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曼“自然与我”系列：鲸背月色+心灵深戏+稀世之珍+纤细一线（套装共4册）

[美]戴安娜·阿克曼

中信出版社

目录

鲸背月色

心灵深戏

稀世之珍：消失的动物，永恒的世界

纤细一线：放下绝望，重拾希望

版权页

目录

引言

第一章 蝙蝠的颂歌

第二章 黎明的眼睑

第三章 鲸背月色

第四章 白灯笼

引言

1989年，我花了一个月时间开启了一段南极之旅。尽管那里人迹罕至，却令人神往。那里有我向往已久的圣洁的荒原。几个月之前，我在圣地亚哥海洋世界参与了人工隔离喂养企鹅幼崽。有只毛茸茸的棕色雏鸟，像个小雪人。我喜爱极了，给它取名阿普斯利，以纪念阿普斯利·谢里·加勒德，一位曾于1911年在南极艰苦跋涉的探险家。他写就了《世界最险恶之旅》一书，将这段艰苦卓绝的探险展现在读者面前。在之前两年时间里，我一直在为《纽约客》写自然历史类文章。在杂志社资助下，我得以亲自前往那里近距离观察，并写下许多关于企鹅的文章。能徜徉在蛮荒的冰川海谷，目睹南极洲群居动物的惊世之美，我深感荣幸——即便今天，这仍是我的骄傲。不久之前，我拜读了理查德·伯顿爵士、T·E·劳伦斯、D·H·劳伦斯、海丝特·斯坦霍普夫人、贝丽尔·马卡姆、赫尔曼·梅尔维尔、华盛顿·欧文等作家的著作——让在身体和在思想上的航行得以汇聚交融。在古代，吟游诗人又被称为自然诗人。那是个宽泛的概念，卢克莱修、马维尔皆可列入此类范畴。但如今，我的文章似乎将我置于一个更具体的群体之中，那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自然作家。这个标签何其古怪，暗示着自然是一个我们日常行为企及不到的范围，它能将我们排除在外。而踏出自然界也是一件可能的事，你不仅能当个看客，而且能客观地、像个来自外星球的偷窥者那样去观察。尽管如此，这仍是个庄严的标签，隐含着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哲理、对细节一丝不苟地观察和一丝神圣感。有人认为，自然本身就是一部祈祷文。

在我去南极的旅行笔记中，我这样写道：“今晚看不见月亮，黑暗即将消失，可知的世界，那些标注有我们家园、行进路线的地图和报纸，都漂到了地平线以外，我们无法触及的地方。前往一个陌生疆域是一件浪漫的事。你会变得对你所处的世界更敏感，同时对这个世界其余的部分麻木。如同爱情一样，旅行能够使人再度变得纯真。这几天来，我听到的所有信息都是关乎自然的。明天我们将漂流经过杰拉许海峡的冰山公园，我将持续工作——那就是，写作。我的思维会变得机警灵敏，使细节可以在其中一个个缓慢而彻底地呈现。我不知如何形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当我踏入自然，工作之时——那是种狂热——我能不时体验到它，并期待它来临。”

此刻，我想知道小企鹅阿普斯利怎样了。它大概已经羽翼渐丰，换下了厚厚的棕色外衣，穿上了黑白羽衣，看上去与从前大不一样了吧。我计划去南乔治亚岛索尔兹伯里平原的群栖处捡些鹅卵石（孵化它的卵就是从那里捡到的），作为纪念品带给它。阿普斯利不是那种用石头筑巢的企鹅，但它也许能嗅出汞的味道。

因为我写了很多罕见地域里的鲜为人知的动物，经常有人问我，鲸鱼和蝙蝠，你更喜欢哪个？我喜欢生命。我所写的每一种动物都令我感到它们本身就充满魅力；但坦言之，当近距离观察它们的细节，所有动物都是那么迷人。我选择描写蝙蝠、鳄鱼、鲸鱼、企鹅之类的生物，是因为它们让我收获了一些特别的东西，关乎自然，也关乎人类的处境：比如那些在夜间出没的、令我们恐惧的物种，或是冷血动物的优点：比如智慧和音乐，或我们需经历的一场考验——如何挽留一个即将绝迹的物种。在开始一段征程前，我清楚此行的动机，但事后，我总有出乎意料的收获。文章难以记录所有的快乐、动荡、煎熬，所以要将事情完整呈现，需要有一些自我强迫。字里行间饱蘸情感的注解既有灵魂的闪光之处，也时而显示着人性中的缺陷。

一个自然作家的生活，大部分是由时令操控的，缓慢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等待大自然以其自然的方式行进。可能在一个漫长的平静之中，一头鲸鱼或鳄鱼突然出现，带给你深刻的震撼。而在此之后的数小时内，那股激动感便慢慢消退了。当然，时间在我们的生活中是起作用的。在这两个时间维度和一个个匪夷所思的事件中收放自如，是每一个自然学家必备的修养。从这个领域走出来再走进去，这两个时间维度总有交错的一个点，就如隐没在荒野之中的山路，你必须跳过一个个坎儿，才能保持行进速度。尤其在写作《鲸背月色》时，当穿梭于夏威夷和阿根廷之间，我更是对此深信不疑。有一半的时间，我都在为航班时间、租船、获得这样那样的许可而忙乱，不然就是在录制过程中修理出故障的录音机。然而，其他时间，我在巴塔哥尼亚荒凉且遍布化石的海滩上，静静观察母鲸和幼鲸催眠般的行为。在它们的鼾声和鼻息中睡去，只习惯于它们的生活节奏。那一刻，我生活在鲸的时间维度中。

我踏入了另一种现实，那里有一套特殊的社会习俗，时间范畴、规矩、阶层和价值体系都没那么简单。所以指南手册、你赖以信任的亲友都无法再陪伴你，你变成一个社会群体的成员，那里的法则容不得解释，你只有服从和听命。往日积攒的尊严一文不名。你身边的每个人都能对你评头论足。你会因适应能力而受到嘉许，却不会有人称赞你的性格和品格。你碰见的每个人都盼着这样那样地榨取你。你可能会分心，时而踏入迷惘，感觉自己一举一动都像个闯入者或不法之徒。或者一觉醒来，发觉自己身处于科幻小说情节之中，人们在沿不同时间轨迹穿行，你也紧跟他们的脚步。某种意义上，那种自由的感觉令人狂喜，但换个角度来看，它又带给你一望无涯的孤独。这个悖论很难解释清楚。我所认识的大部分野外自然学家都享受这种新鲜、隐匿、无拘无束、行踪不定的生活方式，不受制于过去，能够（有时候是需要）创造全新的自我；然而他们也会在有空时给家里人打电话、写信，不忘与心里挂念的人保持联系，有时一天好几次。

有人觉得我在追逐危险。毕竟，我抓过鳄鱼，游进过鲸鱼嘴里，攀下过峭壁，也尝过极地寒风凛冽的滋味。尽管有很多次我也真实地感受到了恐惧，脑子里不断冒出“你怎么来这个鬼地方了”这句话，但那些瞬间都转瞬即逝。我不会超乎理性地冒险。总有专家陪在我身边，他们经年累月与我研究的动物打交道，无数次与它们“亲密接触”过，因而更懂什么是危险。

“你是怎么蹚过鳄鱼出没的湖的？你并不知道鳄鱼在哪里啊。”一位女士曾这样惊恐地问我。很简单：我紧跟着肯特·弗利特，虽然看不清他的脚步，但我们会保持一码的距离。肯特和他的同事在圣奥古斯丁研究鳄鱼有段时日了，他清楚哪里是可以行走的安全区域，也知道万一受到袭击该做什么。但要问我害怕吗，我可以告诉你，我心跳得很快。

“你怎么敢让一只巨大的蝙蝠缠在头发里面？”这个情形就不一样了——蝙蝠这种动物没有危险，它并不是常人想的那样。所以我一点也不怕，甚至还怕吓到那只蝙蝠。毕竟，我不想让它受伤。

我经历过许多痛苦，仍历历在目。与梅林·塔特尔和他的朋友走进得克萨斯沙漠那次，我们一晚睡眠时间不足两小时。白天我们四处寻找可能的蝙蝠巢穴并在那里驻扎。晚上我们在营地四周巡查，并用相机拍摄蝙蝠。有天夜里，我在一栋废弃的谷仓里帮梅林调试摄影灯，受到惊扰的蝙蝠在我头顶上不停撒尿。在我书房墙上仍挂着一幅照片，就是那晚的梅林，手中抓着一只苍白洞蝠。看到这张照片我就想笑，当时的情形，那种气味、感觉，都令我记忆犹新。

有几次，我受到鳄鱼攻击，吃了不少苦头。我从鳄鱼身上爬下来的速度慢了点，没有及时后跃，结果胫骨被鳄鱼甩动的头部狠狠击中了。鳄鱼的头部坚硬有力，如同一只坚硬的棒球棍，狠狠砸过来。我胫部严重擦伤，还好没有伤到骨头。但我有幸近距离研究了鳄鱼，为了触摸到它的嘴巴、眼睛，亲手折叠它的颈部和后肢以感受其张合，这一点代价微乎其微。

还有一次，为了研究一种罕见的信天翁，我踏上了去日本的征途。在那里，我摔断了三根肋骨。我确信自己能够扛过去那次创伤，要做的只是忍耐疼痛。那种痛苦实在太难捱。我上半身已经动弹不得，每动一下都如同被电流击过般地疼。即便是一动不动，那股疼痛仍是撕心裂肺，不管站着、坐着还是躺着。而我当时正在一艘颠簸的船上，还要努力保持身体平衡。一旦躺下，我就没法站起来了。浑身肌肉肿胀，早已无法工作。在甲板上，离岸很远，船员将我安置在一张狭小而牢固的架子床上，床架钉在墙上，相当于一个开放式隔间。我在睡梦中痛醒，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低矮压抑、如同棺材般的小床上，那种煎熬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试尽了一切办法，妄图缓解这种痛苦，从未如此无助。因为上半身动弹不得，我无法求助，不管多么努力也是徒劳。最后，一名日本乘客醒来，困恹恹地经过，才发现我打着手势求救——我肋骨断了。他像移动伤员那样，用手臂环绕我的双肩，小心翼翼地把我从狭窄的床板上拖了下来。痛肆虐着我的肢体，苦不堪言。然后，扶着天花板，我爬上了甲板中部，倚着一面墙坐了起来。但这都还只是痛而已。我知道我忍得了。我更担心的是，这次受伤会不会给其他人造成麻烦。我感受过来自陌生人的慷慨和关怀——那次日本之行，一路上我都感觉自己被善意包围着。这本书上讲述的那些关于动物的历险并没有带给我如同肋骨断裂般的那种疼痛（这已成为我衡量一次探险严酷程度的基准了），只有偶发的过敏、擦伤、虫叮之类的小伤。

在华盛顿火车站外刻着这样的文字：“想把印度财宝带回家的话，必须本人来携带这些印度财宝。这就是旅行的作用。想把见识带回家，就必须自己亲自去。”对自然作家而言尤为如此。我从不介意放弃自己以往那些习惯、喜好、享受和计划。我更想成为那片全新地域的一分子，全然地去等待那一刻，去修缮自我、主动开拓视野，等待大自然展现在我面前。但看见的东西你也得理解。因此，我竭尽所能地阅读——科学、民俗、小说，一切文字——然后缠着同行的科学家问个不停。正是这种创造性的疯狂探索，成就了我的每一篇文章。

在描写攀岩运动员莫·安东尼时，A·阿尔瓦雷斯引用了一段话，也许出自杰里米·边沁。这位功利主义之父否认一切高风险事件的价值，将它们称为“心灵游戏”，“对任何参与其中的人都毫无理性可言，你争取的效用微不足道，完全不足以弥补损失。”阿尔瓦雷斯明智地看出，边沁反对这种“心灵游戏”，尽管莫·安东尼对此很热衷。他坦言，有几年他不得不“自己养老鼠”，指他内心深处渴望那场既冒险又有趣，充满未知、刺激甚至略带煎熬的探寻啮齿动物之旅。尽管我不是攀岩运动员，我知道啮齿类动物怎么啃东西，而且我必须承认那与“心灵游戏”大相径庭。在我的传记《在展开的双翼上》中，我写道：

事实上，我深知，危险与崇高无关，我也不需要廉价的刺激来克服按部就班的单调；但当我探险或从事某项运动时，能感觉到内心那份喜欢。那一刻，你全神贯注地投入一项颇有技巧的行动，目标是安全地完成任务。只有反应，无须分析。时间过得飞快，而人的智能得到了深深的体现。当然，你需要去审视、评估、当机立断。但这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有秩序的思考。它更近乎一种非正式的本能。对于善于沉思的人而言，警觉被全面唤醒，不留一点心事，将是一种近乎狂喜的状态。

这种状态意味着丢弃那个惯常的自我。当你兴高采烈的时候，你的感官机敏灵动，处于待命状态。还有一种状态，感知能力不再运转，意识如同热潮般退却，你感觉不再受制于一切生理或心理限定，突如其来的自由让你觉察不到自己现在的自由，只有一双机警、富于洞察的眼睛，没有评价、没有过去也没有情绪。这种脱离了时间维度的战栗，如许多体育运动中关键的一瞬，都令人迷恋不已。在冒险时，同样如此。

尽管我从不毫无必要地冒险，那些风险、不适、疼痛和生理挑战都没能吓倒我。在每一篇文章的写作中，我的老鼠发现了养分，心灵游戏的精彩瞬间毕竟都还在。

为何这种游戏与野生动物有关，已不再是秘闻。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图腾崇拜的生物，身着兽皮，颇为可爱。有时候，我们彼此称呼中也会出现与动物有关的词——“猫咪”“蜜糖兔”“小狐狸”之类。动物在与人类分享这个世界，陪伴着我们一生，经常被我们看作这样那样的象征。每个人都曾在古老屋檐下望着天空中盘旋的蝙蝠。对我来说，如果我是个艺术家，第一个笔触无疑是要描绘蝙蝠的。

在沃基根，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郊外，因为一些原因，从前的居民有80%都成了作家。我家住在镇上的外围地带，有扇能看到大海的窗户。周围铺就的小路变成了大片的公寓。最高的建筑是灰尘里矗立的橙色推土机。我家街对面有个李子园，我有时会穿越这里去格林伍德小学。我父母并不爱走这条路。那儿有郁郁葱葱的树木，正如弗洛斯特所写的，阴暗而幽深，而那时我只有六岁，拿着一个罗伊罗杰斯写字板，头发乱糟糟的，留着妈妈勉强给我梳成的马尾辫。社区周围都是小路，沿边有很多空地，也经过格里菲斯太太蓝色轮廓的小房子，她曾给我妈妈打电话汇报：“您女儿又自言自语了！天知道她在说什么。我就是觉得应该告诉您，玛西亚。”然后是流动汽车图书馆那站，对面是杂货铺，我有时在那里买些塑料马和骑士。我喜欢玩马，不管上面骑着骑士还是牛仔。我尤其喜欢配着红色橡胶小马鞍的那种，缰绳从嘴部的凹槽穿过，甚至还有马镫，你可以把骑士的脚套进去。但骑士总是一副僵硬的表情，或警觉，或放松：马儿或奔腾，或慢跑，或被隐形的拴马柱定着一动不动。骑士总挥舞着双臂，或俯身在马鞍上，或笔直坐着，像在盛装游行。尽管我试着让它们移动，但不管是折动，加热还是弯曲，都无济于事。正如后来我明白了，真正的士兵和牛仔就是这样的，它们有可能会断裂，变得无法修复，最终只有被丢弃。我从未真心觉得它们是僵硬的，我想，它们总是恐惧，总是愤怒，总是忧伤，总在低声咆哮。

杂货店旁的街角处就是维克多的家。我叫他“滴答表弟”，他曾是我最好的朋友，直到他妈妈站出来反对我们一起玩。有一次，她发现我跟她儿子商量用一条毛巾捆着双肩从后面的屋顶跳到烧烤架上，竟然是为了测试人到底会不会飞。她吓得尖叫起来。还有一次，我们密谋用一些不知名的液体酿造一种酒，还要把它送给家住街对面的呆汉诺米·沃夫。我想看看这玩意儿到底能不能毒死人。要不是她妈妈在我们过马路的时候碰上了我们和那恶心的装满蛋黄酱的罐子，或许答案早已经知道了。过了几天，我跟维克多开始了更疯狂的试验。能不能脚不沾地地在整个房子里移动行走呢？他妈妈从外面购物回到家后，发现我正从栏杆朝门把手跳，在客厅里荡来荡去，又从沙发跳到椅子上，继而又跳到另一把椅子上，跟这些椅子是浮冰似的。我并不是运动机能亢进，只是一个好奇的孩子。我只想看看一件事有没有可能，如果她没有当即喝住了我的话，应该是可能。从那以后，她不让维克多再跟女孩子玩了。很明显，女孩都太危险。

但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没有意识到那种真切的、无法改变的与众不同，连我每天看见的窗外的景色都跟别人的不一样。直到一天早晨，我跟三个学习成绩很棒的孩子一起穿过果园。我们迟到了。那是节速写课，我们都不想迟到，所以我们抄近道穿过了果园。我仍能记得苏珊·格林穿的那件红绿呢子裙的色泽，她头上搭配着同色的蝴蝶结，她的衬裙随着走路的步伐沙沙作响。在我们头上，浓密的大树枝繁叶茂，一颗颗硕大的李子像蝙蝠一样摇曳。苏珊拽着我手臂，拉着我往前走，因为我不停流连忘返地望着树上的果子——或者说，是蝙蝠。她问我在看什么，我就告诉了她。她放开了我的手臂，三个女孩都往后退了一步。那些像蝙蝠的东西没吓到她们，她们是被我吓到了。在商店、电话亭和家里玩耍时，我总能浮现出丰富的想象；我坚持要将树叶涂成绿色之外的其他颜色；我喜欢做男孩子爱做的事，比如养乌龟，比如穿着印着六个射手的衣服去上踢踏舞课；我认为我们的牛仔玩具是有感情的。而且现在，这些李子看上去就像蝙蝠。这么多年后，我仍清楚地记得她们脸上的表情。但最重要的是，那是我说出的第一个暗喻，我记得自己脸红了——树上摇曳的李子：蝙蝠。

第一章

蝙蝠的颂歌

一个冬日的夜晚，我坐在山洞边巨大的石灰岩上，面对着布莱肯洞穴漆黑深邃的洞口。里面静悄悄的，但有人保证过，我将有幸见识到百年难遇的奇观。幽深的洞口内倒挂着两千万只墨西哥无尾蝙蝠。世界上的恒温动物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聚集。暮色中，两千万只蝙蝠将全体出洞觅食。在这座活火山上，科学家们称之为“涌出”。它们会发射超声波，震动翅膀冲向天际，50英里之外，在圣安东尼奥或奥斯汀，城市里的人们不会觉察，他们距离觅食的蝙蝠不足70英尺。

“我已坐在这里观察了三小时了，仍看见不断有蝙蝠飞出，”我旁边的一个人说，脸上露出期许之色。他就是梅林·D·塔特尔，世界上最了解这些蝙蝠习性的人，研究蝙蝠的权威人士，国际蝙蝠保护协会的奠基人和科学指导，他的探索事迹令夺宝奇兵都愧叹不如。我们身旁的地面上放着他此行所带的一些工具：那种在越南常用的红外线夜视摄影镜头；矿工使用的前照灯，巨大的电池用卡其色弹药带绑在腰间；一架迷你蝙蝠探测器，能够收集到许多种蝙蝠发射出的超声波。但一眼望去，我并没发现他携带手套、手杖和其他保护性装置。

“蝙蝠是最温顺的动物之一，”他说。“这些害羞、讨人喜欢的小生物并没有报道中写的那么可怕。”要知道，通常，科学家口中不会使用“讨人喜欢”这个词。在“讨人喜欢”的生物中，蝙蝠得到的评价常常不会太高。

塔特尔四十岁左右，古铜色皮肤，灰色鬓角，唇上留着两撇胡子，戴着金边眼镜。他身形健美，嘴部略突出，一缕头发从前额垂了下来。在我开口说话前，他一直盯着岩洞的洞口，夕阳的余晖下，脸上浮现的笑意依稀可辨。我随着他的目光望去。成百只小蝙蝠突然出现了，不断俯冲，再奋力往上飞，如此盘旋。然后，它们盘旋上升，向东渐移。这幅小画面看上去略显怪异。

“等等，”塔特尔仿佛看出了我的心思。一股刺鼻的氨气味道掺杂着几许夜晚的气息扑面而来。“你闻到的是岩洞里蝙蝠粪便的气味。240多吨蝙蝠栖息在这里，空气里都是它们身体散发出的温度。如果夜间寒冷，这些体温就能产生烟囱效应。”

俯瞰洞口，幽暗中有什么东西在滑动，但我无法确定那是影子还是蛇。鞭蛇经常在此处出没，希望吃到掉落的蝙蝠。岩洞地面布满各种昆虫及小型无脊椎动物，还有其他食肉动物，希望吃到脚尖没挂牢而落下的蝙蝠。这个岩洞里主要是母蝙蝠和小蝙蝠——下面饥饿攒动的嘴自然不会少。塔特尔告诉我，一所当地大学曾用平板车将一具鲸鱼的尸体放在岩洞里，光那些食皮甲虫就很快将它消灭殆尽。这些甲虫平日就以腐尸为食。即便它们长成成虫，半英寸的幼虫仍是高效率的食物消灭器。这个洞底有1 000英尺长，130英尺深，平均直径也有60英尺，可供蝙蝠栖居的缝隙不计其数，也给昆虫留下了充足的生存空间。

研究者入洞探险需要穿戴呼吸器和密实紧身的衣物。他们不但可能被头顶掉落的蝙蝠砸到（有些区域每平方码有1 800多只成年蝙蝠，在饥饿的小蝙蝠们集中栖息的地方，这个数量能达到5 000只），粉末状的蝙蝠粪也相当厚，同时这里遍布着爬行的甲虫幼虫，充斥着讨厌的热气和蒸腾的氨气。对蝙蝠而言，在这里生活是一大幸事，这里就像一个暖烘烘的孵化箱。在它们看来，生活在人类所适应的环境里如同地狱一般，比如一个没有新鲜空气和阳光的寒冷空间里，零乱地分布着各种障碍物，充斥着胡椒薄荷、柠檬、氯性漂白物。换位思考一下，也许它们觉得那很陌生，我们吃着肢解后已经辨不清原来模样的动物；然而矛盾的是，我们坚持把它们烹饪成带有温度的食物，如同它们有生命的时候一样。

天上的云朵越积越多，像个漏斗般在眼前铺天盖地地旋转，这些蝙蝠也一样，回旋地飞动着，直到飞得足够高然后离开。如同山谷中的飞机一样，它们必须盘旋着飞升，因此它们翅膀挨着翅膀地快速移动，像一个紧密的梯队。在它们回旋的同时，速度也逐渐加快。在旷野里，无尾蝙蝠的速度可以高达每小时35英里。

“它们逆时针方向加速。每次转身都朝同一个方向吗？”

“不，”塔特尔说。“早晨回巢穴时，它们习惯直接飞入。从一个很高的位置猛地俯冲下来，翅膀半闭着。”

形成漩涡的蝙蝠群开启了它们的觅食之旅，这一旅程将持续整晚，横跨整个区域。随着蝙蝠群的移动，它们的影子也在树林里穿梭。蝙蝠被称为是昆虫天然杀手，它们一晚上能够吃掉150吨重的昆虫。这些蝙蝠6月份出生，它们五周大的时候断奶，而此时这些蝙蝠幼崽已足够强壮，能够和母亲一起飞行。之前，母蝙蝠已经教给这些小蝙蝠一些秘传的生存本领，包括：怎样轻松地飞出洞穴并且在昏暗中准确转向；怎样沿着陆地飞行以及怎样在半空中进食；怎样俯冲到池塘且同时张嘴露出粉红色的小舌头以及怎样在飞行过程中喝水；怎样在聚集在一起的蝙蝠群里获得它们一直渴望的温暖；怎样依赖蝙蝠群体的暴民法则。这些蝙蝠是整晚不停歇地飞行还是会在某个地方停歇休整一段时间？蝙蝠妈妈会像鸟妈妈那样亲自给孩子们示范教给它们生存本领，还是小蝙蝠自己通过研究整个群体的习性来学习？他说：“这些蝙蝠很有可能会分成可识别的小组，这些小组知道它们行进的方向。但是情况到底如何，我们真不知道。关于蝙蝠我们知之甚少。”

一只夜鹰突然出现，俯冲下来，直接抓住一只蝙蝠，飞向天空，直至消失。不久，这只夜鹰返回，但是蝙蝠们听到了夜鹰挥动翅膀的声音，于是都转到侧面来迷惑它，这次，这只夜鹰没能抓住蝙蝠。一波一波的蝙蝠挥动着翅膀从洞穴里涌出来，翅膀拍打时发出沙沙声，听起来像是细雨打在秋叶上。刚飞起来的蝙蝠大量涌出，快速盘旋起来，就像是一个万能搅拌机。它们首先是围在一起盘旋，形成一个大碗的形状，然后再飞向这个大碗的边缘，并尽力向上飞行，直到它们飞到足够的高度，能够飞越山脊。这时，蝙蝠群已经组成了一只黑色的长队列，看起来就像龙卷风在得克萨斯州的上空飞旋。又有一只蝙蝠队列形成了，它就像中国传说中的龙一样在天空中飞舞着，像波浪一样起伏着，延绵数英里，飞向某个不知名的捕食区。夜晚，四周一片寂静，只有蝙蝠拍打翅膀的声音，这种声音听起来很平静，然而，当塔特尔开启了他的迷你蝙蝠探测器后，我们听到了一阵疯狂的咔嚓声。大量的蝙蝠聚集，翅膀挨着翅膀，它们一起拍动着翅膀，天空中回荡着蝙蝠的叫声，人类听不到这种声音，而蝙蝠们则忙着通过这些声音的回声进行定位，以避免撞到对方。盖革计数器能疯狂地释放电量，与盖革计数器一样，这个蝙蝠探测器发出大量静电噪音，塔特尔笑了起来。蝙蝠们涌出时发出的超声波处于极为混乱的状态下，因此根本无法听到个体的声音。一大群蝙蝠涌出洞穴，向上飞行，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又出现了两个新的队列，每只队伍中蝙蝠都密密麻麻地聚集在一起，不断扑打着翅膀。这两支队列在空中飞过，就像两条在空中飘摇的丝带，它们向上飞到2英里的高度，乘着快速流转的气流飞向远处的捕食区。有些蝙蝠群扭成弓形，其他的群体好似音叉，而之后它们会不断变换队形，它们可能会变成动物的爪子，扳手或者是挥动的手掌。蝙蝠们迎着气流奋勇前行，因为气流动荡不平，蝙蝠之间出现缝隙，所以人们能够透过这些缝隙看到天空，而这种情况不常见。傍晚，天空被夕阳染成玫红色，蝙蝠们奋力振翅飞行，它们飞快地拍打着翅膀，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它们头上似乎有闪光灯在闪烁。

塔特尔说：“有些蝙蝠生存了30多年，如果有人横冲直撞杀死了一只蝙蝠，那他杀死的大概是一个在这个星球上生活了30年的动物。这与杀死一只蟑螂不同。在所有与蝙蝠同等大小的哺乳动物中，蝙蝠在地球上的生存时间最长。但是不幸的是，在所有同等大小的哺乳动物中，蝙蝠的繁殖速度最慢。通常，蝙蝠母亲一年只抚养一只小蝙蝠。如果你带来一对草甸鼠，并给它们提供所有生存所需要的条件，那么从理论上讲，到这年年底，它们就会产下上百万只草甸鼠。如果你给一对蝙蝠提供同样的机会，那么到年底只有三只蝙蝠——母蝙蝠、公蝙蝠和小蝙蝠。蝙蝠大量聚集在最容易遭到破坏的地方。在这里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温血动物聚集地，而人们可以在五分钟内将其捣毁。据我所知，在有些洞穴里，人们一天内消灭了上百万只蝙蝠。

塔特尔意识到了蝙蝠的危险处境，并且发起了一项保护蝙蝠的运动，由此，在北美洲东部建立起了四个最大的夏季蝙蝠聚集地。塔特尔出生在夏威夷的檀香山，他的父亲是一名生物老师，经常旅行，最终安家在田纳西州。塔特尔就在那里长大，而他家不远处就是一个蝙蝠洞穴。塔特尔不到九岁就开始研究蝙蝠。上高中时，他第一次投出了一篇他写的严肃科学文稿。后来，在堪萨斯大学，他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他在博士论文中研究了种群生态学以及灰蝙蝠的行为。从本质上讲，塔特尔是位哺乳动物学家，每当看到蝙蝠数量减少，面临危险，他便尤为痛心。从研究生院毕业几年后，一天，他与朋友们回到母校，向他们展示了他在阿拉巴马州汉布瑞克洞穴拍到的令人惊叹的场景——当时，25 000只蝙蝠正一起从洞穴飞涌而出。

他说：“每天晚上，几乎同一时间，你都能看到这个由成群蝙蝠构成的巨大圆柱，足有60英尺宽、30英尺高，从地平线扶摇直上，那声音就像白水河潺潺的水流。正如你在布莱肯这儿所看见的，蝙蝠的出现大概是自然界最为壮美的奇观。我们都很兴奋，准备好了相机，但蝙蝠却不出来了。当我们得知蝙蝠已经不在了，无不震惊。我对蝙蝠有太深的感情，这些蝙蝠在我的博士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必须了解它们。我们走进洞穴，发现了树枝、石头、步枪弹药及被之前的蝙蝠巢穴埋起来的包火药的纸皮。我知道它们已经死了。许多蝙蝠成群出没，但它们不会在自己之前冬眠的巢穴中再出现了。它们很有可能已经死了。一颗小小的樱桃枪榴弹都能让它们受到重挫，因为它们的听力太灵敏，也无法使用超声波。汉布瑞克岩洞距离最近的人类栖息地约5英里，不会构成威胁，前往那里只能乘船。那是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蝙蝠栖息地之一，我怕那里有一天也被破坏。”塔特尔摇了摇头。

“跟着有白化病的那只！”他突然说，指着岩洞入口，那里闪过一只白影，在黑胡椒般的一团影子里显得格外醒目。一圈、两圈、沿着底部盘旋了整三圈。它离边沿越来越远，张着嘴朝我们飞来，然后又飞入那团柱状黑影。塔特尔一只手打着手势，如同要压下这一团看不见的迷。他说：“它们在飞行时张着嘴巴是为了用回音测定方向和距离。它们不会吼叫；只是尽力不让自己碰着。我们见到那副面孔——张着嘴、露着牙齿——就联想到威胁，但蝙蝠真不具备任何攻击性。声呐就是这样运行的。来，我给你看看。”他让我坐在洼地中间，朝着岩洞方向，正对着那团蝙蝠群。它们沿着我们双肩、头部盘旋，拂过我们两颊。这太有趣了，让人忘记了害怕，我能感觉到它们拍动的翅膀掠过我头部，但翅膀并没触碰到我。它们扑扇出的气流吹着我的长发。我们站立着，在两千万蝙蝠的包围之中。塔特尔将两只手臂挥舞过头顶，继而重复这一动作。第三次时，他伸手凌空抓住一只蝙蝠。

我们列队回到最初的据点，我在他身旁的一块巨石上坐下，想看看他捕获的小东西。它的翅膀在塔特尔握紧的手中闭合着，毛茸茸的棕色脑袋伸了出来。这只小蝙蝠也看着我们，脆弱而胆怯。它用下巴当撬棍，试图逃脱，但并没去咬什么。

“看见它多凶了吗？”塔特尔说道。

只见它虎着脸，漆黑的眼睛很亮，整个身体被一层厚厚的棕色绒毛覆盖着。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将它与凶猛的庞然大物联系到一起——拥有巨大的眼睛和牙齿？它张开嘴用回音测定方向，没有闭上也没有咬人，总之，它的牙齿很小。塔特尔把手松开了一点，仍然握着它的翅膀，同时用另一只手顺着背毛的方向抚摸它的背，小蝙蝠很快安静了下来。我深知，落在地上的蝙蝠不能捡——就此而言，任何行动反常的野生动物都是这样。但一个深谙蝙蝠习性的老手凌空抓住的健康蝙蝠是不一样的。

“想摸摸吗？”他问。

我伸出一只手指划过它小小的脊背，感觉到了它的骨骼和如毛丝鼠般光滑的背毛。然后，我们张开它的翅膀，我碰到了它的橡胶似的内膜和纤细的爪子，还有张开的翅膀和无尾蝙蝠特有的尾巴。在动物学中，蝙蝠属翼手目，“手翼”，即使在这般微小的一个生物身上，也一目了然。

“不觉得这小家伙很招人喜欢吗？”塔特尔问。“现在，你可以放它走了。”当他将这只蝙蝠放在我摊开的掌心，我感觉伴随它的移动，有一股小小的战栗直接传到我的指尖，然后我看着它飞到空中，重返自己的领地，那里此时已被神秘、漆黑的夜空所占据。

我在塔特尔家客厅支了张床躺下，却怎么也睡不着。一闭上眼，脑海里就浮现出那晚的景象。

毕竟，他家里充斥着让人无法抗拒的探险气氛。尽管零星点缀着软皮沙发和棕色家具，这儿的一处处装饰都来自一座人类学博物馆。桌上的竹鞘里盛满了飞镖，镖上的箭毒仍然新鲜。在餐厅墙上，一只横冲直撞的大象从一张很大的照片里呼之欲出，那是塔特尔在它象牙将要落下的瞬间拍摄的。电视机上摆着一串本属于某个巫医的野猪牙项链，仿佛是被那个巫医随便放在了那儿，还没想好何去何从。此外还有许多工艺品，有来自食人族的，来自马赛战士的，还有来自俾格米人的，这都是他探寻稀有蝙蝠的道路上从这里、那里碰到的。一个装饰着一片棕榈叶的大篮子里盛满了藤编工艺品和贝壳，还有只金灿灿的小公鸡，上面粘着羽毛。从泰国带回的豪猪毛笔在桌子尽头摆出了日出的造型。一只鹿骨雕磨的长笛看上去像从克鲁马努人的艺术展上得到的。一个带圆头的马赛木棍看上去好像是橡木的。壁炉对面墙上架着两只秘鲁人的鼓。还有弓和箭，食人族用来生火的工具，一只煨着剧毒并带着三个凹口的箭，一箭下去就是三个伤口，猎物必死无疑。还有个东西很有意思，一顶在野外隐蔽自己时戴的帽子。这从前是一个部落使用的，他们把棕榈叶子做成长袍，裹在身上，像鹤一样蜷着背潜伏，这样鹿很难识别出他们，也很难逃走。一只箭头处装饰着豹猫毛的弓箭微微颤抖。两只碾磨麻药的碗碟连同它们的杵来自南美。一面墙上挂着雅诺马人用鲜艳羽毛做成的头饰，这与屋内其他的羽毛和麦穗装饰出的造型相得益彰。桌子一端的拱形备忘录里掖着一本名为《如何活下来》的书。相形之下，门厅里那棵天蓝色装饰树显得恭顺极了。厨房橱柜里那个没盖盖子的储物盒里放的是粉虱，那是用来喂蝙蝠的。盛放设备的大袋子被随意放在地板上，都散着口，塔特尔最近去了趟法属圭亚那群岛，那是刚带回来的。在那段行程前，他在家待了几天，在那之前，他去了趟哥斯达黎加，在当地找到并拍摄了世界上最大的食肉蝙蝠。

美洲鬼面蝠生活在新大陆上，长着硕大的下颌，伸展开的双翼有一码长。它们会在夜晚悄悄出没在丛林之中，利用声呐捕捉栖息在密林深处的鸟和鼠类。它会把猎物拖至自己树上的洞穴，那里堆积着前几顿食物的残渣：鹦鹉残肢、啮齿类动物的残渣，还有这样那样的羽毛。最终，这一切都会埋入土中，变成植物的肥料：腐败物的营养是大树的血液。的确，曾有这样的争论：蝙蝠和树木，到底谁是食肉者。

