲落曾穿儿，螺髻长卷不裹头。自爱肌肤黑如漆，行时半脱木棉裘。

此外如：

去去远迁客，瘴中衰病身。看山无限路，白首不归人。海国战骑象，蛮州市用银。一家分几处，谁见日南春。（《送南迁客》）

渔家在江口，潮水入柴扉。行客欲投宿，主人犹未归。竹深村路远，月出钓船稀。遥见寻沙岸，春风动草衣。（《夜到渔家》）

野店临西浦，门前有橘花。停灯待贾客，卖酒与渔家。夜静江水白，路回山月斜。闲倚泊船处，潮落见平沙。（《宿江店》）

高秋原上寺，下马一登临。渭水西来直，秦山南向深。旧宫人不住，荒碣路难寻。日暮凉风起，萧条多远心。（《登咸阳北寺楼》）

杨柳阊门路，悠悠水岸斜。乘舟向山寺，着屐到渔家。夜月红柑树，秋风白藕花。江天诗兴好，回日莫令赊。（《送从弟戴玄往苏州》）

东南归路远，几日到乡中。有寺山皆遍，无家水不通。湖声莲叶雨，野气稻花风。州县知名久，争邀与客同。（《送朱庆余及第归越》）

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归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秋思》）

凤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凉州词三首》之三）

蜀客南行祭碧鸡，木棉花发锦江西。山桥日晚行人少，时见猩猩树上啼。（《逢蜀客》）

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是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酬朱庆余》）

据《容斋三笔》载：“张籍在他镇幕府，郓帅李师古又以书币聘之。籍却而不纳，而作《节妇吟》一章寄之。”曰：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何不相逢未嫁时。

可见张籍之为人，对于自己的出处不是很随和的。

张籍的宫词，也写出了宫闱生活富贵气象。

新鹰初放兔犹肥，白日君王在内稀。薄暮千门临欲锁，红妆飞骑向前归。（《宫词》）

黄金杆拨紫檀槽，弦索初张调更高。尽理昨来新上曲，内官帘外送樱桃。（《宫词》）

温泉流入汉离宫，宫树行行浴殿空。武帝（唐人称玄宗为武帝）时人今欲尽，青山空闭御墙中。（《华清宫》）

王建，字仲初，颍川（郡治长社，今河南许昌）人。大历十年（公元775年），进士擢第。历官渭南尉、秘书丞、侍御史。太和（公元827至835年）中，出为陕州司马。建工乐府，与张籍齐名。宫词百首，尤传诵人口。

王建的乐府著名者，如：

凉州四边沙皓皓，汉家无人开旧道。边头州县尽胡兵，将军别筑防秋城。万里人家皆已没，年年旌节发西京。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从今种禾黍。驱羊亦着锦为衣，为惜毡裘防斗时。养蚕缲茧成匹帛，那堪绕帐作旌旗。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凉州行》）

辽东万里辽水曲，古戍无城复无屋。黄云盖地雪作山，不惜黄金买衣服。战回各自收弓箭，正西回面家乡远。年年郡县送征人，将与辽东作丘坂。宁为草木乡中生，有身不向辽东行。（《辽东行》）

去秋送衣渡黄河，今秋送衣上陇坂。妇人不知道径处，但问新移军近远。半年着道经雨湿，开笼见风衣领急。旧来十月初点衣，与郎着向营中集。絮时厚厚绵纂纂，贵欲征人身上暖。愿身莫着裹尸归，愿妾不死长送衣。（《送衣曲》）

写出安史之乱以后，陇坂以西，陷于吐蕃，辽水以东时受两蕃、新罗侵扰，国家疆土日促，战争频仍，人民和平生活受到严重威胁。

蚕欲老，箔头作茧丝皓皓。场宽地高风日多，不向中庭燃蒿草。神蚕急作莫悠扬，年来为尔祭神桑。但得青天不下雨，上无苍蝇下无鼠。新妇拜簇愿茧稠，女洒桃浆男打鼓。三日开箔雪团团，先将新茧送县官，已闻乡里催织作，去与谁人身上着。（《簇蚕辞》）

西江运船立红帜，万棹千帆绕江水。去年六月无稻苗，已说水乡人饿死。县官部船日算程，暴风恶雨亦不停。在生有乐当有苦，三年作官一年行。坏舟畏鼠复畏漏，恐向太仓折升斗。辛勤耕种非毒药，看着不入农夫口。用尽百金不为贵，但得一金即为利。远征海稻供边食，岂如多种边头地。（《水运行》）

叹息复叹息，园中有枣行人食。贫家女为富家织，翁母隔墙不得力。水寒手涩丝脆断，续来续去心肠烂。草虫促促机下啼，两日催成一匹半。输官上头有零落，姑未得衣身不着。当窗却羡青楼倡，十指不动衣盈箱。（《当窗织》）

男声欣欣女颜悦，人家不怨言语别。五月虽热麦风清，檐头索索缲车鸣，野蚕作茧人不取，叶间扑扑秋蛾生。麦收上场绢在轴，的知输得官家足。不望入口复上身，且免向城卖黄犊。田家衣食无厚薄，不见县门身即乐。（《田家行》）

大女身为织锦妇，名在县家供进簿。长头起样呈作官，闻道官家中苦难。回花侧叶与人别，唯恐秋天丝线干。红缕葳蕤紫茸软，蝶飞参差花宛转。一梭声尽重一梭，玉腕不停罗袖卷。窗中夜久睡髻偏，横钗欲堕垂着肩。合衣卧时参没后，停灯起在鸡鸣前。一匹千金亦不卖，限日未成官里怪。锦江水涸贡转多，宫中尽着单丝罗。莫言山积无尽日，百尺高楼一曲歌。（《织锦曲》）

海神无家海里住，采珠役象为岁赋。恶波横天山塞路，未央宫中常满库。（《海人谣》）

写出唐中叶以后，人民受尽剥削，男耕女织，尽为统治阶级席卷以去，民生憔悴，生活维艰。

除了乐府以外，王建的近体诗，也描绘细腻，如：

瘴云梅雨不成泥，十里津楼压大堤。蜀女下沙迎水客，巴童傍驿卖山鸡。寺多红药烧人眼，地足青苔染马蹄。夜半独眠愁在远，北看归路隔蛮溪。（《江陵即事》）

千里河烟直，青槐夹岸长。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方。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回看故宫柳，憔悴不成行。（《汴路即事》）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故行宫》）

最后一首，或以为元稹作，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

王建的宫词，也富贵雍容，写出帝王宫闱气派。如：

青山直绕凤城头，水斜分入御沟。新教内人唯射鸭，长随天子苑东游。（《御猎》）

自直梨园得出稀，更番上曲不教归。一时跪拜霓裳彻，立地阶前赐紫衣。（《霓裳词十首》之三）

传呼法部按霓裳，新得承恩别作行。应是贵妃楼上看，内人舁下彩罗箱。（《霓裳词十首》之八）

知向华清秋月满，山头山底种长生。去时留下霓裳曲，半是离宫别馆声。（《霓裳词十首》之十）

蓬莱正殿压金鳖，红日初生碧海涛。闲着五门遥北望，赭黄新帕御床高。（《宫词百首》之一）

新调白马拍鞭声，供奉骑来绕殿行。为报诸王侵早入，隔门催进打球名。（《宫词百首》之十四）

鱼藻宫中锁翠娥，先皇行处不曾过。如今池底休铺锦，菱角鸡头积渐多。（《宫词百首》之十八）

春池日暖少风波，花里牵船水上歌。遥索剑南新样锦，东宫先钓得鱼多。（《宫词百首》之三十）

每夜停灯熨御衣，银熏笼底火霏霏。遥听帐里君王觉，上直钟声始得归。（《宫词百首》之三十六）

合暗报来门锁了，夜深应别唤笙歌。房房下着珠帘睡，月过金阶白露多。（《宫词百首》之四十三）

丛丛洗手绕金盆，旋拭红巾入殿门。众里遥抛新橘子，在前收得便承恩。（《宫词百首》之四十五）

家常爱着旧衣裳，空插红梳不作妆。忽地下阶裙带解，非时应得见君王。（《宫词百首》之五十一）

窗窗户户院相当，总有珠帘玳瑁床。虽道君王不来宿，帐中长是炷牙香。（《宫词百首》之八十七）

雨入珠帘满殿凉，避风新出玉盆汤。内人恐要秋衣着，不住熏笼换好香。（《宫词百首》之八十八）

树头树底觅残红，一片西飞一片东。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恨五更风。（《宫词百首》之九十）

宫词不仅反映了宫廷内的生活，也把幽闭在深宫中的少女内心的寂寞和苦痛的情绪反映出来。

王涯与令狐楚　王涯，太原人。贞元中，进士擢第。元和中，官至宰相。后出为剑南东川节度使，文宗时，再入为宰相。甘露事变，王涯和他的一家都为宦官所杀。王涯文有雅思，元和中，以兵部员外郎、知制诰，再为翰林学士，所起草的制诰，文辞温丽。现在传世的《元和姓纂》，实际是王涯领衔修纂的，因他被杀，遂改用协修者林宝的名义。

王涯的边塞诗，也清新可咏。如：

塞虏常为敌，边风已报秋。平生多意气，箭底觅封侯。（《塞上曲二首》之二）

负羽到边州，鸣笳度陇头。云黄知塞近，草白见边秋。（《陇上行》）

辛勤几出黄花戍，迢递初随御柳营。寒晚每愁残月苦，边愁更逐断蓬惊。（《塞下曲二首》之一）

年少辞家从冠军，金妆宝剑去邀勋。不知马骨伤寒水，唯见龙城起暮云。（《塞下曲二首》之二）

他的《秋夜曲》也有较新的意境。

桂魄（月）初生秋露微，轻露已薄未更衣。银筝夜久殷勤弄，心怯空房不忍归。

王涯也写了不少宫词，内容丰富，刻画细腻，由于他再任宰相，接近宫闱，所以王涯在宫词写作方面的造就，不在王建之下。如：

五更初起觉风寒，香炷烧来夜已残。欲卷珠帘惊雪满，自将红烛上楼看。

夜久盘中蜡滴稀，金刀翦起尽霏霏。传声总是君王唤，红烛台前着舞衣。

永巷重门渐半开，宫官着锁隔门回。谁知曾笑他人处，今日将身自入来。

春风帘里旧青蛾，无奈新人夺宠何。寒食禁花开满树，玉堂终日闭时多。

白雪儿拂地行，惯眼红毯不曾惊。深宫更有何人到，只晓金阶吠晚萤。

春风摆荡禁花枝，寒食秋千满地时。又落深宫石渠里，尽随流水入龙池。

禁门烟起紫沉沉，楼阁当中复道深。长入暮天凝不散，掖庭宫里动秋砧。

迥出芙蓉阁上头，九天悬处正当秋。年年七夕晴光里，宫女穿针尽上楼。

银瓶泻水欲朝妆，烛焰红高粉壁光。共怪满衣珠翠冷，黄花瓦上有新霜。

令狐楚，宜州华原人。贞元七年（公元791年），进士擢第。元和末，官至宰相。他的近体诗，也清新可诵。

令狐楚的代表作如：

君行登陇上，妾梦在闺中。玉箸千行落，银床一半空。（《长相思二首》之一）

绮席春眠觉，纱窗晓望迷。朦胧残梦里，犹自在辽西。（《长相思二首》之二）

却望冰河阔，前登雪岭高。征人几多在，又拟战临洮。（《从军词五首》之三）

胡风千里惊，汉月五更明。纵有还家梦，犹闻出塞声。（《从军词五首》之四）

暮雪连青海，阴霞覆白山。可怜班定远，生入玉门关。（《从军行五首》之五）

少小边州惯放狂，骣骑蕃马射黄羊。如今年老无筋力，犹倚营门数雁行。（《年少行四首》之一）

家本清河住五城，须凭弓箭得功名。等闲飞秋原上，独向寒云试射声。（《年少行四首》之二）

弓背霞明剑照霜，秋风走马向咸阳。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年少行四首》之三）

雪满衣裳冰满须，晓随飞将伐单于。平生意气今何在，把得家书泪如珠。（《塞下曲二首》之一）

边草萧条塞雁飞，征人南望泪沾衣。黄尘满面长须战，白发生头未得归。（《塞下曲二首》之二）

云霞五彩浮天阙，梅柳千般夹御沟。不上黄山南北望，岂知春色满神州。（《望春词》之二）

令狐楚的骈文，固然对李商隐影响很深，就是近体诗，也一样对李商隐影响很深。

元和时期的诗人，著名者还有刘言史、鲍溶、殷尧藩、施肩吾、姚合、章孝标等。

刘言史，邯郸人，歌诗美丽恢赡。初客镇冀，王武俊奏为枣强令。后客汉南，李夷简署为司空掾，病卒。

刘言史的代表作，如：

杜陵村人不田穑，入谷经溪复缘壁。每至南山草木春，即向侯家取金碧。幽艳凝华春景曙，林夫移得将何处。蝶惜芳丛送下山，寻断孤香始回去。豪少居连鹊东，千金使买一株红。院多花少栽未得，零落绿娥纤指中。咸阳亲戚长安里，无限将金买花子。浇红湿绿千万家，青丝玉轳声哑哑。（《买花谣》）

独坐炉边结夜愁，暂时思去亦难留。手持金箸垂红泪，乱拨寒灰不举头。（《长门怨》）

秋江欲起白头波，贾客瞻风无渡河。千船火绝寒宵半，独听钟声觉寺多。（《夜泊润州江口》）

柔枝湿艳亚朱栏，暂作庭芳便欲残。深藏数片将归去，红缕金针绣取看。（《看山木瓜花二首》之二）

旧业丛台废苑东，几年为梗复为蓬。杜鹃啼断回家梦，半在邯郸驿树中。（《泊花石浦》）

远火荧荧聚寒鬼（指磷火），绿焰欲销还复起。夜深风雪古城空，行客衣襟汗如水。（《夜入简子古城》）

鲍溶，字德源。元和间，以进士擢第，与韩愈友善。

鲍溶的代表作，如：

蒙恬虏生人，北筑秦氏冤。祸兴萧墙内，万里防祸根。城成六国亡，宫阙启千门。生人半为土，何用空中原。奈何家天下，骨肉尚无恩。投沙拥海水，安得久不翻。乘高惨人魂，寒日易黄昏。枯骨贯朽铁，砂中如有言。万古骊山下，徒悲野火燔。（《长城》）

西方太白高，壮士羞病死。心知报恩处，对酒歌易水。沙鸿号天末，横剑别妻子。苏武执节归，班超束书起。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己。（《壮士行》）

竹间深路马惊嘶，独入蓬门半似迷。劳问圃人终岁事，桔槔声里雨春畦。（《答客》）

柳塘烟起日西斜，竹浦风回雁弄沙。炀帝春游古城在，坏宫芳草满人家。（《隋宫》）

施肩吾，字希圣，洪州（今江西南昌）人。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以进士擢第。为诗奇丽。

施肩吾的代表作，如：

古人谩歌西飞燕，十年不见狂夫面。三更风作切梦刀，万转愁成系肠线。所嗟不及牛女星，一年一度得相见。（《古离别二首》之一）

老母别爱子，少妻送征郎。血流既四面，乃一断二肠。不愁寒无衣，不怕饥无粮。惟恐征战不还乡，母化为鬼妻为孀。（《古离别二首》之二）

落尽万株红，无人解系风。今朝芳径里，惆怅锦机空。（《惜花》）

可怜江北女，惯唱江南曲。摇荡木兰舟，双凫不成浴。（《杂古词五首》之一）

红颜感暮花，白日同流水。思君如孤灯，一夜一心死。（《杂古词五首》之五）

湘川终日流，湘妃昔时哭。美色已成尘，泪痕犹在竹。（《湘川怀古》）

秦世老翁归汉世，还同白鹤返辽城。纵令记得山川路，莫问当时州县名。（《桃源洞二首》之二）

羊马群中觅人道，雁门关外绝人家。昔时闻有云中郡，今日无云空见沙。（《云中道上作》）

姚合，陕州硖石（今河南陕县东南七十里）人。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以进士擢第。历杭州刺史、陕虢观察使。开成（公元836至840年）末，终秘书监。

姚合的代表作，如：

酬恩不顾名，走马觉身轻。迢递河边路，苍茫塞上尘。沙寒无宿雁，虏近少闲兵。饮罢挥鞭去，傍人意气生。（《送李侍御过夏州》）

相思春树绿，千里亦依依。杜月频满，潇湘人不归。桂花风畔落，烟草蝶双飞。一别无消息，水南车迹稀。（《友人南游不回因寄》）

先忆花时节，家山及早归。爱诗看古集，忆酒典寒衣。睡少身还健，愁多食不肥。自怜疏懒性，无事出门稀。（《秋日闲居二首》之二）

秋来梨果熟，行哭小儿饥。邻富鸡长往，庄贫客渐稀。借牛耕地晚，卖树纳钱迟。墙下当官道，依前夹竹篱。（《原上新居》）

叶叶如眉翠色浓，黄莺偏恋语从容。桥边陌上无人识，雨湿烟和思万重。（《杨柳枝词五首》之一）

二月杨花触处飞，悠悠漠漠自东西。谢家咏雪徒相比，吹落庭前便作泥。（《杨柳枝词五首》之四）

章孝标，桐庐人。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以进士擢第。除秘书省正字。太和中，试大理评事。

章孝标的代表作，如：

边酒画角怨金徽，半夜对吹惊贼围。塞雁绕空秋不下，胡云着草冻还飞。关头老马嘶新月，碛里疲兵泪湿衣。余韵袅空何处尽，戍天寥落晓星稀。（《闻角》）

旧垒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归。连云大厦无栖处，更傍谁家门户飞。（《归燕词辞工部侍郎》）

章孝标的儿子章碣，唐僖宗乾符中，以进士登第。

他的代表作，如：

流落常嗟胜会稀，故人相遇菊花时。凤笙龙笛数巡酒，红树碧山无限诗。尘土十分归举子，乾坤大半属偷儿。《长杨》《羽猎》须留本，开济重为阙下期。（《癸卯岁毗陵登高会中贻同志》）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元来不读书。（《焚书坑》）

李贺与李益　李贺，字长吉，唐远房宗室。七岁能辞赋，为韩愈、皇甫所器重。以父名晋肃，避父讳，不肯应进士举，卒年二十七。李商隐作《李贺小传》云：“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最先为昌黎韩愈所知。……每旦日出与诸公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常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探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始已耳。’上灯与食，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过亦不复省。”据说李贺以诗卷谒韩愈，韩愈时为国子博士，终朝接客很疲倦，已送客解带，值李贺求见，门人呈贺行卷，愈旋解带旋读之。行卷的首篇为《雁门太守行》，诗云：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声寒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韩愈读未终卷，赶忙束带派人把他请进来。这首歌行的好处，是在五十六字的诗篇里，强调了战斗的紧张气氛，“黑云压城城欲摧”，“霜重鼓声寒不起”，战争的压力压迫得读者透不过气来，最后写绘雁门太守只好慷慨就义，“提携玉龙为君死”，洒血沙场了。

李贺的代表作，如：

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金铜仙人辞汉歌》）

汉武帝铸造了捧露盘的铜人，魏明帝青龙元年（公元233年），把铜人从关中运往洛阳，据说拆盘临载的时候，捧露盘的铜人潸然泪下。这本来是一件荒诞无稽的神话故事，李贺采用这个情节，做了这首歌行，“东关酸风射眸子”，“忆君清泪如铅水”，把无情的铜人写成了有情的活人，在诗人丰富奇诞的想象中，给铜人注入了生命和感情，再用“天若有情天亦老”的句子来衬托，毋怪使人读了为之骨骇神惊，赞叹不已。

李贺是没有经过边塞生活的，但是他的边塞诗，却形成另一种独特风格，如：

鬈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竹。一声似向天上来，月下美人望乡哭。直排七点星藏指，暗合清风调宫徵。蜀道秋深云满林，湘江半夜龙惊起。玉堂美人边塞情，碧窗皓月愁中听，寒砧能捣百尺练，粉泪凝珠滴红线。胡儿莫作陇头吟，隔窗暗结愁人心。（《龙夜吟》）

饥寒平城下，夜夜守明月。别剑无玉花，海风断鬓发。塞长连白空，遥见汉旗红。青帐吹短笛，烟雾湿昼龙。日晚在城上，依稀望城下。风吹枯蓬起，城中嘶瘦马。借问筑城吏，去关几千里。惟愁裹尸归，不惜倒戈死。（《平城下》）

胡角引北风，蓟门白于水，天含青海道，城头月千里。（《塞下曲》三首之一）

露下旗，寒金鸣夜刻。蕃甲锁蛇鳞，马嘶青冢白。（《塞下曲》三首之二）

秋静见旄头，沙远席羁愁。帐北天应尽，河声出塞流。（《塞下曲》三首之三）

李贺的《老夫采玉歌》亦脍炙人口：

采玉采玉须水碧，琢作步摇徒好色。老夫饥寒龙为愁，蓝溪水气无清白。夜雨冈头食蓁子，杜鹃口血老夫泪。蓝溪之水厌生人，身死千年恨溪水。斜山柏风雨如啸，泉脚挂绳青袅袅。村寒白屋念娇婴，古台石磴悬肠草。（《老夫采玉歌》）

全诗描绘采玉工匠的悲惨生活，刻画入微。《感愤》五首之一：

合浦无明珠，龙州无木奴。足知造化力，不给使君须。越妇未织作，吴蚕始蠕蠕。县官骑马来，狞色虬紫须。怀中一方板，板上数行书。不因使君怒，焉得诣尔庐。越妇拜县官，桑牙今尚小。会待春日晏，丝车方掷掉。越妇通言语，小姑具黄粱。县官踏餐去，簿吏复登堂。

和他平日的诗歌风格，又有很大变化，但对官吏的剥削人民，尽情揭露。当然这种具深厚社会内容的作品，在李贺歌诗篇中数量是不算多的。李贺的情诗，如：

妾家住横塘，红纱满桂香。青云教绾头上髻，明月与作耳边。莲风起，江畔春，大堤上，留北人。郎食鲤鱼尾，妾食猩猩唇。莫指襄阳道，绿浦归帆少。今日菖蒲花，明朝枫树老。（《大堤曲》）

意境优美，确是最好的情诗之一。此外如《梦天》、《昆仑使者》诸诗，也都迷离恍惚，意境神奇，别具一种风格。

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玉轮轧露湿团光，鸾相逢桂香陌。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梦天》）

昆仑使者无消息，茂陵烟树生愁色。金盘玉露自淋漓，元气茫茫收不得。麒麟背上石文裂，虬龙鳞下红枝折。何处偏伤万国心，中天夜久高明月。（《昆仑使者》）

李贺的绝句，又别具一种风格，如：

斫取青光写楚辞，腻香春粉更离离。无情有恨何人见，露压烟啼千万枝。（《昌谷北园新笋四首》之二）

飂叔去匆匆，如今不豢龙。夜来霜压栈，酸骨折西风。（《马诗二十三首》之九）

武帝爱神仙，烧金得紫烟。厩中皆肉马，不解上青天。（《马诗二十三首》之二十三）

也是音节悲凉，托意深远。

李贺也有不少诗篇，辞意晦涩，不容易领会了解，同时他二十七岁就死了，究竟生活圈子狭窄，视界不宽，缺少社会实践，徒以辞藻典故取胜，不免有形式主义的倾向。

李益，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大历四年（公元769年），以进士擢第。授郑县尉。北游河朔，幽州节度使刘济辟为从事。宪宗元和中，召为秘书少监，集贤殿学士，自负才望，多所凌忽，谏官举其与幽州镇将刘济诗句：“草绿古燕州，莺声引独游。雁归天北畔，春尽海西头。向日花偏落，驰年水自流。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楼。”又云：“惆怅秦城送独归，蓟门云树远依依。秋来莫射南飞燕，从遣乘春更北飞。”认为对刘济有感恩语，降居散秩，不久又用为秘书监，迁太子宾客、集贤学士、判院事。转右散骑常侍。太和（公元827至835年）初，以礼部尚书致仕，卒。益长于歌诗，与宗人李贺齐名，每作一篇，教坊乐人取为供奉歌辞。

李益的代表作，如《长干行》(1)：

忆妾深闺里，烟尘不曾识。嫁与长干人，沙头候风色。五月南风兴，思君下巴陵。八月西风起，思君发扬子。去来悲如何，见少离别多。湘潭几日到，妾梦越风波。昨夜狂风度，吹折江头树。渺渺暗无边，行人在何处。好乘浮云骢，佳期兰渚东。鸳鸯绿浦上，翡翠锦屏中。自怜十五余，颜色桃花红。那作商人妇，愁水复愁风。

百马饮一泉，一马争上游。一马喷成泥，百马饮浊流。上有沧浪客，对之空叹息。自顾缨上尘，裴回终日夕。为问泉上翁，何时见沙石。（《饮马歌》）

前一首《长干行》，可与李白的《长干行》相匹敌；后一首《饮马歌》讲到害群之马，“一马喷成泥，百马饮浊流”，重视了集体的利益，内容都比较深刻。

李益也有不少边塞诗，当时乐府传唱，如：

眼见风来沙旋移，经年不见草生时。莫言塞上无春到，纵有春来何处知。（《度破讷沙二首》之一）

破讷沙头雁正飞，泉上战初归。平明日出东南地，满碛寒光生铁衣。（《度破讷沙二首》之二）

蕃州部落能结束，朝暮驰猎黄河曲。燕歌未断塞鸿飞，牧马群嘶边草绿。（《塞下曲》）

黄河东流流九折，沙场埋恨何时绝。蔡琰没去造胡笳，苏武归来持汉节。（《塞下曲》）

行人夜上西城宿，听唱梁州双管逐。此时秋月满关山，何处关山无此曲。（《夜上西城听梁州曲二首》之一）

胡风冻合泉，牧马千群逐暖川。塞外征行无尽日，年年移帐雪中天。（《暖川》）

天山雪后北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从君北征》）

关城榆叶早疏黄，日暮沙云古战场。表请回军掩尘骨，莫教士卒哭龙荒。（《回军行》）

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夜上受降城闻笛》）

其他几首绝句，也清新可喜。如：

边头射雕将，走马出中军。遥见平原上，翻身向暮云。（《江南词》）

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观骑射》）

烟草连天枫树齐，岳阳归路子规啼。春江万里巴陵戍，落日看沉碧水西。（《送人归岳阳》）

汴水东流无限春，隋家宫阙已成尘。行人莫上长堤望，风起杨花愁杀人。（《汴河曲》）

寒山吹笛唤春归。迁客相看泪满衣。洞庭一夜无穷雁，不待天明尽北飞。（《春夜闻笛》）

元稹与白居易　元稹，字微之，郡望河南，寓家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年十五，以明经擢第，补校书郎。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举制科，对策第一，拜右拾遗，迁监察御史。以得罪宦官，贬江陵士曹参军，久乃徙通州（治通川，今四川达县）司马，改虢州（治弘农，今河南灵宝）长史。元和末，召拜膳部员外郎。穆宗即位，擢祠部郎中、知制诰，俄迁中书舍人，为翰林学士承旨，出为工部侍郎，未几，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三月罢。出为同州刺史，徙浙东观察使。太和三年，召为尚书左丞。俄拜武昌节度使，病卒，年五十三。元稹和白居易诗名相埒，时称元白。

元稹的代表作，如：

连昌宫中满宫竹，岁久无人森似束。又有墙头千叶桃，风动落花红蔌蔌。宫边老翁为予泣，少年进食曾因入。上皇正在望仙楼，太真同凭阑干立。楼上楼前尽珠翠，炫转荧煌照天地。归来如梦复如痴，何暇备言宫里事。初过寒食一百六，店舍无烟宫树绿。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力士传呼觅念奴，念奴潜伴诸郎宿。须臾觅得又连催，特敕街中许然烛。春娇满眼睡红绡，掠削云鬟旋装束。飞上九天歌一声，二十五郎吹管逐。逡巡大遍凉州彻，色色龟兹轰录续。李压笛傍宫墙，偷得新翻数般曲。平明大驾发行宫，万人歌舞途路中。百官队仗避岐薛，杨氏诸姨车斗风。明年十月东都破，御路犹存禄山过。驱令供顿不敢藏，万姓无声泪潜堕。两京定后六七年，却寻家舍行宫前。庄园烧尽有枯井，行宫门闭树宛然。尔后相传六皇帝，不到离宫门久闭。往来年少说长安，玄武楼成花萼废。去年敕使因斫竹，偶值门开暂相逐。荆榛栉比塞池塘，狐兔骄痴缘树木。舞榭倾基尚在，文窗窈窕纱犹绿。尘埋粉壁旧花钿，乌啄风筝碎珠玉。上皇偏爱临砌花，依然御榻临阶斜。蛇出燕巢盘斗拱，菌生香案正当衙。寝殿相连端正楼，太真梳洗楼上头。晨光未出帘影黑，至今反挂珊瑚钩。指示傍人因恸哭，却出宫门泪相续。自从此后还闭门，夜夜狐狸上门屋。我闻此语心骨悲，太平谁致乱者谁。翁言野父何分别，耳闻眼见为君说。姚崇宋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燮理阴阳禾黍丰，调和中外无兵戎。长官清平太守好，拣选皆言由至公。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忆得杨与李。庙谟颠倒四海摇，五十年来作疮。今皇神圣丞相明，诏书才下吴蜀平。官军又取淮西贼，此贼亦除天下宁。年年耕种宫前道，今年不遣子孙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连昌宫词》）

织妇何太忙，蚕经三卧行欲老。蚕神女圣早成丝，今年丝税抽征早。早征非是官人恶，去岁官家事戎索。征人战苦束刀疮，主将勋高换罗幕。缫丝织帛犹努力，变缉撩机苦难织。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予掾荆时，目击贡绫户有终老不嫁之女）。檐前袅袅游丝上，上有蜘蛛巧来往。羡他虫豸解缘天，能向虚空织罗网。（《织妇词》）

牛吒吒，田确确，旱块敲牛蹄趵趵，种得官仓珠颗谷。六十年来兵蔟蔟，日月食粮车辘辘。一日官军收海服，驱牛驾车食牛肉。归来收得牛两角，重铸锄犁作斤。姑舂妇担去输官，输官不足归卖屋。愿官早胜仇早复。农死有儿牛有犊，不遣官军粮不足。（《田家词》）

元稹的绝句，也清新可诵，如：

秋丛绕含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谢。不是花中遍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菊花》）

白居易，字乐天，其先太原人，后徙家下（今陕西渭南东北）。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以进士擢第，补校书郎。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以制举对策列乙等，调尉，为集贤校理。寻召为翰林学士，迁左拾遗，转左赞善大夫。居易数言事，有诤谏风，宰相嫌其出位，不悦，言官言居易母堕井死，而居易赋《新井篇》，元和十年（公元815年），黜为江州司马。元和十三年，徙忠州（治临江，今重庆忠县）刺史。元和十五年，入为司门员外郎。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以主客郎中知制诰，俄迁中书舍人。长庆二年，复出为杭州刺史。长庆四年，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宝历元年（公元825年），复拜苏州刺史，病免。文宗太和元年（公元827年），召为秘书监，迁刑部侍郎。时牛李党争开始，居易复求分司东都。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夏，除太子宾客，分司。太和五年，拜河南尹。太和七年，复以太子宾客分司。开成元年（公元836年），起为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会昌元年（公元841年），以刑部尚书致仕，时年七十。会昌六年，病卒，年七十五。

白居易有一封信给元稹，提倡讽喻诗，他认为讽喻诗“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乃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矣。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苏李骚人，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故河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晋宋以还，得者盖寡。以康乐（谢灵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文通）鲍（照）之流，又狭于此。如梁鸿《五噫》之例者，百无一二焉。……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篇，至于贯穿今古，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哉乎。仆尝痛诗道崩坏，忽忽发愤，或食辍哺、夜辍寝，不量材力，欲扶起之。”（《与元九书》）白居易的讽谕诗，一、主张要有政治社会内容，二、主张文字力求避免深奥，又不流于庸俗。当然要达到这两点，是非常困难的。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有“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张祜讥之为“目连变文”，白居易也只好接受这个批评。可见既要老妪咸解，又不流于庸俗，真是谈何容易。

白居易的讽喻诗，“意激而言质”，具有深厚的政治内容。如：

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见予喜，为予开一尊。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食。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宿紫阁山北村》）

由于宪宗是由宦官拥立的，因此元和初年宦官权势很大。神策军归宦官指挥，当然可以胡作非为，谁人也不敢奈何他们。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傍。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观刈麦》）

这首诗是白居易为尉时所作。诗的内容，具有现实社会内容。最后白居易的内心自疚，更加强了社会分配不平均的气氛，使这首诗收到了更好的效果。

骅骝失其主，羸饿无人牧。向风嘶一声，苍苍黄河曲。蹋冰水畔立，卧雪冢间宿。岁暮田野空，寒草不满腹。岂无市骏者，尽是凡人目。相马失于瘦，遂遗千里足。村中何扰扰，有吏征刍粟。输彼军厩中，化作驽骀肉。（《羸骏》）

骏马没有碰到王良、伯乐，使人视为凡马，最后作为驽骀肉来处理，也是感慨很深的。

麦死春不雨，禾损秋早霜。岁晏无口食，田中采地黄。采之将何用，持以易糇粮。凌晨荷锄去，薄暮不携筐。携来朱门家，卖与白面郎。与君啖肥马，可使照地光。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采地黄者》）

白居易通过采地黄一事，来控诉人民生活的艰苦，和富贵之家以残粟易地黄以饲马这一事实，作了鲜明的对比。

《秦中吟》一组诗，是白居易反映贞元、元和之际闻见之事的作品。

厚地植桑麻，所要济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身外充征赋，上以奉君亲。国家定两税，本意在爱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缲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夜深烟火尽，霰雪白纷纷。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并入鼻中辛。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缯帛积如山，丝絮如云屯。号为羡余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秦中吟》之二《重赋》）

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上张幄幕庇，旁织巴篱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秦中吟》之十《买花》）

白居易对《秦中吟》这组诗，自己也很满意。他有诗云：

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中）吟》近正声。每被老元（元稹）偷格律，苦教短李（李绅）伏歌行。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莫怪气粗言语大，新排十五卷诗成。（《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赠元九李二十》）

《新乐府》一组，是白居易在元和四年（公元809年）的作品。《新乐府》自序曰：“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丰老翁八十八，头鬓眉须皆似雪。玄孙扶向店前行，左臂凭肩右臂折。问翁臂折来几年，兼问致折何因缘。翁云贯属新丰县，生逢圣代无征战。惯听梨园歌管声，不识旗枪与弓箭。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捶折臂。张弓簸旗俱不堪，从兹始免征云南。骨碎筋伤非不苦，且图拣退归乡土。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老人言，君听取，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新乐府》之九《新丰折臂翁》）

白居易的《江南遇天宝乐叟》，大概是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至江州以后所作。

白头病叟泣且言，禄山未乱入梨园，能弹琵琶和法曲，多在华清随至尊。是时天下太平久，年年十月坐朝元。千官起居环佩合，万国会同车马奔。金钿照耀石瓮寺，兰麝熏煎温汤源。贵妃宛转侍君侧，体弱不胜珠翠繁。冬雪飘锦袍暖，春风荡漾霓裳翻。欢娱未足燕寇至，弓劲马肥胡语喧，豳土人迁避夷狄，鼎湖龙去哭轩辕。从此漂沦落南土，万人死尽一身存。秋风江上浪无限，暮雨舟中酒一尊。涸鱼久失风波势，枯草曾沾雨露恩。我自秦来君莫问，骊山渭水如荒村。新丰树老笼明月，长生殿暗锁春云。红叶纷纷盖绮瓦，绿苔重重封坏垣。唯有中官作宫使，每年寒食一开门。（《江南遇天宝乐叟》）

在中唐诗中，白居易的讽喻诗，反映了社会的黑暗面，其现实主义精神是无出其右的。

白居易有几篇杰作，如：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赋得古原草送别》）

短短四十字，把春草的倔强生命力，完全刻画了出来。据《幽闲鼓吹》称：白居易“应举至京，以诗谒顾著作〔况〕，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行〕卷，首篇曰：‘咸阳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可见这是他的代表作，列于行卷之首的。

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布厚绵且重，为裘有余温。朝拥坐至暮，夜覆眠达晨。谁知严冬月，支体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抚裘起逡巡。丈夫贵兼济，岂独在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新制布衣》）

从自己布厚绵且软的布裘，想到“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推己及人，这种高尚品德，是很可嘉尚的。

丘墟郭门外，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累累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生离别处。冥冥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去。（《寒食衣望吟》）

寒食清明是吾国悼念逝者的扫墓节日，白居易在这首诗中集中了人们哀悼的情绪，在短短五十二个字中把它表达了出来，这也是非常成功的。

白居易的代表作，还有如：

二月村园暖，桑间戴胜飞。农夫舂旧谷，蚕妾捣新衣。牛马因风远，鸡豚过社稀。黄昏林下路，鼓笛赛神归。（《春村》）

采石江边李白坟，绕田无限草连云。可怜荒垅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李白墓》）

南窗背灯坐，风霰暗纷纷。寂寞深村夜，残雁雪中闻。（《村雪夜坐》）

村南无限桃花发，唯我多情独自来。日暮风吹红满地，无人解惜为花开。（《下庄南桃花》）

慈恩春色今朝尽，尽日徘徊倚寺门。惆怅春归留不得，紫藤花下渐黄昏。（《三月三十日题慈恩寺》）

江柳影寒新雨地，塞鸿声急欲霜天。愁君独向沙头宿，水绕芦花月满船。（《赠江客》）

瞿唐峡口水烟低，白帝城头月向西。唱到竹枝声咽处，寒猿暗鸟一时啼。（《竹枝词四首》之一）

巴东船舫上巴西，波面风生雨脚齐。水蓼冷花红簇簇，江篱湿叶碧凄凄。（《竹枝词四首》之三）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暮江吟》）

菱叶萦波荷风，荷花深处小船通。逢郎欲语低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采莲曲》）

对甘露事变，白居易是完全站在唐文宗一边的。有诗为证：

秦磨利刀斩李斯，齐烧沸鼎烹郦其。可怜黄绮入商洛，闲卧白云歌紫芝。彼为菹醢机上尽，此为鸾皇天外飞。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祸福非天为。（《咏史》九年十一月作）

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

牛李党争中，白居易的亲友大都是牛党，而且都是实权派，但白居易不肯卷进党争漩涡里去，很早就请分司东都，做一个闲官，抽身政局之外，“完节自高”（《新唐书·白居易传》）。他有诗云：

向夕搴帘卧枕琴，微凉入户起开襟。偶因明月清风夜，忽想迁臣逐客心。何处投荒初恐惧，谁人绕泽正悲吟。始知洛下分司坐，一日安闲直万金。

权门要路是身灾，散地闲居少祸胎。今日怜君岭南去，当时笑我洛中来。虫全性命缘无毒，木尽天年为不才。大抵吉凶多自致，李斯一去二疏回。（《闲卧有所思二首》）

在大中元年（公元847年），还有一个小故事。《云溪友议》云：“居易有妓樊素，善歌；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年既高迈，而小蛮方丰艳，（因作《别柳枝》词云：‘两枝杨柳小楼中，袅袅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刘禹锡见其诗，继和云：‘春尽絮飞留不得，随风好去落谁家。’）〔居易又〕因《杨柳词》以托意云：‘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居易所居洛阳坊名）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宣宗朝，国乐唱〔乐天〕前词，上问‘谁作？永丰在何处？’左右具以对，遂因东使，命取永丰柳两枝，植于禁中。居易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风雅，又为诗一章云：‘一树衰残委泥土，双枝荣耀植天庭。定知玄象今春后，柳宿光中添两星。’”

白居易的两首著名代表作《长恨歌》和《琵琶行》，因文长不录。和元稹、白居易齐名的还有李绅。

李绅，字公垂，润州无锡人，为人短小精悍，时称短李。元和初，以进士擢第，累迁右拾遗、翰林学士、户部侍郎。武宗即位，李德裕引之，遂为宰相，后出为检校淮南节度使，病卒。他的诗：

春种一粒粟，秋成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古风二首》之一）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古风二首》之二）

李绅这两首诗，虽每首只二十字，但具有深厚的社会内容。

江横渡阔烟波晚，潮过金陵落叶秋。嘹唳寒鸿经楚泽，浅深红树见扬州。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危樯近斗牛。今日市朝风俗变，不须开口问迷楼。（《宿扬州》）

李绅这首七律诗，写广陵风物，也比较细致。

窦巩，字友封，元和中，以进士擢第。历官刑部郎中。元稹观察浙东，奏为副使。又从镇武昌。白居易编《元白往还集》，收巩诗入集内。

窦巩的代表作。如：

烽烟犹未尽，年鬓暗相催。轻敌心犹在，弯弓手不开。马依秋草病，柳傍故营摧。唯有酬恩客，时听说剑来。（《老将行》）

校猎燕山经几春，雕弓白羽不离身。年来马上浑无力，望见飞鸿指似人。（《赠阿史那都尉》）

春迟不省似今年，二月无花雪满天。村店闭门无处宿，夜深遥唤渡江船。（《早春送宇文十归吴》）

烟水初销见万象，东风吹柳万条斜。大堤欲上谁相伴，马踏春泥半是花。（《襄阳寒食寄宇文籍》）

书未报来几时还，知在三湘五岭间。独立衡门秋水阔，寒鸦飞去日衔山。（《寄南游兄弟》）

年来七十罢耕桑，就暖支羸强下床。满眼儿孙身外事，闲梳白发对斜阳。（《代邻叟》）

伤心欲问前朝事，唯见江流去不回。日暮东风春草绿，鹧鸪飞上越王台。（《南游感兴》）

这些七言绝句，也富于情致。

张祜、徐凝与朱庆余　张祜，字承吉，清河人。长庆（公元821至824年）中，令狐楚表荐于朝，不见用，后客淮南（扬州）、爱丹阳曲阿（今江苏丹阳）地，筑室卜隐。祜与徐凝齐名，白居易右凝而抑祜，杜牧右祜而抑凝，我也认为张祜的才情在徐凝之上。张祜以宫词得名，张祜的代表作，如：

日下西塞山，南来洞庭客。晴空一鸟渡，万里秋江碧。惆怅异乡人，偶言空脉脉。（《西江行》）

晓出郡城东，分围浅草中。红旗开向日，白马骤迎风。背手抽金簇，翻身控角弓。万人齐指处，一雁落寒空。（《观徐州李司空猎》）

残猎渭城东，萧萧西北风。雪花鹰背上，冰片马蹄中。臂挂捎荆兔，腰悬落箭鸿。归来逞余勇，儿子乱弯弓。（《猎》）

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宫词二首》之一）

金陵津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题金陵渡》）

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纵游淮南》）

徐凝，睦州（治建德，今浙江建德）人。徐凝的代表作，如：

寒空五老雪，斜月九江云。钟声知何处，苍苍树里闻。（《庐山独夜》）

水色帘前流玉霜，赵家飞燕侍昭阳。掌中舞罢箫声绝，三十六宫秋夜长（《汉宫曲》）

远客远游新过岭，每逢芳树问芳名。长林遍是相思树，争遣愁人独自行。（《相思林》）

一树梨花春向暮，雪枝残处怨风来。明朝渐校无多去，看到黄昏不欲回。（《玩花五首》之一）

萧娘脸下难胜泪，桃叶眉头易得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忆扬州》）

玳瑁床头刺战袍，碧纱窗外叶骚骚。若为教作辽西梦，月冷如丁风似刀。（《莫愁曲》）

朱庆余，名可久，以字行，越州人。宝历（公元825至827年）中，进士擢第。

朱庆余的代表作，如：

寂寂花时闭院门，美人相并立琼轩。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宫词》）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近试上张籍水部》）

用新婚夫妇的画眉深浅，来比喻张籍对朱庆余作品鉴定的是否首肯，非常巧妙，诗也清婉可诵。

晚唐诗人　我们把文宗太和九年（公元835年）甘露事变以后，在诗坛上活动的诗人，列为晚唐诗人。又把晚唐分为两个阶段，从太和九年到懿宗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为第一个阶段，从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到唐亡（公元907年），为第二个阶段。

赵嘏，字承祜，山阳人。会昌二年（公元824年），以进士擢第。大中间，仕至渭南尉，病卒。

赵嘏的代表作，如：

晚树疏蝉起别愁，远人回首忆沧洲。江连故国无穷恨，日带残云一片秋。久客转谙时态薄，多情只共酒淹留。到头生长烟霞者，须向烟霞老始休。（《自遣》）

云物凄凉拂曙流，汉家宫阙动高秋。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紫艳半开篱菊静，红衣落尽渚莲愁。鲈鱼正美不归去，空戴南冠学楚囚。（《长安晚秋》）

赵嘏“长笛一声人倚楼”诗句，当时传诵人口，人称之为“赵倚楼”。他还有钱塘诗，“一千里色中秋月，十万军声夜半潮”，把中秋节前后的钱塘江潮，也非常形象地写了出来。

马戴，字虞臣。会昌四年（公元844年），以进士擢第。懿宗咸通末年，终太学博士。

马戴的代表作，如：

领得卖珠钱，还归铜柱边。看儿调小象，打鼓放新船。醉后眠神树，耕时语瘴烟。又逢衰蹇老，相问莫知年。（《蛮家》）

河梁送别者，行哭半非亲。此地足征战，胡天多杀人。金照离席，宝瑟凝新春。早晚期相见，垂杨凋复新。（《河梁别》）

露气寒光集，微阳下楚丘。猿啼洞庭树，人在木兰舟。广泽生明月，苍山夹乱流。云中君不见，竟夕自悲秋。（《楚江怀古》）

帝乡归未得，辛苦事羁游。别馆一尊酒，客程千里秋。霜风红叶寺，夜雨白洲。长恐此时泪，不禁和恨流。（《将别寄友人》）

崔橹，大中时，以进士擢第，仕至棣州（治厌次，今山东惠民东南）司马。

崔橹的代表作，如：

含情含怨一枝枝，斜压渔家短短篱。惹袖尚余香半日，向人如诉雨多时。初开偏称雕梁画，未落先愁玉笛吹。行客见来无去意，解帆烟浦为题诗。（《岸梅》）

烟花零落过清明，异国光阴老客情。云梦夕阳愁里色，洞庭春浪坐来声。天边一与旧山别，江上几看芳草生。独凭栏杆意难写，暮笳呜轧调孤城。（《春晚岳阳城言怀》）

草遮回磴绝鸣銮，云树深深碧殿寒。明月自来还自去，更无人倚玉栏干。（《华清宫》之一）

门横金锁悄无人，落日秋声渭水滨。红叶下山寒寂寂，湿云如梦雨如尘。（《华清宫》之三）

李群玉，澧州（治澧阳，今湖南澧县）人。官弘文馆校书郎。

李群玉的代表作，如：

昔窃不死药，奔空有嫦娥。盈盈天上艳，孤洁栖金波。织女了无语，长宵隔银河。轧轧挥素手，几时停玉梭。（《感兴四首》之二）

洞房三五夕，金凝焰灭。美人抱云和，斜倚纱窗月。沉吟想幽梦，闺思深不说。弦冷玉指寒，含颦待明发。（《感兴四首》之三）

八月白露浓，芙蓉抱香死。红枯金粉堕，寥落寒塘水。西风团叶下，叠縠参差起。不见棹歌人，空垂绿房子。（《伤思》）

西南一片黑，俄起北风颠。浪泼巴陵树，雷烧鹿角田。鱼龙方簸荡，云雨正喧阗。想赭君山日，秦皇怒赫然。（《洞庭风雨二首》之一）

巨浸吞湘澧，西风忽怒号。水将天共黑，云与浪俱高。羽化思乘鲤，山漂欲鳌。阳乌犹曝翅，真空湿蟠桃。（《洞庭风雨二首》之二）

李群玉的五言，托意幽远，别具一种风格。李群玉的七律如：

落照苍茫秋草明，鹧鸪啼处远人行。正穿诘曲崎岖路，更听钩格磔声。曾泊桂江深岸雨，亦于梅岭阻归程。此时为尔肠千断，乞放今宵白发生。（《九子坡闻鹧鸪》）

小姑洲北浦云边，二女容华自俨然。野庙向江春寂寂，古碑无字草芊芊。风回日暮吹芳芷，月落山深哭杜鹃。犹似含颦望巡狩，九疑愁断隔湘川。（《黄陵庙》）

也都对仗工整，风格清丽，堪称佳作。

许浑，字用晦，丹阳人。太和六年（公元832年），以进士擢第。官历睦（治建德，今浙江建德）、郢（治长寿，今湖北钟祥）两州刺史，著有《丁卯集》。

许浑的代表作有：

南楼春一望，云水共昏昏。野店归山路，危桥带郭村。晴烟和草色，夜雨长溪痕。下岸谁家住，残阳半掩门。（《南楼春望》）

绿树荫青苔，柴门临水开。簟凉初熟麦，枕腻乍经梅。鱼跃海风起，鼍鸣江海来。佳人竟何处，日夕上楼台。（《闲居孟夏即事》）

金风荡天地，关西群木凋。早霜鸡喔喔，残月马萧萧。紫陌秦山近，青枫楚树遥。还同长卿志，题字满河桥。（《秋日行次关西》）

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咸阳城东楼》）

桂州南去与谁同，处处山连水自通。两岸晓霞千里草，半帆斜日一江风。瘴雨欲来枫树黑，火云初起荔枝红。愁君路远销年月，莫滞三湘五岭中。（《送杜秀才归桂林》）

新秋弦管清，时时遏云声。曲尽不知处，月高风满城。（《闻歌》）

劳歌一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谢亭送别》）

许浑的诗歌风格，上接中唐，下启晚唐，属对清丽，辞情婉转，可谓晚唐之秀。

刘沧，字蕴灵，鲁人。大中八年（公元854年），以进士擢第，官龙门（今山西河津）令。

刘沧的代表作，如：

此地曾经翠辇过，浮云流水竟如何。香消南国美人尽，怨入东风芳草多。残柳宫前空露叶，夕阳川上浩烟波。行人遥起广陵思，古渡月明闻棹歌。（《经炀帝行宫》）

森森古木列岩隈，回压寒原霁色开。云雨只从山上起，风雷多从庙中来。三江入海声长在，双鹤啼天影未回。花落空庭春昼晚，石床松殿满青苔。（《题敬亭山庙》）

十二岚峰挂夕晖，庙门深闭雾烟微。天高木落楚人思，山迥月残神女归。触石晴云凝翠鬓，度江寒雨湿罗衣。婵娟似恨襄王梦，猿叫断岩秋藓稀。（《题巫山庙》）

白浪连空极渺漫，孤舟此夜泊中滩。岳阳秋霁寺钟远，渡口月明渔火残。绿绮（琴）韵高湘女怨，青葭色映水禽寒。乡遥楚国生归思，欲曙山光上木兰（舟）。（《江行夜泊》）

南浦蒹葭疏雨后，寂寥横笛怨江楼。思飘明月浪花白，声入碧云枫叶秋。河汉夜兰孤雁度，潇湘水阔二妃愁。发寒衣湿曲初罢，露色河光生钓舟。（《江楼月夜闻笛》）

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废兴。渭水故都秦二世，咸阳秋草汉诸陵。天空绝塞闻边雁，叶尽孤村见夜灯。风景苍苍多少恨，寒山半出白云层。（《咸阳怀古》）

李频，字德新，睦州寿昌（今浙江建德西南）人。大中八年（公元854年），以进士擢第。累迁都官员外郎，终于建州（治建安，今福建建瓯）刺史。李频的代表作，如：

归家来几夜，倏忽觉秋残。月满方塘白，风依老树寒。戏鱼重跃定，惊鸟却栖难。为有门前路，吾生不得安。（《山中夜坐》）

秦楼吟苦夜，南望只悲君。一宦终遐徼，千山隔旅坟。恨声流蜀魄，冤气入湘云。无限风骚句，时来日夜闻。（《哭贾岛》）

五陵佳气晚氛氲，霸业雄图势自分。秦地山河连楚塞，汉家宫殿入青云。未央树色春中见，长乐钟声月下闻。无那杨花起愁思，满天飘落雪纷纷。（《乐游原春望》）

李郢，字楚望，长安人。大中十年（公元856年），以进士擢第。官至侍御史。

李郢有《茶山贡焙歌》，这茶山，是指阳羡（今江苏宜兴）的茶园。歌云：

使君爱客情无已，客在金台价无比。春风三月贡茶时，尽逐红旌到山里。焙中清晓朱门开，筐箱渐见新芽来。陵烟触露不停探，官家赤印连帖催，朝饥暮匐谁兴哀。喧阗竞纳不盈掬，一时一饷还成堆。蒸之馥之香胜梅，研膏架动轰如雷。茶成拜表贡天子，万人争啖春山摧。驿骑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前。吾君可谓纳谏君，谏官不谏何由闻。九重城里虽玉食，天涯吏役长纷纷。使君忧民惨容色，就焙尝茶坐诸客。几回到口重咨嗟，嫩绿鲜芳出何力。山中有酒亦有歌，乐营房户皆仙家。仙家十队酒百斛，金丝宴馔随经过。使君是日忧思多，客亦无言征绮罗。殷勤绕焙复长叹，官府例成期如何。吴民吴民莫憔悴，使君作相期苏尔。

