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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第1节：序言(1)

- 第2节：序言(2)

- 第3节：前述

- 第4节：转折(1)

- 第5节：转折(2)

- 第6节：转折(3)

- 第7节：转折(4)

- 第8节：军管(1)

- 第9节：军管(2)

- 第10节：军管(3)

- 第11节：物价(1)

- 第12节：物价(2)

- 第13节：物价(3)

- 第14节：内耗(1)

- 第15节：内耗(2)

- 第16节：劳资(1)

- 第17节：劳资(2)

- 第18节：元旦

- 第19节：迁都(1)

- 第20节：迁都(2)

- 第21节：迁都(3)

- 第22节：遥控

- 第23节：骚乱

- 第24节：改造

第1节：序言(1)

序言

理解1949年比人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国民党垮台的迅速也令共产党失去了更多在时间中磨炼和学习的机会。1949年共产党面对的复杂现实不能简单归结为任何单一的模式，他们在管理上所要面对的挑战是难以想象的。这不只是管理一块边区或根据地，而是管理一块三倍于西欧大小，有着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

近代中国，共和与统一的声音最为深入人心，但导致军阀割据的根本原因--中央政治权力和财政权力的式弱并没有得以改观，并且，多年以来，管理一个大国家的经验已经很陌生了。

帝制时代的中国，国家财政规模仅是整个国家经济的一个很小的部分，政府收入从来没有超过GDP的4%。清末地方军事力量的崛起暂时解决了中央一次次的"军事危机"，却产生了脱离中央财政控制外的经济系统，它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甚为深远。事实上，清王朝倒台以后，政府所汲取的国民收入份额仍然很小。1916-1928年期间，中国就根本谈不上国家财政系统，北洋政府的维持主要靠各种国内外的贷款。国民党取得政权后，尽管煞费苦心地进行了财政体制的转型，但在1936年可能是国民政府最好的一年，整个政府收入不过只有GDP的8.8%。这也是蒋介石主持的南京中央政府期间试图将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未竟的"建国方略"付诸实施却归于失败的重要原因。1949年新政权预算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达到了超过15%的前所未有的比例。对刚刚进入城市的共产党而言，这注定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开创性试验。

另外，国家基础结构重建的挑战同样显而易见。传统中国里的中央政府并不致力于管理一般乡村或城市基层，地方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默许给了当地宗族、行会，在一个只是由薄薄的一层官员来治理的地域广袤的农业帝国中，后者是中央政权不可缺少的补充--19世纪中国的地方政府依靠的正是府州县官与地方民间力量的巧妙平衡。而当中央政府衰败后，这种维系长达数个世纪的平衡显然被破坏了。中央已经失去了控制这种地方组织的能力。随着地方组织变得强大，组织之间的竞争出现了，权力不可避免地集中于靠军事话语权发言的军阀手中。辛亥革命的领袖没能建立新的政治秩序，更不用说真正控制这个国家。在一个短暂的国家试验中，国民党统一了中央政权，扩展了地方政府的职能，并诉之于三民主义情感，在初步的军事统一后，他们试图发动广泛的改革，但正是由于缺乏独立的金融和完整的国家地方基层的支持，他们遭到了失败，国民党实际上既受惠又受制于权贵资本和军阀。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多年在农村的工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建立基层政权的经验，但这套系统能否成功引入城市，革命的热情能否转化为严格有序的组织，并创建行之有效、富有活力的新秩序，在1949年初，仍是一个未知数。

第2节：序言(2)

本书选取六个城市作为新政权接管和改造的观察样本，这在研究新中国建国历史的著作中当属先例，因此在叙述方式和研究方法上一定有很多尚待进一步商榷之处。

我无法将本书定义为一本历史著作还是一本新闻著作，它采访了多达69名历史当事人，他们中一部分是参与"建国大业"的核心团队成员，一部分是见证历史变迁的行业元老，他们大多早就年过古稀，回忆往事是留予后人的财富。我要特别感谢这些老人，并致以最衷心的敬意。我想，本书正是用新闻的方法来观察历史，发现历史，为历史现有的叙述拾缺补全。

我秉持了这样一种基本的价值观，新闻即历史，历史即新闻。我们重述历史，是去寻找历史中的"五个W"，对历史当事人进行新闻采访，而放弃对既有史料的依赖，摆脱对于过去一套历史系统的话语体系和发现体系的依赖。本书的成形得益于一系列截稿时间压力下的采访和写作，得益于我供职的《三联生活周刊》，也得益于这本杂志从数年前抗战系列报道开始，所摸索和积攒的历史再述和解释经验，某种意义上，它是《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成员正在进行的各种新闻操作和方法探索的成果之一。如果没有一个思路开放、智力卓越的媒体，如果没有一群热爱这份职业的同仁们，这本书是断然不会面世的。

第3节：前述

城市重建的沈阳模式

1949年中期，毛泽东有些焦虑地说："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毛泽东是针对中国一场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而说的。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对沈阳的接收已经接近尾声，而对天津、北平、上海的城市接管工作刚刚展开。

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农村的日子伴随着扛枪、分田的生活已经成为过去，5.5亿人口要进入一个新的组织网络，新中国的领导人需要适应和面对一系列新问题：为国家的发展制订计划、编制预算、亟待大大提高的生产力、城市中各阶层的新关系，甚至于死灰复燃的官僚主义和随着胜利而来的道德上的问题。

这场"由农村进入城市"的巨大变革并非毫无征兆和事先计划。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城市命题已经开始进入领导人的视野。当时有着多年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经验的陈云在发言中，格外强调请代表们注意处理好即将面对的财政经济问题。他说，"现在我们快由乡村转到城市"了，"同志们一到城市里面，千万不要把机器搞坏了，那时候机器是我们恢复经济的本钱。如果没有机器，我们驾驭城市就很困难"。

陈云"保存城市机器"的主张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和支持。毛泽东在"七大"上做结论时说，"搞大工业我们相当生疏。为什么这次大会提出"不要打烂机器"这一条呢？因为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知识"。他以自己为例，"我当了几十年共产党员，过去没有学会搞经济这一条，没有学会就要承认，现在就要学。陈云同志讲，进了城市不要打烂机器，这就有一个学习问题，不学会还是要打烂的"。

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选自120万名党员。这个当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共产党的政党，是广大劳动者的领路人，是农村问题专家，是土改运动的发明人。它创造性地重新分配了这个国家40%的耕地给60%的农村人口，但它的确仍然是"城市"的门外汉。根据地经济本质上仍是自然经济，人们自给自足，而不需要与工厂、银行、法院，乃至邮电系统、医疗机构打交道。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最熟悉的城市不过是面积3.7万平方公里、"只有几座窑洞"的延安。一年后，当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后，共产党及其军队就再次从延安退回到了农村。

当1947年战略反攻后势如破竹的军事胜利将一座又一座大城市送交给中国共产党时，领导者们发现，他们治理城市的技术远不如他们在农村工作时那么得心应手。不仅如此，令毛泽东和陈云担心的"打烂机器"的情况还是发生了。在收复井陉、阳泉等重要工业区时，少数部队就随意没收商店，没收敌军官家属的财产，强行令商人捐款。在中央对一起严重破坏军纪的"高家堡事件"进行全军通报批评和纪律教育后，在石家庄，相似的事情继续出现：一些部队后勤人员闯入工厂，搬运器材、拆卸零件、砸毁厂房，纵容城市贫民哄抢公用物资。意识形态与政府责任的矛盾于是成为对新政权的巨大考验。

1948年3月，陈云和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其他领导人再次提出"工作重心开始由乡村向城市转移"。陈云对东北全党指出，从前我们把主要的力量放在农村，现在农村有了基础，城市工作的地位就要加强，要抽调力量做城市工作了。首先是掌握工业，加强工业的组织领导力量。要像动员1.2万名干部下乡搞土改那样，来配备和加强搞工业建设的干部。东北局于是决定将东北局与各省、地、县委的"民运部"一律改为"城市工作部"。

比起共产党接管大城市的第一站石家庄，沈阳的优势在于，市内和近郊没有经过激烈战斗，城市框架保存完整。那么，共产党能否在这里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呢？

