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此书作为一本介绍书写历史的初级读物，希望能为广大大学生以及其他读者提供一个关于书写历史的最新鸟瞰图，带领大家进入一段奇妙的书写历史之旅。本书主要介绍了世界各地主要的书写系统及其文字的起源、形式、功能以及历史变化。

在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阶段，书写在社会生活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自从人类开始直立行走，类人猿就形成了以语言为基础的社会群体，与其他生灵有所区别。而区别现代智人的一个重要标志主要是建立在书写基础之上的一个全球化的社会。在悠悠历史上，书写曾经只是少数人的专职，而如今它已然被世界上85%的人口所掌握——约有50亿人之多。而整个人类社会就是建立在文字的基础之上。

历史上大多数的书写系统和文字现在都已经不存在了，只有埃及象形文字这种最古老的文字还有些遗迹依稀尚存。这些遗迹极其稀少，而且难以辨认，采用拉丁字母书写（这也是英语以及上百种世界上其他语言所采用的书写方式，比如m，最初是由埃及文的辅音字母n演变而来的，用以表述波浪。）经过一系列的机缘巧合，拉丁字母业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书写系统。尽管只是语言的载体，但是拉丁字母在未来有可能比大多数的自然语言更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本书的主旨在于通过对文字书写起源的介绍，揭示人类书写历史的发展，以及书写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人类感慨于书写的奇妙。在约六千年的历史中，人类的每一个阶段都见证了这种奇妙，而书写的确不负人类社会最多功能、最娱乐的工具之名。如今，古代书写尤其引人注目，因为古代文字能够让我们同久已灭绝的语言进行对话，于是，书写成为了终极时间机器。虽然，书写终究只是一项不完美的技巧，只有通过笔划才能重现人类语言，但是仍然有无数的方式可以弥补这一点不足。一小部分方式通过历史的检验成为“最好的”方式弥补书写的不足，读者们对这些方式表示赞同。而随着人类社会需求的发展，历史的检验仍在继续发展。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书写系统及其文字永远在发展变革，尽管这个速度要比它们传达的语言发展的速度慢得多。

伏尔泰说过，书写是“声音的油画”。事实上，书写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它是人类知识的最终工具（科学），是社会文化的媒介（文学），是民主表达和信息的传播方式（出版），此外，书写形式本身也是一种艺术（书法）。今天，完全基于电子通讯的书写系统正在逐渐侵蚀以语言为基础的书写系统。电脑现在不仅可以“书写”文字，还可以编写程序。同时，电脑自成一派，其系统已经远远超越了我们所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书写”。而且书写使用的材料也发生了变化，如同纸张曾经代替羊皮纸卷一样，电子墨水和塑料屏幕，薄如纸翼，可能最终代替纸张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书写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而发展，它是衡量人类社会发展状况的标尺。

我希望通过本书的介绍，读者能够得到一些启发。书写不是被“发明”的，可能也不是哪个中美洲人或是中国人“重新发明”了书写。所有的书写系统都是由早期的原型和系统衍生而来的，这些原型和系统通过书写形式描述人类语言，随后这些描述的方式即字型被借用和借鉴，以满足其他地区人民语言和社会交际的需求。

埃克塞特大学（Exeter University）的杰里米·布莱克（Jeremy Black）和瑞克逊出版社的迈克尔·里曼（Michael Leaman）各自分别在同一周向我建议完成这部书，随后给我提供了宝贵的意见，为此，我十分感激两位。

我在语文学和语言学领域已经工作了三十多年，其中有18年是在研究和解码古文字（尤其是破译克里特岛Crete和伊斯特岛Easter Island的文字），这些工作经历使我具备了在碑文和铭文研究领域的杰出能力。值此书完成之际，我有太多的人需要叩顶鸣谢。“不能不感谢的人”有很多，他们每个人都以独特的方式在我人生的羊皮纸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特别要鸣谢Thomas Barthel，Emmett L.Bennett，Jr，William Bright，Nikolai Butinov，John Chadwick，Brian Colless，Yves Duhoux，Paul Faure，Irina Fedorova，Yuri Knorozov，Ben Leaf，Jacques Raison，Fritz Schachermeyr，Linda Schele，David Stuart and George Stuart.

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David Attenborough爵士，感谢他的鼓励。

当然了，还要感谢Taki。

史蒂芬·罗迦·费什尔

于新西兰

2000年10月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从V形切痕到刻字版

结绳记事

凿痕

象形文字

符木（Tallies）

后来的记忆术及信息符号

图形符号

Tokens符号

语音化和第一块刻板

第二章　会说话的艺术

埃及文字

楔形文字

原始埃兰文字（PROTO-ELAMITE）

印度河谷文字（INDUS VALLEY WRITING）

第三章　语言系统

比布罗斯音节文字

安那托利亚音节文字

爱琴海与塞浦路斯音节表

埃及与迦南的原始字母

腓尼基字母

阿拉姆文字大系

印度与东南亚的印度诸文字

第四章　从阿尔法（Alpha）到欧米伽（Omega）

希腊字母表

麦罗埃文和科普特文

伊特拉斯坎文

拉丁文

伊比利亚文字

哥特文（Gothic）

如尼字母（The Runes）

欧甘字母（The Ogham）

斯拉夫文字

第五章　东亚“复新运动”

汉字

越南文

朝鲜文

日语

第六章　美洲

起源

萨波特克文

玛雅文

中美洲的其他古文字

第七章　羊皮纸键盘

希腊语

中世纪的拉丁文

新罗马草书体

标点

纸

印刷术

受拉丁字母影响的一些文字发明

第八章　书写的未来

双语现象

正字法与文字改革

速记符号、象征符号与“视觉语言”

书写的未来

主要参考文献

第一章　从V形切痕到刻字版

我们一说到书写的历史就不能不提到“书写”的构成，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许多人只知道一种元音加辅音的字母书写系统，知道它们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一个一个独立书写的字母，但是大家可能不太清楚，书写的世界其实远不止这些。

总体来说，人类思想可以由许多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语言只是其中的一种，书写只是表现人类语言的一种形式。然而，现代社会似乎已经提升这种表现形式的地位，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通过字形艺术进行交流和表现外部世界的真相，要比使用语形交流(1)显得更加客观和充实。即便是抽象的概念，通过这种“坚固的符号系统”（solidifying symbolic system）也能够用字形表现出来。这种系统的产生，根源在于人类受空间和时间的局限，需要同自己或是他人进行交流，而交流的前提需要对信息进行存贮。

既然人们知道书写现在的意义，那么我们很难，而且也无需给书写一个定义，企图囊括它过去、现在和将来所有的意思。至于将“完整”书写视为一种“可以表现所有思想的文字符号系统”(2)，这种观念是否实际，现在还很难定夺。同样地，把书写视作“口语的文字表述，口语的永久的或半永久的定型”(3)，这种定义也不能完全让人信服。这些定义都似乎缺失了书写的真正精义。大家可能都同意书写是组合标准的符号（字、符号或符号组成部分）来实现以字形全部或部分重现人类语言、思维等。书写的这个定义估计是现在最普遍被人们所接受的了。而在过去，每一种书写系统对于这个定义的补充修正都受到当时社会发展产生需要的影响。尽管如此，书写的这个定义仍然是对特殊的有局限性的事物的一个有局限性的定义。

为了避免落入一个给所有的事物正名的圈套，最好的方法就是不给一个正式的定义，例如书写，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人给出的定义也是不同的。但是，出于本书“书写的历史”的需要，我们恐怕不能不讨论一个更为密切相关的问题——“完整的书写”，并提出以下三个标准：(4)

① 完整的书写必须以交流为己任；

② 完整的书写必须是书写在耐磨材料或电子面板上的精细的文字符号；

③ 完整的书写所使用的符号必须是按照惯例能够用来清楚地发音的（即系统地排列组合有意义的声音），或者是能够实现交流需要的电子编程。

每一种构成早期书写的表现形式，虽然仍然是“不完整的书写”（因为无论哪一种书写形式都没有同时满足完整书写的三个标准），但也都尽力将“书写”一词的含义阐述到极致。它们都实现了某种交流的需要，尽管这种交流是受地域局限的或是有些模糊的。

书写不是凭空诞生的。人们往往在讨论书写起源的时候喜欢使用“神赐”这一类辞藻，而事实上，这种说法一直到19世纪仍然在欧洲流传。现在一些美国和伊斯兰国家的组织继续接受这种书写神赐的说法。另一些人提出完整的书写——符合了三个标准的书写——是由一个乌鲁克（Uruk）的苏美尔人（Sumerian）在约公元前4000年中期发明的，这个苏美尔人希望寻找到一种能够更好地进行复杂运算的方法。还有一些人认为完整书写的是集体力量的结果或是一次偶然的发现。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完整书写的起源是多方面的，没有一个固定的原因。后来又有人提出完整的书写是早期的书写在广阔的区域贸易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

当然了，书写的历史发展不存在“进化”一说——起码不存在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进化。书写系统不是自己随着自然过程变化的；人们为了实现某些特殊的目的(5)，人为地改变和丰富了书写系统。这些目的中，最常见的，恐怕是借文字再现作者的语言了。经过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积少成多的变化，后期的书写形式和功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在完整的书写之前——即在书写满足三标准之前——已经出现了许多类似书写的过程。但是，把这些过程称作“原型书写”(6)，恐怕也名不符实。相反地，象形文字书写（pictography，图形书写）和单字书写，（logography，字符书写，指说出被描述的物体）这两种书写被称作“前书写”（pre-writing）才算是实至名归。20世纪30年代，美国语言学界布鲁姆菲尔德（Leonhard Broomfield）在描述19世纪德国猜想（German speculation）时，对“图形文字”和“真正的文字”进行了区分，后者满足了关键性的标准书写要求（符号必须代替某些语言因素，在数量上是有限的）(7)。他还对原始的“意符文字”（semasiography，指使用文字符号表达意义时不需要借助于语言）和“完整书写”进行了区分，而只有后者才被认为是“真正”意义(8)上的书写。

不管人们怎样对早期的书写进行定位，文字表述都是一个人类“近期”的现象：最早的“雕刻”出现于大约十万年前（有人认为更早）。但是，我们祖先有规律地刻印一系列的点、线和开口的符号（相传是用于计算筹码或者用以计算日历的符号），绝对跟口语没有一点关系——尽管这些“原型书写”被口头表达时肯定是跟今天我们说话一样流利。

在完整书写产生之前，原始人类使用大量的字形符号和各种各样的记忆术（mnemonics，记忆工具）来存贮信息。岩石艺术一直都包含一整套的宇宙符号：如人类符号（anthropomorph，人形的字符）、植物符号、动物符号、太阳、星体、彗星以及一些未知的的几何图形。大多数的符号描述的都是自然界最常见的事物。同时，记忆术也运用于语言环境中，例如使用结绳记录、象形符号、雕符的骨头等物件、信息手杖或信息板、用于唱诵的绳索游戏、彩色卵石等能够同自然语言相联系的物体。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字符艺术以及记忆术与具体的社会生活联系日益紧密。

最终出现了字符记忆术。

结绳记事

结绳记事是古代最常见的记忆术之一，至少可以追溯到新时期时代早期（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9)这种记录可以是简单地在一个绳子上打结，也可以是一些复杂的彩色符号绳结，连接一排一排依次排列的绳子。到印加人（西班牙人征服前的秘鲁王国的印第安人）使用结绳文字“魁普斯”（Quipus，见图1，其意思是作为记录和发送信息的一种结绳）时，结绳记事的使用达到了顶峰。这种方法包含一套精细的计数系统：不同位置的结绳表示不同的数量，而不同的颜色则被称作是代表不同的商品。

古代秘鲁的印加人使用的几乎全部是记忆术，其效果就如同其他社会使用书写一样。印加人用一些不同的结绳来记录其王朝日常以及长期的贸易活动和贡品的支付情况。每个绳结代表了一个十进制的值（某处缺失绳结代表零）。例如，一个半结叠放于两个半结之上再叠放于七个结之上是用于记录数字“127”。以此类推，对于“百”、“十”、“一”都有特殊的绳位。一堆绳结可以系在一起表示总和。这种高度精细和有效的魁普系统由一群能够阅读魁普文的书记员监管和掌控。即使是在16世纪西班牙入侵之后，魁普仍然作为日常记录方式使用。

图1　一个印加皇家会计人员的魁普。引自Félipe Guaman Poma de Ayala的Nueva crónica y buen gobierno，1613年。

同样地，在阿拉斯加到智利的广大区域也发现了类似魁普的结绳文字，虽然没有魁普那么精密，却也是太平洋沿岸特有的记录系统。例如，在东南边马克萨斯人（Marquesan）tubuna‘o'ono的吟游诗人就将一束一束的椰树纤维编在一起，然后在其上面坠上小的绳结，称之为ta‘o’mata，用以计算年代。在古Ra'ivavae（位于塔希提岛南部的Austral岛），人们用使用木槿树皮编织的绳子结记录宗谱。这种记录方法在世界其他地区也有发现。波斯国王大流士（Darius）在他的赛西亚运动（Scythian campaign）中，要求他的希腊盟友看守后方的一座桥梁，并且下命令只要希腊人依次每日解开一个结，并且能够在他凯旋之前解开共有60个结的皮绳，希腊人就可以返回自己的祖国。结绳记事相比较以往简单的在木棍上记录和在物件上雕刻，是一种更加万能的记忆术。因为这种记忆术的记录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而且只要简单地解开绳结，就可以“擦除”或者“重新书写”了。

有些学者声称，这些系在一起的绳结只是在安第斯山脉（Andes）(10)地区发展起来的“书写”的原始形式，但是很明显，在当地并没有出现语音书写（见第六章）。事实上，结绳记事并不包含书写，它只是一种记忆的提示。绳结的目的是用来沟通，但它们并不是在一个耐磨的平面之上人工书写的字形符号，而且它们也不是结构严密的语言。

凿痕

在树皮上刻划痕、在坟冢上堆放石块、在路上放置树枝以及在石面上印上赭色的手印，这些方式都代表“思想的传递”，在听者听到信息之后，通过记录的方式与他人进行沟通。这时，记号和记忆术通常一起使用，成为记号记忆术。这种方式非常的古老，可能要比最早的岩石艺术还要古老。

凿痕作为记忆术使用甚至可以追溯到直立猿人时期。在德国Bilzingsleben出土了至少412000年前的艺术品，这些骨头上有规则雕刻的线条。据这些艺术品的发现者称，这是一些人为的雕刻（即某种字形图符）。很显然，这些凿痕是一种符号标记，但是其具体的意思还有待考察。

十万年前的智人工匠们开始在石块和骨头上做符号标记，他们的符号存在着微小但却连贯的不同点，这些不同的符号说明雕刻是有目的性的。在南非著名的Bmombos山洞里发现了两片划了交叉线的赭石，发现者认为赭石是早期符号思想的证据。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工制品，例如扎伊尔伊珊郭骨头（Ishango Bone，见图2；图176）上就展现了一段时期内雕刻的类似符号，在经过计算之后，这些人工痕迹似乎与月亮周期有关联。当然对此也可能有其他的解释，但是重要的是，在千万年以前，字形图符这种方法虽然原始，但由于某些原因，可能已经用来记录人类的某些思想。这就是信息的存贮。

更加近期的无文字时代，人类同时使用凿痕和结绳来记事。例如，在新西兰，前欧洲毛利人使用rakau whakapapa（宗谱记录板），每一块代表一位祖先的名字。这些记号都只是简单的记忆辅助法，和结构严密的语言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图2　三幅扎伊尔的伊珊郭骨头图，经放射性碳测定年份为公元前约9000年。其上的符号可能是计数甚或是记录日期的，伊珊郭骨头已被称作是“最早的书写工具”。

象形文字

结绳记事和凿痕可以帮助人们回忆起种类、数量并帮助即时记忆。但是，这两种方式都不能用来表示诸如质量和性质等特殊的事物，只有图像能做到这一点。除此之外，由于需要表达大量丰富的信息，也需要产生更多的图形符号，即象形文字。象形文字是字符和记忆术偶然的姻亲产物。

早在千万年以前，绘画已经用来传递信息了，在很多岩洞艺术中，绘画艺术都可以被理解成为一种图形交流方式（见图3）。(11)近些年来，很多学者开始关注印第安人的象形文字。这里所说的图符通常指的是雕刻或者是画在墙上和岩石上简单的符号——也叫做岩石艺术或者岩石雕刻。也有一些相当精细的象形文字可以传达一些信息，例如通过绘画可以画出一些特征来记录士兵的名字：如Red Crow，Charging Hawk等等。而在19世纪的美洲，有一些部落像夏安族（Cheyenne）甚至使用“象形文字信件”给彼此传达信息（见图4）。

图3　有些岩石艺术被认为是某种图符型的交流。在法国南部的三友洞（Les Trois Freres）里发现的马刻画之上刻有“P”型的符号，意义是什么尚未可知。在毗邻的蒂多杜贝尔（Tuc d'Audoubert），发现了第二匹这样的马岩刻，四周围绕着使用不同的工具雕刻而成的80多种类似符号。

图4　一“封”夏安族的“书信”，是Turtle及妻子写给他的儿子Little Man的：“我给你寄了＄53，让你回家。”

象形文字不需要直接借助发音就可以传递非常复杂的信息，但是，和结绳记事与凿痕不同的是，通过描述一些特殊的物品，象形文字的确会表现一些音符特征，这样就将图符与发音联系起来。例如，一名缅因的阿布纳基族猎人（Abunaki）在他的小棚子外面留下了一个桦皮舟形的卷轴（wikhegan），上面画了一个人在一艘独木舟中，还有一头麋鹿，一个男人站立着手指向一个画符，又有一个男人穿着雪地靴在拉一辆雪橇。这里传达的讯息可能是：“我正在穿过湖泊去猎鹿，我会在下一个湖转弯，明年春天才会回来。”(12)这个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通过图符艺术来传递一些有限的信息，以实现交流的目的。

非洲阿善堤（Ashanti）地区的人们在他们的房子、器皿以及其他的物件上画上图形来表示谚语——例如一只鳄鱼嘴里叼着一只泥鳅可能表示“如果一只泥鳅得到点什么东西，那最终都还是到了鳄鱼嘴里。”(13)这种图形的目的也是为了沟通；它是在耐磨表面上书写的字符艺术；它与自然发音有关联。但是，这种“句子书写”(14)只有那些已经懂得谚语的人们才能够理解。这种书写里面的“符号”不是传统型的而是图符型的，每个图符只对应相应的一个谚语。在阿善蒂书写系统中还存在着大量的悬而未解的问题，换句话说，作为一种大众交流的有效方式，阿善蒂书写系统中还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

虽然有些中文方块字（也在日文中使用）起源是象形字——例如“女人”、“小孩”和“稻田”，这些字在被识别之前，人们必须先懂得每个图符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汉语书写不是象形文字而是一种混合的语标文字（简单地说，是一种形态音节文字，见第五章）。这也就是说，汉字是同时包含了音符和意符的文字，二者必须分开习得而不是仅仅“认得”。

象形字也能够在现代科技——例如电子线路图——中的“默认书写”中找到。这样一来，通过将一些符号标准化，有目的地避免文化歧义，就可以实现国际交流的通畅。在这种有限的范围内，一些完全掌握了这种技艺的专家们就可以利用象形文字实现很好的交流。有时甚至会比完整书写更加有效。

但是，所有的象形文字书写都是“不完整的书写”。这是因为所使用的符号无章可循，与口语发音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象形文字一般会避免被用来表音。

符木（Tallies）

早期的人们使用符号帮助记忆，很明显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了类似的过程可以被用来记忆数字。例如（如果早期的艺术品真的想表达这个意思的话），人们观察月亮的盈亏，然后将日期一个一个地刻下来，这样，这种刻下来的记录就可以代表诸如数字这种抽象的概念。这也可能是第一根符木诞生的方式。

最早的符木大概是这样的：在骨头上刻符表示不同的人、时间段（而不是事件实录）、一次捕猎的胜果等。曾经有枪手在科尔特45型手枪上刻上刻痕记录他杀死的人妇；战斗飞行员在他们的飞机侧部使用特殊的标记“刻符”。符木属于最早期的符号记录系统。澳大利亚土著人甚至曾使用这些符木来进行远距离通信——人们在符木上刻痕，刻痕数量代表事先约定好的信息。

很明显，每个古代民族由于其地域不同，所使用的符木也不同。而所有社会成员也都是熟悉每个刻符的意义的。纵观整个欧洲中世纪，传统的书写工具都是符木和刻刀。例如在公元1100至1826年间，英国税务署使用符木来记录收入。（早期的符木先是使用拉丁语，而后才使用英语。）这种体系遵循一个基本原则：支付的数额越大，从符木上就要刻掉越多的木头。1000英镑就是一个直的四英寸宽的划痕；而0.5便士仅仅是一个小孔。

符木一直与完整的书写同行。这种记录方式容易被文化水平低的人所掌握，而且记录起来也比书写更快、更方便和廉价。然而，尽管符木的目的是为了交流，其实它只是刻在耐磨表面的人工“符号”，它们终究只是一些标准的表示群组的刻痕和孔洞，不是结构严密的语言。

后来的记忆术及信息符号

在后期又出现了很多工具用以辅助记忆和进行远距离沟通，这些工具壮大了记忆术的队伍，并为完整书写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可能从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几乎所有的前文字时期社会的人们都知道使用线形图形（一人使用）或“猫的摇篮”（两人使用，指圈状线缠绕在手指上）(15)。这种“空中书写”用以记录族谱、历史事件、歌曲、唱词及其他的内容，它以交流为主要目的，一些默认的图形能让人立刻联想到结构严密的语言，但是它不属于在耐磨表面上书写的图符。所有的符号——无论是使用手和面部表情（符号语言）、声音、标记、烟、点燃火药、金属上的倒影，还是使用电子等手段——都是相似的，即使许多信息符号是现在字母的基础，但这些符号仍然不是书写在耐磨表面的默认图符。

几千年来，人类一直使用与物体相关的指示符号，例如用五件物品表示五只羊。非洲的约鲁巴人就总是使用鹅卵石作为指示符号；有些符号甚至具有谐音值（即某些拼音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具有谐音值的符号的音与另外的异义的符号的音相同。如为了安排一次约会，约鲁巴的男性会留下六颗鹅卵石给心上人——约鲁巴语efa，指数字六，意思是“被吸引”。如果姑娘愿意的话，她就会留下八颗鹅卵石作为答案——约鲁巴语的eyo，指数字八，意思是“同意”。

有人认为法国南部的大约公元前8000年的阿齐尔文化（Azilian）中的彩色卵石是世界上最早的“一个象形书写”（见图5，画在卵石上的十字架，条纹和其他设计并不是用来描绘容易识别的自然现象(16)）。更重要的是，如同约鲁巴人卵石一样，阿齐尔卵石也不能用来表示清楚的发音。但是完全有可能，这些地区的卵石图形是世界上最早的索引式符号实例。即使是这样，它们仍然称不上是‘完整的书写’。

图5　法国南部阿齐尔文化（Azilian）中的彩色卵石，大约公元前8000年

19世纪非洲卢巴人使用的“记忆板”被称作是包含了鲁巴历史的实物。经过专家的“解读”，发现这种记忆板上面的图形、颜色、材质以及结构布局都具有帮助“读者”记忆的作用，而且每一块鲁巴板上的特征都各不相同，而每一块之于不同的专家来说又有不同的含义——有时候同一个专家在不同的场合对于同一块板子的解读也不相同。虽然鲁巴“记忆板”的确是包含了图符，而且是书写在耐磨表面上的，目的也是为了沟通，但是它们仍然不是完整的书写：它们仍不能立刻表示清楚口语的发音。

图形符号

完整书写出现的一个契机就是计算的需要(17)。只有当社会需要的时候，书写作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工具才会出现。在古代的中东地区，大约在6000年前的时候，苏美尔人的社会群体开始慢慢扩大，这就需要记录和管理其原料、生产出来的产品、工人及其职责、农田、进贡的物品、庙宇的财产清单、收入和支出。那些古老的记忆法不再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社会上急需一种新的记录方式的出现。

记录财产是任何一种书记方式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它可能包含了世界上最早期的图形符号(18)。财产上一般有标记，所使用的印章和稍后出现的完整书写很明显有着相同的社会大环境。中巴尔干地区的Vinca文化（公元前5300－4300年）中出产的陶器以及其他的黏土制品上刻着一些不同的记号(19)，总共大概有210个符号，其中有30种主要的符号，其他的符号都是变体和合成符号。在罗马尼亚托多斯（Tordos）地区的Vinca居民区就出现了很多类似的符号，例如从简单的＋到－再到更为复杂的梳状和万字符（见图6）。1961年，在距离托多斯以东20公里的塔尔塔利亚（Tartaria），出土了三个黏土“板”，最初被称作是来自Vinca文化的遗迹（见图7）；但是也有可能它们仅仅是当地的稍晚一些时候的米诺安文明（Minoan）的象形文字（见第三章）。(20)在同时期的其他37个遗址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符号。

图6　一些在托多斯的Vinca居民区发现的陶器上刻的符号，约为公元前5300－4300年

图7　在塔尔塔利亚出土的三个黏土胚。最初被认为是来自于Vinca文化，事实上一些学者猜测，它们生产的日期要更晚一些。

虽然不能说全部，但至少大多数的艺术品似乎都证明是某种“图形的符号”，至少早在6500年以前的工匠们是能够理解这种符号的。(21)（一个“符号symbol”指的是一种能够代表其他事物的图形记号，而“标记sign”指的是一种书写系统中的大家都认同的组成部分。）在保加利亚发现了两个“类似的”的黏土艺术品，使用放射碳进行鉴定后，证明是属于公元前4000年的物品，其上的符号有可能是属于图形符号。这个可以作为巴尔干图符系列的一个有力的证据。（见图8）现在一种流行的说法是这些最早的巴尔干地区的符号其实是一种带有装饰或象征性质的符号，而不直接同清楚的语言发生关系。(22)这就是说，它们既不是语标符号（即整个字符是用来描述一个可以直接发音出来的物体），也不是音符（即那些只包含声音意义的符号）。

图8　保加利亚青铜器时期的图形符号，约为公元前4000年的产物：左图为一个装在墙上作装饰或纪念用的薄金属板或瓷片，来自于Gradeshnitsa，高度为12厘米；右图为一个印章，来自于卡拉诺沃遗址（Karanovo），直径为6厘米。

另外有一些人声称，最早期的“书写”其实是出现于中国，也是在大约公元前4000年。1954年至1957年，在西安附近半坡的仰韶文化堆出土了一些陶器碎片，后经过中国专家的研究认为是一些数字，但是这个说法并不被所有专家接受。

Tokens符号

盖尔伯格言（Gelb Dictum，以其作者美国金石学家Ignace Gelb的名字而命名，）说：“所有的书写归根结底都有图形的成分。”(23)这种说法似乎和完整书写的符号根源论完全相悖。这种说法最近才出现，这种观点认为最早期的符号是基础书记系统中用于计算的筹码；而这些筹码的形状就代表了其计算的对象；一个符号等于一个计数单位；最终这些符号将书写带入了完整书写的纪元。近些年来，盖尔伯格言提出的理论已经赢得了众多的追随者。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这种理论被广泛接受，到了90年代，它招致了一些批评，现在，对于该理论，更多的人持一种折中的看法。

完整书写的出现无疑是出于记录日常生活的需要。中东的人们早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使用黏土制的符号记录货物（见图9）——这些被称作“计数器”，就如同便条一样，但是它们的作用现在仍被人质疑。那么，为什么使用黏土呢？因为在中东地区，黏土是一种非常多的材质，便于成型，方便擦洗，而且易于保存——只需要任其在太阳下自然风干或者经过烘干。最重要的是，在黏土上面刻图符号用以存贮信息更加容易。从东伊朗到南土耳其再到以色列的考古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类似的黏土制品——有的是平行线，有的是直角，有的是弧线，都是公元前8000年至1500年的产品。（值得一提的是，埃及至今为止从未出土过类似物品。）大多数的黏土制品是出自古代苏美尔，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有些黏土还被制成锥体、球形或者其他的形状。

图9　各种几何形状的小黏土符号或者筹码，在大约公元前8000年初时被从西南土耳其到印度河流域的人们使用。

公元前4000年，人们对这些小的黏土筹码的功用进行了一些创新（假如可以这么说的话）。一种叫做“bulle”的黏土小信封用来包这些小的黏土筹码，随后人们在bulle的外面做上记号，这样不需要打开“信封”也可以知道商品的数量和名目了。早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过程就被人们认为是完整书写的“开端”。(24)

近期的一些理论称，bulle标记后来很快变得标准化和系统化。(25)这个过程产生了一个书记系统中新的符号关系——即间接。（符号学涉及符号及标记同意义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说，bulle外面刻的标记和符号是符号的符号：比方说，在bulle里面的每一个符号都代表了一只羊，那么在bulle外面刻着的标记就代表了信封内符号的种类（羊符号）。在外面刻着的二维的图形符号突然就代替信封内装着的三维的符号了。巧合的是，苏美尔人也使用类似的“二级符号表达”，他们使用不同形状的“计数石”来表现种类和计数。（这些是真正的“表意符号”——即用符号代表意义而不是物体本身；数字就是意义。）计数石同筹码一样，都是刻在bulle信封表面的符号。人们通过阅读bulle的外面就可以了解里面的内容和数量。因此，在bulle外面往往同时刻着物品的名目和数量。一旦这些“二级符号”被人们解读并作为一级符号使用，我们所认识的完整的书写从此就诞生了。至少根据tokens符号的原理是如此。

该理论的主要拥护者，考古学家Denise Schmandt-Besserat认为，tokens符号的不同形状是用以表现不同商品的：铁制品、动物种类、各种纺织品等等。她把这种tokens符号的形状同苏美尔人使用的楔形字符相比较，而楔形字符没有明显的象形字符渊源。结果她发现了两者有着很多相似点。据此，她断言没有象形字符渊源的楔形字符事实上是从bulle上刻的字符演变而来的（见图10）。Schmandt-Besserat博士看到了两种tokens符号：一种是简单的，正如稍后出现的楔形基数符号，另一种是复杂的，如楔形语标符号。

图10　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羊”符是如何从早期的符号和／或bulle表达演变过来的。

一些批评家也提出了该理论的不足之处。(26)他们称该理论最主要的不足之一是对于大约1500多个苏美尔符号，该理论的解释只涉及到了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如果tokens符号造就了苏美尔系统，那么它们就应该影响了大多数的符号。）更有甚者，楔形字符的起源应该是在苏美尔地区，但是tokens符号在更多的地区被发现，Schmandt-Besserat的数据库看起来不能支持她自己的发现。另外有一个批评家指出：“羊”形符号本应该是最常见的一个符号，但是在7000年间只使用了15次，而像“钉子”、“工作、建造”是两个最常用的符号。这样人们就有可能质疑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和这么广阔的区域里符号意义的统一性。最为人们所接受的一种说法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期都会使用一些相对容易刻在黏土上面的几何符号，并且使用这些符号作为计数——不管是用来计数什么”。(27)可能最重要的是，这种bulle计数系统比它的前身——简单的黏土板要更加复杂和精密。

很多人还是支持tokens符号理论。从数量上来讲，当完整的书写出现并且普及之后，公元前3000年之后的社会就越来越少有tokens符号了。这表示tokens符号正逐渐被一些更好的记录方式所代替。现在有一种折中的意见认为，古代中东地区的符号可以补充解释一些早期苏美尔符号的来源。的确，tokens符号系统似乎是完整书写出现的原因，但是并不是token符号独自完成了这项任务。

语音化和第一块刻板

图11　伊拉克南部靠近基什（Kish）的Jemdet Nasr 出土的黏土刻板，约公元前3300年，原文化晚期（Late Protoliterate Uruk IV）。在这个早期阶段，许多符号描绘的仍然是日常生活的物件。

人们可能会很容易同意语言学家Florian Coulmas的观点：“在书写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是语音化：就是说从图形符号到音符的转变。”(28)但是从羊形图符的“读者”来看，一看到符号的形状就会令人立刻发出“羊”这个字音。在象形符号（形象等）时期——将图象转化为语音——语音化就已经存在了。同样地，计数石上的刻画也有类似的现象存在。虽然，大众普遍认为用语音化来定义“书写的合适性”(29)是比较苛刻，但是似乎在每一种图符系统中，这种现象都不外显。当人们看到某个事物的图片（如羊）时，或者看到某个象征性的数字111（表示三）时，人们脑袋里会立刻出现一个名词，无论事先人们知道的相似的字形字符有多少。语音化并不是生来就是完整的书写。

从幼发拉底河下游的巴比伦和波斯湾之间的乌鲁克文化时期到约公元前3300年，所有的最早期的黏土板都只是从bulle系统进化而来的，因此仍然都存在着使用数字和图符来表示商品的系统。（见图11）在一种计算系统中（当然是有好几种系统的），人们使用芦杆的一个圆头垂直地按压在黏土上（一个整圈＝10）；一个从左到右按压的洞（有槽的洞＝5）；还有其他的一些按压方式表示这些数字的乘积。最小的计数就是用尖向下刺，留下一个像鞋跟的印记（见图12）。Bulle和黏土板这两项重要的革新一起存在了好多个世纪。它们所传达的信息总是“多少多少某种某种货物”，其他的功能倒是泛泛可陈。

图12　在苏美尔的计算系统中，这些刻在软陶上面的标记被用作计算人数、牲口数、器皿、石头、木制品、鱼、乳制品以及纺织品。

黏土板仍然不能算是完整的书写，因为它不是使用与发音有关的符号，但是不管怎样它仍然称得上是通过字符艺术来传达复杂含义的成功典范（见图13）。它展现了一个更加精细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开始使用了更为精密的计数系统。而在这些最早期的象形符号的——“手”、“脚”、“头”等的语音化过程中，其物体本身、字符形式和音符意义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的关系的。渐渐地，象形图符开始标准化和抽象化，但是它们仍然保留了音韵值。一度出现这样的情况，即物体本身的形状在象形图符中已经不可辨了，但是图符同物体本身以及音韵值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图符即符号的关系。苏美尔早期的黏土板就有很多这种符号。在每一个刻痕所处的系统内，该刻痕都能轻易地被“读出”。然而，由于这些符号仅仅局限为一种系统——外指的体系之中，它们仅仅能够用于表达有限的思想。（见图14）

图13　虽然在很久以前为其书记员所知，但是这种基什的象形黏土板（约公元前3300年）对于现代人来说很难理解。在图左下角的“脚”可能代表“去”或者“来”；人头的侧脸可能表示“人”或“奴隶”。

图14　苏美尔文中的符号是在一种系统——外指的局限范围内的

这些早期的黏土板表明至少有1500种不同的图符和符号，每一个都代表着一个具体的物品。因为抽象的含义和名称很难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于是新的方式便应运而生了。一个象形图符可以表达不同的东西：例如“一只脚”既可以表示脚，也可以表示走路；一张“嘴”既可以表示嘴巴，也可以表示语言。后来，人们将两个图符结合起来：例如“眼睛”和“水”加起来就是哭泣。一个图符和另一个进行合成之后还可以用来表示一种特殊的类别：例如“耕地”和“木头”合起来就是一个“犁”，而和“人”合起来就是一个犁地的农夫。对于那些需要使用这种记录方式的人来说，基本“会阅读”是能够实现的。而对于该符号使用的社会以外的人来说，一个撕裂的三角形（表示阴道或女孩）和三座山（表示外来的）放在一起，很难让人联想到这实际是一个外来妹或是女奴。这仍然不是完整的书写，而只是记忆术，尽管这种记忆术非常精美且有系统，足以满足人们的日常需要。

但是，假如人们希望能够表达更多的意思或者减少歧义，就需要一种新的系统或者对上述记忆术进行革新。系统的语音拼字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谓系统的语音拼字法，是指系统地组合声音和符号（包括象形图符），使其能够创造出一种书写系统的“标记”。字形符号只有当其音韵值开始取代意义值的时候才能成为书写系统的符号。这就切断了符号的系统外指，从而使系统的潜力发挥出来，用以表达清楚的语言中所有可以发音的事物。人们不再将字符（或者象形符）仅仅看作是一种外界的物体或抽象的物体（如“天空”），而是每一个音符都有各自的发音（如苏美尔的an音）。

这种系统语音解决方案（systemic phonetic solution）的提出可能是基于苏美尔语言本质的需要。苏美尔语多是单音节（一个词根只有一个音节），包含大量的同音词（比如说英语中的“to”，“too”，“two”）。可能主要是因为苏美尔语为粘着性语言，那些粘着在词根上的前缀和后缀无法单独存在，因此为了使语言能够在口语发音中发挥作用，声音词就不得不扮演这些粘着词根的作用。当声音在书写系统中开始发挥主要的作用时，不完整的书写就进化到了完整的书写，这个过程是在约公元前3700年时候开始的。这一转变大大加强了书写的作用力，而且迅速刮起了一股从尼罗河到印度河谷地区书写改革的旋风。

一个符号的音成为一种符号，首先要在书写系统中获得地位。虽然上文提到系统声音解决方案可能是由于苏美尔语的特性产生的，但是这种方案的强化是由于画谜原则（rebus principle）。这种原则十分适合像苏美尔语这种单音节的语言，利用了同音符（homophonics）的特点，使用图画来表示口语中的一个音节。这样一来，一个多音节的词eye（眼睛）的图片就可以用来表示I（我）。“saw”（锯子）就可以用来表示see（看见）的过去式saw。“Bill”（鸟喙）就变成了比尔这个名字。人们仅仅利用图片就可以来“书写”，像句子I saw Bill（见图15）。许多学者认为，画谜原则是象形字符转化为完整书写过程中的“关键”(30)。

图15　使用画谜原则（rebus principle）来“书写”我看见了Bill（I saw Bill.）

这个过程不是一种“进化”，而是一种突然的、本土化的过程，是一个开化了的民族发展需要的直接结果：为了更好地利用书写记录实现交流的需要。社会需要一直都存在，图符书写工具也存在，现在出现了问题自然就需要解决方案。这个问题的解决在于出现一种新的书写形式来满足三个要求，即：

① 以交流为己任；

② 是人工书写在耐磨材料上的文字符号；

③ 所使用的符号是按照惯例能够用来发音并达到交流目的的。

综上，完整的书写就诞生了（见图16）。

图16　系统语音法（systemic phoneticism）：当标识和声音不再局限于系统——外部物体的时候，完整书写的出现就有了可能（比较图14）。这样一来，人们在一个标准的有限的标识系统中就只是通过读一个标识的音来阅读。

苏美尔语中的系统语音法最初只是作为一种辅助工具，专为一些个别的信息语助词服务，比如说用来转换一些外来词或者是一些听起来难辨的多义词（例如，有时候人们会使用语音符号mesh作为后缀来表示复数，而在过去人们必须画出表示复数的符号）。从公元前4000年到前3000年，大多数的美索不达米亚书写本质上都是象形图符，只有少数书写有发音。但是，到了公元前2600年，通过增加语音的使用，苏美尔语书写系统中的成分数量从1500个图形和符号减少到大约800个图符、符号和标语。语标文字（全是字词的书写，包含同音符）以及表音文字（不包含语音书写）直到公元前2400年左右才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全面发展起来。

但是已经在苏美尔人地区点燃的星星之火，明显地已经波及到了远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区域，以及东至印度河西至尼罗河的广阔流域，各个兴起的文明都开始广泛使用这种系统语音法。而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语言急需的是适合他们自己文明的解决办法。

大多数的学者仍然选择相信，世界上各个地区的书写是独立产生的，因为每一个社会文明的兴起和进步都需要通过书写来表示。然而，并不是社会发展了，书写就能够自动产生。书写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精细的过程，是随着社会进步的需要，经过长期的演变而来的。尽管可能还有其他的解释，但是比较令人信服的是一个完整的书写在人类历史上只会出现一次。通过借鉴已然成体系的象形图符和符号——从刻痕到刻字板的长期不断粹取——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苏美尔人发展了系统语音法，由此成为了人类史上最实用的书写的开端。这种兴起于公元前6000年至57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系统语音法，可能是稍后产生的所有书写系统和文字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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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enri-Jean Martin，The History and Power of Writing，trans.Lydia G.Cochrane （Chicago and London，1994）.

(2)John De Francis，Visible Speech： The Diverse Oneness of Writing Systems （Honolulu，1989）.

(3)David Diringer，Writing（London，1962）.

(4)Adapted from Florian Coulmas，The Writing Systems of the World （Oxford and New York，1989），who presents these as“formal characteristics”，not criteria.

(5)Steven Roger Fischer，A History of Language（London，1999）.

(6)Marcel Cohen，La Grande Invention de l'ecriture et son evolution，2 vols （Paris，1958）.

(7)Leonhard Bloomfield，Language （New York，1933）.

(8)Ignace J.Gelb，A Study of Writing［1952］，rev.edn（Chicago and London，1963）.

(9)Kaj Birket-Smith，“The Circumpacific Distribution of Knot Records”，Folk，Ⅷ（1966），pp.15－24.

(10)Hans Prem and Berthold Riese，“Authochthonous American Writing Systems： The Aztec and Maya Examples”，in F.Coulmas and K.Ehlich，eds，Writing in Focus （Berlin，Amsterdam and New York，1983），pp.167－86.

(11)Paul Bahn and Jean Vertut，Images of the Ice Age（London，1988）.

(12)Robert Claiborne，The Birth of Writing（New York，1974）.

(13)M.D.Mc Leod，The Asante（London，198I），cited in Albertine Gaur，A History of Writing，rev.edn （London，1992）.

(14)Carl Meinhof，“Zur Entstehung der Schrift”，Zeitscbhrift fur agyptische Sprache，XLLX（1911），PP.1－14；Johannes Friedrich，Geschichte der Schrift（Heidelberg，1966）.

(15)A.J.Abraham，String Figures （Algonac，MI，1988）.

(16)Claiborne，The Birth of writing.

(17)J.D.Bernal，Science in History，4 vols（London，1954）.

(18)Martin，The History and Power of Writing.

(19)Shan M.M.Winn，Pre-Writing in Southeast Europe：The Sign Sytem of the Vinca Culture，ca.4000 B.C （Calgary，1981）.

(20)M.S.F.Hood，“The Tartaria Tablets，Antiquity”，XLI（1967），pp.99－113.

(21)Janos Makkay，“The Late Neolithic Tordos Group of Signs”，Alba Regia，x（1969），pp.9－50.

(22)Emilia Masson，“L'Ecriture”dans les civilisations danubiennes neolithiques'，Kadmos，XXIII（1984），pp.89－123.

(23)Gelb，A Study of Writing.

(24)Julius Jordan，“Uruk，volufige Berichte”，Abhandlungen der Preuβ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Berlin，1932）.

(25)A.leo Oppenheim，“On an Operational Device in Mesopotamian Bureucracy”，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XVIII（1959），pp.121－8，first recognized the system.Pierre Amiet“II y a 5000 ans les Elamites inventaient l'ecriture”，Archeologia，XII（1966），pp.20－22，described the oldest bullce and suggested that their outside markings resembled their contents.Denise Schmandt-Besserat has been the leading proponent of the theory；among her many publications，of particular interest are“The Earliest Precursors of Writing”，Scientific American，CCCXXXVIII（1978），pp.50－59； and Before Writing，2 Vols （Austin，1992）.

(26)Roy Harris，The Origin of Writing （London，1986）； Piotr Michalowski，‘Early Mesopotamian Communicative Systems： Art，Literature，and writing’，in Ann C.Gunther，ed.，Investigating Artistic Environment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Washington，DC，1990），pp.53－69； Piotr Michalowski，‘Tokenism’，American Anthropologist，XLV（1993），pp.996－9；Paul Zimansky，‘Review of Before Writing by Denise Schmandt-Besserat’，Journal of Field Archceology，xx （1993），pp.513－17.

(27)Zimansky，‘Review of Before Writing’.

(28)Coulmas，The Writing Systems of the World.

(29)Gelb，A Study of Writing；Friedrich，Geschichte der Schrift；Hans Jensen，Sign，Symbol and Script （New York，1969）；Geoffrey Sampson，Writing System （London，1985）； Coulmas，The Writing Systems of the world.

(30)Jensen，Sign，Symbol and Script.

第二章　会说话的艺术

公元前3700年左右，象征符号转化为书写符号，文字书写从此就开始传递信息了。图形文字是一种拼音书写系统。正是有图形文字用来标音，不完整的书写系统才变得完整了。(1)一把斧头的图形，最初只代表“斧”。这种图标教会人们把字念出声来。新的表意图标系统（rebus principle）诞生后，人们开始拼出新的音，这些拼音符号所传达的信息不再仅仅只是其图形所代表的东西。这一符号系统是苏美尔人对人类做出的独一无二的贡献。

大多数语言学家认为完整的书写系统（计算机程序除外）可以传达语言中的话语。然而，完备的书写系统并非因此就要做到传达这种语言中的“一切”。某些文字仅在仪式用语中保存下来——如复活节岛的“朗戈朗戈”文字（rongorongo）、中国古代占卜签文、古希伯来经文。很多书写形式产生之初只能传达有限的意义，后来才逐渐扩大用途。这些用途有限的早期文字都是完整的文字，虽然这些完整的文字可能无法表达其语言中的“一切”。复活节岛的文字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而中国的文字则继续发展，成为古代世界上最庞大的系统。

正如我们所见，两河流域的表意图标传到了尼罗河流域、伊朗高原和印度河流域（可能还传到了巴尔干半岛）。在这些地方，人们根据需要，把词符文字、音标文字以及限定词（标识符）结合起来，改编了这一新的书写系统，创造了混合系统，至今仍是流传最广的书写形式。

在埃及，当地主要的书写系统是几百个词符的“象形文字”（logographic“hieroglyphs”），这些符号用墨水写在莎草纸上。（埃及人也发明了一些辅音词符（logo-consonantal signs），即一些只代表开头辅音的图形，这一点在文字史上意义重大。）这种新的埃及文字很快就有了草书体。然而，在两河流域则出现了一种形音文字（logosyllabic）系统，即在软陶上刻上代表单个音节的楔形符号组成单词。这一系统里的符号相对较少。

图17　相互关联的古亚非文字系统

埃及的象形文字与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来自同一源头——词符文字（logography）或表词文字（word-writing）。它们都是根据各自语言的需要而产生的。由于两种语言在根本上差异很大，于是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书写系统。但是两种书写系统都很好地适应了繁盛社会的需要长达3400多年。与此类似的书写系统，即至今仍未解码的印度河流域陶刻文字，使用时间只有它们的一半，然后就消亡了。古亚非地区所有的书写系统都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关联，要么是通过直接借鉴或改写（变形），要么是通过间接的影响（插图17）。(2)

在纸莎草与软陶文字兴起的时代——这是文字史上使用最长的书写材料（纸只使用了近五百年）——城邦也迅速崛起，并以各种形式存在了3500多年。文字并不是衡量文明程度的标准。最近的考古发现表明在叙利亚东北地区早在公元前4000年就已经有了城邦活动。也就是说，可能在完备的文字系统产生以前，就已经有王国或早期的国家发展起来。但是，上埃及王国与下埃及王国（Egypt's Upper and Lower Kingdoms）是在象形文字发展成熟之后的几个世纪才联合起来的。同样，两河流域的城邦也是在当地的文字系统发展完备之后才成为强大的帝国。其间虽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在促使这些事件发生的经济扩张过程中，文字所起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后来，这些早期的书写系统中的单个符号开始脱离外在世界的客观现象，有了自己的意义。它们被规范下来，在书写系统中所起的作用也扩大了。使用这些符号的文本越来越长，它们的用途各不相同，不再只是简单的记账或封印，还用于祷文、宣传、题词，等等，这样就以不同的方式拖长了词语的发音。更多的社会开始以各不相同的方式借鉴或改写这种奇妙的新的书写形式。

在短短一千年的时间内，拼音文字（phonetic writing）就成为了发展中的各个社会中最基本的工具。(3)

埃及文字

古埃及人把文字称为mdw-ntr，即“上帝的字”，因为他们认为文字是鸟头神透特（Thoth）——众神的记录员，治疗之神，智慧之王及学者的保护神——赋予人类的。埃及人亚历山大里亚的克雷芒（Clement of Alexandria）在约1800多年前首先把埃及的文字叫做hierogluphiká，即“圣刻”。世界上很少有其他文字如此美丽，如此迷人。也没有其他文字对于人类有过如此深远的影响。

直到最近的考古挖掘才发现，阿拜多斯（Abydos）——开罗以南500公里处的上埃及“权力中心”——早在公元前3400年就已在使用发展成熟的象形文字了。早在格尔津文化早期（early Gerzean）或纳卡达（Narqada II）二世统治时期，上埃及与下埃及统一之前，苏美尔人的表意图标文字，可能作为文化传播的一个小部分，(4)明显给上埃及的统治者们带来了启发，使其统治更加有效。显然，词符（logograms）或音符（phonograms）形式的文字已经被当作储存或控制信息的有利工具。几个世纪之后，公元前3100年前后，上下埃及统一，而埃及的象形文字很可能也是推动这一事件发生的社会动力之一。(5)

埃及人不仅从苏美尔人那里借来了“书写的理念”，还有词符文字、音符文字，以及按顺序排列的线形字行。埃及人在编写符号时，照搬了其原有的音值和用法。(6)为了适应埃及语言的特殊需要，抄写员们创造了一些新的书写工具。如截头表音法，即用一个象形图标代表一个词的开头辅音：例如，腿形的图标表示b。（苏美尔人则用符号代表整个音节，而不只是单个的辅音。）埃及人还发明了代表两个或三个辅音的符号、声符（一些添加或强调符号，确保读者了解其意）、单个的词符（“word signs”）和识别符（“identifiers”）、重复使用（以减少歧义），以及其他的用法（插图18）。有时一个符号既是词符也是音符。经常要通过上下文才能判断其具体用法。

图18　部分象形文字符号（词符、音符及限定符号）

象形文字最有趣的一个特点就是辅助手段的大量使用和符号的重复使用。很多象形文字要借助一些辅助的符号来表达，这些符号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类别，而只是有着不同的功能。这种方式，如果以英语来举例的话，就像要判断字母i的发音，必须由眼珠的转动来判断。用埃及的象形文字写字时，人们普遍把重复主要符号的结尾辅音作为一种语音辅助手段。有时重复两次甚至三次，只是为了确定读者能够看懂（插图19）。

埃及象形文字另一个奇妙的特点就是限定符号和识别符号的使用（后来也有其他文字有这种特点）。限定符号与语音辅助符号不同，它是标音，而非表意的。限定符号是词符，跟在音符的后面——尤其是当单词的发音会导致歧义时（就像英语中的同音异义词，如人名Bill和表示“账单”的单词bill），就需要这样的限定符号来限定词语的确切意义。由于限定符号必须尽可能地表意清楚，很多限定符号实际上是象形符号（pictographic），而非标识符号（logographic）（插图20）。为了确保所用词语能准确辨认，书写者常常要给每个词用两个或更多的限定符号（见插图18.5）。

图19　埃及象形文字的符号重复现象

图20　埃及文限定符号（带方框的符号）

很明显，古埃及文字书写者最杰出的创造就是对于约26个单辅音符号（每个符号代表一个辅音）的频繁使用（插图21）。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字母表，虽然里面没有元音字母，而且这些辅音符号的用法也没有与埃及象形文字里的其他音标符号区别开来。辅音符号几乎总是与词符、音符以及限定符号一起使用。埃及的文字书写者似乎直到公元前2000年前不久才开始遵循辅音字母书写原则——也就是只用辅音字母书写。这种做法很快传到闪族人中（见第三章）。埃及人自己则只在有限的一些场合这样做，如在涂鸦中。很明显，古板保守的象形文字和圣文书写绝不容许任何激变。这样，字母书写本来应该是埃及最伟大的创造，在其发源地却被忽略了。

图21　单辅音符号：古埃及“辅音字母表”

图22　埃及象形文字解读：“瑞神的玛亚特很强大，是为瑞神而选”，这是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的首名，或称御名的一个可能的翻译，发现于一块内陆瓦片上，年代约为公元前1250年

通过这些符号，埃及的象形文字就可以写出单词的“框架”，而读者只需要再加进元音就可以了，而对于说埃及语的人来说，加什么元音在上下文中是显而易见的。(7)（由于埃及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标元音，所以古埃及语的元音音值大多无法知晓。不过，通过对同时期的一些带有专有名词的楔形文字和其他文字的研究，有些元音音值也可大致猜出。）象形文字可以从右至左或从左至右阅读；也有一些文本是从上至下的书写顺序（插图22）。符号一般“面朝”字行的开头：例如，如果是从右至左书写的话，符号中的鸟喙就朝右。从右至左的顺序是一种“默认”的书写顺序，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反过来写——如为了书写的方便起见，或是为了表示对王室的尊敬（某些跟王室有关的符号必须转向），或是为了艺术对称等。显然约公元前3500到前2500年间，象形文字的这些规则渐渐确定下来，之后就很少改变了（插图23）。从此以后，北非和中东的大部分文字就都遵循从右至左的书写顺序了。

图23　埃及文字早期表意图标阶段：阿卡族瘟疫，约公元前2900年，与第一王朝的创始人美恩斯（Menes）同时代

图24　埃及三种文字部分符号及其演变

埃及象形文字中单个的符号后来被其他民族借鉴过去。(8)（遍观历史，很多民族都是这样只借用一种书写理念或某些有限的符号功能，而同时还是用自创的符号来表达自己的语言；见第三章爱琴海音节文字，及第七章复活节岛书写符号有关例证。）埃及文字发展到成章的阶段分为以下几个时期：古埃及语（Old Egyptian），古埃及帝国（the Old Kingdom）（公元前2650－前2135年）通用语言；中古埃及语（Middle Egyptian），埃及语的“经典”时期（公元前2135－前1785年）；新埃及语（Late Egyptian），尤指拉美西斯时代（公元前1300－前1080年）的世俗文件；世俗语（Demotic）（公元前700年－公元五世纪），书写当地语言的文字也称为世俗体（Demotic）；然后是单独的，大多源自埃及语的科普特文（Coptic）（公元四世纪），用于书写科普特语，它是埃及语唯一已破解的阶段，有两种方言，分别是沙希地语（Sa‘idic）和波海利语（Bohairic）（插图24）。(9)

图25　精美的埃及象形文字：菲莱岛（Phi）伊西斯神殿“重建”门廊细节图

埃及的象形文字可能是世界上最美的书写系统，至少在至今已知的文字中是如此。文字或书写系统大多是有用的，但并不总是美的。阿拉伯和东亚（汉字和日文）的书法确实拥有在其他文字中很少见的一种形式上优雅，但是埃及的象形文字既是装饰也是文字，它从来不破坏美感（插图25）。有人认为只有两河流域的玛雅文能接近古埃及文字的宏伟。

经过约4000年，埃及文字形成了四种“各不相同但互相联系的”文字，它们经常在书写中互相补充：象形文字、僧侣体、世俗体和科普特文。(10)象形文字主要用于纪念碑或仪式中。两种草体（草体随意书写，带有连体字），僧侣体和后来的世俗体，几乎都用墨水写在纸莎草上。象形文字、僧侣体和世俗体只是外表看起来不同，在功能、形式和语法上是同一个书写系统。象形文字最初包括大约2500个符号，不过其中只有约500个常用。刻在金属、石头、木板及其他坚硬物体表面上的特殊用途的文章和铭文，尤其是用于宗教仪式和宣传用途时，象形文字是首选，不过象形文字也有用墨水写在纸莎草、皮革和陶片（刻有文字的陶制品碎片）上的。

但是，埃及大部分文字并不是用象形文字书写的，因为象形文字刻画起来需要很长时间。草书的象形文字，即后来被叫做“僧侣体”的文字，作为书写普通文件——书信、账目、备忘录——的实用书写工具，几乎立刻就发展起来了，而且早在公元前2000年，僧侣体就被用来书写文学作品了（插图26）。僧侣体在古埃及是日常所用文字，用于商业来往、官方文件、通信和一般的文学创作中。僧侣体是象形文字的线性简化体，它无一例外地从右至左书写在纸莎草、羊皮纸、木板、陶片和其他物体表面上。僧侣体最初为尼罗河流域的记账员们所用，后来，由于在纸莎草上更广泛的使用，僧侣体有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曾有一个兴盛时期大量用于文学和宗教作品中。为了简化簿记或商业文件，人们新加了更多的连字符（连接两个符号的短线）。这样就发展起很多不同的样式，在不同的地区也产生出不同的样式。

图26　埃及僧侣体的三个发展阶段：（左）第六朝代（公元前2315－2190年）；（中）中王国时期（公元前2040－1710年）；（右）第十七朝代（公元前1580－1555年）

到第二十五朝代（公元前1000年中叶）时，南方大法官用“非常规僧侣体”书写的文字，对于北方新的世俗体的读者来说，已经无法辨认了。这是因为约公元前700年时，在北方，僧侣体成为一种速写体，埃及人称之为‘.t，即“字母文”，而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todus）则将之称为demotikós，即“通俗体”——“人民的”文字。这种世俗体衍生自尼罗河三角洲的商业手写体，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5世纪，它满足了僧侣体之前的所有用途。（旧的僧侣体成为牧师专用文字，所以亚历山大里亚的克雷芒称之为hieratikós，即“牧师专用文字”。）世俗体本来源自象形文字，但是比象形文字简省得多，带有很多连字符连起的词组，在形状上与原先的象形文字完全不像。世俗体跟僧侣体一样从右至左阅读。但与僧侣体不同的是，从希腊的托勒密（Greek Ptolemys）开始，世俗体是刻在石头上的，如著名的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上所刻的文字就是世俗体（插图27）。