诗人通过贡茶这件事，反映了茶农沉重的封建负担，具有深厚的社会现实内容，在晚唐诗里是不可多得的一首好诗。

曹邺，字邺之，桂州（治始安，今广西桂林）人。大中中，以进士擢第，官至洋州（治兴道，今陕西洋县）刺史。

曹邺的代表作较多，并富有社会内容。如：

江边野花不须采，梁头野燕不用亲。西施本是越溪女，承恩不荐越溪人。（《徒相逢》）

天子好征战，百姓不种桑。天子好年少，无人荐冯唐。天子好美女，夫妇不成双。（《捕渔谣》）

手推呕哑车，朝朝暮暮耕。未曾分得谷，空得老农名。（《四怨诗》之四）

东西是长江，南北是官道。牛羊不恋山，只恋山中草。（《五情诗》之一）

野雀空城饥，交交复飞飞。勿怪官仓粟，官仓无空时。（《五情诗》之五）

千金画阵图，自为弓剑苦。杀尽田野人，将军犹爱武。性命换他恩，功成谁作主。凤皇楼上人，夜夜长歌舞。（《战城南》）

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健儿无粮百姓饥，谁遣朝朝入君口。（《官仓鼠》）

寒女不自知，嫁为公子妻。亲情未识面，明日便东西。但得上马了，一去头不回。双轮如鸟飞，影尽东南街。九重十二门，一门四扇开。君从此路去，妾向此路啼。但得见君面，不辞插荆钗。（《去不返》）

入门又到门，到门戟相对。玉箫声尚远，疑似人不在。公子厌花繁，买药栽庭内。望远不上楼，窗中见天外。此地日烹羊，无异我食菜。自是愁人眼，见之若奢泰。（《贵宅》）

心如山上虎，身若仓中鼠。惆怅倚市门，无人与之语。夜宴李将军，欲望心相许。何曾听我言，贪谑邯郸女。独上黄金台，凄凉泪如雨。（《东武吟》）

一车至三毂，本图行地速。不知驾驭难，举足成颠覆。欺暗尚不然，欺明当自戮。难将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不见三尺坟，云阳草空绿。（《读李斯传》）

曹邺的诗歌特色，不是讽刺统治阶级像太仓的老鼠，偷食太仓之粟，便是替被遗弃的妇女唱出呐喊的呼声。文体朴素，形象鲜明，具有独特风格。

司马扎，大中时诗人。他的代表作，也具有深厚社会内容。如：

有田不得种，身卧辽阳城。梦中稻花香，觉后战血腥。汉武在深殿，唯思廓寰瀛。中原半烽火，比屋皆点行。边土无膏腴，闲地何必争。徒令执耒者，刀下死纵横。（《古边卒思归》）

养蚕先养桑，蚕老人亦衰。苟无园中叶，安得机上丝。妾家非豪门，官赋日相追。鸣梭夜达晓，犹恐不及时。但爱蚕与桑，敢问结发期。东邻女新嫁，照镜弄蛾眉。（《蚕女》）

种田望雨多，雨多长蓬蒿。亦念官赋急，宁知荷锄劳。亭午霁日明，邻翁醉陶陶。乡吏不到门，禾黍苗自高。独有辛苦者，屡为州县徭。罢锄田又废，恋乡不忍逃。出门吏相促，邻家满仓谷。邻翁不可告，尽日向田哭。（《锄草怨》）

或代戍卒诅咒战争，或替蚕女控诉婚姻失期，或为农民怨诉锄田之勤苦和官赋之沉重，皆具有社会内容。

于，字子漪。咸通中，以进士擢第，终于泗州（治临淮，今江苏泗洪东南）判官。

于的代表作，如：

手植千树桑，文杏作中梁。频年徭役重，尽属富家郎。富家田业广，用此买金章。昨日门前过，轩车满垂杨。归来说向家，儿孙竞咨嗟。不见千树桑，一浦芙蓉花。（《田翁叹》）

古凿岩居人，一廛称有产。虽沾中覆形，不及贵门犬。驱牛耕白石，课女经黄茧。岁暮霜霰浓，画楼人饱暖。（《山村叟》）

贫女苦筋力，缲丝夜夜织。万梭为一素，世重韩娥色。五侯初买笑，建章方落籍。一曲古凉州，六亲长血食。欢尔画长眉，学歌饱亲戚。（《织素谣》）

二十属卢龙，三十防沙漠。平生爱功业，不觉从军恶。今来客鬓改，知学弯弓错。赤肉痛金疮，他人成卫霍。目断望君门，君门苦寥廓。（《边游录戍卒言》）

于在以上诗篇创作中，同情田翁山叟、织女戍卒，都具有深厚社会内容。

邵谒，韶州翁源县（今广东翁源东北）人。咸通中诗人。

邵谒的代表作，如：

皇天降丰年，本忧贫士食。贫士无良畴，安能得稼穑。工佣输富家，日落长叹息。为供豪者粮，役尽匹夫力。天地莫施恩，施恩强者得。（《岁丰》）

寒女命自薄，生来多贱微。家贫人不聘，一身无所归。养蚕多苦心，茧熟他人丝。织素徒苦力，素成他人衣。青楼富家女，才生便有主。终日着罗绮，何曾识机杼。清夜闻歌声，听之泪如雨。他人如何欢，我意又何苦。所以问皇天，皇天竟何语！（《贫女行》）

聂夷中，字坦之，河东人。咸通十三年（公元871年），以进士擢第。官华阴尉。

聂夷中的代表作，如：

种花满西园，花发青楼道。花下一禾生，去之为恶草。（《公子行》）

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咏田家》）

父耕原上田，子劚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田家二首》之一）

这些诗传诵人口，反映农民艰苦生活，语重心长。

杜牧　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人，元和中宰相杜佑的孙子。太和二年（公元827年），以进士擢第。沈传师表为江西团练使巡官，又为牛僧孺淮南节度使掌书记。擢监察御史，移疾分司东都。以弟病弃官，复为宣州团练使判官，拜殿中侍御史内供奉。累迁左补阙、史馆修撰，改膳部员外郎，历黄（治南安，今湖北黄冈）、池（治秋浦，今安徽贵池）、睦（治建德，今浙江建德）三州刺史，入为司勋员外郎，改吏部，复出为湖州刺史。逾年，拜考功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病卒。

杜牧著《罪言》，主张对藩镇用兵。他的诗歌，情致豪迈，时称小杜，以别于杜甫，著有《樊川集》。

杜牧的代表作，如：

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河湟》）

他念念不忘河湟的不守，到了宣宗大中初年，河湟收复，他也有诗：

捷书皆应睿谋期，十万曾无一镞遗。汉武惭夸朔方地，周宣休道太原师。威加塞外寒来早，恩入河源冻合迟。听取满城歌舞曲，凉州声韵远参差。（《今皇帝陛下一诏征兵不日功集河湟诸郡次第归降臣获睹圣功辄献歌咏》）

句吴亭东千里秋，放歌曾作昔年游。青苔寺里无马迹，绿水桥边多酒楼。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月明更想桓伊在，一笛闻吹出塞愁。（《润州二首》之一）

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澹云闲今古同。鸟来鸟去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陵东。（《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

百感中来不自由，角声孤起夕阳楼，碧山终日思无尽，芳草何年恨始休。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

七子论诗谁似公，曹刘须在指挥中。荐衡昔日知文举（令狐相公曾表荐处士），乞火何人作蒯通。北极楼台长挂梦，西江波浪远吞空。可怜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酬张祜处士见寄长句四韵》）

日落水流西复东，春光不尽柳何穷。巫娥庙里低含雨，宋玉宅前斜带风。不嫌榆荚共争翠，深与桃花相映红。灞上汉南千万树，几人游宦别离中。（《柳长句》）

炀帝雷塘上，迷藏有旧楼。谁家唱水调，明月下扬州。骏马宜间出，千金好旧游。喧阗醉年少，半脱紫茸裘。（《扬州三首》之一）

杜牧的绝句，也脍炙人口，如：

杜诗韩集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抓。天外凤皇谁得髓，无人解合续弦胶。（《读韩杜集》）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过华清宫绝句三首》之一）

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过华清宫绝句三首》之二）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山行》）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泊秦淮》）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寄扬州韩绰判官》）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江南春绝句》）

十载飘然绳检外，樽前自献自为酬。秋山春雨闲吟处，倚遍江南寺寺楼。（《念昔游三首》之一）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秋夕》）

有那么多的绝句清新可诵，杜牧真不愧是晚唐的大诗人了。

李商隐与温庭筠　李商隐，字义山，自号玉谿生，怀州河内（河南沁阳）人。李商隐大约生于唐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卒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活了四十六岁（据冯浩说）。

宰相令狐楚为河阳节度使，奇商隐之才，后徙天平（镇郓州，今山东东平须城镇）、宣武（镇汴州，今河南开封）节度使，皆表为巡官，亲自教李商隐怎样写骈体文。李商隐的古文，也写得很出色；李商隐的诗在晚唐诗人中具有独特风格；李商隐的骈体文，经令狐楚指点，也很有成就。他的诗集中有一首诗：

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侍龙韬。自从半夜传衣钵，不羡王祥得宝刀。（《谢书》）

就是感激令狐楚对他的精心指导而写的。令狐楚于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在梁州山南西道节度使任上病卒，当其疾甚时，自为遗奏，未成，召商隐足成之。遗奏的主要内容，以甘露事变诛杀太多，株连太广，请朝廷对被害而无辜的人加以昭雪，不使有冤，辞致曲尽，是一篇震动当时的文章。李商隐挽令狐楚诗：

延陵留表墓，岘首送沉碑。敢伐不加点，犹当无愧辞。百身终莫报，九死谅难追。待得生金后，川原亦几移。（《撰彭阳公志文毕有感》）

可见令狐楚和李商隐的关系，不仅仅是府主和幕僚的关系，而且是亲密的师生关系。

开成二年，李商隐以进士擢第。唐代的风俗，很看重科第，武臣勋贵尤其喜欢在新及第进士中选择女婿。泾源节度使（镇泾州，今甘肃泾川）王茂元很看重李商隐的文才，把女儿嫁给李商隐。

开成四年，李商隐以“试判”及格，授秘书省校书郎（正九品上）。不久，又外调为弘农（今河南灵宝）尉（从九品上）。尉得管理犯人，李商隐对这个工作很泄气，陕虢观察使孙简对他也不够重视，他准备弃官返京，还愤愤地做了一首诗：

黄昏对印点刑徒，愧负荆山入座隅。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

刚好孙简调职，姚合继任，姚合也是一个著名诗人，他看重李商隐文才，使人示意，才把他挽留了下来。不久，李商隐还是内调了，重任秘书省校书郎。稍后，李商隐又因母丧守制，一度返居永乐（今山西芮城西南永乐镇），但大部分时间居家在长安，过了“十年京师穷且饿”（《樊南甲集序》）的小京官生活。

这十年中，唐武宗的统治，从会昌元年到会昌六年（公元841—846年），一共占了六年，这是李德裕当国的时期，但是正九品小京官的李商隐和当朝一品的李德裕并无来往瓜葛。李德裕失败，再贬崖州司户参军，李商隐有《李卫公》诗：

绛纱弟子音尘绝，鸾镜佳人旧会稀。今日致身歌舞地，木棉花暖鹧鸪飞。

从这首诗里，反映了李商隐对李德裕并不怎么样抱有同情态度。李商隐集子里收有一篇《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那是替给事中郑亚代笔的稿子，后来郑亚改写，也没有全用李商隐的稿子。而且《一品集序》由郑亚具名，牵累不到李商隐的头上来。

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李商隐的妻父河阳节度使王茂元卒于镇，不久，大概在宣宗大中初年吧，李商隐的妻子也在京病故，这使李商隐的生活大大紧缩起来，不得不想出路，谋做外官了。

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李商隐去桂林任桂管观察使郑亚的从事——掌书记。带的京衔是检校水部员外郎（从六品上）。郑亚以李德裕党贬官，李商隐还长安。大中三年，吏部选李商隐为（今陕西周至）尉（正九品下），迁京兆府法曹参军（正七品下）。卢弘止出为徐州武宁军节度使，奏署李商隐为判官，掌典章奏，带的京衔是侍御史（从六品下）。大中六年，卢弘止病死，李商隐返回长安，以选为太学博士（正六品上）。太学博士是冷官，太穷了。“归来寂寞灵台下，着破蓝衫出无马。天官补吏府中趋，玉骨瘦来无一把”（《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不久他又弃官去梓州（治，今四川三台）任东川节度使柳仲郢的掌书记，带的京衔是检校工部郎中（从五品上）。一直到大中十一年柳仲郢内调，李商隐也返回长安。从公元847至857年这十年（除了任太学博士外），李商隐大致过的是“客涂飘瞥，使府沉沦”（冯浩《玉谿生年谱》）寄人篱下的幕僚生活。

柳仲郢内调为兵部侍郎，充盐铁转运使，李商隐也受委充任盐铁推官。不久，李商隐去荥阳，在荥阳病死。陆龟蒙说：“玉谿官不挂朝籍而死。”当时的制度，五品以上的官吏，都由朝廷制授，皆有籍，称为“具员”，这就是朝籍。(2)“官不挂朝籍而死”，就是说李商隐没有做到五品以上官便死去，意味着诗人的一生，位卑年促。

李商隐的代表作很多，我们先介绍他有关政治方面的诗篇。如：

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重有感》）

这是李商隐在“甘露事变”后，看到文宗形同幽囚，不能接对朝士，宰相阖家受屠戮，李商隐的诗意，希望藩镇能从外面给宦官集团施加压力，改变中央这种不正常的局面。

文宗开成元年，李商隐从汉中回到长安，在路上写了《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的五言长诗，中有云：“蛇年建丑月，我自梁还秦。南下大散岭，北济渭之滨。草木半舒坼，不类冰雪晨。又若夏苦热，卷无芳津。高田长檞枥，下田长荆榛。农具弃道傍，饥牛死空墩。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右辅田畴薄，斯民常苦贫。……国蹙赋更重，人稀役弥繁。……尔来又三岁，甘泽不及春。盗贼亭午起，问谁多穷民。”诗中反映了当时长安以西由于连年干旱，村落荒芜，白日发生劫掠，黄昏之后，更是寸步难行。李商隐认为应该责任宰相，进行政治改革，把动摇的局面稳定下来。

刘是攻击宦官擅权非常激烈的一个进士，结果反被宦官贬斥，黜为柳州司户参军，李商隐赠刘诗云：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己断燕鸿初起势，更惊骚客后归魂。汉廷急诏谁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万里相逢欢复泣，凤巢西隔九重门。（《赠刘司户》）

后来刘病死，李商隐挽他作诗：

上帝深宫闭九阍，巫咸不下问衔冤。黄陵（庙）别后春涛隔，湓浦（九江）书来秋雨翻。只有安仁能作诔，何曾宋玉解招魂。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哭刘》）

离居星岁易，失望死生分。酒瓮凝余桂，书签凝旧芸。江风吹雁急，山木带蝉曛。一叫千回首，天高不为闻。

有美扶皇运，无谁荐直言。已为秦逐客，复作楚冤魂。湓浦应分派，荆江有会源。并将添恨泪，一洒问乾坤。（《哭刘司户二首》）

路有论冤谪，言皆在中兴。空闻迁贾谊，不待相孙宏。江阔唯回首，天高但抚膺。去年相送地，春雪满黄陵。（《哭刘司户》）

把刘的形象写得很高大，对刘的死在感情上也表现出非常真挚和悲切。

李商隐的咏史诗，也往往出人意表，清新可诵，如：

咸阳宫阙郁嵯峨，六国楼台艳绮罗。自是当时天帝醉，不关秦地有山河。（《咸阳》）

以言六国为秦所灭，不关秦得河山百二，自是天帝偶醉，不省之耳。对暴秦可说攻击得很厉害了。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

此言汉文访贾生于宣室，虽夜半前席，而道及鬼神，不问如何存安苍生，此可憾耳。

汉家天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近郊。内苑只知含凤觜，属车无复插鸡翘。玉桃偷得怜方朔，金屋修成贮阿娇。谁料汉卿老归国，茂陵松柏雨萧萧。（《茂陵》）

茂陵，汉武帝陵名。此言汉武雄武，然而方朔终去，阿娇憔悴，及乎苏武杖汉节归来，而茂陵松柏萧萧，虚有求仙之说矣。

世上苍龙种，人间武帝孙。小来唯射猎，兴罢得乾坤。渭水天开苑，咸阳地献原。英灵殊未已，丁傅渐华轩。（《杜马上念汉书》）

歌咏的汉宣帝，实际是指唐宣宗而言的。“兴罢得乾坤”，极言得政权之不易。“丁傅渐华轩”，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势力已抬头。

猿鸟犹疑畏简书（公文书），风云常为护储胥（篱墙）。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指蜀后主）走传车。管（仲）乐（毅）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筹笔驿》）

此借筹笔驿嗟叹诸葛亮之忠荩，而亮死之后，蜀终以亡，所以说“梁父吟成恨有余”。

永寿兵来夜不扃，金莲无复印中庭。梁台歌管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齐宫词》）

此言齐梁更替事。

任当年有美名，可怜才调最纵横。梁台初建应惆怅，不得萧公作骑兵。（《读任彦碑》）

此亦言齐梁时事，言萧衍称帝，任不得使萧衍作骑兵参军，昔日喜言，竟成虚说。

玄武湖中玉漏催，鸡鸣埭口绣回。谁言琼树朝朝见，不及金莲步步来。敌国军营漂木柿，前朝神庙锁烟煤。满宫学士皆颜色，江令当年只费才。（《南朝》）

此指陈后主亡国事。

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小怜（冯淑妃）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

巧笑知堪敌万机，倾城最在着戎衣。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北齐二首》）

此言北齐后主猎天池失晋阳事。

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广陵城）作帝家。玉玺不缘归日角（唐太宗龙颜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隋宫》）

乘兴南游不戒严，九重谁省谏书函。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隋宫》）

此皆言隋炀帝游广陵事。

唐人喜欢言唐玄宗事，李商隐也一样。有关唐玄宗的诗：

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骊山有感》）

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龙池》）

都是通过杨太真本来是寿王李瑁妃这一事实，来对唐玄宗进行讽刺的。

冀马燕犀动地来，自埋红粉自成灰。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十二年为一纪），不及卢家有莫愁。（《马嵬二首》）

对唐玄宗的安史之乱，也是假诗意以讽喻其事的。

李商隐有大量无题诗（包括以诗开头两个字为题），辞意婉约，题旨隐晦，猜测的人又莫衷一是。由于篇幅限制，我们在这里只能举数首为例：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锦瑟》）

《史记·封禅书》有这样一段话：“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因此瑟实际是二十五弦而不是五十弦，锦瑟年华也是指二十五岁左右的人，而不是指五十岁的人。在李商隐《樊南集》里，《锦瑟》诗置在第一篇，这是由于李商隐在其送人的行卷里，《锦瑟》篇本来是行卷的首篇，后来编集的人仍其旧贯，仍以此篇置首。行卷是在进士擢第前投赠而用的，擢第以后就不必用行卷了。因此这首《锦瑟》诗肯定是李商隐二十六岁及第前的作品。锦瑟年华当然是指二十五岁而言的。

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无题四首》之一）

这首诗是远别梦家，醒来作书之作。

怅卧新春白袷衣，白门寥落意多违。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远路应悲春晚，残宵犹得梦依稀。玉缄札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春雨》）

这首诗也是春雨思家之作。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无题》）

这也是别后怀人之作。无题诗就只介绍这几首了。

李商隐的代表作还有如：

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十岁去踏青，芙蓉作裙钗。十二学弹筝，银甲不曾卸。十四藏六亲，悬知犹未嫁。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无题二首》之一）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常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常娥》）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夜雨寄北》）

想像咸池日欲光，五更钟后更回肠。三年苦雾巴江水，不为离人照屋梁。（《初起》）

山上离宫宫上楼，楼前宫畔暮江流。楚天长短黄昏雨，宋玉无愁亦有愁。（《楚吟》）

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

沟水分流西复东，九秋霜月五更风。离鸾别凤今何在，十二玉楼空更空。（《代应二首》之一）

洞庭波冷晓侵云，日日征帆送远人。几度木兰舟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木兰花》(3)）

昔岁陪游旧迹多，风光今日雨蹉跎。不因醉本兰亭在，兼忘当年旧永和。（《寄在朝郑曹独孤李四同年》）

非关宋玉有微辞，却是襄王梦觉迟。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有感》）

本是丁香树，春条结始生。玉作弹棋局，中心亦不平。（《柳枝五首》之二）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

这些作品，在《樊南集》里，都是杰出的诗篇。

李商隐在文体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不仅善写骈体文，同时也能写出精湛的散文；他不仅善于写五言诗和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同时也能模仿韩愈，用古文笔法来写七言古诗，《韩碑》就是最好的见证。

最后，我们谈谈他和令狐的关系。令狐要比李商隐大十多岁，由于令狐是李商隐的知赏者令狐楚的儿子，所以李商隐也很尊敬他。在开成五年（公元840年），令狐守制服满，复官左补阙，李商隐赠他诗时说：

惜别夏仍半，回途秋已期。那修直谏草，更赋赠行诗。锦段知无报，青萍更见疑。人生有通塞，公等系安危。警露鹤辞侣，吸风蝉抱枝。弹冠如不闻，又到扫门时。（《酬别令狐补阙》）

到了会昌四年（公元844年），令狐为右司郎中，李商隐赠诗：

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寄令狐郎中》）

感情是融洽的。到了会昌五年至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令狐绹出为湖州刺史，令狐绹还有诗赠李商隐，李商隐也有和他的诗，诗中告诉他“补羸贪紫桂，负气托青萍”，负气是感于意气的意思，并告诉他因生活上有困难，想前往桂府，充任幕职。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令狐绹由湖州召回，为考功郎中，知制诰，累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到了大中四年（公元850年），正式任为宰相，一直到大中十三年，他才罢相，充任宰相前后达十年之久。

李商隐在令狐绹从湖州调回中央以后，赠诗如：

昨夜玉轮明，传闻近太清。凉波冲碧瓦，晓晕落金茎。露索秦宫井，风弦汉殿筝。几时《绵竹颂》，拟荐《子虚》名。（《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

扬雄作《绵竹颂》，司马相如作《子虚赋》，李商隐这首诗里，确实有请令狐绹推荐给唐宣宗的意思。另外还有一首《寄令狐学士》诗，末两句云：“钧天虽许人间听，阊阖门多梦自迷。”表示愿意一窥阊阖，这和他的《钧天》诗的内容基本是一致的。《钧天》诗云：

上帝钧天会众灵，昔人因梦到青冥。伶伦吹裂孤生竹，却为知音不得听。

意思是上帝在会集众灵，奏钧天广乐，已经有人在梦中参加而听到了，伶伦是著名的乐师，却被排摈在外，而不能听到。

李商隐的文采，尤其在骈体文方面的成就，如果推荐他担任知制诰、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这类官职，是能够胜任的，但令狐绹始终没有加以推荐，毋怪李商隐在《九日》诗里要说“郎君官贵施行马，东无因得再窥”了。但这首《九日》诗疑点也很多，全诗云：

曾共山翁（山简）把酒时，霜天白菊绕阶墀。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篱。郎君官贵施行马，东无因再得窥。

令狐楚卒于唐文宗开成元年（公元836年），令狐绹的拜相在大中四年（公元850年），前后距离十四年，“十年泉下无消息”这句诗，就对不起来。另外，令狐楚是令狐绹的父亲，唐人避家讳是很严格的，而李商隐诗却说“空教楚客咏江篱”，这是习俗所不能允许的。因此这首诗的疑点是很多的。但是这首诗尽管存在着不少疑点，而令狐绹的不肯援引李商隐却是事实。

那么李商隐是否是牛李党争中李党的一方呢？答：不是的。李商隐和李德裕并无来往，上面已经谈到过了。是不是李商隐的岳父王茂元是李德裕之党而李商隐受牵连被指为李党呢？也不是的。李商隐和王茂元女儿结婚，是在开成二年，此后李商隐还经常和令狐绹赠诗往返，并没有和令狐绹疏远的痕迹；况且王茂元也算不上是李党。那么是不是李商隐在大中初年仕李党骨干郑亚桂管观察使从事而为令狐绹所恶呢？也不像。因为此时李德裕已贬崖州司户，郑亚也将随着贬为循州刺史，李商隐只是烧冷灶，并不是在李党得势的时候做郑亚的幕僚，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我认为令狐绹是牛党中的大派阀，他那时要把牛党中的骨干推荐到政府要害部门，如知制诰、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这类位置上去。李商隐固然不是李党，但也不是牛党，就只好靠边站，无法去占据重要路津了。从大派阀令狐绹的角度来看，把李商隐安插在政府要害部分，对牛党决不会有好处的。所以李商隐只好名不挂朝籍而死了。

温庭筠，本名岐，字飞卿，原籍太原，寓居江东。屡举进士，不及第，后官随县（今湖北随州）尉，卒。庭筠才思艳丽，韵格清拔，工为词章小赋，与李商隐齐名，时称温李。

温庭筠的代表作，如：

南朝天子射雉时，银河耿耿星参差。铜壶漏断梦初觉，宝马尘高人未知。鱼跃莲东荡宫沼，蒙蒙御柳悬栖鸟。红妆万户镜中春，碧树一声天下晓。盘踞势穷三百年，朱方杀气成愁烟。彗星拂地浪连海，战鼓渡江尘涨天。绣龙画雉填宫井，野火风驱烧九鼎。殿巢江燕砌生蒿，十二金人霜炯炯。芊绵平绿台城基，暖色春容荒古陂。宁知玉树后庭曲，留待野棠如雪枝。（《鸡鸣埭曲》）

丁东细漏侵琼瑟，影转高梧月初出。簇簌金梭万缕红，鸳鸯艳锦初成匹。锦中百结皆同心，蕊乱云盘相间深。此意欲传传不得，玫瑰作柱朱弦琴。为君裁破合欢被，星斗迢迢共千里。象齿熏炉未觉秋，碧池中有新莲子。（《织锦词》）

天兵九月渡遐水，马踏沙鸣惊雁起。杀气空高万里情，塞寒如箭伤眸子。狼烟堡上霜漫漫，枯叶号风天地干。犀带鼠裘无暖色，清光炯冷黄金鞍。虏尘如雾昏亭障，陇首年年汉飞将。麟阁无名期未归，楼中思妇徒相望。（《遐水谣》）

捣麝成尘香不灭，拗莲作寸丝难绝。红泪文姬洛水春，白头苏武天山雪。君不见无愁高纬花漫漫，漳浦宴余清露寒。一旦臣僚共囚虏，欲吹羌管先澜。旧臣头鬓霜华早，可惜雄心醉中老。万古春归梦不归，邺城风雨连天草。（《达摩支曲》）

朔管迎秋动，雕阴雁来早。上郡隐黄云，天山吹白草。嘶马悲寒碛，朝阳照霜堡。江南戍客心，门外芙蓉老。（《边笳曲》）

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商山早行》）

澹然空水对斜晖，曲岛苍茫接翠微。波上马嘶看棹去，柳边人歇待船归。数丛沙草群鸥散，万顷江田一鹭飞。谁解乘舟寻范蠡，五湖烟水独忘机。（《利州南渡》）

湖上微风入槛凉，翻翻菱荇满回塘。野船着岸偎春草，水鸟带波飞夕阳。芦叶有声疑雾雨，浪花无际似潇湘。飘然篷艇东归客，尽日相看忆楚乡。（《南湖》）

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蓬过古坟。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石麟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过陈琳墓》）

铁马云骓久绝尘，柳阴高压汉营春。天清杀气屯关右，夜半妖星照渭滨。下国卧龙空误主，中原逐鹿不由人。象床锦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过五丈原》）

苏武魂销汉使前，古祠高树两芒然。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羊归塞草烟。回目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苏武庙》）

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风叶下洞庭波。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赠少年》）

古坟零落野花春，闻说中郎有后身。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蔡中郎坟》）

咸阳桥上雨如悬，万点空隔钓船。还似洞庭春水色，晚云将入岳阳天。（《咸阳值雨》）

冰簟银床梦不成，碧天如水夜云轻。雁声远过潇湘去，十二楼中月自明。（《瑶瑟怨》）

温庭筠“才思艳丽，工于小赋，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义乎而八韵成，多为邻铺（试场内邻室）假手，号日救数人也”。“沈询侍郎知举，别施铺席授庭筠，不与诸公邻比。翌日，帘前谓庭筠曰：‘向来策名者，皆是文赋托于学士，某今岁场中并无假托，学士勉。’因遣之。”“宣宗爱唱《菩萨蛮》词，令狐相国（）假其新撰密进之，戒令勿泄，而遽言于人，由是疏之。”又令狐“曾以故事访于温岐（庭筠），对以其事出《南华》（《庄子》），且曰：‘非僻书也。或冀相公燮理之暇，时宜览古。’益怒之，乃奏岐有才无行，不宜与第”。“乃授（随州）方城县尉，所以岐诗云：‘因知此恨人多积，悔读《南华》第二篇。’”（《北梦琐言》）庭筠之出为随州随县尉，时中书舍人裴坦当制，敕文云：“敕：乡贡进士温庭筠，早随计吏，夙著雄名，徒负不羁之才，罕有适时之用。放骚人于湘浦，移贾谊于长沙，尚有前席之期，未爽抽毫之思。可随州随县尉。”庭筠“词赋诗篇，冠绝一时”。而“连举进士，竟不中第，至是谪为九品吏”（《东观奏记》）。庭筠将之任，文士争作诗送之，唯纪唐夫得其尤。诗云：“何事明时泣玉频，长安不见杏园春。凤凰诏下虽沾命。《鹦鹉》才高却累身。且饮醽消积恨，莫辞黄绶拂行尘。方城若比长沙远，游隔千山与万津”（《摭言》），人多讽诵，表示对诗人的同情。

皮日休、陆龟蒙与杜荀鹤　皮日休，字袭美，襄阳人。咸通八年（公元867年），以进士擢第。累官太常博士。黄巢攻下长安，署为翰林学士，后又为巢所杀。

皮日休的代表作，如：

秋深橡子熟，散落榛芜岗。伛伛黄发媪，拾之践晨霜。移时始盈掬，尽日方满筐。几曝复几蒸，用作三冬粮。山前有熟稻，紫穗袭人香。细获又精舂，粒粒如玉。持之纳于官，私室无仓箱。如何一石余，只作五斗量。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农时作私债，农毕归官仓。自冬及于春，橡实诳饥肠。吾闻田成子，诈仁犹自王。吁嗟逢橡媪，不觉泪沾裳。（《橡媪叹》）

陇山千万仞，鹦鹉巢其巅。穷危又极险，其山犹不全。蚩蚩陇之民，悬度如登天。空中觇其巢，堕者争纷然。百禽不得一，十人九死焉。陇川有戍卒，戍卒亦不闲。将命提雕笼，直到金台前。彼毛不自珍，彼舌不自言。胡为轻人命，奉此玩好端。吾闻古圣王，珍禽皆舍。今此陇民属，每岁啼涟涟。（《哀陇民》）

隐隐聚若雷，肤不知足。皇天苦不平，微物教食肉。贫士无绛纱，忍苦卧茅屋。何事觅膏腴，腹无太仓粟。（《蚊子》）

女娲掉绳索，泥成下人。至今顽愚者，生如土偶身。云物养吾道，天爵高我贫。大笑猗氏辈，为富皆不仁。（《偶书》）

亭午头未冠，端坐独愁予。贫家烟爨稀，灶底阴虫语。门小愧车马，廪空惭雀鼠。尽室未寒衣，机声羡邻女。（《贫居秋日》）

陆龟蒙，字鲁望，苏州人。举进士不第，辟苏州、湖州二州从事，退隐松江甫里。唐昭宗光化（公元898至901年）中，赠右补阙。

陆龟蒙的代表作，如：

将军被鲛函，只畏金石镞。岂知谗箭利，一中成赤旌。古来信簧舌，巧韵凄锵曲。君闻悦耳音，尽日听不足。初因起毫发，渐可离骨肉。所以贤达心，求人须任目。（《感事》）

芙蓉匣中镜，欲照心还懒。本是细腰人，别来罗带缓。从君出门后，不奏云和管。妾思冷如簧，时时望君暖。心期梦中见，路永魂梦断。怨坐泣西风，秋窗月华满。（《赠远》）

屋小茅干雨声大，自疑身着蓑衣卧。兼似孤舟小泊时，风吹折苇来相佐。我有愁襟无可那，才成好梦刚惊破。背壁残灯不及萤，重挑却向灯前坐。（《雨夜》）

捣成霜粒细鳞鳞，知作愁吟喜见分。向日乍惊新茧色，临风时辨白萍文。好将花下承金粉，堪送天边咏碧云。见倚小窗亲襞染，尽图春色寄夫君。（《袭美以鱼笺见寄因谢成篇》）

城上一培土，手中千万杵。筑城畏不坚，坚城在何处。（《筑城词二首》之一）

莫叹筑城劳，将军要却敌。城高功亦高，尔命何劳惜。（《筑城词二首》之二）

南北路何长，中间万弋张。不知烟雾里，几只到衡阳。（《雁》）

《天问》复《招魂》，无因彻帝阍。岂知千丽句，不敌一谗言。（《离骚》）

杜荀鹤，字彦之，池州（治秋浦，今安徽贵池）人。大顺二年（公元891年），以进士擢第。官至主客员外郎、知制诰、翰林学士。天（公元904至907年）初卒。

杜荀鹤的代表作，如：

早被婵娟误，欲妆临镜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忆采芙蓉。（《春宫怨》）

去越从吴过，吴疆与越连。有园多种橘，无水不生莲。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此中偏重客，君去必经年。（《送友游吴越》）

握手相看谁敢言，军家刀剑在腰边。遍搜宝货无藏处，乱杀平人不怕天。古寺拆为修寨木，荒坟开作城砖。郡侯逐出浑闲事，正是銮舆幸蜀年。（《旅泊遇郡中叛乱示同志》）

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山中寡妇》）

经乱衰翁居破村，村中何事不伤魂。因供寨木无桑柘，为点乡兵绝子孙。还似平宁征赋税，未尝州县略安存。至今鸡犬皆星散，日落前山独倚门。（《乱后逢村叟》）

家随兵尽屋空存，税额宁容减一分。衣食旋营犹可过，赋输长急不堪闻。蚕无夏织桑充寨，田废春耕犊劳军。如此数州谁会得，杀民将尽更邀勋。（《题所居村舍》）

去岁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再经胡城县》）

粉色全无饥色加，岂知人世有荣华。年年道我蚕辛苦，底事浑身着苎麻。（《蚕妇》）

无子无孙一病翁，将何筋力事耕农。官家不管蓬蒿地，须索王租出此中。（《伤硖西县病叟》）

白发星星筋力衰，种田犹自伴孙儿。官苗若不平平纳，任是丰年也受饥。（《田翁》）

楚天空阔月沉轮，蜀魄声声似告人。啼得血流无用处，不如缄口过残春。（《闻子规》）

雨匀紫菊丛丛色，风弄红蕉叶叶声。北畔是山南是海，只堪图画不堪行。（《闽中》）

杜荀鹤有些诗篇，虽基调略嫌低沉，但不少作品还是富有社会内容，反映了唐末离乱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唐末还有不少诗人，写出了不少动人的诗篇。

高骈，历官安南都护，唐僖宗时，迁剑南西川节度使，封燕国公。又徙荆南节度使，加诸道行营都统，又徙为淮南节度，进检校太尉，封渤海郡王。骈早年英俊有为，折节为文学。晚节意志衰落，好神仙，刑政不修，信任佥人吕用之，接受襄王李伪署，及称帝失败，骈在广陵亦为其部将毕师铎所杀。

高骈的代表作，如：

帝舜南巡去不还，二妃幽怨水云间。当时珠泪垂多少，直到如今竹尚斑。（《湘妃庙》）

六出花飘入户时，坐看修竹变琼枝。逡巡好上高楼望，盖尽人间恶路歧。（《对雪》）

曾驱万马上天山，风去云回顷刻间。今日海门南面事，莫教还似凤林关。（《赴安南却寄台司》）

关山万里恨难销，铁马金鞭出塞遥。为问昔时青海畔，几人归到凤林桥。（《寓怀》）

公子邀欢月满楼，双成揭调唱伊州。便从席上风沙起，直到阳关水尽头。（《赠歌者二首》之二）

二年边戍绝烟尘，一曲河湾万恨新。从此凤林关外事，不知谁是苦心人。（《塞上曲二首》之一）

陇上征夫陇下魂，死生同恨汉将军。不知万里沙场苦，空举平安火入云。（《塞上曲二首》之二）

蜀江波影碧悠悠，四望烟花匝郡楼。不会人家多少锦，春来尽挂树梢头。（《锦城写望》）

花满西园月满池，笙歌摇曳画船移。如今暗与心相约，不动征旗动酒旗。（《写怀二首》之二）

高骈在西川节度使任上，筑成都城，备御吐蕃和南诏，朝廷却怀疑他要割据一方，徙镇荆南（镇江陵），他作了《风筝》一诗以见意（见《容斋随笔》）。诗云：

夜静弦声响碧空，宫商信任往来风。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移将别调中。（《风筝》）

后来王铎作了诸道都统，他又作诗见意：

炼汞烧铅四十年，至今犹在药炉前。不知子晋缘何事，只学吹箫便得仙。（《闻河中王铎加都统》）

以为自己有百战之功，不见重用，四十年老将，反受王铎节制，故作此诗，表示他的牢骚。

张乔，池州（治秋浦，今安徽贵池）人。咸通中，以进士擢第。

张乔的代表作，如：

贫游无定踪，乡信转难逢。寒渚暮烟阔，去帆归思重。潮平低戍火，木落远山钟。况是渔家宿，疏篱响夜舂。（《江村》）

少年随将讨河湟，头白时清返故乡。十万汉军零落尽，独吹边曲向残阳。（《河湟旧卒》）

离别河边绾柳条，千山万水玉人遥。月明记得相寻处，城锁东风十五桥。（《寄维扬故人》）

曹唐，字尧宾，桂州人。初为道士，后返儒服，累为使府从事。

曹唐的代表作，是《小游仙》诗九十八首。今录数首如下：

骑龙重过玉溪头，红叶还春碧水流。省得壶中见天地，壶中天地不曾秋。

焚香独自上天坛，桂树风吹玉简寒。长怕嵇康乏仙骨，与将仙籍再寻看。

天上邀来不肯来，人间双鹤又空回。秦皇汉武死何处，海畔红桑花自开。

叔卿（《神仙传》有卫叔卿）遍觅九天春，不见人间故旧人。怪得蓬莱山下水，半成沙土半成尘。

海上桃花千树开，麻姑一去不知来。辽东老鹤应慵惰，教探桑田便不回。

方士飞轩驻碧霞，酒寒风冷月初斜。不知谁唱归春曲，落尽溪头白玉花。

借神仙境界来叙述人间的离恨别怨和曲折感情，情致委婉动人。

罗邺，余杭人，累举进士不第，光化（公元898至901年）中，追赐进士及第，赠官补阙。

罗邺的代表作，如：

自说归山人事赊，素琴丹灶是生涯。床头残药鼠偷尽，溪上破门风摆斜。石井晴无青葛叶，竹篱荒映白茅花。遥知此去应稀出，独卧晴窗梦晓霞。（《送张逸人》）

愁坐兰闺日过迟，卷帘巢燕羡双飞。管弦楼上春应在，杨柳桥边人未归。玉笛岂能留舞态，金河犹自浣戎衣。梨花满园东风急，惆怅无言倚锦机。（《春闺》）

暮天新雁起汀洲，红蓼花开水国愁。想得故园今夜月，几人相忆在江楼。（《雁二首》之一）

蜀魄千年尚怨谁，声声啼血向花枝。满山明月春风夜，正是愁人不寐时。（《闻子规》）

望断长川一叶舟，可堪归路更沿流。重来别处无人见，芳草斜阳满渡头。（《春江恨别》）

高蟾，河朔人。乾符三年（公元876年），以进士擢第，乾宁（公元894至898年）中，为御史中丞。高蟾的代表作，如：

明月断魂清霭霭，平芜归思绿迢迢。人生莫遣头如雪，纵得春风亦不消。（《春》）

曾伴浮云悲晚翠，犹陪落日泛秋声。世间无限丹青手，一片伤心画不成。（《金陵晚望》）

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

唐彦谦，字茂业，并州人。咸通（公元860至874年）中，举进士十余年不第，后历官阆（州治阆中，今四川阆中东二十里）、壁（州治诺水，今四川通江）、绛（州治正平，今山西新绛）三州刺史。

唐彦谦的代表作，如：

落日下遥峰，荒村倦行旅。停车息茅店，安寝正鼾睡。忽闻扣门急，云是下乡隶。公文捧花柙，鹰隼驾声势。良民惧官府，听之肝胆碎。阿母出搪塞，老脚走颠踬。小心事款延，□余粮复匮。东邻借种鸡，西舍觅芳醑。再饭不厌饱，一饮直呼醉。明朝怯见官，苦苦灯前跪。使我不成眠，为渠滴清泪。民膏日已瘠，民力日愈弊。空怀伊尹心，何补尧舜治。（《宿田家》）

春风吹蚕细如蚁，桑芽才努青鸦嘴。侵晨探采谁家女，手挽长条泪如雨。去岁初眠当此时，今岁春寒叶放迟。愁听门外催里胥，官家二月收新丝。（《采桑女》）

天北天南绕路边，托根无处不延绵。萋萋总是无情物，吹绿东风又一年。（《春草》）

昭烈（刘备）遗黎死尚羞，挥刀斫石恨谯周。如何千载留遗庙，血食巴山伴武侯。（《邓艾庙》）

纷纷从此见花残，转觉长绳系日难。楼上有愁春不浅，小桃风雪凭栏干。（《春早落英》）

周朴，字太朴，吴兴人。避地福州，寄食乌石山僧寺。黄巢入闽，朴为巢所杀。

周朴的代表作，如：

荒郊一望欲消魂，泾水萦纡旁远村。牛马放多春草尽，原田耕破古碑存。云和积雪苍山晚，烟伴残阳绿树昏。数里黄沙行客路，不堪回首思秦原。（《春日秦国怀古》）

一阵风来一阵砂，有人行处没人家。黄河九曲冰先合，紫塞三春不见花。（《塞上曲》）

石国胡儿向碛东，爱吹横笛引秋风。夜来云雨皆飞尽，月照平沙万里空。（《塞下曲》）

郑谷，字守愚，袁州（治宜春，今江西宜春）人。光启三年（公元887年），以进士擢第。历官右拾遗、都官郎中。

郑谷的代表作，如：

乡人来话乱离情，泪滴残阳问楚荆。白社已应无故老，清江依旧绕空城。高歌军旅齐山树，昔日渔家尽野营。牢落故居灰烬后，黄花紫蔓上墙生。（《渚宫后乱作》）

暖戏烟芜锦翼齐，品流应得近山鸡。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游子乍闻征袖湿，佳人才唱翠眉低。相呼相唤湘江阔，苦竹丛深春日西。（《鹧鸪》）

郑谷这首《鹧鸪》诗写成后，传诵一时，时称之为郑鹧鸪。

崔涂，字礼山，江南人。光启四年（公元888年），以进士擢第。

崔涂的代表作，如：

年年南涧滨，力竭志犹存。雨雪朝耕苦，桑麻岁计贫。战添丁壮役，老忆太平春。见说经荒后，田园半属人。（《南涧耕叟》）

风紧日凄凄，乡心向此迷。水分平楚阔，山接故关低。客路缘烽火，人家厌鼓鼙。那堪独驰马，江树穆陵西。（《申州道中》）

迢递三巴路，危万里身。乱山残雪夜，孤烛异乡春。渐与骨肉远，转于僮仆亲。那堪正飘泊，明日岁华新。（《巴山道中除夜书怀》）

风飘碧瓦雨催垣，却有邻人与锁门。几树好花闲白昼，满庭芳草自黄昏。放鱼池涸花争闹，栖燕巢空雀自喧。不独凄凉眼前事，咸阳一火便成原。（《废宅》）

举国繁华委逝川，羽毛飘荡一年年。他山叫处花成血，旧苑春来草似烟。雨暗不离浓绿树，月斜长吊月明天。湘江日暮声凄切，愁杀行人归去船。（《子规》）

水流花谢两无情，送尽东风过楚城。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故园书动经年绝，华发春唯满镜生。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争。（《春夕》）

衡门一别梦难稀，人欲归时不得归。长忆去年寒食夜，杏花零落雨霏霏。（《忆街西所居》）

洛阳寒食苦多风，扫荡春华一半空。莫道芳蹊尽成实，野花犹有未开业。（《涂中阻风》）

染不成干画未销，霏霏拂拂又迢迢。曾从建业城边路，蔓草寒烟锁六朝。（《秋色》）

五千里外三年客，十二峰前一望秋。无限别魂招不得，夕阳西下水东流。（《巫山旅别》）

四朝十帝尽风流，建业长安两醉游。唯有一篇杨柳曲，江南江北为君愁。（《读庾信集》）

吴融，字子华，越州山阴人。龙纪（公元889年）初，以进士擢第。昭宗召拜中书舍人，迁翰林学士承旨。

吴融的代表作，如：

一棹归何处，苍茫落照昏。无人应失路，有树始知春。湖岸春耕废，江城战鼓喧。儒冠解相误，学剑尽乘轩。（《途中》）

始怜春草细霏霏，不觉秋来绿渐稀。惆怅撷芳人散尽，满园烟雾蝶高飞。（《秋园》）

春红始谢又秋红，息国亡来入楚宫。应是蜀冤啼不尽，更凭颜色诉西风。（《送杜鹃花》）

钱珝，字瑞文，吏部尚书钱徽子。善文辞，为宰相王搏所荐，官知制诰、中书舍人。及王搏得罪死（事在唐昭宗光化三年，即公元900年）、珝亦贬为抚州（治临川，今江西抚州）司马。

钱珝的代表作，如：

洒洒滩声晚霁时，客亭风袖半披垂。野云行止谁相待，明月襟怀只自知。无伴偶吟溪上路，有花偷笑腊前枝。牵情景物潜惆怅，忽似伤春远别离。（《客舍寓怀》）

负罪将军在北朝，秦淮芳草绿迢迢。高台爱妾魂销尽，始得丘迟为一招。

久戍临洮报未归，箧香销尽别时衣。身轻愿比兰阶叶，万里还寻塞草飞。

永巷频闻小苑游，旧恩如泪亦难收。君前愿报新颜色，团扇须防白露秋。（《春恨三首》）

冷烛无烟绿腊干，芳心犹卷怯春寒。一缄书札藏何事，会被东风暗折看。（《未展芭蕉》）

钱珝尚有《江行无题一百首》，都是五言绝句，其中有不少佳作，如：

佳节虽逢菊，浮生正似萍。故山何处望，荒岸小长亭。

兵火有余烬，贫村才数家。无人争晓渡，残月下寒沙。

岸绿野烟送，江红斜照微。撑开小渔艇，应到月明归。

咫尺愁风雨，匡庐不可登。只疑云雾窟，犹有六朝僧。

千顷水纹细，一拳岚影孤。君山寒树绿，曾过洞庭湖。

卢汝弼，以进士擢第。以祠部员外郎、知制诰，从昭宗迁洛。后依李克用，克用表为节度副使。

卢汝弼的代表作，如：

春风昨夜到榆关，故国烟花想已残。少妇不知归不得，朝朝应上望夫山。

卢龙塞外草初肥，雁乳平芜晓不飞。乡国近来音信断，至今犹自着寒衣。

八月霜飞柳半黄，蓬根吹断雁南翔。陇头流水关山月，泣上龙堆望故乡。

朔风吹雪透刀瘢，饮马长城窟更寒。半夜火来知有敌，一时齐保贺兰山。（《和李秀才边庭四时怨》）

黄巢的诗　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巢，尝举进士不第，他也能诗。据《贵耳集》说：“巢五岁时，侍其翁（祖父）、父为菊花联句，翁思索未至，巢信口应曰：‘堪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赭黄衣。’”“乃翁曰：孙能诗，但未知轻重，可令再赋一篇。”巢应之曰：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移共桃花一处开（《题菊花》）。

据宋与时《宾退录》引陶《五代乱离纪》云：黄巢并没有死于狼虎谷，“遁免后祝发为浮屠，依张全义于洛阳，曾绘像题诗”。诗云：

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危栏看落晖。

这首诗实际是假的，元稹有《智度师》二首：

四十年前马上飞，功名藏尽拥禅衣。石榴园下擒生处，独自闲行独自归。

三陷思明三突围，铁衣抛尽衲禅衣。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凭栏干望落晖。

所谓黄巢的诗实际是从元稹《智度师》二首窜易磔裂，合二为一的。黄巢的诗既是假的，黄巢的遁免为僧之说，当然也绝不可信了。

司空图与韩　司空图，字表圣，河中虞乡（今山西永济虞乡）人。咸通末，以进士擢第。历官礼部员外郎、礼部郎中。僖宗在凤翔，召拜知制诰、中书舍人。后退居中条山王官谷（今曰横岭，在虞乡东南十里）。朱温召为礼部尚书，不赴，病卒。

司空图的代表作，如：

旅寓虽难定，乘闲是胜游。碧云萧寺霁，红树谢村秋。戍鼓和潮暗，船灯照岛幽。诗家多滞此，风景似相留。（《寄永嘉崔道融》）

身病时亦危，逢秋多恸哭。风波一摇荡，天地几翻覆。孤萤出荒地，落叶穿破屋。势利长草草，何人访幽独。（《秋思》）

宦游萧索为无能，移住中条最上层。得剑乍如添健仆，亡书久似失良朋。燕昭不是空怜马，支遁何妨亦爱鹰。自此致身绳检外，肯教世路日兢兢。（《退栖》）

形胜今虽在，荒凉恨不穷。虎狼秦国破，狐兔汉陵空。（《秦关》）

丧乱家难保，艰虞病难医。空将忧国泪，犹拟洒丹墀。（《乱后三首》之一）

独步荒郊暮，沉思远墅幽。平生多少事，弹指一时休。（《偶书五首》之四）

离乱身偶在，窜迹任浮沉。虎暴荒居迥，营孤黑夜深。（《避乱》）

故国春归未有涯，小栏高槛别人家。五更惆怅回孤枕，犹自残灯照落花。（《华上二首》之一）

天风斡海怒长鲸，永固（苻坚）南来百万兵。若向沧洲犹笑傲（指谢安），江山虚有石头城。（《南北史感遇十首》之四）

乱后人间尽不平，秦川花木最伤情。无穷红艳红尘里，骤马分香散入营。（《南北史感遇十首》之十）

小池随事有风荷，烧酹倾壶一曲歌。欲待秋塘擎露看，自怜生意己无多。（《偶题三首》之一）

韩，字致尧，小字冬郎，京兆万年人。父瞻，与李商隐同年及第，又同为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女婿。十岁就能写诗，李商隐有赠冬郎诗：

十岁裁诗走马成，冷灰残烛动离情。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

可见韩在幼年时代，就是天资聪颖，成诗敏捷。龙纪元年（公元889年），以进士擢第。初佐河中幕府，后拜左拾遗，历左谏议大夫、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唐昭宗想命韩任宰相者数四，皆推让不肯做。后来韩推荐他的座主御史大夫赵崇和兵部侍郎王赞，唐昭宗答应了。宰相崔胤恶崇、赞等分己权，使朱温入朝争之。温见昭宗，曰：“赵崇轻薄之魁，王赞无才用，韩何得妄荐为相！”（《资治通鉴》唐昭宗天复三年）昭宗在朱温的压力下，乃贬为濮州（治鄄城，今山东鄄城旧城）司马。因为濮州是朱温的统治地区，韩惧为朱温所害，故不敢赴官，乃南游寄寓湖湘，时天复三年（公元903年）也。天三年（公元906年），又经江西入福建，依王审知，后病死于福建。

韩在翰林时，写了不少诗，反映了他在翰林学士任上的生活和政治活动情况。

银台直北金銮外，暑雨初晴皓月中。唯对松篁听刻漏，更无尘上翳虚空。绿香熨齿冰盘果，清冷侵肌水殿风。夜久忽闻铃索动（禁署严密，非本院人，虽有公事，不敢遽入。至于内夫人宣事，亦先引铃。每有公事，即内臣立于门外，铃声动，本院小判官出受，受讫，授院使，院使授学士）。玉堂西畔响丁东。（《雨后月中玉堂闲坐》）

清暑帘开散异香，恩深咫尺对龙章。花应洞里寻常发，日向壶中特地长。坐久勿疑槎犯斗，归来兼恐海生桑。如今冷笑东方朔，唯用恢谐侍汉皇。（《六月十七日召对自辰及申方归本院》）

星斗疏明禁漏残，紫泥封后独凭栏。露和玉屑金盘冷，月射珠光贝阙寒。天衬楼台笼苑外，风吹歌管下云端。长卿只为《长门赋》，未识君臣际会难。（《中秋禁直》）

蜂黄蝶粉两依依，狎宴临春日正迟。密旨不教江令（江总）醉，丽华微笑认皇慈。（《侍宴》）

上苑离宫处处迷，相风高与露盘齐。金阶铸出狻猊立，玉树雕成翡翠啼。外使调鹰初得按（五方外按使，以鹰隼初调习，始能擒获，谓之“得按”），中官过马不教嘶（上每乘马，必阉官驭以进，谓之“过马”。既乘之，而后蹀嘶鸣）。笙歌锦绣云霄里，独许词臣醉似泥。（《苑中》）

宦官逼迫唐昭宗去凤翔，韩随侍昭宗左右，这是唐王朝政局最动荡的时期。韩诗中反映其事。

中宵忽见动葭灰，料得南枝有早梅。四野便应枯草绿，九重先觉冻云开。阴冰莫向河源塞，阳气今从地底回。不道惨舒无定分，却忧蚊响又成雷。（《冬至夜作》天复二年壬戌，随驾在凤翔府）

到了天复三年（公元903年）二月十一日，贬濮州司马，同月二十二日有诗：

谪官过东畿，所抵州名濮。故里欲清明，临风堪恸哭。溪长柳似帷，山暖花如醭。逆旅讶簪裾（南路以久无儒服经过，皆相聚悲喜），野老悲陵谷。暝鸟影连翩，惊狐尾纛簌。尚得佐方州，信是皇恩沐。（《出官经硖石县》）