沈阳，某种意义上，是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的一个历史转折。对陈云和初步接触城市的干部们来说，沈阳更是一场充满挑战的实验。如何克服长久以来游击主义的影响和小农意识的惯性？如何将一个已经失去生气的城市重新点燃？事实上沈阳多年前就处于半战争状态，沈阳刚从区域分割的状态中走出来，商品流通艰难；工厂破败不堪，八大厂（兵工厂、汽车厂、机车厂、桥梁厂、炼钢厂、电器厂、橡胶厂、机器厂）不光是整个东北，几乎是全中国的战略命脉，迅速恢复生产力并不只是一纸文件那么简单。沈阳有超过7万名的产业工人，连家属占据沈阳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动员工人的同时，也要调动职员积极性和兼顾资本家利益，它需要当权者赋予"劳资关系"新的理解和内容。

沈阳只是中国大城市的一个代表，它让陈云"保存城市机器"的理论不停留于观点，而有了付诸应用的机会。它也给了中国共产党难能可贵的实践和极富价值的启示：要使新中国启动向前，需要调动全社会所有方面的力量，"新民主主义"是毛泽东对国民经济恢复阶段的称谓，在这一时期，私营企业可以和国营企业并存；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要考虑到企业的生存和经济环境的持续性。富有深意的是，当沈阳的经验推诸天津、北平、上海时，新政权已经通过一系列大城市接管，完成了它制度设计的初步框架。

第4节：转折(1)

转折

蒋介石1948年10月15日飞离沈阳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中国首屈一指的工业城市的身影正在离他远去。

此前半年，东北的据点对国民党来说就已经失去控制了。国民党军队3月12日从吉林撤出，并用军事上惯用的陈词滥调解释说，这是为了缩短运输线。国民党军撤到长春，却给当时这个被围城市增加了极大负担，人民解放军封锁了通往长春的所有食物供应路线。经过激烈争夺，四平在失去吉林三天后就失守了，但人民解放军此时可以向沈阳发起进攻了。

这是这个月蒋介石第二次到沈阳"亲自"指导战事，第一次是在10月初。他在沈阳的日子并不愉快，除了战争形势对他越来越不利，手下跟他阳奉阴违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他对几个重要将领由此缺乏信任。东北区"剿匪"总司令代行辕主任卫立煌和他在国军主力是否撤出沈阳救援锦州上的分歧，令他极为光火。蒋介石隐忍愤怒，飞临沈阳，架空了卫立煌，直接命令新1军、新3军、新6军、71军、49军主力和三个骑兵旅组成"西进兵团"，由廖耀湘指挥，向彰武、新立屯攻击，切断解放军后勤补给线后，再向锦州前进。

第5节：转折(2)

由于不停地奔波，企图把所有势力都控制在自己手中，蒋介石在1948年中得了比较严重的失眠症。安眠药并没给他带来多少慰藉。夜晚已不再是他睡觉的时间了，他大多是和战地将领通长途电话，商讨军情。后来，蒋介石发现每晚睡觉前喝一杯或半杯威士忌，才能有助于他入睡。

尽管身处败局之中，蒋介石仍然坚持每天记日记，他常在日记中夹进当天有重要时事和军情进展的剪报。但日记上的语气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坦率无忌了，1948年5月以后的蒋氏日记，字体也有了明显改变，和他的心情有关。他在日记里多次提到了"沈阳"，但显然极力在隐藏自己情绪的沮丧。

早在这年4月，美国军事顾问小组头头大卫·G. 勃尔就恳求蒋介石撤出沈阳，放弃东北，以北平为后方。徒劳的建议当然完全没有奏效，蒋介石的自尊心不允许他甘心一枪不打就把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拱手送人。谁都清楚东北对于全盘战局的意义，如果国民党占领这一地区，将切断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联系，并利用东北雄厚的工业基础，对华东、华北、西北解放区造成南北夹击。相反，如果共产党控制东北，就可以改变自己薄弱的物质基础，形成一个极具生产力的战略基地，摆脱长期被国民党四面包围的被动局面。

1945年抗战结束后，东北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来说都是块难啃的"骨头"。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承认，"抗战胜利后，中共赶紧在关内训练大批干部，但东北原为战后共产党最难渗透的区域，因其土地肥沃，人口稀少，谋生容易，加之受日本人铁腕统治达15年之久"。而国民党接管东北后的形势同样不乐观，苏联人始终是国民党在东北的心患，长期囚禁张学良的旧怨让东北人民对蒋介石并无好感，国民党手上有一堆琐碎的事情要应付：要一一接收沦陷区的政权，要处理伪军和日本的战犯，还要把几百万日本军人和家属遣返日本。

结果，不到两年，国共在东北的形势就出现了戏剧性的反差。中国共产党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让人民军队在东北获得了巨大的群众基础。在"北满"的宾县，一个叫马斌的县委书记和农民亲如一家，农民们川流不息地出入他的办公室。马斌做群众工作的经验被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陈云加以总结，并推广到全党。"能否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的关键"，陈云由此要求在东北的干部"大官做小事"。毛泽东在一次回答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对于"延安失守"的评价时，也自信地说，"人民战争不取决于一个城市的得失，而取决于怎样解决土地问题"。

第6节：转折(3)

相反，为了紧紧抓住东北的控制权，蒋介石的一系列政策，却起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他独断专行地将原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划分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合江、松江、黑龙江、嫩江、兴安九省，南京派来的新官员对这些刚刚划分的地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激化了当地人对国民党政府的对立情绪，他们觉得初来乍到的"南方人"占据着大部分重要职务，这简直是"对东北的占领"。

派系斗争让沈阳成了个松散、让人头疼的地方。作为东北的经济中心，它的吏治腐败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日伪时期留下的大批工厂，成为国民党官员赴任后受贿寻租的工具，几乎每个工厂背后都有官员的身影。

1947年受命兼任东北行辕主任的国民党总参谋长陈诚刚上任就抱怨自己接手的"是个烂摊子"，"简直无药可治"，"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一切太不正常了。"陈诚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东北光复后，机关林立，冗员充斥，许多人都游手好闲，唯利是图，以致是非、功过、劳逸均无所稽考"，"军官放着带兵打仗的职责不做，却忙着开报馆、办学校、甚至开舞厅、办工厂、走私、做生意。"

"共产党发动了农村的全部能量，而国民党却被城市绊住了手脚。"当时一名国外的战地记者评论共产党进入东北时"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政策时说。

从军事的角度，国民党抓住了"点"，而共产党却控制了"面"。"点"可以被孤立和包围起来，但国民党却没能扫平整个"面"，他们能做的就是通过保护"线"（铁路线和公路线）把这些"点"连接起来，结果使他们数量有限的军事力量被弄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对国民党而言，更致命之处在于：全国100%的煤炭资源、80%以上的小麦产区、80%以上的棉花产区都在"面"上，共产党成功地用农村掐住了城市的命脉。在东北，中国共产党开始直正掌握主动权，而且从此再也没有失去它。

速度惊人的通货膨胀加速了国民党在城市中民心的流失。几天之内，美元与法币的兑换率由1：200万涨到1：400万。几星期后，非官方兑换率达到1：800万，法币又减值了一半。8月份，比率又上涨到1：1100万，高得令人难以置信。

为了应对这种崩溃式的经济危机，蒋介石在1948年8月19日发布总统令，发行一种新的国家货币金圆券。那时候，旧货币价值实际上已降到了零。这天，蒋氏夫妇在庐山避暑，蒋介石还信心满满地把对金圆券上市成效的展望记在了他的日记上："昨夜决定改革币制与管制经济日期。余注重于辅币之兑现，以增加新币之信用，或可延长新币之命运也。"国民党政府想在经济空虚时进行经济改革，这种做法既不能增加收入，又不能减少开支，也不能增加生产。没多久，金圆券市值快速下跌，物价又开始螺旋上涨。那些对政府的公告信以为真、拿家中的美元去兑换金圆券的人倒了大霉。到1949年7月，恶名昭著的金圆券10个月之间贬值超过两万倍。

