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开讲

范曾 著

中信出版社

文前彩插

奕秋课徒图

高山流水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八仙图

羲之爱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忏悔/王克明，宋小明.—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5

ISBN 978-7-5086-4495-0

Ⅰ.①我…Ⅱ. ①王… ②宋… Ⅲ.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Ⅳ.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2450号

编者：王克明 宋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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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字数：354千字

版次：2014年5月第1版

书号：978-7-5086-4495-0/I·503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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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众生喧哗的浮躁使人们内心不再平静，剧烈的社会变革不断冲击着社会原有的道德和价值体系，人们向中华五千年文明寻找智慧的渴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

与此同时，在现代西方社会，也有许多人将目光转向了东方文明。《第五项修炼》的作者美国人彼得·圣吉曾经这样说过：“西方工业化的力量也是强大的分割的力量，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仍然保留着那些以生命一体的观点来了解万事万物运行的法则，以及对于奥妙的宇宙万有本源，体悟出极高深、精妙而广博的古老智慧。”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范曾先生暂且放下手中的画笔，以时间为轴，以儒释道艺经典为纲，带领我们重新解读国学经典。他还将指导我们如何运用国学思想解决当下的困惑，让历史的智慧复活在现代人的生活难题中。

庄子梦蝶

目录

引子 国学的当下意义

第一讲 国学入门

第一课 学习国学的方便法门

第二课 国学的分类方法

第三课 国学的本质是至善之学

第四课 汉字之美

第二讲 儒家：修齐治平——中国人的尘世修行路

第五课 《易经》：群经之首

第六课 孔子：一位伟大的往哲

第七课 孟子：提倡仁政的王者师

第八课 《大学》：中国人的红尘悟道之路

第九课 《中庸》：天道、人道、中和之道

第三讲 道家：无为而治——回归自然的生命境界

第十课 道家管锥

第十一课 老子：道家的众妙之门

第十二课 庄子：无所待的逍遥神游

第四讲 佛家：解脱自在——对治根本烦恼的大智慧

第十三课 佛教源流

第十四课 佛教的空性智慧

第十五课 《心经》：色空不二观自在

第十六课 《坛经》：明心见性，顿悟成佛

第十七课 《妙法莲华经》：成佛之路的微妙法门

第五讲 艺术：书画——在多彩的领域感悟国学

第十八课 书法：一字一生命

第十九课 绘画：自然形成的审美

结语

附录 《国学开讲》背后事

引子 国学的当下意义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我就是为了自己快乐，而这种为己之学，会使我们的学养不断丰富，身心不断净化，渐渐地趋近一个终极的目标，就是利他。这个为己之学，不是像孟子当初批评杨朱“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而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大的目标，因此就有一种乐此不疲的感觉。

每天早上五点钟，万籁俱寂，我会走进书房，我可以看康德的哲学和柏拉图全集，也可以看中国古典的历史文化书籍，我感到这是一个跟中华先贤和西方文化邂逅的最妙的场所。我感到天地是那么辽阔，因此心灵为之一振，每天都有这样的感觉。

启动生命的源头活水——我们今天学习国学的价值

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这首诗是南宋的朱熹写的。朱熹是中国理学大师，如果要我们从孔子以后，选几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可以选汉代的郑玄、毛亨，可以选董仲舒，然后就得选朱熹、王阳明。董仲舒使儒学能够成为独尊之学，当然凭借了汉武帝的力量。到了朱熹的时候，他就真正地确立了“四书”的至尊之位。朱熹当时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和《论语》《孟子》结合起来，汇编为《四书章句集注》。这部书成为历代知识分子的必读书。当时他个人的命运也非常之不幸，因为他遇到了昏聩的皇帝。我们知道南宋的皇帝都偏安于临安，就是这个偏安的政权，却出现了很多卓越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和大文人，譬如朱熹、陈亮、辛弃疾和吕祖谦。可是，每个朝代都有奸佞，宋孝宗时的韩侂胄是一个非常贪心的人，对朱熹这些正人君子心怀仇恨，把朱熹的学问打为邪学，并且把他的一些学生诬为奸党，最后朱熹死得非常寂寞。在他临死以前，有人劝他还是躲一躲，他说“不”，他照样安坐教席，给仅有的几个学生讲课，在平静中死去，很有苏格拉底的气派。

朱熹诗七律

我为什么要用这首诗？因为在这样一个伟大的灵魂里面，忽然冒出这首诗，我们思考一下，他想到的是什么？他想到的是我们祖国的文化。他认为我们的文化像一面镜子，天光云影在里面徘徊，祖国的文化是多么的丰赡而渊博。不像有些人，认为它是一潭绝望的死水。“问渠哪得清如许”，这个“渠”字不是“水渠”，而是代词“他”。在唐诗宋词中，经常会出现“渠”字，讲的就是“他”。在话本小说里也常出现“他怎么样”、“渠怎么样”。这句话的意思是，“我问他，这池水为什么这样清？因为有源头的活水”。这个“源头的活水”，就是朱熹一贯坚持的中华民族的经典对我们生命本源的开启。我们对中华民族的经典，应该永远心怀敬畏之心，因为那是我们的列祖列宗传递下来的一些非常精粹的思想。一直到今天，它的生命之树长青，永葆美妙的青春和生命力。

三种自由之境

我们研究一门学问、投身一项事业，乃至一生所有的追求，其实都是要得到一种自由。国学是一片浩瀚无际的大海，能够让我们自由自在地遨游。研究国学，就可以让我们实现这种在精神世界中的“逍遥游”。我想，人类的自由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是理性的自由。据十七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讲，“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如果你对国学的必然无所了解，就会停留在一种皮毛的，甚至于错误的领域。你在这个领域不能畅游，也不能得到自由。

第二种是社会契约自由。人类出现“你的”和“我的”这两个词汇以后，就开始需要契约了。在从猿到人的过程中，最开始成为人时，没有“你的”和“我的”这个概念，这个契约最初可能是约定俗成的，然后渐渐形成法律，最后还可以把法律刻在石头上，譬如两河流域的《汉莫拉比法典》。理性的自由、契约的自由是社会保持安定的一个前提。

最后一种是心灵的情态自由，这个属于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自由。契约的自由和理性的自由不能影响到属于你个人的、你要很好地珍藏着的那个东西，就是情态自由。这个心灵的情态自由，可以把你造就成为一个诗人，成为一个卓越的散文家，成为一个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人。

我的自在

我有二十四个字的自我评价：痴于绘画、能书、偶为辞章、颇抒己怀、好读书史、略通古今之变。

这个“略通古今之变”，大家知道源出于什么地方吗？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讲：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是司马迁当时希望能“够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讲略通古今之变，我到今天七十二岁，每天五点钟起来读书，还不能略通古今之变，我绝对可以列入白痴的行列。所以，我经常用司马迁的这段话来鼓励自己。我就希望大家多背诵一些东西。

我曾经在节目中应邀背诵《离骚》，有人讲，范曾自我表现。背《离骚》当然没什么了不起，三百七十七句，如果下定决心，一天背三句，一百天也背完了，不是什么难事。如果研究学问靠背诵《离骚》就能炫人耳目，我认为这个想法不免幼稚。这个是讲读书要持之以恒，不能够不坚持，希望一下子就成为一个饱学之士，或者根本就不读书，认为电脑一打开，一按全知道。可是这个知道的东西，它缺乏一种生命的活力，它没有化到你的灵魂血脉里去。网络上的知识再多，它也不属于你。在自己学习的过程里，你必须有所选择，而人脑这个机器，可能全世界任何一个发明家都不可能发明出来。因为太微妙了，它是一个无穷尽的大世界。所以，我们要特别爱惜和善用自己的大脑，不要过分地依靠电脑。这就是我为什么叫我的学生经常背诵。在这样一个电脑发达的时代，我竟要大家背诵，那岂不是愚不可及吗？我想，如果能有一个人，能够按照我的意思，这样十年做下去，跟一个十年一点儿都不背诵的人相比，他一定懂得更多。不要以为，操纵电脑就能使人知识丰富。

今天我们学国学，不是为了科举取士，那个考生在一个个格子里苦思冥想地做文章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不会带给我们青年人痛苦。我想，只要方法得当、引导得当，只要讲国学的人真正了解国学，那会是很好的。除去功利心，反而可以真正返本归元地继承我们祖先的文化精髓。

中国梦是全世界和而不同之梦

明朝万历年间，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他当时和中国的大学问家徐光启非常要好，而且拉着徐光启入了天主教。当时利玛窦带来了西方的地理学、天文学、水力学和测绘学，他把这些都介绍给徐光启，他还叫徐光启帮助他翻译《几何原本》。书籍出版以后，使中国人感到，西方的那种推演的思维和中国的感悟思维差距非常之大。可是，中国的感悟思维利玛窦又非常热爱，他用拉丁文给《四书五经》做注，我想，这是西方最初知道中国《四书五经》的一个人。他们相辅相成的那种感觉，到今天我都非常羡慕。国学不仅仅是儒家的梦，我想中国的梦是全世界和而不同之梦，是全世界能够“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梦，这个梦正是针对物质主义成为主导潮流的世界的一服良药。这个梦不仅中国人做，二十世纪的大哲学家罗素讲，“未来世界最关键的时刻，世界可能要渴望中国”。关于这一论断，作为一个哲学家，他一定经过了深思熟虑。

这就是今天我这么有兴趣要来讲国学的原因。我想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圆这个心灵之梦、人类的未来之梦。

西方人讲中国是“汉学”，汉学其实在中国有个特定的用意，就是乾嘉之际，中国很多考据学家们，像钱大昕、桂馥，他们认为宋明性理之学是宋学，而称自己是汉学，和今天西方称中国的国学为“汉学”是两回事。由于西方舶来的学问越来越多，中国的知识分子会有一种危机感，再加上当时西方的势力非常大，而中国又国弱民贫，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就感到国家的精华不能丢失，因此“国粹”之说就出来了。但是，章太炎认为这不太合适，于是就用了“国故”两个字来代替“国粹”。他有个著作《国故论衡》，这本书大体上包括了小学的部分、方言的部分，也有文学的部分。还有一个是“古学”之说，它主要是和“五四”以后的“新学”抗衡。另外还有“中学”之说，这好像是从外国人的口气称的。汉学、中学、古学、国粹之学、国学，渐渐在社会上形成一个杂乱使用的时期，而这是一个遴选的过程，就是谁的概括更加广大、更加有意味，就约定俗成了。

“国学”一词起于清末，应该没有什么争论。自刘师培开始，有国学保存会，这是光绪末年的事，足见其时已有丧失的可能，故有保存之必要。刘师培这个人非常怪，可以说是近代最怪的人物：是北大的名教授，曾参加革命，结果他的太太红杏出墙，跟朝廷派来的特务勾搭上了。革命起事的日子当然清廷立刻就知道了，章太炎以为是刘师培的事，于是跟他绝交，其实刘师培一点儿不知道。到了后来袁世凯要称帝，刘师培又支持，革命的时候他革命，称帝的时候他又支持。尽管他在政治上，因为知识分子的软弱左右摇摆，可是在学术上他卓有贡献，尤其对中国九流之学，他认为相辅相成。这个不光是来源于马一浮，在刘师培的时候，已经具有了这样的思想。他当时成立国学保存会，有点儿悲凉，可见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内心的一种痛苦。今天我们遇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国学热潮，已超越了保存的视角，而欲以光复之、滂沛之、弘扬之、普世之。国学在新时代的殊遇，是它命运的巨大转捩。毛主席当年讲光复旧物的决心，今天始能大规模地付诸实现。在他那时没有做到，我们今天可以来实现。

第一课 学习国学的方便法门

国学的基础当然是儒家。中国是个注重文字的国家，因此书籍之多不可胜数。如果没有选择，会掉进云里雾里，迷不知所向。

读经：知其篇目，记其章句

就拿读经书来讲，读《论语》《孟子》时，我教大家一个方便法门，先把它的篇目全部记住，譬如《论语》二十篇，篇目你一一都记住，《孟子》七篇，篇目全部记住，《庄子》三十三篇，都应该全部记住。这个很容易记，你花个半天时间就全记住了。知其篇目后，然后记其章句，再从它的章句开始，里边有什么好的辞章、什么好的句子，有哪些非常有意思的故事，譬如读《孟子》，你读到《公孙丑》时，这里边就有一篇文章：

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

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那么这段故事是什么呢？宋在春秋战国时代是个小国家，宋国有个人的苗老不长，他就把它拔一拔。这个人智商不够高，昏头昏脑就回来了，告诉他儿子：“我的苗长高了。”结果他的儿子一看，苗已经死了。他说，天下不助苗长者很少，认为没有用而舍弃的人，是不耕田的人，揠苗助长的人，非徒无益，而有害。这个故事很容易记住吧？你记住了，《公孙丑》的篇章你也知道了。

再进一步想，孟子为什么要讲这段话？原来他的学生里，有一个叫告子的，他净做花拳绣腿的功夫，不认真读书，这和揠苗助长是一个意思。孟子是通过这个故事批评那些不求实际而图表面的人。这样，孟子这个思想你也知道了，对不对？

像这种名句，你们可以在读书的时候，随时记录下来，譬如孟子最重要的一段话：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这段话人们非常熟悉，但有人可能不知道它是源自孟子这些书。当你读《孟子》发现的时候，你会大快乐大欣喜，原来本在这儿呢！这就是我们读书的快乐之所在。

读史：从熟悉的故事开始

读史的时候故事很多，譬如在读《三国志》时，忽然看到《诸葛亮传》里，有一段《隆中对》，你就可以把它背出来：

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

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

你应该去看，徐庶见了刘备以后跟他讲：“诸葛孔明是条卧龙，将军你想见他吗？”刘备说：“你可以带他来。”徐庶讲：“不行，此人他可以接见你，可是他不可以屈尊来看你，将军宜枉驾顾之，你应该降低你的身份，坐着你的车驾去见他。”刘备见了以后，他就问诸葛亮：

“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

诸葛亮告诉刘备：“你现在打不过曹操，对付不了，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又有百万之众，不可与之正面交锋，而孙权在江东已历三世了，地域很险峻，人民又附属于他，贤能之士又为之用，这“可以为援”，可以作为你的援手，“不可图也”，你不可以对他进行谋图。”这又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自己要找地方：

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

诸葛亮对刘备讲，荆州地方非常之大，是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当时看过《三国演义》的都知道，刘表无能，这是上天赐给你的一块地方，将军岂有意乎，你有意思没有？”接着，他又谈到了益州：

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

那么你就可以怎么样呢？

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

就讲你有了荆益两地，再谋图天下，到了这个时候，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这段对话就是在隆中，当时诸葛亮二十七岁，竟有这样韬略天下的雄才，刘备听了大为赞赏：

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

刘备说你们不要再讲了，关羽和张飞就不再说了。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读历史书是一个非常有趣味的境界。陈寿在这段很简短的文章里，把当时荆益两州和曹操、孙权这三国的形势，做了非常全面的力量对比分析，然后叫刘备定下“三足鼎立”这样一个大略。如果没有《隆中对》这段话，可能这段历史就不存在了。

所以，读史书、读经典，往往是最初从这些故事中产生了爱。这个方便法门打开以后，你再去追求微妙法门，就有意味了。

学国学，从爱文学开始

我想，爱国学，可以从爱文学开始。有个朋友提出来，“我是先看四书，还是先看《西游记》”？我说：“这个随你的便，因为学习没有一个固定和绝对的框框。也许你一看吴承恩写的《西游记》，谈了很多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你就会对佛教的一些经典感兴趣，你就会读。所以，从爱中国的文学开始，然后再爱中国的文字，因为中国的文字，实在是全世界无与伦比、美轮美奂的文字，历经数千年，从甲骨文到今天，全世界没有一个文字还这样活着。有人讲希伯来文，希伯来文是现在以色列官方语言，大概有三百万人在使用。他们现在坚决地维护着这个语言，使它不致失传。可是你知道，掌握这个语言的群体，是非常重要的，语言的群体越小，它的危险性越大。希伯来文有一个不同，就是它对欧洲的文化曾经产生过久远的影响，甚至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他们继续从古代的希伯来文里，吸收到很多新的营养，这个文字不太容易消失，可是掌握的人会越来越少。

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他总结了做学问的三个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什么意思？就是要找一个人给你讲一下，或者你自己要弄清楚，不要被繁枝茂叶阻挡了自己对终极追求的认识，导致你望不尽天涯之路。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认识了终极的前途了，你这时就要拼命地读，废寝忘食，人都瘦了，衣带渐宽，你这个皮带今天这个扣，明天又缩了个扣，用心过度，当然也不需要这样，但是我不后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个“伊”，是词中本来写个女子，我为了学术，我消得人憔悴，没有问题。

第三个境界：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真正要在学问上有些成就，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人讲经营自己，这里叫人称他“大师”、那里叫人称他“巨匠”，没用。这是不期然而至、功到事成的。萨科齐授予我骑士勋章，我没有想到，我要钻营也不会法语，所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就是说他是不期然而至的。所以讲我们一定要在治学以前，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态。

我曾经给一个佛庙题过一副对联，上联是“放下利索名缰然后念佛”。你利索名缰都捆住了，你念什么佛？下联是“远离颠倒梦想果真登天”。你能够远离颠倒梦想，就真的登天了。你虽然在地下，真的有天让你登吗？不是，是心灵。我还给一个庙题过一副对联，上联是“岂有庸凡何来圣哲”，没有庸凡的人，也没有天生圣哲的人，下联是“能辞懊恼便得清凉”。我们要辞去很多心头的懊恼，心灵就会清凉。佛教的境界是一个清凉的莲花之境，你心里烦躁得不得了，看国学你看不进去，有七情六欲来驱使着你，你学什么国学呀？现在读着国学，心里却想着你读不进去。能辞懊恼便得清凉。这是我题佛庙的这两副对联，同样可以用在治学上面。

治学需要这样，实际上兴趣爱好也是这样。治国学和了解国学，没有绝对的界限，最初你也许是凭兴趣翻翻，后来翻出瘾来了，一本书看到手不释卷、不忍辍读，很感兴趣了，就渐渐入了微妙法门了，你就会有些思维。有些创作会出来了，你由一个爱者成为一个学者，没有绝对的界限。

国学的经典

国学的经典主要包括《尔雅》《孝经》《公羊传》《榖梁传》《左传》，再加上“四书五经”相互重叠的部分，总共是十三经。

“四书”大家都知道了，是南宋朱熹汇编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以后所有科举考试必读的本子。朱熹当时遇到一个对手，就是陆九渊，他本身也是才智出众，还有他的弟弟陆九龄。他们当时有个鹅湖之辩。陆九渊讲：“你的东西太琐碎。”朱熹讲：“你的学问太简单。”后来朱熹伟大在什么地方？就是到了晚年，他承认陆九渊讲的一些道理是他自己所不知道的。他说：“我的年龄已经大了，我本来想改写我过去的一些著作，可是现在已没有精力了。”从这点可以看出一个学者的伟大性格。他晚年有几封信，有一封信是直接给陆九渊的，同样表达了这种心情。以朱熹当时的地位，他完全是一个国师之位，地位非常之高，如果不是韩侂胄这些奸臣害他的话，他不会死得那么悲惨。他开始定四书，而《四书章句集注》，我希望诸位都买一部，大家不是叫我提出一些书吗？顺便我就提出来了。

十三经基本上是五经的扩大和推演，《诗经》《尚书》《周易》没有变，《礼记》变成三礼：《礼记》《周礼》《仪礼》，《春秋》变成春秋三传：《春秋左氏传》《春秋·梁传》《春秋公羊传》，再加上《尔雅》《孝经》《论语》《孟子》，这个就很容易记住了。注意《左传》变成三传，《礼》变成《周礼》《仪礼》和《礼记》。《孝经》是唐朝时期加入的。《孟子》这部书，在南宋时期被列为经书。《春秋左氏传》的故事讲得非常生动，文笔非常优美。《公羊传》和《榖梁传》，谈义理谈得比较深入，可是《左传》为今文学家提出异议，认为这个是西汉末年刘歆篡改过的。你们记得杜工部的《秋兴八首》吗？“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刘向是刘歆的爸爸，也是个大学者，他传经给自己的儿子，可是违背了他的心愿。

国学的方便法门非宗教的方便

国学像个横无际涯的汪洋大海，我们怎样学国学，可以讲纷总总其离合兮，都来到面前，那么我们怎么办？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讲到：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

陶潜采菊

有个渔夫——

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这个就是大多数初学者的状态。夹岸数百步，全是桃树、桃花，满地落英缤纷，芳草鲜美，渔人很惊异，自己迷了路，可是信心没有断，继续往前行，欲穷其林，他愿意穷究到底，这个树林，在哪儿是它的终点？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他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想寻找这种学习的方法，往往是在自己的摸索中，因人而异，因为我提出来的一把钥匙，可能不适合每一个人，也许你在看到各种书籍以后，忽然对佛学感兴趣，或者忽然对儒学感兴趣，或者我就专门想研究庄子，这都是可能的。不过你们要记住，一定像《桃花源记》里的这个渔人，在前行的过程里中，看到的都是美景，在这些美景之中，你会迷失。而过了一段以后，你会遇到一个山洞，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你就渐渐入了门道了，这个洞口就是微妙法门。你进了微妙法门以后，可能有个豁然开朗的境界，是那样的光亮无际。在这个时候，你是何等愉快，我想我所能提供的，仅仅是一个方法。

据说有些地方的大学语文，成了选修课，但是大学英语却是必修课，这个情况让我很惊讶，我觉得应该把国学课作为必修课，而不是选修课。我也赞成英语课是必修课，因为未来的世界，英语和中文显然是强势的语言。这个强势的语言，需要我们一批年轻豪俊真正地掌握它，使它的光辉能够在世界上表现出来。我记得萨科齐在授予我荣誉军团骑士勋章的时候讲，他看到了东方文化的魅力。大家将来在国外或在国内，也能够成为代表我们这个语言的一个辉煌的人物，这是我对你们寄托的最大的希望。

读书方法因人而异，非只一端，可是我想有一个方法比较可靠，就是要知道，经典永远是少数，经典是经过人类的才智之士千百年淘汰，最后留下来的，一定要选几部认真地精读。

国学有没有方便法门，我提出来了，可是这个方便法门，不是叫人们去念《三字经》《千字文》，而是讲一个方法，这个方便法门和宗教信仰不太一样，譬如讲净土宗，你只要呼佛号“阿弥陀佛”，你就是佛教徒。甚至很虔诚的佛教徒，他就会四个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停地念。“阿弥陀佛”就是梵文的“无量光”，无量的光照，因为在佛家认为，你的心灵里本来有一盏灯，这盏灯仅仅是因为落了很多尘土，当你把尘土消除的时候，你的心灵会豁然开朗。而对我们每个人来讲，佛的光照，就是个无量的光照，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念无量光的时候，他会沉入一种境界。可是你叫我选四个字，讲这个是儒教的法门，我们只要念这四个字，就入了儒教之门了，就是儒教的信徒，这不可能。“中和仁恕、中和仁恕”，一天到晚念“中和仁恕”，念着念着就烦了，因为他没有那种境界，没有那种宗教的情绪。当然，有人讲儒学是儒教，因为它有教主，有孔孟，有经典，有四书五经、十三经，有群众，你讲它是儒教也未尝不可。可是，它毕竟不是一个像佛教这样的宗教，你说提取儒家的几个字来说这是个方便法门，不太容易。

古人立志通过读书来学圣人，而今天的读书被称为“浅阅读”，追求的这种肤浅，不愿意通过艰苦的阅读，去思考更深层次的内容，得到收获。那么在快节奏的社会，如何保持读书的质量，同时能够满足急速变化的社会的需求呢？读书方法因人而异，要选几部经典认真地精读，也可以有相当速度地泛读，譬如讲我看很多的小说，不可能每部小说都像看康德的哲学那样快，仅仅是把精彩的句子记下来，就按照我这个办法，还是要找一个有真知灼见的老师，他会告诉你什么是经典，什么可以泛读，什么可以浏览。

第二课 国学的分类方法

谈到国学的分类，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角度：

任继愈先生论学术的几个源头

仙逝不久的任继愈先生的分类的方法，我觉得可以供大家思考一下。他说中国的文化有四个发源：

第一个是鲁文化，鲁文化当然就是以孔子、子思和孟子为代表的文化。子思就是孔子的孙子，他的门人是孟子的老师，后来称为“思孟之学”。还有孔子的弟子们，譬如子贡、曾参这些人，这是鲁文化。鲁文化影响太大了，《论语》《孟子》，以至于《礼记》《仪礼》等都是孔子和孔子的弟子们编纂，这是鲁学。

第二个是稷下学宫，也就是齐国文化。齐国从齐桓公、管仲、荀子、淳于髡，到邹衍，这是齐文化，叫“稷下学宫”。齐文化和鲁文化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主要是荀子，这个人性格比较刚烈，而且论事论学比较苛酷，可从他的心量来讲，他又能够容纳所有的人。因此像后来的法家，像韩非子、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他本身也是个大儒。他批评子思、批评孟子，批评各学派，唯一没有碰的是孔子，这是稷下学宫。

第三个是楚文化，楚文化主要是以老子、庄子和屈原为代表的文化。楚文化的形成和地域有很大的关系。楚地风景多烟云缭绕，容易引起幻想遐思。如果屈原生长在平原，或者在草原出生，我想《离骚》是写不出来的，这个是楚文化。

第四个是关中文化，就是从商鞅、秦孝公开始，到商鞅、李斯、韩非子，基本上是法家系统的文化，这是中国的一个很主流的文化。

而楚文化中的老庄，很容易和外来的佛教结合，又构成中国民族的一个文化。

法家的文化促成了秦朝的大一统国家，这个大一统的国家，对中国意义太重大了。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他的目的是什么？车同轨是为了使他的实力能够达到一切的地方；书同文这个意义就更重大了，如果今天不是书同文的话，各地都用自己的方言，变成拼音文字，中国现在就是一个联合国，各地区不能够交流的国家。秦始皇规定的在书面上一定要同文，大家一定要看这样的字，这样的字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它本身有它的语言结构的方法，这个结构的方法和各地的方言是不一样的。使语言统一构成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这是个先决的条件。书同文是秦始皇在文化建设上的两千多年来最大的一个韬略，我们今天还在享受着他的遗产。

庄子的分类方法

庄子的书上有篇文章《天下篇》对中国学术做出过分类。这个《天下篇》，现在可以断定地说，不是庄子写的。现在我们有些大学教授老爱出名，研究生写了文章，教授把自己的名字都挂在前面。中国古人正相反，他愿意留学而不愿意留名，这是中国对知识本身的一种重视和热爱，自己的名字有没有关系不大。可是以庄子之名写的这篇文章，我觉得是一篇雄文，这个文章的所有的思想，都是庄子所有思想的集中体现。他也有对各个学派的分类，你们要知道，庄子在两千三百年以前，是中国一个最了不起的思想家。

《庄子》的分类完全是根据自己的爱好：他认为好的就是老子和关尹这两个人，他认为这两个人是古代圣人，这分为一类。还有一类是墨翟和禽滑厘，他们的学说，提出了“兼爱、非攻、节用”等等，庄子认为这个是可以同情的。有些人虽然学说非常之好，可是庄子认为是要和他辩论的，譬如惠施、桓团、公孙龙这些人。

惠施是庄子的一个最大的论敌，看到鱼在水里，庄子讲它们真快乐。惠施讲：“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它快乐？”庄子说：“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它的快乐？”这场辩论非常有意思，实际上庄子并不是一个胜利者，他在这个中间，玩弄了哲学上的概念偷换，因为最初的论辩概念，只有鱼和庄子，可是他在辩论过程里，加上了另一个惠施。他应该说，我为什么知道鱼的快乐，而不应该说“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这叫强词夺理。

惠施死了以后，庄子非常悲痛，路过惠施的坟墓，他几乎要哭，他说：“今后再也找不到像你这样的辩论对手了。”庄子用了一个寓言来说明这个问题：当时有个非常有本事的人，可以拿斧子把一个人鼻子上那个白点子削掉。楚王想看一看。挥斧的人说：“现在你看不到了，因为鼻子上点白点的人，已经死了。”这个问题说明什么呢？说明挥斧的人和鼻子上有白点的人，心理素质都同样高，才可能出现这样的奇迹。庄子用这样的故事，说明了他和惠施的辩论。可是，就惠施辩论的一些题目，其实庄子本身并没有涉及，而惠施所提出来的，譬如讲“至大无外、至小无内”，最大的东西是没有外面的，最小的东西是没有里面的，这个一直到现在，也还是为天体物理学和微观世界的物理学家们所认可。现在人们发现，再小的粒子，其实还是可分的，而可分的粒子还可以再分，这是个无穷尽的过程，宇宙之大，它也是外面还有外面，也是个无穷尽的过程。惠施还讲过，“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意思就是，一根一尺长的木头棍，每天取掉一半，取一万世也取不完。

像这样的，中国叫“名家”。名家是什么？名家就是逻辑家，他们就是讲究逻辑的一些人。西方学问传到中国来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才感到，这原来是一个逻辑发展的学问，是和中国完全不同的。在西方，数学就能一步步地前进，一直到今天，它一步步地在向前发展。而数学是科学之父，没有任何一个物理学的问题，不是通过数学的问题来解决的；没有一个大物理学家，不是一个杰出的数学家的。可是在中国，因为逻辑学不能得到发展，它就不可能在数学上一步步推演，如果我们把假设、求证、推演，然后再假设、求证、推演这个逐步的过程叫“数学的本质”的话，那中国本身没有本质意义上的数学。汉代有《九章算术》，有《周髀算经》，可这是算数术，即算数的术，所以庄子在分类的时候，把惠施、公孙龙这些人，都作为他辩论的对象一派。

所以，庄子的分类学，是凭性情爱好的。《汉书·艺文志》因为根据各家的不同主张，将国学分为十家：儒、法、名、墨、道、阴阳、纵横、农家、杂家和小说家。《礼记·经解》，是根据经书的不同分的。

儒家和法家没有绝对的界限

中国从汉代以后，法律的立法指导思想是儒家的思想，但是自从汉代以后，依然有很多的暴政跟酷刑，表现出来的是外儒而内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过去对儒家和法家划分得都太绝对，其实儒家和法家没有绝对的界限，譬如一个大儒荀子，他能培养出李斯、韩非这样的学生，当然李斯、韩非是非常重法的。孔子也认为，要导之以德，可是有时候也需要齐之以刑。他不太赞成齐之以刑，他更欣赏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对儒家来讲是一种无奈，甚至于孔子曾经讲过，如果一个圣人治世百年的话，也可以胜残去杀，就是说任何酷刑和死刑都会取消，可是有个前提，就是要贤者能治世一百年。在两千五百年前，提出取消死刑的，我想孔子是全世界第一个。孔子所理想的仁世，是一个施仁政的时代，可是我们如果讲，忘记了一个特定的时代，就讲我们现在要普遍地施仁政，对法律忽视，那就有很大的问题。内圣外王就是讲内是圣人，而不是内法外儒，而外面他是个王者，王者之政，他有一种仁者之心，我想是一个真正的好领导人应该有的一些品格。

通常我们运用儒家的五常思想为人处世，儒家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可能有点儿封建性，可是五常——仁、义、礼、智、信，我们现在是应该很好地继承和发扬的。五常是构成我们民族性格和道德的很重要的方面。

好多人在学术、艺术和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当中，太过于急功近利了，我希望年轻一代的人明白，心灵的快乐是最重要的，物质不能给你们带来太多的心灵的快乐。如果物质和心灵的快乐是等比例的话，那这个社会就很成问题了，就会物欲横流。实际上，我也是从年轻人那个时候过来，我年轻的时候生活非常清贫，当时星期天到了，我会买五个馒头、两分钱咸菜，带回宿舍，喝开水、吃咸菜，我读书、画画、写字，我感到那是人生难再的快乐。举个例子，比尔·盖茨阅尽人间繁华以后，是一个佛的心态，也许他没有研究过佛学，可是他的作为令人尊重。其实物质到了最后也是四大皆空，我们想到的一个永恒的东西，生命之树长青的乃是你的心灵和你的灵魂。

《三字经》中说道，“人之初，性本善”，而西方的理论是原罪论。这两种理论我们如何看呢？原罪不是西方的全部理论，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中都有原罪的思想，从创世纪到失乐园，都是人类原罪的开始。他在上帝或者耶稣的前面所要忏悔的，是自己怎么没有能够逃脱原罪对自己的束缚。中国的“人之初，性本善”，是孟子的思想。孟子认为，不学而能的是良能，不虑而知的是良知，而良知和良能是与生俱来的，是人本身存在着的，不需要思考就会有。孟子讲，“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东方更注重内心的最根本的善，而这种根本善不是别人给你的，是作为一个生命的本体，原来存在着的。我想，东方和西方的区别就在这里。

认为国学阻碍了中国现代化是一个误会

很多人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鲁迅、瞿秋白这样一些人反国学。大家回顾中国历史发展和文明发展，有很多人说儒学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我想，造成这样的误会，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

近代以来，国学的发展并不是很顺利，赞成国学、保护国学的，又是像王国维、沈曾植那些留着辫子的人。王国维为什么要翻译尼采的哲学，翻译康德的哲学？因为他希望西方的理性思维能够和中国的传统道德有一个无间隙的融合，作为迎接新时代来临的一个思维。他当时仅仅是个废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当然，要是国力非常强盛的时候，南书房行走是不得了的地位，可是当时他和废帝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他的任何希望都根本达不到。可是今天我们看王国维，他当时希望中国要有独立之意志和自由之精神，我想王国维这样的人，绝对不是不爱这个民族和这个民族的文化，他还希望通过自己的智慧，能够吸纳从康德到尼采等西方思想复兴国学。读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你就可以看到，他的思想非常新鲜活泼，一点儿陈腐气都没有。

而在我们心目中，反对国学的又大体上是革命的先行者。鲁迅曾经讲过，“方块字不灭，中国必亡”。最激烈的就是瞿秋白，瞿秋白讲，方块字是世界上最肮脏、最龌龊、最混蛋的臭茅坑。当时反对国学的还有陈独秀。钱玄同给陈独秀写信，讲中国字要改革成为拉丁拼音，陈独秀回信说，“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先期从文字的拼音上就用拉丁文，这给我一个很危险的感觉，进一步文字怎么发展，那就很难说了，很容易为渊驱鱼，使中国也走上一个拉丁化文字的国家。这些革命者，当初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思想？我想主要是因为他们非常殷切地希望，中国能够强盛。鲁迅先生后来感动全中国的，正是用方块字写出来的《阿Q正传》《孔乙己》《祥林嫂》和《药》。

那么，我们对此怎么看待呢？我们不能够以他们年少气盛时候的话来代表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全部认识，今天我们更不能讲，瞿秋白、鲁迅是反对国学的，这个已经过去了。因为到了鲁迅先生写《中国小说史略》的时候，他对中国文化是非常保护的。而且你们要知道，瞿秋白、鲁迅等人国学功底都非常深厚，他们反对国学或者反对方块字，有当时革命的热情推动。我们也难免在特定的时候，讲出一些非常偏激的话。一个人哪能一生下来，认识都是那么清楚，或者不通过历史、不通过时间，不通过自己今天的学习来认识呢？

自古以来，中国不重视逻辑学，因此在中国就没有本质意义上的数学。数学是科学之母，科学当然得不到很好的发展。自从近代严几道，就是老年就看《庄子》的严复，第一次把西方的“名学”，翻译到中国来，中国才知道，西方有这样严密的逻辑思维、这样严密的理性思维，才使它的工业能够昌明。这个不会影响我们对国学的认识，因为国学里的很多东西，正是西方没有的。西方的逻辑思维，我们在广泛吸纳；东方的感悟思维，西方也在广为吸纳。东西方这样的交融，就会取长而补短，就会使两者加起来的合力，更接近事物的本体，这是何等的好。

如果说“儒家阻碍了中国现代化”，我觉得这个命题对我来讲有点儿突兀。我可以举两个大科学家的例子，一个就是杨振宁，他是诺贝尔奖得主，是世界上最卓越的物理学家，他对中国的学问非常尊重，非常热爱。他并没有讲，中国的儒学影响了他对宇宙地球规律的认识。我还认识一个大数学家丘成桐，他喜欢写诗，经常和我谈诗，我说：“谈诗和数学有什么关系？”他说：“有关系，中国的古诗有时候诱发我很多有趣的思维，我不可以讲某一点、某一件事情，可是它使我的思想非常活泼。”他说，“我有时候做数学做得困了，就写诗，立刻精神又焕发了。”陈省身先生也是这样，他非常爱国学，一有空就看古诗。从这些人身上，我没有看到国学或儒学对科学有什么阻碍。

有很多企业的管理者可能更关心的是企业在带团队的过程中，怎样利用国学的一些智慧或者理论，来指导企业的发展。我想，最重要的是无言之教，自己做到比口头的还重要。过去北宋有个大儒家张载，他对学生从来也不训话，可是他坐在那儿，大家就会以他的行为作为准则，这就是无言之教。张载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大儒家，他是无言之教，我想一个领导人对下属，自己以身作则、无言之教是最重要的。

我们学国学不是钻到故纸堆里，而是始终想到我们当下面临的生存境遇。在上文中，我讲了各家各派、划分国学的几种独特的方式，包括任继愈先生从地理文化的角度去划分，还有各种不同的划分。这些内容的核心是国学的当代意义：抵达人类心灵的快乐与自由。

第三课 国学的本质是至善之学

如果一个人不注意自己的修为，会成为一个恶人；如果注意自己的修为，会成为一个善良的人。这个在孔孟的学说里，尤其到了王阳明的学说里，有非常透彻、非常动人心弦的解释。至善之境也就是天人合一之境，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中国的哲学里谈至善，没有超过明代王阳明的。王阳明讲，至善就是一个宇宙的本体，这就是我们每个人要永远守护的、存在于内心的一个最纯良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

国学的精髓是解决人的心灵问题

在有些人看来，国学就像万金油，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尤其是有些人把国学研究成了办公室的政治等，这貌似是国学的一种与时俱进，其实只是过度的发挥。

国学里也的确有兵书，也有阴阳家。老子哲学本身也包含了一种辩证的思维，譬如讲：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他看到事物发展到极端的时候，会朝着相反的方向走，你想叫它向相反的方向走，让它到一个顶点，这在兵学上会有用处。有的人认为，学了国学就什么都会了。中国古代也有这样的人，譬如俞樾，他认为西方的力学、重力学，都是从墨子书上学来的。其实估计当时西方人来不了，学不了这个。不是讲有了国学，就万物皆备于我了，我想，国学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是解决人的心灵问题，它不会帮助你解决一个具体的技术问题。所以，把它搞成办公室的权术政治，实际上是把它变成了伎俩化。就看你用得妥不妥，如果用得妥，未尝不是一种策略，用得不妥就是阴谋。

有一种观念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形而上的儒释道的国学，主宰形而下的西方的科技，造福了人类。如此一来，我们似乎有一种民族自豪感，觉得东方文化优于西方文化。我想无论怎么讲，国学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使人类的心灵达到一个至善之境。这也就是我写过的一篇文章《一词圣典：至善》，就是写王阳明和笛卡尔。中国十六世纪出现了王阳明，他是明代伟大的心学家，他和十七世纪法国的一个大哲学家笛卡尔用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笛卡尔是一个数学家和生理学家，他一生非常勤恳地做着去伪存真的工作，他最终极的目标，是为了达到自己纯粹的信念。他认为这个纯粹的信念是与生俱来的，仅仅是人们没有发现它。王阳明在他的心学体系里，也同样有类似的形而上的论述，他讲我们的至善是与生俱来的东西，正如孟子所讲的，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发现它，才会走上歧途。一旦你发现它，你会感到，原来我自己本身也是具有的。所以在王阳明的眼中，他认为看到满街的人都是圣人，那么满街的人，看到王阳明也是圣人。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王阳明对内在的善充满自信。而我们学国学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把人们心灵内在的善充分地调动出来。所以，不是中国的东方文化要凌驾于西方的科学技术之上，而是东方文化要发掘东西方，乃至于我们全人类内心的善。这样才不至于让民族自尊心泛滥为狭隘的民族主义。

中国就是个诗的国家，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么爱诗歌，出现这么多的诗人，因此我们想学国学的第一点是，它是诗意的。

第二点，它是为己的。为己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他如果自己在学习的时候，首先就心有旁骛，就想到我学这个就能得到什么，老这样想，这是什么？是为人之学。你在想到别人怎么看你，你想做什么事，这都叫为人，不是为己。我今年七十二岁了，我五十多年来，朝斯夕斯、念兹在兹于中国的学问，可是这里有个条件，我想到为己，而不是想到为人。如果学国学是为了画画能让别人看着更漂亮，就是为人之学了，我学国学是为己之学，到底这个为己之学，怎么在我的画笔上体现？它乃是不期然而然的，不可以年月计的，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它就流露出来。这个我很难讲得非常具体。譬如我今天决心把《论语》再看一遍，我第二天画又有所进展，这个做不到。比如说就是某一幅画中，其实体会的是那种意境和国学的关系。中国的学问是启智性的，它把你的智慧启发出来，但不一定告诉你一个数学的公式，或者推演出一个什么原理。如果你的国学非常好的话，你很容易理解一些西方的学问；如果你的国学不行的话，连学普通的代数，你都学不好。我记得我小时候学代数，最后要求证“A与B孰大”，有同学写“A熟大”，“孰”字底下加了四个点，那个数学老师非常有趣，他说：“是不是东西煮熟了就变大了？”

有人讲，我们现在提为人民服务，你怎么为己呀？这个理解完全错误了。为己之学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内心，提高自己的学识，提高自己辨别事物的能力，然后你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之学的终极目标是利他，而这个利他，是儒家最重要的思想。儒家最反对的就是自私自利。为什么孟子在书里批判杨朱之学，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他说这个简直是太自私了，这和孔子的为己之学，是完全相矛盾的。

第三点，它还是一个至善之学。这个至善，《大学》里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达到一个终极的目标，是至善。这个“明德”是什么？是宇宙本体。对一切的德性，它是非常之了然的，对宇宙的本体是无所不知的。“明明德”就是我们要明白这个大道。“在亲民”还是“在新民”，这个在历史上争论了几百年。我认为是“在新民”，是要能够振庸拔俗，要能够使气象更新，要能够除旧布新。“在亲民”就有点儿自居高位，而对别人亲，这个不是《大学》的本意。“在止于至善”，你明明德了，新民，你也在其中，你最后要达到一个终极目标，就是至善。你要知道人类从猿到人，经过了一千万年，人类是不是在心灵上进步了？我想这个东西很难讲，因为人可能是一个非常善的存在，也可能是一个非常恶的存在。善的存在，你就是能够保持住至善之学，可是他凶恶起来，比兽还恶。泰戈尔讲，人如兽时，比兽还恶。

譬如审美，我们每个人都有审美能力，这是上天所赋予的。这个审美的能力怎么来的？一定是符合宇宙的大规律的。一切不符合宇宙大规律的，它不会进入人类的意识。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一个良知、良能的这样一个领域，而这个良知、良能的领域，一定是来自宇宙本体，至善存于你们内心。

中国的学问还是一个中和之学。什么叫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国人从道光年间到今天一百七十年，受尽世界列强的欺凌，我们可以说是痛定思痛。本来中国这个民族没有侵略别人的意图，她是个诗意的国度，是个追求至善的国度，没有任何去掠夺的想法，却受尽了欺凌。可是今天的中国人，并没有以怨报怨。但如果今天有什么超级大国，或者借着超级大国的淫威，而对中国搞些肮脏龌龊的行为，当然是为我们所不能容忍的，我们也会发脾气，发而必中节，发了以后，有理有节，恰到好处。

国学的发展和家族传承的关系

中国的文化传承，一般有官学，譬如国子监等；有民办官助的，譬如岳麓书院，它周围可以给你一些田，收入来供给书院使用；一种就是私人办的书院，这个是公家不帮助的；还有一种很重要的传承方法，就是家学。我们家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到天启、崇祯，以至整个清代，到我有十三代诗人。这十三代诗人中，有名被全国的，譬如范应龙、范凤翼、范国禄，这个上过《清诗纪事》。然后是范遇、范梦熊、范兆虞、范完初、范静斋、范如松、范当世、范罕、范子愚、我（范曾），这是我们这个家氏的延传。这是因为诗歌传承，如果有家学的话，这个传承的确是非常方便的。在游戏中，从小就告诉你很多的规律，而这些规律，不是你读王力的《诗词格律十讲》所能了解的，而且都是非常要害的，不仅包括诗词的作法楹联，也包括阅读古文，还包括诗歌的吟唱，这些在其他学校里也许不可能学到。

像我们这样大的文化家族，因为当时中国讲究门当户对，所以南通范家和江西义宁的陈家，结了儿女亲家，和安徽桐城姚家也是亲家，我的曾祖母和她的姐妹两个，嫁给了当时的两个大文人，一个是马其昶，就是帮助赵尔巽修《清史》的大文人，所以马其昶和范伯子是一担挑，而我的母亲又是泰州缪家的，是文化世家缪篆的女儿。这样一个文化家族联姻，使文化的精英互相交融，光是范家的传统，它渐渐会萎缩，而文化家族有不同的传承，它就会有更强大的后代。我想，家族传承对中国文化的确非常有意义。而今后怎么样来持续呢？我想这个不用我们担心，中国人口多，会自然形成很多有意思的家族，大师也不是可以随便培养出来的，扒拉一个人，我要培养他成大师，你倾一国之力培养一个人，也成不了大师。所以这些都是有很多的偶然性，可是这种偶然性，在家族传承的过程里，增加了它的命中率。如果说必然性，也有一点，譬如我的兄弟姐妹，他们的教育还是一样的。

中国人的文化包容性

西汉初年，因为社会非常不堪，民生凋敝，所以文帝、景帝就用老子《道德经》里“无为而治”的思想，让老百姓自由地发展生产，很快就发展了强大的国力。汉武帝继位以后，再采取无为而治的话，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他就要统一思想。此时，大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当时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使老百姓有饭吃，而是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国家。再譬如唐代贞观年间，也是应用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放松很多的问题，因此当时出现了“贞观之治”。所以，历史上有些重要的时代是运用了老子的思想，不是一以贯之地用儒家的思想。古代的很多知识分子，譬如王阳明，已经把儒释道统一于一身了，他们不是完全隔离的，他可以把他们的一些可以融汇的部分打通。再往前像陆九渊，再往前像六朝时候的郭象这些人，是把儒家的思想和道家的思想都打通的。很难找到一个绝对的儒、一个纯粹的道，或者是一个绝对的佛。在知识分子里，他们三样都非常喜欢。

我举一个杰出的例子，苏东坡愿意治国平天下，参加司马光的元祐党，反对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有好的愿望，可是举措过急，引起了社会大乱。那些老谋深算的大臣，像司马光这样的人，他看到王安石视事易而举措急，看似容易，举措又太急，将来会失败，果然王安石变法失败了，同时是两败俱伤，苏东坡也进了元祐党人的碑了。苏东坡本身是一个儒士，有治国平天下之心，才那么积极地从政。当他被贬到海南岛的时候，能支持他的心灵、使他活下来的很多是道家的思想。他就讲，我像是落在树叶上的一只蚂蚁，树叶底下都是水，水退了以后，蚂蚁还会从树叶上下来，我还可以上岸。他这个想法后来果然实现了，他从海南岛大赦到南京去，第一个去看王安石。王安石和苏东坡都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文章都写得极好，两个人是很好的朋友。两个人见了面，苏东坡讲：今天“敢以微服见大丞相。”王安石讲：“礼岂为吾辈设。”，这个礼，不是为你和我这样的大文人设的，甭来那套，他们实际上感情很好。你看他在一个艰难的时候用道家思想，也曾经用道家的思想来劝他的朋友，讲“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天地的有尽和无尽，也是道家的思维。

东坡赏砚

在中国的一些地方，佛教、道教、儒教三教经常在同一个庙宇里面，并且很多中国人见佛就拜，见庙就烧香。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中，为何没有形成统一的一个宗教？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的确比较下层的群众会见庙就拜，孔子也拜，释迦牟尼也拜，老子也拜。至于他们的学术是什么，他们的心里没数。可是知识分子往往认为，诸教都可以合流。除了王阳明、苏东坡，像近代的大国学家马一浮先生，他就是讲“九流归宗”，即九流都可以融汇。我在本书中会讲到儒、释，也会讲到道。你们渐渐会听到，他们之间总是这样或那样地交融着。而且有很多具体人物，原来我们过去过分严格地区别，是一种作茧自缚，而今天我得到了大快乐。我想老百姓同时拜各有各的因素，就让他拜吧，拜了只要做善事就可以。这也说明中国人有一种宽容的心态。

马克斯·韦伯曾经写过一本《儒家与道教》。他认为，正是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影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因为儒家的思想影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我想，文化和文明要区别开来，文明的昌盛往往是由于发明创造机械力，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注重精神性的内在价值，以及对人本身的影响，所谓文明教化的作用，这是文化的价值。对于物质层面的确是忽略的，因此在观念上一般对这种机械技术比较轻视，这种思维方法是影响了中国的科技的发展，这点是毋庸讳言的。但从文化的长远影响来看，我们今天希望儒学走向世界有个更深刻的含义是什么？儒家在更大的世界范围里，对待未来的人类有一个大的思维，譬如讲“和而不同”的思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维、“仁者爱人”的思维等。这种东西，马克斯·韦伯没有发现。西方也有一些热爱中国文化的人，譬如李约瑟，他会认为中国的科学发明非常伟大，好像什么都是中国的，。中国近代也有些人，譬如俞曲园认为西方的动力学是从墨子的书里找到的，当然，这个都是荒诞的。我想，马克斯·韦伯的想法有可取之处，而我们对今后儒学走向世界，也有我们的信心之所在。

庄子主张保持个人精神的独立跟自由，这是追求人生真谛的根本。西方也确实追求人精神上的独立自由，而且西方发展到今天，在它的历史上确实这种观念，不论在思想中还是实际中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西方也曾经禁锢过人类的心灵自由，直到十七世纪，西方的宗教裁判所还是非常严厉，把天体物理学家布鲁诺送去实行火刑。哥白尼为了防止教会的迫害，一直到临终前才把《天体运动论》这本书公开；笛卡尔为了维持自己的学说研究的自由，宁可承认上帝存在着，可是他的理论上的这个上帝完全就是自然，是经过笛卡尔改造的上帝，他的学生斯宾诺莎在关于笛卡尔的哲学里谈到过。近代以来，人们提倡自由，可是，这个自由也是理性自由和契约自由允许下的心灵的情态自由，在现代，没有一个人在现代西方可以为所欲为，法律定得非常详细，一下子就能发现。为什么需要社会契约？这就是对于人性的不信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就是讲明对人性是不能随便信赖的。那么我们今天来谈西方，不要认为西方的自由是自古而然的，今天也依然很好，我们约束了心灵自由。其实不是，中国从南朝开始，那些谈玄学的人都希望能够越名教而归自然。一直到今天，我也提出了“回归自然、回归古典”这样一个口号。这不是一种保守，而是在古典的文化里寻找我们所吸取的，要从自然里得到我们所能体会到的。

现在中国人在研读西方的哲学，这对我们国学会有像儒释道一样会融通的局面。这就是我近几年来一直做的事情，我在反复地看柏拉图、康德和尼采这些人的著作。像康德的三批判书——《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我看了整整八百多个钟头，做了几万字的笔记。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要了解它，我是为己之学，为了使自己对东方的文化有个透彻的了解，我才可以谈它的特点、它和西方有哪些不同。所以，我们不是寻找它们的相同点，更重要的是了解它们的不同点。比较文学的最根本目的是比其不同，比较文学的目的为的是拉大其距离，而不是使两种艺术形式缩短其距离。

所以讲研究文化多元，多元是要强调它的特点，而不是减弱它的特点，是要拉大其距离，而不是缩小其距离。为什么美国的世界一体化的文化，会遭到我们抵制呢？因为这一体文化叫集体无个性。

道家智慧的最高境界是绝圣弃智，我说了这句话之后，有些人经常问我，“绝圣弃智”到底是什么意思？大体的意思就是讲他认为一切的圣人都是不必要的，因为大道废了以后才会有圣贤，本来大家都是一样的，因为大道废了以后而仁义出。那么，“仁义”是谁提出来的呢？是圣人提出来的。社会出了不仁不义了，因为有差别了。那么，应该是怎样呢？应该“苍天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以百姓为刍狗”。过去很多人会误解，认为苍天怎么会以万物为刍狗，圣人那么爱百姓，怎么以百姓为刍狗？其实，这个“刍”是一种生命力很强的草，“狗”是生命力很强的动物，所以它们自由自在地生存着，它们很快乐。“以百姓为刍狗”就是讲，百姓自由自在地生活着。“绝智弃圣”是老子当时的一个思想，是站在哲学的高度来谈这个问题的。

黑格尔在评价中国思想的时候，显示出对中国学问的无知。客观说，黑格尔在西方哲学史上有卓越的地位，从笛卡尔到康德到黑格尔，无疑是三座必须通过的巨大的桥梁。可是他对东方的文化不了解，譬如他对孔子就有轻慢之词，他说我在没有读到《论语》的时候，依稀中对他还有一些敬意；当读了他的《论语》以后，他不过讲了一些日常的话，就有轻慢之意。因为最初翻译四书五经到西方去的，我们前面说过是传教士利玛窦，他的翻译我比较相信，因为他旁边还有一个大学者徐光启，翻译得不会太离谱。可是后来根据意大利文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以后，“字经三写，乌焉成马“，字写了三次，乌和焉就变成马字了，和原来的本意可能差得很远。再说当时利玛窦所做的工作，仅仅是注《四书五经》，他并没有翻译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所以我也只能说，他们对中国有个认识的过程，我们不要太崇洋。西方近代一些大的哲学家，真正了解和热爱中国的人，像英国二十世纪的罗素，他就讲到未来世界在最困难的时候，可能只有中国的学问能挽救世界。这可不是范曾在这儿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这个才是西方的大哲，他深深了解中国文化以后的结论。

第四课 汉字之美

中国的文字一直绵延不断至今日，这是全世界都少有的奇迹。爱中国文化，先爱诗词；爱诗词，先爱文字。

中国的诗词与文字

英语的前身是盎格鲁-撒克逊的语言，德语是日耳曼的语言，法语、西班牙语是拉丁的语言，它们互相渗透，互相交流。中国的古汉语、中国的方块字，是特立独行的文字，它为什么能保持这么久长？我想，这和中国的地域有很大的关系。从秦始皇开始，北筑长城，我们西边有喜马拉雅山，东有东海，西边有喜马拉雅山，南边有南海，北边有长城，这块地域是很难被西方人侵犯的。我们这个语言，能够延续不断地保持住，不是其他任何国家能做到的。所以我们中华民族很引以为自豪，我们祖先用的就是这个字，就是这个语言。

我们看唐人小说就知道，当时的语言和今天差不多，《水浒传》里的语言和今天的语言也相去不远。

中国的文字有它的优美，下面看几副对联：

入得斯门 便忘青山真面

登临绝顶 犹闻白鹿长鸣

这是我做的对联，这两句诗，有什么意味呢？它有流水联的意思。什么叫流水联？就是上联和下联不仅是对仗，而且有意味上的流水，就是相关联。譬如你们一下子投进国学的沧海，或者到了一个大山里，这里面完全是国学的宝藏，你们最初会不识庐山真面目，可是当你登临绝顶的时候，会听到白鹿长鸣。这里面你会听到白鹿洞书院，朱熹怎么在那儿侃侃而谈。我想这副对联就达到了我曾经讲的，对联要有“诗词韵味、骈文面貌、散文风骨”这三个要求，再如《题泰山》：

泰岳称尊 唯一人敢配

孔丘固圣 共千岫同瞻

在中国古代，选一个人和泰山比一下，我想孔子可以，他又住在附近。在这副对联里，前面以山论人，后面以人论山，这是种做对联的方法。这里出现一个字“岫”。这个“岫”是什么？山有洞称为“岫”，陶渊明的诗中曾提到：“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云是从山洞里飘出来的，这是多美的境界！所以，懂得了词的意思以后，你就更能深入到中国的诗学里面去。而中国的语言你能掌握好，是跨进国学的一道非常愉快而方便的法门。

这不需要强求你，你就会去记、去背，中国的语言还有联绵互动之美，譬如勃豀、勃郁、勃潝、勃乱，劳悴、劳动、劳逸，应对、应答、应和、应用……类似这样的联绵词，在中国有几千个。联绵互振能够加强语词的意味，在诗歌里经常会用。另外，中国语言还有叠音节奏之美，这在李清照的《声声慢》中非常典型：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

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这种叠音节奏之美，我们可追溯到它的源头，可以看看《诗经》上的“关关雎鸠、桃之夭夭、彼黍离离、燕燕于飞、氓之蚩蚩、交交黄鸟、蒹葭苍苍”……这都是叠音节奏之美。

中国语言还有四声音韵之美，中国的四声和佛学来到东土很有关系，当时翻译佛经，印度的梵文如果不注出四音，会念错，会声音不对头，所以南朝时的齐朝人沈约写南朝的《宋史》，开始有了四声之说，这才有了后来的近体诗，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七律、七绝、五律、五绝或者排律等等。譬如《秋兴八首》：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

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首诗，“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它的平仄声互相振动，为什么讲“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关紧”呢？就是讲露、伤、树，山、峡、萧，一定要非常准确，这三个字在整个诗里，如果讲平起的话，平仄平、仄平仄、仄平仄、平仄平，平仄平、仄平仄、仄平仄、平仄平，这是音乐节奏回环之美，既有回环，又有重复。为什么要有律诗，为什么要有平仄？因为它念起来上口。但有的大诗人写的诗，也会有问题，譬如：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这是李商隐的诗。“向晚意不适”念起来就非常别扭，仄仄仄仄仄，可是这是首好诗，因为李商隐的名气很大，而这首诗意境又极好，所以我们就原谅他在声韵上的毛病。

杜甫秋兴八首

中国的文字给人一个无穷极的美奂境界

我们对一些传统的文字的性质不是很了解，所以我希望大家手边有两部书，一部是晋代郭璞注解的《尔雅》。它解释五经，辨同章义，使你能够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从而有丰富的知识，譬如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南岳衡山，这个当时《尔雅》里边就有。譬如我们讲“汝”和“尔”，都可以讲是“你”，可是一般讲来，是上对下这么讲，臣子对君主，他不会讲“汝”和“尔”，那犯了大忌了。中国的文字有中国文字的用法，这个在《尔雅》里，就会讲得非常清楚。譬如在《尔雅》里，“粉黛”被解释为“涂在脸上，把眉毛刮掉，然后用一个代替的黑线来画上”。“黛”有代替的意味。所以我们形容女人时可以用“粉黛”，男人一“粉黛”就俗不可耐了。这种东西在《尔雅》里，你都可以找到它怎么解释。

另外我希望大家手边还有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它是注四书最详尽的一本，因为这本书不仅包括了朱熹的见解，还包括了汉儒郑玄、毛亨，也包含了宋儒，比如北宋的张载、河南“二程”和周敦颐这些人的著述。另外我希望大家手边还有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他是根据小篆来分析中国字的一种本质之美，譬如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和转注。这些东西都是中国文字所具有的一个非常美奂的内涵，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文字能做到这一点。

过去在两河流域，苏美尔人曾经有过楔形文字。楔形文字大体上是一个字一个音，而且具有很多象形的因素，是当时唯一可能发展为一个比较美奂的西亚的语言。可是到公元七世纪，波斯人征服了两河流域，苏美尔人被消灭了，楔形文字也就成了一个千古的哑谜。

可是中国的文字不一样。中国的文字给人一个无穷极的美奂的境界，它永远是那么迷人，那么使人不忍舍弃，而且是历久弥新。中国本身的语言之美，促成中国的学问是成为一种富有诗性的学问，诗歌成为中华民族思想的载体。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十个字，你叫现在最现代化的电脑，把中国的四万八千零三十五个字的《康熙字典》排列组合，也组织不出这样的句子，永远不可能。比如说我的《炎黄赋》，我写这个《炎黄赋》花的力气，要比写几万字的论文还多。其实并不是讲，写这篇文章要那么多时间，而是自身的知识积累，以及要从哪方面来思考。其实，我这个《炎黄赋》大概一个多钟头写出来了，基本上就是后来的定稿，好像速度很快，其实它是一个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的结果。如果你积蓄得多了，发挥出来非常之快。其实这种语言的训练，对大家学国学都是非常重要的。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那么“儒”这个字是从何而来的呢？为何孔子选择“儒”作为自己学说的名字？“儒”是古宗教的教师，除治丧讲礼之外，他们还要做其他的宗教事务。儒的职业有点儿类似于基督教中的牧师。周公通过制礼作乐而使儒者由原来的殷商贵族的依附者，变为一个真正相对独立的阶层。这就是儒的来源。儒在春秋战国之世，就是讲的读书人，齐鲁缙绅之士称为儒，缙就是拿着一个牌子，绅就是身上的带子，这个就称为儒。齐鲁这两个国家的缙绅之士，可称为儒。君子儒，小人儒呢？小人不光是指奸佞阴诈之人。小人这两个字，在春秋时候有两种内涵，一种就是坏人，一种就是地位比较低微，而胸无大志的人。儒这个定义最初还是在《庄子·天下篇》里提到的。

第五课 《易经》：群经之首

《易经》的结构和影响

《易经》实际上渗透在我们民族的整个思想文化的深层，而且在日常生活里，我们很多习见的词都来源于《易经》，可以看到它对我们中华民族生活的影响是多么广大和深入。那么，《易经》是凭空产生的吗？不是，它有个历史的传说过程，在夏代叫《连山》；在商代叫《归藏》。归者，总揽而回归；藏者，一切事物都能容纳其中。但《连山》《归藏》我们看不到，仅仅知道历史上有这么个传说。《易经》有三个组成部分，一个就是易象，可以表示天、地、雷、木、水、火、山、泽。两个卦相组合，八八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就有说法了，譬如讲这是水在上，火在下，还是火在上，水在下，还是天在上，木在下，根据这种天象的变化，形成卦辞。《易经》中最重要的卦辞往往很短，每个卦里有六个爻，因此整部《易经》有三百八十四个爻。过去谈《易经》的人，都要谈到爻变，爻是谈事物的变化的。六爻是怎么构成的呢？它是由九代表了阳数，六代表了阴数，再加上初、二、三、四、五、六、上。就是这两个数字构成了爻，因此八卦就成了六十四爻，每个爻后面都有它的爻辞，爻辞就是一个语言。卦象后面也有语言，叫卦辞。到了汉代，儒生们就伪托孔子写出《象》上下、《彖》上下、《系辞》上下、《文言》《序卦》《说卦》《杂卦》这十篇文章。《象》上下、《彖》上下和《文言》纳入《易经》里面，而《系辞》上下、《序卦》《杂卦》和《说卦》，就附在《易经》后面。整个《易经》就是由以上内容组成的。

我们知道《易经》这本书并不厚，可是解释《易经》的书，比如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却很厚，解释《易经》的人更是数不胜数，《易经》成为大家视为畏途的非常艰难的学问。对于《易经》的分析，总是离不开事物的吉和凶，而事物的吉和凶所产生的原因，又大体上是主客观可以改变的，所以爻辞被称为“爻变”，就是讲卦辞和爻辞，都有阳卦和阴卦，阳卦和阴卦是根据数字来看它，譬如九、六，以九为抬头的是阳爻，以六为抬头的是阴爻。在易象中，每一个卦象都和宇宙中的一个事物联系着。历代解释《易传》的大文人非常多，最早对《易经》解释得比较完整的，可以追溯到汉代的毛亨和郑玄。到了三国时代，王弼写了《易传》，到后来的苏东坡、黄宗羲等很多的大文人，都做过《易经》的解释。《易经》是古代一种朴素的、辩证的方法论，是提供人们各种选择的可能，使人不会走入极端。譬如讲是大吉的卦，可能变成有一个恶的结果，也许你拿了个大凶的卦，只要你根据爻辞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会渐渐地否极泰来，由坏渐渐变好，因为事物发展到制高点的时候，一定会走向它的反面。，你的命运到了否极的时候，一定泰来，正如庄子所谓“方生方死”，一个生命刚开始生的时候，死的因素就在增加了。所以海德格尔讲生命是什么？“生命是向死而生”。生和死也是阴和阳吧，生是阳，死是阴，生死是合二为一的。《易经》把事物的可变性和人类主观能动的选择性高度地结合起来，就使人们在求卜的时候，得到一些心灵的安慰。

我们可以讲，《易经》不是天命之学，不是说天可以命令人做什么事情，也不是人必须遵循这个天命。可是有一点，人一定要根据天所展示的一个图像，这个图像就是八卦，每一个卦象征着一个事物，譬如讲象征着火、风、水、山、天、地、大泽这些事物。每一个八卦象征一个自然现象，这是天垂的象，那么圣人则之，圣人依据这个象来判断事物，这就是算卦。不要以为在古代算卦就完全是一个迷信的活动，因为在商周之世，文化基本上掌握在卜筮的手中，而这种卜筮都是社会经验丰富的人，阅人多矣，见多识广。

你有个问题希望他来算一下，在一撮蓍草里面，你挑出一个来，这里面有卦象，卦象后面有卦辞、爻辞，还有《十翼》[1]里面的一些段落，他们就根据这个，结合你提的问题，来做出他的答复。譬如讲《离骚》中，屈原讲：

索藑茅以筳篿兮，命灵氛为余占之。曰：“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

这是讲的一卦，意思是，你们两个美好事物本来应该结合的。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因为在这之前，屈原追求过宓妃，追求过有娀之佚女，追求过有虞之二姚，可是都没有成功，他就叫巫师给他算一下。巫师给他算第一卜，本来是该结合的没有结合，然后他说：思九州之博大兮，岂惟是其有女？

你要想想九州是多么博大，难道女子就在楚国吗？《楚辞》上讲的美人或者女人，不是美人和女人，而是圣贤，然后：

曰：“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

你就鼓起勇气远游吧，你会被别人赏识的。在第四爻中，他说：

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

天涯何处无芳草，你为什么一定要效忠于楚怀王和顷襄王？你可以到各地去。因为春秋战国之世是一个双向选择的时期，帝王可以选择大臣，大臣也可以选择帝王，灵氛就给屈原下了这四条。其实我想以屈原的智慧，他这些方面都会想到。可是在春秋战国之世，在决定一件大事以前，请一个有经验的卜巫来讲一下，和心中的想法暗合，吃一颗定心丸，这就是当时巫师们的一个功能。实际上柏格森[2]的学说，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卜筮之学里已然存在着。当然给你暗示的人，不是那些走江湖的，像《茶馆》里这个唐铁嘴，世道越乱，他的生意越好，还胡说八道。你去算命，哎呀，你这个不行，这是凶凶卦，可不可以解？那你明天再拿钱来——古代的卜筮之师，可能不是这样，否则这样的唐铁嘴，早就在历史上消失了，像这种算命的先生，他所用的方法，乃是种骗人之术，和《易经》了无关系。

屈原天问

《易经》的要义——阴与阳

我们讲《易经》的要义，就是阴与阳，太极图之表示阴阳，乃先民智慧达于极致的最简捷明了的表达。负阴抱阳的奇妙图像，不是绝对对立的存在，而是合二为一的整体，而最具匠心的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宇宙万物正是在这种生生不息的阴阳交合中所构成的。这段话就是讲，天地之间的一切事物，我就讲一个男人和女人，这是典型的阳和阴，它能够造就人类的整体的历史，人类的生育繁衍，都是靠着男和女，男固然是阳刚，女固然是阴柔，大家可以切身体会到这一点，男子有男子该做的事情，女子有女子该做的事情，所以。大自然规定了阳和阴，它是有区别的，而有区别的这种相互的结合，才能繁衍、生育出新的一代人。

所以为什么我们对电视上有些男的装女的感到不愉快，这些都是小青年，我们应该原谅他，今天他也是会演新的东西，很有表演天才的人。梅兰芳是一个特例，好像我们现在不太赞成男的装花旦，而男的装花旦在生活里，他也渐渐女性化，这个东西的确使人感到有点儿违背自然的规律，譬如在生活里，梅兰芳经常有特别的姿态。我的老师蒋兆和先生画过一个梅兰芳，就是这样的姿态，一看就是梅兰芳，很典型。我们因为他伟大的艺术，而原谅这些细节，可是就怕你没有伟大的艺术，光有这些细节。

《大学》里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今天我们可以讲《易经》是对明德的参悟，它是对宇宙的最大规律的了解，《易经》可以讲是明这个明德，明德我们把它讲作是宇宙本体和社会人生已然存在的一个状态，最后要止于至善。最终极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一个至善之境，至善这个东西，是本来天地生人，天地有好生之德，生出一个有灵有智有慧的人，人的心灵是善和恶同在的，如果讲善是阳，恶就是阴，我们不能讲心灵违背这个《易经》，讲不是一个阴阳交合的存在，可是在这个阴阳的聚合上，我们却要永远记住，要使善的部分发扬，而使恶的部分减弱，那么至善是来源于天地，那至恶也会来源于天地。就是像笛卡尔讲的，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把这个世界也溶于你的心灵里，是一个意思。我想我们应该主动地追击心灵中的罂粟之花，不让它开出罪恶之果。所以王阳明讲，除心中之贼，比除山中之贼还困难。所以儒学、道学和《易经》，在根本观念上有一种对宇宙本体认识的相通之处。

于是我们发现先民把阴和阳看作一切存在的根本，而人类心灵的追逐，则是顺适这大道，甚至弘扬这个大道，是对人类向善心灵的信赖。孔子讲“人能弘道，道不能弘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道是个自然，是自在而已然的大存在，它不能使你伟大起来，可是人却能把宇宙的伟大，弘扬到我们社会生活里去。所以人能弘道，道不能弘人。我们要感到儒家在运用道家和《易经》的思想的时候，是对人类的根本善的绝对信赖，人类心里一定有根本善。《孟子》里讲，“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是人类不虑而知的一个良知，良知的泯灭，往往来源于功利的判断，所以我们一定要达到止于至善的崇高境界，凡是违拗了至善的追求，必陷人类于万劫不复的深渊。

人类社会目前的困境都源于这个族群在根本思维方法上出了问题。我们中华民族在根本思维上，有很多对人类会有贡献，其实也不是中国特有。我之所以把中国十六世纪的王阳明和法国十七世纪的笛卡尔对比，就说明他们两个人都有一个至善的追求。不过，笛卡尔是通过科学，而王阳明是通过他的心灵的修行——心学，殊途而同归，达到人类对至善之境的追求。这种追求对未来的人类，或者更近一点儿，对今天的人类至关重要。小而言之，对于个体的生命，假如不能顺适酷暑和严寒，以致感冒发烧，中医谓之阴阳不调。六脉调和，当然是难以做到的，六脉调和，非仙即怪，一个人总有一些脉象不调和的部分，中医的最大本领，就是能调和这种阴阳的矛盾，而使它趋于阴阳协调。以前中医是有很大的能力的，现在的中医再有本领也出问题了，药不行了。过去的药农，都是基于几代世家，他们会千辛万苦地到森林，采取那种受到日月精华的滋养、受到风霜雨露培植的自然药材，这种药材药效非常好。现在的药材在大棚里长，再好的医生开药，也治不好你的病。这是目前中医的一个困境。

我想，人类要远离自己造的惶恐不安、患得患失的肮脏泥淖，才有指望在宇宙的尘埃——地球上建成一个花团锦簇的世界乐园。

太极图

太极图是我们先民集体逐步地创造出来的，对宇宙本体和人世万物的一个最概括、最简洁的，而且是一个最漂亮的图。太极图是个阴阳鱼的形状。这个阴阳鱼，它是各占了一半，可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它们是两个事情吗？不是，在大家看到这个图的时候，就应该想到，阴和阳是为一的，它拆开了以后，就不是一个完整体，而这个合一的，是一个非常圆的、无懈可击的整体，而这个整体思维，正是东方归纳法的一个最典型的形象的表述。这种阴阳的组合正是《易经》最根本的一个思维。关于这个太极图到底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没有明确的记载。

孔子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这说明什么呢？当时这样一个八卦图，孔子本人没有见到。可是到了汉代，像刘歆、孔安国这样的人在分析易象的时候，就有非常确切的河图和洛书，这说明河图和洛书的确切形象，形成于战国到汉代之间。这个到底是谁发明的？过去有人讲伏羲画八卦图，文王给卦象起名字，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有“文王拘而演《周易》”，就提到文王被抓在羑里推演《周易》，《周易》的意思是周流而变迁，是囊括宇宙万有和天地人生的一个总的本体论，而且还包含着方法论，这个是比较可信的讲法。因为从周文王到孔子读《易》，这个时间还是比较近的。

太极图中的两个点意味着什么？白的代表阳，黑的代表阴，就是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它不是完全对立的存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的时候太极图就是里面这样一个白和黑的阴阳转换，没有外面这一圈，为什么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呢？这是个基本图形，外边一圈是八卦，就是阴阳算是个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就是阴和阳。阴和阳又生四象，四象就是太阴、少阳、少阴、太阳。然后又分成八卦，就是我们所常见的坤、震、离、兑、乾、巽、坎、艮。

《易经》是上古之世流传下来的经典，千百年来，给人们提供了非常多的智慧。我们今天的人看这样的书必然用一种历史的观点来看它，就会发现在上古之世，科学条件、实验条件那么差的情况下，他们会想得那么高、这么远、那么大，而且会想到一个事物的变化是那么样地方方面面，就能看出中国古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那种朴素的辩证观点，这不是今天我们人类达不到，可是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学问，可以从这里面知道它是源远流长的。今天如果忽然有个人画了新的卦象，加了新的卦辞、爻辞，没有人会理他，因为这已经是一个历史的伟大的存在，使我们不能不理它，因为你以后读儒学、读道学、读兵书时都会看到，它在里面起作用。

《易经》最后一卦是未济，它不是以我们一般人很喜欢的那种大团圆的卦象，而是以一个充满了新的可能的卦象作为结束。这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我这本书并不是到我这终结，这个“易”的思维并没有因为书的结束而结束。最后六十三卦和六十四卦是很有意味的，有一点儿言已尽而意未完的意思，它仅仅是开启了人们思维的一个大门。它不是提供了一个置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是提供了一个来应用它来处世和工作的易理，所以未济卦是一个非常妙的结尾。

在《系辞》的上传里面，有一句是“子曰：‘成性存存，道义之门’”。这短短的一句话，更证明了《系辞》不是孔子著的，它才会写“子曰”，就是讲道义之门，一定是用存存这样的精神去对待，而不要用一种绝对化的即是来对待，这个就是这八个字的意思。那么，这个“存存”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我想是一种中和的状态，不是一种偏激的状态，这个就是我反复要提到的，适度就是中。

《易经》的实质是本体问题

古往今来，人们对《易经》的争议非常大。有的人认为它是一部占筮书，但有的人认为它是一部哲学书，我们可以说，它是带有占筮色彩的哲学书，也是一部带有哲学色彩的占筮书。它在古代是占筮之用的一本书。穷则变，变则通，由坏而转化为恶，由恶转化到好，这种观念实际上在古代是非常不容易的。因此它的哲理，就为中华千古的学问所吸纳，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前进，所以它成为“众经之首”。爻辞和卦辞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卦辞是比较简练的，爻辞有的是矛盾的，正是说明它的变，爻辞一般叫“爻变”，它如果是完全相同的话，就不叫“爻变”，相类似是可能的，可是完全相同是不可能的。如果是相类似，它可能说的是这个问题的层次有深浅之别，或者剖析这个问题有侧重面之别，可是爻辞一定是说明，事物在变化。

《易经》希望人们做事都要适可而止，过犹不及，其实这样的思维，在老子和孔子的思想里都有。儒家的“谦受益，满招损”，孔子提倡的“温良恭俭让”，都是受到《易经》的影响以后产生的思想。因此，谦虚、中和这样的思维，在《易经》里是特别强调的。老子提出：“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这种精神，与《易经》里面“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道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这两句话略相似，就是一切的事物总有些缺失，你不可能做到像太极图那样完满。如果你大盈若冲，非常充满了，还感到是一种虚的感觉，那么你就会有继续前进的可能。非常雄辩的人，像口吃一样，口吃不违背你嘴里言论的雄辩，而很多巧言令色的人，也许在那像西塞罗似的夸夸其谈，可是一无是处；大巧也要若拙，一个人的智慧是有灵巧在里面，可是你光有灵巧那不行，一定要有一些拙的味在里边。孔子曾经讲过，我到五十岁开始读《易经》，亦可以无大过。为什么五十而学《易》？正因为有一个生活阅历的问题，孔夫子觉得五十岁再读《易经》的话，感受一定不一样，所以《易经》不太适宜在小学课本或者中学课本里出现。在《易经》里，经常会出现这个神物或者神，它讲的神物不是讲有一个神仙，而是讲的造化钟神秀，造化的一切事物是那么样的神奇、灵秀，在古代先民看来是妙不可言的。他这个神和神物，一定是讲的事物的奇妙，而不是讲的神。《易经》是反映了宇宙本体，它非要到了有感，才能使它动，你无感怎么能动？不感而动者是盲动，有感而动者是有为而发。

宇宙也是这个道理。宇宙本体比起人的寿命来讲，人的寿命非常之短暂，宇宙是以一百亿年、一千亿年来计算的，离是以一百亿光年的长度来计算的，人类实在是非常之渺小。我们今天能在这个课堂里，讲人类的渺小，绝对不是范曾在这儿散布自卑感，的确是如此。宇宙的变化是以万年、十万年稍许有点儿变动，而我们人能活一百岁是很难的，就是活到一百岁的人，也要有五十年要花在睡觉上。另五十年里，又要除掉懵懵懂懂的童年和昏昏聩聩的晚年，又去掉十年。剩下的二十五年，还有喜怒哀乐、颠沛流离。人活一百岁，真正快乐的时间不多，怎样能使真正快乐的时间增多呢？心灵的问题。

如果你能够说服自己，那么你就随时在一种安逸和快乐之中，心灵在一种平静之境，这乃是佛家要求我们的，能够“以逆境为园林，以群魔为法侣”。在生活里有反对你的人、有捣蛋的人，要认识到他是你求法的朋友，没有他，你还没有这么高明，这样你本来认为不快乐的时间，又成了快乐了。我们就是要能够通过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的精神，使自己处在一个居卑处微、谦和从容之境，这种境界会使你的人生充实而愉快，即使在困境的时候，也还能活下去。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什么使我们一定要终身愁眉苦脸的。大家都知道王蒙，是一个作家，他跟我讲过，一个人要是一天到晚想不高兴的事情，每一天他都有足够的理由自杀三次。所以，到底自己愉快不愉快，最后还是心灵的问题，需要用心灵来解决。譬如讲今天，大家在这听我讲《易经》，就是个快乐的时刻，为什么？它寂然不动，我才引发出来这段话。实际上因为它的变化，我们是看不到的。

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里面提到，本体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就是和《易经》中讲的类似。“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只有“感”了以后它才能生发，才能够蔓延，才能变化，才能有个五彩纷呈的世界。如果没有“感”的话，你不会写出文章、不会做出报告，也不会画出画。在《易经》里也谈到个至神，这个至神也不是一个高大的神仙，而是天地之间至为神妙的一个存在。因为在古人看来，天地实在是一个至神，极为神妙，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在天地以前就有个东西存在着，它是混混沌沌的。那么古人也只能想到这点，它不可以像霍金，讲宇宙怎么有一个奇点。我可以断言，人类无法解释宇宙的生成，也无法解释生命的原始，最伟大的进化论者达尔文就讲，如果人的眼睛也是靠进化而来的话，那简直不可思议。连一个进化论者对生命的奇妙都这样讲，我想他也感到这样的问题太奇怪了。我们照个相都要拿着镜头讲，注意不要动，一二三，换焦距了，镜头要动一动，然后镜头伸前伸后的。再照一张，我们眼睛随时看，这个焦距无穷极地变化，这个眼睛要进化来的话，简直不可思议。这是达尔文讲的，不是范曾讲的。

我想我们无法了解很多未知的领域，就像牛顿讲过，我们人类的知识像个圆，已知的部分是圆里面的东西，未知的部分是圆以外的东西。已知的部分越大，未知的部分越多，将来人类再进化，再了不起，未知的东西会越来越多。现在我们在为能源烦恼，就像几百年前我们点蜡烛的时候，绝不会想到我们今天在这个讲堂里这么亮，这要点几万只蜡烛才可能！那么我们未来是不是可能？在宇宙里又有一条规律，被人们发现了。规律不是想发现就发现的，发现青霉素的弗莱明，他要不是看到一个碟子里面的东西中间一部分没有腐烂，青霉素也发现不了。这个对于有心者、有一定文化的人，这种机遇才是有用的。同样，任何的科技的发明，也不是你预想就可以到的，我倒是有一个幻想，将来也许人们发现宇宙的一个规律，这个规律会让人类投资的资本极小，而从宇宙里摄取一个能量极大的东西，这个东西也许不需要很大的工厂，也许可以供应全世界的电器，这也未可知。反正我不是科学家，说了不算数。

《易经》的中和智慧

为事有度，所谓中节。什么叫“中节”？儒家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你看现在中国的外交态度，就是喜怒哀乐而未发的时候是中，我们取一个中立的立场。这是什么呢？不偏不倚，可是没有到中国愤怒的时候，中国愤怒的时候，发而皆中节，我们中国愤怒的时候，一定是会有节制的，有理有节。中国现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也是一种中和之道，这个中和之道也来源于《易经》的根本思维。

中国的中，本来是有些大国主义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所以离中国比较远的是西方，离中国特别远的是泰西，因为当时中国最初的“国”字，是个“或者”的“或”字，还没有边界的概念，因为周围都是游牧民族，中国大体上是针对四周的游牧民族的自我称呼。后来中国就有一种世界中心的自豪感，我们在批判西方中心论的时候，也不要忘记，我们中国曾经也有过中国中心论。西方中心论讲近东、中东、远东，很明显的是以西方的地理位置，靠它近的是近东，再往远一点儿是中东，再远的我们是远东。这和我们过去称他们为“泰西”是一个道理。如果中国人的“中”是适可而止的那个“中”，这样理解中国人也是一个角度，很有意思，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旧词新解，过去是讲的地理位置和民族自豪，以我为中心，现在我们是中和仁恕之国，那就是新时代赋予了这个词新的意义。其实一个人能够真正做到虚怀若谷，能够居卑处微而无怨言，这就是道教的精神，这个道教精神，这个在《易经》中也能体现出来。我们有时候讲“居安思危”，在安逸的生活中，我们要想到有危险的可能；一个人事业最顺畅的时候，一定不要得意忘形，目空一切，所向无空阔，舍我其谁？天下离开你，地球还在转。所以讲适可而止这种人生态度，对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有用的。我们现在中国时时刻刻都在想能给世界一些什么，我们现在的确做到了一个大国能够做的力所能及的帮助的工作，而这种帮助是无私的，并不需要他们回馈什么，这些东西都是中国文化的一些道德标准在起作用。

古人做了《易经》，过了几千年之后，我们现在的人来看它，仍然觉得它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易经》因为是讲一个普遍的理，它是一种中和之理，是叫做事要顺应自然，要天垂象，圣人则之，这个道理我想是会千古流传的。《易经》作为一种方法论，具有长青不败的生命，这已被中国四千年的历史证明了，而且将会为今后的历史继续。因此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学问，你比方一个具体的学问，从亚里士多德讲地心说，太阳绕着地球转，到哥白尼的日心说，经历了将近一千九百年。其实科技的发展，当时是比较缓慢的，今后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快速度，这个我不可以讲，几千年后是什么样子，我只可以告诉你，我们现在已经和五百年前的人类不是同一种动物了。我们都是《封神演义》里面的千里眼、顺风耳，我们岂止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我们不需要。坐在家里，几十万里我们都可以看到。过去在《封神演义》里的神仙，我们今天的每个小孩都是。那么在几千年以后，人们看到现在的人，一定会留下资料，他们会像我现在画的一个古人，点一支蜡烛，坐而论道，大概一个意思。

学习《易经》从心开始

学《易经》实际上是一个圆满包容的东西，只能从自己的思维、自己的心灵，再扩而大之，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去思考宇宙本体的很多大问题。可是从自身做起，你感到读《易经》，对自己有一种愉悦感，这就是最好的。你先不要问为什么愉悦，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再读《易经》，温故而知新，你会渐渐有体会。

现在很多人都开始自主创业，整个社会都是一种鼓励自己奋斗的态势，这个很好。从农村到城市来创业，机会是永远存在的，可是机会和机遇，只属于那些能够紧紧把握住它的人。我也认识一些大的业主，他们也是从穷山沟里走出来的，今天的事业非常大。创业应该抱着一个态度：做事情，都要适可而止。不要心太大，这好像是慢了，实际上快了，它会渐渐使你的事情越做越大。当你顺利的时候，一定要想到，我可能有什么不利的因素，使我泰极而否来；当你困难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我怎么能够穷则变，变则通，使我否极而泰来。这样的话，你就是用在《易经》缔造你的事业。

很多年轻人可能会创业失败，然后一无所有，人到中年正处在生活的逆境中。用《易经》的原理说，就是《易经·系辞》上讲的，“穷则变，变则通”。其实我觉得《易经》是一部对宇宙人生总揽的全书，而在我看来，《易经》是研究事物变化的一本书，研究事物变化的书可能全世界没有任何一本能超过中国的《易经》。我觉得它有两个非常迷人的地方，一个是它把事物的变化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叠合在一起，促成了新的变化，将是变化无穷；还有一个，就是它对万事万物的归纳，只做了可行性的分析，没有决断性的结论，这也是让它有魅力的原因。

很多人会问，我们活着的目的只是为了生存吗？我认为活着的目的是生存得愉快，是在于内心对一种事物的追求的有度。如果对事物追求无度，我没事做也会产生无明烦恼，怎么我范曾就会诗文书画，就不会跳芭蕾舞啊？一看跳芭蕾舞的人从我面前外八字走过去，我心里就非常烦恼，这个就不好了。其实人的生活，欲求是相当少的，比如你一天不能吃一个熊掌，要是每天都吃一个熊掌，你一定鼻子流血。生活的追求本来不大，而无论在什么工作中，要有一个博大的胸襟，经常扩大自己的胸襟，能够阅读像《易经》这样的书，能够阅读一些好的文学作品，你自己生活在一个无量光的世界里，那你的心灵是充实而且光明的。佛家讲，“心可为天堂，亦可为地狱”。我们人类所有的烦恼，归根结底只有自己来解决。一切烦恼都是由于自身陷入一个“我执”或者“法执”而产生的。“我执”就是无明烦恼，“法执”就是所知障，有时候知道了一些东西，不能成为你认识事物的障碍，要让这知道的东西化解内心的一些矛盾，这个所知才是有用的。我想你给人打工，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譬如讲我现在是北大的画法研究院院长，我也可以讲，我为周其凤校长打工，对不对，打工方式有所不同，如此而已。这个内心快乐没区别。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必然之中，可是你有着最重要的自由，把握在你手上，就是心灵的情态自由，这是谁也夺不走的，是归于你自己的。如果你能够好好地把握住这种心灵的情态自由，你会生活得非常有趣味。

帝王用一些《易经》的思想，就能造成一个太平景象。汉文帝和汉景帝的时候，他们当时用老子的思想，有了历史上的“文景之治”。其实老子的很多思想是受《易经》的影响。当时社会太平，一个太平的社会，都比较容易公允。在唐代，比如唐太宗的时候，也曾经有过“贞观之治”，这个贞字，就是“元亨利贞”的“贞”，就是他希望按照《易经》的思维来统治社会。一个聪明的帝王不会排除用《易经》的智慧。

我曾经做了副对联：

鸿濛混沌，极化两仪，亿万年色著玄黄，始信葱茏凭养育；爽发精灵，辞占八卦，三千劫庥蒙天地，应从辩证识沉浮。

这就是《易经》全部的意思。《易经》不是天命之学，不是玄学，而仅仅是我们远古先民的一种朴素辩证的思维方法。中国古人把每一个卦都和一个自然的现象联系起来，而这六十四卦的形成，都是把八卦里面的两个卦两两重叠，譬如讲上面是乾卦，下面是坤卦，或者上面是乾卦，下面是震卦等。它有六十四种组合，六十四种组合就表明了，六十四种天象在一起，它会形成什么样的状况。这种天象聚合在一起的时候，它是凶还是吉，那么它在卦辞和爻辞里面，就会给你说，爻辞里面的爻，它就是个变化的意思，爻是怎么形成的，它是由数字构成的，就是由一横代表阳，两个短横代表阴，阳的数字用九，阴的数字用六，再加上始、二、三、四、五、上这六个字，就构成了六爻。这个六爻我想是古代的占卜之士让问卜的人从里面抽出来，然后再摆出来看的。这个占卜之辞，最大的好处就是提供认识问题的可能性，而不提供绝对化的结论。这样有极凶的卦象，可以渐渐变为好的卦象、好的结果，有大吉的卦象，可能不注意会变成很坏的结果，所谓天垂象，圣人则之。天有这个象，比如山底下是水，雷底下是泽，它有种种的六爻的解释，这个解释是不一样的。那些巫师一般讲来，是经验丰富，阅人多矣，他看到你怀着一种什么心态来占卜，一方面又根据他的丰富经验，给你提出种种的可能性，而这种种的可能性就被这个占卜者所接纳，这在客观上给人提供了一种教育。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命运不济的时候，你用一种什么心态面对？当你能够应对各种变化的时候，采取什么态度？这是决定你今后命运的最重要的方面。

《易经》教会我们面对人生困境的态度

我经常讲一个人的一生会遇到各种坎坷，这时候，你会怎样对待？李可染[3]先生说，条件再坏，你自己不要坏，条件就会渐渐好起来。条件的变化在于你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不在于等待。西方也有一句话，只有自己救自己，上帝才会帮助你。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条件再坏自己不坏，条件一定会好起来，这个要充满信心。我记得普希金在一首诗中写道：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这首诗如果符合宇宙规律的话，东方和西方都是一样的，初唐的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写道：

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所赖君子安贫，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一个人要能够穷且益坚，应该老当益壮，他会永远处在一个愉快的状态，心灵的问题，不是靠外力能够解决的。一个人心可为天堂，亦可为地狱，这完全是由自己造成的。为什么一个人会精神抑郁，最后封闭，不和人对话？如果这样的状况偶尔在你身上有一点儿迹象的话，立刻要提醒，这是种非常严重的生理病态了。你一定要寻找在困境中的希望。普希金不也给十二月党人[4]写过一首诗吗？