图27　罗塞塔石碑（公元前196年）以三种文字来纪念托勒密五世：（上）埃及象形文字；（中）埃及世俗体；（下）希腊文

在尼罗河流域，文字书写逐渐发展完善，在社会领域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一个极具影响的簿记员阶层的壮大，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簿记员在埃及比在两河流域地位高；两河流域簿记员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办事员，但是在埃及，簿记员可以获取大量的财富、很高的威望和社会地位。最受尊敬的是神职记录员，只有少数人才能获取这一职位。约四千年前，一位名叫杜阿－凯提（Dua-Khety）的官员沿尼罗河向南行，送自己的儿子去簿记员学校时，对儿子这样说：“要把心思放在文字上…我没见过（比簿记员）更好的职位了…我要让你爱书甚于（爱）你的母亲，我要把书本的美妙展现在你面前。”

每个簿记员都拥有自己的书写装备：一个带有两个浅槽的石板，分别用来盛放红黑两色的墨，用一条皮带连接的细长的木质笔盒和小水罐（见插图20）。古埃及簿记员写字跟我们现在画水彩画差不多。红色用来强调，或划分段落。学习做簿记员的人必须用几年的时间勤奋学习约700个符号。（这跟中国和日本当今的教育并无太大不同。）学员一般在一块板子上写字，板子表面涂着一层石膏和胶水混合物，这样错字擦起来就很方便。最普遍的书写材料是纸莎草纸——把莎草（Cyperus papyrus）这种植物捶压成片而制成的纸。

在书写材料上，埃及的文字发展起来比两河流域的文字更具有优势，因为两河流域使用的是庞大笨重的陶片。(11)埃及使用的莎草纸又轻又薄、柔韧且容易保存。用墨水在纸莎草上写字非常迅捷；墨迹干得很快，而且每个字所需的空间比楔形文字符号小（至少对于埃及的辅音文字来说是这样的）。最早发现的纸莎草文字来自位于萨卡拉（Sqqara）的一座约公元前3000年的第一朝代的陵墓。但是，有可能在尼罗河流域，书写产生之初，人们就已经开始用削尖的苇杆蘸上墨水在莎草纸上写字了。到公元后的头几个世纪里——也就是在书写产生之后3700年——埃及人一直使用着莎草纸。

最终，世俗体被入侵者的希腊字母文字所取代，后者被用在行政文件中，也被用来书写埃及语言。后来，科普特文几乎全部都用希腊字母来书写埃及的词汇，这些字母中有了元音字母（见第四章）。埃及文字影响了苏丹麦罗埃人（）的麦罗埃文字（ script），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250年；迄今为止最早的辅音字母表（约前2200年）也借鉴了埃及文字的形状，西奈半岛（Sinai）和黎凡特地区（Lvevant）形形色色的闪族原始字母表就源自这一辅音字母表。这些字母表后来就变成了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拉丁字母表。

尼罗河流域对世界影响深远。在公元第三个千年伊始，我们所使用的书写方法与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埃及记录员并无太大不同，这一点并非巧合。(12)虽然完整的文字这一理念可能产生于苏美尔的，但我们书写的方式，甚至是某些我们称为“字母”符号，也是古埃及文字的后代（插图28）。

图28　古埃及象形文字符号以变形的方式仍然存在于我们的字母表中

楔形文字

楔形文字（cuneiform）一词源于拉丁文cuneus（意为“楔子”）与forma（意为“形状”）。楔形文字的历史，是从词符文字，或“单词书写”，发展到音符文字，或“语音书写”的历史。音符文字完全用语音代替了形象。（埃及象形文字并非如此。）楔形文字是古近东地区最重要的文字，它实际上是用于几种书写系统的同一文字。（与此相反，埃及文字则是书写同一书写系统的三种互相关联的文字。）我们已经知道，世界上最早的完整的文字是在经济发展的需要下产生于苏美尔的。文字后来成为官僚主义的政府管理商品、服务和社会特权的工具。(13)由于两河流域商人的积极活动，以及文字服务的那个帝制政权，楔形文字在这一地区盛行了好几千年。(14)

原始楔形文字，即乌鲁克（Uruk）和杰姆代奈斯尔（Jemdet Nasr）碑铭文，与象形簿记文差不多（插图29）。这种文字是用尖笔画在陶土上的；而用楔子向不同方向按压的方法，则产生于几个世纪以后。最早期的文字还只是为人们所“理解”，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完全可“读”的文字。早先埃及人编写了象形文字与僧侣体并把其书写系统固定下来，而苏美尔人则不同，他们在长达很多个世纪的时间里，保留着一千八百多个象形字和符号，灵活使用。这使得字符的简化和约定俗成的规则得以形成。到公元前2700－2350年时，他们的符号减少到800个左右，并且越来越多地采用线性书写（即成行书写）。到公元前2500年左右，苏美尔书写系统中所有的图形符号都已变成了语音单位。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常用符号就只剩下570个左右了。(15)

楔形文字在字形上的变化很明显（插图30）。早期的象形符号，后来则由苇杆尖笔在软陶上压刻的模仿这些符号形状的楔形符号所代替。这些楔形符号后来便固定下来，最后再也看不出原来的形状了。可能是在公元前2500年之前，可以确定的是在公元前1900年之前，大部分的象形符号在书写中突然好像向左翻倒了一样，转了90度。书写方向也改变了：文本不再像原先那样从右向左竖行书写，而是分栏从左向右横向书写，就像现在的报纸上那样（插图31）。（不过，包括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汉摩拉比法典在内的石碑上，直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都保留着原来的规范。）这种变化的原因还不清楚——可能是为了书写方便，也可能是某位统治者的心血来潮。(16)

图29　公元前4000年末叶乌鲁克原始楔形符号

图30　公元前3000－600年部分楔形符号的原形及演变

图31　伊拉克南部吉尔苏（Girsu）地区公元前2048年苏美尔文大麦账目

图32　巴比伦学生重复练习一个符号，尼普尔（Nippur），公元前1700年

像在埃及一样，簿记员们在专门的学校里培训年轻的男孩（或偶尔有女孩），这样就引入了世界上最早的正规教育系统。学生们开始是在老师们的陶片反面抄写老师的例文——寓言，文学作品片段，神的名字，等等（插图32）。后来，产生了一个簿记员阶层，其中大部分在农业领域工作。有的成为了私人秘书，有的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律师；很多人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不过，两河流域的簿记员们从未受到像尼罗河沿岸的簿记员们那样的尊崇。

大部分的楔形文字都是用苇杆尖笔刻在陶土上，也有些刻在石头上，或题在蜡、象牙、金属（包括金子）甚至是玻璃上。也有极少数情况下，楔形文字是用墨水写在纸莎草上，这就跟埃及的文字有很大的不同。其原因可能不像普遍认为的那样跟书写材料有关——古代两河流域种植大量的纸莎草——而更可能是跟当地的需要和沿袭的传统有关。

在陶土上写字的尖笔是一种很奇妙的工具，在很多方面甚至比今天两头的钢笔、铅笔或电脑屏幕更加有创意。尖笔有三个尖头，可以向三个方向转，而且，如果尖笔和陶片都很小的话，就可以在手上同时转动。但是，为了避免引起混乱，人们发明了严格的符号朝向规则。由于手持陶片有其限制性，楔形文字的符号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会向左、向上或向右上倾斜。每个符号的标准形状很早就固定了，只允许极有限的一些改变。(17)一般的符号是由一组简单的带有三角形的限定符号（楔子）的简单线条组成的，根据手持陶片的方向不同而改变。写好的陶片放在太阳下晒干，如果是重要的需要保存的东西，则要烧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毁灭性的大火曾把古代两河流域一些最伟大的藏书保存下来——因为它们都是陶制的。与此相反，古埃及许多纸莎草藏书都被烧毁，或已化成灰烬，只有一些单独的古抄本保存下来。

到公元前2500年前后，楔形文字就已经发展完善，可以传达“任何思想”了。这一过程中很关键的一步是形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音节表，即一组特殊的符号，只有其音值有意义——如ti，mu，sa等。一开始是符号所指对象转换。苏美尔文字中发mu音的符号（本义“植物”），也用来表示发mu音的“年”和“名字”这两个词。这种用法后来又扩展到虚词中：mu这个符号可以表示“我的”，还可以表示“第三人称阳性前缀”。最后，苏美尔语中所有mu音都可以用代表“植物”的那个符号，因为在这个系统中，符号作为音节时最重要。(18)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借助象形符号、音符和限定符，承载的是一个“标识音节”（logosyllabic）书写系统。(19)独立完整的词用词符来表示，这些词符则是单个符号或由多个符号组成。词的独立的部分则由表意图标转化而来的音节图标来表示，这些图标通常是单个的元音，辅音加元音或元音加辅音的结构。像埃及文字一样，限定符号用来标注词符的意义。因此，楔形文字中每一个符号都是一个或简单或复杂的构造。虽然简单符号经常是复杂符号的一部分，但它们在构成复杂符号的过程中失去了原有的音值：新生的符号有它自己独特的音值。

苏美尔人精心编写的这套非常简单的文字，足以适应其社会需求。在这套文字发展的三千年历史中，也为约十四种其他语言和民族提供了服务。异族使用这套文字系统时，出现了一些问题。当东闪族的阿卡德人（East Semitic Akkadians）入侵苏美尔并在公元前2800年后繁盛起来时，这个问题就首次出现了。虽然在那之后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在宗教礼仪场合或文学作品中，人们还是在说着或用楔形文字写着苏美尔语（这跟2500年之后的拉丁语情形类似）。在萨尔贡一世（Sargon I）时期，公元前2350年左右，开始出现了书写古阿卡德语（Old Akkadian）的文本。(20)由于阿卡德语跟苏美尔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语言——也就是说，苏美尔语主要是单音节词，而阿卡德语主要是多音节词；苏美尔语词尾没有曲折变化，而阿卡德语曲折变化很多——因此用苏美尔文字来书写阿卡德语就导致了很多歧义和混乱（插图33）。阿卡德语的簿记员们在书写中只使用了十分之一的词符，但是却用了两倍多的音节图标和限定符号。也就是说，他们不得不优先考虑文字书写的表音功能，但同时也沿用了苏美尔文字中的词符来代表很多事物——这些词符保留了苏美尔文字中的表意功能，但同时被赋予了阿卡德音值（正如约三千年之后日本人对中文所作的改造一样）。

图33　公元前1750年双语的苏美尔－阿卡德语“词典”，用来教阿卡德学生书写苏美尔文。

不同的语言影响着文字，使得很多字出现了“多价”现象——即一个符号有多种意义或读音。为什么阿卡德人不把它们弄简单点呢？他们似乎是被传统和高效率的自我要求给束缚了。也许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被这个固定系统内在的惯性所束缚了，这种情况在文字发展的历史中屡屡出现。阿卡德语主要是在文学作品中被书写下来，这样一直到公元100年。阿卡德语作为一种口头语言，与巴比伦语（Babylonian）和亚述语（Assyrian）抗衡并最终融合到这两种语言中，有些学者认为这两种语言是进化之后的阿卡德语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公元前2000年之后，两河流域南部说巴比伦语的人和北部说亚述语的人仍然在用楔形文字写字。巴比伦人把符号减到了570个左右；其中，只有两三百个常用符号。(21)而亚述人则又重新起用了很多古老的符号，使文字变得更加复杂，简化则变得苦难重重。大部分临近的语言都采用了苏美尔－巴比伦（苏美尔人的和巴比伦人的）文字符号的形状及其音节表。但是，有的语言只是借用了楔子写字这个方法，人们发明了自己的“楔形文字”，有自己的形状、意义和读音。楔形文字被用来书写亚摩利语（Amorite）的专有名词、喀西特语的注释，有些闪族语整篇整篇都用楔形文字来写，如埃卜拉语（Eblaite）、迦南语（Canaanite）和亚拉姆语（Aramaic）。(22)甚至有些完全不相关的语言也用楔形文字书写：赫梯语（Hittite）、伊勒姆语（Elamite）、胡里语（Hurrian）和乌拉尔图语（Urartian），也有人认为还有哈梯语（Hattic），即赫梯人之前所说的一种非印欧语系的语言。

比如，安那托利亚东部（今土耳其部分地区）说一种印欧语系语言的赫梯人，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借用了楔形文字的符号和音节表，这些符号带有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音值，赫梯人又加上了自己的音值。因此，每个赫梯符号都可能有三种读音：苏美尔语、阿卡德语或赫梯语读音，怎么读由上下文决定。虽然赫梯人也书写巴比伦语（阿卡德语），但1906年在赫梯人的首都哈图萨斯（Hattushash）（今博阿兹柯伊Bogˇazky）发现的一万多块陶片藏书中，大部分都是用赫梯语写的，虽然用的是外来的楔形文字符号。阿卡德人本来就不太好用的书写系统，被赫梯人借用过来，更不适用：尤其赫梯语中的辅音群，用音节符号很难传达。赫梯人发明了一些新的音节符号来弥补这一点，但是反而把更多的元音塞在不适合的地方。这一点，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给现在的赫梯文解码工作带来了重重困难。(23)不过，由于赫梯簿记员的工作是即时性的，所以在当时当地无疑足以适应需要。

在公元前1450到1250年之间，叙利亚北部沿海乌加里特（Ugarit）的闪族簿记员写字时就只用表音的楔形文字，不用词符和限定符号了。他们的文字是辅音字母书写系统与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的混合体。(24)也就是说，外在的形式（字）——软陶上的楔形符号——是楔形文字，但是内在形式（书写系统）是从迦南借来的字母文字（见第三章）。在乌加里特，这种乌加里特楔形文字还用来书写阿卡德语和胡里语这两种相互关联的语言（插图34）。有意思的是一种文字——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竟然可以被“调来”承载一种完全不同的书写系统，如这里的线形字母文字。(25)

图34　世界上最古老的“乐谱”之一（用来指挥表演的指示和歌，胡里语楔形文字碑，编写于公元前1400年左右，出土于乌加里近

在埃兰（伊朗西南部），楔形文字也被用来书写阿卡德语。埃兰人说的既不是苏美尔语也不是闪族语言（见下文及插图37），阿卡德语对于他们来说是一门外语。(26)埃兰人不得不再对这个系统作大幅的改造以适应他们的语言。通常他们是按音节书写的，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末叶，他们已经把音节表减到了113个不同的楔形音节符号，其中大部分是发苏美尔－阿卡德音，有些音值则是新加的埃兰语发音。他们只用了25个词符，包括一些从苏美尔语中借过来的词。这个系统只有7个限定符号，但是使用频率非常高。例如，所有的地名和其他一些名词都用横向的单楔形符号（后来变成了竖直的）标明；后来，这个符号实际上成为了词与词之间的间隔符。(27)

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很可能是在前550到350年间，楔形文字还用来书写过古波斯语，一种像赫梯语一样属于印欧语系的语言。位于比索萨姆（Bisothum）的大流士国王的碑铭，写的是古波斯语、埃兰语和新巴比伦语。这些碑铭给楔形文字的解码和重现这些语言原貌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帮助。(28)大流士的古波斯语簿记员给这套借用的近东文字的简化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插图35）。他们把楔形文字的符号减少到41个音节符号（ka）和因素符号（／k／）。因此，古波斯楔形文字“半是音节文字，半是字母文字”。(29)它似乎介于巴比伦的楔形文字与黎凡特的辅音文字之间，是一个混合体，它只有4个词符和36个音节符号，符号都是楔形的。值得一提的是，古波斯文也写出单个的长短元音：／a／（读作AH）、／i／（读作EE）和／u／（读作OO），这一点，也是乌加里特的文字在一千年以前做到了的。

随着楔形文字的发展，“文学”——源自拉丁语literatura——诞生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学文本出现在苏美尔陶片上：诗歌（赞美诗、挽歌、描述众神性格和活动的作品）和仿史诗“故事”（约公元前2700年吉尔伽美什Gilgamesh系列故事的五首诗；关于恩麦卡尔Enmerkar的两首诗；以及关于卢加尔班达Lugulbanda的两首诗）。但是目前为止在两河流域出土的150，000片楔形文字碑铭中，75%以上都是账目或行政记录，其中最古老的主要是货品、人名、付款之类的清单。(30)后来出现了法律文件，还有宗教文件和天文记录，甚至还有药方和收据。簿记员们编写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字典之一：单词按发音、符号形状或意义来排列。可追溯的最近的楔形文字陶片是巴比伦的一个天文年鉴，记录了公元74－75年的行星位置。

图35　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宫殿铭文，约公元前500年，古波斯楔形文字：“大流士，伟大的王，王中之王，众国之王，西斯塔斯普（Hystaspes）之子，阿契米尼德人（Acmenid），此宫殿建造者”。铭文下方（带数字的）是编写的音译。

直至今天，楔形文字仍然在丰富着我们的视野：1975年人们在埃卜拉（Ebla）（叙利亚）发现了一万五千多块楔形文字陶片，其中包括公元前2300年左右被烧掉的官方藏书。学者们至少要花一个世纪的时间来解读和评价这个信息的宝库。楔形文字使用了近三千年，跟我们完整的字母表为人所知的时间一样长。它直到今天仍被认为是人类最重要的文字之一。

原始埃兰文字（PROTO-ELAMITE）

图36　苏萨（Susa）地区公元前3000年原始埃兰文碑铭

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原始埃兰文字，可能源自一个更古老的文字，这个文字还影响过印度河谷流域的文字。原始埃兰文字是半象形文字，被压印在软陶上，书写的是波斯湾里伊朗西南部的埃兰语，这种文字至今仍未解码。从古埃兰首都苏萨（Susa），一直到离阿富汗边境1200公里远的沙赫里索克塔（Shahr-i-Sokhta），都发现有这种文字的样本。(31)在公元前第四千年末叶，两河流域的人们和伊朗高原上的居民来往比较频繁，其原因很多，通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毫无疑问，系统的语音拼字法就是从苏美尔传到伊朗高原上的：用苇杆尖笔在软陶上书写的原始埃兰文字，其计数法跟原始楔形文字一样，而且其中至少有一个符号跟原始楔形文字相同。自从原始埃兰文化被发现以来，本世纪已有约一千五百块碑铭公开面世，上面书写的语言和文字至今仍不明来源（插图36）。(32)这些碑铭大多出土于巴比伦东边的苏萨。

原始埃兰文字有多达约1500个符号，表明它是词符文字。这些符号中有很多很抽象的图形，可以看出几何符号比图画符号多得多。所有的文字记载都是从右向左横向书写，阅读时是从上往下看，跟同时期的苏美尔原始楔形文字一样。书写中没有规定分栏。每个文本的开头好像都是对于其书写目的的介绍，然后是参与人员或机构的名称。接着是一些不连续的条目，包括一些人名（或机构名）的缩写或一定数量的货物，或两者都有。结尾就是一个苏美尔式的数字符号。

这些碑铭显然是行政文件，因为账目的记录比语言记录多。(33)其中最长的文本有七行，记录了作为税款交给苏萨中央政府的羊群。另外一些文本好像记录了同一个政府在播种季节的谷种发放情况。总体说来，原始埃兰文“文献”就是地方农业生产的账目。

图37　苏萨地区发现的国王献词，两种文字，阿卡德楔形文字和线形埃兰文字，公元前2200年

原始埃兰文字很可能促生了800年后，即公元前2200的线形埃兰文字（插图37）。线形埃兰文字中有些符号已破解可读，因此学者们尝试着寻找它与孤立的原始埃兰文字符号之间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至今不明。阻碍人们进行深入分析的主要原因是人们无法重现伊朗高原的埃兰语。而且人们也不清楚原始埃兰人是否与后来的埃兰人使用同一语言。(34)到公元前二千年为止，埃兰人一直用阿卡德楔形文字书写（见上文）。

印度河谷文字（INDUS VALLEY WRITING）

图38　约公元前2800－2600年，这块刻字的哈拉帕瓷片（只画出了一角）是考古学家于1999年发现的几块瓷片之一，这个发现证实了印度河谷流域的文字的发展比人们先前猜想的要早

世界上最重要的未破解文字是印度河谷文字，不过近年来对于该文字的理解我们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35)“印度河谷文字”使用时间可能是从公元前3500到1700年左右。印度河谷文字正如其名，没有发现任何相近的文字。它被遗忘了近四千年，直到19世纪70年代被欧洲考古学家们发现。编写了这种文字的伟大的印度河谷文化也是在1921年才被发现的。

东方文字最早的证据是公元前3500年左右位于俾路支（Baluchistan）东部和印度河谷的哈拉帕文化中简单的“陶匠”标记或是陶器上表示所有权的涂鸦。这些比埃及已知的最早的表意图标（约前3400年）和苏美尔最早的语音符号（约前3200年）稍早。早期的哈拉帕文字似乎是后期（约前2600年之前）使用的完整文字的前身（插图38）。陶匠们似乎都会用特殊的符号（不是设计图案或装饰）在陶器上作记号，这些记号可能标明了生产者或陶器里的物品，而这些陶器上的涂鸦似乎是“记载”了主人或受赠人的名字。

人们普遍认为正规的“印度河谷文字”产生于文化大一统期间。文化大一统结束于公元前2600年左右，涉及1500多个城镇。约80%的印度河谷文字是以印章或印鉴的形式存在的。剩下的出现在陶土或彩陶片、铜器皿、骨头或象牙棒，以及微型的铜币和滑石面上。还有一些很小的字写在骨针、赤陶手镯和金首饰上。大部分印度河谷文字不超过一厘米高，但是在朵拉薇拉（Dholavira）北部入口处的一个小房间里，人们发现了一块大铭文，上面每个符号都有30多厘米高：如果这是一个公共标志的话，那就说明当时人们普遍识字。

至今已出土约4200件刻有文字的物品，其铭文都很简短，这跟印度河谷文字通常的用途是一致的——人们猜想它通常是用作简短的标志性记号。印章铭文通常只有五个符号，每行则只有两、三个（插图39）。最长的印度河谷铭文有20个符号，分为三行；1998年出土了一块包含13个符号的铭文。很多铭文上面有一个显著的特征：跟文字一起的还有一些线条图——这些不属于文字——勾勒的是动物（老虎、野牛、大象等）或拟人神的轮廓，这些图形的意义和作用还不清楚。至今还未发现印度河谷文字刻在墓碑、雕像、墙壁或其他的建筑物上。也没有发现过陶片刻字或纸莎草文本，虽然这两种工具都可以用来书写这种文字。值得一提的还有，印度河谷文字没有一个符号跟埃及象形文字或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相似。不过，却有一些符号类似原始埃兰文字。

图39　部分印度河谷文字印章铭文，公元前2500－2000年（从右往左读）

图40　摩亨约—达罗印章铭文，约公元前2500－2000年

人们猜想印度河谷的航海商人可能见过西方的同行商人使用文字。(36)印度河谷文明的完整文字产生于公元前2600年左右，其符号似乎是由古哈拉帕符号改编过来后，在当地又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印度河谷文明兴盛于公元前2500到1900年间，其范围从巴基斯坦延伸至印度西北部，主要的中心包括位于印度河谷南部地区的摩亨约－达罗（Mohenjo-Daro今喀拉蚩Karachi附近）和位于北部地区的哈拉帕（Harappa，今伊

斯兰马巴德Islamabad附近）。在同时代的埃及人和两河流域人面前，印度河谷人夸耀着自己先进的城镇计划，在文明发展上带有一种优越感。大部分带有文字的印章、陶器及其他手工艺品都是属于这个杰出的哈拉帕时期（Harappan Phase）（插图40）

印度河谷文字总共有400到450个符号，其中有很多异形符号——即发音相同但形状稍微不同的符号。这些符号有的是描绘人或动物的形状，也有的是几何图形或象征性图形。所有这些符号并不都是同时使用或普遍被接受的：如哈拉帕的印章和碑铭符号似乎随着时间的发展就有过变化。书写从右至左，与早期的楔形文字一样。但是，有的长段文字确实右行左行交互书写的——像“耕牛法”一样，每换一行就换一次书写方向。印度河谷文字似乎是一个意音（logosyllabic）系统，跟苏美尔文字一样。(37)

人们猜想印度河谷文字符号最初是用于商业领域：如在大包的货物上印上标记。这些封印符号有什么意义，可以从近东地区的商人们所用的封印得到一点点启示：个人姓名或职位，而职位名称经常包括一些神的名字。印度河谷文字似乎与统治阶级的精英和印度河谷各中心城市的商人密切相关。由于印度河谷文字产生于城镇，它被用来维护经济权威们的权益，巩固他们的地位。它可能还使得统治阶级的宗教显得强大无比，值得尊敬。(38)

公元前1900年左右，这个统治阶级没落了，考古记录显示这一时期印度河谷文字在北方地区被废弃了。它只在南方边远的中心城市戴玛巴（Daimabad）一直使用到公元前1700年左右。直到最近，人们仍然认为，使用印度河谷文字来书写他们的语言的那些民族是被入侵者赶出了他们的城镇，而入侵者从那以后便留了下来。这个理论认为，如果这些入侵者是印度－雅利安人（Indo-Aryans），那么印度河谷文字所书写的语言则可能是原始达罗毗荼语（Proto-Dravidian），即庞大的达罗毗荼语族的远祖语言，这些语言现在被边缘化，只在俾路支、阿富汗和印度南部使用。(39)但是，并没有考古发现证明这场入侵真的存在。相反倒有可能是印度河涨水引起了大洪水，摧毁了这一文明的农业基础，由此导致商业与经济的败落。要完全解码印度河谷文字似乎已无可能，除非“出现完全不同的材料”。(40)

语音拼字法——即话语可以通过一套有限数量的图画方式再现——一旦发展完善，便在人类最古老的那些文明中流传开来。语音拼字法在每个地区都有各自的特点，适应各地的需求。当时两大文明间最基本的差别就在其各自的书写系统中体现出来：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有实用主义的倾向，而埃及的象形文字“流落出一种编码化的精致”。(41)在两河流域，“硬件”决定了“软件”：由于用手执陶片写字，于是产生了楔形符号书写方法，这样图画和象征符号就不得不让位于语音符号；这种语音拼写的进步使得其他的语言——即使跟苏美尔语没有任何关系的语言——都可以借用改编其书写系统。但是，在埃及，“软件”决定了“硬件”：表意图标书写法只有用墨水写或雕刻才有最好的效果；这是尼罗河流域独有的书写系统，于是很早就产生了字母简化法。楔形文字被广泛借用和改编；而埃及的三种文字却并非如此。但是，埃及的辅音字母表最终成为了完整的字母表。楔形文字约两千年前就已经消亡了；埃及的辅音字母象形文字仍然在被书写着，虽然现在其形状已完全不同。两者间的差别还表现在书写材料上：软陶上的苇杆尖笔书写方法与纸莎草上的毛笔书写抗衡了几千年，最终还是毛笔胜出，而且成为现代书写方式的基础。

而印度河谷文字，孤立地在东方发展然后消亡，没有衍生出任何其他文字就消失在了人类的记忆中。很多书写系统和文字都有相同的命运。

借用一个书写系统有很多种方法。人们可以借用：

· 书写这种概念；

· 书写这种概念及其方向（如：线形书写、从右到左书写、分栏书写）；

· 书写系统（词符文字、音节文字、字母文字）；

· 书写系统及文字；

· 书写系统的一部分来完善已有的系统；

· 文字的一部分；等等。

实际上所有的书写系统和文字都包含以上一种或几种方式。一旦借用的文字被用来书写一种不同的语言，改编或转变则是必不可少的。最普遍就是对于符号的改编，去掉无用的音，加上新的音。借用者还可以给符号加上不同的功能来调整不适应的系统，就像阿卡德人对苏美尔的楔形文字所做的一样。为了使书写更加快捷简便，借用者甚至还可以重新编写文字——比如埃及人编写了僧侣体，写起象形文字来就更快了。

给书写系统和文字分类有助于更全面地看待它们，每一种分类方式都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分类并不容易，因为大部分的书写系统和文字，都不同程度地借用了具有各种特征的其他文字（插图41）。分类的方法有很多种：根据类型（是否是词符文字、音节文字或字母文字）、谱系、时间、地理等都可以划分。划分书写系统和文字没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只有对于某种特定目的来说“最实用”的方法。有的分类方法还可能会产生误解。比如，类型分类法仍颇具争议，因为所有完整的书写系统都是语义和语音的结合体。而谱系分类法也会产生歧义，因为大部分的系统都是相互关联的；有些完全不相干的书写系统，在多次借用和频繁的创新之后，也会产生表面上的相似。(42)

图41　文字的各组成部分

公元前1000年前很多书写系统和文字在世界上不同地区流传开来（插图42）。除了两种文字——埃及文字（及其后代）和中文——以外，所有这些文字都已经消亡，没有衍生出其他文字。书写系统和文字其实完全没有像它们所书写的语言那样迅速消亡。楔形文字在苏美尔语言消亡之后仍延续了几千年。拉丁语作为一种语言早已不复存在，然而拉丁文，即埃及文字的衍生文字，却是今天最普遍的文字。纵观历史，书写系统和文字的命运更多地决定于经济、政治、区域和文化优越性，而非语言和文字发展的要求。

两河流域的拼音书写法一传到尼罗河流域，埃及人就将其大改以适应他们自己的语言。他们新发明出一组只发辅音的符号。到公元前2200年时，他们已经时不时地只用这些辅音符号书写了——完全不用象形文字。这个习惯翻开了人类书写史上新的一页。它后来在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书写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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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ndrew Robinson，The Story of Writing（London，1995）.Robinson maintains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phonography‘turned proto-writing into full writing’.

(2)Peter T.Daniels，“The First Civlizations”，in Peter T.Daniels and William Bright，eds，The World's Writing Systems （New York，1996），pp.21－32.

(3)Robert Daniels，The Birth of Writing （New York，1974）.

(4)W.V.Davies，Egyptian Hieroglyphs，Reading the Past （London，1987）.

(5)Steven Roger Fischer，A History of Language （London，1999）.

(6)John D.Ray，“The Emergence of Writing in Egypt”，World Archaeology，XVII／3 （1986），pp.307－16.

(7)Rober K.Ritner，“Egyptian Writing”，in Daniels and Bright，eds，The World's Writing Systems，pp.73－84.

(8)Among the many useful publications describing Egyptian hieroglyphs are E.A.Wallis Budge，An Egyptian Hieroglyphic Dictionary，2 vols（Mineola，NY，1978）； Davies，Egyptian Hieroglyphs； David P.Silverman，Language and Writing in Ancient Egypt，Carnegie Series on Egypt （Oakland，CA，1990）； Jaromir Malek，The ABC of Hieroglyphs： Ancient Egyptian Writing（Gilsum，NH，1995）； Hilary Wilson，Understanding Hieroglyphs： A Complete Introductory Guide（Lincolnwood，IL，1995）．

(9)Davies，Egyptian Hieroglyphs.

(10)Ritner，‘Egyptian Writing’.

(11)Davies，Egyptian Hieroglyphs.

(12)Robinson，The Story of Writing.

(13)Maurice W.M.Pope，‘The Origin of Near Eastern Writing’，Antiquity，XL（1965），pp.17－23； Thorkild Jacobson，Toward the Image of Tammuz and Other Essays on Mesopotamian History and Culture （Oslo，1970）； Piort Michalowski，‘Mesopotamian Cuneiform’，in Daniels and Bright，eds，The World's Writing Systems，pp.33－6.

(14)Henri-Jean Martin，The History and Power of Writing，trans.Lydia G.Cochrane （Chicago and London，1994）.

(15)Marvin A.Powell，“Three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Cuneiform Writing： Origins，Direction of Script，Literacy”，Visible Language，Los Angeles，XV／4（1981），pp.419－40.

(16)C.B.F.Walker，Cuneiform，Reading the Past，vol.III（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89）.

(17)M.W.Green，‘The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uneiform Writing System’，Visible Language，XV／4（1981），pp.345－72.

(18)Florian Coulmas，The Writing Systems of the World（Oxford and New York，1989）.

(19)Ignace J.Gelb，A Study of Writing ［1952］，rev.edn （Chicago and London，1963）.

(20)Jerrold S.Cooper，“Sumerian and Akkadian”，in Daniels and Bright，eds，The World's Writing Systems，pp.37－55； M.Civil and R.Biggs，“Notes sur des texts sumeriens archaiques”，Revue d'Assyriologie，LX（1966）.

(21)David Diringer，The Alphabet： A key to the History of Mankind，third edn （London，1968）.

(22)Gene B.Grgg，“Other Languages”，in Daniels and Bright，eds，The World's Writing Systems，pp.58－72.

(23)Christel Ruster，Hethitische Keilschrift-Palaographie（Wiesbaden，1972）.

(24)Stanislav Segert，A Basic Grammar of the Ugaritic Languge（Berkeley，1984）.

(25)Coulmas，The Writing Systems of the world.

(26)Friedrich Wilhelm Konig，Die elamischen Konigsinschriften（Graz，1965）.

(27)Johannes Friedrich，Geschichte der Schrift（Heidelberg，1966）.

(28)Maurice Pope，The Story of Decipherment：From Egyptian Hieroglyphic to Linear B（London，1975）.

(29)Hans Jensen，Sign，Symbol and Script（New York，1969）.

(30)Coulmas，The Writing Systems of the World.

(31)Cal C. Lamberg-Karlovsky，“The Proto-Elamites on the Iranian Plateau”，Antiquity，LII（1978），pp.114－20.

(32)Robert K.Englund，“The Proto-Elamite Script”，in Daniels and Bright，eds，The World's Writing Systems，pp.160－64.

(33)F.Vallat，“Les Documents epigraphiques de l'acropole （1969－1971）”，Cahiers de la delegation archeologique francaise en Iran，I（1971），pp.235－45；“Les Tablettes proto-eamites de l'acropole（campagne 1972）”，Cahiers de la delegation archeologique francaise en Iran，III（1973），pp.93－105； Piero Meriggi，La scrittura protoelamica，3 vols （Rome，1971－4）.

(34)Lamberg-Karlovsky，“The Proto-Elamites on the Iranian Plateau”.

(35)Asko Parpola，Deciphering the Indus Script（Cambridge，1994）.

(36)Asko Parpola，“The Indus Script”，in Daniels and Bright，eds，The World's Writing Systems，pp.165－71.

(37)Parpola，Deciphering the Indus Script.See also Gregory L.Possehl，The Indus Age： The Writing System（Philadelphia，1996）.

(38)Walter A.Fairservis，Jr，“The Script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Scientific American （March 1983），pp.41－9.

(39)Asko Parpola，“The Indus Scrpit： A Challenging Puzzle”，World Archaeology，XVII／3（1986），pp.399－419.

(40)Parpola，Deciphering the Indus script.

(41)Albertine Gaur，A History of Writing，rev.edn （London，1992）.

(42)Archibald A.Hill，“The Typology of Writing Systems”，in W.M.Austin，ed.，Papers in Linguistics in Honor of Leon Dostert（The Hague，1967），pp.92－9.

第三章　语言系统

“我那小家伙已经会拿笔写字了！”3500多年前，两河流域的一位父亲骄傲地告诉儿子的老师，“是您让他开了窍：您给他展现了文字书写的好处。”文字书写，作为通向智慧的途径，在古代的中东地区迅速流传，而闪米特人（Semites）则是其最积极的拥护者与创新者。那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文字也随之不断创新。到公元前2200年第一批系统的象形音节表（pictographic syllabaries）和原始字母（protoalphabets）出现时，两河流域的阿卡德人（Akkadians）已经失去了对各附属部落的控制，他们的帝国处于崩溃的边缘。这就使得地中海东岸的西闪米特人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他们的财富迅速增加，人口也很快增长起来，他们逐渐建立起了新的通向埃及的贸易路线。进入埃及后，西闪米特人把埃及的新观念带回了迦南地区，即巴勒斯坦位于约旦河与地中海之间的那部分地区。埃及的新观念很快便取代了旧的两河流域传统。约公元前2080年南巴比伦复兴时期，迦南已在文化上与埃及联系更紧，这时埃及的影响早已遍及黎凡特（Levant），更深入到爱琴海地区、希腊人的领土，以及其他民族地区。（法老赛索斯特里斯三世Sesostris III统治期间，即公元前1878—前1814年，西奈半岛与南巴勒斯坦实际上已处于埃及控制之下。）这一时期，迦南已有了完整的对外经济与交往的系统，经济富足，贸易繁荣，迦南文化广泛传播。

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200年，迦南地区主要使用两套文字系统。一是受到两河流域音节文字的启发而产生的音节－词符文字（syllabologographic writing），不过迦南的这套系统没有使用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cuneiform）来书写，而是用了与希腊文字类似的图形符号，把一个单词的各音节逐个拼写出来。第二套是受到希腊辅音字母文字（consonantal writing）的启发而产生的原始字母（proto-alphabet）。两种文字系统都影响深远，流传广泛。但实际上两者是相互抵触的，二者只能保存其一。

早先，文字本是“少数人统治的工具，掌握在为数极少的牧师、术士及抄写员手中，为至高无上的君主服务”。(1)文字是一种获取社会权力的工具，表达的是少数精英的意志。但随着文字的广泛传播，尤其是在对辅音字母文字精心改造之后，文字再也不是权贵们的专利了。由于读写能在短期内就被很多人掌握，所以任何人都可以使用文字了。而且，这套简单的文字系统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兼收并蓄，外来文字只需稍作改变就可以被吸收进来。

到了公元前二世纪，仅存的最后一套音节－词符文字，即塞浦路斯文字，最终还是被完整的字母表所取代了。字母表一直沿用到现在。事实上，四千多年前在埃及、西奈、迦南产生发展下来的字母，今天正在逐渐取代世界上其他大部分文字，这也确实证明了全球化趋势不可抵挡。

比布罗斯音节文字

迦南是处于当时最强大的几个民族——埃及人、美索不达米亚人、安那托利亚人与爱琴海人——之间的交通要道。语言学家弗罗里安·库尔马斯（Florian Coulmas）曾说过：

“多种文化并存，多种语言开始互相接触，人们也知道了存在着其他的文字系统，如埃及文字（Egyptian）、亚述文字（Assyrian）、赫梯文字（Hittite）等，这些都为文字的更新与简化提供了极好的条件。”(2)

最先是商人，由于要摆脱对簿记员的完全依赖而自己记账，于是就有了简化文字书写的需要。(3)闪米特文字在吸收先前文字系统的基础上，从这些系统中脱离出来，产生了自己的两套独立的系统。这两套系统大约是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同时产生的。闪米特人以速写图标代表音节，创造出了一个标准的音节符号表，每一个图标代表一个音节（如pu，mo，ti等），这样就形成了一套音节－词符文字。这套系统一直沿用了几个世纪，还被非闪米特族的安那托利亚人与爱琴海人借去，但最终还是被希腊的辅音字母表所取代了。

音节文字有很多缺陷。有些语言，最基本的音是由辅音加元音构成的，如p＋u＝pu。这种语言就不宜用音节文字来记录。还有些语言中，有许多辅音群，如mpt（像英语中的‘exempt’），skt（‘risked’读作／riskt／），以及rts（‘hearts’）。对于这种语言，音节表尤其不适用。很多音节系统中，表达很简省，如不区分发音与不发音的辅音（bin／pin），送气音与不送气音（which／witch）。用这种音节系统记录下来的语言，由于语音不精确，读出来就会造成诸多不便。当然，如果是在即时会话中，对话双方都非常熟悉这套系统及其数量有限的词汇，交流是没多大问题的。但一旦脱离了这一前提条件，要把文字记录准确无误地读出来就很困难了。

有些音节文字，像经由线形文字A（Linear A）发展而来的克里特岛线形文字B（Cretan Linear B），在发现之初，人们以为这是外来语进入原有文字后无法融入其中而产生的结果。现在，人们认为，虽然那时比布罗斯的闪米特人、安那托利亚的卢威人、爱琴海与塞浦路斯的希腊人都已经有了各自的符号来记录自己的语言，但是音节文字作为一个统一的系统（而不仅仅是作为某种语言的书面记录），被用来记录这些民族的不同语言（插图43）。但是这个固定的不准确的音节系统本身很难用来统一记录不同的语言。可能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音节文字最终被更简便易行的字母文字所取代了。

图43　早期字母文字起源

比布罗斯是西闪米特人最早的贸易中心之一，与埃及有频繁的贸易往来，早在公元前第三千纪时就已经与北方与西方有了交流。比布罗斯文字分为两个时期：一是青铜时代（公元前1200年以前）刻在石头与铜器上的铭文。这种文字因其符号类似埃及象形文字（插图44），故称“伪象形文字”（pseudo-hieroglyphic）；二是铁器时代（公元前1200年以后）腓尼基人用比布罗斯文刻下的碑铭，这一时期使用的是腓尼基字母。青铜时代的比布罗斯文有114个符号，要组成一个字母表，确实是太多了，不过这比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字系统中的符号还是要少一些。这表明此时的比布罗斯文字使用了一个简单的音节表：用一定数量的符号代表所有的音节，这些音节大多是“辅音＋元音”的结构。(4)

图44　迦南地区青铜时代用“伪象形文字”刻下的比布罗斯铭文正面（上）与反面（下）

这个被划定为音节文字的系统，似乎是融合了两河流域楔形文字与埃及象形文字的“象形”理念。比布罗斯文字将两者结合起来，以速写图标代表音节，创造出了一套更简单的系统。(5)比布罗斯文字中有二十多个符号似乎是直接从埃及文字中借用过来的，可能他们把借用的符号用西闪米特语读出来，分解重构了这些符号，使之适应并融入他们自己的语言中。最近破解的文字表明，比布罗斯音节文字的形成可能追溯至青铜时代早期（公元前2000年以前）。(6)不过并非所有的学者都一致认为它有这么古老。(7)在铁器时代后期，随着辅音字母文字（非音节文字）使用越来越频繁，比布罗斯文字中有些符号，也曾在同样产生于比布罗斯的腓尼基线形字母表中出现过。(8)

安那托利亚音节文字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24：602－17），阿基里斯（Achilles，希腊最有名的英雄，在特洛伊战争中杀死特洛伊主将赫克托耳，使希腊军转败为胜。后被太阳神阿波罗的暗箭射中脚踵而死。——译者注）曾提到过士麦那（Smyrna，土耳其西部港市，今称“伊兹密尔”。——译者注）附近的安那托利亚石碑，说这是尼俄柏（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王安菲翁的妻子，因自夸生有七子七女，惹怒女神勒托，十四个儿女全部被杀。尼俄柏因此整天哭泣，被主神变成石像。——译者注）和她的亲人们变成的石头。公元前800年荷马吟诗时，安那托利亚文字可能仍在使用中。此前一千多年，一个由不同民族说不同语言的联盟曾进入安那托利亚东部，他们后来建立了后人所称的“赫梯帝国”（Hittite Empire）。这些人由于来自两河流域，他们本来使用的是一种借用的苏美尔－阿卡德楔形文字（Sumerian-Akadian cuneiform）（见第二章）。但从公元前15世纪起，其中一些民族开始使用一种他们自己的文字，被称为“赫梯象形文字”（Hittite hieroglyphic）。(9)已发现的赫梯文，除了一些储物罐上个别词是乌拉尔图语（Urartian），一个赫梯神庙里有几个神的名字是胡里语（Hurrian），其他的记录全部是卢威语（Luwian），早期印尼语系的一种语言。(10)

有些学者，像荷马一样，倾向于认为最早的安那托利亚文字是象形文字或表意文字。但现在大多数人都认为这种卢威语的书面记录其实是一种音节－词符文字（syllabo-logographic）。它可能是受到从迦南，尤其是从比布罗斯来的商人所使用的更早的文字系统的启发而产生的，因此与赫梯人后来的苏美尔－阿卡德楔形文字大不相同。不过这套文字系统只是借用了迦南的音节－语标文字的理念，并没借用任何符号或规则。与迦南文字一样，安那托利亚文字中有很多音节音值都是由速写图标演变而来的，如ta这个音节就源自targasna一词（意为“驴”）。现在人们倾向于认为安那托利亚文字中所有的符号都是由他们自创的速写图标演化而来的。这一系统中所有的图形符号都可以从卢威语中找出其来源，因此，毫无疑问安那托利亚文字最初本来是用来记录卢威语的。

图45　公元前九世纪卢威语的安那托利亚文字浮雕，发现于土耳其，卡尔色米斯（Carcemis）

安那托利亚音节文字显然只用于有特殊作用的碑铭。这种文字大多以浮雕或雕刻的形式出现在石头、石碑或石墙上面，也有雕刻或压印于粘土或铅质的印章上面（插图45）。(11)这种文字主要发现于小亚细亚及叙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很明显这套文字系统是用来传达民族文化的，因为外来的苏美尔－阿卡德楔形文字无法做到这一点。(12)这是世界上最纯粹的纪念碑文字（在这一点上比得上早期的中美洲文字），因为其主要用途不是交流而是宣传。安那托利亚音节文字首先是并且是在最大限度上是用来表达卢威人特权的。

在安那托利亚音节文字中，大多数符号都是由图形符号演变而来的，它们代表着动物植物，人物或器官，以及日常用品。令人惊奇的是，就连数词，也当作速写符号来用：如卢威语的“四”，读作mauwa-，于是他们就用llll这一符号代表m，ma，mi这些音，就像英语中把‘forever’写作‘4ever’，把‘forbidden’写作‘4bidden’一样。很多类似的符号在使用中逐渐就固定下来，成为标准的符号，而其源头却无从知晓了。这表明，安那托利亚文字使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安那托利亚文字从上至下，每隔一行变换一次文字方向。一篇铭文通常由几行水平的文字组成，像埃及文字一样，人物的头朝着每一行的开头。行与行之间通常有水平的分隔，但字与字之间不留空。如果符号是竖直排列的，就从上往下读。（符号这样排列与摆放，并不是按说话的先后顺序，而只是为了好看。）这套系统中大约一共有220个符号，其中很多符号，像埃及文字的符号一样，是用来标注某一个词的读音的标记。这些符号中既有代表词语的词符（logographic），也有代表语音的声符（phonographic），还有很多既是词符也是声符。而赫梯楔形文字音节表中只有60来个符号，与爱琴海地区各文字系统中的音节符号差不多数量。与后者相似的是，安那托利亚音节文字也不区分发音与不发音的辅音（b／p），送气音与不送气音（p／ph）。还有单词结尾的辅音和辅音群后面都带不发音的元音字母（‘empty’vowels），如asta写作á-s（a）-ta。辅音前的／n／，在拼写中也不写出来，如anda写作à-ta，这也与爱琴海地区的做法一样。安那托利亚这套文字系统表达非常简略，因此在记录卢威语时缺陷很多。

安那托利亚这套成分混杂的音节－词符文字沿用到公元前七世纪就消亡了。

爱琴海与塞浦路斯音节表

公元前第三千纪中叶，从东欧大陆来的希腊人显然早已占据了爱琴海地区的大陆和包括克里特岛在内的岛屿。公元前2000年左右，希腊人在克里特岛站稳脚跟后，开始与迦南人通商，逐渐繁荣起来，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复杂的控制经济的体制，主要的经济中心在克诺索斯、斐斯托斯以及克里特岛其他地方——这就是欧洲首个高度文明，即米诺斯文明。在与迦南人通商的过程中，希腊人慢慢接触到比布罗斯的图形－音节文字，他们后来借用了这一系统的做法。于是克里特人学会了用少数的音节－词符（syllybo-logogrphic signs）来拼写他们的米诺斯希腊语的各个音节。这些符号及其音值（几乎全是单独的元音或辅音＋元音的结构）全部都是克里特人自创的。图标所描绘的事物，读出来都是用克里特希腊语发音的，而不是闪米特语。（克里特希腊语似乎是与大陆上的迈锡尼希腊语同源的一种古语。）

大约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200年间，爱琴海地区出现了三种独立却又互相联系的音节－词符文字：记录克里特希腊语的象形文字，线形文字A，以及后来记录迈锡尼希腊语的线形文字B。克里特希腊语显然很早就把他们的文字带到了塞浦路斯，在那儿文字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首先是塞浦路斯－米诺斯文字（显然源于线形文字A），然后是其后代线形文字C，即“塞浦路斯音节文字”（Cypriote Syllabic Script）。爱琴海地区与塞浦路斯所有的文字系统都是音节－词符文字，因此每一个符号代表什么都很容易辨认。这些文字中似乎都没有什么限定词，不过大部分用音节符号拼出来的事物，在记账的泥板上都有附加的词符来描绘它们。除了这些词符以外，爱琴海地区与塞浦路斯的文字都是音标文字。

图46　约公元前1600年烧制陶土上的克里特象形文字正面（左）与反面（右）

克里特象形文字是这个文字大家族里面最主要的一支，它可能是在公元前2000年受到由塞浦路斯的比布罗斯文字的启发而产生的（插图46）。克里特象形文字用图形符号记录克里特希腊语的每一个音节。像比布罗斯文字一样，符号也是源于速写图标。这种文字主要刻在石印上（或压印在粘土上）、烧制的陶土上，以及其他金属或石制的物体上。其中大部分发现于克诺索斯，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到前1400年间（与线形文字A同时）。这套文字系统中约有140个不同的符号，其中包括70到80个音节符号及同音同形异义符号，还有一些词符，用来代表人物、器官、植物、动物、船和几何图形等。文字方向不定：从左到右或从右至左都可以，隔行转换一次，甚至螺旋的方向也可以。这套文字系统中有词符和数词，表明它最早是用来记账的，后来更简单的线形文字A出现了，它就不再用来记账了。因此，克里特象形文字与安那托利亚文字一样，在克里特希腊人的社会中只用于正式场合，出现在宗教经文中、贡品上，以及陶制的帝王公告圆盘上。

著名的斐斯托斯盘就是克里特象形文字用于帝王公告的一个例证（插图47）。克里特象形文字有很多种不同的版本，似乎各地都有自己的写法，但约公元前1600年的这块斐斯托斯盘上的象形文字是最杰出的版本，展现了那些最精巧的符号。它既是欧洲最早的文学作品，也代表着世界上最早的活字排版文件（凸出的活字压印在软陶上）。

图47　陶土烧制的斐斯托斯盘A面（直径16厘米），克里特象形文字最精巧的版本。由最底下两“块”开始，从右至左读作：e-qe ku-ri-ti／de-ni qe 或 Ekue，Kurwitis Deneoi-que，即“听旨，克里特人与亚该亚人”。这是欧洲最早的文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排版文件

这块巴掌大的盘，于1908年被发现于克里特岛南部海岸线的斐斯托斯宫，上面有241个克里特象形文字符号，两面共分为61组（31＋30）。45个不连续的音节符号从右至左排列，由外向内旋转，内容显然是克里特希腊语的“动员公告”。(13)盘上有些书写规范与安那托利亚象形文字差不多，也和克里特象形文字其他版本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不区分发音与不发音、送气音与不送气音辅音，如b与p，g与k，d与dh每对分别用一个符号表示。（但是，／d／与／t／却用了两个符号。）还有，／r／与／l／也用一个符号表示。辅音群中都带有不发音的元音。辅音前的／s／与／n／都不在拼写中标出来。辅音后的／w／也不标出。双元音／ai／、／ei／与／oi／在拼写中只用／i／表示。

同样的书写规范也在线形文字A中保留下来。线形文字A是在各种版本的克里特象形文字产生之后不久后的一个规范版本。（单词ku-ro就可以证明线形文字A记录的也是克里特希腊语：从一个记账的泥板上可以看出ku-ro意为“总量，总数”，也就是克里特希腊语的krōs，与大陆希腊语krās同源，krās意为“头，极限，限量”。英语中的“cranium”，“头盖骨”，也是从这儿来的。）线形文字A由于是用来记账的，因此主要出现在泥板上，不过也有极少数发现于骨头、石头、金属及陶制品上（插图48）。线形文字A中很多象形符号能很容易辨认出来它们是怎么来的，但也有些不那么明显，有的甚至根本无从知晓。线形文字A显然是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在法老赛索斯特里斯三世统治期间，克里特人与埃及人通商后（约公元前1850年），他们的控制经济越发欣欣向荣，这时就需要一种比先前的象形文字更简便、更省时的方式来记录宫廷交易与新发明，线形文字A应运而生，这一过程颇似僧侣草书体诞生于埃及象形文字的过程。线形文字A成了米诺斯王朝统治者的官方书写体，不仅用于克里特岛与基克拉迪群岛（爱琴海南部），还被带到远在埃及的阿瓦利斯（Avaris），在贸易中使用。线形文字A一直沿用到大约公元前1400。(14)

图48　线形文字A：（左）费斯托斯早期文字，约公元前1700年；（右）发现于克诺索斯宫的印在杯子内部的螺旋状文字，约公元前1500年

线形文字B脱胎于线形文字A，最早是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由亚该亚人（Danaans），即阿哥斯（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希腊人，用来记录迈锡尼希腊语。亚该亚人显然认为他们的语言与克里特希腊语大不相同，至少音节的拼读是不一样的，因此线形文字A有必要稍作改动才能使用。（其实基本上迈锡尼语的音节文字中几乎所有的符号都保留了克里特希腊语音值，也就是说，符号所代表的事物都是用克里特希腊语发音的，或者是，符号这时已不再表意，只表音而已。）公元前1450年以后，大陆上来的亚该亚人已融入克里特社会，线形文字B也随之开始在克诺索斯与线形文字A同时使用。最终，随着迈锡尼希腊语取代克里特希腊语，线形文字B也取代了线形文字A，在克里特的克诺索斯宫与干尼亚（Khania）宫中使用。在迈锡尼的大陆中心城市底比斯（Thebes）与皮洛斯（Pylos），人们也开始用线形文字B来书写了。

与线形文字A一样，线形文字B也有120来个符号，其中半数是音节符号（syllabograms）（5个元音，54个辅音＋元音结构的音节），其余的都是词符（logogram）。这些词符是商品的“标识符”，因为线形文字B主要用于记账的泥板，上面只标出商品名的拼音，其词符及数量（插图49）。也有些铭文中没有词符，刻在石头或金属制品上。基本上线形文字B中每一个符号都能在线形文字A中找到其原型，只是形状稍有改变。线形文字B显然也保留了线形文字A的大部分书写规范。不过，线形文字B的双元音／ai／、／ei／和／oi／都只用前面那个元音来表示（而线形文字A中三个双元音都用／i／表示）。还有，辅音后出现／w／时，／w／作为一个单独的音节保留（在线形文字A中，只写出那个辅音）。在这些方面，线形文字B比线形文字A表音更清晰，不那么容易产生歧义。线形文字B比线形文字A写得更大更仔细，这是随历史发展而产生的变化。线形文字B是公元前1200年左右随着亚该亚人的衰落而消亡的，那时爱琴海文明不知什么原因开始衰落，社会逐步解体。(15)

图49　最早公开的用线形文字B记账的泥板。出自阿瑟·埃文斯（英国考古学家）的著作《雅典庙宇》中关于古克里特文字的初报，1900年5月18日

线形文字A的另一个后代，塞浦路斯的塞浦路斯－米诺斯文字（Cypriote-Minoan script）最早可追溯到约公元前1500年。这种文字不是画出来的，而是像闪米特人的做法一样，用尖状物在陶土上刻印出来的。塞浦路斯－米诺斯文字中约有85个音节符号，这些符号与线形文字A的符号极其相似（插图50）。这种文字残片最早发现于20世纪30年代。(16)塞浦路斯－米诺斯文字从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2世纪在塞浦路斯使用很广泛。塞浦路斯－米诺斯文字记录的似乎是塞浦路斯的一种非常古老的希腊语。

塞浦路斯－米诺斯文字消亡之后，其后裔线形文字C，或称“塞浦路斯音节文字”（the Cypriote Syllabic Script）马上发展起来，两种文字之间过渡非常自然。已确认的最早的记录希腊语的线形文字C出现在库克利亚（位于旧帕福斯）的一根铜扦上，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线形文字C有许多符号与线形文字A和B是相同的。在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220年，线形文字C作为一种古文被广泛地运用于纪念碑文（记录早期塞浦路斯希腊语）、硬币上的传说以及铜牌上的合约（记录大陆希腊语）（插图51）。除了文字方向改为从右至左以外，线形文字C基本上仍遵循线形文字A和B的书写规范。但是，线形文字C中，双元音／ai／、／ei／和／oi／都完整地拼写出来了——线形文字A是用一个／i／来代表三个，线形文字B则分别用／a／、／e／和／o／来表示。此外，以辅音r／l，s／z或m／n结尾的音节现在都用两个音节符号来表示，不像之前那样只用一个（之前的文字中结尾的这些辅音在书写中都不标注）。如此看来，在希腊字母产生之前，这几套能勉强记录希腊语的音节文字系统中，塞浦路斯的线形文字C是表达最清晰的一个了。它是一个历经约两千年历史的文字大家族中最后的一支。

公元前1100年左右，除了塞浦路斯人的文字之外，希腊人的文字已经消亡了。大概在一两百年之后，他们又从迦南人那儿借来了文字，这时的迦南人被称作“腓尼基人”（Phoenicians）。不过这一套文字系统与先前完全不同，稍加改变之后，它更适合用来记录希腊语。它就是——字母（见第四章）。

在遥远的西北方，巴尔干平原中部的居民，温查文化（the Vincˇa Culture）的继承人，可能就是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接触到米诺斯最古老的象形文字之后，才刻下了所谓的“鞑靼碑”（见插图7）。不过，巴尔干“铭文”的真正年代还不确定。

