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完美的读书地方

三联生活周刊

浙版数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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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完美的读书地方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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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修订：2014年6月30日
Kindle版制作：陈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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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杭州 体育场路34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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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三联生活周刊e-only杂志书简介

内容简介

第一章　牛津大学：现代绅士的摇篮

- 1.1 牛津的时间

- 1.2 走向开放的牛津大学：古老的精神与高贵的人

- 1.3 宗教在牛津留下的痕迹

- 1.4 牛津的怪才们

- 1.5 基督教堂学院的合唱幻境

- 1.6 牛津剑桥生活的酷似和迥异

第二章　哈佛：从绅士到精英

- 2.1 一所地道的美国大学

- 2.2 哈佛大学：处于守势的帝国

- 2.3 在哈佛学什么？

- 2.4 追求真理与行道于邦

- 2.5 以政治为业——一个专业学院的样本

- 2.6 哈佛人劳伦斯·萨默斯

第三章　剑桥：一个完美的读书地方

- 3.1 启蒙之所，智识之源

- 3.2 剑桥800年的精神地图

- 3.3 理解一只蝴蝶的智力挑战甚于宇宙

- 3.4 真正理解任何一种现象都是很难的

- 3.5 我的剑桥

- 3.6 一个教授的生活

- 3.7 牛顿和霍金的“椅子”

第四章　麻省理工：一个让想象飞翔的地方

- 4.1 麻省理工学院的魔力

- 4.2 “这就是MIT！”

- 4.3 MIT的“有效支出”

- 4.4 创意以一种最纯粹的形式发生

- 4.5 爱德华·博伊登：大脑工程师

- 4.6 托德·曼库弗：音乐的解放者

- 4.7 休·赫尔：人人都是钢铁侠

- 4.8 癌细胞的智力挑战

- 4.9 下一站，火星

第五章　斯坦福大学：硅谷的心脏

- 5.1 创新资本主义的魔法汤

- 5.2 斯坦福大学：梦想家的孵化器

- 5.3 斯坦福大学与硅谷

- 5.4 斯坦福大学著名校友

- 5.5 纽约客在硅谷

- 5.6 从工程师到企业家——专访英特尔前总裁、董事会主席克雷格·巴雷特

- 5.7 谢青：斯坦福与硅谷岁月

第六章　海德堡大学：一个思辩之地

- 6.1 哲学所能给予的自由

- 6.2 寻找马克斯·韦伯

- 6.3 海德堡：哲学家路过之地？

- 6.4 海德堡大学的精英人物

- 6.5 海德堡大学：一所“很好”的德国大学

- 6.6 寻找鲁道夫·克雷医生

三联生活周刊e-only杂志书简介

“三联生活周刊e-only杂志书系列”是周刊为kindle用户量身打造的电子版读物。

三联生活周刊对品质生活、文化现象、时代人物、儿童教育……重要领域保持持续的关注和投入，形成了兼具深度和广度的报道体系。我们把对特定领域多年的观察和记录，经过重新编辑、完善，形成具有鲜明主题和丰富内容的系列电子读本，以满足读者深入了解特定话题的需求。

内容简介

从2009年始，三联生活周刊每年都会探访一所举世瞩目的世界名校，组成了备受读者欢迎的“世界大学系列”报道。该系列创作的初衷，是为了提供对大学教育的思考，与读者探讨真正的大学精神、大学的责任究竟是什么。

至今，我们已经访问了剑桥、麻省理工、斯坦福、海德堡、哈佛以及牛津等六所公认的优秀大学。他们流淌着各不相同的血液，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影响着世界。

马修·阿诺德将绅士的培养转化为世俗生活的准宗教，他希望每一个受过教育的公民都充分浸润在思想中，具有感受美的能力，聪明智慧，富有活力。驻足这些声名远播的大学校园，你可能会想起阿诺德的那句名言，这句话可能是精英主义的真谛——让每个人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读书求知，这个自我提升的过程也许并不依赖于外部环境，不在于你在哪里读大学，而在于这种智识生活的愿望是否能长久存在于你的内心。

第一章
牛津大学：现代绅士的摇篮

牛津的时间

蒲实

来到古老的牛津，便跌入一条漫长的时间的河流，说不清身处什么时代。13世纪的古书静静躺在图书馆里，15世纪“如梦似幻”的钟塔敲击着600年前富于变幻的钟声，16世纪的礼拜堂唱着赞美歌，17世纪的苍天梧桐树低吟着爱情，18世纪的人物肖像油画在墙壁上沉默不语地审视，19世纪的殖民风格圆顶和柱式阳台，20世纪的战争亡灵纪念碑，21世纪在地理边缘不断生长的现代建筑……还有，每个学院静谧的花园与庭院里，那些古老的或年轻的动植物的生命，悄然无息地指向繁荣，死亡与轮回，时间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英国的下午”。

在800多年的牛津大学历史上，它曾是高级教士钻研学问的地方，是国王的避难地，是王公贵族和世袭贵族子弟读书的场所。14世纪，这里是欧洲的天文学和神学中心，自命为“默顿计算者”的哲学家试着用数学量化万物，包括人的情感；17世纪，牛津的学院是俱乐部和绅士官邸的混合体，王政复辟后，上层社会的富家子弟以酗酒、赌博和嫖妓补充了牛津的考试大纲；18世纪，给贵族子弟当仆人来资助个人学业的贫穷学生与那些俱乐部的特权者构成了小型阶级社会；19世纪，美国人被牛津出身的人腰缠万贯、牛气冲天的虚荣和浮华吓坏，牛津被视为大英帝国的动力资源；20世纪，牛津的知识分子在唯美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逡巡，抱着泰迪熊的孤独贵族消失于基督教堂学院方庭的阴影里。然后，“二战”打断了牛津的时间，新世界诞生了。英国的世界秩序随着贵族阶级蒸发在挽歌的旧梦中，牛津在不动声色的古老建筑里，变得平等与多元——来自普通甚至贫穷家庭的牛津学生，在被贵族气息与显赫身世冲击与震慑，惧怕不被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体系所接纳之后，却发现其内里开放与自由的氛围，你需要以勇气。18、19世纪，牛津比剑桥更转向了人文主义，成为抗拒粗糙的进步主义的精神领地，成为文学与诗性的国度；20世纪60年代，牛津决定以它的姿态与节奏重获科学创造的生命力，在传统的堡垒学院之外，院系与研究生院成为牛津时间向前推进的发展阵地。时间在那些中世纪苍老而斑驳的建筑上消失了，在石墙的内里，现代性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虽然汤姆钟塔的钟声仍然固执地按照1665年那样，一成不变地在9:05敲击神秘的101下。

贵族的等级秩序与英国的世界秩序已然失落：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世袭贵族的子弟与公立学校禀赋过人的子弟一起接受本科教育；研究生的人数在老学院缓慢地增长，在院系则激进扩张；牛津大学的管理者开始来自英国之外，甚至牛津体系之外；梦想扩张英帝国版图的种族主义者的遗产，在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隐退的历史曙光里，成为服务世界的慈善基金。贵族从物质意义上已经隐退，但贵族的精神却统治着牛津。王室、公侯、伯爵的慈善捐赠，是过去的财富，通过历史传承，向牛津源源不断地提供着资金支持；企业家仍然可以通过向牛津捐赠，跻身牛津的贵族阶层；学问家则可以通过卓越的智识创造与贡献，获得贵族的荣誉；那些融入牛津历史体系里去的普通家庭的学生，在感谢历史馈赠的机遇的同时，更感到一种历史的责任感。贵族精神的实质是荣誉，在牛津，你通过伟大的创造与利他主义的贡献而获得荣誉。在那些老学院里，本科生的教育仍然是贵族式的：学院用过去的财富和绅士的捐赠与回馈，确保本科生的数量维持着很小的规模，确保成本昂贵的一对一辅导课仍然能因材施教，培养独立和与众不同的个体——贵族教育的本质，就是教育一个高贵的人，教育这个人，就是教育全人类；你可以说它是一种特权，一种获得巨大财富与资源倾斜的特权，不同的只是，你若有过人的天赋与品格，你就有机会获得这种特权。牛津的学问，追求一种品位，这种品位，就如同一件充满细节的艺术品，在缓慢的时间流逝中，精雕细琢，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特质性，不在意转瞬即逝的名气，而在乎在悠远的时间里愈久弥香——创造历史，是贵族的追求；牛津的学问因此要博闻强识，甚至有文艺复兴式的渊博，它推崇来自直觉的灵光乍现，认为它好于一切的工具理性——本质上，好的创造，是艺术。在牛津，时间要缓缓流逝。正如T.R.R.托尔金所说，大树之所以是高贵的植物，就因它“生长的缓慢与长成后的精彩，为它罩上了一层神圣感”。

没有哪个地方像牛津这样，花园与园林在其精神世界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牛津每个学院的那些美丽大花园充满了隐喻：穿越人类文明历史的漫长隧道，牛津人的精神最终皈依于一片绿意的自然。宗教虽然在牛津不再有曾经的权势，但一种宗教精神仍然感召着牛津人：基督教堂学院傲慢又高调的阔绰方庭，仅仅是世俗世界向精神世界的过渡地带，最终要在方庭的出口处，隐退到内心神秘的幽静中去。牛津人的时间观，是现世的短暂与精神的永恒的混合；闲暇与平凡的生活是如此值得珍惜，正如永恒的荣誉是如此值得追求，“就像你们会永远活下去一样学习，就像你们明天就会死去一样生活”。你若天赋卓越，渴望成为一个高贵的人，并书写历史，来牛津吧。

牛津大学博德莱安图书馆阅览楼

走向开放的牛津大学：古老的精神与高贵的人

蒲实

初识牛津：莫德林学院的时空

到达牛津的第一个夜晚，住在莫德林学院的宿舍楼里。从高街下车，走几步路，就是学院的门房。门房拿出一本手写的日历，翻了若干页，找到名字，名字后面用铅笔划了一道跨了5天日历方格的横线，标识我在这里住的日期。“古旧做派”，我想。他递给我两把钥匙，分别开楼门和房间门。沿着小径，在幽微的路灯下，经过古老的礼拜堂与哥特式钟塔，穿过莫德林桥，宿舍就在查威尔河畔了，恍然感觉穿梭进另一条时间的河流，一时说不清它的古老年代。

宿舍楼走廊两侧是若干单人房，一层楼共用盥洗间和浴室。十几平方米的单人间，有一张窄床，书桌衣柜茶几沙发虽小，一应俱全。做清洁的阿姨每天打扫，换上新的床单，再给茶几上的茶盘里换上新的咖啡包和茶包，搁上一袋饼干。这对大学生来说已够奢侈，却远不及当年更奢侈的牛津宿舍。20世纪30年代留学牛津的翻译家杨宪益曾写道：“我住在楼厅上的一个套间，有一间很大的书房、一间卧室，还有一间餐具室，供仆人居住及做盥洗之用，但是没有浴室。每天早晨我得穿过四边形的院子跑到公共浴室去洗澡。每个大学生都有一名仆人，称作他的‘侍从’。我的侍从是一位个头矮矮的中年男子，名叫霍华德。他对我非常好，我非常喜欢他。他把我的衣服及时地拿出去浆洗，每天早晨，我还没起床时，他就把我的皮靴擦亮了，把我该穿的衣服备齐、烫平，给我送来热水，供我洗脸、剃须。如果我要在住处招待朋友吃早饭、午饭或晚饭，他就替我订菜。”现在大部分学生都没有侍从了。

半夜醒来，窗外，河对岸的莫德林学院钟楼敲响了钟声。钟楼高耸入黑夜里，影影绰绰，如梦似幻，也许戴着尖顶帽的女巫会趁人不注意，乘着她的扫帚穿越塔顶。楼下传来两个宿醉的年轻人的夜半高歌声，不知在哪家牛津小酒馆喝多了。待到清晨，目光可以在晨曦的泽被下跨过窗前的查威尔河和绿得要流出水彩来的浸水草甸，与那15世纪的大钟塔再次交汇。中世纪精神栖息在哥特式的精雕细琢里，它不仅的确如奥斯卡·王尔德所描述的那样金光闪闪，而且还因为一代代牛津人迷醉在它的梦幻尖塔里的诗吟，具有了灵性的神韵。窗边，郁郁葱葱的树叶正铺天盖地繁茂着，有几只富态的鸟儿在枝头歇脚，颤悠悠的，真担心它们一不留神踩滑摔下树去。

一个有点阴郁的下午，我们穿过那扇狭窄的哥特式拱门，进入到墙里莫德林学院的内部世界。莫德林是牛津地理规模最大的学院，有超过100英亩土地，包括几片浸水草甸、大花园、沿河漫长蜿蜒的小径，甚至还有一个鹿园，这些都是学院的财富。牛津一直将学院视为其引以为傲的传统，非常珍视。这些学院曾是不同时期在牛津落脚的学术机构，与我们古代的书院有点像，后来就构成了牛津联邦王国的一个个自治领地。比如，莫德林学院是15世纪由温彻斯特主教兼英格兰大法官威廉·温弗利特创办的，更老的默顿学院12世纪就有了，崭新如婴儿的沃尔夫森学院则建于20世纪。对一个过于时髦的牛津局外人来讲，学院倒显得更像个起居社交之地，在学术上却与院系的功能有诸多重合（牛津学生既在系里学习专业课，也在学院里接受此专业的辅导），让大学组织显得复杂臃肿，财政上也是多余的负担。崇古的牛津人则将其视为漫长历史自然繁衍出来的复杂而精妙的生态系统，就像某种超自然力量的创作与赐予一样，高于人的智慧与理解，必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以，哪怕财政上有丰俭交替，也要守护传统。

穿过拱门，迎面而来的首先是圣约翰方庭。左右两边哥特式的石头建筑都在漫长的时间中变得有些斑驳。石墙的缝隙与坑坑洼洼里，盛放着15世纪和19世纪至今几百年的时光所留下的印渍。角落里有一座17世纪的文法会馆，经历了1828年火灾的劫难生存下来；正前方是院长寓所。从右侧的宫门进入方庭，奠基者之塔就在这里。这是一个仍然弥散着浓厚宗教气息的地方，耶稣基督与圣女玛丽·玛德琳的雕像就立在方庭前。奥斯卡·王尔德曾在这里的宿舍里住过，据说，这个文艺气质浓厚、家世卓越的美男子曾用丝绸铺满了他卧室的墙壁。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贵族约翰·拉斯金，并受到他审美观念的影响，成为一个惹眼的唯美主义者。19世纪的英国在王尔德的眼里是一个“阴沟里”的时代——理性主义、资本主义、机械主义、工业化正席卷欧洲。而牛津仍是个他能“仰望星空”的地方。奥斯卡·王尔德所推崇的拉斐尔前派艺术反对机械论风格主义，崇尚拉斐尔时代以前的古典美，主张复古到15世纪，这也是那个进步时代在牛津留下印记最多的艺术派别，不少学院里都收藏着他们的绘画与壁画。

从奠基者之塔下方的门廊进入回廊，便来到小礼拜堂的门厅，装帧精美的拱形天花板上嵌有各式的百合浮雕。进入礼拜堂，左侧窗户嵌着中世纪制造的玻璃，描绘的是学院奠基者温弗利特。穿过沉重的橡木门进入礼拜堂的前庭，有一个19世纪蜡制的墓冢微型仿品和温弗利特父亲的石棺。牛津不少老学院的礼拜堂里都盛放着石棺（诗人雪莱的棺材就放在默顿学院的礼拜堂里），还有一些埋葬着牛津名人的墓地（比如霍利维尔公墓），这些纪念性装置很容易让人感到牛津城上空徘徊着拥挤的亡灵。这里还悬挂着一幅16世纪意大利画家蒋皮耶特利诺对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经典描摹，这幅帆布油画的历史地位和艺术价值随时间流逝不断提高，是学院的宝贵财富。这里也是唱诗班咏唱宗教合唱的地方，他们每周都会有日常的练声与听讲。

出小礼拜堂右转，经过一排“一战”阵亡学院成员的纪念碑，进入一条15世纪所建的回廊，沿过道前行，来到一处石砌的阶梯。拾阶而上，便进入学院食堂。食堂可以用古典堂皇来形容，比起哈佛大学那富丽又势利的本科生食堂（食堂外还贴着“私人场所，外人免进”的标语，并有保卫把守），它的规模虽小很多，但毕竟服务的只是牛津众多学院中的一个学院。食堂四壁上挂着伊丽莎白一世和托马斯·沃尔西红衣主教的肖像画，遥想16世纪，学院接待英王詹姆士一世时，他就是在这里用膳的。食堂中央两侧的墙上则面对面摆放着两位莫德林校友——丹宁勋爵和奥斯卡·王尔德的半身像。一想到牛津的日常餐饮和学习常常都得在这些人沉默不语的注视下进行，不产生点对历史和传统的敬畏感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食堂里有几十张厚重的木桌，每张上面摆放着数个复古的台灯。位于食堂最里面的高桌是院长、教职员工和他们的宾客就餐的席位，就像在讲台上吃饭一样，是牛津老学院科层秩序的体现。每逢正餐，学生们穿着西装，打着黑领带赴宴，导师们站在高桌前用拉丁文做祷告，工作人员依次端上前餐主菜甜点，在酒杯中盛上葡萄酒，充满了中世纪精神，也将贵族与精英意识熨烫进了每个牛津学生日常意识最细微的肌理里，哪怕你可能根本就听不懂拉丁语。

离开食堂，沿着回廊往前走，便来到新馆。18世纪初的建筑对牛津来讲，真是青春年少。这座建筑与许多熠熠发光的名字有着亲密的纽带：大学问家约瑟夫·艾迪生，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诗人约翰·本杰明，C.S.刘易斯……都曾在此居住过。沿着这里的任意一条小径走，想到在不同时间里，竟无论如何都会与大作家J.R.R.托尔金和C.S.刘易斯产生空间上的交集，跨国的怀古幽思油然而生。还有那棵1666年入种、1801年迁至学院的法国梧桐树，王尔德曾幻想，他听到了那些树枝“私语着一些关于爱情的故事”。

穿过新学院的一道铁门，沿着环绕着浸水草甸的艾迪生小道走，便看见一片小园林里，鹿群正以骄傲的姿态游走，冷眼围观着路过的游客。继续走，是一片广阔的草甸。莫德林学院的指南里说，这些草甸上生长的白紫相间的花儿，是一种叫伊贝姆的植物，全英国难得一见，是牛津郡的郡花。这条似乎看不到尽头的漫长小径渐渐将我们带到了一座桥前，这座桥通向学院教职员工的专属花园，把我们引入了一片世外桃源般的仙境。这片围合的花园里，右侧生长着成林的老法国梧桐树，左侧盛开着遍野的鸢尾花，鸟鸣花香。向左拐，一条椭圆形的围合小径环绕着坡地与草甸之间的小花园。这些梧桐树枝繁叶茂，枝杈纵横，像地下交织生长的菌类。也许正是那些参天古树的树梢上栖居的精灵，启迪了牛津奇幻文学传统的灵感，也许正是它们，不仅在奥斯卡·王尔德耳边低吟过爱情，而且还向托尔金传授了高贵的精灵族婉转、克制而细腻的昆雅语，矮人族的克度祖语，还有树人的“恩提什语”和骠骑国的“洛汉语”。托尔金很爱树，他觉得树是高贵的植物：“生长的缓慢与长成后的精彩，为树这种植物罩上了一层神圣感。”他很爱爬树，据说朋友们不时会在树上找到他。

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的哥特式建筑

在近现代历史上，英国曾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但在更漫长的时间长河里，英国人对自然与田园有一种深沉的挚爱。在牛津，自然与花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其他学院都与莫德林学院一样，有各自的花园与园林。这些美丽的大花园充满了隐喻：穿越800年甚至更长人类文明的隧道，牛津人的精神最终皈依于一片绿意的自然。牛津最富有的圣约翰学院，有一片奇妙的花园。在茂密的树林里，美国鹅掌楸、南欧紫荆、天堂树、珙桐、桉树、罕见的弯橡树、奇怪弯曲的魔栗树热闹地生长，据说，那儿光冬青树就有250种，共有2500种左右的树木。这是一代代业余植物学家努力的结果。1856年，美国作家威廉·霍索恩站在牛津新学院的树木下，曾写道：“它们几个世纪以来过着一种恬淡的生活，得到细致的抚养、关怀和保护，不受狂风的侵扰，它们必定是最幸福的树。好像它们是牛津大学永远的大学生似的”；“别处再也找不到这种隐秘、宁静、神圣、庄严的隐居地了”。英裔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在短篇小说《一位虔诚的朝圣者》里，也曾描写一位病入膏肓的美国人再次回到他的母校牛津的情景。这位美国人对陪伴他参观牛津的朋友说：“我相信，欧洲没有别的地方能令我们野蛮的心灵如此深感钦佩的。”学院的园林是“英国最美丽的，是英国制度最成熟最甜蜜的果实……在那里，你可以永远躺在草地上，并幸福地相信，整个生活就是一座古老的英国大花园，时间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英国的下午”。可这田园诗般的画面是不是一个假象呢？这位美国人在牛津去世前也问道：“难道这一切不是一个幸福的谎言吗？”也许我此时所能见到的宁静，的确只是一个短暂的宁静的幻象。1879年，年轻的诗人杰勒德·曼利·霍普金斯曾为牛津被伐倒的树木写了一首义愤填膺的挽歌：“我亲爱的白杨，你们稀疏的枝条被屠戳了/闪耀的阳光也被屠戳或扑灭，埋入落叶/全被伐倒了，伐倒了，全被伐倒了。”那也是英国最动荡的年代，最好与最坏、天堂与地狱共存的年代。

从小花园出来，再沿着艾迪生小道走上将近半小时，便绕行一圈，回到莫德林桥下。钟塔之间的繁枝，布谷的鸣唱，变换的钟声，迷人的云雀，环绕的河流……在这段静谧的旅途上，时间缓慢得几乎停止了流动，只有那些植物的生命悄然无息地指向繁荣、死亡与轮回。在这里，终其一生不疾不徐地追问生命的意义和精深的学问，好像是一件如此自然而然的事。到了桥下，许多小舟正停靠在那里，随时准备在波光滟影里漫溯。日出时经过莫德林桥，桥下的露天餐厅与酒吧热闹非凡，足以把人拉回到尘世。

初到牛津的第一个晚上，我们去牛津剧院看了一场戏剧《翻译》。这是一部非常艰深的话剧，讲的是说威尔士方言的偏远地区的威尔士人，在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中，与英语的相遇和碰撞，剧中充满了方言和古英语。剧场座无虚席，不时爆发出笑声与掌声。牛津是一座文字化的城市，人们钟情于语言。英国人类学家凯特·福克斯认为，这种语言的重要性，使得英语被首选为当代英国划分并界定社会阶级地位的标志。她写道：“我们已经解密的语言密码表明，英国的阶级划分与钱无关，与职业的关系也不大，语言是最重要的。一位操上层口音，用上层用语的人，会被认为是上层阶级，即使他挣的工资仅够维持生计，即使他做着卑贱的工作，住着破旧的公寓。甚至即使他失业了，贫困潦倒了，无家可归了，他还是上层阶级。”牛津推崇人文学科，即便工业革命确立了新的知识和社会秩序，但在牛津漫长的历史上，这不过是一段近现代新生命的骚动。牛津大学最盛产的、自认为最高贵的高等动物，大概不是企业家和工程师，而是文学家、诗人、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也许正因如此，牛津才被打上了“贵族阶级大学”的标签，“牛津腔”也与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

在古老的牛津历史上，它的确是高级教士、王公贵族和富裕世家子弟读书和钻研学问的地方，它的气质里难免杂糅着一些虚荣与浮华、冷漠与势利——17世纪，牛津的学院是俱乐部和绅士官邸的混合体；王政复辟后，上层社会的富家子弟以酗酒、赌博和嫖妓补充了牛津的考试大纲；18世纪，著名的词典学家塞缪尔·约翰逊因贫穷所迫，不得不离开了牛津；那些给贵族子弟当仆人来资助个人学业的贫穷学生，与那些俱乐部的特权者构成了小型阶级社会；还有牛津城里被边缘化的工人阶级市民，他们永远生活在被忽视的冷漠中——你无法对牛津的阶级性装作视而不见。但这些贵族在牛津所留下的能存续的精神，并不在于那些早已被时间湮没的浮华的财富或世俗的权力，而在于对智识的热爱，以及对品行、审美以及一个高贵的人的不懈追求——我们爱称它为“英国绅士”精神。这一切，都凝结在语言中。也许正因如此，即使见证了日不落帝国的崛起与衰落，已经成为世界级大学的牛津仍可以坦然回归到它宁静的田园牧歌中，超然物外，与世无争。没有人比英国作家简·莫里斯更精辟地描述了牛津，他说：“令牛津区别于其他大学的一切最非凡之处，源自它已然失落的英国秩序——本质上是一个贵族社会，坚定、宽容，充满业余爱好，足够自信到可以在一个僵硬的框架下拥抱一种无穷无尽的多样化。英国绅士主宰着牛津，不是以肉体形式（因为他几乎已经从舞台上消失），而是作为徘徊不去的此地精神。”

基督教堂学院：消失的时间

来到基督教堂学院的大门，门房依旧像写牛津的书里所描述的维多利亚时代那样，穿着最讲究，身穿黑色西服，头戴圆礼帽，只比亚伯拉罕·林肯的那顶短一点。基督教堂学院的地位很特殊，不叫“学院”（College），而叫“院”（House），因为它同时也是主教座堂，是红衣主教托马斯·沃尔希（Thomas Wolsey）和国王亨利八世建立的。与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一样，它被视为英国最贵族化的学院，出过13位英国首相和11位印度总督，当然还有大主教。掂掂那些举足轻重的名字：坎特伯雷大主教罗文·威廉姆斯，哲学家约翰·洛克，英国首相威廉·格莱斯顿，索尔兹伯里侯爵，英国外交家乔治·坎宁，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分量重得都够收名人税了，学院就率先开始卖门票了，尽管它的大教堂建筑、肖像画廊和古董宝藏已使它成为牛津最富裕的学院之一。在牛津大学，没有哪所学院拥有像基督教堂学院这样重要的艺术品收藏。这些收藏品在坎特伯雷方庭的一个专用画廊，得益于校友约翰·吉斯和校友外交官威廉·福克纳－斯特兰韦的捐赠，有大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藏品，包括卡拉奇、廷托雷托、韦罗内塞、多梅尼基诺和伯纳多·斯特罗齐、安东尼·范戴克等画家的作品。

门房给我们指了去院长克里斯托弗·路易斯（Christopher Lewis）办公室的路。穿过铁门，便是汤姆方庭了。这座长、宽80米的方庭气势恢宏，中央立着佛罗伦萨来的天使墨丘利雕塑，一侧矗立着巴洛克－哥特式的汤姆钟双塔。但路易斯院长的办公室不在这片方庭里。在基督教堂学院的建筑语言里，这片傲慢又高调的阔绰方庭仅仅是世俗世界向精神世界的过渡地带，最终要在方庭出口处隐退到内心神秘的幽静中去——路易斯院长就安静隐居在方庭之后一片小得多的院子里。按照传统，路易斯院长也是主教堂的教长，由英国王室任命。不久前，他还在这里接待了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现在，满头银发的院长风度翩翩地从办公室的大落地窗前走过来迎接我们，无疑体现了他基督教和英国式礼貌的平等精神。跟随他过来迎接我们的还有他的猫。它原本正在漫无目的地闲逛，看到有客人来，就踱步过来迎客，步伐迈得比路易斯院长小了点，直到我们在沙发上坐下来，它才终于赶到，在腿边蹭了蹭，“喵”地打了一声招呼，便翘着尾巴踱开了。我没有看清它脸上是否有《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柴郡猫那诡异的笑容，幸好它也没有像柴郡猫那样冷笑着对我说：“你要不是疯了，就不会在这里。”1856年，就是在基督教堂学院的院长花园里，学院的数学讲师刘易斯·卡洛尔遇到了他的爱丽丝原型——院长的女儿，他给她讲的故事就成了那部伴随童年的奇幻小说。刘易斯·卡洛尔在基督教堂学院森严的等级制度里一直担任教职工共用室执事，相当于后勤，保证同事们在那里有足够的报刊、写字用的纸张、茶和葡萄酒。“这么古老的地方真的有精灵吗？”我问。院长用他不动声色的温和回答把我拉出了奇幻世界：“至少我相信没有。”

卡洛尔是一个学者型的教士。中学毕业后，他曾在英国皇家海军待了5年，然后开始了他漫长的宗教研究生涯，直到博士毕业后来到牛津的神学院任教。宗教与王权一样，曾是牛津最有影响力的权势，但那些精雕细琢的巴洛克和哥特式教堂又并不像它们看起来的那么保守。卡洛尔说，如果说宗教在今天的牛津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更加多元”——从基督教的世界，变成了伊斯兰教、佛教、犹太教多种宗教的共同存在。基督教堂学院的财富很大部分来自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宗教基金，每年大概有3.5亿英镑，仅次于牛津的首富圣约翰学院，除了维持教学研究外，维修历史性建筑也是很大一笔开销。除此以外，“旅游——门票费、会议费，也是主要的收入来源”。牛津老学院的自主性，很大程度上与这种财政独立有关，而这些财富，又是“过去的历史”的赠予。学院也向校友筹款，在牛津，“学生的身份首先是学院，然后才是大学。他们变化最大、最戏剧性的青春期大多在学院度过，所以他们对学院更加忠诚”。但这些财富“比起财大气粗的美国大学，也只是适度而已”，卡洛尔说。

院长从他三面大白墙都是书的架子上取下两本册子给我们。回来阅读，才发现，其中一本介绍基督教堂学院册子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他的“院长日记”，写的就是财务的事。他用很优雅的语言写道：“对筹款的罪恶的讨论，促使我对过往调查一番。结果发现，筹款从来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对我来讲，‘发展’作为一项职业是新近才有的事，但对学院和学校来讲，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发展。过去，基督教堂学院的院长、教士和辅导教师都要筹款，他们自己首先带头捐款，同时要求自己的学生捐款。……过去的捐赠人像如今的捐赠人一样慷慨。沃尔希主教和亨利八世赠送的建筑和田产足够学院每年产生3000英镑回报。然后还有封爵。内战期间，基督教堂学院曾经给查尔斯一世提供过庇护、会议室和金钱资助，查尔斯二世回报了学院。当时的院长约翰·费尔获得了1000英镑的领地特许权，作为查尔斯二世对修建汤姆钟的资助。学院通过出售这项特许权也获得了收益。不知道这项特许权最终卖给了谁，但汤姆钟是顺利地建成了。1760年，约翰·盖斯将军向学院捐赠了一批画作；安东尼·拉德克里夫捐赠了北边的佩克沃特方庭；学院的学生，后来成为大主教的理查德·罗宾逊捐赠了坎特伯雷方庭。一本精装的红色羊皮书上记录着他捐献的每一笔钱，最初是5英镑、10英镑，突然在1785年一笔给了6295.15英镑。还有一些神秘的捐赠者。1664年，与牛津没有直接联系的神秘人物威廉·舍尔斯顿向“国王的学院”捐赠了800英镑，最后这笔钱给了基督教堂学院，所以1665年，学院招收的学生名单中神秘地增加了一位，100个招生名额‘扩招’到101位。每晚21点零5分，汤姆塔上的钟都要敲100下，纪念建院时的100位成员，但那一年，敲钟数增加到了101下。此外，还有一些有用的小物件：W.H.奥登给高级活动室捐赠了冰箱，主要目的是冰冻他的马提尼酒；在成为布里斯托的议员之前，克里斯·斯基德摩尔向学院捐赠了一只海龟。”

好像是为了解答我那个“古老的精灵”的古怪问题，路易斯院长说：“学院的建筑看起来好像很老，一成不变，但建筑里发生的人与事却不断地在改变，内在是非常现代的。天文学、物理学、药学等院士，研究的都是他们当代问题，学院人的价值观、性格、研究、习俗等都在不断改变中，学院的传统只保留在一些传统的仪式中，内部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化。这是一个时刻发生着变化，灵魂非常现代，却又看不出变化的地方。昨天中午我与院里的一位天文物理学科学家聊天，他正在瑞士的CERN做粒子的前沿研究。昨晚我则与一位研究帕金森病的院友在一起。”对于一个现当代心灵来讲，建筑就应如现代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所讲的那样，是卓越的、有生命的机械。然而，基督教堂学院的古典风格里包裹着的是不断变化的、自由的精神，这种对传统的固守和与时俱进，让牛津人的气质有一种无所不在的悖论和异常固执的怪异。一个例子是：直到今天，汤姆钟每晚21点零5分还会敲101下。这是因为1546年建院的时候，院规规定100名学生必须赶在21点回来。那为什么是在21点零5分呢？因为学院位于格林尼治以西1度的地方，所以当伦敦的钟显示21点零5分时，牛津实际上才21点，学院连时间的算法都要体现出自治精神王国的信念，即“这里不是英国，而是基督教堂学院”。那为什么敲101下呢？因为1665年，学院招生名单神秘地扩大到了101个。为什么直到今天汤姆钟还这样不厌其烦、一尘不变地敲呢？牛津人的回答一定是：因为如此，所以如此。他们不假思索地这样做了，就像与生俱来的基因密码一样。

今天，学院的本科生总数仍是420人。500年来，学院固执地维持着“一小撮”的数量，不扩招，“确保学院制一对一的高质量辅导，由每个领域最顶尖的人因材施教、面对面地授课，而绝不是一堂课几百人的讲座”。这种固守，使得基督教堂学院的本科生入学选拔非常严格。“它非常精英主义，也很贵族主义。”说到这两个词的时候，路易斯非常坦然，它们是精神意义上的。他说：“入学考核非常关键，分数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面试。我们所寻找的人，最看重的品质，是独立的、原创性的思想，对他自己所学的、所做的事有清晰的自知。在牛津大学的辅导式教学体系内，你必须学会辩论和驳斥，这是最重要的技巧。牛津的教育，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不同意，相互辩论，甚至是学生与老师之间的相互不同意之上的。在牛津，必须得会说‘不，我不同意’。这样的对话才会兴奋，才会势均力敌有意义，这也是非常个人化的互动。在其他地方，当你学业上有困惑时，你可以听讲座，可以上网、去图书馆查资料，但在牛津，你讨论这种困惑，并且辩论它。在牛津，你学的不仅是知识，而是真正的思考，是对信息的辨别力和鉴赏力。你如果学的是医学，你需要知道为什么学习这些知识，自己在做什么，能做什么，处在什么位置，能往哪里去。”路易斯坦然地说：“基督教堂学院的确是个有特权的地方。无论是从它的财力，还是从它投入到每个学生个体的教育资源上讲，它都是个特权机构。我谈的是本科生。传统上，本科生教育一直是牛津和剑桥的重中之重，学院制的本科教学是非常昂贵的，它很耗费人力。”大概只有英国人才会这样毫无避讳地谈及特权了。路易斯说：“这种特权的感觉不需要刻意去培植。他们所生活的环境，每天所接触的人，所用的食堂、图书馆，还有所居住的建筑与场所，潜移默化地熏陶着这种精英和贵族意识。他们来到这里，会立即意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当父母或朋友来这里拜访他们的时候，这种意识会更加强烈，在这种氛围里，他们自然而然地会形成精英主义的自我意识。”而牛津的学院制还给了这些本科生一种与众不同的友谊，“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在规模严格限制的小学院里共同生活，共同进餐，参加社交活动、体育竞赛、舞会等，都让他们形成了非常紧密的个人联系。包括辅导课，目的也在于形成个人之间的紧密联系。如果说美国大学注重的是个人主义，那么牛津大学更注重集体主义和同学之间的充分信任感”。

牛津大学王后学院的餐厅

要基督教堂学院挥去它的贵族气质，无疑又是对过往自欺欺人的否定。英国作家伊夫琳·沃挽歌式的小说《重返布莱兹赫德庄园》（1945年），将基督教堂学院在我脑海里的形象长久地定格在大英帝国荣耀伤逝的背影里。在这部小说里，贵族塞巴斯蒂安就居住在基督教堂学院，那是个烟笼碧绿的牛津，流光溢彩、盛世却正抽身离去的基督教堂学院。“在她空阔、安静的街上，人们像在亨利·纽曼时代那样走路和说话……钟声清晰地高高飘过山墙和圆屋顶，散发出几个世纪的青春的柔和气息。”在学院里，“喧闹声响遍每个角落……我们开舞会。在我居住的四方院子的前排楼房下已经铺起地板，支起帐篷，在门房周围摆满了棕榈和杜鹃花”。贵族大学生塞巴斯蒂安是这样出场的：“他穿条浅灰色法兰绒裤子，白绸上衣，打了一条时髦领带，上面印着邮票图案。”他有一辆敞篷双座摩托车，就停在冬季的花园外，玩具熊放在车上。贾斯珀是这样向新入学的堂弟查尔斯传授牛津经验的：“……你是学历史的吗？一门相当不错的学科。最坏的是‘英国文学’这一科，其次要数‘现代伟人传’。你或是争取第一名或是第四名。任何中间的名次都没有价值。……你得去听最好的讲演——比如说，听阿克赖特论述德摩斯梯尼讲演，衣服嘛，就像你在乡间那样的穿着。千万不要穿花呢上衣配法兰绒裤，永远要穿成套的衣服。到伦敦裁缝店去做，那里剪裁好，赊欠的期限也长……现在参加卡尔顿俱乐部，二年级一开始，就参加格里德俱乐部。如果你要参加大学生俱乐部的竞选，首先在坎宁或查塔姆俱乐部把你的名声扬出去，然后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学院学生的宿舍混合着骚动与恬静：“房间窗下种了紫罗兰，在夏天的夜晚，房间充满了花香。”学生们在宿舍间串门，讨一杯酒喝，或高谈阔论，“喝香甜的热葡萄酒，炉火熊熊，由于净谈抽象理论，房间里充满烟味和香味”。这些朋友里包括一群大学知识分子，在“唯美主义”和在伊弗莱路及惠灵顿广场的公寓里拼命收集事实的无产阶级学者之间保持着一种中间路线的文化。而塞巴斯蒂安则给他的玩具熊要了一把发刷，鬃毛很硬，不是用来梳熊毛，而是在他生气时用发刷打熊的屁股以吓唬它。

那个旧世界，随着塞巴斯蒂安在酒精火焰里沉沦，随着“二战”的硝烟，已成为过往。路易斯教授说，今天的基督教堂学院一个明显的变化是：“研究生的数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在不断增加，到现在已经有200人。这个数目虽小，但考虑到对任何变化都要深思熟虑，传统上又如此有贵族传统的基督教堂学院来讲，已经很戏剧化了。”而即使是本科招生，“来源也比过去更多元。一些公立学校毕业的学生，如果天资禀异，也有机会进入基督教堂学院”。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英国经历了在全世界都在发生着的平等化。基督教堂学院在它那不动声色的古老建筑外表下，也出现了变化。

我们在伦敦威斯敏斯特上议院拜访了一位基督教堂学院的毕业生，上议员迈克尔·道布斯勋爵（Lord Michael Dobbs）。他是1968年进入基督教堂学院读的本科，专业是政治、哲学与经济。我们穿过士兵把守的贵族院大门，进入贵族院那充满繁复建筑细节和复杂隐喻的历史感的大厅，道布斯迎接我们。然后，他带领我们穿过威斯敏斯特前的街道，去他的议员办公楼。道布斯说，他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我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我的爸爸15岁就辍学了，妈妈上学只上到14岁，我没有任何背景。”在申请牛津的时候，“我对它真是一无所知”。能被基督教堂学院录取，坦率讲，真有点光耀门楣的感觉。但踏入那个连空气都弥漫着贵族气息的地方，道布斯最初“不知所措，强烈地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无法被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体系所接纳”。

“崇高感的教堂，满是珍贵古籍的图书馆，总是散发着地板蜡和汗水味道、富丽堂皇的餐厅——那儿可曾经是内战时查尔斯一世的议会所在地。我最初完全被吓住了——正餐上满是优雅的拉丁语，我什么都听不懂，只觉得充满了神秘感，有时也会沮丧万分。同学里不少来自公爵、侯爵、伯爵家庭，更有不计其数的勋爵后代，但像我这样的人也不少。”他说，他很快适应了新环境。“与这种表面的历史性、贵族气非常相悖的，是人与人之间私下里非常开放、轻松和平等的关系。那些富丽堂皇的建筑，那些显赫的背景，不可避免地会对我这样普通家庭出身的人冲击巨大，但它的内在却没有让我感到任何压迫感。我结交了很多同龄的青年，并被他们选为学院的学生会主席。最终，我在那里如鱼得水，生活刺激又兴奋。我还能在学院宽敞的宿舍里一住就是三年，享受一个客厅。每天早晨侍从会敲门送来一杯咖啡，整理床铺等等，从来不需要自己做饭，在查尔斯一世待过的学院餐厅吃饭就行了。牛津学院内的宿舍实行的是轮换制，一般一年就要换一次，很多人‘大二’就得搬到学院外面去，自己租房子。”

道布斯的大学生活贯穿了社交活动。“学术上仅仅是过得去，我从与人交往中学到了更多。40多年前结下的友谊，对我来说终身受用。牛津的学院制让这种个人的友谊和关系非常紧密，这些校友在这么多年来给我许多建议，许多指导，许多帮助，真是这样。今天晚上我就会去见我的一位校友，我们是在牛津的第一周结识的，现在我们在制定外交政策上有许多合作。我慢慢开始喜欢那些历史和传统——它们给你一种根的感觉，给你一个系统，让你更知道往哪里去，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并成为这个传统的一部分。”

但在牛津这样的地方，“考试是必须要通过的，必须要证明自己是个聪明人”。所以，道布斯的记忆里充满了与小伙伴在宿舍里通宵奋战，分工读完厚厚几本书，再相互复述概括书本的内容，第二天清晨蓬头垢面，穿着睡裤直接去见辅导老师的趣事。在那种贵族气息的熏陶下，道布斯说，他最大的收获也许是：“我感到自己也要有所成就——那些首相、大主教、伟大的思想家与艺术家，也曾在这里，与我一样的地方，开始自己的人生。在餐厅里，亨利八世的全身雕像就在那儿，约翰·洛克、约翰·威斯利、威廉·格莱斯顿、W.H.奥登的画像就挂在墙上。他们是历史，但历史还在前进着，我能创造我自己的历史。这时我会感到，在牛津你得到了最好的机会，也必须履行自己的历史义务。”大学毕业后，道布斯进入了英国政界。做过约翰·梅杰首相的保守党副主席，然后又成为他的牛津校友撒切尔夫人的助手。他融入到牛津的传统里，同时也成为一位作家，以他的一系列政治小说和历史小说（有一本是关于丘吉尔的）闻名英国，其中那本《纸牌屋》让他名扬世界。不久前，他回过基督教堂学院，参加同学聚会。“毕业十年相聚时，大家年轻气盛，总想比比自己都成就了些什么。现在这个岁数，聚在一起，就能心平气和地回忆些往事了。”他也是母院的积极捐赠者，正因如此，他在伦敦罗斯柴尔德勋爵府邸的演讲还被刊登在基督教堂学院的院刊上。

路易斯院长说，牛津式的学问，就是：“当你成为一个医生的时候，你不只是一个机械意义上的、技术性的医生，而是清晰地知道，自己置身于什么样的医学传统中，将来还能做出什么创造，让自己也成为这传统的一部分。一个牛津毕业生，毕业后与其他学校的人一样成为一名律师，但他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是个处理现实具体案件的律师，他还熟悉罗马法，他知道什么是法，以及为什么选择这种法，他具有那种深厚的方法论——如何学习的能力。正因如此，一个牛津历史系毕业生，如果毕业后成为一名银行总裁，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我问：“你也可以期待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牛津历史系毕业生，毕业后成为一名银行总裁吗？就像你可以期待学习古典学的鲍利斯·约翰逊成为伦敦市长这样的例子，在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牛津毕业生身上发生吗？”路易斯说：“在这里，在牛津，这绝对是可能的。‘二战’后的牛津本科生，来自很多元的家庭背景。他们来到这里，因为他们有杰出的学术成就和潜力。他们都有足够的天赋和禀赋成为银行总裁和伦敦市长，无论学习什么专业。”我问：“在一个莫尔斯法则在硅谷呈现科学技术级数增长的魅力，人人都在谈论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的时代，如此尊重传统的牛津，能够适应新的时代吗？”路易斯说：“牛津已经是个现代的牛津。牛津人的学习与判断能力，将让他们适应任何时代的变化。”

结束采访时，他带我们参观他院长办公室的花园。一推开落地窗，满园草地的绿色扑面而来，那只猫也踱步出来，如影随形。路易斯带我们跨过草地，在一个角落里，他养了一窝鸡，每天早晨就能吃到新鲜的鸡蛋。在花园一侧的石拱形通道里，停着他的自行车。他每天骑车来这里，再骑车回家。在美国，当使用“高贵的”（Noble）这个词，会冒着立即被人蔑视的风险，因为它带有势利的阶级含义。他说：“你应该用的词是‘有声望的’（Prestigious），有一次，哈佛教育学院的一位院长就曾这样纠正过我。但在牛津，在牛津最有贵族传统的基督教堂学院，提到高贵与特权却是顺乎自然的，因为贵族的堡垒已失去了时间，只留下永恒的精神。”

默顿学院：一堂辅导课

沿着基督圣体学院旁一条狭窄的石板路，找到默顿学院的院长楼。杰西卡·罗森女爵（Dame Jessica Rawson）的办公室就在那里。走在“牛津的最后一条石路”上，脚下仿佛流淌着中世纪鹅卵石硌脚的触觉。默顿学院创建于1264年，是牛津“学院制”的始祖，被称为“学院之母”。它开创了学院的财产捐赠和学院自治的传统，充分自治的学院就像是拥有私产的联邦州郡，是牛津松散的组织构架的核心。在默顿学院，你能看到古老的中世纪图书馆，嗅到木头和皮革的气味。那里有1300年的图书目录分类：赞美诗、《约伯记》，亚里士多德、托马斯·冯·阿奎恩、奥古斯丁等哲学家和神学家的著作。20世纪30年代，学院对新生管得还很严。翻译家杨宪益曾这样回忆道：“院章规定，每天晚上21点以后，男生不得在学院范围内接待女生；外出的学生在晚上22点以前必须返回校园，过了22点校门就锁上了。……还设置了一些名为学监的管理人员，负责把学生赶出小酒店。”如果晚归，“就得爬墙而入，或者从运煤通道滑落下去。默顿街上有一条通向默顿学院的煤溜子。你只要拉开人行道上的一块盖板，从洞里钻进去，就能从煤溜子上滑进学院内的储煤室”。如今，这些纪律松懈多了。

来到院长楼，沿着铺着红地毯的螺旋形旋转扶梯，在墙上王公贵族威严的油画沉默不语地注视下，到了二楼杰西卡·罗森的房间。这位英国的考古学泰斗从剑桥赶过来，正在等候。她迎面施展了她英国式的尖刻。“你搞错了我的头衔。”她批评道。在见面之前的邮件往来中，我把她的头衔叫成了“教授博士”，还有点不在乎，觉得封爵多少是个跟他们自己的女王才有关的事情。更何况，英国人不还得费力用自嘲的幽默来化解“成就所带来的尴尬”吗？“不礼貌，不礼貌！”她抱怨着，有点像不饶人的阿加莎·克里斯蒂。

对话就这样直接超越了英式的礼貌。她纠正，如果我试图讨论的是“牛津大学的精神与气质”，这个问题“过于抽象和漫无目的”。她反问道：“你应该提出的是更具体的问题，比如，为什么牛津和剑桥更具有创造力？为什么一个偏居一隅的岛国做出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根本性科学发明创造。”我试探性地问道：“格物致知的方法论？”“不。”她坚定地否定，“因为英国又穷又小，唯有靠智力上的发明创造，才能获得财富。中国地大物博，拥有比英国丰富得多的资源，所以制造是更容易的事，而不是发明创造。你以为近代中国比英国贫穷，所以中国人缺乏创新，但事实是，中国在漫长的历史里都很富裕，比英国富裕多了。”我反驳道：“不可否认的是，地大物博的美国在科学上已经比英国更领先了。”她驳斥：“美国是一个擅长将创新转化为商业成果的国家，它有最好的工程师与企业家，但它不是一个最具有创造力的国家，它的创造力从源头上讲，也来自英国。”我质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英国就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美国成为世界创造力的引擎，世界的中心也转移到了大西洋对岸。”罗森教授加大火力回击：“从蒸汽机，到电、飞机的引擎，还有医学——盘尼西林就是在不远处的楼里发现的，哪一个改变世界和人类文明的发明不是英国人做出的？”我举例说：“通讯。英国人宣称自己发现了电磁原理，然而却是莫尔斯和贝尔成立了电报电话公司。还有互联网。万维网是英国的蒂姆·伯纳斯－李最先发明的，但互联网革命却发生在硅谷。连伯纳斯－李现在也在美国。”罗森教授的语气温和了些，问：“他现在哪儿？”我回答：“他是牛津大学的学生，现在是麻省理工的教授。”罗森说：“基础性的思想和概念仍然是在英国发现的。”她在“思想”和“概念”上做了重音。

正犹豫是否该结束这场争论，进入既定的采访，但这种讨论问题的氛围，不恰好是安德鲁·汉密尔顿（Andrew Hamilton）校长所告诉我们的，牛津引以为荣的辅导课和辩论吗？汉密尔顿说，牛津的独特性在于学院制，学院制的独特性在于辅导课。在直面导师的辅导课上，学生必须学会辩论——辩护、挑战和驳斥。一位牛津毕业生解释，这种辅导课传统倒不是牛津大学进化演变的结果，而是源自英国私校教育制度。“英国的贵族学校，如伊顿公学、温彻斯特和哈罗公学，建校的宗旨就是为了把贵族子弟培养成绅士。学生人数很少，只有2到4人，在老师指导下，受到严格的品格塑造。起初牛津大学招收的学生都是这一类学校送来的，久而久之，牛津的学院制产生后，沿用了贵族学校这种师徒制。”这种辅导课是启发式和互动式的，不说出答案，而是展示推断答案的过程，目的是训练逻辑思维；又因为学生人数很少，可以得到充分的关注，量体裁衣，因材施教。它还要求互动与辩论，与培养了许多英国政治家的牛津大学辩论会有异曲同工之处。1992年，美国总统老乔治·布什同比尔·克林顿进行首场电视辩论时，曾这样讲：“我不是一名辩论家。我不是牛津大学人。”逻辑复杂艰深、语言优雅的辩论，就像“牛津大学人”的绅士标签，与老布什这样耶鲁毕业的“质朴”年轻人区别开来。英国人平时总是礼貌地虚伪，但谈到学问，又毫无令人舒适的一团和气，尖刻尽现。费孝通就曾在他的留英记里回忆，当他的导师马林诺斯基追问他调查时所观察的“事实”时，一点也不饶人，“甚至有时拍着他的手提皮箱大发雷霆”。他写论文时，写完了一章就到他床前去念。“他用白布把双眼蒙起，躺在床上，我在旁边念，有时我想他是睡着了，但是还是不敢停。他有时突然从床上跳了起来，说我哪一段写得不够，哪一段说得不对头，直把我吓得不知所措。他用的字，据说比一般英国人还俏皮和尖刻。他最恼我的是文字写不好，骂我懒汉。”

也许未预料的对话应继续下去，我便说：“英国是个人尽皆知的稳定阶级社会，牛津又如此看重古典与传统，很难讲这样的社会再能有什么创造性。”罗森教授“啪”地一声打回来：“错。美国才是真正的阶级社会，是以金钱与财富划分的阶级社会，它有丰富的资源作为财富的后盾。它算当今世界上阶级等级最显著的国家，而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就是钱。在这个意义上，英国才不是阶级社会。财富与创造力无关，苏格兰是英国效率最高的地方，不是因为富，而是因为匮乏。”1922年，詹姆斯·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可是这样写的：“天啊，那帮该死的英国人。腰缠万贯，牛气冲天，就因为是牛津出身呗！”这是同一个牛津大学吗？我于是提醒：“不要忘记了英国的殖民史。英国可不是小岛国，而曾经是日不落帝国；英国一点也不穷，殖民地的资源足够它致富了。”“你要知道，正是因为英国的创造发明，才推动了殖民开拓，而不是相反。”她挡回来，“大英帝国崭新的历史就发生在不久之前，但牛津已经存在了快800年。”

“英国确立君主立宪制后，国王大力资助科学家，推动了创新的竞争。剑桥和牛津人开始仰望星空，追问‘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这种纯粹的智识的好奇才会孕育出‘宇宙大爆炸’这样的伟大理论。苏格兰是英国自然条件最艰苦、最穷的地方，却有英国最杰出的思想家和科学家，正是因为穷，他们潜心思索探求学问，追求智识上的成功。荷兰、葡萄牙曾是欧洲的边缘，也正是它们最早进行世界航海冒险。创造的动力，往往来自贫穷和匮乏，而不是财富。”默顿学院初建时，它的院规就已定下：“只接受那些品行端正、有礼貌、温和、谦逊、贫困、学习能力强、渴望进步的人。”它是一个仰望星空的学院。早在14世纪，这里就是欧洲的天文学中心和神学中心。当时，该学院的一群哲学家自命为“默顿计算者”，因为他们用数学方法分析一切，甚至想精确地计算像罪过和恩惠这样的无法量化的事物。这与20世纪30年代有关牛津的各种回忆录里所呈现的贵族子弟的浮华与脂粉气是多么不同啊。然而，那些瑰丽风雅的世俗贵族传说虽让牛津更加迷人，甚至为它笼罩上难以接近的神秘魅力，却不是得以永续的牛津精神。罗森教授说，她自己就出生在普通家庭，考上剑桥时，她对中文发生了兴趣，“喜欢中国字，中国书法，也喜欢研究物品，物品里有很多的故事”。这种纯粹的兴趣让她选择了考古学，“那时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对一个学习中文的考古学者来说，这真是一个冒险的选择”。从剑桥毕业时，她的父亲去世了。她必须立即赚钱养家，就在政府里谋了一份职业，工作了两年。但她始终还是想去从事自己喜欢的考古学，所以当她有机会去大英博物馆工作时，“虽然薪水比政府部门的还低，也更加没有权势，但还是去了。那不是一个什么富裕又有闲暇的生活，仅仅是因为热爱。而且我认定，中国很重要，对世界也很重要”。在大英博物馆与各种古物相处的平静岁月里，她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慢慢孕育出果实。她特别喜欢青铜器，通过青铜器，她窥见商周的礼仪程序；她也很喜欢上古玉器，她发现商代妇好的墓中有许多被重新使用过的上古玉器，就开始研究上古玉器在后期的保存和重新使用；她也喜欢研究墓葬，古代墓葬就是墓主与建造者的小宇宙和世界观；她在伦敦筹办了康雍乾盛世的艺术精品展，向英国与西方重现了中国的三朝盛世及其艺术内涵。她的“女爵”头衔（相当于骑士）与出身和财富完全无关（一位牛津医学系的教授还告诉我们，头衔也不意味着任何物质性资源的给予和倾斜，是一个纯粹的荣誉称号），是为了表彰她对中国研究的突出贡献。难怪，她对她的头衔有一种顽童似的骄傲情绪。托克维尔曾说“贵族精神的实质是荣誉”，的确如此。

“贡献”，这是个比英国人张口即来的虚伪还容易流于虚伪的词。罗森说：“去牛津的医学院看看。牛津的维康医学基金会（Wellcome Trust）正在那里资助全球性健康的研究。我们研究疟疾，但这种疾病在英国早已绝迹，我们为什么还要研究它？我们在越南、马来西亚和全世界很多国家开设医院，研究英国并不存在的地区性疾病，为什么？盘尼西林难道不是造福全人类的吗？”我警惕地问：“您是在谈论利他主义？”“我谈的正是利他主义。”罗森说，“我研究中国考古，从小处讲，是为了我的国家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更大处讲，是为了全世界能更好地理解中国。”“难道那些伟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没有给创造者带来财富吗？难道工业文明不是利益和财富驱动的吗？难道殖民主义可以被灌以利他主义的动机来解释吗？”我充满怀疑。罗森说：“如果只有殖民和财富的梦想，那些财富与名字就会随着历史的曙光消失和被人遗忘。而我们是在用过去几百年累积下来的财富，创造未来。”

“在这样历史与时间延绵不绝的地方，光是传统就已经够人背负的了，还怎么创新呢？”我问。将近200年前，美国小说家霍桑曾带着对古老欧洲文明的向往，认为美国“没有阴影，没有古风，没有秘传，没有绚丽而昏默的冤孽”，但正是那样的美国，才孕育着新大陆无穷的生命力。罗森说：“牛津的时间与历史是一直连续的吗？不是。不要被窗外那古老的建筑所蒙蔽。那些建筑一直保存下来，仅仅是因为它们最初就是石头所造而已。在石头围墙的深处，发生着很多次历史的变革，有时甚至是激进的——牛津是一座思想家和探索者、怀疑者和改革家的城市，发生过宗教改革、政治改革、牛津运动等等。不久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英国历史重大的断裂。英国人尊重传统，但在牛津，你必须学会挑战权威，反抗权威，就像你必须学会与教授辩论，挑战他，甚至驳斥他一样。而新大陆的美国，本质上是牛津与剑桥精神的延续，虽然英国的秩序已然消逝。”

2003年7月2日，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左二）、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左）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一同出席牛津大学曼德拉罗德基金会成立仪式

800年的岁月沉淀和贵族的慷慨捐赠（学院最大的方庭就是博学多才的亨利·萨维尔男爵出资修建的，向学院捐赠是财富精英进入牛津贵族阶层的最直接途径），让默顿学院非常富有——古老的藏书与艺术品、庭院、花园与地产，都是默顿昂贵的财富。正因为富有，默顿能慷慨地资助贫困生。近800年过去，默顿仍然遵循着古老的院规，接受那些贫困、学习能力强、渴望进步的人——罗森教授说，今天默顿60%的学生都来自不那么富裕的家庭，他们毕业于公立学校；而在过去50年里，“英国社会的流动性有增强的趋势，体育、演艺、媒体等领域产生了很多才华横溢的人，他们突破了阶级”。我仍难以摆脱“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这个近代观念：“您还是不能否认，如果牛津没有雄厚的财富，也做不了这些事情。而且，为什么不可以追求财富？就算是要为子孙后代留下些什么。”她流露出些温情，劝诫说：“年轻人，看护好自己的家庭与子女，不用顾虑太多。我们终将入土。”她就是个典型的牛津式的矛盾综合体（牛津人很热爱矛盾心理和冷嘲热讽）：希望自己的爵士头衔得到充分的敬意，又欣赏挑战权威；充满英国人的内心傲慢，又信奉世界主义；现世的中庸主义与充满荣誉感的骑士精神混合在一起；谈论着崇尚未来发展的科学创造力，又沉迷于以供奉祖先为荣耀的东方古老精神，就像牛津沉迷于它的传统一样。

一个阳光充足的下午，我们走马观花地游览了默顿学院的花园。在路边花坛里，桂竹香、半篷草、白色的紫露草、红色的火百合花拥挤在一起。那棵1705年栽种的穗花槭树，是J.R.R.托尔金当年最喜欢的树，他也曾是默顿学院的院士。他热爱古英语，曾在默顿教英语文学，创造出奇幻的霍比特语和魔戒传说。他爱这里的花园与树林，就像他爱他的家庭与故乡一样。他曾说，壮丽的《魔戒》之所以结束在一个哈比人的家里，就因为所有的战争、英雄和无所畏惧的行动，并不比每天的平凡生活更具价值和值得称颂；而占据他思想的，却又是“死后的冥思”，“进入超越一切的永恒荣光”。托尔金因他的文学成就而获颁英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大英帝国司令勋章。牛津是一个热爱智识与精神成就的地方，就如曾被牛津封为圣人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埃德蒙德曾说的那样：“就像你们会永远活下去一样学习，就像你们明天就会死去一样生活。”

采访结束时，一个印度学者匆匆赶来，问罗森教授还参不参加一场会议。她已经误点了不少，匆匆与我们作别。这是一堂弥足珍贵的辅导课。

财富的精神：牛津与世界

牛津在全世界最负盛名的基金会，毫无疑问当属罗德（又称“罗氏奖学金”）。基金会在大学机构的影响力和权势，最初是在费孝通的《留英记》里无意间读到的。他的导师马林诺斯基一直是罗氏（这里大概应是罗斯柴尔德）基金培养的人物。那时在讨论课上还听不大懂课、躲在墙角里抽烟的费孝通，突然被马林诺斯基那双高度近视的眼睛看上了，马氏主动提出要当他的导师。费孝通分析，这是因为马林诺斯基在哈佛遇到了怀揣司徒雷登给罗氏基金会介绍信的吴文藻。罗氏基金会正资助马氏的学生们在非洲进行人类学调查，吴文藻则怀揣一个在中国开展“社区研究”的计划。这个计划深得罗氏基金的赞许。马林诺斯基非常敏锐地决定，要培养一个自己的学生在东方为他的学派开拓一个新领域。这就选定了费孝通。看，一个学术基金会可以是一条联结世界的隐形的线索。

牛津的罗德基金会有“全球本科生的诺贝尔奖”之称。这条线索可以拎起一串全球精英的名字：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加拿大总理约翰·特纳，澳大利亚总理鲍勃·霍克和托尼·阿博特……还有30多位德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著名将军和军事家，70多位跨国企业公司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50多位教育家和一流大学的校长，上百位发明家和科学家，20多位奥运会金牌得主，以及世界知名的音乐家、艺术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和平主义知识分子，可谓人类群星璀璨。拜访罗德基金会所在地——位于牛津大学公园南路的罗氏基金会宅邸，也就是题中之意了。

罗德基金会主席、前任牛津大学校长约翰·胡德（John Hood）定下的采访时间是我到达牛津的第一个中午。初来乍到，唯恐迷路误了时间，就提前出发，结果早到了一小时，在那有着小型罗马风格圆顶和柱式阳台、帝国姿态缱绻的罗氏宅邸前徘徊。大概是可疑的行径引起了门房的注意，他就安排我进门去，在一楼的会客厅等候。穿过一条简洁的长廊，经过那座小型圆顶，穹隆上刻着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罗德奖学金获得者的名字，相当于一座纪念碑，碑尖上端坐着一只津巴布韦（旧名罗德西亚）传说中的神鸟。地面上嵌着一块采自马托波山的花岗岩石板，罗德就埋葬在马托波山里，石板上刻着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前厅门上方写着贺拉斯的豪言壮语：“我不会完全死去。”这座20世纪初诞生的建筑在牛津的历史语境里显得很质朴，是殖民地风格和传统英国乡村别墅的结合。罗德基金会的创始人泽西尔·罗德（Cecil John Rhodes）曾是牛津的学生。他的人生是以大英帝国的殖民历史为背景的。这位牧师之子的童年在南非纳塔尔的种植园度过，青年时代去往金伯利钻石场，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援下，收购当地的小型钻石矿场，通过与伦敦的辛迪加结成伙伴关系，建立了他在世界钻石行业的垄断地位，后来创立了德比尔斯钻石公司。19世纪80年代，他又买下了开普敦的葡萄园，建立了罗德水果农场。1873年，罗德入读牛津的奥利尔学院，深受约翰·拉斯金大英帝国观念的影响，积极扩张英帝国殖民版图，梦想在开普敦与开罗之间连起一条红线。他在48岁去世时，立下遗愿，在牛津设立罗德奖学金。那时，地球上四分之一的陆地都在大英帝国的治下，罗德则是世界首富。他有一个伟大梦想，想依靠一群遍布全世界的牛津大学统治精英，使历史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他在其设立基金的遗嘱附录里将德国和美国也包括了进去，希望“教育作为最强大的纽带”，能使“三个最强大国家之间共同谅解，避免战争的发生”。要是泽西尔·罗德只有他的钻石矿和带着殖民时代局限的帝国扩张梦的话，他的名字也许早就随着殖民史的终结而被世人遗忘。然而，他最终以罗德基金这一伟大的行为，使自己“没有完全死去”——一个世纪以后，罗德基金的帝国时间已慢慢消失，基金会的一代代托管者不断纠正着人种主义、帝国主义的谬误。就如今天，总资产超过3亿欧元的罗德基金会，是由约翰·胡德，一位新西兰绅士来担任的；而在拥有40多万册图书的罗德宅邸里，你可以查到反奴隶制联合会、反种族隔离运动和殖民地历史的许多文献。

穿过穹顶和前厅，经过一条狭长的走廊，便是会客厅。正定神过一遍问题，约翰·胡德听说有人等，推门大步走了进来，直接在沙发上坐下，等待采访。我一时无所准备，手足无措，便说：“我来早了。离我们约定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呢。”他很绅士地离开了房间，一小时后，按约定的时间准时进来。

约翰·胡德是位非常成功的新西兰工程师和商人。他所涉足的领域从矿业、建筑、建材、石油、甲醇、林业到水资源，不一而足。很惊讶于他怎么能同时涉足这么多行业，他解释说，这得益于新西兰是个很小的国家，所以新西兰的公立联合企业会同时涉足很多商业领域，而且有着全球的商业网络。那段从商的经历让他对世界的巨变有很清晰的感悟。“早些年的时候和许多国家取得联系。但世界正在发生令人兴奋的变化。”他说，“我并未考虑过商业上的成功是否得益于新西兰是英联邦国家，所以才有这些全球机会，但我的确生长在一个有着英国传统的国家。”1976年，胡德申请了罗德，经过在奥克兰和惠灵顿的面试后，他获得了奖学金，来到牛津，学习经济和工业社会学。罗德宅邸是他们这些奖学金生的活动场所之一。“除了在我所在的沃尔夫森学院学习，我们也在这里上课，也有正餐，社交活动和体育运动，所以奖学金生之间有各种机会相互认识结交。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一旦当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永远知道你可以找谁去谈。大家的关系充满了私密的、非正式的轻松。”

在牛津的那两年，胡德回味无穷。他说：“对于一个远道而来的小国留学生来说，那段经历是变革性的。充满智慧的课堂——我仍然记得德里克·马尔斯爵士和唐纳德·海伊德的经济学课，俱乐部的社交活动，四季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离伦敦如此之近，与有声望的学者、政治家、律师交谈，从不缺少的音乐会，还有过多的酒。”回到新西兰，他担任过奥克兰大学的校长。直到有一天，他接到了来自牛津的招募电话：“按照牛津的传统，下一任校长提前需15个月指定。当时，英国政府通过了法案，要求大学从校外遴选校长。我想我是很多备选人中的一个。我来到牛津，参加了一场长达三天的面试。面试结束后，我成为牛津历史上第一个从牛津大学体系之外来的校长。”他与牛津和罗德基金会的渊源，使他在辞去校长职务后不久，又再度回到牛津，成为罗德基金会的主席。

一个世纪后，罗德基金会已经超越了种族主义者罗德的生命与他的时代。来会客厅的时候，走廊里挂着一幅曼德拉的画像，印着“曼德拉罗德基金”。胡德向我解释，1993年，罗德基金会与曼德拉合作，一起建立了这个基金会，让南非的学生能够在南非大学里完成4到5年的学习，将罗德的价值观与曼德拉的价值观结合在一起。“这是对源自南非的罗德遗产的一种认可，因为正是在南非，罗德创造了他的财富。”1993年，那正是一个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年份。在那个历史进程中，英国人再次正确地站到了时间的一边。胡德带我们参观罗德宅邸。一楼会议厅里，正在进行着一场国际法庭的模拟辩论会，席间有很多来自中东、戴着头巾的女学生。厅内墙上的两张照片特别引人注目，一张是年轻的曼德拉，一张是比尔·克林顿。穿过会议厅，有一间偌大的肖像画室，墙上陈列着历任罗德奖学金管理者的画像。出了画室，穿过一扇厚重的橡木门，我们来到宅邸的大花园里。胡德说，天气暖和的时候，基金会的校友们就在草坪上举办酒会，在葡萄藤架隔出来的那片空地上，时常会有戏剧上演。胡德说，精心打理这片花园的，是一位牛津大学的硕士毕业生。对一位英国绅士来说，成为一位显赫的慈善基金会的花匠，是一件非常得体和惬意的工作。

对于一个牛津的局外人来说，一位新西兰人管理着牛津大学和它最重要的罗德基金，对牛津所发生的变化和它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隐喻了。胡德说，他出身于新西兰的一个教师家庭，他的父亲当过学校的校长，在大学短暂地教授过教育培训方面的课。他并不来自什么世家。他在牛津时，是在沃尔夫森学院读书（“二战”后新生的研究生院），他没有加入英国国籍。我很想找到他能成为牛津显赫人物的原因。当他讲述他在面试牛津大学校长时，是如何陈述治校理念的时候，我想我找到了些答案。他说：“大学是关乎人的非凡的无限潜能得以发掘与施展的地方。这些潜能存在于每一个独立的个体中——每一位学生和每一位学者，并与他们的梦想和欲望共存。大学的作用，就是让每一个独立的个体实现他们的激情和愿景，并通过有效的和隐形无名的服务来实现。”“国家与世界在变化，知识在爆炸，复杂的牛津机体也在不断变化、演进，适应周遭的世界。”英国绅士的哲学与精神依旧治理着牛津、掌管着牛津的财富，尽管英国的秩序已失落，世界的秩序却悄然形成。

另一个代表着牛津举世无双财富的地方是宽街上的阿什莫利博物馆。它的规模仅次于大英博物馆，有无数珍宝，是英国最古老的艺术、考古学和博物学的公共博物馆。它的历史始于两名园丁。约翰·特莱德斯坎特是斯图亚特时代的宫廷园丁，花园、葡萄和桑蚕的护理人，是一位植物学家和植物狩猎者。他在考察旅行时，尽其所能地收集世界上的奇珍异物，包括自然物品、艺术品、具有异国情调的和奇特的东西。人们称这一收藏为“特莱德斯坎特方舟”。他的儿子在伦敦的兰贝司城区将它们公开展出，供人参观。“特莱德斯坎特方舟”能够停泊到牛津大学，则是伊莱亚斯·阿什莫利的功劳。他是一位衣着华丽、面色苍白的绅士。他接受了约翰·特莱德斯坎特的珍品陈列室，将它连同他自己以硬币为主的收藏捐赠给了牛津大学。19世纪，博物馆又增添了很多牛津大学的雕像、画作、绘图和古董收藏。

博物馆的藏品全部来自私人捐赠。馆方安排我们参观中国现当代艺术馆，这是一个永久的馆藏，捐赠者叫迈克尔·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他出生于加拿大，幼年随父母移居英国，是一位骨子里的英国绅士，也是英国艺术史家、汉学家，牛津大学荣休院士。他曾系统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了中国的现代美术。1939年从剑桥大学毕业后，他随国际红十字会来到了成都，在成都的博物馆里教学和工作，参与过王建墓的挖掘，也在考古学家郑德坤那里工作过。正是在那里，他结识了一批后来成为大师级人物的画家：齐白石、张大千、吴冠中、庞薰琹等；20世纪80年代再次回到中国，又结识了黄永玉、朱德群、吴作人等。1984年，他结束了在斯坦福大学的任期后，回到牛津，在牛津终老。这个小型的中国现当代艺术馆就是在他的支持下建的。

在朴素清雅的展厅里，摆放着苏立文牛津家中的小桌子和挂在他们家门楣上的牌匾。给我们讲解展厅作品的女孩毕业于默顿学院，恰好是杰西卡·罗森教授的学生。她说，这种摆设是为了怀念苏立文家中那种氛围：“他的家是我们很多人的回忆。世界各地的学生、学者、朋友都来他家做客，随时都有一种很坦诚的学术交流气氛，永远洋溢着欢乐。”这些展品，讲述着一位英国绅士与中国画家高山流水的友谊：所有的画，都是中国画家赠给迈克尔的，而迈克尔最终又把所有画捐给了阿什莫利博物馆。这些展品里，有岭南派画家关山月所画的《青海市集》，女学生介绍说：“迈克尔当初看到的时候就很喜欢这幅画，画家觉得这是他的得意之作，就重新画了一幅送给他。在重庆时候，关山月与迈克尔结下了友谊。画家教迈克尔怎么写中国字、画中国画，迈克尔教他英文，迈克尔重庆住所的走廊上就挂着它”。这些收藏里，很多张大千的画也都是他送给迈克尔的。“他们的友谊一直从40年代持续到张大千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有大量的张大千作品，是他生命中不同时期画的，反映他的不同风格。比如，这一幅是他用泼墨方法所作，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他当时的创新。但你看这边这幅，1930年所作，则完全是中国传统的人像画法。”

这位英国绅士与中国画家的友谊，在一个动荡无常的年代，尤为感人。“这封是庞薰琹写的。他们的联系在‘文革’时中断了。迈克尔曾几次回到中国，做一些考古研究，但这些艺术家都不知道他来中国，就中断了联系。直到1979年，庞薰琹才重新收到迈克尔的来信，他就回信给迈克尔说，之前都不知道他在哪里，今天收到你的来信非常高兴。迈克尔访问中国时一定要见面，是时隔34年又重聚的一种心情。这幅张大千的《荷花》，先送给了英国文化处的赫德利。赫德利知道迈克尔研究这个，又把它送给了迈克尔。张大千20世纪70年代去美国定居时，看到迈克尔的这幅画，感慨万千，说我又看到30年前自己的作品。有一句话叫‘聚乱不常，聚散不定’，但是我又在故人手上看到了我三十几年前的画。”女孩说，迈克尔保存着所有的东西，包括他80年代回到中国，与画家们重聚时的那张菜单，上面有画家们的签名。这位英国绅士在2013年去世前，为这400余幅无价的画作找了一个最终的归宿，全部捐赠给阿什莫利博物馆，以供中国现当代艺术研究。

沃尔夫森学院：寻找以赛亚·伯林

在那些居于中心的古老学院之外，牛津的地理边缘，像沃尔夫森学院这样的新学院充满隐喻地呈现出牛津历史向未来演进的轨迹。沃尔夫森学院是20世纪60年代由牛津人以赛亚·伯林主持建立的研究生院，以研究为主要目的。这位牛津万灵学院毕业的犹太人，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史研究者，一位“二战”期间穿梭于华盛顿、纽约和莫斯科外交圈的政界名流。沃尔夫森学院是按照他对牛津与人类未来的愿景建立起来的：一个科层与特权消解，更加平等与自由多元的新时代。

在牛津的第一顿晚餐是在沃尔夫森学院吃的。这是一座现代风格的建筑。学院化学系博士生刘一帆带着我穿过中庭边的长廊，来到餐厅。简约风格的餐厅一角摆着一架钢琴，四面墙上挂着些阿富汗来的波斯挂毯。简约的长条餐桌，都在一个水平面上，没有老学院餐厅象征着学院教员与学生之间科层地位的高桌，从后面端菜出来，随处找个想搭话的院友落座的地方坐下即可。古老的成熟与繁复在这里隐退了，包豪斯取得了胜利。那天坐一桌的是沃尔夫森学院不同专业的中国学生。大家聊完乌克兰形势和正在进行的联合国表决后，又聊了一会儿品酒会。牛津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葡萄酒窖，还会有一笔经费让葡萄酒买手定期购入新酒，供学院成员享用。一年一度的牛津－剑桥盲品赛，常常在赛艇前举办，参赛选手要经过多次专门训练和实战演练才能取得好成绩。吃完晚饭，上楼，是一个有几张沙发的活动室，泡一杯咖啡或茶，学生们聚在一起聊近况，聊点八卦，聊近期的活动，还有假期的旅行。

几天后在沃尔夫森学院，我们见到了马克·波特尔（Mark Pottle），一位沃尔夫森学院的成员。他与西装革履的英国绅士明显不同，穿一件蓝色的冲锋衣，有丰富的肢体动作，是一位牛津历史系毕业的学生。联系他，是想寻找到以赛亚·伯林的痕迹。伯林一生浩瀚的书信和各种文件，都是由一位叫亨利·哈代（Henry Hardy）的牛津人搜集编纂的，他住在利物浦。动身前往利物浦之前，协助他工作的马克·波特尔先带我们转转。波特尔展示的第一个地方是沃尔夫森学院的现代报告厅，学院没有教堂和礼拜堂，这座报告厅就是宣讲的地方。从餐厅上楼，穿过活动室，就是教职员工的共用室，在老学院，共用室要比别的房间略高，但在这里没有这种讲究。穿过中庭长廊，下楼，是一片湖泊镶嵌其间的草坪，白色的玉兰树开得格外一尘不染。波特尔说，当初以赛亚·伯林本来有机会成为另一个小学院的院长，但他不甘心，就决定自己建一个新院。他拉到了英国沃尔夫森家族和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赞助，这件事就做成了。

波特尔说：“‘二战’中，伯林看到美国在科学上所取得的成就，认为美国充满活力，希望牛津能够学习它。更重要的是，时代变化了。过去牛津是个基本上只有公学毕业的学生才能来的地方，英国社会也被认为是阶级社会。但事实上，在英国，突破阶级并不是不可能的，阶级界限一直在慢慢消失——19世纪，很多白手起家的英国人获得了商业或工业上的成功，他们通过慈善捐赠获得了贵族地位。沃尔夫森家族就是如此。而像我这样的人也能够来到牛津，并为它工作。”

周末，我们搭上了去利物浦的火车。亨利·哈代来火车站接我们。他答应带我们逛一逛利物浦，然后去他家坐坐。哈代之前一直住在牛津，直到前几年他追随生命中的第二段婚姻来到利物浦。他穿着很随意，休闲棉夹克有一些未熨平的褶皱，看上去正处在中年，但实际上已经60岁了，即将成为牛津“高龄的养老金领取者”。他引用奥斯卡·王尔德的小说《道林格雷德画像》告诉我们：“从前有一个人，和魔鬼做了个交易。只有肖像画中的他会慢慢老去，而他自己却永远年轻。他长年不变的年轻终于引起了人们的种种非议和怀疑，画像中的他因为纵欲而显现出加速的时间进程，最后他愤怒地用一把刀刺进了藏在阁楼里的肖像画中的自己。”

哈代带我们参观的是利物浦最重要的人物所留下的遗产，这个人就是工业家威廉·利华和他的儿子利华休姆子爵。他带我们来到一片漂亮的住宅区，一栋栋乡村风格的小别墅散落在汽车道和绿地之间，都有前庭后院，就像一座大花园。哈代指着住宅区里的公共建筑一一向我们解释：“那是美术馆，那是剧院，那是医院，那是学校。”“这是利华休姆为他的工人所建的住宅区。这位日用化工品工业家希望他的工人们能住上好房子，能欣赏艺术，能接受好的教育和医疗。如今，人口与空间已经变迁。”这让我想到了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许多名字：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践者、贵族出身的企业家克劳德·昂列·圣西门，企业家、慈善家罗伯特·欧文，还有田园城市的倡导者爱彼泽尼·霍华德。自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出现，批判和改善它、追求平等与自然的思想与行动就一直存在着，构成了历史的一条线索，与以赛亚·伯林的思想也有所呼应。午饭后，哈代又带我们参观了利华休姆为妻子建造的美术馆。美术馆里几乎全是拉斐尔前派的画作，也是牛津唯美主义者奥斯卡·王尔德所钟爱的流派。牛津大学出现得最多的19世纪艺术流派，大概就属拉斐尔前派了，罗德宅邸入口处的那幅毯子也是拉斐尔前派的作品。这个派别提倡回到15世纪拉斐尔之前的艺术，在那些异常精细繁复的绘画细节里，寻求复古的审美，反抗粗糙的进步主义。

哈代的家在一栋郊区别墅里，也有一片打理得细致的花园，养着两只兔子。来到他的书房，房间里挂满了与伯林相关的照片：从伯林的出生地拉托维亚的里加，到摄影师戴维·列文（David Levine）、詹姆士·弗格森（James Ferguson）、伯恩·施瓦尔茨（Bern Schwartz）所拍摄的伯林肖像，其中的一些是伦敦国际肖像美术馆的复制品。“我最喜欢伯林的这一张。”哈代指着一张伯林悠闲地坐在万灵学院前的照片告诉我，“这是娶了王后姐姐的斯诺登爵士偷拍的，伯林的状态很自然。”还有一幅俄罗斯19世纪思想家亚历山大·赫尔芩的肖像画，“伯林很喜欢他，这位社会主义思想家对苏联的影响也很大”。他的书房给人一种错觉，好像身处的不是哈代的书房，而是伯林的——童年的回忆，自我的记录与呈现，乃至喜好，都是伯林的，仿佛伯林附体。唯有一侧墙上有一张哈代父亲的照片，一张脸陷在大胡子中——他的父亲也是牛津大学毕业生，学的是医学。后来他带我们上楼进入他的卧室，我们才看到了哈代祖父的肖像油画，透着老派英国绅士温和又威严的风度——他的祖父是牛津古典学系的毕业生，多所英国中学的校长。而在书房，让人感到哈代存在的，是那架钢琴。哈代也是牛津古典学系的毕业生，年轻时他作过一些古典曲子，出版过一本曲谱。他说，牛津的学院有一个传统，会为每个牛津的作曲家举办一场音乐会；基督教堂学院就曾为他举办过一场音乐会，专门演奏他的曲目。他为我们播放了一段专业管风琴师演奏的他最短的作品《管风琴的宣言》，一段不断升高的音阶，层层叠叠，有哥特式的雄浑，终结于回旋的高音里，充满宗教气息。哈代曾是学院合唱团的指挥，每个星期指挥一次排练。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在沃尔夫森学院遇到伯林以后，就决定为他工作，这一工作，就是一辈子，像一个典型的英国绅士所做的那样。为了搜集伯林的书信，他多方追寻线索，有时甚至因为过于穷追不舍，到了惹人厌烦的地步，虽然已有的书信已经浩如烟海，但他还是为一些没有留下线索的信件或尚未被人发现的信件孜孜以求。

忍不住问他，这样一辈子整理伯林的资料，会不会有些奇怪？他说：“我的古怪倒是人尽皆知。伯林也是个古怪的人。他有很多天才的洞见，但他只是表达出来，总是没有条理，也不收拾，很需要有个人来帮助他。牛津历史上像我这样的人的确不是很多。我能举出来的例子是莫德林学院的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和编辑他作品的包斯威尔，还有花了很多年工夫编辑C.S.刘易斯作品的沃尔特·库波尔（Walter Cooper）。听起来我就像只寄生虫。”他自嘲地笑了笑，随即反问：“你为什么觉得古怪？”我说，用一生这么长的时间生活在别人的人生里，是不是有些可惜。哈代回答说：“我很满足。这有点像神学家，他们也花一辈子的生命研究耶稣基督。”

哈代的牛津岁月充满着晚餐后去咖啡馆的谈话。“有时一谈就谈到天亮。我们讨论那些终极问题，讨论道德情操和生命的意义，讨论宗教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所有这些抽象的和终极的问题。牛津在我的记忆里，就是与朋友们在深夜的咖啡厅中接连几个小时的谈话。难以相信那样的场景会在今天的牛津重现。”他曾经是一个基督教徒，在牛津，他加入了一个跨学院的基督教联盟。“非常福音教派的运动，坚持上帝即全部，如果宗教是真实的，那所有人都该将一生献给上帝。在那里，我渐渐失去了宗教信仰，接受不了这种非此即彼的观念。”大学时代，哈代是几本牛津校刊的编辑，有时也发表些文章。有人告诉他，伯林是真的需要人帮助，因为他很有思想，却总是把自己的文章发表在一些不知名的外国杂志上。“我去找他谈，他说很多人都给过他这个建议，但他都不同意。直到我建议，如果出一本书，书的版税可以用于支持沃尔夫森学院的基金，他才答应了。虽然最后这些书并没有赚到什么大钱，但对他来说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

“伯林是在20世纪30年代来到牛津的。作为一个母语不是英语的俄国犹太人，很长时间里，他都是牛津体系的局外人。但他慢慢变成了一个英式绅士，一个英国文化的造物——他总是穿着三件套的西装，比一个典型的英国人穿的层次还要多。他所在的圣灵学院出了几位重要人物，比如《时代》周刊的主编，当时英国的外交部长，还有政府中的一些要员，他们周末会来学院，与学生们交谈，伯林在那里熟悉了英国上层阶级的谈话方式。‘二战’中，他在纽约、华盛顿结识了更多外交圈的英国人。到最后，他成了一个谁都认识的人：外交圈、艺术圈、政界、学术界的所有人，他都认识，从美国、英国、俄罗斯到以色列。他是一位全球人物，同时也是一位在牛津终其一生的牛津人物。伯林在牛津最亲密的社交圈里，有诗人斯蒂芬·斯蓬特（Stephen Spender），在圣灵学院第三年认识的年轻哲学家斯图尔特·汉普夏尔（Stewart Hampshire），后来成为他一生的朋友；还有那个时代牛津优秀的哲学家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艺术史学家本·尼科尔松（Ben Nicholson），后来进入政界的杰拉米·哈钦森（Jeremy Hatchison）等等。他与年轻的女人也有亲密关系。他有一种成熟男人的气质，很多女人喜欢找他谈心，他与她们保持着柏拉图式的关系，其中就包括新学院院长的女儿玛丽·费舍尔（Mary Fisher）。这些人后来在他的社交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当伯林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只是年轻的朋友，彼此无所求。伯林不断地写信，那时候的牛津人都非常钟爱手写的信件。这种交流的方式已经在今天的牛津绝迹了，伯林是牛津最后一位传统的书信写作者。”

“伯林曾明确洞察到，牛津大学在‘二战’前和‘二战’后的变化。‘二战’后，牛津的许多传统和礼仪都蒸发掉了，随着过去的地位和阶级意识一起蒸发掉了。‘二战’是牛津重大的历史断裂，这也是牛津新的开始。”“当我在1968年来到牛津时，我的本科生班上就有公立学校来的学生，已经多元化了。‘二战’前的牛津，本质上是个贵族化的本科生教育机构，但沃尔夫森没有遵循这个传统。沃尔夫森学院是一个纯粹的研究生院，并且以自然科学为重。伯林在美国的经历，在哈佛、普林斯顿访学的经历，让他认识到，科学研究是多么重要，而牛津已经落后于美国的大学了。那时的圣灵学院是个非常保守、拒绝改变的地方，这也促使了他去建立一个新学院。沃尔夫森就像是牛津的新大陆，在那里，你不受任何传统期待的约束，在你与你想成为的人之间，不存在任何障碍；一切都是开放的，一切都是可能的。”哈代对那些为古典语言辩护的理由持保留态度，“正如伯林所说的那样，20世纪有两股最重要的力量：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俄国革命及其之后的世界。如果仅仅只学习人文学科，更不用说以希腊语和拉丁语为代表的古典人文学科了，你的思维会与自然科学产生鸿沟。这是一种损失。从事高等教育的人必须还得对一门自然科学有深入的研究，才能让他的思维能够适应自然科学的时代。你可以举例说，古典学系毕业的鲍里斯·约翰逊成了伦敦市长，但他的前任，肯·利维斯通，出身工人阶级，一个拉丁词也不会。也许拉丁语与你所能成就的事业之间，不再有那么必然的联系。”

伯林最终并未成为约翰·罗尔斯、诺姆·乔姆斯基那样成系统的哲学家和理论家。“我也并不赞同伯林的全部观点，但他有一种洞悉人性的天赋，他所结识的人从左翼、社会主义者到保守主义、右翼都有，他总能抓住各色不同人的本性。他从未见过马克思，但他可以准确地揣摩马克思对一个问题会怎么回答，怎么采取应对。我想他对思想史最大的贡献，恰恰在于他的多元主义。”哈代说。

哈代说：“当我整理伯林的书信和思想时，有时我会觉得，他还在那里，还在和我对话。有时我也会疑惑，一百年后，伯林的名字会湮没在历史里，被世人遗忘，成为只有历史研究者才会偶尔翻阅的资料吗？”有时他会在话语间无意流露些伤逝的感怀：“过去BBC有个名人访谈节目，请学者谈论他们的思想。现在这个节目已经从1小时压缩到了每人20分钟。”“我本来想读自然科学，但父亲坚信希腊语与拉丁语是对大脑最好的培训，他千方百计说服我去读了古典系。但我想，他这种古旧的观念在今天已经过时了。”哈代说，他的儿子现在牛津读音乐学，但在博士期间，他决定辍学去当园丁，去了英国国家基金会的花园，“他发现自己已不愿意整天待在房间里，而是要待在户外的花园里”。也许是为了回应我未能掩饰的惋惜的表情，他说：“你的脑袋里还有科层吧，不过我接受。”

牛津式学问

一个晴朗的周五下午，我们与三位牛津的博士生去划船：沃尔夫森学院化学系的刘一帆，贝里奥学院经济系的陈思和圣十字学院物理系的王一雄。细长的小舟慢慢驶离河岸，驶向艳影波光里。刘一帆握着那支长篙轻轻地、缓缓地向柔波的更青处探去，又轻轻地、缓缓地提起来，在小岛处灵巧地停靠或避让，很娴熟。澄蓝的天空倒影在水中，船儿就如浮游在白云朵中，在静谧的柳林榆荫里缓缓前行，野鸭、白鹅三两成群，腾云驾雾地在船舷边飞过，如梦似幻。

在这梦幻里，谈谈爱情与学问，真是件再好不过的事。陈思与王一雄就是一对眷侣。陈思在康纳尔大学拿到经济学博士后来到牛津。“牛津做学问的方式跟美国大学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更要求直觉思维。”她说，“美国大学强调科学方法论，强调量化分析和统计，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得出某种结论。但在牛津，即使你学的是数学经济学，你也得是个讲故事的人，而这种讲故事的能力，要求你必须有很渊博的学识。比如，我是研究行为经济学的。有一个理论认为，富人比穷人在经济上更有风险偏好。但你可以提出一种新的理论：因为富人怕失去已有的财富，而穷人一无所有，也就不怕失去更多，反而更愿意冒险。你可以引经据典地来讲历史上可以证明这一观点的例子，然后，你再用量化分析的方法，搜集数据，建立数学模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陈思说，她将她在美国与欧洲的同学一对比发现，“欧洲学生的知识基础还是要比美国学生扎实，他们不仅有很好的人文素养，而且就连数学基础也比美国学生好”。

陈思在牛津遇到了王一雄。同在异乡，王一雄给陈思生活上很多照顾，两人慢慢走近。但更让他们相互吸引的，是那些充满了智慧碰撞的对话。王一雄学的是大气物理，“研究宇宙中环绕行星的大气云层的运动，分析是否会有地外生命诞生”。王一雄说，这种还没有办法实证的研究，“有点玄思异想的感觉。那些科学家分了几派观点，相互间争得不可开交”。不过，在这样一条梦幻的河上，不讨论玄思异想，又该讨论什么呢？陈思与王一雄就会经常讨论自己领域的研究，相互也都能听得津津有味。“发现物理学和经济学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均衡’这个概念，就是经济学从物理学那里借鉴来的。经济学还从物理学那里借来了很多的理论和概念，比如，‘熵’。”这种互相理解和启发，让他们的爱情进展得很顺利。

在萨默维尔学院的大草坪上讨论一下哲思也是很好的。上海外国语大学附中毕业的袁幼林在牛津读本科，他不厌其烦地向我们再次讲述了一遍他已经向无数亲朋好友讲过的故事：牛津的电话面试考的是什么题目？因为他报考的是政治、哲学和经济专业，所以依次有三个教授打电话来。他记忆最深刻的是其中两个问题：“六个海盗，抢了60个金币。现在他们要分这些金币。他们规定，由6个海盗依次提出分金币的方案，只要有一个海盗不同意，就把提方案的这个海盗杀掉。那么第一个海盗该如何提出方案，才能保证自己不被杀呢？”袁幼林说，当时他其实没能给出确切的答案，而是一个面试官带着他一步步推论，目的在于看看他有没有“慧根”。另一个问题是：“一个人在楼道里大声喧哗，打扰了邻居，和一个人在战争中杀死了敌人，哪个行为更不正义？”这也是个袁幼林没能解答的问题。他说，直到他在牛津学了三年经济学，回过头再看，才觉得这个问题实际非常高深。“是一个康德的道德哲学才能解答的问题，关涉到道德的普遍原则和名义上的道德问题。面试时的那道考题，要分成好多种具体情况，才能一一加以分析。”传统的牛津式的学问总是需要你有点古典式的博闻强识，有点文艺复兴式的渊博与全面。

在科学领域，牛津发生着可谓“激进”的、向实用方向进展的变革。牛津有四个大部，分别是人文学部、社会科学部、数学、物理和工程科学，以及医学部。数学、物理和工程学部的部长埃里克斯·哈利德（Alex Halleday）是位地质学家，从有着最顶尖实验室的苏黎世理工学院来到牛津。他告诉我们，他以前也认为牛津是个培养首相的文学大学，“18、19世纪，牛津转向了人文学科，剑桥转向了科学。直到20世纪初，牛津才开始感到改变的必要性”。但自从他接手了数学、物理和工程学部后，他发现，牛津的科学是非常强的。“非常强大的政府资金支持，与剑桥不相上下，近年来以每年7%的速度在增长，哪怕是经济衰退期。”“在应用科学领域，我们落后于麻省理工，正在奋起直追。物理学系将他们的研究越来越多地转向了应用物理，比如能源研究。工程学科也在不断扩大，我们还希望它成长得更激进一些。科研与产业的结合也在加快。不久前，诞生了一个5亿美元的公司，叫‘自然动态’，是一个从动物学系诞生的软件公司，专门模拟动物的行为和运动，像《星际迷航》这样的电影就会很需要这种软件。”一些公司的资金一直在背后支持，“一个叫IP集团，是专门投资高校专利的英国专利集团；还有一个公司叫Lansdowne（兰斯道恩），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公司，历史上一直都是牛津重要的投资者”。“牛津的科学新发现充满了生命力，我们的物理学家亨利·斯奈思（Henry Snaith）最近发现了一种新材料，能够以比硅谷更便宜的成本转化太阳能。硅谷目前的太阳能技术很有效，但是成本过高。这种技术一旦投入产业，将改变全世界的能源依存度。”在基础科学领域，牛津在希格斯粒子的发现过程中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那位写信申请科研资金来建立粒子碰撞机的物理学家，就在牛津。牛津的商业公司国际策略与投资集团（ISI）也在牛津大学的边缘地带兴起，主要负责将研究成果成功转化为知识产权。哈利德说：“上世纪70年代，牛津发明了锂电池，却将这项发明一次性给了索尼公司。如果我们当时知道如何将这些成功科研知识产权化，这项锂电池发明将会给牛津带来完全不同的影响。我们需要战略，来防止这种失误再发生，而且让这些发明能够给学校提供资金流入。”

