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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于轼：序

- 谁造成沙化大面积出现(1)

- 谁造成沙化大面积出现(2)

- 制止恶化钱从何处来(1)

- 制止恶化钱从何处来(2)

- 不愿意放弃熟悉的草原

- 行政压力下的兼并(1)

- 行政压力下的兼并(2)

- 为新兴的中产阶层打开了大门(1)

- 为新兴的中产阶层打开了大门(2)

- 为新兴的中产阶层打开了大门(3)

- 沉睡的思维被竞争的热浪唤醒(1)

- 沉睡的思维被竞争的热浪唤醒(2)

- 变革是权力的再分配(1)

- 变革是权力的再分配(2)

- 谁在背后抵挡衰退(1)

- 谁在背后抵挡衰退(2)

- 谁在背后抵挡衰退(3)

- 谁在背后抵挡衰退(4)

- 谁在背后抵挡衰退(5)

- 转变充满巨大的阵痛(1)

- 转变充满巨大的阵痛(2)

- 转变充满巨大的阵痛(3)

- 只能无奈地接受资方的条件(1)

- 只能无奈地接受资方的条件(2)

- 只能无奈地接受资方的条件(3)

- 旧的福利制度已经结束(1)

- 旧的福利制度已经结束(2)

- 难道再也得不到保障(1)

- 难道再也得不到保障(2)

- 难道再也得不到保障(3)

- 美好的幻想被彻底粉碎(1)

- 美好的幻想被彻底粉碎(2)

- 拥挤在阴暗的窑洞里(1)

- 拥挤在阴暗的窑洞里(2)

- 财政补贴还要吞吃多久(1)

- 财政补贴还要吞吃多久(2)

- 准备忍受冬天的寒冷(1)

- 准备忍受冬天的寒冷(2)

- 破产资产被谁侵吞(1)

- 破产资产被谁侵吞(2)

- 破产资产被谁侵吞(3)

茅于轼：序

张华侨是一个热血青年，有强烈的历史感和社会责任心。他给人的印象往往是过于急躁，甚至于强人所难。但也正因为他有这份热心才会深入到一万五千公里的黄河流域进行考察、采访和思考。这本书就是他这次考察的记录。他起的书名为《中国黄河调查》。读者不难理解他对于黄河的担忧，其实也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担忧。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也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现在她怎样了？在她周围栖息的古老的人民正在经受着现代商业文明的冲击。虽然中国的改革成就惊天动地，但是这片土地却成了例外。要说起来，像黄河流域没有分享到改革利益的人，还多的是。所以看看黄河流域的情况，有助于我们了解被改革遗忘了的那部分人。住在东部富裕地区的人，如果不了解，不关心这一部分同胞，后果将是危险的。这本书的价值也在于此。

人类以传统方式生活了几千年。在此期间寿命、人口数、生活水平都没有什么改进。一直到二三百年前，事情逐渐起了变化。在这二三百年中，平均寿命翻了一番，人口增加了六七倍，人均GDP增加了十多倍。这样的进步是过去几千年所从来没有过的。如果以更长的历史眼光来看，几万年以来，人类的发展几乎是一条水平线，但十###世纪以来出现了突然的上升。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变化？我认为是市场制度引起的。市场是以交换为特征的。在这以前也有个别的交换，但始终未能形成制度，因为有皇权的经常性的侵犯，人身权就没有保障，更谈不上财产权和公平竞争。后来由于人权的逐渐被确立，交换成为生活中最普通的事情。这样才有了分工，有了专业化，有了科学技术。人类从此进入了现代文明。

所有从传统农业转变到工业化的国家，都经过转变的阵痛。我们读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可以感受到英国工人阶级的悲惨境况。他们的生活还不如自由耕作的农民。但是最后他们前进成为工业国，百姓的生活显著地改善了。而且这个过程并没有结束，生活还会进一步提高。人类应该还有几万年可继续，但是人的平均寿命不可能永远这么翻番，人口也不可能老是这样增长，物质财富受资源的约束也有增长的限度。

再过几十年，顶多一百多年，增长就会慢慢停顿下来，人类的发展又将恢复过去几万年的轨迹，大体上是一条水平线。如果这个估计不错，那么最近的几百年是人类历史中非同寻常的一段时期。我们生逢其时，应该说是非常幸运的。生活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已经亲身经历了这个变化，不论吃的、住的、穿的、玩的，都比过去大大地提高了。尽管他们可能并不满意，牢骚也同样地增加了。

如果我们把眼光转向黄河流域的百姓，他们的传统生活正在被打碎，未知的将来使他们迷茫。老一辈人适应的是计划经济的生产关系，原来国家承担的物质保障越来越靠不住了，将来他们靠什么生活？年轻的一代应该有远大的前程，可是他们没有受到能够适应现代生活的教育，觉得自己和新事物格格不入，因而被边缘化，被排斥在现代社会之外。少数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年轻人，真要进入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其困难远远超出原来的估计。或者是因为地理的间隔，交通的不便，或者是因为缺乏最起码的进入资本，甚至于方言的不同也造成人和人沟通的困难。

有些地方虽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掠夺式的开采不但没有造福当地社会，反而使原来的生存方式都难以为继。污染和生态灾害把当地百姓搞得民不聊生。更有一些强势政府侵犯百姓的产权，把原来很有希望的企业搞垮。

从这本书里折射出来的许多故事，倾诉了黄河两岸百姓的愿望。他们缺乏严格的法律保护，又没有进入现代社会的知识准备和资本。他们需要政府和民间的关怀。中华民族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改革开放带来了希望和生机，但是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对于这部分处于极端不利条件下的同胞，我们要充分关注。我想这是这本书的作者所盼望的，也是他写这本书的一个目的。

2004年9月8日于北京南沙沟

茅于轼：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常务理事

谁造成沙化大面积出现(1)

清晨，一缕阳光照在柴达木盆地上，火车正急速地穿过盆地。极目远望，茫茫的戈壁滩显得那样的空旷、辽远，在这里你看不见一只鸟儿飞过，看不到像江南小村里升起的缕缕炊烟。只有那些从干渴的沙地里冒出来已经发黄的小草，才使人感到这里还有生命在顽强地同沙漠搏斗。

随着列车的奔驰，沙滩时而起伏，时而平坦，那起伏的山丘像是在经历了无数风雨的袭击后，仍不屈地屹立在荒漠上并向人们诉说这里经历的悲凉岁月。

没有水，只有炎炎的烈日，烤得大地在干渴中喘息，又像是在期待涓涓细流能滋润它的灵魂，给它的生命一种存活的希望。

而水在哪里？是谁造成了这里千年以来的沙化并在干渴中长久地期待？是谁使它穿越了岁月留给它的贫困与荒芜？绿色的减少、沙漠的扩大，不正显示出人类文明在这里的衰退和资源的过度开采吗？

但在这无边无际的戈壁滩上，你可以敞开压抑的心灵去尽情地呼唤，这里远离了城市的喧哗与拥挤，远离了人与人之间的猜疑与愤怒；这里没有无聊的规则与陈腐的条条框框，可以抛弃掉工业化带给你的虚伪，可以无限地放大你想象的空间，想象自己就是从远古的时代走来，伫立在茫茫的荒滩上，还没有寻找到遥远的家园。

戈壁滩上一会是阳光普照，过一会又是云雾缭绕，仿佛整个柴达木盆地仍不想走出被原始气息包围的年代，不想被工厂里冒出的浓浓黑烟污染，但喷射着工业文明气息的火车，带着人类征服的意志吼叫着穿过了沉睡了千年的盆地。那一座座被劈开的山峰，是征服者寻找财富划过的痕迹。

一片绿洲出现在眼前，原来是一条小河给这里带来了一片生机，它挡住了荒漠的袭击。借着水的浇灌，那一片高粱地显示出农民在这荒漠的土地上播下了他们一年的希望。

绿洲随着火车的奔驰很快就消失了。迎面而来的是沙碱地，它像一块巨大的网笼罩着大地，由风暴刮起来的沙丘显示生命的无奈。如果不是火车从这里穿过，这里也许还沉睡在千年的原始中。

那些干裂的小河在等待着水来滋润，以把它的生命重新唤醒。绿洲在沙漠的袭击下不断缩小自己的地盘，仿佛它们在同沙漠的搏斗中节节败退，而不断扩大的沙漠似乎要把那些孤独的小村子淹没。人类在征服自然获取收益时也在向自然付出巨大的代价。

即使是顽强生存的红柳，面对茫茫的沙化也显得无力抵挡，而贫困、收入微薄的农民，不仅无力阻止沙化的进攻，反而被继续扩大并包围他们的荒漠化，将他们同绿洲的联系切断。

将目光从空旷的戈壁滩转向流淌的黄河源头，看不到它那咆哮的奔腾与涌起的巨浪，它内在的能量仿佛像一个年迈的老人，已经被沧桑的岁月耗尽。两岸被雨水年复一年冲刷而成形同枯骨一般的山峰，仿佛是在无言地诉说岁月留给它们的苦难与沉重。

黄河的水40%来自青海，地处黄河源头的果洛州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黄河在本州流径长达750公里。黄河源头的生态直接关系到整个黄河文明，而现在黄河的源头正面临着生态的急剧恶化。

果洛州土地总面积为万平方公里，其中有天然草场万平方公里，可利用草场为平方公里，全州共有牧民103424人，其中藏族人口占90%以上，各类牲畜万头。

但以牧业为主的果洛州，正面临着过度放牧使草地急剧萎缩进而引起荒漠化迅速扩大的恶果。老鹰的消失使老鼠以极快的速度繁殖，导致草场质量严重下降，其中退化的草地面积达4082万亩，占草地面积的52%，这直接威胁到果洛州牧业的发展及黄河源头的生态。

老鼠吃掉草根后还在草地上不停地打出一个又一个洞，那一堆堆被它扒起来的土，随着雨水的冲刷变成了一条条小沟。不断的冲刷使小沟变得愈来愈深，整个草场最后被搞得面目全非。沙漠化开始大面积出现，地皮层失去了保护后迅速干涸，接着沙土被水冲进黄河。

我在草地上看见，那一堆堆被老鼠打洞翻起来的沙土，如星星一样散布在草场上，而远处成群的牛羊却在悠闲地吃着草，它们全然不知沙漠化正在日益向它们逼近。

一位在青海果洛州从事种草试验的科研人员告诉我，一方面是放牧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是有限的草场已经承受不了过度的放牧，草地表层的土大约有30多厘米厚，一旦表层的土流失后，掩盖在下面的砂石很快就会裸露出来。

草地的退化直接导致黄河源头的生态恶化，草地的失去使土壤更加松散，只要雨水一冲刷，黄河两岸陡峭而又寸草不长的山崖，就会轰然倒下并把泥土向黄河一泻而去。

这位科研人员还对我说，如果草长到了30厘米高遮住了老鼠的视线，它就难以在草地上活动，而过度的放牧使草的高度迅速降低，这个环境就很适合老鼠的生存，它的繁殖能力迅猛增强。

老鼠在黄河源头的泛滥是因为生物链在这里发生了断裂。老鼠的天敌老鹰被当地的人打没了，用药来消灭老?不料老鹰吃了鼠药后也中毒而死，老鹰的减少使老鼠成了破坏黄河源头生态的一大敌人。

目前灭鼠采取的是生物毒素法，以小麦、青稞拌的药放在鼠洞口，但当地牧民对灭鼠的积极性不高，受佛教的影响他们不愿意杀生。

谁造成沙化大面积出现(2)

灭鼠的战斗实际上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冬季是灭鼠的最佳时机，这时，大雪封山，老鼠找不到草吃，它们就会扑向放在洞口拌上药的食物。但老鼠不会被全部消灭，而活下来的老鼠只要有繁殖的机会它们就会卷土重来。

有时这块草地灭了老鼠，而另一块草地没有灭，老鼠就会跑到没有灭的草地上继续繁殖危害，其结果是草场陷入鼠害、灭鼠、再繁殖、再危害的恶性循环中。

青海果洛州农牧局草原站副站长来德珍对我说，果洛州各县被老鼠危害的草地已达到大约3700多万亩，国家给每亩草地投入的灭鼠经费是5角钱。第一年灭鼠效果比较好，但第二年如果不灭老鼠，其繁殖速度就会更快。为了改变灭鼠的方式，农牧局要求牧民在自己承包的草场上自己出钱灭鼠。

制止恶化钱从何处来(1)

"草场面积退化实在太快了，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牧民承包草场后他们还增加了放牧的数量，产出的牛羊多卖出去的却少，我们对他们的宣传是要多卖羊，有多少草地才能放多少牲畜，因为草场承受不了过度放牧的压力。"果洛州玛沁县农牧局局长李周曲忧虑地对我说。

李周曲还报出了这样一串数字：全县土地总面积13358平方公里，其中草场面积万亩，可利用的草场面积万亩，占草场面积的。

但全县被鼠危害的草场达590万亩，占全县可利用草场面积的，水土流失面积万亩，中度沙化面积达万亩，正在沙化的面积万亩，草场退化面积达600多万亩，占全县可利用草场面积的。

草场的沙化导致玛沁县可有效利用的草场萎缩，原来可放牧100只羊的草场，可能现在只能放牧50只。李周曲认为每亩投入5角钱灭鼠，不但成本都不够而且在仅保工资发放的情况下，当地政府拿不出资金改造草场的退化，牧民小规模的灭鼠又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自1998年以来，玛沁县灭鼠的面积是590万亩，国家投资290万元。2003年种植的万亩草地，是在国家投资了125万元后才完成的。有些海拔在4000米以上寒冷的地方根本无法种草。

由于玛沁县盛产虫草等珍贵药材，每年有大量的人员在境内采挖，使草地植被进一步受到破坏。玛沁县地处高原，生态极其脆弱，一旦草场被破坏就再难以恢复。草场的沙化使玛沁县许多季节性的河流干涸，这反过来又威胁到当地牧民的生存。

为减轻草场面临的压力，李周曲说正在给各乡下达种草任务，同时动员牧民搬迁，搬迁将在玛沁、甘德、达日等地区实施。玛沁县昌麻河乡有179户牧民计划搬迁到一个镇上。2003年有10户牧民搬迁，有草场使用证的牧民每户给6万元的搬迁费，没有使用证的每户给4万元。

但有些牧民不愿意搬迁，那些牛羊是他们多年放牧积累的财产，他们觉得放牧前景好能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们还有别的顾虑，搬迁到城镇后祖祖辈辈以放牧为生、文盲多没有接受什么教育更没有什么专长，到城镇以后靠什么维持生活？

青海牧科院草原所副所长马玉寿，2002年在青海玛沁县以机械化方式，利用300万元科研经费种植了3万亩草地。这是一个示范草场，目的是通过引进草种，试种，给当地牧民提供一个新的草场，以减轻天然草场被牧民过度使用带来的压力，同时促使当地政府朝着维护生态迈出一步。

尽管是起示范作用，但财政只够发工资吃饭的果洛州各县，难以拿出资金投入种草。面对大规模的沙化他们已显得无能为力，像果洛州的甘德、玛多、达日都是国家级贫困县。

玛多地处黄河源头，它原来是千湖之乡，可如今它现存的湖面大约只有三分之一。它的草场退化面积达万公顷，，鼠害面积万公顷，沙化面积万公顷，与黄河相连的支流不是在退化就是在慢慢消失。支流的干涸导致流入黄河的水减少，进而使下游供水出现危机。

扶贫县的官员们，希望国家能拿出更多的资金投入种草。拿到资金时他们也搞一些种草项目，但小规模的种草在迅猛退化的草场面前显得无济于事。退化的速度与广度，都远远超过了种草的速度，结果是年年投入效果却不理想。

受财力所困，官员们缺乏动力把精力投入到制止生态恶化中。急剧的退化反而使当地的一些官员与中央形成一种博弈：如果不对贫困地区投入资金治理，沙化面积将会进一步扩大，环境恶化会更加严重。

有限的投入解决不了整个草场退化的问题，停止放牧或者减少放牧，牧民又面临着生存的压力，对他们来说，草原就是他们的土地，牛羊就是他们的财富。

牧民也拿不出资金去种草。他们感到草场天然就存在，放牧是他们理所当然的事，哪有钱去投入种草？况且果洛州地广人稀，鼠危害的面积非常庞大，灭鼠需要大量的劳力、财力，靠人均收入只有1590元的牧民自筹资金灭鼠是不现实的。

事实上前几年，用于防灾基地与牧民生产用房等项目的贷款，到还款期限时，许多牧民的生活条件虽然得到了提高，但他们仍处于贫困中，以至无力偿还到期贷款，而原来担保的企业因经营陷入困境而倒闭，致使银行部门从畜牧部门的项目专款中扣还贷款，这又严重地制约着草原防灾的实施。

拥有几千亩草场的牧民，他们有限的知识与微弱的资本，不足以应付大规模的草地退化，过度放牧造成危害却可以不承担责任。

牧民放牧与资本家获取利润的心理是一样的，只要这块草场能放100只羊，他就不会只放50只羊。放100只羊当然比放50只羊获得的利润多，每个牧民几乎都希望最大限度地扩大放牧数量。

来德珍说，果洛州大部分财政收入来自牧业，几乎没有什么企业，停止放牧对当地经济会带来更不利的影响。

在地处海拔3700米的果洛州草原站，工作了21年的来德珍说他的单位20多人共用一部电话，每人一年的办公经?只有500元，下基层调查、出差每天只有25元的补助，有时不够开支自己得掏钱补贴。

制止恶化钱从何处来(2)

他每月工资只有1700多元，一家三口人的生活全靠他的工资维持。每月开支得700多元，培训、学习等费用全得自己出，现在住的房子是草原站的，一旦退休回西宁没有福利房住，即使不吃不喝那点工资也难以买得起一套10多万元的房子。

不愿意放弃熟悉的草原

牧民的经济状况到底怎样？他们对搬迁有什么想法？在李周曲局长的支持下，我跟随玛沁县大武乡一个叫索南才让的办事员去一户牧民家里采访。汽车在草原上的溪流里迂回奔波了几圈，经过一阵的颠簸汽车在离牧民帐篷的不远处停下。

索南才让把我带到一户名为党周的藏民家里，帐篷里冒着一股浓烟，用牛粪做的燃料正在炉子里熊熊燃烧。坐在毛毯上，女主人给我们端上一碗飘着淡淡清香的奶茶。

党周的两个儿子都已结婚，各有两个孩子，一家共有9口人。家里养了牦牛60头与100只羊，拥有冬季草场1034亩，夏季草场2463亩，一家的生活支出靠卖牛羊的钱支撑，但2003年党周没有卖羊，而是靠自家草场收获的两斤冬虫夏草，卖了18000元维持全家人一年的生活。

现年59岁的党周是在草原上长大的，他放牧有40多个年头，可家里生活过得很简单，除了吃穿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消费。放牧几十年的党周并没有给家里积累多少资产，按每只羊卖250元计算，100只羊能值万元，一头牦牛卖500元，60头值3万元，帐篷及一个平房值5000元，这样下来他一家的资产也不过6万元。

靠放牧为生的党周认为，目前家里养的牛羊数量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如果让他减少放牧数量退出一部分草场，那么一家人的生活就会陷入危困，而他也知道增加牛羊的数量自家的草场难以承受，只能维持目前的放牧现状。

至于是否要结束放牧的生活，党周表示，搬到城里去住自己难以适应那里的生活，因为自己除了放牧以外没有什么能力去做生意。一个游牧的自由生活与城市快速的工业节奏，他感到难以融合，这种融合对他来说很痛苦。

他不想抛开自己熟悉的草原世界投入到奔腾的城市工业气息中，他只想保持自己在草原上的生存空间，不想被外界的力量打破他的生活秩序。

炉子里的火烤得帐篷有点发热，炉火上面的铁锅煮的是手抓羊肉，主人给我切了一块，也许口味不同，刚吃下去就感到有点恶心甚至要吐出来。

党周静静地坐在炉火旁，火光照在他宁静的脸上，他仿佛是在回忆早已消逝了的牛背上的少年时光。那个挥着羊鞭把羊群从一个草场赶到另一个草场的情景，似乎在告诉他，宁静的表情遮住了草原上的风暴在他心中留下的创伤。如今他虽已不再放牧静坐在这帐篷里，但仍感觉到那些放牧的时光似乎没有离他远去。

草原是他能够无限奔驰的空间，帐篷是他安身立命之地，尽管放牧的生活充满了奔波流离，但他不感到生活带给了他艰辛。他那副望着炉火显得那样虔诚、眼里闪着祥和的目光的神色，仿佛是在平静地看着他的羊群悠闲地吃着青青小草。