图50　塞浦路斯－米诺斯文字的音节符号，约公元前1500年

图51　塞浦路斯铜牌上的线形文字C，约公元前5世纪，记录的是伊达利厄姆（塞浦路斯南部城市，现达利附近。——译者注）城邦与一个医生家族之间的希腊语合约

埃及与迦南的原始字母

专门记录话语的音标文字（用单独的符号表示语音的文字系统）把符号的数量降到了最低，因此好懂易学。符号的减少也使话语得以更精确地记录下来，这样一种文字就可用来记录多种语言了。词语不再用完整的图画或一个个音节符号来表示，取而代之的是一串串语音符号。这些符号代表着清晰发音时的每一个单独的音，其中就包括字母。

除了极少数例外，字母本身并没有意义。只有在两个或更多的字母组合起来成为一个单词的时候，字母才有了意义，也即音值。但是，即使是像英语这样的字母文字，除去语音符号之外，也会用到很多意符（ideograms）、词符（logograms）和标记，如数字（1，2，3）、数学符号（＋，＝）、标点（表示停顿、音调、语气的，等），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符号，如、＄、＋、%、＆、＠等。既然所有的字母文字中都有这种符号，它们就不能算是完全“纯正”的字母文字，而是成分混杂的文字。但是在所有的字母文字中，语音符号还是主体。

字母表并非文字“进化”过程中“更高级”的一步，而只不过是另一种记录语言的方式而已。事实表明，字母在记录大多数语言时，确实比埃及象形文字、两河流域楔形文字及汉字更方便有效。一个字母表可用于多种语言，只需在原有的字母上另加一些符号、标记、点就可以用在不同的语言中，如法语中的à，ê，é，，等。

最古老的字母文字似乎是4000多年前在埃及产生发展起来的。那时只有辅音字母，没有元音字母。因为埃及语跟含密特－闪米特（HamitoSemitic languages）大多数语言一样，在构词中多用辅音。这种文字只写出一个容易辨认的辅音“框架”，闪－含语中四个主要的元音音素——／a／、／i／、／o／与／u／在这个框架中只分别起到一些语法作用。其实，对于大多数语言来说，只标出辅音字母（上）比只标出元音字母（下）要容易辨认多了：

W cn rd cnsnnts，bt nt vwls

e a ea ooa，u o oe

（把下面一行的元音字母嵌入上面的辅音字母“框架”中，就是：We can read consonnants，but not vowels意为“只有辅音字母时可以辨认，只有元音字母则不行”。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只有辅音字母时，大致能辨认出词语，但只有元音字母时，则毫无意义。——译者注。）

印欧语系与闪族语系中的语言都是这种情况。但并非所有的语言都是如此，例如，塔希提语（Tahitian）可能就只能依靠元音字母来辨认单词，若只有辅音字母则无法辨认。

早期辅音字母文字的产生是漫长的文字发展史中极其重要的一页，从此以后，字母文字开始渐渐取代几乎所有其他文字。今天，除了东亚的几种文字以外，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文字都是埃及和迦南原始字母的后代。

早在公元前第三千年的时候，埃及人就已经发明了一种方法来代表辅音，即埃及旧的“辅音字母表”（见插图21）。但是，在好几百年的时间里，这个字母表只是与象形文字和限定符号一起使用。而且，这个字母表非常简省，也经常用一个符号代表几个音。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符号系统，只有经过专门学习的专家才能理解。公元前2200左右，埃及的簿记员们显然是觉得，如果在书写中把那些“无关紧要”的部分省去，书写就会变得简单得多了。于是他们就把整个文字系统简化到只剩下埃及语的辅音符号——也就是说，从此他们就单独用辅音字母来书写。来此地的闪米特商人和劳工看到了这种做法，于是就把这套系统及其符号都带回了迦南，用来记录他们自己的语言。一千年之后，希腊人从迦南人的后代腓尼基人那里借用了同一套系统和符号，但他们把元音字母加进去，构成了完整的字母表，这就是今天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在使用的这个字母表。

近百年来，人们一直都知道埃及人也曾单独用辅音字母来书写。20世纪初，人们曾在卡汗（古埃及小镇，地址在今法尤姆省。——译者注）发现几处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年到前1800年的铭文（插图52）。(17)1998年，又有两处约公元前1900年的铭文被发现，刻在位于霍尔河谷（Wadi el Hol，位于开罗南方。——译者注）的一座天然石灰岩墙上，在一条从底比斯到阿比多斯的古道边上。这些记录希腊语的铭文，比西奈半岛上最古老的原始字母铭文还要古老，这表明早就已经有人单独用字母书写，并且用了两三百年了。字母文字并不只是象形文字系统的一部分，它本身就可以是一个系统。

其实字母并非像很多人说的那样是由希腊人或腓尼基人发明的，而是由埃及人从他们的象形文字中提炼出来的。象形文字从公元前第三千年以后就开始用字母来拼写词语的语音了。

有学者认为是客居埃及的闪族雇佣兵、矿工和商人首先利用并仔细编写了字母。他们把象形文字加以简化，并固定地使用一部分辅音字母符号。毫无疑问，客居埃及的闪族人不久就开始单独用字母来书写了。他们把埃及人发明的很多符号借用过来，用闪族语读出来，也就是改变了埃及辅音字母的音值。闪族人也把他们自己语言中词语的首个辅音提炼出来，又设计了一些新的符号。(18)像记录埃及语时一样，一个音就用一个符号来表示。这样总共不到30个字母就足以用来记录闪族语言了。

从埃及原始字母到闪米特辅音因素文字（abjad），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至今仍未破解的约公元前1800到前1600年的原始西奈文字——因其首先在西奈半岛各处发现而得名。许多原始西奈字母与埃及字母和词符是相同的（见插图28），但在描绘事物时用了闪米特词语的首个辅音字母：例如，在希腊语字母表中代表“波纹”的字母n，变成了闪米特词语mayim开头的辅音字母m（英语中所使用的拉丁字母表中的m，就是从此处来的，可以看出，仍是“波纹”的形状）。原始西奈文字包含了至少23个独立的符号，其中将近半数明显是从埃及人那里借用过来的。这些符号通常纵向或横向地排列成行，不像埃及文字是由左向右书写的。字母朝向哪一边都可以，但是在每一篇内方向是统一的（插图53）。原始西奈文字并不是从埃及文字到完整的闪米特辅音因素文字这个发展过程中“失落的一环”，而只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文字系统早期的一个阶段。它是今天仍在使用的闪米特字母文字的前身，当时是用来表示西闪语族的一种语言中的辅音的（插图54）。

图52　埃及字母文字：（上）卡汗铭文之一，此铭文刻于一小段木头上，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前1800年，可能是某个工具的主人的名字：Ahitob；（下）1998年发现于底比斯与阿比多斯之间的霍尔河谷的两篇字母铭文之一

图53　原始西奈文，约公元前1850年，意为“吾乃Hatsepumo，矿石与此圣地之保护神……”

发展到后来，出现了青铜时代中期的迦南原始字母表，其符号也是线形图案，只有辅音字母，一个符号代表一个辅音。由于这种新的书写方式简便快捷，灵活实用，而迦南又是埃及、巴比伦、安那托利亚和爱琴海地区的贸易中心，因此迦南原始字母表迅速地发展和传播开来。早先是埃及的文字记录者们把字母提炼出来，现在则是迦南的记录者们将其广泛传播。最早的迦南字母文字出现在公元前16世纪的基什（迦南古王城，位于今以色列境内。——译者注）古瓮上（发现于以色列）；再晚一点的则出现于在拉希什（Lachish）、示剑城（Shechem）、阿朱勒（Tell el-‘Ajjul）及其他地方发现的各种器具上面（插图55）。这些铭文用一种或几种相关的文字书写而成，至今无人能懂。这些产生于公元前1050年以前的青铜时代迦南线形文字统称原始迦南文字（Proto-Canaanite）或旧迦南文字（Old Canaanite）；公元前1050以后，它们就变成了腓尼基文字。古代北闪米特所有文字——腓尼基文、迦南文、阿拉姆文，都只用不到30个字母来代表辅音。

通常文字记录员是在现有文字的基础上做改进的。公元前1450年，乌加里特人（Ugarit）也在用一种辅音字母文字书写（见第二章）。乌加里特是今叙利亚北海岸线上的拉斯夏马拉（Ra's Shamra），青铜时代他们正处于迦南文化影响的外围。乌加里特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使用十种语言，五种文字，其中最重要的是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阿卡德楔形文字，源于东闪米特（不过乌加里特人大都说一种西闪族语言）。可能是由于语言和经济或文化上的原因，乌加里特的文字记录员一反常规，用一种独特的方法来改进文字：他们从南方的迦南人那里学到用辅音字母来书写，但同时又继续使用类似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的符号作为字母（见插图34）。

乌加里特辅音字母表包括30个独特的楔形符号，分别代表30个不同的辅音，符号刻画尽量简单（其中包括用同一个楔形符号朝向不同的方向来代表乌加里特语言中使用最频繁的几个辅音：／g／，／r／和／t／）。乌加里特文字记录员更倾向于用这种书写方法。这个系统中除了代替西闪米特线形辅音字母的新辅音字母符号之外，竟然加进了三个长短元音——／a：／、／i：／和／u：／，于是闪米特语言中最微小的差别都能在书写中得以区别了。在现存的几块碑上发现，乌加里特字母表中的字母是按传统的西闪米特线形字母表顺序来排列的（像拉丁字母的顺序就是“abc”等），这一次序显然在公元前第二千年以前就已经在迦南固定下来了。(19)（后来希腊人和阿拉伯人也沿用了这个字母次序，分别只作了一点小改变。）1929年以来，人们又发现了1000多块刻着乌加里特字母文字的碑，其中有税务记录、商业往来账目，甚至官府文件，还有宗教经文及文学作品，这些文本中都只用了27个，而不是30个楔形辅音字母符号。

从公元前1225年到前1175年这50年间，青铜时代的社会土崩瓦解，三百多年的繁荣就此终结。强盛的赫梯帝国灭亡了；爱琴海地区的很多中心城市，包括特洛伊，都被摧毁了；克里特文明从此消失；塔尔苏斯（Tarsus），乌加里特，阿拉拉赫（Alalakh）和阿什凯隆（Ashkelon）这些贸易中心都不见了；埃及一度繁荣的新王国也倒在一片废墟之中。所有这一切都是爱琴海的“水上民族”非利士人（Philistines）造成的。他们很可能是像维京海盗那样的亚该亚人（迈锡尼希腊人），现在自己发生内讧，然后又开始侵略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再侵入黎凡特，在那儿建立了一些殖民地，施加他们强大的文化影响。从此他们改变了爱琴海地区、安那托利亚、塞浦路斯以及黎凡特沿岸的面貌，其中也包括迦南（非利士人依照自己的名字把这儿改名作巴勒斯坦）。乌加里特楔形字母仿佛在一夜之间就被摈弃了。最后只有一套衍生的字母表幸存下来，就是比布罗斯的西闪米特人用的那一套，即腓尼基字母。

图54　由原始西闪文字衍生而来的古文字（有删节）

图55　公元前第二千纪中叶的原始迦南字母文字；（上，从左到右）基什陶器残片上的文字和Lachish铭文；（下）示剑城饰板上的文字和阿朱勒铭文

腓尼基字母

图56　最著名的腓尼基铭文之一，摩押王米沙碑（the‘Stele），来自摩押人的土地，公元前842年，意为：“吾乃米沙Mea‘，Kemomelek之子，底本（Dibon）的摩押人之王…”。记录的是古希伯来语

abjad，亦称闪米特线形文字，以两种形式流传甚广，这两种形式显然都是由迦南原始字母文字派生而来。早在公元前1300年，包含28个辅音字母的南闪米特文字就已经独立于闪米特文字以外发展了。公元前1000年左右，北闪米特腓尼基字母表已经发展完善，其中只包含22个辅音字母（腓尼基语中有几个辅音音素消失了）。腓尼基字母文字沿用了约一千年后，演变为迦太基文（Punic）。迦太基文又被地中海西岸的腓尼基殖民者的后代们一直使用到公元三世纪。

青铜时代的迦南人变成了铁器时代的腓尼基人（形象地称“紫色生意人”）。腓尼基人并不是突然形成一个民族的，他们本来是比布罗斯、提尔（Tyre）、西顿（Sidon）、贝鲁特、阿什凯隆（Ashkelon）这些沿海中心城市的居民。公元前1050年左右，外来的“水上民族”亚该亚人实力衰落之后，腓尼基人开始取代他们控制了地中海各港口。这样腓尼基人一下子就自由起来，他们派出贸易远征队，在地中海东岸各处建立起很多商业中心。

在这些商业中心，人们需要一种新的更实用的文字，即简化的辅音字母文字。腓尼基文其实就是西闪米特文字（插图56）。(20)最古老的记录西闪米特语的清晰可辨的铭文就是用腓尼基文写成的。那就是约公元前1150年或前1000年的艾希拉姆（Ahiram）国王石棺上的墓志铭。腓尼基人摈弃了比布罗斯音节文字，把青铜时代迦南祖先传下来的图形字母变成了非图形的流线型字母。然后他们又把这个字母表带到邻近的地方用来记录几种西北闪米特语言。虽然表面上看来，这种新的文字在各个中心城市都以不同的面目出现，但实际上却同样源于腓尼基文。现在西方所有的字母表都是由这个腓尼基字母表派生出来的。古希腊人就把他们自己的字母表叫作Phoinīkia grámmata，即“腓尼基字母”。腓尼基字母文字在公元前1050年至前850年间在黎凡特各地大受欢迎。在此期间，其文字方向不定：或从左向右，或从右向左，甚至隔行换一次。直到公元前800年以后，腓尼基文才无一例外地都从右向左书写了。公元前一世纪以前，腓尼基文中都没有元音字母。

在各殖民地中，由腓尼基文派生而来的最重要的是迦太基文，在公元后头几百年里一直广泛地为地中海西岸的腓尼基殖民者所沿用（插图57）。迦太基文发展到后期（Late Punic）就把辅音字母ālep，ayin，hē和hēt中的喉音去掉，把剩下的部分（照着当时流行于地中海地区的拉丁字母表的做法）用作元音字母，写在辅音之间，像我们现在所做的那样。这一步，对于过去只有辅音字母的闪族文字来说，是非同寻常的。

图57　发现于腓尼基人在法国马塞尔殖民地的一块铭文，是迦太基（Carthaginian）祭祀用品账目，约公元前300年

图58　所谓的“士加的马西尼萨碑铭（Massinisa Inscription from Thugga）”，迦太基（上）与努米底亚（下）双语文字，刻于第二次迦太基战争期间（前218－前201年），意为“此神庙乃士加之民为马西尼萨王所建……”

柏柏尔文记录了一种或几种古柏柏尔语（Berber language）：努米底亚语（Numidian），或称“古利比亚语”（Old Libyan）。与闪米特语和埃及语一样，柏柏尔语也属于亚非语系（Afro-Asiatic）。从埃及西部到摩洛哥，整个北非都有人讲这种语言。古努米底亚文字似乎派生于迦太基文（插图58）。早在公元前6世纪时，随着腓尼基人在北非柏柏尔的殖民活动，古努米底亚文字可能就已经处于演化中了；不过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努米底亚铭文是公元前2世纪的。从公元前1世纪起柏柏尔文就开始出现在西班牙的塞尔特伊比利亚（Celtiberian）钱币上，可能还同时出现于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柏柏尔文的使用贯穿了整个罗马占领期。

公元1100年代以来，柏柏尔文除了少数几篇出现在希伯来文字中间，其他的都出现于阿拉伯文中。北非的图阿雷格人（Tuareg）的梯非那文字（Tifinigh）（ti加上拉丁文Punicus，意为“腓尼基”）将柏柏尔文记录保留至今。梯非那文字只用于男女间的情书、室内装饰、家庭成员间的便条（妇女不会认阿拉伯文时），梯非那文字是留存至今的只“主内”的文字中极好的一例。

阿拉姆文字大系

公元前10世纪后，又有两种北闪米特文字产生了——阿拉姆文字与迦南文（插图59）。阿拉姆文字与腓尼基文一样重要，不仅因为3000年后近东地区使用最广泛的两种文字——希伯来文与阿拉伯文，都由阿拉姆文字派生而来，还因为它同时也是印度次大陆及周边地区几百种文字的祖先。

最初，黎凡特北部、安那托利亚南部和两河流域北部讲阿拉姆语的人使用的是腓尼基字母。最古老的阿拉姆语铭文，就是用腓尼基文写的，这可追溯至公元前9世纪。也就是在这时，讲阿拉姆语的人开始创造他们自己独特的文字，成为阿拉姆文字（插图60）。自公元前七八世纪起，阿拉姆语成为古代近东地区讲的人最多的语言，是整个地区的通用语。它最后还成为波斯帝国（公元前550－前330年）的官方语言。

图59　所谓的迦南文“西罗亚铭文”（Siloam Inscription）。1880年发现于耶撒冷附近的西罗亚隧道出口。公元前700年左右为纪念一条地下通道开通而刻

像几百年前乌加里特的闪族文字记录员一样，阿拉姆文字的书写者们也在书写中引进了长元音字母，先是写在单词结尾，后来放在中间。他们用现成的辅音字母充当特殊的元音字母符号，称“阅读之本”，在书写中起补充作用。（短元音后来才出现。）显然之前只用辅音字母书写太容易产生歧义了，特别是那些辅音“框架”很短的词，往往可以有多种理解（例如英语中辅音“框架”mn可以是“man”“men”“moon”“mean”“mane”“mine”等等）。而且，词汇不再像过去那样简单有限，因此语言需要更加精确的记录方式。于是阿拉姆文书写者开始标出长元音。这一方法非常实用，很快就传到了相关的迦南文字中。（不过南闪米特人仍继续只用辅音字母书写。）

图60　著名的迦南－阿拉姆文“基拉穆瓦铭文”（Kilamuwa Inscription），用古阿拉姆语记录了基拉穆瓦王子，亚迪（Ya'di）王卡亚（Khaya）之子，对亚述王Shalmaneser三世的赞颂（公元前858－前824年）

随着波斯帝国的崛起，阿拉姆语的影响越来越大，于是阿拉姆文字变成了西闪米特人的主要书写方式。用墨水写在动物皮或纸草上的阿拉姆文字甚至取代了刻在陶土上的亚述文。陶土刻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阿拉姆文流传甚广，影响深远，在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Achmenid）灭亡之后它还一直在使用。在之后的政治形势下，阿拉姆文字仍稳定而统一地使用了一段时间。阿拉姆文字被带到伊朗，然后是南亚和中亚。但是公元前3世纪末，它就演变成别的文字了。在西部，纳巴泰人（）对其做了改造（后来演变成阿拉伯文）。在叙利亚沙漠，巴尔米拉人（Palmyran）也将阿拉姆文字纳为己用。两河流域北部和南部分别有几种文字从中衍生。(21)犹太人的文字希伯来文也源于阿拉姆文字。

图61　最早的希伯来字母表发展阶段

公元前850年左右，迦南希伯来人在腓尼基字母的启发下已经创造了古希伯来文，它主要出现于宗教文学文献中（插图61）。“巴比伦流亡”（公元前597——前539年），犹太人被掳流亡期间，一种线形希伯来辅音音素文字（abjad）产生了，此后，希伯来文就不再用于非宗教场合了。那时，古希伯来语被一种本身受其影响的阿拉姆文字变体所取代了。（公元135之前，古希伯来文仍一直用于特殊场合；它是公元前1世纪产生的撒玛利亚文的蓝本，而撒玛利亚文至今仍被犹太人用于某些宗教场合。(22)）到公元前5世纪，犹太人大多在使用阿拉姆文字。他们把每个字母都改为方形的并固定下来，“方形文字”（ merubbā‘，“square script”）的名称即由此而来。公元前1世纪，这套文字就已发展完善，固定下来了，正如我们在死海古卷里看到的那样（插图62）。后来又有两种变体衍生出来：

圆体的谢法尔迪（Sephardic，西班牙系犹太人）文和窄体的德系犹太文（Ashkenazic）。方形希伯来文用于所有宗教与世俗文献中。中世纪它只用于宗教经文中，但19世纪犹太人又把它用于世俗用途。现在它是以色列的现代文字。

图62　羊皮死海古卷（公元前170年左右）里先知哈巴古（Habakkuk）的文章，使用的是早期方形希伯来文。倒数第二行右起第三个单词在一篇更早的古希伯来铭文里读作“YAHWEH”，是遗留下来的敬语

方形希伯来文与公元前最后几百年的阿拉姆文非常相似，正如英语大写字母与这一时期的拉丁字母类似一样。希伯来人学着阿拉姆文字也在书写中标出元音，而且把这一方法运用得更加充分，进一步减少了歧义。叙利亚铭文首先使用附加符号，即特殊的横杠和点写在辅音字母前后来代表元音。这可能也促使希伯来人在使用阿拉姆长元音的同时，也用上了这些特殊的符号。(23)其实，早在公元前第一千年的最后几百年里，希伯来簿记员就已经在使用不止一套附标了。今天在诗歌、儿童文学，尤其是在宗教经文里用来代表元音的希伯来附表系统“梯伯利法”（Tiberias system），就是1100多年前在巴勒斯坦的重要港口梯伯利发展完善起来的（插图63）。

图63　用“梯伯利法”附表系统的方形希伯来文记录的“出埃及记”第一章第1、2节：“［1］起初神创造天地。［2］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希伯来文虽然表面上是辅音字母文字，用已有的辅音字母来表示长元音，用附表来代表其他的元音，但其实在很多方面，它比现代大多数拉丁字母标音更精确。(24)甚至在现代希伯来口语中已经没有任何区别的长短元音，在书写中仍用不同的符号来表示。（英式英语中仅用多写或少写一个字母来区别长短元音，如‘cot’和‘cart’，‘o’表示短音／Λ／，‘ar’表示长音／a：／。）这样看来，希伯来文其实已不合时宜，很累赘了。例如，／i／这个音，既可以用辅音字母jodh来表示，也可以在前面的辅音下面加一点表示；有人把这两种方式同时写出来。希伯来文字在日常使用时，其实和阿拉姆文一样，一套文字包含两套系统：一套拼写很齐全，所有元音都标出来；另一套很简略，只能依靠上下文来判断元音的位置。(25)直至今天，希伯来文像所有的闪族文字一样，仍以辅音字母为主，辅音字母是书写的基础。

纳巴泰（the Nabatn）阿拉伯人以阿拉姆文为第二语言，用于特殊的文化用途。他们在公元前3世纪间也用阿拉姆文书写（插图64）。纳巴泰人是由一些阿拉伯游牧部落组成的，居住在西奈半岛与阿拉伯北部和约旦东部之间的地区。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之后的“希腊化时代”，纳巴泰人逐渐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其历史从公元前150年左右延续到公元前105年，然后被罗马征服。他们的首都就是石头之城佩特拉（Petra）。阿拉伯文就是直接由纳巴泰人的阿拉姆文发展而来的。

图64　公元前1年纳巴泰铭文：“此乃Kuhailu 之子、Elkasi之子，Aidu为自己及其子孙所造之墓……”

阿拉伯文与希伯来文一样，主要用于宗教用途，并且因此得以广泛而长久流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6)阿拉伯文于公元前4世纪，也就是伊斯兰教出现之前产生发展（插图65），是北闪米特文字大家族中最年轻的成员。公元7世纪阿拉伯文被用来记录可兰经时，就标志着它在这一地区，甚至更远的地方，占据着主导地位。今天，在阿拉伯半岛，在整个近东地区，在西亚、中亚及东南亚，在非洲一些地区，及所有受到伊斯兰教影响的地方，人们都用阿拉伯辅音字母来读写（插图66）。阿拉伯文是闪族文字系中被其他语系的语言借用最多的一种文字。柏柏尔语、索马里语、斯瓦西里语（插图67）、乌尔都语、土耳其语、回鹘语、哈萨克语、法尔西语（伊朗语系）、喀什米尔语、马来语，甚至欧洲的西班牙语和斯拉夫语都曾借用过阿拉伯字母(27)。阿拉伯字母一旦被借用，就从未被淘汰过，却经常和新创造的或衍生的字母拼写出阿拉伯人的文字中没有的新音。由于阿拉伯文有时仅用带点的多少来区别不同的字母，因此被借用去记录外语时，在有需要时能很容易按这一方法创造出新的字母，看起来仍与原有的阿拉伯字母浑然一体。(28)阿拉伯文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字之一，它无疑还会流传很多个世纪。

图65　发现于叙利亚纳马拉（Namara）的公元328年的铭文，文字表明是从纳巴泰文到阿拉伯文之间的过渡阶段，尤其从连字符（连接字母的短线）的使用上可以看出

图66　希腊文（右上）、叙利亚文（左上）、阿拉伯文（下）三种文字，约公元前512年，最早的阿拉伯文碑铭

像所有的闪族文字一样，阿拉伯文的辅音字母经常像词根一样，不过字母数量比别的闪族文字更多，有28个基本的字母和一些附加符号，有的字母就是由原有字母下面加一点组成的（插图68）。（比如lām和ālif里面的ā就是由ɑ上面加上一个小横杠组成的新字母。）阿拉伯文也用某些辅音字母代表长元音，用一些特殊的附标来表示其他的元音。但是，阿拉伯文中的元音只有在记录可兰经和诗歌时才前后一致地标出来，其他的地方都只拼写出辅音，仅在阅读可能产生歧义时才偶尔用一下附标。用'ālif表示长音／a：／就是阿拉伯文首创。短音／a／，／i／和／u／都是用简化的辅音字母衍生字母来表示：辅音字母上方加一小横杠表示／a／，下面加一横杠代表／i／，上面加一小钩表示／u／。辅音字母上方写上一个小圆圈表示这个辅音字母前后没有元音。阿拉伯文字中，除了六个字母以外，其他的字母总是以四种不同的形式出现，用什么形式取决于这个字母在单词中出现的位置，要么是单独出现（就用标准形式），要么是在开头、中间或结尾（插图69）。(29)

图67　斯瓦西里语字母，文字方向从右至左，借用的阿拉伯辅音字母，用附表写在辅音字母上面或下面表示元音

随着阿拉伯在地理上的大扩张，阿拉伯文字在各地形成了很多种不同的用法，正如同一时期的拉丁文在西欧地区一样。但是，由于阿拉伯文字与可兰经及其集注息息相关，因此其使用和发展相当保守——基本上没什么变化。而此时阿拉伯语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学校里面遵循宗教保守主义，阿拉伯文字与口语之间形成了很大的差距。(30)如今这二者虽然仍相差悬殊，但还是被看做一种语言的两个变体。

公元前1300年从闪米特文字中分离出来的南闪米特文字源于阿拉伯半岛。从这套南部线形辅音因素文字衍生出了一些记录北部阿拉伯语（叙利亚语）和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诸语言的文字，它在公元一千年时消亡了。南闪米特文字系统中最重要的两个是南阿拉伯文字和埃塞俄比亚文字。南阿拉伯文字和北闪米特书面语一样，形状非常对称，字体明显偏窄。

埃塞俄比亚文（并非指埃塞俄比亚音节文字）碑铭中，最开始本没有元音字母。埃塞俄比亚铭文书写的是吉兹语（Ge'ez），公元1世纪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语言。公元4世纪书写者们开始对辅音字母的形状做系统的改造，来代表7个元音字母，形成了元音附标文字中的“辅音＋元音音节”，吉兹语的音节表。通过这种方式，后期的埃塞俄比亚文字有了一个完整的字母表（插图70）。在所有的闪族文字中，埃塞俄比亚文字的这种元音化是独一无二的。有一个学者曾提出这是与印度的佉卢文（Kharosthi）接触之后产生的，因为印度佉卢文也遵循同样的拼写原则：每一个字母代表一个辅音＋／a／，另用附标代表其他的元音，并且印度发明这一方法比埃塞俄比亚早了几个世纪。(31)还有一个事实也表明埃塞俄比亚文字有借鉴外来文字（不是佉卢文）的地方：那就是，在所有闪族文字中，只有埃塞俄比亚文是从左向右念的。今天的埃塞俄比亚文保存了早已消亡的埃塞俄比亚基督教语言吉兹语。在过去的700年里，阿姆哈拉语（Amharic）逐渐发展成为埃塞俄比亚的官方语言，埃塞俄比亚文也被改造用来书写阿姆哈拉语（于是产生了阿姆哈拉文）和其他几种当地语言。

图68　从古纳巴泰文到现代那斯基字体（Naskhi），标准的阿拉伯文字

图69　现代那斯基文，即标准阿拉伯文，辅音字母随其在单词中的位置改变形式

图70　埃塞俄比亚文字：每一个辅音字母本身就带有一个默认的／a／音值，另加附标在不同的位置表示其他的元音，如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字母表

印度与东南亚的印度诸文字

世界上最富有的文字宝库——印度次大陆上古往今来成百上千种文字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无数种亚太文字，在这本简短的文字史里是不可能充分描述的，甚至无法一一尽数。如果这本书有五卷，印度文字就要占其中三卷。然而，至今印度仍有超过一半的人是文盲，那儿还有几百种小语种没有书面语。信息通过口语代代相传。印度的祭祀阶层婆罗门，很久以来都认为书面语低于口语。可能正是这个原因，印度次大陆上直到约公元前8世纪才开始有了文字书写。（印度河谷文明的文字那时已消亡了1000年，没有留下任何后裔。）书写产生之后，口头流传的传统仍延续了几个世纪。最后书写艺术终于活跃起来，多种语言和文字都被用来进行伟大的文学创作，虽然书写仅限于少数的从业人员，并且不像别处那样能赋予使用者无上的优越权和荣誉。

印度是世界上有着“最博大精深和多姿多彩文学传统”的地区之一。(32)自从20世纪中叶印度政府成立以来，已有多方呼吁统一采纳一种所有印度人都会认的文字。这种呼吁最后都无法兑现。据一位印度学者说，事实上，“现在在印度几乎每三个月就有一种新的文字产生”。(33)只能说这一点反映了文字书写的社会象征意义：文字书写远不只是记录话语的工具，它是社会特权的象征。在印度尤其是这样。(34)

印度民间认为是象头神嘉涅夏（Ganesh）发明了文字书写：传说他折断了自己的一根长牙做笔。不过学者们普遍认为闪族文字——很可能是公元前第一千年盛行于中东地区的阿拉姆文字——是印度次大陆文字的直接源头。虽然曾有早期的印度文字残片被发现，不过稍长点的文件最早是阿育王在约公元前253—前250年发布的一些国王敕令。这些敕令刻在印度斯坦（Hindustan）各处的石柱或岩石上。印度最古老的两种文字——佉卢文和婆罗米文都出现在阿育王铭文上，从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些文字并非印度自产。事实上，没有哪种文字是脱胎于印度次大陆上的原始涂画的。虽然此地骄傲地拥有两百多种文字，但无一例外全部源于闪族文字（插图71）。

图71　最重要的几种印度文字谱系图

从右向左读的佉卢文显然是受到阿拉姆文字启发在印度北部产生的。阿拉姆语是西至叙利亚东至阿富汗这片地区的通用语和文字（插图72）。在佉卢文中，每个字母都代表一个辅音＋a，除非有别的元音明确地标出来。这一点颇似后期的埃塞俄比亚文，别的元音也是由单独的附标加在辅音字母上来表示的。虽然有的学者把佉卢文归为音节文字，不过从其辅音字母框架看，它实际上是一个元音附标文字（abudiga）系统：每一个字都代表了暗含一个元音的辅音字母，其他的元音则由辅音字母上的统一改动来代表。（abudiga一词实际上是埃塞俄比亚文，源于这一文字中传统顺序排列的前四个辅音字母和前四个元音字母。）佉卢文于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盛行于印度西北部，然后逐渐被后起的婆罗米文所代替。

图72卢铭文，公元前3世纪

图73　阿育王铭文上的婆罗米文，约公元前253－前250年：“主之至爱，毗亚大喜王（Piyadasi）诏曰……”

后来的印度文字全都是模仿着婆罗米文创造的。婆罗米文是除了佉卢文之外所有印度文字的祖先。婆罗米文产生于公元前8世纪或前7世纪，在公元前5世纪时就已经广泛使用了（插图73）。与佉卢文一样，婆罗米文借用了类似的闪族文字系统，也遵循元音附标文字模式。似乎是印度的文字记录者们把借来的闪族文字系统，按照他们懂得的语音规则，有意识地重新设计了一番。(35)印度人是那时最优秀的语言学家，西闪米特人的语言精巧程度直到十九世纪初甚至二十世纪初才开始接近他们。(36)古印度文字记录者们把他们的字母按发音部位（及其现代的做法）分类： 先是元音和双元音，然后是辅音（不带元音／a／），完全按照发音部位在口腔里从后向前排列——软腭音，腭音，上腭音，齿音，唇音，半元音和摩擦音。这似乎也解释了印度多种文字共存的局面，解释了为什么具有如此语言学天赋的印度人在接触到希腊文字后没有用简捷的字母表来代替他们“笨拙”的系统。他们保留自己的系统是因为它能最好地传达印度语音中所有的音。(37)他们的“辅音字母＋附标”元音附标文字系统中的“图形音节”至少在印度书写者们看来，比一个小小的字母包容了更精细的语音信息。因此后来衍生的所有印度文字都是辅音字母文字。

婆罗米文中所有的辅音字母本身都带有默认的／a／这个音，除非有附加的符号表明所带的是其他的元音（插图74）。开头元音——即放在单词开头的／a／，／i／，／u／和／e／，则用另外的单独的字母来表示，称“音节元音字母”。在闪族文字中常见的辅音字母“框架”，在印度文字中变得更加复杂，元音和辅音以多种形式组合成音节：单独的辅音，辅音＋元音，辅音＋辅音＋元音，辅音＋辅音＋辅音＋元音，辅音＋元音＋辅音，元音＋辅音，等等，这就需要在拼写中标出具体的元音。婆罗米文普遍从左向右书写，像阿育王铭文所展现的那样，不过最早的婆罗米铭文却像大部分闪族文字一样是从右向左书写的。没有人知道两千多年前婆罗米文的书写者们为什么要突然变换文字方向。

世界上最主要的语系中的两系语言都是由衍生自婆罗米文的文字来作为书面语的：一是达罗毗荼（Dravidian）诸语言，目前主要用于印度南部，二是印欧语系中源于梵语的印度北部和西南部分地区的语言。约两千年前，婆罗米文分为两支：北印文字和南印文字（参见插图71），每一支又包含多种不同的文字。所有这些文字都遵循共同的婆罗米文原则：用附标代表元音，并且很多符号看起来很相似。尽管如此，会认一种文字的人并不一定就会认另一种文字：虽然书写系统规则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各自的字母和符号却不尽相同。

图74　婆罗米字母表及由此衍生的字母表

图75　梵语文学最主要的书面语形式，天城体：“统治者须同博学的婆罗门依法监督审判，杜绝私愤与私情。”

图76　天城体的辅音字母用于梵语文学

北印文字系统涵盖从印度西北部到东南亚地区的文字，包括尼泊尔文、藏文和孟加拉文。这个系统中早期有一支是公元前4世纪的笈多文，婆罗米文主要后裔之一。从4世纪初到6世纪末，笈多文随着强大的笈多帝国的崛起，在印度北部、中部和西部流传。笈多字母表成了印度大部分文字的祖先（多衍生于后来的天城体）。笈多文有四个主要的分支，每一支都衍生于原始的笈多字母文字：东亚、西亚、南亚和中亚笈多文。中亚笈多文又分为中亚斜体笈多文（有阿格尼恩文Agnean和龟兹文Kuchean两个变体）和中亚草体笈多文，或称和阗文（Khotanese）。

从公元600年开始，在笈多文的启发下又产生了几种重要的文字：城体（Nagari）、萨拉达文（Sarada）、藏文和巴利文（Pali）。城体是印度西北部的文字，最早出现于633年。在11世纪发展完善后，城体变成了“天城体”，即“神圣城体”，因为这时它是书写梵语文学的几种文字中最主要的一种（插图75）。(38)天城体字母表包含48个字母：13个元音字母和35个辅音字母，按印度古代的语法学家定好的顺序排列（插图76）。有很多书写规则需要学习：元音字母放在单词开头和中间时不同的形式；鼻音化；默认的／a／不发音；送气音弱化；还有其他一些细节，尤其是连字符的使用，很多而且极其复杂，特别是在梵语里面。(39)像所有的印度文字一样，天城体也是从左向右书写。由于其特别的书写规范，单词之间一般只需在某些关节处留空。也就是说，连接所有的辅音字母的横杠在下列情况下会隔断：当单词以元音、双元音、鼻音或弱读送气音结尾时；或者当单词以辅音开头时。除此之外，所有的单词都连在一起写。只有通过所谓的变音（sandhi）才能区分出单词之间的间隔。变音是梵语书写者们花了很大心思区分出来的。他们按照一口气能读下来的数量（今天的职业歌手的做法）把句子与单词区分开来。句子结尾标上∣，段落结尾则标上‖。

最后，天城体成了印度主要的文字，也成了世界上最主要的文字之一，因为它曾被用来书写印度其他很多种语言，如印地语（Hindi）（插图77）、尼泊尔语、马尔瓦尔语（Marwari）、库茆尼语（Kumoani）和几种非印度－雅利安语。天城体并未成为印度唯一的文字，可能是印度长期分裂的状态所致。结果从天城体又衍生出果鲁穆奇文（Gurmukhi），这是锡克教徒在16世纪改造了用来书写他们的旁遮普语（Punjabi）的一种文字（插图78）。今天，天城体在印度与其他十来种主要的文字（包括拉丁文和波斯－阿拉伯文）共存，还有190多种次要文字。

图77　印地语

图78　果鲁穆奇文

北印文字中脱胎于城体（不是天城体）的另一种重要文字是原始孟加拉文。由原始孟加拉文又发展出孟加拉文（插图79），它沿用了500多年，书写几种很重要的语言：孟加拉语、阿萨姆语（Assamese）（加入四个字母）（插图80）、曼尼普尼语（Manipuri）（插图81）、迈德里语（Maithili）（插图82），几种藏缅语（Tibeto-Burmese languages）和桑塔尔语族（Santhali）几种语言（西孟加拉、比哈尔Bihar和奥里萨Orissa）。奥里萨邦的奥里雅语（Oriya）在孟加拉文的基础上创出自己的文字（插图83）。书写古吉拉特语（Gujarati）（插图84）和比哈尔语（Bihari）的古吉拉特文和凯提体文（Kaithi）（插图85），也与孟加拉文密切相关；但是，现在用来书写比哈尔语的却是天城体。

图79　孟加拉文

图80　阿萨姆语

图81　曼尼普尼语

图82　迈德里语

图83　奥里雅语

图84　古吉拉特语

图85　凯提体文

萨拉达文是笈多文的另一个后裔，从萨拉达文又衍生出泰克里文（Takri），从泰克里文又衍生出喀什米尔的喀什米尔文（Kashmiri）。

同样衍生于笈多文的巴利文（Pali），又成为许多文字（暹罗文，即古泰文，缅甸文，卡味文Kavi，僧伽罗文Sinhalese，等等）的蓝本。人们编写出这些文字，是特为记录与佛教息息相关的普拉克里特诸语言（Prakrit languages）——印度北部与中部地区那些脱胎于梵语或与梵语紧密联系的方言。随着佛教的传播，这些衍生于巴利文的文字也流传开来。现在印度已没有巴利文了，但中亚和东南亚的一些佛教国家，仍有几种巴利文字幸存下来，并成为几种新的文字的蓝本。暹罗文，即古泰文，独一无二地发明了一种标声调的方法。(40)由于文字引进之后泰语发生了变化，这套文字系统里某些辅音字母就变成多余的了：这些“多出来”的字母就成了声调符号。泰文中也有四个符号加在辅音字母右上方标示声调。（如果辅音字母本身带有元音附标，声调附标就写在元音附标上方。）由于元音群在印度－雅利安诸语言中不常见，但在泰语中很常见，因此泰文中也用特殊符号来表示元音群。不发音的字母也要加上附标注明，如英语单词“bean”中的“a”不发音，若在泰文中这个单词就要写作“bea＊n”。

卡味文（Kavi）也是巴利文的一种。印度尼西亚群岛长期以来受到来自印度的宗教影响和文化影响之后，产生了卡味文与其他几种新的文字。卡味文盛行于9世纪到15世纪的爪哇（Java）。仿照暹罗文而创的卡味文主要为印尼群岛上人数最多的民族爪哇服务。卡味文也与印度文字一样标注元音。但是卡味文又有一些奇妙的特点：书写中会带有特殊的符号指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地位关系（即作者地位高于、等于还是低于读者的地位；爪哇人的卡味文是印度文字中唯一将社会关系编入其中的文字）；有划分段落的标点符号；专有名词每一个字母都大写。(41)印尼地区也有几种文字衍生于卡味文（插图86）。卡味文还催生了大洋洲在欧洲探险者到达前仅有的几种文字：西里伯斯群岛（Celebes）上的望加锡－布吉文（Macassar-Buginese）（可能是通过苏门答腊的巴塔克文Batak变化而来），现已消亡的菲律宾群岛的塔加路文（Tagala）和比萨扬文（Bisaya script），后两者1521年才首次被西方人发现。

图86　19世纪刻于竹条的卡味文，反映了马来文明

用于南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的僧伽罗文（Sinhalese）也是一种巴利文字。僧伽罗文遵循巴利文的规范，但同时也深受南印马拉雅拉姆文（Malayalam）的影响（插图87）。

图87　僧伽罗文

图88　藏文

图89　现代蒙文

北印文字系里面另一个直接脱胎于笈多文的重要成员是藏文（插图88），(42)所以藏文与城体、萨拉达文和巴利文是同宗的。不过，这个印度-雅利安系的文字却并不适合用来书写藏语。藏文保留了印度的辅音字母表及元音附标，但藏文中只有一个元音字母，就是与辅音字母默认的／a／一样的元音。由于只有一个元音字母，其他的元音就只好由加在这个元音字母上的附标来表示。虽然藏语自公元700年（就是藏文开始由笈多文改编过来的时候）以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藏文却几乎一直丝毫未改，因此今天藏文就非常难读了。虽然藏族人很久以来就在想方设法地让藏文来适应藏语，但最后皆以失败告终，而且还让藏文变得难以认读。

蒙古文主要有两种，都是字母文字：八思巴字和改编的回鹘文。八思巴字是西藏大喇嘛罗卓坚赞遵照忽必烈汗的敕令改编的藏文。回鹘文若追本溯源其实是来自阿拉姆文；14世纪蒙古的抄写员们从藏文中借入一些符号和标记改造了回鹘文，创造了一个更实用的字母文字，称高利克文字（Galik）。现代从左到右竖行写的蒙文（插图89），就是从高利克文字来的。

北印文字系的文字一般（虽不是全部）是书写公元前20世纪左右传入此地的印欧语系印度－雅利安诸语言，而南印文字主要是书写印度主要的本地语，达罗毗荼诸语言。南印文字没有北印文字多，也不如北印文字有影响。南印文字书写了泰米尔语（Tamil）、泰卢固语（Telugu）、马拉雅拉姆语（Malayalam）、加拿拉语（Kanarese），等等。早在城体（Nagari）出现的200年之前，就已经有不止五种南印文字及其变体在使用了。早期卡丹巴文（Kadamba）是旧加拿拉文的蓝本，而旧加拿拉文又促进了南印几种很重要的文字产生。1500年左右，由旧加拿拉文长期发展而来的坎纳达文（Kanada）（插图90）和泰卢固文（Telugu）（插图91）开始向其现代版本发展，它们现在是南印最重要的两种文字。

图90　坎纳达文

图91　泰卢固文

南印文字还有一个分支即格兰塔文（Grantha）。大约800年前，格兰塔文是马拉雅拉姆文的蓝本，马拉雅拉姆文记录马拉雅拉姆语，也记录南印的梵语（插图92）。（今天，马拉雅拉姆文在南部只记录马拉雅拉姆语，在西部也记录泰卢固语。）公元750年左右泰米尔文就已经脱胎于格兰塔文了；泰米尔文在功能上与北印诸文字很相似，这可能因为它与城体相似。传统的泰米尔文简单易读，但现代泰米尔文读起来则很困难（插图93）。(43)古泰米尔书面语不需标出／ph／这样的不送气音和／f／这样的送气音，因此字母总数很少，只有20来个。（而旧加拿拉文有40来个字母，马拉雅拉姆文则有53个。）

图92　马拉雅拉姆文

图93　泰米尔文

北印文字与南印文字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继承了婆罗米文的辅音字母加附标表示元音的传统。只是不同的文字所记录的语言不同，要求也不同。所有的印度文字表面上的差异比内在差异多得多，就像同一家人，只是穿上了不一样的衣服。其内在的书写系统，即辅音字母文字系统，在基因上将它们紧紧联系起来；而其外在的书写形式，即成千上万种文字，在文化上将它们区分开来。但人们通常只认外表——字母的形状，而忽略了整个系统。

印度大部分的文字还没有命名——这些文字源于婆罗米文，2400多年以来记录了几百种语言。印度文字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公元2000年初，印度就已经是世界上拥有最多样文字的地方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文字必然会不断地简化、减少——毫无疑问甚至会被大范围的淘汰，但是，在印度这些变化可能来得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慢。

最古老的文字产生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文字的加速传播与分化。音节文字在比布罗斯、安那托利亚和爱琴海地区使用了几百个世纪。辅音字母文字先是从埃及，然后是从黎凡特逐渐传播开来，最终完全取代了音节文字。接着辅音字母文字又被用来记录印度次大陆、中亚及东南亚各语言，这是这一系统最大规模的一次转变。但是，文字的这些变化只是部分因为辅音字母文字内在的结构简便易行。决定一种书写系统或一种文字的历史长短和影响大小的，往往不是文字本身的效率，而是使用者的经济实力和优越性。文字的兴盛和消亡就是古代各文明兴衰的写照：从腓尼基到阿拉姆到阿拉伯即中东地区1700多年文明发展的轨迹。实力雄厚的社会，其文字系统——辅音字母文字，会贯穿其历史，而弱小的社会，其文字最终会消亡。

然而，辅音字母文字并非处处适用。它可能确实是适用于闪族语言，但对于那些既需要表辅音，又需要表元音的非闪族语言来说，辅音字母文字则力不从心。没有哪一种文字系统是天生内在优于另一种，即使是那些强大民族的文字也不例外。正如我们所见，大部分原本没有文字的民族都是借用和改造了别的文字，为了使文字能用于自己的语言，很多外来的文字系统必得作很大的改变。词符文字、音节文字、字母文字这三种文字（及其过渡形态和混合形态）都在特定语言、社会和时代里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44)就像自然科学里面一样，一种文字系统留存下来，并不是因为其天生优越，只是适者生存。

这样就到了文字史上最后一次大的创新，希腊人的杰作——完整的字母表，很显然，它几乎适用于所有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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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endenhall，The Syllabic Inscriptions from Byblos.

(7)See the discussion in Colless，“The Byblos Syllabary and the Proto-Alphabet”.

(8)See the discussion in Colless，“The Byblos Syllabary and the Proto-Alpha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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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Fiedrich，Geschichte der Schrift.

(32)Coulmas，The Writing Systems of the World.

(33)D.P.Pattanayak，“The Problem and Planning of Scripts”，in G.Sambasiva Rao，ed.，Literacy Methodology（Mansagangorti，Mysore，1979），pp.43－59.

(34)V.Kannaiyan，Scripts in and around India （Madras，1960）.

(35)V.Kannaiyan，Scripts in and around India （Madras，1960）.

(36)Steven Roger Fischer，A History of Language（London，1999）.

(37)Coulmas，The Writing Systems of the world.

(38)Lachman M.Khubchandani，Plural Languages，Plural Cultures（Honolulu，1983）.

(39)William Bright，“The Devanagari Script”，in Daniels and Bright，eds，The World's Writing Sytems，pp.384－90.

(40)Mary Haas，The Thai System of Writing（Washington，DC，1956）.

(41)J.G.de Casparis，Indonesian Palceography（Leiden，1975）.

(42)Wolfgang-Ekkehard Scharlipp，Einfuhrung in die tibetische Schrift（Hamburg，1984）.

(43)Francis Britto，Diglossia： A Study of the Theory with Application to Tamil （Washington，DC，1986）.

(44)Fischer，A History of Language.

第四章　从阿尔法（Alpha）到欧米伽（Omega）

“腓尼基人在卡德摩斯王子的带领下来到希腊，”公元前五世纪希罗多德在讲述提尔城腓尼基人的王子、欧罗巴的兄弟的传说时，曾这样写道，“他们在希腊定居下来之后，给希腊带了很多新发明，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文字书写。我想，这是一种希腊人之前一无所知的艺术。”其实在希腊人从腓尼基人那儿学得辅音字母文字之前，他们早就已经有了音节文字了（参见第三章）。连希罗多德也提到过，卡德摩斯王子大约生活于他之前1650年，也就是腓尼基人的祖先的音节文字传到古希腊的时候，既然如此，那希罗多德所讲述的可能是希腊第一次借用文字时的传说，而不是第二次。

当然，最早用单个的符号代表辅音字母记录语言中对应的辅音因素的，既不是希腊人，也不是腓尼基人，而是埃及人。（因素是语言学系统中按功能关系划分的语音单位，如英语单词bin和pin中的b和p就是辅音因素。）这种杰出的书写方式——用一个，且只用一个符号代表一个辅音音素——传到西奈和迦南，使书写革命性地变得更灵活快捷。人们不用再去记成百上千的符号，只需不到30个“字母”（字母表中的符号）就足以传达任何一种语言中所有的辅音音素了。这样人人都会写字了。

这一创造尤其在北闪族文字里面得以发展和记录下来，之后它又迅速流传开来，成为三个不同地区不同语言文字的祖先。(1)腓尼基文启发阿拉姆文产生，阿拉姆文又催生了南亚和东南亚的几百种文字（参见第三章）。而源于腓尼基文的阿拉姆文又促进了蒙文和满文的产生，蒙文和满文同时也受到源于印度的文字的间接影响。但在所有这些文字之中，腓尼基人着先启发了希腊人的创造。正是由于希腊人把腓尼基辅音字母文字借用过来，进行了杰出的改造，“完整的”字母表才产生了（元音字母与辅音字母同等重要）。（当然只有语言学家的语音字母表才是真正完整的，但要投入日常使用则太过繁复了。）

希腊字母表

学者们一致认为，希腊人是从来自提尔、西顿、比布罗斯、阿什凯隆和黎凡特其他富裕的港口城市的那些跑路商人那里直接学到“腓尼基字母”的。这些城市，在“水上民族”衰落之后，就控制了地中海地区的贸易。但是，对于借用的时间和地点却没有一致的意见。最近有人提出，希腊人“发明”出字母表，只是为了将荷马史诗记录下来，这只是凭空想象。也有人认为，迈锡尼文明在公元十三世纪衰落，使希腊人所有的文字消失了几百年，(2)这种说法也纯属不实：迈锡尼文明衰落后不久，塞浦路斯的希腊人就把他们的塞浦路斯－米诺斯文变成了线形文字C。之后他们就把腓尼基文借用过来，与线形文字C同时使用。

这后一次借用显然是与腓尼基商人密切接触的结果，腓尼基商人使用的字母文字，塞浦路斯的簿记员们发现在记账时比音节文字更简便快捷。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早期的塞浦路斯文字中发现了一些现象，是只有惯于书写音节文字的簿记员才会有的用法。虽然希腊人借用腓尼基字母表的确切日期无从知晓，但古希腊文专家们一致认为大概是在公元前十世纪，至迟也是在公元前850年左右。(3)这一意见在1906年就由大英博物馆馆长和首席馆员茂德·汤普森提出来了，一个世纪以后人们仍然同意这一看法：“至少在公元前九世纪希腊人就已经从腓尼基人那里学到了书写艺术，也可能甚至还早一两个世纪。”(4)

如此说来，早期说希腊语的那些民族，从黎凡特借用了两次文字，而且是两个不同的文字系统。公元前2000年左右，克里特岛的米诺斯希腊人借用了比布罗斯的音节文字系统（不过没有用他们的符号和闪语音值）。然后，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900年左右，塞浦路斯的希腊人从腓尼基人那里学到字母文字（这次连同符号和闪语音值全部都照抄来了）。于是约公元前850年至公元前775年，字母文字便在爱琴海地区的希腊人中间流传开来——先是通过罗得岛和克里特岛，然后是通过埃维亚（Euboea）。从音节文字发展到字母文字，元音越来越多，这一过程类似后来在印度次大陆的情况。在这两个地区元音发展得很快，而在其发源地闪米特人中却相反，基本上一直是辅音音素文字。

希腊人第二次从黎凡特借用书写系统只是一次“初传播”，因为这次借用促生了一套全新的书写系统，然后通过“再传播”，(5)传遍了所有讲希腊语的群体。就是因为这次“再传播”，最后才有了古器具上发现的早期希腊字母文字的各地不同版本。碰巧的是，字母表在各地被接纳的过程，正与希腊再扩张活动的过程一致，主要是传到埃维亚人那里，而埃维亚人很快就将其带到了希腊之外。(6)尤其是在公元前八世纪早期，埃维亚人把希腊的贸易扩张扩展到更大的范围，他们在各处建立贸易殖民地，东至叙利亚，西至那不勒斯王国附近的伊斯基亚岛（Ischia），(7)把他们独具特色的希腊字母表带到了这个地方。埃维亚文字是公元八世纪创造的，它与希腊字母表的各个旧的版本是近亲，不过比它们更晚。希腊字母表的各个旧的版本，如在克里特、锡拉和米洛斯使用的字母表，更接近腓尼基原型。

希腊人是历史上最早系统而一致地记录元音音素的人。（几百年后，阿拉姆文字书写员用他们的matres lectionis，“阅读之本”，也做到了这一点，之后是希伯来人的元音附标；详见第三章。）而且，希腊人还把每一个元音都用一个符号来代表，像辅音一样，他们把这些符号或单独或组合地与辅音字母写在一起。通过这种方式把元音和辅音一起使用，他们就比古往今来的任何一套系统更忠实地再现了口语。这样希腊人就为语言中相互关联的音节描绘出来第一幅“地图”。虽然最初塞浦路斯的书写者们只是想用新的腓尼基文字书写他们自己的语言，但最后他们却创造一个稍作改变就能书写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的文字。于是希腊人就这样“完善”了字母文字。

公元前2000年借用音节文字时，希腊人必须按事物的米诺斯希腊语发音，依速写原则，创造出一套全新的图形音节符号。但现在有了字母文字，塞浦路斯希腊人把字母文字系统与腓尼基符号都直接纳为己用，因为这些符号不是图形，而是字母。也就是说，重要的是符号的发音，而不是其意义。正因为此，希腊人甚至接受了所有符号的腓尼基名，还把他们按传统的闪米特顺序排列——'ālep，bēt，gimel，dālet，不过按希腊语发音读作alpha，bēta，gamma，delta。每个符号的名称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只不过是字母的名称而已。

换句话说，希腊人只是做了一千年前在相同情况下很多人所做的事：把别人的系统借用过来，根据本地语言的需要改编一下。在这之前五百年，乌加里特的书写者们就已经用三个长短元音／a／，／i／和／u／来“完善”他们的辅音字母文字了。希腊人的辅音加元音字母文字只是它的另一个变体而已。而腓尼基人自己所使用的字母表既然已经足够满足所需，它其实就已经是一种先进的字母文字了（插图94）。然而，塞浦路斯希腊人所创的字母表，因为简便实用，成为文字史上最后一次重大创举。

那为什么希腊人要作这些改变呢？语言学家库尔马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因为“闪米特字母表非得要经过大刀阔斧的改变之后才能用来表达非闪族语言的语音”。(8)与腓尼基人先前的闪族语不同，希腊语中元音和辅音一样传达信息。希腊人原来的音节文字中本来就已经有元音，这一点塞浦路斯的书写者们肯定很欣赏。于是他们就利用现有的腓尼基字母表创造出元音字母。腓尼基字母若按全程连续地念出来，有一些音听起来很像希腊语中已有的元音，但其中还有些辅音，希腊人或是不懂（因为希腊语中没有这些音），或是选择忽略，不再把他们当辅音字母用，而是当作元音字母。(9)腓尼基字母的这种新的诠释，很可能是“说非闪族语的学习者在学习腓尼基字母名和截头表音法时自然产生的”。(10)

闪族语语音体系——一种语言中主要语音的系统——确实与希腊语语音体系相差悬殊。腓尼基所有词都以辅音开头，而希腊语中很多词却以元音开头。讲希腊语的书写者们为了要把腓尼基字母名称拼读出来，实际上是被迫作出重大的改变，因此字母这时已经没有意义。有一些辅音字母，对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希腊语口语来说，根本用不着，它们被借用过来，只不过是因为它们名称里的那些元音。于是，腓尼基字母里的“弱辅音”或“半元音”都被发掘出来，用作单纯的元音，而不是辅音或半元音。因此腓尼基字母'ālep中的声门音’，就变成了希腊字母A，即alpha。腓尼基字母hē变成了希腊字母E。（／h／没有标出来，但在希腊语中经常出现；后来，在需要的时候就用一个附标表示。）腓尼基字母yōd中的y-音，变成了希腊字母I。腓尼基子母‘ayin中的声门音‘，变成了希腊字母O。最早的希腊字母中就已有了这些形式。