在牛津的科学领域所发生的事情，与在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所发生的事情，有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学科的交叉。“我们这里有位化学工程师，他研究的是水，但他现在研究的是人类细胞；我们有一位电子工程师，曾为劳斯莱斯制造飞机引擎，他正在用飞机引擎的遥感探测器来做生物医学工程的研究，用遥感器来检测人的状态，比如心跳、体温、血压。有一位叫迈克尔·布雷迪（Michael Brady）的教授，他原来是做机器人研究的，但从1994年起，他开始转向医学图像分析，研究乳腺癌和肝癌。因为他去医院探望亲属时发现，获取医学图像的技术还有可大大改进的空间。我现在做的研究是同位素的地球化学研究，但我现在也开始跨学科研究生物医学。”作为一位科学家，哈利德也感慨，科学院系和实验室要扩张，要买地，没有那么多钱，“而那些学院真是有广阔的土地，而且是很肥沃的土地”。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系里，而不是学院里，“在科学领域，最重要的教学和决策都发生在系里，而不是学院里”。联邦制的牛津是在悄悄中发生变化的。2000年，牛津第一次有了数学、物理和工程部，哈利德也成了这个大系的第一位主任。这意味着，系开始在牛津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所不同的是，牛津总有自己的节奏。在牛津非常现代的医学园区，免疫学教授陈峥鸣正在研究中国的遗传疾病。牛津医学系可称为世界的翘楚，这与它几百年的学术传统密不可分。陈峥鸣说，一项药品要发布，“要验证它的疗效，得在全球有很强大的科研网及医院，这是牛津很强大的资源。牛津的网络在几十个国家有上千家医院，这些长期的科研合作都是资源，给几十年跨度的大规模临床试验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比如阿司匹林，我们已经做了二十几年，我在其中领导过一个全球最大的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研究。分两部分，欧洲这边有2万人，我负责中国这部分，和阜外医院合作，涉及全国500家医院，2万多人。这个研究重新验证了阿司匹林的重要性，比如现在的临床指南中，如果发生脑梗塞，首先要使用阿司匹林。它本是一个百年老药，但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让它重焕青春。我们现在的治疗方式，很多都是20年甚至30年前的研究成果，经过了漫长和大规模的临床研究，才敢拿来用”。

陈峥鸣现在正在做中国肿瘤疾病的统计研究。“5年时间投资了1500万到2000万英镑，但一篇文章都还没出，是嘉道理基金会、英国医学委员会出的钱。对这种研究，必须得耐得住寂寞，出成果是个漫长的过程。因为前面的研究是打基础的，是创建的过程。我们花了5年的时间，选择了全国10个地方，现在这个研究已经做了快10年了，结果快出来了。”

总体讲，牛津比美国大学要更不疾不徐。“很多牛津大学毕业的人，在研究团队一干10多年，就算去制药公司钱更多也不愿意去，更愿意从事有创造性的、闲适的工作。牛津的氛围也能静得下来，没有那么急功近利，更注重研究成果本身的价值，几年的时间不必考虑发多少篇文章，没有美国那种‘不发就走’的硬性压力。美国曾经有一项研究，做了5000人的临床研究，和我们一模一样，他们在三四十年中发表了5000多篇论文，垃圾不少，而我们发得很少，要出就出实实在在的精品。”“牛津确实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市，非常安静，有时候会感到寂寞。但是对做学问的人来说，寂寞是必要的，享受寂寞，这样的人才可以静下心来，思考东西。”

与陈峥鸣共事的，有许多牛津的医学大师和泰斗。他说，像泰斗理查德·道尔（Richard Doll）爵士这样的人，80多岁了还天天来办公室工作。“他们很平易近人，接触没有负担，学术的自由是非常核心的，你可以在非常放松的状态下来思考问题。我是‘文化大革命’后才去复旦读书的，英语也是后来学的，初到这边面临的挑战很大。他们创造了很多机会帮助我，有的东西是手把手地教，从中受益匪浅，包括写的文章，做报告的幻灯片，逐字逐句地改。他们既有战略性眼光，高瞻远瞩，看问题在全球的视野下很宏观，但也非常注重细节。这可能有文化熏陶方面的因素，他们很多只是追求学术带来的快乐，追求科学的真理。人在放松状态下的创造力才是最强的。”

刘继龙是牛津遗传基因生理学、解剖学、遗传学部的博士，也是功能基因组项目负责人。他研究的是果蝇。在他的实验室里，他取出一只有很多果蝇的试管，在试管口放开一个很小的口子，插入一根装有气体的管子，给果蝇催眠。待果蝇睡着后，他把果蝇拿出来，在显微镜下观察。这小小的果蝇，就是刘继龙的世界。他为研究它准备了漫长的时间——来牛津前，他在美国拿了两个博士后学位。为了果蝇的遗传基因研究，牛津也为他准备了漫长的时间，还有资金——“英国医学理事会每5年给我们一次优厚的资助，并不急着我们出结果。我至今还没有在顶级刊物发表过文章，而是在不知名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我自己非常满意的论文。”“每次去美国，都感到美国同行的压力非常大。有一次，一位同行一次性申请了12个项目；还有一些同行，有很大的压力必须发文章。而在牛津，你会觉得很安静。我想在牛津做学问，是有一种品位的，这种品位，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得非常精致。就像在做一件充满细节的艺术品一样，在缓慢的节奏里，精雕细琢，使得它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特质性。它追求的不是突如其来的名气，而是在悠远的时间里愈久弥香。”

刘继龙在牛津租了一片很大的花园，种着各种各样的花。他说，他每天在牛津的生活是这样开始的：跨过那片大花园，喂养鸡棚里的鸡，如果下了蛋，就捡出来。然后到办公室处理工作，下午有时间就在学院外的那片辽阔花园里散步。他的办公室挂着两幅中国字画：“知足常乐”和“宁静致远”。这种境界也正是牛津的绅士们所追求的。

聚会上畅饮的牛津大学学生

宗教在牛津留下的痕迹

陈赛

中世纪的魅惑

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马修·阿诺德曾说，牛津仍然低吟着中世纪最后的魅惑。100多年后，漫步在这座古城阴郁的天空之下，哥特式的教堂尖顶之间（有一些已经在那里伫立了上千年），在石头、草坪、罂粟花和金鱼草的颜色中，这种魅惑感仍然挥之不去。

关于牛津大学的起点，有人认为是1167年巴黎大学驱逐外国人，使得很多英国学者从法国归来并定居牛津。也有人认为只是当地修道院的一个分支机构，或者古城堡之内的一座小教堂。总之，中世纪神学统治的几百年期间，它从一段漫长、模糊而断裂的学术活动后逐渐浮现出来，直到13世纪早期才正式确立大学身份。用理查德（Richard Southern）爵士的话说，“牛津大学不是创建（Created）出来的，而是浮现（Emerged）出来的”。

可以确定的是，从孕育之初，它就是一个传教士的团体，一个宗教机构，处于教皇的控制之下，基督教精神渗入到大学的DNA中。宗教改革前，在这里学习的学者都是僧侣，今天牛津大学的学袍（Gown）仍然保留着中世纪僧侣长袍的样式。大学校徽上至今还刻着“Dominusilluminatio mea”（主照亮我）——从先验论哲学的观点出发，世界是神创造的，“启示”才是知识和真理的源泉，大学只是探索和发现的场所，而不是生产和创造的场所。创新、创造、原创这些在今天的学术界受到热烈追捧的素质在当时都是受怀疑的，被认为是一种诱惑，会导致分裂的结果。

大学的第一幢建筑仍然保留着——圣玛丽大教堂东北侧的一个会堂，建于1320年，楼下是会议室，楼上是图书馆，从外面看只是圣玛丽教堂的一个厢楼，但在漫长的历史中，它曾经做过布道厅、议会厅、档案馆、书店、学校、弹药库、教室，如今在咖啡屋的交叉拱顶下摆放着蛋糕和色拉。

从圣玛丽大教堂的钟塔俯视拉德克利夫广场，目光越过万灵学院的双塔，越过布雷奇诺斯学院、奥利尔学院、基督教堂学院……几乎所有的老学院都是方庭式建筑，四边建筑围着一片庭院，庭院内绿草如茵，幽静的回廊一如中世纪修士曾在此处苦思冥想的样子。

从词源学分析，英文里的神学（theology）出自希腊文theologia，由theos（神）和logia（学说）构成，而语言是由人创造的，因此，“神学”即人对“神之言说”，是“神的逻各斯”，即人对神的“谈论”、理性解释，意为“论述神的学科”或研究神性的道理与学问。

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们的全部活动都是试图用理性证明信仰，他们引证古代经典或教父遗著以论证基督教信仰和教义。比如牛津的第一任校长罗伯特·格罗斯特（Robert Grosseteste）就是方济各会的数学家，也是林肯郡的主教。他发展出一种科学方法，将贵族的逻辑学和天主教的正统观念融合在一起，也将光学、物理学、天文学的现象引进了一种不再仅仅带有玄学色彩的理论。

格罗斯特之后，一批伟大的方济各会学者相继来到牛津，例如罗杰·培根、奥卡姆等，主要是这些先驱们加上莫顿学院的一批研究数学的哲学家（这些哲学家自命“莫顿计算者”，因为它们用数学方法分析一切，除了物理问题之外，甚至要精确地计算像罪过和恩惠这种无法量化的事物），使得牛津大学很早就被视为领先的欧洲大学之一。

当时，罗马天主教的几乎每个教派都在牛津建有修道院——多米尼加派最早的修道院就建在犹太聚居区，方济各会安顿在St Ebbe教堂，加尔莫罗会拥有最古老的波蒙特皇家宫殿，奥古斯丁教尤其擅长辩论，三一教派绝大部分死于1349年的大瘟疫，本尼狄尼修会则是最早成立学堂（academic halls）的，以接纳世俗世界的年轻人前来寻求学问。

这些修道院绝大部分都毁于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期间。亨利八世——他对于罗马教宗拒绝他与第一任妻子凯瑟琳的离婚感到非常愤怒——决定设置自己的教会，并派遣他的士兵铲除英国所有的天主教痕迹。牛津因为曾培育过众多的宗教领域，思想倾向于保守，与皇室立场相左的修道院几乎全部被毁，修士们被迫逃离牛津。中世纪的牛津也随之消失了，各个修道院的石头与财产流散于牛津各地，只有弗雷德斯维莎修道院保留下来，并入今日基督教堂学院的礼拜堂中。

纽曼：大学的理想

自从宗教改革以后，牛津大学只接受国教徒入学，任何人想要在牛津任教，也必须得先成为英国国教的牧师。《爱丽丝梦游奇境记》的作者查尔斯·道格森（Charles Dodgson）就是为了留在基督教堂学院任教，每每到教堂虚应故事。在基督教堂学院森严的等级制度里，他一直担任教职工共用室执事，相当于后勤，保证同事们在那里有足够的报刊、写字用的纸张、茶和葡萄酒。

但是，从兔子洞到柴郡猫所蹲的树枝，这位天生口吃的数学讲师使牛津变成了一个荒谬和幻想的世界（这个故事被后人从各个角度解读，包括弗洛伊德、政治寓言，甚至有人认为是牛津运动的讽喻）。一个世纪后，托尔金让他的霍比特人从那里蜂拥而出。C.S.路易斯则带我们穿过一个挂衣橱直接进入了幻想王国。牛津幻想传统的最新例子是菲利浦·普尔曼，他毕业于埃克塞特学院，《北方的光》、《他的黑色物质》三部曲的第一部，故事就发生在一个虚构的牛津，也就是乔丹学院，这个学院自中世纪以来，树木枝繁叶茂，交叉纵横，像是地下交织生长的菌类。

从17世纪开始，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欧洲神学家开始对基督教教条进行有效的“去神秘化”，从而将神学变成一种历史与哲学科学。他们把《圣经》视为一种历史文献，发明了各种解释和阅读的技巧，追溯文本编写的源头，希望找到上帝存在的证据。但在英国，至少在牛津，在基督教非理性主义思潮与神秘主义的影响下，神学似乎开出了“一朵最美的幻想之花”（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十八九世纪的牛津大学学术气氛过于庄重压抑，教授们只好编出一些奇幻故事，作为对更自由更宽广的世界的向往）。

据称刘易斯在1929年夏天从牛津前往Headington Hill的公车上经历了某种奇迹式的感应。事后他说：“我放弃了。我承认上帝就是上帝，并且跪下祈祷，也许那一夜全英国都经历了某种令人沮丧，不情愿的信仰转变。”这位“最伟大的牛津人”从无神论者皈依基督教，与这些如梦似幻的教堂尖顶、月光下的庭院、爱丽丝的花园有什么关系吗？

作为一名本科生，约翰·亨利·纽曼经常漫步于夜色下牛津大学的四合院里，从屋顶向下看到“深深的，燃着煤油灯的、暗影摇动”的空间，琢磨着自己对于大学的依恋之情何以能够经久不衰。这种思考日后被他写入一本叫《历史的轮廓》一书。在他看来，物质世界对于了解永恒世界是有帮助的，因为神灵的存在可以通过符号和象征来感知，而“学院”就代表了一种精神的场所。“出没在其诞生的地方，它或多或少的会激发或形成某种情感，每个个体在其庇荫之下成功地成长。”

比如在牛津大学，几乎每一个学院的礼堂都有肖像长廊。当你的目光在巨大的公共空间中移动，学院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从他们的制高点控制着一切。每一张肖像都代表了一个不同的时期，它所唤醒的是系列各不相同的精神和想象，但所有肖像又反映了这个同业社团的历史，并预示着一个教育机构比任何一个时刻或个人都要伟大。

纽曼生于1801年2月21日，15岁进入牛津大学三一学院，21岁就录取为奥利尔学院的院士，并在圣玛丽教堂担任牧师。作为英国19世纪最有魅力的传道者，据说他的讲道无论是在哪一段，剪下来就是一首诗。

亲自聆听过他的布道的马修·阿诺德曾经这样描写道：

在下午朦胧的光线里，穿过圣玛丽教堂的走廊，走进布道的讲堂，然后，他用语言和思想打破沉寂，犹如一种宗教的音乐——微妙、甜美、悲伤、催人神思，谁能抵制这圣灵出现时的诱惑呢？

在纽曼的时代，对英国社会来说，是一个充满了困惑与焦虑的过渡时代——政治民主、政教分离、经济自由、信仰多元等现代国家的特征都在这个时期趋于定型。社会观念的变革如此剧烈，连象牙塔内的牛津大学也不断受到各种冲击，自由主义、功利主义、世俗化改革，尤其是科学的兴起对旧的智识秩序——我们需要知道的关于自然世界的一切知识都包含在《圣经》里——构成了强大的挑战。神学不再决定科学的合法性，或者终极真理是什么，甚至连自身存在的合法性都遭到质疑。

在这场深刻的精神危机面前，纽曼与他在奥利尔学院的同事共同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牛津运动”，试图重建牛津大学的道德和精神维度。他们多次在《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宣传自己的改革思想：提倡基督教早期神学家们的理论，提倡古代教会的礼拜仪式，提倡圣礼的神圣，关心城里的穷人，而不仅是关心人的灵魂生活。他们试图在罗马和英国教会之间找到一种中庸之道，一种信的英国天主教的虔诚感。

19世纪30年代，纽曼在牛津的影响力和声望如日中天，他试图强化导师的角色，削弱大学中的等级制度，这时期，纽曼几乎影响了所有牛津大学中好学深思的本科生，他很快成为“大学中道德上和理智上最伟大的力量”。

虽然牛津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纽曼也改宗天主教，但失落与挫折反而促使纽曼潜心研究教育，最终形成了《大学的理想》一书。这是西方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完整论述大学理想的著作，对后世影响极大，启发了一代又一代人对于大学是什么以及应该是什么的思考。正如美国学者谢尔顿·罗斯布莱特在《现代大学及其图新：纽曼遗产在英国和美国的命运》一书中所说的：“纽曼扭转了把大学视为一种传统而刻板的拥有捐赠和学术特权的法人机构的描述，而将大学看作一种充满感情色彩且有着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的教育机构……自从纽曼以来，大学拥有一个超越时代的核心理念或历史使命或特殊责任的信念和信仰，一直是大学自我评价过程和内部讨论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英国教育家纽曼。15岁进入牛津大学三一学院，被称为“19世纪最有魅力的传道者”

大学的理想

纽曼对大学最基本的观点有两个，第一是博雅教育的理念，即大学应该教授普遍的知识；第二是关于大学中的神学以及大学与宗教的关系。

其实，自从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以来，牛津大学早已开始了世俗化的进程。英国式的绅士，而不是教士，成了主要培养的对象。大学不再强调中世纪的神性、上帝的博学、而是更强调人文主义。不再尊崇经院哲学的经典，而是推行以修辞学为主、以学习古典名著为基础的博雅教育——古典文学提供了品性良好与卑劣的例子，及其判断原则；神学提供了道德教育；数学提高推理与逻辑技能。

纽曼认为，博雅教育的宗旨，一方面是心智（Intellect）的而非精神（Spirit）的，强调理智的训练——理智不是用来造成或屈从于某种特殊的或偶然的目的、某种具体的行业、职业或是学科，而是为了理智自身而进行的训练，否则就是一种奴性，而非解放。另一方面是对知识的普及和扩展（Enlargement），而非深入（Advancement）。它追求的是个体不受蒙蔽、限制和束缚的心灵状态，但不鼓励从事高深的研究，它们只是大学教师作为个人爱好来追求。在纽曼的叙述中，受过博雅教育的绅士应该是这样的：“他们了解人类理性的弱点与优势、范围与局限。”

但是，如果一座学府自称为大学，却将神学排除出去，在纽曼看来就是不符合逻辑的。因为知识是一回事，而美德（Virtue）是另一回事。博雅教育虽然能带来心智的提高，但并不能塑造人的美德，它不能造就基督徒，也不能造就天主教徒。这种教育的结果可以依附于一个此世的人（Person of the World），也可以是冷酷无情，甚至荒淫无耻的人。

“（博雅教育）确实只不过是一个此世的目标，只不过是一种无常的财富。……正如一所医院或者一座济贫院，虽然其目标绝不是永恒的，但是却可以圣洁化而为宗教服务。同样地，一所大学也肯定可以如此，即使它只不过是我迄今所描述的那样一所大学。我们要到达天堂，也可依靠利用这个世界，尽管这个世界必然会逝去；我们要完善自己的天性，不是靠取消它，而是靠给它增添某种超过天性的东西，并把它引向高于它自身的目标。”所谓“超过天性的东西”，就是宗教上的“真理”，大学的各个学科只有在上帝的潜移默化下，才能使理性不至于对信仰产生僭越，使道德不至于在混乱中迷失。

纽曼热爱牛津，在构思他的大学理念时，他将他那个时代他认为的牛津大学最好的特征都融入其中了，包括学院制、寄宿制、导师制等。可以说，纽曼的理念同时也是牛津大学的理念和英国式大学的理念，至少从灵感来源的方面来说是如此。

当纽曼还是奥里尔学院的一名院士时，曾与院长霍金斯就导师制问题进行激烈的辩论。在他看来，导师的作用不仅应该包括传授知识，还应该包括道德、精神和牧师的维度，他认为导师对他的学生有布道的责任。他说：“当我还是牛津的导师时，我就十分坚持地认为我的职业是有关于牧养的。我认为，依据大学的条例，导师这个工作本质上是关乎宗教的。……这个原则，我将忠守一生。”

同样，纽曼相信，只有牛津独一无二的学院结构才允许大学教学超越知识的传播，并成为道德重建真正的作用者。在他看来，大学和学院承担的是不同的角色和作用，尤其是有教会背景的学院，能够对大学做有益的补充。大学代表着进步的原则，学院则代表着稳定；大学是为了现世的目标，例如法律、医学、历史和科学等等，学院则致力于内心世界，致力于性格和品德的形成。即使没有导师，只是一群年轻人走在一起，自由交往，也必然能从彼此学习——“他们之间的对话就是彼此之间在上课，为自己获得新的想法和视角，判断与行动的独特原则。”

1842～1845年，纽曼辞掉神职，祈祷冥思，钻研教会历史，其间写成《基督教教义发展散论》一书。牛津已经与他渐行渐远，在1844年写给妹妹的一封信中，他坦承自己感觉在牛津成了一个陌生人，曾是“所有人间事物中，最贴近我心灵”的大学，此刻已不再是他的家园。

1845年10月3日，他给院长爱德华·霍金斯写了一封非常简短的辞职信，结束了他在牛津长达30年的求学、从教生涯，脱离了与牛津的正式联系，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这里。他记得在飞驰的列车的座位上看到了教堂的塔尖，还突然回想起他入学第一年待过的三一学院，透过房间的窗户可以看到金鱼草。在他著名的《自辩书》中，纽曼写道，金鱼草是“我永久的居住在我的大学中直至死去的象征”。

这时的牛津运动已经转变成自由主义浪潮。不久后，牛津不再硬性规定研究院一定要是国教牧师或独身者，学生入学也不必再宣誓英国国教的《三十九信条》，非英国国教徒甚至罗马天主教徒都可以入学。这是600多年来第一次，紧紧抓住牛津的宗教信仰终于松手。

1854年牛津大学改革，自然科学学科被引入教学计划，并且增加了贫穷学生的入学机会。19世纪中后期，牛津的学科专业设置进一步扩大。1850年，牛津大学成立自然科学、法学和现代史系、数学物理系等，并且带动了一批博物馆、实验室的建设。1872年，作为英国第一个物理实验室——克莱伦顿实验室的建成，标志着牛津大学的发展进入了新的纪元。

尾声

在伊夫林·沃的小说《重返布莱兹赫德庄园》中，主人公查尔斯赖德在一学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从宽街“穿过一个虔诚的世界”而进入他的学院时，钟声和涌入教堂的人们把他们完全包围了。

如今钟声依旧，在充斥着钟楼、圆顶、烟囱和哥特式小尖塔的城市天际线上，上帝的真理似乎仍在闪闪发光。圣玛丽教堂每周日上午仍然举行大会布道，经常邀请名人前来布道，只是不再使用拉丁语，也并不总是谈论宗教。很多学生和学者仍然去教堂，但仅仅是为了唱诗班的音乐，或者建筑之美。毕竟，在信仰与旁观之间还有许多中间位置。除非你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一个人一生难免遇到祷告的渴望或需求。不可知论者的祷告，其中的非理性因素并不比一个游客在陌生的城市街头惊慌失措的求救多多少。

虔诚感也许消失了，但宗教毕竟给这所古老的大学留下了一种厚重的神秘感，就像《柳林风声》那个美丽的清晨，鼹鼠和河鼠在河岸边听到的神秘的风声。就像威廉·华兹华斯的那首诗：

牛津的尖塔啊！

教堂和钟塔！

花园和幼林！

你们的存在胜过

清醒的季节

弗雷德斯维莎圣女

弗雷德斯维莎圣女是牛津的保护神。她是8世纪中叶的一位英国公主。据说为了逃避一位纠缠不休的追求者，她一直逃到泰晤士河边，骑到牛背上渡过河去，并在逃脱的河岸上修庙祈祷。今天的基督教主教堂就坐落在从前的圣弗雷德斯维莎修道院的原址。这成了人们喜闻乐见的一则中世纪神话和一个圣女传说，并且被爱德华·波恩－琼斯精美绝伦地描绘在主教座堂里。

学院的由来

本尼狄尼修会在13世纪末成立了第一个学院，以接纳世俗世界的年轻人来寻求学问。如此一来，教堂募集了建立学堂（Academic Halls）的基金，也就成了学院（Colleges）的前身。所谓学堂，通常只是一间简单的房子或是酒馆改建而成，提供12～20人的住宿和三餐，当然还有授课和讨论用的教室。从最初松散连接所聚集的私人经营学校，学堂渐渐汇集到大学（University）之下。14世纪初期，以大街上的圣玛丽教堂为中心，方圆百里之内共有120多间学堂。

导师制

牛津大学的导师制最初产生14世纪。牛津大学的各学院是以本科为主的教学机构，因此导师制在各学院也逐渐建立起来。起初，由于各个学院教师不足，因此学院需要聘用一些私人导师作为学院教师，于是逐渐形成了一种导师制的教学模式。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牛津大学导师制建立于19世纪，导师制才开始成为一种以学院为依托，以本科教学为主旨，实现导师和学生相对应的教学模式。

牛津的怪才们

薛巍

“剑桥对一切太认真，尤其是对自己。牛津人则维护着那种不费力气的优越感，偏爱极端的东西、古怪的人、绝望的情形。”

懒散、勤奋的牛津学生

近年来哲学方面的两个大部头都可以说是牛津大学的学者贡献的。一个是德里克·帕菲特的《理与人》，一个是安东尼·戈特利布的哲学史著作《理性之梦》。而在历史上，牛津大学的老师是不写书的，他们主要靠言传身教。牛津大学学者本杰明·乔伊特曾经说：“一个人在写出一本书之前，都跟另外一个人一样优秀。”他这么说，一方面是因为他“讨厌无用的学术”，另一方面是因为牛津大学一度是一个非常偏重教学的大学，许多导师甘于当“园丁”。曾经在牛津大学巴利奥学院学习古典学的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在回忆吉尔伯特·赖尔时曾写道：“他会给学生提出非常合理的建议，比如他建议学生除非迫不得已，不然不要去读博士。因为你最好是日后写一本很短的小书，而不是早早地写一本很长的烂书。”

在牛津大学的官方网页上有一个“著名牛津毕业生”名单，学者中，20世纪有A.J.P.泰勒（历史学家）、钱锺书（学者和作家）；19世纪有汤因比（社会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7～18世纪有爱德华·吉本（历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哲学家）、约翰·洛克（哲学家）、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家）；15～16世纪有伊拉斯谟（学者）；13～14世纪有奥卡姆（哲学家和神学家）。

牛津学术的兴盛离不开一些硬件。牛津毕业生简·莫里斯在《牛津》一书中说，牛津的学院传统上是围绕楼梯而不是走廊建设的，所以它们安静、私密，能让十来个人友爱地住在一起。有些学院的房间有两道门，如果有学生不想被打扰，他可以把两道门都关起来。学院里还会有一个带彩色玻璃的小教堂、一个古老的图书馆，一个墙上挂满照片、散发着汤的味道的食堂，可能里头还会有一个树木掩映、石墙保护下的花园。

牛津每个学院都有自己很好的图书馆，此外还有一个中央图书馆，博德莱安图书馆（Bodleian，钱锺书把它译为“饱蠹楼”）。它是英国三个版权图书馆（另外两个是大英博物馆、剑桥大学图书馆）之一，英国出版的所有图书，它们都有权免费得到一册。但并不是所有的书博德莱安图书馆都想要，它选好后告知伦敦的版权代理，然后版权代理每两周用卡车送来一次。这个图书馆的结构特别复杂，以至于管理员要用几个月时间才能学会去哪里找一件藏品。馆内藏书只能阅览，概不外借，连国王都不能把书带走。

亚里士多德说，哲学源于闲暇，其实许多学问都是这样。德国记者彼得·扎格《牛津：历史和文化》一书中说：“至今在牛津还能感觉到英国天主教的巴洛克遗风，一种比较轻浮懒散的生活方式，但在剑桥则是一种清教徒式的和纯粹派艺术家的严厉，有时甚至迂腐的精神。剑桥对一切太认真，尤其是对自己。牛津人则维护着那种不费力气的优越感，偏爱极端的东西、古怪的人、绝望的情形。”

导师们经常给学生布置假期作业，其目的是，把本科生从考试压力下解放出来，鼓励悠闲的研究。

最能反映牛津大学悠闲的，是万灵学院。万灵学院是一个高级研究院，学院的60多位导师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并不从事任何学术研究。他们压根儿就不需要做任何事，尽管对他们有一种温和的期待，希望他们有时来学院就餐，并在那些候着他们的床上睡觉。

莫里斯写道：“万灵学院有大概40个导师是大学讲师，还有一些是教授，其他人是年轻的研究员，在一场残酷的艰难考试中赢得了他们的位置。剩下的大多数人都获得了各种类型的奖学金，只在周末露面，从伦敦归来，满载大都市的流言蜚语，储备了十几门职业的专门知识。万灵学院很有钱，里头的生活非常舒服，其成员都很聪明、很有影响。我宁愿看到万灵学院保留其拥有特权的挑剔个性，但是要在每个房间里塞满求知若渴的全职学者。传统理论认为，虽然思想与论争在古老的橡木桌上一周接一周地传来递去，但这本身是一种英式润滑剂，丰富了国民生活，弥合了不同专业之间的罅隙。”

但另一方面，牛津的老师又对学生严加看管，要求他们努力学习。剑桥大学历史学家诺尔·安南在《教师们》一书中说：“乔伊特的父母一度很富有，后来家道中落。乔伊特此后一直被生命浪费的幽灵缠绕着，认定他的学生们不该浪费他们的生命。乔伊特教会他的学生勤奋的秘诀和乐趣。”

乔伊特说：“读书的目标主要不是为了得第一，而是为了人生而提升和强化品格。”他对一个学生说：“你是个傻瓜。你应该因为你的懒惰而感到恶心。考试不重要。重要的是持续学习带来的力量感。”他说的力量是控制和引导自己人生的力量。他的门整日整夜地开着，但是为了研究，而不是为了闲谈。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8世纪就读于牛津大学

古老、开放的牛津

莫里斯说：“牛津是一座学术之城，学术渗透到了其大部分活动中，除了汽车制造业，稍微接受过一点古典教育的人都会把Mini-Minor命名为Minimus。牛顿、赫歇尔、富兰克林、亚里士多德和路德都有他们的名字命名的街道，甚至有一条路叫逻辑巷。”

牛津大学一度推行以修辞学为主、以学习古典名著为基础的文学教育。爱德华·吉本年轻时在牛津度过了不愉快的大学时光，但他在那里精进了拉丁语水平，又开始学习古希腊语，还彻底掌握了法语文献和法文。由此牛津诞生了高级人文学科，又叫大课程（Greats）。牛津最著名的系科仍然是高级人文学科（名著），学这个课程的学生要读四个学期，而不是通常的三个学期，它仍吸引着许多最聪明的本科生。

莫里斯说：“古典语文学和历史成了这所大学的必修专业，而且为了能在非洲、印度，在世界各地取得成就，希腊语和拉丁语成了一代又一代大学生的理想语言。因为他们认为，只要能理解罗马帝国，就能统治大英帝国。

“至今牛津仍然固守着古代的东西，认为没得到传统的认可，就将一无所成。古典学、神学和哲学仍然深深植根于牛津的性格，以致在教师休息室，更有可能听到他们在讨论斯多葛派的学说，而不是热力学。19世纪时，一位学生受到惩罚，老师让他对希罗多德的全部著作做一个摘要，掌握欧几里得的四部书，做出麦克劳林几何第一章中的所有例题，做圣保罗使徒书和最后100首希伯来语赞美诗的笔记，把夏洛克布道文第二卷的第九部分翻译成拉丁文。如果他真的完成了这些作业，他肯定也配得上用他的名字命名一条街道。”

前圣约翰学院政治学讲师詹姆士·皮安东说：“在每周一次或两次的导师辅导课上，学生们无处藏匿自己的某些无知，而较之于其他教学制度，导师辅导课的主要优势在于，它能将学生置于一种延续而持久的学术压力下发展、阐述和捍卫自己的观点。”

牛津大学学者之所以成就斐然，跟它的开放密不可分。彼得·扎格写道：“牛津的名气很快就将全欧洲的大学生和学者吸引过来了。鹿特丹的伊拉斯谟1499年访问牛津，在牛津待了三个月，参加过讨论会和学院节日。后来他在剑桥住了下来，虽然他一直更倾向于牛津，至少牛津人更这样相信。”

在现代哲学史上，牛津曾落后于剑桥，当维特根斯坦等人在研究语言哲学时，牛津的日常语言学派还毫无影踪。牛津哲学教授们之所以后来能奋起直追，跟它的一位老师主导的一次国际学术交流有关。哲学家罗伯特·赖尔鄙视各种主义、学派和机械的党派忠诚。他讲过一个故事，说他在德国讲学时，一个年轻人走上来对他说：“赖尔博士，我敬佩你的讲座，我乐意加入你的学派，不幸的是，我是一个康德主义者。”赖尔在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对现象学感兴趣，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刚出版时，他还写过一篇表示赞许的书评。

艾耶尔说：“我1929年到牛津，当了吉尔伯特·赖尔的学生，1932年获得学位。此后被任命为哲学讲师。上任前有几个月的假，我打算到剑桥去，在维特根斯坦门下做一段研究。但赖尔说，不，不要去剑桥，去维也纳。赖尔告诉我，他对维特根斯坦的研究大致了解，但对维也纳学派的工作却不甚了了，希望我去那里摸摸情况。

“我从1932年11月到维也纳，一直待到1933年春，我默然旁听，然后装着满脑子这类东西回到了英国。我在《心灵》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性证明》。当时以赛亚·伯林经常和我会面讨论哲学问题。他建议我写一本书。于是我用18个月写了《语言、真理和逻辑》，出版时我只有25岁。牛津老派的哲学家们对它非常反感，事实上，它使我很难在牛津谋到教职。而战后这本书再版时，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年轻一代为它而兴奋，把它视为一种解放。战前的牛津哲学史极其乏味，有一些老人，他们只对哲学史本身感兴趣，只对重复柏拉图说过什么感兴趣，并企图阻止任何打算说出新东西的人。我的书是放在这些人脚下的一个大地雷。反之，它在较年轻的人看来是个解放，使他们感到能呼吸了。”

扎格写道：“1934年10月，一位来自法兰克福的年轻哲学家开始了那场英雄式的试验，在默顿学院的小伙子们中推行非思考的思考。他叫阿多诺，当时被纳粹党驱逐出了德国。希特勒时代，逃到牛津的人群中也包括思想史学家雷蒙·克利班斯基、艺术史学家奥托·佩希特、牛津古典文学教师中的首位外国人爱德华·弗伦克尔。

“自从华盛顿·欧文1831年获得牛津大学名誉博士头衔以后，几乎所有19世纪重要的美国作家在他们的欧洲之行中都会在牛津停留。牛津主要是一个思维场所，而不是参观的景点，它是最有名的智慧和学识的源泉。”

牛津的老师们之间也经常展开交流和相互批评。诺尔·安南说，乔伊特翻译的《理想国》是他对学术最永久的贡献，多年来它是最流行的译本。作家乔治·艾略特和诗人阿尔加农·斯温伯恩（Swinburne）都曾住在他掌管的学院里。乔伊特让斯温伯恩看看他翻译的柏拉图对话《会饮篇》，当斯温伯恩对其中一句提出修改意见后，乔伊特会睁大眼睛说：“当然该这么改。你要是搞研究的话，肯定是一个优秀的学者。”斯温伯恩在隔壁坐下来工作，乔伊特跟朋友谈话时，他会打断他们说：“又一个低级错误，院长。”乔伊特会一边关上门一边说：“谢谢你，亲爱的阿尔加农。”

阿诺德·汤因比是牛津大学学院派出身，他的巨著《历史研究》视野广阔、旁征博引、行文畅达、文字典雅，畅销一时，但是史学界认为他违反了历史学的纪律。牛津大学历史学家A.P.泰勒说，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不仅在方法上与史学相距甚远，其目的根本不是要写历史”。柯林伍德说，汤因比所谓的科学史学仍不过是历史实证主义之重申，用近乎科学的实证方法把文明当作生物来研究，有旁观而无参与。汤因比的牛津后学特雷弗·罗帕更是对汤因比冷嘲热讽、大加挞伐，说《历史研究》不真实、反逻辑，他还说，汤因比把个人生活细节写入学术著作，过于自大。

导师辅导课

牛津大学新学院院长艾伦·赖安说，经典的导师制教学是一种具有显著的牛津特色的教学制度，它非常适合于哲学、政治、文学以及历史等学科的教学，这些学科也都是牛津的强势学科。

巴利奥的老院长理查德·杰金斯没上过名校，也不是大学者，但他有一种发现聪明人的本能。是他最早以公开竞争的形式提供该学院的奖学金。乔伊特很自大，有一首讽刺的小诗中以他的口吻说：“我不知道的就不算知识。”但他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导师，有着启发学生的天才。他认识每个人，会用小本记下他的熟人的名字，他使巴利奥学院成了该校拔尖的学院，他的住所成了著名景点。在宗教上他是个异端，在教育上他是一位改革家，在社会事务方面，他积极为中产阶级创造机会。学生都敬畏他，据说他跟一位学生一起，一言不发地散步，走了好几英里，回到学院后他建议那位学生好好培养谈话的艺术。但他是个勤勤恳恳、慷慨的导师。

牛津大学三一学院62级学生约翰·马林说，导师辅导课的作用是提高学生的自我批判能力。“在牛津，讲座和课堂只是甜点和看喜剧式的放松。”有普利斯顿的朋友抱怨说，学英国文学的学生要在一周内写一篇关于奥斯丁的论文，这可是要读六部小说以及一些评论和传记才能完成的。给学生布置超过他们阅读能力的任务，能鼓励他们迅速吸收材料、简洁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这两种能力是大学教育带来的最重要的智识益处。

历史学院士克里斯多弗·泰尔曼说：“导师辅导课是完全个别化的形式，它是分享思想的场合，既是一种社会交往，又是一种学术活动。学生进入导师的个人空间，导师就不得不接待学生，与之应酬。于是，在某种意义上，学生成了导师的客人。导师和学生之间是完全平等的，通常是面对面相向而坐。这种身体形式上的平等主义无疑有益于学术交流，即便这种形式并不一定能排除学术上的装腔作势。由于大多数导师辅导课都是在学院或系里的导师工作间内进行，因此当学生的眼睛扫过导师的书架、室内装饰、墙上的画、家居摆设以及房间内的混乱（或整齐）时，即使是最严厉的导师也是处于一种潜在地毫无防备的位置。虽然最糟糕的导师辅导课带有刻意营造的温和谦让，但社会交往和学术论争会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一节让人印象深刻的导师辅导课必须给学生以收获，这种收获可以是一种理念或一种解释、一个观点或一个事实，一个玩笑或一块饼干，一杯咖啡或一杯饮品……”

艾伦·赖恩说，学生在翻开了导师指点他去读的第一篇论文后，会迫不及待地开始学习论文的撰写。这种写作必然会让学生产生更多的困惑而不是消除已有的困惑，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学习方法，因为它能使自己业已掌握了的知识沉淀下来，并发现自己还未曾探知的领域。优秀的学生在谋划他第一篇论文的三四天里，大概会经受一种混杂着思维迟钝的懊丧、百思不解的困惑及突然之间的顿悟。这种体验强烈又富有教益。

基督教堂学院的合唱幻境

王星

假如牛津大学可以被视为文人与学者最大的梦想之一，牛津的基督教堂学院就堪称这个梦想中最迷离的幻境。

牛津大学的39个学院里，始建于1525年的基督教堂（Christ Church）学院是最大的学院之一，传统上也被认为是牛津“最贵族化的学院”。世界上唯一的教堂式学院，牛津唯一享有特权不以“学院”（College）命名而独占一个“院”字（the House）的学院，一代权臣红衣主教沃尔西（Thomas Wolsey）与亨利八世共同的造物，所有这些都赋予基督教堂学院异于牛津其他学院的色彩。学院的大教堂（the Cathedral）已经成为牛津市的象征，而在学院外穿过一条笔直的沙土路便会见到本源意义上的“牛津”（Oxford）：泰晤士河的一个渡口。当年正是成群的黄牛从这个渡口涉水而过，才有了今天“牛津”的地名。

基督教堂学院在16世纪承载了沃尔西的宏大梦想，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也成为各种不同梦想的栖居地。1856年4月25日，兼任“共用室执事”的数学教师道奇森（Charles Lutwidge Dodgson）在院长花园里遇到了一个女孩，于是后来有了“刘易斯·卡洛尔”（Lewis Carroll）这个笔名和一部《爱丽丝漫游奇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据说教堂中庭的那棵大树下就是传说中爱丽丝进入的兔子洞，而总是在冷笑中消失的柴郡猫也曾蹲伏在这棵大树上。爱丽丝的形象最终进入了学院食堂的彩绘玻璃窗，表情忧郁的卡洛尔的肖像伴随在她下方。由于规划宏大，基督教堂学院在沃尔西失势前仅有包括食堂在内的汤姆方庭（Tom Quad）周边三座配楼完工。当时曾有人讥讽：“沃尔西要修建一所学院，但完成的只是一座餐厅。”那时的人恐怕得拥有诺查丹玛斯（Nostradamus）的预言能力才能知道，这座食堂将在21世纪因为一个名叫哈利·波特的男孩全球闻名：电影版《哈利·波特》中，基督教堂学院的食堂正是霍格沃茨魔法学校食堂的原型。

相当于魔法学校学生的是基督教堂学院里的男孩们。“基督教堂学院大教堂合唱团”（Christ Church Cathedral Choir）享有“地球上最完美的合唱团之一”的声誉，因声名远播而成为学院的象征之一。基督教堂学院内拥有至少三个合唱团：大教堂唱诗班（Cathedral Choristers）、伍切斯特学院礼拜堂唱诗班（Worcester College Chapel Choristers）以及学院合唱团（College Choir）。由12名成人歌手、16名男童歌手以及2名管风琴师组成的基督教堂大教堂合唱团实际上是从学院合唱团与大教堂唱诗班中选拔出的，而伍切斯特学院的唱诗班之所以会与基督教堂学院相关联，不仅是因为唱诗班中的男声最高音与大教堂唱诗班共用，更因为两个唱诗班中的男孩都在基督教堂大教堂学校（Christ Church Cathedral School）学习，不同的只是前者为走读，后者为寄宿。大教堂唱诗班的男孩们需要完成大教堂周二至周五的日常唱诗工作以及圣诞节、复活节的特别礼拜，此外还不时要跟随合唱团四处巡演。伍切斯特学院唱诗班的男孩们工作量相对轻松一些，每学期内一周两次为礼拜堂提供唱诗服务。基督教堂学院的学院合唱团则由25名成人在校生与毕业生组成，偶尔也会有学校职工参加。主要负责每周一在大教堂唱诵晚歌，同时也出席一些特殊礼拜。

红衣主教沃尔西当年的梦想是建造一座在规模与学术水准上超越所有现有学院的红衣主教学院（the Cardinal College）。牛津大学守护圣人是圣弗莱兹怀德（St Frideswide），她是牛津地区最早的女修道院院长，原为撒克逊公主。传说认为，公元8世纪时，圣弗莱兹怀德为了躲避默希亚王（the King of Mercia）的追求而逃入此地隐修，默希亚王追至城门时也突然失明。后来许多病人借着圣弗莱兹怀德的祈祷获得治愈，最终失明的默希亚王也被引到她面前。在经历心理斗争后，圣弗莱兹怀德治愈了默希亚王。她死后葬在隐修的修道院中，13世纪后此处成为朝圣地，等到沃尔西为自己的梦想学院选址时，他看中了此地。

“红衣主教学院”在1529年因沃尔西失宠而一度停建。沃尔西名下的产业被收为国有后，1532年，亨利八世在原有的庭院基础上修建了“亨利八世学院”（King Henry Ⅷ's College）。1546年，与罗马教廷决裂后，亨利八世没收了学院边修道院的地产，将圣弗莱兹怀德朝圣所改造为“基督教堂”并升格为新成立的牛津教区的主教座堂。基督教堂学院沿用至今日的全名至此成型，为“亨利八世敕建牛津基督教堂大教堂以及隶属院长、教长、学员”。

牛津主教是英国唯一不拥有自己主教区“巡视”（Visitor）权利的主教，因为牛津教区的“巡视”权属于英国皇室。基督教堂的这一特殊身份及其经历的历史变迁使它成为英国教会改革在牛津地区留下的独特标本，而这一“标本”中直至今日都活力依旧的是几乎与教堂同时诞生的唱诗班。虽然如今唱诗班男孩们所在基督教堂大教堂学校的校舍是著名的爱丽丝之父利德尔（Henry Liddell）在1855年担任基督教堂学院院长后修建的，但唱诗班的建制却是当年就已确定的。当加尔文还在日内瓦纠结于礼拜中是否能够使用音乐时，英国的宗教音乐尽管经历了天主教、新教的过山车式更迭，却始终不曾被抛弃。英国历史学家埃尔顿（Sir Geoffrey Rudolph Elton）说：“即使经过宗教改革，英国宗教音乐也保持了繁荣的势头……按照大陆新教的要求，像英国教堂中那种大规模的宗教音乐活动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对于英国的当权者而言，也许是爱好音乐的天性压倒了宗教的要求。”

加尔文认为，“乐器乃由该隐堕落后，由他的后裔犹八（Jubal）所发明，故是罪恶的”。“器乐在崇拜中没有地位，在旧约中，它是属于‘法律的阴影’（Shadow of the Law），和真理完全没有关系，又是希伯来人在旧约中幼稚的玩意儿，成熟的新约教会却无此必须”。因此需要“在教会挑选有音乐素质的儿童，训练他们组成诗班，让他们带动会众唱诗”。英国圣公会自1543年出版诗篇与灵歌集之外，1549年开始采用加尔文倡导的诗篇韵律。1552年圣公会的《公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中不再将礼拜称为“弥撒”，“经文歌”（Motet）也被改造为轮唱的“赞美诗”（Anthem），但唱诗班一直是教堂礼拜的常设要素。

加尔文提倡“齐唱”（Unison），不主张复音音乐（Polyphony），因为“复音音乐会危害圣经独一的意义”，但英国人在这方面显然另有主意。倘若追根溯源，英国的教会仪式还算是以“圣咏”而著称的格利高列亲自派遣教士确定的。不过，正如很多音乐史书籍中指出的：英国惯有的保守传统始终坚持将借来的风格与曲式改变，使它们成为适合本土的纯粹英国式的表达方式：“声部变化已经作为曲式结构的一部分被广泛使用，还可以见到连续几个乐句的平行六和弦，英国人这种特殊的喜好促成了他们将三度音程作为对位法的基本音程。”另一方面，“英国风格”对于欧洲大陆来说却又在某些时期被视为“前卫风格”。由于诺曼征服，英国在音乐与宗教方面与法国北部以及其他低地国家走得更为密切。15世纪以“勃艮第乐派”为代表的法国音乐与英国音乐的交互影响可以在当时法国诗人勒弗朗（Martin le Franc）的一首诗里看到，诗中说当时一些法国作曲家“追随邓斯泰布尔，用优雅的英国伪装使自己的音乐畅快明亮”。此处“英国的伪装”（la Contenance Angloise）指的便是当时英国音乐主流使用的以三度、六度等丰满的三和弦为基础的明媚旋律。

邓斯泰布尔（John Dunstable）是15世纪英国最重要的作曲家，时至1525年沃尔西为学院唱诗班寻找“乐监”时，塔文纳（John Taverner）似乎是最佳的选择。后人公认塔文纳是英国16世纪上半叶最出色的复调音乐作曲家，却对他1524年之前的生平几乎一无所知。当他首次出现在历史记录中时，几乎就是以基督教堂学院唱诗班首任乐监兼管风琴师的身份。塔文纳在基督教堂学院只工作了4年，1530年便离开了牛津，随后又是渺无踪迹。尽管有各种传闻，我们现在对塔文纳后半生唯一能确定的只有他留在林肯郡（Lincolnshire）博斯顿教区教堂（Boston Parish Church）里的那块墓碑。似乎专门为基督教堂学院唱诗班而生的塔文纳同样在这4年中完成了存世作品中的绝大部分。沃尔西在学院的规定中要求：每天必须在晚祷后唱三首奉献仪式的复调交替圣歌（Votive Antiphons）。塔文纳留下的4部交替圣歌便源出于此。此外塔文纳还应教堂特殊礼拜所需创作了22首经文歌和8部弥撒。尽管都使用了“弥撒”的名称，从《西风弥撒》（The Western Wynde Mass）等几部作品中已经能感觉出那个时代宗教环境的变化。塔文纳是最早在弥撒曲中使用世俗歌曲作为基础旋律的作曲家之一。《西风弥撒》就引入了一首名为“西风”的当时十分流行的英国世俗歌曲，曲调在弥撒曲的四个乐章中出现了36次，每次都进行不同的对位变化。虽然同时代天主教阵营中的意大利作曲家帕莱斯特里那（Giovanni Pierluigi da Palestrina）也创作过以世俗歌曲《武士歌》（L Homme Arme）入题的弥撒，但这种“亲民”做法还是未免有路德派（Lutherans）的嫌疑。虽然同是改革后的“新教”，英国圣公会却与路德派形同水火。事实上，塔文纳在1528年确实曾被卷入一起清除路德派的事件：唱诗班中两名成员被认定为路德派，更可疑的是他们还是塔文纳两年前亲自招来的。不过塔文纳很快便被放了出来，理由据说是念在他“不过是个音乐家”。

都铎时代的严肃与幽默或许确实不是后人仅凭旁观就能领会的。以“娶了六个老婆砍了两个”出名的亨利八世本人会吹奏长笛，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还确信是他创作了那首闻名遐迩的情歌《绿袖》（Green Sleeves）。后来有英国学者查培尔（William Chappell）考证，指出《绿袖》的旋律其实最早记录在16世纪末英国著名的鲁特琴曲集《威廉·巴雷特鲁特曲谱》（William Ballet's Lute Book）里，歌词则在亨利八世死后近7年才出现。不过，亨利八世确实写过些乐曲。《绿袖》会被归功于他，除了他与安妮·博林（Anne Boleyn）的那段浪漫史外，另一个原因是《绿袖》使用了基于古帕萨梅佐舞曲（Passamezzo Antico）的和弦设计，而确认出自亨利八世手笔的歌曲《与好伙伴一起消磨时光》（Pastyme With Good Companye）也使用了同样的作曲手法。Chandos曾经以大英博物馆的亨利八世手稿为基础，挑选出一些作品改编为器乐版并出版了一张专辑。研究者认为，亨利八世的作曲风格在当时是属于较为“现代化”与“世俗化”的。

2012年8月，基督教堂学院大教堂合唱团访华演出，带来的节目中就有亨利八世的《与好伙伴一起消磨时光》。节目单上的曲目还有埃尔加的《黄昏景色》、德彪西的《四手连弹组曲》（船歌、芭蕾曲）等古典曲目，电影《爱丽丝梦游仙境》和《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的选曲自然也在意料之中，格什温的《夏日时光》和披头士的《昨天》的出现则验证了合唱团官方网站上对自己不无自豪的定义：“基督教堂学院大教堂合唱团拥有超过500年的历史，但依然以其年轻的声音与大胆创新的曲目闻名。它是世界上唯一的身兼大教堂唱诗班与大学合唱团角色的合唱团体。这一身份提供给它双重的便利：既可以拥有古老教堂内凝聚的历史氛围、接触早期曲目，又可以随时放眼向外、跻身当代音乐创作的世界。”近年合唱团曾与多位英国当代作曲家合作，包括马蒂亚斯（William Mathias）、古达尔（Howard Goodall）等。与古达尔的合作造就了他们在一些影视作品中的演唱。改编自披头士的《昨天》就曾在《憨豆先生》中出现。

或许确实存在某种冥冥中的轮回，基督教堂学院大教堂合唱团合作过的当代英国作曲家中有约翰·塔弗纳爵士（Sir John Tavener），除去爵士头衔外，塔弗纳的名字与大教堂唱诗班的首任乐监塔文纳只相差一个“r”，而塔弗纳也自诩为塔文纳的嫡亲后代。塔弗纳出生于1944年，年轻时是有名的偶像破坏者，迷恋斯特拉文斯基。1968年，塔弗纳根据《圣经》中约拿（Jonah）的故事创作出戏剧康塔塔《鲸》（The Whale）。两年后，披头士所拥有的苹果唱片公司（Apple Records）录制发行了这部作品，使年轻的塔弗纳红极一时，当时《卫报》曾称誉他是“年度音乐界的最大发现”。塔弗纳自己也逐渐成为偶像后，21世纪的听众已忘却他早年的热血沸腾之作。2013年底塔弗纳去世时，讣告的标题已经把他定格在1997年戴安娜王妃葬礼上演奏的那首《雅典娜之歌》（Song for Athene）上。然而，正如同台演出的埃尔顿·约翰《风中之烛》并非专门为戴安娜王妃所作，塔弗纳的《雅典娜之歌》实际创作于1993年，对象是当年死于自行车事故的一位名叫雅典娜（Athene Hariades）的年轻希腊女演员。如同塔弗纳400多年前那位在信仰问题上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暧昧的背影的祖先一样，塔弗纳自己的宗教信仰也颇令旁人捉摸不透。塔弗纳从小是加尔文宗的英国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教徒，1977年33岁时改宗东正教，从此音乐创作开始出现鲜明的希腊东正教色彩；无独有偶，400年前的老塔文纳据说也曾被怀疑与东正教有染。在《雅典娜之歌》中，塔弗纳使用了东正教修女特克拉嬷嬷（Mother Thekla）创作的歌词，歌词中夹杂了东正教葬礼的悼亡词、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台词以及希伯来语的“哈利路亚”（Alleluia）。晚年的塔弗纳自称是一名复古的作曲家，他的《圣母祷歌》等作品几乎完全回到了中世纪宗教音乐的创作模式。塔弗纳认为音乐会音乐已成为宗教礼拜的一种外延，而“我的音乐就是祈祷。面对不可知的世界，我们唯有祈祷”。

基督教堂学院的唱诗班

当塔弗纳与基督教堂学院大教堂唱诗班的男孩们合作时，这座屋顶下曾经发生过的种种变迁或许会使他心目中的祈祷别具色彩。英国“二战”期间最具影响力的作曲家沃尔顿（Sir William Turner Walton）也曾站在这座屋顶下，不过不是在指挥的位置而是在唱诗班中。沃尔顿1902年诞生在兰开夏郡（Lancashire），他的父亲是一名声乐教师兼管风琴师。1912年，沃尔顿的父亲从报纸上看到基督教堂大教堂唱诗班的招生广告，便匆忙安排沃尔顿前去。虽因路程耽误、错过了考试期限，沃尔顿的母亲仍成功地使儿子最终得以面试并获得录取。当时的学院院长斯特朗博士（Dr. Thomas Strong）看出了沃尔顿的音乐潜力，他的乐观也获得了著名英国作曲家帕里（Charles Hubert Hastings Parry）的认同。看过沃尔顿早期作品后，帕里提醒斯特朗博士：“这个小家伙身上有不少东西，你必须把他好好看住了。”16岁后，沃尔顿由唱诗班正式进入基督教堂学院学习，成为学院自建院以来最年轻的学生。然而，少年沃尔顿的故事却带着一个有些《伤仲永》的结局。1920年，沃尔顿因长期多门考试不及格而离开基督教堂学院，此后音乐创作基本上全靠自学。沃尔顿的牛津同学、未来的英国作家希特维尔爵士（Sir Sacheverell Reresby Sitwell）收留了他。当代英国音乐评论家莱布雷希特（Norman Lebrecht）批评希特维尔家的贵族做派使沃尔顿过早学会“把优雅的慵懒置于努力创作上”，以至于这位19岁就因一部风格前卫的《门面》（Fa?ade）而声名大噪的“天才小子”不到30岁就出现了“间歇性灵感阻塞”。莱布雷希特的抱怨或许不无道理，但希特维尔家的“贵族做派”同时也熏陶出沃尔顿笔下堪与埃尔加相比的贵族风范。沃尔顿最终分享了埃尔加“大英帝国缪斯”的美誉，被誉为“最具贵族气质的现代作曲大师”。沃尔顿是乔治六世与伊丽莎白二世两代英王的《加冕进行曲》的谱曲者，1972年，沃尔顿七十大寿，伊丽莎白二世与同出自牛津的、时任英国首相希斯爵士（Sir Edward Heath）出席了他的寿筵。

对于普通听众来说，最为熟悉的沃尔顿作品是他为著名演员奥立佛（Laurence Olivier）自导自演的数部莎士比亚改编电影所做的配乐，其中包括《哈姆雷特》和《亨利五世》。《亨利五世》首映于1944年末，是为鼓舞士气而巨资制作的“爱英主义”宣传大片，沃尔顿堂皇的音乐恰与剧中昂扬的台词相得益彰，延续了《第一交响曲》的恢弘风范。沃尔顿在生前曾被指责为“保守”、“不合时宜”。比他小53岁的牛津校友、英国指挥拉特尔爵士（Sir Simon Rattle）却在进入21世纪后感慨：“沃尔顿的《第一交响曲》可能是战前我们老英国最伟大的交响曲。”拉特尔爵士使用了“my old country”，或许也只有这三个词能够言简意赅地概括散布在牛津各学院绿茵深处的某种莫名的英式乡愁。

牛津大学四座最重要的教堂

基督学院大教堂

这是英国最小的大教堂，又是牛津最大的学院礼拜堂。教堂只有48米长，中世纪的教堂通常是由东向西建造，建筑节奏从唱诗班开始，延伸进大教堂的主厢：后诺曼式圆柱、哥特式蓓蕾纹饰柱头、拱廊的双拱罩住暗楼。最美的是圣坛上方的网状拱顶、悬垂挂饰河星星图案，一幅天空的写照。

莫德林礼拜堂

莫德林学院礼拜堂（1474～1480）的室内装饰极美：西窗上《末日审判》的乌贼墨棕玻璃画、达·芬奇的《晚餐》的巨幅仿制品、门厅里古老的唱诗班座椅的凸板。室内陈列着各种木雕，有猴子、猫头鹰、狐狸和鹅，还有一匹仰躺着的马。这座礼拜堂最美的时刻是在做晚祈祷的时候，此时莫德林学院的唱诗班男童们咏唱赞美诗，屋顶是詹姆斯·怀亚特的新哥特式高大木屋顶和石膏吊顶，屋顶被描画得像一座石拱（1790年）。

圣玛利亚大学教堂

（University Church of St Mary the Virgin）

圣玛利亚大学教堂是牛津最大的本堂，位于牛津中心高街北侧，北侧是拉德克利夫广场，周围被牛津大学建筑环绕。该堂的尖顶被一些教会历史学家称为英格兰最美丽的尖顶之一。其13世纪的钟楼向公众收费开放，登塔可欣赏牛津中心区景色。

北门圣米迦勒堂

目前牛津的城市教堂。该教堂建于1000～1050年，是牛津最古老的建筑物。塔楼为撒克逊风格。

牛津剑桥生活的酷似和迥异

张月寒

国王给牛津派遣了他的骑兵，因为托利党不会争辩，只有武力，以同等关切，他又寄给剑桥书籍，辉格党没有武力，只会争辩。——威廉·布朗爵士（William Browne）

在牛津东北部的米尔顿·凯恩斯（Milton Keynes）的一座高楼上眺望牛津郡方向，可以看出牛津的地形是一个谷，周围是水雾弥漫的湿地，泰晤士河和查韦尔河（Cherwell）的交汇处。从方圆直径上说，牛津是一座小城。《城市的精神》一书说，骑自行车半个小时可以从牛津的这头走到那头。蒋彝在《牛津画记》（Silent Traveler in Oxford）中也说，这城市小到可以拿来放在手中。

相比之下，剑桥则原是一片沼泽，从中世纪的四面环水变成如今的三面环水，西侧的徐志摩“挥一挥衣袖”的剑河（River Cam）奔涌南下，东侧的国王沟（King's Ditch）勾勒边缘，两条水路在国王磨坊（King's Mill）汇聚重逢。用18世纪90年代在剑桥读书的塞缪尔（Samuel Taylor Coleridge）的话说，剑桥是“潮湿地域，风之殿堂”。

牛津和剑桥在某些细小处仍固执维持着自身差异，这一点，微妙又可爱。比如说校运动队的名称，牛津称深蓝（Dark Blue），剑桥则谓浅蓝（Light Blue）。之前在剑桥读书目前在牛津工作的化学专业的马少华说，他个人的感觉是，剑桥在对待学生方面更灵活应变，而牛津则更古板一些。他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说剑桥像中午12点以前的太阳，而牛津则像下午13点钟的太阳。

然而，除却不同，这两所名校在很多方面还是有诸多酷似。比如牛津和剑桥的建立，均受宗教影响颇深。随着基督教的传播，教堂和修道院在牛津开始建立。教堂、宗教社区和修道院的不断增加，使人们迫切需要有文化的神职人员来主持弥撒、管理教会以及从事教堂具体事务。于是，牛津城附近的教区和教堂开始创办教会学校，正因为罗马教廷的认可和庇护，牛津在13世纪才得以继续发展壮大。1214年，牛津大学的校长由主教任命。

同样，在13世纪，教会看中剑桥沼泽的偏僻和安宁，开始在这里建造修道院。本笃会从17世纪以后也在剑桥建了不少屋宇。虽然宗教改革毁掉了剑桥镇上的宗教建筑，但剑桥大学却依然保持和原先牧师界的联系。

宗教对两校的影响留存至今。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Christchurch College）的教堂也是牛津的主教座堂（Cathedral），其教区覆盖牛津郡、伯明翰郡、伯克郡。据牛津大学化学系在读博士生雨佳说，她的学院布拉斯诺斯学院（Brasenose）的食堂每周五的主食是鱼，就是源于基督教约定俗成的规矩。布拉斯诺斯学院还有由学生组成的宗教合唱团，每年招收新人。同样在牛津就读的数学系本科生施雯说，牛津大学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小教堂，晚上她们奥里尔学院（Oriel College）的正餐前都要进行晚祷后才能正式用餐。

而几百年前的修道院遗迹至今也影响着剑桥大学的方方面面。圣约翰学院第一旧礼拜堂粗粝的足迹，莫德林学院舒适的修士房，旧圣方济会遗留下来的彩绘玻璃等。剑桥大学至今仍有200多张支板（教堂唱诗班椅子底下鼓出的挡板），这个数量远超过牛津、伦敦和其他英国城市。

总结马少华的感慨，牛津和剑桥最大的相同处就是在其间生活，像深处于一个微缩的小型世界。生活在其间的学生和学者，在知识构筑的自己的世界中，相比于外界似乎更加纯粹，更加不那么容易被其他世事俗务所打扰。历史上，牛津和剑桥也对外部世界的入侵持敏感态度。两者都在19世纪40年代抵制过铁路进入大学。1843年，牛津出台《大西部牛津铁路法》；1844年，剑桥的雷同法规《剑桥铁路法》也出台，明文禁止本科生乘坐火车，甚至还授权大学领导拦截火车，从火车上揪下任何“剑桥大学人员或疑似此类身份”的人。

大学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城市的精神》之作者贝淡宁和艾维纳曾在书里假设，如果把牛津大学横空搬运到一个现代化城市，牛津就将不再是牛津。牛津不是一个真实的地方，它美好和神秘的因素是它的环境、历史建筑以及整个牛津城。这座城市及其结构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被称为“牛津”的精神体系。在玛丽·克罗斯比（Mary Crosbie）写的文章《想念我们美国人》（We Miss Our Americans）中提到，博德莱安图书馆（Bodleian）是牛津少数仍然平静的地方。牛津在读博士生雨佳说，博德莱安图书馆在牛津的中心区域，与拉德克里夫图书馆（Radcliffe Camera）遥遥相对，是最古老的图书馆之一。每年英国出版的图书，都会送一本来博德莱安图书馆收藏。不过，与拉德克里夫图书馆类似，博德莱安图书馆的藏书也偏重于文科，因此理科生不太去这个图书馆借书，最多是考试前用来自习。图书馆的一楼对公共开放，是《哈利·波特》电影里医务室的拍摄地点。

而在剑桥大学，书籍也有历来被珍视的传统。三一学堂有给“带书人”发薪水的记录，即帮人在学院和讲堂之间来回搬运沉重的大部头。大学图书馆至今还雇有“搬书人”和“取书人”。剑桥最早的图书馆之一建于16世纪早期，属于耶稣学院，学院游廊庭西侧二楼窗户上仍保留着最初的玻璃。剑桥的图书馆往往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光，这对于冬令时节白昼渐短的英国极其重要。

天气，是在牛津、剑桥乃至全英生活的一个巨大挑战。然而，正因为英国长期多雨大风的天气，也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浓厚的室内文化：酒吧、剧院和歌剧。牛津大学创办于1668年的天花板由32块镶板组成的谢尔登尼亚剧院，是长年连绵的雨季和枯燥的研究生活之外一个很好的去处。除此之外，据雨佳介绍，牛津大学的Uni Club、Eagle & Child Pub（《指环王》作者爱去之地）、Lamb & Flag Pub等，也是受学生欢迎的消遣场所。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英国的Pub、Bar和Club，也许翻译成中文都只有一个词语——酒吧，但它们在英国的真正含义却是极其迥异的。Bar或许和中国的“酒吧”相似。然而Pub和Bar不大相同。一个世家经营Pub的英国同学丹尼说，Pub源于英语里的“Public Place”（公共场所），即为人们在工作或学习之余，提供一个公共聚会地。所以，Pub更“家庭”一些，Bar更适合商务场合或约会，而Pub则更老少咸宜。Club是英国年轻人的最爱之地，一般晚上23点以后才开门，在接近午夜的英国街道，特别是周五，可见到各个Club门口排长队的年轻人，寒冷的冬天女孩仍身着极短的裙和极高跟的鞋。

马少华说，剑桥最有名的酒吧是老鹰酒吧（Eagle's Bar），距离King's College和原来的卡文迪许实验室非常近，是市中心最有名的酒吧。老鹰酒吧号称是DNA双螺旋结构发现的地方，现在一面墙上还有纪念DNA发现的一块铜牌。但马少华认为这一说法有些夸张，他说DNA结构的发现者沃森和克里克当时是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博士生和博士后，他们只是喜欢在这个酒吧聊学术问题，但不能肯定说DNA结构就是在这里被发现的。酒吧有一个屋子的屋顶上是“二战”时美国大兵的涂鸦，据说“二战”时剑桥附近有一个军用机场，因为剑桥，希特勒才不敢放肆轰炸。

面对这两所世界闻名的大学，承载它们的城市不可避免地经历了非一般的压力。大学的扩张和发展，导致土地争夺和特权的凌驾。13世纪下半叶，伴随着多明我、圣方济、拓博僧、奥古斯丁、西多会和本笃会等越来越多的宗教派系分布在牛津城内，导致了牛津大学规模的迅速扩张和城内的人口快速膨胀。学者和学生的到来，为牛津城带来了繁荣。然而，对教权的反感和天生的仇外情绪，导致了城市与大学之间持续的紧张。因而，学者、学生和城市居民间时常爆发冲突，甚至引发大规模的骚乱，比如1209年、1228年、1236年、1238年、1248年、1272年、1289年和1297年等。欧洲大学历史学家黑斯廷斯·拉什达尔（Hastings Rashdall）说，牛津的高街曾经是血腥对峙的历史战场。1355年，因学生抱怨客栈的葡萄酒而引起市民和学生间的一场骚乱，曾导致63名学生死亡。

同样，剑桥大学今日的绝世美景，也是以牺牲原有居民的利益为代价的。据柯瑞思《剑桥：大学与小镇800年》一书记载，如今，国王学院附近的河边草地上牛羊啃草、剑河中天鹅游弋、撑篙人悠然划去的景致，是牺牲了15世纪40年代镇民的港口、码头、谷仓和住宅换来的。大学的司法特权凌驾于镇之上，享有自治权。

这些扩张导致市民利益受损，导致了牛津和剑桥的历史上都有一个著名的名词：镇袍分裂（Town And Gown），指的就是市民和大学师生的鸿沟。

记得刚到英国的时候，我问朋友为什么英国的云看上去这么低，似乎触手可及。朋友只说了一句话：“英国是一个岛国……”岛国两个字，一瞬间在我头脑中勾勒出一幅非常形象的画面，蓝色星球的一片蓝色水域上，汪汪大洋中孤立出一块土地，氤氲的雾气笼罩飘散在这样一个孤岛外，岛是孤独的。在这样一个岛国上的两所世界闻名的大学，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孤独”的。正是这种“孤独”，让它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学术和生活环境，让建筑、文化、历史、习俗等，得以化石般完好地保存下来，从而形成独特的氛围和风气。有人说，英国之美，在于不变。同理，可适用于这两所酷似又迥异的世界顶级学府。

第二章
哈佛：从绅士到精英

一所地道的美国大学

陈赛

一所大学的精神所在，是它要特别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单单或者仅仅是对现在负责。一所大学关乎学问（Learning），影响终生的学问，将传统传承千年的学问，创造未来的学问。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的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大学是要对永恒做出承诺，而这些投资会产生我们无法预测且常常是无法衡量的收益。——德鲁·福斯特（哈佛第二十八任校长）

走进哈佛园和它周边那些殖民风格或新古典主义的建筑、罗马式的公共大厅和哥特式的教堂，还有爬满常青藤的古老红砖墙……如果说美国人对哈佛有一种特殊的情结，与这种漫长时光所凝固的尊严有很大的关系。借用阿兰·布鲁姆的话来说，那是“一个最沉溺于实际生活的民族向沉思生活表达的敬意”。

哈佛创立者的意图至今仍然镌刻在哈佛中心校园门口的墙上：“在神让我们安全抵达新英格兰之后，我们建立家园、提供谋生必需品，设立方便地点好敬拜神，也组建公民政府；紧接着我们最渴望的事情之一就是推进学习，并使之延及后代；唯恐当我们的现任牧师归于尘土时，留给众教会的是一群茫然无知的牧师。”

当时，乘“五月花号”客船的102名乘客经过两个多月的海上颠簸，于1620年初冬抵达北美大陆，因为艰苦和疾病，仅有53人活到了第二年的初冬。这些定居新大陆荒野中的第一批移民如此深信教育对他们决心创立的美好社会的重要性，16年后，他们就在一条叫牛津的破街上建造了哈佛学院。140年后，这个世界上才有了美国。

在《哈佛世纪——锻造一所国家大学》中，作者理查德·诺顿·史密斯认为：“哈佛的创办为美国建立了自己的大学传统，这是它真正的重要性。到美国进行独立革命，摆脱英国的统治时，每个重要城镇和差不多每个教派也都有了学院。有些人认为这是危险的趋向，是美国在学校方面重量不重质倾向的开端。可是后来进修高等教育的方便所带来的好处，要比入学较难的大学制度保持极高标准的好处有价值得多：它鼓励多样化，使美国社会不至于产生单一而狭窄的受教育阶级。”

100年前，查尔斯·艾略特，哈佛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校长曾说：“在任何社会中，高等教育机构都往往是一面鲜明反映该国历史与民族性格的镜子。”

比起欧洲或者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美国人在高等教育上投入的财富和寄托的野心都是罕见的。他们认为大学应该追求真理，钻研高深学问，永远站在理解与反思社会的制高点，同时又希望它能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他们将大学视为一种公平高效的精英筛选机制，将智力上最为出类拔萃的年轻人推送到社会上层，发挥他们的潜力，以便更好地领导这个国家，同时又认为教育应该是关于个人的心智与个性成长的，对每一个普通学生的人生负责，拓宽他们的视野，以便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碰到“较少的阻挡他们获取成功的障碍物”；他们还相信，大众教育是美国民主的基础，大学应该为社会培养有责任感的公民——“如果大学教育误导了学生，吞下恶果的终将是整个国家。相反，如果大学能教会学生准确自如地表达思想，清晰地思考，严密地分析问题，富有道德感，对国家大事敏感而有见地，社会将受益无穷。”

自从独立革命第一次将哈佛学院推上了国家舞台后，它作为一所大学与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之间的命运就展开了千丝万缕的关联。独立革命期间，哈佛学院曾经一度关闭，用作军营。《独立宣言》的签名者中有八位来自哈佛，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当时接受了哈佛的荣誉学位。从此以后，哈佛毕业生持续影响国家的政策，八位总统都是哈佛人。

直到今天，哈佛仍是映照美国最清晰的一面镜子。一方面，哈佛——就像美国——拥有巨大的财富和权力、最前沿的科技、遍及全球的影响力。全世界的人千里迢迢来到哈佛园，摸一摸约翰·哈佛先生铜像的脚，就像他们到美国，总想在自由女神像前留个影。就像这个国家一样，从很多方面来说，哈佛都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地方，成功地融合了各种肤色与民族，但它的阶级分化也在日益严重。“二战”以后，哈佛在科研上越来越成功，汇聚了越来越多的诺贝尔奖得主，但作为代价，是文科不可避免地衰落，以及本科教育的迷失方向。它对于这个世界越来越强大的影响力，常常伴随着对于“目的感”以及最初之精神理念的深层的不安全感。

因为美国人骨子里的实用主义，什么事情都要问一句，到底有什么用？人文学科在过去几十年是受到质疑最多的。去年在斯坦福采访，一位意大利文学教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起，经常有学生质问文科的价值在哪里？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读但丁？最后他无奈地回答说：“读点诗歌和小说，有助于你们科学家培养想象力。”在哈佛也一样。只不过人们会比较含蓄一点。《大西洋月刊》专栏作家罗斯·杜塔特在哈佛读书时，选的是历史与文学专业。有一次他问导师，这个专业对他意味着什么？导师说：“你知道，如果你想去咨询公司或投行，历史与文学学位不会妨碍你。”

去年，《华尔街日报》上有一篇报告，分析为什么这么多常青藤的毕业生跑去为华尔街工作？2011年的数据显示，17%的哈佛毕业生去了华尔街，耶鲁是14%，普林斯顿则是36%。

“多么荒谬的数字！”这位记者评价说。他最后的结论是，常青藤大学的教育出了问题。他们自称“自由教育”，却既没有教会学生怎么生活，也没有教他们怎么谋生。学生们在大学里读着笛卡儿、研究着恐龙灭绝的原因，毕业后所找的工作，却与所学毫无关系。这些人聪明绝顶，精力充沛，却完全不知道要拿自己接下来的人生做什么。华尔街正是利用了他们的这种困惑，将这些美国最年轻最有才华的头脑网罗至麾下。

哈佛教育是“自由教育”——在自由探究精神指导下的不预设目标、不与职业相挂钩的教育。这是哈佛377年的历史上从未背弃过的原则。

“自由教育”最早是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他认为，人的生活有“鄙俗”和“高尚”之分，前者通过实用、谋利为目的的“劳作”使人得以谋生，后者是一种以沉思作为最高理想的闲暇生活。自由人应受的教育即“自由教育”，其目的是人的理性的自由发展和德性的完善。“自由”就是不“鄙贱”、不“卑陋”。后来，古罗马的塞尼卡将Liberalis的意涵由“自由人”转变成“使人自由”，即心灵解放的涵义。也就是说，自由教育是与灵魂相关的教育。

每当哈佛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边界变得过于模糊时，“自由教育”就会像一个人身体的自免疫系统一般，急吼吼亮起红灯。哈佛每二三十年一次的通识教育改革就是最容易踩到红灯的，每次改革引发的争议，按一位教授的说法，“比迁祖坟还热闹”。因为作为自由教育的“公共面孔”，通识教育到底要教什么，什么知识或方法是每个学生都应掌握的，如何应对外部世界的变化，这些问题往往牵涉到一所大学最深层的自我认知，以及它对于知识与教育最基本的哲学与态度。

哈佛第一次尝试建立通识教育框架是在“二战”后。美国作为“民主”、“自由”的一方对抗苏联危险的“集权主义”，知识的共同基础只能落在“价值观”上。人文学科内含的西方文明遗产，社会科学所承诺的对普通生活的理性分析，以及自然科学作为现代化的进步力量，都完美地符合整个计划——以通识教育培养优秀公民，以优秀公民促进民主社会。

到了70年代，经历过60年代的动荡和越南战争的幻灭，无论学生还是教授，都已经厌倦了所谓的“共同价值”、“规则”、“大课”，新的核心课程不再试图传授“价值”，而是获取知识的“方法”——长久以来西方文明对“善与恶”的理解变成一种“道德推理”的智力训练；“二战”的历史可以与朝鲜金氏王朝的历史平起平坐，都是一种分析方法；就科学而言，你可以选择《人的进化》，也可以选择《恐龙与其亲属》……70年代的美国大学已经在现代化工业国家的运作和进步中占据了中心位置，学校研究经费在联邦政府预算中的份额稳步增长，各类机构也都认识到专业知识的重要性，大学教授开始成为政府、公司、大型基金会的顾问并备受瞩目。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教授总能进入内阁或者占据其他要职。还有什么比“方法论”更安全、实用的共同基础呢？

从2002年开始，哈佛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通识教改。此时它与美国所共同面对的，是“9·11”后对于世界的恐惧与茫然、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科技革命的剧烈冲击，以及全球经济危机的阴影……在这样一个极度不确定、不稳定、深度割裂的时代，怎么理解哈佛本科教育的共同基础？共同的知识核心要放在哪里？

最重要的是，到底哪些知识可以纳入“核心”的范畴？比如宗教，就是一个最为敏感的问题。英语系教授路易斯·梅纳德曾经提议单列一个“理性与信仰”（Reason and Faith）的知识范畴，关于宗教的学习能帮助学生理解二者之间的动态关系，鼓励他们思考21世纪最棘手的一些问题，比如宗教暴力的文化冲突、关于干细胞或克隆的伦理学分析等。但这一提议遭到科学教授们的激烈反对，比如哈佛的明星学者史蒂芬·平克说：“把‘信仰’与‘理性’两个词平行放在一起，就像把天文学与占星术放在一起，说这两种思考方式是平等的一样。大学是关于理性的，纯粹而简单。在这里，除了宗教机构之外，信仰没有立足之处。而且，我们的社会也不缺这个。”最后，通识教育委员会达成的协议是，把宗教相关的课程列入其他的范畴，比如“文化与信念”（Culture and Belief），在类似“人意味着什么”这样的课程中可以触及宗教问题。

外界普遍认为哈佛的这次教改成效不大，不过把核心课程“回锅热了一下”，换了几个名字而已。唯一的亮点倒是一种“基于活动的学习”（Activity-based Learning）的教学方法，其实就是杜威“做中学”的概念，把课外活动与课程整合在一起。

教授们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继续强调方法论，还是来点实在的干货，具体的事实？应该给学生更多的自主权，还是给他们更明确的指导？不同知识领域之间的分割要遵循什么样的规则与比例？如何确定不同知识领域之间的轻重缓急？知识与所希望培养的能力之间是否真的有那么大的关联？科学到底要如何纳入自由教育的框架？哈佛的学习经验应该更多地与外部世界连接，但分寸要如何把握，以免过度功利化的嫌疑？国际视野与美国价值观之间到底如何平衡？哈佛到底想做一所世界大学，还是一所美国大学？学科之间的边界正在倒塌（比如生物学已经逐渐拓展到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边缘），为各个学科的知识整合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要怎么贯穿到学生的教学中去？E.O.威尔逊教授就认为，未来最好的教学方法不是基于学科，而是基于问题，一上来就抛出那些不仅对学生个人切身相关，而且对人类亦影响深远的大问题，比如生命是什么，这个问题里已经贯穿了物理、化学、生物、道德、法律等多个不同的学科，逼迫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思考人类共同体验的核心成分。

哈佛大学：处于守势的帝国

蒲实

在世界大学里，哈佛拥有无上的财富、权力与荣耀。它不是象牙塔，而是帝国，以知识和思想为权力来源的帝国。它与外面的现实世界较量与合谋，斗争与妥协，进攻与防守，捍卫精英主义和学术自由。

哈佛学院：贵族与精英

来到剑桥镇，不由得感到自己得一本正经一点。比如，在电梯里遇到当地人，他们会机械性抽搐般咧嘴，闪现两排牙，弹簧般复原，瞬间完成微笑、克制、冷漠、彬彬有礼、绅士范儿。波士顿的英语速度极快，还残存着英式腔调。这样，我也只好绷着点了。幸好哈佛若干年前就不再要求学生西装领带皮鞋了，免了着装烦恼。

或者，是哈佛校园和它周边那些殖民风格或新古典主义的建筑、罗马式的公共大厅和哥特式的教堂，还有爬满常青藤的古老红砖墙，把上了年头的时间凝固成老者的威严感，让我被看不见的先辈和无法描摹的传统摄了魂魄。即使是在哈佛最躁动叛逆的1969年，激进抗议的哈佛学生在占领哈佛主楼后，曾有示威者问，是否要砸掉文理学院院长的办公桌，也立即有人站出来反对：“绝对不行。那可是查尔斯·艾略特先生（100年前的老院长）用过的。”今天，教育日渐被理解为一种消费和服务，大学生也早已不再轻易接受教师的训导。但在哈佛，人总会收敛一点。

在哈佛的十来天里，我常在以哈佛广场为中心发散出的小街上溜达，会有些不经意的符号，泄露出剑桥镇的崇古心理。“剑桥”和“牛津”的街名，就已经够怀旧了。而那些在别的州难觅踪迹的皮鞋修理店、皮革打理店、摆放着焦油肥皂和雪茄的礼品店，总之，老玩意儿，就如地毯的线边一样，暗示着出没于此的一些人的品位与生活方式。

上世纪30年代，当哈佛从一个新英格兰地区的学院变为一所真正的大学时，哈佛本科生院的社会地位很贵族化，它掌握在波士顿的银行家、律师或政治家族手中，不以严肃的学术闻名，而是世俗名利场。当时哈佛的教师很多是社会名流：他们首先是一名绅士，其次是一个教师，最后才可能是一位学者。学生绝大多数来自新英格兰与纽约，或是住在哈佛“金色海岸”（比如，亚当宿舍楼）豪华公寓里的富家子弟。学院教育是闲人雅客式的，比如学习古典的拉丁文和希腊文，体验学问的旨趣，熏陶审美和心灵。

即使今天的哈佛已是世俗化的平民精英大学，这一古老的身份仍隐藏在哈佛校园里，不时与你邂逅。有一天，即将结束“大一”的哈佛本科生薛晴（化名）带我们去桑德斯剧场旁边的安纳伯格大厅（Annenberg Hall）吃早餐。我对桑德斯剧场并不陌生：它的图像早已被现代媒体大规模地传播——360度环绕的三层观众台，泛着古旧木头光芒的大厅，已随着迈克尔·桑德尔正义公开课的全球传播被大众所熟悉。但安纳伯格餐厅很低调。我们早到了些，沉沉的木门上贴着标语：非请莫入，请尊重隐私。只有本科生是这里的主人，研究生进不去。一位胖警察把我们挡在门外，直到薛晴来，亮出学生证，我们作为她邀请的客人才得以进去。当9000平方英尺、如哈利·波特魔法学校般宏伟的大厅迎面而来时，我在古老的彩绘玻璃窗和辉煌的吊灯间看到了身份飞舞的幽灵。还有什么比私密性和排他性更能塑造优越感的？

放眼大厅，围成一桌桌的年轻人正在低声而热烈地谈论着什么。据说新生饭堂里庞杂繁复的派系比高中只多不少，落座何处也事关归属与身份问题。一位哈佛学生在她描述校园生活的《哈佛日记》里如此建议道：“你该自问：我高考考了几分？答案会帮你在饭堂里选个合适的位子：跟体育生（低分的）、机会均等行动计划受益者（低分的）、贵族（低分，但投了大笔赞助费）、学识精英（高分、没赞助），或是亚裔、印度人（几乎满分的）同坐。”在没有固定班级的哈佛学院，食堂与宿舍就是固定的社交场所了。薛晴迅速吃完早饭，留下我们，告辞离开，很匆匆。她说，她赶一门课。她不热衷社交，学习努力，聪明，求知若渴，绝对的学识精英。曾有一位斯坦福教授告诉我，斯坦福人偷着使劲儿，哈佛人却生怕别人觉得他不够忙。我试图跟长桌对面看资料的女孩儿搭讪，她似乎被外人的闯入和意外的即兴冒犯了，说，对不起，我感到不舒服。

到处都不缺乏身份的符号：那些分布在哈佛校园和查尔斯河之间的英格兰古风、以波士顿显赫家族或哈佛校长命名的本科生宿舍楼——新乔治亚风格的洛厄尔楼，维多利亚风格的亚当楼，剑桥牛津建筑翻版的艾略特楼，古典主义的科尔克兰楼等等。这十几栋宿舍楼，百年来早已形成各自的传统：洛厄尔的清晨华尔兹舞会、星期四下午茶、年度戏剧节和春季酒神会；亚当的体育赛事和学生运动，万圣节化装舞会，冬季盛宴和艺术展览；艾略特有“预科生（主要指波士顿和纽约的几所贵族私立高中）楼”名号，社交精英聚集之地，“比哈佛还哈佛”，以冷漠、势利、假知识分子和俱乐部闻名；科尔克兰的文化艺术节，红酒交流会，案例模拟和周日点心会；丹斯特楼则被称为“哈佛保守主义和漠视主义的最后堡垒”。上世纪初，劳伦斯·洛厄尔校长把哈佛学院的教育定义为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在洛厄尔看来，日后投身学术生涯的是少数，不应“将学生紧缩在知识探索的监牢里”，导致为“学术探究”付出“社会代价”。在哈佛，学生宿舍制不是为学术交流，而是为社会交往创立的。

我很想去这些传奇的宿舍楼里看看。从一些电影里窥到过，古旧豪华，单双人间、客厅、沙发、室内卫生间、活动室、庭院，很奢侈。所幸，戏剧票给了我们入场券。4月一个周六的夜晚，我们去洛厄尔楼看《仲夏夜之梦》。为了庆祝宿舍楼75周年，洛厄尔楼管会花了2万美元，用洛厄尔自己的乐团，制作了这台经典剧。从带蓝色圆顶的哥特式钟塔下、中世纪般的石拱门进入，便是宽阔的中庭院落了，草坪四周围合着三四层高的宿舍楼，一水的红砖墙，屋顶阁楼的斜坡上垂直支出来方正的砖砌小天窗。宿舍楼入口的告示栏上，最显眼的是富布莱特奖学金发动申请的号召，贴满了奖学金生在泰国、中国、印度、巴西的异国照——哈佛全球化战略的成果。舞台设在平日的宿舍楼餐厅里。移走了餐桌，硕大的空间能搭建两层的舞台布景，还能放下乐池和大约300张观众椅。座无虚席，前排是贵宾。美妙的歌剧把观众渐渐带入图书馆，然后带入森林，最终带入梦境。这是一场精致的表演，连每个角色出场都很精心，伴着诠释他性格特征的音乐。一想到我是在观看一场大学宿舍出品的戏剧，而不是坐在国家歌剧院里，便对哈佛的“一流”有所感悟。

哈佛大学校园一角

歌剧结束，从洛厄尔楼出来，与一排鱼贯而入的女生在拱廊里擦肩而过。白天青春气的哈佛在夜幕里换了妆容：长发盘起来，素面描画得妩媚，规矩的羽绒服换成时装外套，膝盖以下露出裙摆和丝袜，高跟鞋踢踏，夜色荡漾。我想起电影《社交网络》里坐着“老男孩”贵族俱乐部的大巴车，受邀而至的美女，在“终极俱乐部”的私有楼宅前翩然鱼贯而入。洛厄尔楼出来几步路，就是八大“终极俱乐部”之一的“飞行俱乐部”。周六，正是聚会时间。美国国旗在罗马式门廊外飘扬，室内歌舞升平，大门掩着，私家护卫站在门廊台阶上。我仿佛已经嗅到了里面酒精与激素的气味。哈佛校方曾试图把这些私产收购了，最终没搞定，禁酒令也没法执行。

“烤猪”、“蜜蜂”、“凤凰”、“德尔菲”、“猫头鹰”，这些钟爱动物名的俱乐部，是哈佛学院的贵族社交圈：男性，出身世家，有权，富裕，人脉深广，排外，私密。它们是顶级名利场。被相中的高年级学生会被“拍肩膀”，经过筛选，新会员会收到古希腊或拉丁古文封印的手写邀请函。哈佛毕业的美国保守派作家罗斯·道特哈特（Ross Gregory Douthat）在他的回忆录《特权：哈佛与统治阶级的教育》中写道，这些俱乐部奉行严格的贵族等级秩序，“非会员男性被分流到地下室里，喝桶装啤酒，竞争派对上外貌相对差一些的女性。但若是‘猫头鹰’、‘蜜蜂’、‘飞行’的盛大节日派对，连最有魅力的姑娘都得争宠了”。

现代哈佛，最初那批崛起的知识精英也在这些俱乐部里获得了地位，比如“烤猪”里的保罗·尼采家族。当初是他们，把一批有学识的年轻人带入了国家的贵族权力圈，从此为各阶层智识上卓越的精英开辟了成为统治阶层的通道。今天，终极俱乐部的成员更加多样，家族背景从曼哈顿上西区的“老钱”、犹太律师、非裔新贵、大使子女、印度医生、亚洲大腕儿，到王室后代，不一而足，成为全球统治阶级的青年社交圈。

富兰克林·罗斯福曾说，未能进“烤猪”俱乐部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连亚兰·索尔金也忍不住把天才马克·扎克伯格创立Facebook的动机之一编设为想进“烤猪”和“凤凰”。大约80年前，哈佛校长詹姆斯·布赖恩·柯南特决定根据个人天赋，而不再是出身来选拔哈佛学生。哈佛由此创造了一个知识精英阶层，拥有智力天赋和创造力的年轻人从此得以与拥有财富、权力及人脉的社会贵族阶层分享权力。无论是精英还是贵族，对雄心勃勃的哈佛本科生来说，加入那些象征着社会上层的隐形俱乐部，是大学里的终极成就。

分数贬值：象牙塔内外

对哈佛人来说，课堂意味着什么？

在离哈佛校园不远的一栋小楼里，我见到哈佛《深红报》的主席罗伯特·萨缪尔斯（Robert Samuels），有绅士范儿的帅小伙。这份历史悠久的报纸是哈佛最重要的记录者，任何版本的哈佛史都会引用它。这幢产权归报社所有的三层独栋，财政上独立于校方。在第二层的编辑室里，萨缪尔斯指给我看墙上排成一圈的肖像漫画，那是历届《深红报》美编的作品，人物是每一任的主席。他不动声色地指着其中一幅说：“那是我，旁边那幅是我哥哥。”我环顾一圈，认出其中一张熟悉的肖像，富兰克林·罗斯福。

萨缪尔斯在一楼的办公室很宽敞，老板桌、高背大皮椅，墙上贴着《深红报》创刊号的海报。他把午饭打包回来的饭盒放进冰箱，沙发上还扔着一箱可乐。他说，他有时吃睡都在办公室。我问他一个星期花多少小时在“深红”，他的回答让我吃惊：80～100个小时！也就是说，“深红”就是他没日没夜的大学生活。除了报道哈佛体育新闻，他对《深红报》的管理和经营负责。编辑兼总裁朱莉·赵兹莫（Julie Zauzmer）向我确认，“深红”的管理层基本都要付出这么多时间。

我很难想象，他们如何完成学业。朱莉告诉我，在她的大学生活里，“深红”比课堂重要。她第一学期的成绩很优秀，改变她大学生活轨迹的，是2009年发生在科尔克兰宿舍楼的一起枪击案，“毒品，谋杀，性，所有戏剧的元素，复杂的故事”。她不仅报道了这起枪击案，而且全程跟踪了对谋杀嫌疑人的审讯。“每天早晨9点到下午16点，三个星期，来回一个半小时公交车，逃了很多课。”但整个审讯过程让她感到有趣和好奇。“直到今天我仍觉得，最后被判一级谋杀的那个人，并不是三个嫌疑犯中扣动扳机的那个人。法律和技术上的严格程序与常识的判断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偏差？”她无法抑制深入调查这件事的冲动，她说，“那时，我意识到，我想当个记者。”

不久，即将轰动美国的亚当·惠勒造假案开始浮出水面。惠勒是转校来哈佛的本科生，被曝申请时的成绩单、推荐信、论文等全是伪造和抄袭。《深红报》让朱莉写一篇封面报道，她花了很多时间深入调查，最后出版了一本书。朱莉说，她本想在完成这些报道后就回到课堂，“但转身时发现，两年已经过去”。

我问朱莉，在遇到报道中的问题时——比如法庭审判中的法律程序问题，采访和写作中的技术问题等等，她会向谁求教。她说：“‘深红’是我的课堂，它聚集了一群从美国最牛的私立预备学校校报出来的编辑，他们教会了我很多。”她还会给波士顿地区的律师、记者打电话，给哈佛校友写信，向他们询问专业上的问题。我问她，是否向教授咨询问题。她说：“很难想象会向他们咨询问题。我会采访他们，他们是我的消息源，但哈佛没有新闻系。”

今年夏天，立志成为记者的朱莉获得了在《华盛顿邮报》实习的机会。她并不特别需要一份漂亮的成绩单，她的职业生涯正在展开。而萨缪尔斯告诉我，他打算进入咨询行业。华尔街投资银行和咨询业，是哈佛本科毕业生的首选去向，因为它们最赚钱。从哈佛辍学的马克·扎克伯格去了硅谷，要不然哈佛毕业生又多了个新去处。

如果我们的聊天能无止境地进行下去，我最想与萨缪尔斯和朱莉分享的哈佛见闻，也许是课堂的精彩。

一个周三的下午，我跟随徐渊（化名）走进费正清中心地下一楼的多层环形教室。这种空间呈漏斗状的教室专门用于案例教学，便于讨论：讲台就像四面环山的盆地底部，多排座位自下而上变得开阔，可容纳60人，每个座位上都贴着学生的名字。徐渊是哈佛非洲研究系的博士生，这是他到哈佛的第三个年头。来到哈佛前，他拿到了早稻田的博士学位。作为研究型大学，哈佛教授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和发论文上，讲课之外的教学事务都由博士生助教来做。这是哈佛独特的助教制度，向研究而不是教育倾斜。徐渊是文理学院前院长、知名汉学学者柯伟林（William Kirby）的助教。柯伟林这学期上一门叫“在中国做生意”的课，第一次把商学院的案例教学法用于本科生课程。

今天柯伟林讲的是鲁冠球的万向集团。与所有哈佛课程一样，学生来到教室前，早已应该读过了课前资料，几十页不等，老师则以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方式，不停抛出一环扣一环的问题。

“公社农机厂是哪一年创立的？”

“中国处于什么历史时期？”