塔特尔口中这种巨大的“假吸血鬼”，用他的话来形容，就是“既聪明又可爱”，它们的家庭生活文明有序。雄蝙蝠和雌蝙蝠轮流照顾小蝙蝠和捕猎。一只在巢穴里照管孩子并等待另一只回来，另一只给伴侣和孩子带回食物。然后交替它们的职责。“那些蝙蝠都是理想的生活伴侣，”塔特尔之前曾这样解释，“我们不了解，但它们在养育孩子的职责方面是有明确分工的，并且它们是一夫一妻制的。你得记住一点，当我们说到蝙蝠时，我们在涉及这个世界上近四分之一的哺乳动物，这里面有你想象不到的多样性，也包括求偶方式的多样性。在秋季，雌蝙蝠进入岩洞冬眠，雄蝙蝠则在特定的地点守候，一旦机会来临就迅速接近雌蝙蝠。大约两周时间里，它们能消耗度过整个冬天需要的那么多热量。顺便说一句，一只雄性袋翼蝙蝠就非常善于找到舒适的场所哺育幼崽，并且是个很好的守卫者，只等雌蝙蝠回来，与它在那里交配并哺育幼崽。因此，这样一来，雌蝙蝠要做的不是去看哪只雄蝙蝠嗓音好、舞技高、长得帅，而是看谁提供的哺育环境最好，谁能当好这个护卫。”

“在非洲，有种蝙蝠脑袋形状像个大锤，我称它迪斯科蝙蝠，雄性蝙蝠从几英里外赶到一个地点，那里既没有安置的巢穴也不是哺育场所，而是类似人类酒吧的一种场所。它们去那里寻找配偶。雄性蝙蝠挑选自己的领地，呼扇着翅膀跳舞，雌性蝙蝠飞过时就会注意到特别吸引自己的那只。接着，它们就交配，雌蝙蝠也就成了准妈妈。你懂，这与人类酒吧里的场景差不多吧。

“有些蝙蝠是守护家园的好手——树上一个洞，岩洞上一个裂缝，或其他什么地方，由雌蝙蝠来定，其标准不是雄蝙蝠个体魅力，而在于它营造爱巢的本领，这些策略于我们人类而言并不陌生”。

雌性灰蝙蝠交配后，直接进入冬眠状态，而其他雄性蝙蝠继续吸引其他雌性蝙蝠。在夏季，雌性无尾蝙蝠与其他待产蝙蝠一起，栖息在布莱肯岩洞下。有些蝙蝠倒挂着生产，有些采用站姿生产。小蝙蝠生下来就很活跃，有些是自己爬出来的。通常，母蝙蝠会张开双翼，像摇篮一样，迎接这些小生命。像只小章鱼似的，这些小蝙蝠用脐带保持与母体的联系，长达一个小时，熟悉母亲的声音和味道。它们强大的悬挂本能使自己紧贴母亲乳房，在吃奶时，远离岩洞底饥饿的尖牙利齿。

在塔特尔这间搭建在热带地区的房间里，头顶的电扇不紧不慢地转着，并没带来多少凉爽。他的壁橱门敞开着，里面是洗干净、整齐挂着并扣着衣扣的衬衫，颜色主要为淡蓝和米黄。他最近没有时间买衣服，甚至没时间支付角落那一沓账单。冰箱里的食物都是访客带来的——《国家地理》的人留下几块好时巧克力（塔特尔不喜欢吃甜食）；有人留下两盒瘦肉烹饪的菜（塔特尔是个瘦子，平时没空准点吃饭），还有奶粉。他一直没空去商店。

架子上摆着一套没完工的鸟笼，看上去设计好像有点问题。在这间房子里，你会发现一个事实——蝙蝠不是鸟，即使它们长着差不多的翅膀。但它们有五个分明的指头，像人类的手指一样有骨骼。翅膀上有层薄膜，也就是皮翼，最远端与其第二根指头相连。拇指有指甲，能够自由伸缩蜷动。尽管蝙蝠的拇指有诸多其他用途，例如理毛，最常见的还是用它抓树干、枝叶、果实等附着物，或像原始人那样与族群成员手挽着手。

蝙蝠非常整洁，它们会细致入微地整理自己的毛，不会像鸟类那样身上沾满巢穴里的东西。它们的粪便闻起来像发了霉的麦子薄饼。时有昆虫入侵它们的粪便，使其看上去坑坑洼洼的，但蝙蝠本身栖居在很高的地方，在那里把自己的身体洗得干干净净。由于它们不建巢，就只有寻找巢穴，房顶瓦片、岩洞、开放式的砖架结构、树洞，或其他干净、僻静的住所都是理想选择。偶尔也有钟塔，像神怪故事里写的那样。钟塔里通常住着鸟类。蝙蝠喜欢在黄昏时分绕着教堂钟塔盘旋，因为它们要在那时捕捉昆虫。因此，人们觉得住在那里面的是蝙蝠。也许因为图画中魔鬼通常带有蝙蝠翅膀，布道宣讲中又常警示魔鬼就在附近。正统观念认为，你必须相信，异端就在你门口，教堂院落前，日落时魔鬼可怕的双翼就是那些扑动翅膀飞旋的蝙蝠。这样你就会很自然地联想到邪恶，非理性时常左右着你。人们还认为，卧室对蝙蝠有特别大的吸引力。如果睡觉时开着卧室窗户，总能有任性的蝙蝠经不住诱惑飞进来。它们还青睐房屋侧墙、烟囱甚至门廊下面那块地方。蝙蝠喜欢住在昆虫多的地方，通常是森林、花园、公园、河边、教堂院落里（再次加深了人们关于蝙蝠住在钟塔里的印象），还有路灯下。它们经常同燕八哥和其他鸟雀一起出没在机场，享受探照灯下免费的美味。因为在低处它们听力不好，也就不会被发动机的噪音所惊扰。

蝙蝠每天傍晚都吃得很多，以至于一夜之间体重能猛增50%之多。因此以昆虫为食的蝙蝠是守护家宅的良将。国际蝙蝠保护协会出售“蝙蝠办公室”，对象是那些庭院里饱受飞虫困扰的住户。他们强调了蝙蝠对人类的帮助。蝙蝠最喜欢捕食夜间出没的昆虫，小棕蝙蝠是北美最常见的品种。它们一小时能吃600多只蚊子。一个“蝙蝠办公室”里有30只蝙蝠。当然，蝙蝠并不随时令变化而搬家。在雌蝙蝠生产和哺育幼崽时，它们喜欢温暖一些的住处，如布莱肯岩洞；冬眠的时候，它们会去冷一些的地方栖居。

蝙蝠巢穴与鸟巢大相径庭。首先，它们没有瑞士农舍那样造作的屋顶。我不知是何原因，也不知从何时开始，人类断定鸟类也喜欢住与人类房屋造型一致的房子，像维多利亚时代宅邸、红色谷仓、康提基小屋、阿尔卑斯山旅馆、黑森林里鲜绿的小木屋等等。鸟儿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并不意味着它们喜欢，它们也有可能觉得这些房子造型愚蠢。我喜欢18世纪的鸟瓶，在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一带仍有人使用——一个浑圆的柱形体，棕色，外表光滑，从侧面看好像一个花瓶。“蝙蝠办公室”类似方形，由红色雪松木制成，就像旧时家门口安在墙上的邮箱。最前面是一幅装饰，画着中国的“五福”，这个标志在徽章、钱币和官袍上很常见。五福画的是一棵被五只蝙蝠围绕着的生命之树。这些蝙蝠翼端相接，环扣成一个圆，分别象征着五种吉祥寓意：健康，幸福，长寿，如意和富有。实际上，在汉语中，尽管写法不同，“福”与“蝠”谐音。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蝙蝠经常出现，尤其在婚嫁等礼俗中。汉字“蝙蝠”是个形声字，虫字旁暗指该词源与“昆虫”有关，这样看来，关于蝙蝠到底是什么，古人亦有过困惑。这并不奇怪。许多人都一度误把蝙蝠当作一种鼠类，许多语言中的“蝙蝠”都反映出人类这种误解。在墨西哥人口中，蝙蝠有“会飞的老鼠”之意；在德文中，Fledermaus一词颇具歌剧风格；在法语中，蝙蝠意为“秃老鼠”。

在蝙蝠巢里有许多罅隙，这正是蝙蝠的立足之地，其宽度不同，所以能更好地“满足不同种类蝙蝠的需求”，也给它们带来各自的私有空间。通常，一个坚固的顶部和四壁是必备的，但没有地面，因此松鼠和鸟类不会选择在这里建巢，但对蝙蝠来说，进出却很方便。如果你能静下来想想，“不同蝙蝠的需求”到底指的是什么，依据指南，你十有八九会为它着迷，也已明了“蝙蝠妈妈”和“单身汉”到底谁更吸引你。蝙蝠巢卖34.95美元，并且很轻松地被一抢而空——大概有部分是用于户外派对的对话性片段。这无疑将加速世界范围内蝙蝠研究和保护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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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鸟与蝙蝠的区别在于，鸟就是鸟，如演员贝拉·卢戈西1940年在影片《杀人蝙蝠》中对警探所说的那样，蝙蝠是哺乳动物。除了有翅膀，它真的不像鸟。打个比方，鸟有喙，而蝙蝠有牙齿。小蝙蝠生下来就带有乳牙，很锋利，呈钩状，能够帮助它们挂在母亲身上；它们几周后会长出恒牙。但这么明显的区别还是没有被人们注意到，长期以来，人类一直将鸟与蝙蝠混为一谈。在《利未记》和《申命记》中，关于吃洁净和不洁的肉的禁令出现了，蝙蝠被定义为不洁的鸟类：“……在野禽中，不能吃蝙蝠，它们是令人憎恶的生灵：老鹰、鱼鹰、鹗……还有鹤、苍鹭……还有蝙蝠。”（《利未记》11:13–19）。《伊索寓言》中有则关于蝙蝠的故事。黄鼠狼捉到一只蝙蝠，刚准备吃的时候停了下来，解释道，自己只吃鸟类。蝙蝠不傻，立刻对黄鼠狼解释说自己是蝙蝠，然后就被放走了。随后的故事中，蝙蝠又碰见一只黄鼠狼，那只说自己只吃鼠类，蝙蝠对第二只黄鼠狼发誓自己是鸟，再一次逃脱了。在很多希腊、罗马和中国的神话中，都有试图解释为何蝙蝠在夜里出没的故事，并表达出人对于蝙蝠到底是什么动物的困惑。由于不确定蝙蝠到底属于鸟类还是鼠类，人就把蝙蝠与胆怯、背叛、犹疑不决等特性联系到了一起，说是因为这些原因，蝙蝠遭到惩罚，因此只能在夜间活动。在《麦克白》中，三个巫师往他们的罐子里投入了“蝙蝠毛”，在《仲夏夜之梦》里，仙女们身着蝠翼造型的披肩出场。在中世纪，蝙蝠曾被称作“巫师的鸟”。它们总能让人想起巫师、魔鬼、仙子和一些不吉的东西，有蝙蝠在你家屋檐下做窝更是不祥之兆，不管它们到底是不是鸟。有人一直认为蝙蝠不是真正的鸟，而是类似鼠类的哺乳动物，只不过会飞，例如约翰·斯旺在他1635年的一首平淡无奇的诗里写的那样：“这些生物如杂交品种一般/怎可能惹人喜爱。”在东方，蝙蝠体型相较而言要更大一些，也更多的被人了解，而不再是鲜为人知的神秘小动物。它们在神话传说中承担的形象也更为积极正面。在美国，霍皮人有个传说中，有只尘土和灵魂幻化成的蝙蝠，从暴徒手中救下了一位少女。

有些方面，蝙蝠有点像鸟：它们的尾骨轻捷小巧，甚至可以说不存在。这就使得它们的尾部异常轻便。这更符合简单的空气动力学，而不是说蝙蝠和鸟类之间有任何进化论上的联系。如果一个会飞的动物拖着条短粗的尾巴，那它飞行的阻力无疑会加大，也就意味着即使它飞得很快，也时刻面临失速的危险。因此即使蝙蝠飞得很慢，只要拍打翅膀的频率提高，它便不会从空中坠落。但昆虫是变化莫测的。蝙蝠作为其捕猎者，仅凭轻捷的身躯不会有太大帮助。大自然赋予了它们更精妙的设计：比鸟类更大的翅膀。翅膀越大，失速的比率也就越低。因此，飞行中所要求的扑动双翼的速率也就越低。许多蝙蝠都有比自己身躯长得多的翅膀，这更平添了蝙蝠飞行的机动灵活。

鸟类的翅膀带有空腔，能够在其飞行中随着翅膀扑动打开和闭合。当鸟类将翅膀扑下时，这些空腔就关闭起来，以便更好地收集气流，然后张开，从而帮翅膀更轻易地展开。鸟会换羽，翅膀的羽毛每年一换，但蝙蝠的翅膀更薄、更坚韧，也更长。气流不会穿过它们的翅膀，但它们能够在空中利用气流旋转、盘旋……好吧，像特技表演似的。虽无鸟类的羽毛，蝠翼也有特别的生物组织：如果碰见尖利枝杈，比如说，它的翅膀组织遭到破坏，那么它可以自愈。但如果翅膀上破了个大洞，也只有翅膀边沿部位可以修复，那这只蝙蝠的空气动力系统就遭到了破坏，就像一个脚受了伤的人，只能一瘸一拐地行走。如果这个洞太大，蝙蝠很可能就无法飞行了。因为只靠一侧翅膀无法在空中回旋，也飞不了太远，这一点飞行员都知道。我认为，大自然把最好的动物翅膀设计赐予了蝴蝶和飞蛾。四片面板可以在飞行中随意切换。与蝙蝠相比，鸟类有固定好的羽翼，并不像它们的那样灵活。况且，蝙蝠还可以用双翼将东西舀起来，用一侧翅膀将自己身体裹起来，如襁褓一般，它们可以将自己的宝宝挂在翅膀尖儿上，用翅膀将食物叼入口中等等。大部分鸟类需要头部后倾，才能喝到水，但蝙蝠常在飞行中喝水，它们可以飞到与池塘、湖泊等水源齐平的高度，伸出舌头，在飞行中精确地把水喝进嘴里。

蝙蝠大致分作两类：微蝠和巨蝠。它们区别很大，比水獭和老虎的区别还大。巨蝠是大型果蝠，例如狐蝠。最近一项研究得出结论，它们是人类的远亲——确切说，是原始人的远亲。它们使用眼睛来看，而非使用回声测定方向或距离。许多蝙蝠的大脑回路都与原始人极为相像，这在其参与实验的其他20种哺乳动物大脑中并未发现。对大部分人而言，微蝠（世界上有近800种微蝠，大部分以昆虫为食，使用回声测定方位）与巨蝠看上去没什么差别，但澳大利亚神经解剖学家约翰·D·佩蒂格鲁博士坚持认为，这只是大自然为类似目的而进化出的类似模式。试想一下眼睛。章鱼和犀牛都有眼睛。眼睛是个成功而巧妙的进化结果，在众多生物现象中脱颖而出，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研究，设计“独到”，各不相同。尽管在众多研究者中这一话题仍有争议，佩蒂格鲁博士对脑电波的研究成果得出令人激动的结论：与其说有些蝙蝠与鼠类或鸟类相像，不如说其更像我们人类。

蝙蝠不像鸟类，它们不生蛋。如果卵生，也许生活对它们而言就没有这么艰难。如同所有哺乳动物一样，它们哺育自己的幼崽。尽管听上去很艰难，怀孕的母蝙蝠有时候必须带着腹内的胎儿一起飞翔，继而，幼蝠降生后，还会把它挂在胸前继续演练飞行。成年蝙蝠并不重，主要重量来自体毛和肚子里的食物。因此带着这么个迅速成长的小家伙飞行，无异于一头负重的牲畜。因此，只要可能，成年蝙蝠会将幼崽留在洞里四处爬行，或与其他小蝙蝠玩耍，自己则出洞觅食。母蝙蝠回到洞中，飞过成群的幼蝠，只需对它的幼崽发出信号，就会收到反馈。它们的声音和气息都是独一无二的。在岩洞中，数以千计的幼崽发出的讯号一片混乱，即便如此，母蝙蝠和自己的幼崽也能轻松相认。（在像布莱肯岩洞这样的地方，那将意味着从约240吨生命体中通过嗅觉认出自己要找的对象。）母蝙蝠振动翅膀，用翅膀将宝宝揽入怀中，紧贴胸膛，带它回到它们常栖息的枝干上，在那儿给幼崽哺乳。蝙蝠可以用肚皮贴着岩石倒挂，让脚转向一侧，这又是一处精妙设计。而且，它们悬挂的地点也不是随机的。

“在岩洞里，”我曾问塔特尔，“它们都有自己固定的居所吗？”

“当然。这里有上百万只蝙蝠，但每只都有自己的领地。”

“如果你打乱它们，重新安排会怎样？”世界上曾有许多种稀奇古怪的试验，我想象出一幅场景，研究人员像移动贝壳游戏里的豌豆一样布置这些蝙蝠。

“那么母蝙蝠可能就找不到她的宝宝了。它可能就在幼蝠群里走丢了。”

“要是你惊扰到蝙蝠，导致它们飞到岩洞其他地方呢？它们会固执地回到原来的地盘上吗？”

“会的。它们会尝试这样做。但是人类对岩洞内蝙蝠惊扰，现在已成为美国蝙蝠数量下降的一个主要成因了。蝙蝠在洞里抚育幼崽时，通常选择离洞口较近的地方，或岩洞顶部那块最温暖的区域。在美国，大多数洞里，较蝙蝠体温而言，墙壁四周都相对较为寒冷。平均来说，洞墙四周约有57华氏度，而蝙蝠幼崽体温需保持102华氏度。小蝙蝠出生时体表没有毛，就这样挂在墙上——这相当于我们人类光着身子躺在地下室水泥地上，是很容易感冒的。因此，幼崽想要迅速生长和新陈代谢，就必须与其他幼崽群居在一起。它们会被聚集在洞内穹顶处或洞口附近一个格外温暖的区域，但是如果你惊扰了它们，它们就必须撤回岩洞深处，那里不会这么温暖，洞顶也没有那么多沟壑，不易于小蝙蝠抓攀。这样，它们就很容易坠落送命。有时，过度受惊的母蝙蝠会丢弃小蝙蝠，直接导致其丧命。抑或是，群居的幼崽被分散成小群，待在更为寒冷的环境里。我曾见过一群蝙蝠幼崽由于受惊搬到了洞内一块寒冷的区域，在那里，小蝙蝠无法有效地新陈代谢，结果，那年有60%~70%的小蝙蝠都死了。大部分蝙蝠一年只产一个幼崽，因此，小蝙蝠是否能够活下来尤为重要。

惊扰到岩洞里冬眠的蝙蝠，后果也很糟。不论何时，人只要经过冬眠的蝙蝠，这只蝙蝠都会体温升高，作为一种逃跑机制的反应。这通常会消耗蝙蝠体内约合10到30天储存的脂肪总量。你可以看到，区区几次小小的惊扰就能把一只蝙蝠一冬天的储备食物耗尽。然后它将必须出门觅食。这在寒冷的冬天不是一件简单的任务，许多蝙蝠因此冻死。因此，国际蝙蝠保护协会工作的一部分就是教育业余岩洞探险队员不要打扰到岩洞内的蝙蝠。大部分人发现蝙蝠巢穴时，都不理解这是蝙蝠的生命周期，也不知道这些蝙蝠在它们生命周期的每一个步骤有多脆弱。”

第二天一早，我和塔特尔便乘坐一架轻型飞机，赶往西南400英里的大本德国家森林公园地区，在那里，我们希望能找到并拍摄几种蝙蝠。塔特尔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蝙蝠专家，还是世界一流的自然摄影家。他镜头下的蝙蝠，展翼翱翔的，进食的，抚育幼崽的，无不迷人可爱。其所登载的杂志已远销世界。塔特尔曾发现并拍摄下了缨唇蝠——一种中美洲蝙蝠——根据声音追踪猎物的过程。为一尝花背蟾蜍的美味，蝙蝠需要仔细听雄蛙的交配鸣叫。声音越大，蛙肉就越肥嫩多汁。这当然就让蛙陷入了被动的状态。为了繁衍，蛙必须鸣叫，在热带地区的夜晚，它充满繁殖的愿望。但这鸣叫也向饥饿的缨唇蝠暴露了自己的踪迹。如果它的鸣叫不够响亮，雌蛙不会被打动，甚至蝙蝠都会觉得这不过是小牛发情的叫声。它必须叫得大声，响亮，充满骄傲，然后蝙蝠会把它吃掉。

塔特尔曾拍摄过一个讲捕蛙蝙蝠的BBC纪录片，获了许多国际奖项。因为BBC的摄影师觉得布满蝙蝠的树洞令人毛骨悚然，况且还有剧毒的爬行动物和昆虫隐没其中。塔特尔做了主要探索工作并亲自取景。但最令人称奇的，还是片中他展现出的训练蝙蝠的高超技艺。

所有摄影工作都由他一人完成——蝙蝠、蛙还有他训练蝙蝠的过程。实际上，他保存的关于蝙蝠白昼和夜间生活的照片有四万张之多，其中有许多是大部分专业研究者前所未见的。这些东西是无价之宝，有一些已经在博物馆巡展过了。塔特尔曾拍摄过吸血蝙蝠在地上跳动的一组照片，图中的蝙蝠像极了小地精。其中一只像个准备就绪将进行表演的歌舞艺人，你会惊叹这只站在地上的吸血蝙蝠是如此灵巧，这跟其他蝙蝠完全不同。事实上，在一次野外勘察时，塔特尔曾当场抓住一只误飞入同事裤腿里又蠕动着逃出来的蝙蝠。不论如何，这些在探险中运用智慧拍摄出的宝贵相片，都为那些想保护蝙蝠的人提供了巨大帮助。对入门者而言，它们呈现了蝙蝠在正常、没有受到威胁的状态下如何照顾幼崽的情景，令人有抱一只在怀里的冲动，还有那些蝙蝠日常中惹人喜爱的小习惯，与其他大多数小动物一样。他的照片有力地证实了，蝙蝠对维持大自然平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些照片以直接、刺痛人心的方式展现了有些地方，蝙蝠受到侵害，乃至灭绝的窘境。但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照片让人们着实为眼花缭乱、丰富多彩的蝙蝠种类而惊叹。

大部分人想到蝙蝠时，脑海中浮现的便是小棕蝙蝠简单的形象。但食肉蝙蝠是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有种管鼻果蝠，鼻孔特别长，看上去就像派对上送给孩子的小礼物；还有种肩章果蝠，因其双肩上两撮帅气的长毛而得名，当它停下来时，简直像块毯子；非洲锤头果蝠，长着一张长长的斜脸，像匹鼻子上挨了一拳的马；还有美丽的狐蝠，长着一张尖尖的，像狐狸一样的面庞，黑黑的眼睛四周点缀着白毛，色泽鲜明；日本凹脸蝠，长着巨大的耳朵和扁平的鼻子；肿鼻筒耳蝠，看上去像只黄毛小京巴；剑鼻蝠，耳朵和鼻子几乎同身躯一样长；黄翼蝠，长着大大的眼睛，被毛如丝绸一样又长又滑；马铁菊头蝠，长着马蹄形的襟翼，环绕在鼻孔周围，就像角膜翳上的那部分；埃及果蝠，有着小松鼠一样的面庞，交配时可以用一侧翅膀卷住伴侣，刚出生的幼崽有着皱巴巴的面孔，跟人类很像；查宾无尾蝠，能在求偶时隆起头冠，直至整个脸都隐没起来；棕色长耳蝠，带褶皱的耳朵能够折叠并藏在翅膀后面；普通吸血蝙蝠，有裂颊和凹痕鼻子，其间布满感热装置；墨西哥无尾蝠，面部像来自外星的老智者一样满是褶子。要完成这样一套蝙蝠相册大概要花数年时间，而塔特尔正是这样——兢兢业业、数十年如一日地投入在这项毕生的工作里。

唐·格兰奇计划第二天驾驶飞机。他十二岁的儿子伯特会随同他一起去。伯特是个小自然学家，也是蝙蝠爱好者。在他得克萨斯州沃斯堡的家里，他养了六只蝙蝠当宠物。唐是国际蝙蝠保护协会的受托人之一，他和家人都接种了所有必要的疫苗，这样他们才能够跟进到塔特尔的研究中。卡罗尔·格兰奇将开着小货车，经陆运带去300磅重的仪器以及食物，因为我们安营扎寨的地方比较偏远，在奇索斯山附近，紧挨着墨西哥边境线，那里几乎没有平地。塔特尔调侃说，我们降落的跑道太原始了，最后一班乘客都被吓了一跳。

我问道：“你说的原始，是什么意思？”答案是：怪石嶙峋、空间狭窄，S弯道横亘中央，另一头是隆起的山脉，打电话给外界，人家只能听见风的呼呼声。“真有趣，”我说。这听上去很难办，但我无需过分担忧。唐曾在越南做过海军飞行员。他有一架“富豪”（Bonanza）私人飞机，虽不大，却是热门款式。行李少的话能坐下四个人。因为我也是飞行员，便询问塔特尔，那款飞机的尾翼是直的还是V形，这让他感到好笑又不解。他们说那是架蝶形尾翼的飞机，过去遇到气流颠簸容易失去平衡。相形之下，直翼Bonanza是最好的轻型飞机之一。

早上，我在机场与唐和伯特碰面。唐有古铜色的脸庞，咧嘴笑着跟我握手，他身着黑色T恤衫，上面印有百老汇音乐剧《猫》的图案，下身是棕褐色灯芯绒短裤。蓝色燃料从他飞机右侧油罐箱里不断渗出，沿着机翼流了下来，但他脸上全无惊慌的神色，只是一脸迷惑。最终，他发现了原因，是油罐盖子一处封口松了，他从货舱里拿出一个浴室体重秤，然后我们开始称重、装货。

很快，我们坐好起飞了，途经塔特尔的国际蝙蝠保护协会所在的那栋发光的黑房子，就像它的外壳一样。继而，这座城市就像沙漠里一个指印般越来越模糊，还有漩涡状的沙丘和植被。远远望去，能看到遒劲的格兰德河，及沿岸不停巡逻的反毒机构人员。塔特尔在后座小憩了片刻。伯特在用随身听听音乐。唐标绘出了航线，并用他的劳兰–C卫星导航系统核对了一遍，然后就跟空中管制中心说再见了，在他们发光的绿色雷达屏幕上，我们变成了一个小点，向着荒野驶去。我们的朝向没有当行标志，下面是长得令人昏昏欲睡的沙漠，没有明确信号或标志点。但唐之前飞过这条线路，就是凭借直觉穿越了这些山巅和炎热的沙漠。

“我直觉告诉我，牧场在那边，”他终于说话了。坐在后排的塔特尔和伯特得到信号，开始俯瞰下面的陆地，接着发现了山峦间的一条狭窄的小过道，经过那里能通往大本德国家公园和洛斯洛斯牧场，同时决定转弯。唐笑呵呵地指着我们面前的一片沙漠，暗示我们会在下降过程中转个弯。

“这叫转弯？”我觉得难以置信。

“不觉得这很美吗？”

在牧场上空下降时，我们试着去找卡罗尔的红色小卡车。也许她还没赶到，也许她去海伦和巴斯特·巴布斯那里了，他们是看门人，就住在这条路上。也许她去史迪威的小杂货店了，要走坑坑洼洼的18英里才能到那儿。也许天公不作美，她还在从达拉斯前往奥斯汀的路上，或是在看沙漠里奔跑的驼鹿和兔子。后来，我们得知她已驱车12小时，路上遭遇到雷暴天气，暴风雨将树木连根拔起，遍地是散落的枝干。但在那时，不论凹凸起伏的山脊上还是一望无际的灌木丛里，都不会有她的身影。

唐和塔特尔决定在大本德附近搜索适合驻扎的地方，他们之前曾经四次到访此处。在山脚下，唐驾驶飞机盘旋降落，他们不停地目测和搜寻着这片区域，努力吃透地形，找寻能涉足的较浅水源，以及能搭起42英尺，30英尺和18英尺帐篷的地方，还需离将来的营地，诸如悬崖等位置近便，最好附近再有片树林，那样有吃有喝的地方能吸引到更多蝙蝠。我们四人都饥肠辘辘。他飞得低，我们也只能蜷着身坐。伯特经过这过山车似的一场折腾已经面色苍白，所以我们又朝牧场飞了过去。飞机在地上的投影就像只飞翔的蝙蝠。在那一瞬间，我想起一件难过的事来。几年前我有个飞行员朋友在飞行途中遭遇飞机骤停，而他直接就被甩到了飞机下面的投影中。

快速低空飞行可用于鉴别风向。当时又碰到了危险的下风向。接着，就如我们都身处繁忙的机场般，唐进入起落航线，进入一个左向顺势，又进入基线航程，准备好了最后降落。在刚过距离通讯电线一码的高度，飞机就径直俯冲到了跑道上，像只木屋上没有抓紧而呼啸着掉下来的小猿般着陆了。他猛地牵拉机头，极尽可能地减速，然后在S形跑道上转弯，最后跌跌撞撞地停在那栋房子前面。他的妻子卡罗尔是位极具魅力的神秘女士。她留着齐肩的灰棕色长发，穿着很短的短裤，露出两条晒得黝黑、如田径运动员般健美的双腿。我们驶入时，她正站在飞机棚里向我们挥手。

女士们决定住卧室。门上贴着“请勿跳舞”的标志。隔墙上挂满牧场的照片，鹿、马背上的牛仔无不在提醒我们来到了什么地方。咖啡桌上摆的小架子上挂着四面美国国旗和一面二百周年纪念的旗子。旁边放着访客登记簿，其中塔特尔和格兰奇的名字出现得比其他任何人都多。厨房旁边有张大餐桌，那里既是吃饭的地方也是摆放仪器的地方。

伯特想去外面捕蝎子，但唐为了适应时差早早躺下睡觉了。在前方嵌着荧幕的走廊上，摆放着许多动物头骨、一个“特殊博物馆”老鼠陷阱、稀奇古怪的石头、来复枪的弹壳、马镫、一把摇椅，还有吊床，唐和伯特都喜欢这样睡在外面，这样能听见月光下丛林里的狼叫，晚上在这样的荒漠里喝点酒，再看着太阳升起。但首先他们得对付黑寡妇毒蛛，这家伙就藏在床垫里。伯特跑到厨房里拿了两个迪克西小纸杯，三两下他们就把垫子翻了个个儿。

“看，这儿有一只，我觉得，”唐叫道。他和伯特商量着。它黑色的腿像印第安人的圆锥形帐篷，身子却黑得发亮。但它爬个不停，容不得他们仔细观察它红色的肚皮。他们小心翼翼地试着用纸杯去扣它，但它实在太灵活了。此时塔特尔刚好从外面进来，只见他卸下并放好手头的摄影设备，沿着走廊不紧不慢地走过来，用手抓起了蜘蛛，然后翻了过来，开始端详。唐和伯特面面相觑。塔特尔早已被伯特崇拜得五体投地了。抓起一只黑寡妇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但伯特仍充满尊敬崇拜地叫他塔特尔博士。

“没错，就是它，”塔特尔近距离观察了片刻说道。他淡淡地把它拿出纱门丢了出去。那天非常热，塔特尔跑到厨房水盆那里接了满满一杯水，浇在自己身上又喝起来，完全无视旁边警告上写的“请勿直接饮用”。

“我极少生病，”他说，“一次是在秘鲁，得了伤寒，还有一次是委内瑞拉，得了疟疾。这两次真是不好过。除此以外，我从来没染上什么。我的肠胃简直刀枪不入。”

唐和伯特还在从床垫里往外赶野生昆虫的工夫，塔特尔已经出门了。不多时，就听见他兴奋地喊了一声。他发现屋子的一边有一排蝙蝠粪便，就在屋檐下。

“苍白洞蝠，我确定。”他激动地说。

“你是怎么知道的？”一周前我刚刚从布洛·布利森的书里看到，如何根据大象粪便的温度判断其逃走的距离。蝙蝠粪便相对较小，但事实证明，原理相同。“像这样，”塔特尔说，用手指捻碎一块粪便颗粒，“这是鸟粪，”他伸手指了指旁边，“但这些里面有蚂蚱的残存成分，就是苍白洞蝠的粪便，它们真爱吃蚂蚱。”尽管拍了五万多张蝙蝠，他还没好好拍过野生苍白洞蝠的领地，所以这真是一个不小的收获。但按常理，苍白洞蝠白天应该在洞里睡觉，它们都去哪儿了？

吃过简单的午饭，我们动身去找夜间安营扎寨的地方。乡间道路非常坎坷，卡车走几步就颠簸一下，接着又陷进泥潭，弄得卡车两侧玻璃上全溅满了泥点。卡罗尔从小货车后部封闭的小舱里面拿出来两张海军蓝的蒲团椅，但唐和伯特都站在后舱门那里，唐揽着伯特，两个人就这样站在尘土里，看着卡罗尔跳上跳下、来回奔跑，滑过一段又一段尘土飞扬的道路。塔特尔语速一快，得克萨斯口音就开始显露出来。杰克兔从我们面前跳过，鹌鹑从我们近旁飞起，野狗尾草开着浓密的紫花。浓密的风滚草仍在生长，刺鼻的石碳酸灌木在我们经过时发出嗖嗖声。这些灌木排列得多整齐啊。大部分动物都觉得它太苦了不好吃，它刚发出的嫩芽甚至有毒。我们每经过一个大门，唐都会跳下来打开门，伯特也得以有机会在灌木丛里快速走一遭，看看有何有趣的发现。在第一扇门旁边，他发现了一只大得惊人的蝗虫，通体黄绿色，翅膀却是猩红色的。在第二扇门口，他发现一只黑白相间的蜥蜴，跑起来尾巴拱得高高的，这样，捕捉它的动物通常会被这条尾巴吸引，这条尾巴是可以用来逃命的，头可不行，所有猎食者都先吞下猎物的头。在第三扇门旁，他发现了一只角蟾，并把它丢在我手上。“擦擦它肚子，它就会睡着，”他要求道。我把它翻过来，用手指尖抚过它黄褐色的小肚皮，很快，它安静了下来。“你看”伯特说。在我翻动这只蟾蜍时，伯特好奇地睁大了眼睛。然后他将蟾蜍放在一棵灌木下，在那里，他惊喜地发现，碰巧两只蚂蚱正在交配。“赶紧，”塔特尔说，“希望几小时内搞定这些。”作为一个事事追求完美的人，塔特尔总是紧跟时间的脚步，同时温和地提醒身边的人，不要分神。过了许久，我们还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找水源，时不时还要停下来观察地势，心里默默估算，再前行往下一地点。到我们回家时，已经是五个小时之后了。我们热坏了，一个个灰头土脸，饥肠辘辘，双腿像灌了铅似的。塔特尔宣布，我们只有三十分钟的吃饭时间，否则天黑前我们就没法搭好帐篷。卡罗尔、唐和伯特都是蝙蝠迷，尤其是伯特。他有位年龄相仿的笔友，也是蝙蝠爱好者，他住在南达科他州，本人就曾为立法反对使用氯鼠酮而奔走呼吁。那是一种毒杀蝙蝠的制剂，对人类有非常严重的影响。其实，不论氯鼠酮还是甲基溴，对蝙蝠都没有什么影响，真正的受害者是人类。人类许多先天发育不良都是这些农药导致的，更可怕的是，它们最终将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你是怎样区分自己养的那些蝙蝠的？”我问伯特。“哦，亚历克斯看上去要比他实际胖很多。梅林（为向塔特尔致敬而得名）有根静脉，科琳娜没有。苏西是我豢养时间最长的一只，也是我最喜欢的。还有凯西，一只无尾蝠。”唐是沃思堡市一名成功的地产开发商，但在业余时间，他有诸如参加纽约马拉松赛这样的爱好，家养的宠物种类堪比动物园，还经常全家去野外郊游。他们怎么会错过今晚的蝙蝠。我们抓了几片奶酪和薄饼干，背上包，跟随塔特尔，带上研究蝙蝠的设备和一瓶冰饮，驱车沿着那条泥泞坎坷的路往回赶，那里有两个地方，我们感觉还比较适合驻扎。