他对外面繁华的世界没有什么需求，两个儿子接过他的羊鞭接受了与他相同的命运，但他说自己尊重孙子的选择，希望孙子通过接受教育去过一种不同于游牧的生活。

因为有了妻儿老小，儿子没有到外面的世界去寻求一个新的生存空间。他感到自己离不开飘着白云的草原与温暖的帐篷，他晚上只是偶尔听一下收音机播的藏语节目，由于没有受过教育，他听不懂里面讲的是什么意思。

与外界接触得太少，儿子说他的视野只是停留在不断长大的牛羊身上与休息的帐篷里，他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去关注外面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

党周一家人平静地坐在炉火旁，看起来显得是那样单纯，似乎看不出他们个性的张扬与内心涌动的激情，这难道就是漫长的放牧生活与无限宽广的草原，留给他们的色彩与回忆？

走出帐篷，我看到牛羊静静地躺在草地上，草原在夜色中显得很静，偶尔几声狗叫打破了草原上的宁静。

离开党周家的帐篷往回走时，我在思考，牧民的放牧还是显得有些原始，以他们的经验与不多的资本，不但应付不了草原上出现的鼠害与沙化等灾难，更没有能力培育优良品种的牛羊，因为他们大部分是文盲。

如果让他们接受一定的教育或高等教育，掌握更多的放牧知识，提高牛羊的成活率同时建立固定住所，配套齐全的生活设施，唤起他们对草场的投资与经营意识，那么他们不但能阻止草场的大规模退化，还能转变为一种有知识的牧民，也许这是一种游牧生活向现代文明的转变。

任何一方都会以自己的经济增长来强调用水的理由，但河西走廊的城市与农村几乎都处在戈壁滩、沙漠的包围中，缺水将是他们长期要面临的挑战，无论他们的官员幻想经济有多高的增长，企业家如何想提高利润，农民又怎样扩大种植面积，都受到了这种自然条件给他们的制约。

20多年的变革使河西走廊的城市仍然没有从萧条的阴影中走出来，相反随着巴丹吉林沙漠与腾格里沙漠的紧紧包围，造成地表植被失去水分后，大片的树木迅速枯死，人们要拿出资金应付自然灾害给他们的打击。

行政压力下的兼并(1)

冬天没有散去的寒冷覆盖在工人缺乏活力的脸上，寒风从破损的门窗钻进来，他们感到一阵发抖，员工泼在楼梯上的水已结成了冰。因无钱交费，电、暖气已被停止。

机器在灰尘中已变成了一个空壳，贫困使他们把工厂设备上值钱的东西拆下来变卖。即使是几角钱的黄瓜、西红柿，因没有发工资工人们也买不起。靠着几个可怜的救济金，他们的生命才能向前延伸。

这是兰州第三毛纺织厂去兼并一家毛纺厂时看到的惨淡景象。20世纪70年代建立的第三毛纺织厂曾是亚洲最大的纺织公司。当地政府将其组建为集团向资本市场迈进时，来自行政的意志要求它在上市之前，以强扶弱去兼并几个已处于亏损的企业。

被政府安排要兼并的兰州毛巾厂，实际上已被法院宣告破产。兰州第三毛纺织厂将他的债务债权包揽下来后发现，毛巾厂的债权已烂得不可收拾，几乎不可能收回，而债务却要一分不少地清偿。

资本应追求利润最大化，可行政力量的干预使兰州第三毛纺织厂不得不违背资本的意志，而将毛巾厂1400多人随着债务一起接收。但不久兰州第三毛纺织厂又在官员的劝说下，兼并了同样处于亏损看不到出路在那里的金昌毛纺厂。在兰州第三毛纺织厂接手金昌毛纺厂之前，这个建厂已有10年历史并消耗了大量资源的企业竟然没有生产出一米合格的布料。

兰州第三毛纺织厂对这家企业进行了两个月的整顿并投入了1000多万元资金，使工厂里沉睡的机器重新发出了轰鸣的声音。失业很久的工人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上，他们感到自己被冬天的寒风吹得发抖的心，被春天的阳光重新温热。

大幅的扭亏为盈，使许久没有尝到发工资滋味的工人，从每月300多元的收入中看到了自己价值的存在，并给一家人的生活注入了一种尊严。

但盈利并不意味着兰州第三毛纺织厂能根据自己的意志去优化配置资源，它不得不再次遵照行政命令，去兼并一个拥有400多名员工、产品严重积压已处于负债的企业。兰州第三毛纺织厂似乎还承担着替官员实现政绩的角色。

来自行政压力的几次兼并，使兰州第三毛纺织厂的员工由6000多人膨胀到8000多人。实行优质资产的重组后，兰州第三毛纺织厂在1997年打开了上市的大门，募集到了1亿多元资金。国有股一股独大，占50%以上的股份，两次配股使国有法人股比率降低。

地处西北部，缺乏信息和资金等都是兰州第三毛纺织厂面临的不利局面，它需要找到足够的市场空间来扩大产业规模，使员工的利益与持续的竞争力能得到体现，这需要它从一股独大中，走向股权多元化。

上市还涉及到兰州第三毛纺织厂利益的重新分配。即使是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年薪也只有19000元，一般高管人员的收入一年不过15000元，这与资本寻求最大利润压在他们身上的职责是极不相称的。

在几十年沉闷、毫无生气的国有企业文化的生存环境中，他们拥有的只是靠觉悟、自觉去发挥自身的潜能，并承受低工资给他们的折磨，但市场经济的气息扑来而来，他们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他们所得到的，这种不平衡的压抑感觉再一次从内心深处喷涌而出，并颠覆了他们原有的信仰。

在利益的驱动下，兰州第三毛纺织厂的高管人员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经主管部门批准，他们比照甘肃其他的上市公司，如别的上市公司高管的年薪是4万元，他们拿4万元的85%。

但他们还是担心薪水的提高会引起职工的不满，因此在提高自己的收入之前，他们实行了多种分配，使员工的工资与其付出相挂钩，同时召开了职工代表会。由于职工的收入也在增加，高管人员提高薪水没有引起很大的波动。

被行政安排进入兰州第三毛纺织厂集团的毛巾厂、毛条厂，后来都成为了集团的沉重包袱，上市时它们以不良资产随着后勤部分被分离到集团，被分离人员大约有2000多人。

为了让他们有条生路，上市公司还要拿出一部分任务让他们干，他们为上市公司生产一部分中间产品。但生产还是处于不饱和状态，如毛条厂一年大约有7个月没有事做，放假时员工只拿生活费。

另外，当收购羊毛的季节到来时，处于亏损的毛条厂几乎不可能拿出钱来买原料，上市公司要拿出资金替他们垫付。他们围绕着上市公司生存，不断地消耗着上市公司肌体里的营养，一旦没有活干毛条厂就会陷入更加危困的境地。

也许为了生存考虑，兰州第三毛纺织厂集团曾占用了上市公司7000多万元。在上市公司与集团财务分开与偿还资金的压力下，集团与上海开开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这笔股权转让使集团得到了2亿元的收入。这样一来，集团有了偿还上市公司债务的资金，同时还解决了集团内部员工生存的问题。资本的博弈使多方利益得到了实现。

但是，兰州第三毛纺织厂上市公司仍然要承担计划经济时代留给它的包袱。根据上市时的有关协议，它与集团按比例承担学校、医院等后勤负担。子弟学校大约有400多个学生，几十名教工；医院有50多个医护人员。按比例上市公司要承担90%以上的费用。

甘肃省政府一位副省长曾到兰州第三毛纺织厂现场办公，当着随行的财政、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官员说道，要把兰州第三毛纺织厂的子弟学校第一批交给社会。

行政压力下的兼并(2)

得到副省长的支持，兰州第三毛纺织厂积极与兰州市各部门联系，希望能尽快把学校交出去，可###门说当地财政拿不出钱接收。一年以后，兰州第三毛纺织厂把学校交给地方的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

为新兴的中产阶层打开了大门(1)

敦煌有30多家国有公司已经全面告别了国有的时代。经营者通过贷款加上自身的资本，将企业置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几千元或1万多元的补偿使他们彻底告别一种没有给自己带来财富梦想的国有体制。

改制时政府从退出的国有资本中拿出一部分用于失业员工的保障金，使他们不至于为国有企业效力了大半辈子，生存仍没有保障。

但怀疑改制会使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声音还是在企业内响起。工人们感到自己的利益在改制中被忽视，因为大部分工薪阶层靠企业生存。突然有一天，一个富豪要把一个与他们相处了几十年的企业买走，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如一道激光刺得他们有点睁不开眼。

改制后，敦煌经贸局长党兴海承认，贫富差距确实进一步扩大了，但它在为一种新体制开辟道路。如果不改制，政府会整天忙于应付企业出现的问题，资源会被消耗在企业的低效率中，公共利益被忽视。

而退出国有资本后，政府将资源集中到公共设施的建设中，多数人的利益会在这种资源配置中得到公平的体现。

改制之前，敦煌18家国有企业总资产9213万元，负债却高达8684万元，如敦煌饭店负债400多万元，驼铃饭店负债300多万元。这些国有企业几乎没有创造什么财富，它们只是在国有资产名义的掩盖下，消耗着本不应由它们继续占有的资源。

改制后，在私人资本意志的指引下企业资产迅速增加，亏损的形象被盈利的面孔代替。政府将过去用于解决银行不良贷款、企业高负债等的资源，转到自来水厂的改造、污水厂的修建设上。

虽然敦煌的私营企业还处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但旧体制随着国有资本的退出不再发生作用。清除了挡在私人资本扩张路上的阻碍后，私营企业迅速增加，达1800多家。

最明显的是，改制为敦煌的私人资本扩大了寻求利润的空间，工人的利益也得到了增加，有些工人的收入由原来的每月400多元上升到500甚至1000多元。

过去，受航空、火车、通信不足的制约，酒泉的内在能力无法释放。即使它能生产出有市场需求的商品，因运输不畅通使酒泉有40%的货物运不出去，需要的商品又运不进来。当付出的价值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时，一个城市的竞争力必然要降低。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酒泉经济的一个亮点。发射中心形成了一个生活群体，经济能量与消费力无疑要在酒泉释放，处于嘉峪关的酒泉钢铁公司连带着一个8万多人的群体，它们的消费已融入到酒泉。

拥有10多万人的玉门石油管理局将迁往酒泉，它将带来4万多人。这个群体的到来不仅扩大了酒泉消费量，而且使酒泉的城区向外进一步地伸延。即使没有内部企业支撑，仅靠这些外来的大企业或特殊的军事基地，酒泉的经济规模也排在了甘肃的第三位。

建立工业强市仍是酒泉市官员挥之不去的梦想，石油、化工、矿产、农副产品深加工，是他们的一个支点。旅游看似是酒泉的朝阳产业，但它占的比例却很微小。兰州到敦煌的游客除了选择飞机以外，还有的人乘火车到嘉峪关再转乘长途汽车到敦煌。

乘飞机去敦煌的游客，他们到达敦煌后面临着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是不能办理落地签证。外国游客是敦煌游客的一个支柱，而敦煌有限的航线使它不能连通中国其他重要的城市。火车到嘉峪关后仍要转汽车奔波300多公里到达敦煌，如此耗费时间，使游客已失去了游览的兴趣。

兰州距敦煌1200多公里，即使有铁路也不能直接通达。资金的限制使兰州至今没有一条高速公路从河西走廊通向敦煌。旅游景点距离太远，旅程费用过高，使游客感到去敦煌是一个豪华旅游。

酒泉至张掖的高等级公路目前仍在规划之中，99公里的投资以亿为单位不是酒泉所能承受。寻求贷款和国债资金投入是不可缺少的选择。酒泉至卫星发射中心200公里，道路建设需3 .5亿元投资，国家拿出一部分资金。

对于酒泉来说，这条路的修通将把卫星中心的人口消费纳入酒泉的范围，而酒泉能将游客带到卫星中心。能够利用的另一个资源是卫星中心的机场。该机场以前只作军事用途，现在开通民用航线后，酒泉向外辐射的经济圈进一步扩大。

另外，一条长400公里的铁路也在规划之中，该铁路经过卫星城，穿过内蒙的巴丹吉林沙漠，到达策克口岸与外蒙古的边界。那里有一个巨大的露天煤矿，靠中国人开采，只要推土机轻轻一推煤就露了出来。目前还没有找到市场。

每吨只有18元的低硫、高发热的优质煤，对酒泉不仅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且正在规划中的河西走廊煤电基地，使酒泉计划从外蒙古的这个露天煤矿，每年进口8000万-10000万吨煤带动当地的发电产业。

给玉门、嘉峪关和酒泉等县市供电的玉门石油管理局电厂、酒泉钢铁公司电厂，不仅发电量有限，而且这些小型的电厂建立早，有些设备已经老化，这些城市如果不建立自己的发电厂，随着经济的增长用电量增加，必然制约自身竞争力的提高。

像所有的城市一样，酒泉也建立了经济开发区，三年以来园区内建成或正在建的项目达到了50多个，与外地资本联合在区内投资的公司占大多数，园区的产业仍依托当地的农副产品优势。

为新兴的中产阶层打开了大门(2)

人才、技术、资本不占有优势的酒泉开发区，本地企业难以支撑大的投资项目。通过优惠的土地出让，引进外地资本成为了它的一个重要选择。

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累计投资达到6000多万元，完成园区配套设施，大约需要亿元，这对于一个并不富裕的城市来说有着巨大的压力，每年除从财政拿出一部分资金以外，还要依赖土地出让金的支持。

资金的不足使园区还拖欠着施工公司不少的工程款，寻求贷款解决基础建设资金，已成为了园区的一个现实考虑。工业园区从来就是吸引外来资源，以外部的技术变革力量使它内部释放出创造的活力。另外，产业链的形成使园区产业能够在产品的上下游形成一个连接，使生产成本大大降低。然而，地处偏远的酒泉靠什么与外界的资本、技术发生融合？

在酒泉，国有企业改革的号角实际上在1997年就吹响了，但直到2000年，酒泉市包括所属县市的152家国有企业才进行第一轮的产权试验。国有资本就像下山的夕阳一样，它长长的影子不再笼罩在那消耗大量资源却没有效率的厂房上。

人人持股的方式是酒泉分解单一国有产权的第一步，根据工龄的长短给员工配股，每一工龄配500元股，即使干了30年的员工，也不过配上万元股，而管理层持股数量高于员工2-3倍。股份合作制中虽然改变原来的国有独资制，但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并未解决。

员工比较认同这种改制，他们以为自己的命运与企业紧紧地联在了一起，但人人持股的方式还是没有解决产权清晰的问题。大家觉得都有权力掌握企业，而实际上谁也决定不了企业的命运。你不关心企业的走向，我也不操心企业能否摆脱困境，企业陷入了集体无意识之中。

引进私人资本使国有资本整体退出，员工整体安置，带来了酒泉第二次国有产权裂变的浪潮。员工按工龄持有的股份以每年1000元的价格量化给个人，资金由新的收购方支付。拿到资金的员工与企业解除了劳动关系，完善了产权关系的企业面向社会公开出售，国有资本结束了它统治的时代。

解除了劳动关系的员工，如果被资本方看中就与新的老板签订合同。收购企业者大多数是原来企业的管理人员，他们通过贷款、积累等方式，成为企业资产的所有者。

有些企业只要能偿付员工的安置费，企业资产就以这个价格被资本方收购，而债权与债务也随之落到他头上，但大量由计划经济留下的债务靠什么来还清仍是一个未知数。收购者有的是以贷款买下了企业，企业旧有债务没有还清现在又背上了新的债务，接手收购企业的日子成为他们负债经营的开始。

银行贷给原来国企业的资金，仍要这些新的资产所有者去最大化创造利润来加以偿还。因此，银行与新的资本方继续保持着过往的信用关系。

新的资本方在收购了原来的国有企业后，他们给企业带来了一种什么的命运？他们会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经营理念？被他们聘用的员工如何看待他们一夜之间成为了资产的所有者？资方与劳方在利益分配上会发生哪些冲突与矛盾？

有一点很清楚，资产所有者与员工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资方要获得利润就必须要从亏损的阴影中走出来，并清除旧体制留在企业身上的烙印；而员工要使他的位置不被新来的人取代，就要最大化地创造价值以被资方认可。

两种压力的碰撞，将那些生了锈又重新上了油的机器运转得更有效率，靠自己掏钱卖下来的企业，每付出一分钱老板都要计算它带来多少回报，效益就在资方对每一分钱成本的控制中，获得了最大化的提高。滚滚而来的利润印在了资方露出笑容的脸上，破败不堪的国有企业经过他们资本的武装获得了市场胜利。

每一天企业会产出多少货物？需要多少成本能够换回多少利润？企业还能支撑多久？技术是否能超越竞争对手？还有多大的市场没有占领？明天是否要调整产品结构？所有的疑问都在他们心中涌动，忽而紧锁着眉头看着财务报表上的数字，一忽而在轰鸣的机器旁边来回踱着步子，追求每一天利润上升的激情，时刻将他们的内心搅得热血沸腾。

将亏损的国有企业卖给了资本所有者，政府似乎减轻了压力。但失去原来保障体系支撑的员工，他们付出的代价有多少得到了补偿？没有一个谈判场所能让工人们提出补偿的条件。

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虽然不得不离开自己干了几十年的国有企业，但国有身份的突然失去使他们感到如同漂泊在大海上的一叶孤舟。无疑，这种变化莫测的巨浪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遭遇。而那些被资本所有者留下的员工，也在用怀疑的目光看着资本所有者：会给自己的劳动支付多少价格。

推动私人资本收购国企的官员，也深知那些下岗工人没有得到足够的福利保障。然而只能维持吃饭的财政，实再是囊中羞涩，难以给工人处于最低保障线的生活增添一丝温暖的色彩。

重建新的工业精神与企业管理秩序，淹没一个破落、陈旧工业时代业的苍白与伤痕，将现代工业文明的精神种子播在由传统文化包围过的每一个工人的心中，新的资本所有者能实现这种使命吗？他们是否会在独断专横中，将家族化的影子笼罩在还没有消除亏损的企业中？

为新兴的中产阶层打开了大门(3)

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工业化，未受过现代职业培训，也不是从一个纯粹的私营企业成长起来，而是在低效的体制将国企资源快要耗尽时，新的资本所有者才在资本的驱使下充当了收购的角色。

银星纸业是在2002年结束了国企的身份，控股者曾任酒泉市副市长。他出资收购银星时，企业负债2000多万元。支付员工转换身份需要的资金后，银行贷款成为支撑它启动新项目不可缺少的因素。

银星年产量2万吨，原料供应紧张。银星造纸的原料主要是小麦秆，酒泉农产品结构的调整使农民种植小麦的面积大幅减少，原料供应受到制约。银星不得不寻找新的原料。

在现有的产量下，每年需要原料4万吨，缺口在1万-2万吨。原料不足加上资金紧张，是银星扩大规模超越竞争对手的一大障碍。

以每年工龄1000元的价格，员工结束了与原国有企业联结的身份。但还有700多名员工与新的出资人签订了雇用合同。重新签订了1-3年合同的员工面对新的资本所有者，他们有一种惶惶不安的感觉。

政府制定了买断工龄的价格，使得工人难以与政府展开谈判。他们在国有企业几十年的消耗，最终只得到了一年几百元或一千元的补助，他们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当然，政府也有他的考虑，如果价格定得过高那些亏损的企业根本就卖不出去。

新的资本所有者似乎吸取了国有企业管理者与收益者相分离的教训。在掌握了企业的控制权后，积极安排管理层持有公司的股份，使管理层紧紧地围绕着公司利益运转。有40多名管理人员每人出资5万元成为了银星的股东。

资本的刺激很快收到了效果。银星公司办公室主任王先生说，现在他是公司股东之一，把公司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做是他心中的一个信念。尽管是2003年国庆节，可他从1日就来到公司上班，他每天都要来公司里看看是否有不安全的现象出现。

强烈的责任感无疑来自他的公司股东身份。公司的财产已有他的一份，他要最大限度地保持公司资产增值升值，利润刺激着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加快企业运转。

有意思的是，银星的工会与党委组织并没有被老板放到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里，或者随着国有资本的退出而消失。相反，工会与党委进行了重选，成为旧体制结束时，工人与新的资本所有者之间的一个粘合剂，减少工人们在新体制中心理上的被抛弃感。

工会亲近员工，安慰员工，给员工节日里的喜悦，帮助困难的员工，至少使他们在心中感到工会能成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银星的资本所有者让工会在企业中发挥作用，如同机器获得了润滑油能够更加高速运转一样。