“‘文革’时期为什么可以集资建厂？”

“那时对它生产的零部件万向节有需求吗？”

“他是怎么卖出去的？”

“为什么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会找到他？”

“企业的关键岗位有什么重大的人事变动？”

“家族为什么对中国企业很重要？”

…………

没有哪个问题抛出后，没有人接招，有些手几乎一直在举。有些回答偏了，柯伟林稍加点拨，就会得到修正。1个半小时，20至30个问题在空中来回抛接，极少落地。徐渊坐在后面，记录每个学生的表现。快到下课时，万向集团已分析透彻，柯伟林播放了一张他与鲁冠球在万向集团大楼前的合影。柯伟林做中国研究，就与中国建立很深的联系，这也是哈佛文科教授的共同点。哈佛学生在课堂上接触到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很多是鲜活的一手材料。我还在肯尼迪政府学院旁听了一节关于美国政治的小型讨论课。授课人是CNN的知名政治记者约翰·金（John King），开场发言的是前驻华大使、犹他州州长洪博培，通过Skype视频客串的是佛罗里达共和党战略策划师。哈佛的课堂是观看真实世界舞台剧的贵宾席。

柯伟林的课结束后，徐渊在大厅的沙发上坐下，给几个学生答疑。他还负责给他们的论文和考试评分。

我还记得一个阳光的午后，在他的公寓里，他从盯了很久的电脑前起身走进客厅，木地板在脚下轻轻地嘎吱作响。他在窗户边可以前后轻轻晃动的沙发上坐下，两手交叉放在腹前，闭上眼，轻声叹了口气。他告诉我，他正在给本科生改作业，突然感到有些沮丧：“他们为什么比我写得还好？”我理解他那声轻叹的含义。哈佛梦实现了，有时却难免自我怀疑。对于一个将以学术为业，并为之付出多年时间的人来说，在智力和学识上受到挑战，无疑是消磨自信的打击，更何况，挑战者是并无学术志向的、在学术营盘里摸爬滚打一番后就会奔向现实世界的年轻本科生。

徐渊有时会在看书间歇的时候研究一会儿美股，有时和朋友谈论一下经济形势，看看有什么理财之道。去年他在剑桥镇买了间公寓，最近升了值，他感到满意。马克斯·韦伯和纯粹为学术而学术的洪堡式大学已成为过去。走在通往哈佛的林荫小径上，徐渊有时会愉悦地畅想，毕业后在离家很近的那所不知名的学院谋个教职，未来，在波士顿的郊区买个别墅。对平民精英来说，这是个理所当然的、美好的生活梦想。他对学术有真诚的热情，但也必须生活于现实世界。

在接连出现几篇漂亮的本科生论文和连着给出几个“A”后，他有疑惑：如果无法保证智识上的绝对优越和不可替代，精英如何用唯一的资源——知识，与象牙塔外的社会权力平等地交换？进一步的困惑是，现在，当下，以学术为业，特别是以人文领域的学术为业，价值多大？更进一步的追问则让人忧心忡忡：大学作为庇护精英的知识机构，还能抗衡外部世界贵族式权力的侵蚀吗？象牙塔的堡垒最终会被攻破吗？如果那些并不把学术太当回事儿的本科生只能得B，甚至C，危机就不会发生，学位的门槛仍能阻挡现实世界的攻势。但悖论是，如果本科生院的学识水平未能逐年提高，大学作为知识传承和推进的机构，难道不是无能吗？而且，哈佛不是号称自己招收的是最聪明、最具学术潜力的学生吗？更何况，谁愿意花高昂的学费，来一个知识机构购买糟糕的成绩单呢？

“深红”本科生与徐博士的对峙，让我想起了哈佛旷日持久的关于“分数贬值”的争论。

2001年夏天，《波士顿环球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哈佛静悄悄的秘密：分数贬值》。2001年6月毕业的那届本科生，91%获得了“毕业荣誉”，而在上世纪50年代，这个比例还不到40%。媒体评论说，“哈佛荣誉学位沦落至中等水平”。其中，贬值最厉害的是人文学科，分数超过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生的成绩。而在理工科为主的麻省理工，却没有分数贬值问题。从此，哈佛开始了无休止的分数争论。

为什么“分数贬值”引人关注？从大学之外的世界来看，它意味着什么？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简单追溯到80多年前的柯南特校长时代。

柯南特当校长时，哈佛是一个贵族统治的大学。学生拿一个“绅士C”的学分就行了，他们知道，他们的未来取决于家族财富与人脉，与学分高低关系不大，大学不过是个确认贵族地位的橡皮图章。柯南特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波士顿人，也不来自显赫家庭，他是位有天赋的化学家，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科学家的地位。他就任时，还向前任校长、上层家庭出身的洛厄尔问自己的薪水。洛厄尔说，不知道，我都是把这笔钱用来补贴学校的。当时有哈佛校友八卦，柯南特的日子不太好过，洛厄尔留下偌大的校长楼，他的旧家具只填得满三间屋。

但柯南特很有远见。他第一次确切地回答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好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他并未像他的同辈大学校长那样，仅仅是保护传统，而是试图建立一所前所未有的“精英型”大学。柯南特的“精英”与我们的“贤人”很相似，指那些在学识、能力、性格和道德上卓越的人，而无论其出身。这在哈佛历史上是革命性的。哈佛教育学院老院长、教育史家帕特西亚·格雷厄姆（Patricia Graham）告诉我，柯南特相信，有天赋的人平均分配在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不仅是新英格兰，也包括中西部各州；不仅是私立预备学校，也包括公立学校。而天赋与教育资源之间的不匹配，往往是经济和地理障碍造成的。如果大学的使命是推进知识进步，那就要把这些有天赋的人吸纳进来。

两个制度促成哈佛转型为全国性的平民精英大学：全美奖学金，吸纳全国经济资源处于劣势、但有天赋的学生进入哈佛；坚决用系统的智力测试法寻找和测试天才。通过大学入学考试，柯南特在社会与经济优越感所构成的等级之外，建立了一种新的自尊——学术与智识的优越。贵族城堡降下了它的吊桥，被城池隔阂的大众精英得以进入大学。可以说，分数作为“鉴别卓越”的标准，构建了整个知识精英阶层。大学成为新时代的地位象征，它替代了过去的绅士阶层。

这就是为什么“分数贬值”对哈佛很重要的原因。一旦失去了“鉴别卓越”的信用，精英阶层也将逐渐瓦解。分数是知识机构唯一发行的价值尺度，衡量知识与外部现实世界进行资源交换的地位；它的标准越严格，知识的权力就越坚挺。它是一只大学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风向标，显示着庇护知识精英的机构——大学，在与外部世界权力较量中的进退。

“二战”后的20年，人们相信知识的作用，热烈地追求知识，哈佛是世界新思潮的中心。上世纪60年代的反智运动后，知识不再被信仰，学生不再听从教师和大学的教导，分数也从那时开始贬值。而今天，知识机构正被资本与消费主义所侵蚀，成为一件提供摆渡到现实世界服务的消费品。在哈佛学院，学生们一学期学术热情最高的时候就是开学的选课周和期末的考试周。“（除此以外的其他时间）还有很多别的事要做——俱乐部聚会、课外活动、暑期实习。我和我的同学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相信，课堂只是另一个美化简历的机会，是一个集齐学分和推荐信的场所，这些东西会把我们送进人生下一站。”一位哈佛毕业生如此写道，“当投行与咨询公司的招聘者向未来的统治阶级布道获取巨富的‘圣经’时，我想，人文学科教育的内在价值已经贬到了最低点。很多教授直觉地意识到，课堂外真实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比课堂里正在进行的要重要得多。”

80年前，柯南特离任去当美国驻德国高级专使时，他在日记里写道：“天知道！但至少不会是在这个位置上了。”酸酸的离别话语，映射了他把学识精英拉入统治阶层的艰辛。他也许未曾料到，80年后，哈佛历史最悠久的人文学科领域，却成为帝国最先沦丧的疆土，“绅士C”变身为“精英C”，在哈佛转世复活。不同的只是，已颇具服务意识的大学决定，何不皆大欢喜地给只需“精英C”的学生们一个“A”，好让他们走出校园时，更有市场竞争力。哈佛不一定能让学生感到开心，也不一定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但关键是，哈佛让他们在各个领域处于世界之巅。现代社会里，这意味着财富——然后，他们能够反哺哈佛，帮助哈佛保持顶尖地位。

真理：攻守之间

教授俱乐部是学者们聚会的地方。哈佛每年有9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教授、学者。哈佛的地理疆域接近200万平方米，一年支配的财政和基金收入接近400亿美元，巨型辽阔，上百个学术机构构成城邦似的自治的复杂系统。最优秀的知识创造者都普遍奉行强烈的个人主义，各自孤立，哈佛的巨型则加剧了这种分散和自主。来到哈佛，我迅速感受到它一盘散沙的原子状态。俱乐部是为数不多的、能看到有形的“学术共同体”的地方。

哈佛每年有9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教授、学者，教授俱乐部是他们聚会的地方

一天晚上，在哈佛访学的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在俱乐部与几位中国学者吃饭。跟随他进入，大厅的壁炉前坐着位教授，正陷入沉思，另两位坐在围成一圈的沙发上看报。旁边的会客厅里某个沙龙正接近尾声，手持香槟聚成一团团讨论的人群正散开，笔挺的西装间夹杂着年轻的牛仔裤和球鞋，那架施坦威三角钢琴做背景，很像幅油画。进入餐厅，在长桌坐下，杯酒间，学者们的讨论从金砖四国组建银行开始，再到中美关系，又进入到中西文化的对比，天马行空。席间，汉学家包弼德（Peter K.Bol）从另一桌起身走来，与秦亚青握手寒暄，谈谈彼此最近的学术兴趣。

放眼望去，每一桌的学者们都在兴致盎然地交谈，餐厅里氛围热烈。我开始想象，从门口走进来一个约翰·纳什似的人物，所有人都停下来，拿出别在西装上衣兜里的钢笔，整齐地放在桌上，齐鼓掌，向杰出的学术成就者致敬，这是在孤独中追问真理的人的集体仪式。在本科生院，精英与贵族共存；但在以研究生院和教职人员构成的知识机构内部，哈佛自由的学术氛围对全世界的学者都有强大的吸引力。秦亚青说，在这里，他感到精神上的舒展。

凝聚松散哈佛的灵魂，是它对学术自由的追求。在哈佛，几乎所有学术型学者对于同行的尊重和知识的热爱，超过了对其他任何事情的关心。一位即将从东亚系毕业的博士生告诉我，在哈佛，无论你多么显赫，来自什么世家，只要一谈到学术问题，立马所有人的姿态都放下来，完全平等地探讨。对以学术为业的人来说，唯一激发敬意的是智识上的成就。这位博士生已经在哈佛待了8年，8年来，他想还原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为此，他要穿越漫长的中国古代史，去找寻通向北宋那个具体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时空和精神路径。

我能看出，他乐此不疲，很安心。在研究生院的食堂里，他兴致勃勃地与博士生同学分享昨晚在网络图书馆的新发现。8年前，他与他的导师——大师级人物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探讨学术问题，两人一拍即合；8年里，马若德一直给他持续的、无条件的学问帮助，从未催促他。我问他，有没有感到过到外面世界去的冲动？他说，学以致用，终究要在真实世界实现所学的价值，但探寻万物运行规则的“道”的路程很漫长。不久前，一位国家领导人曾邀请他写过一篇有关政治改革的报告，他相信知识的力量，但必须以赤诚之心对待。

正是在从事知识生产上，哈佛确立了它作为知识帝国的独立威望，哈佛崇高的声誉最终来源于其强大的学术研究能力。它奉行残酷竞争的彻底精英主义和个人主义，年轻学者们会发现，他们处在“非升即走”、“不发表即死亡”的丛林社会中，必须以卓越的学术成就求得生存。他们有深深的孤独感与压力感，哈佛的研究生/博士生自杀问题与本科生一样突出。但它也以最优越的学术自由制度，保证处于精英顶层的最具学术潜力、最优秀的学者，能够不受任何外界压力地自由研究。哈佛昂贵的终生教职意味着，没有经济困扰，也没有被解雇的后顾之忧。

但这个知识帝国的内部体系，正在发生巨变。走向现代的哈佛有时会与传统剧烈冲突。

在拉德克里夫学院的讲堂里，我聆听了一场著名传记作家沃尔特·伊萨克森（Walter Issacson）的演讲。他是哈佛历史系的毕业生，为爱因斯坦和乔布斯写过传。哈佛很捧场：现任校长德鲁·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和她的丈夫查尔斯·罗森伯格（Charles Rosenberg）都来了，坐在第一排，伊萨克森正是受他们邀请来的。福斯特本人是研究美国内战的历史学家，而罗森伯格是研究医学史的科学史学家。坐在前排的还有好几位哈佛历史系的科技史学者。可容纳300至500人的大讲堂座无虚席，不仅因为伊萨克森的名气，更因为科学史在哈佛的显学地位。科学史是历史学的明珠，是历史学最坚固的堡垒。

伊萨克森说：“在哈佛，我一开始学的是文学史，我想寻找探索人的创造力的道路。但随着我的成长，我明白，科学史才是通向理解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应用的唯一正确道路。”他说，当他开始写基辛格传时，“在《时代》的档案馆里，我发现了基辛格的一段话。他在日记中写道，当我还是哈佛教授时，我一直以为，历史是某种伟大力量推动的，但当我参与到历史进程中近距离观察时，我发现了个体性格的力量。历史是在这些个体互动中创造的”。伊萨克森说，后来，通过探索爱因斯坦与乔布斯，他发现了科学共同体互动的力量，从而找到了理解科学史的路径——“协同创新”。他调侃说：“今天来演讲，我在麻省理工与哈佛交界的一个路口遇到一位麻省老友。我们站在那儿交谈时，我在想，这会不会是麻省与哈佛融合的开始？”

讲堂里爆发出笑声。这笑声是种否定，潜伏着哈佛人的身份焦虑。麻省人都住在以数字编号的宿舍楼里，气质严谨。仅一条查尔斯河之隔，百年来，麻省与哈佛的学者基本不互相流动，有互不挖人的君子协定。麻省不是哈佛，哈佛也不是麻省。人人都清楚，20世纪末，科学占据了哈佛大学的中心，科学史之所以成为显学，是因为它与科学结盟；但潜意识里，哈佛更愿意在历史学这种学科里找到传统的荣耀和身份的认同，而不是数学。

20世纪末，科学通过与外部世界的资本联合，高速壮大。1974年，当哈佛医学院第一次与孟都山公司签署合同以获得研究资助与设备时，还必须完全秘密进行。但经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哈佛以专利使用权作为股本，投资合资公司的浪潮后，产、学、研综合体已初具规模。今天，哈佛有很多“教授企业家”，他们不但兼任公司董事和顾问，而且实验室也得到工业企业资本的支持。年老一代的物理学诺贝尔奖得主，如艾德沃德·普塞尔（Edward Purcell），在年龄很大的时候仍坚持给本科生教学，年轻一代的诺奖获得者进入公司则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知识市场”已根本改变了知识的生产模式和效率，对科学的探索不再出于纯粹的好奇心，而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

1979至1991年间，德雷克·博克校长以一系列公开信和演讲号召哈佛“为社会服务”，象牙塔精心与社会保持的距离模糊了。博克推行世俗化的动机，来自于回应当时校园里的政治运动，比如，种族和性别问题，但它的影响却溢出到了整个知识领域。博克说，“大学不是象牙塔”，“除非社会赞赏大学所做出的贡献，否则社会将继续削弱大学的社会地位，将其看作另一利益群体，逐渐减少对大学的保护和支持，而这恰好是大学维持其卓越地位所必需的”。定义哈佛大学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逻辑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传统的哈佛曾以发展知识为唯一使命，与现实世界划清界限，以精英反叛贵族；而现代的哈佛，则以已经建立起来的知识阶层的身份，寻求向社会回归。

科学在与外部世界的联合中发展了自己。它探究事物与自然律，而不是人与社会，追求绝对真理，具有天然的知识上的独立性。一些社会学科也发展了自己。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是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埃尔文·罗斯（Alvin Roth）。罗斯的贡献不在理论上，而在应用。他所建立的肾脏捐赠分配系统是为了解决美国上千名患者因肾脏器官短缺而死亡的问题，因为患者与器官捐赠者的血型匹配效率太低。而学校匹配系统是为了保证学生，特别是相对贫困、附近学校较差的孩子，能有机会选择合适的学校，因为在纽约这样的城市，资源并不短缺，但因为地理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却无法实现最佳的教育资源配置。罗斯的经济学有高深的算法，却散发着尘土的味道和社会关怀。打电话给他时，他正沐浴在加州的阳光里。2013年，他去了斯坦福。他告诉我，“经济学是关于真实生活的学科，它应该介入日常生活”。但他仍然把自己视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他以非常平静的语气告诉我，接到获奖电话，他说，好吧，谢谢！然后他所做的事情是，继续喝完杯中的咖啡，开始工作。他不躲避公众的关注，他觉得诺贝尔奖带给他的好处是，让人们关注他所开创的新的知识体系——市场设计，经济学的应用分支。应用，已经在知识体系的阶梯上站稳了脚跟。它在被外界利用为工具的同时，也自我拓展了知识的疆界。

与这些学科相对的是，人文衰落了。它也试图改变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结果，它在世俗化的过程中丧失了成其为它自己的东西——有厚度的情感、道德、审美、精神，以及最重要的独立性。一个很有讽刺性的例子，就是校园里的“政治正确性”。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争取黑人与妇女平等权利的政治运动冲击了校园。1972年，一群黑人学生占领了校长办公室所在的马萨诸塞楼，要求哈佛退出海湾石油公司的股份。海湾石油公司在安哥拉有业务，而安哥拉当时还处在葡萄牙殖民统治下。哈佛只有0.3%的股份，但在道德上，持股权却成了博克任期内无休止的漫长争论。最后的结果是，作为妥协，校园里的思想和言论在一些问题上不得不勒住自己的喉咙，这就是有点阴阳怪气的“政治正确性”。20世纪80年代，哈佛做了一项有关招生的秘密研究。结果发现，黑人和女性在学术上的表现与他们测验成绩所预示的程度一样差；研究还发现，“赞助性行动”反而会给少数族裔带来不良后果。但哈佛用强行的行政控制，阻止了研究结果的公开。

但哈佛就是哈佛。在斯坦福，人们能露骨地说，他们来到大学的目的是为了与资本汇合，创立企业。但在哈佛的语境里，它对精神上古老的故乡仍然有无法割裂的眷恋。知识市场化总或多或少意味着“受到外部世界的诱惑”，学术企业家、媒体学者和兼职顾问并不像在斯坦福那样理所当然，他们被有些人视为“失去了灵魂”，“核心消失了，外部关系迷雾重重”。其实，这是因为，曾经能够为科学文明发展指明方向的人文学科，陷入了自我认知的混乱。只有批判是仅存的力量，却无力建构新的思想。

但哈佛仍是哈佛。2001年上任的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曾试图把哈佛改造成更接近麻省的样子，最终失败了。萨默斯出身学术世家，是个坚定的精英主义者，曾官至美国财政部长。他印在我脑海里的形象，是一个西装皱巴巴、头发乱蓬蓬、沉浸在思维乐趣里的天才。他是知识尊严的捍卫者。他明白，一流的研究才是事关哈佛存亡的大计，哈佛的所有权力与荣耀都来源于它“思想帝国”的地位。为此，他要全力壮大科学——最具知识生产力的城邦，给这些院系最优厚的资源，并为他们在查尔斯河对面的阿尔斯顿大规模兴建科研基地。他明白，那些具有知识密集性、必须经过长时间艰苦训练才能掌握的知识体系，将日益壮大兴盛；而人文学科的城邦防守薄弱，最易失守。事实是，与科学联姻的人文学科都获得了更高的地位（比如科学史），社会学科也不例外（比如计量经济学）。他敏锐地看到，“哈佛已经错失了网络时代开疆拓土的机遇（硅谷在斯坦福），必须准备好在生物医学领域抓住未来”。

放在麻省或斯坦福，萨默斯也许会被视为一位杰出的校长，但在哈佛，情况更复杂。萨默斯的执政加深了帝国内部的分裂，一批哈佛曾引以为傲的明星学者——非洲研究系系主任柯奈尔·韦斯特（Cornel West），非裔教授、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亨利·盖茨（Henry Louis Gates），文理学院院长柯伟林，哈佛学院院长哈里·刘易斯（Harry Lewis）等等，纷纷因与萨默斯理念冲突离职或出走。在学校资源朝科学院系倾斜、大规模兴建科研基地的同时，校长掌握的资金越来越多，文理学院和许多人文专业的财政资金被大幅压缩。萨默斯的知识达尔文主义给人的感觉是，梵语系、斯拉夫语系，以及社会学的很多小分支学科，已经没什么存在的必要；而科学与经济学——资本最青睐、在市场中最有用的学科，才是霸权学科。在一些人文学者看来，萨默斯不是学者，而是一个带着政界和商界行事风格的集权者。

哈佛有它的规则。2006年，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萨默斯提出理论假设，女性之所以在一些学科领域人数较少，可能是因为数学的先天能力较差。作为经济学家，他非常学术地说：“无论研究方法有何不同，有比较清楚的证据表明，女性和男性的人口标准偏差和变异性有所不同。所以，如果男女的平均能力相同，那可能在数学能力上，居于顶端水平的男性比女性多。”他没有说完的是，从统计意义上，这也意味着，在底层水平，男性也比女性多。媒体立即过度反应，将这句话解读为“歧视女性”，萨默斯踩到了美国“政治正确性”的雷区。令人惊讶的是，哈佛的学术圈也对他真正说过什么毫无兴趣，也没有打算以校园内学术讨论的言论自由规则来对待这件事。与他一直处于冲突中的文理学院对他投了不信任票，他黯然离职。他的离任和女性历史学家德鲁·福斯特的继任，充满了哈佛气质——人文学科虽然虚弱，但哈佛拒绝缺乏它精神特质的知识疆土的扩张，回到守势。

斯坦福的人曾告诉我，斯坦福是21世纪的大学，而哈佛属于20世纪。当好莱坞娱乐工业让来自加州的金发时尚俏女郎，穿着比基尼出现在哈佛申请材料的录像中，并以对健身、衣着、烫发（都是消费业）的敏锐洞察力为谋杀嫌疑人辩护胜诉，战胜来自显赫金森顿家族的情敌，甩掉势利政治世家的男友时；当马克·扎克伯格决定离开哈佛，跟随Napster联合创始人肖恩·帕克前往帕罗阿托，以藐视一切的无畏吸引巨额风投创立Facebook，并与富家出身的哈佛创业伙伴分道扬镳时，看起来，哈佛就像处于守势的古老城堡，被西海岸朝气蓬勃的灵魂遮掩了光芒。

但这也许正是哈佛人的坚守。那些无休止的争论与分裂，也许正是为了忠诚于知识与真理，只是现实太复杂扑朔。一天下午，在萨默斯讲完全球化课后，我走到讲台前。我问他，他为什么留在哈佛。他说：“我愿意待在大学里，因为这儿处处是与我趣味相投的人。”我问他，哈佛的灵魂是什么？他说：“持续地战斗，确保大学是由思想的权威，而不是权威的思想所统治。这是一场人人有份的持续的战斗。永远不要试图寻找绝对真理，但一刻不停地向它靠近。”

在哈佛学什么？

陈赛

对于一个十几岁初次离开家门，行将踏上通才教育征程的青少年来说，今天一所第一流的高等学府将给他以什么样的印象呢？他将有四年的时间去自由地发现自己——他步入到一个空间中，以往贫乏的知识荒漠被他逐渐抛在身后，而获得学士学位后那种乏味的专业训练尚未来临。在短短的四年中，他必须了解，在以往他所知晓的那个小小的世界之外还存在着更为广阔的天地，亲自领略它的乐趣，充分汲取知识的营养，以支撑自己去征服那片注定要穿越的知识荒漠。只要他想要获取任何高水准的生活，他就必须这样去做。如果他的选择不仅仅限于那些当时流行的或者是职业发展所提供的内容，而是关注那些能够使他自身全面发展的选择，那么大学生活是令人神往迷醉的，他可以成为自己所期望成为的一切，去关照和思索自己的种种选择。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大学岁月的重要性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它们是使他文明开化的唯一途径……面对这样一个行将接受教育的人，我们必须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他能够被称为受过大学教育，他应当学习什么？——阿兰·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

2009年6月4日，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毕业生参加毕业典礼

据说，在每个哈佛人的一生中，都会出现这样的时刻，他或她突然意识到哈佛的魅力。我想很多人的那个瞬间是在拿到长达上千页的选课单，为自己选择在哈佛的第一门课的时候。

2013年哈佛新的通识教育计划正式推行，重新划分了学生需要涉猎的八大知识范畴领域，艺术和诠释、文化与信仰、经验推理、伦理推理、生命系统科学、物理世界科学、世界中的社会、世界中的美国，共计400多门课程。

修辞的元素

诗、诗人与诗意

五部音乐著作的首场演出

一门已死的语言中的爱：经典印度文学与理论

美国音乐剧与美国文化

佛教与日本文化

伊斯兰建筑中的纪念碑

文学与革命：文化转型时期的巨著

奥托曼帝国的视觉文化（15～17世纪）

俄罗斯与东欧的艺术与政治

当代中国的禁忌之爱

中世纪的想象：视觉、梦与预言

喜剧的宇宙

莎士比亚，早期戏剧

现代艺术与现代性

……

（摘自哈佛新通识教育计划“艺术与诠释”板块课程内容）

理解伊斯兰与当代穆斯林社会

西方的推理与信仰

经典希腊文明中的英雄概念

从希伯来圣经到犹太教，从旧约到基督教

研究佛教，穿越时间与空间

中国的日常生活文化

看见就是相信：摄影的历史

疯狂与药物：心理咨询历史上的主题

浪漫：从简·奥斯汀到小鸡文学

从布拉格起义到羽绒革命：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捷克

纳粹影院：第三世界的迷幻产物

动画、漫画、电影中的日本宗教

雅典、罗马与我们：身份的问题

……

（摘自哈佛新通识教育计划“文化与信仰”板块课程内容）

你为什么听到以及听到什么：音乐与声音的科学

如何搭建一个可居住的宇宙

爱因斯坦革命

时间

能量宇宙

什么是生命：从夸克到意识

科学的单位：从大爆炸到雷龙及其他

原始导航

科学与烹饪：从高级烹饪术到软物质科学

看不见的世界

气候－能量挑战

……

（摘自哈佛新通识教育计划“物理世界科学”板块课程内容）

人权：哲学入门

自我、自由与存在

“如果没有上帝，一切皆可允许”：有神论与道德推理

经典中国伦理与政治理论

自我、宁静与脆弱：西方与东方

道德推理与社会抗议

正义

自由

自然

生物伦理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道德质询

哲学家与暴君

医学伦理与历史

（摘自哈佛新通识教育计划“伦理推理”板块课程内容）

如果说，大学教育的价值在于为一个人的一生提供一个时间段，在此期间，他的求知欲最为旺盛，心智最为开放，并得以远离社会求速成的压力，学习如何发问，去怀疑既定的前提，学会天马行空的思考，那么，当几乎全人类的知识一起摆在他的眼前，而他必须从中选出32门值得花费四年时间的课程时，除了兴奋于这场知识的盛宴之外，恐怕还有巨大的困惑与不安。

21世纪受过教育的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21世纪前25年，何谓‘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这是威廉·科比，哈佛文理学院院长，在2003年一次通识教育改革会议上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当一所走过了377年历史的大学回头审视自我时，这是一个最简单，却也最艰难的问题。从2013年开始，哈佛的本科生全面推行一套新的通识教育计划（Gen Ed），以取代70年代末设计的“核心课程”（Core-Curriculum）。

对哈佛学生来说，没读过莎士比亚更可耻，还是不知道染色体与基因的区别更丢人？哪些知识是重要到必须教给每个学生的？比如足够多的经济学知识让他们看懂华尔街的财务报表，足够多的科学素养让他们读懂《科学美国人》上的每篇论文，还是足够多的幽默感让他们看懂《纽约客》上的笑话？

“受教育”与技术训练不是一回事。尤其在西方“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视野之内，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必须理解自己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文化的与自然的——从而追求一种富有意义的人生。它要求一种历史性的视角，让一个人不至于陷溺于一时一地现实考量，活得像一只“夏天的苍蝇”（埃德蒙德·博克）。这样的“教育”必然包含英国19世纪著名的诗人和学者马修·阿诺德所说的“曾经被了解过的与被述说过的最好的一切”。它必须理解整体——人类世界与它的历史，我们的文化与那些不同于我们的文化，自然世界与探究的方法，量化的与语言的技巧，还有活泼的艺术。

就像校徽上刻着的“真理”二字一样，“自由教育”——在自由探究精神指导下的不预设目标，不与职业相挂钩的教育，是哈佛大学在300多年的历史中一直坚持的一个理想，尽管在越来越世俗化和功利化的今天，这种坚持已经变得越来越艰难。有一种说法是自由教育就像教堂，专业教育则像医院。大家都知道医院是干嘛的，但说不清楚教堂到底有什么用，但它确实还有某种深远的影响和作用，比如慰藉和回答人的真正需要。

哈佛学生正在上一堂天文课

哈佛通识教育委员会主席J.哈里斯在接待两位前去取经的中国学者时说：“自由教育的特点是又宽又深。所谓宽，是教给学生的整个知识范围‘宽’，深则意味着要深入各个专业，每一门课都讲究深度。”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哈佛就把本科生的课程分成三个部分：主修课、选修课、通识课（此外还有写作课与课外活动）。按照J.哈里斯的说法，这些都是哈佛式“自由教育”的基本元素。主修课致力于培养学生对某一学科的深入理解，这是专业化时代的要求——只有当一个人深入钻研了某一复杂学科之后，不仅学会分析问题，还要能合理地解释解决问题的过程，才能明白真正的智力探究与探索是什么意思。即使一个人学生时代选择的专业与他未来的事业之间毫无关联，或者20年后将所学的专业知识全部忘光，他至少懂得精通一门专业是怎么回事。

选修课占1/4，是为了让学生按自己的兴趣自由探索主修专业之外的知识，比如一个文科生偶尔也会仰望星空，追问宇宙大爆炸是怎么回事？或者一个满脑子代码的计算机系学生可能也愿意欣赏一点贝多芬、莫扎特或印象派。

剩下1/4则是通识课（General Education）。所谓通识课程，就是学校提供给本科生的一系列基础课程，学生必须从中选出几门作为必修课，无论他们的专业或兴趣为何。

在哈佛，主修课可以任意选、任意换，连专业也可以换，唯有通识课属于校方指定必修的，非选不可。这是大学主动为一个年轻人的四年求学生涯开出的一张关键处方，代表了一所大学对于知识与教育最基本的哲学与态度：一个人在大学期间应该学些什么？什么知识或方法是每个学生都应掌握的？大学最希望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

比如哥伦比亚大学认为有些书是每个人毕业之前都应该读过的，不是任何一本书，而必须是荷马、柏拉图、索福克勒斯、奥古斯丁、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伍尔夫的著作……为什么？因为这些是最戏剧性地建构了“西方”的著作者，他们的书是一些最直接的涉及什么是人以及人可以是什么的书。它们应该成为每个人的教养的一部分。

哈佛大学则认为，比起古典名著或者最前沿的科学知识，某些学问的方法才是学生必须掌握的，比如你可以没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但必须在教授的指导下以评论和分析的方式研读过经典文学；你可以不了解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但你得懂得如何将历史作为一种探究和理解的方式，观察和分析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你可以没上过“经济学原理”，却不可能没修过一门探讨社会问题基本原理的课程。一个哲学系的学生应该能理解物理学的基本观点：这个世界是一个理性的、可预知的系统，我们可以通过经验发现其规律；而一个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捣鼓细胞的生物系学生应该具备最基本的道德推理能力，以应对未来可能遭遇的道德困境。这是哈佛运行了30多年的通识教育系统——“核心课程”的基本观点：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本科教育的重心必须从具体知识的获取转化到“获取知识的方法与途径”。

哈佛著名的“正义课”就是一门“核心课程”。在第一节课的末尾，桑德尔教授就对学生发出了警告：这门课并没有教给你任何新的知识，而是通过将你原本熟知的事物变得陌生，给予你另一种看待事物的方法。“这是一种风险：一旦那些熟悉的东西变陌生了，就再也不会和以前一样了。”他说，“自我知识就像失去的天真——无论这让你多么不安，你也不可能再回头。”

30年前，哈佛“核心课程”的设计者亨利·罗索夫斯对于“何谓一个受过良好教养的人”有着明晰的界定：能清晰而有效地思考和写作；在某些知识领域具有较高的成就；对宇宙、社会及人类自身有深邃的理解；勤于思考伦理道德问题，具有明智的判断力和抉择力；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对于世界各种文化及时代有深刻的认识。

今天，哈佛认为，“核心课程”已经过时了——既然只有10%的哈佛学生会选择以学术为业，而60%会进入商业、律师、医学等职业领域，为什么还要花费那么多的精力试图把他们塑造成学者、教授呢？但对于未来的律师、医生、商人们，这个汇聚了世界上最多天才的大学，却无法为21世纪前25年的“良好教育”开出一份明确的清单。对此，哈佛通识教育改革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英语系教授路易斯·梅纳德（Louis Menand）是这样分析的：“在知识专业化愈演愈烈的时代，绝大部分教授都是专门学科的专家，他们在自己的领域有足够的权威，他们能告诉你，如何才能成为英语教授、物理学家、经济学家等等，但对于一个‘普通的知识核心’，或者‘所有人都应该知道的知识’，他们一样困惑，不可能在任何具体的内容上达成共识。这不是他们的惯常思维。”

自由选修制：艾略特的改革

1869年，35岁的化学家查尔斯·艾略特上任为哈佛大学新校长。一个阴天的下午，他在麻省剑桥的教会发表就职演讲，信心十足地宣布哈佛的教育内容将覆盖全人类的知识：

人们在无休止地争论语言、哲学、数学或自然科学是否能很好地训练学生的心智，自由教育应该以文学素养还是以科学素养为主。如今这样的争论对我们已经没有现实意义。哈佛认为，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冲突。哈佛并不认为一定要在数学和古典文学、自然科学或形而上学之间做出取舍。我们将兼收并蓄，各取所长。

在《哈佛世纪》中，历史学者理查德·诺顿·史密斯写道，“1869年同样可以看作现代美国的起点的年份”——南北战争刚结束没多久，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于这一年建成，美国工业正以令人炫目的速度发展。这个国家需要各种各样的专家：需要工程师建设桥梁，需要地质学家从地球的外壳中获得矿物宝藏，需要社会科学家计量这种使人头昏眼花的发展给人类造成的花费，需要心理学家探测人类隐藏的各种动机，需要立法者和管理者掌握专门的知识、实行多数人的统治……

在开发新大陆的过程中，崇尚实用主义的美国人对这些“有用的知识”有一种天然的尊重。1862年，美国联邦政府正式颁布《莫里尔赠地法案》，鼓励各州利用赠地的资金建造以农工技术为主的应用型大学。一大批州立大学应运而生，比如威斯康星大学、康奈尔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都是著名的赠地大学，它们在课程上并不排斥古典人文科目，但教学的重心却放在培养农工实用人才方面，以自然科学的应用为主旨，“向社会的工业和生产阶级提供最好的设施，以使他们获得实用知识和精神文化”。

与之相对的，新英格兰的古老学院仍然死气沉沉，不断重复陈旧课程的传统还在延续，背诵仍是最重要的教学方法，强迫式的问答则是师生之间最基本的互动。上大学的人口比例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呈下降趋势，人们普遍感到高等教育的价值在下降。1858年入学的亨利·亚当斯在自传中回忆自己的哈佛岁月：“哈佛教给学生的东西并不多（当然也没有教给学生太多坏的东西）……四年的哈佛学院的学习生涯，到最后你心中会留下一片空白，一个心灵的水印。”

事实上，在最初200多年的历史中，哈佛学院的课程几乎没有改变过：逻辑学、修辞学、希腊语、希伯来语、伦理学、形而上学，再加一点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这些知识各自分工明确——学生的逻辑能力由数学培养，其品位依靠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经典著作来塑造，演讲能力有赖于修辞学，他们的理想则通过基督教伦理养成。最终的目标则是培养基督教公民的心智与品格，使他们靠近上帝，获得真理与自由。

那是一个简单、清晰而明确的世界——人类知识的体系是稳定而完整的，真理是绝对的，永恒的，大学的目的就是保存它们，并传授给下一代。

从18世纪开始，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类知识开始急剧扩张。在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大学在摒弃神学影响之后逐渐形成了专业的学术分工，数学、物理、生物、化学、天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众多自然和社会科学的学科日益形成一个自我完善、相对封闭的学科体系。比起旧知识的传承，新知识的创造成了现代大学更重要的任务。

另一方面，对“每个人都是可以受教育的”这一观念的确信，使得高等教育逐渐从作为社会和知识精英保留的特权变为一种普泛性的人权，尤其在美国这样一个靠教育立国的国家里。从一开始，知识就是通往自由与财富必不可少的条件。托马斯·杰斐逊曾说：“一个国家如果指望自己在文明中既愚蠢无知又能得到自由，那么它所能指望的，实乃过去从未有过将来也不会有的。”

在哈佛园与麻省大街的交界处，Dexter门上仍然铸刻着艾略特校长100年前的题词，外侧写着“进入本大学，在智慧中成长”，内侧则写着“离开后服务国家与人类”。正是他第一个打破了哈佛与剧烈变化的外部世界之间的隔绝状况。他的任命，不仅成了哈佛，也成了当时美国高等教育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科学将成为未来大学的基石，古典文科的中心地位将被颠覆，而哈佛将从一个古老的、地方性的宗教学院（学生500名，教师23人），变成一所全国性的现代研究型大学。此后，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也纷纷效仿，完成由早期学院向研究型大学的转变。

一位叫约翰·里德的哈佛学生这样回忆艾略特执政时期的哈佛校园生活：“艾略特校长领导的哈佛独一无二。个人主义之风盛行：一个人如果只图玩乐，一无所获，也可以顺利通过考试毕业；但另一方面，任何人都可以从全世界的知识宝库中汲取他想要的一切营养。本科生几乎无人管制，他们可以住在任何他们想住的地方，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只要上课就行。校方从不打算把学生组织起来或者强调任何形式的统一。有些人来上学，口袋里装着一年1.5万美元的零花钱，开着车带着仆人，住在高档公寓的豪华套房，而同班的其他人却在阁楼里挨饿。”

对本科生的教学上，艾略特采取的是最放任自由的一种方式——将所有的课程向所有的学生开放，取消一切必修课程，让学生完全根据兴趣选择学习内容。因为他相信，19或20岁的年轻人应该知道他们最喜欢什么，最适合学习什么。即使无所爱，至少也应该有所恶。硬把一个学生推向他没有能力或者没有兴趣的领域去学习是愚蠢的。

在他上任之前，哈佛学生的学习选择权微乎其微。科目大部分是必修课，唯一可选的只有自然科学与现代语文。如果你想选修拉丁文，无论上大学时拉丁文有多好，都必须等到三年级——就因为那是为三年级学生准备的课程。1909年，当他40年的校长生涯走到尽头时，必修课只剩下了一年级新生的英语写作课和外语课，二、三、四年级的学生可以完全自由地选择课程。

艾略特年轻时曾经游学德国，自由选修制一定程度上显然受到德国大学“学术自由”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大学是世界上最容不得独裁者的地方。另一方面又是出于非常美国式的实用主义的目的：正是通过自由选修制，他才得以将大量专业、实用的知识纳入到哈佛的课程之中。例如，语言学的学习不再局限于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传统，而是加入了东方语言、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以及现代英语。哈佛学院的课程大量扩充，从原来的70多门课程增加到400多门。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科目”的概念——包括科目名称和编号，供各年级学生选修。学分制也由此而生。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法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教师不再一个人在讲坛上滔滔不绝地朗读或演讲，而是通过接连不断地提问、质疑，启发学生对某个问题的思考、讨论、争论。

上任之前，艾略特曾在《大西洋月刊》上两度撰文呼吁“新教育”，提出了他的美国大学观：“美国大学还未从本有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美国大学一旦出现，绝不应该是外国学府的翻版；也不应该如同暖房中的植物，却是从美国社会习俗及政治环境中慢慢自然而形成的产品，提供给一般人实现他的人生目的，也满足英才的雄心壮志。美国的学院是独特的，美国的大学也将是原创的，没有类似或相同的学府可以与之平行比较。”

1894年，上任25年后，艾略特已经创造出一所崭新的美国大学。它不仅是美国最古老的大学，同时也是最富有的大学。它提供的课程比其他大学都多，任课的是这个国家最庞大、最受人尊敬的一支教职员队伍。他着手改造了衰败的法学院、医学院，又于1872年建立了文理研究生院，作为师生们进一步探索高深学问的场所，次年颁发了第一个哲学博士学位。在当时美国1000名一流的科学家中，有237人毕业于哈佛，171人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93人毕业于耶鲁。

不过，在《知识的自由市场》一书中，路易斯·梅纳德教授认为，艾略特对美国大学最具独创性的一项改造是，在学院（本科）之上交叠添设了职业研究生院，只有经过本科学习，获得学士学位的学生才有机会进入职业研究生院，比如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完成职业训练。在此之前，哈佛的职业学院仍然遵循着古老的学徒制，法学院只要住校满18个月即可获取学位，医学院学生只要上过两个学期、跟随过一个医生实习，就可以成为医学博士。据说威廉·詹姆斯在哈佛医学院（1864年入学）读书时，期末考试只有一道口试题：“如果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就能回答任何问题！现在，请告诉我你的家庭以及家里的情况怎么样？”

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改动，成了美国内战后高等教育的关键变革：一方面在日渐功利化、世俗化的社会里保留了英式古典自由教育的精髓——本科的学习应该抱着单纯的求知之心，为知识而知识；另一方面又迎合了社会的需求，大大抬高了某些职业阶层的社会地位——未来的医生、律师、商人们必须经过四年自由教育的熏陶，才能专心学习谋生所需的知识。

只有这样，才能如艾略特所愿，培养出工业社会的领袖，“实干家、能做出成就的人，他们成功的事业生涯可以大大增进公共福祉”，而不是“这个世界无精打采的观察家、纯粹的生活游戏的旁观者、或者那些对别人的劳动过分挑剔的评论家”。他认为，这是一所大学对即将来临的美国都市社会以及工业社会必须承担的责任。

从价值观到方法论：寻找共同的知识核心

德雷克·博克，哈佛大学前任校长在他的《回归大学之道》一书中回忆了这样一件往事：

20世纪70年代，在哈佛课程改革期间的一次教师会议上，有人尖锐地质问他：在哈佛新的核心课程中，通过两学年自然科学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达到怎样的水平？他镇定地回答：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培养学生一定程度的科学素养，使所有毕业生能够阅读并理解发表在《科学美国人》或者《科学》上的论文。会议结束后，慈祥可敬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康拉德·布洛赫找到他。“德雷克，”他带着德语口音说道，“连我都没法看懂在《科学》或《科学美国人》上发表的所有论文。”

这个故事很能说明当下大学教育的困境：现代大学是按照专业分工的原则组织起来的，专业化带来科学的进步与知识总量的增长，但也导致学科之间的壁垒重重，不可沟通。一两个世纪前，也许还有科学家期望掌握所有领域的知识，比如威廉·詹姆斯，他可以在艺术、医学、法学、心理学、哲学之间游刃有余，多有建树，但现在已经没人奢望如此了。但是，对一所真正的大学而言，为学生寻找一个共同的知识核心，在他们各自的天赋与兴趣之外，发展他们的综合知识能力与教养，又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通识教育”就是作为一种与“专业化”、“职业化”、“功利化”相抗衡的力量，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美国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崛起而成为一种教育潮流的。

很多人将通识教育视为对知识之“宽度”的追求，相对于专业化对知识之“深度”的追求。就像哈佛另一位老校长阿伯特·劳伦斯·洛厄尔所说的，“在复杂的现代社会，最理想的自由教育是，广泛涉猎、学有专攻”。洛厄尔是艾略特的继任者。他对艾略特的改革很不满，认为选修制虽然给了学生自由，却也导致他们知识结构的支离破碎。他不能理解“那些研究古生代蟑螂的左后腿”的学生，更公开瞧不起实用性的教育，认为哈佛所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让年轻人把思考当成“获得面包的一种手段”。他在任期间，重新制定了本科生的课程计划，实行“集中－分配”制度，要求四年16门全课程中有6门集中在一个专业，另外6门分散在专业以外的三大学科领域内（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还有4门课程可以自由选修。这种结构一直延续至今。

具备宽广的视野当然是好事，但“宽度”是否足以成为一种目的？阿兰·布鲁姆就曾经讽刺通识教育中所谓“宽泛”的主导思想，就像过去品行放纵的时代里“开放”一样。他认为，让学生随意挑选一系列不同的专业，鼓励他们四处看看，在那些从未涉足的专业里看看是否能发现一些引人之处，这或许是有益的，但根本不是真正的通识教育。“如果我们对于人类共同面临的那些重大问题没有真正的认识和了解，就不可能有郑重严肃的通识教育。”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中，他这样写道。

关于美国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的起点，一般会追溯到1917至1919年的哥伦比亚大学。当时很多美国公民不明白为什么美国要卷入欧洲事务，美国政府于是认为很有必要对美国公民进行西方文明史教育，让他们明白美国与欧洲文明的关系，以及美国参与欧洲战事的必要性。联邦政府向各个大学拨款，希望建立有关课程对学生进行公民教育。哥伦比亚大学是第一个开设这类课程的学校，课程名字最初就叫“战争目的”（War Aims），由哲学教授弗雷德里克·伍德布里奇（Frederik Woodbridge）教授。战后，这门课逐渐被发展成了较系统的“当代文明”课程，规定全校一年级必修，当时是每周上课五天，每天三课时。从此“当代文明”年年教授，从未间断过。

1943年，同样在战争最激烈的岁月里，哈佛大学的12位教授与校外专家每周聚会一次，反复商讨“通识教育”的问题。两年后，一份被称为“哈佛红皮书”的报告正式出台，名为《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

“红皮书”一开始就对“通识教育”做了明确的定义：它并不是关于“一般”知识的空泛的教育，也不是普及教育意义上的针对所有人的教育。它指学生整个教育中的一部分，该部分旨在培养学生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和公民。

当时的校长詹姆斯·科南特（James B.Conant）说：“无论在信息时代可以获取多少信息，无论在技术时代发展多少专业技术，无论数学、物理、生物、科学如何发达，无论可以掌握多少外国语言，所有这些都加起来仍然不足以提供一个真正充分的教育基础。因为这样的教育计划既缺乏与作为个体的人的情感经历的联系，又缺乏与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实际经历的接触。”它没有触及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美国的文化模式”，或什么是在古老的“传统中形成的智慧”？

科南特曾经任驻德国大使，十分崇拜德国的高等教育，认为他们的大学才是真正自由研究的天堂，而就在这样一个高等教育如此发达的国家，究竟是什么产生集权统治的温床？是什么原因导致自由德国的灭亡？大学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科南特（前排左四）同爱因斯坦（前排左三）等12名哈佛大学荣誉博士合影

事实上，自美国建国以来，大学一直自觉承担着某种程度的国家使命。它不是国家机器，不是政府附属机构，却作为相对独立的思想智库，为国家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资源。此时，当整个西方世界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时，大学又决定承担起美国作为一个自由和民主社会的价值的守护者角色，而把自己的学生培养成一名负责的公民，为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和公共事务做好准备，则是最基本的目标——“美国教育的要务不是使少数幸运的年轻绅士学会欣赏‘美好生活’……我们的目的是培养最大量的未来公民，理解自己的责任与利益，因为他们是美国人，是自由的人。”

“红皮书”被奉为美国通识教育的“圣经”，但它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哈佛学院或者高等教育设计通识教育课程计划，而是为美国社会草拟一份完整的教育哲学。而科南特要寻找的“共同知识核心”，不仅是一所大学的共同文化基础，也是整个美国现代社会的共同文化基础。

根据“红皮书”的建议，完整的大学教育必须包括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两个部分，前者旨在培养学生将来从事某种职业所需能力的教育——毕竟，现代社会绝大多数年轻人都必须为谋生做准备，而且，他们的成功之路往往在于选择一种专门化程度较高的职业，比如化学家、工程师、医生、商人等；后者则从“人的完整性”的角度，而非从狭义上“个人能力”的角度，探讨教育如何为人生做准备，旨在培养学生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和公民。

无论作为一个“整全的人”，还是一个“负责任的公民”，他们需要具备四种品质或能力：有效的思考能力、交流思想的能力、做出恰当判断的能力、辨别价值的能力。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判断力，因为在专业化时代，没有人能成为所有领域的专家，每个人都必须信任绝大多数领域里造诣更深的其他人的意见，因此特别需要具有一种智慧，借以判断：谁是专家，谁是冒牌货；谁是水平较高的专家，谁是水平较低的专家？

那么，如何训练这四种能力呢？

“红皮书”一开始设想的是一个简单的课程结构，由六门课构成，其中三门作为所有学生必修的共同核心——即“那些构成了所有哈佛学生共同经验以及导入了西方文化传统研究和普遍关系思考的学问和思想”，包括“文学精选”、“西方思想与制度”，再从“物理学原理”或“生物学原理”中任选一门，必须在大学一、二年级修完。到三、四年级，另行选修三门更高深一些的通识教育类课程。

“西方思想与制度”属于社会科学领域，内容涵盖欧洲制度的发展，以及古希腊至今的社会思想等。

“文学精选”属于人文科学领域，目的在于使学生充分了解作品本身，而非对特定的作者和时期的介绍。这门课的阅读清单中列出了荷马、柏拉图、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托尔斯泰以及《圣经》等。这门课的设计显然受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芝加哥大学名著课程运动的影响。时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罗伯特·赫钦斯是这一运动的领导者，他认为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最好的方法是通过阅读和讨论西方经典名著。他认为，名著中包含了人的心智赖以获得洞察力、理解力和智慧的最佳材料。在不朽经典面前，现在世界所说所想的东西几乎没有什么是新鲜的，经典作家探测了人性必须提供的几乎每个问题的深度，并以令人吃惊的深度和洞察力解释了人类的思想和态度。而阅读和讨论这些名著，从某种角度来说，是让现代人参与到有史迄今的伟大的对话，使对话能继续下去。

但“红皮书”同时对名著运动提出了质疑：第一，如果单纯以阅读名著作为通识教育的内容，难免有与时代脱节的风险；第二，名著运动过于偏重古典文科，而忽略了科学素养的养成。现代科学的创新和变革精神也是西方文化的主要动力——“科学所做的，远非只是给人类的美好生活提供物质基础。事实上，它在精神层面上直接培养了人道主义价值观。科学既是在精确的论据之上形成客观、中立判断的结果，也是培育这种态度的源泉。因此，在民主社会公民的培养过程中，科学的态度与习惯是尤其有价值的。”

科南特校长是一个卓越的科学家，曾经参与“曼哈顿计划”，因此尤其关心如何向非科学专业的学生传达科学的深奥与精确。毕竟，科学制造出了一颗原子弹，谁也不能说这跟自己没关系。“二战”后，他亲自给哈佛本科生教一门通识课——“自然科学4”，既非科学史，也非科学哲学，而是着重展示科学的原则与方法。哈佛政府系教授哈维·曼斯菲尔德50多年前读本科时曾上过这门课。他说这门课其实是失败的，不但没有缩小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鸿沟，反而扩大了。这是一个警示，很多时候我们都高估了学习某种知识与形成某种相应能力之间的关系。至于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鸿沟，至今仍是一个不可解的难题。

至于“红皮书”后来的命运，通识教育计划虽然于1945年10月通过，但到了1949年，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课程扩展到31门，并且越来越趋向专业化与狭窄化，直到1978年被“核心课程”计划所取代。“核心课程”不再试图教授“价值观”，而是获取知识的“方法论”——一种“安全、不流血、实用”的共同基础。

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应该怎么生活？

2007年10月21日，哈佛现任女校长德鲁·福斯特在她的就职演讲中特别提到一封来自50年前的信，是1951年科南特校长委托哈佛档案馆保存，并转交给“下一世纪开始时”的哈佛校长的。在信中，他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触即发，“很有可能使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包括剑桥在内遭到破坏……我们都想知道，自由世界在未来的50年里会如何发展”。

“正如科南特所处的时代一样，我们也处于一个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忧虑不安的世界，我们面对的是不确定。”福斯特校长说。

哈佛最新一轮的通识教育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个时代的“不确定性”的一种回应。全球化与科技革命是其中最大的两个不确定因素，所以新课程计划中加重了科学的比例，并且一再强调“国际化视野”和“合作意识”。

作为一项古老的传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哈佛都认为，真正的学者“必须拥抱孤独，并把孤独作为自己的新娘”。至少在这个世纪，他们希望培养的，绝不是象牙塔里孤独的学者，而是能在未来世界里长袖善舞、应付各种各样挑战的人。在所有的现代心智训练中，他们尤其强调这样一种训练：将学生置于一个陌生的环境，让他们接触超越他们理解力——甚至也超越教师理解力——的现象，让他们失去方向，然后通过学习和思考，重新找到方向。也许这才是21世纪前25年所谓的“良好教育”。

2007年通过的《通识教育工作组报告》这样写道：“我们在报告中所描述的通识教育计划的理想，就是要使本科生能够在一个他们毕业后将成为什么人和他们将过什么样的生活的这样一个视野下，在哈佛课堂的内外进行一切学习。”

也就是说，哈佛所认可的“共同的知识核心”回归到了“生活”本身。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我们应该怎么生活？什么是美好生活的结构？什么样的成功才包含真正的幸福？公共事务中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公？

按照福斯特校长的说法，哈佛校徽上的“真理”（Veritas）是指一种基于理性、挑战、不安和怀疑的理解之道。但如果这种理解之道能帮助一个学生直面未来生活的各种变故与不确定性，更好地与自己所生存的世界打交道，理解它的复杂性，以及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从而拥有一个更美好和富有意义的人生，有何不可呢？

追求真理与行道于邦

陈慧怡

为学术而学术的时代似乎已然过去，为政治或国家利益而学术，而还能保持学术的严谨、客观和高标准变成了新的追求。在“追求真理”与“行道于邦”之间存在着永恒的矛盾，一种调和的办法或许是，选择什么样的研究课题是取决于国家的需要，但研究的过程、方法与结果则必须遵循客观的学术准则，不为任何现实的政治需要左右。

1%与99%

2011年9月，华尔街被“占领”了。两个月后的一个夜晚，哈佛校警警惕地守在哈佛园（Harvard Yard）的每一个出口，严禁任何人出入，警车的信号灯划破清冷的夜，紧张地闪烁着。哈佛园北边的科学中心（Science Center）外面聚集了大量的示威人群，他们高喊着震天的口号，举着自制的抗议标语，站在最前排的人用力晃动着铁门上的栏杆，校警对他们发出警告，冲突一触即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哈佛园内的寂静。Widener图书馆依然灯火通明，各个House（本科生宿舍）的同学也鲜有人出来看热闹，似乎没有人关心自己马上要被“占领”的校园与家园。所幸，除了一些轻微的肢体摩擦，这场对峙并没有酿成血腥的结果。

2011年11月9日，参加“占领哈佛”运动的抗议人群涌向哈佛法学院

这些抗议者不是“暴徒”，发起者与参与者中的绝大部分是与园内“沉默的大多数”一样的哈佛学生，其中站在队伍最前沿的不乏法学院的学生。在白天的游行中，他们把矛头指向了自己的母校——哈佛大学。他们认为这是一所“为最富裕的1%的人服务的大学”。第二天清晨，园里的学生醒来后惊讶地发现两件事：第一，在约翰·哈佛（哈佛创始人）铜像前的草坪上多了许多顶五颜六色、高低不一的帐篷，帐篷前的标示牌上写着“占领哈佛”；第二，他们不能自由出入了。哈佛校长德鲁·福斯特（Drew Faust）在给全校师生的公开信中称，为了平衡学生的言论自由以及公共秩序安全，校方决定暂停对公众开放校园参观，师生须凭证进入哈佛园。

参与“占领哈佛”运动的学生不满意哈佛在投资决策、外包服务、给学校行政人员的工资待遇、授课与培养学生等多个方面体现出的“精英姿态”，他们认为这在客观上加重了美国乃至全球社会经济的不平等状况。在一份声明中，“占领哈佛”的组织者举例：哈佛行政人员中，最高工资获得者（哈佛资产投资决策人）居然是最低工资获得者（清洁工，多是讲西班牙语的拉美裔）薪资的180倍。且鉴于哈佛学生毕业后投身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产业的人数之多、影响之大，他们认为哈佛的教育与今日美国严峻的贫富悬殊局面脱不了干系。在他们看来，理想的大学教育应该培养出关心99%大众的福祉的精英，而不是只为1%的富人服务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在“占领哈佛”运动正式开始的大约一周前，更为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曼昆教授给本科生开设的经济学原理课上。为了抗议不断上涨的私立大学的学费以及不断减少的对公立大学的投入，一部分学生选择“出走课堂”，以表达他们的不满。组织者认为曼昆教授所讲授的经典经济学理论正是社会贫富悬殊的成因，他们指责课程材料（主教材是曼昆教授撰写的《经济学原理》）集中宣扬效率至上和保护私有产权、自由市场，而忽略对公平、国家调控的重视。在他们看来，这无疑是为金融大鳄和垄断巨头提供最高层次的理论支持。然而，这场目标看似无可非议的运动，并没有得到学校大部分学生的支持，尤其在本科生中不受欢迎。运动的组织者宣称这是因为他们的行动导致校园进出的限制，而使住在哈佛园内的本科生感到不满，但反对者显然不认为自己仅仅是出于自利的理由而不支持行动的。在运动平息的两个月后，本科生怀亚特·特罗亚（Wyatt N.Troia）在哈佛校报《Crimson》上发表文章，题目是《为什么占领哈佛运动失败了》。除了指责运动组织散乱、目标不明外，特罗亚最重要的论点，是组织者完全忽视了哈佛在争取社会公平和正义方面的长久努力。如果哈佛的教育真的如组织者所言，对社会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那么这群组织者完全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充实自己，为他们的公正理想做出贡献。特罗亚不无讥讽地调侃道，出走曼昆教授经济学课堂的学生真应该留下来听听那堂课，因为当天的课题恰恰是他们所关心的贫富悬殊问题。曼昆教授教学组以及其支持者也发表声明，表示虽然他们尊重学生表达异见的权利，但他们误解了经济学：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价值中立的，并不带有特定的价值取向，导向公平或不公平的结果并不是其所最关心的问题，为贫富悬殊摇旗呐喊更是无从说起。这是一门向全校本科生开放的经济学入门课程，选课的大多是“大一”、“大二”的学生。如果他们连什么是经济学的经典理论都不了解就做出批判，那么这种评判是不明智和浅薄的。

相比于哈佛热闹的争论，一河之隔的麻省理工学院就显得安静多了。“占领麻省”并未出现，尽管麻省理工拥有同样傲人的经济学系，也讲授着类似的理论。“二战”期间，大量的麻省理工科学家投身于美国的国防事业，他们似乎更信奉“知识就是力量”，实干兴邦。哈佛的学生则比较不甘于书斋寂寞，诉求要化为组织行动，要化为政治话语，要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哈佛“真理”的校训，似乎并没有让学生的视野局限在象牙塔之内，反而让他们有一种“行道于邦”的冲动：如果最好的学问，都不能改善普通大众的生活，那么纯粹意义上的“智识趣味”也只能陷入精英主义的泥淖，与反智主义的大众思潮格格不入。我们或许应该记得，在创校伊始，哈佛的校训还有下半句：“荣耀归于基督”、“为基督、为教会”——真理从来不是自足的最终目的，践行才是。

不服从运动与爱国主义

面对这场21世纪的“占领”运动，在哈佛园任职已久的老教授们自然会想起上世纪60年代的另一场更为激烈、酿成流血的“占领”运动。那一次，学生对哈佛的指控是“协助种族灭绝”。1969年4月9日，100多位学生冲入位于哈佛园正中央的历史建筑大学堂（University Hall），赶走了里面的老师，在里面进行反“越战”的讨论及宣传。这次占领持续了18小时，直到校方叫来警察驱赶学生才结束。事件亲历者回忆道：“（19）69年4月9日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如同出走曼昆课堂的学生一样，60年代的运动积极分子认定哈佛在为一场不正义的战争提供各种支持，是助纣为虐，尤其是当时的国际问题分析中心充当美国政府“越战”的重要思想智库，而校园里有为军事用途特别划出的场地等等。一位学生领袖在声明中写道：“哈佛不应该参与到一场可能涉及种族灭绝的不义战争中去。”打击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目标在普世人权面前应该让步。

哈佛的不服从运动不是孤立的：60年代在全世界是“火红”的年代，学生运动几乎遍布每一个国家的校园，直到今天，其成因仍是学界百思不得其解的命题。60年代也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年代，而马丁·路德·金正是在波士顿大学取得神学博士学位的，剑桥小镇的哈佛学生自然对平权运动充满了亲切感。左派思潮，作为黑人民权运动的延伸，也遍布了美国的大学校园，最著名的阵地便是加州伯克利大学。经历了50年代麦肯锡主义对校园内共产主义同情者和左派人士的残酷打压，60年代末期的左翼思潮似乎是一种“拨乱反正”，一种对压制的抵抗，对自由的渴望。几乎同一时期，一直被隐瞒的“越战”的残酷真相以黑白照片的形式出现在美国普通民众的视野内，反“越战”高潮迭起，民众也自然期待作为美国历史最悠久也最有声望的高等学府能有所表示。哈佛人的政治激情一下子又被点燃了，占领校园、发表讲演、动员组织，不满需要被以组织抗争的形式表达出来。相比于福斯特校长的迅速反应，当时的哈佛校方则消极得多，他们发表声明批评学生的行动是无谓之举。最终，反应冷淡的内森·普西（Nathan Pusey）校长被换下，同情学生的德雷克·博克（Derek Bok）接任校长之位。

相比于“占领哈佛”运动组织者受到的和风细雨的舆论批评，60年代反“越战”的哈佛学生则面临残酷得多的惩罚：许多“不听话”的学生被警告取消助学贷款和奖学金，这在学费高昂的哈佛大学与被警告勒令退学无异。在学生之中，亦有响应爱国主义号召而投身“越战”的。在哈佛园的北墙（North Wall），22位在战争中牺牲了生命的哈佛学生的姓名被永久地镌刻在一块铜板上，供往来的师生缅怀。4月发生的波士顿“爱国者日”的爆炸案再次提醒我们，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第一枪，是在哈佛学生所处的这片土地上打响的。虽然哈佛大学不遵循周边大学把“爱国者日”定为假期的决定而被学生嘲讽成“不爱国的哈佛”，爱国主义仍是哈佛人引以为豪的特质。但也许，那些非但没有参与、反而反对“越战”的人也会认为自己是爱国的：如果政府所作所为违背了美国自由平等的立国精神，反而去侵犯他人领土和权利，支持这样一场战争又怎会是爱国行为呢？难道爱国的行为不恰恰应该是加以抵制和谴责吗？当马丁·路德·金牧师在《我有一个梦》的讲演中把黑人民权运动比作是来要求兑现一张美国国父承诺已久的支票的时候，他搬出的是美国立国精神的浓缩《独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一句。当他指责政府长期以来放任对黑人的歧视政策时，他不是不爱自己的国家，恰恰相反，他回溯13处殖民地反抗暴政、争取自由的美国立国精神表现，这才是真正维系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纽带，而批评违背这种精神的政府，正是爱国的最高体现。

“他比我更哈佛”

美国东部时间2012年11月6日，总统大选，奥巴马成功连任。两天后，哈佛政府系的报告厅座无虚席，两年一度的选后分析盛会第十次上演，读政治哲学博士出身、后分别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高级幕僚的威廉·盖尔斯通（William Galston）和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也在这里展开他们第十次针锋相对的辩论：奥巴马为什么能够连任，共和党还有希望吗？这是哈佛政府系美国政治研究中心支持的宪政政府项目（The Program on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简称PCG）的重头活动之一。1985年，著名政治哲学家、哈佛政府系前系主任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教授创办了宪政政府项目，其延续至今的常规活动，是每周五的政治午餐会。用曼斯菲尔德教授自己的话说，政治午餐会的邀请对象是一些“在其他场合不会被邀请的人”。这些人可能因为不是“学术明星”而没有到处讲演的机会，或者是因为观点不符合主流意见而受到冷遇，但无一例外都做着与政治有关的有趣研究和有深刻的见解。于是我们看到，每一个周五的午后，在一个小型讨论室里，人们享受地喝着冰啤酒、啃着火鸡三明治，聆听着主讲人讲解莎士比亚的戏剧、简·奥斯汀的曼斯菲尔德庄园、新鲜出炉的最高法院判决，又或是心理学领域关于暴力的研究与政治的微妙关系。这场分析会只是哈佛各系举行的众多选后分析会之一，这个园子对美国最大型的政治游戏的兴趣远超一般人的想象。如果民主的精神是每个人都有权利对这个国家的事务发表意见，那么哈佛的师生非常认真地对待了自己的这份权利。

哈佛园内对2012年选举产生的非同寻常的政治热情，可能也是由于这次是一场“哈佛与哈佛的对决”。奥巴马和罗姆尼同是哈佛法学院的毕业生，而罗姆尼还同时拥有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学硕士（MBA）学位。哈佛法学院专门请来两位候选人的昔日同窗好友来回忆两人的性格特点与轶事，仿佛这不是什么关系两大党的政治竞争，而只是哈佛自己的家事。然而，同样出身于哈佛，两人的政治形象却截然不同：奥巴马是出身贫苦、自力更生、从服务基层社区起步的杰出黑人小子，而罗姆尼则是“官二代”和“富二代”（其父亲曾任密歇根州州长和美国汽车公司主席），毕业后进入金融圈，拥有丰厚身家的典型白人精英。这也折射出哈佛学生毕业后很有代表性的两种选择：投身金融或投身政治。哈佛政治所（Institute of Politics）每年提供大量优质的暑假实习机会，为学生投身美国政治、在世界范围内锻炼领导力和公共服务能力牵线搭桥。每次总统或国会大选，庞大的筹备团队中不乏年轻的哈佛本科实习生。

尽管两位候选人与哈佛有如此密切的联系，奇怪的是，他们似乎急于撇清这种联系。当奥巴马攻击罗姆尼是富人精英阶级的代表、而不可能真心实意地为底层和中产阶级谋求利益时，罗姆尼回击道：不要忘记，奥巴马也是哈佛法学院毕业的，他自己也是精英阶级的一员，他当年还是《哈佛法律评论》的主编呢，他与精英象征的哈佛大学的联系比自己紧密多了！不过，民主党的支持者一下就指出了罗姆尼的荒谬之处：奥巴马才在那里待了三年（法律博士JD学位是三年制的），而罗姆尼待了四年呢（JD和MBA双学位）！似乎谁“更哈佛”谁就处于劣势！

不过，对于哈佛学生而言，参与改变这个国家甚至是世界的命运，似乎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漫步在查尔斯河畔的以美国第三十五届总统命名的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时，他们或许还会被这位前辈校友在就职演说中的话所激励：“美国的同胞们，不要问这个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世界的公民们，不要问美国能为你们做什么，而要问我们能够共同为人类的自由做什么。”

2007年3月16日，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演讲并回答学生提问

为政治服务的区域研究

2012年末，哈佛政府系举行了为期两天的题为“中国政治过去与未来：第十八次党代会”的学术研讨会，全美最具影响力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几乎全数到齐，大家轮番从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各个角度剖析中国的变迁、预想中国的未来。这样一个研讨会，用来纪念刚刚荣休的“文革”与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哈佛政府系前系主任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马若德教授被在哈佛学习中国政治的学生私下称为“毛主席”，可能是由于他充满权威的上课风格（他曾经参与政治，是英国下议院议员）以及他对毛泽东研究的浓厚兴趣。他的三卷本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是研究那段历史的人无法绕过的经典，而他位于哈佛政府系大楼一层的办公室里摆满了各式各样“文革”大字报、宣传册以及其他实物，进入他办公室的学生会顿时产生某种穿越时空的错觉。

马若德教授是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培养的众多中国研究专家之一。“冷战”时期，美国作为资本主义阵营的老大，生发出了研究其头号对手苏联以及神秘的、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强烈政治需要。1955年，哈佛本科、牛津博士毕业的清史研究专家费正清创办了东亚研究中心（后更名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是美国第一所专门研究中国的机构，也是现今世界顶级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其属下的图书馆所收藏的当代中国的研究资料也是首屈一指的。在此之前，西方汉学仅限于人文学科的古文献研究，但对现当代中国知之甚少。而费正清创办的中国研究中心，以及此前他设立的区域研究——东亚硕士项目则旨在用跨学科研究方式（尤其是多种社会科学交叉的方式）培养出既通东亚语言，又懂区域政治历史的人才，以为美国新闻界、外交界、政界提供智力支持。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前夕，费正清撰写的《美国与中国》是将要会面的双方领导人的必读书目。如果说以前西方对中国的兴趣限于华夏古老而灿烂的文明的话，“二战”以后以哈佛费正清中心为代表的美国汉学研究则是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越战”期间，费正清又推动哈佛创立了越南研究，与日本、韩国、朝鲜、南亚、中亚等区域研究并列。哈佛东亚研究只是哈佛诸多区域研究之一，其创立目的各不相同，但都无一例外地与美国对待世界的政策紧密相连，是美国政府最重要的决策研究来源之一。

为学术而学术的时代已然过去，为政治或国家利益而学术，而还能保持学术的严谨、客观和高标准变成了新的追求。在学术泛政治化的麦肯锡时代，费正清等一批同情左翼和新中国的哈佛学者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而同时费正清的中国朋友费孝通和钱端升则遭遇“亲美”的指控。在“追求真理”与“行道于邦”之间存在着永恒的矛盾，一种调和的办法或许是，选择什么样的研究课题是取决于国家的需要，但研究的过程、方法与结果则必须遵循客观的学术准则，不为任何现实的政治需要左右，学者应有推出符合自己职业良心的成果的自由。学术不能沦为政治宣传工具，但学术也可以用另一种更好的方式服务于政治：只有切实地“知道”，才能有对路的“做法”。这一道理，哈佛人学得很快，现在再没有教授会因为自己的“左倾”观点而受到迫害了，只要他的学术是严谨和规范的，但国家决策对哈佛学人的倚重却丝毫未有改变。

结语：一种异见

1988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哈佛迎来了一位异见者，他的名字是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这位来自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哲学教授是德裔犹太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大弟子，一年前他出版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该书一整年都高居畅销书排行榜首，而此书引起的争论，恐怕是继1971年哈佛哲学系教授罗尔斯的《正义论》后最多的。在布鲁姆的攻击者中，来自常春藤高校联盟的居多，而抨击最激烈的当属哈佛人：他被称为“民主的敌人”，因为在这本书中，他明确反对美国大学去精英化的趋势，热衷于研究与当前社会、政治、经济联系紧密的课题，却忽视了阅读经典所能带来的可贵视角——在多数统治的社会里的反思民主的视角。经典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某种特点的文化（相对主义进而至虚无主义），也不是因为他们是某个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历史主义），而是因为它们本身就值得重视。启蒙运动以后的世界视“进步”为必然，而“民主”更是衡量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准，而如果只是把经典当成是过去的产物，而不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它们又怎么可能被认真对待？民主的社会又如何通过学习经典中给出的反民主的理由而真正获得自我检视的机会？如果民主永恒正确，未来必定优于过去，那么这是一种表面多元开放、实则价值封闭的社会：身处其中的人，谁能够，谁又胆敢挑战这个“永恒”和“必定”呢？在哈佛演讲的末尾，布鲁姆说：“尼采学习苏格拉底，并不是因为这是德国学生的指定读物，而是因为他真的认为苏格拉底提供了‘什么是哲学’这一问题的最深刻见解以及是一个值得挑战的对手。”苏格拉底不是一个“过去的人物”，他是时时刻刻待在柏拉图的著作里，等待与时人对话的活生生的人。当大学放弃了代表着精英培养模式的通识教育，而肆意放任象牙塔之外民主社会的侵蚀，认为只有现在、只有大多数是真理，美国精神就被永久地封闭了：它可能对现世的其他文明开放，尽管是一种为求多元的多元化，而不一定是出于真正的理解和尊重，但它对过去永恒封闭，不愿接受任何对现代、对民主（广义上说，即现行意识形态和信仰）的挑战。如此看来，始终保持象牙塔与社会的距离，对社会反而是有利的，悖论地，精英式的大学教育或许是保卫平民政治的最后一块阵地。

时间的钟摆停在了2012年，25年前的那个夜晚负责介绍好友布鲁姆教授出场的曼斯菲尔德教授再一次聚集起哈佛的听众，重新检视这个异端的声音：什么是应然状态的大学教育，在学术与政治，在人的培养与社会需要，在“追求真理”与“行道于邦”之间，哈佛应该何去何从？答案是更清晰，还是更模糊了，人们无从知晓。

（作者为哈佛大学在读研究生）

以政治为业——一个专业学院的样本

蒲实

介入，但保持独立。

采访进行间，格雷厄姆·埃里森（Graham Allison）的秘书推门进来：“库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的电话。”格雷厄姆起身接听。“来参加《李光耀》新书的书会吗？”……“人不少。”……“当然，一点问题没有，再见。”坎贝尔是主管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格雷厄姆告诉我，他现在仍然每周去华盛顿。“那儿有很多朋友、学生和同事。肯尼迪学院的同事阿什·卡特（Ash Carter）现在那儿当国防部副部长，隔壁办公室的约翰·侯德然（John Holdren）现在是奥巴马总统的科学顾问。”

哈佛与华盛顿的地理距离，或多或少影响了哈佛介入政治的姿态。哈佛人本来就有参政的传统，出过八位总统。“它与华盛顿有足够远的距离，使得它不致陷到它的漩涡里，而可以跳出来，站得更高看问题。但两者的距离又足够近，来回跑，非常容易。斯坦福是一所伟大的大学，但到华盛顿得长途飞行，所以在政治上远一些。在哈佛，每天都有华盛顿的人过来，每天也有人过去。”格雷厄姆说。频繁往返的结果之一是，肯尼迪学院与美国政府之间形成了一个小型旋转门，学院的教授很多曾在政府任过职。“作为政府的旁观者，我常常在想，如果我是华盛顿的人，在一些政策上的处理方式肯定会有所不同。现代政府越来越密集化，充满了细枝末节，每天充斥着一个接一个的电话，从一个会议跑到下一个，一个接一个文件，常常忘记了目标是什么，要实现什么。哈佛提供了一个站开来、保持距离、高屋建瓴思考的机会，能够从战略层面来看问题。”

格雷厄姆·埃里森本人就是。他是在卡特政府工作时，接到哈佛时任校长德雷克·博克的邀请，回来组建肯尼迪学院。在他任内，学院从一个差点奄奄一息的小项目成长为大院，与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等八大学院并列，构成本科生院和研究生院之外的专业教育体系。专业教育的壮大，与博克校长任内经世致用、服务社会需求的入世治校理念有很大关系。格雷厄姆·埃里森曾给里根的国防部长当过特别顾问，也当过克林顿的国防事务助理国务卿。年轻一些的院长，比如约瑟夫·奈（Joseph Nye），也是在当国防事务助理国务卿的时候，被哈佛校长给叫回来的。现任院长大卫·埃尔伍德（David Ellwood）也曾做过克林顿的助理国务卿。哈佛很喜欢自己的毕业生在外走一圈，做出成绩后，再回来。

等待格雷厄姆时，我在学院贝尔福中心的走廊里巡视一圈，可以很快捕捉到海报、告示栏、书展上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俄罗斯”、“冷战”、“核”、“朝鲜”。格雷厄姆告诉我，贝尔福起源于“冷战”，这是它的烙印。“最初，贝尔福是一个研究型的机构，全名叫科学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它的缔造者是一位生物化学家——保罗·多帝（Paul Doty），他的目的是组建一个顶尖的研究团队，防止核战争，所以，迫切要学习国际安全，要理解科技在国际关系政策中的作用。当时贝尔福的很多科学家都曾参与过原子弹制造。他们充满愧疚感，担心原子弹最后会成为毁灭全世界的灾难。这就是我们的起点。我也是‘冷战一代’，是‘冷战老兵’，那时，与苏联的竞争主宰了国际关系。”1991年，“冷战”结束。“战争的新的可能性、和平的扩散、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内战、常规战争、生化武器、恐怖主义等等，都需要国际安全的大规模知识。‘冷战’结束后，学院先是充满着胜利主义的乐观喜悦，然后发生了很多很幸运的事。这种热情的产物就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预言民主制度会取得胜利，所有人都会变得一样。‘9·11’与金融危机后，形成了反思主义的思潮——反思美国的普世价值观，反思民主制度也需要调整，反思自由市场也需要修修补补。华盛顿现在的瘫痪，也让人们开始反思民主的不作为和无效率。”

今天，肯尼迪学院所研究的政策问题则是全方位的：家庭、移民、健康、就业、经济发展等等，无所不包。格雷厄姆说，哈佛在18世纪有了法学院，19世纪有了医学院，20世纪有了商学院，所以在建院时，他的宏愿是“以卓越的专业技能为公共需求服务”。如何定义“以政治为业”？这是一个模糊又困难的问题。进入政府，并不需要像律师与医生那样的资格证和执业证考试。“政治家也许更像企业家。在这里，他们学到的是政治家做什么，如何进入政界，作为一个政治家需要什么要求和条件。在美国的政治体系内，当政治家基本等于决定做一位募款人，筹款是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在做的事情；如何赢得选举，不至失业，要有自己专长的政策领域。我曾问一位英国议员，他如何看待他的政治生涯，他说：‘我得找到2到3个可以成为专家的政策议题，这是我唯一能够对政策过程施加影响的方式。’所以，我们给新的国会议员开设课程，由专门的人给他们讲解每个议题。对在官僚体制内的人，比如国务院和军队的官员，有很多政治职位，比如助理国务卿，通常平均任期只有两三年。你必须一上任就对情况很熟悉，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必须马上采取行动，否则任期一晃就过去了。美国的政治体制没有给总统提供培训的职业轨道，他们一般通过阅读历史和总统传记来学习，奥巴马就读了很多总统传记。中国的政治体制则更像议会体制，官员在各个层次上得到培训。”

约瑟夫·奈告诉我，从哈佛博士毕业50年来，除了在政府任职过5年，他从未离开哈佛。“之所以选择回政府学院，是因为我对把政治科学理论与实际政府事务结合起来很感兴趣——怎么才能把社会科学最优秀的成果，与政策制定的经验结合起来？我刚刚博士毕业时，曾在政治系教书，但实际上应该叫作政治科学系，这个系仅仅研究学术理论。肯尼迪学院也研究政治理论，但目的是为了应用于解决真实世界的真实问题。政治系培养教授，学生毕业后留在大学教书、研究；而学院的学生在毕业后最终都将进入政府。”

“培训”而不是“教学”，是专业学院区别于研究院的地方。传统看来，这是“匠”与“大师”，或者“术”与“道”的区别，“技能”总显得低一个档次。如果说研究生院是哈佛学术传统延续的地方，那么专业学院就是哈佛实用主义彻底践行的产物。“象牙塔与真实世界的距离在这里更模糊。教授通常一脚在学校，一脚在职业学院。传统意义上，教授更倾向于培养学生成为教授，在他们的领域做研究，对与真实世界距离过近很不习惯。哈佛也面临着挑战，如何在培训和教学之间分配最高标准的最佳奖学金。”格雷厄姆说。

“在学校里，你可以在课堂里说出‘权力的真理’，学校与政府的距离给了这样的自由度。但毕业后去政府任职，你很可能知道‘真理’所在，但却不会公开地说出来，因为你如果在政府里也谈论‘权力的真理’，那下一次的会议可能就不再邀请你了。一个认为X是正确的人，常常会在会议里说Y。很多年轻的学生对此感到不舒服，但这是需要正视的冲突：认识到权力与真理之间的不可避免的矛盾，认识到真实世界的复杂政策是多种力量艰苦较量和斗争的结果。不可调和的矛盾会一直存在下去，它本身就很重要，也是健康的矛盾。”

保持学院与真实世界的距离，是最微妙的持续斗争。约瑟夫·奈告诉我，在他担任院长期间，“最艰难的决策与预算有关”。“如果你想壮大，就必须增加教员的数量，这个成本非常高，意味着你必须筹款。21世纪初，美国经济衰退了一阵子，原来的募款人不再继续提供资助，但人已经招来了，得继续养着他们。我们有好几年预算紧缩。有时会有捐赠者来找你，说，我给你捐100万美元，但你得让这个人进你们院。我的回答是，不，外界的资金不能决定教职的任命。但要拒绝100万美元，在经济困难的时期，真的是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最终，我没有拿到那笔钱。”对私立大学来说，“校长和院长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全国跑，到处筹钱。像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顿这样的学校，资金主要来源是私营部门和个人捐赠，这对学校的独立非常重要”。

付出的代价是筹款的时间负担。约瑟夫·奈在他的任期内共为学院筹集了约300万美元，“政府学院不是有钱的学院，从事公共服务的校友不及商学院、医学院的校友富有”。“任院长期间，3/4的时间都花在筹款上，这是与政府保持距离的最重要的缓冲带。”

格雷厄姆·埃里森告诉我，在美国，私立大学比公立大学的地位更高，是因为它依赖于私有资金的基础，从而保证了对学术和思想自由最重要的独立性。“许多政府资助的大学，没有很强的独立性，特别是当政府改变想法的时候。比如，加州大学，在政府破产后，也就无以为继。联邦与州政府会有影响和渗透他们的强烈欲望和诱惑，他们会认为，自己出了钱，为什么不让他们为我们服务，比如俄亥俄州立大学。即使是在哈佛，像医学院，有一些很核心的科学研究也是联邦政府资助的，因为这些项目的研究经费竞争很激烈，所以有时政府有发言权。而对私人捐赠者来说，他们当然也想有发言权，想施加影响。但因为哈佛的力量更强大，足够强大到可以对募捐者说，你会受到尊重，能以你的名字命名某个教职或中心，但你对学院的事务没有发言权。比如，有一位贝尔福中心的捐赠者，他捐了很多钱，他对能源问题很感兴趣，也了解哈佛的规则，他知道他从来无法影响研究的结果——石油的价格、产量等等。有一些不了解情况的捐赠者，不太了解情况，以为可以影响研究结果，但哈佛有足够的谈判能力来抵制这些压力。”

“以一系列多元的捐赠来源，避免任何人处于控制地位上。”约瑟夫·奈告诉我，“这是保持学院独立的核心。在政府里，你的角色是把事情做成，并忠诚于你的雇主，不能公开地批评。但在学院，你可以更加自由地批评政府。”

哈佛人劳伦斯·萨默斯

蒲实

萨默斯的命运，绝对是哈佛式的。

天才怪杰

周三下午，“哈佛楼”201教室，萨默斯主讲的“全球化”课即将开始。大约三十来个学生分散在宽敞的大教室里，席间还坐着些慕名前来旁听的访问学者，比如，希腊教育部长。14点，萨默斯从侧门准时步入，浅灰色西装，徒手，没有公文包，也没有笔记本电脑。他漫步到讲台上，提前来到教室的助教已准备好PPT，打出标题：《欧洲债务危机》。

哈佛大学前任校长，劳伦斯·萨默斯

这门有十多个专题的“全球化”课程，萨默斯从不需要借助任何备课本，一切都存储在他的头脑中，PPT的唯一作用，是演示各种数据统计图。他在讲台上来回踱步，然后走下来，站在第一排前，然后走到教室中间，继而踱回讲台，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一会儿再起身，就像一个陷入沉思的人，旁若无人地大声自言自语，说上一个半小时。他的语速镇定而缓慢，有时停下来几秒钟，等待大脑的巨型内存把信息转变为语言输送到嘴边；有时好像轻微卡住，习惯性地“呃，呃……”好像在试图搜索和抓住合适的词汇，好赶上思维的速度。他的思绪从“一战”、“二战”出发，跨越“冷战”与苏联解体的历史，跨越从民族主义到欧洲联合的主权观念演变史，像一列缓缓启动的列车，渐渐加速，驶入欧盟诞生与推进的历史轨道——然后是国家间关税降低，共同市场建立了；然后是从比利时到荷兰。

当我开始感到历史列车加速向前的强大惯性时，他开始抛出问题：“比利时人和荷兰人会不会觉得哪儿不对劲儿？”“答对了！荷兰人的护照控制现在可以一路通到比利时人的机场内。这意味着，任何能进入比利时机场的人，也能够进入荷兰。现在，荷兰和比利时就必须得有共同的安全防卫了。”“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扩张和交叉，都会有一连串的后果；整合一件事，通常意味着，你必须整合更多，如此循环下去，否则，逻辑就会受阻。”他继续抛出问题：“你们看到深化与扩大整合的矛盾在哪里了吗？”“信任，在多深层次上扩大信任。”“没错。”……所谓“庖丁解牛”，大抵如此。在那条轨道上疾驰，当欧元问题祭出时，已有了预料中的答案。哈佛力求向本科生传授“方法论”，它的含义是，抵达理解事物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萨默斯的课曲径通幽。

课后，我走到讲台前，他正在答疑。前几天，我在校园里与他擦肩而过，他正和助教走出肯尼迪学院。我追上去叫住他，想约他采访。他说，20分钟，我说，1小时，我期待他还个价，但他没有。交易未达成。后来，哈佛学生告诉我，他对时间非常吝啬，但随时随地会被有挑战性的问题刺激，然后一头扎进去，与人辩论。一次课堂上，有个公共卫生学院的学生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给其他国家贷款时，往往设定了很多苛刻的条件，这是不是有点像医生给身患绝症的病人看病，却先要让病人满足条件，才施救助一样？这个问题是在讽刺IMF趁火打劫并事先规避自己救助政策的风险。萨默斯曾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而且是全球化的支持者。他一跳而起，和这个学生辩论了半个多小时。

他的体型已经恢复到担任财政部长时的规模，他开始去健身房。2001年他刚当哈佛校长时，就像只硕大的速龙，眼里闪着犀利的光——他对知识、对变革、对采取行动，也对比萨有无限的胃口，在他扩张的体型内，有着膨胀的抱负。他非常活跃，在校园里行色匆匆，不断抛出问题和要求。几年后，他却在哈佛教师的一片谴责和反对声中黯然辞职。我问他，作为克林顿的财政部长和奥巴马的经济委员会主席，他有没有考虑过到华盛顿或纽约的某个智库机构去任职。这个以智识上的优越为唯一的和最高荣誉感的人告诉我：“我在哈佛已经40年了。在这里每天的工作，都能让我找到一种神经质般的兴奋感。这儿有太多天才的学生和教师。”

萨默斯28岁就拿到了哈佛的终身教职。也许天才太容易沉浸于孤独的精深宇宙里，直到今天，他仍有些不修边幅——西装有点小褶，一小撮没工夫管束的头发倔强地翘着。他有时还会穿两只不同颜色的袜子，言辞锋利直率。他有时会在学校餐厅吃饭，边吃饭边和学生说话，永远都在探究，永远都在与人辩论，口水和面包渣喷溅在衬衣上，有时还被牛排卡住喉咙。斯坦福的人曾告诉我，哈佛那儿是书呆子、怪才的乐园。哈佛则对他们有点阴阳怪气。有一次，哈佛橄榄球队准备与耶鲁橄榄球队决战，萨默斯去动员。他说：“有天，呃，我跟耶鲁校长里奇·列文打电话。他号称他的橄榄球队更牛，你们能，能相信吗？他接下来打算干什么？打算宣布他们更有天赋吗？”然后有点紧张地笑起来。橄榄队的一位球员在他的大学生活记录中带着调侃地回忆，那天末了，萨默斯喊住大家和他打一局，点了这位队员，结果，那枚橄榄球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正好砸到了萨默斯脸上。

我问一位有时与萨默斯一起参加筹款晚宴的教授，觉得萨默斯怎么样？他说：“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不太擅长处理人际关系，缺乏社交技巧。”若是在加州，这也许不是致命的；但这是剑桥镇，是哈佛，更何况他是校长。这位教授告诉我，筹款晚宴上，他们得与那些有出息的（上流社会的）校友社交，不动声色地表现出赞许，鼓励他们：“你们一定能做到的。”——一定能从兜里掏钱的。但在好几次晚宴上，萨默斯中途，有时甚至是在一句话的中途，就走神了。只要无法激起他智识上兴趣的谈话，他随时会把频道调走。他甚至会在一些公开场合神奇地睡着，比如一些国家元首在哈佛演讲。他只有被安排以打羽毛球的形式来和校友交流时感到自在，因为竞技性的东西能让他保持一会儿专注。

搅局人

2001年10月，陆登庭校长（Neil Rudenstine）辞职，萨默斯继任。他跨上马背，扬鞭喝令，哈佛就像受惊的马，脱缰疾驰。哈佛很多人起初都误判了萨默斯，对他的任命打了个呵欠——“经济学家，预算平衡选手，管理型，似乎是个资本主义的冷漠代言人，只需保持前进方向，确保哈佛机器的现金流源源不断。”后来在《大西洋月刊》成名的哈佛毕业生罗斯·格里高利·道特哈特如此写道。

看起来，萨默斯是带回来些政界的作风。他的身边围绕着一些华盛顿的老部下：校长办公室主任、校友会代表、公共关系副主席、校长特别助理、新闻发言人等等，都是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白宫或参议院助手。这些人大多不是哈佛毕业生，是剑桥镇文化的外来者。在哈佛的传统里，校长应该是个抵御外部世界的物质主义对大学精神家园冲击的角色。他是共同体的一分子，而不是自视高人一等的领导。我第一次要求采访他，他不同意给一个小时，便说：“你跟我的秘书说说。”跟“我的人”说说，是萨默斯的惯用语，很不受哈佛帝国公民的待见。一位教授曾评价说，这是“荒唐、言不由衷”，“把华盛顿的拉帮结派行事风格带进来，还自诩坦白正直”。初到哈佛，我曾向一位与萨默斯接近的教授询问，如何才能说服萨默斯接受采访。他善意地建议：“告诉他你都采访过哪些政界的人。他不把自己视为学者，而更看重他财政部长的身份。”他在校园里到处停的带司机的“林肯城市”，他前呼后拥的出行风格，看起来，都与哈佛格格不入。

但萨默斯的自我认知，在我看来，始终充满着矛盾。一方面，哈佛的学术共同体觉得他疏离了他们。一位教授告诉我：“他不喜欢我们，不把我们当自己人。”但另一方面，他出身于一个学术世家，伯伯和舅舅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伟大的经济学家，萨默斯一直把自己的智力优势看得无比重要，对知识有无限的兴趣。他有些笨拙的社交，他的不修边幅，他不够优雅的吃相，他的口无遮拦，他拘谨的谈话方式，似乎又是华盛顿社交圈的异类。萨默斯之前的财政部长叫罗伯特·鲁宾，是他的哈佛恩师。有一天，在一个重要的场合，鲁宾介绍萨默斯说：“现在，我们热烈欢迎财政部的第一副部长萨默斯先生。”这句话一出，萨默斯脸就红了，他好像很不适应“部长”的头衔。

我想向萨默斯求证，便问他，他如何看待大学与政界、商界的距离？萨默斯说：“它们之间的距离一直都在缩小。政治圈、商业圈都越来越尊重专家学者，尊重他们的专业知识。他们需要专家学者，需要学术界。大学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边界一直都在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相互渗透。”也许，这是对他看似矛盾的行为的一个注解：他把自己视为一个学者，但他不再以矛盾对立的方式看待学术界与“外面的人”的区别。他是个在智力上超级自信，甚至有点骄傲的人，他的“官僚气”与其说是贵族主义作风，不如说是种自我掩护。曾有人问他，哈佛和华盛顿有什么区别。他回答：“哈佛和华盛顿都是官场，我不确定华盛顿是不是更官场些。”我问他，你仍坚信知识精英主义吗？他说：“我一直坚定地相信。”

他有无比清晰的理念。他告诉我：“我认为美国今天最大的威胁是，人们对为什么要做一件事有太多的理由和争论，这些争论遮蔽了真正有价值的行动——为什么不能简单地直接去做，并把它做到最好？精英主义是非常有力量、非常重要的思想，每个人都可以从不同的维度、以非常多元化的方式去做到自己的最好。对大学而言，它最有价值的目标就是培养全面的学生，使追求学术的人能够在各自不同的专业领域攀越巅峰。不要忘掉了首要的任务：吸引能做出最大贡献的人，而这些人通常有最雄伟的抱负和最卓越的才华。”过去十几年，全球化和技术革命已深刻改变了美国社会，若要让哈佛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萨默斯认为，必须动些大手术，才可永葆哈佛精神。“竞争，”他告诉我，“如同商界的激烈竞争，是大学的力量。”——就像哈佛在橄榄球赛上必须视耶鲁为竞争对手一样。一次伦敦之行的校友会晚宴，他来晚了，直到他的席间演讲开始，他也没吃上饭。当时在场的人透露，他以一贯的达尔文主义式的刻薄语气说道：“这样一个不能即时把沙拉快速端上桌的国家，注定只能沦落进第二梯队。”

这个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者，力求捍卫哈佛的顶尖地位，确保哈佛在世界的教育和研究领域处于前沿。但哈佛不是行事直率、如丛林社会的华尔街（萨默斯是金融拯救方案的重要参与者）。他的直率改革藐视哈佛错综复杂的生态和文化传统，像个搅局的人，在哈佛掀起轩然大波。

萨默斯上任后，要搞课改。他认为本科生课程不应只是永无止尽的各种“方法论”，而应该来点实在的干货，讲点事实。但当他问一位历史系教授，为什么教了好几代人的“艺术13”选修课消失了？他回忆说，那位教授的表情里夹杂着自以为是与欢喜，回答道，你怎么能指望任何一位有自尊心的学者，在短短一个学期里，像发射大炮一样，把学生从“洞穴时代的艺术”直接打到“毕加索”？教授们认为，自己的领域已经过于专业化了；研究永远比通识教育重要，自己才是学校永久的主人和最重要的资源。