“你们知道吗，我们一趟就抓了600多只蝙蝠，”卡罗尔无不激动地说，她一只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托着一杯冷饮。遇到坑洼处一减速，车上的人、蝙蝠设备、纸、摄像机、冰柜，就都飞了起来。而她手中的饮料却稳稳地待在杯子里，跟画在里面似的。

“妈呀，你真是匹走泥路的马！”伯特从后座上大声喊道，他和唐已经连同背包一起被甩到了后车门。

“我们抓到了14种蝙蝠，”卡罗尔继续道。“北美总共才40种蝙蝠。这趟收获真不小。”

黄昏时分，我们赶到了考察好的那两个营地。唐和卡罗尔选中了第一个，附近有个水洼，时常有瘤牛光顾。塔特尔、伯特和我去考察第二个：一片绿洲，那里有股泉水，灌溉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灌木、高高的垂柳、香蒲、零星的水藻和许多昆虫。这里对蝙蝠而言，是个有吃有喝的理想场所，这一点我们都很确定。在我们架设备的时候，一大群黄蜂轮番袭击我的脑袋，不论拍还是跳都无济于事。塔特尔叹了口气，放下手中的活儿，走过来，用手掌将一只黄蜂拍到了地上。

“它们的毒刺在臀部，”他淡淡地说，用一种这都不是事儿的语气。

接着他穿上一件齐胸深的涉水服里，动手把长长的铝杆从卡其色袋子上解下来，它们原本是装在保护鞘里的，跟机关枪杆似的。它们6尺长，所以他和唐把两个杆子套在一起，组成了一根12英尺的杆子，把它们一根根插在了路两边的树木间，旁边就是池塘。塔特尔从一个棕色小帆布工具袋里，拿出个小脑袋似的东西。不，是张黑雾网，仍沾着圭亚那潮湿的气息。他没时间晒干雾网，甚至没时间打点生活。他小心翼翼地展开这张18英尺长的网，像个发网，将它沿着池塘撒开了。网上带有可移动的角片，这样它能展开到6英尺那么宽。

捕捉蝙蝠拿来研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它们的声呐能够在天空中形成一个无形的大网，而且它们的巢穴通常在峭壁之上。在南美，它们把窝筑在雨林的树冠上，那里时至今日仍罕有人至。雾网解决了这一问题。很久以前，日本捕鸟人发明了雾网，这种精致的网如蛛丝般纤细，又足够坚韧，能轻松俘获鸟类和蝙蝠。回声定位在雾网这种仿若无物的东西面前是无效的。你怎么捕捉得到飞龙？古时候，一位日本武士曾问一位智者。答案是，只有雾网可以。

我们驱车前往下一个地点，不到一分钟前，唐和塔特尔又搭好了一个帐篷。太阳开始渐渐西沉，隐没在远处群峦山巅，天空、人们和小池塘都笼罩在杏色的光晕里。人们紧紧抓着网，如同中国南海的渔民一般。一阵清风掀起水面上的涟漪。浓密的积雨云和黑网倒映在水面上，唐蹚水进来，缓缓激起片片水波。他向后欠欠身子，靠近铝杆，踏入更深的泥里。一时间，他仿佛要做撑杆跳似的。同时，水也没过了他的鞋子，沾湿了他的白袜。太阳渐渐停止在塔特尔的金边眼镜上闪耀，他压了压铝杆。他们一拉紧网，网就变得近乎隐形。在下面走过时，人们都有意识地寻找它上面的孔，但他们手里仿佛什么也没有拉。塔特尔的前臂被沙漠的日落染上一层印度红，在我眼里，他几乎融入了大地。

“不需要再低了，”塔特尔说。走到池塘中央，他收了一下网。“再拿个网来，”他对唐说。唐刚刚调整了他那一端，像编织衣物那样勾出一个孔。印象派画家大概会这样勾勒场景：日落时分柔和的光晕，人们在泛起涟漪的池塘里拉网结绳，昆虫时不时掠过水面，以及如丝般的网绳。

现在，夜幕渐渐冷却了沙漠，给它涂上一层幽蓝。塔特尔、伯特和我返回到泉水边的营地，那里，网已架好。有几只小伏翼蝙蝠在树丛上面盘旋。随着夜幕渐浓，我们把橘红色睡袋上的蓝色防水布在上面打开了，带上了我们的矿工照明灯，手拿小型蝙蝠探测器在池塘附近走动。塔特尔打开设备，我一惊，他笑出声来。机器传出嗡嗡的声响，都是昆虫的声音。如果我们是蝙蝠，肯定会追踪这些声音的。关上之后，世界一片寂静。发现这个夜晚原本这么安静，也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对于这些声音，从昆虫鸣叫声到大爆炸后黑体发出的辐射，我们早已习以为常。每走几步远，我们脚边就会有针芒般的小眼睛闪闪发亮，伯特会拿头上的照明灯照照它们，追得蜘蛛在泥地里滚作一团。一旦成群伏翼蝙蝠来到我们头顶上空觅食，我们手里的蝙蝠探测器拍子会第一时间发亮。

如果你设想蝙蝠通过呼喊或吹口哨的形式捕猎，只不过它们的声音是一些超声波，那么声波定位就不难理解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它们的声波频度太高，所以我们听不见。在我们小时候，也是听力最灵敏的时候，我们可能听到两万赫兹的声音；而蝙蝠发出的声音至少是20万赫兹。它们发出的声波也非一成不变，而是间歇的，一秒20到30次。探测器每次收到声波都会震动一下。人类无法感测蝙蝠发出的超声波，但我们可以使用盖革计数器将其转换成人类可以听到的声音：主要是咔哒声和颤音。蝙蝠能接收返回声波，如果回声距离自己过近或过响，它就会明白，自己追捕的昆虫就在近旁。通过回声返回时间，蝙蝠能判断猎物移动速度和方向，有些蝙蝠连甲虫爬过沙堆都能觉察。许多蝙蝠可以感知到树叶上蛾子翅膀的震颤。当它们靠近猎物时，发射出的声波频率会提高，这样便能更精确地找出方位。从一面实心砖墙反射回的声波与风中花朵轻盈、飘荡的声波是截然不同的。通过向外面的世界大声呼喊，然后倾听回声，蝙蝠能够勾勒出它们周围的地形图，以及包含在其中的一切事物，包括它们的材质、动态、距离、大小等。它们喊得很响亮，只是我们听不到这些声音。这好比一种古怪的设想，我们站在表面安静的果园里，周围有成群的蝙蝠。它们在声嘶力竭地喊叫，对外界环境喊，也对周围的同伴喊。它们朝伴侣喊，朝敌人喊，吃东西的时候在喊，也朝着这个喧嚣的世界喊。有些喊得干脆，有些喊得缓慢，有些响亮，有些温柔。长耳蝙蝠不需要大叫，因为它们听觉十分敏锐，即便是低声细语也能清楚觉察。生物学家约翰·泰勒·邦纳在其《自然尺度》一书中，有效地记录了人类理解回声定位的一种方法：

我记得有一次在普吉特湾圣胡安岛上，遇到一场大雾。岛屿间的海峡很窄，然而想看清对岸并不容易。驾驶摆渡船的人首先彬彬有礼地提示船上的母亲，先塞好孩子们的耳朵，继而向对岸方向倾斜着身子，吹响了号角。通过回声传来的时间，就能判断出目前船和岸之间的距离。他看上去远比我沉着冷静。

大自然绝少像造就蝙蝠这种生物时这般慷慨：猎物通常能用耳朵听到蝙蝠的临近，蛾子能听见猫头鹰凄厉的叫声、鸟拍动翅膀等诸如此类来自外围世界的恐怖，蜥蜴听见蝙蝠的声波就会逃窜，如同我们听见近旁的狮吼一样。为求自保，蛾子得迷惑捕猎蝙蝠，因此它学会了一动不动或向低处盘旋，甚至发出令捕猎者丧失食欲的声音。

当蝙蝠嘴里含着猎物时，回声定位就不那么灵敏了。对于这一问题，有些蝙蝠使用耳朵之外的其他器官来听。“声呐系统决定了许多蝙蝠的面相，”动物学家大卫·爱登堡观察道，“精巧的半透明耳朵，装点着软骨和血管；在鼻部，叶状组织、钉状组织和刺能直接感知声音。这种构造比中世纪文献里描述的魔鬼形象还怪异。”许多蝙蝠面庞都很像覆盖着雷达装备的潜水艇。比如菊头蝠的鼻子形状就很奇怪，像极了粒子加速器，这是为了发射回声定位。

回声定位也不是万无一失的。蝙蝠卡进倒刺铁丝围网的情况时有发生，还有些蝙蝠能被车撞死。它们不会逃跑。塔特尔无法确信这一论断，但有位英国科学家曾断言，车载天线由于比较细，一头的把手在风中能够发出如昆虫飞翔的声音，这在蝙蝠收到的回声中，与昆虫无异。这样来捕食，结果就是被电线刺死或被车挡风玻璃碰死。司机大概会觉得自己被极凶猛的蝙蝠袭击了，这也加大了蝙蝠保护主义者的工作难度。

伏翼蝙蝠不是我们此行的目的。我们的目标是一种罕见的、色彩鲜艳的生物，花尾蝠属蝙蝠，它们有粉色半透明的、与躯干一般长的耳朵，安哥拉山羊般长的毛，肚皮是白的，乌黑的脊背上有三个白点。它们有蝙蝠世界的阿帕卢萨马之称。目前这种蝙蝠的捕获数量很少，拍摄的影像资料更是有限。塔特尔多年来一直在寻找这种蝙蝠。伏翼蝙蝠飞走后，我们在夜空的繁星下张开了柏油帆布，等待斑点蝙蝠的来临。一颗闪亮的卫星划过天际，在黑暗中，以清晰的速度和轨迹沉入夜空的另一端。这里夜空上的星群比我以往见过的都要多，仿佛许多小星座都被嵌在了更大的星座里。银河是光芒汇聚的脊背，喀拉哈里沙漠里的布须曼人说得没错。一只青蛙用沙哑的喉咙鸣叫着，那声音听上去像句自我介绍。其他声音，或如吱吱呀呀的开门声，或如初次登台的人向观众飞吻的声音，不胜枚举。此时我们除了等待别无选择。对于自然学家，或对于诗人而言——长期的旅行和准备，连同接下来长期的等待，都是生活常态。直到等到那混沌初开，如电光火石般脉冲加速的瞬间来临。那将是我们有生之涯绚烂的一笔。它的出现将是惊艳的一幕，让整个生活都为之多彩：斑点蝙蝠。

为了打发时间，伯特求塔特尔给我们讲他探寻蝙蝠道路上碰见的奇闻异事。塔特尔也不是腼腆的人，因此很乐意效劳。

“我上次去非洲，和同事麦克·莱恩在凌晨两点时分遭遇了歹徒围攻。那些人都拿着长矛、弓箭，有20多个人爬到了我们车上，还有些在下面围着。他们应该是打算抢劫，如果不要我们命的话。”

“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伯特轻声问道。

“哦，我们同行有一个非洲助理，他曾在以色列游击队受过近距离作战、心理素质等等训练，他设法引开了那些人（那时我们整辆车都被包围了），把他们引到车辆一侧，然后他躲在车门后，探下身子，用我的机场探照灯照他们脸，让他们一时间睁不开眼。他大喊着让麦克和我玩命踩油门，我们就这么逃过了一劫。我们路虎车背后有他们投掷击打的约1/4英寸的凹痕，但我们逃过去了。

“当然，我们在奥里诺科河上游时，我曾和一个当地助手整夜逃避印第安食人部落的追捕。我们不是有意去那儿招惹麻烦的，我保证，我们真的不想撞见那些食人部落。但那儿有一个非常好的蝙蝠栖居地，我们正想找一些有趣的蝙蝠。我们只是不走运，在那个时候碰巧撞见了食人族。”

“我能讲的故事太多了——我们在泰国碰上过偷猎者，起初挺怕他们，但最终我们说服了他们。还有一次，在亚拉巴马州一个岩洞里，我从25英尺高的地方掉了下来，摔折了腿。这对岩洞作业的人来说不算大事。我还在泰国一座香蕉种植园里过夜，当地助手都不敢冒险在那里陪我，听说那里有很多15英尺长的眼镜王蛇出没。还有一次，我们在委内瑞拉和巴西边境上一处偏远地区考察，那里有条连接奥里诺科河和尼格罗河的运河。嗯，那里治安很差，有些匪帮听说了我们，还逼着我们跟他们面对面决战了一场。我们最先听到的是舷外发动机声，那时我们已经很久没听见来自人类文明的声音了，都赶忙跑出去一探究竟，结果发现荷枪实弹的一伙人站在河岸边。我的印第安助手认出了他们。接着，我们给营地里每个会开枪的人都发了枪，拿码头后面的岩石当掩护，我拆开一包子弹分给手下。他们抓了一把子弹上膛，剩下的放在身边地上。匪帮登陆后，我用西班牙语朝他们吼道，我们不欢迎你们，再敢往前我们就开枪了，他们不听。当他们已离营地很近时，我警告他们，船只一靠岸我们就开枪，他们还是不听。我示意手下开枪警告他们。在离岸3英尺远的地方，他们终于调转船头回去了。他们人手很多，但我们占据了有利地形。我们整个探险过程中，很多人都在他们手下丧生了，因此提起死亡，每个人都很严肃。在秘鲁，有次在午夜时分，我们遭受了袭击，因为卡车司机误把我们当成了匪帮，而他觉得死几个人没什么大不了的。有一次，在委内瑞拉，一颗炸弹刚好落在我们帐篷附近，结果是因为有人误把我们当成了游击队。实际上，在加拉加斯，我们还曾因误撞上游击队而彻夜在山里奔波逃亡。那晚，从当地共产党首脑那里借来的吉普车救了我们一命。我跟当地共产党并无关系，只是我需要一个交通工具，而他们友善地借给了我。”

“有次在秘鲁，我刚从一场伤寒中康复，这位印第安朋友告诉我，他知道一个地方，那里观察蝙蝠很棒。那是个岩洞，里面的蝙蝠种类几乎涵盖了人类目前所知的全部品种。于是，我和我兄弟亚顿决定前去一探。结果，那条路十分难行，大抵是我们所走过的最崎岖的道路。我那时大病初愈，若早知是那种路况，很可能就放弃这段行程了。绵延的山路大约有10到12英里。我们赶到那里才发现，眼前只有一二百英尺高的悬崖峭壁，想要上去只能攀着藤蔓。我们就这么爬上了悬崖。那果真是个好地方。有三条瀑布飞流直下，注入悬崖底部一个池塘，在彩虹的掩映下美不胜收。真是美，像田园诗中描绘的美景。我们最终到达谷底，一边庆幸着刚才藤蔓没断。然而这时我们又发现，要想进岩洞就必须游过这个水塘，里面有很多水虎鱼和电鳗，附近还有水蟒出没的踪迹。按理说我们绝对不会游过这样的水塘，但想想之前历尽艰险地远足、攀岩才来到这儿，尽管我们没想到要游水，还是脱得全身只剩内裤，下水游了过去。在这样的池塘里游太恐怖了，你不敢把脚下得很深，因为深处有电鳗，还有水虎鱼，只能希望它们不是很饿。我们游过了水塘，但在捞电池和光源的时候又险些溺水，因为不敢用脚下水太深。我让亚顿在岩洞前布置了一张雾网，然后自己带了一张捕虫网进去，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稀罕的蝙蝠品种。结果，洞里有油鸟生存过的痕迹——那是一种外形类似夜鹰的鸟，它们在洞里的粪便堆积成山，粘腻腐臭不堪。这是节肢类动物的最爱，从4英寸长的蟑螂到直径数英寸大的伪蝎，五花八门。我是真不想全身几乎赤裸地光脚蹚过这些爬虫，但回头看看也无路可走了。于是很快，这些爬虫开始遍布我的膝盖，而后这条路在往里的地方急转直下，我必须蜷缩到胳膊肘那么高才能通过。最终，我到达了坡顶，穿过那么多油鸟粪便，我庆幸最终来到了蝙蝠栖居的地方。然后岩洞越来越狭窄，我只能跪爬，继而匍匐，最后只有双肘交叉叠在胸前移动，甚至无法将手臂伸到身体两侧。我当时最担心这条路走到头是死路，无法转身也不能倒退。果然，稍微转了个弯儿，路就到了尽头。于是我双手交叠放在胸前，趴在地上想，也许要费些力，但如果小心挪动身体，也许出得去。直到那一刻我才集中起精神端详前方的路，也是那一刻，我才注意到岩洞顶端。我试着回头看身后，猛然间发现凹面的洞顶，也就是距离我裸露脊背几英寸的地方，聚集着上百只蝎子。很显然，它们正在那里产卵。它们的小毒刺不偏不倚挂在我身体上端。如果你觉得之前惊魂甫定、幽闭恐怖，那试试几百只蝎子挂在屁股上端的感觉。我要在岩洞底部找一个凹槽趴着，离那些蝎子远点。”

“最后我出去了，你可能觉得故事就这样完结了。讽刺的是，这种一只蝙蝠也没有的岩洞，我在热带地区造访过的多了去了。于是，我们收起了网，沿水塘游了回去。结果发现，我们晾在岸上的衣服上布满了一种凶猛的黄蜂，它们显然正在那儿寻找盐分。我们又花了大半个钟头把衣服从黄蜂手里夺了回来，还要尽量少被蛰。真倒霉，徒劳无功的一天。”

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之后，人们似乎无法平静。“你房间里挂的那幅猛冲的大象是怎么拍的？”片刻后，我问道。

“哦，那时候我们在东非寻找蝙蝠洞穴，每天身边都有很多大象，但我注意到这群象似乎格外躁动紧张。我们打开路虎后备箱，让助手停下来。我很好奇，看上去这些大象想要冲过来，果然，我们一停下，有一头就冲了过来。当时它距离我们约有1/4英里远，所以我并没有十分害怕。我只是告诉司机准备好发动车，一旦接到我的命令就玩命向前开。然后我开始拍照。只是，我拍得入了迷，突然意识到这只大象两秒内就要在我头顶上了。于是，我冲司机喊，让他开车。他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发动了车。那只大象刚好冲到路虎边上。我同事直接撞到了行李仓上。我把相机举到15英尺高的地方拍了一张，接着也摔倒在了行李仓上。我们都惊呆了，这只大象太凶猛了，它跑过来，从我们头顶上居高临下地望着我们。大概要多亏当时我们静止不动，才捡了一条命。显然，它跑过来是想掀翻我们的车的。它们有时会掀翻并脚踏车辆——实际上，我曾经认识一位女士，就是因为一次车辆被大象踩踏的事故导致了下半身瘫痪。它的鼻子受到汽车发动机热气的灼烫，朝后跳了几步，大叫了一声，司机回过神来，再次发动了车辆，我们才开拔。但这只大象又沿路追了我们近1/4英里。我们感觉得有这么远。你能想象待在那里一动不动，看着发怒的大象在距离我们3英尺远的地方，追了这么远，终于追上时的场景吗？”

伯特睁大了眼睛，陶醉地听着这些探险。通常，人们心中的科学家不都是温和地待在家里，生活在极小的圈子里吗？“给我们讲讲你十六岁时爬岩洞的故事吧。”

“哦，我用手臂把自己吊挂在一个凹坑上面，一把一把地往里移动，直到我确信脚能触碰到坚实地面……”

到了十一点，夜风开始吹起来，网随风上下翻腾，看上去更明显了。仍然没有蝙蝠出现，尽管我们都已等了好几个小时。通过红外线夜视镜可以看到，黑暗如同一团沼泽，中间分布着绿色的闪烁的形状。很快，月亮就会升起，到那时蝙蝠就不会冒险出来了。食肉者能够发现，在月光的洗涤下自己是清晰可见的。在大本德地区，塔特尔每次都能捕捉到至少30只蝙蝠。如卡罗尔说的那样，有次他们结网捉到600只。我们失望地收网，回营地了。那个夜晚并不是一无所获。也许在我们驻扎的地方还能碰上苍白洞蝠。

果然，我们找到一个遍布着苍白洞蝠的谷仓，那些蝙蝠的密集程度堪比地形勘探图上一簇簇的坐标：在棕色的山峦和谷底中，一张张皱成一团、长着长耳的脸孔露了出来。屋檐下，更多的苍白洞蝠挤在一起。塔特尔兴奋极了，准备好摄影器材，即便此时已凌晨三点。唐、伯特和我拿着闪光灯和曝光表，再一次投入黑暗之中，我们跟随着塔特尔的脚步，小心翼翼地提着电线，以防绊倒，像个伴娘团。在谷仓里，塔特尔安排我们在落满蝙蝠的椽子正下方站好，发出一系列噪音，好让蝙蝠提起警觉，并朝着停落在野外的苍白洞蝠投掷。探照灯的光束已经让一些蝙蝠受到惊吓，我们的手上和肩上都被它们的尿液淋湿了，还有些蝙蝠在谷仓里乱飞，试图去找另一个黑暗的角落。有些蝙蝠把脸埋进了翅膀中，像害羞的孩子。塔特尔的每次投掷，都“惊艳”到不少蝙蝠，如他口中说的那样。这个谷仓常有附近野猪跑来交配，地上铺着厚厚一层踏平了的粪便和老木屑，还有四处丢弃的金属零件。黑暗中，蝙蝠在我们头顶盘旋。还有些停在椽子上，低着唱盘般的脸孔凝视我们。当塔特尔感觉拍得差不多了，我们就返回住所，设备都留在客厅地板上，七零八落地，像电子爆炸现场，然后我们走进各自卧室，沉沉睡去，一宿无梦。

在北美，蝙蝠基本上都已为人所知：它们夜间活动、捕食昆虫、体型较小。但在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的热带地区，蝙蝠数量更多，生活习性也更有特点。有些以花粉为食，树木都仰仗它们的来临。大多数依靠蝙蝠授粉的花都是浅色的（白、淡黄、淡绿），这是为了在夜里保持可见度；它们通常个体硕大，有很多花蜜，这样才能吸引蝙蝠前来。花朵通常呈喇叭状。它们都有巨大的粉囊，当蝙蝠将酷爱花粉的舌头贪婪地插入时，花粉可能沾满它们的头部和胸部。大部分依靠蝙蝠授粉的花都只开一夜，它们生长在高处，闪烁着甜蜜的花粉；它们甚至直接开在树干、树梢或悬垂的藤蔓上，这样蝙蝠在飞行时也能喝到花蜜。月光下，这些花高高矗立着，闪闪发亮，像倚着路灯浓妆艳抹的站街女郎似的。等到早晨，这些花就全部枯萎掉了，蝙蝠也走了。食肉蝙蝠无异于当地的青蛙、蜥蜴、鱼或鸟类，出没于草叶间或月下的池塘中。美国捕鱼蝙蝠有爪子一样的脚，能轻松自如地悬挂在树上（皮翼延伸到膝盖部位而非脚踝），在湖面或海面上飞得很低，能猛地把鱼拖出水面，再扔进长满牙齿的口中。当然，其中有一些以血液为食，像吸血鬼一样。在影视剧里，吸血鬼通常华丽浮夸，但吸血蝙蝠却低调而隐秘，它们靠锋利的三角形前齿刺破猎物皮肤。猎物主要以睡眠中的家畜为主，它们通常很小心，尽量不惊醒猎物。首先，它们会留下经典牙印，形状像个问号；它们的唾液里含抗凝血成分，以便猎物的血更好流出，它们再慢慢喝饱。吸血蝙蝠能释放一种对人类无毒的抗凝血剂，也许将来可以为临床医学上对心脏病人的治疗发挥重要作用——前提是，你得克服对蝙蝠的恐惧。

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办公室里，塔特尔和他的团队平均每月要回复来自世界各地2 000多条咨询信息。可以说，他有两个艰巨任务。后者是说服其他人克服对蝙蝠的恐惧，这首先需要人们中立自己对蝙蝠的态度。这是个古老的恐惧。因为现在我明白了，蝙蝠是性情温驯、对人类有益又招人喜欢的小动物，所以我不担心蝙蝠伤人，只担心人难以克服这种恐惧心理。

夜间活动的生物通常被认为是活在“正常”时间段之外的，意味着它们是活在正义的范畴之外的，是邪恶的，因为我们常赋予时间观念一种道德感。受人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习惯的影响，沙文主义的我们便把夜间活动的生物与邪恶联系在一起，因为它们打扰了我们休息，这与自然、与我们的生理节奏相悖逆。同样，夜晚是我们做梦的时间，试想蝙蝠飞过梦境的场景，很容易曲解现实。毕竟，一到晚上我们都看不清外面的世界，也没这个需求。但这让我们的防御能力在入夜后变得格外薄弱。尽管我们已习惯在日间掌控这个世界，一到晚上，我们变得如同猎物般脆弱不堪。想想看吧，我们在日间习惯了对世界的控制，这时遭到蝙蝠的挑战，因为它们是夜的主人。即便我们处于食物链顶端，如若不得不在热带雨林生存，比方说，要保护我们自己不受夜间捕猎者的攻击，我们大概要像祖先那样，很大程度上生活在恐惧中了。我们的安全感源于对未来的把握，所以一切存在于常规之外的东西都被我们视为不合法的、恐怖的，哪怕是夜间潜没于雨林暗处的天蛾。我们即便醒着也看不清它们。许多人都只是听闻过天蛾，而从未见过。即使真有幸一见，它们在昏暗中或月光下的样子也颇为怪异，人无法定睛看清，也许更觉得诡异。

芬兰乡间有这样的迷信，人睡着后灵魂会升腾而起，像蝙蝠一样在旷野飞荡，早晨再回归体内。古埃及人及其他阿拉伯人赞同蝙蝠的一些器官可以治病。在印度，盛传体态硕大的蝙蝠的整张皮可以用作膏药治疗风湿病。也许玛雅人2 000多年前关于人类和蝙蝠之间亲密关系的传说最为神秘恐怖。泽兹拉哈是玛雅人的蝙蝠神，有着人类的身躯及蝙蝠的头和翅膀。他的神像常常出现在祭坛、瓷器、金饰和大石柱上。有一个特别可怕的雕像，蝙蝠神伸展着翅膀，他的鼻子形状像个问号，贪婪地晃动着舌头，一只手抓着人的尸体，另一手握着人的心脏。我感觉玛雅人一定是个嗜血的民族，就是因为他们的品味如此接近，所以才会崇拜吸血蝙蝠这项天赋，禁不住将它神化。在许多中美洲部落中，蝙蝠被提升到了最高位置：成为掌管死亡和幽冥的神。即便时隔多年，我仍清楚记得在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的吉尔克里斯博物馆里看到的金蝙蝠塑像——锯齿形的牙齿，蛇形缠绕的爪子好像握着个人头。它的耳朵像老鼠的一般细小柔软，展现了超高的工艺水准。打造它必然耗费了极多的黄金，所以它光芒四射，同时颇为惊悚。在危地马拉山区，至今仍有崇拜蝙蝠的部落。泽兹这个词，在玛雅文字中，就是蝙蝠的意思，他们的都城意为“蝙蝠之地”。蝙蝠的形象在神话、宗教、人的迷信行为中随处可见。布莱姆·斯托克扣人心弦的小说《吸血鬼德古拉》把这种小型的、毛茸茸的哺乳动物在英语国家人们的头脑中变成了巨大的吸血怪物。倘若吸血鬼真是半兽人，它们一定会沉迷于这种阴暗的残忍，于是大量讲述吸血鬼的人性化感情的恐怖小说开始涌现。

那晚入睡前，我所记起的最后一个场景，就是挂在屋檐下成群的苍白洞蝠。它们柔弱可爱的小面庞实在难用语言描述。我醒来时望向窗外，它们已经不在了。我很喜欢野生动物的一点是它们总是像抱着某种使命似的离开，好像要去赴约，而只有人类才会思考我们等待着什么。

伯特的央求得到了卡罗尔的批准，她为我们准备了火腿蛋松饼，这天我们要经由一条崎岖难行的小路到达一个老矿区，再从那儿徒步前往一个山坳里的水塘，希望在那儿能网罗到斑点蝙蝠。在颠簸的卡车上，我和塔特尔继续交谈。他日程上密密麻麻地充斥着蝙蝠研究、蝙蝠摄影及蝙蝠保护工作，他个人更是如旋风般高效。他是第一个承认自己“跟工作结婚了”的人。事实上，他早已在遗嘱中把全部财产捐给国际蝙蝠保护协会。他休息的时间很少，如果真有，他也更喜欢去野外追寻蝙蝠的足迹，我也很喜欢野营。得州沙漠到处充满惊奇：晦明晦暗的光束、如水晶灯般闪烁的繁星，在各种路途上度过的时光。如果塔特尔有空，他会去远足、钓鱼、荒野露宿，紧贴大地而眠。但他是个完美主义者，沉浸在想象之中。

蝙蝠逐渐使人意识到一个令人不快的现状：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组织没有积极地动员蝙蝠保护行为。有人建议，基于大熊猫等动物濒临灭绝的状态，资金应首先用于保护它们的濒危栖居地。也许他们认为只要保护大熊猫就够了，殊不知需要金钱投入的还有大熊猫栖居的整个生态系统。靠广告宣传现如今蝙蝠的困境并无意义。人们希望蝙蝠灭绝。有些物种赖以生存的食物和住所很少，几处关键的栖居地一旦遭到破坏，它们就离绝种不远了。反过来，有许多其他动植物是依赖蝙蝠生存的。有些我们根本意识不到：鳄梨树、香蕉树、枣树、无花果树、番石榴树、面包果树、桃树、芒果树、角豆树、丁香树、腰果树，还有做绳子用的剑麻、救生用品和绷带所用的木棉、生产家具用的木材、制口香糖使用的乳胶、西印度轻木甚至龙舌兰（百加得商标就是根据蝙蝠造型设计的，这家公司也给国际蝙蝠保护协会捐助过）。蝙蝠种群消失能严重影响多国经济。在西非，绿柄桑主要依靠蝙蝠散播树种，这些木材能带来数百万美元的收益。东南亚榴莲每年能产生1.2亿美元的利润，而这些花都得仰仗一种蝙蝠授粉。有非洲生命树之称的猴面包树是许多野生动物的庇护所，它也依靠蝙蝠传授花粉。管风琴仙人掌、树形仙人掌也是如此。蝙蝠在疫苗研发、出生率控制、人工授精技术、助力导盲、低温手术等领域也极具价值。当然，蝙蝠粪便也是营养丰富的肥料，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这也是村民收入的一项来源。

许多种蝙蝠已经灭绝，例如牙买加长舌蝠，只有一个标本，在牙买加研究所的广口瓶里；海地长舌蝠，它们的栖息地早已在开发者手中消失了；住在树上的古巴钩翼蝠，已灭绝200多年了；波多黎各长鼻蝠，拥有辨识度极高的长鼻子和躯干；还有古巴黄蝠，长着纤细的双腿和管状双耳。

“试想，创建组织去保护这个地球上一种人类最讨厌的动物有多难，”塔特尔说，一边摇着头。“我要是对人们承诺，我要除掉他们区域内的所有蝙蝠，而不是要他们帮我保护蝙蝠，那我筹到的钱大概比现在多十倍也不止了。我们的目标差太大了。尽管如此，如果适当地把关于蝙蝠的知识普及给人们，他们也会喜欢上这种动物，明白蝙蝠的重要性的。在我还是研究生时，为做一项关于灰蝙蝠的研究，去过一些地方，那里有人夸耀一个人一次就焚烧了25万只蝙蝠。有些地方分管公共健康的官员对当地农民宣传，如果不消灭蝙蝠，他们的牛群就会染上狂犬病，甚至危及家人。他把岩洞里浇满煤油后纵火，烧死了里面所有的蝙蝠。我问他，他和他的家人在那里住了多久了，他说他们家族已经在那里居住了三代，与蝙蝠相安无事，没人染上过狂犬病，也没人受过伤。我说，那你就这么上了城里来的骗子的当，听了他们的，烧死了这些蝙蝠。当我跟他解释了蝙蝠的价值和他这个行为的实质后，他失声痛哭。

“我除了做好科研，从没有过别的野心。能成为一名保护组织成员去帮助别人，我很知足。但多年来，传统保护组织一直没有对蝙蝠形成足够重视。如果你不为它筹钱，这种动物是无法得到保护的。这一点很不幸。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部分原因是由于保护组织倾向于帮助那些受大众喜爱的动物，这也是种省力的做法。他们会为之筹措资金，这就导致其他同样具有价值，甚至更具价值的动物，完全被忽视了。

很显然，越来越多的物种濒临灭绝，越来越多的栖居地濒临消失。我们可能无力回天。但我们在利用有限资源的时候必须格外小心。我们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只保护那些已经受到人们关注的动物，就因为它们有棕色的大眼或柔软的皮毛。如果图画中的动物可爱得让人看见就想抱抱，仿佛头上戴着光圈，那么大部分人都会被其吸引。但像蝙蝠这种动物，唯有受过良好教育、有一定知识水平的人才能认识到其价值。这世界上有许多生物，它们对生态环境、经济利润都有巨大贡献，但我们一直在忽视它们，因为它们长得不可爱，不吸引人。我们不是上帝，无法决断哪些动物是好的，哪些动物是坏的。人们想把动物用好与坏划分开，本身就是错误的。爱默生曾说过，杂草只是开错了地方的花。可爱也好，憨态可掬也罢，这与内在价值毫无关系。有些世界上最丑的动物恰恰是最有益于人的，不管在生态环境方面还是经济方面。

我从密尔沃基博物馆辞职，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在那里当了11年哺乳动物馆馆长，后来发现了国际蝙蝠保护协会。我担负的科研任务很重，也喜欢这项工作。1978年，国家地理学会让我为他们的新书《北美野生动物》写一篇关于蝙蝠的文章。我写了之后发现，附在书中照片上的蝙蝠都被拍得骇人恐怖。于是我提出抗议，但他们说，这就是我们能找到的所有蝙蝠照片。显然，在那时候，几乎所有人都是拉扯开蝙蝠翅膀，对它们脑袋吹气再按下快门。人们没有耐心去呈现蝙蝠真正的样子。这无异于把狗逼进死胡同，做出要杀了它的姿势，把它高度警备下最凶猛的样子拍下来。大多数蝙蝠的头只有你的指端那么大。然而，它们常常被拍得跟剑齿虎似的。难怪人们不喜欢蝙蝠。因此——实际上是为了证明自己——我去学了摄影，最后成为那本书的第二大插图提供者。我很兴奋，原来我能对人们的视角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而此时，我早已迷上了摄影。我拍的蝙蝠越多，就越有教化他人的素材。照片越来越多，如今被我拍下的蝙蝠已经有世界蝙蝠种类的1/3了。每个大洲的蝙蝠我都拍过。我从来都谨小慎微，生怕惊动野外自然条件下的蝙蝠，这样它们就不会紧张，活动也都是自然的。当你看见它们原本的样子，你会发觉，它原本与其他动物一样，都充满好奇、滑稽可爱。但在此之前，人们看到的只有它们在痛苦状态下奋力挣扎的样子。除此之外，便是老病的或垂死之中的。它们躺在那儿，张着嘴，露着牙，想把来到近前的人吓跑。这就是人们所见的蝙蝠形象。但即便是人类，总以生病或濒死的样子示人恐怕也无法被接纳。”

“在东南部，”塔特尔说，“灰蝙蝠曾经与信鸽无异。老人常讲起，他们小时候，有成群的蝙蝠每晚聚集在屋檐下，现在早已不复存在。灰蝙蝠曾经在天空中成群飞翔，几年前官方数据显示其已为濒危物种。在西南部，无尾蝙蝠曾是许多地方极为常见的品种，这个大家族在仅仅六年时间里就从3 000万只骤降至3万多只。卡尔斯巴德曾一度有超过800万只蝙蝠，到现在仅剩25万只。蝙蝠究竟要减少到什么程度才算濒临灭绝？还有个更重要的问题：要维持自然界的平衡，需要多少蝙蝠？”

“等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时，很可能为时已晚。想想蝙蝠对热带雨林有多重要。咱们就拿香蕉树打比方，香蕉树是根腐病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园艺学家必须追根溯源到许多古老品种，才能发掘出抗病基因。没有蝙蝠，这些野生菌株都会灭绝。再举个最平常不过的例子，桃子，现在世界上有2 000多种桃树，但它们只起源于一种中国的古老品种，而那种桃树是依靠蝙蝠散播种子的。令人痛心的是，作为一个丰富的物种起源地，东半球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消灭果蝠的行动，果蝠能给多种植物授粉或散播种子，而它们的栖居地遭到了投毒、纵火，还有人朝那里扔汽油弹、炸药。”