希腊文中用来表示／y／这个音（类似法语单词tu中的元音）的Y，是从别处来的，因为腓尼基语中没有这个音，在之后的几百年来，希腊文把Y与oυ（英语单词BOOT里的元音）区别开来——就像现代法语把u与ou区分开来一样。但是，Y其实也是腓尼基字母表中的wāw，即／w／，后来这个／w／变了一下形式成了早期希腊文的“diagamma”，即／w／。（后来随着希腊语的变化，这个字母又被摒弃不用了。）

除此之外，希腊人很可能是从塞浦路斯先前的文字中又拿来三个新的符号，表示希腊语中常见但腓尼基文中没有的音：r表示／ph／，它本来是p＋h组合音（像top hat里面的一样）；X便是“kh”，ψ表示双辅音／ps／。(11)而且元音的长度在早期希腊文中也有标注——也就是说，在某些词中，短元音与长元音明显不同。因此，从古老的铭文一直到古典希腊文，两个最常见的长元音都用特殊的符号表示：Ω表示长元音／o：／（就是把希腊文短音o下面开个口），H表示长音／r：／（源于腓尼基字母ht，它读作长音／e：／或AY）。

图94　腓尼基辅音字母进入希腊文，每个字母只用几种变体中的一种来代表。

图95　狄庇隆瓮（月公元前730年）

创造之初，希腊字母表可能就已经相当完整了。然而，其书写却非常“原始”（插图95）。连续几百年间，希腊文都没有标准的正字法。大小写字母之间没有区别，没有标点符号，字与字之间不留空，而且各地都有各自不同的书写规范——有时甚至使用本地发明的字母。最早的希腊铭文是按闪族文字书写习惯从右向左书写，或右行左行交互书写，称“耕牛书法”。但是，到公元前6世纪时，大多数的书写者都习惯每行都从左向右书写了。这种方法最终延续下来。

早期希腊字母文字主要包括三种：克里特、锡拉和米洛斯的古字母表；爱琴海地区、阿提卡和小亚细亚西海岸的东方字母表；还有希腊西部和西西里殖民地的西方字母表。这一时期，希腊大部分时候并非一个王国或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由很多独立城邦组成的联合体。但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时，源于爱奥尼亚（Ionia，今土耳其西部）的一个西方字母表，爱奥尼亚字母表淘汰了其他所有的希腊字母表。这时，希腊的书写者们写的都是古典希腊语（阿提卡语，在雅典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插图96）。希腊各地的书写者们都喜欢用爱奥尼亚字母表。主要由于爱奥尼亚文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爱奥尼亚文成了雅典的古典希腊作品的首选文字。公元前403－前402年，雅典规定所有雅典文件都必须用爱奥尼亚文书写。

图96　古典希腊文：所谓的“阿特米西亚纸莎草”（Papyrus of Artemisia）——此处阿特米西亚在诅咒她孩子的父亲——公元前3世纪前半叶，最早的希腊文文学体或书面体一例。

在希罗多德的时代（公元前5世纪），书本是由纸莎草纸卷连缀起来的，大概有20多米长。那时，先前几个世纪用的动物皮已经很少见了。有一些约公元前2500年的埃及象形文字的皮革（动物皮经金合欢树荚或橡树皮鞣制成革）文件留存至今。在远古时期，用动物皮作书写材料这种方法盛行于西亚、伊拉克和波斯。由于只有没毛的那一面可以写字，书卷的形式就沿用下来——也就是把单面写字的皮革连缀成卷。希罗多德在《史记》中曾写到：“爱奥尼亚人亦称纸莎草为‘皮’，那是远古时代没有纸莎草时所用之物，他们也确实在羊皮上写字。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异邦民族使用羊皮。”（当然，在公元后头一千年里，动物皮——这时更先进，成了羊皮纸或牛皮纸——再次成为流行的书写材料，因为基督教提倡用牛皮纸；见第七章。）许多个世纪里，希腊、伊特拉斯坎和罗马的文字都是写在石头、树叶、树干、亚麻布、陶土或陶器、墙壁、贵金属、铅、木头上，有时是在动物皮上。但是，大多数的文字都出现在蜡板上——希腊语叫pìnaksoi或déltoi，拉丁语叫做cer或tabul——和纸莎草纸片上面，在埃及的古希腊古罗马古物中随处可见。这些就形成了书卷，或者很罕见的散页的或线装的书籍：希腊语的bíbloi，拉丁语的libri。

关于文字的历史书往往专门只介绍正式的文字——通常称“书面体”。但是，大多数正式的文字——像埃及的象形文字——最后都编制出更简便快捷的方式来书写日常事物，正式的文字只留作特殊用途。这些简单些的文字通常是草体或滑体字，而且草体书写的文字比书面体的文字用得多得多。草体希腊文始于公元前三世纪，大都出现于纸莎草纸上（插图97）。很明显可以看出草体是一个字母只用一笔完成；有时字母都连成一体。草体希腊文成为日常书写体，写在纸莎草纸、蜡板、陶片、涂鸦或别的东西上面（插图98）。而纪念碑、金属器皿或陶器上则无一例外用书面体。

希腊与拉丁古文书学——研究古文字与铭文的学科——发现最初并没有大写（大号或大写体）与小写（小号或小写体）字母之分。早期希腊文与拉丁文只有大写。大写也分为两种。一种大写字母是希腊字母最古老的形式，是一笔一划写出来的，没有连笔；大写字母是用于纪念碑文和其他正式铭文的标准字体。早期纸莎草纸希腊文里，普遍用安色尔字体（uncial writing）。安色尔字体与现代的大写字母非常相像，但是更圆润些。安色尔字体在四世纪到八世纪非常流行，那时的手抄本大部分都抄在羊皮纸或犊皮纸上。

图97　早期草体希腊文：戴农（Deinon）之子德米特里（Demetrius）遗嘱，公元前237年

图98　后期草体希腊文：手抄本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约公元100年

图99　源于希腊的一些文字谱系图（有删节）

由于希腊的军事（亚历山大大帝）、经济和文化影响，希腊字母表就成了之后几百年出现在欧洲的“完整”（包含全部元音）字母表的原型。这些字母表最终几乎都通过希腊字母表的后裔拉丁字母和西里尔字母，传遍了全世界——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这一进程仍在进行（插图99）。

在公元前第一千年的小亚细亚（今土耳其），希腊字母表又启发了为数众多的非希腊裔民族编制他们自己的安那托利亚字母文字：卡里亚文（Carian）、里底亚文（Lydian）、吕西亚文（Lykian）、潘菲利亚文（Pamphylian）、弗里吉亚文（Phyrigian）、皮西迪亚文（Pisidian）（罗马统治时期）和西德提克文（Sidetic）。(12)然而，在经过几次大的侵略之后，这一地区的经济衰落下来，因此，这些文字都没有产生持久的影响。

据说亚美尼亚僧人圣梅斯罗布（St.Mesrob）（约345－440）在公元405年左右创造了第一套亚美尼亚字母表——亚美尼亚语是印欧语系（希腊语和包括英语在内的日耳曼语支都属这一语系）里独立的一支。亚美尼亚文字在希腊字母表的基础上产生，最早包括36个主要是大写的字母。到了13世纪，亚美尼亚草体notrgir发展起来，就取代了大写字母文字（插图100）。

图100　亚美尼亚草体，约1616年

圣梅斯罗布据传还编制了公元5世纪初的格鲁吉亚字母表（Georgian alphabet）——乔治尼亚语属高加索语系，而非印欧语系——和阿尔巴尼亚字母表（Albanian alphabet）。（这多种传闻表明圣梅斯罗布的贡献不足为信。）基督教会的格鲁吉亚字母文字有38个字母；后来，又发展出几种乔治尼亚的字体，各自使用的字母数量都不一致（插图101）。武士体（the mkhedruli），或称“世俗体”，最初是用来书写非宗教文本的，它是使用最广泛的一种格鲁吉亚字体，直至今天仍在使用。

图101　祈祷书上的教士手迹，格鲁吉亚文字，1621

在埃及（见下文），希腊字母表启发产生了科普特字母表，取代了世界上最古老的书写系统之一。在巴尔干地区，希腊文催生了格拉哥里文和西里尔文，而西里尔文又催生了俄罗斯文和其他文字。在意大利半岛上，希腊文也启发了几种文字的产生，其中最重要的是伊特拉斯坎文，而伊特拉斯坎文又催生了拉丁文——世界上最成功的文字。

麦罗埃文和科普特文

麦罗埃语是“库施王国”（Kingdom of Kush）的非洲语言和文字。库施王国的首都是麦罗埃（今苏丹贝格拉维亚Begrawiya）。(13)公元前250年左右，麦罗埃的簿记员们借来了埃及的象形文字，或者说借用了源于埃及文字的符号，来书写他们自己的语言。这套文字有23个字母，包括3个元音字母，15个辅音字母，1个写在单词开头的／a／，和4个特殊的音节符号。最早的麦罗埃文是沙纳达凯特女王（Queen Shanakdakhete，约公元前180－前170年）庙宇的象形铭文。麦罗埃文字出现在石头、纸莎草纸、树皮、陶器、雕像、石柱、庙宇墙壁、祭坛、神龛和供桌上。

图102　麦罗埃线形草书：“啊…伊希斯！啊…俄赛里斯！此地长眠着高贵的塔米耶（Tameye）…”

图103　纸莎草纸上的科普特文圣经，撒以狄克Sa'idic方言，4世纪初。

这个系统很简单，似乎是源于闪米特，因为其规则与阿拉姆文的规则一样。催生了阿拉伯文的纳巴泰文就是属于同样的阿拉姆系统（见第三章）。麦罗埃文字表面上看虽是从埃及来的，但其内在系统却源于闪米特。实际上有两种麦罗埃文字。一种是很少使用的麦罗埃象形文字，像其原型埃及象形文字一样，是图形文字，并且只用于王宫或圣礼中。另一种是麦罗埃线形草书，像其原型埃及民间文字一样，在其他的情况下使用，并且最终完全取代了象形文字（插图102）。(14)

麦罗埃象形文字通常竖行书写，而草书则从右向左水平书写（与所有的闪族文字一样）。麦罗埃文字还与印度文字有一点相似：每一个辅音字母暗含一个默认的／a／，除非这个字母后面本来带有字母／i／，／e／或／o／。(15)也就是说，如果辅音字母后面没有元音的话，就读作辅音＋／a／。由于默认的／a／是在辅音字母后，因此当／a／出现在单词开头时，就另用一个单独的字母来表示。经常出现的音节ne，se，te和to，也各用一个字母来表示，辅音字母后没有元音时，也要写上一个／e／。一些很常见的结尾辅音字母，如／s／和／n／，有时不用写出来，使用者一看即知（像爱琴海地区的音节文字一样）。在麦罗埃草书里，／i／通常要用连字符与前面的辅音字母连起来。

埃及以南很广大的一片地区已发现一千多例麦罗埃文本。然而，像伊特拉斯坎一样，虽然这些文本的字母都能音译出来（如可以换成拉丁字母），却没几个词可以翻译出来。这是因为麦罗埃文所书写的麦罗埃语仍不为人所知，它既不属于亚非语系（像埃及语和闪族语一样），也与这一地区的任何一种语言都没多大关系。因此，大部分麦罗埃文本仍未破解。麦罗埃草书一直被用来书写麦罗埃语，直到公元325年麦罗埃帝国灭亡。之后有很短一段时间它被用来书写努比亚语（Nubian）。公元5世纪之后，就连麦罗埃草书也消亡了。

从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壮观的商业和学术中心亚历山大城，建于公元前331年）征服埃及开始，希腊语言和文字，强大的商业影响和有启发性的书面文化，就渗透到了埃及文字中。公元后头几百年里，有几种埃及文字（象形文字，僧侣体，世俗体）和希腊文顺利地一起使用。然而，记录埃及语文件用得最多的还是希腊字母。随着基督教、诺斯替教（Gnostic）和摩尼教传教士的信仰宣传活动的展开，一种新的文字诞生了。这些传教士把希腊字母表改编了一下，用这种文字书写的通俗埃及语来翻译圣经和其他经文。这种埃及口语即“科普特语”（Coptic）——源于其阿拉伯名Qubti，意为“埃及语”，Qubti衍生于希腊语Aigúptios。(16)显然希腊文字在埃及一直用于商业和官方文件，直到公元639或640年阿拉伯文来到埃及。现在，科普特文主要指从公元4世纪到8世纪的埃及文字。

科普特文有32个元音字母和辅音字母：25个来自希腊安色尔文，7个来自埃及自己的世俗体。用到这些世俗体符号是因为很多希腊字母无法传达科普特语中的一些音。尤其是在旧科普特文中，各地方言不同，所用到的世俗体符号的数量也不同。如科普特方言撒以狄克语（Saidic）文字的标准版本里面就用到了6个世俗体符号（插图103）。(17)

旧科普特文按习惯是从右向左书写的，像闪族文字一样。但后期标准的科普特文是从左向右书写，像希腊文一样。(18)带有／r／，／l／，／m／，／n／等发音字母的音节一般都不写元音字母；不过在撒以狄克文中，就在这些发音字母的上方加一划来代表这些元音字母。像同时代的希腊文一样，科普特文中单词之间不留空，也没有标点符号。有一些附标在特殊的位置标注在字母上：如，元音上方写一个符号＾，表示这个元音单独成一个音节（不过这种方法是公元7世纪以后才有的）。

虽然7世纪伊斯兰教的胜利使阿拉伯语言和文字进入埃及，但科普特文作为日常工作文字一直使用到9世纪。(19)科普特语言和文字被埃及的基督教徒一直使用到13世纪，在某些地方甚至更久。但此后，科普特语就只在圣礼中使用了，也就是只用于埃及的科普特教派的基督圣礼中（科普特语现在仍存在，有限地使用于科普特东正教圣礼中）。

沿尼罗河以南，努比亚教会借来了科普特字母表，将其改编用以记录当地的语言。努比亚人所做的一个改变就是增加了三个新的源于草体麦罗埃文的符号（努比亚音值）。努比亚教会就用这种文字记录的努比亚日常口语来书写各种经书。

伊特拉斯坎文

希腊字母表最重要的一次借用是在意大利半岛上发生的。公元前775年左右，希腊的埃维亚殖民者在那不勒斯西方的皮特库萨（Pithekoussai）建立了一块殖民地；这是希腊人在意大利的第一块立足之地。后来他们又建立了库迈（）。希腊文化就从这两个根据地开始渗透到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伊特拉斯坎人当中。最终伊特拉斯坎人就成了希腊人与西欧其他民族交往的中介。伊特拉斯坎人在文化上从希腊人那儿接受的最重要的事物之一便是希腊字母表。他们借此首次书写他们的语言。今天，伊特拉斯坎语大部分仍未被破解——它与已知的任何语言都没有联系。奥尔维耶托（Orvieto）考古博物馆馆长Giussepe Della Fina曾指出：“要从现存的少数文本样例中研究并理解伊特拉斯坎文，就好比从墓志铭上学意大利文一样。发现任何一例新的文本都能大大增加我们破解这一古文的几率。”(20)

图104　埃维亚字母表，伊特拉斯坎字母表，拉丁字母表。

伊特拉斯坎文是在埃维亚文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埃维亚－伊特拉斯坎字母表后来又被很多人，特别是罗马人借去书写他们的拉丁语（插图104）。这就解释了现在的拉丁字母表为什么与现代希腊文有如此大的差异。

最早的伊特拉斯坎文可追溯至公元前7世纪（插图105）。现已发现约13000例伊特拉斯坎文，其中大部分发现于意大利半岛西部、罗马以北，古伊特鲁里亚（Etruria）所在地。这些铭文大部分都是丧葬用语，记录人名、地名和时间（插图106）。在意大利发现的伊特拉斯坎文件数量仅次于拉丁文。约公元前200年伊特鲁里亚并入罗马帝国之前，伊特拉斯坎文在意大利各处流行。(21)

图105　马赛里亚那象牙板（The Marsiliana Tablet）——发现于意大利马赛里亚那城的一块刻有伊特拉斯坎式字母的象牙板。

伊特拉斯坎文与希腊文有很大差别。(22)首先，伊特拉斯坎语的阻塞辅音不分清浊——因此无须区别／b／与／p／，／d／与／t／，／g／与／k／。（伊特拉斯坎文最终摒弃了／b／和／p／。）伊特拉斯坎文中也没有／o／（也被摒弃了）。腓尼基符号hēt在此保留其音值h，但在希腊文中，这个符号成了H，叫ēta，是一个元音字母。伊特拉斯坎文中X代表双辅音／ks／，而不是希腊文中的／r／或“kh”。根据不同情况，／k／这个音有三种形式：在／a／前面／k／写作C；／u／前面的／k／写作г；而／i／和／e／前面的／k／则写作г。埃维亚文中的gamma符号C在这里大部分时候都用来表示／k／，因为伊特拉斯坎语中没有／g／这个音。（公元前5世纪，在伊特鲁里亚北部，／a／前面的／k／偶尔用k来表示。）各个齿擦音——即／s／，／z／，／／（sh）等——在各地用法都不同。在某些伊特拉斯坎词中，不发音的阻塞音（／p／，／t／，／k／）与送气音（／f／，／r／或“th”，／r／或“kh”）可以互换：如／k／和／r ／在很多铭文中就经常互换使用；但是，在流音和鼻音（／l／，／r／，／m／，／n／）后，只能用／r／，不能用／k／。原来的／f／，写作F＋腓尼基符号hēt，代表／wh／这个音，在公元前6世纪时被新加入伊特拉斯坎字母表后的字母8代替了。伊特拉斯坎文的Z总是表示不发音的／ts／。(23)

图106　公元前5世纪的维图隆尼亚碑（Vetulonia Stele）上的伊特拉斯坎铭文，发现于意大利托斯卡那的维图隆尼亚。

被希腊人借去的历史悠久的闪米特字母名称，伊特拉斯坎文并没有沿用。(24)元音字母本身的音就作为字母的名称，而辅音字母则用辅音字母加上伊特拉斯坎中元音／e／或AY组成的音来作为其名称——因此T就读作te（TAY），P就读作pe（PAY），其他依此类推。特殊的字母K和r，根据其有限的用途，读作ka（KAH）和ku（KOO），字母C读作Ke（KAY）。摩擦音——即延长发音的辅音，如f，v等——就用元音化了的辅音来命名：因此S就读作“sss”，L读作“lll”，其他依此类推。后来，仿照其他辅音的做法，在这些摩擦音前面加上一个元音／e／，于是，S就成了／es／，L就成了／el／，就是我们今天的读法。X被读作／eks／而不是／kse／，因为与希腊语不同，伊特拉斯坎语中，／ks／这个音不出现在开头（这只是推测）。伊特拉斯坎字母表中的21个字母名称——不是由截头表音法来的，而仅根据读音而来——最终都成了罗马字母名称，只有两个除外。后来，其读音经过几百年的变化，这些字母名也成了我们英语的字母名：a，b，c，等等。(25)

伊特拉斯坎文的书写方向一般是从右向左，跟埃维亚和腓尼基文字一样。但是，也有一些后期伊特拉斯坎铭文是和拉丁文一样从左向右书写。公元前6世纪以前，单词之间都不留空，那之后书写者们习惯用一两个点把单词分开。

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的拉丁语和拉丁文盛行，伊特拉斯坎文就停止使用了。今天，对于这一文字，我们仍需要学习研究，仍有很多重大发现。1999年，在托斯卡那的科尔托那（Cortona），有为建筑工人挖掘出一块刻有12行伊特拉斯坎文字的铜牌。这块约公元前300年的铜牌，被称为科尔托那牌（Tabula Cortonensis），是现存的约10例较长的伊特拉斯坎文本之一。这篇碑文似乎是两个家族之间的财产合约，它让我们在原先已知的500来个伊特拉斯坎单词以外，又增加了27个新词。

伊特拉斯坎文还被伊特鲁里亚、坎佩尼亚（Campania）、艾米利亚（Emilia）等地区的非伊特拉斯坎族人广泛使用。伊特拉斯坎文还启发了罗马以外的其他意大利人创造出另外的字母表，但意大利南部和西里尔除外，因为那里盛行希腊字母表。然而，所有源于伊特拉斯坎文的文字——拉丁文（见下文）、利古里亚文（Ligurian）、勒蓬廷文（Lepontic）、雷蒂亚文（Rh？tian）、古高卢文（Gallic）、维尼提亚文（Venetic）、法利希文（Faliscan）、北皮切诺文（Northern Picene）、南皮切诺文（Southern Picene）、奥斯坎文（Oscan）（插图107）和翁布里亚文（Umbrian）——所书写的语言，都不像谜一样难解的伊特拉斯坎语，它们都属于已知的印欧语系。

图107　庞贝古城发现的奥斯坎文，约公元前1世纪。

拉丁文

公元前753年罗马建立之后约一个世纪，罗马人从北方的主流文化伊特拉斯坎文化中借来了伊特拉斯坎书写系统和文字。随之一起借来的还有伊特拉斯坎的全套书写设备及其名称：stilus，管心针，一种书写工具；cēra，蜡（涂于匾额表层）；ēlēmentum，字母表中的字母；还有希腊－伊特拉斯坎diphtherā皮（作为书写材料）。最早的拉丁文碑铭——古罗马广场黑色大理石上的耕牛体字行——可追溯至公元前6世纪最后二十几年。像历史上所有的文字借用过程一样，罗马人也把伊特拉斯坎文改编了来适应拉丁语的要求。这一改编过程用了好几个世纪（见插图104）。

伊特拉斯坎文被借用过来的时候仍在使用字母b和p，因此罗马人得以利用这两个字母来传达相关的拉丁语音。伊特拉斯坎文中字母／k／的三种形式也被延续下来，在拉丁文中写作C，K和Q（代替r）。但是，由于字母K对于拉丁语来说很多余，就只用在古字词中。同样从伊特拉斯坎文中带过来的字母C的一些发音用法，也保留下来，比如人名Gaius缩写成“C.”。罗马人只在／k／出现于／u／之前表达／kw／这个特殊的音时才用到字母Q，写作QV（这种用法一直沿用至今，我们把它写作qu-）。辅音群／ks／就直接写作X。罗马人也保留了伊特拉斯坎字母表中第七个字母Z，虽然拉丁语中没有／ds／这样的音。

拉丁文中的元音长短并没有特别标注，字母A，E，I，O和V都是既可以表示长音也可以表示短音，根据上下文来判断。字母I和V也用来代表半元音／j／（y-这个音）和／w／（插图108）。

图108　意大利普勒尼斯特城（Prneste）发现的公元前4世纪的洗礼盆Ficoroni Cista盖上的古拉丁文：“NOVIOS·PLAUTIOS·MED·ROMAI·FECID／DINDIA·MACO LNIA•FILEAI•DEDT•(“Novios Plautios 选与罗马，Macolnia 赠予其女”)。

公元前3世纪，罗马的第一所私立小学校长斯珀里尔斯·勒嘉（Spurius Carvilius Ruga），注意到罗马的字母表还需要一个／g／，于是他把伊特拉斯坎字母C拿过来加了一个小钩变成了G，把／g／这个音补充到罗马字母表里。这样，勒嘉仅用一笔就把罗马字母C浊化了，这表明他洞见到这两个音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发音和不发音——这种对语言内部结构深刻的洞察力只有印度的梵文语言学家才有。然后勒嘉又把这个新的字母G插到罗马字母表的第七个位置，把没有用的Z挪到了最后，因此我们今天才有“a-b-c-d-e-fg”这个顺序，最后以“z”结束。罗马人在字母表中加入新的字母后，并不只是简单地加进去，还重新排序，可见字母表顺序对于公元前3世纪的罗马人来说是非常权威的。(26)

一个世纪后，罗马征服了希腊，希腊文化和语言迅速渗透到罗马人的日常生活中，拉丁语就多了两个之前没有的音：／y／（法语词tu的元音）和／z／（来自早期希腊语的／dz／）。第一个本来就已经通过伊特拉斯坎文（字母V表示／y／音）从希腊文中借用过来了，所以公元前2世纪的希腊字母Y就直接挪用到拉丁文中了。在拉丁文中，它也保留了希腊名称upsilon。（现在，德国人仍把“Y”读作Ypsilon，法语中则读作y-grec［EE-］。英语中为什么读作“y”就不清楚了。）拉丁文中被勒嘉放到字母表最后的没有用的“Z”，这时随希腊语读作zēta，英式英语的zed即源于此，而在美式英语中，这个字母随其他的字母的读音，读作／zi／［ZEE］。

罗马字母的基本形式是用于碑铭的大写铭刻体。拉丁字母大写分为两大支：方形大写（square）与俗大写（rustic），及安色尔字体（uncial）。现存的古拉丁文手稿大多用俗大写，不过方形大写字母可能也同样古老。方形大写多用于纪念碑文，而俗大写主要用于记账。方形大写字体粗重，形状方正，字母顶部和底部有细线（插图109）。而俗大写字母纤细，字母上的横杠很短，没有什么修饰（插图110）。

图109　无与伦比的拉丁文方形大写体：罗马图雷真纪念柱上的字母，刻于公元113年。

罗马人改变了所有字母笔划一般粗细的传统：罗马帝国大写体每一个字母都有粗有细，这是因为他们用宽宽的鹅管笔写字。（早期的鹅管笔尖可以根据需要削成任何宽度）。罗马人也经常使用衬线——字母中主要笔划尾部突出的细线——用得比希腊人多得多，这样文字变得更加好认，而且也好看了。（建于公元113年的图雷真纪念柱，经常被称作“最美的罗马碑铭字母”。）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的读者能读懂的第一个古文字就是罗马的方形大写字母，我们自己的文字的祖先。

安色尔字体是由方形大写体变化而来的（插图111）。方形大写体里的折角写成圆润的曲形，字母中主要的竖笔伸出字行上下。罗马安色尔字体在公元4世纪左右就成了文学创作的书面体。从5世纪到8世纪，安色尔字体是拉丁文用得最多的一种字体。

图110　拉丁文俗大体字：发现于赫库兰尼姆古城的一首关于亚克兴角战役的诗歌残片，记于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之前。

图111　拉丁文安色尔字体：富尔达（Fulda）新约手抄本，约546年。

像希腊人一样，罗马人也发展出了草书，虽然这种字体一点也不像“草书”那样飞扬飘逸，也没有连笔。罗马草书基本上是仍然保留单个的字母，不连笔。它的主要特点就是在写每个字母本身时减少笔划，但仍能清晰辨认字母；像希腊文字一样，几乎每一个字母都只有一笔。在庞贝（Pompeii）和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发现的图画中就有最早期的罗马草书体文字，其中大部分都写于公元63到79年间，之后这两座城就在维苏威火山爆发时被毁了（插图112）。在罗马发现的蜡板和墙砖上也留有草体文字（插图113、114）。罗马帝国日常使用的文字，拉丁草书大都是快速写成的。在这样的过程中，原先旧的字母改变了形状，几百年后最终演变成小写字母。人们猜想庞贝古城（及其他地方）发现的草体文字早在这之前两三百年就已经在使用了。有些草体字母很容易混淆，因为书写匆忙潦草，有的字母经常写得差不多。

信息交流的形式和预期的效果不同，所选用的字体也不同。罗马人也像我们今天一样认为传达信息媒介也是信息的一个重要部分。每一种字母字体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和社会寓意，适合特定的阶层或特定的情景。法国南部城市纳博讷有罗马住户门前用小石头拼起来的罗马字CAVE CANEM（“小心有狗”），即使是这样的文字也能反映房屋主人的身份地位——或者说表现出来的身份地位。

像希腊人的文字一样——罗马人文字也大都写在蜡板或纸莎草纸上。（公元2世纪之前都用纸莎草纸，之后就越来越少了；但在法国，直到6世纪纸莎草纸仍在广泛使用。）上等皮纸——用牛皮制成的高级皮纸，在罗马帝国第一批皇帝统治期间还很稀罕——成为新的宗教基督教会的书写材料。最后，牛皮纸完全取代了纸莎草纸，纸莎草纸所代表（在比喻意义上）的非基督教世界也都皈依基督教。这时人们开始用最复杂的文字来记录最高雅的文学作品，在希腊时期是模仿荷马史诗，在罗马古典主义时期是模仿维吉尔的诗歌；这些文学作品在基督教产生的头几百年里已经被牛皮纸本的圣经所淹没。但这些文字还是比别的文字受到更高的重视，保存得更好，它们的数量也不少。

图112　古拉丁文草体，发现于庞贝古城的一块灰泥墙上，约公元79年：unem nummum…／censio est nam noster…／magna habet pecu ni［am］”。

图113　蜡板（约公元169年）上的拉丁文草体，发现于达契亚的Alburnus Major（今匈牙利Verespatak），记录了葬礼后人们散去的情形：“Descriptum et recognitum／factum ex libello qui propo／situs erat…”。

图114　发现于英国锡尔切斯特的刻于地砖上的拉丁文草体（1世纪或2世纪），很可能作课的材料：“Pertacus Pertacus Perfidus／Campester Lucilianus／Campanus conticuere omnes”。

2000年前有谁会读这些作品呢？开元后头几百年里，罗马帝国相当多的人都已经会读写了。这一点是从英格兰北部哈德良长城边的文德兰达（Vindolanda）要塞遗址上发现的。1973年以来，在这个遗址上发现了约两千多块刻有信件和文件的木片，证实了在古罗马社会，文字书写已经很普及了，即使是在帝国最远的边疆。在现已发掘的遗址中，文德兰达是发现古罗马文字最多的地方，这些作品都可追溯至公元85－130年间。这些文字或用墨水写或用尖笔刻在蜡板上，内容只是要塞里或远方普通男女之间的书信往来。在这样一个偏远的地方就能发现如此之多的信件，可见整个帝国内的罗马人都是这样书信往来的。

文字书写使人们得以保持联系，也就使得罗马的社会关系甚至在原始的异邦领土上都得以维系。此类信件也保证了军事供给和命令都准确到达，还能传达重要情报。换句话说，文字使整个帝国得以正常运作。最近在英国发掘的罗马遗址——卡莱尔（Carlisle）、里丘切斯特（Ribchester）、威尔士卡尔隆（Caerleon）等地——也发现了同样的木片。罗马的文字普及程度比人们在几十年前所知道的更加广泛。

拉丁字母文字在结构上并不比伊特拉斯坎文字更先进。也就是说，拉丁文中也是元音字母与辅音字母地位平等。当然，拉丁文不像闪族文字那样用加在辅音字母上下的附标来代表元音。它也不像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衍生于婆罗米文的文字那样用固定的元音符号来与辅音字母配合使用。所有衍生于拉丁文的文字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一个字母＝一个音（元音或辅音）。每一种文字则都有各自不同方法来做到这一点，因为字母表不是死规定，只是工具。

公元前1世纪以前，拉丁文就已经有了完整的标准拼写音素——也就是说，基本上每一个字母都代表拉丁语中的一个独特的音。(27)这一点英语至今没有做到（参见第八章）。拉丁字母表最终取代了意大利半岛上除希腊文之外所有的文字（希腊文用于文化交流和教育中），最终成为西部罗马帝国的官方文字。（东部罗马帝国官方文字仍是希腊文。）拉丁文最终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宗教——基督教的信仰宣传活动的工具，正如同时期从西班牙到印度尼西亚，阿拉伯文也成为伊斯兰教的工具一样。正是由于它的这一作用，拉丁字母表在西方社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在中世纪它才没有被日耳曼的如尼字母和凯尔特欧甘字母所取代（见第七章）。

拉丁字母表，先是因为基督教，然后因为殖民活动，后来又因为全球化，“书写了比古往今来任何一种文字所书写的都要多的语言”。(28)

伊比利亚文字

公元前第一千年，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Peninsula，西班牙和葡萄牙）东北部和南部有四种文字：东北伊比利亚文字（或直接称伊比利亚文）、南伊比利亚文（或称南卢西塔尼亚文South Lusitanian）、爱奥尼亚希腊文和拉丁文。(29)这些文字及其变体似乎都源于古西班牙文（Palo-Hispanic）。而古西班牙文很明显是源于希腊文或闪族文字（腓尼基文）。但是，目前还无法确定它到底是源于哪一种。(30)南伊比利亚文在西南部的变体似乎最接近古西班牙文，因为它似乎发展得很保守，它可能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产生了。在公元前5世纪南伊比利亚文就传播到了西班牙北部。

伊比利亚所有的文字有三个共同的特征，正是这三个特征让人无法断言这些文字到底源自希腊文字还是闪族文字。第一，伊比利亚书写系统中既有字母符号也有音节符号——也就是说，元音和连续音（／r／，／m／和／n／等）都用字母来表示，但是，像／k／这样的阻塞音，都与一个元音组合在一起用一个音节符号来表示（比如ka用一个符号表示）；第二，音节符号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区呈现不同的变体，字母符号则没有；第三，音节符号分为唇音、齿音和腭音，但跟伊特拉斯坎文一样不区分清浊音，因此b与p、d与t、g与k之间就没有任何区别。但伊比利亚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却是区分清浊音的，因此可能伊比利亚人故意选用了这样一种文字来书写他们的语言，只根据上下文来区分清浊音。

已发现的伊比利亚铭文很少有超过一个单词的。有的铭文有几个单词时，就用一个点或者冒号把单词分开。东北伊比利亚文是从左向右书写的（只有一篇铭文是左右行交互书写的），像后期的希腊文与拉丁文一样。南伊比利亚文是从右向左书写的，像所有的闪族文字一样，这表明南伊比利亚文可能比东北伊比利亚文产生得要早一些。从两种文字字母形状的差别也看不出什么规律：有的完全相同，有的则完全不同。由于不知道这两种文字所书写的语言，因此也无法对伊比利亚文做语法或语义分析。目前学术界仅限于确定文字中出现的专有名词和上下文顺序的排列来找出一点语法上的规律，像研究伊特拉斯坎文一样。

图115　东北伊比利亚文，约公元前300年。

现已发现的铭文中，出现得最多的就是东北伊比利亚文，它是约公元前400－前100年间西班牙东北部和法国南部使用的唯一一种文字（其他文字极少）（插图115）。其用法前后都没有什么变化，可能历史很短，并且只用于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中。东北伊比利亚文中的每一个字母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写法。凯尔特伊比利亚人（Celtiberians）——公元前600年左右从北方入侵，在西班牙的广大地区永久定居下来的凯尔特人——借用了东北伊比利亚文和拉丁文，来书写他们的凯尔特伊比利亚语。凯尔特伊比利亚文的一些改动，表明他们的语音很独特：例如，r这个字母加了一个附加符号用来和其他文字中的r区别，有一个特殊的希腊符号被用来表示s这个特殊的音。凯尔特伊比利亚文还把东北伊比利亚文的15个音节符号简化为5个辅音字母——B、△，T，г和K。而这些音节就用辅音字母和元音字母结合在一起来表示，像所有普通的字母文字一样。

这一地区的南部，有三种文字同时使用：东北伊比利亚文、南伊比利亚文和希腊文。在西班牙的南端安达鲁西亚（Andalusia），大多数铭文都是南伊比利亚文，只有极少数是东北伊比利亚文。

南伊比利亚文后来又分化出两支文字系：西南和东南伊比利亚文。西南伊比利亚文又称塔尔提西文（Tartessian），它所书写的也不知是什么语言。塔尔提西文中有几个符号与其他几种文字都不同。它可能是与其源头古西班牙文最接近的一种伊比利亚文。东南伊比利亚文则更接近东北伊比利亚文，它可能是早期文字传播的媒介。

伊比利亚本地文字在公元前1世纪就让位于拉丁文了。

哥特文（Gothic）

在5世纪和6世纪的民族大迁移中，东日耳曼哥特人兴盛起来。(31)我们最早是通过现存的几个圣经译本残片来了解他们的哥特语言的。有三本基督教史书记载，发明“哥特字母”的是一位西哥特主教乌尔菲拉（Wulfila，卒于383年）。他用这种文字把圣经翻译成西哥特语。这个字母表的蓝本很明显只可能是4世纪的希腊字母表。(32)虽然这位主教的西哥特文手稿未能留下来，但有两篇与之很接近的6世纪的哥特文手稿保存了下来（插图116）。

图116　哥特文或“乌尔菲拉文字”：公元前6世纪意大利北部《银皮圣经》（Codex Argenteus）里的祷文：“ATTA UNSAR THU IN HIMINAM…”（“天国吾主…”）

这种文字可能应该叫“乌尔菲拉文字”。书写方向从左向右，单词间没有间隔。句子或段落之间会留空，或用一个点或冒号分隔（像伊比利亚文字一样）。鼻音停顿——标示／m／或／n／的位置的符号——有时就在前面的字母上方加上一个长音符号（短杠）来表示。长音符号甚至比连字符还多。缩略形式出现得很多：比如“Jesus”经常拼写成ius。从现存的那些铭文来看，除了极少数记录6世纪的那不勒斯哥特战争的文字残片之外，乌尔菲拉文字记录的全部都是宗教文献。

由乌尔菲拉改编自希腊字母表的哥特文没有衍生出任何别的文字。6世纪以后，它就被希腊字母表和拉丁字母表的各个后裔所取代了。最后一次记录哥特字母表的是9世纪的《维也纳古书手抄本795》（Codex Vindobonensis 795），在当时这可能就已经是罕见的文物了。

如尼字母（The Runes）

如尼字母是日耳曼民族自创的唯一一种文字，因为这种文字不像哥特文，没有照抄任何现成的字母表。在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北欧传说中，文字是奥丁神（Odin，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主神之一，即日耳曼神话中的沃登Wodan）所创。但是，显而易见，如尼字母是受到地中海地区某种字母文字的启发而产生的。目前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如尼字母源于意大利北部的某种基于伊特拉斯坎文的文字——可能是雷蒂亚文（Rhtian）或勒蓬廷文（Lepontic）（卢加诺Lugano）。可能是某个日耳曼民族把这种文字借用过来，然后作了很大的改动。这极有可能是发生在公元1世纪初，提比略（Tiberius）皇帝统治期间。

已知的最古老的如尼铭文，可追溯到公元2世纪下半叶。那时的如尼文已发展得相当成熟（插图117）。这些铭文大多发现于日德兰南部，即丹麦半岛最南端，包括德国什列斯威－好斯敦（Schleswig-Holstein）在内，这表明这一地区是如尼文传播的主要地区。至今已发现的约5000例如尼铭文，基本上都出现于斯堪的纳维亚，其中大部分则是在瑞典。如尼文盛行于日耳曼民族至少1100年，最后被基督教使用的拉丁文所取代。

图117　日耳曼“旧富托克”如尼文最古老的铭文之一，约公元200年。刻于剑鞘护套的两面，发现于德国什列斯威附近的托斯堡（Thorsberg）。

如尼文不像世界上大多数文字，它从未用于文学创作或实利用途。“如尼”一名源于古诺尔斯语（Norse）rún，意为“秘密的知识”——如尼文正如其名，用途只限于很少的一些领域：大多用于石碑铭刻，还有的刻于指环、饰针、扣子、武器、象牙容器及其他贵重物品上面。(33)正因为用途如此有限，读书写字从未在日耳曼人中普及。如尼文最初都是用刀子刻在木棒或石头上，这就决定了其显著特征就是字形尖窄。(34)

从冰岛到黑海，虽然有好几种不同的如尼文字，书写着很多不同的日耳曼语，但它们大致可以在时间上分为两类：早期的日耳曼如尼文和后期的北欧如尼文。如往常一样，日耳曼人也是根据自己语言的语音需要来使用外来文字的。他们从伊特拉斯坎字母表中挑出需要的字母，然后重新排列，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独特的字母表。最早的如尼文字，约公元200－750年的“富托克文”（FUTHARK）一名就是由这个新字母表中前六个如尼字母组成的。富托克如尼字母表里的24个字母习惯上分作三组，每组称为一个tir。

有些如尼字母与伊特拉斯坎字母（或拉丁字母其他变体）相同，但剩下的则是独创的。这些字母比伊特拉斯坎或拉丁字母能更好地拼写日耳曼语语音。例如，如尼字母能区分ungodly（n＋g）和sing（ng）里面ng的不同音位，但现在的拉丁文就不行。从借用的拉丁文发展而来的英文，只能用同一个字母组合（ng）模糊地来表达这两个不同的音，若是在如尼文中，可能就有三个不同的字母（n，g和ng）。如尼文这样的表达，说明用这种自创的文字来拼写本地的语言非常精确。

现在被称为“旧富托克文”（older Futhark）的文字，是8世纪以前的一种如尼文字。现已发现约250例古富托克铭文，其中50例发现于斯堪的纳维亚，而刻在石头上的旧富托克铭文只在瑞典和挪威发现过。少数刻在别的小物件上的铭文，也在其他地方出现过——如在德国莱茵河－法兰克尼亚地区找到的饰针。这些最古老的如尼文所书写的语言，可能并不是当时当地的语言，而是古代北欧或东日耳曼的一种（或一些）古老的方言。不过只是对于旧富托克文来说有这种可能。

富托克铭文一般都有统一的形式，各地的如尼字母形式都是统一的，除了／k／和／j／这两个字母以外。所有的如尼字母都用一个首字母相同的单词来作为各自的名称。这种方法显然是从意大利北部的那种文字中学来的（不过音值不同，是日耳曼语音值）：／f／读作febu，意为“牛”，／i／读作“isaz”，意为“冰”，／h／读作“haglaz”，意为“冰雹”，等等。因此，一个如尼字母可以代表两样东西：一个音和一个事物。(35)

虽然如尼字母都有统一的形式，如尼文的书写方向却很随意。左右行交互书写的字行和倒着写的字母都出现过。两个如尼字母可以写成一个复合字母。像dd或ss这样的双辅音，可以只用一个辅音字母来代替。单词之间很少有间隔。5世纪末时，如尼文用5个连续的点或线来分隔单词，或标在段落结尾。(36)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最初如尼文对于其使用者和读者（其中大部分人并不读出声来）来说是有魔力的；也就是说，通过书写，他们的愿望、祝福甚至诅咒都能实现。但现在学者们都认为如尼文其实有很多用途。在瑞典的布胡斯（Bohusln）南部发现的墓碑上刻有公元400年左右的古富托克铭文：“Swabahari，死于创伤。我，Stainawari，铭刻此碑。我，Hrar，将此碑竖于河岸。”贵重物品上经常刻有主人的名字。有时连制造者的名字也会记上去，如丹麦发现的著名的加勒胡斯金号角（Golden Horn of Gallehus）上也有公元400年左右的如尼铭文：“我，Hlewagastir the kind，造此号角”。虽然在非宗教领域也有这么多用途，但其实古代日耳曼民族的读写普及程度远远不及同时代讲希腊语和拉丁语的那些民族。

旧富托克如尼文在公元450到600年间随着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来到英格兰。(37)英格兰的如尼文全部来自日耳曼人。大不列颠本土的凯尔特人从不使用如尼文，他们可能把如尼文看作日耳曼人侵略的代表。在北海边的弗里西亚和英国，从旧富托克文字又发展出一系列新的如尼文字。英格兰的如尼文书写者们需要把这个系统改变一下，特别是元音字母，于是他们就加进了四个新的如尼字母，加起来一共是28个。（公元800年左右，诺森伯里亚的如尼字母增加到33个。）用这种新“富托克文”书写的最早的古英语铭文发现于诺里奇凯斯特（Caistor-by-Norwich）。7世纪时，爱尔兰和欧洲大陆来的基督教传教士开始把拉丁文“重新”引进英格兰——从罗马占领以来拉丁文本来就已经在不列颠岛大部分地区使用了。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格兰，如尼文有时会跟拉丁文一起刻在物体上。

没有迹象表明英格兰的基督教会曾想要禁止使用如尼文。基督教的传统稳稳扎根于拉丁文的基础之上，如尼文本不可能充分传达基督教义。罗马教会的圣经及其集注，还有其他的文学作品，全部都是用拉丁文写的。所有的犹太基督教会和罗马基督教会都是用拉丁文传教。这是日耳曼的如尼字母无法超越的一点。教会显然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为了避免冲突，并未禁止如尼文。

英格兰最后一批如尼文出现于10世纪，那时就连教会都经常在墓碑、石头十字架和遗物匣上使用如尼文。公元1066年之前拉丁文早就已经取代了如尼文，这时的诺曼征服更是巩固了拉丁文的地位，排除了日耳曼文字卷土重来的可能性。

欧洲大陆上，与英格兰如尼字母非常相似的弗里西亚如尼文，最后被沿用到9世纪。而在莱茵河－法兰克尼亚和阿勒曼尼亚地区（Alamannia，德国西南部和瑞士），最后的一批如尼文则在7世纪被刻下来，基督教传教士最终用教会的拉丁文取代了如尼文。

如尼文最终只在斯堪的纳维亚存活下来。(38)在那儿如尼文再次兴盛起来。跟在英格兰一样，在斯堪的纳维亚，如尼文也有新的变化。但这回不是增加新的内容而是简化：三分之一的如尼字母被删去，总数从24个减少到16个。一个如尼字母要代表6个或更多的音。（现在英文的拼写有时也有类似的模糊。）实际上，这种新的斯堪的纳维亚字母表字母太少了，根本没办法充分地表达当地语言的语音。公元800年以前这种新的富托克文就已经发展成熟了，那时字母的形状开始简化，这一过程又持续了几个世纪。如在10世纪时，这种文字引进了带点的字母，用以弥补简化后的系统表音不足；这样文字中的浊辅音和清辅音（b／p，d／t，g／k）就有了区别，连不同的元音都可以区分了（e／i）。但是，由于拉丁文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影响扩大，如尼字母也跟着拉丁字母的顺序排列了：a，b，c……。

如尼文复兴是伴随着维京人的崛起而进行的。现存的大多数如尼文碑铭，从格陵兰的纳撒克（Nassaq）到希腊的比雷埃夫斯（），其历史都在海盗时期（Viking Age）到中世纪盛期（High Middle Ages）之间。11世纪之后，随着基督教在斯堪的纳维亚兴起，如尼文更多地出现于纪念碑上，铭文更长些。斯堪的纳维亚人也开始把如尼文用于世俗用途，比如书写法律条文，创作文学作品等。

长期以来，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人们更喜欢用如尼文书写，因为拉丁文被认为是一种外文。但从13世纪开始，富有的汉撒同盟（Hanseatic League，由德意志北部城市和德意志海外贸易集团创立的组织，其宗旨是维护相互间的商业利益。13～15世纪，汉撒同盟是北欧的重要经济和政治势力）和强大的基督教会所用的拉丁文开始与如尼文占有同等地位。最终，在利益和救赎面前，如尼文的优越性不复存在。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如尼文终于屈服于至高无上的拉丁文：像几个世纪前发生在英格兰的那样，斯堪的纳维亚各个领域的知识都只能通过拉丁文来学习。不过，直到20世纪初，瑞典仍有些地区在用如尼文写字。

如尼文字，虽然一度是所有日耳曼人表达的工具，今天却只吸引了少数专家和业余爱好者。

欧甘字母（The Ogham）

欧甘（读作OHM）字母，其名源于古爱尔兰语ogam。这是爱尔兰和不列颠群岛上的凯尔特人所使用的最早的文字。欧甘字母从5世纪初到7世纪用于碑刻上。(39)欧甘字母不同于同时期英格兰的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所使用的如尼字母，它是不列颠群岛上已知的唯一一种本地文字。它虽然借用了字母文字系统，但却用一种独特的方式编写了字母。欧甘字母广泛使用于南爱尔兰（很可能就是从这儿开始传播的）、曼岛、苏格兰和威尔士。欧甘文最初刻于墓碑和纪念石碑上，后来也刻于木棒、盾牌及其他物体上。

欧甘字母源于何处还不清楚，其排列规律也不为人所知。(40)它可能是受到如尼字母的启发而产生的，因为欧甘字母产生时，凯尔特人正与书写如尼文的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接触非常频繁。由于欧甘文是一种字母文字系统，显然这一系统是源于某种衍生自伊特拉斯坎文（或拉丁文）的文字；这样看来，其源头最有可能还是如尼文。另外，欧甘文区分／u／和／w／这两个音，如尼文也区分，但拉丁文不区分。还有证据表明，欧甘文是爱尔兰人编写的，因为它是用来书写盖尔语（）而不是布里索尼诸语言（Brithonic，包括坎布里亚语Cumbric、康瓦尔语Cornish、布列塔尼语Breton）：欧甘字母表里没有／p／这个音；原始的爱尔兰语也没有这个音，但所有的布里索尼语言里都有这个音。爱尔兰的欧甘文里就只有欧甘字母，但讲布列塔尼语的凯尔特人有时把欧甘字母与拉丁字母一起写，这也证明爱尔兰是其发源地。

大多数学者都同意欧甘文不用于文学创作或实际用途，而只是爱尔兰和不列颠群岛上的凯尔特人的一种秘密文字的说法（不过日耳曼人也用过欧甘字母）。像日耳曼如尼文一样，“欧甘”一词是指一种与拼写语音有关的秘密语言——颇似一种爱尔兰“行话”。

欧甘字母表里面一共有20个字母。(41)像如尼字母一样，每一个欧甘字母也都用一个首字母相同的单词来命名：／b／的欧甘名是古爱尔兰词beithe，意为“桦树”，／l／读作luis，意为“药草”，／f／读作fern，意为“赤杨”，等等。每一个字母都由划在一根水平或垂直的线上、下或穿过的一至五道水平或斜向划痕组成。因此欧甘文表面上看起来就像记账的短杠或备忘的刻痕。中间的这条线经常就由石碑或木棒上的棱来充当。欧甘文里面的那条线或棱朝什么方向，文字就朝什么方向写。

图118　五组欧甘字母，从下向上读。

这些像记账的短杠一样的欧甘字母，也跟如尼字母一样，分为几组（如尼字母是三组，欧甘字母是四组），每组五个字母（插图118）。前三组是辅音字母：刻在欧甘线右边（第一组）、左边（第二组）和斜向穿过欧甘线的划痕（第三组）。第四组是元音字母，一般是直接划过欧甘线的水平划痕。第五组是补充的字母，既有辅音字母，也有元音字母，但后来改为表示双元音和合体字母（两个字母合在一起表示一个音，如）的符号。欧甘文单词间没有间隔，没有标点符号或其他任何附加符号。

欧甘文有两种书写习惯，但字母几乎都是一样的。欧甘文从5世纪开始，最初刻于纪念碑上（插图119）。这种纪念碑铭通常是耕牛字行，从石碑的左下角开始向上写直到石碑的右边。纪念碑文式的书写习惯在7世纪就没有再用了，改为手稿式的书写习惯，一直延续到中世纪盛期。这种手稿上的文字被叫做经院欧甘文，只写在爱尔兰语的手稿上。像拉丁文一样，它是从左到右书写的；单词之间偶尔会用一个＞符号间隔。两种书写习惯里面，字母音值都是一样的，但后期的手稿文有时会根据爱尔兰语音有改变。

正是通过这种手稿的形式，欧甘文在公共场合活跃地使用了几个世纪之后还有人来使用和讨论它。但在中世纪盛期之后，很多欧甘铭文旁都会刻上一个十字架，欧甘文此时似乎已经不再专属俗世，而是中立了。像日耳曼如尼文一样，最后凯尔特人杰出的欧甘文还是被教会强势的拉丁文所取代了。

图119　发现于苏格兰的匹克特语欧甘文，可能是公元7世纪的，从下往上读作：“IRATADDOARENS”。

斯拉夫文字

西里尔文（Cyrillic）和格拉哥里文（Glagolitic）（克罗埃西亚文Croatian）是最重要的两种斯拉夫文字。(42)传说摩拉维亚（Moravia）国王拉斯蒂拉夫（Rastislaw）想要摆脱德国控制的罗马教会，就向拜占庭皇帝请求派几位会用当地语传教的教士。皇帝派来两兄弟：康士坦丁（Constantine，后来被叫做西里尔Cyril）和美多迪乌斯（Methodius）。于是这两个传教士一反罗马教会只用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经文的传统，翻译了他们自己的旧教会斯拉夫文版圣经。他们就这样“创造”了西里尔文和格拉哥里文。

这个“康士坦丁传说”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同时有两个独立的字母表被“创造”出来以适应斯拉夫语的需要。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不清楚，为了“头一次”书写斯拉夫语，西里尔到底“发明”了什么文字。今天，大多数学者认为，西里尔改编了——不是“创造”或“编写”——当时马其顿的斯拉夫人所使用的一种文字，变成了格拉哥里文。

格拉哥里文有40个字母，西里尔文有43个。两种字母的音值基本是一样的。但两种文字的字母看起来很不一样。这可能是因为，西里尔字母除了几个外来字母以外，都是源于9世纪末拜占庭的希腊文安色尔大写体字母，而格拉哥里字母则源于早得多的拜占庭希腊文草体字母。这两种字母虽然外表上不同，其内在的文字系统基本是一样的。西里尔文似乎从先产生的格拉哥里文里借入了几个字母，因为格拉哥里文早在7世纪因为不知道的原因就已经产生了。9世纪80年代，康士坦丁（圣西里尔）统一改造了格拉哥里文，又加入了几个字母来传达马其顿斯拉夫语的音。这几个另加进去的字母中，辅音字母可能来自亚美尼亚文，元音字母可能来自希腊文各种变体。十几年后，9世纪90年代，保加利亚教徒发现用圣西里尔的格拉哥里文写教义不合适，就选择了拜占庭的希腊文安色尔字体——当时被认为更正式、更严肃——来书写圣经。就这样西里尔文诞生了。这两种文字的名字是几个世纪之后才叫起来的：“格拉哥里”glagólica一词由glagol（意为“词，说”）而来，而“西里尔”kirillica则来自康士坦丁的法号Cyril。

格拉哥里文最初非常适合书写当时马其顿的斯拉夫语。9世纪时，格拉哥里文和西里尔同时通行于马其顿和保加利亚（插图120）。但经过几个世纪，西里尔很显然淘汰了很多源于格拉哥里文的字母。12世纪初，西里尔占了上风（插图121）。格拉哥里文传到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后，为了适应当地的语言，又有了很多变化。很多合体字母和短杠被加进来表达外来的拜占庭希腊文字中没有的斯拉夫语音。从14世纪到16世纪，格拉哥里文被捷克和波兰某些教团用在宗教仪式里。之后，除了在克罗埃西亚，到处都看不到格拉哥里文了。19世纪初，在克罗埃西亚，格拉哥里文发展出一种草体，用在地方政府的官方商业往来中。今天，格拉哥里文只在达尔马提亚（Dalmatia）和克罗埃西亚的很多罗马主教教区用作仪式文，在这些地方仪式用语一直都是斯拉夫语（而不是拉丁语）。

图120　格拉哥里文：佐格拉夫手抄本里的马太福音第6章第2节6－8行，10世纪末到11世纪初。

图121　古保加利亚语西里尔文，刻于保加利亚东部普雷斯拉夫（Preslav）地区Bjal-Brajag教堂的一根柱子上，约公元1050年。

很长时间里西里尔文的故乡都是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基辅罗斯（Kievan Rus）（插图122）。(43)18世纪，俄语的西里尔文在拼写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因为要印刷一些世俗文章来普及读写：更简单的字母形式确定下来，而累赘的教会字母形式则被摒弃了。(44)1918年大革命后，苏联诞生，西里尔文完成了拼写上最后一次大变革，确定了现在俄罗斯所使用的西里尔文形，也确定了其影响范围，后来在形式上只有一点小改变（插图123）。

图122　南斯拉夫手稿（1345），“Polu-Ustáv”，即“半乌斯塔夫字体”，一种西里尔文字体，是16世纪第一批斯拉夫语印刷书所用的主要字体。

图123　现代俄语西里尔文：同一首诗的标准版（上）和斜体版（下）。

今天，西里尔文已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字之一，它也书写了很多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文学作品。经过很多次拼写上的改革之后，西里尔文在外表上变化很大，但其内在书写系统基本上没变。最终西里尔文成为大多数斯拉夫人的文字。（西斯拉夫人和某些南斯拉夫人保留或引进了拉丁文。）西里尔文被信仰希腊东正教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塞尔维亚人采纳用作宗教传播的工具。因此，在这些民族中，所有的知识都是用西里尔文书写的（像西欧的拉丁文一样）。随着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影响，西里尔文最终被称为“俄罗斯字母表”。它最终至少在官方用字上取代了前苏联所有的文字，于是书写了六十多种不同的语言，虽然其适用程度各有不同。

苏联解体以来，受到影响的非斯拉夫人很明显开始把兴趣转向阿拉伯文、拉丁文和其他文字。被取代的西里尔文还是专属斯拉夫人。

腓尼基辅音字母文字向东传播之前几个世纪，由于黎凡特人和希腊人在商业和文化上的长期联系，这种文字就已经向西传播了。于是，公元前1世纪时，字母文字就已经传播到西方社会广大地区了，扮演着它今天扮演的大部分角色。读书写字不再是一小部分精英簿记员和权贵牧师的专利，在繁荣的经济中心，读写普及到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从最神圣（纪念性或宗教性碑铭、祈祷诗文）到最世俗（私人信件、公共标志、涂鸦）。比如，公元4世纪时，在贝鲁特的拜占庭市场里有些商店，在门前用马赛克砖石铺出希腊文地址。特别因为是希腊字母，文字成了西方大部分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字就是“文明”的标志。

正因为文字在古典希腊社会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最近有人提出，在某种程度上，文字促进了第一批民主政体的诞生，因为文字先促进了读写的普及。这种“字母效应”理论认为是字母文字促进了一个自由的西方的产生，使思想家和科学家倾向于简化论，与此对应的就是，东方的“图形文字”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整体论。但是，这种理论无论多么吸引人，这两点都是错误的。字母表——无论是希腊、阿拉姆还是印度字母——与民主绝无关系。民主政体所需要的读写普及程度其实是现代才达到的，而且读写在某些非民主社会也达到了。汉字那么难学，读写普及可能因此更慢，但并未受到阻碍。也许最重要的是，用任何一种文字，无论是词符文字、音节文字还是字母文字，人们都可以进行分析思维。即使没有文字，人们也能有分析思维。我们认为没有文字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这只是想当然。其实，文字是产生于社会，而不是产生了社会。

希腊人加进了元音字母的字母表并没有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它的确改变了人们表达自己思维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它促进了读写更广泛的普及，更多的交流讨论，使思维上升到更复杂的领域。但是希腊文字并没有孕育出民主政体、理论科学或逻辑思维。它帮助那些研究这些东西的人记录了他们的思想，而教剩下的那些人在此基础上建立各种上层建筑，并产生类似的想法。

没有字母文字，中国也有伟大的哲学传统。因为东亚的文字是朝着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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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ierre Swiggers，“Transmission of the Phoenician Script to the West”，in Peter T. Daniels and William Bright，eds，The World's Writing Systems（New York，1996），pp.261－70.