他想重振学术纪律，理清学者和外部世界扑朔的关系。撞入他视野的是非洲研究系的康奈尔·韦斯特（Cornel West）——17名“大学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哈佛教授的最高荣誉职位）之一，地位很高，超越行政机构之上，直接向校长汇报，可以在任意一个院系授课，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最有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做过总统候选人顾问，制作过个人的说唱Rap CD。最重要的是，非洲裔。非洲学系是前任校长陆登庭不惜重金打造的“梦之队”，而韦斯特是灵魂人物。萨默斯低估了拿韦斯特开刀的微妙处境。他把韦斯特叫到办公室谈话，直接指出他因为去给参选总统助阵，有三周没给学生上课；批评他多年来没什么新的学术成果，全靠吃老本，把过去的著作翻来覆去改改出版；给学生的分数放水；而他的Rap CD简直就是毫无学术价值的烂货。媒体报道，事后，萨默斯自我感觉良好，该说的都说了。韦斯特却很愤怒。

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哈佛学术圈本来就对萨默斯存有偏见，加上涉及到少数族裔，舆论对萨默斯很不利。哈佛的“媒体明星学者”并不少：风靡全球的法学院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就是代表。在哈佛时，桑德尔正在东欧各国旅行，行程近一个月；他通过邮件给我发来两张他在桑德斯剧院上“正义”课的照片。“这两张是相当戏剧性的。”他在邮件里特意解释——其中一张，倾斜的背影，满头银发，伸直的右臂，正指向上千名学生的坐席，充满力量；另一张，两手揣在裤兜里，正向讲台下踱步，马上要跌入上千的人群中。这种戏剧性的展示，无疑是为了追求传播性。在一部分教授看来，这也是拓宽知识疆域的一种方式。萨默斯无疑管得太宽太紧，这种带着集权色彩的监督管理方式，与复杂多元的哈佛学术生态系统相抵触，也违背了学者自由、不受干扰地从事研究的传统。韦斯特说，“萨默斯就像闯进瓷器店的公牛”，“微妙和危险情况中的暴徒”，并宣布准备出走普林斯顿。

萨默斯进行了多次私下的和公开的道歉，韦斯特不依不饶。幸好，一件偶然的小事救了萨默斯。韦斯特形容说，“萨默斯就像以色列总理沙龙”，而萨默斯是犹太后裔。这一有反犹倾向的言论，立即扭转了舆论的方向。哈佛对韦斯特说，你走吧，慢走不送。在哈佛，谁都可能成为闯入瓷器店的公牛。

哈佛人

萨默斯任内做了几件了不起的事。他为哈佛筹募了十几亿美元的基金，哈佛基金达到了260亿美元，把剑桥牛津甩出几条街；在他任内，本科生的小课数量翻了三倍，学生能有更多机会与教授互动；他设立了更多的本科生奖学金，给贫困的优秀学生建立无障碍完成学业的绿色通道；他还认为，对人类社会进步很重要的一些学科，如基础科学、教育学科、公共服务学科等等，因为不赚高薪，缺乏吸引力，于是推出奖励制度，对选择读不赚大钱的重要学科的研究生给予经济补贴；他提拔年轻的、有潜力的副教授，而不是给吃老本的成名学者终生教职；他在阿尔斯顿进行了大量收购，兴建了科研基地。

在保守的哈佛，他的言行风格和改革政策得罪了很多学者。理念的冲突、校长与各院系间权力与资金分配的消长、学科间的不平衡，扑朔迷离。最后，因为一个“女性智力可能不如男性”的不谨慎言论，艺术与科学学院的教授对他投了不信任票，萨默斯宣布辞职。

萨默斯说，那天他的“感情非常复杂”，他对自己与文理学院的同事们之间的不快表示遗憾。“有一些时候，我本来可以更聪明、更谦恭地挑战这个团体，这是我要吸取的教训。”那天，萨默斯发表声明：“我很不情愿地得出结论，我与文理学院同仁的隔阂，已经使我无法推进对哈佛的未来至关重要的革新日程。因此我认为，学校最好选择一名新的领导者。”在哈佛校园里，很多学生都很喜欢他。宣布辞职那一天，他走出马萨诸塞楼的校长办公室，很多学生都上前围着他，拥戴他，他与学生们握手，场面很动人。

美国的高等教育研究者们普遍认为，近30年来，大学校长已经变得非常被动和沉默寡言。他们不出格，不主动作为，小心谨慎，对学校发生的一切不表现出兴趣，只求保证大学机构的正常运转。人们很怀念哈佛历史上的一些校长，比如詹姆斯·科南特。他当哈佛校长达20年之久，当时，他坚持要把贵族的大学教育面向所有有天赋的人，推行精英教育。他的这一番主张，在校内外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但他坚持己见这么做了。而今天的校长们则恰恰相反。哈佛一位教授说：“也许，劳伦斯·萨默斯渴望成为一名领袖，而我们的文化需要的是一位经理。”

自“冷战”结束，漠视主义成为了哈佛精神的一部分。一位哈佛毕业生如此写道：“塞得满满的简历，没有牺牲的特权，没有理想的抱负。”哈佛失去了伟大的动力。

也许，“9·11”是个使哈佛重新变得伟大的机会。恐怖主义袭击发生后，萨默斯发表演讲，呼唤大学应承担起对美国的道德责任。他赞扬美国军队，鼓励毕业生参军。在美国学术界批判性的反美氛围中，他的言论显得大胆又激进。一代又一代的哈佛校长都未曾让“海军后备训练项目”进过哈佛校园，但萨默斯却同意了。“后备训练项目”给贫困的本科生支付大学本科的学费，作为条件，这些学生毕业后需进入海军服役。哈佛的传统文化不愿意把学生送上战场，这跟最初那些贵族学生的父母施加的压力有关。越南战争中，哈佛是反战的，它不仅拒绝了“后备项目”，而且教授都给学生打高分，以免他们毕业后不得不选择去当兵。这个奖学金后来被“驱逐”到了麻省理工。

这一次，萨默斯鼓励介入。他允许“海军后备训练项目”出现在招生简章上，允许进行校园招聘。他以爱国主义的论调鼓动：“如果我们的学生中有人加入了海军后备训练项目，每个哈佛学生都应该为此感到自豪。”他哀叹“后越战时代东海岸精英与一些主流价值观的分裂”，希望这场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因为不存在“越战的道德模糊性”，可以实现“学院与整个国家的和解”。

但哈佛已不再是希望变得伟大的哈佛。因为“海军项目”在同性恋问题上的政策是“不问，不说”，违背了哈佛支持同性恋的自由主义立场，它受到抵制，最终未能进入校园。当美国士兵开赴伊拉克战场时，哈佛却因一位伊斯兰学生在本科生开学典礼上做了一篇题为《我的美国圣战》的演讲，而陷入四分五裂——媒体铺天盖地质疑，哈佛内部则充满言论控制还是言论自由之争，好像给了哈佛人漠视伊拉克所发生的一切的理由。一位2001年毕业的老哈佛人写道：“没有来自华盛顿的号召，没有对志愿者的动员。……我的朋友中有几位加入了志愿者，但他们是出于不得已，哪怕没有‘9·11’，他们也必须去空军和国务院。一些‘烤猪’的朋友也加入了不同的分支，似乎旧世界的贵族义务还残存于这些俱乐部里。而对我们剩下的人，参加军队或中情局或外交部，则意味着冒太大的风险——不仅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个人抱负，我们对财富、声望和权力的梦想。……‘9·11’的战争，也许会是我们这代人被铭记的关键时刻，但却不包括我们这代人的精英。我们不属于那些在遥远的土地上战斗与死亡的年轻美国人，他们是在哈佛不占主流的中产阶级或工人阶级子弟。”看看那年他们的毕业留言就知道：“有一个基本可套用的公式：大家好，我想告诉大家，我刚在Y（比如国家航空航天局、时尚设计公司、货币基金组织）过完夏天，刚抵达X（纽约或华盛顿，洛杉矶或伦敦）。我会在这儿待一年，干Z工作（通常是投行、白宫发言人办公室），然后去P（欧洲、里约）旅行一圈，结束后去Q入职（摩根斯坦利、耶鲁法学院、斯坦福医学院）。是不是快疯了？附件里有照片！”

萨默斯不断地告诉哈佛学生，“满足于发展你所独有的才能，发展你能做出独特贡献的能力。你不仅仅由于责任感受到重视，而是因为你所取得的成就”；“奉献的方法有多种，可以通过你的智慧来奉献，通过你出色的求知欲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来奉献，要不断地提出新问题”；“这个世界能够，而且将会向更好的地方前进。并非因为进步已经预定，也并非因为进步是某种天赐之物，而是因为，人们能够通过自己的贡献取得进步”。也许哈佛人记住的，不是“贡献”，而是“成就”；“智慧”毋庸置疑，却没有人肯定，世界是不是变得“更好”。

萨默斯曾希望给哈佛“留下遗产”。我问他，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你能重新做一次校长，你会做什么？他告诉我：“我对自己当时所做的事情非常自豪。”我问，你有遗憾吗？他回答：“我不是容易回顾过去、唏嘘遗憾的人。我遗憾，在我的校长任期内有那么多的争议，而我是那些争议的重要部分。但我相信，有如此之多的强烈争论，正是因为这所大学的蓬勃发展而生。”但愿如他所言。

第三章
剑桥：一个完美的读书地方

启蒙之所，智识之源

苗炜

“剑桥不是一个古板的大学，他对未来与创新有充沛的热情。”

国王街上，基督圣体学院的一角，行人们走到这里都会被一座镀金的钟表所吸引，驻足观看，这座钟最夺人眼球的是顶端一个怪异的蚂蚱，它在一秒一秒地吞噬时间，2008年秋天，斯蒂芬·霍金——《时间简史》的作者，为这座名为“时间吞噬者”的钟举行了揭幕仪式。这座钟的设计者约翰·泰勒20世纪50年代就读于剑桥的基督圣体学院，他把这座钟当做送给学院的礼物，他说：“时间是毁灭者，一分钟过去之后就永不会再回来，我不知道这座钟能否和大本钟一样成为一个地标，我很怀疑。”这座耗资100万英镑的镀金钟表如今被当成剑桥800年校庆收到的一份礼物，那个怪异的蚂蚱看起来总让人有点儿不舒服。

1209年被当做剑桥大学的开端，那一年，一些师生从牛津分裂出来，在剑桥开始了学园生活。剑桥的第一所学院是彼得豪斯（Peterhouse），建立于1280年，原名为“伊利大教堂主教学者学院”。从剑桥开车出去30分钟，就到达伊利，那座雄伟的教堂依旧是市内最辉煌的建筑，当年的伊利主教想让学生们在一个偏僻的沼泽地带安静地念书，将他们安排在30英里之外那个叫“剑桥”的地方。几百年来，彼得豪斯的功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给学生们提供食宿，而剑桥的学生起先是学习神学、哲学、数学，慢慢地，他们学习的领域逐渐扩展，生物、商业、计算机。剑桥的数十座教堂演绎着英国宗教的争端与变化，众多国王的塑像和旗帜也是权力更迭的历史痕迹，但对于年轻人来说，求学的精神从没有过变化。17世纪的一位《圣经》学者，其职业生涯是这样被描述的：“他用日常讲座使学生打好了人文、逻辑和哲学基础，通过交谈明白了他们的天资各自更适合何种特定的学习后，提出自己的建议。一旦他们能够独自学习，便给每一个学生布置日课，但绝不把自己和学生禁锢在时间精确的讲座里。”在18世纪的头10年中，三一学院的一个学生要学习《人类理解论》、《上帝创世智慧》、《读史方略》等等，还要学习几何学。

如果以现代学术规范来衡量，那么剑桥荣誉学位的确立表明这一门学问的地位得到了肯定，1748年，数学作为剑桥的第一个荣誉学位考试被确立，1824年经典研究首设，1851年道德哲学首设，随后是法学和历史学、语言学、经济学（1905）、英语（1919）、地理、人类学、考古。1900年，英国大约有2万名大学生，其中1/3在牛津和剑桥，这说明这两座大学在英国历史上的垄断地位。1980年底，英国有25万大学生，其中8%就读于“牛剑”。从数字上看，这两座大学不再是英国大学教育供应量的主要部分。但它们依旧是英国最著名的学府。2008年，牛津大学45%的本科生来自英国7%的最富裕家庭，剑桥的比例也差不多，他们从国王那里得到的权力已经不再重要，但那份精英的色彩从未消除。1977年以来，菲利普亲王一直担任剑桥大学的校长。

剑桥，这所保持着中世纪风貌的城市，这所800年历史的大学，留给世人最深的印象还是牛顿、培根、罗素，是黑色的学袍，但是，剑桥西区的科技园是英国的第一座科技创业园，这里的教授提醒我们：“剑桥不是一个古板的大学，他对未来与创新有充沛的热情。”用三言两语来概括剑桥并不容易，数百年来这样的评语层出不穷，19世纪三一学院的一位院长这样说：“作为一个学习的地方，剑桥难逃沉沦的命运；作为一个三流的水上运动场，它的未来不可估量。”一位勋爵这样说：“一所学院除了好教授之外，还需要一个好的花园。”一本小说里这样说：“这座城市里的石头、彩色玻璃、溪流、草地、树木和花朵被安排得如此错落有致，以便于更好地学习。面对这么一座城市，你怎么能无动于衷？”

纽曼的《大学的理念》是以牛津为模型写成的，如今英国人想到大学体制时最能引起他们共鸣的还是纽曼的文本，“存在两种教育模式，一种方式的目的是哲学的，一种方式的目的是机械的”。马修·阿诺德将绅士的培养转化为世俗生活的准宗教，他希望每一个受过教育的公民都充分浸润在思想中，具有感受美的能力，聪明智慧，富有活力。然而，当你来到剑桥，那些有关大学理念的讨论都显得太过抽象，当你在克莱尔学院或国王学院的后花园找到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看着这个精英辈出的地方，你可能会想起阿诺德的那句名言，这句话可能是精英主义的真谛——让每个人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读书求知，这个自我提升的过程也许并不依赖于外部环境，不在于你在哪里读大学，而在于这种智识生活的愿望是否能长久存在于你的内心。

“启蒙之所，智识之源。”这句拉丁语是剑桥校训，但在纪念品商店里难寻踪迹，相比之下，那句玩笑话倒印在马克杯上：“我学得越多就忘得越多，那我为什么还要学习。”事实上，每个醉心于自我提升的人都对这个问题有一个自己的答案。在赫弗书店的文具柜台，有大大小小的各种笔记本售卖，其中一款，封面是吉本的语录：“未曾在学习上准备好，还没有思考的习惯，艺术与创作上也未经训练，我就打算写一本书。”这位牛津大学的学生写出了传世名作《罗马帝国衰亡史》，在10月份新学期开始之后，必定会有剑桥的学生带着这款笔记本去听讲座，去参加讨论课，去图书馆，开始自己的基础学习，培养思考的习惯。

剑桥大学副校长理查德·艾利斯说：“我们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些特定的地理和历史的因素：剑桥，英格兰东部，英国。”她在多次演讲中不断强调剑桥的特色——本科生教育、学院制，强调剑桥大学的价值观，“一个杰出的大学，其宏大而明确的抱负，是在知识的所有主要领域达至卓越”。

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最新的大学排行榜上，剑桥名列全球第二，在刚刚宣布结果的诺贝尔奖名单上，剑桥一位学者又为这所大学增添了一个获奖者。然而，对于一个大学的神话来说，他最令人着迷的地方还是小说家福斯特描述的最为恰当：“精神和肉体，理智和情感，工作和玩乐，建筑和风景，欢笑和严肃，生活和艺术，这些对应物在别处是对立的，在这里却融为一体。人与书籍互相支持，智慧与情感携手并行，思索成为一种热情，辩论因痴迷而意味深长。”

剑桥800年的精神地图

苗炜

毕业典礼

2002年的一天，丁理在一间黑暗的教室里看见国王学院礼拜堂的尖顶，那是一堂电影课，放映《火的战车》，新生哈罗德正乘坐出租车驶过1919年剑桥的街道，而丁理的兜里正揣着一份去剑桥读书的申请表，想着在这堂电影课之后请外教老师写一封推荐信。《火的战车》讲的是剑桥学生参加奥运会的故事，哈罗德到了学校后，就打破了庭院赛跑的纪录。庭院中的赛跑是三一学院的传统，相传要在盛宴之后，穿着全套的礼服，在正午钟声24响之内沿庭院跑完一周，也就是43秒之内跑完375米。奥运会选手、现在的伦敦奥运会组委会主席塞巴斯蒂安·科曾经参加过这个比赛。

剑桥大学的许多传说都与学习无关，三一学院的正门口上方有亨利八世的塑像，他左手拿着一只金色圆球，右手本来是执着权杖，但被调皮的学生换成了一条桌子腿。对于有夜间攀爬癖好的学生们来说，换掉国王手中的权杖并不是一件困难事。《夜间攀爬者》一书在剑桥随处可见，这本书详细指导了剑桥每一座标志性建筑该怎么爬上去，记录了多年来在夜间攀爬中留下传奇的学生。1978年6月13日凌晨4点30分，两名学生爬上了剑桥大学图书馆的钟楼——剑桥目前的最高点，5年后，其中一人——皇后学院的博士杰弗逊，在秘鲁攀登阿特森拉杰峰时遇难。1958年的某一天，学校的评议堂，楼顶上摆着一辆奥斯丁牌小货车，校行政人员和救火队员商量着怎么把这辆车挪下来——肯定是工程系的学生，将这辆车拆成零件，爬上屋顶又组装起来，50年后剑桥还有人专门纪念了这次绝妙的攀爬。

更负盛名的一项运动是划船，徐志摩的诗：“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还有充满仪式感的晚餐。还有“May Ball”，每年6月的毕业舞会——男生穿燕尾服，女生穿礼服，彻夜狂欢，坚持到凌晨6点的人直接坐火车到伦敦，从伦敦坐火车穿越海底隧道抵达巴黎，在巴黎吃一顿醒酒的早餐——这顿巴黎早餐因太过奢侈而广遭批评，现在已经少见。“但舞会的票价还是很贵，要100多英镑，所以，能免费进入舞会现场又是件值得炫耀的事情，真有人里面穿着燕尾服、外面套着潜水服在剑河里待上好几个小时，就为了混进舞会现场向别人吹嘘他没买票。”达尔文学院的一位学生说。

丁理如今已经在北京的一家外企工作，她说，每年6月底，剑桥接连3天举行的盛大毕业典礼，堪称整个城市的节日。“我所在的圣埃德蒙学院（St Edmund's College）管理严格，首先要毕业生持所在系所开具的学业证明向学院提出正式申请，得到批准后自动获得3张毕业典礼入场券，可邀请亲友前往。其后不久学院负责礼仪的教师会发来信函，讲解参加典礼的着装要求。此后教导室还会发信，三令五申典礼当日各项程序的重要性。”

典礼当天，丁理的妈妈花了半天时间帮她打理。毕业生统一先在学院礼拜堂集合，按照预先排好的队形，在主持老师带领下，向评议堂出发。当这一群群学生穿过剑桥的街道时，行人纷纷让开道路，忙碌的工作者也会停下手上的活计，大家目送着他们经过。丁理说：“当我穿上黑色长袍，背脊就情不自禁挺直了，神情举止也端庄起来，我也成了剑桥历史中的一分子，分享着牛顿、达尔文、拜伦的荣耀。”

那看上去清一色的黑色学袍大有讲头，袍子的长度、袖子、丝带、帽兜、扣子等部件都会因学院、专业、年龄和学位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其繁琐程度即便是穿上的人也难以说清楚。如果有人穿着一件极其破旧的学袍去参加典礼，那便是他祖辈当年在剑桥读书时留下的遗物。这个典礼也自有其论资排辈的一面，第一天上午参加典礼的是三一学院、国王学院这样历史悠久的大学院，等到第三天，评议堂的草坪已经被践踏得有些苍凉之时，丘吉尔学院、菲茨威廉学院这些新晋学院的学生们才开始典礼。这样的“不平等”也是一项“剑桥传统”，每年发放考试成绩也是在评议堂，各系学生都会在公告栏里看见自己的成绩，唯独数学系，成绩单是从二楼扔下来的，为什么他们这么特殊？不知道，也许因为他们有牛顿。

在丁理的记忆中，毕业典礼是庄重、肃穆的，手执权杖、头戴方巾的院士依次从右首的一扇门进入大殿，簇拥着一位身着红袍、外裹羊毛毡披的老者，那就是主持毕业典礼的副校长。站在校长左方的礼仪官手持名册，念学生的名字。整个典礼用拉丁文进行，许多学生除了自己的名字外，一个字也听不懂。学生们4个一组，被念到名字时与主持老师缓步上前，主持老师摘下帽子，向校长深施一礼，把帽子扣在胸前，朗声念出一段拉丁文，大意为：尊敬的校长及大学，这几位学生的才能和品德都值得授予学士（或硕士或博士）学位，在此我可以向您和整个大学发誓。丁理回忆说：“主持老师宣告完毕，便退到一旁。礼仪官叫到我的名字，我趋步上前，跪在校长面前，双手合十，由她握在手里。校长注视着我，用拉丁文为我祝福：我以我所拥有的权力，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授予你哲学硕士学位。”

赵凤仪(Fonyee Walker)毕业的时候穿的是别人的鞋。“我差一点没能毕业，因为穿着不合规范。剑桥的穿着要求非常严格。毕业那天，我带错了鞋子。我进评议堂的时候，有人阻止我，说不让进。我问，为什么不可以，我今天要毕业，父母都从加拿大来了。他说，不行，你的鞋子是塑料底。规定是这样的，鞋子必须是皮质的，必须黑白。然后他问我穿几号的鞋，就帮我借了一个男生的鞋。结果，我毕业的时候，穿的是另一个人的鞋。因为这个，我所在的皇后学院还被罚款，他们要送给学校的行政人员12瓶葡萄酒——是的，不要钱，就要酒。”

赵凤仪是英籍加拿大人，在马来西亚出生，之后搬到香港地区，接着再搬到加拿大，然后又搬回英国。1999年，她从澳大利亚的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去剑桥读博士。“剑桥有很多奇怪的传统风俗，毕业典礼就非常奇怪。毕业生都要握着校长的手指，每人一个，没人去握校长的大拇指。可能是没有人喜欢去握人家的大拇指，所以，一次只能毕业4个学生。这个场景非常滑稽，你穿着长到地上的袍子，还得握着另一个人的手指，并持续很长的时间。”

荣誉之门：每年毕业典礼时，冈维尔与凯斯学院这座门才会打开

学院制

到达剑桥的旅游大巴大多会在皇后街停下，游客们沿银街走上3分钟就能看见剑河，以及剑桥的标志性建筑——皇后学院的数学桥，传说中这座桥是牛顿设计的，没有一颗铆钉，但后来有一位学生不服气，将这座木桥拆掉，重新搭建的时候不得不使用了铆钉。每年6月，会有很多参加完考试的学生从这座桥上跳入剑河游泳。剑河中来来往往的都是乘船的游客，右手边可以看到国王学院，左手边便是国王学院的“后花园”，经过克莱尔学院桥，左手边的克莱尔学院花园幽静迷人，然后是圣约翰学院的叹息桥，到达耶稣绿地旁的水坝折返。由这道水坝再往前，才是剑桥大学各个学院的划船队训练的水域。

如果没时间乘船，那就沿银街向前，到国王街（King's Parade），马上就看到了剑桥另一个标志性建筑——国王学院的礼拜堂，亨利六世建造这所学院之初，是为了接受伊顿公学的毕业生，直至1865年才有第一位非伊顿公学的学生入读。学院建筑显示出王室的气派，但那座礼拜堂刚开始修建，玫瑰战争就打响了，王室资金紧张，直到亨利八世时，礼拜堂才修建完毕。如今，让这所礼拜堂闻名天下的是国王学院唱诗班，每年圣诞夜，BBC都会转播国王学院唱诗班在礼拜堂中的演出。如果时间凑巧，游客们有机会听到唱诗班的晚课。

走进国王学院的庭院，穿过剑河，来到后花园，就能看到徐志摩的诗碑，一块岩石上刻着他那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徐志摩当年到国王学院听课，但并没有在这里拿到任何学位。这所学院最受推崇的毕业生是经济学家凯恩斯，学院旁有一过道名为“凯恩斯过道”。小说家E.M.福斯特终老于国王学院。

沿国王街继续向前，就是举行毕业典礼的评议堂，然后是冈维尔与凯斯学院，这所学院中最著名的院士是剑桥大学一个智力的象征——斯蒂芬·霍金，学院中的斯蒂芬·霍金楼，是剑桥标准最高的学生宿舍，从2006年10月起为本科生提供住宿。学院的三道门分别叫做“美德”、“谦逊”和“荣耀”，“荣耀之门”正对着评议堂，只有毕业典礼或哪一位院士去世，这座门才会打开。

所谓“学院”，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学生宿舍、食堂、教堂和图书馆。国王学院由亨利六世创建，冈维尔与凯斯学院1348年由冈维尔牧师创立，约翰·凯斯医生在1557至1559年担任学院的院长，他为学院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并扩建了学院的建筑。这所学院有良好的医学传统，因为第一个详细论述血液循环的威廉·哈维就是这所学院的院士。这些古老学院构成剑桥绝对的“市中心”，老学院的大多数宿舍都提供给本科生和院士居住，申请进入剑桥大学学习的人同时要向某一个学院提出申请，学院可以接收各个专业的学生，这样不同专业的学生住在一起，旁边就住着院士，以形成一种“复杂的生态”。只有3所英国大学采用这样的“学院制”，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学院是一种私有制，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财产，比如三一学院就是英国的大地产商，他们计划买下伦敦的“千年穹顶”，出租场地举办音乐会，他们在法国有自己的酒庄，是剑桥最富裕的学院。冈维尔与凯斯学院是剑桥大学历史上第四古老的学院，也是目前第三富有的学院。而大学是一种公有制，大学由各个系构成，各系的建筑散落在剑桥市的周边地区。一位剑桥博士这样说：“在这里拿个博士没什么特别的，但如果你是从伊顿公学、拉格比公学毕业，在剑桥或牛津读了本科，那就很特别了。这说明你在人生最关键的成长期接受了最好的教育。至今英国还有‘剑桥帮’、‘牛津帮’、‘伊顿帮’的说法，可见一所中学也会很了不起，奥威尔怎么样？伊顿公学毕业，没上过大学，也没拿过博士。”剑桥的学院的确把老宿舍留给了本科生，三一学院、冈维尔与凯斯学院和圣约翰学院感到研究生人数过多带来的压力，在1964年联合出资创立了只招收研究生的达尔文学院，名称是为了纪念达尔文家族，而达尔文本人毕业于剑桥的基督学院。

剑桥1869年建立了只招收女生的格腾学院，距市中心达4公里，之所以这么远就是为了让女生躲避剑桥男生的骚扰。格腾学院直到1977年才接收了第一个男院士，1979年才开始招收男生，学院院长史翠珊女士（Marilyn Strathern）这样向我们解释“学院制”的特色：“大学的各个系，主要是以讲课的方式介入学生的生活，而对许多学生来说，学院的老师才起到督学的作用，各系图书馆是学生们的专业需要，各学院的图书馆是学生们自学的需要，学院对学生起到‘看不见的教育作用’，不同专业的学生住在一起，分享各自的兴趣，划船队、晚餐、戏剧社都是由学院来组织的，生活从来不应该是统一步调和统一框架下的，学院制就是要让学生们生活在一种‘复杂性’之中，要让学生们有一种在不同场合转换自己的能力，一个人有许多侧面，但还是一个完整的人，学生们必须在一种‘复杂性’中生活，才能认识一个超越大学的世界。”

1871年建立的纽纳姆学院是目前剑桥大学唯一只招收女生的学院，学院的导师（Senior tutor，除院长之外最有权力的人）阿普特女士（Terri Apter）对本刊记者说：“培养绅士和淑女，这种说法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但剑桥的学生们的确还愿意谈论绅士和淑女这个话题，纽纳姆学院现在还只招收女生，我们会把这个传统保持下去。不过要说学院更偏重本科生教育，我可不同意，剑桥的研究生也受到了很好的生活上的照顾。剑桥本科教育的特别之处是，除了系里面的讲课之外，学院会安排‘督学’，也就是由富有经验的老师组织上讨论课，在其他一些大学，有经验的老师给学生讲课，小组讨论则由研究生代课。剑桥不是这样，剑桥各学院的老师会起到‘身教’的作用，但这不是给学生树立一个‘道德模范’，教师应该向学生展现如何思考，如何提问，如何开展研究，如何寻找证据，如何辩论，辩论是为了让学生对自己写下的论文更有信心，想得更远。”

三一学院

国王街终止处，就是三一街的起点。在评议堂对面，是剑桥大学出版社书店，或者说是剑桥大学出版社读者服务部，在这个书店转上几分钟，最令人震撼的一个书架是“剑桥历史”，我们都已经很熟悉那套《剑桥中国史》，从秦汉一直到《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皇皇10余册，但只是书架的一排。《剑桥中世纪史》、《剑桥伊朗史》、《剑桥东南亚史》、《剑桥俄罗斯史》等同系列史书排在一起，俨然是一个历史方阵，如果二十四史需要一个专门的书柜来陈列，那么剑桥品牌的世界历史也需要一个专门的书柜。

走到三一街上，就看到剑桥更著名的一个书店——1876年威廉·赫弗创办的赫弗书店，现在属于布莱克韦尔（Blackwell）书店，但还保留着赫弗书店的原名，书店橱窗里陈列的图书都和剑桥有牢固的关系——霍金的《时间简史》，世界上每一个追求智力生活的人大概都买了这本书；现任三一学院院长马丁·里斯的《六个数字：塑造宇宙的深层力量》，这位天体物理学家的这本著作1999年全球26种语言同步出版；泰德·休斯的《生日书简》，这位诗人当年在彭布罗克学院的宿舍里经常留宿女生，并且将她们洗完的内衣晾在窗外。橱窗里没有小说——伊夫林·沃的小说《旧地重游》在英国许多书店里都有数个版本，那是一本和牛津大学有关的小说，作者毕业于牛津大学，小说也描述了牛津的大学生活。《独立报》一位记者曾经撰文讨论，为什么剑桥没有一本能和《旧地重游》相比美的“剑桥小说”——剑桥有小说家福斯特、纳博科夫、拉什迪。福斯特说过，“剑桥对一个作家来说不是什么好地方”。纳博科夫在《说吧，记忆》里谈论过剑桥的生活，他从来没有去过大学图书馆，连打听图书馆在哪里都没有。“我不清楚，有没有人前来剑桥大学，寻找我的足球鞋钉在黑色泥地里留下的痕迹，或调查我穿过庭院前往我的导师的楼梯时留下的影子，但我走过那些令人敬仰的墙壁时，我比游客更饶有兴趣地想到了弥尔顿。”

在赫弗书店转上半小时，出门之后，走上几步就看到了三一学院。剑桥有时候会骄傲一下，告诉游客，这所大学出的诺贝尔奖得主比整个法国或者整个德国都要更多。在牛津和剑桥的诸多学院里，三一学院的诺贝尔奖得主最多，至今共有31位，这所学院无疑是剑桥最富有、声名最显赫的学院，门口右侧的草坪上种着一棵苹果树，那就是“牛顿的苹果树”，牛顿是在家乡的苹果树下被掉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然后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三一学院门前的这棵苹果树是1954年从牛顿家乡林肯郡移植过来的，几乎不结果。

牛顿当年居住在三一学院大庭院的E单元，每周都有人提出要进入那个房间拍摄，但那里依旧作为院士的宿舍在使用。牛顿的塑像是第一个被搬进学院礼拜堂的，随后有培根、拜伦等人的塑像被送入礼拜堂或图书馆。剑桥大学计算机教授罗斯·安德森（Ross Anderson）说：“正如火灾使森林获得新生，一个杰出的大学也使人类文化获得新生——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和理解都发生了改变。剑桥大学一直是最热的喷火器，牛顿、达尔文、DNA，都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看法，剑桥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最富有创造性的破坏性机构，那些最具有深远意义的创新发生在自然科学领域，出现在17世纪的培根、牛顿及其同时代人之中。”

三一学院雷恩图书馆的屋顶上伫立着4座石像，代表的是4门最古老的学科：神学，法学，物理学和数学。图书馆中有5万多本1820年前出版的图书，这里保存着弥尔顿的手稿，也保存着《小熊维尼》的手稿，该书作者米尔恩是三一学院的学生，维特根斯坦的遗作和手稿也保存于此。福斯特在一篇小说中这样谈论三一学院——人们既无法忽视他骄傲的光彩，也不能否认他的优势，虽然这里几乎没人费心思去强调他。我们来强调一下，《金枝》一书的作者詹姆斯·弗雷泽是这里毕业的，“科学家”这个词是1840年由三一学院的院长创造出来的，麦克斯韦尔是这里毕业的，哲学家怀特海、罗素、维特根斯坦也属于三一学院。

除拜伦之外，三一学院还有一位伟大诗人，丁尼生1838年写过这样一首诗：“我走过长长的酸橙树甬道/去看看他住过的房间/门上是别人的名字/我徘徊不前，里面一片嘈杂声/男孩们拍掌、干杯、跺着楼板/我们曾在那里辩论过/一群年轻的朋友/争辩思想、艺术/工作和改变了的集市/还有国家的整个体制。”如今，丁尼生的塑像也竖立在雷恩图书馆内，注视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在这里学习和思辨。

罗素在自传中描述过自己初到三一学院的经历，他不知道厕所在哪里，也不好意思向别人询问，他经常因为性的冲动而在深夜跑步，他说在剑桥的最大收获是“一种智力上的真诚”。然而，就是因为某种真诚，罗素曾被三一学院开除——他反对英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发表了过多的和平主义言论。

罗斯·安德森教授认为，三一学院开除罗素是干涉“知识自由”，他说：“我们该如何让剑桥保持名列前茅？从历史中获得的重要教训是，学术的自治和知识自由是很重要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教会或者国家都曾试图对我们进行干预，要控制我们。这些措施从未取得过预期的效果，但往往在一段时间内令我们停滞不前。最糟糕的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我们不被允许承认不信奉国教的新教教徒。剑桥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学者的自治社会，而不是像诸如博洛尼亚大学那样起源于那种学生联合起来聘请教师的社团。时间已经证明我们的模式是最好的。”

暑假之中，大门上贴着一则告示：只对本学院院士和学生开放。这就把游客及其他学院的学生挡在了门外，这所学院的院长还要由王室任命，新院长到任之时，要在门口把委任状交给门房，门房将委任状送到院士集聚的会议室，然后院士们排队去打开大门，将新院长迎接进来。如果你被这样的礼仪传说所震慑，很可能就错过了参观三一学院，事实上，直接推门进去也未必受到什么阻拦。拜伦在这里上学的时候，学院规定学生不得养猫、狗之类的宠物，于是他就养了一头熊。牛顿在庭院里测量声音的速度，他在这里生活过35年。爱德华三世塔楼上的钟声每半个小时就敲响一次，好像在提醒你几百年来时间都是以固定的步调流逝，而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如此密集地会聚着如此多的精英。

老鹰酒吧

从皇后学院到三一学院，专心走路的话，也就用5分钟的时间。如果走得快一些，能走到圣约翰学院门口。这是剑桥最为核心的一条路。在每年发放给新生的“剑桥小词典”上，是这样解释“长距离”的——在剑桥走路超过5分钟的，就算是长距离了。这个小词典是这样解释“剑桥”的——这是个形容词，用来形容那些特别有个性的学生的生活，他们总做出某些极端的事情。“NARG”——指那些刻苦读书、长相难看、穿着差、社交有点儿障碍的男生。“辛蒂”——这不是人名，而是指剑桥唯一的一家夜总会，经常带有贬义。“国王路跑步”（King Street Run）——这不是真的跑步，国王路比国王街（King's Parade）长，这项运动是指在这条街道上的每一家酒吧都喝上一杯啤酒。

剑桥的土地几乎都为各个学院所拥有，学院自然不愿把自己的产业出租给夜总会，更不要说色情场所。但这座10万人的小城拥有200余个酒吧，剑桥学生曾经手绘“剑桥酒吧地图”，标明各个酒吧的位置，号称要在大学期间喝完所有的酒吧，但并没有记载哪一个学生曾经完成这个壮举。事实上，各个学院的酒吧就是喝酒的好去处，外面的酒吧一杯啤酒2英镑，那学院里的啤酒只卖1英镑，让学生喝到便宜的啤酒是一项学生福利。当然，到各个学院的食堂去吃饭，看看哪个学院的伙食最好，更是学生们乐此不疲的事。

剑桥最著名的酒吧可能是“老鹰酒吧”，暑假期间，这里到晚上依旧座无虚席，而旁边的另一家“巴斯酒吧”则门可罗雀。“老鹰酒吧”的传奇之处在于，20世纪50年代，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经常在本尼特街上的这家酒吧吃午餐，他们以卡文迪什实验室为基地，建立了DNA结构的模型。在《双螺旋》一书中，沃森提到，1953年的一天，克里克冲进“老鹰酒吧”，大声宣布“我们已经发现了生命的秘密”，沃森觉得，这样说为时尚早。但克里克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他不记得自己曾这么冲动。不论当事人如何记忆，这座酒吧的一张桌子背后的墙上已经镶嵌了一块铜牌——克里克和沃森在这里宣布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在这张桌子前抬头望去，天花板上是“二战”遗迹，英国和美国飞行员用打火机和蜡烛在天花板上烧出自己的名字和部队番号，他们从剑桥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出发去轰炸德国。

已有500多年历史的老鹰酒吧

从老鹰酒吧走上200米，就是老卡文迪什实验室，一块铭牌这样记录：“1897年，J.J.汤姆逊在这里的老卡文迪什实验室发现了电子，后来它被确认为物理学的基本粒子，这是电子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基础。”卡文迪什实验室1874年由麦克斯韦尔创建，并担任卡文迪什实验室物理学教授，1974年，实验室搬迁至剑桥西部的“科学园区”。

在“老鹰酒吧”里，一位物理系博士生这样告诉本刊记者：“这次搬迁改变了卡文迪什的风水，这里一共产生过28个诺贝尔奖得主，但搬到西边之后，地方是大了，但好像只拿过一个物理奖。约瑟夫森教授是1973年拿的诺贝尔奖，他是三一学院的学生，计算出超导结的隧道效应时还是研究生二年级学生，现在我每次在草坪上怀疑人生的时候，老能碰见约瑟夫森，老头儿也在那儿怀疑人生，他现在发表的论文是《超自然证据及其对意识的含义》，就是说，他主要研究人间有没有鬼，特异功能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银街之上，有一家名叫“Anchor”的酒吧，入口处也挂着一副铜牌——60年代，这里经常举办爵士音乐会，当时席德·巴雷特经常来这里听音乐。席德·巴雷特生于剑桥，但他没能在这里读大学，他是伦敦一家工艺学校的学生，搬到伦敦后，他创立了平克·弗洛伊德乐队。2006年，席德在剑桥的家中去世。那位物理系博士转战Anchor酒吧，继续讲述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八卦：“剑桥物理系最大的失误是放走了玻尔，玻尔当年想在卡文迪什实验室做研究，但不知怎么，剑桥没有收留他，他在剑桥踢了几个月的足球，就转到曼彻斯特去了。”从Anchor酒吧转战Granta酒吧，物理系博士只能听另一位文科学生讲典故了：“Granta本是剑河的一条支流，这也是剑桥一本文学杂志的名字。”

豪饮之风也是学院间的传说，莫德林学院的划船队，入队仪式就是连干3品脱啤酒，第三杯中掺入威士忌。走在剑桥的街上，也经常能看见酒铺，售卖各种葡萄酒，许多酒瓶子上贴着学院的标签，表明这是某某学院特制的酒。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陆建德，1983年从复旦毕业后去剑桥读博士，他对剑桥的酒文化印象颇深——许多老教授的书柜后面就放着一排一排的空酒瓶。有些老师的酒量很大，一个没有多少人参加的讨论会开完，可能10瓶葡萄酒就没有了。

赵凤仪在剑桥期间曾经担任“剑桥品酒队”的队长。“每个礼拜我们会开一个盲品会，打开12款酒，大家一起品，然后讨论酒的品种、年份、葡萄种类、地区等等。每年的春天，我们跟牛津有一个盲品比赛。赢得比赛的人可以去法国旅游。盲品所用的酒来自赞助商。据我所知，没有几个大学有这种盲品比赛。这个比赛从1952年开始，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但在剑桥，这个比赛太现代，太时髦了。”

尽管是暑假，沿剑河划船，岸边酒吧上年轻人豪饮的场面还是会让人遐想，等1.6万多年轻学生都开学了，酒风该多么浩荡。相比之下，抽烟好像已经Out了，在Rose Crescent街角Fcuk商店外的墙壁上，还有一块铜牌，上面是剑桥学生1862年作的一首诗，名为《烟草颂——献给烟草行》，有中国访问学者试译全诗，其中有这样几句：“你使晨曦增媚，你使午餐填味，黄昏之乐尤最”；“我有五六兄弟，抽烟无妨友谊”。100年前，身着学袍抽烟是违反校规的，如今，学院里全面禁烟，即便花园里也不能抽，据说，剑桥学生大多遵循此规定，最过火的行为也就是在宿舍里偷着抽两根大麻。

大学城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田莉女士是剑桥土地经济系博士，在她看来，剑桥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大学和学院对城市的建筑、景观和社会生活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牛津虽然历史更为悠久，但由于周边汽车工业的发展，牛津的人文氛围遭到侵蚀。她说：“Mini车产自牛津，这就带来很多蓝领就业岗位，相比之下，剑桥周边的企业大多是学校的科技创业型企业，基督学院对面的那家大购物中心，4万平方米的面积，当年兴建之时也反复论证过多次。”

田莉介绍说，多年来，剑桥大学的学生以及大学雇员的总数一直占剑桥市总人口的30%左右，20世纪上半叶，剑桥人口从1900年的6.25万增加到1950年的10.4万。1950年的剑桥规划认为，应该控制人口规模保持剑桥舒适宜人的生活环境，同时要让大学相关人口占据固定的比例，避免出现牛津汽车产业从业人口暴涨的现象。2002年全英人口普查表明，剑桥总人口约10.88万，其中28%为剑桥学生和大学雇员。这显示出，50年前剑桥城市规划的长远战略眼光和此后50多年城市管理的有效贯彻。“当然，这也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剑桥的房价很贵，几乎与伦敦不相上下。”

福肖（Alec Forshaw）20世纪50年代在剑桥长大，2003年母亲去世，他在收拾老房子的过程中翻出了家庭相册、剪报本，然后动笔撰写一本自己的剑桥回忆录。他说，有关剑桥的历史书有太多了，但这一本是关于在这个城市里度过童年时代的书，它会让读者发现，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直到1958年，剑桥的牛奶还是靠马车运输，每天早上7点之前送到每家每户的门口。那个时候，市中心的两家大型超市还没有开张，集市街附近是一家一家的小商铺，你要花几个小时排队买奶酪，再排队买肉，再排队买咖啡。1969年，福肖进入剑桥的耶稣学院读地理，他说：“在自己家门口上大学是什么感觉？街道的确很熟悉，但还是像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地方。上大学是打开了一个新世界。我的父母都不为大学工作，所以我对剑桥大学并没有家庭的亲近感，我的确在好多学院的花园里玩耍，但从来没有进入过学院的建筑物，在被耶稣学院接收之前，我只去过那里一次。”

耶稣学院在集市街之东，守着市中心的一个角落，以庭院中陈列的艺术品为特色，在安静的午后步入耶稣学院，能立刻发现它与国王学院、三一学院截然不同的气质。这里原本是一家修道院，15世纪时被改造为剑桥的一所学院，但还带着一丝静修的气氛，因为仲夏绿地和耶稣绿地这两大块草坪就在学院旁边。学院操场两倍于校舍面积，依次有足球场地、网球场地、板球场地、橄榄球场地、射箭场地和体育馆，剑桥许多学院的体育场都在城外，能在宿舍之外拥有这几片球场是难得的奢侈。庭院中有三两名妇女对着学院收藏的雕塑临摹。出资收藏雕塑的主意是80年代担任耶稣学院院长的一位考古学家提出的，他认为，考古和艺术是相互平行的。

福肖还记得50年代丘吉尔到访剑桥，为新创建的丘吉尔学院栽种一棵树，这所新学院的建立是为了比肩麻省理工学院，为英国培养更多的理工人才。新学院的出资者也并不全是丘吉尔这样的大人物，1981年，英国女王为鲁滨逊学院主持创建仪式，鲁宾逊原来在剑桥父母所开的自行车商店工作，尽管在剑桥自行车是主要交通工具，但并不可能让他赚太多钱，他后来成为赛马场老板，发财之后创建了以自己家族命名的新学院。这些新学院大多在城市的西郊，而与耶稣学院在城东比邻的是悉尼·苏塞克斯学院和基督学院。

这两所学院各有两位出名的校友，基督学院的庭院之中有一棵“弥尔顿桑树”，有一条“弥尔顿小巷”，这自然表明弥尔顿在基督学院的地位，另一位校友的身影在剑桥随处可见，那就是达尔文。2009年适逢《物种起源》发表150周年，所以菲茨威廉博物馆等地方都在举办有关达尔文的展览。悉尼·苏塞克斯学院的两位著名校友是克伦威尔和福尔摩斯，学院门房中出售两本小册子，讲述这两人与学院的关系。据说，悉尼·苏塞克斯学院经常闹鬼，学生们相信，是克伦威尔的幽灵总要回来看看，这位革命者在学校里并不认真学习，父亲病故后他也辍学在家。克伦威尔死后，保皇党将他的尸体从西敏寺挖出，斩首，1661年，首级悬挂于西敏寺上方示众。这番死后不得安宁的折腾也许是闹鬼说的起源，奇妙的是，人人都相信。1960年，悉尼·苏塞克斯学院找到了克伦威尔的首级，经过一系列科学验证，证明那的确是300年前的那个革命家的头颅，头颅被埋葬在学院礼拜堂附近，只有院长和财务主任知道确切的地点。这则故事多少还有些影子，克伦威尔的肖像画的确挂在学院食堂里，每逢有皇室成员到访，总用帘子再把他遮起来。但福尔摩斯就读于该学院的考证则完全是创作，不过，这位虚拟人物能在伦敦的贝克街上拥有一处“故居”，自然也不介意被当做悉尼·苏塞克斯学院的校友，在这里研读过生物学和解剖。考证福尔摩斯是剑桥而非牛津毕业的一大证据是，当年牛津的校规是，学生必须住在校区的宿舍，剑桥规定学生可以住在圣玛丽教堂3英里方圆之内，小说中曾提到，福尔摩斯没有住在大学宿舍里。

学习

莎拉·埃尔森（Sarah Ellson）如今在伦敦的一家法律事务所工作，1990至1993年在基督学院攻读社会学，随后又拿到一个法律学位。她说，剑桥、牛津的本科学位并不总能在就业市场上畅通无阻，所以她需要另一个学位。“我觉得，剑桥的教育观念更多是培养学生的思考方法和精神生活习惯，而不是实际技能培训。剑桥的许多老师的确拥有世间最聪慧的头脑，如果我现在回到剑桥读书，收获肯定比我19岁时去更大。”

莎拉在音乐会上演奏大提琴，参加过话剧演出，但在剑桥最骄傲的事情是1993年作为学校女子轻量级划船队的一员击败了牛津队，这是6年来唯一一次胜利，她和她的丈夫就相识于基督学院的划船俱乐部。“我们生活在那么美丽的地方有很多美丽的记忆，我们从船屋骑车去听课，一起逛酒吧，在花园散步，在重新调整自己以适应这个真实的世界之前能有那么一段时光真是幸运。”

剑桥大学博士朱莉娅·洛弗尔（Julia lovell）如今也生活在伦敦，担任伦敦大学历史系教授，校舍位于伦敦布卢姆茨伯里，紧邻大英博物馆和大不列颠图书馆。她说：“我离开剑桥的原因很简单，剑桥大学不能给我提供一个终身教席，剑桥的传统是每个领域只有一个教授，尽管这些年来教授的席位在增加，但在那里获得一个终身教席还是不容易。在我博士毕业之后，我在剑桥度过了4年愉快的教学生涯，我喜欢那里，我的丈夫还在剑桥大学的英语系工作，所以我能同时享受剑桥宁静的生活和伦敦的生活。”

朱莉娅·洛弗尔在剑桥读中文，她说，做这个选择不是因为李约瑟或者哪位汉学家的影响，而是她在某一年的圣诞假期看了一部“007”电影，影片中邦德有这样的台词——我在剑桥学东方学。“我想，这是我唯一能和詹姆斯·邦德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就从历史系转到东方学系。系里的老师很好，剑桥在学习外国文化方面有很好的传统，特别是印度和古希腊研究，可我是个笨学生，头3个月我记不住任何一个中国字。我的老师花费了太多时间帮助我，我有时会觉得，能有机会在剑桥读书是一种特权。如今，剑桥生活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自由的感觉，有那么多事情可以干——学习，戏剧，音乐，体育——我是个很差的足球选手。”

在9月暑期到访剑桥实在有不合时宜的感觉——每年暑假，会有一家剧团在各学院的草坪之上轮番上演莎士比亚的话剧，但他们已经演完开拔了。剑桥电影节还没有开幕，免费音乐会也屈指可数，倒是各类体育俱乐部已经把招收新会员的广告打了出来——板球、橄榄球、马术、自行车、划船，后两个体育项目中，剑桥出过不少奥运会冠军选手，自然是这里的热门。但乒乓球也有俱乐部，土地经济系另一位中国博士邓亚萍只在乒乓球俱乐部出现过一次，打败了剑桥排名第一的男选手之后就再也没有露面。

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这样回答我们的提问：“剑桥的老建筑的确让人兴奋，但我在剑桥关注的两点是女孩和创作。在本科毕业之后，我的确有机会在那里读博士，或者到哈佛大学去念历史学博士，但我对现在的教育体制都持怀疑态度，所以我没有接着读学位。”德波顿目前经营着他2008年创办的“生命学院”（The School of Life），这所学院设在伦敦的市中心，更类似一个能举办沙龙的小书店，他说，他创办这家“生命学院”是为了教授人们“赖以生存的观念”，以激励人们通过阅读和学习改变自己的生活。他希望能挑战传统的大学，重新组织知识的架构，远离教化的知识。尽量给予人们本该是大学所给予的：通过文化的帮助获得生活的方向和生命的智慧。

年轻的莉娅（Liya）本科时以欧盟学生身份就读于基督学院，今年将前往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她是一位德国籍的华人，之所以选择在剑桥而不是在德国上大学，她说：“剑桥的本科生教育采用导师制度，这是它最好的地方。相比之下，德国的大学教育过于自由化，没有人进行管理，学生和教授之间也没有太多联系，不像剑桥那样，学生每周会和导师面对面地讨论自己的作业。”

这个年轻姑娘对于大学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剑桥的最大缺陷是过于实用主义（Pragmatism），剑桥从来不会启发学生去问自己：我在大学学习的内容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自己，还是社会，还是文化？这和英国的实用主义教育传统是有关的。而我在德国得到的体验是，教育的目标是人本主义的（Humanistic），一个人进入大学后要经历一个成熟的过程，要和社会建立起联系，在这个过程中他才真正变成一个公民。实用主义的好处在于它的宽容，它可以包容很多不同的观点。但过于宽容的危险在于，学生不再去思考学习的意义，大学成了就业培训所。剑桥学考古的学生，第一年都会去伦敦的投资银行找实习。而理论上，大学的本意应该是培养研究者。如果进入大学只是为了提升个人的职业空间，那么大学是无法尽到它对社会的责任的。但是很可惜，很多大学都屈服于一种经济理性。比如，剑桥原本有一个梵语系，但是后来被裁撤了，理由是缺乏经济效益。剑桥把很多的资金都给了商学院，而许多的文科系所包括我们政治系，都有财政问题。”

年轻的莉娅在接受采访之前就提醒我们，“我对剑桥可是有一大堆批评的”。她说她本以为剑桥是一个思想的天堂，可能在街上交谈的两个人都会在讨论一些深刻的话题。但实际并不如此，于是她就联合几个同学创建了一个思想者联盟（Thinking Society），每个月都会挑选一个大的话题进行讨论，比如：何谓思考？何谓生活？知识分子的位置在哪里？我们的大学是不是一个自由思考之地？他们请教授来就这些问题进行演讲。“一开始我以为，学院越老越好，但后来才发现那些新一点的学院可能更为开放。比如克莱尔霍学院（Clare Hall），他们的研究生和教授是在一起吃饭的。而剑桥的传统是就餐时学生坐低桌（Low table），教授坐高桌（High table）。这些传统有时候徒有其表，比如在正式晚宴（Formal dinner）上，就餐前院长会念一段拉丁文，而剑桥学生至少80%都不懂拉丁文。因为英国的高中教育进行改革后，已经不再要求学生学习拉丁文了。剑桥的传统和社会的发展没有发生联系，大部分人并不理解这些传统，喜欢它们也只是因为神秘感。我认为，剑桥不能仅仅保留传统的形式，而应当去思考其中的意义。”

考试

“在哈代的小说《无名的裘德》里，裘德会用拉丁文背诵赞美诗，所以他一直认为自己有资格进入基督学堂，也就是牛津大学，那是100多年前了，那时候拉丁语和希腊语是牛津和剑桥入学的必考科目，想拿到学位也要掌握拉丁语和希腊语，而这些经典课程本就是大学当时能教给学生的少数几门课程之一，如今，掌握拉丁语对进入剑桥学习依然很有用——它表明你有严谨的思维，而且能更好地理解语言的本源。”剑桥大学古典系教授玛丽·比尔德女士对我们说，“拉丁语在剑桥还经常被使用，餐厅祷告、毕业典礼，许多学院的塑像上也是拉丁文。我们古典学系有100多位本科生，有些人在高中时就学习过拉丁语，但许多中学的确取消了拉丁语课程。”

剑桥博士殷海洁（Heather In-wood），高中毕业时考的是法语，他说：“初中毕业考试（GCSE），高中毕业考试（A-levels），还有剑桥大学的考试，我都记忆犹新。至于哪次压力最大，很难判断，这3次考试经历一直到现在还时不时重复在我的噩梦里。英国的A-levels跟中国的高考不同，这时候学生一般都申请好大学了，有的参加过面试，已知道哪些大学想要录取你。唯一条件就是要满足这所大学对你考试成绩的要求。剑桥大学的门槛要偏高一点，通常要求学生考3个A，成绩出来的前一夜，我做了无数次关于考试成绩的梦，从B级到根本就不存在的Z级，几乎全部英文字母都在梦里出现过，出了一晚的汗，就是没有梦见那3个该死的A。醒来后，该拿的成绩都拿了。到了剑桥后，发现大学的考试制度是另一种情景。虽然英国的高中倾向于训练学生的独立思想和写作能力，但学生通常能够想到一些技巧应付考试。比方说，为了准备高中的法国知识考试，我将11篇事前写好的法语文章全都背下来了，考试那天只要看一眼文章的题目，语言和内容就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滔滔不绝地流出来。可惜，这样的技巧到了大学以后就不管用了。剑桥的年末考试考的并不仅是学生所积累的知识，也没有多项选择的问答题，考的是思辨能力。课程作业所占的比例也很小，每年的成绩主要取决于考场上的表现。剑桥的考场是个什么样子呢？学生整齐地坐成几排，每两个人之间都隔一个空位，以免学生作弊。监考老师们都一身黑色的袍子，外面还有人陪学生去上洗手间，考试时限往往为3个钟头。每个人的成绩出来后，都会先贴在大学评议堂外面的公告栏上，这样做会给学生施加很大的压力，因为谁都能知道你考得怎么样。”

玛丽·比尔德说，她还是会经常做有关考试的噩梦。30多年来她只是监考，但在梦里总会坐到课桌前，准备拉丁语或希腊语考试，却发现考卷上的字她一个也不认识。“我相信，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剑桥的考试都是一个噩梦！”

剑桥政治系讲师刘瑜，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完硕士之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博士，随后在剑桥谋得一个教席，她说：“要我看，剑桥本科生在入学的时候，其潜质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新生差不多，但经过3年的本科教育之后就大不一样了。剑桥一年3个学期，10月开学，圣诞放假，然后再开学，复活节又放假，6月份考试完又放暑假，每个学期上课的时间也就是8周。这里上课，老师是不许点名的，没有点名的权力，但学生们读书的气氛很浓。在剑桥的食堂里，你能听到两个学生在讨论苏丹的问题，或者最近有关伊朗的新闻多了，那么来听伊朗政治课程的学生就会多起来，这会让我想起《白人男子的责任》这本书，有公共意识的基础和氛围，在剑桥学政治就不是那么费解的一个选择。”

刘瑜教现代中国政治，给学生的考试题包括这样的题目：“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中起的是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她说：“考试一般会给学生6到8个问题，你选择3个来论述，这个题目大吗？你不妨看看政治理论课的题目——‘西方还有未来吗？’‘人们为什么要投票？’每道题目学生可能都要用1500个单词来回答，会考验你掌握材料、事实和分析的能力，而评分的一条准则是，学生除了论述自己的观点外，必须给出一个反面的观点。这样的题目，相对来说就是鼓励胡说八道，但只有大题目，才能形成一种和先人对话的机制，这是让学生有一个大的思想框架，而不是过早陷入到细节中。”

2000年秋天，何进到剑桥大学读硕士，他说:“负责我们课程的老师是约翰·克利维尔博士，他要给每一个学生单独辅导。我们班10个人，来自欧、亚、非三大洲8个不同的国家。原计划每周每个学生辅导一小时，实际上每个人都远远超过一小时。他曾用两个小时给我讲一道题，那是一道我非常有把握的题目。先读懂题面，抓取重要数据，再根据情况挑选正确的公式，把数字代进公式，算出最终答案了事。我那道题的答案就是一页A4的纸，大半页都是数字、公式和计算，还有几行文字说明。他看看这张答题纸问我，这一大堆数字是什么意思。我当时有点懵，这东西你知我知，那还用说。然后他又问，这几个公式是从哪里来的。他告诉我，我们研究的是物理而不是数字，一个物理老师拿到一份物理题的答案，想看的不是数字，而是学生对物理的理解。不但数字不重要，而且公式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基本物理概念的理解和对物理学原理本质的把握。理性的思路应该从最基本的物理假定入手，首先罗列半导体理论的所有假定，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每一个假定、每一种情况、每一次选择、每一层因素都要完整地展开讨论，从而最终导出正确的物理公式用于计算。原来一页A4的纸，后来密密麻麻地用了整整5页，添加了大量的说明、讨论和图示。一道题贯穿了半导体物理学的整条脉络，看到老师陪我一起做出的新答案，我第一次如此刻骨铭心地体会到，原来物理该这么学。虽然我题答得不好，但是他没有任何批评或者不悦，而是和颜悦色地跟我说：作为一个理性的人，我会这样去做（As a reasonable person，I will?），一步一步引导我进行理性思维。”

“硕士课程从10月开课到来年9月论文答辩，整整一年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张。前半年一共13门课，在2001年4月底，13门课分为两场综合考试。这就是我学生时代的最后两场考试，读博士以后就没有正式的笔试了。”何进总结剑桥考试的特点：“天马行空，有重点，但没有范围。考题选择空间大，一般一套考卷10道题甚至更多，任选四五道题做就可以。考试题目的难度不是以能不能做出来作为衡量的标准，而是以能不能下手作为衡量的标准。考试没有标准答案，看重分析和思辨，各种想法和观点，只要言之成理就可以。还有一条，考试没有第二次机会，几百年来，这一规则一直被严格地执行着。剑桥的想法很简单，学生来学校是学习的，那么就有义务学好。”

利维斯博士

英语系老师帕特森（Ian Patterson）的博客名叫“Curiously Strong”，这曾是20世纪60年代剑桥学生出版的一本诗刊的名字，他在博客上抱怨，要花太多的时间批改考卷，没工夫写作。这位老师写诗，喜欢亨德尔和摇滚，在英语系的试卷中，会出现这样的题目：请比较埃米·瓦恩豪斯（Amy Winehouse）的歌曲《Love is a Losing Game》和沃尔特·罗利（Walter Raleigh）的诗《As You Came from the Holy Land》。前者是英国流行歌手，后者是16世纪的诗人。帕特森对我们说：“这道题目是让学生阐述诗歌与流行歌曲的关系，语言中的节奏感。现在的文学理论越来越学术化，抽象，而大众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强，文学理论应该是开放的。”

英语系教授斯蒂芬·科里尼（Stefan Collini）说：“是的，我们的考试范围是‘从古至今’的，‘剑桥英语’这个词和‘芝加哥经济学’、‘牛津哲学’一样有其特定的内涵，那就是‘批评、比较、当下’。”英语系讲师斯蒂芬·洛根（Stephen Logan）对我们说，他认为大学的功能并不只是一个“研究工厂”，不能只凭借论文发表的数量来评定大学的学术水平：“为什么我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一篇文章，才算是我的成绩，而我在报纸或杂志上写一篇文章就忽略不计呢？大学的一个功能就是‘时代的文化标尺’，一个教师完全可以用他的‘观念’来教育学生。”洛根博士和科里尼教授都提到英语系的标志性人物F.R.利维斯。

这位利维斯教授讲的是什么呢？有人这样总结：“他是艺术的加尔文，教育年轻人热爱文学之前，先教他们去讨厌其中的90%。”利维斯生于剑桥，求学于剑桥，终身在剑桥担任教职，他和妻子主办的《细察》杂志在文学批评领域享有极高的声誉。他看不上弥尔顿，对狄更斯也评价不高，他说哈代是个笨拙的匠人，弄出来的小说不过“偶有所得”。他的女学生西尔维亚·普拉斯说他是个秃顶、刻薄的妖精。他的文学观念在早期著作《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中开宗明义——“在任何一个时代，明察秋毫的艺术和文学鉴赏常常只能依靠很少的一部分人。除了一目了然和人所周知的案例，只有很少数人能够给出不是人云亦云的第一手的判断。他们今天依然是少数人，流行的价值观念就像某种纸币，它的基础是很小数量的黄金。”20世纪40年代，利维斯发表了《英文学院概要》，他强调，英文学院的核心学科是文学及其批评，它在同时培养智性和情感方面为其他学科所不及。英文学院的学生除了学习文学经典之外，还必须学习外语、比较文学、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史等课程。在利维斯看来，精神成人远比专业成材来得重要。利维斯毕生事业的首要原则就是确信：在一个人对艺术的反应能力和他在人类生存的总的适应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对艺术的反应能力可以由批评家来唤醒并使之丰富。

陆建德在剑桥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利维斯的。“他在30年代就开课讨论广告、电影这些大众文化。在他看来，文学批评要指出‘套话’的危害。在一定程度上，利维斯把文化转换为语言问题，文化的精粹就是辨别优劣的语言，但他给人的印象是在进行一场无望取胜的战争，电影、电视等大众文化正在消解批评的标准，利维斯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维特根斯坦，为什么总要去电影院看一部美国西部片才能放松。”

清华大学教授、剑桥博士曹莉介绍：“与剑桥800年的历史相比，成立于1917年的英文系堪称年轻，当时的一份报告说，文学所能提供的精神价值足以取代宗教的主导地位，将文学与普通人的道德修养和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利维斯看来，大学就是要提高社会的精神格调，培养公众的智慧，纯洁国民的趣味，大学和文学批评的使命就是抵抗社会对“少数人文化”的围追堵截。

1959年5月，C.P.斯诺在剑桥大学的评议堂发表了《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斯诺曾是一名科学家，还是一名小说家，后来“又成了一名身份难以确定的公众人物，有资格对无论什么问题发表他的见解”。这次的演讲他提出了问题：知识分子是两极的，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他们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一个文学知识分子根本不知道热力学第二定律是什么，但科学革命将给这个世界带来巨大的变化，能让那些贫穷的地方逐渐富裕起来。

斯蒂芬·科里尼教授为50年前的这场演讲做了一个长篇导言，《两种文化》中文版中即可看到，他说，斯诺提出来的问题，任何一个有头脑的观察家都不能回避，他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利维斯教授的回应是在1962年，他退休之前所作的《里士满演讲》，他对斯诺的蔑视是全方位的。“他在智力上并不出类拔萃”，他的演讲“所展示的恰恰是智力特色的全然缺乏和令人窘迫的粗俗风格”；“作为小说家他并不存在，他还没有开始存在，他不能被认为懂得小说是什么。他写下的每一页都等于白纸，空洞无物”。这份演讲发表后，众多知识分子参与讨论，利维斯的腔调被认为过于刻薄，但这也符合他文学批评的一贯作风。

科里尼教授说，凡是利维斯认为浅薄、机械化和仅仅风行一时的东西，他都恨不得扔进垃圾桶里，斯诺可以凭借小说沽名钓誉，但他却闯进了20世纪英国文化一个最敏感的区域：对工业革命给人类造成的后果做出评价。利维斯把斯诺的名声看成一种“不祥之兆”，“它说明现代社会多么严重地丧失了谈论能赋予生活以有意义的价值的能力，于是‘繁荣’、‘提升生活标准’这类套话就被用来填补空当”。

9月底，剑桥大学的唐宁学院，恰好有一个“重估利维斯”的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持人是利兹大学教授C.乔伊斯，他对我们说：“利维斯对工业革命对文化的破坏一直有自己的看法，他也不愿意人们将生活的手段和生活的目的混为一谈，他教学中的一个主导思想就是理解‘生活’的复杂意味，生活只是个人的，而无法抽象化，难以用工业和科学的数据来证明生活的幸福。”

乔伊斯教授说，利维斯教授去世时，《泰晤士报》发表的讣告中特意描述了唐宁学院的建筑特点：“这所学院是希腊风格，用大量的空地取代了封闭的庭院，廊柱高大，在这所学院里人们可以像希腊的智者那样静思，但看到那些建筑，也会让我们明白，我们已经失去了那种古典主义。”1962年，当利维斯从唐宁学院退休时，丘吉尔学院的英语教授乔治·斯坦纳写了一篇文章：“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作为一位大学教师，他讲话不多，身材瘦小，他离开讲台，以一种特有的轻松、灵活又旁若无人的步伐走出了房门。可是，当利维斯博士最后一次离开米尔巷时，英国情感历史中的一个时代便结束了。”

格兰切斯特草地

离老卡文迪什实验室两分钟的路程，就是伍玻科学历史博物馆，严格说，这是科学历史系的一间陈列室而已，楼梯拐角处张贴着学生的考试成绩，博物馆里陈列着约1000件古老的科学仪器。伍玻曾担任剑桥科学仪器公司的董事长，在退休之后将自己的收藏捐献给学校，这些望远镜、显微镜、太阳系仪只能展现科学历史的某一个片断，相比之下，西德维克地质博物馆则试图用无数的石头来涵盖整个地球的历史。在这间博物馆里可以找到剑桥早期建筑所使用的石材——剑桥本地所产的石灰石质量欠佳，克莱尔学院和国王学院之间的墙就是用本地石灰石构建的，从15世纪开始，学院能够负担从英国其他地方运来更好的石材，唐宁学院是用鱼卵石构建，评议堂是用波特兰石灰石构建。在地质博物馆对面，是人类学系和考古系拥有的“人类学博物馆”。

剑桥植物园在城外占据一大片土地，那里曾经是三一学院的麦田，学校对这座植物园的规划是：“不仅要鼓励人们对植物学的兴趣，也要使花园成为一个令人愉快的所在。”植物学教授约翰·史蒂文·亨斯洛在1831年开始建设这个植物园，他在那一年还把他的学生达尔文送上了“猎犬号”，而达尔文带回来的鱼类标本及昆虫标本则陈列在“动物学博物馆”里。穿过唐宁学院的空地，兰斯菲尔德路上的“斯科特极地探险博物馆”正在进行维修，这里展示英国人对南极和北极的探险，而剑桥大学也早在1920年就建立起冰河研究机构。这座城市中最为著名的博物馆当然是建立于1816年的菲茨威廉博物馆，这里收藏了世界范围内的众多艺术品，会有各种主题的当代艺术展、画廊讲座和演奏会。

每一个博物馆都会激发起你对某一门类学问的兴趣，但流连于博物馆的人数永远不会比漫步在格兰切斯特草地上的人多，这一大片草地上有一条3公里长的路径，从市区徒步、骑自行车，或者划船沿剑河抵达格兰切斯特村，在“果园”里喝上一杯茶，是剑桥最为经典的一条休闲路线。果园中也有一个小小的博物馆，纪念的是青年诗人罗伯特·布鲁克，100年前，他租住果园的一间农舍写论文，享受着英国乡村生活的甜美，事实上，他躲到这个安静地方来也没能好好看书，不断有朋友来拜访，享受着坐在苹果树下看着落日的悠闲，这些朋友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罗素、维特根斯坦、凯恩斯、福斯特。在某些月色撩人的夜晚，布鲁克和伍尔夫会到拜伦潭去裸泳，那里离果园不远，横渡达达尼尔海峡的拜伦就在那片池塘里练就了自己的游泳功夫。1821年，拜伦在自己的日记中回想起在剑河游泳的场景，“那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

1909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布鲁克在这里度过了“最快乐的时光”，他说：“我不假装能理解自然，不过我和她相处愉快。我看我的书，她料理母鸡和风雨，我们都很有耐心。一位老妇人为我准备蜂蜜、鸡蛋和牛奶，她整天坐在玫瑰花园里干活。”他写下诗句：“池塘上方，河水是否甜蜜，和缓？”“教堂的钟还停在差10分3点吗？还有蜂蜜用来泡茶吗？”1915年，这位27岁的诗人死在地中海的英国海军的船上，埋葬在爱琴海一个小岛的橄榄树林中，他的诗里这样说过：“如果我死去，请为我想想此事——外国的田野上有一些角落，它永远属于英国。”

格兰切斯特草地上的一对母女，从剑桥到果园，要经过这片草地。700多年来，剑桥的学生，或步行或骑马、划船，到这里郊游

在拜伦、布鲁克这两位浪漫的年轻诗人客死异乡之后，这片草地又迎来了新的诗人。1956年2月25日，在剑桥大学的一个聚会上，西尔维亚·普拉斯与她慕名的泰德·休斯第一次见面，当休斯的嘴唇移到她脖子上的时候，她在他脸颊上狠狠地咬了一口，咬出了血。4个月后，休斯和普拉斯结了婚，这年秋天，他们搬到了格兰切斯特附近居住。尽管后世许多的孩子都会背诵普拉斯那句“我披着红发从灰烬中升起，我吞噬男人如呼吸空气”，但更多的人会惋惜她的自杀，“死去是一种艺术，我要做得精彩”。

在普拉斯的日记和她写给母亲的信里，经常能看到这片草地。“记得罗伯特·布鲁克的诗吗？我们在果园里喝杯茶？”“昨天我们走了15英里，穿过森林，田野，沼泽，月光下的格兰切斯特草地上沉睡的牛群。”“泰德和我在河上撑船，在格兰切斯特的苹果树下喝茶，吃蜂蜜还有三明治。”“这天早上4点半起床，我们去草地上散步，我给一群牛朗诵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我读了20分钟，我从未有过如此智慧、专注的听众。”“开始时天空发出蓝色的光芒，大颗的星星还悬在空中，之后转为粉红色，延伸至天际线时慢慢变得半透明。”当时，普拉斯在准备学位考试，泰德在附近的一所中学里教书，她负责把两个人的诗作打印出来，去参加诗歌比赛。他25岁，她23岁，还没有为家务琐事和别的女人发生矛盾，1957年春天他们离开格兰切斯特，这片草地只记取了这对年轻诗人最美好的时光。多年后，休斯在诗里回首：“你的声音穿过草地朝向格兰切斯特，声音渐沉，牛群入迷地观看。”

如今，每天都有人穿过丁香花、栗子树，走过草地，在果园的苹果树下喝茶，默诵布鲁克的诗：“看看在格兰切斯特的月光下，渐渐苏醒的枝条，闻着令人兴奋的芬芳，永远记得，永远记得，河水的气味，倾听微风吹拂小树发出的叹息。”拜伦、布鲁克、泰德·休斯和西尔维亚·普拉斯赋予这片草地永远的青春气息，浪漫与激越的青年时代，对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情怀，刻骨铭心的爱情。他们的事迹与诗歌绵长悠远，其力量比之平克·弗洛伊德的那首名为《格兰切斯特草地》的歌曲要浑厚得多。

1924年，伍尔夫的一封信中这样写，你对剑桥感觉好吗？这里让人“发热”——准备考试的年轻人，后花园里的树和花，平底船，院士的花园，美丽到不那么真实的池塘，智慧头脑之间的辩论。伍尔夫说她尊重那种辩论的气氛，但她置身事外感觉会更好，她当时到剑桥是做一个讲座，她并没有在这里学习，但对更多的年轻人来说，花园、树、河水、草地、图书馆、博物馆、教堂，看见这些还不够，他们还需要有一个智慧的头脑，不是为了一场辩论，而是为了配得上这方水土这方历史，配得上自己明明白白的青春。

（本文部分采访由何潇、俞力莎完成）

剑桥人物

凯恩斯

1883年出生于剑桥，1897年考入伊顿公学，1902年因数学和古典文学成绩优秀被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录取。他的父亲是剑桥教授，他的奶奶很早就写信给他，“我希望你聪明健康，一辈子都生活在剑桥”。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用30年的时间写就的《凯恩斯传》对他在剑桥的生活有非常细致的描绘，他关于凯恩斯的新书《凯恩斯：大师归来》于今年9月3日在英国出版。

凯恩斯热爱文学艺术，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里的主要成员。他对英国公共文化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剑桥经济系首任教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有一句名言：“经济学家就和所有其他人一样，必须关心人的最终目标。”凯恩斯的研究始终在这种道德氛围中成长，在凯恩斯心目中，艺术家的地位高于科学家，因为后者研究的仍然超不出手段的范畴。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副所长陆建德给本刊记者讲了这样一则轶闻，这件趣事不见斯基德尔斯基在传记中提及。1945年，凯恩斯从已担任33年的《经济学杂志》主编一职卸任，顾问委员会为他举行宴会，他在致谢时有意字斟句酌地来了个修辞上的反高潮。他要为皇家经济学会和经济学家干杯，并说在座诸位都是受托人（trustees of ?），此时他略作停顿，大家以为他要说的是文明的受托人，不料他竟故意让众人失望：“诸位并非……受托人。”原来他要说的是：“为经济学家、为并非创造文明之受托人，而是创作文明之可能性的受托人诸位，干杯。”这个故事是凯恩斯另一本传记的作者哈罗德讲述的。哈罗德深感这表述是对经济学家“最公平的评价”。真正受托创造文明的，是凯恩斯的艺术家、作家朋友们，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里的弗吉尼亚·伍尔夫、邓肯·格兰特。哈罗德接下去说，“经济学家发挥着次等的但是不可缺少的作用”，也就是说，他们要为直接创造文明的人提供有利于创造的环境和条件。

拜伦

青春与诗歌从来不可分割，在牛津和剑桥的历史上，都可以排出一支诗人代表队。而剑桥诗人的领军人物无疑就是拜伦，剑桥有关拜伦的遗迹就是“拜伦池塘”，这个地方偏僻，远离市区，水塘看起来混沌，但周围幽静的森林非常适合一个疯癫的诗人。他在哈罗公学上学时就显示出足够的天赋，以至于在剑桥以游手好闲著称，他基本上不上课，但博览群书。他后来回忆说：“人们从未看到我读书，老是懒洋洋的，恶作剧或做游戏，事实上我在吃饭的时读，在床上读，在没有人读书的时读，自我5岁以来，就读了所有的读物。”

这位没落贵族毕业之后就游历希腊、西班牙，最终如他所梦想的那样，成为一军队的司令，为希腊独立而战死，他用他的诗歌和人生创造了“拜伦式英雄”——那些渴望自由、热血沸腾、孤独、狂傲的年轻人，也定义了何为浪漫主义者——我没有爱过这世界，它对我也一样；我没有阿谀过它腐臭的呼吸，也不曾忍从地屈膝，膜拜它的各种偶像；我没有爱过这世界，它对我也一样——但是，尽管彼此敌视，让我们方方便便地分手吧。

利维斯

清华大学教授曹莉，对剑桥大学的“通识教育”感受颇深，“这个词字面的意思就是自由教育，即自由人应该受到的教育”。从剑桥归国后，曹莉负责清华本科生的通识教育，相比剑桥，她感叹：“国内大学里最缺乏读书的气氛。”她这样介绍利维斯教授——

利维斯对“大众文明”的忧虑，开启了一个传统，这就是大众文化批判中的利维斯主义。利维斯主义的文化批判思想形成于上世纪30年代的3部著作。这3本书是F.R.利维斯1930年的《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利维斯的夫人Q.D.利维斯1932年的《小说和阅读公众》，以及之后利维斯和丹尼斯·汤普生合著的《文化与环境》。英国批评家弗朗西斯·穆勒恩(F.Mulhern)在他《〈细绎〉的契机》一书中，曾将利维斯主义概括为“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反抗，反抗一个它无以从根本上加以改变或者替代的文化秩序。因此，它是既定文化内部的一种道德主义的反抗，不是标举另一种秩序，而是坚持现存的秩序应当遵守它的诺言”。他认为恰恰就是利维斯主义的这一“小资产阶级”性质，正合既不满现实又畏惧彻底革命的英国知识阶级口味，这个温和的明显具有跨学科性质的利维斯主义，统治英国文学批评直到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

如果说少数人文化在阿诺德那里是代表了“所思所言的最好的东西”，在利维斯这里是特别体现在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上面，那么对于利维斯的妻子、英国女批评家Q.D.利维斯而言，则更多体现了一种传统文学的危机感。在她1932年出版的《小说和阅读公众》一书中说，在大众文化的冲击下，文学的前景已经变得非常渺茫。诗歌和文学批评一般读者不屑光顾，戏剧就它同文学重叠的那一块来说已经死了，独有小说在苟延残喘，但是小说看来同样已时日无多。文学的传统读者们现在电影院里消磨时光，要不翻翻报纸和流行杂志，或者就听爵士音乐。Q.D.利维斯说阅读公众不再接触过去和它那个时代最好的文学，究其原委，是因为大众传媒成功地传播了固定化了的、标准化了的思想和情感模式。

徐志摩

这位中国诗人和剑桥的姻缘可以从他一些诗文和通信中发现脉络，他在剑桥滞留一年半，没写过论文，也没拿到学位，但参加了“邪学社”的一系列演讲，那是剑桥一个秘密俱乐部，他和狄更斯、罗素等大学者有过来往，但从心底，他留在剑桥留在英国而后又回到中国，都是为了追随林徽因。“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他对剑桥最充满情感的自白应该是《再会吧，康桥》一诗：“在你妩媚河身的两岸，此后/清风明月夜，当照见我情热/狂溢的旧痕，尚留草底桥边，/明年燕子归来，当记我幽叹/音节，歌吟声息，缦烂的云纹/霞彩，应反映我的思想情感，/此日向天空的恋意诗心，/赞颂穆静腾辉的晚景，清晨/富丽的温柔；听！那和缓的钟声/解释了新秋凉绪，旅人别意，/我精魂腾跃，满想化人音波，/震天彻地，弥盖我爱的康桥，/如慈母之于睡儿，缓抱软吻；/康桥！汝永为我精神依恋之乡。”

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刘洪涛先生说：“徐志摩是一位出色的文化交流使者，他把英国知识界最新的潮流带到中国，把英国知识精英的注意力吸引到中国，同时，徐志摩也给英国知识界见证了新文学在异国土壤萌芽的过程，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新一代作家身上的延伸与发展。”从徐志摩开始到燕卜荪在中国讲学，中国知识界的精英人士与英国一流的精英学者之间还能有所互动和传承，而后这种层面的文化交流就隔绝了。

达尔文

1860年，剑桥大学正式取消了禁止院士结婚的规定。各学院有权自主决定此事，1880年之后，院士们的结婚愿望才取得了成功。从此，院士和学生同居一室的共栖现象渐渐消除，中世纪的生活色彩完结了。从遗传学来看，取消结婚禁令神奇地提高了“牛桥因子”。一些院士家庭相互联姻，他们的孩子成了牛津和剑桥的教师、伊顿公学的校长。属于“牛桥”的这个大学教王朝的有阿尔诺德家族、阿德里安家族、赫胥黎家族、达尔文家族，他们反过来又和凯恩斯家族联姻。牛桥的近亲婚配也有它不好的一面：在社会上排斥外人。

达尔文家族最为著名的成员是提出进化论的查尔斯·达尔文。此外家族中至少有10人是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达尔文的两个儿子，F.达尔文（Sir Francis Darwin，1848～1925），在兄弟5人中排行老大，植物学家，其父亲的传记作者，他也是基督学院的院士。H.达尔文（Sir Horace Darwin，1851～1928）是老达尔文5个儿子中最小的，他毕业于剑桥的三一学院，后来，主要从事科学仪器的制造，建立了剑桥科学仪器公司。那位将名字与剑桥的科学史博物馆联在一起的科学仪器收藏家伍玻，就曾是他的私人助手。

牛顿

1661年，19岁的牛顿以减费生的身份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靠为学院做杂务的收入支付学费，1665年获学士学位。17世纪中叶，剑桥大学的教育制度还渗透着浓厚的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气味，当牛顿进入剑桥时，那里还以传授一些经院式课程为主，如逻辑、古文、语法、古代史、神学等等。两年后三一学院出现了新气象，卢卡斯创设了一个独辟蹊径的讲座，讲授自然科学知识，如地理、物理、天文和数学课程。牛顿在30岁之前完成了他的3项伟大成就：微积分学，万有引力和光学分析。一度人们认为，他已经解决了所有的科学问题。

牛顿遗留下许多手稿在1888年辗转回到了剑桥大学图书馆，经济学家凯恩斯读过其中的一部分，1942年，在人们纪念牛顿300周年诞辰的集会上，凯恩斯给牛顿做出了最为精确的评价：“在18世纪以后，牛顿开始被认为是现代第一个和最伟大的科学家，一个唯理主义者，他教导我们沿着冷静的没有色彩的理性思路去思考。我并不这样看待他。牛顿不是理性时代的第一人。他是魔术师中的最后一个，巴比伦和苏美尔人中的最后一个，他是和那些不到1万年前开始创造我们的智力遗产的人们用同样的眼睛观察这个可见智力世界的最后一个伟大人物。是被贤人们顶礼膜拜的最后一个神童。”

李光耀

剑桥历史上著名人物的书信很多，但给李光耀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学监，也就是宿舍管理者写给他的一封信。当时李光耀在菲茨威廉学院攻读法学学位，他的未婚妻柯玉芝在格腾学院，李光耀的宿舍在剑桥以南3英里，格腾学院在剑桥以北3英里，李光耀写信给学监撒切尔，希望调换一个宿舍，方便他看望未婚妻。这位学监曾告诫李光耀：“你到剑桥来，是参加一支特别的军队，就像是近卫军，你要出人头地。”面对李光耀的要求，这位学监如此回信——

亲爱的李：

你申诉说要去看未婚妻路途遥远，实际上路途不像你说的那么远，尤其是在爱情提供了动力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是否读过伟大的神话，但你会记得，有位先生天天晚上游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为的是见他心爱的妻子。与此相比，到格腾是小事。不幸的是，一天晚上那位先生游过海峡时淹死了，但你是否非得在路上疲乏而死，我很怀疑。

…………

顺便说说，格腾学院会不会赏识你那么快就跟这个少女结婚，我没把握，因为他们很自然而且恰当地假定，在爱情最初的光芒下，人们只会花很少时间读书。但我太老了，不能对一个男士和他心爱的人提什么忠告。

——W.S.撒切尔

李光耀就读剑桥之时，菲茨威廉还不是一个学院，只是给不属于任何学院的学生安排食宿，李光耀最终拿到法学一等荣誉学位。他的儿子李显龙在剑桥大学拿到数学一等荣誉学位，李显龙就读于皇后学院。

学监撒切尔给李光耀的这封信显示出了一个宿舍管理者的修养与幽默感，这个“英国范儿”的老头答应，如果李光耀找到合适的宿舍，他会安排他尽快住过去。

剑桥大学东亚系教授方德万（Hans Van de Ven）告诉本刊记者，甘地在伦敦大学读书，李光耀在剑桥大学读书，这两位亚洲政治家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深刻认识都萌生于他们的大学生涯。

维特根斯坦

剑桥的公共墓地中埋葬着翁美玲，一代中国人的青春偶像。在万灵巷的“升天墓地”，埋葬着维特根斯坦。这块小墓地名人甚多，安葬有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7位荣誉勋位（The Order of Merit）获得者，8位剑桥大学学院的院长，15位英国的爵士。

尽管少有人阅读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著作，但可以通过罗素的记述来了解这位将一生奉献于智力生活的智者，罗素一认识他就说“他是自摩尔以来我所认识的最最具有使命感和聪明才智的人”，“他常在半夜到我的房间里，几个钟头内来回踱步不停。一进门他就声明，在离开我的房间后他就自杀。因此，尽管我很困，也不愿撵他走。某个晚上，经过一两个小时死一般沉寂之后，我对他说：维特根斯坦，你是在思考逻辑呢，还是想着你的罪孽呢？他答道：都有。于是又重新陷入了沉默”。

维特根斯坦1951年4月29日死于剑桥。这位传奇的哲学家留给人间的最后一句话是：“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

理解一只蝴蝶的智力挑战甚于宇宙

陈赛

正对着三一学院的大门，穿过一片巨大的草坪，伊丽莎白时代的墙上爬满了绿色植物。正是黄昏时分，深秋的阳光懒洋洋地洒下来，四周一片静谧，时光好像被锁在这个过分庄严的庭院里。古老的木门吱呀打开，主人出现在门口。马丁·里斯穿一套深蓝色的西装，整个人纤瘦、苍白得厉害，尤其一张脸极富立体感，宛如古希腊雕塑，鼻子极高、窄。他的背比我想象中的驼得更厉害一些，一头耀眼的银发打理得一丝不苟。他看上去像个外星人。

马丁·里斯是三一学院第37任院长。这大概是英国学术界最尊贵的一个职位。数百年来，一直由首相亲自提名，女王直接任命。他们可以在任上待到70岁。

陪我们前来的剑桥大学外事部的蒂姆毕恭毕敬地尊称他为爵士。如果不知道他的经历，你会以为他有贵族血统。事实上，他1942年出生在约克一个普通的中产家庭，父母都是老师，经营一家寄宿学校，并自己教书。马丁·里斯就是在这所寄宿学校里读完小学的，他的童年受父亲影响甚大，父亲毕业于剑桥，是个多才多艺的人，画画、作曲、写作，而且热心政治。

一个在这里留学的中国学生告诉我，在剑桥，三一学院的院长是神一样的人物。曾经有学生写讽刺诗：“在整个世界和无穷的宇宙中，没有什么有三一学院的院长伟大。”

有趣的是，马丁·里斯正是一位宇宙学家、天文学家。他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这样形容自己：“如果你随机挑出1万人，9999人都有一个相似之处：他们关心地球表面，至少是附近的事情，剩下的那个人是天文学家，我就属于那样一个怪异的族类。”

当然，他是那个族类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1995年，他被授予皇家天文学家的头衔，虽然是一个纯粹的荣誉头衔，但400多年来，只授给过15个人，包括哈雷彗星的命名者埃德蒙·哈雷。

里斯爵士的学术声誉主要建立在高能天文物理学方面的研究上，大爆炸、黑洞的形成，恒星与银河系早期的生成。总之，他研究宇宙的起源和终极，但他最关心的，却是人类在其中的命运。他曾经说过，天文学是一种简单的科学，真正复杂的是生命，理解一只蝴蝶的智力挑战甚于整个宇宙。而科学最大的谜题是：人类，我们，到底是怎么来的？

很多人以为他是那种整天抱着望远镜观察天象的人，但他的工作是解释，从一大堆数据中理出头绪，发现模式，解读宇宙大图景。这是他最擅长的。40多年前，当他还在剑桥读书的时候，已经认识到自己长于综合性的思维，而不是链条式的推论，所以才从纯数学转到天文物理学。他唯一拥有的望远镜是一个16世纪的古董。

以他的身份，里斯爵士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友好、谦逊，身上没有半点倨傲之气，眼中的善意和慈祥是长辈式的，让人觉着温暖。我忍不住问他，是否听过那首讽刺诗，他笑而不答，脸上带着一种好玩的神情，好像我是那个写诗的家伙。

我们沿着古老华丽的旋转木梯上去，他坚持在我们身后带路。穿过几扇巨大明亮的窗户，脚下的地毯柔软得让人不忍踩下去。途中，我们经过一个如宫殿般的客厅，黄金浮雕的天花板，东方式的窗户悬挂着红色天鹅绒窗帘，蒂姆悄悄告诉我，那个房间保留了亨利八世时代的样子，从不对外开放，他也从未进去过。

里斯爵士领我们进入他的书房。与客厅比，这个书房相对较小，而且朴素得多，四壁都是书架。这里的空气感觉自然多了，墙上悬挂着几幅巨幅油画，年代久远，但保存如新。画中人我一个也不认识，里斯爵士告诉我，这些都是三一学院历代院长的肖像。有一天，他的肖像也会挂在这个地方。

壁炉前一张宽大的红木桌子上，摆着一套精致的英式茶具，几个白瓷杯里还有冷咖啡剩着，大概一批客人刚走不久。不远的角落里有一架华丽的棕色钢琴，我问他是否弹琴，他笑着说，我弹得不好，但我妻子弹得非常好。他的妻子卡洛琳是剑桥的人类学和社会学教授，研究后苏联社会。

我们在沙发上入座。下午的光线相当优美，映照着整个书房很生动。从窗口望出去，巨大的草坪绿意盈盈，王冠造型的喷泉亭子汩汩地冒着水柱。四下里不知什么花开得火红，给稍嫌阴冷的建筑添加了暖色调。偌大的庭院只有寥寥几个人。这几天是开学日，三一学院大门紧闭，只有本院的学生可以出入。根据传统，每年新生入学，第一顿正式晚餐后，都会被邀请到院长的府邸做客，不知到时会是怎样一幅光景。

三一学院是剑桥最大的，但不是最老的学院。除了辉煌的历史，以及非常非常有钱之外，今天的三一学院在剑桥已经不再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入住三一学院古老的宿舍，分享三一故人的荣耀，仍然是许多剑桥学生的梦想，但就教学而言，不同学院之间已经没有区别，因为教学由大学各系所统一分配，三一学院的院士同样要给其他学院的学生上课。马丁·里斯本人在3年前还在给本科生上课。

不过，“随着年纪越大，我对教书的兴趣越来越淡了”，他说，“但我仍然在做研究，主要是理论方面的，比如黑洞的形成、引力波、伽马射线”。

此外，他还大量地写作。作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长，他一个很重要的兴趣和工作就在于向大众解释科学的复杂性。他是一流的科普作家，在英国的报章上写了很多文章，表达对科技滥用的忧虑，尤其是核竞备。在2003年出版的《最后一个世纪》一书中，副标题几乎是绝望的，“人类能活过21世纪吗？”

他的答案是，50%的概率。核战争、生化恐怖主义、生态灾难、小行星碰撞，有可能使得人类在100年之内灭绝。他甚至与人打赌，赌注1000英镑——到2020年之前，会有一次大型的生物灾难，可能是因为失误，或者恐怖主义，上百万人会因此丧生。他最担心的，似乎是如今制造计算机病毒的神经病，有一天会制造起生物病毒来。

他承认自己的基调是悲观了一点。但是，正如他所说，这的确是一个很特殊的世纪：世界正在从更多的维度，以更快的速度改变。最重要的是，人类的本质不再是一个变量——药物植入、基因技术很可能深刻地改变人类，几百年后，人类也许就是另外一副样子。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说，科学家最好的生命在45岁之前。对你来说，变老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吗？

里斯：我想引用瑞利爵士（Lord Reyleigh，氩的发现者），剑桥一位非常著名的科学家的话来回答你的问题。在他60多岁的时候，有人问他：“科学家过了60岁以后，对世界的危害是否大于贡献？”他说：“不，只要他们继续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不批评年轻人。”我认为这是很好的建议。在剑桥，很多科学家90多岁了在学术上还很活跃。

对我来说，让一切更难的，并不是我变老了，而是我有更多的事务缠身。等我从这些职位退下来之后，我也会回到研究岗位上去。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否更愿意远离这些俗务，而专心于做研究？

里斯：我不知道。我觉得我现在做的贡献是有用的，虽然方式不同。

三联生活周刊：三一学院出过那么多的科学家，你觉得谁跟你最像？

里斯：我没想过这个问题，我崇拜他们中的很多人。我认为剑桥出过的最伟大的科学家是牛顿，他是一个真正的天才，但他不是一个让人愉快的人。年轻的时候，他孤独、情绪不稳，晚年虚荣，报复心重。如果非要举一个的话，艾丁顿（Arthur Stanley Eddington）教授。他从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在剑桥教书，是研究爱因斯坦相对论最早的先驱。他当时担任的Plumian教授席位，也是我后来担任的。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一名天文学家，你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思考宇宙、黑洞这样的大问题，它会不会让你深觉人类的渺小？

里斯：一件事物的迷人之处，不在于它有多大，而是它有多复杂。地球虽小，就复杂度而言，却是宇宙的中心。恒星不过是一些化学物质，并不复杂，但生物，哪怕只是一只昆虫，都有非常复杂的结构。地球上最小的一只昆虫都比宇宙中的一颗行星更复杂，更迷人，更何况人？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学术背景会不会给你一种不同于常人的看待生活的视角？

里斯：哦，不，我同样担心明天会发生什么，下周会发生什么，一点都不比你少，可能更多。但是，作为一个天文学家，我思考的是几十亿年的问题，它的确给我一个更广阔的时空视角。在这个视角下，不仅剑桥800年的时间不算长，中国6000多年的历史也不算长。最重要的是，它让你意识到，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长的未来。

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有一段很长的历史。达尔文的理论追溯到三四十亿年前，单细胞生物如何进化成人类今天的样子。很多人都以为，人类是进化的终结，是顶点，但天文学家很清楚，太阳还不过一半的寿命，还有50亿或者60亿年的时间继续燃烧。如果把太阳100亿年的寿命换算成一年，则人类一切有记录的历史不超过1分钟，而20世纪不过1/3秒。至于宇宙，宇宙可能会持续到永远。所以，未来远比过去要长远，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去思考。

在我眼中，人类只是进化中的一个步骤，未来地球上会出现更加复杂、更加智能的生物，他们可能与我们很相似，也可能是智能机器人，但我们绝对不是终点。如果你再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智能生命可以传播到地球以外，那么我们更应该视自己为一个更加漫长的进化链条上的一环，后面的链条将超出人类的理解力。这也是为什么我如此担忧21世纪人类的种种行为。21世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世纪。假如我们真的制造了无可挽回的灾难，毁灭的不仅是人类的文明，还有未来新的进化的可能性——那些更高级的生物是从我们进化来的。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说，如果没有人类，地球会更好，你认为呢？

里斯：身为人类的一员，我当然不同意这种观点。但对地球来说，这的确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一个单独的物种——人类的决定，可能影响整个星球的存亡。在过去的45亿年里，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认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已经失控，你认为呢？

里斯：我不认为它已经失控，但我们确实应该认真思考科学黑暗的一面，它可能造成的风险和伦理问题，并加以规制，比如，利用基因技术改造动物或人类时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限度？

在今天这个时代，科技所造成的后果，无论好坏，对整个世界的影响都比以往更大。一个无聊的黑客制造病毒，可能累及全世界的电脑。因此，我们需要更加谨慎的引导科学的方向。对此，科学家的责任尤其重大，我们必须参与到政治的过程中，努力与公众建立对话，以保证这些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利益最大化，并处理好危险和伦理困境。

三联生活周刊：这么多年来，通过写作和演讲，你已经非常努力地试图在科学与公众之间建立对话。

里斯：是的。公众的科学教育非常重要。一个原因是，科学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唯一真正的全球性文化。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和信仰，但无论对英国人、中国人来说，质子、蛋白质、毕达哥拉斯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应该理解和欣赏科学的美妙发现。

我们现在开始理解，140亿年前，由于某种至今仍然神秘的起源，宇宙诞生了，原子、恒星、行星、生物圈都在进化，然后至少在一颗恒星的一颗行星上，达尔文式的自然选择导致了一个物种的出现，并开始追问自己的起源。不了解达尔文进化论的人，在文化上是贫乏的。同样，对一个科学家来说，如果只能与极少数的几个专家谈论他的发现，他的满足感会少很多。

第二个原因是，人类文明的未来取决于今天我们如何使用科学，但决定科学如何使用的，往往不是科学家，而是政客，是公众。为了做出正确的决定，一个负责任的公民应该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他们不必成为专家，但至少要了解这个世界正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寻找新的能源和食物，环境变化、基因技术的危险。这样，他们才能通过投票保证政府做出明智的决定，保证科学的发展是可持续的，有利于人类的，并且不伤害环境。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研究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吗？

里斯：这很有趣——人们最感兴趣的科学问题往往是与日常生活距离最遥远的。就像他们喜欢恐龙，他们对宇宙也一样兴趣浓厚。因为人们总是对起源之类的根本问题感兴趣，宇宙正是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而且，现在是一个特殊时期。宇宙学第一次成为主流科学的一部分，我们能探讨一些很大的问题，比如一切是否有一个开始？宇宙是无限的吗？它会永远存在下去吗？别的星球上有生命吗？等等。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正想问，别的星球上有生命吗？

里斯：我不知道，但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过去10年，天文学家已经发现，绝大部分恒星都有行星围绕它的轨道运行，就像太阳有自己的行星，包括地球，10年前人们还不知道这一点。但我们不知道这些行星上是否有生命。如果有人非要跟我打赌，我会下注说，至少，很有可能，简单的生命是广泛存在的。

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我想，在50年或者更少的时间内，我们应该有一个清楚的答案，我们也许会在太阳系之内找到证据。而且，它会帮助我们揭开自身的谜底——地球上的生命是怎样开始的。达尔文的理论解释了简单的生命如何进化到更复杂的生命，但我们仍然不知道，地球上的生命是怎样开始的。一旦知道了地球上的生命是怎样开始的，我们就能理解生命可能如何在别的星球开始，知道该到哪里去找他们。这是本世纪最有趣、最重要的科研领域。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更关心智能生命。

里斯：当然，这是两个问题。刚才我们谈的是简单生命的起源：在别的行星上，是否有简单生命的存在？如果有，它有可能进化成智能生命吗？

其实，我们不知道智能生命是不是必然的结果，或者只是地球进化的一个偶然事件。有科学家认为，如果地球上的生命从头开始再进化一次，得到的可能只是一个昆虫的星球。

至于寻找智能生命，已经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比如SETI（搜寻地外文明）的科学实验计划，我不能打赌说他们一定能发现什么，但我很高兴有人在尝试。

如果外星人不存在，虽说令人失望，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也有积极的结果。它会让我们意识到，地球是多么特殊，多么重要。虽然如此渺小，但如果它是整个银河系生命进化的唯一场所，那么它就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可以不那么谦虚。同时，我们会有更大的责任感——地球很可能是生命散播到银河系的起点。

总之，如果搜寻失败了，地球更加特别；如果搜寻成功了，则宇宙更加有趣。

三联生活周刊：你不害怕生命的短暂吗？很多科学家在晚年相信上帝，你呢？

里斯：与很多科学家一样，我去教堂，我喜欢教堂的音乐和仪式，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但我不相信来生。我不觉得事物需要用永恒来证明自己的重要性。一段优美的音乐不需要持续到永远，花开只有短暂的瞬间。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为此感到不安。

几年前，美国加州有一个组织试图把人冷冻起来，200年后再让他们复活。他们采访我，问我的观点，我说我宁愿自己的生命结束在英国的墓地，而不是加州的冰箱里。他们很不高兴，觉得我是个悲观主义者。

如果身体合理健康，活得久一些当然好。通过基因改造，有一天我们也许真能延长人类的寿命。但你是个年轻人，你不会觉得老人永远活着是件好事。我们必须接受，生有时，死有时，正如《圣经》上所说的。我们唯一可以希望的是，在我们死后，我们的影响、创造或者回忆能延续更长的时间。

三联生活周刊：像你这样的科学家，世界上有什么事情是超出你的理解范围的吗?