第7节：转折(4)

沈阳陷入了不战而乱的困境，混乱和萧条充斥这个大城市的角落。沈阳的平均物价指数五个月内上涨了三到四倍，粮食则涨了九倍。公营企业中大约七万完全发货币工资的工人实际收入大幅度下降，到10月31日，人们的薪水根本买不到日常用品。这个旧时都市街头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减少。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战争前景不明，很多沈阳人想方设法离开这座动荡的城市，最先逃亡的是一些国民党官吏和富商，后来是一些公司企业的老板和职员，再后来是四处找门路托关系的普通老百姓。为了搭上离开沈阳的飞机，很多人变卖了家当。内战最后两年，设在北平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雇佣民航公司的飞机，把大量的军粮和武器运往东北，飞机空舱回程时，沈阳的很多单位就利用空舱，疏散他们的员工。当员工疏散得差不多后，一些投机商人开始包下空舱，向市民出售机票，赚取佣金。票务既是私人生意，也受到沈阳国民党政府的管制，不管谁申请买票，都要"东北剿匪总司令部"的批准，所以，仍有一些国民党基层官吏在倒卖路条的生意里钻了空子发了财。

1948年春季的几次重大战役后，在多数人看来，战争的胜负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历史潮流已经转向。现在的悬念倒是：蒋介石留下的一个通货膨胀、生产萧条的城市，能否在新政权的手中一扫颓气，重拾生机？对于赢得武装斗争胜利的共产党来说，这是一场新的考试。

"前方打了胜仗，轮到我们去接收。这不是开玩笑，或者是去玩一玩，是担负着很大的担心。接收的任务责任重大。"在接管沈阳的动员大会上，陈云说，"经过两三年，有超过半数的新干部和我们一同去接收沈阳，这表明我们在东北有根了。"

第8节：军管(1)

军管

人民解放军进城了。铁西区方向仍然不时有零星的炮声和枪声传来。战士们脚穿布鞋，表情腼腆，灰色棉军装有些肥大。插有红旗的汽车队上挤满了欢乐的面孔，几个女兵还解开胸前的纽扣，让怀抱中的婴儿吃奶。当时正路过沈阳"大东报社"门口的28岁的年轻人柏杨，看到了这一幕，他还看到接连驶过的坦克、吉普、大炮，"几乎全是美国人的"。

"蒋介石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毛泽东曾开玩笑地说。现在，他的话应验了。入城部队有东北野战军一、二、六纵队，辽北独立师。军队从沈阳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进入沈阳市区，从北面官屯入城要持有党政军介绍信。

毛泽东的画像被高高地举起。一个高声喇叭竭力呼喊口号："祝贺沈阳人民获得解放！"墙上、电线杆上到处贴着"新中国"和"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油印传单。蒋介石的新闻机构的刊物《新报》和《每日新闻》，一夜间变成了共产党的《沈阳时报》。对报纸和宣传的重视，既是新政权对舆论的一贯态度，也体现了新政权领导者对城市的理解。在陈云后来写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在如何迅速恢复秩序，防止大的波动上总结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城市的人有看报习惯，不可一日无报"，"在大城市中的报纸是传布政策的最大机关，稳定人心，主要靠报纸"。沈阳军管会于是事先准备了几期报纸稿件，进城后的第三天报纸就散发到了城市的大街小巷。

第一期《沈阳时报》的内容和编排都很简单，只是刊登了一些基本政策文件，有的版面一时找不到作者，就用过去登过的大文章来填充。新报纸在党员内部反响平平，但在群众中引起了讨论。陈云后来要求，"一切布告，必须字斟句酌。要审阅大样，对广告都要过细审查。""各种布告和解放区一般新闻，不能一下子苛求内容生动，适合新区群众口味，但转载旧的文件，要有选择。"因为接管人手的紧缺，一共只有五六个干部负责报纸的排字和校对，而报纸大样要由陈云和陶铸二人亲自过目。报纸和对外报道委员会各派一人，在头半个月经常住在军管会参加会议。

除了报纸，军管会还预先准备了大量用于散发的安民布告。东北行政委员会秘书处一名叫韩华平的干事回忆，这些用鲜艳纸张书写的布告当时装了整整四个大麻袋。

在最短的时间内，沈阳红遍了，但这座东北最大的城市和工商业中心还没完全恢复生气。比起战争前那个拥有188万人口的大城市，1948年底只剩10万余人的沈阳显得冷清多了。自1947年冬解放军孤立沈阳以来，沈阳大小两万余家商店，只剩下七千家。留下来的小生意人紧闭铺门，直到1948年11月8日解放第七天，这些商店依然没有开门。为了调动沈阳城的气氛，一些年轻人组成的表演剧团开始在公开场合演出"白毛女"、"血泪仇"。和边区的群众不同，沈阳人对这种形式的表演还有点陌生。

空旷的城市中，大批国民党的遣散俘虏，三五成群，倒成为沈阳城最显眼的群体。陈云和沈阳接收人员在1948年11月2日黄昏进入沈阳市区，就和这些穿着国民党军服的士兵打了照面。很多人事后都回忆起这一幕，担任陈云秘书的余建亭对这些敌军散俘的印象是："从表情上看，他们情绪消沉，但也没有惊慌失措的感觉"。

第9节：军管(2)

沈阳是作为国民党后方基地性质的大城市，政府机关系统众多，人员复杂。滞留在城内的国民党后勤部队官兵，解放军历次战役后放出的归俘，加上大量战败后回城的散兵，据估计人数在三万人以上。沈阳解放的速度超过很多人预期，接管人员事先没有准备好可以收容散俘的几个解放团的架子，这样一来，尽管他们一进沈阳，就在各区政府和卫戍司令部指定地点，花大力气对这些散俘进行登记和检查，但这只能规范一部分。至少五千左右的散俘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成分复杂，根本无从统计。

散俘不光是治安问题。11月3日，解放军入城第二天，就传来沈阳车站被人破坏抢劫的消息，一些没有重兵守卫的小仓库和国民党官员住宅也出了乱子。据说，这些破坏事件中都有国民党散俘的参与。另一方面，正值东北严寒之时，沈阳城内被正式接收的散俘加上随军俘虏有五万人之众，需要接管人员给他们解决棉衣、粮食，这无疑是给物资奇缺的沈阳城火上加油。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些人先遣送到其他后方城市。但情况却没那么简单，沈阳作为全国解放的中间城市，承担着南北衔接的功能，短时间不仅没法疏散人员，还有大批新俘虏陆续从长春送到沈阳。原则上，在沈阳解放后向平津送；平津解放后，再向南方送。

共产党自己的部队也同样需要约束和管理。"当时入城的部队太多了。"李锐几年后总结说，""抓一把"现象不好管。进银行拿钱，摊公鞋，在铁西区仓库搞物资，要尽力制止。"

大量部队进入城市后，遵守纪律和相互协调的问题变得更突出。1948年中期，毛泽东已经意识到，这支即将赢得武装斗争胜利的军队，需要警惕在纯洁思想的战争中倒在地上。他为此写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文章。几个月前，发生在高家堡、井陉、阳泉、石家庄的违纪事件，虽然只是军队中的个别现象，不足以影响整体，但多少令这支向来以纪律严明著称的军队难堪。1948年底，共产党已经有300万名党员，250万人的军队，这已是世界上五支规模最大的军队之一，其指挥方法和管理方法自然跟在井冈山的时候不可同日而语。

处理这些纷繁复杂的事情显然需要大量的接管干部，数量有限的干部应对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城市系统和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显得力不从心。陶铸和分管工业接收的王首道在回忆里都提到了这个问题。"从各地调来的干部三三五五，先来后到，参差不齐。"另外，"城市不同于农村，不能像农村那样一揽子，干部都下乡搞工作团，而必须首先建立起部门工作，把领导机关充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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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军管(3)