在西伯利亚矿坑的深处，

望你们坚持着高傲的忍耐的榜样，

你们的悲痛的工作和思想的崇高志向，

决不会就那样徒然消亡。

灾难的忠实的姊妹——希望，

正在阴暗的地底潜藏，

她会唤起你们的勇气和欢乐，

大家期望的时辰不久将会光降；

……

如果我们失去了人生的希望，做事就没有力量、没有信心，也不能真正地造就事业。如果一天到晚烦恼，你做不到这样的，所以《易经》能够提供我们生活态度的选择，这点非常之重要。

我们往往为人，就是自己把自己弄得像地狱一样黑暗，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盏灯，你把它的尘埃拭掉以后，这盏灯会通明透亮。你看什么事物都会以另一种眼光去看。所以《易经》告诉我们，做什么事过犹不及。你做过了和不及是一样的，做什么事都要适可而止。《易经》也会告诉我们，当处于困境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易经·系辞》里说，“穷则变，变则通”。我们对《易经》不要有神秘感，它不是叫我们记住卦象，只要耐着心一章一章地读过去，你会感到里面有很多的启发。你要剥掉它迷雾的外衣，然后发现其中的一些至理名言。这些至理名言，甚至一句话，都可以让我们受用终生，譬如讲“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些句子你们在日常生活里都会碰到，它的根源在《易经》。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平时很多语言，在《论语》《孟子》书里都有，今天我们来读经典就会。原来根源在这儿，清华大学这样有名的大学，它用《易经》的思维来使全体的学子能够自强不息，因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的运作是那样的恢弘而雄健，而我们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当然要效仿。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都会有大的困难等待我们：

起义发生在俄历12月，领导这次起义的俄国贵族革命家在俄国历史上被称为“十二月党人”。——编者注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你要吃苦耐劳，大任才会降临到你的身上。不是躺在那儿，每天想着非常伟大的事情，却一点儿事情都不去做，那怎么行？我们人生都会有种种的困境，而在困境中的崛起，就要凭我们自己。

对我们中华民族来讲，在走上富裕康庄之途的时候，我们整个民族应该有什么样的品德，也还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还是要厚德载物，我们是个大国家，我们有大国的使命感，我们会对世界做出我们力所能及的贡献，这个现在是举世皆知的。我想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强调一个中和之思。你看现在世界各种问题，我们有一句外交部发言人经常用的口语，“我们在联合国框架下进行”，这句话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和之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有联合国，联合国当时的目的是为了缔造一个和平的世界。中国没有什么威胁，这一点我想全世界都应该好好思考思考。我们作为一个大的国家，怎么能够做到利于全世界。

可以讲这是个宇宙的伟大的存在方式，《易经》上讲是否极泰来。我怎么看到很多人一辈子都很悲惨，没有泰来，只有否极。就是因为他没有在否极的时候动脑筋，怎样把主客观条件改变，条件再坏，自己努力，条件都会好起来。永远否极的人，还不光是天命，我想应该从他的性格上找原因。就是说《易经》是不包括那些性格不好的人的。性格不好的人，叫他们渐渐能够认识到这些问题，《易经》的功效就是这样，就是你那个“泰”不来，一定有很多原因的。在六爻里一定会讲，为什么不来，譬如讲否卦，第十二，卦辞是“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这个“贞”就是“正中”的意思，不利君子所居的正中作为，彖为之传曰，“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这是个不好的卦。可是这里面有爻辞，六二爻说小人吉，大人否，在这个时候小人得意。君子是遇到困境了，可是同样一个卦里，上九爻阳爻就讲，“先否而后喜”，你先不好而后来会渐渐好。《十翼》里边有一篇《象》，为这个爻做传，讲否终则倾，何可长也，就是讲否的状况也是不会很长久的。所以讲这个凶卦有种种说法，讲“大往小来”，不好，这时候小人会得志，君子会处在一个背运的时候。在这个情况下，还会有转机，先否，而后泰，这个否的状况是会过去的，它是不会长久的。这个虽然是不好的卦象，然而先否后泰。

苏东坡亦看出此卦，自泰为否也易，自否为泰也难。一个人由非常辉煌而一下子倒霉是很容易的。从高山上滑下去只要几秒钟，从高山脚下爬上去却要几个钟头，所以讲自泰为否很容易，自否为泰也难。如果处在困难情况下，不忘记自己处在一个中正，不要因为倒霉而自己失态，那么泰之渐矣，泰会渐渐地来。这个卦说明了一个普通的道理，就是物极必反，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倘能不失其中，则事物则泰可长保，即使不顺利，倘不忘其正，终向吉祥，即泰之渐矣。

《易经》是驾驭人生的智慧

《易经》往往以辩证之法，说明事物因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吉凶，不做绝对化的决断，无疑对人们认识客观事物有重大的启示。它说，人生世态是吉凶悔吝，一个人总会遇到一些这样的时候，无论在家庭还是社会都会遇到吉的、凶的、悔的、艰楚的事情。爻辞里叫你在这种处境之下保持积极的心态。像苏东坡所说，就算否极的时候，它也不会太长久，只要你处在一种中正之状态，不要左右摇摆，这个否的状态也不会长久的。比如有人讲范曾作诗不懂平仄，这种无由的、忽然出现的一些莫名其妙的谤言，我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采取一个横扫千军的态度。

我们都知道，六十四卦系统中的泰卦，一般被称为是大吉大利这样一个卦象，所以才有了天地交泰、三阳开泰等吉祥语。乾卦中的九五爻是“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是《周易》所有卦爻中最贵不可言的一爻，所以才有了“九五之尊”的说法。可是你一定要注意，这个最大吉大利的卦象，它后面必然要提醒你，怎样在大吉大利的时候，保持心理平衡，不得意忘形，这样你才能得以长久。如果不能保持平衡，你就会跌倒。

我们知道在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天人合一这个词的出现比较晚，大概要到战国时期，是孔子的孙子孔伋提出来的。《易经》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譬如天垂象，圣人则之，天有这个象，圣人就依循它，这也就是一个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我们做人这样微小的生命，不要抗拒自然，因为自然是无过错的，是完美的，是恰到好处的伟大存在。天下不存在没有道理的东西，康德也曾提出过“宇宙的合目的性”这一论断。我们越对宇宙和个人人生的的合目的性取得和谐和统一，就越会得到自由。

老子在《道德经》上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的意思就是讲，我们人类所看到的是人、地、天，看不到的是道，看不到的是自然。这个自然不是我们一般讲的“大自然”的“自然”，而是自在而已然的大存在。

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怎样把这种自然发现出来，这就是讲做什么事情以前，都把前因、后果和可能性研究一下，要有个非常明确的判断，不要犹豫不定，所以孔子在《论语》里讲：“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有的人讲：三思还不行，孔子还叫你再来一次，不是这个意思。季文子是个生性谨慎的人，遇事总爱左思右想，犹豫不决。所以孔子叫他不要“三思”，再，就是两次就可以了，这是鼓励你做为一个果敢的男子汉。判断以前，你可以像《易经》爻变一样，思考得很全面，但既然决定了，只有两种，做和不做。

有一句话这样说，你若没有成功或发财的命，就再努力也没有用。这似乎是一种宿命论，然而，我认为，无论在哪一种处境下，心灵都要快乐，这是人生最大的成功。因为有和没有对我们来讲，你在心灵上一定都要有个解释，它们都是一回事，譬如讲你定的指标过高，你往往达不到，达不到你就会有失落感，譬如讲我忽然定个指标，我想当副总理，那我一定每天失落，在家里愁眉苦脸，做不到，那不是徒增烦恼吗，对不对？

《易经》这种模糊的逻辑思维方式，对于个人心性的修养是很有好处的。《易经》是关于驾驭人生的智慧，也是研究事物变化的哲学，比如说六十四卦，这个卦不好，后面的各个爻辞，都能把你的新的变化向好的方向推演，这样一个过程等于说，无论你的命运多么悲惨、际遇多么糟糕，你都可以过得好。由于你的主观能动性和努力，无论处于人生的一个什么状态，只要你自己不坏，生活都能过得很好。困境中的忠实的姐妹就是希望。学完《易经》之后，会有一个非常积极的驾驭人生的心态。

《易经》与现代科技的关系

有人认为在《周易》里面，有计算逻辑方面的元会运世，古人在没有现代的计算机的时候，已经把天文数字用它的元会运世计算出来了。古人元会运世和现在天河一号计算机的吻合，是不是一种必然？

应该从数学开始讲这个问题。有人说莱布尼茨[5]发明微积分的时候，用的是二进位的方法，而二进位的方法正是中国《易经》用的二进位的方法，而且莱布尼茨看过中国的太极图。这个问题莱布尼茨曾经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提到，他说我的确看过中国的太极图，可是我的微积分用二进位的办法不是从太极图来的，它们没有直接的关系。他说，“各个民族计算数目以几进位是不一样的，我仅仅是因为计算的方便，而用二进位的方法。人类大体上用五进位，和人类有五个指头是有关系的。所以二进位这种方法，或者黄宗羲分析的《易学象数论》和今天的本质意义上的数学，不是一回事”。我曾经问过陈省身先生：“你数学这么好，和我们中国的传统有什么关系没有？”陈省身先生讲：“这个大体上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中国从遥远的古代到今天，没有本质上的数学。数学一定是一个逻辑的过程，假设、求证、得到结论。中国汉代就有《九章算术》《周髀算经》，可那是一种算数术。算数术就是汉朝以前的人们在算问题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些题目，可是它不是逻辑思维的产物。”

杨振宁先生曾说过，中国现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启蒙，很大程度上是受《易经》这种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当时这个说法的确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杨振宁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的思维方法是逻辑的、演绎的，而他认为西方的科学正是遵循着逻辑的、演绎的方法而推进的。而且，他还谈到研究者和客观对象是二分的，研究的事物就是研究的事物，研究主体就是研究主体。而中国是一种圆融的归纳法，就是感悟式的，是把主体和客体融在一起谈的，这不利于科学的创造和发明，因此中国的逻辑学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你们要知道，科学的发展，最后一定要依靠数学，数学的灵魂就是逻辑学，因此没有数学，怎么谈得上物理学；没有物理学，怎么谈得上科技的发明？当时杨振宁先生是站在一个科学家的立场，分析这两种思维方法对科技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我想在某些方面来讲，很多人还没有像杨振宁理解得这么深入。当时我比较同意他的看法。同意他的看法，丝毫没有贬损中国的《易经》在方法论上的贡献。因为西方的学问都是一步步地推演，而这个推演，是一个直线向前的过程。也许你最初的命题是宇宙的一个小点，这个小点研究到最后，它会揭示出一个天机、一个宇宙的秘密。譬如爱因斯坦发现，能量等于质量乘光速的平方，他当时完全是因感兴趣而研究，没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个学问就成了有用的理论。如果我们能够发现一个东西，它的质量本来就这么大，原子弹的实体最核心的部分就这么大，可是以无限快的速度爆炸的时候，那个能量就是原子弹，这个理论从哪来的呢？从相对论。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曼哈顿计划”，是爱因斯坦向罗斯福提出来的，可是这也是天机的一小部分。人类发现的天机越来越多，也许现在发现的只是天机的万分之一。可是，当人类的智慧不能驾驭天机的时候，工具理性发展以后，人类成为工具的奴仆，那危险的境界就离我们不远了。

所以，中国人从整体思维上来讲，不赞成那种逻辑的思维，连庄子这样思想开放的人，都不能接受。在庄子的书中写道，“有机心就会有机事，有机事就会有机心”，这个机心就会使人类不再纯朴，变得堕落。这和二十世纪一些批判理性的西方大学者不谋而合，他们把人类的灾难归为理性的过错，其实它有一定的历史事实做依据。因为人类所有的最大的发明，都是因为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发明了电报，第二次世界大战坦克上了战场，第二次世界大战要结束的时候，原子弹出来了。未来战争到底怎么样，绝对比这些武器高明一百倍。所以人们开始谴责理性，其实我想，如果西方理性思维能和东方那种取中和之道的哲学相结合，譬如讲《易经》，最不赞成事情做得过分，要什么事情都到一个中和之境，都到一个适可而止，那么就不会有现在世界上这么多的争端。如果大家都有中国的这种中和之道，也许世界会安定得多，我们把理性的成果，用到世界安定的生活中去，在处理世界关系上，取一个和而不同的方向，那么我想世界就安静了。

我们把《易经》的原理运用在观察人和人的关系、国与国的关系中，同时也讲到了我们心灵的问题，学《易经》实际上说到底是在解决我们心灵的问题，儒道佛都在解决我们心灵的问题。在说到心灵的问题时，我特别想重复一句：“良知的泯灭，在于功利的判断占了上风。”所以，当我们在用心灵的方式解决心灵的问题的时候，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句话，能够多一些良知，多一些对社会的关爱，这样的话才能学以致用。

[1] 《易经》中的十篇文章又称《十翼》。——编者注

[2] 柏格森（1859~1941），法国哲学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编者注

[3] 李可染（1907-1989），中国近代杰出的画家、国画大师和诗人。——编者注

[4] 十二月党人是1825年发动反对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制度武装起义的俄国贵州革命家。

[5] 莱布尼茨（1646-1716），德国哲学家、数学家，和牛顿先后独立发明了微积分。——编者注

第六课 孔子：一位伟大的往哲

作为一个画家来给你们讲孔子，我先给你们看一张孔子的画（加孔子画像）。这个孔子，不是具体哪个年龄的孔子，而是我心目中的孔子的形象。我希望告诉大家，他是一个出身并不是非常高贵，能吃苦耐劳，而且经历非常丰富、眼神里透出智慧的老者。当然，他的眉毛不可能这么长、胡子不可能这么白。我心目中的孔子，和李公麟、吴道子他们画的孔子不一样，因为我是今天的范曾。

孔子的生平

孔子对当朝的政治完全失去了信心，再也没有出仕的愿望，可是他眼睛里还透露出一种对事物观察的深沉，这种深沉可能使他在修订史书、整理儒家经典的时候，把他最后一点儿力量用出来。不具备这样深邃的眼光的人可能做不到。在儒学史上，孔子有很高的地位。画中的有点儿龅牙，两唇张开，露出牙齿。这个是历代的画家都这样画。这个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吾少也贱”，吃的东西比较硬，不像贵族之家，吃的食物都酥软爽口，也许就拿了山东煎饼就咬啊。这两个牙齿表现出孔子贫贱的出身，可是这并不影响他的形象。有异象者必有异举，孔子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头上戴着蓝色的头巾，里面有一个头发鬏。这是中国古人的智慧，男子的头发最后只剩下顺着耳朵到后脑勺那部分，中间的头发容易掉，如果后面的头发长了，上面的鬏一抓，他中间的秃顶，是不容易被人发现的。这个是中国发鬏的一个来源。为什么会选这个颜色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布的颜色比较高雅。

透通过孔子画像，我想传达他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而且至少在儒教中，他是一个至为神圣的人。孔子的形象现在留下可靠的、有史实记载的就是司马迁《史记》里的《孔子世家》。《孔子世家》中讲，“孔子身高九尺有六，世人异之”，大家都感到很惊异。虽然过去的尺寸比现在小一点儿，九尺六寸的话也有两米一，足可以打篮球了！而且他生下来以后，头顶有两道沟，中间还有一个小丘。民间有传他的名字因此叫“孔丘”。但是，通常的说法是因他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而得名。

孔子像

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是一个叫叔梁纥的人和姓颜的一个女子野合而生。这个“野合”，大家不要误解，那仅仅是指他没有经过正规的仪式而成婚了。孔子本来是宋国贵族的后代，到了孔子的时候，家道已经衰败了，所以孔子在《论语》中讲：“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我小时候出生很微贱，所以多能鄙事。这个“鄙事”，不是卑鄙之事，而是比较低下的工作，什么都可以做。他最初在鲁国当委吏，委吏相当于仓库的保管；后来管理牛羊，称为“乘田”，乘田也是个很小的官；再后来做小司空，管理刑侦、破案和司法。权力逐渐加大。他最高的官职做到了大司寇、辅佐宰相。他的政治生涯最高也就到这个地步。他受到排挤，去官之后，开始周游列国，这是孔子一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他当时从鲁国出发，首先到宋国，然后到魏国、郑国、陈国、蔡国、楚国，最后到齐国。他在周游列国过程中，都在河之南、淮之北。“河”，就是黄河。它大体经过的省份，在今天的山东、河南、安徽、江苏这一代。在周游列国时，他见到的国君可能很少。在《论语》中仅仅记载了一次，就是他见卫灵公。卫灵公这个人当时名声不是很好。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提到，“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雍渠这个人是个太监。卫灵公每次出去游玩都带着雍渠和一些嫔妃。孔子看到这样的情况，就从卫国到陈国去了。他周游列国的时候，实际上并没有像今天所想的车辚辚、马萧萧的气象，而是处境相当困难。有一次，孔子到了郑国和弟子走散了，就站在城墙东门旁发呆。当时子贡告诉孔子，人家说你像丧家之狗。他说是啊，我现在处境是很困难，可是他仅仅看到一个表面的现象，却不知道破旧的衣服里面，所藏着的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心灵。孔子说他说我像丧家之狗，说得很对。这可以看出，孔子在受到巨大的侮辱的时候，还保持着内心的尊严。孔子在宋、魏、陈、蔡、楚、齐这些国家前后有十三年，他从五十五岁开始周游列国，让他感到没有希望的是，让他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不可能在这个春秋乱世实现。

实际上，孔子生前所见到的战乱已经很多，譬如郑国和燕国之战、齐国和鲁国之战、晋国和楚国之战，还有吴国和越国之战，战火联绵。当时孔子最反感的就是这种战争号令不出自天子。当时周代有个规定，征战要由天子发布，可是当时不是这样，当时战伐出于诸侯，甚至出于大夫。战争连绵不绝，国君们都在争王称霸，哪有心思听孔子治国安邦达到太平盛世的理想呢？孔子在楚国遇到了楚狂接舆。他在孔子面前唱道：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意思是，“周朝已经礼崩乐坏了，当初凤鸣岐山的时候，是多么的兴盛、多么的辉煌。可是，凤凰的德行为什么衰退了呢？过去的事情已经不能挽回了，未来的事情还来得及呀。今天你所想见到的，都是一些不能治国、不能平天下的国君”。这时候孔子已经六十八岁了，他就回到鲁国，对仕途有点儿心灰意冷。他把最后的残年余力，大概用五年的时间，整理了《春秋》《书经》《礼记》，删节了《诗经》。这些工作非常重要，而且当时他又教育弟子，人们说他有弟子三千，有七十二贤人，他成为春秋晚期中国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教育家，而且是儒学经典最重要的编纂者和修订者。

关于孔子的生平史料，最好的材料就是《论语》，还有司马迁的《史记》里的《孔子世家》。《孔子世家》基本上把《论语》全用进去了，还有《汉书·艺文志》，有二十七卷《孔子家语》，以及《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毂梁传》。当然，最可靠、最可信的，我认为是《论语》。因为有些东西有区别，比如说孔子讲要“以直报怨”，可是到了《孔子家语》里，改成“以德报怨”了。“以直报怨”我认为比较合适，孔子也不是一个没有性格的人，以直报怨就够了，只要正直的态度对他就可以了。像这种微妙的区别，在看书的时候大家可以注意，关于孔子的妻子的情况，没有记载。他的儿子孔鲤在《论语》中出现了一次，“孔鲤趋庭”，孔子问：“学诗乎？不学诗，无以言。”过几天他又趋而过庭，孔子问他：“学礼乎？不学礼，无以立。”这段话就是讲，你能够站在这是个人样儿，你必须语言很漂亮，形态很端庄。他还有一个非常有出息的孙子，叫孔伋，就是子思。子思的学生，就是孟子的老师。关于他的家族情况是这样。

谈到孔子的爱好，他当然会驾车、会骑马、会射箭。所谓礼、乐、御、射、书、数这六艺，他全精通，他自己曾经也做过乘田这样的官吏，管牛马羊，所以他也要求学生能够精通这六艺。在这六艺中，书和数是一个比较基本的小学，礼、乐、御、射被称为大学，这里所谓的“大学“，和《四书》里边的《大学》不是一回事，是比较年长以后的学问。小学也和后来讲的文字考据之学不一样了。小学是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学习的东西。他也爱音乐，会不会画画没有考证。他整理《诗经》，对诗有很深刻的了解。

孔子的生活似乎很讲究，讲究不在于他的奢侈，而在于讲究他的习惯好，譬如他主张“食不语，寝不言”。吃饭和睡觉的时候都不要说话；“割不正不食”。宰杀的方式不正确不行，切菜不能混混沌沌地往桌上一端，像猪食一样的；这个菜虽然不一定好，可是要切得方正有规矩；“不撤姜食”，生姜这个东西永远不要撤掉。如果有这个兴趣的话，可以多买点儿生姜，生姜对身体有百利而无一害。高兴的时候，他可以率性枕肱而卧，手臂弯着躺在那儿休息。对于这样一个圣人，我们既不要把他过分地平民化，也不要把他神化。在春秋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非常有道德的教师，大家称他“夫子”，已经是个非常崇高的尊称了！

孔子的自我进取之路

《论语》共有二十篇：《学而》第一、《为政》第二、《八佾》第三、《里仁》第四、《公冶长》第五、《雍也》第六、《述而》第七、《泰伯》第八、《子罕》第九、《乡党》第十、《先进》第十一、《颜渊》第十二、《子路》第十三、《宪问》第十四、《卫灵公》第十五、《季氏》第十六、《阳货》第十七、《微子》第十八、《子张》第十九、《尧曰》第二十。《论语》这二十篇没有什么逻辑性的系统，它仅仅是学生记录孔子的一些话。比如在《颜渊》里面，他讲到颜回的一些事情，可是在其他篇章里，又讲了颜回的事情，和其他内容没有什么干系。按照我前面讲的，先记其编目，然后记住这个编目里面谈的重要的事情，我们就渐渐地接近了《论语》。

孔子在《为政》这篇文章里提到：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表面上很容易理解这个意思，可是我们要深入地体会一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孔鲤趋庭时，“学诗乎、学礼乎“那个“学”了。十五岁在中国古代是一个相当大的年龄了，我们现在成熟年龄都往后推移了，你要知道过去，“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十四岁就可以正式地嫁出去了。我们可以看出来，当时成熟的年龄比较早，周瑜十九岁已经是百万雄师的统帅，多尔衮三十八岁平定了中原。我们现在要领导一个军团，如果三十八岁能做到校级军官就不错了！古代人到了十五岁的时候，已经是立大志的时候。这个时候志于学，是要胸怀济世的大志，要走上真正的人生学习的道路，而这个道路对一个十五岁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孔子十五岁的时候有志于学，已经有了一个伟大的抱负。

“三十而立”，从十五岁又经过了十五年，这十五年的修为包含着他对过往积累的知识认真的阅读和参悟，才能构成这个而立之年。“四十而不惑”，又经过十年，他自己一一地对学问进行探求、澄证，然后他到了四十岁，就没有大的疑惑了。“五十而知天命”，“天”对于孔子来讲，是一个伟大的存在，而且他认为自己是天和人之间的一个桥梁。人们也认为，天将授予孔子以木铎，来唤醒天下的痴聋。到五十岁的时候，他知天命，就是他和天道相通，在自己的心灵里知道了天，原来就是为天有好生之德，它生我的时候所给予我的，所有的良知我本来就有。而经过了从四十岁到五十岁的学习，他的自我和天完全打通，而这个自我和天的打通，对孔子来讲非常重要。“六十而耳顺”，大家一听，以为是说他能听反面意见了，如果这样理解就比较肤浅。其实人的五官中眼睛有开合，嘴有张闭，鼻子有吸纳，唯有耳朵只进不出。社会发出的声音，你不一定都愿意听到，可是你无法不接受它，譬如碰到不好吃的东西，你可以不张嘴，碰到不愿意看的东西你可以闭上眼，碰到不愿意闻的东西你可以不闻它。那“耳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你已经真正能够做到了解天所赋予你的这种不学而能的良能、不虑而知的良知，已经使你和天化成一体的时候，你耳朵听到什么声音会有一种内心的选择，这种选择不是刻意的，可能有善有恶。如果做到善者自存，恶者自消，这叫“耳顺”。不是说我能够听反面意见了，也许你自己的意见不对，可反对意见对，你也能够耳顺；这个意见是错的，你也听了，可是自己选择的过程里就淘汰掉了。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不是讲到了七十岁了，不愿意逾矩、不敢逾矩，而是不可能逾矩，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依据自然的规律。天垂象、圣人则之，天垂一个象，圣人遵循它，天道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不逾矩”就是恰如其分，就是恰到好处。

孔子是在自己奋斗了一生以后，从六十八岁到七十三岁这五年之内做了很多千古流芳的事情，整理《诗经》《礼记》，修订《春秋》，成了儒家的经典，可是他临死的时候还是抱着一种壮志未酬的心态。他说，“我忽然做了个梦，左边是夏代的人，右边是周代的人，在中间的我是殷代的人”。《论语·微子》篇里讲，“殷有三人”。孔子也崇拜商代的一些圣人，像比干、微子等。屈原也崇拜殷人，他最后投江的时候，也是投寻彭咸所在的仙居。彭咸也是跳江死的。所以春秋和战国时候两大悲剧的主人公都找到了一个殷朝的圣贤，作为自己的榜样。历史上有很多的伟人，在自己壮志未酬的时候，都会想到历朝历代的圣贤是怎样死的。在这个时候他就会想到，自己也就死得其所了。孔子从“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在这个过程中，他是一个严肃对待人生的人，屈原也是。历史上任何有大成就、大学问的人，没有一个是对自己的年华虚度的人，因为时间是一度性的，走了就不会再来。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不是非常刻板的所谓人生进步的一个阶梯，其实每个人的心灵心性，都是不同的。你悟得早悟得晚，千万不要按照这样一张表来规划自己的人生，而应该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只要最后能做到这个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一个很高的人生境界。

不要认为这是一个死板的、必须（遵守）的时间表，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他七十而从心所欲，这个从心所欲我们该怎么理解？他一定是在人的适当的欲望之下，他认为是应该的。譬如讲食色性也他不反对，可是他反对的是过分的贪求。譬如讲《子罕》篇，“子罕言利”，他很少和人在利上面争。另外“礼，与其奢也，宁俭”，礼与其很奢侈，宁可要勤俭朴实一点儿，孔子本身是这样信，也是这样做的。

三种知其不可而为之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实际上这是孔子的学生对孔子的为人最高境界的总结，用为和不为把人生分成了好几种。

现在我讲知其不可而为之有三种：第一种是不知其不可而为之，第二种是知其不可而不为，第三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可以举例子来说：“不知其不可而为之”，比如螳臂当车、杀鸡取卵，这个就是讲，他是个比较笨的人，或者一种智力比较低的动物。“知其不可而不为”，比如天下的很多隐士。商代有两个贤者：伯夷和叔齐。其实周代对商代遗民的处理是比较宽厚的，大家可以看看王夫之的《日知录》。可是周朝给伯夷叔齐粮食，他们不吃，却到首阳山里去采蕨薇吃。过去在首阳山下有个夷齐庙，里面有一副对联：“几根傲骨头支撑天地，两个饿肚皮包容古今。”这个就是称颂伯夷叔齐“知其不可而不为”。还有很多的隐士和贤人，可是他们不可能成为圣人。“知其不可而为之”，那就是孔子。

我们在生活里遇到的很多问题，我们都可以问问，是不知其不可而为之，知其不可而不为，还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呢？这三个问题你们可以问一下自己。孔子在当时，不可为的客观条件很多：第一是缺少政权的支持，其实一个学术、一个主张，需要政权的支持。当时鲁国的鲁哀公不支持他；到宋国，宋景公也不支持他；到卫国，卫灵公这个人是好色之徒，他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孔子看到卫灵公以后讲，我没有看见一个好德的人，像好色的人那么自觉。的确是这样，好色天生不用学就会，而且是不可遏制的，不要说是一个正常的人，就是一个傻瓜，看见一个美女过来了，也会目不转睛张着嘴看。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这个不分智力高低。这个卫灵公就是个好色者，他当然不会支持孔子。郑声公也不会。孔子在楚国遇到了楚昭王，楚昭王准备给他七百里的土地，当时旁边就有人反对，最后也没有得到。第三是因为虽然他有三千弟子，可是这三千弟子能够像孔子这样深谋远虑的也很少。孔子的七十二贤人里有名的像子路，一介武夫过莽，高柴有点儿愚，曾参有点儿迟钝，而子张又非常偏执，子夏做事特别慢，只有子贡在《孔子世家》和《论语》里被评价为“通人”。而评价最高的颜回，又过早亡故。所以孔子不可为还在于，没有一个群体的非常大的力量。《论语·宪问》里面有一段提到，孔子在周游列国的时候，子路宿于石门，这个石门在郑国。看门的人就问子路从哪儿来、受学于谁，子路讲“受学于孔子”。看门的人讲，“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虽然出自一个俗人之口，却是对圣人的一个传神写照。

学习孔子是社会转型期的价值回归

我们再谈谈孔子的历史评价，也是三日风四日雨，一下子高一下子低。从春秋末期到战国时代，他仅仅是一个夫子。夫子是什么呢？一个老师。当时他的影响我想不是很大，包括他周游列国的时候，有些人都不认识他。一直到战国时期，像屈原离孔子的时间大概一百年左右，可是在他的诗赋里没有一句提到孔子，说明当时他还没有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偶像存在。

孔子的历史评价第一次落到谷底，是秦朝焚书坑儒；到了汉代，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时候地位提高了；从汉到唐略有提高，实际上唐朝对儒学还是相当重视的，唐代也给孔子封了个“文宣王”；到了宋代，儒学有巨大的发展，从我的先祖范仲淹开始，到后来张载、周敦颐，到朱熹、陆九渊这批大儒出来，孔子的地位提高了，因此在文宣王前面就加了“至圣”二字——至圣文宣王；到了元朝，地位有所下降。但元朝给他的封号是“大成至圣文宣王”，加了一个头衔“大成”，地位又提高了；到了明朝，文人多，是最棒的一个称呼，叫“至圣先师”，就四个字。你们不要以为他不做王了，就贬损了他，这个“至圣先师”，实际上是王者之师，这个评价一点儿都没有降低。到了清朝，为了表示对汉文化的尊重，把历代称赞孔子的最好的称呼全集中起来了：“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这是孔子在历史上最长的名字。可是好景不长，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又到谷底了。到了民国又上去，比春秋战国时候高一点儿，因为大家都知道孔夫子，可是不是像汉朝，能够独尊儒术呢？不可能的。“文革”时期，批林批孔，又到谷底了。而今天，是个直线上升的状态。孔子的学说在今天受到这么多人的尊重和推崇。现在，全世界的孔子学院有三百多所，这个数量还在直线上升。今天的祭孔和过去的祭孔不同。往昔祭孔是希望孔子的光环能造就一个礼乐并举的盛世，而今天的祭孔是要弘扬儒学中理想的道德观、秩序化的社会和谐观，以及礼与仁相为表里的教育观。这是我总结的，今天我们不会将孔子重新罩上神的外衣。对孔子最准确的评价是：他是一位伟大的往哲，就是至圣先师。所以我觉得明朝这个谥号比较准确。他的人本主义精神、民胞物与的爱民思想和有教无类的教育方式，是他最真实的一面。我们今天学孔子、学儒学，不是为了其他，而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打开一个宏门正学，开辟出一条广阔的道路。

我们分析一个博大的思想体系，比如老子和孔子，不能用一句话来代表他的全部思想。譬如讲无为而治，因为老子有一句话：“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就是说求学的人，知识要越来越多；求真理的人，就要减少自己的主观意识，最后要达到一个无为的境界。这是老子对“无为”的解释。可是你不要忘记，在老子的哲学里，还有很多阴柔的进取的思想。譬如讲，“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这些是另外一种进取方式，是一种阴柔的进取方式，而孔子是一种阳刚的进取方式。人们思考问题，要根据时间、条件和地点，整体地运用一个学者的思想。在整体运用的时候，我想它们不会产生矛盾。阴柔的进取也好，阳刚的进取也好，都是一种进取。

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学国学、学孔子、学《论语》，其实主要原因是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主流价值观不是很明显，甚至变化幅度非常之大，所以人们自然而然地转向我们古老的智慧，去寻求一种比较能够持久地指导我们心灵和行为规范的东西，所以这应该是我们学孔子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他非常重要，他可以说是中国人的行为举止、价值体系的总设计师。实际上，孔子努力的目的是建立秩序，健全心灵。他一辈子秉承一句话，也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他是我们整个社会秩序、道德规范和良知判断的一个整体的设计者，而这个整体的设计是依存着天的本然的状态。

现在国学虽然比较热，但是公众对它的接受程度还是比较低，它是一个小众化的东西。我们如何把国学更好地继承下去，让它变成一个大众化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局限于文化人之间的讨论，这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事情。中国过去的封建社会，从孔子到晚清科举考试，是动员了全国的所有的知识分子专注地研究这一门学问，从幼儿就开始，以至于到最后功成名就等。这样的时代和条件已不复存在了，所以我们对儒学的教育方法，如果采取过去那种方式，我认为是愚不可及的。有人开设了一些学校，让小孩行古礼、穿中国旧式的衣服，叫他们背四书五经，讲话也之乎者也这样，将来绝对不会培养出治国平天下之才。时代在前进，文化在发展。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大的转型时代，这个转型不仅包括社会制度，也包含科技的研究。它的成果会泽及全人类，会以其所向无空阔的姿态，全面地对人类进逼而来，这是我们必须迎接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妨用声光影像的办法，使我们的言说思想推向社会。

鲁迅曾说过，“不读《老子》一书，不知中国文化”。鲁迅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底蕴在于道，那么，中国文化的根底究竟是老子的道，还是孔子的仁？孔子的很多学说和老子是相通的，比如对法的看法，老子也是不主张严刑峻法的一个人。比如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百姓如果不怕死，你用死来威胁他，这种威慑性没有力量。老子是喜欢谈宇宙谈本体的，而孔子不太爱谈。“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这都是孔子讲的。孔子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老子是一个研究宇宙本体的人，可是也不尽然，因为有人也说，《老子》是一部阴谋家的著作，他是讲究谋略的；也有人讲，《老子》是一部兵书。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人讲，孔子是一个阴谋家。儒释道在中国已经构成了一个整体的文化，我们很难说今天能割舍哪一个。这都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无价之宝，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在各流派的学说中取得一个融汇之处，比分析它们的区别更重要。

孔子讲道是把人格自然化

我们今天听儒家的课程或者读孔子的书，要读一个先知对我们人格修养的很诚实的告诫，我们就会很容易和它接近，从而感到亲切。孔子的思想之所以历久弥新，是因为六个字：质朴、真实、无邪。我们今天研究孔子、研究儒学，不要把它神化。其实在汉代，董仲舒当时有些神化孔子的成分。他有一个谶纬之学，谶纬之学就是一种迷信，当孔子的神圣被一些谶纬之家联系起来的时候，他就感到孔子的学说在春秋末期已经预示了一个重礼重乐的伟大的帝国会形成。

其实我想，孔子当时主要是感到春秋礼崩乐坏这种情况要结束，并没有预期汉朝的成立，这是在汉代有神化的成分。孔子希望的社会人生的秩序是：正名、公正、无私、爱人。秩序是什么？道家和儒家都讲道，道家的道是把自然人格化，而孔子讲道，是把人格自然化。人格的最终追求，是中和仁恕，这是宇宙本体存在的状况。孔子认为，人格和自然的天象一定是符合的，所以孔子才做出《十翼》，他的文言、上下彖、上下象、上下系辞、杂卦、说卦、序卦，这个《十翼》整个的丰富了，从夏代到商代相传的《连山》、《归藏》，这样的《易经》的原本，成为一部整体的《易经》，这是孔子一个巨大的贡献。什么叫“正名”呢？就是讲，名不正言不顺，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必须要正名，我想我们从这里面可以体会到。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它已经完全不符合周朝建立时那种礼了。周朝建立的时候不封王，是封公侯伯子男，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有楚庄王了，而且打到洛阳附近了。可是在《左传》正史上，提到的楚子打到洛阳，仅仅封给楚国一个子爵的爵位。如果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没有名分的持守，那么这个国家一定天下大乱。孔子非常注重社会的公正，有人讲孔子主张等级，讲他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不是这个思想，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思想，正反映了不管你的门第怎么样，只要你本身能力够，他就举贤推能，并不因为出身而另眼相看。贵族出身如果是个废料，孔子也不会提拔。他选拔人才的方法，可以说是中国科举制的一个先声。科举制到了末期有很多的弊病，比如作八股文，或者越来越死读书，为了功名一切都不管了，有的人一辈子可以考几十次，考不取还要考，这不能怪科举制本身，科举制有一定的合理性。它的起步要进科场，否则就是宰相的儿子也还是秀才都得不到。当时孔子选人不论门第，可以看出，孔子不是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唯上知与下愚不移怎么来讲呢？仅仅是指的人的天生智能的程度，而上知并不是讲贵族出身，下愚就是平民出身，不是这个意思，上知下愚不移，就是讲上知他不愿意动，下愚他也不愿意动。上知不积极进取的话会下去，下愚自己能积极进取的话，他可以上去。孔子愿意诲人不倦，他愿意把他的一切都奉献出来。为了治国平天下，他可以竭尽十三年的苦心，到处凄惶奔走，有时候食不果腹，可是他无所谓，因为他有仁爱之心。

有子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就是讲一个人，首先要爱自己的父母亲，爱自己的兄弟姐妹，这个叫“孝”和“悌”。不犯上作乱，一个遵守社会秩序的在社会上层的人是无私的，群众就没有犯上的必要，这是个相互的问题，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没有，如果讲他犯上都不犯上，那就没有作乱，天下太平。孔子在两千五百年前能有这样的思想是很不简单的，孔子甚至曾经提出，如果贤者能治世百年的话，也可以“胜残去杀”。残就是给你一个刑法，剁掉你的腿，剁掉你的手，剁掉你的鼻子等。如果有一百年是贤者统治，那么就可以不用刑法，也可以取消死刑制度。两千五百年前，我想在当时的世界，主张废除死刑制度的第一人可能是孔子，这也是来源于他的爱人的思想。

在孔子《论语·述而》中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四句话一定要记住。这是孔子人生经历的总纲。孔子论道与老子论道不同，简单地说，老子之道是自然的人格化，而孔子之道则是人格的自然化。人格最崇高的境界，就是符合自然，无论仁和中庸，都是符合自然规律的，过犹不及，物极必反，这些都是自然在我们面前呈现出来的。大自然没有不合理的，如果加上了人的意志，这个意志不符合自然规律，立刻会发现自然对你的报复。其实这个观念在将近一百五十年前，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辩证法》里讲过，他说欧洲人觉得需要山羊，他们就运来了山羊，然后在阿尔卑斯山养了山羊，可是山羊繁殖速度奇快，结果使阿尔卑斯山的草木为之损害，最后形成大面积的坍塌。这个情况，我们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应该也看到过，今天中国对自然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违背自然所达到的恰到好处，过分的采伐会导致自然不能维持它的恰到好处，自然就会采取另一个方法。自然本身没有心，没有报复，因为自然规律本身需要这样，它就需要使你坍塌，以维持自然的另一种平衡。自然没有过错，过错永远在人。有些人经常坐在那儿空生烦恼，没事着急，你着急什么，这都是不自然，不能有个自在的状态。其实就是孔子教导我们，要有一个理想的、自然状态的人格，这个人格就是中和。喜怒哀乐是每个人都有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个中和不是无原则的，它能够使自己的喜怒哀乐有适当的约制，而这个约制，到了一定发的时候，必然是打中目的而有理有节。这是孔子治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另外，孔子最根本的观点是：仁恕。孔子有一次对曾参讲，吾道一以贯之，就是忠恕而已矣。对人要忠，忠就是不欺骗，我最恨的社会上的一种现象就是骗人，说谎话，这就是不忠。“恕”指的是，对任何事情有一个宽阔的胸怀。孔子一生受用不尽的就是忠恕而已。老子将道作为宇宙的本体来看待，孔子之道是将天道带进人间。孔子讲，“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就是讲让我五十岁开始学《易经》的话，我可以没有什么大的错误。因为《易经》的根本主题，一定是中和、恰到好处。实际上，当时还没有真正的宗教，在孔子之世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自然会使人们产生一种莫名的敬仰。他不只是自然之子，也是自然的使徒，他一生所做的工作，我简化了一句，就是人格的自然化。孔子之世虽然没有本质意义上的宗教，可是原始的对诸鬼神的信仰早就有，在夏代、商代，敬鬼神是非常普遍的，这是一种不能称为一个宗教的原始的鬼神信仰，芸芸众生的敬神或者帝王敬神本身是一种愚昧。孔子则教导人们，祭神如神在，你祭神的时候不要忘记，神就在旁边。孔子自己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我只有一义，就是要务民，我不反对你们敬鬼神，可是你们要做到敬神如神在。我不反对你们那种很原始的鬼神信仰，可是我敬鬼神而远之，我可以远离你们。而且孔子特别反对那种怪力乱神，譬如一些邪教、一些弄神装鬼的，你叫他的名字就能救你吗？胡说八道，这个也属于怪力乱神的一部分，在殷周之世，不是鬼是坏的，神是好的，鬼神都要虔诚礼拜。神当然是好的了，鬼也不一定是坏的，都是值得人们祭祀的。

我从来没有觉得，孔子是个有神论者，当时因为已经不是奴隶社会了，不能用人作为祭祀的殉葬物，就改用人形的木俑或者陶俑。孔子连这个都非常反对，讲：“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你们做这些埋葬殉葬人的像，排在死者的棺材里，这个做法太坏了，你们要想到你们的后人。孔子不反对敬鬼神，只是孔子是为了务道得知而做其尽人间的事情，然则孔子又进一步问自己，务民之知已然具备了吗？“吾有知乎哉？无知也。”你们不要仅仅以为，这是一句谦虚的话，这个“有”和“无”，与老子书中的“常有加常无等于混沌”的观念不期而遇。孔子真正认为，自己是完全的无知吗？无知他怎么去教育他的弟子，怎么带着三千弟子，怎么有七十二贤人？那么必有道理。我引了清代张岱的一段话。在论这句话的时候，他说得非常透彻：

镜无相而相现，江无影而月来，风入窍而于喁，钟受击而响彻。全体无而全体有也，随问随叩，叩不由我，随叩随竭，我亦不留，我有知乎哉，无知也！

“镜无相而相现”，镜子里本来没有相，忽然相出现了，一会儿又没有了。“江无影而月来”，江本来没有任何天光月影，月亮来了，月影来了。“风入窍而于喁”，风入了树的或者石头的孔就会叫。“钟受击而响彻”，钟受到敲击以后，会响彻四方。“全体无而全体有也”，光、影、声，这些东西你说它有吗？它时有时无，过去了，随问随叩，叩不由我。完全是天在运行。“随叩随竭”，随叩了以后又结束了。“我亦不留”，我也不会把它留下来。“我有知乎哉，无知也！”。我有知和无知是一回事。我们对任何问题的认知，如果不这样深入思考的话，会误解孔子的这句话，无知你可以不教人啊。苏东坡《前赤壁赋》里有一段话就是讲，他与客游于赤壁之下，这个客人会吹箫，其声呜呜然，如泣如诉，如怨如慕。苏东坡听到后，有无法言说的哀伤。苏东坡问他何为其然也，这个客人讲人生在天地间是多么渺小，生命何等短暂，我感到没有办法，所以用音乐来表达。苏东坡就问他：“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

你看“月亮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它并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减少什么，而这种情况，是一种天地的无尽藏。这个天地的无尽藏，和刚才谈到的钟声月影、镜中影、水中影等等，这种东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就是说我和你都有这些。我们知道苏东坡是一个大儒家，又是佛家、道家，他是儒释道都精通的人，而且精通医道，所以他讲这个话，很符合张岱分析孔子的知和无知，实际上知和无知和常有常无，是一回事，常有加常无等于混沌，而混沌是宇宙本体存在的终极状态。生和死一直是困扰着东西方大哲的问题，孔子的回答的方法是置而不论，我们不谈这个。

《论语》在《先进》篇里有云：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服务于人民的事情还没有做好呢，伺候鬼神去干什么？敢问死，死了以后有没有灵魂啊，怎么回事啊？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你活着该做什么都不知道，死后该做什么哪里会知道呢！孔子立足于现实，立足于无神，立足于为民，从这几段话里我们渐渐地都看到，他的语言本身所包含的丰富的内容，而我们不能从一个肤浅的角度来表象地理解这些语言。还有一个故事，明代有个儒生叫萧惠，他问当时最伟大的儒家王阳明生死问题，就像人问孔子生死的问题。王阳明说：“知昼夜即知生死”，你知道昼和夜就知道生和死了，你把昼当作生，把晚上睡觉了当作死。又问，“昼亦有所不知乎”，白天我也有不知。王阳明就回答他：“汝能知昼？懵懵而兴，蠢蠢而食。行不着，习不察。终日昏昏，只是梦昼，惟‘息有养，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无一忌间断，才是知昼。”他说，你永远懵懵懂懂的，永远不知所行，你是白天在做梦，你还是死，这个就是醉生梦死。王阳明对他提了一个建议，你要息有养，要使你的修养能够存住，瞬有存，一切都是瞬间构成的，这一点儿瞬间会有所存留，天理就长存着，惺惺然，就是非常的贴切而无间隔，谗是知昼，你才知道白天。这就进一步解释了孔子的知和无知的问题。

为己之学强调个体的修为

孔子讲为己之学，学习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修为，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而为人之学是做给别人看。学了以后去卖弄谋求名利，窃取身外之物，这是为人之学。为己之学和为人之学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把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的学说拿来阐述呢？对待学术只有好和坏，而没有新和旧。如果它是好的，会历久弥新、常青不败；如果它是坏的，哪怕是今天产生的，它本身还是个坏的理论。

这就像我们衡量艺术作品的标准一样，只有一个字，好或者坏，而没有新或者旧。最旧的，我们中国仰韶时期的彩陶文化，五千年了，我们今天看了心旌为之动摇、感动。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一头小猪，就是现在的素描高手，能几根线画出一头那么生动的猪，我范曾还是服他。距离我们七千年，你们认为很长远吗？不长远，地球历史已经有四十亿年，宇宙历史已经有几百亿年了，我们地球的历史，对于这七千年来讲，是一个很短的时期。我们不能要求我们的艺术和学说永远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有些人在艺术基本功夫上不下功夫，老追求新，这不是为己之学，不是为了自己的快乐。艺术的第一条永远是——艺术家要自己快乐了，别人看他的艺术作品才能快乐。他们首先是为了评论家去画，画社会满意的画，就是为人之学，而不是为己之学。我想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追求“新”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对艺术来讲是个致命伤，就是理念先行，而不是自己的灵感情思先行。灵感是很微妙的，今天兴致一来我画了张画，明天要超过这张画，不一定能做到。尤其是你看我画的这个李太白，就寥寥几根线，把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心态，描写得淋漓尽致。这个时候李太白大概四十岁，他离开长安，所谓五岳寻仙不辞远，就到处去游览。画这张画也许是几分钟，可是要在我生命里，再抓住这几分钟的灵感是很难的。

所以艺术、科学或者一个大的创制，有时候往往是一点的启发，而这一点的启发，只有在这方面有深厚修养的人才能把握住，对于没有这方面修养的人，瞬间就过去了。我经常教导我的学生，我说你画画是为什么？为了参加个展览、为了评选，为了当上一个美术家协会的理事？这个不重要，和艺术没有关系，可是如果真正能听懂我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可能会改变他一生的艺术道路。可是很多人不能真正做到为己之学，他们的东西也就不能够利他济世，只能够迎合某些协会的领导人或者某些评论家的口味，你去画这个、创作那个，一句话，一定失败！

《论语》不是孔子自己的著述，而是他的弟子记载的。《论语》成书于战国初期，记载了孔子平时对学生讲的一些话，总体是围绕着为己之学，所以它特别强调要注意个体的修为。这个又谈到东西方的一个很大的区别了，东方按照儒家的学说，是希望社会每个成员都善良，然后使整个社会改善；可是西方不是这样，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充分地肯定了西方的法制，而且进一步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上升时期，法制很重要，他是寻求社会的整体标准。如果个体不完整，法律会使你完整。在孔子的思想里，对法的重视不如对心灵的重视，而西方对法的重视重于对心灵的重视，这个是有区别的。我想，东西方现在能相互融合的话，就是既要重视法制，也要重视心灵，人类就能走上一个大同的世界。

《论语》中其实有好多东西就是想教育一下别人，也说一下自己生活上的一些感受，或者认识世界上的一些心得，总体上我觉得好像是要去为后人留下一些东西。修订《春秋》，我觉得这个举动很明显，就是在利他，是为了彰显善、鞭笞恶，使今后善者更善，使恶者不敢为非作歹。所以“春秋之笔”这个名词，一直被认为是秉公办事、能辨别善恶的一支笔，春秋之笔，是孔子在有良好的修为之后，从灵魂深处流溢出来的利他之言。所以说他写这个书，虽然是为了后世，可是它还是为己之学的成果。

大白仙游

在中国，仁治和法治没有根本的对立，譬如孔子谈到，齐之以刑的话，人民就无羞耻之心。他是在重视每个人的羞耻之心的前提之下，不要老用法律来禁锢他，而使他自身灵魂完美，这不是更好的方法吗？孔子是一个重视心灵的人，而不太重视法制；是一个重视灵魂的人，而不太重视经济。他的学生冉有，也就是冉求，帮季氏聚敛财富。其实冉有是孔子很欣赏的有才华的学生，但是孔子非常愤怒，他说这哪像我的弟子，大家可以鸣鼓而攻，鸣鼓而攻不是去打他，而是严厉地批评他，说不定这个冉有还是管理经济的一个高才呢！还有“子罕”言利，孔子很少谈利的问题，这也造成中国一直把士农工商的“商”字排到最后的一个原因。任何一个学说都会有它的局限性，天下找不到一个十全十美的学说。我们只有不同学说互为补充，在孔子的学说里面有对财富的看法，譬如讲《礼记》，应该是孔子的思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要讲信用，要修和睦，他希望达到一个什么境界呢？就是能够夜不闭户，“货恶其弃于地也”，货物随便抛在地下，而不必为己，也不要拿着去为己。他所想的乌托邦，是一个人人都非常高贵的境界，东西也不扔掉，也不随便拿到家里去，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幻想。孔子对怎么样才能够使自己富裕，我在读《论语》的时候，还真没有这个感受。

孔子曾经多次讲过，做人要忠又要恕，但是在职场中，大家经常会遭遇到这种情况：两个人竞争同一个职位，在这个时候我是应该为自己负责，忠于自己的内心，还是应该成全他人之美，因为别人的升职而感到快乐，从而让我自己也快乐呢？

孔子和曾参有一段对话，他说曾参过来，我告诉你，吾道一以贯之。告诉他了以后，孔子走了。旁边学生就问曾参，孔子刚才讲了什么，他说孔子终生就是“忠恕”而已矣。忠恕两个字是孔子认为重要的，那么忠恕这两个字，我们生活里怎么用它呢？忠恕之道在于你本身具有比较卓越的才能。孔子还有其他话：当仁而不让；所以孔子的思想是要整体来看，当这个职位应该是你的，当仁而不让，他才能不及你，他通过关系上去了，你还为他祝贺，自己开心得不得了，比自己有了这个职位还高兴，那你就是傻子了。

有人问儒家的孔子《礼记·大同篇》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和佛教的人间净土，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不是大同小异的？

禅宗有一个顿悟，它不拘泥于哪一种语言，所以禅宗留下的经典是最少的，大概就是《六祖坛经》《五灯会元》这些书。你看了这些书以后，会有一种感悟，天地间的一切真的大智慧，都是都能够互通的，这个才构成天有好生之德。不光是生了黄皮肤的中国人，还生了黑皮肤的非洲人，生了白皮肤的欧洲人。比如善、恻隐，孔子所讲的很多东西，在基督教的教义里也照样是有的。所以在学习这些经典的过程里，我们能够打通，是一个最圆融的方法。佛教的最高的境界，不就是圆融吗？

儒家强调自身修行要慎独，就是说在独自活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仍旧凭着高度自觉，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行动，而不做任何违反道德信念、做人原则之事。这对每个人，尤其对一个成熟的人来讲，非常重要。当然了，每个人要求不一样，过去有些人的确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但是天下总有公理在，如果说的和做的不一样，久而久之总会被人发现。你能欺人一时一事，而不能欺千秋万代；你能欺骗当朝，可是历史会对你有正确的结论。所以这个“慎独”，对我们每个人，是个很重要的道德上的修持。不能慎独的人，就是小人长戚戚。小人老是感到别人在看着他，他老是想提防点儿什么，所以讲“做贼心虚”。而君子坦荡荡，君子倒无所谓，因为君子哪怕有了过错，也像日月之食，有错了人皆知道，他改了人家皆仰望他，这样的人就是个坦荡的人。现在是一个大转变时期，必然存在一些混乱的现象。这个过渡时期的现象，我想还得延续一段年月。我们要道之以德，可是也不能忘记要齐之以刑。齐之以刑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讲，可能还是可以，所以道德的力量和法律的力量，要配合来用。

仁爱就在身边

仁是孔子的一个大的徽号，它不是凭空产生的，一定有一个心灵的根。这个心灵的根是什么呢？我想这是与生俱来的良知。孟子讲“人之初，性本善”，”他这种善的根源，来自亿万年时间自然淘汰率的一个必然结果。如果不具有这种与生俱来的善性的话，人类也许早就已经堕落败亡了。正因为有这种与生俱来的不虑而知的良知，才是使你能够很快地接受一些好的观念的根本。其实年轻人愿意接受好的事情。年轻的生命就像一棵小草，它有向上性，还有向阳性，只要我们的社会、媒体、新闻，甚至广告，能够真正地纯净我们的语言、仪态和服装。这些都是社会整体的工程，而现在很多地方对此是相当忽视的。

有一些时髦的语言很受年轻人欢迎，可是我想这种现象也是一时的。年轻人的生活阅历没有那么多，感到说这个话痛快。也许当他成为一个博学鸿儒、卓越的科学家等比较成熟的人的时候，他就不会满嘴讲这些话，因为我们民族的语言足够用。我为什么每次都要拿几首诗来给大家看看呢？这里面有很多非常妙的在音韵上、辞藻上、色彩上的语言，要使年轻人能够接受，要使青年人也感到，这个是美的所在。因为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中国的方块字的美渐渐被人们发现了，而且大家要学它了，这是在过去不可能想象的事情。

“仁”所表达的核心思想，是中和仁恕，而中和仁恕是未来人类生存的不二途径。可是仁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东西吗？“仁”在《论语》中出现过一百零九次，它所涉及的范围包括心灵的，也包括平时的人伦道德的，仁是无所不在的。每个人每件事情，都有选择的可能，你选仁人的行为，还是选一个恶人的行为，这里面就有仁。就好比对于禅宗来说，佛也是无所不在的，是无穷多的。如果你能真正信佛，一定要到五台山去吗？不一定，大地皆为蒲团，并不一定到丛林庙宇去，在喧嚣的闹市之中也可以找到一席蒲团。

孔子讲，“我欲仁，斯仁至矣”。如果我想做仁的话，好事就在你的身边，每天我们都可以看到。社会上有良知的公民，都在做着这样或那样的好事，尤其是国家发生灾难的时候，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做好事。譬如汶川地震、玉树地震，那时候人性的善就充分地表现出来了。通过这些例证，我坚信我们国家只要同心齐力，做一件事情是无所不能的，一定可以做好。

可是，是不是能够坚持每天都做到仁呢？不一定，像孔子最好的学生颜回，孔子评价他：“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颜回三个月每天每时每刻，都做到仁。其余的人做不到。我们也应该经常反省自己，我能做到几天不违仁，我自己的头脑里，是不是闪过一些不仁的思维？孔子认为这是一个心灵的问题，这个要通过自己不断的修为才能达到。为什么要修身呢？修身就是删其坏而保其好。不修身，何以齐家；不齐家，何以治国；不修身齐家治国，何以平天下？所以孔子的一个逻辑，是希望仁政和仁人，而仁政和仁人的完成和整个君子这个阶层的道德完善是同步的，然而健忘乃是人类的通病。我们所学来的仁，是容易被忘却的。你做的好事也许你今天做了，明天你又忘了，又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毛主席在徐特立[1]生日的时候讲，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容易，最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徐特立当然是现代的圣人，这个老先生在中国享有崇高的威望。孔子在人格上有“见贤思齐”的说法，就是讲看见贤的人，他的第一反应是把他的贤的品德学习过来。“见不贤而内自省”，看见不好的就要反省。就是讲，看到不贤的人要想，我有没有他这样的毛病，有没有做过一些类似他做的事情。既有学习的对象，又有使自己反省的对象，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使自己渐渐地成为一个君子。

“君子”是一个比较当下的名词，“仁人”是一个历史长远的尊称。在春秋之世，不会随便把“仁人”这个辉煌的徽号加给谁。当然，仁人必然是君子，可是君子不一定能达到仁人这样至高的标准。因为能够称为一个“仁人”，要毕其生以后才能确定。因为今日你是仁人，明日你不仁了，仁又远离而去了。所以讲仁人的难度，基本上是在君子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如果你一生做好事，那你就是个仁人。如果你是个君子，你会不会犯错误呢？你做了不仁不义的事情的时候，会不会有觉悟呢？孔子讲：“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君子犯错像日食和月食，犯了错误人皆见之，改了以后人们都仰慕，可就是怕永远不承认错误，永远觉得自己做得对，天下没有这样的人。连孔子都这样讲了，我想我们要真正在道德修为上，达到一个仁人的境界。我们要经常想，“我欲仁”，我想做一件什么好事，“斯仁至矣”，这个好事就在我旁边，随手可得、随时可以做。“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胸怀非常坦荡，小人一天到晚提心吊胆，既患于得又患于失。如果能够真正像孔子那样，不要患得患失，坦荡荡地为人，坦荡荡地生活，挺好。一个人十分谦卑的时候，正是他最伟大的时候。

《论语》里还有一些词，我们得记住，颜回“不违仁”，指他“不远复”，因为“克己复礼”。这个“复”怎么讲？就是回归。克己才能回归到礼上面来，就是讲哪怕他做了错的事情，离仁还不太远，他很快就回归到仁上，不是一错到底。“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个“一日”怎么讲？就是当下，就是即时。如果你当下就能够克己，复归于礼的话，天下就可以归仁。这个“仁”和“克己”的意义，是多么重大。如果君王能克己，大臣能克己，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克己，一个安定的社会才能构成。我想我们今天的世界，是一个震荡的万方多难的世界，我们今天打开国门向西方学习，是学西方的先进的科技。如果要学西方的心灵的话，要学像笛卡尔、斯宾诺莎、罗素这些大哲学家。他们的思考，倾向于东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汤因比，是英国历史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历史研究》。他说，“如果要叫我来生变一个动物，我愿意变成印度的一只鸟；如果必须变成人的话，我愿意变成一个中国人。”他为什么会这样说？我想，可能是因为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汤因比是非常了解世界史的人，他主张世界必须由以物质为中心的世界走上以精神为中心的世界。还有哲学家斯宾格勒，他也是一个历史学家，写了一本《西方的没落》。他说，现在人类都坐在一列火车上，愿意走的坐在火车上走，不愿意走的被拖着走，都向一个无底的深渊峡谷走去。这不是充分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还有它的新生命吗？

孔子给领导者的建议

在对待仁的评价上，孔子是很严格的。他讲，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察其所安”，他今天所专注的是什么。“人焉廋哉”，“廋”就是可以掩盖。这样的话，人哪里可以掩盖？所以，所由，所安。你看一个人，也许他今天做了一件好事，你看他所由，他是不是为了明天。群众审核的时候，他正好副处级要升处级，因此这个月他做的好事特别多。这样的人千万不要同意他，因为他做完处长以后，他就不会好好干了，在官僚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这样。群众也要对官僚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群众对官僚，官僚对群众，都有一个相互监督，我们本身是有这样的权利的，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

我讲几个故事。唐太宗贞观年间，生产发展了，社会安定了，唐太宗要修宫殿，当时有一个大臣讲，现在我们的经济才恢复，修宫殿就像和隋炀帝一样，会使国家败亡。唐太宗大为不快，说，你说我像隋炀帝，那我比夏桀商纣怎么样？大臣说，如果你真心造这个房子，而且劳民伤财使国家受到损害，你就比夏桀和商纣还要坏。唐太宗很愤怒，可是冷静地一想，这个人是忠臣、忠谏之士，完全接受他的意见，因此宫殿不修了，而且还表扬了他。后来，唐太宗成了一个愿意接受进谏的皇帝。

所以一个伟大的统治者，旁边一定不能净是些说好话的人。孔子的这句话，实际上说给统治者听的成分更多，谈到统治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令而不行。人歪影子斜的领导不少，他还要指挥底下群众，底下的干部怎么会听他的？所以孔子特别强调一个为政的人或者一个君子要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但这是不是讲，都成为胆小怕事的小人了？不是，战战兢兢，极言其慎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乃是他对做事情，绝对不能有丝毫疏忽。现在我们有很多人做事情，非常不能够战战兢兢，不能够如履薄冰，也不能如临深渊。他就好像天下事没有什么不可干的，这就非常糟糕了。

孔子不以言举人，也不以言废人，就是讲不要因人废言，也不要因言废人。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西汉时候的扬雄，他是个大才子、大文人。王莽篡政以后，扬雄写了非常阿谀奉承的文章，来歌颂王莽。后来刘禹锡写的《陋室铭》有点儿抬高扬雄。“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子云就是扬雄。扬子云：“孔子曰：何陋之有？”刘禹锡把扬雄和诸葛亮比，实在有点儿不伦不类，因为扬雄的人品不是很好。可是另外一个人吕不韦，他本来对秦嬴政的上台有过很大的帮助，后来因为不合或者背离，嬴政把他弄到四川，他写出了《吕览》。我们不能因为他背叛了秦始皇，就对《吕览》有怎么样的批评。这两个人，一个是秦代的，一个是西汉的，可以作为“不以言举人和不以言废人”的代表。孔子讲过，后世将以《春秋》知道我，后世也可能以《春秋》来骂我。因为《春秋》表现了孔子的一些立场和观点，它会使昏君奸佞很愤怒，他主张的君子仁人会赞赏。

我想中国这么个伟大的文明古国，一个对时代起推进作用的思维是能渐渐能为社会接受的。孔子之世，他知其不可而为之，可是到了后代，渐渐有可为的人了。到了西汉初年，有汉武帝、董仲舒这样用政治的权利来推动他的学说的人，这个就不一样了，孔子的学说就可为了。从西汉初到今天，我们这样推崇孔子，我想还是因为他的生命之树常青。

孔子的学说是修心和修身的学问，和佛家、道家也有的修身学问一样。但是道家和佛家都有一个修身的方法，比如说打坐或吃素，但是孔子的成仁成圣，在儒家并没有形成儒教，因此就没有一个教所规定的一些行为规范。举个例子来说，朱熹叫学生上午读书，下午静坐思考，因为孔子讲，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既要学又要思，到底如何办？我想朱熹有自己的办法。其他儒家也有自己的办法，这个没有规定。儒家更强调在世间的生活中修行，修齐治平。在浮华、物欲横流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做呢？我想你一定要记住，钱够用就行了，那是你最安稳的时候，心里最快乐的时候。你的钱如果来路不明，半夜就怕鬼敲门，这个很痛苦。一个人要追寻快乐，生命是为快乐而生，为快乐而死。一定要注意“快乐”二字，凡是一切不快乐的事情、使你烦恼的事情，从儒家、佛家到道家，都不希望人这样。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杀身成仁”这样一种说法，屈原、王国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屈原投汨罗江，王国维投颐和园的昆明湖，当时他们的年龄都不是很大。王国维当时也就五十岁，他认为他该做的事情已经做了，他说五十之年，唯欠一死。一个人，有选择自己死亡的权利，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可以杀身以成仁，不要求生以害仁，这是孔子的讲法。在必须选择的时候，孟子也讲，“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儒家的思想的确有最后一搏的伟大精神，可是在崇敬这些先贤的同时要知道，他们当时的理想不能得以施展。可是，现在的时代提供了我们施展的很多可能性，而且它不会以一种非常强制的手段让你必须如此，我想我们应该是非常幸福的一代。

仁政、仁人，这实际上是孔子在春秋这样一个混乱的年代，对理想的社会和理想的个人状态的描述。理想的社会状态是仁政，理想的个人状态，是做一个仁人。但是这两种东西基本上都达不到，那有什么办法呢？塑造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他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所以在这样一个意义上，孔子的学说，在他自己是能够自圆其说的。在心灵这个层面，孔子的学说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成为中国人的行为规范。把“仁”这个字的含义理解透了，读孔子要相对容易一些。

孔子的育人标准

孔子将学生的智能分成上、其次、更其次、下，实际是上、中、下、低这四个层次。他讲：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我们首先应该理解，他这个“上、次、下”，不是以门第的贵贱来说的，而是以他们先天的条件来说的。生而知之者这个有没有，我想有，帕瓦罗蒂的第一声啼哭，把四邻都震动了。这个天赋是他与生俱来的，他成为世界歌王，凭借的是天赋，这是生而知之者。孔子不认为自己具有什么特别的天才，他也不属于生而知之，也不属于学而知之，他属于困而学之的人：困难的时候他学习；如果天赋不够，在困境之下还不愿学的话，那就一定是自甘低下了。

明朝有个李贽，在他写的《焚书》里讲，你看孔子只有到了困而不学的时候才讲这是人民，前面都是士。士都是学习的。李贽这个人做学问爱挑刺。其实孔子的话不是这样，孔子的意思就是讲，民，生而知之者，上也；民，学而知之者，次也；民，困而学之，又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可是这不符合中国语言要简练的意味。从这个语句来讲，这个“民”总揽前面的一切，他才这样出了一个“民”字，那前边也是民。因为孔子不论出身贵贱，都会去培养。这是孔子非常伟大的一点，我们今天能够做到这点的学校，就不简单。我们不光要培养那些生而知之的，也要培养那些困而知之的，更要培养那些困而学之的。其实在明代还有一个学者，叫王龙溪。他说：圣人立教，皆为中人而设。往往智者以为易，而愚者以为难。倘智、愚二者皆取折中，圣人之教则具有广大的普世价值，就是讲要使教育成为一个影响广大的东西，像有人讲儒学非常之深奥，解释一个文章，比不看解释文章更糊涂，那你这个解释文章又有什么用呢？写文章、做报告、做讲演，都要遵循这个道理。

《论语》也不光是为上智写的，也不光是为下愚写的。上智以为容易一点儿，下愚以为难一点儿，以中常之人的标准来设这个学问，我想儒家比较接近这个。其实道家和佛家的教义是比较深奥的，不像孔子之学，能够直接抵达我们的心灵。孔子之学也有比较艰深的一面，有时候看表面的词句很平淡，并不生涩，可是质朴中有微言大义。体会最深的就是颜回，他曾经讲过，孔子之学：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孔子的学说是多么高深，我越往里钻研探讨，越觉得他坚实深厚。看见它在前面，可是它一会儿又到了后面。就是讲对他的理论，我们很难把握。连颜回这样可以举一反三的人都感到这样的困惑，其他弟子更可以想象了。可是颜回继续讲，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使我这个文很博大，这个文从佛家来讲，叫它去掉一个分别心，去掉爱憎心，就是使我胸怀很博大、能接纳，“约我以礼”，我也用佛家的词来解释，去掉一个依傍心、执着心，欲罢不能，我到了三十岁，坚持有了卓尔的成就的时候，“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我虽然愿意跟着孔子，可还是做不到。这段话从孔子最器重的学生颜回嘴里说出，说明孔子当时虽然是在很普通的语言里面微言大义，要能够深刻理解，还是仰之弥高。孔子的弟子陈子禽对贤弟子子贡说：“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就像天在上面，我不可以一步一个台阶地来达到他的水平。孔子最有为的弟子，一个颜回一个子贡，陈子禽也是他的一个高徒，他们都这样想。我想，孔子当时为什么有那么高的地位，就在于他的学问高不可及。

孔子的诲人不倦是有条件的，第一看你是不是可造之才，上智下愚不移的他不愿意教，过去有人讲孔子为上智下愚不移，就是讲他的等级观念，就是讲下边的愚钝的劳动人民，是不会改变的。其实错了，他说上智下愚不移，实际上是这些人不愿意变。上智的人这样的智慧就不愿意更进取，可是事实上没有一个停止进取的终点。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他即使是上智，如果不进取，也会走向反面，渐渐变成下愚；而下愚能够不甘落后，自强不息，也会渐渐变成上智。可是上智下愚之人很难有改变的动力，所以孔子不愿意教他们。“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举了一方面，你不能回应他从三个方面去考虑，这样的人孔子不愿意再重复。对那些“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的人，久厕于孔子之门的可能性也很小。他希望学生“闻义则徙”，听到有道义的地方，就要跟随着走，就要改动自己的步伐。“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你再下功夫也成不了事的。这样的人有，一个铜块是能磨成一面镜子的，一个砖块磨不出一面镜子来。比如我的学生，如果不是那块料，你给他磨多少，也成不了画家，结果是块砖头。这个孔子也不会教，恨铁不成钢。可以冉求（又叫冉有）为例。季氏很有钱了，结果他还给季氏去聚敛财富，因此孔子号召弟子们说冉有“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大家可以严厉地批评他。你别看孔子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还有这样的困惑，因此他的学说是要经过历史慢慢的消化的。一百年以后，孟子出现了；三百年以后，汉武帝独尊儒术出现了。这个时候，他的学说才渐渐成为一个社会的力量。当初孔子的为己之学，变成了利他，不是利当世，而是利千秋万代。

君子与小人

《论语》中描述了君子和小人这两类人，有人认为当今社会中，小人比较多。但是从比例上来讲，我认为还是君子多，因为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前进。如果小人多的话，我们国家早就灭亡了，君子还是占绝大多数。我们一定要有王阳明那样的心态，如果自己认为谁都是小人的话，首先你问问你自己是不是小人？王阳明讲，我看到满街走的人都是圣人，满街走的人看到我也是圣人。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他看到，每一个人都有成圣的可能。

为什么我要讲国学？是因为我认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圣贤，只有这样才是对人生积极健康的态度。对于孔子讲的君子和小人，是在当时已经看到的现实。春秋之世，诸侯争霸、列国纷争，各种惨烈的现象使他感到，需要树立一个君子的徽号，能够坚信确守仁义礼智信的一批人。他这个徽号，使人们对自己有所警觉，是不是小人，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所以写《春秋》，也是要表彰那些贤能忠良之士，对一些奸佞之徒予以鞭笞。我想就孔子本人来讲，他是非常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仁人的，“我欲仁，斯仁至矣”，只要你想做一个仁人，仁义的事就在旁边，就看你做不做。

君子和小人，在《论语》和孔子的其他著作里经常提及，成了两个符号。君子应该是什么，他的道德观是什么，他的行为准则是什么，他所持守的内心的自尊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是君子，什么样的人是小人呢？君子成人之美，小人成人之恶。君子是帮助别人做好事，为己之学，以利于他；而小人就怕别人好。

两千五百年前和两千五百年以后，虽然历经长久的变化，可是从人类的本性而言，春秋战国时期对君子的要求和今天对君子的要求，我想没有太大的差别。对小人的判断在今天来讲，也没有太大的差别。比方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现在你看到一个人，一天到晚在阴谋计算，在搞鬼名堂，这些都是小人之行。这个在古代就有，小人是千古不变的。君子也是千古不变的，君子一般都比较坦荡荡，君子和小人一定有个本性，这个本性是，君子就是君子，小人你要叫他改也难。你说他十年前是个小人，十年后成为一个君子了，好像还没有这样的先例。

君子和小人的本质性的分野，究竟在哪里呢？本质就是仁义礼智信，君子能做到。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就是小人。其实大家学君子和小人，特别想知道，什么人一看就是个小人。就是能够知道，他这个本质性的东西，你就能够有一个定位。因为我是画人物画的，但凡一个人到我面前，我先看他的相，看他走路的姿势，然后他一张嘴，我就大体上知道他的学问有多少。他再一吹嘘，更显出他的陋，再让他去做一个事情的判断，他可能是个小人，不是奸佞之人。可是奸佞之人，你不太容易发现。大奸若忠，你看他高谈阔论，没有小人之形骸，可是这个人奸诈，这就要看他的微妙的动作了。

孔子在清贫时保持自己的操守。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我举个《元祐党籍碑》的例子。当时章惇、蔡京写了《元祐党籍碑》，这个文章的文采非常棒，字也是好文字，可是内容极坏。他当时叫各州郡都要刻，当时有一个叫安民的刻工就不愿意刻，他说人们都讲司马光是君子，我怎么能刻这个碑呀。后来蔡京大怒要杀他，他说：“好，我可以刻，可是我有个要求，刻完以后不要写我的名字，否则我没有面目见后人，会很羞耻。”这是一个弱者的反抗，他最后反抗的底线是，不要让他的名字遗臭万年。这样的人在生活中也可以看到，为人处世要有自己的原则，这个原则的底线不可以动摇，所以讲“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

这种弱者的反抗，其实在现代战争史中也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希特勒向丹麦刚发了三炮，这个国王就投降了，因为民族英雄只属于大的民族。当时这个国王讲，“我们要安徒生，不要民族英雄”。他这句话使丹麦成为一个中立国，这个国王实际上是个弱者，但他有弱者的反抗，他当时就接待了很多犹太人到丹麦去。希特勒知道了就说，凡是犹太人，都要戴一个黄袖套在街上，这个国王自己戴了个黄袖套，骑了匹马，在哥本哈根走了一圈，全哥本哈根的人都戴着黄袖套。一个弱小的民族，保护另一个受欺凌宰割的民族，这是一个非常动人的场景。我非常感动的是，这个投降的国王的雕像现在依然耸立在哥本哈根。

孔子对安贫乐道的弟子，比如颜回是赞叹有加的。其实颜回的生活是比较寒酸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用一个竹篓装点儿米饭，一个水瓢喝点儿水，这是很寒酸的，人家感到他很忧愁，他感到很快乐，孔子也称赞道：“贤哉回也，贤哉回也！”

君子的操守

《论语》中有一句话：“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讲的是如果你是通过不仁不义的手段达到富贵的话，在我看来一文不值，像浮云一样飘过去，不会引起我的注意。《论语》中还有一句话：“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吾与尔有是夫。”这句话怎么讲？是“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意思，用你和不用你，你不要挂在心上。行和藏，我有主动权。“惟吾与尔有是夫”，这句话怎么讲？这个不是孔子讲，只有我和你能够做到这样，“与”是称赞的意思，这是《论语》里称赞颜回的，意思是我对你唯一的称赞就是你具有这样的品格。

《论语》中还谈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君子应该“惠而不费”，就是给人以恩惠，但又不是太浪费。譬如讲对于一个灾区，我们当然要全力地支持，可是如果把一个中学砌成大宾馆的样子，这就过了，这就叫“惠而费”了；“劳而不怨”，勤劳可是没有怨言；“欲而不贪”，谁都有欲望，可是不要贪。你说食色性也，饮食男女，欲望每个人都有，可是这个欲望不要贪恋；“泰而不骄”，真正的君子很泰然，而不会非常骄傲；“威而不猛”，一个真正的君子，坐在那就有威风，可是他不像一个很凶猛的人，威是一种威严。孔子要求一个君子，要“正其衣冠，尊其瞻视”。在学校里，尤其是大学生，如果自己随便地穿衣服，很邋遢，自己首先对自己缺乏尊重，别人也不会尊重你。所以这点对我们国民很需要。

还有对“不善”的警觉。对一个不善的东西，不要因为小而为之，这个恶不太大我就去做了吧！我举一个梁漱溟的例子，梁漱溟是近代一个大儒家，他连在梦里出现一个坏思想或者一个不端的行为，都会谴责自己很久。一个梦境会使梁漱溟这样，你想他在日常生活里更是一个对“不善”非常抵制的人。其实我们每天只要花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保持自己的尊严。“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闻善则徙”，就是听见好的我们要跟着去，可是你听见好的不能跟着去，不善也不能改，这是我最担忧的。

公冶长是孔子的女婿，他被关在监牢里。孔子讲“罪不在他”，还是要把女儿嫁给他。还有一次，子贡讲自己能够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讲，你还没有做到，孔子会很严厉地、准确地批评他的弟子，不留情面。有一次孔子问子贡，说你和颜回两个人比，觉得怎么样？子贡说，我仅仅能举一反二，颜回能举一反十，我比他差得很多。孔子很不客气地讲，你讲得对。孔子是一个又质朴又直爽的人，齐国有个大臣叫臧文仲，“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蔡”是乌龟，臧文仲给乌龟修个房子给它住，它这个房子的斗拱雕刻着山水，栋梁上的短柱子也就是“棁”，上面还雕着很多花草。孔子说这个太奢侈了，要不得，因为孔子对君子最重要的要求就是要俭朴。最近北大给我一个院子，我有个很好的学生，他说我给你安个铜门，我说绝不要，我说北大这个地方不尚奢华，你就弄个木头门，教授们看到还非常愉悦，你搞个铜门在这儿，教授侧目。所以这个细节啊，要看时间、条件、地点，你譬如讲我在自己家院里，搞铜门没有问题，可是你在大学里不可以，它关系到教授们的观瞻，关系到对同学的一种教益。在这个地方，一个木头栅栏门就很好。

学生们就问孔子：“你的志向是什么呢？”他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我很关怀少年人，我对朋友很付出我的信任，我对老者能够安顿他，这个是我的志向。其实这个志向，也是《礼运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思想。孔子问颜渊，你的志向是什么？颜渊、说：“愿无伐善，无施劳。”我不需要自己反复地表彰自己的优点，我也不需要宣传自己的功劳。孔子很欣赏他这一点。孔子有个学生叫季文子，季文子说我今后要三思而后行，孔子讲不需要，你两次就可以，“再，斯可矣”，这个“再”是两次之意，不是讲一而再再而三吗，过去人家误解这段话，就是讲孔子讲三思还不够，要再思可以，还要三思以后再想一次。可是你要知道，人们判断一个事物，一个是行，一个是不行，在这两个之间，来回像钟摆一样地晃荡，你从一个原点又到另一个原点，又回到这个原点是一样的，所以思考得周全，你两方面思考到，那就可以了。过去有人举过一个例子，曹操走华容道，关公在那儿等着他，以曹操的智慧走小道，曹操会想到，关公一定有这样的智慧，知道大路有问题走小道；可是曹操又想，他可能还有智慧，我知道关公有这样的智慧，我走小道，那我今天还走大道，你最后选择还是两个。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个言性不是讲男女的性问题，是天地的本真之性、宇宙本体之性，孔子不太爱讲那些玄虚的东西。可是玄虚的东西他不是不懂，他在《十翼》里面，我认为是讲得非常之好的。尽管不是孔子亲手所写，可是这一定有孔子和孔子的弟子、弟子的弟子一脉相承传下来，然后以孔子的名字发表出来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有一些淡漠。有了汽车后，我们就少了那些边走边聊的机会；有了电子邮件后，写信、口头交流的机会也少了。有人会觉得在这样一个科技发展的社会，很难再保持那种亲切、清朗的唐人诗意。我以为，一个诗意的人生，和你居住在什么地方关系不大。譬如讲你居住在一个水泥建造的屋子里，你可能有你的诗意的人生；你住在田园里，也可能完全没有诗意。人生是不是有诗意，完全在于心灵。心可为天堂，亦可为地狱，和周围的环境关系不大。如果有了这样的胸怀，就可以应对很多对自己不利的情况。

古代经典里要求我们做到的事情，在实践上完成不了，在心灵上首先完成。而作为一个人来讲，它是个灵智之体，灵智之物首先要解决的是心灵的满足。

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有自己的一个人情账，我们出去做任何事情，就考虑到底我们做这些事情之后对自己有没有价值，对方会不会欠我一个人情，或者自己埋下一个人情的铺垫。其实儒家主张能够济世，兼济天下，如果不行的话，就独善其身。兼济天下就包含着一个治国平天下的大愿，这个大愿是要通过自己内美修能，需要通过长久的为己之学，而达到最终的是为人、利他。如果我们不具备利他的思维，就可能把很多事情做得比较俗。譬如讲现在有人提到画家和字就想到钱，可是我有一条铁的规定，就是对整个社会有利的事情，比如慈善、教育、军队、残疾、幼儿等等，从来没有收过一分钱，一切从自己开始，想一想在哪些方面可以做到。

我们这样一个东方文明古国，对过去的一切物质文明和非物质文明，都抱着一种非常热爱的心态。近三十年来，我们国家做了很多的事情，譬如保护遗址、保护文物、打击文物偷盗等。其实我们中国文化的损失真的是非常惨烈，像圆明园，当时从康熙、雍正到乾隆，修了那么多年，而且集中了全国最精华的宝贝，后来都流落到世界各地，现在我们所能守护的一定少于那些东西，这对我们民族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悲剧。今天我们能做的就是对遗留下来的这些吉光片羽，都要像对自己的生命那样尊重和珍藏。张伯驹是一个大收藏家，他倾家里所有的财产买了陆机的《平复帖》。这个《平复帖》就几十个字，他后来把它献给了祖国，这种人还是有，为国家而收藏，为民族而收藏，用尽一己之力而收藏，这个收藏就达到了一个境界。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有很多人学而不思，你问他什么问题，他都看过，可是，没有成为自己的东西。而有些人有思考的能力，可是不看经典，就会停滞不前。我想，学问就像一个串钱的绳子，很多铜钱散在地下，你有了思维后，就可以把这个铜钱串在一起，这个叫“思而学”。郑板桥在他的家书里告诫儿子，做学问不要最后像一个碗柜，油盐酱醋什么都有，可是弄不出一个好菜来。智者不惑，孔子曾经在陈国困难得连饭都吃不上，可是当时像子贡这样的人，能做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当时颜回一点儿忧愁的样子都没有，勇者不惧，子路当时表现出他的勇敢精神，所以说，“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这也是孔子论仁的一个名句。还有“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多听你就能够知道你的疑问在哪，慎言其余，你谈话的时候知道的一部分，就是其余的一部分你谨慎地讲，你就不会犯很大的错误；要多多地看危险缺漏，你就没有什么后悔。

“无欲速”是孔子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而这个思想对后代的很多军事家和政治家都有影响，而很多军事家和政治家的失败，也是由于“欲速则不达”。我们可以举个例子，譬如戊戌变法，看似容易，实际上太着急，结果变法失败。所以，无欲速实际上是政治家、军事家和我们大家在生活里都需要的一个品格。对于一个农业国家来讲，尤其在战争问题上一定要有持久战的思想。为什么呢？因为中原汉民族所要对付的主要是游牧民族。宋朝所要对付的辽国是契丹人，金国是女真人，而元朝是蒙古人，他们都是马背上的民族，善于速战速决，你要和他们速战速决的话一定败。可是你要固守的话，他善于野战而不善于攻城。为什么在秦始皇的时候修一座长城呢？因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当时无法对付那些匈奴族的南下胡人，修筑万里长城后，“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就能够做到保卫这片农业的土地，有一个相对的平稳。

我出个问题大家来看看：“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是孔子的文本。“岁寒，不知松柏之后凋。”这是我想的。“岁未寒，知松柏之后凋。”这个三个，孔子是赞成哪一个？这句话的原意是什么？评判一个人是否具有君子的人格，在天气寒冷的时候，我们看到松柏不凋零，这是一个现象。我们观察到了，这只能说是一个平常人；而当天气寒冷，我们都还没有观察到那些松柏的不凋零，这样的人，只能说他是一个愚昧的人，或被屏蔽的人；而当天气还没有寒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哪些人是有担当的，有君子的道义的人，这样的人是有眼光的人。

孔子的原意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古人没有标点符号，后面其实是个问号。难道要岁寒才知道松柏的后凋吗？为什么我会有这样一个判断，因为我要把这句话放到《子罕》这篇文章的语境里去。因为接着他又谈到《诗经》的“棠棣之花”。棠棣之花就是讲，我不是不想你，实在是离家太远了。孔子就问他，是你不愿意想，远有什么问题呢？他是连续地问几个问题，难道要到岁寒才知松柏之后凋吗？这样的人是个一般的认识，岁寒，而不知松柏之后凋，这个万木凋零了，只有它是绿的，他都没有看见，这个是蠢人。岁未寒，而知松柏之后凋，这是伯乐。因为伯乐曾经推荐九方皋给秦穆王，这是一个非常会相马的人，他相马的本事大极了，不问它是雌雄骊黄，他就能知道这个马好与不好。他是在其内而忘其外，得其精而忘其粗，一看就看到事物的本质，并没有让这个马在沙场上奔跑，可是他一看就知道这是千里马。伯乐称赞九方皋相马在他的本领之上，在没有发生什么大的事情的时候，他就能看出他能做什么。

前面孔子对子路的评价、对冉求的评价等，都已经看出来你能做什么，你可以做到什么。这个需要认识才能，譬如讲一个人在平时见小利就忘大义，你能希望他在国家为难的时候是个民族英雄吗？不可能的。平时能够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这样的人在紧要的时刻，在岁寒的时刻，也能表现出松柏的本质。

孔子希望知识分子平时能做到温、良、恭俭、让。性格暴戾的人很难与人交朋友，因为他们喜怒哀乐太形于色，不是中庸之道。“温”，具备了温和的本性，一个事物到前面，你不会喜形于色。“良”讲的是本质的问题，“敬人者，人恒敬之”，你不尊重别人，别人为什么尊重你？“让”的精神应该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上，一切的问题都是稍稍注意，就可以达到的。

孔子有一句名言，就是“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说的就是这个人很儒雅。这起源于《雍也》这篇文章。如果你的质朴胜了你的文采，你就会比较粗野；如果你的文采多过了你的本质纯良的东西，你就会非常刻板。这个“史”是讲的刻板，君子应该是什么呢？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你应该文和质都具备，而使它融汇之。日本人在分别的时候至少鞠躬十次以上。其实这种礼貌，本来都是从中国传出去的，所以现在他们还把鉴真和尚作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祭祀，鉴真的像现在还在日本招提寺，去拜他的人排的队伍长得不得了。就是这个鉴真，“温、良、恭、俭、让”和“恭、宽、信、慧、敏”，这五个字只有一个“恭”字是相同的。“良”可以说是“信”，这个人品格很好，可信，“温”可以对宽、宽厚，这个人一定比较温，“温、良、恭、俭、让”，就有三个字对上，“俭”和“让”大体上是讲的对外，“慧”和“敏”大体上是内在。因此“温、良、恭、俭、让”，主要是讲君子的外貌，“恭、宽、信、慧、敏”，大体上讲君子需要这样的内质，内质和外貌应该是一致的。刚毅木讷近仁，就是讲这个人非常刚毅。而说话不太流畅，木是讲他的形貌，可能表情不是很丰富，讷是讲他的语言不是非常流畅，表情不丰富，不意味着他思维不敏捷，再加上“刚毅”两个字，因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也是孔子讲的，一个有担当、任重而道远的人，必须有刚毅的性格，如果他再不是非常声张，表面上显得木而少言，这样的人比较接近这个“仁”字，还没有讲这就是仁，而近仁。“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是孔子对君子一个很高的要求。孔子非常不愿意死了以后而名不称。

在屈原的《离骚》里曾经讲过，“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这是屈原讲自己，最怕自己修名不立，修名是很高的名望。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立，这是孔子所要求一个君子的很高的标准。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说“立名者行之极也”，立名是一个君子行动到了最高度的时候，就是讲死了以后能立名，当然过去都是讲名利思想等，那还是小名小利。孔子讲的这个名是千秋的大名，要求君子能够做到这一点，君子他在生前就会竭尽自己所能真正成为一个能够有君子的操守、有君子的行为，而且有君子的贡献的人，这无疑对今天的青年人都有用处。

所谓君子的品格，对外是温良恭俭让，对内是恭宽信慧敏，有人担心要是把所有中国人都变成这样的君子的话，是不是会导致人的个性丧失，创新能力减弱呢？其实孔子是因材施教的，子路善于武，他认为他带兵可以，这就是他的个性；冉求善于经营，那就让他带一千户的老百姓去经营一块土地；漆雕开更有美德，叫他去做官，他说我从来没有想做过。孔子对漆雕开有相当好的评价，就是讲他能做官，而又谦慎到这个地步。孔子的因材施教就包含着对个性的张扬。而“温良恭俭让”仅仅是作为日常生活里，我们需要的君子之风。实际上有些人看起来有个性，实际上是集体无个性。比如，流氓大体上都认为自己有个性，可是他们集体无个性，就是他们的行为没有章法，都是损人利己的。孔子是一个教导人类心灵完善的人，整部《论语》里，没有谈一个画家、音乐家、作曲家，可是孔子所谈的心灵的完善对这些人各自领域里的成就，我想总会有好处。比如画家和音乐家，需要一个心灵的自在状态，属于不同个性的人所必备的，孔子谈的是君子必备的共性，而没有谈具体某一个行业的个性。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怎么解释呢？君子能够耐得住穷，能守得住穷，小人一到穷就会堕落，君子不会堕落。对今天来讲依然是非常现实的。我们不可能希求每个人一起步就非常辉煌，不具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经历很多的灾难和坎坷，成不了大气候。有大成就者有大坎坷，有小成就者有小坎坷，无成就者无坎坷。孔子这些教诲，并不因为时间和地点，而改变君子和小人的本性。我们这个时代很特殊，是大转型时代，每个人都好像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心理，都不甘寂寞，这是个好现象。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真是奇迹般地发展。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你不要小看这个，这个奇迹的出现和儒家的精神对整个民族的影响，都是有内在的联系的。

君子不应该是一个事实判断，我们说某人是君子，是一个价值判断，说某人具备更多的君子的品质。汪兆铭[2]是一个大汉奸，但是我们知道他在年轻的时候，也会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样一些刺杀摄政王的话。在那个时候我们会认为，他是一个君子，但当他的年龄较大一些之后，却做出了一些卖国的行为，我们又说他是一个小人。因为我们中国自古评价一个人是不是君子，一般是盖棺定论。但是如果我们说一个活着的人现在是一个君子，那么他以后也可能会变成小人。人不是恒居不变的，汪兆铭年轻的时候英勇，也有成就，可是抗日战争的时候，他有非常糟糕的行为，这是不可原谅的。从盖棺论定来讲，我们主要是以他一生的最重要的事迹来判断。我们无法控制这个社会中君子的成长或者小人的湮灭，任何时代都不可能，任何时代也不是通过一个政令就能消灭小人的，比如从今天开始，我们国家要消灭小人，都成君子国。那是乌托邦，实际上不会这样的。君子和小人永存，君子万岁，小人也万岁。