里斯：很多很多。不过我觉得，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是，有什么事情是人类永远无法理解的吗？我正在写的一本书，就是要讨论这个问题。人类的大脑进化到今天的地步，是非常神奇的。几千年前在非洲捕猎为生的大脑，今天能理解宇宙学、原子物理学。但是，没有理由就此认定，人类的大脑能理解一切事情。也许这个世界存在一些非常重要的真相，是超出人类的理解范畴的，比如，我们通过望远镜所能观察到的宇宙，可能并非全部的物理事实。很可能有另外的完全不同的空间维度，被完全不同的法则所规定，但我们无法感知或理解，就像一只猴子不可能理解量子物理学一样，只能留待后人类，或者超人类，他们也许会拥有更加高级的智慧，能理解这些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的一生中，有什么事情是你一直想做，但没有机会做的吗？

里斯：太多了。走更多的路，学更多的东西，这是一个美妙的世界，人生太短暂了。

真正理解任何一种现象都是很难的

陈赛

艾莉森·理查德，剑桥大学第344届副校长（校长职位由女王的丈夫菲利普亲王担任，纯属挂名，实际主管学术与行政工作的是副校长），本科毕业于剑桥大学纽罕学院，在伦敦国王学院得到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前往美国，在耶鲁大学任教多年，并担任耶鲁大学教务长一职。作为人类学家，她的专业是人类学、灵长生物学，并以研究灵长类动物复杂的社会体系发展而闻名。

在剑桥大学，艾莉森·理查德仍然被人称为“教授”。她也喜欢人们这么叫她。她说自己的内心一直是一个人类学者，尽管没有多少时间留给她的学术，但每年总有两三个星期，通常是夏天，或者新年，她会带上一些学生去做野外调查。马达加斯加的丛林里仍然保留着她的一个小小考察站。那段时间，她会忘记自己是剑桥大学的校长，她变成一个纯粹的学者，不再是制度化地思考问题，而是思考事物本身。

“那里没有电话，没有水，没有电，但我热爱那样的时光。”她的眼睛流露出一种欢快的光芒。

艾莉森教授研究的是马达加斯加的一种狐猴，这种狐猴的特点是，雌性在社群中占据统治地位。这与她的身份倒是一种幽默的巧合——剑桥大学800年的历史中，750年是纯粹男性的历史，她是第一位女校长，而且以作风强硬闻名。

这几年，英国政府一直要求大学广开通道，让贫穷家庭的子女有机会进入到剑桥、牛津这样的精英大学读书。这位女校长的回应是：“剑桥大学的入学资格完全建立在学生的智力基础上，我们为最优秀的学生提供最好的教育，无论他们的社会背景如何。大学关心社会正义，也促进社会正义，但它不是社会正义的引擎，也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它有自己的目的。”

在与她的对话中，“剑桥的价值”这个词不断被提起。

她穿一条宝蓝色短款连衣裙，外罩一件深蓝薄外套，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深绿色的眼睛中有风霜之色，皮肤也不是很好，大概是年轻时在马达加斯加之类的丛林里待得太久的缘故。个头出乎意料地小，但举手投足间，仿佛有一种活力要从身体里爆发出来。

她的办公室就挺像《哈利·波特》电影里的某个布景，圆屋顶结构，是“老学堂”最高的一间阁楼改造的。剑桥有不少地方给人这种不真实的、电影一样的感觉。比如“老学堂”，剑桥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差不多600多年了，原属于国王学院，后来被剑桥大学买下，作为学校的行政和管理中心，但庭院深深，巨大的石壁呈深褐色，尤其给人一种岁月斑驳的感觉。

其实，见识过了一些老学院的奢华，这间校长办公室相对狭小得多，也朴素得多，但在视觉上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一是因为天花板极高，密密的几排橡木书架也高得厉害，从地板直接天花板，营造了一种奇特的庄严感；二是因为这里所有的东西都给人一种古旧、厚重的感觉，尽管是现代化的沙发、书桌、地毯、红木会议桌，但岁月幽深之感挥之不去。

“老学堂”的凸出式窗户据说是全剑桥最美的。从它的窗口看出去，剑桥大学的核心格局历历在目——东向是议事堂，一幢漂亮的古罗马式建筑，学校的重大典礼，包括毕业典礼、颁授学位，都在这里举行；南面是国王学院的大教堂；往西是三一礼堂和克莱尔学院；北面则是冈维尔与凯斯学院。再远处剑桥大学图书馆的尖顶隐约可见，那里有着全世界无可匹敌的藏书，800多万册，据说英国每出版1本新书，都会送1册到这里收藏。

像剑桥这样一所大学，无论建设，还是维持起来，都是非常昂贵的。完全依靠国家财政拨款，一方面使它经常性地陷入赤字运转，另一方面过于受制于政府。为了扩大资金来源，也为了保护大学的自主权和学术自由，艾莉森教授在剑桥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建立一种美国式的捐赠系统。她上任第二年开始筹划剑桥建校800周年的筹款活动，目标是到2012年筹到10亿英镑，主要筹款对象是剑桥校友。这本来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任务。剑桥的31个学院都是私人产业，各自为政，校友捐赠是主要收入来源，因此每个学院都死死护着自己的校友资源。但艾莉森教授成功说服了31个学院资源共享，共同合作，短短5年内就筹集了8亿英镑。她曾说过：“对我来说，剑桥大学不是管理的问题，而是找到有效协作的方式。”有人说她是天生的外交家。

40年前作为学生，40年后作为校长，艾莉森教授的一生与剑桥渊源深厚。2003年10月，在她的就职演讲中，她曾经说：“作为副校长，我的首要任务，是剑桥大学价值的守护者。剑桥大学代表了什么？什么是应该被珍惜的？”

对她来说，这恐怕是一个贯穿一生的问题。就像她自己所说：“真正理解任何一种现象都是很难的。”

真正理解剑桥也是困难的。

三联生活周刊：耶鲁法学院的教授安东尼·克罗曼写过一本书叫《教育的终结》，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放弃了最重要的一门课程——人生的意义。在中国，这种缺失也非常明显。剑桥大学的情况呢？我读《凯恩斯传》，那时候的剑桥学生谈论的核心问题是何为人性的善、生活的目的与手段，今天的剑桥还有这样的气氛吗？

艾莉森：剑桥的学生必须为自己的学习承担责任，我们从不给他们灌输什么。他们要自己思考，而且要思考得很深，这样才能不断接近学习的本质。

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可以有许多不同的东西。但我想，凯恩斯探讨问题的方式，正是剑桥式深度思考的体验。理解是困难的，真正理解任何一种现象都是很难的，所以他们必须挖得很深很深。在剑桥，学习不仅在于获取已知的知识，更在于理解，培养批判性、分析性、刨根究底的思维方式。与凯恩斯的时代一样，今天我们仍然鼓励学生理解意义的复杂性。

三联生活周刊：你当年在剑桥读书的时候，最关心什么？

艾莉森：我是学人类学的，我最关心的问题是，复杂的社会系统是如何产生的，如何进化的？为什么过社会化的生活？为什么不独自生活？你知道，很多动物是不以社群方式生活的。这是思考人生意义吗？我不知道。但我的理解是，往深处思考，打破常规，超越知识的边界，这是剑桥最为鼓励的一种思考方式。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看来，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剑桥毕业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艾莉森：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剑桥毕业生首先应该是，懂得如何自己思考，独立的、严谨的、深入的，而不是别人告诉他怎么思考。

其次，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剑桥毕业生应该具有广博的知识。不过，一个事实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世界，太多的冗余或错误信息，无论网络、报纸、电视还是书本，因此，他要学会如何迅速筛选，训练强大的分析能力，能敏锐地捕捉各方观点，直达问题的核心。

第三，他应该交游广泛，拥有灵活的、跨学科的视角。剑桥是一个学院制的大学，同一学院的学生读的是完全不同的学科，这种跨学科的交往与气氛，会激发他们身上最好的东西。我和很多本科生聊天，发现他们最为看重的事情之一，就是与一个完全不同专业的同学坐下来，互相学习和探讨，以突破传统的学科限制。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剑桥如此重视学生的社交生活？

艾莉森：因为社交带来友谊。学院制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体验，学院给他们足够的个人关注度，又不乏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学生们以一种有趣而严肃的方式互相交往。对他们来说，这是特别有张力的一段人生，他们一起工作，一起思考，一起吃饭，一起玩乐，智力生活与社交生活是融合在一起的。你可以花半个夜晚在酒吧里喝酒玩飞镖，另外半个夜晚与朋友严肃地交流学术问题。在剑桥这种环境里，友谊会发展出不同的面向。我一直好奇，这些年轻人到底哪来的时间睡觉？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学院制之外，剑桥的本科教育还有什么独到之处?

艾莉森：第一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方式，第二是学院制，这些我们刚才都谈到了。第三是教学与研究的结合。在剑桥，即使诺贝尔奖的得主，也要给本科生上课。我们的学生是在向学术前沿的一流学者学习，他们不仅传递给学生对一门学科的兴趣和热情，而且因为他们本人就是这个领域最好的学者，他们能真正带领学生超越知识的边界。第四，剑桥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学校之一，无论做学生，还是校长，我都有这种感觉，这里的美会渗透到你的灵魂里，变成你的一部分。

三联生活周刊：是的，这里太美了，与外面的世界很不一样，感觉有点不真实。

艾莉森：但是，剑桥的另外一面，我同样非常喜欢的一面是，这不是一个有围墙的大学，它是内嵌在整个城市里的。当我离开办公室时，我不是走过某条校园小径，而是走在公路上，有商店，有公园，有咖啡馆，有百货公司，一个真实的世界。

“剑桥现象”（集聚在剑桥大学和剑桥市镇内外众多的高技术公司，号称“欧洲硅谷”）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吸引整个欧洲8%的风险投资，而且继续成长。学校的师生有很多机会参与到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也有机会进入到校园的环境。这些都让剑桥更加有趣和激动人心。但是，我们不会把自己当成产业界，产业界和大公司是他们自己，剑桥是一所大学，我们有自己的位置，珍视自己的智力价值。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对剑桥大学抱着一种罗曼蒂克的印象，这是一个象牙塔，一个读书和学习的好地方，它有自己的节奏和逻辑，与外面的世界保持距离。与美国的大学相比，剑桥与外面世界的距离是否更远？你认为大学应该与外面的世界保持一种什么样的距离？

艾莉森：我从来没兴趣在一个象牙塔里生活，剑桥大学的使命一直是，通过世界一流的教育和研究，对社会做出贡献。

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而动荡的世界里。人口持续增长，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不断消耗，人类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这些全球性的、社会性的变革，不仅威胁着整个星球的健康，毫无疑问也会影响剑桥大学，驱动它在教学、研究上的变革，改变学生与教师的群体构成。

对一所大学来说，在象牙塔与社会参与的角色之间，原则上可以是一个问题，实践中也确实有一种张力。但我有信心，只要大学坚持自己的价值和目的，并且愿意制定政策来保护这种核心价值，我并不担心它与外面世界的距离如何。

一所大学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它是教育者，是研究者，它通过教育和研究，改变世界思考的方式，改变世界运行的方式。

其余的，都是具体操作问题。比如，你要求你的教授必须教书，还是只做研究就行了？如果你的教授要去创业，他可不可以不做研究？剑桥会说，如果你想创业，请申请休假一段时间，离开学校，专心开你的公司，然后决定你到底想做一个学者，还是一个企业家。

剑桥的很多教授出去创业，创业初期固然很兴奋、很有趣，但绝大部分人在创业之后往往将公司交给别人来运营，自己仍然回到学校。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最爱的仍然是研究。

三联生活周刊：100年前，剑桥和牛津是中国人所知道的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中国诗人徐志摩放弃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甘愿在这里做一个访问学生。但是今天，美国的大学，哈佛、耶鲁、斯坦福是中国学生出国留学时的第一选择，我想这与英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影响力的削弱有关。你对此感到遗憾吗？

艾莉森：就吸引国际学生而言，英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国家，这是很了不起的，因为英国很小，而美国很大。我在中国的时候，每个人都听说过剑桥，每个人都崇拜剑桥，但很显然，你们对剑桥的今天所知不多。我们希望吸引全世界最有才华的学生来剑桥读书，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更加积极地向中国的学生解释和强调：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的国家，但中国活在现在，眼光放在未来。剑桥也一样。剑桥有800年的历史，我们对此非常骄傲，但是剑桥同样是年轻的，它活在当下，当下的剑桥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地方。

但是，你必须了解，英国人的处事风格一向低调。我在美国生活了30年，我很了解美国人。我无法想象剑桥会像美国的大学那样振臂高呼，说我们是最好的，你们必须来这里！不，我们不会这么做。

另外，我想应该纠正你的印象：剑桥有非常了不起的中国学生。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中国最好的学生，当他思考未来留学的去向时，会非常严肃地把剑桥与哈佛、斯坦福排在一起。

三联生活周刊：我想请你谈一谈一所大学与国家的关系。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直接造就了美国的繁荣和强大。剑桥与英国的关系是怎样的？中国是一个正在急剧变革的社会，面临巨大的社会转型，我们急需来自大学的智力支持，但同时又困惑于大学的定位和目的。你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国家中，大学到底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职责？

艾莉森：这个问题，可能并不是我能回答的。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作为剑桥的校长，这6年的时间里，我一直观察彼岸的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巨大演变，我想中国教育的领导者还是很有远见的。你们的第一个努力势必是扩张。

其实，英国也在试图扩展它的高等教育系统。就高等教育而言，每个社会都需要更多的机会。对中国来说，这个挑战更加严峻，因为中国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在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扩张之后，下一步必然是对质量的追求。这是你们目前正在做的事情——不仅是提高教育的质量，还有如何发展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的问题。

不过，中国的问题在于，你打算在多大程度上让你的大学服务于短期的经济利益。在美国和英国，这个问题同样存在，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就来自于日益增长的对大学实际效益的需求，但实际效益的概念往往是狭隘的。

如果大学的目的是帮助一个国家走出经济衰退，或者在未来几年创造经济财富，这是一回事，但这并不是大学的目的。大学的目的是，教育公民，培养社会的领导者，在创造经济财富的同时，也创造文化财富，提升人们的精神。为了这些目的，你不仅需要科学和技术，也需要艺术和人文，因为这样才能为社会创造长期的价值。

在剑桥，我们有艺术与人文学院，有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生物科学，物理、医学……一所伟大的大学，就在于它的广度、不同学科之间的交互。

当然，当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有着当下巨大的经济需求和野心时，讨论这些问题是很困难的。

后记

在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我问她：“剑桥给你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艾莉森教授笑着回答：“剑桥给予我的，首先是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其次，它给我持续终身的友谊。”

这两样东西伴随她走过30多年的研究生涯，从毒蛇遍布的巴拿马雨林，到马达加斯加的南部丛林，再到喜马拉雅山的山脚。

当然，对人类学的兴趣和冒险基因还有一部分来自她的父亲。这段往事她曾经在一次采访中提起，因为有趣，特记录如下：

艾莉森·理查德生于1948年，英国肯特郡，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她出生时，父亲已经62岁，她从不知道父亲的生日，因为家人担心她会因为有一个这么老的父亲而感到怪异。

她父亲是苏格兰人，年轻时读达尔文的《在贝格尔舰上的旅行》，就为了看一眼福克兰群岛，动身前往南美，结果在智利待了11年。至于最终是否到了福克兰群岛，却是查无下文。

他是一个幸运的男人。50多岁才结婚，却活到90多岁，死时儿孙满堂。直到他死后，艾莉森才知道他对达尔文的兴趣。她说，父母最重要的角色是给孩子敢于梦想的自信。她21岁那年提出要去马达加斯加待上18个月，父母欣然答应。

另一所大学对艾莉森教授意义重大——耶鲁大学。她1972年在伦敦国王学院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就去了美国，在耶鲁大学执教多年，嫁了一个美国丈夫——著名的考古学家罗伯特·迪尤尔（Robert Dewar）。二人志趣相投，共同养育了两个女儿。

等她以校长的身份重返剑桥之后，她这样比较剑桥与耶鲁教育方式的不同：“在剑桥，我是凭直觉和兴趣学习的，在各种各样有趣的科目之间漫游。但这样的教育方式隐隐有一种不足感，仿佛有某种知识的黑洞。耶鲁则是一种高度管理化的教育。你不会了解一门科目，除非你上过课，拿过学分。从某种程度来说，学生是没有时间凭直觉学习的。这也是一种风险。我在耶鲁教出来的学生，他们所受的教育更加系统化，但我的会更好玩。”

我的剑桥

阿兰·德波顿

大学的一学期只有8个星期，唯一的要求是用一周时间完成一篇论文，论文的主题是特定的，由导师在一个小时的辅导课上布置下来。除此以外，没有必要上课、参加研讨会，也无须面对任何考试，直到第二个学年为止。

我到剑桥大学是在1988年的秋天，那时我18岁，表面上是为了开始攻读一个为期3年的历史学学位，但实际上，是为了追求两个极为重要的目标：女孩（我想起了那些戴着眼镜，神情有些忧郁的女孩，她们会在听到巴赫《B小调弥撒曲》的最后一个乐章时流下眼泪），以及另一个更为虚幻的概念——创作。

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著名作家。生于1969 年，毕业于剑桥大学，现住伦敦。著有小说《爱情笔记》、《爱上浪漫》、《亲吻与诉说》及散文作品《拥抱逝水年华》、《哲学的慰藉》、《旅行的艺术》、《身份的焦虑》。他的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几种文字。

我由衷地希望避开其他可能的事，我对传统观念上的牛津或剑桥生活并无兴趣。我可不想重温伊夫林·沃小说里透着简朴、禁欲主义色彩的情景，我被许多学院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弄得很压抑（与此同时我却很崇拜任何1780年之前的建筑）。而且，受邀在贵宾席上和学术老顽固一起吃过熟的肉排，也不见得有什么吸引力。与许多同时代的人不同，我发现，“英国风格”这个难以捉摸的概念是灰暗的，保守的，令人消沉的。来剑桥的前一年我曾在巴黎游玩，那带给我一种完全不同的审美导向。我想在一种现代性的氛围中呼吸，就如阿波利奈尔、毕加索、马蒂斯、沃尔特·格罗皮乌斯所设想的那样。我喜欢普鲁斯特，埃里克·罗麦尔的电影，阳光，橄榄树和尼采。

结果，在剑桥就读的正式理由就成了最令人失望的一条。历史学学位要求你在智识、经济和政治的历史中选择一个特定的主题进行研究，但是对于历史学的目的却没有给出一个整体概念，似乎没有兴趣向学生灌输关于过去的全面知识。在某一学期，我研究了19世纪英国农业的发展，再一个是意大利的统一，第三是托马斯·霍布斯的哲学。但这种具有灾难性的历史学士学位，确实也有一个巨大的好处：它既不是很难，也不太耗费时间。大学的一学期只有8个星期，唯一的要求是用一周时间完成一篇论文，论文的主题是特定的，由导师在一个小时的辅导课上布置下来。除此以外，没有必要上课、参加研讨会，也无须面对任何考试，直到第二个学年为止。

因此，我有能力自学（这总是最好的选择），借助于大学图书馆和一个在赫弗书店的账户，我父母同意为这个账户付钱，不过后来他们就为当初的慷慨后悔了。我不是为了获取知识而被动地进行阅读，而是要进行一个困惑了我好几年的探索，即探索如何“表达自我”。我不知道这需要什么，但我知道我想说点什么，虽然并不确定那会是什么，以及它可能如何被表达出来。我也知道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愿望，并小心翼翼地不与任何人分享。然而，在阅读某些书籍时，我可以感觉到自己越来越接近所欲之言。有些书虽然是他人所著，却清楚地表达出了我内心的想法，它们似乎比我还了解我自己。阅读它们既能够为我提供宽慰，这种宽慰来源于对某些棘手状态的洞察，又可以为我提供一个也许某天我也能书写的范例。按照时间顺序，我在大学期间阅读过的作家包括劳伦斯·斯特恩、艾利亚斯·卡内蒂、帕斯卡尔、埃兹拉·庞德、普鲁斯特、蒙田、司汤达、拉布吕耶尔、拉罗什福科、尚福尔、沃维纳格、罗兰·巴特、契撒雷·帕维瑟、西里尔·康诺利、托尔斯泰、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米兰·昆德拉、尼科尔森·贝克、以赛亚·伯林、齐奥兰和马基雅维里。

回顾这个名单，我意识到自己主要在寻找的是一个适当的文学形式。我知道自己想要写作，但我和大多数人一样都知道这一点：想要写出像19世纪的狄更斯、萨克雷或乔治·艾略特那样的小说，是不可能的。我不是对讲故事有兴趣，而是想要分析困扰我的某种心理状态。但我也不想在一个完全抽象的文本里进行，我曾经浏览过英国分析哲学的著作，并很快发现我并没有从中感到自如。此后，我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法国“道德家”上，此类作家将对普遍化问题的兴趣与对特性的敏感结合在了一起。

我在剑桥的时候写得不多。我一直在做笔记，到毕业的时候已经攒了25本，里面写满了我自己的评论和对其他作家的引用。我常常觉得某些句子可能会成为整本书的开端，但是我无法看到更广阔的画面。回想起来，它们帮我储备了许多好想法，我到现在仍然能在其中找到启发性的话语。

至于女孩，就如我的历史课一样，我希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尽管如此，巨大的附带好处还是从这种失望中涌现出来。古斯塔夫·福楼拜总结得更好。某次他向路易斯·克莱特解释，如果在18岁时与一个女人幸福地坠入爱河，那么他后来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又或者，如普鲁斯特指出的那样：“一个我们爱着的又令我们痛苦的女人，能够诱发我们产生的喜怒哀乐远比一个我们感兴趣的天才所带来的更为深刻而生动。”

结果表明，戴眼镜的、爱好巴赫的美人（如果她们摘下眼镜还是很有吸引力的），要么就是在1988～1991年没有大量地存在于剑桥，要么只是因为她们品位绝佳而不屑于进入我的视线。我曾经历过一连串徒劳的追求，伴随着相当大的痛苦：这激发我去读得更多。文学与失恋之间有着深厚的姻缘，当我们经历后者时（在床上吃巧克力，在凌晨3点哭泣），我们最能够被前者所吸引。快乐对身体有好处，但忧愁更有益于书店——以及文学的生存。

当我在剑河畔第一次读到《少年维特之烦恼》，立刻感觉到了亲切感。绿蒂就是克莱尔（她住在走廊另一端，研究微生物学，留着中分的栗色齐肩发），阿尔伯特则是罗宾，一个她寻找了3年的经济学家——如果有人需要的话，这就是关于小说非凡力量的证据，它们不仅将自身塑造成形，也照亮了我们的人生。

维特的吸引力，部分在于他对自身的激情怀有难以想象的认真态度。这个年轻的德国人缺乏对希望、讽刺和天生幽默的任何感知力。“毫无疑问，唯一使人类生命在地球上变得至关重要、不可缺少的是爱。”与绿蒂聊天归来后，他忍住盈眶热泪郑重宣布。他的日记中充满了类似的内容：“她对我来说是神圣的。我所有的欲望都凝滞在她面前。当我和她在一起时我从来意识不到我是谁，因为我的灵魂似乎在每一根神经里跳动。”——当我自己的日记处于滑向感伤的危险中时，阅读变得令人安慰。

在剑桥的整个期间，我曾担心随之而来的会是什么。我并不认为毕业后就需要一份职业，部分是因为我可能意识到自己并无兴趣追求一份平庸的职业。我感兴趣的事自始至终是要找到正确的文学形式，这个计划令我比在其他状态下更加自我专注，更加自省。我怀着某种遗憾和幽默感回忆我在剑桥的时光：那几年并不安逸，我对自己深寄厚望又充满不安全感。我从未想过要重温那段岁月，但我同样能理解，所谓自我成长就是一个磕磕绊绊的过程，而身在剑桥的日子正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俞力莎 译）

一个教授的生活

陈赛

“我一直认为自己挺聪明的，但从没想过我真的能走到今天的地步。我想，我从剑桥得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自信。一种感觉，学术的确对公众的幸福（public good）做出贡献。”玛丽·比尔德说。

玛丽·比尔德教授在《泰晤士报》的网络版上写博客，名字就叫《一个教授的生活》，从剑桥的生活写到贝克汉姆的文身，从恺撒的性事写到美国政治，嬉笑怒骂，妙趣横生。

她的文字风格是这样的：聪明、活泼，想到什么说什么，思维跳跃很快，毫不相干的东西，能给她串出特别好玩的逻辑，用她自己的评语是“邪恶的颠覆”。采访这样一位教授，事先难免有些忐忑，到真正见了面，才发现竟是个如此可爱不羁的人物。

那是周一的午后，她穿过纽罕学院鲜绿的草地迎接我们，个子很高，穿一件红色的棉外套，一条健美裤，灰白的长发披散，简直像一个刚从床上爬起来的女巫，来不及梳妆打扮，就给不合时宜的客人开门了。

她边走边说，自己刚从伯克利回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邀请她去讲学，“那个地方太可爱了，很像剑桥”。

纽罕学院是富有女性气息的那种美，它是剑桥大学仅剩的三个女子学院之一，35年前，玛丽教授就是在这里读的本科。她学的是拉丁文和希腊文。按她的说法，“那时的古典学是一门纯男性的学科，精英主义，被一群乖戾小气的老头子把控着”。

她在纽罕学院的办公室，与其称办公室，不如说是一个学者梦想中的书房。书架塞得满满的，一点多余的空隙都没有；波斯地毯、圆木小书桌，泛黄的古董钟，茶几上摆着咖啡机、杯子，壁炉大概许久不用了，胡乱搁着几个空酒瓶子，陶瓷大碗里放着一串貌似古老的钥匙……我暗想，这个房间如果有性格，与它的主人简直一模一样。

这时，玛丽教授已经给我们一人倒了一杯茶，自己则捧了一杯热咖啡，随意往长沙发上一躺，笑着问：“好吧，我们从哪里开始呢？”

她确实是在一个非常自由的家庭里长大的。“父亲是建筑师，聪明，快活，爱喝酒，一个完全的废物，但充满魅力。”她说，“母亲是小学校长，周日下午她会躺在床上，铺满了报纸的评论版和一堆图书馆的借书卡。”

“从您刚来剑桥的时候开始吧。”我说。

知道我昨天刚采访了马丁·里斯，她说：“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在一个地方长大的，什罗普郡，非常美丽，也非常无趣，从来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对我来说，剑桥就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里，我生平第一次变成女性主义者。”

“35年前，一个女人要来剑桥读书，比男人要难得多。那时候的剑桥是一个非常男性的世界，只有很少的几个学院招收女学生。人们会问，那不是很可怕吗？一个年轻女孩，在一个完全男性的世界里？

“是的，但即便如此，仍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地方。作为一名女性，你会有一种先驱的感觉。我的老师们大都是女性，她们非常急切地希望你做好，做好不仅意味着考试考得好，还意味着旅行，电影，话剧……她们不断告诉你，你能做研究，你能读博士，还有，你一定要去投票。

“我母亲也是这样对我说的，作为一个女人，你一定要投票，因为100多年前，有人为了你今天的权利而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你必须去，每一次选举。

“我一直觉得我母亲的态度很怪异，但到了这里，才发现很多像我母亲一样的女人。她们告诉我，如果你聪明，一定要善用你的聪明，这既是特权，也是责任。你必须记住，为了你今天能在这里受高等教育，有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在你18岁的时候，这些经验对你是有震撼力的。”她呷了一口咖啡，“所以，当我回来这里任教时，我为自己的房间选了一幅特别的肖像，简·哈里森的肖像。她是纽罕学院历史上最具魅力的学生和学者，一个奇女子，很聪明，很善于激怒别人，但她认定，女性可以在大学中扮演专业的角色，无论教学，还是研究。从这个角度，她是所有女学者的精神榜样。”

谈到简·哈里森，玛丽教授的兴致有些高昂起来。她曾经写过一本简·哈里森的传记，叫《简·哈里森的发明》。玛丽挂在自己房间里的那幅画，是奥古斯都·约翰1909年到纽罕学院时为哈里森所画的肖像：“一位杰出的职业拳击手，拥有远见并因它而崩溃。”她认为最能代表哈里森的真实形象。

“你知道，对一个女人来说，在剑桥这样一个英国学院，它可以碾碎你，也可能给你不一样的机会。一个聪明、有野心的女人可以充分利用它。至少，女人的身份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帮助了我的事业，让我更加引人注目，人们更愿意听我说话，就像简·哈里森一样。

“纽罕学院有许多了不起的女学者。当年我的老师帕特·伊斯特玲是剑桥第一位希腊文女教授，她教给我怎么跟这里的男人打交道；凯斯·霍普金斯让我知道，古罗马是一个多么有趣的时代；乔伊斯·雷纳德兹，她今年91岁了还在利比亚做考古挖掘。

“今天，剑桥是一个公平的地方。学校里有一半的学生是女孩子。我再也看不到针对女性的歧视。但是，女孩子来到剑桥，仍然有一种类似强迫症的东西。这可能是一个很糟糕的总结，但确实有这样一种倾向：她们勤奋、顺从，急切地要把事情做好，忍不住想取悦老师。

“事实上，女人多少都有点要取悦别人的倾向，我不认为是天生的，更多的应该是后天养成的。”她想了想，说，“所以，我总想把她们教得淘气一点，不顺从、强硬、别扭、好辩……”

“总之，我喜欢坏女孩。好女孩不合我的口味。”她咯咯笑起来。

“您是一位什么样的老师啊？”我也忍着笑问。

“哦，很强硬，很可怕。”她叹了口气，言辞间突然有了落寞之感：“我29岁来剑桥教书，我比我的学生只大8岁。现在我54岁了，虽然自己不觉得自己老，仍然觉得才29岁而已，但看看镜子，知道自己不是了。她们看着我，也许会想，多么古怪的老家伙啊。我批改她们的论文，涂上密密麻麻的红线，她们离开时会想，多可怕。但最终，她们会认识到，她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现在，英国的高中教育越来越倾向于顺从式的教学，读标准的书，答标准答案，拿标准学分。既然到了剑桥，我必须不断刺激她们，挑战她们，把她们从原来的思维状态中释放出来。这必然会让她们难受，毕竟改变的是思维习惯。

“每隔两三个星期，我会让她们到我家里来，通常是星期天，下午六七点钟，我给她们准备了酒、咖啡、甜品，我们无所不谈，我要让她们意识到，必须辩论，大胆地辩论，不要害怕冒犯别人。人的智力生活就在于辩论。你必须投身其中，变得有趣，变得充满想象力，绝不轻易放弃。”

“您曾经说，古典学在您读书的年代里还是一个纯男性的，精英化的学科，现在还是这样吗？”我问。

“不，你去古典学的教室、图书馆看一看，很多女性，从学生到老师。现在古典学真正的问题在于，它有多么精英化？是什么样的精英主义？

“精英化本身没有问题，剑桥就是一个精英主义的地方，我从不羞于承认这一点。关键是，它应该是一种智力上的精英主义，而不是社会、经济方面的精英主义。也就是说，它得是聪明人的学科，而不是有钱人的学科。

“从19世纪开始，古典学就是一种划分社会、政治、智力精英的手段。穷人的孩子从来不学拉丁文，不是他们不肯学，而是学校根本不教，只有私立学校才教。直到现在，英国的公立学校也极少教拉丁文。从某种角度，拉丁文和希腊文是‘无用的知识’，但它是进入政界或者上流社会的门票。”

“我不明白，学两门已经死掉的语言，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本不想问，但还是斗胆问了一句。

“怎么会没有意义呢？”玛丽教授瞪大了眼睛，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如果人们不再学习拉丁文、希腊文，不再学习希腊文化、罗马文化，西方文化会失去理解自己的一种关键途径啊。”

“你只要在剑桥绕一圈，就能看到古罗马的遗迹。为什么？因为2000多年前，罗马征服过这里。我们的历史、文学、建筑、音乐、绘画，都与古代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不理解英国与古希腊、古罗马之间的联系，你如何理解英国文化？如何理解18世纪的英国诗歌？要知道，18世纪的英国诗人都在阅读维吉尔。你去欧洲任何一个国家，比如意大利，你需要理解什么才能理解意大利文化。也许你会说，读但丁吧。是啊，意大利最伟大的诗人。但是，但丁跟谁说话呢？但丁也在与维吉尔对话。从某种程度而言，西方文化总是在与古希腊和古罗马对话。

“其实，今天在剑桥学习古典学的人比任何时候都多。为什么？因为它迷人啊，还有什么比阅读维吉尔、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更让人愉快的呢？如果你没学过，你无法理解，语言为你打开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学拉丁文和希腊文，那太疯狂了。但我们应该做的是，确保来读拉丁文和希腊文的，不只是富人的孩子。我们改变了剑桥的课程设置，这样，高中没有学过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还有机会在大学里从头学起。”

最后，我们谈到剑桥。我问她，剑桥最大的好处在哪里？

“这里是我的家。我在这里读了6年书，又教了25年的书，大半生是在这里度过，我无法想象还能对别的任何地方产生这样的感情。它很漂亮，智力上非常有趣，还有一个这么好的图书馆。我也可以去牛津，图书馆一样的好，但这个世界上，我绝对找不到其他任何一个地方，只要骑上3分钟自行车，就能到达一个图书馆，可以看到全世界任何一本我想看的书。”

这时，古董钟清脆地敲了几下，玛丽教授好像从钟声中得到启发，“你知道，剑桥是一所24小时的大学。它不像有些朝九晚五的大学，到了17点，灯灭了，人散了，所有人都回家了。剑桥不是这样。晚上22点，你可能还在某个研讨会上。半夜了只要你的房间灯还亮着，就会有学生来拜访你。或者你约了同事在酒吧喝酒聊天”。

“不过，剑桥最可爱的是人。我走在国王大街上，就会遇到许多相识的人，我们会互相打招呼。他们是可以跟我在智力上交往的人，他们知道我所不知道的事情。比如我正在做一个关于19世纪历史的学术项目，我可以遇到研究达尔文，研究19世纪科学史的人，或者研究19世纪英国人民族身份的人，我可以跟他们在咖啡馆里坐坐，很舒适地喝杯咖啡，聊一聊。你不用预约，你在街上就可以遇到他们，这很可爱。我不觉得这是智力优越感，这是幸运。我很幸运，剑桥很幸运。听起来可能太煽情，但生活在这里，的确是一种特权。”

牛顿和霍金的“椅子”

鲁伊

100英镑，运气的话，你将将可以用这笔钱在剑桥租到一间只能放得下一张床和一套桌椅的学生宿舍，住上一周。

不过，放在300年前的英格兰，这可是一笔巨款。1663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亨利·卢卡斯（Henry Lucas），在去世前为自己的母校送上了一份大礼。他委托遗嘱执行人购买了一块每年可以产生100英镑收益的良田，捐赠给剑桥大学。这块地上的所得，被用来为一位“享有良好人品和名声，至少有文学硕士学位，精研数学科学”的教授购买一张可以舒舒服服坐上去的“椅子”——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卢卡斯数学教授席位（The Lucasian Chair of Mathematics）。

“最伟大的教席”

从1664年2月20日到2009年10月1日，一共有17个学者坐上过这把椅子。在这些人中，最著名的，当然是从1669年到1701年在位30多年的第二任卢卡斯数学教授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几乎他的所有重要科学著作，都发表于担任卢卡斯数学教授期间。“卢卡斯数学教授席位的煊赫名声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牛顿自己的鼎鼎大名及其门徒从18世纪早期开始对他的神化。事实上，这个教席经常被简称为‘牛顿教席’（Newton's Chair），在他之后的卢卡斯数学教授，都以这个伟人为榜样来定义自己。”埃克塞特大学历史系讲师理查德·诺基斯（Richard Noakes）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指出。

理查德·诺基斯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熟悉卢卡斯数学教授席位历史的人之一。1994年，当时还在剑桥大学圣体学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就读科学历史哲学博士的他，与加州理工大学档案馆的凯文·诺克斯（Kevin Knox）合作，用4年时间编著了《从牛顿到霍金：剑桥大学卢卡斯数学教授评传》（From Newton to Hawking:A History of Cambridge University's Lucasian Professors of Mathematics）一书。这本书是目前为止研究卢卡斯数学教授席位历史变迁最权威的一本专著。

除了牛顿，在卢卡斯数学教授的名单上，那些在科学史上如雷贯耳的名字还包括被奉为计算机之父的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打通了量子力学和狭义相对论的保罗·狄拉克（P.A.M.Dirac），当然，更少不了10月1日刚刚宣布因年龄原因从卢卡斯数学教授席位上退休的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尽管从未获得诺贝尔奖，这位《时间简史》作者的声名却如他所研究的宇宙大爆炸，坐在轮椅上的科学奇才不管在哪里现身，众皆黯然失色。

2008年，英国理论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与女儿露西·霍金在剑桥大学合影

毫无疑问，名人效应是令卢卡斯教授成为“世界上最为崇高的两个教席”（霍金的中国弟子吴忠超语）之一（另外一个是剑桥大学的卡文迪什教授席位）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所有大学中，剑桥本来是最晚为数学科学设立基金教授席位的一个。即使不把欧洲大陆的中世纪大学计算在内，在英国，最早设立数学教授席位的是伦敦格雷沙姆学院（Gresham College）。而老对手牛津也比剑桥早半个世纪就已经设立了两个数学教授席位。然而，这些先行者如今都已少为人知。

牛顿的阴影下

在诺基斯看来，令卢卡斯数学教授与众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几百年的传承历史中，坐在这把牛顿坐过的椅子上的人，都是英国历史上最有天分和远见的思想者。除了那些声名远播的“伟人”，“我们也不应忘记那些在物理学的多个分支和‘非科学’领域如宗教与政治中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威廉·惠斯顿（William Whiston）、乔治·艾里（George Airy）、乔治·加百利·斯托克斯（George Gabriel Stokes）、约瑟夫·拉莫尔（Joseph Larmor）和詹姆斯·莱特希尔（James Lighthill）”。诺基斯表示。

事实上，在17位卢卡斯教授中，诺基斯的个人最爱，既不是牛顿也非霍金，而是多少显得有些离经叛道的巴贝奇。在剑桥读书时，巴贝奇就以爱逃课出名，把相当多时间花在下象棋、玩扑克、探访鬼屋、坐豪华游船到处观光上。他在年度考试的预选辩论中大肆发表异端主张，结果被导师下了“胡说八道”的评语，只以普通学位毕业而未能拿到荣誉头衔。15年后，当他在意大利游山玩水途中从报纸上获知自己当选卢卡斯数学教授时，他开玩笑说，这简直是剑桥大学一次“史无前例的宽恕”，他的一个三一学院的朋友甚至在贺信中这样写道：“（恭喜）你不用求爷爷告奶奶就坐到了巴罗和牛顿曾经坐过的位子。”而若不是因为此时的希腊内战阻挡了东去之路，按照巴贝奇原本的计划，是打算一路玩到中国才罢休的。那样，他很可能与卢卡斯教席失之交臂。

诺基斯指出，即使是在担任卢卡斯教授期间，巴贝奇也相当天马行空，很少受教学任务的约束。根据亨利·卢卡斯当初设立教席的条例，卢卡斯教授必须要给本科生二年级以上、取得文学学士学位和三年级的学生开课，每周至少授课一小时，缺课要从年金中扣除，即使因为身体不适也只能有3周假期。此外，卢卡斯教授每年要挑选10份讲义，誊写工整后上交给大学图书馆；在学期中每周留出两次接待学生的会客时间，每次两小时；帮助来访者解决问题，包括制作地球仪或其他数学教具。而且，因为卢卡斯教授是一个校级职位，隶属于剑桥大学而非其下的学院，他还被禁止在院级兼职，以免分心。大牌如牛顿，也未能幸免，在剑桥大学图书馆收藏的牛顿手稿中，很大一部分就是他交上去的原始讲义。

或许是因为家境富足，巴贝奇显然并没怎么把卢卡斯条例中的罚则放在心上，他对讲课任务搪塞了事，却把大量时间投入到机械逻辑运算原理和经济学研究，以及科学与政府关系问题的激烈论战上。在担任卢卡斯教授期间，他研制出了“差分机”的雏形，这正是现代人几乎不可一日无此君的电子计算机的前身。

一个花絮：1839年，作为当时许多教师心目中“理想教授的反面例子”的巴贝奇从卢卡斯教席的位置上离开。1857年，卢卡斯条例被剑桥大学废止。

此外，诺基斯认为，也有很多卢卡斯教授的工作因为研究方向和个性原因而被低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约瑟夫·拉莫尔（Joseph Larmor）。这位英国数学电磁理论发展的第一推动者因为坚决捍卫传统的以太概念——当时，爱因斯坦刚刚提出以太之于物理不啻于画蛇添足的革命性口号——而被视为冥顽不化的老古董，但实际上，“拉莫尔在对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的解读中所产生的许多关于物质、空间和时间的认识，都是我们通常算在爱因斯坦头上的”。诺基斯表示。

而第一任卢卡斯教授艾萨克·巴罗（Isaac Barrow）则是另一种典型。由于生性淡泊，不喜公开出版，巴罗一直不愿意发表自己的作品，迫于压力才以未经修改的大学讲义原稿的形式出版了自己的数学作品，使得后来的研究者很难从中探究其知识的真正深度。此外，巴罗还潜心神学。尽管在数学领域有公认的杰出才能，但他一直认为担任神职才是真正的召唤。在年轻的牛顿崭露头角后，时任卢卡斯教授的巴罗兴奋地四处宣扬，自己找到了合适的接班人。按照卢卡斯条例的规定，卢卡斯教授的最小任职年龄是26岁，而且必须是公认博学的文科硕士。直到1668年7月，牛顿才获得文学硕士学位，而直到这一年圣诞节，他才满26岁。在这些条件具备之后，巴罗立刻对牛顿大加扶持。在他的大力鼓励下，1669年初，牛顿发表了确认其为发现无穷级数一般方法第一人地位的《无穷级数的分析》，展示了无可挑剔的才华和实力。此后，巴罗说服卢卡斯遗嘱的执行人，任命牛顿作为自己的继承者。在得到肯定答复一周之后，他就辞了职。与名利不萦于心的巴罗相比，牛顿却未免显得不那么厚道。他曾经对自己的追随者说，巴罗给他出了一道关于摆线的问题，巴罗自己的解答是长长的一大段，而牛顿自己只用了短短6行。当时巴罗就感叹说，你比我强啊，于是马上辞了职。然而，经后来的科学史研究者考证，这很可能不过是牛顿自己编出来的故事罢了。

传承与改变的力量

为霍金作传的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海伦·米阿莱（Helene Mialet）曾借用历史学家恩内斯特·康托洛维奇（Ernst Kantorowicz）描述中世纪君权神性的话形容像卢卡斯教授这种级别的教授席位：“（它的获得者必定是）对后继者影响非凡，死后也能带来深远意义的神秘人物……相比之下，其生前所处的职位反倒不那么重要了。”事实上，卢卡斯教席的持有者已经不再是一个个体，而是所有担任过这个席位以及将要上任的这群人的代表。他们被赋予一种尊严，成为一个不朽的永恒的君主式化身——教授有更替，王座永存。

然而，尽管在位者个性各异，成就不同，研究方法和领域也在数学和物理这一大框架下千差万别，一代又一代的卢卡斯教授却难得地保持了一个相当高的学术和道德水准。这与现实宝座上开始时坐的或许是有道贤君，但几代之后便变成或庸碌之辈或凶残之徒的惯律大相径庭。在诺基斯看来，真正的秘密，或许在于卢卡斯教席的遴选者和拥有者，一直都在根据文化、社会和学术的变革而自我完善这一教席的内核。

在中世纪时，大学的教职常常被当成获取拥有更大世俗权力的教会职位的跳板，许多教授并不是由委员会依照其学术能力和教学能力挑选，而完全由学院的负责人任命。在这一背景下，有利可图的一个位置常常可以有上百个竞争者，贿赂、贪污、暴力和恐怖各自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位17世纪目睹萨拉曼卡大学选拔混乱状况的人甚至写道：“没有一百万条不可饶恕的大罪就没有终身的席位。”

有鉴于此，卢卡斯数学教席的发起者们从一开始就致力于保证这个必须有坚实后盾才能健康发展的学科的纯粹性。首先是把这个职位设于校级，这意味着卢卡斯教授无须出任神职，可以享受院级同仁待遇而不受院级规章的节制，以避免当时大学学院中派系倾轧的污染。此外，查理二世颁发的卢卡斯教席证书中也明确规定，卢卡斯教授不得在学院中获得主持牧师、账房会计、干事或讲师等职，或者当家庭教师——这些工作按现在的标准看或者十分琐碎，与崇高的教授席位相比显得很“低级”，但在当时，却是被争抢的肥缺。

第二个重要因素是硬件上的保障。为了应对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剑桥大学进行了学科改革，在传统的经典几何和数学原理课程之外，增设了反映当时热学、电学、磁学等新兴学科动向的课程。与此同时，还为卢卡斯教授配备了新建的实验室、工场和报告厅，使牛顿时代那种家庭作坊式的实验室走下历史舞台。

第三，为了让卢卡斯教授们可以专心学术，过上相对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剑桥大学一直在努力为教席筹得更多资金。除了1710年塞得勒夫人的捐赠，在当年亨利·卢卡斯赠与的贝福德郡的土地收入因故减少后，1886年，大学又从多个渠道为卢卡斯教席注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857年，已经在卢卡斯教席上坐了8年的斯托克斯在写给未婚妻的信中，仍在抱怨自己为了多赚点钱而不得不干许多七零八碎的琐事，无法专心致志。到了霍金时代，一个由剑桥大学出资负担的庞大的医疗和学术团队，已经可以令这位因疾病困在轮椅中、数十年无法发声的教授专注于思考宇宙的起源问题。

与之相应，卢卡斯教授本身也在不断地应时而变。他们在变得越来越国际化——牛顿终身未离英国本土，而残疾却未能妨碍霍金从世界的这一端飞向另一端。他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大型的科学研究项目中去，在几百年中将传统的局限于同事和学生小圈子中的小团体研究，逐步扩展为今日遍布全球、数万名不同肤色科学家协力合作的巨无霸式项目。他们越来越超然于宗教与政治之外，成为纯粹的科学化身。他们在科学组织的建立与实际运行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们也越来越多的公众化——霍金在报纸杂志和电视上露面的概率，几乎可以和好莱坞明星相媲美。

然而，正因如此，当霍金因年满67岁而从卢卡斯教席上退下来之时，一个新的挑战产生了。

谁能接过霍金的枪？

厚重的历史积累或许让卢卡斯教席声名远播，但这也并非没有风险。霍金就曾说过：“与牛顿、狄拉克齐名的感觉固然好，但在实际工作中，即使一个小数点的误差也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这是最大的挑战。”事实上，1979年的霍金，已经是剑桥引力物理学教授和凯斯学院教授研究员，相当“不差钱”。在1998年接受米阿莱的采访时，霍金明确表示，获知自己得到这个享有盛名的席位时的第一感觉，竟然是“非常失望”。当时，他认为自己不过是个临时替代品。然而，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这个在1963年就被医生预言可能活不过两年的物理学天才，在卢卡斯教席上一待就是30年，虽然尚不能与在任37年的狄拉克和54年的斯托克斯相媲美，但已经与牛顿不相上下。而他也成为牛顿以来最有声望的卢卡斯数学教授。

这一切看似匪夷所思，但在米阿莱眼中，也未尝没有合理性。在她看来，肉体高度残疾、高度依赖现代化设备的凡人霍金，在科学上拥有独特鉴赏力的科学家霍金，以及能够以易为普通公众接受的形式展示科学的大众传播符号霍金，这样的三位一体，在“理论物理即将终结的时代”（霍金语）构成了一个完美的无可超越的卢卡斯数学教授。在这种情况下，霍金的继任者将很难摆脱他的阴影。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在美国一所享有盛名的数学研究中心担任教授的采访对象更是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坦承，后霍金时代的卢卡斯数学教授，很可能会成为一块鸡肋——符合条件的少数几个人选未必愿意舍弃自己早已获得的终身教职和业已根深蒂固的学术基地而活在霍金的阴影下，而垂涎卢卡斯教席名利的人，又未必入得剑桥大学遴选委员会的法眼。诺基斯更是开玩笑说，也许，最适合做霍金接班人的，是一台拥有强大人工智能的计算机。

霍金本人未必不喜欢这样的结果。在他参与出演的科幻片《星际旅行：未来一代》（Star Trek: TNG）中，其实已经埋有伏笔。在那部电影中，牛顿、爱因斯坦、霍金和2395年的卢卡斯数学教授打起了扑克。那哥们儿是一机器人，大号“数据”（Data）。

第四章
麻省理工：一个让想象飞翔的地方

麻省理工学院的魔力

苗炜

只要你的电脑连接上网，你可以很快找到麻省理工学院的各种课程——生物、物理学、电磁学、遗传、历史、文学，在这些基础学科之外，还有一些更吸引人的题目——“哥德尔，埃舍尔，巴赫：一次心灵太空漫游”，或者“艺术、科学和技术中的情感和想象”，你可以找到课堂讲座的视频，也能找到学习笔记，甚至可以参与讨论、完成作业。

2001年4月，麻省理工宣布，将把2000余门课程陆续摆上互联网，这项开放课程计划OpenCourseWare引起了强烈反响，在一些大学希望以远程教育牟利的时候，麻省理工学院宣称，所有课程免费是对社会的回馈。《连线》杂志称之为“开放源代码式的高等教育”，他们随后的统计显示，哲学、电子工程及计算机、数学、物理是最受欢迎的课程。2010年9月，麻省理工的开放课程已经有多种语言版本和多种镜像，但有心人做出统计，51%的访问者只贡献了一个PAGEVIEW，也就是说只看了一页，29%的访问者看到了5页以上，只有6%的访问者浏览内容超过25页。70%的访问者只来一次，那些只看一页的访问量忽略不计，开放课程网页上的学习者平均只逗留了11分钟。分析者称，绝大多数访问者把开放课程当作维基百科来使用，到这里只为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才不会跟着电脑完成基础物理的学习。当年，开放课程被认为是“教育民主化”的尝试，甚至是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理念，世界上最好的理工科大学将他们的课程免费提供给第三世界国家的年轻人，但此后的评估显示，开放课程资源的访问者最主要的来源是教师，而非自学者。麻省理工学院的优势学科——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数学、管理、物理、经济和机械工程，是最受欢迎的项目。

麻省理工学院的第15任校长查尔斯·维斯特是开放课程最重要的推动者，他认为，把2000门课程提供上网，让世界上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任意使用，这将促进知识的构思、成形和组织过程。“计算机产业从封闭性软件系统中吸取了惨痛的教训，这种以独占知识为基础的系统并不适合它们自己创造的世界。开放式软件和开放式系统构成的有机世界才是真正的未来趋势。”他断言，开放课程的资源并不是一种教学模式，而是院校之间的资源共享，是一种学术发表方式，其精神如LINUX自由软件一样。他说，“我们将生活在不断发展的电子学习社区中，各种了不起的新技术将帮助我们学习。我们一生的学习方式都将受到数字媒体、互联网以及尚在开发中的设备和系统的深刻影响。对此，我深信不疑”。

“但是，我更加深信不疑的是，住宿制大学仍然是我们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我们提供最集中、先进和有效的教育，天资聪慧、富于创新的年轻人同住同学，又有乐于奉献的教师朝夕相伴，由此产生的魔力是机器无法取代的。”维斯特校长还说。

理查德·费曼，这位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在普林斯顿、康奈尔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等著名学府闯荡多年，在他那本著名的《别闹了，费曼先生》中，他这样谈论麻省理工学院——“我从不同的学校，学到的东西各有千秋。麻省理工学院是个很好的学校，有他独特的精神，学校里每个人都认为它是全世界最美好的地方，相信他是全世界——至少是全美国——科技发展的中心，就好像纽约客看纽约市的情形一样。你会有一种和他共生的奇妙的参与感，很想继续参与下去——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得天独厚的一群，运气好才能待在那里。”

艾伦·古思17岁进入麻省，拿到硕士学位后，麻省理工学院给他的奖学金是每年4000美元，这在1970年可以过很富足的生活。古思从一个博士后转到另一个博士后，直到1980年在斯坦福研究所发表一篇论文，详细阐明“大一统理论”的含义，再回到麻省物理系任教。他说，他对真正的科学有所体验，是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回旋加速实验室里实习的时候。这里的回旋加速器与别处的不同在于，它可以安装在一个房间里，由一个人操作，“当你是一个刚刚开始学习的本科生的时候，你的感觉就是一个学生，不是科学家，那时我第一次有一种科学家的感觉。”他喜欢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像水龙头一样谈论物理，直到一位不懂物理的听众也要点头称是。

1957年，埃德温·兰德在MIT发表演讲，其题目是“科学时代的大学理念”，他的主旨是每个人生来就有无限的潜能，大学要有大力激发年轻人的创造力。兰德的建议被麻省理工学院归纳为“本科生研究机会计划”，年轻人有机会和教授一起从事科学研究，而不只是坐在课堂上记笔记。每年，全世界的聪明学生来到麻省理工，他们享受到的氛围是无法复制的——

“嗨，我从小的偶像就是霍金，我想成为一名生物学家，所以我到麻省来简直太正常了。但真到了这里，在大学一年级时和各种人接触，我才发现，每个人到这里的道路都不寻常，他们心里都一个了不起的想法，互相激发。”

“嗨，我是个受虐狂，我读的是物理和计算机科学的双学位，我已经修了如下30门课（省略），我喜欢演戏，我演过《阴道独白》和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我是女子冰球队的成员，我还参加过乐队演出，一个了不起的物理学家在乐队里拉大提琴。”

“嗨，我是苹果的销售代表，在我们学校里很多人都用苹果，我课余时间的一个任务就是琢磨用苹果电脑还能干什么，我玩《吉他英雄》，这个游戏是我们的校友做出来，我想的是怎么把MIDI键盘和游戏连接上，我不是要卖电脑，而是和朋友讨论电脑有什么新鲜的玩法，苹果公司会为此给我付钱吗？”

“嗨，你可能听说过麻省的课业繁重，我们一周上48小时课，但一周有168个小时，课余时间有数以百计的活动小组可以参加。我们喜欢体育和艺术，如果你能管理好你的时间，你就能保证充足的睡眠，但有时候睡觉是很没意思的，要是夜里两点，宿舍里忽然有一帮人谈论起政治或基因，你也许乐于参与。”

麻省理工学院的确把课程免费提供给了全世界，但同时他们也把全世界都带到校园里。这所学院一向以变化教学方法、应对现实问题著称，在数字时代，来到这里的孩子们早已习惯通过互联网学习，他们在校园又会体验到什么样的魔力？杰苏尔·阿拉莫教授创办了一种可用于微电子设备的网络实验室，学生可以24小时在任何地方使用。建筑与规划学院的学生，可以将他们的设计提交给世界上最著名的设计师进行评判，一个班级可以有多名专家进行在线的团队教学。电磁学的课程将完全在工作室，没有讲座，学生们要动手做实验，这个项目叫“技术促进主动学习”。维斯特承认，现在的环境是以多种不同形式呈现、接受和传递信息，学习者借助各种技术和自己的五种感官在学习，许多新的教学方法只是皮毛，但麻省必须参与到这个试验当中，怎样在一个信息时代学习和创新，是一所伟大学校应该探讨的课题。

“这就是MIT！”

鲁伊

“当MIT人骄傲地说，‘这就是MIT’（This is MIT!）的时候，他们在说些什么？”

从无尽长廊到大穹顶

从波士顿去麻省理工学院，最快的方式是坐红线地铁。从坎道（Kendall）站下车，不用出站，一墙图文并茂、不时跳出“诺贝尔奖”字样的大事年表就告诉你，你已经来到了世界上最好的理工学院的地盘上。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或许是常常为匆匆过客所忽略的两条铁轨之间的3组看似破铜烂铁的装置艺术。深受无聊等车者欢迎的是一张悬在半空的大铁片儿，用力摇动墙上的把手，它便会抖起来并发出“轰隆隆”雷鸣般仿如列车将至的声音，颇能以假乱真。这块铁片儿有个在科学界如雷贯耳的名字——“伽利略”。它和由16根金属管组成的可以发出B小调全部音符的“毕达哥拉斯”及一响便是5分钟的“开普勒”钟一道，并称为“坎道乐队”。设计者是野兽派画家亨利·马蒂斯的孙子保罗·马蒂斯（Paul Matisse）——一个哈佛毕业生，却深得MIT之三昧。

不过，对于观光客来说，前往MIT的最佳路线，却是另外一条：从波士顿最繁华的后湾区沿麻省大街一路向北，越过横跨查尔斯河的哈佛桥，再往前走一点，就到了那个全世界理工科学生都心向往之的地址——麻省大街77号。这个地址是如此出名，以至于它的邮政编码——02139——据说是美国高中生除了生日之外最常使用的密码组合之一。

选择这条1公里多一点的步行路线，固然是因为可以在哈佛桥上看到MIT众多轶事传说中最著名的“364.4斯穆特外加一耳朵”和“到地狱还有一半路程”的标记，更重要的是，这几乎是麻省理工学院看起来最庄严美丽的一个角度。走在哈佛桥上，“大穹顶”（Great Dome），这座由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威廉·伯斯沃茨（William Bosworth）以哥伦比亚大学洛氏图书馆为原型建造的仿罗马万神殿式建筑，以它最经典的一面逐渐拉近。而从通常被当成MIT正门的麻省大道上的7号楼入口进入，充满传奇色彩的“无尽长廊”便现在眼前。在每年11月中旬和1月下旬的几天里，可以从这条全长825英尺的长廊一端看到另一端的落日余晖，“MIThenge”这个词便是专门造来形容这一奇特景象的。它的词根来自Stonehenge，英国索尔兹伯里的巨石阵。经常有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万里迢迢地跑去那里用身体摆出MIT几个字母的形状，拍成照片张贴到网上。不过，这种恶搞和每年开学考试时例必出现、不断花样翻新的匿名恶作剧（hacks）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对于一个MIT的新来者，7号楼一进门处的访客中心绝对是必去之地。如果不从这里拿一份有数字编号的校园地图，问路都无从问起。和其他大学一样，MIT的教学楼和学生宿舍楼的命名，其实主要用的也是捐资者、校长或著名校友的名字。比如西校区的研究生宿舍“唐氏楼”（Tang Hall），便以捐资建造这栋大楼的MIT校友唐炳源命名，而东校区的“王氏运动中心”（Wang Fitness Center），则由前PC时代电脑行业霸主之一的王安公司捐赠。但是，在MIT的校园话语体系里，这些大楼向来只以数字相称——唐氏楼是W84，王氏运动中心是57，吃饭娱乐办理琐事的斯特拉顿学生中心就是W32，没人会特地因此感念一下第11任校长尤里斯·斯特拉顿，而一提起去E23，对方马上会对你的健康大加关怀：“怎么样，不要紧吧？”因为那栋楼正是校医院所在。

由无尽长廊所贯穿的、始建成于1916年的1号楼到10号楼，是麻省理工学院现存最古老的建筑。1865年2月20日，麻省理工学院开天辟地的第一堂课，上课地点是波士顿市中心的商会大楼。那时候，MIT创始人威廉·巴顿·罗杰斯（William Barton Rogers）费尽千辛万苦从各方募集资金建造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一栋教学楼还是一片大工地，直到一年后方始建成。这栋坐落于波士顿后湾区博伊斯顿街上、后来被命名为“罗杰斯楼”的红砖大楼陪伴MIT走过了开创之始筚路蓝缕的半个世纪。但在20世纪初MIT迅速扩张、为求发展于1916年北迁至查尔斯河对岸的坎布里奇之后，它却被迅速弃诸身后。1939年，就在坎布里奇校区的新“罗杰斯楼”——7号楼——落成一年后，老“罗杰斯楼”被拆掉，土地作价卖给新英格兰生命保险公司加盖办公大楼。如今，只能从照片上摹想它当年的风貌。

麻省理工学院施塔特中心内景

如果从建筑风格的角度考察，伯斯沃茨为MIT坎布里奇新校区所设计的1～10号楼群，很好地延续了老罗杰斯楼的新古典主义风格。而这也是当时新英格兰地区主流的建筑风格：庄严，宏大，简洁，质朴，讲求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对称之美。站在以MIT第10任校长詹姆斯·基里安（James Killian）的名字命名的基里安方庭（Killian Court）正中，面向须仰视才见的10号楼的廊柱和大穹顶，处在一圈中楣上刻着亚里士多德、牛顿、富兰克林、巴斯德、拉瓦锡、法拉第、阿基米德、达·芬奇、达尔文和哥白尼等科学巨人名字的配楼的包围中，那种对科学传统的高山仰止之感会让你立时明白，为什么这里会成为MIT的标志性场景，频繁出现在明信片、到此一游的照片和电影电视中。

事实上，以MIT为背景的两部著名电影《骄阳似我》和《决胜21点》，因为无法取得在校园内拍摄的许可，绝大多数镜头都是在其他地方完成的，但他们都没忘了插入几个以无尽长廊和大穹顶为背景的远镜头。这顿时为电影增加了可信度。与之相对应，为了节约费用而在纽约布朗尼克斯社区大学和曼哈顿学院取景的《美丽心灵》，虽然剧组人员费尽心机几乎营造了与MIT内部一样的走廊和办公室，但就因为“连一个大穹顶的转换镜头都欠奉”而被人大加嘲笑——“我可没从里面看出一丁点儿MIT的影子。”物理学系教授伊萨多·辛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毫不留情地这样说。

然而，大穹顶真的能够代表今日MIT的形象吗？

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曾经总结过美国文化的一个有趣的特点：因为缺乏历史与传统的遗憾，而不惜补偿性地动用一切资源，营造一种古典和传统之美，狂热程度甚至超过那些古老文化的源起之地。在美国的公共建筑——尤其是政府办公楼和大学校园——上，这一特点体现得格外淋漓尽致。美国的8所常春藤盟校，校园建筑或罗马式，或哥特式，或维多利亚式，外观一个比一个宏伟壮丽，历史最悠久的哈佛反而是其中最寒酸简陋的一个。而在《美国大学之魂》（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一书中，美国教育史专家乔治·马斯登（George Marsden）指出，即使是历史较短的新兴大学，如东岸的芝加哥大学和西岸的斯坦福大学，也用大笔金钱打造出一种古老、神圣的近似欧洲大学的象牙塔氛围，以吸引捐赠人慷慨解囊。与这些学校相比，MIT这所诞生了美国第一个建筑系的大学，校园总体上却显得风格极其混杂，草率而又凌乱。以至于有这样的俏皮话流传：耶鲁=石头，哈佛=砖头，MIT=水泥板，耶鲁长于高，哈佛长于红，MIT长于丑。

北迁坎布里奇之后，MIT在“一战”和“二战”之间、60年代、80年代前期和90年代末至今又经历过几次大的扩建。如果按照上面提到的第二条路线，在7号楼不进正门而是继续前行的话，你就能看到这些扩建工程的实例：左手边启用于1947年的洛克威尔篮球场（Rockwell Cage）代号W33，当年曾是在麻省理工学院接受培训的大批军人的室内操练场，如今是校园里仅存不多的几处“二战”期间仓促动工上马的临时建筑的遗迹。紧挨它的旁边，是建成于1968年的被戏称为“水泥蛋糕”的斯特拉顿学生中心。十字路口对面，有个突出白色大圆罐的楼群是已经有50年历史的MIT核反应实验室，右边一片乱糟糟有如废弃工厂的所在，则是超导发生器的实验基地。走过这片以水泥混凝土和简陋红砖为主基调、几乎毫无美感可言的工业建筑，向右转，便是以玻璃幕墙和钢结构为特色的80至90年代建筑，沿着瓦萨街两侧，编号从30多一直排到40多。而在这些平庸而讲求实际的楼群中，却突然跳出了完工于2004年、强烈挑战人们对建筑的思维定势的施塔特中心（Stata Center）。

如果说，从空中俯瞰，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园是一个被纪念大道、瓦萨街和梅恩街定义了三边的扁长三角形的话，那么其间各种时期、各种风格、彼此甚少联系、以空间上的并置来取代时间上的延续的建筑物，便将这个三角形变成一幅巨大的拼贴画。使一种传统得以庄严维系下去的纽带是它的连续性，然而，在这幅三角形的拼贴画中，肇始于麻省理工学院开创时的古典主义风格却在其后最辉煌的几十年中完全被弃之不顾，反而令它带上了某种反讽的味道。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作为校园里最庄重肃穆的所在，无尽长廊和大穹顶虽然被外人顶礼膜拜之，但对于MIT的学生来说，却是最常被“hacker”们恶搞的所在。近几年来，MIT逐渐减少了大型公选课的数目，而改为小规模的研讨式授课方式。以可以容纳几百人的大型阶梯教室为主的1～10号楼逐渐不再像以前那样拥挤。穿梭在无尽长廊上的学生虽多，但目的地多是位于校园北部和东北部的新教学楼。流连于这两处的，不是外来的游客，便是专门来看hacking热闹的好事者。

虽然在MIT之外的地方，hacker指的都是侵入电脑网络的黑客或骇客，但在MIT，对应的名词却是带有贬低意味的cracker。hacking专指那些“富有挑战性和娱乐性的、聪明的、无伤大雅的、道德的恶作剧”。麻省理工学院hacker们的经典恶作剧包括：1999年，电影《星战前传》放映前，把大穹顶改造成了星战中机器人R2-D2的样子；2006年的“9·11”事件5周年纪念日，一辆红色消防车突然出现在高高的大穹顶之上；以及一个月前，刚刚在无尽长廊的进口处现身的电视剧《神秘博士》（Dr.Who）中的道具灵异电话亭。

然而，所有这些自上而下的对MIT“传统”和“经典”的颠覆，无论是属于高层决策的迅速夷平一座自己已经不需要的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大楼，或拥抱众多与现有建筑完全不搭界但能满足当下需求的新的建筑尝试，还是虽处于学生层面但被校方默认甚至鼓励的在地标式建筑上的集体恶作剧，都及不上那栋由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设计的施塔特中心所带来的震撼。对这栋在MIT校园中占据独特地位的建筑的考察——在所有MIT的建筑中，施塔特中心是唯一一个大多数MIT人习惯以其名字“施塔特”而非传统的楼号“32”相称的教学楼——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一个问题的答案：

“当MIT人骄傲地说，‘这就是MIT’（This is MIT!）的时候，他们在说些什么？”

施塔特的前世今生

选择从建筑的角度审视MIT，源自今年6月刚刚去世的MIT建筑与规划设计院前任院长、“智能城市”的倡导者威廉·米歇尔（William Mitchell）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我们的建筑物不只是提供我们栖身的地方，它也向天下昭示我们是谁，我们期待成为什么。它同时也应该激发我们去实现人们的愿望。它应该更明确地表现创新的精神、社会的期待以及冒险的思考，而这些正是MIT的特色。”

对于不那么熟悉MIT历史的外来者来说，施塔特中心是一个现在式。人们看到的，是它与MIT所有现有建筑全不搭调、“像被锤子砸过”、“仿佛永远未完工”、“随时都会倒塌”的外观，是它曲里拐弯甚至需要“靠掌上GPS的帮助才能从洗手间安全返回办公室”——出自MIT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教授文森特·陈（Vincent Chan）之口——的迷宫般的内部设计，还有在它里面工作的那些MIT的在世传奇——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万维网的创始人蒂姆·伯纳斯·李、密码专家罗纳德·李维斯特以及自由软件运动的领军人物理查德·斯塔曼等。

然而，如果从MIT的历史看，为施塔特中心赋予特殊意义的，却是它的过去式：它是在20号楼的原址上建造起来的。

20号楼可不是寻常所在。“二战”期间为MIT赢得全球声誉的辐射实验室（Radiation Laboratory），便设在这栋为满足美国政府军事需要紧急建造的简陋临时建筑中。从1940年10月到1945年底，在阿尔弗雷德·李·鲁米斯（Alfred Lee Loomis）的率领下，辐射实验室承担了美国“二战”期间使用的几乎全部微波雷达的研发和制造工作，并研发出了第一个全球无线电导航系统LORAN。正是因为在这一领域的突出技术优势，美国海军才得以成功肃清德国潜艇在美国海岸附近的活动，并于1944年成功实现扭转战局的诺曼底登陆。到1945年9月时，美国政府拨给MIT用于微波雷达研制的经费高达每个月近500万美元，相当于MIT“二战”前整个学校全年的经费。最高峰时，受雇于辐射实验室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达3897人，而这上千人的活动中心，便是20号楼。

20号楼并不好看。弗雷德·哈珀古德（Fred Hapgood）在他关于MIT的《无尽长廊》（Up the Infinite Corridor: MIT and the Technical Imagination）一书中写道：“这楼太丑了，简直叫人叹服。它比校园里所有其他的难看建筑物还要丑上10倍。”但是，对于在其中工作的科学家来说，这栋虽不好看但却相当合用的大楼却远远没那么糟糕。MIT电子研究实验室的副主任、后来负责林肯实验室的阿尔伯特·希尔（Albert Hill）就说过：“搬进20号楼后，我们实验室的可用空间一下子大了两倍。”主要原因是20号楼是临时建筑，因此可以随心所欲地根据实验需要调整内部空间。而在电子工程和生物工程教授杰罗姆·莱特文（Jerome Lettvin）的眼中，20号楼就像“麻省理工学院的子宫”，虽然看上去乱七八糟，但其中却神迹屡现。

如果从时间点上看，辐射实验室和20号楼的黄金时代，的确也是麻省理工学院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段发展时期。在辐射实验室之前，虽然MIT已经是一所全美一流的工程学校，但它还不是一所伟大的研究型大学。它的主要教育目标，依然遵循着罗杰斯时代定下的方针，也即更加强调“手”的训练，旨在为当时新英格兰地区蓬勃发展的纺织业、金属加工业和机械业提供更符合需求的工程技术人员。根据曾经在辐射实验室工作过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的回忆，直到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系和物理系等基础科学系仍几乎是完全为了迎合工程学学生的兴趣而设立的。“所有这些系都被看做‘服务系’，是工程师们开车进来，把他们的油箱加满初级数学、物理学和化学课程的加油站。”在“二战”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MIT工程学与基础科学的师资比一直保持在85%比15%左右。

“手脑并用”（Mind and Hand，拉丁文写作Mens et Manus），这是MIT广为人所知的校训，也是一本书的名字。它的作者之一是麻省理工学院第11任校长尤里斯·斯特拉顿。在这本书中，斯特拉顿记载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斯杰莱德大学和皇家理工学院的前身、成立于1796年的安德森学院（Anderson's Instituion），一直被认为是英语国家中第一所理工学院。这所大学的校训是Mente et Manu，与MIT的校训相差仿佛。鉴于美国大学向来有效法英国大学的传统，斯特拉顿开始时以为，MIT的创始人罗杰斯也是从安德森学院的校训中获得的灵感。然而，当他向斯杰莱德大学的图书馆管理人员求证此事时，却得到了恰巧相反的答复。历史档案显示，直到1912年，斯杰莱德大学的校董事会才通过了“Mente et Menu”这一校训。而提出此项动议的院长，其实是从一封麻省理工学院学者来信上的MIT校徽中得到的启示。

回到罗杰斯所处的19世纪中后期，在那个被美国教育学家莱曼·亚培（Lyman Abbott）形容为“英国模式的学院培养绅士，德国模式的大学产生学者”的古典精英教育传统仍深入人心的时代，敢于提出“大学教育应当是为一种积极向上的美国生活所做的技术准备”这一充满挑战性的理念，并且把一个手持铁锤的工人形象与经典的手捧书本埋头苦读的学者形象并列放在校徽上，这本身便是一种划时代的革命。而格外重视“手”的方面，也是当时情景下矫枉必须过正的由来所然。必须看到，在当时，虽然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些教授也模仿德国模式建立了一些以满足工业革命背景下现实需要为目标的培训项目和学院，但受制于传统“精英主义”和轻视动手操作能力的羁绊，这些学院始终未能取得可以与罗杰斯的MIT堪相媲美的成就。仅仅成立3年之后，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数目便已经是哈佛劳伦斯科学院的3倍，这种差距不断扩大，一直延续到1873年的经济恐慌时期。在那之后，虽然差距不再像之前那么明显，麻省理工学院在招生人数上依然一直大幅度领先。

但是，作为一所缺乏传统却勇于创新的私立大学，MIT在创立伊始的半个多世纪中，虽然受到社会和学生的欢迎，但却一直面临资金匮乏的困境，曾经数次险些为财大气粗的哈佛所吞并。1917年，当美国卷入“一战”后，一方面是受到当时美国知识分子群体中风行的“如果最高尚的道德便是为民主社会服务，那么对于教授和大学来说，最崇高的使命就是投身于服务这个国家的事业”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获得更多政府资助的需要，当时的两任校长斯特拉顿和卡尔·康普顿（Karl Compton）先后对MIT的教学方向做出调整，使其可以更好地适应美国工业生产和军工研究发展的趋势。

在“一战”期间，MIT便承担了大量美军飞行员、航空工程师和无线电工程师的培训任务，使得整个学校都俨如一所军营。“一战”结束时，5000多名MIT学生和校友在军队中供职，还有2300多人在政府部门担任文职官员。然而，伴随“一战”而涌入校园的大笔资金在战争结束后迅速枯竭。在大萧条的冲击下，飞机制造公司纷纷裁员，以往炙手可热的航空系毕业生也开始找不到工作。1932年底，由于捐赠收入大幅度下降，MIT不得不把月薪500美元以上的职工工资少发10%，保留待补。向学生征收的学费也增加了。

在这种痛苦的自我改变的过程中，MIT的决策层逐渐发现，基础性的科学研究可以为技术的发展提供更大的推动力，甚至可以创造新的技术应用方向。由此，MIT开始调整工程学和科学的比例，直至达到“二战”后相对较为均衡的1∶1状态。正是从这时开始，MIT后来扬名天下的基础科学院系——经济学系、语言学系、计算机科学系、数学系——吸纳了一大批相对寂寂无名但却相当有天分的年轻人，不过十几二十年后，在这些人中，便涌现出了十几位诺贝尔奖得主和数学大师。而当辐射实验室战后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宣布关闭时，它在政府和军方留下的深刻印象及深厚人脉——“二战”后，在美国军队中服务的MIT校友总数8776人，占当时在世校友的1/4，其中包括98位陆军将军和52位海军上将——使得来自MIT的声音在整个国家的科学决策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种种因素叠加而成的高潮，是1945年7月，出任美国总统科学顾问的MIT前工学院院长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提交给杜鲁门总统的那份战后科学研究规划报告《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Science: Endless Frontier）。它的直接结果是战后十几年中，美国政府对美国高校的研究资助几乎增加了100倍，而在获得研发经费数额的名单上，MIT永远遥遥领先。

这些如潮水般涌入的研究资助强化了MIT在理科和工科研究上的霸主地位，也催生了这一时期像雨后蘑菇一般在MIT校园里钻出来的充分体现“多快好省”精神的新的教学楼和宿舍楼。然而，与资金一同到来的，也有政府和军方的阴影。根据萨缪尔森的回忆，那时候，配备武器身着便衣的保安人员在校园里随处可见，守卫着几个“机密”区域，阻止那些没有安全许可证和身份证明的人溜入。MIT的2000多名本科生全都要加入后备军官训练营，学习军事课程。在图书馆里，甚至划分出专门的区域，只有拥有安全许可证的研究者才可以进入。

1961年，麻省理工学院百年校庆。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本应踌躇满志的MIT校长斯特拉顿却显得深怀忧虑。他说：“我们出生时的那个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对于我们的孩子将会在怎样的一个世界长大成人，我们也几乎一点儿头绪都没有。在我看来，这种变化的步调甚至比变化本身更象征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毫无疑问，他已经感受到了在校园里氤氲的反对政府对学术与研究自由干涉的压力，而这种暗地里逐渐扩大的裂痕，对于此时还绝对依赖“冷战经费”的MIT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更重要的是，当此之时，麻省理工学院的模式已经在全世界被仿制，就连以色列，也成立了以其为范本的以色列理工学院，对寓居美国和欧洲的犹太科学家大抛橄榄枝。更不用说，在西岸的加州理工学院，俨然与MIT形成分庭抗礼之势。最典型的例子便是MIT最引以为豪的航空航天领域，虽然MIT仍在载人航空上占有优势，但在火箭推进领域，加州理工学院班底的JPL却后发制人，在经费、人才和研究项目上与MIT展开激烈竞争。而在新兴的电子产业，加州的硅谷虽然此时远不如被欢呼为“麻省奇迹”的128公路那样先声夺人，但却也步步紧追，毫不逊色。

与此同时，战后经济的发展，再度像罗杰斯创立MIT之时，呼唤一场新的大学社会职能的转变。大学科研体系扩张带来的科学活动的加速发展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增加资金来支持现有的研究团队，另一方面，将实验室的发现转化为具有市场价值的产品而不仅仅是武器和军备，也需要研究者和他所在的研究机构，除了扮演学者的角色，还要当好熟悉市场规则、认清市场方向的“学术企业家”。

很难评价在第一次大学革命中拔得头筹并创立了研究型大学这一大学类别的MIT在这第二次革命中的成败得失。但毫无疑问，几十年过去后，1998年，当时的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查尔斯·韦斯特（Charles Vest）和他背后的校董事会在赶超者的压力下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需要变革的力量。在例行的校长报告中，韦斯特说，他要强化MIT本科教育的力度，探索能够满足新的研究和教育方向的组织形式，让MIT变得更加开放更加国际化，以及与企业界达成更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

韦斯特做了什么？一次接受MIT校报记者采访时，韦斯特说，只要几十年后还有人记得他是那个一手推动MIT开放式课程网页的老头儿就行了。通过将500门MIT相关核心课程的教材免费放到互联网上，韦斯特创造了网络时代大学教育的一个新典范——“在互联网的时代，教育的真正价值，不再是随时面临修正的知识本身，而是教学相长的互动过程。”然而，我们的视野也不应漏掉韦斯特任期内也为麻省理工学院校园增添的几栋极具争议也极具象征意义的建筑，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便是几乎处处颠覆20号大楼传统的施塔特中心，另一个则是位于西校区的本科生宿舍——绰号“海绵”的西蒙斯楼（Simmons Hall）。

“海绵”里的地狱生活

编号W79的西蒙斯楼建成于2002年，总造价7850万美元，有MIT最昂贵的学生宿舍之称。这栋拿了2003年美国建筑师研究院荣誉奖的宿舍楼最大的特点是窗户多，平均每个房间有9个小窗，每个窗子上有一个单独的小窗帘。据说每天花在开关窗帘上的时间就要5分钟以上。更有趣的是，据说当西蒙斯楼的设计师史蒂芬·霍尔（Steven Holl）在一次晚会上被人问起为什么会做出这么无脑的设计时，他回答说：“那有什么关系呢？反正MIT的学生不睡觉。”

某个MIT学生社团的新生介绍小册子上登过一篇文章——“让你在MIT看起来不像旅游者的N种方法”。列出的几条，包括知道IHTFP这个缩写词的含义是“我恨这该死的地方”（I Hate This Fucking Place）；“I am major in 2”的意思不是“我很二”而是带点炫耀色彩的“俺是机械工程系的”；至少会唱两句“工程师的祝酒歌”——“我们是，我们是，我们是，我们是工程师；我们能，我们能，我们能，我们能喝光40杯啤酒”；千万不要穿带MIT字样的套头衫在学校招摇过市，有海狸图案的T恤或帽子却但用无妨；以及，MIT 失眠课程101——“工作、睡觉、朋友，你只能选两样”（Work，friends，sleep-pick two）。

麻省理工学院校园一角

世界名校中，以天才学生著称的大学不知凡几，但令MIT与众不同的是，“在这里你能看到全世界最勤奋的天才”。要想拿到那枚著名的有海狸图案的毕业戒指绝对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而“理工地狱”（Tech is Hell）的说法，也绝非浪得虚名。“海绵”的绰号固然是因为西蒙斯楼多孔的外形而来，但其实也道中了MIT学生只能不断自我压榨的真相。

在巨大的学业压力下，许多MIT学生都有偷偷酗酒的解压习惯。而西蒙斯楼的兴建与MIT最近的宿舍改革，其实便源自一起因酗酒而导致的悲剧。1997年9月29日，18岁的MIT大一新生司各特·克鲁格（Scott Krueger）因为酒精中毒而死亡。悲剧发生前，他刚刚加入MIT的Phi Gamma Delta兄弟会，为了向“老大哥们”表示一下，克鲁格开怀畅饮，不想却以悲剧告终。由于事故发生时克鲁格住在位于波士顿Phi Gamma Delta兄弟会的集体宿舍中，MIT需承担连带责任，最后，MIT向克鲁格的父母赔偿了600万美元，其中125万美元用于设立克鲁格奖学金。所以有人说，西蒙斯楼的造价，还应该再加上475万美元。

克鲁格事件后，MIT决定，不再允许本科生到校外住宿，而为了解决住房不足的问题，才有了西蒙斯楼的兴建和其他一些宿舍的修缮。耐人寻味的是，这件事后被媒体广为抨击的大学兄弟会问题，却并无声响。闯祸的Phi Gamma Delta虽然自此被取缔，但其他兄弟会却一如既往。比如著名的“青楼”（Green Hall），这栋由格林夫妇捐资兴建的宿舍楼，因为住的都是女生而被戏谑的中国学生冠以此名，便被改成了 Kappa Alpha Theta姐妹会的专属宿舍楼。

对兄弟会姐妹会格外开恩的做法，固然可以理解成对传统的尊重，但作为隐喻的“团队”、“等级”、“忠诚”等元素，却也是麻省理工学院在不断弃旧扬新的表象之下，深藏不变的核心价值。它就像MIT东区校园的众多新旧建筑，尽管外表看上去差别巨大，但在这些楼中，均有通道彼此连接。而这样设计的目的，便是促进各学科各部门的交流，使得沟通不至于因为外界的雨雪阴晴和物理间隔所妨碍。

这种团队合作精神最明显的一个表现或许便是大学中的恶作剧。在英国的剑桥大学，夜间攀爬标志性建筑并留下自己的印记，也有悠久的历史，但这更多地体现为个体的单打独斗。而在MIT的众多hacking事例中，皆非有团队协调密切配合所莫办。事实上，一个MIT人心照不宣的秘密便是，许多经典的hacking事例，便出自特定的几个兄弟会手下。有些著名的MIT轶事，比如哈佛桥上的“斯穆特”单位，真相不过是1958年的时候，Lambda Chi Alpha兄弟会的人捉弄刚入会的个头最小的奥列佛·斯穆特（Oliver Smoot），拿他当人肉尺子丈量哈佛桥。细细想来，这个故事其实并不像它初听时那么轻松好笑，根据斯穆特的回忆，快到桥的终点时，不停站起趴下的他已经累得不行，是被其他“老大哥们”在地上拖着量完最后一段的。

这种工业社会对待人如机器一般的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是MIT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它随时创新，随时根据社会的需求变化，随时做好准备给出最合理的解决方案。早在1961年，麻省理工学院百年校庆之时，每5个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中，便有一个是他所在的企业的总裁或副总裁。仅在马萨诸塞州，便有75家公司由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所创立。而最新的数据显示，MIT的毕业生开办的公司在全球雇佣了110万优秀人才，每年创造2320亿美元的价值。

但这种功利、要求每个人都成为“长袖善舞的企业家”的传统，也令MIT成为一个“此地不留爷”的不那么令人喜欢的地方。它可以在犹太人在美国最受排挤的时候录取大量犹太学生，也可以让二十出头的纳什当一个“娃娃讲师”，三十出头的钱学森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但它却留不住像费曼这样个性鲜明的人。然而，这到底是MIT的错，还是一所为现代社会的需要而存在的大学所依托的环境的错呢？

无论如何，这就是MIT。

MIT最活跃的大脑

比特与原子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Bits and Atoms

尼尔·格申菲尔德

在阿富汗东部的贾拉拉巴德市，来自比特与原子研究中心的MIT学生对着几截电线、一个塑料盆、几个废弃的罐头如获至宝，他们用这些破烂搭建了一个他们称之为Fab-Fi的无线局域网络。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DIY（自己动手），而是一次面向新的人类技术革命的灵感迸发。成立于2001年的比特与原子研究中心提出了“第三次数字革命”的命题。

1998年，尼尔·格申菲尔德教授在MIT开设了一门极受欢迎的课程“如何创造任何东西”，并由此启动了比特与原子研究中心的第一项也是最重要的研究项目——微观装配实验室（Fabrication Laboratory，简称Fab Lab）。2001年，第一间Fab Lab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拨款建造。在Fab Lab，学生们使用廉价的微观装配材料，由开放源代码软件和MIT开发的程序来驱动的工具，就像在超市采购一样实现随心所欲的个性化需求。

尼尔·格申菲尔德教授认为，数字革命的发展已经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分别是克劳德·香农提出的信息论与冯·诺伊曼开创的计算机理论的阶段，而当下，微观装配技术（Fabrication）的浪潮正在袭来。“目前所教导的计算机科学理论和发展规则过早扼杀了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一种计算模式，实际上，大自然演化而来的生物体，就是一个比人类现有的计算机要高级得多的计算机。对微观装配技术的研究其实就是追求人体中核糖体的生物计算的境界。”

比特与原子研究中心的专家相信，微观装配技术的发展约需经历20年，他们最终将以全新面貌的微观装配技术让计算机改头换面，使一切与计算相关的事物看似从零开始。

信息与决策系统实验室
Laboratory for Information and Decision Systems，LIDS

施塔特中心

你车里或手机里的GPS定位系统是否常常定位不够精确，甚至在大型建筑间就无法定位？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信息与决策系统实验室无线通信与网络科学小组正在通过一种更基础的途径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试图建立一种理论框架来探讨取决于干扰与可用带宽的无线定位信息究竟能有多精确。

信息与决策系统实验室坐落于麻省理工学院造型奇特的施塔特中心，研究主要依赖于各种数学学科，如概率和统计、动态系统、优化和决策理论等，以系统与控制、通信、信息传输与网络、推理与统计数据处理为核心工程学科，应用领域则包括生物系统和生物医学数据分析，无人自治系统的协调，能源信息系统，情报、监视和侦察系统，网络调度和路由传感器网络，超宽带通信技术等等。

LIDS将自己定位为“始终处于方法论发展最前沿”的实验之地，他们热衷于将前沿技术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全世界各地的电信、信息技术、汽车、能源、国防与人类健康都是其关注与研究的重要领域。正如普林斯顿大学工程和应用科学学院院长，无线通信研究专家文森特·普尔对开篇所述项目的评论所说：“我认为他们（LIDS）将基础研究运用到实际中是没有任何障碍的。事实上，他们的研究正是出于对高准确度定位现实世界的需要。”

能源研究所
MIT Energy Initiative，MITEI

EyeStop 展现了未来的公交车站

如何破解光合作用的秘密，将太阳能转化为一种成本低廉、运用广泛的实用能量？植物能夜以继日地将太阳光转化为能量储存起来，但人工材料收集太阳光则会遇到衰减问题，太阳光线会对大多数材料造成破坏，降低整个系统的效率。MIT能源研究所的迈克尔·斯特拉诺教授与同事成功模仿了这一自我修复机制。他们创造了一种新颖的自组装分子，它们能将太阳光转化为电能。分子们会不断分解然后快速重新组装。

从研究宇宙飞船到研究心脏起搏器技术的任何人都能够告诉我们，如果能把从能源中挤出每一滴能量加以利用，将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突破。2005年，MIT现任校长苏珊·霍克菲尔德在就职演说中首次提出能源研究计划，随即成立了一个由全校五大学院16名成员组成的能源研究委员会，负责探讨MIT解决全球能源危机的最佳策略。2006年秋季，MITEI正式成立，强力推动麻省理工学院进入一个高度重视能源研究的新时代。

一切就如MIT主页上所进行的推介：“研究机构的工作覆盖了许多主题，从生物、化学到政治、经济和语言——但只要有一个议题是全球性的，重要性立刻压倒其他。MIT要致力于人类需要最迫切的领域，建立能源研究所和大卫·科赫癌症研究所正是MIT目前集中力量解决重大问题的两条途径。”