(2)Geoffrey Sampson，Writing Systems（London，1985）.

(3)Roger D.Woodard，Greek Writing from Knossos to Homer： A Linguis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Origin of the Greek Alphabet and the Continuity of Ancient Greek Literacy （Oxford，1997）.David Diringer，The Alphabet： A Key to the History of Mankind，third edn（London，1968），believes that the Greeks borrowed the Phoenician alphabet around 1000 BC.Florian Coulmas，The Writing Systems of the World（Oxford and New York，1989），endorses the tenth century，“at the latest”.Already in 1907，W.Larfeld，Handbuch der griechischen Epigraphik（Leipzig，1907），estimated the date as the eleventh century BC.More conservative classicists，such as Swiggers，“Transmission of the Phoenician Script to the West”，believe that the borrowing occurred in Greece between 800 and 775 BC.Semitists generally assume a much earlier date，from 1750 to 1100 BC；the leading proponent of early borrowing （albeit at a conservative 1100 BC） is Joseph Naveh，Early History of the Alphabet，second edn （Leiden，1987）.

(4)Edward Maunde Thompson，Handbook of Greek and Latin Palography （London，1906）.

(5)Lilian Hamilton Jeffery，The Local Scripts of Archaic Greece： A Study of the Origin of the Greek Alphabert and Its Development form the Eighth to the Fifth，Centuries B.C.，Second edn rev.A.W.Johnston （Oxford，1990）.

(6)Michael S.Macrakis，ed.，Greek Letters from Tablets to Pixels （New Castle，DE，1996）.

(7)P.Kyle Mc Carter，Jr，The Antiquity of the Greek Alphabet and the Early Phoenician Scripts （Missoula，MT，1975）.

(8)Coulmas，The Writing Systems of the World.

(9)Leslie Threatte，“The Greek Alphabet”，in Daniels and Bright，eds，The World's Writing Systems，pp.271－80.

(10)Sampson，Writing Systems.

(11)See Hans Jensen，Sign，Symbol and Script（New York，1969），for the extensive literature on the origin of Greek's supplementary letters.There are two main hypotheses： that these represent the differentiation of existing Greek letters，or that they are borrowings from non-Greek sources.

(12)Pierre Swiggers and Wolfgang Jenniges，‘The Anatolian Alphabets’，in Daniels and Bright，eds，The Word's Writing Systems，pp.281－7.

(13)W.V.Davies，Egyptian Hieroglypbs，Reading the Past（London，1987）.

(14)Karl-Heinz Priese，“Zur Entstehung der meroitischen Schrift”，in Fritz Hintze，ed. Sudan im Altertum，Meroitica I （Berlin，1973），pp.273－306.

(15)N.B.Millet，The Meroitic Script’，in Daniels and Bright，eds，The World's Writing Systems，pp.84－6.

(16)Robert K.Ritner，“The Coptic Alphabet”，in Daniels and Bright，eds，The World's Writing Systems，pp.287－90.

(17)Walter C.Till，Koptische Grammatik（Leipzig，1955）.

(18)Walter E.Crum，A Coptic Dictionary（Oxford，1939）.

(19)Albertine Gaur，A History of Writing，vol.2，rev.edn（London，1992）.

(20)“Etruscan Text Find”，in Archaeology，LII／5（1999），p.16.

(21)Larissa Bonfante，The Scripts of Italy，in Daniels and Bright，eds，The World's Wrting Systems，pp.297－311.

(22)Ambros Pfiffig，Die etruskische Sprache： Versuch einer Gesamtdarstellung（Graz，1969）.

(23)Giuliano Bonfante and Larissa Bonfante，The Etrussan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Manchester，1983）.

(24)Sampson，Writing Systems.

(25)John F.Healey，The Early Alphabet，Reading the Past（London，1990）.

(26)Sampson，Writing Systems.

(27)W.S.Allen，Vox Latina （Cambridge，1965）.

(28)Coulmas，The Writing Systems of the World.

(29)Pierre Swiggers，“The Iberian Scripts”，in Daniels and Bright，eds，The World's Writing Systems，pp.108－12.

(30)Jurgen Untermann，Monumenta Linguarum Hispanisarum（Wiesbaden，1975－90）.

(31)Ernst Ebbinghaus，“The Gothic Alphabet”，in Daniels and Bright，eds，The World's Writing Systems，pp.290－93.

(32)Ernst Ebbinghaus，“The Orign of Wulfila's Alphabet”，General Linguistics，XIX（1979），pp.15－29.

(33)Erdmute Schultze，“Die Runen”，in Bruno Kruger，ed.Die Germanen，vol.2（Berlin，1986），pp.315－26.

(34)Gaur，A History of Writing.

(35)Ralph W.Elliott，“The Runic Script”，in Daniels and Bright，eds，The World's Writing Systems，pp.333－9.

(36)Raymond I.Page，Runes，Reading the Past （London，1987）.

(37)Raymond I.Page，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Runes （London，1973）.

(38)Klaus Duwel，Runenkunde，second edn （Stuttgart，1983）.

(39)Damian Mc Manus，“Ogham”，in Daniels and Bright，eds，The World's Writing Systems，pp.340－45.

(40)James Carney，“The Invention of the Ogom Cipher”，Eriu（Journal of the Royal Irish Academy），XXVI（1975），pp.53－65.

(41)Damian Mc Manus，AGuide to Ogam，Maynooth Monogrphs 4（Maynooth，1991）.

(42)Paul Cubberley，“The Slavic Alphabets”，in Daniels and Bright，eds，The World's Writing Systems，pp.346－55.

(43)Leon Stilman，Russian Alphabet and Phonetics，twelfth edn（New York，1960）.

(44)Paul Cubberley，“Alphabets and Transliteration”，in Bernard Comrie and Greville G.Corbett，eds，The Savonic Languages（London，1993），pp.20－59.

第五章　东亚“复新运动”

一些学者声称，公元前2000年的东亚文字复新是一次单独的现象。而持反对意见的则认为，此次运动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双方的争论持续了很久，现在中国政府的文化态度支持第一方的观点，而至少到目前为止，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的发现一直都是支持第二种观点。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一种完整的书写系统不可能凭空而来，要么它是从一种不完善的书写系统衍生而来（如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参见第一章），要么是借用一种完善的书写系统。

假设一种完善的书写体系源自于远古时期，那么它的多源性可能更有说服力。然而，两河流域的图形助记符（graphic mnemonics），和它的一些本土化和地方化，以及一些偏远地区发现的近代文字都表明，文字系统的完善是一项世界范围的缓慢糅合过程。完整文字系统的理念在西亚两河流域传播了近2000年，之后这个概念又传到中亚北部地区，在那里，汉语使用的需要奠定了东亚文字的独特地位。

汉语的书写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成为在东亚传播中国文化的载体。过去，与其他的书写形式相比，汉语书写系统及汉字本身不适合被全盘借用到其他的语言中去，其传情达意不仅不流畅而且常会产生歧义。因此，本土化应运而生，朝鲜语和日语系统的形成就是其中两个极为典型的例子。朝鲜语（Hankul）的书写形式可能是史上最有效的语言记录方式，而日语的两种书写方式任意组合的三种书写体，使得日语成为几乎是有史以来最为复杂的书写体系。

由于中国独特的地理位置，汉字有时被称为“远东的拉丁文”。诚然，佛教以及由汉字书写的佛经在东亚地区扮演的角色，如同天主教以及由拉丁文书写的教义在欧洲一样，影响深远。正如我们在第四章所提到的，拉丁文向德国人、凯尔特人及世界其他非罗马人民传播了天主教，佛教和中文佛经也在日本人、朝鲜人、越南人以及其他非中国的人中间广泛传播。所不同的是，罗马已然不在，而中国越来越强大，中文逐渐渗透到东亚各地。在这里，拉丁文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中文及其书写系统已然自成一种文化。

中文书写催生了所有其他东亚国家的书写系统，而汉字和中文书写系统，也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借用、归化和演变。可以说，东亚文字的历史是汉字的历史，同时也是非汉语国家人民接受汉字影响从而形成自己本国文字的历史。

汉字

作为东亚最为古老的书写系统，汉字看起来的确像是“凭空诞生”的。(1)汉字产生于中国北方中部地区，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逐渐完善。它不仅是东亚地区最重要的书写形式，同时也是人类史上主要的书写表达方式。一位学者曾经估测，截止到公元1700年，用汉语出版的书比其他所有语言出版的书加起来都多。(2)汉字经过了三千多年的使用，其系统几乎没有改变，而汉字字形却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汉字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未来的文化交流中，汉字将一如既往地扮演重要的角色。

早期的汉字形成于公元前1400年的商朝初期（中国最早的有记载的朝代），主要是刻于牛肩胛骨和乌龟腹甲上的占卜和神谕（插图124）。1971年，在河南北部安阳的一处殷墟里发现了这些刻有神谕的骨头。从所发现的文字来看，早期汉字已经具有传统的汉字雏形。由此，一些学者推断，汉字书写经过了一段长期的发展过程。另一些学者提出，一些出土的公元前4800年的陶器碎片上雕刻的符号可以为证明汉字的漫长发展过程提供佐证。(3)然而，由于这些符号与后来发现的商代文字并无较大相似之处，大多数西方学者并不接受其作为论证汉字是由“不完整的书写”过渡到完整的书写的证据。

图124　中国甲骨文，约公元前1200年，发现于河南安阳附近（图）

其他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北方中部的完整书写之所以能够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出现，是由于文化借用的关系。正如古埃及一样，中国汉字的一个发展阶段至今不为人知，很可能是由于外来文化的介入。这个论断极易被推理而来，因此比较有说服力。早期的汉字碑刻书写的格式是从上至下，从右往左，而早期的两河流域楔形文字（到大约公元前1500年）书写顺序则刚好相反。与楔形文字的读音规则相似，汉语的每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节 —— 早期的古汉字就是一种非标准化的语词－音节文字（non-standardized logosyllabary），同样相似的还有汉字也遵循了画谜原则（rebus principle）。从两种书写形式所展现的宽度来看，上述种种的基本相似点并非偶然。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来看，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汉字书写对两河流域文字书写规则和排版的借用是可以推见的。而在20世纪初，有学者就已经发现汉字书写受到两河流域原始文字书写（prototype）的影响。(4)但总归来说，这些借用说都只是猜测，并没有得到证实。早期古汉语的字谜所展现的仅仅是汉语本身而已，并非进口“洋货”的一部分，假使借用说的确属实，那么它对于汉字书写的影响就如同其对于古埃及、爱琴海和复活节岛上文字的影响一样，是在借用的基础上罩上了一件本国的土斗篷。

汉字最初的字形是“文”，即“字符”。同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的圣书字一样，古汉字的发音由具体事物形象的草图而来。古埃及语属多音节语言，因此它需要采用画谜原则来组合单个发音，从而使单个的文字从几个象形文字中区分开来（参见第二章）。而古汉语属于单音节语言，一个音节即是一个“文”，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已经是一个完整的文字了。同音字导致了词语的扩大——同一个读音可以指几个不同的汉字。相反，多音字的存在，使得意义相关的几个字由一个“文”表现出来。例如，“口”字还可以用来表示大声叫。这两种形式的存在赋予汉字字形上的多变性——在不同的语境下一个“文”可以产生不同的效果，这使古汉字更加灵活多变。(5)

与此同时，同音字和多音字也容易造成歧义，因为这种文字系统太过松散，仅凭语境本身有时是无法确定哪一种读音是正确的。商代文字并没有一套书写文字的标准，仅仅是大量的字形和使用上的变化（现在已被证实也具有一定的系统性）。随着中国中北部地区中央集权的加剧，建立统一的文字系统不仅成为一种需要而且变得可能，语言学家们找到了解决汉字歧义的方法——变单一的字为词。

大约公元前1200年，汉字已经由毛笔和墨书写，常用的汉字大约有2500多个，其中，1400多个字可以用后来发展的标准汉语书写加以辨认（插图125）。(6)商代文字仍属于语标音节，一字一形，或是单个的单音节词素。（词素是最小的语言学表意单位，不可再分为更小的有意义单位，例如英语的writing一词，是由write和-ing两个词素所构成的。）也就是说，商代文字即一种语标，它包括两种形式——其一，“文”，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它容易造成歧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字”，或者说由基本符号“文”组合的复合符号出现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文”被结合在一起以减少歧义的发生。汉字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此——由音符（phonetic）和意符（signific，与古埃及圣书文相似，但不能独立成字提供具体的意义信息）分别同“文”组合，构成汉语的独立文字。

图125　部分商代文字书写变体的发程

通过这样一种合成方式，汉字能够更好的传递汉语口语的表达。任何字，无论如何复杂，都是由一个音节特指一个字，极少数的汉字一直表达一个意思，但多数情况下，汉字的表意都经历了不断的变化。

然而，同“文”一样，合成字书写的发展逐渐导致了多音多义现象。合成字一经构成，汉字书写系统就出现了第三重的复杂性。要解决这个新问题就需要增加更多的笔画到汉字中以便更好地区分字义和读音。（通过这种方式，六种笔画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常用的中文字符里——例如“郁”就包含了六种笔画。在一些非常用字及繁体字里，可能会用更多种笔画。）

古汉字往往一目了然——简单的汉字通过字形可以很容易辨认和发音。这种书写体系在本质上只是一种不完善的表音文字体系，即利用意符来减少模糊和歧义。但是汉语口语历尽变化，音符不是固定的，所以要增加更多的意符，这样一来，表音文字的地位受到撼动，因此汉语中词素和汉字书写的关系变得模糊起来，于是逐渐地，汉语就变成了一种语标文字（由音和义组成，主要是音）。

语标文字是一种意音文字，它的表达法是表音兼表意，能够以书写的方式再现汉语口语，是汉语书写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系统中，字符传达的是字，而不是意义或者具体的事物。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曾认为，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每个字符都有其代表的意义。(7)这种说法其实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汉字字符无论是作为整个的文字还是作为字符组都仅仅是汉语中的单音节词素而已，别无其他。

虽然汉字主要是由音节构成的，但是它并不是音节文字，因为大多数的汉字都由意符（意义的识别符号）组成。所以，汉字被称作“音节兼音素文字”，这个定义恐怕是最为恰当地表述了汉字系统在世界文字史上独特的地位。(8)从语言学来说，汉字这种“音节兼音素文字”由音节构成词素，而词素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像数一样是象形的，即造字法的一种。每一个汉字合二为一体：即由词素和表现词素的音节共同组成。在汉语中，汉字的个数远远超过音节的个数，但与词素的个数大致相等，因此，一个人能够记住的汉字的个数是有限的，能记住的主要是音节成分。然而，音的传输是不够清楚的，在很多情况下无法将准确的字义传达出来。

同其他所有的书写系统一样，汉语书写也有自身的缺点。意音合成词在使用过程中仍有许多容易混淆和矛盾的地方，例如，无论是从字形上还是从位置上都没有一个标准和统一的标记来确定哪一个成分为字哪一个为音。二者的作用也是不确定的，例如，有些音符有一致的音节和音调，有些有不同的音调，有些音节和音调都不一致。同样的不确定也出现在意符中。

然而，不论音符和意符的作用分别如何，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能立刻将其读出。而另一些不那么熟练的读者通过辨别音符和意符也能找到正确的读音。正因为如此，汉语有两种读法：即时的全字读法和依靠分析的意音组合读法。大多数的中国人采取的都是全字读法，如同我们在掌握了基本规则以及内化了特殊情况时读英语一样。事实上，意符在解码汉字意义的时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音符在阅读汉字的时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9)也就是说，“音符成分在猜测发音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远远超过了意符成分在判断意义时所起到的作用。”(10)但是，两者一起构成了一把“看得见的钥匙”，通过这把独特的钥匙，字的音和意可以得到判断。

这就是为什么汉字更适合被称作“字符”（characters）而不是简单的符号（signs），后者是一个整体，而前者表达了汉字是一种组合的复杂系统。（如同玛雅的象形文字和复活节岛的rongorongo文字一样）每个汉字都是一个或者多个意符和声符的结合体，结合的最终结果——字的读音有多种可能性，而仅仅只有字符才能够实现这种多维性。

正如必须一个个地学习任何一种语言中的字一样，每一个汉字也都必须分别学习。在读音和意义上，汉字有很多提示，如音符、意符、上下文等等，但是我们无法进行猜测。因为汉字系统不同于字母系统，能够给无限开放的词汇提供开启的钥匙，汉字中的每一个词素音节都编码于汉字系统中，每一个都需要单独地进行解码。而这个过程事实上开启了字母系统读者没有使用的那一部分人类大脑（见下文）。

图126　《说文》是一部标准的训诂著作，主要使用于大约公元前500年；该铭文起源于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

西周时期（公元前1028－前771年）产生了最早的铜器铭文，采用已失传的蜡质技术将文字刻于泥板之上，这种汉字后来演变为大篆，与殷商时期的书写大不相同，原因就在于使用了烧软的蜡来刻模。这种圆体的字后来被毛笔书写在竹片、丝帛和木片上。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发展，动荡的政治局势使得中原各国“车不同轨、书不同文”（插图126）。尽管如此，整个书写系统仍然保持着统一性，即使各国的书写各有出入。(11)

到公元前300年，日益增多的各类书写形式阻碍了交流。秦始皇帝统一了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制集权国家。他认识到文字在完善中央集权和统治各国人民这个问题上的重要性。于是，秦朝在制定国家政策和实行军事管理的同时，统一了文字来加强中央集权。在公元前221年，秦朝实施了文字改革，丞相李斯将大篆字体去其繁复，形成了小篆，成为秦朝国定的标准书体，这也是世界史上有意识地利用文字来影响政治和社会统一的一次伟大的努力。这次文字统一所带来的国家统一和民族统一，直接导致了秦朝中央集权的高度完善和统一，同时，它也是汉字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和分水岭，后来的书写体都由小篆演化而来。

秦朝很快瓦解了，紧接着在汉朝时期（公元前202－公元220年）文字形态继续变化。当时流行多种书写形式，如古时的小篆，各类的隶书以及楷书、行书、草书等字体，至今仍然在使用。（插图127）这时，一种标准化的忽略意符的单音节字出现了，随后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音节体系，但是学者们很快又开始重视“字”的意符，意符成为汉字的核心成分。

大约公元120年，许慎完成《说文解字》，代表着一种主流的汉字书写标准应运而生。在这本书中许慎区分了单“文”汉字和合成“字”汉字；把所有汉字都按所属意符加以归类，《说文》安排了540部（区分声符和意符的部首），每个汉字无论复杂与否都符合造字意图。同时，该书区分了“六书”（四个属于造字之法，两个属于用字之法）。

图127　从右往左，每两行代表传统汉字书写的六种主要形式之一

许慎的“六书”很好地解释了汉字的构造（插图128）。第一类是象形字，如木、日等；第二类为指事字，也叫像事字，如数字一、二、三；第三类是会意字，如“木”加上“日”构成“”字；第四类为假借字，是用已有的同音字来寄托新词的意义，如“來”字，本意是一种谷物，因其是同音字，故也可指来去的“来”；第五种也是最重要的一类即形声字，是包含一个意符和一个声符的合成字，其中意符表义，声符表音，例如，“糖”字是由意符“米”和音符“唐”构成的；最后一类是转注字，就是用同义字辗转相注的方法造字，如“楽”字即指音乐，又可以读 lè，意为快乐。形声字占汉字的90%，而转注仅占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二。

许慎使用了李斯发明的小篆作为其书写体，但是小篆很快不再为人们日常所使用，接下来，小篆被隶书所取代，并被广泛运用于公文书写中。事实上，隶书奠定了后来汉字书写体发展的基础。

图128　许慎的“六书”

在这之后，汉字数量迅速增加，商朝时仅仅有2500个字左右，到了许慎在大约公元120年编著字典的时候已达到了9353个字。到1100年左右，常用字达到了23000个。1716年清朝时编著的《康熙字典》囊括了47000个字，并且至今仍是中国古籍方面的权威工具书。最近的一本汉语词典（1986－1990）收录了近60000个字。据称，所有的汉字（不包括一些变体）加起来可能超过8万个(12)。这是因为汉字书写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该语言系统中的每一个字都自动需要一个字形，而汉字经过三千多年的发展有更多的新字产生。（相反地，关闭的字母体系，例如拉丁语，能够在有限的字母范围内只根据读音增加词的个数。）

图129　世界上最早的保存完好的书籍：翻译成中文的佛教《金刚经》（公元868年），长5米，宽30厘米

同样地，常用字的个数相比于非常用字，只增加了十分之一，而常人一般仅能识别这些常用字的三分之一。这是因为中国读者所掌握的常用字的平均水平大概为2000到2500个字，所以，字典上罗列的大部分字都几乎很少用到。

汉字书写的形状也值得注意，它与世界上其他的书写区别很大。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人都遵循一套传统来书写每一个汉字，不论笔画多少，每个字都占同样的空间，所以汉字也叫做“方块字”。(13)近代以前，所有的汉语文字都分栏从上至下从右到左进行书写，中间没有任何间隔和标点符号（插图129）。直到20世纪初汉语才开始广泛使用不统一的标点，同时公开出版的文章也出现了仿拉丁文而来的从左到右的书写形式。

图130　16世纪中国的造纸术

早期的汉字用毛笔和墨水书写于树皮、竹简、木简和其他材料之上，有的刻在象牙、牛肩胛骨和乌龟壳上，有的写在烧软的蜡上以便刻于铜器上。在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丝绸作为书写官文和信件的材质被广泛使用。但是由于其价格昂贵而不易被推广使用。在公元100年左右，一些用过的丝绸被制成胶状，然后平铺在容器中晾干，成品可以用来书写。这个过程即是东汉武帝（公元105年）时期宦官蔡伦的造纸过程，当时已有很多人纷纷做试验以求找到一种廉价的书写材料。(14)这是世界上造纸技术的雏形，从此，人类有了物美价廉的书写材料。蔡伦发明的纸比丝绸便宜很多。现代人发现，这种纸是由旧布、渔网和树皮制成的。现代生物学家在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纸（公元200年）中发现了布和原始纤维（桂树、桑葚纤维和草的纤维）。直到公元700年，造纸术仍然是国家机密（插图130），最远只传播到了土耳其。

在书写汉字的时候必须遵循一定的笔画规定（从1到25），按笔画顺序从左到右从上到下进行书写。虽然书法家称汉字笔画有64种之多，但基本的笔画只有8种，每一个汉字都包含其中的一种或几种。笔画的数量、笔顺和走向不仅仅是为了艺术的美观，更是为了使每个字都能更好地进行归类以便书写时记忆。在书写系统中需要一些记忆图案，因为汉字涉及一些复杂的意音字。

书法是一种优美的书写艺术，是汉语中所不可或缺的，而大多数的西方国家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丢掉了这种书法艺术。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书法就是书写，而不是一种商业的手段。在过去，书法同音乐、绘画和诗歌一样受到重视，而一些伟大的书法家，地位比最好的画家和诗人还要高。

书法家往往需要不同种类的毛笔、纸、镇纸、砚台、墨再加上一小碗清水。毛笔分貂毫、山羊毫和兔毫（据称，秋天的野貂毫很有质感，写出字的线条最为活泼生动）。专业的书法家可以从字的笔画中看出是由什么动物的毛做的毛笔写的。汉字书法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书法家自身修养、技艺和修为的一种展示。（插图131）汉语的文字在本质上不同于西方字母的简单实用性，它同时兼具艺术性。阿拉伯语作家们可能更能体会到这种感觉——他们的辅音字母缺少艺术性，以至于希腊或者拉丁语的作家们无法很好地感受到其魅力。

不管怎么样，汉字书写仍然是不确定的，因为无论是音符还是意符都无法完全确定一个字的读音或意义，只能是一种近似的读音或意义。正如汉语史专家、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Victor Mair教授所观察到的，“汉语读者必须首先猜测或者记住每个汉字音符中相似的读音，同时将这个字同他们所熟悉的一个字进行联系。这样他们才能判断出一个汉字的意义。”(15)汉语中有一些音符的读音有十几个，其读音取决于它所出现的字，同时，还存在着一些多音多义词。这种多样性当然并不是汉语所独有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读音常常是经过了几百年的统一、集中，正如汉语很多读音在过去大不相同，现在却经过改变了一样。

图131　中国书法家的古谚“金生丽水”（金子可以在丽水找到）。从左到右分别为小篆、隶书、楷书、行书和草书。

汉语文字是词素－音节文字，但也有很多多音节字甚至存在于经过加工了的古籍和文学作品当中。在这种情况下，音超越了意。（例如，在现代汉语中，一个字的平均长度是两个音节，在古汉语中往往是一个单音节。）那么是不是需要由两个字来合成一个字呢？事实正好相反，汉字仍然是单音节的但是发双音节的音，例如，千瓦、图书馆、问题等。

这个系统适用于汉语古籍，但是不适用于汉语口语和地区方言。只有文学作品才会遵循一定的传统和规则，正如Mair教授所提到的，即使在今天，北京方言（普通话的基础）作家也会抱怨很难找到恰当的词来表达他们的意思。(16)这是因为，许多常用的八大汉语方言的词素在标准60000字中是找不到的。要想用广东话或是台湾语书写有两种方式，就是发明专用词或是使用拉丁语书写（从19世纪以来，后者越来越受到青睐）。现在，汉语的书写和口语出现很大分歧，尽管汉字系统及其书写方式在过去的两千年当中一直相对保持稳定，汉语口语作为一种活生生的语言，其使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写出的话与说出的话一般都有出入，正如我们在英语中经常用到light（一点）和enough（足够）一样，语言书写的稳定性与语言表达的不稳定性总是相辅相成的。

而对于这种区别所作出的改革，在汉语中由来已久。我们已知的有在大约两千年前试图将汉语变成音节书写系统的失败尝试。12世纪以来，汉语学者们开始注意到了音符的书写。(17) 然而，两个主要的因素阻碍了汉语系统的演变：文化的保守性（这在所有的书写系统中都普遍存在）和个体对于汉字的认同性（“民族认同感”）。最早采用罗马化书写是在明朝（1368－1662年）末年，当时耶稣教会的牧师来到中国，向中国传播拉丁语版的基督教义，这些牧师将教义翻译成还没有书写形式的中国方言，以便更好地进行传播。

到19世纪末的时候，清朝政府实施政策改革文化，巩固中央集权统治，遭到了大规模的反对。当时许多人声称要将中国变得更加富有和强大，提出改革汉语中的音符。1911年，清朝政府被推翻，新的共和政府将普通话作为法定官方文书语言，之后，1913年注音字母（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在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以前用来标注汉字字音的音标，采用笔划简单的汉字，有的加以修改，共有二十四个声母，十六个韵母）出台，有效地帮助了普通话的推广，NPA 方案现在在台湾仍然作为一种音缀技巧使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政府对汉字进行了两项重要改革，一是更多地使用汉语罗马化，二是汉字的简化。汉字的罗马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被认为是外国文化的入侵，中国政府仍然推行了汉语拼音方案。在西方国家，韦氏拼音一般被用来对汉语字词进行拼写。这是在1930年就已经公布了的毛泽东社会改革的一部分，包括对汉字书写系统的本土罗马化。毛泽东认为，中国做了太久的文盲社会，受害太深，而传统的汉语繁体字书写在短时间内太难为大众所掌握。（有人估计，中日的儿童需要比西方儿童多三年以上的学习时间才能达到相等的阅读水平。）然而，拼音方案的实行遭到了学者的反对，如同两千多年前学者们反对提出的音节方案一样。

因此，毛泽东找到了这样一种方案：即简化汉字。在历史上，简化的例子屡有发生，但在毛泽东的倡导下，1955年最终在全中国实行了汉字的简化（虽然很多中国人仍然用草书）。这项简化运动史无前例，几乎所有的繁体字都被清除，大幅度地简化了笔画，很多的古汉字被简化成了无法辨认的变体。现在，大多数的中国内地人不懂复杂的繁体字，而台湾的中国人则发现简体字很难懂。（插图132）

1958年，毛泽东顶住来自学者们的压力继续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我们今天仍然使用这套系统翻译汉语发音和汉字。这套系统同时也成为了官方的在海外中文名字的拼写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在20世纪末的时候，北京由“Peking”变成了“Beijing”。但是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拼音被当作外国污染，红卫兵们毁掉了所有公开的拼音书写，以至于有很多年中国人都不清楚应该用那种书写形式。

即使是21世纪初期，简体汉字仍然不那么易学，但是繁体字在现代社会已经过时和不实用了。现在，拼音与简体字一起作为初级教育的必修课被纳入政府日程。同时，路标、地图、精品店和餐馆、商标名、中文盲文、电报以及电脑用字都采用了拼音和简体中文。中国人民对于其书写系统的认识一定会越来越清晰。“整个民族，无论是这一代人还是这个时代，在简化汉字的过程中实现了大众化的读写能力，尽管这个过程充满畏畏缩缩、踉踉跄跄和可能不成功的预见。”(18)

图132　 （上图）一份中国内地的报纸，用简体字水平印刷，从左到右阅读；（下图）一份台湾报纸，采用传统中文方式印刷，竖行的繁体字从右到左从上到下阅读

中国政府几乎是以默认的方式颁布了将拼音和简体中文共同使用的政策。拼音现在已被公认是罗马化的汉语普通话，至于它是否最终能够在汉语书写系统中独树一帜或者是取代简体中文单独成为汉语书写形式还尚不可知。适龄儿童在学校里似乎掌握拼音的技巧比学会简体汉字要快，这使得许多学者担心有朝一日，拼音会彻底取代传统汉字，到时会写汉字的恐怕就只剩下一小撮古籍研究者了。

汉语书写目前面临着两大新的压力，使其不得不需要另觅出路。一个是电子文字处理，另一个是外国字和名字。奇怪的是，后者带来的压力要更大一些，因为人们现在不需要寻求拼音的帮助也能处理汉字。相比之下，外国字和外国名字才是汉字最大的威胁。自古以来，中国一直拒绝外来的影响，中国的社会结构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妥协的整体。这一点反映在书写系统上就是汉字在书写本质上是排除非汉语元素的。假如有人想用汉字写出外国字或者名字（通常是采用注音的方式模仿发音），那他（她）通常要写出长达一整句话，这当然是不实用也不可能长久的方式。随着国际社会交往日益密切，外国字和名字已经大量地涌入到汉语词汇当中了。

对于那些熟知汉语及其书写的人来说，像拼音这种表音字母是不可能成功取代汉字的语标书写系统的，至少是不能成为中国常用书写体的。中国的文字系统经过发展，已经出现了多种机制来消除其模糊性，而表音字母不可能将这个问题解决得这么好。而且，中国人民肯定会将汉字作为其表达民族文化认同感的最有效也是唯一的方式。但可以预见，当一些比系统有效性和民族认同感更重要的因素出现的时候，未来汉语的发展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越南文

越南文，也叫安南文，属于南亚语系中高棉语。从公元前111年至公元939年的一千多年间，越南处于中国的统治之下，因此，汉语文言文在公元186年间传入越南，作为当时越南的书面语，同越南当地的口语一起存在。而越南口语很好地保存了越南古代文学。几百年后，越南从中国的统治下独立出来，以汉字为基础，借用一个同越南语音相近的汉字和一个同越南语义相近的字，(19)在公元1343年造出了越南文“喃字”，用以区别儒字也就是汉字。喃字利用汉越音对应的规律直接借用汉字，但用汉字来表达古越南语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喃字是从汉语文言字中直接衍生而来的，但是，儒字对中国汉字进行了修改以便取得更加本土化的效果，这些字最初见于14世纪以后的文稿中。(20)同几百年前的日本和朝鲜一样，喃字和儒字同样采取三种方式借用汉字。第一，借用同越南语同音的一个单字或者一个合成字；第二，借用汉字，但赋予其越南语读音；第三，采用汉字造字法造出一个新的越南文字。

17世纪时，耶稣会传教士罗德（Alexandre de Rhodes 1591－1660年）发明了越南语罗马文字母表。这次越南语的罗马化后来被葡萄牙传教士用于翻译越南语语法书、词典和基督教教义，并传入越南。然而，这个字母系统没有受到越南语学者的重视，相反，被当作了一种外国文化入侵。越南人始终将喃字当作其民族独立性和民族认同感的标志。

1883年，法国吞并越南，随后进行了包括文字在内的“欧洲化运动”。1910年，法国颁布法令，废除越南本土的两种文字，代之以西方传教士的字母文字。今天的越南语拼音国语仍然作为越南的官方语言在使用。它使用了发音符号来标注元音，并区分以河内方言为标准发音的越南语中的六个声调。至少目前来说，喃字不可能再使用了。

朝鲜文

15世纪的时候，朝鲜的世宗皇帝宣布，以汉语为基础的朝鲜文书写“太复杂、太不方便朝鲜人自由表达思想和见解，有太多的汉字在朝鲜文当中，因此（这种文字）不够好。朝鲜人急切地需要他们自己的语言文字。”(21)世宗提出要改变这种书写，于是，谚文这种文字史上最高效的文字系统诞生了。（以下讨论源于朝鲜文耶鲁版音译）（Yale transliteration of Korean）

公元108年，汉武帝（造纸术发明时代的皇帝）率兵攻占了朝鲜的大部分地区，并建立了汉族统治。一时间，中国文化、宗教和语言文字席卷朝鲜半岛。尽管之后朝鲜北部脱离了中国的统治，中国文化仍然在朝鲜半岛西南部地区扎根并逐渐发展壮大。现今发现的最早的使用汉字进行书写的朝鲜语碑刻始于公元414年。(22)而公元7世纪的汉语的编年史中，也没有与朝鲜语名字和术语相对应的汉语表达。朝鲜语采用了两种方式来造字：一是直接采用汉字的发音，一是采用汉字的字义但使用古朝鲜语的发音。随后，在公元7世纪末的时候，书记员开始使用古朝鲜语句法用于记录日常官方工作，即书记式纪录法（itwu）。

在形式和句法上，古朝鲜语与汉语文言文关系密切。前者是一种粘着性语言（后者则是一种孤立型的语言）。古朝鲜语每一个字都可以包含多音节的词根词素用以附加多种后缀词素来表现语法功能。（这种情况也发生在阿卡德的楔形文字对苏美尔文字的借用过程中，参见第二章。）除此之外，古朝鲜语的句法将动词置于句尾，将后置词（而非前置词）放于被修饰的词之后。除了这些不同之外，汉字还被用来表达古朝鲜语，因为这是朝鲜人当时唯一所知的语言，但是，这是朝鲜语的不幸。

Itwu使用有限的汉字表达朝鲜语的语法词素，但是非语法的语句词仍然由大量的汉字来书写（在这个意义上，朝鲜语与日语系统很相似。），这使得一些不必要的复杂意义和模棱两可的意义产生了，因为语法词与语句词是难以区分的。此外，汉字作为单个音节的使用数量开始变得不受控制。同时，朝鲜语也使用“乡札”hyangchal（同古代日语的万叶仮名manyogana相似）标记法书写汉字。这样，汉字的语句词根（词义）在古朝鲜语中发音，而词缀和语法词素（词音）发韩汉混写文音（Sino-Korean）。但是，这种朝鲜文书写还是不能像汉字表达文言文一样自由高效清晰确切地表达古朝鲜语。

公元13世纪至14世纪，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辨认这些词，许多语法字被简化以便与汉字在字形上区分。这套语法字被称为朝鲜吏读字（kwukyel）或吏读式纪录法，它同日语假名一样采用缩写的汉字，同时对汉语进行注解。

朝鲜人一直都注意到了汉字很难充分表达他们多音节的粘着性语言，同时他们继续努力摆脱汉语的控制来表达朝鲜语，这在以汉字为主导的朝鲜语中是很难的。公元690年新罗王朝时期，受佛经《大成书Devanagari》的影响，朝鲜文按音节书写。但是，这36个音节符号很难与汉字区分开来，而后增加的音节又使书写系统更加复杂。在中世纪时期，朝鲜国内的一股新的社会压力使得朝鲜人重新审视自己的书写系统。公元13世纪时，中国的活字印刷术正式传入朝鲜。(23)1403年，朝鲜的印刷房已经开始使用铁活字印刷术，比德国的古腾堡（Gutenberg，1400－1468年，德国活版印刷发明人——编译者注）整整早了一代。这种技术上的进步明显使朝鲜的学者们开始欣赏本国这种如此复杂的书写系统和文字，尽管他们自己也反对这种文字，但相比之下，他们更讨厌新技术。这些学者在挖掘新的印刷术巨大潜力的道路上充当了拦路虎的角色。这种“自组织临界性”（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导致了一场有效的书写变革，造就了“世界上设计最科学最高效的书写文字之一。”(24)

世宗时期（1419－1450年），创造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书写系统和文字，世宗大王在他的标准音司（Bureau of Standard Sounds）中是发明者、主持人，还是挂名领导，至今不为人知。这套系统完成于1444年1月，在两年后被世宗更名为《训民正音》（The Standard Sounds for the Instruction of the People）。朝鲜学者称该文字为谚文（onmun）或彦文，这个名字带有贬损的意思，但一直沿用到20世纪早期直到韩语（hankul）这个名字的出现。

这种新书写系统的来源不明，有学者指其来自蒙古语——当时采用两种字母系统，即八思巴语（phags－pa）和改编的维吾尔语。也有人说是受到欧洲拉丁字母的影响。但毫无疑问的是，世宗和他的圣贤殿学士们通过佛经熟知印度语的阿布底加语（abudiga）原则（辅音＋元音表示变音符），也有可能是他们熟知西方的字母系统。韩语的字母音节系统同阿布底加语十分相似，一些词形同蒙古的八思巴语也有共同点。(25)（随后，韩语有可能也影响了满族学者将蒙古语系统用于满族语中。）(26)但是，这个系统不是起源于八思巴语或是其他零星的系统，因为韩语是世界上仅有的特征性书写系统，即这种系统可以在其内部自己表现其基本特征，这是史无前例的。（韩语的字形则是汉字的大量精简。）韩语不是依靠长期无间断的急用而形成的系统，他是一种有意识的以语言学为基础的发明。它的自我实现特征性语言统一体的能力使它本身与众不同，不同于西方诸如北美印第安彻罗其音节或是复活节岛文字。

一位学者说，“韩文一眼看去很像字母音节表”。（插图133）(27)但是它不仅仅是字母表，韩文字母有元音和辅音，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字母表系统，而且，这些字采用拟汉语的方式组合成“音节群”。韩文中最显著的一个部分是每个字模仿口部发声的嘴形：例如，／k／音表现了舌头碰到软腭的形状。韩文最初创制了28个基本字母，至今仍在使用的有24个。变音符被用于系统中来表现没有被字所代表的因素。

图133　韩文将辅音（左栏）同元上的

世宗大王在1446年颁布的命令中写道：“（韩文）能够区分浊音和清音，用以记录音乐和歌曲。它适用于任何实际用途，甚至风声、鸟鸣、公鸡叫和狗吠声都能被确切地表达出来。”(28)这段话描述的基本属实。韩文的辅音由五种不同的发音部位组织：双唇音（嘴唇），齿音（牙齿），齿龈音（嘴的顶部），软腭音（软腭）和喉音（喉咙）。在三种元音形式中采用了天（圆点），地（横线），人（竖线）——很明显地在哲学上使这套系统符合了朝鲜学者要求的用汉字对这套排列进行增色。于是，韩文不仅从字形上而且在思想系统上将元音和辅音区分开来。

韩文的写法是采用辅音字母开头的音节写法，而不是采用字母系统写法。如果一个音节缺少辅音，用一个O形代替（O形通常是iyige半辅音／j／或者y-；在一个音节字后表示／ng／音）。此时元音要么作为后缀，要么出现在第一个成分下面完成该音节字。这种“填补”主要是一种艺术性的，保留了音节群在字形上的一体性，使其在外表上基本与传统的汉语借用字相似。韩义的各个成分都可以辨认，每一个韩文字首先是作为一个书写单位出现的，如同每一个字母在字母书写中的作用一样。音节群与印度阿布底加语的组合方式相似，由辅音加元音组成，但韩文中的辅音与元音在每个音节群中的地位是平等的，这与完整的字母系统是一样的。最终，这种音节群书写方式在保存原来汉字书写地位的基础上更好地表达了朝鲜语言。

正如英国语言学家杰弗里（Geoffrey Sampson）所说，韩文是属于特征性系统，因为该语言中采用了附加方法。(29)如果添加笔画到以下五个音／k／，／n／，／s／，／m／，／ng／中，可以发出送气音，即伴随着呼吸的音；塞擦音，即呼出的气流进行摩擦，如／h／；此外还能表现其他朝鲜语中的语言特征。同样地，只需以不同方式组合三种元音字形（圆点、横线和竖线）就可以表达朝鲜语中所有的元音和复合元音。对于学习世界上书写系统的学生来说，韩文的魅力主要在于它的辅音实际上就是描述了发音时的方式，而元音则包括了三种标示玄学思想的字形。

尽管有这些明显的优点，韩语在国内还是遭到了学者和牧师的反对，这些人坚定地维护古朝鲜语的传统书写。到15世纪时“乡札”（hyangchal）已经不复使用，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另外两种传统的书写继续在朝鲜语的书写中占主要的地位。而后韩文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毛笔的使用使得古代近似方形和几何图形的书写形式逐渐消失，一些表现音的字母也不再使用。在这段时期，谚文被认为是属于妇女和儿童以及一些社会底层的人们所专用的文字。有学问的人要使用韩文的话就会借用汉字进行书写，这些字发朝汉音而不是发朝鲜语音。

因此，韩文并不像世宗想的那样取代了汉字书写，它仅仅是一种补充性的系统和文字，帮助发音，或是作为语法词和分词以便清除汉字的模糊性。汉字仍然是主要的书写形式，是上层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身份的代表。不同于日本本国成千上万的君（kun）读物中使用大量的汉语借用字，朝鲜很少有读物使用汉字。即使是今天的韩国，人们衡量一个人博学的程度也是看他对古汉字的掌握。

世宗的谚文在这一时期有几个不同的名字，如“训名正音”、“夷字”、“国音”等等。20世纪初的时候，语言学家崔诗庆（Cwu Si-kyeng，1876－1914）发起了著名的推广朝鲜语和朝鲜文学的运动，他最终发明了韩文（hankul）一词。随后韩文被积极推广并摆脱几个世纪以来的古老形象。

而事实是，汉字一直受到推崇，而直到19世纪80年代（插图134）韩文才真正作为一种书写的文字登上历史舞台。1910年至1920年，大众媒体和西方教育模式的传播推动了一种朝汉夹生字的使用。外来借用字仍采用汉字书写，而朝鲜文以及语法词缀用韩文书写。(30)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韩文才作为一种大众书写方式被接受。1945年日本结束了对朝鲜的统治，汉字的影响才减退。现代的韩文书写已经不再使用汉字来表达本国词汇，韩文表达已能够充当这一角色了。

图134　韩语《心经》

1949年朝鲜共产主义国家废除了汉字的使用，仅有少量的学校校规现在仍使用汉语书写。现在朝鲜使用cosenkul即朝鲜文进行书写（Hankul的变名）。韩国则没有这么严格，几乎当地所有的日报都多少会使用一些汉字。与日本一样，韩国的初中毕业生要求掌握的汉字数量大约是1800个，一些政府部门甚至使用更加多的汉字。

韩文在其500年的历史中见证了音位学家（重读音）和词素音位学家（重字）之间的争论。前者希望能够像说语言一样书写朝鲜语，后者则希望能够保存古动词和名词词根，不管该语言自发的音变。历史证明韩文由声发展到了字，到了21世纪，至少韩文的名词——主要是词素音位，即它主要表达口语中的字和词素，而不是这些字和词素的音。这种变化的结果是一种统一的造字法开始发展（同英语标准拼写规则一样不包含方言），到1945年开始在南北朝鲜共同使用。在20世纪对韩文的改革有很多，包括“旁边”（side by side）书写以及全部的罗马字母替代化等。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韩文系统基本上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在21世纪初，一种由汉字、韩文和欧洲借用字拉丁文进行混合书写的字和名字开始在韩国流行起来，但这种文字倾向于弃用所有的汉字成分。现在朝鲜几乎已经全部使用韩文了，而南北朝鲜统一的历史大趋势必将改变书写系统。无论哪一种书写最终占据主要位置，人们都无法否认杰弗里对韩文的评价：“（韩文）乃是人类伟大的智力发明之一。”

日语

日语书写恐怕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复杂的系统了，它由两个单独的系统组成，一个是外来的语标字，另一个是本国的音节字，采用一个汉字和两个日文字三种书写的方式同时书写。世界上大部分的书写系统都是某种程度上的混合书写，由一种占主要地位，例如我们的拉丁文字母表，不时地会允许一些外来成分的加入，像一些表意符号（8、＋、？、%、＞等等）。而日语自成一派，日语借用的汉字同时拥有汉语和日语两种读音，上述提到的六种汉字造字字形都有包括。在本质上，日语书写实际是一种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对汉语进行分析和过滤等复杂的过程，从而使其能够在社会交际的各个不同层次上表达日语口语与汉语借用词。日语书写的复杂反映了日本社会本身的复杂。

日语书写的基础和来源是汉字的音素音节文字。(31)在借用汉字书写几个世纪之后，日语形成了自己的假名音节系统，采用两种单独的音节——平假名和片假名来表现不同的作用。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罗马字或罗马字母已经越来越多地被用于表达非日语字。然后又出现了符号标识（kigo），并在习惯上采用以上提到的书写系统使其出现于日语中。

至今专家们还没有发现在汉字传入日本之前日本是否有文字存在，但是打结记录系统（knot-record system）已被发现在日本南部的琉球群岛使用过，似乎可以作为日本本国使用过该系统的证明。(32)在公元108年汉朝侵入朝鲜时，汉字的系统和书写开始为一小部分日本从业者所了解，与此同时，汉朝的许多文化的传入开始影响日本社会，包括题字的铁镜。公元370年，日本侵占朝鲜，当时的日本国王Ojin据称带了两名朝鲜学者回国教授王子包括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学在内的一些知识。

在公元6世纪中期的时候佛教成为日本的国教，从而导致再度向其他领域介绍和发展了汉字，随后更多的日本学者到中国游学。公元645年，日本建立了以佛教为中心的中央政权，在其繁盛的五百多年里，汉字被系统化地改编来表达古日语口语，由此建立了古老的日本文化。（插图135）

图135　日本最早的本土文学《古事记》，完成于公元712，用汉字书写日本的古代史，用片假名注释读音。

同古朝鲜语一样，古日语也是一种多音节的、黏着性的语言，完全同汉语文言文不同。最早的日文书写是汉书（kanbun），是一种全部使用汉字，用日语句法来书写的文字尝试。阅读汉书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用汉语文言文，一种是用日语解释汉语文言文（使用辅助符号在文字栏之间）。可以说汉书是一种只能书写而不能口述的语言文字，它在日本文化中的地位相当于拉丁文在西方社会的地位——大多数学者能阅读，但是极少有人能说这种语言。汉书并不是日文，而是一种汉语和日语间的文学交流载体。

当日语借用汉字的时候，不仅借用了字义，也借用了音读（on）（虽然汉语相对来说是另外一种语言）。经过几个世纪的借用，音读（on）逐渐增加了日本本国的训读kun（注释音）。现在每一个汉语借用字都有几个音读（on）和训读（kun）的读音，但这个原则不是固定的，很多字，比如sai字，（天才的及年龄计数的后缀意，）就只有一个音读，而只发训读的情况基本上没有。只有当汉字音与日语中某一个字的音相似的时候，才会附加一个或几个训读以示区分。

日汉混合字（on-kun）和汉日混合字（kun-on）的使用更加使系统变得复杂，因为每个成分从此都可能有几个读音。日语随后发明了一些汉语中没有的汉语借用字，这些字同时具有音读和训读。虽然日语中存在很多单音节的发汉字音的汉语借用字，但大多数的汉字音是和一个甚至几个汉字音结合起来组成双音节或多音节。通过这种方式，三种汉字音读音的汉语借用字“声音”、“人声”和“学习域”组成了日语的“音声学”（ onseigaku）。

同中国一样，日语的书写使用笔墨从上到下竖行从右至左书写，而且在公元7世纪，日本人也开始制造和使用纸张作为书写材料。但是，从最早的汉文书写开始，人们就意识到了外来借用的书写系统难以表达日本本国的语言，几个世纪以来，日语文字都需要读者在阅读时自行加入词缀和语法标记，因为在文字中这些都没有表现出来。因此，阅读日语是一项非常费力而且容易产生歧义的工作，日语几乎成了历史上最奇怪的借用范例，解决这个问题迫在眉睫。

在借用初期，为了减少歧义使其更好地表达日语口语，日本人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归化方式，比如采用了同朝鲜语和越南语一样的方式。日本人使用汉语借用字的字义而采用日语的发音，即训读，用汉文的方法阅读。同时，一些汉语借用字用来代表独立意义的音节，从而组成了日本语（wabun）。在大约1300年前，日语书写与其说是同汉语书写相关联，不如说是同日本人的思维相关联。

很快，汉文和日语相融合，即字音和字义结合起来。到8世纪，一种双音节原则诞生，由此衍生了当今的日语书写系统，即两种书写系统混合使用。

日语的读音书写采用了“万叶假名”（manyogana），这种音节系统始于平安时代（公元794－1192），据称很可能是受朝鲜《乡札》的影响。这套音节是采用小写的方式记录于汉字之间或是行与行之间，用来解释或评论佛经。但是万叶假名太过冗繁，通常使用的汉字比日语中的实际音节个数要多得多——在公元8世纪，日语使用超过970个汉字来表达约88个日语音节。

由于初期的冗繁累赘，日语假名开始大量简化汉字，假名kana一词可能是出自朝鲜语音节的前两个部分“ka-na-ta-ra”，使假名具有像字母表从α到β的次序。(33)假名是一套完全不同的书写系统，它的音节字母借用寄生并继承了汉字的语标文字书写。假名产生了重叠的两套，即平假名和片假名，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形状和使用的不同（同文不同字）。

在公元8世纪到9世纪时，采用草书书写的万叶假名变成了乡札记录，形成了“妇女字”，因为主要由女知识分子在使用。（日本中世纪平安时代最伟大的文学作品《源氏物语》，作者紫式部采用乡札写作，且以该方式流传开来。）而其姊妹字片假名也是在公元9世纪由万叶假名直接演变而来，而不是由乡札而来，由此可以解释两者外观上的区别。到12世纪末，汉字假名混用系统开始使用，这种方式经过断断续续的改编，持续使用到现在。

纵观日本中世纪，汉语一直是该国的主要文字，国家文书由片假名书写，妇女在文学作品以及日常通信中使用平假名和片假名。汉字在日本如同在朝鲜一样是作为主要书写方式，而在小范围内，一些皇室显贵仍然倾向于喜欢女知识分子使用的平假名。到18世纪，女性也开始使用汉字。现在，日语的书写系统中已经不存在任何社会性别差异了。

到19世纪，许多早期假名中的音位变体字（多义字）被简化，只留下96个音节符号，两种假名书写各有48个。所以现在的日语音节每个都只有一个音节符号来表示。到20世纪50年代，在w列中的i和e符不再使用，剩下92个平假名和片假名（每组分别46个）。再加上经常位于日语音节尾部的-n，两个-n使总数达到了94个音节。在包含了一些古音节字符的五十音图中，这些假名仍按次序排列，从上到下右到左，其原理是印度南部坦米尔音。（插图136）大多数日语词汇都是根据这个表来进行字母化的排序的。

日语两种假名都能从外形上区分——平假名采用草书书写，片假名是直线式书写。这种形状上的区分被用于日语的书法艺术：片假名一般用于店名和广告，而平假名用于书法以及其他流线型的表达方式。（插图137）

汉字和假名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同作用直到上个世纪才正式确定下来，汉字被用来表达主要的词类——非西语名词（汉语和日语），动词词根，形容词词根和一些副词。直到19世纪下半叶，片假名音节字符一直用来书写虚词和语法词尾，而从1900年日本官方确定假名的形式起，平假名开始充当这一角色。但是片假名的使用并不一致，人们可以发现在日语句子中，有时只有平假名和汉字，而没有片假名，这就迫使读者自动在脑海中加入语法形式，如同中世纪早期一样。片假名的音节字符则用来表达外来名和借用字，或感叹词、模仿词、拟声词以及特殊的术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片假名的使用开始增加，给予这种字母以主要地位。由于外国语言的“侵蚀”，片假名现在频繁出现在灯箱广告、街边、商店、电视、因特网和杂志广告上。它还表示特殊的强调意义，如委婉义用法、讽刺用法等等。年轻人在他们的混合语言中更频繁地使用片假名，以实现一种轻松的对话式语气。(34)平假名现在成了日语书写中的“斜体字”。

日语的平假名和片假名两种音节系统都使用了一小部分变音符号，例如用＂，将k音变为g音，用°将h音变为p音，因此，两种系统都可以充分地用来表达现代日语口语。的确，在很多儿童和青少年读物中，几乎所有的汉字旁边都有微型的平假名注释，称为假名备注（furigana），或附加假名。这种方式旨在使汉语借用字发不同于汉语的音，同时反映了在日语中汉字变得多余。（插图138）

图136　日本的“五十音图”，从上到下从右到左阅读。被框出的部分为冗余的元音

两个问题这时被提出来，第一，为什么日本需要两种音节字母？常见的解释是平假名用于非正式场合书写，片假名用于官方文书和其他正式文书。但这只是基于历史的一种解释，不符合当代的判断标准。的确，日本曾经同古埃及一样（僧侣体之于人民体），将书写的目的片段化，将两种书写使用的不同语境隔离化。直到如今，两种书写仍在不同的领域内发生作用，但这只是传统，而不是一种需要。

第二，为什么要坚持复杂的混合系统和书写形式？这个问题背离了字母系统的方向。一个非日本人可能会觉得日本“面临”三个选择：保持现有的系统，仅采用假名书写或者使用罗马字（拉丁文字母）。据称，日本的盲人能够阅读不使用汉字的假名盲文，甚至比明眼人阅读标准的混合日语还要容易。从逻辑上来讲，人们认为全盘摈弃汉字（正如朝鲜一直对其汉语借用字做的那样）转而采用假名对于整个日本社会是一个福利，无论是对读写能力、受教育期限，还是对以及整个经济和社会进步来说都是如此。日语甚至可以采用罗马字以便利用其显著的适应性为日语服务。而且，非日本人可能还会提到，1885年日本的“罗马字母社会化”企图将汉字和假名一起摒除。而作为回应，日本人可能会指出，日本没有必要这样做，也没有必要全盘假名化。事实是，日本什么也没有“面临”，日语书写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牢不可撼。

图137　两百年前日本官方书信范本，采用流行的“草书”书写

至于书写效率方面，日本人欣赏他们现有语言系统能够解决同音字的能力。而可理解性方面，日语比汉语更重视语标文字书写。(35)日语语言同成千上万个汉语借用字一起发展，它们只在字形上有区别，读音上并无区别。（想象一下吧，如果我们将英语单词know简化成no仅仅因为k和w没有发音，那么日语书写就证明了文字书写的字形也可以表达字义。）比如说，日本通过音位学的方式或是经过历史变迁，已经将很多汉语字简化为同音字，有20多个不同读音的汉字被简化为“训读”。而将日语采用单一的假名或是罗马字书写会造成歧义，违背了书写的目的，也就称不上是“简化”了。

日本的小学生一旦掌握了两种假名音节——47个平假名和47个片假名——就要开始为期8年的对于960个汉字的学习，从训读开始学起。为了顺利从中学毕业，这些学生还要再学1000个汉字（加上在语法学校学的960个汉字的音读）。所以，一个受过教育的日本人，社会对他的要求是掌握近2000个汉字作日常使用。（而对于特殊的日本学者，需掌握5000以上。）一般出现在报纸杂志上的汉字达到3200个，有很多是属于地名和人名，以汉字书写加上假名备注的方式出现。对于日常使用汉字要掌握2000个的要求是近代才出现的，在美国侵占日本期间的教育改革时期，这个要求被严格执行。在二战前，文盲在日本很普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习日语有难度。虽然现在的文盲率已经大大降低了，但由于一些原因，文盲现象仍然存在。

图138　从上到下，从右到左，这本现代日本青少年读物的开篇便用了微型的假名备注标注每一个汉字的读音

20世纪80年代，以英语为代表的外语词大量涌入日语，一些本用片假名的文本大量出现罗马字母，同时，罗马字现在还出现在网络上面的日语文本中。日语的这种“海绵”似的特点说明其较强的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

日本现在还是沿用中国古代传统的从上到下从右到左的书写方式。而同现代中文书写一样，现在的很多日文文本也采用西方的字母表顺序，从左到右进行书写和阅读。日语现在字与字之间还是没有间隔，但这无关紧要，因为它是字母系统书写。对于全文的理解是通过分隔提示（书写系统和文字的混合形式）和西方的标点符号实现的。

同中国一样，书法一直都是日本最伟大的艺术形式之一，这里的书法指的是三种书写文字的混合。有一些作品仅仅书写其中的一种，作为特殊的字形图解陈述。在日本书法中，文学和字形艺术融为一体（插图139）。一个罗马化了的书写是无法模仿这种艺术的。不同于西方的书法概念，即可辨认性先于美学艺术性，中国和日本都是后者要优先于前者。（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在这种社会里，如果说一位受过教育的人写的字清晰可辨，他可能会觉得受到了侮辱。）对于书法的精通在东亚就代表着读写能力和博学，因此对于东亚人来说，书写能力十分重要，这与西方观念中书写的最初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图139　池大雅（Ikeno Taiga，1723－1776）作的画描绘了一只黑狗在雪地里（右），一艘木船在河岸边（左），该作品集书法、绘画和诗歌艺术于一体

日本的情况可能是历史上书写对语言影响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日本与中国国土并不相邻，过去少有中国游客踏足日本，历史上也从未有过中国成功侵占日本的现象发生，而当今超过一半的日语词汇是日汉夹生字（汉语字形，日语读音）。这就意味着中国对日本语言大规模的影响都是通过书写这个媒介，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而因为其复杂性，日语书写系统和文字可能是历史上遭受非议最多的书写，更多的是来自那些将书写的方便有效作为评判标准的书写历史学家。(36)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许多外国人质疑日语保持这种复杂性的原理。事实上，没有人反对称日语为世界上最难学习的语言，而说它是史上最复杂的书写也合情合理。（我于1956年前往冲绳岛开始学习日语及其书写，而45年后我仍觉得自己是个新手。）

但是日语书写不仅仅是可以习得的，而且是相当成功的一种书写。在历史上日语一直为这个高度繁荣和受教育的民族服务（这个民族有着十分丰富的书写传统），今后它还将继续担当这个重任。日本的扫盲率居世界第一（比美国和法国都高，尽管他们使用更为“简单”的字母书写），日本的人均阅读量也最大，因此有科学家称，掌握日语所需要的额外的大脑运动，可以使人最终在与书写无直接联系的领域里也能先人一步。还有一个大家熟知的事实就是，由于这套书写系统，日本强迫其青少年接受更长时间的学校教育——这对青少年和国家来说都是一项考验。这也许还可以部分地解释日本如此成功的原因。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日语书写的复杂性绝没有阻碍其国人的智力发展，这套最复杂的书写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国家恐怕也不是偶然。(37)

日语书写的复杂性和拼读的多重性说明，它不是人们一般理解的“文字是人类语言的字形表现”。多音字从总体上表现了该书写的多维性，以及思维的多重性超越了语言本身这一特性，这种现象在其他的书写系统中也能零星的找到，但从没有像日语这样系统过。

关于日语书写，我们得到的经验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书写系统不仅可以是使用者所需的，还可以是其所想的；二是书写的复杂性绝不会阻碍最终的成功。

杰弗里这样写道：“语言首先是一种口语形式的系统化，书写是使口语可视化的一种辅助手段。这对于西方语言学家来说是至理名言，但很难被一名东亚人所接受。”(38)这是因为，对于中国人和日本人来讲，他们的语言中有大量的同音字，口语中带有歧义不够完美，只有通过书写的方式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东亚书写告诉我们，书写语言并不是口语的附属物。

研究东亚文字，我们还得到了这样的观点：汉字的生存和成功驳斥了书写系统演变观和字母系统是这种演变的最高点的观念。书写可以是多种形式的，它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使用者。汉语使用者知道字母系统至少有两千年了，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向“更好”转变。

从古到今，汉语文言文和文学作品都代表了东亚较高的教育水平。起初，汉字仅仅是作为内容被借用——主要是汉语文言文和汉语翻译的佛经。因此汉语语言和书写作为一个整体传入他国，后来才逐渐被用来表达民族语言。而这些适当的调整又是依据该民族语言同汉语区别的大小来决定的。越南语同汉语很相似，所以调整很小，而朝鲜语和日语同汉语区别很大，于是，这个调整的过程演变成为一个全新的系统的诞生，让我们看到书写系统的内在包容性。

东亚的例子还说明了书写的历史过程在本质上是由社会政治因素而不是由表达的效能和充分性决定的。虽然汉语书写明显适合汉语本身，但现在它开始逐渐让位于外国的字母书写系统（但永远也不会被完全代替）。越南人在创制越南语之前一直使用汉字书写其语言，但是在法国的统治下他很快就抛弃了传统的喃字书写转向字母书写，即使是在其独立之后还是沿用字母书写到今天。朝鲜同样借用了汉字，但在15世纪时使用本国的文字创造增补并逐渐代替了汉字。同样地，日本也是借用了汉字语言和书写，但由于它也不适合用来表达日语，被扩展成为两种书写系统三种书写形式。而正如我们见到的，这种独特的混合稳定地成为表现日本文化身份的主要形式。

汉字书写及其变体表现了一种以一个字一个字为基础的表意能力，这同字母书写是非常不一样的，后者是相互联系的，语言的交流在于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按序排列进行不连贯的发音。东亚文字的视觉效果比字母系统或其他系统要强（也有人称字母系统的“全词阅读”可以收到同样或相似的视觉效果）。总之，视觉区分是很重要的，因为在一个高度受教育的民族里，语言的产生、接受和存贮能力是用大脑神经将其与语言书写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书写文字不是为了区分有歧义的同音字，而是将其作为语言基本表达和存贮的一部分，是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特殊的“妥协”，语言学家库尔马斯（Florian Coulmas）指出：“以词素为基础的书写系统（如汉语）和以声音为基础的书写系统（如英语）之间的差异在于神经系统对于书写单位的存贮和处理，而不在于表面上语码的不同。”(39)特别是在汉语和日语中，字形明显地作为词汇记忆过程的一部分被存贮起来，这个程度可能远远超过对字母“全字”的记忆。

东亚人阅读词素书写文字时似乎采用了不同的大脑处理方式，而书写的大脑运动不是连续的，它取决于所使用的书写形式。以日语为例，有事实显示，有人大脑受损，忘记汉字，但仍记得假名，（也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这表明了不同的神经系统用以区分不同的书写系统。这也反映了日本汉语借用字和假名在神经学上是彼此不相干的，进而推广到整个世界书写系统，每一种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这种神经系统对平假名和片假名的分工到目前还没有例子可以证明。虽然是两种独立的书写，两种假名似乎在大脑中作为一体被编码。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世界上不同但相关联的书写（如拉丁文、希腊语、如尼文和欧甘碑文等等）在人类大脑中的处理方式是相似的，而没有关联的书写系统（语标文字、音节文字和字母文字）则采用不同的方式处理。

汉字书写“对东亚文化身份的影响比任何一种文化都要深远”。(40)这在现在几乎是世界公认的事实。而“东亚文字复兴”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说明了人类开始认识到大脑是如何处理文字书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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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illiam G.Boltz，“East Asian Writing Systems”，in Peter T. Daniels and William Bright，eds，The World's Writing Systems（New York，1996） pp.189－90.