王阳明造像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小人在一个团体里同了，可是并不和；君子各有各的个性，儒家的派别和争论，是学术推进的一个必然，而且这种推进，对儒学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好处。在谈人性本身的问题上，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王阳明却说他们讲的是问题的两端，孟子从人性的发源处说起，而荀子谈到人性的末流，他说的也不算错。王阳明取了个折中的态度，就是这两者都可能是对的。而我认为，他们这场争论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推动了我们民族的思维。比如今天我认为，性善和性恶就是一个本然的存在，一个人有性善的一面，也有性恶的一面，君子尽可能使自己性恶的一面逐步消除，使性善的一面发扬。所以这两方理论，我们都是能够接受的。

我们今天更需要重视心灵问题

一个人有道德、有伦理，要注重礼仪、讲究上下尊卑，注重父母在家庭中的地位，难道今天不值得我们思考吗？我们今天也丧失了很多，在这些方面，东方的学问，尤其是儒学最主要的不是解决我们的科技问题。我们学《易经》《论语》等，目的是什么？是解决我们人类的心灵问题。今天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类的心灵问题。当物欲主义横流的时候，当人们忘记了与生俱来的良知的时候，就是良知泯灭的时候。良知泯灭，什么险恶可怕的情况都会发生。我想人类的心灵问题，永远是我们摆在全人类面前第一重要的课题。

天地有好生之德，它生下我们来，它给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心灵？它包藏着善的因子，也包藏着恶的因子。孔子讲，要把人类的善的因子充分地发挥出来；孟子进一步发展孔子的学说，讲不学而能的是良能，不虑而知的是良知，这个良知是与生俱来的。可是我要问问现在每个中国人，是不是能够吾日三省吾身，能够认真地检查自己？今天我的良知有没有受损？我的良知给我的绝对命令是什么？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的时候，我每次都捐了一千万，这一千万元钱都是自己一笔一笔地画出来的，这就是一个良知的绝对命令！

良知的绝对命令，是在我们的行动里要能够成人之美，要能够对别人友善、对家人友善。孔子为什么特别特别推崇周公？周公是武王的弟弟、文王的儿子。在孔子看来，他是一个心胸博大、毫无私欲的人。他和周武王同时打下天下，武王死了，他当时取而代之是很简单的事情。他对父亲周文王尽到孝，对周武王兄弟之情尽到悌，对自己的侄儿、周武王的儿子成王尽到爱护，他尊封其为国王，行君臣之礼。有一个人能像周公一样做到这一切吗？明成祖当然了不起，打到南京，建文帝没有了，当时他说我是要来做周公辅成王的，仅仅是现在成王没有了，干脆就做了皇帝了，这就是完全不同的性格。所以周公在孔子心里，是一个典范，就是没有私欲而能够真正使天下太平的一个人。可是到了春秋的时候，孔子感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过去做梦都可以梦见周公，现在衰老了，很久没有梦到周公，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慨叹。然而就是孔子有这样的思想，当时宋国都要派人来杀他。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就是这样的刺客，我也不怕他。

在这种境界上，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在险境之中能保持自己的尊严，然而孔子对天永远怀着最虔诚的敬仰之情。天到底是什么？“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句话怎么解释？他说天怎么讲？“四时行焉”，四时在自己转动；“万物生焉”，万物自在地生长着。天到底怎么解释啊？孔子在这里对天的叩问，没有给一个直接的回答，却使我想起了一百多年以后的庄子，他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像庄子那样反孔的人是很少的，可是最后他讲的话，还逃不出孔子这个大限，因为孔子讲的是一个非常诚实、非常贴近现实的话，是任何人不可以颠覆的。今天，有人能够向我解释一下，到底天是什么吗？二十世纪出现了很多大哲学家，譬如德国的海德格尔讲存在和时间，法国的萨特讲存在和虚无，其实他们都从东方的哲学得到了一些启示，尤其是海德格尔。我们现在讲天，是一个永恒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今天就是，科学头脑发达到了霍金这样的人，也无法得到一个完全满意的解答，霍金仅仅解释了天地产生的最可能的一个童话。我讲它是童话，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在科学实验室里证明他的大、爆炸理论。因此对天，孔子是存在着一种虔诚的敬意的，尤其在根本没有天体物理学的古代。在中国没有实际意义上的数学，西方的科学中国也是到很近世才有。

过去批评孔子，总是免不了提到他轻视女性，“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讲孔子是多么轻视女子，其实这里的女子讲的是后宫的嫔妃们。小人讲的是在他周围的一些佞臣。这些人物对政权是有腐蚀性的，魏忠贤就是一个例子，他因为天启皇帝对他重用，最后近之则不孙了。皇帝爱做木器，做了一个桌子。魏忠贤就说，真是巧夺天工，不得了，可是皇帝怎么能去做桌子呢。对不对，政务全部交给魏忠贤他们了，他当然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所以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帝国来讲，我们看历史上凡是破败的帝国，最后皇宫的嫔妃、内戚和宦官都是有野心的。这对中国历史最后的混乱起了极大的作用，这就是没有正位，也没有礼仪。

有人说孔子讲仁政治国之道，但他不懂军事，也很少谈及经济问题，所以中国历朝历代，包括独尊儒术的汉代，其实都是采用阳儒阴法的治国策略。这种概括的方法都不是很准确，因为孔子并不是完全轻视法，他仅仅讲三皇五帝或者到周文王的时候，他们当时有法而不用，他是希望有法的。没有犯法的人，就要按照孔子说的，在心灵上有所修为，使人们知道犯法的可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这样的话，整个社会就会完善。我曾经讲过，中国的学问是有缺陷的，普天之下没有完全无缺陷的学问。如果听到范曾在这讲孔子这么好，为什么法国不以孔子的学说为指导？各个民族有各个民族的历史，孔子学说的精华部分当然是很好的，可是他对法的部分有略略忽视的现象，是表现在他对人心理阐述，几乎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而谈到法的时候，他是非常有分寸的，就是我们不要齐之以刑，“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人民是可以不犯法，可是他无耻。儒家的学说，是希望通过每个社会个体的完善，达到社会整体的完善。而西方法制的思维，是从整体的社会到个体。

西方一些研究国际关系学的专家说，如果想让世界没有战争、永远和平，需要两种思想，一种是大乘佛教，一种是孔孟之道。大乘佛教和孔孟之道无疑属于全人类，而不属于中国，今天在印度已经没有佛教，都是婆罗门教，也就是印度教。印度教要所有的信徒都承认社会的不合理，承认社会的不公允，所以在印度很少有反抗。而佛教和儒教不是要维持这种社会不公允，而它是希望建立一个大同世界，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能够做到世界大同的理想，当然这个理想现在还比较遥远。西方的思维成果有很多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我发现，西方很多大哲的思维到了极致的时候，和中国的大哲不谋而合。我们不要认为，中西方有什么敌对的学术的问题。无论是理性思维也好，归纳思维也好，都可能和宇宙的终极存在状态相吻合，它一定是符合人类命运的。

孝道面面观

本节讲孔子的操行。

我要谈孔子在《论语》《孔子家语》《孔子世家》和《礼记》里普遍存在的一个词，叫“君子”。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曾经谈到过“君子”，他说：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

这段话是说，一个人能够自修其身，这是有智慧的凭证。能够关爱别人，乐于施舍，这是行仁德的开始。取和予是否得当，是衡量义与不义的标志。看一个人对耻辱采取什么态度，就可以决断他是否勇敢。建立好的名声，是德行的最高准则。君子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包含了他对仁义礼智信各个方面的要求。贤者，我们可以举孔子的门生七十二贤人。贤人就是君子里边的佼佼者、亚圣。在七十二贤人里，我想只有一个人够得上“亚圣”，就是颜回。孔子认为以颜回的才能和品格可以做到宰相之位。至圣先师孔子之后，孟子被称为“亚圣”。我还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南宋时候的朱熹，从孔子到今天我们要算一下，儒家学者最大的就是朱熹。因为从汉儒毛亨、郑玄以后，能够全面解释儒家经典，又那么细致精到的，我想没有第二人，而且他有所发展。还有一个是明朝的王阳明，王阳明在儒学的基础上，又吸收了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使中国的哲学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儒家的学说里最重要的一条孝道是，万千经典孝为先。而且在朱熹定的十三经《诗》《书》《易》《礼记》《周礼》《仪礼》《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梁传》《孝经》《尔雅》《论语》《孟子》中，《孝经》也被采纳了进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因为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只有两个最挂念你的人，就是父亲和母亲，当然结婚以后可能再加上配偶。如果一个人没有以孝当作做人的根本，他的所有激昂慷慨的举止、爱国爱民、舍身忘我的举止都是笑话。你的血肉之躯是你的父母给你的，当你每年在的生日和朋友碰杯喝酒的时候，这一天是什么？是你母亲的受难日。你应该在欢庆中，怀着一种对母亲的悲怆的怀念。如果一个人没有这样的思想，我想他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

春秋战国之世，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你到哪儿去，父母都不会放心。所以孔子讲：“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出游，必然有一个方位，因为当时的通讯没有现在这样发达。我讲一个神话故事给你们听。《搜神记》中有一个故事，讲的是孔子带曾参到楚国，曾子忽然心疼，恍惚在自己的心里感到母亲有什么问题，他就向孔子告假回去看一下母亲，然后再回来。结果回到家里，母亲讲：“每当我想你的时候，就咬自己的指头。”母亲咬的是自己的指头，却疼在万里之外的儿子曾参心里。当然，这个有点儿神秘，可是我愿意相信它是真的。孔子就讲，曾参之孝绵延万里。曾参可以说是孔子的几个卓越的大弟子之一。

孝道作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们用来构建伦理体系和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当然与最开始孔子提出的这个概念，已经发生一定的背离了，但是，孝文化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跟政治的推力是有很大关系的。中国古代有许多关于孝子的故事，比如说王祥卧冰、陆游为孝休妻的故事。当孝顺需要牺牲自己的健康或违背内心的时候，这和孔子所讲的孝其实已经不一样了。孔子讲孝道是非常有分寸的，是讲一些对父母年龄老迈、岁月流逝的关爱。他没有叫人们做《二十四孝》上面的一些极端化的事情。你说卧冰取条鱼，也许你冻死在那儿，父母更痛苦，这种都是夸大化了的说辞。这就使人感到好像离做得到比较远，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确孝道也曾经产生过一些悲剧，譬如陆游和唐琬的爱情，就是因为陆游的母亲不喜欢唐琬。而陆游和唐琬的感情很好，“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爱情。一件事情，总有一些负面的东西，甚至于扩而大之，到一个政治上也可能因为某些后宫的嫔妃或者皇后利用了孝道而篡夺政权，像武则天当时就是利用了孝道，把章怀太子、懿德太子、永泰公主杀掉，并得到政权，把李唐改成周。吕后和西太后也是这样。孝有各个领域的，属于平民领域的孝功利性就更少，政治的那种血腥味也更少，更符合人的本真之性。离开了本真之性而掺和了很多政治内容的时候，这个孝的本性也会扭曲这个也是有它的另一面，这也不能否认，因为天下没有一个非常绝对完满的事情。

国学教育

家庭教育怎么能够跟国学结合起来？这是一个社会工程，需要社会上一些真的懂国学的人，组成一个比较权威的大中小学课本的编纂队伍。因为这些人都深知，国学哪些部分是重要的，哪些部分是必须记住的，这个课本从小学就开始，中学有中学的课本，大学有大学的课本。当然，国学课不要成为儒学课，因为国学的范围比较广，而且中国的各家都有非常独特的思考，儒、法、名、墨、道、纵横，阴阳、农家、杂家，各家纷呈。佛教也是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这些东西都要被纳入国学的课本中。

在家庭教育中，有人说拿国学的一些东西来教育孩子的话，会受到年轻人的抵触。其实不会，国学的内容很生动，我们要在学校里建立一种鼓励的制度，让孩子一开始就对国学有一种欣喜感，这是一个诱导，而不是强加。课本要编写得很生动，以孩子容易接受的方式传授，而不是逼迫和强制。上有倡之者，下必甚焉，你上边一提倡了，下边做的会更有意思。教师和父母一鼓励，那些孩子就会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大家就互相争着要背要念，要多学。

有些搞国学的人，开个学校叫小孩开始从《四书》《五经》背起。他们脑筋虽然有，可是他们没有环境背景，因为时代不同了，学《四书》《五经》不能采取过去的方法。你不能采取过去科举考试时那种背《四书》《五经》的方法，因为很多也是没有用的。我认为，要让现在的孩子像王阳明讲的那样，心灵活泼。王阳明在《传习录》里讲，其实功课主要有三门：第一门是音乐课，使儿童心灵活泼。我们现在有电视课、话剧排练课、舞蹈课等，这些都算音乐课。第二门是礼仪课，学礼貌，学怎么尊敬他人，学一些生活上的习惯。其实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在世界上评价不高，尤其是旅游团到世界各地去，排行榜都在后面。我们要从小培养小孩的自爱之心，这个属于礼仪课。第三门就是各种学科。王阳明是一个大学者和教育家，他强调一个活泼的心灵，一个心灵不活泼的人不可能真正成就一番事业，也不可能成为一个艺术家、学者。

在现在这个社会，现实比理想残酷，面包比梦想重要。作为年轻人，该怎样生活？孔子的建议是“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在我曾经教的学生里，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画画得非常好，结果我非常重点地培养他，希望他成为一个高手。结果后来他为了获取利益造我的假画。这个事情当时对我的刺激非常大。我曾经讲过，一个成熟的男子，一辈子只许哭两次，国之将亡可以痛哭于九庙之外，母亲将死可以痛哭于床帏之前，其他事情不要哭。可是那次，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人家都走了，我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在这样的时代，照样有心灵的高贵和污浊，这两个是不同的。如果自己钟爱的学生背信弃义，做最低俗的事情，他的导师的悲痛是难以言喻的。我想我们今天所谈的儒学，主要是在人格上、心灵上和品质上的问题，也包含对利的态度问题，巧言令色、说谎都是不可以的。这些东西对待我们今天的从商者，不是没有益的。

我曾经对社会呼唤过，不要在媒体上强调“八零后”、“九零后”这样的词，因为缺乏科学性。人不因为生的年月而决定他的性格，而且最容易使一批青年的群体有一种特殊化，就是讲我“八零后”可以如此，我“九零后”可以如此。我想，对于一个优秀的青年人来讲，他也不会这样。很多最感动人的事迹生在“八零后”、“九零后”的孩子身上。汶川地震时不惜自己的生命，去为国殉职的，很多是“八零后”、“九零后”的人，这是令我感动的。所以对这个时间的界定问题，以后是不是可以不要再提。在一个物欲主导的时代，我们一定要有在风云中立定精神的一种自觉性，有了这样的自觉性，你才有行为的主动性，你应该向真正有为之士学习。学习他们那种在非常艰难的困境之中，如何自处。譬如讲孔子在陈国、蔡国、郑国和魏国受到的侮辱、驱赶和饥饿。他们怎么能够成为今天这么伟大的人？我也可以告诉你，我在青年时代没有真正地享受过人生，我讲的享受人生指的是物质上的。一直到今天，我仍然五点多钟起床，这个规律是铁定的。我吃饭非常简单，大概每次吃饭不会超过十分钟。记得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中讲，“清贫不仅是思想的导师，也是风格的导师，它使精神和肉体都知道，什么叫淡泊”。淡泊两个字能够鼓励我们所有的人，藐视那些有钱的、张扬的或者是炫耀财富的人，我们可以居高临下地看他，因为我们站在心灵的高度。

格物致知，心正意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宋明理学家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格物致知实际上是朱熹的理学。可到王阳明的时候，他是致知格物，这是他们两个大哲学家的区别。朱熹当时和陆九渊在鹅湖辩论的时候，朱熹也是谈格物致知，而陆九渊谈的是重感悟的，是要致知而格物。致知是什么呢？就是致良知，就是你要发现内心的良知。这个良知是本然的存在，有了良知再去格物会不一样。明朝的王阳明也想格物致知，对着竹子想，格了一个礼拜，格出病来了。格就是探求，探求这个竹子，结果格竹失败了。他后来就不这样了，他就想到还是致知要在格物之前。拿画家来说，我想我们光有绘画理论，光有致良知不一定能画出了不起的作品，这和思想家对问题的认识过程还有区别，因为绘画、音乐等对技术性的要求很强。对一个钢琴家来说，一个乐曲不弹到一万次以上，他不可能在抚摸琴键以后，不假思索就弹出优美的音乐来。画家也一样，如果他的绘画技巧还没有过关，就想做个大师，我想是做不到的。

苏格拉底和孔子不是同一时期的人。孔子大概在公元前479年去世，公元前469年，苏格拉底诞生，也就是孔子离世以后十年，苏格拉底才诞生。苏格拉底可以说是西方思想的开启者，他曾经说过，我们要迎接一个新思想的助产婆。他希望思想能够更新，希望新的思想能产生。当时他的处境非常艰难，因为雅典的当权者不欣赏他，最后把他关进监牢，当时他有很大的可能逃出去，可是他拒绝了。他说，如果我离开了雅典，我就不存在了。虽然当时雅典的法律对他已经很不公正，判处他死刑，可是他说，既然在雅典，我就要依照雅典的法律。这种思维方式和东方的思维有些不一样，它就是一个法治观念。在公元前400多年的时候，已是一个非常清醒的理念。他的学生里有很多优秀的人，像柏拉图。柏拉图在思想方法上又更近了一步，在苏格拉底重视逻辑演绎的前提下，他提出了一个逻辑的问题。其实苏格拉底当时已经在辩论，灵魂到底存在与否。他不是像孔子讲的“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一句话就很快解决了。他的学生进一步继承了他的思想，柏拉图想出一个永恒理念，人类的不朽生命，对永恒理念需要回忆。为什么需要回忆呢？这个是你本来已有的，你忘记了，需要回忆。这个回忆需要一个方法，就是逻辑。苏格拉底影响了柏拉图，柏拉图提出了命题，他没有完成，到了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完成了逻辑学、形而上学。这个过程，在中国从孔子到子思到孟子，都不在解决这方面逻辑推演的问题，而是在感悟、归纳的思维方式上发展他们的理论。所以这两大思想流派、这些人可以说是伟大的代表者。

这对我们现代的高等学校教育有什么启示呢？我就是用这样的教学方法。我教我的博士生基本上是采取散步、谈话和提问的方式。其实我和学生做的对联已经数千副了，他们现在都在整理。我每讲对联，就要给他们讲，中国的诗的要求，哪些是错误的，哪些是正确的，虚词怎么对虚词，动词怎么对动词，联绵词怎么对联绵词。这个教学方法我觉得很符合当时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教学方法，因人而异，有的人喜欢这样，有的人不喜欢这样。

那么，孔子怎么没有像释迦牟尼那样形成一种宗教？过去也有称儒学为“儒教”的，但仅仅是一个称谓，却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入教典礼和其他仪式。实际上，它的影响力对中国之大不亚于佛教。宗教本身有很多宗教的规矩。儒家的思想里，因材施教、因人而异，它不希望每个人都成为同一个类型，而是希望发挥每个人独具的才能，所以孔子能够因材施教，佛教就很难讲。我怎样来因材施教，这个禅宗顿悟和个人顿悟的方式不一样，可是教育方法是一样的。一声棒喝，敲你一下头，你就能够醍醐灌顶了，其实我想不太容易做到。

《孔子大典祭文》

下面我给大家讲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我写的。2009年，在山东曲阜举行了一次规模隆重的孔子祭祀大典，由山东省的省长亲自朗诵我这篇祭文。这篇祭文其实文字不多，可是我想大家可以通过这段文字，了解我对孔子的概括的认识：

周室颓隳，礼乐废弛，九州失驭。战伐出于诸侯，列国窥窃神器。春秋之末，仲尼起于陬邑，感万方之多难，乃驰驱以宣教。冀辅弼于乱世，欲敦厉于黎庶。然则宫寝邃远，王者不悟。有楚狂接舆歌而过之，痛詈凤德之衰，切悲庙堂之殆。往者不谏，来者可追，孔子乃归鲁，不复出游。述而不作，非谓徒托空言，追往事，思来者，悬明镜而作《春秋》，立极则以昭万代。凤鸟不至，河图不出，忧古道之不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伤往哲之益远也。遂力倡仁恕中和之道，克己复礼之德。播雨杏坛，天下士赴之如万类之附麟凤。若颜渊、子路、公冶长、有子、子张、子贡、曾子七十二贤列坐其次，三千学子，相望于道。仲尼自云：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乃谆谆以告诸君子，知任重而道远，期弘毅以自励。世幽昧而炫耀，独好古而敏求。视富贵如浮云，思贤若渴，闻义即徙。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夫子者，其集微子、箕子、比干之懿德嘉行于一身者也。世人以夫子为木铎，非无由也。颜渊喟然而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是高弟子之敬仰，亦足为万代所共祀者也。荆玉含宝，幽兰怀馨，此孔学之无尽藏也。延越百余岁，孟子起于邹而倡义，与孔子之倡仁相辅佐。又越三百载，汉武独崇儒术，乃有毛亨、郑玄之辈为之诠，董仲舒之属演其说。再越千二百年，南宋理宗朝濂、洛、关、闽之学，勉心景迹，遂成大观，共祭诸孔庙。更越千载，日月虽迈，诵说犹馨，百川竞乎孔子之门庭，孔学之克守，于今愈盛。孔子学院，遍列全球，蔚为人类文化之奇观。

世变事异，而孔学不衰者，以“仁者爱人”、“先欲达人”为黾勉天下之襟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厚望瀛海以高节。唯和衷以共济，讲信而修睦。此足称万国邦交之极则，亦各族和谐之宏观。遗训虽远，践行在迩，岁寒松柏，历千万龄而不凋，其非孔子博怀之远猷，而周赡之大略欤？

巍巍陵寝，郁郁巨柏，云霄万古，黛色参天。仰瞻烟霞，伏增肃敬，焚香再拜，赋以永祷。

范曾撰文并书丹，岁在己丑秋

“周室颓隳，礼乐废弛，九州失驭。”这十二个字，讲了几百年历史。周代朝政清明，也太平安稳了很长的时间，可是到了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从镐京迁到洛邑（今洛阳）以后，实际上当时周朝中央集权的势力在渐渐削弱。当时的诸侯最有名的，有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齐桓公，还有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群雄并起。他们也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方法，就是这个时期归哪个公来领导。譬如这个时期归齐桓公，这个时期归楚庄王，这个时期归晋文公等，就像现在欧共体轮流坐庄一样。可是一有了权力，一有了土地，一有了人民，心就渐渐地浮躁，就有囊括四海之意了。

贾谊的《过秦论》中写道，“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当时像秦国这样的国家，势力很大，战争不绝，都是一些虎狼之师。而到了战国之世，各国的公子又纷纷起来了。当时魏有信陵，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齐有孟尝。这几大公子，都是每天养几千食客、几千门客，都希望扩张自己的力量。当时周天子形同虚设，再也不能号令各诸侯的军队，因此战伐出于诸侯，不出于天子。当时周天子已经没有这个权力，因此他们的战伐不停。孔子在世的时候就看到，郑国和燕国的战争、晋国和楚国的战争、齐国和鲁国的战争，还有时间最长的吴越之争。孔子去世以后六年，即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在卧薪尝胆之后，终于报了一箭之仇，打败了吴国。你想孔子在世的时候，是多么混乱的一个时代。因此我接下来讲“战伐出于诸侯，列国窥窃神器”。这个神器是什么？就是鼎。如果一个人能有九个鼎的话，就是天子，底下有七个鼎的，有五个鼎的，有三个鼎的。诸侯大夫都不能随便的，而能够称得上国家的神器的，就是九个鼎，九鼎就是社稷的一个象征。

“春秋之末，仲尼起于陬邑，感万方之多难，乃驰驱以宣教。”陬邑就是今天的曲阜，孔子诞生了。他长大以后在鲁国做官，最后做到大司寇。当时他的一些政治理想不能受到重视，所以他就离开了朝政，自己到列国游说。他曾经到过宋国、卫国、陈国、蔡国、楚国和齐国，宣传统一政权、维持社会安定的重要性。他希望恢复周初的礼，修订《周礼》《仪礼》《礼记》，这个三礼都是孔子介入过，并由孔子的弟子们完成的。我想他的目的是要回归到他所认为的太平盛世，而不是春秋的乱世。在那种乱世之下，像孔子这样的思想，要能够很快为人们接受，是很不容易的。他“冀辅弼于乱世，欲敦厉于黎庶”，希望对这个乱世有所帮助，对老百姓能够有所激励。“然则宫寝邃远，王者不悟。”宫寝邃远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些皇帝深藏在宫里，宫是见大臣的地方，寝是睡觉的地方，他深藏宫寝里面很远。过去屈原总想帮助楚怀王和顷襄王，在《离骚》上有这样的句子，“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已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他又感到宫寝非常邃远，王者不能觉醒，孔子也同样了遇到这样的问题。“有楚狂接舆歌而过之，痛詈凤德之衰，切悲庙堂之殆。”因为周代是凤鸣于岐山而起来的，凤是周代的一个象征，凤德很衰败，庙堂很危险。过去的庙堂是中央政权所在地。范仲淹曾讲过，“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楚狂接舆对孔子说，“往者不谏，来者可追”。他说你过去做的就算了，今后有时间你还做其他的事情吧。这个已而，已而，指的是“算了吧，算了吧”，你再也不要去游说了，今天从政的人都非常危险了。“孔子乃归鲁，不复出游。述而不作，非谓徒托空言，追往事，思来者，悬明镜而作《春秋》，立极则以昭万代。”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创作《春秋》，《春秋》是部纪年的历史，他希望通过《春秋》这本书，来宣扬正义，宣扬君子仁人，揭发奸佞，把小人嘴脸暴露。所以《春秋》立的是一个极高的法制，希望来昭示千秋万代。

“凤鸟不至，河图不出，忧古道之不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伤往哲之益远也。”在《论语》中讲，凤鸟不至，河图不出，吾已矣夫，我完了。有时候孔子也有失望的时候，他说“甚矣吾衰也”，我年龄很衰老了，为什么这么久连做梦都见不到周公了。孔子有他的悲剧，他的理想得不到实现。河图不出、周公不见，他觉得失去了依靠，可是并没有甘心，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遂力倡仁恕中和之道，克己复礼之德。播雨杏坛，天下士赴之如万类之附麟凤。”中和之道，是中国中庸思想的一个典型的词。而“仁恕”这个词包含了更广大的内容，它包含了道德的、伦理的、政治的、生活的一切细节。“仁”是孔子的思想的一个徽号，“恕”是孔子为人处世的态度，“中和”是孔子为人处世的方法，也包含了他的表现。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讲对于自己要永远有一种约束。

而要恢复周初的礼，克己复礼是孔子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孔子讲课的地方叫杏坛。我想周围有树木，他在杏坛讲学，也许像古希腊的一些哲人在树林里漫步谈话，有时候坐下来休息。杏坛讲学不是一种课堂的讲课方法，而且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大厅给孔子讲学布道。在大自然里讲课，在杏坛讲学，我想这是孔子当时的一个状态。“天下士赴之如万类之附麟凤”，麒麟一出，走兽都跟着它；凤凰一出，百鸟跟着它。有凤来仪，百鸟朝凤，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若颜渊、子路、公冶长、有子、子张、子贡、曾子七十二贤列坐其次，三千学子，相望于道。”他的弟子在当时有很多。孔子当时就是一个有名的教师，所以一般人称他“夫子”，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前也这样称一些老学者。“老夫子”也就是老师的意思。孔子在春秋的时候虽然周游列国，我想当时又没有传媒，又没有电讯，这个影响所及也是有限的，孔子的影响力是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地扩大，而他的地位通过他的名声也是不断地提高，从文宣王到至圣先师，到至圣先师文宣王，一级一级地提高他的谥号，说明孔子在中国的影响力不断加大。

“仲尼自云：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本来他的祖上是宋国的贵族，可是到孔子以后地位比较低了，他说我什么低下的工作都可以做。“乃谆谆以告诸君子，知任重而道远，期弘毅以自励。”他告诉诸君子，你们要知道，任重道远。所以孔子在《论语》里讲，“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他以此鼓励自己。“世幽昧而炫耀，独好古而敏求。视富贵如浮云，思贤若渴，闻义即徙。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夫子者，其集微子、箕子、比干之懿德嘉行于一身者也。”讲到微子、箕子、比干，孔子非常欣赏这几个人。可是，另外几个人，比如伯夷、叔齐，他说这些人，我可以识他，也可以不识他，因为这些人，是知其不可而不为，不失为一个贤者，可是孔子所需要的仁人，是需要能够兼济天下的人，他说，像伯夷、叔齐这样的人的确很清高。孔子知道这两个人很不错，可是我可与不可之间，就是讲我不一定如此，世界上老是那样的幽昧没有光明，没有光明他还要炫耀，而孔子独好古而敏求，他从古人的义行嘉德里面，来寻找、来追求，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世人以夫子为木铎，非无由也。”《论语》里讲，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就是要敲响一个警世钟，像孔子这样的人，当时能起木铎的作用，我曾经写过一副对联：

舒啸犹慷慨，听八表宫商，谁唤醒三千世界，

蛰居漫凄惶，看群山碧翠，待勾留一叶春光。

这副对联的意思就是，我要听到真正的济世的钟声，我要希望祖国兴旺发达，可是我自己一定是索求甚微，只要留下一叶春光，就能使我很温暖。

“颜渊喟然而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孔子的思想是多么的高深，我想钻进去，钻进去又是多么的坚深，我看看好像它在前面了，忽然再看它原来在后面。这是孔子的高徒对他的一种敬仰。孔子之所以到今天还被人们这样敬仰，一定是因为孔子的思想和理论，曾经滋养过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灵。“荆玉含宝，幽兰怀馨，此孔学之无尽藏也。”孔子的学问，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因为他所谈到的，哪怕是只言片语，我们都可以生发出很多的想法。而这种想法又经过历代的大儒进行了丰富，显然他的根和源还在孔子。“延越百余岁，孟子起于邹而倡义，与孔子之倡仁相辅佐。”仁和义互为表里。

仁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伦理准则，而义就更有达到仁的途径。“又越三百载，汉武独崇儒术”，汉武帝的时候，董仲舒提出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不好，独尊儒术确是好事。罢黜百家为什么不好，因为其他的就不受重视了。其实中国很多的思想，不能够独崇于一家，宛如我们今天孔子学院，虽然是一个孔子学院，我建议它所负担的使命，乃是国学院的使命。其实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也不完全是独尊儒术，他这里面也吸收了很多阴阳五行之说，尤其汉武帝，他还是需要加强他的法制，所以独尊儒术是一个口头上的说法。这个罢黜百家，并没有完全罢黜。“乃有毛亨、郑玄之辈为之诠，董仲舒之属演其说。”毛亨、郑玄都是汉代的大儒。他们当时接近孔子的时间还比较近，对当时的语言还了解得比较清楚。最初毛亨、郑玄的注本，今天还是朱熹后来之所有注，他也是非常尊重毛亨和郑玄的。“再越千二百年，南宋理宗朝濂、洛、关、闽之学，勉心景迹，遂成大观，共祭诸孔庙。”濂就是以濂溪先生周敦颐为首的学派。他是宋朝的大理学家，大家可能对这个名字不熟，可是对他的文章都会很熟，“出淤泥而不染”就是他的《爱莲说》中的名句。洛是以河南的“二程”程颢和程颐为首的学派。关是以张载为首的学派，张载有《理窟》等文章。濂、洛、关都是北宋的大理学家。闽是以朱熹为首的学派。朱熹是南宋的，可是濂、洛、关、闽进驻孔庙是在南宋理宗朝。

“更越千载，日月虽迈，诵说犹馨，百川竞乎孔子之门庭，孔学之克守，于今愈盛。孔子学院，遍列全球，蔚为人类文化之奇观。”为什么蔚为人类文化之奇观呢？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外国人办孔子学院的先例。在孔子学院里，现在还进行不到我给你们讲的这个深度，先学汉语，上识字班，这个过程就不简单，至少得叫他们深刻地认识两千个汉字，然后再跟他们讲孔子。现在要叫西方人了解中国人，有个相当的难度，孔子学院热热闹闹是可以，深入进去不是那么容易的。

“世变事异，而孔学不衰者，以‘仁者爱人’‘先欲达人’为黾勉天下之襟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厚望瀛海以高节。唯和衷以共济，讲信而修睦。”真的要拿出心来对待，互相帮助，要讲信用、修和睦。“此足称万国邦交之极则，亦各族和谐之宏规。遗训虽远，践行在迩，”孔子的遗训离我们很谣远，可是践行孔子的理论去却离我们很近。“岁寒松柏，历千万龄而不凋，其非孔子博怀之远猷，而周赡之大略欤？”这个难道不是孔子博大的怀抱和高瞻远瞩的一种抱负吗？这难道不是他的一个宏大的策略吗？“巍巍陵寝，郁郁巨柏，云霄万古，黛色参天。仰瞻烟霞，伏增肃敬，焚香再拜，赋以永祷。范曾撰文并书丹，岁在己丑秋。”

就像我们听古典主义音乐一样，你不一定知道贝多芬写的《第九交响乐》是干什么的，也不一定知道他的《英雄交响乐》是送给谁的，可是它有一种气氛，这个气氛先使你一惊，你就会产生一种赞叹。孔子在乱世能够知其不可而为之，坚守道德理性、仁恕中和之道，他的克己复礼之道，能够使人更完善。

子贡勤农

孔子比较注重道德、注重心灵，而不是那么注重法制。任何一个主义、任何一个学派学说，都不是完美的。对于治理社会都不能求其全美，所以我们在学国学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所有的学说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都有其独特的主张和角度。

孔子希望缔造一个有秩序的大环境，这是为一个民族和国家发展所必需的。他要求君子能够提高自己的内美修能，终极目标是达到利他。君子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和仪表，能够使我们在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感到这个民族的确伟大，如果从每个人做起的话，才可能实现。

我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讲孔子以及他的学说。在结尾的时候，我想总结一下。孔子的整个人生经历，可以用这样几个词来描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样一个人，历史注定要降大任于他，从而建立他仁政的理想社会和仁人的理想人格，这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历史使命。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呢？实际上是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生态度。“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那么，他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实现呢？用的是周游列国教育弟子、整理典籍的方式来进行。孔子最推崇的人是君子，孔子的教育思想是有教无类。这对今天的教育制度来说，具有非常大的启发性。孔子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哲学家，他一生所要进行的使命其实用一句话就能概括，那就是要建立一个社会秩序或者道德秩序。显然，这件事情在他生前的春秋时代没有完成，但是在他身后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面已经完成了。虽然孔子学说几经沉浮，但始终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历史的趋势仍然不可阻挡，尤其在今天中国全方位融入世界这样一个过程里面，孔子学院遍布全球，历史给予孔子的高度到了最高点。

[1] 徐特立（1877-1968），中国革命家和教育家。——编者注

[2] 汪兆铭（1883~1944），字季新，号精卫，历史上多以“汪精卫”称呼。——编者注

第七课 孟子：提倡仁政的王者师

在下面这幅画（配范曾画的孟子性善图）中，我画的是孟子和蔼地看着一个小孩，而小孩很和蔼地看着和平鸽。通过孟子慈悲的眼神，我们能看到小孩具有不学而能的良能、不虑而知的良知。这种良知和良能，是本性所具有的。有小孩的人会发现一个普遍的特点，小孩对小动物都特别爱护。这种爱护之心从哪儿来的？大人没有教他，这就是一种天性。而这种与生俱来的东西，正是孟子谈良知良能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记住孟子的形象，实际上他有一个很慈悲的眼神。

孔子与孟子的不同

我们先来看一副对联：

无穷世事寻安宅

一往前程指大衢

上联写的是孔子，下联写的是孟子。为什么叫“无穷世事寻安宅”？我们每天面对的，是无穷的事情，因此人们的心灵容易焦躁。这时候，需要有一个安顿心灵的宅子，这个宅子就是孔子的“仁”。“安宅”是孟子提出的。他说，孔子的“仁”是一个“安宅”。而孟子谈义，它是大道，我用的是“大衢”。孟子的“义”指向“仁”那条道路。我在讲孔子的时候，讲到仁的内涵、仁人、君子等方面，孔子学说的标志是仁。孟子把孔子的仁进一步发挥到仁政。孔子在春秋之世，曾经到过郑国、卫国、蔡国、楚国、齐国和鲁国，他到处碰壁，认为自己累累如丧家之犬。一百年以后，孟子的遭遇又如何呢？

孟子的遭遇比孔子好一点儿，当时齐宣王曾经命他为客卿，客卿是在朝廷里很大的命官，可是齐宣王认为他的话有点儿迂阔、就是死脑袋瓜、一根儿筋，认为他讲的仁义对实际的斗争没有什么作用。梁惠王对孟子也相当尊重，可是答应他的事情没有结果，因此后来孟子也到周围的邹国、宋国等一些小国去，可是也没有什么结果。当时孟子深深地认识到，在战国的乱世，帝王关心的是合纵连横之说，而不关心实施仁政。譬如秦国希望合纵，齐国等国希望能连横，而齐国又处在什么位置呢？它可以连横，也可以合纵，连横就要和楚国结盟，合纵就要和秦国结盟，当时最大的形势是，秦国胜了，秦国就称帝；楚国胜了，楚国就称王；而齐国是举足轻重的砝码。这些国家合纵连横，哪还能顾得上施仁政？因此当时孟子悲叹，杯水不足以救车薪。一杯水能救得了一车着火的柴草吗？这是当时孟子的悲叹。

孔子讲“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讲杯水车薪，感到自己对纷乱的世事无能为力。可是你要知道，孔子和孟子都是有内心尊严之持守的人，他们都是为了仁和义而殉身的人，所以当时孔子说“杀身以成仁”，孟子说“舍身以取义”。孔子的杀身以成仁是一次性地走进仁人的殿堂，他教人从烦乱的世事里抽身出来，寻到心灵安顿之所。而在孟子的书中，你可以自己找到一条实现仁的道路。有人说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孔子是知，而孟子是行，这个有点儿意思，可是你要知道，根据明代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知就是行，行也就是知，当你行的一开始就是知的表现，当你知的时候行也就开始了，譬如讲想孝顺父母，有了这颗心，你的孝顺已经开始了。所以，你知道了仁，你的义也就开始了。道路和居停，它们没有本质的区别。可是孔子所讲的仁的概念的树立，是一个历史性的意义，而孟子的义是仁在社会上的实现。孔子和孟子的不同在于，孟子更多的是讲施行仁政的一些方法，他把孔子仁的观念发展为仁政的学说。

到了战国以后，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个“思孟学派”，就是子思和孟子的学派，他们两个人并称为“述圣”。大家应该看到，它是弘扬孔子的思想，继续讲述圣人之说。孔子于公元前479年去世，一百年以后，孟子诞生了。公元前372年，已是战国中后期了，他没有机会见到孔子，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他非常崇拜孔子，孔子的孙子子思，就是孔伋的学生、门人就把子思的学问传给孟子，孟子等于是隔世又隔世才接上孔子之学，说明这个传承是从孔子到子思、子思的门人再到孟子的。

子思在中国的哲学史上有一个巨大的贡献，就是首先创立了“天人合一”的命题。虽然孔子曾经也讲过天的问题，也崇拜天，可这是战国到汉的儒生伪作的。孔子在《十翼》里面讲，“天垂象，圣人则之”，到了他的孙子子思的时候提出了“天人合一”思想。子思还有一个重要的学说标志，就是提出“诚”：“诚者物之终始”，事物的发展或者万物的生长和消灭，一以贯之地有一个“诚”。这个我们要好好地想一想，诚怎么会是物之终始？如果天地万物对天不诚的话，会有好的结果吗？物之终始就谈到你生发的全过程，你要诚，人要对天诚，要对人诚，要对社会诚。如果这个诚字，能够成为我们整个社会信奉的一个字，一个人能够诚，他大体上就不会做坏事。一个不诚的人，你千万不要和他交往，因为你不知道他哪一句话是真的，哪一句话是假的。所以子思认为，“诚”甚至可以说是世界的本源，因为有了诚才有世界，才有万物。“不诚无物”，不诚，物是不存在的，一个物能够存在于天地之间，它所依据的是“诚”。这个“诚”包含了对生命和一个人品格的根本要求。

孟子在世的时候，秦国的国君是秦孝公。秦孝公是当时潜伏着的一个最大的力量，他是一个野心家。当时是商君佐之，秦孝公的时候有商鞅，商鞅和孟子不太一样，他完全是为了建立大秦国，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帮助秦孝公立法，所以法制在秦国非常严明，势力最大。孟子在秦国这些国家中，能做到像商鞅这样吗？从性格上来讲，他和孔子有相似之处，务虚的多，务实的少，所以皇帝认为他迂阔，可是他讲的道理，却是商鞅讲不出来的，尤其是人类心灵完善的问题。法家和儒家的一些区别，我们可以大体想一想。商鞅以后，李斯、韩非这些人都是法家，而且都是稷下学宫的荀子的学生。所谓稷下学宫在中国的法学史上，荀子有巨大的贡献。虽然李斯和韩非做荀子的学生的时候，荀子已经不在齐国了，他到楚国去，楚国国王封了他“兰陵侯”，他就在那儿培养了两个得意的门徒。所以从荀子来看，他认为子思和孟子是有问题的，荀子的书里有一篇文章，叫“非十二子”，就是对子思、孟子都有批评，我想他的批评主要是讲，你没有做到内立法度，你要谈到仁或者谈到义，是徒托空言。荀子的性格比较适合法家，他本身是个大儒，在他书里唯一没有攻击的就是孔子。商鞅和孟子是同一时期的人，当时秦国是秦孝公，齐国是齐宣王，魏国是梁惠王。《梁惠王》就是孟子的第一篇文章。《孟子》这部书总共有七篇文章：《梁惠王》《滕文公》《公孙丑》《离娄》《万章》《告子》和《尽心》。在这七篇文章里，我想《梁惠王》上下是最重要的篇章。《孟子》比《论语》容易读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一百年过去了，语言更加平易、丰富了，而且《孟子》比较好看的地方是，他会给你讲很多故事，有时候是讲给帝王听的，有时候是讲给百姓听的，通过这些故事传播他的思想和信念。有时候他给国王讲，言在此而意在彼，这是孟子之学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在《孟子》里有《万章》上、下，万章其实是孟子的一个高足。晚年的孟子认为自己也没有办法去说服这些帝王，因此也像孔子一样述而不作，他就主要和万章来著书立说。我们今天之所以有《孟子》这部书，来源于他感到杯水车薪已然不行，回家去做点儿事情。我们又称孟子为“亚圣”。南宋理宗的时候，把朱熹、周敦颐、张载、程颢和程颐同样称为“亚圣”，列入宗庙，可是不会像孟子的“亚圣”那样，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定评。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孟子对君王修为的要求，就是君王要为人牧，要做个人民的公仆，而不要做一个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君王。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把社稷放在第二位，把自己放在第三位，你的国家就能达到一个非常和谐的局面，就能够达到与民同忧乐的盛境，这是孟子的一个治国的理想。可是，当时像梁惠王和齐宣王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但孟子的态度是，不管你做不做，我都向你提出来。

孟子的性善并不否认人的复杂性

孟子主张性善，这是对仁的一个根本的承认，这个根本善来源于天生，也是宇宙万有的一个诚。如果缺乏了这个诚和善，宇宙万物就不能存在。

孟子的主张是性善，就是说万物有一种根本善，有一些物种，比如说寄生动物和寄生植物，它们生来的意义就是损害宿主，不断繁殖。寄生的动物或者是一个病毒本身是没有过错的，它的生存一定有它的道理，甚至在一定的时候，这些病毒可以忽然膨胀，可是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它会消灭。大自然有一个合目的性，这个合目的性和人的意志是不相同的。我们人类认为坏的，大自然不是这样认为。所以一个病毒，如果我们人类把它繁衍成为一种杀人武器，并成为意志的工具以后，就成为邪恶的东西；可是即使病毒出现了，它也会渐渐消失于无形，这是大自然的规律。孟子的根本善，指的就是这种大自然的合目的性。

我非常喜欢画动物，尤其喜欢看它们小时候的样子，看它们眼里流露出来的神。它们的眼睛很小，它们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充满着一种信赖和天真，说明它不知道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不知道弱肉强食，这时候它的善的本性还在。最近我养了个长臂猿，这个长臂猿好玩儿得很，我给它取个名字叫“仁兽”。因为它的眼睛里对于所有的人，不管是好人坏人，都投以信赖的眼光。它绝对不吃肉食，它只吃馒头，只吃香蕉和苹果，喝开水，它没有一颗尖利的牙齿，它不会咬人，它的爪子也不尖利，柔软得不得了，因为它的手臂非常长。有人会说，范曾，你怎么养特级保护动物啊？这是我挽救的一个生命，在云南的森林里垂死的小猿，我把它治好，现在活泼得不得了。在生存竞争里，它的唯一法宝就是跑得快，就像兔子一样，所以像这种食草类的动物，眼神里就会表现出一种善。

那么，我们人类又如何呢？人类是很复杂的动物，是灵智的生命，有知性和理性，因此人类的根本善，需要自己来护养。孟子虽然相信人的根本善，可是他提出一定要集义养气，而且要养浩然之气。集义养气以后，难道我们就不吃肉了吗？我们人类还是吃肉，那么吃肉是不是就不诚了呢？其实我们人类吃肉也是天的安排，人类的牙齿本身有几个比较尖利的，可以用来吃肉，只要上天安排的这就是诚。可是人的眼神可是千变万化的。

孟子讲：“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瞭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是指，人就无法躲藏了。他说，存在于人的就是他的眼睛。心胸正直的人，眼睛就很清亮，胸中不正的人，眼神昏暗，像笼了一层乌云，或者笼了一层东西。有人讲这个人很可怕，这个人眼睛后面还有一双眼睛，这个人就可怕了，这就是“眸子眊焉”。

一个人到我面前，我看他五分钟再讲几句话，人焉廋哉，这个人大体上是掩盖不住的，邪恶的人，你看他的眼睛时他最害怕。这段话我为什么引出来，我认为在孟子书里，具体的形象思维不是很多，这个具体的形象思维很有意思，一般你看一个很坦诚的人，他的眼神一定是充满善良和厚道，有一种很明亮的感觉，再看他的言谈，不是巧言令色的。这样看过，大体对这个人就有点儿了解了，可是这都不能完全确定，再聪明的人也会看错人。按照孟子的这个说法，大体上会对一个人有一些初步的判断，但不是完全正确的。在《孟子·告子》篇里有这样的话，“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讲的还是根本善，这个每个人都有的。孟子的学生告子讲：“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他讲，食和色是本真之性，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仁却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而义是外在的，不是内在的。告子这个说法，是把孔子的仁看作里，而表现出来的义看作表。

你注意看人的眼神，一个人到你面前，你不要和他说话，叫他对着你，你注视他五分钟，大体上你可以看出这个人怎么样，可以不可以交往。可是这个终究是皮毛外相，我谈到相格的时候讲过，有皮毛外相，有骨相，有风神。至于你有了这样的相，是不是能够守护与生俱来的这份根本善、自己的良知呢？

这就是孟子所特别强调的，要集义养气，义是要积累的，气是要养的。渐渐地相随心改，你的心地渐渐善了，你本来眼神里的那股凶煞之气没有了。这个东西从根本上来讲，是唯物的。

我为什么在国学开讲里要讲儒家为主体的，这是因为在中国的学问里，儒家是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学。如果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现在靠老庄的思想大概建不成，靠佛家的思想大概建不成，一个空，一个无，我们怎么建成啊？我们不能空，不能无，对不对？可是作为心灵之学，老子和佛家的思想，构成了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甚至于很多大儒，都是因为吸收了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使他的理论更完美了。譬如王阳明就是吸收了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本身是个大儒，而且他是个治国平天下的能臣。

我们现在处在信息时代，尖端武器这么发达，原子弹、氢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生化武器，一勺炭疽，能够把一千万人的城市一下子消灭，建筑物都没动，这才是最可怕的。所以在我们今天，人类不平静。

王者师的天真梦想

孔子和孟子都有做王者师的抱负，其实这都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天真。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非常暴虐，申侯起兵，联合少数民族犬戎把周幽王杀了，立周平王；第二年，即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到洛阳，这就是东周的开始。当时的周王朝形同虚设，楚庄王起兵，一直打到洛阳南郊，问鼎之轻重，问周天子的鼎有多重。“问鼎中原”就来源于这个典故，说明当时周王朝衰微，诸侯并起。公元前379年，齐国田氏取代姜姓成为齐侯；公元前376年，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历史上称“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为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线。

为什么叫春秋？为什么叫战国？春秋源于孔子的《春秋》，大概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7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是中国编年史的典范。到了司马迁，是按照书、表、本纪、世家、列传这五个部分编写历史。他根据类别编，而孔子根据年代编。《春秋》这个二百三十一年并不包含前面和后面一些年代，他是以鲁国历史，大体上春秋是这个时候，这个是和南宋吕祖谦写的《大事记》有几十年的差距，这个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是以刘向的《战国策》命名的，《战国策》有三十三篇，它从田氏代齐、三家分晋开始，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基本上春秋、战国就是根据这两本书的名字来定的。

中国历史的准确结点，就是从公元前841年到今天，每一年中国发生的事情没有断过，这在全世界的历史上是没有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自豪，这个自豪感到了近代道光以后，产生了自卑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多少志士仁人，他们积累了多少优秀的品德，而这种优秀的品德，我们可以追根到孔子和孟子，他们在当时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的效用，可是对千秋万代中华民族的人格形成具有永恒的意义，这就是他们的价值所在。

孟子也以帝王师的面貌出现，告诉帝王应该这样做或那样做，可是帝王根本不听。齐宣王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说，好色不是大毛病，从前周太王也好色，爱姜氏女，可是他也让老百姓爱他心爱的女人，孟子举这个例子来告诫齐宣王，齐宣王就能听进去。像这种小小不言的问题，孟子的意见还能被采纳，可是大政策略，齐宣王这些皇帝不会把孟子的话放在心上。孟子当此乱世，对合纵连横这个事没有帮助，《汉书·艺文志》讲：“儒、法、名、墨、道、纵横家、兵家”，纵横家当时是相当吃香的。《过秦论》里提到的宁越、徐尚、苏秦、杜赫、张仪，都是纵横家，这些人物在历史上都是对实战有用的人。张仪可以到楚国去，动员后妃、贵族和秦国联盟，他起了很大的作用；苏秦挂六国的相印，当然后来还是合纵胜利，连横失败。连横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楚国和齐国不能团结一心。所以，在这种乱世中出现的诸子百家，对当时政局变化的作用不像纵横家那么大，可是他们的思想比纵横家的思想深邃得多。

苏格拉底在要被处死时，还想到人类的灵魂，孔子和孟子当时也有这样的思想，这是他们的价值观，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他们沉醉在自己的思考里，沉醉在对人性的本质的思考里，沉醉在一个千古之思里，而不是急用先学的那种当世可用的东西。如果一个思想家一开始就想到底有什么结果，就不会产生影响深远的价值。思想家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往往没有考虑结果，就认为这个对，就认为应该如此，而且他们的思想也的确非常令人信服。所以，两千三百年以后，我们认为孟子对；两千五百年以后，我们认为孔子对。他们的思想的价值是永恒的，我们所看到的往往是暂时的功利价值，功利价值和永恒价值是有很大区别的。

他这个里面也掺杂了功利价值，比如说要想当王者的老师，那你要思考，你当思想者，你就在家里思考，然后把它写出来就行，何必要找当时的这个王，那个王呢，他不是也希望他的思想能实现吗？譬如讲范曾在家里，忽然写一篇文章，讲笛卡尔和王阳明，一个是十六世纪的中国的大哲学家，一个是十七世纪的法国大哲学家，他们和今天什么关系啊？我发现他们在谈人的至善方面有用处，因此我把这个写出来，而且请一个法文很好的人翻译出来，其目的还不是想影响当政者，或者有权力的人可能把这些思想运用上？这个能不能够运用，能不能够达到我的目的，我想这是一个梦。如果我们知识分子都不做梦的话，还要知识分子干什么？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一个人不满一百岁，一千年的事情在那考虑，这个是《古诗十九首》里的诗句，它是叫知识分子不要如此，可是我们现在是想到应该如此。

作为一个王者师，一定要想到他的理论能够给王者提供什么样的治国方略。近代有个王者师王国维，他是溥仪的老师，被封为“南书房行走”，可是当时溥仪已经被推翻了，是个废帝，在故宫里每天上朝算是一个游戏，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可是王国维还想，我怎么能够把西方的尼采的哲学介绍到中国来，怎么使康德的哲学和中国古代的道统融合在一起。于是，他翻译了这些著作。中国最早翻译尼采和康德的，不是后来的翻译家，而是后面拖着一条长辫子的王国维。他也想做王者师，可是溥仪已经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关在故宫里像囚犯一样，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很多的王者师可以对王者声色俱厉，甚至教训王者，比如南宋的朱熹对宋孝宗就一点儿都不客气，对他说，作为一个帝王，不能一天到晚在家里背书，弄辞采，你要想到我们现在偏安在临安，外敌当前，你应该做什么？

而孟子做王者师，他所能见到的齐宣王或梁惠王这些人并不可能真正实现他的愿望，可是他还要讲。孟子跟他讲，“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帝王像个太阳，老百姓要和你同归于尽，那你这个国君就不得了。梁惠王实际上是魏国国君。魏国的都城在大梁，所以叫梁惠王。他经常讲，你看我治理灾荒很尽心，为什么邻国的百姓并不因此而减少，我的百姓并不因此而增多？孟子就讲，你不要以五十步笑百步，不要希望自己的百姓比邻国多，你要注意农耕、林木、渔业和岁时，使人民休养生息，人民就会感到，我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没有遗憾，这才是你实现王道的开始。可是梁惠王不会这样做。我们今天的领导人可以从孟子的学说里得到很多启发。

孟子劝梁惠王不要怨岁时，应该勤于植畜。王者经常讲，“非我也，岁也”。不是我的原因，是天的问题。这种说法无异于杀了人后说，不是我杀的，是这个刀杀的。孟子用这段话告诫统治者，在治国的时候，一定要有担待，有责任感，勇于承认过错。过去的帝王还有罪己诏，自己犯的错误向全国宣布，所以孟子说的很多道理，都很值得我们当今的领导者思考。当时梁惠王急于报仇，因为魏国是小国，受的欺负多。孟子教他“十年生聚，然后图之”，让他慢慢想办法，千古报怨，别无二法，王者要行仁政，仁者就无敌。这是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中讲的，告诫梁惠王，你要行仁政，就无敌于天下。不行苛政的人才能一统天下，孟子希望惠王不以天下之人君居，而以天下之人牧居，“人牧”就是“公仆”，就是讲帝王一定要有这个思想。

能够得到民心者得天下，得到民心，如水之就下，挡也挡不住。王之不王，王之所以不能成为真正的王者，是因为能够举一百钧的重量，而不举一根羽毛，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他的眼睛非常好，秋毫之末都能看到，可是一大车的柴火他见不到。而且孟子进一步讲，要叫一个王者挟太山以超北海，这是不能的，而那些不能举一毛而能举百钧的，不是不能，是不为。孟子向梁惠王一一讲明这些道理，就是讲有些时候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愿意去做。让你挟泰山以超北海，这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事，可是没有叫你做这件事，叫你做的事情，你是可以做到的。

不以说教来教训人，我特别佩服清朝的张岱谈孟子时说，“快则警以惧”，如果帝王想太快了，孟子就以这个危险性告诉他；“欲则示以灾”，君王的欲望太大了时，孟子就把灾难摆在他面前。朱熹也曾经讲过，“亦以预养是心，而广为仁之术也”，朱熹讲其实孟子这些小问题的说法，也是逐步地积累王者的仁者之术，而不是霸者之术。这是朱熹对这段话的评论。齐王好音乐又好打猎，可是孟子告诉他，如果你不能够与民同乐，老百姓就皱眉头；如果你与民同乐，老百姓就欣然有喜色。所以，你如果能与百姓同乐，就是个王者。现在为什么社会不和谐，因为很多人得到一些钱，是完全不合理的，完全凭着当官或地位，这些东西都是不能与民同乐的，这些现象如果讲不根除的话，要求得社会的根本和谐，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求社会和谐，不仅要求之于民，更要求之于官，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讲孟子的一个现实意义。

孟子的集义养气

孟子说，“君子远庖厨”，说的是一种不忍杀生的心理状态。他的意思是什么呢？远庖厨就能够离开杀机，因为庖厨里都要杀鸡、宰猪等，王者需要仁慈之心，你多了生机而少了杀机的话，就能够施行仁政，这是孟子一个简单的心灵上的推论。可是我们在生活里也的确看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诗人顾城在新西兰把他妻子杀死了，他在此之前曾经一天之内杀了两百多只鸡，这件事本身也很血腥。固然我们不反对大家在家里偶尔要改善生活，杀一只鸡，可是他一天杀两百多只鸡，当杀鸡的感觉熟练了，他杀妻子也不过是一刀的事情，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我经常跟人讲，千万不要吃狗肉，狗对于人性非常相通。就算你抛弃它了，它也会永远地跟随着你。法国曾有一个患自闭症的女人，她的狗总是在旁边安慰她。她感到很讨厌，就把狗从楼上扔下去了，狗的两条腿摔断了。结果这条狗忍着巨痛，一层层楼地爬到门口，用爪子敲门。这个女人看到以后，感到非常震惊，她把狗治好，自闭症也好了。狗打动了一个冷漠的心，打动了一个完全和世界隔绝的心灵。

我讲到孟子仁政的时候，谈到性善和性恶的问题。孟子书上讲到的这种性善是不加不损的，是不能再加进去，也不能损害它的，它是一个大造所给予的有定分的东西。就像王阳明在《传习录》里讲，一个人的人品、良知像个赤金，为天所给予每个人的都是定分的，可能这个人的良知的容量比较小，它的赤金可能是几两，可是这也是本然的，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你也许是一个贤者，有上吨的赤金。王阳明讲人的心灵，为天所给予每个人的都是定分的，他这个从哪儿来的呢？从孟子书上来的，是一个分定固也，所以他讲“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你有大的抱负干大的事情，你不会再增加，你穷居在陋巷里边，你也不会减少。我举个例子，不一定恰当，也许有些地位很高的人物，他的内心赤金是不是那么多，那值得怀疑；有些穷街陋巷的，譬如讲颜回，居于陋巷，箪食瓢饮，他可能是几吨重的金子，他可以称为一个亚圣。所以，不应以地位衡量一个人，也不应以处境衡量一个人。

君子的仁义礼智是在心中生根的，是本根的存在，这个本根的存在从孟子性善说来讲，它是性本善，是与生俱来的。一个人可能本来还不错，后来修为不好，变成了坏人；人性里有恶的方面，可是变成好人了。这是由于什么呢？由于他后天的修为。所以讲孟子很重视后天的修为。而孟子讲后天修为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要集义养气，义要慢慢集聚，气要慢慢养。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越养气越宏大，而有些人，你一见就觉得怎么这么猥琐，鬼头鬼脑的？他没有集义，也没有养气。你不是讲本来他赤金是定分的吗？可是他的赤金没有表现出来，或者这些赤金，后来被他世俗的尘土掩埋了，他就从形体语言、眼神到嘴角，都一无是处了。你可以在生活里发现那些特别爱拍马屁的人，他们什么面孔，他们什么笑容？因为他经常做一种献媚的笑容，尤其到了老年以后，这个鼻唇沟会一下子就表现出他的卑鄙相来。这个也是养，养了邪气了。而孟子讲的集义养气，就是要养一种浩然之气，所以孟子讲“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文天祥作《正气歌》，“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人有正气叫浩然，充塞环宇满盈盈。他沛乎塞苍冥，他滂沛弥漫到宇宙，这时候天地精神与我相往还，就不会有卑鄙相，不会有鄙俗相。因为一个人的相貌一定是经年累月逐步地形成的。孟子曾经讲过，良知的判断一般比较接近事物本体，可是人是复杂的动物，我们要判断一下自己，一个事物放在面前，涉及利害关系的时候，我们的判断能不能按良知行事？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人们往往功利判断高于良知判断，就违背了孟子所说的根本善。

秦二世时，宰相赵高专权。他牵了一头鹿到宫殿里来，说“这是一匹马”。所有的大臣都弯腰讲：“马！”良知的判断是鹿，功利判断是马，赵高一看这样一个形势，觉得秦朝可以取而代之。当我们由于自己良知的泯灭，而被功利套住行动的时候，往往会做出自己心里很清楚的错误判断。我想如果今天我们读孟子的良知说，对我们为人有启发的话，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孟子在他的学说里面提出“性善”，荀子应该比孟子辈分小一点儿，孟子大概是公元前289年死的，而荀子是313年生的，也就是讲荀子24岁以前，他还知道孟子在人间，可是这时候荀子正在学习的阶段。而到了他著书立说的时候，荀子就把孟子列入他所非议的人物之中了。因此荀子提出来“人之初，性本恶”，因为荀子觉得光靠心灵的修为，远水救不了近火。包括这些一些帝王认为，像孟子的学说有些迂阔。孔孟讲的学说，是人类的心灵之学。孔子的学说是个大的宅院，安顿你人的心灵；而孟子的学说是一条道路，它是通向这个宅院的道路。孔孟的学说可以说是相为表里、难以割舍的，很难说它们有多么大的区别。

孟子在新的时代把孔子的仁学，变成了他的仁政之学。当时的统治者像梁惠王、齐宣王或者是滕文公，会认为孟子比较迂阔，不能解决他的问题。所以孟子本人也有一种杯水车薪之感，一车的火正在烧着，我一杯水浇它是不行的。当时在齐国有个稷下学宫，就像古代希腊有雅典学院一样，当时集中了各路的精兵良将，是个开放型的学院。荀子的所有文章里没有一句否定孔子的地方，但是他竟可以把孟子和子思纳为他所要非的十二子。他是以儒的面貌，可是行的是法家的学说。所以在他的学生里出现了后来秦国的李斯、韩非这样的人。这些大法家是关中文化的代表，杰出的法家体系，而这个源头在荀子。

荀子为什么提出“人性恶”呢？就是讲法律本身，是对人性的不信任。如果讲法律是对人性的不信任，可是我再进一步跟你们讲，如果执法者内心有根本善，他就可以使法律成为实现人类根本善的一个武器，不然的话，法律就会成为破坏人根本善的一个恶的东西。所以执法者对于社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孔仁孟义二而一

孔子希望社会每个个体都精神完善，由此达到社会的完善。可是在乱世，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它需要法律。荀子在思想和理论上有所突破，他的功绩在于帮助韩非、李斯、商鞅建立了大一统的秦国。孟子有个学生叫告子，告子说人性是可以善也可以恶的，他对孟子和荀子两个人的思想进行了折中。明代的大学者王阳明在《传习录》里对孟子和荀子的人性善和人性恶的问题有过分析，他说孟子讲的人性善是从源头说起，荀子讲的人性恶从末流来看，也未必错。

孟子曾经讲过，“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他说一个君子，他的福祉、泽惠可以到五世，小人之泽，你的先辈是个小人，他也可以泽披于五世。从孔子到孔鲤、子思，到子思的门人，再到孟子，正好是五世，这五世的学问如果没有孟子，可能要断了。当时孟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亲聆孔子的教诲，所以他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我不能做孔子的门徒，所以我跟着孔子的学生学。孟子又讲：“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在孔子和孟子的书里，我们经常看到大人和小人，大人一般是地位高而且人格高的人，地位高但人格低的人不叫“大人”；而小人却不是这样，地位低是小人，人品差也叫小人。大人如果是坏人，叫“奸佞”、“大佞”，不会叫他“大人”；可是小人在孔子和孟子书里，有两个解释，一个是地位底下之人，一个是品德恶劣之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这个小人就是品格低下的人。

“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中国的文字用的语境不一样，意义就不一样，譬如我们讲残忍，它前面有个“残”字，忍耐后面有个“耐”字，在孟子书里，这两个解释用的地方都有，而这里的“忍”就不是残忍的意味了。人总有不耐烦的时候，譬如人们需要你做一个很正义的、很好的事情，你也许不能够忍耐这种对你精力或生命的消耗，可是如果能够坚持，而且能够尽其心力地做到，那么你这个是仁，不想做的，那么达于其为，能够达到你所做的目的，那这个是义。一个是愿意做，一个是做到。

孔子和孟子，仁和义，是二而一的，它们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孔子讲“可以杀身以成仁”，孟子讲“可以舍生以取义”。在孔子书里，这个“仁”字是无所不在的，可是真正做到“仁”字，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孔子讲颜回时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颜回能够按照仁的原则长久地做每件事情，其余的人譬如讲子贡、曾参和子张，只是或者哪一天，或者哪个月做到了。颜回是孔子弟子里面的一个标兵，其他的人还达不到。一个人能终身坚持仁是很难的，能不能一次性地完成呢？可以，需要你抛弃生命，杀身以成仁。正义之行，使你走进仁人的殿堂。孟子也是这个意思，“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你也可以一次性完成，可是需要你同样付出生命，就进了一个大义的仁者殿堂。这个提法实际上和孔子的提法完全一致。

佛家讲，“六道众生皆有佛性”。你是天、菩萨、人、修罗、饿鬼、畜生，皆有佛性。为什么没有都成佛呢？因为你本然存在的佛性，没能发出它的光亮，它被世俗的尘埃掩埋，因此你没有得悟。此时是一个迷障，你此时为众生；你彼时顿悟，你彼时为佛。佛对人本性的那种佛性的认可，有点儿像孔子或孟子对人性的认可，它们有相通之处。所以，仁和义构成了春秋战国时代两个大的徽号，也是孔子和孟子的徽号。

孟子的仁政思想在有些王朝实施得比较好，但是，完全地实施，我想这还是个理想。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还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提出的“和谐社会”等，都是做得比较好的时代。

孟子的民本主义思想

孟子是民本主义思想的倡导者，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民是最尊贵的，社稷国家放在人民后面一点儿，国君更放在国家后面一点儿。这三个层次的概念，不是讲孟子对这三个东西约约分量，哪个重哪个轻，这是孟子叫齐宣王、梁惠王这些人在思想上要有这样的认识，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重，而要把自己看得轻，把人民看得最重。这个民本的思想在两千三百年前孟子能提出，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当时相当于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柏拉图全集里有《苏格拉底的审判》，这篇文章是反映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来源，他们大体上是一种从对自然的不认识而到对自然的理性探求的过程，这是个理性发展的思维过程，他们很少像孔孟这样从济世方面去谈。

我想东西方哲学在它的源头有区别，不仅方法论上有区别，内容上也有区别，这是孟子典型的民本思想，不是轻视君王与国家，而是如果没有民之拥护，国家和君王的存在都不可能。这是孟子对君王这种诱导，诱导君王自视，自己看自己，不当凌驾于百姓与国家之上，要甘为人役。甘为人役是什么呢？“人役”这两个字在战国之世，就是公仆。

孔子讲“仁者爱人”，爱一个人就是塑造一个人，譬如讲这个人本来有些小偷小摸的，你这个时候要纠正他的品德。爱人者就是塑造一个人。就像你们在座的，可能有的已经有小孩儿了，对小孩儿一定要说“你真聪明”。当孩子冒出一点儿智慧的火花和创造力的时候，要表扬他，这个孩子就会越来越聪明。如果总是说孩子笨，那么他就会一直笨下去。这不是做惊人之语，事实就是这样。

孟子讲，“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你能爱人，人们也就会爱你；你能尊敬人，人们就能够尊敬你。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不是自己讲你们应当尊敬我，或者你们应该佩服我，而一定要用自己的言行来体现这一点，体现得使人爱，使人敬。孟子在中国伦理学史上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出了“大丈夫”这个词，正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大丈夫”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的支撑，这个词不仅是孟子总结了春秋战国时代一些英杰的行为，也为我们民族千秋万代提出了一个标准。我想我们这个民族历史上所有的民族英雄，都是威武不能屈的人，比如岳飞、韩世忠、文天祥、林则徐等等。

在读孟子书的时候，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一定要体会先贤为什么如此说。孟子讲过关于大舜的故事。大舜的盲眼父亲瞽瞍和大舜的弟弟象都非常凶恶，老是想害舜。舜上房顶去做事情，象就在底下烧火，想要把舜烧死；舜去修井，象就来填井，想把他埋进去。这点是大家很难理解的，孟子讲舜对瞽瞍非常孝顺，对他的弟弟非常爱护。为什么在《孟子》这样的经典著作里，对一些常人都认为不可容忍的事情，还要讲出来呢？就是“极而言之”，把话要说到极端。这个极端的故事对人有点儿启示作用。

孟子是儒家之集大成者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如果儒学里面没有孟子，会是什么景象呢？能够总揽全局、集其大成，全面发展孔子的理论的，非孟子莫属。孟子在《告子章句上》中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他这里讲的恻隐之心就是仁，羞恶之心就是义，恭敬之心就是礼，是非之心就是智。这个仁义礼智，如果再加上信的话，就是“五常”。“三纲五常”中的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这些是人类的一种根本善。

孟子喜欢讲故事，譬如弈秋课徒的故事，是讲一个人学习的时候一定要专注。他说，上围棋课的时候，有一个人非常认真地听，而另一个人却开小差，想着有只天鹅要飞过来，结果是认真听讲的人学得好，而另一个虽然也是一起学，却差得很远。孟子通过给学生告子讲这个故事，告诉他做事情要专心致志。孟子还讲过一个故事，齐国有个人，每天吃得满嘴的油回家，讲今天又有什么贵人和他在一起吃饭了。他的妻妾感到怀疑，就跟着他出去，结果看见这个齐人走到一个坟堆里去。那些人正在祭祀祖先，食品就给那些乞丐吃，她的丈夫就在其中。吃了一家以后吃的不够，又到其他家去吃。回家以后，他照样吹嘘说，我今天又到一个贵人家和人吃饭等。这个是孟子书里最悲凉的一个故事。它告诉我们，这个人无羞恶之心。孟子也通过这个故事告诉他的学生告子，在生活里再无助的时候，也要自强不息，不能走上像齐人这条道路。

孟子讲“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一个人能够尽他的心力，就能知道本真之性是什么；知道本真之性，就能知道天。这段话是后来儒家讲心性之学的一个发源。心性之学是宋明理学家反复谈的问题，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展开，谈本真之性和天命的关系。这里面包含了天人合一，包含了尽心、知性、知天，这些东西在南宋达到了一个高度。孟子还有一句话，“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孔子登上鲁国的东山，整个鲁国尽收眼底；孔子登上泰山，天地一览无余。这段话说的是一个人一定要站得高，才能看得远；一个人站得很低，你叫他看得很远，他做不到。君子“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自反”是躬身自问、自我反省，缩，就是自己认为正义在我，有“理直”之意。自我反省之后能够理直气壮，无愧于良心，即使是千军万马，我也勇往直前。这与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意思有点儿相似，因为当时鲁迅感到正义在他，所以敢于横眉冷对千夫指。孟子讲“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就是讲集义养气要不停地地养，而不要侵害这个气，那么它不仅在你胸中，也充斥于天地之间。这个浩然之气，是最伟大、最刚强的气，用正义去培养它。

苏东坡以为集义寓寻常之中，它会渐渐养大，塞于天地之间；朱熹讲过，“集义如调琴弦，勿缓勿急；如养丹砂，勿冷勿热”。那是长期的功夫，来不得半点儿急躁，就是讲我们不能够立刻改变社会或个人生活的现状，这都是操之过急的。

为官之道，也是谈的君子，有三种。一个是伯夷、叔齐，伯夷治则进，乱则退，如果是治世，我就去当官；如果是乱世，我就隐居。伯夷、叔齐采薇而食，最后饿死在首阳山。南宋画家李唐的《采薇图》画的就是伯夷、叔齐，他们认为自己是殷代的贵族，不愿意吃周代的东西。周朝建立一个大的王朝，在商代的贵族看来是乱。另外一个是商代的伊尹。他治亦进，乱亦进，五次效忠于商汤，五次效忠于太甲，他是进亦可，退亦可。你是商汤，我支持你，我来帮助你治世；你是太甲，我来帮助你治世。他能不理会皇帝的善和恶，在商汤可以，在太甲也可以，这是伊尹了不起的地方。

孔子可仕可不仕，可久可速，孟子分析孔子时说，孔子可以做官，也可以不做官；可以做得长，也可以做得短，伯夷、伊尹不可与孔子相比。这是孟子对孔子的一种偏爱。我认为，伊尹是可以和孔子比的，仅仅是当时没有一个帝王重用孔子，他不像伊尹，不管在商汤还是太甲在位时，他都是宰相之位。在孔子的学生里，有宰我、子贡、有若，在这三个弟子看来，孔子是古今一人，无与伦比。有一句话讲的是，“自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就是从有了人类以来，没有一个人超过孔子的，正王阳明讲的，“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

孟子的仁义礼智之思

大家经常会谈到孟母三迁或织机断布的故事，这都是后人编出来加到孟子身上的。其实能够见于正史的，在《史记·孟轲荀卿列传》。孟子的记载比较少，还没有淳于髡、邹衍的记载多，可是孟子的地位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提高，到了南宋的时候，《孟子》被列入四书之一。孟子的很多思想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里去，我们自觉不自觉地都在说孟子的话，都在说孔子的话，这就叫深入人心，渗透到民族的灵魂中。

在《孟子》书里，关于仁义礼智的问题，又有进一步的说法：“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就是讲社会的大秩序叫正位。如果社会没有秩序，这个社会是不成为社会的。一个公司有公司的秩序，一个国家有国家的秩序，甚至于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它必须有完备的礼仪，这种礼仪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必需的。行天下之大道，我讲的义，义是通向仁的一个道路，“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这个是智，仁义礼智，进则可以兼济天下，退而可以独善其身，这个是知识分子的智慧。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求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段话实际上是孔子所讲的“生我所欲也，仁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求仁”。这句意思在孟子书上换了另一个表达。，可见当时山东熊产得不少，熊要有一个什么环境呢，要草多，树林多，可见当时山东这一带，也还是植被非常之繁茂，现在这个植被的状况，比一千年前的宋朝，或者比两千三百年前的战国时代，都差得很多了，植被问题将会是人类二十一世纪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尤其严重。我们对待大自然，不能采取轻慢的态度。“其惟乡愿乎，乡愿，德之贼也。”这个是大丈夫的对立面。乡愿就是乡里的那些伪君子，和大丈夫是正对立的。这些人表面上道貌岸然，说话像真的似的，头头是道，可是灵魂深处藏不住是小人。孟子说，这些人是德之贼，是乡里的伪善者。我们在生活中要经常注意几种人，一种人是愚而诈，一到你面前总是憨厚的样子，可是为人很奸诈，愚而诈的人比较难以发现。还有一种人是憨而刁，表面很憨厚，实际很刁滑。最坏的是什么呢？到你面前来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可是心里想的完全不是那回事，这种是德之贼，我们在生活里的确应该注意。一个人的外貌不能决定这个人的品格，可是当你发现这个人品格不好的时候，当你发现他是德之贼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从他的外貌上会露出痕迹来，当初你发现不了的东西就会被发现。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我记得有一个天津的白芳礼老人，他是在古稀之年去蹬三轮车，然后去用这个收入帮助贫困的孩子实现上学的梦想。还有一个感动中国的人物，是一个洗脚妹，他们自己家庭很贫困，但她用自己挣来的辛苦钱，去资助几十个大学生。对穷也兼济天下这种人，是不是该提倡？达则兼济天下，是讲的普遍情况，你自己有了足够的能力的话，才能兼济天下；如果你没有，那你自己要能够独善其身。然而，白芳礼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能达到白芳礼老人的境界。他的心性是佛的心性，是了不起的。为什么能感动你呢？因为这样的事情不是很多，才能感动你。所以希望每个人都能做到，是比较困难的，可是希望每个人做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孟子谈利、美与心性之乐

步入社会以后，我发现人们谈得最多的就是经济这个话题。有人说孟子是中国最早的政治经济学家，他的很多治国思想里都包含朴素的经济学原理。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哪些智慧，来指导今天的经济建设？在孟子书里提到过井田制，这不是他的发明，在孟子以前已有井田制，孟子仅仅是在他的书里又阐发了一下。孟子的理想社会是使大家能够丰衣足食，至于其他的经济思想，譬如在谈利的时候，孟子讲，“利就是仁义之所在”。仁义之所在，那利也就有了；如果仁义不在，利也是没有意味的。

孟子讲“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有人讲现在中国当下有点儿上下交争利。商人在谋取利润，群众也有他应得的利，孟子讲“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是不是孟子提出的警告呢？不是，我认为孟子是一个非常智慧的人，他讲这个利，如果你行仁义的话，利就在其中了，你不谈利，你行的是仁政，你行的是义，利不言而喻地在其中，这是孟子的本意。《论语》二十篇里，有一篇标题是“子罕”，其中谈到“子罕言利”。孔子很少讲利，儒家不会把利总挂在嘴边。而孟子讲的利，不是商品或者物质利益，而是根本的利益。如果一个能行仁政的人，注意到民间疾苦，能与民同乐同忧，这样一个君王，不谈利，利在其中，这是孟子全书的一个意思。

所以孟子讲，所谓“利”亦“仁义”而已矣，何必言“利”，就是你不必明摆着讲，你只要行仁政，行仁政一定不苛刻，一定减赋税，一定少关卡的要求，这些在孟子书里都有，甚至讲到市场和税收等。孟子的思想是，既然仁政里面包含了这些内容，我们就不需要把这个“利”字提出来，因此仁义是大利之所在。《易经》中有一句话讲，“利者义之和也”。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上》引证了《易经》这句话。义如果能够包含利的话，那么这个利就是个义之和，而不是脱离了义。

我记得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里提到过美，他的看法是，“美是一种愉悦”。苏格拉底曾经说过，“美是善的知识”。为什么我们要把美和心性的愉悦联系起来？因为美和心性的愉悦是不可分割的。孟子讲“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他讲了这几个阶段，“充实”是什么？一切虚幻的东西，不能使你的心灵充实。充实之谓美，充实的本质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子思所讲的“诚”。孔子的徽号是“仁”，孟子的徽号是“义”，而子思的徽号是“诚”。诚外无物，“诚”字以外没有东西。宇宙一切实体的存在，一定是真实的存在，而不是空幻的存在。一切空幻的都会过去，而真诚而充实的，一定是永恒的。

“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如果一个人的画拿到你面前，你感到眼睛一亮，这叫光辉，精神为之一振，你的第一个反应是惊讶、赞叹，然后是爱慕。凡是大艺术家的作品，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大而化之之谓圣”，到了这个境界就更难了，譬如书圣王羲之、草圣怀素、画圣吴道子，能称之为“圣”，就是他们各自领域的孔夫子、孟子，一定达到了大而化之的境界。他和谁化？和天地精神化而为一。这个大而化之是与天地精神相往还。《文心雕龙》中讲“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当我的心创造艺术的时候，我的心灵和外界世界是在交融，“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物色在运动之中，宇宙万有都在运动，我的心根据物色之动，而我也在摇动。我的心灵不是一潭死水，是一个充满着活泼灵魂的能够和外界交融的一片天。所以讲“目既往还”，自己眼睛来回地看，“心亦吐纳”，心里有吸收也有吐出来的，这是个大而化之的境界。我用刘勰的《文心雕龙》来分析，如果你到了圣而不可知的境界，就是神了，就是你本身是宇宙本体了。

艺术的功利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之下产生的一种艺术的追求。我可以举这样的例子。莫奈的《印象》是奥赛博物馆的无价之宝，看到这幅画时，我感动得不得了，几乎不能够克制，因为这幅画肩负了一个历史使命。莫奈像圣徒约翰·克利斯朵夫，背负一个新时代的大婴孩，渡过水，开拓了一个新的时代，印象派来临了。印象派在我的心目中，使西方的绘画更多地在精神的高度上接近我们的国画。早期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的塞尚、梵高、高更，更多地把主观的情怀寄托在了一个对象上，描写这个对象是为了表达我的情怀。我描写一根竹子，不是使你感到仅仅是竹子；我描写一个西瓜，不是使你感到有食欲。到了梵高的时候，他画的东西和对象有非常大的区别，他画画就是在表现内心，一点儿功利心都没有，这就是梵高之所以伟大的根本原因。

梁惠王好乐，孟子问他：“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梁惠王很喜爱音乐，孟子问他，你是一个人欣赏音乐好呢，还是和众人一起欣赏音乐好呢。他说，要有众人，和众人一起欣赏音乐高兴。如果你今天能够和百姓在一起快乐的话，你就是真正的王者。就是讲老百姓能够和帝王忧乐与共的时候，这个国家一定是个和谐的国家，这个社会一定是个和谐的社会。孟子这段话是对梁惠王讲的，我们也很容易理解。这段话看似没有什么深旨大意，可是它对一个大的王国极为重要，言浅而意深。

《孟子》书还谈到了君子的心性之乐。“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子路，别人指出他的过错，他就高兴；大禹，听到善意的话，他就拜谢。伟大的舜又超过了他们，好品德愿和别人共有，乐于吸取别人的优点来休养自己的品德。

这个大舜不是禹以前的帝王，过去都认为尧舜禹是古代帝王，我想至多是个部落联盟的首领，后来的儒家就把尧舜禹神话塑造成为古代帝王的一个榜样。其实从黄帝到尧舜，这些不过是原始部落联盟的首领。君子的最大的快乐，终极目的是与人为善。

两千多年来成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衡量自己品德的非常重要的标准，孟子讲：“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都健在，兄弟没有什么事故；能够对得起天，能对得起地，上天下地对人都不感到惭愧；我们能得到天下的英才，然后来教育他们，这是我的快乐。这个君子三乐，一定是孟子晚年的话，而且不是孟子最主要的那些语言。这是君子退而能够独善其身的一种态度，就要家里平平安安，不做亏心事，我能做我的好老师，这不是孟子最大的追求，可这是孟子的心性之美，也是孟子的心性之愉悦。一个人到了晚年，既然政治理想没有得到实现，他有这样的想法，我想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孟子思想的精髓

孟子思想的精髓，我归纳了十二条，第一条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第二条是“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我们要以天下为乐，要以天下为忧；第三条是“性善”，即良知和根本善，不学而能的是为良能，不虑而知的是为良知，忠孝礼仪这些东西，都是与生俱来的根本的存在，这个根本善是来源于它的天生的根性，是与生俱来的；第四条是，“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春秋战国时代，有大人和小人的提法，品德高尚的人称“大人”，小人有两种，一种是卑鄙之人，一种是地低下但未必卑鄙的人。什么样能够得上大人呢？就是不要失去赤子之心，因为赤子的心还没有受到世俗尘土的污染；第五条是“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第六条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句话是成为大丈夫的必经之路；第七条是“舍生以取义”。“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求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是孟子对人生的一个终极要求，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第八条是要“集义养气”，大丈夫之气需要逐步积累，就像苏东坡讲的，要从微小的事物里积累，而积累达到浩然之气，也就像拨弄琴弦，拨弄琴弦不是粗暴就能出音乐的，这个琵琶，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这个都是有步骤的，慢慢的，就像你要炼丹，心想怎么还不成，就使猛火，丹就没有了，成了炭了；第九条是“尽心、知性、知天”，要能够自己把与生俱来的善根充分地发挥出来，这叫尽心，尽心才能够知性，这个性是本根之性，是宇宙给你带来的，然后你才能知天。因为在孔孟的时代，虽然有敬鬼神的，可是在他们的书里只谈天而不谈鬼神；第十条是“恻隐之心”，就是仁；羞恶之心，就是义；辞让之心，就是礼；非之心，就是智。仁、义、礼、智，没有是非之心，孟子讲“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就是从小要知耻，耻辱是君子所不能容许的，士可杀不可辱，一个有正义的人，一定要有羞恶之心；第十一条是“充实之谓美，美而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美、大、圣、神这四个阶段是不可以隔离的，它们是互相融合的，是在艺术上探索的必经之路；第十二条，我引证了《易经》上一句话，“利者，义之和也”，不是讲孟子反对上下交争利，而是讲如果一个政权能够行仁义的话，仁字和义字里包含着很多利的问题。譬如井田制是孟子提出的，譬如减低赋税，譬如讲狩林不光是王者可以去，老百姓也可以去，听音乐不是王者一个人听，大家都可以听，所以讲有了仁和义，利在其中，这是孟子的根本思想，我就总结这个。

大家记住这些形象性的东西，会加深对孟子的理解。宋代大学者张载说：“孔子，天地也；孟子，泰山之气象也；颜回，和风祥云也。”孔子讲问题都是大而化之，孟子讲问题都是像泰山岩石一样斩钉截铁，而颜回是和风祥云。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在王者面前是亦步亦趋的；孟子就有王者师的气派，能够对梁惠王指出“你应该如何如何”，对滕文公，他也有一种指点的意思。因此，要表现孟子的性格，就要有更加接近泰山宏伟而刚强的一面，他有问心无愧的一面，另外还要表现出，他有仁慈和诚信。要把这种仁慈、诚信和王者师这些东西集中表现出来，孟子就成功了。

第八课 《大学》：中国人的红尘悟道之路

孔子讲，“学问是为己之学，不是为人之学”。为己之学是什么？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修为，升华自己的心灵。一个很有修养的人，不会一天到晚和老婆对骂、口不择言，这样才能齐家；修身才能齐家，家还不齐，怎么去当官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我讲《大学》时要展开讲的内容。

大学中学小学之辨

一般中国讲《大学》，就是《礼记》里边的一篇。《礼记》里有《大学》《中庸》这两篇文章。在南宋的时候，朱熹把它列入“四书”。中学是相对于西学而言，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譬如古希腊的欧几里得几何，当时在中国人认为，这是非常之妙的，可是当时的西方已经有牛顿，有莱布尼兹。牛顿和莱布尼兹几乎同时发现了微积分，这以前还有高斯的投影几何、笛卡尔的解析几何等。这些东西当时中国人都不了解，最早东学能够传过去的，实际上很可怜。徐光启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开始翻译“四书”到西方去。我想“五经”他不会翻译，为什么呢？因为“五经”他没有必要翻译，也翻译不出来。《易经》你怎么翻译，《书经》翻译了对西方人没有用，《礼记》翻译了也没用。为了区别西学，中国人就称中国的学问叫“中学”。小学是文字训诂之学。文字训诂之学是什么呢？东晋的郭璞注了《尔雅》。《尔雅》在中国就是小学，“十三经”里有《尔雅》。小学的意思是辨别词章的同和异。它是通向“五经”的通道，能够使人多了解鸟兽草木，这是个词典，这个词典对中国的帮助很大。《尔雅》经过唐代的陆德明、宋代的陆佃、郑樵这些大学问家的努力，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学问，它和汉代的许慎的《说文解字》成为中国小学的重要内容。所以大学、中学、小学，不要误以为是现在的中国大学、中学和小学。为什么后来叫国学呢？也有一个忧虑，就是怕人家误解，所以渐渐由章太炎的国粹之学，后来找到了一个能够总揽全局、大家听了比较合适的词汇，就是国学。

在小学里面，我们要谈到《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问题，因为这是小学里面解决中国古代典籍一直延续下来将近两千年的难题。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尚书》没有了，西汉出了一个奇怪的人物，记忆力非常好，叫伏生，他能把《尚书》背出来，当时是用当时的文字隶书写的，叫“今文尚书”。可是到了西汉，在孔子住宅的墙壁里发现了《古文尚书》。当时孔子的一个后人叫孔安国，也是西汉一个大经学家，可这是用鸟虫篆写的，比大篆还早，就有考证这个字的问题。因此，在孔安国稍后一点儿，有个刘歆，这个人也是个大经学家，他是刘向的儿子，刘向本人就是大经学家，是研究《春秋·梁传》的。从刘歆开始就对《古文尚书》进行研究，而且他们当时为了帮助王莽篡政，说他发现了《春秋左氏传》，他进行了一些篡改，为王莽篡政的合理性提供基础。所以刘歆这个人，人品是有些问题，可是学问非常好。

杜甫的《八首秋兴》，和我讲的有点儿关系：

千家山郭静朝晖，

日日江楼坐翠微。

信宿渔人还泛泛，

清秋燕子故飞飞。

匡衡抗疏功名薄，

刘向传经心事违。

同学少年多不贱，

五陵衣马自轻肥。

杜甫秋兴八首

这里面就强调，“刘向传经心事违”，为什么？刘向是个很正派的学者，他把他的经学传给他儿子刘歆，可是他没有想到刘歆在《春秋左氏传》上做文章，造成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学界的一个大难题的制造者，我认为就是刘歆。可是刘歆在中国学术史上有地位，就是小学这个名字从刘歆开始使用。引杜甫的这首诗，是想让你们知道，中国的文、史、哲，甚至于艺术，是不可分开的，你们读了中国的诗歌，后来又读历史，又读文学，就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多问题都是相互联系的。为什么杜甫讲“刘向传经心事违”呢？原来刘向因为他儿子刘歆做的事，于是作了这首诗，当然诗无达诂，诗歌并不一定完全弄清楚了再背，有时候弄不清楚了你也背，背了以后，学问渐渐多了，渐渐的会通了。