如何让有限的干部发挥最大的效率？如何让接管之初的混乱局面变得井然有序？新城市看起来需要一个既有军事职能，又有强大行政管理职能的政权机构。沈阳接收人员参考了三年前苏军和国民党熊式辉的接收方法，即在军管会下，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一切被接收单位只对军管会负责，最后结束时，由军管会派出的代表负责签字验收。城市军管会主任的任命，由各中央局提出名单，然后经中央批准，军管会成员则从军队和地方两个方向挑选。军管会是沈阳为未来全国城市接管提供的最重要的经验之一。

"军管会"模式被迅速复制到其他解放城市。1949年2月8日，"军队变成工作队"的要求在毛泽东起草的复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电报中被首次提出。在电报中，毛泽东说："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付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现在已要求我们这样提出任务了。如果我们还不提出此种任务，并下决心去做，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这个电报向即将进军江南的各野战军司令强调：我们正在准备3.5万名干部随军南下，但是这个数目很小。占领八九个省，占领几十个大城市所需要的工作干部，数量极大，这主要依靠军队本身自己解决。毛泽东用他一贯的语气说，军队就是一个学校，310万野战军，等于几千个大学和中学。

人民解放军进入沈阳的前五天，全国第一个接管城市的政权机构--沈阳军管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成立，总共抽调了4000名干部。这些干部中的很多人后来专门组成了一个班子，为南下接收大城市之用。军管会除市委外，下辖经济、财政、后勤、铁道、政务等五个处，以及市政府、公安局、办公室、卫戍司令部等单位。沈阳接管工作接近尾声时，兼任沈阳军管会主任的陈云写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并转中央的报告《关于接管沈阳经验简报》中说，"依现有经验来看，这次军管会本身接收机构尚缺外交、军事、社会、文化四个处"。

第11节：物价(1)

物价

陈云带着军管会是坐专列进的沈阳，从哈尔滨到沈阳之行，花了整整五天。

陈云和他的核心领导队伍在11月2日黄昏进入沈阳，就径直到了设在大和旅馆大厅的军管会会议室。这座日伪时期建造的七层欧式楼房曾是当时附属地一带的最高建筑，这里在市中心区，又在大转盘旁，极易辨认，人员来往联系很方便。沈阳这一天全城还没有通电，陈云和陶铸连夜点蜡烛开会，安排第二天的工作。因为市内没有自来水，军管会下达给入城人员的第一个通知，是所有人员不得使用驻地抽水马桶厕所。

陈云刚刚从疾病中恢复过来。一年前，他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报告了他身体抵抗力比以前更弱的情况，"秋冬以来，伤风次数增加，且每次伤风则发烧出汗（在延安时无此病状）。为防

严冬连续感冒，并准备明年春夏战局开展时的忙碌，拟休养一时"。到沈阳解放前，陈云的身体逐渐恢复，精神状态明显好转了，有时"还能听到他拉二胡的声音"。

对沈阳这座城市，陈云已经再熟悉不过。抗战结束之初，为了打开在东北的局面，同苏联方面交涉放宽对中共部队活动的限制以及阻止苏军撤退前国民党空运部队到各大城市，陈云在1945年底曾多次往返于沈阳和长春之间。尽管他长期在根据地工作，但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城市的观察。即使1948年以前，整个东北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都掌握在国民党手中，陈云也不认为共产党的农村根据地可以离开城市而独立存在。

在农村，共产党有的是粮食，但如果农产品不能交换出去，农村就被城市给胀死了。在"北满"时，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副书记李富春曾经讲过一件事：一名投降的国民党特务对他说，如果共产党的根据地没有盐，没有布，要想打破农民对国民党的幻想是不可能的。现在，城市也没法离开农村，共产党进城了，它要帮助城市人解决他们的需求。农村正好可以反过来解救城市。

陈云说三件事是能否成功接收沈阳的关键：一是财政的平衡，二是货币发行的平衡，三是火车运输的周期、车辆运转的数量。而三件事归结到一点上，就是物价能否恢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物价不解决，工商业不能开门，城乡之间没法打通。它是整个沈阳的"牛鼻子"。

国统区经济体系和解放区经济体系迥然不同，解放区是粮贱布贵，国统区是粮贵布贱。稳定物价要首先控制在物价中起主导作用的商品。1946年的"北满"和当年边区的物价都是布价带头，布价涨，猪肉涨，小米也涨，因为棉花没来，粮食出不去，被人称为"吃饱了，冷死了"。如今在沈阳，粮价领导着物价。当年共产党在解放区的做法，是用粮食跟苏联人开展贸易，换回足够的布匹和食盐，然后拿出一部分进口的布匹食盐换购蒋管区农民群众的粮食，限制余粮流入敌占区的大城市，加强对其经济封锁。现在，农村需要向城市彻底敞开粮禁了。

第12节：物价(2)

东北农村的粮食是充沛的。1948年沈阳解放前，为了遏止物价的剧烈波动，陈云曾提出解放区除征收二百万吨公粮外，还需要外购四十万吨粮食，办法是以盐、布向农民换粮。一次在东北局的高干会上，陈云说，"我们要掌握一定数量的必需物资"，这些物资包括，"除各种开支与出口外，要经常保持四十万吨至五十万吨粮食。除粮食外，手里还要多掌握一百万匹布"。这些物资在1948年冬的重要关头成为沈阳的后盾。

有些棘手的是供给速度。沈阳地区1948年是农业严重受灾的歉收年，沈阳周围各县高粱颗粒未收。进入沈阳和集中在沈阳周围的部队有30万之多，加上10万左右的沈阳市民，每月需要粮食7 500吨。尽管沈阳市市民粮存储要远远高于长春，但政府粮食储备几乎为零。国民党军队在撤退前，把军粮全部售出，因此部队进城后仅仅缴获了300万斤粮食。陈云为了防止后备粮没有运到城中，存粮已经告急的情况出现，在进城前，事先安排有关人员在沈阳市附近适当地点集中了一批粮食。11月2日以后，军管会调集了所有能够调度的汽车抢运粮食进城，每天有大约3 000到5 000辆大车投入其中，一天运粮2 000吨。即便如此，这批应急粮食全部运完之后，沈阳市的粮食缺口仍然存在。时任沈阳市长朱其文召集商人摊集粮食，由沈阳商会会长卢广绩出面向沈阳周边粮业大户借用2 000吨军粮。另一条最主要的供粮路线，是从开原、安东方向抢运粮食进城，但战争中支离破碎的铁路成了瓶颈。

幸好陈云对铁路的重要性早有预见。东北是全国铁路网最为密集的区域，沈阳又是整个东北的铁路中心，沈阳接收工作全面部署前，陈云就数次提到铁路问题的战略价值。他说："沈阳周围一个很大地区灾荒严重，要使混乱时间缩短，基本问题是修好铁路。"东北局向干部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在1948年11月底之前修好沈阳以北以东的铁路，并集中力量修四平以南到沈阳的铁路。这为沈阳恢复秩序争取了时间。

军管会还要对付那些发战争财的投机分子。为了避免投机商趁机抢购、本地商人将物资收藏起来以及物价先落速涨的现象，军管会公布了靠近沈阳的解放区，哈尔滨、吉林、开原、安东各地物价，同时公布沈阳百货公司买卖货物的价格，使商人对物价有所准备，敢于开市买卖。"尽管物资主要还是靠政府补给。但作为一个城市来说，恢复市场交易才能真正恢复活力。"负责金融接管的王企之回忆，"为了吸引市场上更多粮食入城，我们规定沈阳粮价要高于产粮区。当时高粱米每斤规定3 000元，市价总在3 000元以下，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定价向来比市价低的现象刚好相反，这是给沈阳市民印象最好的一件事。"

第13节：物价(3)

中间出过一个小岔子：为了减轻负担，军队进城时释放了沈阳所有监狱的犯人，而后来有二分之一的盗窃案是一些被释放的惯犯所为。陈云在给天津、北平的接管干部提供经验时谈了这点，他说："只有政治犯应迅速释放，但老盗窃犯应继续拘留，查明情况，分别处理。"