“在澳洲的昆士兰，更是有全民出动的灭蝠运动。政府鼓励民众向蝙蝠开枪，他们先包围一处果蝠繁育地，开枪打死所有蝙蝠，一只不剩。外出的母蝙蝠会坚持飞回来找它们的宝宝，结果一样被打死，一只不剩。很讽刺，在20世纪20年代末，澳大利亚展开了大规模的灭果蝠运动，并引入当时知名度很高的英国生物学家雷德克里夫的灭蝠理论。可仅仅两年后，他又说，蝙蝠对人产生的不利影响微乎其微，这样大规模灭蝠无异于浪费纳税人的钱。相反，蝙蝠能给人类带来巨大收益。在诸如昆士兰等地区，人们正在全力灭蝠，而当地许多经济作物都要依靠蝙蝠授粉，像黑豆树、红胶木和许多药用、纺织用木材。而在澳大利亚，他们已经剿灭了99%的果蝠。生物学家已意识到，当前对果蝠的灭绝围剿终将带来灾难性后果，然而这种杀戮还在继续。”

“一旦没了蝙蝠，热带雨林将遭受巨大影响，”知名环保专家诺曼·梅尔斯说。他指出，在一些案例中，蝙蝠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它们对一些珍惜物种的存活起着决定性作用。消灭了蝙蝠，你就消灭了那种植物，而那种植物很可能又关乎着其他许多种动植物的存亡。这些灭绝之间相互关联着，很可能出现一触即发的连锁反应。在澳洲，人们热衷于保护考拉，而考拉主要以桉树叶为食。人们不知道，许多种桉树都是依靠果蝠来授粉的。有些学识渊博的植物学家指出，目前，许多太平洋岛屿上的果蝠数量都已骤降到一定程度，以至于有人说，“哦，是啊，它们现在无疑是濒临灭绝了，”然后把濒危动物的头衔给它们——等到那时，它们已无法进行正常生物活动了。它们无法与周围环境正常关联，热带雨林也就离末日不远了。你看，雨林通常依靠蝙蝠给其中的树木授粉。但对动物而言，常常也是如此——等它们的数量下降到一定程度后，人人都知道它就要从地球上消失了，那时就太晚了。所以我最关心的是，国际蝙蝠保护协会不仅需要保护那些濒危物种，也得注意那些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蝙蝠。良好的环境是我们所共享的。

“太平洋岛屿上的热带雨林真美，那里面没有荆棘，几乎没有任何怪异、有毒的物种，就像伊甸园一样。”为寻找蝙蝠，我们出发了，希望在美属萨摩亚发现一座国家公园，既能够保护热带雨林又能保护果蝠。萨摩亚人似乎并不领情，但首领很热情。大家开始合作的前提是我们不走进去踢小腿。

在人人激动的时候，塔特尔却不为所动，一如既往地务实、冷静，按策略保护这里。“感情不能解决问题，”他坚持认为，“而理性可以。”他的成功很大程度靠的是国际外交策略和与掠夺者换位思考的能力。“比如太平洋岛上的果蝠，”他说道，“在关岛，当地人用椰奶炖果蝠吃，用餐每人仅需支付25美元。这种行为已经导致当地果蝠绝种，另一种蝙蝠也濒临灭绝。总而言之，在太平洋这些岛屿上，果蝠负责给大多数雨林树木传播花粉和散播种子的重要工作。它们是热带雨林再生的重要依靠因素，你们都懂，雨林本身也濒临灭绝了。总之，国际蝙蝠保护协会在全身投入地保护蝙蝠。我去萨摩亚看了看那里的商业捕猎人都在干什么。他们的行为很残忍。果蝠展开的双翼有4英尺长。捕猎者潜伏在它们的必经之路上，一出现就朝它们的翅膀开枪。果蝠掉下来后，他们会让小孩去把它们的翅膀扯下来，再将它们随意丢弃在路边，直至死去。这样，大批果蝠遭到猎杀。我可以表现得非常愤怒，去人道主义协会动员，号召所有人写信来抗议这种没人性的行径。我们有很多道路可选择，但我选择了与捕猎者和当地政府官员会面。我跟他们指出，美国的捕猎者常捕杀一种极具价值的猎物，而这种猎物有自己的繁衍周期。这些动物怀孕的时候，他们不会捕杀；他们保护这些动物的栖居地；他们杜绝无节制的商业杀戮。我问他们：“所有人都能在这里购买、食用的蝙蝠，你们真的想让它们从关岛上灭绝吗？你们的祖先曾把蝙蝠作为英雄写进传说故事。现在它们变成了你们枪口下的猎物。它们曾是你们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你们不关心吗？你们想成为后人眼中导致蝙蝠灭绝的罪魁祸首吗？你们不想给子孙后代留点东西吗？”对于那些政府官员，我给他们指出了蝙蝠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我们那里已经通过了重要立法，经过了国会听证，现在我们拥有了一座富饶的国家公园。那个公园很棒，白天你能站在山脊上欣赏到头顶盘旋飞舞的蝙蝠，距离仅仅12英尺。游客看到这一幕无不激动不已。

我们在颠簸的山路上开车时，一只走鹃俯冲到我们面前，头冲前，修长的尾巴像一个维持平衡的长绳帮它稳稳落下。这种鸟是杜鹃的近亲，它背部的羽毛下可以吸收并感应太阳能：觉得冷时，局部皮肤会变黑，这样可以吸收更多热量。大本德国家公园有60多种罕见的仙人掌，400多种鸟，这些景色每天从我们眼前掠过，令人应接不暇：鸽子、知更鸟、唐纳雀、游隼、白颊鸟、松雀、鹪鹩等。卡罗尔注意到远处有个影子，很像蝙蝠，没多想就跟了过去。蝙蝠的导航系统各不相同，有些隔20英里远就能看见山脊，有些蝙蝠不在雾天或看不清楚时飞行。像鸟类一样，蝙蝠脑部也有能与地球磁极感应的物质。如我们人类一样，我们不会仅仅凭视力或触觉中的一种行走，通常是将两者结合。有些蝙蝠可能没有单纯依靠一种导航系统，而是整合了多种感官。显然，灰蝙蝠在选择冬眠洞穴时，会找通风并能储备冷气的温度恒定的地方。在秋天，当气温还温和的时候，一些相对寒冷的岩洞非常适合蝙蝠用来冬眠。有些灰蝙蝠会选择飞到北方，有些会飞到东部、西部或南部，那里有霜冻岩洞等着它们。因为灰蝙蝠在秋季交配，一旦找到冬眠岩洞，就会全力飞到那里。它们定是早已习得了这一点，并从祖先传到了后代。这就是自然习性的代代相传，在哺乳动物身上体现得尤为完美。

“真奇怪，”塔特尔记录道，“你想想，一只灰蝙蝠凭借自己回声定位系统会发现不了几米内的障碍物或起伏地形。从佛罗里达到弗吉尼亚南部，上百英里，蝙蝠就这么飞去冬眠。即使不依靠眼睛，它们也能完成这样的旅程。我想说，它们经过公路时怎么办？地势有变怎么办？有些岩洞的入口特别难找，有时候我好几年都找不到，只在洞外的灌木丛里徘徊，心里明白距离洞不到60英尺远，就是找不到。它们又是如何发现的？它们一定有种极为精确的本领，基于超强记忆力——这种对细节的记忆力人类无法解释得通、难以理解。试想自己身处离家数百英里的地方，被遮挡着双眼，只有对面前6英尺以内的事物产生的回声定位系统。这时，有人告诉你，回家去。你一定会很无助。这简直不堪想象。而这些蝙蝠一直就是这么做的。因此一提到导航系统，蝙蝠极具研究价值，这对人类也极为有用。”

海军对导航最感兴趣，他们投入了大量经费研究蝙蝠。早期他们曾研究过渔蝠如何利用声波探知鱼的位置。他们不解，蝙蝠是如何在水下运用声波的，因为声波碰到水面就消失了。如果蝙蝠有特定的探测装置，那将是海军此研究的目的。结果，蝙蝠实际是靠水面波纹判断鱼在水下的位置，有时是鱼突出水面的尾鳍。

我们沿着老路走了6英里，在小卡车上极尽颠簸。我们的声音在持续振动中变成了嗡嗡声，下车伸伸腿、检查下发动机感觉轻松很多。接着我们在酷热中又踏上了布满岩石的小路。路两边都是巨石悬崖，新老岩层清晰可见。为什么时间在岩石上的痕迹这么分明，在我们人身上却如此模糊？脚下，红色、黄色、白色、蓝色的岩层历历在目。也许你会觉得这是片绝对的不毛之地。但生命却在这种不明显的地方大放异彩：毛茸茸的青草从岩缝里伸出脑袋，肥硕的仙人掌在我们头顶的峭壁上吐着芽。这些拥挤在路两侧的嶙峋怪石是怎样的鬼斧神工铸就的？星星点点的小水塘像蝌蚪，厚厚的灰岩像沙滩上晒着太阳的一只只海豹。最后，我们到达了一片水域，它有个西班牙语名字，意思是“壶”，就在河谷岩石旁。水面幽深，时有红蜻蜓掠过水面，其间还有黄蜂和其他昆虫嗡嗡叫作一团。

这是一场炎热焦灼的漫长跋涉，但塔特尔已经开始为三个水塘中的一个架网了。每个水塘里的水颜色都不一样，因为生活在其中的藻类和水的深度不同。这对伯特和唐而言是驾轻就熟的活儿，塔特尔也一样。

“蜻蜓有自己的地盘吗？”伯特边固定杆子边问道。

“对，有些是有领地的，”塔特尔答道。

唐把网拉过窄窄的岩床和水面，塔特尔跟着他，撑着网避开一片灌木。他懒懒地哼着“新娘出来了”（几天前他刚参加了一场婚礼），然后颇有腔调地模仿了几声鸟叫。我经常听见他工作时吹小调，却没有吹过一首完整的歌。但我觉得那一定是他最放松的时刻：暮色中，身边伴着朋友，在荒野之中，手里熟练地干着老一套的活儿。就这么一会儿工夫，没有必须得去解释、抗争、申辩、改变或挑战的人或事，就是这么平静、不受外界打扰地观察生命。

黄昏时分，三张网都架好了。河谷岩石缝隙很窄，透过去只能看见一撇蓝天，两片形状如螃蟹的云彩掠过天际。卡罗尔已徒步爬到了我们头顶的岩石上，朝伯特喊道：“这儿有动物，长尾巴、毛茸茸的，灰色的。看上去像个猫鼬啊。”伯特欢呼雀跃地跳上岩石，朝她的方向跑去。

晚上八点，一场暴风雨从南面波涛汹涌地向我们袭来，墨蓝的云层泛着绿，我知道这是冰雹来临的前兆。闪电穿过云层，像刀锋似的，把夜空照得明亮如昼。远处传来狼的咆哮。流星划过夜空，像一滴落下的苍白的眼泪。矿工、勘探人员和守夜人此时都要戴上探照灯了。

哪些问题是蝙蝠专家们最无奈的？我很好奇。塔特尔笑了。这个世界上90%的蝙蝠从来没被专家当成过研究对象。很多都只出现在传闻中——不外乎一个名字加几句描述。其实，那天晚上我们头顶正上方就有一只西部常见蝙蝠——伏翼蝙蝠，常在黄昏时分出没。但没人知道它们的巢穴在哪儿。卡罗尔攀上了岩石，想看看上面有没有蝙蝠飞出的地方。也许你会惊讶，这世界上有些蝙蝠已经濒临灭绝了，人类还不知道它们的名字。究其原因，部分源于人类恐惧蝙蝠，我想，主要是担心蝙蝠传染疾病。

“知道吗，此行之前，”我说，“我去过医院、卫生部门，还查了很多文献，都说身处蝙蝠群中呼吸就可能染上狂犬病。蝙蝠有没有狂犬病我不知道，但那些人真偏激。”

这一话题显然激怒了塔特尔：“害怕蝙蝠传染狂犬病被夸大太多了，这源于20年前研究人员的一些错误报道，说蝙蝠无症状携带狂犬病毒。”

“你意思是，它们不像伤寒带菌者那样，自己携带病菌传染给他人而不受影响？”

“当然不一样。它们可能会感染狂犬病毒，就像猫狗一样，但它们一染上病毒，很快就会死，这跟其他哺乳动物一样。狂犬病在蝙蝠中传染概率不足1%，即便得了狂犬病，蝙蝠也毫无攻击性。在过去40多年里，美国和加拿大有近10%的人被认为是死于蝙蝠传播的疾病！人一旦身处险境，很容易武断地找出一只出于自卫咬人的病蝙蝠来。且不说传染病，蝙蝠导致人受伤的概率本来就极小；相反，每年坠楼丧生的人还有2 000多呢。”

“每年约有850人死在骑行当中，”他补充道，“而我们一直觉得骑自行车是安全健康的运动方式。每年约600人溺水而死，毫无疑问，游泳是健康的运动。每年因被狗咬而死亡的人数只有10来个，这没引起注意。这只占人口比例的很小一部分，所有人都知道养宠物有很多益处和乐趣。我们认识到需要蜜蜂：它们酿蜂蜜，给庄稼授粉。我们很小心地避开蜜蜂这个话题，就这样。蝙蝠也是这样。我们不关心每年野餐上食物中毒而死的人数，只关心历史上接触蝙蝠而死的人。比蝙蝠更容易导致人死亡的东西那么多，我们唯独惧怕蝙蝠。每年死在配偶手中的人也已逾千！然而我没碰见因害怕被配偶手刃而不敢结婚的。我想说的是，除非你活在卑微恐惧中，生怕一切可能威胁到你生命的东西，害怕蝙蝠真的没多大意思。”

“然而我们被误导了，”我说，“好像许多人都无法将吸血鬼形象从脑海中清除一样。”

“哦，我给你讲讲人类自己上演的吸血鬼恐怖故事吧，不是蝙蝠也不是其他动物。曾经有人喜欢在血液中沐浴，喝人血，做各种各样令人发指的事。这些吸血鬼传说故事都在人们发现蝙蝠吸血之前很多年就有了。这算什么大事？确实有蝙蝠吸血。许多原始人都饮血。马赛人将血与奶掺在一起喝。我在墨西哥见过有人把海龟的一条腿割下，对着活海龟吸血。欧洲人做血肠，以血为原料加工食品。我的意思是，这算什么大事？我们只要想吃，就会把某种动物杀死。吸血鬼都不杀生，甚至根本不伤害猎物。还有件关于吸血蝙蝠的事，”他说，语调里透出一丝温情，“没多少哺乳动物懂得利他主义。吸血蝙蝠收留遗孤，在必要的时候知道帮助、哺喂同伴。它们能记住很久以前的事，记得谁曾在过去帮过它们，也会报恩。它们是非常聪明、整洁的动物。是的，它们有时候吸血，这对养牛的人是个麻烦，有时候需要控制。但把它们看作恐怖怪异的食尸鬼——太荒谬了……等等！有一只！”

眼前有个影子一晃不见了，随着扑扑、扑扑几声，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说的不会是吸血蝙蝠吧？我脑子一时有点乱。吸血蝙蝠生活在拉美。不，他听到的是斑点蝙蝠的声音。

我们看看下面的网，还隐没在黑暗中。塔特尔打开了头顶的射灯，光线穿过雾气。他拿出红外线夜视镜，更加仔细地观察起来。什么也看不见。但旁边那网的一个柱子震动起来。这对渔夫或蝙蝠捕猎者来说是个肯定的迹象。唐和伯特跳了过去，用手松小蝙蝠上的网。他们头上的射灯交相辉映。那不是斑点蝙蝠，而是只“鬼面蝠”，是伯特最喜欢的蝙蝠品种之一，皮毛映衬下一张皱巴巴的小脸。然后我们又捉到一只无尾蝠，跟我在布莱肯岩洞里所见到一般无二。这次，塔特尔给我演示了它如何像把剑藏匿在英式手杖里那样收放尾巴。它翅膀上的血管形状像棵圣诞树。

“我给你看看为什么说蝙蝠这么适合作研究对象。带着你的灯，在它背后打开，”他指挥伯特。突然，一张《实习医生格雷》的图片跃然眼前。透过它薄薄的、透明翅膀，这张图清晰可见。

“把它放在显微镜下，你能看见毛细血管里面活跃着的每一个细胞。这是什么东西？我以前没注意过，”塔特尔边说边展开它两侧的翅膀，端详着角上一处小小的楔形物。哦，这样……它们飞行时能发出一种可爱的哨声。”

“你是不是觉得这可能是与内腔相连的？”

塔特尔盯着这三角形的小家伙，仔细研究起来。在这样一个9月的傍晚，没什么比搞明白这么一件事更令人感恩的了。在蝙蝠小小的面颊上有个形似扩音器的小器官，塔特尔轻轻拭去了它脸上的两个标记，一处在眼上，一处在脸颊。

“我能抓着它吗？”伯特问，伸出一只手指，仿佛是想摸摸一只小鹦鹉。蝙蝠放松地用爪钩倒挂着。我们没人会伤害它，那两处记号也是之前就有的。伯特拿着它荡了荡，像只棕色小吊床似的。它荡到一边的时候就飞走了，我们便回去等下一只。

我们背着地质勘探望远镜，走在得克萨斯州宁静的夜里，偶尔头上掠过几只斑点蝙蝠，星星闪烁着幽暗的光亮，小狼低吟着，流星雨阵阵，沉默的闪电像一把犁，耕耘着南方宁静的山地，历久弥新。

……

回到奥斯汀后，我造访了塔特尔在国际蝙蝠保护协会的办公室，那儿有他关于蝙蝠的许多书和文章。那天，他的网笼里有两只倒挂着的蝙蝠。小的那只叫拉菲奇（是斯瓦希里语中“朋友”的意思），靠近他悬挂的那只叫祖莉（斯瓦希里语中“美丽”之意）。塔特尔在一次非洲之旅中邂逅了这两个小家伙，将它们带了回来，如今它们已跟随着他，足迹遍及了这个国家。它们被装在一只闪亮的漆盒里，底部是热水瓶。从大卫·莱特曼的《牛顿的苹果》到今天的表演，它们参加过的演出不计其数。带它们乘坐航班，为了通过安检，塔特尔少不了与空乘人员分享那些惊心动魄的奇闻异事。

这两只蝙蝠看上去并不搭配，拉菲奇属于性格比较孤僻的动物，喜欢独来独往，而祖莉很亲人，非常招人喜欢。玛格丽特和乔治·佩里（BCI执行主管）负责照顾它们。他们说祖莉经常主动前去亲近拉菲奇，但拉菲奇只会随着它的前进后退，然后祖莉再前进几步。有次拉菲奇病了，牙齿生疮，身体冰冷，他们发现祖莉用翅膀紧紧抱着它，用身体温暖这个小蝙蝠。我去的那次，办公室里的空调温度太低，塔特尔让祖莉贴近他，它们俩像一对伴侣，紧挨着靠在一起。祖莉张着翅膀，拉菲奇合着翅膀，把爪子背在身后，扣着，看上去很文雅，像公园里的老人一样。

塔特尔打开笼子，把倒挂着的祖莉放了出来，一次松开它的一只爪子，像取下两件挂在壁橱里的衣服。祖莉又把脚挂在了塔特尔的食指上，塔特尔用拇指轻轻拂拭它的爪子，仿佛温柔地告诉它多停留片刻，不要飞出窗外。果蝠不用声波定位，所以它们像鸟类一样，对关窗等声音颇为敏感。有趣的是，所有蝙蝠中，最大的果蝠和最小的蜂蝠，都来自东南亚热带雨林。蜂蝠，比硬币还要轻1/3，也是世界上最小的哺乳动物。蝙蝠通常看起来比实际要大，因为它们毛太长。但果蝠确实很大，翅膀张开有5英尺宽。尽管它们不住在北美，在西非和太平洋诸岛上颇为常见。它们有着棕红色体毛，狐狸般的面颊，漆黑的大眼睛，小耳朵和头上凸起的声呐系统。它们以果物为食，能飞到60英里外觅食。人工豢养的果蝠是很可爱的宠物，反应灵敏，跟人很亲近，还会舔饲养员面颊。BCI在澳洲的成员被称为“蝙蝠妈妈”，他们曾收养过受伤的果蝠，等它们伤好后又把它们放走了。后来他们发现，那些蝙蝠经常回来看他们，还把自己的宝宝带来给他们看。

祖莉舒服地倒挂在塔特尔手指上，看着眼前的人类。

“为什么蝙蝠倒挂不会晕？”我问道。

“为什么我们正直站立不晕？”他反问。“我们的血液为什么不会涌到脚上？实际上，蝙蝠感觉很好，因为它们头部供血良好。”

“那么，蝙蝠做什么都是倒立着吗？”

“它们不倒着飞，”塔特尔说道，“果蝠排泄的时候是头朝上的，它们不想弄脏自己。”

大部分的重心都集中在底部，祖莉这样倒挂着的样子像一把半撑开的伞。它抬起头，用炯炯有神的眼睛凝视着我。一侧瞳孔要比另一侧大一些。它打了个喷嚏。听老妇人们说，蝙蝠会缠在女人头发里，让她们发疯。

“让它缠一下行不行？”我要求道，像邀请它来段阿根廷舞蹈。我们把它放在我浓密的卷发上，一开始它滑了下来。最后，它用五根指头的爪尖儿勾住了我的头发，荡到我头的另一边，好像我头发是汽车旅馆的布帘子似的。跟塔特尔去了这么多地方，它已经学会用爪子勾在各种地方上，但很明显，它不喜欢人类的头发。最终，它在我头上爬了一会儿，我听见它又轻声打了个喷嚏，可能是被我的古龙水呛到了。接着，它抱住了我的脖颈，小爪子在我光滑的皮肤上找落脚点，水汪汪的眼睛看着我，那里面仿佛闪烁着一千个来自热带雨林的秘密。

“怎样向蝙蝠表达喜爱最好呢？”我问塔特尔。他仔细想了一会儿，说：“我甚至连向人示爱的最好方式都没弄明白。”屋子里所有人都哄堂大笑。玛格丽特·佩里建议顺着它颈后毛的生长方向爱抚。我用一根手指轻轻提起祖莉，拍了拍它软软的脖颈，然后把它放回笼中。它立刻朝拉菲奇扑去，亲昵一番，弄得拉菲奇又花了很长时间整理它的翅膀、胸前的毛和全身上下，像猫一样认真地舔，来除去那些祖莉身上的油脂、盐分、香气及在我身上沾染的人类气息。很明显，它觉得身上弄上了脏东西。它慢慢打理体毛，温和地望了望我们，接着闭上了眼，开始打盹儿。毕竟，白天是蝙蝠睡眠的时间。不管何时，只要有人接近，它都会睁开眼，从臂膀中瞥见是谁在那里。

午饭我们是在城区的四季酒店露台上吃的，在那里能望见科罗拉多河、国会大厦的粉色大理石建筑和正对面的国会大道桥。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喝玛格丽塔鸡尾酒，也不是为了品尝龙虾玉米饼，而是为了这里壮观的景象，如我们在布莱肯岩洞看到的那般。桥下缝隙中藏着700多万只无尾蝙蝠。它们夏天住在奥斯汀，这里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蝙蝠城市栖居点。太阳将金色的光芒洒在河面上，两艘客轮轻摇着。经过桥下时，船上的人能发现头顶上的蝙蝠吗，我心里琢磨着。情侣们手牵手经过桥上，在等待着什么出现。凯悦酒店楼顶的探照灯投影在河面上，像一枚古铜色的硬币。突然，桥下升腾起一股烟。不，那不是烟，是一群蝙蝠。两群蝙蝠越飞越高，平行着，像根长长的黑色缰绳。蝙蝠不停往外飞，很快四个圆柱体在天空延伸至数英里之长。有几只离群的蝙蝠在我们附近盘旋觅食，在林间穿梭。显然，晚上这儿没有虫子。这些蝙蝠一晚能吃5 000多磅昆虫。

在中世纪典籍《圣者比德》中，生命被描绘成窗边一个伸展着奇怪翅膀的美丽动物，飞快地掠过宴会大厅，消失地了无踪影。这个比喻可以用来形容很多美丽的东西，像城里的灯光、水面的落日，以及飞过天际的四个圆柱形蝙蝠群。

[1]
国际蝙蝠保护协会BCI地址：得克萨斯州奥斯汀P. O. Box 162603，78716。如果你想提供帮助，机构可承担运费，无论贡献大小。

第二章

黎明的眼睑

没什么比休憩中的鳄鱼看上去更舒服的了。嘴巴自然地闭合成一个皱巴巴的微笑，眼睛半闭着，像在打盹儿。褶皱起伏的背部像落基山儿童在小学里用的地图一样，毫无伤害别人的可能。陷在泥地里的巨大脚趾像树根。因为它们巨大的下巴有个向上弯曲的弧度，所以即便在睡眠中，鳄鱼也带着似笑的表情。鳄鱼似乎总在偷笑，它们也的确有值得沾沾自喜的东西，毕竟它们见证过恐龙的消失和早期穴居人。它们在这个地球上存在的时间比人类长一百多倍。

两亿三千多万年前，鳄鱼、鸟类和恐龙有着相同的起源。在中生代，它们的祖先都是一种槽齿类爬行动物。如今鳄类家族的成员有三种：鳄鱼、短吻鳄和凯门鳄、长吻鳄（机敏灵活，鼻子像烤肉叉的形状，多见于恒河流域）。根据出土化石推断，曾有60英尺长的栖息在水中的鳄鱼，还有长着6英寸长的牙齿在陆上捕食猎物的鳄鱼。在恐龙的鼎盛时期，尽管它们身形巨大、种类繁多也很聪明，但有时还需要跟鳄鱼一争高下，甚至会败给鳄鱼，丢掉性命。鳄鱼有活化石之称，今天看到的存活下的这些，与焦油沥青、雷霆巨蜥时代的并没有太大变化。它们不愧是“中古化石”，正如一部鳄鱼自然历史书的作者乔治·坎贝尔所称，孩子们提起鳄鱼都会激动，像听到恐龙那样，在他们眼中，它们都属于大型食肉怪兽这一类。

我记得1988年一个阳光明媚的2月，我到访了圣奥古斯丁的一处鳄鱼场。同行的还有动物学家肯特·弗利特和佛罗里达大学几个研究“鳄鱼采血”的人员，肯特称之为采血样。他和他的同事卢·吉莱特，一位在爬行动物领域颇有建树的生理学家，在研究荷尔蒙循环体系。

“当你抓住一只鳄鱼时，它的荷尔蒙分泌能够在几小时内达到一个峰值，随后需要几天的时间才会渐渐反弹，”肯特解释说，“关于它们的荷尔蒙循环，有许多秘密等待发掘。基本问题是，封闭养殖的短吻鳄成活率远低于野生。这可能是它们的生活空间太密集的缘故。动物处于有压力的生存环境下，会分泌应对压力的荷尔蒙，这种荷尔蒙的分泌能够堵塞繁殖所必需的性激素的分泌。再者，如果肾上腺素上升，繁殖率就会下降。因此我们拟订了三步计划：第一步，仅观察采血对鳄鱼激素分泌的影响；第二步，观察鳄鱼在不同密度的生长环境下荷尔蒙的分泌水平；第三步，检查并确保封闭养殖环境下的鳄鱼与野外生长的鳄鱼分泌激素水平相当。整一年，我们每月定期采血，有时两周一次。”

这意味着要定期捕捉短吻鳄，也就是说，首先需要十来个捕鳄鱼的好手大干一番。尽管肯特三十多岁正值壮年，长着小胡子、稀疏的头发和有力的大手，但每月亲自抓鳄鱼对他而言也是个苦差。捕捉鳄鱼需要很多志愿者，这一次，卢和肯特有其他另外六个帮手：黛比，一位热情四射的动物学研究生，长着乱蓬蓬的棕色卷发，在当地有“负鼠小姐”的绰号，因为她研究本地负鼠已远近闻名；西尔维亚，一位沉静的尼加拉瓜研究生，长着一头深色头发，研究哥伦比亚和中美洲凯门鳄；巴里和吉米，两位热情洋溢的布鲁斯民谣音乐人，也是鳄鱼爱好者；肯特的室友约翰，一位高瘦的研究生，实地经验丰富，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委内瑞拉研究凯门鳄和奥里诺科河鳄鱼。因为他即将成为一名动物学家，我问他动物学家具体都做什么，他答道，“动物学家就是走在路上随时停下来去捡死动物的那种人。”我哑然失笑。我们有几个人带着仪器乘客车，其他的人分别乘其他交通工具赶到。我们的集合点非常好找，旁边有个广告牌，上面的巨型鳄鱼大张着嘴巴，足以将驯狮人连同狮子一起吞下。

圣奥古斯丁鳄鱼场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鳄鱼场。因为圣奥古斯丁算是美国的老城，鳄鱼也是最古老的爬行动物，所以这样的称谓当之无愧。鳄鱼场由乔治·雷丁顿于1893年创建，他是一名乘务员，同时创办的合伙人还有他的同伴，列车上的消防员费利克斯·费尔。那班车从杰克逊维尔开往圣奥古斯丁海岸。列车行经沼泽时，乘客看到晒太阳的鳄鱼便要求列车员停车，好让他们看一会儿。即使他们不要求，费尔和雷丁顿也得停下，下去驱赶沿线的鳄鱼。有一天，他们决定把这些动物赶进海边一所公共浴室，向来观看的人收取25美分。当时那块土地所有人的父亲是个杂货商，他买下了这块地，并在1937年买下了杰克逊维尔的另一块地。他引进了许多鳄鱼前来配种，繁殖出有史以来体型最为庞大、寿命最长的鳄鱼，这个鳄鱼场从那之后就一直存在了。大多数鳄鱼都是50年前抓来的，我们刚到这里时，几公顷的地面上全都是鳞次栉比的鳄鱼，活像个喜马拉雅山脉地形图。一个围栏里就有128只鳄鱼，平均年龄约为60到90岁。有些鳄鱼尾巴上已经出现白色钙沉积，那是打斗留下的疤痕组织。大部分都是老伤员，有些甚至瞎了只眼。它们生于何处、将死于何处都无从知晓，大部分看上去都像石雕一样纹丝不动。

“要是它死了，你们怎么看出来呢？”我问。

“你得注意它们眼睛周围的苍蝇，”肯特很务实地说。

“它们死后会被埋葬吗？”

“埋，很简单地处理一下。900磅的鳄鱼需要很大一个坑。我们给死在这儿的一只老鳄鱼挖过坑，我称了称它的头——单单一个头——150磅重！”

尽管那天气温很低，感觉在阴凉处能低10度，成群的鳄鱼还是在外面四处游荡。每年有25万人来此一睹这仅存的大型爬行动物。他们嘴里嚼着玉米和热狗，呆呆地注视着这些来自中南美洲的凯门鳄、来自非洲的尼罗河鳄鱼、印度的假长吻鳄、美洲短吻鳄、来自斯里兰卡的咸水鳄、美洲鳄、濒临灭绝的中国扬子鳄、中美洲莫勒莱鳄、南美洲滑额古鳄、乌拉圭宽吻鳄、古巴鳄、非洲侏儒鳄、暹罗鳄。定期举办的竞技展览可以让游客看看鳄鱼打斗的基本场面，但人气最高的仍要数容纳着上百只鳄鱼的泥泞的浅湖，大多数鳄鱼潜伏在水下看不见的地方——这也使它们更吓人，因为它们身处水下世界，像埋伏在我们隐蔽的梦中一样神秘。水面有木制的行人走道，这样游客便可以走在这些水中生物之上了。孩子们竞相追逐，跳上扶栏，疯狂地来到近前看看这些大腹便便的大块头（因为不用捕猎，都长得比较胖）。家长尖叫着小心翼翼地跑到栈道中央。一位女士像走在厚木板上似的摇摇晃晃，还有人仗着胆大，将身子探出栏外，想一探水下究竟有什么。

我第一次见到肯特是在国家地理拍摄的影片《鳄鱼的疆域》里。他待在爬满鳄鱼的池塘中，只带了一根5英尺长的柏木棍子。漂在鳄鱼中间，面向着它们，他能够平视地观察，希望借此机会解读它们的肢体语言和视觉线索。环视四周水域，他也在当心着那些水下鳄鱼，并时不时赶走那些靠近他的。作为一个动物学家，全身投入鳄鱼世界并不足以为奇。关于鳄鱼，人们原本知之甚少。这些研究者没有经过系统培训，在实验室里也无从入手，得出的成果大多粗略不实。因此，观察鳄鱼最好的场所是户外。正由于看了这部片子，我第一次意识到鳄鱼是如此被动、超脱且富有慈爱之心。它们是温柔的妈妈、大懒汉，还是感性的求爱者。鳄鱼的求偶过程相当冗长繁琐，首先始于雌鳄充满爱意的纠缠。它游到雄鳄那里，轻抚它的面部，并用鼻子爱抚它的脖颈，接着轻推它，让它爬上自己坚硬的肩背并时不时摩擦它的头部。接下来，雌鳄可能会爱抚雄鳄并爬到雄鳄身上。这一过程毫无浪漫可言，与雄鳄之间争夺地盘之战一般无二。一旦接收到求偶信号，它们便开始交颈亲吻并摩擦头部，那里知觉更敏锐，尤其是边沿地带。想想看，这一现象也完全符合水生生物的习性。鳄鱼是生活在水陆两界的双栖动物，尽管在专业领域这样定义，鳄鱼更多生活在水陆交接的区域，它们是那里的主宰。它们在水里、空气中相互触碰。有时候它们朝着彼此吹泡泡，还会轻微地咳嗽。长时间的爱抚过后，雄鳄将头放在雌鳄头颈上，将它压下，抬起一侧的前后腿，从它身上滑过。对鳄鱼而言，交配就是排泄器官（位于尾部下端）的摆弄碰撞，想摆正姿势很难。雄鳄用前肢抱着雌鳄，头转向另一侧，身体旋转至与雌鳄呈90度角，后肢靠在雌鳄背部或髋部上。它会用尾巴试探雌鳄尾巴下面直至找到那里，接着只需向前拉尾巴，将它们的尾巴根部贴合在一起，将阴茎插入雌鳄的泄殖腔。这个姿势很有难度，它们看上去像打开的瑞士军刀似的。“你见过鳄鱼在陆上交配吗？”

“我不知道那样能不能行。”

“国家地理影片里，你在湖里游的时候也这样做吗？”

肯特一边将绳子固定到一个栈道下的支柱上，一边说：“没有，我很久没这么做过了。”

“怎么停了？”

“因为不需要了。总而言之，”他说道，语气里带有一丝疲惫，“这开始变成一种循环。人们看见我在水里、脖子周围全是鳄鱼就很疯狂。我这么做是出于两方面原因。首先，我很确定，鳄鱼通过细微信号交流。身体姿势和在水中所处的位置上的微小变化——诸如此类都算在内。但在栈道上俯身往下看，我观察不到这些微小的变化。我感觉如果和鳄鱼视线齐平，就简单多了，至少可以看到跟鳄鱼相关的一些信号。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是因为当时我正在研究交配表现，我想，如果我能游弋在鳄鱼之中，如果我化装成一只假鳄鱼，这样出现也许能激发出它们对这只冒牌货的兴趣。这个实验一定非常有趣。我可以通过调整求偶过程中的行为，观察它们的反应。”

“你用什么材料做的假鳄鱼呢？”

“我找了一副鳄鱼骸骨，并用泡沫填充了起来，让它富有一定弹性。我给它上了色，让它看上去像个活的，然后把它固定在一根长杆上，我就这么举着它游动。”

“你觉得鳄鱼会相信这是真的吗？”

“我觉得它们一开始会信，可用不了多久就会明白这是个摆设。它没能引起哪条鳄鱼长时间的兴趣。”

“也许这条假鳄鱼气味闻上去不对。”