硖石县在今河南陕县东南七十里硖石镇，韩赴濮州，应从潼关东过洛阳，他却从硖石东南直趋湖南了。

韩在湖南的作品有：

梅花不肯傍春光，自向深冬着艳阳。龙笛远吹胡地月，燕钗初试汉宫妆。风虽强暴反添思，雪欲侵凌更助香。应笑暂时桃李树，盗和天气作年芳。（《梅花》）

古木侵天日已沉，露华凉冷润衣襟。江城曛黑人行绝，唯有啼乌伴夜椹。（《曛黑》）

万里晴江万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烟。渔翁醉著无人唤，过午醒来雪满船。（《醉著》）

一笼金线拂弯桥，几被儿童损细腰。无奈灵和标格在，春来依旧袅长条。（《柳》）

万古离怀憎物色，几生愁绪溺风光。废城沃土肥春草，野渡空船荡夕阳。倚道向人多脉脉，为情因酒易伥伥。宦途弃掷须甘分，回避红尘是所长。（《即目二首》之一）

一园红艳醉陂陀，自蒂连梢簇茜罗。蜀魄未归长滴血，只应偏滴此丛多。（《净兴寺杜鹃一枝繁艳无比》）

西山爽气生襟袖，南浦离愁入梦魂。人泊孤舟青草岸，鸟鸣高树夕阳村。偷生亦似符天意，未死深疑负国恩。白面儿郎犹巧宦，不知谁与正乾坤。（《避地》）

天长水阔网罗稀，保得重重翠碧衣。挟弹小儿多害物，劝君莫近市朝飞。（《翠碧鸟》以上并在醴陵作）

韩在天二年（公元905年），进入江西，听到唐王朝任命他重为兵部侍郎兼翰林学士承旨，他没有北上，却做了一首诗：

旅寓在江郊，秋风正寂寥。紫泥虚宠奖，白发已渔樵。事往凄凉在，时危志气销。若为（如何之意）将朽质，犹拟杖于朝。（《乙丑岁（天二年）九月在萧滩镇驻泊两月忽得杨迢员外书贺予复除戎曹（兵部）依旧承旨（翰林学士承旨）还缄后因书四十字》）

天三年（公元906年）秋，他进入福建。此后的诗如：

此心兼笑野云忙，甘得贫闲味甚长。病起乍尝新橘柚，秋深初换旧衣裳。晴来喜鹊无穷语，雨后寒花特地香。把钓覆棋兼举白，不离名教可颠狂。（《秋深闲兴》）

故都（指长安）遥想草萋萋，上帝深疑亦自迷。寒雁已侵池御宿，宫鸦犹恋女墙啼。天涯烈士空垂涕，地下强魂必噬脐。掩鼻计成终不觉，冯无路鸣鸡。（《故都》）

水自潺日自斜，尽无鸡犬有鸣鸦。千村万落如寒食，不见人烟空见花。（《自沙县抵龙溪县值泉州军过后村落皆空因有一绝》）（庚午年——后梁开平四年，即公元910年）

鹅儿唼黄觜，凤子轻盈腻粉腰，深院下帘人昼寝，红蔷薇架碧芭蕉。（《深院》）

簪裾皆是汉公卿，尽作锋剑血醒。显负旧恩归乱主，难教新国用轻刑。穴中狡兔终须尽，井上婴儿岂自宁。底事亦疑惩未了，更应书罪在泉扃。（《八月六日作四首》之三）

坐看包藏负国恩，无才不得预经纶。袁安坠睫寻忧汉，贾谊濡毫但《过秦》。威凤鬼应遮矢射，灵犀天与隔埃尘。堤防瓜李能终始，免愧于心负此身。（《八月六日作四首》之四）

壬申年，唐已亡了六年了，韩追想天元年（公元904年），昭宗被杀；天二年，朱温杀朝士于白马驿，投尸黄河；同年，杀昭宗后何氏；天四年，朱温自立为梁帝，明年（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又鸩杀唐幼主。韩在这四首诗里，对唐梁的改朝换代，帝后被杀，表示其悲愤之情，对误国媚梁的公卿如柳璨辈，更痛加斥责。

唐王朝末日的挽歌——韦庄诗篇　韦庄，字端己，京兆杜陵（今陕西长安东南）人，玄宗时宰相韦见素之后。庄“曾祖少微，宣宗中书舍人”（《唐诗纪事》）。唐昭宗乾宁元年（公元894年），庄以进士擢第，授校书郎，转右补阙。乾宁四年，唐以左谏议大夫李洵为两川宣谕使，出使西蜀，洵奏庄为判官。时王建据蜀，为西川节度使，庄见中原已乱，唐室将亡，潜欲留蜀，王建辟为掌书记。唐昭宗召建为起居舍人，王建表留庄。唐亡，王建建前蜀，庄仕前蜀至宰相。卒于前蜀主王建之武成三年（公元910年）。

韦庄的卒年，正确可考，但韦庄的生年，不能严格确定。唐懿宗咸通（公元860至874年）年代，韦庄是经历着的，庄有《咸通》诗：

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破产竞留天上乐，铸钱争买洞中花。诸郎宴罢银灯合，仙子游回璧月斜。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弦管送年华。

短短一首七律，写出了承平之世，唐统治阶级在富裕生活中腐化了，醉生梦死，不知大乱已经迫在眉睫。还有《贵公子》诗，也是描写承平之世的公子王孙的。诗云：

大道青楼御苑东，玉栏仙杏压枝红。金铃犬吠梧桐院，朱鬣马嘶杨柳风。流水带花穿巷陌，夕阳和树入帘栊。瑶池宴罢归来醉，笑说君王在月宫。

唐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了，以黄巢为首的农民军冲破了层层封锁线，曾南达广州。不久，又从广州回师，沿湘江而北，进逼江陵。众号五十万。韦庄有诗纪其事：

几时闻唱凯旋歌，处处屯兵未倒戈。天子只凭红壮，将军空恃紫髯多。尸填汉水连荆阜，血染湘云接楚波。莫问流离南越事，战余空有旧山河。（《又闻湖南荆渚相次陷没》）

唐僖宗广明元年（公元880年），黄巢攻下东都洛阳，进破潼关，占领了西京长安，僖宗苍黄逃奔成都。当时韦庄正在长安，陷身重围中，作诗云：

九衢漂杵已成川，塞上黄云战马闲。但有羸兵填渭水，更无奇士出商山。田园已没红尘里，弟妹相逢白刃间。西望翠华殊未返，泪痕空湿剑文斑。（《辛丑年》）

中和三年（公元883年）四月，黄巢自长安撤军，由蓝田东走。韦庄也在此时东奔洛阳。在这一程途中，他写成了《秦妇吟》。这首长诗，传诵一时，因此当时称韦庄为“秦妇吟秀才”。这一首《秦妇吟》长歌，久已散佚，近百年在敦煌石室发现，《秦妇吟》唐抄本得复见于世，王国维先生、陈寅恪先生皆有考证，诗太长，不全录。

《秦妇吟》中提到长安经过农民军扫荡以后：

……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采樵斫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内库烧成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来时晓出城东陌，城外风烟如塞色。路傍时见游奕军，陂下寂无迎送客。灞陵东望人烟绝，树锁骊山金翠灭。大道俱成棘子林，行人夜宿长安月。……

韦庄在《秦妇吟》中叙述秦妇经过新安以东：

……明朝又过新安东，路上乞浆逢一翁。苍苍面带苔藓色，隐隐身藏蓬荻中。问翁本是何乡曲，底事寒天霜露宿。老翁暂起欲陈词，却坐支颐仰天哭。乡园本贯东畿县，岁岁耕桑临近甸。岁种良田二百廛，年输户税三十万。小姑惯织褐袍，中妇能炊红黍饭。千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风吹白虎。入门下马若旋风，倾室倾囊如卷土。家财既尽骨肉离，今日残年一身苦。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万家。朝饥山草寻蓬子，夜宿霜中卧荻花。……

《秦妇吟》对官军镇压农民战争之际，尽情劫掠民间，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灾祸，作了有力的控诉。

官军纪律的败坏，不仅在《秦妇吟》里提到，还在韦庄其他诗篇里，也充分作了反映。

关中群盗已心离，关外犹闻羽檄飞。御苑绿莎嘶战马，禁城寒月捣征衣。漫教韩信兵涂地，不及刘琨啸解围。昨日屯军还夜遁，满车载得洛神归。（《睹军回戈》）

藩镇军队在“勤王”的名义掩护下，抢掠得民家妇女无数，毋怪诗人要喊出“满车载得洛神归”了。

韦庄在离开东都之前，写了不少伤时怀事之作。如：

春城回首树重重，立马平原夕照中。五凤（楼）灰残金翠灭，六龙（天子六马驾车）游去市朝空。千年王气浮清洛，万古坤灵镇碧嵩。欲问向来陵谷事，野桃无语泪花红。（《北原闲眺》）

华轩不见马萧萧，廷尉门人久寂寥。朱槛翠楼为卜肆，玉栏仙杏作春樵。阶前雨落鸳鸯瓦，竹里苔封桥。莫问此中销歇事，娟娟红泪滴芭蕉。（《过旧宅》）

满庭松桂雨余天，宋玉秋声韵蜀弦。乌兔（日中有乌，月中有兔）不知多事世，星辰长似太平年。谁家一笛吹残暑，何处双砧捣暮烟。欲把伤心问明月，素娥无语泪娟娟。（《夜景》）

魏王堤（在洛阳）畔草如烟，有客伤时独扣舷。妖气欲昏唐社稷，夕阳空照汉山川。千重碧树笼春苑，万缕红霞衬碧天。家寄杜陵归不得，一回回首一潸然。（《中途晚眺》）

韦庄追忆承平之世，莺歌燕舞，不胜慨然。

忆昔曾向五陵游，《子夜》歌清月满楼。银烛树前长似画，露桃花里不胜秋。西园公子名无忌，南国佳人号莫愁。今日乱离俱是梦，夕阳唯见水东流。（《忆昔》）

唐僖宗于广明元年（公元880年）逃蜀，至中和三年（公元883年），尚音息杳然。韦庄有诗云：

四年龙驭守峨嵋，铁马西来步步迟。五运未教移汉鼎，六韬何必待秦师。几时鸾凤归丹阙，到处乌鸢从白旗。独把一樽和泪酒，隔云遥奠武侯祠。（《喻东军》）

又有《闻官军继至未睹凯旋》诗：

嫖姚何日破重围，秋草深来战马肥。已有孔明传将略，更闻王导得神机。阵前鼙鼓晴应响，城上乌鸢饱不飞。何事小臣偏注目，帝乡遥羡白云归。

最后，唐统治阶级借沙陀兵力收复长安，韦庄也避地前往江南了。韦庄有《古离别》，诉说马头指向江南。

晴烟漠漠柳毵毵，不那离情酒半酣。更把玉鞭云外指，断肠春色在江南。

韦庄在《秦妇吟》里，已经透露了要往镇海（治曲阿，今江苏镇江）节度使周宝那儿去：

……适闻有客江南至，见说江南风景异。自从大寇犯中原，戎马不曾生四鄙。诛锄窃盗若神功，惠爱生灵如赤子。城壕固护教金汤，赋税如云送军垒。奈何四海尽滔滔，湛然一镜平如坻。避难徒为阙下人，怀安却羡江南鬼。愿君举棹东复东，咏此长歌献相公。……

韦庄到了浙西之后，成为周宝的座上客，那时浙西尚全盛。庄有诗云：

十里旌旗十万兵，等闲游猎出军城。紫袍日照金鹅斗，红风吹画虎狞。带箭彩禽云外落，避雕寒兔月中惊。归来一路笙歌满，更有仙娥载酒迎。（《观浙西府相畋游》）

满耳笙歌满眼花，满楼朱翠胜吴娃。因知海上神仙窟，只似人间富贵家。绣户夜攒红烛市，舞衣晴曳碧天霞。却愁宴罢青蛾散，扬子江头月半斜。（《陪金陵府相中堂夜宴》）

韦庄对金陵做了三首诗：

南朝三十六英雄，角逐兴亡尽此中。有国有家皆是梦，为龙为虎亦成空。残花旧宅悲江令，落日青山吊谢公。止竟霸图何物在，石麟无主卧秋风。（《上元县》浙西作）

谁谓伤心画不成，画人心逐世人情。君看六幅南朝事，老木寒云满故城。（《金陵图》）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台城》）

唐僖宗于光启元年（公元885年），才从成都重返长安。不久，宦官田令孜和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因争夺河东盐池的利益，发生冲突，王重荣联合了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进兵攻逼长安。这年的冬天，田令孜劫迁唐僖宗往宝鸡，光启二年三月，唐僖宗又被田令孜劫迁至兴元（今陕西汉中）。四月，长安文武拥立李唐远房宗室唐肃宗之玄孙襄王李监军国事，同年十月，又推李为帝，关中大乱。庄有《闻再幸梁洋》（指兴元）诗：

才喜中原息鼓鼙，又闻天子幸巴西。延烧魏阙非关燕，大狩陈仓不为鸡。兴庆玉龙寒自跃，昭陵石马夜空嘶。遥思万里行宫梦，太白山前月欲低。

可知韦庄北上“西赴行朝”之前，已经知道唐僖宗已经逃亡梁洋了。周宝在浙西，曾任命其女婿杨茂实为苏州刺史，田令孜以唐中央名义，另任命赵载为苏州刺史代茂实，周宝不令赵载至任，把他留在润州。后来唐中央又派右散骑常侍沈诰至江南，诰“负田令孜势，震暴州县”。长安文武立李后，“下令搜令孜党，宝收诰及赵载杀之”（《新唐书·周宝传》）。可见周宝和田令孜矛盾很大，他是倾向拥立李的。韦庄北上，不会是“西赴行朝”，“至陈仓迎驾”，实际是以周宝幕僚身份至长安向李劝进的。“至陈仓迎驾”之说，在李失败后，为了掩饰而追改的。

光启二年，韦庄北上，韦庄这次北上，是走汴宋路由汴堤入河的。他有“夏初，与侯补阙江南有约同泛淮汴，西赴行朝。庄自九驿路先至甬桥（今安徽宿州）。补阙由淮楚续至泗上，寝病旬日，遽闻捐馆。回首悲恸，因成长句四韵吊之”诗题，题下尚有小注：“已后自浙西游汴宋路，至陈仓迎驾，却过昭义相州路，归金陵作。”实际韦庄不可能“至陈仓迎驾”，因为唐僖宗已去梁洋了。甬桥即今安徽宿州汴水上，《旧唐书·文宗纪》：“太和七年（公元833年）三月，复于甬桥置宿州，割徐州符离、泗州虹县隶之。”这个甬桥，是江淮粮运的重要转运点。韦庄还写有《汴堤行》：

欲上隋堤举步迟，隔云烽燧叫非时。才闻破虏将休马，又道征辽再出师。朝见西来为过客，暮看东去作浮尸。绿杨千里无飞鸟，日落空投旧店基。

庄又有《自孟津西上雨中作》：

秋烟漠漠雨，不卷征帆任晚风。百口寄安沧海上，一身逃难绿林中。来时楚岸杨花白，去日隋堤蓼穗红。却到故园翻似客，归心迢递秣陵东。

从孟津西上，究竟到哪里去呢？去长安呢，还是间关去陈仓呢？都没有下文。

散骑萧萧下太行，远从吴会去陈仓。斜风细雨江亭上，尽日凭栏忆楚乡。（《题貂黄岭官军》）

这时唐僖宗早已迁驻梁洋，就是去陈仓，也只是扑个空而已。诗人的归途，没有沿汴河走，原因是淮南、镇海两镇皆已大乱，沿运河走不安全，所以韦庄不得不兜个大圈子。庄《壶关道中作》诗云：

处处兵戈路不通，却从山北去江东。黄昏欲到壶关寨，匹马寒嘶野草中。

韦庄又从壶关，经相州的内黄（今河南内黄西），有诗云：

相州吹角欲斜阳，匹马摇鞭宿内黄。僻县不容投刺客，野陂时遇射雕郎。云中粉堞新城垒，店后荒郊旧战场。犹指去程千万里，秣陵烟树在何乡。（《过内黄县》）

这时江淮大乱，淮南节度使高骈被杀，史称：“先是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及经秦［彦］、毕［师铎］、孙［儒］、杨［行密］兵火之余，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资治通鉴》唐昭宗景福元年）。浙西也是大乱，周宝被逐，依钱而卒，或说为镠所杀。韦庄只能暂时寄家婺州了。庄有《过扬州》诗云：

当年人未识干戈，处处青楼夜夜歌。花发洞中春日永，月明衣上好风多。淮王去后无鸡犬，炀帝归来葬绮罗。二十四桥空寂寂，绿杨摧折旧官河。

莫悲建业荆榛满，昔日繁华是帝京。莫爱广陵台榭好，也曾芜没作荒城。鱼龙爵马皆如梦，风月烟花岂有情。行客不劳频怅望，古来朝市叹衰荣。（《杂感》）

韦庄寄家婺州后，好像没有什么政治活动，和钱也无瓜葛往来。这时期的作品如：

故人相别尽朝天，苦竹江头独闭关。落日乱蝉萧帝寺，碧云归鸟谢家山。青州从事（酒）来偏熟，泉布先生（钱）老渐铿。不是对花长酩酊，永嘉时代不如闲。（《江上题所居》）

兰芷江头寄断蓬，移家空载一帆风。伯伦嗜酒还因乱，平子归田不为穷。避世飘零人境外，结茅依约画屏中。从今隐去应难觅，深入芦花作钓翁。（《将卜兰芷村居留别郡中在任》）

年年春日异乡悲，杜曲黄莺可得知。更被夕阳江岸上，断肠烟柳一丝丝。（《江外思乡》）

梦中乘传过关亭，南望莲花簇簇青。马上正吟归去好，觉来江月满前庭。（《梦入关》）

送君江上日西斜，泣向江边满树花。若见青云旧相识，为言流落在天涯。（《送人归上国》）

云晴春鸟满江村，还似长安旧日闻。红杏花前应笑我，我今憔悴亦羞君。（《闻春鸟》）

夕阳滩上立徘徊，红蓼花前雪翅间。应为不知栖宿处，几回飞去又飞来。（《独鹤》）

杖策无言独倚关，如痴如醉又如闲。孤吟尽日何人会，依约前山似故山。（《倚柴关》）

庭前芳草绿于袍，堂上诗人欲二毛。多病不禁秋寂寞，雨松风竹莫骚骚。（《语松竹》）

诗中时时流露天涯沦落之感，基调是很低沉的。不久，韦庄在《和郑拾遗秋日感事一百韵》诗内，就提到“负笈将辞越，扬帆欲泛湘”，准备作江湘之行了。

韦庄在江湘之行中，有代表性的作品，今择二首：

杜陵归客正裴回，玉笛谁家叫落梅。之子棹从天外去，故人书自日边来。杨花慢惹霏霏雨，竹叶闲倾满满杯。欲问维扬旧风月，一江红树乱猿哀。（《章江作》）

千重烟树万重波，因便何妨吊汨罗。楚地不知秦地乱，南人空怪北人多。臣心未肯教迁鼎，天道还应欲止戈。否去泰来终可待，夜寒休唱《饭牛歌》。（《湘中作》）

唐昭宗景福二年（公元893年），韦庄才从江南回到关中。

却将憔悴入都门，自喜青霄足故人。万里有家留百越，十年无路到三秦。摧残不是当时貌，流落空余旧日贫。多谢青云好知己，莫教归去重沾巾。（《投寄旧知》）

却到山阳事事非，谷云溪鸟尚相依。阮咸贫去田园尽，向秀归来父老稀。秋雨几家红稻熟，野塘何处锦鳞肥。年年为献东堂策，长是芦花别钓矶。（《杜旧居二首》之一）

乾宁元年（公元894年），韦庄以进士擢第，授校书郎，迁右补阙。乾宁四年，随李洵使蜀，从华州起程，经过故都长安，不免凭吊一番。

满目墙垣春草生，伤时伤事更伤心。车轮马迹今何在，十二玉楼何处寻。（《长安旧里》）

他还到了樊川、陂等旧游之地，看了一下：

却到樊川访旧游，夕阳衰草杜陵秋。应刘去后苔生阁，嵇阮归来雪满头。能说乱离唯有燕，解偷闲暇不如鸥。千桑万海无人见，横笛一声空泪流。（《过樊川旧居》）

辛勤曾寄玉峰前，一别云溪二十年。三径荒凉迷竹树，四邻凋谢变桑田。陂可是当时事，紫阁空余旧日烟。多少乱离无处问，夕阳吟罢涕潸然。（《过陂怀旧》）

当韦庄使蜀之际，唐昭宗依韩建于华州，朝廷危亡，朝不保夕。庄入蜀至汉州（今四川广汉）有诗云：

北侬初到汉州城，郭邑楼台触目惊。松桂影中旌色，芰荷风里管弦声。人心不似经离乱，时运还应却太平。十日醉眠金雁驿，临歧无限眼波横。（《汉州》）

到了成都，则显出承平气象。

才喜新春已暮春，夕阳吟杀倚楼人。锦江风散霏霏雨，花市香飘漠漠尘。今日尚追巫峡梦，少年应遇洛川神。有时自患多情病，莫是生前宋玉身。（《奉和左司郎中春物暗度感而成章》）

天畔峨嵋簇簇青，楚云何处隔重扃。落花带雪埋芳草，春雨和风湿画屏。对酒莫辞冲暮角，望乡谁解倚高亭。惟君信我多惆怅，只愿陶陶不愿醒。（《奉和观察郎中春暮忆花言怀见寄四韵之什》）

韦庄从此留仕前蜀，再不北返了。

诗僧贯休在成都，和韦庄常有往还，在贯休《酬韦相公见寄》之作中，有“一丈临山且奈何”之句，句下自注云：“日到天心，乃相公之日；老僧日去山乃一丈耳。”这时韦庄的年龄，才五十开外，六十不满，故曰“日到天心”；而贯休卒于前蜀永平二年（公元912年），比韦庄迟死两年，年已八十一，贯休作诗时，年龄七十多，故曰：“日去山乃一丈”，可见，韦庄的年龄要比贯休小得多，近人作韦庄年谱，说韦庄死时年已七十五岁，比贯休只小四岁，恐怕把韦庄的年龄说得偏高一些了。

五代十国诗人　五代十国时期，诗人词客，大半集聚在南唐、吴越、荆（江陵）、蜀各地，今以时代先后来介绍。

罗隐，字昭谏，余杭人。仕于吴越钱氏，历官钱塘令、镇海军节度使掌书记、节度判官、盐铁发运副使、著作佐郎，奏授司勋郎，病卒。

罗隐的代表作，如：

似共东风别有因，绛罗高卷不胜春。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芍药与君为近侍，芙蓉何处避芳尘。可怜韩令功成后，辜负华过此身。（《牡丹花》）

树远连天水接空，几年行乐旧隋宫。花开花谢还如此，人去人来自不同。鸾凤调高何处酒，吴牛蹄健满车风。思量只合腾腾醉，煮海平陈尽梦中。（《春日独游禅智寺》）

寒城猎猎戍旗风，独倚危楼怅望中。万里山川唐土地，千年魂魄晋英雄。离心不忍听边马，往事应须问塞鸿。好脱儒冠从校尉，一枝长戟六钧弓。（《登夏州城楼》）

抛掷南阳为主忧，北讨东征尽良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停驿流。（《筹笔驿》）

一年两度锦江游，前值东风后值秋。芳草有情皆碍马，好云无处不遮楼。山将别恨和心断，水带离声入梦流。今日因君试回首，澹烟乔木隔绵州。（《绵谷回寄蔡氏昆仲》）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西施》）

罗隐有些作品，意志颓丧，目光短浅，如“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自遣》）。“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蜂》）。虽为时传诵，而境界不高，不能算作他的好作品。

张，字象文，清河人。乾宁二年（公元895年），以进士擢第。后入蜀，仕前蜀王氏，终金堂（今四川金堂）令。

张的代表作，如

边兵春尽回，独上单于台。白日地中出，黄河天外来。沙翻痕似浪，风急响疑雷。欲向阴关度，阴关冷不开。（《登单于台》）

嘉陵路恶不和泥，行到长亭日已西。独倚阑干正惆怅，海棠花里鹧鸪啼。（《题嘉陵驿》）

蒋贻恭，后蜀时人，后蜀主孟昶搜访遗才，贻恭亦被收录（见何光远《鉴诫录》）。

蒋贻恭的代表作，如：

辛勤得茧不盈筐，灯下缲丝怨恨长。著处不知来处苦，但贪衣上绣鸳鸯。（《咏蚕》）

扬眉斗目恶精神，捏合将来恰似真。刚被时流借拳势，不知身自是泥人。（《咏金刚》）

黄滔，字文江，莆田（今福建莆田东南）人。昭宗乾宁二年（公元895年），以进士擢第。后返闽仕于王审知。

黄滔的代表作，如：

望岁心空切，耕夫尽把弓。千家数人在，一税十年空。没阵风沙黑，烧城水陆红。飞章奏西蜀，明诏与殊功。（《书事》）

匹马萧萧去不前，平芜千里见穷边。关山色死秋深日，鼓角声沉霜重天。荒骨或衔残铁露，惊风时掠暮沙旋。陇头冤气无归处，化作阴云飞杳然。（《塞下》）

颜仁郁，字文杰，泉州人。仕王审知为归德场长。

颜仁郁的代表作，如：

夜半呼儿趁晓耕，羸牛无力渐艰行。时人不识农家苦，将谓田中谷自生。（《农家》）

张泌，字子登，淮南人。初官句容尉，南唐后主征为监察御史，历考功员外郎，迁中书舍人，改内史舍人。随李煜降宋，仍入史馆，迁郎中，病卒。

张泌的代表作，如

戍楼吹角起征鸿，猎猎寒旌背晚风。千里暮烟愁不尽，一川秋草恨无穷。山河惨澹关城闭，人物萧条市井空。只此旅魂招未得，更堪回首夕阳中。（《边上》）

空江浩荡景萧然，尽日菰蒲泊钓船。青草浪高三月渡，绿杨花扑一溪烟。情多莫举伤春目，愁绝兼无买酒钱。犹有渔人数家住，不成村落夕阳边。（《洞庭阻风》）

烟郭遥闻向晚鸡，水平舟静浪声齐。高林带雨杨梅熟，曲岸笼云谢豹啼。二女庙荒汀树老，九疑山碧楚天低。湘南自古多离怨，莫动哀吟易惨凄。（《晚泊湘源县》）

秋风丹叶动荒城，惨澹云遮日半明。昼梦却因惆怅得，晚愁多为别离生。江淹彩笔空留恨，庄叟玄谈未及情。千古怨魂销不得，一江寒浪若为平。（《惆怅吟》）

见说还南去，迢迢有侣无。时危须早转，亲老莫他图。小店蛇羹黑，空山象粪枯。三闾遗庙在，为我一呜呼。（《送友人之岭外》）

清世诗声出，谁人得似君。命通须有日，天未丧斯文。楚木寒连寺，修江碧入云。相思喜相见，庭叶正纷纷。（《海边见罗邺》）

寺阁闲纵望，不觉到斜晖。故国在何处，多年未得归。寒江平楚外，细雨一鸿飞。终效于陵子，吴山有绿薇。（《登鄱阳寺阁》）

蓟门寒到骨，战碛雁相悲。古屋不胜雪，严风欲断髭。清吟得冷句，远念失佳期。寂寞谁相问，迢迢天一涯。（《蓟北寒月作》）

魄慑魂飞骨亦销，此魂此魄亦难招。黄金白玉家家尽，绣闼雕甍处处烧。惊动乾坤常黯惨，深藏山岳亦倾摇。恭闻国有英雄将，拟把何心答圣朝。（《东阳罹乱后怀王使君五首》之四）

六街晴色动秋光，雨霁凭高只易伤。一曲晚烟浮渭水，半桥斜日照咸阳。休将世路悲尘事，莫指云山认故乡。回首汉宫楼阙暮，数声钟鼓自微茫。（《题华严寺木塔》）

诗意清婉，属对精丽，其七律在五代诗人，堪称上乘。

五代时有两个诗僧，我们也应把他们的作品介绍一下。僧贯休，俗姓姜氏，兰溪（今浙江兰溪）人。七岁出家，诗格奇险。时钱王吴越，贯休投之以诗：

贵逼身来不自由，几年勤苦蹈林丘。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莱子衣裳宫锦窄，谢公篇咏绮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阁，岂羡当时万户侯。

莱子衣裳，是说钱娱亲；谢公诗篇，是说钱能诗，这首诗可说吹捧钱到家了。可是钱对“一剑霜寒十四州”这句诗尚嫌不满，遣人向贯休示意，要求把十四州改为四十州，才许接见。贯休说：“州亦难添，诗亦难改，然闲云野鹤，何天而不可飞”（《唐诗纪事》），就此去江陵了。江陵节帅对待他也很优厚，馆之于龙兴寺。贯休在江陵作《酷吏词》以讽刺江陵政治的腐败，诗云：

霰雨，风吼如劚。有叟有叟，暮投我宿。吁叹自语，云太苛酷。如何如何？掠脂斡肉。吴姬唱一曲，等闲破红束。韩娥唱一曲，锦段鲜照屋。宁知一曲两曲歌，曾使千人万人哭。不唯哭，亦白其头饥其族。所以祥风不来，和风不复。蝗兮贼兮，东西南北。

江陵节帅自然不愿意听到这种诗，贯休也只能离荆入蜀了。王建很礼待他，署号禅月大师。贯休投王建诗云：

河北河南处处灾，惟闻全蜀少尘埃。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秦苑幽栖多胜景，巴陈贡愧非才。自惭林薮龙钟者，亦得亲登郭隗台。

贯休遂终于蜀，年八十一。

贯休的代表作，如：

地角天涯外，人号鬼哭边。大河流败卒，寒日下苍烟。杀气诸蕃动，军书一箭传。将军莫惆怅，高处是燕然。（《古塞下曲七首》之六）

这两首七律虽是贯休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诋毁农民起义，但也指出了致乱之由，由于酷吏的刳剥生灵。

僧齐己，俗姓胡氏，潭州益阳（今湖南益阳）人。出家于大沩山同庆寺为僧。后至江陵，高从晦留为僧正。

齐己的代表作，如：

春风吹蓑衣，暮雨滴箬笠。夫妇耕共劳，儿孙饥对泣。田园高且瘦，赋税重复急。官仓鼠雀群，共待新租入。（《耕叟》）

夜钓洞庭月，朝醉巴陵市。却归君山下，渔龙窟边睡。生涯在何处，白浪千万里。曾笑楚臣迷，苍黄汨罗水。（《渔父》）

汉地从休马，胡家自牧羊。都来销帝道，浑不用兵防。草上孤城白，沙翻大漠黄。秋风起边雁，一一向潇湘。（《边上》）

垂白堪思大乱前，薄游曾驻洞庭边。寻僧古寺沿沙岸，倚杖残阳落水天。兰蕊蔫菸骚客庙，烟波晴阔钓师船。此时欲买君山住，懒就商人乞个钱。（《怀巴陵》）

荆门归路指湖南，千里风帆兴可谙。好听鹧鸪啼两处，木兰舟晚泊春潭。（《送人往长沙》）

齐己著《风雅旨格》，述诗警句云：“山寺钟楼月，江城鼓角风”，“风过花争出，云空月半生”，“苦雨秋涛涨，狂风野烧翻”，“亡国空流水，孤桐掩落花”，“日落无行客，天寒有去鸿”，“白鬓无心镊，青山得意多”。《全唐诗》同时著录齐己名句，《桂林诗评》有“一片月生海，几家人上楼”。《东皋杂录》有“楝花开后风光好，梅子黄时雨意浓”，都堪称佳句。

唐五代的讽喻诗　隋及唐初，有王梵志，以佛教思想为基础，作通俗诗，甚为时俗所喜诵。

据《太平广记》卷八十二引《史遗》云：“王梵志，卫州黎阳人也。黎阳城东十五里有王德祖，当隋文帝时，家有林擒（南方称花红，北方称沙果，似苹果而小）树。”一天，王德祖发现一个私生婴儿安置在树上，“德祖收养之”，因名曰王梵志。长大后，“梵志作诗示人，甚有义旨”。

《云溪友议》载梵志诗云：

多置庄田广修宅，四邻买尽犹嫌窄。雕墙峻宇无歇时，几日能为宅中客。

造作庄田犹未已，堂上哭声身已死。哭人尽是分钱人，口哭元来心里喜。

对富人兼并穷人土地，揭露得较为彻底。《敦煌掇琐》中收有王梵志诗九十二首，其中如：

耶娘绝年迈，不得离旁边。晓夜专看待，仍须省睡眠。

兄弟相怜爱，同生莫异居。为人欲得别，此则是兵奴。

停客勿叱狗，对客莫频眉。供给千余日，临时请不饥。

贷人五斗米，送还一硕粟。算时应有余，剩者充臼直。

无亲莫充保，无事莫作媒。虽失乡人意，终身无祸害。

尊人同席饮，不问莫多言。纵有文章好，留将余处宣。

诗的内容，无非是教人要对父母孝顺，兄弟和睦，对待客人要尊敬，借了债要倍利偿还，莫管闲事，不做保，不做媒，在长辈面前，不要炫耀自己才能，还有劝人信佛行善等等，根据它的教旨，无非是用来巩固封建社会的秩序的一套格言。

在《敦煌掇琐》中还有一组诗歌，经近代学人考订，也是王梵志的诗。

你道生胜死，我道死胜生。生即苦战死，死即无人征。十六（中男）作夫役，二十充府兵。碛里向前走，衣钾（甲）困须擎。白日趁食地，每也（夜）悉知更。铁钵淹甘（干）饭，同火共分诤（纷争）。长头饥欲死，肚似欲穷坑。遗儿我受苦，慈母不须生。相将归去来，问否浮（弗）可停。

天下恶官职，不过是府兵。四面有贼劫，当日即须行。有缘重相见，业薄即隔生。逢贼被打煞，五品无人诤（争）。

妇人因（困）重役，男儿重征行。带刀拟开煞，逢阵即相刑。将军马上死，兵灭地君（敌军）营。血流遍荒野，白骨在边庭。去马游残迹，空流（留）纸上名。关山千万里，影绝故乡城。生受刀光苦，意里极皇皇。

以上三首诗，是说府兵痛苦的。

贫穷田舍汉，庵子（真）孤凄。两共前生种，今世作夫妻。妇即客舂捣，夫即客扶犁。黄昏到家里，无米复无柴。男女空饿肚，状似一食斋。里正追庸调，村头共相催。襆头巾子露，衫肚皮开。体上无袴，足下复无鞋。丑妇来恶骂，啾唧头灰，里正被脚蹴，村头被拳搓。驱将见朋友，打脊趁回来。租调无处出，还须里正倍（赔）。门前见债主，入户见贫妻。舍漏儿啼哭，重重逢苦灾。如此更穷汉，村村一两（枚）。

男女有亦好，无时亦最精。儿在愁他役，又恐点着征。一则无租调，二则绝兵名。闭门无呼唤，耳裹星星。

生时同毡被，死则嫌尸妨。臭秽不中停，火急须埋葬。早死无差科，不愁怕里长。行行展脚卧，永绝呼征防。生促死路长，久住何益当。

贫苦农民在租庸调的剥削下，饥饿困苦，生既不可，死又不得，在诗篇里充分反映了出来。

工匠莫学巧，巧即他人使。身是自来奴，妻亦官人婢。夫婿时无，曳将仍被耻。未作道与钱，作了擘眼你。

工匠巧儿的生活，也没有保障，给人作工，作了却不给钱。女工还要受人糟蹋凌辱。

富饶田舍儿，论请实好事。度种如（屯）田，宅舍青烟起。糟上饲肥马，仍更买奴婢。牛羊共成郡（群），满圈养（豚）子。窖内多埋谷，寻常愿米贵。里正追役来，坐着南厅里。广设好饮食，多酒劝遣醉。追车即与车，须马即与使。须钱即与钱，和市亦不避。索面驴驮送，续后更有雉。官人应须物，当家皆具备。县官与恩泽，曹司一家事，纵有重差科，有钱不怕你。

在这种不平等的阶级社会里，只有富裕的地主能够应付过来，“寻常愿米贵”，他们还囤积居奇，以攫取更多的财富。

佐史非台补，任官州县上。未是好出身，丁儿避征防。不虑弃家门，狗偷且就养。每日求行案，寻常恐进杖。食即众厨餐，童儿更护当。事事遣案追，出帖付里正。火急捉将来，险语唯须胱（谎）。前人心里怯，干唤愧曹长。纸笔见续到，仍送一缣想（饷）。钱多早发遣，物少被颉颃。解须除却名，楷赤（开释）将头（他）放。

诗篇中写佐史的生活和贪污情形，也比较形象。

兴生市郭儿，从头市内坐。例（利）有百余千，火下三五个。行行皆有铺，铺里有杂货。山彰（障）买物来，巧语能相和。眼勾稳物着，不肯遣放过。意尽端坐取，得利遇（过）一倍。□□□□□，分毫擘眼诤（争）。他买抑遣贱，自买（卖）即高擎。心里无平等，尺寸不分明。名沾是百姓，不肯远征行，不是人强了，良由孔方兄。

诗篇中写出商贾分毫必争，精打细算的形象。一切向着钱看。

世间慵懒人，五分向有二。例着一草衫，两膊成山字。出语嘴头高，诈作达官子。草舍元无床，无毡复无被。他家人定卧，日西展脚睡。诸人五更走，日高尚未起。菜粥吃一，街头阔立地。逢人若共语，荒（谎）说天下事：“朝庭数千人，平章共博戏。”（此两句原在日高未起下，今移此）唤女作家生，将儿作奴使。妻即赤体行，寻常饥欲死。

诗篇中很形象地描述出一个不事生产，专事吹牛说谎的家伙。

世间乱浩浩，贼多好人少。逢着光火贼，大堡抄少（小）堡。

从这寥寥四句中，说明了即在唐王朝前期，光火大盗，已经“大堡打小堡”，阶级斗争已经非常尖锐了。

王梵志的诗歌，虽然有一部分反映了唐初的阶级矛盾和社会问题，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宣扬佛教的。王梵志教导人们说：“虚沾一百年，八十最是老。长命得八十，不解学修道。悠悠度好日，无心念三宝。报（抱）拳入地狱，天堂无人到。折破五戒身，却入三恶道。一入恒沙劫，不须自懊恼。”劝人皈依佛教，因此这些诗篇的基调，还是非常低沉的。

在《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七引《卢氏杂说》里，提到“唐卢氏子，不中第，徒步及都城门东。其日风寒甚，且投逆旅。俄有一人续至附火。良久，忽吟诗曰：‘学织缭绫功未多，乱投机杼乱抛梭。莫教宫锦行家见，把此文章笑杀他。’又云‘如今不重文章事，莫把文章夸向人。’卢愕然，忆是白居易诗（莫把文章夸向人两句系白居易诗）。因问姓名，曰：‘姓李，世织绫锦，离乱前，属东都官锦坊宫锦巧儿，以薄艺投本行，皆云如今花样与前不同……且东归去。’”

上面所引宫锦巧儿的诗，反映了绫锦技巧，不断在改进，有些宫锦巧儿只懂得老花样，而这些老花样，实际都已过时了，式样不时髦了，因此宫锦巧儿就被淘汰下来了。这首诗充分反映了新花样的时行，老花样的被淘汰。

唐代的民谣，也有很多包含着新鲜的内容(4)。

唐高宗永淳元年（公元628年）秋七月，东都大雨，人多殍，童谣曰：

新禾不入箱，新麦不入场。迨及八九月，狗吠空垣墙。

《朝野佥载》云：“唐王熊为泽州都督，昏愦糊涂，前人尹正义为都督，公平。”百姓为之歌曰：

前得尹佛子，后得王癞獭。判事驴咬瓜，唤人牛嚼沫。见钱满面喜，无襁（钱贯绳）从头喝。尝逢饿夜叉，百姓不可活。

百姓用辛辣的语言，来揭露贪官污吏的丑恶形象。

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关辅饥旱，京兆尹李实方务聚敛以结于上，仍峻责租调，民穷无告，至拆屋瓦木，卖鬻麦苗，以供赋敛。优人成辅端作诗替百姓诉苦，诗云：

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硕伍米，三间堂屋二千钱。

李实诉之于德宗，德宗以为成辅端诽谤国政，下令把他打杀。

又唐德宗时，战争连年，百姓夫妇离散。有葛鸦儿作诗云：

蓬鬓荆钗世所稀，布裙犹是嫁时衣。胡麻好种无人种，正是归时底不归。

胡麻食之宜子，葛鸦儿借诗意以诉人民夫妇离别之苦。

南唐世有李询赋《赠织锦》诗云：

札札机声晓复晡，眼穿力尽意何如。美人一曲成千赐，心里犹嫌花样疏。

李家明，庐州（今合肥）西昌人。南唐中主时，为乐部头。滑稽善讽谏。随中主出游，见牛晚卧树阴，中主曰：“牛且热矣。”家明曰：“臣不调，敢上绝句。”曰：

曾遇宁戚鞭敲角，又被田单火燎身。闲背斜阳嚼枯草，近来问喘定何人。

汉宰相邴吉问牛喘，而南唐时宰相不关心民瘼，不问牛喘，所以李家明赋了这首诗来刺讥宰相，“时左右宰相皆惭，免冠谢罪”（龙衮《江南野史》）。

南唐中主既失淮南广大地区，金陵也受到后周军队的威胁，于是迁都南昌，而令太子李煜（即后主）留守金陵。中主迁都时，“时既划江，舟楫多从南岸”。中主“北望皖公山（今安徽潜山西），谓家明曰：‘好青峭数峰，不知何名耶？’家明应声对曰：‘龙舟轻锦帆风，正值宸游望远空。回首皖公上色翠，影斜不到寿杯中。’嗣主（中主）因惭，俯首而过。”（《江南野史》）

南唐危亡未露之前，有隐士史虚白作诗云：“风雨揭却屋，浑家（此指全家，非指老妻）醉不知。”讽喻南唐君臣上下，纸醉金迷，亡国就在眼前。南唐主读后，为之变色。

李后主“作红罗亭子，四面栽红梅花，作艳曲歌之，韩熙载和之云：‘不须夸烂熳，已输了春风一半。’时已割淮南与周矣”（《十国春秋》）。

马令《南唐书》载：沈彬再过金陵诗云：

玉树歌终王气收，雁行高送石城秋。江山不管兴亡事，一任斜阳伴客愁。

和许洞的诗，其基调是一致的。

唐五代词　诗和音乐的距离愈来愈远，到后来不能歌唱了，和音乐配搭密切的词，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了。词的音节和长短句方面形成固定的格律，作者只要倚声填词，填成，就可配合音乐，加以歌唱了。

敦煌石室发现的《云谣集》(5)和其他一些杂曲子词，其中不少是反映封建社会妇女在爱情上的各种痛苦的。

狂夫数载，萍寄他乡。去便无消息，累换星霜。月夜愁听砧杵，拟塞雁行。孤眠鸾帐里，枉劳魂梦，夜夜飞。想君薄行，更不思量。谁为传书与，表妾衷肠。倚牖无言垂血泪，暗祝三光。万般无那处，一炉香尽，又更添香。（《云谣集·凤归云·闺怨》）

绿窗独坐，修得君书。征衣裁缝了，远寄边隅。想得为君贪苦战，不惮崎岖。终朝沙碛里，已凭三尺，勇战奸愚。岂知红脸，泪滴如珠。枉把金钗卜，卦卦皆虚。魂梦天涯无暂歇，枕上长嘘。待公卿回，故日容颜憔悴，彼此何如。（《云谣集·凤归云·闺怨》）

珠泪芬芬湿绮罗，少年公子负恩多。当初姊姊分明道，莫把真心过与他。子细思量着，淡薄知闻解好么。（《云谣集·抛球乐》）

宝髻钗横坠鬓斜，殊容绝胜上阳家。蛾眉不扫天生绿，蝉脸能匀似早霞。无端略入后园看，羞杀庭中数树花。（《云谣集·抛球乐》）

《云谣集》以外，敦煌发现的曲子词中，如：

天上月，遥望一团银。夜久更阑风渐紧。为奴吹散月边云，照见负心人。（《望江南》）

悔嫁风流婿，风流无准凭。攀花折柳得人憎。夜夜归来沉醉，千声唤不应。回觑帘前月，鸳鸯帐里灯，分明照见负心人。问道些须心事，摇头道不曾。（《南歌子》）

这是封建社会内妇女对负心男子汉的控诉。

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者人（这人）折去那人攀，恩爱一时间。（《望江南》）

反映了妓女的生活，更是悲惨。

文人填词，是从李白开始的。李白有两首词，是令人叫绝的：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忆秦娥》）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菩萨蛮》）

声律铿锵，可裂金石，《唐宋诸贤绝妙词选》誉两词为百代词曲之祖，我看一点也不过誉。

韦应物的词，也别具风格：

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调笑令》）

戴叔伦的词：

边草，边草，边草尽来兵老。山南山北雪晴，千里万里月明。明月，明月，胡笳一声愁绝。（《调笑令》）

王建的词：

扬州桥边少妇，长干市里商人。三年不得消息，各自拜鬼求神。（《三台》）

团扇，团扇，美人频来遮面。玉颜憔悴三年，谁复商量管弦。弦管，弦管，春草昭阳路断。（《调笑令》）

张志和，婺州金华人。肃宗时，待诏翰林。后不复仕进，居江湖间，自称烟波钓叟。张志和的词：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渔父》）

白居易的词：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花非花》）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忆江南》）

前度小花静院，不比寻常时见。见了又还休，愁却等闲分散。肠断，肠断，记取钗横鬓乱。（《如梦令》）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长相思》）

中晚唐文坛上有两种变化和倾向，一种倾向如韩愈，开始试以古文笔法，写作五七言古诗，下开宋人苏轼等诗人以古文笔法作五七言古诗之先河，这样，音律的约束，更其松懈了，并且从辞藻的修饰中解放出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另一种倾向如温庭筠，开始以艳丽的文体来写长短句的词，抒情诗向词的方向发展，也给后人开辟了独特的蹊径，这样，词和音律的结合，更其紧密了。这两者在向两极发展，而且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温庭筠的词：

似带如丝柳，团酥握雪花，帘卷玉钩斜。九衢尘欲暮，逐香车。（《南歌子》）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洲。（《梦江南》）

凭绣槛，解罗帏。未得君书，断肠潇湘春雁飞。不知征马几时归。海棠花谢也，雨霏霏。（《遐方怨》）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菩萨蛮》）

柳丝长，春雨细，花下漏声迢递。惊塞雁，起城乌，画屏金鹧鸪。　香雾薄，透帘幕，惆怅谢家池阁。红烛背，绣帘垂，梦长君不知。（《更漏子》）

玉垆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衾枕寒。　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更漏子》）

皇甫松的词：

菡萏香连十顷陂，小姑贪戏采莲迟。晚来弄水船头湿，更脱红裙裹鸭儿。（《采莲子》）

船动湖光滟滟秋，贪看少年信船流。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知半日羞。（《采莲子》）

唐昭宗于乾宁三年（公元896年），避兵华州，曾做了两首《菩萨蛮》词，其第一首：

登楼遥望秦宫殿，茫茫只见双飞燕。渭水一条流，千山与万丘。　远烟笼碧树，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

司空图的词：

买得杏花，十载归来方始拆。假山西畔药阑东，满枝红。　旋开旋落旋成空。白发多情人更惜，黄昏把酒祝东风，且从容。（《酒泉子》）

韩的词：

侍女动妆奁，故故惊人睡。那知本未眠，背面偷垂泪。　懒卸凤凰钗，羞入鸳鸯被。时复见残灯，和烟坠金穗。（《生查子》）

秋雨五更头，桐竹鸣骚屑。却似残春间，断送花时节。　空楼雁一声，远屏灯半灭。绣被拥娇寒，眉山正愁绝。（《生查子》）

风光旖旎，辞藻艳丽，具有韩的诗词特色。

张曙的词：

枕障熏炉隔绣帏，二年终日苦相思，杏花明月始应知。　天上人间何处去，旧欢新梦觉来时，黄昏微雨画帘垂。（《浣溪沙》）

韦庄的词，是与温庭筠齐名的，世称温韦。韦庄的词，清艳绝伦，初日芙蓉，春月杨柳，使人想见风度。王国维誉之为“骨秀”。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思帝乡》）

红楼别夜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　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菩萨蛮》）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菩萨蛮》）

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　翠屏金屈曲，醉入花丛宿。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菩萨蛮》）

洛阳城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柳暗魏王堤，此时心转迷。　桃花春水渌，水上鸳鸯浴。凝恨对残晖，忆君君不知。（《菩萨蛮》）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　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女冠子》）

春欲暮，满地落花红带雨。惆怅玉笼鹦鹉，单栖无伴侣。　南望去程何许，问花花不语。早晚得同归去，恨无双翠羽。（《归国遥》）

金翡翠，为我南飞传我意。罨画桥边春水，几年花下醉。　别后只知相愧，泪珠难远寄。罗幕绣帏鸳被，旧欢如梦里。（《归国遥》）

绿槐阴里黄莺语，深院无人春昼午。画帘垂，金凤舞，寂寞绣屏香一炷。　碧天云，无定处，空有梦魂来去。夜夜绿窗风雨，断肠君信否。（《应天长》）

《菩萨蛮》四首，大概都是流寓江南之作，此时韦庄尚想终老江南。后面几首，写别情离恨，如怨如诉。时中原板荡，关洛扰攘，住既不能，终走西蜀，而故国之思，语淡而悲，不堪卒读。

五代十国时期，词的发展和造诣，又远远超越过唐代，但就内容来讲，诗和词还是有所分工的。当时的诗人词客，喜欢采用诗的形式来叙写政治社会各种现象，而词的形式，只是用来抒写离情别绪，恨绿愁红的。就是说，词的内容，还比较狭窄。

和凝，字成绩，郓州须昌（今山东东平西北）人。以进士擢第。后唐明宗天成（公元926至930年）中，历翰林学士。后晋天福五年（公元940年），为宰相，卒于后周。

和凝的词：

写得鱼笺无限，其如花锁春晖。目断巫山云雨，空教残梦依依。却爱熏香小鸭，羡他长在屏帏。（《河满子》）

越梅半拆轻寒里，冰清澹薄笼蓝水。暖觉杏梢红，游丝狂惹风。　闲阶莎径碧，远梦犹堪惜。离恨又迎春，相思难重陈。（《菩萨蛮》）

牛希济，陇西人。前蜀王衍时，累官翰林学士、御史中丞。降于后唐，为雍州节度副使。

牛希济的词：

春山烟欲收，天澹星稀小。残月脸边明，别泪临清晓。　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生查子》）

毛文锡，字平，南阳人。以进士擢第。仕前蜀为翰林学士，迁内枢密使，进文思殿大学士，拜司徒。贬茂州司马，随王衍降唐。

毛文锡的词：

休相问，怕相问，相问还添恨。春水满塘生，还相趁。　昨夜雨霏霏，临明寒一阵。偏忆戍楼人，久绝边庭信。（《醉花间》）

春夜阑，春恨切，花外子规啼月。人不见，梦难凭，红纱一点灯。　偏怨别，是芳节，庭下丁香千结。宵雾散，晓霞晖，梁间双燕飞。（《更漏子》）

暮蝉声尽落斜阳，银蟾影挂潇湘。黄陵庙侧水茫茫。楚山红树，烟雨隔高唐。岸泊渔灯风碎，白远散浓香。灵娥鼓瑟韵清商。朱弦凄切，云散碧天长。（《临江仙》）

魏承班，父弘夫，为前蜀主王建养子，赐姓名王宗弼，封齐王。承班为驸马都尉，官至太尉。

魏承班的词：

烟雨晚晴天，零落花无语。难话此时心，梁燕双来去。　琴韵对熏风，有恨和情抚。肠断断弦频，泪滴黄金缕。（《生查子》）

李，字德润，梓州人。仕唐至谏议大夫。唐昭宗乾宁四年（公元897年）为两川宣谕和协使。遂仕前蜀。

李的词：

回塘风起波纹细，刺桐花里门斜闭。残日照平芜，双双飞鹧鸪。　征帆何处客，相见还相隔。不语欲魂消，望中烟水遥。（《菩萨蛮》）

隔帘微雨双飞燕，砌花零落红深浅。捻得宝筝调，心随征棹遥。　楚天云外路，动便经年去。香断画屏深，旧欢何处寻。（《菩萨蛮》）

顾，前蜀王建时给事内廷，迁茂州刺史。后事后蜀孟知祥，官至太尉。

顾的词：

永夜香闺思寂寥，漏迢迢。鸳帏罗幌麝烟消，烛光摇。　正忆玉郎游荡处，无寻处。更闻帘外雨潇潇，滴芭蕉。（《杨柳枝》）

永夜抛人何处去，绝来音。香阁掩，眉敛，月将沉。争忍不相寻，怨孤衾。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诉衷情》）