作为整个城市的"中枢"，陈云不可能每天只在大和旅馆的会议室和休息室里。他需要运筹帷幄。但陈云的性格不是喜欢通过电话指导工作、发布指令的人。从1948年11月到1949年6月，沈阳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要汇集到军管会，最终要在陈云这里得到批复，他把自己处理事务的办公地点设在中山广场宾馆的会客室里。陈云办公桌的面前是两排座位，那些汇报情况并等待指示的干部在得到陈云意见后就会迅速地离开，把位置让给下一个进门的人。

"每天这两排座位上面都坐满了人。"当时在东北军区军事工业部第六处（炮工处）担任政委兼党委书记的曹慕尧有一次去汇报一个紧急情况，从汇报问题到解决问题一共用了不到两个小时。他对陈云处理事情时的惊人速度深感钦佩，"我进门的时候，看到坐在人群中间的陈云，态度十分严肃，每句话都非常简要，铿锵有力，像快刀斩乱麻一样，回答错综复杂的各种问题。接见每个人的时候，他先问，什么事？请用三两句话说明事由！然后限定汇报者在几分钟以内讲完，一定要说清问题的实质和关键，还必须先提出个人对问题的处理意见。"

刘白羽是军管会对外报道委员会成员之一，据这位因报道《光明照耀着沈阳》而名气大振的随军记者回忆，"陈云同志每天晚上开一次会，去接收各个方面的人都来汇报接收的进展和情况，他让我也参加，大家汇报完之后，他就指示第二天怎么办。我的任务就是到街上去走，然后每天晚上向他汇报有几家商店开门了。开始没有，不敢，怕。后来我就一点一点地向他汇报，我说开了一个了，开了两个了……后来大概开到十几个吧，陈云同志手一拍："沈阳，平安解决了"。"这时候，1948年已经快要结束了。在解放战争的另一个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已经到达西山，从那里可以俯瞰北平全城。

第14节：内耗(1)

内耗

11月5日夜间，沈阳市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第二天一早，天气大晴。持续三天的封城和夜间戒严结束了。这一天《东北日报》的头版刊载了新华社沈阳电，对这座焕然一新的城市进行了尽情地描述和热烈赞扬，"晨光中迎来装满煤、粮的列车，汽笛声响震长空。中央大街有成批青年唱歌而过。墙上红绿标语与白雪相映。"

人们看起来已经开始步入日常生活之中了。他们太需要一个没有战争阴影的城市了。采购日用品的人群渐渐挤满了太原街小市场。据说，11月6日这一天到东北书店买书的市民将近千人。

全城的电灯和电话在11月3日下午已经修复了，几天后自来水的问题也解决了。邮电11月5日在全东北开通，11月6日电车再一次运行在了这个全国电车线网最密集的城市中。

"沈阳复活了。"一名外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惊奇地表示。令他意外的是这一时间是如此之短。连共产党自己的干部也没能完全预料，以至于当初军管会成立时4 000名干部中只有不到10名是税收干部，后来接管人员们才意识到他们大大低估了沈阳商业的恢复能力和活跃程度。由于担心临时启用国民党税务人员会导致贪污，沈阳不得不在最初的相当长时间，税收一直中断。"大约损失100亿以上，每天最低4亿到5亿。"陈云后来总结时说，"这是因小失大。"

还有一些事先无法估计的事情。接收工作本来就头绪众多，各个机关又纷纷派人定房子找办公地点，这使得军管会门前交通拥堵。更麻烦的是，由于东北解放区沿袭伪满办法，车辆一律靠左行驶，但沈阳已由国民党政府改为靠右行驶，双方车辆一上街交通就乱套。

这本来并不是大事，但争执方固执己见，言辞激烈。症结是接收干部的心态，有少数人认为，他们来自哈尔滨和"北满"根据地，是解放区的老人，没有理由向别人的规矩低头。而如果尊重这些干部的意愿，沈阳的城市布局和交通指挥系统就要动大手术：道路系统要重新规划；接管沈阳后留用的数千名交通警察需要重新培训上岗，他们十多年来习惯于按右侧通行指挥交通；汽车的设计也要改动，当时新式汽车驾驶盘已经多数在汽车左侧，适宜于右侧通行。

最终陈云拍板了。在11月10日的军管会会议上陈云简要地说明了理由，从该日起沈阳车辆一律按右侧通行，希望大家坚决执行，至于说服解释工作，各自分头进行。

这件事让陈云意识到，必要时需要自己出面熨平在所难免的内部利益之争。新政权既要通过权力行使来改造旧世界，也要为城市和风气树立新的道德示范。他这样要求自己。当陈云的警卫员建议他把那辆陈旧的老式汽车更换时，他严厉地批评了这个年轻人。这名警卫员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沈阳军需仓库里还有很多新车，我就向首长建议换一辆。首长对我说，"我们现在的这部车，比哈尔滨时的那部好得多嘛。另外有好多首长呢，高岗，李富春，张闻天，王稼祥，林枫……我来这里，先用好的，影响好吗？""

第15节：内耗(2)

"当那些不好的思想在我们的接收干部里露出苗头时，"陈云说，最好的办法，是尽早发现并杜绝它。这在接收城市的初期显得尤为重要。陈云留意到那场"靠左行靠右行"之争的导火线，是纷纷派人到军管会找房子的机关单位时，他就严肃地跟周围的干部们打了招呼：东北野战军司政后机关和卫戍沈阳的主力纵队，在新的战役开始前，要在沈阳好好休整，因此，"北满"机关在野战军离开沈阳之前，各个单位和机关都不要动房子的心思，千万不要派人来打前站，找房子。

事实上，在沈阳军管会成立之初，对"进城之后单位必争房子"的问题就有所顾虑，因此特别规定房产分配权属东北局，任何机关无权占房子。但在实际接收工厂和房子的过程中，小的纷争不断。从哈尔滨和其他解放城市有接连几批宣传、青年部门的工作人员抵达沈阳，他们进城后大半忙于接收房屋和安家，军管会在找房子与争夺接收对象上，与后来人员发生了很多应付上的困难，这种内耗抵消了力量。李锐在回忆中说，"陈云同志后来又一次打招呼，的确是担心，房子一分则乱，势必忙于内争而疏于对外接收了。"

平均主义仍是沈阳接管时期共产党干部内部分配的主要形式。军管会在1949年规定，对于后方来沈阳的干部实行供给制，这实际上是老解放区供给办法的继续。供给制只解决干部本人的吃、穿、用。大机关自办供给食堂，一般干部吃大灶、县团级以上的科处长吃中灶、局长以上干部吃小灶。穿衣按干部规定年限发放，日常生活必需的用品，除了牙膏、肥皂外，还有黄烟，后来改成一般干部配给"光明"烟，县、团级配给"大生产"烟。1950年，当沈阳完全转入恢复建设期后，薪金制取代了供给制。

第16节：劳资(1)

劳资

比起干部内部的人事关系，另一层关系则更为本质，它涉及城市制度和生产力的构建能否成功，以及革命的方法问题：尽管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工人运动都是革命者从不怀疑的主要形式。工人运动的主要内容是以工会为组织形式罢工罢市以争取自己的权利，具有社会革命的性质。1949年，革命者进城了，承担起组织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的责任，如果工人继续罢工，社会将无法运转。

实际上，在1949年沈阳几大工厂陆续接收和开工之后，陈云内心就一直有所忧虑。一年前在鹤岗煤矿发生的混乱是他主持东北解放区财经工作时最令他有挫折感的事情。工人运动一度中断了正常的生产，因为技术职员在工厂中被打击和排挤，工人出身的政治厂长把握不住生产全局，令短时间里鹤岗发生事故900多次，死伤900多人。沈阳的工厂会重蹈覆辙吗？沈阳有超过7万名的产业工人，连家属占据沈阳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工厂复工后，这个比例还在增加。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决定着整座城市的运转。

陈云的担心完全不是多余。沈阳解放不久，正值旧历年关，工人们普遍产生了反抗的情绪，向资方提出一系列提高待遇的要求，作为恢复生产的条件。在一些私营企业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劳资纠纷。工人们不仅高呼罢工，还砸烂了机器。