资本所有者很清楚地意识到，企业要从亏损的阴影中走出来离不开员工的努力。如果员工的积极性能像上了油的机器一样释放出新的能量，利润自然会流进自己的口袋。

不同的职位在银星获得不同的收益。个性、能力和创造性得到了不同的发挥。收入都超过了原来的水平，即使是几十元或者上百元的增加，都能使员工感到他们的利益在增加。

一个员工对我说，银星改制之前，他干了10多年每月收入还是300元，现在达到了900元。过去的300多元使他感到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特别困难，自己的尊严无处实现，离破产边缘不远的企业使他几乎看不到希望。

20多年在国有企业暗淡的日子里，他既不可能积累财富也没有看到自己价值的上升，拿到工龄补助款后他才有了银行存款。他认同改制，新的企业给他带来了更多的收益，为资本家打工的想法随着收入的增加渐渐地消除。

压力也随之加大，一夜之间国有身份被打破，上班喝着一杯茶看着一张报纸就能拿到工资的国企做派一去不返，现在每天想的就是要用多少时间才能完成工作。

企业效益好了员工的收入也随之提高。银星改制后骑摩托车上班的员工一年比一年多，过去几乎没有摩托车出现在厂门口，现在有上百辆摩托车。这折射出来的信息是，收入的增加使他们增加了对消费的信心。

无疑，改制推动了一个独立的私人资本产权时代的到来，扩大了人们追求财富的空间，为培养新兴的中产阶层打开了大门。而政府将退出的国有资本用于公共设施建设，让私人资本通过竞争使资源配置最优化，是一个城市能量扩张和生命力再造的社会选择。

沉睡的思维被竞争的热浪唤醒(1)

在张掖，采取600元/年的方式买断工龄，在支付了员工的工龄补偿金、失业保险等后，按企业剩下的净资产对外出售。

改制后的企业大部分仍然面临资金短缺，原先企业融资主要是银行贷款，改制后短期内企业不太可能偿还贷款，在负债没有还清的情况下，企业又要投入新的资金改造设备和技术，而受资信的影响企业得不到新的银行贷款的支持。

一些企业在支付完了员工的工龄补偿后，资金已经陷入枯竭。尽管企业已经完成改制，因担心引起新的矛盾，那些没有拿到买断工龄钱的员工仍然留在企业内。

有些追求短期利润，不愿承担更多责任的企业，通过一些手段逼使员工离职，聘用农民及临时工，以减少企业应承担的养老、工伤、医疗等费用。

原有企业已经无法适应市场的竞争或者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如张掖的农机厂。改制后，新的资产所有者清楚地知道，继续经营农机只能重演原来企业亏损的命运。利用厂内闲置的土地开发地产后，就会带来了利润，否则这片破落的厂房里不会有奇迹出现。

陷入亏损没有流动资金的张掖造纸厂，新的资本所有者把现有的三条生产线出租给来自南方的一个老板，用收取的租金发放工资，并启动现有的生产。

银河集团对原有的生产规模已不满足，过去是生产粉丝，私人资本进去后引进了外来的投资，新上了真空冻干食品生产线。

到2003年，张掖列入改制的国有、集体企业有269家，已经完成改制的253家，占94%，其中整体转让国有产权的122家。已经改制的企业涉及资产34亿元，波及30000多人，转换职工身份23000多人，提留和支付员工安置费亿多元，1万多离退休工人得到了医疗保险和生活费。

以农业优势发展工业的张掖，现在希望以工业来启动城市的经济。他们幻想着引进外来资本和技术，来给虚弱的城市注入生机。例如，将水电站转让给浙江一家私人企业经营。

武威与张掖相似也是农业占主导地位，农村人口占到了80%以上。工业主要包括农副产品加工、食品、轻工、煤炭、机械等。不满足于现状的官员急于要将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变城乡分割为一体化经营。

从事玉米加工的荣华上市公司，生产能力达到20万吨淀粉，覆盖30多万亩的玉米，消化32万吨的玉米，上交税收最高时达到了3900万元，由此带动了武威的玉米种植由过去的10多万亩迅猛上升到现在的60万亩。

葡萄酿酒业也成为了武威的一个支柱产业，前来武威考察的专家称武威是中国种植葡萄的最佳基地。武威的葡萄光照充足、无污染，最适应酿造葡萄酒。

得益于地理上的优势，武威葡萄种植基地面积达到了8万多亩，形成了万吨的生产能力。莫高葡萄酒公司设计能力是万吨，实际生产能力目前只有1000吨，年销售额2000多万元，上交税收500多万元。

皇台白酒是一个上市公司，2001年它利用募集的资金投入了亿元，上了一条1万吨的生产线，实际产量只有1000吨，年销售收入大约1亿元，上交税收实现了4000多万元。

万吨级的白酒公司除了皇台以外，还有武威酒厂，天祝县还有两个藏酒厂。设计8万吨的武威西凉啤酒厂，实际年生产能力也只有6万吨，它兼并了兰州啤酒、新疆啤酒，大有在河西走廊称雄之势，上交的税收年2400万元。

100多家面粉厂也借助农产品的优势腾空而起，武威的黄洋镇已经形成了西北最大的面粉加工基地，48家面粉厂云集于此，总生产能力达到了60-80万吨，全武威的粮食供他们加工都不够。

比起以农产品深加工形成的酿造、食品等行业，那些在计划经济中追求大而全的农机、纺织、汽车配件、机械等不是在一天天走向萎缩，就是在市场的抛弃中走向了亏损，即使一下子不走向倒闭，也是在度日如年，维持着没有生机的日子。

变革的浪潮扑向国有企业，254家武威国有企业被私人资本收购。政府制订了买断工龄的标准，400-1000元。资不抵债的企业，员工拿到的是400元，有净资产被私营资本收购的企业员工可以拿到1000元。但阻力很快也显示出来，工人们不愿意失去国有企业医疗、住房福利和没有风险的身份。

张掖糖厂破产后，破产资产无法出售，使员工生活费、养老、退休金没有着落。社保局清查时发现，原企业拖欠交纳员工的养老金，致使企业破产后员工的养老金没有着落。陷入困境的员工不得不通过静坐、上访、申诉等形式保护自己权利。

原有企业的管理层、员工、外来私人资本，都成为了武威国有资本向私有时代迈进的收购者。110家国有企业被私有资本控制，涉及4000多万元。收购了国有企业的私人资本家迅速发起了新的扩张，武威造纸纸厂就由新的资产所有人投资了1亿元。

被出卖的国有企业除安置员工以外，财政几乎没有从中得到收入，这表明国有企业已经不可能给政府提供财政支撑，对政府的影响已越来越低?

凡是国有企业产权改制越彻底，员工补偿能一次性实现的企业，就越能迅速走出亏损。武威天祝县25家国有企业全部改制后，2003年大部分以30%以上的速度增长。改制以前的天祝藏酒厂是一个亏损企业，改制到私人手中以后扭亏为盈，产量在私人资本驱动的机器里迅猛增长，上交税收由过去的70万元上升到150多万元。

沉睡的思维被竞争的热浪唤醒(2)

化工、钢铁、医药、纺织、煤炭释放出来的债务、失业，正像一个巨大的波浪向这个城市扑来，而私人资本却挡住了这个波浪的袭击，他们成为了武威一个个倒闭、破产国有企业新的主人。

优惠的政策，也能刺激私人资本打开向他们关闭了很久的国有大门。武威推出的一项措施是，卖不掉的企业再优惠20%卖，能一次性付款还要给予优惠5%-10%。

国有资本的退出为私人资本释放活力配置资源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政府渗透到企业的权力也随着私人资本的控制而消失，政府不再为那些亏损的企业无谓地消耗纳税人的资金。执政资源能够围绕着公共利益最大化配置。克服了长期存在的体制障碍，为企业与自由竞争市场的融合开辟了一条道路。

吸收私人资本改造城市工业文明后，武威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充足的财政收入保证了政府拥有广泛和高效的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能力。

武威的财政收入只有亿元，支出大约是7亿元。财政缺口由上级财政给以支持，武威企业提供的税收只占财政收入的48%。

50多年的国有企业垄断经营，使政府既没有充分的财力为公众提供一个完善、现代化和透明的公共服务，也使国有企业迟迟不能成为财富最大化的创造者，造成公众在城市中的边际利益大大降低，致使个人缺乏足够的机会进行选择与价值的实现。

武威经贸委一位官员也承认，收购了国有企业的私人资本，他们拼搏获取利润的意识如同加入到机器里的润滑油，能迅速将机器调整到最高的速度运转；他们改造了大锅饭时代留给员工的无意识、无创造性、无自我扩张，不干活也拿钱的思想，他们现在可以毫无顾虑地抛弃压在企业身上的各种包袱。

变革是权力的再分配(1)

合并四家国有煤炭公司成立宁夏煤业集团，既有来自政府的力量，也有集团董事长张文江在背后精心的设计与强有力的推动。随着四家公司法人权力的消失，它们被安排到集团各个部门中，不适应竞争的人员，先进行培训。

宁夏的经济应该从哪里下手？这个疑问曾不止一次地回荡在张文江的心中。根据宁夏的煤炭资源优越，全区含煤的面积有1万多平方公里，已探明的储量是300亿吨，应着力将煤炭产业做大。为此，必须进行深加工。大规模的深加工往往是资金与技术密集型，张文江认为，宁夏原有四家煤炭公司无一家能实现这样的目标。

组建的宁夏煤业集团总资产达63亿元，拥有贺兰山煤田和宁东煤田。贺兰山煤田面积2500平方公里，宁东煤田面积3500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优质无烟煤田。凭借这种垄断优势，宁夏煤业集团2002年产煤1574万吨，实现销售收入28亿元。

重组之前，四个公司是大而全，远离城市。子女的教育及过剩人员的安置都要自行解决，仅大、中、小学校就有27所，在校学生有27600多人，用于教育的经费达4856万元。

此外，一级以上的医院有8所，他们分散在各矿区，重复占用资源。过去各公司只有从自己有限的利润中挤出一块搞安置性的多种经营，而安置性的多种经营一开始走的就是一条需要公司不断向他们输出资源的道路，他们成为了公司的包袱。

一个500万吨的煤矿，产出的利润不过几百万或一千万。除去工人的工资与经营性开支以外，公司已经没什么钱用于煤矿的安全与设备的更新，造成工人处在安全没有保障的阴影下开采作业，企业要扩大生产更面临着能力不足的矛盾。

行政支配下的分割局面，使四个煤矿公司几乎没有什么交流，它们依赖于各自上级的行政资源，用不着去了解竞争对手的经营与生产规模，它们与陈旧的煤矿一起缓慢地运行，既没有学到现代工业时代的人格与竞争精神，也没有为适应市场竞争开辟道路。

宁夏煤业集团的合并一举打破了由矿务局领导的局面。耐人寻味的是，身为原矿务局局长的张文江是旧制度的破坏者、新机制的设计者。他在任太西煤矿集团董事长时就已深深感到，宁夏只有走发展煤炭工业的道路才能把整个经济启动起来。

不取消陈旧的领导机制，煤炭资源就会在多个公司中各自为政，大项目根本无法实施，而取消矿务局就成了张文江整合宁夏煤炭资源的一个现实选择。

"变革是利益的再分配，权力的再分配。变革意味着要将无效率消耗公司资源的权力收回。对资源重新组合使权力更有效地行使，以矿务局来组建集团虽容易，但随着企业的运转问题会愈来愈多，将原有企业结构打破收回各部门的权力，才能使整个细胞被一种新的制度粘合在一起。"张文江情绪高昂地说。

当然，在这场改革中，张文江面对的矛盾也是非常尖锐的：四个公司有不同的文化、思维和观念，他们曾经覆盖达半个宁夏，设了多少公司，占用了多少资源，有多少经营利润，集团并不清楚。一个部门就意味着一部分权力，各个部门的权力都在分散着公司的资源。四个公司过去都设有接待处，一年下来接待费大约500万元。

这些掌握权力的部门曾经将资金投向证券、农业、医药、地产等，他们能给公司带来多少价值？公司一年的利润是多少都无从评价。

四个公司都挤在宁夏有限的市场上。同一煤种、同一市场、你进我退、我退你进、进退的成本非常高昂。将对方挤出市场的同时，自己应得的利润却拱手送给了用户，企业最终受到了损害。

各自为政的现状迫使张文江对宁煤集团进行整合，必须收回以前各公司享有的权力，置入集团的统一控制之下。如果不以股权为纽带与它们建立联系，集团的权力将会被架空。

真正感受到权力与利益再分配的是四家煤炭公司的高层人员，他们不知道权力取消后自己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服从集团的意志，意味着过去那种不受制约的权力消失了。重新调整职位涉及到37个副厅级的高层人员，他们被安排到集团各事业部。

在调整中仍具有一定的妥协，没有降职使用，也没有竞争上岗。同时，这些原高层人员仍享有相应的权力，这样做，能减少煤炭集团重组的阻力。

虽然宁夏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但周边的陕西、山西、河南、山东也是产煤大省，竞争的压力随时会出现在它的面前。

仅靠宁夏当地市场，巨大的煤炭资源是难以消化的。宁煤外运遇到了周围省市煤炭的竞争，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运输成本高使宁夏的煤炭很难打入东南沿海城市。山东、安徽的煤炭已占领了沿海煤炭市场，宁煤的市场只能是在西部。

合并不仅是几家公司融到一起，而且还体现了当地官员的意志。煤炭是宁夏的主要资源，把煤炭集中到一家集团发挥规模优势，并依托煤炭资源实现更多的财政收入，也是宁夏政府官员将整个宁?的煤炭资源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实现经济调整的一个愿望。

很显然，张文江实施煤业重组，权力收回集团的战略，与政府官员的愿望达成了某种契约。借助政策的支持他开始迅速地整合煤炭资源。

变革是权力的再分配(2)

如果仅靠政府的推动，进展会非常缓慢，会遇到内部利益集团的阻碍。这时，就需要有一个来自内部的管理者和设计者，对旧制度采取毫不留情的做法。在这方面，张文江毫不掩饰他是制度的设计者与参与者。 22年的煤炭从业经验使他充分认识到这种体制的危机，并为克服这种危机做了高度的准备。

对合并后的煤业集团，张文江实施的战略是北部挖潜，南部发展。由于北部多是老矿区，而宁夏大部分煤矿资源在南部；北部的石嘴山老矿区经过技术改造使它的产量提高，南部则力图建立新的矿区。南部是煤业集团增长的下一个地区，资本、技术和人力都将向南部转移。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一些不能给公司带来利润的行业从集团分离了出去。能在市场上生存的改为股份公司，那些没有希望或者没有盈利能力的公司都将被淘汰掉，学校也要全部交给社会。

受国有企业文化的熏陶，张文江相信政策对他们是优越的，他相信政策的支持能把国有企业搞活。他并不认为国有企业不如私营企业，在他的心目中，私营企业不具有他们优越的政治环境。

事实也确实如张文江说的那样，大集团带来了更多的财政收入，反过来政府也对宁夏煤业集团加大了扶持。宁夏煤业集团获得建设资金51434万元，其中国债补贴5500万元，国债贴息贷款34693万元，国家补助资金4420万元，自治区贴息70万元。

张文江认为，煤业集团引进外来投资者的大门是敞开的。单一的国有产权可以向多元化的产权迈进，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有股权的退出，他们需要资金但不想放弃对企业的控制权。

对于如何将集团带向一个新的旅程，张文江认为，他个人的价值通过他人受益多少得以体现。他不认为钱是人的最终需要，当然，他也不得不承认钱是最基本的激励手段。

多年受国企文化的培养并在这个平台上前进的张文江，认为这种体制能够实现自己精神与价值的追求。无疑，宁夏煤业集团打上了他个人风格的烙印。

谁在背后抵挡衰退(1)

受地理条件制约，黄河流域大部分城市和工业的兴起都依赖于矿产资源。黄河流域工业的衰退和失业的增加，表明以矿产资源为主的工业增长并没有给工人阶层带来多少利益。

更重要的是，黄河流域没有产生出一个极富创造力的企业家群体，将矿产资源的能量最有效地释放出来变为财富。当地的官员仍然陶醉在资源的优势中，有多少资源就用多少，失去了制度创新的机会。

资源的优越性，造成黄河流域的官员和企业家们被动地接受资源的支配，使他们远离冒险和创新，占有资源的优越性成为了他们获取部门利益的优越性。制度创新的缺乏使资源被大量消耗却没有创造出巨大的财富，资源的垄断使财富集中在少数利益集团手中，结果，黄河流域的一些城市依然在萧条和贫困的笼罩中。

而那些资源越短缺的城市，领导者与企业家的危机意识与寻求资源的内在动力，就被刺激得越强烈，这反过来使那些没有资源优势的城市，更有竞争力超过资源丰富的城市。

三面被陡峭的大山包围的西宁，只要一阵风吹来它的身上就会被蒙上一层厚厚的灰尘，而在这层灰尘的下面，人们看到的是这个城市憔悴、疲倦、没有活力的表情，就像它面前流淌的湟水河，显得是那样的混浊与暗淡。

历史没有让西宁的土壤里成长出一种工业文化，它只是被作为军事要地来抵挡外部力量对中原的入侵。上个世纪50年代从内地移入了一批移民，移民的使命是建设兵工厂，扮演着备战备荒的角色。他们不可能为西宁培养一种成熟的工业文化。

一批机床、汽车、钢铁企业在行政命令中，从中国其他地方迁入西宁。一个门类齐全的工业似乎在西宁形成了，但青海本地的资源优势是矿产，这些迁入的行业与这里的优势并不融合。

当市场竞争的时代到来时，这些产业政治上的使命就结束了，原来为应付战争建立的企业已失去存在的意义。这些产业不但政治上不再需要，市场也无情地将它们抛弃。他们靠"三无"起家，即材料无来源，产品无市场，企业无竞争力，只靠政策的支持不需要支付任何代价，就能从中国各地获取大量资源。

如西宁钢铁公司，他当时的使命是制造大炮。本地几乎没有矿石，但西钢能够不计成本地占有其他地方的矿石。当它的特殊使命结束后，其原料与市场都在外地，突然间它的优势就不复存在，不堪重负的债务向它袭来。同样，不产棉花、烟叶的青海，却办起了纺织厂和卷烟厂。

青海奶牛产的奶只在当地消费，没有产生像蒙牛、伊利那样一个庞大的乳制品产业。一个能够整合当地资源在商业上创新，并引导当地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企业家阶层在青海并不存在，以至于青海高原上有无数头奶牛却不能出现一个奶制品产业。

解放前就有的上海康尔素乳制品公司，迁到青海是因为这里有丰富的乳业资源，但设备老化与技术落后使它在步履艰难中陷入倒闭。

同等条件下，青海生产一吨乳品，可能在上海就会产出二吨，更何况乳制品在青海的销售空间根本就没有上海那样宽广，可见，占有多少资源从来不是一个城市与企业有竞争力的表现。

旅游产业似乎是在西宁没落的国有企业中升起的一个亮点，但它在整个西宁国民生产总值中还占不到5%的份额，更何况旅游景点单一带来的高旅游成本，仍不能大规模地吸引游客。

事实上，市场的浪潮无情地击溃了他们"三无"的梦想，他们被掩盖起来的虚弱驱体开始以倒闭、破产出现，有些被新的资本所有者收购。机械、汽车、纺织等行业除了关上破旧的大门外，还将大量的无产者抛向社会。

那些在计划经济中为显示官员政绩和意志，不断追求门类齐全的西宁工业体系，不仅耗费了大量的稀缺资源，还使青海本身的特色工业难以崛起。结果，西宁不管是有原料还是无原料的企业，受多种因素的制约都走向了没落，它们看似旺盛的时候实际上危机已经渗透到它们的灵魂中。

没有产业优势，陷入传统产业衰落中的西宁，像其他城市一样充满幻想地搞起了经济技术开始区，缺乏技术创新与人才优势的西宁，开发区能吸引到什么样的产业？昆山、东莞本地没有出现新技术产业的群体，但外来企业家带来的资本、技术、人才，成为当地科技产业的主体，而西宁高新技术产业的主体又是谁呢？

资本、技术、人才是跟着有财富创造能力的企业家走的，西宁在国有企业衰退，私营企业家又没有成为一个庞大的阶层时，资本与技术能跟着谁走呢？

因此，落户于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仍是本地的企业。寥若晨星还没有形成一定产业规模、技术上又不是最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显然不足以支撑一个园区高科技产业的形成。