欧阳炯，益州华阳人。少事前蜀后主王衍，为中书舍人。后事后蜀主孟知祥及孟昶，累官翰林学士，进侍郎，门下同平章事。后蜀亡归宋，授左散骑常侍。

欧阳炯的词：

春去秋来也，愁心似醉醺。去时邀约早回轮，及去又何曾。歌扇花光，衣珠滴泪新。恨身翻不作车尘，万里得随君。（《巫山一段云》）

三十六宫秋夜永，露华点滴高梧。丁丁玉漏咽铜壶，明月上金铺。　红线毯，博山炉，香风暗触流苏。羊车一去长青燕，镜尘鸾影孤。（《更漏子》）

翠眉双脸新妆薄，幽闺斜卷青罗幕。寒食百花时，红繁香满枝。　双双梁燕语，蝶舞相随去。肠断正思君，闲眠冷绣茵。（《菩萨蛮》）

毛熙震，仕后蜀孟氏，至秘书监。

毛熙震的词：

春光欲暮，寂寞闲庭户。粉蝶双双穿槛舞，帘卷晚天疏雨。　含愁独倚闺帏，玉炉烟断香微。正是销魂时节，东风满树花飞。（《清平乐》）

梨花满院飘香雪，高楼夜静风筝咽。斜月照帘帷，忆君和梦稀。小窗灯影背，燕语惊愁态。屏掩断香飞，行云山外归。（《菩萨蛮》）

张泌的诗，已见，他的词：

钿毂香车过柳堤，桦烟分处马频嘶，为他沉醉不成泥。　花满驿亭香露细，杜鹃声断玉蟾低，含情无语倚楼西。（《浣溪沙》）

柳色遮楼暗，桐花落砌香。画堂开处远风凉，高卷水精帘额衬斜阳。（《南歌子》）

岸柳拖烟绿，庭花照日红。数声蜀魄入帘栊，惊断碧窗残梦画屏空。（《南歌子》）

古树噪寒鸦，满庭枫叶芦花。昼灯当午隔轻纱，画阁珠帘影斜。门外往来祈赛客，翩翩帆落天涯。回首隔江烟火，渡头三两人家。（《河渎神》）

渺莽云水，惆怅暮帆，去程迢递。夕阳芳草，千里万里，雁声无限起。　梦魂悄断烟波里，心如醉，相见何处是。锦屏香冷无睡，被头多少泪。（《河传》）

孙光宪，字孟文，陵州（今四川仁寿）人。为荆南高从晦掌书记，历检校秘书，兼御史大夫。

孙光宪的词：

小庭花落无人扫，疏香满地东风老。春晚信沉沉，天涯何处寻。　晓堂屏六扇，眉共湘山远。争奈别离心，近来尤不禁。（《菩萨蛮》）

木棉花映丛祠小，越禽声里春光晓。铜鼓与蛮歌，南人祈赛多。　客帆风正急，茜袖偎樯立。极浦几回头，烟波无限愁。（《菩萨蛮》）

寂寞掩朱门，正是天将暮。暗澹小庭中，滴滴梧桐雨。　绣工夫，牵心绪，配尽鸳鸯缕。待得没人时，偎倚论私语。（《生查子》）

愁肠欲断，正是青春半。连理分枝鸾失伴，又是一场离散。　掩镜无语眉低，思随芳草凄凄。凭仗东风吹梦，与郎终日东西。（《清平乐》）

等闲无语，春恨如何去。终是疏狂留不住，花暗柳浓何处。　尽日目断魂飞，晚窗斜界残晖。长恨朱门薄暮，绣鞍骢马空归。（《清平乐》）

留不得，留得也应无益。白春衫如雪色，扬州初去日。　轻别离，甘抛掷，江上满帆风疾。却羡彩鸳三十六，孤鸾还一只。（《谒金门》）

渚莲枯，宫树老，长洲废苑萧条。想像玉人空处所，月明独上溪桥。　经春初败秋风起，红兰绿蕙愁死。一片风流伤心地，魂销目断西子。（《思越人》）

孙光宪借长短句来抒写情怀，有时又借女子口吻，来抒写离情别怨，都是比较成功的。

徐昌图，莆田人，初仕闽，入宋为国子博士，累迁至殿中丞。

徐昌图的词：

饮散离亭西去，浮生常恨飘蓬。回头烟柳渐重重。淡云孤烟远，寒日暮天红。　今夜画船何处，潮平淮月朦胧。酒醒人静奈愁浓。残灯孤枕梦，轻浪五更风。（《临江仙》）

许岷，不知何许人，他的词载入《尊前集》。

江南日暖芭蕉展，美人折得亲裁剪。书成小简寄情人，临行更把轻轻捻。　其中捻破相思字，却恐郎疑踪不似。若还猜妾倩人书，误了平生多少事。（《木兰花》）

冯延巳在词方面的造诣　五代十国词人中，有三大家，即前蜀之韦庄、南唐之冯延巳、南唐后主李煜。韦庄作品已见，这里介绍冯延巳。

冯延巳，字正中，广陵人。仕南唐，中主李时，位至宰相。

冯延巳的词：

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敢辞镜里朱颜瘦。　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楼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鹊踏枝》）

萧索清秋珠泪坠，枕簟微凉，展转浑无寐。残酒欲醒中夜起，月明如练天如水。　阶下寒声啼络纬，庭树金风，悄悄重门闭。可惜旧欢携手地，思量一夕成憔悴。（《鹊踏枝》）

几日行云何处去，忘却归来，不道春将暮。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　泪眼倚楼频独语，双燕归来，陌上相逢否？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鹊踏枝》）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入秋千去。（《鹊踏枝》）

六曲阑干偎碧树，杨柳风轻，展尽黄金缕。谁把钿筝移玉柱，穿帘海燕惊飞去。　满眼游丝兼落絮，红杏开时，一霎清明雨。浓睡觉来慵不语，惊残好梦无寻处。（《鹊踏枝》）

小堂深静无人到，满院春风，惆怅墙东，一树樱桃带雨红。　愁心似醉兼如病，欲语还慵，日暮疏钟，双燕归栖画阁中。（《采桑子》）

洞房深夜笙歌散，帘幕重重，斜月朦胧，雨过残花落地红。　昔年无限伤心事，依旧东风，独倚梧桐，闲想闲思到晓钟。（《采桑子》）

冷红飘起桃花片，青春意绪阑珊。画楼帘幕卷轻寒。酒余人散后，独自凭阑干。　夕阳千里连芳草，风光愁杀王孙。徘徊飞尽碧天云。凤城何处，明月照黄昏。（《临江仙》）

雨晴烟晚，绿水新池满。双燕飞来垂柳院，小阁画帘高卷。　黄昏独倚朱栏，西南新月眉弯。砌下落花风起，罗衣特地春寒。（《清平乐》）

风乍起，吹一池春水。闲引鸳鸯香径里，手红杏蕊。斗鸭阑干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谒金门》）

江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远送潇湘客。　芦花千里霜月白。伤行色，来朝便是关山隔。（《归国谣》）

宿莺啼，乡梦断，春树晓朦胧。残灯吹烬闭朱栊，人语隔屏风。香已寒，灯已绝，忽忆去年离别。石城花雨倚江楼，波上木兰舟。（《喜迁莺》）

玉炉烟，红烛泪，偏对画堂秋思。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衾枕寒。　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更漏子》）

霜积秋山万树红，倚帘楼上挂朱栊。白云天远重重恨，黄叶烟深淅淅风。梁州曲，吹在谁家玉笛中。（《抛球乐》）

南浦，南浦，翠鬓离人何处。当时携手高楼，依旧楼前水流。流水，流水，中有伤心双泪。（《三台令》）

词到了冯延巳，不但辞采清丽，情致婉约，而且在形象思维方面，也具有较高造诣。他对于词境界的探索和扩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南唐后主李煜　南唐中主李留传下来的词只有四首，其中二首：

手卷真珠（帘）上玉钩，依旧春恨锁重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　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回首绿波三楚暮，接天流。（《摊破浣溪沙》）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无限恨，倚阑干。（《摊破浣溪沙》）

后主李煜，国亡前留下来的作品不多，如：

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　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好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菩萨蛮》）

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绉。　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别殿遥闻箫鼓奏。（《浣溪沙》）

樱桃落尽春归去，蝶翻金粉双飞。子规啼月小楼西，曲栏金箔，惆怅卷金泥。　门巷寂寥人去后，望残烟草低迷。炉烟闲袅凤凰儿，空持罗带，回首恨依依。（《临江仙》）

苏辙题跋其后云：“凄凉怨慕，真亡国之音也。”

后主入宋以后，羁居别宅，写出亡国之痛，内容更为凄切深刻，如：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销磨。最是仓黄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破阵子》）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望江南》）

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　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

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　一任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金锁已沉埋，壮气蒿莱。晚凉天净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浪淘沙》）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令》）

真是亡国之音哀以思，词情凄怨，如其身世。

唐代传奇小说　唐初，尚沿袭六朝志怪的余习，无论人物塑造、情节描写，都比较粗糙，不够细腻。而且由于南北朝以来，随着佛教迷信的广泛传播，因果报应之说流毒无穷，志怪小说也随着佛教哲学的发展而专以讲因果报应为其主要内容。

隋唐间人唐临著《冥报记》，顾名思义，它是一部传播宗教迷信的故事小说。但作者为了要取信于人，也不得不采取一些社会生活中实际的例子，作为故事的素材。由于这一缘故，从这些故事的侧面也反映出封建社会内残酷和黑暗。举一则故事为例：

北齐时，有仕人姓梁，甚豪富，将死，谓其妻子曰：“吾平生所爱奴及马，皆使用日久，称人意，吾死，以为殉；不然，无所乘也。”及死，家人以囊盛土压奴杀之。（下略）

这一则故事的下半段，大都是宣传佛法无边的宗教迷信的。但上面所叙述的一些内容，有助于我们对当时黑暗社会的了解，有时这类宝贵材料在正史里是找不到的。

唐高宗时，释道世撰集《法苑珠林》，把佛教因果报应的故事，收集在一起。这种以佛教思想为基础的小说故事，由于迷信成分十分浓厚，因此毒害人民也十分严重。但其中有些作品，在僧侣宣讲时，为了要取信于人，于是把故事情节尽量写得逼真，这样就能收到传播佛教的预期效果。既然要把情节编造得比较真实，使人听了相信若有其人，若有其事，那么在这些构造故事素材的折光中，就也不可能不透露出一些社会现实的黑暗面来。如《法苑珠林》卷三十七引释道宣《续高僧传》（《华严经传记》中也载着这则故事），叙述隋文帝代周，重兴佛法，一时佛教气氛弥漫全国。在这种宗教迷信气氛笼罩之下，僧侣们为了要重新建立寺院的雄厚经济基础，便由僧徒们到各处去化缘，“兴建福会”，欺骗人民，搜括财富。于是就编出了下面一则故事：

大万村中有田遗生者，家途壁立，而有四女：妻著敝布，至膝而已，四女赤露，迥无条线。大女名华严，年已二十，惟有粗布二尺，拟充布施。〔普〕安引村众次至其门，愍斯贫苦，遂度不入。大女思念，“由我贫煎，不及福会。今又不修，当来（将来）何救？”周编求物，阒无一物，仰面悲号，遂见屋甍一把乱，用塞明空。挽取抖薮，拟用随喜。身既无衣，待至夜暗，匍匐而行，趣斋供所。以前施物，遥掷众中；十余粒米，别奉炊饭。因发愿曰：“女人穷困，由昔种悭业，今得穷报，困苦如是。今竭贫行施，用希来报。”作此愿已，以此十粒黄米，投饭甑中。“必若至诚，贫业尽者，当愿所炊之饭，变成黄色。如无所感色，命也奈何！”作此誓已，掩泪而返。于是甑中五石米饭，并成黄色。大众惊叹，未知所以，周寻缘构，乃云田遗生女之愿力也。斋会齐率，获粟十斛，寻济之女。安办法衣，仍度华严，送入京寺。

这一则故事，有很多迷信毒素和违反事实的地方，应该批判。如普安经过华严家的门口而不入，说是“愍斯贫苦”，实际是无利可图，才不进去。如代华严的口，说“昔种悭业，今得穷报”，“今竭贫行施，用希来报”。这完全想通过华严的话，来宣传因果报应，散播佛教毒素。如说一锅子饭，都变成黄色，除非是饭烧焦了，或者募化来的陈年粮食，蒸郁变色了，否则完全违反科学逻辑，不足一驳。最后叙述安办法衣，募华严出家于寺，充当尼姑，这更是僧尼的一种毒辣手段和卑鄙的宣传方法，实际把年方二十的华严送进活地狱去。这些都应该加以分析批判。除此之外，也暴露了封建历史工作者所艳称的隋文帝开皇时代，这是一个国力和社会经济富强的时期，可是在首都大兴城附近的终南山区大万村，农民的生活却如此地困难，贫苦农民的女儿，虽长到二十岁，尚且有赤露无衣的，饭吃不上更不用说了。这些事实，在正史里有时是看不到的，可是却能从这些宗教迷信故事的侧面，真实地反映了出来。因此尽管宣扬宗教迷信的书，也有它一定的史料价值和具体社会内容。当然，其全书主要是宣传宗教迷信，是为宗教服务的东西，决不可以全部加以肯定。

唐代的传奇，就是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不同的，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内容，基本上含有许多迷信和不科学的成分。而唐代传奇，虽然也有迷信和不科学的成分，但开始从描写神怪故事转而描写社会生活，题材较前有了扩大，写作艺术较前有了提高。

隋唐间人王度，据说是文中子王通的弟弟，著《古镜记》（见《太平广记》卷二百三十引《异闻集》）。故事是这样的：“隋汾阴侯生，奇士也。”临死，赠王度一面古镜。“镜横径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像；绕鼻列四方龟龙凤虎，依方陈布四方；外又设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绕轮廓。”王度获得这面古镜后，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六月，度归长安，至长乐坡，宿于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颇甚端丽，名曰鹦鹉”。王度偶然引镜照见鹦鹉，鹦鹉自说是精魅狐狸所变，经古镜一照，不能活了，果然“化为老狸而死。”大业六年，王度弟王勣将“游嵩山少室，降石梁，坐石坛。属日暮，过一嵌岩，有一石堂，可容三五人，〔王〕勣栖息止焉。月夜二更后，有两人，一貌胡，须眉皓而瘦，称山公。一面阔，白须眉长，黑而矮，称毛生”。“勣疑其精怪，引手潜后开匣取镜，镜光出而二人失声俯伏，矮者化为龟，胡者化为猿。悬镜至晓，二身俱殒，龟身带绿毛，猿身带白毛。”其他灵验很多，大都荒诞不经。后来王勣又把古镜还给王度，到了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镜在“匣中悲鸣”，“开匣视之，即失镜矣。”故事就这样而结束。

唐初又有《补江总白猿传》，撰人不著名氏。是对唐初书法家欧阳询开玩笑的一篇小说。因为欧阳询的样子活像猕猴，所以作者虚构这则故事，说欧阳询的母亲在岭南曾被白猿精摄去，怀了欧阳询。后来欧阳询的父亲欧阳冒险寻妻，杀死白猿，夺回爱妻，所以欧阳询生出来很像猕猴。欧阳询少时，父欧阳被杀，素与江总善，询为江总抚养长大。这则虚构的《白猿传》故事，便被说成是从江总口里传述出来的。故事情节还明显地受到佛教文学的深刻影响。（原文收在《太平广记》卷四百十四里）

《游仙窟》，张文成撰，张，字文成，调露（公元679至680年）初，以进士擢第。开元初，官终司门员外郎。他还著有《朝野佥载》、《龙筋凤髓判》。《游仙窟》，中土久佚，日本有全文保存下来。叙述张文成出使河源，道中夜投大宅，逢二女曰十娘、曰五嫂，宴饮欢笑，以诗相调，止宿而去。文近骈俪而时杂鄙语，今略录其升堂燕饮时情状于下：

十娘唤香儿为少府设乐，金石并奏，箫管间响，苏合调琵琶，绿竹吹荜篥，仙人鼓瑟，玉女吹笙，……清音叨，片时则梁上尘飞，雅韵铿锵，卒尔则天边雪落。一时忘味，孔丘留滞不虚，三日绕梁，韩娥余音是实。……两人俱起舞，共劝下官。……遂舞著词曰：“从来巡绕四边，忽逢两个神仙。眉上冬天出柳，颊中旱地生莲。千看千处妩媚，万看万种妍。今宵若其不得，刺命过与黄泉。”又一时大笑。舞毕……十娘咏曰：“得意似鸳鸯，情乖若胡越。不向君边尽，更知何处歇。”十娘曰：“儿等并无可收釆，少府公云冬天出柳，旱地生莲，总是相弄也。”

作品的思想，只是描写了偶然的风流艳遇，其中还夹杂着一些色情描绘，但比之《古镜记》、《白猿传》，已经除去怪诞的色彩。在写作技巧上，还有一个特色，即散文和骈文的互用。

沈既济，苏州吴人，以杨炎荐，召拜左拾遗，史馆修撰。炎得罪，既济亦贬为处州司户参军。后卒于礼部员外郎。他著小说《枕中记》（载《太平广记》卷八十二引《异闻集》，题曰《吕翁》）：

开元十九年，道者吕翁经邯郸道上，邸舍中设榻施席，担囊而坐，俄有邑中少年卢生，……亦止邸中……久之，卢生……乃叹曰：“大丈夫生世不谐，而困如是乎……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言讫，目昏思寐。是时主人蒸黄粱为馔，翁乃采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此，当令子荣适如志。”……生俯首就之，寐中……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丽，而产甚殷……明年，举进士，登甲科。解褐，授校书郎，应制举，授渭南县尉，迁监察御史、起居舍人，为知制诰。三年即真，出典同州，寻转陕州……迁汴州，岭南道采访使，入京为京兆尹，……除御史中丞、河西陇右节度使……转御史大夫、礼部侍郎。……为当时宰相所忌，以飞语中之，贬端州刺史。三年，征还，除户部尚书。未几，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嘉谋密命，一日三接，献替启沃，号为贤相。同列者害之，遂诬与边将交结，所图不轨，下狱。府吏引徒至其门，追之甚急，生惶骇不测，泣其妻子曰：“吾家本山东，良田数顷，足以御寒馁，何苦求禄，而今及此。思复衣短裘，乘青驹，行邯郸道中，不可得也。”引刀欲自裁，其妻救之得免。共罪者皆死，生独有中人保护，得减死论。出授牧，数岁，帝知其冤，复起为中书令，封赵国公，恩旨殊涯，备极一时。生有五子，……其姻媾皆天下族望。有孙十余人……后年渐老，屡乞骸骨，不许。及病……卒。卢生欠伸而寤，见其身方偃〔蹇〕于邸中，顾吕翁在傍，主人蒸黄粱尚未熟。

唐代士人，多歆慕功名，《枕中记》虽诡幻动人，但亦有所本。干宝焦湖庙祝以玉枕使杨林入梦，可能就是《枕中记》的蓝本。明人汤显祖的《邯郸记》，又是据此文而改写的。

《任氏传》，是沈既济的另一篇传奇名著（载《太平广记》卷四百五十二），文长不录。

沈亚之，字下贤，吴兴人。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以进士擢第。太和（公元827至835年）初，为德州行营柏耆判官。柏耆败，亚之亦谪南康尉，终于郢州掾。

沈亚之的传奇文三篇，其一《秦梦记》，载《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二引《异闻集》。自述道出长安城，客橐泉邸舍。梦至秦，时秦穆公幼女弄玉婿萧史先死，公因命尚公主，题其门曰翠微宫，穆公遇亚之亦甚厚。一日，公主忽无疾卒，公追伤不已，命亚之作挽歌，曰：

泣葬一枝红，生同死不同。金钿坠芳草，香绣满春风。旧日闻箫处，高楼当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闭翠微宫。

穆公又使亚之作墓志铭，其铭曰：

白杨风哭兮，石髯莎。杂英满地兮，春色烟和。珠愁粉瘦兮，不生绮罗。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

居月余，穆公见亚之曰：“寡人每见子，即不能不悲悼。大夫盍适大国乎！”亚之将去，“公复命至翠微宫与公主侍人别。重入殿内，时见珠翠遗碎青阶下，窗纱檀点依然。宫人泣对亚之，亚之感咽良久，因题宫门诗曰：

君王多感放东归，从此秦宫不复期。春景自伤秦丧主，落花如雨泪胭脂。

竟别去。”忽惊觉，身仍卧邸舍。《秦梦记》文辞婉约，情致骀荡。

在《太平广记》卷二百九十八引《异闻集》《太学郑生》条，沈亚之述郑生偶遇孤女，相依数年。一旦别去，自云：“我湖中鲛室之姝也，谪而从君，今岁满，无以久留君所。”乃与生诀。后十余年，生登岳阳楼，“有画舻浮漾而来”，“中一人起舞，含怨慕”，即女也。而“风涛崩怒，遂不知所在”。以华丽之笔，叙恍忽之情，极窈窕之思。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沈亚之为泾源节度使李汇掌书记，有一天，听李汇说，邢凤，帅家子，“寓居长安平康里南，……买故豪洞门曲房之第，……梦一美人自西楹来”，歌《春阳曲》，其词曰：“长安少女踏春阳，何处春阳不断肠。舞袖弓弯浑忘却，罗帷空度九秋霜。”过了不少天，诗人姚合又对沈亚之讲了一则故事。故事说，“吾友王生者，元和初夕，梦游吴，侍吴王，久之，闻宫中出辇吹箫击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诏门客作挽歌词，生应教为词曰：

西望吴王阙，云书凤字牌。连江起珠帐，择土葬金钗。满地红心草，三层碧玉阶。春风无处所，凄恨不胜怀。

词进，王甚佳之。及寤，能记其事”（《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二引《异闻录》）。沈亚之好述梦，尤好言仙鬼复死，然后记其悼思之情。不仅散文写得很好，诗亦情致缠绵。

陈鸿，贞元中，为主客郎中，与白居易友善，鸿著《长恨歌传》，居易著《长恨歌》。传云：

天宝末，兄国忠盗丞相位，愚弄国柄。及安禄山引兵向阙，以讨杨氏为辞。潼关不守，翠华南幸，出咸阳，道次马嵬，六军徘徊，持戟不进。从官郎吏伏上马前，请诛〔晁〕错以谢天下，国忠奉缨盘水，死于道周。左右之意未决，上问之，当时敢言者请以贵妃塞天下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见其死，反袂掩面，使牵而去之，仓黄展转，竟就死于尺组之下。（《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六引）

“杨贵妃故事，唐人本所乐道，然鲜有条贯如〔《长恨》〕传者，又得白居易作歌，故特为世间所知。清洪升撰《长生殿传奇》，即本此《传》及《歌》意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陈鸿又著有《东城老父传》：

老父姓贾，名昌……玄宗在藩邸时，乐民间清明节斗鸡戏。及即位，泊鸡坊于两宫间，索长安雄鸡，金毫铁距，高冠昂尾千数，养于鸡坊，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使驯扰教饲……昌……召入为鸡坊小儿，衣食右龙武军……中谒者王承恩言于玄宗，召试殿庭，皆中玄宗意，即日为五百小儿长……天子甚爱幸之。金帛之赐，日至其家。开元十三年，笼鸡三百，从封东岳……十四年三月，衣斗鸡服，会玄宗于温泉，当时天下号为神鸡童。时人为之语曰：“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能令金距期胜负，白罗绣衫随软舆。父死长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丧车”……八月五日……千秋节……玄宗率皆在骊山，每至是日，万乐具举，六宫毕从。昌冠雕翠金华冠，锦袖绣襦袴，执铎拂道，群鸡叙立于广场，顾眄如神，指挥风生，树毛振翼，吻磨距，抑怒待胜，进退有期，随鞭指低昂，不失昌度。胜负既决，强者前，弱者后，随昌雁行，归于鸡坊。角、万夫、跳剑、寻、蹴球、踏绳，舞于竿巅者，索气沮色……天宝……十四载，胡羯陷洛，潼关不守，……昌变名姓，依于佛舍……旧里居室，为兵掠，家无遗物，布衣憔悴，不复得入禁门矣。（《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五）

记贾昌于兵烬之后，追忆太平盛事，荣华零落，其语亦悲。

白行简，白居易之弟，贞元末，以进士擢第。官至主客郎中。宝历二年（公元826年），病卒。

白行简著《李娃传》（《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四），为世所传。故事的内容，有荥阳郑氏子，迷恋长安娼女李娃，“狎戏游宴，囊中尽空。乃鬻骏乘，及其家童，资财仆马荡然”。李娃的养母把他赶逐出来，最后流落在街头，被雇用于丧肆，为挽郎。“每歌《薤露》之章，举声清越，响振林木，曲度未终，闻者欷掩泣。”后来被他父亲知道，认为“志行若此，污辱吾门”，把他痛打到昏晕过去，认为已死，弃之而去。从此沦为乞丐。

一旦大雪，生为冻馁所驱，冒雪而出，乞食之声甚苦，闻见者莫不凄恻。时雪方甚，人家外户多不发，至安邑〔里〕东门，循里垣北转第七、八，有一门，独启左扉，即娃之第也。生不知之，遂连声疾呼，饥冻之甚，音响凄切，所不忍听。娃自阁中闻之，谓侍儿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连步而出，见生枯瘠疥疠，殆非人状。……娃前抱其颈，以绣襦拥而归于西厢，失声长恸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

李娃用尽一切力量，使郑生恢复健康，并鼓励他应举擢第。荥阳郑生既贵达，李娃认为自己出身倡家，郑氏是海内望族，“当结媛鼎族，……中外婚媾，无自黩也”。反映了唐代门阀制度之森严可怕。《李娃传》对于后来的小说，也影响很大。如元人著《曲江池》，明人薛近兖著《秀襦记》，都是以《李娃传》为蓝本的。

白行简又著《三梦记》（见《说郛》卷一百十四），其第一梦云：

天后时，刘幽求为朝邑丞，尝奉使夜归，未及家十余里，适有佛寺，路出其侧。闻寺中歌笑欢洽，寺垣短缺……刘俯身窥之，见十数人儿女杂坐，罗列盘馔，环绕之而共食。见其妻在坐中语笑，刘初愕然，不测其故……且思其不当至此……又熟视容止言笑无异。将就察之，寺门闭不得入，刘掷瓦击之，中其洗，破迸散走，因忽不见。刘逾垣直入，与从者同视殿庑，皆无人，寺扃如故。刘讶益甚，遂驰归。比至其家，妻方寝，闻刘至，乃叙寒暄讫，妻笑曰：“向梦中与数十人同游一寺，皆不相识，会食于殿庭，有人自外以瓦砾投之，杯盘狼藉，因而遂觉。”刘亦具陈所见，盖所谓彼梦有所往而此遇之也。

元稹，元和、长庆间的名诗人，已有介绍。他著有《莺莺传》，亦称《会真记》。故事的经过是：“唐贞元中，有张生者，性温茂，美风容……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无几何（没多少时），张生游于蒲，蒲之东十余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张生寓焉。适有崔氏孀妇将归长安，路出于蒲，亦止兹寺。崔氏妇，郑女也，张出于郑，绪其亲，乃异派之从母。是岁，浑薨于蒲……军人因丧而扰，大掠蒲人，崔氏……旅寓，惶骇不知所托。先是张与蒲将之党有善，请吏护之，遂不及于难。……郑厚张之德甚，因饰馔以命张。”见其女莺莺，生惑之，托崔之婢红娘，缀《春词》二首以通意。“是夕，红娘复至，持彩笺以授张，曰：‘崔所命也’，题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词曰：‘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张喜且骇，已而崔至，则端服严容，责其非礼，言毕，翻然而逝。

数夕，张生临轩独寝……则红娘敛衾携枕而至，抚张曰：“至矣！至矣！”……俄而红娘捧崔氏而至，则娇羞融冶，力不能运支体，曩时端庄，不复同矣。是夕，旬有八日（十八日）也。斜月晶莹，幽晖半床……有顷，寺钟鸣，天将晓，红娘促去，崔氏娇啼宛转，红娘又捧之而去，终夕无一言。张生辨色而兴，自疑曰：“岂其梦邪！”及明，睹妆在臂，香在衣，泪光荧荧然，犹莹于茵席而已。是后复十余日，杳不复知……是时复容之，朝隐而出，暮隐而入，同安于曩所谓西厢者几一月矣……无何，张生将至长安，先以情谕之，崔氏宛无难词，然而愁怨之容动人矣。将行之夕，不可复见，而张生遂西下。数月，复游于蒲，会于崔氏者又累月……张生俄以文调及期，又当西去……崔已阴知……徐谓张曰：“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殁身之誓，其有终矣，又何必深感于此行。”……明旦而张行，明年，文战不胜，张遂止于京……后岁余，崔已委身于人，张亦有所娶，适经所居……求以外兄见，夫语之而崔终不出……崔潜赋一章词曰：“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见，后数日……又赋一章以谢绝云：“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自是绝不复知矣。

元稹有重名，所以《会真记》为世所重。后人继作，宋赵德麟取其故事作《商调蝶恋花》，金则有董解元《弦索西厢》，元则有王实甫《西厢记》，关汉卿有《续西厢记》，明则有李日华《南西厢记》，陆采《南西厢记》等。

李公佐，陇西郡望，会昌（公元841至846年）中，为淮南节度使幕僚。著《南柯太守传》（见《太平广记》卷四百七十五《淳于棼》）：

东平淳于棼，吴楚游侠之士……落魄纵诞，饮酒为事。家住广陵郡东十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干修密，清阴数亩。淳于生日与群豪大饮其下。唐贞元七年（公元791年）九月，因沉醉致疾，时二友人于坐扶生归家，卧于堂东庑之下，二友谓生曰：“子其寝矣，予将秣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

淳于棼解巾就枕，昏然梦至槐安国，令尚公主，拜驸马都尉，出为南柯太守，在郡二十载，风化广被。生五男二女。后有檀萝国来侵南柯郡，生抵御败绩，未几，公主又薨，王命送生归家。既醒。

见家之僮仆，拥彗于庭，二客濯足于榻，斜日未隐于西垣，余樽尚湛于东牖，梦中倏忽，若度一世矣。生感念嗟叹，遂呼二客……与生出外寻槐下穴……有大穴，根洞然明朗，可容一榻，上有积土壤以为城郭台殿之状，有蚁数斛，隐聚其中。中有小台，其色若丹，二大蚁处之，素翼朱首，长可三寸，左右大蚁数十辅之，诸蚁不敢近，此其王矣。即槐安国都也。又穷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转方中，亦有土城小楼，群蚁亦处其中，即生所领南柯郡也……追想前事，感叹于怀……不欲二客坏之，遽令掩塞如旧……复念檀萝征伐之事，又请二客访迹于外。宅东一里有古涸涧，侧有大檀树一株，藤萝拥织，上不见日，旁有小穴，隐聚其间，檀萝之国，岂非此耶？

明汤显祖本之作《南柯记》。

公佐还著《谢小娥传》（《太平广记》卷四百九十一），小娥嫁历阳段居贞，夫妇与父皆习贾，往来江湖间。后段之弟兄、谢之僮仆数十人，并在江中为盗所杀。小娥亦投水伤胸折足，为他船拯起，至上元县，依妙果寺尼以居。后小娥变服男子服，为佣保于江湖间，遇贼于浔阳，知杀父者申兰，杀夫者申春也。小娥手斩申兰，擒申春鸣于官，其余党数十，亦悉就擒获。李复言演其文入《玄怪录》，明人则本其事作平话（见《拍案惊奇》十九）。

陇西李朝威著《柳毅传》（载《太平广记》卷四百十九），记“柳毅应举下第，将还湘滨，念乡人有客泾阳者，遂往告别”。至泾阳，“见有妇人牧羊于道畔”，曰：“妾洞庭龙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泾川〔君〕次子，而夫婿逸乐，为婢仆所惑，日以厌薄……又得罪舅姑，舅姑毁黜以至此。闻君将还吴，密通洞庭，或以尺书寄托侍者，未卜将以为可乎？”毅曰：“洞庭，深水也。吾行尘间，宁可致意邪！唯恐道途显晦，不相通达。”女曰：“洞庭之阴，有大橘树焉，乡人谓之杜橘。君……叩树三发，当有应者。”柳毅既致书于洞庭君，洞庭君弟钱塘君刚暴，杀婿取女归。洞庭君欲以女配毅，因毅严拒而止。后毅再丧妻，居家金陵，娶范阳卢氏，即龙女也。尝觐洞庭，复徙居南海，且四十年，又归洞庭。开元末，毅表弟薛嘏谪官东南，尝过洞庭，遇毅乘彩舟来，赠嘏仙药五十丸，一丸可增一岁。“自是已后，遂绝影响。”金人取其事为杂剧，元尚仲贤据之作《柳毅传书》，翻案又为《张生煮海》，清李渔又折衷之而成《蜃中楼》。

蒋防著《霍小玉传》（《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七）。李益，年二十，以进士擢第。寓居长安，识名妓霍小玉，同居二年。后生授郑县主簿，与小玉坚约婚姻而别。及生觐母东都，始知已订婚中表卢氏，母素严，生不敢违，遂与小玉绝。小玉久不得生音问，竟卧病，踪迹招益，益亦不敢往。一日，益与同辈五六人诣崇敬寺玩牡丹花，步于西廊，递吟诗句。忽有黄衫豪士强邀之至霍氏家。一家惊喜，声闻于外。

玉沉绵日久，转侧须人，忽闻生来，忽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与生相见，含怒凝视，不复有言。羸质娇姿，如不胜致。时复掩袂返顾李生，感物伤人，坐皆欷……因遂陈设，相就而坐。玉乃侧身转面，斜视生良久，遂举杯酒酹地曰：“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征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掷杯于地，长恸号哭数声而绝。

最后，作品以浪漫主义的手法，说李益终娶卢氏，然为怨鬼所祟，竟以猜忌出其妻，至于三娶，莫不如是。由于这篇传奇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毋怪明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要说“唐人小说纪闺阁事，绰有情致。此篇尤为唐人最精彩动人之传奇，故传诵弗衰”了。

许尧佐《柳氏传》，记韩娶柳氏为妾，天宝末，安禄山起兵，柳氏剪发毁形，寄迹法灵寺，韩后走山东，为淄青节度使侯希逸掌书记。尝寄柳氏诗曰：

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

柳氏答：

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

没有多少时，有蕃将沙吒利，立军功，知柳氏名，劫之归。及韩随侯希逸自淄青入朝，知已失柳氏，叹想而已。一日偶于龙首冈辎中见柳氏。会淄青诸将合乐酒楼，使人请，强应之，然意色皆丧，音韵凄咽。有虞候许俊者知其事，谓曰：“请足下数字，当立致之。”乃直趋沙吒利第，曰：“将军中恶，使召夫人。”遂升堂出札示柳氏，挟之归。柳氏与执手涕泣。是时沙吒利恩宠殊等，等惧祸，乃诣李希逸告其事，希逸为闻之于朝，有诏柳氏宜还韩，沙吒利赐钱二百万。柳氏遂与韩偕老。其事又见于孟《本事诗》，可能是实录，故事不完全出于虚构。

《周秦行纪》一卷，托名牛僧孺撰，实际是李德裕门下士欲中伤牛僧孺所写（收入《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九）。用牛僧孺的第一人称：“予贞元中举进士落第，归宛叶间，至伊阙南道鸣皋山下。”因暮失道，夜宿汉薄太后庙中，因与神遇，与汉唐妃嫔宴饮，中有戚夫人、王昭君、潘淑妃、杨贵妃以及石家绿珠。宴饮甚欢，“太后问予：‘今天子为谁？’予对曰：‘今皇帝，先帝长子。’太真笑曰：‘沈婆儿作天子也，大奇！’”复赋诗，终以昭君侍寝，至明而行。“衣上香经十余日不歇”。李德裕之党为了打击牛僧孺，利用伪造的《周秦行纪》来横加诬蔑，并谓牛僧孺在《周秦行纪》中至“戏〔唐〕德宗为沈婆儿”，又说“令人骨战，可谓无礼于其君甚矣”。毋怪鲁迅先生要说自来假小说以陷人，此为最怪了。(6)

《玄怪录》四卷，唐牛僧孺撰，《续玄怪录》四卷，唐李复言撰。这两部书，都经近人程毅中校勘，有中华书局排印本。这两部志怪小说，在当时都是以行卷的形式把它写成并流通的。行卷不仅收录本人诗歌作为主要内容，有时也采用志怪、传奇作为内容，流利的散文，恢奇的故事，投献当世达官贵人，以邀其青睐，取得他们的激扬或推荐。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云：“唐之举人，先籍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行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

《玄怪录》和《续玄怪录》中许多篇文，大都被收在《太平广记》一书之中，现在就不一一介绍了。只有《续玄怪录》中一篇《辛公平上仙》条，《太平广记》之所不收，陈寅恪氏认为这篇志怪之篇，史料价值甚高。他说：“唐宪宗为内官所弑，阉人更隐讳其事，遂令一朝国史，于此大变，若有若无。”“故凡记载之涉及者，务思芟易改易，绝其迹象。”李复言《续玄怪录·辛公平上仙》条，“乃关于事变幸存之史料，岂得以其为小说家言，而忽视之耶？”（《金明馆丛稿》二编《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

《续玄怪录》卷一《辛公平上仙》条云：

洪州高要县尉辛公平、吉州卢陵县尉成士廉，同居泗州下邳县，于元和末偕赴调集，入洛西榆林店。掌店人甚贫，待宾之具，莫不尘秽，独一床似洁，而有一步客先憩于上矣。主人率皆重车马而轻徒步，辛、成之来也，乃逐步客他床。客倦起于床而回顾，公平谓主人曰：“客之贤不肖，不在车徒，安知步客非长者，以吾有一仆一马烦动乎！”因谓步客曰：“请公不起，仆就此憩矣。”客……遂复就寝。深夜，二人饮酒食肉……公平高声〔谓步客〕曰：“有少酒肉，能相从否？”一召而来，乃绿衣吏也。问其姓名，曰：“王臻。”言辞亮达，辞不可及。二人益狎之……行次阌乡，臻曰：“二君固明智之者，识臻何为者？……乃阴吏之迎驾者。”曰：“天子上仙，可单使迎乎？”曰：“是何言欤？甲马五百，将军一人，臻乃军之籍吏耳。”……过……华阴……宿灞上，臻曰：“此行乃人世不测者也，辛君能一观。”成公曰：“何独弃我？”曰：“……君命稍薄，故不可耳……入城当舍于开化坊西门北壁上第二板门王家，可直造焉。辛君初五更立灞西古槐下。”

及期，辛步往灞西……转盼间，一旗甲马立于其前，王臻者乘且牵，呼辛速登。既乘，观马前后，戈甲塞路。臻引辛谒大将军。将军者，丈余，貌甚伟……遂同行入通化门及诸街铺，各有吏士迎拜。次天门街……于是分兵五处，独将军与亲卫馆于颜鲁公庙……臻与公平止西廊幕次……居数日……得报曰：“已敕备夜宴。”于是部管兵马，戌时齐进，入光范〔门〕及诸门，门吏皆立拜宣政殿下，马兵三百，余人步，将军金甲仗钺来，立于所宴殿下，五十人从卒环殿露兵，若备非常者。

殿上歌舞方欢，俳优赞咏，灯烛荧煌，丝竹并作。俄而三更四点，有一人多髯而长……其状可畏，忽不知其所从来，执金匕首长尺余，拱于将军之前，延声曰：“时到矣。”将军频眉揖之，唯而走，自西厢历阶而上，当御座后，跪以献上。既而左右纷纭，上头眩，音乐骤散，扶入西阁，久之未出。将军曰：“升云之期，难违顷刻。上既命驾，何不遂行！”对曰：“上澡身否？”曰：“然，可即路。”遽闻具浴之声。

三〔五〕更，上御碧玉舆……肩舆下殿……将军……遂步从……而出。自内阁及诸门吏，莫不呜咽群辞，或收血捧舆，不忍去者。过宣政殿，二百骑引，三百骑从，如风如雷，飒然东去，出望仙门。

将军乃敕臻送公平，遂勒马离队，不觉足已到一板门前，臻曰：“此开化〔坊〕王家宅，成君所止也。”……公平叩门一声，有人应者，果成君也。秘不敢泄。更数（月）〔日〕，方有攀髯之泣。

鬼神当然是没有的，在当时，李复言不得不通过志怪托之鬼神记载了唐宪宗被弑的经过。这桩弥天大事，是由宦官一手包办的，可是李复言不敢有一个字提到内官，可见梁守谦、陈弘志辈当时恶势力可以遮天。裴廷裕《东观奏记》云：“宣宗追恨光陵（穆宗）商臣之酷，郭太后亦以此暴崩。”可见郭贵妃（即后来的郭太后）和太子（穆宗），是预闻这个密谋的，从820年穆宗即位，穆宗卒，子敬宗、文宗、武宗相继嗣位，到847年，宪宗第十三子宣宗即位，经过二十七年长长的时间，皇位才由穆宗诸子手里转移到宪宗幼子宣宗手里，这件弑帝大案才翻过来。李复言《续幽怪录·辛公平上仙》条，在二十七年之间，起过一定作用。

唐宪宗暴死于大明宫中和殿，棺敛却在太极殿，《续玄怪录》中正记载了由东内迁徙到西内的经过。由于唐宪宗是被匕首刺死的，一定血污狼藉，所以在移尸之前，必须澡身具浴，更换御衣，包扎创口，以蒙蔽群臣之耳目。“三更”一定是“五更”之讹，因为上面已经提到三更四点了，不可能又时光倒流，又回到三更来。“数月”一定是“数日”之讹，这样的大事，隐瞒几天才发布消息，是完全可以的，不可能隐瞒到数月之久。

《本事诗》一卷，唐孟撰。，唐僖宗末犹在世。书中载陈乐昌公主事：

陈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后主叔宝之妹，封乐昌公主，才色冠绝。时陈政方乱，德言知不相保，谓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国亡必入才豪之家，斯永绝矣。傥情缘未断，犹冀相见，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镜，人执其半。约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卖于都市，我当在，必以是日访之。”及陈亡，其妻果入越公杨素之家，宠嬖殊厚。德言流离辛苦，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访于都市。有苍头卖半镜者，大高其价，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具言其故，出半镜以合之，仍题诗曰：“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陈氏（乐昌公主）得诗，涕泣不食，素知之，怆然改容。即召德言还其妻……令陈氏为诗，曰：“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验作人难。”遂与德言归江南，竟以终老。

破镜重圆，遂成为人间佳话。

杜光庭《虬髯客传》（《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三），光庭另有介绍。小说的最大缺点，充满天命论思想，认为李唐王朝的建立，是天命早已安排好了的，不是人力所能改变得了的。但这篇小说在人物的描写上却虎虎有生气，性格鲜明，极为成功。故事的经过，说唐太宗大将李靖未达时，去见隋司空杨素，“素亦踞见之”。靖前揖曰：“天下方乱，英雄竞起，公为帝室重臣，须以收罗豪杰为心，不宜踞见宾客。”说明李靖虽是布衣，已是气概非凡。当李靖和杨素谈论的时候，有一妓有殊色，执红拂立于前，时目靖。靖既归旅舍，其夜，红拂妓紫衣戴帽奔之，“脱去衣帽，乃十八九佳丽人也”。李靖怕杨素追究其事，红拂女曰：“彼尸居余气，不足畏也。诸妓知其无成，去者众矣，彼亦不甚逐也。计之详矣，幸无疑焉。”她又说：“妾侍杨司空，久阅天下之人多矣，未有如公者，丝萝非独生，愿托乔木，故来奔耳。”乃为夫妇，同往太原。

行次灵石旅舍，既设床，炉中烹肉且熟。张氏（即红拂女）以发长委地，立梳床前，靖方刷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驴而来……取枕欹卧，看张氏梳头。靖怒甚，未决，犹刷马。张氏熟视其面，一手握发，一手映身摇示令勿起。急急梳头毕，敛袂前问其姓，曰：“姓张。”对曰：“妾亦姓张，合是妹。”遽拜之，问：“第几？”曰：“第三。”……张氏遥呼曰：“李郎且来拜三兄。”靖骤拜，遂环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计已熟矣。”客曰：“饥甚。”靖出市买胡饼，客抽匕首切肉共食。

中间插叙虬髯客通过李靖、刘文静两次会见李世民的经过。最后天命论起了作用，认为“太原李氏，真英主也”。“此世界非（虬髯）公世界也”。决定退出，另找出路。并约李靖夫妇去长安找他们。

靖……到京，与张氏同往，乃一小板门，叩之，有声者拜曰：“三郎令候一娘子、李郎久矣。”延入重门，门益壮丽……引靖入东厅……传云：“三郎来。”乃虬髯者，纱帽褐裘，有龙虎之姿。相见欢然。催其妻出拜，盖天人也。遂延中堂，陈设盘筵之盛，虽王公家不侔也。……家人自西堂舁出二十床，各以锦绣帕覆之，既呈，尽去其帕，乃文簿钥匙耳。虬髯谓曰：“尽是珍宝货泉之数，吾之所有，悉以充赠……三五年内，即当太平。李郎以英特之才，辅清平之主，竭心尽善，必极人臣……非一妹不能识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虎啸风生，龙腾云萃，固当然也……此后十余年，东南数千里外有异事，是吾得志之秋也。”……靖据其宅，遂为豪家……贞观中，靖位至仆射，东南蛮奏曰：“有海贼以千艘积甲十万人，入扶余国，杀其主自立，国内已定。”靖知虬髯成功也，归告张氏，具礼相贺。

后人乐道这则故事，至绘成图画，称为“风尘三侠”。明凌濛初成作《虬髯翁》，张凤翼、张太和皆著有《红拂记》。

当然，小说只能是小说，没法看做历史。杨素卒于大业二年（公元606年）之七月，李渊到大业十三年，才任为太原留守，距杨素之死已十一年。大业二年，李世民才九岁，既尚非州将之子，也非年已二十。所谓“不衫不履，褐裘而来”，都是子虚乌有之事。所以洪迈《容斋随笔》谓“此一传，大抵皆妄”，大概可作定论。

敦煌石室发现的唐代变文　变是指经变而言的。讲变文之前，先得讲变相。“相”即今“像”字。现存敦煌石窟寺壁画中，往往有根据佛本生故事画成一组壁画，也就是画成一组故事由发生、发展以至结局的壁画。这类壁画，今日得称之为连环壁画，当时习称之为经变相。因为画面是随着故事的内容改变而变化着，变相之名，也由此而来。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中著录南北朝的经变相有“（宋）袁倩《维摩诘变相图》（一卷），张墨《维摩诘变相图》一卷，（梁）张儒童《宝积变相图》一卷，（隋）董伯仁《弥勒变相图》一卷，杨契丹《杂物变相》二卷，展子虔《法华变相》一卷”。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著录：“荐福寺西廊菩提院，吴（道子）画《维摩诘本行变》。慈恩寺塔之东南中门外偏，张孝师画《地狱变》。宝刹寺佛殿西廊，陈静眼画《地狱变》。兴唐寺塔院南廊，吴（道子）画《金刚经变》。菩提寺佛殿东壁，董谔画《本行经变》。永泰寺东精舍，郑法士画《灭度变相》。福先寺三阶院，吴（道子）画《地狱变》。”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寺塔记》著录：常乐坊赵景公寺南中三门里东壁上，吴道玄（即吴道子）画《地狱变》，笔力劲怒，变状阴怪，睹之不觉毛戴。三阶院西廊下，范长寿画《西方变》。平康坊菩萨寺食堂东壁上，吴道玄画《智度论色偈变》。变相即变化的画像，不称一幅，而称一卷或二卷，可证明它是连环图画，是由多幅画面构成的，这大概不会错。

有人说：变相这一形式，是由印度随佛教传播而传入的。这句话，既对，也不对。在神庙的壁上，绘画着连环图画，这在中国老早就有了。《楚辞·天问》：

惟浇在户，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颠陨厥首。女歧缝裳，而馆同爰止。何颠易厥首，而亲以逢殆。

这里就构成四幅画面，第一幅画了寒浞的儿子在户边和他嫂子谈情，第二幅画了少康训练了猎犬去暗杀寒浞。第三幅画了浇和其嫂女歧同居的画面，第四幅画了猎狗没有杀掉寒浞，却把女歧的头咬断带回来了。我们读到《天问》的文辞，就可以了解楚国神庙壁上所绘图像的故事内容。解说神庙图像内容，《楚辞·天问》是一种形式，唐代变文又是一种形式。它们中间，有一定的继承关系。

在唐五代，佛教寺院里的僧侣为了传播教义，于是采用变文形式，同时利用壁画或佛教的故事内容用来讲唱一番，达到僧侣们传播宗教的目的。讲唱佛教故事的变文，如《佛本生故事变文》、《维摩诘变文》、《破魔变文》、《降魔变文》、《地狱变文》、《目连变文》等等以外，也采录民间留传下来人们日常所喜闻乐道的故事内容，既绘于寺院之壁上或画为手卷，又编为变文，如《舜子至孝变文》、《孟姜女变文》、《伍子胥变文》、《季布骂阵变文》、《汉将王陵变文》、《李陵变文》、《王昭君变文》、《张义潮变文》等等，通过俗讲的形式，加以宣讲。

僧侣演唱之际，每到一个段落，就特别举出图画为例，就是说连环图又得换一个画面了。今举《王昭君变文》为例：

（一）　昭军（君）荣拜号作胭脂贵氏（妃）处

（二）　昭军（君）既登高岭，愁思便生，遂指天汉帝乡而曰处

（三）　明妃遂作遗言，略叙平生，留将死处

（四）　单于恸悲切调，乃哭明妃处

（五）　单于亲降，部落皆来，倾国威仪，乃葬昭军（君）处

（六）　单于受汉使吊，宣哀，帝闻，遂出祭词（祀）处

《王昭君变文》，前半段已残缺，后半段尚完整，这一组连环画，还可以指出故事内容尚被保留下来的六个画面。

变文的文辞，不可能达到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那样高的水平，大概是一般知识分子所执笔的。今仍举《王昭君变文》为例，散文如：

妾闻居塞北者，不知江海有万斛之船；居江南之人，不知塞北有千日之雪。此及苦复重苦，怨复重怨。行经数月，途程向尽……即至牙帐，更无城郭，空有山川。地僻多风，黄羊野马，日见千群万群，□□，时逢十队五队。似（以）语（契）丹为东界，吐蕃作西邻，北倚穷荒，南临大汉，当心而坐，其富如云。毡裘之帐，每日调弓；孤格之军，终朝错箭。将斗战为业，以猎射为能，不蚕而衣，不田而食，既无谷麦，啖肉充粮；少有丝麻，织毛为衣。夫突厥法，贵壮贱老，憎女忧（爱）男……冬天逐暖，即向山南，夏月寻源，便居山北……若道一时一饷（晌），犹可安排，岁久月深，如何可度。

把王昭君嫁给匈奴单于，误作嫁给突厥可汗，把唐代的契丹、吐蕃，作为匈奴的邻居，历史知识之浅陋，是经不起推敲的。其韵文如：

乍到未闲胡地法，初来且着汉家衣。冬天野马从他瘦，夏月牦牛任意肥。边云忽然闻此曲，令妾愁肠每意（忆）归。蒲桃未必蒙春酒，毡帐如何及彩帏。莫怪适下频下泪，都为残云度岭西。

韵文是用来唱的。在韵文和散文之间，还加上一段插白，解说经变，再和壁画和画卷配合起来，以期收到预期的效果。

唐穆宗长庆（公元821至824年）中，有俗讲僧文溆，善于讲唱变文，“其声宛畅，感动里人”（《乐府杂录》）。唐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六月己卯，曾亲“幸兴福寺观沙门俗讲”（《资治通鉴》）。俗讲甚至吸引皇帝也去听讲，可见叫座之盛了。胡三省《通鉴注》：“释氏讲说，类谈空有，而俗讲者又不能演空有之义，徒以悦俗邀布施而已。”从这条注文看，俗讲的内容，基本上附会世俗所好，并不完全会符合佛经宗旨的。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提到唐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敕于左右街七寺开俗讲，左街四处”，“右街三处”。左街有海岸、体虚、齐高等，右街有文溆等，“而称文溆，城中俗讲，此法师为第一”。文溆在文宗时曾因罪流放，至武宗时，盖又归长安也。据赵《因话录》里说：“有文溆僧者，公为聚众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近日庸僧以名系功德使，不惧台省府县，以士流好窥其所为，视衣冠过于仇雠，而溆僧最甚，前后杖背，流在边地数矣。”

佛教寺院有俗讲僧，道观也模仿寺院进行俗讲，道士俗讲内容，没有吸引听众力量，甚至利用信奉道教的女道士（时称女冠）来主讲。韩愈有《华山女》诗云：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广张罪福资诱胁，听众狎恰排浮萍。黄衣道士亦讲说，座下寥落如明星。华山女儿家奉道，欲驱异教归仙灵。洗妆拭面着冠帔，白咽红颊长眉青。遂来升座演真诀，观门不许人开扃。不知谁人暗相报，訇然振动如雷霆。扫除众寺人迹绝，骅骝塞路连辎。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抽钗脱钏解环佩，堆青叠玉光青荧。天门贵人传诏召，六宫愿识师颜形。玉皇颔首许归去，乘龙驾鹤来青冥。豪家少年岂知道，来绕百币脚不停。云窗雾阁事慌惚，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难攀俗缘重，浪凭青鸟通丁宁。

可见当时的俗讲，很能吸引人。俗讲的内容，中间往往杂以淫秽故事，道观甚至利用华山女冠的色相来传播教义，但今天敦煌石窟所发现的变文，却没有把这类内容保存下来，因此我们就无法得知其详了。

近人把敦煌石窟所发现的变文，编成《敦煌变文集》，这对于研究唐五代变文的发生、发展帮助很大。

变文中说话部分对后来白话小说的影响很大，宋代说话人分小说、说经及说参请、讲史书、合生商谜四科。其中说经及说参请的内容，就是宣讲佛经故事的，如《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后来又发展为《西游记》等等。宋代所用的话本，现在还残存的有《五代史平话》、《京本通俗小说》、《大宋宣和遗事》等等，后来的长篇章回小说如《水浒传》等，大体上也是从这些话本发展而来的。

此外如宋明的宝卷，开宣之初引“经云”一段，每一段落结束宣赞佛号，全文也以一段韵文、一段散文组成；明代盛行于南方的弹词，用三七句法组成，用韵文歌咏，散文叙述，可以说都是受到唐代变文形式的影响。

(1)　此诗亦收入李白集中，黄庭坚以为“此篇乃李益所作”，明胡震亨从黄说。

(2)　《资治通鉴》唐宣宗大中二年：上欲知百官名数，令狐曰：“六品已下，官卑数多。皆吏部注拟。五品以上，则政府制授，各有籍，命曰具员。”上命宰相作《具员御览》五卷上之，常置于案上。