毛泽东1948年4月8日在《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中极具先见之明地规定："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将来是否酌量减少工时增加工资，要依据经济增长情况即企业是否向上发展来决定。"革命者掌握政权后，工人如果还像过去那样要求政治经济上的权益，就不但是罢资本家的工，也是罢新政权的工，这就必然要受到约束。刘少奇1949年5月在《天津日报》的一篇报道上也批示："不要宣传劳资感情的融洽，虽然也不要去煽动劳资间的恶感。"同年5月5日，刘少奇在开滦煤矿，正值工人罢工，刘少奇对他们说："你们组织起来以后，要努力排除生产上的障碍，推动资本家维持生产。无论如何，要把开滦的事情办好才行。"

沈阳军管会向近百个大中工厂派了军代表，一些没有被派军代表的私营企业也有监委进厂接管。陈云对这些接管干部说，"过去刚进城就发动群众，搞清算斗争。后来，又在工厂、商店发动工人、店员闹分红"，"这些都不是治本办法，治本办法只有生产。"

共产党刚进城时强调的工人权益不能取消是对革命意识形态的延续，但一心想着斗争和革命的工人是不能认真生产的，而城市能否迅速恢复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统一全国以及实现下一个战略目标的关键，如何解决意识形态与政府责任的矛盾，于是也成为对新政权的一个考验。

沈阳的经验是在妥善处理工资问题的基础上，兼顾"劳资合作"的宣传。因为在刚刚解放的情况下，工资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让所有人满意，军管会先给工人普遍发生活维持费十万元，等于四十斤粮食，这样做兼有使东北币占领市场的作用。十一月份的工资发临时工薪。因为当时沈阳粮食极度紧张，工资标准就不能按解放前折粮数发，基本上根据国民党的底薪等级，工人、职员、技师从每月八十斤到四百斤。工资包括一半货币、一半工薪券，东北财委定于1949年7月起把支付比例调整为货币60%，工薪40%。职员可持工薪券到沈阳财政局供销处的供给商店或指定商店购买各种实物，这样可以保证工人生活不受物价波动的影响。

第17节：劳资(2)

沈阳市总工会通过举办训练班，办工人学校，反复阐明"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政策，告诉工人们，脱离实际要求过高的工资、劳动纪律松弛对生产和工人自身都不利，只有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改善劳资双方的经济地位。

1949年8月4日，沈阳第三机器厂一名叫赵国有的工人创造了2小时20分钟车一个"塔轮"的新纪录，成为企业工人的表率。东北总工会和东北工业机械部希望从缩短工时、提高劳动生产率入手来同时解决工人运动、工资制度和工厂管理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最初，整个沈阳只有155人报名参加缩短工时的竞赛，经济收入的增加和宣传模范的精神荣誉让更多工人加入了运动，创纪录一时成为企业的风潮。这让1948年底沈阳接收以来，工厂设备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生产率低下的情况大为改观。

事实证明，沈阳的做法对于未来大城市的接管和经济建设有着方法论的意义。在1950年上半年全国工商业陷入困难的时刻，政府将"劳资合作"改为了"降低工资，劳资团结，渡过难关"。有些企业要渡过难关，不仅需要政府的帮助，也需要工人的支持，包括忍受裁员减薪这样暂时的牺牲。周恩来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要求对工人进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教育，工人被减薪，少数还失业，这是经济恢复期对资本家所做的必要妥协。

第18节：元旦

南京总统府的最后90天

接管城市的"沈阳经验"为南京的接管者们提供了参考，但刘伯承和南京军管会成员显然还是要面对自己的问题和考验。

蒋介石的政府虽然腐败，也不够有效，却在动荡中勉强运转了20年，这段时间被经济学家们普遍视为中国资产阶级快速成长的时期，这个群体的主要部分分布在以南京、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城市。蒋介石生性多疑，但对城市技术官僚仍抱有某种尊重，拒绝加入党派的精英人物王宠惠、熊式辉、吴鼎昌、翁文灏都构成了政府中的一部分。国民党政权解体后，这些林林总总的城市阶层如何对待和处理，关系到新政权的稳定和牢固。

城市的中间力量对新政权仍然充满陌生，共产党对这些人的底细同样捉摸不透，他们并不清楚这些旧政权的组成部分是否能顺利被改造，并有效率地为新政权服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到1949年，共产党干部还不是城市型的，300万国民党旧职员中的绝大部分必须继续用来为新事业而奋斗。

元旦

1948年和1949年的交替，预示着一种旧政治制度的结束。蒋介石周围的世界碎裂了，他即使坐在总统府的子超楼里，也能清晰地听得见"破冰"的声音。他的私人秘书和智囊陈布雷在南京的住宅中自杀了。"让我安静些。"在陈布雷的日记后面有这样一句话，"我现在已到了灯枯油干的时候了。"他身体虚弱，患有失眠症，心情总是很忧郁，最不能使他忍受的是，他发现自己唯一的女儿竟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把重要机密送给了共产党。陈布雷感到国民党的失败已是无可避免，并责怪自己没能影响蒋介石的政策和决定。

国民党能动用的军需储备物资几乎已被全部投入到南京以北两三百公里的广阔战场上去了，蒋介石在徐州和长江一线的防御也被攻破，何基沣军队的倒戈在左侧打开了一个缺口；徐州之战更注定了国民党政府的命运。

这时，国民党政府内部出现了一个和平团体，认为只有和共产党谈判，才能延缓共产党的进攻。起初，他们的头头是广西将领白崇禧，很快这些人就拥白崇禧的老朋友李宗仁负责。白崇禧控制着50万军队，对他的要求，蒋介石不能掉以轻心。

蒋介石派张群两次从南京飞汉口，和白崇禧商讨形势，但几乎所有人都跟蒋介石唱反调。湖南、湖北、河南、广西各省参议会议长联合签发了一份电报，要他对自己的前途马上作出决定，张群也对蒋介石说他赞成和谈。圣诞节，蒋介石收到了白崇禧的电报，要他在美苏联合调停下立即与共产党和谈。

南京总统府随后度过了气氛压抑而可怕的一个星期。蒋介石召集全国主要军事将领，举行了整整一星期的会议。每逢新年，蒋介石总习惯于向全国发表一份新年文告，文告内容通常在一星期前就公布于众了，但1949年，直到元旦前一天下午文告才起草好，并译成外文。

12月31日，蒋介石发表新年致词时，邀请了大约40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到他在黄埔路的官邸吃饭。他默默地听完了他们谨慎的发言，接着咆哮说："我不想引退，你们这些国民党官员却想让我引退。我引退并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国民党内部的某些人。"这天晚上，所有国民党的核心人物都在这所房子里度过。

蒋介石引退后的1个月，南京政府陷入了混乱。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孙科宣布，以3个月薪金的疏散费遣散80%的公务员工，在当时恶性通货膨胀的形势下，3个月的薪金只够1个月的伙食费。面临失业的财政部官员们包围了他们的次长杨道樾，并对一个叫罗宗文的司长大打出手，结果除了3个月薪金，还争取到3 000元疏散费。这个事件让各部门纷纷效法，并联合了2 000人到行政院请愿，致使"政务会议"不得不三迁会场。

第19节：迁都(1)

2月初，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宣布要把政府搬到广州，他在这座南方大都市组建了包括外交部在内的内阁。但对于临时首都究竟定在哪，孙科自己也没有完全拿定主意。原来决定政府一级部门（行政院、国防部、外交部等）的首脑应当留在南京，但他们大多数人都在上海或到广州去了。倒霉的是下级官员，外交部下属200人带着400名家属刚开始他们漫长的行程，就在此刻极为混乱的火车站等候了3天。后来终于乘上火车，却在去上海的途中，为了给军队让行全部被赶下车来，在吴淞口为等候南下的轮船耽搁了一个星期。

迁都

按照南京当地报纸《和平日报》的记载，从1948年12月20日开始进行的夜间户口检查活动在新年的2月5日还没有结束，并且正成为常态，两万多人的行政人员组成5千多个"夜间入户"检查小组，敲开房门检查户口，要是有不符合户口记录的人口，必须马上去警察局登记，不进行登记的人家连每月15斤的户口米也领不到。