止于至善不是停滞不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程伊川先生讲，必须用“新民”，而不能用“亲民”，用亲民就是讲，《大学》的文章，好像是为统治者写的；在新民寄托了整个社会成员的更新，包括心灵修为上的更新，而且《大学》后面，已经不是亲民了，是新民。因此，他认为这个字，是过去书的错误，后来的学者一般都用程颐的这个说法。“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大学之道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图新；在于使人达到至善之境。《大学》后面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它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你不能讲一个人到一定的地步，你的修为已经够了，以后不需要再修为了，不是，这个“止”也可以解释为“不止”。所以中国有些词汇，要看它的前后语境，还要看它整个的《大学》的文章后面所讲的，就知道这个“止”，不是“停止”的意思。到了止于至善，我们就到了一个无穷极的至善之境。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就是你到了至善之境的话，就可以使心灵归于寂静，一个烦躁的人，是永远做不了事情的。有了静，才能安；有了安，才能考虑；考虑问题，才能有得。这是讲一个修为者在修为的时候，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这个宇宙本体的认识过程，明德是根本，这个宇宙的本体授予人的是什么呢，是仁、义、礼、智，恻隐之心就是仁，辞让之心就是礼，知耻之心就是义，是非之心就是智。有恻隐之心，有是非之心，有辞让之心，有知耻之心，这个都是你与生俱来的，这是宇宙本体所给你的一个根本善，这是人人都有的。这是孟子的哲学思想里“人之初，性本善”的一个根据。为什么讲事有终始，物有本末呢，这就是事物的本，本是个明德，而新民只是个末梢，新民，只是为了一个生发出来的枝干，它是根的一个表现，是《大学》的一个大的目标。

一个人要想取得巨大的成就，如果缺乏一个静的心理，是达不到的。以宇宙来说，过去都用“寂兮寥兮”来形容它，非常安静。康德讲甚至，本体什么也没发生。当然我们认为，宇宙是在不停地运动，可是宇宙的变化和运动，往往要以几十亿、几百亿年来计算。我们处在一个比较短暂的年月里，如果没有一个安静的心理，你不仅不会像宇宙本体那样恢弘，反而会非常狭隘。这实际上是一个人的心灵对自己的要求。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欲明明德于天下和欲天下平，是一个概念，它是先顺过来说，然后再反过来说，这句话是《大学》的一个核心的内容。

“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里面所有的话，都是欲而后怎么样，可是这里用了个“在”字，这个“在”字的意义很大，就是致知和格物，实际上是一回事。为什么这段话要先顺过来讲，再倒过来讲，这就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环扣一环的。我认为，清代的张岱是读“四书”读得最好的一个学者。他的《四书遇》对问题解释得非常独特，和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不一样。《四书章句集注》非常可靠，是可以达到信和达的，而《四书遇》可以达到雅，他可以使你对“四书”的理解达到一个心灵的境界。比如他解释明德时说，“明德如磨鉴，新民如澣衣，止至善如赴家”。前文谈孔子《论语》的时候，讲到仁是一个安顿人的心灵的大宅子，而义是通向这个道路。这里面张岱谈到了止至善，实际上是达到一个仁的境界。仁义礼智，是明德所赋予给我们心灵的本真之性，然后致知，然后格物，然后知至，然后意诚，然后心正，然后身修，然后家齐，然后国治，然后天下平。人的品德就这十件事情，这是人的修为的一个大的目标，这些都是孔子的思想。物质可以日新月异，道德却不可以，道德的至高标准是一样的。人的修为和道德，不会像英国的斯宾塞所谓的社会进化论、文化进化论所讲的那样。其实人类文化的进步有两千五百年，比人类的历史短多了，现在讲人类，有三百万年历史，从猿到人有一千万年历史，人类文明发展才几千年而已。这几千年，在宇宙不过是一瞬。在这一瞬之中，衡量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个标准大体不会改变。在春秋时期你是坏人，现在也不会成为好人；在春秋时期你是个仁人君子，到了今天也不会成为一个卑鄙小人，这是很清楚的。因此斯宾塞的庸俗进化论，对我们今天来讲是没有意义的。

明明德——发现本真之德性

《大学》是步入大德之门，也是《论语》《孟子》的内核，可以说是读“四书”的第一步。如果理解了《大学》，再读《论语》《孟子》的时候，就知道它们源自《礼记》这篇文章。在《大学》里就举了《康诰》《尧典》《太甲》等上古经典。《康诰》是周武王对康叔讲的话。这个“诰”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帝王给下面的一种表彰和激励的文书，它和命令不一样，和册封不一样，它仅仅是表扬和激励的语言。《太甲》是什么呢？是尹伊给国君太甲的文章，《尧典》是史官歌颂帝尧的一些文章，这些书里面都讲了“明明德”的来源。最重要的是要有四明，要能够自性、自反、自认、自惺，这四个“自”字非常重要。第一，自性，就是自己要认识自己，具有本真之性，要能够发现自己的良知之所在；自反，就是要回归到自己本身；自认，别人附加给你的认识都不行；自惺，自己要非常清醒。有了这四个“自”，你就可以真正做到《大学》所要求你的，而这个正是千秋万代的榜样，所以《大学》集中了商周以来的先贤先哲对明明德的认识。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就能提高自己心灵的神圣自尊，这个自尊是水火不能侵、虎豹不能入的、有坚强心灵的人，才可以安身立命于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一想，我的心灵深处是不是有恶意，我是不是缺少了恻隐之心，我是不是有羞耻之心，我是不是有是非之心，我是不是有辞让之心。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是个愉悦的状态，如果不是这种状态，总想着一定要打倒一个人，一定要诋毁一个人，就会心有挂碍，就有恐怖，有恐怖，就有颠倒梦想；如果心无挂碍，心情就是愉悦的，这个心灵的工作只有自己的心灵能做。

我经常想，我今天做的事情，是不是对别人存有了恶意？我做的事情，是不是占了社会的便宜？或者我做的事情，是不是违反了社会的公德？这对自己其实是一个非常愉快的思维过程。商汤有个铭文叫“盘铭”，就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个“苟”作“如果”讲，如果一天能够洗净自己，达到自新，你不要停顿，你今天要新，明天还要新。再一天还要不间断地新。君子追求至美，是一个无穷极的过程。我讲《易经》的时候，最后一卦是未济卦，是这六十四卦就完了吗？没有。其实儒家的思想里也有这个，就是君子追求至善。孟子的根本善，盖源于此。孟子讲得很清楚，就是本固有之的，而《大学》则慢慢地修为，倘不日新则已，苟日新，必须日日新，又日新。这个盘，大体上是洗澡用的，也有洗脸用的，洗脸用的盆比较小，像汤铭这样的盆，我想是比较大的，因为文章会比较长，大家曾经到历史博物馆看过虢季子白盘吗？是国宝。那就是洗澡的用具，当然是贵族洗澡用具，铭文要刻在这个盘上，就是讲你每天都得洗澡，这个洗澡目的是什么呢？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要人保持心灵的纯净，心灵纯洁了，就讲真话。

“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这个“止”是止于至善，你帝王所居住的有千里之大，惟民所止，人们为什么要住在这里？人们为什么要住邦畿之中，是为了至善。惟民所止，这个止后面，它不仅仅是一个栖息的场所，还是心灵安顿的场所，他需要这个邦畿是个广宅，是个大厦，是一个能够容纳至善的心灵的地方。那么这些“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群众们，就会共同来缔造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对中国来讲，从孔孟到《大学》《中庸》，都是一个梦想的境界。有梦想和没有梦想是不一样的。西方有空想社会主义，有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这些人，他们有空想。傅立叶甚至可以弄一个农庄，可是一个地区实现，一个县实现，它是不太可靠的。因为中国太大，这四边是一个大的社会。所以讲“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我想这是一个幻想，这段话我认为有介绍的必要。

“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富有文采的君子们对自己的修为，都要像对待一些坚硬的骨角，要切之，要磋之，也像对这个很坚硬的玉石，要琢之，要磨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对自己修为的一种严格的要求。我们不是光有了自性、自反、自认、自惺这四个“自”，就成了一个完美的人了，《大学》还是强调一个渐修的过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绝对是个渐修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顿悟的过程。

“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对君子和小人，这两句话都没有贬义，君子贤其贤，君子用贤者，做贤者该做的事情，用该亲善的人，做该亲善的人的事情。小人不是指坏人，这里是说当君子能够贤其贤而亲其亲的时候，老百姓就能乐其乐而利其利。老百姓有他们的快乐，君子能任用贤人，如果君王是这样的话，他就永世不会被人遗忘。

这里面还引用了孔子“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就是讲听到打官司，我和别的法官也没什么两样。要是我能够做到使我治下的人们都礼义自持，不再打官司，那才能表明我治理的成效。就是讲孔子不反对当时的法，他是更希望人类心灵的完整，走上一个不需要用法而能够治理的社会，这是孔子的仁治思想。

什么叫诚意呢？就是不要自欺，“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参多次强调“君子要慎独”，因为我们很不容易做到。没有人监督的时候做的事，和有人监督的时候不一样。有人监督和没有人监督，都做得一样好。底下就讲到小人了，这个小人就是不好的人，不是老百姓，“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厌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就是讲有的小人，他当你的面的时候，把他的恶掩盖起来，把他的善充分地表现出来。这样的人，我们要特别注意，在你面前都挺好的，离开你，就完全不是这回事了。我就上过这种人的当，就是在我面前总表现得非常好。后来上了几次非常大的当以后，已经追悔莫及了，才知道他在我面前，是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我有时候也自嘲，因为马克思讲过，最可原谅的缺点就是轻信，这说明我缺乏领导才能。

朱熹认为，先读《大学》，定其规模；次读《论语》，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这个顺序非常合理，他讲《大学》是开门的第一门，如果有《大学》做基础，再去读《论语》《孟子》，它的内核都在《大学》里。最后读《中庸》，《中庸》是一个本体论的东西，不光是方法论。朱熹讲的是非常准确的。

义利统一治天下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针对的主要对象不是最下层的人民，更多的是领导者和统治者。“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如果这个人好，可是你知道他的缺点在哪儿，这个人恶，你也知道他的优点在什么地方，这样的人天下很少。如果一个人心非常正，他就能判断他所领导的人里边，这个人是好人，可是他有恶；这个人不是好人，可是他也有美好的一面。如果能这样全面看待问题的话，心就正了。可是这一点，我想只有佛能够做到，一般人很难做到的，因为恶人看到善，只有到了监狱里去，发现他还有美好的一面，譬如他会唱歌，就可以让他参加监狱里的宣传队，宣传怎么好好重新做人等，起宣传作用，这就是恶而知其美。可是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在生活里一般的恶人，你就少接触他了。这是我的想法，可是对于一个有更广大胸怀的领导人，可能恶人也要接触。

《大学》里提到了忠、孝、悌、慈，“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就是讲你对领导人有孝敬之意，对长者有爱心，对群众有慈悲之心。如果将个人的孝、悌、慈扩而大之，可以推而治理国家。中国古代的这些书大都是由感而生，包括《孟子》《论语》和《大学》，前后的文章没有非常严密的逻辑关系。

“《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就是人民所喜欢的，我们喜欢它；广大群众所厌恶的，我们也同样厌恶它，这才是民之父母。君子的判断唯一的是什么？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这是他对统治者提出来的。统治者本身的道德是一个根本，而追求财富是细枝末节的事情。因此，你聚财的话，人民就离散你；你散财的话，人民就聚在你身边。作为君子的帝王，应该和人民同样享受社会财富。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这个“食”字要注意，这不是讲吃他的，这个食是官僚的俸禄，生财有大的道路，生财的人多而俸禄少，“为之者疾”，就是生产财富的人很快。“用之者舒”，运用这个财富的人很舒缓。“则财恒足矣”，那这个财富就永远是非常充足的。“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就是讲一个国家能够不以利为利，而以义为利，如果讲你仁义，最后是落实到利益上，这个仁义就在其中了，就是以义为利了，这个利本身包含仁和义的成分。

我们之前提到，《大学》中说，一个人发展的过程是修齐治平。西方的哲学家罗素曾经说过，“人的发展目标是发现自己、完善自己”。在我们看来，这可能只是达到修身的那个程度，现在的青年人，从小可能受到比较传统的价值理念的教育，长大以后学外语，又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冲击。怎样在这种不同价值观冲击中，更好地发展自己、完善自己？对于个人的修为，我想我们不需要寻找他山之石。我想，西方的哲学家，他们的哲学发展到了罗素，到他的学生维特根斯坦，就发展到一个极限了。维特根斯坦曾经讲过，哲学家仅能做一些案头的工作。因此罗素讲的这句话，在中国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里，讲的是太丰富了。西方哲学家，从苏格拉底开始到柏拉图，他们所要解决的哲学问题，和中国要解决的一个天和人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完全是两码事。西方的哲学是天人二分的研究法，就是研究主体和研究客体不要掺和在一起，只有西方最大的哲学家，才有点儿靠近这个思维。可是，中国这方面的思维在古代的确超过西方。

《大学》的重要性在于它集中了商周以来的哲王的思考，所以我说《大学》不是平民的读物，而是治国平天下的人的读物，是可以验古审今的经典，可以拿到古代考验一下，也可以用它来审视今天。

《大学》居于“四书”的首要地位，是一个入门，在这种排序上非常的靠前，因为《孟子》和《论语》基本上是语言的记录，而《大学》和《中庸》的语言比较精粹，思想比较集中，理念非常明确。

第九课 《中庸》：天道、人道、中和之道

今天，大家对人评价说“这个人非常中庸”，和我们这个《中庸》，有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两个字是一样的，如果现在有个人讲范曾中庸，我认为是最高的评价，那简直是荣莫大焉。

宇宙天道是中和

今天我讲《中庸》的主旨是什么？第一，中，中和；第二，庸，平常。当你想到平常心的时候，就能达到中和。所以，“中”和“庸”这两个字，是不偏不倚的，而不是过犹不及。如果是过犹不及，就是庸人之道。庸人和中庸是不同的。一个低能的人，我们称他是个“庸人”，但中庸不是平庸。我在本节中会讲《天道章》和《人道章》。天道是天而人者也，人道是人而天者也。人道和天道是密不可分的，天道做了个标识，人依循它，这就是人道。天道是宇宙本体；人道是人作为认识的主体对宇宙本体的认识，这就是人而天者也，就是人对天是不是能应和。能应和的话，就是天人合一。北宋的程颢、程颐讲：“天人本无二，何必言合？”这实在是个非常妙的感悟。就像我们讲，草是山的一部分，山是自然的一部分，地球是宇宙的一部分，人没有超越自然，人在自然中，天道是什么？它是一个本然的存在、一个寂然的存在、一个综合的存在、一个至诚的存在，也是一个公允的存在。

宇宙怎么形成的？它是本然的存在，又是寂然的存在。我们从来没有听到，宇宙讲我多么伟大，可是宇宙统领着我们莫所能见的无穷大的天体，它对人类进行无言之教。“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天地呈现的美是无穷极的，音乐家和画家能涉及一点点宇宙的美的皮毛，已经是非常幸运了。能够抓到宇宙一点点的美，我们就能够做出感动人的作品。我记得爱因斯坦讲过，我们对宇宙的最微末的部分仅仅是跟随而已。

有了这样的大谦虚，来看待宇宙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应该基于一种敬畏、爱戴和谦和。有了这个大思维，人间的一切狂悖无度、一切骄傲等都是微不足道的。天道是至诚的存在，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诚。“诚”字概括的所有的内容，是天地万物存在的一个根本的状态。“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人类有很多不可知的东西，所以我们对宇宙要诚实，你一对它狡猾，它就会回答你，你这样不诚实的做法是错误的。它会告诉你，人类的目的只有符合宇宙的目的而不要违拗它，不要从大的问题上和它较量，自然是允许的。孔子还讲了一句话，“人可以弘道，道不可以弘人”，就是天道所提供的一些东西，你可以使它更好，可是道不可以弘人，就是天道不能使每一个人或某一个人伟大起来。人能弘道，这是孔子对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肯定。

道不能弘人，说明一个人如果不经过努力，是连道的捷径都找不到的。天道是个中和的存在。所以我讲到中和，不是讲软弱、宇宙天道，它是中和的。人类生长在地球上，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微小的尘埃，它有自然的天道来统帅着它。生活在这上面的人类，如果能依循天道，当然会受益匪浅；如果违背天道，它的惩罚也一定是有力有节的。天道是个公允的存在，它不会偏心。

“诚者，人之道。”人之道最根本的就是诚。君子应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个是君子要做到的。还有好学、力行、知耻，“好学则近乎智，力行则近乎仁，知耻则近乎勇”，智、仁、勇这三个字，最早出现在《中庸》篇里，谈到君子修为所必需的，你好学了就有智慧了，学到的去做，就离仁人不远了，知道什么是羞耻，就接近勇了。

“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你遵从天地之大德，你遵从道德所给你的本真之性。在这个过程中，你要善于求知，要有博大的的胸怀和气度，还要尽精微。一切事情都是由极精微极细小的部分构成的。“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和高明实际上是二而一的，极高明的东西一定道中庸，道中庸的事物，就可能达到极高明的境界。君子为天下则，以挈矩治天下，因为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都是先哲先贤为了实现一个安定的、有秩序的社会，必须由非常有道德的人来治理。“君子”这个称乎包含的意义非常多，譬如是个仁者，是个孝者，是个慈爱者，是个可信者，君子为天下则。君子成为天下的模范，以挈矩治天下，他治天下不是灵感式的，这个挈矩就是一个尺子，是有尺度的。他拿这个尺度来治理天下。你治理的天下好，人们心中也能够以挈矩衡量你，这样的话，真理得以彰显，君子不内疚。为什么人会内疚？因为有人说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明明知道它是不好而要做的，这就是坏人；不知道它不好而做的，这是失误。可是君子做事是能够依循天地的中和之道，做事情不会感到内疚。而他们的判断，可能有了那样的修为，判断比较全面，比较正确。

历朝历代的帝王，往内圣外王这个方向去修为的人，我先以汉武帝来讲。汉武帝当时为什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经过春秋战国到秦朝再到西汉初年，汉文帝、汉景帝能够用无为之治恢复了生产，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国家的力量已相当强大。当时汉武帝最需要的是治世的帝王之术，而治世的帝王之术在先秦的学问里当然是孔孟之道。孔孟之道，于是成为中国历代帝王之术的一个重要的范本。为什么？因为它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主张仁政，主张要有礼法、制度等等，无论汉武帝是真的还是假的，他都认为这个是对他最有利的，所以汉武帝利用儒家的目的乃是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有秩序的大王国。你说帝王都是虚伪的，都不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吗？不完全是这样。

再具体讲一个帝王，康熙，大家都知道他是清初的皇帝，他是满族人，但汉文学得非常好，热爱汉族的文化，他编的《古今图书集成》和《康熙字典》对汉文化的遵从超过了明朝的文人。当时南方反清复明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为了建立一个大一统国家，他采取内圣外王的态度，采取统一战线政策，到南京拜明孝陵。他说，我是为了你们的祖先来重整朝纲，使南方的士人绝大部分都统一了到他的麾下。他叫张廷玉率领一批明朝的大文人修明史，让他们想怎么骂汉奸就怎么骂，洪承畴可以骂，吴三桂也可以骂。如果他们认为袁崇焕是民族英雄，就可以歌颂；史可法虽然是抗清，但他们认为是民族英雄，照写、照印。这个厉害不厉害？他是个王者，是内圣外王。再加上他当时对几个知识分子的态度，第一，他叫大文人傅青主，也就是傅山来做官，强拉硬扭地把他抬到北京来。傅青主就是不剃发，康熙就让他回去，让他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王夫之曾经起兵反对过清朝，好，既往不咎，你愿意到山林里去，写你的《庄子解》去。康熙写了一个匾送给黄宗羲，黄宗羲不挂，不挂也没事。所以，帝王也不都是虚伪的，他们也有的是在做一些修行功夫上的事。

殊途同归

谈到天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命是天的本真之性，这叫性；依照这一本性来行事，这叫道。按照道的原则修为，这叫教。比如说儒教，就是叫你修、齐、治、平，叫你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这就是修道的一些内容。“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是分分秒秒都不能离开的。如果可以离开，那就不是道了。“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君子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也是谨慎的，在没有人听见的地方也是有所畏惧的。不睹不闻的是什么？是你没有和这个事物接触，你听不到它、看不到它，就不值得敬畏吗？就不值得你提高一些警惕吗？我一个人能够看到的，但别人看不到的隐蔽微小的东西不存在吗？你心里存在的这个东西，就要自己知道，要能够慎独，这个微小的思虑是从善的，这个微小的思虑是从恶的，哪怕是萌芽状态，别人还没有看到，别人还以为你是个君子的时候，可是你这个小人的思想来了，别人看不到的是隐和微。这段话开启了《中庸》后面特别强调“君子要慎其独”的一个根本。君子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要对自己严加要求，要能够做到谨慎。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节实际上是中。为什么你能够有理、有利、有节？因为宇宙的大本是中，宇宙的大德是和。“中也者，天地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是人人都有的本性；“和”，是大家遵循的原则。“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如果能致中和的境界，这是宇宙的根本、宇宙的一个大德。万物得以生殖繁衍，一切的事物，都能够在它应该有的地位上，“天地位焉”，诸位应该知道，就拿一个小小的地球来讲，在人类没有破坏以前，一定是这样的，地球有四十亿年的历史了，在四十亿年的历史里，千万年它需要调整，需要合理，有的地方就生出来了，有的地方成了大山，现在的喜马拉雅山本来在海底，它会升上来，有的地方成为大海，有的地方成为雪山，有的地方成为川流，这种变化完成了没有呢？没有完成，正因为没有完成，所以有时候会产生一些地震、海啸，它仅仅是小的调整，而这种小的调整，现在频率越来越多，人类就要思考了，人类改变了气候，改变了很多自然的存在。

那么，我们对地球的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注意？如果我们不注意，会产生什么结果？几百年以后地球会有变化，人唯有守大本、遵达道而已。人只有守这个大本，就是中，一个最宽广的道路，是和；中和是人能守的本分，人能守住，就会平和。

要注意守中和，什么事到面前，你不发脾气。喜怒哀乐不能随便发。中和的状态是什么呢？你们看看庙里的释迦牟尼，一个微笑，蒙娜丽莎，一个神秘的微笑，那就是中，她没有高兴得张大嘴，张大嘴就不是达·芬奇画的了。大师就是大师，大师一定会流露出一股中和之气。

中庸这两个字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也应该去尽量做到。我为什么要做国学讲座？不是讲了以后自己不做，还能叫别人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不是这样。一定是我想到，我有时候也能够做到，然后把我的读书体会告诉大家。在中国历史上，圣人、亚圣、君子都做得比较好，圣人如孔子、孟子、曾参、颜回、子思，再如朱熹、程颢、程颐、张载，这就是个典范。张载是中和的典范，不怒而威，不言之教；讲孟子，就能做到像泰山一样稳在那里。“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人之为道，人为加起来是什么字？人为——伪，伪的对立面是什么？诚。诚是道的所在，像子思把诚提高到至高的地位，甚至认为诚外无物。如果你是一个虚伪的人，你是不可以达到道的境界的“忠恕违道不远”的。违就是离开，距离这个道不会很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就是这个事情，你自己不愿意做，偏要别人去做，这就不是君子，而是小人。

“忠恕”两个字，是孔子很重要的一个讲法，忠包含了诚，诚恳对人，诚恳对国家，诚恳对自己；恕包含了胸怀，包含了处理人际关系的恕道。在生活里，有些人什么都要争，一点儿小的问题会膨胀到无限大。这就缺乏忠恕，缺乏原谅。人之故为道，伪道也，如“素隐行怪”，自己躲藏起来，行为怪癖，后世会讲到他，而君子是不是追求这个呢？君子不是，“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就是讲他隐居，即使后世不知道他，他也不悔，忠恕之道也。

《论语·学而篇》开始就是“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人家不知道你，你不感到愤怒，这就是君子。这里面谈到因为有了大本，就要有达道，谈到君臣、父子、夫妇、昆弟，以及朋友之交，我们在生活里可能接触到的，有父子、夫妇、昆弟和朋友，这是我们接触生活的几个方面，能在这几个方面真正做到和，是很了不起的。“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知、仁、勇，这是最崇高的三个道德。“所以行之者一也。”指的是什么呢？是上文的达道和达德，这两个是一也，底下还有两个一也，谈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底下谈的是什么呢？“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一也。”就是讲有的人是生而知之，这是天才；有的人是学而知之，这是努力，好学近乎智；有的是困而知之，可是他下了功夫，“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别人做一次，我做一百次；别人做十次，我做一千次，可是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匡衡抗疏功名薄”，匡衡就是很笨的人，但是他非常努力，最后成了一个大学者。

学习要学而知之的占多数，困而知之的占少数，生而知之的也占少数。一般人都是中等资质。一个中等资质的要变成个天才，必须穷尽自己的心力，就是儒家所主张的渐修，不要希求在艺术上忽然有什么顿悟。你心里有你手底下没有，我承认你是心灵上的诗人，可是你语言还没有过关，你的辞藻不够纷陈，你还不是个诗人，心灵上的诗人远远多于真正的诗人。有学而不能者，学了而不能的，未之见；不学而能的，也就是生而知之的，比如郎朗就是天分非常高，感觉特别好。

底下这是“一也”，这个“一也”和上面的“一也”不是一回事。上面的“一也”讲的是达道和达德，这里面仅仅是讲，学而知之，困而知之，可是及其知，一也，最后的目的是达到知。“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这点对我们也有一些启发，有的人看准了，“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条道路我走，走的时候不计得失，心很安定，不会浮躁；有的人是利而行之，觉得做这个事情有利，他就去做。他们一定是要利而行之；还有一种是勉强而行之，他各方面都不行，没有看到远大的目标，也没有看到利益，他就勉强自己去做。勉强去做就做不好吗？也不是，有的人做了一辈子事情，不是他所喜欢的，他也勉力而为之，可是他们也能够成功。

以上是《中庸》给我们每个人的启发，对每个人都适用。

至诚之境

《中庸》告诫我们，“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惟天下至诚为能化。”“其次”就是讲，你从事的是细小的事情，但这个细小的事情，你只要能够诚恳，它渐渐就会表现出来，你能够按照这样的步骤，小事会做大，大事能够大而化之。只有天下最诚恳的人能够化。《中庸》不是给最有天才的人和最笨的人写的，它是给有平常心的人写的。特别聪明过人和特别愚不可及近于白痴的人，在人类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是中间，两头执其两端，这时候细小的事情也包含在这中间。如果在生活里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能以一个平常之心，都能以致曲的态度，能够做细小的事情，我们距离成功就越来越近。

“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这个尽其性，是能尽其本真之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些东西都是源于天的至诚。因为诚外无物，你能够尽人之性，能尽物之性，也就是讲，你能够尽到一个真诚的境界，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赞，就是帮助，就是宏大，就是人能弘道的意思，你就可以和天地在一起了，或者你本身就是天地的一部分。这里面就谈到至诚的一个重要的意义，至诚要达到尽性。这个尽性，要尽天地本真之性。天地本真之性，有时候是与生俱来的，是天道的一个存在，人能够弘大天赋给你的东西，所以这个道不是外面的东西，也还是内在的东西。故曰“至诚无息”，就是最诚恳的，是不会停息的，是不会终止的，需要我们不停地追逐。孔子过去为了说明达到中庸之道的难度，曾经有句话，大家千万不要误解，“中庸不可能也”。他这是极言，完全达到中庸有多么大的困难，是需要君子能勉励而从之，而趋近它。孔子讲仁，完全达到仁，孔子也认为是不可能的。如果能够不懈地追求，“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它们渐渐就会明显起来，就能够持久，持久以后就能光大，这是讲以一个弘毅的精神来趋赴中庸。

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可以以弘毅的精神，对待我们每个人做的事情。我断定在座的朋友们，一定有人对自己做的事情不太满意，那么，要记住一句话，条件再坏，只要自己不坏，条件就会好起来。内在的弘毅精神，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还要有一种自为的态度，就是不回避小的事情，小的事情能做好，你将来才有可能逐步做大的事情。我们生活里有很多人，做的事情起先不引人注目，后来他渐渐地做出来了，非常棒。我最近遇到了一个做泥人的天津人，他完全没有上过学，可是他有天分，他对形象观察得特别有趣，做出来的东西好得不得了，好像天地精神在他捏的时候表现了出来。他表现一个乡下老头抽烟、聊天，乡下小孩，动态把握得极其生动。这样的人会渐渐彰显出来。

世界上的一切都在瞬息万变，永恒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我们一定要在生活和工作中有所开拓。这个开拓，不是声嘶力竭地呼喊，也不是还没有做成，就在那大肆渲染地炒作等。我们一定要有平常心来对待非常事。

“惟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他继续谈到诚对一个社会的意义。只有有了天下的至诚，才能够有一个经纶天下之大经。天下之大本是中，天下之大德是和，一个中和的社会才能够形成。我们从宇宙学习什么？我们看地，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天在上面我们摸不着，地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大地、山河、大的平原，甚至于大的塞外的荒漠，都有它的性格，它显得博大、浑厚、悠久。自然环境对人性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

“《诗》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这个天命，是非常静穆的，没有终极。烦躁的时候仰望星空，你会宁静，康德讲本体什么也没有发生，它就永远这样。它什么也没有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讲宇宙的本体要有一个大的变化的话，在我们这种生命是不可能看到的。我们偶然看到一个彗星从天上滑过，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鸿毛，谈不上宇宙的变化。它很庄严、很静穆，可是它无穷无尽。天道的运行不会停息，我们如果要追逐天道的话，也不要停息，而且心灵要非常静穆。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天地为什么能大？大有大的道理。作为一个小川流，它一定有德，因为这个小川流有一个大德照着它、感化它。天地之所以大，就是由于它能包容万物。德国克虏伯兵工厂有两个标准，它录取成绩最好的考生，也录取成绩最不好的考生。成绩好的考生从事高智商的工作，比如机器的装配等；也有脑筋不行，但手非常巧的人。心灵而手不巧的人多，手巧而心不灵的也多，这样的人都有用处。盲聋哑人完全听不到，也不会说话，却能够根据光的暗示，演出《千手观音》，这是人类艺术的奇迹。

“《诗》曰：‘德輶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犹”形容轻，轻得像毛一样，这个毛还是会有形迹的。就是即使做很小的好事，它也是有形迹的。上天的运载，是无声无息到了极点，它的大德能泽批全球，它的小德轻如鸿毛，它也有它的形迹。天地的大德，都得通过人的德来体现。这就是《中庸》的核心思想。

中庸之道就是不偏不倚，古为今用地说，就是他有群众路线，他是站在大多数，因为绝大多数人就是我们领导人要最关切的问题。如果对绝大多数的人，我们能够不偏不倚的话，那么这个国家一定是非常之和谐的，现在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产生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大体上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偏有倚。不偏不倚的人，在生活里不是那种骑墙主义者；骑墙主义者，正是反对中庸的，他反对天地之大本，反对天地之达道，所以才想出鬼鬼祟祟的主意。小人反中庸，他绝不是君子，骑墙的人是小人。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因为过去人们对中庸的误解，所以才产生了中庸就等于平庸的意思。乖孩子就没有出息吗？那不是。你们的心态不那么焦躁，不那么骄纵，容易接受天道的寂照，因为真正的光亮，不是燃烧的，而是照亮你的心灵的。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讲，心灵的光亮实际上是最重要的，所以你不会平庸。

让大家隐藏起自己的喜怒哀乐，好像和自己的心性相违背，但世纪不是这样，这不符合宇宙本体中的原则。你可以检查一下，凡是在你狂怒的时候，有几次真理在你的方面？你特别狂喜的时候，那值得你狂喜吗？还有人觉得中国现在的年轻人看起来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这是比较片面的看法。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小时候要个性张扬得多。

“道家”这个词在老子和庄子的时候，人们并不这样称，一般称“黄老”。大概到汉代淮南王刘安的时候，在《淮南子》里，才开始以“老庄”并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黄老之术一方面曾经缔造过中国一些大朝代的安定和发展，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都曾经用老子无为而治的哲学思想治世。唐太宗、相信佛教。唐玄宗相信道教，他还叫临邛道士鸿都客去给他找杨贵妃。道教在中国也深入民间，有些道士能捉鬼拿妖、卖药，还能算卦等。这个在中国的道教里叫“正一教派”，还有一个教派，譬如丘处机派是比较注重哲学思维的。中国很多的知识分子，都深入这了里面来。六朝时候的知识分子都爱谈玄，到了后代很多的大画家，像黄子久就是道士，《富春山居图》画得非常好。

第十课 道家管锥

很多人知道钱钟书的《管锥编》，但是，怎么会有道家“管锥”呢？在这里，道家不是主语，不是指道家在管在锥，而是我们去管锥道家，就是讲我的认识比较浅短，范围很小，我谈得不是很深入。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也是根据这个谦虚的意思写的。而“管锥”这个词，来源于《庄子·秋水篇》。讲的就是，我的认识是非常浅显的。

在中国，从民间到大知识分子，再到帝王，都有非常重视道教的。宋徽宗——一个亡国之君，建的道观非常多，他穿的衣服是道士的服装，这就看出道教影响的层面之大。想要了解道家，老子和庄子是特别重要的人物。

道教和道家是两回事

《汉书·艺文志》把中国的学问归纳为十家，即儒、法、名、墨、道、阴阳、纵横、农家、杂家和小说家。道家指的主要是老子和庄子，它与后来的道教不是一个概念。《道德经》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道经》，一部分是《德经》。从“道可道”到“道常”，前三十七章是《道经》，后四十四章是《德经》，总共是八十一篇。为什么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因为在老子看来，可以说出来的道，就距离道的本体已经很远了，所以道是不可以讲得非常清楚的。既然不可以讲得非常清楚，讲它干什么呢？就是叫你们了解一点儿。老子曾经非常明确地讲过，他可以讲出来的道，还和道的本体有距离。“名可名，非常名”，可以给它个名字的话，离它的本体的名也很遥远。所以老子在《道德经》里讲，“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这个“大”就是道。道是老子对宇宙本体，尤其对“宇宙”一词非常智慧的哲学感悟。在中国提到“宇宙”一词，最晚应该到庄子。在庄子的《齐物论》《知北游》《列御寇》这些文章里都提到过“宇”和“宙”两个字。所谓“宇”就是横无际涯的一个空间，所谓“宙”就是一个无始无终的时间。“宇宙”这个词在老庄的时候就提出来了。

而道教干脆将老子看作道的化身。在东汉明帝、章帝的时候，有个《老子圣母碑》，将老子神秘化，它说“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于太素之元”。“元旦”的“元”是什么意思？第一天叫“元旦”，就是它行于太素的刚开始。“浮游六虚”，六虚是什么呢？六虚和六合是一个道理。“出入幽冥，观混合之未别，窥清浊之未分。”它把老子神化，说是在天地开辟以前，已经存在这个人了。这不是老子的思想，而是后来道教的神祇说。在汉代有个天师叫张道陵，写过一部《老子想尔注》，这部书里有这么一段话，他说老子就是一散而为气，一聚就为太上老君，从此开始有其人。从此以后以道家来看，老子已经不复为人，而为神了，信道教是信其不是地上的古哲，而是天上那个神灵。

在本节中要讲的，是地上的古哲，而不是天上的神灵。六朝之后神祇繁衍，天上的叫神，地下的叫祇、神灵、元始天尊、三清尊神或天神地祇，不一而足。而道教一旦将信徒引入成仙修道之途，必致老子思想丢失，往往将老子的玄冥之思庸俗化、神秘化。在老子那里是哲学，而到了道教，已经没有哲学的意味了。不过，也不要一概而论，有些道士还是有点儿道行的，譬如南朝梁武帝时的陶弘景，他是个医学家；还有唐代的药王孙思邈，他是个道士；明代的大画家黄子久，他也是个道士；元代一个大画家倪云林，他也信奉道教。这些信奉道教的人，和到处捉鬼拿妖画符不太一样。庄子养生思想的根本的目的是精神对自然的回归，而不是躯体羽化而登仙。就像我们念佛，是为到一个乐土去吗？也不是。真正的佛教和道家思想，是就在当下。在佛家看来，你当下能够感悟，能够彻底悟了的话，你当下就是佛，脚下就是西方净土。

道家的思想也不是叫你真的羽化而登仙。《庄子》书上有藐姑射山，有个仙人什么东西都不吃，饮露水、餐霞光，他不过是庄子回归自然的一个形象的注脚。以庄子的聪明，知道他讲的是一个寓言，这个寓言是为了阐明回归自然的思想。不料到六朝以后，道教当真了，就真的要成神仙了。庄子要坐忘，要离形去智，在道家看来，形骸是暂时的，“智”在老庄的思想里经常提出反感，他认为“慧智出，有大伪”，人类的智慧出现了以后，大的虚伪会同时出现，就宛如我们现在的人类，发明了任何智巧的东西，它对人类有好处，可是同时，它的坏处是同样的。所以，他认为大道废了以后，不仁不义的事情出现了，因此相对物就会出现，就是仁和义。

而在老子和庄子的思想里，最好不要有区别，一有了区别，那区别就是一个万恶之源了。为什么有社会契约？因为产生“你的”“我的”这两个词以后，就需要社会契约了。我的你不要拿走，你的我不要拿走，如果在一个混沌的原始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哪有你的和我的的区别？一个人如果能够和天地精神相往还，就有一个非常自由开放的心灵，就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人。忧虑产生于欲望，而老子和庄子希望人们不要有这样的忧虑，回归到自然。老子和庄子都要自己心灵安静，要能够凝思寂听，要能够悄焉动容、视通万里，能够有这样的大境界。

可是到了魏晋的时候，那些道士，甚至像王羲之这样的文人都炼丹，炼出一些红的粉末出来，里边含汞，是有毒的，吃完以后立刻有反应，浑身发热。大家感到这个真是神妙，可以羽化而登仙，然后把衣服一张开，服丹以后要行散，要走路，把热气散掉。这个热量不得了，因为也知道不走路就死。这正应和了一般的迷信的教徒白日登天的美梦。道教最初不叫道教，叫黄老道。汉代刘安的《淮南子》里，开始把黄帝和老子并称为“黄老”，因此道士们就称自己为黄老道，这就是中国道教的前身。

邹衍是五行之说的倡导者，他用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来解释历史的循环性，可是到了海上的方术之士手中，正如司马迁所谓“齐燕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显然，司马迁对这种方术之士是非常反感的。《长恨歌》里边有“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为感君王辗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看到唐玄宗在辗转地想杨贵妃，这个道士就来帮忙，“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真的这样了吗？这个临邛道士鸿都客，不知在唐玄宗面前怎么造谣生事的，讲我今天到东海去了，我到地底下去了，这就是一种方术之士。

道家的非逻辑的玄学感悟

老子能够清静无为，能够守住自己安静的心灵，达到虚怀若谷的境地。过去有一句话这样说：“一个人活到七十岁再来一遍，每个人都是圣人。”年轻人还是应该以儒家思想鼓舞自己，要了解佛家思想、道家思想，释放一些自己的苦闷，或者扩大自己的心胸，这个都有好处。

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每个具体的困难都要具体解决。假如有十二平方米的房子，可以给它布置得很有诗意；买不起范曾先生的原作，可以挂一张范曾先生的复制品。这个快乐是一样的。这种快乐我们小时候也有体验。我的家庭比较穷困，可是我从小有这种志趣和快乐，譬如我父亲会教我们作诗，我们没有好吃的东西，可是精神食粮很丰富。我父亲经常点根香作诗，看我们兄弟三个谁先做出来，快不是重要的，还要好，快而不好不算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一天就快快乐乐地过去了。有人说，范先生，你七十多岁了，怎么牙齿一颗没掉？告诉你们，重要的原因是我小时候没有糖吃。有一次，我们小学的一个体育老师结婚，他家桌上摆了很多糖。我和我母亲去参加婚礼，我就看着那个糖，可是这个糖我是不能拿的。我说：“妈妈，我想吃那个糖。”我母亲说：“不要。”我们就出来了。这一次给我的教训是，我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

老子是“绝智弃圣”，弃绝知识，返璞归真，这是老子的一个根本思想。他认为“慧智出，有大伪；大道废，有仁义”，因为圣人都是主张仁义的，老子说仁义都是因为不仁不义的社会产生的，所以才有仁义。老子没有否定过天，老子的整个哲学都是谈天、谈自然的哲学。

孔子主张以直报怨，因为他认为如果以德报怨的话，那么何以报德？而老子在《道德经》中主张报怨以德，他认为德就是顺天道而为，没有什么需要回报的。他是希望，连盗贼都要给他施以德，道家是对儒家的一种补充。南朝梁武帝时的陶弘景是个很有名的道家人物，他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明代的学者王阳明也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近代的大学者马一浮甚至认为九流三教都可以合一。孔子讲，“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王阳明甚至说过，“其实六经何不是三个字呢？思无邪”。所以，从本质的意义上来讲，从使人完善而言，他们都有相通之处。

中国能出现老子和庄子这样的思想家，是非常不简单的事情。我们来比较一下世界的文化，公元前四百七十九年，孔子逝世。十年以后，希腊的苏格拉底诞生了，他是柏拉图的老师，生活在中国东周时期。中国在春秋战国之交，有个哲学家叫墨子，他前赶不上孔子，后赶不上孟子，可是他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同时在地球上生活过。孟子更是和亚里士多德几乎同时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也是在这个时期形成了东西方两座思维的大厦。从一开始，它们的方法就不一样。西方人重视演绎逻辑的方法，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思想，但柏拉图在哲学上有更大的建树。他曾经讲过，人类不朽的生命对永恒理念的回忆需要方法。人类的生命为什么是不朽的？因为不是对个体来讲，人类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这是人类不朽的生命对永恒理念的回忆。永恒理念，本来存在于人的自身，可是人类忘记了，要回忆它需要方法，需要逻辑，最初是柏拉图提出来需要逻辑，可是他自己没有完成。但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完成了形而上学，而且研究物理学，西方的逻辑思维就起源于此。

西方人对主体和客体是分开来的，主体研究客体，不能混为一谈；而东方是感悟思维的系统，是把研究客体和主体连在一起的，这很容易使东方的思维形成感悟的、圆融的、非逻辑的特点。这种思维往往是直达他所谈的东西，并不经过科学的实证。西方的结论，证实了的是定理，有待于证实的是假说，自然而然存在的是公理。中国不分这个。我们看老子和庄子的思想产生的背景就可以渐渐地认识到，这种感悟思维和逻辑思维在两千五六百年前是有区别的。

过去的儒家，虽然不是君王真正的老师，像翁同龢就真的是王者师，是同治、光绪两朝皇帝的老师。大部分儒家是以王者师自居，他的理论是要王者能够来实现，而儒家最大的治国平天下的愿望，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像王安石、苏东坡那样，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成为范仲淹这样的朝廷大臣。可是，他认为他的思想和学说可以成为王者之师。像近代的章太炎，他自己关起门来称皇帝，自称为“素王”。但是，也有不愿意做王者师的，比如老子，他的上善若水；比如庄子，他的天地大和。这往往是治世的一种根本思考，不应该见其一斑，而谓已识全豹，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即以老子之宇宙本体说，与庄子的万物齐一说而论，不仅是东方的大智慧，它们还以其不朽的辉煌，泽批千秋，走向世界。现在，西方产生了老子热、庄子热。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连德国都没有一本翻译得真正好的老子的书，现在当然不同了，《道德经》的译本变多了，甚至连希伯来文的《道德经》都翻译出来了。

对本体最高明的讲法

在庄子看来，天地万物都是齐一的、和谐的，它们没有什么区别。佛家的思想来到中国以后，很容易附着于道家之后，这也是一个原因。佛家主张众生平等，这种思想在老庄的思想里可以找到。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无是天地的开始，有是万物之母。他讲，“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这个道是老子说的，一个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天地还没有出来以前，这个道并不是实体。字之曰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是进一步夸奖这个名的，譬讲关羽，姓关名羽，字云长，他是在长空飞翔，这个字是称赞这个名字的，因此这个“道”和“大”是一回事。

“道”是称赞这个“大”的，老子讲这个道是先天地的。天地还没有的时候，这个道存在着，这个道到底是什么？朱熹讲，在没有天地之前，总还有个理，如果没有道和理，怎么会形成这么一个巨大的宇宙？星河灿烂、银河迢遥，岂止一条银河？千万条银河、千万个星系，无可计量。这个无，不随别人意志而改，寂兮寥兮是一个平静的描述，可是它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我们给它一个字叫“道”，勉强给它个名字叫“大”。我想，这是迄今为止最高明的一个讲法。

举例来说，霍金讲过奇点说和宇宙大爆炸学说。他为什么取个名字叫“点”？一个无限小的、没有面积的东西才叫点，而这个无限小的东西，它的质量又无限大。要知道这个无限大的概念，就是你说多么大都不为大。整个宇宙，是从这个奇点的大爆炸开始的，它含有多少质量？没有什么，因为他当时说的是无限，密度无限大。霍金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举了一个我们人类可以理解的例子，有一个星叫白矮星，这个白矮星一立方英寸，相当于几百万吨重，这么重的东西放在地球的石头上，地球的石头就是块豆腐，他说这个密度还不为大，后来又发现一个中子星，这个中子星一立方英寸，是几万亿吨，相当于一个泰山的重量。把它放在地球上就有问题了，它就一直往下、一直往下，会不会穿透呢？不会，它会穿到地球的正中心，就无上无下、无左无右，在这个地方停住。中子星的密度够大吗？远远不是。宇宙大爆炸这个奇点的密度是不可思议的。那岂不是无中生有吗？和老子的“无，名天下之始”，岂不是有一种精神上的呼应吗？可是，老子更高明地讲，这个“无”你是看不见的，他说这个“无”和“有”，有无相生，无的同时就有个有。

我们已经没办法用物质产生精神这种唯物主义观点，或者精神产生物质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去框定老子思想的范畴，而他又不是二元论。老子讲得很清楚，物质和精神没有先后，是一个东西，只是名称相异，这里精神即物质，物质即精神，有即无，无即有，它们共同的名字叫“玄”。我们不妨设想一下，玄是一种什么形态的存在？这个又不对了，因为这又违背了老子的思想，玄没有形态，何为存在，它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怎么叫存在？那是一种彻底的空虚，归根结底是空无一物。在庄子的书里，他也应用了这个思想，他说有一个无何有之乡，什么都没有。佛经里有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一个绝对宁静的世界。总而言之，了无痕迹，仅仅到此为止了吗？不是，宇宙因为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在那个绝对的静寂中、绝对的空虚无形中，我们恍兮惚兮地得到一些消息，有一些动静，这里边有了一些幻象，有了一些事物，这是宇宙发展的一个过程。

这时候，这个混成之物，才具有了实体的意义。它不停地运动，而且是不停地往返，周而复始，原来宇宙的本体才开始形成，这个时候宇宙的概念才产生。宇宙的“宇”是横无际涯的空间，“宙”是无尽无休的时间，“宇宙”就是时间和空间。中国最晚在庄子的书中，出现了“宇宙”一词。在老子的书中，没有出现过。这个混成之物，不啻为天地的圣母，化育繁衍、万物滋生。老子说，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名字，因为有一个固定的名字，它就执着于一物，那就不是那个变而不居的常名。这个常名是什么呢？这里面讲，它不是一个具体、个别事物的名字，它涵盖了道的一个名字，我们叫它“常名”。至此，我们对老子、对宇宙本体的论述，可以告一个段落了。

老子的宇宙本体论包括道，我想老子还用了另外一个词，可能就是“一”，这也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概念。在现代社会，大家都靠思辨，从事艺术的都有这种体会，就是有时候在创作进入比较高的境界的时候，可能会有短暂的无对的状态。画家和诗人也一样，他能够非常清楚地认识自己的作品，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你会知道你哪一张画最好，也会知道你哪一首诗最好，这是不需要别人评价的。

老子与庄子的不同

庄子原来是源于老子的道，所以我们把老子和庄子都称为“道家”，那么他们有什么区别？老子主要对宇宙的生成、运动、宇宙的无中生有，以及有无相生的根本宇宙论谈得非常深入；庄子和他不一样，庄子讲，“六合之外，圣人置而不论”。六合是什么？东西南北和上下，“六合之外”，是你的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圣人置而不论”，圣人知道其存在但不议论它。这是他们的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是，老子主张无为，庄子也主张无为，可是老子的无为，是为了更加有为，唯其不争，不能与之争，这是老子的思想，老子有以柔克刚、处于一种蛰伏的状态，所以知白而守黑，知其雄而守其雌，知其刚而守其柔，他能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这是老子一种阴柔的进取。它和孔子学说那种阳刚的进取，是中国古代用来治国平天下的两种方法。而庄子不同，他就是彻底地无为，不是无为而无不为，不是不能与之争，他就是不争，他是一个把一切问题都想透了的人，真正做到不为物累，和大自然融为一体。老子的学问可以说是自然的人格化，孔子的“天垂象，圣人则之”是人格的自然化，而庄子是人本体和自然本体无间隙地浑为一体。这是孔子、老子和庄子最根本的区别。

如果老子是提倡无为的，那么庄子就是个彻底的无为的实践者。老子的无为，还有一个无不为的终极目标，无为而无不为。为什么与世无争？无争是为了没有人能与之争。为什么他要居卑而处微？为了蓄势待发，他有一种阴柔的策略。庄子和老子不同，他是个彻底的无为者，甚至楚王请他做宰相，他都要对被派来的使者们说：“楚国曾养了一头牛，后来做牺牲，把它披挂了很多的锦绣，入了太庙，这时候，它就是想做一只小猪都不可能了”，庄子还说，“听说楚国有一只大龟，被供奉在那里已经三千年了，你看这个水里有条曳尾龟，它缩在泥土里很快乐，你们说，它是做一只被供奉着骨头的龟好呢，还是做一只泥土中的龟好呢？”使者们说，还是在泥土中好。庄子说，那我也在泥土中摇尾巴吧。庄子一辈子没有做什么大官。其实，老子也没有做什么大官，就是在周代做个史官。司马迁当时讲，“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而流俗之所轻也”。他讲你这个搞文的、搞史的、搞星象的、搞历法的，和根据卦相来找说辞、谈义理的差不多，是陪君王玩玩的，大家看不起。当时以太史公司马迁的地位，他都这样贬损，我想不会像朝廷命官的地位那么大。庄子一辈子最大的官，就是在蒙这个地方做漆园的一个小吏。你要知道，战国时代的漆器是非常发达的，我们现在在楚国的战国墓里还可以看到，漆器上由红、黑、白三种颜色所画的图案，是美轮美奂的。

老子是通古今之变的一个人，他能够辩证地看待问题，了解事物怎样从生发到毁灭，怎样由弱而强、由强而弱。这样的人，往往不会忽然大笑或忽然大哭，他很淡定，好像万物可以皆备于我，如果能把这点表现出来，那就是老子。我喜欢画老子骑着牛出函谷关，我觉得这个场景非常富有诗意。老子是农业社会的一个大思想家，在农业社会，牛的功劳非常大。如果要选国花，我们选牡丹；要选国兽的话，我们选牛。牛为我们几千年的农业社会流尽了血汗。所以，老子骑在这样一个国兽上面，带着东方最妙的思想，是我创作它的一个心灵的感动。

而庄子呢，我经常画他在梦蝶。庄子梦蝶是他的《齐物论》的一个很好的说明。庄子为什么要写《齐物论》呢？他认为宇宙的万有都有同一性，所谓“齐一”。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个大学者叫王夫之，他写了《庄子解》。在这本书里面，他讲，什么东西无所对，大和小、古和今、寿命长和寿命短、彭祖和殇子，都是人在非常短暂的生命中所看到的很小的一个领域，才有了这样的区别。如果在一个更大的领域里，就没有区别。他说，两个国家打仗，为什么讲蜗角蛮触之争，就像一个蜗牛的角，一个角是蛮国，一个角是触国，这里面千军万马在打仗，结果定下神来看，原来是只蜗牛。古代有一棵大椿树，以八千年为春，以八千年为秋，应该算是寿命很长了，可是朝菌不知夕晦，对那些小虫子来说，它是一样的寿命，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认为的几十万年，对宇宙来讲是眨眼的工夫。庄子的齐一说，就谈到了哲学上的一种观念，这在两千三百年前是非常不简单的，因此画他就不能画。我画老子有时候还微微地拧一点儿眉，有一些思考，画庄子就要完全把他放到自然里去。如果讲他们的两个区别，老子比较瘦一点儿，庄子注重心态，所以稍微胖一点儿。

在一些古籍里面，老子和庄子，除了一个是说理论者，一个是实践者，他们在这样一些故事上有关联。这两个人的关联就是，老子是春秋时期的，庄子是战国时期的，他们相隔近两百年。当时庄子辨别东周列国的诸子百家的时候，不是像《汉书·艺文志》中儒、法、名、墨、道、阴阳、纵横、农家这样区别，而是以名字来分，其他的他都骂得一塌糊涂，唯一不骂的就是老子。他认为老子的学说是了不起的，他当时最信赖老子的学说。庄子关于道的学说，很多是吸收了老子的思想。

可是，庄子和老子的社会态度不一样，一个是无为而无不为，一个是彻底的无为。老子喜欢对宇宙本体进行思考，比如宇宙是怎么来的、怎么产生的。庄子用一句话就将这个疑问说清楚了：“六合之外，圣人置而不论”。从语言上来讲，老子的语言高古，庄子的语言纵横恣肆。他们之间的关系、因缘和区别大体是这样。

第十一课 老子：道家的众妙之门

老子在春秋时期形成他对宇宙生成的一个大思维，以及对社会历史整体的、极具概括性的描述，仅用了五千言，这是非常精妙的学问，所以两千五百年来久盛不衰。我在读《道德经》的时候，感觉心性好像一下子融了进去，非常自然、非常舒服，感到醍醐灌顶。可是读《论语》的时候，总觉得有一种被教育的感觉。老子是把自然人格化，而孔子是把人格自然化，这两种方法是不一样的；其次，他们的关注点不一样。老子关注的是宇宙的变化，而孔子关心的是怎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老庄和孔孟，是从不同的角度来体悟大道的。

老子像条龙

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就是能说出来的道，是一个具体问题的道，而不是最根本的道。实际上，庄子在他的书里也提到过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老龙吉，他是最了解道的人。人家问他道是什么，他不说；再问他道是什么，他睡着了；再问他道是什么，他死了。他怀抱着他深知的道，死去了。因为这个说出来以后，就不是他所想的那个道，就会具体而微。孔子和老子很大的区别就是他主张社会要有礼，要证明名分是礼的根本目的，要有尊卑、上下、君臣、父子，他认为这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必要。为什么孔子对周公特别崇拜？就是因为周公在处理和父亲、兄长和侄儿的关系上，达到了一个完美无缺的地步。

老子的确切生卒年月没有记载，孔子有确切的生卒年月，可是在我想来，老子的年龄应该比孔子大，所以他有求教之意。当时老子给孔子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君子要沉得住气，沉不住气，就说明你内心的欲望非常强烈，这对一个人的气质、性格和事业都有影响，你以后一定要改除。老子对孔子讲的话大体上就这么多。孔子出来以后，三天没有说话，后来他对他的学生讲，兽有脚可以走，鸟有翅膀可以飞，鱼可以在水里游，走的我们可以用网捉住它，游的我们可以用钓竿把它钓上来，飞的我们可以用箭把它射下来，可是我们捉不住。老子是真龙。

这段记载见于《庄子》，而非司马迁的《史记》。可是我想，当时老子如果真的和孔子有过这样一次见面的话，老子会跟孔子讲这些话。我们在孔子的脸上能看到他眼里的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但这个老子，我们看他眼睛闭着，好像有一种喜悦感和满足感。他内心的喜悦，源于他是一个主张无为的人，能够和大自然融为一体。他通过归纳和感悟的方法，提出了宇宙的最初始的状态。而且，由于观察万类的变化和治乱兴亡，他对社会人生有透彻的了解。从思想家这个角度来讲，他是无与伦比的。

据《史记》记载，有三个老子：一个老子就是老聃，名字叫李耳，是楚国人；另外一个老子姓老，叫老莱子；还有一个就是秦穆公时期的史家老子。这三个老子，为什么司马迁要并列出来？因为从老子到司马迁，也有三百多年了，那个时代不像现在，信息保存得这么好，三百年对他们来讲，就像我们三千年前的事情一样，应该很模糊了。而司马迁不愧是史学家，他把三个都并列地讲了出来，而且谈到老子的年龄，有讲他活到一百二十岁的，有讲他活到两百岁的，因此我画的老子都是须眉非常皓洁，很长寿。他有时候睁着眼睛，有时候闭着眼睛，他在思考，他的心灵和宇宙融合在一起，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清静的人，因此要从他的形貌上表现他心灵的安静。他和孔子不一样，孔子非常关注时代的风云变化，关心民生的各方面，关心各国的政治，而且他本身也是一个史家，所以这两个人的性格是迥然不同的。

为什么老子老骑在一头牛上呢？过去讲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在函谷关遇到关尹，关尹就讲，你出函谷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了，把你所知道的东西写下来，老子就写了五千字的《道德经》，然后西去了。

无中生有：老子的宇宙观

我画的老子很多，这次画的一个形象是孔子在很虔诚地问礼于老子。这个故事见于庄子的《天运篇》。他俩真的相遇了吗？庄子的书有所谓寓言、卮言和重言。重言大体上都是讲的本来不存在的事情，有点儿像造谣一样。可是在古代，这算是一种写作方法。其实，孔子有没有见过老子，在历史上是一个谜。但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引用了庄子的这段故事。在庄子的《天运篇》里，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老子见到来拜会的孔子以后，对孔子讲：“你气不够沉稳，欲求太甚，不能内涵。”说完以后，老子就再也不说话了。孔子出来后，他的弟子问：“你见到老子了，有什么劝他的话吗？”他说：“我还怎么劝他，他已经这样当面批评了我，我今天才知道了什么是真的龙。”

他说，老子是条龙，讲话见首不见尾，结果所有的意思都在里边了，我在他面前何等自惭，瞠目结舌，无以应对，哪里还谈得上对他老人家有所劝慰。这个故事是庄子写的，我们知道，庄子对各家都没有好的评价，就是对老子有好的评价。老子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过去讲老子是消极的，孔子是积极的，其实不然，孔子是不够讲策略的，他就知道一往无前，知其不可而为之，而老子是阴柔的进取者。老子提倡无为，他无为是为了无不为。

中国历史上有些王朝，譬如汉代的“文景之治”，为什么会出现？因为西汉经历了前朝的战乱，民不聊生，因此文帝和景帝就制定了无为而治的方针，以老子的思想，予民休息，这一来，一个大的帝国景象出来了。如果没有“文景之治”，就没有后来汉武帝时期强大的国力。唐太宗时期有“贞观之治”，也是遇到了很多的战乱，采取予民休息的方针，这才有了后来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所以知道用策略来治一个大的国家，治大国如烹小鲜是什么意思？就是治大国要慢慢地温火来烹，而不是用滚烫的水煮，或者是油煎火炸，那样国家非给弄乱不可。

在老子心目中，生命在出生的时候都是很柔弱的，而到了要死亡的时候，它一定是很坚硬的。所以他讲，“柔弱生之徒，坚硬死之徒”。柔弱者指的是顺应自然的人，坚硬者指的是固执己见的人。幼小的儿童是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的。小孩从早哭到晚，不会嗓子哑，因为他是顺应自然，他需要哭才哭，哭到一定程度，自然不需要他哭了。小孩是按照自然规律生活的，和大人不一样，大人有时候表示悲痛，哭时一定要让别人看到，这一定是假哭，真正的哭别人看不到。所以，小孩顺应自然地哭和笑，都不令人讨厌，甚至小孩撒尿、拉屎，母亲闻着都是“芳菲菲兮袭余”，心情都不一样。可是，有些大人故意装腔作势，就违背自然规律了。违背自然规律，就违背了老子和庄子所提倡的“回归自然”。

宇宙无涯的空间和无限的时间来源于什么？老子说它来源于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有”和“无”是老子的两个哲学命题，而且老子的哲学里提出“无中生有”，有是从无中生的，可是他又提出“无和有是同体而异名”，不过是一个事情的两个名字，那么有就是无，无就是有。为什么老子要反者道之动？回归就是道的运动。要回归到什么呢？要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复归于无极，复归到太初那样单纯。当然，在社会理想上，复归到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这个国家的鸡叫，那个国家都能听到。

那么，“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东西。老子称之为“无状之状、无象之象”，它的名字叫“恍惚”。我们在生活中也经常用“恍惚”这个词。有这个事情，还是没有这个事情，恍惚有，恍惚今天谁来了，不确定，这叫恍惚。没有时间和空间，既没有上，也没有下；既没有前，也没有后；既无光明，也非黑暗，那就是恍惚，那就是无。这里，老子妙的来了——这个恍惚里有三个要素：视之不见的叫夷，听之不闻的叫希，搏之不得的叫微。夷、希、微这三个字，是天地万物构成的元素。而这个元素，你也是完全看不见的。

老子的无为是为了无不为

在两千五百年前，老子没有任何科学仪器。因此，他能有一种元素的、基本粒子的思想，是非常了不起的。就像庄子讲，“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宇宙大不大？大，为什么大？它没有外面。如果宇宙有边缘的话，它就有外面，外面一定比这个宇宙大；至小无内，现在已经发现了，质子、中子、电子，它小了吗？不，它还有里面，仅仅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把里面的东西挖掘出来。挖掘出来又如何？还有里面的东西，还不是至小，而且这个至小永远挖不完，永远没有尽头，因为这里有个哲学概念，叫“无限”。有和无同是一个来源，却有着不同的名称。“有”和“无”之前还加了个“常”，“常有”加“常无”等于玄。常有就是本真的有，常无就是本真的无，本真的无加本真的有，加起来叫“玄”。可是，这个“玄”，是老子对宇宙本初状况的一个奇妙的感悟式思维。这个感悟式思维，不是经过爱因斯坦相对论和二十世纪量子力学大发展以后，对于宇宙大空间的尺度和对物质最小的尺度研究以后提出来的，而是在当时没有任何实证科学的时候，完全凭直觉悟出来的。现在我们知道，原来没有时间和空间，恍惚之中有个玄，这个夷、希、微是真的有吗？你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它当然没有。无为自化、清静自正的老子，胸襟博大、述作宏阔。宏阔并不意味着长，也不意味多。有个诗人写了一本诗集，非常厚，有个朋友讲它的价值不如一块砖头。学问之事不在于你写得长，现在这个博士论文，我最讨厌的一件事情，就是都要二十万字以上。这是谁规定的？老子的《道德经》五千个字怎么就不行？你要篇幅长很容易，语言废话连篇也毫无意义。

老子出关

孔子和老子处于同一时期，孔子是那样的入世，老子是那样的脱俗。春秋战国是一个需要巨人，也能产生巨人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形成了这两大家，这两大家竟然能够比较好地把这样一个DNA灌输到我们后来的两千多年中。马克思说，古希腊是人类健康的童年。我们也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健康的童年。这不体现在当时的诸侯混战，也不包含兵燹杀戮，它体现在思想和情态的自由。诸子百家能够争鸣，因为没有统一的要求，所以他们有一个可以自由思想的天地。老子和孔子的很多理论有各自存在的价值，可是当它们加起来时，总和可能更接近事物本体，更能解决问题。

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东西方都出现了一批伟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大一统是不是对的？对于大思想家、大学术家的产生，还是有一定阻碍的。在历史上大一统的社会，的确有阻碍，譬如汉武帝，他接受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可是，讲董仲舒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他本人不是那样的。董仲舒在他的《春秋繁露》里，既有儒家的思想、阴阳家的思想，也有邹衍的思想，他也吸纳了很多的思想成果。所以，主要是汉武帝需要一个统一的社会秩序，当时秩序是第一位的，所以秩序对于思想的自由，还是有一定阻碍的，就看秩序本身的品质怎么样。例如，秩序本身的品质是很好的，它对思想自由就是赞赏的，要看这个大一统的政治对各家是不是有一种宽容，是不是有一种大度，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老子讲的无为，当然无为也可以无不为，这成为我们历朝历代知识分子聊以自慰而逃避于社会现实的一个方法。我们如何发挥道家的精髓，让知识分子能够真正地独立思考、不依附于权力和金钱，帮助社会进步？我想，读老子书，如果读透了的话，就不会逃避现实，只会更彻底地看透社会现实。在这个时候，你的修养不光是老子的，还是儒家的。儒家会告诉你，你现在不是无为了吗？可是你也可以做到“是进亦忧，退亦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使自己成为社会的积极力量和积极因素。但是很遗憾，几千年的历史事实证明，儒家、道家和佛家都会被政治所利用。宗教被统治者利用，这个要怎么看？如果利用得好，于民有利；利用得不好，于民不利。这完全看利用宗教的统治者本身的立场和他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如果一个统治者是为了私欲而利用宗教，那他就是一个国贼民蠹；如果他是一个贤君，他可能利用宗教造出一个太平盛世，建造一个大的国家。这不可以一概而论，要具体分析。

任何一个学者都没有希望读老子书和庄子书的人都能按照他们的思想去办事，而现在的学者，譬如我本人，就希望大家能够既读一些儒学的书，也读一些道家的书，还有其他的书，有空不妨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背出来。每个人都有欲望，没有欲望社会就不能前进，这个一点儿也不错；可是，要考虑在自己的主客观条件之下，选择一个最好的途径来实现一个合理的愿望，而不是自己不具有这种主客观条件却要奢求，因而想出一些不好的主意，那就违背了我们学习这些课程的精神。其实这些课程是为了提高我们思想的质地，当每个人都有很精美的思想质地的时候，会更好地应对很多事情。像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朱熹，他也不是要灭掉孔子所讲的“食色性也”，而是要灭掉一个过分的欲望。而今天世界的混乱的形成，就是因为物欲的过分膨胀。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作为一个有知识的人、有思想的人，就要克制。

在生活当中，怎样才能做到无为呢？我告诉你们一个无为的诀窍。当你做一件事情时，内心感到非常快乐，就是无为，这是验证于任何人的。如果你做一件事情时感到不愉快，就说明你在有为。所以，躺在那儿喝茶、睡觉、吃饭，什么事也不做，这不叫无为。

老子从天道悟人道

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时代，不是我们今天所想的世界，那时候，世界上没有几个人想宇宙本体的问题，更很少有这方面的著作影响到今天。比老子晚将近两百年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地球在宇宙的中心是不动的，太阳绕着地球转。当时的希腊人如果没有依据，就不会这样讲，他们的思维是逻辑的、推演，而中国人的思维是大而化之的、直抵灵府的。中国人的这种思维奇妙无比，一直到现在的实证科学，还觉得它有魅力。谈哲学，亚里士多德当然非常伟大，等到十六世纪，哥白尼写出了《天体运行论》，他说地球是圆的，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有多少年了？一千九百年过去了，要知道，哥白尼当时写《天体运行论》的时候非常艰苦，因为当时宗教裁判所的力量还非常强，他们始终认为地球是不动的，而哥白尼说地球是动的，那岂不是荒唐吗？等到他弥留之际，这本《天体运行论》他才看到。可是在中国，从老子的时期到今天，没有这一步步的发展过程。可是我想，作为一个哲学的思维来讲，老子的思想被黄老道——道教的前身吸纳了，成为中国的一个本土宗教道教，这就是老子了不起的地方。

《道德经》前三十七节是《道经》，后四十四节是《德经》，可是《道经》里也有谈到德的，《德经》里也有谈到道的，它不像西方著作那样有严密的逻辑思维。中国人是感悟归纳的思维，它就显得非常有意味。在非常玄妙的思想之中，还有老子诗意的判断。学过诗的人一定知道，朦胧是诗的一个最重要的境界，“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我是非常喜欢作诗的人，我还写了副对联：

无中生有，有无相生，老子遐思披宇宙；

雾里赏花，花雾共赏，诗人本性在朦胧。

朦胧是诗的一个最高的境界，而现在大家更多地将道德看成伦理学范畴。作为老子书名的“道德经”三个字，其实有不同的含义。老子的《道经》就是讲宇宙的本体，《德经》就是讲人的本体。《道经》和《德经》加一起，就叫“老子”。后来的道家们为了高其地位，就叫“道德经”。在《四库全书》这样的书里面，不会把《道德经》列入经部中。《四库全书》中经部的书都是最重要的儒家著作。中国的学问是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因此老子和庄子就列入了子部。道家希望这些书也成为经，所以称《老子》为“道德经”，称《庄子》为“南华经”。所以，大家不要把它理解为一个伦理学的著作。

老子的这本书，其实是比较难讲的。难讲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无中生有，有无相生。宇宙的本初是一种什么状态？是一种恍惚，恍惚里依稀有些东西，有夷、希、微等基本的粒子元素，它们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在巨大的运动中，可以作为天下万物的母亲。开始渐渐有了最初有的东西，也是无象之象、无状之状，看不出什么。这种宇宙生成的假说和英国剑桥大学霍金的宇宙大爆炸学说，在某些地方有些相通。可是我想，霍金的这个说法，在今天也还是一个大人的童话。

老子作为一个大思想家，为什么会产生那么有意味的思想？老子的哲学里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能够“知其白而守其黑”“知其雄而守其雌”，能够“知其荣而守其辱”，一个人处在一个蓄势待发的状态，乃是他最强有力的时候。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很多思维受老子哲学的影响。他在《隆中对》里对刘备讲，现在我们处在弱势，曹操已经拥兵百万，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可以与之交锋，而孙权据于江东，经过三代了，国险而民附，可以作为你的援助。我们两家的力量，单独的一家与曹操相比都不行，而曹操能够取得当时的地位，也是以弱胜强。他在官渡之战以前，兵不多，名也很小，可曹操能够克袁绍、以弱胜强，不光是因为天时，还因为人谋，就是曹操当时将以弱胜强的谋略琢磨透了。可是，他在赤壁之战的时候忘记这一点了，东吴和刘备单独和曹操对抗都不行，所以诸葛亮联吴抗魏，那是当时以弱胜强的无上法宝。你看现在很多画中诸葛亮都戴着道士的帽子，拿着羽毛扇，这不是儒家的风范，也不是佛家的风范，而是道家的风范。诸葛亮是以道家的思维，来考虑怎样居卑而处微、蓄势待发，因此赤壁之战时大获全胜。

老子还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不需要战争而使敌军投降，这是老子最重要的思想，因为老子认为大兵之后必有荒年，打仗不是一件好事。老子最希望的是什么呢？是一个有兵器而不用的时代，他希望社会所有的老百姓，能够“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吃得很香，虽然是地里的黄瓜、白菜，但没有农药，大家过着很好的田园生活。他当时最同情的还是下层的人民。所以老子有一段话讲，“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天道是减损有余的，用来补给不足的；而人道总是减损不足的，用来供给有余的。

有对老子完全误解的人。台湾的大儒钱穆说，在老庄想象中的返本复始，就是回归到宇宙本体，回归到宇宙的初始，其实是一种不切实际、无历史根据的闲惰的生活。道家的思想只有个人自由，而没有互相扶助，无所谓自由协议与自由联合，无所谓团结与民主精神，老庄都没有一种到民间去的精神，没有发动激烈的社会运动的热情，没有革命前进的勇气和胆量。这是要求老子成一个革命家，那是做不到的。老子在两千五百年前，地位不高，他是个能思想的人，当时不光是他不行，连周天子号召人都不行了，希望他去号召革命，去号召激烈的社会运动，是不现实的。

《道德经》的主旨：阴柔地进取

很多人以为老子就是无为，过去有人讲“进为孔子退为老”，那也不对。为什么老子能为历代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所用？孔子有点儿不讲策略，知其不可而为之，硬干；而老子知道要怎么居卑而处微。老子对兵家非常熟悉，对兵家的一些运用也非常有研究。他说：“江海为百谷王。”为什么江海能为众多山谷的王，就是因为它甘于居下，能集纳百川、上善若水。上善若水是讲，它甘于居卑而处微，处在下边就有容纳的余地，它就能够使自己强大。不会拳击的人老是啪啪啪地打，会拳击的人老缩着跳，这个就叫居卑而处微，知其荣而守其辱。你打到我一下，你很光荣，可是我能守其辱，到了适当的时候来反击一下，一拳头把你打倒，数了十下，起不来了，好，居卑处微的胜了。

其实，老子所发现的是生活的哲学，而不是一个阴谋家，他看到事物必然会向相反的一面去转化。如果在转化的过程中，你能够注意到这一点，就可以做到，不做那些过犹不及的事情，做什么都恰到好处。老子的思想为什么今天能够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甚至未来对世界还有影响？我想这就源于它本身说明了事物发展的总体规律。里面说，“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你看老子有点儿愚民政策是吧，光让他吃饱了，骨头挺强大，劳动挺有力量的。所以读古人书要联系起来看，他不光对老百姓是这样，他要弃智绝圣，凡是智慧的东西都要抛弃，凡是圣人要断绝，大家回归到一个非常有意味的初民的阶段。就是没有阴谋诡计，没有区别。就像《庄子》书里讲，有个赫胥族，老百姓一天到晚与鸟兽草木同在，“含哺而熙，鼓腹而游”，鼓腹不是肚子很饱吗，含了吃的东西，嘻笑到处走，迷不知所向，你知道这些哲人讲话都要极而言之，讲到极端使你感到，他对上对下都希望不要有智慧，智慧出来以后，虚伪也就出来了，“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

人类现在是不是这样的情况？每发明一个现代化的武器或者现代化的科技，必然有同等能量的相对抗的东西或者对人类有破坏的副作用产生。所以在两千五百年前，老子已然发现，人类智慧过分发展、天机过分泄露对人类会有害处。什么叫天机？是自然的奥秘。十九世纪，英国的麦克斯韦发现了麦克斯韦方程组以后，才有了今天的麦克风。麦克斯韦的简写就是麦克风。如果没有麦克斯韦方程组，那么从麦克风到今天的宇宙航天都没有。麦克斯韦发明了什么没有，他没有发明，仅仅是发现。杨振宁先生曾经讲过，在没有地球以前，麦克斯韦方程组已经在宇宙中存在着了，人类发现这些方程或者发现这些东西，当然是智慧，还是大智慧。这些大智慧被发现以后，人类的生活竟被无比巨大地改变了。现在，手机能在两秒钟之内通到世界任何地方，听到朋友和亲人讲话，而过去写封信，需要几个月才能送到对方手中。现在方便了很多，可是不要忘记，人们也存在着一种忧虑。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一个罗马宣言，提出科学的零度发展计划，就是讲人类的科学发明对现在的人口已经足够了。可是，这成了科学家们的笑柄。为什么？这个宣言没有丝毫作用。天为什么要把科学家放到人类里来，就是让他要有好奇心。好奇心是科学发明的原动力。至于他好奇的果实会不会到那些有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的政治家、阴谋家手里，他当时不会想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明重水的时候，人们并没有想到十年后，一个原子弹能够杀死几十万人。今天的原子弹和过去的原子弹可不是一回事。今天要爆炸一个原子弹，是过去原子弹爆炸力的四百倍。

有人批判西方理性主义，认为西方理性主义给人类带来了灾难，我认为这有点儿不公正。理性思维绝对是西方很重要的思维，今天我们也强调中国人除了感性思维以外，也要有理性思维。理性思维本身是没有过错的，可是理性思维之果，却可能产生巨大的危害。所以，老子不仅希望现在不发展，而且要往回走，要复归于朴实，复归于无极。无极是宇宙本初的状态，复归于婴儿，婴儿是绝对没有阴谋诡计的。婴儿的一切活动，都是非常符合规律的。喝醉了酒的人像婴儿。《庄子》里有个故事，讲车翻了，其他人都受伤了，就是那个醉汉滚啊滚的，身上没有受一点儿伤，为什么？他符合自然，他那时候没有人的意志，没有想过“我要这样挡、那样挡、抓住点儿什么”，他就是根据运动规律滚，却一点儿也没有受伤。这就是复归于婴儿。

我们读古书时不要读死书，读书死，认为老子怎么反科学、怎么要倒退啊，要退回到小国寡民，退回到“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我们现在正要加强国际合作，加强国际信息流通。可是，我讲老子的哲学，是为了让大家想想，过去有这么一个老哲人这样想问题，在里面有没有揭示本质的道理？读老子书以前，要体会我最初讲的一句话，“要以古人之心体物，以古人之舌言情”，然后你才能读得进去。

老子《道德经》中，《道经》大体讲的宇宙本体，《德经》就是讲用这样的思想，来指导它的实践的时候，它会有很多的涉及社会人生的问题。

老子哲学观：超越美丑善恶的和谐

老子首先认为自然的一切，都是从无中产生的。无中生有，是老子的一个最基本的想法。可是，有无相生也是他的一个命题。他举了一个例子，讲一个陶罐，在和泥的时候是没有，这个陶罐做完了以后是有，那陶罐里边是个空间，是个无，有无几乎是同时出来的；又譬如修一个房子，四壁还没有，然后做了四壁，盖上屋顶，整个窗户安好以后，有了，那房子里的空间又有了。他就是通过这些最普通的例子，谈到“有”和“无”这两个概念，是同时生发出来的，只是名字不同而已。我们进一步想他讲的无，宇宙的客体存在就是空间和时间，在这个空间和时间里所产生的万物，都有它的生命的物质状态和精神状态，这个精神状态你是看不见的，物质状态是你看得见的。这个有无的关系，也是同时在一个身体里存在着，因此，这个有和无，我们可以把它延伸到生命状态、宇宙存在的状态以及各种事物的存在状态中去，无不是在有和无之间。另外，我们还可以把无当作白，有当作黑，知白而守黑。我是个画家，知白守黑的道理我是最知道的。中国的水墨画，白纸是白，知白守黑，你必须知道后边的空白，你手底下这个黑的部分，才画得好。就像一个建筑师一样，如果忘记后面的天空，一定是个拙劣的建筑师，梵蒂冈教堂中每一尊圣者的像，都使你的头往上看，直指天堂。它充分利用了空间，把人们的视觉引到蓝天。这就是高明地利用了虚和实的关系，利用了天空。所以，通过老子的哲学，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成功的东西，无一不是符合这些道的原则的。

农业社会时期的人与自然比较和谐，他们知道一个道理：“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一切存在的东西，没有一个不是符合目的性的，没有一件东西不是恰到好处的。可是到了工业化的初期，人类生产力发展，瓦特的蒸汽机改变了整个人类。蒸汽机的蒸汽，无疑是一个革新的力量，而蒸汽机上的活塞，一定是个保守的力量，就像蒸汽的力量和活塞的力量，它们的总和等于有效的机械力。保守和革新的总和等于社会的进步。我想，这也是一个无法争辩的真理。你们不要以为保守的人一定是落后分子。譬如王安石变法，当时有章敦这些人，其实没有什么本事，王安石看到他们支持，就重用他们，司马光这些大儒看到章敦就是个小人，苏东坡也加入了司马光的行列，反对王安石变法。可是，这些老臣一定看到事物不可以操之过急的一面，视事易而举措急一定失败。为什么小平同志提出韬光养晦，这是一种典型的蓄势待发的状态。一定要韬光养晦，光芒不要过分。

宇宙的本体是那样的和谐，它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存在，它是一个天然合理的存在，我们应该多向自然学习，自然就是对我们进行不言之教的老师。大自然的一切恶果，在于人类自作聪明太多。天地间所有的事物，都在生发中、变动中和枯荣中，成功中包含着失败的危机，失败中也潜藏着成功的吉兆。乾卦是最好的卦相，它也提醒你可能会出现问题，没有一个绝对好的事情，也没有一个绝对坏的事情，就看你怎样处理。这种转化在老子书上，叫“反者道之动”。一个事物到了发展的时候，要回归，回归是宇宙的根本大道的运动，如果不回归，它就不会运动。

老子又讲“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如果都知道这个东西是美的，它本身可能不是美。这句话我们要很好地体会，这个是老子对美丑善恶的判断。他这样讲，可是为什么有美丑善恶呢？在老子看来，美丑善恶的产生，都是大道废了以后，有了不美、有了丑恶、有了不仁、有了不义以后才产生的，可是对宇宙的本体来讲，是无善无恶的。宇宙本体就像王阳明讲的致良知。良知本身是一个自在之物，每个人的良知来源于天，是天所赋予你的。你们看动物小时候，都是非常好玩的，因为它没有接触到严酷的生活。为什么初生牛犊不怕虎？因为它觉得这个虎非常漂亮，没有想到危险就在旁边。它们的眼光里透露出一种信赖，对人有一种依偎。这个来源于什么？来源于动物的良知，不但人有良知，动物也有良知，人的良知是天所赋予的本性之真。这种本真之性是不虑而知的。

孟子书上讲，当功利判断上来以后，你的判断必然是错误的。良知判断能够起主导作用时，你的判断就比较接近事物的本体。老子这段话的根本目的就在这里，所以老子在宏观上根本不认为，美和善的出现是一件好事。他更希望的是丑和恶根本不出现，这和他的另一个哲学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即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因为对宇宙本身而言，没有美丑和善恶之分。过去讲仓颉造字，天雨粟，仓颉造字的时候天下了雨，这个雨是五谷，而且鬼神在那里哭。不要以为鬼是坏的东西，神是好的。在商代以前，鬼和神是具有同样地位的，同样要敬鬼神。仓颉造了字以后，人类有了智慧，人类要堕落了，所以过去黄侃写过一句诗，“雨粟哭从仓颉后，散花妙近维摩侧”，他上面一句讲的就是，雨粟是因为仓颉造了字以后，下面就有佛家的道理，散花妙近维摩侧，我们还是要保存自己美好的心灵，像天女散花一样，我们皆趋近于维摩的身边。

儒、释、道谈和谐各有特点

儒家谈和谐，老子谈和谐，佛家也谈和谐，但谈的方法不一样。道不能弘人，人可以弘道，这是《论语》上的，这个道就是天地不能使你伟大，可是你却可以使天给你的知识做出很大的事情来，可以弘扬这个道所启示的东西。这是讲的向宇宙学习。在我们的生命里，有很多不和谐的事情，自身和社会也有很多不和谐的地方。如果生命里出现的不和谐，无非是爱人、家庭、孩子等等，这都是没有道理的不和谐。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孔子讲孝为仁之本，中国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中国历代所教导人的也是这一点。我父亲过去作诗，他拿了一首诗给我看，我说：“好啊，直追杜甫。”老头子高兴，其实这也不是定论。杜甫毕竟唐代只有一个，可是老人高兴就行了，这里面没有什么根本的原则问题。生活上的一切不和谐，往往由于自己读书不多、知识不够、品格不高、趣味不雅。趣味雅的，哪里会张牙舞爪地骂啊，弄得口不择言，唾沫星子直喷，这叫俗人。我想这个和谐，其实从我们身边做起、从孝做起很容易。

年轻人进入社会以后，冲劲和闯劲是需要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有，可是冲劲和闯劲不等于乱冲乱闯，这个必须要认识到。冲劲和闯劲的准确的目标是什么，做到什么程度是最准确的？这个是老子的书能给我们的启发。这两者可以统一吗？我希望在每个青年人身上，能够统一，当他勇猛精进的时候不要忘记，老子书还告诉我们一个物极必反的道理。当我们处于劣势的时候，一个很有闯劲的人，可能会愤怒，这时候要蓄势待发。老子所说的“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他是在解释水的时候讲的，因为水所向无敌，他并没有看到它争，他就不能与之争，这是对一个在名利场中的人的建议。在名利场，必然有的人要争斗，你不要去斤斤计较，，你不争，别人就不可能和你争。你在这个时间里，却看到事物发展的规律了，应该采取哪种更准确的动作来达到别人不可与你争的成就。不光是对成功的人，对在路上的人也是这样。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认为所有的仁义礼智等道德范畴的东西，都是因为大道没有了以后才有的，至于到了礼的地步是最低级的了。他是道德仁义礼这样的排列，归根结底还是大道废，有仁义一个意思。仁义礼和儒家有哪些差异？因为老子是在云端看人事，而孔子是在大地仰苍天，老子对道尊重，孔子对天也同样尊重，可是，老子关注的是宇宙和治乱兴亡的根本道理，是哲学的形而上学层面的道理，而孔子关注的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可以付诸实践的道理，这就是儒家和道家的一个根本区别。在历史上，道家指责儒家，儒家指责道家，其实我想他们的道理的总和，更加接近事物的本体，也更加有利于社会。

柔弱胜刚强与大器晚成

我父亲喜欢《易经》，喜欢《老子》。他经常给我们一句两句地讲，我们当时没有看的可能，因为自己的语言还没有过关，看《老子》，必须古文非常好。我对《老子》感兴趣应该是进了大学以后。当时看《老子》渐渐有意思了，但还是不能有很深的了解。就像孔子讲，加我数年，五十而读《易》，可以无大过矣。必须到了一定年龄、有了一定的生活阅历以后，读这个东西才能感同身受。到我开始著作老子的时候，已经是我五十几岁的时候了。在这个之前，当然是三四十岁的时候，对他很感兴趣。如果《道德经》是一条美丽的项链的话，那它的每一句都是一颗晶莹剔透的珍珠，任何一个句子都可以展现出很多美妙的境界。譬如他讲，“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这个“橐龠”就是风箱。他讲，风箱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可是无穷的风、无穷的力会从里面出来。这种无中生有，他讲了个非常普通的例子，如果我们把天地无穷放大，它就像一个大风箱，没有什么东西，动力会无穷无尽地出来。在当时没有实证条件的情况下，他能有这样的思维，那已经是非常有意味的了。

老子曾经这样讲过，“人其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死之徒，柔弱生之徒”。这句话讲的是柔弱胜坚强，这一直是老子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他说，天下最柔弱的东西，莫过于水。水那么温和，但是它咆哮的时候，可以唤起整个民族的愤怒。黄河的咆哮，曾经激发了无数有志青年抗击日本法西斯主义。在老子的《道德经》里面，他给了弱者很多智慧和建议，那么，对强者的建议是哪些呢？反者道之动。你到了极致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赶快收，才能继续遵循着天道往前走，这句话对强者和弱者都有用。老子的思想有种诗意的判断，就是诗无达诂，一句话讲出来，不一定有个非常准确的回答，所以我们读老子的书，其实也有读诗的感觉。“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言怎么能善应呢？这个就是无声的力量。“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这个繟也是非常淡然处之，你能够善谋，不是一个事情来了以后非常着急，非常紧张。真正有谋略的人，凡遇大事不紧张，这就是叫能够繟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他说人世间应该知道祸福相因的道理，要追求生命的和谐、自身和社会的和谐。我引证这几段话，是教大家一种处世的态度。“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要达到社会和谐、就要知人也要知己，如果不自知、不自量力，一定不能成功。这个事情需要用八分的力量，你有十分的力量，你可以承受；如果这个事情需要十二分的力量，你只有八分的力量，你不自知的话就不行。

有人认为，老子不是反对智吗，怎么又说智是好的呢？我们读古书，一定不要执象以求，佛家最反对陷入一个我执或者法执的状态。读书要看它的语境。在什么语境下出现这个字，我们就怎么来解释，这个很重要。尤其是中国的古文，它的美妙之处也就在这里。老子要求圣人常无欲，常无欲不是完全没有欲，要读这个就像朱熹讲的“存天理，灭人欲”，它一定是过分的欲。汉字非常简练，这里讲的“常无欲”，不是叫你一点儿欲望都没有，而是要常常注意不要有过分的奢望，过分的欲望对于任何人都是痛苦的。

如果说老子书上讲“圣人无欲”，那就不对了。我们看到《老子》整本书不会讲那些特别绝对化的语言，而都是留有余地的。这是老子哲学的一个特点，因为他本身受《易经》的影响，不会把话讲绝。老子曾经讲过“和其光，同其尘”，光明的东西我和它和，同其尘。同流合污是这个意思吗？千万不要这样字面地望文生义，“和其光是讲的光亮的，“同其尘”就是讲尘世的，光亮的一面能看到，尘世的一面你也能够在里边，你不要老搞得自己假清高，什么东西都看不上。一个人不能够过于清高，到和人民群众脱离到这个地步。所以讲“和其光，同其尘”，实际上是老子一个很好的教导我们接近群众的办法，光亮的、善的要接触，比较世俗的，甚至有点儿鄙俗的人你也会遇到。遇到你不能弃之如敝屣，整个地就不理，不理人家从德行上来讲不好。不能够和其光、同其尘的人，你千万不要和他过分交往，过分交往会使你很别扭。

老子说大器晚成，可我们看到当今社会上，很多人都在奉行着张爱玲的一句话，叫“出名要趁早”，这该怎么看呢？如果我不是活到今天七十四岁，我可能成就没这么高，我今后还要活三十年，成就一定比现在高。如果齐白石六十八岁以前死了，他默默无闻；如果黄宾虹八十岁以前死了，就没有他在美术史上的地位。我是极而言之，在绘画领域的确是这样。可是，领域不同，比如说跳高，你说我大器晚成，我四十岁再跳，能跳过去吗？跳不过去，这个年龄段对某些事情是非常短暂的，可是对在事业上奋斗的人，自己没有成就，讲我是“大器晚成”以掩盖无能，这也很可笑。要尽可能地争取在你的生命力最旺盛、记忆力最强、最富有想象力的时候把时机牢牢地把握住，那么你会有成功。这个成功在老子的心里还是小成，你要真正成为爱因斯坦、成为伟大的科学家，还得过一段时间。大器晚成这句话永远不过时，要充分利用自己生命的每个阶段，尽可能达到最高的水平。

一个人怎么对待自己的事业？要能够做到像老子讲的“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就是讲做这个事情，不要以为自己有所依托了，就能怎么样，成功了也不要居功自傲，这一点对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有意义。“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一定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能力。孟子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我们如果自己不能的东西很多，你就应该为学日益，你要使自己的作品贴近自然的时候要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以画画为例，花鸟画，到了三百九十年前，中国出了个大画家，八大山人，基本就到了一个为道日损的水平。他的画面上能够做到不可增一笔，不可减一笔。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在艺术界有不赞成齐白石的，有不赞成黄宾虹的等，可是就没有一个人，敢不赞成八大山人？因为如果不赞成八大山人，大家就认为这个人是神经病或者是白痴。一个艺术家能到这种程度，就是千秋万代的艺术家。所以他是损之又损，减少了又减少，至于无为，至于无为应该不画了，不，他还要画，所以他在画上面提了个“涉事”，我还要做点儿事情，就是留给人间千秋万代的人们欣赏的笔墨。这几个笔墨，哪怕他画了一条小鱼、一只小鸟，在今天依然充满着一种感动人的力量、一种内在的生命力，这是多么难？