(3)　《古今诗话》：义山游长安，宿旅店，客赋木兰花诗，众皆夸示，义山后成，客尽惊，问之始知是义山。

(4)　敦煌民歌部分原件多错别字，参考杨公骥教授所著《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一书中改错，用括弧注明，加以改正。

(5)　本节所引《云谣集》，据潘重规教授《敦煌云谣集》定本。

(6)　本节参考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第二节　绘画、雕塑、书法与音乐、舞蹈

隋唐五代的绘画艺术　先讲人物画，次讲花鸟画，次讲画牛马，最后讲山水画。

人物画　隋代的人物画家，有展子虔、郑法士、董伯仁、杨契丹。展子虔除了善画“台阁人马”，也善画山水画，因此，我们准备在讲山水画时讲到他。郑法士，善画人物，“丽组长缨，得威仪之樽节；柔姿绰态，尽幽闲之雅容”。他画有《游春图》，画已失传，原本据说气氛非常浓郁，当时誉为佳作。董伯仁，也善画人物，在他所画的《畋游图》里，“欣戚笑言，皆穷生动之意，驰骋田猎，各有奔飞之状”（《历代名画记》），一时称为绝手。又有杨契丹，亦善丹青。据传说，杨契丹和田僧亮、郑法士三人一起在大兴光明寺画壁画，郑法士画东壁和北壁，田僧亮画西壁和南壁，杨契丹画外边四壁，当时称为“三绝”。这三人的壁画，推杨契丹为首。郑法士要求看杨契丹的画稿，杨契丹“引郑至朝堂，指宫阙、衣冠、人马、车乘，曰：‘此是吾之画本也。’”（《太平广记》卷二百十一引《历代名画记》）郑法士听了非常佩服。

唐太宗时，阎立德、阎立本兄弟，并以善画人物著名。阎氏从西魏、北周以来，一直是贵族，立德仕唐至工部尚书，立本至中书令。立本的画名，尤在立德之上，唐太宗时代，著名的《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图》，唐高宗时代，著名的《昭陵列像图》、《永徽朝臣图》、《外国图》、《西域图》等，都是立本的笔迹。阎立本画的《列代帝王像》，现收藏在美国波斯士博物馆。阎立本的这一幅《历代帝王像》，现在还留下十三个帝王像：汉昭帝、汉光武帝、魏文帝、蜀先主、吴大帝、晋武帝、陈文帝、陈废帝、陈宣帝、陈后主、北周武帝、隋文帝、隋炀帝。阎立本根据每个帝王的所处时代、所居地区、不同的年龄和经历，以及他们在历史上的不同政治作为，通过不同的面部特征、坐立姿态、服饰，恰如其分地把每个帝王（包括成功的和失败的）的性格和特点，描绘出来，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平。阎立本还画有唐太宗《步辇图》，他的临摹本，到现在还很好地保存着。汤厚在《古今画鉴》里介绍《步辇图》真迹时道：“《步辇图》画太宗坐步辇上，宫人十余舆辇，皆曲眉丰颊，神采如生。一朱衣髯官，执笏引班，后有赞普使者，服小团花衣，及一从者。赞皇李卫公〔德裕〕小篆题其上，唐人八分，书赞普辞婚事，宋高宗题印，定真，奇物也。”在这幅《步辇图》里，阎立本把唐太宗那种帝王气派和吐蕃使节那种诚恳朴质的性格，都描绘出来了。这是一幅艺术水平较高的作品。

唐太宗时代，于阗（今新疆和田）人尉迟跋质那，人称为大尉迟，他的儿子尉迟乙僧，人称为小尉迟，他们从于阗来到长安，并以善画驰名中原。大尉迟的画风，“洒落而有气概”，小尉迟“用笔紧劲如屈铁盘丝”（《历代名画记》）。他们父子俩都善画佛像和西域的风俗人物画。他们的画面上有阴影的晕染，所谓凹凸花，也就是元汤厚《古今画鉴》中称之为“用色沉着，堆起绢素而不隐指”，是一种带有西域倾向的画法。段成式在《酉阳杂俎·寺塔记》里称长安宣阳坊奉慈寺普贤堂中有尉迟乙僧之画，其“变形三魔女，身若出壁”，“又左右梵僧及诸蕃，往奇，然不及西壁，西壁逼之然”。所谓“身若出壁”，“逼之然”，都是形容它的立体感。

吴道子，又名道玄，唐玄宗时人。他的成就，尤高出于当时其他诸人，所以后来画师推尊他为“祖师”。《唐画断》称他“年未弱冠，穷丹青之妙”（《太平广记》卷二百十二引）。人物、台阁、鸟兽、草木、山水，他无所不能。他的人物画，“落笔雄劲，而傅彩简淡”（《图画见闻志》），“其傅彩，于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缣素”（汤厚《古今画鉴》），“点不加墨，口浅深晕成，故最如活”（米芾《画史》），所以以后“画家有轻拂丹青者，谓之吴装”（《图画见闻志》）。从这些评论中，可以想到，吴道子汲取了晕染法的优点，把它融化进传统的画法之中，这对当时的绘画发展，有重要贡献。

吴道子前后画寺院墙壁三百余间，人相、鬼状，无一相同。有些壁画，由他一人画成；有些壁画，由他起了样，令其弟子着色完成。他在长安常乐坊赵景公寺壁上，画“执炉天女，窃眸欲语”，可见他的技艺之高超。他除了发展晕染法以外，对传统的线条画法，也有很大的发展。如他在长安平康坊菩萨寺食堂前画了一个“礼佛仙人，天衣飞扬，满壁风动”。《酉阳杂俎》中又说到他在这一寺的壁上画佛教故事，“笔迹遒劲，如磔鬼神毛发”。在赵景公寺壁上“画龙及刷天王须，笔迹如铁”（《酉阳杂俎·寺塔记》）。《历代名画记》中也称道他画的人物，“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肉，力健有余”。可见屈铁盘丝的线条画法，在他的熟练运用下，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吴道子喜欢饮酒，“每欲挥毫，必须酣饮”（《历代名画记》）。还有一则脍炙人口的故事，足以见到他的画风。据说唐玄宗“开元中……时将军裴居母丧，诣道子，请于东都天宫寺画神鬼数壁，以资冥助。道子答曰：‘废画已久，若将军有意，为吾缠结舞剑一曲，庶因猛励，获通幽冥。’于是脱去服，若常时装饰，走马如飞，左旋右抽，掷剑入云，高数千丈，若电光下射，引手执鞘承之，透室而入，观者数千百人，无不惊栗。道子于是援毫图壁，飒然风起，为天下之壮观。道子平生所画，得意无出于此”（《太平广记》卷二百十二引《独异志》）。观裴舞剑，以助挥毫，奋笔俄顷，便成巨画，足见道子画风的跌宕豪放。

吴道子的宗教画，主要是为宣传宗教教义服务的。据当时人说，吴道子在长安赵景公寺画成“地狱变”以后，“都人咸观，皆惧罪修善。两市（东市和西市）屠沽，鱼肉不售”（《太平广记》卷二百二十二引《唐画断》）。说明这种宗教画，对当时传播宗教教义，影响极大。

从魏晋到唐初，在绘画史上的惟一特点，是宗教画特别发达，因之中亚和五天竺的绘画技法，也随着佛教而介绍到中国来，这对中国的画风，起一定影响。当时，中国的许多画家，也很注意学习外来的绘画技法。如南朝的名画师张僧繇，北朝的名画师曹仲达，他们都虚心地汲取外来的有益东西，来提高自己的绘画技法，而且都得到了显著的成就。到了唐开元、天宝之际，吴道子出，他是集南北绘画大成的一个画家。在这时，不但南北两地的画风，已经融合成为一家，而且外来的绘画技法与中国画风也已融为一体。这个时候形成的画风，完全是具有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的。这对以后绘画方面的发展，影响极大。此后张萱、周在吴道子的写实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但他们已经跳出了宗教画的圈子，而去致力于风俗画方面的发展了。当然，张萱、周的历史局限和阶级局限还是很大的，即他们还是偏重图写贵族生活，而没有把平民的生活反映到绘画里来，所谓“全法衣冠，不近闾里”（《历代名画记》）。但就是这样，比起纯粹的宗教画——“地狱变”之类，总算已经跨出了一大步了。

张萱，京兆人，善画人物。“尝画贵公子鞍马屏帷宫苑子女等，名冠于时。善起草点簇位置亭台竹树花鸟仆使，皆极其态。画《长门怨》，约词摅思，曲尽其旨，即金井梧桐秋叶黄也。”其流传“粉本，画《贵公子夜游图》、《宫中七夕乞巧图》、《望月图》，皆绡上，幽闲多思，意逾于象”（《太平广记》卷二百十三引《唐画断》）。张萱“又能写婴儿，此尤为难。盖婴儿形貌态度，自是一家，要于大小岁数间，定其面目髫稚。世之画者，不失之于身小而貌壮，则失之于似妇人。又贵贱气调与骨法，尤须各别”（《宣和画谱》）。张萱的代表作，有《明皇纳凉图》、《整妆图》、《乳母抱婴儿图》、《捣练图》、《执炬宫骑图》、《挟弹宫骑图》、《按羯鼓图》、《按乐士女图》、《虢国夫人游春图》等，惜真迹大半散失，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宋人临摹的《捣练图》和《虢国夫人游春图》等了。

周，字景玄，长安人，家世贵仕，以贵公子游卿相间，“画穷丹青之妙”。兄周，曾随哥舒翰收石堡城，以战功官至十二卫将军。唐德宗为太后修章敬寺，想请周为章敬寺画壁，“召谓曰：‘卿弟善画，欲请画章敬寺神，卿可特言之。’经数月，帝又谕之，方就画……初落墨时，彻去幄，使往来纵观之，又寺接国门，贤愚毕至，或言妙处，或指未至，众目助其得失，随所闻改定。月余，是非语绝，遂下笔成之……当时推为第一”（《宣和画谱》）。可见周不但画艺超绝，而且能够虚心听取别人意见，不断提高改进，使他的艺术作品，达到更高水平。元人汤厚在《古今画鉴》中谓：“周善画贵游人物，作仕女多浓丽丰肥，有富贵气。”《宣和画谱》亦云：“世谓画妇女，多为丰厚态度者……此无他，贵游子弟，多见贵而美者，故以丰厚为体。而又关中妇人，纤弱者为少，至其意态浓远，宜览者得之也。此与韩不画瘦马同意。”他们能从仕女的富裕生活来解释唐人所画妇女，多浓丽丰肥，是比较客观的。米芾在《画史》里称画“秀润匀细”。郭子仪的女婿赵纵请韩替自己画了一张像，后来又请周也画了一张像，郭子仪“尝列二画于座，未能定其优劣，因赵夫人（子仪女，赵纵妻）归省，令公（郭子仪）问云：‘此何人？’对曰：‘赵郎。’‘何者最似？’云：‘两画总似，后画者佳。’又问：‘何以言之？’‘前画空得赵郎貌，后画兼移其神思情性笑言之姿。’令公问‘后画者何人？’乃云周，是日定二画之优劣”（《太平广记》卷二百十三引《唐画断》）。《画断》称周画仕女，“为古今之冠”。他的画，国际闻名。贞元（公元785至804年）末，新罗国使臣在扬州等地，高价收买画，带回到新罗去。他的代表作，有《明皇骑从图》、《三杨图》、《织锦回文图》、《五陵游侠图》、《宫骑图》、《游春士女图》、《凭栏士女图》等等，近年辽宁博物馆收藏了一幅《簪花仕女图》，据专家的考证，就是周的作品。

韩，唐德宗时宰相，善画人物，尤工牛马。他的传世作品，系经过宋徽宗题识的《文苑图》。画卷上只有五个人，一个人抚孤松而立，两个人在共展卷子，一个人握笔托腮凝思，一个人大概是仆使，在低头磨墨。人物体态庄严，栩栩如生。

吴侁，不知何许人，善画，“作泉石平远，溪友钓徒，皆有幽致”（《宣和画谱》）。他画了一幅《萧翼赚兰亭图》，画辨才书呆子气可掬，画萧翼故作寒相，也曲尽其态。“人品流辈，各有风仪，披图便能想见一时行记，历历在目。”这幅画，我们今天还保存着，真是人间宝。

顾闳中，江南人，五代南唐时为南唐画院待诏。他善画人物。南唐主屡欲相韩熙载，而韩熙载“好声伎，专为夜饮”，“宾客揉杂，欢呼狂逸，不复拘制”。南唐主闻熙载“荒纵，然欲见樽俎灯烛间觥筹交错之态度不可得，乃命闳中夜至其第窃窥之，目识心记，图绘以上之（《宣和画谱》）。这就是流传于世的《韩熙载夜宴图》。图卷现藏故宫博物院，据专家专证，已不是顾氏原本，而是北宋人的临摹本。画绢共分五个场面，韩熙载的像，也连续出现了五次，画面上还出现了太常博士陈致雍、紫微朱铣、状元郎粲、门生舒雅、教坊副使李家明，以及歌伎、舞女、和尚等人，人物形象生动，描染细腻精工，即使是宋人临摹本，也是高水平的。

花画鸟　到了唐、五代，也有巨大的发展。

唐僧彦在《后画录》里，说尉迟乙僧“攻改四时花木”。可见尉迟乙僧不但在人物画方面有较高的成就，就是在花鸟画方面，也是高水平的。彦又提到康萨陀也以花鸟画著名中土，“初花晚叶，变态多端；异兽奇禽，千形万品”。乙僧是于阗人而萨陀是西域人，说明中国花鸟画的兴起也受到西域艺术的影响。

唐德宗时，花鸟画有边鸾最为知名。边鸾，京兆长安人，少“攻丹青，最长于花鸟，折枝之妙，古未之有”（《太平广记》卷二百十三引《唐画断》）。鸾“精于设色，无斧凿痕”（《宣和画谱》）。他的花鸟画，以细劲的勾勒法作轮廓，而填傅以绚丽的颜色，“下笔轻利，用色鲜明”（《唐朝名画录》）。“贞元中（公元785至804年），新罗国献孔雀解舞者，德宗诏〔鸾〕于玄武殿写貌，一正一背，翠羽生动，金羽辉灼。”（《唐朝名画录》）边鸾不仅“善画花鸟，精妙之极，至于山花园蔬，无不遍写”（《历代名画记》），都达到很高水平。

刁光胤，长安人，唐昭宗天复（公元901至903年）末，避乱入蜀，居成都，为西蜀绘画名家。他以“善画湖石、花竹、猫兔、鸟雀之类”（《宣和画谱》）著名。刁光胤“尝于大慈寺承天院内窗边小壁四堵上画四时花鸟，体制精绝”（《图画见闻志》）。他有两个弟子，一个是孔嵩，一个即黄筌，时称孔已“升堂”，黄称“入室”。

和刁光胤同时，蜀中的花鸟画名家尚有滕昌。滕昌，本吴人，他由长安随唐僖宗入蜀。他的花鸟画，得力于写生。他入蜀之后，“尝于所居树竹、石、杞、菊，种名花异草木以资其画”（《益州名画记》）。他画的“折枝花，下笔轻利，用色鲜妍”。据说他“初攻画，无师，惟写生物，以似为工而已”。据《宣和画谱》称黄筌“花竹师滕昌，鸟雀师刁光胤”，可见黄筌受滕昌、刁光胤的影响很深。

黄筌，字要叔，成都人，以花鸟画知名五代，“刁处士（光胤）入蜀，授之竹石、花雀；又学孙位画龙水、松石、墨竹；学李画山水、竹树，曲尽其妙”（《益州名画录》）。他又擅长人物，据《太平广记》卷二百十四引《野人闲话》载：“昔吴道子所画一钟馗，衣蓝衫，一足，眇一目，腰一笏，巾裹而蓬发垂鬓，左手捉一鬼，以右手第二指鬼眼睛，笔迹遒劲，实有唐之神妙。”这幅名画被人收得，以献后蜀主孟昶，孟昶“甚爱重之，常悬于内寝。一日，召黄筌令看之，筌一见，称其绝妙。……昶谓曰：‘此钟馗若拇指掐鬼眼睛，则更校有力，试为我改之。’筌请归私第，数日，看之不足，别绢素，画一钟馗，以拇指掐鬼眼睛，并吴〔道子〕本一时进纳。昶问曰：‘比令卿改之，何为别画？’筌曰：‘吴道子所画钟馗，一身之力，气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拇指，所以不敢辄改。筌今所画，虽不及古人，一身之力，意思并在拇指。’昶甚悦，赏筌之能，遂以彩段银器，旌其别识。”可见黄筌在人物画上鉴别之精。他的花鸟画，不仅“兼有众体之妙”，而且“笔意豪赡，脱去格律”，他又善于写生，据说广政癸丑岁（公元953年），他在后蜀八卦殿壁上画了一只野雉，适“有五坊使呈鹰于陛殿之下”，这只鹰误认壁上所画野雉是真的，“掣臂者数四，蜀主孟昶嗟异之”，可见黄筌写生之真妙。筌画“山花野草，幽禽异兽，溪岸江岛，钓艇古槎，莫不精绝”（《宣和画谱》）。李在《画品》里评黄筌的《寒龟晒背图》说：“笔墨老硬，无少柔媚；监（黄筌仕后蜀为少府监）平时所作……亦皆淡色鲜华，以示其巧，此独为水墨。”笔墨老硬，淡色鲜华，可说是黄筌的画格。汤厚在《古今画鉴》里也说：“黄筌画枯木，信笔涂抹，画竹如斩钉截铁”，足见他笔法的劲利了。据姚际恒所著《好古堂家藏书画记》说：“黄筌《金盆浴鸽图》大幅着色牡丹下，金盆群鸽相浴，有浴者，有不浴者，有将浴者，有浴罢者，有自上飞下者。其十一鸽，各各生动，极体物之妙，真神品也。”可见黄筌的花鸟画，确有很高的成就。

徐熙，金陵人，世为江南显族。他所画“草木虫鱼，妙夺造化，非世之画工形容所能及也。尝徜徉游于园圃间，每遇景辄留，故能传写物态，蔚有生意。至于芽者、甲者、华者、实者，与乎濠梁喁之态，连昌森束之状”，无不曲尽其状。当时画花卉，“往往以色晕淡而成，独熙落墨以写其枝叶蕊萼，然后傅色，故骨气风神，为古今之绝笔”（《宣和画谱》）。当时画坛上对徐熙、黄筌两家的风格，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图画见闻志》）的评语，由于两人处境的不同，因此画格也显著有所不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黄筌在前蜀任画院待诏，在后蜀仕至少府监，供奉禁中，所以他所画的，多是“禁所有珍禽、瑞鸟，奇花、怪石；今传世桃花、鹰鹘、纯白雉兔、金盆鹁鸽、孔雀、龟鹤之类是也。又翎毛骨气尚丰满，而天、水分色”。徐熙是江南处士，高尚不仕，他“放达不羁，多状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鸟、渊鱼，今传世凫雁、鹭鹚、蒲藻、虾鱼、丛艳、折枝、园蔬、药苗之类是也。又翎毛形骨轻秀，而天、水通色”（《图画见闻志》）。这些分析，反映了黄筌给事画院，多状禁中奇物，画里也保持了一种富贵气派。徐熙江南处士，有江湖偃仰之姿，自然会出现一种野逸之气。徐熙死于南唐灭亡之前，他的遗作都由南唐国主收入禁中，南唐亡，徐熙的作品，又尽为宋军捆载运往开封。后来宋“太宗因阅图书，见熙画安石榴树一本，带百余实，嗟异久之，曰：‘花果之妙，吾独知有熙矣，其余不足观也。’”（《圣朝名画评》）米芾也说到“徐熙《风牡丹图》，叶几千余片，花只三朵，一在正面，一在右，一在众枝乱叶之背”（《画史》）。这种画格完全是写意，和黄筌的写真，用意不同。黄筌的一派，注重设色，所以他的作品，浓艳如生；而徐熙的一派，注重写意，重在墨笔勾勒，然后以青绿略加点拂，“落笔之际，未尝以傅色晕淡细碎为功”（《图画见闻志》），神态自然，奇趣横生，他的气韵，自然超轶黄筌而上了。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徐黄二家曾有这样的分析：“诸黄（黄筌及其子居宝、居，弟维亮）画花妙在傅色，用笔极新细，殆不见墨迹，但以轻色染成，谓之写生。徐熙以墨笔画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气迥出，别有生动之意。”这几句话，把两家的不同面目，已说得很清楚了。

在画牛马方面，唐玄宗时人有曹霸，工鞍马。曹霸的学生陈闳、韩亦以画马著名。韩，长安附近蓝田人。出身贫穷，少时常为贳酒家送酒，经常到王维家里去取贳酒钱，见王维画画，他也画地为人马。王维发现他有绘画天才，就培养他学绘画。十余年后，便成为出色的画家。他也工人物画，尝在长安道政坊宝应寺壁画佛教画，在画释梵天女时，把王缙（王维弟，封齐公）的女妓小小等作为写真模型，维妙维肖。他和陈闳，都是曹霸的弟子，但曹霸、陈闳恪守传统画法，画马着重筋骨，画出来都是瘦马，所谓“尚翘举之姿，乏安徐之体”，马的毛色也只有（浅黄色）骝（赤马赤尾）骓（苍白杂色）（赤马白斑），“无他奇异”（《历代名画记》）。韩开始不守旧法，以御厩真马为写真对象。《唐画断》载：“天宝中，召入供奉，上令师陈闳画马，怪其不同，诏因诘之。奏曰：‘臣自有师，陛下内厩马，皆臣之师也。’”可见他画马着重写实主义精神，因此成就很高。当时全国厩牧有马四十万匹，御厩骏白玉花骢、照夜白等，皆“筋骨既健，蹄甲皆厚”（《太平广记》卷二百十二引《唐画断》），“骨力追风，毛彩照地”（《历代名画记》），骑在这种大马背上，“舒身安神，如据床榻”。韩就以素描这种大马为写实对象，画出来后，使人看了，感到具有盛唐的气派和风格。

韩，他除了人物画以外，“牛马尤工。昔人以谓牛马目前近习，状最难似，落笔绝人”（《宣和画谱》）。他画的《五牛图》，今传于世，确是艺术作品中瑰宝。

戴嵩，是韩的弟子，“世之所传画牛者，嵩为独步”。“至于田家川原，皆臻其妙”（《宣和画谱》）。戴嵩弟戴峄，亦以画牛而名高一时。他画牛，“喜作奔逸之状”。

山水画　在隋以前，中国的山水画还处于萌芽状态时期。画山水，“群峰之势，若钿饰犀栉，或人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画树石，“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就是到了唐初，也是“状石则务于雕透，如冰澌斧刃；绘树则刷脉镂叶，多栖梧苑柳，功倍愈拙，不胜其色”。隋代有展子虔，他不仅善画“台阁人马”，就是他的山水画，也是“咫尺千里”（《历代名画记》），称为名手。他画的《游春图》，现在还被保存着，对此后吴道子、李思训的山水画，都有巨大影响。

吴道子，不但善画人物，山水画方面，也造诣很深。唐玄宗想看嘉陵江山水，派吴道子到四川去就地写生，他回来以后，告诉唐玄宗说：“臣无粉本，并记在心。”唐玄宗就命他在大同殿壁图画嘉陵山水，吴道子画“嘉陵江三百里山水，一日而毕”（《太平广记》卷二百十二引《唐画断》），“怪石、崩滩，若可扪酌”。“由是山水之变，始于吴，成于二李（思训、昭道）”（《历代名画记》）。山水画到吴道子、李思训时代才正式形成。

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不仅人物画方面，造就很大，同时他们还工于山水画。李思训的画，品格高奇，用笔劲挺而细密，“其画山水树石，笔格遒劲”（《历代名画记》）。“尤工山石林泉，笔格遒劲，得湍濑潺、烟霞缥缈难写之状。”（《宣和画谱》）李思训的山水画，除了“笔格遒劲”这一特色之外，还“采用金碧辉映，为一家法，后人所画着色山往往多宗之”（《图绘宝鉴》）。所谓“金碧山水”的画法，据饶自然《绘宗十二忌》所载：“设色金碧，各有重轻。轻者，山用螺青，树石用合绿染，为人物不用粉衬。重者，山用石青绿，并缀树石，为人物用粉衬。金碧则下笔之时，其石便带皴法，当留白面，却以螺青合绿染之，后再加以石青绿，逐折染之。间有用石绿皴者，树叶多夹笔，则以合绿染，再以石青绿缀。金泥则当于石脚、沙嘴、霞彩用之。此一家祇宜朝暮及晴景，乃照耀陆离而明艳也。人物楼阁，虽用粉衬，亦须轻淡，除红叶外，不可妄用朱金丹青之属，方是家数”（《画史会要》）。明汪珂玉也说：“李将军（思训）、赵千里先勾勒成山，却以大青绿着色，方用螺苦绿碎皴染，兼泥金石脚。”李思训的金碧山水，是重色一派，这种画法，好处在骨力劲健，色彩鲜明。他的着重点是“攒点作皴，首重尾轻”的斧劈皴和“随类赋采”、色彩鲜明两项。吴道子和李思训两家是代表唐代山水画的写意和工致两大派别。继吴道子和李思训而起的，有王维和张藻。

王维，不仅是山水抒情诗的大家，同时又是山水画的名手。王维有诗句云：“当代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不能舍余习，偶被时人知。”（《偶然作》）可见在绘画方面，王维也是很自负的。王维的诗，如“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过香积寺》），“天寒远山静，日暮长河急”（《齐州送祖三》），“远树蔽行人，长天隐秋塞”（《别弟缙后登缙云寺望蓝田山》），“落花寂寂啼山鸟，杨柳青青渡水人”（《寒食汜上作》），已经充满了诗情画意。他的山水画，张彦远称之为“重深”。说他尤善“破墨山水，笔迹劲爽”（《历代名画记》）。《唐画断》里也称他“画山水松石，踪似吴生（道子），而风标特出”（《太平广记》卷二百十一引）。《旧唐书·文苑传》谓其“山水平远，云峰石色，绝踪天机，非绘者之所及”。他尝于清源寺画《辋川图》，“山谷郁盘，云水飞动，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太平广记》二百十一引《唐画断》）。由于王维把诗情画意两者结合起来，对此后文人画的发展，发生较大影响。因此，尽管王维的画，在唐代，地位并不高于吴道子、李思训，但随着封建经济、封建文化的发展，文人画更适合地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口味，因而王维在画史上的地位愈抬愈高，影响也愈大。但也由于文人画的特别发展，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绘画史上写实主义精神的发展，关于这问题，因不在本章讨论范围之内，我们就不去详细叙述它了。

张藻，吴郡人，出身士族，“衣冠文学，时之名流”。他画“松石山水，擅当代名”（《太平广记》卷二百十二引《唐画断》）。他和王维是同时人，年辈又略后于维。他“工树石山水”，画时“唯用秃笔，或以手摸绢”（《历代名画记》）。他的画风，豪放诡奇，大概和吴道子很相近。《唐画断》称他画“松树特出古今，能用笔，常以手握双管，亦一时齐下，一为生枝，一为枯枝，气傲烟雾，势逾风雨，其槎鳞皴之质，随意纵横，生枝则润合春泽，枯枝则干裂秋风”。他加强了墨法的作用，“不贵五采”（荆浩《笔法记》），而着重墨法。他的山水画，“其山水之状，则高低秀绝，咫尺深重，石突欲落，泉喷如吼。其近也，逼人而寒，其远也，极天之净”（《太平广记》卷二百十二引《唐画断》）。张藻山水画的技法，又在前人的画法基础上，推进了一步。

荆浩，五代时河内沁水人，隐居太行山洪谷，自号为洪谷子。他善画山水树石，尤重笔、墨。在他所著《山水诀》里讲到：“画者约入艰难，必要先知体用之理，方有规矩。其体者，乃描写形势骨格之法也，运于胸次，意在笔先，远则取其势，近则取其质。……在乎落笔之际，务要不失形势，方可进阶，此画体之要也。其用者，乃明笔墨虚皴之法，笔使巧拙，墨用轻重，使笔不可反为笔使，用墨不可反为墨用。凡描枝柯苇草，楼阁舟车，运笔使巧；山石坡崖，苍林远树，运笔宜拙。虽巧不离乎形；固拙亦存乎质。远则宜轻；近则宜重。浓墨不可复用，淡墨必教重提。”《山水诀》的体，便是画面的形势，用便是笔墨之法。笔墨得力，则形势自成。体用互为表里，而尤注重于笔墨。米芾《画史》说：“荆浩善为云中山顶，四面峻厚。”四面峻厚的画法，必须笔墨来支持，笔以见峻，墨以见厚，这就代表了荆浩山水画的风格。荆浩有《答大愚僧乞画》诗云：“姿意纵横扫，峰峦次第成。笔尖寒树瘦，墨淡野云轻。”（《五代名画补遗》）从诗句中，也可见出他画风的一斑。

关仝，长安人，“工画山水，从荆浩学，有出蓝之美，驰名当代”（《图画见闻志》）。关仝“尤喜作秋山寒林与村居野渡，幽人逸士，渔市山驿，使其见者悠然如在灞桥风雪中、三峡闻猿时，不复有朝市抗尘走俗之状。盖仝之所画，其脱落毫褚，笔愈简而气愈壮，景愈少而意愈长也”（《宣和画谱》）。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里，讲及关仝的画格时，说道：“石体坚凝，杂木丰茂，台阁古雅，人物幽闲者，关氏之气也。”“关画木叶，间用墨，时出枯梢，笔纵劲利，学者难到。”米芾在《画史》里也说到关仝画“麄山”，气势雄伟，“工关河之势，峰峦少秀气”，可以说是山水画北方一派的代表。关仝虽精于树石，而于人物非工，于山间作人物，多请胡翼替他补足，这和前代的画家，工于人物而不精树石，正是相反，可见山水画到了五代时，人物已渐变为点缀品，已无足轻重了。

董源，江南钟陵（今江西进贤西北）人，仕南唐，为北苑（即后苑）副使，因此后世称之为董北苑。源善画，多作山石。源“所画山水，下笔雄伟，有崭绝峥嵘之势，重峦绝壁，使人观而壮之”。当时画坛多“以着色山水誉之，谓景物富丽，宛然有李思训风格。今考源所画信然，盖当时着色山水未多，能仿思训者亦少也”（《宣和画谱》）。就是说，在五代，董源是以着色山水闻名于世的。元汤厚《古今画鉴》中也说：“董源山水有二种，……一样，着色，皴文甚少，用色浓古，人物多用青红衣，〔人面〕亦用粉素者……皆佳作也。”大概董源的着色山水，都是江南风景，设色艳丽，接近李思训金碧山水一派。董源除了着色山水以外，据《宣和画谱》说，他更能“出自胸臆，写山水、江湖、风雨、溪谷，峰峦晦明，林霏烟云，与夫千岩万壑，重汀绝岸，使览者得之，真若寓目于其处也，而足以助骚客词人之吟思，则有不可形容者”。这类“出自胸臆”的画格，是指董源着色山水以外的作品。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也谈到：“江南中主时，有北苑使董源善画，尤工秋岚远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董源这方面的作品，“皆宜远观，其用笔甚草草，近视之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幽情远思，如睹异境。如源画《落照图》，近视无功，远观村落杳然深远，悉是晚景；远峰之顶，悉有反照之色，此妙处也。”董源这一画格，和北方荆浩、关仝一派用笔严整象物刻画的画风，可见是有明显区别的。米芾在《画史》里也谈到董源在着色山水以外的成就，说“董源天真平淡多……近世神品，格高无与比也。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岚色郁苍，枝干劲挺，咸有生意；溪桥渔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元汤厚在《古今画鉴》里也说董源的《夏山图》：“天真烂漫，拍塞满纸，不为虚歇烘锁之意，而幽深古润，使人神情爽朗。”又说：“董源山水有二种，一样，水墨矾头，远林疏树，平远幽深，山石作麻皮皴。”这些可以说是董源水墨山水画的特色。董源的画山手法，最著名的是披麻皴，是一种细长圆润的石纹画法，形如麻线下披，因以为名。据黄公望说：“坡脚先向笔画边（即勾勒边）皴起，然后用淡墨破其深凹处。”另外董源作树，曲处甚简，多作劲挺之状，也和北宋初年画家李成一派的画法千屈万屈，明显的不相同。董其昌在《画眼》里说：董源“画小树，不先作树枝及根，但以笔点成形，画山即用画树之皴”。又说：董源“画杂树，只露根，而以点叶高下肥瘦，取其成形。……最为高雅，不在斤斤细巧”。又说：董源“画树，都有不作小树者，如《秋山行旅》是也。又有作小树，祇远望之以树，其实凭点缀以成形者……盖小树最要淋漓约略，简于枝柯，而繁于形影”。可见董源的技法，确在前人的成就基础上，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董源的代表作，有《秋山晚霭图》。元人柯九思跋这幅图说：董源“善山水，树石幽润，峰峦清深，得山之神气，天真烂漫，意趣高古”。又云：“此卷景趣奇辟，如入武夷曲，如行山阴道，令观者流连不忍释手。”元明之际的张羽题跋：“右董北苑《秋山晚霭图》，位置高深，笔墨简劲，超轶尘俗……洵绝作也。”又说：“此卷境界稍寥落耳，氤氲出没，不减山阴道上，岩谷秋初，赏心眩目矣。”清人孔尚任在《享金簿》里说到：“董源《秋山晚霭图》小卷，纸墨古澹，画意简妙，树身石块，多不细皴，而峰峦烟云变灭之状，皆非近手所及。”明人董其昌在《画眼》里也说：董源画“烟云变灭，草木郁葱，真骇心动目之观。”可见他们对董源的作品，都给予很高的评价。

巨然，南唐时僧人，亦江宁（今南京）人。巨然亦善山水画，“笔墨秀润，善为烟岚气象，山川高旷之景”。“画山水皆有远思。”“但林木非其所长。”（《图画见闻志》）米芾在《画史》里也说：“巨然师董源，今世多有本，岚气清润，布景得天真多。巨然少年时多作矾头，老年平淡趣高。”又说：“巨然明润郁葱，最有爽气，矾头太多。”所谓矾头，大概是山顶上的小方石，形如石矾，因以为名，画之以增雄峻之气的。《圣朝名画评》说到巨然所画的山水轴，“古峰峭拔，宛立风骨。又于林麓间多为卵石，加松柏草竹，交相掩映，旁分小径，远至幽墅，于野逸之景甚备”。《宣和画谱》里也说：巨然“所作雨脚，如有爽气袭人”之感。大概董源既能画着色山水，又能画岚色郁苍的江南水乡风景，巨然在着色山水方面，并没有继承董源的画格，而在水墨矾头，山石作麻皮皴方面，继承了董源这个传统，因此得与董源齐名，世称董巨。董巨的画名，开始在北方画家荆浩、关仝之下，后来由于米芾、黄公望、董其昌的吹捧，就远远超过荆浩、关仝而上了。汤厚在《古今画鉴》里说：“唐画山水，至宋始备，如〔董〕源又在诸公之上。”“得〔董〕源之正传者，巨然为最也。”黄公望说：“作山水者，必以〔董〕源为师法，如吟诗之学杜也。”可见在文人山水画中，董、巨地位之高。(1)

塑造艺术　由于人物画的进步，塑造艺术亦随着有所提高。在佛教画方面，有曹（北齐曹仲达）吴（唐吴道子）二体。曹衣服紧窄，吴衣服飘举，时称“曹衣出水，吴带当风”。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说，“雕塑铸像，亦本曹吴”。说明雕塑方面，也采用了绘画方面的新成就。吴道子本人不搞塑造艺术，但他在绘画方面的新成就，却被应用到雕塑方面来了。

杨惠之，是吴道子的同学，开始和吴道子一起学画，知道自己的绘画艺术赶不上吴道子，于是放弃绘画，专门从事塑像工作。当时吴道子画，杨惠之塑，并称绝艺。据说：杨惠之尝于京兆府塑名演员留杯亭像，“像成之日，惠之并手装染之。遂于市会中面墙而置之，京兆人视其背，皆曰：‘此留杯亭也。’”（《五代名画补遗》）只要从背影看去，便可以呼出他的名字来，可见杨惠之塑造艺术的高超程度，无怪后人要称杨惠之为塑像圣手了。

隋唐五代的石窟艺术　唐代的石窟寺，著名者有洛阳龙门石窟和敦煌千佛洞等。

龙门石窟在今河南洛阳市南二十五里的伊水两岸。西崖叫龙门山，东崖叫香山。龙门山的石窟，最早开凿于北魏宣武帝元恪的景明元年（公元500年）；香山石窟都是唐代的，因为武则天佞佛，她在位时期，又大部分时间居住在洛阳，因此开凿的石窟，也以武周时为最多。龙门山和香山两崖，排列着石窟和壁龛，有几千个之多，尤其龙门山，石窟群长约二里，远看简直像蜂窝一样。西崖龙门有主要石窟二十八处；东崖香山有主要石窟七处。所有石窟石龛中，北朝的作品占百分之三十，唐代的作品占百分之六十，其他各时代的作品占百分之十。

在龙门唐窟中，以奉先寺最具有代表性。此窟开凿于唐高宗咸亨二年（公元672年），卒工于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奉先寺一共有九尊大佛，据《河洛上都龙门之阳大卢舍那像龛记》称正中间的卢舍那“佛身通光、座，高八十五尺；二菩萨，七十尺；迦叶、阿难、金刚、神王，各高五十尺”。奉先寺的大佛，规模宏伟，具有盛唐气派。

龙门石窟，经会昌灭佛和后代的连年兵燹，破坏得很严重，如古阳洞是龙门石窟中最早开凿的一个石窟，主佛像首却被道士用泥涂上，改塑为太上老君，已经看不到原来雕像面目，所以当地人都改称他为老君洞了。尤其可恨的是帝国主义分子勾结奸商，收买龙门的佛像头部，因此较精美、较轻便的佛像，几乎十分之九，都已丧失头颅。更使人愤恨的，原来有一块非常精美的《帝后礼佛图》，帝国主义分子串通我国奸商，把它一块一块地凿了下来，运往国外。

西崖极南一洞的洞口，有两尊唐代的金刚力士像，是龙门石窟中非常优秀的作品。两力士作对称而立的姿态，可惜两像头部及一臂，已在会昌灭佛之际，遭到严重破坏。两力士腰下穿着裙裤，上身裸露，他们那裸露的部分，肌肉突出，真实感很强。对于紧张和松弛的肌肉关系方面，也处理得很适当，耸起的三角筋和僧帽筋，显得非常坚硬，而弯下的腹外斜筋，却显出松动。他那抬起的臂膀和绷得紧紧的胸部，不像别处的天王力士那样露出青筋来，然而却给人以一种血液在奔流、肌肉在膨胀的感觉。在这里，通过金刚力士的形象，仿佛见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健壮体魄，同时也体会到他们那种勇敢、勤劳和坚毅的性格，说明了金刚力士的形象，还是艺术家们从生活中体会得来的。

敦煌千佛洞，在河西走廊西端，敦煌县城东南四十里的鸣沙山侧，古称莫高窟。千佛洞最早开凿于前秦苻坚的建元二年（公元366年），以后每朝不断增加，其中有壁画和塑像的洞窟，共四百七十六窟，其中苻秦至北周二十三窟，隋九十五窟，唐二百十三窟，五代五十三窟共占有四百七十六窟中的三百八十四窟。

鸣沙山的石质比较松脆，不宜于雕刻，因此，千佛洞的主要艺术创作是壁画和泥塑。如果把敦煌千佛洞的壁画全部衔接起来，可长达二十五里左右，真不愧为佛教艺术宝库。

壁画的内容，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时代，以说法图和佛本生故事为主要内容。说法图布局比较简单，一般都是佛在中间，两菩萨胁侍左右，有时也点缀几位散花奏乐的飞天在空中翱翔。所谓佛本生故事，就是《佛本生经》上的故事，如摩诃萨投崖以身喂饿虎的故事，称为《摩诃萨本生》；如尸毗王为了要营救饥鹰爪下的鸽子而把自己身上的肉割下来喂鹰的故事，称为《尸毗王本生》。

隋唐时期起，单调的说法图，在各个洞窟中，因已到达饱和状态，大概没有增加必要了；而佛本生故事这一类宗教故事内容，对当时人民进行欺骗和麻醉，其所收到的效果也没有达到预期的那样大，因此又增加了经变，并成为壁画的主要内容。经变就是把经文的故事，用图像表达出来。有净土变、维摩诘变、法华经变等。经变画的内容，和佛本生故事一样，都是宣传宗教教义的。在每一套经变画中，其中最主要的，也是最大场面的一幅，往往是描绘佛所宣传的西方极乐世界庄严万千色彩缤纷的景象的。这一巨大画面，构图布局非常复杂，到了唐盛时的作品，一幅这样的画面，环绕在佛左右前后的可以达到千百人之多，香花缤纷，音乐齐备。统治阶级所以这样不惜工本地大规模地来描绘这种巨大场面的经变，其目的无非想麻醉人民，把西方极乐世界渲染得愈出色，人民向往往生天国的愈多，统治阶级利用宗教麻痹人民斗争意志的预期效果也收获愈大，所以经变便代替了佛本生故事，而构成为壁画的主要内容。从内容方面来讲，用这些巨大场面来描绘西方极乐世界，宣传宗教教义，应该批判；从技法方面来讲，当时画师在处理复杂画面上，表现了高超的技能和魄力。

这种经变画，画人大都采用连环图画的形式，选择经文故事中带有关键性和典型的场面，把它的内容系统地表达出来。当时被寺院所雇用的画师们，尽管接受了绘制宗教画这一任务，但有时他们并不甘心于宗教题材的束缚，往往运用他们的智慧，很巧妙地把富有社会现实生活的内容在作品中表现出来，如耕作、收获、伐木、射猎、饲养、挤奶、拉纤、屠沽等画幅，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辛勤劳苦生活；其他如舟车、行旅、游乐、宴餐、战争等画幅，也从各个角度反映了当时各阶层的生活；还有西域的人像和供养人像，也如实地画出了当时各族、各阶级、各阶层的衣着、面貌来。这些画，不仅艺术价值较高，就是史料价值也很高。

除了壁画以外，敦煌千佛洞还保存了一千三百多尊塑像，其中完整保持原型的，约有七百多尊，残缺者六十多尊，经清代修理失去原来面目者，五百九十多尊。

千佛洞现存魏隋唐塑像统计

从这些塑像群中，可以看出北朝和隋唐两个阶段的艺术水平的发展。

北朝的塑像，无论佛、菩萨，面相都比较清癯，鼻梁都比较高，嘴角虽是带着微笑，但使人看了发生一种森严而不可接近的感觉；与此相适应，衣着的襞褶也是紧贴躯体，所谓“曹衣出水”，好像刚从水里出来一样，衣褶线条，使人看了感到劲健有余，柔和不足。总之一句话，这种佛、菩萨的形象，还带着浓厚的西域五天竺情味，这种情味，对佛教的广泛传播来说，是起着一种阻滞作用的，因此，作为为宗教服务的寺院塑匠们，就有继续改进的必要。隋唐以来，经过塑匠们的不断改进，佛、菩萨的面相转成丰满，鼻梁降低，耳垂加大，手足肢体也益形丰腴，使人看了有一种慈祥庄严的感觉；同时在襞褶线纹方面，裙袖飘动流畅，所谓“吴带当风”，也予人以柔和之感。佛、菩萨、金刚、梵天王之类，在现实世界中是并不存在的，但艺术家在创造他们的形象时，却不得不参考现实世界中各种人物的形象和性格来捏塑，如塑匠们参考女伎的形象来捏塑女菩萨，参考劳动人民的发达肌肉来捏塑金刚力士，这样，可以说在捏塑创作中，人物的性格能表现得愈鲜明，捏塑的艺术水平也愈高。

敦煌千佛洞石窟中所发现的古代文物，极大部分被帝国主义文化特务劫掠出国了，只留下一小部分，现在还保存在国内。关于敦煌的壁画和塑像部分，在解放前，帝国主义文化特务也想勾结官僚和民族败类，盗运出国，由于当地人民的力量，才阻止了他们的继续破坏。解放后，党和政府一方面充实和扩大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组织，使这一世界艺术宝库，能持久保存下去；另一方面，又把敦煌壁画和塑像拍摄临摹下来，印成书籍图片，大量地在国内外发行，作为艺术工作者的借鉴。

与佛教艺术有关的，我国至今还保存了不少隋唐五代时期的宝塔。塔本为瘗佛骨之所，梵语叫“堵波”，亦译作“浮图”。译义为“方坟”或“圆冢”。在五天竺，大都为半圆球形象，其上立刹。山东济南朗公谷神通寺单层石塔，俗呼为“四门塔”。塔平面正方形，四面辟门，中立方墩，墩四面各坐一像，塔身单层，平素无饰。上部叠涩出檐，上砌方锥形顶，顶上立刹，塔形制与云冈浮雕所见单层塔极相似，其刹也与云冈浮雕塔刹完全相同，可见“四门塔”是代表早期佛塔的形式。四门塔造像有东魏武定二年（公元544年）题记，四门塔的建筑年代，当在同时。佛教在中国发展，佛塔也相应发展，于是宝塔就有十五层、十三层、十一层、九层、八层、七层、六层、五层、四层、三层、二层、一层的区别。

唐代的寺塔，有西安兴教寺玄奘塔，在西安城南五十里，唐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建。塔五层，平面方形，国内砖塔之砌作木构形者，当以此为最古。

香积寺塔，在西安城西南五十里。塔建于唐永隆二年（公元681年），与玄奘塔同一类型，平面正方，高十三层，今仅存十一层半。

慈恩寺大雁塔，在西安城南八里，唐之长安城中进昌坊。武则天长安（公元701至704年）中重建。塔七层，平面正方形。此塔与玄奘塔、香积寺塔，为同一类型，都是模仿木结构形状而造成。各层以木构成楼板，升降亦用木扶梯，可以作为隋唐时代塔内结构的代表作。

荐福寺小雁塔，在西安城南三里。唐中宗景龙（公元707至709年）中建。塔十五层，平面正方形。各层塔身，高广均递减，愈上愈促，塔全部轮廓呈现秀丽畅快之形制。今顶上二级已塌毁，只剩下十三级了。

嵩山法王寺砖塔，十五层，平面正方形，无建造年代，从它的形制来讲，当与西安小雁塔同一时期。

崇圣寺三塔，在云南大理点苍山腰。唐末南诏国主磋巅所建，塔十五层。“三浮图玉柱标空，金顶耀日，寰中之塔，无与比肩”（李元略《崇圣寺略记》）。

我国塔的建筑形式和风格，固然受到五天竺建筑的深刻影响，但中国优秀的建筑师们却也尽量运用中国建筑结构上的优良传统技术，很快使它变成为自己民族形式的东西，来装点我们伟大祖国的美丽河山。(2)

隋唐的房屋，由于多是木构造的，因此能保存到今天非常困难。山西五台山南台之外，有佛光寺大殿，殿建于唐宣宗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此为我国现存最古之木构造物。殿平面广七间，深四间。除殿本身为唐代之木结构建筑物外，殿内尚存唐塑佛菩萨像数十尊，梁下有唐代题名墨迹，拱眼壁有唐代壁画，可为我国古代建筑之瑰宝。由于佛光寺位置于南台之外，后世朝山者人迹罕至，香火冷落，寺极贫寒，因而一千余年来，得幸免重建之厄。

唐太宗昭陵，在陕西礼泉县西北五十里，因九山为陵。据《长安图志》，昭陵周垣两重，前建献殿，陪葬诸王公主嫔妃功臣一百余人，刻蕃酋十四人像，并所乘六骏之形。今六骏尚存，四骏在西安陕西省立博物馆，两骏已盗往国外，现存美国。

唐高宗乾陵，在陕西乾县北五里，因梁山为陵。亦周垣两重，山垣四面辟门，四隅为角楼。陵前双阙，石狮石马，蕃酋六十四人像。今石人石兽尚存，为唐代雕刻精品。

隋唐五代的书法　陈代吴兴有永欣寺僧智永，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裔孙，藏有很多二王真迹，他本人也真草并工。和智永同时稍后有智果，亦居永欣寺，行草入能品，甚为隋炀帝所重。据《书断》说：智果“工书铭石，甚为瘦健，造次难类”。他曾对智永说：“和尚得右军肉，智果得骨。”当时人对智果书法的评价，只认为“此公稍乏清幽，伤于浅露”（《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引《书断》）。当然，智果在书法方面，还是得到右军的嫡传的。

唐初的书法，一宗二王。唐太宗好二王，即位后，“大购图书，宝于内库。钟繇、张芝、芝弟昶、王羲之父子书四百卷，及汉、魏、晋、宋、齐、梁杂迹三百卷”（《法书要录》引徐浩《古迹记》）。由于唐太宗的提倡，一时二王的书法，举世风靡。

唐太宗时代，书法方面最脍炙人口的事件，是差遣萧翼赚取《兰亭序》的故事。《法书要录》里说：

王羲之《兰亭序》，僧智永弟子辨才尝于寝房伏梁上，凿为暗槛，以贮《兰亭》，保惜贵重，甚于师在日。贞观中，太宗以听政之暇，锐志玩书，临羲之真草书帖，购募备尽，唯未得《兰亭》，寻讨此书，知在辨才之所。……上谓侍臣曰：“右军之书，朕所偏宝，就中逸少之迹，莫如《兰亭》，求见此书，梦于寤寐。此僧耆年，又无所用，若得一智略之士，设谋计，取之必获。”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臣闻监察御史萧翼者，梁元帝之曾孙，今贯魏州莘县，负才艺，多权谋，可充此使，必当见获。”太宗遂召见，翼奏曰：“若作公使，义无得理，臣请私行诣彼。须得二王杂帖三数通。”太宗依给。翼遂改冠，微服至洛潭，随商人船，下至越州（时辨才住会稽嘉祥寺）。又衣黄衫极宽长，潦倒得山东书生之体。日暮入寺，巡廊以观壁画，过辨才院，止于门前。辨才遥见翼，乃问曰：“何处檀越？”翼就前礼拜云：“弟子是北人，将少许蚕种来卖，历寺纵观，幸遇禅师。”寒温既毕，语议便合，因延入房内，即共围棋抚琴，投壶握槊，谈说文史，意甚相得。乃曰：“白头如新，倾盖如旧，今后无形迹也。”便留夜宿，设缸面药酒果等。江东云缸面，犹河北称瓮头，谓初熟酒也。酣乐之后，请宾赋诗……彼此讽咏，恨相知之晚。通宵尽欢，明日乃去。辨才云：“檀越闲即更来。”翼乃载酒赴之，兴后作诗，如此者数四，诗酒为务，……经旬朔。翼示师梁元帝自书《职贡图》，师嗟赏不已，因谈论翰墨。翼曰：“弟子先传二王楷书法，弟子自幼来耽玩，今亦数帖自随。”辨才欣然曰：“明日来，可把此看。”翼依期而往，出其书以示辨才，辨才熟详之曰：“是即是矣，然未佳善也。贫道有一真迹，颇是殊常。”翼曰：“何帖？”才曰：“《兰亭》。”翼曰：“数经乱离，真迹岂在，必是向榻伪作耳。”辨才曰：“禅师（智永）在日保惜，临亡之时，亲付于吾，付受有绪，那得参差，可明日来看。”及翼到，师自于屋梁上槛内出之，翼见讫，故驳瑕指颣，曰：“果是向榻书也。”纷竞不定。自示翼之后，更不复安于伏梁上，并萧翼二王诸帖，并借留，置于几案之间。辨才时年八十余，每日于窗下临学数遍，其老而笃好也如此。自是翼往还既数，童弟等无复猜疑。后辨才出赴邑汜桥南严迁家斋，翼遂私来房前，谓童子曰：“翼遗却帛子在床上。”童子即为开门，翼遂于案上取得《兰亭》及御府二王书帖，便赴永安驿，告驿长陵曰：“我是御史，奉敕来此，今有墨敕，可报汝都督知。”都督齐善行闻之，驰来拜谒，萧翼因宣示敕旨，具告所由。善行走使人召辨才，辨才仍在严迁家，未还寺，遽见追赴，不知所以，又遣云：“侍御须见。”及师来见，乃是房中萧生也。萧翼报云：“奉敕遣来取《兰亭》，《兰亭》今已得矣，故唤师来别。”辨才闻语，身便绝倒，良久始苏。翼便驰驿南发，至都奏御。太宗大悦……拜翼为员外郎，加入五品，赐银瓶一，金镂瓶一，马瑙碗一，并实以珠，内厩良马两匹，兼宝装鞍辔，宅庄各一区。太宗初怒老僧之秘吝，俄以其年耄……数月后，仍赐物三千段、谷三千石，便敕越州支给。辨才不敢将入己用，乃造三层宝塔，塔甚精丽……老僧因警悸患重，不能强饭，唯粥，岁余乃卒。帝命供御拓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真等四人各拓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贞观二十三年，圣躬不豫，幸玉华宫含风殿，临崩谓高宗曰：“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耶？汝意何如？”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听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兰亭》，可与将去。”后随仙驾入玄宫矣。“今赵模等所拓在者，一本尚直钱数万也”（《法书要录》卷三引何延之《兰亭记》，文繁，此转引自《太平广记》卷二〇八，文有删略）。

据《新五代史·温韬传》：“温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也。”“事李茂贞，为华原镇将。”“茂贞以华原县为耀州，以韬为刺史。”“茂贞又以美原县（今陕西耀县东北）为鼎州，建义胜军，以韬为节度使。”“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阙名著《江南余载》亦称：“进士舒雅尝从郑元素学，元素为雅言：‘温韬乱时，元素随之，多发关中陵墓。尝入昭陵，见太宗散发，以玉架卫之。两厢皆置石榻，有金匣五，藏钟、王墨迹，《兰亭》亦在其中。嗣是散落人间，不知归于何所。’”