报纸报道，"多数民众能理智对待夜间登记"--事实上，"不理智对待"不可行，要是没办法领取政府供给的户口米，多数平常人家只能饿死。

根据当时在南京政府公务人员周家让回忆，尽管管制物价，规定所有商品不能超过1948年8月19日的价格，并且所有的商店不允许关门，可是，到了这个阶段，金圆券发行没有限制，米价与8月19日相比，已经上涨142万倍，"人们用麻袋装钞票购买商品，已经不算是什么新闻"。

按农历算，这是正月初七，可是南京丝毫没有过年气氛，《和平日报》的记者实地考察，即使是山西路的富人区也悄然无声，以往家家户户悬挂的精致的荷花灯也不见了踪迹，只有"一个孩子拿着劣纸糊的兔子灯"在街道上玩耍。

"首都卫戍总司令"张耀明还在竭力维护首都南京的正常运转，一方面是严格控制和供应食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对付骚动不安的民众，"自从户口登记以来，已发生多起冒充公务人员入室抢劫案"。当然，更是为了防止共产党人混进南京城。

可是，这种维持在2月初即成为泡影--就在5日上午，行政院长孙科正式宣布，行政院开始正式在广州办公。孙科自从1月20日离开南京后，一直在忙于行政院南迁，早在1月29日的农历大年初一，由于行政院所属的中央银行南京分行的现金都已经搬家，代理总统李宗仁甚至拿不出银元来慰劳"首都卫戍部队"。行政院的很多部会，甚至只留下一两个小职员看门。按照《李宗仁回忆录》的记载，当时，"南京城空了一半"。

第20节：迁都(2)

孙科将行政院迁往广州后，"府院矛盾"展现在所有人面前--李宗仁陷入更大困境：政府的存在受到了置疑，南京只有一个空洞的代总统，没有行政机构；而广州只有行政机构，没有政府首脑。《李宗仁回忆录》中，李宗仁坦诚了和孙科的矛盾起源：多年来，他和孙科一直关系尚好，可在1948年的副总统竞选中，孙科作为蒋介石支持的"黑马"，与李宗仁展开了激烈竞争，"桂系"的黄绍竑为了让李宗仁当选，"竟至揭露孙博士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阴私。黄氏用假名发表了几篇文章，重提旧日的桃色事件--"鄙眷蓝妮""。

"蓝妮是一个颇有姿色的交际花，曾有个时期是孙博士的情妇，后来，她还叫两个女儿称孙氏为父亲。抗战时期，蓝妮一直留在上海，并且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来历不明的财产。日本投降后，所有伪官员的财产都由政府没收，其中也包括蓝妮小姐的。"孙科当了立法院长后，给上海官员去了信，称"蓝妮"为"鄙眷"--此信成为轰动一时的笑谈。而黄氏用文学家的笔法将此事重提，李宗仁回忆说："孙博士尴尬万分，并认为我手段恶劣。"

孙科不仅是为报复李宗仁，也是对守卫南京已经毫无信心，他对李宗仁说，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到了临浦镇，南京已经处于远程大炮的射程之内，为使政治中心不受军事威胁，他一定要将行政院迁往广州。他把自己花了10万美元在中山陵附近造的一幢精美别墅卖给了行政院下属的中央银行，这也是当时报纸轰动一时的新闻。

行政院迁往广州后，李宗仁不得不反击，他在南京召集立法委员复会，而孙科和蒋介石也指示20多个立法委员主张在广州复会。当时报纸声称，愿意在广州复会的立法委员可以领到很高的报酬，远比在南京复会的每日发2 000金圆券的立法委员报酬高。可是李宗仁还是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有300多立法委员在南京复会，立法院复会后通过两项决议，一是赞成李代总统和中共和平协商的主张，二是要求行政院长孙科回南京报告施政过程。

监察院长于右任也站在李宗仁一边，并没有随大批官员出逃。

按照《李宗仁回忆录》记载，李宗仁在2月份先后派遣于右任等人去广州劝返孙科，可是都无功而返。2月22日，李宗仁自己飞往华南，表面上是去视察。当晚他和孙科进行了长谈，孙科说，在敌人的炮火下，不可能处理政务。李宗仁拿出抗日战争进行反驳，说当时的情况更危急。最终，孙科同意将立法院迁回南京。

第21节：迁都(3)

可是，即使迁回南京，此时的立法院也不能有所作为了。根据当时在立法院工作的储子润回忆，早在1月末立法院南迁前夕，就进行了大量裁员，当时思想进步的青壮年、在立法院系统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或者同情中共的人，包括厌倦了国民党统治的中年人基本上辞职，60%的人已经离开了立法院。

而在立法院迁回后，李宗仁只获得了表面胜利，所谓复院，只是装门面而已。储子润回忆，去了广州的人根本不愿意回来，孙科只带了少数人回南京，"寡人一个，一筹莫展，终于辞职。"

此时的立法院已经成为烂摊子，没有人愿意接任。李宗仁多次劝说何应钦接任，并且用两人多年前共事之情打动他，何几次请示在溪口的蒋介石后，终于勉强接任。可是，因为当时南京城已经半空，"我和何应钦要克服无数困难才能组成新政府"。当时南京没人办事，行政院不得不动起了留在广州的那批不回来的职员的脑筋，添设了六只巨大的铝皮箱，每日由飞机将大量文件送往广州进行处理，储子润回忆，民航总局接到通知，广州和南京之间的班机运送公文成为重要事情。

第22节：遥控

遥控

南京的功能其实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已经丧失了。"首都"随人而走，没有因为代总统李宗仁的留守而停留在南京，也没有跟随名义上的迁都派们转往广州。它跟着蒋介石去了那个浙江溪口。

"美军联合顾问团"的军事顾问一开始就对他们在作战方案上和国民党军官甚至蒋介石本人之间的沟通不畅极为费解，1948年1月受命负责"顾问团"的陆军少将戴维·巴尔后来发现二者思维方式大相径庭。在国民政府的组织机构中，没什么再比"裙带关系"更为本质和核心的问题，他在离开南京后呈交给华盛顿的最后工作总结中写道，"委员长的思想太中国化了，他所考虑的主要是人事关系和政治上的问题"，"不管一个人多有能力，他要获得一个要职，要办成一件事情，必须有后台。这总后台就是委员长本人"。

溪口只有在蒋介石回来的时候才会如此热闹，蒋介石的来访者络绎不绝。有一天，蒋介石对蒋经国说："我们要在这儿待3个月。"

溪口与南京的联系通过国民党的设在南京的军台。据南京总统府军务局上校电话监察官王正元回忆，重要军话台上的主要用户有：蒋介石3条专线，宋美龄、俞济时3条专线，在重要专线台上装有直通溪口的长途电路1条。王正元回忆说，"蒋介石宣布退隐后，俞济时侍卫长专门把我叫过去，告诉我他们马上就要离开南京了。"委员长很器重你，不过他这几天很忙，不打算接见了，今后，凡是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3人在通电话中的一切消息，你搜集后，立即通知我。"俞对我说，"我跟你约定一下，这3人分别用甲先生、乙先生、丙先生来称呼，我们两人通话时，不必称呼什么，互报自己名字就行，你呼正元，我呼济时后，即可通报内容。""

蒋介石由此对南京时局了如指掌。李宗仁在南京的大小决定和通话记录被事无巨细地汇报给了蒋介石，除此之外，蒋还断掉了这位代总统的经济来源。有一天李宗仁派人到奉化恳求蒋介石授权统管政府财政以构筑长江防线，遭到了断然拒绝。蒋介石一面坚持要广州的孙科支持李宗仁，一面却命令胡宗南带20万军队飞往广州以遏制李宗仁的影响，他向CAT（陈纳德的民用航空运输公司）提供的运输机支付了现金。

蒋介石此时往台湾运送了30万嫡系部队，还有26艘舰艇及空军力量，大约90万国民党军队仍留在大陆，但这些军队中只有白崇禧的12万人听从李宗仁调遣。警察局和情报机构都从陈立夫那里得到指令，而陈立夫是代表引退在幕后的蒋介石的，代总统即便答应共产党一些条件，很多命令也几乎是一纸空文。