(2)Herrlee G.Greel，Chinese Writing（Washington，DC.1943）.

(3)Cheung Kwong-yue，“Recent Archaeololgical Evidence Relating to the Origin of Chinese Characters”，in David N.Keightley，ed.，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83），pp.323－91.

(4)C.J.Ball，Chinese and Sumerian（London，1913）；A.Ungnad，“Sumerische und chinesische Schuritf”，Wiener Zeitschrift fu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XXXIV（1927）.

(5)William G.Boltz，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s，American Oriental Series 78 （New Haven，1994）.

(6)Suzanne Wen-Pu Yao，Ostasiatische Schriftkunst（Berlin，1981）.

(7)Bertrand Russell，The Problem of China（London，1922）.

(8)Yuen Ren Chao，Language and Symbolic Systems（Cambridge，1968）.

(9)Florian Coulmas，The Writing Systems of the World（Oxford and New York，1989）.

(10)John Defrancis，The Chiness Language：Fact and Fantasy（Honolulu，1984）.

(11)Boltz，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12)Viviane Alleton，L'Ecriture chinoise（Paris，1970）.

(13)Victor H. Mair，“Modern Chinese Writing”，in Daniels and Bright，The World's Writing Systems，pp.200－208.

(14)Albertine Gaur，A History of Writing，rev. edn（London，1992）.

(15)Mair，“Modern Chinese Writing”.

(16)Mair，“Modern Chinese Writing”.

(17)Victor H.Mair，“Cheng Chiao's Understanding of Sanskrit：The Concept of Spelling in China”，in A Festschhrift in Honour of Professor Jao Tsung-i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eventy-fifth Anniversary（Hong Kong，1993），pp.331－41.

(18)De Francis，The Chinese Language.

(19)Nguyen Dinh-Hoa，“Vietnamese”，in Daniels and Bright，eds，The World's Writing Systems，pp.691－5.

(20)Gaur，A History of Writing.

(21)Lee Sangbaek，A History of Korean Alphabet and Movable Types（Seoul，1970）.

(22)Ross King，“Korean Writing”，in Daniels and Bright，eds，The World's Writing Systems，pp.218－27.

(23)Geoffey Sampson，Writing Systems（London，1985）.

(24)King，“Korean Writing”.

(25)Gari Keith Ledyard，The Korean Language Reform of 1446：The Origin，Background and Early History of the Korean Alphabet's，Ph D di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1966.

(26)Ross King，“The Korean Elements in the Manchu Script Reform of 1632”，Central Asiatic Journal，XXXI（1987），pp.197－217.

(27)Insup Taylor，“The Koreen writing Systems：An Alphabet？”，in Paul A.Kolers，Merald E. Wrolstad and Herman Bouma，eds，Processing of Visible Language，vol.2（New York，1980），pp.67－82.

(28)Lee Sangbaek，A History of Korean Alphabet and Movable Types.

(29)Sampson，Writing Systems.

(30)King，“Korean Writing”.

(31)Janet S.Smith，“Japanese Writing”，in Daniels and Bright，eds，The World's Writing Systems，pp.209－17.

(32)Hans Jensen，Sign，Symbol and Script（New York，1962）.

(33)G.B.Sansom，Japan：A Short Cultural History（New York，1962）.

(34)Smith，“Japanese Writing”.

(35)Sampson，Writing Systems.

(36)See particularly Coulmas，The Writing Systems of the World，in this regard.

(37)Smith，“Japanese Writing”.

(38)Sampson，Writing Systems.

(39)Coulmas，The Writing Systems of the World.

(40)Coulmas，The Writing Systems of the World.

第六章　美洲

1986年，在位于墨西哥东南部的阿库拉河（Acula River）（位于维拉克鲁斯州附近的拉莫加拉村La Mojarra）中发现了一座高两米的玄武岩石碑。在这块石碑上，人们惊奇地发现21栏竖行排列的文字，包含520个象形文字glyphs（hieroglyphs的缩写），石碑上还有一位国王似的画像，这些文字分别面向画像或位于画像的头顶。（插图140）1993年对这篇石碑文进行了解码，(1)收录在作于公元143至156年的后奥尔梅克文字中。

这是美洲有记载的最早的碑刻。

在石碑发现及解码之前，学者们一直认为在中美洲只有玛雅人才拥有完善的书写系统，这种看法在20世纪80年代备受推崇。而拉莫加拉石碑的出现，比玛雅文字早了约150年，不仅证明后奥克梅尔人同样拥有完整的书写，而且其语标音节文字（音节）系统被证实与后来的玛雅碑文有亲缘关系。许多考古学家已经接受了后奥尔梅克文是美洲最早的文字这一事实，而石碑的发现使很多人相信文字在该地区的历史更为久远和复杂。的确，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早在玛雅文明出现几个世纪之前，美洲就存在一些成熟的本土书写。(2)玛雅人复杂详尽的书写系统传承了这些书写习惯，而学者们现在正积极地对这些系统的存在和性质进行研究。

图140　墨西哥维拉克鲁斯州的后奥尔梅克的拉莫加拉石碑文，公元2世纪。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不论是文字考古学家还是文字历史学家都认为玛雅文和阿兹特克文都“仅仅停留在合格书写形式的门槛上……我们发现在这两种系统中，字形的复杂性和精密度与系统发展的不完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多数学者认为两种系统都没有形成完善的语音系统”。(3)但是，20世纪80年代成功地对玛雅文字进行了解码［之前20世纪50年代俄罗斯语言学家尤里克诺罗佐夫（Yuri Knorozov）发现了语音“键”（phonetic key）］，而后发现后奥尔梅克拉莫加拉石碑文，其结果是说明在哥伦布之前的中美洲，可能至少有15种独立的书写系统存在，其中有许多保存于一块石碑上。这些文本长度足以进行有意义的分析，并且证明至少在中美洲的主要文字书写中，一种语标音节系统是占主要地位的，语标文字和拼音文字在各种书写系统之间或之中存在。

虽然中美洲文字的体系谱还鲜为人知（插图141），但是已经有五种主要的书写系统被证实属于该地区，包括墨西哥中部和南部、危地马拉、伯利兹、萨尔瓦多以及洪都拉斯大部分地区在内的文化区域。该地区最早出现的文字是萨巴特克语标音节文字，后来出现的米斯特克文和阿兹特克文很可能是由这种文字衍生而来的。而早期奥尔梅克语很可能是和萨巴特克语一样来源于原萨巴特克语，中间经历了一个米塞－索克语的过渡，发展出后奥尔梅克语和玛雅文字。还有学者猜测米塞－索克语早在公元前几个世纪也影响了秘鲁的巴拉干人，从而使其发展出一种纯拼音文字，随后这种文字被沿安第斯山脉的一些国家借用和改造。

图141　中美洲文字假设的文字体系谱略图

萨巴特克文、后奥尔梅克文和玛雅文都早于公元10世纪出现，米斯特克文和阿兹特克文的使用是从12世纪到西班牙开拓殖民地早期。前三种书写几乎都是刻于石碑上而为人所知的；而后两者则主要是书写于布料、树皮或是兽皮上。所有现在已知的中美洲文字都只是仅仅包含了保存下来的部分，并不是其本来的面貌。中美洲的碑刻文过去是被当作一种图像符号，现在则被认为是历史上记录皇家诞生子嗣、婚礼、死亡、战争胜负、俘虏抓获以及统治者所有重大流血牺牲的情况，每次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都被着重记录下来，记录时间也的确是中美洲文字的主要作用，是其文化的重要部分。数字象形文字与历法紧密相关，而中美洲的历法是当时世界上发明的最精密，社会流传最广的历法。

中美洲文字包括一个混合的语标音节书写系统，称其复杂是因为这个系统有时包含象形符，有时甚至是大量的语标符和拼音符。但是，中美洲没有任何文字书写实现了字形上的统一和标准化。这个地区所有的完整书写（不包含象形字）都更多地倾向于语标文字，象形字主要用来表示熟知的物品、意见和声音（从熟知物品的名称开始）。同时，一些截然不同的音节也出现在纯音节书写文字中，例如，在同其他字符组合时会有一些音节区分符出现。

对于中美洲的这种高度发达的、单一的、共享的书写系统，合理的推论只能是，它要么比我们现在所知的历史久远得多，要么就是对一种在世界其他地方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文字进行了文化移入。(4)

起源

最近，由于对后奥尔梅克文和玛雅文的成功翻译，学者们开始相信他们能够找到中美洲文字的起源。(5)主要的一种观点还是相信它是独立于世界其他文字出现的，正如多数书写历史中所提到的“世界三大独立文字发明一样”，将苏美尔文、汉字和玛雅文字作为独立出现的文字。(6)但是，一些不同的意见却认为（参见第五章），有许多证据表明汉字书写不是独立的文字；而玛雅文则被普遍认为仅仅是中美洲文字的几种衍生字之一。

随着社会的高度发展，完整的书写系统是不可能“自动”出现的。高度发展的社会会去选择使用文字，而一种文字系统及其发展趋势几乎总是会影响其他相似文字在其他地区的产生。可能按常理来讲，书法系统是从一个最初的系统起源和传播发展而来的，这种传播说也可以解释公元前700年美洲图像符中突然使用的系统化的音标拼字。

最早的中美洲文本是公元前700年到前400年间的一些二元字符或三元字符组合，这种史前文化被叫做中形成期（Middle Formative period）。这些文本发现于墨西哥南部，主要是从瓦哈卡到特旺特佩克地峡再到维拉克鲁斯州和塔巴斯哥州南部的奥尔梅克地区。有人相信，在约公元前500年时中美洲已有了两套文字——萨波特克文和东南部的一种文字，两种文字都是由一种前文字发展而来的。如果这个论断属实，那么中美洲的书写历史就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最早在中美洲的仪式庆典上使用的玉石和蛇纹庆典板斧上刻着的符号，可以说是一种原始的图形符号，最后演变成为更为精密的图形符号字，而后出现的语标文字和音节文字就显得自然而然了。

许多早期的中美洲符号出现于奥尔梅克人的一些手工制品上。奥尔梅克人于公元前1200年出现在维拉克鲁斯洲的海湾沿岸，其语言拥有大量的图符文，包括统治者的画像。而且很明显，为了区分这些统治者，在刻画他们头饰的时候使用了一些象征性的花纹以示标明。如果说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统治者都被描述成坐在地狱门口的样子这个说法成立，那么公元前500年时，这些刻画在斧头、陶器和一些可携带物品上的统治者形象就只剩下了身体一部分的图符。比如说，一个挥手或是丢玉米仪式的动作就只会画出完成这个动作的手的姿势。这种简化了的图符符号系统仍然独立于口语之外，由于城市化影响的扩大和对文字的需求，它最终演化成语标文字。而社会上的精英阶层则宣称他们要更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要“通过记录他们的事迹和整个时代的方式把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以文字的形式合法化”。(7)有学者称正是这种公共需求导致了完整书写的产生。

然而，公共表达需求应该是书写的社会效应而不应该是其产生的根本原因。中美洲人在历史上已经发展出了一套详尽的图符文字系统（同复活节岛上的波利尼西亚人一样），但是这种图符同系统化的音标拼字或完整书写之间的联系，只有在发明了用文字表达口语的完整书写的概念之后才出现，而这个概念要么是由于外力驱使在本土发明的，要么是由拥有完整书写的外国游客引入的。值得一提的是，从图符文字到拼音文字的转变既不是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也不是简单的字形标准化过程中的一步，它是一个大的飞跃。因为口语与书写从此用一种系统联系了起来，这个系统用语音等代替了图符符号的词义，这种联系独立于系统之外（参见第一章），另外，这个系统不仅易懂而且可以教授。

另外的一些学者认为中美洲书写语言的进步是通过260天的仪式历法实现的，这种观点值得注意，虽然该历法发明的时间被中美洲完整书写的出现推迟了好几个世纪（大约在后奥尔梅克人时期）。后奥尔梅克历法使用条和点来代替数字，天则由动物、植物或其他极易辨认的符形来表示，这样一来，日历的日期会读作“3鹿”或是“10美洲虎”。据称，一旦语音因素介入以避免模糊性，这种数字和图符的混合使用就导致了完整书写的产生。

当然，讨论起源问题就不能不提到类似的例子，而不可避免首先出现在人们脑海里的一个例子就是出现于公元前1000年的汉字书写。早期的汉字中有许多特点都可以在早期的中美洲文字中找到影子，在对后奥尔梅克文和玛雅文的成功翻译之后，这些共同的特点开始浮现：

＊ 汉字和中美洲文字都是垂直书写的。

＊ 竖栏书写，读法从上到下。

＊ 两种系统都包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符号组成的“字符群”。

＊ 这些字符群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具有语标音节的意义。

＊ 合成的语标文字都采用了语音音节帮助区分或发音。

＊ 玛雅文字的定符（定符“日”圆括花边以及ahaw巾指“王”的头衔）代表了词义所属的类别，这与汉字的意符是一样的作用。

在世界上几百种书写系统中，只有汉字及其衍生形式是和中美洲文字共同拥有上述的原则和特点的，难怪人们总是要将他们联系起来。

此外，还有一些史实暗示了美洲可能借用了其他的文字系统。一方面，当时对书写并没有那么急切的需要，当美洲文字出现的时候，它并没有用作簿记或记录等基本用途，因为当时仍使用的是传统的记录方法（如结绳记事）。而和一般的借用文字一样，当文字出现之后就立即被用来记录以往无法记录的关于帝王和神的事迹。如果借用说属实的话，那么中美洲的书写就很可能是来自中国，因为在历史上，西班牙的大型帆船使用的是一条从东亚到美洲的天然航道，船舶经过从东向西的信风带，被西风带到东边的日本暖流，一旦到达北太平洋洋流，船就被带到加利福尼亚，然后沿海岸南下到墨西哥到瓦哈卡的阿卡普尔科，而从这里去墨西哥湾的维拉克鲁斯则会受到影响。

这些都还只是猜测，因为公元前1000年的汉字书写与同时期的中美洲书写太相似了，让人不得不联想两者的关系。但是，相似不等于事实，就像人们不可能相信“是萨波特克人而不是玛雅人或奥尔梅克人发明了中美洲的最早文字”一样，(8)人们也不会轻易接受原萨波特克人借用了约公元前700年的汉语文言文的概念、系统和书写发展趋势。汉字起源论的说法可能是种种猜测中比较合理的，但是，这种合理的解释只能作参考而不能当作信条。

在事实被最终发掘之前，这两种解释即“要么中美洲是借用了汉字书写系统，要么它是独立发展而来”都各有其道理，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两种都只是猜测，都还没有被证实。

萨波特克文

中美洲最早有记载的完整书写是萨波特克人使用的文字，萨波特克人居住在墨西哥南部从瓦哈卡山谷到特旺特佩克地峡的广大区域。大约公元前600年的时候，在阿尔班山脉防守要塞和邻区瓦哈卡山谷的一些中心地带，当地的首领建造石碑来宣告胜利，或是炫耀对俘虏的折磨和伤害。更重要的是，石碑文宣告了被打败方领袖及其人民的名字，还有他战败或牺牲的日期。(9)

约公元前600年在圣何塞摩哥特（San Jose Mogote）的萨波特克石碑12和石碑13是中美洲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语言特征显著的文字。该碑刻文字的文字结构和抽象形状都与后来的后奥尔梅克人和玛雅人使用的语标音节文字相似。随后，萨波特克文一直发展直到公元1500年殖民统治末期，期间历经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语音文字的自然变化，而且反映了萨波特克社会的动态变迁——民族力量的强大、对外族的镇压、王朝的扩张，以及复杂的皇室血统派系。在后来的几个世纪，萨波特克人将各式的法律书写于当地人用植物造的纸上，在受殖民统治时期，他们还使用从西班牙进口的纸张。他们的文学宝库中有报告记录（大概是记录颂词的），宗族族谱记录，以及萨波特克领土地图的记录。(10)大多数的碑刻文记录的都是“某个勇士俘获的俘虏数量、战役的时间和城市地点”。(11)总体上来说，萨波特克石碑文是一种含有动词、名词符和地名符的名字标记符碑刻文。

来自阿尔班山Ⅰ和Ⅱ的碑刻文（约公元前600年——公元100年）中，字符宽度很有规律，以分栏的形式出现，而公元100年之后的萨波特克文在字符形状上则没有那么有规律，字符之间的距离拉大了，有些学者以此推断是受到了墨西哥中部文字的影响。(12)到目前为止，萨波特克文还没有被翻译出来，因为发现的石碑很少，而所刻的石碑文又很简单，许多雕刻文字都只出现了一次，只有一百到三百个字符和字符成分现在已经被分类。(13)目前普遍认为的是该文字是一个混合的系统——有象形文字、语标文字、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这是中美洲所有文字的共同特点，而至于每个部分所占的比例还没有确切地计算出来。

萨波特克文几乎没有使用到拼音文字。（大约公元前700年的汉字也是如此，随着文字的使用，拼音文字才开始增加。）有学者称，由于萨波特克文是同汉字一样的单音节文字，所以拼音文字并不是第一位的，它主要还是依靠语标文字来表达意思。(14)

到公元前500年左右，以一种猜想的原萨波特克文为起源，中美洲的两种书写系统——萨波特克文和东南部的一种文字（South-eastern）诞生了。在墨西哥湾沿岸发现的许多遗址证明了伟大的奥尔梅克文化（公元前1300—300年）的存在，而奥尔梅克文化的继承者们使用的就是东南部文字，这些人还在拉文塔（La Venta）遗址发现的碑刻13“使者”上留下了竖栏的3个符号，表明在早期奥尔梅克时期可能已经拥有了完整的书写。(15)而起初由早期奥尔梅克文为代表的东南部文字，后来发展成为米塞－索克语，再后来又分成了更加精密的后奥尔梅克文和古玛雅文。

使用于公元前150年到公元450年的前奥尔梅克文化腹地的独特的后奥尔梅克文字，据推测是源自一种更早期的奥尔梅克语。后奥尔梅克语是一种古索克语，是米塞－索克语的一支。（而鉴于原索克语使用于公元600年左右，后奥尔梅克文本实际上是前原索克语。）后奥尔梅克书写主要是从墨西哥维拉克鲁斯州的两种碑刻文中发现的：一种是公元156年的拉莫加拉石碑文，另一种是公元163年的托奇特兰雕像。后奥尔梅克精密的书写文字说明其悠久和受推崇的书写历史，而这个历史大部分的遗产还遗留在维拉克鲁斯的热带雨林中。

两种碑刻文中更具影响力的是拉莫加拉碑刻文，上面雕刻的五百多种字符描述了一位后奥尔梅克的勇士国王，然后用较大的篇幅表现了他的后继者是如何经过战争和宗教仪式登上了王位，同中美洲许多文字一样，拉莫加拉石碑是统治者的一种自我鼓吹的宣传。一些字符的重复出现的形式也说明了该文字是一种语标文字系统和拼音文字系统的混合。石碑文简单但抽象的文字符看起来是音节文字，而复杂的字符则是语标文字。其他在维拉克鲁斯和恰帕斯发现的一些石碑，年代更为久远——特雷斯萨波特斯的石碑文C来自公元前32年——它们隶属同一个起源，使用的是相似的竖栏书写模式，但是其碑刻文字有些已经被磨蚀或损坏了。总的来说，后奥尔梅克文本比玛雅文本更加“单一、杂乱和容易辨认”。(16)

米塞－索克语为拉莫加拉石碑文上文字的拼写规范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有理由可以推断，后来的古玛雅文也受到了它的影响。的确，后奥尔梅克文和玛雅文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二者共同拥有一些字形相同读音不同的字符，这说明传统的语标文字会根据不同民族语言的需要被重新演绎。例如，在后奥尔梅克语中一块发光的石头读 tza'，而玛雅语读tūn。而一些读音相同的字在两种文字系统中可能发不同的音。后奥尔梅克语和玛雅文之间的联系可能还有很多有待发现。其语音系统（字符辅助音节）如同中国的语音学一样高度发展，可能后来发展成为古玛雅文的语音系统。

玛雅文

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伟大的玛雅文化（从恰帕斯东部和塔巴斯哥到洪都拉斯西部）遗址依然沉默，当时的书写历史学家们仍然断言数以百计的玛雅石碑文只不过是一些图画装饰符号。而现在，几乎百分之八十五的玛雅石碑文被认为是可读的完整书写。这使得古代玛雅文化成为“新大陆唯一的历史文化遗产，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300年”。(17)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翻译出来，玛雅文仍然是哥伦布以前的所有中美洲文字中最容易理解的文字。这些文字出现在石碑浮雕上、木片上、油漆陶器上，以及纸质法律文书上，它们的典型性特征可以被看做是美洲文化的精髓所在。（插图142）

最近，由一些来自不同国家的杰出的学者们翻译的一部分玛雅文字帮助我们对其他美洲文字有了更好的了解。而玛雅文字内在结构和功用的探讨可以在许多方面对美洲文字进行解释。

图142　刻于木片上的浮雕玛雅文字，来自约公元700年危地马拉的提卡尔城。

公元前600年至公元50年间，居住于低地的玛雅人就可能已经从早期的某种文化中继承了书写系统。(18)而在伯利兹北部塞罗遗址（Cerros，公元前50年）中发现的可辨认的古文本中，则提供了玛雅文字可辨认性的例证。在这一时期发现的三个重要的字符ahaw（王）、k'in（太阳）和yax（第一）书写的方式已经和后来的古玛雅石碑文是一样的了，因此，古玛雅文的书写历史被定在了公元前200年到公元50年间。最早可辨认的玛雅文刻于公元前50年的一块玉石上，上面的文字排列已经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双栏形式。这种文字也采用了“字符群”即由主字符（语标文字）加词缀（音符）的组合方式，换句话说，这类早期可读的文字已经是一种发展完备的文字形式了。

书写伴随着玛雅文明的发展壮大，使玛雅文化在公元250年至900年时达到鼎盛。(19)古玛雅文与萨波特克文和后奥尔梅克文有很大不同，主要体现在对于字符和词缀的使用频率和分布状况的不同。中美洲文字学家乔伊斯·马库斯（Joyce Marcus）这样讲道：“这些不同点说明了不同的音节和语法结构以及不同的语音发展等级。”(20)对于这一点的一个解释是，每一种书写习惯都反映了其独特的音韵学，即语言中重要的发音系统。后奥尔梅克文和萨波特克文相较于早期的文字来说更多地使用了拼音文字成分，这就暗示了它们是由一种假设的表音米塞－索克文发展而来的，并且和倾向于语标文字的中美洲萨波特克文分支分道扬镳。的确，当20世纪80到90年代的学者们翻译后奥尔梅克文和玛雅文的时候，都不禁为其中语音文字的大量使用感到惊讶。

玛雅文字使用了四种符号，(21)而且可以推断中美洲的其他文字也使用了这几种符号，分别是：第一种是形音符（logograph），表示一个字的字音和字义，例如符号balam表示美洲虎。第二种是画符，通过使用另外的同音字来表达某个字的读音，这种图符在玛雅文中其实很少见，比较特殊的例子是用lak表示“盘子”或是“下一个”。第三种是音符（phonetic complement），主要用来决定多音字的发音。第四种是定符（semantic determinative），用来决定在几种意义的情况下取哪一个意思；最常见的两个定符是用圆阔花边表示“日期”和用头巾（ahaw）表示“王”。

在玛雅文中，每两栏碑刻文为一个阅读长度，然后阅读就要转到下面的两栏；而这个规则不适用于阅读单行的或者水平书写的门楣文字和可携带碑刻文。阅读单个的字符群即一个符号时，方法也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没有词缀部分的单词符文字一般是形音符来表达整个字，而多词符文字表达整个字的时候加上了语法成分和词缀部分，这些部分可能是标记符和冠词，或是衍生词缀及曲折词缀。总而言之，它们附着在字上面表现了玛雅文的语法。这种由语标文字作词根，语音音节符做词缀表达语法词尾的系统，为后来的朝鲜文和日文在借用汉字语标文字词根时表达语法含义进行了铺垫。在读玛雅文字时，先读位于最前面或最上面的词缀，然后读字形大一些的主字符，最后读末尾的或最下面的词缀。

这样，玛雅文和后奥尔梅克文一样，以CV，即辅音加元音的形式，采用语音符表达文字的音节，有150多个玛雅字符是这种语音音节文字，除了纯元音以外，都是辅音加元音的形式。玛雅文还包含象形文字符，用来表现需要口语表达的物品。

图143　五种玛雅文balam（美洲虎）的可能读音，从最早的表意符的使用到表音字符的增加：左上方的全是表意字符，右下方是由三个拼音符号组成的表意字符。

在玛雅文字中，书写的艺术有很大的空间，(22)因为一个字符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语标文字（代表一个词素或是一件物品的全名），又是音节文字（是一件物品名字的第一个音节，分开发音），这样玛雅文字就可以有多种书写方式，采用多种拼写方式对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进行组合（插图143）。（英语书写也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比如说大小写的不同、字体的不同、斜体、手写体或是拼写变体，但一般来说英语仍然是字母文字，除了数字是象形文字，鲜有混合的文字系统。）这种有系统的变体和补充使玛雅文变得更加精密复杂，也更加容易形成歧义。

玛雅文字中有大约800个字符，其中许多为古词符文字，它们多是只出现了一次的皇室姓名。(23)而一篇普通的玛雅碑刻文一般用到200至300个字符，这些字符中许多是同义异形词，还有很多多义字符，比如英语中的ch，就是语音多义字符，在chest、cholera、chef和loch中发不同的音。更有甚者，玛雅石碑文有时能够实现词符群内的符号互换，或者有时两个临近的字符被无故组合成为一个字符，所有的这些因素都导致了玛雅文歧义的产生。

玛雅文实现了对口语的完整表达，根据不同的需要，它还能展现声音、语法、句法和文学习惯的细微差别。(24)当然，同世界上所有的文字系统一样，玛雅文也有其不足。一方面，在玛雅人的语言中喉音休止非常重要，但在书写中却没有像其他的辅音一样拥有一个独立的符号来表示，只是在书写时将其后的元音进行了叠音：比如说“金刚鹦鹉”mo'被写成m（o）-o-o。(25)而虽然在尤加坦的玛雅语（Yucatec）中有两种类似区分英文bin和pin的音位声调，但在其书写文字中却没有这样的声调区分。

而且，虽然玛雅碑刻文同汉字、日语、苏美尔文以及其他文字一样拥有一个完整的拼音系统，玛雅文却没有利用它来简化其混合的书写系统，而这种简化对于一个习惯了字母文字的读者来说是很有必要的。在世界上，语标文字一般被使用者所推崇，原因在于其方便和高效。更重要的是，语标文字一般来说比拼音文字更能很好地表达词义和传递信息，因为大脑对字形的客观处理比对抽象的字音的处理要快得多。对于玛雅人来说，抛弃他们的语标文字成分是没有必要的，而且后来的中美洲文字也证明（参见下文），语标文字明显比拼音文字更受欢迎。

和中美洲其他文字一样，玛雅公共石碑文的内容无外乎是王朝统治者的生卒、继承人的指定、即位、战争以及其他的一些细节问题。玛雅碑刻文因此显得冗余，不停地用稍有区别的不同版本陈述相同的事件。几乎所有现存的古玛雅时期碑刻文都是涉及公共生活，按年代记录历史，并且使统治阶级的权威性合法化。有时在提卡尔Tikal和帕伦科Palenque的城中心，公共书写系统还会将统治者的权利进行超自然的神化，这点在古代埃及碑刻文中也能看到。这种将书写的目的定位于为统治阶级宣传鼓吹可能不是正确的，但是必须看到，幸存下来的都是些公共石碑文，而从前那些成千上万的树皮纸书——里面记录了历史的族谱（同米斯特克的法律文书）、颂词、商业贸易的记录以及宗教仪式的描述——通通都不复存在了。在玛雅文化中文字所享有的崇高地位表明了玛雅文明的高度发达。(26)

玛雅的书记员ah dzib属于皇室级别，他们所扮演的很明显被当作是社会上最重要的角色，虽然对于他们的日常工作以及职业沿袭，人们所知甚少，但是习惯上会自然而然地将他们同古印度的书记员进行比较，因为他们的工作类别非常相似。大多数玛雅书记员在树皮或是鹿皮上书写。字的轮廓首先用红色的颜料画出，然后在空白区域涂上不同的颜色——红颜料是由含铁的合成物制作，其他的颜色则含有不同的矿物成分——最后完成的字用煤块或是煤烟制成的黑颜料勾勒出边框。玛雅的书记员很明显地是在同“文字玩耍”，(27)他们经常前后变化语标字符和拼音字符，或者是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过渡。正是因为缺乏一个标准的正字法，玛雅文书写才会不停发生变化。而后来的米斯特克文和阿斯特克文的书记员继承了玛雅文书记员的传统，他们在社会文化中也享有同玛雅书记员一样的地位，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殖民地时期。

玛雅文为低地国家的人们服务了几百年，那么这些人都能阅读碑刻文和其他的石碑文吗？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有些学者认为这些地区的人读写能力并不高，他们指出，“写”这个字出现在玛雅语言的很多地方，而有很多不同的字表示“读”。(28)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学习阅读玛雅书写并不是那么难，对于一般的玛雅人来说，看一篇公共场所的彩色石碑文本，至少可以很好地读出日期、事件以及主人公的姓名，特别是有插图的时候更容易阅读。(29)

图144　玛雅人使用的水容器上的漆字，约公元500年：cacau或“巧克力”。

如果说古玛雅人基本都具有读写能力，那么书写必然会对民族和语言以及大众观点产生即时深远的影响。在石碑上，在寺庙和宫殿的门框横木和门楣上，在通往这些地方的台阶上，在统治者的坟冢里，以及在广场的纪念碑上，到处都用明亮的颜料书写和雕刻着文字，传颂着伟大的玛雅文明。而对于现代人来说，这些记录几乎都不能算是“史实”，它们只不过是统治阶级鼓吹自己的杰出与伟大，为自己歌功颂德的工具罢了。(30)同一千年前的早期奥尔梅克人一样，玛雅的精英阶层主要将书写系统当作是使其权利合法化的工具。而简单到像陶瓷制品这样的日常用品也被用字符装饰，用以区分该容器是巧克力罐（插图144）还是葬礼用的容器。

在古玛雅时代末期，可能在玛雅的图书馆里出现了大量的树皮和鹿皮文本，上面记录着历史故事、族谱、天文观察记录、宗教仪式描述以及一些其他的事件。紧接着16世纪时，西班牙入侵，对玛雅文化大规模地进行破坏，仅仅有四部文本在大火焚烧中侥幸保存下来，都是包含宗教和天文学的后古典文献，它们分别是收藏在马德里的两卷Codex Troano-Cortes，在德累斯顿的Codex Dresdenis，和在巴黎的Codex Peresianus三个写本。从此，这个新大陆伟大的文明消逝得无迹可循，美国玛雅文化专家迈克尔（Michael Coe）悲叹道：“即使是焚毁亚历山大图书馆，也比不上（玛雅文化）消亡所造成的损失。”(31)

中美洲的其他古文字

中美洲的一些文化在公元1000时使用的是一种高度发展的象形文字系统，其中包含一些语标文字。在公元400年至700年间，瓦哈卡的米斯特克巴加（Mixteca Baja）地区的纽因文化（Nuine culture）使用一种刻于瓮和石块上的碑刻文，这是一种类似于阿尔班山部地区的碑刻文（见上文）。有一位学者列出了142个符号，其中有200多个不同的成分。(32)而兴盛于公元前200年左右至公元650年的狄奥提瓦康文化（Teotihuacan culture）中，杰出的艺术家们已经区分开象形字符和图形符号，他们“文字”中的约120个符号已经具有了一些表示法的意义。(33)有学者甚至已经将这种符号看做是墨西哥中部地区后来字符传统的起源。(34)

但是，到了16世纪，米斯特克人、阿兹特克人和萨波特克人在他们成百的彩字文本中使用了一种高度删减的书写系统，在这些记录古代神话故事的文本中，象形文字被最大化地使用，语标文字的使用只占很少的比例，而音节成分则变得几乎无关紧要。今天对这些文本与其说是阅读，不如说是“释读”，因为缺乏帮助逐字阅读的上下文。(35)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记录后来公元900年至1521年米斯特克和阿兹特克文化的文本，起源居然是记录在树皮纸和鹿皮上的一些文本，这些正是玛雅文化悲剧性历史的见证。这些后玛雅记录实际上是早期象形文字和图示文字的手稿，这种文字被米斯特克人、阿兹特克人和萨波特克人一直使用到殖民地时期。(36)

米斯特克人是在占领了南普韦布拉（Puebla）地区和被瓦萨卡地区之后开始使用早期萨波特克文来记录他们的勇士捕获俘虏的数量、日期以及捕获的具体地点的。(37)大部分的米斯塔克文字是记录或者重新记录皇室和王朝“历史”的，因为精英阶层希望普通人能够对此有所了解。事实上，米斯塔克文字经常是包含一个动词符、名词符和地名符组成的名字标牌，刻于彩色的雕刻品或是写在纸和兽皮卷上的。因此，米斯塔克文和阿兹特克文也被称作“标签文字”或“标题文字”。

大多数的米斯塔克文使用牛耕式转行书写法，也有些是采用双行的排列法，很少使用竖行结构排列，因为文本仅仅是用来记录一些名字，以便区分一个地区的多个统治者或是确认所占领的城镇。(38)有人宣称这种文字并不是完整的书写，但是，米斯塔克文中所使用的语标文字表达人名、地名、动作以及其他的一些事件，使其有资格跻身世界完整书写。比如说，但在米斯塔克文中大量使用了图形原则（在玛雅文中则很少见）：Chiyocanu（伟大的或弯的底座）依次就画了一个人对着一个平台底座鞠躬。

也有人估计，米斯塔克文和阿兹特克文都经过了某种借用，(39)米斯塔克文有很明显的萨波特克文特征，而虽然托尔托克人还没有被证实有完整的书写，但在米斯塔克历法甚至是一些书写上都有托尔托克文化（1000－1200）的影子。

直到近代，阿兹特克文才被认为是一种向拼音系统迈出了一小步的图形文字，所以它被称作“站在完整书写的门槛上”。(40)现在我们认识到，阿兹特克文同米斯塔克文一样都包含了象形符、拼音符、语标符和表意符。(41)的确，象形符在阿兹特克文中被大量使用（插图145），这主要见于殖民后的阿兹特克文字，而在殖民前的文字中，很可能语标符号和拼音符号的数量更多一些。

图145　前哥伦布时期阿兹特克人写本Codex Colombido，公元1048。该手稿采用古阿兹特克人的传统方式，记录了1028－1048年间一位统治者的生平和故事。

图146　阿兹特克文写本Codex Boturini中的一个选段。

拼音符号在殖民后的阿兹特克文字中数量也很多，主要出现的方式有三种：

＊ 通过象形符：一个拱形的山顶表示地名Colhuacan；

＊ 通过同音的表意符：一个高举着双臂的游泳者很“兴高采烈”，是纳瓦特尔语“ahauializpan”，表示地名Ahuilizapan；

＊ 通过象形符加拼音符：一个手臂（acolli）加上水（atl）用来强调开头的／a／，表示地名Acolhuacan。

在历史上著名的神话集博图里尼集（Codex Boturini）的一个选段中（插图146），来自四个部落的人到达一个圣地，向另外的来自八个部落的亲人道别，这些人名和地名的书写都采用了拼音法。例如，在最右边的网状物是纳瓦尔特语“matla-tl”，表示马特拉兹克部落（Matlazinco）。

对于阿兹特克文的起源，至今还有许多疑问，一些学者相信阿兹特克人借用了墨西哥盆地早期人类的一些语言书写成分，其中的一个可能是托尔托克文，而据说它也是借用了更早期的狄奥提瓦康文化（Teotihuacan culture）。但是这些被借用的文字基本上也都不是完整的书写，只有一些历法和图形系统。也有学者称阿兹特克人向邻邦高地人（Highlanders）借用了文字，比如说跟其书写很相似的米斯塔克人和西莫雷洛斯（Morelos）的奥奇卡尔卡人（Xochicalcans），对于阿兹特克文起源的问题还有待解答。

当然，中美洲很可能不是新大陆唯一拥有文字的地区，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受早期米塞－索克文影响的一种拼音文字系统，被秘鲁安第斯山脉的印第安人使用了1500多年。

图147　秘鲁巴拉干地区一个葬礼披巾上书写的竖栏文字，约公元前400年。每一组是一列“豆形符号”。

在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秘鲁的考古学家拉法埃尔（Rafael Larco Hoyle）提出，早期安第斯山脉附近的巴拉干文化，使用一种“豆形符号”，事实上就是一种书写形式。(42)秘鲁的金石学家维多利亚（Victoria de la Jara）在巴拉干的纺织品和其他工艺品上分析出了303个当时使用的不同的豆形符号。这些符号以竖排分栏的形式出现，其形状如豆，样式各异，排列组合各有不同，边框以不同的颜色出现（插图147）。如果这是一种书写形式的话，那么它就是一种纯拼音文字，因为并没有象形或是语标文字的成分；如果说这是一种拼音文字，那么它是一种巴拉干音节系统，不仅包含元音还是一种复杂的音节系统。

如果借用说属实，则这些早期的文字明显在秘鲁传播发展开来，出现了许多相似的仅适用图形的竖栏拼音文字。比如，在纳斯卡文化（Nazca culture，约公元前350年——公元500年）中，有一种织入纺织品的相似符形，被人们一直当作是一种装饰；在莫希文化（Moche culture，约公元1——600年）中也使用了一种用点和平行线组合的豆形符号，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43)在莫希的陶艺制品上就经常使用这种豆形符号，而中美洲文字书写正是这个时候诞生的。

印加王朝（1438——1523年）可能是借用了莫希文化的彩色图案，由于某种原因将后者重大弧形符号改成了方形符号，这种几何形状的印加图符被叫做tocapus，印在印加人传统的木杯和某些纺织品上（插图148），这些图案竖栏排列的形状让人不禁想起中美洲的文字发展，而图符变化的一些规律则让人联系到特殊的用途。

所以，这些极有可能是一些有待释读的书写，是包含在一个复杂的音节系统之内的拼音字符。杰出的法国金石学家马塞尔·高寒（Marcel Cohen）在分析秘鲁语料的时候这样总结道：“从（这些图案的）排列和图案的数量上来看，这很可能同古埃及文和中美洲文字一样，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表意拼音文字系统。”(44)

图148　印加人长袍饰带上竖栏重复的拼音字符，约公元1500年。

美洲的书写发展得最晚，约在公元前1000年，这种语标音节符组合采用竖栏排列，同古汉字的系统和发展趋势整体上是一致的。后奥尔梅克人和玛雅人的文字实现了音节的大量使用，这之后，中美洲的文字变得更加图符化，如米斯塔克文、阿兹特克文和一些其他的文字，但这些文字也保留了原来的复杂系统。在公元前几百年间，秘鲁的巴拉干地区文化借用了米塞－特克文，并运用竖栏排列的“豆形字符”字符组将其发展成为拼音文字。紧接着的安第斯文化中，巴拉干书写影响并产生了一系列的拟书写文字，这些文字都是采用了拼音文字。

从早期的美洲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书写在当时最重要的作用是充当统治阶级的宣传工具，是一个战争和等级竞争同样激烈的社会的一种表达方式。(45)最早的碑刻文就是记录胜利的统治者和被他战败的被俘受虐的俘虏。这些公共语录有的水平方向书写，有的垂直方向书写，主要是为了将统治阶级的言行合法化。从中美洲最早的碑刻文出现一直到两千多年后欧洲殖民者的到来，统治者的名字和他战胜的敌人是中美洲文字永恒的两大主题。除此之外，天文学图表、宗教、历史以及皇室族谱也出现在中美洲文字的刻画当中。但是，所有这些都在西班牙侵略者的铁蹄下消逝了。

值得一提的是，中美洲五大文字的前三种——萨波特克文、后奥尔梅克文和玛雅文比后来出现的米斯塔克文和阿兹特克文能更好地表达口语，这不能不说是颇具讽刺意味的。在书写史上，总是从语标文字逐渐发展到拼音文字，在南美洲就是如此（如果秘鲁图案也是书写的话）。但同时，中美洲的书写却局限在对图符表达的使用上。碑刻文在大约公元900年的时候就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纸或兽皮文书，用彩色图符记录历史和族谱，并出现了简单的“标题”书写。这可能说明了在借用外族书写系统的过程中，由于输入民族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对书写的需求没有那么大，因此将借用来的完整书写进行了片段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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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ohn S，Justeson and Terrence Kaufman，“A Decipherment of Epi-Olmec Hieroglyphic Writing”，Science，CCLLX （1993），pp.1703－11.

(2)Virginia Morell，“New Light on Writing in the Americas”，Science，CCLI（1991），pp.268－70.

(3)Folrian Coulmas，The Writing Systems of the World（Oxford and New York，1989）.

(4)Steven Roger Fischer，A History of Language（London，1999）.

(5)Joyce Marcus，Mesoamerican Writing Systems： Propaganda，Myth，and History in Four Ancient Civilizations（Princeton，1992）.

(6)As，for example，Peter T，Daniels，“The Invention of Writing”，in Peter T，Daniels and William Bright，eds，The World's Writing Systems （New York，1996），pp.579－86.

(7)Michael D，Coe，cited in Morell，“New Light on Writing in the Americas”.

(8)Michael D，Coe，Breaking the Maya Code（London，1992）.

(9)Michael D，Coe，Breaking the Maya Code（London，1992）.

(10)Joyce Marcus，“The First Appearance of Zapotec Writing and Calendrics”，in Kent V，Flannery and Joyce Marcus，eds，The Cloud People：Divergent Evolution of the Zapotec and Mixtec Civilizations（New York，1983），pp.91－6.

(11)Morell，“New Light on Writing in the Americas”.

(12)Janet Catherine Berlo，“Early Writing in Central Mexico：In Tlilli，In TLapalli before A，D，1000”，in，Richard A，Diehl and Janet Catherine Berlo，Mesoamrerica after the Decline of Teotihuacan A，D700－900（Washington，DC，1989），pp.19－47.

(13)Marcus，Mesoamerican Writing Systems.

(14)Justeson，cited in Morell，“New Light on Writing in the Americas”.

(15)Marcus，cited in Martha J，Macri，“Maya and Other Mesoamerican Scripts”，in Daniels and Bright，The World's Writing Systems，pp.172－82.

(16)Marcus，cited in Martha J，Macri，“Maya and Other Mesoamerican Scripts”，in Daniels and Bright，The World's Writing Systems，pp.172－82.

(17)Coe，Breaking the Maya Code.

(18)Linda Schele and Nikolai Grube，Notebook for the XIXth Maya Hieroglyphic Workshop at Texas，March 9－18，1995（Austin，TX，1995）.

(19)John S，Justeson et al，The Foreign Impact on Lowland Mayan Language and Script，Middle American Research Institute，Publication 53 （New Orleans，1985）.

(20)Marcus，Mesoamerican Writing Systems.

(21)Schele and Grube，Notebook.

(22)Macri，“Maya and Other Mesoamerican Scripts”.

(23)Coe，Breaking the Maya Code.

(24)Schele and Grube，Notebook.

(25)Coe，Breaking the Maya Code.

(26)Michael D，Coe，The Maya Scribe and His World（New York，1973）.

(27)Michael D，Coe and Justin Kerr，The Art of the Maya Scribe（London，1998）.

(28)Cecil H，Brown，“Hieroglyphic Literacy in Ancient Mayaland： Inferences from Linguistic Data”，Current anthropology，XXXII（1991），pp.489－96.

(29)Coe，Breaking the Maya Code.

(30)Marcus，Mesoamerican Writing Systems.

(31)Coe，Breaking the Maya Code.

(32)Christopher L，Moser，Nuine Writing and Iconograhy of the Mixteca Baja，Vanderbilt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in Anthropology 19（Nashville，1977）.

(33)James C，Langley，“The Forms and Usage of Notation at Teotihuacan”，Ancient Mesoamerica，II（1991），pp.285－98.

(34)Berlo，“Early Writing in Central Mexico”.

(35)Macri，“Maya and Other Mesoamerican Scripts”.

(36)A full documentation of these fascinating pictorial manuscripts is available in John B，Glass，“A Survey of Native Middle American Pictorial Manuscripts”，in Howard F，Cline，ed，Guide to Ethnohistorical Sources，pt3，Handbook of Middle American Indians 14 （Austin，1975），pp，3－80；“A Census of Native Middle American Pictorial Manuscripts”，in Cline，ed.，Guide to Ethnohistorical Sources，pp.81－252.

(37)Morell，“New Light on Writing in the Americas”.

(38)Mary Elizabeth Smith，“The Mixtec Writing System”，in Kent V，Flannery and Joyce Marcus，eds，The Cloud People：Divergent Evolution of the Zapotec and Joyce Mixtec Civilizations（New York，1983），pp.238－45.

(39)Marcus，Mesoamerican Writing Systems.

(40)Coulmas，The Writing Systems of the World.

(41)Marcus，Mesoamerican Writing Systems.

(42)Victoria de la Jara，“Vers le dechiffrement des ecritures anciennes du Perou”，Science progeres-La Nature，XCV（1967），pp.241－7.

(43)Al图be1rt4i8n　e 印G加a人ur长，袍A 饰带Hi上sto竖ry栏 重of复 的W拼ri音tin字g符，，re约v，公e元dn1（50L0o年nd。on，1992）.

(44)Marcel Cohen，cited in de la Jara，“Vers le dechiffrement des ecritues”.

(45)Marcus，Mesoamerican Writing Systems.