又据宋人周密《志雅堂杂钞》载：唐亡，昭陵发掘，《兰亭》又流落人间。后来又被人作为殉葬品，《兰亭》再度进入墓圹。南宋景定（公元1260—1264年）中，有人在盗冢中，又发现所盗者之棺上，有木替，所贮皆法书，其中杂有《兰亭》真迹。“其精神透出纸外，与寻常绝殊”。但是第二次重见天日的《兰亭》真本，“为尸气所侵，其臭不可近，虽用沉脑熏焙数十次，亦不尽去”。通过《兰亭》的赚取，和唐太宗的用来殉葬，可见唐人对二王真迹的重视和向往。

唐初的大书法家，首推虞世南（公元558—638年）。世南，会稽余姚人，少长江南。唐贞观初，官至秘书监，封永兴县公。贞观十二年卒，年八十一岁。他在陈代，曾学书于智永禅师，因此可以说是二王的嫡传。张怀在《书断》里说他的字，“得大令（王献之）之宏规，含五方之正色”。“秀岭危峰，处处间起，行草之间，尤所偏工。及其暮齿（老年），加以遒逸”。李嗣真在《书品》里说：“虞世南萧散洒落，真、草唯命，如绮罗娇春，鸿戏沼，故当〔萧〕子云之上。”（《法书要录》引）窦在《述书赋》里也说：“永兴（称世南）超出，下笔如神，不落疏慢，无惭世珍”（《法书要录》引）。当时人对唐初两大书法家欧、虞作比较，认为“欧之与虞，可谓智均力敌”。“欧若猛将深入，时或不利；虞若行人（外交家）妙选，罕有失辞。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含蓄），以虞为优”（《法书要录》引张怀《书断》）。可见对虞世南的评价，要比对欧阳询的评价为高。虞世南所写的《孔子庙堂碑》，后世公认为虞书妙品。碑书于贞观初年，虞世南七十多岁时所作，但书法还是遒逸有神，一些也看不出暮年的唐气息来，据说碑刻成之后，“车马填集碑下，毡拓无虚日”，可见虞世南书名之盛。后人评虞世南书法，“气秀色润，意和笔调，外柔内刚，修媚自喜”（莫廷韩评书），一直备受推崇。

虞世南的外甥陆柬之，吴郡人，少学书于虞世南，虽“工于效仿，劣于独断”，但也有较高成就。“晚习二王，尤尚其古，殊矜质朴，耻夫绮丽。”（《书断》）因他书法风格较高，当时书法界对他的书法有“乔松倚壁，野鹤盘松”（《宣和书谱》）的评语。

欧阳询（公元557至641年），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少长江南，后仕隋为太常博士，入唐历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贞观十五年卒，年八十五岁。他开始也从学习二王入手，但他和虞世南略有不同。虞世南一生谨守二王尺度，不敢失坠，只是在二王的书法基址上，力求上进。欧阳询则不然，他早年虽也宗法二王，但入北以后，看到的东西更多，如“询尝行，见索靖所书碑，初唾之而去，后复来观，乃悟其妙，于是卧于其下者三日”（《宣和书谱》）。这一例子，就说明他开始受到北方书法风格的影响，所以更从笔力刚劲瘦硬这方面去用功夫，开始在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了。所以张怀说他“真行之书，虽于大令（王献之），亦别成一体”（《书断》），就是从这方面说的。

欧阳询“八体尽能”，“篆书尤精”（《书断》），更善于书写碑志。他的楷书碑志，以《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邕禅师碑》为代表，“笔力劲险”（《书断》），气韵生动，达到较高艺术水平。他在草书的造诣上，也很高。李嗣真在《书品》里说他的草书“如旱蛟得水，馋兔走穴”（《法书要录》引）。张怀说他的草书，“迭荡流通，视之二王可为动色。然惊奇跳骏，不避危险，伤于清雅之致”。大概欧阳询的书法成就虽高，但在二王的嫡系看来，还嫌不纯，有搀入北方风格的地方，因此对他尚有微词。但也由于欧阳询和褚遂良的书法，以后直接影响颜真卿和柳公权，对宋代的书法发展，影响也较大，因此对他的书法，愈到后来评价愈高。唐韦续《九品书》：“欧阳询书，若草里蛇惊，云间电发，若金刚之目，力士之挥拳。”《宣和书谱》称欧阳询“晚年笔力并刚劲……或比之草里蛇惊，云间电发。至其笔画工巧，意态精密，俊逸处，而人复比之孤峰崛起，四面削成，论者皆非虚语也”。苏轼也说：“欧阳率更书，研紧拔群，尤工于小楷。……今观其小楷，劲险刻厉。”（《东坡题跋》）莫廷韩评书称：“欧之正书，浓纤得度，刚劲不挠，点划工妙，意态稍密，杰出当时。”欧阳询的书名，远播邻国，高丽尝遣使求之。唐太宗笑着对人说：“彼观其书，固谓形貌魁梧耶！”（《新唐书·儒学·欧阳询传》）因为欧阳询的身材是很矮小的，可是他的字体，却含有雄劲的气魄。

欧阳询的儿子欧阳通，武则天时为宰相，后为酷吏所杀。他自幼便刻意临摹他父亲的书法，因以能书名，世称大、小欧阳。近年出土的唐碑中，有《泉男生碑》，就是署名欧阳通所书。他的字没有他父亲那么丰腴，所谓“瘦怯于父”（《书断》），但结体雅正，出笔劲挺，艺术上的造诣也很高。

在虞世南未死之前（贞观十二年前），唐太宗所收藏的二王真迹，大都是由虞世南鉴定的。虞世南死后，唐太宗很伤心地说：“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与论书！”魏徵就把褚遂良推荐给唐太宗，说：“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之体。”（《法书要录》引《唐朝叙书录》）自此，对二王真迹的鉴定，都由褚遂良来负责了。

褚遂良（公元596至659年），贞观末，为中书令，高宗永徽初，为尚书右仆射，封河南郡公。后以谏立武后，再贬爱州刺史，卒，年六十四。褚遂良也是以学二王擅名，李嗣真在《书品》中说他“临写右军，亦为高足，丰艳雕刻，……功勤精悉”（《法书要录》引）。张怀在《书断》中称褚遂良“少则服膺虞监（世南），长则祖述右军。真书甚得其媚趣，若瑶台青琐，映青林，美人婵娟，不任罗绮，增华绰约，虞、欧谢之”。唐韦续《九品书》云：“褚遂良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苏轼也说：褚遂良“清远萧放，微杂隶体”（《东坡题跋》）。莫廷韩评书：“褚法出入钟王，古雅绝俗，……风流绰约，欧、虞谢之。”他们对褚遂良的书法评价都很高。褚遂良的代表作有《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圣教序》等，都达到艺术水平的高度。

褚遂良既以书法著名，曾问虞世南曰：“‘某书何如永师？’曰：‘吾闻彼一字直五万，官何得若此？’曰：‘何如欧阳询？’虞曰：‘闻询不择纸笔，皆能如志，官岂得若此？’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于此。’虞曰：‘若使手和笔调，遇合作者，亦深可贵尚。’褚喜而退。”（《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引《国史异纂》）可见褚遂良自持也是很高的。

褚遂良和欧阳询一样，虽然也是宗法二王的，但都受到北方风格的影响，已经融合南北的风格而进一步发展了。尤其褚遂良的书法，可以说是融合南北风格较成功的一个书家。

薛稷（公元645至713年），河东汾阴人，是隋代著名诗人薛道衡的曾孙。唐睿宗时，稷以黄门侍郎，参知机务，后历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开元元年，以党太平公主，为唐玄宗所杀，年六十五。薛稷是魏徵的外孙，魏徵家里藏有虞世南、褚遂良等许多真迹，薛稷自少锐精临仿，遂以书名天下。他的书法，结体遒丽，张怀在《书断》中称他：“书学褚公，尤尚绮丽媚好，肤肉得师之半。”韦续《续书品》称薛稷书如“风惊苑花，雪惹山柏”。董《广川书跋》说：“薛稷于书，得欧、虞、褚、陆遗墨至备，故于法可据。然其师承血脉，则于褚为近。至于用笔纤瘦，结字疏通，又自别为一家。”对薛稷的书法成就，评价都很高。所以后人列欧、虞、褚、薛为初唐书法的四大家。

在初唐，二王之体，既风靡一时，因此集王的风气，也非常盛行。唐高宗咸亨三年（公元672年），释怀仁到各处模拓王羲之真迹，勒成《圣教序》全文，世称王《圣教》，以别于褚遂良所书的褚《圣教》。这一块碑，对当时和后来二王书法的发展，影响都很大。

唐前期，崇尚二王之体，除个别碑志还参酌隶体以外，一般都是真书上石的。碑志往往结体端正，书法妍雅，深可宝贵。唐志的另一特点，即不少碑志，署有书写人姓名爵里，而且有些碑志是由著名书家执笔的。如盛唐时，书家李邕，他一人一生前后就写了八百多通墓志。李邕，扬州江都人，父李善以《文选》注著名。李邕长于碑志文，当时人士不仅请他做碑志，同时因他善书法，也请他写碑志，“当时奉金帛而求邕书，前后所受巨万余，自古未有如是之盛者也。”李邕官北海太守，世称之为李北海。因为李邕是学二王的，所以他还以二王书法来写碑志，他所写的《云麾将军碑》，到今天还是学书者的楷模。李邕从二王入手，后又略“变右军行法，顿挫起伏，即得其妙，乃摆脱旧习，笔力一新，李阳冰谓之书中仙手”。“议者以为骨气洞达，奕奕如有神力。”（《宣和书谱》）李邕的书法，愈到后来，推重愈高。唐韦续《续书品》称李邕书如“华岳三峰，黄河一曲”，气势非常雄壮。苏轼的书法实际是学徐浩入手的，后来苏轼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徐浩，因此人家把苏轼的书法比似徐浩，苏轼就不愿意；比他似李邕，他就很高兴。苏轼自评字云：“昨日见欧阳叔弼，云‘子书大似李北海，予亦自觉其如此，世或以为似徐〔浩〕者，非也。’”（《东坡题跋》）解缙《续书评》称李邕书法，如“楼台映日，花木逢春”。赵孟已经很推崇李北海了，董其昌推崇更甚，他说：“王右军如龙，李北海如象。”（冯班《钝吟书要》）把李邕和王羲之并列起来了。

李唐碑志，明清出土的已很多，近代出土的更多，将近四五千件，考查唐代的书法衍变，研究唐代历史资料时，这是一座宝库。我呼吁国家文物局、出版局组织力量，仿赵万里同志《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体例，把唐五代墓志拓本全部搜集起来，加以影印出版。

在草书方面，唐高宗、武则天时人孙过庭，字虔礼，陈留人。书学二王，“工于用笔，俊拔刚断”（《书断》），如“丹崖绝壑，笔势坚劲”（唐韦续《续书品》），书名著于一时。他写的草书《书谱》，至今流传，作为草书学习的楷范。长沙释怀素，也以草书著名，李白在《草书歌行》中也说：“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对他非常推重。韦续《续书品》称：释怀素书“援毫掣电，随手万变”。《宣和书谱》说怀素的草书，似“惊蛇走虺，骤雨狂风”，可说字字飞动。米芾也说“怀素书字法清远”（《宝章待访录》），对他推重很高。怀素每天练书，日久“弃笔堆积，埋于山下，号曰笔冢”（《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引《唐国史补》）。怀素的代表作是《自叙》帖，在艺术上有较高成就。开元时，吴人张旭，以草书名家。据说：他见“公主与担夫争路，而得笔法之意。后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引《唐国史补》）。“旭尤善狂草，性嗜酒，每酒酣兴起，落笔挥洒，醒后自视，以为神异，不可复得”，当时呼之为张颠。他的草书，“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苏轼也称赞张旭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所以世称神品。张旭的真书，如代表作《郎官石柱记》。苏轼说：“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东坡题跋》）。古人赞为“进退履绳，旋曲中规”（《广川书跋》），备尽楷法。由于张旭在楷书方面功力很深，因此，草书方面的成就，也容易突出。关于张旭的书法，还有一则小故事，很吸引人。张旭为“苏州常熟尉，上后（到差后）旬日，有老父过状（递上呈文），判去，不数日复至，乃怒而责曰：‘敢以闲事，屡扰公门。’老父曰：‘某实非论事，但睹少公（尊称县尉曰少公）笔迹奇妙，贵为箧笥之珍耳’”（《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引《幽闲鼓吹》）。这个老父的先人也是工书的，所以老父本人才爱张旭书法到这种程度。会稽贺知章，官至秘书监，好酒，自号“四明狂客”。知章善草书，“纵笔如飞，酌而不竭”（唐韦续《续书品》）。史亦称知章“善草隶，好事者具笔研从之，意有所惬，不复拒，然纸才十数字，世传以为宝”（《新唐书·隐逸·贺知章传》）。知章每酒酣命书，“忽有好处，与造化相争，非人功所到也”（《法书要录》引《述书赋》）。他手写的《孝经》真迹，唐代流入日本，至今宝存，影印流传，笔力清劲，结体俊拔，真是天壤间之瑰宝！

李阳冰，原籍赵郡，寄寓云阳（今江苏丹阳）。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至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为缙云令。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为当涂令。李白那年死在当涂，他还做了一篇李白《草堂集序》。后来官至国子监丞、集贤院学士，见欧阳修《六一题跋》。他工于书法，尤精小篆，初师李斯《峄山碑》。他的篆书，“劲利豪爽，风行雨集。识者谓之苍颉后身”（《法书要录》引《述书赋》注）。阳冰曾自言“斯翁之后，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言”。“绛州有篆字，与古不同，颇为怪异，李阳冰见之，寝卧其下，数日不能去。验其书是唐初，不载书者名姓，碑有碧落二字，时人谓之《碧落碑》。”（《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引《唐国史补》）《宣和书谱》云：“方时颜真卿以书名，真卿书碑，必得阳冰题其额，欲以擅连璧之美。盖其篆法妙天下如此，议者……论有唐三百年以篆称者，惟阳冰独步。舒元舆作《玉箸篆志》，亦曰：‘阳冰之书，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备，光大于秦斯备矣。’”韦续《续书品》称：“李阳冰若古钗倚物，力有万夫，李斯后一人而已。”

徐浩，字季海，越州人。父峤之，广平太守。浩，代宗时，官岭南节度使，改吏部侍郎，后责授明州别驾，改彭王傅，卒。“峤之善书，以法授浩，益工。尝书四十二幅屏，八体皆备，草隶尤工，世状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骥奔泉’云。”（《新唐书·徐浩传》）徐浩是张九龄的外甥，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赠张九龄司徒诰》，据说就是徐浩所书写，“用一尺绢书，多渴笔，有锋芒”（米芾《书史》）。黄庭坚说：“季海长处正是用笔劲正而心圆。”又云：“如季海笔少令韵胜，则与〔庾〕稚恭并驱争先可也。”又说：“季海暮年，乃更摆落王氏规摹，自成一家。”（《山谷题跋》）米芾说：“《评书帖》，徐浩书，收转处，屈强拗折，故昔人有抉石奔泉之目。”（《宝章待访录》）都很推重徐浩。米芾又说：“开元以来，缘明皇字体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时君所好，经生（抄写手）字亦自此肥，开元已前古气无复有矣。”还说：“唐人以徐浩比〔王〕僧虔，甚失当。浩大小一伦，犹吏楷也。”（《海岳名言》）可见米芾推重徐浩以外，有时也对他有贬辞的。大概徐浩以前，学二王，字体瘦硬，徐浩以后，学二王，字体渐趋肥腴，渐渐和晋法距离远起来了。苏轼是从徐浩入手的，可是他晚年很不愿让人说他是学徐浩的。黄庭坚曾“跋东坡《水陆赞》云：东坡此书圆劲成就，所谓‘怒猊抉石，渴骥奔泉’，恐不在徐会稽（徐浩）之笔，而在东坡之手矣”（《山谷题跋》），这几句话中，透露出苏轼早年书法受徐浩影响的内幕来，但是黄庭坚是不愿和苏轼当面谈及的。

二王的书法，似回风流雪，主要是“风骨”和“娟媚”四个字。唐初学二王著名的如虞世南、褚遂良，也都获得“风骨”和“娟媚”四个字。所以有人说，褚遂良的书法，如“美女婵娟，不任罗绮”。如果单是有“娟媚”，而没有“风骨”的话，那是不足称道的。徐浩迎合时君所好，字体稍稍肥腴起来。肥腴起来之后，容易流于肥俗，颜真卿出，掺杂以篆籀气，一矫当时肥俗之病。颜真卿（公元709至784年）在安禄山起兵，河北尽陷时，独以平原太守为唐守御。唐玄宗始闻禄山起兵，叹曰：“河北二十四郡，无一忠臣邪？”后来听说颜真卿为唐抗御禄山，谓左右曰：“朕不识真卿何如人，所为乃若此！”（《新唐书·颜真卿传》）。到了唐德宗时代，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举兵反抗朝廷，唐又命颜真卿宣慰希烈，真卿庭詈希烈，卒为希烈所害。由于颜真卿的气节，“忠贯白日，识高天下，故精神见于翰墨之表者，特立而兼括”（《宣和书谱》）。宋欧阳修跋其断碑云：“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端严庄重，使人畏而爱之。虽其残阙，不忍弃也。”（《六一题跋》）董其昌说：“颜清臣（真卿之字）忠义大节，唐代冠冕，世人以其书传。”（《戏鸿堂帖》）可见他的人品，更提高了他书法方面的成就，因此特别为人们所宝爱。颜真卿封鲁郡公，天下皆称之曰颜鲁公。颜真卿并“善正、草书，笔力遒婉，世宝传之”（《新唐书·颜真卿传》）。唐韦续《续书品》称：“颜真卿书，锋绝剑摧，惊飞逸势。”给予很高评价。苏轼说：“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后之作者，殆难措手”（《东坡题跋》）。黄庭坚说：“观鲁公此帖，奇伟秀拔，奄有魏、晋、隋、唐以来风流气骨，回观欧、虞、褚、薛、徐、沈（传师）辈，皆为法度所窘，岂如鲁公肃然一出于绳墨之外，而卒与之合哉！盖自二王后，能臻书法之极者，惟张长史与鲁公二人。”（《山谷题跋》）米芾说，颜真卿的草书，“自张颠（张旭）血脉来”。米芾又说：颜真卿“《与郭知运争坐位帖》，有篆籀气，颜杰思也”（《海岳名言》）。又说：“颜鲁公《与郭定襄争坐位第一帖》，起草秃笔，字字意相连属飞动，诡形异状，得于意外也。世之颜行，第一书也。”他的真书，“《疏拙帖》，古麻纸书，真字，清劲秀发”（《宝章待访录》）。宋代的书家，见到他的真迹，都予以很高的评价。颜真卿的书法，“点如坠石，划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宣和书谱》），字体奇古遒逸，庄重闳伟，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颜真卿的代表作有《中兴颂》、《颜氏家庙碑》、《麻姑仙坛记》、《觉仙坛记》、《争坐位帖》、《告身》等等。

柳公权，京兆华原人，以进士擢第，累官翰林侍书学士、中书舍人、翰林书诏学士、谏议大夫、知制诰、学士承旨、集贤学士、判院事、金紫光禄大夫，封河东郡公，历工部尚书，太子少师，赠太子太师，卒年八十八。“公权初学王书，体势劲媚，自成一家。”初为穆宗侍书学士，“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穆宗）改容，知其笔谏也”。唐文宗“夏日与学士联句，帝曰：‘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公权续曰：‘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时丁、袁五学士皆属继，帝独讽公权两句，曰：‘辞清意足，不可多得。’乃令公权题于殿壁，字方圆五寸，帝视之叹曰：‘钟、王复生，无以加焉。’”大中初，柳公权“御前书三纸……一纸真书十字，曰‘卫夫人传笔法于王右军。’一纸行书十一字，曰‘永禅师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纸草书八字，曰‘谓语助者焉哉乎也’……仍令自书谢状，勿拘真、行，帝尤奇惜之”。“当时公卿大臣家碑版，不得公权手笔者，人以为不孝。外夷入贡，皆别署货贝，曰：‘此购柳书。’上都西明寺《金刚经碑》，备有钟、王、欧、虞、褚、陆之体，尤为得意”（《旧唐书·柳公绰传弟公权附传》）。黄庭坚说：“柳公权《谢紫丝鞋帖》，笔势往来，如用铁丝纠缠，诚得古人用笔意。”（《山谷题跋》）《宣和书谱》云：“公权之学，出于颜真卿，加以盘结遒劲，为时所重。议者以谓如‘惊鸿避弋，饥鹰下鞲’，盖以言其风骨峻极。”柳公权之兄柳公绰，官至河东节度使、兵部尚书，也工书法，他所书的《武侯庙碑》，后人誉之为唐碑中之有晋法者。

沈传师，苏州吴人。贞元（公元785至805年）末，举进士，历江西观察使转宣歙观察使，卒于吏部侍郎。传师“工书，有楷法”（《新唐书·沈既济传子传师附传》）。宋朱长文《墨池编》称：“传师正、行书，皆至妙品。”《广川书跋》谓传师所书“黄陵庙碑，世以其书为重，近人以完本售至数，谓传师此书，特谨重有法。”

杜牧，他不仅是杰出的诗人，“情致豪迈，人称小杜”。他也工书法，所“作行、草，气格雄健”（《宣和书谱》）。董其昌《容台集》称：杜牧“书张好好诗，深得六朝人风韵。予见颜、柳以后，若温飞卿与牧之，亦名家也。”杜牧所手写的《张好好诗》真迹，仍然保存到今天，现藏故宫博物院，有影印本行世。杜牧做过沈传师的幕僚，可能他的书法授受，和沈传师有渊源。

杨凝式，字景度，华阴人。父涉，唐末宰相。凝式历仕五代，后周时，官至尚书左仆射、太子太保。显德元年（公元954年）卒，年八十二，赠太子太傅。“凝式虽仕历五代，以心疾（精神病）闲居，故时人目为‘风子’。其笔迹遒放，宗师欧阳询与颜真卿，而加以纵逸。既久居洛，多遨游佛道祠，遇山水胜概，辄留连赏咏。有垣墙圭缺处，顾视引笔，且吟且书，若与神会，率宝护之。……其所题后，或真或草，或不可原诘。而论者谓其书自颜中书（真卿）后，一人而已”。“洛阳诸佛宫，书迹既多”。“士大夫家，亦有爱其书帖者，皆藏去，以为清玩”（宋张世南《游宦纪闻》）。《宣和书谱》亦云：凝式工于书法，“尤工颠草。居洛下十年，凡琳宫佛祠，墙壁间题记殆遍。然挥洒之际，纵放不羁。……欧阳修尝跋其字，以谓‘自唐亡……及我宋兴……盖百有五十余年。五代之际，有一杨凝式，……为一时之绝。’”苏轼云：“唐末丧乱，人物凋零”，“独杨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此真为书之豪杰，不为时势所汩没者”（《论唐宋书家》）。黄庭坚云：“予曩时至洛师，遍观僧壁间杨少师书，无一字不造微入妙……见杨少师书，然后知徐（浩）、沈（传师）有尘埃气”（《山谷题跋》）。凝式“笔迹遒放，宗师欧阳询与颜真卿，而加以纵逸”（《旧五代史考异》）。因为杨凝式的行、草，都很接近颜真卿，所以世以颜杨并称。黄庭坚说：“盖自二王后，能臻书法之极者，惟张长史（张旭）与鲁公二人。其后杨少师颇得仿佛，但少规矩，复不善楷书，然亦自冠绝天下矣。”又说：“予尝谓二王以来，书艺超轶绝尘，惟颜鲁公、杨少师。”（《山谷题跋》）。《宣和书谱》也说：杨“凝式笔迹，独为雄强，与颜真卿行书相上下，自是当时翰墨中豪杰”。又说：“杨凝式之书，在季世翰墨中，如景星凤凰之杰出”（《宣和书谱》豆卢革条）。米芾、黄庭坚均认为王安石的书法，受杨凝式的影响，米芾说：“杨凝式书，天真烂漫，纵逸类颜鲁公《争坐帖》”，“王安石尝学之，人不知也”（《书史》）。黄庭坚也说：“王荆公（王安石）书字得古人法，出于杨虚白（杨凝式）。”庭坚又认为苏轼的书法，也受杨凝式的影响，“比来苏子瞻（苏轼字子瞻）近颜、杨气骨”（《山谷题跋》）。陶穀《清异录》载：“少师杨凝式书画独步一时，求字者纸轴堆叠若垣壁，少师见则浩叹曰：‘无奈许多债主，真尺二冤家也。’”可见杨凝式书法独步当世，向他求书者之多。

唐代印刷术还没有普遍行用，一般书籍，都是由抄写手——“经生”又称“写生”（见北京图书馆敦煌文书羽字第四号写经纸背）来抄写。“唐书法，至经生，自成一律，其间固有超绝者。”（《宣和书谱》杨庭条）他们书“累数千字，终始一律，不失行次，便于疾读，但恨拘窘法度，无飘然自得之态，然其一波三折笔之势，亦自不苟”。他们中高手所作小楷，“下笔有力，一点画不妄作，然修整自持，正类经生之品格高者”（《宣和书谱》释昙林条）。唐文宗太和（公元827至834年）中人吴彩鸾，钟陵（今江苏南京）人，嫁为文士文萧客为妻，她工于书法，能抄写书籍。萧客“拙于为生，彩鸾为小楷书《唐韵》一部，市五千文为糊口”。吴彩鸾一生，写了近百部王仁《切韵》，字迹端正娟秀，为世传宝。“由是《唐韵》，世多得之。《唐韵》字画虽小，而宽绰有余。”（《宣和书谱》）今王仁《切韵》，故宫博物院藏有真迹，且已影印行世，据说就是吴彩鸾所写的。为了抬高吴彩鸾写本的价格，于是狡狯文士又造出吴彩鸾是天仙下凡，她能用一天时间写《唐韵》一部。世上决没有神仙，更不可能一天写出几万字的一部《唐韵》来，这类不真实的传说，应该予以排除。又有詹鸾，也以书写《唐韵》出卖为生。他“书《唐韵》，极有功”，他所“作楷字，小者至蝇头许，位置宽绰”。因此吴彩鸾和詹鸾所书的《唐韵》，皆著名于世。致使他们的“断纸余墨，人传宝之”（《宣和书谱》）。(3)

在半个世纪之前，敦煌千佛洞发现了藏经卷的石窟。在这个秘密石窟中，有三万多件卷子，上起前赵麟嘉五年（公元320年），下至北宋初年。这三万多件卷子，几乎全是经生手抄的，唐代的抄写卷子，又几占三分之二以上。这些唐代经卷，虽和两晋南北朝一样，都是经生手抄，但比之前代，书法的水平，又大大发展了一步，它同时还明显地可以看出欧、虞、褚、薛、颜、柳等书法大家对经生书法的影响。这些经生终日低着头替寺院施主抄经，他们的生活非常困难，就只是依靠抄写的一些收入来养家活命。有时寺院和施主还故意拖欠抄写费用，这更加重了他们生活上的困难程度。有一个经卷的末尾，有这样两首诗：

写书今日了，因何不送钱？谁家无赖汉，回面不相看。

今日书他知，他来定是嗔。我今归舍去，将作是何人。

从这两首诗可见经生的生活困难程度。由于我本人对敦煌唐卷真迹阅览不多，它的艺术价值就无法具体一一介绍了。在敦煌石窟中，还发现了三个唐代拓本，一是唐太宗的《温泉铭》，二是欧阳询的《化度寺碑》，三是柳公权所书《金刚经》，从这三件唐代的拓本，还可以鉴赏唐代传拓的技法和水平。

音乐与舞蹈　隋文帝统一南北，带来了南北两方音乐的大融合。从西晋的灭亡，匈奴、羯、、氐、羌、鲜卑、丁零各族迭次进入中原，随着漠北、西域的音乐大量输入黄河流域，黄河流域在音乐方面最占主导势力的，不是过去“华夏正声”，而是“西凉乐”和“龟兹乐”了。东晋在江南的建国，使南方的声歌，如吴歌、西曲中的《子夜》、《前溪》、《乌夜啼》、《石城乐》、《莫愁乐》、《襄阳乐》之类，也带着浓厚的地方色彩，被保存了下来。这样，当时的音乐界正如祖孝孙所说的出现了“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旧唐书·音乐志》）的现象。

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灭陈，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即《西凉乐》），二曰《清商伎》（即盛行于南朝的《清商乐》），三曰《高丽伎》（包括《百济乐》在内），四曰《天竺伎》（包括《扶南乐》在内），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4)七部乐中“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隋书·音乐志》）。到了隋炀帝大业中，又改定为九部乐，这九部乐是《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到了隋亡唐兴，又造《燕乐》，并加上《高昌乐》而去《礼毕》，合为十部乐。

《高昌乐》，舞者二人，乐器有答腊鼓、腰鼓、鸡娄鼓、羯鼓、箫、横笛、筚篥、琵琶、五弦、铜角、箜篌等十一种，后来箜篌也不用了。

《燕乐》的乐器有玉磬、大方响、筝、卧箜篌、小箜篌、大琵琶、大五弦、小五弦、大笙、小笙、大筚篥、小筚篥、大箫、小箫、正铜钹、和铜钹、长笛、短笛、楷鼓、连鼓、鼗鼓、桴鼓等二十二种，另外还有工歌二人。

唐十部乐，即《燕乐》、《清商乐》、《西凉乐》、《高丽乐》、《天竺乐》、《高昌乐》、《龟兹乐》、《疏勒乐》、《康国乐》、《安国乐》。此外，尚有南北朝时期传入的《百济乐》，唐中宗时代，工伎死散，音伎多阙，乐器也只残存了筝、笛、桃皮筚篥、箜篌等四种了。隋代传来的《扶南乐》，又因为它和《天竺乐》是一个音乐体系的，所以只“以《天竺乐》转写其声，而不齿乐部”（《隋书·音乐志》）。在唐代，《扶南乐》的乐器，也只残存羯鼓、都昙鼓、毛员鼓、箫、笛、筚篥、铜钹、贝等八种了。唐德宗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南诏异牟寻进《奉圣乐舞》，时谓之《南诏乐》，德宗亲御麟德殿观赏了《南诏乐》。德宗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骠国（今缅甸）国王也遗使来献《骠国乐》，“凡有十二曲，以乐工三十五人来朝，乐曲皆演释氏《经》《论》之词。骠国在云南西，与天竺国相近，故乐多演释氏之词。每为曲皆齐声唱，各以两手十指，齐开齐敛，为赴节之状。一低一昂，未尝不相对，有类中国《柘枝舞》”（《唐会要》卷三十三）。以上讲到的《百济乐》、《扶南乐》、《南诏乐》、《骠国乐》四种，皆不列入十部乐之内。

《北狄乐》，是指鲜卑、吐谷浑、步落稽（即稽胡）三个部族的音乐而言的。“皆马上之声，自汉后以为鼓吹，亦军中乐，马上奏之，故隶鼓吹署。后魏乐府初有《北歌》，亦曰《真人歌》，都代时，命宫人朝夕歌之。周、隋始与《西凉乐》杂奏。至唐存者五十三章，而名可解者六章而已。一曰《慕容可汗》，二曰《吐谷浑》，三曰《部落稽》，四曰《巨鹿公主》，五曰《白净王》，六曰《太子企喻》也。其余辞多可汗之称，盖燕、魏之际鲜卑歌也。隋鼓吹有其曲而不同。贞观中，将军侯贵昌，并州人，世传《北歌》。”（《新唐书·礼乐志》）开元初，有“歌工长孙元忠，云自高祖以来，代传其业。元忠之祖，受业于侯将军，名贵昌”。“元忠之家世相传如此，虽译者亦不能通知其辞，盖年岁久远，失其辞矣。”（《旧唐书·音乐志》）随着鲜卑、吐谷浑、步落稽语言的衰亡，《北歌》也必然趋于衰亡。

讲了唐十部乐之后，在没有介绍《燕乐》之前，先得介绍一下龟兹人苏祗婆的七调。

北周武帝于天和三年（公元568年）娶突厥阿史那皇后，在阿史那后的陪嫁的乐工中，有龟兹人苏祗婆，善于音律，尤善胡琵琶。“听其所奏，一均（即韵字）之中，间有七声。因而问之，答云：‘父在西域，称为知音。代相传习，调有七种。’以其七调，勘校七声，冥若合符。”

一曰“娑力”，华言平声，即宫声也。

二曰“鸡识”，华言长声，即商声也。

三曰“沙识”，华言质直声，即角声也。

四曰“沙侯加滥”，华言应声，即变徵声也。

五曰“沙腊”，华言应和声，即徵声也。

六曰“般赡”，华言五声，即羽声也。

七曰“俟利”，华言斛牛声，即变宫声也。

以上七调叶今西乐音符，列表于下：

郑译向苏祗婆学习弹弄胡琵琶，开始领会了七声的区别。七调之外，又有五旦（即五韵），把七调、五韵合成十二律。律有七韵，音立一调，故成七调十二律，孳乳为八十四调，“旋转相交，尽相和合”（《隋书·音乐志》）。这对我国音乐方面的发展，影响很大。

在此以前的音乐，《雅乐》则以宫声为调首，《清商曲》则以商声为调首，宫商以外，一般不为调首。自从苏祗婆把龟兹乐调传至中原地区以后，这种传统习惯就被打破了，七声都可以成调首了，这在中国音乐史上来说，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发展。(5)

《燕乐》，正确地说来，是中原化后的《龟兹乐》。由于唐十部乐中，以《燕乐》居首，所以不得不与《龟兹乐》分部。龟兹乐是前秦苻坚命吕光到龟兹时传其乐声的，可是中原地区传习之盛，却是从北魏后期开始。《通典·乐典》称：“自宣武（元恪）已后，始爱胡声，洎于迁都，屈茨（龟兹）琵琶、五弦、箜篌、胡、胡鼓、铜钹、打沙罗，胡舞，铿锵镗，洪心骇耳。抚筝新靡绝丽，歌音全似吟哭，听之者无不凄怆。”到了北齐后期，《龟兹乐》更是盛行，有曹婆罗，在魏世以弹龟兹琶琶著名当世，子曹僧奴，僧奴子曹妙达，北齐后主高纬时，“以能弹胡琶琶，甚被宠遇，俱开府封王”，此外如“何朱弱、史丑多之徒十余人，咸以能舞工歌，及善音乐者，亦至仪同开府”。后主还使幸臣韩凤于黎阳（河南浚县东北）临河筑城戍，曰：“急时且守此作龟兹国子。”（《北史·恩幸传》）到了隋代，《龟兹乐》更盛行于民间，“新声奇变，朝改暮易”。隋炀帝并自“制艳篇”，“令乐正白明达（龟兹人）造新声，创《万岁乐》……《斗百草》、《泛龙舟》……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断绝”（《隋书·音乐志》）。唐太宗“贞观末，〔疏勒人〕裴神符者，妙解琵琶，作《胜蛮奴》、《火凤》、《倾杯乐》三曲，声度清美，太宗深爱之”（《唐会要》卷三十三）。唐高宗“晓音律，闻风叶鸟声，皆蹈以应节。尝晨坐闻莺声，命乐工白明达写之为《春莺啭》”（《乐府诗集》卷八十引《教坊记》）。以上一些例子，都说明了隋唐时期，《龟兹乐》真是风靡一时。

唐代的十部乐，又分为坐立两部，坐部在堂上坐奏，立部在堂下立奏。对坐部乐工的音乐修养，要求较高。元稹《立部伎》诗注称当时太常选坐部伎无性识者，退入立部伎，绝无性识者，始退入《雅乐》部，可见西域音乐的地位，远要比所谓华夏正声的雅乐地位高。

立部伎有《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凡八部。

《安乐》，即北周的《城舞》，“行列方正，像城郭”。“舞者八十人，刻木为面，狗喙兽耳，以金饰之，垂线为发，画皮帽。”（《旧唐书·音乐志》）这些装饰，再配合《龟兹乐》，可以说充满了鲜卑的情调。

《太平乐》，“亦谓之《五方师子舞》。师子鸷兽，出于西南夷、天竺、师子（今斯里兰卡）等国。缀毛为之，人居其中，像其俯仰驯狎之容。二人持绳秉拂，为习弄之状。五师子各立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乐》，舞以足，持绳者服饰作昆仑象”（《新唐书·音乐志》）。

《破阵乐》，太宗所造。“太宗为秦王之时，征伐四方，人间歌谣《秦王破阵乐》之曲。及即位，使吕才协音律，李百药、虞世南、褚亮、魏徵等制歌辞。百二十人披甲持戟，甲以银饰之。发扬蹈厉，声韵慷慨，享宴奏之。”又云：“太宗制《破阵舞图》，左圆右方，先偏后伍，鱼丽鹅贯，箕张翼舒，交错屈伸，首尾回互，以象战阵之形。”“凡为三变，每变为四阵，有来往疾徐击刺之象，以应歌节”（《旧唐书·音乐志》）。后更名为《七德之舞》。

《庆善乐》，太宗所造。太宗生于武功之庆善宫，既即帝位，宴于宫中，“赋诗，被以管弦。舞者六十四人”，“舞蹈安徐，以象文德洽而天下安乐也”（《旧唐书·音乐志》）。后更名为《九功之舞》。唐以《破阵乐》为武舞，《庆善乐》为文舞。《破阵乐》亦称《神功破阵乐》，《庆善乐》亦称《功成庆善乐》。

《大定乐》，“出自《破阵乐》。舞者百四十人，被五采文甲，持槊”（《旧唐书·音乐志》）。

《上元乐》，“高宗所造。舞者百八十人，画云衣，备五色，以象元气，故曰上元”（《旧唐书·音乐志》）。

《圣寿乐》，“高宗武后所造也。舞者百四十人，金铜冠，五色画衣，舞之行列必成字，十六变而毕。有‘圣超千古，道康百王，皇帝万年，宝祚弥昌’字”（《旧唐书·音乐志》）。《乐府杂录》：“字舞者，以舞人亚身于地布成字也。”《教坊记》：“《圣寿乐》舞，衣襟皆各绣一大窠，皆随其衣本色。制纯缦衫，下才及带，若短汗衫者以笼之，所以藏绣窠也。舞人初出，乐次皆是缦衣舞。至第二叠，相聚场中，即于众中，从领上抽去笼衫，各纳怀中。观者忽见众女咸文绣炳焕，莫不惊异。”

《光圣乐》，“玄宗所造也。舞者八十人，鸟冠，五彩画衣”（《旧唐书·音乐志》）。

“自《破阵舞》以下，皆雷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振百里，动荡山谷。《大定乐》加金钲。惟《庆善舞》虽独用《西凉乐》，最为闲雅。”（《旧唐书·音乐志》）

《安乐》等“八舞，声乐皆立奏之，乐府谓之立部伎，其余总谓之坐部伎”（《旧唐书·音乐志》）。

“坐部伎有《燕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寿乐》、《龙池乐》、《破阵乐》，凡六部。”（《旧唐书·音乐志》）

《燕乐》，贞观时，张文收所造。舞者二十人，分为四部。《景云乐》，舞者八人。小《庆善乐》，舞者四人；小《破阵乐》，舞者四人；《承天乐》，舞者四人。后来小《庆善乐》、小《破阵乐》、《承天乐》三种都不奏了，只有《景云乐》还流传下来。

坐部伎还有《长寿乐》，武则天长寿（公元692至694年）中所造。“舞十有二人，画衣冠。”（《旧唐书·音乐志》）

《天授乐》，武则天天授（公元690至691年）中所造，“舞四人，画衣五采，凤冠”（《旧唐书·音乐志》）。

《鸟歌万岁乐》，武则天所造。时宫中养鸟能人言，常呼万岁，故为乐以像之。舞三人。

《龙池乐》，玄宗所造。玄宗未即位前，居隆庆坊，有池，弥漫数里，即位后，作《龙池乐》，“舞十有二人，人冠饰以芙蓉”（《旧唐书·音乐志》）。

《破阵乐》玄宗所造。“生于立部伎《破阵乐》。舞四人，金甲胄。”（《旧唐书·音乐志》）立部伎有《破阵乐》，舞者一百二十人。坐部伎《燕乐》有小《破阵乐》，舞者四人。此又有《破阵乐》，舞者也是四人。自《长寿乐》已下，皆奏《龟兹乐》，唯《龙池》备用雅乐，而无钟磬。

隋文帝平陈，把南朝的音乐，总谓之《清商乐》，亦谓之《清乐》，并置清商署以保存这一部音乐。武则天时候，《清乐》犹存六十三曲，到了唐末，其辞能保留下来的只有三十二首了，尚有七首，已有声无辞了。三十二曲中有《白雪》，周曲也。《公莫舞》，晋宋谓之《巾舞》。《巴渝舞》，汉高祖自蜀汉伐楚，以板蛮为前锋，其人勇而好斗，又好歌舞，使乐工象其击刺之形，号曰《巴渝舞》。《昭君》，汉元帝时远适匈奴单于，汉人怜其远嫁，为作此歌。晋石崇姬人绿珠善舞，崇以此曲教之，而自制新歌曰：“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昔为匣中玉，今为粪土英。”《凤将雏》，汉世旧曲。《明之君》，本汉世《舞曲》，梁武帝改制其辞。《铎舞》，亦汉曲。《白鸠》，吴朝旧曲。《白》，沈约云：“本吴地所出，疑是吴舞也。”梁武帝又令沈约改制《四时白》。《子夜》，晋曲也。晋有女子名子夜造此曲，声过哀苦。《前溪》，晋沈充所制。《阿子》及《欢闻》，晋穆帝时民间所唱。《团扇》，晋世民歌。《懊侬》，晋隆安（公元397至401年）中民谣。《长史变》，晋末司徒左长史王临败所制。《督护》，晋宋间曲。今歌是宋孝武帝所制，云：“督护上征去，侬亦恶闻许。愿作石尤风，四面断行旅。”《读曲》，宋人为彭城王刘义康所制。《乌夜啼》，宋临川王刘义庆所作。唐世所传歌辞，云：“歌舞诸少年，娉婷无种迹。菖蒲花可怜，闻名不相识。”已非义庆本辞。《石城》，宋臧质所作。石城在竟陵，臧质尝为竟城郡守，于城上眺瞩，见群少年歌谣通畅，因作此曲，歌云：“生长石城下，开门对城楼。城中美年少，出入见依投。”《莫愁乐》，出于《石城乐》。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谣，歌云：“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襄阳乐》，宋随王刘诞所作。其歌曰：“朝发襄阳来，暮至大堤宿。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栖乌夜飞》，宋沈攸之所作。《估客乐》，南齐武帝萧赜所作。歌曰：“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渚。感忆追往事，意满情不叙。”释宝月善音律，武帝使宝月奏之，敕歌者常重为感忆之声。《杨伴儿》，齐时歌谣。歌云：“暂出白门前，杨柳可常乌。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骁壶》，疑是投壶之乐。《常林欢》，疑是宋、梁间曲。荆州有长林县，常长声相近，盖乐人误谓“长”为“常”。《三洲》，商人歌也。商人数行巴陵三江之间，因作此歌。《采桑》，由《三洲曲》孳乳而生。《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堂堂》，并陈后主共朝臣狎客及宫中女学士相和所作，又命太乐令何胥采其尤艳丽者以为乐曲。《泛龙舟》，隋炀帝江都宫所作。自武则天长安（公元701至704年）以后，吴歌西曲，“工伎转缺，能合于管弦者，唯《明君》、《杨伴》、《骁壶》、《春歌》、《秋歌》、《白雪》、《堂堂》、《春江花月》等八曲”（《旧唐书·音乐志》）而已。

吴歌西曲，是地区性的音乐，传入中原，总属清商署以后，不但乐章日渐残缺，就是和吴、楚的音调也距离转远。当时刘贶（刘知幾子）认为“宜取吴人使之传习，开元中，有歌手李郎子。李郎子北人，声调已失，云学于李才生。才生，江都人也，自郎子亡后，《清乐》之歌阙焉”（《通典·乐典》）。说明唐玄宗开元时，江南传入北方的《清商乐》就已日益散失，幸亏宋人郭茂倩在撰集《乐府诗集》时，把不少吴歌西曲的歌辞保存了下来。它不但保存了东晋南朝的吴歌西曲歌辞，同时也把唐代《清商乐》歌辞保存了不少，这对于我们研究《清商乐》是帮助很大的。

音乐和舞蹈有着必然的联系。唐段安节《乐府杂录》称：“舞者，乐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或像惊鸿，或如飞燕。婆娑，舞态也。蔓延，舞缀也。”唐代分《健舞》、《软舞》、《字舞》、《花舞》、《马舞》。《字舞》已见上《圣寿乐》，《马舞》别见散乐下。《花舞》据《乐府杂录》谓舞者“着绿衣，偃身合成花字也。”这下面主要介绍《健舞》和《软舞》两种。“《健舞》曲有《棱大》、《阿连》、《柘枝》、《剑器》、《胡旋》、《胡腾》；《软舞》曲有《凉州》、《绿腰》、《苏合香》、《屈柘》、《团圆旋》、《甘州》等”（《乐府杂录》）。崔令钦《教坊记》则称：“《阿辽》、《柘枝》、《黄獐》、《拂》、《大渭州》、《达摩支》之属，谓之《健舞》”；“《垂手罗》、《回波乐》、《兰陵王》、《春莺啭》、《半社渠》、《借席》、《乌夜啼》之属，谓之《软舞》。”

《健舞》中的《柘枝》，出自石国。《乐府诗集》卷五十六引《乐苑》云：“羽调有《柘枝曲》，商调有《屈柘枝》。此舞因曲为名。用二女童，鲜衣帽，帽施金铃，转有声。其来也，于二莲花中藏，花坼而后见。对舞中雅妙者也。”白居易《柘枝伎》诗云：

平铺一合锦筵开，连击三声画鼓催。红蜡烛移桃叶起，紫罗衫动柘枝来。带垂钿胯花腰重，帽转金铃雪面回。看即曲终留不住，云飘雨送向阳台。

又《柘枝词》：“绣帽珠稠缀，香衫袖窄裁。”刘禹锡《和乐天柘枝》诗：“鼓催残拍腰身软，汗透罗衣雨点花。”张祜《金吾李将军柘枝》诗：

足叠蛮鼍引柘枝，卷檐虚帽带交垂。紫罗衫宛蹲身处，红锦靴柔踏节时。微动翠蛾抛旧态，慢遮檀口唱新词。客看舞罢轻云起，却赴襄王梦里期。

又《周员外出双舞柘枝伎》诗：

画鼓拖环锦臂攘，小娥双换舞衣裳。金丝蹙雾红衫薄，银蔓垂花紫带长。鸾影乍回头对举，凤声初歇翅齐张。一时折腕招残拍，斜敛轻身拜玉郎。

又《池州周员外出柘枝》诗：

红筵高设画堂开，小妓妆成为舞催。珠帽着听歌遍匝，锦靴行踏鼓声来。纤纤玉笋罗衫撮，戢戢金星钿带回。长恐周瑜一私顾，不教闲客望瑶台。

张祜还有一首《赠柘枝》诗，提到“帽侧蹙腰铃数转，亚身招拍腕频斜。”又《赠杭州柘枝》诗：“傍收拍拍金铃摆，脚踏声声锦靴催。”把以上一些资料和诗句归纳起来看，中原的柘枝舞或单人舞或双人舞，舞妓穿着五色罗衫，窄袖，锦靴，腰系银色带，头冠绣花卷檐虚帽，帽上别施金铃，回旋转侧之际，铃声锵锵，和乐声鼓声相合。舞至曲终，“急破催摇曳，罗衫半脱肩”（薛能《柘枝词》），舞态是非常媚人的。

《剑器舞》，也属健舞之一。曲有《西河剑器》及《剑器子》。舞伎，武装，独舞，持双剑（白居易《立部伎》：“立部伎，舞双剑，跳七丸，袅巨索，掉长竿。”舞双剑即指剑器子也）。剑身飘垂彩帛，舞姿浏漓顿挫，妍妙异常。惜《剑器舞》的舞态及所执是否双剑，尚待考古发现来证实。由于杜甫有《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因此《剑器舞》更为世所注意。杜甫诗序中说到“昔者吴人张旭善草书书贴，数尝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即公孙可知矣”。又《太平御览》卷五七四引《乐府杂录》谓：“开元中，有公孙大娘善舞剑器，僧怀素见之，草书盖（益字之讹）长〔进〕，盖准其顿挫之势也。”杜甫说是草圣张旭，段安节说是草圣怀素，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位？

《胡旋舞》，也属健舞之一。出自康国。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西域康、米、史、俱密诸城邦屡献胡旋女子，《胡旋舞》之在中土盛行，当在此时。白居易《新乐府》有《胡旋女》：

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歌一声双袖举，回雪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

元稹《胡旋女》云：

……胡旋之义世莫知，胡旋之容我能传。蓬断霜根羊角疾，竿戴朱盘火轮炫。骊珠迸珥逐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潜鲸暗笪波海，回风乱舞当空霰。万过其谁辨终始，四座安能分背面。……

两诗皆极赞《胡旋舞》旋转之疾，“左旋右转不知疲”，“四座安能分背面”，可谓形容旋转到淋漓尽致了。据《乐府杂录》又云：“有《骨鹿舞》、《胡旋舞》，俱于一小圆球子上舞，纵横腾踏，两足终不离于球子上，其妙如此。”《新唐书·礼乐志》亦称：“《胡旋舞》，舞者立球上，旋转如风。”《封演闻见记》谓：“今乐人又有蹑球之戏，彩画木球，高一二尺，妓女登榻，球转而行，萦回去来，无不如意。”这恐怕是散乐杂伎，而不是《胡旋舞》，就是站立在小圆球子上旋转而舞的所谓《胡旋舞》，恐怕也是《胡旋舞》的新花样，而不是正统的《胡旋舞》。

《胡腾舞》，亦属健舞之一。刘言史《王中丞（王武俊）宅夜观舞胡腾》诗：

石国胡儿人少见，蹲舞樽前急如鸟。织成蕃帽虚顶尖，细胡衫双袖小。手中抛下蒲桃盏，西顾忽思乡路远。跳身转毂宝带鸣，弄脚缤纷锦靴软。四座无言皆瞪目，横笛琵琶遍头促。乱腾新球雪朱毛，傍拂轻花下红烛。酒阑舞罢丝管绝，木槿花西见残月。

李端《胡腾》诗：

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帐前跪作本音语，拾襟搅袖为君舞。安西旧牧收泪看，洛下词人抄曲与。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丝桐忽奏一曲终，呜呜画角城头发。胡腾儿，胡腾儿，故乡路断知不知。

从刘、李两诗来看，《胡腾舞》舞者多属男性，而《柘枝舞》、《胡旋舞》舞者多属女性，这是最明显的不同。舞《胡腾》者大都着窄袖胡衫，衣袖甚长，舞衣前后上卷，葡萄长带、一边下垂，以便舞时飘扬生姿。因衣袖窄长，故舞时须“拾襟搅袖”，以助回旋。头戴卷檐虚帽，帽上缀以珠玉，以便舞时闪烁生光。

《春莺啭》，属《软舞》曲之一。高宗时，龟兹乐工白明达写成《春莺啭》。张祜《春莺啭》诗：

兴庆池南柳未开，太真先把一枝梅。内人已唱《春莺啭》，花下软舞来。

据《太平御览》卷五七四：“开成（公元836至840年）末，有乐人崇胡子，能《软舞》，其腰支不异女郎也。”（佚引书名）可见《软舞》的舞人必须腰肢柔软，能作弓弯状，和《胡旋舞》的旋转疾速，又异其趣。

“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宫女数百，亦为梨园弟子，居宜春北院。梨园法部，更置小部音声三十余人。”（《新唐书·礼乐志》）《乐府诗集》注引《乐苑》：“《霓裳羽衣曲》，开元中，西凉府节度杨敬述进。”“白居易曰：‘《霓裳》法曲也。其曲十二遍，起于开元，盛于天宝。’凡曲将终，声拍皆促，唯《霓裳》之末，长引一声。”《开天传信录》称：玄宗“夜梦游月宫，诸仙娱……以上清之乐，流亮清越……曲名《紫云回》。”《新唐书·礼乐志》称：天宝末，玄宗在骊山，“杨贵妃生日，命小部张乐长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方进荔枝，因名曰《荔枝香》”。《乐府杂录》称：及玄宗自蜀“回至骆谷，闻雨淋銮铃，因令张野狐撰为曲”，名《雨霖铃》。张祜有诗云：

雨霖铃夜却归秦，犹是张徽（即张野狐）一曲新。长说上皇和泪教，月明南内更无人。

民间流传的乐曲，武则天时，“有士人陷冤狱，籍没其家，其妻配入掖庭，本初善吹筚篥，乃撰《离别难》曲，以寄哀情。始名《大郎神》，盖取良人行第也，既畏人知，遂三易其名，亦名《悲切子》，终号《怨回鹘》”（《乐府杂录》）。“康老子者，本长安富家子，酷好声乐，落魄不事生计，常与国乐游处，一旦家产荡尽。因诣西廊，遇一老妪，持旧锦褥货鬻，乃以半千获之。寻有波斯见，大惊，谓康曰：‘何处得此至宝，此是冰蚕丝所织，若暑月陈于座，可致一室清凉，即酬价千万。’康得之，还与国乐追欢，不经年复尽，寻卒。后乐人嗟惜之，遂制此《康老子》曲，亦名《得至宝》。”（《乐府杂录》）当然冰蚕丝能致一室清凉，酬价千万之语，是不经之谈；但《康老子》之曲，却是乐人喜唱的名曲，也是事实。张祜诗有“春风一曲《杜韦娘》”，《杜韦娘》大概也是曲名而不是指人名。《杜韦娘》这个曲，也是当时人们所爱唱的歌曲。《何满子》，曲名。白居易《听歌六绝句》之六《何满子》诗云：