到溪口后，蒋介石给他儿子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让他督促空军司令部按时完成定海机场的修建，不得拖延。不久，原因就清楚了：定海位于溪口和南京之间，蒋介石事实上对保住南京以及中国最大港口城市上海已不抱什么希望。4个月后，南京、上海相继失守，国民党守兵靠定海机场撤至台湾。

第23节：骚乱

骚乱

1949年已经在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是一名年轻参谋的黄仁宇，用他后来在美国的大部分时光思考国民党为何失败。在他看来，国民党军队所拥有的由美国配置的现代装备连同蒋介石设立的现代政府一样，距离中国民间社会是如此遥远，它们"更像是外来干涉力量对抗中国社会"。40岁的自由知识分子储安平呼应了黄仁宇的观察，他在当时颇受欢迎的政论杂志《观察》上称，国民党政权正在丧失其原来的支持者："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务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现在这批人，没有人对南京政权有好感。"在当时的首都南京，源于这种对立的对抗表现得比其他任何城市都要深刻。

随着李宗仁和何应钦在4月22日离开国防部大楼，最后驻守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成员从明孝陵机场离开，这座处于短暂政权真空的首都开始陷入不可遏制的骚乱之中。

先是位于市南老住宅区的穷人成为抢劫的主体，后来，失业的铁路工人、香烛厂工人，还有掉队的国民党士兵也加入骚乱的人群。人们先是洗劫国民党官员的住宅，李宗仁和何应钦的也没有幸免。国民党放在长江南北两岸军火库和油库内的定时炸弹引爆产生的大火和浓烟布满了南京的天空。危险并没有让愤怒的人群冷静下来。因为美国使馆区占地巨大，由海军陆战队护卫，人群就把使馆南面巴尔将军的住宅当成了出气筒，他们在这栋无人居住的大宅子里卸走了所有的门板、窗扇和管道等装置，并把木地板砸成碎片拿回家当柴火烧。"有几个乘机发财的人在北城墙外火车站附近的得克萨斯石油公司油库前转悠。不过，这些仓库大部分已被洗劫一空了。"

国民政府南京市长邓杰在住宅被暴动者烧毁后，试图驾车带着市财政金库的3亿金圆券逃跑，被他的私人司机和卫兵痛打了一顿，断了双腿，后来在南京城南的公路被进城的人民解放军俘获。第二天，南京市面上金圆券贬至150万兑换1美元。

骚乱直到解放军进城才被平息，人民解放军成立了"和平筹备委员会"，负责处理接管，刘伯承被任命为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主席，接着又被任命为市长。南京市民注视着胜利了的共产党军队，"他们纪律严明，士气高昂，和国民党军队冷漠的表情和混乱的指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写道。陈毅各部除了一小部分军队留在南京，其余大部都掉头东进，攻入杭州，切断沪杭连接并包围上海。

南京跟上海的通讯被解放军迅速切断。4月23日，南京唯一一份仍在出版发行的报纸是基督教的《义士报》，报纸上载满了欢迎共产党的文章。"新华通讯社"开始运转，采编人员中很多是两天前还在为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工作的新闻记者。

全世界都在等待"解放军攻克南京、占领总统府"这条具象征意味的新闻的发布，但新华社三野总分社却出了点意外。从渡江战役筹备开始，新华社就配备了1个总分社，4个分社，还有26个支社上百人的报道力量跟随第三野战军，但这些记者却几乎全都跟随主力部队，没顾上进南京，就向郎（溪）广（德）山区进发了。4月23日，跟随东路军南进的总分社行军途中电台无法与分、支社联系，以至于35支社虽然在23日深夜进到了南京，但稿件无法发出。到24日凌晨5点，在北京焦急等待的毛泽东不能再等了，他口授了一则消息《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

4月24日9时，新华社正式发布南京解放的消息后，南京60多名政治犯获释。一天后，供水供电就恢复了，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开始对外营业，限期限额收兑部分金圆券。另一些人被投进了新政府的监狱，他们包括：变成瘸子的国民党的南京市长邓杰、国民党社会福利局局长沈清诚和市卫生局局长徐新农。邓杰被指控犯有"企图携市政府雇员工资拨款外逃罪"。

第24节：改造

改造

4月28日起，从台湾基地起飞的国民党B-24和B-25轰炸机每隔几天就要光顾南京一次。当时在南京的《纽约时报》记者西默·托平回忆，"它们像黑色的大秃鹰在聚集在南京市发电厂、供水厂、铁路吊车厂和各种库房的滨水区上空盘旋。"轰炸机的飞行高度相当低，因为当时共产党除射程有限的50口径机枪外，便没有其他任何防空武器。

可是，"很多本该对准电动轮渡船和江边工厂投掷的炸弹，却偏偏落入了江水中。"后来担任《纽约时报》总编辑的西默·托平在回忆录《在新旧中国间穿行》中写道，"看来很大程度上，飞行员是有意尽力避免轰炸自己的同胞的。"在头几次空袭中，南京几乎没受到任何损失。

风向总的来说都利于新政权。在南京，刚刚主政的共产党赢得了知识分子的支持。4月24日黎明，熬了一个通宵将"共产党占领总统府"新闻发回美国的西默·托平赶到南京城西北门，他看到涌上街头的青年学生们在路旁欢迎解放军进城，一些学生爬上大卡车的顶部高呼口号，向军队致意。三个星期前，6000名学生曾以这样的方式聚集，不过是向国民政府示威，要求政府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现在，学生们以极大的热情欢迎共产党政权的建立。他们在军队的护送下到长江边去加固河堤，以防春讯。刘伯承为代表的南京军管会聪明地把两个阶层结合到了一起，这延续了共产党在农村工作的丰富经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学生们生平第一次参与了农村的生活实践，加拿大外交官切斯特·郎宁在南京城郊的农村碰到的农民激动不已地向他展示刚刚领到的新农具，并告诉他农民们参加了新组织的委员会，城里的学生们经常来看他们，给他们提供化肥，并取去了土壤样品。

以前农民进城顶多是贩卖田里的农作物，1949年5月，南京72个村的农民则高举写着各自村庄名字的白色横幅和红旗气宇轩昂地在南京城的大路上游行。他们跟上街组成"演讲队"向市民宣传"新民主"的学生们一起高唱共产主义歌曲，一些学生加入了农民的游行队伍，和他们一起扭秧歌。郎宁后来以观察者的角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录了这让他感到新鲜的景象，他说："农民进城我虽常见，却没见过农民上街庆祝游行，大家还给让道。""各个阶层参与，这是南京解放后新政权让这个城市释放出巨大能量的关键。"

共产党的目的是要把南京从"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沈阳的经验已经很清楚了，共产党用不着在南京消灭资产阶级。刘伯承说，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共产党需要集中力量，通过促进私营和公共企业，达到发展生产的目的。在积累资本的同时也要注意发展生产力。

南京军管会下设1个秘书处和8个局来管理市政。这8个局分管供应、外交事务、不动产监控、金融及经济事务、军事接管、政治接管、文化接管以及公共治安。这些部门中的多数职员都是对新政权有好感的原国民政府雇员。工厂、市政府办公室里，共产党开设"再教育班"或组织"学习小组"，学习讨论毛泽东思想。外国记者们得到允许观摩一次南京发电厂机关工作人员学习会，一名工会代表在会上介绍老"解放区"的学习小组怎样开展活动。这种学习会在1949年末开始越来越频繁。

Table of Contents

第1节：序言(1)

第2节：序言(2)

第3节：前述

第4节：转折(1)

第5节：转折(2)

第6节：转折(3)

第7节：转折(4)

第8节：军管(1)

第9节：军管(2)

第10节：军管(3)

第11节：物价(1)

第12节：物价(2)

第13节：物价(3)

第14节：内耗(1)

第15节：内耗(2)

第16节：劳资(1)

第17节：劳资(2)

第18节：元旦

第19节：迁都(1)

第20节：迁都(2)

第21节：迁都(3)

第22节：遥控

第23节：骚乱

第24节：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