三面被大山阻挡的西宁由于地理上的封闭，使他形成不了对周围县、市的辐射力，相反，机会选择的缺乏，使低收入、低消费，无业可就成为这一地区的常态，

走在西宁的街上，我发现一些行人无精打采，面色憔悴。那紧皱的眉头，仿佛是一座大山时刻压在他们的头上。这种表情向我传递的信息只能是，产业衰退后，大批工人从倒闭、破产的工厂走向了社会，他们的家庭正在承受着一场由失业带来的生活、医疗、教育等没有保障的危机。

谁在背后抵挡衰退(2)

这些人汇集到了拉三轮车、开摩托车、服装店、小吃店等行业，他们在艰难地挣扎。我站在街头同一个开摩托车的人交谈起来，他从前在建筑工地干临时工，不稳定的工作使他的收入没有保障，后来他花了4000元买了一辆摩托车拉人，已经开了5年。运气好的时候他每天赚30元，除掉油钱每月还剩下600元，可他家里有4口人，两个儿子没有找到工作闲在家里，老伴一身病也不敢上医院治病。他每月赚的600元就有300元要拿出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平均一个人每月只有70多元。

我采访他时已是上午10点多钟，从早上出来到现在他只挣到2元钱。马路上扬起的灰尘扑在他黝黑的脸上，站在炎炎烈日下他焦虑地望着街头过往的行人，希望能再拉几位客人。我看出他的失落与无奈，仿佛他再也没有力量去改变艰难的现实。

站在他旁边的同样是一位开摩托车拉人的司机，他曾在青海一家国有建筑公司干了30多年，公司破产后他拿到了买断工龄的2万元，除了买一套房子以外，他还买了一辆摩托车拉人。一家人的生活与孩子上学，每月要交的100元养老金，全部负担都压在他一人身上。

干了30多年已是50多岁的他，万万没有料想到自己也被卷入失业的激流中，并在无法捉摸的市场风险中苦苦挣扎。他感到生活的艰难就像黑夜一样漫长，而他似乎已感到没有多少时间能走出这漫长的黑夜。像他这样焦虑地伫立在街头开摩托车拉人赚钱的司机，在西宁大约有4000多人，他们大部分都是无可奈何地被失业的浪潮冲到这里的。

我沿着马路向前走，来到了西宁滨江小商品市场，同样看见了被失业推向市场感到焦虑的人群。他们从破产的企业往往只拿到1至2万元的补偿，用这笔钱他们开一家农副产品店、副食店、小百货店。这些店利润微薄，有时批进来的货又按批发价卖出去，一箱火柴有1000盒，批发出去只能赚2元钱。

开一个店每月房租大约600元，加上税费一个月下来开支大约1000多元，生意惨淡、成本增加、利润低下，使这些从破产的工厂出来开店的创业人员，仍面临着不可预测的生存压力。

这条街上开着100多家店，但利润太低有一大半的店已经关闭。被失业驱逐到这条街上的人们，严峻的现实使他们寻求财富的梦想，在这条冷清的街上并没有被重新点燃。

滨江小商品市场另一头是服装市场，只有很少的几个顾客走进来，100多家服装店前显得冷冷清清。守着摊位的老板在太阳下低着头，那舒展不开的眉头分明显示的是生意难做。

被失业浪潮推向市场的人们，大部分来自国有企业，没有受过市场经济的洗礼，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也很微弱。虽然处在快速变革的商业社会中，但他们的内心存有一种抗拒的心理。他们大部分40岁以上，正遇上了房改，面对的是高昂的房价，不断上涨的医药费和子女的教育费。多年的微薄工资没有积累足够的资本来支付这些费用。面对严峻的现实，他们感到自己被抛向不可预测难以应付的风险中，仿佛眼前是一片黑暗和迷茫。

需求不旺造成的经济萧条，在西宁其他的商业区同样可以见到。我在西宁的一个古玩城采访时，一位姓喇的先生对我说，6至8月旺季，能给古董的销售带来一些突破，每月能卖1000至2000元。可这个季节过去后，有时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也卖不出一件货，一直要苦苦地熬到春节过后才能看到一线希望。他投资2万元开业一年多的古董店，不但本钱没有赚回而且生意每况愈下，他只能勉强地维持。这个古玩城有40多家店，有些店只是在开业之初朋友捧场买了一点货，以后几个月一件货也卖不出去。

我在古玩城里转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看见顾客进来。一个60多岁的老人在古玩城门前摆起了地摊，到中午时分，他一件货也没有卖出去。午饭是从家里带来的一个馒头和一杯茶。

中午强烈的阳光照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可他依然没有离开摊位，只是用毛巾不停地擦着额头上的汗水，那无言的执着就是为了等到一个顾客。

与古玩城那些古色古香的物品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建古玩城时留下的沙子、砖块等杂物至今还堆在里面。风一吹，整个古玩城就被笼罩在灰尘中。这脏乱不堪的环境又怎么能吸引顾客？

那些铁路、电信、银行和电力部门建起的大楼成为西宁最壮观的景象。这些行业仍垄断着这个城市主要的财富，但私人资本正从它们周围发起了冲锋。他们通过经营商场、酒店、五金店、副食店、服装店、小百货店等，试图突破垄断部门对财富的封锁。

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店面，显得有些陈旧不洁，屋顶上甚至长出了杂草。但正是这些小商小店将大量的失业人员吸收进来，使他们获得的收入能够维持一家人体面的生活，供孩子上学，并避免了由失业带给社会的不稳定。

晚上，当西宁的官员、公务员、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人员，下班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悠闲地看着电视，或者?无其事地品味着一杯茶时，这些失业的人员还在街头摆着小吃摊，他们有的光着膀子，在冒着油烟的锅里急急忙忙地将一道道风味独特的小吃呈现给消费者。

几个平方米的小摊位，一个晚上干几个小时，他们能赚到100-200元，或者更多的收入。他们在这里释放出财富的梦想时，还学会了商业社会必要的契约知识与市场的竞争意识，也正是他们在不占有国有资源的情况下，给这个虚弱的城市注入了新的血液与活力，使西宁在国有企业衰退时，还能看到有一个新的群体在支撑着这个城市走向繁荣。

谁在背后抵挡衰退(3)

在这个打破垄断寻求财富的新群体中，回民的私人资本在西宁显示了一定的扩张力，如穆斯林建工集团是韩文科与他家里的两个兄弟25年创业的结果。他们于2001年投资4000多万元在西宁建起一座穆斯林大厦，主要是经营酒店。在此之前他的家族是靠搞建筑维修、施工起家，仅凭建筑也很难进一步扩大家族的资本规模。

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山区，没有强大的外部需求，西宁的建筑业已受到了很大制约。内部饱和，外地建筑公司竞争激烈，使青海的一些建筑公司已难以招架。即使是具有很强市场竞争意识的穆斯林建工集团也面临着大的项目做不了，小项目又赚不到钱的不利局面。

受地域的限制，韩文科指出，即使穆斯林建工集团想扩大建筑规模，但市场容量的狭小，使集团一年的产值大约有5000多万元，净利润只有300多万元。想向商品房开拓自身的资金又有限，况且西宁房产市场购买力很低。

不难想象，虽然经过了20多年的私营资本扩张，但韩文科告诉我，至今穆斯林建工集团的资本规模还没有超过亿元，大约只有6000多万元，这远远落后于沿海城市私营企业资本积累的速度。

由于是回民，受###教的影响，韩文科与他的两个兄弟没有把股权分开，也没有划分谁占有多少资产。三家人住在一个院子里，所需的生活用品统一采购再分给三家人使用，至今在利益分配上三兄弟没有发生过冲突。

宗教的力量使他们在追求财富时心紧紧地联在一起，而宗教渗透到他们心中的信仰是：不要把财富看得过重，而是要合理地支配，如果看得过重就会把自己的信仰划破。韩文科指出说，我们仍想扩大产业规模，并没有就此停止不前。宗教信仰告诉我们，在搞企业时我们并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而是在办企业赚钱时能给民众办一些有益的事。

身为回民，凡有违###教义的事，韩文科不允许在酒店里经营，如酒吧、发廊、歌舞。酒店服务员的月工资只有400多元，管理人员也只有1000多元。

不可否认，资金与发展战略的欠缺，市场需求的制约，使西宁私营企业规模普遍不大，而市场的巨浪已使许多国有企业陷入倒闭、破产中。西宁处在一个旧经济体制衰退，新兴的私营企业还没有长得足够大的过度期。

这是一个急于要抹掉计划经济留在他身上灰尘的城市，也是焦急不安地要扫除那些破产企业形象的城市，但这个每天都被山上吹下来的灰尘笼罩着的城市，以及那些失落、徘徊在街头，不知明天财富的希望在哪里的人群，使人感到西宁离繁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果说当地国有企业的没落使西宁的色彩变得暗淡晦涩，那么从江苏宜兴范道镇挟带着东部工业文明征服气息，以修钟表起家创办江苏远东集团的董事长蒋锡培，以资本的意志一举将三普制药公司置入自己的控制之下，那布满绿草以挑战的姿态屹立起来的厂房，仿佛要给这城市衰退的工业涂上一层艳丽的色彩。

被远东控股的三普是西宁一家上市公司。我在三普制药采访时了解到，来三普的人才看中的是这里的选择空间比较大，能够寻求到与自身价值相适应的利益。个人的能力能得到发挥，收入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些。

"来到三普后我的待遇提高了，更能表现自己的个性。" 一个曾经接受医学教育，从西宁一家国有医院跳到三普的女士对我说。

这个看起来很简单的表达，却显示了她对自身价值上升的强烈愿望。尽管她在那家医院干了5年，已升到妇产科大夫的职位，但那个没有被市场服务意识洗礼，还被僵化人事机制笼罩的医院，并没有给予她更多的收益，每月工资仅600元。

选择的空间狭窄使那些即使有专长的人，要在西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开拓的空间也不是那么容易。只有那些具有竞争力，能实现个人价值最大化的企业，才能吸引到更多的人才。

来三普的人普遍表示，自己的待遇提高了，学到了新的知识，但同时也感到面临更大的挑战，处在一个被市场激流强烈冲击又随时可能被淹没的境地。

三普在没有引进远东的资本之前，徐先生在松懈、无力的国有机制中像时钟一样缓慢地、被动地完成他每天几个小时的运转，使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要把决策迟钝、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向上级反映，也从来没有意识要去改变这种缺乏人性、扭曲的机制，那每月600的工资使他盘算的是如何维持温饱。

现在，他在三普负责质量管理。远东的资本进来后，如同一道强烈的光亮照射到他心中，他不得不加强专业管理知识的学习，以适应资本对他提出的要求。他被动的意识被资本的激情唤醒，他把提高产品质量作为自己的最高职责。

职业感告诉他，产品出现的缺陷除了自己的利益要受到损害以外，整个企业的生命力将会受到市场竞争的打击，而实现企业利益的同时自己的价值也得到了提高，事实上，他在三普每月获得的2000元收入，已一扫过去600元带给他的沉闷。

显然，经过改制后的三普，资本的意志释放出来了力量。工资与福利的上升，促使三普人感到，在这种体制中自己最大化的努力，能使自身的价值上升、利益空间扩大。

谁在背后抵挡衰退(4)

进入三普的人感到，经过资本变革的三普，引进的人才与技术必然要适应资本的意志，虽然资本的压力也正向他们扑来。他们愿意接受压力，因为承受压力的同时个人的价值也得到了体现。

有了这种工业化培养的人格和精神，压力反而成为了他们在三普必须接受的准则。也只有这种在资本意志下产生的压力，才能保障旺盛的竞争力像潮水一样永不停止地推动他们奋勇向前。他们被压抑的天赋、能力以及适应竞争的个性才能得到张扬。

三普那干净、明亮、一尘不染、现代化的试验室，都昭示着人们将在资本力量的感召下，去最大化地创造财富。

由此，自由竞争的市场意识伴随着资本寻求利润的意志在三普人的心中萌芽。工业化带来的迅速变革，如滚滚浪潮将他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积累的迟钝、麻木清除。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与技术的创新，他们才能适应资本的意志，才能不被变革的浪潮淹没，这反过来又推动了西宁向新的工业文明迈进。

然而远东以资本给三普带来的变革，并不能给西宁所有蒙上厚厚灰尘、关上大门的国有企业重新点燃复活的光辉。

被大山环绕的西宁，不仅缺乏像东南沿海城市主动迎接海洋文明的挑战的心胸，而且是被动地接受外部信息对它的传播。在自身机能衰退的情况下，外地的资源要进入西宁成本很高，内部输出的产品因交通制约也面临成本高的压力，这两种高成本都使它产生不了向外征服的力量。

那些外来投资者雄心勃勃上的项目，却因西宁投资环境不佳，不得不中途停下来，让那些生锈的机器躺在荒草中沉睡。

被称为面积大省、经济穷省、人口小省、资源富省的青海拥有528万人口，72万平方公里。2002年全省完成国内生产总值341亿元，还比不上东南沿海一个县级市的生产总值。

在青海，列入国家级的矿产有150种，但适合大规模开采的矿却不多。矿产分布呈现鸡窝形。能够带来大规模经济效益的矿产都被国有公司垄断经营，如石油、天然气、盐和钾。

以资源来发展青海的特色经济，是当地官员的一种观念，但有些矿产资源开采经济价值不高，投入高达上千万元，上亿元，甚至投入还没收回时矿产可能已枯竭。巨大的风险使很多企业对青海的矿产资源是可望而不可及。签订意向性的投资协议多但真正落实的却很少。受地理气候的影响，有些矿产根本无法开采，对青海的就业并不能带来多少有利的影响，以至丰富的矿产资源与特色经济只能停留在口号上。

即使看上去很荒漠的柴达木盆地，大自然还是给了它不可估量的矿产资源。察尔汗的盐湖集团已经在这个宝库上开采了30多年的湖盐，100万吨的高峰越过后不满足的欲望去驱使它向盆地里的锂、镁等矿产发起了冲锋。

格尔木是依赖盆地的资源形成的一个城市。虽然借助柴达木盆地的矿产，格尔木建成了炼油厂、钾肥厂，但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善，道路不畅通使有些矿产根本无法开采。有些道路是用盐铺起来的，遇热时就会化，到冬天时又被冻住。

整个柴达木盆地是一个多种矿产并存的地方，每个矿产的开发对技术的要求也不一样。虽然利用国内其他科研机构的力量，开发盆地里的矿产技术取得了一些突破，但没有经济效益的矿产，技术的突破又有多少意义呢？

只有开采矿的经济价值越高，技术的研究者才更有动力去探索，投资者才能投入巨资开发。有些技术虽然在试验室里取得了进展，但不能带来产业上的规模扩张，仍不能将盐湖里沉睡的资源变为财富。

技术的突破总与产权有着密切的联系，盐湖的钾由国有垄断开采经营。国有经营者在何种程度上能寻求最高端的技术，使钾的开采在技术上能越过一个高峰？国有科研机构靠什么弥补这种技术上的差距？

因此，有着大量矿产资源的青海，却因人才、技术、资金等的制约，并没有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即使是建在格尔木号称中国最大的钾肥厂，受制于技术与生产成本高等约束，而未能在中国市场称雄，倒是外国钾肥在中国市场上长驱直入。

盐湖钾肥占有不了整个中国市场以及技术比不过国外同类企业，就在于垄断的开采体制阻碍了私人资本的进入。丰富的矿产资源如果不是伴随着最有竞争力的产权制度出现，那么，再丰富的矿产也推动不了技术的进步和财富的增长。

距西宁30多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历史久远的塔尔寺，里面供奉着千奇百怪的佛像，这些被涂得金碧辉煌、无限放大、含笑端坐的佛像下面，还点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熄灭的长明灯，似乎是预示着佛具有永远超出凡人的能力。

那些心中充满着痛苦、矛盾，从千里之外奔来的人，仿佛站在显示无限宽广胸怀的佛面前并向他虔诚地祈求就能看到幸福的降临。

然而这只是人们与自己的幻想开的一个玩笑。看上去远离尘世的佛从来就没有给人们注入一种扩张、征服的商业精神，反而使这里的人在大山的包围中，更缺乏勇气去寻找通向外部世界的工业之路。

佛的引导者们还在塔尔寺里编造了各种显示佛至高无上的传奇故事，如宗巴喀大师梦见荆剌变成了长明灯，杂草成为了鲜花，以此来更有吸引力地把人们从现实的不幸中拉回到远离世俗的幻想中。

谁在背后抵挡衰退(5)

而长期处于大山包围被风沙吹打、处于低收入或因失业生活没有保障的人，似乎更能有意地被佛的神话吸引并陶醉在其中。但佛终究没有给那些走在西宁街头无精打采的人涂上一层灿烂的笑容，西宁带给人们的承诺就像柴达木盆地茫茫的沙滩，是那样可望而不可及。

转变充满巨大的阵痛(1)

以矿产资源为依托的甘肃面临的现实问题是，经济规模小、水平低、产业老化和增长缓慢。非公有制经济只占到甘肃的24%，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封锁带来的是巨大差距。工业化仍处在初期阶段，2002年全省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000亿元，只占到中国的。

借助于原材料的优势与计划体制的支持，甘肃建立了它的工业体系。当年，为适应战略需要而把沿海大型国有企业迁到甘肃的深山里，但市场的进程终于使它的弱点与矛盾暴露无遗。缺乏信息交流加上高成本、高消耗、高投入以及低技术，不仅没有将甘肃的资源优势发挥出来，很多企业还在债务的泥潭中愈陷愈深。

以能源、原材料为主体的经济结构，产品缺乏深加工，产业链很短，使很大一部分利润没有留在当地企业，而是被外地企业在市场的交易中获取，造成税收与效益未能在当地的财政与企业中实现。

日用消费品的生产能力弱小，使消费者在甘肃的商场中很难看到本地企业生产的产品，绝大部分是外地产品赚取了当地市场的利润。甘肃企业的产品大部分是原材料性的，如有色金属、成品油等。

生活用品生产企业的缺乏，不仅使当地人找不到更多的就业机会，也使企业创造财富的机会减少。没有日用品工业竞争力的甘肃，只能把石油、化工、农产品加工、药材等作为主导产业。

重工业占80%的甘肃，不仅为当地创造不了高利润，也无法给甘肃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而沿海城市，减少重工业加大日用品生产却提供了大量的就业与税收。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计划体制被市场经济的大潮所淹没，使原先以原材料优势为支撑的甘肃工业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衰弱。如大型的扬子石化，茂名石化、齐鲁石化等企业建在东南沿海城市，与它们雄厚的资本、先进技术与庞大的市场需求相比，甘肃的石化企业明显地缺乏这些优势。随着市场的选择，甘肃越来越被抛在后面。

一些矿产资源开发企业，如白银市的有色金属公司，正面临着铜矿资源枯竭后企业陷入倒闭的危险。甘肃镍曾占中国80%以上的产量，现在也趋于下降。矿产资源的减少使甘肃的矿产企业正考虑从外地购买矿产在当地加工。

而从外地购买矿产进行加工，无疑加大了企业的成本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力。它们几乎没有优势同市场竞争中崛起的私营企业较量。失去资源优势后的产业除了衰退以外，等待它们的还有沉重的债务。

水力发电虽然是甘肃的一个重要能源，但现在，甘肃火力发电的比例却超过了水力发电，因为黄河上游来水减少。有些国企业因特殊时代的使命建在深山里，周围都是茫茫的戈壁滩，像是一个孤岛，一旦企业破产后它们的学校、医院等后勤交给谁呢？靠什么继续维持它们的生命？这些因素使一些即使资不抵债的企业，也不能轻易地破产倒闭。破产会涉及到多方利益的冲突，改制也拖了很长的时间。

三线产业调整办公室已在甘肃搞了20多年，这些背负着特殊时代需求的企业，仍将留在深山里。要将那些生锈的机器重新转动起来，帮助企业设计新机制打破条条框框，注入新的技术与资本使其获得新生，不仅过程漫长而且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这也是甘肃工业化仍停留在初期阶段，尽管消耗了大量资源，却无法与东南部私营企业竞争的一个原因。

"一五"、"二五"期间的行政调配给甘肃奠定了工业基础，形成了能源、石油、化工、冶金、机械等行业。20世纪80年代变革以来，甘肃只是对这些工业进行了一些修补，没有多少资源再建新项目。受国有企业垄断与政策的阻碍，对甘肃经济能量增加来说，私营企业没有成为一个新的力量。

过去，体现国家意志的甘肃工业，现在无可奈何地看着资本、技术、人才，随着市场的竞争而纷纷涌向东南部城市。自身工业的老化、技术的落后、资本的短缺，都使甘肃与东南部的距离越来越大。