世传满子是人名，临就刑时曲始成。一曲四词歌八叠，从头便是断肠声。

原注云：“开元中，沧州有歌者何满子，临刑，进此曲以赎死，上竟不免。”可是元稹在《何满子歌》中却说：“何满能歌能宛转，天宝年中世称罕。婴刑系在囹圄间，水调哀音歌愤懑。梨园弟子奏玄宗，一唱承恩羁网缓。便将何满为曲名，御谱亲题乐府纂。”元白平生交友至笃，独记此事，白谓满子竟不免死，元谓恩赦不死，不知以何为是。薛逢《何满子》词云：

系马宫槐老，持杯店菊黄。故交今不见，流恨满川光。

白居易所谓“一曲四词”，盖指此而言。八叠者，疑有和声，今已无法考知了。

关于曲名，我们不能一一介绍，只就几个著名的有代表性讲讲吧。

唐代涌现了许多音乐家。唐代以歌唱著名者，玄宗时有韦青，官至金吾将军。青“本是士人，尝有诗‘三代主纶诰，一身能唱歌。’”他不但能唱歌，而且能够发现歌才，加以培养。有张红红，“本与其父歌于衢路丐食，过将军韦青所居，青于街牖中闻其歌声喉音寥亮，仍有美色，即纳为姬，其父舍于后户优给之，乃自传其艺，颍悟绝伦。尝有乐工自撰一曲，即古曲《长命西河女》也，加减其节奏，颇有新声，未进闻，先印可于青。青潜令红红于屏风后听之。红红乃以小豆数合，记其节拍。乐工歌罢，青因入问红红‘如何？’云：‘已得矣。’青出绐云：‘某有女弟子，久曾歌此，非新曲也。’即令隔屏风歌之，一声不失，乐工大惊异，遂请相见，钦伏不已。再云：‘此曲先有一声不稳，今已正矣。’寻达上（指代宗）听，翌日，召入宜春院，宠泽隆异，宫中号记曲娘子。……一日，内史奏韦青卒，上告红红，红红乃于上前呜咽，奏云：‘妾本风尘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归，致身入内，皆自韦青，妾不忍忘其恩。’乃一恸而绝”（《乐府杂录》）。

唐玄宗时，女子歌唱家最著名者，曰永新。永新并不是她的真名。她姓许，名和子，本吉州永新县（今江西永新）乐家女也。开元末，选入宫，即以永新名之，籍于宜春院。“既美且慧，善歌，能变新声。韩娥、李延年殁后千余载，旷无其人，至永新始继其能。遇高秋朗月，台殿清虚，喉啭一声，响传九陌。”“一日，赐大于勤政楼，观者数千，万众喧哗聚语，莫得闻鱼龙百戏之音……高力士奏请命永新出楼歌一曲，必可止喧。上从之。永新乃撩鬓举袂，直奏曼声，至是，广场寂寂，若无一人，喜者闻之气勇，愁者闻之肠绝。”及安史之乱，“永新为一士人所得，韦青避地广陵（今江苏扬州市），因月夜凭阑干小河之上，忽闻舟中奏水调者，曰：‘此永新歌也。’乃登舟与永新对泣久之。”后士人病卒，永新“与其母之京师，竟殁于风尘。及卒，谓其母曰：‘阿母！钱树子倒矣！’”（《乐府杂录》）在封建社会内，这样一个杰出的歌唱家，结局却如此悲惨！

据《明皇杂录》：“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制《渭州曲》，特承顾遇。”杜甫在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于江湘遇李龟年，有诗云：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南逢李龟年》）

德宗贞元（公元735至804年）中，有著名歌唱家田顺郎，刘禹锡《有歌童田顺郎》诗云：

天上能歌御史娘，花前月底奉君王。九重深处无人见，分付新声与顺郎。

宪宗元和（公元806至820年）、穆宗长庆（公元821至824年）以来，著名的歌唱家有米嘉荣、何戡，刘禹锡有《与歌者米嘉荣》诗云：

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近来时世轻前辈，好染髭须事后生。（此据本集。《太平广记》卷二〇四引《卢氏杂说》作“三朝供奉米嘉荣，能变新声作旧声。于今后辈轻前辈，好染髭须事后生。”）

又《与歌者何戡》诗云：

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旧人唯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

武宗时，有著名歌唱家南不嫌，《云溪友议》载：“李尚书讷（宣宗大中六年至九年任浙东观察使）夜登越城楼，闻歌曰：‘雁门山上雁初飞’，其声激切。召至，曰：‘去籍之伎盛小丛也。’曰：‘汝歌何善乎？’曰：‘小丛是梨园供奉南不嫌女甥也，所唱之音，乃不嫌之授也。’”南不嫌的甥女歌唱水平尚且如此高，南不嫌本人的歌唱水平之高，更是可想而知了。据《唐国史补》称，唐代还有一个著名歌唱家李衮，他虽生长在江南，可是他的“善歌”，却“名动京师。崔昭入朝，密载而至（京师）。乃邀宾客请第一部乐及京邑之名倡以为盛会，昭言：‘有表弟，请登末座。’令衮弊衣而出，满座嗤笑之。少顷命酒，昭曰：‘请表弟歌。’座中又笑。及喉啭一声，乐人皆大惊曰：‘是李八郎也。’罗拜之。”还有善于唱哀乐的李可及，据《唐会要》卷三十四称：“咸通（公元860至874年）中，伶官李可及善音律，尤能转喉为新声，音辞曲折，听者忘倦，京师屠沽少年效之，谓之拍弹。时同昌公主（懿宗爱女）除丧，懿宗与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为《叹百年》舞曲，舞人皆盛饰珠翠，仍画鱼龙地衣以列之，曲终乐阕，珠翠覆地，词语凄恻，闻者流涕。又尝于安国寺作《菩萨蛮》舞，上益怜之。可及常为子娶妇，帝赐酒二银樽，启之，乃金翠也。”

笛，开元中，有李谟独步于当时。玄宗“尝于上阳宫夜后按新翻一曲，属明夕正月十五日，潜游灯下，忽闻酒楼上有笛奏前夕新曲，大骇之。明日，密遣捕捉笛者，自云：‘其夕窃于天津桥玩月，闻宫中度曲，遂于桥柱上插谱记之，臣即长安少年善笛者李谟也。’明皇异而遣之”（《连昌宫词》注）。元稹《连昌宫词》：“李谟擪笛傍宫墙，偷得新翻数般曲。”即咏此事。玄宗“遇高秋朗月，台殿清虚”，令永新歌新声，“独召李谟吹笛逐其歌曲，曲终管裂”（《乐府杂录》）。其妙如此。安史之乱，李谟避地江南，有时月夜泛江，兴起吹笛，嘹亮逸发。“曾秋夜，吹笛于瓜洲，舟楫甚隘，群动皆息。及数奏，微风飒然立至。有顷，舟人贾客皆有怨叹悲泣之声”（《唐国史补》）。李谟有外孙许云封，也以善吹名家。“贞元初，韦应物自兰台郎出为和州牧……轻舟东下，夜泊灵璧驿（今安徽宿州西北）。时云天初秋，瀼露凝冷……忽闻云封笛声，嗟叹久之。韦公洞晓音律，谓其笛声酷似天宝中梨园法曲李谟所吹者，遂召云封问之，乃是李谟外孙也。”（《太平广记》卷二〇四《甘泽谣》）唐文宗时，有教坊副史云朝霞，“善吹笛，新声变律，深惬上旨”（《唐六典》卷三十四），官至润州司马。

琵琶，“开元中，有贺怀智，其乐器，以石为槽，鸡筋作弦，用铁拨弹之”（《乐府杂录》）。元稹《连昌宫词》：“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贞元中，琵琶著名者有康昆仑。时值关中大旱，长安两市祈雨，兼斗声乐。“街东有康昆仑琵琶最上，必谓街西无以敌也。遂请昆仑登彩楼，弹一曲新翻羽调《录要》（即《绿腰》亦名《六幺》）。其街西亦建一楼，及昆仑度曲，西市楼上出一女郎，抱乐器，先云我亦弹是曲，兼移在枫香调中。及下拨声如雷，其妙入神。昆仑惊骇，乃拜请为师。女郎遂更衣出见，乃……庄严寺僧善本，姓段也”（《乐府杂录》）。后康昆仑拜段为师，尽段之妙。“元和中，有王芬、曹保之子善才、其孙曹纲，皆精此艺。次有裴兴奴，与纲同时。纲善运拨，若风雨然，不事捏弦。兴奴则善于拢捻，指拨稍软。时人谓纲有右手，兴奴有左手。”（《乐府杂录》据《古今图书集成乐律典》卷一一四引《琵琶录》校勘）中国古代乐器琴，已无传人，它的地位，全给琵琶夺走了。于令客弹琴，于嫂知琴，“听于帘次，叹曰：‘三分之中，一分筝声，二分琵琶声，无本色韵。’”（《唐国史补》）

羯鼓，“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龟兹部、高昌部、疏勒部、天竺部皆用之。”“磉如漆桶，山桑木为之，下有小牙床承之。击用两杖，其声焦杀鸣烈，尤宜促曲急破战杖连碎之声。又宜高楼晚景，明月清风，破空透远，特异众乐。”唐玄宗最喜羯鼓、玉笛，常云：“八音之领袖，诸乐不可为比。尝遇二月初……宿雨初晴，景色明丽，小殿内庭，柳杏将吐”，帝“临轩纵击一曲，曲名《春光好》……及顾柳杏，皆已发拆”。“又制《秋风高》，每至秋空迥彻，纤翳不起，即奏之，必远风徐来，庭叶随下。”宁王（玄宗兄）子汝南王琎也善羯鼓，玄宗尝“自摘槿花一朵，置于〔琎〕帽上”，羯鼓已，“花不坠落”。开元中，宰相宋，亦善羯鼓。代宗时，西川节度使杜鸿渐罢镇出蜀，至嘉陵江，“颇有山水景致，其夜月夜又佳”，鸿渐乃取羯鼓击之，“酣奏数曲，四山鸟皆惊，飞鸣嗷嗷”（《乐府杂录》）。

唐代的声乐和器乐，就介绍到这里为止。

五代十国时，前后蜀、吴越、南唐，音乐、舞蹈都比较发达。前蜀后主王衍尝游青城山，“衍自作《甘州》曲”，“上下山谷，衍常自歌，而使宫人皆和之”（《五代史·前蜀世家》）。后蜀主孟昶时，有花蕊夫人费氏能诗，通音律，其所著《宫词》百首，皆付乐府朝夕歌唱。及后蜀亡，花蕊夫人诗云：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吴越王钱妃“每岁归临安，王以书遗妃云：‘陌上开花，可缓缓归矣。’吴人用其语为歌〔《缓缓归》〕，含思宛然，听之凄然”（《委巷丛谈》）。钱受王封后，归至临安，延故老，大陈乡饮，自唱《还乡歌》以娱宾，“父老虽闻歌进酒，都不之晓”，因为歌辞太文雅了，钱也觉得“欢意不甚浃洽，再酌酒，高揭吴喉，唱山歌以见意。词曰：

你辈见侬底欢喜，别是一般滋味子，是在我侬心子里。（据《湘山野录》）

歌阕，合声赓赞，叫笑振席，欢感闾里”。可见山歌之感动人心。南唐后主大周后，通书史，善歌舞，“尝雪夜酣燕，举杯请后主起舞，后主曰：‘汝能创为新声则可矣。’后即命笺缀谱，喉无滞音，笔无滞思，俄顷谱成，所谓《邀醉舞破》也。又有《恨来迟破》，亦后所制”（《南唐书》）。“薛九，江南富家子，得侍宫中，善歌《嵇康》。《嵇康》，江南曲名也……建业破，零落于江北。予遇于洛阳福善坊赵春舍，饮酣，于是歌《嵇康》，其词即〔南唐〕后主所制焉。尝感激，坐人皆泣。春举酒请舞，谢曰：‘老矣！腰腕衰硬，无复旧态。’乃强起小舞，终曲而罢。”（《侍儿小名录》）国亡之后，伎工流落，身世也是很可怜的。

散乐百戏　杂伎，唐代称为“散乐”，总名“百戏”。

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突厥可汗染干来东都洛阳访问，隋炀帝为了表示国家全盛，“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初于芳华苑积翠池侧，帝帷宫女观之。有舍利（兽名）先来，戏于场内，须臾，跳跃，激水满衢，鼋鼍龟鳌，水人鱼龙，偏覆于地。又有大鲸鱼，喷雾翳日。倏忽化成黄龙，长七八丈，耸踊而出，名曰《黄龙变》”（《隋书·音乐志》）。这个传统杂伎节目，沈约《宋书·乐志》里也详细介绍了。隋世“又以绳系两柱，相去十丈，遣二倡女，对舞绳上，相逢切肩而过，歌舞不辍”（《隋书·音乐志》）。这个传统杂伎，南朝称之为“高”，唐代称之为“戏绳”。《封氏闻见记》卷六：“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八月五日，御楼设绳妓。妓者先引长绳两端属地，埋鹿卢以系之。鹿卢内数丈立柱，以起绳之直如弦。然后妓女自绳端蹑而上，往来倏忽之间，望之若仙。有中路相遇，侧身而过者；有着履而行，从容俯仰者；或以画竿接胫，高五六尺；或蹋肩蹈顶，至三四重；既而翻身掷倒至绳，还往曾无蹉跌，皆应严鼓之节，真奇观也。”安史乱后，“伶伦分散，外方始有此妓，军州宴会，时或有之”。刘言史有《观绳伎》诗，注云：“潞府李相公席上作。”诗云：

泰陵遗乐何最珍，彩绳冉冉天仙人。广场寒食风日好，百夫伐鼓锦臂新。银画青绡抹云发，高处绮罗香更切。重肩接立三四层，着屐背行仍应节。两边丸剑渐相迎，侧身交步何轻盈。闪然欲落却收得，万人肉上寒毛生。危机险势无不有。倒挂纤腰学杨柳。下来一一芙蓉姿，粉薄钿稀态转奇。坐中还有沾巾者，曾见先皇初教时。

戏绳本来是杂伎的传统剧种，不过戏者“以画竿接胫，高六尺”，用这种高跷踏在绳上行走，是非常不容易的了。至于“重肩接立三四层”，“踏肩蹈顶，至三四重”，难度之大，更为不容易。

还有踏弓弦绳技，更是险极。唐苏鹗《杜阳杂编》云：“上降日（生日），大张音乐，集天下百戏于殿前。时有妓女石火胡，本幽州人也，挈养女五人，才八九岁，于百尺竿上张弓弦五条，令五女各居一条之上，衣五色衣，执戟持戈，舞《破阵乐》曲，俯仰来去，赴节如飞。是时观者目眩心怯，火胡立于小重朱画床子上，令诸女迭踏以至半空，手中皆执五彩小帜，床子大者才一尺余。俄而手足齐举，为之踏浑脱，歌呼抑扬，落履平地。上赐物甚厚。文宗即位，恶其太险伤神，遂不复作。”连封建帝王也感到“太险伤神”，可见其惊险程度，非同一般绳技。

南朝有《夏育扛鼎》，隋炀帝大业二年招待突厥可汗时，曾表演这个传统剧种。这个剧目是“取车轮、石臼、大瓮器等，各于掌上而跳弄之”（《隋书·音乐志》）。到了唐代尚称之为《戏车轮》。汉世有《木伎》，梁称《猕猴幢伎》，唐称《缘干》，又称《猕猴缘竿》。缘幢在隋代，水平已经很高，能够“并二人戴竿，其上有舞，忽然腾透而换易之”。开元初，张楚金有《透童儿赋》，“透”就是“忽然腾透而换易之”，可见这个传统杂伎剧种，到唐代还在继续发展。《教坊记·序》称唐玄宗“在藩邸，有《散乐》一部”。及即帝位，“常于九曲阅太常乐，卿姜晦……狎乐以进。凡戏，辄分两朋，以判优劣，则人心竞勇，谓之‘热戏’。于是诏宁王主藩邸之乐以敌之。一伎戴百尺幢，鼓舞而进，太常所戴，即百余尺。”比藩邸之幢要高过一半，快速的程度，也“疾仍兼倍。太常群乐鼓噪，自负其胜”。“玄宗不悦，命内养（宦者）五六十人，各执一物，皆铁马鞭、骨之属也，潜匿袖中，杂于〔太常〕声〔伎〕儿后立，复候鼓噪，当乱捶之。晦……及左右……于是夺气褫魄。而〔太常〕戴竿者方振摇其竿，南北不已。上顾谓内人者曰：‘其竿即自当折。’斯须，中断，上抚掌大笑，内伎咸称庆，于是罢遣。”从这一则事例中，可见缘幢伎分朋争胜，竞争得还相当激烈。张祜《热戏乐》诗云：

热戏争心剧火烧，铜锤暗热不相饶。上皇失喜宁王笑，百尺幢竿过动摇。

据《教坊记》载，玄宗在东都，“于天津桥南，设帐殿，三日。教坊一小儿，筋斗绝伦，乃衣以缯彩，梳洗，杂于内伎中。少顷，缘长竿上，倒立，寻复去手。久之，垂手抱竿翻身而下。乐人等皆舍所执，宛转于地，大呼万岁，百官拜庆。中使宣旨云：‘此伎尤难，近方教成。’欲以矜异，其实乃小儿也”。张祜《大乐》二首之一云：

车驾东来值太平，大三日洛阳城。小儿一伎竿头绝，天下传呼万岁声。

唐玄宗在西京，“御勤政楼，大张声乐，罗列百伎。时教坊有王大娘，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状瀛洲、方丈，仍令小儿持绛节出入其间而舞不缀”（《明皇杂录》）。刘晏有《咏王大娘戴竿》诗云：

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为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

姚汝能《安禄山事迹》称：玄宗世，“有乐人戴竿索者……皆非人间之伎，转相教习，或一人肩荷首戴二十四人，戴竿长百余尺；至于竿人，腾掷如猿飞鸟之势，竞为奇绝。累日不惮，观者流污目眩”。由此可见，唐代开元、天宝时期培养出来的缘伎，水平之高。

《朝野佥载》称：

幽州人刘交戴长竿高七十尺，自擎上下。有女十二，甚端正，于竿上置定，跨盘独立，见者不忍，女无惧色。后竟为扑杀。

可见很危险，常常会发生事故。

唐中叶以缘伎著名者，尚有赵解愁。张祜《千秋乐》诗云：

八月平时花萼楼，万方同乐是千秋。倾城人看长竿出，一伎初成赵解愁。

《缘伎》不仅是宫禁里喜欢的传统杂伎剧种，也是人民群众所喜欢的剧种。王建有《寻歌》云：

人间百戏皆可学，寻不比诸余乐。重梳短髻下金钿，红帽青巾各一边。身轻足捷胜男子，绕竿四面争先缘。习多倚附欹竿滑，上下蹁跹皆着袜。翻身垂颈欲落地，却住把腰初似歇。大竿百夫擎不起，袅袅半在青云里。纤腰女儿不动容，戴行直舞一曲终。回头但觉人眼见，矜难恐畏天无风。险中更险何曾失，山鼠悬头猿挂膝。小垂一手当舞盘，斜惨双蛾看落日。斯须改变曲解新，贵欲欢他平地人。散时满面生颜色，行步依前无气力。

顾况的《险竿歌》云：

宛陵女儿擘飞手，长竿横空上下走。已能轻险若平地，岂肯身为一家妇……翻身挂影恣腾蹋，反绾头髻盘旋风。盘旋风，撇飞鸟，惊猿绕，树枝袅。头上打鼓不闻时，手蹉脚跌蜘蛛丝。勿雷掣断流星尾，划破蚩尤旗。……

和缘相近的是《掷倒伎》，唐时称为“筋斗”，今天通称“翻跟斗”。开元、天宝之际，筋斗著名者有裴承恩。此外传统杂伎节目有《舞盘伎》、《长伎》、《跳剑伎》、《吞剑伎》、《弄珠伎》、《丹珠伎》，唐代还继续保存下来。

在唐睿宗时，天竺国“婆罗门献乐，舞人倒行，而以足舞于铦（快利）刀锋，倒植于地，低目就刃，以历脸中，又植于背下，吹筚篥者立其腹上，终曲而亦无伤”（《旧唐书·音乐志》）。这也是一种运气功，一般不能到达这样高水平的。“透飞梯”，前代谓之“透三峡伎”，也是高空杂伎节目，没有熟练的伎能也无法表演。

唐代尚有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踏摇娘》、《窟磊子》四种。《大面》亦称《代面》，“出于北齐。北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面美，常着假面以对敌。尝击周师金墉城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此舞以效其指麾击刺之容，谓之《兰陵王入阵曲》”（《旧唐书·音乐志》）。“戏者〔着面具〕，衣紫、腰金、执鞭也”（《乐府杂录》）。

《拨头》出西域，“胡人为猛兽（虎）所噬，其子求兽（虎）杀之”（《旧唐书·音乐志》）。此“人上山寻其父尸，山有八折，故曲八叠，戏者被发素衣，面作啼，盖遭丧之象也”（《乐府杂录》）。

《踏摇娘》，亦称《苏郎中》，生于隋末，隋代河内苏郎中(6)，“丑貌而好酒”。“醉归必殴其妻，妻美色，善自歌，乃歌为怨苦之词。河朔演其曲而被之管弦，因写其妻之容。妻悲诉，每摇其身，故号《踏摇娘》云。”（《通典·乐典·散乐》）唐教坊“苏五妻张四娘，善歌舞，能弄《踏摇娘》”（《教坊记》）。

“《窟磊子》亦云《魁磊子》，作偶人以戏。善歌舞，本丧家乐也，汉末始用之于嘉会。北齐后主高纬尤所好。高丽之国亦有之”（《通典·乐典·散乐》）。这个传统剧目，今天尚很流行。表面好像两个人扭住不放，互相揪打，打得很认真。最后揭起傀儡，站立起来，实际只是一个人，原来是背上背了两个傀儡。

俳优，有《弄参军》。后赵石勒时，有参军周延，初为馆陶令，以贪赃“官绢数百匹，下狱，以八议宥之。后每大会，使俳优着介帻黄绢单衣。优问：‘汝为何官，在我辈中？’曰：‘我本为馆陶令。’抖擞单衣曰：‘政坐取是，故入汝辈中。’以为笑”（《太平御览》卷五六九引《赵书》）(7)。开元中，黄幡绰、张野狐善于演《弄参军》，入神入妙。后又有李仙鹤，亦善此戏，玄宗特授仙鹤韶州同正参军，使食其禄。武宗时，有曹叔度、刘泉水，懿宗以后，有范传康、上官唐卿、吕敬迁，都是《弄参军》的著名演员。

《弄假妇人》，亦俳优剧，故事内容今已无法考知。宣宗时，有孙乾、刘璃瓶，懿宗以后，有郭外春、孙有熊、刘真，善于饰演这类角色。

《弄婆罗门》，亦俳优剧。宣宗时，有康乃、李百魁、石宝山，善于饰演这门角色。

在杂伎中，还应提到狮子舞，《太平乐》有五方狮子舞，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另外军州宴会，也喜欢这个传统剧种。白居易《新乐府》的《西凉伎》云：

西凉伎，假面胡人假师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应似凉州未陷日，安西都护进来时。……

在较小规模的宴会上，舞狮子舞，用《西凉乐》配奏，还是很能吸引人的。

《散乐》中，规模最大的，要算《马舞》了。《明皇杂录》载：“明皇在位，尝令教舞马四百匹，分为左右部，目为某家宠、某家娇，时塞外亦以善马来贡者，上俾之教习，无不曲尽其妙。因命衣以文绣，以金铃，饰其鬣间，杂以珠玉。其曲谓之《倾杯乐》者数十曲，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转如飞。或命壮士举一榻，马舞于榻上，乐工数十人，立于左右前后，皆衣以淡黄衫、文玉带，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节（八月五日），常命舞于勤政楼下。其后明皇既幸蜀，舞马亦散在人间，禄山尝睹其舞而心爱之，自是因以数十匹置于范阳，其后转为田承嗣所得，而承嗣不知，杂于战马，置之外栈。忽一日，军中大享士，乐作，马舞不能自止，厮养辈谓其为妖，拥以击之，马谓其舞不中节，抑扬顿挫，尚存故态。厩吏遂以为怪，白承嗣，承嗣命棰之甚酷，马舞益整，而鞭挞愈加，终毙于枥下。其人亦有知其舞马者，惧田暴逆，而终不敢言。”张说有《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

圣皇至德与天齐，天马来仪自海西。腕足徐行拜两膝，繁骄不进踏千蹄。髬髵奋鬣时蹲踏，鼓怒骧身忽上跻。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

马舞之外，还有大象、犀牛，也能拜舞。《明皇杂录》：五坊使“又引大象、犀牛，或拜或舞，动中音律。”

关于斗鸡之戏，已见《东城老父传》，这里就不再讲了。

打波罗球之戏，分步打和马球两种。球的大小，和今高尔夫球差不多，击球的杖，有步杖，有马杖，步杖较短，马杖较长。新旧《唐书》志里，没有谈到打球之式，《宋史·礼志》讲得太繁琐，现举《金史·礼志》八以略见打球之梗概。《金史·礼志》：以重五（端午）行拜天之礼于鞠场。“已而击球，各乘所常习马，持鞠杖，杖长数尺，其端如偃月。分其众为两队，共争击一球。先于球场南立双桓（立木为表曰桓），置板，下开一孔为门，而加网为囊。能夺得鞠（球）击入网囊者为胜。或曰两端对立二门，互相排击，各以出门为胜。球状小如拳，以轻韧木枵（空窍曰枵）其中而朱之，皆所以习跷捷也。”唐代的马球，大概和这相近。球场必须砥平，所以唐中宗时，“驸马武崇训、杨慎交洒油以筑球场”（《资治通鉴》唐中宗景龙二年）。景龙（公元707至710年）中，玄宗为临淄郡王，和吐蕃赞普派来的使臣打马球，玄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打了一个胜仗。玄宗即位后，时常御楼看打马球，“能者左萦右拂，盘旋宛转，殊可观”（《封氏闻见记》）。唐宣宗也是打马球的能手，《唐语林》云：“宣宗弧矢击鞠，皆尽其妙。所御马，衔勒之外，不加雕饰，而马尤矫捷。每持鞠杖，乘势奔跃，运鞠于空中，连击至数百而马驰不止，迅若流电。二军（左右神策军）老手咸服其能。”据《唐摭言》载：僖宗乾符四年（公元877年），新进士及第，“为月灯阁打球之会”，可是球场为两军打球军将占了，是年及第进士“刘覃谓同年曰：‘仆能为群公小挫彼骄，必令解去，如何？’状元已下应声请之。覃因跨马执杖，跃而揖之曰：‘新进士刘覃拟陪奉，可乎？’诸辈皆喜。覃驰骤击拂，风驱电驰，彼皆。俄策得球子，向空磔之莫知所在。数辈惭沮，而去。时阁下数千人，因之大呼笑，久而方止”。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三月，也有打球之会。可见新进士发榜后在月灯阁集会打球，由来已久，可见唐代不仅帝王贵戚、两军健儿喜欢此戏，就是文人学士，也能一献身手。王建《宫词》：

对御难争第一筹，殿前不打背身球。内人唱好龟兹急，天子鞘回过玉楼。

可见陪皇帝打球，就先得让皇帝赢第一筹，这也是巴结皇帝的手法。花蕊夫人《宫词》：

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认，偏偏长赢第一筹。

可见后蜀孟氏也有马球之戏，而且是宫人骑马打球。

步打，也是用月牙鞠杖击球的，不过步打的杖较短于马球的杖而已。唐僖宗“好蹴毬斗鸡为乐，自以能于步打，谓俳优石野猪曰：‘朕若步打进士，当得状元。’”宫女打球，也多步打。王建《宫词》云：

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谢得头筹。

据《太平广记》卷二八九《北梦琐言》：“唐军容使田令孜（宦官）擅权，有回天之力。尝致书于许昌，为其兄陈敬求兵马使职，节将崔侍中安潜拒而不与。迩后崔公移镇西川，陈敬与杨师立、牛勖、罗元杲以打球争三川，敬获头筹，制授西蜀节度，以代崔公，中外惊骇。”把西川节度使当作赌注来争夺，唐王朝不久也崩溃灭亡了。

蹴鞠，亦称蹋鞠，近于今天的踢足球。《史记·苏秦列传》云：“临……民无不……六博蹋鞠者。”大概战国时此戏已很普遍。《西京杂记》称汉高帝父太上皇好“斗鸡蹴鞠”。《汉书·东方朔传》称董偃“贵宠天下，郡国蹴鞠剑客辐凑”。《汉书·霍去病传》：“穿域蹋鞠。”穿域就是辟球场，蹋鞠就是踢球。《风俗通》：“丸毛谓之鞠。”郭璞《三苍解诂》：“鞠，毛丸可蹋戏。”《汉书·艺文志》兵家有“蹴鞠二十五篇”，师古曰：“鞠以韦为之，实以物，蹴蹋之以为戏也。”宋程大昌《演繁露》：“扬子（扬雄）曰：‘革为鞠，亦各有法。’革，皮也。革为鞠，即后世皮球之斜作片瓣而缝合之，故唐人借皮为喻，而为诗以诮皮日休曰：‘六片尖皮砌作球，火中了水中揉。一包闲气如长在，惹踢招拳猝未休。’其谓‘砌皮’、‘皮气’，即今之气球也矣。古今物制，固多不同……师古曰：‘鞠，以皮为之，实之以毛，蹋蹙而戏也。’今世皮球中不置毛，而皆砌合皮革，待其缝砌已周，则遂吹气满之，气既充满，鞠遂圆实，所谓‘火中了水中揉’者，欲其皮宽而能受气也。详此意制，当是古时实之以毛，后加巧而实之以气也。”宋江少虞《皇朝事实类苑》亦云：“蹴鞠以皮为之，中实以物……今所作牛彘胞，纳气而张之，亦谓之球焉。”唐韦庄《丙辰年州遇寒食城外醉吟五首》之五云：“雨丝柳烟欲清明，金屋人间暖凤笙。永日迢迢无一事，隔街闻筑气球声。”筑，一本作蹴。就嘲皮日休和韦庄州寒食诗来看，可见在唐代，球已经不实之以毛，而纳之以气了。唐代军中健儿，喜蹴鞠这一运动，来锻炼身体，这里就不多讲了。

拔河，古用篾缆，唐代改用“大麻，长四五十丈，两头分系小索数百条挂于前，分二朋，两相齐挽。当大之中，立大旗为界，震鼓叫噪，使相牵引，以却者为胜，就者为输，名曰拔河。中宗时，曾以清明日御梨园球场，命侍臣为拔河之戏。时宰相二驸马为东朋，三宰相五将军为西朋……西朋竟输。仆射韦巨源、少师唐休年老，随而踣，久不能兴，上大笑，左右扶起。玄宗数御楼设此戏，挽者千余人，喧呼动地，蕃客士庶观者，莫不震骇”（《封氏闻见记》）。

泼胡乞寒之戏，此戏出自康国。《旧唐书·康国传》：“至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泼，盛为戏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四十：“苏莫遮，西戎胡语也，正云飒遮。此戏出自龟兹国，至今犹有此曲……或作兽面，或像鬼神，假作种种面具形状。或以泥水沾洒行人，或持罥索搭钩捉人为戏。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戏，七日乃停。土俗相传云常以此法攘厌驱趁罗刹恶鬼食啖人民之灾也。”《康国传》说十一月中举行，《一切经音义》说七月初举行，证之中土记载，大概以十一月十二月间举行为是。《周书·宣帝纪》，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十二月，“又纵胡人为乞寒，用水浇沃为戏乐”。可以说这是中原有乞寒之戏的最早记录。《旧唐书·张说传》：“自则天末年季冬为泼寒胡戏，中宗尝御楼以观之。”《旧唐书·中宗纪》：“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十一月己丑，御洛城南门楼观泼寒胡戏。”“景龙三年（公元709年）十二月乙酉，令诸司长官向醴泉坊看泼胡王乞寒戏。”由于这两次举行泼胡乞寒之戏，因而引起朝臣的反对。“神龙二年（公元706年）三月，并州清源县吕元泰上书谏止泼寒胡戏曰：‘比见都邑城市，相率为浑脱，骏马胡马，名为苏莫遮。旗鼓相当，军陈之势也。腾逐喧噪，战争之象也。锦绣夸竞，害女工也。征敛贫弱，伤政体也。胡服相效，非雅乐也。浑脱为号，非美名也。臣谨案《洪范》曰：“谋时寒若。”君能谋时，则燠寒顺之，何必裸露形体，浇灌衢路，鼓舞跳跃，而索寒也？’”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十月，张说亦上疏谏止其事，谓“乞寒泼胡，未闻典故，裸体跳足，盛德何观，挥水投泥，失容斯甚”（《唐会要》卷三十四）。玄宗初政，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十二月，曾下敕禁断。

张说有《苏摩遮》诗五首，今录四首于下：

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宝服紫髯胡。闻道皇恩遍宇宙，来将歌舞助欢娱。（《亿岁乐》）

绣装帕额宝花冠，夷歌骑舞借人看。自能激水成阴气，不虑今年寒不寒。（《亿岁乐》）

腊月凝阴积帝台，豪歌急鼓送寒来。油囊取得天河水，将添上寿万年杯。（《亿岁乐》）

寒气宜人最可怜，故将寒水散庭前。唯愿圣君无限寿，长取新年续旧年。（《亿岁乐》）

日本有《苏莫者》曲，为涉盘调中曲，盖《苏莫者》、《苏摩遮》、《飒遮》，皆《苏莫遮》音译之异。《苏莫遮》为曲调之名，《浑脱》为舞名。日本《苏莫者》曲舞虽失传，但尚留图可按。舞者戴帽，着假面具，身披蓑笠。作此戏时，舞者唱《苏莫遮》曲步行，胡服骑骏马者持盛水油囊交相泼洒，舞者踏歌应节，并作闪避之状。(8)

隋唐五代，音乐舞蹈，散乐百戏，又在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基址上有了新的发展。它也和唐代的文学诗歌一样，表现了各族文化艺术大融合局面出现之后的非常繁荣现象。在中原地区，原来一套华夏的雅乐虽然衰落下去了，但隋的统一南北，却使江南的清商乐舞以及吴歌西曲流传到北地来。白居易、刘禹锡等诗人，还继续把《竹枝词》即带有南方民歌格调的有益营养成分加以提倡，丰富了我国文学艺术的形式和内容。同时，在北方，由于《西凉乐》、《龟兹乐》、《疏勒乐》、《南诏乐》等的大量传入，以及龟兹乐系统的苏祗婆琵琶七调的广泛被采用于教坊乐府，不但西域、漠北的健康文风影响了文学艺术的风格，同时也逐渐形成了具有我国自己民族风格和健康雄伟气魄的作品。这一时期文学艺术的发展不仅对我国此后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对我们许多友好邻邦也起过很好的影响。

(1)　参考《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艺术典》。

(2)　参考梁思成氏主编《中国建筑史》（高等学校交流讲义）。

(3)　参考张秀民氏《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

(4)　《隋书·礼乐志》：“礼毕者，出自晋太尉庾亮家。亮卒，其伎追思亮，因假为其面，执翳以舞，像其容，取其谥以号之，谓之为《文康乐》。每奏九部乐终则陈之，故以礼毕为名。其行曲有《单交路》，舞曲有《散花》。乐器有笛、笙、箫、篪、铃、、腰鼓等七种，三悬为一部。工二十二人。”

岑仲勉先生认为《文康乐》出自西域，与庾亮无关。李白乐府《上云乐》，本注“老胡文康辞。”梁周舍本辞亦称：“西域老胡，厥名文康。”故岑氏疑为胡乐也。

(5)　关于龟兹七调、五旦对中原地区音乐的影响一事，曾参考日本林谦三氏所著《隋唐燕乐调研究》和向达教授《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考原》和《论唐代佛曲》。

(6)　《踏摇娘》，《通典·乐典》、《旧唐书·音乐志》谓生于隋末，《乐府杂录》谓出于后周。按北周宇文氏行周礼六官，无郎中之官，作隋末是。

(7)　《弄参军》，《乐府杂录》俳优条谓故事发生在东汉和帝时，查参军事之名，三国时始有，疑故事发生在后赵时为长。故今从王观堂先生之说也。

(8)　关于《胡旋》、《胡腾》、《柘枝》、马球、泼胡乞寒诸条，参考向达教授《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第三节　雕版的发明与纸墨笔砚制造的改进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在欧洲，使用拉丁字母，因此他们认为必须发展到活字版的应用，才算是印刷术的发明；在中国则不然，由于中国是不使用字母而使用单字的，因此只要有雕版的发明，就是印刷术的发明了。

秦汉的印玺，汉魏的三体石经，南北朝的碑志石刻，如果对它们进行模拓的话，实际就是印本了，所不同于后来木板的，印玺石刻模拓出来，大都是阴文，而后来的雕版则是阳文。唐韦应物《石鼓歌》：“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埽白黑分。”韩愈《石鼓歌》：“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可见石拓在唐代已很流行。韦应物诗中还说：“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芝罘李斯迹。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那么可见李斯刻石的拓本，在韦应物之前很早，甚至可以说在汉魏有纸以后，就已经有拓片并流传很广了。这种石拓本，尽管是阴文，但不能不说它是雕版印刷术的滥觞。

关于雕版的首先使用，前人曾说是在隋开皇十三年（公元594年）。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云：

载阅陆子渊（名深）《河汾燕闲录》云：“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板。此印书之始。”据斯说，则印书实自隋朝始，又在柳先，不特先冯道、毋昭裔也。……余意隋世所雕，特浮屠经像，盖六朝崇奉释教致然，未及概雕他籍也。唐至中叶以后，始渐以其法雕刻诸书，至五代而行，至宋而盛，于今而极矣。

但陆深《河汾燕闲录》“悉令雕板”四字原作“悉令雕撰”。陆深所引材料，见于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原文亦作“废像遗经，悉令雕撰”。像，是塑像，经，是佛典，意思是把被破坏的佛像，重加雕塑，已残缺的佛经，重加修撰。因此说隋代已开始有雕版印刷的说法，是靠不住的。

也有人引明邵经邦（公元1491—1565年）的《弘简录》卷四十六云：

（唐）太宗后长孙氏……崩年三十六。上为之恸。及宫司上其所撰《女则》十篇……帝览而嘉叹。以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

认为可以证明雕版印刷在这时已开始使用。我们认为现存有关唐代文献，如《旧唐书》《新唐书》《通鉴》《唐会要》《册府元龟》等书籍，都没有提到把《女则》梓行的事情，而且“令梓行之”的文气，也不像唐人的语气，《弘简录》虽然是一部好书，可是这一条不知引自何书，恐怕也靠不住。

倒是《云仙杂记》，虽是一部宋人冒名唐人所作的伪书，但它引用了《僧园逸录》所说：

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

这说法倒是有可靠成分的，因为从玄奘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回国，到麟德元年（公元664年）病死，这二十年间，佛教在玄奘的影响下，颇有发展，大量的佛像，用雕板来印刷，也比较合算，并容易普及，这个时候的生产水平，也可以适应这样要求，因此张秀民同志认为这是雕版印刷之始，我个人是同意他的说法的。而且雕板印刷发展的过程，从开始由雕版图像才演进而为雕版文字，也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

雕版印刷既然使用于佛像，当然必然会应用于文字。唐中叶以后，长庆四年（公元825年），元稹为白居易作《白氏长庆集序》云：

《白氏长庆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而乐天《秦中吟》、《贺雨》、《讽谕》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自注：杨、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余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

又《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载：

（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二月丁丑，东川节度使冯宿奏：“准敕，禁断印历日板。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日历鬵于市，每岁天文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故命禁之。

唐范摅《云溪友议》云：

纥干尚书苦求龙虎之丹十五余稔，及镇江右（为江南西道观察使，在大中元年至三年——即公元847年至849年），乃大延方术之士，乃作《刘宏传》，雕印数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烧炼之者。

日本来唐学问僧宗于唐懿宗咸通六年（公元865年）归国时，曾携回大量佛经和杂书，其中有“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同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所谓印子，就是指雕版印刷印成的书本而言的。

由于元白诗歌，家家传诵，历书又是农业社会的不可缺少之物；《唐韵》、《玉篇》这类字书，一般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又需求迫切，因此雕版印刷才先从这些方面开始应用，这也是完全符合当时客观要求的。至于纥干迷信神仙烧炼之术，欲为之鼓吹，故雕印《刘宏传》数千本，以分赠同好，既然需要数千本之多，自然抄写不上算，而刻之梨枣了。总之在唐中叶以后，印刷术已经大大有发展而应用于各方面了。

在敦煌石室曾发现有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王为二亲造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用七张纸黏成一卷，全长十六尺，高一尺，首尾完整无缺。卷首还有释迦牟尼在给孤独园，坐莲花座上，对长老须菩提说法的扉画，妙相庄严，刻镂精美。全卷字体也端正秀挺，是很成熟的一部作品，可见雕版印刷事业在此以前一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才会到达这样高的水平。可惜这现存的第一部印本书，已经被斯坦因拿走，不在国内了。

另外有唐僖宗乾符四年（公元877年）和中和二年（公元882年）两种历书，这两种历书也是在敦煌石室发现的，也都被斯坦因运往伦敦。中和二年历书还印有“剑南四川成都府樊赏家历”字样，说明这也是民间出版的私历。其字体的秀挺，风格的古朴，也反映了当时雕版印刷的很高水平。

唐柳《柳氏家训》序说：“中和三年（公元883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唐僖宗逃蜀）。予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域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尽晓。”由此可见，在唐代末年，成都书铺已经有不少刻本书在出售了。到了五代，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宰相冯道等奏请由国子监校正九经，刻版印卖。据《五代会要》云：

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子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秩刻印板，广颁天下。”……其年四月……委国子监于诸色选人中，召能书人端楷写出，旋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纸。

汉乾元年（公元948年）闰五月，国子监奏：“见在雕印板九经内，有《周礼》、《仪礼》、《公羊》、《穀梁》四经，未有印本，今欲集学官校勘四经文字镂板。”从之。

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六月，尚书兼判国子监事田敏进印板九经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二部，一百三十册。

显德二年（公元955年）二月，中书门下奏：“国子监祭酒尹拙状称：准敕校勘《经典释文》三十卷，雕造印版，欲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敕：其《经典释文》，已经本监官员校勘外，宜差张昭、田敏详校。

这部巨大的九经雕版工程，经过二十二年的长期进行，终于雕刻完成，在全国发行了。与此同时，后蜀宰相毋昭裔在成都也奏请后蜀后主孟昶镂版刻印九经。毋昭裔同时还出私财，“令门人句中正、孙逢吉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刻板印之”（《十国春秋》）。这些书的木版，蜀亡后，毋昭裔的儿子毋守素把它运到北方，广为刷印，“诸书遂大彰于世”。可见，雕版事业到了五代十国，有了巨大的发展。这给此后宋代印刷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活字版的出现，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雕版印刷的发明，对于当时文化传播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文化发展史上的巨大贡献。中国印刷术发明以后，很快传播到亚洲的友好邻邦去，以后并对欧洲的印刷事业的发展，也起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中国印刷术的发展，推动了整个世界学术文化的前进，因此其意义是极其重大而深远的。

纸墨笔砚的制造与改进　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促使纸张具有更广泛的用途；而书法、绘画艺术的发展，要求造纸技术在质的方面更有所提高。唐五代的造纸技术，是在魏晋南北朝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的。

《唐六典》卷二十《古藏署令》：“益府（成都府）之大小黄白麻纸，杭（州治钱塘，今浙江杭州）、婺（州治金华，今浙江金华）、衢（州治信安，今浙江衢州）、越（州治会稽，今浙江绍兴）等州之上细黄白状纸，均州（治武当，今湖北丹江口）之大模纸，宣（治宣城，今安徽宣城）、衢等州之案纸、次纸，蒲州（治河东，今山西永济西蒲州镇）之百日油细薄白纸。”这都是作为贡品来收藏的。

《唐国史补》所载唐代著名产纸地：“纸则有越之剡藤、苔笺，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扬（治江都，今江苏扬州）之六合笺，韶（州治曲江，今广东韶关西北）之竹笺，蒲之白薄、重抄，临川（今江西抚州）之滑薄，又宋（州治宋城，今河南商丘南）亳（治谯县，今安徽亳州）间有织成界道绢素，谓之乌丝栏、朱丝栏，又有茧纸。”亦都驰名全国。

现在再分别介绍。

益州的麻纸（以破布作纸浆制成的），质量尤好。唐皇帝制书除拜宰相用黄麻纸，故称拜相为宣麻。制诏由学士草制，不自中书出，则用白麻纸。当时婺州出产的藤纸，每年以六千张作为贡品。皇帝的敕旨、敕牒，都用黄藤纸缮写；道观荐告词文，则用青藤纸，以朱笔缮写，称之为“青词”，见于《翰林志》。

益州的麻纸大量运到长安供朝廷各部门使用，《新唐书·艺文志》称：“玄宗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当时皇家图书馆的“四库之书，两京（长安及洛阳）各二本，共二万五千九百六十一卷，皆以益州麻纸写”（《唐六典》卷九）。在东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杂说篇》里，曾说过用黄来染纸，可使蠹虫不生，谓之“染潢”。到了唐朝，纸制成，也经过染潢这一手续，近年敦煌发现的唐人写经，有的往往经过染潢然后书写的。

在东晋南北朝，剡溪（今浙江嵊州一带）的藤纸，是驰名全国的。到了唐代，剡溪的藤纸，原料渐渐有枯竭的趋势了。舒元舆《悲剡藤文》中说道：“剡溪上绵四五百里，多古藤，……溪中多纸工，万斧斩伐无时，擘剥皮肌，以给其业。”“异日过数十百郡，洎东洛（洛阳）、西雍（长安），历见书文者，多以剡纸相夸。”可见在国内市场上，剡溪的藤纸，仍有着很高的声誉。

越中（今浙东）和闽广，还以嫩竹造纸，称为竹纸。所谓“越中竹纸”（元鲜于枢《笺纸谱》），“闽人以嫩竹”（《本草纲目》引宋苏易简《纸谱》），唐人李肇还提到“韶之竹笺”（《唐国史补》）。

“江南楮皮纸”（宋陈《负暄野录》），“楚人以楮为纸”（《本草纲目》引宋苏易简《纸谱》）。

“又有茧纸”（《唐国史补》），所谓“吴人以茧”（《本草纲目》引宋苏易简《纸谱》）。

在沿海一带，也以海苔制纸。隋诗人薛道衡已有《咏苔纸》诗，可见用苔来制纸，当在隋代中叶。李肇在《唐国史补》中也提到越之“苔笺”。“海人以苔”（《本草纲目》引宋苏易简《纸谱》），当是就地取材。宋陈《负暄野录》称：“苔纸以水苔为之，名侧理纸。”

“临川（江西抚州）之滑薄”（《唐国史补》），可能接近于后代的连史纸。九江（今江西九江）出云蓝纸，宋许《彦周诗话》云：“段成式与温庭筠云蓝纸诗序曰：‘予在九江，出意造云蓝纸，辄分送五十番。’”《唐国史补》又提到“扬之六合笺”，所谓“临川之滑薄”、“九江云蓝纸”和扬州之六合笺，都不知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

“罗州（治廉江，今广东廉江北）多栈香树，身如柜柳，皮堪捣纸，土人号为香皮纸。”（唐段公路《北户录》）“唐人诗中多用蛮笺字。南番中出香皮纸，色白，纹如鱼子。”（《负暄野录》）可见香皮纸是岭南的特产，驰誉全国。四川的蛮笺，就是模仿香皮纸而得名的。

在唐代，西川地区是造纸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它几乎可和江南的造纸技术媲美。蜀中造纸的材料，据苏易简《纸谱》云：“蜀人以麻。”《新唐书·艺文志》称：“玄宗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麻纸外，《负暄野录》又称：“蜀中藤纸。”蜀纸之最著名的为薛涛笺。薛涛是唐宪宗、唐穆宗时期的蜀中营妓，能诗，喜造纸。费著《蜀笺谱》云：“薛涛以浣花潭水造纸，故佳。其〔锦〕江旁，凿臼为碓，上下相接，凡造纸之物，必杵之使烂，涤之使洁，然后随其广狭长短之制以造。砑则为布纹，为绫绮，为人物花木，为虫鸟，为鼎彝，虽多变，亦因时之宜。”“薛涛所制笺，特深红一色尔……盖以胭脂染色，最为靡丽。”唐代诗人看到深红色的薛涛笺，就得咏诗来赞美它。《太平寰宇记》云：“薛涛十色笺，短而狭，才容八行。”那么，薛涛笺不仅只是红色，还具有多种颜色。

蜀“纸以人得名者，有谢公”。谢公不知指谢姓何人，谢公“创笺样以便书尺，俗因以为名”（费著《蜀笺谱》）。谢公所创制的十色笺，据《成都古今记》载蜀笺，“其目曰深红，曰粉红，曰杏红，曰明黄，曰深青，曰浅青，曰深绿，曰浅绿，曰铜绿，曰浅云，凡十样。又有松花纸、金沙纸、流沙纸、彩霞纸、金粉纸、龙凤纸、桃花、冷金之目。”费著《蜀笺谱》还提到蜀中“笺纸有玉版，有贡余，有轻屑，有表光。玉版、贡余，杂以旧布破履乱麻为之，惟轻屑、表光，非乱麻不用。”十色笺制裁较少，有似岭南的香皮纸，因此也蒙上“蛮笺”这一称号。唐诗人韩浦《寄弟》诗：“十样蛮笺出益州，寄来新自浣花头。”可见蜀十样笺也得称蛮笺。《唐国史补》里讲到蜀纸，也有“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等名目，可以证实《成都古今记》中所载的蜀笺，颜色在唐人著述里都早已提到了。蜀笺中，鱼子笺算是最精致的一种，颜色光洁，纸面上还隐约带着霜粒的鳞鳞花纹，故晚唐诗人陆龟蒙鱼笺诗有：“捣成霜粒细鳞鳞，知作愁吟喜见分。向日乍惊新茧色，临风时辨白萍文。好将花下承金粉，堪送天边咏碧云。见倚小窗亲襞染，尽图春色寄夫君。”（《袭美以鱼笺见寄因谢成篇》）

五代十国世，吴越有蠲纸，南唐有澄心堂纸。

宋程《三柳轩杂识》云：“温州作蠲纸，洁白坚滑，大略类高丽纸，东南出纸处最多，此当为第一焉。由拳皆出其下。”“吴越钱氏时，供此纸者，蠲其赋役，故号蠲云。”由拳的产纸，是由麻来制造的，疑蠲纸也是属于麻纸的一类。

澄心堂纸，据《珍珠船》称，南唐“李后主，留意笔札，所用澄心堂纸、李廷墨、凤尾砚，三者为天下冠”。李后主所造澄心堂纸，甚为贵重，宋初犹有存者。《负暄野录》称：“南唐以徽纸作澄心堂纸得名。”米芾在《书史》中批驳了以徽纸（徽州即今安徽歙县）为澄心堂纸的说法，以为澄心堂纸是池纸（池州治秋浦，今安徽贵池）。他说：“纸多有益于书，由拳麻纸硬坚损书，第一池纸。匀之易软少毛，澄心其制也。今人以歙为澄心，可笑。古澄心以水洗浸一日，明日铺于桌上晒干，浆已去，纸复元性，乃今池纸也。特捣得细无筋耳。古澄心有一品簿者，最宜背书。台藤（今浙江天台一带的藤纸）背书，滑无毛，天下第一，余莫及。”绘画写字，都推澄心堂纸，元鲜于枢《笺纸谱》亦云：“南唐澄心堂纸，细薄光润，为一时之甲。”《后山丛谈》：“澄心堂，南唐烈祖节度金陵之宴居也。世以为元宗书殿，误矣。赵内翰彦若有澄心堂书目三千余卷，有建业文房之印。”宋董《广川书跋》：“江左书两等纸，用澄心堂所作，谷皮细抄，其上本入中隐堂，备亲览者，为御府书。其下入文馆，以广图籍。书有楷法，而字颇校雠，今散落人间，往往收藏为佳玩，与供进者绝异。”澄心堂纸是南唐李氏由御府监造的精致纸张，它在五代和北宋享有很高的声誉。从《广川书跋》中“谷皮细抄”一词来看，大概澄心堂纸是用谷皮来制成的，它细薄光润，载誉古今。

据《负暄野录》称：“若蜀笺、吴笺，皆染捣而成，蜀笺重厚，不佳，今吴笺为胜。”澄心堂纸是不染色者，细薄光润，适宜书画，此纸出，自当独步一世。

唐代北方“有桑皮纸”（《负暄野录》）。唐萧诚（玄宗时人）“善造斑石文纸，用西山野麻及虢州土谷，五色光滑”（《法书要录》）。“蒲〔州〕之白薄重抄”（《唐国史补》），亦名重北方。

除了造纸以外，“又宋（州治宋城，今河南商丘南）、亳（治谯县，今安徽亳州）间，有织成界道绢素，谓之乌丝栏”（《唐国史补》），也是书家所喜用的。

墨　没有纸以前，就有墨了，竹简和绢素，都可以用墨来书写的。汉代用终南山之松来造墨，扶风渝麋县（今陕西千阳县东）的墨，是非常驰名的。蔡质《汉官仪》：“尚书令仆丞郎，月赐渝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曹植诗：“墨出青松烟，笔出狡兔干。”可见用的是松烟。晋卫夫人（王羲之的老师）《笔阵图》说：“墨取庐山松烟。”到了唐代，河北易州（治今河北易县）和河东潞州（治上党，今山西长治）的松烟，尤见名贵。《通典·食货典》，易州上谷郡，年贡墨二百梃；潞州上党郡，年贡墨三梃。大概都是松烟。到了五代的时候，南唐改用黄山松、黟山松、罗山松来制墨，用的基本上也是松烟。而松烟的缺点是色彩暗淡，无光泽，尽管重用胶漆，还是挽救不了这个缺点。到了唐代，“长安分石炭，上党结松心”（李峤诗），松烟之外，也采用油烟，尤其喜欢用桐油的煤烟来制墨，墨成，光泽逾于松烟。在《云仙杂记》里引《成老伯墨经》说：“墨纹如履皮，磨之有油晕者，一两可染三万笔。”又云：“墨染纸三年，字不昏暗者为上。”字不昏暗，用桐油烟煤逾于松烟煤。北宋“熙、丰（宋神宗熙宁元年至元丰八年，即公元1069至1085年）间，张遇供御墨用油烟入脑麝”（《辍耕录》），才正式发展以油烟来制墨。