第七章　羊皮纸键盘

“Cum legebat，oculi ducebantur per paginas …”公元400年早期，圣奥古斯丁似乎难以置信地这样写道：

……当他读书的时候，他的眼睛停留在书页上，他的心里在思索着字里行间的含义，而他的嘴唇紧闭着不发一言。我们经常这样看到他总是默读而不出声……但是不论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这个人做的事都是有他的道理的。(1)

由于在纪元之初的西欧国家，人们往往是大声阅读，所以当奥古斯丁看到他的老师圣安布罗斯默读的时候感到很奇怪。文学最初是作为一种记忆手段，帮助人们回忆所听到的事情。文学文本基本上都是被吟诵或者小声念出，以便于人们进行思考，更好地记忆，因此，默读在当时还不为人所知。在琉善、苏维托尼乌斯、贺拉斯、奥维德以及其他作家的作品里，都证实了在古代默读是很不同寻常的。(2)到了中世纪，默读基本上代替了大声诵读，这是中世纪两大开端的标志之一，而这个伟大的新纪元从公元500年左右持续到1500年。圣奥古斯丁对老师默读感到吃惊，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书写在社会上扮演的一个新的角色——作为一种自动的信息表达方式。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新的角色，在中世纪的时候，书面语几乎已经不仅仅是思维的表达，它成为思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世纪时期一个基本的观点是，书面语和口语的地位是相等的，这个观点也成为这一时期其他观点的基础，对于西欧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革，其重要性不亚于后来引领了现代社会的印刷术的发明。

文字的解放使得大量的书写文本开始出现。在古代使用的是较昂贵的莎草纸，很少有人能够买得起，所以基本上没有较长的文学文本。在公元200年左右，羊皮纸的大量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种便宜得多的书写纸张。从此，书写文本变得多了起来。(3)事实上，早在公元前190年帕加玛（在今土耳其西部）的尤门尼斯王（Eumenes，公元前197－前158年）时期已经出现了羊皮纸，当时尤门尼斯王想要建立一所能与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媲美的图书馆，于是鼓励他王朝的专家们改进用羊皮造纸的技艺，最终诞生了羊皮纸（Parchment），这个词是以发明地帕加玛城（Pergamum）命名的。然而，直到公元2世纪，羊皮纸才真正登上历史舞台。

最终，羊皮纸代替莎草纸成为西欧的主要书写材料，而中世纪也被称作“羊皮纸时代”。直到中世纪鼎盛时期，特别是在伊斯兰教国家里，羊皮纸才慢慢被纸张所取代。到公元14至15世纪以后，除了宪章和一些公文还使用羊皮纸以外，纸张以其绝对优势取代了羊皮纸。（现在有时也会用到羊皮纸。）

印度、东南亚和东亚从没使用过羊皮纸，因为这些国家里，将神圣的文本写在动物的皮革之上是不合印度教和佛教教义的。而中国早在公元2世纪就已经发明了纸张。对于4世纪的欧洲来说，羊皮纸的普遍使用意味着书写不再像莎草纸那样需要卷成卷轴，而是能够分页钉在一起以供文学写作使用和保存，这就出现了以往从没有过的东西——书。

中世纪的欧洲书写材料的大解放使得书写变得更加多产，从此，不仅整个西方社会，整个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希腊语

罗马君士坦丁大帝（公元306——337年）将首都从异教的罗马迁到基督教的拜占庭（Byzantium），并于公元330年时改名为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在这里，所有的罗马文化，包括文字书写都经历了一次革新。随后东罗马拜占庭帝国保留并传播了古希腊文化，在后来的几百年里，罗马在科技和人文领域都处于西方的领先地位。同时，它直接影响了阿拉伯的学者和科学家们，他们著书立说，翻译希腊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后来传到西班牙以及其他的学术中心，向整个西欧介绍了古希腊的哲学思想和科技。正如古希腊影响罗马一样，东罗马帝国不断地发展希腊字母文字，对中世纪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如第四章所述，希腊文是两种书写并存：用来抄写书籍的印刷体和用于日常使用的草书体。早期的希腊人使用安色尔字体（uncial）在莎草纸和牛皮纸上书写。(4)安色尔字体使用大写的圆体字母而不是碑刻文时期的方形字母（因为在莎草纸和羊皮纸上，圆体比大写字母更容易书写。）后来，牛皮纸完全代替莎草纸，使用安色尔字体书写的古希腊手稿开始兴盛起来。经过几世纪的发展，安色尔字体中的流线型草体字逐渐为小写字母所代替。

在君士坦丁堡最初的几百年里，使用的都是早期罗马时代的书写体，后来，一种特殊的“拜占庭”书写体（Byzantine hand）开始出现。（插图149）公元600年后，圆体逐渐变得扁平而近似椭圆，字体变得更窄，希腊文书写开始向右边倾倒，辨音符和重音符合开始系统使用，用以系统精确地表达当代希腊口语（而在八百多年前这些符号的使用是杂乱随意的）。早期的安色尔字体比较细，后来逐渐变得粗而紧凑。到公元900年左右，宗教作品主要使用安色尔字体书写。

图149　希腊中世纪和后中世纪时期的书写。

希腊的小写体出现在公元9世纪，是一种演变而来的草书体，这种小写体最终成为希腊的主要书写体，在欧洲图书馆藏的写于公元1500年前的希腊手稿中，有一千多部使用小写体抄写的。而大写体经常与它们的小写草书体形式一起出现。到约公元900年，小写体全部变成了使用小写的直立字母，并带有书写成方形的呼气音“h”。

图150　希腊体

这段时期，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作品印刷业兴盛起来，这些作品被翻成阿拉伯文，在穆斯林世界传播。尽管希腊作品中的书写体这时得到了极大的统一，但在文本内容上却有很多不同的版本。而此时，原来盛极一时的罗马印刷业在公元6世纪后却衰败了，印刷拉丁文作品主要成了寺院的工作，其书写体和文本内容的地区性差异都很大。

到了中世纪鼎盛时期，一种正式的希腊书写体出现，其笔画更长，有特殊符号表示缩写和重音，而且呼气音变得更圆。到15世纪，希腊语书写中出现了更多的书写体，有的仿照13世纪的书写体，有的是新发明的现代草体字，字母书写更加紧凑。到17世纪，基于人文主义者的需求（插图150），希腊语的印刷商们一直寻找一种最能表达古典作品的字体，于是出现了现在为古典作品学生所熟悉的现代松散体。

而在希腊本土，特别是到了19世纪，随着大众教育的普及和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印刷采用的字体多种多样。呼气音和重音符号（一般认为是希腊戏剧之父阿里斯托芬发明的，约公元前180年。）在这时被频繁使用，虽然随着现代语言的发展，这类的符号除了视觉上辨认字形外显得很多余。到了1985年前后，希腊语复杂的符号系统被简化，只留下重音符（’）来表示多音节中的重音。

中世纪的拉丁文

我们今天使用的字母的基本形状是由罗马人发明的。同希腊人一样，罗马人使用行书大写体，没有大小写之分。基本的罗马字母原本是单行的，没有粗细之分。但是，到了后来，受使用鹅管笔在莎草纸上书写粗细不均匀的影响，罗马字采用了一种纤细倾斜的大写体书写，后来的文学作品大都使用这种字体。罗马人使用很多的衬线来更好地表现艺术性和可读性。尽管这种罗马大写体一直延续到公元9世纪，用以表现失传了的文本，但在公元5世纪的时候它事实上就已经很少使用了。它们在中世纪时仅仅作为书写题目和首字母时使用。

安色尔字体是一种改进了的大写方块体，它的笔画更加圆润，在公元4世纪的时候被罗马文本大量采用（插图151）。早期的安色尔字精准易读，最早的有记载的安色尔字体文本是在公元400年左右的北非希波地区，但是到了公元8世纪，这种字体开始慢慢退出使用。(5)在意大利，在罗马，安色尔字体主要用来书写圣经，后来基督教的牧师们将这种书写体传到远方的国家，但这并不是因为基督教徒不喜欢像异教一样的方块字体。(6)

图151　早期中世纪体

在公元4世纪时期，牛皮纸书（将单张的手稿装订成册）开始代替莎草纸卷。羊皮纸和牛皮纸的使用，使人们可以在纸的正反面进行书写。在马提雅尔（公元40——103年）的六卷叙事诗中，收录了包括荷马、维吉尔、西塞罗、李维、奥维德和马提雅尔自己的作品，这是现代意义上最早的书籍。在公元4世纪以后，羊皮纸或牛皮纸书仍被欧洲人大量阅读。法国历史学家马丁（Henri-Jean Martin）这样说道：“双面书写的羊皮纸书的出现代替了连绵的纸卷，这无疑是基督教时期最重要的革新。”(7)

公元4世纪的时候，由古罗马草书体发展而来的新罗马草书体形成。(8)如我们所见（参见第四章），罗马书写体有很多种类型，通常叫做草书体的事实上是一种互相独立的字母，有的甚至是匆匆写成的涂鸦式文字（见插图112－14）。字母在这时被大量简化，几乎每个字母都能一笔写成。(9)后来，一种小写体出现，这种小写体包含三种字母高度：上伸（如b）、短字（如n）和下延（如p）三种笔画。书记员在选用字体的时候主要考虑其抄写文本的类别以及目的读者：“……方式是信息传载的重要部分。”(10)每一个书记员选用的字体都是为不同的政治文化用途服务的，随着社会的进步，这些书记员所使用的字体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新罗马草书体

新罗马草书体是罗马帝国使用最广泛的字体，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拉丁文书写。拉丁文和希腊文字中草书体的使用都比大小写体要广泛。起初，草书体只在印刷体的备注中出现，后来整个印刷体都采用草书体了。在公元6世纪的时候，斜体的安色尔字体开始逐渐被草书体代替，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出现了一种新的混合安色尔字体——草体安色尔小写体，这种字体将字母分开书写，采用小写体。

半安色尔字体在公元5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和法国南部发展起来，并且成为新的印刷体在书籍中使用，这种字体成为加洛林体的样本字体。虽然罗马安色尔字体的弧形字体在半安色尔字体中保留下来，但是这种半安色尔字体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原来意义上的安色尔字体，有一半的半安色尔字体已经具有后来的民族体的雏形。

拉丁草书体后来一直使用到公元650年左右的梅罗文加王朝时期，甚至是作为一种文学体在私人用途中使用，这种字体还成为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法兰克语字体的基础，发展出了贝内文托字体、西哥特字体和梅罗文加字体（插图152）。草写印刷体中，这种安色尔字体和半安色尔字体的混合书写体成为后来许多民族书写体的开端。

图152　贝内文托字体、西哥特字体和梅罗文体

图153　来自法国和德的法兰体

在公元5世纪时，罗马帝国政治上开始出现分裂，一种具有稳固的形状的著名字体在这时出现，一直到公元8世纪新罗马草书体才同半安色尔字体结合，许多西方的字体都是由这种字体演变而来的，并且都采用小写字体，首先是法兰克统治下的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字体，后来又出现梅罗文加字体以及加洛林体，后来又在意大利南部出现了贝内文托字体，这种字体是一种正式的印刷体，其形状独特，笔画粗而倾斜。从公元8世纪到12世纪，西班牙主要使用其民族体西哥特字体，这种字体的独特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结合了早期字体的纵长笔画；第二，在11世纪和12世纪时字母主要是方而细长的。在查理曼时期以前，在法兰克使用的主要字体是梅罗文加体，它的字形狭促难辨，又比较细长，因此一眼就能认出。这种梅罗文加体的连字符、缩写和省略符也都使得它更加难以辨认。后来的梅罗文加体也是从意大利传播而来，并且使用了大量的半安色尔字体，成为后来加洛林体的雏形，也更加便于辨认了。

到公元8世纪末的时候，最常使用的梅罗文加体变得只有其作者才能辨认了，这样一来，如果法兰克的国王要实现其普及教育的豪言壮语的话，他就必须进行一场字体的改革。

查理曼大帝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公元789年的时候，他下令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北部的寺庙对宗教著作全部重新抄写，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公元796年到804年图尔的圣马丁教堂，当时的修道院院长是英国约克郡的阿尔昆（Alcuin）神父，他监督了加洛林小写体的产生，成为西方社会最有影响力的书写改革。（插图153）加洛林小写体是一种大陆半安色尔体和爱尔兰英语体的偶然结合，阿尔昆将爱尔兰英语体引入法兰克书写体中，他本人还是法兰克地区教育改革的主要倡导者。他同其他学者一起，明显地感到有必要对爱尔兰和英国北部当时使用的一种古典字体进行辨析。加洛林小写体从罗马半安色尔体发展而来，并刻意地结合了一些新的地区性小写体，是一种清楚简化的字体，避免了华丽的笔画，其外形匀称、流畅。连字符、缩写和省略符也都很少使用，有些加洛林体的手稿中，完全见不到这些符号。可辨认性是这种字体明显的特征。

加洛林体很快成为西方主要的书写体，只有爱尔兰仍然使用爱尔兰体，甚至连铅字也如此。在法兰克，书写和教育改革首先产生了一种易辨认的印刷体，后来演变成为法国体和德国体，随着这种新字体被广泛接受，它逐渐传播到更远的地区。在意大利，从公元9世纪到公元11世纪，书籍和公文主要由加洛林小写体和一些其他的字体抄写，英国从公元10世纪中期到公元11世纪也都使用加洛林体书写拉丁文本。一直到700年后的文艺复兴，加洛林体的发明一直是西方书写史上一个分水岭，在当时是欧洲最重要的字体，决定了西方书写发展的进程。(11)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加洛林体在欧洲广泛传播，后来小写体逐渐代替了半安色尔字体和混合草书体，成为西方的主要字体。大写字母这时被用于书写句子的首字母以及其他的一些用途。同历史上许多书写一样，曾经盛极一时的拉丁字母范本字体现在淡出舞台。再后来，基于使用规范的影响，大写字母在规范文本中起到了使文本高度准确的作用。

当大写字母与小写字母进行区分的时候，两种字体都能用来表达不同的含义（试比较Bill和bill）。因此，所有现代拉丁语起源的书写中都有40至65个字母，而不是传统的“26个字母表”，因为包括了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这40至65个字母属于较低阶的功能字母（functional letters），用以表达20至30个较高阶的系统字母（systemic letters）。

在加洛林体改革期间，法兰克文在图尔的圣马丁教堂也进行了字母表的修改。为了区分原音／u／和字母v的辅音用法，发明了字母u；为了区分字母i的辅音用法，发明了字母j。但是，这些新字母在几个世纪里都没有系统地加以利用。查理曼大帝时期之后，书写改革主要集中在增加新的字母或是当民族语言中含有拉丁字母无法表达的音的时候，会对原有的字母增加变音符号。

到公元10世纪的时候，加洛林小写体成为西方大多数国家的标准书写体，虽然很多地区由于特殊的目的仍然使用本土书写体（见图153）。而在德国，因为拉丁语用字母v表示／u／和／v／音，使得德语中的／w ／音与／v／音产生了混淆，在一个世纪之后，德国的书记员开始双写v为vv用以区分／w／音，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双写u。在当时，vv没有被当作是合体字母（与ch、ph、th、ng一类的合体字母不同），而是被当作一个字母。（在19世纪之前，u、v和w并没有完全区分开，即使是今天，英国的一些方言仍然混淆／v／和／w／，尽管书面语对此已经做了严格的区分。）

到了11世纪，加洛林体的紧凑型的书写开始变得分散，出现了许多地区书写体，每种都具有不同的字形，它们和印度语不同，是具有细微差别的同一种书写体（插图154）。此时，为了保存珍贵的羊皮纸书写体，复杂的连字符、缩写和省略符又开始使用。到了12世纪，出现了大部头的书和粗体的字母，而13世纪字母笔画变得细小，这主要是由于在12世纪下半叶的时候对圣经的大量需求，导致字体变得纤细集中。受十字军东征的影响，书记员开始使用阿拉伯数字（1、2、3、4）代替罗马字母（ⅰ、ⅱ、ⅲ、ⅳ），这样一来就节省了更多的空间。现在，全世界都开始使用阿拉伯数字。

图154　中世纪中期和末期的意大利和法国字体

到了13世纪，市民阶级取得各地的政治领导权，他们要求其子女能有受教育权，于是，各地开始承办公立学校。佛罗伦萨的编年史学家乔万尼（Giovannni Villani）这样写道：“（1338年），佛罗伦萨入学儿童达到了一万人；在六所学校中学习算数和书写的儿童有1000到1200个人；在四所高等学校中学习文法和逻辑学的学生有550到600个人。”(12)迅速崛起的商人阶级就是在学习和阅读的过程中逐渐变得强大起来的。阅读成为一个新的潮流，它改变了西方世界。

量的提高伴随的却是质的下降。13世纪和14世纪的书写已经不再严格遵守之前的书写规范，其字母变得没有那么准确和优雅，但这种字体很快成为了印刷铅字体（见下文）。在14世纪，小写印刷体开始逐渐退出舞台，而这之后几乎所有的非印刷作品都采用宪章体或是日常草书体书写。

事实上，加洛林体经过长期的演变，发展出了两种字体：哥特体和人文体（插图155）。

图155　15世纪的两种不同的书写体：（上）哥特体与（下）人文体。

产生于1050年左右到1500年的哥特体指的是欧洲的草书体，(13)也叫“黑体字母”。它是从加洛林小写体衍生而来的，其发展的过程中，字母棱角逐渐分明，单词中字母逐渐变得紧凑。哥特体采用宽口的鹅管笔水平方向书写字母，字母的棱角分明，尽可能地避免弧形笔画，甚至将哥特体中的字母o写成稍窄的六边体，作为一种最早成为印刷体的字体，哥特体成为表达德语的唯一字体。

而意大利的人文体则试图延续古希腊的传统字体。在实际书写中，它们和加洛林小写体相似。(14)在文艺复兴时期，这种人文体或者又叫罗马体成为人文主义者书写的工具——他们用窄口的鹅管笔书写这种圆体、宽大、比较占空间的字母。这种字体用来表现阳光的、开放的意大利，以及基于古籍的新的现代知识。同600多年前的阿尔昆神父一样，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刻意简化了字体以使字体变得更加容易辨认，他们还将优雅体用于书籍写作中，这种字体的变革是同哥特体背道而驰的。(15)受12世纪意大利字体的影响，最早的人文小写体在1402年至1403年出现在佛罗伦萨，这是一种由延长版上伸小写字母（如l和h）和下延小写字母（如p和g）组成的字体。另外的一种人文草书体在十年以后问世，作为一种印刷体，这种字体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斜体字。(16)人文体或罗马体是一种忠实于古体字的字体（因此起初被称作Antiqua，即古体），早期的意大利的出版印刷都是采用这种字体书写的罗马单词，而500多年以后，这种字体成为世界上通用的印刷铅字体。

意大利的人文草书体后来6世纪的时候发展成为一种“卓越体”（par excellence）。(17)很快，法国以及瑞士、西班牙等说法语的国家都开始采用这种字体，而在英国，16世纪后期的时候，商务中一般使用的哥特式行书书记体最终被人文草体所取代。与此相反，在德国，人们将哥特体作为表达德意志民族认同感的工具，在16世纪，德国人改进了哥特草体，使之发展成为一种叫做Kurrentschrift的字体，这种字体一直到1941年都作为学校教授的标准德语书写体（见下文）。

在中世纪早期，欧洲的寺院由于同外界的不断交流和学习，是主要的学习和书籍抄写中心。(18)而早在公元5世纪的时候，爱尔兰的基督教会就开始从欧洲大陆引进书籍，还接受外国学生来爱尔兰学习，这样，爱尔兰的欧甘文字逐渐让位于拉丁语书写——当时的“特权级”书写，所有的教育使用的都是教堂的拉丁语，采用拉丁字母书写，后来甚至爱尔兰语也开始用拉丁字母书写。

“岛屿体”（Insular）一词用来指不列颠群岛在公元9世纪中叶以前一直使用的一种字体。这种文字又分为爱尔兰体和安格鲁萨克逊体。而事实上，岛屿体就是爱尔兰体，后来被爱尔兰僧人带到英格兰北部地区，因为当罗马军队离开不列颠群岛之后，一支独立的爱尔兰基督教分支开始发展，并且拥有自己的独特书写，从此，欧洲书写的发展出现了分流：欧洲大陆民族书写体源自罗马草书体；而爱尔兰和英国书写源于早期罗马的半安色尔字体。导致这种结果是因为在罗马草体在欧洲大量使用之前的公元5世纪到公元6世纪，爱尔兰的书记员就已经受到了使用半安色尔字体的早期罗马使节的影响。同时，爱尔兰独立的地理位置也造成了其书写体的保守和隔离的发展。事实上，在古文字研究学中，爱尔兰体被认为是最保守的一种书写体。

早期的爱尔兰书写使用拉丁文字母：主要是圆体和尖角体的字母（插图156）。圆体是一种半安色尔字体，同公元5世纪和公元6世纪时期的法语和意大利语字体十分相似。它很快在爱尔兰扎根并迅速成长为欧洲最常用的装饰字体，比如说公元7世纪著名的《凯尔经》就使用了这种字体（插图157）。而尖角体仅仅是圆体字的一种笔画紧缩形式，是一种轮廓线式的小写体。它在圆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开始出现（约公元7世纪），《凯尔经》中的有些章节就使用了这种尖角体。在中世纪早期的时候，爱尔兰的使臣们将他们的书写体带到法国、瑞士、德国和意大利的一些城市，在那里，爱尔兰体开始用于抄写，但很快就被大陆草书体所代替。

图157　爱尔兰的《凯尔书》7期

到公元8世纪，爱尔兰的书记员们改进了日常草书小写体，使其更好地服务于高质量的牛皮纸书。这个过程中，文字被不断地分割和附加标点。(19)到11世纪至12世纪的时候，爱尔兰尖角体已经形成了其独特的方形字形。

英国在爱尔兰使臣到达以前一直都使用两种书写体：罗马的拉丁文字母用于书写拉丁语，德国的鲁纳字母用于书写一些不列颠群岛上德语居民的语言。由于爱尔兰的入侵，产生了两种不同体系的书写体：一种是在北部使用的爱尔兰体，后来发展成为英国的民族书写体；另一种是罗马粗糙大写体，这是继承了早期一种被弃用了的罗马字体（由罗马使臣带到坎特伯雷）。在10世纪的时候，由于同大陆的生意往来增加，产生了一种小写体，后来代替了英国民族书写体。

图158　英国的《林迪斯法恩福音》（Lindisfarne Gospels），每行采用安格鲁萨克逊草体书写，是最早的英语福音书翻译。

在中世纪早期，英国的书写体主要受爱尔兰影响，从公元7世纪开始，英国北部的书记员们就开始抄写并继续发展爱尔兰的岛屿半安色尔体，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林迪斯法恩福音》（Lindisfarne Gospels）（约公元698年）（插图158）。林迪斯法恩的寺庙坐落于诺森伯兰郡东北部的圣岛上，一般被认为是英语书写体的摇篮。起初，英语书写体与爱尔兰书写体没有很大区别，后来前者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具有独立特色的书写。（插图159）同爱尔兰岛屿体一样，英语的书写体也分为源自罗马半安色尔体的圆体和由圆体演变而来的尖角体。圆体主要用于抄写书籍，但很少用于书写宪章，后来，这种字体逐渐变得纤细起来。而尖角体既用于官文记录也用于书籍书写。随着字体的不断发展，早先的优雅体逐渐被紧凑的单框字体所代替，而书写也变得越来越粗糙了。

到10世纪末，法兰克大陆小写体影响了英语书写，书写仿佛又“回到”了阿尔昆的发明。(20)在很多地方，特别是拉丁语文本的书写中，法兰克小写体完全代替了英语的尖角体。安格鲁萨克逊文本则仍然由尖角小写体书写，这种书写体一直风靡到12世纪中期。但是，从11世纪到12世纪，这种尖角体小写变得没有那么紧凑了，近似于法兰克书写体。

图159　早期英语书写

使用拉丁字母书写英语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插图160），早期的书记员仅仅使用岛屿体来书写拉丁语言，但是，公元7世纪时在古英语里有四个音在拉丁文中没有对应的书写，因此，必须发明新的对应字母：

＊ 由于鲁纳字母也是英国的本土字母，所以将／w／与鲁纳字母P一起书写。这就是所谓的“韦恩书写”（wynn）。在中世纪英语中，它被小写uu或w代替。但到14世纪以后就很少出现在书写中了。

＊ thin中的／θ／音和this中的／σ／音起初都是用鲁纳字母P表示，后来字母σ出现（在拉丁字母d上画一横）。在当时，这种字母被写作“eth”，但两个音仍然没有得到区分，中世纪英语使用双音th表示／θ／和／σ／两个音。直到今天，这个组合还在使用，表达的是两个不用的音素。而鲁纳字母P作为一种文化残余，还出现在一些人造的名字当中，比如在“Ye Olde English Inn”这个旅馆名字中，Y就是一个鲁纳字母P在中世纪后期的变体。

＊ 安格鲁萨克逊语中的a在“hat”一词中发一种拉丁语中没有的音，音位在拉丁语的a音和e音之间，因此，安格鲁萨克逊的书记员们将这两个音合成来表达这个音，后来被叫做“ash”。但是，到中世纪时，又不再使用了，一个很大的可能性是这个音丢失了一部分，开始接近拉丁语中的a音，所以就使用a进行书写并沿用至今。

图160　英语版《安格鲁萨克逊编年史》，约1045年

1066年诺曼底人征服了英国，带来了他们的书写，英语小写体几乎全部消失，只有一些英语文本还在使用英语书写体，但最终，全部都被大陆书写体所代替（插图161）。到了12世纪，英语文本采用一种改良的萨克逊体，而拉丁文本则采用正常的小写体书写。12世纪末时，草书体又开始兴盛起来，给哥特体书写注入了一些书法艺术性，在一些非正式的文书（如用于土地交易中）和一般的通信中使用的秘书体就是这样的文字。这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是一种有尖角的弧形上伸字母（如f和词首大写s）。在13世纪，拉丁文小写体结合一些英语字母被用来书写英语文本。13世纪末，这种草书体被用于书籍，特别是供牛津和剑桥大学使用的书籍。紧接着，很多混合了草书体的印刷体的字体出现。从14世纪到15世纪，许多英国书记员都喜欢用宪章体来书写书籍，并逐渐发展出一种有别于大陆印刷体的英语体，这种字体就是英国早期印刷厂所使用的字体。到了15世纪以后，由于印刷的原因印刷体完全消失，仅使用宪章体和草书体书写。(21)

图161　中世纪中期和晚期的英语书写体

英语书写体与英语印刷体几乎没有相似之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使用的都是拉丁文字母表系统，多数当代的英语书写体之间的区别都很大。除此之外，还出现了草体字书法，用以规定英语手写体的书写方式。在21世纪初的时候，英语中有成百上千的书写体，其中人们最容易辨认的是两种基本书写：一种是英国体（也叫英联邦体），用于受英国影响的教育体制中，如以色列的教育体系。另外一种是美国体书写，在受美国文化影响的一些地区中如波多黎各、关岛和萨摩亚等经常使用这种书写。

在英语中，大小写的使用意味着每个小学生都必须学习42个而不是26个字母，此外，他们还要学习规定性的草体形式以及大量的缩写形式、象形符号和一些标记符如＆、8、＋、＝、＠、＄、￡、%等。有些单词从大写变成小写的时候形状几乎没有变化，如C／c，O／o，S／s；有些则有多种写法，如A／a／ɑ和F／f／∫，现在使用的所有的拉丁字母表都有这些特征。

究竟字母系统是如何借用、改变然后传播了一千多年，这个问题可以从F、U、V、W和Y这几个英语字母中的系统字母演化中得到反映——他们都源自同一个腓尼基字母：y或wāw。这是因为一千多年以来，wāw经历了一系列的借用的改变：希腊语、伊特拉斯坎语、拉丁语和英语，这其中还包括了一些内部的二次借用。这些改变使得一些以往在腓尼基语和其他的借用源语中都不存在或没有书写形式的新的读音很好地融入输入语中。这个过程展现了拉丁字母的无与伦比的适应性，正是这种适应性保证了这个系统的存在和发展。

标点

几乎所有的古代书写中，字与字之间都没有间隔。（一个特殊的例外是克里克岛的费斯托石刻板音节文字，采用竖线隔开一组一组的字、短语甚至短句。）可能是因为古代人觉得没有间隔并不影响阅读，否则在更早的时候标点就会出现并运用于书写中了。

古希腊和拉丁语书记员在书写单词时也都没有留间隔，只是在一些碑刻文和蒲草纸抄本中使用小点隔开一些单词。段落之间的间隔习惯上使用一种分隔线（parágraphos）作为区分篇章单位的标记。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年——322年）曾经使用一种短横线划在句子的开头，用以标记一个话题的结束或一个意群的中断。从公元5世纪一直到整个中世纪时期，一个新的段落的开头字母习惯上都是一直书写到纸的边缘，并且字号会大一些。我们如今仍然延续这种传统，将句子首字母大写。从17世纪开始，新段落进行首行缩进以示间隔。

中世纪早期的书记员在书写的时候都将单词写在一块，小写字母开始作为书写体使用之后，书记员们认识到单词独立的必要性（可能是由于中世纪的人越来越多的采用默读的方式）。但是直到公元9世纪，在单词之间留间隔才变得普遍，从此，世界上大多数的字母系统都采用“将字母按‘群’书写，每个‘群’之间留有间隔”的书写方法。(22)这些字母“群”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单词。但在一些现在使用拉丁字母系统的语系如波利尼西亚语中，表达语法意义是通过使用特殊的词素。在这些语言中，由于缺乏标准的地区性书写规范，词的定义往往模糊不明：试比较夏威夷语中的一个“词”“iāia”（她／他）和拉帕努伊语（Rapanui，复活节岛上的一种语言）中的三个“词”i‘ā ia（她／他）。即使是在英语书写中，间隔也不总是代表着词与词之间的分界。一般来说，我们是通过其语义和在某一上下文中的功能对词进行判断的。

按惯例，中文和日文都是没有词与词之间的间隔的，而这两种语言从现代西方借用的标点符号也很少使用。遗憾的是，这种惯例一旦用于书写系统中会产生让人忍俊不禁的效果。一台在英国售卖的电动烤三文治机上贴着这样的标签：“不要将其浸入任何中国制造的液体中”（Do not immerse in any liquid made in China.(23)）。早期的单词间隔同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标点不一样，它是一种标记系统用以帮助人们更清楚地理解篇章大意。而标点符号（punctuation），正如我们在上面的笑话中看到的那样，在西方字母书写系统中肩负着重要的语义责任。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年）曾经使用冒号（：）表示语篇一部分的终结，而从公元1480年开始，冒号被用作引出解释说明或是例证。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约公元前180年———？）是埃及北部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馆长，他曾经发明了一套点式标点符号：上点（＇），用来表示一句话的终结［北美洲使用句号（period）表示］；中点（·）指一般的停顿；下点（.）指两个意思之间的停顿，有点像今天使用的分号（；）。阿里斯托芬的这套体系自古希腊时期被广泛使用，一直保留到公元初期的几百年。但是，罗马书记员对这套系统不加区别的使用混淆了这些点的用法和含义。

阿里斯托芬还发明了长音节标记（－）和短音节标记（）以及破折号（－）（最初是一条波浪线或是一条直线划在字母下方用以表示某种联系，如合成词）。此外，在现存最古老的希腊和拉丁文手稿中，还使用了一些阅读符号———发音符号（如中中的）、引号、单个字母区分符、空格符等等。所有的这些符号都和我们今天用于书写的标点符号非常相似。

在中世纪早期，阿里斯托芬的中点（·）消失了。在公元7世纪之前，呼气音h和重音都没有用于希腊语文本中。而大约公元650年的时候，逗号（当时被写成一个上点＇）开始用于希腊和拉丁文本中，两个世纪之后，在小写体书写中，逗号变成了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形式。约800年的时候，阿尔昆用句号来表示文本中一长段话的结束，当时句号一度被写作·7或者其他别的点的结合。这时的分号（；）已经具有现代使用的意义。后来，段落和章节的结尾用（：）、（：－）或（＇．．）表示。

问号（？）最早在公元8世纪或9世纪左右的拉丁语手稿中出现，但是在英语中一直到1587年菲利普西德尼（Sir＿Philip＿Sidney）的《阿卡迪亚》（Arcadia）的出版才开始使用问号。这个符号来源于拉丁文的questio，或者叫做“询问”，在一个表示询问的句子后面使用。起初，这个符号被缩写成Qo，当时Q写在o的上方，后来变成（？），最后变成（？）。

同样地，感叹号（！）表示拉丁文中的iō！或者叫“好哇（hurrah！）”，i写在长音o：的上面。这个符号最初鉴于1553年的《爱德华五世问答录》（Catechism of Edward Ⅵ）中。

和号（＆）来源于拉丁文的et，意思是“和”，近代也被印刷成“eイ”，这个符号是在16世纪时开始在英语中使用的。

省略撇号（’）也是由阿里斯托芬发明的，用于古代、中世纪以及后来的手稿中表示字母的省略。在18世纪早期，该符号的用法被延伸，表示英语中的所有格。二战后，德国也使用了这种符号，但是它并不是英语中的规定用法。

大多数标点符号在几乎所有的字母系统中都有使用。同20世纪初一样，一些非字母系统也开始使用这些标点符号，例如，句号、逗号、省略撇号、问号、感叹号和段落缩进等已经在汉语和日语中频繁使用（见插图138）。在日语中，和符＆被写作“to”，用于片假名中的外语单词中。

纸

早在公元105年，中国就发明了造纸术，但是之后此技术就被严加保密了几百年。可能是通过朝鲜，日本在公元7世纪开始制造和使用纸张，而西方造纸术的出现历史则更为曲折和漫长。

公元751年的中亚纷争中，撒马尔罕的穆斯林首领抓了很多中国人，其中有一些擅长造纸，从那以后，撒马尔罕纸——一种由亚麻而不是由桑树皮造的纸——成为当地一种珍贵的出口产品。然而，这种技术很快在穆斯林社会传播开来：约在公元793年（？）传入巴格达，公元9世纪传入大马士革，约公元900年传入开罗，约1100年传入斐斯和西西里。(24)虽然阿拉伯人在9世纪时已经经常使用纸，但是他们仍然更喜欢使用牛皮纸书写神圣的《可兰经》。西班牙在约1150年有了造纸术，在13世纪时阿拉伯的商人将造纸术带到了印度，很快代替了那里的传统书写材料。

13世纪的西班牙人把纸叫做pagamino de pa∩o，或叫“布皮书”，因为布料纤维仍然是其主要成分。(25)1492年穆斯林教退出西班牙后，技艺不那么娴熟的基督教工匠担负起造纸的责任，纸的质量也大幅度下降。同时，西欧的用纸量却在大大增加。从1338年起，法国的特洛瓦就建立了造纸厂，而1390年德国的纽伦堡也有了同样的工厂。1690年，在费城附近的德国镇生产出了北美的第一张纸。早在14世纪下半叶的时候，欧洲的纸张已经代替牛皮纸作为书本的主要书写材料，短短的一个世纪内，由于印刷出版业的发展，羊皮纸和牛皮纸完全被纸取代了。

人们一般很少感谢纸张对西方文明所作出的贡献，事实上，羊皮纸和牛皮纸是永远无法满足大众化识字、世界性的印刷、现代办公室、报纸、政府记录和大众教育的需要的，这些现代化成就的实现都是仰仗纸和印刷术的发明。的确，由于纸的出现，印刷本身变成了现实。在19世纪，由于普及教育对纸的大量需求，导致了树木代替碎布作为造纸的原料，这样一来，纸的质量虽然下降（对比1780年的可爱纸卷和1880年的次等纸张），但是纸的供应却大大增加。到了20世纪，纸张变成了“现代信息存贮中最重要、最方便、完全无可替代的媒介。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智力上我们的社会都已经变成了一个纸的社会”。(26)

到了现在，由于电子信息存贮技术和私人电脑的进步，纸的地位才第一次受到了挑战：正如我们经常听到的，几个CD存储器就能把整个图书馆装进去。但这些并不意味着纸的作用的减退，至少在目前不会如此。电子邮件和因特网的使用增加了私人信息的使用量，每天都有大量的打印输出，因此，这些新科技造成了对纸张前所未有的需求量。

印刷术

书记员要抄写一本书一般要花很长时间，即使是今天，要抄写《拖拉》即摩西书的前五卷也要花一年以上的时间，因为犹太抄写员要受到成百上千的法律的约束。而且，手抄本意味着书籍成本高昂且读者稀少。而读者稀少就意味着识字率不高，对一个社会具有很大的危害。欧洲是在15世纪中期印刷术的出现后才开始大规模阅读的，而印刷术的出现是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印刷术是“采用按印的方式大量的复制字形”。(27)用印章按印一篇文段比手抄当然要快得多，而且，压印可以复制原文，从而避免了在抄写过程中经常发生的错误和改变。通过这种方式，原文的权威性得到了保证。早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苏美尔的抄写员们将整篇的文本放在软泥上，用单柱的“圆柱体石印”或是双柱的“筒状石印”按压，后者将字的分栏倾斜，使印压变得独立。

约公元前1600年的克里克岛上发现的斐斯托斯盘（Crete's Phaistos Disk）是现存最早的活体印刷模板（见插图47），这可以说明对原稿的真实确定复制是印刷术发明的目的。虽然从圆盘上的爱琴海音节文字可以看书，它是受了黎凡特地区的比波罗斯音节的影响，它对米诺安希腊字母音节in-divi-du-al的单独按压可能影响了现代印章。每个章印——起初都是用来书刻名字、地名和委托——变成了独立的活字模，来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表达一个完整的信息。正因为如此，米诺安像希腊人可以被认为是活字印刷最早的创始者。(28)但是很显然，古地中海人很少使用这种技术，以至于它仅仅在很小的范围内使用过，然后消失了。

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领域历史悠久，后来发明了雕版印刷术。(29)雕版印刷是以整张文本作为印刷的最小单位，采用斐斯托盘一样的活字印刷（独立活动的语标字符、音节和字母）出整面的文本。早在公元前1世纪的时候，中国人就将字浮雕在石板上并采用这种模板复制文字。公元100年左右中国发明了纸，很快纸就被用于拓印印刷。在公元6世纪的时候，中国就开始将石板、熟石灰、木头和铁等材料用于印刷文本，印出来的文本质量高，完全和原文本一样，但这还不是雕版印刷，因为原版容易被损坏，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中国人开始将文字整版反刻在木板之上，后来改进技艺，采用字体凸出的阳文。印刷的时候，在凸起的字体上涂上墨汁，然后把纸覆在它的上面，轻轻拂拭纸背，黑色字迹就留在纸上了。现存最早的完整的雕版印刷书是公元868年的中文版《金刚经》。（见插图129）

直到19世纪，雕版印刷术都一直是中国、朝鲜和日本的主要印刷术。(30)其技艺几百年来一直都没有发生变化。雕版印刷是在一定厚度的平滑的木板上，粘贴上抄写工整的书稿，薄而近乎透明的稿纸正面和木板相贴，字就成了反体，笔划清晰可辨。雕刻工人用刻刀把版面没有字迹的部分削去，就成了字体凸出的阳文，然后用刷子在这些浮雕字上刷上印度墨，将半湿的纸用特制的木片工具在木版上轻轻按压，字就印在纸上了。当时还有使用铁版作为雕刻模板的，但是由于其价格昂贵所以没有得到推广。

图162　现存最早的东亚印刷品：用汉字印刷的梵文佛经，日本，约公元770年。

由于公元1世纪对佛经的大量需求，在东亚，印刷术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和推广，(31)雕版印刷术满足了这种需求。这样，这个时期东亚的文学作品出版数量就比欧洲多得多，因为在欧洲的书记员们忙着抄写书籍的时候，中国的书籍出版商们正大批量地印刷书籍。例如，在公元764年的时候，日本的圣德皇后下令印刷一百万份佛经（dbārāni）在国内发行，工匠们花了六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个工作（插图162）。而在公元839年，日本僧人恩尼在中国的佛教圣地五台山见到了一千份佛教《心经》的印刷本。

中国后来还发明了活版印刷术，在公元1045年，中国北宋的印刷匠毕昇发明了在胶泥片上刻字，使其成为活字。后来，有人使用木头、金属和陶瓷来制作活字，但是木版雕版印刷在当时还是大量的使用，因为汉字的个数太多，使得活字印刷难以推广。

朝鲜在很早的时候就借用了中国的木版雕版印刷术，在太祖李成桂时期（公元1392——1398年在位）印刷了一系列的木版印刷的小册子；到了太宗李芳远时期（1400——1418年在位），在1403年颁布了一道诏令，由国库出资，制作了铜质的活字字模。由于要制作成千上万个字模，这项工作费工费时，到1409年，这套字模已经用于皇室的印刷坊了。一直到19世纪，朝鲜的这个印刷坊都一直负责出版印刷书籍，使用的就是一种由雕刻了字的木块做母版、并用铜或铅烧铸的金属活字印刷。15世纪末的时候，朝鲜皇室已经有了自己的烧铸室。

的确，活字印刷书有很大的优点，但是由于汉字的复杂使得其在汉语范围内推广很困难，这可能是使世宗（1414——1450年在位）认识到发明谚文的必要性，《训民正音》中规定了18个谚文的辅音和10个元音，因此，汉代的韩文只需要164个活字用于印刷，取代了成千上万的汉字。

16世纪的时候活字印刷从朝鲜和葡萄牙传入日本。在短短的50多年拓印使用中，日本诞生了许多杰出的作品。但是，由于整个东亚的书写系统以及对书籍的社会需求，使得东亚必须继续寻求一种新的印刷技艺，因此到了17世纪，雕版印刷术完全取代了拓印。对于拥有近6000个常用词汇的东亚语标音节文字来说，雕版印刷术显然比活版印刷术有优势，因为后者的字模难以存贮。在19世纪的时候，拓印又从欧洲介绍到东亚，并且迅速代替了雕版印刷。

至于欧洲人对东亚印刷术的了解到底有多少还不为人知，但是，15世纪欧洲对书写文本的复制工艺绝对不是一种偶然的发明。(32)印刷术在欧洲发展缓慢，与其说是由于欧洲技艺的落后，不如说是欧洲西方社会对其古老技术不肯放弃。一旦时机成熟，欧洲的印刷术就会以突飞猛进的速度赶超东亚，因为他们使用的字母书写系统相对简单，十分适合使用活字印刷。

图163　现存记录的最早的木版印刷品：所谓的“布克斯特胡德圣克里斯托弗”（Buxheimer St Christopher），德国西南部，1423年。

和东亚印刷术不同的是，西方的技术完全是一种私人化和商业化的，主要受利益驱动，以市场为发展导向。国际经济发展迅速，促进了私人藏书、教会用书和教育用书的需求增多，于是在15世纪的时候，书籍搜集成为一项暴利的行业。在15世纪早期的时候，许多出版商认识到，手抄书籍实在是无法满足大宗订单的需求，由于抄写一本书往往需要很多时间，很多挣钱的机会白白浪费了。因此，出版商急需一种快捷低价的技术，于是15世纪早期，欧洲出现了木版印刷（插图163）。但是，直到15世纪中期，木版印刷和活版印刷才一起得到充分的发展。到了16世纪，由于木版印刷同样很耗时，所以也被别的方式代替了。

尽管15世纪时欧洲已经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术，但是一些手抄本在当时甚至是现在都仍然很流行，原因主要是出于对传统、宗教的尊重和经济政治的需要考虑。早期的印刷商主要是模仿中世纪时期的书写体，(33)在早期的印刷书籍中，书记员们最后都将首字母手写为大写。但是也有一些人一直致力于设计出新的字体以推进这种新的技术。很快，印刷术开始大规模发挥作用，最终将书写从手和笔中解放出来。

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算起，印刷术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34)：从1450年到1550年是印刷术的发明阶段（插图164）；从1550年到1800年是印刷术地位巩固和技艺改进的阶段；从1800年至今，印刷术的进步改变了书籍出版和流通的方式，也改变了出版商和读者的习惯。

印刷术的发展是从德国的缅茵兹市开始的。

约翰·顾登堡（Johann Gensfleisch zum Gutenberg，1394？——1468年）出生于缅茵兹市一个贵族家庭，作为一名金匠，他在1440年左右被政治放逐斯特拉斯堡期间开始试验印刷术，而在同时期的布鲁吉斯（Bruges，意大利港埠）、亚维农和博洛尼亚也有相似的试验，因此顾登堡有可能受到了这些地区的影响。在1440——1450年间，顾登堡在缅茵兹市发明了近代活字印刷术，使印刷书籍成为有利可图的事业。作为一名金匠，顾登堡熟知钢模雕刻技术，他还发明了大批量生产徽章的工艺，即使用模具印压薄金属片。而螺旋压榨机的发明很可能是受了欧洲家庭作坊压榨橄榄油和压平亚麻布技艺的启发。

图164　一张马提亚斯胡斯的木版画中描绘的一个排版工人、几个印刷工人和售书商，《死亡之舞》（Dance of Death，里昂，1499年）。

在现有技艺的基础上顾登堡又加入了两项新的发明：首先，他发明了一种手铸工具，将铜模放置其中，只要倾入溶化的合金，大小一致的字母与符号即可产生；然后，他又发明了脂肪性的印刷油墨，使其可以附着在金属字模上。正如斯坦伯格（S.H.Steinberg）所指出的：

“顾登堡最大的成就在于，在经历了不为人知的早期试验之后，他的发明远远超出了当时的物质基础范围。他发明的冲压字模、铸字盒、铸造活字的合金和排版术，特别是印刷术在顾登堡时代之后一直使用了三百多年。”(35)

顾登堡的发明及其影响完全不亚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影响。

顾登堡印刷的主要作品有《四十二行圣经》（1452——1456年）、《三十六行圣经》（1460年）以及1460年版的约翰·布尔布斯13世纪编译的《万灵药》（Catholicon，插图165）（虽然后两部作品是否是顾登堡所印还有质疑）。《四十二行圣经》是第一部铅活字印刷的书籍，也是印刷史上不朽的作品之一，在该书中，顾登堡借用了现代德语手稿中的样式和版式，采用哥特式Quadrata体书写（甚至标准手写体中的缩写和连字符都被刻在了字模上。）全文用黑色字印刷，印好之后，印刷工人再用手工将圣经章节开始的大写字母手绘成红色以示区分。1460年以后，顾登堡不再进行印刷术的操作，据称是因为其失明的缘故，1468年顾登堡辞世。

历史学家爱伯丁·高尔（Albertine Gaur）曾这样说道：“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顾登堡在改进印刷术的技艺上花费的二十多年，代表着现代社会的开端，没有印刷术，就不可能有之后的科学、政治、宗教、社会学、经济和哲学上的进步。”(36)

书籍出版业也发生了变化，市场不再需要独立的小作坊主，欧洲主要的商业中心（而不再是皇庭、寺院、修道院或是牧师会礼堂）成为新的印刷和文学中心，以往书写院服务的只是小部分知识分子，现在的对象却是一群识字的大众。这也更加要求印刷工使用标准化的印刷文本以保证大众的理解度。例如，将本土方言改为全国通用语，不仅规范了欧洲的书面语言，而且使这种书面语更加有影响力。与此同时，印刷工尽力简化字体以取得最大化的可辨认性。一些符合大众口味的文本被大量印刷出版，在这个集商业、语言学和文化融合为一体的过程中整个西方社会都发生了变化，而且这个过程现在以更快的速度改变着我们所处的社会。

图165　《万灵药》（Catholicon）的版权页标记，据称为顾登堡所印，缅因兹，1460年。

顾登堡的印刷厂和活字印刷后来被福斯特（Johann Fust）及其女婿彼得（Peter ）所继承，在顾登堡的基础上，他们于1457年印刷了著名的《缅因兹诗篇》（Mainz Psalter），采用了一种粗体但是宏伟的哥特式Quadrata字体，首字母采用双色大写，而小一点的大写字母则用红笔手绘在旁边。（一些福斯特的《诗篇》印在牛皮纸上。）随着1462年缅因兹被攻占，当地印刷业的发展突然中断，很多印刷工匠逃往其他欧洲的中心城市，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威尼斯。在那里，印刷匠们选用人文小写体作为他们的印刷体，借用有着1500年历史的罗马方形大写字母。(37)最早的罗马体源于1470年，由尼古拉斯·詹森（Nicolas Jenson）发明，詹森很可能取道缅因兹来到威尼斯的，他给这里带来最清楚易辨认的早期印刷体。（插图166）

图166　早期罗马字印刷

1473年，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Aldus Manutius）在威尼斯成立了一间印刷所并且改进了詹森的技艺。随后的弗朗西斯科（Francesco Griffo）是一名字体设计者，他从书法的角度，决定发明一种较有艺术性较为平衡的文本，他还发明了比上伸字母要短一点的大写字母。这种来自威尼斯的活版印刷术被称作“白页”（white page），它为印刷业建立的这个很好的范例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然还在使用。弗朗西斯科还设计发明了一种法庭斜体字（Chancery Italic），这种字体最早用于马努蒂乌斯于1501年印刷的维吉尔的《歌剧》中。这种斜体字的使用大大浓缩了文本的长度，节约了印刷费用并且更加轻便易携带。后来很多的意大利书记员争相效仿这种斜体字印刷体，其中最著名的是卢多维科（Ludovico degli Arrighi）。直到16世纪中期以前，斜体字都是作为印刷整本书籍的印刷字体。

1476年，伦敦的威廉·凯克斯顿（William Caxton）第一次在英国使用铅活字印刷。（而大英帝国本身就是英格兰首先将印刷术引入本土的。）与同时代的其他印刷工不同，凯克斯顿是一位绅士、学者，受到宫廷贵族的资助和青睐。(38)凯克斯顿大约出生于1420——1424年（不详）的肯特郡，他在布鲁吉斯做了30多年的生意，兼任英国的商务监督。后来离任，开始致力于将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特洛亚战争》（Recueil des histories de Troye）翻译成英文。为了出版自己的译作，他又开始兴办印刷业。

凯克斯顿从德国科隆的印刷工匠那里学到了印刷术（1471－1472），1473年回到布鲁吉斯，他开办了自己的印刷厂，先是印刷出版了他自己的译作《特洛亚战争》，后来又印刷了三部其他的作品。1476年，凯克斯顿回到伦敦，在这里建立了英国第一家印刷厂，最初印刷厂建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济贫院，后来因为红热病转移到施赈所（插图167）。在那里，凯克斯顿还是第一个英国的（而不是荷兰的、德国的或是法国的）书籍零售商。英国出版的第一本书，据说是1477年在凯克斯顿的印刷厂印刷的瑞弗斯公爵（Earl Rivers）的《智者警言》（Dictes or Sayengis of the Philosophres）。(39)

到1491年去世，凯克斯顿的书店一直受到诸如爱德华四世、理查德三世、亨利七世等皇宫贵族的惠顾。在16年的印刷业经营中，他一共刊行了90余种书，其中74部为英文，在那个拉丁文盛行的时代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除了20多部自己翻译的作品之外，凯克斯顿还印刷了像乔叟、高厄、利德盖特和马洛里这样大作家的作品。

凯克斯顿死后，他的徒弟沃德（Wynkyn de Worde）接管了生意。到1535年去世前，沃德出版印刷了近800种不同的书，其中三分之二的书满足了迅速增多的文法学校的需求。1500年，沃德将工厂搬到伦敦，在那里，一些有名的印刷商如威廉·福克斯（William Fawkes）和理查德·平森等（插图168）在当时已经十分活跃了。在1500至1530年间，沃德和平森几乎包揽了英国书籍市场近三分之二的书籍出版。(40)

图167　威廉·凯克斯顿的广告宣传单，宣布“纪念索尔斯伯利投入使用”，伦敦，约1477年

图168　理查德·平森刊行的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第三版中的一页（伦敦，1492年）

在当时，整个西欧都盛行着两种字体：罗马字体（也叫Antiqua字体）和哥特体（即Fractur体）（插图169）。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罗马字体逐渐取代哥特体，到16世纪，大多数的传奇文学都采用罗马体；17世纪，除少数例外，英国和美国都使用罗马体；19世纪，除了德语使用者，北欧都使用罗马体；20世纪，德语国家也开始使用罗马体了。(41)

图169　早期重要的哥特式字体印刷

在印刷术使用早期，哥特体比意大利的人文罗马体更为常用。法国很早开始使用人文体，随着其国力的日益强盛，它使用的字体也开始影响欧洲其他的国家。在16世纪上半叶的时候，法国在印刷术方面领先于其他国家。铸字工人克劳德（Claude Garamond）发明了一种外形上类似威尼斯体的新的罗马印刷体，但是这种字体更为先进：字母的结合更为和谐，大小写字母和斜体艺术性地结合在一起。这样，罗马体和斜体印刷是作为“一种字体中的不同组成部分”结合在一起的，(42)我们现在使用斜体主要是为了区分或强调特殊的词或短语，是作为罗马字体的一种补充出现的。（在其他的字母和字体系统中就没有这种使用斜体进行区分，比如在希伯来语中表示强调某一个词，只需要在字母之间留空格就可以了。）这就是现在我们仍然使用的著名的加拉蒙德字体。(43)

图170　英属北美第一本印刷书，用古体，于1640年由马萨诸塞州剑桥大学的Stephen Daye负责印刷。

罗马语中有三种主要的书面语字体，分别是：古体、现代体和无衬线体（Old Face、Modern Face 和Sans Serif）。

古体与最早的15世纪时期的罗马体相似（插图170）。有些古体事实上相当现代，其中最受欢迎的是1931年斯坦利·莫理森（Stanley Morison）发明的Times New Roman体。古体字比较细，稍微有点倾斜，其衬线是括弧型的，在竖笔上端有一点倾斜。现在常用的古体还包括Bembo体（1495年改进发明）、Garamond体（1621年）和Imprint体（1912年）。(44)

18世纪时，威廉·卡斯隆（William Caslon）发明了一种古体字，在当时的英国十分流行。(45)

在这之前，英国的许多书写体都是来自荷兰，其字体笨重，形状粗陋。受加拉蒙和弗朗西斯科的影响，卡斯隆采用了“英国设计”，他将小写字母拟人化，将斜体艺术性地加以发挥，并且使用硬笔书法将笔画的粗细区分开，卡斯隆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而粗的和符＆。在英属的北美地区，卡斯隆体十分流行，以至于即使是美国独立后，本杰明·富兰克林还坚持用卡斯隆体的罗马字母印刷第一版的《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和《美国宪法》（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原来均为手写版）。

现代体是18世纪理性主义的产物，早在1692年，法国的路易九世率领的皇家委员会提出，要发明一种字体作为皇家印刷体，他们提出了最早的现代体。但是，这项工作直到1745年才完成。(46)与古体不同的是，现代体摒弃了倾斜的带括弧的衬线，换之以机械印刷中的横向无括弧衬线。同时，它还使用了最新的技术，设计出粗细不同的笔画，对称轴部分最细，例如O，就是顶端和下端最细，两边最粗。

现代体最初是出于皇室需要而发明的，在1750至1830年间风靡欧洲。英国一直坚持使用古体而拒绝现代体，还使用一种“过渡体”，即保留了原来的倾斜带括弧的衬线［如1757年的巴斯克维尔体（Baskerville）和1788年的贝尔体（Bell）］。一个英国的铸字工人抱怨说大众品味迫使他不得不融合成千上万的字体造出一种“不如其中任何一种”的新字体。(47)在19世纪大部分年代里，现代体仍然是印刷所的主要使用字体。到了20世纪，特别是在美国出现了一种新的蒙那体（monotype），同现代体一起成为技艺类书籍的主要印刷体。而现在，Times体已经逐渐取代蒙那体成为世界通用的字体。

在非英语国家里，现代体如博多尼字体（Bodoni，约1767年发明）、狄多尼体（Didot，1784年左右）、瓦尔波（Walbaum，1805年）仍然十分流行。特别是前两种字体在法国尤为流行，它们一般用来增加现代印刷的法语作品的“古韵”。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欧洲人喜欢用古体渲染古典文学的艺术韵味，用现代体来衬托学术科技文学作品的严肃性。在英国，现代体被当作是“维多利亚体”，现在几乎被Times Roman取代了。

Sans Serif（无衬线体）最初是作为一种“广告体”出现的，在19世纪初（卡斯隆早在1816年就发明了这种字体），用于印刷广告、招贴和传单之类的东西，而在1850年之前，这种书写体只用大写字母。(48)顾名思义，无衬线字体是没有衬线的（在法语中，sans的意思是“没有”），而且笔画是没有粗细之分的。在19世纪，商业广告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印刷体的发展：客户一般都要求大而粗的字体，以保证广告语在较远的地方也能一目了然。出于这种考虑，出现了三种基本的无衬线字体（Sans Serif）：埃及体（Egyptians，一种有着夸张的粗黑色衬线的字体，在西部蛮荒地区张贴的“通缉令”常用此字体）、华丽肥体字（Ornates and Fat Faces）和粗黑的哥特体（Gothics）。

无衬线字体经常用于书写海报和标识，比如伦敦的交通系统的布告牌就将其用于一种铁路体（Railway Type，1916）。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到建筑设计领域的鲍豪斯运动（Bauhaus movement）的影响，德国和瑞士的印刷商们开始使用无衬线字体作为印刷体。无衬线字体有很多的装饰，在同传统的哥特体一同使用的过程中，这种字体逐渐成为“20世纪”的代表性字体，德语国家的杂志和报刊都纷纷开始使用无衬线字体（虽然大部分的印刷品使用的还是哥特体）。到了20世纪70年代，英国开始使用无衬线字体作为其书籍的印刷体。在无衬线字体中最出名的是赫尔维西亚体（Helvetia，1957）和Univers体（1957），现在已经成为私人电脑的常用字体了。

无衬线字体在20世纪继续向前发展，设计者们要么积极“复古”以往出名的字体，要么热心设计新的字体。(49)其中，“复古”类的代表有Bruce Roger的Centaur体（对Nicolas Jenson的继承），Slimbach的加拉蒙体（Garamond），Louis Hoell的博多尼体（Bodoni），以及Adrian Frutiger的Univers体，这些都是哥特式无衬线体的代表。而在“创新”类的设计中，有Paul Renner的Futura体（一种几何形的无衬线体），Eric Gill的Sans体（一种罗马大写无衬线体）和他设计的Perpetua体（一种衬线碑铭体），Hermann Zapf的Melior体（一种椭圆形的字体）和他设计的Optima体（一种无衬线罗马体）。(50)

但是，由于其外形简朴得几近苛刻，无衬线字体还是没能胜过Times Roman这种古体字，成为世界上最流行的字体。有研究显示，Times这种字体可以使读者在阅读较长的文本时更快更轻松，而很多读者称喜欢这种字体的优雅。但现在还是有很大一部分读者经常会看到无衬线字体，因为它们经常出现在路标、店铺招牌、包装袋和电视广告上。

1941年1月3日，德国最终不再使用哥特体而改用罗马字母，这是西欧书写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因为在此之前，阿尔道夫·希特勒称赞哥特体是传统的日耳曼民族字体，后来他意识到，为了扩大纳粹教义的影响力，就必须使其超出德语国家的阅读范围去获得更多的读者。因此，希特勒下令“所谓的哥特体”是一种犹太人的发明，现在德国人民使用的应该是罗马体这种“正规”字体。很快，德国政府就用罗马体代替了哥特体，使用拉丁字母，但仍然包含一些特殊的德语音素如、、ü、β（ss）。历史学斯坦伯格（S.H.Steinberg）曾这样写道：“撇开那些愚蠢的争吵不谈，这是希特勒为德国文化做的一件好事。”(5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和奥地利的同盟国保留了使用罗马体（当然除了俄国），随着德国新政权的建立，罗马体的使用保留了下来。现在，除了爱尔兰，整个西欧都使用罗马体作为其官方的印刷体。

和印刷术一样，打字机的发明也改变了书写的方式、面貌及其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打字机的键盘也是个人电脑的前身。直到19世纪以前，所有的字体都是人工手动设定的。字数无关紧要，连书写文字的类型也都无关紧要，不管是语标文字、音节文字还是字母文字，只要字是存在的，就能够把它写出来。但是，打字机的发明改变了这一切。(52)有了德国和奥地利的木质打印机先例，美国人克里斯多福（Christopher Lathan Scholes）于1867年发明了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打字机，于1873年由雷明顿公司（Remington）发售。这台机器有44个键，可以打印所有的大写字母、数字和一部分标点符号。不久以后，转换键被发明，这样一来，在同一个键上就既可以敲出大写字母也可以敲出相对应的小写字母。从此，所有常见的打字机都可以打出88至92个字母，足够日常文本打印使用了。在1880年以前发明的复写纸，在这时可以用来加入到打印的纸张中以获得更多的复印本。美国第一个使用打印稿交稿的作家是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在这之前一直到20世纪末，出版社都接受手写稿件。从此，那些作家可以从笔墨中解放出来，像专业印刷匠一样打印自己的文稿，尽管他们每次只能打印一页稿纸。

很快地，更多的发明如雨后春笋般紧随而来。(53)19世纪80年代，奥特玛·默根特勒（Ottmar Mergenthal）发明了第一台铸造排字机莱诺铸排机。1881年，哈蒙德（James B. Hammond）发明了哈蒙德打字机，这种打字机添加了一个打印梭，使其可以一次性打印很多版。后来又出现了一种多字体打印机（Vari Typer），可以模拟热熔金属排版的方式制造出平版印刷复印本。这些发明一直使用到20世纪70年代左右，直到电子照相排版的出现并逐渐占领市场。同时，影印机也在这时出现，到20世纪80年代，个人电脑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键盘进行书写。

今天，每个个人电脑使用者都可以轻松获取包括一些古字体在内的世界上的各种字体和书写系统。现代文字处理器、电子打字机和个人电脑弥补了传统打字机的一些缺憾，提供用户大量的打印选择，如字体、字号、斜体、黑体、间距以及一些特殊字符等。有了家用电脑和办公室电脑，就已经可以与打印店媲美了。(54)

活字印刷也改变了语言本身，在印刷术出现之前，书记员都是创造性地而不是复制性地在书写。他们按照自己说的方式抄写文字。（而抄写员是按照寺院或法院的要求来进行抄写的。）有了印刷术之后，新的标准也就制定了。印刷匠们一般使用售书地商业中心使用的语言来印刷。换句话说，就是为了更大的利益着想，而使用令更多潜在的客户能够看懂的文字进行印刷。