希望大家能读一下原文，《道德经》只有五千个字，八十一章，真的是字字珠玑、句句闪光。相信大家读完之后，感受会完全不一样。

第十二课 庄子：无所待的逍遥神游

在《史记》里也有庄子的传，但是比老子的要简单。有人说他是宋国人，有人说他是齐国人或鲁国人，也有人说他是楚国人，今天的学界比较倾向于他是宋国人，大概在河南和山东交界的地方。庄子的著述从《汉书·艺文志》来讲，有五十四篇，可是后来到了西晋郭象，就认为这五十四篇里有很多是后人掺杂进去的。最后是集中了三十三篇，其中最没有争论的就是庄子的内七篇，《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这七篇文章完全是庄子的笔法，而且前后都是非常统一的。内七篇是《庄子》里最精彩的篇章，文笔优美、气势雄阔，古今文人没有一个不佩服的。所以过去一般文人都在床边摆上史、汉、庄、骚。经常用他的寓言，譬如邯郸学步、寿陵匍匐等，来说明他的思想，譬如孔子和他的弟子，在庄子的书里都是受批评的，他可以讲子贡看见个老农夫，在用水罐在灌田，子贡讲现在已经发明了桔槔，你为什么不用桔槔来灌田呀？这个农夫讲，机器会使人有机心，有机心人类就要堕落，子贡就茫茫然而去了，这个老农夫就继续用罐浇地。

天机不可泄露

机器的不停发展，对人类到底是有好处，还是有坏处？两千三百年以前，庄子提出来，如果要用水罐浇地来代替桔槔还可能，但现在科技发展到今天了，再这样做就不合理了。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庄子的一些说法，感到他非常落后、非常保守，我们要先进、要改革、要创造，当然对整体来说，人类前进是肯定的，但我们要注意人类创造了工具，工具如果反过来再对人类实行全面专政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招架不住。

刚才还是讲的庄子，意思是他驰骋纵横之辞章，对儒墨两家痛加攻击，当世的博学鸿儒谁也不能幸免，都被他骂，而他汪洋恣肆、思如泉涌、意如飘风。飘风就是很大的风。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飘风很快会过去，这个是讲的飘风，不为文不足以自快，他写文章是为了自己快乐，当政的人不会器重他，当时当政的人觉得这个人怎么回事，一天到晚地发疯骂，叫他出来做宰相，他又想当乌龟。这个人反正是个极有个性的人，在两千三百年来，算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这样的人生活在自己的心灵里，自得其乐，甚至他的老婆死了，他还在那里唱歌。实际上，凡是痛苦想让人知道的，就不一定是真痛苦，而他不仅不痛苦，还击缶而歌，弄个瓦盆在那儿敲。哎呀，你死得好、死得好，你已回归到自然本体去了，你已到你该去的地方去了，那有很多的美景在等待着你！他这样的思维，虽千万人无一焉，一千一万个人里，也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想问题。而他这样想问题是不是有点儿道理呢？还真是有点儿道理。“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李白说，谁不是一个匆匆的过客，这个地球不过是我们的一个旅馆。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到了晚上也要点蜡烛，去到处游览一番。诗人嘛，总是在诗情豪放的时候极而言之。可是要讲出个道理来，就是讲这个来去都是过程，这一点庄子太清楚了。

其实在乱世，往往多孤踪独往之士，这个孤踪独往之士讲的就是，自己特立独行，不羡于名，不为虎作伥，不贪于利，澹泊自处，而全其身，为苟活。司马迁所云，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是有睿智之思，横无际涯之想，以启迪于千秋万代，这是否仕人不苟活于乱世的最佳选择。其实很多士大夫在乱世不愿意出山，例如清兵入关以后，王船山带兵反对，可是后来康熙的统一战线做得比较好，虽然你反对我，我不处分你，你愿意到山林里去著书，我给你自由。司马迁是一个特例，他是为李陵说情而受到宫刑，他自己本来应该死，他为什么不死？是怕文采不表于后世。在那种最痛苦的状况下，他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他谈到历代的这些圣人，都是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著书。而老庄的处境，你们要知道，春秋战国之世是争雄称霸的时代，在乱世有一个好处就是没有一个的统一王权，因此各家的学说都有一个小小的天地。而这个天地能够把自己坐大，把他的思维扩大到宇宙、社会和人生，而对后世千秋万代有影响。就拿司马迁这段话讲，鄙陋没世，文采不表于后世，老庄也是值得我们尊重的。

彻底无为和绝对的心灵自由

庄子是一个什么形象呢？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里记载了他的事情，只有两百多个字。庄子是蒙地方人，即安徽省蒙城县，他曾经在蒙这个地方当过漆园吏，就是做漆器的一个小官吏，大概一辈子也就当过这么一次官。楚王曾经派了两个使臣带了很多钱请他出山，做楚国的宰相，庄子说自己“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他说我宁可在污泥塘里自己快乐，也不愿为当政的人所束缚，我一生不做官，所以我不愿意为王者所用。我引一段《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里谈庄子的话，很能反映他的语言风格。司马迁这样讲庄子：

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什么叫离辞？是不太确切的。离辞和游辞不太一样，游是浮游，离辞是有距离。剽剥就是批驳，他对儒家和墨家批驳得非常厉害。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就是当时的大知识分子，都难免被他批评和指责，对儒家尤其尖锐。批判儒家是庄子书的一个重点，他只要自己痛快，别人怎么感受他不管。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所以王宫大人不能重用他，这个“器”就是重用。

在《天下篇》里，他唯一欣赏的就是老子和尹文子，他们两个人基本上是道家。他说他“闻风而悦”，听了他的话很喜悦，以庄子的骄傲，是不会承认自己是老子的学生的，尽管他们隔了一百多年，可是庄子从内心深处对老子还是佩服，这点从他简单的几句话里可以看出来。关于庄子生平的史料仅有二百多字，也说明史料从庄子到司马迁时代已经流失很多了，对他本人的了解已经不多。庄子是个很孤独的人，他谁也看不上，很少接触人，特立而独行，不苟合取容、自己陶然于大自然，所以我创作庄子的时候，有我读庄子的理解和一些仅有的史料记载，我会把他画得很潇洒、很陶然，陶醉在大自然中，或者讲他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就是《德充符》里面讲的大自然浑一的状态。

大家看到我画的老子是闭上眼睛的，他的胡子特别得长，很飘然，这两个形象有什么区别呢？你别看他闭着眼睛，和庄子闭着眼睛不一样，这个就在于艺术家的手法了。你说同样是闭着眼睛，你看老子闭着眼睛，他是在思索；庄子如果闭着眼睛，他是在陶然。画人闭着眼睛能把心灵描写出来，这是很难的。李商隐有一首《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谈到李商隐这首诗，主要为了引出我谈庄子的兴趣。这首诗是李商隐的一首朦胧的爱情诗。诗人的境界在朦胧，尤其写爱情诗，不要写得多么露骨。李商隐这首爱情诗用了庄子，这个思维非常有意思。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这两句话引发出来，这个事情已然过去。中国古代的乐器是繁弦细管，五十弦，你想这个音乐的变化是多么大。“一弦一柱思华年”，一弦一柱，每个弦都有个卡的柱子，这个引发了我对往昔华年的思念。“庄生晓梦迷蝴蝶”，忽然梦醒了，是庄子，他说梦中的蝴蝶是真实的呢，还是我庄子是真实的呢？过去已然过去，今天我再思念这段情爱，是那个时候的真实，还是今天的真实呢？可是人总是难免春心焕发，“望帝春心托杜鹃”，他只好寄托给满山开放的杜鹃。那么今天又如何？诗人没有讲。我想也许这时候杜鹃已经凋零，爱情成了往昔，他这在时间上的齐一性，过去和现在他是打通的，这是庄子之思。“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这两句是在时空上豁然拉开，一个是海洋上的夜晚，一个是大西北产玉的蓝田。要酝酿出一颗珍珠，不知道要经过几百年，当珍珠壳打开的时候是一粒晶莹的珍珠，可是我们看见一滴眼泪流下来；而在西北蓝田，太阳照射的时候，玉这样坚硬的东西也会渐渐蒸发。这两句诗作为描写爱情的诗，是非常之妙的，就是讲一个人在谈恋爱时的感受。在热恋的时候，他是包含着一种既患于得，又患于失，既有暂时的有，也想到未来的无，爱到极时会流眼泪，爱到今天已然海誓山盟那么坚实，可是为什么又“蓝田日暖玉生烟”？一切都会在瞬间过去。诗人能写朦胧的意境，能达到这个地步，那就是绝品。“此情可待成追忆”，他说这个爱情是足以让我记一辈子的。“只是当时已惘然”，当时我正在爱河中深沉的时候，我的内心里也是有种惆怅。这种感受，我想一个真正爱过的人会有。这里面引用了一些庄子的思想。

《庄子》三十三篇有内篇七篇，这七篇是《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这是核心的内容。《逍遥游》就是要绝对的心灵的自由；第二篇《齐物论》，是要与天地万物有同一性；《养生主》是讲自己要能够顺适自然；《人间世》是讲人间有有用和无用的，有有用之用，还有无用之用；《德充符》不仅是要同一，还要浑然一体。《德充符》《大宗师》就是自然，我的大导师是自然。《应帝王》是需要一个人，这个人是能够进行无言之教的，应该做这个帝王。大体上记住这几句话。外篇有《骈拇》《马蹄》《胠箧》《在宥》《天地》《天道》《天运》《刻意》《缮性》《秋水》《至乐》《达生》《山木》《田子方》《知北游》，这是外篇十五篇，这十五篇就每一个问题展开。杂篇的十一篇是《庚桑楚》《徐无鬼》《则阳》《外物》《寓言》《让王》《盗跖》《说剑》《渔父》《列御寇》《天下》。以上的三十三篇名称，要采取一种有兴趣的记忆，把名字写在厕所里，或者挂在床顶上。你以后再看《庄子》的时候会发现，这篇文章我看过了，这篇文章里面有什么有意味的，就可以有很大的兴趣。

这里面每篇都有故事，譬如《至乐》，人的至乐是什么？他要给你解释。譬如《骈拇》，他一定是一个脚趾头很怪异的人。《马蹄》，马很自由，你为什么给它钉上蹄子？《马蹄》也是说明把它的自然之性泯灭，然后为人所用，这里边都有他的很有趣的说法。它和当今的一本书分多少章、多少节，然后取个标题这种方式，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它更加直观和感性。中国的文章，包括《道德经》八十一章，没有严密的逻辑，《庄子》的三十三篇也没有严密的逻辑。对于中国人来说，读完这本书，整体的感觉最重要，整体对它的把握最重要，就宛如现在有人要把孔子的《论语》分门别类，比如哪些是修身的，哪些是齐家的，哪些是治国的，哪些是平天下的，这个和中国的学问完全不是一回事。相濡以沫和相忘于江湖，这两种境界我觉得都很美。庄子讲两条鱼在江湖里，彼此不记得对方，自由自在地游，这是说明一个道理，即回归自然的重要性。相濡以沫从我们儒家的解释，就是能够互相帮助，在最困难的时候相濡以沫，这不是读庄子书的方法，读庄子书的方法重点在后边，就是相濡以沫，不如相望于江湖。这两种境界不是倾向于哪一种，这不是说明儒家的方法和庄子的方法，而是庄子要说明回归自然的重要性，而不是两种态度。

中国的文艺之神

古希腊有文艺之神阿波罗，如果要找中国的文艺之神，那就是庄子。大家记住，这是范曾说的，没有什么定论，可是这个说法，你们通过我下面的讲解会知道，他怎么会是个文艺之神。他认为美就是要顺乎天，天是什么？是大美的所在。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它是无言之教。对我们任何人来讲，天在每时每刻教导着我们。那么会有人讲，难道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还美吗？大海啸还美吗？你怎么讲天是无言之教？它这个教是对的吗？康德有点儿庄子的思想，他就讲拉大距离。就像我们到云南石林，从远处一看，一个个奇峰壮观得不得了，我就非常感兴趣地爬到石林里，有一块大石头很高，我就坐到一个亭子里，简直是奇妙，尤其是当日落的时候，更显得壮观。好，壮观倒是壮观了，因为我人毕竟小，忽然太阳完全下去了，这时周围的石林又像一个个巨大的黑魔鬼似的，我吓坏了，立刻顺着台阶下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距离太近。有时候，审美需要距离，就是对大自然的变化，我们也得有个距离来欣赏它。

在庄子看来，美存于天籁、地籁和人籁中。我们过去都懂，这个声音美妙极了，是天籁。可是你们很少听到讲地籁、人籁。地动山摇的声音，你们听了是恐怖，它是地籁，山崩水啸是地籁；人籁，人间也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从人的内心发出来的声音、气息和氛围，在《齐物论》里，被认为是美的所在。

庄子认为，我们人作为认识主体，要和大自然浑然为一，形成一种无隔无封的状态，就能够依稀地听到天籁、地籁和人籁。“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最重要的至正，就是不偏不倚的，最正的是一种不失其性命之情，失去了性命之情就是伪态。庄子认为孔子和盗跖在失去人的本真之性上，是齐一的。孔子为礼、为乐，为整个社会制度的健全，庄子认为这个使人失去本真之性，而盗跖在山上吃着人的肝，失去人的本性，也是失去本真之性，这个都不是至正。在庄子认为，这都是一种偏颇。大家记住我曾经讲过的一句话，我在介绍某家学说的时候，一定是用古人之心体物，以古人之心言情。庄子的美学思想是彻底的真和朴，他认为一切违背自然本真之性的，都是要铲除的，都是要摧毁的，不是一枝一节的，而是一种彻底的铲除。

为什么说庄子成为中国的文艺之神？因为你仔细看庄子的书会发现，他特别强调一个“真”字，这个是庄子之所以为文艺家特别欣赏的一点。倘若你想使天下不失去浑朴之性，就应该像风的吹动那么自然，不必像你那样敲着鼓去追逐亡命之徒。泉水干涸了，鱼在陆上相濡以沫，有这种仁义，何如根本不需要这种仁义，让它们回归江湖，能够相忘于江湖呢？这个相濡以沫不是很好吗？我们在生活里，都应该互相帮助、相濡以沫，结果庄子怎么讲？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他是讲相濡以沫的时候，在一个干涸的水里，它没有自由，那么不如让它回到江湖里互相忘却，都没有关系。庄子特别强调个体生命的绝对的自由，《逍遥游》里就是主张精神的绝对自由。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就是讲人在自己追求的道术之中，不要相互之间以仁义礼仪来相求，而不必临人以德，画地而趋，这个是庄子所主张的人性的彻底的自由和彻底的精神解放。

庄子最有意思的是什么？他说我要把瞽旷的耳朵弄聋。有个音乐家叫师旷，他是个盲人，所以叫“瞽旷”，瞽就是敲鼓的鼓，底下一个“目”字，可是这不妨碍他做音乐家。可是，庄子要弄聋他的耳朵。他还要把一个画家离朱的眼睛弄瞎。你说他这么仇恨艺术，怎么是文艺之神呢？原来他认为师旷的音乐或者离朱的绘画，都违背了自然的本真之性。他曾经谈到一个漆器的罐，画了黑的、红的、白的，做这个罐的时候一定要刨掉很多的碎木头。碎木头都扔到沟壑里去了，这个漆器罐摆在那儿了，他说这两个东西都失去了它的本真之性。他认为天地之下最重要的是本身的生命，不要以隋侯之珠来弹千仞之雀。底下一句话大家注意，“吾所谓臧者，非仁义之谓也，臧于其德而已矣”，这个“臧”是完美，我所谓完美的，不是儒家所讲的仁义，而在其德，这个德是和大自然的规律完全吻合的一个东西。这是庄子所谈到的要保护自己的本真之性的很重要的一段话。那么，又有人会提出问题，庄子怎么生活呢？

大家不要死读书，应该很灵活地理解庄子的思想。庄子在说明一个问题的时候，好为离辞，不一定就事论事，而是为了就这个事情谈一个更大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他的感悟所得，不是理性求证所得，而是凭着自己奇妙的思维来想出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在今天看来，我们会感到它有非常大的意味。庄子因为崇敬本真之性，会发表很极端的言论，到了极致的时候，他是反科学的。如前所说，他认为有了机事就会有机心，有了机心人类就会堕落。其实庄子已然讲到，过分的科技发展会带给人类什么样的作用。在两千三百年前，他竟然发出了这样的警世通言，我们不认为他在阻碍科技发展，而是要思考科技发展有没有极限？今天看来是没有极限。那么我们再进一步想，庄子的理论有没有警世作用？太有警世作用了，因为人类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不予克制的话，就会灭亡。所以两千三百年前，庄子有这样一种完全回归自然、要和自然同体的思想，对今天我们重视自然有很大的意义。我经常提出回归古典、回归自然的口号，就是受到庄子思维的影响。

庄子在《达生》篇中讲到了梓庆作鐻的故事：

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鐻，未尝敢以耗气也，必齐以静心。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肢形体也。

“齐三日”的齐通“斋”字，古代“齐”字和“斋”字一样。这个讲的极重要，艺术家必须认识到这几句话的重要性。他讲的过程，我们不一定按照他那上面做，讲范曾要画画，先三天不动，点了香在那斋戒，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最根本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画画以前，不要想到自己有什么奖赏和爵禄在等着你，也不要想到有什么名誉和批评在等着你。讲你巧，讲你拙，这些名誉、地位和毁誉全部忘却的时候，你就是画的主人，你就能成为笔的主人，否则你就是笔的奴隶。怎么忘了自己的四肢形体？这就是一个真的忘怀得失，而不是忘了自己有肢体存在，你画画还得用肢体来画。为什么讲真正的画家，眼不见绢素，手不知笔墨，就画出来了。因为真正的好画出来，你不会想到这个纸、这个墨，怎样轻重虚实、浑然天成。这个是大的自然境界，这里面就谈到要忘我。庄子对一个艺术家的期予、对一个心灵的回归自然的等待、对一个艺术家真正能够表达出自然本真之美的一种赞颂，我们才能知道原来范曾讲，他是中国的文艺之神，是在最本根的问题上谈问题，而不是在枝节上去理解。

这样整体把握庄子，比什么都重要。当他四肢形体都忘却——

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滑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鐻，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与！

就是讲这时候，公室朝堂、技巧专业、外滑这些东西，都不复存在了。“外滑”就是混乱，这种场景都不存在。“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鐻”，还没有做鐻的时候，他已经看见完成的鐻在那里了。“然后加手焉”，这时候才动手，不然的话他就停止。只有以天的心灵，来符合大自然的存在的时候，这个“天”讲的是本真，以本真和天融合为一体的时候。这个器之所以凝神，原因就是这个。

这点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就是中国人画画，为什么讲画画要胸中有丘壑，画竹子要胸有成竹？为什么庄子讲，得鱼而忘筌，得兔而忘蹄，得意而忘言？“得鱼而忘筌”，钓鱼的时候，你老看着漂浮动，一动你就拉起来，也许是水动，你拉起来当然是空的。真正会钓鱼的人，一定有丰富的经验，忘记了漂浮在水上这个筌，就得到了；“得兔而忘蹄”，这个“蹄”就是“马蹄”的“蹄”，实际上，“蹄”是古代的网，得了兔子，他忘记了这个网，就是捕捉一个东西，手段你会忘记；“得意而忘言”，领会了真意的时候，他讲的话都是很自然的流露，而这个自然流露，是符合天然的规律的，是不讲究语言形式、不会把具体的字句记住的。你不要看有些人巧言令色，可是一点儿道理都没有，我们要和得意而忘言的人接触，而不要和巧言令色的人接触。

洗尽铅华的本真之美

《达生》篇里还有一个名言，就是“以鸟养养鸟，而不要以人养养鸟”。以鸟养养鸟怎么讲？他说过去鲁国有个国君捉了个海鸥，给它吃太牢，就是让它吃供祖先的最好的东西，结果海鸥没有活下来。他是以人养养鸟，他以为这是对它好，实际上错了，我们要以鸟的本性来养它，而不能以我们的标准来要求它改变自然的本真之性。要以鸟养养鸟，这也是庄子的名言。

有个艺术家很有意思，《田子方》里记载有一个故事：

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

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

宋元君想要画图，画师们也都到场，可是这些画师给宋元君行过礼后，就一直站在那里舐笔和墨，总是进入不了画画的状态。有一画师后到，他进来谁也不管，忽然来个大裸体，然后就画。宋元君讲，可以了，这是真正画画的人。这是不是要求大家学画的时候都裸？不是这个意思。他就是讲那些行礼而立、舐笔磨墨的人，老是心怀鬼胎，算计着画了以后宋元君是不是能给一些赏赐，能够赐一个什么官，给什么爵禄？老不敢下笔，这都是小识小行。而这个画画的人来了，他的目的是画画，产生了画的激情。因此我讲，画不是劳心苦志的产物，物随物蔽、尘随尘交，而是一种无求无待的状态。这就是以天合天、以鸟养养鸟的体道合一的宇宙观。

在绘画理论上的一种妙说，庄子的思，有着哲学上的凛冽的寒光，有着人品本质上的一种质实和淳朴，有着艺术上的一种去尽雕饰、洗尽铅华的大美奇奂。譬如电视节目主持人弄得像个假人似的，这个打扮失去了本真之性。你看真正的艺术家上台会怎么样，他一定是本真之性，帕瓦罗蒂上台，永远是他那个西装，拿块白手绢，挺好。有一次我做电视节目，化妆师要来给我化妆，涂胭脂抹粉的，我说不要弄、不要弄，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结果电视放出来形象还可以。

要洗尽铅华，于是庄子在反对一切美的创造，但他却创造了一个天地大美的理想。一切美都有相同性，这个相同性在于自然的本真之性。庄子提纲挈领的三句话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你从来没有听见月亮忽然在天上张嘴讲，我多么宁静、多么漂亮。它自然地存在着，照耀着千古的人。我们人来复去，月亮却永恒地在那里，永远是那样的美。我想，天地的大美是我们一个无言之教的美学教科书，这个教科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我在讲儒家的时候讲过，天人合一的思想最早是由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提出来的，但是不光是儒家的思想，这是和道家有相通的地方，所以这个天人合一，你用道家的问题讲，怎么能够回归本真之性、回归自然，这样比较好。在生活里，在为人上，怎么能够回归本真之性？一个事物到前面来，你要相信自己的第一判断。第一判断就是良知判断，这个良知判断就是本真之性，再进一步考虑利害关系和得失等，游离了你的本真之性，这个本真之性是与生俱来的良知，这个良知是人生最重要的，是天赋予每个人的东西。为什么地球能够存在到今天？因为良知没有泯灭的人还是多，良知泯灭的人就会做出很多坏事和凶事，而良知未泯的人，就会保存住自己的本真之性，这个和儒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还有区别，就是相信自己的良知判断、直觉判断或者第一判断。但也有很多人说，第一判断是错误的，或者说是经不起推敲的、没有逻辑的。我们不能说，每个人的第一判断都是真理，可是从更大的范围来讲，第一判断的总和，比较接近事物的本体。

庄子梦蝶

“丧己于物，失性于俗”，就是你被世俗和物欲所占领的时候，就失去了本真之性，失去了你自己。你本来是个天然的存在，却被物欲所鼓动着，你和原来的你已不是一个人了。你本来也许是很高洁的，但被鄙俗所牵引的时候，你也会失去你的本真之性，而这种本真之性在庄子来看，是人的生命的根本，是最重要的。“人之初，性本善”，这个也是在孟子学说里所具有的。在庄子的思想里，人具有本真的情性，而本真的情性是要维护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超脱于生死的逍遥

庄子的思想看似反科学、反艺术，那为什么今天范曾还来讲反科学的东西？今天我们提倡艺术，为什么还要来讲反艺术的东西？所以我们读古人的书得思考，这个思考就是超越于一般人死抠书本的表面化了解。看庄子反科学的一个根本内核是什么？是希望人类能够贴近自然，能够回归自然，不要太相信工具理性。我想，为什么当初庄子提出“有机事必有机心”？机心无限制地发展以后，人类离灭亡就不远了，这是一种警世危言。在战国之世，没有一个人能够和庄子这个孤独的思想者对话。

我非常遗憾，尼采和霍金如果能早生两千多年，能和庄子邂逅的话，我想霍金的《果壳里的宇宙》《宇宙简史》《时间简史》，都会有新的篇章。因为两千三百年以前，这些问题在《庄子》书里都有很多非常生动的描述。庄子说，我要“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我想，他这个造物者不是个具体的人，或者就是道，或者就是自然本体，道和自然本体造了万物，他要和自然、和道游；“外生死”就是能够看透生死这个哲学大问题的人，没有开始，也没有终极。因为在庄子看来，一个真人或者化人，是无量寿，就像藐姑射山上的一个仙人，他没有开始，也没有终极。到底什么时候死，他这个“无终始之友”，讲的是一个理想的人物。庄子认为生和死是没有区别的，因为他有一句话讲，“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你开始生了，你本身就在走向死亡；你死亡了，你走向另一个生命。这个不是佛教的轮回说，而是庄子的天地齐一说。

庄子曾经讲了个故事。他说有一次，他看见个骷髅，他用马鞭敲敲这个骷髅，问它：“你是因为战争而死了，还是因为自己不孝顺父母，而得到这样的下场？还是因为自己的行为不端，而遭到这样的结果？我想使你能够恢复到原来有血有肉的机体，使你回到父母亲身边，使你见到过去的亲朋故友，你看怎么样？”骷髅没有回答。晚上庄子就把这个骷髅头放在枕头底下睡觉了。骷髅晚上起来和庄子说：“你知道我在天地之间，是何等的快乐，上无君主，下无臣民，我以天地为穹庐，你难道要使我失去这种南面为王的快乐吗？”

庄子通过这个寓言，说明了什么道理？一个人如果能忘生死，能知道“大块劳我以生，息我以死”，“大块”就是自然，使我活着劳累，使我死了得到一种真正的休息，一个人生死亦大矣。西方的哲学家们，从古希腊到海德格尔，一直到今天的哲学家，无不在考虑生和死的问题。把生和死的问题都看透的人，哲学的根本问题就差不多解决了。一个人置生死于度外的话，那一己的私利对他来讲，都是无足轻重的。所以庄子希望自己能够“坐忘”，就是突然忘记一切，能够“坐驰”，他的思维能够一下子神游化外，能够“隐言忘机”，语言隐蔽了，人的机巧之心忘记了，能够离神去智。

在庄子看来，人的所有的智慧，与天地的大智慧相比都是间间小智，而天地是闲闲大智。天地的智慧不要你装腔作势，不要你装作一个智者的状态去唬人等。天地宁静地存在着，它有巨大的智慧，这个智慧不是人类能够预测到的，即使天地自然灾害对人类来说是个无穷尽的灾难，但对自然来说，它可能是制造一个新的更大的平衡所必要的一种运动。我们是站在人类的立场看自然的变化，而没有站在一个大造的立场来看地球发生的一切。我们有时候会有很多的想法和天地的精神有矛盾，所以庄子要与天地精神相往还，要能够做到无己、无待，“无待”就是你没什么期待的，不要一天到晚既患于得，又患于失，得之则栗，失之则悲。庄子认为，这些是你人生的累赘。

中国的学问用处很多，不仅庄子讲过这个话，孟子也讲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中国的学问是相互补充的。当你非常烦恼、累得不得了的时候，大块劳我以生，息我以死，休息吧；再一想儒家，我还要奋斗，还要工作；自己牵挂、痛苦的时候，想到佛家教我放下，放下即如来，放下你就是佛，做不到放下，你就不能成佛，一天到晚在忧伤。所以讲中国的学问，九流归一，儒释道三家都是我们的传统经典，我们今天所讲的，是以古人之口言情，以古人之心体物。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范曾今天在讲反科学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为了使人类能够回归自然。

心灵的情态自由

这张画，我画的是庄子在信天游。《庄子》第一篇是《逍遥游》，他说“北冥有鱼”，这是说北方的大海有一条鱼，它的名字叫鲲，鲲之大几千里，鹏之大其背就有几千里，一怒而飞的话，它的翅膀像垂天之云。在《逍遥游》里，一开始就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绝对的精神自由的境界。我们都追求所谓自由，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当然应该有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可是这个自由之精神，在我们的社会里一定会有各种因素限定它。譬如讲，我们需要理性自由，如果没有理性自由。我们能飞上天空吗？一定要认识自然规律，这是理性自由；可是我们这个社会还有契约自由，你要生活在一个社会群体里，要有群体律法，这种法律有成文法，也有约定俗成的一种法。违背了这个法，你就得不到自由，会受到限制，会对你绳之以法。还有一个自由，就是心灵的情态自由。心灵的情态自由对我来讲，是唯一的属于我们的无羁无绊的自由，是随你纵横左右，什么都可以。

心灵的情态自由对我们每一个有创造力的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思维能力、创造性、好奇心等等，这是科学家、艺术家，甚至政治家都应该具备的。而庄子在整本《庄子》书里，强调的是心灵的情态自由。《庄子》会把你带进一个非常有意味的心灵自由的境界，使你知道庄子要讲的本质是什么。这张画，前面比较瘦的人是惠施，低着头看他的人是庄子。惠施是宋国的宰相，他知道庄子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以为庄子想窃取他的相位，就在国内到处搜寻庄子。可是庄子遇到惠施以后讲，你这个相位就像个死了的老鼠，你吃得还挺有滋味。我是一只凤凰，我要吃精美的食粮，我不会吃腐鼠的。

蜗牛伸出两个触角，庄子就讲，左边的触角是蛮国，右边是触国，这是两个国家在对打，打得非常厉害。你们想想这个故事，庄子站在一个宇宙的大立场来看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你认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类的大战役，他觉得仅仅是个蜗角蛮触之争，从宇宙来看，这种争端是非常之小。

我就想到，在今天的世界是不能轻动战争的，哪里冒出个火星都是非常可怕、非常危险的。在这个时代要想到，我们在宇宙里很难得，地球上能够长出这么丰茂的草木、这么灵智的人类，宇宙万有这么色彩绚烂，我们却要破坏它。我们所希望的是一个讲信修睦的时代，这个是“不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雀”，前面的人手上拿了个弹弓，他手上有个珠，这个珠是个无价之宝，来弹千仞之雀，弹很高的天空的一只鸟，他把这个隋侯之珠比喻成人类的生命，而把天上的鸟比喻成一个追逐微末的名利这些东西。今天也有这样的情况，很多贪官污吏，你不能不说他们是非常聪明、有能力的人，当他们被双规时，我就感到遗憾，在愤怒之余有一种同情。不是对贪官污吏同情，而是同情以一个宝贵的生命去追逐很微末的利益，这是对生命被暴殄天物的同情。

这个我画的是个什么呢？就是一只螳螂在捕蝉，一只异雀在后，而庄子又弄了个弹弓，要打这个雀。他讲的这个故事就是告诉人们这种不和谐的状况是连锁式的。这个是庄子在怀念他的辩论对手惠施。本来在这个寂寞的世界上有个惠施存在，他还有一个辩论的对手，惠施一死，他感到更加孤独了。所以他路过惠施的坟前，非常哀伤。

这个故事也见于《庄子》，这是我画的庄子在梦蝶。在庄子和李白看来，重要的是将梦境化为现实，将现实化作梦境，那么必然对人生做如此解释：人生如梦。当然，苏东坡也是人生如梦；李太白，失向来之烟霞，是在枕头上梦醒了以后，他感到他最快乐的东西失去了。庄子在梦里变成了一只很自由的蝴蝶，他忽然想到，到底是蝴蝶做梦是个庄子，还是庄子做梦是个蝴蝶？在这里面你们可以看看，庄子的思维最深邃、最有意味，他和天地并生，能做到和万物为一，把自己的生命和自然的生命融为一体。在这样的条件下，他认为人生如梦。过去有一个英国首相说他晚上睡觉永远不做梦，后来生理学家讲，他讲的是谎言，他说任何有灵智的动物都会有梦。我曾经养了一条狗，这条狗也做梦，狗做梦就是抢食、打，我就看着它闭着眼，忽然非常愤怒地叫，一会儿又睡过去了。人没有不做梦的，可是庄子讲梦里还在做梦，还叫人去占这个梦，这个梦到底做得怎么样，他说这可谓人生的大梦。这个梦境，是非常有意味的。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梦是潜意识的反映。潜意识里有，他在梦境里就会有，而这个梦不是一个纯粹的符合生活的东西，它是和事实有距离的。可是从本质上来说，潜意识对人们的行为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一次杜维明跟我讲，有个学者和另外一个学者视如仇敌，可是他做了个梦，那个人忽然掉到水里去了。他当时说，我到底是救还是不救呢？正在斗争的时候，他醒了，他说这个梦怎么破解？杜维明讲，你这个梦已经有解答在里边了，你没有救他的决心。如果是一个很好的朋友掉到水里去，你在梦里的第一反应，就是跳到水里去救他，对不对？而你在梦里的第一反应是，到底是救他还是不救他，这本身就是不救他。杜维明分析了以后，那个教授哈哈大笑，他说的确是这样。所以像他们那种梦境，是一种很有意味的状态。那么，我是不是希望大家都生活在梦境之中呢？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读古人书一定要知道，古人这样说，都是一种诗意的判断，他说的很有诗意，可是你照着他做，就比较荒唐了。认识人生是一场梦境，不必清醒地判断是非、祸福、升沉和荣辱。这个梦境，便是庄子的蝴蝶之梦，便是李太白的天姥之梦。

如果要画一个睁着眼睛的庄子，能够看着世人，他的眼里一定是茫茫然的表情，不会那么执着，有点儿醉意朦胧的样子。我有一副对联：

九逝骚魂萦皓月，一双醉眼对红尘。

这两句话实际上是亦儒亦道。上句话，是儒家的思想，“九逝骚魂”在屈原的《离骚》里讲，虽九死其犹未悔，他为了声名，九逝不悔，这样的品格，是可以与日月同辉的。屈原是儒家的思想，他需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在他的所有诗章里，都可以看得出来；下句话“一双醉眼对红尘”，就是讲实际上庄子是以一个朦胧的眼睛看人生的。“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他叫你不要看得太清楚，看得太清楚会出问题。对红尘你没有一双醉眼不行，你看太清楚，一天到晚在那发牢骚，那也不行，这是我解决人生问题的态度。庄子的思想和老子的精神一脉相承。在《老子出关》中，他也是闭目养神，是在思考状态，影响人的表情最大的当然是眼神。我认为老子闭着眼的时候，可以表现他的眼神藏在里面；睁着眼睛的时候，这个就有其他的辅助。譬如讲人的皱眉肌、眼轮匝肌、鼻唇沟和口轮匝肌这些变化，都是决定一个肖像画成不成功的根本原因。如果你在微妙之处，能够表达出他对人间的关怀和一种忧思难忘，老子像就成功了。如果画的老子也朦朦胧胧的，一双醉眼对红尘，他就不是老子。

庄子说“死生，命也”，顺应自然也是说顺应命运吗？他的回归自然、注重性命之学是什么意思？他是注重人的生命本身的存在，而他本身并不是一个命运论者，而是处于任何环境中都能够心灵释放的人。我们所要了解庄子和学习庄子的正在于这一点。像庄子和骷髅那段讲话，实际上他是一个齐生死，生和死是齐一的，能够看透这点的人古来不多。譬如王羲之在《兰亭序》中写道，“固知一生死为虚诞”，讲生死齐一，它是一个虚诞的说法。王羲之不同意庄子这个说法，这说明王羲之这样一个大文人，也不能理解庄子。

老子出关

无差别之境界：环中

清朝乾隆年间，扬州有个有名的画家，他是个天才，叫郑板桥。他曾经在他的厅堂里，挂了一幅“难得糊涂”的字。是不是谁都理解他“难得糊涂”的意思？难得糊涂的来源是什么？是宇宙的无可穷尽性。人们所有的知识都微不足道，人类所能发现的，应用到人类并改变了人类，整个世界的面貌会改变。改变的后果又如何？人们创造了很多工具，而将来不受人类理性约束的时候，工具就会惩罚人类。就宛如核反应堆，我们是要发电，它的理性和人的理性是不一样的，你越要降温，它越要升，它和我们所想的不一样。人们发现了核能的爆炸，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爱因斯坦讲过，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我不可以估计，可是我可以断定，人类第四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要用石斧来对打，因为人类的文明已经完全没有了。所以第三次世界大战，难道不是可畏可惧的吗？庄子的思想是，我们对宇宙的无穷尽性，要有所认识，人类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要阻遏世界走向灭亡，只有人类自己。

庄子很形象地给人们讲，我要站在一个道的中间，你如果画一个圆圈，圆心到圆周的每一个点都是一样的，那么你就在环中。身居环中的时候，你的心胸会弘大而辟，你的心灵会很深邃，因为我们来到地球上，有无穷的事情在等着我们。我们怎么应对无穷？一定要简单化，一定要想着我在圆的中心，看任何东西都没有什么区别。庄子处在一个乱世，他有彻底无为、彻底反对一切社会制度等思想，他认为这些都是违背人类的本真之性。要恢复人类的本真之性，就是要回归到自然。当然我们今天不可能这样，可是欧洲有些后现代主义艺术家会这样做，叫“行为艺术”这。他们会到森林里去，脱光了衣服，吃一点儿很简单的东西。我想，古代人没有的东西他们都有，这个不叫真正地理解了庄子，而是和庄子背道而驰。庄子希望人回归自然，最好是一个无知无识的醉汉，要离形去智，他认为机巧之心不需要，能够隐言忘机，大家就像回归到原始古代的人群，与鸟兽草木同在，很快乐。这是讲心灵上对自然的回归，我们就会对人为的矫揉造作的虚伪状态，在心灵上予以鞭笞。

庄子之伟大，在于他在乱世提出了这种超越了常人思维的对心灵的要求。如果你不具有这样的心灵，你的是非就会很多。在庄子看来，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这是一种是非，另外又是一种是非。“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就是讲宇宙里什么事物，都不要绝对化，讲唯一的，这是可的，方可的时候，方不可来了，方不可的时候方可来了。可以做的事情，一定有个不可以的东西在对立面，不可以做的事情，也有对立面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看待事物，往往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你讲这个道理，我讲那个道理，你讲范曾这个人好极了，另外一个人讲范曾这个人有毛病，不像你讲的好极了，这两者的总和，比较接近范曾的本体。范曾既不那么好，也不那么坏，平常人也。这个就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一个人自己本身就具备了判断能力，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时候，他就在环中。他不是两个有是非的人，无是无非，故能应付是非，是非无穷，故应亦无穷。来说是非者，即是是非人，你不要听那些是非，因为听了是非，你应对无穷，会使自己的生命陷在是非的涡旋里，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雀。这个是非弄清楚了又如何？没有什么意味。

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

事物存在“这个”和“那个”的对立面吗？“彼”是那个，“是”是这个，果真有这个差别吗？果真没有这个差别吗？“彼”和“是”都“莫得其偶”的时候，就是没有对立面的时候，“谓之道枢”，那就是在环中。在环中就能够以应无穷。你们在生活里遇到的事情，会是无穷尽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个立足点，我站在是的一面，站在非的一面，这现在都不行。

万物齐一，相互依存

庄子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天下非常之龌龊，这个“龌龊”是他讲的战国时代，七雄争霸，天下大乱，不可与庄语，不是不可与庄子语，而是不可以用一种庄肃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思想。譬如很庄严地谈问题，没有人听了，他必然要极而言之，要夸大。在《庄子》的书里，有卮言，就是纵横恣肆之言，有寓言，就是他杜撰了很多故事，还有重言。重言是什么？历史上没有这回事，是庄子编造出这样的故事。

譬如前面讲老子见到孔子了，孔子怎么崇拜老子，孔子遇到了盗跖了，盗跖怎么臭骂孔子，认为天下的奸佞，都是从圣贤开始的。我叫盗跖，你为什么不叫盗丘？因此“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恣纵而不傥是非常之汪洋恣肆，不受约束，不以觭见之也，他并不是为了使自己的理论奇怪，他其实是在讲一个真理，就是在他荒唐谬悠的外衣之下，有庄重严肃的思想。庄子说我能够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

我看到一棵树，如果对待这棵树像对自己这样的话，这棵树就会回报给我一些很有意味的事情。曾经在山东有棵唐槐，奇大无比，两个人抱都抱不过来，这棵唐槐到今天已经有一千三百年了。一千三百年的树是一个活的文物，阅尽人间沧桑。这棵树这么珍贵，如果从北京城的历史来讲，从元大都到今天不过八百年。就在元大都之前，这棵树已经活在地球上五百年了。他们要修高速公路，但是没有一个人想怎么挽救这个宝贵的生命，就要把这棵树劈掉，已经劈掉很多了，就剩个桩子，就等整个地来把它锯掉。我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就问当地的村民，能不能把这棵树卖给我，他说要两千块，报的数目他大概以为比较惊人，我说好。两千块，买来了，把这个土和底下的根都很好地保存，这棵树运到北京可不止两千块。运来北京以后，我请了植物专家来，没有他来我救不活它，他说这个树，你看它朝哪个方向，我可以准确地找到它的角度，向阳那面和背阴那面，在树上的反映是不一样的，结果挖了个大的树坑，他叫先撒土、施肥料，然后加水，再把树放进去。按照他指定的方向，当年就活了，现在这棵树茂盛得不得了！

草木有情，当我把它看作一个生命的时候，它就会以它的感恩之情来回报你，这点上我做到庄子的水平了。如果我们全体的国民都想到，我们在施工建设的过程里，能够对本来地球上存在的生命进行保护，我想这个对每个人来讲，是很重要的。

庄子讲“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生于是，是亦因彼”。这个怎么讲？“彼”是那个，“是”是这个。万物无不存在对立的另一面，无不存在对立的这一面。彼出于此，此也离不开彼，即事物对立的两面，谁也离不开谁。他认为所有的万物都是相互依存着的。而这种依存的存在，你不要太重视它的区别，而要看到它的同一性，看到齐一性。齐一到什么地步？就是要无其偶，没有对立的东西。彭祖活到八百岁，是高寿，而殇子很早就死亡了，他说，八百岁的彭祖和早死的殇子，没有什么区别。他还讲古代有个树木叫“樗”，这个樗以八百年为春，以八百年为秋，这一定是非常长寿的东西了，可是它还不行，他说还有一个古代的大椿树，这个椿树以八千岁为秋，以八千岁为春，它的年龄比樗还要高寿。“朝菌不知晦朔”，早晨出来个小菌类的植物，晚上它就死了，晚上的晦朔它不知道；“夏虫不可语冰”，夏天的虫子，你给它讲冰是什么东西，它不懂。他说短寿到这个地步的，和高寿到像樗、椿这样的，也是齐一的。如果站在宇宙的高度和时间长度来看，它们都是非常短命的。我家的书房里放了一个侏罗纪时期的小恐龙化石，它离现在已经一亿四千万年了。一亿四千万年是什么概念？据说在六千万年以前，地球上发生了一次大的震动，所有的灰尘覆盖天地，没有空气，没有阳光，天地是冰冷的。当时是恐龙的世界，地球上到处都是硕大无朋的恐龙，那时候的树木也是奇大无比。你想恐龙的身躯多大？它是吃树叶子的，我们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煤矿，要靠今天这小树能成煤矿吗？都是奇大无比的树，无数的大树埋进去，亿万斯年以后成了碳，成了煤。恐龙离现在一亿四千万年，这是个多大的数字，而我们人生在世，百岁的人，千无一焉。所以我经常对我庭院里的槐树讲，我如果还能和你共生于世三十年，就很满意了。因为它还会生活在世界上很久很久，而我们人生苦短，所以要非常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以隋侯之珠去弹千仞之雀。当你为追求一个东西而痛苦的时候，你说范曾先生好像曾经讲过庄子的一句话，讲我这个生命很贵重，我是隋侯之珠，我为什么要追求那个微末的东西？有了这样的思想，我们学习总会有所得。

对待名利有所向往，不等于着意地去追求，着意去追求，那你就会像庄子讲的，“得之则栗，失之则悲”，你得到了你很战栗，失去了以后你非常悲哀，这就是没有看透的人。有时候不要使自己陷入一种不可能的幻想。人生苦短，当下纵然是痛苦，你也要化痛苦为快乐。不是说看了《庄子》后，我父亲突然死了，我敲了土罐在那唱，高兴，不是叫你学这个表面，而是叫你从思想本质上想，人固有一死，他到了他该去的地方了。我们对待自己的生命，就是知道明天是个未知数，昨天已然过去，我们能把握的就是当下。当下你做什么事情最快乐，你问问自己，而不要陷入一种幻想。如果你抓紧生命里的每个当下，自然会有实至名归的时候。

绝圣弃智，顺应自然

如果现在让我从《论语》《道德经》《南华经》这三本书中只选一本带在身边，我选《南华经》（《庄子》），因为我是艺术家。我曾经讲过庄子是中国的阿波罗，是中国的文艺之神，因为他所教导的人类要回归自然、回归古典这种精神符合我的艺术思想。唐宋的文人一般床头都有四本书：《史》《汉》《庄》《骚》，即《史记》《汉书》《庄子》《楚辞》。有《史》《汉》《庄》《骚》这四本书垫底，你的文采不会太差。《庄子》是中国自古以来的知识分子最爱读的书，因为他的思想非常奇妙，有时候感到他说的无边无际，可是静言思之，背后有非常深刻的道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意思在另外一个地方。另外就是，《庄子》是先秦诸子里行文最美的。从文采来讲，我认为《庄子》是先秦诸子之冠。

庄子说：

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则天下不铄矣；人含其聪，则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则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则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杨、墨、师旷、工倕、离朱、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乱天下者也，法之所无用也。

这个“朴鄙”不要认为是卑鄙，孔子讲“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就是非常平常的、非常一般的，“掊斗折衡”，就是量东西的斗，要把它扔掉，这个“衡”就是秤，要把它弄断，人就不争了。圣法不需要，民就可以开始议论，要毁绝钩绳而弃规矩，钩、绳子都不要，弃掉圆规和尺子，不要工倕的手指，天下人自然会有巧。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曾参是孔子的学生，史鰌是古代的一个史家，“钳杨墨之口”，要把杨朱和墨子的嘴夹住，把仁义都抛掉，那天下的德就真正能够回复到大自然了。这个是庄子反科学、反技巧、反艺术到极点的一个语言。大家看他会想，你不在环中吗？你怎么是非这么强烈、这么凶狠？要知道《庄子》是很博大的，他为了说明回归自然的大目标，不惜采取那些违背自己心愿，本来是在环中，不要那么区别，可是制造区别是非的人，他怎么办？他举出几个典型，用曾参、史鰌、师旷、离朱这些人物来说明他的思想，不这样说，不足以表达他对回归自然那种决心。在他看来，一切文明的演进，都是人类对大自然的背弃。他是一位彻底的反对智巧和文明的人。因为在他看来，一切人类的罪孽，来源于心智的开发。他希望人类心智不开，回到一个混沌的状态。

这个我们当然不能接受，可是他曾经这样讲过，我不能不告诉大家，而且他极而言之，目的是警醒，使你感到惊讶。有一个庄子这样想，我们是不是在心智开发上要有一点儿限制，所以庄子在语言和思维上还有一个最大的功劳，就是他是第一个提出在未来应该限制科学发展的人。科学必须限制，没有限制发展的科学，对人类绝对是贻害无穷的。因为你不可以逆料开发以后的结果，这个不光是我范曾作如此说，很多大科学家今天都是这样想。

庄子说在大自然里，圆者不靠圆规画圆，方者不靠矩尺测量，互相黏附的东西，不靠胶和漆，自然的黏的东西是非常有趣的。我经常观察蜘蛛网，蜘蛛网在树上，蜘蛛飘出一根线，它到处探索，最后搭到那个地方就胶住了，这就是庄子讲的，“相互黏附者不靠胶和漆”。我认为像蜘蛛结网和蜜蜂建窝，是慢慢进化来的，简直不可思议，怎么能吐出丝来，建造一个窝？蚕怎么能吐出丝来结个茧？就是从很简单的问题，我都感到妙不可言，这是无法想象的。所以现在的仿生学，也是模仿生命的最粗糙的部分。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对飞机的设计家提出一个挑战，我说你们能不能设计一个像蜻蜓那样的翅膀，载重量那么大，自身又那么轻，薄如蝉翼，在天空能够一秒钟振动几百下，保持平衡稳定，能够“啪”一停，急转弯，你造个这样的翅膀给我看看。所以，仿生学是模仿生命的最简单的部分。

事物的连接不以绳索为捆绑。“故天下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好像天底下总有一些诱发它生长的因素，可是不知道它是为什么能生，都得到一个东西，不知道它为什么能得到，这就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一切万物都一定有个成理，这个理不是一般的学者能够解决的。天地的万物怎么生，它知道其所以生吗？它知道其所以得吗？它不知道，天地的万物就是那么自然地存在，本来它生活得挺快乐，有了人的意志加入，它不快乐了，只要人不管它，草木一定长得非常有意思。有一次我养了一个蟹爪莲，我爱护备至，因为蟹爪莲很漂亮，我就浇水、灌溉，放阳光下做了一些想当然的保护措施，不久它就死了。我后来把它扔到院子角落里，根本不管了，过了若干天，它长得好得不得了。

如果你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因为你违背它的本性和规律而大为不悦，用它的凋亡来报复你。它报复人类的时候，人类起先还觉不得，可是若干年后我们会感到，甚至一个蜜蜂失去以后，它的影响也很多大。因此我，们对自然一定要有敬畏之心，对自然以鸟养养鸟，而不要以己养养鸟，其实这点我也做不到。我养了个鹩哥，老叫它背唐诗，它哪能理解唐诗，背了这么多天只会背两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再底下就不会了。这是什么？以己养养鸟。庄子举了一个例子，短腿的野鸭，你不能使它的脚长，而长腿的仙鹤，你不能使它的脚短，否则仙鹤和鸭子都会忧伤和痛苦。我养过仙鹤，它走路的姿态像个高士，我要把它的腿弄短了，它一定不愉快，鸭子的腿弄长了一定极其丑陋，屁股摇摇的，腿那么长，不合适。所以，庄子的思想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话来讲就是，我们不要强加意志于自然。

自然的存在不待矫饰

现在的人类越来越不顺其自然，尤其是后工业化时期来临以后，基本上工业产品控制了我们生活的一切。现在谁能够逃避手机的干扰？我想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没有收到过一些垃圾短信。我没收到过，因为我没有手机。我不带手机的原因是什么？主要是想安静，这个好像很不合时宜。大家在用电脑打字的同时也不要忘记，有时候你们也可以用钢笔来写作，再来体悟体悟，写稿子和在电脑上打文章，有感觉上的不同，有当时劳动的生命元素在里边。我讲这句话就是证明，打出来的字无意味。你们在看电子版文章的时候，也要记住你们要看书。看书有一种乐趣，这就是不同。

在庄子心目中，自然的存在是一种不待矫饰的本真之性。我们一定要了解，自然是有本真之性的，化学肥料和土地上吸收的水土日月精英是不一样的。化学肥料用多了以后，对土地和人类的影响，我们可以暂时看到，生产率提高了、产量增加了；可是为什么有些农民在自己的屋旁边种不用化肥的菜自己留着吃，他还是知道他们祖祖辈辈吃的菜，不应该被强加的人意志。说实在的，凡是靠人的意志做出来的东西都不好吃，鸡可以叫它三个月就长大了，就能下鸡蛋了，这个鸡蛋还好吃吗？不好吃。在农业社会，人类能够知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知道日月的运行。中国在夏代就有历法，有夏历、周历，根据四时的变化而定，因为四时的变化和农作物生长一定有关系。中国希望保持一个安定的农业社会。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秦始皇统一以后就能修筑出万里长城，他为的是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他希望对付一些在马背上的民族。

化学农药一定有个极限，这个极限一旦过了以后，人类可能会发生粮荒，发生严重的土地问题。这个当然是一个世界大局问题，不是范曾我今天能解决的。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庄子在两千三百年前，想到人类不要用自己的意志去盲目地改造自然，而要顺应自然。庄子向往结绳记事、陋居简室、粗服淡饭、风俗淳厚的远古。庄子认为人类的小智“上悖日月之明，下烁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惴耎之虫，肖翘之物，莫不失其性”，小虫子、小翅膀动物都失去了它的本性。庄子的回归自然，他也是把这些话都讲绝，所以你叫庄子真的像古代的赫胥氏与草木同生的话，他可能当天就得死。庄子的理想境界是个无知无欲的时代，人们都有共同的天地大德，过着耕而食、织而衣的归真返朴的生活。山上没有道路，水中没有舟帆，圣人的仁、义、礼、乐，都是由于背弃齐一的自然，天下才有了分崩离析。他对圣人的仁、义、礼、乐一概反对，认为这些都是违背了自然天性，使自然有了区别，有了分崩离析。他希望“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人之间没有区别，没有结党营私的，没有党同伐异的，有同样的德行而不偏私，纯任自然的天性，这就是所谓的“天放”两个字。

中国画特别强调意味，就是用最简练的笔墨，表现一个丰富的意境，用尽可能少的语言，要言而不烦地表达事物，这也是受庄子思想的影响。中国画最重要的就是能把一个两维的平面变成三维的空间。这在油画比较容易解决，因为它有丰富的色彩，能把远处推远，而中国画没有，中国画就是几根线条，要把它变成一个三维的空间，要有个本领。如果说一张画里面有庄子之思的话，我可以告诉你，这里面就是回归古典、回归自然的心态的不自觉流露，你会感到这幅画使你产生了一种回归自然的愉悦之感。你看远处的云彩从无穷远的地方滚到前面来，然后绕着树，又回环到鹿的头旁边来，一笔不着，尽得风流，云一笔没有画，完全是通过这些事物对云的反映画出来的。后面几棵树，树头根本是白描，没有画颜色，可是你感到它是有颜色的，它是在云中，它的颜色和露在外面的树是一样的。

庄子就是一个孤独的思想者，可是他能享受寂寞，享受孤独，能以逆境为园林。他这个孤独，在别人看到是很痛苦，可是他不是，他孤独得连自己老婆死了，陪伴的人没有了，还击缶而歌。他是何等快乐，他已经忘记生死了。他的朋友一定相当少，可是我想庄子有自己的快乐。从他写的文章上来看，他在生活里绝对是一个非常潇洒自如的人，否则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他从内心到语言，体现出他不是从一个痛苦的灵魂里挤出来的，而是深闳而肆，从一个博大的胸怀里面倾泻出来的，所以他一定很快乐。

我们提到庄子，很容易想到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字，叫“逍遥游”。但是，我们怎样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做到逍遥游这种境界？人各有所长，人所从事的事业也非止一端、千变万化，我很难讲每个人都生活在逍遥游这样的状态之中，可是心灵是可以做到的。譬如一般人认为数学家比较枯燥，可是真正的数学家是非常快乐的。陈省身说数学很好玩，乐趣大得不得了。在研究的过程中，每次忽有所悟的时候，那种感觉真是一种逍遥游。凡是使心灵达到自由的状态，我都认为是一种庄子之态。

无用是最大的用

（加图）下图是我的新作。我画了个圆圈，圆圈的中间有一点，这一点是庄子。庄子在中间，在环中，他到这个圆的哪一个半径都是一样的。环中，在庄子的书里，又可以称为“道枢”。在封建社会，中枢省是不得了的核心，我想，取中枢省这个意思和道枢是一样的，一定在中间。这个道枢，它的一个基本的思想在《齐物论》里：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这几句话就是讲物存在，不一定就是那个，也不一定就是这个，这个里面有那个，那个里边有这个，那个东西是生于这个，这个东西也是因为那个，这个是环中的一个思想。“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就是你认为这个对，可是不对在其中；你认为这个不可以，可以也在其中。事物没有一个绝对的对立，它是齐一的，是齐物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对于一个同样的事物，你是一种是非，他是一种是非，没有绝对的是和非。

我写了一副对联：

得意忘言，逍遥驰骋自然性；

离形去智，混沌正符大道行。

这两句话是形容庄子的，得意忘言，庄子讲话无遮拦，荒唐之言、谬悠之说、无端崖之词，他是用他的卮言、寓言、重言这种方式来展示他的思想，可是他展现的终极思想，是齐一的、混一的，宇宙万有都在一体的大思想，离形去智。这个和老子的绝智弃圣有些相通，庄子的无是从主观心灵出发，而不是对客观对象的分析。他的主观心灵要求自己无为、无智、无求、无欲、无名、无利、无功，这些都无，都不需要。他讲我们有一个天门，天门打开，大家心里都有这样一个意向，还有个叫“无穷之门”。无穷之门打开的时候，是无际之崖，这个无际之崖里有什么？是一个无何有之乡，什么都没有，连时间和空间都没有。这个天门在什么地方？在庄子的书里，天门就是自己的心，当心里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和大化是浑然一体的。所以我认为庄子的这种思想直接影响了明代的王阳明“心外无天”的说法。心外无物，心外无天，这个从主观来讲，就达到一个极致了。

我们历代的统治者，有的用儒家治天下，有的用老子治天下。汉代初年，用老子的无为的思想。汉武帝以后基本上以儒家治天下，可是到了唐代“贞观之治”，他们是用老子的思想。可是历史上没有一个政权、一个统治者讲，我靠庄子的思想来统治国家，不然国家就完了。庄子的目的是什么？使你们知道庄子之思，宇宙本身的状态庄子说得最清楚了。庄子的思想能够解脱我们很多的烦恼，一切的人间烦恼都是微不足道的，一切人类的争端都是微乎小矣的。

《庄子·人间世》里就谈了有用和无用的问题。有一个匠人看到一棵栎树。这棵栎树高大无比，就像杜甫讲的，“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三千尺”，高得不得了，它的阴影可以笼罩上千头牛和车。可是这个匠人见到这棵树，看都不看就过去了。跟随这个匠人的人就问他：“你为什么不看这个？”他说：“这个木头是没有用的，你做船，它就往底下沉；你让它做户枢，它就会腐烂；你让它做家具等，它有很多会朽败。是没有用的东西。”晚上这棵栎树就到这个人的梦里来了，他告诉匠人：“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几死，乃今得之，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我希望自己能够无所用，想了很久了，好多次要死，今天我真正达到了无用了，倘使叫我有用的话，难道能够长得这么长寿，长得这么高大吗？栎树以为，无用就是它最大的用处。

最大的用处，就是延年益寿。我想，没有一个人希望自己短命。延年益寿是件好事，我国现在这么太平，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强大、这样迅速发展，我们当然要使自己能够享其天年、大树齐天，能够多看到祖国的繁荣昌盛。

无用和有为之间的关系

但是如果像庄子那样，仅仅注意养生，而其他一切都不干的话，那不是我的希望。

庄子有时候说话很有趣。他在《外篇》里有一个《至乐篇》，至乐是什么？就是没有快乐。一个人到了没有快乐的时候，庄子讲这才是最大的快乐。你到了没有用处的时候，你就是最大的用处。庄子经常在他的书里谈到自己一个是无用、无智、无为、无名、无利、无求的人，一切在他看来都是瞬息，重要的是自己的生命，所以他写《养生主》特别谈到养生，他在《外篇》里也谈到缮性，就是善待自己的本真之性。

我们经常在生活里过度疲劳，失去本真之性，体育运动员也是，很多运动健将超负荷地锻炼，结果他们看上去比别人都健康，到了中年以后，各种病痛都来了。为什么他在锻炼的时候忘记了，不能为了一块金牌而失去本真之性？我们看古希腊的雕塑《掷铁饼者》不会这样的。古希腊的运动，一个健康，一个美丽。他们上运动场的时候，都是一丝不挂的。在我们看来，怎么会这样？可是马克思讲，这是人类健康的童年，因为当他裸体上场的时候，人们不会想到其他的问题，就欣赏他们的健康。他们得到金奖以后，歌唱家会给他歌唱，雕塑家会为他雕塑，这是一个美好的时节。今天人类的运动，违背人类本真之性的方面太多。我今天在讲无为的时候，要讲这个有为的给你们听听。李永波，他培养了五十几个世界冠军了，这样的人值得我们学习，这个人在其他方面都是无为，不求名、不求利，当时外国出了很高的价钱聘请他去，他不去，这是无为。可是他在训练他的队员拿世界冠军的时候，绝对是教他们苦其心智、劳其筋骨。我通过李永波的故事给你们讲无用和有为之间的关系，有些东西我们要用庄子之思不理它，可是有些东西我们要有儒家之想使自己奋发，这样的话，大家就不会误会我在误导人们什么都不要管。

你们看看今天，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性是更好了还是更坏了？我认为从某些方面来看，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的机心越来越大，机事越来越多。庄子对一切人为的机巧或者文明的进步，都抱着一种本能的抵制态度，因为在庄子看来，这些进步越来越背离大道了。人性的异化是一切邪恶的根源。

我喜欢庄子的回归自然，不失本真之性，也喜欢他对科学、对未来的一种限制性，我还欣赏他的文学。至于是不是限制基因科学的发展，这个东西又失去了本真之性了，科学家就是好奇，所以这个东西也不是今天我们讲一下庄子就能解决的。我想要注意一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罗马会议的精神就是，人类的科技发明到今天为止，不要再继续再来推进了。可是人类怎么可能呢？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的科技发展在加速度地前进。庄子的一个思维，不是实践上去反对，就像工业革命的时候，工人起来砸机器，不是这个意思，我对科学家其实是非常的欣赏，而且跟他们也很谈得来。我和他们也是谈这个问题，就是讲科学的发展，对人类到底会怎么样？杨振宁跟我说，科技发展，对人类到底是有好处还是坏处，我想我不能谈得太远，三十年内基本上还是有好处的。他在这句话以外，就是三十年以后，他就不好估计了，基本上就是有害处了。三十年内，我说譬如哪些方面，他讲医学、药物学、人体的保健方面都有好处，人类的寿命会增加。我又进一步问他，人类的寿命增长了，快乐会不会增加？他说这是个心灵的问题了，可能发明不了这样的东西。

庄子是希望自己无用，这是庄子之思，不是范曾之行。其实就我个人来讲，我非常努力地奋斗，我今年已经七十四岁了，我每天早上五点钟起来，读书、思考，然后作画，下午我要会见一些学界的朋友和客人。可是我讲的，不是范曾自己，而是庄子之思。我必须用庄子之口言情，以庄子之心体物，大家才知道，真正的庄子是什么，而不是叫你们依样画葫芦，照着庄子那样去做。

庄子思想是东方乌托邦

庄子是个彻底回归的东方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是个幻想，他讲贤哲、圣贤、哲人和盗贼，他们的出现都是由于什么呢？由于有了差别。没有差别的时候没有圣贤。这个差别庄子认为是不好的，人们的智慧和自然的智慧，我们怎么来比较？人类的智慧是个无穷小的东西，而宇宙的智慧大得不得了。庄子讲，我们往往是以有涯逐无涯。天地的智慧是无涯的，我们以一个小的智慧去追逐它。生命是有涯的，以有涯去追逐无涯，很危险。我们现在做的一切，岂不是以有涯逐无涯吗？庄子提出来八个字：“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至人在道家的书里，是比圣人还了不起的，几乎就是仙人了，他是无为的。真正的大圣是不作的。孔子从楚国回去以后说，自己述而不作，整理古籍，其实他做的事情对中国历史有巨大的影响。我想，不作是庄子之思，孔子的不作不是真的不作，他整理《礼记》，整理《春秋》，修订《诗经》，做了很多对中国文化有利的事情，可以讲是万古流芳的事情。

混混沌沌的好像不存在，可是它实际上存在着；它在没有成形以前，这个神就聚会了。万物畜而不知，万物生发了，它们自己不知道怎么生发的，这就是大自然的根本规律。你说一棵草怎么从土里冒出来，冒出来它怎么会向阳，怎么会生长？这些东西它本身都不知道。这是天赋的一个本根之性，你不要找答案了，这是六合之外的事情，圣人存而不论。你看看天，一片湛蓝，它提供你的回答是什么？你自己去想，就是讲这个是本然的存在，这是庄子在《知北游》这篇文章里谈到的，这个“知”是一个人的名字，知这个人北游，庄子讲自己的生命是可贵的，为什么他又讲一个人要心如死灰呢？我们现在都讲，人遇到种种的灾难以后，一切希望都没有了，心如死灰。可是在庄子的哲学里，心如死灰乃是一个修养的至高境界，就是讲彻底的宁静，再不会有燃烧。这个是庄子做如是说，你要知道庄子每次讲话都要讲到一个极端，如果不讲到极端，不能够震动人。有一个人叫啮缺，他向被衣这个人问道时，听着听着忽然睡着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已经心如死灰了，夫复何言？庄子在这里想说明什么道理呢？道不可说。你不要以有涯逐无涯，不要去问自己不可能知道的东西。过去批评庄子学说的时候往往讲，他是个不可知论者，那我就要问这些可知论者，你知道了宇宙多少？我们知道的宇宙，岂止是万分之一、亿万分之一，可是知道得太多以后，对人类的结果是什么？我们不可能像自然本身一样，人类所发明的一切东西，最后都会有一些相对的东西反作用于人类。庄子讲人的修养的高度是心如死灰，道是不可以讲的，可是我们已经涉及这样的领域了，已经做了这些了，就不能不为一切后果着想。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原子弹了，我们就要考虑，会不会有一个世界狂人，忽然扔个原子弹。这个东西都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所要考虑的问题。庄子谈到名的问题时，有这么一段话：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

夏商周过去都称“三代”，三代以前不是这样，炎帝、黄帝、女娲、伏羲等这些人的时候，还处在一个部落联盟的状态。那个时候生产力水平不高，还没有私有财产。恩格斯在《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里提到，为什么会有了人类的争斗，是为了私有财产。人家讲黄帝和蚩尤也打仗，这是后人写的一个传说。因为黄帝的时候，不可能有任何的记载。三代以下，天下都是以物来改变自己的本真之性，小人则以身殉利，这个小人不一定是坏人，可能是地位低下的人，不要命了，去追逐利，士不要命了以追逐这个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来殉天下。这几种人虽然事业不同、名称不同，都是伤害了自己的身体，伤害了自己的本真之性，无论是小人、士大夫还是圣人都是如此，这种观点和庄子一贯的无名、无利、无欲、无为是一致的，以生命来殉这些东西是不值得的。

这个是庄子在《骈拇》这篇文里做如此讲，他还举了些有趣的例子：

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策读书；问谷奚事，则博塞以游。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

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

臧和谷是两个人的名字，这两个人放羊，臧在读书简，而谷在玩骰子，结果两个人都把羊丢了。他们的行为虽然不一样，可是丢掉羊这个结果是一样的。庄子又举了一个为耻食周粟而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和为谋私利而死于东陵山的盗跖。这个伯夷是个圣人，盗跖是个吃人肉的强盗，以为他们所死不同，伯夷宁可饿死，也不吃周朝给他的粮食。伯夷、叔齐是商代的两个高士，他们在首阳山吃点儿能吃的草，最后就饿死在首阳山，这一直是被儒家所认为的为了气节舍生忘死的典范。可是庄子不是这样看，他认为他失去了本真之性。盗跖在东陵山吃人肉，他残身伤性也是摧残一个性命。两个相对比，都是一样的。庄子通过这两个故事来说明一个思想，就是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失去本真之性。

所以有的时候，读读《庄子》想想今古事，不免心里会想到一些问题。将孔子和庄子两个人的看法加起来可能比较接近本真之性。庄子似乎站在一个很远的古代看现代和未来，他站在一个没有区别的时代，是赫胥氏的时代，是三皇五帝的时代。人们含哺而熙，鼓腹而游，口里含着美味的食品在玩乐，不知羞涩地挺着肚皮在山林游弋，何其快哉！这就是上古之世赫胥氏的王国。他来看现代的人，感到你们都没有达到一个齐一的境界。而回归是庄子齐一说的不二法门，就是要回归到古典。那么我们一定会提出来，我们今天怎么回归？我们不用电车、不用汽车了，拉个小驴车在长安街去走走看，这个回归不得。已经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了，人类还得前进，还得发展，还得出现科学家，这是个层出不穷的过程。科学家来到人世，就是带着好奇心，就是要钻研。

严复翻译《天演论》，作者叫赫胥黎，这个名字翻译得非常妙，用了“赫胥”这两个字。庄子的宇宙观是身居环中，体悟玄德大道的无穷之门，体悟那种没有开始的无何有之乡和无封无隔的大自然。无封无隔就是讲，我们往往每一个人都在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做人本身就是和外界失去一种关系的状态，更不要讲和自然万物草木有情。一切生命都是大造不知道花了亿万斯年创造出来的奇迹。我家里有一个驼背的乌龟化石，这个化石已经有一亿年了。一亿年是个什么概念呢？对人类的百年之寿来讲，是个不可思量的年代。我觉得这里面有天地的气。我曾经买过两个大的驼背的乌龟，花纹好看得不得了，这个应该使很多工艺美术家为之汗颜。造化钟神秀，这么神奇、这么美妙的图案，是谁画的呢？按照达尔文的说法，是进化论画的。一定是忽然有个龟身上有些斑点，这个斑点的龟就能吸引它的同类，所以它繁殖的后代就多。只要生活的条件不变，这种遗传性就会巩固和发展，这个图案就会越来越美妙。这是进化论的看法。从达尔文、拉马克到赫胥黎，都是这样的思想。我们对待自然，应该心怀敬畏。你说大自然是进化来的，我也姑妄信之，可是要画得这么美妙，竟然是不自觉地形成的，我又有说服自己的必要。达尔文当时不赞成有上帝的存在，很多的科学家也被询问。譬如杨振宁被人询问，你认不认为有上帝的存在？杨振宁说当我看到微观世界那么美妙，就像天上的星球一样奇妙无比时，我内心的感动有宗教的情绪，他还用了一个词“恰到好处”，但他没有讲他相不相信上帝的存在。

有一次，我和大数学家陈省身同台演讲，谈宇宙之美。陈省身当时谈得非常有趣，他谈数字之美，讲完了，有一个小孩子就跑上来，他说：“陈先生，你认为有没有上帝存在？”陈先生讲：“这也正是我要向你问的问题。”结果大家哄堂大笑。我想我们对宇宙存有敬畏之心的时候，再来读庄子，就会比较容易听取他的荒唐之言、谬悠之说和无端崖之词，我们就会原谅一个两千三百年前的大哲人，为他有这样一种奇异的思想而喜悦。因为在没有读这个以前，我们没有这个喜悦，不知道这个东西存在。当读了《庄子》以后，我们会产生这样的喜悦，会感到两千三百年前，中国的古哲竟然想得那么多。这一点使我们读《庄子》的时候有一种快乐。

庄子斥儒

庄子的书对儒家批判得体无完肤，并且不是枝枝节节的批判，而是釜底抽薪式的批判。为什么在大儒家纪晓岚任主编的《四库全书》里，还保存着庄子呢？这说明这个大儒的思维不是一种狭隘的思维，而是战国时代留下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瑰宝。我想，庄子的思想就他本人来讲，是一个自足的体系，儒家的思想从它本身来讲也是个自足的体系。这两个自足的体系，是水火不相容的。司马迁在《史记》里讲，它们两个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我认为这是讲得最科学的一句话了。庄子追求天道，儒家追求人道，人间之道和天之道没有相谋之处，或者说庄子本身拒绝这些，孔子本身不思考这些。因为我今天讲的主要是道家，尤其庄子是一个极而言之的人，他是要把问题说得使你感到精神为之震动，因此听到庄子训斥儒家的时候，不要以为儒家就不好。

庄子的宇宙观是身居环中，而庄子的人生观则是无所待的与自然齐一，与万物齐一，是养生、保生、全生、尽年。一个醉汉堕车，其他人都受伤了，只有醉汉没有受伤，这个也是庄子讲的故事。为什么庄子讲一个醉汉没有受伤，因为他无思、无智，当发生突发状况的时候，他的一切动作都是顺其自然的。一些头脑非常清醒的人，抓这个抓那个，结果违反了自然了，一个个都受伤了。当然，我建议开车的人绝不要喝酒，你现在喝酒可不能全生。庄子举这些例子，说明一个人一定要随于大化，一定要随于自然，保持不失本真之性的生命状态，因此他希望自己是彻底的无为、无用、无功、无名。

这个和儒家的思想是完全不同的。儒家讲要立功，参加战斗，要为国殉生，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要能够立言，希望在某些领域，你的学说和思想能流传给后人；要立行，你的行为会作为一个榜样光耀千秋，这是儒家的思想。可是，庄子不这样想。在庄子看来，世道已经沉沦，孔子的理想是无法挽狂澜于既倒的，这是庄子对孔子的一段比较客气的批评。当时是春秋之世，庄子有点儿像楚狂接舆，讲：“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你不要在外面游说了，你回去吧。凡是在一个乱世有奇思妙想的人，都是和当时的时代的混乱不合，要寻找一个精神的寄寓之所。如果他不走孔子的道路的话，就走上了庄子之思，而庄子之思又有春秋时候的老子的思想垫底，那么庄子当然就更加充分地发挥了老子的思想。

在《大宗师》里有一段故事，这个故事还是个重言，就是儒家没有的事情，庄子好像造谣一样造出个故事来，这都是一些虚拟的、借着孔子的口来称赞的人，是儒家所不赞成的。按照我们今天的学术道德来讲，这是不太合适的，可是庄子当时是一个无拘无束的人，他的目标就是把自己的道理说出来。有一个叫孟孙才的人，他是一个悟生死齐一的人，他母亲死了，他不悲哀，孔子说这才是一个觉醒的人，而我们则如做梦一样不曾觉醒。他是通过孔子的口说明庄子的思想正确。孔子评价他“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即具有生死齐一的观点。“且方将化，恶知不化哉？方将不化，恶知已化哉？”“方将化”，你怎么知道它没有化？“方将不化”，你怎么知道它已经化了？宇宙的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一个状态，要具有这种顺应自然变化的意识。因此，孔子认为孟孙才“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他能够对自己的生命有个明确的认识，这个叫安排，而“去化”就是不要考虑他的生死，这个“化”意味着生死变化。“乃入于寥天一”，他就和天地一体了。

在庄子看来，天地是劳我以生、息我以死，我们来到天地之间，就是受苦的，就是劳动的，这和佛家的思想有些相近。佛家也认为，来到人间就是一片苦海。我想，庄子是一个心灵的大学问家。在《庄子》的书里，孔子也自认为是被苍天所惩罚的罪人。《大宗师》里也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个人叫子桑户，死了以后，他的两个朋友，一个叫孟子反，一个叫子琴张，却编了歌曲在唱歌，“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子贡大惊，问他们：“临尸而歌，礼乎？”你们简直不懂礼，你们一个朋友死了，还不悲哀，你们懂礼吗？这两人却嘲笑，真正不懂礼的是子贡。他们两个人讲，你已经归到大化之中去了，这个和佛家讲四大皆空有点儿类似。一切人的存在、物的存在都是风土水火四大假合，他的回归就是又回归到风土水火。庄子的书里也有一个提法，就是他已经返朴归真，回归到宇宙的大朴之境了，而我们却还是个人，我为他高兴，为我们还是个人而悲哀。这两个人是说，真正不懂礼的人是你，而我们是懂礼的，我们庆幸他离开人世。

在庄子的书里有一个思想，就是生不如死，里面批判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因为有了圣贤才有了坏人，因为有了智慧才有了大的虚伪，当人们把大道自然废掉以后，仁义就出来了。仁义为什么出来？因为相对有不仁不义之人出来了，那么仁义才出来。庄子还举了个田成子，杀了齐君窃了国，连同圣智之法，就是圣贤智慧所立的法一起偷走了。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讲田成子如果杀了齐君、成了国王以后，他不仅窃了国，而且把仁义也窃走了。圣智之人正是那手铐脚镣上连接左右的插木，而仁义正是枷锁上的孔穴和榫头。圣贤如曾参和史鰌，正是夏桀和盗跖的先导，“甚矣哉，其无愧而不知耻也”，这个骂儒家已经骂到了极点。

庄子又说，在上古之世时，人们没有礼只有真。礼是大道既废以后，世俗所约定的违背人类本性的一个怪物，只有抛却这个怪物，人类才能承受上天所给予的真。庄子认为尧舜历史性的罪过，在于他们忘记了宇宙初始的本真齐一，妄自辨明善和恶、贤和不孝，那必然导致天下大乱。尧舜对事物的过分辨明，就像简发而栉、数米而炊，就是讲你梳头发时，把头发分成一根一根地来梳，把米一粒一粒地捡了以后去煮饭，这种东西都是一种礼，都是对人类的一种约束。他说如果天下有大乱，必然是从三皇五帝的尧舜开始，“千载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千年以后人会相食，这是庄子对先王的彻底的不恭、彻底的批评，认为他们是万恶之源。这样奇怪的思想，在两千三百年前能产生，那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没有独尊儒术。所以，有这样的自由思维，还由于当时的儒家没有成为专一的统治思想。

不仅如此，孔子竟然要法先王。法先王是法什么呢？最主要是周公，他认为周公是当时儒家体现礼的最崇高的标准，可是这个是庄子所不能容忍的，说这正如捕捉到一个猿猴，给他披上周公的衣服，又如东施效颦丑妇作态，彼知颦美而不知颦之所以美。在浙江诸暨苎萝西村，有个美人叫西施，苎萝东村有个丑妇叫东施，西施眉头一皱比平时还漂亮，结果东施就学西施颦眉，本来就是丑女，结果更丑了。就是讲孔子，你不知道周公之所以为周公，竟然要法先王，这个就像捉到个猴子，让它沐猴而冠，穿着件衣服、戴着顶帽子，这是非常之尖锐的讽刺了。在庄子看来，孔子与盗跖齐一。以庄子行文的取向看，两坏取其轻，显然他对盗跖还有一定程度的欣赏成分，而对孔子，通过盗跖的口称其罪大极。

庄子与鲁哀公见面，就讲你先下一道命令，凡是不知道儒家的道而穿这种儒家服装的人，就是死罪。命令下达五天之后，鲁国就没有一个人穿儒服的了。这些儒生都是说嘴的郎中，平时夸夸其谈，可是儒家的道理也并不一定知道。后来只有一个男子穿着儒服立在鲁哀公的宫门口。鲁哀公就问他国事，他对应滔滔无所不知，庄子说你们鲁国至今只有这一个儒生了，怎么能讲鲁国多儒士呢？他不仅釜底抽薪地批判儒家的学问，甚至对它的存在本身都予以了极大的怀疑，就是天下没有儒生。然而庄子是否想到，儒术在汉代以后大行其是，逐渐成了诸子独尊的一家，而百家罢黜为统治者所不取的，其中也包括庄子之学。

《庄子》是本很宏大的著作。有人讲《庄子》是一本永远读不够的书，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不是因为它的篇幅，而是因为它的内容。

假如孔子遇见庄子

我在想，假如让孔子和庄子在黄山上相遇，他们会是什么反应？我想庄子如果见到孔子，他会讲：“你这样治国平天下的人，怎么有闲工夫到这儿来？你平时说的都是虚伪。”孔子会讲：“你不是认为至乐就是没有快乐吗？你为什么追寻快乐？”两个人会这样说，我想孔子也不会太高兴，但是庄子就是这样。

但凡历史上能够留下来的圣人或者他们的著述，一定是向善的，历史上没有一个教人诲盗诲淫的著作能够成为一个经典。谈到基督，谈到佛祖，谈到孔子，都是叫人向善，没有叫人向恶之意。无论是儒释道，都有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从大的哲学理念来讲，人类为什么要继承文明，为什么要使中西文明能够交汇，一方面把孔子学院推广到世界，另一方面也不遗余力地吸取西方的一些好东西？原因就在这里。

孔子讲“不知生，焉知死”，意思就是讲，我们不要随便敬鬼神。有学生问他死，他说现实的东西你还不知道，你问死后干什么。这是孔子非常现实的一种政治观念，他最关注现实的政治生活，是一个治世的理论家。对我们来讲，生死亦大矣，生死对人类来讲是最大的事情，是哲学的最根本的问题。很多哲学家，从古希腊到海德格尔、萨特，没有一个不谈这个问题的，而讲到庄子，他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你生活的每一秒钟在生，这一秒钟也在死，即使知道这个也不必悲观，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你要想，你生活在一个现实的世界上，你会有理想，你会有奋斗，而且你会有辉煌的未来。如果你们年轻的时候过早读庄子之书，而不能够根据我所讲的理解这个仅仅是古人讲的一个方面，不能把庄子的思想和儒家的思想等结合起来为自己所用，就会陷入一个偏执之见。这个偏执之见，又往往是违背庄子学说的。一方面有轻生死的一种潇洒，一方面要有珍惜自己生命而奋斗的精神。

中华文明中哪一家的思维，都不是说让大家一定要向某某学习。其实，学习国学的整个过程，是对中华文明智慧多样性的一种介绍。在学习的过程中，如果你能够根据自己的心性和各方面的特点为己所用，结果就非常好了。

庄子推崇艺术的自然美

我想问问大家，一个画家应该画什么样的画？第一种画社会喜欢的画，第二种画自己喜欢的画，第三种忘记了自己和社会，只和自然天地精神相往还。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这一切都不在他的思考范围之内，艺术就渐渐地出来了。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和“天真”的“真”字联系在一起的文论家，一定是非常推崇庄子的人。我举一个例子，袁宏道是最主张性灵说的，一个人要有性灵，这就是我多次讲到的庄子的本真之性。一个人的作品要拿到面前来看死硬死硬的，一点儿性灵都没有，一点儿大自然的氤氲之气也没有，这个成不了好画。像袁宏道所推崇的明朝大画家徐渭，他是个神经病，早年也有治国平天下之思，可是到了晚年，抑郁不得志，结果就神经兮兮，而这时候倒使他接近自然了。就像尼采得神经病的时候，写不出好文章来，但两次神经病的中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出来了，《看哪这人》出来了。他忘记了很多世俗的鄙俗的东西以后，他的本真之思出来了。《人间词话》的作者王国维最主张的就是真，他说有真景物、真感情，是为有境界，所以他所欣赏的纳兰性德、陶渊明，或者李后主，都是性情中人。“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国家都要亡了，宫里几个宫女在门口低着头送他，他垂着泪对她们。所以苏东坡讲，你当时应该痛哭于九庙之外，你怎么垂泪对宫娥？苏东坡其实受庄子影响很大，可是他当时站在儒家的立场，认为你治国平天下没有搞好。还有一个最大的文论家，南朝时的刘勰，《文心雕龙》的作者，他说“寂然凝虑”，很安静的思虑，“思接千载”，思想接着一千年，“悄焉动容”，忽然他眼睛稍许一动，“视通万里”，他一万里也能看得到。他又讲要能够做到，“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宇宙事物在动，心也跟着摇动。这种都体现了庄子讲的“天地精神相往还”，一个不能与天地精神相往还的人，在庄子看来不是一个真正的真人或者化人。在庄子书上不太称圣人，一般讲真人或者化人。

庄子有他欣赏的艺术，曾子唱《商颂》若金石，声动天地，这个庄子大为欣赏。曾子是不是唱过这个歌，是不是有过这个情况，这个无所谓。这是举的一个例子，庄子喜欢如大自然的金石之声，当然是一种天籁的声音。他还欣赏咸池之乐。这个咸池之乐有三个过程，起先是讲春夏秋冬四季迭起，万物跟着四季而生长，这是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他能够使鬼神幽寂，听到这个声音鬼神都在静心听；第三个过程就是天籁，他听咸池之乐的时候，给了这三个层次的评价，当然能够四时迭起万物群生，那已经是不简单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是很了不起的音乐，可是这个了不起的音乐在庄子看来还是初步的。如果像贝多芬这样的伟大音乐家在庄子看来都是初步的话，我们可以想一想，庄子对艺术的要求是多么高。

庄子一方面讲一些荒唐之言，一方面也像霍金一样讲一些大人的童话。可是我想他都不是随便讲的，都有他的道理，有他在荒唐之言、谬悠之说后面的一些深刻的寄托，这就是哲学家不同于常人的原因。我们千万不要受表面的一些词语的影响，而提出一些非议。大家一定要注意，庄子都是极而言之，他说出的话都让人印象深刻，这就是庄子的书两千三百年来最受知识分子欢迎的原因。

我有一部《庄子显灵记》，是我通过庄子穿越时空来和几个人对话，和爱因斯坦对话，和毕加索对话，和海德格尔对话，和范伯子对话，和柏拉图对话，通过穿越时空来认识庄子的思维，和这些人有哪些相通的，有哪些有龃龉的，有哪些完全对立的。我拿他们来做对谈，我想是非常有趣味的。我是用的诗、词、歌、赋，以至于莎士比亚的一种长诗的办法，这是首长诗有两千四百句，我念一两段吧：

一（正宫·端正好）

问诸天，竟何如？

访庄周，蒙泽烟浮。

鲲鹏抟击到天衢，

写出了旷世的逍遥赋。

“端正好”这个曲牌不是我胡造的，是正式的曲牌，这里写了这个太空：

也许您不知道什么是太空。

你说那是月亮和星辰的所在，

是霞飞雾走的天穹。

那儿寒冷，是永恒的隆冬；

那儿明净，像无痕的清梦。

啊，您的话语幼稚得一似蒙童，

你的思维宛若迂阔的冬烘。

啊，你几乎因为狭隘双目失明，

因为固执双耳失聪。

而您还自以为穷玄探微，

站在了智慧的顶峰；

还自窃喜取精用宏，

等待着痴愚的赞颂。

这是我批评一般人对天穹的认识，底下有庄子对天穹的分析。庄子的认识论，是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过去人们批判庄子的不可知论，其实庄子深深地知道，宇宙之大横无际涯，宇宙的奥妙是不可穷尽的。人类的生命非常短暂，想以非常有限的生命，探究宇宙的全部内容，那是痴心妄想。连爱因斯坦都讲，连宇宙的最微末的部分，我们也仅仅是跟随而已。因为在爱因斯坦看来，宇宙太大了。庄子也是同样的想法，因此，他讲“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外就是天地四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叫六合，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我们论而不议。我们可以谈论它，可是不要太探求它的原因，因为人们太注意对宇宙的好奇，宇宙有无穷这个概念，这是个哲学的概念。在牛顿的时代，也就是在十七世纪，有一个科学家讲，我已经知道了今天世界上主要的科学内容，可是三百多年过去以后，这样的人再也不会有了。人们只能了解科学的一角，你了解这个，不了解那个，而全世界的科学整合在一群人身上，这个可能性又不存在。人类在已经发现科学的领域，没有从一个整体的世界和科学的发展来考虑问题。既然宇宙有无穷的概念，那么人类的知识越丰富，他所看到的、不知道的东西会越多。牛顿不是讲过吗？人类的知识像个圆。这个圆的面积扩大，所接受的外面是未知的，知道得越多，你接触的未知越多。这个是牛顿所讲的一个很普通的道理。可是这个道理，里面确实有深的含义，就是宇宙的无穷尽性，乃是人类不可穷尽的东西。

庄子的认识论里面，提出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环中说，它最主要的宗旨是，“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这段话就是讲宇宙的万有都共为一体，人和万物也是一体。郭沫若在《女神》里讲，“一的一切，一切的一”，就是讲“一”是一体，宇宙的万有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不可以孤立独化的。像后来晋代的郭象提出了一个独化说，这可不是庄子的思想，庄子不是赞成独化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就是讲你生下来的第一秒钟，也是你死亡的第一秒钟，没有一个恒居不变的存在，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庄子》里面有一篇《至乐》，《至乐》实际上是不快乐就是至乐，忘记快乐才是真正的至乐。历史上凡是非常执着的人，像韩愈、柳宗元这些人，受庄子的影响会比较少，像苏东坡这样带有非常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的，甚至于南宋最卓越的词人辛弃疾，他有时候也会表现出受庄子的影响。“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也是庄子认识论中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讲事情必须是这样的吗？不必须的内容也正在其中；事情不是这样，那么需要它是这样的情况也在其中。“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对同一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断，这是此亦一是非，另外一个人又有一个判断，彼亦一是非。那么在庄子看来，他是要辨别这么详细的是非吗？他是要辨别这样清楚的“彼”和“是”吗？这个“是”就是这个，不是叫你非常强烈地站在是或者非的一面，不是叫你非常极端地讲，这个可以或者不可以。因为在庄子看来，事物的这种差异性是产生矛盾和社会混乱的根源，因此它的认识论，最根本的就是两个字；齐一。

《在宥》中讲：“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他对天道和人道有了一个区分。同时，在《在宥》篇里面，就是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他区分了很多个层次，包括分守和形名。《在宥》篇是自在而宽容，它所讲的还是强调自然胜于人意，而《天道》篇讲的是天道的运转，一定不同于人道的运转，天道一定胜过人道，这是这两篇的主旨。在天道胜于人道之后，我们在体会人道里面，也就包含仁义那些，在人道里面有一个递次之分。

最根本的治国学的态度，就是你把国学的每一个学问都原汁原味地体会一下，然后对它们互相比较一下，哪些是为我们现实的奋斗所需要的，哪些是我们在奋斗中遇到困惑，需要用它来解除的？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中国的儒释道原来是统一的。能够塑造一个人的学问，不是互相对立和斗争的。

庄子的方法论

谈到庄子的方法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因为他和其他的一切都是同一的，他不认为自己可以傲视万物，“上与造物者游，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这里的造物者是不是上帝？我想不是。这里的造物者讲的是自然，是自然化育了万物。因为在庄子的时代，还没有上帝这一说，在老子书上出现了“上帝”两个字，可是这和西方基督教的上帝完全是两回事。下面就谈到庄子辩说的原则，“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他认为天下太混乱、太肮脏，我很庄严地跟他们讲话有什么用？我就讲很有趣的故事，孔子、子贡，他们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也可以编，我讲了很多花鸟虫鱼的故事来张扬我的思想，这是庄子的一个原则。利用一切具有深邃含义的卮言，就是纵横恣肆之言，寓言就是讲一个故事，譬如一个井蛙和海龟的对话，他借这个故事来说明，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在庄子看来，就是现在爱因斯坦发现了光速，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个光速和一个小虫子爬的速度也齐一，以毫毛为大，以泰山为小。

为什么佛教到中国来以后，能够很容易找到一个对象和它吻合呢？佛家讲，在宇宙的中心，有一个奇大无比的山叫须弥山，这个须弥山可以藏在一个小芥菜籽里边，这是古代东方人的智慧。今天西方量子力学的科学家们渐渐发现，一个小的粒子里也是个宇宙，东方当时没有任何实验的条件，而且当时像老子、庄子这样的人，是绝对不会做科学实验的。像老子这样的人，他说“其出弥远，其知弥少”，你出得越远，知道的东西越少。中国人的学说不是以实证科学为基础的，而是以感悟和经验主义为基础的。

当庄子在说这些问题的时候，他认为就是替宇宙发言，他是天智之高、地智之厚，语言不能够说清楚，而自己的意也不能体察到，他把他所思维的这些东西摆在你的面前。庄子提供了我们古代智者思考问题的一种非常有意味的方法。庄子的生活态度是要叫我们打开无穷之门，无穷之门是自己的心灵。这个人如果心打不开，你敲了半天，叫他用心念书等，也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不打开的时候好像很充实，打开了以后，你看到的是一个无何有之乡，是一个无极之野，在那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它是非常悠长的。它可以教导我们忽视很多在社会生活中鄙俗的追求，打开无穷之门，你所见到的是哲学的一个无穷的概念，那么我们就会对有限的人生做个判断，对有限的比较微末的追逐，我们也会站得高，看得远。