感知城市实验室
MIT Senseable City Lab

感知城市实验室2009年研发的“哥本哈根之轮”能回收利用刹车时的能量

2010年9月19日，折磨了美国整整5个月的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终于被宣布画上了休止符，但已为此付出95亿美元的高昂代价。如果今年威尼斯双年展上亮相的海群（Seaswarm）机器人提前一年问世，那么它只要投入一笔不超过2亿美元的资金、用两个月就能完成清理任务。海群机器人是一支安装有传送带的小型机器人团队，传送带亲油排水的纳米材料能吸附多达自身重量20倍的石油。

这群海洋精灵来自MIT感知城市实验室。这个刚成立5年的实验室隶属于MIT建筑与规划学院的城市规划专业。创建于1933年的MIT城市规划专业，在目前美国规划教育协会所属的众多院系中，不仅资历最老，教学与科研的规模也首屈一指。实验室主任卡洛·莱提教授试图将数字技术和城市规划结合起来，用新的数字技术解释城市中的种种现象。2006年的实时罗马地图（Real Time Rome）项目，通过意大利电信的手机网络以及安装在公共汽车和出租车上的GPS装置采集数据，最后在Google earth上形成“叠加地图”，就可以掌握成千上万人的实时动向。

新的追踪项目在纽约和西雅图展开，对象是——垃圾。卡洛·莱提将这个项目类比为给城市垃圾处理系统做一次核医学试验。美国的纽约和西雅图相当于被试验的人体，而一张如同SIM卡大小、由可降解环保材料制成的带有特殊无线定位装置的“垃圾标签”相当于其中的“放射性物质”，通过这个过程可以看见城市的“新陈代谢”。研究人员在西雅图西北海岸丢弃的一个星巴克的纸杯，经过27小时36分，跨越了整个华盛顿州，最终停在了位于东南部的雪松山填埋场。卡洛·莱提和他的同事希望这个项目能推动人们改变行为，鼓励他们在消费时想到对周边环境造成的影响。

林肯实验室
Lincoln Laboratory

林肯实验室的研究人员

被众多推崇者奉为“神物”的Google Earth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MIT的林肯实验室在卫星地图上就是一个被抹去的神秘地标。不过这一讯息从侧面印证了林肯实验室对于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事实上，MIT之所以能从一个以本科生教育为主的二流技术学院崛起成为一流综合大学，与林肯实验室这个有美国军方背景的国家实验室息息相关。

1939年，美国卷入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日益明显，为了在战争时期最好地发挥科学作用，国防科研委员会在罗斯福总统的批准下迅速成立。MIT第9任院长、物理学家卡尔·康普顿出任国防科委的探测处处长。所谓“探测”，主要指雷达装置，被称为“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雷达，就出自林肯实验室的前身——1940年建立的MIT辐射实验室。从政府获得巨额研究经费的辐射实验室，到1942年底已成为美国大学中第一个大规模、跨学科、多功能的技术研究开发实验室。

1946年，结束历史使命的辐射实验室改名为电子研究实验室，由物理学家朱利叶斯·斯特拉顿（后任MIT第11任院长）主持研究。不久，“冷战”开始给了MIT又一次发展机会。为了对付苏联远程轰炸机，1951年美国空军司令部出资要求MIT着手建立一个研究军事空防系统的实验室，电子研究实验室的研究团队于是搬进了新的林肯实验室，帮助美国空军建立起赛其(SAGE)防空体系。

1958年，受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邀请，林肯实验室脱离防空系统的研究，转入弹道导弹防御研究，特别是反导中的关键技术——目标识别。另外从实验室中分出一部分人建立米特公司继续承担赛其系统的施工制造。直到1977年，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要求实验室开发并领导反巡航导弹空中防御的新计划，林肯实验室又重返防空领域。

目前，林肯实验室的研究团队同时以防御技术支持非防御性的国家需求，包括国土保护、反恐、减灾、环境感测和能源技术等领域的创新工作。

计算机科学暨人工智能实验室
Computer Scienc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boratory，CSAIL

约翰·麦卡锡

Sikuli，是一个来自墨西哥维乔印第安人语言系统的单词，意思是“上帝之眼”。在MIT的计算机科学暨人工智能实验室，这个有美好含义的单词被用来命名一项最热门的截图编程新技术。用户只需利用相应的截图和简单的指令，即可完成简单的编程和程序间的调用。主持这个研究项目的罗伯特·米勒教授认为，一个精简、对新手友好的Sikuli软件最终将推广到每个普通用户手中，这意味着编程的民主化，而且将产生深远的文化意蕴。

如何令人类在技术层面变得更有智慧？这其实也是整个实验室在50多年间所追求回答的问题。1956年，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召开了一次探讨人工智能未来发展方向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为这门学科奠定了基础。3年后，会议的发起者约翰·麦卡锡与另外一名与会者马文·明斯基在MIT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人工智能实验室，这两人后来都获得了有着“计算机世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图灵奖。

2009年3月10日，美国计算机协会宣布将2008年度的图灵奖授予MIT女教授芭芭拉·利斯科夫，表彰她在计算机程序语言设计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她的杰出成就已经跨越了学界的高墙，改变世界每日的生活。你每次和朋友交换邮件，检查银行账户，或者是搜索Google，都是在利用利斯科夫的研究成果。”这位非凡的女性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计算机博士，1968年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

从麦卡锡到利斯科夫，实验室已经完成了新发展。2003年7月1日人工智能实验室与计算机实验室合并为计算机暨人工智能实验室，汇集了800多名顶尖的科学研究人才，包括约20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百名教授，不仅是MIT最大的实验室，也是全球信息及人工智能科技最为人瞩目的研究重镇。

MIT的“有效支出”

苗炜

“今天，我们再次面临多方面的挑战，这次挑战是缓慢而具有侵蚀性的力量，全球环境的恶化而非珍珠港被炸；科学及工业竞争力的下降而非卫星上天。”

1957年9月，一个美国家庭在波兰边境开始他们的旅程，此处向东600英里，就是莫斯科。在20年的封闭之后，苏联向旅游者开放了边境，路旁的标语写着“为了全世界的和平”。詹姆斯·罗斯顿几乎是第一个得到入境许可的，他带着妻子和儿子，开着一辆全新的福特进入苏联境内，他将把旅途中的见闻写给《纽约时报》。

美国的读者在10月1日读到了罗斯顿的第一篇报道：在白俄罗斯境内的大片农田上，很少能看见现代化的机械；在明斯克，食物粗糙，啤酒像兑了水，葡萄酒像醋一样；斯摩棱斯克的道路泥泞，沿途的旅馆都太简陋。西方读者想知道，这个生产了米格-15、试验了氢弹的超级大国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希望读到苏联的缺陷，然后告慰自己西方是安全的。而苏联人对罗斯顿驾驶的“Ford Fairlane”更感兴趣，这是以福特家族一座农场命名的双开门敞篷跑车，强大的引擎和夸张的造型，是上世纪50年代美国的潮流代表，售价2945美元，当时美国人的平均年收入是5500美元。这辆车从美国的福特工厂航运到欧洲，按照罗斯顿的要求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装，他们进入苏联境内后，“Ford Fairlane”总能引来围观，人们询问这款汽车的速度、价钱和动力。当罗斯顿进入克里姆林宫采访时，他的儿子理查德再次向旅馆外的围观者展示硬顶车篷如何收放，这一回出了点儿小麻烦，车篷卡住了。

就在罗斯顿一家驾车巡游莫斯科之际，苏联的航天专家谢尔盖·科罗廖夫来到首都。他汇报的是新式火箭R7和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的进展。9月29日，科罗廖夫登上飞机返回哈萨克斯坦境内的秘密发射基地，卫星发射时间确定为10月4日。

1957年10月4日晚上，莫斯科时间10点23分，发射基地的监控室发现R7火箭的燃料有故障，但科罗廖夫决定忽略这个问题。10点28分，倒计时至零，火箭点火，以每小时1.8万英里的速度冲向夜空，火箭上搭载着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它飞向西伯利亚，3000英里之外，堪察加半岛上的观测站报告，卫星进入轨道。一小时后，SPUTNIK回到苏联上空。科罗廖夫此时才开始庆祝，他说，“通往星星的道路现在打开了”。苏联的《真理报》和塔斯社都发布了简短的消息，没有提及任何一位科学家的名字，也没有分析卫星上天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意义。罗斯顿的儿子理查德此时已经返回伦敦上学，他这样记录：“苏联卫星上天的消息传来，班里的同学都非常震惊，他们认为这是美国的一大失败，我们这些在海外的美国学生本来以为，美国能应对任何挑战，现在忽然发现，我们不是这样。”

美国议员林登·约翰逊（后来在肯尼迪遇刺之后担任美国总统）在乡间慢跑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想到一颗苏联卫星正从自己的脑袋上飞过，他由此感到不安和忧虑：“在美国辽阔的西部，我们总和天空很靠近，这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现在，天空好像变成另外一个天空。想到另外一个国家在科技上领先于美国，我被深深地震惊了。”

艾森豪威尔总统却好像对天上飞的那个铁球不是很感兴趣，在SPUTNIK上天后的一个月内，他一共打了15场高尔夫球，以至于媒体批评他“太关心那个小球了”。艾森豪威尔有自己的秘密情报来源，那就是U2飞机。从50年代开始，美国空军就在寻求一种飞行高度在7万英尺以上的亚音速高空侦察机。1954年7月26日，艾森豪威尔就授权詹姆斯·凯廉（James Rhyne Killian）成立和领导一个智囊团，研究美国的科技将如何应对苏联，詹姆斯·凯廉时任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智囊团分为三组，其中一组负责调查美国的情报能力，参与高空侦察机的研发。在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后，艾森豪威尔希望侦察机能带来有关发射基地的更精确的情报。在对公众发言时，他这样说：“现在，很自然，你们会说，苏联人在全世界面前获得了巨大的心理优势，在政治层面上，我觉得这么说不错。但在科学的角度上，这不是真的，除了一点：他们的确有推进器可以把什么东西放到太空。”

但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后，1957年11月，他做出了一项重要任命，麻省理工学院院长詹姆斯·凯廉又成为他的“首席科学顾问”。他真实地意识到，要应对国家之间的挑战，美国的科技必须做出调整和反应。

当时，詹姆斯·凯廉曾在电视访谈中表明了他的看法：公众对SPUTNIK的恐慌是过虑的，它只是“冷战”的“蒸汽”，这颗卫星让人们忽略的事实是，美国在科技方面远远领先于苏联。自30年以来，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科学家有30人，而苏联只有1人。他认为，另一种夸大之辞是苏联每年培养出7万个工程师，而美国只培养出3万个，但苏联毕业生的标准要远低于美国，你可以称呼任何一个人为工程师，而按照美国标准，他根本算不上是什么工程师。

1958年，有两件事情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太空竞赛。其一是美国的《国防教育法案》通过，以资助自然科学、数学教育为宗旨，意在培养冯·布劳恩那样的火箭专家。其二是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正式成立，詹姆斯·凯廉从凯斯理工学院请来了托马斯·格伦南出任NASA第一任局长，各类航天技术研究机构经过整合，火箭、卫星、登月等项目逐渐展开。

1865年，当麻省理工学院第一批的15名学生聚集在波士顿上课的时候，他们要学的是化学、开矿，应对的是工业革命。这所学校的校训是“手脑并用，改造世界”，从那时起，麻省理工学院孕育了大批的工程师、科学家，但这所学校发展成为全世界举足轻重的高科技殿堂及研发基地，与“二战”和“冷战”，以及美国政府在自然科学及工程科学上大量投资密不可分。这里研发的B-2幽灵隐形战略轰炸机为他们赢得了“战争学府”的称号。

詹姆斯·凯廉执掌麻省理工学院达25年，他毕业于麻省理工，曾经担任《MIT技术评论》的编辑，1949年出任麻省理工学院的第10任院长。1951年林肯实验室成立，其前身是研制出雷达的辐射实验室。林肯实验室是美国政府投资的研究中心，其使命是把高科技应用到国家安全问题上。它是美国大学第一个大规模、跨学科、多功能的技术研究开发实验室，1957年该实验室建成可编程数字计算机控制的雷达系统，实现了对空间目标的实时跟踪，美国防空体系和弹道导弹战略防御系统都发源于此。在詹姆斯·凯廉担任院长期间，麻省理工学院的科研经费飞快增长，这所研究型大学和政府、军事项目之间的关系尤为密切，凯廉在这所大学的功绩包括：扩展人文学科，加强历史和艺术的教育，建立斯隆商学院，招收更多的国际学生。但他作为一个科学领导者服务于公众的业绩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判断哪些科学研究应该得到更好的组织和更多的资助，科技将怎样塑造一个国家。

1991年5月，查尔斯·维斯特在就任麻省理工学院第15任院长的典礼上发表讲话：MIT在塑造文明国家与世界的关键时刻一直扮演着非同寻常的角色，我们对诸如“二战”爆发或苏联人造卫星发射这类突发性的挑战做出了勇敢而富有创新性的反应。今天，我们再次面临多方面的挑战，这次挑战是缓慢而具有侵蚀性的力量，全球环境的恶化而非珍珠港被炸；科学及工业竞争力的下降而非卫星上天。

查尔斯·维斯特在他14年的校长经历中不断谈论大学在政府、工业及创新体系中的角色，谈论“有效支出”——在工程和科学方面，一所大学必须要更直接地与工业和人类的普遍探索相关，强调大学要对社会做出贡献，这是MIT的本质所在。他也没有忘记其中关键一点，科学家和工程师受自身职业吸引并热衷工作，主要源自人类认识自然的深层需求，来自好奇心和大问题。他归纳麻省理工学院对未来世界的几个研究重点：地球与气候、信息技术的应用、记忆语言和思维、能源、癌症治疗、物质与宇宙。

在外人看来，麻省理工学院也的确是一个美好的地方，即便这里不是全世界科技发展的中心，也肯定是世界上最好的理工科大学。

创意以一种最纯粹的形式发生

陈赛

“以前我们想到技术，总是在谈人工智能，怎么让机器变得更聪明，让他们像人一样思考，具有深刻的感受力。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未来我们应该做的是，怎么利用技术让人变得更聪明，更强大，更独立。”

关于媒体实验室的故事中，我最喜欢的一个是：他们发明了一个会跑的闹钟，闹钟一响就满地跑，横冲直撞，你必须斗智斗勇，才能抓住它，把它关掉。后来这个发明被改造成了一个流行商品，叫Clocky。有人看不过，批评说，一群科学家聚在一起，就为了发明这么个玩意儿？但是，媒体实验室的科学家们不以为忤，反而洋洋自得，认为发明也要有娱乐精神，我们不怕犯傻。即使在MIT，媒体实验室也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地方。

MIT的低调平实，反映在校园风景上，简直像一个大工厂，所有的楼都是用数字代码。我眼前的这个建筑也一样，编码E15，事实上，对科学家来说，它未免太精致了一点。从外面看，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玻璃盒子。楼里的一切东西几乎都是白色的。当阳光穿过半透明的玻璃墙，大厅里空荡荡的，你觉得自己好像进入了一个巨大的雪花球。这是媒体实验室的新楼，8个月前才刚刚落成，耗资1亿美元，是日本建筑师槙文彦的作品。

这里有一种奇异的透明度。你在楼里的任何一个位置，都能轻易看到每个角落的人在做什么。“视觉上的透明，代表了一种智力上的透明。”弗兰克·莫斯，媒体实验室的主任这样告诉我。弗兰克·莫斯一头白发，精力过人，他的热情有一种强烈的传染力。这大概是他作为一位企业家，却能领导媒体实验室的原因之一。他也曾经是MIT的学生，拿到航空航天工程的博士学位，毕业后却转向IT行业。在加盟媒体实验室之前，他经营好几家IT企业和生物科技公司。

因为刚刚搬进新楼不久，很多人的案头还摆满了杂乱的书本、器械和实验材料。上上下下走一圈，很快就感觉到一种强烈的机器的气场。机械腿散落在沙发上，可以折叠的摩托车蹲在角落里，机器人从架子上冷眼看着你。这并不奇怪，媒体实验室在成立之初，就是为了研究人与机器的关系。但是逛久了，你也会发现许多轻盈可爱、充满人情味的发明。

个人机器人小组研究的下一代情感机器人“NEXI”，它的身体、手势和脸都能显示人类情感

在一个叫Tangible Media的小组，我看到几个设计得非常雅致的玻璃瓶，揭开瓶盖，就有音乐冒出来。如果外面天气晴朗，玻璃瓶会发出鸟鸣的声音，如果下雨，瓶子则发出雨的声音。原来玻璃瓶也可以作为一种信息的容器，而且处理得如此诗意。这个小组的导师是个日本人，叫石井裕。“音乐瓶”就是他为自己的母亲设计的。此人似乎很低调，媒体上基本看不到对他的报道。约翰·昂德科夫勒是从这个小组走出去的名人，《少数派报告》中汤姆·克鲁斯戴着手套用手势捕捉屏幕的镜头，就是他设计的。这人在MIT得到从本科到博士的全部学位，还是个文艺青年，喜欢在树下读歌德。他在媒体实验室待了十几年，后来开了自己的公司，试图把电影里那种手势界面系统推广到真实世界。

媒体实验室一直对人与世界之间的界面感兴趣。他们还有一个专门研究界面的小组“流动界面”，由美丽的比利时女教授派蒂·梅斯（Pattie Maes）领导。她不喜欢一切手持设备，包括iphone，认为都是不自然的界面。她的目标是消灭这些设备，把它们的功能释放到日常生活的材质里。与其让我们“移民”到数字世界，为什么不让数字技术融入到我们的真实世界里来？“流动界面”有一个叫“第六感”的设备，去年在网络上迅速蹿红，几乎成了媒体实验室的活招牌。在国内时就有不少朋友给我发过视频，可惜“天才”印度学生普拉纳夫没有在实验室，无缘得见。“第六感”由超便携投影仪、摄像头、手机和可穿戴式指套构成，可以挂在脖子上，当一个人带着这套设备靠近任何物体时，信息就会被投影到物体表面上，人就可以与真实物体进行交互了。你可以用手势拍照片，躺在沙发上编辑天花板上的图片，甚至在手掌心里拨打电话号码。其实，“第六感”的每一种技术都已经很成熟，只不过他们用一种很巧妙的方法把它实现出来而已。

这里更让人觉得神奇的是一堆电子积木，叫Siftables，每一块积木都有屏幕和无线装置，彼此之间能互相感应。你可以把它们挪来挪去，产生许多不可思议的效果。比如，如果两块积木上分别显示两个不同的人像，把他们放在一起，积木里的人像会对彼此产生兴趣。如果被包围的话，他们一样会察觉，会显得有点慌张。就像哈利·波特里那些会说话的人像。它还可以用来做数学题，玩拼字游戏，编辑照片，玩DJ，一个有着无限可能性的小玩具。

“终身幼儿园”小组是一个有趣的地方，布置得像个幼儿园，到处都是玩具，颜色鲜艳，窗户上趴着一只乐高玩具做成的大蜘蛛。这个小组的负责人米歇尔·雷斯尼克教授有一个信仰，认为孩子们应该通过建造东西来学习，培养创造力。人们不仅应该在儿童期间玩更多像乐高积木这样的玩具，而且这种爱好应该陪伴他们一生。他利用乐高玩具的原理，为小朋友开发了一个开源的编程语言平台叫Scratch，孩子们可以用这套软件来创造自己的故事、游戏和视频。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就是一种发现的过程。而且，作为数字一代，他们愿意互相分享。Scratch已经制造了100多万个故事。

在三层的休息区有一个乒乓球台，两个学生正在玩乒乓球。如果打开旁边的一个投影仪，这张乒乓球桌就变成了一个屏幕，上面有小鱼在游动，乒乓球击打桌面的方向和力度会改变小鱼的游向，于是一场乒乓球赛可以变成一场游戏。这是一个中国女孩萧潇的作品。她在北京出生，15年前来美国，汉语已经不大利落了。她在MIT学计算机科学，辅修建筑学。她从本科开始就在媒体实验室实习，现在正在这里攻读硕士学位。她是一名钢琴手，所以她发明的界面与音乐有点关系。媒体实验室的中国留学生很少，萧潇在MIT接受本科教育，所以很容易就融入这里的文化。但对于那些在国内接受本科教育的中国留学生来说，却往往要经历一段痛苦的文化适应。

“刚来媒体实验室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学生。我的数学编程能力很强，任何人给我一个题目，我都能很好地帮他解决。”沈大嵬，媒体实验室的一位中国研究员告诉我，他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正在这里攻读博士学位。“我每天缠住导师，问我该干点什么。导师说，那你就干点什么好了。”他说他花了4年的时间，才渐渐适应这里的思维习惯，“你不应该等着导师给你活干，而是自己去找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一个别人没有想到的问题，一个别人没有找到的角度，然后想办法解决它”。

从15年前起，“媒体”这个词早已不再适用于这个实验室。他们的研究范围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概念的“媒体”：智能车、人工腿、改造大脑、拓展记忆、情感机器人……这些五花八门的研究，如果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拓展人类”。

“以前我们想到技术，总是在谈人工智能，怎么让机器变得更聪明，让他们像人一样思考，具有深刻的感受力。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未来我们应该做的是，怎么利用技术让人变得更聪明，更强大，更独立。”莫斯教授说。

但是，在这里，有一些东西始终没有变。25年前，媒体实验室刚成立的时候，作为创始人，当时MIT的校长杰罗姆·韦斯纳（Jerome Weisner）和尼葛洛庞帝教授就认为，科学最让人兴奋的地方在于交叉领域。所以，除了科学家之外，他们当时还邀请了许多艺术家一起加盟实验室。从此，“多学科”被作为一种传统在媒体实验室保留了下来。

今天的媒体实验室，一共有25个教授，带领着25个小组，每个小组6个研究员，都是MIT的研究生和博士生。这些教授和学生很多都是“博学者”，你随便在这里遇到一个人，他很可能精通5个领域的研究。到最后你会发现，这里根本没有学科的概念。在参观完媒体实验室，弗兰克·莫斯接受了我的采访，谈论他对科技的见解——

“无论世界上哪一所大学，MIT、哈佛、普林斯顿、耶鲁，或者亚洲的大学，在过去的数百年，甚至更远的年代里，一直都是划分不同的学科。比如计算机科学、电子工程、社会科学、生物学、物理学、数学……总体来说，每个领域的研究者都会固守自己的领域，只有偶尔，才会与别人相连。但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挑战将无法再单独的领域里面解决，而是必须由计算机科学家、工程师、设计师、艺术家、生物学家，彼此互相关联，在一种开放互动的环境中共同解决。这样的问题有很多，比如健康。很多让我们照顾自己健康的方法，必须结合生物学、计算机、思维与行为科学、化学的理解才有可能实现。”

“媒体实验室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我们的研究是没有方向的（undirected）。世界上绝大部分的研究型实验室、学院派实验室、工业界实验室或者政府研究所，你所得到的项目资金必须要求你的研究方向一致，比如治疗某种癌症，保证某种计算机网络的隐私安全，这些都是有方向的问题，但我们没有。”

之所以能在科研上有这种自由度，是因为这个实验室独特的筹款模式。他们每年3000多万美元的资助来自60多家知名的大企业，包括Google、微软、Hasbrow、时代华纳、LG、三星等。这些企业掏钱，但并不干涉实验室的研究。作为回报，企业可以派人观察实验室怎么创造，怎么创新，如果他们从某种发明中看到商机，必须向媒体实验室申请授权。

有时候，他们经常会有一些意外的惊喜。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故事是，上世纪80年代末，在为马友友设计“超级大提琴”时，托德·曼库弗教授发现了一种技术，能测量身体在环境中的位置和姿势，后来一家日本公司看到这个发明，把它应用在汽车的儿童座位上，用来测量孩子坐的姿势对不对，是不是在动，以保护儿童在车内的安全。现在，几乎全世界每辆车里都使用了这样的技术。

“这个时代，技术更新太快，世界变化太快，每个公司、政府、组织，都意识到创新对于未来成功的重要性。你必须创新，才能跟得上时代的脚步。我们为他们提供的，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东西。这是一个由激情驱动的地方。”弗兰克·莫斯说。

“在这里，你的激情和兴趣决定你的研究方向。休·赫尔教授的激情是消灭残疾，他自己17岁的时候失去了双腿；威廉·米切尔教授（已经去世）的激情是让城市和建筑变得更加智能化；雷斯尼克教授的激情是让每个人的一生都保持孩子在幼儿园时代的好奇心，通过创造和建造事物的方式来学习，从而创造一个有创造力的社会；托德·曼库弗教授的激情是让每个人都能创作音乐，从音乐中获得意义。至于我自己的激情，是让每个人能在余生保持独立生活的能力。当你变老，你需要帮助，但现在我们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这些老人获得独立生活，但技术可以做到。我的母亲老了，她的背不好，所以总是坐着。每次我扶着她走路时就想，为什么我母亲不能继续走路？我想，总有一种技术，能让她重新走路。她也许不能再跑步，做她三四十岁时候做的事情，但至少可以舒服地走路。人老了，身体的各个器官都变得虚弱，手脚、心脏，有太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了。我希望能看到我母亲重新开始走路、逛街、做饭，这是我的激情。”莫斯教授在媒体实验室主持一个叫“新媒体医学”的小组，算是对这个问题的一种解答方式。他的目标是改变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弊端，使病人能够平等参与到治疗中，对自己的健康和信息有更多的控制权。“一直以来，MIT解决的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人的问题，但是，仅仅为既有的问题找到答案是不够的。媒体实验室更看重的是提问，提出一些你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时代的挑战在于，要提出新的，不同以往的问题。时代进步了，我们更健康，经济更发展了，但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在提出新问题上是失败的。你看今天的世界，技术给了我们许多信息，你能Google任何问题，但你不觉得自己对这些信息有控制感。尽管有这么多的信息，它并不能减少你对自己的健康、财务的忧虑。所以，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大问题是，我们怎么利用这些飞速发展的技术，传播技术，信息技术，帮助人们控制自己的健康、财富和幸福？”

爱德华·博伊登：大脑工程师

陈赛

“我想理解宇宙，然后可以以一种精确的方式改变它。但是，数学和物理学的问题在于，能够影响世界的大问题，要不已经被解决了，要不就是必须和成百上千的人一起工作，你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我选择大脑，是因为我们对它的了解还那么少，很容易探索，并且产生影响力。”

当他还是MIT的一个本科生时，爱德华·博伊登的梦想是制造一个机器人科学家，比任何人都更快地发明新东西。这位《生活大爆炸》式的天才科学家出生于一个“MIT世家”：母亲学生物化学，父亲学政治学，姐姐也是MIT毕业的，他自己16岁上MIT，19岁拿到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双硕士学位，32岁时已经是媒体实验室的教授，为脑科学领域发明了不少工具，其中最著名的是Optogenetics，一种光学基因仪器，就像《星球大战》中的光剑一样，能利用不同颜色的光线，随时打开和关闭某些特定的大脑神经细胞。2007年，这个发明刚出来的时候，曾经被“科学探索”频道评为“5个最好的科学瞬间”，他自己则被评为美国20位最聪明的科学家之一。

他的语速极快。对我来说，跟上他的思维速度简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的外表并不张扬，纹丝不动地坐在椅子上，几乎是沉静的，但聪明和野心都在轻描淡写的言语之中。“小时候我迷恋数学，后来又学物理、电子工程、计算机，我想理解宇宙，然后可以以一种精确的方式改变它。但是，数学和物理学的问题在于，能够影响世界的大问题，要不已经被解决了，要不就是必须和成百上千的人一起工作，你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我选择大脑，是因为我们对它的了解还那么少，很容易探索，并且产生影响力。”

这是一种很典型的MIT思维：寻找世界上最难的难题，然后攻克它。宇宙、深海、大脑，都是人类所剩不多的未知领域，于是你会看到很多MIT的人扎堆进去。

从14岁开始，博伊登就是从一个学科领域跳到另一个学科领域，不断寻找新鲜的智力挑战。本科毕业那年，他本来打算去贝尔实验室学习激光，结果本来要跟他一起合作的人回德国去了，他只好与那人的邻居一起工作。那位邻居正在分析鸟的大脑是怎么产生歌声的。他立刻对大脑着了迷。然后，他去了斯坦福大学，做了著名的脑神经学家卡尔·戴瑟罗斯的学生。在那里，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控制大脑细胞的方式——用光线控制大脑。

这种技术利用了分子生物学、基因工程、光导纤维和激光，但关键在于两种神奇的基因：Arch和Mac。Arch在受到黄光刺激时，会关闭神经细胞；Mac在受到绿光刺激时，则会激活神经细胞。这两种基因是在两种非常古老的细菌和真菌中找到的，它们都是非常简单的无核单细胞生命，但与人类仍有亲缘关系。我们使用相同的基因蛋白，并以相同的细胞机制来读取和执行蛋白。因此，理论上，只要将这些基因通过病毒注射到人类的某个大脑部位，使特定的神经细胞表达这两种基因，科学家就得到了一种神奇的开关：开蓝光，细胞打开，开黄光，细胞关闭。不过，为了将基因输入细胞，涉及大脑手术，把光导纤维埋入大脑，因此短期内很难在人体身上做实验，更何况“控制大脑”永远会牵涉太多的伦理忧虑，但这种技术已经在动物实验上取得成功。

戴瑟罗斯博士的实验室已经利用这种工具成功扰乱老鼠大脑中特定的神经，影响它的行为变化，比如用绿光照在大脑左侧的运动皮层，小老鼠就会往右转圈；绿光照在大脑的快感中心，小老鼠就会莫名其妙地待在一个地方不愿意离去。博伊登的实验室则利用黄光成功的控制了老鼠的癫痫症，他还用黄光重新激活一只瞎老鼠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使它重见光明。

“神经生物学一直在寻找这么一个工具。”MIT童嘉瓦记忆与学习研究室的一位中国博士后刘旭告诉我，他正利用这种工具研究记忆的分子机制。“以前，在低等动物里，我们可以用温度调节神经；在高等生物里，可以用药物来调节神经，但速度都比较慢。用光来调节神经是速度最快的一种方式，可以精确到毫秒，这是神经细胞之间信号传递的实际速度。这个工具的强大之处在于，不仅时间上可以精确到毫秒，空间上也可以具体到某个单个细胞。这样你就真的就可以研究各种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现在，全世界一共有300多家实验室在使用这种工具，包括Ed Boyden自己的实验室，他想利用这个工具理解情绪、感觉是怎么产生的。

“我们已经在大脑中找到两个部位，一旦启动或者关闭它们，就会改变人的情绪状态，比如你可以关闭焦虑、恐惧。”

关于大脑，他认为最难的问题包括：

第一，我们有意识，能感知自己。我是我，你是你，这是自我的意识。计算机做不到这一点。到底是什么给了大脑这种能力，让你感觉你是自己？第二，洞见的能力。比如你思考一个问题，想了三天不得，有一天当你回家时，突然就想到了答案。大脑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但是，在解答这些问题之前，他必须制造出足够好的工具。“大脑是一门迷人的科学。人是怎么做决定的？我们如何思考，如何感觉？情绪是什么？现在这些都是很神秘的过程。但利用现有的工具，我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很多时候只能将其归入哲学或者推测的范畴。”

他喜欢把自己称为“大脑工程师”——既然人的心智是通过大脑中的电路来执行的，那么通过修理这些电路，就能修理大脑。现在全世界有15亿人患有各种各样的脑神经障碍，癫痫、帕金森综合症、老年痴呆症等等，都是大脑电路出了问题，但对于这些疾病，目前医学上基本没有治疗的手段，更别提治愈。即使有治疗的方法，也往往伴随严重的副作用。

“现在，我们已经能利用光线来开启和关闭大脑，但你还要把它的活动记录下来，这是很难的。以后，我们还要能模拟或者模仿这部分细胞所产生的计算回路。”

“大脑就像一台终极计算机。”他说，“如果你有一台计算机，你想理解它，你要做的只是输入信息，然后阅读这些信息。计算机有屏幕，有键盘。大脑也一样，如果你能给大脑输入信息，也要能从中输出信息。”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昆虫大小的电子元件，像一把小梳子。他说这是他最新的发明，一个微型无线光导纤维，能插入大脑，记录信息，然后拔出来。

通过他的研究和发明，他希望能把“神经工程学”变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再没有一个地方比MIT更适合做这件事情。在这里，人们喜欢解决复杂的问题，越复杂越好。

“在未来5到10年，我们将拥有更多的技术，新的大脑扫描仪、新的大脑探测器、新的开关大脑的工具，来帮助我们分析大脑。我在未来10年内想做的，就是发明这些大脑分析器。然后未来20年，我能看到科学家们利用这些仪器来理解智慧、恐惧、幸福、记忆……”

有趣的是，这么一个发明狂人，却喜欢《希区柯克的银河系导游》中一个叫“马文”的机器人，拥有超级智慧，却终日无所事事，没有任何远大目标。一个真正高级的智慧，必须能意识到世界的非永恒性，能计算到太阳会在几十亿年间燃烧殆尽，发明更聪明的机器毫无意义。

托德·曼库弗：音乐的解放者

陈赛

曼库弗教授是一个天才的发明者。在媒体实验室的25年里，他发明了许许多多的乐器和软件，“超级乐器”、“头脑歌剧”、“超级乐谱”、“音乐玩具”等等，都是为了找到一种方法，让每个人都对音乐感兴趣，让他们更迅速到达音乐的核心。

托德·曼库弗教授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他住在波士顿附近一个18世纪的农场，寂静如森林，他是作曲家，需要独处，需要静思。但是每天早上，他都要开车20分钟到媒体实验室，世界上最未来派的一个地方，一个疯狂科学家扎堆的地方，总是不断有人想跟你商量一个想法。

在这里，他是一个发明家。他的实验室里摆满了各种奇形怪状的乐器，大提琴、小提琴、钢琴、椅子、编钟，还有好多机器人，一个6条腿的机器人据说是工作台，还有一个看上去像巨型吊灯的机器人，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些机器人本身就是一个个乐器，大吊灯48根长长的钢琴弦，每根都由小型机器人部件所控制。这些都是他的新音乐剧《死亡与鲍威尔一家》中的角色。

《死亡与鲍威尔一家》是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一个发明家希望自己死后能被这个世界记住。于是，他创造了一个“系统”，把自己的记忆和个性下载到他生活过的环境里。当他进入系统，舞台上的“物”变成了他的延伸。

曼库弗教授是一个很和善的人，头发尤其很有特点，好像随时都在与空气中的静电交互。他说，他对音乐和技术的双重迷恋，很大程度上来自父母的基因。他母亲是茱莉亚学院毕业的钢琴家，父亲则是计算机图形领域的先驱。对他来说，两个世界同样复杂，同样迷人，而且彼此互通。因为他在音乐上的想象力，往往需要技术上的突破来实现。

60年代，甲壳虫乐队有一首歌叫《孤独的心俱乐部》。当时曼库弗才13岁，正是最敏感的年纪，这首曲子对他的一生影响巨大。“一层叠一层的音乐，从来没有人创作出那么丰富的音乐，但这样的音乐必须在多轨录制的录音棚才能完成。事实上，‘甲壳虫’在1967年之后的很多音乐都无法现场演出。”

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想象一种音乐表演模式，能结合大提琴独奏的亲密和录音棚的创造力。这种想象力最终引导他在十几年后发明了“超级大提琴”，利用传感器及通讯系统，在大提琴演奏过程中撷取演奏者演奏技巧的最细节部分，并将其转为数字数据，传输到计算机中，为后端合成系统提供输入数据。

他的第一把“超级大提琴”是为马友友设计的。用这么一把乐器，马友友一个人就可以演奏整个交响乐团的协奏。每次手腕抖动，就会制造和弦。当他拉得越来越激情迸发的时候，音乐会变成人声，甚至变成我们从未听过的“天籁之音”。

曼库弗教授是一个天才的发明者。在媒体实验室的25年里，他发明了许许多多的乐器和软件，“超级乐器”、“头脑歌剧”、“超级乐谱”、“音乐玩具”等等，都是为了找到一种方法，让每个人都对音乐感兴趣，让他们更迅速的到达音乐的核心。

“音乐很重要。”他说，“即使你完全不懂音乐，你仍然会钟爱某种音乐。没有人知道音乐为什么存在。在进化中，很容易理解我们为什么需要眼睛，视觉艺术的出现可能是为了记住我们肉眼所看到的东西，甚至可能是一种视觉训练，让你学会辨别危险。但为什么音乐对人重要呢，为什么它在每个社会每种文化中都存在？一个可能的理论是，音乐的存在是为了刺激和连接你的大脑的几乎每个部位。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音乐占用了大脑最多不同的部分。你听一曲音乐，追随它的音调和弦，它带你进入一段旅程，你大脑中的每个部分必须合作。我们知道音乐刺激情绪，但每个人对同一首音乐的感受都不一样，每个人必须创造自己的故事和理解。音乐涉及心智和身体。所以，当你造一个乐器，或者写一段音乐，它要求你解决许多深层次的人和技术的问题。”

在为马友友设计“超级大提琴”之后，他开始思考，我们能否也为普通人制造这样的乐器呢？能不能让一个从来没有接受过音乐训练的人，利用肢体动作来控制声音，表达音乐呢？如果一个人不是作为一名听众，而是作为一名创作者参与音乐中，音乐对他的影响力会高出许多倍。

在“超级大提琴”之后，他发明了一个音乐椅子。椅子上安装了传感器，你坐在椅子上，只要身体一动，传感器就立刻知道你的位置在哪里，这样每个人只要手舞足蹈一下就能创造音乐了。当时跟他一起做这个项目的学生后来创作了游戏《吉他英雄》。

后来，他发明了100多件不同的“超级乐器”，都是按平常人的自然演奏方式所设计的，有的是通过骑车来表演音乐，有的通过触摸来产生音乐，或者用声音来营造氛围。当这些乐器制作完成后，他们邀请公众前来体验，并和他们一起举办了多场演奏音乐会。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曼库弗教授是音乐的解放者。一直以来，音乐都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只有具特殊才华的人才能进入，你必须有天赋，懂得乐谱，通晓经典，才能演奏甚至创作音乐。曼库弗教授本人是专业的大提琴手，在所有乐器中，他最热爱的是大提琴。他喜欢一个与你的身体差不多大小的乐器抱在怀里的物理感觉，哪怕一个空弦，也能感觉到震动。你的整个身体都能感受到它。

但是，大提琴是一种非常难学的乐器，很多时候，老师教你动作和姿势，就好像你不是在学音乐，而只是在学某种物理姿势。长年累月的苦练，就像置身囚笼。对专业的演奏者而言，这种苦练固然是有益的，但很多人在这种禁锢中迷失，与音乐断裂，与情感断裂，与音乐更重要的东西断裂。

“我母亲出生于音乐世家，她在去朱莉娅学院之前从未听过一首流行音乐；我父亲出生在美国中部，他的家庭喜欢流行音乐，一点不懂古典音乐，从不涉足博物馆。从母亲的一面，我相信音乐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它有灵魂，它的存在是为了深化我们的灵魂，它是严肃的。从父亲的一面，我认为音乐应该是每个人的，不是给特殊人的，它的表达方式应该让每个人感觉舒服。我是一个很好的音乐家。但我学的非常辛苦才能走到今天。我希望这个过程对普通人能不那么艰难。尤其是小孩子，我希望他们先爱上音乐，创作音乐，然后再在小提琴上花20年的苦功。”

“玩具交响乐”是曼库弗教授专门为小孩子发明的一系列乐器，充满了童趣和想象力，很像从机器猫口袋拿出来的礼物。“音乐塑形者”是一种可以捏的乐器，捏的动作会改变音乐的节奏；“节拍虫子”是用于敲击节奏的，你可以用它来收集节奏，然后把这个节奏像丢烫土豆似的传给别人；“超级乐谱”是一种作曲软件，小孩子可以通过线条和色彩“画”出复杂的音乐。一旦上手，一个小孩子也能创作出非常复杂优雅的曲子。

怎样才能充分发掘音乐的潜力，让它对人类心智和健康产生最积极的影响？这是曼库弗教授最关心的问题。

今天的音乐人都试图找到最简单的方式，使一首音乐具有最普遍的吸引力。但他认为，音乐的发展方向恰恰相反——创作在某个特定时刻对某个特定的人起作用的音乐才是未来。“对我来说，关于音乐最前沿的问题是，音乐是怎样对人产生影响的？为什么一段音乐让你产生某种特殊的情感？为什么你今天对一段音乐的感觉和明天不一样？很多人都知道，音乐是老年痴呆症晚期患者最后能回应的东西。即使他们认不出自己、认不得家人，但你仍然能找到一段音乐，唤起他们的一点记忆和自我意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音乐有这样的效果。但随着对大脑理解的深入，我们将越来越清楚地测量一个人的想法和情绪，他从音乐中需求什么。音乐会变成一种药物，医生可以给他写一段音乐，就像开一张药方，或者给他一段未完成的音乐，一段材料，让他自己改编，从而达到治疗的效果。《吉他英雄》现在的技术还是很原始的，它只能测量你的动作，改变音乐的方式也很简单粗糙，但50年以后，它也许能观察你的姿势表情，测量你的情绪感觉，了解你真正的心理需求，然后根据这些数据改变音乐。”

休·赫尔：人人都是钢铁侠

陈赛

“我相信会有这么一天，我的腿会和正常的人腿有完全相同的功能。然后我的腿会有更多的升级和拓展，到时候，它会比你的腿更好。我走路所耗费的能量会比你小，我的速度会更快，我可以用更短的时间跑马拉松。10年内，我想做这个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

尽管非常微妙，但你还是能觉察出休·赫尔教授走路的姿势有点奇怪。

在媒体实验室，这位教授是一个传奇人物。他7岁开始攀岩，17岁那年，在一次登山事故中，他双腿被截肢。之前，他已经被认为是美国最好的登山运动员之一；之后，医生给了他一副假肢，然后告诉他，你永远不能再爬山了。

3个月后，他扔掉了那个假肢，然后自己造了一副假肢，可以根据山的地形自由伸缩，很快，他就攀上了比事故前更高水平的岩壁。他的登山同伴们一开始对他充满同情，但很快，他们开始喊不公平，因为他的“超级腿”给了他不公平的优势。

那场事故后，这个以登山为人生全部梦想的少年迷上了物理学，因为这是设计假肢的知识基础。本来对读书毫无兴趣的他上了大学，在MIT获得电子工程学位，在哈佛获得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之后重返MIT继续博士后研究。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因为他的手患了重复性压力障碍，他在眼镜框上装了一支铅笔，用脑袋打字。

27年来，为了给自己一双更好的腿，他设计了各种各样的假肢：登山专用的，走路专用的，跑步专用的……既然现在他的一部分身体是人工的，那么他可以尽情地发挥想象力。

“当我还在跟自己的新身体打交道时，我把自己的腿看成是一个巨大的鞋。一个人的鞋柜里可以有很多鞋子，一个人也可以设计很多不同功能的假肢。”

按照文明社会的规则，如果一个人坐着轮椅，你不应该盯着轮椅看；如果一个人的走路姿势怪异，你不应该盯着他的腿看。赫尔教授大概觉得这种文化潜意识很可笑。为什么你们看不到他的假肢有多酷，多么强大呢？

这个叫PowerFoot One的智能腿曾经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最佳发明。它用电动机、弹簧、传感器和一个精密控制系统，模拟脚和踝关节每一动作环节的能量传送机理，可以适应不同的地面坡度和步伐，还可以区分使用者是在上楼还是下楼，并且提高了行走速度和稳定性。它甚至可以让人自如地架起二郎腿。

休·赫尔教授

赫尔教授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安静、内向，但他展示自己双腿的方式里带着一种显而易见的骄傲。现在，他正坐在媒体实验室的一张椅子上，交叉着双腿，似笑非笑的看着我，眼神带着对一个所谓肢体健全者的善意的嘲弄。

他甚至把他的假肢设计得很美很时尚。这对他很重要。

“什么是美？美在你眼中与在我眼中是不同的。”他指着桌上摆着的一个机械腿，淡淡地说，“我认为它很美，你可能认为它很丑陋，世界上很多人会认为它很丑。”

为什么？

“因为它是机器，不是人，却试图模仿人的身体，我可以想象有人会觉得不舒服。”

“有人不愿意触摸一个人工腿，或者不愿意跟一个有人工腿的人在一起，他们认为它们很丑。大部分人是这样的，很多很多人……”

在他的实验室里，这些人大概会昏厥过去。这里到处都是机器，电焊、电锯，桌子、椅子、沙发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各种各样的机械腿、脚踝、膝盖、人工骨骼。

这里代表了一门新兴科学的最前沿。生物机械工程，融合了生物学、机械学、电子学等多个学科，目的是发明能植入或者接入身体的机器，让机器帮助原本残缺的身体或大脑执行正常的生理功能。

赫尔教授相信，在今天的时代，机器和人体的混合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这不是一件坏事。

“世界上有一半的人都深受身体残疾之苦，截肢、瘫痪、肌肉萎缩……即使你不遭遇这种悲剧，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步履蹒跚，身体失去平衡。这么多的人类苦难，通过技术，是可以弥补的。”

他对技术的迷恋，就在于它治愈的能力。虽然他的技术现在还很昂贵，一副智能腿要三五万美元，不是谁都能消费得起。

在媒体实验室，他的工作重心已经渐渐从假肢的设计拓展到如何使正常的身体更强，更快，更有效。

他们发明的外骨骼，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能模拟自然步态的辅助系统，可以完全自然的行走。与军事用途的外骨骼系统不同，它更小，更轻，需要很少的能量。他希望这种技术能使普通人行得更远，跑得更久，或者提起更重的东西。

“现在已经有可以让人跳得更高的外骨骼，但那种技术并不难实现。让一个人以最小的能量从A走到B，这才是更难的。”

在他的设想中，这种外骨骼系统在未来50年内会演变成一种“移动平台”。就像人的第二层皮肤，人们可以穿上它，以最小的能量进行最快的运动。到时候人们会跑着上班，而不是开车上班。到了办公室以后，他们可以把这套平台脱下来，挂在衣架上。

“我想它会很有意思，比车更有意思。”赫尔教授略带神秘地笑着。不过，我实在想象不出那会是什么样的东西。人人都是钢铁侠吗？

或许这就是赫尔教授的目标——有一天，机器不仅能完全代替人体的功能，甚至超越人体的设计。

就目前的系统来看，假肢已经在速度、步态、平衡等方面部分甚至完全模拟真实的人腿。但是，机械与神经系统的连接仍然是一个艰难的问题。人工腿感觉不到冷热，当它走过一片草地，无法感觉到草的柔软。不过，包括媒体实验室在内的很多地方都已经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你以为人的身体是进化的终极吗？

“不，进化从不停止。”他说，“我相信会有这么一天，我的腿会和正常的人腿有完全相同的功能。然后我的腿会有更多的升级和拓展，到时候，它会比你的腿更好。我走路所耗费的能量会比你小，我的速度会更快，我可以用更短的时间跑马拉松。10年内，我想做这个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

癌细胞的智力挑战

陈赛

“我研究癌症，不是为了拯救人类，而是因为这是最高的智力挑战。”在MIT白头研究所一间简朴舒服的办公室里，罗伯特·温伯格教授以一种极其坦然的方式告诉我。

30年前，癌症还是一个黑盒子。研究者知道身体出了问题，但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出的问题。那时候，大家以为一个肿瘤里的所有癌细胞都是一样的。上世纪80年代，温伯格教授关于致癌基因(Ras)和抑癌基因(Rb)的研究虽然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但革新了整个生物学界对肿瘤分子机制的理解。从那以后，数百种类似的基因被发现，并导致了新药物的发明。他的实验室发现Her2-neu基因突变，从而为赫赛汀的发明奠定了基础，延长了许多乳腺癌晚期病人的生命。

他一直在寻找一种能够解释多种癌症发生与转移的普遍机制，而不是一个一个基因，一个一个通道地追查。现在他们终于找到一种可以解释大多数癌症发生与转移的机制——肿瘤干细胞。

有人说一个癌细胞比100名科学家聪明。但是，温伯格教授发现，癌细胞其实并没有那么聪明。

在与癌细胞斗智斗勇的40年里，他和实验室的同事们终于发现了肿瘤转移扩散的秘密，90%的癌症死亡都是由于癌症的扩散转移引起。

根据他和同事的研究，癌细胞获得转移扩散的能力是通过重新激活一种类似于早期胚胎发育的细胞生物学机制——允许细胞从胚胎的一个部分转移到胚胎的其他部分。在正常的胚胎中，正是这种机制导致了不同组织的形成，并依靠它从身体的一个部分转移到另外一个部分。癌细胞之所以能利用这样的行为机制进行转移，是通过诱发早期胚胎转录因子的表达（控制大量基因表达的蛋白）。当这些基因被激活，转录因子就导致癌细胞移动，变得更有侵入性，抵制程序性细胞死亡，甚至释放一种降解酶，摧毁周围的组织，向新的目的地进发。

他曾经以为癌症的转移是一个不可能回答的问题，但现在他有信心在未来5年内彻底揭开这个秘密。他的实验室里有人在研究转录因子到底是怎么引起变化的，有人研究癌细胞所处环境中其他细胞是怎么引导癌细胞发生变化，还有人研究干细胞是怎么转移肿瘤的。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但是，更复杂的问题来了。一旦癌细胞到达新的目的地，比如从乳房转移到大脑，它们是怎么学会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存活并生长起来的？乳房和大脑是完全不同的组织，它们是怎么适应的？这就跟玉米地里长鱼一样不可思议。温伯格教授承认，我们距离能解答这个问题还很遥远。

1974年，MIT的癌症研究中心成立时，它的任务很明确：揭示癌细胞的分子机制。这里的科学家们也严格遵循了这条路线：寻找疾病的起因，而不是发明治疗的方法。

“我一直相信，如果你不理解是什么引起了这种疾病，就很难开发新的药物和治疗方法。过去30年来，我们已经知道了很多，关于疾病是怎么产生的；但直到现在，才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信息，被有效地转化为临床上的治疗手段。但必须承认，因为我们的研究应用于临床治疗，癌症的死亡率每年都在下降，尤其在发达国家。”

在MIT，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和工程师互相合作，希望发明出更多的工具，比如云计算、纳米制备、高分辨率成像技术，帮助癌症生物学家更快地将他们对于癌症的知识转化成新的诊断和治疗方式。

化学工程师罗伯特·朗德教授正在开发靶向纳米粒子，它能直接将药送到前列腺和卵巢肿瘤。材料科学与工程学教授迈克尔·辛玛（Michael Cima），正在发明一个小小的可植入设备，能监视肿瘤的生长和扩散。另外还有小分子RNA调节，可以直接关闭致癌基因。其中小分子RNA和靶向纳米粒子很可能5年之内就能应用于临床。

但是，温伯格教授认为，在对癌症的战争中，最好的办法仍然是预防，从一开始就阻止它的发生。过去10年的研究证明，绝大部分的癌症是可以预防的。80%的癌症是由饮食习惯引起的。

未来几十年，会有几百万中国人因为抽烟死于肺癌。怎么预防肺癌，很简单，戒烟。中国最主要的几种癌症包括肺癌、胃癌、肝癌、结肠癌。中国人肝癌的发生与乙肝病毒有很大的关系，结肠癌的增加是因为你们的饮食习惯越来越西化，这不是好事。胃癌很多是由胃里的一种细菌——幽门螺杆菌引起的，也有抗生素可以治疗。

什么样的饮食习惯是最健康的？

“我不吃红肉，不吃动物脂肪，少吃碳水化合物，多吃绿色蔬菜。吃鱼是好的，吃发酵食品不好，腌制的食物不好。还有，我尽可能少吃东西，一天吃两顿，或者三餐但少吃一点。人们总说你得吃很多东西才能继续生活，但事实上，你年轻需要长身体的时候是需要吃很多东西，但一旦成年，你就不需要太多食物了。100年前美国人摄入的卡路里是一样的，但那时候人们总是在劳作，现在人们整天坐在办公室里不动弹，所以我们需要少吃东西来应对。或者你可以多出去运动。”

“如果你想减少患癌的风险，你应该检查自己是否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及时打乙肝疫苗，戒烟，不要和抽烟的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坚持亚洲式的饮食，而不是西方式的，不要吃红肉，吃大豆、蔬菜而不是动物脂肪。”

温伯格教授在美国宾州匹兹堡长大，父母是德国的难民，父亲是牙医，他从祖父那里学到了很多怎么使用工具。他指着办公室墙上的一排家庭照片对我说：“我喜欢动手，我自己用手造了这些小房子，我喜欢园艺。”

上世纪60年代，他的父母把他带到MIT，他从本科到博士的所有学位都是在MIT拿的。对他来说，MIT是一个特殊的地方。“这里鼓励变化、鼓励原创性的思考，鼓励我们在教学的方式和内容上的不断变化，这里不鼓励你做二三十年前已经做过的事情。而且，对生物学家来说，波士顿也是一个让人兴奋的地方，这里有成千上万的生物学家在做各种不同的研究。置身这样的学术社群，对一个科学家来说至关重要。”

MIT最受欢迎的一门本科课程叫《生物学入门》，一直是他和埃里克·兰德（Eric Lander）教授一起教的，后者是人类基因图谱工程的开创者之一，两人都是MIT最牛的生物学教授。

在这门课上，他教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和基因学的原理。“如果学生理解这些原理，就能理解生物学范畴里的任何问题。然后他们可以根据自己对不同生物学问题的兴趣，转移到很多不同的方向，包括生物医学研究。”

每年都会有学生来找他，问：“教授，您的课很长，哪些是跟考试有关的？”

他说，“你不懂这门课是关于什么的。我不在乎你是不是记住所有这些分子的名字，或者有机体的名字，你希望你听我上完50分钟的课程，你的大脑会运转得更好，你能思考得更清楚，从一大堆信息中弄明白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

“我认为教书有益心智。在很多国家的大学或研究机构里，研究和教学之间有很深的隔离，高级教授不教本科生，他们很自由，可以不必履行自己的责任，我认为这不是好事，他们的思想会变得陈旧。我认为学生有权得到高级教授的教导，教授也可以从这样的课程中受益，尤其是学习如何向本科生解释自己研究的东西。”他对我说。

下一站，火星

陈赛

“阿波罗”是MIT所做事情的一个经典范例。发现的智力飞跃，是由人类定义困难、设计解决方案、重新定义“不可能”之意义的能力驱动的。今天的学生们在挑战世界面临的种种难题时所需的勇气，部分来自于阿波罗计划让我们相信天空不再是限制。

——MIT的校长苏珊·霍克菲尔德在纪念登月40周年研讨会上的谈话

这里出过34个宇航员

1968年的圣诞节。“阿波罗8号”绕到月亮背面，拍摄了一张照片（上图），是宇航员比尔·安德森看到的，蓝色的地球从月表缓缓升起的景象。很多人认为，正是这张照片拯救了1968年，那个动荡不安的一年——学生暴乱，越南战争。因为那是人类第一次看见地球，不是一个牢固的，不可摧毁的地方，而是一个很小，看上去很脆弱的星球，悬挂在一片漆黑的宇宙空间之中。但与此同时，人类对宇宙的视角也变了，那些遥远的光点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地方，而是一个你可以去拜访的地方。

我在MIT航空航天学院采访的每个人，几乎都提到了这张照片，还有那种从太空凝视人间的视角所带来的震撼感。在MIT，亲身体验过这种震撼感的人不少，毕竟这个学校出过34名宇航员，其中包括4位登月宇航员。

巴斯·艾德林是“阿波罗11号”的驾驶员，也是第二个在月球上行走的人，《玩具总动员》中的巴斯光年。1963年，他在MIT获得航空航天系的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载人太空飞船的汇合点技术，至今仍是太空飞行的标准程序。在MIT读书的时候，巴斯·艾德林上过航空动力学的课，当时他的老师是理查德·巴丁，是导航系统的专家，为阿波罗计划的导航系统设计做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老先生今年90多岁了，偶尔还会在学校讲课。

1969 年，“阿波罗11 号”宇航员迈克·柯林斯（左）、尼尔·阿姆斯特朗（中）和巴斯·艾德林在肯尼迪航天中心合影

巴丁教授的学生中还有“阿波罗14号”登月舱驾驶员爱德·米切尔，“阿波罗15号”的指挥官大卫·斯科特。爱德·米切尔从月球返回地球的途中，自称与宇宙中的智能生命产生了心灵接触。回到地球后迷上了玄学，开始研究人类思维的超能力和各种超自然事件，在加利福尼亚州成立了一个ESP研究所。大卫·斯科特则去了好莱坞。登月30年后，他做了《阿波罗13》的技术顾问。

对宇航员来说，在回到地球的种种挑战中，如何描述太空的体验，是最艰难的。在纪录片《月亮的阴影》中，查尔斯·杜克不无委屈地说，是因为他们大都是军队飞行员，不是诗人。如果当年NASA派诗人上太空的话，也许情况会很不一样。杜克是“阿波罗16号”的宇航员，在MIT获得硕士学位，离开月球前留下了一张“全家福”，照片上有他和他的妻子、两个孩子以及家里的小狗，照片背后是家人签名，还写了一句话：“为人类和平登月。”

MIT与太空探索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莱特兄弟的飞机上天之前。1896年这里已经有学生在研究空气动力学了。1914年，MIT开设了美国第一个航空工程课程。当时的系主任胡萨克（Hunsaker）和助手唐纳德·道格拉斯在Vassar街上建了一个大型风洞，是MIT搬到剑桥校区之后的第一个建筑。现在，这个风洞改造成了学生的实验室，里面横七竖八地搁着飞机动力引擎，还有一辆有翅膀的汽车。风洞平常并不轻易开启，因为每次开启，整个波士顿的电力都供应不上。但在“二战”期间，这个风洞几乎24小时不停。

美国太空探索的许多基础技术是在MIT开发的，包括飞机和宇宙飞船的设计、内燃机、空气弹性变形等，导航控制系统更是这个学校的强项。上世纪50年代中期，MIT的仪器实验室为美国军方设计了导弹的导航系统。1957年，苏联发射Sputnik之后，这个实验室立刻设计了一个自己的太空飞行器，取名“火星探测器”，计划飞往火星，然后回归地球。“火星探测器”从来没有起飞过，但它的计算机研发工作成了阿波罗导航系统的基础。

但是，教育始终是MIT为美国太空探索所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超过任何机器或技术。除了宇航员之外，MIT还培养了太空探索领域的许多领导者，比如鲍勃·西曼（Bob Seman）是60年代NASA的副总指挥，阿波罗计划的高级工程师；菲利普·莫里森（Philip Morrison）教授是搜寻外星生命计划SETI的发起人之一。今天，MIT的校友彼得·迪曼蒂斯设立了X大奖，是私人太空探索领域的先驱；布莱德利·C.爱德华兹（Bradley Carl Edwards）正在设计一个长达6.2万英里的太空梯，可以直接把人送到太空，计划在15年内建成。

“在MIT，人们总是被鼓励去思考那些大图景，什么是根本性的问题，而不只是解决单个的问题，这是MIT的基本特点。”大卫·明道尔教授告诉我。

明道尔是MIT航空航天系的教授，同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尤其对太空探索的历史感兴趣。他最近新写了一本书，叫《数字阿波罗》，就是谈MIT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是怎么发明出阿波罗导航系统的。

MIT与阿波罗的关系始于1961年4月9日，Western Union给当时MIT航天航空系主任查尔斯·德雷珀（Charles Draper）发电报，宣布MIT被选中作为阿波罗小组成员，给了他们400万美元开发阿波罗的导航系统。

当年阿波罗导航系统的内存和速度也许还不如今天一个低端手机，但它指挥飞船穿越50万英里的太空旅程，并实现在月球表面的第一次准确登陆。飞船登陆时要克服巨石、弹坑、悬崖，如果导航系统出了任何问题，宇宙飞船不可能重返地球。今天的计算机速度虽快，但在稳定性上却远远无法与40年前的那台计算机相比。“问问你自己，你敢把自己的生命赌在你桌面上的那台计算机吗？”明道尔教授问。

两年前，人类登月40周年，MIT有学生搞怪，在大圆顶上弄了一个登月舱，大概有真实尺寸的1/2，阿姆斯特朗和巴斯·艾德林听闻，特地赶去，在登月舱模型前合影。

在明道尔教授看来，六七十年代是太空探索的黄金时代。自从“阿波罗17号”之后，人类太空飞行基本上就停滞了。此后的航天飞机、国际空间站，无论从探索的气魄，还是技术难度而言，都无法与阿波罗计划相比。“40年前我们能去月球，现在却不能。这说明‘技术永远前进’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这也是我对登月计划感兴趣的原因。”

人类为什么要去太空？

在美国，关于太空探索一个争论很激烈的问题是：为什么要送人类上太空？如果仅仅是为了拓展体验，值得吗？

2008年，MIT的几位教授为NASA撰写《人类太空飞行的未来》白皮书时，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为什么美国政府要投资那么多钱送人去太空，尤其是在一个经济危机的时代？

作为那份白皮书的撰写人之一，明道尔教授告诉我，如果纯粹从科学立场出发，人类在太空能做的，机器都能以百分之一的成本做到。对科学家而言，最令人兴奋的地方，比如土星、木星，以及这些星球的卫星，人类的足迹永远不可能涉及，但却是最有可能找到生命的地方。事实上，当人类在太空的脚步停滞不前时，机器人却已经探索到太阳系之外。它们在火星上发现了液态冰，从土星的卫星上发现了有机物，并开始探索太阳系之外的“系外行星”。

“太空探索是‘冷战’的产物，它首先是关于国家力量、国家意志，而不是为了科学或者好奇心。可是人们始终有一种奇怪的思维误区，认为载人太空飞行是衡量一个国家强大与否的符号。我相信，Spunik上天对美国人的刺激，更甚于阿波罗登月，因为美国人意识到苏联能做他们做不到的事情，他们对世界立刻有了不同的感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和文化的问题。这种想法其实很可笑，毫无道理。苏联在太空探索中取得极高的成就，但同时它的社会却在崩塌。”

“人类太空飞行的重要性在于另外的原因。因为它很难。作为人类，人性的测试之一就是开拓自己的极限，我们永远好奇什么是未知的领域，什么是最难的问题，太空只是其中之一。就像我们应该探索海洋的深底，我们应该探索原子的架构，我们应该寻找治愈癌症的方法，所有这些很难很难的事情，我们都应该去做。地球在太阳系，甚至在整个宇宙的位置是什么？我们的家园的真正价值是什么？对于我们这些有能力去探寻这个问题的人，更是一种责任。”

玛丽亚·祖柏教授是MIT地球、大气与行星学院的院长，NASA火星探测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她从未去过太空，但她参与设计的飞船去过月球、火星、水星，她测量过月球上的弹坑，火星上雪的深度。

祖柏教授的办公室在54楼，MIT最高的楼，属于70年代的典型实用风格。楼顶有巨大雷达圆顶，这成了学生们恶作剧的对象。她的办公室恰好面向整个MIT最好的风景，窗外是查尔斯河缓缓流过，夕阳余晖下的河面帆船点点，整个波士顿都在她的眼底。

祖柏教授告诉我：“有人邀请过我，要不要去太空看看，我说要等我的孩子上了大学之后。今年我的小儿子开始上大学了，也许我可以开始考虑这个事情了。”

作为一名女科学家，她身上有一种让人折服的自信和爽朗。当她谈到太空时，脸上的表情却是温柔的，几乎带着叹息：“从那么小的时候，我就绝望地爱着太空。我在宾夕法尼亚山脉的一个小镇里长大，整个小镇只有2000多人，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但是有极其清澈的天空。我喜欢看着天空，觉得那里应该是一个我能理解，能去探访的地方。”

她说，8岁的时候，她造了一个望远镜，自学光学物理，10岁开始自己打磨镜片，造了很多不一样的望远镜。读高中的时候，她在宾夕法尼亚的一个天文馆打工，为游客讲解天文望远镜。

祖柏教授成长的年代，恰好是阿波罗计划如火如荼的时候。曾经有人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计算过阿波罗计划的性价比，结果显示，在阿波罗计划上每花1美元，给美国经济带回了14美元。而它在激励方面，在工程学成就方面，在鼓舞年轻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方面，收益比投资高出14倍。

“在过去，当你探索宇宙时，你会用一个望远镜，你会观察一个星体，它只是一个光点，但现在，那些行星变成了地方，你可以拜访的地方。”

1979年，当她还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时，她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旅行者”宇宙飞船飞越木星和土星时发回的照片，她被震惊了，“如果你去观察人们从未见过的东西，那么你看到的任何东西，都是一种发现”。

她对这种“发现”所带来的愉悦感上了瘾。她一直在埋头挖掘这些数据，以新的方式观察太阳系的行星与卫星。她发明了Laser Rangefinder，以前所未有的准确度对行星表面进行Mapping，是这个领域的先驱者之一。她还参与了许多其他工具的开发，比如重力传感器，可以探测行星与卫星的地表深处。

这些项目都围绕一个共同的主题——试图理解行星是怎么运转的。它们是如何形成，如何进化的？什么样的过程影响了大气的变化，山脉和火山的形成与毁灭，海洋的出现与消失，峡谷与山谷的雕刻，奇异气候的变化。这些问题，并非只是为了满足一个科学家的求知欲，而是与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休戚相关，牵涉气候变化、能源供应、地球资源耗损等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地球的亚表面，才能知道怎么安全地处理核肥料，解决能源和燃料效率问题，将二氧化碳储存在地底而非释放在空气中的风险。”

但是，对于她这样的科学家来说，最让人兴奋的问题是，理解地球之外生命发展的可能性。“我花了很多时间思考火星的环境条件，它有水、二氧化碳、空气，距离太阳足够近，这是生命形成的sweetspot，也许生命形成了，也许没有。即使没有形成生命，它仍然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没有？或者这里曾经出现生命，但气候变化使得它不再适合生命居住，那么它们去了哪里？也许你会觉得这些问题太遥远了。但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而且我们有能力来回答。”

在MIT，她正在跟MIT的同事和学生们一起合作，用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来解答这个问题。他们发射DNA探测器到火星，寻找类似DNA的东西。这就是她热爱MIT的地方——这里到处都是工程师。如果你整天跟科学家打交道，探讨宇宙的起源，那太难理解了。但如果你跟工程师打交道，每个问题都有一个解决方案。如果你有一个好的想法，一定有人会帮助你把它变成现实。从来不会有人说：不不不，我们可做不了这个。

“我们在寻找双螺旋的碳基础的生命形式，也许与地球生命的序列和方向不一样，但我们知道自己要找的是什么。”

经过30年的科学生涯，她觉得现在是最让人兴奋的时候。2008年，她被NASA选拔为GRAIL项目的首席科学家。这项计划明年才会启动，计划发射两个远程遥控的宇宙飞行器进入月球轨道，研究月球的重力，寻找月球的起源。这是一个纯粹科学目的的计划，但如果他们的研究帮助人类再次登上月球，那将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明年3月，她有一艘宇宙飞船要去火星，另外还有一艘飞船要前往最大的两个小行星，Ceres and Vesta。

现在，她正在研究的是火星上的重力场。她站起来，在巨大的苹果电脑上打开一个文件，指给我们看火星北极的雪。你知道火星上会下雪吗？二氧化碳雪。我们看着火星的季节变迁，雪从南半球转移到北半球，这些是我们的数据，我们是第一个测量这些数据的人。

“当你在一个领域工作，不断推进知识的前沿，你会意识到什么是可能的。所以，别告诉我，我们不能清理地球的环境，别告诉我们不能给地球上每个人提供干净的饮水，别告诉我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不能得到疫苗。因为更难的事情都做过了。”

与很多院长不同，祖柏教授仍然带着大批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一起做研究项目。“来MIT的学生都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学生，他们不想被告知说，你们不能做什么事情，他们想知道，最难的问题是什么？登月，很难，去火星，更难，OK，我想做这件事情。聪明的学生应该被挑战来应对这样的难题。他们必须思考那些能够照亮社会的事情。他们必须懂得挑战知识的极限，改善地球人类的生活，而不是整天想着怎么赚钱。”

经常会有学生坐在她面前说：“教授，我可以把这个东西的计算速度提高一倍。”

她会跷起腿，身体往后倾，问：“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需要的不是解决方案，而是一个有用的问题的解决方案，一个能够实际执行的解决方案。如果要耗费掉整个城市的电力才能让你的机器动起来，这种方案是没用的。你得先让他们跳出自己的智力舒适地带，停下来想一想，然后简化问题，比如宇宙的起源，你不可能解决全部的问题，那就从这个大问题中挑出一小块，但又足够让你学到东西，允许你提出更好的问题，获得新的洞见。这是我们试图教给学生的思考方式，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说，麻烦再告诉我一下，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看着那些学生在这边晃荡，读书，吃饭，有一天，他们突然跑去指挥航天飞机了。你知道自己在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

太空旅行

MIT的航空航天系位于Vassar Street，编号33，这幢楼建于1928年，是MIT最老的建筑之一。2001年重新翻修过，但走进去，仍然会有一种沉重的压迫感。空气中有金属和机油的味道。

杰夫·霍夫曼教授正在一间小办公室里敲着电脑。对于一个在太空飞行过1200个小时，3460万公里的人来说，这个房间显得未免太过狭窄了。一张办公桌，两排书架，除了码得严严实实的书，唯一与他的宇航员生涯有关的，是一些太空小模型，5个航天飞机模型，分别是他的5次太空任务，“发现号”、“哥伦比亚号”（两次）、“大西洋号”和“奋进号”。在“奋进号”的任务中，他和另外3名宇航员经过5次极为复杂的太空行走，捕捉住哈勃太空望远镜，成功矫正它的光学系统。那是他一生中最激动的一个瞬间。

与许多宇航员的经历不同，霍夫曼教授是中途转行。他本来是天文物理学家，毕业于哈佛大学。70年代末，他在MIT太空研究中心的一个火箭试验项目工作。当时正值第一架航天飞机发射，新的太空舱可以容纳7名机组人员。除了两个飞行员之外，NASA还需要科学家和工程师加入，霍夫曼非常幸运地被选中，第一个任务就是修复哈勃望远镜。

霍夫曼教授身高1.88米，在宇航员中属于很高的个子。“到了太空，我的身体会伸长，变成1.9米。”他笑着告诉我。

不少宇航员从太空回来，都会遭遇某种程度的人生危机。像巴斯·艾德林一度沉迷于酒精，离婚，穷困潦倒，差点自杀。霍夫曼却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挣扎。今年65岁的他仍然健步如飞，达观快乐，太空经历赋予他一种谦卑的人生姿态。

对于宇航员生涯，霍夫曼教授仍然深深怀念。他相信未来会有大量的游客前往太空，因为那是一种太美妙太独特的经验，他说：“我最难忘的是没有重量的感觉。那是一种非凡的身体的自由，你的身体彻底放松，神经系统没有给你任何的回馈信息，你感觉四肢在空中飘浮，自己的身体好像消失了一样。那是一种非常愉悦，近乎极乐的状态。”

“潜水会让你有某种程度的身体自由，但那种自由无法与太空的体验相提并论。水尚且有摩擦力，当你前进时，它会阻止你。有一次，我与一位牧师谈起在太空中的体验，他说我所谈的，很像是宗教中所说的圣宠（State of Grace），指灵魂上没有大罪的状态，蒙受天主之特殊眷顾……”

他遗憾于他的语言无法传递这种体验的美妙程度。就像对于一个终生生活在沙漠中的人，你无法用语言告诉他，跳进泳池，感觉到水围绕你的身体是什么感觉。但是，他仍然愿意在课堂上一次次地向学生叙述这种体验，因为这是重新点燃年轻人对太空的热情的方式之一。对他来说，这与飞往太空同等重要。

MIT学生的特点是喜欢用双手造出一个东西来，而不满足于只是写篇论文，或者想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情。去年，霍夫曼教授带着几个学生设计了一种可以在月球表面使用的移动帐篷，在这个帐篷里，宇航员可以不穿宇航服过夜。

现在他们手头正在进行的一个项目叫“跳跃者”（Hopper），是一种可以跳跃前进的月球探测器。当年Spirit Rover陷在火星的沙漠中动弹不得。如果Spirit有跳跃的功能，就能自己跳回到地面。现在，这个探测器的原型已经造好，正在地球上测试导航控制系统。如果他们能筹到足够的钱（3000万美元预算），把真的飞行器造出来，就会参加Google的登月大奖赛。

“什么是探索的真正含义？哈勃望远镜让我们发现新的世界、新的星球，它的目光所及，也许是人类永远无法涉足的，但这是探索，因为它拓展了我们的智力世界。我们建造飞行器，送机器人去月球，同样是探索，因为我们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环境交互；人类亲自去太空，是将人放在一种新的地方、新的境况、新的环境，拓展和重新定义何为人类。你能说这不是探索吗？”

直到今天，太空探索仍然对普通人产生吸引力，正是因为那种抽离地球日常的视角，让你一次次思考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还有我们的家园的真正价值。“在太空里，你能无比清晰地看到生态破坏的证据，被破坏的雨林，哈勃望远镜上的铁锈。我曾经好几次飞过中国上空，基本上你看不到任何东西，只有大团大团的烟雾，那种景象是相当可怕的。”

“阿波罗9号”的驾驶员罗素·施威卡特也是MIT的校友。回到地球后，他曾经这样描述自己在太空中所见到的：“我绕着地球飞行一个半小时，开始意识到我与它是整个连在一起的。从太空往下看，我无法想象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跨越了多少边境和边界线。然后我看到，中东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彼此厮杀，为了一条你根本看不见的边境线。你会希望你的双手能够凌空抓起种种冲突中的双方，让他们从这个角度看一下，什么东西是重要的。”

X大奖的动机

“对这一代的年轻人来说，太空已经不再是那么迷人的地方了。40年前，阿波罗计划的工程师们绝大部分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不可能。现在，NASA的工程师平均年龄是40多岁。政府的政策也有很多不确定性，航天飞机快要退役了，空间站只能带你去那么远的地方，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去火星，要去小行星……”在大圆顶前的草坪上，艾瑞卡·瓦格纳博士这样告诉我。她是一位年轻的女士，身材瘦小，刚刚生完第二个孩子，但全无虚弱之态，全身似乎散发无限精力。

受学长彼得·迪曼蒂斯（X大奖基金会的创始人）的邀请，她在MIT主持一个叫X大奖实验室的地方，研究如何利用大奖重新激发年轻人对探索和改变世界的热情，太空探索是其中之一。X大奖实际上已经扩展到更广阔的领域，包括全球健康、城市可持续性发展、深海探索、脑机界面等等，但对艾瑞卡来说，太空永远是最让她魂牵梦萦的地方。她从三四岁起就想去太空，5岁就拥有了第一台望远镜。她本科时学的是电子工程，后来转到MIT读生物医学工程，她想理解太空如何影响人的身体和感知能力，为未来人类在太空的健康做出贡献，比飞行本身更让她兴奋。

她曾经领导过一个大型的学生项目，叫火星重力生物卫星，目标是在地球轨道上放一个小卫星，模拟火星重力，并发射15只小老鼠上去。

在MIT，年轻一代的太空探索者仍然有非常了不起的发明，大卫·米勒教授指导太空系统实验室的学生发明了4个足球大小的卫星，能无重力地漂浮在太空中，同时保持准确的定位。这种卫星已经经过国际空间站的测试，可以用来执行搜寻行星的任务。如果你去航空航天系的各个实验室绕一绕，就会看到有人在发明能飞的汽车，有人在发明微型太空发动机，有人在发明没有噪音的飞机。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好处：无需再举全国之力，一个小规模的科学团队，利用大众化的计算能力，就能进行同样令人兴奋的太空工程项目。

艾瑞卡认为，这种心态的转变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X大奖。“当时X大奖只用一个私人宇宙飞船就改变了世人对太空计划的看法。在Spaceshipone之前，太空是只属于政府的，政府的宇航员，政府的飞船，政府的计划；在Spaceshipone之后，我们看到16亿美元的商业太空飞行经济在崛起。”

“比起NASA，商业领域对太空飞行计划的态度更加稳健，他们一步一个脚印，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里。现在有商业公司在做私人轨道任务，目前还只是送机器人上去，但很快就会是载人上去，以后会在那里建太空旅馆，去月亮、火星。”

去年，艾瑞卡抱着才6个月大的女儿去休斯敦参加宇航员的选拔考试。有人问她为什么非得这个时候，她说，我不想将来后悔自己没有追随自己的梦想。我想让我女儿知道，一切美好的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她进入了120名，但没有进入决赛，也许下次她还会去休斯敦，但也许她会等私人飞船。

第五章
斯坦福大学：硅谷的心脏

创新资本主义的魔法汤

苗炜

共有41名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参加了伦敦奥运会的比赛，获得16块奖牌，其中12块是金牌。这并不是斯坦福最好的奥运会成绩，他们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曾经拿过17块金牌。校园里有一块匾额，铭记着那些奥运冠军，伦敦奥运会的金牌选手肯定也会出现。男子网球双打选手布莱恩兄弟就读于斯坦福，女子沙滩排球冠军是斯坦福的学生，美国女足中有4人、美国女子水球队有5名主力在斯坦福念书。

奥运会项目当然只占学生运动的一部分，他们还玩美式足球、打壁球、打高尔夫球等等。耐克的创始人菲尔·奈特，在斯坦福大学获得MBA学位，老虎伍兹在这里念过书。阳光下的斯坦福大学像是个伊甸园，你好像能从树上摘下果子吃，就这么永远快乐单纯地生活下去。学生们骑着自行车穿过草坪、花丛，穿过一栋栋教学楼，那些建筑大多以捐助者来命名——盖茨、休利特、帕卡特。看见一座座塑像，校园里还没有哪一个伟大运动员能留下塑像。每个学生看起来都很高兴，这里有个名词叫“斯坦福鸭子综合征”，学生像水面上的鸭子，看起来悠闲，可鸭掌在水下倒腾。他们要出人头地，将来开创一番事业，兴许还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某栋建筑物上。

斯坦福大学俯视图，校园最初的设计者中包括著名建筑师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纽约中央公园的设计师）

这座校园出过诗人、运动员、政治家，但最出名的是那些企业家和工程师，那些在硅谷赚了大钱的电脑极客。

今年4月，Facebook以1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照片分享网站Instagram，后者是一个刚成立两年的公司，其创始人是斯坦福的毕业生，其最早的投资者也毕业于斯坦福，这所大学在创业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生态系统”。Instagram的两位创始人，凯文和麦克，在2005年和2007年分别获得过Mayfield奖学金，这个奖学金是为期9个月的“工作学习项目”，他们回到校园，学习企业管理的理论，和硅谷的创业公司一起工作一个夏天。这个项目是工学院的教授在1996年开创的，目的是让参与者意识到“一切皆有可能”。斯坦福校长约翰·轩尼诗强调，他的教育理念是“跨学科”，工程、商业、医药、科学、设计等学院鼓励学生选修各个门类的课程，解决实际问题，其目的是让学生成为“T型人才”。

斯坦福的设计学院成立于7年前，创始者名叫大卫·凯利（David Kelley）。他说，设计学院要让学生学会“通感”，2006年，设计学院有这样一个项目，带着学生到缅甸，为那里的农户设计一种花费低廉的灌溉系统，他们的成果是一台脚踏的水泵，造价37美元。设计学院面临项目时，经常有工程师、资本家一起来讨论，在这里，所谓“多样性”并不是纯理念的，而是由不同学科不同想法的人来呈现。

风险投资家温德尔（Peter C. Wendell）在斯坦福商学院任兼职教授已经20多年，他不断邀请其他的投资者来学校讲课，其中包括Google的施密特（Eric Schmidt），Intuit的创始人库克（Scott Cook）等。这些资本家讲完课，会和学生一起在户外喝杯咖啡。今年2月，某个高年级学生约见温德尔，他做出了一个手机应用软件，想听听前辈给出意见。这个软件已经有4万个用户，如果用户达到100万，每个月在服务器上就要花费2万美元。学生说，他需要投资，但又不想失去控制，也害怕别人偷走他的创意。约会结束后，温德尔安排这个年轻的创业者和Google的人见面。校园里年轻的创业者知道，斯坦福的导师们会帮助他们实现梦想。

如果说常春藤大学为整个美国培养精英，斯坦福就在为硅谷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施密特说，他们寻找工程师的时候，总是从斯坦福开始，5%的Google员工是斯坦福的毕业生。斯坦福的校长轩尼诗先生是Google的股东，同时也是思科公司的股东。斯坦福的技术授权部门给各类创业公司颁发过8000份技术授权，学校公共关系部门称，至少有5000家公司，追根溯源，其创业者是斯坦福的教师或学生，其中包括惠普、雅虎、思科、太阳、eBay、Netflix、Electronic Arts，Intuit、LinkedIn等。投资商约翰·多尔（John Doerr）把斯坦福比喻成“创业者的胚胎”——“我不能想象没有斯坦福的硅谷是什么样子。”

铁路大王利兰·斯坦福，为纪念自己早逝的儿子，捐资创建了这所大学，他和摩根一样，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冒险家。除了现金之外，他贡献给这所大学8000英亩土地，他邀请了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中央公园的设计者，来给斯坦福大学做规划，他要一个没有围墙的大学，有池塘和树林。如今这所大学跨越两个县，有三个邮政编码，行政上分属六个管辖区。斯坦福大学1891年开始招生，利兰·斯坦福夫妇宣称，这所大学不是象牙塔，它致力于学生们的个人成功。从那时起，校园里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就吸引政府或商业上的资金用以研究，在广播、电子、医药等领域做出过许多成绩。硅谷的第一家大企业Federal Telegraph是生产收音机的，1909年由斯坦福毕业生创办，当时的校长是其天使投资人。弗德特里克·特尔曼（Frederick Terman），1925年担任工学院院长，1955年担任学校的教务长，他被称为“硅谷之父”，他鼓励自己的两个学生休利特和帕卡特在硅谷创业，这就是惠普公司的由来。特尔曼开创了斯坦福产业园区，将学校拥有的大片土地出租给技术公司，如今，这片园区里有150家公司。他鼓励教员成为创业公司的咨询顾问，也劝说那些公司赚钱后资助学校里最聪明的学生。

斯坦福大学创始人利兰·斯坦福

物理学家威廉·米勒，是特尔曼雇来的教师，后来也曾担任教务长，现在他已经86岁，是商学院的名誉教授。他将斯坦福的“创业基因”与美国的“西部开拓精神”联系起来——“这也是一种开放西部，淘金潮还在延续，人们来到加利福尼亚就是开拓者，是社区的建立者，这就意味着生意和帮助别人做生意之间的互动。”校长轩尼诗相信，企业家精神就是斯坦福大学的一部分，斯坦福并没有什么遗产或传统需要精心呵护，人们要尝试新鲜事物，斯坦福要敢为人先。学校和商业要建立一个无边界的社区，善意地带着“改变世界”的良好愿望去赚钱，这是创业的原动力。斯坦福的教师比起其他大学来就是有更多的百万富翁，校长本人2011年的薪水是67万美元，但他从Google和思科拿到的分红更多。斯坦福校友们赚的钱也反馈给学校，在轩尼诗先生任校长的12年里，斯坦福接受的捐赠达到170亿美元，在过去的7年中，斯坦福得到的捐赠比美国任何一所大学都多。

如其他精英大学一样，斯坦福也变得多元化。白种人学生变成了少数派，接近60%的本科生，和超过50%的研究生，是亚裔、黑人等少数族裔。半数本科生都能得到某种形式的资助，如果他们的家庭收入少于每年10万美元，学费免除。他们被称为“火车头孩子”，带动着整个家庭。斯坦福大学也开设远程教育，希望他们的工程、人工智能等课程能惠及更多人。轩尼诗校长说：“我们的挑战是，我们拥有的问题远比我们掌握的答案更多。我们知道远程教育会变得很重要，这是一种全新的教育形式，但我们还没有理解它应该怎么运行。”

曾经担任校长的贾斯珀先生（Gerhard Casper）认为，大学向来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通识教育，学生们接触各种伟大的思想和理念；另一种更为功利，教育直接导向工作机会，好的学校应该让学生在头两年学习“引导性课程”，后两年学习“专业化课程”，学生最终要服务于公众，能够“多学科的解决实际问题”，不过他担心他的学生们太注重“结果”了。他说：“有很多学校的很多本科生，并不想接受教育，而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好工作而掌握足够的技能。”轩尼诗校长说：“大批学生都潜藏着一个发财的梦想，哪里都一样，不光是我们这里。”

或许的确如此，但是，与别的地方不同，斯坦福的企业家文化给教师和学生们灌输了一种“淘金心态”，他们想要发明创造，要赚钱，1/4的本科生和半数以上的研究生都在学工程师专业。在哈佛，这一比例是4%和10%，在耶鲁，这一比例是5%和8%。斯坦福经常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商业和学习间找到平衡？如何在技能与智识上找到平衡？大卫·肯尼迪，普利策奖获得者、历史学家，在斯坦福教书超过40年，他说，斯坦福的确帮助学生们在工程和商业上取得好成绩，但没有多少学生认真完成了“通识教育”。“这个地方的空气就是发明、创造、企业、传奇性的成功，这是我们每天都呼吸的空气，对于那些把大学当成一个避难所或冥想之地的人来说，这儿的空气是有毒的。”对此，贾斯珀先生并不否认，他说：“在很多大学，人文学科都觉得自己是后娘养的。”他强调：我们要求学生不只是成功，而是拥有丰盛的人生；不只是有用，而是富有创造性和责任感。

2011年2月，12位商业领袖和奥巴马总统共进晚餐，出席者包括乔布斯、扎克伯格，他们都是硅谷的企业家，唯一的例外是斯坦福大学校长轩尼诗，不过他的出现也很正常，马克·安德森说，约翰·轩尼诗是硅谷的教父。这位网景公司的创始人如今也算半个斯坦福人，他的妻子在斯坦福教书，他的岳父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位重要捐资者。

校长轩尼诗59岁，6英尺高，语速快，声音洪亮，1977年加入斯坦福担任电子工程系的助理教授。1984年离职创办了MIPS电脑系统公司，这家公司致力于电子元件的微信息处理，1992年以3亿美元的价格售出。马克·安德森说，MIPS干的事是信息产业中最重要的五六件事中的一个。1986年轩尼诗回校任教，1996年担任工学院院长，不过他没多少时间授课，他在90年代中期观摩了杨致远创业中的“yahoo”，称之为“神奇时刻”。1998年拉里·佩奇向轩尼诗演示他们的搜索引擎，这位校长于是成为Google的股东，他在2002年加入思科董事会，2004年加入Google董事会。尽管他面临批评，却始终宣称，在这些企业的经验能帮助他成为一个更好的校长。“Google和思科公司面临的问题，与一个大学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那就是如何保持创新的敏锐，如何保持做新事情的愿望。”斯坦福是第一个同意Google将图书馆藏书进行数字化的大学，批评者说，这是商业利益让大学做出了妥协，是轩尼诗的股东身份让他这样做的。斯坦福人文与艺术学院的德伯拉·萨兹（Debra Satz）说，校长戴上商人的领结，学校就戴上了镣铐。这样的讨论在教职员工中经常进行，2007年，《华尔街日报》一文章说，校长大人5年间挣了4300万美元，大多来自他的投资。校长大人反驳说，他在各种创业和投资行为中只是一个小小的合伙人。

每年有3万多高中生申请斯坦福大学，最终2400人会被录取，比例是7%。“对我来说，斯坦福就是四年露营，我们有许多的顾问和咨询师，你永远不会感到迷失。”一位斯坦福毕业生这样说。斯坦福校报的主编则说：“我的建议是，尽可能去尝试新事物，发现自身的潜力，特别是那些你从来不知道自己具有的潜力。”这里的学生感觉到，周围总是乐观向上的气氛。2010年，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先生表示，纽约要复制硅谷的成功，斯坦福大学响应布隆伯格的号召，要成立斯坦福纽约分校，帮助纽约培养工程技术人才。事实上，斯坦福和北京大学合作，也有一座“北京分校”，他们想成为一所“环球大学”。不过，也有人对轩尼诗校长的热情泼冷水，他们认为，像纽约分校这样不包括人文课程的“分校”算不上一个好大学，在斯坦福，一切都是科技、工程、生物来驱动，人文学科虽然像后娘养的，可毕竟还存在。然而，人们更深的疑惑是，离开了硅谷，这所大学能复制吗？

斯坦福大学：梦想家的孵化器

陈赛

“如果你问一个问题：你想要影响什么？在加州理工，你得到的答案也许会是：我想影响物理、数学或者化学。但在斯坦福，最有野心的回答是：我想要影响人类。”

海边的亿万富翁

开车一个多小时从帕罗奥多（Palo Alto）去Pascadero，刚好经过加州1号公路，据说这是美国最美的一条公路，可以一直开到洛杉矶。左手是青山峡谷，右手是碧海蓝天，阳光明媚，美得惊人。

史蒂夫·布兰克（Steve Blank）的家就在海边一个巨大的农场里，门口写着：小心有蛇，以及濒危生物。

来斯坦福大学之前，一位正在北京创业的工程系毕业生告诉我，对于想要创业的斯坦福学生来说，史蒂夫·布兰克就像是《星球大战》中的尤达大师。他写的书在硅谷被奉为创业圣经，你一定要去见见他。

“在中国，如果你事业失败了，意味着什么？”刚刚落座，这是布兰克老师问我的第一句话。

“在这里，失败的创业者，意味着有经验。投资者甚至会更青睐他们。”

史蒂夫·布兰克是俄罗斯移民，最近他刚刚知道自己可能跟列宁有亲缘关系。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愿意相信自己在硅谷的多次创业也有一种类似于革命者的气质。从1978年来到硅谷，他一共创办了8个企业，失败过两次。第二次创业失败，一夜之间失去3500万美元。他说，他给母亲打电话：“妈妈，我刚损失了3500万美元。”

他母亲在电话那头惊慌道：“咱们可不能回俄罗斯啊！”。

他说：“没关系，我的风险投资人刚刚给了我1200万美元，我现在要重新开始一家新的公司。”

那是他的最后一家公司，结果，两个投资人各自得到了10亿美元的回报。不久，他买下了Pascadero的这处农场。

“硅谷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不是在这里出生，这意味着你的父母不在这里，社群不在这里，文化不在这里。它是一个黄金之地，因为你可以重新发明你自己。这里的社交系统、政治系统、金融系统都支持你的再造和冒险。这里的文化允许你失败，而且是有尊严的失败。”

从Pascadero回帕罗奥多的公路上，会经过一处地势的最高点，从那里可以俯视硅谷的全景：一道狭长的山谷从旧金山湾南端一路由西北向东南绵延到圣何塞。很难想象，50年前，这一片绵延近40英里的山谷里还种满了苹果和杏子。现在错落其间的，则是全世界最具活力的高科技公司：谷歌、苹果、英特尔、CISCO、惠普……还有无数正在某个不知名的角落里孵育着的小公司，正在埋头于实现他们所认为的“Big Idea”。它们90%都会失败，但大浪淘沙，总会有那么几个公司，有一天突然就爆炸了，这个世界的面貌因此又要有点什么变化。

在西方世界，很少有城市或者地区取得这样的成果。在某种程度，它变成宇宙的中心。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佛洛伦萨、19世纪的巴黎、20世纪的纽约……这个时代，如果你不曾来过硅谷，总难免有种失落感，仿佛错过了点什么，类似于时代脉搏的东西。

黄昏时分，从东部海面而来的雾气弥散在山谷之间，使这块黄金之地笼罩上了一层复杂的况味。但在山谷的心脏地带，依稀可以辨认出斯坦福大学胡佛塔高高的红顶。一位教授说，因为斯坦福大学在这个世纪的特殊地位，无论他去世界上任何一所精英大学，无论对方名声如何显著，都觉得是在拜访省城。

斯坦福大学与硅谷

从一排长达一英里的高大棕榈树中驶进来，是一片巨大的椭圆形草地（Big Oval），草地正对面是一组西班牙风情的主四合院，一种明艳的黄色，在阳光下显得明朗活泼，背后是加州粗犷的山脉。

从这个学校正门入口的气势中就很容易看出主人的性格——125年前，加州铁路大王利兰·斯坦福为了缅怀独子（小利兰·斯坦福）的早夭，出资4000万美元（相当于如今的10亿美元）和8180公顷的牧场土地，用于兴建一所“高水平的大学”，以使加州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在这里免费接受教育。

“为培养学生的个人成功和人生的直接有用性，为人类与文明促进公共福利，教授法律规制下的自由，灌输爱以及对于追求生命、自由与幸福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尊重……”

老斯坦福在1885年写下的校训，今天读来别有一番意味深长，乍一听还以为是《独立宣言》。很少有大学会这么直白把“个人成功”、“有用”、“幸福”这种词挂在嘴上，但实用主义态度之下，又掺杂着心怀天下的理想主义气质。

老斯坦福是一个梦想家。1852年，28岁的他在东岸的律所不小心被一把火烧了，于是打起包袱到西部来冒险。他曾经做过共和党领袖、加州州长以及美国参议员，还建造了第一条横跨美国东西的铁路——美国太平洋铁路的西部路段。这段铁路要经过内华达的崇山峻岭，犹他州的无人荒漠，要在人们认为毫无可能的地方打通几十座隧道、架设几十座桥梁，还要通过印第安人的聚居地。但即使以这样的远见和魄力，若能穿越百年，站在胡佛塔俯视他当年创建的大学全景：以文理学院为核心，往西是工学院，往南是环境学院，往东是教育学院、法学院。西北是医学院，东北方向是体育学院，恐怕也会感到难以置信吧。

即使在美国，这样全面的院系设置都很罕见。而且，几乎每一个学院都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十分强大。工学院固然在全美排名第一，法学院可以与耶鲁比肩，商学院的排名仅次于哈佛。很难想象，仅仅在50年前，斯坦福还只是一所普通的地区性大学，绝大部分的学生来自加州，整个大学的年度预算只有1600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3%。

当历史学家回望过去，总是能找到一些转折点，或者十字路口，一个人或者组织，做出一个关键的决定，抓住或者没有抓住一个足以影响其未来格局的机会。1951年，斯坦福大学的工程学院院长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决定创办在校园创办工业园区，将校园的土地租给当时的高科技公司使用，就被认为是这样一个瞬间。这一决定不仅奠定了硅谷的基础，也彻底改变了斯坦福大学的格局，他本人也因此被尊称为“硅谷之父”。