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凯克斯顿选择伦敦方言作为其印刷体。伦敦的印刷厂帮助实现了一种统一的英语语言，能够作为一种标准的方言被英国和伦敦地区长期使用。(55)在伦敦地区的印刷行业中，经常是由第一位印刷匠规定印刷的字体、语法和句法结构，这些规定一直沿用至今。可以说，伦敦出版商的这种习惯上的“排字规格”事实上造就了现代英语，因为随着伦敦印刷商不断地将不常用的方言改变成为易懂的文字，这种文字范例逐渐形成了标准的英式英语。例如，1495年，沃德在印刷一部50年前的手稿时，刻意地将文本改变成其老师凯克斯顿所使用的一种伦敦语，这样一来，twey就变成了two；wend就变成了go；clepe变成了call和name。

印刷体文字先后在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西班牙以至全世界使用，它将方言融合成一种标准化的民族书面语和口语。经过了几百年，印刷出版业不断地被统一化和规定化，这当然为成百上千的方言敲响了丧钟。特别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时候，方言先是逐渐被印刷术所影响，后来收音机、电影和电视剧的发明逐渐将方言驱逐出历史的舞台。

拉丁字母的不断改进一直持续到印刷时代。16世纪时，罗曼语（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语等）的使用者们就已经注意到，由于拉丁字母中v和i都既是元音又是辅音，即使后来经过了加洛林改革仍然常常会造成混淆。1524年，罗马印刷匠崔西诺（Giangiorgio Trissino）建议使用V的小写体u来表示一个单独的元音U，而V的小写变成v，成为一个辅音字母，这样就造出了两个独立的分别有大小写形式的字母。同时，他还建议将拉丁字母I和i的两个变体J和j用作辅音字母，用来表示不同的音节。随后，许多欧洲的字母系统都采用了崔西诺的发明，我们今天都将I和i、U和u用作元音，而将J和j、V和v用作辅音。

1770年左右，为了规定重音符号、分音符号（如）和分音符号（如）的用法，法语书面语中增加了变音符号。由于这种变音符号的出现，现在法语中一个字母e就可以表达多达五种不同的音：e、é、è、ê、。

斯坦伯格这样写道：“印刷术的历史是人类文明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56)印刷术的发明使用改变了整个社会的功能，通过使用机械（而不是电子）来制造出无数相同的文本，印刷术使人们从过去对知识的有限触及变成了对知识的无限触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印刷术造就了现代社会，印刷术同火的使用和汽车的使用一样，对人类有着重大的意义。

此外，印刷术的使用还推动了拉丁字母的使用和发展，对于拉丁字母的使用超过了过去的半个世纪，这也是拉丁字母能够在21世纪初成为世界上最常用的书写系统的最重要的原因了。

受拉丁字母影响的一些文字发明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上的书写系统和文字都受到了一定程度仿拟的影响。特别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社会向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扩张导致了这些地区对于拉丁字母的学习和仿造，一些使臣和商人的书写几乎是全盘借用，除了一些小的变动或添加的变音符号；有些地方采用字母的形状但是舍弃了字母的读音；有些地方只是借用了这种使用字形艺术来表达人类语言的概念。总而言之，很多当时没有书面语的地区如非洲、美洲、亚洲以及大洋洲第一次有了文字书写的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受西方影响的国家在发明其文字的时候没有使用拉丁字母，而是采用了从象形文字到语标文字再到拼音文字的发展过程，最后实现了音节图符的形成。最后形成的文字一般是经过了简化的文字。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许多小型的社会在同西方社会的交流当中开始接触拉丁字母，并开始效法拉丁字母形成其自己的书写，而在这些社会里事实上并没有产生这样的文字需要。一旦这些社会通过模仿产生了自己的书写，他们同西方社会的经贸往来会导致其对拉丁字母体系更加接近，因此，这种模仿是缺乏本族语言基础的，在使用拉丁字母的过程中，本族语言最终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有些影响则是简单的交流引起的。例如，1928年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废除了一直与伊斯兰教紧密联系的土耳其阿拉伯辅音字母表，而采用拉丁字母表以示与过去挥手告别迈向新的进步。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发明一些带有变音符号的字母，如gˇ变成了轻音／g／，像一个y音；爧就变成了“sh”音（土耳其人可以避免使用德语中的三字一音sch）。此外，土耳其还借用了德语中的和ü表达同样的音。直到今天，土耳其使用的仍然是这种特殊的拉丁字母表。

一些以前没有书面语的口语系统有时只需要借用拉丁字母表中一半甚至更少的字母。例如，所罗门群岛的本土语言Rotokas，只有11个字母，是最短的字母表。而柬埔寨的谷美尔语（khmer）则拥有最长的字母表——74个字母。拉丁字母表尤其适合这种类型的借用，比如说在书写波利尼西亚语的时候，只需要使用长音符号ˉ来表示元音的长度，使用声门停顿符‘表示英文中类似uh-uh的音。在波利尼西亚语中音素／y／（如英语中的sing音），同英语和德语一样常使用ng两个字母组合表示，有时甚至只用一个g表示，例如帕果帕果（Pagopago，读作PANGOPANGO）就是美属萨摩亚群岛的首都名。

马耳他语是阿拉伯语的一种，是唯一使用拉丁字母的阿拉伯语。从1958年开始，中国政府颁布法令，从不同程度上使用拉丁字母作为中国的拼音系统（见第五章）。

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也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其民族文字的选用。例如，在1960年索马里赢得独立之后，当局认识到一个统一的民族文字的重要性。而在此之前，索马里国内使用多种文字：索马里语和阿拉伯语为其民族语（伊斯兰教是索马里的国教），而日常生活中使用意大利语和英语居多。随后，政府委员会颁布了18种文字，并于1961年选用了其中的两种作为其全国通用的文字：一种奥斯马尼亚体（Osmanian，20世纪由Osman Yusuf发明，他将意大利语、阿拉伯语和埃塞俄比亚语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文字。）和一种改编了的拉丁文字母表。1969年，索马里经历了一场政变，四年后，政变领袖采用了符合其意志的拉丁字母改编体作为全国通用的文字体。

在北美有很多文字的创新，英国卫理公会派出的传教士约翰·伊万斯（John Evans）于1840至1846年间就在哈得逊河沿岸发明了克里文字，至今，加拿大东北部地区巴芬岛上的因纽特人仍然使用这种文字的改进版。因纽特人尤雅科（Uyako，1860－1924）等发明了阿拉斯加文字，这种文字比楚克奇长官特尼维尔（Tenvil）1920年发明的象形“文字”要精密的多。

切罗基文字是一种具有重大历史和社会影响力的文字，由塞阔雅（也叫George Guess）在1821至1824年间发明，塞阔雅是北佐治亚和北卡罗来纳易洛魁族（Iroquois）中的一个半切罗基人，到1821年，他已经掌握了拉丁文字母，并且意识到这种字母系统对其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潜在益处。因此，他首先为每个切罗基字都设计了一个符号，过了一年以后，就已经有了成千上万个符号，这让塞阔雅看到这种书写系统的不实用性，于是他决定将单词分解成简单的单位——切罗基语的最重要的音节、辅音、元音、音节群等。然后，通过使用英语拼写法，塞阔雅随意地将字母表中的字母带入这些重要的音节单位中，但是在英语中找不到切罗基语的对应读音。除了改编一些拉丁字母表中的字母作为切罗基语中的符号之外，塞阔雅还发明了大部分的符号。他创造出的切罗基文字是一种包括了纯元音和音节群的音节文字。

同阿拉姆辅音音节在印度的推广及其本土音节化不同的是，切罗基文字是一种独立的发明：塞阔雅在发明切罗基文字的时候没有受到拉丁字母表很大的影响，他完全没有受到字母文字的规则及其发音的限制，只是借用了一些字母的字形并且将它们本土化了，除此之外，塞阔雅借用的就是书写的概念、线形的句子结构以及从左到右的写作顺序（正如我们将要讲到的复活节岛的rongorongo文字一样。）

从最初提出的200个符号到最后精简到只剩下85个符号（插图171）。1827年，一个波士顿的印刷匠发明了切罗基印刷体，随后，一家报刊和一些文学作品中开始出现切罗基文字，很快就有很多切罗基人可以阅读这种文字了。（据称曾经有百分之九十的切罗基人可以阅读本族文字。）即使是1830年前后，在美国政府进行悲惨的切罗基种族大清洗以及将他们赶往陌生的俄克拉荷马州地区时，切罗基人还是没有放弃他们的文字，切罗基文字是其族人的民族骄傲和民族认同感的标志。后来，切罗基文字不再使用，但它从来都没有完全消失，因为在很多宗教刊物和报纸中仍然会使用这种文字，事实上，很多人在努力使这种文字再次活跃起来。

图171　塞阔雅的“字母表”—这个字母系统包含了纯。

在非洲也出现了类似的文字发明。瓦伊（Vai）文字就是19世纪早期一种古老的图像文字的语音化。塞拉利昂的门德语文字据称是20世纪早期一个穆斯林裁缝的发明，而喀麦隆中部的Bamum文字是由国王Njoya及其大臣们于1903年至1918年一起发明的。(57)Bamum文字是一种插图型的文字，受传教士文字的影响，Njoya国王希望本国也有类似的文字。据传说，他在一次梦中被告知应该为每一个日常事物和动作都发明一个图像，醒来后，他下令画出这些图画，然后决定选择这些作为文字书写，在尝试了五次无果之后，Njoya决定使用图符文字书写（rebus writing），结果出乎意料的成功，因为Bamum字刚好是一种单音节的辅音加元音文字CV（C），有时会以辅音结尾。而且，有很多Bamum字字形一样而读音不同，所以需要发明一些语标音节符号，以便更充分地表达口语语言。

另外一种受影响产生的语言是表达曼德卡语（Mandekan language）的N'ko字母表(58)（N'ko是西非荒漠地区至南部地区方言中“我说”的意思。）这种字母表是二战后由几内亚康康人（Kankan）Soulemayne Kante发明的，包含18个辅音和7个元音，阅读时从右往左。在每个元音下方标记有一个点用来表示鼻音化，而在元音或音节辅音上方加上变音符号用来表示音长、音调和一些特殊的音调变化。

在20世纪早期的时候，太平洋上的加罗林群岛（现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上的沃雷艾语（Woleaian language）使用两种独立的文字书写。(59)早在10世纪中期，图画文字就已经在那里诞生了。(60)在1878年，一个英国传教士给特鲁克岛（Truk）带去了字母表，随后1905年又传到了沃雷艾岛（Woleai），那里的人们在没有完全理解字母表的基础上将其发展成为一种使用拉丁字母的、有着19个符号组成的音节文字。除了纯元音，音节主要是辅音加上元音／i／的形式。在随后的几年里，在法劳勒普岛（Faraulep Island）又发明了一个多达78个符号的音节文字系统，这个系统弥补了沃雷艾文字不能表达除了／i／以外其他元音的缺憾，这种文字的起源很复杂，有象形文字符，有日语的片假名音节，还有本土发明的一些音节。这个系统是开放的，有的作家甚至可以在需要时临时设计新的符号。

除了塞勒比（Celebe）的望加锡布吉文（Macassar Buginese）和菲律宾群岛的比萨雅文（Bisaya，从印度传入的一种文字），一直以来，南太平洋群岛都被认为是直到20世纪才有完整的书写，因为这一地区的口语文学和记忆方法已经足够满足这些社会对信息存贮的要求了（包括超长的族谱背诵。）但是，在南太平洋东南部孤立的复活节岛上，出现了世界上最有意思的文字——一种拉丁字母影响下产生的rongorongo文字。一般认为，这种文字是受1770年西班牙的吞并行径影响产生的，(61)因为rongorongo文字明显借用了西班牙人对文字的理念、线形句法和从左到右的书写次序。除此之外，这个文字系统的符号、字音以及运用都是半岛上人民的伟大创造。

19世纪早期的复活节岛人使用混合了各种字符和合成词的混合系统书写文字，其基本语标图符有近120余种之多（主要是鸟、鱼、神、植物和几何图案之类的），同时加入符号图符。事实上，原始的复活节岛不是“突然”出现文字的需要的，西班牙文字的出现（西班牙是第二个光临此岛的国家），被利用于光复摇摇欲坠的统治阶级、首领及其牧师。复活节岛的rongorongo文字是通过字形艺术来表达人类语言的。但是，它不是一种“完整的书写”，因为它不能再现这个群体中所有的思想和语言，它表现的只是有限的一部分修辞句子。这个文字系统甚至没有在语言学上完整地再现语言，它只是使用有限的类型表现有限的语言学和结构上的特征。现存的25块rongoronggo文碑刻都刻于木板上，所刻的句子也都是一些公式化的俗语，如：“所有的鸟和鱼交配后，太阳就出来了”（插图172）。Rongorongo文首要的作用是表达复活节岛人民和整个岛上神圣的“生产和产生”（begets and begats）的观念，通过一种外来影响产生的文字来表达本族传统的语言。在19世纪60年代时，rongorongo 文字慢慢退出使用，原因主要是流行病、禁忌的丢失，以及无法将其艺术代代相传等。现在，所有的复活节岛民都使用拉丁字母书写智利西班牙文，只有一小部分人现在还使用拉丁字母书写波利尼西亚本土文字拉帕努伊文。

图172　复活节岛的rongorongo文

西方的文稿最初都是采用大写体或草书体书写的，后来从半安色尔体发展而来的小写体出现，很快就运用于所有的手稿。大写字母只是有时用于强调第一个字母或用来写名字。从9世纪到15世纪，大小写字母使用的区分一直都不明显，到了16世纪，意大利的印刷体设计者设计出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书写，很快就流行起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英语字母表中有42个功能型字母（加上斜体可能更多）。大多数英文大小写字母之间的差距都非常大，几乎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字母：Aa、Bb、Dd等等。只有以下几个是个例外，如C／c、K／k、O／o等。有些诸如希腊语的字母表就借用了这种人文主义的观点；而另外一些字母表，如德语大写字母就是一些大号的小写字母。

今天，拉丁字母表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书写系统，(62)世界上大多数的语言现在都使用拉丁文表达，尽管如此，它在根本上与两千多年前的罗马碑铭文和莎草文系统是一样的，它的大写字母就相当于罗马字母中的大写字母。（这一点也没有讽刺的意思，因为大多数非西方国家总是将拉丁文字母同“现代”联系起来，认为它是与科技和未来的繁荣息息相关的。）可能对于书写史最重要的是这些字母的现在的发音同以前罗马读者的发音几乎一致。而相比较之下，汉语文言文的字形一直没有发生变化，但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其读音已经完全改变了。因此，拉丁文字母表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统一的书写系统，它保持了其原始字形与发音。(63)这种系统的大写字母采用罗马体，小写字母采用加洛林体，所以即使是查理曼大帝来读我们的这本书，他也能轻松地读出每个字。

但是，打字机和电脑输入法摧毁了手写体。在18世纪的英属北美地区，当时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绅士或淑女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计出自己的字体，那时盛行的是欧洲宣传册上使用的铜版印刷体，有着带圈的花纹、扭结和装饰性的大写字母。到了19世纪，一种特殊的“美国体”出现——斯宾塞书法体（商务草体字），这是一种笔画很轻的铜版印刷体，只是偶尔使用粗笔画。到20世纪末之前，美国的学校课堂采用的都是两种斯宾塞体的简化体。书法在这时被当作一种“无用的技术”而被抛弃。英国也开始使用简化的铜版印刷体字，而一些20世纪早期的书法家如Vere Foster等积极致力于发扬各种书写体，直到印刷体取代这些字体。在英国和北美甚至是整个英联邦国家里，书法教授已经渐渐不再流行，以至于人们的书写开始变得丑陋而难以辨认，这种艺术现在只能通过点击鼠标在电脑字体中获取了。

至于印刷字体，“羊皮纸键盘”所代表的文字系统将永远也不可能被超越。拉丁字母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其浓缩性，(64)正是因为其简单，所以它才能伸缩自如，保证了这种文字系统的生存和进一步发展。500多年以前，使用拉丁字母的活字印刷术改变了世界，而个人电脑的出现则在字母系统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座电子社会。

现在这个系统还在书写着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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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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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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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Kinght，Historical Scripts.

(64)John Man，Alpha Beta： How Our Alphabet Changed the Western World（London，2000）.

第八章　书写的未来

“文字书写是人类声音的图画。”十七世纪中叶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曾这样写道，他给文字书写先天的功能和范畴做出了人类中心论的评价。250多年之后——经过了电子革命之后——很多人认为文字书写甚至超出了人类的范畴。这种超出经过了漫长的岁月。

出现在软陶及其他材料上用标志性符号和图形图像及其他手段表示的“不完整的文字”经过一千年之后，簿记员们有了“完整的文字”的概念。以系统的语音拼字法为标志的完整的文字，最早显然是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500年的两河流域。通过“刺激性传播”——即一种观念或习俗从一个民族传播到另一个民族——书写的功能和书写手段促使邻近的民族创造出了类似的书写系统或文字。令人惊奇的是，纵观历史只有三种主要的书写系统：亚非系（两河流域、埃及、黎凡特文字及其后裔）、东亚系和美洲系（插图173）。所有这些可能都同样源于苏美尔。

三种书写系统和很多过渡性变体及复合体——即，混合的体系和混合的文字（甚至两者兼而有之，如日语），通行于各地：

图173　世界三大主要书写系统：亚非文字系、东亚文字系、美洲文字系

◆ 词符文字，或称“表词文字”，以字形或符号代表单词；

◆ 音节符号，或称“音节文字”，以字形代表独立的音节；

◆ 字母文字，以“字母”这种符号来代表独立的辅音（辅音字母表，如阿拉伯文和希伯来文）或独立的辅音和元音（完整的字母表，如希腊文和拉丁文）。

最终，大部分词符文字倾向于变成音节文字，最初符号的语义内涵逐渐被语音内涵所取代。音节文字则没有这样的变化。古埃及人编写了字母文字而塞浦路斯希腊人使其完整之后，字母文字在书写系统上一直都没有变化，但外表上呈现出很多种不同的文字。今天，随着全球化和现代技术的发展，字母文字开始对其他各种文字产生威胁。

19世纪初，一位现代正字法的创建者曾提出，人类社会从“野蛮”向“文明”的进化首先并且在最大限度上应归功于读写能力，这种观点可能太过达尔文主义。(1)今天，人们可能更倾向于认为语言是人类社会的主要工具，而文字书写只是它的一部分：文字书写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它只是极大促进了社会发展。三种书写系统——词符文字、音节文字和字母文字——都在特定的语言、社会和时代各自发挥了最大的作用。三种书写系统并无优劣之分，也不是某种“书写进化”过程（这种过程本不存在）中不同的阶段。他们只是三种不同的形式，适应了不同语言和不同社会的需要。(2)

一个书写系统或一种文字背后的推动力，并不像人们一般认为的那样，是简便实用的原则：否则，印度婆罗米文绝不会从一种简单的辅音字母文字“倒退”为一种复杂的元音附标文字，又发明出一批伪音节符号。推动文字发展的更重要的因素是其精确性、表音清晰度、稳定性、无歧义、受尊重度等一些表面因素。

法国历史学家亨利－让·马尔丹最近指出：“任何一种文字都与创造它的那个文明社会的思维方式紧密相关，文字的命运也与这个社会息息相关。”(3)若真是这样确实有趣。但是，似乎没有哪个文明社会有一种天生的“思维方式”；似乎没有哪种文字纯粹是“创造”，而没有借用和改编的；似乎“命运”总是偏向那些表音方便的文字，而并没有随着社会实力的变化而改变。在那些读写普及范围很小的社会里，如古埃及和传教士到达前的复活节岛，文字似乎没有多大影响。(4)而在读写普及范围很广的社会里，文字则影响深远。文字记录了口语，文字规范、规定、丰富和产生了很多其他基于语言的社会活动，并赋予其深刻的社会内涵。(5)我们所知的第一世界的那些先进社会无法离开文字而存在。至少在那些先进社会里，掌握读写，其重要性仅次于掌握语言本身。

如果非要从一本文字史里学到什么东西的话，那只能是：文字并非从沉默无声的图片“进化”而来。文字一开始就是真实话语的图像表达，并且千年来一直如此。然而，这一点现在似乎发生了变化。现代研究表明，阅读（不是书写）文字或字母时，大脑会把它们直接变为思想，而不用先转换为语言。而且现代计算机已经能脱离人类思考直接进行文字往来了。然而实际上，预测未来文字所扮演的角色，文字的形态和技巧的，并不是这些现象，而是我们自己对这些现象的全新理解。

双语现象

当一个民族的书面语言与其口头语相差极大时，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口语，这就叫双语现象（diglossia，di源于希腊语，意为“二”，glōssa意为“语言”）。产生这种现象可能有几种原因。首先，在一个社会里，如果语言有正误之分的话，只有那种文雅的语言才被当作正确的写下来。(6)第二，口语作为一种活的语言不断地演进，而书面语则发展缓慢得多，甚至根本不发展——比较一下英语中laugh这个单词的拼写与读音就知道了。这种书面语与口语的分离就产生了一些问题，只有时不时地做一些调整才能避免误会。延缓书面语发展的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传统、美学、崇拜、社会管理、读写普及有限，等等。这些因素产生的结果——双语现象——在一些现代文明里导致了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双语现象指的并不是书写系统或文字，而是它们所记录的语言不再是真正的口语了。这种语言也不是一种方言。任何一种书写系统，无论其表音系统如何不足，至少还能允许在发音上有一些区域差异。比如，day在澳大利亚式英文中写作day，但读作die——而他们的die正确读音是／doi／。英文书写系统在地区内部的统一调整没有什么问题。只有当外部的规则介入的时候（如美式英文的规则介入澳大利亚式英文），才会产生混乱。双语现象就是这样一种风格或时间上的混乱。

双语现象最早是在一个世纪以前由慕尼黑古典学者卡尔·克鲁姆巴赫（Karl Krumbacher）发现的。(7)克鲁姆巴赫在研究现代希腊文与古典希腊文的关系时发现，同一种语言的书面语和口语有极大的差异。从那以后，人们发现世界上那些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主要文字里面都存在着双语现象。(8)这种现象广泛存在，从英文中稀有的古词，到威尔士的“语言分裂”，都可导致双语现象。

印度书写传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便是双语现象。(9)印度那些有书面语形式的语言，同一种语言大都有“高等的”书面语和“低等的”口语之分。(10)印度会读写的人，实际上都说两种语言：文雅的图书馆用语和通俗的菜市场用语。早在公元前5世纪，梵文就已经变成了学者专用语言，严格按照语法规则来使用和书写，而老百姓用的普拉克里特诸语言却在不断发展。到公元前3世纪时，梵文和口语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人们必须经过专门的学习才能使用它。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又出现了很多新的文字，但同样的双语现象仍然一再出现，因为学者们不停地强调巩固语言的“正确”形式，而语言随着日常使用在不断地变化。现在在印度，“正确地读写”就意味着用所谓的“高等的”语言来读写，而会读写“低等的”语言——即老百姓所使用的语言——则不被看重，也不被欣赏。结果，印度超过一半的人至今都是文盲。

古典的中文，即文言文，与汉语口语的差异，不亚于印度“高低等”语言之间的差异。学生学习文言文必须逐字逐句地弄懂其意思。

现代标准威尔士语，yr iaith safonol（即“标准语”），是一种仅用于教育和出版物的文雅语。而通俗威尔士语，yr iaith lafar（即“口头语”），则是威尔士民间日常用语。例如，“我不知道你见过他”这句话，用现代标准威尔士语说就是Ni wyddwn eich bod wedi ei weled，而用通俗威尔士语说则是O'n i'im wybod bo chi di weld e。现在很多威尔士人都只会说通俗威尔士语，完全不会读写标准威尔士语——虽然他们每周日可能会在教堂里唱文雅的赞美诗。更复杂的是，现代标准威尔士语还有各种不同的变体，如古圣经式文体、正式公文式文体等等。而通俗威尔士语在不同地区又是千差万别。此外，近年来，又有一种标准化了的威尔士语，称Cymraeg Byw，即“活威尔士语”，作为全国通用语言来填补标准威尔士语和通俗威尔士语之间的鸿沟。这种新的语言形式迅速被年轻一代所采用，方言也因此用得少了；这种形式现在在书写中也用得越来越多。但是，现在威尔士的学校里面，几乎所有的威尔士语教育仍是采用现代标准威尔士语作为其书面语形式。

在印度，由于读写普及程度低，与各地方言差异极大的书面语必将继续流传，这就会阻碍国家的发展。而在威尔士，Cymraeg Byw的成功则会使威尔士语读写更普及——再加上英文读写普及——最终必将完全消除双语现象。

大部分语言中书面语和口语都有极大的差异。通常要看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就看他说话有多接近书面语。说话最接近书面语的那些人一般都是那个社会的领头人。造成这一现象的唯一起因就是文字。(11)很多时候，双语现象根本无法消除。例如，锡兰的书面僧伽罗文在14世纪作为一种正式的书面文字产生了。至今这种书面文字仍受到所有僧伽罗人的推崇，他们认为这种文字比如今的口语更美丽，更文雅，更“正确”。其实，书面僧伽罗文在斯里兰卡受到如此礼遇，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国家读写普及程度非常低。

有时，一个社会的人们会意识到，历史遗留下来的这种书面语与口语的差异，导致书写容易产生误会，也不实用，而且要传给下一代必须花费很多时间和金钱，这样就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当这一点在整个社会达成共识，可能就会出现文字变革。

正字法与文字改革

任何一种书写系统及文字，无论其如何新颖独特，如何备受推崇，都只是约定俗成的，不可能是完美的，它只能是对话语的近似模仿，而不可能完全真实再现话语。(12)在音节文字和字母文字系统中，经常会出现由表音不清晰导致的歧义、疑义或意义模糊。就像我们在英文中看到的那样，单单一个字母a，在不同的方言中，竟能代表六个不同的音素。英文字母尤其无法表示英语中的超音段成分——即，音调（Yes？／Yes！），音长（英式英语的cot／cart），连音（Van Dyke／vanned Ike）以及语气（eee！／duhhh！）——因为英文使用的是一个不够完美的字母表。人们在书写英文时就只好用一些零散的标点符号、单词间的空格、大写等手段来解决弥补这些不足。但是，要用标准的英文字母表精确再现口语是无法做到的。

在理想状态下，一种字母文字可能应该能表达任何发音的方方面面。但实际上只有语言学家的特殊符号系统才能做到这一点，但要用在日常生活中则又过于繁复。现在世界上正在使用的字母文字都只能做到近似口语，因此就经常会产生歧义，同一种系统和文字不仅在不同语言中用法不同（如德语和英语），而且在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中用法也各异（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虽然字母文字因其简单快捷，已被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所采用，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仍在使用着中文和日文这样的词素－音节文字，因为他们觉得这种文字更加适合他们的语言。

一种书写系统真的有必要对话语进行“精确再现”吗？不一定。例如，英文使用的音标和其他手段，现在已经被国际上人数最多的人群所理解。也就是说，一个系统越不严格，其使用范围就越广泛。

然而，书写系统和文字仍在不断变化。变化主要有两种：渐变和激变。渐变是“自发”的，通常是有人简化了某个东西，其他人沿袭下来。比如，20世纪60年代以前，英语世界的学校里还一直保留着字母上的附标，但是现在，大家都不写rle，都写role，nave都写作naive，coperate都写作cooperate或cooperate——这种变革几乎没有谁注意到。人们还不断地通过改变现有单词的拼写创造出新的词汇：如现在表示“酒精含量低”的lite一词就是由light（轻，低）变革而来。这种拼写上的小调整和补充都是正常的，是人们广泛接受过程中形成的。

激变则是由政府（通常会成功）或私立团体或个人（大多不会成功）引起的。这些变化不正常，而且会产生诸多麻烦。由于读写广泛普及是现代国家的一个前提，因此很多现代社会就想通过简化拼写来推广读写，这就是最常见的一种文字激变形式。

例如，英文就是这样一种语言，人们经常要求英文进行拼写改革以推广读写，减少学习时间。经过两百多年慎重的规范，英语的正字法仍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规范。问题之一就是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之间的差异，而有这些差异就是因为对英文书写正式的规范是在英国殖民者到达美洲之后才开始的。虽然两个拼写系统之间的巨大差异已在渐渐缩小了，但仍遗留了一些很系统的差别（英式左／美式右）：litre／liter，colour／color，marvellous／marvelous，worshipping／worshiping，traveller／traveler，等等。有的单词两种拼写在两个系统里都是正确的，但有些词两个国家的人们只习惯于其中一种：spelt／spelled，learnt／learned，gaol／jail，practise／practice（动词），encyclopdia／encyclopedia。还有一些单个的单词之间的差异：grey／gray，programme／program，liscence／liscense（名词），defence／defense，等等。就连同一个字母都会有不同的读音：z（ZED）／z（ZEE）。英式英语中的spelt和learnt一到了美式英语中就变成了spelled和learned——后者现在已无法与意为“博学的”的形容词learned（现在仍有极少数人写作leanèd）区分开来。英式英语词尾-ise和-sation现在已让位于美式的-ize和-zation（这本书都是这样的），但是在澳大利亚与新西兰，-ise和-sation却用得比在英国多。（新西兰目前在考虑采用美式的正字法。）

英式英语与美式英语在拼写上的差异比起其在语言学方面的差异来，已是小巫见大巫了。然而不管怎样，这两种变体正在发展为一种标准国际英语，而不是成为两种完全不同的系统。

这种国际差异并非英文的主要问题，更大的问题在于英文本身的正字法。很多人觉得英文难学难用。英文在其发展初期只用24个符号代表40个音素，因此字母“堆积”一直是英文拼写的特征。诺曼征服之后，法国诺曼抄录员遍布英国的寺院和法庭，他们开始按诺曼语习惯来拼写英语单词。印刷术引进之后，英文有了自己的语言规则；有时甚至只是为了在印刷时填满行末的空隙而在单词结尾添加多余的字母（如write结尾的e）。印刷业还使拼写固定下来，而英语口语却仍在不断变化（light这个单词现在只能从拼写中看出它曾经的印欧语发音，而其英语读音早已不同）。拉丁文和希腊文拼写非常流行，这些拼写甚至用到很多英语发音中根本没有的字母。尤其是在16世纪和17世纪，大量与英文词汇本不兼容的外来词涌入英文中。

如此看来，英文拼写其实成分混杂——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字、法文和古典规则，以及很多外来影响的混合体。英文中不规则拼写的单词不知道可以分成多少类，有的词甚至可以归入其中不止一类，这样一来，学习读写英语就更难了。在下面的这些类别里面，有很多词，虽然读音相同，但由于拼写不同，因此一看到拼写就能区别出不同意思的单词，这样文字实际上比口语更清楚。但有些拼写，却没有办法区分出口语中发音不同的单词。

◆ 第一类：同形、同音、异义

bear“一种哺乳动物；支撑或承受”

can“金属容器；能”

row“行；用船运送”［亦可归入第二类和第三类］

◆ 第二类：同形、异音、异义

read“读（动词现在式）；读（动词过去式）”

row“行；吵闹”

tear“眼泪；撕”

◆ 第三类：异形、同音、异义

roe／row／rho／Rowe

so／sew／sow／soh

way／whey／weigh

◆ 第四类：同形（大小写不同）、同音、异义

Faith／faith

Rugby／rugby

Sue／sue

◆ 第五类：同形（标点符号不同）、同音、异义

chills／chill's

its／it's

were／we're

◆ 第六类：同形（标点符号不同）、异音、异义

coop／co-op

coward／co-ward

learned／learnèd

◆ 第七类：同形、异音（非地方差异）、同义

data 读作／dta／，／deta／或／data／

此外，英文拼写字母重复率高达约50%——也就是说，在一个书面的英文句子中，即使有一半的字母去掉，也不影响理解，而这些多余的字母大都是元音字母。（阿拉姆文字和希伯来文早就成功摈弃了辅音“框架”的原则了。）

英文拼写虽然有诸多缺陷（且冗长），但基本上单词还是由最基本的因素组成的。但是，并非所有的因素都由单独的字母来代表，而经常是由字母组合来代替。英文像中文的“意符”一样，会在某些读音不同的单词的拼写中保留相同的词根——如sign和signiture——让人一看即知其意，而不同主要来自口语。但是，英语口语仍在不断地脱离书面语向前发展，所以教英语的老师要不停向学生解释，为什么would of和'cause非得写成“would have”和“because”不可。

英文发展过程中拼写上的渐变就已经足够满足大部分用途了。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这样想。早在1550年，就有一个名叫约翰·哈特的英国人抱怨过英文拼写的“缺陷”导致英文“难学难读”。之后几个世纪，人们提出过很多种正字法。特别是在19世纪，拼写出现了三种主要的激变：规范，即常用字母用法固定；补充，即在字母表中加入新的字母；替代，即创造全新的字母。

从1828年起，美国人诺亚·韦伯斯特开始了对美式英文成功的拼写改革。随着他自己编的美式英语词典的推广，美式英文正字法规范下来。韦伯斯特对拼写作的很多改变都沿袭下来，其中包括把-our（honour）变成美式的-or（honor），-re（theatre）变成美式的-er（theater）。1884年，英国的艾撒克·皮特曼发明了一种速记法。1876年，美国成立了“拼写改革协会”（Spelling Reform Association）；英国1906年成立“拼写简化委员会”（Simplified Spelling Board），1908年成立“拼写简化协会”（Simplified Spelling Society）。后面这个协会1949年向议会提交了一份规范拼写议案，但以87比84的投票数被驳回。四年后，议会却通过了一份类似的议案——只不过这次议案是由教育部提交的。

现在仍有很多人提议进行文字改革，其中包括“新文字”（New Spelling）、“简化拼写”（Simpler Spelling）、“规范英文”（Regularized English）、“世界性英文”（World English Spelling）等等。萧伯纳（1856－1650）曾在遗嘱中留下一份基金，委托英国的公共信托机构举办竞赛征集一个包括至少40个字母的“推荐英国字母表”，这样书写英语就只需用单个的字母，不用字母组合和附标。最终胜出比赛的金斯利·里德所创的字母表，的确非常杰出，但最终还是被人们遗忘了。

改革英文拼写有很多好处，比如可以提高学习效率，可能会促使英语在国际上更广泛地传播。但由此带来的麻烦似乎更多：改革后的文字不实用、传统丧失、花费高昂、方言之间不同的语音拼写容易产生歧义、词源标记丧失（sign／signiture）、什么样的改革才最好至今没有统一的意见。再说，英文也没有人们所说的那么不规则。有一份研究表明，84%的英文单词是按规范用法来拼写的，只有3%（最常用的大概四百个单词）非常不规则，需要死记硬背才能学会。(13)

法文拼写中就保留了很多历史遗留的“不必要”的字母。例如，单词结尾的-s和-t通常不发音：如les garons（“男孩子们”）和petit gaon（“小男孩”）。但是，-s和-t位于元音后时却要发音，如在les élèves（“学生们”）和petit éève（“小学生”）中。在前一个例子中，不发音的-s和-t似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然而，它们实际上在字形上将单词区分开来，让单词更容易辨认。这样看来，其实法文中那些“不必要”的字母基本上都是必要的。

“拼写缺陷和系统规则”之间的矛盾也存在于德文中。对于这一矛盾，德文也有类似的解决办法。德文单词拼写不遵守德语结尾辅音清化的规则：hund（“狗”，读作HOONT），复数形式写作hunde（读作HOONDEH）。单词开头的元音前和元音之间的声门塞音也不拼写出来：（’）alles（“所有”）和The（’）ater（“剧院”）里面的声门塞音都不拼写。德国人读书的时候只需把这些音“补上”就行了。这种辅音清化和声门塞音的发音规则是德语系统常见的规则，无须在德文拼写中特地标示出来。在这里强调“表音精确”的原则毫无意义。

但是，德文拼写还有别的问题。问题之一就是奥地利的拼写习惯与德国不同，虽然其差异不像美式英语与英式英语的差异那样系统：如德文的Abnutzung，在奥地利写作Abnützung（“磨损”）；德kartig，奥karatig（“［24］克拉”）；德fauchen，奥pfauchen（“嘘”）；等等。大部分都只是些零散的小差别。而且它们大都在德国最近的文字改革中提出来了，这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德国的第一次文字改革。

1996年7月1日，在经过几年的精心策划之后，所有德语国家都派出官方代表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发表《德文正字法改革联合宣言》。会议宗旨是要通过一个规范改革来简化德文的学习，改变1901年柏林第二次正字法大会上定下来的规则，以适应现代需求。这次改革直接影响到多个国家一亿多德文使用者，当然主要影响还是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它无意改变衍生自拉丁字母表的传统德语文字，而把重心放在纠正那些违反德文词根原则的单词拼写上，希望在所有可能的单词中都保留德文词根，以使单词易于辨认（像上文提到过的英文单词sign和signiture中那样）。这次改革还改变了很多其他的拼写和书写规范，如所有单词中的β全部改为ss，所有的复合动词都要分开写。因此，以前的Stengel（“柄”）就变成了现在的Stngel（据词根Stange“柱”而来），以前的Kuβ（“吻”）改写为Kuss，原kaltbleiben（“保持冷静”）改写为kalt bleiben。

但并非人人满意这个改革。改革一经推出，马上有批评家指出，它不仅造成拼写混乱，而且德语中很多很重要的差别现在在文字中无法区分。例如，过去kalt bleiben（“保持［天气］寒冷”）与kaltbleiben（“保持冷静”），写法不同，意义不同。文字改革前德文拼写用空格与不空格来区分不同意义的单词。但是现在复合动词中间一律必须空格，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增加了歧义。有人幽默地指出，如果Stengel非得写成Stngel的话，干嘛不把Berlin写成呢？（在德文中意为“熊”。）改革开始后不到一年时间，各大主要德语出版物就宣称改革造成了太多歧义和混乱，于是又用回了过去的拼写。

艾伦·赫伯特爵士曾在英国议会上强调过：“所有文字改革家‘最根本的错误认识’是，印刷或书面文字的功能就是记录口头语言。印刷或书面文字真正的功能其实是传达意义，是将这意义传达给尽可能多的人。”(14)的确，文字改革家们总是将再现口语放在首位考虑，很少顾及书面语言完全不同于口语的独特的地位、特点和长处。书写系统通常有两种：“浅层表音”和“深层表音”。(15)因为口语是随着时间变化的，而书面文字自身特点决定其发展缓慢，这样“浅层表音”逐渐转为“深层表音”。出现这种情况时，本没有必要改变文字，因为口语再怎么变化，总会有其内在的标记，不会影响顺利阅读和书写。大部分生成音系学家（生成语法学，语言都有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都相信，人们在正确拼写时会核对人脑中储存的词库。大的文字改革实际上是使结果适得其反：人脑经过日积月累的熏陶会形成内在的模式，文字改革引进的与词模式不兼容的新词，可能更容易产生歧义。对那些想改革英语拼写以使英文更“好学”的人，生成音系学家反对说：“传统的英文正字法几乎是…书写英语单词的最佳选择。”(16)

大多数字母文字对于其所书写的语言来说，元音字母确实显得不够。因为在这些语言中元音音素几乎总是比元音字母多，这样就不得不用“堆积”字母的办法（正如我们看到的英文字母a的用法）。但是，大部分的字母文字都试图成功地平衡口语和书面语，使文字“读起来精确，认起来清楚”(17)其实字母文字往往并不需要激变，因为它本身通过很多个世纪以来的渐变和重复使用字母，就已经足够顺利理解和使用了。

文字改革不成功，最主要且最不为人知的一个原因就是，改革者没有认识到读和写之间的根本差别，而把二者当作一体。实际上，读和写是两个独立的脑部活动。写就是用字母拼，很多人会拼不会读，而也有很多人会读不会拼。因为这两个过程用到人脑不同的学习策略。写是一个主动的语言活动，要用到视觉和发音神经，直接关系到最小的音位。而读是一个被动的视觉活动，直接把字形与意义联系起来。没有哪个文字改革能很好地把这两种如此悬殊的神经活动协调起来。

速记符号、象征符号与“视觉语言”

速记是指用特殊符号或缩写来代替常用词或字母快速书写的方法。它是一种特殊类别的书写，因为它只限于特殊情况下——对话语快速、短期的保存——限于特殊从业人员。速记古已有之。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0－前354）写苏格拉底回忆录的时候用的就是一种速记文字。公元前63年罗马市民马可·图利乌·提洛曾设计了一种速记文字来做西塞罗语录；这个拉丁文的速记文字被沿用了一千多年。速记在中世纪盛期时被忽略，直到16世纪才又复兴起来。一个世纪之后，各种各样的速记符号发明出来供学校和教堂使用。18世纪工业革命期间，速记被用于办公，19世纪发明的主要速记系统如今仍在流传。最流行的两种英文速记法是皮特曼速记法——主要用于英国——和葛雷格速记法——主要用于美国，这两套速记法也用于其他几种语言中。

仅英语一种语言就有四百多种速记系统。现在，速记法主要用于媒体报道、书记和文秘工作。速记系统里通常有65个字母：包括25个单辅音、24个双辅音和16个元音（不过元音通常省略不记，因为其存在显而易见）。1906年由一位美国法庭书记官W.S爱尔兰发明的速记器，主要用于逐字记录法律程序和立法会议。近年来由于新科技的发展，速记的使用也渐渐减少，因此现在很少有人会速记了。

有学者曾设想过，如果在字母文字中加入更多的词符，使其变成一个像中国的词素－音节文字那样的混合体系，这样的文字会不会更高效。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相信人们能编写出一种世界文，脱离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这种文字也像数学和音乐一样，能到处通行。拥有这种梦想的人不懂得文字的根本特征就是记录语音。文字过去一直并且仍将与语言息息相关。历史上每一种语言都通过改编某种外来文字以“最真实”地再现其自身的语音。即使是埃及的象形文字也要依靠相当数量的表音符号才能避免歧义。

20世纪70年代大众国际旅游开始，所有的国家都发觉有必要在主要设施上使用全球通用标记——也就是不用基于语言的字或符号（字母），而用象形图。当时一份美国大型调查研究发现，那些比较有用的符号一般都画有容易辨认的物体——公交车、出租车、男人、女人等。不那么有用的符号都是一些画着某种活动的符号，如卖票处、海关管理处、护照管理处等；这些符号总会产生歧义。最终结论就是：标志确实有用，但只能说明极其有限的一些东西。从此之后，根据这些发现，国际通用符号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流通。这样并不是要“回归象形文字”，而只是在一些国际场所——机场、海港、火车站等地方——利用容易辨认的物体或场景来起到文字的作用。

现在有些现代研究者在试图把这一不成熟的系统发展成为莱布尼兹所说的世界文字。他们相信可以构建一个非语言的象形图系统代替我们熟知的文字。这些研究者声称，在我们的文化中文章和图片总是相互依赖，这两者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它们能结合成一种独立存在的语言：“视觉语言”。(18)这不是机场和火车站里的标记语言，而是视觉和文字的结合，是一种独立的混合现象。用视觉文本传达复杂的观念可能比我们现在所用方法更有效。因为它能让我们更好地处理每天都要面对的铺天盖地的书面数据。他们相信，视觉语言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能减少我们消化复杂观念的时间。

这些研究者认为信息超载不是因为信息量过大，而是理解速度慢，因此他们想用简单的方法传达复杂的观念。他们坚持，要做到这一点，不能仅靠字词和图片、图标和年表的结合。他们把视觉语言看做一种真的语言——有句法和语义规则。他们宣称视觉语言能自如运用这些规则，这是自然语言无法比拟的。视觉语言拥有其独特的效力。视觉语言的推崇者们最重要的结论就是：在文本中规范地放入意象，真的能比传统的文字更简单地传达复杂的概念。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人脑用不同的通道处理语言和非语言信息——如一个人能同时使用两条通道，就能更好更快地理解多读到的东西，也能联想起更多东西。

视觉语言其实已经无所不在了。我们大多没有觉察到其存在，也没有意识到它已经开始渗透到现代社会的角角落落了。仅仅坐在汽车里，我们就已经被视觉语言包围了：速度计、里程表、电池指示表、安全带标志、收音机节目、温度计等。其中大部分都带有视觉语言组成的信息（字母、数字），而不是从口语来的。这样，很多数据只需看一眼就明白了。视觉语言的缺陷在于它无法传达精确的细节。它当然无法传达人类所有的思想。但是，由于新科技的发展，视觉语言已经成为完整文字的补充部分。有了视觉语言，世界书写系统发展有了一个新的维度。

书写的未来

文字的未来不是由其是否简便实用来决定的——是由使用这种文字的权贵来决定的。语言是自然进化的，书写系统和文字不是。它们被有目的借用、改造、抛弃，最初都是因为与语言或拼字法无关的社会或心理原因。因为同样的原因，古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书写者的后代们现在却在使用辅音字母文字。中美洲那些刻画词符文字的民族现在却在使用古罗马人曾用过的字母文字。这些事例中，胜出的书写系统并非天生“优越”。

文字发展史中政治扮演了极大的角色。例如，19世纪初，俄国吞并阿塞拜疆。阿塞拜疆人本来使用的阿拉伯辅音字母文字。1929年左右，斯大林怀疑阿塞拜疆人的忠诚，就命令他们摒弃阿拉伯文，改用拉丁字母。但是，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相信，阿塞拜疆人与刚刚采用了拉丁字母的土耳其人有关联，于是他又命令阿塞拜疆人采纳俄国的西里尔字母。阿塞拜疆自1991年独立后，用两种文字来书写他们的语言：街上所有的标牌和商品标签都用拉丁字母，而所有的报纸都用西里尔文（阿拉伯文已经消失了）。阿塞拜疆当局现在正在计划鼓励更广泛地使用拉丁字母，以反映其宗派自由政策。

还有一些文字形式保留下来是因为利益。大部分国家有法律规定在公共广播节目里必须显示出品日期。至少在西方国家里，电视或电影节目仍在使用罗马数字显示出品日期。最近有一位英国出品人承认，用罗马数字是因为很少人读得懂这种数字，这样观众就不知道他们看的节目到底有多老了。(19)

虽然有这些不可预知的因素，对于文字的未来仍有些大体方向是可以预测的。虽然历史上文字有各种书写方向——水平从右向左、垂直从上到下、螺旋方向、耕牛体等等——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书写系统（包括中文、韩文和日文）都在仿照拉丁文的布局，水平从左向右，在一页里字行同向从上到下写。显然在几个世纪内这将成为世界上唯一一种书写布局，虽然仍有些文字（像阿拉伯文和希伯来文）可能会继续维持传统的从右至左的书写习惯。

对于文字的未来意义更大的是拉丁字母的发展。拉丁字母从两千多年前罗马帝国征服时期开始，到现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发展着。这并不是因为拉丁字母把当时还没有文字的那些语言变成了文字，像在热带雨林里拯救了某种濒临灭绝的物种一样。世界上四大主要语言——汉语、英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由于使用人数占大部分，因此很可能在接下来的四百年里长盛不衰，它们会决定文字的未来，而这一未来的文字，至少在计算机时代开始的时候，看起来极有可能是用拉丁字母来书写的。

之所以这样说有几个原因。首先，上面说到的四种主要语言中有三种本来就使用拉丁字母表，而中国现在也在鼓励使用拼音（用拉丁字母书写的汉语；见第五章）。而且，现在正在产生的世界通用语言，国际标准英语，也是用拉丁字母书写的。另外，计算机是由使用拉丁字母的人发明的，现在也在用拉丁字母重新定义我们这个世界；任何一个想使用这种工具的人都必须先认识其键盘。

计算机及网络只有用拉丁字母才能更好地运转，主要是因为其发明和传播这些基于文字的过程都是通过拉丁字母来进行的。其他的字母表，甚至整个书写系统，当然也能编进程序。但是，这只能是些表层的活动，因为这些文字对于系统来说是陌生的，与使用拉丁字母的主程序是不兼容的。如果未来社会和经济都以计算机为主导，那么非拉丁字母文字系统就得承担由此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也就是说，计算机现在正在强迫整个世界罗马化。

拉丁字母并不是文字发展史的最巅峰，但它绝对是一个巅峰。正是拉丁字母，领先于所有其他的书写系统，史无前例地满足着现代社会的各项需求——谁选择拉丁字母，选择新科技，谁就受惠。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拉丁字母是不容置疑的最佳选择，事实上有人直接说，它就是一个最后通牒，这样就引起了某些民族害怕丢掉自己母语的担心。但是，就像中文的拼音一样，采用拉丁字母并不意味着就要采纳一种国际语言，丢掉自己的语言和民族身份。相反，正是因为有拉丁字母，他们才得以继续读写自己的语言，文化和语言才得以保存下来，否则这些语言可能会被外来的主流语言所淹没。如此看来，为了要保存自己的文化，某些社会的当务之急可能就是进行文字改革，采纳拉丁字母……这就是中国人目前所面临的现实。

但是，这种全世界向着一种书写系统和文字发展的趋势，很可能最终促使英语成为唯一的语言。目前世界上有约4000种语言；100年之后，可能就只有1000种留下来。(20)所有的主流语言现在正在迅速地吞噬着非主流语言，因为种种原因，英语显然是其中最强势的一个。在这样过程中，拉丁字母则会成为其助手。目前虽然中国在积极地支持拉丁字母化，日本人也在越来越多地使用罗马字，但说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的人似乎不愿意使用拉丁字母，主要是因为宗教原因，但也有现实原因：比如，没有元音字母的阿拉伯文字比完整的拉丁字母能书写更多种方言。将来可能很多民族会有两种文字，传统文字用于本土需求，拉丁字母用于其他用途。在两三百年内，只有少数次要的书写系统和文字会留存下来，而拉丁字母则会占主导地位。拉丁字母将成为世界文字。

一本出版于2301年的书外表上看起来很可能就跟本书差不多（原文为英文），无论它是“硬件”还是“软件”形式：同样的字母系统，相同的字母，一样的书写方向。可能就是语言会很“怪”，有很多不认识的单词。真的，拉丁字母越来越多的国际化使用，会越来越快地巩固其地位。最终，拉丁字母将会像古时的埃及象形文字一样，成为唯一的世界文字。

然而文字的社会功能将会发生巨变。这是因为个人电脑，我们现在就已经能感受到这些变化了。越来越多的人每天使用书面文字——即使用键盘——的时间比使用口语的时间更多。(21)对于学生、办公室工作者、记者、编辑、作家、研究人员、计算机编程人员、受雇人员等来说尤其如此。（在中世纪，只有人数很少的书记员坐在缮写室里做着文字工作。）不用多少年，在发达世界里，每个家庭都将拥有计算机。在这些国家里，人们的生活将会以电子文档和国际互联网为中心，而越来越脱离口语。很快，在世界范围内，书面语将会比口语更突出。在这一过程中，会产生一种特殊的语言：一种介于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口头书面语”。(22)计算机现在也能摆脱人类思想，通过书写——当然是通过编程语言——互相正常交流了。这样看来，书写其实超越了人类的范畴。我们已经重新定义了“书写”的意义。

21世纪初，虽然书写系统和文字的种类越来越少，书面文字的总量却越来越多，书写材料和技术也越来越多。激光字母能记录下我们的思想。露天音乐会上能显示空中文字。有一种会变色的电子墨水——能在微观粒子组成的显示屏上印刷文字的液态物质——这些微观粒子半边带正电，半边带负电——只需鼠标一点，能在瞬间将圣经翻译成梵文。不久前，我们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还是物质的增加，比如出版物的增加。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的，取而代之的是未知的领域。我们现在不仅重新定义了书写，更重新定义了书写的社会地位。

有人认为未来社会里可能没有书写的地位。在电子文档取代实体印刷的同时，书写本身受到了威胁：计算机声音识别系统最终将会完全取代书写，只留下一个单向的阅读活动（插图174）。而且，一旦计算机声音反应系统发展完善，就连阅读都有可能会消失。那样人们就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了……更不会读诗了。

图174　书写的未来：只剩阅读吗？（比较插图14、16）

但是，阅读和书写所带来的益处和愉悦却是计算机声音识别系统无法比拟的，因为书写是很多会读写的民族与生俱来的活动。现代社会在人类交往的方方面面都必须依赖书面文字。在25世纪，一个星舰舰长可能必须得靠星舰主机才能发布命令；但是在工作之余，可以想见他还是要享受一下阅读惠特曼、芭蕉（日本俳句诗人）或者塞万提斯的乐趣，而那时的书本可能与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完全不同。

这位星舰舰长很可能也是通过书写与外星人交流的第一人。1972年发射的外空探测器先驱者10号身上带有一个由美国天文学家卡尔·萨根15x23厘米的镀金铝板，上面“写着我们与外星人唯一的共同语言：科技”。现在这个金属板随着探测器飞到太阳系以外，身上记录着金属板的详细来源，在银河系的生产时间（1970年）以及其制造者人类（男女）的状况。这块金属板上的铭文并不是我们所知的完全的文字，但至少在人类科学家看来，它通过图形与脉冲信号，传达了“全宇宙都能看得懂的信息”。（插图175）萨根指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些信息中关于人类的那部分可能是最难以理解的”。

图175　人类的星际书信：1972年发射的先驱者10号铭文

图176　“在造物身上留下人类思想的痕迹”：约3万年前尼安德塔人在鸟类骨头上刻下的有规律的刻痕。

可能到先驱者10号的镀金铝板被发现或收回的时候，人类与书写之间的基本关系并没多大改变。所有富于见地的智者们一直都会同意，语言学家库尔马斯所写的，“阅读和书写的能力就是通向知识的途径，而知识就是力量。”(23)

所以文字书写远不仅是“人类声音的图画”。在西藏江孜地区的白居寺，至今朝圣者们仍像千年来所做的那样背着成捆的经书上路，他们相信这样做可以吸收佛经的智慧。最近有研究表明，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能帮助人们摆脱沮丧，增强免疫力——这不禁让人想起亚里士多德说过的书写能抒发“灵魂深处的情感”。太阳系以外的宇宙飞船现在能对地球上的计算机发出的书面指令做出反应。文字书写，无论其如何不完善，在人类向未知领域探索的过程中，已成为表达我们社会属性不可或缺的方式。在造物身上留下人类思想的痕迹——这种冲动不仅是我们所特有的，也是我们几万年前的先辈们所有的（插图176）。随着书写以多种形式继续服务和推动人类进步，它也在重新定义和创造一个全新的人类。

无论未来的书写会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它将一直处于人类经验、统治和纪念的中心。正如一位埃及书记员在4000年前写道的那样：“人终将化为腐朽，肉体归入泥土；其亲皆会化为尘埃。唯书写使其永存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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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Fischer，A History of Language.

(21)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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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Coulmas，The Writing Systems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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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前言

目录

第一章　从V形切痕到刻字版

结绳记事

凿痕

象形文字

符木（Tallies）

后来的记忆术及信息符号

图形符号

Tokens符号

语音化和第一块刻板

第二章　会说话的艺术

埃及文字

楔形文字

原始埃兰文字（PROTO-ELAMITE）

印度河谷文字（INDUS VALLEY WRITING）

第三章　语言系统

比布罗斯音节文字

安那托利亚音节文字

爱琴海与塞浦路斯音节表

埃及与迦南的原始字母

腓尼基字母

阿拉姆文字大系

印度与东南亚的印度诸文字

第四章　从阿尔法（Alpha）到欧米伽（Omega）

希腊字母表

麦罗埃文和科普特文

伊特拉斯坎文

拉丁文

伊比利亚文字

哥特文（Gothic）

如尼字母（The Runes）

欧甘字母（The Ogham）

斯拉夫文字

第五章　东亚“复新运动”

汉字

越南文

朝鲜文

日语

第六章　美洲

起源

萨波特克文

玛雅文

中美洲的其他古文字

第七章　羊皮纸键盘

希腊语

中世纪的拉丁文

新罗马草书体

标点

纸

印刷术

受拉丁字母影响的一些文字发明

第八章　书写的未来

双语现象

正字法与文字改革

速记符号、象征符号与“视觉语言”

书写的未来

主要参考文献

Table of Contents

前言

目录

第一章　从V形切痕到刻字版

结绳记事

凿痕

象形文字

符木（Tallies）

后来的记忆术及信息符号

图形符号

Tokens符号

语音化和第一块刻板

第二章　会说话的艺术

埃及文字

楔形文字

原始埃兰文字（PROTO-ELAMITE）

印度河谷文字（INDUS VALLEY WRITING）

第三章　语言系统

比布罗斯音节文字

安那托利亚音节文字

爱琴海与塞浦路斯音节表

埃及与迦南的原始字母

腓尼基字母

阿拉姆文字大系

印度与东南亚的印度诸文字

第四章　从阿尔法（Alpha）到欧米伽（Omega）

希腊字母表

麦罗埃文和科普特文

伊特拉斯坎文

拉丁文

伊比利亚文字

哥特文（Gothic）

如尼字母（The Runes）

欧甘字母（The Ogham）

斯拉夫文字

第五章　东亚“复新运动”

汉字

越南文

朝鲜文

日语

第六章　美洲

起源

萨波特克文

玛雅文

中美洲的其他古文字

第七章　羊皮纸键盘

希腊语

中世纪的拉丁文

新罗马草书体

标点

纸

印刷术

受拉丁字母影响的一些文字发明

第八章　书写的未来

双语现象

正字法与文字改革

速记符号、象征符号与“视觉语言”

书写的未来

主要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