我相信大家都会在某时某刻有些烦恼，这个烦恼你可以有，也可以没有。佛家讲，心可为天堂，亦可为地狱。当你有的时候，你心里像地狱一样黑暗；当你抛弃掉的时候，心里光明得像天堂。庄子也有这个，当你这个天门打开的时候，那是何等辽阔的一个天地！人岂止是沧海之一粟啊，连地球都是沧海之一粟。我们由最低等的动物，从无脊椎的变成有脊椎的，到爬虫类，到鸟类，到走兽，到类人猿，到猿人，地球四十亿年的历史，这个至少经过了三十几亿年。要造出一个生命的元素是非常困难的。庄子的生活态度与人间世的齐一，是以无是非来应付是非，因为宇宙社会人生的是是非非太多，处于环中的时候，他看到无所谓。你看一个人觉得坏，你一定能把一个人越看越坏。

有人讲这个人是非特多，你们在生活里都会听到这样的人吧？是非多是什么原因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看不透、气量小、比较狭隘，做不到齐一，他就会永远在是非之中使自己烦恼。天下的烦恼没有别人给你的，只有你自己给自己的，我们可以以无是非来应对是非。还有生和死的问题，过去都讲“皇帝万岁”，可是我想没有一个皇帝活到一百岁以上的。关于生死的问题，庄子在生前就想得非常清楚，人生如梦，庄子的书里更提到，有的人做梦的时候，梦中还在做梦，还叫人去算算这个梦，可谓人生之大梦，这是当时被庄子高度嘲讽的一种状况。因此庄子说，“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大块”就是自然，这个自然产生了我，叫我劳苦一生，等我老了把我抛弃了，到了我死了让我休息了。在庄子的书里，甚至有“生不如死“这个讲法，庄子就提出来，我们要欣然地面对死亡，他希望人能够注意养生，能够全身，能够尽天年。在这个过程中，要无私、无求、无失、无弃、无为、无用、无功、无名，彻上彻下、彻里彻外的无所求。

庄子有三大贡献，第一就是庄子要回归到古代人那种生活方式，像赫胥氏那样，含哺而熙，鼓腹而游，与鸟兽草木同在，他认为那个时候是一个没有矛盾的时代。的确，那个时候财产没有矛盾，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财产，大家一定是平均分配，子女没有矛盾。最早是母系氏族社会，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他是不是想回到那样的上古呢？这样回归上古是不可以的，是根本不能实现的。就是在两千三百年前，庄子当时也是极而言之。我们要有体会里面所包含的一些智慧。

庄子第二个最伟大的贡献，是在两千三百年前，对人类机巧之心无限扩张的未来，敲响了最深刻而伟大的警示之钟，为西方所无视者，而为中国古哲所前瞻。对未来人类的存在、地球的存在而言，庄子之说将是最伟大的预言。我们可以把古希腊、古印度、古巴比伦的哲学家全部找来，有一个曾经谈到由于机心的发展，而导致人类的灭亡吗？庄子谈到了。科学技术会长足地发展，可是我们人类想到后果，是可畏可惧的。

第三个是庄子的语言之美，为先秦诸子之最。老子玄虚，孔子质朴、实在，孟子雄辩，只有庄子纵横捭阖、不可端倪、奇谲神妙、摛藻美妙，是大哲人，是大美学家，是大语言家。所以庄子的语言，是在中国古典语言里特别独特的一种。庄子的语言前无古人，后启来者。前面有几段话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环中说，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简言之齐物。

当你看一部经典的时候，你不是怀着一种敬畏和虔诚之心去看它，而是非常清醒地去分辨它的精华和糟粕的时候，你会处在一个困境，会读不下去。可是当你看的时候你必然知道，它因为有这样的精华，才有这样的糟粕；它因为有这样的糟粕，才凸显了它的精华。它有时候也是齐一的，也是浑然一体的。譬如庄子叫你无为、无功、无求、彻里彻外的无所作为，我们当然不能认为这是庄子书的糟粕，他是极而言之。就像当我们像孔子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时候，遇到种种困顿，要有一种心灵的释放，可以先选择不为，这个事过去了以后，你再继续用孔子的思想。你不能讲，我看了庄子的这段糟粕，我不理它，可是你在做的时候，又遇到很多的困厄和痛苦。这样的话，我们在读不同的经典时，思想能更丰富、更有容纳性。

谈到佛学，我想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着茫茫浩宇，都会发出很多的问题，讲它怎么来的，它的缘起是什么，有很多的解释。譬如老子有老子的解释，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佛家有佛家的解释，原来在没有宇宙以前，它是一个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东西，而这个不能算是存在，有时间和空间才算是存在。大家想一想，一个没有时间和没有空间的东西，用什么名词来说明它？庄子讲那叫“无何有之乡”，什么都没有，那等于没有说，它不可能有一个名词。因此佛家要解释这个原始的存在，就是个“空”字。而道家可能认为，这个原始的存在是个“无”字，这个空和无是非常深的哲学名词。从佛教、道教的最初始阶段到今天，人们还在继续谈论这个问题。所以佛家在谈空的时候，必有一个深刻的思考，来源于对宇宙万有和人生社会的一种静思，因为它看到一切都是无常，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没有恒居不变的东西。有一次我和一个当前的大儒交流，他说佛学不能算国学，佛教是来自印度，我说你这个理由不充分，佛教来到东土是东汉，东汉的时候开始，它尾追于中国的黄老道，当时离不开一个占卜之术，到了后来，大家更多地知道了佛经的本意以后，知道佛经有这么好的东西，这样佛教就在东土流行，流行最广的是印度的禅宗的二十八世祖，菩提达摩来到东土，又经过了大概二百年的发展，禅宗遍列全国，而且和中国的道家的思想结合，成为一个中国化的佛教，继续得到长足的发展。而印度到了十三世纪佛教渐渐没有了，都被印度教所占领了，因为印度教的宗旨，它是叫人忍受，你再苦再穷，忍受，不反抗，你就能轮回，将来来世就好，因为这个和印度从古以来的种姓制度是连在一起的，这种东西就是形成印度教，能够统治印度，可是佛教的宏大的教旨，在中国得到发扬，难道它不是国学吗？

第十三课 佛教源流

什么叫信佛？譬如我欣赏佛学的理论，算不算信佛？这不算。很多人信佛，在生活里面非常虔诚，有事没事就拿着一本经，睡觉前也要读，到庙里都要拜。而且在生活中，有一些点滴的感悟就说，哦，这是佛的，这是佛在指示我应该干什么，我觉得这可能是在信佛。爱佛学的人不算信佛，算研究佛。读佛经不在于你的文化水平多高，认字多少，而在于你对它的理解是不是深刻。佛教在中国流传得还是比较广的，但是年轻人还是知道得非常少。佛到底是什么，佛是什么人？

释迦牟尼的身世

释迦牟尼，大概是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五世纪时候的人。他和孔子是同一时期的人。古印度有一个国家叫迦毗罗，在今尼泊尔境内。国王叫净饭王，释迦牟尼是净饭王的王子，叫悉达多。这个悉达多王子不愿意做国王，愿意去当和尚，他当时从家里逃出来，他父亲想尽一切办法叫他回来，他坚决不回来。

他当时十九岁，身材魁梧，会武功，净饭王准备把王位传给这个长子，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他不做。他为什么不做呢？他已然看到了人世的痛苦。他有一次经过东门的时候，看见一个小孩生下来了，大家高兴；经过南门的时候，看见一个人老了；再经过西门的时候，看一个人病病歪歪非常痛苦；到了北门的时候，看到一个人死了。亲眼目睹生老病死对他出家起了关键的作用。他理解了人生无常、人生的一度性，以及人在生老病死中的沉浮。这种思想一直影响到德国的哲学家海德格尔，他写过一本《存在与时间》，后来萨特写了本《存在与虚无》。《存在与时间》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论点，就是讲生下来的这个“生”，就是向死之生，是在一天天走向死亡，这是海德格尔的名句，向死而生。

释迦牟尼从城门转了一圈，感到自己就是做了王子，能够解除人类的根本烦恼吗？不能。这个根本烦恼叫“有漏”，就像个漏斗，它永远在漏。要修到一个什么境界呢？就是修到一个无漏之境，放下即如来。当你放下的时候，如来智慧就来临了。你烦恼的时候一定没有智慧，发脾气的人一定是愚蠢的人。释迦牟尼是因为即使当了国王也解决不了生老病死这样一些人间的烦恼，那他在佛教里面，怎么能够来解决呢？放下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吗？这些问题都还是存在的，对人的这些疾苦，他的帮助究竟在哪里呢？他是怎么用佛教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佛教在当时的印度还是一个原始的宗教，它教导人们要能够修炼自己，要吃苦。因此在修士里面，就有很多人自己往火里跳，倒过来吊在树上，吃这个苦。释迦牟尼也感到，这也是个方法，能够吃得这样的苦，那人生的什么苦不能吃呢？经过了六年的苦行，他感到这个没有意味，因此他就到一棵菩提树下去思考，他想到人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来到一个无边的苦海，那么我思考什么呢？思考一个人怎么能够离苦得乐，怎么能够由不自在达到大自在？他经过苦修终有所悟。有所悟以后，他就把他的理论告诉周围的人，把他的思想传播开来。释迦牟尼就宣布，众生平等。

当时雅利安人侵略了北印度，他们创立了婆罗门教，就是印度教。它推行种姓制度，告诉每个种姓的人，这是天生的，一定要安于这个现状，你来生可能由奴隶升为贵族。婆罗门教对释迦牟尼那种众生平等的思想，显然是不能接受的，因此对它进行排挤和消灭。到了十三世纪的时候，印度基本上没有佛教了，人们都信印度教。释迦牟尼不教导人们去迷信，不教人们去自私，而是要教人们去忘我，教人们去为公，今天的佛教徒，包括寺庙里的和尚，我想他们都应该很深刻地体会一下佛祖初创时期那种良苦之心，而不要将佛寺变成一个敛财的场所。

佛说众生平等，过去古印度的宗教，是不允许女子加入的，释迦牟尼不仅让一个女子加入，这个女子还是一个红尘的女子，这就可以看出佛祖最初的一个大慈悲心。至于后来尼姑只能还一次俗，和尚可以还三次俗，我想这是由于时代不同。这个可能不是佛教的死规定，可能在一定的时期会这样，在其他时期又不一定是这样。既然有和尚也有尼姑，就说明男女在这里是平等的。

悉达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不做王子，第二个决定就是偷偷地逃出皇宫，第三个决定就是到森林里去苦修，第四个决定就是这样的苦修是没用的。经过了六年，这都是见于记载的，比如说他六年回到人间之后，生老病死在他眼前就再没有了吗？那个已经远远地离开他思索的范围了，他研究人类的根本烦恼之所在，研究人类脱离烦恼的离苦得乐，能够得大自在的一个途径。

所有的宗教，甚至哲学，都是心智之果，是解决人类心灵的问题，它不解决现实里的某一件事的问题。心灵的问题解决了，那你做具体事的时候，可能处理方法等就会完全不一样。心灵的问题，只有用心灵的办法解决。你烦恼的时候，只有用佛法来帮助你；你想生气的时候，想着急的时候，一定要想到孔子讲和而不同才是君子，小人倒是表面上同，可是内底下暗斗，这叫同而不和。这种先贤的格言，会对我们的心灵上有些撞击。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我们知道有白马驮经这样一个故事，讲东汉明帝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个金人到他的梦里来了，所以白马驮经、金人入梦，成了佛教来到中土的一个奇妙的传说。我想佛教来到中国，有几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依附期。依附期就是佛教刚到中国，人生地不熟，一个和尚披个袈裟，没人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就觉得他奇怪。这时，他就需要找到一个和中国人交流的途径。一个较便捷的途径，是首先找一个和他的佛教观念比较相近的话语系统。在中国的儒、法、名、墨、道、阴阳、纵横这些诸家学说中，只有道教与之比较相近，因此这是他的一个首选。譬如佛家的“空”字，可以在老庄的“无”字里找到一个解释。譬如讲王弼、何晏在辩说哲学道理的时候，他们就提出“尚无”，佛教的“空”很容易和它契合，因此佛教最初是跟随着中国的方术之士后面来传播它的教义，渐渐成了气候。到了东汉末年桓帝、灵帝的时候，他们就把佛道二祖并列在庙宇里，同时拜，这是佛教初入中国时的现状。

第二个时期是矛盾期。因为佛教的势力越来越大，尤其在北魏的时候，庙宇的势力非常大。到了盛唐以后，佛教更加繁荣了，再加上寺庙经济上的膨胀，占领土地越来越广，收入有的甚至和国家的财政收入相抗衡。这个时候，国家就采取了方法，北魏、西魏、北齐和唐代，灭佛运动开始。既然佛教是这么一个有意味的宗教，而且有这么高妙的道理，它和那些贪心的和尚不是一回事。因为佛的原始教义还能为统治者接受和欣赏，所以这种灭佛运动的结果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第三个时期是融入期。融入期非常漫长，从佛教来到中国，公元二世纪到汉桓帝、汉灵帝，对佛家的精神最了不起的融入，是宋明理学家。到王阳明那个时期，从二世纪到十六世纪经过了一千四百年，佛教变得不再是印度的东西了，佛教本土化了，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成为中国人思维的一个重要组成。诗人经常在禅理里得到很多的启示。譬如讲六祖慧能的《六祖坛经》里就有很多偈语诗词非常口语化，就像民歌体一样，可是讲的意义非常之深，是一个深入浅出、非常有意味的东西。

老百姓的信仰有一个特点，就是要语言简单明确，便于理解而且容易流传。我举个例子，它说：

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

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

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

若能钻木取火，淤泥定生红莲。

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

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内心非贤。

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

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

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眼前。

这个就是老百姓都能看得懂的。同时一些玄奥化的哲理，也为中国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所需求，譬如华严宗传播的一些知识，为理学家、心学家们所接受，就使中国的哲学思维往前大大推进了一步。这是佛教来到中土融合的两条路线，既有老百姓的，也有高层知识分子的，它们融合为中国佛教的一个整体。这些东西非但对儒家没有害，而且帮助了儒家，譬如讲要孝、要悌、要爱人、不要贪等，儒家都讲过。于是，世间法皆佛法，佛法皆世间法，这里指的世间法，正是一种儒家和佛家智慧的大融合，最后使佛教真正中国化了，这是印度所没有的。

佛教的主要教派

佛教分为很多宗派法门，比如说有人是修净土宗的，有人是修禅宗的，有人是修密宗的。既然都是佛教，为什么要分这么多的派别呢？

每个宗派修持的方法不一样，譬如对净土宗来说，慧远是它的教主，他提出善男信女只要口呼佛号，就可以成为信徒。口呼佛号仅仅是个方便，进入方便法门以后，你还可以去进微妙法门，去继续深造佛学知识。有的人在净土宗里面，也成为一个大和尚。净土宗的那些大德高僧，对佛教的经典也是非常清楚的。阿弥陀佛就是对无量光的赞颂，实际上这个方便法门很富有诗意，它是对光明的赞颂，是无量光照。禅宗不太重视文字，而重视感悟，所以五祖弘忍就把他的衣钵传给慧能，而不传给神秀。神秀是非常注意渐悟的，而慧能是主张顿悟的。这个顿悟，在禅宗里非常重要，顿悟之境，所谓一声棒喝，就使你能够觉悟。觉悟，是不是每天敲一下头就行了？不是，因为各个宗派修持的方法不一样，所以它的教派不一样。《心经》里面说：“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没有眼耳鼻舌身意这样的东西，叫大家不要去追求这种外相。但又有一些佛经里面，就像佛说《阿弥陀经》，里面就会描述那种佛国美好、极乐世界怎样灿烂的样子。佛家还告诉你，你能彻底悟了的时候，佛国就在你的身边，有时候不要把它太看作一个实体。

律宗要坚守一个严格的戒律。说到律宗，要提一下弘一大师，他是近代律宗的宗师，一个繁华过尽而皈依佛门的圣人，他的字没有一点儿张狂的力量。他完全不食人间烟火，写的字让人感到，他的气非常平静、舒缓。人们欣赏他的字，一定要知道他的经历。他出生在一个资本家的家庭，留学日本，学生时期演话剧，演茶花女玛格丽特，然后回到了国内，又是风流才子，和一些懂琴棋书画的妓女们来往。可他忽然顿悟以后，就能够坚决地离开红尘。当时别人会认为，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可是他本身已经非常坚决。我们作为一个审美主体，一定要知道审美客体的全部内容，知道他的经历，再看他的字的时候，我们的审美是有主观投入的，因此感到这个字特别好。

弘一大师遁入空门，放弃一切红尘的追求，仅仅是这个存在本身，就给了我们很大的感动。人家送给他一个非常好的眼镜，他都卖掉捐给慈善事业。那个时候我想他所想的，不是一种痴。痴是一种执着，是我执或者法执，而弘一大师是一个想得非常通达的人，他不是陷入我执或者法执。律宗的戒律非常森严，能够誓守律宗，和任何外界都不来往，专心修养。他有时候写一些《华严经》的句子送人，不像今天有些书法家，每题一个字就向人家要钱，不会这样的。他经常做这些善事，他还是把他一个芳香的灵魂向社会散播。我想我们对他除了敬意以外，真的谈不上对他苛求。弘一法师在事业上达到那么高境界的那种执着，和这里面所说的执着，是两个意义。

要论佛教的经典，最深奥的应该是法相宗，也叫唯识宗的经论。法相宗是玄奘当时在盛唐时候建立的，可是因为它太深奥了，没有人懂，结果传三世就没有了。密宗主要是大乘佛教和婆罗门教妥协的产物，实际上今天的藏传佛教是公元八世纪到十一世纪的时候才进去的，藏传佛教经典是非常多的，而且非常难懂，所以不要小看密宗。为什么禅宗在中国得以发展呢？因为禅宗和中国道教的思想、儒家的思想比较容易很快地融合，而且很多大知识分子介入了这个宗派，譬如元代的黄子久，本身就是道士，倪云林本身信道教，近代弘一大师后来虽然是律宗，可他的思维里很多是禅宗。从这就可以看出来，佛教的各种法门都有它的独特性，但是这些教派，你也不要执象而求，就是讲它们一定有多少严格的区别。大乘和小乘没有严格的区别，顿和渐也没有严格的区别，仅仅是理解的快和慢而已。

敦煌壁画里不是有五百强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故事吗？这种即时性的变化，当然是一个佛教的传说，可是也符合佛教教义。再坏的事物，都存在着内在可能变好的因素，因此不管教派有多少，佛是一致的，无论是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天台宗、净土宗、禅宗、律宗和密宗，这些教派有三点一定相同：第一，他们有共同的佛祖释迦牟尼；第二，因果论，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这是佛家的思想；第三，所有的佛法，都要证得一个“空”字，这个“空”是叫人们真正、彻底地认识世界、宇宙，不要斤斤计较于个人的利害和一时之得失。这个“空”，就具有积极的意味，而不仅仅是对世界人生的虚无。在佛教里面，有两个词很重要，一个是“放下”，一个是“空”。这也是我们这一讲里面非常容易混淆的两个词，放下不是说把所有的东西都放下，放下的是贪、嗔、痴，空也不是坐吃等死，而是一种心灵的状态。

弘一

佛教和中国文化的联系

佛教和中国文化、中国语言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在印度也是命途多舛的，来到中国以后，有几次灭佛运动，例如西魏、北魏，或者北齐、唐代，都发生过对佛教的排斥，甚至于宋代也出现过把佛教定为异端的一事的做法。可是，佛教在中国始终没有中断，这就体现了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容纳性。到了十三世纪，印度没有佛教，可是在十三世纪的中国元代，虽然道教非常发达，可是佛教的传承并没有中断。现在西藏的密宗，也是公元七世纪左右印度的佛教和婆罗门教取得一个协调而产生的。

生活里的很多词是来源于佛教的，有些政治词汇也来源于佛教。什么叫觉悟？觉悟，是佛家用语，彻上彻下、彻里彻外，谓之“觉悟”，这是无上正等正觉，这是三世诸佛才能达到的境界。我想中国的语言，也离不开佛教的一些词汇，佛教的词汇，也离不开中国道教的词汇的转换，这个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历代的大文人不懂佛的很少。谢灵运和僧肇是从东晋到南朝宋齐梁陈的宋这个时候的人。谢灵运在生活里是一个暴戾之徒，还杀门人，穿华贵的衣服招摇，宋文帝对他已经很不错了，他还折腾，最后参加叛变，被杀掉了。可是谢灵运是个大佛学家，研究佛学，怎么对他的行为一点儿影响没有呢？这个是人格的两重性，他不仅研究佛学，还是中国山水诗的鼻祖。当时他和另外一个大和尚僧肇的关系有点儿像六祖慧能和神秀的关系，神秀的学问非常好，僧肇的学问也非常好。六祖慧能不识字，是一个砍柴的穷小子。他在旁边听人家解释《妙法莲华经》，他的理解比任何人都高，所以后来弘忍把衣钵传给他。当时，谢灵运的对手僧肇就有点儿像神秀，学问也一样好。僧肇和神秀都主张佛学的渐进，一步步地认识，而谢灵运和慧能都是主张顿悟。什么叫顿悟？冯友兰先生举了个例子，他说一个人决心要跳悬崖，这个悬崖一高一低，他在跳过去的这个瞬间，平安着陆了，他对一切的问题，会有个重新的认识。这个重新的认识，就是跳过悬崖的那个刹那所体会到的。

道家说“有无相生”，佛家说“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它们是不矛盾的，是统一的。佛家讲诸法空相，这个“法”不是佛法，指的是万物。万物没有实相，因为时间是一度性的，一切都在变化，一念之中有九十九个刹那，它是稍纵即逝的。因此在佛家认为，一切的现象都是假合，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无实相，进一步讲到四大皆空，风土水火所构成的宇宙万有，最后都归入一个空。佛家比较容易和道家的思想结合，因为道家谈无，佛家谈空，这个哲学思想和儒家不太容易在字面上找到一个相合的。翻译佛经的时候，当时主要是借取道家的一些词汇，儒家也有和道家相吻合的地方。譬如讲有和无，它是名字不同而实一的一个东西。孔子也认为，做一个具体的事情，一定也是一个精神的支撑，精神你看不见，可是实际上是有。孔子的“仁”实际上是心灵的问题。孔子讲的“德”实际上是仁在实际事物上的一个体现，这个东西和佛教的教义是不一样的，可是也不是完全对立。

第十四课 佛教的空性智慧

佛家跟道家、儒家等其他教派一样，实际上是对于宇宙万物和人生社会的一种静思，它的教义基本上认为是世间不存在恒居不变的东西，一切都是瞬息万变、无我无常，它提倡人人平等，人要无私、为公、忘我，方可成佛。

佛教世界观：诸法空相

今天大家看到，范曾坐在这儿谈佛学是个实体，那么实体是什么呢？是地水火风四大所构成的一个东西，将来百年之后，还会回归到地水火风。在佛家认为这是假合，四大假合，没有实相，比如一秒钟前的范曾和一秒钟以后的范曾，已经不是一回事了。无实相，诸法空相。所以这种思想对我们来讲，是要反复凝思静想的，由此我们会想到人间的很多苦难，比如快乐、金钱、地位、名誉等等，也会是暂时的、稍纵即逝的，人生的快乐的时间可能是很短的。如果我们老在忧伤愁闷之中度过，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有人讲，范曾，你讲空，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哪儿空了？你坐汽车来了，回去住洋房，你没有看破。我要告诉大家，所谓看破不看破，是在于心灵，你譬如讲，在我范曾这个地位，我可以拼命地在家里画画、挣钱等等，可是我不是不愿意吗？心灵快乐才是个问题。你譬如讲巴尔扎克，他写了个《欧也妮·葛朗台》，这个葛朗台，他临死以前要看金币，就拿了无数金币给他看，他最后一句话是，多美的颜色啊！多美的颜色，结果对他又有什么用？周立波讲一句话我很欣赏，一个人不带一草一木来到人间，也不带一针一线离开人间。每一个人的处境不一样，状况不一样，各种条件都不一样，但都可以得到大自在、大智慧、大快乐，有一个无尽藏的境界。这个境界是属于心灵的。

有些诗人也谈空。我举个例子，辛稼轩到了晚年说：

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

梦入少年丛，歌舞匆匆，老僧夜半误鸣钟，惊起西窗眠不得，卷地西风。

他是发泄自己内心的一种愤懑，他的诗所反映的激情，我们都看到了。我曾经在灵隐寺看到过一副对联：

四大皆空，除却般若门墙，更无坐处。

六根清净，若论魁梧骨相，尚属皮观。

佛学认为世上的一切，皆是地水火风四大假合的结果，并无实相，一切实相皆会回归于四大，恒居不变是不存在的。一念之中有九十九刹那，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这和《老子》的“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复归于无极”，可谓殊途同归。如果说我保持着一颗纯良的童心，这叫复归婴儿，因为用婴儿的眼睛，看什么东西，一般都是看到好的，哪怕是一个品行不够端正的人，到婴儿面前，婴儿也会嘎嘎笑，这看上去好像是缺乏辨别力，其实不是，因为王阳明讲，我所看到的人都是圣人，所有的人看到我也是圣人，这就是讲，你一定能够用一个婴儿的眼睛，纯良地看到一个事物。真正的根本，比如一双无邪的眼睛，往往比较接近事物的真相，复归于朴。朴就是还没有变成五光十色以前的一个单纯的存在，而这个存在没有掺杂很多人的心计、很多附加的虚华或者雕琢。在这个时候你复归于朴，复归于无极，无极就是宇宙的本初。宇宙的本初是什么？它是一个无。

鸠摩罗什有个大弟子叫竺道生，他创造了“四依之说”。这个四依之说，要“依法不依人”，“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要依很完整的、说得很圆融的经，而不要依靠那些不圆融、不完整的经。“依义不依语”，要听它的意思，而不要光听它的语言。“依智不依识”，要重视智慧，不要被自己知道的一些知识所迷惑。我以为，这是迄今对佛法最精辟的理解。

佛教是关乎心灵的东西

可能和中国的佛教世俗化有关，大家总是把佛教这样一个关于心灵的东西，当作一个世俗的实现我们某种愿望或者世俗目标的产物。比如念“阿弥陀佛”就可以得到儿子，得到孙子。其实佛教是一个关于心灵的东西。心灵的东西，应该用心灵的办法来解决。佛教里面，其实有三个人物，需要大家去好好研究一下。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方便法门，但是从人物入手，能够更加容易一些，这三个人物就是释迦牟尼、玄奘大师和弘一法师。这三个人名大家听起来耳熟能详，如果把三个人物的故事理解多一些、全面一些，可能学佛就能够理解得更加透彻一些。

人的灵魂和精神，从哪来，到哪去？人睡觉了以后，打起精神来，精神和肉体是不是分开的？如果人死亡了以后，精神会跑到哪儿去？有人认为它还存在着，而我就没有找到答案。人的一切喜怒哀乐、妒恼怨恨，将来都可以找到物质的原因。譬如你很惶恐的时候，你的身上会放出一种气味，而这种气味一般人是闻不到的，狗是闻得到的，它知道你怕它，狗的嗅觉是人的几百倍。如果你真的不怕它，在它面前时，它会往后退；如果你要打死它，你这种信心和力量，它也闻得到。这个怎么产生的呢？这是我们人的身体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复杂的化学、物理和生物的变化，生理学还远远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譬如人妒忌人，我们中国人讲这个人吃醋了，西方人讲，一个人妒恼的时候，酸性的物质会增加。在一千五百年以前，有个唯物主义哲学家叫范缜，他说，“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形亡了以后，神就不存在了。

佛教是倡导因果报应论的，但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人们都无法看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们会出现一种信仰危机。你看到有些坏人活得有滋有味的，干了很多坏事，怎么没有报应啊？不要忙，佛家讲报应有三种，一个现世报、一个后报、一个来报。现世报是什么呢？一个原因很快造成一个结果。你今天喝酒喝多了，呕吐、头晕，两天不醒，这是现世报。有的不是现世报，而是后报，要过若干年，甚至于几十年，报应来了。有的人干坏事干了一辈子，他寿终正寝了，结果报在他的儿女身上了，因为这样的人教育不出好儿女来。只要哪里出现一个问题，大家就讲，报在后代了。

因果转生在佛教里不是那么简单地理解，有前生、今生、后生，你在此生就有因和果，你在此生就有轮回。你可能此时悟，你此时是佛；你彼时迷障，彼时为众生，彼时作恶，彼时是畜生。这就是从佛到畜生的轮回了。佛教讲三世诸佛，如恒河沙数，就是三世诸佛，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像恒河的沙子那么多，就是讲它可以使每个人都能够成佛，而成佛不是具体地成一个释迦牟尼，而是你的心灵自性见佛。你如果没有自性见佛的话，佛在你身外，和你没有关系。而且，佛教经过了一个世俗化的过程，你是由什么投胎的，你将来会变成个什么胎，佛教的本意里没有。

我认为生命就是欲望，我有这种欲望，想放下本身，就是一种放不下的表现。叔本华曾经讲过，意志的生存超越理性的生存。我们不是认为这样生活是对的，我们先想通了，才这样做，往往有时候是由于一种感性的、意志的力量推动着自己前进。我叫你放下的，是那些错误的，或者是不应该有的，或者是不需要有的，或者是外加给你，根本不应当存在的，把它放下。你的情态照样是非常自由的，你的欲望照样是可以实现的。我们不是禁欲主义者，我们是欲望一定要在理性自由和契约自由这个严格的范围之内，充分发挥自己的情态自由。

《金刚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但是世人会带着香火和贡品去寺庙，寺庙也喜欢我们带着香火和贡品，我们是去佛地拜寺庙，还是去寺庙拜佛？所以这个讲起来比较矛盾，如果你是真心研究佛学，而不想做个居士，或者不想做和尚的话，大地皆为蒲团，不一定要到寺庙去。我从来就不到寺庙拜佛，可是在家里，我把它作为一个学问在研究。我还告诉各位，我既不是居士，也不是佛教徒，而是一个研究各种学问的人。我今天之所以讲佛教的道理，不是叫大家如此做、如此想。如果四大皆空了，那我们还做什么工作？我们今天讲的是一门学问，古人作如此讲，我必须把古人的意思告诉诸位，诸位可能在心灵上选择对自己有益的东西。譬如讲佛家叫你放下，你能够利用这两个字，就可能在很多地方从我执的桎梏里逃脱出来，得到一个自由的心灵。你再要奋进，有儒家的精神。国学是一个统一体，它可以从各个方面给我们帮助和教益。所以我们要知道，学国学或者今天研究佛学的根本目的和根本要义是了解它。

现在很多人在信佛这件事上，似乎是有一些异化。有的是顿悟，有的是没有顿悟，还有一些因为信佛就什么都不要了，甚至把自己家里的钱财等所有的东西都捐了出去。我们要允许事物的多样性，也要允许人群选择的多样性，他如果愿意，那你不要阻拦。

好的哲学和坏的哲学的区别

在哲学上，西方愿意把它分成唯物的和唯心的。照我个人看，只有好的哲学和坏的哲学的区别。我认为佛教的很多教义是非常精彩的，不管它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都在充实着我们的心灵。西方也有唯物主义的，譬如马赫，他是物理学家、数学家，列宁就称马赫主义是犹大献给上帝的一个吻，它倒是唯物了，可是是坏的。拿进化论来说，斯宾塞提出了庸俗进化论，他分析人类的种族有好的、有坏的，优秀的民族，一定要消灭劣等的民族。当时中国就被列入他的劣等民族的范围了。斯宾塞倡导的就是一种非常坏的打着进化论旗号的理论。所以唯物、唯心，我们先放在一边，看它好还是不好。照佛看来，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不要区分得太清楚，如果讲中国的哲学是唯心主义的话，从老子、庄子一直到王阳明，伟大的学者都是唯心的。可是判断一个学说，不是讲唯心的就坏，唯物的就好，我们判断一个哲学思想，是看它好和不好，而不是看它唯心或者唯物。要知道，中国是一个以心灵之学闻名于全世界的伟大的民族，所以无论是儒家、佛家、道家，都是注重人的心灵，因此唯心之说在中国是一个伟大的传统，不是说中国唯心的就不好，唯物的就好。如果你认为这个思想不符合唯物，就是你心里有唯物和唯心的分别，可能这个分别在你心里，有高低之分或者有好恶之分。

在哲学里面有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所有的理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和背景，如果这个理论在任何条件下都成立，那么这个理论就相当于没有用。过去也有人说理论是苍白的，我不太同意这样的观念，因为当我们能够多懂一些古哲大贤深入的思考的时候，会发现自己思考上有一些缺漏，可以补充我们的认识。我们不能像叔本华一样，光强调意志力而否定理性，我想理性的认识和感知的认识我们都需要。我们生活在一个需要感知的社会，如果再有非常深入的理性，那么我们处理问题会更加完满。我们需要用冷静的理性驾驭我们奔腾的热情，在西方就是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的拥抱。阿波罗是一个公正的太阳神，狄俄尼索斯是个酒神，激情满怀、充满艺术感觉。当理性和感悟拥抱的时候，会产生出非常美妙的境界。自然是没有过错的，天上飘一朵云、云丝雾影、每个影子、每个云丝，一定是天然合理的，都是有目的的。如果讲一个理论，我们要求它就是自然本身，而不是对自然描述的话，这就太苛求了。

心无挂碍，才能放下

我曾经画过一个玄奘，画他正在翻译经典，头低着，虽然低着头，他有他的威严和沉着，有他全部深刻的思维。他经历到西天取经，不畏千难万险，而且到那里学梵文，是个意志力非常坚强，而且非常聪慧的人。他在中国佛教史上是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情，让他成为这样一个人物？他翻译的佛经，到今天也被认为是最好的。他和鸠摩罗什不一样，鸠摩罗什也是翻译佛经，可是他对中国的语言不像玄奘那么熟练，《妙法莲华经》就是鸠摩罗什翻译的，翻译得也非常不错，至少是繁文缛节的东西不要，尽可能地适应中国的语言，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可是玄奘本身是中国的大文人，他翻译的佛经当然是非常之好，这在翻译学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诸位如果有空的话，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背下来，佛学的一些基本的道理会在里面找到。因为它提出了很多的问题，是大家要时时警惕的，譬如“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菩提萨埵这样的人，也要做到心无挂碍，有挂碍就是不能放下，无挂碍故，无有恐怖，你恐怖什么，你放下你的名缰利索，然后念佛，就不会有什么使你恐怖的地方；要叫你远离颠倒梦想，我们一切错误的行为或者不端的事情，都是因为颠倒梦想。钱来得太慢，怎么样能够投机一下，怎么样能够倒把一下？这就叫颠倒梦想。三世诸佛能达到一个什么境界呢？一个无上正等正觉的境界。

为什么放下即如来？佛家还有一句话，“以逆境为园林，以群魔为法侣”，很困难的境遇，可以看成是个风景美丽的地方，是我的园林，这些妖魔鬼怪是我求法的朋友，没有它，哪能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如果一个人真正想通了，可以抵御烦恼对自己的侵蚀。如果烦恼能解决问题，那你就去烦恼。今年没有考取大学，你坐在那儿烦恼，忽然北大通知书来了，没那个事，放下的话，你继续用心读书，继续以逆境为园林，考不取是个逆境，那你以逆境为园林，继续很好地读书。这种理解的确是一种形而上的理解，不可以用一个具体的事物来类比佛家的很高妙的思想，那也就是说放下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一种心境，是心态上的修炼。

佛法讲放下执着分别，佛法讲佛乃觉性，佛法讲明心见性，顿悟成佛。星云法师觉得佛法当中的一个“忍”字，对他的影响很大。既然是忍的话，就会有克制自己这个欲望，忍必须和儒家的思想结合在一起来，才可以对佛家的“忍”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其实佛家讲忍，可是佛家也偶作狮子吼，它也有愤怒的时候，儒家也讲“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生活中修行

研究佛教这么多年，好像没有太多的烦恼，因为烦恼的时候，我想到这一定是小人，我和小人烦恼，那没有意思，所以烦恼就没有了。我们要训练自己一种大的视野、一种大的看法，要想到我们人本身太渺小，这点儿微末的利益，微不足道。我有一次就在家里摆了一个小的恐龙化石，已经一亿五千万年了。我每次看到它，就感到一切都是烟云过眼，要看淡，不要老被一些物质或者名誉所诱惑，拼命地去争取。

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更好地转识成智？

转识成智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佛教的受想行识就是心念意识的流动过程。这个识，要转成你的最本质的智慧。这有个过程，这种认识成为智慧的时候，就会成为你的一种动力，成为一种力量，成为你判断问题的一种聪明。佛教最后是要证得个“空”。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我们一方面注重心灵修养，一方面不要忘记把身边的事情做好，这样的话我们学佛才有真正的意义。学佛解决我们心灵上的一些烦恼，我们遇到的困难，不足以构成烦恼，那么我们事情就做得更顺利。这样的话就是有人捣蛋，你以逆境为园林，你照样在做，事情总会做成。

佛家包括中国传统文化，都讲钱财乃身外之物，但是现在是物欲横流的社会，贫富差距也越拉越大，看身外之物也是要放下，放下即如来，要看到人生短、天地长。作为我自己，一个最大的抱负，不是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富豪，不是希望自己能够再有更多的浮名，而是希望我的艺术生命能够长青不败，这才是我的一个希望，这个希望是不是一个贪呢？我认为不是，因为我的书画，包括我的诗歌，本身所给人的一定是一个莲花的境界、一个非常清静的境界，这个我想是我唯一对人类可能有贡献的地方。

忏悔对治贪嗔痴

如果你在一个非常寂静的山里看到青烟缭绕，闻到那样的味道，心境会和平时不太一样。听到一个古庙里面的宝塔风铃，会有一种很悠远的意境。敲木鱼是因为佛教徒心里念佛时听到它就容易安静、心无旁骛。如果你能够通过学习佛教的教义，再念念佛的话，可能你敲这个的时候，就不会想到今天要怎么升官、怎么发财。

一个能忏悔的人，就是一个能进步的人；一个没有忏悔意识的人，永远不会认识自己的过去。“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焉”，这是《论语》上讲的，君子的错误像日食和月食，发生了大家看得见，他改了大家也看得见，这个是儒家论忏悔。

在深山古寺或者丛林大庙中，和尚每天早晨都要念忏悔词：

往昔所造诸恶业，

皆由无始贪嗔痴，

从身语意之所生，

一切我今皆忏悔。

它说就我来讲，我要回想一下，我所做的、我所说的、我所造的，里面有多少恶业，我要根本性地忏悔。如果具有了这样的忏悔意识，那么你就接近了佛。要成佛难不难？按照佛家的讲法，六道众生皆可成佛，你是天、菩萨、人、修罗、恶鬼、畜生，你悟则为佛，迷则为众生。你看动物世界，里面有很多有意味的事情，是我们人所做不到的，动物在某些时候忽然具备了那种同情心和慈悲心，这个说明佛性不仅存在于高级的生命中，也存在于一种比较低级的生命中。佛教主张众生平等，主张人人可以成佛，它对每个人的内心良知发现的可能性充分地信赖。只要你觉悟，你就可以成佛。

这个《忏悔词》是无论在什么庙宇，和尚每天早晨都要念的晨课。往昔所造的恶业、种下的恶的因子，业是个原因，过去样板戏就有，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这实际上是一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事。“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人类的贪、嗔和痴，贪是贪名贪利；嗔是无明恚愤，你坐着谁也没有惹你，你忽然生气，生出一种无明烦恼。这个“嗔”有怒的意思，还不完全怒，是一种恚愤；痴是痴迷，对什么东西都过分执着，就陷入了“痴”。这种痴迷会使人陷入一种困境。

《红楼梦》里有个石呆子，专门收藏扇子，他收藏的扇子好得不得了。贾赦把他的扇子借去不还了，结果石呆子就为此而气死了。贾赦固然不是好东西，固然可恨，可是石呆子也是过分痴。这个“从身语意之所生”，你所造的这个业，无非就是精神和肉体造成的，无非就是身和意所造成的。这些造成的东西，“一切我今皆忏悔”，到此为止，我皆忏悔。

我讲过，爱国学从爱文学开始，爱文学从爱文字开始，所以每次我都得有一点儿诗词，或者是我作的，或者是别人作的，给你们看看：

老头陀，古庙中，

自烧香，自打钟，

兔葵燕麦闲斋供。

山门破落无关锁，

斜日苍茫有乱松，

秋星闪烁颓垣缝，

黑漆漆，蒲团打坐，

夜烧茶，炉火通红。

这是清朝乾隆年间的画家兼诗人郑板桥作的一首诗。他写的是一个很清苦的和尚，“兔葵燕麦闲斋供”，他也没有很好吃的东西来供奉佛祖，弄点儿兔葵燕麦来斋供他。山门已破落了没有关锁，可是，他的心境非常的安宁，“黑漆漆，蒲团打坐，夜烧茶，炉火通红”。

这样的和尚，当今之世还有没有？少，但也有。老实说，现代我们面临的是佛教的末法时期，最可怕的就是一个曾经在中国延绵了两千多年的宗教，走上了市场。如果和尚也论市场的话，我认为这个恐怕不是我们市场经济的一个方向。因为你所要管的，你所要关照的是人类的心灵，如果和尚想的完全不是佛教本身的教义，那么他怎么能给社会带来一种积极的作用呢？

我遇到过一些和尚，红光满面、脑满肠肥，绝对不吃蔬菜。平时白天是光头，晚上戴个发套、拿着手机、开着汽车走了。这样的和尚比比皆是。当然，也有很多是“兔葵燕麦闲斋供”的，能够在黑漆漆的夜里在蒲团上打坐。平时白天是光头，晚上戴了发套，开了汽车，拿着手机就走了，俨然是个资本家。这样的有的是，我也遇到过这样一个和尚。他说是两条，一个是让更多人能够近距离地，不用上山，不用到庙里，就接触到这个和尚；另外一个呢，这个和尚他非常现代，戴墨镜跳迪斯科，然后他是希望说让佛教现代化。但是佛教不存在一个现代化的问题，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大德高僧，应该向弘一法师学习。弘一法师看尽了人间繁华。他做教授的时候，就非常认真地做教授；做公子的时候，他是个认真的公子；到了做和尚的时候，他是律宗的一个认真的和尚。

我们范家也有些佛缘。我的爸爸是个居士，他一辈子吃素，我小的时候也跟着他念经，当然我不懂经文就跟着他哼，可是怎么哼，我是非常清楚的。我说我也吃素，我爸爸是很幽默的人，他说你年纪还小，现在吃素成不了佛，以后再说。这个说明我爸爸知道他信佛乃是自己心灵的问题，他不强求任何人如此做。就宛如弘一大师，他当时在文化界的地位那么高，像丰子恺、夏丏尊等等，都是他的好朋友，可是他却甘于一种非常清贫的生活。你知道他的枕头补之又补，他的衣服都是补丁又补丁，我想这种精神和他对往昔的彻底忏悔有关系。

第十五课 《心经》：色空不二观自在

佛家告诉我们要放下，放下即如来。佛家讲我们人类的智慧，能够遍列一切法相，就是遍列一切宇宙万有，能够深入法性的深层，这是如来智慧。如果你具备了如来智慧，你就具备了无缘大悲，你的悲怀充沛着人间，充沛着你周围，充沛着一切，这是佛家所希望于人的。玄奘选择翻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部经典，是非常有意味的，因为印度人的思维是非常复杂的，而东方人的思维是感悟的。印度人用逻辑的方法在感悟。佛教的经典非常之繁杂，既丰富又难懂，再加上语言的阻隔，绝大多数的佛经都是梵文的，翻译佛经能翻译得像玄奘、鸠摩罗什那样，是很少的了，因此我选了几部经典，这几部经典的语言非常东方化，一个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个是《六祖坛经》。

《心经》是佛教经典的核心概括

我为什么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是因为它是唐代的高僧玄奘所译的。佛教的经典无穷多，光是中国最流行的经典，譬如讲《法华经》《大智度论》，都是翻译得极好的，因为这两部经典都是鸠摩罗什翻译的。鸠摩罗什是什么时候的人呢？是后秦五胡乱华的时候。他翻译的龙树大师的《大智度论》，或者《妙法莲华经》，可是这些经典读起来都比较困难，因为他用的梵文还是比较多。而玄奘的学问之好，对佛学研究之深，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他发现这二百六十个字，是最重要的概括佛经的经典。他的翻译又非常之好，达到了信、达、雅的地步。所以我选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来讲解。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字数不多，一起来看一下：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

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

譬如念到“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色受想行识”是什么呢？这就是五蕴，底下的“苦集灭道”就是四谛。“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从无明到老死，讲的是十二因缘，五蕴、四谛、十二因缘，在这很简单的二百六十个字里，他都能够谈到。谈到最后一个目的，是证得什么？证得一个“空”字。

所有的一切都是空，都是没有。他不像老子讲的无，还会有一个无中生有，佛教讲的空，是当下皆空。万法皆空，无实相，这个包括五蕴、四谛和十二因缘。为什么讲十二因缘是空？讲无明缘于行，行缘于识，识缘于名色，名色缘于六入，六入缘于触，触缘于受，受缘于爱，爱缘于取，取缘于有，有缘于生，生缘于老死，老死再转过来又是无明。这是佛教用人的爱恋、生育的全过程，这个轮回是永远不断的。

看破，放下，自在，是佛陀一生三境界

我画的佛像是释迦牟尼。作为迦毗罗卫国的净饭王子，他不想当国王，他看到了人生的生老病死，不愿像那些修士，到修士林里去，做那些无谓的死亡、牺牲或自残的行为，他觉得这不能解救，他到菩提树下去静思。你看我画了两个胡子，在印度的佛教里，画他年轻的时候也画胡子，这个胡子和日本的仁丹胡不太一样，它是弯曲的，我就画了他双盘腿，就是静坐在那里思考，一只手代表了大智大慧，另一只手扶持，代表大慈大悲，基本上是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的意思。大智大慧是文殊，大慈大悲是普贤，我通过两只手表现了这么多内容。他的眼神是在沉思。其实禅在印度还有一个解释，就是沉思。我们看他的眉毛非常细，一个男子的眉毛怎么像女人一样呢？这个是我创造的形象，当时我感到，要想表现思考，不要把眉毛画得像钟馗一样。

佛教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和因果报应是不是有矛盾呢？因为如果一个人杀了人，是要遭到报应的，但是他如果放下屠刀，就能成佛，那他这个时候，就可以不遭到报应了吗？佛家的道理博大精深，他有时候讲了个道理，你不能讲这个道理必须适应它博大的学问的另一个方面。有时候是讲这方面的问题，就举了这样的例子。这是讲一个人，如果能够放下屠刀，就可以立地成佛，那个屠刀可能是没有杀过人的屠刀，所以他放下了，就立地成佛了。已经杀过人的人立地成佛，是给这个杀过人的人一个机会和一个希望。这个机会和希望在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大概会有果报，可是当时他只要遁入空门，法律就可以不管他。在那个时候还是可以的，现在当然不可以。

佛教讲，六道众生，是可以轮回的。这个学说就是讲，你现世、来世、前世是什么，这是个未定之数，这是佛家为了弘扬佛法、叫人行善的一个说辞。佛家并没有拿出一个实证，证明这个人前世是头猪，做猪的时候他很善良，他来世变成人了，所有的佛典上没有。佛家在论说的时候，叫人行善讲果报论的时候，会提到这个轮回。其实真正的佛教徒希望从轮回的锁链里解脱，不仅自己这辈子解脱了，他也没有后代，不会再陷入一个轮回的痛苦。因为在佛家看来，人世间并不是快乐的所在，乃是个苦海，那为什么还要活着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人间，会做一些善的事情，使我们能够增长自己的智慧，能够得到心灵的自在，而且能够达到智慧的彼岸。

达摩神悟

看破，放下，自在，是佛陀一生的三种境界。其实每个人每时每刻，都要用这面佛家的明镜，来照破自己贪嗔痴的欲望。这种东西你今时不注意，然后它又滋生，它不会一劳永逸的。你此时悟，此时是佛；彼时迷障，彼时是众生。所以讲我们怎样能够通过学习拓展自己的思维，使自己的思想更接近于佛祖言说，那是非常有意味的。梁启超说，佛教就是心理学，我一开始就讲，心灵的问题要心灵来解决。它不是帮助我们去建设一个科学大国，我们中国靠释迦牟尼和庄子建成个科学大国是个梦想，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农业社会的思想产物。可是这个农业思想的产物，对于我们今天后工业时代的人类的教育实在是非常之大。后工业时代虽然科技进步了，可是人类的智慧，是不是向前进步了？不一定。

观自在菩萨

“观自在菩萨”，这个“观”是观照，这种观照是用智慧的观照。“自在”是什么？是人们的一个至高的自由和快乐，而这种自由和快乐与世俗的不一样，是心灵的一种彻底大乐。“观自在菩萨”，有的翻译成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和观自在菩萨，都是梵文的音译，可是音译里面又含了意思。当时唐朝的皇帝是唐太宗李世民，他要避讳，所以，观世音菩萨变成了观自在菩萨。“观世音”和“观自在”两个内容，既是音译，又有意译的成分：观世音菩萨，就是要观照世界上众生的悲叹和他们痛苦的呼喊，这是世音。自在是要使这些人能离苦得乐，得到大的快乐。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行，这是自己造作、探求的一种行为；深般若和浅般若不一样，不是“行深”两个字联在一起，深般若连在一起就是，在探讨、研究深般若这个时候，照见五蕴皆空。如果你能在行深般若的过程里得到大智慧，你就会照见五蕴皆空。五蕴，是色受想行识，色是物质，受是感受，想是思维，行是造作，识是选取一个顺从或者相反的方向，是指对万物的识别。受想行识，这四个是精神的，就是你能够行深般若的时候，你的心灵像个明镜一样，能够照见五蕴皆空，你镜子里还有东西吗？没有，受想行识都没有。这个“空”是一种真正地超越，而不是空无，不是仅仅没有了。“空”与《易经》中的“易”字有点儿相似。如果讲五蕴皆空了，一切障碍挂碍都消失了，当下照破，因为这个东西你不照破的话，会永远抓住你的心灵。空的含义就是无我性，没有我，所以空，无我故空，无常住不变的事物，就是无常性。世界上没有一个事物是恒居不变的，一念之中还有九十九刹那，瞬息万变无实体，就是讲你看到是个实体，实际上是四大假合，地水火风，这四大造成宇宙的万物。你不要以为这是个实体，这个是一个瞬息万变的过程，所以这是一个暂时的、无实性的世界。一切都是空相，这个无的境界是无限大、无尽长，存在于一切事物。

如果你能够行了这个甚深般若，你便会达到什么境界呢？三句：第一，有无穷的智慧；第二，有无尽的欢乐；第三，有数不完的宝藏。那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真正有佛心的话，你怎么会有无穷的智慧？你有爱因斯坦的智慧吗？我没有。那怎么讲我信了佛有无穷的智慧？你讲的智慧是人间的小智慧，而大智慧是与生俱来的。当你能够把五蕴当下照破的时候，你那个时候的智慧甚至比爱因斯坦还高。这种大智慧绝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如果我们改变过去所造的一切恶业，能够免去自己很多贪嗔痴的愿望，你当下能够照破受想行识，那么你就能够得到一个无穷的智慧。无穷的智慧带来的是无尽的快乐。上来这几句，就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最重要的意思讲清楚了。

“舍利子”，诸位不要误解，讲这个是佛家的一个舍利子，佛骨，不是。舍利子，是佛的十大弟子之一。为什么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里提到舍利子呢？舍利子在佛家的弟子里，是能够行深般若的一个大德，解空第一，对于空性智慧有最高的领悟。“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就是讲一切的万物就是空，一切的空也和一切万物一样，它们之间是了无区别的。我们所看到的实相，都是空相。诸法空相，这的“诸法”是讲的事物，所有的事物都是空相。受想行识，亦复如此。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如果你还不能够理解，当下照破的时候，你不会相信受想行识也是空的。

“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是佛家讲的“六根“，就是接受外界事物的器官。眼耳鼻舌身大家都应该知道，意是内在的，吸收外界反映的根，它所能吸收到的，是色声香味触法，这是外面的六尘。这个“法”不是事物，而是佛法。所以有时候我们谈这个词，要看这个词在什么语境里。意是对法的，色是对眼睛的，声音是对耳朵的，香是对鼻子的，味是对舌头的。讲一个人六根不净，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不干净。六根不净，它所能够吸收到的对象，色、声、香、味、触、法就不一样。可是要知道，色、声、香、味、触、法也是过眼烟云、稍纵即逝的，也是无实相，不是实际存在的。

“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是讲的十八界。眼、耳、鼻、舌、身、意，这是六根；色、声、香、味、触、法，这是六尘；还有六识，色识、声识、香识、味识、触识、法识。这十八界都是一个无，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是讲的十二因缘，这个也是没有的。“无苦集灭道”，佛家最重要的是苦集灭道，这个最后也是没有。“无智亦无得”，甚至于智慧、得，讲的根本最后也是无。《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已经谈透了佛家对无的一个根本的、大的了解了。

如果能看透这些的话，你就会像在看破红尘以后遁入空门的弘一大师一样。在遁入空门以前，弘一大师有两把扇子，这两把扇子是两个妓女给弘一画的和写的。他包得好好的送给夏丏尊，写了四个字：前尘影事。前面的尘土，如这个泡影的影，他从此和尘根断绝了。弘一大师遁入空门以后，经常到各地讲演，万众聚会。有一个中学生给他写了封信，说你不是要离开喧嚣的人群吗？为什么还是在追求报纸上的这个名望？当时到处都是弘一大师讲演之类的报道。弘一大师在这个问题上，忽然顿悟到，这个小孩子的智慧超过了他。他登报写个声明，以后再也不出去了，把这个小孩的信给登出来了。

无的大智慧

刚才我说明了，无穷的智慧是什么意思？不是我们现在人们所了解的一些局部的知识，或者特别的专家，不是这个意思。他就是讲除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以外，你的十二因缘也是空。我们看人无来复去，我们看天上的月亮，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沉寂，而且这个速度之快，照佛家讲，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无苦集灭道”，苦是果实，集是原因，灭是整个的幻灭，道是涅槃，苦集灭道用最简单的解释，就是结果、原因、幻灭、涅槃，这个东西有吗？也没有。

“无智亦无得”，你既无智，也没有得到，那你干什么呢？你为什么要这样无呢？他下面讲，“以无所得故”，因为你一无所得。“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就是讲，你得到一个最大的东西，就是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你任何时候都没有什么恐怖，远离颠倒梦想，你一切不实事求是的想法，想到这是颠倒梦想，你就知道什么是涅槃的究竟，这个是活着的人都能体会到的究竟智慧。弘一大师在死前，就知道究竟涅槃。他临死写了四个字：悲欣交集。他一方面感到自己能够寂灭、能够涅槃，他感到喜；他所悲的是，他修的是大乘佛教，度己也得度人，他能够超度别人，可是他做不了更多的事了。

“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三世诸佛，就是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其实，最原始的佛教是反对偶像崇拜的，最初释迦牟尼离开人间的时候，讲过一句最有名的话：“你们要依法不依人，我不要偶像崇拜。”所以在佛家看来，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佛的。三世诸佛，如恒河沙数多得不得了，所以佛教不是一神教，或者讲佛教不相信偶像，不相信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完全是梵文，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从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显了的般若，什么叫显了的般若呢？就是明显的、能看到的，能够说出来的，底下的，就是秘密般若，就是个咒语。

“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就是讲这个咒语是非常了不起的。为什么当时玄奘不把它翻译出来？因为既然是秘密般若，他就不能像显了的般若那样明白，可以讲清楚。你们也不要问他意思，问他的意思正违背了他秘咒的本意。

“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这个底下是咒文：“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这几句话如果译成文字的话，就非常之浅显。为什么他不把“般若”翻译成“智慧”？因为在玄奘认为，“智慧”两个字，不能代表古印度文“般若”的全部内容，所以般若就用音译，波罗蜜多也不完全是到彼岸、超度的问题，所以他就用了波罗蜜多这样一个音译。“婆诃”是大，是伟大智慧的一个超越，可是婆诃也不完全是大，所以这个标题，他是完全音译的。

通过今天这个讲演，我想有两点要提出来，就是佛教的两个宗旨：一个就是大智大慧，一个就是大慈大悲。大智大慧是什么呢？就是行深般若；大慈大悲，是度一切苦厄。在佛家认为，人类有八万四千种烦恼，也有八万四千个法门，每个烦恼都可以有法门，可以给它解决。这八万四千种烦恼，归根结底就是有三个因素：贪、嗔、痴。

我们说众生有八万四千种烦恼，我们都是从红尘中来，很多人心里不安静，或者心里着急，这个可能是一种无明烦恼，在某些时候陷于一个我执，并没有一个特别具体的原因促使你这样，可是你会经常有一种不安，或者有一种躁动。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冷静地思考一下，我需要什么，经过我的努力，我能够做到什么样的地步；经过我的发奋忘我，能做到什么地步？这些都不会违背佛的意志。不要以为佛叫我们心灵安静，就使一切行动都迟钝起来了，那不是，这个和自己奋发进取，和自己心灵排除贪嗔痴，一点儿也不矛盾。所以我想有时候你要自己用心灵的问题来解决。

大学毕业和硕士毕业的大学生在做选择的时候，天天会有人问，我是出国、考研，还是找工作？选国企、民企，还是非政府组织？天天这么问，就是年轻人面临选择的时候，烦恼很多，我想，现在年轻人和社会存在一个双向的选择，不光你选择社会，社会也在选择你。所以我们先看自己，哪方面条件是最优越的，符合社会的选择，就怕你所选择的不是一个优势的项目，社会就不会选择你，烦恼就来了。其实我也曾经在年轻的时候面临过选择。在选择的时候，我想我能解除烦恼的一个最重要的元素就是，我一定要看准，社会的选择将是什么。这两点看清楚了，选择的成功概率就大。

今天我写了四句话，就是：具无尽悲怀，断无穷烦恼，学无量法门，证无上菩提。

“具无尽悲怀”怎么讲？释迦牟尼或基督，都有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就是讲人类的所有罪恶，我都要担荷它，地狱不空，绝不成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都是希望能担荷人间事或者众生的所有罪恶。他这个悲怀是无穷尽的、广大无边的悲怀。这个悲怀不光是对好人，对坏人也是。为什么叫六道众生？六道指天、人、阿修罗这三善道，还有地狱、饿鬼、畜生这三恶道。畜生是不是讲来世就变成畜生？不是这个意思。六道轮回，在你有生之年，你就可能由一个人变成个阿修罗，或者变成个饿鬼，或者变成个畜生，难道佛光不会照到你吗？会的，因为在佛看来无分别、无善恶、无是非，宛如天上下的一阵祥雨，祥雨是不会选错对象的，它会洒在恶人的身上，也会洒在好人的身上。宇宙的有情万类，都会得到祥雨的恩惠，这是佛的广大心量。佛家讲人类有八万四千种烦恼，相应地，就有八万四千种法门，如果你能够入了一个法门，烦恼消除，那就是佛的愿望。任何烦恼在佛这里都可以找到一个法门，如果佛有这样一个巨大的悲怀，再这样神圣地关切众生，那么整个社会向善的心态就要上升。

我们不要像某些人似的，揪住别人的一个小辫子不放，你揪住他，过去这个人犯过什么错误，他过去在修罗道，现在他在人道，对不对，你老是念念不忘，那不行。要是从佛的慈悲来讲，他过去是迷障，今天是悟，他今天甚至是佛，这都是可能的。这就是佛家把一个最大的慈悲光照到人类。在敦煌壁画里，有个元代的千手千眼观音画像，千手千眼观音的一只手上有一只眼睛。千眼是什么，是佛的大智大慧，是文殊菩萨；手是大慈大悲，是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的最大功德，都通过这个形象的语言表现出来。为什么要有眼睛，要眼睛就是观，观照，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就是讲他这个眼睛，是观照着所有的苦难，这个“观”字还包括佛教的声闻，他所听到的人间痛苦的呼唤，人类心灵里面的痛苦也许没有表现出来，可是他心里有烦恼，有痛苦。佛家就通过这些经典，告诉人们可以断无穷的烦恼，我们要学无量的法门，最根本的还是一个慈悲心、一个真心，证得无上菩提，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里讲的“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最高的境界。我们有了个生命的最崇高的标准，这最崇高的标准，可使我们远离一切烦恼。

释迦牟尼来到人世，希望人家离苦得乐，人世一片苦海，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如何回头在于自己能够照破五蕴，能够看破受想行识，能够看破苦集灭道，能够看破十二因缘，这些东西都要认为是时间一度性的过程。我希望大家能够发菩提心，有大悲心，有平等心，要消除烦恼。我们能够做到这一切的时候，我想我们离佛就不远了。

第十六课 《坛经》：明心见性，顿悟成佛

鲁迅的小说里有一篇《长明灯》，里面有一个疯子，其实也不是真疯子，就像鲁迅写的狂人似的，当时鲁迅的思维，就是中国的一些仁义，佛教所传的东西已经离它的原始教义很远了。鲁迅当时非常激进，他是要通过这个狂人灭掉这盏长明灯。长明灯是什么？是心灵的光照，当一个人心灵里的灯能够大放光明的时候，他的心灵就会像天堂一样光亮。当这个灯熄灭的时候，他的心灵就会像地狱一样黑暗。所以这个长明灯，是佛教挂的一个佛心，储存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我们每个人的本真之心，是咸其自取、不假外力的，仅仅是你在尘世里惹了很多的灰尘，使它不能够通明透亮。一个人之所以愉快、之所以自在，是由心灵造成的；一个人之所以痛苦、之所以不自在，也是由心灵造成的。所以，今后凡是遇到痛苦、不愉快或者烦恼的时候，不要怪别人，先责怪自己。因为你可以让黑暗驱散，可以让你的心灵同样是一盏光明的灯。

慧能的传奇故事

慧能生活的时代，大概在七世纪后半叶到八世纪初，当时在中国是武则天和唐中宗的时候，武则天是非常信佛的。慧能是范阳人，在今天河北涿州定县，但他不是生在这个地方，他生在南海。禅宗传到中国，是在南北朝的时候，菩提达摩是印度禅宗的第二十八世祖，传到弘忍的时候，中间已经从菩提达摩，到慧可、僧璨、道信，到弘忍已经是第五世祖了。五世祖在湖北开坛讲经，慧能仅仅是一个烧火的小工人，他不识字，可是他有一次听到五祖弘忍在讲《金刚经》，他就听，听了以后他给人家讲，讲的意思，比所有听众都体会得深刻，大家都非常惊讶。当时弘忍有几个大弟子，其中有一个叫神秀。神秀佛学学问非常之好。当时神秀想，五祖的衣钵到底传给谁，在所有的学生里他的学问最好，他可能对这个位置有所希望，可是神秀毕竟是个有学问的人，他在佛庙的南墙上写了一首诗，这个诗在佛家叫偈语：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

勿使惹尘埃。

他写了以后，感到这首诗一定能感动弘忍。等到五更，弘忍来看了，他说你还仅在门外，不在门里，要以你这样理解佛学的话，太着象了，不能得到佛家的大智慧。当时慧能念了首诗，叫居士张用写在墙上：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写完了所有的人都惊讶，这是谁作的？这个时候弘忍从侧面看到是这个烧火的和尚作的，他用鞋子把这首诗抹掉了，说，这个也不行。他为的是保护慧能。慧能就在碓坊里继续劳动，这时候弘忍到碓坊里，在碓上敲了三下，这是什么？是三更天的标志。以慧能这样的智慧，他当然立刻体会到了，哦，原来他叫我三更天到方丈的房子里去，有事情，好。两个人都会意了，弘忍就走了。到了三更天的时候，慧能到佛堂，果然弘忍坐在那儿等，然后就用袈裟挡住，他们两个人在里面，弘忍就把《金刚经》的要义告诉了慧能，而且把衣钵传给了他。

弘忍知道众徒弟会不服，一个完全不认字、对经学根本不通的人，怎么把衣钵传给他？弘忍知道这个情况，就带了慧能上船。上船的时候，弘忍划船，慧能讲我现在应当自度，我来划船。弘忍就把船桨给了他。到了九江以后，弘忍说他们会追这个法衣，你一直往南走。在这个时候，弘忍也回到了湖北东山寺。大家已经炸开了，讲衣钵就这样传给了一个烧火的小工人。当时神秀没有什么表情，有几百个和尚就往南追，其中有个身强力壮的和尚，叫陈惠明，快要追到了，结果慧能就把衣服和钵放在石头上，陈惠明来抓这个衣服，衣服抓不起来，非常沉重。当然，你们要知道，这是佛教的故事，它都要神其说，这个其实是不可能的。拿不起来他就喊，他说，行者、行者，我是来求法，而不是来求衣钵的。这时候慧能就出来了，对陈惠明讲，“屏息诸缘，勿生一念”，就是讲你的心灵里堵塞了很多东西，有很多的恶缘，你胸怀就不能旷达，就会有一种邪念。当时惠明大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他就悟道了。慧能就讲，你也走，我也走。慧能和陈惠明就分开了，慧能继续南走，一直走到大庾岭。

可见宗教界位置的争夺还这样强烈的话，他们离佛教的教义，就差得很远很远。更不要讲现在，我们要有一个什么协会，要选一个什么主席、副主席，那简直是一场二百米刺刀见红，和文艺风流文雅之士，完全是两回事。佛教出现这样的情况不光是在现代，唐代慧能的时候就这样。可是他们追上还不停，因此慧能只能和一些猎人在一起，整整过了十五年。所以讲艰难苦恨，对一个成就大事业的人来讲，是必然经历的。可是我相信，当时以慧能的智慧，他不会认为这是种痛苦，他会以逆境为园林，那些和他斗法的恶魔们，是他求法的法侣。他在佛学上的道行越来越高。

慧能到广州法性寺，印宗法师正在讲《涅槃经》，当时就有个经幡在动，有个和尚讲这个是幡动，另一个和尚讲是风动，慧能讲不是幡动，不是风动，乃是人之心在动。印宗大师就感到，这个人出口不凡，讲这句话本身就看出他的修为，他说五祖的衣钵，传给了一个叫慧能的人，您是不是？慧能承认了。印宗立刻拜慧能为师。慧能就跟印宗讲，佛性无常非无常，是名不二；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就是无差别，无分别。佛不是讲无常吗？一切瞬息万变，一念之中就有九十九刹那，没有恒居不变的事物，这叫无常。可是还有一个常，就是佛心。无常非无常，佛性非善非不善，佛性也是善和不善都不是。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里，讲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什么都不存在，佛性是光明的一盏灯，如果堵塞了很多的区别，他就不是佛。如果他对待事物，不能够像天降的甘霖对待所有的一切那样，他就不是广大慈悲。

谈到佛性这句话，慧能就讲到极致了。佛性讲过善，可是非善非不善，善和不善也是一念之间，它可能是一个同体，稍往左一点儿是善，稍往右一点儿是恶。印宗是个非常真诚的大和尚，他说我讲经犹如瓦砾，而慧能讲经犹如真金，印宗愿意做他的学生。因此慧能在菩提树下，又开了东山法门。在他的晚年也是受到武则天和唐中宗的器重，当时把神秀请到皇宫，可是神秀这个人非常宽厚，他说有一个道行比我更高的，是我的师弟，叫慧能，是不是可以把慧能也请到宫中来？武则天和唐中宗就下了旨，可是慧能讲我愿意永远在山林，我身体也不好，就不去了。武则天和唐中宗就更加器重他，送给他一件摩纳的袈裟和一个水晶的钵。慧能临终的时候，众僧徒就问慧能，以后这个衣钵传给谁呢？他说当初菩提达摩来到中国的时候，讲莲花只要开五朵就可以了，就不要再传了。因此慧能故去以后，中国的禅宗再也没有教主，可是禅宗在中国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中国的佛教里最重要的一个宗派，也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崇信的一个宗派。它对中国的诗歌、绘画和文学，有非常大的意义和重大的贡献，它的光芒照耀了整整一千三百年。

善知识的般若智

今天要讲善知识。什么叫善知识？凡是信佛的善男信女，都可以称为“善知识”。善知识这三个字，是一个代名词。慧能开示善知识，第一条就是“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来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就是讲每个人都有一个般若的智慧，可是如果你陷入了迷障，就是我执或者法执，就是烦恼障或者所知障，你的烦恼就不能解脱。这个迷障来源于自己，也来源于客观的事物。我们可以使自己烦恼，也可以使自己不烦恼，我有个办法，是我自己多年积累的一个经验：当我烦恼的时候我就想，我今天有烦恼，如果烦恼了我就能解决问题，那么我就继续烦恼下去；如果不能解决问题，那么我就要快乐。一个人快乐的时候，身心俱佳、六脉调和，非常愉快，这时候头脑里的聪明智慧都会发挥出来，身体机能也处于健康状态，解决问题就多了很多的法门。有八万四千种烦恼，就有八万四千个法门，这都得自己找到，要能够自悟。

第二点，慧能告诉我们，“世人口念般若，不识自性般若”。口吐莲花、心存剑戟，这样的人千万要注意。口念般若，他不是心里出来的自性般若。自己心里冒出来的智慧，才是本真存在的智慧。

第三点，“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畔，亦无方圆大小，亦无青黄赤白，亦无上下长短，亦无嗔无喜，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有头尾。”世界本身是空，却能含容万事万物，世人本性之空，也应该像宇宙一样，无分别心，即是大。

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里，有时候加一个“摩诃”，称为“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为什么加一个“摩诃”呢？这就是大、大智慧，一个人小家子气，你和这样的人交往，一定会遇到种种的困难。如果我们有一点儿佛心的话，就会感到和他交往不困难，他不是小心眼吗？我广大同情包围着他的小心眼，我的广大慈悲，使他从困惑里解脱，他感到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现在对罪犯的教育应该采取这样的办法，不要老是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重新做人、改恶从善。口号只能起一时一际的震慑作用，要从心灵里解决他的问题，就是要用他的本真也存在过的般若智慧。你说强盗没有过般若智慧吗？有啊，他们也有过纯洁天真的童年。那个时候他的心灵里没有渣子，他是以一个完全美好的眼睛看世界。

如果心量广大犹如虚空的话，那么你能包容的东西就多。为什么讲“六十而耳顺”呢？耳顺不光是现在讲孔子到了六十岁，正面意见和反面意见都能听了，不是那么简单。六十而耳顺是讲在听言论的时候，他立刻有个本能的选择，而这种本能的选择，绝对是符合客观真理、完全虚空的。我想对我们大部分人做不到，可是我们在心里要有这样一个追求，就是提醒自己，我是心量太小了，或者心量不够大。客观对象纵然有好多毛病，却也说明我缺乏慈悲，因为佛的慈悲是遍列一切法相、遍列六界众生的，心量广大，遍周法界。法界是什么？法界就是万物，这个“法”字有时候在佛经上是佛法，而在这里，法界就是宇宙万有，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就是讲没有分离的事情。我们是宇宙整体里面的一个存在，我们和宇宙万有是一体的，我的心量包容着宇宙万有，因此宇宙万有就是我，我就是宇宙万有。这个“心”就是王阳明所讲的本心，而这个本心是无是非、无区别、无大小，一切皆无的空。有了这样空明的心灵，判断事情的时候就不会执象以求，就不会一根筋地往死里刨。心体无滞，即是般若。这个就是智慧，就是心体无滞。我们经常心有挂碍，看见人就不顺眼。你看所有人都不顺眼，人家看你也不顺眼。

我记得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里讲，一个人周围的形象大体是自己造成的，这个符合佛的道理。你如果是一个一毛不拔的吝啬鬼，周围一定没有多少挥金陌上郎。谁对你大方？谁也不对你大方。如果你是一个真正大方的人，口袋里只有五六块钱，来了好朋友，把它倾囊而出，这比亿万富翁拿出几万块钱招待人还要可贵。大家知道这是个非常慷慨的人，大家对他也慷慨。一个爱用心计的人，周围的人都对他有心计；一个没有心计的人，你对他用心计，他自己都不懂。他没有对人用心计，他人很好，这样的人是什么呢？在生活里，这样的人不是笨人，而是能够看透一切、心量非常广大的人，这个就是般若智。

在般若智的下面，慧能就谈到般若行，“一切处所，一切时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在一切的空间和时间中，你的每一念都不是愚蠢的，愚是相对智的，愚包括奸诈、恶、鬼祟或者整人等。千万不要有整人的想法，整人最后都是整自己。在《约翰·克利斯朵夫》里面，他的母亲说，她把自己的一切苦难，都归于自己造成的，而把自己的一切幸福，都归于上帝。有了这样的宗教信仰，她很容易平和地生活。她是个很质朴的人。罗曼·罗兰讲，一个朴实的人比较容易接近上帝。我也可以这样讲，一个朴实的人，比较容易接近佛，正像王阳明所讲，我看到满街的人都是圣人，那么满街的人看到我也是圣人。有这样的眼光，社会不和谐才怪。

有人讲，范曾，你现在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今天听完你的课，还要去打夜工，还要去买油盐酱醋，你在这儿讲佛法倒讲得挺潇洒，要叫你去买油盐酱醋，你去不去？我去，为什么？我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年轻的时候，为了不使自己的灵魂受经济的约束，从历史博物馆到我住的地方，我一路上走，目不斜视，因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我当时没有钱，街上卖的吃的东西，我不看，不看就不能勾起我的食欲。有一天，李苦禅的儿子李燕来了，他买了包开花豆放在我桌上。我一尝，我说天下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吗？吃开花豆会这么惊讶。他说，就是你门口的摊儿上买的。我没有看，要是我当时左顾右盼，还不知道会出现什么问题。《约翰·克利斯朵夫》中不是讲过吗？清贫不仅是思想的导师，也是风格的导师，它使精神和肉体都知道什么叫淡泊。我当时真的写了“淡泊”两个字，挂在家里。淡泊明志，对不对？我想一个人的一生之中，都会经历各种的情况，在任何时间、任何条件和任何地点，都不要忘记自己的本真之心里，这块善地福田，会使你成就自己的未来。我想，这个东西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

戒、定、慧，我们要戒很多，譬如讲自己出语不逊，骂人、吵架、行为不端，都是佛家要戒除的。戒除了以后，你要入定。入定是为了思考，入定是一个行为，而慧是入定之后，能够发现自己心灵里本身存在的般若。定和慧是同一个行为，是不可分的。定时正是慧，慧时也是定。所以讲戒、定、慧，把“贪、嗔、痴”去掉，变为“戒、定、慧”，是我们检点自己形骸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一个般若就能够生八万四千个智慧，而世人有八万四千尘劳烦恼，那么这个智慧，就是解除你的烦恼的法门。用什么法门对什么烦恼，譬如当你没有钱的时候，你这个烦恼产生了以后，你怎么解除？

就以笑来说，如果是从胸腔发出来的，这个人也还可以；就怕笑是从喉咙里出来的，更可怕的是从鼻子里出来，这基本是修罗道、饿鬼道的，还有更可怕的，皮笑肉不笑，一秒就收起来的笑最可怕。这样的笑，可是我们也还得有。佛家的广大慈悲，无论怎么笑的人在我们面前，我们都认为他是真诚的。他就是虚伪地笑，他也会渐渐变得真诚起来。我是今天讲佛学，就讲到了一些生活经验，凡是你遇到很大的困惑和困难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放下”两个字。佛家有“放下”二字。放下即如来，放下你就是佛。如来是个大智慧的体现。我们能够把什么事情一下子放下，就能够很好地生活。

坛经的特色：深入浅出

《六祖坛经》是一个非常通俗的读本，虽然通俗，可是佛教最深邃的意义全讲出来了，这个是中国流传到今天，唯一由中国人写出来的经典。《六祖坛经》有十篇文章，慧能的基本思想都在里面了：

第一，般若之智，从心悟而得，菩提本自性，起心即是妄。这个心一定是违背佛教的本真之心。所以我们读中国的文字，这个字在什么语境下是什么含义，一定要弄清楚。如果起不善之心，就是妄，欲得见真道，行正即是道。如果要得到真正的佛道，你一定行要正，行不正就是魔障，就是修罗道或者是饿鬼道。慧能极主张般若行，除了般若智慧以外，还要有般若的行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佛法并不是离开了世间的存在，这正是人间禅、入世禅的一个源起。现在讲要有人间禅，要有入世佛，这几句话是讲佛教是整个在世间的。“迷闻经累劫，悟则刹那间”，一个庸愚的迷障，要经过很多的劫数，而悟则是刹那间的事情。一个人做了很多恶事，可是也可能在瞬间觉悟，回头是岸，因为你在无边的苦海里，已经划了很久了，你回头这个瞬间就得觉悟了。这个是慧能成佛的一个根本大法，也是禅悟的根本要旨。禅悟非常主张顿然，就是瞬间、刹那。我们在生活里要经常注意，有时候我恨透一个人了，可是在刹那间，他有一个非常的义行，使我完全改变了对一个人的看法，也有这样的情形。

第二篇是解释功德净土。梁武帝问达摩：“朕一生造寺供僧，布施设斋，有何功德？”达摩言：“实无功德。”你没有什么功德，仅仅是做了一些事情，可是你并没有通过这个事情达到“见性是功、平等是德”这样一个境界。达摩就觉得他没有自见本真之心，认为他是一个没有见性的人。没有见性，在佛道上就不可能建功。他的功德是为了什么呢？在社会生活上是一个帝王，思维里缺少一种平等的思想，那你就既没有功，又没有德。你光是建庙有什么用？那么净土在什么地方？“念念见性，常行平直，到如弹指，便睹弥陀。”就是讲净土并不遥远，你一定要能够见本真之性，要见到佛性，这个时候佛土并不遥远，佛土就在你的脚下，就在弹指之间，你很快就可以看到佛。可见净土并不是遥远的，它就存在于你的心里，“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这个就是慧能式的诗歌，有点儿像快板，可是讲的道理非常透彻。佛在何处？“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你的自性迷失的话，就是个烦恼众生；你自性觉醒的话，就是个佛。佛只能从自己的本性中求，而不能在身外求。

在《坛经》里提到西方有三圣，实际上就是观音、势至和释迦。观音是慈悲，势至是能够喜舍，喜舍就是能够给予，释迦能净，因为佛的境界是个净土的境界，平直是弥陀，“自性内照，三毒即除，地狱等罪，一时消灭。”他说自己的性要内照，能使自己心灵的那盏灯亮起来，自性就发现了，贪嗔痴这三毒会立刻消除，地狱等罪一时消灭。我们有的时候讲投胎转世等，其实在佛教里并没有这种说法。讲十八层地狱，第一层地狱、第二层地狱是什么，人们还画出来，佛家里也没有，这些就是后来的一些比较世俗化的理论。也许你做了坏事，你本身已经轮回到一个饿鬼道、地狱道或者畜生道，你已经不是人了。我们讲这个人简直不是人，就是讲他是在地狱道，或者是在饿鬼道，或者是在畜生道，所以轮回并不是讲身后的轮回。其实当下即有轮回诸相呈现在我们面前，能够自性内照的话，你三毒除去，当下你的一切地狱之罪也一时消灭。“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这是慧能告诉大家，你要修行的话不一定到庙里去。

定慧一体是第三篇文章。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当你定的时候，你是包含智慧的一个主体、一个慧的存在状态；而慧是定之用，你的智慧是一个状态所发生的效用。慧悟之时定在慧中，入定之时慧在定中，这不是先入定而后面再发慧，也不要先发慧后入定，这是错误的二见。四相就是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本是一体，而不可执象以求。就是讲我们要知道，我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我和众生相在一起，我和寿者相在一起。如果我是一个真正通佛法的人，我就是一个寿者，我就是一个众生，我就是我，我和一切都没有关系，这个是慧能经常发表的人和自然一体的思想，这在理学家的思想里有非常深刻的阐明，讲我与万物同在。慧能并不是重顿悟而轻渐修，他是认为本来正教，无有顿渐，这是佛教的一个广大正确的意义，不在于你顿然悟道或者渐修悟道，只是人本身有聪明一点儿的，有稍许钝一点儿的，可是在自见本性上并没有差别。就是神秀最后也会通过他的渐修，来认识到慧能所说的那些话。

当时写那两句偈语的时候，慧能和神秀的区别不在于顿和渐的问题，而在于弘忍所讲的，神秀还没有见性，而慧能却见性了，这是他们的区别，而不在于时间的快慢。你知道画画，画得快和画得慢有区别，譬如讲我和黄胄就是画得快的，李可染就是画得慢的，可以讲我和黄胄是顿悟，李可染是渐修。李可染说：“我不是一个天才，我是一个苦学派。”可是你要知道，我们看作品永远不看过程，而是看结果。我和黄胄表现我们顿悟的时候，有我们性情风发的一面；而李可染在苦修的时候，他画出来的画非常凝重而沉稳，有万千气象在里边。所以不是讲顿和渐有什么好和坏的区别，而是讲这种感觉，最后都能够追求到自然和人物的本真之性的时候，那么它们是同样的。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因为慧能讲的是空，而神秀当时还是有。譬如讲菩提树还有，明镜台还有，而慧能讲的菩提树没有，明镜也不存在，这个是空和有的区别，就是在认识上的高低有区别。可是我们可以想象，神秀后来为什么推崇慧能？是因为神秀也真正地悟到了空，真正地悟到了慧能已经早一步悟到了的禅宗最根本的精神。

“念念之中，不思前境。念念不住，即无缚也。”凡是在佛经上见到念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它是在什么语境中出现。念有时候在一个语境中出现，是个恶念；在另一种语境里出现，是个善念。人们都有念，我们在念之中，不要思量前面为物所缚的境界，这个境不是个好的境，念念不住，你的念继续往前推移，后念却是个非常好的，这就是你到了一个无系缚的境界，就不会为物所缚。如果你的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的话，就陷入了一个系缚。一个人老解不开思想的结，这个思想的结，你要带到棺材里去吗？你在当世就不能原谅一个人吗？当一对母女在法庭上争吵的时候，我想这个女儿应该想想，你小时候在母亲襁褓中时，她是多么的爱你，你怎么会为几十万块钱撕破脸，厚颜无耻地到法庭上去告自己的母亲？我认为她就是陷入了一种恶念，陷入了一种系缚。我可以断定地说，凡是儿子和老子吵架到法庭的，或者是母亲和女儿吵架到法庭的，错误一定在儿子和女儿，绝不在母亲和父亲。儿子和女儿如果从头至尾一直存在本真的孝心，就不会产生任何矛盾。《坛经》里讲，“自性并无一法可得”，你今天不是讲到了大彻大悟了嘛，大彻大悟了，你心里又得到了什么呢？无智亦无得，不是为了得到什么，而是为了证得一个空，证得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时间，都是一个瞬息，都会过去。

“自性并无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说祸福”，如果你有所得，你随便讲是祸是福，即堕入了污秽的六尘之中，邪见妄说就出来了，失去了真如。“真如”怎么解释呢？就是本真的如来之性。本真的如来之性就是佛性，佛性是不希望你堕入污秽的六尘之中，也不希望你有随意的妄说出来。随意的妄说是你没有认识到，自性本来应该是空无一物的，是应该“菩提本无树的，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你的心灵是一个非常光亮的处所，而不要储存很多累赘、是非和争执。你永远烦不胜烦，我想这些都是教导我们消除烦恼的方法。

郑板桥不是有一首诗吗？“枫叶芦花并客舟，烟波江上使人愁。劝君更尽一杯酒，昨日少年今白头。”他讲的是时间一度性，一切都已然过去，他在下面说，先世元和公公流落人间，教歌度曲，俺如今也谱得道情十首，无非唤醒痴聋、消除烦恼，每到青山水绿之处，聊以自遣自歌，若遇争名夺利之场，正好觉人觉世，这也是“措大生涯，以博一笑”。他就是讲，你坐在青山绿水之处，老想自己的困惑，老想过去烦恼的事情，你到青山绿水之处来干什么？你到了争名夺利之场，你又踊跃而起了。你没有学佛，所以学了佛，要觉人觉世，遇到这些争名夺利之场赶快回避。所以，我们不能失去本真的如来之性，这种如来之性是非常重要的。

尼采是一个天才，也谈过赤子之心。他本身并没有学过禅宗，他有时候神经病，发现一个马夫正在鞭打一匹马，下着大雨，他可以冒着大雨去抱着马的头，让鞭子在自己身上抽，哭着说：“我的可怜的兄弟，我的可怜的兄弟。”这个行为使我感到他这个人有一种和六道众生一体的情感，所以他的哲学思维才能够达到一个高度。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提到过一个赤子。他说一个人可能有骆驼的性格，也可能有狮子的性格，这都是不够的。骆驼能够耐久，狮子能够威风，可是最重要的是要有赤子之心。他说到天才的七个标准：若狂也，若妄也，若游戏之状态也，若自转之轮，若万物之源，若第一推动，若神圣之自尊。这七点都符合佛家的思想。释迦牟尼生下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惟我独尊”。一个小孩儿怎么生下来会讲话呢？我告诉你们，任何宗教都要神其说，使它的信徒在一种神秘的气氛中，容易接受一种观念。“惟我独尊”这个思想，我想我们的每个人心灵里，都应该有一种神圣之自尊，这个自尊心是不可能疏忽一点的，而这种自尊是神圣的，是不可侵犯的，是水火不能进、虎豹不能入的。有了这种神圣的自尊，你才能成为具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人格的一个存在。如果没有这个存在，那你就是个没有思想的人。中国的知识分子受禅宗思想影响以后，不是消极遁世，而是能够以一个广大的同情和强大的自信对待中华民族的存在。

在《六祖坛经》里有一句话，“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有人说这句话是禅宗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尚方宝剑，可惜一般人拿不稳，割伤了自己的手，

前念是个恶念，后念是个善念。如果你前念不灭的话，就是迷，后念出现了那是智，它是智和愚的区别。前念和后念，这个念前面是个恶的，后面是个善的。

心无分别自见佛

我写了副对联：

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次第朝，净土莲花，豁然便见菩提树；

风声，雨声，海啸声，殇悲声，轮番造，凡尘地狱，何日能归解脱林。

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些相不可分离，是经过亿万斯年的种种的劫数。为什么讲“次第朝，净土莲花”？他们这里边有愚有钝，有智有慧，有的快，有的慢，可是都可以次第地来朝见净土的莲花。只要他心诚，豁然便见菩提树，见到这个菩提之树，它是个瞬间的事情，是个顿然的事情，所以我用了“豁然”两个字；下联都是当今世界各地的声音，这些地狱相造成的，难道不是那种邪恶之念，或者一些人类所积累的很多年代的罪恶所造成的吗？它是一个轮番的造次，是一个凡尘的地狱。过去在释迦牟尼之前，那些修士们都到树林里去修道，他们称这个林为“解脱林”。什么时候才能够归到解脱林？上联讲的是对人类的希望，下联是对现实的一种忧怀。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中国知识分子能力很小，可是知识分子总有一个千古之思。这个千古之思就是讲，时时都在想着国家、民族和整个世界的命运。其实这个忧思或邪念不仅仅来源于个人。在今天这个世界，有时候抱着一种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观念去行事的话，它也是邪恶产生的一个根源。

中国现在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中国所采取的态度，我认为符合中国历代的儒释道的精神。当然，儒家的中和仁恕、佛家的广大同情这些都有，我想我们应该感到欣慰，就是生活在一个能够对世界讲话的时代，而这个时代中我们所讲出来的语言，绝对不是“轮番造，凡尘地狱”的那种恶念，而是“次第朝，净土莲花”的境界。

今天开始讲关于坐禅的问题。坐禅是心内心外都了无障碍，坐在那儿能够心念不起。譬如讲我们看到释迦牟尼坐在那儿，一群美女在前面跳舞，他心不为之动，坐的时候能够自见佛性，这叫禅，坐禅的意思就是这个。那么，何为禅定呢？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你自己不要对于世界万物执象以求。诸法空相，什么叫“诸法”？就是一切的事物。诸法空相，一切事物皆无实相。当你能够外离这些相的时候，你就叫“禅”。内心里能够非常宁静，像莲界一样平和，这个就叫“定”。有了定，有了禅，而且不可以坐在那儿，“起心诸净，却生净妄”，就是讲你老坐在那儿想我是不是善了，老想善就是不善。这怎么讲？有的人老想出名，就记日记，昨天做了一件什么好事，今天做了什么好事，如果讲自己做了好事，心里有这个好事，本质上它就不是一个好事。凡是一个人做了好事，很快人家都知道的，大体上他心里是不纯洁的。

凡是做了好事每天都记日记，将来死了以后，可以发表一本日记的，大体上这个日记是为其他人写的。比如翁同龢，白天支持康有为、梁启超，他是同治、光绪的老师，有他做后盾，光绪就进行变法。他晚上写日志，不同意康有为，不同意梁启超，这个日记写的目的是什么？怕将来被杀头。这个是心不静，他不是真变法。真变法的有，谭嗣同说：“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世界各国变法没有不流血的，中国如果讲变法需要流血，从谭嗣同开始。这是什么呢？他心净土净，和翁同龢不可同日而语。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讲，他立了一个净相，其实这个净更应该是无相的，这样反被净所缚，净想净，实际上是不净。内心里空说净和不净的这种分别，你内心本然的存在是一个佛，而这个佛是离诸善和恶，离诸这种净和不净的一个大的存在，这个大的存在是不让你思考，它就自然是一个净土。心中一直想着净，即是不净。这个是慧能大师的一个奇妙的想法，也是检点我们形骸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我们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而要看到它的本心，本心是不善、不净。一个人如果入了迷障，他虽然坐定在那儿，可是他心不定，开口便是是非，开口便是长短，开口便是好恶，这样的人与佛道相违。同样，老是心里想我要干净，这也是一种执象，也是一个道障。如果你嘴上是非多、好恶多、长短多，你本身坐在那儿也没用。另外，你老坐在那儿想着净相是个什么，这本身也成为你的障碍。一个人的烦恼是前念接着后念，后念接着又是烦恼，这个烦恼是无尽无休的。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些烦恼，这个烦恼因大小而不同，可是每个人都可以从心灵上做到放下。做不到是因为什么呢？你没有真正放下。真正放下，你就可以做到。几个朋友见了面，本来时间短，挺高兴的，你说是说非，来说是非者，皆是是非人。别人来到我这怎么没有是非啊，你的是非怎么那么多啊？他心不静，来了以后就讲长短，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的短处是什么，你自己呢？如果别人在后面也这样讲你，你也很不高兴啊，对不对？要常以己之心度人，能够自己经常提醒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所好，也都有所恶，可是这种好恶的境界，还不是佛的境界。佛的境界要无好恶、无短长、无是非，这个都纳入了一个无的范围里。