“是，我知道，这条鳄鱼气味不对，动起来也不像真的，碰上去也没那么硬。对我来说，它有趣极了。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些动物的力量是惊人的。我通常想到求偶总觉得是个温柔、缓慢的过程；似乎就是滑到一起，相互碰撞。但水里面一头150磅重的雌鳄、一头400磅重的雄鳄，当这样两个家伙相互碰撞，力道多强烈你可想而知。求偶意味着大量的身体接触，这对双方都很重要。我想，鳄鱼是通过这一过程了解伴侣的身形大小并判断是否合适的。上面的鳄鱼可以感受来自下面的抗力，并由此判断它是否强壮。下面的鳄鱼也能通过感觉负重来判断其上的鳄鱼是否强壮。在摆弄这只假鳄鱼时——我叫它‘类鳄’，我可以把它摆在其他鳄鱼上面，然后再用水面上自我的自身重量去压那个杆子，却无法移动下面的鳄鱼，一英寸也动不了。然而它们却能相互之间左右厮磨，这其中的力量之大可见一斑。”

有些游客觉得肯特的实验毛骨悚然。摆弄着一只假鳄鱼的头部，与鳄鱼齐平地游弋在池塘里，他们觉得肯特太野蛮了。对巴布亚新几内亚塞皮克河流域的居民来说，鳄鱼是有史以来一直存在的危险，也是他们为之崇拜的图腾。在他们的神话传说里，大陆便是由一只游弋在海面上的鳄鱼背上驮的土构成的，它就这样悬浮在海上。当地人按照实际尺寸小心翼翼地将鳄鱼头造型雕刻在木舟船首，让鳄鱼如支撑大陆一般载着船上的乘客。跳舞时，他们会在腰部佩戴鳄鱼图案的饰品。在猎头突袭中，他们会吹响一种木制的喇叭，来召回带着敌人首级归来的战士，而这种喇叭，也形似鳄鱼头。巴布亚新几内亚人大概会发现，肯特戴着鳄鱼头在湖中的身影，不过是他们信仰长河里泛起的一道水波。

春天，肯特摆弄着他的鳄鱼模型演绎一幕幕求偶的默片。冬天，鳄鱼进食量大大减少，它们会变得恹恹欲睡。出于对神话传说的恐惧，人们会把鳄鱼勾勒成凶残的掠食者，刀锋般的下巴象征着无休止的贪欲。但实际上，鳄鱼并没有一直进食。在春夏，它们一周才捕猎一次。而在冬季，它们干脆什么都不吃了。在野外，每逢气温上升的时节，它们就躺在湖沼或洪水退去的平原上等着天气一天天变热，同时用脚、嘴巴和尾巴挖自己的洞穴。实际上，它们并不冬眠。虽然行动迅速，但它们新陈代谢却很慢。那些洞穴是它们栖身的理想场所，因为那里冬天也很湿润，所以引来了很多动物，甚至牛也到那里饮水。在那段时间里，人类无意中将野生动物的池塘变得更适宜鳄鱼生存了，诸如佛罗里达高尔夫球场、开发中的楼盘等。人们甚至惊奇地发现，迈阿密一家供电厂后面迷宫般的运河里竟然聚居着濒危的美洲鳄（主要为水生生物）。当时，许多鳄鱼都已濒危，热带、亚热带地区的鳄鱼——如果将它们在地球上的栖息地标注出来，你会发现，这个条形的顶端将穿越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北部——这意味着鳄鱼主要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在那里，它们特别容易遭受商业杀戮和毁损。人们不是谋求它们昂贵的皮革，就是把它们当作食物吃掉，抑或是兴办的电厂将它们的栖息地侵占殆尽。发展有时要踩在自然的脚趾上，人对这一切无能为力。但鳄鱼制品无疑是时尚界、奢侈品界的宠儿。没有这些东西，人一样能活得很好，鳄鱼却能因此多条生路。人需要鞋，但不一定非要是鳄鱼皮做的鞋。

就在栈道下方，一只鼻子和一双灯泡似的眼睛出没在水面浮萍的碎屑里。这似乎恰恰是个悖论，最笨重的动物生活在最轻盈的花朵覆盖之下。芦苇丛中有星星点点的芜萍，这是最小的植物，与鳄鱼一样未曾被人熟知。直到不久前它的花才被电子显微镜扫描拍下。尽管鳄鱼很沉，它们却依靠这种小花保温。风吹过湖泊尽头的芦苇时，鳄鱼通常也聚集在这里。风静静拂过，如五彩碎纸屑般的小叶子在水面上铺了薄薄一层。两只黑眼睛像两个通气管，沾满了黄绿色微粒，就这么盯着我们。肯特朝扶手疾走过去，放下一根索套，套在鳄鱼头部前方，小心翼翼地将它滑到鳄鱼厚实、沉重的颈部，又打了个结。接着，他用同样的方式套到了另一只鳄鱼。因为手头上有了两只鳄鱼，我们的团队开始行动了。准备好皮下注射的针、日志、卷尺、电工用的黑胶带和动物学家那一套行头，肯特爬上围栏，跳入湖中。他抓着绳子松开的那头，像用皮带牵一条小雪纳瑞似的，它将鳄鱼拉向一座树木葱郁的小岛。

“这肯定有用！”他喊道。

卢和约翰攀上围栏，小心翼翼地涉入水中（湖底可能有鳄鱼出没），我也爬了过去。

“小心脚下！当心水里！注意栈道下面！”肯特不断提醒我，我跟着卢和约翰，试着沿他们的脚步向前跟进。巴里和吉米已经开始拿着绳索在湖里套捕鳄鱼。队友们像拔河一般将鳄鱼的栓绳固定在树上、篱笆墩上和栈道砥柱上。我们试着用绳子将这些鳄鱼拉出水面，但这都是徒劳。鳄鱼头部太沉了，身体会突然迅速翻转，这是鳄鱼逃跑时的经典动作。

“好。退后一点！”肯特指挥我们拉着手里的绳子，“让它自己折腾会儿，耗耗力气。”我们松了松绳子。没多会儿，鳄鱼体力跟不上了，我们再次拉起手中的绳索。这一次，终于把它拖上了岸，我将它系在一棵大树上。这下，它张开了大嘴，露出牙齿示威，并发出响亮的嘶嘶声。鳄鱼如此大声地嘶嘶叫着，让人听得毛骨悚然。嘶嘶，我突然感觉自己听懂了这个词，而且，我好像之前听到过。其他人也有同感，除了肯特和约翰，因为他们俩经历过太多这样的场面，他们动作非常麻利，已经见怪不怪了。他们精确地抓住了鳄鱼嘴巴，鳄鱼开始绕着圆弧摇荡。

“它们能跳，”肯特说道，摊开手掌后退了一步。

这是多么奇妙、美丽的生灵啊，凸出的眼睛、粗短的腿、有力的下巴和成排的锋利牙齿，还有厚厚的白舌头和尖锐的鳞甲（这套皱巴巴的甲胄巧妙地掩护了鳄鱼独特的样子）。鳄鱼所有鳞片中央都有骨脊，有些鳄鱼骨脊左右两侧刚好对称。它的眼睛在我看来格外迷人。所有鳄鱼都有多出来的一片透明的眼睑，或可称为瞬膜，当它们在水下活动时，转转眼珠就能看清四周。但它们也有足球状瞳孔，不论它们头部转向何种角度，瞳孔都能与水平面垂直。即便鳄鱼扬起头时，瞳孔也能像陀螺般转动，这样视线便不会出现偏差，这是个实用技能。有时人能放倒鳄鱼——或者说，让它“昏迷”，如他们吹嘘的那样——实际就是将鳄鱼倒置，令它丧失平衡感，也就无法集中视线。很自然地，它就会躺着不再动弹，如严重眩晕的人那样。鳄鱼眼睛还有一个特点，也是导致它们近乎灭绝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它们的眼睛能反光。夜里往奥克弗诺基沼泽走一遭，头上戴个探照灯，让光束照向岸边，你就能看见一对对如烧红的煤块般的眼睛——那是鳄鱼的眼，这样，捕猎者太容易发现它们了。除了鳄鱼，有些其他动物的眼睛也一样：它们当中有个反光层，拉丁语中称之为“明亮的毯子”，好比视网膜后的一面镜子。

有次，我来到了亚马逊地区炎热的黄道带。日落时分，我出去岸边“照射”凯门鳄的眼睛。那时凯门鳄已经稀有了，它们跟栖居在河里的海牛一样，不是被人捉去吃了，就是被剥了皮，或是做成了纪念品。过去，那些从佛罗里达来这里安家的“鳄鱼宝宝”都真的是凯门鳄幼崽。那些鳄鱼玩偶纪念品戴着高高的帽子、穿着晚礼服，或是打扮成医生、律师、教授模样，它们通常都是小凯门鳄。鳄类家族的三个成员经常被人混淆，它们看上去太相像了，尤其当人们来不及细看时。这里有一些经验法则：短吻鳄鼻子呈圆形，普通鳄鱼通常是尖尖的三角形。短吻鳄鼻孔中间的区域是个下端不闭合的V形（而普通鳄鱼鼻孔挨得更紧凑）。短吻鳄攻击性不像普通鳄鱼那么强。如果这只鳄鱼的上下排牙齿都暴露在你面前，那它八成是普通鳄鱼；但短吻鳄牙齿（80颗）较普通鳄鱼（70颗）多一些。普通鳄鱼看上去更敏捷、更活跃，它们的残暴也是相当有名的。恒河鳄性格温和，主要以鱼类为食，鼻子长得修长、优雅，有时后端会有凸起。凯门鳄看上去跟短吻鳄差不多，只是鼻子更短平。在鳄类家谱中，有大约29种不同鳄鱼，其中包括像尼罗鳄这样残暴莫测的掠食者。在东非，每年伤人数量高居不下，仅次于河马（当然，这个数值与死于车祸、疟疾、昏睡症和艾滋病的人口相比并不算多）。其中还包括澳洲、新几内亚、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地方的巨型咸水鳄鱼。它们能长到23英尺长，有些鲨鱼伤人事件背后的元凶其实是它们。这些“咸水”鳄通常生活在海边的红树林沼泽里，有时也在淡水中生活。它们不仅行踪叵测，而且体力充沛，经常有当地人关于它们追踪猎物的报道。许多关于鳄鱼的报纸上，如《国家追踪者》，经常出现类似这样的头条，“徒手打败食人怪兽”。在这个煽情的故事里，主人公在所罗门群岛的游艇附近游泳，胸背突然被鳄鱼咬住，整个人像个破旧不堪的玩偶在水上被甩来甩去，苦不堪言。古巴鳄尽管不是“食人鳄”，也显然不是软弱无力之辈。然而，也有像非洲侏儒鳄、滑额凯门鳄、我们的美洲鳄或它的近亲，马可·波罗13世纪记载的中国扬子鳄那样腼腆、内向的鳄类。

我们现在手里套着的是只美洲鳄，但从外表尚难分辨雌雄。它开始一直在低吼。肯特悄悄溜到它身后，爬到了它背上，像个赛马骑师一样跪在它前腿上，摆好姿势，同时将它的头按到地上，这样它就不会再张嘴。然后他握住鳄鱼两侧下巴，如同两手握着一只巨大的三明治，紧紧合着它的嘴。然后向后欠欠身子，举起了它的头。

“胶带！”他喊道。黛比跑上前来，拿着一卷电工用的胶带，将鳄鱼下巴结结实实地粘了好几圈，然后肯特才将鳄鱼头放了下来。它仍像摇棍子似的晃着脑袋，但已不能张开下巴咬人了。鳄鱼有硕大的、坚硬的肌肉，能死死咬住猎物。一旦咬住，力气再大的人也别想掰开它的嘴。但鳄鱼嘴部张开时的肌肉却很松弛。肯特强壮健硕，但对他来说，握紧鳄鱼的嘴巴靠的不单是体力，更要借助杠杆作用。鳄鱼抬起左后腿，朝上缩了缩，肯特快速移动了重心，这样鳄鱼就没法打滚了。他摊开手掌盖在了鳄鱼眼上，很快，它安静了下来。

“想摸摸它眼睛吗？”他问我。跪在沙地上，旁边就是鳄鱼被胶带捆扎住的嘴巴。我等肯特移开他的手掌。圆溜溜的眼睛像故事书里描述的那样凸了出来。我把手伸向它们时，它将瞬膜从左边滑到了右边，上下眼睑闭合起来；我把手合上，它又将眼珠转到了下面。我感觉掌下充满弹力。

“真奇妙，”我低声说，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我将手移开了一点，感觉眼睛又凸了出来，我看见它眼睑打开了，瞬膜从左边漂到了右边，椭圆的瞳孔完美地处在水平线位置。我移开了手掌，它的眼睛又垂了下来。同时，肯特将皮下注射的针管插进它一处褶皱里，抽了满满一管血，交给卢。卢给它贴上标签，放进了渔具桶里。

“想知道它的性别吗？”肯特热情地问道，一边抓起它沉重的尾巴。那里有个小裂缝，就是泄殖腔，也是性器官的所在。

我趴到鳄鱼尾巴下面，黛比坐到我原来的位置上，拿着我两个手指放到了鳄鱼的泄殖腔内，我感觉那里很冰冷。

“没感觉出这里有什么不同。”我抽出手指，闻到一股浓郁、清甜刺鼻的麝香味。科学家认为，雄鳄雌鳄都会排泄麝香，不论在水中还是空气中。鳄鱼排泄麝香后，周围的水面通常会浮起一层油脂。

约翰又检查了一遍。“雌鳄，”他肯定地说。但肯特早已嗅出空气中的麝香气，认出它是雌鳄了。他小心翼翼地从鳄鱼身上爬下来，黛比和西尔维亚测量了它的头部、躯干和尾巴的长度，报出各项数值——27、40.5、39——像定制西装似的。约翰将一个带编码的趾环系在它后脚趾上。肯特用橙色蜡油在鳄鱼鼻子上画了一道，这样我们就都能认得出它，不会重复捕捉了，接着又检查了它的基本状况。然后，他小心翼翼地爬上系在附近一棵树上的鳄鱼，开始了同样的步骤。

“试着看看它的性别，”他说，举着它的尾巴，似乎比上一只更重。当我把手指伸进它的泄殖腔内，我能感觉左边有个很滑很硬的东西，是阴茎。

“这是只鳄鱼先生，毫无疑问。”

“别急着下结论，”肯特提醒我，“雌鳄有阴核，有时你能在泄殖腔里摸到。所以分辨鳄鱼雌雄其实挺难。”

“这样的话，雌鳄能有性高潮了？”

“这个，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懂鳄鱼的输精原理。但雄鳄没有肌肉控制下的射精。鳄鱼交配时间相对都很短——不过二三十秒——较其他爬行动物而言。要回答是否存在性高潮的问题，我们得对它们交配时的荷尔蒙水平进行分析，这很困难。它们交配通常很私密，处于交配年龄的鳄鱼通常体型太过庞大，不适合实验室内观察。它们会直接把实验室搞得底朝天！我认识一个研究蜥蜴的科学家，他甚至能训练蜥蜴骑脚踏车，但鳄鱼肯定不行，它们太笨拙。它们八成会躺在那儿，任由脚踏车载着来来回回。所以我觉得，我们一时半会儿是难有什么成果了。”

湖对岸，有只中等体型的鳄鱼在晒太阳。我们把抓来实验的两只鳄鱼放生后，迅速翻过围栏，快步走过栈道。肯特直接蹚过水，手里拿着绳索，环顾四周，小心移着步。约翰第一个到了那边，刚好在鳄鱼即将下水前及时抓住了它的尾巴。接着，我和巴里也抓住了它的尾巴，我们三个合力逮住了鳄鱼，但没力气再把它拖上岸了。可能它被缠在后脚的一根绳子弄疼了，头部不停在布满芦苇的水面下摆动。为了抓住它的下巴，肯特直接将一只手伸向那片浑浊水域，平静得像伸进一个衣兜似的。

“你疯了吗！”黛比看见肯特的手又一次潜入水下。鳄鱼头开始猛晃，我们不得已停了下来。当时很像寓言故事里与海怪利维坦搏斗的场面。有些科学家坚持认为圣经里的利维坦就是鳄鱼。珀卢兹的《圣经词典》中写道：“《约伯记》41:1和《诗篇》74:14，鳄鱼无疑就是所指的动物。”在《约伯记》第41篇中，有一段对与利维坦苦战的描写：

谁能打开它的腮颊？它牙齿四周是可畏的。坚固的鳞甲是它的骄傲，它们紧紧闭合，封得严密。这鳞甲一一相连，甚至连气不得透入其间……它眼睛好像黎明的眼睑……

这段描写多么可爱啊，把清晨拉开一天的序幕比作鳄鱼张开的眼睑。几乎可以肯定，鳄鱼就是古人眼中的龙。在汉语中，鳄鱼被称为“土龙”，意思是土地上的龙，从词源上讲，强烈地暗示了中国人关于龙的神话是由鳄鱼的形象衍生出的。在近东，骑士们打斗的对手也通常是史前巨鳄，也许是他们单纯夸大了龙的大小和凶猛程度。龙通常被刻画成喷火的猛兽，而只要温度湿度允许，鳄鱼是能够在吼叫时从鼻孔喷出蒸汽的。中世纪，人们非常喜爱神话传说，在那时候的人眼中，蒸汽大概跟烟雾差不多。“我们不知道什么是龙，”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写道，“我们也不知道宇宙是怎么样的，但龙的形象里有种契合人类想象力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龙在许多地区和不同历史时期的神话里都出现过的原因。”

最终，约翰成功将绳索安全地系在了鳄鱼臀部，我们将它拖上岸，它嘶嘶低吼着，下巴咔咔作响。它烦躁地朝我们摇晃着头，但无济于事。很快，肯特用绳索套住了它头部，紧紧扎好后，将它拴到附近一棵树上。

“想试试这只吗？”肯特问我。

“当然。”我向前走去。

“等等！离它头远点，”他说，“鳄鱼进攻很快，还记得吗，我说过，它们能跳起来。绕到后面来。快点，沉住气，快蒙上它眼睛，一定要把膝盖放在它前肢后面，这样它没法晃着下巴咬你腿。”

“好的。”我一跃而上，爬到它背上，将膝盖跪在它前肢后面，并迅速伸出手掌，蒙住了它的眼睛，将它的嘴巴压到土里。我们俩都平静了几秒钟，然后我把手伸向它下巴下面，紧紧握住它的嘴巴。我就这么举着它的头、保持不往前倾斜，同时还要紧紧握住它下巴，直到西尔维亚绑好胶带。这真是个体力活儿。

“快！快！”我边对她喊，边感觉自己紧握的手越来越没力气了。她缠好胶带，我让自己放松下来，并把手掌盖在鳄鱼眼睛上，让它也平静一下。

“你猜它这会儿心里在想什么？”我问肯特。他正在准备皮下注射。

“什么也没有。忙音。”

“我感觉你对它们的智力没有信心。”

肯特笑了。“它们大脑很小，”他说道，一说到小，他眼里就透着怜爱，“即便是如今我们研究的最大的动物，大脑也不过1英寸长、半英寸宽，那是小大脑。但支配起它们的行为，完全够用了。它们能很好地适应各种生活，而且不需要大脑额外的高配置。在其他方面，这已经非常好了。对于爬行动物，这很完美。”

“对爬行动物而言，什么是最重要的？”

“能摄入能量的时候就摄入能量，不需要消耗能量的时候绝不挥霍能量。它们的能量系统极其高效。”

“哺乳动物浪费的能量很多，它们是高速赛车，爬行动物是节能省油的宝马轿车。”

只要你想想，就会发现，冷血动物有许多自身的优势，它们能够利用永恒的能量源来汲取能量，像晒太阳，而不靠身体内部的热量源。那种热源必须小心开攫，还需保持精确热度。鳄鱼在自身体温过低时无法消化食物。我们可以不按常规时间进食，这对我们身体不好——不过是造成肥胖，但鳄鱼不能这样。依靠身体之外的来源吸收热量并不常见。人类将知识储存在我们大脑以外，比如通过书写。我们取暖可以通过烧木柴、挖煤、架燃气管道等手段。我们必须通过进食来维持体温，通常我们会像给刚刚捕获的猎物加温那样加热食物。我们是温血动物，我们存在偏见，认为鳄鱼等冷血动物是低等、原始的，远不如我们高级，因此我们在生理适应能力上可以全然地凌驾于它们之上。这是多么大的误解。并不是因为冷血，它们就比我们低级；它们只是在一个不同维度得到了高级的进化。它们只是在用另一种形式存活，用另一种形式宣告自身的存在。如果少一点沙文主义思想，我们便会对冷血动物在那些人类无法生存的环境中开拓生存的实力肃然起敬。多年前，自然学家哈维·珀夫曾得出结论，哺乳动物身形不可能长得像小青蛙或小鱼那样小，也许只有2.5到3毫米长。我们这种新陈代谢体系就不行。我们没有像蛇、蜥蜴、蝾螈那样细长的身躯，因为我们丢失的热量太多。我们的新陈代谢必须非常快，才能长时间保持体温。我们高傲地忽视了一点，冷血动物的脉搏跳动得比我们快。这样一来，首先，爬行动物可以极其高效地生存，比如短吻鳄，一年只需正式捕猎3到4次，其他时间不用担心挨饿。它们丢失的能量极少，因为它们自身并不发热，也就无需消耗储备的能量。即便是温血动物在不动或睡眠的时候，它们也在快速分解脂肪，燃烧能量来维持体温。如果我们哺乳动物一天不吃一两顿饭，体温便会下降，所有体征都会衰退，我们会感到饥饿。一旦面临生理的红色警戒线，我们就会疯狂进食，这并不意外；我感觉奇怪的是，长期以来，我们为何从不为此焦虑。

“这是科学家的一大难题，”肯特说，“对我们这些生理代谢极快的人来说，观察短吻鳄行为的因果关系并从中得出结论是很难的，因为它们的代谢速率太慢了，尤其在冬天。我跟你说一句话，你立刻就能给我回应。当短吻鳄对同类说一句话时，要等15到20分钟才能有回应。你真得好好注意它们行为中的相互作用，因为这些行为中时间的概念与我们所适应的那个相差很大。这就给研究员带来了真正的难题。温血动物想去理解冷血动物的行为，非常困难。”

看到我们研究鳄鱼的团队在工作，许多孩子都想加入进来。为什么孩子会对像鳄鱼、鲨鱼这样凶残的掠食者入迷，甚至疯狂？它们可一点也不可爱，也不温驯啊。其实，鳄鱼经常极其凶狠地把猎物撕成碎片。它们总是旋转着身体撕咬猎物，如果两只鳄鱼争夺一个猎物，它们会各自往相反方向拖动，直至将猎物撕成两半。至少，恐龙的巨大身形是超乎孩子理解的。孩子们玩恐龙，是把它们当成了小玩偶。在博物馆，他们见到了实际大小的恐龙，但只是骨架或模型，并非活物。这样，这些怪兽对他们而言就完全是神秘的，而且，关键是它们都已经死了，也就永远尘封在了过去，那是个安全地带。但短吻鳄等鳄类还在大量地存活，孩子们低头便可看见水中的鳄鱼，只要父母不制止，他们甚至可以玩玩。再者，成人经常会问我们，怎么赚到钱（其实什么也赚不到），然后耸耸肩，在湖对岸冲我们喊：“我可没钱干这个！”最后在空中摆摆手，关上了一扇看不见的门，终止了这个想法，说：“我永远不会那么做。没门，永远不会！”然而，站在栈道上，倚着木栏，他避开阳光，又盯着我们看了好几个小时。每次我抬头看他，他都在那儿，静静地摇着头，如同在回答一些没完没了的问题。

骑在鳄鱼背上是观察鳄鱼的绝佳方式。有些人觉得“鳄鱼的任务就是出来扮丑”，正如某作家笔下写的。如果这么说，那证明他们没有近距离观察过鳄鱼。鳄鱼拥有波状起伏的皮肤，非常美。摸上去，你会感到紧实、充满弹性、坚固，如同最优质的橡皮。研究起来，你会发现它们浑身上下都是能够带给你惊喜的地方。它们鼻孔四周的肌肉很有张力，往前倾着身子，我用指尖触摸到了它们的鼻孔，出于反应，它们先是紧紧一缩，继而又张开来。在水下，鳄鱼的体型可谓是高效、流畅又轻便。它们不仅能闭合眼睛，还能将鼻孔缩进颈部下侧的海绵麝腺内，关闭活动的耳盖，通过喉咙部位的肌肉像拉上门帘一般封闭口腔。喉部这种褶皱肌肉很重要，它保障了鳄鱼将猎物拖入水下时自己不会溺水。鳄鱼的心脏有四个腔，它能实现血液再循环，当潜入水下时，不让血液流经肺部。鳄鱼嗅觉极佳，因为它们能封闭声门和喉咙，单独使用鼻孔，使空气中的味道直接进入紧邻大脑嗅叶的嗅觉腔。想到这样美丽、浑然天成的造物竟能被做成手袋、皮鞋，我不禁脊背发凉。

肯特用橙色蜡油在鳄鱼鼻子下面画了一道宽线。

“短吻鳄的嗅觉能像鲨鱼那么灵敏吗？”

“哦，不，它们鼻子没那么灵，”肯特说，“我意思是，它们在水下什么也闻不到；它们只闻得着空气里的味道。在水下，它们的鼻孔就闭合了。”

“这样的话，如果你在湖里流血了，它们不会闻着血腥味找上来？”

“不会，除非它们尝到了味道。你知道，它们没有嘴唇，所以东西很容易流入它们口中。它们视力、听力都相当好。我不敢说它们的感官都进化得多么高级，但作为优秀的捕食者，它们各方面机能都很不错。它们所有的感觉器官都很灵敏。我想这是它们存在这么久的关键。”

“各方面机能都不错，就能成为优秀捕食者？你跟你们部门主管这么说过吗？”

“他肯定早就知道了。”

我一只手抚摸着这只短吻鳄一侧的下巴，一面轻轻挠动它布满黑色斑点的触觉感受器。当我轻轻碰到它一颗突出的牙齿，它的嘴巴微微颤动了一下。在俯视鳄鱼时，如果你让视觉纵横驰骋，就会有如同搭乘秒速3万英尺的火箭之感。它的脊背如山脊模拟图：角质鳞甲纵横交错，蕴藏着几何之美。短吻鳄只有头部有尖脊，腹部皮肤平滑柔软，鳄鱼皮制品都是这部分做的。我们像戴护身符似的把它们的皮子穿在身上、脚上，感觉象征性地把它们驯服了似的。还有些人甚至提着鳄鱼皮公文箱和行李箱，看上去他们也“部分地”驯服了鳄鱼。

彼得·布雷扎伊蒂斯在布朗克斯动物园主管爬行动物馆。之前在纽约时，我从他那里听说了一些鳄鱼皮交易的发家史。他是个瘦削、黝黑的中年人，穿着卡其色衬衫、土黄色裤子，腰间佩着个海龟造型的黄铜腰带扣。我见他时，他正坐在会议桌前，后面墙上挂着国家地理的世界地图。近旁一个柜子上摆放着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小木盒，上面有“活物”字样，画着一只火烈鸟和一只海龟，尽管肯定没有这么小的火烈鸟能被装进盒子。通过敞着的办公室大门，我可以看到后门处摆着一些爬行动物馆的陈列。每扇门上都写着：请慎入。我当时还没觉察，布朗克斯动物园全体人员都佩戴着类似执法部门防护盾形状的徽章。彼得的编号是503；他把徽章别在左胸前，看上去像个骑士。“从60年代起，直到今天，”他解释道，“这些动物的捕猎者背后都存在着巨大的商业驱动力。一方面，技术进步了：飞机能把人带到极其偏远的地方，所以，之前从那些人际罕至的地区带出皮毛很难，现在问题解决了，还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到20世纪60年代末，已经可以明确，有些鳄鱼品种濒临灭绝。其中包括中国扬子鳄、美洲鳄、奥里诺科鳄、古巴鳄，事实上，几乎所有鳄鱼品种都深受威胁。它们都有美丽、经典的皮子，是最好的皮革，而现在，它们全部濒危。你看，工业发展可以利用一个物种直至其衰竭，然后将矛头转向其他物种，再重蹈覆辙。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联合国颁布《华盛顿公约》（CITES）。签约国同意遵守规定，承认部分物种濒危的现状，并同意致力保护。在美国，这方面工作做得好一些。我们通过了《濒危动物保护法》，以确保我们严格执行《华盛顿公约》的条例。此外，我们还列出了《公约》中没有的一些其他我们认识到已面临灭绝的动物。所有签约国都成立了相关执法部门，对其他国家也起到一定监督作用。如果这个物种在巴西受法律保护，自然就不能出口到美国，其他签约国都不行。直到今天，还是如此。”

“人们是这么想的，这也确实拯救了一些物种。但这并非问题所在，关键是人们得学会识别它们。比如说，当你看见一头活生生的动物，你能够准确地说出它从哪儿来。你说，‘对，这是巴拉圭凯门鳄。’但如果你用它的皮做成一双鞋，想认出品种就难了，因为对许多鳄鱼品种而言，单凭一小块皮子，无从鉴别。想处决偷猎者，或禁止进口一系列皮革，你得有本事鉴别交易的是什么皮。许多皮革都流入将其列入非法交易名单的国家，即便人们已知这些皮革是濒危动物的。”

“这样，偷猎者将濒危动物的皮子走私到其他国家，让其悄无声息地流入公约国了。”

“是的，他们就这样洗清了。到1983年为止，玻利维亚、巴拉圭和巴西都在公约秘书处坦言，无法有效控制偷猎。他们没钱给偏远地区的人融资。同样，商业猎杀有其精密组织。走私皮毛的交通路线基本上与走私毒品的线路一致——新加坡，中国香港，巴西，巴拉圭，玻利维亚。有些国家决定对中南美洲的野生动物做一场综合研究，以了解到底它们的数量还有多少，再通过立法保护它们。这个宏大、长期的计划始于1985年，其中巴西的队伍由我负责。”

“美国仍在进口濒危鳄鱼皮革吗？”

“有超过80%的野生动物制品（成品）是从纽约港入境的，因为大多数制造商都在欧洲——意大利和法国。而且，很遗憾，整个纽约港检验员还不到10人。”

“那些人懂皮子吗？他们会分辨吗？”

“只有少部分人行。我给他们中的一些人培训过，但由于接连不断的人事调动，总有新来的，每个部分都一样。要是给我看某国出产的一千张皮革成品，我也只有六成胜算能够分辨出哪些是濒危动物的。我是世界上这方面排得上前三位的专家，况且如此，问题的艰巨程度可想而知。”

“我们能做到对每张从美国境内出口的鳄鱼皮负责。但悲剧正源于此：一旦创建成为合法市场，我们就会形成产业，‘好吧，你现在有充分理由将这块皮子作商业之用了。’这样无形之中，他们展开了一场商业营销，指出鳄鱼不仅可以合法买卖，而且能像牛一样饲养。这始于1979年，他们‘收获’了第一批鳄鱼，接着在1982年和1983年，又两次重蹈覆辙。他们的商业营销推动了超高的市场需求，甚至冲破了法律准许的界限。最初，美洲鳄的皮卖到7.5美元一英尺，可以这样说，这种动物平均7到8英尺长。现在的生皮价格能够给捕猎者带来每英尺48美元的利润。从捕猎者到皮贩子，再到加工商，再到进口商，最后到生产商手中，皮子每倒手一次，价格就几乎翻一番。在发展中国家，偷猎一张鳄鱼皮能够抵得上一年的收入。利润太高了，所以有人铤而走险。”

1967年，政府宣布短吻鳄为濒危物种，捕猎甚至将它们带出国境线都属于犯罪，因此肯特即使收集它们的血样，也要拿到授权证书。20世纪70年代末，内政部门认为鳄鱼数量出现“令人惊喜的回升”，将它们从“濒危”拉回“生存受到威胁”的行列，这就许可了一定的杀戮行为，或者委婉地说，“收获”。大部分鳄鱼并不可能在短期内大量繁殖，可能实际情况是，人们终止猎杀后，这种害羞的动物感觉周围环境安全了，沼泽里的鳄鱼也突然间多了起来。尽管如此，佛罗里达狩猎和淡水渔业委员会开展了“控制扰民短吻鳄行动”，他们聘用的是那些捕捉鳄鱼的老手——此前的偷猎者，这次，不用被罚款了。自然学家乔治·坎贝尔曾观察得出：“这就像雇佣之前抢银行的那伙人当银行保安，他们技术相当好。”佛罗里达法律明文规定禁止对鳄鱼进行引诱或给其投食，因为试图驯服它们往往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远非“扰民”这么简单了。

在圣奥古斯丁，我跨坐在一头美丽的鳄鱼身上，想着它身上有哪些值钱的宝藏。它们的血红细胞大且稠密，在对人类关节炎的早期诊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该技术很成熟，工序仍较复杂；大多数实验室都不具备在周围豢养鳄鱼的条件，尤其是偶尔才采一次血。这得益于马克·J·W·弗格森对短吻鳄上颚的研究，科学家发现，如果他们能将胚胎或较大月龄胎儿从母体取走，他们就能直接对胎儿进行手术，纠正兔唇等其他畸形，再将其重新植入子宫。这样婴儿出生时就不会有手术留下的疤痕，因为胎儿不会产生可见的疤痕组织。

将鳄鱼一只笨拙的前脚稍稍提高了一点，我分开了它的五个足趾——其中三个与爪根相连，两个分开。我看了一眼它后脚，发现那里只有四根足趾，三根与爪相连，外面那一根没有。巨大坚硬的下巴通过进化，足以击碎像海龟那样的硬壳动物。尾部鳞甲很尖，与恐龙极其相像。短吻鳄宽平的尾部在它们游泳时可以作为一个波形的桨，而在打斗时，这又变成绝佳的甲胄。约翰抬起它的尾巴，西尔维亚检查了它的泄殖腔，是只雌鳄。它长得小巧、美丽，拥有健康的四肢和黏土般黑色的眼睛。它皮肤上的褶皱仍很粗糙，这跟寻常鳄鱼不同。被圈养的短吻鳄每日里与同伴一起爬上爬下，不多久就把皮肤磨得很光滑了。它们简直是活的指甲锉。而且，短吻鳄喜欢摊着，像夏天时人喜欢把脚露出来一样。因为豢养的动物通常在岸上的时间更多些，它们也会更胖些。但这只小雌鳄腰部相对纤细，它在我下面摇摆着，我能感觉出它肌肉紧实，很有力量和弹性，如坚实的橡胶一般。取完血样，检查完毕，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我最初是在一个中国神话传说中听到的：骑虎难下。移开手掌后，我看见它眼睛缓缓睁开了。两只眼睛的眼皮打开后，两片透明的薄膜如剧院的大幕一样张开，它突然变得警觉起来。我跳起来，整个人摔到了后面，它迅速甩过头，用缠着胶带的坚硬下巴摔打到我。我皮肤表面顿时肿了起来。肯特一副“我早告诉你了”的表情，冲我摇了摇手指。

“被鳄鱼挫伤最疼了，”他安慰道，“伤口通常要四到五周时间才能愈合。别忘了，这个硬棍子可是骨头做的。”

他松开绳子，拿了支捕蛇者用的长棍子，把棍子放在了鳄鱼头上。然后，约翰解开了胶带。突然，它抬起前肢，一跃而起，迅速爬进了水里。捕捉小队又去看岸边的另外两只家伙，我坐在一个树桩上，一边擦拭皮肤，一边观察我们刚才放生的那只雌鳄在水中的情况。一会儿工夫，它就游到1码远以外。与河岸高度持平，它只露出鼻子和眼睛，望着我，我也望着它。