大多数大学都不认同教授经商，认为商业活动有悖于学术精神。但特曼却认为，赚钱是好事，在硅谷最早上市的三家科技公司，他都担任了董事局的席位。他鼓励教授和学生不仅要在斯坦福进行学术研究，更要将学术成果直接转化为商业产品，以推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戴维·帕卡德和比尔·休利特（惠普的两位创始人）是第一个响应特曼教授号召的，他们借了几百美元，在车库里发明了他们的第一个电子产品——声音振荡器。

50年后，斯坦福迎来了另一位“硅谷教父”——现任校长约翰·亨尼西。2000年他接任校长之职后，学校的创业气氛变得更浓。斯坦福的公共关系部门宣称，有5000个公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斯坦福的创意、教职工或者学生。亨尼西本人恐怕也是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校长。在一次对学生的讲座中，他直言创业精神是斯坦福大学最根本的精神气质。如果大学的知识只是停留在大学的围墙之内，而不能取得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就会阻碍研究者创新的动力。

在采访斯坦福物理系教授沈志勋教授时，他说：“很多人对斯坦福教授的理解，以为他们都开公司，赚很多钱，这是不对的。在这里，每个教授都在挑战科学和技术最高层次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很自然地出来很多东西，比如专利、技术，然后转化成公司、财富。否则大学与企业有什么区别呢？”

斯坦福大学物理系沈志勋教授，SLAC 首席科学家

沈教授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1989年来斯坦福大学读博士，之后留校任教，目前是SLAC（国家加速器实验室）的首席科学家，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室温超导。“我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叫层展效应（Emergence），就是你把几样简单的东西放在一起，它会突然展现出完全意想不到的复杂现象。比如，你如果把生命的每个元素分开来，是很无聊的，氢、氧……跟水是差不多的。但组合起来，却是这么有意思的生命，有感情，会思考。为什么世界上会出现这么奇妙的现象？”

“这个问题实在太复杂了，超导只是其中一个相对简单的问题。一旦进入原子层面，你会发现，一般的导体里有很多电子在做单独的事情，而在超导里，所有的电子都在齐心协力做同样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以前认为，这种现象只有在极低温下才可能实现，但现在发现，有可能是在高温下面实现。为什么大自然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我们怎么样来掌握这个规律？以后怎么样用这个规律？”

“在美国，超导是一个战略的行业。室温超导不知道将来能不能做出来，但一旦做出来，它的影响就是革命性的，不会亚于硅对上个世纪的影响。”

“在大学里，就应该做一些超前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想到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这个时候可能会变成技术。比如我们在寻找室温超导的过程，已经发现有一种材料、一种机制，可以产生在高温下收集太阳能的效果。这样就有可能把现在两种非常不同的太阳能技术结合起来，解决现在太阳能再往前走的一些瓶颈问题。”

“第一所伟大的美国大学”

斯坦福夫妇去世时曾留下遗嘱，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卖地，所以，今天的斯坦福大学在某种程度上仍维持着当初“农场”的原貌。校园横跨6个行政区，49英里公路，4.3万多棵树。虽然校园用地日趋紧张，但2/3的土地仍然保持开放。我们来到斯坦福，正处在夏季与秋季之间的假期，偌大的校园更显得空空荡荡。走累了，随处都能遇到一处小树林，在树下的长椅上长长地睡上一觉。

哈佛大学的学生报纸《the Crimson》曾经刊登一篇文章，谈到斯坦福的崛起以及对东部常青藤大学构成的挑战。文中引用了爱德华·费斯克（Edward Fiske，《Fiske Guide to College》的作者）的观察：美国东岸大学是按照英国大学的模型建立起来的——一个自成格局的象牙塔，而斯坦福开放式的校园是向外的，它对于科技、工程的崇尚，对传统束缚的拒绝，都反映了典型的美国价值。“斯坦福是第一所伟大的美国大学。”他说。

更确切地说，这应该是西岸特有的精神气质。加州一直是狂野的西部，梦想家的乐园。来到这里的人，血液里多多少少都有点冒险的基因，不可救药的乐观。

“在这里，无论学生，还是教授都想着，怎么以最小的资源获取对于这个世界最大的影响力。”阙宗仰告诉我，“个人的力量也许很小，但你可以尽量把它放大。雅虎、Google、苹果……都是一两个人，但具备了影响了全世界的能力。这不仅是斯坦福，也是整个硅谷给人的感觉。”

半年前，28岁的阙宗仰（William Chueh）刚刚拿到加州理工大学的博士学位，就被斯坦福工学院聘为材料系的助理教授。上周，他和SLAC首席科学家沈志勋、纳米之父保罗（Paul Alivisatos）一起吃晚餐，他说“我听他们晚餐之间的谈话。他们所谈之事的远见，是我所无法想象的”。

沈志勋问了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William，20年后，我们要怎么处理大型的计算问题？现在做基因的计算，需要大型的电脑设备，要有几千台几万台电脑连在一起。会不会像Google一样，云端？是不是我们所有的基因实验都在云端计算？”

保罗问了另一个让他很震惊的问题：“瑞士正在做超级对撞机，寻找希格斯玻色子，那是花费几百亿欧元做的实验。William，你能不能想到一个方法，用1%的成本，在旧金山做这个实验？”

阙宗仰的研究方向是大型能源转换与储存。“世界上一共有三种能源：太阳能、化学能、电能。除了核能之外，太阳是唯一能解决地球能源问题的。太阳一天的能量就能供地球用一年，问题在于没办法储存。电池的价格、能量密度太低，支持一辆车也许可以，但一个家庭、一个办公室，甚至一个城市怎么办？”

他们的想法就是先把太阳能转化成化学能量，比如氢、甲烷、乙醇、丙烷，可以大规模储存和运输，比如在撒哈拉沙漠把太阳能存成化学能，然后运到芝加哥，或者东京。但就日常使用而言，化学能量还是得转换成电能，所以他们要研发燃料电池，能很高效率地把化学能再变回电能。“我们希望做的比引擎还要小，但就像一个黑盒子的发电厂。进来是乙醇，出来是电，里面的运作决定了效率和污染程度。”

“如果你要影响全球规模的能源转换，不能只是一个手机一个手机地解决，而是一个社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转换。所以我们想研究的，是大型的能源转换的东西，不是一瓦两瓦，而是兆瓦。”

“我们的研究90%是要失败了，但一旦成功了，就必须具有影响全球的能力。”

“如果你问一个问题：你想要影响什么？在加州理工，你得到的答案也许会是：我想影响物理、数学或者化学。但在斯坦福，最有野心的回答是：我想要影响人类。”

工程师与创业家

工程师对这个世界有一种特殊的关怀，他们喜欢创造一些有用的东西，帮助这个世界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创业者在精神上或许有着某种天然的契合。当一个人谈到他为什么要创业时，背后的动机往往与某个问题有关，一个让他感到不爽的问题，就像身体某处痒痒一样，必须除之而后快。解决这些问题未必是多么巨大的进步，但它的确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在斯坦福，关于一个工程师能做什么，定义一向与别处不同。硅谷最好的高科技公司几乎都是由目光远大的工程师创办的，工学院几乎所有的教学楼上都顶着这么一位工程师的名字：盖茨、保罗·艾伦、比尔·休利特、杨致远、黄俊生……Google的算法是在计算机科学系几百米之外的实验室里写出来的，Yahoo的第一台服务器就在工学院的教学大厅里摆着。在各种课堂和讲座里，苹果公司的设计师会亲自过来跟他们谈iPhone的设计，马克·扎克伯格给他们讲当年自己是怎么为Facebook编程的。英特尔的创始人安迪·葛洛夫（Andy Grove）、思科的前任CEO约翰·莫格里奇（John Morgridge）都在斯坦福任教多年。就在今年春季，PayPal的联合创始人彼得·泰尔（Peter Thiel）在计算机科学系新开了一门创业启蒙课。所以，在这里，一旦你有一个好的想法，总是被导向“我们能不能开个公司，做点有用的东西出来？”

校园西边的沙山路（Sandhill Road）则是风险资本扎堆的地方，号称西部华尔街，吸收了全世界28%的风险资本。作为斯坦福的学生，在大学两英里以内，随时可以找到风险投资公司为你服务。“传统资本只看中有既定盈利模式的生意，而风险资本更愿意走向新的未经证明的想法。”彼得·温德尔（Peter Wendell）教授这样告诉我。他是美国席拉创投公司（Sierra Ventures）的创始人，这家公司成功投资过200多个公司，投资额超过15亿美元。

彼得·温德尔在斯坦福商学院兼职讲授“企业家精神与风险资本”已经21年了。与他一起讲课的还有Google的主席埃里克·施密特与Google前市场沟通部总监雷蒙德·纳斯尔。他有70个学生，每两三个人组成一组，每一组都有一个硅谷的风险投资人做顾问。“我的学生绝大部分是来学创业的，他们想知道怎么从风投那里拿到钱。”他说。

“如果有人想从外面带一个想法来硅谷，找这里的工程师帮他们实现，是挺可笑的想法。”电子工程系的研究生宋煌告诉我，“投资人首先看重的，一定是你这个团队实现技术的能力。而且，斯坦福的工程师，多多少少都有点自己的创业头脑。”

工学院的现任院长詹姆斯·普拉默（James Plummer）曾经提出，斯坦福要培养“T型工程师”。所谓“T型工程师”，是指在深厚的工程与技术知识的根基之上，再加上一系列对学生们未来事业可能至关重要的“软技能”——创新、创造力、创业精神。

1998年，斯坦福技术风险课程（Stanford Technology Venture Program，STVP）的设立就是为了培养这样的“软技能”。创始人是一位叫汤姆·拜尔（Tom Byer）的教授，他在硅谷闯荡多年后回到学校任教，用自己多年的创业经验设计了一套课程。他的信念是，一个工学院的学生，无论将来要自己创业，还是在公司里打工，都需要具备一种批判性思考、商业分析和建立团队的技巧，以应对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身份转换。STVP后来逐渐发展成整个大学的创业中心，每年招收1000多个学生。

STVP的执行人蒂娜·西利格（Tina Seelig）女士曾经给学生出过一道题目：如何用5美元赚到最多的钱？

学生们想出的最有创意的一种解决方案是，把自己的课堂演示时间卖给了一家硅谷公司，这家公司用这段时间来招聘。他们甚至没花掉5美元。

“我所做的，就是给学生们问题。让他们从一个非常小的问题开始，然后慢慢变大，直到他们能自如地面对这些问题，并从各种可能性的角度来审视它们。我希望他们明白，每一个问题都是一个机会，问题越大，机会越大，这就是创业者最本质的思维方式。”

斯坦福大学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大学，学生来自世界各地

金钱与理想

“如果你告诉很多人，你有一个可以改变世界的想法，大部分人会告诉你，这是个坏主意。大部分时候，他们是对的。因为大部分你认为能改变世界的想法，并不会改变世界，理由有很多。但有时候，它们的确会改变世界。所以，如果你真的想鼓励人们做一些能改变世界的事情，你怎么做？”在斯坦福工学院的盖茨楼采访电子工程系的系主任马克·赫洛维茨时，他突然冒出这样一个问题。

“你要做的是，告诉他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去找一些相信你的人，你们能找到钱，那就去试试吧。这中间并没有什么很深的哲学，而是一种理解，理解技术很重要，理解激情很重要，还有宽容失败的意愿。就算失败，也没有关系。”

刚到帕罗奥多那天，李萌带着我们去逛大学路。大学路是帕罗奥多的市中心，这条路直接通往斯坦福大学，也是整个硅谷的发射台。中午时分，顶着金光灿灿的加州阳光穿越这条街，几乎每一家咖啡馆都人满为患，人字拖、牛仔裤、套头衫在这里都是公认合乎时宜的穿着。李萌一路详加指点，这个咖啡馆里可以遇到拉里·佩奇，那个咖啡馆是彼得·泰尔的最爱……

据说美国最有野心的年轻人通常会去四个城市：纽约、华盛顿、洛杉矶、帕罗奥多。在金融危机的泥潭中，前三个城市仿佛气数已尽，只有帕罗奥多这个小镇仍然吸引那些有着远大梦想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说，创业是获得金钱与自由，也是改变世界最理所当然的一种方式。

李萌就是从纽约来到帕罗奥多寻梦的设计师。她正在开发一个能捕捉虚拟空间记忆的手机APP。她说，随着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多地转移到虚拟空间，应该有一种工具能帮助人们把这些空间里的重要记忆捕捉下来。

在她的引荐下，我们还认识了马特和亚历克斯，一个是斯坦福设计系的毕业生，一个是MIT工程系的毕业生，简直是黄金组合。他们一个住在旧金山，一个住在山景城，每天在中间的帕罗奥多会合。他们的小公司正在大学路附近一个叫Dogpatch Lab的孵化器里孵化。这个孵化器虽小，但曾经走出过Instagram。Instagram的创始人也是两位斯坦福的毕业生，一个好点子在一两年甚至几个月里就造就一家数十亿美元的大公司，这种故事在这条街道上没少发生。

与他们的学长一样，马特和亚历克斯也在设计手机APP，叫Simpleprint，能将手机里的照片快速制作成相册。马特曾经花很多时间在养老院里，他觉得这样的工具能够帮助老人维系与子孙辈的情感。凌乱的工作桌上摆着他们的创业圣经——《精益创业：今天的创业者如何持续创新，创造极度成功的生意》，作者叫艾瑞克·莱斯（Eric Ries），是史蒂夫·布兰克的学生。据说书中介绍的是美国硅谷最新流行的一种创业方法：迅速发布一款产品，不断测试用户的反应，并不断调整。对马特来说，这与他在斯坦福d.school学到的基本原则不谋而合：找到需求，然后快速prototyping，不断调整，不断从错误中学习，非常有实验性。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没有人提到钱的问题，仿佛在这个新时代的淘金之地，金钱反而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元素。

“在硅谷，赚钱与改变世界之间是一条非常微妙的界限。”斯坦福商学院的一位校友克里斯·拉森（Chris Larsen）告诉我：“你不能在任何一端走得太远。离钱太远，你得不到最好的投资人、最好的工程师，他们都想知道自己的股票能值多少钱；向赚钱靠得太近，你失去激荡人心的魅力。比如你参加一个派对，有人问你在做什么？你说我想赚很多钱，对话就此结束。但是，硅谷好的一面是，一旦有了钱的动机做基础，你就不必太管它了，可以全身心投入‘改变世界’的那部分。因为你有一种信任感，只要你真的做一些很革命性的事情，钱一定就在那里，而且多到你无法想象。不像在纽约，钱、市场、合约是你唯一考虑的问题。”

克里斯·拉森是Eloan与Prosper.com的创始人。这两个公司都是直接针对银行系统的：Elone消灭了贷款中间人，使贷款交易的过程透明化，你能在网上看到一切交易过程，明码标价。Prosper再往前走一点，钱不再来自银行，而是直接来自个人。

“我买第一套房子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被银行绑架了。我希望通过技术改变银行和华尔街。但不能直接攻击，因为他们太强大了，但有了技术作为核心，我们就可以绕道而行，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商业模式。”

我问他，创业的乐趣到底是什么？

他说：“就像做一个美国人应该做的事情。创业是美国人的理想，你创造就业，改变经济，给你的投资人赚很多钱，是非常自豪的事情。”

21世纪，一个完整的人意味着什么？

“在斯坦福，人文教授常常面临一种特殊的压力，要为我们这个领域的研究进行辩护，比如文学在这个时代的价值是什么？在美国其他大学，比如哈佛、耶鲁，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是不证自明的。当然，我相信这是一种很好的挑战。”在金斯科特花园里，法语与意大利语系教授罗伯特·哈里森这样对我说。

在一本《花园：论人之为人》的书中，他曾经这样描述金斯科特花园：“问及这处花园，几乎无人知晓它的存在，校园书店里各式各样关于斯坦福大学历史与建筑的书籍对它也均未提及，它仿佛并不存在。可是一朝步入园中，你便会感到自己走进了这所学府默默脉动的心脏，一切都以某种方式由此生发传播开去。”

花园是一个很好的隐喻。斯坦福的文理学院位于主四合院，在地理位置上恰恰处于大学的心脏位置。但因为工学院太有名了，以至于人们总是忘记这所大学在本质上是一所Liberal Art的大学。liberal art一词不好翻译，大致意思上与素质教育比较接近，其目的是传授基本的知识，培养学生的理性思考和认知能力，以训练“完整的人”。

在斯坦福大学追问一个“完整的人”意味着什么，21世纪的素质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有着特殊的意义。毕竟，这里离硅谷太近了，Facebook就在校园边上，Google在6英里之外，这些公司发明的技术，正不断加剧两种文化之间的割裂感。“大部分大学，只有一种知识的概念，即科学知识，关于物的知识，无论是关于物理、化学、社会。但这个世界还有另外一种知识，关于自我的知识。这种知识丰富一个人的心智，锻炼他的想象力。如果这两种知识不能结合起来，我想教育是盲目的。”哈里森教授说。

传播系副教授弗莱德·特纳（Fred Turner）在文理学院主持一个叫“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 Program，STS）的跨学科课程项目，就是为了弥补两种文化的裂痕。STS开始于1971年，是对当时越南战争的一种反思。当时，美国人对于技术有一种弥漫性的恐惧，觉得技术本身是错误的，是技术把我们导向了战争，所以这个课程的设置是为了训练学生对技术有更强的批判性与分析力。但今天，学生要训练的，不仅是批判的能力，而且是对技术进行再设计的能力。文科专业学生要具备的“技术素养”，不仅包括了解科学知识，还要掌握科学与工程研究的方法论。而理科与工科专业的学生则要具备传播、历史和人类学的知识，以及书写的能力。这些课程还强调与科学进程相关的道德与价值问题。

特纳教授写过一本《从反主流文化到网络文化》的书，书中的主人公斯图尔特·布兰德（Stuart Brand），在他看来，就是一位典型的斯坦福人。他非常有创造力，高度网络化，并且心怀天下，三次将所有的财产都捐出来，用于他认为能改变世界的一些事情上。

关于斯图尔特·布兰德一代与这一代斯坦福学生在精神气质上的差异，特纳教授的观察是，“这一代学生不再以传统的激进方式参与社会，他们不像布兰德们那样穿奇装异服，走上街头抗议，在公社里混居。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关心世界，只是他们意识到，更有效的改造世界的方式，不是通过正面攻击它，而是在内部网络中制造变化，而技术是他们最强大的武器。他唯一担心的是，这一代学生们可能会太过于相信工业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你毕业的时候创办或者加入一家公司，希望由此改变世界，但很可能五年十年以后，你想做的，只是改变了一点点公司而已。”

“斯坦福的学生在政治上非常活跃，但不是党派政治，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也愿意到世界各地去工作。他们更像世界公民，愿意思考一些超越国界的问题，试图在一些能产生重大影响的领域成为领袖。我有一个本科生，今年20岁，正在欧洲采访各国负责制定互联网政策的官员，希望了解互联网政策的未来方向。他从系里申请了一笔5000美元的资金就独自跑去欧洲，自己联系那些官员，而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接受了他的采访。这是非常斯坦福学生做的事情。”

另一位让他深感自豪的学生叫夏米恩·奥贝德-奇诺伊（Shamin Obayid-Chinoy），是一位来自巴基斯坦的女性，今年刚30岁，已经拍摄了13部纪录片，其中一部《拯救容颜》拿了今年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讲述巴基斯坦妇女被丈夫以硫酸毁容的惨况，从而引发了全世界对于妇女受虐问题的关注。她是典型的斯坦福学生：专注、精力充沛、才华横溢，对弱势群体充满同情。

“斯坦福是一个很复杂的地方，它有很多的倾向性，创业固然是其中的一种，但决不是它的全部。”特纳告诉我，“我们不能只是造iPhone啊。”

Weavely街上就是乔布斯的故居。门外的地上有一个咬了一口的苹果，大院子里有两棵苹果树，地上静静地落满了苹果。我们想拍张照，却被一个便衣警察拦住了。后来才知道，乔布斯家不久前遭窃，小偷偷了几台笔记本电脑。

乔布斯无疑在硅谷留下了一道长长的阴影。虽然他不是毕业于斯坦福，但是他在斯坦福大学的那次演讲却对当代年轻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阿尔文·谢（Alvin Tse），斯坦福工学院的一位毕业生告诉我，他刚到斯坦福的第一年，在大学路上偶遇乔布斯，虽然没有说上一句话，但那次偶遇对他来说意义重大——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世界那么小，仿佛伸手就能抓到。后来他成了斯坦福最大的本科生创业社团BASES的主席，并创办了两家公司。

“很多学生想做乔布斯，但乔布斯的特别之处不在于他的计算或者工程能力，而是他的好奇心，以及从不同学科吸取智力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才是一所大学应该着力培养的素质。”纪录片系教授克里斯汀·塞缪尔森说。

悲伤天使

在旅程的最后一天，我们去了悲伤天使的雕像，那是小利兰·斯坦福最初安葬的地方。罗伯特·哈里森教授告诉我，这所大学最初的建立是因为一个15岁男孩的早夭，父母不希望他的死亡如此空虚，他相信这种悼念的特质至今仍存留在大学的潜意识里。

悲伤天使静静地跪在一片小树林里，低头哭泣，十指纤长。夕阳西下，四周非常安静，只有一个老妇人在不远处画画。

“父亲，别说没有什么值得你为它活着的。有很多事情值得你活着。为人类活着吧。”

按照校史的记载，这是当时老斯坦福在梦中听到病重的儿子告诉他的话，醒来时发现他已死去。

斯坦福大学著名校友

俞力莎

赫伯特·克拉克·胡佛

Herbert Clark Hoover

迄今为止，斯坦福只出过一位美国总统，校内标志性建筑胡佛塔即以他命名。胡佛自称是斯坦福的第一个学生。1891年斯坦福建校后，他作为第一批学生进入地质学系，又恰恰是第一个住进校舍的学生。1917年美国参加“一战”后，胡佛出任美国食品管理局局长，他相信“食物将赢得战争”，采取了一套被誉为“胡佛化”的分配销售方式。战后，他出任美国商务部长，革命性地构筑了政府和企业间面向合作的义务伙伴关系。1929年3月，《华尔街日报》在庆祝胡佛就职美国第31任总统时曾满怀期待地预言：“他将是美国第一个商业总统。”可惜的是，7个月后，以纽约证券市场崩溃为起点，美国进入了历史上著名的经济大萧条，胡佛也从万众期待的“商业总统”跌为“饥饿总统”。

比尔·休利特与戴维·帕卡德

Bill Hewlett & David Packard

1930年秋天，休利特在斯坦福注册入学时，结识了帕卡德，从此成为终生挚友。9年后，在斯坦福电子工程学院院长弗雷德·特曼的鼓励下，他们迈出了创业的第一步。休利特利用其硕士研究课题研制出公司第一款产品——阻容式声频振荡器（HP200A）。当时，两人仅有538美元流动资金，帕卡德夫妇在阿蒂森大街367号租住的两层小屋就是公司总部，楼下车库充当加工车间。1987年，这间车库被加州政府正式命名为“硅谷诞生地”。“二战”爆发后，休利特应征入伍，曾任美国陆军总信令官及作战特别参谋部新装备开发分部电子处的指挥官，为战后惠普公司从事军用品生产打下了基础。当他于1945年复员归来，惠普已在帕卡德的经营下成长为一家拥有200万美元资产和200名员工的大公司。

斯图尔特·布兰德

Stuart Brand

“我年轻时有一本非常好的刊物，叫《全球概览》，这是我那代人的宝书之一，创办人名叫斯图尔特·布兰德……他用诗一般的语言把刊物办得生动活泼。那是20世纪60年代末，还没有个人电脑和桌面印刷系统，全靠打字机、剪刀和宝丽莱照相机。它就像一种纸质的Google，却比Google早问世了35年……最后一期的封底上是一张清晨乡间小路的照片，就是那种如果你有冒险精神，会在搭便车旅行时看到的景象。照片下面写道：求知若饥，虚心若愚。”这段话来自2005年6月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毕业于斯坦福生态学系的布兰德不仅是地球环保运动的先驱，也是互联网领域的“先知”式人物，硅谷嬉皮精神领袖。他不仅是乔布斯年轻时的偶像，他整整影响了一代人。

约翰·斯坦贝克

John Steinbeck

1925年，年轻的斯坦贝克决意要当作家，他等不及拿到学位就离开了斯坦福大学。他在故乡的山谷里，建立了自己的小说王国：《煎饼坪》、《愤怒的葡萄》、《伊甸园以东》、《温柔星期四》——他的代表作大多取材于这个小小的地方。他熟悉社会底层的人们，借助他们善良、质朴的品格，创造了“斯坦贝克式的英雄”形象，被誉为“触及了真正扎根于美国生活的主题”。同时，他的小说艺术造诣很高，将写实风格与幻想风格有机地结合起来，对美国文学的发展影响颇深。1962年，斯坦贝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菲尔·奈特

Phil Knight

在斯坦福商学院研究生院的一堂课上，奈特为自己的营销策划作业拟了一个题目：日本运动鞋公司可以像日本照相机挑战德国相机那样挑战德国运动鞋吗？他设想，利用当时日本的廉价劳动力来生产高质量的运动鞋，有望打败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德国运动鞋。1964年起，奈特和他昔日的长跑教练鲍尔曼以1000美元起家，创立了“蓝带体育用品公司”。7年后，已经卖掉100万双蓝带运动鞋的奈特将公司更名为Nike——古希腊神话中长翅膀的胜利女神。9年后，耐克已成为美国体育行业的领头羊。

菲利普·费雪

Philip Fisher

能为巴菲特仔细聆听的声音，只来自极少数的几个人，其中一个就是菲利普·费雪。他是教父级的投资大师，现代投资理论的开路先锋。1928年，费雪从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毕业，3年后创立费雪投资管理咨询公司，年均回报率都在20%以上。1959年他的名著《怎样选择成长股》一经出版，立刻成为《纽约时报》有史以来登上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部投资方面的著作。“成长股”这一概念也随着该书的畅销为投资者耳熟能详，追寻“成长股”的“成长型投资”更是自此成为美国股市多年以来的主流投资理念之一。

萨莉·赖德

Sally Ride

当萨莉·赖德手握物理、英语硕士学位和天体物理学博士学位走出斯坦福的校门，却还在担心，性别歧视之风颇盛的美国社会能否给她一个立足之地。她是幸运的。1972年，美国修正了“民权法案”，明确规定政府招聘中不得有性别歧视。5年后，美国航空航天局首次招聘女宇航员。1983年6月18日，随着火箭的轰鸣声，32岁的赖德乘坐“挑战者号”航天飞机进入浩瀚的太空，成为美国第一位、世界第三位进入太空的女宇航员。次年她又随“挑战者号”执行了第二次任务。她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名人。

杨致远

Jerry Yang

1993年，当杨致远尚在斯坦福攻读博士学位时，电子自动化设计这个曾经非常热门的专业却降温了。这时第一个网络浏览器Mosaic刚刚问世，杨致远和同学戴维·费罗迷上了互联网，还开发了一个数据库系统来管理收集的站点资料。这个“杰里和戴维的万维网指南”先是在斯坦福的公共网络上流行，很快又蔓延到整个网络。他俩决定放弃即将完成的博士学位，全职投入网站建设。1995年4月，YAHOO！正式在华尔街上市，揭开了“科技股世纪末狂潮”的序幕。

科里·布克

Cory Booker

布克本科阶段进入斯坦福学习政治学，并在那里取得社会学硕士学位。自从他成为新泽西州诺瓦克市市长后，这座美国“最令人头疼”的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2006～2008年期间，该市枪击案、强奸案和汽车偷窃案的数量分别下降了41%、30%和26%。奥巴马入主白宫后，曾邀请他担任城市事务办公室主任，他却选择继续留在诺瓦克市。2010年9月，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被布克振兴贫民教育的计划打动，向该市公立学校系统捐赠1亿美元。

拉里·佩奇与谢尔盖·布林

Larry Page & Sergey Brin

1995年3月，斯坦福计算机科学系的硕士研究生布林自愿带新生利用周末时间熟悉校园，初来乍到的拉里·佩奇不停地抱怨周围的一切，这让布林非常反感。出人意料的是，对于计算机科学的痴迷，最终让两人从彼此厌恶转为惺惺相惜。在佩奇简陋的宿舍里，他们共同开发了一个叫做Backrub的搜索引擎。1998年，24岁的布林在攻读博士期间休学，和25岁的佩奇在加州郊区的一处简陋的车库创建了Google。他们的第一位投资人也是斯坦福校友——SUN公司联合创始人安迪·贝克托斯海姆（Andy Bechtolsheim）。

彼得·泰尔

Peter Thiel

在2011年《福布斯》发布的“十大顶级风险投资家排行榜”，泰尔排行第七。这位斯坦福法学院博士创办了PayPal支付服务，又投资了Facebook、LinkedIn、Yelp和Friendster等全球知名互联网企业。他还有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奖学金，鼓励20岁以下的年轻人辍学创业。他因为互联网技术革命而成为亿万富翁，却“不习惯使用BlackBerry、iPhone或者电子邮件这类东西”。他认为，曾经发明了现代流水线作业、摩天楼、飞机和个人电脑的美国，现在却变成各种小打小闹的电子科技玩意儿的天堂，忽视了科技改变世界这样更加壮阔的理想，失掉了对未来的信仰。在硅谷，他更多地被视为思想家而非单纯的投资家。

朱棣文

Steven Chu

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系主任、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朱棣文，因为他“发展了用雷射冷却和捕获原子的方法”。往前倒数10年，朱棣文刚刚成为该校第一位华裔教授。2004年，因为“想招募世界上一些最好的科学家，研究气候变化的对策”，他离开斯坦福，出任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主任，研究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2008年，他获得新任总统奥巴马的提名，出任美国能源部长。作为美国总统内阁中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人，朱棣文完成了从科学家到政治家的转变。

瑞茜·威瑟斯彭

Reese Witherspoon

2001年的电影《律政俏佳人》让时年25岁的瑞茜·威瑟斯彭一跃成为新一代“美国甜心”，确立了其作为好莱坞一线女星的地位。她在影片中扮演的金发女郎艾丽是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哈佛法学院高才生，而在现实生活中，瑞茜也不遑多让，曾在斯坦福大学主修英国文学。2005年，她在传记片《一往无前》中成功塑造了传奇乡村歌手约翰尼·卡什的妻子，出众的演技使她摘得第78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桂冠。

达纳·乔伊亚

Dana Gioia

他是个混血儿，从小说意大利语，生活在墨西哥人聚居的社区，长大后却成为一位擅长用英语写作的著名诗人。他拥有斯坦福大学的本科学位和MBA学位，在美国通用食品公司任销售主管时，可以成功地扭转美国传统点心“吉露果子冻”的销售颓势；当上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NEA）主席后，也可以为结束一场代表着“高级读写能力普遍崩坏”的国家危机铺平道路。2004年，乔伊亚领导NEA启动了一个名为“大伙一起读”的项目。当他于2009年卸任NEA主席时，美国成年人中阅读文学作品的人数比例出现了自1982年以来的首次上升。

泰戈·伍兹

Tiger Woods

他3岁时就击出了9洞48杆的成绩，17岁拿到斯坦福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为这所著名的学府捧回10座奖杯。他创造了无数高尔夫纪录，有一些甚至被称为奇迹。在高尔夫世界排名榜24年的历史中，他位列榜首的时间长达623周。他一直是《福布斯》财富榜上最富有的体育运动员，刚刚又成为美巡赛历史上第一个终身奖金突破1亿美元的选手。尽管曾经丑闻缠身，但谁也不能否认，泰戈·伍兹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高尔夫球手，是他使高尔夫球第一次成为全球化的运动。

纽约客在硅谷

李萌

如果你继承了10亿美元资产，在纽约你会得到很多关注。但是在硅谷，可怜的是，除了几个房产中介外，没人会搭理你。但是如果你有一个疯狂的改变世界的梦，在纽约，十之八九觉得你痴人妄想，浪费时间。但是在硅谷，你找对了地方。

鸟不拉屎的硅谷

初到硅谷，乍一看灰头土脸，貌似是一个文化稀缺的地方。

不免想念曾经上学工作和玩耍的纽约。纽约像是一个眉飞色舞、直来直往的女郎：喜怒哀乐，贫富贵贱，黑道白道一切都写在脸上。纽约的街道、建筑、灯光、行人，极其视觉化，富有表现力，仿佛在争相大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设计师出身的我是典型的视觉动物，发自内心地喜爱美的事物，所以一直对这样的城市更偏袒一些。

而硅谷和纽约则有天壤之别，第一印象：丑陋。街道千篇一律，色彩单一乏味，建筑毫无沉淀，夜晚漆黑一片。但是不得不提的是帕罗奥多（Palo Alto）下城，是硅谷的一朵奇葩。主街林荫道边，违章停靠的各式私人改装摩托，色彩饱和，造型后现代，把硅谷人张扬的性格，暴露得一览无余。此外，还有年轻的创业人和有型的投资人接头儿的咖啡馆，以及会被《连线》杂志推荐的有机素食主义的试点快餐店，让人看穿了硅谷人的挑战常规、藐视权威、叛逆、年轻、乐观以及从不掩盖的钱币味——毕竟硅谷的风险投资占到了全美国的1/3强。

不过，离开帕罗奥多下城，硅谷又变回到了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不可否认，从外表看，这里视觉刺激匮缺，乏味至极。但是让我自己都吃惊的是：我在短短几个星期的时间内，竟然爱上了丑陋的硅谷。

硅谷是疯子和野心家的天堂

我是带着一个对未来的构想和一个产品的雏形从纽约飞到硅谷的。第一次感受硅谷文化是在旧金山到圣何塞的火车上：当两个陌生人面对面坐在相距一米的地方，目光无法躲避，并且彼此都明白之后的45分钟内将会保持这个状态时，他们注定是要说话的。一番攀谈，他对我的构想甚至产品兴致勃勃，思路的流动比火车还快，甚至错过站后，他仅仅撇了一下嘴，“无所谓的”。下车前，他递给我名片：某知名上市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事后，我才知道这条贯穿硅谷的线路卧虎藏龙；这种场景在硅谷的其他地方也不断重演，在孵化器，在咖啡馆，在派对中，快速的头脑风暴和思想碰撞，不夸张地说，可以与大麻和摇滚起到同样的效果：让人兴奋甚至上瘾。

这之后，我看到了初来硅谷时看不到的东西，听到以前听不到的东西。就好像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导演的电影《柏林苍穹下》（Wings of desire，又名：《欲望之翼》）中的几个场景：站在图书馆和地铁车厢里，各式姿势的人的内心独白源源不断地流进主人公的耳朵。

我听到了什么？……“5年之后，当人们在无人驾驶汽车上办公的时候，我们的办公方式会发生怎样的转变？”“20年之后，身在太平洋两岸的亲人们怎样就可以每天见面。就像打车一样简单？”“什么时候，清洁能源能廉价到比水还便宜？”“如何帮助地球70亿人保存DNA等敏感信息？”“未来，学生还要挤破脑袋挖空钱包去修大学的课程吗？”……

所以我喜欢闭上眼睛，欣赏硅谷。人是需要一点想象力的。硅谷的文化精髓不在实体的一砖一瓦上，不在表面的一红一紫上，硅谷有而纽约无的是一个产生和孕育想法的系统，包括人的资源、资本、思想等。而这个系统里最重要且很难被效仿的是几十年机缘巧合发展形成的硅谷文化。如果你的视野、想象力和硅谷同步了，你就会听到那些声音，并且产生自己的声音。

硅谷和纽约比，视觉上一个是空，一个是满。硅谷有太多空白。也许是因为硅谷的空，才有了无限想象的可能。一个又一个公司在开拓领域，而不仅是完善已经存在的产业、市场、服务和产品；硅谷人在试图做从0到1的事情，而不仅是从1到n的事情。硅谷人喜欢玩大主意。什么叫大？比如想把人送上太空的SpaceX。

这就是硅谷的魅力：有敢想敢做的人，而且不仅不会被标为“疯子”，反而越离谱，越会激发其他硅谷人的肾上腺素。当一群人都有无限的想象空间，之中的个体也会体会到一种自由，其维度远远超过你眼前看到的一切。毕竟任何具象的有形的东西都是有边界的。

这个产生和孕育大想法的系统随着无数次成功的案例，以及无数次乘以9这么多次的失败的案例的叠加，不断优化，沉淀了硅谷的思想、文化，积累了证明这套系统优越性的证据。是的，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诞生了玩转地球几亿人的产品：谷歌搜索、脸谱、苹果手机等等。而且这些从0到1的跨越，是在短短的几十年甚至十几年时间里完成的。所以，吸引我的是硅谷的深度和速度，而不是外表：就好比一个其貌不扬的人语惊四座。这种冲突感也造就了戏剧般的传奇美。

纽约和硅谷都是有魅力的地方。但是不同的地方会向你发出不同的信息。比如走在曼哈顿的百老汇大街，你会体会到纽约发给你的信息：要赚钱，要时尚；在硅谷，你收到的信息是：要有野心，在宇宙中留下一个印迹。野心在中文里不是一个褒义词，我们讲究中庸。但是在硅谷，野心不仅仅褒义，而且已经变成硅谷人的标配。在硅谷，要紧的不是你是否是富二代，而是你的野心有多大，你要改变多少人的未来。用硅谷Y Combinator老大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的话来说：如果你继承了10亿美元资产，在纽约你会得到很多关注。但是在硅谷，可怜的是，除了几个房产中介外，没人会搭理你。但是如果你有一个疯狂的改变世界的梦，在纽约，十之八九觉得你痴人妄想，浪费时间。但是在硅谷，你找对了地方。

享受舒适区（Comfort Zone）外的世界

如果说东海岸的纽约和西海岸的硅谷人有什么共性：除了容易理解的高过云端的自豪感和优越感外，两地都是移民聚集地。

2011年美国国家政策基金会对创业公司的调查表明：在美国半数被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是移民参与创建的。比如谷歌的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就是俄国移民；来自匈牙利的安迪·葛洛夫（Andrew Grove）则联合创建了Intel；巴西籍的迈克·克里格（Mike Krieger）在2004年搬到加州，之后联合创建了instagram；爱尔兰的兄弟帕特里克和约翰·科里森（Patrick and John Collison）创建了和Paypal相抗衡的Stripe；土耳其的艾伦·巴利（Eren Bali）和奥克塔伊·卡尔加里（Oktay Calgary）参与创建了要颠覆大学教育的Udemy。其实这些移民可以回到更舒适的本土主场，但是为什么会选择在硅谷创业？除了刚才提到的硅谷散发的信息和提供的资源以外，还有一些更微妙的东西容易被忽视：在一个背井离乡的地方，人往往会更勇敢，更自由，更无所顾忌，跟着心和感觉走，跳到舒适区之外，甚至做出和自己常性相悖的“壮举”——比如创业或者抢银行。玩笑话，但是意思我表达了。

在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思想、社会和家庭的束缚都会小很多。所以把工作辞掉或者决定退学的时候，你可以暂时不去说服老爸老妈。而且，社会为每个人铺好的路是让你找一份稳定工作，而创业者偏偏挑选了一条大多数人没走过的路，这本身就是跳出舒适区。这样的人往往骨子里就有自虐倾向，他们在舒适区外更为享受，而所有的移民也都是这样：在自己的舒适区外生存和繁衍后代。另外，真正的创新，其失败率是极高的，但当你本来就不属于这里的时候，你的成功和失败都会比想象中更平淡一些，因此，你可以更加关注实质的东西。

可以说，硅谷的本地人少得可怜，硅谷的开放得益于移民文化，所以硅谷和纽约很像：都不代表真正的美国。

Instagram 的两位创始人都是斯坦福的毕业生，他们公司的价值在两年内从0 增加到10 亿美元

硅谷人怎么看未来？

Paypal联合创始人、著名投资人（脸谱的早期投资者）彼得·泰尔（Peter Thiel）曾经讲过一个有名的四方图，用来分析人们对未来的看法。沿纵轴从下到上是悲观到乐观；沿横轴从左到右是不确定到确定的。

我想借用这张图来描述硅谷人看待未来的方式。美国人向来很乐观，但是2007年经济危机以后，美国中部、南部等大部分地区的人已经失去了保持了20多年的乐观感，而硅谷人的情绪似乎没有被2007年的经济危机影响。硅谷有和美国不同步的喜怒哀乐。也许是因为这里的系统、科技和人才在创造和定义未来，换句话说，未来是在硅谷人手里的，所以少有对未来抱有悲观看法的硅谷人。硅谷知道自己在掌控未来，但是怎么掌控？谁来掌控？硅谷上空仍然弥漫着很多不清楚的梦想和方向。硅谷是一个不确定多于确定性的地方，不确定性让人兴奋和憧憬。比如5年前，有谁会想到，人们旅游会选择住在陌生人的家里，而不是旅馆（Airbnb）？5年前有谁会想到，我这篇文章是在iPad上打出来的？我现在也在做自己的产品，每天让我乐此不疲的除了和团队合作以外，就是这个把不确定变成确定的过程，把富于偶然性的模糊的未来，变成清楚的现实的过程。一个产品要想形成规模化，被百万、千万甚至上亿人认可、使用，甚至天天使用，这不是一件简单地用“运气好”就能解释的事情。需要具备一个最基本的能力：挖掘秘密的能力。硅谷是“掘秘人”（有发现秘密癖好的人群）的聚集地。彼得·泰尔在斯坦福讲过，这个世界有很多秘密，每一个秘密都可以让一个公司诞生，大秘密启发大公司的创建，小秘密启发小公司的诞生。秘密总是在那里，重要的是谁有发现秘密的能力、方法和资源。至于赚钱，如果你已经有了“掘秘”的本领，还发愁赚不到钱吗？

这种乐观的拥抱不确定性的态度就是硅谷心态。心态是受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影响的，而心态决定命运。

小时候很憧憬可以坐进机器猫阿蒙的时间机器。在硅谷，实现了。

纽约的现在是今天，而硅谷的现在是明天。硅谷的明天又是什么呢？

（作者为Clipular联合创始人、产品设计师）

从工程师到企业家——专访英特尔前总裁、董事会主席克雷格·巴雷特

蒲实

出生于旧金山，1957级老斯坦福，本科，读博，做博后，留斯坦福任教，出色的材料工程科学家。如果不是1973年的一次机缘和一个决定，克雷格·巴雷特（Craig Barrett）也许可以在美丽的斯坦福校园怡然终老。但命运将他卷入一个日后将变得伟大的企业——英特尔，与戈登·摩尔（Gordon Moore）、罗伯特·诺宜斯（Robert Noyce）和安迪·葛洛夫（Andy Grove）等硅谷巨人共事余生。

斯坦福：崛起前夜

与我谈话的这天早晨，巴雷特刚刚去领了捕猎用的射箭执照。他在蒙大拿有很广阔的一片牧场，333英亩。他热爱徒步、狩猎和钓鱼，小时候曾梦想当个护林员，现在终于当上了牛仔。人们慕名而来，以每小时350美元的价格，在他的Triple Creek牧场住上3天，跟“英特尔先生”一起钓鱼、骑马、共进晚餐。钱都捐给自然保护基金。他对我说：“过几天我会去草原上实战一下，在大风中寻找肥鹿。”他最自豪的往事是驾驶两人座的F-16战斗机，以及从犹他州骑车到墨西哥。

不过，斯坦福时代的巴雷特可没有这么飞扬。问他，当年大学校园里他最喜欢的地方和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哪儿？他哈哈大笑说：“我想应该是材料与工程学院的那个实验室，在那里花的时间，比在别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花得多。那时我是个学生，得靠研究助教这份工作来养活自己。”那时的他也没什么特别的爱好，就是工作，工作之余打点沙滩排球。我猜想青春时代的巴雷特，大概生活三点一线，有点书卷气，中规中矩，沉浸在科技的世界里。他曾发表了40篇有关微观结构对材料特征影响的论文，学术上很出色。

那时的斯坦福，是个较为纯粹的大学。“硅谷”刚刚才开始孕育，直到1971年，才正式出现了“硅谷”这个名词。当时只有少量的几个小公司，就连惠普和Varian也还不大，学校与外面的世界还有一堵无形的墙，保持着象牙塔的清静。巴雷特说，对他影响最深的人是他的两位博士导师，威廉姆·尼克斯（William Nix）和奥列格·舍碧（Oleg Sherby），两位老教授现在都已退休。“大学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与他们紧密地合作中度过的。他们教会我理解如何推进一个研究项目——提出好的问题，搜集准确的信息，提出假设，并小心地加以验证。”今天，斯坦福的许多教授都与企业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往往是某个公司的顾问或董事会成员，拿公司股份。学问之外，他们能给学生提供很多人脉资源。“但我那个时候还不是这么回事。”巴雷特说，尼克斯和舍碧教授都把40多年的岁月贡献给了材料机械属性的研究和讲学，实验室就是他们的天地。上世纪60年代的斯坦福，一个教授所能给予的最珍贵影响，就是严格的学术训练。斯坦福岁月给巴雷特留下的最深刻的烙印，就是成长为一名材料工程师。直到今天，“工程师”仍是他最引以为自豪的身份。

斯坦福大学与企业的联姻在那时已初露端倪。美国海军和NASA在湾区的存在，产生了一定数量的科技公司和航空航天企业。“我想，‘冷战’和‘星际争霸’是对斯坦福产生了影响。那时，人们对军事成就兴趣浓厚。基础研究不仅对私有部门和经济繁荣发挥作用，而且也在军事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但那时候，斯坦福大学的很多研究不是军方资助的，而是政府的其他部门，比如能源部、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当然也有一些国防部的项目，但主要的那些研究也不是直接导向军事和国防的，而是为了从广义上理解基础科学的趋势。”巴雷特说。

围绕斯坦福，存在着两股力量。“当时，斯坦福大学与研究所——那时叫‘斯坦福研究院’——的关系就已经很密切，研究院附属于斯坦福大学。那时候，研究院进行了很多政府秘密级别的研究，特别是军事研究。我想，这在当时，比学校与工业的联姻显得更为突出。那时候，在校学生有很多反对政府秘密研究的抗议游行，但没有人反对过与工业相连的研究。工业研究被视为是好的，非秘密的政府研究也没人反对。把秘密的政府研究驱赶出校园，只留下与工业研究相关的东西，是大势所趋。最后的结果是，‘斯坦福研究院’从斯坦福大学独立了出去，跟大学不再有关。”

斯坦福选择了它的历史方向：没有秘密军事研究，它的路径是开放式的。后来人们会问，为什么是斯坦福孕育了硅谷，而不是离它不过一小时车程的加州伯克利大学？伯克利的历史更久远，诺贝尔奖得主比斯坦福更多。在《硅谷的秘密历史》一书中，史蒂夫·布兰克（Steve Blank）的说法是：“二战”期间，斯坦福和伯克利都是美军的秘密武器实验室。但关键的区别是，斯坦福负责研发的是导弹和监视卫星，而伯克利则是核武器。所以，斯坦福可以鼓励教授和学生走出去，自己创办公司，而伯克利只能处于一种封闭状态。不过，巴雷特不这么看。他觉得，斯坦福和伯克利都是硅谷的母体。他的亲密合作伙伴、英特尔创始人戈登·摩尔和安迪·葛洛夫就都毕业于伯克利。

这条道路与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学院院长弗雷德·特尔曼（Fred Terman）在上世纪30年代所开创的道路形成合力。特尔曼目睹自己最优秀的学生毕业后在当地找不到工作，不得不纷纷去东海岸就业，就鼓励学生自创公司。在纽约通用电气公司任职的戴维·帕卡德（David Packard）和在麻省理工继续深造的比尔·休利特（Bill Hewlett）在老师感召下回到斯坦福，创立了民用高科技公司——惠普。这是硅谷的薪火。斯坦福校园的一大片空地被用来以很低的租金租给一些小的科技公司。这些公司当时还不为人知，但日后却成为重要的技术和企业诞生地，其中包括肖克利实验室的“八叛逆”创建的仙童半导体公司。

对年轻的巴雷特来说，那是个振奋人心的时代。当时，从仙童半导体的母体内诞生出很多创新型的半导体公司，其中包括罗伯特·诺伊斯和戈登·摩尔于1968年创建的英特尔。巴雷特的内心于是开始发生一些变化。他告诉我：“半导体业在硅谷才刚开始起步，恰好，我所做的材料科学的研究，对于硅的制造非常重要。那时我给硅谷的一些半导体公司做顾问，包括仙童半导体，我当时开始想，我所掌握的技能，应该能对这个初生的行业非常有用。何况，我自身开始对更加应用性的研究越来越感兴趣，而不满足于仅仅做基础性研究。半导体这一行非常有趣；人们当时都有一种心态，就是要把实验室里研究出来的工程原型，尽快地转化成市场中的产品，从想法变成产品的周期非常之快，这很吸引我。相比基础性研究，你大概得在实验室里待上十余年，兴许才能出点结果，然后能给市场提供点产品，产生一定的影响力。”

巴雷特决定加入摩尔与诺伊斯的团队。开始，他只打算暂别斯坦福，离职一年，保留教职。1974年，他短暂地回到斯坦福。“我的教职只能保留一年，我没有太想清楚是否还要这个教职，还不能最终决定，所以回来了。但我很快发现，我的心思都留在了英特尔做的那些事情上，这比我在斯坦福做的事情有意思多了。我很快决定，回英特尔。那边的工作是全职的，不能兼做教授，所以我永久性地辞掉了在斯坦福的教职。”

当外面的世界变得更精彩，吸引着巴雷特走出校园之墙的时候，斯坦福大学已经准备好崛起成为一个世界一流大学了。

从工程师到企业家

巴雷特也许未曾料到，他会在英特尔待35年，他更未料到，英特尔会如此幸运地成为巨头。他说：“1974年，我加入英特尔，它一年的收入才4000万美元，是一个很小的公司。当我2009年离开的时候，它每天的收入就已经是1.4亿美元了。在硅谷，每天都有上千个启动项目，每年有无数个小公司建立起来，但一个小公司能在几十年里成长为如此规模巨大的公司，就像惠普和微软一样，这种概率非常小，这种运气很少出现。”“1974年，英特尔与当时同时存在的许多小公司并无多大区别，但英特尔幸运地做出了一个个恰巧正确的决定，它变得与那些小公司与众不同，脱颖而出。要成为一个价值四五百亿的大公司，真的很不容易，概率很小很小，从来如此。”在硅谷这样一个充满冒险与不确定性的地方，你最常听到的词除了“风险”、“企业家精神”、“创业”和“资本”外，就是“运气”。

很难在当时就知道，什么是“恰巧正确的决定”。就像1965年，当英特尔创始人戈登·摩尔在《电子学》杂志上发表文章，预言集成电路芯片上集成的晶体管数量将每年翻一番（后来又修正为两番）时，集成电路才刚问世7年，当时只能将几十个元器件集成在一块芯片上。摩尔当时的话听起来好像是科幻小说，不断有专家认为，芯片集成的密度已经到顶，摩尔错了。只有后来的事实证明，摩尔的预言是有远见的。1985年，英特尔放弃了记忆性芯片生产，把赌注全部押在微处理器上，把公司原本多样化的芯片生产模式改造成单一性生产个人电脑的芯片。当安迪·葛洛夫做出这样非凡的决定时，很少有人敢判断说，这是“正确的”。

巴雷特说：“能成为三位绅士团队中的一员，与他们紧密合作大约30年，是我莫大的荣幸。鲍勃是集成电路的发明者之一，摩尔发现了伟大的‘摩尔定律’，而葛洛夫是一位伟大的工程师和管理者，他们每个人都是硅谷半导体业的传奇。我耳濡目染，获益匪浅。”1999年，巴雷特接过葛洛夫的总裁职位。曾有人问他，跻身于这些伟大的前任中有何感觉？他略微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面无表情地说：“我的个子比他们高。”很难想象，他如何与笃信“偏执狂才能生存”又生性多疑的葛洛夫保持了近30年的最亲密关系。仅仅是如此长时间的稳定伙伴关系，在硅谷这个分分合合随时发生的地方也非常罕见。巴雷特并未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对我说：“我们稳定的合作关系的确是一种奢侈，因为英特尔一直在成长，成长得非常稳定，非常大。作为高管，你仍然能在其中看到足够的成长与上升空间，与公司壮大同步。英特尔没有因为收购或并购而发生所有权的变化，管理层也没有变动。”

巴雷特说他从未受过任何商业与管理方面的专业训练。我问他，他是如何从一名工程师转变为企业家的？他说：“我必须承认，我学的是工程，教的是工程，最后的工作也是工程师。但我认为，工程的教育和训练，对解决商业和管理上的问题，非常有效。工程学本身，就是一门系统性解决问题的学问。你得学习如何找到问题，学习如何搜寻正确的信息，学习建立假设，然后给出回答，最后检验你的回答到底正不正确。这些工具和技能在商业上非常受用。我相信，工程师所受的训练，对于商业世界来说，同样适用。如果你看看美国前500强企业的CEO名单，你就会发现，他们中间绝大多数都是工程师。”他立刻意识到，他说的这话会被反驳，于是说：“我跟你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得小心才是，因为我太太现在是雷鸟商学院的主席。也许她应该跟你说，MBA是个进入商界的好学科，其实有时我觉得，工程学也是。”事实上，今天的斯坦福大学工程院，已经专门为工程学的学生开设了商学院课程。

1986年，英特尔曾经营惨淡，日立、东芝等日本芯片制造商的速度和质量对英特尔构成严重打击，英特尔从曾经的支柱产业——存储器制造领域全线撤退。作为工程师的巴雷特受命寻找问题的答案。他向国内芯片制造设备的供应商询问日本公司是如何使用这些设备的，向购买芯片的大主顾们打听他们在日本供货商处参观时的见闻，再到英特尔公司自己的日本合作伙伴那里做调查，研究每一条有关竞争者如何设计和管理他们业务的公开的和学术上的信息。最后，他回到公司，从头到尾革新了英特尔公司的制造流程，并设计了一种能在所有下属工厂快速推广新制造技术的办法。巴雷特认为，这是他工程师的思维和工作方法发挥了作用。在他接任英特尔时，微处理器性能的提高再也不是推动计算机产品新陈代谢的决定力量，而是微处理器价格的下降，英特尔感受到了来自AMD公司和国民半导体公司的竞争压力。巴雷特于是再次以工程师的方式解决问题——他宣布，英特尔的资本投入将放慢，他将致力于提高英特尔已有工厂的生产能力和效率，同时开拓新的业务，比如影像处理和网络设备领域。

作为工程师，巴雷特对技术发展的趋势有很深刻的理解，他认为，这是一个高科技企业决策的基础。我问他，为硅谷发展奠基的重大技术进步是不是都已成型，剩下的就是创造性应用和小修小补的完善了？他说：“你有些夸张了，还有太多的基础学科需要进展下去。就以晶体管的历史为例吧，从它诞生到现在，五六十年了，其间仍然不断产生了重大的发现。我们今天所造的晶体管，十年前还从未出现，而我们现在一天就能造出万亿个来。再看看通讯，人类从有线通讯到了无线通讯，再到光纤和卫星，始终有巨大的科技进步在发生，而且也将继续发生。硅谷现在有了新的社交网络的发明，比如Facebook和推特。它们之所以能被创造出来，是因为我们有摩尔法则，有通讯技术的盛宴，还有能够大量存储的芯片。Facebook是站在前人基础发明之上的——晶体管、玻璃纤维、记忆存储等等。我相信，互联网、数据服务、社交网络、电子成像、电子内容创造，都将继续取得重大进展。你再看看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与重大难题，有多少都与电脑更大更强的计算能力、通讯能力和存储能力有关？”“我想，跨学科的融合是大势所趋，比如，工程与生物学的结合——计算机参与到DNA分析中，参与到药物试验的模拟中。把过去那些互不干涉的基础技术，跨领域地结合起来，硅谷又将迈出重大的步伐。”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巴雷特执掌英特尔时的战略目标很明确：英特尔的疆域将超越个人电脑处理器领域，要用芯片优势将世界范围内所有的电子产品收括囊中，包括计算机网络、通讯和消费电子产品。

新生代

巴雷特感到，今天的斯坦福与硅谷的性质在发生改变。他觉得，革命性的改变力量是风险投资行业的成长。“上世纪60年代，风投才刚起步。英特尔初创时，能够拿到的资金是非常有限的。随着风投行业的成长，硅谷有越来越多的启动项目，越来越多资本，越来越多的创业活动。今天的硅谷，与40年前确有不同，钱的供应，一下子宽松。”在巴雷特看来，“硅谷最独特的企业家活动受到几个因素的推动：从事出色研究的斯坦福大学，聪明绝顶的学生和教授，催生企业的伟大想法，以及不可或缺的风险投资资本。”

工程师和技术精英也不再是创业的唯一群体了。巴雷特也看到，“有一批基于现有技术应用的创业者，比如，谷歌和Facebook。他们不再是以革命性的技术创造来推动变革，而是创造出新的生活方式与社交方式”。正因如此，巴雷特在任期间，也在改变英特尔引以为傲的“工程师导向”文化，而越来越以消费为导向。巴雷特多次公开表示，如今英特尔正在生产创造客户需求的产品，而不再是那些满足需求的产品。

巴雷特认为，1995至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崩溃，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硅谷最根本的禀赋——冒险的热情，创业的精神和有活力的资本。“经济危机只是暂时减缓了投资的速度和创业的速度，但几年之后，它又很快恢复过来。”巴雷特恰好受命于危机中。2001年，在芯片产业有史以来最长的衰退中，他力排众议，在研发和制造方面投资了280亿美元。他看好硅谷的活力，相信危机终会过去。

而斯坦福大学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如果巴雷特是今天斯坦福的一名年轻教授，也许，他不必再辞去斯坦福的教职，也能去英特尔创业。风险与工业资本慷慨地反哺着斯坦福大学的每一个实验室。在能源环境学院的一个实验室里，气候与能源项目的主管萨利·本森告诉我，她的项目有1.2亿美元的基金，分别来自通用电气、埃克森石油、杜邦、丰田这样的大型企业。他们正从事的是最基础的科学研究，要解决的是最复杂的环境与气候问题，包括新材料的发明、二氧化碳的捕获等等。但是，在项目进程中，由于与工业资本的密切联系，随时产生的应用性成果都能迅速获得新的项目资金，成立新公司。他们现在有一位做机械研究的博士生和一位透明导体电子研究的学生，已经获得了风投。“在别的学校，你做研究，然后在一本研究期刊上发表文章，然后可能有公司会看到，来找到你，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在斯坦福，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得更快。”

英特尔也在斯坦福实现着巴雷特所说的工程与生物学结合的跨学科研究。翻一翻近期的斯坦福新闻，就会一目了然：“斯坦福大学医学院与英特尔在常用于计算机微处理器的硅芯片上直接合成了疾病相关的高通量多肽阵列，这一新技术有强大应用潜力”；“英特尔与斯坦福大学近日宣布了英特尔的第二个博爱对等程序：斯坦福阿尔茨海默氏症和淀粉样蛋白病研究程序，这种技术与超型计算机执行的运算相似”；“英特尔与斯坦福大学用点对点技术研究老年痴呆症与蛋白质病变研究计划。简单地说，点对点技术可以充分利用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个人电脑使用者的未利用空间，集结起来成为一个虚拟超级电脑，用来加速各种疾病的研究，让新药可以快速开发与上市”。

斯坦福与硅谷的未来，仍然充满着想象力。

（特别感谢何铮鸣与芭芭拉·克雷格夫人的帮助）

谢青：斯坦福与硅谷岁月

蒲实

在帕罗阿托高尔夫俱乐部大厅的沙发上等谢青（Ken Xie）时，我翻了翻大理石茶几上的花名册。每个会员都有一张很正式的夫妻合影或全家福，露着优裕生活所滋养的自然优雅的笑容。硅谷许多有成就者的相片陈列于此，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其中有思科总裁兼CEO约翰·钱伯斯，第一位硅谷的华人企业家李信麟，谢青的照片在倒数第三页，同一页上还有过去思科的技术奇才、后来去了瞻博网络（Juniper Networks）的吴宗宪（Woo Hsien-Chung），以网购比价和搜索引擎成名于硅谷的美籍韩裔企业家梁民正（Michael Young）。

谢青

从清华园到斯坦福

谢青准时出现。他1.95米，西裤就像被扯长过似的。他年少时在北京的什刹海体校打过排球，打到18岁，才奉父母之命，告别体坛，进清华无线电系。但篮球他一直还打，后来结识对他职业生涯来说极为重要的合作伙伴——邓锋与柯严，现在名气极盛的“北极光风投”的创始人，就在硅谷的篮球场上。

谢青49岁，极为谦逊，有工程师的稳重，丝毫看不出来他的野心。他在全球网络安全领域的地位举足轻重。他参与创立的第二个公司NetScreen，2004年被网络设备制造巨头Juniper以40多亿美元巨资收购，那是大陆工程师硅谷创业光辉岁月的巅峰。今天国内许多网络安全公司的创始人，当年都曾在NetScreen工作过。作为股东，谢青在40岁时身家过亿。他的第三个公司Fortinet，2009年在纳斯达克上市，市值30多亿美元。谢青并不觉得自己爱冒险，他觉得“但凡背井离乡、只身来到美国的移民，身上必有一股子劲儿，天生有点冒险基因”。1992至1997年是中国留学生在硅谷的第一波创业潮，谢青觉得，“硅谷对外来人很宽容，很开放，哪怕你英文说得不是那么溜，也不是问题”。

谢青父母都是清华大学教授，他说自己“头20多年的日子在清华转，后20多年绕着斯坦福转”。清华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很难抹掉。他的几次创业伙伴，绝大多数是清华出来的斯坦福校友。他一度因另立门户，与同班同学邓锋形同陌路，两人现在都是业内大佬。谢青说：“友情和工作关系还是分得开，现在，大家能聚一起吃吃饭聊聊天就聚聚，聚不到一起也就算了。”另一个印记是，他已坐拥丰厚资产，但“直到现在，家人还是劝我有空时去斯坦福拿个博士学位”。拿学位，学而优则仕，对中国学子来说，是一条被赋予期待的寻常路。当年，谢青没去申请的美国中部某校读书，直接到了硅谷。他的清华导师在斯坦福访学期间，受到那里创业氛围的鼓舞，开了公司，他去帮忙。后来上了斯坦福，做第一个公司，没修完学分又二次创业。他对此既有些耿耿于怀，又颇感与众不同：“大概加州这儿的中国人，极少有人是没读完学位就辍学的吧？”

谢青认为，这恰是斯坦福的独特处。“它的传统，不是你得学多么好，几年拿个学位，而是你有能力把一个好的想法变成一份实业。”“互联网创业最好的年龄其实就是大学时代，接触的东西很多，却还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你想得越开，创造的东西就越好。一旦进了公司，做得很专，反而失去了创造性。微软、戴尔、思科、雅虎、谷歌、Facebook，无一不是学生时代创下的。”但同时，“斯坦福又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学业优秀是你能力的证明，证明自己的能力，才有人愿意与你合作”。斯坦福“本科不分专业，同学之间随机组合，交友广泛，跨学科交流，且不限制毕业时间，鼓励你干点别的”。相比之下，“清华把这几年管得太死”。谢青现在斯坦福讲一门关于云计算与安全的课，“邀请上市公司的CEO给学生授课，这是斯坦福的传统。清华和北大也应该这么做”。

在高尔夫俱乐部餐厅落座，我问他是不是刚有应酬。他说，不，他来这儿只是运动健身的。他一周只有两到三个商务午餐，晚上基本无应酬，周末更是陪家人的时间。国内老板很多饭局和应酬，“大概要吃很多次饭，打很多场高尔夫，才建立得起信任，才敢投钱。要不然，钱被人卷跑了怎么办？”而在硅谷，不需要太多人际关系的智慧，只一杯咖啡，一个好点子，“投资人就敢直接往你账户里打钱”。谢青对信用社会有切身的感悟，“美国人从小就知道，撒谎的成本极高，代价极大。在学校里，老师如果规定作业要自己完成，结果发现你和同学互抄了，不良的信用记录会跟随你很久”。谢青说，在斯坦福，与人相处很简单，“身份”是个没人在意的话题。如果你做出个好东西，“大公司不会想着自己也轻而易举地弄一个出来，而是会以高价来购买你的创造”。在斯坦福，想法总能待价而沽，实现它的价值。

我不禁想到，走在斯坦福大学外的小街上看到的情形：路两旁一个接一个的咖啡馆全都敞开着大门和窗户，座无虚席。我们在马克·扎尔伯格成名前常来的“大学咖啡馆”坐下。一位正在创业的年轻人告诉我，这儿你随处都能看到，一两个年轻人正在向一个年长的投资人“喷”他们的点子。我能感受到，这些休闲的夏日装和自在的年轻表情下，散发着激情的温度。那种无拘束的放松状态，能让想象力尽情驰骋。

光荣与梦想

谢青在校期间做的第一个公司，4年，没成大器，组织松散，风投也没看上，“但解决了房子和安家问题”。而且，硅谷是个“对失败很宽容的地方，风险投资最看中人的能力，觉得你有过失败，就有更好的经验，反而会投钱给你”。这次创业，谢青发现，软件防火墙存在致命缺陷。“用软件做，做不快，它永远受两个条件的限定，第一是PC机的性能，第二是操作系统的限制。”他想用硬件来做防火墙，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想法。但谢青说，当时就是想实现财务独立而已。初期没资金进来，三个创始人每人出资5万美元，后来有了第一笔台湾人的天使投资，100万美元。半年后，第一笔风投——红点资本的350万美元也进来了，到后来大约总共6000万美元的投资。不久，公司有了第一个顾客，叫VSMedia，是个色情网站。

斯坦福和硅谷的人有一种不安分的野心，出类拔萃之辈很少会想，在一个大公司往上爬，然后终老。创业是种命运的召唤。初创NetScreen，邓锋和柯严分别从英特尔和思科辞职；Netscreen被Juniper收购不久，他俩再次辞职，出来创风投。从Netscreen走出了一代创业工程师：Palo Alto Networks的毛宇明、艾诺微科技（Aerohive）的刘长明、杰华科技（Sigma Resources）的谭廷、山石网科（Hillstone）的童健，还有Weaver Mobile和uArmor的创始人等等。创业型企业会把它的创业基因植入它的员工体内，无穷遗传繁殖下去。谢青的公司有十来个斯坦福毕业的雇员，“但都是做法律方面的，工程院毕业生很少不自己去创业，在公司待不住”。谢青曾在1999年离开了Netscreen，那天，CEO罗伯特·托马斯铁青着脸，陪他收拾好个人物品；员工们有些突然地收到邮件，说谢青已经离开。

面对谢青，会不禁想，他谦和的外表下，到底有多大的抱负？人们爱用鸭子来形容斯坦福的学生，那平静的水面下，鸭掌在不停地奋力划水。遥想1999年，具雏形的Netscreen引入巨额风投，强势资本要行使对公司的掌控权。谢青轻描淡写地说：“当时风投任命擅常销售的CEO罗伯特，关心的是华尔街资本的短期利润，不愿投钱做长期研发，所以和我有矛盾。他们想把公司卖掉。所以我想去做另一个公司，想实现很多想法，而不是卖掉它。第三个公司的天使投资人还是原来那些。”直到今天，他虽已是若干风投基金的投资人，却仍对财大气粗的风投资本咄咄逼人的控制欲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反抗，“风投追逐的是短期利益，随时可以变现走掉的”。他现在还是100多个公司的天使投资人，他对“天使”这个词明显有更多好感。“投资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天使投资人拿的是自己做生意的钱给你，钱有温度，有耐心，有远见，作为策略投资人，还会介绍很多关系给你，对我的销售渠道和市场帮助很大。风投拿的是别人的钱，急功近利，想的就是套现。”第三个公司拿到了100个天使投资人1亿多美元的投资，没有风投再一家独大，耀武扬威了。

谢青显然是憋着一口气离开Nets-creen的。他做了些投资，没成功；再战，重新创办Fortinet，十年终于磨成一剑。2009年11月，谢青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敲响Fortinet上市钟声，由此被写入历史。金融风暴后的21个月里，Fortinet是硅谷上市的第一家公司。也许有件轶事，可以佐证他离开Netscreen再次创业的心态。那一年，有一天，斯坦福毕业的金海平找到他，跟他谈一个想法。金海平在斯坦福读书时就梦想，要做基于手机的个人定位服务，也就是手机上的导航软件。他和谢青一起吃了午饭。谢青鼓励他说，“憋不住了，就跳出来干，别总犹豫”。据说，这句话决定性地促成了金海平离开劳伦斯公司，同年在硅谷Sunnyvale成立TeleNav。记得一位曾在甲骨文、微软和通用公司工作过的印度高管曾说过：在别的地方，你很有才，大公司会给你份工作，想方设法把你留住，免得你自立门户。但在硅谷，你有很才，公司的人会对你说：“哪天你若自立门户，能带我一起干吗？”世界上大概只有硅谷这个地方，“人们都坚信，伟大的想法必会产生伟大的价值”。

谢青指向俱乐部餐厅落地窗外的景色，缓缓起伏的山丘上撒落着密密匝匝的红瓦房。“从地理上说，硅谷就是圣鲁克兹山脉和旧金山湾所夹的这片谷地。”这小小地带聚集了全美40%的风险资本，高强密度下，资本相互挤压、碰撞、变热，像喷吐的蒸汽一样有活力。平均每个月，硅谷上空都游荡着7亿美元的资本幽灵，在寻找着与聪明绝顶的头脑相结合。资本聚集的原因，有一种解释是，风投有个“20分钟法则”，即所投公司距风投办公室车程不超过20分钟，这样才能随时开碰头会。谢青说：“新开的公司能拿到风投的比例大概是一半，而其中大部分风投是不赚钱的，能做到上市的概率更小，只有1%或者2%，但这1%到2%的回报率极高，足以让风投赚钱。”由于硅谷资本密度惊人，概率似乎都被巨大的磁场所扭曲，传奇频频发生，资本的冒险主义与乐观主义精神在此相得益彰。很大程度上，创新资本塑造了斯坦福与硅谷人的气质，也塑造了谢青。

斯坦福夫人为怀念斯坦福先生而建造的纪念教堂。乔布斯的追悼会曾在这里举行

此岸，彼岸

今年，谢青是“华源会”的会长。这是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大陆企业家和工程师学会，很多熟悉的名字曾与它相联：陈宏、邓锋、邵亦波、李彦宏、朱敏、张朝阳、丁磊、杨元庆、吴鹰、杨致远，等等。如果没有意外，“今年李彦宏、李东升和吴鹰会来主讲”。上世纪90年代，华人圈里都是“我们坐台下，听台湾和香港人讲话”，“美国资本最初也看不上我们”，要组织起来，相互帮忙，才更有力量。

20年前，那代留学生在硅谷创业，10年前，他们很多归国投资。时代在变。硅谷最牛的风投——红杉资本，也来北京开设了办公室。根据“20分钟法则”，如果你想找投资，又不在硅谷，那就来北京，而不是去波士顿。但那批归国时年近40岁的中年人，青春岁月所接受的精神洗礼和思维准则，却无时无刻不与现实发生着冲突。斯坦福校友、大器晚成的著名投资人朱敏就曾感慨：“中国的土地种美国的庄稼，也能种出来，但是累啊。”邓锋也曾感慨，为重新学习商业文化，他交了高昂的学费。当时Instagram以10亿美元的价格被Facebook收购，他对外界说：“这要在中国，估计卖1000万美元就不错了。因为中国互联网大佬可能就说：我就这么多钱，你要不卖，我整死你。”在一次华源会晚宴上，在美国生活了将近30年的思科安全技术总监曾毅敏，与一位从中国飞去参会的客人聊天，后者说到了一个词：“国进民退”。曾毅敏犹豫了一下，歉意地问道：“抱歉，你刚才说的那个词是什么意思？”重新学习商业与政治的边界，熟悉潜规则，明白销售客户比技术更重要，他们有时力不从心。2010年3月，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财务造假问题被曝光，所有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股价全都下来了，中国公司的诚信和契约精神受到了重大质疑。

谢青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回来过。在他的宝马跑车穿过茂密的林荫路下山那段时间里，我问他，他拿的中国和美国的政府合同多不多。他有些感慨。在北美、欧洲和日本，谢青的产品都拿到了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位置。但最终，涉及网络安全，还是会有个身份问题，“美国政府觉得你是华裔办的公司，中国政府又觉得你是美国公司，都不放心。即使我是美国国籍，但政府骨子里对你的那种不信任，很微妙。华裔在美国，政治上的影响力还不够，加州这边还不及拉美裔。政府合同还是更认白人公司，这就是所谓主流吧。不过，美国80%的订单来自市场，政府订单不大。”“但整个中国市场，只占了我们销售收入的3%。中国市场一大半客户和政府有关，有像启明星辰这样有政府背景的公司。中国市场的竞争对手很多是做软件防火墙的，技术没我们的好，但政府关系我们搞不过，他们有人自己就是政协委员。”我问谢青，有没有想过像邓锋他们那样把重心移到国内？他说：“我的公司是生存在硅谷文化的公司，已经美国化了。它有全球性的业务，但它的心脏在硅谷。”

离开帕罗阿托的前一天，谢青开车带我们去斯坦福校园拍照。我们穿过宽阔的棕榈树大道，驶向斯坦福校园的正门。那儿没有校门和牌匾，没有疆界，而是一片由建筑师弗里德里克·奥尔姆斯特德设计的开放的四角广场。站在广场上，斯坦福最负盛名的电子工程学院一目了然。谢青对它再熟悉不过了。正是这个学院，孕育了硅谷的雏形，走出了大批工程师实业家。当年，惠普创始人比尔·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就是在他们的工程院院长的鼓励下创业的。

紧邻的，是以斯坦福校友、雅虎创始人杨致远和他的妻子山崎明子命名的能源与环境研究院。问谢青，你也打算捐赠一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楼吗？谢青说，他更关注的是人——一些涉及斯坦福中美学者的交流项目，他都慷慨捐助。他特意带我们去了广场内侧的纪念教堂。阳光透过彩绘玻璃窗照进19世纪西班牙建筑风格的穹隆，静谧庄重，仿若要在这科技与资本结合最紧密的现代时空里，召唤起对古老精神源头的追思。这个教堂对谢青来说，有特殊的意义。“排队想在这里办婚礼的斯坦福校友特别多，我和我太太等了两年，才最终在这儿成婚。”他比画着当年车队驶进校园的路线，踏着《婚礼进行曲》的节奏走过教堂的场景历历在目，那也是一场将其一生与斯坦福构建起精神纽带的仪式。去年，也正是在这里，人们为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一个从未在斯坦福拿过任何学位的人——举办了纪念仪式。2005年，斯坦福邀请乔布斯在毕业典礼上发表了演讲。

第六章
海德堡大学：一个思辩之地

哲学所能给予的自由

苗炜

1806年秋天，耶拿大学城，照常理说，大多数学生和教师此时都应该为新学期做准备，但这一年，学校暂缓开学。拿破仑的军队已经逼近，在大学图书馆的阶梯上能听到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法国侦察兵来到城里，在学生酒吧停下来喝上几杯，偶尔也会和当地居民聊上两句，有很多居民都欣赏那个新的法国口号——自由，平等，博爱。战争迫在眉睫，有个年轻的哲学教员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叫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在耶拿战事打响前一天，他那本艰深的《精神现象学》初稿完成。在黑格尔看来，人本质上是精神的主要体现，精神通过我们进行活动，利用我们为它的目的服务。一本通俗的哲学教材这样解释:假如你是某个球队的球迷，为它疯狂加油，你会被一种精神感染，就好像某种东西牢牢抓住你，这里的“精神”并不是什么异己力量，而是你在赛场上与他人同样感受到的情感联系。把这种状态扩展到全人类，扩展到你作为人类一分子所感受到的那种精神，扩展到你对生活的热情，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精神”的意思了。它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大，又不是某种异于我们的东西，对黑格尔来说，这就是上帝。

我们的“世界大学封面报道”就是一次“精神之旅”。在2009年的剑桥大学、2010年的麻省理工学院之后，我们应该去哪里呢？各式各样的现代大学都可以追溯到三种原型：英国式大学，法国式大学和德国式大学。黑格尔在耶拿大学和海德堡大学的经历能说明德国大学的某种特性：德国学者通常就是一名大学教师，德国的思想家和研究者不仅要著书立说，还是与学生面对面交流、授课的教师。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等，主要是作为大学教师来影响他们所处的时代的，他们的很多著作是在去世后出版，一般由他们的讲义和笔记整理而成。康德也是大学教授，在他眼里，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都体现了统治者的意志，和对于信仰、法律及身体的控制。但哲学院不同，理性在本质上是自由的，因此哲学院独立于政府的意志，享有评判一切的自由。康德的思想类似“君子不器”，认为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的学生不过是政府的工具，这三个学院低于以理性为依归的哲学院。

弗里德里希·包尔生著有《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一书，他这样说：“在德国人的一生中，那些在大学里的岁月总是非常重要的，由于教授的影响而决定学生一生思想倾向的情况并不少见。对于学者和研究者们自身而言，这样一种关系也是愉快而有益的，与年轻人密切接触，使他们延长了自己的青春岁月。听众的存在还使得教师总是专注于那些最本质和最普遍的东西。德国思想家的哲学化倾向，其实是与这样的一个事实相联系：在德国，人们创造知识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口头传授，这是与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不相同的。在德国，学习为全民所高度重视，科学的伟人曾经为我们的年轻一代面对面讲过课，而大学自身也期待在他们之后能够人才辈出。这些伟人们具有超凡的力量，其秘密在于他们能够聚拢和维持这个国家的前沿精神，而且，只要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就能稳固他们在德国人民中业已赢得的崇高地位。”

哲学家小路，位于内卡河北岸山丘之上，被称为“欧洲最美丽的散步之所”

德国大学的一个为人津津乐道的现象是“Bummelstudenten”。这个词指那些不毕业的学生，德国高校会允许他们拖延多长时间呢？据说，目前最长的一位是基尔大学的医科生，他是54年前开始上大学的，学了108个学期。席勒在1789年谈到过两种治学态度，一种是为谋生而求学，一种是为学术而求学。席勒倡导后一种，他认为，那些掌握着科学这一高贵的武器却无高尚的追求的人是悲哀的。由此在德国的传统中，国家对大学权力的放任使得学术自由超出了一般理解的“自由”，使得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产生一种特权意识，并以追求知识为荣，学术不是达到世俗目的的手段。尽管这些永远不毕业的学生是个例，更多人走出校门成为社会精英，但人们喜欢这样的故事，永远待在校园里读书好像是我们的一种白日梦。

另一个好事情是大学之间的自由转学之风，这使得德国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关系完全是自由的，老师和学生一起去拓展真理的疆域，那些教授担任领导者的角色，但他们的地位并不是高踞在学生之上。每个学生不仅可以选择大学，还可以选择教师，如果他不愿意跟随那些教师，他随时可以离去另觅他处。在洪堡看来，任何实用性的学习会使人偏离通向修养的征途，唯有探求纯科学的活动才能达到修养的彼岸。老师和学生共同要遵守的原则有二：一是宁静，二是自由。对学生而言，大学的意义在于使他“在中学和步入生活之间，在具有许多教师和学生的地方把数年的岁月完全地用于科学的思考”。如此说来，大学更像是一段通向修养的时间，而不是一个教学楼和宿舍组成的空间。

不过，现在，席勒和洪堡的观念已经都是一种美丽的过去了。如今的德国大学无可避免地正在进行艰难的改革。所谓“博洛尼亚改革”是1999年7月在意大利提出的，主张在2010年建成欧洲统一的大学教育区，使46个国家之间拥有统一的学制和互相承认的学位。如今全欧洲已有80%以上的大学参与了这项改革。这是欧共体思路在教育上的延伸，但这种教育的统一远不如货币统一那么简单。《明镜》杂志报道说，德国大学正在经历这样一场革命：更快、更简单、更实用。学生们在哀叹课业繁重，教授们抱怨太忙，这些变化就发生在这10年之内。在“注重实际”的口号下，许多专业的学生只要6个学期就可以毕业，20岁就可以走上工作岗位，这比以前的平均年龄早了3到4年。埃尔福特大学的校长斯坦伯格说，传统的德国大学教育不以职业功用为目标，“博洛尼亚改革”等于是对德国大学传统的全盘否定，所谓的造就经济精英，就是在德国生产华尔街的高端人才，可是这种生产，其实德国大学完全不熟悉，这是拿学生和大学的未来在赌博。哈尔威登堡大学的校长帕斯特纳克也说，这是德国大学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大学教育应该有明确的职业目标，按这样的目标，学生们必须被学分制从一个教室赶向另一个教室，大学就会像中学一样。而整个社会都强调效率，落实到大学，校长们就会变成CEO，考虑如何从国家那里得到更多的拨款。

那些让德国大学为人乐道的优点，在这个效率至上的世界中都变成了缺点——过低的毕业率，许多学生一直在学校赖着，学习的内容和社会企业要求脱钩，毕业生年龄太大等等。激烈的改革企图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沃尔夫·辛格由此说：“消除一个科学家创造性的最好办法就是在他上学的时候推行所谓的博洛尼亚改革。”其实，这种改革没有取得想象中的效果：从2003到2010年，辍学率并没有明显减少，也就是说，所谓的“漫游”、“闲逛”的大学学习并不是辍学率高的根源。一位卡尔斯鲁厄大学的德语文学毕业生去找工作，结果雇主对他的学士学位十分不屑，说他们这种速成的学位简直就像是肄业证书一样。德国社会对于知识的要求其实很难改变。博洛尼亚改革前的德国大学教育系统里，90%的化学硕士会读博士。这也让新生的化学学士在职场上无所适从，许多职位仍然只是为硕士预留的。

2006年开始，德国为了提高德国大学的竞争力，分两批评选了9所精英大学，对这些大学将重点资助，尝试按英美模式将它们做强做大，以便和英美竞争。2006年底，3所精英大学出炉：慕尼黑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和卡尔斯鲁厄大学。第一批评选未能入围而愤愤不平的海德堡大学校长彼得·侯梅霍夫说：“人们习惯于说精英是一个脏词。”2007年底公布了第二批6所精英大学：亚琛工业大学、海德堡大学、弗赖堡大学、哥廷根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和康斯坦茨大学。这个评选在德国高等教育史上形成转折的意义——长期以来，按德国传统，德国一直不设重点大学，一直强调大学一概平等，即所有大学都应提供同等质量的教育。

按照目前世界通行的大学评判标准，在全球学术界享有盛名的德国大学无法获得靠前的排行，在世界大学排名前50名中连一个位置也占不到。这引起了德国各界的普遍担忧。许多德国人由此才支持激进的改革，认为该采取激进的措施，让德国高校与英国特别是美国的高校一决雌雄。德国高等教育专家因此认为，联邦政府设立重点大学能够集中利用资金，吸收最好的教师、科研人员以及最好的学生，以达到世界性的“精英大学”标准。但我们思考的，恰恰是另一个问题：即大学的功能究竟是什么？如果德国的大学，如海德堡，都转向了实用主义的精英教育道路，德国还能产生黑格尔，产生马克斯·韦伯，产生雅斯贝尔斯或者哈贝马斯吗？

“一切高等教育的任务是什么？ ——把人变成机器。用什么样的方法？——他必须学会厌倦自己。”这是尼采当年在《偶像的黄昏》中写下的批评。他追随布克哈特到巴塞尔大学，聆听布克哈特有关希腊人和希腊历史的演讲时，肩负的是另一种责任：“抚养自己长大，把自己教育成有理解力的人类，懂得做真理和精神世界的奴隶无上光荣，进而从这种知识中探知我们作为公民的真正责任。”

200年前，洪堡所主张的大学理念构成的德国大学精神，或许恰是当今我们在思考种种高等教育弊端时特别需要反思的。洪堡当年提出了“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等理念。他1809年担任普鲁士内务部教育厅厅长，在为期仅16个月的任职中，推广了自己的办学理想。他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知识观，才明确提出，大学的任务，除了对科学的探求，就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费希特是柏林大学第一任校长，他随后的主张，大学应该是“一个科学地运用理智的艺术学校”，其学术任务是“对世界的进一步创造”。而要获得创造的灵感，就需要宁静和自由的环境。“洪堡的教育”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不仅是一项针对未来的投资，无数青年人进入大学，再走出大学，接受的是智力生活的训练，用黑格尔的话说：“认识你自己——无论我们是就其自身，还是就其首次提出时的历史背景来考察——并不只是增进关于个体自我的特定能力、性格、偏好和弱点的自我知识。它所要求的知识是关于人的真实实在的知识，关于把精神当做真实的、本质的存在的知识。”

或许我们对黑格尔这段拗口的话有点儿不得要领，那我们不妨再来一段。《精神现象学》里有这样一句：“绝对知识或知道自己为精神的精神，必须通过对各个精神形态加以回忆的道路来达到，即回忆它们自身是怎样的以及怎样完成它们的王国的组织的。”

高等教育究竟应是什么？大学究竟应为每一个有志青年提供一条什么样的知性路径？这是我们每年持续深入考察一所大学的肌理的真实目的。

寻找马克斯·韦伯

鲁伊

各种不同的教科书上为这个生于1864年的德国学者赋予众多头衔——“现代社会学奠基人”、“德国经济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组织管理理论之父”……然而，于我而言，这些林林总总的头衔毫无意义。马克斯·韦伯之于我，是在成长的迷惘痛苦中，生活日积月累的压力下，一个个精疲力竭却辗转难眠的夜里，读到的那些令人恍然有所感悟，让你的心境因为感受到共鸣而得以平静的文字。

挑战任何一种预设判断之路

火车在德国西南部丰饶秀美的平原上快速行进，一片片规整平齐犹如尺子量过的农田从车窗外掠过，渐渐地，视野中开始有了汹涌起伏的苍翠群山。站起身向外看，铁轨在前方融入一条狭窄山谷的入口处，于是，我知道，海德堡到了。

海德堡，旅游手册里德国最具诗意的城市，浪漫主义运动的中心，一个让人把心遗忘于斯的美好所在。她拥有欧洲最雄伟的中世纪古堡废墟，也拥有全世界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更重要的是，她还是德国唯一一个经历“二战”依然“完整”的城市。在她的老街上，生活依然保持着100年前的样貌和节奏。

我到海德堡来，最主要的目的，要寻找一个100年前生活在这里的人。

他的名字，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各种不同的教科书上为这个生于1864年的德国学者赋予众多头衔——“现代社会学奠基人”、“德国经济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组织管理理论之父”……

然而，于我而言，这些林林总总的头衔毫无意义。马克斯·韦伯之于我，是在成长的迷惘痛苦中，生活日积月累的压力下，一个个精疲力竭却辗转难眠的夜里，读到的那些令人恍然有所感悟，让你的心境因为感受到共鸣而得以平静的文字。

他说，你来之前数千年悠悠岁月已逝，未来数千年在静默中等待；

他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智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社会生活中隐没；

他说，在这个祛魅的时代里，鼓荡心灵的诗和宗教化为虚空，但科学又不足以解决生命的根本问题，许多人在无法调试精神以应对现代世界的变迁之余，变得毫无生气而对生命无所担当；

他说，我们处在众多不同的生命秩序之中，这些秩序各自遵循独特的规则，面对不同价值之间业已存在的冲突，人们应当考虑如何在对所有人造成最小的外在内在伤害的情况下，在理解和中立的基础上解决冲突；

他还说，那些深信自己已经获知真理、强要他们其实在心底深处鄙视的人也接受这“真理”的“信仰的斗士”是值得警惕的，因为他们缺乏反省的能力，经验和理解对他们已经不再有影响……

马克斯·韦伯

1930年，韦伯去世10年后，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被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译成英文，在那之后，他的影响力开始超出德国的疆界，在英语世界中不断扩大。60年代后，对韦伯著作及其思想的兴趣从美国又传回德国及欧洲大陆，并在亚洲各国蔓延开来，成为社会和人文学科最大的热点之一。学术界里，专门有一个名词形容这一现象——“韦伯复兴”。学者的影响力通常在身后呈削减之势，但这一规律却并不适用于韦伯。随着现代性的矛盾逐渐清晰地展现开来，人们惊讶地发现，早在一个世纪之前，现代化、理性化和效率化依然被玫瑰色的理想主义的迷雾所笼罩之时，韦伯就已经清醒意识到了朝着这一方向的单向度运动对人类社会丰富多样、参差包容的侵蚀和损害。

这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生活在怎样的一个时代？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

当我试图追寻这位哲人的生命轨迹，很快发现，这是一条交错往复，朝向多种可能，挑战任何一种预设判断的路。

韦伯生命中至为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是1897年。这年夏天，他站在母亲的立场上与父亲发生了一次激烈冲突，一个月后，父亲便在旅行中猝然离世。这一事件触发了家族遗传性的精神疾病。在那之前一年，马克斯·韦伯刚刚以32岁之盛年成为海德堡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之一，前途光明似锦。但在随后的6年半中，他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精神崩溃，无法应付教学，无法阅读、写作甚至与人正常交谈。他在树林中散步时也会失去控制放声大哭，狂躁发作时，连家里小猫基蒂的喵喵叫声都能让他神志错乱，而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这个曾经对妻子宣称“一个晚上1点钟之前上床睡觉的教授不配被称为学者”的工作狂，只能整日茫茫然地坐在窗前，摆弄自己的指甲，眺望外面的树梢。

这样的情形似曾相识，让人想起克莱斯特、舒曼、荷尔德林、尼采……但是，与那些同样与大脑中的魔鬼做斗争但最终败下阵来，或自戕或终老于疯人院中的德国天才们不同，经历了长达7年的自我放逐后，马克斯·韦伯又恢复了他的创造力。尽管终身仍受精神疾病的困扰，但韦伯如今流传于世的最著名的作品，几乎全部完成于他自精神崩溃中恢复过来后的那16年。事实上，如果他在精神崩溃的7年里的任何一天，选择像与他几乎同时发病并曾与韦伯夫妇结伴旅游休养的表弟奥托那样，结束自己的生命，则他不过是海德堡大学625年历史中一个昙花一现的普通大学教授而已。身后之名或许充满各种偶然因素，但最重要的是，当1920年6月14日，马克斯·韦伯因肺炎在慕尼黑溘然而逝时，他是一个清醒、自主、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都有所担当、实现了自己所珍视的价值的人。

他是如何克服那些不分昼夜撕扯啮噬心灵的痛苦，最后走上一条通往清明朗润的道路的？我想知道更多。

亚克西姆·拉德考（Joachim Radkau）在他撰写的《韦伯传》中讲述了一个源自《伊索寓言》的故事：狮子生病了，一只狐狸前去探望。狮子在山洞里问：“你为什么不进来呢？”机智的狐狸回答说：“如果不是发现有很多进洞的足迹但却没有一个出来的脚印的话，我或许真的会进去的。”

病狮的这个形象，对于成年后一直饱受精神疾病的折磨、身材魁梧而又满腮凌乱胡须的韦伯来说，真是再贴切不过的比喻。而对于试图了解试图接近他的人来说，韦伯也和狮子一样，充满危险——一种如黝黑洞穴般深不可知的危险。

我只能通过他的文章、信件、传记和别人的评述来认识他。对于这样一个著述极丰的学者而言，这意味着庞大的阅读量。海德堡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沃夫冈·施鲁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后来告诉我，由他担任主编的《韦伯大全集》的出版整理工作，如今已经进行到了第43卷，仍未完成。光是韦伯和别人的书信往来，就有10卷之多——每本都至少有一寸多厚。关于韦伯的传记堆起来一人多高，单就其中最经典的几本——韦伯遗孀玛丽安妮的《韦伯传》，雅斯贝尔斯、拉德考、本迪克斯、密茨曼等人撰写的回忆和传记——就已经有三四千页，更不用说成千上万篇的相关论文。那些交错的日期、地点、人物、数字、事件和观点，犹如蛛网迷宫，穷尽了许多学识远比我渊博、时间远比我充裕的学者毕生的精力——如果我一开始便知道是这样一条艰难崎岖的道路，是否还会兴高采烈地迈出那第一步？

但我不愿也不能回头。荷尔德林说：“某一种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样也对我们内心的幸福感产生强大的影响。”尽管韦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业已祛魅的世界，但他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在我眼中，依然如舞台上被高光照亮的场景，带有某种古典的仪式的庄严的美感。我想让自己走进这种生活，用我的脚步将所有那些被时间风干的单调事实连缀起来，让我自己的回忆与那些流传下来的别人的回忆相结合。

于是，我来到这个他曾经生活过的、未曾被战火摧毁、据说一切还保留着100年前样貌的优雅浪漫的大学城。我要，我也只能，在我的讲述中一点一滴地完成对他的理解。

山顶墓地：海德堡的传奇

山林间寂静似太古，明媚的阳光披洒下来，一座座历经岁月侵蚀但却洁净得不沾半点尘埃的墓碑上摇动着柔美婆娑的树影。这里是海德堡城南郊的山顶墓地（Bergfriedhof），市区交通图最下方小到几乎看不清的一个小灰点。即使是一些在海德堡已经住了几十年的人，也从未来过这里。马克斯·韦伯和他的妻子玛丽安妮·韦伯（Marianne Weber）就长眠于此。

海德堡山顶墓园中的马克斯·韦伯夫妇墓

海德堡全城一共有17处墓地，建成于1844年9月18日的山顶墓地是最大的一处，也是第一个由海德堡市政当局出面管理的公墓。“如果你想要了解海德堡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文化、政治、经济背景，山顶墓地是极好的一个出发点。”施鲁赫特教授后来对我说，“这里埋葬着那个时代海德堡最有名望的一群人，实业家、政治家、艺术家，但绝大多数，还是与海德堡大学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学者。”

墓地的管理者十分细心，在入口处提供了地图，上面列有安息在这里的历史名人的墓址所在，以及4条推荐的寻访路线。每个人的名字后面有简短的身份介绍，诸如“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德国总统”、“罗伯特·威廉·本森，化学家，海德堡荣誉公民”、“卡尔·博世，化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唯独到韦伯这里，介绍变为“马克斯·韦伯，国民经济学家，无所不知的通才”（Universalgelehrter）、“海德堡精神的象征”（Heidelberger Geist），简直仿佛出自一位崇拜者之手。