慧能希望人们能够自见法身，因为这个佛就在你的心里。净土不在其他地方，就在你的脚下，你不要骑驴觅驴。骑驴觅驴也是禅宗的一个故事，其实就在身边的东西，就在身内的东西，要见自己的一个法身，见自心佛，自度自戒，而不是别人替你度，也不是别人替你戒。譬如讲愚迷、骄狂和妒忌等，今已觉悟、悉皆永断，都给它根除，永远断绝、更不复作，再也不回潮了。这里面的“迷”和“觉”是一个过程，“真”和“妄”是一个存在，而佛应该是超然于迷和悟之上，也超然于真和妄之上的。在佛看来，迷和觉、真和妄，都不在佛的这个层次，而是在修炼的层次。其实，我们也经常处于一种痴迷的状态。

有人可能会讲，范曾，你讲佛的时候，说不要痴迷贪嗔痴，你怎么自评二十四个字的第一个字就是痴啊，痴于绘画，为什么？语境不一样，所以讲我们读书要会读书，不要执于一个字的解释，你执于一个字的象又有问题了，又叫执象了。在不同的语境之下理解这个词，知道范曾讲痴于绘画，这个和佛教里面那个痴的本质性区别是，我这个痴仅仅是对它的爱，而佛家的痴是执着。譬如讲最近这个人对哪个女生痴情了。在这个语境下，他爱得太深了，不能用佛家的讲贪嗔痴。如果我们每个人的爱情里都没有痴，呢就完了，都不是茶了，都是白开水，倒是佛水无香。可是我想，凡是有过真正的爱情的人，一定有过非常痴情的阶段，这是不能逃脱的，也是上苍给我们的一种佛性的本能。而佛家讲的痴，不是讲你爱得深，讲你执象，它执于物象，譬如秦怡长得这么漂亮，我执象以求，到生活里去找，不像秦怡的我绝不爱，这是佛家的痴；你见了一个丑八怪，情人眼里出西施，她长得多美啊，这个是痴爱好。其实生活里的美和丑，在佛家来看也是不要分别它。我们看他的心灵里有没有佛性，你娶了非常美的人，但她没有佛性，她会带给你无穷的灾难。你看到她心灵的美，为什么情人眼里出西施？他看出了她的佛性。有一个人的老婆只有一只眼睛，可是这个人非常善良、非常好，对他爱得不得了。有人就对这个男人说，你老婆真是没挑的，就是少一只眼睛。他说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认为天下人的老婆，都多了一只眼睛。这就叫爱得痴了。我们要允许爱产生偏见，可是这个和佛家的教义、说法，是两回事。

我告诉你，你要知道你听我的课，不能光听这个课就照这个课做，万事皆空，什么都是空的，最后都是无，何必这样努力奋斗？可是我讲儒家的时候，知其不可而为之；讲孟子的时候，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你得把中国学问统一起来，才是我讲国学所要的内容。否则你拿个庄子，他倒是彻底地无为了，诸位考大学不要考了，考什么大学？这个就叫彻底的无为，还不是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一个人学问好得不得了，是北大清华毕业的，他也可以无为，可是有的人学问还不够，还要努力，他说我也无为，那就不行了。孔子、老子、庄子，都得联系起来学。譬如你说我们现在讲佛学，现在是火箭和导弹的时代，所有的国家都要制造非常强大的武器。假如别国来进攻我们了，我们每个人拿一个《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对着它，就能挡住吗？挡不住，我们还要军队的这些人用硬家伙挡着，现在你们能安心地在这儿听我讲空、讲无，所以讲中国的学问是统一的，讲这个学问，我们可能有一个体会，讲那个学问可能有一个体会，不能专注于一个点，不然就又陷入佛家所反对的执着了。

佛学如何看待爱情？如果你的爱情和贪嗔痴联系起来，那佛学就可以给你解决一些问题。你譬如讲一个女的现在要和人谈恋爱，如果要打听有没有房子、有没有车，爱情本身的意义就游离了。爱情最好的诤言，就是听其自然。你心里执象而求的话，会远离你的对象；你不执象而求的话，它会自然而来。他对这个要求太高了，老想娶一个费雯丽，可费雯丽只有一个，早故去了，那是找不到的。你还应该问问自己，这就包含着你贪色，而没有自见佛心。你应该看看这个人本质如何，她有没有佛心。如果有佛心，她也许不是很好看，可是渐渐你会发现她好看。

慧能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叫“自见本心，自成佛性”。我们应该回归到一种什么样的本心？是老子的那种道，宇宙初始状态无的那种本心呢，还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那种空的状态呢？无和空到底有什么系统性的区别呢？无是可以生有的，无为天地之始，有为万物之母，道家的无和有是合二为一的，它是两个名字，可是是一回事。无中有、有中无，这个是道家谈有和无的问题。空是佛教最大的本体论，它是另一个哲学概念。当下照破，当下即空，就是讲它不是没有，而是整个的空无一物，这就是它们的根本区别。

天堂地狱一念间

今天要讲到三宝，《坛经》里讲到了佛、法、僧。我们念的佛经里，有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这个佛、法、僧，佛就是觉也，法就是正也，僧就是净也，就是你自己心里边这三个宝，你要珍藏好，使它不受外界的侵扰。你有了佛，就能趋向觉醒；你有了法，心行中正，邪迷就不能对你产生影响。僧就是干净，而且一点儿不染着。见自性的三身佛，佛、法、僧这三个，觉、正、净三者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讲佛是佛，法是法，僧是僧。正也包括依与净，净也包含着自性三身佛；自性中有三身佛，有过去佛，有现在佛，有未来佛。这些东西都在自己的心中。《妙法莲华经》讲，当一个人真正得到无上正等正觉的时候，在他的前面会涌出一个多宝塔。其实，多宝塔是真实的存在吗？不是真实的存在，也是心灵里霍然出现的一个净土里面，多宝塔呈现了净土的灿烂辉煌。

我们在敦煌壁画，尤其是盛唐壁画的洞窟里，完全可以看到，那是个琉璃世界，珍珠玛瑙、仙乐、飞天，那是一个彻底的莲花的境界、无染无垢的境界。可是这个怎么还有啊？为什么还画出来？这不是一个方便法门嘛，如果老让范曾在敦煌莫高窟洞里讲，我也讲不过来，让群众先看到这个仙境。那么这个仙境，到底存不存在呢？它是存在在心里的，它也是这个多宝塔，多宝塔也是从心里冒出来的，不是一个实体。佛家讲太阳就是智，月亮就是慧，日如智、月如慧。我们人类两千五百年前所能看到的最靠近我们的星球就是太阳和月亮，而太阳和月亮，它的运动和地球的运动，亿万斯年就这样形成了一个恒久不变的状态。人们把太阳当作智，而把月亮当作慧，那么“智慧”这两个东西就是“日月”。慧发源于智，慧不是一个发光体，而智是一个发光体，这是“智慧”这个词的内涵。所以我们要使自己智慧具足，既有智又有慧，既是一个发光体，也是一个受光体，智和慧实际上不可以断然离开。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化万年愚。智慧像太阳一样，能够照亮你的心灵，佛心如长明灯，是不会熄灭的。在一个庙里要是长明灯熄了，这是和尚的大忌讳。风吹不熄、雨打不熄，一定要使长明灯永远亮着。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心灵里的长明灯，一定要使它永远发光。

我们追想一下自己，因为每个人都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情，这个不好的事情是任何人不可避免的。为什么孔子讲“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呢？他也要到七十岁才能够基本做到不犯错误。所以过去民间流传一句谣谚，“活到七十岁重新来一遍，每个人都是圣人”。因为他知道，自己过去所做的一切，为什么会出现问题，他不会重蹈覆辙。可是人不可能活到一百四十岁，对不对？那么我们在没有活到一百四十岁的年月里，就要使自己像一个活到七十岁的人一样，使过去所造的恶业不再重复、永远切断。这就是心里一盏灯，能把千年的黑暗扫除，更不要讲你几十年积累下来的黑暗。一智能化万年愚，你的智慧就像太阳，能够扫清你万年的愚昧。天空常清、日月常明，你的自性里保存着一种不善心、妒忌心、傲慢心和吾我心。“吾我心”怎么讲？庄子书里就有“吾丧我”，我都把我自己给忘记了，吾和我是一个东西，“吾我心”就是我的心。你老具有一个吾我心、狂妄心、轻人心和慢人心，待人很怠慢，邪见心、贡高心以及一切时中的不善之行。所有的时间里一切不善的行，都要除掉。每动了一点儿念头，你都感到自己格调不高、俗不可耐。

诸位以后在生活里看到事情不符合自在的佛性时，就要觉察，别人得了一个什么奖项就恨，就动员记者加以毁誉，当然我相信记者的品格不会被动员，可是有少数得失心太多的记者，会满足他的妒忌心来表现一下。其实我想我们的新闻媒体和宣传机构，都应该好好地学学佛，怎样事事从善、事事如实，都是对社会有善的诱导，而没有恶的诱导。要常自检己过，不说他人好恶，要经常看到自己不好的地方，不要老对别人说好恶，这时候你就达到一个心无挂碍的境界，没有任何障碍，没有任何东西堵在你心里。如果这个事情挺堵心的，你先自己做个检讨，是不是由于产生了妒忌心而堵心，是不是产生了吾我心而堵心，还是产生了傲慢心而堵心。如果是我的儿子成了名，我的喜悦是难以言喻的；别人的儿子成了名，你怎么讲？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就是俗。有了这种俗念，就会有俗情，就会有俗想，面部表情一定不雅，不雅者就叫“俗”。

知道吗？如果不能够经常提醒自己，俗也会像吸铁石一样地把我们吸过去。慧能大师讲到地狱和天堂的问题时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心可为天堂亦可为地狱”，这完全在于你自己。当你恶念一生，心里黑暗，就像地狱一样；你一从善，你心里就会像天堂一样光明。其实对任何从佛到魔鬼，都应该注意这个问题，我讲的佛不是释迦牟尼，而是自性的佛，魔鬼也是讲的你心中的魔鬼。魔鬼和佛随时都应该注意，一念之差你是个魔鬼，一念之差你是个佛。你想到善的时候你是佛，你想到邪恶的时候你是魔鬼。在佛家讲来，佛和恶魔也是没有区别的。也许我们现在还不能理解，可是从佛的角度来讲，恶魔和佛没有分别，有分别心就不是佛。

心外无佛

参请机缘就是参拜请教，有很多学佛的人，像无尽藏读《大涅槃经》，法达读《法华经》，《法华经》就是《妙法莲华经》，志道看《涅槃经》，玄觉禅师读《维摩经》，皆不得其门而入，乃先后拜慧能。慧能就为此对他说佛，说佛的内容就是下面这几条：第一，诸佛妙理，非观文字，所谓“但信佛无言，莲花从口发”。慧能不识字，不识字的人怎么能教导识字的人呢？因为禅宗慧能的最重要的是心悟。为什么神秀这么了不起的大佛学家，最后在武则天和唐中宗面前推崇慧能呢？当时神秀讲慧能虽然不识字，可是他得于自己的心悟要比我们深。要知道，佛是不执于言说的，要口吐莲花，口吐莲花是不是文字呢？慧能说这也是文字，可是这不是执于文字。这个莲花就是佛法的妙用，在慧能嘴里是口吐莲花。大家不要以为不立文字，就是讲禅宗一本书也不写。禅宗还有《坛经》，还有《五灯会元》，这些书也是有很多文字的，可是他讲不立文字，就是不要死盯着文字，不要执着于文字，要口吐莲花。莲花是悟出来的佛的本真的道理。佛知见者，只汝自心，更无别佛。

你能够看到、能够知道的，就是你的本心，心外无佛。心外无佛是《坛经》最了不起的一个说法。我们都讲佛教有丛林，丛林就是庙宇很多的地方，有殿堂，有造像，有佛教的壁画。其实这一切都是佛教的方便法门。有了佛庙以后，真正的大居士，如虞愚这些人，对佛就更知道了，不是这样的，他们心里的佛不是一个偶像，也不是庙堂。我们有一个佛教徒，他要死了，却不在家里好好静养，颠簸到五台山去，结果死在路上了。他以为那儿有佛，说明他心中无佛。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心外无佛。明代十六世纪有个王阳明，他说心外无天。天都没有，因为他说你一闭上眼睛死了，天在哪儿？对于一个活着的人，天是在你的心里。有人讲山谷里开了一朵花，你说花不在心外，它明明在那儿，你怎么讲不在心外？王阳明讲，当我没有看见这个花的时候，它不在；当我看见这个花的时候，花的颜色渐渐明白起来，说明花不在心外。这是王阳明在《传习录》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故事，就是心外无物、心外无天，这是王阳明接受了禅宗的影响。

所以，一切烦恼皆是由于自身贪爱尘境，外缘内扰，甘受驱驰。你自己心甘情愿地受这些烦恼的驰驱，你本来可以不烦恼，你要烦恼，你本来可以放下的，你不放下。我们，尤其是工作很多的人应该记住，有些东西是要放下的。如果讲今天范曾遇到十个事情，我必然放下八个到九个事情，选择一件事情。我今天能做得好的，如果我正在写一部比较重要的著作，或者写一篇重要文章的时候，我把所有的一切都放下，告诉他们所有的信件都不要给我看。有人讲，这个是重要的通知，我说，重要的通知不重要，重要不重要得看我的心。我心里认为它重要，它就重要；认为它不重要，它就不重要，对不对？不能做心的主宰，你怎么主宰自己的人生？不要受杂事的驰驱，它叫你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你永远做不完。

现在大家都比较强调物质上的追求，这对于每个人都有影响。有的时候经常有一些烦恼，有一些比较，有一些痛苦。自己有没有佛心，有没有见性，你自己见到你自己的善良没有？如果讲你能见到，而且能够坚持恶念不生，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能够渐渐得到一种大的自在，一切挂碍就没有，胸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这时候就是个菩提萨埵了。你能够达到菩提萨埵的境界，就很不错。我们之所以胸有挂碍，就是自己可能有些事情想不通，譬如讲他的能力和我差不多，却已经升到了处级干部，我怎么还是科级干部？这种都叫胸有挂碍。徐悲鸿画过一幅《六朝诗意》，一个人骑了个毛驴，看见前面的人骑了个马，他很羡慕，后面还有个人推着车，他起先羡慕前面的人，回过头来看见一个推车的人，他说我还不错。这个故事就是讲，一有分别心，你永远会比；没有分别心，你不会去比。还是出在分别心上。

南顿北渐都是禅

今天要讲定慧双修的问题。智慧是心，那禅定就是佛。要即佛即心，就是智慧和禅定、禅定和智慧不是两回事。禅定的时候就是智慧生的时候，你真正有智慧必然是禅定之果，双修就是一个人要定慧双修。我们就是坐在那儿，是要求自己心如明镜、心澄如水，要能够心澄如水，你才能真正地观佛道，如果你心里充满了杂质、定力不够，智慧不会来临的。前面的恶念不生即是心，后面的正念不灭即是佛，具足一切事相即是心，远离一切事相即是佛。我们的心灵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能够具足万相，万相都可以在这儿过，可是它留下痕迹了没有？镜子里留不下一点儿痕迹。具足一切事相是心，可是你看了以后空无一物是佛，这是一个非常明了的解释。智慧和禅定是二而一的事情。禅定的时候你是佛，你无有一切，你智慧的心里，你可以具足万相，可是不生恶念，心造了万物以后，它不会留下痕迹，那也是达到一个佛的境界。所以慧和定双修，是禅宗的一个很重要的修炼方法。有个和尚叫昙伦，他说，我要卧在这个法轮上，我有本事就能断百思想，一切的思想我能断，“对境心不起”，对着一些外物的干扰，我不起邪念，我的菩提智慧就在日日长高。他以为这个偈语很有意思，慧能做了个偈：

慧能没伎俩，

不断百思想。

对境心数起，

菩提作么长？

慧能没有那样的伎俩，“不断百思想”，难道慧能没有思想吗？他有禅宗的很高深的思想。“对境心数起”，对着一个特定的事，我的心也会动，那菩提作什么样才能长呢？他给这个和尚提出个问题，就是讲你天天躺在这个法轮上，你讲自己已经心静了，已经没有任何想法了，这就是逐欲静。你心里以为心静了，实际上不静，而慧能讲我心没有静，实际上是静的。我们看这个话都要这样来理解，才能够知道为什么慧能对神秀或昙伦，要用不同的偈来讲他的境界。

可是一定要知道，佛学是非常圆融、非常透彻的学问，你绝不要执于一句话。刚才你范曾不是讲一念不执吗？不是讲心静每一个恶念不为执，那么你善念都没有吗？善念会有。所以一定要能够全面地了解前前后后慧能所讲所想，和他所辩驳的一些内容。所以，一个大和尚也不容易，又不认识字，可是他成为六祖，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奇迹。一个字不认识的皇帝有朱元璋，能够建立一个大帝国，可是不要忘记他旁边有个马皇后，也不要忘记他底下还有一些能臣。可是论判断力，朱元璋一定高于一切人。

不讲南顿北渐吗？南方的慧能是顿悟，北方的神秀是渐觉。神秀重经典，立文字，而慧能不立文字，重感悟。南顿北渐之说，慧能本身反对这个说法，他说：“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种，见有迟疾。何名顿渐？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法就是一宗，“见有迟疾”，理解有快有慢，必叫它顿或者渐。法无顿渐，人有利钝而已。这个就是讲，神秀和慧能所研究的佛法，都是禅宗一派，都是弘忍的大徒弟，他们都是崇信的禅宗。神秀是一位很谦和的人，在众人毁谤慧能不识一字时，他说：“他得无师之智，深悟上乘，我不如也。且吾师五祖，亲传衣法，岂徒然哉？”他是一个上乘，我还不够，且吾师五祖已经把衣钵传给他了，难道这是偶然的吗？足见高僧大德的品德。慧能、神秀一个重感悟，一个重渐修。你们要知道，中国的学问离不开顿和渐，如果大家光有陆九渊的顿悟，中国的学问不会得到这么大的发展，一定要有一些皓首穷经的学者，一辈子孜孜不倦地在研究问题、探求问题，做古代经典的训诂。所谓“训”就是解释，所谓“诂”就是考证。解释和考证之学，很多的中国学者一辈子做这个，这叫渐。光是有了陆九渊的顿悟，大家都好像懂了，其实没有懂。陆九渊是真懂，可是在中国儒学的贡献上，我想朱熹是超过陆九渊的。佛法没有恒居不变的事物，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在瞬息。如果在这个问题上陷于一个法执的话，你又偏离了无常的本身的意义了。所以讲重要的自性就是佛性，骑驴觅驴，就是违背佛法的本义。

关于坐禅的问题，要慧定双修。可是慧能又说，佛出于自性，就一定要坐在那儿吗？这里面又有意味了，是不是慧能前后矛盾呢？不是，我们对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讲的话，一定要全面地了解。他是在什么语境下讲的？“道由心悟，岂在坐也。”你光坐在那儿，没有心悟，也一点儿用处没有。他阐述烦恼即是菩提，这又怎么讲？烦恼不是要除掉的吗？要用八万四千个法门，来除掉八万四千种烦恼吗？他这个烦恼怎么又即是菩提呢？他就是讲，你仅仅用智慧来照破烦恼，还是小乘法，大乘法则是“处凡愚而不减，在圣贤而不增”。你如果是个凡愚的人，你不会减少什么，你是圣贤你也不会增加什么，就是凡愚和圣贤是不增不减的。“住烦恼而不乱，居禅定而不寂。”在烦恼笼罩你的时候你心里不乱，你居禅定的时候，周围没有人，你不感到孤寂。这是《心经》里讲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意思。你仅仅用一个智慧照破一个烦恼，该做的事情太多，有八万四千种烦恼，你用八万四千个法门去照，这来不及。慧能告诉你一个更好的禅法，这个禅法就是你烦恼的时候，你很快就会有个智慧消除，这个烦恼即智慧。我们只可以这样理解，否则你会走上认识的迷途。这句话在《坛经》里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也是最容易使人产生误解的一句话。慧能希望人们的心里像天一样的湛蓝，像天一样的明净，所以讲恒河沙数的烦恼到你面前，也可以用你广大的智慧总揽一切，能够使它解除。

慧能认为这个是最高境，是无量法。最后慧能要离开人间了，他有些遗嘱，“自性若悟，众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众生；自性平等，众生是佛；自性邪险，佛是众生”。你由佛成为众生，就在于你是不是能够自见佛性，是不是能够做到众生平等，是不是能够做到自觉。“心生种种法均生，心灭种种法均灭”，我的心活着的时候，种种的法在这里面；如果心灭的话，种种法就灭了。也就是讲，我死了以后，我的法也随着我走。这是一个很悲凉的意思。慧能留下的最后一偈是：“自见本心，自成佛性。”这个佛性不是别人给你的，是你自己的。

《六祖坛经》中有十篇文章，第一篇是说他的少年和成长，再加上继承衣钵那个故事，结尾是他的遗嘱，中间有教人如何对事、坐禅，还有对佛家各种方面的一些理解，以及记述武则天怎样召见这个过程。如果是用西方的逻辑思维来要求中国的感悟思维，你会觉得这不像一本书，而是一个综合体，又有故事体，又有讲经的，很庞杂。

西方的逻辑思维，譬如讲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每个都是清清楚楚、条分缕析的，可是中国的书，像《论语》《孟子·梁惠王》《孟子·滕文公》《孟子·万章》，这些篇章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孔子的二十篇文章，也没有太多的内在关系，这是因为西方人和东方人认识问题的方法不一样。可是，我们看的是他的道讲得怎么样。就禅家的道来讲，慧能的《六祖坛经》是讲得非常透彻的，就宛如孔子讲忠恕仁和之道，在整个《论语》这二十篇里，他是全面展开了。我们看到《六祖坛经》好像没有什么严密的逻辑，可是六祖自己他不能写，也是由他的弟子们记录下来的。这就有点儿像我们读《论语》、读《孟子》一样的道理。前面的五祖弘忍和四祖、三祖和二祖，慧能和这几祖比起来，除了不识字，他们禅宗的思想，从菩提达摩到慧能是一以贯之的，而慧能是一个集大成者。

执象和不执象

神秀写的那几句诗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慧能写的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两首诗的本质性区别就是神秀执象，而慧能不执象。而执象和不执象，是神秀和慧能的根本区别，就是讲你的菩提树或者明镜台，它是有这个东西在那儿，禅宗就是要使人能够不执象，你心里要老是追求什么叫净土，什么叫净，你就不净。也就是讲任何执象的东西，在慧能那儿都认为是种障碍。譬如讲神秀这首诗本身已经很好，这个明镜擦得干净，就不使惹尘埃，它是一个具体的镜子，是一个具体的树，可是慧能说菩提没有这个树，明镜也不是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什么东西都没有，你从哪儿去惹上尘埃呢？尘埃如果讲惹上的话，不是惹上树，不是惹上台，而是惹上您的心灵，这个事情就是讲不执象以求，能够诸法空相，这是在这两首诗里一个很明显的区别。

明代的时候有个著名的画家叫董其昌，他也提出了画派分南宗和北宗。南宗是讲究顿悟的，而北宗讲究的也是渐悟的过程。如果这样看来，那董先生其实也是起了一种分别心。那么，在他的绘画创作当中，是否有些负面的影响呢？董其昌是个大文人，在中国美术史上有重要的贡献，他本人的字也写得一流。董其昌所推崇的是从王维到董源这些画家，完全是文人画家，因为他本身是个大文人。因此他对有点儿匠气的画，譬如李思训的画就不太认同。可是这个你用无分别心，它主要是佛家对人们的心灵的一个要求，而不是要求你用尺度去衡量一切。为什么我们说辛稼轩和苏东坡是豪放派，李清照等人是婉约派？因为研究文学史，如果没有区别的话，他们也就甭做事情了，所以讲中国的学问，是一个全面的学问。佛教的无分别心，是谈佛的最高境界，不能用这个去衡量其他的东西。

尤其是科学家。科学家如果没分别心的话，他就完了。科学家就是要天人二分，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一定区别开。所谓中医和西医的区别在这里，西方一定是天人二分的，因此它研究一些药物和治疗方法，是可以针对具有同样病情的人的；可是中医不是，中医因为医生不同，医术就差得很远了。同样号你的脉，脉象比较弱，这个弱是因为表，还是因为里；是因为寒而弱，还是因为热而弱？这个时候开的药方子就大有学问了。名医一服药方子下去，好了；庸医一服药方子下去，死了。所以讲庸医害人，用在中医上面的一些庸医，是非常合适的。

所以讲感悟和逻辑的区别很大，无分别心不能用在这些领域。所以，我们研究《坛经》也好，研究佛学也好，都主要是对我们心灵的纯洁性和从善性有所认识，而不是可以套用到其他的领域。

那么，我们如何用禅宗的智慧来处理和父母、朋友还有伴侣等等的关系呢？首先，你的心量要广大，要能包容。你周围人对你的态度，大体上是你自己造成的。要记住这个，你对别人都以一个善心，那回报的时候，也会基本上以一个善来回报，但是不是有恶人恩将仇报呢？也有，这个都是难免的。可是，你能够心正意诚地对所有的人，其实这个和儒家的治世是一个道理，那么魔鬼也可以变成佛。你真正地感动了他，这个还是要求诸己，而不要求诸人，你不能讲每个在你身边的人都是那么纯洁，你自己没有微行的话，他们也没有办法钻你的空子。其实我范曾所能做的事情，一定要通过我的智慧和能力，对整个社会的文化起到一种作用，这是我毕生的追求，也是我希望能够尽到的一点儿责任。

禅其实就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中，在诗词歌赋之中，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修禅，但是在修禅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出现一种疯魔的状态，或者说一种禅病？我们认为的那种社会上精神不正常的状态，和我们禅的最高境界是不是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呢？禅宗是教你能够得到三昧，能够在一个排除外界任何干扰时候的精神的状态。

禅在中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譬如讲从历史上也有狂禅，狂禅不检点形骸。有的人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信仰，可是他的状态却是一种狂禅的意思，譬如王羲之讲“放浪形骸之外”。我想任何一个禅宗大师，他一定是一个庄严法相，而不是给人恣肆纵横、狂狷无度的感觉。其实“狂狷”这两个字，在儒家也认为不是完全好，不得中道而行的人才得狂狷。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狂的人一般有进取心，狷介的人有所不为。佛教的教义，比较容易和儒家的中道结合，形成一个不偏不倚的庄严法相。

当然，社会上也有假和尚，这是为佛教所不取的。本来是个画家，要做和尚，因为明末清初有四大名僧：八大、石涛、渐江、髡残，于是他也做和尚，做当代的八大山人。可是，八大山人当时是和尚，有当时的条件和特殊原因。你现在做和尚就是假和尚，一天到晚在那想怎么出名，我一看到穿着和尚衣服，到美术展览会去的人，就感到心里咯噔一下。我说，这是和尚吗？不是。所以讲和尚入空门，你要真正地知道空门是个圣地，是个净土，而不是一时的意气，或者是什么目的。所以讲就看你的本真之心是什么，本真之心里面的佛是不是存在。心中无佛，你要想成佛是不可能的。

第十七课 《妙法莲华经》：成佛之路的微妙法门

“妙”这个字就是讲一个境界。譬如讲，“好”是个境界，“妙”就又是个更高的境界了。这是个好法，这是个妙法，这里面深入的层次不一样，妙一定深入到法性的深层。在佛家有一个如有智慧，是深入到法性深层的妙用。如来智慧是遍列一切法相的智慧，是普遍的智慧。深入法性深层的微妙的智慧叫“如有智慧”。有如来智慧，有如有智慧，那么你就知道，妙和一般的好还是有区别的。

《法华经》是一部玄妙的佛经

我今天作了副对联：

五蕴何时照破，一乘法门来净域；

三生亦是归空，无穷宝塔涌莲华。

“五蕴何时照破”，五蕴是什么？就是色受想行识，“色”不是现在我们一般讲的女色，而是物质，我们眼睛所见到的一切都是色、受、想、行，识是心灵方面的。“受”，感受；“想”，思考；“行”，造作，自己有所造，有所行为；“识”是违还是顺，有了受想行，有了心灵的感动以后，你对这件事情是顺着走呢，还是违着这个方向走，这个都有选择。从物质到精神，在佛家看来，如果讲你行“深般若”的时候，就是到了智慧的深层的时候，你会照见五蕴皆空。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在佛家看来最后都证得一个“空”字。五蕴能够照破，你就差不多能够得到真正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你就能够走进无上正等正觉的佛的境界了，所以我提出个疑问词。

“一乘佛法来净域”，一乘的佛法是《妙法莲华经》，一乘是讲《妙法莲华经》从净域里拿过来。下联，“三生亦是归空”，你的前生、今生、来生，三世都是要归空的，最后没有一个实体存在。我们所看到的诸法空相，这个“法”不是佛法的法，这个“法”在诸法空相上讲的是万物。万物没有实相，都是空相，万物都是由地水火风四大假合而成。你讲范曾是个具体的人物在这儿，他是实相吗？不，他曾不能以一瞬，一秒前的范曾和一秒钟后的范曾，不是一回事了，三十年以后的范曾，你们可能到某一个世界去找我了。这个都是风地水火，暂时地把它合拢在一起，我成了一个具体的范曾，我们要认识到，佛家终究要证得一个“空”字。如果对这个问题没有真正的认识，就不能摆脱世上的名缰利索对你的束缚或者诱惑。

“无穷宝塔涌莲华”，在《妙法莲华经》里，谈到宝塔的地方不下几十处，“宝塔”我们在《心经》里没有读到，可是你要知道，在公元四世纪的时候，宝塔在印度是非常之多。这些宝塔是从什么地方涌出来的呢？它说释迦牟尼寂灭的时候，忽然大地裂开，涌出无数的宝塔和莲华，这个是很富有美妙的想象力的说法，它不是大地震的恐怖，而是一个净域的盛况。地裂了以后，无数宝塔升起来。这个宝塔和莲华是实相吗？也不是实相。第一句的上半句“五蕴何时照破”，是谈的虚，底下“一乘法门来净域”，谈的是实。第二句“三生亦是归空”，谈的是实际的状况。“无穷宝塔涌莲华”，是虚实互相对照。这副对联把今天要讲的莲花经的地位讲出来了，作为讲座的一个导言。

《妙法莲华经》在佛经里，被认为是一部玄妙的大典。大概公元四世纪的时候，有个北印度人叫鸠摩罗什，生于西域的龟兹，当时相当于中国五胡乱华的时候，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十六国，他后来所到的后秦，也就是十六国之一。他在后秦的长安翻译《妙法莲华经》。他非常通汉文，又非常通学理，当然他有一些助手，当时的高僧僧肇等都是他的学生，因此他当时所翻译的《妙法莲华经》到今天还是各种版本里最好的。大概三百年后，玄奘翻译《心经》。《心经》的内涵和《妙法莲华经》有相通的地方，它们是一脉相承的。这个“妙”字在先秦的著作里很少见到，可是我们在老子的书里见到了，“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三国的时候有一个大学者王弼，这个人虽然是大学者，年纪非常轻，十九岁左右就名标全国。今天所有的人读老子的译本还要读王弼的。王弼解释这个“妙”字，是讲“精透惟妙”，就是讲到了极致就用个“妙”字。《道德经》里面还有“惟妙惟肖”，这些词都有。可是我们知道，之所以称《妙法莲华经》，因为“莲花”是花朵里最纯洁、最神圣、味道最优雅的一种花，没有比它更纯洁的，没有比它更芳馨的，没有比它更清香益远的，像宋代的大理学家周敦颐作《爱莲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妙法莲华经》被佛家认为是一乘经，就是大乘小乘的“乘”，是一个无上经，所以我们今天听《妙法莲华经》，可以讲是读的《心经》的原本。为什么玄奘后来要翻译《心经》呢？因为他觉得《妙法莲华经》这二十八章，人们看得有些烦琐，因此把当时流传在印度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翻译了过来。这二百六十字几乎概括了全部《妙法莲华经》的内容。可是，为什么今天还要讲《妙法莲华经》呢？因为《妙法莲华经》里有很多对《心经》里面提到的一些东西的解释，这种铺陈和解释，对我们今天进一步学佛学，可以讲是逐步地走向一个微妙法门。

《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一共有二十八品。“品”是什么意思？可以解释为“说”，二十八说。第一序说，这个“序说”在《妙法莲华经》里非常重要，可以讲是提纲挈领的一篇文章，它描述释迦牟尼住在王舍城，与大比丘两千多人说法。大比丘是大和尚。当时释迦牟尼在王舍城，就和两千多个大和尚来谈，这两千大和尚里面，包括观世音菩萨，包括舍利子。舍利子在《心经》里听到过两次，连观世音菩萨，观照世界痛苦呼声的菩萨都要举出舍利子，因为舍利子是佛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首席。以首席舍利子呼出来，就是以他为榜样。舍利是他母亲的名字，这个“子”是儿子，他以母亲的名字连上个子，成为他自己的名字，这就是舍利子的来源。其中还有观音菩萨、弥勒，都成了后来的佛了。

最著名的像迦叶，迦叶就是感悟非常强的一个人。当初佛祖讲佛法的时候，佛祖拈花，迦叶微笑。我想当时拈的花，或者是印度有名的曼陀罗花，或者就是莲花。佛祖拈着花，迦叶就能够微笑一下，这两个动作就解决了很多千言万语要说的问题。所以佛祖拈花，迦叶微笑，成为一个非常妙的故事，就是佛教的言说。有时候真正有悟性的人要言不烦，大家会问释迦拈花是什么意思，迦叶微笑是什么意思？如果他的意思讲得非常清楚的话，这个故事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们只有从感悟上体会，妙悟者不在多言。一个人像个长舌妇一样，一天到晚不停地说话，一定是语言太多、思想太少。一个真正能够思维的人，妙悟者不在多言，就几句话，全讲到了，这是很重要的。改变中国，改变今天，就邓小平几句话，“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妙悟者不在多言，他没有讲叫你读几本厚书，才悟到这一点。

当时在座的，除了高僧大德，还有国王和王子。大家不要以为他们这些国王是有广大的领土的，可能就是一个酋长或部落联盟的首领。佛给他们说大乘经，这时候天上就下了曼陀罗花，这时候佛的眉间发出一道光，光焰无际，照遍了东方的万八千世界。

佛法名相

佛法是非常慈悲的，它有教无类。有教无类见于孔子，无论你是子贡也好，子路也好，你是子张也好，曾参也好，不管你什么出身，在孔子那里，他都将你视为教育对象而教育你，有教无类。佛家更是这样，你是一个虔诚的信徒，我教你；你是一个作恶多端的人，我也教你；你是一个杀人如麻的强盗，我还教你。释迦牟尼的佛法是普照万方的，它像一片祥云，能够给宇宙万有带来甘霖，它的光照不仅照遍人间，也照遍魔鬼、照遍地狱。佛法是平等的，佛心里没有你是圣者或魔鬼的概念，他的光照一定会都照上，就宛如有个药师，也是个菩萨，他是专门弄药来救人类的。无论是大木、小木、中等木，他都会在一片如来的法云里下雨，所有人都会得到这个甘霖。如来是什么呢？是一片奇大无比的云，天无私覆，天下雨绝对没有自私的，讲我给这个木头，不给那个草，不会的，他是一个平等的大的胸怀。

我们懂得佛的这些道理，就会把自己的一些小器量、小比较和小分别扫除掉，没有必要那么精明地和人斤斤计较。这个我是讲的心灵、为人，不是叫会计师这样，在座如果有会计师的话，那是另一个问题。这都是讲的心灵的问题，所以讲我们念书不能死于章句，大儒读书得其梗概，小儒读书得其章句，甚至死于章句。我们读佛经尤其不能死于章句。万类声闻、缘觉、涅槃具在，这个怎么讲？这是讲的声闻、缘觉，或者涅槃，是不可以把它分隔开的。六根、六尘、六识构成十八个，叫十八界，这个十八界都要证得它没有，都要证得它的清净。为什么讲六根清净呢？六根不清净，你这个根就会吸收六尘里恶的东西，坏的东西，你的六识就会走入一个迷障。所以六根、六尘、六识，这是讲的十八界，一般的凡夫也都有这个。“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个是讲的十二因缘，从无明到老死有十二因缘，这个十二因缘就是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所以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

十二因缘的语言很简练，它就是从略地讲从无明到老死这十二个过程。实际上，佛家是用男女之间的爱情过程，来描述的十二因缘。其实想想，人类的情爱是不是这个过程？从生到老死仅仅是一步之遥，这个说法在佛经里没有任何唯心的成分，而是法尔如是，如是说，如是真实，就是这样的情况。这个是讲的缘觉的问题。

“涅槃”，涅槃是什么呢？是讲的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苦”是结果，“集”是原因，“灭”是寂灭，“道”是入道，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过去不是讲般若吗？般若是有吗？也是无。把十八界因缘和涅槃的全部内容谈完以后，他谈到菩萨，“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这是讲的一个菩萨道，可是菩萨道还不行，“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到达了什么境界呢？到一个菩萨道，由凡夫到缘觉，到菩萨到佛，这个是隔离开的吗？不是。尤其在禅宗顿悟的学说里边，也许你前一秒钟、前一念没有念到这个，你是众生；你后一念念到这个，你成为佛。《心经》的根源就在这里。

我觉得佛教是掌握人的生和死这种哲学命题的很好的思维方式，但它有个前提，就是你的生活里面是有很多罪过的，你在这个人世间是不行的，你要逃到净土里面去。这个会不会影响人在现实生活中追求比较好的生活？你还是要从我们所讲的国学全部内容，来体会一个人怎样能够通过学习帮助自己，譬如讲心灵上有烦恼的时候，他求佛，应该求放下，能够放下即如来。可是你说一个正在高考的学生，他每天要复习功课，你叫他放下，他考不上了：这个时候要用儒家的思想，怎么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怎样发奋有为，怎样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样来要求。实际上就是说，要在人生的各个不同的境遇下，妙用佛法。

此经的方便法门

佛在寂灭之前，谆谆以告诸徒：“求无上之道，知无漏实相，纵有懈怠如求名者，亦可觉悟而为弥勒。”《妙法莲华经》很有意思，给懈怠的人取了个名字叫“求名”，说明古代印度在一千五六百年前，也有求名求利的，可是佛对他也还是佛光普照。也许求名这个人，将来会成为一个弥勒。什么叫“无漏实相”？漏就是烦恼，无漏就是无烦恼，一个人能够到无漏之境，就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

大家可以问问自己，是不是有烦恼？我想每个人可能都处在一个有漏之境。我范曾能做到吗？做不到，因为我不是佛。所以大家如果有诸多烦恼的时候，要有一个佛心，要使自己能够证得一个“空”，什么东西都证得一个“空”字，那你就不需要去争斗、夺取或玩心计了。

不求而自来，正是《妙法莲华经》后面几个章节要谈到的。很多的佛教徒，在经过种种的困难以后，他起先不知道，以为自己得到的小智是真正的涅槃，结果是个虚妄的涅槃，后来才知道真正的涅槃应该是无上正等正觉，这个离得很远。可是《妙法莲华经》妙在什么地方？妙在它都用一种方便法门来诱导大家，使大家能够走进一个微妙法门。

《妙法莲华经》举了几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印度有一个老者，非常有钱，结果他有个儿子流落街头，这个儿子怎么生的，他没详细讲，也许什么因缘一不小心生了个儿子。他的母亲又无力抚养他，他就流落街头，成了一个非常烂的人。这个富人的确知道这个儿子是他的，结果就派人把他抓回来，儿子看见有这样一个大富翁威风地坐在上面，他惶恐得不得了。这个富人就讲，他现在还不行，还是让他走吧。他密派了两个人跟在后面，这两个人就和他交朋友，讲我们去打扫粪便，可以得到钱，你愿意不愿意？这在印度是最肮脏、最鄙俗的工作，他说愿意，可是你钱得先给我。好，钱先给他，这两个跟着去的人，是受到他的父亲指使，逐步地增加工资。他干得非常高兴，一干就干了二十年。这个父亲还念兹在兹这个儿子，这个儿子现在在什么地方，他当然非常了解，这两个人随时会告诉他，然后又请来了，这个儿子还是感到自己是一个淘粪的人，后来就让他住下来，这个人渐渐不像过去那样卑微了，心智渐渐广大了。那个老头子快死之时，把国王、眷属等所有的人都召到他面前来说：“这个淘粪的人是我的儿子，我的全部家产都给他。”

这时候，这个淘粪的儿子也不像当初那样吓坏了，因为他的心量已经渐渐地不一样了，他说了一句话：“我从来没有想过得到这些财富，这些财富自然而来了。”这个故事讲了个什么道理？就是求佛法有这样一个过程，在你艰难苦恨的时候，你心里没有所求，你也不积极表现自己的什么东西，不会在人间流露出一些卑鄙相、龌龊相，你就做你的工作。到了一定的时候，功成名垂、实至名归，你不想的东西都来了。

所以这个故事和我自己的体会也应该这样。你自己着意地去追求，一定得不到；自己不着意追求，而孜孜矻矻地去干二十年扫粪的工作，也许你根本没有奢望过的东西，会来到你的面前。《妙法莲华经》就通过这样很通俗的故事告诉人们一个道理，佛以方便法门开示甚深三昧，达无漏之胜果，究竟诸法实相。“如是”即“法尔如是”，法尔如怎么讲呢？就是它做如是讲，皆是真实。他所讲的都是真实的，佛不讲一句假话，那就叫“法尔如是”。“法尔如是”这四个字，一定要记住，这是佛开示众生的一个终极的无上法门，因为你不能对佛教徒或者信徒讲假话。

佛所开示的甚深的三昧，这个三昧是不为外物所动的精神状态，这使你能得到佛教的真谛。“三昧”是梵文音译的词，世尊从三昧，这时候佛安祥而起，告诉舍利子，“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其智慧门，难开难入”。你们知道在《妙法莲华经》和《六祖坛经》里，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坛经》是主张顿悟的，可是《坛经》主张顿悟的同时，也没有否定神秀的渐修；而《妙法莲华经》是比较强调渐修的，甚深无量的佛的智慧是很难懂、很难入的，因此应该用无数的方便法门引导众生。人们的烦恼多得很，一万个人有一万个人的烦恼，一亿人有一亿人的烦恼，因此法门也应该是不同的。我经常想，我们要解决民间很多的困惑或问题，是不是这些干部，都应该来听听佛学课，以恻隐之心对待所有人的烦恼。有的你可以告诉他，你的烦恼是不合适的；有的你可以告诉他，你的烦恼是可以解决的，有的烦恼完全是我们工作上的错误。这样的话，就能解除人们的烦恼。我认为佛教对现实，是可以做一些很好的事情的，而各寺庙的僧徒也应当无旁贷地把《妙法莲华经》的意思告诉一些群众。

“未曾有法”是形容这个法之伟大的，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根本的无上法，在《妙法莲华经》里，它讲的一乘法，就是讲的《妙法莲华经》，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如是”之境。而“是法不可示，言辞相寂灭”，这个法我又不可以拿出来给你们看到，我的言语在这里没有它的能力。因此你们就要用一些方便的法门，来给信众宣传和展示，使他们最终还是能达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无漏之境。这里面声闻、缘觉、涅槃皆莫能外，“声闻”就是凡夫法，缘觉、菩萨、涅槃、佛，就是凡夫、菩萨、佛，都要最后达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无漏之境，而这是难开难入的、不容易的，是需要不断地修为的。

佛寂灭之前，舍利弗三请佛讲一乘佛的大义。佛告诉舍利弗：“劫浊乱时，众生垢重，悭贪嫉妒，成就诸不善根故，诸佛以方便力，于一佛乘，分别说三。”现在是个很浑浊的世界，“劫难”的“劫”字，在佛学上是一个衡量大的时空的概念，如果讲梵天经过一劫的话，那人间世就要经过四十三亿两千万年，他是极言其多，而且讲得非常具体。四十三亿两千万年，这是多长呢？他极言佛、菩萨，他的广大慈悲可以通过千万劫、亿万劫来普度众生，他不吝这个时间，这个是佛的慈悲到什么地步。在一个劫浊乱时，众生身上的毛病很多，悭吝、贪污、妒恼、怨恨，我们必须以一乘之法，就是《妙法莲华经》来度化。在《妙法莲华经》里边有一句话，他说十方世界中尚无二乘，实际上在《妙法莲华经》里，我们不要死于章句，它在这个地方是强调，一乘是一个终极的大法。可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它也提到三乘，三乘和一乘是一体的，三乘有凡夫，有菩萨，有佛，那么你光有一乘法，就是讲你彻悟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害不够，所以它强调一乘法的时候，它讲世界上根本还没有二乘，其实它三乘都提到过。所以我们读文章要能够读透，能够读通。

随其本心而方便说

其实一部《妙法莲华经》也不是很容易懂的，我今天仅仅是以一个比较直白的语言来谈。一乘法就是大乘法，大乘法就是平等法，平等法就是一个无上道，随其本性，以种种因缘、譬喻、言词方便而为众生说法。他说迷惑的人群，在千万劫而不闻佛名。你想，一劫都要四十三亿两千万年，千万劫，要经过多漫长的时间。有的人还是连释迦牟尼的名字都不知道，佛就是要为痛苦的众生开示方便法门。他给他的众弟子讲，你们讲很微妙的法门大家不听，你们一定要讲方便法门，他们才能够听得懂，才能够悟到它的道理。这个世尊就是释迦牟尼，就是佛的另一个称号。世尊之偈极言净土的辉煌，他说净土起了亿万个佛塔，佛塔里有七宝，有金、银、玛瑙、琉璃、砗磲等等。砗磲是海里的贝壳类的东西，可能色彩是非常之美好的。玛瑙当然也是自然物。当时要有个琉璃珠，琉璃是一种人工水晶，类似玻璃，你想这个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两千五百年前，现在有个玻璃球谁稀罕？当时有个琉璃球，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七宝之一了。这个塔是用七宝来装饰，而且彩画、佛像，画了百幅的庄严相，而且有人作乐。当时当然是用海螺等乐器吹奏，有箫、有笙、有琴、有箜篌，还有琵琶、铙、铜钹，这一切，为什么要有这些辉煌的音乐？这些东西对真正的佛教徒都不具备什么根本的意义，可是对广大的信众，它却是一个方便法门，使人感到佛国净土是如此的辉煌灿烂，从而产生一种欢喜心。

现在我们到有些佛庙去，没有欢喜心、脏兮兮的，那些信徒都来求发财，这本身就违背佛的意志了。现在很多的信徒，他本身没有被方便法门开示过，不知道佛家的本意是什么，他认为发财致富，去磕头就可以有，这个完全违背佛教的精神。

使人们看到这种辉煌，听到这种仙乐，看到飞天在天上飞，曼陀罗花在散发，他们产生了一种欢喜心，就产生了一种随缘的思想，而且就把世俗的一些龌龊卑鄙心驱散，这时候他心里就恍然升腾起一个莲花宝塔从地面涌出这样一个盛景。这个方便法门对信徒和宗教徒是很重要的，你不能要求每个信徒都在家里念佛经就行，认为大地皆为蒲团，足下皆为净土，他做不到。要给他看一些方便的法门，让他逐渐地进入无漏之智，从而化度众生成佛。

很多信佛教的人或者捧着经典读得特别深的人，在现实生活里面，他们的挫折或者烦恼特别多，这样的人更容易信教。因为他要解脱这样一些烦恼，他要找到一个工具，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妙法莲华经》特别希望它的僧徒能够用方便法门，开示千千万万的众生的原因，因为他们看得少。

我画画的时候是最快乐的时候，这个快乐还包含着这几十年的工夫。像那些僧徒去求法，在高山峻岭疲累得不得了这个过程，如果这个过程没有，一个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很优秀的艺术家。过去傅雷叫他的小儿子拉提琴的时候，那简直是一种非常严酷的教育。一个钢琴家要能弹好一首曲子，至少弹一万遍以上才能够根本不考虑指头，声音从钢琴里发出来。这个过程是非常必要的。

所以讲我们不要读一本书就相信只有这个，虽然慧能讲的是顿悟，但是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讲，禅悟的顿悟就是跳过一个悬崖，经过了生死体验以后，就顿然悟到很多东西，这是一种顿悟的解释，可是没有叫你们去这样做。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没有一门学问和艺术，不是经过刻骨铭心、抽筋折骨的劳动才能达到的。所以，要做好长期奋斗的准备，而不要追逐一时的小名小利，要有一乘法的佛家的精神。

我们可不可以在佛教之外进行自我修行，达到佛教所说的一种无我的状态？《妙法莲华经》当然能给我们一个无上的法门，这就是诸位有兴趣来听我讲演的原因，而且通过这个讲演你会感到，有些东西是可以放下的，有些东西是需要自己处在一种三昧之境，心无旁骛，能够深入一个沉思的精神状态。另外，看到一些浮躁的人群和浮躁的社会现象，自己会有一种明智的判断，这对年轻人来讲非常重要。要求每个年轻人都像老年人一样，这不合适，年轻人处在生命旺盛的时期，当然有他们的一种精神状态，可是，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其实老年人和年轻人都会有对自己的一个反问和审视。如果我们能用佛教的一种忏悔意识，就是讲我总有一些不对的，或者总有一些不妥当的地方，我会扭转它，没有必要的烦扰我放下它，这样你就进入佛门的一个台阶了。

有的年轻人创业激情非常高昂，但是在累的时候，反而又感觉自己有一种慵懒的状态，突然感觉自己没有斗志了，可能稍微休息一下，马上斗志又来了，所以就感觉很矛盾。处理这方面的办法，佛教讲到一个故事，也是一个方便法门，一批信徒在求佛法的道路上非常艰难困苦，疲劳得不得了，这时候佛忽然化为一个寺庙，他们就在里面休息，精神恢复了以后，寺庙没有了。他说，寺庙是个虚妄的涅槃，离真正的涅槃还很远，还要继续走。我希望大家继续走下去，任何时候都要有一个无量大的心怀和非常平静的三昧的状态，无外界一物来干扰我，名利与我何干，一切皆空。有了这样的思想，你就无往而不胜，随时都没有烦恼。

《法华经》为第一无上法

大家听佛经的时候，一定是怀着一种疑问：佛经到底怎么回事？佛对众生到底怎么讲的？佛的方便法门到底是什么？佛的微妙法门到底是什么？佛讲的空是什么？佛讲的涅槃是什么？所以今天要讲《妙法莲华经》之意，解说义趣，一心听之，则闻佛法者皆具佛相，就是讲大家听佛经的时候，这个佛心就使自己有佛相。相随心转，一个人的相貌怎么样，大体上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不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相貌，才有他过去的行为，是因为他过去的行为，一定在他的相貌上留下了一些不可磨灭的痕迹。有一次，我在荣宝斋给大家签名，签名的人到我面前，我一看说：“你是个教师。”他说是。又一个来了，我说：“你搞科学研究。”他说：“范先生，你怎么知道？”我看出来了。

有人讲，有个专门做我的假画的人在那儿排队，我没有见过，他的名字叫范小曾。有些大画家不是这样吗，傅抱石的儿子叫傅小石，李可染的儿子叫李小可，他来个范小曾，好像我的私生子似的。他来到我面前，我看他手在哆嗦，我先看他的手，再看脸，修罗相。我说：“你叫范小曾？”他说：“是。”我就不管了，给他签了名给他拿走了。有的修行佛教徒和寺庙里的高僧大德都有个庄严法相，而且《妙法莲华经》里讲，听佛法的人渐渐会有佛相。

舍利弗听到释迦牟尼已经寂灭了，大感惊怖，这种惊怖就是讲，他所认为的佛的涅槃，就是死去，就是真灭，他不知道佛家的最高境界，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一个无分别的境界。可是，当舍利弗知道佛的涅槃不是真的死亡，仅仅是到一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绝对安静的境界，这个境界和死亡不是一回事，和真灭也不是一回事时，他才明白佛过去跟他谈过的真正的涅槃，就是究竟涅槃，而不是虚妄的涅槃，不是邪说的涅槃。为什么《心经》里要讲究竟涅槃呢？就是讲涅槃的本真的意义是什么。舍利子知道了，他也用他的理解开示所有的徒众。这些徒众于无上法显现的时候，就是讲妙法莲花显现的时候，看到了天女散花，听到了仙乐齐鸣。这个难道不是心灵上的吗？完全是心灵上的问题。

舍利子又以一个方便法门来开示众徒。他说有一个老翁和几个儿子在屋里，忽然这个屋子大火烧起来了，儿子就抢家里一点儿细软，拿些东西，可是这个火来不及。这个老翁讲：“不要找了，门外有我七车珠宝。”所有的儿子很快全出去了，从火的灭顶之灾里，从这个方便法门出来。这个是当时舍利子讲的一个方便法门的故事。在生活里，我们叫它“善意的谎言”。如果没有这个善意的谎言，这几个儿子在里边不烧死也得呛死。在火灾的时候，一定什么都不要，赶快出来，生命最重要；尤其是呛死，一口气呛得肺爆炸了，这个是最可怕的。佛开示一切的众生，他也是世间的父亲，也应该像父亲一样，随时给他的僧徒一种从火舍里边逃出来的方便法门。我们不妨把生活里遇到的种种灾难和痛苦等比拟为这个火舍，逃离这个火舍。

有人诽谤佛教、呵祖骂佛，这个人简直是坏极了，连祖宗也骂，连佛祖也骂，其罪甚重，而佛泰然自若、庄严而自在。他的庄严不是装的，你再骂他，他还是个庄严的存在。就是讲佛没有和骂他、攻击他的人计较，他有如来担荷：你的罪恶我有责任，为什么我有责任？我没有向你很好地宣示佛的一个无上的境界，你才这样骂我。所以世界上的一切坏和我有关系，我要担荷。佛是这样，基督也是这样，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最后留下的一句话是：“原谅他们。”如果一个人真正有了担荷人类罪恶之意，那么我们才可以理解到，为什么地藏王菩萨能说“地狱不空绝不成佛”，能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就是有这样大担荷、大责任的人，才会以民族的痛苦为痛苦，以民族的灾难为灾难。

这一章极言《法华经》是成佛的人必须诵读的，因为《法华经》是第一无上法，这里面提到两句，“不要登高原而取水，应该入室而悟空”，有大智力、有大力量的人，往往最能容忍。为什么佛家的思想能在中国得到土壤，除却道教和它有很密切的关系以外，它和儒家的很多中和、中庸的思想也是联系在一起的。

《妙法莲华经》里有两处提到女身，有人讲佛教对女子不平等，不是说要无分别吗，为什么分别男性和女性？不是这个意思。读书一定要读到书的本质，其实在古印度，对女性是非常之轻视的。从释迦牟尼开始，他允许一个女的，而且是一个风尘女子做尼姑。而《妙法莲华经》说的“女子污秽”，仅仅是随俗之说，《妙法莲华经》中这样的女子都可以悟道成佛，这才是《妙法莲华经》的根本的平等思想。为什么讲《妙法莲华经》是平等法，是无上道？就是这个。此章又提“女身污垢，非是法器，极难成佛”，而有龙女献给佛一个宝珠，价值三千大千世界。大家讲是不是这个女的行贿啊？佛收了以后她就成为一个男子，“具菩萨行往南方无垢世界，坐宝莲花，成等正觉”。这里面又有问题了，千万不要看它这个，因为佛教是要靠施舍的，献出财物实际上是献出佛教徒的一份诚心、一份劳动来供养佛庙和众僧徒。大家不要以为这是一个贪污的行为，其实真正的大和尚，他是用在功德上面。

有没有讲献了一个珍珠，它的价值就是三千大千世界？没有这个事情。三千大千世界怎么讲？小千世界就是一个太阳和一个月亮的世界，中千世界就是一千个太阳和一千个月亮的世界，大千世界是一千个中千世界，就是有十万万个太阳和十万万个月亮的世界。他说这个珍珠就值三千大千世界，这个三千世界更言其多了，它比大千世界还多，他用了一个词“三”，三千世界就是无穷大、无边无际。实际上就是讲，这个女子所奉献的是一个宇宙本体，奉献的是真正的心。而这个真正的心，能够总揽这个的话就是个佛心，把佛心呈现出来的时候，她当然就可以成佛。

释迦牟尼对普贤护法非常赞许，而普贤希望于修普贤之行的人，能够转法轮、击法鼓、吹法螺、雨法雨，三千大千世界皆大欢喜。“披重宵而高蹈，登昆仑而俯盼。”这是一段大的交响乐的结局，就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非常之庄严、非常之了不起。

在开始读《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完全是一个非常愉快而虔诚的心情，佛经是能够给你欢喜心的经典、能使你解脱的经典、能使你能放下的经典，也是能使你脱离低级趣味的经典。佛经上绝对不会有一点儿教人坏的东西，如果有这个东西的话，在中国这个文化丰厚的国土上，它不会传播，也不会为历代的文人所欣赏。

佛经的开悟就像孔子论仁，他说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说明真正成为一个志士仁人，谈何容易？佛教也是这样，佛教你此时悟，此时为佛；彼时迷障，彼时为众生。它不是一下子就永远成佛了，那就不是佛家的一个意思。可是这里面又有一个问题，慧能不是讲顿悟吗？我想，慧能是对佛教最根本的空的认识上顿悟了。有的人有些东西是得到开悟了，可是在一些时候，他又走入一个我执或者法执。坐在那儿没事，谁也没有惹你，自己忽然烦恼起来了，啪一个东西一扔，扔这个东西，怒在此，想在彼。这就是无明烦恼、所知障，知道得越多，你的烦恼越多。那么，我们要破除我执和法执，使自己经常能够得到悟，这也是个慢慢的过程。慧根是天生的还是后天修行的呢？天生的成分多，但也有个发现的过程。也许有的小孩儿，你最初看到他没有什么，爱因斯坦小时候有点儿木讷；达尔文小时候，别人也认为他不是非常聪慧的，结果他们成为了伟大的科学家。

佛教是在中国流传了将近两千年的一个外来的宗教，而佛教来到东土以后，经过中国的发展而中国化了，结合我们本有的儒家和道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儒、释、道的三足鼎立架起了我们民族文化的大厦，缺一不可。我想儒家当然是我们社会的主流学问，因为作为一个具体的实体、一个国家何一个民族来讲，最重要的还是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是有些国家没有儒家和佛家的根本的良知说，没有佛家的广大的恻隐和悲怀，它们做一些事情就往往违背了一些人类的正义。中国是有五千年文明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应该对人类的未来做出更多的贡献。

拿中国的佛教来讲，我想它未来一定要使人类知道大慈大悲是什么、大智大慧是什么。这个大智大慧、大慈大悲，是佛教的两大宗旨。大智大慧是要叫全世界的人类能够明白，在今天，世界要能够存在下去，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每个阅读佛教经典的人，能够使心灵得到一个大的自由，而这个大的自由，是其他人给不了你的。那么，怎么能使这种自由，是一种真的涅槃，而不是一种妄作的涅槃？我想我们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只有自己不断地修为，对佛法有一些根本性的了解，这对我们的心灵有非常大的用处。对我们具体的实践来讲，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放下即如来，因为世道非常纷繁，家事、国事、天下事，你必须放下。事必躬亲的话，你肯定忙得不得了。

还有，现在的世界缺乏菩提心，缺乏大智慧，缺乏无上法，因此一定要以一种菩提心，来改造我们现在的世界。

过去的时代，留给了我们丰富多彩的人类文化，这是奴隶社会、农耕社会对人类的一个无可比拟的贡献。如果当时信息这么便捷的话，世界的文化不会这么绚烂多彩。古希腊为什么雕刻那么好，我们看到米洛岛的维纳斯像，仅仅是其中的一尊，它有数以千计的古希腊雕刻，你看不过来，丰富得不得了，而且一个个都是那样的精美。为什么？古希腊有大理石，古希腊人高鼻深目，在那儿太阳光照时间又长。在阳光之下，大理石所投出的雕刻上的阴影是个美的所在，你在温带很难体会到这个。你在没有大理石的地方，很难用其他的质地，来塑造这样的东西。

可是在中国，我们有彩陶，我们的陶土，无论是大汶口的还是仰韶的，无论是马家窑的还是河姆渡的，这些陶器的发达在那个时代也是在全世界了不起的。因为离现在已经五千年甚至到七千年了，所以我们远古的先民的艺术创造跟他所居住的条件和所可能提供的材质，有一个直接的关系。

第十八课 书法：一字一生命

随着语言的发展，人们会渐渐想到，怎么用一个方法使一个具体的东西留下来，因此人类就发明了文字。截至今天，世界上大概有两种文字，一种是表音的文字，一种是表意的文字。全世界大部分文字都是表音的，只有一个国家的文字是表意的——中国的汉语。表音的文字都是通过不同的音节说明一个字，这个字本身是由字母或符号组成，字母和符号本身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声音，而不是一个感情界。而中国的表意文字，它每个字的构成，都能成为一个表意的系统。

我今天主要是讲书法艺术。书法为什么能构成艺术？这个和中国文字的特点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中国的文字有象形，有形声，有指事，有会意，有假借，有转注。这一系列的因素，使一个字成为一个生命体。

书法的历史

根据西方拼音文字的词根，你会大体猜到它的意思。象形、形声是最初出现的；指事、会意是后来才出现的；假借、转注是最后出现的。我们的先民有表现欲望，中间画一个高的尖头，右边再画个尖头，这是山；一个主流旁边画几个支流，这是水。最初能够出现的是这种象形和形声的字，因为字一定是由少而多。到了指事、会意的时候，就要复杂一点儿。

譬如讲会意字，“忐忑”，心一上一下，不安；过去还有“陷阱”的“阱”字，就是井字，中间一个点，又有象形，又有会意，井是个象形，中间的点是会意，这个点代表所有的虎豹豺狼，或一切让它掉到陷阱去的东西。如果讲抽象艺术，“陷阱”的“阱”字，早于西方的象征主义。我们想一想，还有更妙的、更抽象的办法包含这个井的目的吗？会意就比较复杂了，到了假借和转注的时候就更复杂了。县令，这个“令”是可以号令，能够号令于县的就是县官，因此这个令就转借为“官”。转注，这个“考”和“老”，实际上就是一笔一弯而已，它转注成为一个“考”字，这个“考”字，就和寿考联系起来了。讲老年人，可以讲“寿考”。如果一个小孩才七八岁，问他寿考多少，那就讲错了。而且，这个“考”字是一个尊称，譬如讲，称自己的父亲为“皇考”，祖父为“祖皇考”。这个“考”字，实际上是“老”字的一个转注。

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和东晋郭璞的《尔雅》是迄今为止研究古文字学不可或缺的两部书。无论人类发展到什么地步，中国的文字总会永葆美妙的特质，这点对我们的民族来讲是一个骄傲。

最初是天赋的混沌。这种天赋是每个人都有的，浑浑噩噩。我们的先民在荒草野林里面，几片树叶盖着身子，一个兽皮披在身上，他看天、看日、看月，一定会产生一种原始的喜悦和奇妙的感觉，而这种奇妙的感觉，我称它是天赋的一种混沌。他们创造字的时候，那种天赋混沌体现出来了。而这种天赋混沌正是我们现代人渐渐丧失殆尽的，现在的小孩没有天赋混沌，他和自然接触太少，和机器、电脑接触太多。我们小时候不是这样，像我们这一辈的人在一起，谈到小时候都做过一些事情，譬如讲养蚕、养萤虫，到了秋天捉蟋蟀，没有玩具，这个混沌的状态是难以保持到中年甚至老年的。一个老年人有一点儿天赋混沌之感的话，他不是圣人，就是糊涂蛋。

然后是神秘巫筮。到了甲骨文的时候，它有神秘感。这些巫师不像街头的算命先生，因为当时的知识他都掌握了，这种巫筮之士大体上是当时的知识和文化的掌握者。皇帝要出征，巫师来占卜一下，他可以用一个龟壳或者兽骨在火上烤一下，根据这个裂纹，他写出今天王要做什么，要出去打猎会怎么样。这样的龟甲留到现在大概有十万片，殷墟甲骨文从发现到现在不过一百多年。大概在光绪年间，有个叫孙诒让的人首先发现了甲骨文，当时并没有被大量发掘，直到民国初年以后才开始大量发掘，至今大概有四千五百个字，但是人们能够辨识的只有一千七百个字。这也是经过一百多年来，经过很多才智之士，比如罗振玉、董作宾、王国维、刘铁云、郭沫若、于省吾、唐兰等人苦心钻研得来的。还有一些有争议的、不能为甲骨文学界所认可的三千多字，这里面有很多神秘主义，是今天破译甲骨文的人所不能理解的东西。如果现在有个研究甲骨文的人又发现了一个字，能为海峡两岸的学者都承认，这就像发现了一颗新星一样重要。

神秘巫筮有很多，可能永远成为一个千古的哑谜，因为我们不懂得当时巫筮们的语言，不知道他们思维的逻辑过程，因此这些字就会永远迷失在历史长河里，仅仅留下一个形骸。在中国一直到今天，我们用的文字，从它的形貌上没有变化，还是这个血统下来的，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那么，甲骨文到底有多少年历史呢？我们讲甲骨文是商周时候用的，就是说从公元前十六世纪一直到今天，已经有了三千六百多年。

我们知道，上古时代有些民族也是相当聪明的，比如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是刻在泥土或者比较软的石头上的。刀是三角尖头的，刻出来的字就像钉子似的。楔形文字是一个字，可是，是不是像汉字这样一字一音呢？不一定。苏美尔人不过是一些城邦，这些城邦互相战斗，可是文化上却开始出现了楔形文字，这在西亚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后来因为巴比伦帝国、亚述帝国和后来的波斯侵略他们，这些侵略种族没有文字，也许用不同的音念这个图画。今天的以色列人或伊朗人，一个字也是咕噜咕噜念半天，可见楔形文字不是一字一音的。“水”字像中国的象形文字“水”一样，“鱼”像中国的象形文字，“头”像古代战士的头盔，“走”是画了个脚上穿的鞋。

后来，就到了审美主动的阶段。古代的大篆、小篆已经有审美主动了。大篆的字体到了石鼓文或者周代，现在藏在台湾的一个散氏盘，从字形的结体来讲是丰富、美幻的，结体间架有很多艺术意味。秦朝的泰山刻石和李斯碑现在只剩了几个字，这个在书法史上叫“小篆”。小篆就是六国统一以后，李斯所颁布的大家要遵循的一个书体。因为当时地方很分散、文字不通，没有统一的规格，可能这个多一画，可能这个少一画，可是到了李斯的时候就规范化了，从审美主动到个性渐彰。个性渐彰是什么呢？像《石门颂》《石门铭》，写碑的人个性一定比较豪放，他写到不是这样贴上去，就不足以抒发自己的个性。

在魏碑里也有这样，《龙门二十品》里面有的比较细秀，有的比较粗豪。像杨大眼，这个人可能眼睛很大，给他写了个碑，这个碑非常粗豪，个性渐渐地表现出来。

汉碑称为隶书、汉隶，比秦朝小篆方便多了。为什么叫隶书呢？就是在官场上，官吏听皇帝有什么指示，他要记下来，画那个篆书画半天，一个字还没有写出来，皇帝的话已经过去了，所以他要用隶书。这个汉隶和魏碑，我想是学习书法的一个必经途径，而不是希望你最初就学石鼓文，写散氏盘，写大篆、小篆，或者写李斯碑，而是让你先学和自己比较接近的。汉隶和魏碑的这些字你都认识，而且这个字对于锻炼线条是毫无阻碍的。你如果想要写气势比较开阔的，可以写《石门颂》，写《石门铭》；你要写比较清秀而玉润的，就写《曹全碑》；你要写比较厚重的，就写《张迁碑》。这几本碑都是汉碑的一个典型。写魏碑，我希望你们写什么呢？写《张猛龙碑》《张黑女碑》《龙门二十品》，这几本碑帖写魏碑最好。

你们要知道，康有为在政治上是个改良主义者，到后来当然成为保皇党，以后他又研究学问，是极其有天分的人。到了晚年，他著了一本书叫“广艺舟双楫”，基本上的观念就是重碑轻帖。重什么碑呢？康有为是专注地重魏碑，他认为魏碑如江汉游女，天真朴素，在这方面完全看出康有为的才。康有为的字有魏碑的风格，有汉碑《石门颂》《石门铭》间架，当然康有为的才气用在书法上是完全够的。宋拓的《九成宫醴泉铭》是宋代的拓本，可是是唐代的字。

然后从个性渐彰到唯美主义。唯美主义就是讲，对字的间架结构机体无懈可击。到了王羲之，到了宋代的米芾，甚至于苏东坡，也有唯美主义的倾向。你看他的《黄州寒食帖》或者《丰乐亭记》，不像他的词那么豪放，他有些唯美主义。王羲之的《兰亭序》在东晋的时候能达到这样美奂，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王羲之在中国被称为“书圣”。

兰亭序

也许你们认为，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写成这样？可是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最美的，在今天也就是最美的，这是欣赏艺术的一个方法。所以看王羲之的字，是给你一种内心的快意。王羲之的后人，怀仁和尚集《圣教序》。什么叫集《圣教序》？就是王羲之的字在社会上很多，他来收集王羲之的字，然后拼成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需要这个字，这个字在王羲之的哪篇文章里有，集王羲之能集成这么一篇文章。就说明当时流行在社会上的王羲之的字还是相当多的。

人类历史的最高的文化损耗，就是皇帝如果偏爱这个人的字的话，就是这个人的字的灾难了。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这三代皇帝都喜欢王羲之的字，搜罗天下的王字。当时皇帝要搜罗，那谁也不敢不拿出来，集中搜罗，要遇到战火，就是集中损坏。现在我们还留下一个希望，就是陕西乾陵的开发。在武则天的墓里，我断定有大批王羲之的字。刚才讲的《兰亭序》乃是唐朝的大臣临摹的，或者是刻在石碑上的，王羲之的《兰亭序》的真迹应该在武则天的乾陵里面，这个帖子是唐朝的大臣褚遂良临摹的，和石刻的又有不同，可是间架结构是不会有错的。

王羲之的尺牍是王羲之给人写的信。在那里面，他的字形和间架结构已经是非常美了，而这种随意的过程里写的字，有时候甚至比他写《兰亭序》显得更自由，他有一种放松。艺术如果太不放松、太紧张，都是个问题。艺术家到了精神放松而且有释放需要的时候，他的精品一定会出来，无论画家还是书法家都是这样。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是稀世之宝。今天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这张字被认定是王羲之的真迹。

《兰亭序》里边融入了哪些儒、释、道方面的精神和思想？和书法关系不大，但是我可以简单地谈谈。王羲之写《兰亭序》时是一个尚清谈的时代，当时的文人希望能够越名教而归自然，能够享受有限的人生，所以他对庄子的齐一说表示怀疑。他说：“齐彭殇为妄作。”彭祖和殇子你说一样，并不一样啊。所以，最好一个人能做到“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就是自己要能够对这个道理有理解，可是又不能受理法束缚，要能够“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要能够越名教而归自然，名教就是礼法、伦理等等。所以，这种思维是《兰亭序》里的基本思想，和书法没有太大关系，是一个哲学问题。

书法欣赏之道

王珣也是晋朝的一个大家。他的字和王羲之的风格不一样，他的字里面有一种散淡、潇舒的趣味。而这种趣味，和王羲之那种无懈可击的唯美是有区别的。王珣的《伯远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过去一直掌握在乾隆皇帝手上，他为这三部帖特地建造了一座殿堂，叫“三希堂”，“希”是“稀少”的“稀”，是三个极为珍贵而不可再得的财富。现在有一个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有一个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怀素的《自叙帖》是怀素讲自己身世的一本帖，这本帖里也谈到了当时的一些论家对他的评论。草书到了怀素，就形成一个高峰，这是比较难以逾越的。如果讲近代有人能够接近，或者在某些地方逾越的话，就是毛泽东。毛泽东不仅是个大的政治人物，他用业余时间写字，高度也是一般人达不到的。怀素《自叙帖》里讲，他有时候作书，“忽然大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看他的帖你就知道，他绝不是酒醉以后写的，每个字结体相互之间的关系，都那么精到得无懈可击，这个绝不是醉酒后的产物，而是高度的理智下面驾驭高度的热情，才能写出来这样的字。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我想当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拥抱的时候，一个公正的理智之神和激动的酒神能够拥抱的时候，伟大的艺术才会产生。

傅抱石是一个天才，往往喝醉了以后画，一些不懂底细的人就讲，你看，一个人神智过分清醒的时候画不好画。傅抱石的名作往往都是醉后画的。我过去每次到南京，一般都住在傅抱石先生家里。傅抱石已经故去了，可是傅抱石的太太告诉我，他往往喝酒后不怎么醉的，他就是画画的时候，旁边有一杯茅台，他可能是提一提神。他是一个会品酒的人，他一杯酒在旁边，“芳菲菲兮袭予”，抿一口然后画。有一次傅抱石真的醉了，他说我要画画，这个时候他太太拿了纸来，他画好，然后睡着了，还没称赞完自己睡着了。隔天，他依稀地记得前一天画了张杰作，问：“我昨天最后画那张画呢？”他太太拿给他看，只见一团墨猪，他当场就撕掉了。这就说明他的醉态和醉意等有对大自然的陶醉之意，有身心和大自然交融的陶醉，不是真正的喝醉了。李白的斗酒诗百篇，我不相信，因为李白用字非常考究，而且他的诗绝对不是醉后的糊涂话。醉意对一个艺术家来讲绝对是需要的，轻松对一个艺术家也是重要的，而你微微地喝了酒以后，你会轻松一点儿，你会淘汰掉一些烦琐的思维，会全神贯注于艺术，这个时候往往是能出现好的用笔的时候。

中国画的笔迹是不可以改的，下笔就是空间，下笔就是时间，下笔就是质地，下笔就是动态，行、质、动都在里面。所以，中国画对线条的要求，来源于书法家的实践。书法家为画家铺平了道路，为画家的实践付出了他们的辛劳。到了怀素的时候，已经有这样成熟的狂草，可是中国的泼墨简笔描的人物要到五代南宋以后才出现，晚了好几百年。而这种是从草书来的，书法家为中国画家铺平道路，这在人类的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书法家和天地精神交融，给画家提供了实践的经验，在这点上，中国的画家应该感谢书法家。

颜真卿的《多宝塔碑》在楷书里是一个巅峰之作。他这个字出来以后，摆在那儿就有一种庙堂的气象，大气磅礴，有一股压人之气。因为他本身就是大官僚，而且他的为人也证明，他和书体是一样的，为人和书法有相当大的关系。我们不可以笼统地讲，有什么样的性格就有什么样的字，可是我一般可以看出，这个人是一个浮薄之辈，这个人比较执着，这个人思维比较迟钝，这个人比较油滑，都可以在他的用笔里体现出来。这个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体现出来呢？写到一定的水平，而且有相当的造诣，这时候可以看出来。可是到了另外的地方，你就看不出来。有的人也许造诣更高、水平更高，写的字非常好，气势磅礴、大开大合，但他是个坏人。严嵩、张瑞图、王觉斯都不是什么好人，汪精卫的字也写得好，但他是个大汉奸、大奸佞。书法需要大的气象，才能写出来。

练字的用心不用心，我看得出来。有一次我教大学书法课，我说你们的书法不要一张一张拿，铺在地下，我统一给你们看一下就行。我讲课时不喜欢每堂都讲得这么详细，我看看这个还可以，要注意什么，我说这个神不守舍，这个写的时候神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一一看了。又看了一张，我说这个字怎么又神不守舍，你们可以看出范曾火眼金睛吧？绝对逃脱不了我的判断。

颜真卿的草书是《祭侄文稿》。他的侄儿被乱军杀了，他写了《祭侄文稿》，非常愤怒，这个写字的时候能看出他的愤怒来。如果他要写个正楷的《祭侄文稿》，就不会这样打动我们，通过书法能感到人在当时的状态。我题字，也不一定每次都题得好，题“建党伟业”时，我拿起大笔来一激动，就写了这四个字，一次完成。昨天我题了个“胶州湾大桥”，第一我对胶州湾大桥不太了解，第二题这种名称性的文字，感情不是很强烈。我题了三次，最后还是第一次那张最好，而不是一张比一张好。所以讲写字，那种即时性的状态是很重要的。颜真卿的另一部行书，叫“争座位稿”。颜真卿最有名的行草，就是《争座位稿》和《祭侄文稿》，这两篇他都写得很好。

褚遂良写的《雁塔圣教序》不是集，前面不是有怀仁和尚集王羲之的《圣教序》吗？他是用自己的书体写《圣教序》，可以看出这个宰相的为人。褚遂良为人方正，在唐代，史官的地位相当高，不像汉代司马迁讲“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而流俗之所轻也”。当时唐高祖规定，史官记录的东西，皇帝不能改动。褚遂良就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唐太宗要看，他说不可以，我记的，如果不是事实的话，我有断头之罪，可是完全是事实。

帝王不能太懂文艺，宋徽宗赵佶写的字太漂亮了，而且这个字体是他创造的一种瘦金体，这个非常难写。后来画工笔画的人，像于非闇、俞致贞这些人，都以瘦金体题画，因为用这样的字题工笔花鸟画非常之美。宋徽宗不仅善于写字，而且善于作词，善于画画，善于研究道学，可就是不善于治理国家，把国家弄亡了。

宋代有苏、黄、米、蔡，即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蔡”本来是蔡京，后来因为蔡京是个奸佞，人们不愿意他列入四大家，就换了另外一个姓蔡的，叫“蔡襄”。要平心而论，蔡京的字比蔡襄还好，所以书因人传，书因为你的人好、品德好、学问好，人们就珍惜它、爱它。米芾是一个神经兮兮的人，叫米癫，这个米癫有点儿装疯卖傻。有一次在宋神宗面前，宋神宗的母亲高太后的奶妈就是米芾的妈妈，他从小在宫廷里长大，以他这种身份和他的才情，他完全可以做到大官，可是他对官好像不太感兴趣。最后就是在南宫奉陪外廷末议，所以人们叫他“米南宫”。有一次，皇帝送他一个砚台，里面还有墨，他谢了以后，连墨带砚台就往衣服里面一放。皇帝一乐，蔡京就跑到旁边说，这种无礼之行，只可以有一，不可以有二。有一次，米芾和苏东坡在一起吃饭，米芾讲人家说我是米癫，我哪儿癫了？叫苏东坡说，苏东坡说“吾从众”，我听大家的，也就是讲，你就是米癫。他后来到地方做官也不好好做，见到石头就把官帽子取下来，戴在石头上，向石头拜。后来被人揭发了，把他的官也去掉了。可是他的字被留下了，之所以被留下，因为他的字是宋代四大家之首。

苏东坡的《黄州寒食诗帖》现在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是苏东坡写的最得意的。他自己也很欣赏，说他要在无佛处称尊，就是现在旁边没有菩萨，我要称尊了，就是讲我的字写得真好。的确，这是他流传到今天最好的一张字。

唯美主义经过了人类的感情的更多投入，就走上了个性彰显之路。个性彰显的人，你譬如讲祝允明，就是祝枝山，我说他的字不循绳墨，有时候非常汪洋恣肆、不循法度，却让人感到一种特殊的张力。不像现在一些人写字，还没有写好的人倒是不循法度了，张力没有，看出他那个蛮劲儿。蛮劲儿和张力不一样，张力一定是在严格约束下的一种放肆，你说你根本没有学几天，就写黄庭坚的《松风阁》，他翘脚翘腿的，你就把毛病学了。你学祝枝山也是这样，你还没有他的功力呢。你学他的纵横恣肆，结果画面是非常之难看。

过去法国有一个文艺家，写了《中国书法理论》。这个人文学水平很高，可是他写的字让人有点儿不敢恭维。他是以一个书法家的面貌在中国出现的，他就叫写字人都蒙上眼睛写字，他说你这时候写出来的字一定比你睁着眼睛的时候写的字好看。所有人都蒙上眼睛写，写出来以后，所有的学生都大为惊讶，自己有这种潜在的天才没有发现，原来蒙了眼睛以后它才表现出来每个人对自己都有一个错觉。但这种说法不能当真，写书法当然需要目之所见，心之所悟，手之所书，心、手、目是不能够须臾离开的。

在艺术欣赏上不像做数学、做自然科学那么严密，错就是错，对就是对，艺术不存在正误性，就是讲我的字是正确的，你的字是错误的，没有，只有美的审判。这种美的审判，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可是归根结底一定要记住，如果能够持之以恒地努力、不停地精进、不停地学习，而且多读书论、多读史册、多懂诗歌，你们的判断力一定会提高。欣赏书法，我要告诉大家一个诀窍，这个书法好，那个书法好不好，感觉最重要，它给你快乐的感觉没有，给你愉悦没有？进一步讲，它给了你哪种不可言说的感动？有了这个东西，你就认为这个字是好的。

即使你的字写得再好，你使自己一点儿天赋混沌都没有了，可能还是不行，所以近代像弘一大师、八指头陀敬安法师，他们写的字，你会感到他们有一种回归、一种繁华过尽归于淡泊的胸怀。弘一大师从人生到艺术就是这样，后来他写的字一点儿火气都没有了，完全是化外之人。

中国书法的审美过程，先是惊讶，这个字到你面前你为之一惊；第二，赞叹，你会赞叹它；第三，爱慕，你会爱慕它。《黄州寒食诗帖》你在没有看它的时候，不知道它的内容；这个字到你面前来就有一股气，这个就叫惊讶。然后再看他的词，你看到，诗又写得好，惊讶以后赞叹，赞叹以后你要买。为什么要买？爱慕，心爱的东西拿回去，时时可以展开，它和原作一模一样。惊讶、赞叹、爱慕，是欣赏所有伟大艺术相同的三大因素。

中国书法为绘画铺平了道路，我们怎么能够在国画当中看到书法的影子？它们是怎么统一的？譬如讲草书要顺而畅，篆书要圆融，隶书要简便，这种因素我都会用到。有时候画一个棍子，我会用篆书的笔法；画衣纹，速度很快的时候，我会用草书的笔法；画石头等比较坚硬的东西，我会用隶书的方法。可是，这个也不是绝对的。因为画画时你想不到那么多，当时是在二十分钟之内，要画这么复杂的东西，又表现了人物的神态、心灵，由他的整个身体状态所构成的一种感觉，完全是一种即时性的反应。这种反应来得很快，所以讲我不能想我只用篆书，只用草书，或者只用隶书。

中国书法与宇宙密码

中国书法与宇宙密码（这个宇宙的密码是我自己发明的一个名词）构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它的表现是形上哲理的体现，是个形而上的哲学思考，而西方的拼音文字不需要形上哲理的思考，你只要写得规矩、写得流畅就是美。中国不是这样，孙过庭的《书谱》里讲：

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姿，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

最后两句要特别注意，“自然之妙有”，是自在而已然的存在，是一个恰到好处的存在，是不可增不可减的、无所不合理的存在，这个存在就叫“妙有”。如果书法能同自然之妙有，这难道不是一个哲学的思考吗？“非力运之能成”，不是讲下笨功夫就成了。

“悬针垂露之异”讲的是什么？写字，最难的是这根线，这叫“悬针垂露”。你要观察悬针，它不是一往如注的，像一滴水在玻璃上滑下去。悬针悬在那儿，露水往下滴的时候，它也是慢慢地往下。“奔雷坠石之奇”，就是有时候一个点下来，要有一种一个石头掉下来的感觉。“鸿飞兽骇之姿，鸾舞蛇惊之态”，这是讲的书法的构成。要有深度，要有变换。“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这个就是讲，你有时候要有一种险绝的地方。“或重若崩云”，云在天上崩开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分量的，可是感觉上是有分量的。在艺术的形容上，没有分量的东西可以变成有分量的。我不是讲李清照的“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愁有什么分量？“或轻如蝉翼”，蝉的翅膀是非常轻的，有时候一笔下去，很轻地过去，这是极言线条变化。“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你的线条过去了，像泉水流过去那么顺畅，一顿，像山就安在这儿。“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一个初月之出天涯的时候，是非常美妙的。“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你看众星在银河里，它是多么的璀璨。它为什么通过这么多形象的语言来描写用笔？就是为了归结为最后两句话，就是我刚才特别强调的诸位要“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

谈到书的变化。孙过庭曾经讲：

夫质以代兴，妍因俗易。

文质和妍美，随着时代风俗变化，质是讲的质朴，妍是讲的妍美，他没有对这两个字有贬或者损的意思，他讲，随着时代这两个都在变化。

淳醨一迁，质文三变，驰鹜沿革，物理常然。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何必易雕宫于穴处，反玉辂为椎轮者乎！

纯朴到后来能够厚重，这个“醨”形容好酒。“淳醨一迁，质文三变”，由质而变成文，文有文才，质是质朴，各种由质而文的，或者由文而又回归到质的，它的沿革是物理常然，不要用古人来否定今天，今天也不要陷入一个共同的毛病。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是孙过庭用的《论语》的句子，文质要能够相匹配，文质要相互助长，那么你就是个君子。

他还提到一个重要的观点，你现在已经住在雕梁画栋里面，不需要再回到原始人住的那个洞里去；你也不要有了玉雕饰的车，还去推那个独轮车。他的思维是讲，不要用古代的东西来否定今天的东西。孙过庭是唐代的一个大书论家，他的观念是随着时代而前进的，书法不需要用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是指在书法这个领域里，我们中国人要有自信，不需要有西方的艺术因素渗透等。

书法这个领域，是一个自足的完美的体系，这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实践。你只要能在你的实践里注入一点儿自己的因素，就是很可取的。你们今天在大街上，或者在报刊、电影上能看我的字，这就是我的胜利。为什么？因为我的字和古人不同吗？不是，我来源于古人，我彰显了自己的个性。

现在有些书法家有这几个问题，第一是乖张，乖张就是忘乎所以、唾沫星子直喷；猥琐，写的字鬼鬼祟祟，像心怀叵测的样子；邋遢，脏；訾謷无状，秽浊，这种东西都是逐臭之夫。这个本来是臭的，他却认为是美的。你知道大自然之所以存在，因为有众芳之所在，有芳香的东西，它相对的是因为有臭的东西，而我们把臭的东西讲成是香的，把香的东西说成是臭的，怎么可以？所以我们在维护宏门正学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什么东西是真正的好东西，什么东西不是好的东西。邋遢、訾謷、秽浊，这种东西是要不得的。

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通会之际，人书俱老。

你初学这个字的分布，怎么样叫分布呢？分布就是一竖一横，这个结体叫分布。“但求平正”，最初你平正还没有好呢，正步走还没有好呢，你就准备跑步，那是不行的。追奇和险是个过程，既能险能绝了，你复归平正，就是刚才你们看到的祝枝山的字。我说他有汪洋恣肆，可是给你感觉不会不平正，它还是能有一个正大之气，最初你达不到，到了中年你可能做得过分了，到最后你才能够会悟，才能通达。通会之际，你的人和书法俱达到一个老练的境界。所以讲，书法一般还是需要年龄的考验，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少年的书法家超过老年书法家。少年可能有聪明，可是他没有到“通会之际，人书俱老”这个境界。

杜甫写过一个《公孙大娘舞剑器行》。那时候有裴将军，有公孙大娘，有张旭，三个人同时在场。公孙大娘舞剑器，这个剑器不是剑，是一种舞蹈的工具。可是，我没有看到剑器这个图像。张旭当时写草书，裴将军舞剑，当时这三个重量级的人物在一起，周围看的人为之惊讶。公孙大娘一舞剑器，天地为之低昂，这是一个什么启示呢？就是张旭的草书，一定是在运动中的一种感悟，那么怀素狂草的启示呢？乃是一种忘我之中的美，虽然不一定是喝醉，可是会忘我。因此，精神的解放、心灵自由的展现和醉意的宣泄，是书法有利于身心的原因。

所以如果身体不太好，就练字，一定使你身体好。第一你会心无旁骛，第二你在控制自己的神经，就会使你六脉调和，这都是对身体有利的过程。为什么很多老年人练字以后，身体好了，特别愉快？因为书法本身是心灵情态自由的表现，这是内在精神的一种释放。宇宙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是由谁主宰的？它是天然的，是没有不合理的。记住一句话，自然永远没有过错，一切过错都是人。那么，人的目的和自然的目的只要有一点点吻合的时候，你就会受益匪浅。

同样，书道和自然有一点点吻合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这个时候，哪怕瞬间做到天人合一，那种欢快是难以言喻的。比如今天给你两千块钱奖金，不一定比你今天写了一张好字快乐，这种快乐只有以后练字的时候去体会。“四书”中提到不思不勉，一定不要着意地去追寻，这个叫“不思不勉”，不要勉强地去追寻。这种不思不勉，是书家本真之性的一种自然流露，对一个初学书法的人可能做不到。可是你写了一段时间以后，会觉得有的时候特别放松，字写得特别好，就是这个原因。

这个里面，孙过庭就提到了五乖五合之高论：

神怡务闲，一合也；

感惠徇知，二合也；

时和气润，三合也；

纸墨相发，四合也；

偶然欲书，五合也。

心遗体留，一乖也；

意违势屈，二乖也；

风燥日炎，三乖也；

纸墨不称，四乖也；

情怠手阑，五乖也。

“乖”就是相违拗，“合”是相侔合。五乖是不好的，五合是好的。“神怡务闲”，写字的时候，你要神情怡然自得，不要为案牍劳形，要忘掉一切；“感惠徇知”，你的感觉和大自然给你的，你都能够心领神会；暴风骤雨打雷的时候，你要看雨看雷，你不会忽然想到安静地写张字，这个一定是惠风和畅的时候，三合也；“纸墨相发”，纸和墨能够相互作用产生好的笔触，四合也；“偶然欲书”，你不是讲必定要写，你不要讲必须这样，而是要最好达到一个什么境界呢？不思不勉，偶尔兴趣起来了。以上是写书法的好的状态。