我们日常生活中并不经常碰到鳄鱼，但我们经常想起它们。当我们贬损某人“可怖”时，总是在将他比作某些爬行动物，大概是蛇或鳄鱼之类的，而且我们还会说他“低下”“厚脸皮”或者“冷血”。“过会儿再收拾你，鳄鱼先生。”十几年前，西方国家也曾流传这样的告别之词，网球衫上也常印着憨态可掬的鳄鱼。为何短吻鳄会变成众多乡间俱乐部的吉祥物？运动员补充能量喝的佳得乐从词源上讲也与鳄鱼有关。我们在对同伴的爱称中，有些是带有一定图腾含义的，比如我的小花栗鼠、我的小猫咪等等。鳄鱼似乎从未进入我们表达爱意的词汇范畴。我的小短吻鳄？我很怀疑人们能否接受。也许W·C·菲尔茨可以。我的小咸水鳄？可能不行。尽管鳄鱼处在爬行动物门类的顶端，我们经常听到“爬行动物的大脑”之类的言论，尤其在发泄负面情绪时，将我们最阴暗的动机毫无理智地呈现出来。我想最广为人知的鳄鱼当属J·M·巴里的经典作品《彼得·潘》。你是否记得，那只鳄鱼吞下一只钟表，因此“在那个岛上，你想知道时间，就得找到那只鳄鱼，傍近它，直到钟表报时。”当然，它还吞下了胡克船长的断臂，胡克哀悼道：“它从始至终跟随着我，漂洋过海、走南闯北，而现在，我只能在余生中舔舐伤口了。”这段假定描述了鳄鱼身上的些许可爱之处，但在一个孩子睡梦中都能“嗅出危险”的世界，人们不会想到爬行动物复仇之类的事。鳄鱼通常被视作奸诈狡猾之流，下巴里透着鬼点子。只要你想到水面上浮着木头，下一个冒出脑海的场景就会是被鳄鱼拖下水。鳄鱼不懂公平决斗，它们从不在岸上打斗。相反，它们神出鬼没，仿佛施了魔咒一般突然出现，再将你拖入水下，在那片疆域，它们拥有绝对的优势。它们一旦咬住你，就毫无回旋的余地了。它们的下巴严实得像关死的地窖门。即便如此，鳄鱼并不常出现在怪兽电影里，也许是电影制片人没意识到，比如说，鳄鱼可以在陆地上短途奔跑，几经证实，也可以攀越6英尺高的铁丝网围栏。

这也可以理解，毕竟人们对鳄鱼已经很恐惧了。200年前，著名自然学家威廉·巴特拉姆曾在佛罗里达州做过考察，他写道：“这里鳄鱼多得难以置信，它们在海岸上鳞次栉比得分布着，由于它们并不友善，行人经过时必须小心而艰难地从它们头间移步。”打那以后，无数漫画家、冒险小说家都迷上了人被鳄鱼层层包围这个画面。这的确不可能，人无法像詹姆斯·邦德《生死关头》里的特技演员那样。为了拍邦德奔跑穿梭在无数鳄鱼头部之间的情景，制作人将鳄鱼捆在一起，像救生筏似的。然而，罗杰·摩尔的替身不停在鳄鱼头间滑行时仍被咬了。他们反复拍了很多遍，直到替身和鳄鱼都表现得天衣无缝。

被套住的鳄鱼一下水，爪蹼就在四周摆动。十几只白鹭从树上飞出来。鳄鱼把湖变成了鸟类的休憩天堂，这里，鸟儿不用担心有徘徊不散的浣熊、猫或其他猎食者，包括那些吃饱了的鳄鱼，它们撑饱了肚子，不会再去费心捕猎。它们能吃到富含维生素的肉食，不是活鸡、海狸，也不是其他猎物。公然用其他活物喂食动物是违法的。因此，游客在动物园里看到的动物都不是它们原本的样子。其实，很多游客原本也没期望看到。

“天啊，它个头太大了，”肯特往后跨了一下，尽力抓住它巨大的下巴，让史蒂夫用胶带缠上。“我认得它，这是头霸道的雄鳄。我亲眼看见它在打斗中被咬破鼻子。”通常鳄鱼鼻子是圆的，这只鳄鱼鼻子缺了一块儿，看上去像英文字母M。它颈部的肌肉像圣诞花环一样厚实，斑驳的脊背上粘着一片片干了的泥巴，尾巴正后方有个圆洞，原先打过标记，目测得用超大号的锁链。尽管肯特认出了这只，我们还是例行了全套检查。卢准备好注射器，他的手有点不利索，因为一只手指上缠了条绷带。尽管这是在实验室里割伤的，但人们总以为他是被鳄鱼咬伤的。那天早上，他已是第四次被前来造访的人关切询问了，他大喊，是的，他很好，不，他不需要赶紧去医院；不，他并非被狂暴的鳄鱼所伤。我把手探入它泄殖腔内，确定了这是只雄鳄。约翰轻拍了下口袋找他的卷尺。正午十二点，附近炮台传来加农炮声，接着，远处传来滚滚雷声。在如陶器般湛蓝的天上飘来一片云朵，太阳如铁砧般灼热。一个想法缓慢掠过我脑际。低沉的咆哮仍回荡耳边。那是加农炮发射的声响。我记得几年前曾读到，航天飞机升空时会发出两声爆音，所有鳄鱼都仰起头，怒视天上。

“哪来的声响？”我马上问。肯特把抽好的血样递给卢，指着湖面。“最好快点。走过来时尽量动静小点。”肯特知道我十分想看水上舞蹈，那是种奇妙的次音速从上面下来的雨，鳄鱼咆哮的时候就会出现。我穿过树林灌木，爬过防风栅栏，跑上了一条小路，到了一个密闭的树林前慢下脚步，林子外面有条蜿蜒的小溪和一片宽阔的海滩，有约150只鳄鱼在阳光下懒散地躺着。它们四周围着高高的木栏。静静地，我爬进栏杆，保持好安全距离，望着它们。它们想必已经看到我了，但他们已经适应了全身潮湿、裹着泥巴的管理员，毕竟，这些鳄鱼都已经吃饱了，它们是随和的动物，不会轻易找麻烦。它们悄悄地稍微变换了一下姿势。阳光透过林间缝隙照射进来，鳄鱼懒洋洋地摊在彼此身上，再散开，爬到地上，爬进树荫下，游回水里，慢吞吞地摇着布满鳞甲的尾巴和脊背。它仿佛就这样，看着古老的大陆断裂、又再重合。前面沙地上的一颗白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把它捡了起来。因为鳄鱼牙齿很大且中空，殖民者常用它装火药。如今，眼前沙地上四处都是这种牙，鳄鱼终其一生都在换牙，新牙很快就从牙槽萌出，换掉老的。鳄鱼的寿命与人类差不多长，要长大约3 000多颗牙齿。

一只大鳄鱼摊在水中，摇着尾巴，像它保持平衡的工具，似乎这样，它才能抬起硕大的脑袋。然后它由喉咙喷出一口气，像爱尔兰长毛猎犬那样摇摇尾巴。远处传来雷鸣般的隆隆声，像军事演习，只见鳄鱼周围的水面腾起水泡，像沸腾的喷泉，在阳光下闪闪冒出。旁边一只鳄鱼摇着尾巴浮出水面，深吸一口气，又潜入水中，周身紧缩，接着，它周围的水面全都沽沽地冒起泡来，如喷洒了钻石般璀璨。最后，鳄鱼发出低沉的一吼。这么令人惊叹的场面和声响着实不多。

我们看得见的是水泡舞动，但鳄鱼们却能听到超音速信号，这是由雄鳄发出的，其目的尚不明确。它们求偶时会发出，在雄鳄间也会发出，也许是为了声明这是它的领地；也许，一部分原因很简单，就是由于孤独的驱使，像宇宙间所有生灵那样（人类也不例外），从内心深处发出一种呼喊。它们沐浴在月色中，用沙哑的喉咙低吟浅唱，向这个明亮、斑斓的世界宣告自己的存在：这就是我；这就是我存在的方式；这就是我的地方。雌鳄也会低吼，并像雄鳄那样用头拍打水面，但它们不会让周围的水面舞动气泡。也许，雌性之间的交流同样优雅、神秘——但很难观察其中的方式。也许水面舞蹈并不仅是为了产生次声波，也许它还是种讯号。科学家不仅要做好观察员，还需做好编舞者和解码人员。谁能理解这细微的一瞥中蕴藏着怎样的讯号？在雄鳄聚居的围栏中，答案显而易见：许多鳄鱼是为了唤起注意或变换姿势。然而，雌鳄对次声讯号解读得非常好，仿佛那些声波是为它们而设的，到目前为止，它们一听见，就会朝声源疾奔过去。但不管是这些声音让它们听了鳞甲刺痛还是听了想要交配，关于这些声音发出的真实效果，由于缺乏有效数据，目前无法检测确定。目前，有10种鳄鱼可以引起水花之舞，而且总是雄鳄引起的。实际上，这是唯一一个鳄鱼中由单性完成的行为——除了受孕和产卵。有些鳄鱼全凭自身运动完成水花之舞，不需要低吼，接连呼出两三口气泡即可。按照雄鳄吼叫的整体规律，它们只有开始水花之舞时才会低吼。但它们用头部拍打水面时，能仰面与水面呈35度角，然后动静很大地拍击水面，有时候在它们用头拍水前，也能来一段水花之舞，更多时候，水花之舞和用头拍水面两个动作同时进行。当它们感觉良好，并正好来了兴致，它们会让水花滋滋作响，像炸培根那样，一直持续几分钟，它们甚至能接连诱发一整套水花舞蹈——八九次之多。这说明，舞蹈是一个单独行为，有必要时，它们可以选择让水花舞动起来，这全是它们生活中的私人议程。

吼叫声都停了下来，我沿着来时的路回到湖边，肯特正和一行人捆绑一只巨大的雄鳄，那条鳄鱼猛地下沉身子，又紧接着旋转起来。它每每扭动身躯，腹部都透出美丽的黄色光晕，颈部的鳞甲像涂了层绿色的凝乳。这么沉重的身躯如何在水面漂浮？但月亮不也漂在水上吗？跟它比起来，鳄鱼算什么呢？一片莹润的半月低低悬挂在天边，无声地将影子拉长在湖面的波光里，牵动着雌鳄的生理循环，还有我们三位女士的心绪。

“看到起舞的水花了？”肯特问道，他吐了口气，试着把鳄鱼往靠近岸边的地方移动着，在那里它不会弄伤自己，也不会被工作人员误伤。未等我开口，他突然想起了什么，快速转身，扫视身后模糊的水面，好像他已用目光给这个湖做了分区。这就像是从一个世界望向另一个世界，如同从生命的领域望向死亡的领域。匆忙之中的一瞥必然看不清这片水面，也无力看清水下。能捕捉到的只是一些细微踪迹——此时水面上浮动的星星点点的光亮。行走在林间的人能发现居住在土地上的动物的行踪，但生活在水中的动物同样有自己的踪迹。我在亚马逊时，见过结队的粉色海豚过河。还没等哪只浮出水面喘息，一扇狭小的窗户好像投影到了水面上，玻璃像镜面一样透亮。接着，一只海豚从窗户的倒影中间跳了过去，吸一口气，投入背后的水中，飒飒低响。海豚的窗户便使我逐渐开始追寻的踪迹。肯特盯着水面，目光搜索着芦苇荡里的小涡流，水下似乎有什么在动，但结果却是虚惊一场。趁鳄鱼安静的空当，我们在岸边的树影下歇息了片刻。

耳际传来的，似乎是群牛的叫声，又像陷入泥坑的大卡车开足马力向外挣扎的声音。最后我清醒过来，原来是远处鳄鱼的低吼。一位初到佛罗里达的旅行者曾这样描写那吼声：“最像远处的滚滚闷雷，不仅能撼动气流和水面，连整片大地都为之所动；要是成百上千条鳄鱼同时发出吼声，信不信由你，整个地球都会陷入一片危险骚乱。”想想看，湖沼中爬着嘶嘶低吼的上千只鳄鱼，所有雄鳄都使得它周围水花升腾作舞，这是多么令人眩晕的景象，雌鳄也必为之狂乱。

“水花之舞太美了，”我说，“应该配个乐……哦，我猜，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有的。”

“你懂的，”卢摆弄着他被水打湿的绷带，“许多东西都能引发鳄鱼吼叫。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曾证明出它们偏爱降B调。”

“降B调？什么乐器演奏的都可以吗？”

“什么乐器都行。你知道，1944年，他们养了只大鳄鱼，给它取名叫奥斯卡，他们无意间用钢棍敲到一定频率上时，它就能做出反应，而对其他频率没有任何反应。一天晚上，有个乐队正好借用博物馆礼堂，他们请了位法国小号手帮他们完成这项实验。他吹奏了一段曲子，每每吹到降B调，奥斯卡就疯狂地吼叫起来。然后他们又用大提琴试了一遍，结果是一样的。乐器不重要，只要正好在那个音调上。”

我记得，阿兰·霍夫哈耐斯在《上帝又创造了巨大的鲸鱼》中，运用了悲戚的拉格曲调来描述座头鲸，它是海洋的吟游诗人，骨子里透着韵律。我想知道，有没有作曲家能为鳄鱼创作一首降B调的曲子，并谱成交响乐章。三只苍鹭从水面低掠而过，消失在一簇高高的灌木后面。一阵寒风吹过沼泽湿地。西尔维亚把手插进了口袋，我也多套了件海军蓝毛衫。如果我们是鳄鱼，我们大概会找一块阳光明媚的地带，趴在那里晒太阳。太阳升起时，它们从昏昏欲睡的温暖中爬起来；感觉太热时，它们再潜入阴凉地里。维持合适的温度很重要，因此它们始终需要即时调整，有时有点太过讲究：全身泡在水下，却单独露着尾巴在水面之上，抑或是脑袋潜在水里，一条腿或鼻尖晒着太阳，身体其余部分蜷缩到阴凉的地方。这好比一个人脱下了毛衫却又穿上了袜子，也许还戴上了帽子。

“这一定是你来自俄克拉荷马的兄弟的遥远呼唤。”我对肯特说。

“这是事实。跟俄克拉荷马没多大关系。周五晚上，我们通常会出去，找一片有很多奶牛的牧场。我们趁着它们睡着蹑手蹑脚地靠近，再推它们一把，不用多大力气，它们都能摔个骨碌。”他挥着手，做了个要倒的姿势，“你真该看看它们脸上的表情！它们倒在地上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把这叫作滚牛。”

最终，那只鳄鱼有点疲倦了。“哦，那好，咱们去看看它，”肯特提议，我们开始把它往岸上拖，但每每走不了多远，它就把脚趾抠在泥里，往后拽。在最忙碌的时刻，我双脚在泥里向前打着滑，突然萌生出一些问题，我们究竟谁在拖着谁、要干什么。鳄鱼看上去没有一直挣扎，它只是坐在浅水里，向后微倾身体，像座被移动了根基的摩天大楼。

“不管你怎么做，一定别前倾身子，”约翰告诫道，“确保万一你真倒了，是向后或向一边倒的。”绳子深深勒进我们的手里，我庆幸自己记得戴上了厚实的牛皮手套，虽然肯特提醒我时，我知道他是对的，但他暗示的话听上去实在太有趣了，“一副手套在鳄鱼的利齿下起不到什么保护。”薅大麻（牛喜欢嚼食）时戴着牛皮手套有点笨拙，抓鳄鱼（以牛为食）时亦是如此。那一刻，出现了僵持局面：我们六个人拼命拉，鳄鱼拼命往水里蹲，谁也无法前进，谁也无法后退。

你大概会觉得，鳄鱼一定会攻击我们，至少往前冲，张开大嘴，冲我们嘶嘶低吼，用夸张的姿势吓唬人。相形之下，我们都太过渺小。我们没它游得快，没它力量大，甚至短距离内跑得也不如它快。但我们这边有强有力的武器。鳄鱼衡量猎物级别参照的是身高。对它们而言，高的就是大的，哪怕是现实中一个瘦削的孩子。鳄鱼最多只能将身体抬高数英寸，它们的腿很粗很短。因此，面对亢奋的鳄鱼，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自己显高，以构成威慑感。在浅水里，站起来，举起手。当然，最好的方案还是不要到已知有鳄鱼的池塘里游泳，也别拿棉花糖等小零食喂它们，引诱它们上岸，佛罗里达州和乔治亚州的居民都这么做。一天，他们养的“宠物”鳄鱼游到了附近的湖或运河里，把一只白色运动鞋看成了棉花糖，或是决定寄宿在谁家中，场面马上就乱作一团了。就在此时，鱼类和野生动物委员会被请来，要把“讨厌鬼”鳄鱼赶走。

最后，我们总算把鳄鱼拖上了岸。它茫然地在岸上行走，像只达克斯猎狗似的被人牵着。

“我一直质疑佛州鱼类和野生动物委员会的项目，”肯特说，“他们冷酷地驱赶佛州的鳄鱼，当他们在这里开始所谓的实验收获时，我真的出去看了看他们到底在干什么，令我深恶痛绝。执行这一计划的人不算是之前的偷猎者，还有他们挑选的一些人。我觉得，这倒是找出偷猎者绝佳的机会。他们不用之前逮捕的偷猎者，有过违法行为的人不能用。大部分人都承认有过偷猎行为——只是从来没被抓住过。最明显的好处是，一旦这些人被雇来抓鳄鱼，他们的行为就不是偷猎了。他们就这样解决了偷猎问题。其次，还有一点方便之处，这些人都是捕鳄能手。你不可能跑到大街上随便抓个人让他去湖里抓鳄鱼。糟糕的是，偷猎这一违法行为已经存在了相当长时间。现在成了允许你这么干了。这其中不少人都发了笔横财。”

“70%的皮革贩卖从未间断，它们的肉和其他身体部分都是赚钱的好东西，”卢补充道。

“总之，我觉得鳄鱼扰民这种问题没那么严重。鳄鱼确实有时候会游到不该去的地方，也时有鳄鱼吃狗或其他小动物的事情发生。但他们用不着在佛州境内一年捕杀2 500只扰民鳄鱼，远无需这么多。而后，他们还有特殊途径的捕猎，又导致1 500多只鳄鱼被猎杀。而且现在他们又在搞新计划，他们希望，用一两年的时间，将每年捕杀的鳄鱼数量提高到8 000只。这数量对一个目前处于濒危状态下的动物，未免太多了。你看，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有商业利润的野生动物，如不加以使用，就是种浪费。用这种观点看待野生动物，未免太唯利是图了。但我觉得，驱逐鳄鱼计划里面也有可取之处，至少，可以说很重要——不是避免鳄鱼伤人，而是避免鳄鱼受到来自人类的伤害。因为人类，不论如何，是怕鳄鱼的。他们惧怕鳄鱼能做的事，而且大众觉得，如果没有保护他们不受鳄鱼潜在伤害的方案，他们会谋求立法去控制鳄鱼数量，甚至对鳄鱼数量造成更大威胁。这是个让人们处理恐惧情绪的好办法。他们一年捕杀了2 500只鳄鱼，只为了自己的安全感。”

为了所谓的自我保护杀戮这么多动物，这看上去实在无意义，原始且荒诞。

“你通常怎么在水里拦截鳄鱼？”

“在游向它们之前，我先试着在心里过一遍遇到危险怎么办。首先，不能往深水区游。我一直在浅水中，这样我能保持站姿，至少看上去一半的身高还在——因为我知道，这样即使阻止不了鳄鱼，也能让它们放缓攻击的速度。真是这样。我从来没碰到过鳄鱼的全力袭击。我碰见过一只鳄鱼，正准备从侧面袭击我。我站起身来——天哪，它就直接放弃了攻势。”

“要朝你扑来的鳄鱼是什么样的？”我问道。“我只在电影里见过，而且其中肯定掺杂了表演成分。”

“肯定很震撼。难以想象鳄鱼扑过来的场面。开始游得很快，接着全身力量往上聚，尾巴在水里拼命搅动，跃出水面——我是说，整个头部、肩部，几乎半个身躯直接离开水面，上肢后收，嘴巴大张着——它只是咆哮着，力量无比巨大。之后，它闭上嘴巴，跳进水里，把猎物拉到水下，再拖走。”

“哇，”黛比惊叹得倒抽凉气，说不出话来。

“为啥它们那么喜欢抓狗？”我问道。

肯特笑起来。“它们确实看上去对狗青睐有加。它们喜欢狗。以前我觉得，那是因为狗是在岸边活跃的猎物中体型较矮的，现在我发现我错了。我觉得鳄鱼就是喜欢狗肉的味道，就好像人类对某种食物味道的偏好一样。”

“鳄鱼会追踪狗吗？它们会追踪猎物吗？”

“有些鳄鱼不是擅长追踪捕猎的动物。而有些鳄鱼是非常好的潜伏猎手。”

“想象它们埋伏在灌木后面等待猎物的样子，真好笑。”

“哦，它们不会在灌木丛后面埋伏，鳄鱼蹲在离岸边有段距离的地方，在湖中央。当它们看见你在岸上，就潜入水下，游到你近旁，接着趁你不备时冲上岸边、拖你下水。实际上，养鳄鱼的人也得时刻注意鳄鱼，因为一旦哪只游到水里，你就得抓紧到岸上去——它这就准备扑过来了，你要是还在那儿，麻烦就大了。现在，鳄鱼不会扑向你了，这是由它们的生理结构决定的。有时，你会碰到一条欲朝你扑过来的鳄鱼，先潜到水下，但不一会儿，你会发现它在错误的地方探出了脑袋。它失误了，你知道，它会看看周围，再次没入水下，重新试一遍。短吻鳄跟普通鳄类袭击方式不同。短吻鳄体型庞大，但性情害羞、内向，是很被动的动物，即便是个头硕大的雄鳄。相反，大部分鳄类都机警凶猛，是天然捕食者，人类也是它们的猎物之一。短吻鳄不然。它们其实是真正的猫咪。”

但有些块头确实大，我想起看过的喜剧片里的场景，几英码远的地方拴着一条巨大的短吻鳄。不远处，一只略小的短吻鳄漂在水中，几乎全身潜在水面下，只露着眼睛、鼻子和背部，像座小岛。一股辛甜的麝香味在空气中弥漫。麝香分子颗粒大，不易溶于水，然而这味道在鳄鱼场里，却极容易识别，因为我们一直在移动——我们可以在栈道上行走、涉水、上岸栖息。闻到麝香，我很惊诧，往微晕、甜腻的气味中心走了几步，又退回来。尽管许多香水中都含有动物麝香成分，大部分人都只闻得出臭鼬身上那种浓烈的气味，其品质与短吻鳄身上的麝香相距甚远。关于短吻鳄的麝香，至今有个未解之谜，就是它在空气中传播的成分，即我们所闻到的那部分味道，对鳄鱼来说有何意义，抑或只是偶然现象。它们的麝香大部分都喷在了水面上，形成了一层油膜，煞是好看。这通常发生在低吼、用头部击打水面或进攻行为之后。我们在离地面五六英尺的地方才能闻到香味，这对短吻鳄这么矮的动物有何作用呢？这又是一个相对论的案例，从爱因斯坦到本杰明·李·沃尔夫都一直在说：“我们在感官所允许的范围里观察。”以自身高度出发，我们偏颇地想象，短吻鳄向空气中投放了大量香气，而事实上，它们可能仅为把自己的体味喷在水面上而已。这些细小分子碰巧升腾到空气中，飘入我们的鼻子。想真正了解短吻鳄的生命特征，我们需从鳄鱼的感知网络出发，观察这个世界。在这里，有时运用科技手段比单纯观察更有效。比如，我们很熟悉动物的听觉、视觉交流，因为听和看主宰着我们人类世界。但对触觉、电子、声呐、嗅觉交流，我们却知之甚少，因为这些方式在人类中未曾得到有效运用。但只要你见过蝙蝠用声波定位或鳄鱼用水花之舞联系远处池塘里的同伴，你将对观察和触摸两个概念产生全新的理解。

下午，我们最后一次围捕短吻鳄。此时的我们周身疲惫，脑袋嗡嗡作响，也本该如此了，捕鳄鱼不是说会就能会的本事，这门手艺不能浪费；因此，跟肯特说再见时，我向他承诺，以后不管在哪里，只要离得不远，我都会蹚水过来搭把手。许多人最后都去做鳄鱼生意了。其中有像肯特这样，上过大学的训练有素的动物专家；还有之前蛮荒的偷猎者；也有路易斯安那州河口那些老伙计；那时还有如今已过时的自然学家，像乔治·坎贝尔，他曾邀请我访问他和他的爱宠，以尼克松时期一位白宫官员的名字命名的“淘气的”短吻鳄斯皮罗。

第二天一大早，我动身飞往麦尔兹堡去找乔治，他是佛州西南部短吻鳄保护协会的主管，经常接到让他把扰民的鳄鱼赶出居民后院、泳池等场所的任务。他很高很瘦，长长的白头发，皮肤色泽光亮，脾气很温和。他七十多岁了，喜欢了一辈子鳄鱼，拥有全美洲最大的鳄鱼收藏——实际上，仅次于柏林动物园里的。令人惊叹的是，他把这些收藏放在了他位于底特律家中的地下室里。他儿子总能绘声绘色地讲述那些年他母亲的故事。整个家庭发誓不对外谈及他们对鳄鱼及其他大型动物的收藏，因为在底特律郊外存放这些是违法的。一天，他母亲和邻居女眷们一起做完针线活，她们刚收好自己的便携式缝纫机，忽然地下室里30只雄鳄吼叫起来。大概由于哪个缝纫机发出了降B调，这对鳄鱼来说是个不小的刺激。他母亲迅速反应过来，不无尴尬地解释道，管道这几天一直出问题，请大家别放在心上。

而今，乔治一度辉煌的鳄鱼家族只剩下了矮小的斯皮罗一只，它已经三十岁了，乔治说，它是自中生代之后唯一一只出生于底特律的短吻鳄。然而，他和他的朋友安与他们豢养的200多种动物生活在一起，有些养在家里，有些养在外屋或棚子里，有些在后院围栏里。斯皮罗生活的围栏里有个大盆，它可以潜在里面。那儿还有岩石可供它晒太阳。尽管它个头小——只有6英尺左右长——乔治说，但“脾气挺大”，看家护院比杜宾犬还好使。

“什么样的鳄鱼算脾气好的？”我问道。

“嗯，反正不是这种，”他一面打开高高的篱笆墙，一面踏进去。斯皮罗正在岩石上晒太阳，它一发现我们便大声地嘶嘶叫着，接着冲我们吼起来，并转过身，做好进攻姿势。乔治保持好安全距离，尽可能悄无声息地往后退去。乔治上过大学，在那里学过一些过时的自然科学课程，大部分时间都是通过观察。他曾在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研习动物；他创办了特立尼达拉动物园；他致力于动物保护多年；他曾为收集动物奔走于世界各地（安曾把蛇藏在胸衣里走私入境）；他们还把许多人吸引到加拉帕戈斯群岛、肯尼亚等边陲地区。“只要凑够6个人，我们便可以结伴前往世界上任何地方，”他果敢地说。乔治描写动物，安负责绘图，他们这样合著了许多书。他们还有自己的“诺亚方舟”。只要可能，他们会把每种动物都一雌一雄地豢养。要给他们照料的动物列个表，几页纸也写不完，其中包括：夜猴，养在他们卧室的笼子里（挂在一个运动包里）；狨猴；鼯鼠；山羊；驴；猫；脸颊长着歌剧里丑角那种红点的澳洲鹦鹉；一只硕大的杏头鹦鹉，我可以摸它颈部华丽的羽毛；70多只海龟聚居在一个特殊空间里；两只从死谷带回来的驴；一只佛州火鸡，满脸瘤子，喉部有红色凸起，尾部有橙色羽毛，散布斑点的鼻子，黑色长穗子拖到胸前，五彩斑斓的脖颈在光线照射下从石板绿过渡到橙色（脸看上去像廉价汽车旅馆里的油毡）；一只哥斯达黎加松鼠，头上像顶了个蓝针织帽子，蜷缩着睡觉很方便；一雄一雌两只孔雀；一只非洲吹气蝰；一条加蓬毒蛇；两只菱背泥龟；一条白化玉米蛇；一只墨西哥粉膝蛛；一只黑蝎；一条南美肺鱼；两只刺猬；七彩文鸟，胸前如同跃动着紫色画板；濒临灭绝的赤胸鹦鹉，长着黄肚子和蓝绿色的脑袋；多情鹦鹉；斑胸草雀；白簇苏丹鸡；巨型金刚鹦鹉；还有八哥，其中有只好像甜言蜜语听多了，一直不停地说“来呀，来呀。哈喽，宝贝儿。来呀，来呀……”

主屋厨房里挂着块匾，上面是古埃及驱赶蟑螂的咒语。冰箱上用磁铁固定着“罗纳德·里根门垫”。客厅玻璃推拉门旁边是个池塘，一条5英寸长的塑料蛇浮在里面。一只名叫萨西的绿鹦鹉待在厨房橱柜上的笼子里，不停对各色各样的访客说着“哈喽”。“哈喽。哈喽！哈喽？”一只石雕鳄鱼趴在露台上晒太阳。墙上到处装饰着动物浮雕。甚至风铃也是动物主题的造型。客厅地板上散落着各种各样动物方面的杂志，从《琼斯夫人》到《科学》应有尽有。门前道路上停着一辆厢式货车，保险杠上贴着“总有些人不休假”的标语。

我们在附近桑尼烧烤店吃了晚餐，我向乔治问及了他著名的收藏。“你在底特律的房子是啥样的？”

“殖民地风格的红砖房，在一个叫格罗斯·普安特的地区。我家浴室比亨利·福特家的还多。我把它们都设在地下室，水池、水槽、浴缸都是我放鳄鱼的地方——只要能盛水。”

“你那里最多同时养过多少鳄鱼？”

“40多条。嗯，你知道，现在世界上大约有20多种鳄鱼，包括亚种。这些年，我都养了个遍。世界上现存的鳄鱼我都养过几次。”

“你都怎么照料它们？你怎么喂鳄鱼？它们需不需要换水？”

“地板上有个大排水管，要是堵了，我麻烦就大了。”

“我猜这是世界第二大鳄鱼集中养殖地。”

乔治把刀叉放在已经堆满了烤熟的鸡肉和法式炸薯条的盘中。尽管他爱动物，饮食上却没有什么偏好。“柏林动物园有个主管叫施罗德，他是世界上最古怪的人。”乔治大笑起来，“我猜我才是最怪的人，他只能排第二。不管怎样，我们有段时间难分仲伯。我在做国际贸易，所以那段时间去了世界不少地方。我们现在还是这样——不是吗，安？这伙计发海底电报给我——他知道我有多少动物，我也知道他有多少——他说，‘我有这个那个，你没有。’然后，我就想奋起直追，甚至可能超越他。这时我会给他发电报。”

“哦，我时常去柏林看他。他住在动物园里一座公寓楼上。在欧洲，动物园的管理员就住在园内。每一盏台灯以及整个天花板——挂着画框的门上、窗帘以及其他全部东西，都挂着女巫、小女巫玩偶。这家伙对女巫有着狂热崇拜。他的公寓里有上百个女巫玩偶。那里还有个干瘪的头颅。公寓正中央摆着个乒乓球桌。所以第一次去拜访他时，我说，‘哦，你的收藏看上去棒极了；我看你终于搞到某某了……’然后他说，‘咱们先玩会儿，我得先打会儿乒乓球！’他坚持把我累得精疲力尽，才肯跟我讨论鳄鱼。他绝口不谈满墙上挂的女巫。很怪的一个人。我听说他仍很活跃，如今在一家福利机构工作了。我觉得他早该在那里。无论如何，我们养的活鳄鱼是世界上最多的。有时候他比我多养一种，有时候我比他多养一种。这样持续了很多年。”

“你从哪里搞来的鳄鱼？”

“哦，那时候要得到鳄鱼很简单。完全合法，比如，我要经过印度，想弄只大鳄鱼或泽鳄，或者我要去趟东南亚，找暹罗鳄（现在已经灭绝了）或咸水鳄。一般当地的市场上就有。我记得在加尔各答的霍格大集上，我买到一只特别棒的鳄鱼。”

“你怎么把它们运回家？”

“在我行李箱里。它们必须身材矮小，你知道的。如果我走走停停，就把它们放在浴盆或浴缸里过夜，要是我还要逗留几日，就把它们放回行李箱或藏在屋子里，这样来打扫房间的人不会疑神疑鬼，也许我还会把它锁在什么地方。我有很多动物都是用这个法子运回家的，不光是鳄鱼。斯皮罗就是这样，它是最大个的，但只是众多鳄鱼中的一员，”他兴奋地说道，握着叉子，仿佛要把它抛到看不见的河里。“但拥有这样一个收藏就像一套战利品。”

“收养鳄鱼这件事上，哪点最吸引你？”

“哦，太多了。鳄鱼比人类古老一百倍，比恐龙还古老，比花儿古老，甚至比非洲大陆都要古老。”

“想想真伟大。你收养的鳄鱼现在都怎样了？”

“结果就是许多鳄鱼都长大了。有些长得太快，变得很危险。有一次，一条大尼罗鳄差点把我胳膊扭断，我意识到自己养得够多了，于是把它们卖给了罗斯·艾伦，他在佛州有个大农场。”

因为我们计划次日一早开车去博尼塔温泉附近莱斯特·派珀的湿地公园，当晚便早早回屋休息了。外面夜猴嘶哑地叫着，鹦鹉一唱一和，破晓时分公鸡又开始啼鸣，这让我觉得难以入睡。早晨，我摸索着进了厨房，强睁着惺忪睡眼，找格兰诺拉燕麦卷和咖啡。那只叫萨西的鹦鹉尖着嗓子大声唱一首西班牙语歌《柯卡拉欠》，向我致意。唱到第二段时，它记不清词，乱唱起“啦啦啦啦”。空气中各种动物的体味混杂在一起，闻上去厚重甜腻，像马戏团帐篷里那股味道。

安出来了，她穿着一条牛仔裤，一件清新的白衬衫。她精心梳理了短发，看上去休息得很好，已经做好了迎接新一天的准备，每天都这样开始，先给200多只动物喂食。这大约要花一小时时间，晚上还有一次。当然，对于夜间活动的动物，她得安排另一套时间方案。

“有没有觉得照料这么多动物是个负担？”我说。

“哦，不，”她坚定地说道，一面削好了橘子之类的水果，准备好了蛋壳、商店里买来的饲料和各种小美味。“在这间屋子里醒来的感觉很奇妙。第一个笼子里的夜猴一见我就特高兴，它是我的宠物，喜欢握着我手指头，像宠物那样被爱抚，然后我会给它点好吃的。萨西会对我们唱歌，就像刚刚对你唱的那样。希拉诺（另一只鹦鹉）会说‘哈喽’，它还会用不同声调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动物会给你很多爱。没多少人有机会这样开始新的一天。”

乔治从外面回来，带着一顶两边都翘起来了的破旧的阔边帽，进屋就开始忙起早晨那套杂活来。他和安分工有序。中午时分，我们来到了莱斯特·派珀湿地公园，从那里的树上自己摘了些橘子和杨桃吃，游客可以免费食用这些树上的果子。莱斯特已经八十多岁了，有点耳背，头发斑白。他出门热情欢迎了乔治。他们是老朋友了，都喜欢了一辈子鳄鱼。据说莱斯特三十多岁时为逃避匪帮从芝加哥来到佛罗里达，那时候地价非常便宜，他把所有钱都用在了购买土地上。他百万富翁的名声已远播在外，现在仍在佛州拥有大片土地，还和两个孙子经营着鳄鱼场、宠物企业，运营都不错。首先，莱斯特豢养着佛州几乎全部的美洲鳄。由于人们过度捕猎，加之四处兴建的购物中心、高尔夫球场也侵占了它们原本的栖息地，野生美洲鳄濒临绝迹。但在莱斯特的淡水池里，美洲鳄还是很多的。漫步在郁郁葱葱的热带树林中，视线所及之处遍布着40英尺高的仙人掌、杨桃树、树皮上满是针刺的木棉树、榕树和其他叫不上名来的树木，都布满了苔藓（并不是真的苔藓，而是种气生的附生植被），我们经过豹子、秃鹫、张着盘子似的大嘴呱呱叫的玫瑰色篦鹭，以及许多栖居在奥里诺科河流域的动物。

“哦，看看这个，”乔治说，“杀手的喜悦。”鳄鱼池的一侧，一棵巨大的树垂下粉红色的花朵，像涂了色泽丰满的油蜡。“天使的喇叭。剧毒。只要一点就能让人昏迷。看看，有些花已经垂到水中了。”