甘肃工业内在机能反应的滞后，是阻碍它主动适应变革的一个因素。国有企业占80%以上，习惯行政指导与扶持式走路，从来没有培养出变革的意识与领先的精神。更何况，它们虚弱的驱体上还背负着学校、医院等沉重的社会负担。

甘肃财政是吃饭财政，难以为大量的国企注入资金；而新的矛盾又横在眼前，面对失业人员的增加，政府也无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无疑，甘肃的工业处在一个艰难的转变时期。与沿海城市不同，甘肃没有大量的私营企业资本来填充国有企业衰败后留下的空白。旧的产业需要清除，新的产业又急需扶持，没有一个新的群体和大量的资本作后盾，这个转变充满了巨大的阵痛。

实际上，甘肃的官员也认识到，被单一股权笼罩的国有企业要走出自身的虚弱，产权必须朝着多元化方向变革。然而，那些以股份制面孔出现的上市公司仍是一股独大，将资本的权利置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强烈地排斥外部资本来改造它们的集权主义。

目前，甘肃608个工业类别中，国有企业涉及604个，有限的国有资本几乎遍及所有的工商业领域，不仅制约了经济规模的扩张，而且使国有企业的竞争力被严重削弱。国企在许多行业的坚守或继续居于垄断地位，为政府权力的渗透提供了基础，进一步阻碍了市场竞争与民营企业的成长，使有活力私人资本找不到释放竞争的空间。

转变充满巨大的阵痛(2)

股权多元化面临的是多方利益的冲突，原有的工人群体为企业的成长付出了他们的青春时光，虽然没有积累多少财富，他们也不想离开一天天看着长大每天冒出烟雾的工厂；而新的资本所有者需要清除过剩的人力。

现实中，股权的多元化找不到理想的实现者。政府担心国有企业被新的资本所有者收购、兼并、控股后，后者并不是真正想在当地把产业做大，而是利用企业现有的资源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最后，政府接手的是一个被资本玩弄得破落的企业与大批需要救济的失业人员。

因此，甘肃官员在放弃对国有企业的控制、让外来资本收购兼并时，仍然犹豫不决，以至在10多年的企业改制过程中，他们一方面感到政企不分导致国企的所有者缺位，没有人真正关心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这是国企走不出亏损的根源；另一方面，改制既然触及到了产权的核心，国企里面的既得利益者不甘心放弃自己的控制权。

改制还遭遇国企沉重的历史包袱，特别是银行的巨额负债。企业已是资不抵债，扭亏无望，决策者不得不采取先改制、先重组、先安置、后破产的谨慎分离改制。即把一部分资产用于偿还债务，另一部分用于安置失业人员，不至于因企业破产把工人推上绝路给社会带来震荡。

背负沉重债务又扭亏无望的企业，竭力争取银行对它们的呆坏账进行核销。政府为了扔掉这个影响他们政绩的包袱，也希望银行能给予信贷上的支持。甘肃100多家陷入危困必须破产重组的工业企业，需要核消的呆坏账大约120亿元。一笔笔巨额的不良贷款就这样在所谓的支持、维持社会稳定的诉求中被削减、核销。

不良贷款的核销看起来充当了化解双方矛盾的调和剂，政府、企业、员工仿佛是从重重大山中走出，获得了飘飘欲仙的解脱。一笔笔巨额贷款的核销，意味着大量资源的无效配置与金融风险的增加。

需要破产的企业还在排队等候，这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并设计出能冲破重重矛盾、经过多方利益讨价还价的方案。有限的资金被这些破产企业占有，意味着计划经济形成的产业还在消耗着今天改革的成果。

构成甘肃经济增长的那些城市，如兰州、天水、白银、金昌、嘉峪关，基本上都是在能源、原材料、重工业上寻找增长。这些行业被国有企业垄断，与中小企业及其他产业几乎没有关联，辐射力很弱。留给甘肃的是经济增长与财富分配的渠道都非常狭窄。

国有企业的没落，私营经济又没有成长起来，使甘肃的一些城市能量衰减。如武威2002年全市销售收入过亿元的企业只有3家，全市工业利润一年只有5000多万元，这比不上东部一家私营企业的利润。

甘肃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多借助于国债资金。5年下来，投入基础建设的资金大约有100亿元，其中国债资金占了三分之一。

基础设施建设的巨额投资与经济规模狭小，使处于产业衰退、城市设施需求巨大的甘肃，将面临着长期公共资源供给不足的压力与矛盾，争取国债资金就成为了当地官员执政的一个重要目标。

政策上虽然鼓励私营企业参与兰州的公共设施建设，但来自垄断的力量仍把开放的大门紧紧关闭。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巨大，使兰州资本积累还比较弱小的私营企业仍只能望而却步。

资本的意志总是追求着利润，没有利润或者短期难以实现利润的项目，是不会吸引私营企业的，能够有实力进入的私营企业，在甘肃还没有出现。

现实中甘肃的私营企业成长的环境很不理想。嘉峪关一家私营企业申请安装锅炉，质监部门内部的两个科之间互相争夺，整整等了5个月不给验收，致使企业整个项目处于停顿，一些材料报废。类似的事情也出现在张掖，质监部门验收的费用却要企业来承担。

即使出台了对私营企业的优惠政策，但权力部门化、利益化使优惠政策大打折扣。要求地方进行减免而上级不动，将包袱扔给最困难的基层，优惠政策的效应到了私营企业手中已近乎于零。

国有企业形成的庞大垄断，使甘肃即使经过了20多年的变革，私营企业的资本超过亿元的大约只有20多家，500多万元的也只有100多家。在国有企业破产将工人抛向社会时，私营企业却提供了400多万个就业机会，给处于失业压力大的甘肃带来了一线希望。

省政府曾多次发出通知，要最大限度地支持私营企业的成长，但掌握着权力的部门又如何肯放弃他们的利益，靠什么打开资源垄断的大门让私营资本自由公平竞争？

那些在宏观上缺乏具体操作性的文件，除了在口号上能给私营企业支持以外，它难以给私营企业行使权利打开方面之门。相反，却给掌握权力的部门提供了继续垄断的借口，它们往往以不好执行、情况复杂为由拖延或者拒绝实施。

结果，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经过反复讨论形成的文件最后形同虚设得不到有效的执行。行政成本仍在无限地支出，实际产?的效益却因各部门之间传递的迟钝、麻木和阻隔而被一次又一次地分解、融化和消耗掉。

私营企业一再地失去市场竞争的时机，它们的成本因僵化的行政管理被无限地提高，其竞争力也就越来越低，这就是为什么甘肃产生不了有影响力的私营企业的根本原因。

转变充满巨大的阵痛(3)

当他们将30多年或者更长的时光奉献给了仅有微薄收入的国有企业时，等待他们的竟是企业的破产和生活没有保障的困境。他们的内心发出了这样的呼声：改制不应该忽视我们工人阶层弱势群体的利益，体制上应给予我们这些弱势群体一些利益上的倾斜和补偿。

由于行政权力对资源的高度垄断，使失业的工人既不是资本的所有者，又没有权力决定破产企业财产的分配，甚至连法院已判决给他们的破产资产也拿不到手。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工人不得不与资方及官员展开谈判。

只能无奈地接受资方的条件(1)

"这标语我们已经守了半年，可你一来就拿下，这是什么意思？现在员工已经拿不到工资，生活非常危困，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待。"这是宁夏亚麻印染厂工人对刚上任的石厂长发出的质问。

前任厂长将企业的小礼堂出卖给私人做房产生意，遭到了员工的强烈抵制，他们围在工地上阻止工程队施工并打出了不许贪官卖地等标语。

上任第二天，石厂长就叫人把标语拿掉。这一下，激怒了那些拿不到退休费及工资的员工，他们满脸怒气地冲到石厂长的办公室。厂长请他们坐下来商谈，可他们坚持不坐并向厂长发出严厉的责问。

从1994年就开始走下坡路的宁夏亚麻印染厂，2002年不得不停产，此时它负债达1亿多元，1000多名员工每月只拿政府发给的失业救济金195元。前几任厂长不但没有给工人带来实惠，而且使企业进一步资不抵债。拿不到退休费和取暖费，忍受着寒冷的员工对新来的石厂长自然充满了敌意。

当石厂长到来时发现企业账户上几乎没有资金，仓库里也没有原料。最多时有100多名工人找他。他清楚地意识到，要重建员工与企业之间的信任就必须要给员工以利益。

石厂长只好寻求合作，他将一大部分车间租给了私人经营，一年收取70万元的租赁费。私人资本的投入重新启动了停止运转的机器，生产效率之高是原亚麻厂从来没有见过的。通过拍卖，厂里的土地卖给了私人开发房产，亚麻印染厂获得了1000多万元的资金。

但在把车间租给私人经营的问题上，员工们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样做等于把自己赶出了工厂，让私人抢占了他们的财产。石厂长给他们的陈述是，眼下厂里已经没有资金启动生产，只有通过私人资本恢复生产，才能给失业员工以收入。

紧张的对话后，石厂长答应解决他们面临的困难。被停止开发的房地产继续开发，收回的租金和卖地的收入给员工报销医疗费，发放退休费和工资。交了四年房改钱没有拿到产权证的员工也拿到了房产证。

石厂长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让员工拿到了他们期待已久的医疗费、退休费等，同时还提高了工人们渴望已久的工资。随着这些困难的解决，对石厂长的信任危机也开始消失，他们甚至感激地说，石厂长来得太晚了。

新厂长为什么这样做？他又得到了什么？石厂长说，他的收入远在高收入者之下，与拿着微薄工资或拿不到退休费的工人相比他又要好一些。他感到自责与忏悔的是，那些干了几十年的工人，最终仅靠几百元的收入勉强地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令他有些伤感的是，自己在国有体制中干了30多年没有什么成就。

租赁亚麻厂经营的私人公司，给现在聘用的员工发计件工资。这些员工过去在国企工作，享受法定休息日，现在已无休假日可言。

企业倒闭后，没有其他就业机会的员工明显地感到自己在被资方的聘用中几乎没有什么谈判的优势，只能无奈地接受资方的用工条件。而亚麻厂领导者在企业陷入困境，需要通过私营资本投入来发放员工退休费的情况下，也难以为工人主持公正。

我去亚麻厂采访时，正是星期日，可女工们还是在轰鸣的纺织机前不停地工作着，干一天她们得元。她们还不能适应私人资本对她们劳动的要求，感到国有企业比现在要好。

她们抱怨说，给私人资本家打工一旦休息就没有工资。收入的低下，没有法定休息日，劳动强度的加大使她们感到为私人企业打工不划算，还不如回家拿失业救济金。

她们曾是纺织厂的主力军，为工厂奉献了她们的青春。当企业倒闭她们以失业的身份离开企业时，既没有青春的资本来开拓新生活，又没有什么技术打开新的就业之门，留给她们的是额头上的皱纹与失业的沉重与悲伤。

一位女车间主任说，尽管工资微薄，但她们已经在亚麻厂干了20多年，现在已是40多岁，青春已经被纺织机器吞吃了，一旦离开了国有企业她们还能在哪里找到生存的机会。

年复一年，她在一个狭窄的车间里活动，在纺织机前来回走动。与几个熟悉的纺织女工交往，又不是企业的高层决策者，也没有更多的压力要她去思考国有企业走向何处这样的生存问题。因此，她对国有企业的危机看得并不清楚，她更多的是服从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每月能按时发工资，亚麻厂能维持到她退休这是她目前最现实的梦想。

现实的困境，使她们寄托于有一个好的领导能把企业维持下去，能够给她们一个最低限度的生存空间。纺织业曾经创造的辉煌使她们感到自豪，但这种辉煌如同夕阳西下，远远地离去了。

她们念念不忘在计划经济时代亚麻厂给国家创造了多少税收。而进入市场竞争时代后，她们仿佛感到自己被抛弃，获得的回报愈来愈少，甚至已经供不起孩子上学或者让自己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

干了30多年已是宁夏亚麻厂企业管理科长的杨先生，收入一直没有超过1000元，目前每月只有700多元的收入。他明显地感到自己的收入并没有随着变革上升，而随时有可能下降。他靠着过去"工人是国有企业主人"的传统理念来支撑着实现的落差，或者沉浸在对过去国有企业美好的回忆中，来忘却低收入带给他的现实困境。

只能无奈地接受资方的条件(2)

他的收入只够一家三口人维持生计，孩子上大学的学费，家里的装修，生活水平的提高等压力，使他的内心时刻涌动增加收入的强烈渴望。但身处一个亏损的企业，他不得不把这种欲望压抑在心中。

爱人买断工龄获得的3万元，他只能存在银行里当做全家人的活命钱，上大学的孩子一年就得14000元开销。他是在过去孩子还没有长大时节衣缩食积蓄了一点钱，一旦他失业，整个家庭将会陷入一种巨大的恐慌中。

受计划经济培养的杨科长，强调自己过去为国有企业的成长作出了牺牲，他的业绩印在了与他相伴了几十年的机器上。他坦诚地表示，要让他现在认可搞私有化，要把他干了30多年为国有企业积累的资产推向私有化，他很难接受。

生是国有企业的人，死是国有企业的鬼的观念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心中，他认为自己这一代人已经做了国有企业改制的试验品，而有些人利用政策变革出现的空档，在国有企业的基础上搞个人的私营化，他表示坚决反对。

"我们的能力并不比私营老板差，只是我们受到一种体制的束缚，这种体制根本没有给我们去施展才能的机遇，要把我们创造的企业财富，通过国有资产流失的方式流到私营企业手中，这是对我们劳动成果的剥削与掠夺。对此，我们不能赞同，但我们对靠自己拼出来的私营企业表示赞赏。"杨科长情绪高昂，表达了把国有资产转到个人手里的不满。

他指出，改制不应该忽视我们工人阶层弱势群体的利益，体制上应给予我们这些弱势群体一些利益上的倾斜和补偿。过去在国有企业的体制中，他没有感到受着剥削。现在改制把他们几十年，整整一代人创造的国有企业，以廉价或以假破产的方式让私营企业来占有，他感到这种剥削的力量，已经愈来愈快地向他们这些弱势的工人阶层逼近了。

他还有一点不理解的是，公务员未必比工人作出的贡献大，可现在公务员的工资是他们的好几倍，这对工人是很不公平的。

过去，他们已经多年默默地承受了低收入带来的损失，从没有过分地表达过不满。但是，如果现在还要让他们继续承受变革带来的损失，他们将不愿意为此再作出牺牲。

老伴和儿子都从亚麻厂失业以后，王师傅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压力打破了他一家人的生活秩序。他本人在亚麻厂干了27年，三个人每月加起来的收入不过800元，一家4口人每月的生活最低得700元维持。

生活的压力把他推向街头摆起了地摊，所获收入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家里有病的母亲如果不是几个兄弟分担，靠他一个人几乎是力不能支。

在王师傅家里我发现，虽然改革已经20多年了，可家具还都是他结婚时购置的，一台旧彩电是岳母去世时分给他的遗产。陈旧的房子多年没有装修，使人感到这个家没有一点时代色彩。厨房里那个烧得发黑，换了三次底的水壶已经用了15年。这把壶聚集了他几十年的俭朴节约精神，同时也告诉我，计划经济给他的微薄收入，使他除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以外几乎没有什么资金用于消费。

挤在50多平方米的家里拿着可怜的失业金，王师傅感到过去曾让他为之欢呼、寄托着他作为一个工人阶层的梦想、无限光荣的国有企业，已经在他心中化作了一种长长的伤感。几十年了，国有企业在他心中已成为不能割舍的情感。

当他们把30多年的时光或者更长的岁月交给亚麻厂后，等待他们的是失业。回想进厂时每月只拿30多元，直到退休前他还只是300元的工资。现实的困境，使他们有时用一种无意识来麻木自己的失落，即别人与我一样没有积累到更多的财富，我为什么要去悲哀呢？

与周围人巨大的经济差距，使王师傅怀念起过去国有企业带给他的好处。那时，大家贫富差距没有拉大，工人与官员都是一样拿工资吃饭，心中没有什么不平衡。而现在有一个疑问在心中总是挥之不去。为什么我们为国有企业作出了巨大的奉献，现在却生活在最底层？改革还能给我们带来好处吗？退休有保障吗？谁来弥补我们的损失？

最低的愿望就是在退休后生活有保障。生活有保障就很满足了，如果这一点愿望也不能实现，那就是对我们30多年付出的贡献的一个巨大否定。因此，他们最大的希望是维持国有企业不走向破产，不因剧烈的震荡彻底击碎他们最后的梦想。

很多退休或者失业的工人，在他们还没有得到生活的享受，没有摆脱贫困与失业带来的创伤时，就要面对已经成年的孩子。那些头发花白的老工人，仍要咬紧牙关将那一点退休费节约下来用在孩子的上学或结婚上，期望孩子们能脱离自己深陷其中的暗淡的生活。

长期受国有企业文化的熏陶，他们的整个精神、人格和思维方式已经打上了国有企业体制的烙印。要让他们把几十年在国有企业接受的价值抛弃，突然接受私营企业的文化，对他们来说，是既陌生又残酷的。面对挟带着巨额资本的私营企业?他们怀有畏缩、观望的心态，害怕私营企业兼并他们多年创造的国有企业，切断了他们原来享有的福利，他们幻想着在这种国有企业中维持到退休。

几十年来奉行着传统国有企业输灌给他们的奉献理念，不计报酬地尽职尽力给企业多作贡献，但这种扭曲人性的价值观念与精神追求成全不了现代工业文明。大部分亏损、破产的国有企业，并没有证明仅凭个人的热情就能救活一个企业。

只能无奈地接受资方的条件(3)

在计划体制下，所有的下级都按照上级的意图办事，无所谓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到亚麻厂之前，石厂长曾经被上级派到其他几个企业去安置破产企业的员工，这种安排并非出于他的本意。他到一个企业有时只是去充当一个维持稳定的角色，真正留给他去改变企业命运、给工人带来财富的机会已经几乎没有。

在行政主导下的企业里，工人很少有机会去选择能给他们带来命运转折的企业家。选择权不在工人手里，他们不能改变企业的命运。留给他们的往往是，在企业陷入亏损或破产时，如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同时，渴望改变企业命运的人由于没有选择机会，也不能去经营一个被政府控制的企业。这是造成中国大量的资源被无效率的国有企业浪费而不能创造财富的可悲命运的根本所在。

没有给企业带来希望或者给工人带来更多收入的厂长，工人们不可能与他们建立一种契约信任关系。这些厂长继续留下来只会与工人产生更大的矛盾与冲突，当他们再也不能拯救处于将要破产的企业时，政府往往一纸调令将他们换到另一个部门。亚麻厂的几任厂长就是在这种现状中来回更换。

有些国有企业随着改制，权力进一步地向管理层集中，工人与管理者之间信息更加不对称。工人无法知道企业的决策对自己的利益有多大的损害，管理者会为了取得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权，置工人于更加不利的处境中。

工人要从改制中看到自己收入增加，改善狭窄拥挤的住房状况，过上更好的生活几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三四十年，他们像机器一样每天在运转。没有谁能告诉他们，在未来的岁月里，留给他们的还将会是怎样的命运？

旧的福利制度已经结束(1)

经过了几年艰难的尝试与各方利益的碰撞、妥协，包头29家国有工业企业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它们落入新的资本所有者手中，尤其是那些上市公司，其优质资产释放出来的财富成为私营资本最激烈争夺的对象。

当那些告别倒闭破产、在国有企业干了二三十年头发已经苍白的工人，拿到几千元或上万元买断工龄的补偿金时，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凉与伤感如巨浪般向他们袭击而来。

在工人置换身份时适当地补偿一些国有资产，也是将变革推动下去的一个手段。同时，通过工人持股，使工人在计划经济时代结束、走完他们在国有企业最后的岁月时，能给他们一次权利的选择与利益上的实现。

包头的钢铁、机械、纺织等行业集中了大量的产业工人。因担心持股过于集中，包头的国企改制实施人人持股的做法。尽管获得的股份和置换身份得到的收益比较少，但也能给把青春消耗在亏损的国有企业，几十年拿着只够吃饭的收入的他们心中带来一丝安慰。

即使经过了改制持有了公司股份，由于企业资产质量差一时也不可能卖出去，工人们仍要与新的大股东也就是资本所有者重新签订合同并维持一种新的契约关系。受技能所限，大多数人仍要在改制的企业中就业。

巨额的银行债务在政策性破产给予的优惠下被一笔勾销。对破产企业进行重组后，原来企业与工人之间的福利制度随着新的资方的进入结束了。大量的工人需要重新安置，要建立新的养老保险体系，这些都需要投入巨大的资源。