“心遗体留”，心走了，而身体还停在这儿，一乖也；“意违势屈”，你的意思正违背着，你的气势受到一种弯曲，二乖也；“风燥日炎”，风很燥，太阳照得满身大汗，这是三乖也；“纸墨不称”，纸墨也不得手，四乖也；“情怠手阑”，情已经没有了，手劲儿也差不多了，“阑”就是差不多了，五乖也。“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思想停止，“遏”就是停止。“手蒙”，手无感觉了。“五合交臻，神融笔畅。畅无不适，蒙无所从。”我们所希望的是，以五合交臻的状态来练书法，这个要求太高了，他是讲的书法家写字，要写出好字来，是五合五乖，而不是说我们练字要写的平正。所以，《书谱》对不同的人都有帮助。学习书法，我有一个很肤浅的议论，就是经意和不经意。你一定要有一种经意，有时候又要有所不经意。专注和游戏，你专注于它，可是你要把它当作一个游戏之状态，这样你才能在书法的领域逍遥游，而不是个艰苦的历程。

下面是我的书论：

而书法之为道，非同奕术之小，至大之境必为本乎，观之与天，悟之于心，应之于手，挥写之际目不见绢素，手不知笔墨，当此之时，正所谓天人合一，略无间隙。在一度性的时间之中游目而骋怀，其人生快意当非手执笔而游心，旁骛者，可得而梦见。

书法不像下棋那样，“奕”，小术也，这是我论书道的一段话。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我提到回归古典、回归自然，书法也存在一个回归和超越的问题，可是回归容易超越难。你说我尽一辈子努力，就写米芾字，就写《曹全碑》，一定可以有成就，可是要能再前进一步，都非常困难。

在写书法的时候用的文房四宝有没有什么学问，有没有特别之处呢？这个应该请有经验的造纸工人和造墨工人来讲，我仅仅是个享受成果的人，我要求纸是最好的，要求墨是最好的，我不能讲怎么样造才好，可是我想过去造墨要几万锤，过去碾细方法不像现在这么科学，要一个老的匠人几万锤，这个墨的颗粒才能极细。颗粒粗的墨在画面上是不美的，颗粒非常细的墨，它走起来非常之好。所以讲画的好坏，当然和纸笔有一定关系。可是有一条，你要画得不好，纸笔再好也没用。你们现在练字，就用最便宜的笔和最便宜的纸就可以，因为你们初学就要平正，等到以后务追险绝的时候，笔要好一点儿，纸要好一点儿；到了复归平正的时候，你已经是书法家了，一定要用好纸和好笔。

这个好纸和不好的纸的区别在哪里？不好的纸你画上去，笔墨不会听你的话，你要浓的时候，它不浓；要淡的时候，它不淡；你要它往前走，它滞在那儿了，而且忽然印出个大点儿来。这样的纸完全违背你的意志，而好纸就像公孙大娘舞剑器或者裴将军舞剑，一定是非常之棒。

有的人刚刚开始学书法，问浅淡一点儿的墨比较好，还是浓墨好？用淡墨和浓墨都可以练，而且将来都会有用处，不要偏于一方，甚至用水练，不用纸，在砖头上用水写字也同样可以。这主要是初求平正的时候，需要做这些功夫。浓墨也不要过分浓，浓得走不动了，那不行，淡墨也不要一写上去，晕了一大块，都要适度。

第十九课 绘画：自然形成的审美

因为过去历史交通和信息的阻隔，人们很难交往，所以我们人类在地球上所形成的文明、所创造的艺术，就是周围的环境对一个民族的艺术审美的影响。

审美的习惯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凡是意识领先的审美，都是不能久长的。譬如讲，叫人们做一件事情，规定大家都要做，能久长吗？如果这个事情是能够凭一些意志久长下去的，那么它必须有个先决条件，就是所有从事的人和你有同感。如果没有同感的话，用意志来驾驭人们的审美，必然不能持之以恒，不能长久继续，这是肯定的。

中国画之美

我所有的画的空白是非常多的，空白留得多是东方人的一种思维，就是知其白而守其黑，知其雄而守其雌，能够在画面上出现的有限的形体，把它投入到一个无限的空间去，这个我想中国的哲学思维会对自己有影响。

我先说图章吧，为什么图章要盖好几处呢？这个图章的右上角叫“钤首”，这是确定标题和作者一个闲章，除去姓名章以外都叫闲章。这个闲章要有所寄托，譬如讲这个闲章的词义就是高怀云岭，我的抱负在云岭之上。这底下是十翼抱冲斋主范曾之印，上面是十翼抱冲斋主，下面是范曾之印，这底下一个闲章。大家都很熟悉了，略通古今之变，就是所有的画都需要打这么几个上去，还是根据自己的爱好。中国人提字打图章是宋以后的事情，宋以前一般签个小名在石头缝里，譬如马远的画就是。元朝以后，人们开始注意题跋题款，这是历史上的一个特点。为什么过去题在缝里呢？因为由工匠而到文人，有一个过程。在唐以前，包括吴道子这些人在内，都还是一个大匠，到宋代文人渐渐渗透到画面来以后，开始出现几个文人在画面上题字了，譬如讲文与可，这些和苏东坡有交情的朋友，可以在画面上题一个字。宋元以后，题字就普遍了。

中国画和西方的绘画有不同的源流、传统和长处。我们先来看作品，这是我画的孙中山像，这是我画的周恩来像，这是大泼墨的《老子出关》，这是钟馗像。这些用笔和刚才的用笔不太一样，这叫大泼墨，大泼墨和这个有相当的距离。大泼墨要在自己情绪特别高昂时，就像怀素“忽然大叫三五声，满墙纵横千万字”那种状态。

黄宾虹

这幅是我画的弘一大师，这是我画的黄宾虹，这是我画的范仲淹和渔夫，这是我画的爱因斯坦，这是我临摹一条八大山人的鱼，这是我临摹的一张八大山人的芦雁，这是黄宾虹的一张山水画，这是齐白石画的老鹰，这是傅抱石画的一个三峡的景，这是徐悲鸿画的一匹马，这是潘天寿画的雁荡山花，这是林风眠画的《秋鹭》，这是李可染画的无尽江山图，这是吴作人画的牦牛，这是黄胄画的《新疆舞蹈》，诸位看以上的画，这十个画家，中国文联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我、黄胄、傅抱石、徐悲鸿、潘天寿、林风眠、吴作人、齐白石、李可染，还有黄宾虹。九个都已经故去了，唯一健在的是我。这十个画家各有自己的风格和特长不一样，譬如讲可染先生厚重，傅抱石潇洒，黄胄豪放，齐白石古拙，徐悲鸿洗练，我想我和他们有一点儿区别，就是我更接近中国传统的文人画，回归得更加彻底一点儿。这一点也是我要区别其他画家的一个目标。

渔父

仲俺悯渔

我临摹了两张八大山人，我认为古往今来，能够令我崇拜的画家有八大山人。我把八大山人的用笔和感觉用到我的人物画里面去，曾经出版过一本《尊贤集》。《尊贤集》就是我的画和我临摹的八大山人的一些画，我不完全是一种死的描摹，而是我在用他的笔法画他的一种气韵，表现出我对先贤的敬仰。

当代的这些画家里面有的是我的老师，譬如讲李可染，他对我极其爱护；有的是我的朋友，譬如讲黄胄。他们的作品大体上反映了当代画坛的一个最高的水平。

文人画的基本特征就是画外的文思更多，画画的时候写的成分更多。诸位看我画画用笔像写字，不会去描的，而且是这么长的一根毛笔，悬着腕。我想前面这九位画家，黄胄有这个本事，其他都没有。诸位看时容易做时难，要叫你拿根毛笔，在宣纸上这样勾条线我看看，我就知道你们不会勾好的。为什么？这是几十年霜晨夜雨的辛劳磨炼出来的。我打枪打得非常准，主要是因为我的腕力非常棒。有一次我打射程二十米以外的一个玻璃瓶子，我先在旁边的几个目标试了几次，然后我对着个瓶子，一下子爆炸了，然后又放个瓶子，一下子把那个瓶子的头打掉了，弹瓶子还在那儿。我有一张照片就是我拿个手枪，另一只手拿个打掉头的瓶子。腕力不是一天两天能练成的，好多画画的年轻人到我面前，讲他自己怎么努力，画的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不要废话，拿张纸来，你在宣纸上画一条线，我大体就知道你的功夫在哪儿。线条到底有没有力量，能不能抓住你的眼球，这个很重要。没有力量的线条，在画面上挺不起来，它是不在三维空间里的线条。

爱因斯坦

中国画的线条叫横卧纸上，我们画的线条要求如屋漏痕，如印印泥、如折钗骨、如锥画沙。什么叫如印印泥？我这个瞬间怎么看出如印印泥，这就是几十年的功夫，使你在一个相当快的速度里，线条还是非常有力的，是压到纸里，而不是浮在纸上的；如锥画沙，诸位知道一个锥子在沙滩上画的时候，两边的沙子要往这个线中间走，说明这个线条不是扁平的，而是中锋，你看我的画面有一笔侧锋吗？什么叫如屋漏痕？就像弹古琴的人知道，每一个瞬间都是在他的控制下的，拉二胡的人也一样。他拉二胡的声音，不是弦弓一蹭过去就完，而是如屋漏痕。要知道一个破房子漏的时候，水痕是由点集成线，它的每一点都是要送到听众的耳朵里去的，就像唱歌的人把每一个声音送到最后一排座的听众耳朵里去。因此一般好的京剧演员，譬如讲《黄帝赋》的“黄”，它一定都要念出来，才是“黄”。这叫屋漏痕，音乐如此，绘画也是如此。这里面除去功夫，没有其他的。当然，这个下功夫之外，还得有点儿天分。

天分是什么？每个人都有天分，天分的出现或者不出现、被埋没，在于你自己能不能发现它。你也许在这方面有天分，在另一方面完全没有天分。这个与生俱来的天分，它的本质的含金量是一样的，可是有人天分的重量也许是一吨黄金，你就能够用到很多的地方，譬如写诗、写文章、研究历史等，如果你的黄金就一两重，你发现了，这也是真金、赤金，你把它用在一个点上，你也创造了奇迹了。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去发现，而不要勉强自己所不能，如此而已。

西方绘画赏析

下面讲西洋画。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佛罗伦萨有一个画家叫波提切利，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三个大师之一。他画了美丽青春爱情三女神。拉斐尔在西斯廷教堂画了圣母，他非常有才华，可是短命，爱上了面包房老板的女儿，是极美的一个女人，最后死在了这个女人的怀抱里。

卢浮宫有两个标志，一个是米洛岛的维纳斯，一个是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这张画是一个历史性的不朽之作，在卢浮宫里可以看到。和达·芬奇同时的一些画家，摆在它旁边立刻黯然失色。一个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一个达·芬奇的《圣母和圣安娜》，两幅画摆在那儿，其他的画大家不看了。不是画得不好，能进卢浮宫的都是了不起的，可是就这两幅跳出来了。人类判断好坏还是有一杆秤，尤其是经过历史的考验的，是比较准确的。

这张画为什么好？她在微笑，可是这个微笑永远是个不解之谜，她虽美貌而端庄，可远睹而不可近亵，她后面的山川，衬托了她的心境，这是一位非常安详而美貌的夫人。

十七世纪的荷兰大画家伦勃朗在欧洲是无与伦比的一个画家。从我对艺术的爱来讲，超过了对达·芬奇，超过了拉斐尔，超过了波提切利，他可以讲是从古典主义走向浪漫主义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伟大存在。他的故居我曾经到荷兰去看过。他的晚景非常凄凉，最后穷得连想用自己的画向旁边的面包房换点儿面包，面包房的主人都不愿意。可是，伦勃朗的油画被中外千秋万代的艺术大师所崇仰。

伦勃朗的另一张画是《夜巡》，画面大概有三分之一是在亮光之下，有三分之二投到阴影里去，而阴影里所描写的东西是无限丰富的。如果讲西方有个画家，能像中国八大山人使我这样推崇的话，我选择的是伦勃朗。

伦勃朗和八大山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高度，两个使我敬仰的艺术上的偶像，他们的表现是那样的不同，可是他们的画达到了一个同样至高的境界。为什么伦勃朗比达·芬奇还高，比拉斐尔还高？为什么八大山人超过了其他画家？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是，我以我从事艺术研究实践六十年的经验来看，我想我的看法比较接近事物本体的价值。

八大山人的荷花，虽然寥寥几笔，有一股扑面而来的清新之气，它的荷杆具有生命，我们可以想象它在风中摇曳，有一种清香，而这个东西都是通过最简练的笔法描绘出来的。这个人影响了整整四百年，到今天中国没有一个国画家不推崇他，没有一个写意花鸟画家没有临摹过八大山人的画，任伯年临摹过，吴昌硕临摹过，潘天寿临摹过，李苦禅先生也临摹过。

米勒是法国古典主义的一个画家，他的画非常之质朴。他的画最有名的是《晚钟》，一个教堂钟声已经起来了，一对农民夫妻在田边祷告，画的意境非常深刻。梵高一生崇拜的就是米勒，可是梵高在另外的领域，又达到了一个和他同样的，甚至超越他的高度。

法国从古典主义走向浪漫主义，有三个大师，一个是德拉克罗瓦，一个是库尔贝，一个是籍里柯。德拉克罗瓦是什么样子？他把自己画在后面了，戴帽子那个就是他，他成了人民的代表，很多画家喜欢把自己画在画面上。拉斐尔的《雅典学院》把自己画在了画面上，戴贝雷帽的那个就是拉斐尔。籍里柯有一次看到德拉克罗瓦的一张画，之后激动地飞奔回家构思《梅杜萨之筏》。那是一次真实发生的海难，这张画通过紧张的画面上的人物动作，动人心弦地把海难表现出来。飓风起来，风刮得桅杆已经倒下，可是有生存欲望的人群，还在等待着远方的一点儿光亮，希望能得救，可最终没有能够得救。

库尔贝的《在奥尔南施舍的乞丐》是什么意思？乞丐得来的东西都是很不容易的，而且他是个瘸腿，他不容易弯着身去给小孩钱，小孩在等着，这个小孩的母亲在远处看到，我生下的孩子，怎么还需要乞丐去怜悯他？被怜悯的人又去怜悯另一个人，怜悯之怜悯。这是十九世纪法国社会现实的一个场景，当时的法国也有这样穷苦的人，也有这样在困境中的人，这不过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

荷兰画家维米尔被法国的大画家达利评论为“世界第一的画家”。所以，每个人对画家的评价是不一样的。我刚才讲的是伦勃朗，而达利把维米尔摆在拉斐尔这些人的前面。维米尔的画的确质朴动人，一点儿虚华都没有，在他的《倒牛奶的女人》中，他能把牛奶的浓度都画出来。

俄罗斯十九世纪的伟大画家列宾的《伏尔加的纤夫》是一张杰作。当时法国的艺术影响了欧洲，同样也影响了俄罗斯，十月革命以后，列宾逃到芬兰去了，死在了国外，这非常可惜。

马奈是法国古典写实主义到浪漫主义的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他的《草地上的午餐》曾经引起社会伦理道德的指责，可是这张画还是不朽的，现在已经被收藏在卢浮宫。

莫奈的《日出·印象》尺寸不大，可它成了历史的一个里程碑，所谓印象主义就是从莫奈的《日出·印象》这个题目出现的。为什么他会这么伟大？因为西方的画家从来没有像他这样把主观的情怀投入到客观对象里去。中国画家离开主观对象对客观物体的投入绘画是不存在的，西方的写实主义可以非常严格地把对象描画出来，可是主观的投入就相对减少了。可是，莫奈的《日出·印象》，我把它比作什么呢？比作《圣经》上的圣徒克里斯多夫，他托着一个新时代的大婴孩，走向了人间的艺术史。这幅画只可有一，不可有二。

诸位以为，他画的《日出·印象》这么伟大，我画个《黄昏·印象》，也这样错乱线条，也许也能成名，但这个机会已经没有了。美术史只属于首创者，只属于没有愿望的人，你有此愿望，就不可能走进美术史。莫奈当初画《日出·印象》的时候，他绝不会想到，它的影响力如此之大。

塞尚的《七个苹果》画了苹果排队，塞尚这个人是以“笨”著称的，他画的东西，就像个笨家伙画出来的东西一样，画苹果有这样放的吗？层次错落一点儿好不好？不，他是后期印象派的大师，他个人的印象就是这样，他愿意这样画。我相信塞尚在日常生活里，也一定是笨头笨脑的，可是他对色彩绝对有独到之处。

高更的《塔希提三人行》其实就是他所在的塔希提岛。高更和梵高本来是很好的朋友，他们两个住在一起，后来发生了一次争吵，梵高突然割掉了自己的一只耳朵。梵高割掉耳朵，有一说是为了失恋而割，但无论如何，高更被吓跑了，一去不回，他后来到了太平洋的塔希提岛，在那里一直到死。

梵高晚期的一幅作品是《欧韦的教堂》，这个教堂我也去过，离他住的地方不远。他在画面上题了一句话，他讲在画家心灵深处，最后的一个问就是上帝。这样一个伟大的画家，他一辈子没有卖出一张画，过着极其清贫的生活。

现代主义以马蒂斯和毕加索为代表，马蒂斯被认为是热抽象，毕加索被认为是冷抽象。热抽象的承继者有俄罗斯的康定斯基，有意大利的蒙德里安。《格尔尼卡》是毕加索在反法西斯战争的时候画的一张画，在世界美术史上非常有名。格尔尼卡是当时西班牙的一个集市，结果被法西斯的炸弹炸毁，死亡的人数非常多。当时，毕加索在愤怒之下，画了这张《格尔尼卡》。

热抽象的继承者康定斯基有一幅画是《变成绿色》。到了抽象主义以后，人们看不懂，就是画家的成功；人们看得懂；画家就不成功。这幅画里还有具象的一个碗。后来发展到什么地步呢？就是要抽象到你不能有任何形象的联想，抽象到这个地步，才叫了不起的抽象。冷抽象的继承者毕加索有一幅《协和广场》，协和广场是巴黎一个很大、很庄严的广场。他画了这么个东西，无异于像美术史挂出灯谜，叫大家猜怎么回事。可是为什么这样弄的人，还会这么有名？你要知道，这也只可有一，不可有二。

在哲学中说，个性里边包含着共性，共性是融汇在个性当中的，也就是说是先有了个性，然后再体现出它的共性。但现在的学校里面，有很多老师会为了教导学生，让学生先去遵循共性，再从共性中引发出个性。我认为他所要求的共性，可能是一种必须遵循的法则，在你没有成熟以前，就追求个性，可能会偏离正确的道路。“先求平正，既知平正，必追险绝，然后再复归平正”，险绝就是个性，可是个性到了一定的地步，还是达到一个平正的境域。

年轻人有时候有一种错觉，认为离谱就是个性，但是其实准确地表达事物的真理才是个性，强有力地表现这个事物的真理，是你强烈的个性，而不是表面的一种追求。我讲一个集体无个性的情况，有很多现代派的画家都认为自己有个性，在强调个性，满头乱发，牙齿三个月不刷，唾沫星子直喷，酒喝得醉醺醺，然后拿着画笔往画面上冲，我相信他当时是有激情，可是这些有激情的年轻人的作品，同时放到一个展览会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感觉，是集体无个性。由强调个性，最后沦为集体无个性，这是个悲剧。现在很多搞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家创作出来的东西，我们一看似曾相识，这个是学康定斯基的，这个是学蒙德里安的，这个是学毕加索的，这个是学马蒂斯的。实际上，个性的形成，当然是一个艺术家必须追求的，可是如果没有最初对共性的一些认识，可能会走偏。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当然是个哲学命题，个性一定体现了共性，这就和当初公孙龙讲白马非马一样，他混淆了个体的概念和整体的概念。

怎样能让青少年有一个更好的环境，提高艺术上的修养，甚至对中国画提起一些兴趣？这是关系到整个社会工程的一个问题。最近我们党和政府正在积极做一件事情，就是从小孩开始，提高对我们民族文化和道德的重视，我很尊敬的张圣洁先生最近主编了一部幼儿读本的《十三经》，这非常有意思，他花了二十年的时间，做详细的注解和翻译。要解决小孩的心灵的问题，就要有这种书。

中西绘画评论

周围的环境对一个诗人、画家、作家都有影响，如果没有“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样的塞外景象，就没有唐代的高适和岑参，因为地理环境改变了。本来很有豪气的诗人，譬如讲纳兰性德，他到了江南一看，使他感到很有意思，又是一种美，他就能写出“故物陵前惟石马，遗踪陌上有铜驼。玉树夜深歌”。一个诗人随着环境，一个种族群体因为环境不同，会形成不同的艺术风貌。

以希腊和中国为例，古希腊的神话和中国的神话是完全不同的。古希腊的神话因为它的地域有限，它就是爱奥尼亚海和地中海，还有奥林匹斯山形成的神话。这里出现的神各司其职，譬如讲太阳神主持公正，狄奥尼索斯主持音乐和舞蹈。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神话面积太大了，有东海系统的神话，有楚文化的神话，有昆仑系统的神话。在上古没有交通联系，不可能构成像古希腊那样为人所公认，我想这就是古希腊神话和中国神话不同的地方。

谈到古希腊传统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传统，就要和人类的语言和思维联系起来，中国古代人的语言和思维方法和古希腊是不一样的。从苏格拉底开始，要分析一个人死了以后有没有灵魂的存在，他可以写数万字来论证这个问题。中国古代的典籍要言不烦，禅宗的典籍讲“妙悟者不在多言”，不光是佛教如此，道教的经典、儒家的原创经典，也是很精练的。可是古希腊不是这样，它的思维从一开始就一定是推理和演绎的思维。推理的思维就要追根究底，感悟的思维就是得其大要；一个是追根究底，一个是得其大要，这两个思维方法不一样。

这种思维方法影响了西方的雕刻和绘画。西方的雕刻，你摸了它，像皮肤上有温度；而东方的雕刻，你摸摸秦始皇墓的兵马俑，你再摸摸乐山大佛，它不在于解剖那样精确、那样讲究。罗丹的《青铜时代》出来以后，评论家竟然认为，他是根据真实的模特儿翻的，用一个真实的模特儿体形翻石膏，然后铸出来一个铜雕，他能精确到这个地步。米开朗琪罗为了研究，曾解剖过尸体。我年轻的时候也上过解剖课，画过一个骷髅头，画铅笔素描，老师还带我们去医院看死尸，看死尸也不知所以然，只记得那个死尸横陈在那儿。解剖课老师还郑重其事地在那儿讲着，我们闻到好像略有味道，很快就远离了。我们了解一下浅层肌肉就行了，而雕刻家要了解深层肌肉对浅层肌肉的作用。譬如讲我们大体上知道，胸大肌、腹外斜肌等等，这都是表层的，雕刻家要看腹外斜肌里面的肌肉，胸大肌打开里面的肺部、胸骨的结构等等。

米开朗琪罗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雕刻家，我们可以看他的佛罗伦萨城的《大卫像》，这个是杰作，还有他在美第奇陵墓上雕刻的《晨昏昼夜》，这四个雕刻简直令人震撼。如果他没有严格的科学解剖的常识和知识，他对肌肉的把握，怎么可能那么好？他在西斯廷教堂画的《最后的审判》里面出现了几百个裸体，每个裸体画得都那么好。西斯廷教堂天顶壁画也是米开朗琪罗画的《圣经故事》，从洪水到失乐园，整个都是米开朗琪罗画的。他曾经给别人讲，我希望我画的油画，人们看了像雕刻。当时米兰还有一个大画家，叫提香，提香画的色彩好极了。米开朗琪罗是很骄傲的艺术家，可是他看到提香的画以后，说他如果素描更好一点儿的话，几乎是第一的画家。意思就是讲，现在第一的画家还是他。他和达·芬奇处在同时代，达·芬奇比他年长。有一次，达·芬奇在罗马街头和一些艺人谈米开朗琪罗的画有什么优点和缺点。米开朗琪罗年纪小，从人群里冲出来，说：“你连西斯廷教堂里的一匹马都画不好，还评论我？”然后甩手而去。这是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的故事。西方人的一种逻辑学是语言精确化，既精确则必繁缛，环环相套，随意性减少而科学性增强。

中国无论儒释道都重感悟重心灵，这是我从语言来分析它可能的状况。有时候你读西方的一些哲学著作，的确感到它是不厌其烦，你看得头都大了，没有相当的意志力，几乎是看不完的。董强是最精通法语的人，他知道法国是全世界最爱啰唆的民族，他们的语言精确到什么地步，一个东西、一个桌子是阴性的还是阳性的，杯子是阴性的还是阳性的，它都有。所以全世界的法律，一定要用法文去弄，可是难道法文不美吗？当然美，法文的美使它产生了像雨果、巴尔扎克、左拉、莫里哀等一大批全世界闻名的大作家，连俄罗斯的作家托尔斯泰都用法语来写，说明法语表现力的精确。而这种表现力的精确度，往往是小说所必需的。诗歌不需要这个，中国的感悟思维最适合于中国的诗歌，中国的思维和语言适宜创造的是人类这样的艺术。我认为尽管我不懂外文，可是过去外文翻译的诗，我读得不少，我知道外文的诗一定有它的美妙，可是据非常懂外文诗的人讲，外国诗都难免有一点儿散文分段的意思，它不会像中国的近体诗那么讲究平仄，而讲究平仄又恰到好处，又使诗人表达起来非常有意味。中国的诗才是戴着手铐脚镣跳舞，才是在严格规范下的极端的自由。我想，中国诗是由它的语言特质所决定的。

我上回问王利芬，我说英文的“天”，到底有多少含义？她说天也可能有一种上帝的意味。可是中国的“天”，它的含义就多了。光是天，你可以写一本书。我和杜维明在北大的讲座，就是谈论天与人，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天在道家、儒家、佛家怎么解释。所以，这个“天”字在东方不简单。我再说一个字，“气”，这个气，外国人更难翻译，英文的“气”，法文的“气体”，这个好像也不是形声字，和声音也没有关系。中国的“气”，这一个字，是流转于天地宇宙。万物生息繁衍，你的文章能不能纵横捭阖，战争能不能所向披靡？这都有气，气无所不在。所以孟子特别讲集义养气，孟子讲，“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个“气”字，西方人完全不理解，“气”，什么叫气，气是什么？语言的阻隔是好事还是个坏事呢？在我看来，语言的阻隔是件好事，诸位一定会不同意，我们要强调我们年轻一代一定要学外语等，我又讲，语言的阻隔是件好事，我讲的语言阻隔是因为过去的不同而造成的它本身的美轮美奂。每个民族都有每个民族的特点。经济一体化固然是世界大潮，文化一体化就是世界的大难。

我们人的视角只能六十度，在六十度视角里面所看的远近物体，构成的它的形状，构成的它的透视的变化，都离不开这个六十度的视角。古代西方的油画，都是在六十度视角之内的一种透视关系。可是在中国，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画的是几十里的一个场景，屋里屋外桥上桥下，各种人等船里船外都能画出来，这是任何西方绘画都做不到的。《清明上河图》是根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画的。东京是汴梁，就是今天的开封，是北宋的首都，这张画有一种恢复中原的感情在里面。在中国用的是一种散点透视，你看到哪儿就画到哪儿。

中国人从开始一直到后来，就没有用过焦点透视法，在中国我们称它为“散点透视法”，这对中国画的表现提供了一个极大的自由。中国是从工匠到艺术家，再到文人，西方是从手艺人到艺术家。西方的油画家和油漆匠是一个词，这说明他们的祖先是一个。意大利从乔托到他的老师奇马布埃，重学养，到达·芬奇的时候就到极点了，达·芬奇的修养极高。

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集科学、文学、艺术和绘画、雕刻于一身的艺术家，我们应该首推米开朗琪罗。米开朗琪罗的诗也写得很好，但是他的形象比较不雅，个头大概一米六左右，在人高马大的西方人里面，他是很矮的。他因为画西斯廷教堂天顶壁画，脖子歪了，因为经常弯着腰，他有点儿驼背。他自己描写自己，像个倒拉的弓。他爱上了诗人维多利亚，诗人对他也颇有意，可是看他这个形，真要以身相许的话，大概不会同意。她看到他的雕刻，又那么雄强、那么伟大，就爱他的精神吧。他们两个人永远没有结婚，是永远的精神爱恋。

我开了一个公式，这个公式大家可以记下来，但这不是定论，仅仅是我这样讲，西方似乎有此排列；第一哲学家，第二音乐家，第三诗人，第四雕刻绘画家，最后是油漆匠。中国似乎也有一个排列，第一文人，第二画家、雕刻家，第三画匠，第四手艺人。西方把哲学家摆在第一的位置。我举个例子，托马斯·莫尔写《乌托邦》，他讲，国家的领导人应该是个哲学家。中国唐以前的画家，列于工匠之地位，阎立本是唐代的一个大臣，皇帝要看夏天的荷花，就叫他在荷花池边画，夏天烈日高照，颜色又一会儿干、一会儿湿，他又没有画过荷花，可以想象是多么的狼狈。所以阎立本画完这个以后，他说以后我的儿子再也不要会画画，完全被当成工匠了。你叫八大山人到荷花边上去画个荷花，他不会去的，他心里有，心里有写出来就是。可是在唐代，中国绘画基本上还是重写实，还没有到达写意的境界。只有到了宋代文人介入以后，中国的写意画才得以发展，所以只要文人一介入，马上就不一样。文人介入了禅宗，使禅宗的理论提升，使印度禅变为中国禅；文人介入绘画，使工笔画变为写意画，最后变为大泼墨。只要文人们的智慧光照，就会月满中天、花开满树，这就是文人的力量。

中西绘画比较

由于材料对艺术语言的影响，形成了东西方一个根本的不同。

我先讲中国。中国的纸来自自然，檀皮稻草，檀皮稻草要泡在水里，然后晒，再泡在水里，再晒，然后沤起来，最后成为纸浆。它接受了大自然的风雨，接受了大自然的阳光。而墨，大家知道松树枝干在窑里烧，它的煤烟集聚，然后刮下来，和了胶捣，讲究的墨里面还要加入很多香料，更讲究的里面还要有珍珠粉等。一块好的墨，工人要打十万杵，这个造笔造墨造纸的能手，过去在安徽；现在造一根好的毛笔，大概要几百个黄鼠狼的尾巴上最尖的部分，这个毛笔才富有弹性。孔子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想做好一件事情，工具不行，你怎么行？所以，画家对笔的要求、对纸的要求、对墨的要求是极高的。

西方是化工产品、油画颜料，西方的化学发达得很早，对元素的研究远远超过中国，西方的化学研究会产生各种精美的色彩。譬如讲，我现在用的金粉，用一些西画的颜料，和中国的黄金的颜色一样，可是它一点儿也不贵。中国过去的金粉仅仅是在一个酒杯上有一层金子，要用小笔慢慢舔下来。西方的笔也是化工产品，它和大自然之间没有像中国这样关系密切。中国的水墨画的水非常重要，墨因为是大自然的、水是自然的、毛笔是自然的，因此水墨交融。这种境界的奇妙，只有中国画家能够体会到。我的诗里有一句“总觉胭脂成腐秽，须教水墨化阴晴”，我总觉得有脂粉会使我的画不那么美，我将来的画一定会一点儿颜色都没有，因为我相信中国的水墨本身具有一种对人的视觉的征服力量。我教你们一个经验，什么叫好画？就是这个画挂在你的屋里，你每天路过它的时候，它还能留住你两秒钟。如果这张画挂在那儿，你经过那儿时却根本不看它一眼，这一定是坏画。坏画、好画就是在这两秒钟。

谈到工具和它们的语言，我们接着就要谈，西方善于描写，而中国的工具善于抒发，因为油画可以涂了改，改了再涂，甚至用刮刀刮掉，因此它塑造一个物象，可以非常真实地表现出体积感和质感。委拉斯凯兹画的绸布，你都可以摸，感到是绸的。中国人不太讲究这个，讲究的是这个人所透露出来的气象和神采。西方的工具善于慢慢塑造，中国的工具善于抒发。塑造是需要耐心的，抒发需要即时的激动。我曾经讲过，尤其在中国画的领域，一定不要靠耐久力作画，而要靠兴奋，这种兴奋的感觉是中国的工具本身提供了这样的条件，塑造只有理性的深度介入，而抒发只是感性的，飘风而逝。塑造为持续而耐久的探求，而抒发则是即兴地来把握瞬息。

西方到了后期印象派以后，尤其是莫奈的《日出·印象》，主观投入就多了，而且把握的是一种即时性，因为日出的时候是瞬息，日落的时候也是瞬息。莫奈渐渐地把主观的情怀投入到把握瞬息的感觉。对西方来讲，这是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西方油画到像委拉斯凯兹或者安格尔，他们的写实技巧已经到了登峰造极了，这是很难逾越的。艺术界能够达到这个极限，正是每一个大艺术家终生朝斯夕斯、念兹在兹的追求，是一个永无完结的境地。艺术家没有功成名垂这件事，艺术家永远在行动中。

当然，我们不可以一并抹杀西方的方法。我举个例子，罗丹非常了不起，他的雕刻著名的很多，比如《加莱义民》《地狱之门》《老娼妇》《思想者》等，他还有一个名作，就是《巴尔扎克像》。一个头，雕刻得非常好，底下就像中国大泼墨一样，写意，啪啪几笔，行了。这是怎么形成的呢？他每天雕完了以后，都要用布把它遮住，有一天，不知道是刮风还是下雨，他把布一拉下来，把那块泥全部弄掉了，大家进来看，所幸头还好，建议罗丹把底下再修补一下，罗丹讲不要动了，现在最好。这给我一个启发，罗丹如果再多活一些年代，可能他的雕刻要走上中国的大泼墨，这个是很可能的事。不过也有相反的情况，过去有个雕刻家雕刻自己的女朋友，这个女朋友长得本来就不怎么样，他是情人眼里出西施，把她当作美女来雕，雕完了以后大家都说不像。有一天，那个雕塑台子倒下来，脸砸扁了，大家讲这回像了。这和《巴尔扎克》完全不是一回事，可是他遇到的情况倒是有点儿相似。《巴尔扎克像》出来以后，罗丹的雕刻有些变化。他的《老娼妇》雕刻了一个年老的妓女，这是个被社会蹂躏、蔑视到极点的女人，可是他能雕出一个崇高的圣像来，使人感到无限的同情，以及对社会的一种愤怒。这是罗丹的一个绝。他当时的刀法，我觉得有写意的因素。另外我觉得人们有一种欣赏惯性，这个人已然在我们的心目里，在我们的视觉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家，大家很清楚了，他偶尔出来一个巴尔扎克，塌掉了，大家讲好。没有前面人们的视觉惯性的话，你成不了。

叶嘉莹先生是很卓越的诗论家。她有一次谈中国诗和西方诗，谈了半天，是谈它们有哪些地方是相同的。讲完以后我就讲，您的比较研究，应该更强调它们的不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比较学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文化的趋同，而是为了呈现它们的不同特点，如果讲文化都趋同了，世界还有什么意思？全世界都是美国大片、美国卡通、日本漫画，没有意思。

在世界和中国的艺术史上，有不少像梵高这样的天才，他们创造的艺术高度是无与伦比的，可是他们自己的生活境遇却是异常的凄惨，包括像莫扎特等人，都是这样的一种境遇。这显然不能够成为我们当今社会大部分人所追求的一种生活目标。不管是做事业也好，还是做艺术也好，不要光埋头于一种艺术，最后成为先烈。艺术家的幸与不幸，千秋万代名，寂寞身后事。我认为莫扎特生前声名不行，但艺术道路非常幸运；梵高生前非常凄惨，可是他死后名标千秋。很多艺术家生前显赫，死后寂寞，这个不仅可以验于古，也可以验于今。曾经有一个书法家，几乎天下遍地是他的书法，结果他一死，因为他没有学问，结果市场也不认可他，群众也不认可他，很多匾就被撤掉了，过眼烟云。

所以在中国在艺术上，要能站得住的话，首先你必须在学术上有我们中华民族所沉积下来的最精华的学问，这种学问直接影响到你的艺术品格。如果讲画如其人的话，中国画在这点上比西方还要强烈。为什么呢？中国画是下笔乾坤就要定，你有什么样性格、有什么品德，在笔画里必然表现出来。中国绘画来表现人物的性灵，这些方面可能比西方还要强烈。西方的写实主义绘画到了委拉斯凯兹、到了安格尔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发展了，因此就出现了印象派。从早期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的作品里，开始注重心灵了。

仲俺悯渔

结语

我们通过一系列讲座，最希望大家领悟到的一种精神是什么？光明磊落做人，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上你的壮丽人生。为什么要雄赳赳气昂昂呢？我想，中国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是不容易的。一百七十年来任人宰割，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受尽了一切耻辱，今天我们终于敢向世界发出我们的声音。而我们所发出的声音，要回归到古典的中和仁恕。中和仁恕这个观念，如果能被世界各国接受的话，我们的世界会省去很多的麻烦事，这就是我不厌其烦地讲这些内容的原因。

我们倡导更多人坚持修正言行，或者是努力去寻找一种信仰，这种信仰才是国学的精髓之一。年轻人需要国学，因为初出校门，初出茅庐，他们不太容易找到方向，特别是我们所谓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很渺茫，所以他们需要有国学，来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应该向哪个方向去努力；中年人也应该以国学作为奠基，因为现实和曾经的理想有差距，甚至说差距很大，那么他们应该修正，应该通过国学，把以前的感知和现在的感知，以及未来的感知结合起来。我们姑且不敢去评论年长的人，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盏灯。对于年长的人来说，这盏灯不光照亮了自己，更多的应该是照亮了别人。

在人们吸收信息的方式如此纷繁多样、生活节奏快得不能再快的今天，究竟是什么具有如此的吸引力，能让我们放缓脚步，在这里聚精会神地听讲呢？当然因为国学的智慧，能给我们当代人纠结的内心和面临的困境找到一些答案，哪怕是局部答案。也许您对某家某派的学说有不同的看法，也许您对国学有您当下的新解释，但是我们的目的，并不一定是要您接受或同意某家某派的学说，而是试图带您进入浩如烟海的国学经典之门。对我而言，学国学的感觉，常常让我眼前幻化出在纷闹的世界里，一支静静开放的深谷幽兰。这个景象给我的是心灵上的至高享受，人生之旅既短暂又漫长，我们都需要给心灵找到一个安放的地方，而这正是国学的精要和所长。

谢谢大家！

附录 《国学开讲》背后事

答主持人王利芬提问

很多国学家对西方的文化不感兴趣，但是，范先生不一样。他非常有意思，做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比较，比如八大山人和伦勃朗的比较、笛卡尔和王阳明的比较。这反映出，一个国学大师居然对西方文明如此了解。

范先生不仅在文科上涉猎很深，在理科上的涉猎也很深。杨振宁、陈省身、丘成桐等都是能够跟他近距离对话的人。范先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这个钢铁是怎么炼成的呢？

范──────其实我做学问，最初不过是为己之学，自己有兴趣、有爱好，为了增加自己的内美，提高自己的修能。“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离骚》）在这方面思考和实践。到了一定的时候，我就可以融而汇之，能够接受你的邀请来讲国学，这个为己之学就成为利他的东西了。

孔子讲“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就是讲今人学的东西是比较急功近利的，很容易触及到一个简单的目标，人们需要什么，就学什么。这样的话，就和为己之学所得到的不太一样。比如我谈笛笛卡尔和王阳明，其实我绝对不是为了写这篇文章而开始读他的。你们看过我和杜维明对话，那次他是偶然提到王阳明，我就和他谈王阳明的《传习录》，然后谈王阳明的生平等。我们两个绝没有事先研究一下发言提纲，或者我们讲什么。我仅仅给杜维明讲，我们就讲天与人，你就知道我们该讲什么了。杜维明心领神会，所以，妙悟者不在多言。你讲了几句话，他就知道你要讲什么，可能讲什么。我在北京大学和他讲了九个钟头，没有拿一点儿提纲，这就是在几十年霜晨夜雨的辛劳里面，渐渐地有所体悟。而这种体悟，不是我忽然需要个资料，啪啪在电脑上打字就能知道的。我反复强调背诵，你也曾经试验过我，叫我背《离骚》，你现在要我背，我也一定一个字不落地背出来，这绝不是准备或怎样。这样的话，我就能够和观众有一种很快乐的交流，而不是照着稿子念。

您这一段话实际上就是说，学习不要为别人去学、为实用去学，而要为自己的心性、为自己的喜好、为自己的性情。

今天是《国学开讲》的最后一讲。大家可能都非常感慨，很想听听您在讲的过程中的一些感受和心得。

学习国学带给我的快乐范

我当时想，我的观众可能有大学生、可能有教授、可能有爱好者，可能有工人，也可能有普通的和尚，他们都会来，因为我要讲佛学。因此，讲的切入点是什么，讲的深度是什么，我必须弄清楚。我反复地讲，国学是以古人之心体物，以古人之口言情，可是古人的口和言和现代已经有了时代的隔离，而时代的隔离，我必须准确地用时代的话来反映，而不是以“六经”来注我，用他们的言论来注我的想法，这样的话我才能真正达到介绍国学的目的，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此，有些东西可能是比较难的。譬如讲《易经》，我大概讲了三次，讲了九个钟头左右。那么，我就想，《易经》怎么用大家能听懂的，而且感兴趣的办法讲述？好，我就给大家分析一下：《易经》的大概内容是：易象、易理、易数。《易经》本质上不是天命之学，不是神学，而是对人生提供种种选择可能性的经典，提供选择而不提供结论。如果大家记住这个，就不一样了，就不会从《易经》中找结论，也不会找街头算命先生算卦等。《易经》不是算命书，这样的话大家听得非常有意味，我就是基于这样一个想法。

您每天早上凌晨四五点起来读经，读你喜欢的任何文章或古典文献，还读其他很多的书。读和您讲一遍之后，有什么区别？

范──────读一遍自己心里都知道了。就像你的鞋子里面有只脚，你自己的脚趾在动，但别人不知道你的脚趾头怎么动，你必须把鞋甚至袜子脱掉，才知道这个脚趾头原来是这样的。因此你必须把那些比较深奥的、隐藏得很深的道理明白化。譬如《易经》，我最多会引到苏东坡，不会引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因为连纪晓岚都看不懂，那我讲给听众有什么意义呢？我真的懂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了吗？连纪晓岚这样有大学问的人都认为它集中的资料很多，在《四库全书》里聊备一格。那么我想，由我心里知道的到推向观众有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最好提供给大家一个方便法门。我们都有很多的困惑，我上回讲到《妙法莲华经》有八万四千种烦恼，就有八万四千个法门。我所做的工作，是不是能够提供一些方便法门，而不是那种过分微妙的？这样的话，《国学开讲》就能起到一个普及意义。

我听您周围的弟子说，您在准备《国学开讲》这个工程的时候，准备工作非常辛苦。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范──────最近我做了个更辛苦的工作，也和前面差不多。我最近在写《<尔雅>说略》，其实讲国学的时候也可以讲它，可是我想到这是本辞书，是本字典，讲字典讲不出故事来，讲不出很生动的内容，它是文字考据之学、文字训诂之学，这里面有很多烦琐的东西。但是，这是国学必须的一部分，它是“十三经”之一。在编订“十三经”的时候，把《尔雅》这一本辞典定为经书，这在世界上是没有的，但对中国这个重文字的国家来说，这非常重要。我为了写这篇大概三万八千字的文章，至少看了一百万字的书，我用“十三经”里面选择的《尔雅》，选的是东晋郭璞和北宋刑昺著书的版本。郑樵、清代的王念孙、段玉裁、戴震，他们的书我都要看，不看我怎么能就一个问题阐发出那样的问题，发现那么多东西呢？不可能的。当时我记得你好像问我，他那个书你都看过没有，我没有看过的我不会骗你的。我一定浏览过才知道。这里面什么东西我需要。过去不是讲一目十行嘛，有时候浏览和精读不一样，就是要翻，大体知道它讲的是什么。

我看到你们家的书房里面围着的一圈是《四库全书》。您在抽某一本典章古籍读的时候，那个纸质和感觉，您能给我们讲一下这种体会吗？

范──────《四库全书》是永远看不完的，因为它有八万卷。四库的总目我看了以后，我看每一本的编目，查重要人物的重要著作，我有记录。我大概从里面选了百分之一，选了八百卷。当然，也有没有选上的，我会再去找。可是选上的，必然是要读的。可是这八百卷，我要读多长时间呢？我上回讲了，我要读三十年。如果我每一天都能读，能够再给我加三十岁，活到一百多岁我可以读完这八百本书，所以讲读书之难可以想见。可是，有这部书在旁边，它也许是乾隆十八世纪以前的东西最好的诠释。这本书对于中国古典的学问，当然是有非常大的帮助。你刚才提的问题，就是翻书的时候感觉现在改洋装书了，它照样翻过去，会自己又回过来，缺乏读线装书的那种快乐。读线装书，翻过去一打开，它不会自己再翻过来。为什么中国人聪明，了不起？中国古代的书是墨印的，“芳菲菲兮袭予”，书香从哪来的？它不是用臭墨汁印的，而是用好的墨磨，这样印出来的书才是“芳菲菲兮袭予”。看书是一种享受，为什么中国古人看书不用戴老花镜呢？因为字数少，字号大。明朝以前没有眼镜，苏东坡的文章和诗里，从来没有提到过戴眼镜，可是从明代的画里，我渐渐看到有眼镜。这个说明西方的文化过来以后，书渐渐的繁了。中国人的思维方法和西方人不一样，中国人是一种感悟的归纳法，归纳法的思维基础是经验主义的、感悟主义的，而西方是演绎法。演绎法的基础是逻辑推理的、科学实验的。中国人讲一句话，妙悟者不在多言。你要叫亚当·斯密来讲经济，一本《国富论》慢慢说吧。邓小平一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白猫黑猫论，发展就是硬道理，几句话使中国这三十几年进步非常之快。

您读了这么多书，也没把您的眼睛读近视了。

范──────我年轻的时候，视力不是很好，零点八、零点七，到了六十岁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是有利的，我不用老花镜，小字也看得清楚。可是到了将近七十岁以后，我开始有老花眼了，人不能抗拒自然规律。年轻的时候视力非常好的，老花得非常快。年轻视力一般的，我零点七、零点八的，不是一点五，可你到了六十岁，还能看细字。可今天我已垂垂老矣，七十四岁了，要戴眼镜了，但度数很轻，老花镜是一百五十度。

您刚才说翻线装书的美感和墨香，那您有几本让您特别赏心悦目的线装书，给我们举个例子说说。

范──────譬如讲苏东坡的文集，我经常翻阅。还有十几卷朱熹的，我经常要翻阅的和看精装本有些不一样。现在是不是要求大家去看线装书呢？一个很大的困难是，网上下载的，大部分是某年某月某个地方出的书。中国古人对考据很认真，可是也有他们非常灵活的一面，就是这个词、这本书可能他认为不好，改动改动。我就看过那个文征明写的《离骚》，我估计他和我一样是背的。有几句，我看几个字改了，改得并不差。中国古人就是这样灵活。有一次，苏东坡写《论语》，多了一句。欧阳修讲，这个多一句。而苏东坡讲，也许孔子少一句。中国古人不是非常严格的，我现在最恨的就是写论文，论文一定要叫我写明某本书、哪个出版社、第几页，这个费了我大事。做这个工作非常之烦恼。中国古代文人不这样做，“四书五经”都记在脑子里，哗哗地写，钱钟书也有这个习惯。所以，后来周振辅校订《管锥编》，就提了一千多个问题。他都是因为记忆力很好，随手就写了，写了总会有一两个字有问题。可是我要告诉诸位，如果不是想真的去做一个大的学者，中国古人的读书方法是很可取的，就是不要死于章句，所谓“饾饤小儒死于章句”。“章句”不是文章的句子，是有一定的解释，譬如讲朱熹《四书章句》，“四”就是“四书”的解释，“章句”就是“训诂、解释”。“饾饤小儒死于章句”，因为你限定了读者一定的解释的话，实际上就束缚了他的想象力，而中国是感悟思维的国家，需要读者广大的想象力，那这个书意味就深了。我曾经讲过“匡衡抗疏功名簿，刘向传经心事违”（《秋兴八首》），匡衡抗什么疏了？现在考据一定要讲，某年某月他写了什么疏，皇帝给他什么命令，他抗了命令，他功名就薄了。“刘向传经心事违”，刘向传什么经，为什么违背了他的心事？杜甫不希望那样做，杜甫仅仅是通过讲古人而谈自己，所以在《秋兴八首》里有这样的句子，就是反映他不太能够使朝廷满意，他的功名就很薄，他最后不过弄个杜拾遗，拾遗补缺嘛。没有什么事了，我让你去干一点儿。他要想致君尧舜上，要想能做的事情，可是现实并没有提供给他这样的条件，他只需要你理解这点就行了，不需要你理解那些东西。一个多读书的人会有一双眼睛，就是很机敏地发现，这本书哪里是要害的，哪里是精髓的，哪里是生动的。买书要有个习惯，到书店买书，你不知道这本书水平怎么样，你看一页，这个书可买可不买，大体就知道了。你一看郑樵的

《尔雅注》，你一看就放不下手，所以广泛阅读有诀窍。

一本书是好书或不是好书，您有没有标准？给大家分享一下。

范──────好书的标准是：第一，说得清楚。说得清楚，大体上是因为自己想得清楚。一个人说话说不清楚，大体上是因为他没有想清楚。第二，中国是个重文字的国家，要有辞采。一句话这样说和那样说是不一样的，用这样的语言和那样的语言是不同的。辞采要华美，有人讲，这个人的书写得真朴素，你就要想一想大概没什么辞采。莫言是我的好朋友，他是很有辞采的，你不要以为他是朴素的，他的辞采非常有趣。辞采不是表面的，而是内在散发出来的那种华采。辞采是内容和形式、内在和外在的问题。还有就是，现在书太多了，你要记住一点，经典永远是少数，好书永远是极少数。诺贝尔奖也只有莫言应该得，他得了以后，我给他祝贺，我觉得这是实至名归。我想，看书基本上就是这几个要点。

范先生，当您说到读书的时候，有难以掩饰的美感和沉醉感，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您在读到某一类书或某一本书的时候，那种带给您的快感，还能回忆起来吗？

范──────当然可以回忆起来。清代太平天国之后有个杨小坡，他写一个他的朋友，死了，上来这句话就把人抓住了。“莽天涯，人何处？望江南，榛棘荒芜。花心更比人心苦，是一篇着色的《离骚赋》。《滚绣球》（想当初），十二栏杆帘影疏，三五中秋月影孤。看楼外垂杨一树，把长桥遮得模糊。甚文章大小苏，甚神仙大小姑，乔姝娘烟花寨主，俊王郎旷代才无……《小梁州》（那时节），院落沈沈日影晡，（他为你）滴翠调珠，（还有个），可人捧砚，（是）掌中珠，回眸顾花也病难扶。”（《正宫·端正好》）你看这个深情，在没有太平之乱的时候，知识分子那种高雅、那种生活，你不得不继续看下去。文章往往是这样，一两句就能把你带进去。譬如讲这苏东坡都有自己的绝招，“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怎么雨打风吹去，你会仔细看。

真的是一种非常深的浸染。就是读到那的时候，你跟他的心灵的共鸣感。

范──────有一种连类通感，因为什么东西都是可以联类通感的。他是古人，可是时代的隔膜很快从语言里消失了。

国学是我们的空气

范先生，我们谈国学和您自己。我觉得研究国学好像是您的主要任务，画是国学的一个副产品似的，文字也是，您写的书也是这样子。因为我看您的这个画也好，书法也好，包括您的诗歌，都是有国学大厦这个底子，或者说您的整个艺术基本上是国学的凝练和抽取，是与国学精华的结合。所以，我说您国学在前，书和画在后，可以这样讲吗？

范──────这是你的一种看法。其实一个人的一切，都是一个完整体，你不可以割裂他们。譬如讲你在画面上画一个线条、画几个衣纹，那么我大体上会知道，你的修养在哪，你肚子里的学问有多少，你的性格是浮躁还是沉稳等，这个一目了然。我的画近于文人画，它完全是内在的，是一种不期然而至的影响。有人问我，你对东西方的哲学这么感兴趣，怎么体现在你的国画里？如果这样想的话，它就体现不到国画里。我想，人们对这种东西的感悟，会这样或那样地影响每一笔、每一个画面、每一个透出来的气氛。国学的气氛有几感悟的，有归纳的，有要言不烦的，这种思维方法会影响到我们民族对很多问题的思维，譬如讲影响到邓小平同志讲政治的思维，影响到画家作画的思维。我们会排除很多繁文缛节，直达事物的精神，就会以简约的语言，来表达一个丰富的内容。我讲过米开朗琪罗，讲过伦勃朗和八大山人。在意大利或者在米兰艺术大学，我讲的是米开朗琪罗和八大山人，因为伦勃朗和八大山人同时活在这个世界上，纪念伦勃朗逝世四百周年的时候，中国纪念八大山人逝世三百八十周年。他们活在世界上几十年，我们要感谢当时没有比尔·盖茨，没有任何软件，他们不可能联系，他们的画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你看伦勃朗的画《夜巡》、他的自画像，以及画的很多外科医生，和八大山人画的鸟、石头或两片竹叶的情感思维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完全不知道相互的存在。西方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可能还知道互相的存在，譬如伦勃朗可能会知道莎士比亚，但他对中国是完全不了解的。这种天然条件的阻隔，形成了文人文化的多元，这是人类历史上非常了不起的东西，因为艺术新上市需要距离、需要差别。没有差别，没有距离，我欣赏你什么，对不对？因此，说要把一个中西融为一炉，中西合二为一，我说这个愚不可及。因此我们要感谢从远古、太古、玄古，人们的阻绝隔绝产生了五彩纷呈的文学艺术。经济走上一体化是世界的需要，而文学的多元化是个绝对不可动摇的方针。我是联合国多元文化特别顾问，我当然也坚持多元文化，距离越大越好。

其实现在的很多画家在中国画里有很深的功底，侵染了整个中国的，就是这样一些国学的思维方式。后来旅居欧洲的时候，他们在画法和技法上，也和西方的画派进行了一些融合，那么，您如何看待这些融合呢？

范──────为艺术没有必须如此或不允许如此，不存在这个问题。譬如讲我认为，它们融合的可能性是很微小的，我讲的是在至高的境界上，而在具体的技法上，我想这对每个画家来讲，都享有绝对自由的权力。甚至对于我个人来讲，虽然我画黄宾虹，画爱因斯坦，但很少用光影，基本上是线条。可是我某些地方用光影，一看就是西方素描大师的一个笔法。同样，徐悲鸿先生的人物画，也是一个很成功的例证。他的西洋素描非常之好，他画李印泉的时候，如果没有西方的造型基础，他画的头像绝对不能这么好。可是，他不是西方素描，这样能吸收的人是极少数的。我们现在往往看到一些人，就是在宣纸上画了很详细的素描，绝画不过油画布上画油画的，因为工具不一样。

郎世宁的画，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也看了很多。

范──────郎世宁是一个意大利的二流画家，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以后的人物。有这种写生能力的人很多，到中国来就以为宝了。乾隆会认为，怎么这个画这么真，那个瓷瓶子画的像个瓷瓶子一样？他的十二妃，一个个画得都挺像，于是就得宠于帝王。可是，我们艺术家还是不会认同，我认为他的东西还是不行。他画马（《八骏图》）像个标本似的，是一根毛一根毛地画出来的。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它的标价非常高，在中外也非常著名。您觉得，它的艺术性还是有待商榷，可以这样讲吗？

范──────不是有待商榷，是绝对不好。

就是像个标本就不好吗？

范──────那就不需要画家了。做标本的高手我看过，做的完全像活的一样。但是如果你画这个标本，那就太为中国画家所不齿了。

我们也看到很多当代画家，旅居于欧洲很多的国家，他们在后期的艺术中做了很大改变，就是把中国画过去非常静谧的、写意的画，做了一些艺术上的嫁接。

范──────“嫁接”这个词妙。您觉得不好，是吧？我看到几个相当有名的人，我认为他们不是由于内心的激动，而是由于理念的先行，希望能够出奇制胜。苏东坡写他的好词的时候，辛稼轩写他的好词的时候，绝对是从奔突的感情里涌流出来的。但他们不是，他们可以把方块字一个个拼凑，搞得离奇古怪。法国人有一个特点好新奇，怎么怪怎么来，这就是为什么德里达和杜尚出来以后，后现代主义在法国能那么猖獗，而且成为一个潮流，彻底颠覆了古典主义。我们中国的标准是什么？好坏。单纯的新没有用。比如我今天在国画题材上用油画手法画出一张画来，大家不看。我们还是要看你这个笔墨是否真的体现了中国的传统精华，如果没有这些，再新也没有用。艺术的标准最重要的是好和坏，而不仅仅是新和旧。有人讲，你也不会法文，却批评德里达。是，我不会法文，我会看翻译的德里达的著作。很多西方搞现代派的人，他讲些只有自己听得懂的话，而且他说看不懂我的画就对了。看不懂你的画怎么对了？有懂法文的朋友，就是给我翻译著作的裴程，现在是密特朗图书馆的东方部主任。我说你看德里达的东西多吗？他说我根本看不懂。他说我问法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也说看不懂。我在德里达的书里发现，他说谁也不知道我的宗教，那为什么谁都看不懂？如果看不懂德里达的书，是愚蠢、笨，如果连毕加索的画都看不懂，是理解力不够。德里达也有很多很好的东西，他是大语言学家，懂古希腊文，懂各国文字，英国的剑桥大学请他做哲学教授，遭到英国哲学家的普遍反对。但是，他谈起哲学、谈起古典的东西，不比别人差。他在历史上也有过一些英勇的事情，譬如讲他站在曼德拉的立场，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美国的一个黑人记者揭发了监狱里的酷刑，要被处以死刑。他向全世界呼吁，这些都促成了他后来的怪诞理论。

您在法国整整三年多吧？我发现您的艺术真的没有受到以您那个角度而言的西方艺术的侵扰。就是说去了法国跟没去法国，在艺术里面体现不出来，为什么呢？

范──────我举另外一个例子，日本画家东山魁夷、平山郁夫，到中国来无数次，他的画底下永远是日本画，他懂得中华的东西。我去卢浮宫的次数比谁都多，我会看。虽然表面上我不会用达·芬奇或者鲁本斯的办法，可是我心向往之，会在我的艺术里，不期然的有所表现，而这种表现不是你可以看出来的。有些画家不是这样，画到这儿，立刻就能够拿来主义，就像我们学科学似的，科学比较容易拿来主义。你设计了一个方程式，在没有出现这个方程式时，这是个无穷的奥妙。出现了方程式以后，原来如此，那很容易拿过来，但绘画雕刻可不行。卢浮宫里的东西摆在那儿，你可以每天去看，但你拿不走，你也不想拿。一个是表面上的摄取，一个是心灵上的感悟，这个行色面貌都不一样。我还可以看到有些人接触西方的东西以后，变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样子。你说嫁接也好，说遗传基因的更换也好，说有一个克隆出的也好，这些不是心灵之果的一个根本，艺术永远是人类的心智之果。你心里没有这样的土壤，你出不了这样的树苗，更结不了这样的果。

您是从1993年回来，到现在将近二十年。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那么这三年您经常在哪儿看，你看梵高的墓地，卢浮宫去了那么多次，还有奥赛博物馆等好多地方，都是艺术之都。这二十年回头看的话，对您的改变有哪些？如果说我们的眼睛看不出来的话，您自己来总结，会有哪些改变呢？

范──────简单地告诉你，画的比过去好了。譬如讲我看了鲁本斯的，那么强大，我用的时候，为何不能有一种张力，在中国笔墨里体现出来。我看到伦勃朗老年的自画像，那真是一首人类的悲凉之歌。这时候我会想到我对人像，怎么能够尽精刻微达致这个，这些东西都是潜在的影响。

我特别想谈在法国这三年，原因是您的大著作《庄子显灵记》，就是在那个时间段完成的，而且庄子对您的影响太深了。范曾先生的《海外散文三十三篇》里面也有老庄，还有《散文三十三篇》，这些其实都是庄子三十三篇的借用，可见庄子对您的影响之深。在《庄子显灵记》中，您问天、问地、问各国的圣贤，跟庄子对话，庄子时常出现在全篇之中，让他的灵和您的灵对接。您能跟我们讲讲您创作这样一部著作的初衷吗？

范──────我选择和海德格尔、毕加索、柏拉图等人对话。要知道，人类思想的前景不会像科技那么明显，有些思想，有些思维，具有一种生命之树常青不败的感觉。比如庄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这个不言不说的大自然的规律，是个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我很难想象，在两千三百年以前，庄子能发出这样对天地大美的无限影响。我们在十八世纪末期的康德的书里依稀可见两样东西，使我们经常敬畏崇仰，一是是我们抬头望的星空，是宇宙本体，一个是我们内心的道德律。星空和道德律是不太容易改变的，这个就是好的东西，如果讲好的东西存在的话，康德还有一句名言，“本体什么也没有发生”，为什么？我们讲宇宙在于运动，他怎么讲本体什么也没有发生？他是讲的他的变化是以几十亿年、几百亿年来计算，而人类的生命只有几十年，比它那个几乎是没变，它是永恒的。人类的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我们发现了人类的思维之果，它有永恒的价值。我曾经讲，孔子和孟子讲两千五百年前君子的品格，到今天还是君子，两千五百年前小人的品格，到今天还是小人。譬如讲“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个状态是永恒的，还将一直传下去。君子心胸永远坦荡，小人永远鬼鬼祟祟，瞻前顾后的，在群众面前做戏，令人讨厌。像很多这样的伦理道德的东西，大概是关于宇宙本体的一种表述。比如讲孔子的孙子孙伋，就是子思，他说诚外无物，诚以外是没有东西的，一棵小草长出来，一棵树苗长出来，它都要对宇宙真诚，才能长大。你不真诚，你不向上、不向阳，你背离，你就死亡。“诚外无物”这句话不仅可以用于自然界万有，也可以用于今天的世界。今天的世界少了个“诚”字，一天到晚勾心斗角，一天到晚虚与委蛇。上面握手言欢，下面搞小动作。人类现在除去子思讲的这个“诚”字可以给人类带来一个希望，其他废话都少说，主要是相互之间不诚。在《国学开讲》里讲了很多这样的道理，我想对今天是有用处的，这也是我们讲的文化软实力之所在吧。

我看您在做《庄子显灵记》整个创作过程前后的这些散文，共同来对照看的时候，我觉得国学好像是您的空气。

范──────你这个讲得好。我今天才深刻地知道这个道理，因为离开空气不能生存。

在巴黎这一段时间里，其实您的吃住就是这种有形的空气，真正的空气，包括巴黎郊外的生活，其实都是非常惬意的。就是说您其实和国学这个土壤，和它的氛围割裂开来了，其实它带给您的不安是另外一种痛苦，我是有这样一种体会。

范──────讲痛苦有点儿过分，是有点儿孤寂感。我写过首诗：“庭芜又见正春韶，听隔窗和鸣喧嘈，番语枝头雀，不是家山鸟。梦醒今朝，方觉得音书杳。”枝上的鸟讲外国话，我听不懂，因为不是家山的鸟。梦醒了看看邮箱里没有信，有这种孤独感。

所以我看到您那一段时间，是在写《庄子显灵记》，实际上抓住了您最喜欢的东西。其实是离空气更加近，抓住最喜欢的东西来进行抒发，然后堪乐于巴黎，是吧。在这样一个时间，创造这样一个东西。

范──────当时正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我《庄子显灵记》里写过，人类不缺少善良，不缺少善意。当时法国就宣布，某月某天几点钟有警钟长鸣，全巴黎、全法国致默哀。我当时在巴黎乡下避暑，一听到嗡嗡嗡一叫，所有的汽车全停下来，所有的人都站起来，包括乡下的老人和小孩等，都不玩了。都低着头，不缺乏善意。中国汶川地震的时候，我捐款完了以后，又要飞回联合国，我做了一个报告。因为是中国人上来做报告，全体起立为我默哀一分钟。人类不缺乏善的基因，不缺乏善意。你知道善意是经过什么才变成恶的？经过权利和金钱。经过权利和金钱的催化，人类的善渐渐丧失。人类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要把本来存在的这种善意，使它真正成为一个事实，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当一个人和一个文化不能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有一种疏离感。人家送了您一斤绿茶，你在那边能喝出一个山的那种感觉。“蛰居漫凄惶，看群山碧翠，待勾留一叶春光”，就是我等到走过群山碧翠的时候，我只要有一片叶子在我的茶杯里，就是祖国的一片春光。

东方哲学延缓西方工具理性对人类的专政

范先生，在整个讲国学的准备过程中，您觉得辛苦吗？因为并不是每本您需要准备和翻阅的书，都能够跟您达到高度的共振，从而带给您非常好的快感。有的东西是考据型的、查阅型的，是不是有一些枯燥，会让您感到非常劳累呢？

范──────因为我想我讲的部分，像我写《<尔雅>说略》这篇文章，绝对是我非常认真、仔细地翻阅，因为我不会用电脑，我必须要在书里翻。可是，书里翻出来和电脑的不太一样。书里翻出来的时候，前前后后的文章都要看。而在电脑上，只要一个关键的词出来，它的意思就全出来了，这就是看书和用电脑的区别。这个过程有枯燥的一面，可是，当你忽然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后，你会每有会意则欣然忘食。陶渊明当初讲，“好读书，不求甚解；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他会高兴得不得了。譬如讲我在写《<尔雅>说略》，大家知道在《诗经》里面有《硕鼠篇》，“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诗经·国风·魏风·硕鼠》）那么我一查《尔雅》，郭璞的著里和刑昺的《十三经注疏》里都没有谈到硕鼠，可是我在《方言》里查到了硕鼠。硕鼠是在一个地方称蝼蛄，就是听到蝼蝼蛄叫，还不下地了吗，就是专门吃稻谷的苗和种子等。一个虫子，我大为高兴。我说这个在《十三经》里查不到，可是在《方言》的著作里查到了。硕鼠当然是《二南》里的东西，那么《周南》《召南》从来没有解释的人来解释硕鼠就是蝼蛄。解释蝼蛄，从这个文字的色彩来讲，要比大老鼠美。无论是近代翻译的，“大老鼠啊大老鼠，你不要再吃我仓廪里的谷子”。仓廪谷子，老鼠不会吃三年，主人都不会管的。第一年吃了一点儿，他养几只厉害猫，硕鼠就没有了。可是蝼蛄可以今年有害，明年还继续危害。连续三年蝼蛄灾害，而且它遍及的是整个田的面积，而不是在仓廪吃一点儿。我发现了这个，完全是可以为我所用的，我再一念，押韵了。“蝼蛄蝼蛄，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韵母是一样的，这岂不是一个绝妙的翻译吗？我再举一个例子。现代有一个大学人叫陈寅恪，大家念得不对，念个陈寅恪（kè），或者念陈寅恪（què），应该念陈寅恪（xuè），这是《尔雅》里唯一的音读。为什么念错，因为《尔雅》里注的“反切”。这个“反切”你要知道，他是江西人，陈散原的儿子陈寅恪、陈衡恪，他是江西人的口音，和真正的读音是有距离的。可是我们现在知道，应该是陈寅恪，戏谑的谑，那个是最标准的念法。那为什么陈寅恪在给外国人签名的时候，他拼个陈寅恪呢？以他的学问，绝对不会不看《尔雅》。以他的爸爸陈散原的学问，绝对不会不告诉儿子，我给你取这个名字叫“陈寅恪”。他因为是外国人，懂不懂都无所谓。大家都念“恪”嘛，我也念“恪”，不要讲我不会念这个字，不跟他们计较，内外有别，他在国内绝对叫“陈寅恪”。

所以，我看看枯燥的书能寻找到一种趣味，就补偿了我多年的辛苦。

范先生，您这么喜欢书的话，像一些非常棒的线装书，您有没有收藏的兴趣呢？

范──────我们家是文学世家，尤其到了我的曾祖父，是李鸿章的西席，他的好书当然非常之多。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曾经经历过“文革”和抗日战争。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全家到乡下去了。那这个书在家里，家里的不孝儿孙就请了一些书商来。他们也不懂书，但书商懂，就把最好的版本挑走了。到了我父亲剩下来的，不过是劫后余烬。“文革”倒没什么损失，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把爸爸所有的书都放在一个阁楼上，红卫兵去贴的大封条，贴封条到救了他了。其他的红卫兵来了，我爸爸讲，这个上面红卫兵贴了封条，你们绝对不能动，动了我们有问题，因此就一本也没有损失。到了后来许世友做南京军区司令的时候，到南通去，“文化大革命”也到了尾声了，他看到一些世家的书还在那封着，就对当时的市领导讲，现在有的家里“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东西还封着，难道这是应该的吗？这一句话，全部解封了，我们家的书也重见阳光了。所以，文化要留到今天，经过了很多的艰难苦恨，不是容易的事情。我最好的版本，也仅仅能到明朝天启年间，现在这些版本都是善本了，就是被盗，被劫后余烬，这样是好东西了。所以我们要保存一个国家的文明，要经过很多困难。兵燹、灾难、火、水，这个是不可数计的。

您刚才说的那些好书有多少本呢？

范──────大概有一千本左右。

我觉得，像范先生您这样的人，如果要让您每天读电子书，您是什么感觉？

范──────我没有经验，没有读过。

我就告诉您，在电脑看的书，就是电子书，用手不断地上键、下键那么翻看。

范──────我对机械有个本能的拒绝，因此到底爱不爱它，我现在很难说。就像你谈恋爱，这个女人你还没有见过，你说你什么感觉？没有感觉。

因为我们讲了一百集的国学，我要问一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国学？

范──────我在国学概论里谈过了，因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它的历史当然不如埃及、巴比伦、印度这么悠久，可是我们有一点引以为自豪的就是，我们的历史没有变动，我们的人种没有变动。从遥远的古代到今天，蒙古利亚族，对不对。虽然你的鼻子比较高一点儿，眼睛比较深一点，可是你是蒙古利亚族，印度达罗毗茶的人。扁扁的脸，创造古代灿烂文明，现在还在吗？现在都是雅利安血统。经过雅利安血统整个洗了一遍。现在希腊人还是古希腊人吗？完全不是，中间经过的战乱变化太多了。今天的希腊人不敢说米罗岛的维纳斯是他们的祖先创造的。但我们可以讲，秦始皇陵兵马俑和龙门石窟，都是我们的祖先创造的，我们言之有理。就拿《尔雅》来讲，中国的文字几千年就是这样传递下来的，《尔雅》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万三千字，到了修订康熙字典的时候，已经有了四万八千多字，也就是经过两千多年，增加了三万多字，这个字，我们现在还在使用，它的生命还那么强大。任何一个国家的语言，都不能替代中国的语言。中国的语言不太适合做国际法律的条文。法语适合，法语严谨，不可做第二种解释。在《尔雅》中，同一个词有不同的词性，有不同的解释。放在不同的地方，它就可以成为一个动词，在另一个地方成为一个名词。譬如讲《论语·公治长》里边，公治长是孔子的女婿，他这个罪过不是他的，把自己的儿女“妻之”。“妻之”，嫁给他。这个“妻”本来是个名词，但在这里是“嫁给他”的意思。所以国际公众的法律用汉文，会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可是，汉文对诗人就太有用处了。诗无达诂，你随便怎么解释，他给读者一个丰富的想象。如果一个好的诗人的诗没有各种解释、没有争论，那他就不是个好诗人。杜甫的《秋兴八首》你有这样的解释，我有这样的解释，这是给了一个充分相信读者理解力的空间。中国的文字没有变化，中国景色丰富，字更多了，中国的人种也没什么变化。匈奴、鲜卑、羯、氐、羌，都是蒙古利亚族，扁脸，这个扁平的脸，一直到现在的鄂伦春族、达斡尔族，他们都是蒙古利亚族。西方的战争融合太多，东方人改变了他们的一些人种，譬如讲元朝，打到基辅、波兰，建立了二百年的王朝，察合台王国、窝阔台王国、钦察汗国、伊尔汗国，他的最小的儿子就是托雷，拖雷的儿子就是忽必烈。蒙古汗把中国征服了，可是蒙古征服中国没有关系，同时还是蒙古利亚族，可是征服俄罗斯就不一样了。现在俄罗斯民族里面，有扁平脸的，有些有点儿像蒙古人。整个蒙古利亚系统，毕竟二百年。所以讲我们的文化，有一个人种的问题，有一个语言的问题，有一个不太容易受外来干扰的问题。中国为什么那么不容易受外来干扰？两千两百年年前，秦代修了长城，南边是海洋，西边是喜马拉雅山脉，别人很难进来。至于国学大师章太炎讲，皇帝是从巴比伦来的，也许是一种幻想。在那样的生产条件下，皇帝作为一个部落联盟的首领，是不可能越过喜马拉雅山的，也不大可能越过大葱岭。

学国学的过程里面，企业家也在学，小孩子也再学，开国学班的很多。实际上，中国今天不断融入世界，人们更应该学习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实际上是西方以科学实证、逻辑推演来进行思维的方式。还有我们的中小学，如果按照国学这套模子塑造出来的话，将来到社会肯定适应不了新时代的需求。

范──────这个忧虑是多余的。为什么是多余的？因为国学仅仅是他们课程的一部分，而且我们是把国学里面对人性、对人的品格有利的部分给了他们，而不是使他们成为一个小古董。因为他们成为一个小古董，条件也不复存在了。每个人都学电脑，电脑的吸引力也很强，小孩当然不会把所有的精力用来集中搞国学，他们最主要的、大量吸取的还是一些近代的思维方法。近代的思维方法对科学的发展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譬如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创建了逻辑学和物理学。中国没有本质上的物理学，没有本质上的化学，甚至没有本质上的数学，作为我们民族的传统，我们民族最自豪的传统是，文史哲，诗书画。

就是当我们百集国学讲完之后，可能会带给整个社会一个国学热，这时候会夸大国学的功效。我特别想问您，一个成长期的少年，国学的学习在他整个学习过程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当然，不是说很精确的。

范──────对。我想这个比例，很难用一个数量来定它。应该有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国学课本。过去大学有语文课本，可是各个大学谁也不服谁，南开大学有南开大学的语文课本，北京大学有北京大学的语文课本，可是有一条，中国的经典是自在之物，你选不选它，这自然有标准，这就需要各个大学真正懂得的人，一起选一个通用的课本，这个课本对每个人都是必备的。再像我写《尔雅》，翻一百万字的各种古籍，他们做这个功夫也没有意义，我想最主要的是人文领域的，对他们的一种精神上的感化。佛学到底有什么用？有用处大了，我上回不是讲嘛，放下即如来，不要被我执、法执所控制，我执就是烦恼障，坐在那无明烦恼来了，你自己老被烦恼所约束着，那么法执，所知障，你知道那些东西成为你认识事物的一个障碍了。有一次，有一个同学提出来，我现在要考大学了，如果讲放下，我就考不取了。我说，谁叫你现在放下了，等到你考不取的时候，你忧思痛苦，你把他放下，放下你继续努力。一个人不能放下，永远会苦闷，佛家是叫你一切烦恼都是可以放下的，是无漏的，一有漏，你的烦恼就会出现。佛家提供给你八万四千个法门，容纳你八万四千种烦恼，天下没有过不了的烦恼。

我觉得，国学更多的是一个思维方法、思维方式、人生境界、人生修养、伦理道德，以及做人做事的方法，但是它缺乏工具，所以它会一句话达到事物的本质，但是这个取决于主体是不是有那样的聪明度。如果主体没有穿透能力的话，是达不到的。而西方的科学是平均的智商水平，用它的工具和分析方法就能达到事物的本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学本身很难让普通人都接受到一个相同或差不多的标准。你看今天的国学就是参差不齐，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不是国学的一个缺陷呢？

范──────我讲国学，不自觉地就听进去了。我讲《论语》，讲《孟子》，讲《大学》，讲《中庸》，讲《老子》《庄子》《易经》，讲三部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妙法莲华经》《六祖坛经》，这些全都讲过了。你哪怕讲记不起某句话，可是你心里会有所感。我想，国学不能代替西方的实证科学。

实际上它应该是我们，青少年或者大学生、年轻人应该是一部分，因为它还需要其他更多的科学知识。

范──────太对了。国学可以帮助你提高智慧程度，会使你便于接受西方的理性和工具，而且，东方的哲学思维可以放缓使西方的工具理性对人类专政的速度，这些都是国学对今天的世界的意义。老实说，中国人不缺少智慧，前一段时期，杨振宁先生带着一个生物学家到我家来，这是“千人计划”里面的一个生物学家，他说美国有一个人类学家研究人类的智慧，他有他的硬标准，经典著作在世界的影响、今天华人在世界的影响、中国最优秀的华人、他在科学上的地位等等，中国人的智慧超过了犹太人。所以讲我们要非常自豪、非常自信，而这个自豪来源于什么？来源于东方的智慧，而这种东西的智慧，是比较容易把东方的东西拿过来的。西学东渐易，东学西渐难。西方人拿他这些东西比较难，我听西方人一谈诗歌，我一听就知道没有入门，一听他的《老子》就是乱说，要真正使他们知道，为什么佛家要讲五蕴，讲四谛，讲诸法空相，为什么要讲十二因缘，他完全不能理解。

东方文化如此神秘，西方人永远进不去、打不透，这样的话，这个融合怎么完成呢？

范──────不要从短期效果来看。我们看人类，我们中国人有口的优势，二三十年以后，世界上说汉语的人大概有二十亿，说英语的人大概有三十亿，这是两个最强势的语言，语言必然是一个思想的载体，会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当然是我个人的评价，私人的判断不是科学结论，不足为据。

人类心灵面临着一个自我的救赎

范先生，四百和五百年之前和之后，国学都是在的，有很多人也是离不开国学的，但我们国家依然贫穷落后，真正让我们富强起来的是鸦片战争把国门打开之后，然后慢慢地改革开放到今天，是不断和西方文化融合的过程。我们把西方的工具理性拿过来，我们改革开放开的是什么，开的是市场经济，开的是以金融为主体，开的是证券市场，开的是现代企业制度。我说的这些基本上都是工具理性，都是和科学思维方式相结合的东西。所以我们固守国学这个东西的话，可能国家还是不能强大。

范──────西方主要是从明朝末年以后，西学东渐，再加上后来洋枪洋炮打开了我们的国门，逼得李鸿章、张之洞他们要搞现代化。这有一个被迫的过程，现在是个自觉的过程。自觉的过程，我想我们绝对可以以一个比较快的速度，把这些西方的高科技的东西学会。

你觉得这是国学的原因吗？

范──────这个不是国学，是聪明。国学能使中国人有智慧，智商高和智商低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一点儿哲学都不懂，那么我的诗歌写不好，画也画不好，我的文字也不会那么圆融。我是个笨人，可是学了国学以后，可以使自己的心扉打开，能够接受很多的新事物，这也是国学的特点。国学不是叫我们“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吗？国学没教我们守旧、守旧，更守旧。我们不学西方，绝对没有今天，我承认这点。可是，如果中国还一直保持着不受侵略的状态自己发展，也会通过另一个途径，慢慢地走上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道路。

明治维新恰恰就是引进科学思维方式的结果，只是说它是主动引进，和我们被动挨打不同。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学国学的同时，一定要非常重视逻辑思维和科学实证的力量，否则的话，我们会变得不全面。

范──────尤其是青年学生要知道，数学可以讲是科学之母，而数学的灵魂就是逻辑学。如果逻辑学不懂，数学就不行，数学不行，物理学一定不行。所以杨振宁先生等人的数学都是极好的，你不要以为他是大物理学家，他一定是以数学为基础的。他曾经画了个图，一个数学、一个物理、一个根基，越到最高境界，越合二为一了。过去狄拉克讲过，未来解释自然，最后只有用数学来解释。

您的思维应该是以经验型的思维为主导的吧，当您和这样一些大数学家、物理学家对话时，您觉得在思维方式上有冲撞性吗？

范──────没有，因为真正的大科学家非常重视感悟，他们的逻辑思维一定不是死板的。爱因斯坦讲过，有的时候理解力比知识还重要。杨振宁先生也是这样，他非常重视感悟的东西，他的很多妙悟都来源于感悟。我曾经问过陈省身，我说你的数学这么好，和我们祖国有优秀的算术传统有没有关系。我讲到汉代的《周髀算经》《九章算术》，他说这个大概没有什么关系。西方数学是逻辑学，东方数学是算数术，是“算数”的“术”，“算数”的方法，譬如讲分数、圆周率等等，这个在中国很早都有，可它不是逻辑思维之果，而是经验之果。

所以您跟他的对话还是非常通畅的。

范──────因为感悟的东西一定是相通的。有人讲，丘成桐这个人很不好谈话，但我感到他很好谈话。他到我家来和我谈诗，谈得高兴得不得了，他非常爱诗。说明这个诗性的思维对一个科学家也是需要的。诗性的判断和理性的判断可能不一样，可是有时候殊途同归，就宛如中国古代哲学和西方的哲学，笛卡尔完全是通过科学实验来证明纯粹信念是与生俱来的，王阳明是通过感悟思维，认为人类有个心灵深处，有一个至善，这是与生俱来的。孟子讲有一个不学而知的良知、不学而能的良能，以及不虑而智的良智。与生俱来的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因子，譬如将我们讲善，善的因子一定存在于每个人身上，包括杀人如麻的强盗。你不能讲他内心深处没有一点儿善的因子，可是这个东西在他的行为里完全泯灭了。普遍而言，人类善的因子要提升。

那是不是说，爱学国学、会学国学的人，他们的自我修养都比别人要高一些呢？因为国学里面，首先看《论语》，基本上是做人做事的方法、修身修心，《大学》里面，这些都是在提倡这个，可以这样笼统地概述吗？

范──────其实，你不要把国学放在一个对立的立场，它不是这样的。譬如《中庸》里提到“尊德性而道问学，尽精微而致广大，极高明而道中庸”，这直接谈到科学上的最根本的道理。“尽精微而致广大”，杨振宁是研究微观世界的，可是他又引申出宇宙对称的学说，“尽精微而致广大”。“极高明而道中庸”，我们又讲这个人中庸，以为是中常之才，中庸不行。中庸可不是这样，只有极高明的人才能到中庸的地步。宇宙不是一个偏激的存在，而是个中庸的存在，是个不偏不倚的存在，它对一切人、一切事物，都是同样的态度。佛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做不到。

范先生，讲完国学之后，其实我也听到了一些人的反应，说我为什么不学国学，或者说我为什么学得不是那么积极呢？原因是我发现里面有一些糟粕，有一些在今天看来无用，甚至和我们今天的一些做法完全相反，是我们应该摒弃的。怎么看待国学中的糟粕，这是大家经常问的问题。

范──────举个最明显的例子，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个一定是糟粕，可是五常，仁、义、礼、智、信，这个是永恒的，是精华。在一句话里，三纲五常，一半精华，一半糟粕。仁爱之心不可以没有吧，义不可以没有吧；礼，不可以没有礼貌吧；智，不可以没有知识吧；信，不可不讲诚吧。所以讲，国学里面的糟粕，现在是很容易被发现的。

用什么样的试金石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呢？

范──────现在我们不是讲，社会都有核心价值观吗？国学也有核心价值观。这就是孔子讲的，“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一个人要能够做到忠恕，这是他一生能够坚持人格的一个方向。孟子也讲到了一个根本善，那是一种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量能和良知。我曾经提出，我们人普遍要有敬畏之心，对宇宙本体、人类传统、对社会上可敬的人物，要有敬畏之心，要有感激之心。你成长到今天，在这个过程中必然里有很多助力。范曾这棵树，不是讲没有人浇水，没有人灌溉，就长成了，没有这样的事。对这些对自己有帮助的人，要永远心怀感激。另外，要有恻隐之心。孟子讲，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一个没有恻隐之心的世界是个荒唐的世界，是个破碎的世界，是个战乱频仍的世界。中国是具有恻隐之心的国家，还有知耻之心，知道耻辱。中国现在有些人不知耻，自己做了非常可耻的事情，他却不知道。一定要知耻、恻隐、感激、敬畏，这八个字是国学能使整个民族心灵得以提高的一个方面。

范先生，能不能帮我们把国学里面的这种糟粕拎一些出来？因为大家拎的时候，可能没有您这么全面和具体。

范──────可以这样讲，国学在原创的时候，包括来到中国以后的佛教，我们也纳入国学的范围。它的原创者并没有那么多的糟粕，而是经过事态变化，人类的一种私欲渗透进去，糟粕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原创者那很清醇，就是讲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在山里泉水很清，一出山泉水就浑浊了。我们要追溯到源头，中国的儒释道，都不崇拜偶像，都没有神仙，东方无神，这是范曾说的。道家崇尚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佛家没有一个第一的神，可以有过去佛、现代佛、未来佛，三世诸佛。三世诸佛的数目是多少呢？恒河沙数，像恒河的沙子一样。六道众生皆可成佛，他相信了内在的潜力，佛家最相信内在潜力，而不是叫你光相信我。儒家的孔子更是这样，不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反对怪力乱神，他是非常人本主义的思想。我前面曾经概括了一下，道家是自然的人格化，儒家是人格的自然化，最后都会和天、和自然有个共通。这是儒，这是道，中间这个天，一定是有重合的地方，这样来看，我们今天所讲的，还都是从源头讲起的。最好的东西是什么？是单纯：最好的画感觉上单纯，最好的事一定是单纯，一个菜也不是五味杂陈就好吃，每个菜有一个单纯的方向。你忧虑国学的糟粕，这个不要过虑，为什么？因为国学的源头讲起来的话，它很少这样的东西。

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自身发展的这样一个需要，自己去摒弃一些糟粕，这是不是个方便法门呢？

范──────当然是。因为很多佛家的道理，后来佛庙里有十八层地狱等，都是对善男信女的一种威慑性，就是讲你如果不做善事会怎么样，释迦摩尼没有叫人这样，释迦摩尼没有设计这样的一个地域，更没有十八层地狱。（有人说）你看，佛家就是这种糟粕，这个是不对的，佛教的原始教义里没有。你看我讲《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或者《妙法莲华经》的时候，也没有这种。

您七十多岁的高龄，尽管您感觉只是过了人生一半，那也是非常大的一半，因为您拿出宝贵的画画的时间、做学问的时间，给大家来做这样一个普及的工作，为大家学习国学开出很多的方便法门，大家真的非常感激。范先生接受媒体，尤其中国大陆媒体的采访应该是不多的，是吧？

范──────我拒绝了很多。

大家听您亲口讲话，也不是很多，尤其讲您自己。因为您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学者，是具有很高艺术造诣的画家、书法家和诗人，大家对您的要求总是很高的，对您的期待也很高，所以总是会在网上传几个事情，所以我们特别希望您自己跟大家讲讲这些事情，实际上有很多我觉得是误会，没有听您说过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范──────官司的事情，那个东北的郭庆祥，郭庆祥不被打败了吗，是污蔑、诽谤。我在全过程中，没有讲一句话，仅仅是官司胜了以后，我讲了三句话。相信事实的真相，相信法律的尊严，相信社会的公正。我在一篇文章《忧思难忘说沈老》里说得非常清楚，好事者愿意相信谣言，就让他相信谣言去。在那篇文章里，就是“文化大革命”之中，我不可能做出那些事情，历史博物馆最有力的证明都在那。大家有个很大的“优点”，网民不看书，愿意听道听途说，乐不可支。让他们快乐吧，因为他们快乐，我也没难过。因为范曾是自在之物，依然存在，愿有些平民的快乐，这里面夹杂了很多的似是而非、捕风捉影，这个快乐总得允许。他们没有犯法。

对这样一些非议也好，议论也好，不实之辞也好，这样的一个包容心理，是不是国学也帮了您非常大的忙。

范──────因为善于原谅人，是一个很高的境界，不可原谅的是那些心地险恶，那这个佛还做狮子吼。所以我和他辩不得的话，法律。法律公正，我一直很快乐，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有些心怀叵测的人，你好不好他都在骂你，你有什么办法。你范曾做了一万件好事，他也在骂你。第一，我不怕舆论。第二，我不怕网，就是明白在这儿的。

其实我问这一点，也是特别向您讨教。我们每一个个体的生活里面，就是包括我或者每个人，都有遇到一些不理解的人，希望他很倒霉的人，给他落井下石的人，还有很多让你非常愤怒、非常烦恼的人。国学能不能帮我们摆脱这样的人，怎么样帮？

范──────人类的心灵面临着一个自我救赎，这个自我救赎，从自己待人是不是诚，是很有检验的。就是你是不是做了一个诚的事情，是不是违心做一件事情。你所说的话是不是事实事实，这都包含着诚和不诚的问题。有的人你和他说出来没用的，他就是要骂人。就像一些过去和鲁迅辩论的人，还没看到鲁迅的文章，就开始愤怒地磨墨，就准备骂了。这样的人没办法，由他骂去吧。

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呢？你做任何事情，他都要骂，或者不理解、曲解，故意歪曲。

范──────因为我们的环境让他有了存在的可能，在西方是不可以的。在法国，如果在网上随便骂人，一定要上轻罪法庭。所以在国外生活，你不要怕网上风起云涌，会骂，会怎样。再风起云涌，有一万个帖子，在中国也是几十万分之一，公理在，社会公正在。刘罗锅里面不是讲，天下自有一杆称嘛，这个称还是存在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困难和烦恼，其实我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烦恼。比如我发一条微博，下面的一百个评论里边，总有两三个人骂我，我觉得骂的我……基本上不是事实，但他非要骂一下。

范──────你知道，这次莫言有个讲话。

对，也骂了他很多。

范──────他说自从获得诺贝尔奖以后，他看到了很多人间的喜剧，最后发现他们说的是另外一个人，不是我。莫言绝对是与世无争的，非常智慧而质朴的一个人，他得这个奖我特别高兴，可是也不是都是这样，所以他讲出现了很多喜剧。

这是人性恶吗？

范──────这是人性恶的助长。它还有一个契约的遏制，如果讲有契约限制的话，这些就渐渐会消灭于无形，譬如讲究有轻罪法庭。你在网上骂王利芬，上轻罪法庭，你说出来，他立刻就狼狈了，所以他没有，所以他狠。

我也得到了一个方便法门。

范──────对。

我们刚才讲到国学给我们日常生活问题解决的一个办法，到结尾的时候，现在回顾一番，我们从国学的范畴、“四书五经”开始讲，讲了这么多集，观众朋友们也跟我们走过了一个历史的长河，对我们的经典也通过您生动的讲述领略了一番。您擅长写诗，在结尾的时候，能否给我们讲一下，您觉得哪个诗人的诗或者您的哪首诗能够表达我们走过整个历史长河这样一个感受呢？

范──────天长地久有时尽，此学绵绵无绝期。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