我看着下面的鳄鱼，它们有长长的三角形鼻嘴，呆板的笑容，一副神情恍惚的倦容。曾经，它们遍及了佛州南部海岸，而今数量却减少到如此地步，只能在水泥砌成的堡垒里供路人欣赏。而这些都还是幸运的。它们中大多数看上去非常健康。它们体型硕大，四肢肥胖，脚掌很干净，趾头没有残缺，也没有硬痂；它们眼光纯净，尾巴尖尖的（没经过打斗磨蚀）；它们相互趴在彼此背上，像一块块熏牛肉那样，偶尔侧侧身，抬抬尾巴或把脚伸到有阳光的地方。我们走着走着，来到了一个布满美洲鳄的池塘。短吻鳄这个词源于西班牙语，本意为“蜥蜴”。听到了一些同伴发出的声响，有些鳄鱼直接抬起脚趾头，在同伴身上爬起来。

“这就跟有些人眼里的咖啡桌一样，不是吗？”安说道，“你知道，我曾在得克萨斯州看见一只鳄鱼爬到9英尺高的铁丝网围栏上。我认识一位女士，她经常去她家附近的河边把这只鳄鱼引到岸上，喂它吃厚培根块。有一天，这条鳄鱼自己爬过围栏，直接进了她家院子。最后他们不得不在围栏上装了铁丝。”

你是怎么向短吻鳄打招呼的？“嘿，短吻鳄！”一位年轻女士隔着围栏喊出来。这是不正确的。乔治和我心照不宣地对视了一下。我们用目光快速交流着。你想来做吗？不，你来做吧。他朝短吻鳄欠欠身，嘴里发出“呜夫，呜夫，呜夫”的声响，一开始声调很高，进而突然降下来，闭着嘴唇，用喉咙发出颤音。半数的短吻鳄都转过身来看他；有些精神高度紧张，已经蓄势待发了。有只鳄鱼离开了晒太阳的岩石，溜进水里。“呜夫，呜夫，呜夫，”乔治重复着，那只鳄鱼迅速游向他，敏锐地盯着我们。呼唤短吻鳄的方法有很多，捕猎者们都有自己的一套。他们中有些人说，只要闭着嘴唇，用喉咙发出颤音就够了。我曾听到过非常有名的（或者可以说臭名昭著的）亚马逊导游莫阿西尔·福特斯呼唤凯门鳄，他紧闭双唇，发出的颤音比起乔治的，更像大号演奏出来的。鳄类能发出很多声音，这与时节、情绪均有关，人也能模仿它们的许多种声音。但叫唤者有个共同点：他们要试着模仿小鳄鱼呼救的声音。刚孵化出的小鳄鱼声音很特别，在向母鳄鱼传达它们已经准备好前往开阔的水域了；或者，跟母鳄在水中时，它们遇到了危险需要帮助。任何种类的雄鳄和雌鳄听到这种痛苦的呼喊，都会出来庇护它们的幼崽，去攻击伤害它们的任何物体或人。一个鳄鱼发育至青春期的标志就是不再发出这种求救信号，而且对这种信号有所反应，不再做无助的孩子，取而代之的是展示成年人的力量。求救呼唤是它们一生的集合号令。我们仅仅是猜测，因为爬行动物处在进化阶梯的底部，它们不会担心自己的幼崽，但鳄鱼却是凶残的保护者。为了保护幼鳄，让它们屠龙它们也能干出来。

雌鳄也是非常棒的妈妈。这让很多人都吃了一惊，在很长时间里，人们都没发现，因为鳄鱼巢穴通常不好找，在诸如沼泽地之类的地方，鳄鱼也是极度羞赧的动物。但现在已有足够多的近距离观察者目睹了雌鳄与幼鳄的生活，有些人甚至拍摄下了那些镜头，无疑，它们非常温柔。雌鳄把卵产在堤岸的巢穴里，巢穴由泥土、树枝及其他它们所能找来的东西构筑而成。它们蹲在那儿能产下35个左右光滑如瓷的蛋。它们有时还把一只脚伸到下面，防止蛋滚落。然后它们站起来放哨，把一切外来者挡在窝外。平均孵化时长是65天左右。实际上，小鳄鱼没有区分性别的染色体。它们的性别是在卵孵化的过程中由温度决定的。人类有46个染色体，分为22对正染色体和1对性染色体，但直到鳄鱼卵产下2到3周后，决定性别的机制才开始运作，凭借的就是外界温度。94华氏度及以上就是雄鳄；86度及以下将诞生雌鳄。人们经常发现一整窝鳄鱼蛋，孵化出来的小鳄鱼都是一个性别的，或是一窝雌鳄鱼幼崽，只有最上面两三个蛋孵化出了雄鳄鱼，因为巢穴里大部分热量集中在上面，所以就那几只蛋孵出了雄鳄。许多因素综合作用，决定鳄鱼后代的性别。比如：母鳄鱼选择筑巢的地点、它选择在窝里产卵的位置。它可以把窝建在阴凉的地方，也可以把窝建在有阳光的地方，还可以把窝建在阳光和阴凉参半的地点。是环境和外在空气中的温度决定了小鳄鱼的性别；或者可以说，一定程度上这是由母亲决定的。雌鳄评估了鳄鱼整体性别比例，来决定在哪里筑巢。“周围当然有很多雄鳄了，”她可能就这样决定了。“我觉得应该把窝建在凉快的地方，多生些小雌鳄。”这个时候就不得而知了。然而，关于鳄鱼对气温的反应，人们已经掌握了不少资料。如果你在凉爽的地方孵化它们，它们长大了也会去找凉快的地方生活。低温下孵化的蛋要比高温下孵化的蛋颜色浅。

小鳄鱼的牙齿很尖利，能咬碎蛋壳，但有时候，母鳄鱼听到里面的呼唤，就用嘴轻轻含起蛋，用舌头和上颚挤碎它，这样就不会伤到宝宝了。要用它硕大有力的下巴含起蛋，再小心碾压，让幼崽平安地爬出来，这需要难以想象的精确和控制力。然后，雌鳄会带幼崽去水里，有时把它们放在张开的口中。人们极少见到雌鳄嘴里含着蠕动的幼崽到岸上。在水里，它们在妈妈周围游，或爬到妈妈头上、背上，晒太阳、休息，抑或是像一群小鸭子跟在妈妈身后似的。鳄鱼妈妈很小心，用鼻子蹭着它们，让它们紧紧挨着彼此，一边让它们学习捕食昆虫和小鱼。

有时雄鳄和雌鳄一起筑巢，在孵化期共同看守鳄卵。人们时不时会看到，小鳄鱼坐在大得令邻近的动物都害怕的雄鳄鱼头上。在鳄类家族里，有着不同的发声系统，雄鳄和雌鳄、雌鳄和幼鳄、幼鳄和成年鳄鱼求助呼唤等，都不一样。小鳄鱼爱游戏。短吻鳄跟企鹅及其他鸟类出奇地相似，你可以想象：它们筑巢，有亲密的养育行为，会呼唤配偶和幼崽。即便它们本身不会唱歌，也必定会发出充满韵律的声音和渴望。

短吻鳄生命中的第一年非常艰难。它们只有2英尺长
[1]

，其中3/4都活不下来，因为许多动物吃小鳄鱼——鱼、青蛙、水禽。一旦它们身量大了，就不再有这些问题了，但它们又要为大鳄鱼发愁了。小鳄鱼长到两三岁时，大鳄鱼会往四周驱赶它们，让它们去发现自己的领地、去成家。三岁的鳄鱼开始离家独自生活时大概只有3英尺半长。有时候人们会在路上、水沟等地看见它们。它们很快就能长到6英尺，那时就能繁殖了。对大部分爬行动物来说，尤其是鳄鱼，青春期何时到来，就看身量是否长大，而不是年龄。在野外，它们九岁或十岁开始繁殖后代，在北方地带（加州北部、南卡罗莱纳州等地），青春期要推迟，雄鳄大约十五岁开始繁殖，雌鳄要更晚一些，十八岁左右才开始。到了三十岁，雄鳄可能出现衰老迹象，对交配失去兴趣、掉牙后不再长新牙、皮变粗糙，甚至失明。但据说，很多人工养殖的鳄鱼能活九十多岁。

在野外，凡是能咬到的东西，都能成为它们的食物，包括它们小时候吃到的鱼和昆虫，乃至海龟、狗及许多其他小动物。跟它们的近亲鸟类一样，所有鳄类都要吞食叫作胃石的东西——一种有助消化的磨石。通常就是石头，也可能是金属或木材的碎片。人们曾在恐龙骨架里发现类似的胃石。有一次，在伦敦动物学会上，一位坦噶尼喀狩猎监督官展示了他猎杀的一只咸水鳄胃里的东西。包括“3只线圈臂环、11只黄铜臂环、1条玻璃珠项链、14只不同动物的腿骨和手骨、3个螺旋柱、几根豪猪刺、18根长短不一的骨头。”1950年，辛辛那提动物园的鳄鱼明星马克·安东尼吞下一只可乐瓶，动物园兽医给它做了手术，在它胃里发现了许多破瓶子、一些大理石、不同口径的子弹、1只瓷象和39块石头。

“乔治，你听说过的从鳄鱼胃里找出的最奇怪的东西是什么？”

乔治抓抓胡子，想了一会儿。“唉，我听说有一只饿死了，因为它吞下了一只泡沫聚苯乙烯枕头，占满了它整个胃。”

白鳄鱼极其罕见，它们有乳白色皮肤和粉红色的眼睛。坎贝尔有张小凯门鳄的照片，那只小鳄鱼是在委内瑞拉捕获的，进口到美国，又出口到了泰国。在那里，一位爱好者以一万美元高价买下了它。它得了白化病，眼睛是粉色的，全身像面粉一样白。不幸的是，这个极其罕见的标本没能在曼谷存活太久。（坎贝尔还拍下过一只患白化病的缅甸蟒蛇，它挂在一位年轻魁梧的大胡子爬行动物交易商身上，当时是在佛州的麦尔斯堡。）这样的动物都被当作交配的种公。动物园和收藏家光服务费就得花一万美元。因为他拍摄过白化病八哥、白化病海龟和好几种白化病的蛇——很明显患有白化病的动物——我把他推荐给了《白夫人》，莱纳德·邓伯金撰写的一部非常有趣的研究报告，内容是关于发现、收养白化病蝙蝠的。尽管我很想看看白化病大鳄鱼，却难抱多少期望了。

我问了乔治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还会养那么多鳄鱼吗？”

“不会了，”他边说边羡慕地看着那群美洲鳄，我们又回到了那个池塘边。“我现在收养的都是比较好操作的动物。其实，我这就要有一对微型马了。”

“别被它们弄伤膝盖，”我说，一边吃着莱斯特树上结的甜甜的杨桃。我们回到了麦尔斯堡，然后作别。

回到盖恩斯维尔，我住到了比文斯阿姆湖畔的一家酒店，湖对岸就是佩因牧场。在佛州，牧场就是沼泽、洪水冲过的草场，佩因牧场是国家保护区，绵延7英里长，两英里宽。牧场是鳄鱼的乐土，在比文斯阿姆湖和佩因牧场间，常有鳄鱼出没。我憧憬在野外见到它们，便在附近四处走动。我还听说，有时相关部门会把扰民的鳄鱼放生在这湖里。离岸不远处有郁郁葱葱的小岛，小鳄鱼喜欢爬过去晒太阳，但在当时的季节，它们应该在深水区（在那里，它们更能长时间保持温暖）。黄昏时分，我沿着湖畔湿地散步。高大的橡树枝干旁伸，探到水面上，沾上了西班牙苔藓。茂密的草丛成了鸟类筑窝的绝佳场所，也给鳄鱼提供了藏身的好地方。我把探照灯固定在了前额，让它的光线沿着湖岸扫射，但没发现什么异常，没有激光灯般的红眼。在暗处，人很容易忘记眼前的景象，觉得那不过是个沙丘，我试着想象奥古斯都那个年代，生活会是怎样的。在普林尼笔下，那时格斗者曾一天内杀了36只鳄鱼，仅为了取悦君主。据希罗多德记载，埃及人很喜欢尼罗鳄，鳄鱼一度被神化：“所有人都有自己养的鳄鱼；他们将玻璃、金制饰品挂在鳄鱼耳盖上，每天定期喂食。鳄鱼死后，人们会缅怀它，并将它的遗骸置于神圣场所。”考古学家曾在底比斯地下墓穴中发现数百具被做成木乃伊的鳄鱼尸体。但这种崇拜真正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还是在克罗克蒂诺珀里斯城：神职人员敬奉一只活鳄鱼为神，给它喝加了香料的热葡萄酒，并以烤肉、糕点喂食。当今世界仍有许多地区崇拜鳄鱼。当部落里有长者去世，族人们就火化了他，取一些他身上的长骨，用皮革包起来，带在身上去寻找鳄鱼，找到就让它吃下这些骨头。当骨头被鳄鱼吞下时，亡魂也便进入了它体内。从此，这只鳄鱼无论走到哪里，都承载着一个灵魂，并保护这个灵魂。如果这些族人杀鳄鱼，他们就等于消灭了长者的灵魂，而这些已故者的灵魂，本应在这世上继续游荡，在尖牙利爪的保护下长存。

次日清晨，我坐在阳台上，离湖面仅几码远。我喝着咖啡，看着湖面上的浓雾在第一缕曙光下慢慢散去。如果有必要，短吻鳄可以在各种场所生存。从理论上讲，它们可以如坊间故事里那样，在纽约城下水道里生活一阵子。那里够暖和，还有足够的老鼠作食物。它们能从食物中摄入维生素D；它们不需要晒太阳。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巡视员来到纽约的下水道，看到了一些短吻鳄，这件事被详细记录了下来。但它们无法在下水道内生存太久，顶多几个月，因为它们无法耐受沙门氏菌、志贺氏杆菌和大肠杆菌，这些在下水道里很常见。此外，短吻鳄的存活温度为78至90华氏度，凯门鳄为84至100华氏度。因此，如果它们溜进或被丢弃在下水道里，可能度过春、夏、秋三季都没问题，但寒冷的冬天对它们来说是致命的。那时待在下水道里将是件很痛苦的事。但短吻鳄对地势有自己的偏好。并且，湖就是个绝佳的栖居地，这一点毋庸置疑。在远处，几只水禽掠过湖面，像飞舞的纸屑。近处树枝上，一只美洲蛇鸟展开双翼，稳稳地飞向前方，像个交响乐团的指挥。美洲蛇鸟的猎物藏在水下，我能看到离岸不远处的一只，伸直了蛇一般的脖颈和喙。一只鸬鹚站在橡树枝上，振翅欲飞。当它的头转向一侧时，活像件普鲁士军装。一只鼻子上有条长长红杠的黑水鸡在岸边芦草间跳来跳去。这里，所有鸟都可能变成短吻鳄的美味佳肴。我拿着双筒望远镜望向水面，寻找凸起的斜面，那里可能有栖息在水下的鳄鱼。然后，我沿着湖岸搜寻，可能也有鳄鱼趴在那儿。水面荡起一朵涟漪，我定睛一看，原来是片落叶掉下来。头顶上一群白鹭缓缓盘旋而过，像一把太阳伞。流云静静地抚平水面，像有人用手平整弄皱了的织物，我趁着这个机会更加认真地观察水面。一只硕大的蓝色苍鹭开始从湖面上拍打翅膀，用爪子拨了拨水面，最后飞了起来。这种静谧正是鳄鱼喜欢的。天气一天天热了起来，之前在那五个渔民桩子上栖居的鸟儿开始飞到离岸较远的深水区。浮萍聚了又散。水面开始像天幕般闪烁。一块绿萍突然转弯，紧接着，我看到三小块在水面上凸了出来……是鼻子、头、脊背。坚硬的鳞甲从前额一直延伸到暗黄色眼窝和丰满、浑圆的鼻子。拱起背来，它就变成了坡度平缓的金字塔。从尾端到口鼻，刚好呈中心对称。它时而潜入水下，只露出鼻子和眼睛。它距离我不足20英码，与河岸平行着来回游戏，似乎一直关注着岸上。像只浮动罗盘，它旋转着，指着，开始指向南方，朝着一家俯瞰湖面的中餐厅，接着又朝东，指向我。我兴奋得浑身一阵酥麻。我一定是行善积德了，才能得到这样罕有的好机会。它是雄鳄还是雌鳄？我很好奇。时令尚早，就开始忙活起来了，它在干什么？突然，它毫无征兆地向后转身，潜入水中，也许它发现了一处温暖的地方，在那里，它将等来春天的魔法。到那时，它会同其他短吻鳄一样，跳出水面，带着头顶四五英寸的泥皮，茫然地坐在那里等一会儿，直到时机成熟，再开始觅食、晒太阳、求偶。不多时，这只鳄鱼就变成了视线里遥远的一点，径直游向对岸，那边没有房屋和道路，只有布满青苔的树丛和诱人的密林，偏僻且罕有人至。

“再见了，”我呼喊道。

[1]
原书如此，估计是2英寸的笔误。——编者注

第三章

鲸背月色

1990年2月的一天，我去毛伊岛机场去接罗杰·佩恩，机场里熙熙攘攘，但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因为在人群中，只有他看起来像是刚飞出战区。他左眼下面有一块半月形的瘀青块，前额上有一小块皮肤裂开，向后挤在一起，嘴唇上面发炎的伤口刚开始愈合。这周早些时候，一天晚上，罗杰在草地里散步，手插到衣服口袋里，出神地凝望着夏威夷夜晚美丽的天空，甚至忘了地上低矮的防坠石围栏，他还没来得及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就被围栏绊倒在地，直接脸面朝地摔了下去，眼镜也掉了下来，从鼻托那儿碎成两半。罗杰用“强力胶水”把眼镜粘了一遍又一遍，现在这副眼镜有一个镜片向前翘着，整个镜架也是歪斜的。之前我想象着在人声鼎沸、回荡着各国语言的机场，罗杰手拿红黄相间的鸡蛋花花环，闪亮登场，而现在看来这不可能了。但是，为了见到罗杰，我已经等了12年。12年前，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中旬，一天晚上，我在康奈尔大学贝利大厅听罗杰做报告。他讲解座头鲸的歌声，最后，还用大提琴二重奏来演奏这种歌声。不难看出，罗杰既是专家又是极具天赋的大提琴手，但真正吸引在座所有人的是座头鲸的歌声，嘎吱嘎吱，低沉浑厚，像呻吟声，又像印度传统曲调拉格，好似震动四座的男低音，美丽神秘，深入人心。

航站楼楼顶向外突出，遮挡了阳光，走出阴影，我们沐浴在阳光中。我们开车去基黑镇，酷爱鲸的安妮和杰瑞·莫斯夫妇在那里有一套靠海的房子。多年来，罗杰一直环游世界，记录分析座头鲸的歌声，研究其他鲸的生活习性。罗杰将鲸定义为“一种拥有水平尾翼以及喷水孔的海洋哺乳动物”（源自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因此鲸不仅包括通常意义上的鲸，也包括小型鲸，它们一般被称为海豚或鼠海豚。地球上所有的动物中，鲸的大脑最大，复杂程度堪比人类大脑。鲸有自己的文化和语言。鲸歌唱时遵循一定规则，而我们人类也在流行乐中运用这些规则。鲸拥有地球上最大的大脑，那么它究竟用大脑做什么？它为什么唱歌？它的歌声在表达什么？鲸的一切几乎都充满神秘感，人们迫切想要揭开这层神秘面纱。天地万物，很多生命形式的智力水平与鲸相当，我们渴望了解这些生命。鲸这种动物，就在我们中间，但它之于我们就如天外来客一样陌生。它们在海里悠然地跳着慢节奏芭蕾舞，游离于我们的视野之外。鲸的大脑到底有何种作用？鲸的音乐如何？这些问题困扰我许久。所以，即使之前从未与罗杰·佩恩谋面，但我了解他的兴趣所在，研究过他提出的一些问题，所以在我眼里，他就像是位老朋友。

开车转过弯，我们来到了一条滨海路上，从这里就能看到莫斯夫妇的家。他们的房屋坐落于海岛一角，周围簇拥着喇叭花以及各类叶子花，这座小房子还有自己的小沙滩以及蜿蜒崎岖的海岸线。杰瑞是A&M唱片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他刚离家飞往洛杉矶，但安妮和她妹妹凯蒂在家。安妮又高又瘦，外表漂亮迷人，气质超凡脱俗，像只小鹿，我们猜不出她的年龄。她曾是《时尚》杂志的模特儿（现在看上去仍像模特儿）。同安妮一样，她妹妹凯蒂头发金黄，苗条漂亮。凯蒂来自盐湖城，是名会计师。经过相处，我们才发现凯蒂有一项本领：本是工薪阶层之间的低俗笑话，但经她转述，就变得天真无邪，搞笑程度瞬间翻倍。罗杰和我计划租一艘佐迪亚克快艇，驾船出海去寻找鲸。每天清晨五点我们起床，打电话给国家气象局询问当天总体天气情况以及海洋天气情况，甚至还打电话给飞行员的飞行服务站，我们用双筒望远镜观测海域状况，海面依然波涛汹涌，泛起层层白色浪花，情况危险，我们不能冒险出海。海岛上空一直受低压槽控制，连日来，狂风大作，阴雨连绵。海面浪高达18英尺，狂风暴雨丝毫无减弱之势。我们无法出门，罗杰只得在水下开展工作，他在海岸边安置了浮标，浮标与水中的测音器相连；在莫斯夫妇房屋外面扯起了天线，与放置在客厅里的接收器相连。装置不停地运转，持续不断为罗杰记录鲸在这个季节的歌声，或接收多头鲸聚集齐声鸣唱的歌声。

罗杰身形高瘦，肩膀结实，手掌巨大，指甲修剪得干净整齐。他走路大步流星，身体微微摇晃，很可能是他去年做的膝盖手术所留下的后遗症。快走时，他的髋部就像水平仪上的两个平衡点。他头发呈灰白色，从中间靠左分开，头顶上头发稍显稀疏，即使刚梳过头，头发也像被风吹过一样。罗杰额头很宽，凝神思考问题时，上面会出现四条分布均匀的皱纹；他的眼睛为黄褐色，但看起来经常呈棕色而不是绿色；他的鼻子小而干净。熟睡时，他像五十岁左右的人，脸面平静安详；活动时，他如同二十岁的青年，脸上显露嬉戏淘气之情。他曾在户外工作长达数月，皮肤晒得黝黑，但仅浮于表面，就像人们不小心被晒黑一样。罗杰的衣服刚被清洗熨烫过；他下身穿灰绿色裤子，其中一个裤腿上布满了各种小洞；上身穿着蓝色衬衫，上面两个口袋被磨损。讲话时，他时不时操着布鲁克林口音，强调这事或那事太愚蠢；但正常说话时，他的声音洪亮平稳，犹如歌唱家，他的确擅长合唱歌曲。很难确定他说的是哪里的方言。方言可以是世界的，可在不同阶级和文化之间随意转换。受其影响，罗杰说话时所使用的词汇各种各样，包括科学术语、60后的特有用语、文学典故、音乐术语、表示诗歌意象的用词、随意直接的诅咒用词以及那些出于礼貌而被修饰润色的词语。罗杰也说俚语，像“groovy”（意为“绝妙的”）或者“bozo”（意为“家伙”）；他的有些用词颇具美国南方乡村特色，例如“right quick”（意为“立刻，马上”），就像英国情景喜剧《阁下爱上鸭》中的一些感叹词；他用真诚由衷的“保佑你”来表达感谢；告别时，他出人意料地使用“Let’s blow this Popsicle stand”（美国俚语，意为“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在罗杰口中，这些风格各异的用词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毫无违和感。他有时会下意识地说：“That sucks the big one”（美国俚语，意为“那简直太糟糕了”），而下一秒，他就说出一连串经过精心润色的惯用语。有些情况下，人际关系微妙，需谨慎处理与他人关系，此时他的语气又悄然变化，听起来随意又不失敬重，感情浓烈又不失温暖平顺，就像喷涌而出的火山熔岩。罗杰的父亲是名电力工程师，就职于纽约的贝尔实验室，他父亲总是心不在焉，对此，罗杰从不讳言。他祖父曾是伐木工；母亲是名小提琴家和中提琴手，他经常坐在一旁，观看她和朋友们演奏弦乐四重奏曲。罗杰母亲婚前是纽约曼内斯音乐学校的音乐老师。

数日来，房屋和海上一艘船之间的电话一直铃铃作响。罗杰现在的身份为“长期研究所”的主任，该研究所位于马萨诸塞州的林肯市，附属于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他一直想得到那艘装有定向声呐的船只，但它的状况很差，亟待修缮，而维修费用高得惊人。现在看来，我们可能得到的船只体积较小，但可用性更高。这艘新船造于斯里兰卡，高达46英尺，配有定向声呐和定向水中测音器，船体上嵌入了10盏卤素灯，用于夜间航海照明，该船还配有其他一些令人称心的装置。罗杰一直在协调去往以下各地的旅程，包括日本、厄瓜多尔、阿拉斯加以及夏威夷；他希望考察世界各国对于鲸的研究状况。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呼吁人们停止商业捕鲸。10年后，也就是1982年，世界捕鲸委员会宣布禁止商业捕鲸。但直到1986年，世界捕鲸委员会的禁令才生效，而且该禁令也存在漏洞，即国家可以“杀害、活捉或者处理鲸以用于科学研究”。日本一直肆无忌惮地利用这一漏洞捕鲸，挪威也是如此。所以，罗杰还要花费很多时间去拯救濒临灭绝的鲸。在他的生活里，处处喧闹，一片混乱，他肯定觉得自己生活在查尔斯·艾夫斯那充满各种音律、杂乱无章的交响乐曲中。他最近的研究重点是座头鲸的歌声以及露脊鲸的家庭生活，但所有类型的鲸都能激发他的兴趣。目前科学家对鲸知之甚少，他们尚且如此，其他人对鲸则更是一无所知。

如果你让某人画鲸，她画的极可能是抹香鲸，它头部巨大，又圆又胖。抹香鲸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一书，该书的主角是抹香鲸。与其说《白鲸》是著名小说，不如说它是一部有关鲸的论文。事实上，鲸的形状、大小以及颜色各不相同。鲸大致可分为齿鲸（齿鲸的学名为Odontoceti，源于拉丁文，表示“tooth”牙齿和“whale”鲸）和须鲸（须鲸的学名为Mysticeti，源自拉丁化了的希腊文，该词对应英语中的“whale”）。齿鲸包括抹香鲸、海豚、逆戟鲸（也被称作虎鲸）。齿鲸只有一个外喷水孔，随着不断进化，这一外鼻孔也转移到了头部前方。正如蝙蝠一样，齿鲸通过回声来确定位置、测量距离，它们使用声呐来观察世界，寻找猎物并在头脑里绘制水下地形图。齿鲸用牙齿捕捉并抓紧猎物，例如鱼、乌贼和虾。它们将猎物整体吞下，所以对齿鲸来说，牙齿的功能不是咀嚼食物而是捕捉猎物。

相比之下，须鲸无牙齿，但却拥有上百枚须板，这些须板排列紧密，富有弹性，成份为角蛋白，与人类手指盖的成份相同。它们自上牙龈处向下生长。须鲸喷水孔也就是鼻孔，有两个，左右对称，位于头顶。有些须鲸科目成员可边游进，边平静地进食；当在海面水平慢游时它们嘴巴张大，外边缘平顺光滑，内边缘布满刚毛，因此须鲸巡游时张嘴所吸进的水可自由流过嘴部，但磷虾、浮游生物以及群游的鱼群都被卡在嘴里。须鲸科目其他部分成员的喉部有褶皱，被称为“喉腹折”，因此它们嘴巴张得更大，像旅行袋；进食时，身体侧向一边，一次吸入大量水，扩张喉腹折，将水挤出上颚，水被挤压出去后，食物就留在它们口中。

鲸可分为齿鲸和须鲸两大类，之下又可分为77种鲸和海豚，所有这些物种都栖息在地球上。露脊鲸，属须鲸亚目，它们命运悲惨，后有好转，但为时已晚，令人痛惜。英语中，露脊鲸叫做“the right whale”（right表示正是的；恰好），因为捕鲸者认为“它们正是他们的捕猎对象”。新来的捕鲸者对鲸的种类一无所知，他们只能观察，看到一头鲸，他们就询问它是否是合适的捕猎对象。露脊鲸由此得名。与大多死去的鲸不同，露脊鲸被捕杀后不会沉入海底，而是浮在水面。打斗中，它们也不会顽固抵抗，其鲸须极具价值。目前，露脊鲸已成为濒临灭绝的鲸类之一，它在人类事物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自古以来，人类导致很多动物物种灭绝，其中每种物种只在地球有限区域活动，或是一个岛屿，或是群岛，抑或是一个大洲。人类历史中，我们还从未灭绝过一种真正世界性的、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动物物种。罗杰在饭桌上阐释道：“我们捕杀露脊鲸致使其几乎灭绝，这是我们离灭绝世界性物种最近的一次，如此之近以至于露脊鲸几乎绝迹。这一事件代表了一个新的基准，历史新低，因为这是人类对地球所做的最不负责任，最残忍的事情。我们这一代正在努力阻止露脊鲸灭绝，这表明我们最终还是觉醒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露脊鲸成为人类处境的一个重要典范。”

灰鲸，也属须鲸亚目，1700年末在北大西洋绝迹，原因是巴斯克捕鲸者的捕杀，正是这些捕鲸者在西方建立了远洋捕鲸业。目前几乎可以确定，首先发现美洲大陆的不是哥伦布，而是这些捕鲸者以及北欧海盗。罗杰开玩笑称哥伦布真正发现的是“公关关系”。19世纪，人们在北太平洋正式“发现”了灰鲸，灰鲸被称作“恶魔之鱼”。当时，身为自然学家的查尔斯·斯卡蒙船长在下加利福尼亚半岛的礁湖发现了灰鲸主要的繁殖地，这位船长开始疯狂地捕杀灰鲸；灰鲸杀死了几名船员，并在短时间内捣毁了他所有的船只。但现在，灰鲸却因“友好鲸现象”闻名于世。紧靠下加利福尼亚半岛的斯卡蒙礁湖附近有一个被称作圣伊格纳西奥的礁湖，1977年，这一礁湖里的一头灰鲸变成了“长久友好的”（正如罗杰所说的）鲸，所有观鲸船上的乘客，只要能找到它，都可以去抚摸它，而它也乐意配合。接下来的几个季度里，友好鲸的数量激增，如此之多以至于所有想要抚摸鲸的人都能如愿以偿。尽管没有人统计，但在上个冬季，有上百头鲸主动靠近观鲸船，寻求宠溺与爱抚。目前来看，寻求宠爱已经成为灰鲸文化的一部分，它们通过相互学习能习得这一本领。冬天，灰鲸大量聚集在这些礁湖中，所以这里经常会刮起大风。如果有一头灰鲸靠近观鲸船，船上乘客将会感觉到有大风推着他们在海面上航行。这头灰鲸不会一直随风而行，而是不停转弯，以求与船同行；它也会露出肚子，让游客给它抓痒。一天之内，这种情形多次出现，一船又一船的游客俯下身来去抚摸灰鲸。开始时，友好的灰鲸吸引了大量游客，但很快情况反了过来——游客的出现吸引着灰鲸们，它们会主动寻找观鲸船只。灰鲸们会突然冲出来，甚至会撞到船上，紧接着它们会像小狗一样翻过身来，腹部朝上，因为它们喜欢人们的轻拍、抓痒和抚摸。罗杰认为灰鲸是典型的例证，证明我们对于鲸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想象一下，这是恶魔之鱼，是恶毒的动物，它有着深仇大恨，它要去杀害人类，而就在那时，它要去杀害的人们试图拿着投鱼叉去掏空它的心脏和肺，致使它体内流血直至死去。应该说这并不能完全表明鲸具有进攻性。我们把灰鲸命名为恶魔之鱼，但事实上它们对我们非常友好，我们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呢？”

须鲸科目下有5种类型的鲸——鳁鲸、布氏鲸、小须鲸、蓝鲸以及小露脊鲸，它们有着亲密的亲缘关系。这5类鲸的体平面相同，体型则从小型到中型到大型不等。小须鲸体型最小。小露脊鲸为稀有生物，我们对其知之甚少，它与小须鲸非常相似，甚至在野生环境下，就连科学家都难以辨认出一头鲸是否为小露脊鲸。但蓝鲸比较容易辨认，因为它是地球上生存过的体积最大的动物。蓝鲸身长可达100英尺，其舌头的重量相当于一头大象的体重。蓝鲸要完成低头这一简单的动作，也就是，在水里从平游到直立，首要条件就是水深要达到100英尺。蓝鲸做这一动作也即倒立时，从它的鼻尖潜入水中到尾尖直立在上，要经历三个不同的气压层。蓝鲸的心脏重达数吨，在捕鲸船上，需6位壮汉用上剥皮钩才能将其心脏拽出，其心脏的主动脉非常粗大，大到孩子都能从其中爬过；主血管之粗可堪比污水管，可供一只三文鱼在里面自由游动。

蓝鲸发出低沉、低频率的鸣声，声音可传播至很远的地方。海洋传递声音的方式奇特，超乎想象。海洋中有一层水域被称作声音深通道，声波被存储在这一通道中，可进行长距离传播，声波不断弯曲、跳动返回到通道，在这一过程中，声波的能量不会流失太多。在这些情况下，鲸的鸣声可传播到500英里远的地方，之后才融入到背景噪音里。但船出现之前的几千万年里（蓝鲸99.9%的进化都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完成的），鲸的鸣声可传播到数千英里之外的地方，因此，两头鲸，虽分处同一大洋两端，但仍能保持联系。它们的联系内容不需要是复杂的谈话，也不是闲聊，而是简单的信息交流，它们会告诉对方在哪里能找到食物。如果一头鲸处于饥饿状态，它可能保持安静；如果它吃饱喝足，它可能发出声音。所以，对一头饥饿的鲸来说，它所需要做的就是朝着声音最大的方向游去。如果一头鲸的食物过量，它会与同族的鲸分享，这对它也有好处。因为到下年，它的同族会回报它的分享。

最后是座头鲸。座头鲸的鳍肢又长又白，如同船桨，尾鳍巨大，其上有斑纹，像指纹一样独特。尽管如此，对座头鲸来说，最显著的特征是唱歌，因此，人们可轻易捕捉到它。座头鲸的歌曲复杂又动听。一只小鸟的歌唱方式是唱完一首歌，安静下来，之后可能重新开始另一首；但是一头座头鲸的歌唱方式是持续不断，没有停歇，歌曲长且复杂。座头鲸俯冲入水时，背部完全向上弓起，像是驼背，故名“座头鲸”。呼吸时，它像是在玩杂技。有时，它会翻过身来，侧着身体游动，在水面上挥舞着一只长长的鳍肢。其他时候，它又会从水里钻出来，脑袋露在水面上，四处张望，这一动作被称为“浮窥”。进食时，座头鲸先做环形游动，形成封闭漩涡，同时吐出很多气泡，这些气泡最终形成一张气泡网，将磷虾群或鱼群团团围住，群里的磷虾或鱼受到水泡的惊吓簇拥在一起，此时，座头鲸逼向气泡网中心，张开大嘴，一口吞下网集的磷虾或鱼。

鲸为哺乳动物：它们能在空气里自由呼吸，孕育幼鲸，用乳汁哺乳它们，而且它们长着毛发。通常，人们认为鲸没有毛发，但它们却拥有少许腮须。人们通常认为鲸摆动它们那厚厚的鲸脂以保持体温，但事实上对于一头鲸来说，最大的问题是降温。我们可以把一头鲸的身体比作一个房子，房子里有一个巨大的炉子，但是里面却没几个散热器。如果一头鲸在近赤道的温暖水域里运动，它会因体内过热而死去。如果它飞速游进，拼命追捕猎物，它的体温将会急剧升高，几乎到了要爆炸的程度。在南极，人们捕杀一头鲸后，会用一把锋利的长剥皮刀将它的身体切开。这头鲸的体腔被从头到尾地切开，目的是用冰水彻底清洗它的身躯。之后，人们首先将其尾部拴在捕鲸船的船头，再将其拖拽到加工船上对其进行切割。如果这一过程用时太长，或这头鲸在冰水里停留过久，即使躺在冰水里，它体内的腐烂物也会释放大量热量，将其骨骼烧焦。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这头鲸就被叫作烧焦的鲸。想象一下：一头被开膛破肚的鲸躺在冰水里，尽管如此，它释放出大量的热量，以至于它的骨骼都“被烤熟”了。