企业破产后不再替工人交纳电费、水费、暖气费等，这是摆在失业工人面前的一个新的挑战。过去，工人在企业的小社会里安稳地享受着这些福利，破产切断了这种福利体系。新的资方受制于财力不愿支付或认为自己没有承担的义务。

考虑到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理，把失业工人推向绝路将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政府官员不得不从中调和。收费部门只得对破产企业妥协，将所欠债务打折。

包头的兴起与包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包头2002年财政收入35亿元，包钢贡献了三分之一。没有高附加值产业的包头只能发挥它的矿产资源优势，矿产资源仍是包头的支柱产业，如钢铁、稀土等。在丰富的煤炭资源带动下，火力发电得到发展，使包头的资源向高价值转化。

通过改制及对资源的整合，使包头的工业正在向大集团聚集。在矿产型的城市，只有建立资本实力强大的公司，才能更好地将矿产中包含的财富效益释放出来。

一位将包头国有粮油公司改制为民营企业的管理者，发自内心地感受到，自己的命运现在真正与企业联在一起了。他现在真实地感到自己创造财富的空间突然扩大了，付出多少代价就能得到多少回报。有产者的时代已经离他们越来越近了，他希望将销售收入做到原国有企业从来没有达到的水平。

改制企业的管理者，一方面要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另一方面又害怕收入差距拉大引起工人的不满。

分流对包钢一些工人来说充满了阵痛，他们原来享受的待遇是一样的，收入没有显著的差别。而从钢铁主业分离到子公司后，收入减少了很多，甚至没有保障。到不景气的子公司工作不但没有希望，而且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庞大的包钢实际上从事钢铁生产的只有4万多人，更多的是配套企业。内退使2万人离开了包钢，最终可能还要分流2万人，大量被分流的人安排到辅业上去。辅业上的收入和待遇与主业相比，差距很大。

包钢主业的人员年平均收入达到15000-20000元，一份提高管理层收入的方案经过多次讨论已在包钢集团出台，有些管理层的年收入由现在的几万元可能上升到10多万。

收入的提高取决于包钢集团高层领导的态度。他们管理的资产并不属于他们所有，资本与他们的管理是相分离的，利润的增长并没有在他们的报酬中得到体现，他们缺乏推动国有企业打破传统利益分配格局的动力。

一位在包钢从事企业文化工作的员工表示，他希望工资增加，但收入的增加不是由他一个人决定的，它涉及到一种机制。收入向什么人倾斜，背后体现的是分配理念。

大型国有企业靠行政力量生存，给工人更多的回报不是第一个考虑。先建设、先生产、后生活，这个理念一直在影响着包钢这些国有企业对利益的分配。

大统一的包钢利益分配格局随着市场竞争与内部机制的变革正在出现分化，虽然决定利益分配的权力仍掌握在公司高层领导手中，但阻止利益分配的变革或者领导人仍坚持旧的分配观念，都可能挫伤员工对利益的期望。

不可否认，在市场竞争大潮中包钢也需要对那些业绩突出，给公司带来更多利润的人给予更高的回报。科技人员给公司带来的价值有时比那些干累、险、脏活的人要高，过去的平均分配机制使他们的价值没有在个人利益上得到体现。

这位在包钢搞企业文化工作的员工说，包钢也?要高级人才，但不会像私营企业那样一下子就给他高出员工许多倍的收入。人尽其用、人有所值是受传统平均分配影响的国有企业难以做到的。传统、成熟的钢铁产业对高科技人才的需求也不是很强烈。

旧的福利制度已经结束(2)

如果说美国硅谷培养的是更多创新精神、表现个人英雄主义的年轻人，那么像包钢这样大型的传统国有企业，培养的是服从集团组织的群体，个人的英雄主义在庞大的机器面前少有用武之地，个性被淹没在集体主义的价值中。

袁师傅一家三代人的命运与包钢紧紧地联在一起，他干了35年每月只拿到1200元。20世纪60年代进包钢时他想的只是如何把活干好，那时每月收入只有18元。他过去都是执行上级的安排，几乎没有个人的表现。

他把自己在包钢形成的价值观传给儿子，儿子依照父亲的教诲在机器旁边继续从事着简单而没有创新的操作。由父亲、母亲、儿女、孙子几代人就业形成的包钢，使包钢被一种传统的家庭文化包围。这种单一、僵化、缺乏创新的文化妨碍包钢内在变革力量的成长，以至于搞了10多年市场变革却仍然没有在利益分配上走出传统集体价值观的笼罩。在私营资本进入之前，它还会维持一种传统的价值观念。

低收入不计报酬的奉献精神曾促使包钢在一个荒原上耸立起了冒着滚滚浓烟的庞大厂房，第一代工人靠的是为民族摆脱贫困的无私奉献精神。受市场经济熏陶，这种精神在青年产业工人心中已经显得很苍白，难以唤起同样的理想，他们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

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使他们固守的传统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过去工人对领导下饭店、坐高级轿车感到不满，认为这是在浪费他们创造的国有资产。现在，他们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希望领导的收入拿得更多，这样自己的收入也能跟着上升。他们把收入增加的愿望寄托在领导身上。

青年产业工人对包钢变革的看法很现实，他们更多的是对利益的诉求。对收入的增长比以前更敏感，对收入的上升有着更强的预期。他们不仅寄希望于领导，而且也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只要自己干得多、做得好、产品卖得多增加了收益，自己的收入就应该提高。

我在包钢的一个车间里与干活的工人交谈，工人说，由于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工人对企业的走向更加敏感，他们会思索这种变动会对自己的利益带来什么影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从来不思考这些问题，他们陷入了一种集体的无意识中，反倒认为企业垮了自己可以回家休息。

变革使管理者和工人被计划经济压抑了很久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他们比什么时候都强烈地关注企业能给自己的付出带来多少回报。利益分配的绳子就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任务分到每个车间或每一个职位上，他们将在这个职位上拿到他们自己的那份回报。

包钢集团有两家上市公司，因吸收了集团的资源成长，在利益分配上仍脱离不了集团对它的牵制与影响。上市公司的领导仍由集团领导担任，集团不可能看着自己支持的上市公司，拿着比自己更高的收入。

包钢树立了一些新的模范。这种模范的价值与选择对象与过去的奉献精神有所区别，把有创新的科技、管理人员推到前排，希望用鲜艳富有人性的价值，来代替过去单一苍白的宣传。

难道再也得不到保障(1)

"自你们重组破产的棉纺织厂以后，房子被拆除，地已出卖，这谁干的？为什么不交养老金并偿还我们的集资款？必须给我们以医疗保障！"

为维护自己利益的包头棉纺织厂工人不得不与资方展开谈判。工人早晨8点多钟就到了厂礼堂，可资方到10点半才到现场。资方见工人气势高涨、群情激愤想溜走但被工人挡住。工人围住资方后闻讯而来的警察问明情况后走了，剩下的只是厂保卫人员与资方站在一起。

一阵激烈的交锋后，资方承认拆除房子出卖土地是自己所为，工人紧跟着追问：钱到哪里去了？一谈到钱资方就沉默不语。艰难的谈判进行到下午3点多，也许是迫于工人的压力，资方只得口头承诺给工人解决医疗保险问题。

第二天给工人办医疗保险的布告贴出来了，可再过一天工人看到的是原来的布告被新布告盖住，上面写的是：不交暖气费的人不给办理医保。这一下工人被激怒了，他们感到自己被资方骗了。

愤怒的工人将这个带有威胁的布告撕了，他们自发组织的包头棉纺织厂国有资产护卫队，不但不让资方继续拆厂里的房子，而且阻止资方兴建为己所用的房子。他们的力量暂时挡住了资方拆除房子的行动。

资方还将没有用过的机器零件拆下来当废品晚上拿出去卖，被工人发觉后，他们将卖零件的人交到了公安局。经过查问，工人才知道资方将厂里原来几万元的机器以低价卖给他人从###利。

尖锐的矛盾始自2002年法院的一纸宣告，使不堪重负的包头棉纺织厂走向了破产。破产工作组调查发现，包棉欠债达6亿元，其中拖欠职工工资617万元，欠工人集资款900万元，住房公积金584万元，养老统筹金1135万元，住房集资款485万元，医疗费80万元等。

工人们还发现，棉纺织厂下属的10多个子公司，都是由包棉出资成立的，它们不但没有赚钱而且处于亏损，至于资产流失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亏损，由谁来负责工人们并不清楚。他们与厂方之间信息极不对称。

破产之前大约有7000人每月拿到的收入只有400-500元，1999年停产时他们每月的收入降到了218元。

按破产协议，破产资产要先支付退休费、在岗员工的工资、养老费等，可破产后员工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让退休员工更为忧虑的是，由于企业欠社保局养老金，他们的退休手续至今没有进入社保局，目前的退休费由政府暂时代发。

破产时协议评估每个员工补偿万元，并将这笔资金打入社保局作为退休员工的退休金，可破产后资方只给了离开企业的员工2500元的补偿。对破产补偿感到不满意的员工找到了政府，官员也认为这个补偿太少，但员工没有得到最终的解答，他们对补偿标准几乎没有机会与资方进行谈判。

重组的资本方也答应按协议履行，但后来却以企业没有资金为由没有履行。一位姓刘的工人告诉我，过去工人交的医疗费、上岗费、住房公积金等都被新来的资方掌握。因此工人们认为资方不履行破产协议，他们与破产的棉纺织厂就没有脱离关系。只有在新的资本方彻底把拖欠的养老金交到了社保局后，工人的养老保险才能进入社保局。

退休工人去法院申请对新来的资方实施强制执行，以促使企业将资金打入社保局，但法院表示无能为力。

分流出来的工人本应得到9000元的补偿金，资方需要用工时再与工人签订合同，可新来的资本方却没有这样做。他以每月几百元的工资聘用工人在企业干活，忍受不了资方剥削的工人只得走人。而工人如果不干了，只能得到2500元的补偿金。

很显然，在资方与工人之间，资方处在优势地位，而工人却处于弱势无助之中。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资方的条件，仅从补偿金的扣除中资方就又能够赚上一笔。

资方既要有熟练的工人来给他干活，又不想支付相应的成本。以低工资使那些处于危困之中的工人不得不接受他制定的工资标准，以便占有工人更多的剩余劳动获取更多的利润。

休产假的妇女本应享受发工资的待遇，可资方一分钱也不付。刘师傅让自己的女儿继续到棉纺织厂上班，是想与资方斗争到底，把自己的补偿金夺回来。

记者走进棉纺织厂看见地上飘满了落叶，原来寄托着工人梦想的澡堂、托儿所、锅炉等建筑已经被拆除，很难想像这片废弃场地曾经是系着白围裙、脸上充满朝气和灿烂笑容的成群的纺织姑娘每天要经过的地方，她们为这个纺织厂献出了青春。

如今这一切随着新资本方的进入，成为了工人们遥远的回忆。一位老工人用手指着一栋被拆除的房了对我说，这上面曾是20世纪70年代建造的锅炉，它旁边高大烟囱冒出的烟雾曾显示纺织厂的机器在将布料源源不断地织出来。

可现在锅炉已经被拆除，房子被夷为平地，一段被烟熏黑还没有拆除的墙壁和披上了一层灰尘独自耸立的烟囱，仿佛是在悲哀地回忆它过去辉煌的岁月。

不履行协议的资方还将原来住宅区铭刻了?工人情感的电影院、食堂、单身宿舍和给女工带来方便的托儿所等，出租给别人变成娱乐场所，有的被拆除搞房产开发，资方还将原来那些凝聚工人劳动成果的纺织机器悄悄变卖。至于卖了多少钱，卖给了谁，工人一无所知。

难道再也得不到保障(2)

很明显，资方要在由几代工人创造的财富以及计划体制留下的破落厂房里，以重组的方式或搞活企业的手段来获取最后的利润，而工人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巨大的推土机在资方的指挥下，将他们以低收入甚至义务劳动建立起来的这些设施推倒并无情地击碎他们寄托在国有企业身上的美好梦想。

退休费得不到保障，资方又以企业还处于亏损为由迟迟不将他们的养老金打入社保局。老工人们忍无可忍，只得挺身而出，他们愤怒地指责资方拆除厂内工人休息的设施，是发个人横财而置工人利益于不顾。

退休的杨师傅对我说，新来的管理者以企业亏损为由，向政府提出了要求。目的是使政府让步，不要让工人向他们施加压力，以图达到占有企业财产拖延向工人支付养老金的目的。

面对如此现状，杨师傅痛心地说，她们这些老工人大多在厂里干了三四十多年。当初进厂干活头脑非常单纯，一心只想着把事办好为企业多作贡献。没有想到的是，退休后竟要为退休费能否得到保障来回奔波。

她们悲哀地看到，由于棉纺织厂破产，企业被新的老板收购后，自己的孩子还是在这棉纺织厂上班，拿到的工资只有300多元，竟然还比不上她们过去拿的收入。她们的孩子在资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冲动中，已经没有什么劳保、法定休息日，生活的艰难比她们在计划经济时代还要严峻。

如果说因生活所迫工人不得不接受资方提出的条件而使自己处于恶劣的劳动环境中，那么，为包头棉纺厂奉献了自己大半辈子时光病倒在家里的工人，她们的生活则陷入了极度危困之中。

我走进一个工人家里时发现，一间17平方米的房子里挤着两张床，床头边立着一个生火的炉子，一把生锈被烟熏得漆黑的铝壶放在上面；铁锅里放着半块发黄的馒头，看样子是没吃完放了好几天。一个碗里放着几个红薯，早晨没吃完留作午饭吃。

床上的被子已被炉内的烟熏得发黑，一些衣服杂乱地堆在一起。一口缸内用石头压着的白菜散发出一阵霉味，房内堆放着几块煤与木头，没有发现家里有油、米。

房子是20世纪70年代修建的，墙壁上的石灰已经脱落，整个房间让人感到压抑。在这间让人感到窒息、气味难闻的房子内住着在包头棉纺织厂干了20多年的王师傅，还有他的老伴和一个女儿。他拄着拐杖浑身哆嗦地站在房子内，病痛正折磨得他抬不起头来。那发黑布满皱纹的脸上已看不到一丝活力。

很难想像被病魔折磨得奄奄一息的王师傅以每月330元的退休费维持着一家三口人的生活。在他那无神的目光里看不到生活的欢乐，也似乎是在诉说一个没有让他积累财富却消耗了他青春的时代，留给他的只是被病痛包围的晚年，并一次次去追问那个时代到底给他带来了什么？

不一会，他老伴回来了，我看见她发白的头发如同寒冷的冬天里被霜冻结的几根树枝。一身灰色的布衣似乎是洗了又洗，那苍白的色调使人感觉到她仿佛还活在那个物质极为短缺、没有鲜艳色彩的时代。

她淡漠地对我说，上午到一家去要了一点饭吃，将剩下的饭带回让老伴吃。家里很少做饭，只是到外面乞求别人给一点。老伴那点退休费看病以后就没有多少钱用于生活，这使我明白了为什么没有看见她家里有大米、面粉、食油等食品。

说完话后，她神情显得消沉，变得茫然若失。不一会，她又带着悲伤的语调向我诉说她一家人的生活没有着落。她绝望的眼神使我感到生活的艰难犹如一股巨浪把她卷到了一个无人援助的荒凉岛屿上，仿佛她再也没有力量能与这个社会融到一起。

她面容憔悴、神情忧郁、眼光呆滞，好像这个都市中的高楼，吃不完的宴席，穿不尽的名贵时装，奔驰的轿车与她一家没有缘份！有谁能体验到她在寒冷中挣扎的悲凉？难道这个世界上的光明与温暖已经离她远去？

楼里还有一位与王师傅一样在病痛折磨中挣扎的董师傅，他因病已做了三次手术，但仍没摆脱病痛的阴影。因身体原因53岁就退休了，那时他已在棉纺织厂干了32年。32年的贡献除了得到每月470元的退休费以外，命运带给他的疾病使他再也不能过着正常人的生活。

三次手术他已经耗费了17000元，多方筹齐了资金后才使他走上手术台。前两次做手术医疗费厂里给他报了，第三次厂里说没有资金给他报销，原因是他的医疗开支超过了5000元。尽管没有钱但渴望摆脱病痛走向新生活的董师傅仍幻想做第四次手术。

董师傅撩起上衣向记者展示他肚子上鼓起来的一个肿瘤，就是这个肿瘤耗费了他一生的积蓄，将他推倒在床上失去了创造新生活的机会，也就是这个肿瘤使窗外明媚的阳光、奔腾的生活在他的眼里化为长长的悲哀与叹息。

他老伴曾在一家毛毯厂工作，破产后拿了几次失业救济金，后来就没有了。老伴一次性向社保局交了5000元养老金，要等到2005才能领取养老费，现在家里的生活只能靠他的退?费维持。

没有钱买棉纺织厂的福利房，董师傅现在住的一间房还是向厂里交了3100元以后才住进来的。这种结局是他当初进厂拿着几十元工资，将一腔热情和精力投入到棉纺厂时怎么也想不到的。

难道再也得不到保障(3)

回首对棉纺织厂32年兢兢业业的奉献，他不禁发出了悲愤的疑问：自己到底得到了什么？为什么最终忍受着病痛，挤在一间17平方米没有暖气的屋子里，听窗外呼啸的北风而独自发出沉重的叹息？难道寄托着自己奋斗理想、充满真诚情感的棉纺织厂，已经再也不可能给自己一点回报而是无情地地将自己抛弃？

美好的幻想被彻底粉碎(1)

比起董师傅的不幸遭遇，包头棉纺织厂那些退休的工人也在为收入维持不了一家人生活而叹息。住在一个楼里的王女士已是51岁，她在棉纺织厂的食堂干了28年，换来的是每月440元退休费。她与丈夫已离婚多年，带着一个女儿住在一间17平方米的房子里。生活的艰难使她在家里做面条拿出去卖，每斤卖元，每天大约卖6斤赚2元。

她拿的退休费只够她和女儿生活，可女儿上中学一年得1000元。无奈，她只能借1万元，她不知这笔债什么时候才能还清。有时几个月她都不上街买肉，每天吃白菜、土豆。女儿已经吃得厌烦了，要求她买一斤肉包饺子吃，可她算计着一斤肉得5元钱，这相当于一家人两天的生活费。

她只得告诉女儿拿不出钱买肉，不幸的家庭使女儿总是对她发出抱怨并不断发脾气，也许受不了这种压抑女儿离开了学校。她悲哀地看到自己干了20多年，竟然不能给孩子一个有希望的未来。她曾到外面谋求职业，因为工作有时晚上不能回家，女儿见母亲不在家也到别人家里玩，甚至一个晚上也不回家。

她担心自己不在家万一女儿发生什么意外，那意味着一切希望都将破灭。一种害怕失去女儿的惶惶不安使她不得不辞退了工作。回到家里，这种沉闷、无奈的生活对她来说只是过一天混一天。

王女士住的楼是棉纺织厂过去给单身职工住的。现在，墙壁已破损不堪，地上扔满了各种垃圾。住在这里的人有的家庭破裂，有的是夫妻一方失业，有的是一家三口人挤在10多平方米的房里。他们在一种破裂、充满创伤、灰冷的生活中勉强度日熬月挨年。

一位老工人对我说，棉纺织厂一位前任领导获得劳动模范称号的第二年，企业就走向了破产。工人们不解的是：这奖章是靠什么获得？是否掩盖了企业的危机？为什么领导取得个人政治荣誉时工人们却在为最低生活费苦苦挣扎？

棉纺织厂破产两个月后工人就陷入拿不到工资无人管理的状态，新的资方也回避他们提出的退休养老金等问题。为生活所迫，工人不得不走上了包头一条主要道路，他们堵在路上神情愤怒地喊出了自己的声音：查清破产原因，严惩贪官污吏，恢复包棉生产，解决职工生活。

他说工人极不情愿这样做，只是希望政府能给他们最低的生活保障，让他们获得退休费与养老金。他还愤愤不平地说，企业陷入破产，厂里的工会在为工人争取自己的利益时，没有给予什么帮助，相反工会还站在资方一边，工人们对工会这种麻木状态深感失望。

刘师傅与老伴曾都在棉纺织厂工作，退休前他们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还不过400元。就是这点工资还要供三个孩子上学、吃饭及一家人其他开支，在那30年艰难的岁月里，他根本无法存款，一直维持着惨淡的生活。