韦伯的墓地在半山腰，道路曲折盘桓，走起来颇有吃力之感。不过，一想到他走到这里，远远花了比我更大的力气，随即释然。

将马克斯·韦伯称为“海德堡传奇”（Legend of Heidelberg）的说法，最早见于保罗·霍尼希施海姆（Paul Honigsheim）的《论韦伯》（On Max Weber）。这位1938年逃离纳粹德国、远赴重洋前往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书的德国学者，在临终前一年几乎是以一种与死神赛跑的架势，写下了他1910年前后在海德堡大学攻读博士期间与韦伯的密切交往和他对韦伯学术思想的理解。回忆录在霍尼希施海姆去世后才得以正式出版，只有150多页，篇幅上完全无法同其他几本大部头的韦伯传记相提并论。但他作为治学极其严谨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身份，加之作为后学者在“韦伯圈”（Weber's Circle）中与韦伯既亲近又保持一定中立观察距离的角度，使得这本书在帮助理解韦伯为人治学的风范上有着极其重要、不可取替的价值。

便是在这本书的起首，霍尼希施海姆写道：“任何一个人想要绘制一幅马克斯·韦伯的画像，无论像中人是作为学者的韦伯，还是作为一个人的韦伯，都必须以他那个时代的海德堡为背景。”

的确，那是德意志帝国最意气风发的时代。19世纪后叶，统一后的德国经济、科技、文化空前迅速地发展扩张，有一种瓦格纳歌剧般的辉煌明亮的金属质感。那个时代的海德堡大学，自然科学和医学领域风云际会，一时间大师无数，使得这个小城俨然有欧洲科学中心的气势。依托于大学的科学研究结果，一批后来对德国工商业格局影响巨大的企业纷纷在海德堡周边建立，令城市笼罩在富庶充裕的气氛中。与此同时，宽松的政治环境也使这里成为当时德国几乎最自由、最国际化的城市，她不仅是德国本土知识分子向往的学术中心，来自奥地利、匈牙利、俄罗斯以及巴尔干半岛其他国家的文化精英也蜂拥而至。对于当时的海德堡，马克斯·韦伯的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后来曾有一段精彩贴切的描述：“这座小城并无小市民、狭隘或自我满足的气氛，而是彻底吸纳并弥漫着世纪交替后，在德国以一种奇特方式开始发展的新鲜事物。这座城市富有智性，令人振奋，而且彻底开放。”

除此之外，对于韦伯兄弟而言，这个城市还有另外一重更为私密的符号意义。

以海德堡为吟咏对象的诗歌中，荷尔德林的《海德堡》是最出名的一首。诗里写道：

“我爱了你很久，为自己的乐趣

愿称你作母亲，献上朴素的诗

你，祖国的城市中

我所见最美的一个

（选自杨业治译本）

事实上，这的确是马克斯·韦伯不折不扣的“母亲城”。坐落于内卡河边、如今被称为“韦伯屋”的那栋大宅，原本的主人是他的外祖父格奥尔格·法伦斯坦（Georg Fallenstein）。1847年，从柏林搬到海德堡后，法伦斯坦亲自设计建造了这栋带假山、花园和喷泉的大宅。他最小的女儿，生于1844年的海伦妮——马克斯·韦伯的母亲，在这里度过了她的童年和少女时代。嫁给老马克斯·韦伯之后，她随丈夫住到了埃尔福特，后来又搬到柏林附近的夏洛滕堡，但仍经常带着孩子们回海德堡的娘家度假。直到1910年4月，大宅的继承人、海伦妮的姐夫阿道夫·豪斯拉特（Adolf Hausrath）去世后，马克斯·韦伯才和与他同龄的好友恩内斯特·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一家共同以租客的身份入住此处。

然而，回望马克斯·韦伯56年的一生，他与海德堡城及海德堡大学的关系，却充斥着一种复杂的、若即若离的张力，远远没有他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那样来得简单。比韦伯小4岁的阿尔弗雷德高中毕业后选择的是柏林大学，之后又在布拉格大学谋得教职。但当1908年他接受了海德堡大学的教席之后，到1958年以90岁高龄去世，阿尔弗雷德一直没有离开海德堡，勤勤恳恳地为海德堡大学服务了半个世纪。今天的海德堡大学经济学研究所，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马克斯·韦伯的情形却截然不同。从1882年作为一名大学新生第一次与海德堡发生密切而长期的联系开始，到1920年在慕尼黑去世，38年中，韦伯与海德堡几经离合。如果按停留时间计算，他不在海德堡的时间比他在这里的时间长得多。他喜欢柏林作为政治中心舞台的热闹，喜欢罗马温暖明亮的阳光，喜欢瑞士和奥地利湖边的恬静，也喜欢美国新大陆的激情与活力。他一次又一次地离去，不止一次考虑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只有到了1919年9月，马克斯·韦伯去世半年前，在海德堡的老朋友们为他召开的饯行酒会上，一席话方才透露了他内心深处对海德堡的不舍与眷恋。他说，海德堡的温柔与和善在他饱受疾病折磨的时刻帮助他从黑暗中慢慢苏醒，让他可以开始新的生活。如今，他感觉自己仿佛正在告别家乡，去到陌生的地方，那儿虽然美丽，但却冷若冰霜。

这令人联想起韦伯写给他母亲的一封信。1910年，韦伯夫妇搬进韦伯屋后不久，海伦妮惊讶地发现，作为新房客的韦伯居然表现得比自己更加依恋这栋充满她的童年回忆的房子。韦伯回答说：“对我而言，更多的不是忠诚，而是被那种生动的美所强烈感染，我把这种美赋予了生命，它则将它的甜蜜浸透了我的血脉。比起您来说，我在更大程度上只是被尘世攫住了。您对所有现象都比较一视同仁，我却爱它们，需要它们，而您却能免于它们的诱惑。”

马克斯·韦伯是少有的几个愿意坦承自己容易被尘世诱惑的哲人。这让他拥有一种活生生的肉体的温度。尽管出于不同目的，在他身故后，他的遗孀玛丽安妮和追随者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试图将他神化为一个圣徒式的天才，出自他笔下的书信和同代人的叙述却还原了那个有着人的欲望和喜好，并将其作为人生旅程理所应当的一部分承担下来的复杂而丰满的韦伯。但正因如此，这个生活在一个世纪前的人才会与今天的我们产生某种联系。当他诉说痛苦时，那是一个人的痛苦，当他在不同的选择之间挣扎时，那是一个人的迷惑。宝相庄严的神祇无法帮助我们，软弱自有软弱的力量。

在施鲁赫特看来，韦伯对海德堡的每一次告别，都有复杂的原因。譬如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慕尼黑之旅，客观背景是“一战”后期，德国马克大幅度贬值，之前十几年靠着继承的遗产过着充裕生活的韦伯夫妇现在需要新的收入来源，而慕尼黑大学正好提供了韦伯所感兴趣的教授职位。而主观上，也有当时住在慕尼黑城外的韦伯后半生中的红颜知己艾尔泽·贾菲（Else Jaffe）的因素——“这个奇妙而熟悉的城市和住在附近的朋友发出了召唤。”事实上，韦伯去世时，守在身边的除了妻子玛丽安妮，另外一个人便是艾尔泽。

如果韦伯知道，这将是他与海德堡的最后一面，他还会走得那么决然吗？没有人能够给出解答。正如他所说的，所谓历史，本就是人们创造自己所不知道的一段历史的过程。人们根据后来的发展推导此前事件的种种因果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充满主观的阐释。如果换一个角度，一次次离开后的归来，会不会，反而也印证了无法割断的因缘？

长途跋涉，我终于站在韦伯的墓前。1921年，韦伯在海德堡的老朋友、哲学家海因里希·莱克特（Heinrich Rickert）的儿子阿诺德·莱克特应玛丽安妮的请求，设计了面前这座希腊柱式墓碑。墓地里埋葬的是韦伯的骨灰。1920年的时候，火葬在德国还是十分罕见的事，只有不足1%的人选择这种方式——但这是让他回到老海德堡、回到自己所熟悉的朋友圈中最好的方式。他的妻子玛丽安妮在他去世后又在海德堡生活了34年。她住在内卡河畔的老宅中，将马克斯·韦伯的书桌当成她的祭坛，用余下的时间整理出版韦伯生前作品，并继续主持原来“韦伯圈”中人的沙龙聚会。1954年，同她的丈夫一样，玛丽安妮在艾尔泽·贾菲的怀中去世，随后与韦伯合葬于此地。

墓碑上，玛丽安妮为韦伯选择的铭文出自歌德的《浮士德》：

我们将再也见不到他的同类，

尘世的一切莫不如此。

（Wir Finden Nimmer Seinesg-leichen,

Alles vergangliche ist nur ein gleichnis.）

第一眼看上去，这更像是对试图讲述韦伯的故事的我的一个警告。我真的有能力叙述这个故事吗？我对他的了解越多，就越深刻地认识到我们之间的距离。我甚至没有听过他的声音，没有见过他笑的样子——而在众人的回忆中，他是那么喜欢开怀大笑的一个人。我需要更多的感觉与触摸——他走过的石头小路，见过的街景，读过的书，住过的房子，吃过的食物……那些答案，或许在山下，或许在海德堡的老城中。但，只是或许。

当我掉头下山，某个转角处，缓缓流过的内卡河和河边那栋粉白色老宅猝不及防地展现于眼前时，我突然释然了。因为我知道，不管怎样，我没有白来。只有在这一刻，在这个角度，站在这里，俯瞰这样的静好美景，才能领悟到玛丽安妮选择这段话作为韦伯的墓志铭所未曾明白道出的另一层含义——而这是从文字和纸张中永远都无法读到的。那是生命走到尽头的浮士德对尘世的最后呼唤——是否，也是马克斯·韦伯和玛丽安妮对海德堡的心声：

逗留一下吧，你是那样美！

大学广场：学生生活

抬头望去，一只头戴王冠、高擎宝剑的雄狮仿佛正在仰天愤怒嘶吼，耳边传来的却是轻柔的淙淙水声。这是海德堡老城，大学广场（Universitaetsplatz）正中，著名的狮子泉（Lowenbrunnen）。老城的各种游览观光活动多数以此为召集点，但在更久远的时代里，它是海德堡大学学生每日各项活动都会从旁经过的地理中心。

站在狮子泉下，我在读一封1882年韦伯写给家里的信：

上午7点的逻辑课迫使我一大早就要起床。每天早晨还要围着击剑厅跑一个小时，然后诚心诚意地一直挨到听完我的课。11点半到隔壁花1马克吃午餐，有时还要喝上1/4升葡萄酒或啤酒。然后我和奥托、小旅馆老板伊克拉特先生常常一起去滑旱冰，玩到14点，我们就返回各自的住处。我温习听课笔记，读施特劳斯的《旧信仰和新信仰》。下午我们有时去爬爬山。晚上我们又在伊克拉特那里聚会，花上80分尼吃一顿精美的晚餐，接着照旧去读洛策的《人类社会》，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最热烈的争论。

一个在历史中不断被诗化和浪漫化的城市——海德堡古城全景

我环首四顾，试图回想129年前，那个刚刚通过大学入学考试（Abitur），来海德堡修习法律的18岁少年眼中的景物。

我的正前方，是始建于1728年的巴洛克风格的老大学楼，既是海德堡大学校长的办公地，也是大学博物馆。1886年，海德堡大学500年校庆，楼内的老礼堂被修葺一新，那之后，遇有庆典及重大仪式，例必在这个金碧辉煌的大厅里举行，不过当时，韦伯已经离开海德堡，转到哥廷根大学继续学业，没能赶上这场盛事。

我的右手边，是1930年美国驻德国大使雅各布·古尔德·舒曼（Jacob Gould Schurman）出面筹资50万美元修建的新大学楼。他比马克斯·韦伯大10岁，先韦伯两年到海德堡大学读书，后来回到美国，在康奈尔大学当了20多年的校长，其间参照德国大学体制，创造了美国现代州政府资助研究型大学的模式。

老大学楼和新大学楼之间的空地上，1518年4月26日，马丁·路德曾在此发表演说，宣扬他关于正义、原罪、自由意志和信念的看法，德国宗教改革由此愈演愈烈。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多篇文章中讨论的“天职”（Beruf）的概念，便肇源于马丁·路德，而马丁·路德的名言也曾被韦伯在文章中反复引用。也是在这里，1933年5月17日，狂热的海德堡大学教授和学生们将成千上万本“非德意志精神”的书籍投入熊熊烈火，付之一炬，而在背后主导这一遍及德国的焚书事件的，正是毕业于海德堡大学的纳粹宣传部长保罗·约瑟夫·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据说，戈培尔是韦伯的崇拜者，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带着韦伯的著作。

在我身后，是海德堡大学图书馆的方庭。尽管海德堡大学图书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4世纪，但事实上，直到1873～1902年，卡尔·查格敏斯特（Karl Zangemeister）出任第一位全职馆长，这里才真正变成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藏书迅速增加至40多万本，并进而于1938年以115万本藏书成为全德国馆藏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亦是在查格敏斯特的主持下，1901年，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建筑师约瑟夫·杜尔姆（Joseph Durm）用与山顶古堡同样材质的红砂岩建造了气势恢弘的文艺复兴风格的新图书馆大楼，并于1905年正式开放。之前采访图书馆执行馆长莱克·鲍茨怀特（Rike Balzuweit）女士时，她对我说，马克斯·韦伯1910年前后曾是这里的常客，不过，他可不是一个值得效仿的模范读者——在许多书的页边行间，都留下了他的评注。

视线最后落到左手边，人流熙熙攘攘的主街。鳞次栉比的小餐厅和咖啡馆门外已经撑出阳伞，排好桌椅，烤香肠和现磨咖啡的香气远远飘散过来，伴着玻璃酒杯叮咚碰撞和人们欢笑谈论的声音。前一天，海德堡市旅游局的导游已向我介绍过街角那家据说只要往橱窗里面看一眼体重就会增加的甜品店，假若韦伯再世，有过一小时内连吞8块小蛋糕纪录——那可是德国尺寸的“小”蛋糕！——的他想必会喜欢上那里。然后，素来不掩饰对杯中之物的贪好的他谅必也不会拒绝顺着主街走上一段，到正对着老桥的斯坦街上的费特尔酒坊（Brauhaus Vetter），喝一杯号称是全世界最烈、酒精含量高达33%的啤酒。

…………

这样做的时候，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我所见到的一切都与当年韦伯经历的不一样。即便没有外力强加的破坏和毁灭，作为生命体的城市自有其新陈代谢的规律。韦伯站在狮子泉下的时候，天空上不会有飞机掠过的白色尾迹，远处不会传来跑车急速刹车的声响，我眼前绝大多数的建筑都不存在，店铺里没有今天这么明亮，街上的行人没有这么多，他们穿的衣服虽然质地粗糙但比现在正式庄重，他们关心和谈论的事情，和我在报纸和书本里读到的也许完全不同。

但最大的差异还在于，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在1882年之后的岁月里，等待着少年韦伯的将是些什么，而他却对此一无所知。我试图在这个他生活过多年的城市追寻他的脚步，但大脑奔跑的速度远比双脚快得多，忍不住一直向前穿越。

当一个头顶兄弟会标志性彩色小帽、斜佩绶带的老者与我擦肩而过的时候，我的眼前自然而然地浮现出那个到海德堡没多久便兴致勃勃加入“阿勒曼人”（Alemannia）兄弟会的韦伯的样子。他的头上戴着“阿勒曼人”标志的红色小帽，穿着现在看来隆重得有点夸张的制服。他每周参加两次兄弟会的拼酒大会，一群人比赛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喝下最多啤酒。他热心于兄弟会之间的决斗，脸上因此留下了一道长长的伤疤。他和朋友们大吃大喝，结果是开支远远超过父亲每月给的津贴，只好到处赊账借钱。

我知道，在海德堡只不过短短一年时间，刚来时那个又高又瘦、“像个候补肺结核病人”似的文弱少年便迅速发胖，变成一个膀大腰圆的壮汉，并终生保持这一魁伟体形。我还知道，当他的母亲海伦妮·韦伯第一次见到变化如此巨大的儿子时，吃惊地狠狠打了他一个耳光。但我也知道，36年后，经历了惨痛的“一战”和德国“十一月革命”后，韦伯发表宣言脱离兄弟会，并谴责这种将人们聚集在一起从而认为自己属于某种特殊团体，崇尚武力和好勇斗狠之风的传统。他宣称，在一个现代的民主社会中，兄弟会已然过时，必须加以反对和批判。

后来那个哲人和学者的形象为少年韦伯的脸上增加了不属于那个年龄的深思熟虑，并似乎赋予年少轻狂以某种正当性。他那时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吗？我不知道。很可能不是。

文学作品中欧洲古典大学的学生生活总是呈现一幅鸡飞狗跳的荒唐景象。视频网站上可以很容易找到一部以海德堡大学为背景的名为《学生王子》（The Student Prince）的美国电影。光看电影里的描述，你会以为海德堡大学的学生全部生活只是饮酒狂欢、唱歌跳舞、牵猫逗狗、日夜游荡，这群衣着华丽的纨绔子弟把心思都花在和城里的姑娘谈情说爱上，要不然，便是在兄弟会的公共大厅里为一点鸡毛蒜皮的破事挥剑决斗，然后在酒馆里彼此炫耀脸上血淋淋的伤口。

就在老大学楼后面的奥古斯丁巷里，一个小小的入口通向海德堡最著名的旅游景点“学生监狱”（Karzer）。由于历史上欧洲大学拥有治外法权，如果学生触犯了市政管理规定，只能由学校加以惩治。在海德堡，从1712到1914年，违纪学生会在这里关上数天到几个星期的禁闭——但他们可以外出上课，外面的朋友也能送饭进来。学生监狱的墙壁上满是各种涂鸦、打油诗和签名，显然，对于关在里面的学生，这种惩罚并无伤荣誉，甚至是可以夸耀的事。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到大学广场上的小书店里花9欧元买一本马克·吐温的《海外浪游记》（A Tramp Abroad），里面有大段关于学监面对违规学生时无可奈何场景的戏谑描写。

可是，就是这些荒唐游荡的学生，一旦从大学毕业，便好像被施了魔法一般，立即变身为浮士德博士式的勤勉、睿智、严谨的学者。当时的主流叙述里，教授和学者是一群一生正直尽责，“只会在节假日里才生病，连死都不死在工作日里”的学术圣徒。如此强烈的反差，令人怀疑，两者的不可信程度几乎不分轩轾。

毫无疑问，一所成立于600年前的大学与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大学是两回事。1878年，马克·吐温来到海德堡那年，海德堡大学总共只有750名学生，70名教授。时至今日，海德堡大学的学生总数已超3万人，而且以每年3%的速度迅速增长。“事实上，在马克斯·韦伯的那个年代，甚至一直到‘二战’刚结束的那段时间里，德国大学所奉行的是精英主义教育传统，适龄人群中只有5.6%的人选择到大学学习，这些人绝非来自劳动阶级。而今天，德国适龄人群中进入大学学习的人超过40%，其他国家的比例可能还要高。大学已经变成大众教育。”施鲁赫特教授接受采访时对我说。他特意强调，这种大众和精英的划分并不是以钱来衡量的，更重要的是家庭的教育背景和知识素养。

以韦伯为例，他的父亲，老马克斯·韦伯当时是柏林政治上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在他家中举行的日常社交聚会中，汇集着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外交家、建筑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艺术家。他们所谈论的各种话题，对孩子们的启迪作用不亚于学校里的课程——虽然德国九年制中学的严格和全面教育举世闻名。

9岁的时候，马克斯·韦伯就已经可以用拉丁语阅读、写作和会话；中学时他的阅读书目是斯宾诺莎、叔本华和康德；14岁生日还没过，他已经完成了历史论文《与皇帝和教皇的地位特别有关的德国历史的进程》和《从君士坦丁到民族大迁徙时期的罗马帝国》；进入大学之前，他已熟读荷马、希罗多德、维吉尔、西塞罗、萨卢特斯等经典作家用希腊文和拉丁文写就的名著。

施鲁赫特指出，虽然马克斯·韦伯属于少数天才之列，但这种情形在那一代大学学生中却十分普遍。“韦伯大学时代的好友恩内斯特·特勒尔奇，当时活跃在海德堡的其他学者如齐美尔和耶里尼克，他们的博学与高产程度都与韦伯不相上下，甚至还要超过韦伯。这是那个时代大学生和学者的一个共同特征。”正如马克·吐温写到的：“（德国）学生预科毕业时不但受到全面的教育，而且学问扎实。这种教育不是似是而非含混朦胧的，它是烙上的，不会掉……外国学生都绕开这种预科，它的规矩太苛酷了。他们上大学是为了在他们整个普通教育上加个尖屋顶。可是德国学生已经有尖屋顶了，所以他们上大学是为了加个某种专业性质的尖塔……大学生活的大量自由正是他们需要、喜爱，并且真正懂得其宝贵价值的东西。”

对于这种精英教育体制下的大学学生，读书学习与斗剑、饮酒和旅游一样，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不是通向某种生活的先决条件。充裕的家庭背景保证他们可以不受时间尺度的限制，随时思考转换自己的方向，用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完成毕业论文获得学位，或者，发现自己并不真心喜欢这种学院生涯，转向其他更为实用的职业。在《海德堡岁月》一书中，尼古拉斯·桑巴特（Nicolaus Sombart）曾半开玩笑地开出一张成为知识公民的基本条件列表：

1万本书

3打哲学体系

2000种音乐作品

2万件造型艺术作品

1万条历史数据

5000本传记

20001条自然科学知识

要获取这样的基本知识，大概要花20年的时间，而且不只是记忆技巧的问题，还是如何有效工作的问题。以培养这种知识公民为宗旨的古典学院，与工业革命后帮助青年人做好职业准备的现代大学，根本是两种不同的事物。

然而，当时代开始加速度前进，根植于缓慢优雅的古老社会的精英式教育越来越受到挑战。当周围的世界都已改变，不变的缺陷变成靶子高悬在半空，显得那么触目突出，让人忘了它原本并不是凭空而来，也曾是大地上鲜艳明丽的一株花朵。

1918年底，在《以学术为志业》的著名演讲中，对着慕尼黑大学的学生，一群面对当时仅现轮廓的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试图寻找未来方向和意义的新一代，马克斯·韦伯冷静地做出这样的陈述：“在本质与外观两方面，旧时大学的构成方式都已成为幻影。”

他是什么时候发现这是个幻影的？这种发现本身，是否就构成了曾经令他痛苦纠结多年的原因的一部分？

韦伯屋：学者的志业

周日下午，齐格豪斯兰德街（Ziegel-hauser Landstrabe）17号，灰色栅栏门向内敞开着，院子里却静寂无人。顺着扶梯登上二楼，赭红色的铁艺雕花大门紧闭，所有的窗户都垂着百叶帘。

站在阳台上，河对岸的古堡在西晒的阳光下呈现一种火焰的赤彤之色，圣灵教堂的钟声适时响起，婉转悠长。花园里暗香浮动，泉水琤琮。这样岁月静好的时刻适合吟哦诗句，比如歌德当年在海德堡写下的这首诗：

只要我们不丧失自我，

什么样的生活都可容忍；

我们尽可以失去一切，

只要我们依旧是我们。

一个世纪前，几乎就是在与我到达这里时同样的季节，马克斯·韦伯夫妇搬进了这栋原本属于他外祖父的地中海风格的大宅。虽然只是租住，他却平生第一次对身外之物产生了深切的依恋之情。在经历了漫长的几乎看不到尽头何在的病中流放时光后，韦伯撑了下来。在给妻子的信中，他写道：“它（疾病）将生命中人性的一面重新展现在我面前……这是我以前从来想象不到的。我可以借用伯克曼的话说：‘一只冰冷的手使我得到解放。’过去数年，我病态的性情表现在我痉挛地抓住学术研究工作，好像这是一道护身符，但是我却不晓得我要用学术工作祛除什么东西。回顾既往，这已十分明白，以后，不管生病或健康，我知道我将再也不是从前那个样子了。我已经不再有需要去感觉到自己被繁重的工作所压倒。现在，我最大的希望，是过一种充满人性的生活，并且尽我所能使我的宝贝快乐。我不认为这样子一来，我的成就会比从前我心中的机械劳动所生产的少。”

春天到来时，韦伯和玛丽安妮在花园里种下雏菊、丁香、报春花、郁金香、黄杨树和山毛榉，他们一起开辟了一个小菜园，在里面栽上豌豆和蚕豆。韦伯不再那么频繁地外出旅行了，他忙着在花园里侍弄玫瑰，给烟斗藤和枸杞修剪枝蔓，每天都要花上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一个美好的初夏，他给母亲写信说：“在一直多云的天空下我们现在拥有了圆满的灿烂春光；夜莺在树丛中歌唱。晚上我们坐在狮泉旁边，沐浴着月光；喝茶的时候和特勒尔奇夫妇坐在一起的一个朋友边拉小提琴边唱——我们非常快乐。”

他又重新能够阅读和写作了。在学生及好友埃德加·贾菲（Edgar Jaffe）——艾尔泽·贾菲的丈夫——接手重组的《社会学和社会政治学文献》（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Sozialpolitik）杂志上，韦伯发表了许多长达数万字的文章，话题从俄国革命到罗马帝国的衰亡，从美国的新教伦理到中国的老庄。与此同时，他还为《法兰克福报》等报纸撰写时评和政论。《韦伯大全集》的主编施鲁赫特说，韦伯之所以身故后才在全世界范围内为人所认知，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他生前仅正式出版了一本书，《经济与社会》、《中国的宗教》、《印度的宗教》、《古犹太教》、《支配社会学》等重要著作都是在他去世后由玛丽安妮整理出版的。这些书中的章节系列发表在《社会学和社会政治学文献》杂志上，种种证据显示，韦伯心中早已有了它们被汇编成一本书的布局结构，但他却不愿为自己设定一个必须完成的时间线。

“韦伯不是那种一本接一本按流水线计划出书的人，”施鲁赫特说，“他喜欢同时思考几个问题，想清楚之后才写出来。如果想不清楚，他就会在朋友间的聚会中反复与人谈论这一话题，听取各方面的看法。”

从1910年开始，韦伯的家开始变成一个和当年他父亲在柏林的家一样的“开放屋”。“每天都有一个来访者，至少有一个寻寻觅觅的灵魂。但是通常总会有好几个：孤独的女人和姑娘、前程似锦的学者、多年的老朋友纷纷来到这里。”玛丽安妮在1910年12月的一封信中写道。而在韦伯的笔下，在某个宾客如走马灯般纷纭而至的一天中，从上午10点半到晚上22点，他和朋友们“讨论了整个世界加上3个村庄”。

这便是如今闻名于世的“韦伯圈”。在近10年的时间里，位于齐格豪斯兰德街17号上的韦伯的家成为海德堡学术界和文化界交流的一个中心。访客单上的名字如今大部分已不为人所知，但在那个时代，他们是足以撼动德国政治界、思想界和艺术界的精英。这些人中有日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20世纪20年代最著名的诗人，奠定美国妇科癌症研究格局的医生，以及欧洲最有才华的女钢琴家——事实上，她是韦伯在艾尔泽之外的另一个秘密情人。但为数最多的，还是海德堡大学人文学科的教授及学生。通过这个圈子的放大作用，虽然此时的韦伯已经脱离海德堡大学的教学体系，他对这所学校和这个城市所产生的影响，却达到了巅峰。

1903年10月之后，韦伯与海德堡大学的关系，仅剩下一个名义上的荣誉教授的头衔。他不再拥有教师编制，也失去了在系务大会上的投票权。从1898到1903年，持续的身心疲倦和频频发作的精神崩溃令韦伯无法继续承担教学任务，海德堡大学允许他带薪休假，但这种“领着一份薪水，可是在能够预见的未来却一事无成，同时还感到……只有承担一项天职的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的状况却让韦伯感到痛苦不堪。他数次提出辞职申请，终获通过。虽然求仁得仁，可是这种与自己职业生涯的割裂仍令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情绪低落。直到1904年美国之行后，韦伯才逐渐恢复过来。

学生监狱，始建于1712 年，1914 年关闭。专用于惩治捣蛋学生，如酗酒闹事、或无故在巷子里追赶邻家的猪，打碎路灯等行为。被关学生经常聚在牢房里聊天涂鸦，做做小诗，相处得甚好。读书期间没蹲过一次监狱反而是没面子的事情

1904年早些时候，韦伯第一次参加了海德堡另外一个著名学术社交圈“伊拉诺斯圈”（Eranos Circle）的活动。事实上，虽然时至今日“韦伯圈”是20世纪初最著名的德国学术社交圈，但在那个时代，仅在海德堡范围内，便同时存在多个大大小小的学者圈子，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除了“伊拉诺斯圈”和“韦伯圈”，还有围绕在左翼青年犹太学者斯蒂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周围的“格奥尔格圈”。

“这种圈子文化是非常有海德堡特色的一种东西。”施鲁赫特说。那个时代几乎每个欧洲的大城市都有各自文人聚会的场所，“在巴黎或维也纳，地点是咖啡馆，但在海德堡，一定是教授的家”。这或许是因为当时海德堡大学的教授通常都来自充裕的家庭背景，本身的薪金也相当高，几乎人人拥有一栋看得见风景的大宅。韦伯虽然在1903年辞职后经历过一段窘迫的时光，但很快，他和玛丽安妮各自继承的遗产便使两人不再需要为了谋生而外出工作。正因如此，当他在美国纽约看到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住在“所有房间都很小，盥洗设备和厕所在同一个房间里，不可能举行超过4个来宾的宴会，进城的车程需时一个小时”的郊区住宅里时，才会发出罕有的感叹。

这些圈子各有特色，参加者互有交集，有时也因政见不一相互攻击。伊拉诺斯圈的宗教色彩最浓，最为严肃正式，每月一次的聚会事先定好议题，韦伯对宗教学尤其是新教伦理的兴趣便始于参加这个圈子的活动。不过，伊拉诺斯圈的过于正襟危坐和学术上的不宽容逐渐令韦伯和他的朋友们所不喜。保罗·霍尼希施海姆在韦伯回忆录中记下了一桩趣事：当时伊拉诺斯圈的活动在不同成员的家中轮流进行，有些教授的住处较小，未免显得拥挤。聊起此事的时候，韦伯促狭的笑着说，是呀，光是W教授（当时在海德堡执教的德国著名哲学家）和他的气场，就得占两间屋子。至于格奥尔格圈子，虽然韦伯一直与这个圈子中的成员保持着密切的个人关系，但他很少参加圈子中政治色彩浓厚、意见激进的聚会。1910年之后，韦伯夫妇开始在内卡河畔的家中举行周日下午的茶会。这一安排的初衷本来是为了减少韦伯每日频繁接待访客的时间，集中在一天进行，但没过多久，便演变为周日的定期聚会上，准备与韦伯继续就某一问题深谈的人可以预订好下周到访的时间，两套体系并行。

虽然此刻大门紧闭，但从玛丽安妮·韦伯、雅斯贝尔斯和霍尼希施海姆的叙述中，我却能想象出100年前屋子里的景象。很多的食物，很多的酒，很多的笑声，偶尔有舒缓的钢琴或小提琴作为背景。韦伯坐在大厅里的某个角落，很多时间用于倾听，但也经常站起来就某个话题一口气发表一个多小时的即席演讲。话题有时极其深奥，有时愉悦轻松，但绝大多数天南海北，远远超出学科的界限：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怎样与德意志的社会状况发生联系，如何从李鸿章日记里窥视中国儒家社会的价值观并由此理解中国的现状和未来……这里只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当有海德堡大学的学生列席时，韦伯总是尽量避免就政治发表意见。“我没有权利在学生面前谈论我的政治主张，因为这样或许会影响到他们自己的主见。”他说。

这样深入而广博的讨论和演讲，与大学里的学术研讨活动及授课有何分别？拿这个问题向施鲁赫特请教，他发出意味深长的微笑：“或许韦伯只是不喜欢那种一定要在每周一上午9点到10点必须谈论某个范围内的某个话题的确定性罢了。这违背他的天性，在他看来，也违背学者的天性。”韦伯最著名的演讲《以学术为志业》，“志业”一词，对应的是德文的“Beruf”，虽然它也可以简单翻译成“职业”，但自从马丁·路德在其著作中为其赋予了“奉神所召去从事某事”的特殊意义，在韦伯用到这个词的时候，含义远远超出了一项可以带来收入的工作的范围。而当面对理性化、效率化、标准化逐渐主导了大学作为学术机构的进步方向时，这种价值的激烈冲突，无可避免。韦伯的幸运在于，在那个传统所带来的确定性开始离析崩散的时刻，在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下，他营造了一种游离于职业之外的现世安稳——虽然，不过短短十数年。可是，这种正视生命中的现实，承认我们其实就是这个愚蠢浅薄的世界的一部分，但努力不让这种愚蠢浅薄左右心灵的努力，不管后果如何，都足以令人幸福。

在海德堡停留期间，我去旁听了几节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研究所的课。开设“马克斯·韦伯与尼古拉斯·卢曼研究”这门讨论课的是海德堡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的尤里希·巴赫曼（Ulrich Bachmann）博士，一个拥有典型雅利安面容的年轻学者。巴赫曼说一口流利的美国东部口音英语——事实上，他的哥哥便在美国执教。这是一个优势：1999年，“博洛尼亚进程”欧洲高等教育改革方案公布后，越来越多的德国大学开始开设英语课程，力求与美国和英国的教育产业实现充分竞争。想到德国读大学的人不再需要痛苦地先学满800学时或1000学时的德语——忘记提起，内卡河畔的韦伯故居，如今的主人是海德堡大学国际学生中心，主要功能是帮助海德堡大学的国际学生强化德语，通过取得毕业文凭所必需的语言考试。或许是看出我对韦伯的兴趣，巴赫曼提出一个听起来相当诱人的方案——来海德堡读个社会学的硕士，在新的德国大学学制下，可能最多不过一年多的时间。

然后呢？然后我就可以宣称自己继承了韦伯的衣钵，获得某种权威的叙述他的资质？

海德堡之行的最后一日，我再次走进齐格豪斯兰德街17号。绕到背靠“哲学家小径”的房屋后进，隔窗可以看见一楼的教室，一位老师正在向一群肤色不一的学生介绍某个德语学习俱乐部。韦伯和玛丽安妮曾经在书信中多次提到屋后的狮泉，据说，每当韦伯的母亲海伦妮离开这里时，总要喝一口狮泉中的水，以确保自己还会回来。这口泉如今已经干涸，两个狮子头的出水口也已残破。但是，即便那泉中依然有水，我真的会俯身啜饮吗？

每个时代的人都希望回到从前的某个古老年代，但每个人终究都会在生命中的某一刻认识到，不管多么努力，我们回不去了的残酷现实。生活如潮，兀自滚滚向前，每个人都被裹挟其中，没有人能够幸免。我在海德堡找到的依然是那个我已经在文字中所熟识的韦伯，但寻找和体验本身赋予叙述以意义。我知道我将走上一条与韦伯完全不同的道路，但那也是同一条道路：我们要去做我们的工作，承担应付属于我们的这个时代所提出的要求。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再无旁顾。

（参考书目：“Max Weber：A Biography”，Marianne Weber；“On Max Weber”，Paul Honigsheim； “Max Weber：A Biography”，Joachim Radkau；“Max Weber：An Intellectual Portrait”，Reinhard Bendix；“The Iron Cage：A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Max Weber”，Arthur Mitzman；“The Rise of Western Rationalism：Max Weber's Developmental History”，Wolfgang Schluchter；《韦伯作品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马克斯·韦伯的生平、著述及影响》，法律出版社；《欧洲大学史》，河北大学出版社；“Mark Twain's Guide to Heidelberg”，Werner Pieper。感谢歌德学院冯硕女士、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金郁夫先生、海德堡大学图书馆执行馆长莱克·鲍茨怀特女士、海德堡大学档案馆、关山先生在采访过程中的大力协助）

海德堡：哲学家路过之地？

陈赛

“以一种宁静而有限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并对所看到的世界感到满足，对于求知事物的渴望，以及对各种限度的疑问——所有这些都是哲学。”

海德堡大学的哲学教授安德里亚·凯莫林（Andrea Kemmerling），说他年少无知时，被一些愚蠢的问题迷惑，开始亲近哲学，幸而得以通往真正的问题。“这是一个心灵治愈的过程。在阅读的过程中，思维越来越清晰，忘记愚蠢的问题，面对真正有趣的问题。”

我问，愚蠢的问题是指哪些？教授笑而不答。

哲学家花园，旁边立着的是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艾兴多夫的纪念碑

在哲学家小路上散步的时候，我不禁想到那些曾经迷惑我的问题，比如爱情、死亡、宇宙的奥秘、人生的意义等等。有人警告过我，向一位职业哲学家追问人生的意义，会招人笑话，这是一个太大而无当的问题。另外，非得跑到哲学家小路上思考哲学吗？如凯莫林教授所言，小路是用来散步的，不是用来思考的。真正的哲学思考需要纯净而强大的专注力，需要桌子、纸和笔。

凯莫林教授是个有趣的老头。刚到海德堡那天晚上，我们被邀请参加哲学系教授的一次聚餐。一大桌子哲学教授高谈阔论，一顿饭吃了3个多小时。凯莫林教授风趣幽默，烟酒不忌，雷司令喝了一杯又一杯，一双锐利的蓝眼睛时时闪烁着恶作剧似的嘲讽之色。我们谈论啤酒、德里达、艾未未、海德堡一家餐厅的美味牛肚。几天后，面对面采访，他却换了一副庄严的教授风范，说出来的话都是一丝不苟、逻辑严密的长句，透着德国人特有的学究气。他是分析哲学的大行家，也研究哲学史，但他拒绝与我谈论他的研究。因为他认为，无论分析哲学，还是笛卡儿，都不是三言两语能向一个门外汉解释清楚的，任何简单的解释都只能是虚伪的陈词滥调。

哲学家小路是一条很美的山间小路，正对着海德堡的老城区，中间隔着一条内卡河——德国的诗人之河，如银色曲线一样缓缓折向远方。一座古朴的老桥跨河而过，歌德曾赞：“从此地远眺的景色远非世上任何一座桥所能企及。”

当然，此桥已非彼桥。“二战”快结束时，盟军没舍得轰炸海德堡，但德国人自己炸毁了包括这座古桥在内的几座桥梁，大约是为了阻止盟军的进攻。战后，海德堡市民发起重建，新石桥于1947年6月建成。

“海德堡就是这样，很多东西看似很老，其实没那么老。”海德堡大学的地理学教授兼校史专家彼得·默斯伯格（Peter Meusburger）教授告诉我：“这个城市一次次到达顶峰，又一次次被摧毁，旧人散去，新人又来重建。”

夏日清晨的空气清澈明净，极目远眺，老桥、古堡、尖塔、河流，华严世界，尽收眼底。再往前走，渐渐进入森林，气象逐渐开阔。森林里光线瞬息多变，随便挑一张山间长凳上长坐，闲看青山白云，倾听对岸教堂的钟声，突然想起在哪本书里读到的卡尔·雅斯贝尔斯（Carl Jaspers）的一句话：“以一种宁静而有限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并对所看到的世界感到满足，对于求知事物的渴望，以及对各种限度的疑问——所有这些都是哲学。”

雅斯贝尔斯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他从小多病，身体孱弱，与他人之间难以逾越的距离感，以及面对世界的恐惧感，是贯穿他一生的基调。也许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哲学的任务不是去说明客观世界的意义，而是对人的探究，引导人们了解自身生存的本质与真相。

雅斯贝尔斯年轻时游历甚广，但绝大部分的求学时光是在海德堡度过的。他不觉得自己的智力足以成为一名哲学家，于是先学法律，后转为学医和精神病学，因为觉得这两门学问可以帮助他理解生存之谜，认识自然与人的本质。毕业后，他在海德堡大学讲授心理学，38岁那年才成为哲学教授。因为不是科班出身，他在海德堡哲学界一直处于边缘状态。但“二战”后海德堡学术重建，他是文科的领袖人物，殚精竭虑，力图恢复一个世界的秩序。

有人说海德堡是一个“路过之地” ——由于地处南北交界，往北有马堡、柏林，往南有图宾根、弗赖堡，都是哲学重镇。作为历代大哲学家的必经之地，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海德格尔都盛赞过海德堡的美丽，或者在这里停留过，但这里都不是他们的归宿。即使雅斯贝尔斯，他的一生与海德堡如此难分难解，终究也在晚年离开海德堡，去了瑞士的巴塞尔大学，并在那里终老。

根据伽达默尔《哲学生涯》的记载，在他离开海德堡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街的斯科特书店还展示着一张小板凳，雅斯贝尔斯每周都要极其严格和认真地抽出一个上午的时间来书店，就坐在那个小板凳上把新出版的所有书都翻一遍，离开时每次都挑走一撂子书。

除了康德一生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乡之外，德国的大小哲学家似乎都是在不断迁徙之中。从中世纪开始，德国学者之间就有游学之风。他们相信，旅行是学习的一种重要方式。所以，整个德国大学系统就是一个流动的驿站。康德的柯尼斯堡、黑格尔的柏林、尼采的魏玛、海德格尔的弗赖堡，伽达默尔的海德堡……哪里有大师，哪里就是哲学的中心。为了追随名师，学生们经常在不同的大学和城市之间辗转。

在中国，很难想象一个学生能够随随便便从北大转到复旦，或者从南开换到中山大学。但在德国，一个学生在求学期间换几所大学很正常，有时候为了追随心仪的导师，有时候仅仅为了换个城市生活。不像法国，一切最好的都在巴黎，德国的城市无论大小，都有一些独特的好处：慕尼黑有十月啤酒节，而且离意大利很近；柏林有更好的音乐、博物馆和夜生活；弗赖堡和海德堡城市虽小，却有漂亮的建筑和森林，随处可见年轻人。天气也是很重要的考虑因素，校史记载，19世纪海德堡夏天的学生总是比冬天多，就因为这里的夏天长而迷人，晚上21点还可见晚霞满天，而冬天阴冷难熬，不到下午16点天就黑了。

虽是旅游旺季，但到哲学家小路散步的人不多，只偶尔有结伴跑步的大学生，或者郁郁独行的老人经过。我想象着几百年来在这条小路上走过的人，因为各自思想、心性与境遇不同，眼中的世界是多么的不同。

海德堡大学纽海姆新校区，医科与自然科学院系基本上都设在这里

因为海德堡，我第一次意识到“看”是一个多么神奇的词。德国古典唯心主义（Idealism）中的idea源于拉丁语idere，意为“眼见为实”。整个西方启蒙的思想都是沿着idere的概念，通过光，事物被呈现，被认知，成其所是的过程。强调“眼见为实”，即已暗含了人的主体性和主观性——若没有“我”，没有思维之光，世界只是一片蒙昧不清；而在此之前，人类只能“耳听为虚”，倾听上帝的教诲。

来德国之前，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王歌老师给我上过一堂哲学课。她说，“启蒙”的全部精髓可以归结为康德的一句话：人的职责是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性。康德之前，人们问：世界由什么构成，本体是什么？康德之后，问题变成：我们怎么能看到时间，看到空间？牛顿认为，时间空间就是上帝；康德则说，时间空间是主观形式，是人所具有的能力。世界之所以是这样的构成，取决于你的认知能力，取决于你的范畴，取决于所有的智性能力。如果人再加一种能力，也许就能看到X间。

我想起去年在剑桥大学采访天体物理学家马丁·里斯时，他有非常相似的见解，甚至专门为此写了一本书——“也许这个世界存在一些非常重要的真相，是超出人类的理解范畴的，比如，我们通过望远镜所能观察到的宇宙，可能并非全部的物理事实。很可能有另外的完全不同的空间维度，被完全不同的法则所规定，但我们无法感知或理解，就像一只猴子不可能理解量子物理学一样，只能留待后人类，或者超人类，他们也许会拥有更加高级的智慧，能理解这些东西。”

很奇妙，隔着200多年的时空，发现一个哲学家与科学家如此强烈的共鸣。当然，在康德的时代，他就是一个科学家，他的“星云假说”是关于天体起源的，而牛顿的伟大著作叫《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

在海德堡听到这么一个故事，很能说明近代以来哲学家与科学家之间的隔阂之深：纳粹时期，雅斯贝尔斯在困顿之中曾托人请爱因斯坦代为斡旋，在普林斯顿大学求个教职，爱因斯坦却迟迟不肯，因为他觉得雅斯贝尔斯的哲学与黑格尔的哲学一样，都是“醉汉的胡言乱语”。

在人类知识的探求上，现代经验科学追求的是知识的确定性和可控性，它能给我们一个肯定的，没有争议性的答案，一个安全的研究结果。哲学却不能。任何一门科学，只要关于它的知识一旦可以确定，这门科学便不再称为哲学，而变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比如物理、天文、化学、生物，甚至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那么，“哲学”作为一门学问还剩下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几千年了，为什么还要为了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争论不休：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存在的本质？身体和心灵的关系是什么？

“这个世界永远会有一些人，天然地被这些问题吸引、迷惑，尽管他们心里清楚，这些问题很可能没有答案，或者超出了他们的智性能力。”凯莫林教授告诉我，“但这些问题如此重要，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种努力就将持续下去。”

“从某种角度来说，哲学跟象棋很像。象棋的历史够久远了，人们发明了关于象棋的各种理论，这些理论变得越来越具体和复杂，但今天的象棋大师未必超出古代的象棋大师。在这一点上，哲学也是一样的状况。哲学家的工具越来越先进，思维越来越精密，但对于那些古老的哲学问题，今天的哲学家未必能比柏拉图给出更好的答案。”

这可能是哲学与科学最大的区别——经验科学的知识是不断前进的，物理学的洞见可以锁定在数学公式里，代代相传，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今天的物理学家比牛顿、爱因斯坦懂得更多；但哲学思想却是难以固定的，很容易在时间的流逝中遗失，就哲学的核心问题而言，康德可能比今天的哲学家懂得更多，思想更深刻。所以，哲学必须不断地回到经典。

伽达默尔，现代阐释学之父，曾经忠告他的学生：如果要走上哲学之路，不能从海德格尔开始，而至少要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今天在海德堡哲学系，最核心的学术训练仍然是在经典哲学文本的精读与讨论中完成的。通常是讨论课（Seminar）的形式，老师带领学生阅读经典文本，逐字逐句地讲解，澄清概念，疏通论证逻辑。

精读精到什么程度呢？

一本柏拉图的《理想国》，或者笛卡儿的《第一哲学沉思录》可能要读上一个学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恐怕要两年。三四本著作读完，本科学年也差不多结束了。

“一本哲学经典，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是看不懂的。不是说你看不懂文字，而是你的思想不够专注，不够精密，捕捉不到很多细微的变化。这是哲学学习中最为艰苦的基础训练，没有这种训练，读再多的哲学书也没用。”凯莫林教授的助教蒋运鹏告诉我。

“但是，一旦进入状态，你会发现思维的训练过程是充满乐趣的。”他补充道。

这让我想起苏联作家阿尔森·古留加在《黑格尔传》中提到的一个叫鲍里斯·乌克斯库尔的俄国骑兵上尉。这位年轻军官打败拿破仑之后，追女人也追腻了，于是跑到海德堡，要追随黑格尔学哲学。受到黑格尔的亲切招待之后，他立刻跑到书店，把哲学家所有的书都买下来，却发现一句也读不懂。他越是努力，越莫名其妙。他去听黑格尔的讲座，却连上课的笔记都看不懂。于是他又去找黑格尔诉苦，哲学家耐心倾听，劝他先自修代数、自然科学、地理和拉丁文。据说他第三次来请教黑格尔时，教授对这个学生的勤奋和学识非常满意，才引导他真正研究哲学。后来，乌克斯库尔在俄罗斯当外交官，无论走到哪里，总是随身携带着黑格尔的《逻辑学》。

目力好的人，能从哲学家小路上眺望到黑格尔当年居住的那条小街。

黑格尔在海德堡大学教过两年书，据说最喜欢在这条小路上一边散步一边思考。从他在普洛克街的家走到这条小路，大概需要20分钟，但不知当年哲学家眼中是否真有这些风景。他一贯的人生态度是：“人的性灵应当超脱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而虚心接受那真的、永恒的和神圣的事物，并以虚心接受的态度去观察并把握那最高的东西。”

19世纪，法国人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曾经这样描述德国人对于精神世界的迷恋：“在精神文明方面出的力，谁也比不上德国人：渊博的考据，哲理的探讨，对最难懂的文字的钻研，版本的校订，字典的编纂，材料的收集与分类，实验室中的研究。在一切学问的领域内，凡是艰苦沉闷，但属于基础性质而必不可少的劳动，都是他们的专长；他们以了不起的耐性与牺牲精神，替现代大厦把所有的石头凿好。”

至于为什么，他的解释是：“他们身上，理智的力量大得多：因为外界的诱惑比较小，内心的爆炸比较少。而在外界的袭击与内心的反抗较少的时候，理性才把人控制得更好……”

有时候，德国哲学家如此执著于对世界的本质追根究底，给人感觉简直就是一群完全与现实脱节、毫无生活可言的呆子。就像康德，他一生不曾离开自己出生的城市，从来没有碰过一个女人，每天在同一时间开动大脑里某个思想机器的小齿轮，50年不变。他的早餐只有两杯茶和一袋烟斗，晚上干脆不吃饭。而且他的茶，据某位学者考证，只是点缀着几片叶子的薄茶，而烟斗也是用来抽成真空的……

但正是这群尘世中人眼中的呆子，以强大的抽象能力，创造了一个个离现实那么遥远的概念世界——康德的“物自体”、黑格尔的“世界精神”、谢林的“自然”、叔本华的“意志”、海德格尔的“此在”……却又直指现实世界的症候，为现代人的精神生活设定最基本的价值观。这得需要多大的创造力？

为了不至于走火入魔，我决定把这些概念先都搁置起来。正如凯莫林教授一再告诫的，拥有一点点肤浅的哲学知识是危险的。

安东·科赫是我们在海德堡拜访的第二位哲学教授。他今年60多岁，很瘦，穿一套浅灰色的西装，一头短短的白发，蓝眼睛，耳朵很有特点，很尖很长，像《指环王》里的精灵族人。他身上有一种纯净的书卷气，在德国教授中很常见，但他的随和却很罕见，据说他喜欢招世界各地的学生，对中国学生也很有好感。

与雅斯贝尔斯一样，科赫教授也是在海德堡度过他绝大部分的学生时代。当时正值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学潮汹涌，柏林、海德堡、法兰克福闹得最凶，学生们整天为政治争论不休、打架、谈恋爱，但那仍然是海德堡哲学系的最好的时代之一——伽达默尔虽已退休，但仍作为荣誉教授留在海德堡，偶尔也给学生上课，但更多是邀请各种思潮的人物来海德堡演讲和讨论。那时候，哲学系除了逻辑课是必修之外，学生们享受着绝对的自由，他们可以去旁听任何教授的课，参加任何讨论课，完全跟随自己的兴趣走上哲学之路。

科赫教授的席位曾经属于雅斯贝尔斯和伽达默尔。不过，三代人从事哲学的方式完全不同。雅斯贝尔斯从心理学进入哲学，伽达默尔被历史吸引，科赫教授则更多被数学吸引。多年来，他一直试图利用分析哲学的工具来探究形而上学中的“现实”（Reality）问题。

“‘现实’是哲学的根本问题——不是当下的现实，而是已经存在了亿万年的现实。通过深刻而清晰的思考‘现实’，我希望揭示‘现实’的深层结构，以及真实（Real）到底意味着什么？”科赫教授说。

我再次意识到自己与哲学世界之间的隔阂。比起科学，以哲学的纯粹、抽象、非经验，恐怕更难找到一种方式与普通人交流。年轻的时候，谁不曾疑惑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谁不想知道，真实意味着什么？但更舒适的方法难道不是去旅行、交朋友、阅读美妙的书、观赏艺术？

科赫教授的办公室朴素而整洁。一面书墙，一张书桌，几把椅子，便是全部。从洁白的百叶窗望出去，就是海德堡老城的中心——大学广场。夏天是海德堡的旅游旺季，广场上人流熙攘，狮子喷泉静默不语。500年前，马丁·路德曾在这里进行过一场被后人称为“海德堡之争”的神学大辩论。他提倡信徒自己阅读《圣经》，自己解释《圣经》，抨击罗马教廷的绝对权威，主张教义必须与科学相结合，在欧洲大陆播下了自由和批判的种子。

“与英美哲学相比，德国哲学始终有一种反自然主义的倾向，正是因为在德国，确切地说，在欧洲的德语国家，启蒙的传统更多是从神学内部发生的，而不像法国和英国，是作为神学的对立而出现的。” 科赫教授告诉我。

从17世纪开始，德国神学家开始对基督教教条进行有效的“去神秘化”，从而将神学变成一种历史与哲学科学（在德国，人文科学也被称为“科学”，即“精神科学”）。他们把《圣经》视为一种历史文献，发明了各种解释和阅读的技巧，追溯文本编写的源头，希望找到上帝存在的证据。最终，他们不再相信教会的某个教条，但仍然称自己为基督徒，只因为他们仍然接受这样一个信仰：自然科学无法穷尽整个宇宙，现实存在自有其深意与神秘。

虽然在一个虔诚的新教家庭长大，但科赫教授不是一个基督徒，更不认为存在一个全知全能的神。事实上，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人认为自然科学能解释一个完整的现实，他所追求的恰恰是一个世俗化的全知全能的神。这是柏拉图、基督教、自然主义或科学主义一脉相承的迷思。

“在我看来，今天人类社会最大的危险是，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用数学的方式描述出来的现实（Reality）就是全部的现实，从而失去那些物理学家们无法处理的，与现实更深层面的联系。今天我们目睹这个世界的种种问题，都与这种狭隘、抽象、贫乏的思维方式有关。”

“其实，物理学家很清楚，他们描述的宇宙从一开始就是基于一种对‘现实’的巨大的抽象。在科学的物质世界中，不仅颜色和声音不存在，就连我们通过视觉和触觉所体验到的空间也是如此。时间更是一个从实存中被抽象出来的概念。虽然我们对于世界的所有感知中都贯穿着线性的时间感，但在物理学中，既没有时间之箭（即时间从过去向未来的流动），也没有临时模式（现在、过去、未来）。热力学第二定律提出了熵增理论，作为区别过去与未来的工具——现在的世界比1000年前的世界更加不规则，但这只是一个统计学上的趋势，不是基本的物理法则。物理学家无法回答：为什么长期来说不规则在增加？到底是什么使现在成为现在？是什么赋予2011年6月30日下午17点10分这一时刻以独一无二的特性，使它有别于过去的任何时刻和未来的任何时刻？”

茫然感再次浮上心头，为什么我要关心什么使现在成为现在呢？

“因为它与自由有关。”教授告诉我，“只要你在大图景之中引入一个自由的行动者，时间之箭就不再那么神秘。”

与凯莫林教授深入到一个个具体哲学问题的逻辑细节不同，科赫教授试图以真理、时间、自由三个概念为基础，构建一个宏大的综合理论体系。他相信，这三个概念之间有一种深刻的内在关联——时间的结构（过去、现在、未来）、自由的结构（三种特性：独立于自然法则、不可证伪的自由法则和替代性选择）和真理的三个层面（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和开放性）可以连接起来，而且必须连接起来，在一个综合的结构里，你才能真正理解真理是什么，自由是什么，时间之箭是怎么回事。

“在今天，西方哲学的状态不是太好。在欧洲的德语地区，哲学家埋头注释经典哲学家，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而英语国家则倾向于攻克一个个孤立的哲学谜语与谜团。今天哲学研究所缺失的，是一种有力的尝试，将今天的哲学谜团纳入一个统一、复杂的理论框架。”

这原本是德国哲学的精神传统——他们一直认为，应该有一门学科，用一个统一的有关世界的图景把人类所有的知识结合起来，而这个学科必须是哲学。但是，学科的专业化不仅在不同的学科之间制造屏障，即使在哲学内部也已分裂出无数的分支。每一个分支都深入一个具体问题的细部。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难题：专，难免狭隘；通，又欠深入。

就一直不肯放弃这样一种哲学的大视角而言，科赫教授自认是一只孤独的恐龙。

“作为最基本的一个哲学概念，‘真理’很难定义，但我们可以从以往的理论中抽离出它的三个核心层面——第一，现实主义层面：当我们对于客观现实的信念或陈述与现实本身相符时，则该信念或陈述是真实的；第二，实用主义层面：对我们有益的，值得行动的就是真理，所以真理必须经过理性程序的核实，或者是经过长期的民主讨论得到的结论；第三，认知层面：现实不是封闭的，不可知的，而是向人的认知能力开放，向自己显示自己（人是现实的一部分）。这三个层面环环相扣，现实的独立性与真理的核实程序在认知的开放性中整合在一起——我们向现实开放，现实亦向我们开放。”

“若从真理的层面来构想时光之箭，则过去是固定的，无可更改，恰好与真理的现实层面对应，即‘现实’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未来是开放的，向我们的决定和行为开放，因此它对应于真理的实用主义层面，即我们能做什么？过去之所以与未来不同，是因为过去已成事实，只能回忆，而未来有待决定，只能想象或期待。只有当下可以被感知，它对应的是真理的认知层面——现实向人的认知能力开放。没有这种开放性，我们将永远处于怀疑主义的迷雾之中。”

至于自由，在哲学里，它与上帝、灵魂不朽一样，一直属于既无法证明，又无法被反驳的概念。最近几年，基因和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似乎终于要给自由之谜一个确切的结论：自由意志只是大脑制造的幻象，世上并无自由意志这回事。谈到这些，温文儒雅的科赫教授突然变得激愤起来，说“自由”根本不是神经学家的专业词汇。当一个神经学家谈论自由时，他的身份只能是一个哲学的门外汉。

歌剧《海德堡的学生王子》，描写一个王子在海大读书，爱上一个酒肆少女，终因身份悬殊，含恨分手的故事。该歌剧在美国百老汇久演不衰。据说当年盟军之所以没炸海德堡，与此剧的影响有关

200多年前，康德给后世的哲学家留下一个关于“自由”的难题。他说，时空中发生的一切都有自然必然性；人是自由的；自由与自然法则相互矛盾。

那么，到底什么是自由？人类究竟有没有自由意志？对科赫教授来说，自由首先是选择，没有选择就无所谓自由；第二是自由的先验层面，即康德所说的，自由独立于自然法则；第三是自由的实践性，即人根据纯粹理性法则的自我决定。

“由此，我们得到一个‘时光之箭的自由理论’（Freiheitstheorie des Zeitpfeils)。”科赫教授告诉我，“过去与未来的不对称是人类自身在时间中实现的，因为我们是自由的主体，用我们的选择和行动来决定未来的各种可能性。”

最近几年，他又试图将“幸福”的概念纳入这个体系，幸福与时间的结构之间的关系远比他想象中的更深刻——“幸福是得到你一直追求的东西和目标，但因为目标总是在未来，而我们总是活在当下，所以不幸福是人性的基本设定。如果我们能到达时间的终点，并且留在那里，是否就会永远幸福呢？”

“自从牛顿以来，我们太经常被这样的自卑感诱惑——如此浩渺的宇宙中，人是多么渺小的存在！但这样一个理论体系重新将人类置于宇宙图景的中心位置：现实‘渴望’被认知，就像火山渴望爆发，或者枯土渴望雨水一样，是一种内在的张力。从纯粹哲学的立场来看，现实必须有一小部分是具有认知能力的存在。如果宇宙真有开端（比如宇宙大爆炸或其他），它必然在内部进化出认知者（Knower）。我们不需要上帝来造人，也无需任何有意的计划，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必然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绝不是偶然的意外。”

哲学家小路上，唯一留下名字的，是一位诗人。

一个僻静的角落，几枚熟透了的李子，在清晨的阳光中散发出淡淡的酒香，红砂岩的石碑上刻着荷尔德林的名字，还有几行诗，可能是他赞美海德堡的那首：

灌木丛繁荣其上，直铺深谷，

背靠山丘或怀抱河滩，

蔓延你欢乐的小巷，

它们休憩在你芬芳宁静的花园之下

……

茨威格写过一本关于荷尔德林的传记，提到诗人当年充满孩子气的哲学努力。一个完全灵感型的、非逻辑性的人，非得强迫自己去接受抽象概念、智力辨析的束缚，试图形而上地解释本来幸福地感受到的天堂，用各种学说来证明他的诗歌创作计划。歌德对拜伦的评论：“只有在写诗时，他才是个大人；当他思考时，只不过是个小孩子。”用在荷尔德林身上也许更合适。他的后半生在疯癫孤独中度过，死时完全被世人遗忘。

按茨威格的说法，遭遇哲学，对荷尔德林来说是一场灾难。但百年后，德国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却说，对他一生的思考具有指导意义的，并非他的导师胡塞尔的《逻辑研究》，而是荷尔德林的颂诗，甚至临死之时还命他的儿子为他最后一次朗读荷尔德林的诗歌。

科赫教授一再强调，通往真理的道路并非只有科学，而关于现实更深的维度，哲学也不是唯一的提醒者。“文学、艺术也试图从更深的层面把握现实，只不过方法不同——文学和艺术创造的是图像和故事，而哲学创造的是思辨。”他说，“但我深深相信，无论以何种方式靠近现实，都是一种巨大的幸福。”

以我的浅薄，无法理解那种沉浸在哲学思辨中的“幸福”为何物，但从形而上的现实中获得的幸福，真的能弥补一个人在尘世中必须面对的苦涩吗？

黑格尔——荷尔德林在图宾根神学院的好友，在得到海德堡大学正教授席位之前，哲学之路走得也并不顺当。神学院毕业之后，先在荷尔德林给他介绍的一个家庭做家教，后来又经谢林的引荐在耶拿大学做编外讲师。拿破仑进攻耶拿之后，失业的哲学家不得不另找工作，先是在一家报纸做编辑，又去纽伦堡做文科中学校长。这位性情古怪的哲学家是如何教育孩子的，有诗人克莱门斯·布伦塔诺的信件为证：“我在纽伦堡结识了诚实而笨拙的中学校长黑格尔，他一边读英雄史诗和尼伯龙根，一边把它们翻译成希腊文，只是为了欣赏。”

即使到今天，若非出身富贵，或者娶到有钱人家的女儿，在德国选择哲学生涯仍然是一场旷日持久、风险极高的赌博。一个哲学系的学生，一路从学士读到博士，再参加教授资格考试，即使顺利通过，也只能以相对微薄的薪水在不同的大学之间辗转。如果运气不好，或者才华不够，很可能到40岁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无望得到教授席位，改行又为时太晚，最后落得开出租车为生也不是不可能。

在老城普洛克街的一家小咖啡馆里，安德里亚·韦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与我谈起过这种人生的可能性。这位金发帅哥刚刚拿到哲学博士学位，很快就要离开海德堡。在德国，一个年轻人博士毕业之后不能在自己所毕业的学校里教书，是件不体面的事情。

韦伯已经30岁出头，已婚，有一个两岁的儿子。他在海德堡读了十几年书，本来主修数学，中途改为主修哲学，所以毕业时比别人老了几岁。当年的同学都已经过上体面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只有他一个人还在读着别人看不懂的书。

“有人会说我浪费了自己的才华。”他笑着说。很淡定的样子，但眼神中有掩饰不住的孤独。

那个眼神让我想起水若。她在海德堡留学多年，正在攻读德语文学博士，哲学是她的副专业，但她对哲学的痴迷，几乎从她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神情里都能感觉得到。那天傍晚，我们在内卡湖畔绵延不尽的大草坪上一起散步，我注意到与她年龄不相称的白发。她说是学拉丁文的缘故，但我猜想必然也有生活的压力。在德国走学术的道路，要真正耐得住寂寞和清贫，如马克斯·韦伯在《以学术为志业》中所说：“灵魂不经过寂寞与清苦之火的锻打，完全炼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来。”但结婚生子，为家务琐事分心，对一个一心以学术为业的人来说，是无可回避的痛苦。

夕阳西下，草坪上已经点起了烧烤的篝火，年轻男女光着脚打排球，有人挥舞着高尔夫球棒，情侣旁若无人地亲吻，衣衫褴褛的老乞丐坐在一群喝醉了的学生中间，悠悠地吹起了口琴。小鱼儿——水若两岁的儿子，正在草坪上快乐地跑来跑去。小家伙不知从哪里找到两个容器，不厌其烦地把一堆沙子从一个容器倒到另外一个容器里。不知为何，那个动作让我有种很震动的感觉。

如今回想起来，如果说这次海德堡之旅有什么收获，大概就是发现哲学中一种类似孩童的耐心——学会如何耐心地面对一个问题，而不是急切地寻找答案。如果你提出一个很难的问题，就不可能指望得到一个简单的答案。为了理解这个问题，你必须不断地追问、质疑、反思，然后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多么的困难，而我们寻求的答案又是多么的不完美。

《明镜》杂志的记者问伽达默尔，我们可以从哲学中期待什么？

他的回答是：“学会继续问问题，而不是认为一切一开始就规定好了，就是一个伟大的责任。”

海德堡大学的精英人物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1770～1831）

德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1816～1818年任教于海德堡大学，其间完成了《哲学全书》的写作，著名的《小逻辑》即是其中的逻辑学部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来源，被称为“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之父”。

卡尔·雅斯贝尔斯

（1883～1969）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神学家、精神病学家。1913～1948年任教于海德堡大学，40岁后正式从心理学转投哲学，并且扩展到精神病学的工作。

汉娜·阿伦特

（1906～1975）

1926年从马堡大学转学至海德堡大学雅斯贝尔斯门下，192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是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

于尔根·哈贝马斯

（1929～ ）

哲学家，社会学家，1961～1964年任教于海德堡大学。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人物，公认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被誉为“当代的黑格尔”。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

（1900～2002）

哲学家，从1949年至逝世都在海德堡大学任教。他曾经师从海德格尔，来到海德堡大学是接替雅斯贝尔斯的职位。1960年出版了影响深远的《真理与方法》，成为阐释学的代表人物。

诺伯特·埃利亚斯

（1897～1990）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一位百科全书型的大师，1917～1920年就读于海德堡大学。著有《文明的进程》，提出历史研究不仅要研究社会经济，而且要考察人的情绪气质和思维方式的变迁；探讨人的行为举止，日常生活，以小见大。

海克·翁内斯

（1853～1926）

荷兰物理学家，1871～1873年求学于海德堡。1908年他第一次做出液氦，使温度降至3K，这是当时地球上最低的温度。1911年他发现了超导现象，1913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弗里茨·哈勃

（1868～1934）

化学家，1886～1891年求学于海德堡，是合成氨水、合成氯气的发明者，其研究成果对化肥生产意义重大，但也在“一战”中被用于制造化学武器，人称“化学武器之父”，1918年获诺贝尔化学奖。

约瑟夫·封·艾兴多夫

（1788～1857）

诗人，德国浪漫派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1807～1808年在海德堡就读。代表作品有《一个无用人的生涯》、《月夜》等，是和海德堡有关的最重要的诗人。

罗伯特·舒曼

（1810～1856）

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1829～1830年曾在海德堡学习法律，1830年听了帕格尼尼的演奏会后立志成为钢琴家。作品有交响曲4首，协奏曲若干，在艺术歌曲的创作上也极有成就，曾为海涅、里尔克、艾辛多夫等诗人的作品谱曲。

戈特弗里德·凯勒

（1819～1890）

瑞士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被称为“瑞士的歌德”，1848～1850年在海德堡求学。他最重要的作品是成长小说《绿衣亨利》，反映了市民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瑞士人在生活、心理﹑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发展变化。

沃尔夫冈·克特勒

（1957～ ）

德国物理学家，现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教授，1976～1978年就读于海德堡大学。他研究冷原子的捕捉方法，以使这些原子接近绝对零度。2001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奥托·梅耶霍夫

（1884～1951）

著名生物化学家，1909～1911年曾在海德堡实验室研究细胞生理学，后因战乱移居法国和美国。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发现了乳酸及能量对肌肉运动的作用，探明了肌肉运动的生理机能，1922年获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

赫尔穆特·科尔

（1930～ ）

1982～1998年任德国总理，1951～1956年在海德堡学习历史。科尔是自俾斯麦之后德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总理，在任期间最大的政绩就是促成了两德统一。

哈罗尔德·楚尔·豪森

（1936～ ）

医学家，自1983年在海德堡大学任教至今，因发现人乳头状瘤病毒和子宫颈癌之间的联系，获得2008年的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在他的发现之前，每年有约25万妇女因子宫颈癌丧生，他的发现使得疫苗成为可能。

约瑟夫·戈培尔

（1897～1945）

纳粹政府的宣传部长，1921年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在纳粹政府里主要负责新闻检查和一切形式的宣传。1935年，他主持了纳粹大规模的焚书行动。在希特勒决定自杀后，曾立遗嘱任命戈培尔为总理。

海德堡大学：一所“很好”的德国大学

陈赛

1855年，一位美国观察家曾经这样写道：“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像德国人那样对自己的大学教育制度的发展付出了如此多的思考和艰辛——没有一个民族从大学提供的服务中获得如此大的益处，也没有一个地方能使它们在国民的生活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

从来没有一个德国城市，得到过像海德堡那么多的赞美。

歌德说，这里是他把心遗失的地方。

荷尔德林说，海德堡是他见过的最美的德国城市。

海德堡大学的校史档案里还记载了茜茜公主的两首诗，也是赞美海德堡的，可惜我看不懂德文。

在描述自己的欧洲之行时，马克·吐温写道，他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地方，如此充满平静与迷人的魅力，海德堡给人一种不可超越的美感。他本来计划只在海德堡停留一天，结果在这里待了整整一个夏天。

当我们到达海德堡的时候，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海德堡大学正在庆祝625周年校庆。海大新楼（海德堡大学文科的主教学楼）刚刚进行过一次大整修，一群诺贝尔奖得主开完林道大会，专程赶来，与这里的年轻学生交流。美军基地即将撤离的消息也是人们热衷的话题，据说学校正在考虑把它改建成学生宿舍。另外，一个盛大的校庆派对即将在内卡河畔的大草坪上举行，每个人都被欢迎来参加。正如《海德堡的学生王子》中的一句台词：海德堡的夏天，是浪漫和音乐的季节。

德国是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大概只有在海德堡这种大学城，才能看到那么多让人赏心悦目的年轻人。有时候你会觉得他们太爱学习了，露天食堂的长凳上，随便哪块草坪上，都能看到一两个年轻人卧在那里，前面摆开一堆书。但也是同样的地方，一旦派对开始，你会怀疑他们是否从来不学习，也太惬意了。

这里学生的那种自由姿态竟让我震惊。有一次经过内卡河畔，见一个学生一边抱着一本书，一边将脚泡在水里，旁若无人地读着。

不过，海德堡大学一直是一个以自由闻名的大学。1849年，海德堡神学系曾经给一个逃难到海德堡的美国黑奴詹姆斯·彭宁顿（James W.C.Pennington）颁发了荣誉博士学位。而那时候的美国，教黑人读书写字都是非法的。

来德国前，按照中国人的惯常思维，我一直将海德堡大学视为德国最好的大学，比如德国的“哈佛”，或者德国的“清华”之类。当我向海德堡的教授们问及这一点时，教授们要么一脸惶恐，要么哈哈大笑。“不不不，谢谢你这么说，但我们只是很好的大学，不是最好的。”

在德国，“精英”是一个可疑的概念。从2006年起，德国政府为了提高大学的竞争力，陆续选了9所“精英大学”出来，海德堡大学名列其中。

“这只是政治家的选择。”海德堡校史专家彼得·默斯伯格教授告诉我，“德国人真正引以为豪的是，他们的每所大学固然都有独特之处，但总体的教学和科研水平都很相似，并无优劣之分。无论走到哪里，你都能得到最好的教育。这与美国大学体系不同，你没法拿哈佛、耶鲁与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大学相比。在我们看来，不公平的教育体系本身就是对人权的侵犯。”

这种“去中心化”也与德国历史的高度不确定性有关。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德国近现代史上诸侯分立，教派斗争激烈，新旧秩序的更迭太快，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类似于伦敦、巴黎那样的中心，占据一个国家大部分的资源。相反，每个独立的小国都想有自己的大学、剧院和博物馆，于是很多小的文化中心发展起来。正如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在《海德堡语丝》一书中所描述的：“在德国，最大的图书馆在法兰克福，最盛的印刷业在汉堡，最多剧院是在慕尼黑，最多博物馆的是柏林，最全的国家档案在柯伯尼兹，最丰富的文学资料在内卡河上的小城玛白。科学的中心不止一个，而是分散在杜斯道夫、哥廷根、海德堡、曼兹各地。”

除去625年的历史，美丽的山水建筑，以及种种关于海德堡的浪漫主义迷思之外，海德堡大学唯一优越于其他大学的地方可能在于，它所属的巴登－符腾堡州很有钱，对教育的投入更大，付给教授的薪水也更高，还可以建更好的实验室。100年以前，为了留住著名的化学家、光谱分析的发明者本森在海德堡任教，州政府曾斥巨资为他建造了当时整个欧洲最好的化学实验室。本森在海德堡大学当了6年教授。

除外，它只是一所“很好”的德国大学，而这是最让我感动的地方。

德国没有大学入学考试，一般说，学生只要通过中学会考，就可以申请任何大学的任何专业。与英美系的名校相比，海德堡大学不会得到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最好最聪明的学生，但它得到的是参差百态的学生，有很聪明的，也有平庸的，但参差才是真实的社会形态。

“美国人这些年在许多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在阿富汗、伊拉克，都是因为精英的同化。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上的是哈佛和耶鲁，接受同样的教育，他们内部没有质疑的空间。”默斯伯格教授这样告诉我。

1855年，一位美国观察家曾经这样写道：“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像德国人那样对自己的大学教育制度的发展付出了如此多的思考和艰辛——没有一个民族从大学提供的服务中获得如此大的益处，也没有一个地方能使它们在国民的生活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

那时候，德国大学是美国人的榜样。19世纪大约有1万名美国青年赴德留学，影响美国现代大学发展的几位关键人物都曾在德国大学做过学生，而位居美国大学排行榜前列的几所大学，大都是按照德国模式进行改革的成功范例。

美国教育史家认为，19世纪美国留德学生从德国大学获得了三种智力财富：智力习惯（Intellectual Habit），智力方法（Intellectual Method），智力的和道德的信念（Intellecual and Ethical Conviction）。智力习惯代表学者个人及其学术的独立性，它是三种财富中最为宝贵的；智力方法代表在思想和研究上的全面性和准确性，这似乎是日耳曼人的一种独特的财富，即掌握全部能够知道的有关的事实材料；智力的和道德的信念，深信自己所做的事情，将为美国的知识和学术增添财富。

即使如此，有一些独属于德国的东西仍然保留在德国。海德堡历史系教授曼弗莱德·伯格教授（Manfred Berg）在谈到美国与德国大学教育体制的根本差异时，这样告诉我：“美国大学生将教育看成人生的投资，而对德国大学生来说，大学是一种权利。州政府有责任让每个年轻人接受良好的大学教育，只要他满足基本的条件。一个哈佛商学院的学位可以基本确保你未来的人生成功，德国却没有这份精英的归属感。”

德国大学最注重的是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在德国人的概念里，大学生应是独立自主、把握自己命运的人，他们已经成熟到不需要教师的引导，因为他们能把自己的生活掌握在手中。他们有选择地去听课，聆听不同的看法、事实和建议，为的是自己将来去检验和决定。相比之下，英美大学像一座规划得很好的城市，有时候连学生的私人生活都是有组织的。但德国大学，你乍一进来，可能觉得空荡荡的，什么都抓不住。没人关心你，也没有人告诉你应该做什么，聪明人得自己找到方向。你没有指导，但也同时意味着没有束缚。

海德堡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在一本叫《什么是教育》的书中提到：“大学应该培养精神贵族，而不是精神附庸。前者会昼夜不停地思考，并为此形销骨瘦；后者则要求工作与自由时间分开。前者敢冒风险，静听内心的声音，并随着它的引导走自己的路；后者则需要别人引导，要别人为他定下学习计划。前者有勇气正视失败，后者则要求在他努力之后就有成功的保证。”

寻找鲁道夫·克雷医生

陈赛

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阶段，对于“人”失去了一切尊重。正因为有那样黑暗的一个污点在我们的历史背景里，今天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应该怎样培养一个医生？怎样才是好的医患关系？医学伦理意味着什么？

——艾卡特·沃夫冈

约翰·雷博士

我们与约翰·雷博士约了在Theodor Heuss桥头见面，然后一起去拜访鲁道夫·冯·克雷（Ludolf von Krehl）的故居。

海德堡的内卡河上一共有4座桥。除去著名的古桥之外，Theodor Heuss是年代最久远的。建于1877年，这座桥第一次将纽海姆村与海德堡老城连在一起。100多年后，古老的村庄变身海德堡新城，容纳了海德堡大学大部分的教学区以及师生居所。

约翰·雷博士是个英国人，我始终不知道他的具体职务，只知道他主管马克斯·普朗克医学研究所的大小事务。在来德国之前，朱天慧教授——南开医学院的院长、海德堡医学院众多中国校友中的一员——告诉我，海德堡医学院之所以闻名于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周边几个重量级科研机构的合作，比如德国癌症研究中心、欧洲分子生物学中心、马普医学研究所等。这些机构中，以马普医学研究所规模最小，却与海德堡医学院的渊源极深。

仅仅出于个人的兴趣，雷博士一直在追寻纳粹时期马普医学研究所的人与事，尤其是那些被驱逐的犹太科学家的命运。纳粹战败后，马普医学研究所的绝大部分文件资料被销毁，只留下一些陌生的名字与只言片语的记录，他希望能从这些线索里还原出当年历史的真相。

在他的办公室，他给我看一张老明信片的复印件，上面写着：“亲爱的先生，周四晚上请过来，与我们一起喝杯葡萄酒。”信是写给一位叫汉·萨克斯（Han Saks）的犹太裔医生，落款是鲁道夫·克雷，1934年某月某日。当年海德堡最优秀的两位医学专家，一位是海德堡大学医院最好的血清专家，另一位是马普医学研究所的所长，虽然纳粹的阴影已近，但当时他们应该都还处在人生比较美好的阶段，身体健康，事业顺利，但关于二人之间的交往，历史却是一片空白。

这张明信片是去年雷博士拜访汉·萨克斯在伦敦的孙子时发现的，他如获至宝地复印下来。与当时海德堡绝大多数的犹太裔科学家相比，汉·萨克斯医生离开得比较从容，他带上所有的财产和家具，还有许多信件资料，一家人去了爱尔兰。他死后，这些资料留给了他的孙子。

其他人就没这么走运了。奥托·弗里茨·迈耶尔霍夫（Otto Fritz Meyerhof），1922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现代生物化学的奠基人，基本上是被赶出海德堡的。他几乎没有时间收拾行李，就匆匆逃往法国。后来巴黎沦陷，又辗转逃到美国。虽然最终得以在洛克菲勒研究所安顿下来，并继续从事研究，但他在精神上彻底被击溃了，至死都没有从纳粹的恐怖中恢复过来。

我们匆匆参观一圈，最后在二层的楼梯拐角处停下，那里挂着一块凹凸的铜牌，上面刻着长长的一份名单，都是当年从这里被驱逐的犹太裔工作人员。有一些名字似曾相识，几天前在海德堡大学博物馆大厅的一块石碑上看到过，那里罗列着这所大学在纳粹时期被驱逐的犹太裔教授的名单。每一个名字背后可能都有迈耶尔霍夫那样的故事，只是湮没于历史的尘埃，只剩下一个名字。

雷博士显然有些伤感，自言自语道：“那是我们的黄金时代，可惜太短。不过，当时整个德国都是如此。”

就在铜牌的旁边是一张黑白老照片，应该是冬天，一群穿得厚厚的年轻科学家围着一位神色凝重的老人，他正是鲁道夫·克雷——20世纪初海德堡医学界的翘楚、马普医学研究所的创始人、德国身心医学运动的倡导者。

马普医学研究所

鲁道夫·克雷，1861年出生于莱比锡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东方学学者。他从小立志学医，曾经在莱比锡、海德堡和柏林等多个学校学医。

1930年鲁道夫·克雷探望病人

在他的求学年代，无论科研，还是临床，德国都已经取代法国，成为世界医学的中心。全世界年轻的医科学生都向往到德国留学，他们主要学习临床技巧，但也有人向往实验室的工作，那里的先进仪器应有尽有，年轻人的灵魂可以自由探索，充分利用生物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药理学的知识，寻找疾病的真正原因和治疗方法。

克雷31岁成为图宾根大学的医学教授，之后辗转于马堡、格赖夫斯瓦尔德、图宾根、斯特拉斯堡，一边教学，一边行医。1907年，当他来到海德堡掌管医学院时，已是欧洲名声最响亮的内科医生，得到国王的封爵，还拥有一枚泰国国王的白象勋章。他写的教科书《病理生理学》于1893年初版，再版了14次，为当时德国的临床医学奠定了科学基础。

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这位德国医生都代表了医学上两种角色的完美结合——科学家与医生。在整个欧陆所建立起来的名声，吸引了当时包括维也纳、慕尼黑、莱比锡等诸多大学争相邀请，但他在海德堡幽静而充实的学术氛围里悠然自得，又交了许多朋友，所以拒绝了所有邀请。至1937年去世，他在海德堡度过了整整30年时光，死后葬在海德堡南郊的Bergfriedhof，海德堡著名的山顶墓地，许多名人都长眠在那里。

1930年，从海德堡医学院退休后，克雷医生在“德皇威廉研究院”的支持下创办了“德皇威廉医学研究所”，即后来的马普医学研究所。现在，这个研究所的主攻方向是分子神经学，深入到大脑细胞中单个分子的运作；但回到80多年前，它的野心要大得多。按照克雷医生的设想，他们的目标是将物理、化学、生理学与病理学的基础研究结合起来。在今天看来，物理和化学作为医学研究的基础已是常识，但当年这种跨学科的尝试却是非常前沿的，只有纽约的洛克菲勒研究所在做类似的研究。

这个目标如此清晰，从研究所的建筑设计中就能看出来——一个H形的建筑群，4个楼，分别容纳物理、化学、生理学、病理学等4个部门。除了病理学由他亲自主持之外，他挑选的3位主任研究员中，生理学家奥托·弗里茨·迈耶尔霍夫是1922年诺贝尔医学奖的得主，他在研究所期间的实验第一次实现了糖酵解，后人称“埃姆登－迈耶霍夫途径”。在迈耶霍夫之后，先后有4位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弗里兹·李普曼、塞韦罗·奥乔亚、安德列·利沃夫、乔治·沃尔德曾在这个生理学部工作过。

化学家理查德·库恩（Richard Kuhn）是20世纪有机化学的先驱，奥地利人，刚来这里时才29岁。他研究维生素的结构与功能，于1938年得到诺贝尔化学奖，但迫于纳粹的压力，没有去领奖。

物理学家卡尔·豪瑟（Karl W. Hausser）研究UV放射对皮肤的影响，可惜英年早逝。他的继任者沃尔特·波西（Walter Bothe）是马克斯·普朗克的弟子，他发明了可以观察原子基础结构与特征的方法。不过从他开始，物理部研究的重点已经从医学转向核物理。这个部门后来独立成为马普物理研究所。沃尔特·波西于1954年获得诺贝尔奖，3年后在海德堡去世。

相比之下，反倒是克雷医生的病理系，因为经济与政治上的困难，尚未做出任何成就，就随着他的去世而很快关闭了。但是，海德堡著名的外科医生宝峨（K.H. Bauer）在他的启发下，将海德堡医学院的癌症实验研究所改造成德国癌症研究中心，进行跨学科的科研合作，彻底改变了癌症研究的面貌。

雷博士告诉我，虽然80年人事全非，但研究所的内部建筑几乎没有变过。一草一木、一桌一椅，连图书馆书桌上的台灯都没有换过。从一层的旋转楼梯仰头看，眼中所见与30年代同一视角拍得的照片一模一样。只有克雷医生的一尊雕像是新添的，青铜质地，坚硬的面部线条，一贯深锁的眉头、仿佛在思考什么难题。

克雷故居

克雷的故居不难找，从Theodor Heuss桥头步行过去，也就十几分钟的样子。只是我没想到会是这样气派的一座大别墅。

由克雷夫人卧室改造成的图书馆

海德堡是以建筑之美闻名的。老城的主街上，各种年代各种建筑风格的房子见多了，但眼前这座建筑的深沉庄重，还是让人产生一种近似于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惊异与敬畏感。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上介绍说，克雷别墅建于1911年，是一位叫弗里德里希的著名建筑师特地为他建造的。

这座旧宅如今被一所私人大学买下，但大门上的浮雕仍然表明了故主的身份：两条蛇缠绕阿斯克勒庇俄斯（希腊神话中的医神）身上。一条蛇拥有致命的毒液，另一条则拥有起死回生的能力。

虽然房间结构基本保留原貌，但作为大学的功能改造相当彻底，已经看不到任何当年主人的生活细节。唯有克雷夫人的卧室，天花板与窗户的雕琢精致，仍能看出一位女士居住过的痕迹。现在这个房间是一个小型的图书馆，一排排的书架上摆满了商业类读物。

有传言说克雷夫人是沙俄的落难公主，她携带着巨额财富嫁给克雷医生，才能建起这么豪华的一幢房子。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她与克雷医生如何相识，感情生活如何。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克雷医生天性低调，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他们的人生结束在一个过于疯狂动荡的年代，没有谁在意这些爱情故事。后来从海德堡医学史教授艾卡特·沃夫冈（Eckart Wolfgang）教授的口中得知，医生的感情生活并不幸福，他的妻子是个性格严苛的人。但“一战”期间，他几乎每天都从战地给她写信，应当是他们感情最好的时候。

现在这所私人大学的校长是一个业余历史迷，对这座房子的旧主人有着浓厚的兴趣，愤愤不平于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居然没有一本体面的传记。但人生的留白，或许未必是不幸。我看着那本小册子上名叫“伊丽莎白·克雷”的中年女士，脸印得有些模糊，但大致可以看出一个身材高大的俄罗斯妇女的轮廓，一身黑衣，发髻一丝不乱，神情严肃，想象着可能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

校长告诉我们，克雷夫妇并没有在这幢奢华的房子里住多久。“一战”结束后，他就将这座私宅作为学生授课所用，他与夫人搬到附近的一个小房子里住。按照这位热情的“粉丝”的解释，可能是因为“一战”期间，他作为战地医生目睹了太多可怕的事情，决定用余生做更有价值的事情。

“克雷医生是个好人，”校长说，“他最著名的一句话是，医学治疗的是人，而不是病。”

后来才知道，克雷的这句名言正是20世纪初德国身心医学运动（Psychoso-matic Movement）的基本宗旨。

当时，整个德国医学界正处在自然科学发现的狂喜之中，以为关于疾病的一切都可以在化学实验室里靠机器解决。身心医学运动却主张，医学应该将人还原到“完整的人”——除了身体之外，人还有灵魂、情感、职业、过往历史、社会关系、阶级身份、生活环境等等。这些因素在疾病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下于医生在高倍显微镜下所看到的病理变化。

克雷医生以无与伦比的远见创办了马普医学研究所，但他对于科学在医学中所能起到的作用却一直持审慎态度。怎样才算一个好的医生？他应该以医生的姿态，还是以学者的姿态对待病人？从“一战”战场返回海德堡后，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他。他经常拿医学与政治相比。“政治能在一定程度上协助我们，或者试图将我们带上正确的轨道。医学也是。但无论医学还是政治，我们都无法从远处控制它们的过程。”

作为身心医学的倡导者之一，他在海德堡医学院创建了身心医学系，试图从病人个体的身心关系出发，专门研究疾病的心理病理学。据说他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很感兴趣。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一个让人神经衰弱的年代。大众跟不上科学发展的脚步，火车、电话、汽车，海底电缆……突然之间，人们可以给纽约打电话了，与数千公里之外的人说话，这让他们感到筋疲力尽，其结果就是社会性的神经过敏。事实上，在克雷之前，海德堡医学院的院长威廉·恩波（William Erb）就是德国神经学的先驱。他对于整个社会的精神衰弱现象很感兴趣，做了很多关于神经学的重要实验。

现在，我在脑海中渐渐能拼凑出一个德国医生的形象，严肃而温暖，刻板而慈悲，一个父亲的角色。但一个疑问始终萦绕在心头：这样一位慈悲为怀的医生，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对纳粹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样的？对于那些被驱逐的同事，他是否曾伸出过援助之手？

据称，德国精英分子对纳粹执政初期多半采取欢迎或合作的态度，如哲学家海德格尔与荣格都支持过纳粹，而医生在所有专业人员里，又是支持度最高的专业族群。对此，无论雷博士，还是校长先生都无法为我提供更多的答案，于是我们拜访了艾卡特·沃夫冈，海德堡大学的医学伦理与医学史教授。

克雷的遗产

从办公室的摆设就能看出沃夫冈教授是个收藏家。办公桌上摆着几个大大的松果。房间里到处散落着老式的显微镜、听诊器、铁壶、雕塑……说是都有医学背景。最奇怪的是一个非洲铜人，样子很怪异。教授解释说，铜人来自刚果，此人脾有明显增大，也许是疟疾，大概肚子很痛。

沃夫冈教授个子不高，一头乱糟糟的白发，笑起来有点像爱因斯坦。他对来自中国的我们很热情，可能因为他的博士论文与中国有关——19世纪末到1940年一群在中国殖民地的德国医生为德国政府做业余情报工作的历史。

“克雷医生是海德堡医学院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教授告诉我们，“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他一直倡导的身心医学的传统中，注重身体与心灵的联系，注重哲学与伦理的重要性。”

“在教学之初，我们一方面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观察，血液、神经、细胞，但同时也关心对病人社会的心理诊断。如果你有一个病人肚子疼，最极端的办法是找一个外科医生打开他的肚子看看。但你也可以问问病人他的环境里发生了什么？是否有什么焦虑的源头？这些问题对于治疗也许没有直接关系，但对于理解他的疾病却有很大的关系。”

医学伦理课是海德堡医学院每个学生的必修课，也是如今医学院里唯一还与哲学有关的课程。学生们在课堂上探讨道德、利益、知识的界限、医患关系、对待生命的态度，比如对待安乐死的态度、对待胚胎的态度等等。“我们试图教给学生的，不是关于安乐死或者胚胎的最终知识，而是对这些伦理问题的敏感性。”他说。

医学曾经跟哲学走得很近。欧洲中世纪的医学教育，学生们最主要的功课就是阅读希波拉克、盖伦、阿维森纳的经典文献。19世纪50年代以前，海德堡的每一个医学生第一年必须学习哲学、逻辑、修辞；50年代以后，才逐渐变成化学、物理、数学。直到今天，相比于英美，德国医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仍然是对数理化基础的重视。

马普医学研究所的教授与他指导的中国博士

德国医学院采取六年制，前两年叫Vorklinik，学生必须学习数理化和生物学基础、显微镜、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医学术语等等。直到第三年，才进入临床医学阶段。即使进入临床医学阶段之后，他们也不是立刻与病人接触，而是先与演员接触。第一学年的临床诊断，“病人”是由专业演员扮演的，诊断过程有严格的监控和录影。诊断结束后，学生坐在监视器前面，能看到自己什么地方做错了，在对话中超越了哪些不该超越的道德界限。

“这些都是为学生与真正的病人接触之前所做的准备。我们希望给病人一种安全感。”沃夫冈教授告诉我们，“相比之下，美国医学教育是从一开始就让学生与病人接触，他们更强调医学的实践。”

“说到底，这是一个如何平衡医学科研与临床实践之间关系的问题。在美国的教学系统，他们希望学生从一开始就达到一种平衡，低水平的科研和低水平的临床实践同时起步，在教学过程中同时提高。德国系统则是以基础科研教育为先。在经过充分的基本科学知识和技能的训练之后，才进入实践阶段，到最后，科研与实践同样到达平衡。”

海德堡医学院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学生第一年就有实践解剖课程，这意味着从一开始就要接触尸体。从医学伦理的角度来看，与尸体的接触与哲学有关。

“生与死，不是两种材质的区别，而是人的不同状态。虽然越过了界限，但只要他曾经是一个人，就值得一切对于有血有肉的人的尊重。”沃夫冈教授说，“对尸体的不尊重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希望学生从一开始就养成这种思维习惯。说到底，这又是鲁道夫·克雷的遗产——‘人’才是最重要的，比我们教的任何东西更重要。”

“医学伦理问题在德国一直很重要，这跟德国纳粹时期发生的事情有关。”沃夫冈教授说，“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那么黑暗的阶段，对于‘人’失去了一切尊重。在海德堡就进行着残酷的医学实验，一些病人被送去杀死，只是因为有人想用他们的脑子来做研究。大学心理诊所的儿童被送去屠场，他们的大脑被送回海德堡进行研究。”

“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直面这样黑暗的过去，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这也是大学历史的一部分，是教学的一部分。医学不应该是什么样的，不应该怎样表现？历史给了我们很沉痛的教训。正因为有这样的污点在我们的历史背景里，今天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应该怎样培养一个医生，怎样才是好的医患关系，医学伦理意味着什么？”

终于问到克雷医生对于纳粹的态度，尽管一开始就已经知道，这很可能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就政治观点而言，克雷是非常保守的民族主义者。但对于国家社会主义，他一直保持一种智识上的距离。他强烈反对所谓‘种族卫生’，尽管他的一些年轻助手和学生都参与了。1936年，纳粹给他颁发了一枚德意志帝国雄鹰勋章，很多政治上亲纳粹的科学界名人都得到过这个勋章。那个年代，要拒绝那个勋章，真是需要巨大的勇气。克雷没有拒绝，大概也是不敢？我不知道。但我怀疑他是抱着骄傲的心情接受那个奖章的。”

“在您看来，怎么才算一个好医生？”我用最后一个问题结束了采访。

“一个好医生至少具备这么几个条件，科学上的能力、交流的能力，在治疗和伦理方面都有清晰的决断力。还有，他应该有一颗温暖的心。”

他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最重要的也许是，他应该理解自己，明白自己知识和能力的界限，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拿起电话，将病人介绍给比他更有能力的同事。”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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