制墨，和胶是首要的事情，如果“有上等煤，而胶不如，墨亦不佳；如得胶法，虽次煤，能成善墨”。“凡胶，鹿胶为上。”鹿胶，“一名白胶，一名黄明胶。墨法所称黄明胶，正谓鹿胶”。“凡煤一斤，古法用胶一斤，今（北宋时）用胶水一斤，水居十二两，胶居四两。”“胶多利久，胶少利新。”除了和胶以外，还掺漆入鹿胶中，“若以漆和之，生漆三钱，熟漆二钱，取清汁投胶中，打之匀，和之如法”（晁以道《墨经》）。

胶和煤烟，都有臭气必须搀入香料。韦仲将《墨方》：“合墨法，以真珠一两、麝香半两，皆捣细后，都合下铁臼中捣三万杵，杵多愈善。”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用木、鸡白、真珠、麝香四物掺入。唐君德用醋石榴皮、犀角屑、胆矾三物掺入。又一法，用木皮、皂角、胆矾、马鞭草四物掺入。南唐李廷用藤黄、犀角、真珠、巴豆等十二物掺入。真珠粉掺进入墨，使墨磨成之后，闪闪发光；麝香除臭气，发香气，所以古人用来和墨。

汉代渝麋墨称枚，魏晋时以丸形，所以称墨丸。后来有螺子墨，大概也有丸形的。黄山谷言李廷墨能削坠谷中，经月不坏。唐末易州又墨工奚鼐、奚鼎兄弟，以制墨著名。奚鼐子奚起、奚超传父制法。五代初，北方战乱，奚超一房，自易州南渡江南，定居歙州（今安徽歙县），南唐主赐姓李氏。奚超子李廷（一作李廷）、李廷宽、李承晏皆以制墨擅名江南。《十国春秋》云：“李廷居歙，其地多美松。时江南又有朱君德、柴询、柴成务、李文远、张遇、陈，著名当时。其制有剑脊、圆饼、拙墨、进贡墨、供堂墨，其面多作蛟龙，其幕有宣府字，或著姓氏，或别州府，然传者绝少。”“黄山谷于几间取小锦囊，有墨半丸，以示卖墨者潘，隔囊手之，即置几上曰：‘天下之宝也。’出之乃廷墨。”但李廷父子尚用松烟，到了北宋，始改用桐油烟煤来制墨。一直到今天，徽墨尚享有盛名。

黑墨以外，《云仙杂记》引《大唐龙髓记》云：“楚王灵夔使人造红白二墨为戏，及书写衣服，黑衣用白书，白衣用红书，自成一家。”可说是五色墨的滥觞。

笔　在用纸以前，古人已经用笔来写在简素上了。最近考古发现，几次出有古笔，形制古拙，笔管较今笔为长。《庄子》：“画者吮笔和墨。”《博物志》：“蒙恬造笔。”马缟《中华古今注》云：“蒙恬始作秦笔耳，以柘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所谓苍毫，非谓兔毫，竹管笔也。”人间传说：“张芝、钟繇用鼠须笔，笔锋劲强有锋芒”（王羲之《笔经》），可是王羲之却不信此说。《法书要录》谓王羲之“写《兰亭序》以鼠须笔”。王羲之既不信张芝、钟繇用鼠须笔，自己也不见得会用鼠须笔，所以用鼠须笔之说，恐是后世传闻之误，未必真有其事。卫夫人《笔阵图》讲到制笔时，“要取崇山绝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其笔头长一寸，管长五寸，锋齐腰强者”（《法书要录》引）。王羲之《笔经》也说：“诸郡兔毫，惟赵国毫中用。赵国平原广泽，无杂草木，唯有细草，是以兔肥，毫长而锐。”“时人咸言兔毫无优劣，管手有巧拙。”《新唐书·艺文志》：“玄宗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岁给河间（郡治乐城，今河北献县东南）、景城（郡治清池，今河北沧州东南）、清河（郡治清河，今河北清河）、博平（郡治聊城，今山东聊城）四郡兔千五百皮为笔材。”可见笔材基本上都是采用兔毫制成的。白居易的新乐府《紫毫笔》：“紫毫笔，尖如锥兮利如刀。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泉生紫毫。宣城之人采为笔，千万毛中拣一毫。毫虽轻，功甚重，管勒工名充岁贡。”段公路《北户录》中也称：“宣城岁贡……紫毫三两”以作笔。这个紫毫笔，也是以兔毫充笔材。据《云仙杂记》说：“白乐天作《紫毫笔》诗云：‘宣城石上有老兔，食竹饮泉生紫毫。’予守宣（州治宣城，今安徽宣城）时，问笔工：‘毫用何处兔？’答云：‘陈、亳、宿数州客所贩；宣自有兔毫，不堪用。’盖兔居原田，则毫全，以出入无伤也。宣兔居山，出入为荆棘树石所伤，毫例倒秃。”可见宣州兔毫笔，并不是用宣州土产的兔毛，而用的是陈、亳、宿等州兔毛，不过由于宣州笔工技术过关，选择精良，从而宣笔和宣纸、徽墨一样，在国内获得很高的声誉。

宣城制笔的笔工，在唐、五代，以诸葛氏最为著名。据宋叶梦得《避暑录》称：“笔出于宣州自唐，惟诸葛一姓，世传其业。”据说南唐时，宜春王李从谦，“喜书札，学习二王楷法，用宣城诸葛笔，一枝酬以十金，劲妙甲当时”（陶榖《清异录》），当时一枝普通的笔，只值三个制钱，而诸葛氏之笔，一枝酬以十金，可以称为高级毛笔了。

笔管以竹最为适宜，《朝野签载》称：“欧阳通以象牙犀角为笔管。”《新唐书·欧阳询传》亦称：欧阳通“书亚于父，晚自矜重，以狸毛为笔，覆以兔毫，管皆象、犀，非是未尝书”。实际笔管应取轻便，不必一定要取金银牙犀来装饰，王羲之《笔经》云：“昔人或以璃、象牙为笔管，丽饰则有之，然笔须轻便，重则踬矣。”

东晋时，王隐作《笔铭》：“岂其作笔，必兔之毫；调和难脱，亦有鹿毛。”在王隐之前，秦蒙恬曾以鹿毫为笔。唐刘恂《岭表录异》：“番禺地无狐兔，用鹿毛、野狸毛为笔……其为用与兔毫不异。”欧阳通也采用狸毛为笔。又“昭（治平乐，今广西平乐）、富（治龙平，今广西昭平）、春（治阳春，今广东阳春）、勤（治富林，今广东阳春西北）等州，则择鸡毛为笔。”“韶山（今广东韶关）择鸡毛为笔。”鸡毛笔“可以抄写细字”。鸡毛笔之外，又说：“溪源有鸭毛笔，以山鸡毛、雀雉毛间之，五色可爱。”可见制笔的材料、品种很多。当然当时最广泛所喜用的，还是兔毫，毋怪韩愈要给管城子中山毛颖列传了。

柳公权是一代书家，他有一帖云：“近蒙寄笔，深慰远情。但出锋太短，伤于劲硬。所要优柔，出锋须长，择毫须细，取管不在大，副切须齐。副齐则波掣有凭，管小则运动省力，毛细则点画无失，锋长则洪润自由。”（《杨升庵外集》录文）对笔的要求，可以说是很切实而全面的。

唐代科举制度的发展，笔也成为举子重要工具之一。《清异录》载：“唐世举子将入场，嗜利者争卖健毫圆笔，其价十倍，号定名笔。笔工每卖一枝，则录姓名，俟其荣捷，即诣门求阿堵，俗呼谢笔。”这也可说是笔史中一桩有趣味的故事。

砚　在纸发明以前，已经用砚来和墨或漆了。卫夫人之砚，据她的《笔阵图》说：“其砚取煎涸新石，润涩相兼，浮津耀墨者。”《晋仪注》：太子纳妃有漆砚。据米芾《砚史》：“今人有收得右军（王羲之）砚，其制与晋图画同，头狭四寸许，下阔六寸许……色紫类温岩，中凹成臼。”“又有收得智永砚，头微圆，又类箕象，中亦成凹矣。”“又参政苏文简家收唐画《唐太宗长孙后纳谏图》，宫人于玛瑙盘中托一圆头凤尾砚。”砚的形制，没有后世那样多样化。

柳公权“常评砚，以青州石末为第一，言墨易冷，绛州黑砚次之”（《旧唐书·柳公绰传弟公权附传》）。青州砚分青石和红丝石两类。“青州青石，色类歙，理皆不及，发墨不乏，有瓦砾之象。”“青州红丝石，弥佳，大抵色白而纹红者，慢发墨……纹理斑石赤者，不渍墨，发墨有光，而纹大不入看。”（米芾《砚史》）另一种说法，青州红丝石，“红黄相参，理黄者其丝红，理红者其丝黄，须饮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李之彦《砚谱》）。《十国春秋》云：“江南主尤重红丝砚。”

“歙砚，出于龙尾溪，以金星为宝”（李之彦《砚谱》）。歙砚亦称婺源砚，据宋人洪景伯《歙砚谱》称：“唐开元中，猎人逐兽至长城里，见叠石如城叠状，莹洁可爱，因携以归，刊粗成砚。……至南唐中宗精意翰墨，歙守又献石并砚工李少微，国主嘉之，擢为砚官令。”宋人随笔：“南唐有国时，于歙州置砚务，选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廪之给，号砚务官。岁为官造砚有数。其砚四方而平浅者，南唐官砚也。其石尤精，制作亦不类今工之侈窳。”李之彦《砚谱》载：南唐“李后主得青石砚，墨池中有黄石如弹丸，水常满，终日用之不耗。”因为歙砚是南唐封域之内的产品，李氏自然要对它加以珍爱了。

李肇《唐国史补》称：“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可见端砚在唐代已很著名。唐诗人李贺有《杨生青花紫石砚歌》，歌云：“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佣抱水含满唇，暗洒苌弘冷血痕。”据《端溪砚谱》：端州治高要县，县东三十里有斧柯山，即砚岩也。先至者曰下岩，下岩之上曰中岩，中岩之上曰上岩，自上岩转山之背，曰龙岩，即唐取砚之所。又旧砚谱谓：端溪，水中石，色青；山半石，色紫；山顶石尤润，如猪肝色。李贺歌中的“踏天磨刀割紫云”，当是指山顶紫色之石。“暗洒苌弘冷血痕”，则指鹆眼。僧齐己亦有《谢人惠端溪砚》诗，可知端溪砚在唐代已大量生产。

纸墨笔砚的保养方法，在《云仙杂记》引《文房宝饰》里提到：“养笔以磂黄酒舒其毫（并使其不蠹）；养纸以芙蓉粉借其色（并使其不黄）；养砚以文绫盖，贵乎隔尘（后世用漆匣）；养墨以豹皮囊，贵乎远湿。”这几句都是很有经验的话。

纸墨笔砚制造业的发展，促进了唐五代书法、绘画两项重要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宋元明清的书法、绘画艺术水平，就是在这个高水平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的。

第四节　科学技术

天文历法　隋唐五代时期，天文历法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

浑天仪　东汉张衡曾作浑天仪，制作精巧。前赵光初六年（公元323年），孔挺亦作浑仪。北魏太史丞斛兰又仿孔挺旧浑仪作新仪，迄隋行用。但根据遗留的片断材料，好像孔挺所造的浑仪，只含有相当于四游仪和六合仪部分，而没有三辰仪部分。唐太宗贞观七年（公元633年），李淳风始铸成附有三辰仪的浑天仪。李淳风评论过去浑天仪的得失时，认为汉以来的仪器，缺少黄道圈，这是不合适的，所以李淳风所制浑天仪，“一曰六合仪，有天经双规，金浑纬规，金常规，相结于四极之内。列二十八宿、十日、十二辰、经纬三百六十五度。二曰三辰仪，圆径八尺，有璇玑规、月游规，列宿距度，七曜所行，转于六合之内。三曰四游仪，玄枢为轴，以连结玉衡游筒而贯约规矩。又玄极北树北辰，南矩地轴，傍转于内。玉衡在玄枢之间，而南北游，仰以观天之辰宿，下以识器之规度。皆用铜”（《新唐书·天文志》）。李淳风所造浑天仪，最外层是六合仪，中间是三辰仪，内层是四游仪，这样，黄道经纬、赤道经纬、地平经纬，都可以测定，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东汉张衡曾造水运浑天仪，但它的制度没有流传下来。唐玄宗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僧一行（俗名张燧）受诏与率府兵曹参军梁令瓒铸造一种水运的铜浑天仪，“圆天之象，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数。注水激轮，令其自转，一昼夜而天运周。外络二轮，缀以日月，令得运行。每天西旋一周，日东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转有余而日月会，三百六十五转而日周天。以木柜为地平，令仪半在地下，晦明朔望迟速有准。立木人二于地平上，其一前置鼓以候刻，至一刻则自击之；其一前置钟以候辰，至一辰亦自撞之。皆于柜中各施轮轴，钩键关，交错相持”（《新唐书·天文志》）。一个木人每刻击鼓，一个木人每辰敲钟，都能按时自动以报时刻，可见这种铜浑天仪，不仅是天文仪器，同时也是准时报告时刻的自鸣钟。

隋文帝即位，命张宾等造新历，宾等依南朝何承天历，微加增损。开皇四年（公元584年），下诏施行。施行不久，当时知历者刘孝孙、刘焯并言其失，谓：“验影定气，何（承天）氏所优，宾等推测，去之弥远。合朔顺天，何氏所劣，宾等依据，循彼迷踪。盖是失其菁华，得其糠秕者也。”尤其在定朔方面，“历数所重”，“朔为朝会之首……朔有告饩之文……故孔子命历而定朔旦冬至”。“今孝孙历法……欲令食必在朔，不在晦，二（月之初二日）之日也。纵使频月一小、三大，得天之统。”（《隋书·律历志》中）由于隋文帝信任张宾，刘孝孙、刘焯的建议不被采纳，二人也均被斥退。张宾死，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又改用张胄玄所定历，张胄玄之历学，出于祖冲之，实际隋是用祖冲之历来代替何承天历。张胄玄历冬至起虚五度，后来发觉有差错，到了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加以改订，起虚七度。一直到隋亡，还是用张胄玄历。

唐朝二百九十多年，历法一共改动了八次。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行用傅仁均的《戊寅元历》，从他开始，才用定朔，这是中国历法上一个很大的改革。什么叫定朔呢？在唐以前的历法，都用平朔，即一个月月大，一个月月小，南北朝的许多历学专家，对此已经不满意，认为应该用定朔，但当时墨守陈规的势力很大，不易推动进行改革。傅仁均《戊寅元历》立定朔以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九月后，“四朔频大”，于是一股守旧势力又怀疑历法上有问题，只得又恢复平朔。唐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颁行李淳风的《甲子元历》，称之谓《麟德历》。李淳风为了迁就保守势力，仍用定朔，但立进朔法，尽量避免出现一连四个大月，或一连三个小月。所以有时把历书上朔日推进一日，使第三个小月改成大月，有时把朔日倒退一日，使第四个大月改成小月，这种不符合定朔意义的措施，一直被迫执行着，到元朝才被废除。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命僧一行作新历，至开元十五年，历成而一行病死。开元十七年，颁行之，称《开元大衍历》。

《新唐书·律历志》说：“自太初（汉武帝年号，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至麟德，历有二十三家，与天虽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数立法固无以易也。”对一行这样高的评价，并不算过头。

僧一行在唐开元初年起草《大衍历》时，派人到各处去测日影长度。在这次测量中，以太史监南宫说在河南平地四个地点进行的这一组，最为著名。这四个地点是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北）的白马，浚仪（今河南开封）的岳台，扶沟（今河南扶沟），上蔡（今河南上蔡）的武津，地理经度都很接近。从滑县到上蔡，北极高度差一度半，距离相差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唐代长度），夏至日日中八尺高标竿的影长差二寸有余。这样就推翻了汉代以来所谓“王畿千里，影差一寸”的说法。一行根据各地的观测资料，证明根本影差和距离的比例不是固定的。一行开始改用北极高度（即实际上的地理纬度）来计算，由南宫说这一组的测量得出：地差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北极高度相差一度。这数据实质上即地球子午线上一度的长。这数据和近代得出的数据比较起来，虽然误差还很大，但是在他的概念中已包含地球的大小的意义，固然他没有明确地说出来，但在当时它是天文学中的一个新的创造。

一行在《大衍历》里，还有另外一些新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定气”方面。从汉代以来，历法界一直认为太阳在黄道上的运动速度是均匀不变的，一回归年365．25日中等速地走了一周天。把一周天分为365．25度，每天正好走一度。从冬至时刻开始算起，把一年均匀分作二十四分，每过15．22日，称为一气。这样的气，称为“平气”。但实际上太阳在天球上的运转是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反映。地球走到近日点时，速度最快，因而天上的太阳运动速度也是最快；地球走到远日点时，速度最慢，此时天上的太阳也最慢。因此，当平气的春秋分时，太阳并不在黄赤道交点上，每两个平气间太阳走的黄道度数也并不相等。东魏、北齐（公元534—577年）时人张子信，他居住在海岛上三十多年，专以浑仪测候日月五星，根据他三十多年的经验，他发现一年里面，日月行动的快慢不齐，同时发现了日月蚀的规律。月行的迟疾，汉代已经有人推测出来，而日行的盈缩这是张子信首先发现的。张子信认识到太阳运动的不均匀性，“春分后则迟，秋分后则速”。他在这方面的发现，不但对日蚀的预告帮助很大，同时对太阳运动的规律也有所了解。隋代刘焯撰《皇极历》时，吸取了张子信在这方面的新成果，立盈缩缠差法。但是刘焯认为太阳速度从冬至起逐渐下降，到立春，速度平，又逐渐上升到春分前一日，速度和冬至相等；春分后一日速度最慢，和夏至相同。以后又逐渐上升到立夏，速度平，又逐渐下降到夏至，又是最慢；夏至以后又相反。这分法和太阳实际运动的快慢规律，尚有距离。僧一行在撰《大衍历》时，纠正了刘焯的错误，认为太阳在冬至时速度最快，以后逐渐慢下来到春分，速度平，继续慢到夏至最慢；夏至以后则相反。这就比较接近地球运动的实际了。一行也认为冬至时最快，没有分辨出近日点与冬至点的不同，这是由于当时近日点和冬至点相差不到九度，所以不容易发觉出来的缘故。

一行在这样基础上，提出了较准确的“定气”概念。把黄道、周365．25度从冬至开始等分为二十四分。太阳每走到此分线上便是“气”的时刻。根据观测，《大衍历》中规定从冬至到春分共88．89日；太阳行91．31度，经过六个气；春分到夏至也是六个气，共93．73日，也行91．31度。秋分前后和春分前后情况相同。每二气间黄经差相同，而时间间距则不相同。

一行在其《大衍历》草成之后不久就死了，当时有几个墨守陈规的天文历法家，都攻击《大衍历》不够准确。于是就召集在这方面的专家，把《大衍历》来和《麟德历》（李淳风所撰）以及《九执历》（天竺历，由瞿昙悉达译出）比较，结论是：“《大衍》十得七、八，《麟德》才三、四，《九执》一、二焉。”（《新唐书·历志》）说明《大衍历》比起当时中外其他各家的历法来，都要精密。

无论张子信也好，李淳风也好，僧一行也好，他们对天文的观测和历法方面，虽然有所贡献，但也有他们的缺点。主要由于他们不能完全摆脱象数和星算之术，使他们著作中蒙上一层神秘的外衣。有些甚至为了迎合时主的喜好，故意作出违反科学的结论来，如一行在推演《大衍历》时，认为开元十二年七月和十三年十二月都应该看到日食的，结果却没有看到，一行认为这不是他的推算错误，而是唐玄宗至德感天的结果。这种说法是完全和科学精神不能相容的。

一行在与梁令瓒合作造成黄道铜浑仪，以测量星宿经纬度，他发现了当时星宿位置和古代相比，不独赤道上位置和距极度数因为岁差关系而有差异，同时黄道上的位置也有不同。他测得从牵牛到东井十四宿，去极的度数，都是古测大而今测小，这是星自南而北移动的缘故；从舆鬼到南斗十四宿，去极的度数，都是古测小而今测大，这是星自北而南移动的缘故。一行从这个事实里，作进一步的推断，就知道恒星本身在天上的位置，也是不断地在移动的，并不像一般的说法，认为恒星的位置是永恒不动的，这种移动在今天叫做“自行”。当然当时一行只发现这种恒星自行现象，没有给予这种名称。恒星自行，非经过很长时间不能发觉。在西方，哈雷在公元1718年测知天狼、北河、大角三星的黄道度和希腊时代不同，才发现恒星的自行，这时已在一行所测的一千年之后了。

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又诏司天监官属郭默之等造《宝应五纪历》行之。德宗兴元元年（公元781年）又颁行了《建中正元历》。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改用《元和观象历》。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颁行《长庆宣明历》。昭宗景福元年（公元892年），颁行《景福崇玄历》。从《大衍历》以后，历法虽屡改易，实际大体都沿袭着《麟德》、《大衍》二历之旧，只作了小小的修改，改换了历法的名称而已。

五代的后梁和后唐，都沿用唐《景福崇玄历》。到了后晋石敬瑭时，司天监马重绩又更造新历，马重绩采用了唐德宗建中时期术者曹士所定的《符天历》，后来行之于民间，称之为小历，马重绩改名之为《调元历》。但施行了五年，发现误差较大，又改回来用《景福崇玄历》。后周太祖广顺（公元951至953年）中，国子博士王处讷私撰《明玄历》，而民间又行用《万分历》。后周世宗于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又采用了端明殿学士王朴领衔修订的《钦天历》。五代时，蜀国先后颁行了《永昌历》、《正象历》。南唐也颁行《齐政历》。据宋人刘羲叟说：“前世造历者，其法不同而多差。至唐一行始以天地之中数作《大衍历》，最为精密。后世善治历者，皆用其法，惟写分拟数而已。至〔王〕朴亦能自为一家……然不能宏深简易，而径急是取。至其所长，虽圣人出不能废也”（《新五代史·司天考》）。可见王朴的《钦天历》，也是在僧一行的科学研究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

医学与药物学　隋太医博士巢元方受诏集众医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撰成《诸病源候总论》一书。全书共五十卷，分六十七门，列证候一千七百余论，唯论病证，不载方药。书中对内科、外科、耳鼻喉科、眼科、妇产科、小儿科等各科的病因和病理现象，都作了详细的叙述，可以说是从汉魏以来在病因证候学方面的一部总结性著作，它标志着当时医学界在临床诊断方面的丰富知识和较高水平。

该书对病因方面的认识，在今天看来，有些是符合于科学的判断的。如说患寸白虫（绦虫）的病因，是由于“食生鱼”和“饮白酒（时）以桑枝贯牛肉炙食并生栗所致”（《九虫病诸候·寸白虫候》）。在书里并指出传染病多半是由于外界有害物质所引起的，而且会传染给别人，所谓“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温病诸候·温病令人不相染易候》）。因此强调须要做好预防工作，及时医疗，并加以隔离。书中提到，在传染病中有许多病是和季节性有很大关系的，所谓“皆由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则民多疾疫，病无少长，率皆相似”（《疫疠病诸候·疫疠病候》）。它对风湿性关节炎的证候，介绍得很详细。他说：“凡脚气病，皆由感风毒所致，得此病多不即觉……初甚微，饮食嬉戏气力如故。尝熟察之，其状自膝至脚有不仁，或若痹，或谣谣如虫所喙，或脚指及膝胫洒洒尔，或脚屈弱不能行，或微肿，或酷冷，或酸疼，或缓纵不随，或挛急……或胸心冲悸……或腹内苦痛……此皆病之证也。若治之缓，便上入腹，入腹或肿或不肿，胸胁满，气上，便杀人，急者不全月，缓者或一、二、三月。”（《脚气病诸候·脚气缓弱候》）这可以说已经把由于风湿性关节炎而引起心脏病以致死亡的情况，叙述得非常真实了。它对麻风病的各期典型症状，描述得也颇为全面。它说：“凡癞病……初觉皮肤不仁，或谣谣苦痒，如虫行，或眼前见物如垂丝，或隐轸辄赤黑，此皆为疾始起……久而不治，令人顽痹……手足酸痛……身体偏痒，搔之生疮……或顽如钱大，……或如梳……锥刺不痛……眉睫堕落……鼻柱崩倒……肢节堕落。”（《风病诸候·诸癞候》）另外在叙述消渴病证候时，几次都提到消渴病（糖尿病）容易引起痈疽，这种对疾病的观察，也是符合科学原理的。它在介绍漆疮时，还指出有些病患，和人的过敏性有关系。它说：“漆有毒，人有禀性畏漆，但见漆，便中其毒……亦有性自耐者，终日烧煮，竟不为害也。”（《疮病诸候·漆疮候》）此外在书中还用足够的篇幅来叙述妇女杂病以及妊娠、将产、难产、产后等病二百八十余论，他对这些病的病因和证候都作了细致的说明。对小儿科的病因、病理，也一样作了详尽的介绍，而且对孩子的护理工作也非常注意。书中说：“小儿始生，不可暖衣……皆当以故絮着衣，莫用新绵也。”又说：“宜时见风日……天和暖无风之时，令母将抱日中嬉戏，数见风日，则……肌肉硬密，堪耐风寒，不致疾病。若常藏在帏帐之内，重衣温暖，譬如阴地之草木，不见风日，软脆不任风寒。”并说：“又当消息，无令汗出，汗出则致虚损，便受风寒，昼夜寤寐，皆当慎之。其饮乳食哺……常当节适……儿稍大，食哺亦当稍增。”（《小儿杂病诸候·养小儿候》）可以说对孩子的护理工作，已经介绍得非常细致而详尽了。在书里还提到剖腹缝肠的手术和拔除病牙的方法。由于时代的局限，无可讳言，在巢氏《诸病源候总论》里，也掺杂有许多迷信和非科学的东西，这是应该加以剔除的，但这并不妨害这一部专著在中国医学史的一定地位。

孙思邈，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东南）人。他生于公元581年，历周、隋，至唐高宗永淳末年（公元682年），活到一百多岁才死。唐高宗曾给他谏议大夫的官位，他也没有接受。他非常博学，无书不读。《华严经传记》卷五里说他“学该内外，尤闲医药。上元、仪凤之年（公元674至679年），居长安、万年二县之境。尝与人谈话，说魏齐人物及洛阳故都，城中朝士，并寺宇众僧，宛然目击。”因此唐初修五朝史时，史官往往去向他请教。

孙思邈在幼年的时候，就生过重病，知道医学的重要，他说：“吾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所以青矜之岁（求学的年龄），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至于切脉、诊候、采药、合和、服饵、节度、将息、避慎，一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伏膺取决。”（《千金要方序》）这样辛勤的苦学，医学渐渐入门了。据他自己说：“至于弱冠，颇觉有悟，是以亲邻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济益；在身之患，断绝医门。”他自己一生，“二遭热痢，一经冷痢”（《千金方》卷十五《脾脏·热痢》），又“数病痈疽”（《千金方》卷二十二《痈疽》），结果都是自己医好的。他说学医的人，不仅要深通古代医书和经方，而且要涉猎群书，五经、三史、佛典、《庄》、《老》，要无所不读，知识面一丰富，“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千金方》卷一《序例·大医习业》）。他反对把医道看得非常简单的这种观点，说到“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千金方》卷一《序例·大医精诚》）

孙思邈认为做医生必须具有很高的道德品质。他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指人）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千金方》卷一《序例·大医精诚》）。

孙思邈在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已七十岁左右了，整理出他那一部不朽巨作《备急千金要方》三十卷来。又稍后二十多年，快到他一百岁的时候，又把他另一重要著作《千金翼方》三十卷也整理了出来。为什么称之为《千金方》呢？据孙思邈在自序里说：“以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为名也。”这两部书，是集唐以前经方大成的总结性著作。宋林亿在《新校备急千金要方序》中说这部书“上极文字之初，下讫有隋之世，或经或方，无不采摭。集诸家之所秘要，去众说之所未至”，给予它很高的评价。孙思邈在采择各家经方以及吸取前人先进经验时，不是漫无别白的，他往往能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譬如南齐时名医徐嗣伯，他的专长是治疗风眩病，自称是“百无遗策”。孙思邈就把他的验方全部收在《千金要方》里。又如脚气病，“自永嘉南渡，衣缨士人多有遭者，岭表江东有支法存、仰道人等，并留意经方，偏善斯术。……又宋齐之间，释门僧深师仰道人，述支道存等诸家旧方为三十卷”（《千金要方》卷七《风毒脚气》）。孙思邈认为僧深的脚弱方，其中有的是收到一定治疗效果的，因此选择其中“灼然有效”的，收进《千金要方》里来。又如唐高祖武德中，有甄权新撰《明堂图》，对人体针灸穴位，说得较前详细，孙思邈就虚心地向他请教，把甄权的《明堂图》中某些可以吸取的成果，写进《千金翼方》里去。除了前面所讲到的几家被采录以外，还有如东晋安北将军范汪所著的《范汪方》百余卷，南朝宋徐文伯所著的《徐文伯方》，北齐徐之才所著的《徐王方》，北周姚僧垣所著的《集验方》，凡是有价值的验方，都被他采了进去。这些经方，原书已经散佚，幸亏孙思邈把它转录下来，得以保存留传。由此可见，人们称这部书为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经方大成，一点也不夸大。

《千金方》虽然也以载录经方为主，但它对疾病症状的诊断，仍是十分准确。如在描述消渴病（糖尿病）时说这病的特点：一，病渴；二，小便数；三，“食乃兼倍于常”，另外就是“日就羸瘦”，可以说已经简括地把糖尿病的特征“三多一少”描述出来了。而且在书中特别指出消渴病患者容易并发痈疽，他说：“消渴之人，愈与未愈，常须思虑有大痈，何者，消渴之人，必于大骨节间发痈疽而卒，所以戒之在大痈也。当预备痈药以防之。”他并说：“消渴病经百日以上者，不得灸刺。灸刺则于疮上漏脓水不歇，遂致痈疽。亦忌有所误伤，但作针许大疮……于疮中变成脓水而出，若水出不止者必死，慎之！慎之！”（《千金要方》卷二十一《消渴》）这种观察都是非常细致而与今天科学的结论相一致的。他对关节结核的观察说：“附骨疽者，以其无故附骨成脓，故名附骨疽，喜著大节解中……小儿亦著脊背。”（《千金要方》卷二十二《痈疽》）这也是和今天的认识能够取得一致的。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以专章来论述妇产科和小儿科的疾病，并详细地载录了有关妇女科和小儿科的经方。他说：“断脐不得以刀子割之”，这样可以避免“脐风”（破伤风），这也有一定的科学道理。他说母亲“乳儿……视儿饥饱节度，知一日中几乳而足以为常”，说明他已经注意到哺乳的次数和分量。他也主张孩子衣服“特忌厚热”。他还观察和记载了孩子的发育程序，如说：“凡生后六十日……能咳笑应和人；百日……能自反覆（翻身）；百八十日……能独坐；二百一十日……能匍匐；三百日……能独立；三百六十日……能行，此其定法；若不能依期者，必有不平之处。”（《千金要方》卷五《少小婴孺方·序例》）这和现代的观察是完全一致的。

孙思邈在《千金方》里，特别强调食疗，他认为食疗胜于药疗。他说：“夫为医者，当须洞视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药性刚烈，犹为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医心方·服药节度篇》引《千金方》）。在这一指导思想之下，因此他提倡服牛、羊乳，又认为服醍醐（犹今之奶油）可以延年，又说胡麻、白麻，可以益人。他指出瘿瘤（甲状腺肿大）除了可服用昆布、海藻以外，还可以用鹿靥（即鹿甲状腺）来治疗瘿瘤。又指出猪肝、牛肝、羊肝（含有甲种维生素）可以用来治疗雀目（即夜盲病），麋角（鹿茸）、鹿角可以用来治疗虚弱，这种对食物营养的看法，几乎和今天的认识完全一致。

孙思邈在他的著作里，还特别强调运动的重要性，他主张每日必须“按摩道引为佳”。他介绍了两套柔软体操，一套是“天竺国按摩法”，一共是十八种姿势；一套是“老子按摩法”，一共是四十九种姿势。他说：“但是老人日别能依此三遍者，一月后，百病除，行及奔马，补益延年，能食，眼明轻健，不复疲乏。”（《千金要方》卷二十七）孙思邈能够活到一百多岁，可能与他这种重视按摩和柔软体操有一定的关系。

由于时代的局限，在孙思邈的著作里，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迷信和非科学性的东西。譬如说，他认为齿病是由于齿病患者在月食之夜吃东西的缘故；人被鱼骨鲠住喉了，只要说：“鸬鹚！鸬鹚！”骨头就咽下去了。在《千金翼方》最后的两卷，称为《禁经》上、《禁经》下，全部是迷信可笑的东西，如这里面认为疟病是有疟鬼的，只要一念符咒，疟鬼就逃跑了，于是他介绍这一套咒语说：“登高山，望海北，水中有一龙，三头九尾，不食诸物，唯食疟鬼。朝食三千，暮食八百，食之不足，差使来索。疟鬼须屏迹！不伏去者，缚送与河伯！急！急！如律令。”这种可笑的迷信糟粕部分，我们应该加以摒除。

王焘，唐玄宗时，任相州刺史，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撰成《外台秘要》四十卷。分一千一百零四门，载方六千余论，这也是带有总结性的一部著作，不过由于他离开孙思邈的时代不太远，因此在验方的搜罗上，很难超过《千金方》。但王焘在编撰这一部书时，无论引用巢氏《病源》或各家经方，都详细注出引书出处和卷数，因此对保存古代经方的原来面目方面，有较大贡献。譬如说用牛肝来治疗夜盲，他注出始于僧深，用猪肝来治疗夜盲，他注出见于《千金翼方》，用羊靥来治疗瘿瘤，他注出见于初虞世《古今录验方》，这对于古代医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原始的素材。这一部书的编成，不仅对国内有较大影响，同时也影响了日本的医学界。公元982年，日本丹波康赖著《医心方》三十卷，其体裁就是仿效《外台秘要》来编纂的。

在验方的传布方面，隋炀帝曾下敕撰集《四海类聚单方》十六卷。唐玄宗又下敕撰集《开元广济方》五卷，在《广济方》里，提到黄连治痢，《医心方》卷十一引《广济方》云：“治杂痢”，“黄连一两，干姜一两，熟芨一两，附子一枚炬，蜀椒十四粒，阿胶如手大，炙。切以水五升，煮取二升五合。绞去滓内胶，更上火煎胶烊，分温三服。”

唐德宗也下敕撰集《贞元集要广利方》五卷，除了用黄连、当归来治疗赤白痢之外（见《医心方》卷十一），还采用昆布、海藻来治疗甲状腺肥大。《医心方》卷十六引《广利方》云：疗瘿结气方，“昆布二大两，暖水洗去咸味，寸切，小麦三大合，以水二大升，煮取小麦就，择取昆布，空腹含三五斤，津液细细咽之，日再含。”《广利方》也推荐用犀角来治疗儿童的高烧，《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十七引《广利方》云：犀角，“治孩子惊痫不知人，迷闷，嚼舌仰目者，犀角末半钱匕，水二大合，服之立效。”

除了由政府来搜辑验方，加以编录，推广到民间以外；唐代的朝士，也有深懂医道的，他们也搜录了不少有灵效的验方，传播民间，著名的有甄权《古今录验方》、杨炎《南行方》、陆贽《集验方》、刘禹锡《传信方》、李绛《兵部手集方》等等。

甄权著有《药性本草》之外，又著有《古今录验方》，惜原书散佚，《医心方》卷三引《录验方》云：“经言诸取风者……此人间庭巷门户窗牖之径气耳。天无风之日，恒有径风，人长居其间，积日月，此能虚人肌理，入人百脉，攻人五藏六府，则致病焉。复有野间广泽都亭成径风，亦不可居卧也。复有眠坐恒使人扇之，亦能生病，但小轻于径穴中耳。”“古洛阳市有一上贴（收物质钱，犹后世之当铺）家，最要货卖倍集，但货主周年中必得病致死，遂成空废……有一乞儿，常出市乞，每岁辄见货主非复旧人，乞儿……便看贴中，唯见货主坐处，背约一柱，有一虫食穴，故最有风贯过，如针头大，正射坐人项，即是风射处。乞儿计病源，一品人坐所，当是其项所对，死当由此。便诣市官，求贴坐之，钉塞此孔，然无复病。”对脑后来风，强调到丧命程度，文字也刻画细致，雅俗共赏。

杨炎，德宗朝宰相，他未入相前，尝贬道州（治弘道，今湖南道县）司马，著《南行方》，原书久已散佚，《本草纲目》卷十七狼牙条虫疮瘙痒下引杨炎《南行方》云：“六月以前，采狼牙叶，〔六月〕以后用根，生咀，以木叶裹之，火炮热，于疮上熨之，冷即止。”

陆贽，德宗朝宰相，后贬忠州（治临江，今重庆忠县）别驾。“既放荒远，常阖户，人不识其面。又避谤不著书。地苦瘴疠，只为《今古集验方》五十篇示乡人”（《新唐书·陆贽传》）。原书散佚，《医心方》卷三引《集验方》云：“治风，头眩欲倒，眼旋屋转，头脑痛，防风枳实汤方。”用来治疗。

李绛，宪宗朝宰相，曾为兵部尚书，著有《兵部手集方》。惜原书散佚，《本草纲目》卷十二上人参条引《兵部手集方》云：“饮食入口即吐，困弱无力垂死者，上党人参三大两，拍破，水一大升，煮取四合，热服，日再。兼以人参汁入粟米鸡子白薤白煮粥与啖。李直方司勋于汉南患此两月余，诸方不瘥，遂与此方，当时便定，后十余日，遂入京师。绛每与名医论此药，难可为俦也。”

刘禹锡，元和初政，贬为朗州（治武陵，今湖南常德）司马，后迁连州（治桂阳，今广东连州）刺史，转夔州（治奉节，今重庆奉节东）刺史。他在贬所，著有《传信方》。《本草纲目》卷二十九杏仁条下引《传信方》云：“补肺丸治咳嗽，用杏仁二大两，山中者不用，去双仁者，……连皮尖于砂盆中研滤取汁，煮令鱼眼沸，候软如面糊即成。以粗布摊曝之，可丸即丸服之。食前后，总须服三五十丸，茶酒任下，忌白水、粥。”

上面提到的单方，是人名爵里可以查到的，也有一些单方，只知年代，人名爵里已经无法查考。如《医心方》卷九引唐轶名《拯要方》云：“疗上气气逆满，喘息不通，呼吸欲死，救命汤方：麻黄八两，去节，甘草四两，大枣四十枚，夜干如博子二枚，右以井花水一斗，煮麻黄再沸，纳余药，煮取四升，分四服，入口即愈。”可见用麻黄来治疗哮喘，也极其普遍了。

继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以后，在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由司空英国公李勣（即徐世勣）领衔，而实际参加这一编纂工作者有朝议郎行右监门长史骑尉苏敬、登仕郎行礼部主事云骑尉颜仁楚、登仕郎守潞王府行参军吴世哲、太子药藏局丞飞骑尉蒋义方、朝议郎行太常寺太卜令上骑都尉贾文通、兼太子洗马弘文馆学士孔志约、朝议大夫行太史令轻车都尉李淳风、中散大夫行太常正上护军吕才、兼太常寺医丞云骑尉蒋元昌、太常寺太医令许弘感、朝请郎行太常寺太医令蒋李、朝请郎守太子药藏监上骑都尉吴嗣宗、朝散大夫行太子药藏监蒋孝、给事郎守尚药局侍医云骑尉巢孝俭、尚药局直长云骑尉许弘真、朝议郎行尚药局直长飞骑尉蔺覆、朝议郎守尚药局奉御骑都尉蒋孝璋、朝散大夫尚药局奉御上骑都尉朝豕、中大夫行尚药局奉御许存崇、中书令太子宾客监修国史弘文学士上柱国高阳郡开国公许敬宗等人。这部《唐本草》，亦称《英公唐本草》。撰成问世以后，全书五十三卷，其中《本草经》二十卷，《目录》一卷，《药图》二十五卷，《图经》七卷。这一部书在编纂之先，先由政府下令“普颁天下，营求药物”，因此“羽毛鳞介，无远不臻；根茎花实，有名咸萃”（孔志约《唐本草》序）。因而所载的药物，又较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增多了一百十四种，一共收录到八百四十四种之多。这部《唐本草》的修撰，可以说是中国钦定药典的结集创举，同时它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制定的药典。可惜这部药典已佚，只在日本保留下《本草经》十卷，是全书内《本草经》部分二十卷的二分之一。但它的主要内容，由于后世修订的《本草》辗转引用，因此大部分还保存下来了。

日本所流传保存下来的《新修本草》十卷，即《唐本草》残存本十卷，其中所引药物，如“犀角，味苦咸酸寒”，“除邪，不迷惑魇寐，疗伤寒、温疫、头痛、寒热诸毒气”。“案犀有两角，鼻上者为良”。如提到“零羊角（羚羊角），味咸苦寒，微寒无毒。主明目益气，起冷去恶血注下，辟蛊毒……安心气……疗伤寒时气”。如“鹿茸，味甘酸温，微温无毒……益气强志……羸瘦，四支酸疼，腰脊痛……泄精溺血”。如“麝香，味辛温无毒，主辟恶气……妇人产难堕胎”。一直到今天，这四种药物退烧用犀角羚羊，补虚用鹿茸，外科把麝香作为引药，皆有特效。又如“牛乳微寒，补虚羸，止渴下气”。“羊乳温补寒冷虚乏”。如“酪苏（酥）微寒，补五藏，利大肠”。“苏（酥）出外国，亦从益州来，本是牛羊乳为之。自省法，佛经并称乳成酪，酪成苏（酥），苏成醍醐，醍醐色黄白，作饼成甘肥”。“然苏有牛苏、羊苏，牛苏胜于羊苏”。“醍醐味甘平无毒，主风邪痹气，通润骨髓……功优于苏（酥）。在苏中，好苏一石有三四升醍醐”。如“阿胶，味甘平微温无毒。〔主治〕腰腹痛，四支酸疼，女子下血安胎，丈夫少腹痛，虚劳羸瘦……久服轻身益气。煮牛皮作之，出东阿”。如“羊肉，肥甘大热，无毒”。“羊肾，补肾气，益精髓”。如“石蜜，味甘寒，无毒。主心腹热胀，口干渴，性冷利，出益州及西戎。煎炼沙糖为之。作饼块，黄白色”。“沙糖，味甘寒，无毒，功体与石蜜同，而冷利过，甘蔗汁煎作，蜀地西戎江东并有，而江东者先劣今优”。如“胡麻，味甘平无毒，主伤中虚羸，补五内，益气力，长肌肉，填髓脑，坚筋骨”，“久服轻身不老，明耳目，耐肌延年，以作油（麻油），微寒利大肠”。此外也讲到“柏实味甘平无毒，主惊悸，安五藏，益气除风……久服令人润泽美色……生太山之谷”。如“酸枣，味酸辛无毒”，“烦心不得眠”。如“枸杞，味苦寒，无毒，补内伤大劳……坚筋骨，轻身能老，耐寒暑”，“俗谚云‘去家千里，勿食罗摩枸杞’，此言补益精气，强盛阴道也”。如“杜仲，味辛甘平温无毒。主腰脊痛，补中益精气，坚筋骨……久服轻身能（耐）老”。这些药物，到今天还经常服用着，且著神效。

除了由唐政府修撰这部《新修本草》以外，私人在这方面的著作也很多。其著名的，唐初人甄权著有《药性本草》。原书已经散佚，但《本草纲目》引其佚文，如卷五十一上犀角条引甄权《药性本草》说到犀角的功能，“解大热，散风毒……疗时疫，热如火烦，毒入心，狂言妄语”。犀角有退热退烧的独特功能。又在同卷中提到《药性本草》有关羚羊角的功能，说它能“治一切热毒风攻注，中恶毒风卒死，昏乱不识人……治小儿惊痫”。对犀角羚羊角的作用，比唐《新修本草》介绍得更详细。对胡麻的介绍，也比唐《新修本草》更为详细。《本草纲目》卷二十二引《药性本草》云：“巨胜（即胡麻之别名）乃仙经所重，以白蜜等分合服，名静神丸，治肺气，润五脏，其功甚多，亦能休粮，填人精髓，有益于男子。患人气虚而吸吸者，加而用之。”

孟诜，武则天时，以进士擢第，官至同州刺史。卒于睿宗之世。诜著有《食疗本草》，惜已散佚。《食疗本草》顾名思义，从食疗入手，这是值得人们取法的。《本草纲目》卷三十引《食疗本草》云：“梨，治咳嗽”。“又方捣〔梨〕汁一升，入酥蜜各一两，地黄汁一升，煎成含咽，凡治咳嗽，须喘急定时冷食之”。又“暗风失音，生梨捣汁一盏饮之，日再服”。又提到“胡桃……常服令人能食，骨肉细腻光润，须发黑泽，血脉通润，养一切老痔”。《本草纲目》卷二十八引《食疗本草》云：“冬瓜熟者食之佳，冷者食之瘦人，煮食，炼五藏，为其气故也。欲得体瘦轻健者，则可长食之。若要肥，则不食也。”

陈藏器，唐玄宗时，官三原县尉，著《本草拾遗》十卷。藏器“博极群书，精核物类，订绳谬误，搜罗幽隐”（《本草纲目》卷一上引），对药物学的贡献也很大。《本草拾遗》原著虽亡佚了，但它很多佚文，被收在《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两书中，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李洵，著有《海药本草》，记南方海上所产药物及其疗效，记载颇为详悉。原书今已散佚，《本草纲目》中收有佚文。《本草纲目》卷三十一椰子条下引《海药本草》云：“椰树状如海棕，实大如碗，外有粗皮……皮有浆似酒，饮之不醉，生云南者亦好。”“治吐血，水肿，去风热。”“多食，冷而动气。”又《本草纲目》卷四十三引《海药本草》云：蛤蚧，“生广南水中，夜居于榕树上，雌雄相随，投一获二。近日西路亦有之，其状虽小，滋补一般。俚人采之，割腹，以竹张开，曝干鬻之。”一直到今天，蛤蚧还被认为是最好的强壮剂。以上各种《本草》，都是药物学方面的重要典籍，可惜原书大半散失，我们现在只能在宋人唐慎微所辑的《政和证类本草》和明人李时珍所辑的《本草纲目》的转引中，窥见其一鳞半爪而已。

隋李春的赵郡安济桥　赵郡安济桥，在今河北赵县城南五里，桥跨水之上，是隋大业初年（约大业元年，即公元605年前后），工匠李春等所造。这座桥从造成到现在已经一千三百多年的时间了，但还是非常坚固完整，两边桥基下沉水平差只有五厘米，在华北冲积平原上能够这样固定地不往下沉，是很不容易的一桩事情。

安济桥是一座空腔式结构的石桥，空腔式石桥亦称空撞券式或敞肩式，这是石拱桥结构中的一种先进的构造方法。它是在大拱券的两端拱背上，又介以四个空拱小券。安济桥这样的构造方法，是完全有需要的，因为当河上流井陉山区多雨的季节，山洪大发，水流湍急，就必须应用这空腔小券，来增加过水面积，使暴发的山洪可以溢空而过。这样做，既减低了上游的水位，同时也减轻了水流对桥身的冲击力量。正如张嘉贞在《石桥铭序》所讲到的：“两涯嵌四穴，盖以杀怒水之荡突，虽怀山（怀山襄陵，形容洪水的泛滥）而固护焉。”而且这种两端应用四个空腔小券的方法，也减轻了桥身的自重（约可减轻五百余吨），同时也大大节约了桥台桥基的尺度与材料。由于桥身的重量减轻和减轻了洪水对桥身的冲击力量等原因，因而大大地增加了桥身的安全程度。空拱小券的应用，是李春的巨大创造，在当时建筑技术来讲，这一构造方法，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安济桥的奇特之处，就是它的低矢跨的大弧形拱券。这个拱券，由二十八道拱圈并列砌成。桥的长度37.45米，其拱高（矢）仅7.23米。矢跨比例，仅一比五，这种低矢跨比率，在世界石拱桥中，极其罕见。由于矢跨比率低，桥的坡度非常平缓，便于车马来往。

安济桥大小拱均采用了并列式的砌券方法，大小拱各由二十八道单独的拱券组成。这种并列式的砌券法，有其优点，即在施工时，可以单独施工，由于二十八道拱各自独立，如遇拱石破坏时，不致影响全桥，并可个别抽换嵌补新石，修补方便；如遇桥基发生倾陷时，也不至于影响全桥。但也有它的缺点，即二十八道拱券之间缺乏横向联系，李春在设计时，考虑到了这一弱点，所以他采用了五种方法来补救。一，桥中有“收分”，使外面的拱券向内倾，以防外倒；二，用了五根大铁杆把二十八道拱券拉联起来；三，二十八道拱背上铺了大块“伏石”，借压力与摩擦力拉联；四，在桥两侧用曲尺形的勾石把外面的拱石向内勾着；五，拱与拱之间，用了许多银锭、铁榫拉联。通过以上五种补救方法，桥身自然就非常坚固，弥补了二十八道拱券缺乏横向联系的缺点。

安济桥的造型艺术，也极为优美。由于它采取最低矢跨比率使桥身形成坡势低平的曲线，使人望之有“初月出云，长虹饮涧”（《朝野佥载》）的美感。在大拱背上辟四个小拱，除了有它实际功能以外，在艺术造型上，也打破了原来平淡的三角面，使它更显出玲珑夭矫的姿势来。

桥面两侧原有的石栏杆，其雕刻是非常精致的。张嘉贞在《石桥铭序》中誉之为：“是其栏槛华柱，锤斫龙兽之状，蟠绕拏踞，睢盱翕，若飞若动”，可见十分生动。可是经过一千多年时间，所有栏板，大部分倒塌进水里去了，后世往往用粗糙的石板或砖瓦临时砌成护栏来代替栏板，这和这座雄伟秀丽的拱桥很不相称。解放后，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整工作，把倒塌在水里埋之有千年之久的石栏杆，全部挖掘了出来。这些望柱栏板，雕刻得十分精美，“磨砻密致”（《朝野佥载》），望柱上雕刻着凸起的蟠龙、狮子头，栏板上雕刻着各种姿态的行龙，十分生动。刀法苍劲朴质，布局变化多端，表现出高度的艺术水平。这一修整工作到1958年基本完成，经过修整后的安济桥，面貌一新，更显出它雄伟的气魄来了。

轮船的制作　据《旧唐书·李皋传》：皋“常运心巧思，为战舰，挟二轮蹈之，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新唐书·曹王明传嗣曹王皋附传》记载这段事，文字更为简省：皋“教为战舰，挟二轮蹈之，鼓水疾进，驶于阵马。”用两个大的轮子，挟船左右，船工在船内以足操作，使轮运转，推动前进，速度可抵帆船和跑马那么快。可惜左右两轮的结构和板片，都是用木材来做的，在水中浸泡稍久，就容易腐烂。大概当时还不迫急需要这种轮船，因此这一技术没有机会获得进一步改进。

隋唐五代史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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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隋唐五代史（上）

序言

第一章 隋代的政治与经济

第一节 隋前期的政治与经济

第二节 隋代各族间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以及隋与亚洲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第三节 隋炀帝大兴土木与开凿运河

第四节 隋末农民大起义与隋王朝的倾覆

第二章 唐王朝的建立与唐代政治

第一节 唐王朝的创建

第二节 唐高宗的统治与武周的改制

第三节 开元天宝的全盛时期与安史之乱

第四节 宪穆敬文武宣六朝的政治

第三章 唐代的经济

第一节 唐初的均田制与租庸调制

第二节 租庸调制的破坏与两税法的实施

第三节 唐代的农业、手工业、商业与高利贷

第四章 唐代的政治制度与军事制度

第一节 唐代的行政制度及驿站制度

第二节 唐代的兵制与马政

第三节 《唐律疏议》的成书与氏族志的修订

第四节 唐代的学校制度与科举制度

第五章 唐代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民族关系的加强

第一节 唐代东北各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二节 唐代北方各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三节 唐代西北各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四节 唐代西方及西南各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六章 唐与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

第一节 唐与海东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第二节 唐与南海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第三节 唐与南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第四节 唐与中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第五节 唐与大食、拂菻的经济文化交流

第六节 唐代长安是当时亚洲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隋唐五代史（下）

第七章 唐末农民大起义与唐王朝的衰亡

第一节 唐王朝的衰乱

第二节 唐末农民大起义

第三节 唐王朝的覆亡

第八章 五代十国的政治与经济

第一节 五代的更替

第二节 十国割据

第三节 五代十国的社会经济

第九章 隋唐五代的学术与宗教

第一节 经学、史学与地理著作

第二节 隋唐五代的哲学思想与宗教神学

第十章 隋唐五代的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

第一节 隋唐五代的诗歌与民间文学

第二节 绘画、雕塑、书法与音乐、舞蹈

第三节 雕版的发明与纸墨笔砚制造的改进

第四节 科学技术

隋唐五代史大事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