家里没有装修，向别人买了一台旧彩电，没有冰箱，一家三口人挤在50平方米的房子里，这样艰难的生活刘师傅还是很乐观。当初他幻想退休后企业能让自己过上安稳的日子，直到退休后企业破产了、养老进不了社保局、靠政府发放400元退休费时，他才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危机向自己扑来。

破产后，厂里医院已经没什么药能治病，看一次病最多开5元钱的药也得付挂号费，刘师傅只好到外面医院看病。

我还发现刘师傅家门前有两口大水缸，刘师傅说缸里压的白菜以备冬天吃。冬天里新鲜菜供不上时，白菜在市场上每斤涨到1元，对于退休费不够维持生活的他来说，只好在便宜时以每斤2角买下200斤菜卤在缸里，他家就吃这缸里的白菜过一个冬天。

从进厂到退休一直没有离开过厂子的杨师傅，在棉纺织厂干了30多年的保管员，他忠心耿耿地维护着企业的财产。

他的妻子在一家集体企业干了10多年，企业破产后只拿到了可怜2000元的补偿费，最悲哀的是妻子每年还要拿1000元交到社保局，交五年后才能享受养老保险。为交妻子的养老金杨师傅不得不四处筹钱。

他自己也有病，一个疗程就得800多元。一年需要2400元的药费使他每月400元的退休费根本不够开销，有时不得向亲戚求助。家里的彩电还是10多年前他哥哥送的，冰箱至今买不起。如果他80岁的父母不是住在他妹妹家里，他那点微薄的退休费是无论如何也供养不起父母的。

每想到这件事他就感到很惭愧，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干了30多年的保管员，等来的竟是企业的破产，医药无法报销，退休费不知何时才能彻底解决的结局。而当他走过自己熟悉的厂房，看到企业被新来的资方吞并，里面的房子被拆除，一种说不出的痛苦涌上他的心头，他感到近在眼前倾注了无限热爱的棉纺织厂已离他愈来愈遥远。

他不相信这会变成事实：一个曾经给国家提供过巨大的财政收入，创造过辉煌的棉纺织厂，竟然就政策性破产被别人占有了。

当我登上去贾师傅家的楼梯时，已是夜晚楼道却不见灯亮。贾师傅说原来这里都有电灯，可资方来了以后将楼道里的公用电灯掐断了，目的是节约开支。过去几十年照明都是由企业提供，现在每天晚上却是摸着楼梯在黑暗中回家。

楼梯下面黄叶飘满了一地，杂物及其他垃圾随处可见，楼道内的废物也是扔得满地，墙壁破损，一片衰败的景象笼罩着老工人们的房子。贾师傅说以前这里的卫生有人打扫，可现在资方不承担这里清扫的义务。资方对他们的承诺不兑现，使工人们情绪极为低落，卫生也就无人打扫。

美好的幻想被彻底粉碎(2)

贾师傅说，他20世纪60年代从太原调入包头棉纺织厂，每月只拿40元，虽然过去了几十年，工资几乎没有什么增长，到退休之前他每月才拿500元。这样低的收入使他至今既没有资金去装修住了几十年的房子，也无力更换家里显得很陈旧的生活设施。

70岁的贾师傅与他的五个孩子曾经都在棉纺织厂上班。企业破产后，还有三个孩子不得不回到改制的棉纺织厂上班。他女儿说有活干她们才能拿到收入，固定工资对她们来说已是过去国有企业的专属品。不稳定的收入不知要伴随她们多久，她的心感到非常压抑。

她在棉纺织厂已干了20多年，最美好的青春已经献给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现实中，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供她选择，回到改制后的棉纺织厂忍受不稳定的收入实属无奈。

贾师傅曾经只想着让孩子快点到棉纺织厂接他的班，为了孩子能到国有企业他感到很高兴。这种想法使他没有去培养孩子上大学，他教导孩子们要在厂里老实干活，却没有教给孩子们去开创一种不同于他的生活道路，以至五个孩子走上了与他同样低收入的道路。

当初美好的期望随着棉纺织厂的破产被彻底地粉碎，他没有料想到自己用心良苦给孩子作出的安排，竟然让孩子得到的是不如他的结局，要在比他更低的工资、更恶劣的劳动环境中承受漫长难以看到希望的生活。一种悔恨如一杯苦酒在他心中漫漫地流过。

他两眼无神地坐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那花白的头发和苍黄的脸色，显示着岁月不尽的沧桑和人生的不测和无助。

他曾经为棉纺织厂的生产而欢呼，为它的繁荣投入了自己的热血和青春。哪怕是用微薄的工资养活着五个孩子，他也义无反顾地为这个厂坚守了30多年，可现在自己的命运还能交给谁呢？他一生的时光就这样消失在这狭窄的空间中吗？

面对孩子的失业以及随着孙子的上学，再加上住房市场化，贾师傅不得不把自己只够生活的退休费，挤出一点来救济孩子的生活。

如贾师傅这种处境的退休工人在棉纺厂还有很多，他们的生活突然陷入了不可测的黑夜中。他们的孩子在棉纺厂失业后，往往需要他们拿出退休费来支持，甚至还要支付给孙子的教育费。有限的收入与众多的支出使这些工人的家庭不但多年无法积累财富，也使他们的生存环境变得极其脆弱。

因为失业与贫困带来的阴影与震荡，使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和痛苦的家庭，不得不走向离婚，极端的人以自杀来结束这种看不到希望的生活。家庭破裂带来的伤痕又往往造成了孩子的不幸。

这些现代都市中的贫民，不仅难以找到一个新的生存资源，更重要的是，贫困使他们的精神受到很大的压抑。这些贫民的出路在那里？他们心中还存有幻想吗？等待他们的命运又是什么？

拥挤在阴暗的窑洞里(1)

如包头棉纺织厂工人陷入医疗、养老困境的情形，我在延安丝绸厂采访时也看到了。已是66岁的刘俊杰，1971年就进入了丝绸厂做木工。那时他头脑想得很简单，把活做好到年底评个先进，获得个奖状心里就感到很满足了。

他拿出了1976的粮食供应证给我看，上面写的小米、玉米、面粉都是1角多钱一斤。那时他用每月供应的30斤粮食养着4个孩子，生活虽然清淡但他没感到有什么忧虑。

后来他被调去看工厂大门，他目睹丝绸厂一天不如一天，他一个工人对此是无能为力的。等到1994年退休时他拿到的退休费每月才110元，现在涨到了每月426元。

脸上患有神经麻痹症的刘师傅一遇到下雨天就感到脸上很麻木。看一次病就得200多元，这花去了他一半的退休费。既要生活又要看病，他已经有三四年没有到医院看病了。

他从1992年积压到现在的医疗费大约有4000多元，按规定可以报销80%，可丝绸厂一分钱也没有给他报销。

他在窑洞内住了30多年，房改时他把28平方米的窑洞以5934元买下，算上前院与窑洞加起来面积也只有56个平方米。可他与老伴的工龄加起来有67年，如今他和老伴只能住在没有暖气没有卫生间的窑洞里，一天天地为医疗费发愁。

比起刘俊杰，67岁的刘正才的家庭还要困难。他在丝绸厂干了20多年，他住的一间窑洞摆着两张床，其中一张床上四个孙子睡在一起。房子内有一股难闻的油烟味。房内一片昏暗，刘师傅说房内本有两盏电灯，想节约用电就将其中一个灯关了。

借着这个灯发出的微弱光亮，我发现刘师傅的家具都很陈旧。一个旧彩电还是别人送的，里面两口缸压的白菜供冬天吃。由于洞内摆了两张床，再加上其他杂物，房内显得非常拥挤。

就是在这20多平方米拥挤的窑洞内，刘师傅用他微薄的收入养育了6个孩子。虽然国有企业给他的收入很少，可他感到过去国有企业对他的生活有保障，思想上不存在什么压力。

现在他整天在这窑洞内忧虑的就是每袋面粉怎么从8元一下子涨到了50元？医疗费何时能去报销？付煤气费的钱在哪？越忧虑他越不敢上医院看病，越不想把电灯打开，他苍白憔悴的脸上总被一种惶惑不安笼罩着。

他的三个儿子与他在窑洞同住。因房子紧张，有两个儿子因为结婚，将一个窑洞隔开，各住一半。

住在他隔壁窑洞的是张艳梅，她与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住在一起。虽说两个孩子都已20多岁，可他们没有找到工作，无法独立生活。张女士以她180元的生活费和给别人带孩子赚的钱，勉强维持着一家三口人的生活。

孩子们不但不体谅她的艰难，还抱怨她无能没能使他们过上好日子。为此，她不断与孩子们发生争吵，家庭笼罩着极不和谐的气氛，经常处在一种对立的冲突中。她的精神承担着极大的压力。

老伴本来也在丝绸厂工作，企业倒闭失业后，也许是承受不了精神上的打击，竟然离家出走了好几年，留下她带着两个孩子度日如年地活着。生活对她来说就像这阴暗的窑洞，不知阳光什么时候能照射到她忧伤的心中。

沉重而又艰难的生活使她瘦得像把骨头，仿佛一阵风吹来她就会倒下去。为节省开支，她一个月用10度电花5元电费。

严重的入不付出使她在恐慌中本能地抗拒着面粉、食油、煤气、电等的涨价，并为每天到来的开支忧心。白菜与面粉或小米混在一起煮熟了就是一家人的晚饭，至于吃肉那已成了长时间的念想。

57岁因车祸残废在家里的白登瑞， 1993年他拿着厂里给他充抵工资的绸缎去卖时，走在路上被一辆吉普车撞倒在地，经医院诊治为重度脑损伤，对方赔了他三万多元就与他了结了此事。

出院后他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他请求丝绸厂给他认定为工伤，因他工龄达不到退休年限。按工伤他能拿100%的退休费，可厂领导无情地拒绝他的请求。现在他只拿90%的退休费。几年以来，他为了获得工伤的待遇，来回奔波在延安民政局、信访局、残联、政府等部门。可艰难的上访并没有解决他的问题，他依然带着受伤的心在苦苦地请求政府能给他一个公正的待遇。

退休前白登瑞每月拿107元的工资，妻子由于来自农村，转为城市户口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加上两个孩子一家四口人全靠他这点工资生活，仅两个孩子上学的费用一年就得8000元。

不得已，他向亲戚借了1万元，目前他累计欠下债务万元。受伤后，他作为家里的一个主要劳动力却不能正常地工作，以至家里生活更加困难。一般一天他们只吃两次饭，早晨喝碗小米稀饭，晚上将白菜、土豆、面粉混在一起煮熟吃，他妻子说这样是为了节省油。

没有洗澡设施的窑洞，他们一家人几个月不洗澡。他说到外面洗澡一次得3元，按这样计算四口人每月洗澡的费用就得46元，这相当于买一袋面粉。因此，全家人从不外出洗澡。

面对受伤给自己带来的不幸，他悲哀地感到自己为丝?厂干了30年，如今却得不到企业的一点温暖。他感到自己有满腔悲愤却无处诉说，而那个曾经寄托着他美好愿望的丝绸厂，已在他心中彻底地破灭了。

拥挤在阴暗的窑洞里(2)

不公平在他心中激起的愤怒，使他有时绝望地想浇上汽油与那些不给自己工伤待遇的人同归于尽。因为他感到这种不公正、悲哀地活着是一种巨大的耻辱。

走出窑洞，看着这一排排窑洞住的大部分是为丝绸厂作出了巨大奉献的退休老工人，他们的儿子、孙子又和他们一样在这种没有卫生间、不能洗澡、没有独立卧室和厨房的窑洞中走完自己的生命里程，我的心中塞满了沉重，连心底里涌出的叹息声都变得了无生气。

岁月悠悠，窑洞墙灰有些已经剥落。一层层登上窑洞的台阶不知走过了多少人，而拥挤在阴暗窑洞内的老工人已是白发苍苍。他们拖着有病的身子，还要在这空间狭窄的窑洞内度过最后沧桑的岁月。冬天已经到来，再次望着飘飞的雪花，期待着上帝能给他们的命运有一个回答。

财政补贴还要吞吃多久(1)

在漫长的计划经济中，低效的经济体制，已经将延安一些国有企业的资产耗尽，留下来一堆废铁与沉重的债务。对它们实施改制不但成本高，而且能产生效益的资产很少。没有财政资金的投入，这些企业几乎不可能将过剩人员分流。

20世纪60年代开始筹建的延安丝绸厂，1962投产。1985年它还是延安龙头企业，每年上交利税150万元。

进入90年代后，它还在利用70年代的陈旧设备运转，不但生产效率低下，而且质量也难以保障。迅猛崛起的私营企业也使它的市场被挤占。

丝绸厂从外地购进原料，运回厂时每吨达到了480元。进行设备更新需要2000万元，丝绸厂自己拿不出资金投入，政府也无力向它伸出援助之手。

设备无法更新与市场竞争的加剧，使丝绸厂的库存越积越多。积压最严重时，厂里的周转资金全部用完。

1992年丝绸厂走向半停产，1996年终于迎来了关闭的命运。工人从1996年到1997年有17个月没有领到工资，有的工人只是到过年时才能得到政府的一点救济。

到关闭时丝绸厂累计欠下债务1400多万元，这笔债务至今还挂着。几百名工人要生存的问题使政府不得不出面安排一部分符合条件的人退休，另一部分人进入再就业中心每月拿180元的最低生活费。

丝绸厂结束它最后使命的时候也到来了。据丝绸厂留守厂长刘晓东透露，2001年大约200多台机器以30万元的价格送进了废品站。望着过去自己不断擦拭、加油、操作的机器，就这样在铁锤下化为废品，那些在丝绸厂干了20多年的工人感到一种莫名的痛心。他们没有想到30多年以后看到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结局，一个留着计划经济长长尾巴的时代在他们的眼前活生生地消失了。

机器送进废品站后，留守在这里的人将原来6000平方米的厂房，改成了一个建材市场。有40多家私人建材企业进入，出租办公室楼和厂房，丝绸厂一年能有8万元的收入。

刘晓东感叹地说，丝绸厂最终的出路是破产。沉重的债务在破产时一笔勾销后，新的资本所有者才能进来将最后的资产变为财富。

与丝绸厂仅一墙之隔的延安毛纺厂，也存有通过破产来改变负债命运的意图。外面看上去一片灰暗的毛纺厂1998年被政府正式关闭，2700多个纱锭被砸烂后，造成800多名工人失业，同时还背上了7000多万元的债务。失业的工人除退休以外，有的进入拿最低生活费的队伍中。

新任命的厂长刘军民有点沉重地说，毛纺厂曾是延安的四大支柱企业之一。从建厂到关闭没有进行过设备更新，关闭时资产只有1000多万元，可负债却达到7000多万元。奋斗了20多年，毛纺厂不但没有给国家带来财富，反而今天还要政府为它的负债寻找出路，这是多么的荒唐。

他与留守毛纺厂的员工一起将毛纺厂8000平方米地盘建成了一个家具市场，一年大约收回60万元的租金。

可他也承认，靠出租厂房办家具市场获得的租金，不可能使毛纺厂还清债务，给工人带来真正的希望。他正设想通过引进私人资本将毛纺厂的地用于房产开发，实现彻底的转变。

但他还是感到这样做有些风险，他是被计划经济培养起来的。国有企业给他的平台使他既是这种体制的受益者又受这种体制制约。毛纺厂的资产不属于他个人，一旦将毛纺厂剩下的资产通过新的开发带来了利润，而他有可能被外来的力量取代或被排除在利益之外。那样的话，他觉得自己将是一个受害者。

多年在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中运转，使他深深地感到国有企业这种体制已经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它不可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收益。企业关闭之前他虽是副厂长可每月只有600元的收入，家里仅一个孩子上大学一年就要1万元，支付孩子的教育费后，他感到家里的资金已很紧张。

如果不主动打破封闭起来的围墙，市场经济的浪潮就难以涌进来。可自己现在是这个倒闭企业的看守者，能给它带来什么样的希望呢？他曾想推动毛纺厂破产重组，可工人对破产充满了怀疑。他们担心破产后拿到几千元或者几万元的补偿能干一些什么呢？这点钱根本不能补偿他们20多年对企业的付出。

企业有些领导人也有他们的利益考虑，破产后自己还能到社会上谋求到什么职业？退休费、医疗费能保障吗？他们也很清楚地知道，破产后自己的权力、地位会像云雾一样消失，再也不会有机会从国有企业获取利益。

因此，他们幻想将倒闭还没有正式宣布破产的毛纺厂拖到自己退休为止，以使自己的利益不因破产受到损害，这种想法与疑问是毛纺厂走向破产的潜在阻力。

刘厂长感到，自己过去以低收入为国有企业作出了奉献，企业倒闭后仍在尽最大努力将企业剩余的资产盘活，设法给工人就业的机会，使社会保持一种稳定。那么，政府就应该给像自己这样的企业领导，有个安排或合理的回报。

否则，等毛纺厂破产被新的资本方收购后，自己将会与那些住在窑洞的工人一样变得一无所有。因此他看守着这破落的厂房，是不甘于企业倒闭后自己的利益受到更大的损害，他想在对这剩余资产的经营中使自己过去没有实现的利益得到补偿。

财政补贴还要吞吃多久(2)

延安国有企业改制办公室副主任高占清对我说，延安要改制的110家国有企业基本上都处于负债状态，能盈利的企业很少。它们大部分是20世纪50年代国家支援延安建成的企业，给改制带来的阻力是人员多，企业资产质量差，负债重。

高占清认为，国有企业现在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如果现在不改以后可利用的价值会更低，那些严重资不抵债的企业不仅会进一步地消耗延安稀缺的资源，还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来拯救他们。

缺乏有效资产的延安国有企业，变革的速度不仅很缓慢而且带来的改制成本也很高昂。政府有关部门设计的补偿标准是，按社会上年平均工资的三倍给工人补偿，一个干了10-20年的员工能得到2万元。

但考虑到员工曾为企业付出了很多，补偿标准还可以更高一些。政府如果只考虑它的经济承受力将补偿标准定得过低，会使员工多年为企业的奉献得不到回报，也没有财富用于消费。一个城市中，工人阶层大多数是贫困者，不利于城市功能的扩张。

那些经过改制的企业由于企业有效资产不多，管理层与员工持有的股份是名义上的持股。他们不得不达成协议，每个人还需要拿出资金投入企业。即使投入3000元入股，这也相当于延安一个工人4个月的收入。

工人也清醒地认识到，要与企业一起生存下去就得拿出资金入股。不投入资金入股就意味着自己要放弃这个企业，而自己在企业获得的单一技能，很难在社会上选择到比较满意的职业。现实的压力使工人极不情愿但还是拿出了他们多年的积累。

有些工人感到疑惑的是，自己为企业干了几十年，不但收入没有保障，还要在企业改制后自己拿出资金投入，难道自己过去给企业干的都是白干？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60年代建成的延安钢厂虽有800名工人，但产量最高时只达到3万吨。陷入亏损被私营企业兼并后，新的资本方只雇用了100名员工就将产量提高到了5万吨。

尽管国有企业进行了改制，但受多方的限制改制后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仍不完善。工人仍把改制的企业当作是原来的国有企业，幻想继续躺在政府的怀抱里拿着铁饭碗，他们希望政府帮企业搞贷款，经济上继续给予补贴。

改制企业的法人大部分仍是原来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他们自我再生能力差，仍用原来计划经济形成的观念来管理已改制的企业。

延安一位参与改制的官员指出，延安国有企业改革缓慢还与政府有些官员的利益有关。改制带来的大量人员分流，安置又需要财政补贴。如果没有资源来支持变革，改革带来的不稳定使官员感到自己的利益要受到影响。

因此，改革的艰难使有些官员只得将国有企业的变革往后推，他们不愿意看到负债累累的企业粘在自己的身上而损害自己的政绩。后来的领导面临的是亏损更为严重的国有企业，有效的资源已经被耗尽，改制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当了10多年国有企业厂长的高占清深有感触地说，中小型国有企业必须改。它们在计划经济时代不但没有进行设备更新，而且产品是由政府包销，其价值没有在市场上得到体现，规模小又不能积累更多的利润。

如20世纪60年代建成的延安东化厂，只是在1982-1992年有过生产。当时农村没有认识到它的作用，对化肥的需求并不强盛。市场有需求时它年产量只有1万多吨，最高时达到了4万吨。

10年以来，东化几乎没有赚到钱，产品是由国有公司销售，它只是负责生产用不着去找市场。工人平均工资每月只有300多元。

市场放开后，各地的化肥厂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东化由计划经济调节每吨120元的原料价格已不复存在。市场供应的原料价格每吨上涨到800元，对此，东化没有任何优势去适应竞争。

背负着沉重债务的东化，1993年被政府勒令关闭，人员无处就业。从1993-1998年由政府发70%的工资。

看守了10年已关闭的东化，高占清感到自己的生命被无奈地浪费了。旧体制使他不知如何为企业寻找到出路。而为东化献出了青春干了几十年的工人仍住在窑洞里，窑洞生活也不知还要过多少年多少月。

工人们对他的抱怨他只能默默地承受着。他认为东化走向没落，不是由于他的无能，而是因为东化不能适应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竞争迈进的转变。

高占清现在被政府任命为延安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他将为国有企业产权的退出提出创造性的方案，以结束一个国有企业对资源大肆吞吃而少有回报的时代。

准备忍受冬天的寒冷(1)

我到西安国棉六厂采访时，一位工人对我说，厂内生产不饱和，没有资金买棉花使一部分设备已停了下来。有些人上个月上班可能下个月就回家了，回到家里拿150元的生活费。厂内已换了几任领导可企业仍然是负债累累。国有产权的虚化及领导者对个人利益的索取，使企业即使赚了钱也不可能投入技术改造。

已是70多岁的卢师傅，1981年从六厂退休之前每月只拿60元的工资。现在他的退休费是每月500元，可他还有1万多元的医疗费没有报销，厂里说没有钱。

老伴与他一样在棉纺厂干了30多年，他们一个月看病加生活得700元开销。他住的是18平方米的平房，由于住房太小他又建了30多平方米的平房。现在厂里要将他们的平房拆除建楼房。他自己建的平房厂里只按每块砖赔偿2分钱，建房用的1万砖他得到的赔偿只有200元。

与他住在平房里的工人们对这个赔偿感到很不服气，要求按房价赔偿，可厂领导置之不理。无奈中工人只得###并向法院起诉，可法院说单位建房不属于法院管辖范围。

拆除平房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工人又与棉纺织厂在集资建房子上发生了矛盾。工人们对厂方制定的房价不能接受，而且房子还是半成品房，有些房子还出现了裂缝。

住在平房里的工人生活环境很差。张长发今年60岁，他向厂方交了2万元的预售款，由于新房子的价格和质量问题他没有搬进去住。他想和其他工人一起起诉厂方。

在2002年他退休之前的10年内他几乎没有涨工资。每月拿600元，他与老伴的收入加起来每月才1200元，三口人每月生活费得800元。80年代的低工资使他没有多少积累，现在孩子上学、买房子都要向别人借钱。

他住的平房外面是一个厕所，周围堆满了垃圾。夏天蚊蝇叮在上面，他总感到一股难闻的味道让他喘不过气。用水是在外面，水管的的破裂使他和邻居只能在限定的时间接水。

干了23年检修工的李师傅，2003年接到棉纺织厂对他精减的通知，他以失业的身份拿140元的生活费回到了家里。他感到自己年纪大了没有什么技能，难以找到职业。厂里曾经需要资金购买原料时，他希望工厂能活下去使自己的工作有保障，这种想法使他拿出了1万元。

可现在他没有想到失业会像巨浪一样扑向自己，集资款也难以要回。他以6万元买的60平方米的房子是大伙集资建成的。为买房子他贷了2万元，现在还欠着别人7000元。搬进新房子时，他发现地上、墙上都有裂缝。

失业后，要还贷款，孩子上高中一年得7000元，一家人的生活每月需要700元，这些支出如同大山一样压在他的身上。

家里的一台电视机已没有图像，家具是他结婚时买的。新房安装的暖气是一个摆设，因为棉纺织厂没有资金建锅炉。冬天已经来临，他房内被一股冷气包围，可他说今年不买炉子取暖了准备忍受这个寒冷的冬天。

面对现实的困难，他有一种巨大的失落感：为什么自己奉献了20多年的工厂带给自己的竟是失业？

妻子还在棉花厂上班，靠她的收入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她抱怨说，厂里什么劳保品也没有发，工作环境比过去更加恶化。没有吸尘器，她感到身体受到了伤害，拖着有病的身体在轰鸣的机器旁边干活，她希望能早点退休。

与在家里忍受着寒冷的失业工人相比，即使在开封化工厂已退休的米师傅，由于每月300元的内退费不够老伴、女儿和自己三个人生活，又回到服务公司干起钳工每天赚20元。他说，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每月得600元开支，如果他不出来找活干，家里的生活就会陷入困境。

他在开化已干了34年，最高时每月拿到900元。1958年进厂时每月拿16元，一个月生活费10元，思想上没有什么压力。领导与员工同吃同住，现在领导不仅与员工离得越来越远，而且他们的收入与占用的房子都远远超过了工人。

他说原来开化经济效益比较好，工人的工资能按时发放，逢年过节还能发一些食品等补贴。随着新的领导来了以后，政府要开化兼并一些与公司毫无关联的企业，而这些企业的产品几乎没有市场，有的陷入巨额亏损。

开化兼并这些企业后，不得不将自己的资源用在这些亏损的企业上，结果开化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原来厂里有7000多人，企业效率下滑后人员减少到3000多人，上班的员工拿到300元，回家的工人拿150元的最低生活费。

与那些事业单位退休的人拿1000多元的退休费相比，米师傅感到有一种巨大的失落感。他愤愤不平地说，为什么他们能拿那么多的退休费，为什么干了大半辈子的工人只能拿少得可怜的钱？

现实的差距使他不禁发出了感叹：自己的出路在哪里？一家人的生活靠什么维持？他的大半辈子是在厂内度过的，他从来没有抱怨工资微薄。他坚信厂子会给他的生活带来一片光明并给他的退休有一个满意的交待，可如今这300元内退费怎么也不够一家人生活。过去天真的幻想破灭了，自己竟然还要出来找活干。

与他一样发出这种疑问的还有几个退休的师傅，他们都是在退休费不够维持生活又回到厂里干活的。1958年他们从农村招工到开化。由于他们的妻子是农村户口，为了孩子进城接班，他们在退休后曾经将自己的城市户口迁到农村，再把孩子的户口迁到城市。

准备忍受冬天的寒冷(2)

几年以后，他们再花去一笔钱将自己的户口从农村迁到开封。忍受了几十年低工资和这种制度带给他们的不公平，只盼着退休有一个安稳的生活，可突然发现，现实与他们的设想还有很大的差距。过去看上去是很自豪的工人阶层，现在却沦落到每天要为退休费、医疗费、取暖费和住房费发愁的地步。

破产资产被谁侵吞(1)

对开封内燃机电器厂退休、失业的工人来说，2003年他们又将在一个寒冷的冬天里，为要回自己的医疗保险、最低生活费和集资款来回奔波。一位退休的李师傅对我说，自从1996年11月1日起，开封内燃机电器厂因严重亏损，无力清偿到期债务，经法院裁定宣告破产后，他们就陷入了一场为要回破产资产、维护自己权益的斗争与忧虑中。

经过资产审计，破产资产额为99475362元，其中优先支付工人安置费60955000元，支付拖欠职工工资养老保险等36520362元，其他银行债务被免除。

按这样的判决，破产资产已属于全厂工人。他们能从破产资产中得到清偿，可行政力量的介入打破了工人们的幻想。李师傅说，1997年7月，开封市政府以一方民事主体与海南置地集团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将破产后的内电厂全部资产以7383万元卖给对方。

开封的一家媒体登出的消息说，破产的内电厂是以7383万元卖给了海南置地。听到这个消息的工人找到报社核实情况，但报社不愿透露详细情况。工人找到开封市政府一位秘书长时，他说这个消息是记者的误报。

有些工人对政府采取的单方面行动表示不满意，他们认为既然法院裁定破产资产优先用于安置工人、支付拖欠的工资等，那么破产的资产就属于工人所有。财产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其法律特征是：财产所有人的资产具有排他性、充分性和绝对性。

工人还依据民法通则第五条规定："公民、法人的民事权利与合法的利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因此，破产资产经法院裁定用于优先安置工人后，内电厂的资产已从国有性质转为全体职工所有。政府已经失去对内电厂资产的处置权与所有权，决定资产以何种方式出售、经营，应由工人来行使权利。

如果说海南置地确以7383万元买下内电厂的破产资产，那么工人就应该得到这笔资金。因为破产资产是经法院裁定用于优先安置工人及偿还拖欠工资等的费用，工人是这个资产的惟一受益者，可工人们却没有得到这笔钱。

即使是海南置地以7383万元买下了破产资产，出售也要征得拥有破产资产的工人同意，可工人不知道政府为什么要超出法律的规定与海南置地达成这样的交易。

按照开封市政府与海南置地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海南置地组建的新企业，接收原内电厂破产公告发布前在职与离退休工人。失业工人按市政府规定发基本生活费，保证二年内使上岗工人数不低于工人总数的50%。原内电厂欠工人的集资款、医疗费由新组建的企业偿还。

获得对内电厂资产所有权的海南置地，以开封信托投资公司的名义实物出资3000万元，与另外4家股东一起以5000万元的资本，注册成立了"东兴内燃机电器股份公司"。工人对这种做法提出了质疑：是什么样的实物出资？应偿还给工人的资产为什么被这五家股东占有？

工人们说，占有内电厂的资方并没有对公司进行实际经营，厂里有些车间被原来的人承包经营，工人在这些承包的车间里干活。工人还发现，原来厂里仓库堆满的原料，在新的老板来了以后却不见了。

开封信托公司后因违规经营，被依法撤销。信托公司被撤销后，工人说东兴内电实际上处于长期停产无人过问的状况。在此期间，工人为保护自己的合法财产与权益不受侵犯，多次向政府提出请求并上访。

失业工人的最低生活费是每月130元，一开始还能发一些，可后来下放到各车间发时，工人却领不到最低生活费。工人找厂办领导说理，后者说已交给车间发放，找车间说理 ，又没有结果，如此互相推托。

车间主任还难为工人们，说要每天到车间签到才能领取工资。可工人说车间主任没有这个权利，最低生活费是公司发下来的。为了达到克扣工人们最低生活费的目的，车间主任还叫一个搬运工去干并不熟悉的车工活，工人当然不会干，车间主任就以他不服从安排为由停发他的生活费。

内电厂退休工人谢师傅说，公司没兑现失业人员的最低生活费，使有些困难的工人到菜场捡剩下的菜叶吃；而拿不到最低生活费为生活所迫的工人不得不走上了街头打起了条幅，他们喊出了：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要生活。

上街的工人很快被警察围了起来，不久市长也赶了过来。工人质问市长，我们失业要过春节，一分钱也没有领到，我们怎么生活？工人要求市长三天解决，市长答应8天解决。

出于工人强烈的呼声，2001年4月9日，开封市长会见了原内电厂的工人代表。4月10日，市政府工作组进驻东兴内电公司。工人代表向工作组提出，这次解决"东兴内电公司"的问题一定要依法办事。

代表们与接管东兴内电的一位负责人座谈时，听到东兴内电经营时欠下了3000多万元的债务，由收归国有后的企业来承担。听到这个消息，工人代表气愤地说，东兴内电占有应偿还安置我们的破产资产就已违法，现在他们做生意亏损了还要由我们来偿还，这合法吗？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收购原内电厂的海南置地是一家私人企业，现在政府又与它达成协议收归国有。双方同意将原内电厂转让给海南置地组建的东兴内电公司的资产，整体移交给政府组建新企业，其权利、义务由变更后的法人来承担。协议还提到如东兴内电有调出的资金或财产应如数偿还给新组建的企业，但却没有提到东兴内电经营期间欠下的债务是否应由海南置地来承担。

破产资产被谁侵吞(2)

工人们以为将东兴内电收回来后，自己的利益能得到满足，可官员们的决策使他们的希望再次落空。2001年5月10日，开封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决定将原转让给东兴内电的破产企业的全部资产和债权债务收回，成立新力源电机电器公司。

新力源电器电机公司由一位姓史的厂长负责管理，奇怪的是东兴内电的牌子还树立在厂房上。史厂长想将厂的资产出卖给房地产商开发。

工人们说，史厂长从2002年7月开始，擅自决定发放职务津贴，金额分别为厂级600-700元，处级400元。这一举措引起了工人的强烈不满，他们多次向上级反映，由于职工的强烈反对，史厂长不得不向市经委承诺，2003年3月以后不再发放 。

但工人们说史厂长很快违背了他的诺言。2003年8月在职工生活费都没有发的情况下，一次补发管理层三个月的职务津贴。工人们去质问他时他失口否认，还威胁领到津贴的不要对外讲。

厂里出现的反常情况也让工人们看到了。厂领导经常带人到外面开会研究对策，去的人又是与领导意见一致的。而管理混乱引起的上班迟到、工作时间打麻将、赌博以及各种名目的吃喝的现象经常出现，至于分厂向总厂交了多少承包费，基本生活费到哪里去了，厂里资产卖了多少钱等等工人更是无从知道。

看着厂领导将厂里的轿车当作自己的私车一样到处乱开，费用却由厂里出，住的是远远超过工人标准的房子；而失业工人却在最低生活费维持不了一家人的生存中悲叹，他们面对的是有病无钱治，养老无保障的困境。

拿不到基本生活费的工人选出11名代表，将新力源公司告上了法庭。法庭判决公司支付工人的生活费，可新力源不服，上诉到开封中级法院。开封中级法院认为，企业职工失业是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中出现的特殊现象，不是履行劳动合同中的问题，由此引发的职工失业生活费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不是法院管辖的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因此，撤销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了11名工人的起诉。

内电厂曾经想与洛阳拖拉机厂合并，可内部掌握权力的人害怕自己的权力被分化，阻碍内电厂与别人合并，哪怕企业亏损无法与竞争对手抗衡，他们也要占据国有企业的资源满足自己从企业获得的最大化利益。

谢师傅说，内电厂前任的马厂长本已退休，可在企业竞聘实行承包制时，他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又当上了厂长。工人们说，他这次聘任厂长，实际上是觉得自己30多年没有从企业得到什么回报，想通过承包获得最后的利益。

马厂长承包以后，以减轻企业困难的名义要工人集资共3000多万元。对企业很有感情的工人也希望内电厂能够走上一条复兴的大道，他们听从了马厂长的号召，拿出了一家人的积蓄。

但工人的希望很快化为了泡影。马厂长不但没有给企业带来利润，反而赔了1700万元。至于集资款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工们无从知晓；而厂长却得了许多优秀企业家、优秀厂长等荣誉称号。

马厂长在任时，工人没有跟着他分享到什么利益，相反，他离开后工人还要承担着由他造成的企业亏损、集资款要不回和生活陷入困境的代价。马厂长在任时，对外声称企业是盈利的，可据审计查明却是亏损的。工人们提出要看这份审计报告，可从厂部到审计部门都声称找不到这份审计报告。

工人们很快就明白了，自己对内电厂的一片深情被欺骗了：马厂长用他们的集资款捞到了个人的利润与荣誉，而留给工人的仍是一个烂摊子。

马厂长走了以后，原来的李副厂长接手内电厂，工人们又将生存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他们请求李厂长归还集资款，可这位李厂长不仅表示难以偿还集资款，而且在他的任期内使内电厂的亏损比前任的马厂长造成的亏损还要多。这回，审计部门没有透露亏损有多少。

工人再次陷入与厂方的信息不对称中，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谁的手中。李厂长下台后，一位姓陈的厂长来到了内电厂，可一年多以后仍以亏损离任。不断的换人不仅没有给内电厂增加能量，反而是一茬接一茬地消耗着企业所剩无几的资源。内电厂经不起这样的损耗，它终于滑向破产的边缘。

眼看着属于自己的失业安置资产被政府转让给私人企业，不但企业的设备、厂房更加破败不堪，而且没有兑现上岗工人达到总数的50%的承诺，更没有解决拖欠职工的工资、养老金，克扣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费等等问题，现在再次收归国有又不经工人同意，这意味着属于工人的财产仍不能由他们来决定。对此，一位工人说，解决东兴内电与工人的财产关系，应按照民法通则平等原则来处理。

民法通则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这意味着参与民事活动的各方主体平等地享有民事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任何一方无权强制或支配他人从事特定行为或不从事特定行为。开封市政府以行政手段来决定企业的归属，是忽视法律赋予工人在内电厂中享有的财产权利的做法，不将工人视为平等的民事主体来看待。

对于东兴内电经营期间欠下的3000万元债务，工人更是不满地指出，五家股东的出资到那里去了？他们是否是虚假出资？他们是否在合法的形式掩盖下非法占有内电厂资产？

破产资产被谁侵吞(3)

面对不盈利反而亏损的局面，工人强烈要求，市政府对东兴内电公司的负责人进行审计，以法律手段终止东兴公司的存在，依法调查相关责任人的欺诈行为导致内电厂亏损的责任。既然东兴股东是出资人，就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恢复内电厂原有的资产。

而在再次决定内电厂归属之前，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不宜宣布内电厂为国有，而应在尊重工人的意愿下，确定内电厂为集体主导的民营股份制企业。市政府领导应该到企业了解工人的愿望，在法律的框架内与工人进行平等谈判。

工人还指出，造成今天这样的结局，是因为政府行政意志一手主导使工人失去对资产处置的决策权。官员们以为他们比工人更有能力改变企业的命运，却不知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不可能为工人带来预期的利益的。新的资方是站在工人创造的成果上获取了他们的最大利益，亏损的结果却要让工人来继续承担。

工人们仍然住在住了几十年的30多个平方米，没有卫生间、没有暖气的房子里，而将破产企业留给工人的管理者们却拥有了豪华的住房，这进一步刺伤了工人们为温饱而挣扎的心。

我走进内电厂一个工人的家里，主人告诉我，自从进入冬天以后，他家里就没有取过暖。他说没钱买煤，这种没有暖气的日子他家已过了30多年。有些工人在内电厂干了30多年却一直没有分到房子，退休后他们几乎是一无所有。

市场化浪潮席卷中国20 多年以来，工人们在企业的亏损、破产的浪潮中起伏，时常面对着医疗费和生活费的压力。他们生活在灰暗和沉闷的空间里，未来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他们不敢想像，他们觉得福利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暗淡的名词。

他们已经迈进了50-70岁的门槛，社会留给他们选择的机会几乎很少。个人的能量已不足以开辟新的生存机会，无法支付的高昂商品房、医疗费对他们来说过于沉重。在他们远没有为这场剧烈的变革作好足够的思想与物质上的准备时，一个巨大的浪头已向他们迎面扑来，留给他们的是无所适从。

权力对资源的高度垄断，使失业的工人既不是资本的所有者，又没有权力决定破产企业财产的分配。这些破产的企业是计划体制占用他们的大量剩余劳动建成的，是他们用微薄的收入支撑着这些曾经冒着浓烟给国家提供财政的工厂，他们的劳动价值聚集在倒闭的企业中，可又有谁来评估他们的价值？

借助行政力量的支持，私人资本企图不费任何代价占有大量的财富，从这艘将要沉没的船里获得最后一点油水；而官员也想通过出卖破产的国有企业来减轻他承担的责任与压力，或者体现自己的政绩。

结果在行政力量的主导下，新的资本所有者轻而易举地将破产企业兼并，工人一夜之间失去了对他们创造的企业财产的占有。即使破产留下的资产经过法院判决用于偿还工人的养老、退休、工资等费用，可行政力量的干预却使工人获得法律保护的愿望落空。他们单个微弱的力量哪能和拥有雄厚资本的所有者抗争？更重要的是他们失去了和政府及资方谈判的权利。

没有足够的财力或受那个时代教育制度的限制，使一些工人的孩子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今天，他们既难以谋求到高收入的职业，又要与他们的父母挤在狭窄的房子内一起忍受着低质量的生活。在开封这种就业机会稀缺、城市资源供给不足和选择空间很有限的环境中，年轻一代面临着比其父母在计划经济时代还要严酷的生存环境。

黄河文明不是由自由竞争的工业来支撑的，它是漫长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的延伸。农民之间维持着一种相互协助的小规模、低水平的种植生活，现代工业技术有时很难渗透其中。得不到工业利润滋补的黄河农业文明，就像一个骨瘦如柴的老人得不到任何营养，只能一天天地衰弱下去。

陕北黄土高原和吕梁山地区城市的萧条与乡村的贫困，表明他们能量的供给处于极度枯竭中。改变农民现有的困境，意味着他们要离开住了几千年的深山到城里去吸收新的能量。

不断被消耗却得不到能量补充的农民，面临着一个乡镇官员阶层对他们利益的占有。分散而又不掌握监督权的农民无法制约乡镇官员，这为乡镇官员滥用权力打开了方便之门。当他们把权力转化为获取自己利益的手段，而不是将权力用于公共利益的保障时，农民创造财富的资源就变得更加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