大多数座头鲸生活在赤道附近，它们的降温方式为潜到深海，深度超乎人们想象。座头鲸俯冲到深海，到达水温接近冰点的水域，在这里，它们吞食乌贼或大型鱼类，有时一口能吞下整个鲨鱼。座头鲸所在的深海区气压大得惊人，几乎一片漆黑，但它可以像一艘宇宙飞船那样在其中遨游，缓慢地游过一片片冷光鱼群。这是一个我们难以想象的世界。也难怪鲸看起来魔力十足。

罗杰手足伸开躺在一块小毯子上，调试接收器，鲸的歌声随即回荡在整个房间，听起来超凡脱俗；虽然他看不到歌曲创作者，也就是鲸，但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鲸一直陪伴着罗杰。他非常幸运地拍摄下了很多座头鲸的照片，通过歌曲乐节，他能辨别出其中一些座头鲸，但大多数时候，他倾听鲸歌时，无法看到鲸或猜出是哪头鲸在歌唱。从这种意义上讲，这些鲸歌就像吟游诗人的唱诗，中世纪时，他们四处传唱相似但又令人难忘的歌曲。

鲸为什么歌唱？其中一个理论认为：对座头鲸来说，歌曲的作用就等同于其他动物犄角的作用。歌声最悠长且富创造力的雄鲸能打败其他雄鲸，成为最受异性欢迎的鲸。还有一个理论认为：鲸歌更像孔雀的尾屏，拥有最强歌声的雄鲸对雌鲸有着最强的吸引力。但这两个理论无法解释鲸为什么修改歌曲。我在想鲸修改歌曲的原因可能与人类一致，例如只是为了力求多样化，或是新增神话或民间传言，或是出于某种情感躁动，或是作为一种提升群体感的途径，或是只是一种表现形式，或是代际之间进行区分的一种方法，或是向同伴传递新信息告知它们环境变化的途径，再或者是缘于一些如同时尚一样古怪的原因。不同鲸的生活区域相隔甚远。可能鲸的歌唱就像牧羊人在不同山谷之间传递讯息所用的口哨或歌声（真假音急变互换的歌唱，无歌词），或者只是因为鲸唱歌能够消除它们大部分的孤独感。

我问罗杰：“鲸修改歌曲的原因是否与人类相同，它的修改方式是否聪明？”

罗杰透过眼镜瞥了我一眼，继续那需要特别小心处理的焊接工作，然后说道：“拉蒙特·多尔蒂地质研究所位于纽约州帕利塞兹丘陵，前所长莫里斯·尤因联合其他科学家将细节和事实真正综合在一起，最终提出了板块构造论。而关于鲸修改歌曲的原因，莫里斯提到了他所称的‘残酷的事实’。其中一个残酷的事实恰恰与你所认为的合乎常理的想法或意向相反，但你还必须得去注意它，还要意识到这一残酷事实给你提供的信息虽然出人意料，但极富说服力。有些关乎鲸的残酷事实让我们很难弄清鲸歌的主题。鲸歌极其复杂、年年有变，同时也非常优美动听。对于我们而言，这些歌曲会让我们内心澎湃，情感迸发——听鲸歌时有些人甚至会哭泣。但是另一个残酷事实是鲸歌单调枯燥，它们总是无休止地重复着。对于一位漫不经心的听者，它们或许不那么单调，但如果你坐在那里，倾听鲸歌长达一个季度之后，你会极度厌烦所听到的变奏曲。一首鲸歌连续几年都未有很大变化，所以记住：无论这首鲸歌的意思如何，它所传递的信息定是单调无变化的。”

房间里回荡的一首鲸歌好似一首男低音歌曲，悠长又有颤音，隐秘深邃，萦绕心头，久久不能散去。房屋里的门嘎吱作响，像是抛弓法（提琴等乐器的）弹奏出来的低吟声。一切看起来正常有序，但空气里某个地方传出一个微弱的声音，像是玻璃发出的嘎嘎声。鲸歌冲劲十足，抑扬顿挫，令人神魂颠倒，它怎么能单调枯燥呢？对于受过训练的听者而言，他能依据熟悉的乐节预测出接下来鲸歌的曲调，就像我们可依据一首著名乐曲的主旋律预测出歌曲一样。这让我想到了印度的拉格曲或巴赫的赋格曲，它们多种多样，但是对于一些专家而言，这些曲调听起来重复单一。

我问罗杰：“在您看来，从美学的角度上讲，鲸歌的单调性是否会降低它们给鲸带来的愉悦感？”

“不会，当然不会。一位少年会重复播放一盒最新发行的重金属音乐磁带，甚至能重复300次，直到磁带被消耗殆尽或者被消磁，还有比这更单调枯燥的事吗？答案为否，如果你熟悉并经常听流行乐，你会发现：很多广播电台会在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重复播放‘十大金曲’。但这并不影响金曲的美感。我想弄清楚的是：从进化的角度看，鲸歌的单一性对鲸带来何种好处？当然，回答这一问题并非易事，正如我们也很难解释人们为什么唱歌。对摇滚音乐家而言，摇滚乐的单一性大大提高了歌曲再造的适合度，”罗杰笑着说，“但是我们并不都是摇滚乐家。”他依次慢慢地伸展左右长腿，靠着一只阿富汗猎狗站了起来，走进一间发电的小套间，去检测另外一台接收器。房间里，保险丝、电线和线路错综复杂，在这中间放着一堆堆由A&M唱片公司出版发行的“新时代音乐”专辑。罗杰用一只手操纵着控制面板上的一个旋钮，同时一只耳朵专心地听着鲸歌，之后再回到布满电线、盒子和螺丝钉的毯子上。

我说：“假如人类演化出了两种交流方式，一种交流方式直接并关乎情感，即音乐；一种交流方式具有分析性，关乎言语，我们称之为语言。”

“你说的正是我要表达的。我喜欢这个观点。能注视着某个人，为他唱歌，歌声唤起内心深处一种特定的情感，他和你感同身受，那是多么美妙的事。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确实会有这种感受。比如当看到有人哭泣，我们也有冲动想和他一起哭泣。或者如果我们看到某人打哈欠，我们可能也会跟着打哈欠。这样的感受有助于协调群体中成员的行为。我唱过很多合唱歌曲，有些歌曲我最喜欢，这些歌曲中，你要长时间反复唱‘发-啦-啦-啦-啦’，或者你也会重复着‘tiddly-pum，tiddlyum’p。这些音调没有任何意义，但却恰到好处。从艺术的角度讲，这些重复的音调意义重大，不可或缺，人们能够喜爱它们并能铭记在心；有的歌曲没有歌词或任何直接意义，但仍富有内涵并传唱至今；它们都单调重复。这就好比你每天坐在那里一遍遍地讲着一个故事，或是关于严重的心理创伤，或是关乎刻骨铭心的爱情，也可能关乎极为丢脸之事，同时，你身边的人也在讲着同样的故事。”

我说：“鸟儿和其他哺乳动物不总是改变它们的歌曲，它们也非常适应这种不变性，那为什么对于鲸来说，修改歌曲如此重要呢？”

“对这个问题，我现在能想出还只是一种半成熟的答案。可以这么说，例如如果一头雄鲸创作了一首能够吸引更多雌鲸的歌曲，该地区的其他雄鲸很快意识到乔（即前文所提到的那头雄性鲸）创作的歌曲好于它们的，所以它们按照乔的歌曲修改自己的歌曲。这样一来。乔就失去了原来的优势，而其他雄鲸或者乔则会继续尝试不同版本的歌曲，无论持久与否，目的都是吸引更多的雌鲸，从而在竞争中取得优势。”

“所以我们不理解鲸唱歌的原因，但我们知道唱歌的只有雄鲸，对吗？”我想象着海洋里到处都是帕瓦罗蒂（世界著名的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

罗杰笑了。他说：“关于这点，仍旧存有疑惑。我们监测过35头唱歌的鲸，可确定它们为雄鲸，但有一头我们无法确定。格雷姆·埃利斯是位非常可靠的观察家，他曾观察过一头成年鲸与一头幼鲸，歌声来自于其中的成年鲸。格雷姆潜入水下去观察它们，他发现这头幼鲸游到成年鲸身体下面，看起来要去吃奶，成年鲸释放出了看起来像乳汁的液体。根据成年鲸喷出的这团乳状物，可确定它是一头雌鲸。但问题来了：尽管作为观察家，格雷姆经验极其丰富——而且我完全信任他所描述的根据其肉眼观察到的表面情况——但是我也是个经验丰富的观察家，却很多次都被用肉眼观察到的鲸的行为骗得很惨，所以我知道任何人都可能受到鲸的愚弄。例如，在阿根廷，海边悬崖峭壁随处可见，你可以坐在峭壁边，低头直接观察水里的情况。我曾坐在悬崖边，看到水里有一头雌鲸和一头幼鲸，在我的视野范围内，这两头鲸周围没有其他鲸。突然，我看到水里出现了一头雄鲸，就在那两头鲸旁边。这头雄鲸与雌鲸和幼鲸一起嬉戏玩耍，这一过程大约持续了5到10分钟，之后这头雄鲸没有喷水就游走消失了。格雷姆大部分时间是在海岸边或船上观察鲸，对于像他这样的观察家而言，这头雄鲸不在视野范围内——没人看到这头雄鲸接近或离开。我之所以能看到这头雄鲸，唯一的原因是我坐在峭壁边，位置高并且视野开阔。我认为很有可能有一头雄鲸游动在格雷姆所看到的雌鲸和幼鲸的下方水域。但格雷姆称：当雌鲸回到水面，声音强度减小，当幼鲸接近水面，声音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一发现极其重要，如果你用放置在浅水区的水听器去监听鲸歌，由于靠近水面的水温较高，当歌声传到温暖水域时，其大部分声波都会被折射到水下，因而歌声传不到水听器。因此，当鲸在水面之时，它的歌声听起来非常微弱，当其潜入水中时，它的歌声将直接传递到水听器，声波不会受到折射，因此歌声听起来更加洪亮。现在存在两种可能，我仍不能确定：一是水下可能有一头唱歌的雄鲸位于格雷姆视野范围之外；二是歌声可能来自幼鲸，但每当那头雌鲸靠近水面时，身体都恰巧处于格雷姆和唱歌的幼鲸之间，阻挡了他的视线。另一方面，格雷姆可能完全正确——雌鲸也有可能唱歌。即使是刚孵出的小鸡，如果被注入足够的睾丸素，它也能像公鸡那样啼叫。很多鸟类中的雌鸟，如果被注入适量的雄性荷尔蒙，它们也将唱出一首雄鸟之歌。这种情况可能也适用于鲸类。一头雌鲸，如果体内有足够量的雄性荷尔蒙，它可能也会唱出雄鲸的歌曲。或者还有一种可能性：唱歌的其实是那头幼鲸，而它是雄鲸。”

我们不知道座头鲸如何发声。对此，鲸生物学方面的权威专家威廉·谢维尔曾经开玩笑说：“可能它们靠摩擦发育不良的后肢发出声音吧。”据目前所知，座头鲸的肋骨就如六角手风琴，鲸须像口袋梳。就这个问题，我向罗杰刨根问底。

“难道它们没有喉部或气管？”

“之前我们一直认为鲸甚至都没有声带。但现在我们获知在某些特定的齿鲸体内有与声带极为相似的器官。”

“它们有没有气囊？”

“它们拥有所有你能叫出名字的气囊。它们气管的一部分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发声。它们体内的气管体系极为高级，这一高级系统可以支撑任何你赞同的用以解释齿鲸发声方式的理论，但目前，所有其他理论也能解释鲸发声的原因。我们只是不清楚这些声音来自哪里。鲸的声音就如音乐中的序列，悦耳动听，它们由一个基于空气的体系——也就是充满空气的封闭管道——生成。”

有段时间，鲸的声音不是嘎吱声或是低吟声，而是变成了砰砰声，如同单簧管发出的声音。我接着提出：“鲸的体内有没有其他管道，比如像气笛或长笛那样？阿兹特克人就拥有种类繁多的气笛和长笛，这些笛子内部有窄道，或充满空气，或盛有水和其他液体，这类乐器因此能发出不同的声音。”

“鲸体内确有像气笛的管道，但没有像长笛的管道，因为长笛管道末端封闭。但鲸的发声机制多种多样，它可以运用任何一种来发声，很明显，其中一些声音是一连串的有节奏的脉冲气流，产生速度极快，以至于你我都将其看作一个基音。例如，钢琴上基音A为440赫兹，我们通常认为这种类型的声音由长笛发出。但如果每秒钟接收440赫兹声音波，你也能听到悦耳的A调。你所听到的声音实则为声音波的产生频率；这一频率是钢琴上的A大调。如果频率为238赫兹，你会听到中央C音。”还有一系列隐藏的可能性，罗杰则忽略不计，然后他说道：“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一头鲸唱歌之时，无空气释放。”

“真神奇！”

“我们这个时代，存在很多有趣的未解小事，而这属其中之一。”

屋后走廊紧挨着海岛一角，绿草油油，一大块火山岩坐落在此，岩石上蕨类植物丛生，丛中有一团熔解晶体，晶体附近则是罗杰早前搭建的天线。罗杰走到屋外，去调试天线。安妮说出于对野生海豚的尊重，她在屋外的私人沙滩上放置了一个能吸引它们的晶体检波器，对此，我没有深究。棕榈树之间搭建起了两个白色的绳索吊床，屋外的露台鲜花朵朵，躺在吊床上，我们沐浴在熔岩和其他岩石之中。海天交际之处，白云厚重，层层烟雾骤起。一头鲸在唱歌，犹如一头嚎叫的雄狮，歌声震惊四座，同时，我们开始做饭，饭菜都是临时准备的，有土豆泥，西兰花，沙拉和冰淇淋。安妮今天新穿了一件运动衫，上面的图画为一对座头鲸母子，栩栩如生。房屋内有错层，装修极其精致，屋内处处摆放着绘有鲸的远古雕塑和图画。无论是屋内的雕塑、图画，抑或是视频，都以鲸为主题。凯蒂手戴一枚银戒指，上面画有两只盘绕在一起的海豚。罗杰将之前搭建的长八木定向天线拆卸下来，找了一个更好的位置：在房屋一侧，靠近一棵大树。这是一种瞄准天线，指向目标为距离海岸300码、价值700美元的浮标。罗杰希望能利用浮标记录鲸在一周内的歌声，制作出独一无二的鲸歌专辑。屋外的草地上，咬人的毒蜈蚣众多，掀起层层波动，罗杰进屋后紧紧地关上纱门，防止毒蜈蚣进屋，一场既怪异又熟悉的音乐会正在进行，我们坐下来开始吃饭。

一天早上，海面波涛汹涌，海浪甚高，尽管如此，我们来到屋后的海角上，站在那里，用双筒望远镜紧贴双眼，在海天一线处寻找鲸。事实上，我们寻找的是“喷潮”，它指的是鲸在露出水面呼吸时喷出的一团雾状的水柱。除“喷潮”之外，我们还有别的线索来确定鲸的存在以及种类。例如鲸在翻身时，其尾片或鳍肢会在水面产生大量白帽浪，观察者已经学会通过白帽浪来寻找鲸。座头鲸翻身时，其尾部高高露出水面，后缘处有一个巨大槽口；露脊鲸尾片宽大，形如嘴唇，有一个浅槽口。研究鲸的科学家们还通过水下不断变化的颜色来判断，比如，在靠近水面处，座头鲸的尾片呈浅蓝色。他们也可以通过水面的“足迹”来寻找鲸，“足迹”是指鲸在靠近水面处游泳时在水面上所留下的环形浪花，看起来像顺滑的脚印一般。还有一种判断鲸的线索为背鳍：虎鲸背鳍高耸直立，南极露脊鲸则没有背鳍。但要判断鲸的种类，最常用的线索还是“喷潮”，因为不同的鲸，其“喷潮”也不同，即使相隔甚远，我们也能看到“喷潮”。南极地区空气干燥，蓝鲸的“喷潮”细长，距海面可达100英尺，可见时间长达30秒。座头鲸的“喷潮”向前倾斜，偏向左，容易辨认。露脊鲸和弓头鲸拥有两个对称的喷水孔，故其“喷潮”呈V字形，且雾气很大。

摩洛奇尼岛形如月牙，横跨在莫斯夫妇家所在的海湾，该岛南部的角上有一片呈锲形的水域，罗杰指着那片水域，叫道：“那儿有一头鲸，它正在沿着小岛向北游动。”

很快，我看到了座头鲸的标志——粗矮的“喷潮”。很久之前，海员们认为鲸的“喷潮”有毒，其中硫黄石和硫黄混合在一起，具有强腐蚀性，任何冒险靠近的人都能被其撕掉皮肉。原因可能是：鲸受伤后，进入到肺部的血液会污染它最后的呼吸，使其散发出腐臭味。而据有些近距离感受过健康鲸“喷潮”的科学家称，他们感觉像是被一层薄雾笼罩；还有些科学家称他们闻到了淡淡的麝香。

云开始再次聚集，为了保暖，保证自己不被水打湿，我们在泳衣外又套了很多层衣物，并将绿色垃圾袋套在自己身上，在头部和胳膊处钻了洞，以便头和胳膊露在外面。此时，天空如同凝结了的牛奶，地平线处，乌云密布，大雨在即，如同一张巨大的蓝色面纱悬在那里。除罗杰我们一行人外，没人能够疯狂到在这种天气下出海。罗杰驾驶着佐迪亚克快艇朝着起伏的波浪前进，驶向摩洛奇尼岛，我们知道那里至少有一头鲸在歌唱。那歌声将是多么洪亮啊！摩洛奇尼岛形如新月，样子十分可爱，据说如果该岛附近水域有一头鲸在唱歌，它和听众所处的位置恰当合适，那么鲸的声音传到听者处还会反射回来，产生回声。我们驶离海岸越远，海浪越高。海浪之高足以让罗杰随时停船，他利用停船时机，教我如何重启熄火的船；他将油门杆和船舵交给我，确保我能保持直线或环形行驶。罗杰并不想在船上被海水打湿，但海风很可能恰好钻入佐迪亚克快艇下方，将其掀翻，随着水流前行很长路程。我们继续保持高速行驶。回头望去，天空中乌云密布，如同一张淡蓝色的窗帘，正慢慢靠近毛伊岛北端。风劲又开始增强，波浪愈发汹涌，奔腾的波浪犹如一匹匹脱缰的野马，从口中吐出层层白色浪花。一波海浪袭来，海上出现漩涡，如同一只大碗，波峰过后，这只大碗边缘变得愈发陡峭，我们就顺势滑到波底。罗杰倾斜着船，穿过一波又一波巨浪，就像一位冲浪运动员在一个大浪上驰骋，熟练地调整冲浪板，从一个波峰越到另一个波峰。南乔治亚岛附近海域以及南极附近的海域，同样波浪汹涌，在那里我也乘坐过很多佐迪亚克船，但那里的驾驶员都不如罗杰的驾驶技术高超。深蓝的巨浪此起彼伏，上涨与下落的波浪定时交汇，形成阵阵类似山谷样的波浪谷，我们顺着这些巨浪的一侧滑行，在波谷之间穿梭。海水泛着白色浪花涌上了船头，又来一个巨浪，船头又一次被海水淹没，这时，罗杰突然转弯90度，驾船驶向海岸。再继续前行，已经非常危险，这样做毫无意义。靠近海岸航行，海面相对平静。罗杰突然决定返航，这令我十分惊讶，但我很快意识到这艘小快艇是他研究鲸所用的主要工具之一，他了解它的缺陷和古怪，正如他已学会去洞悉海洋各种不同情绪一样。他能判断出什么是潜在的不安，什么是潜在的危险。这正像是我驾驶飞机时遇到的情形。最后进场准备着陆时，你遭遇了强劲侧风，之前整个旅程又将飞机操纵杆和方向舵的能量消耗殆尽，此时你再无可能安全着陆。海洋上空的天空压制着你，飞行器也已达到极限，此时已无必要再继续航行。你只能在其他地方寻找一个机场着陆。

现在我们开始回程，逆风而行，路途颠簸，我说：“研究鲸的科学家所做的工作并不如我想象中的那样一帆风顺。”

罗杰答：“这很正常。你总是受天气的摆布，暴风雨似乎一路追随着我。”他戴着一顶巴拿马草帽，为了固定，将帽子的绳子系在下巴处，但在暴风的作用下，帽檐强烈鼓动，浪花溅到他的眼镜上，在镜片上形成条条细流。波涛仍旧汹涌，我们驾船在大浪中前行，船身上下剧烈颠簸，坐在船上，感觉肾脏几乎都要被颠出来，骨头几乎要散架。但是海洋的本性就是波动不已，狂野又美丽。如今我能够理解画家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的做法，狂风大作、暴雨肆虐、海面咆哮之际，他登上船的主桅，任由暴风骤雨击打，只为一睹海洋之色，体验海洋之怒。在我身下，在海底，到处深蓝，变幻无常，仿佛一切都被晶莹的凝胶裹住，如同梦境。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生活着鲸，它们似乎觉察不到海上的暴风骤雨。鲸所在的世界如同我们的世界，有着复杂的地形地貌，有着很多的不动产，但它们的世界却又不同于我们的世界。海底有山脉，有大峡谷，有裂谷以及广阔的大草原，甚至还有温泉和火山。我们容易忘记地球上有些最高的山脉坐落于海底，只是我们看不到它们。除此之外，海底世界的另一特征就是具有磁力。由于我们人类不会沿着地球的磁力网行驶，所以我们容易忘记其他动物会这样做。海底的一些山谷里，所有磁场信号集中在一起，指向同一个方向；在有些港口，磁场信号时强时弱，甚至有时会受到发电厂和汽艇的干扰。海底地形复杂，地貌多种多样，鲸在这里活动，姿态庄重，速度缓慢，可与齐柏林飞艇媲美，场面宏伟，时刻保持警觉。

最终我们回到了码头，又冷又累，浑身湿透。港口有一挂车在等待，我们将船停靠在此，之后前往附近的一家快餐店，去吃顿热乎乎的早餐。罗杰点了一份炒鸡蛋和一片熏猪肉。这两道菜颜色都不新鲜，看起来像是树脂。咖啡味道浓烈，甚至都能熏走一只老鼠。

“你第一次听到鲸唱歌时是什么感觉？”

“我当时受弗兰克·沃特林顿的邀请在百慕大群岛做客，弗兰克现已去世，他生前是一名工程师，供职于拉蒙特地球物理学实验站。当海军引爆炸药时，他负责出去调整水听器，并记录远处的声音。但在座头鲸交配的季节，他经常听到鲸的歌声，这深深地吸引了他。4月的一天，我们登入一艘木制扫雷艇，它像极了库斯托的“卡里普索号”，就在它的轮机舱，弗兰克向我播放了他所记录下来的鲸的歌声。船上噪音嘈杂，但从他那个微小的扬声器中，却传出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声音。我之前从没有听到过那样的声音。在那之前还从没有什么事物能像这种声音一样能够吸引我全部的注意力。这些美妙的录音全由一些安装在船底的水听器记录，它们原本被海军用来做监听敌军潜水艇之类的事情。后来，他将其中一部分磁带给了我。我将磁带中的鲸歌收录到后来问世的专辑“座头鲸之歌”中，世界人民得以听到这些美妙的鲸歌。

“为什么鲸歌能够如此打动你？”

“为什么在博物馆里欣赏伟大的艺术作品，哪怕站整个下午，小腿累得酸痛，也在所不惜？为什么你会在晚上花30美元去听音乐会？我不知道。对我来说，鲸歌是一种非凡的、能够引起情感共鸣的表演，但表演者的身份却大大出乎人们意料。这好比你经过你的小猫，它突然开始向你哼出了一只小曲儿。人类出现在地球之前，座头鲸就已经在唱歌了。”

我问道：“在你的记忆里，与唱歌的鲸最美丽的邂逅是怎样的？”

“噢，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罗杰说着，将他那双大长腿伸到走廊上，背靠在我们所在隔间的墙上，手里端着一杯咖啡。他望着不远处的某个地方，很快摆脱了现实的干扰，好像它只不过是一件薄毛衣，然后陷入了沉思。罗杰回忆道：“一天晚上，在百慕大群岛附近水域，我躺在一艘船的艇尾座，微风轻柔，船桅随风飘动，空中星星簇拥在一起，我带着耳机，倾听鲸的歌声，歌声蕴含一定韵律，好像从海洋里通过耳机涌出，你也逐渐融入这韵律中。鲸歌的节奏与海洋的涨潮节奏一致。如果你面朝大海，倾听鲸歌，你会感到鲸依据潮涨潮落节奏唱出特定乐节。那种体验美妙非凡，令人难以忘怀！你永远不会对此感到厌烦。海洋是最宏大的回音室——陆地上没有这样的回音室。深海的录音条件最佳，当你头带耳机，倾听深海之处的鲸歌唱时，那感觉就像是身处马头星云听歌，或者是身处某个超现实的、超乎想象的银河空间，一艘小船在其中摇曳。举个例子，一个初秋的夜晚，我从北极地区返回，之前，我在北极海域的一艘船里研究北极露脊鲸。当驾机低飞经过加拿大北极海域时，我们发现头上出现了一道弧形的北极光，颜色纯绿，形如铃铛。我们的飞机处于这个铃铛的铃舌位置，被绿色的北极光笼罩。我生平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就像一头深海里的鲸，我为你歌唱，你在船上倾听。从某种角度讲，是水听器让我们感觉到这种空间，从而使我们能够对其进行描述和阐释。有了这种经历，你会对海洋产生别样的情感。我们都热爱海洋美丽的荧光蓝，但是在海洋之下，在深海，鲸跟随着漂动的水流缓慢地游进，鲸绝不仅是某种多肉笨重的动物，它是伟大温和、形如云团的生物。无论做什么，鲸都不慌不忙，优雅从容，它的时间观远慢于人类正常的时间观。即便整个下午你都在观察鲸，你也捉摸不透它正在从事什么活动。你只能看到它们缓慢优雅地做事。之后，当你回顾整合当天的笔记时，你可能会惊叫道：‘我的上帝，这个动物竟然在玩耍。原来我一整天都在看它玩耍，但它玩耍的速度远低于之前的观察结果。’鲸教给我们一种崭新的时间观。”

距离我们不远处的一个隔断里，一位年轻人坐在座位上，身穿一件铜青色T恤，上面印有M-A-U-I四个字母，字母大致按照毛伊岛的形状排列在一起。这位年轻人正在读一份当地报纸。报纸在头版头条报道了一头鲸救起一个人的事件（这样的事件在当地并不少见），据报道，一位冲浪运动员不慎落入水中，后被多只鲨鱼追逐，这头鲸赶走鲨鱼，成功地救起那位冲浪运动员。鲸也拥有与我们人类一样的感情吗？对此，我很好奇。它们到底有多聪明？它们是否拥有我们所熟知的大脑？

毕竟，如果问题涉及大脑，将会产生一种奇怪的困境。氢为最简单的原子，产生于宇宙最初的混沌时期，我经常惊叹简单如氢的物质竟然促使人类产生，产生人类高级的狂热情感，我们将这种情感称为意识。如果大脑只意味着几磅重的血液。梦和电力，那它要如何自我深思，如何担忧它的灵魂？如何去研究时间和动作以寻求最高的工作效率？如何鉴别一只山羊发育不良的前蹄？如何意识到它将逝去？如何去享受心灵或严重或轻微的混乱状态？超乎大脑本身的大脑是什么？一个神经元如何产生怜悯之情？本我是什么？我们的祖先是自发进行传承活动的哺乳动物，为什么像他们那样的哺乳动物在进化过程中演化出了能够进行思考、想象、预测、比较、抽象思维以及思考未来的大脑？如果把大脑比作一锅正在慢炖的菜，锅中的菜比作各种易变的化学物质，那思想活动就是这锅炖菜即将沸腾的状态，如事实如此，那“了解”某事、“想要”某事，以及“成为”某人某事这些活动意味着什么？你是如何从氢气开始发展，到最后成为穿着舞会礼服、有着嫉妒心、会搞室内音乐的人？什么样的音乐能够满足这样一个大脑，甚至能够作为语言来使用？

“还记得你们之前谈论的那些‘残酷的事实’吗？”我说。“我一直在思考鲸的大脑。你认为鲸的自我意识程度有多高？”

罗杰将叉子翻过来，把他的熏肉片推成一个小山丘，如同海草，他切下一块，若有所思地咀嚼起来。“我们有理由相信鲸大脑的复杂程度——这里包括海豚——与人类相等，甚至可以说高于人类。复杂的大脑肯定在鲸和海豚的生活中作用重大。但到底是什么作用，人们一无所知，甚至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理论。在这里我想冒个险，我认为：目前在生物学中最有趣的问题是海豚复杂的大脑到底起什么作用；我想不出其他更让人感兴趣的问题。你可以说，‘可能它们只是拥有一个巨型大脑；为什么不是呢？’那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不是：因为大脑的维护和运行费用非常高昂。例如，在人类生命最初的几个星期，大脑和身体比例不同于一只新生的海豚，人类要想让大脑运行起来，需要付出整个身体三分之一的新陈代谢。拥有大脑是一件代价极高的事情。所以你并不只是拥有了一个高级复杂的大脑。你因某个重要的原因而需要大脑，这才是你能拥有一个高级的大脑的原因。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这个高级大脑赋予你的优势一旦消失，你将会失去它，且其消失速度飞快。我想说的是海豚和鲸一定利用它们的大脑去做某件事，而这件事对它们的生存起到根本作用。”

“关于海豚大脑到底起何作用，存在很多标准猜测，都未获得支持，其中一个猜测是：海豚和鲸用大脑去执行一些高级的听觉功能——它们发出一些咔嚓声，通过听觉，不仅能判断它到海底各个方向的距离，而且能判断它的结构和柔软度，判断在它头上游弋的鱼的数量以及其他被埋在泥土里的鱼，等等。的确，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功能。但蝙蝠也可以执行同样复杂的任务，而蝙蝠的大脑体积可能只有海豚大脑体积的千分之一。海豚的大脑如此复杂，如果它的作用仅仅等同于豌豆大小甚至更小的大脑的作用，那海豚大脑未免太低效了。所以，我认为这一猜测并不具说服力。我推测它们利用大脑所做的事情与人类完全不同。总体来说，我们利用大脑去做两件事：一、在大脑的指挥下，我们的对生拇指以及用以抓握的类人猿手指可以进行眼手协调运动；二、语言以及语言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鲸拥有语言吗？正如我说的，如果有一种语言来表达座头鲸的歌曲，那这将是一种单调至极的语言。座头鲸重复自己的歌曲，无穷无尽，一遍遍唱着相同的但可能极为复杂的歌词，这一过程持续数月。有人认为鲸使用语言，它们的语言从任何一种意义上说都与人类语言相同或相似，但据以上事实，这种观点不成立，因为鲸不可能用如此复杂和有结构的语言仅仅去表达少数单调内容。你可以说鲸歌类似于收音机上的载波频率，只有被修改的歌曲才能传递有效信息。对此我不敢苟同，因为鲸唱歌时往往是独自一人，它不在社会群体中唱歌，它与其他鲸也没有交流。一头鲸在唱歌时如有其他鲸靠近，它会立刻停止歌唱，紧随其后的往往是一场打斗。这表明鲸唱歌是较为单纯的活动，或是发出一个挑战，或是发出求爱信号。但是鲸歌无法解释其巨型大脑的作用。无论如何，我们凭直觉也无法理解鲸利用它们的大脑所做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一定对鲸的生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的大脑一定深刻地影响到它们的繁殖适合度，一定关乎鲸的生存。但鲸的大脑到底有何作用，我们确实一无所知。”

罗杰侧身，倚靠在隔间的外墙上，一只穿着运动鞋的脚放在长椅座位上，继续说道：“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人类没有如此巨大的大脑？对此，有很多理论，但我认为最具说服力的是：人类社会群体由来已久，人类生存在群体里，群体成员常年与相同的个体或家庭群体保持联系，他们一直在相互交换恩惠，人们认为如果你做了一件好事，你将获得回报，你只需等待接受回报。这一过程有时被称为‘互利主义’；没人能找到一种方法使纯粹利他主义可为人接受，但互利主义很容易被接受，且它为大自然所选择。关于互利主义，有一个经典的例子：你溺水了，我下去抓了一根棍子递给你，你抓住棍子，然后我将你拖上岸。我给予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恩惠，你欠了我很大的人情。我所做的只是弯腰，捡起一根棍子，伸出我的胳膊。而现在，我的天，我要期望你为我做什么？”

这时，一位服务员突然走了过来，她身穿粉白色制服，发型蓬松，端着一壶咖啡，分量不轻，她将咖啡倒入罗杰的杯子，那咖啡看起来像原油。罗杰谢过她后继续说道：“为什么我只做一次微小的投资，而你要给我无比丰厚的回报？但我可能要等很久，你才能给予我足以表达你对我深切感激的回报。互利主义是一个社会体系运转的基础，但互利主义只在特定群体中起作用，因为其中的联盟能够长久存在。有些群体中有一个暴君首领，如果你不能拿出丰厚的回报，暴君就会不问青红皂白地将你狠揍一顿，在这样的群体中，互利主义行不通。所以它只在更像人类社会的群体中起作用，事实上，它也可能在鲸群体和海豚群体中起作用。你越聪明，你就必须要更聪明，因为互利主义这种体系最终会诱发欺骗行为。例如，我们一起散步时，我发现了一簇漂亮的草莓。当时，我欠你一个人情。我对你说：‘嗨，黛安，快看看那簇草莓，真是新鲜至极。上周你为我做了很多事，所以这些草莓是你的，全部都是你的。我一个也不拿。’你开始吃草莓，对我充满感激，而且你非常高兴能独享这些草莓。但是我这样做的真正原因是我之前已经注意到远处还有一簇草莓比这簇更好，我想让你远离那簇草莓。所以我会走开，直到我消失在你的视野范围，然后我迅速地消灭那簇更好的草莓，而你吃着不如我的草莓。你需要发觉我身上的一些细小迹象，以此判断我在撒谎。要做到这点，你必须要能够对我的真实动机做出非常复杂的分析。如果互利主义诱发欺骗行为，那你必须成为能够发觉欺骗的机敏神探，如果你善于发现欺骗，那么我必须要更善于欺骗，让你更加难以觉察。最终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在进化过程中迅速朝着更复杂精密方向发展的大脑，它使我们能够发觉并实施欺骗。很快你成为一个拥有高级大脑的动物。对于海豚，这极可能是其大脑的形成过程。海豚的社会群体由来已久，它们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群体中，所以它们有机会做互利的事情。”

“但海豚为什么需要大脑，原因要比以上所述复杂得多。可以想想神话在我们文化中的重要性。想想各个神话的相似之处，想想这些文化要素的令人难忘之处，想想它们如何控制听众的生活。不管神话是存在于鲸还是人的大脑中，很有可能脊柱动物的大脑对神话有着某种需求。到底是什么需求，无人知晓。”

吃完早餐，我们没有立即回基黑，而是去了斯皮尔·维纳斯的商店，我们在那里见到了他。罗杰从他的斯皮尔的商店定制了一个特殊的磁带录音机，它独有的特点可以满足他记录鲸歌的需求。斯皮尔也是一位鲸爱好者，他曾与罗杰共事，两人一起观察并拍摄鲸。他的哥哥是当地一家电视台的老板。我们来到船后部一个僻静处，这里挂满了萨尔瓦多·达利的签名作品，罗杰和斯皮尔商量是否有可能找到一个捐款人购买一家调频电台，这样罗杰就可以利用深海的一个底部水听器去记录超高质量的鲸歌，然后通过电台播放这些歌曲。全世界的人们都将能收听到名为“夏威夷鲸歌”的电台节目，倾听鲸连续不断的歌声。

“购买一家电台需要多少钱？”罗杰问道。

墙上达利的一幅画稍有倾斜，斯皮尔调整了画框一角，说道：“哦，我认为大约需要10万美元。”

“你可以通过赞助来经营电台，”罗杰解释道，“并让人们来争抢电台信号。人们可以将其作为他们家里的背景音乐。试想一下，如果家里时不时地有一头鲸游过来，就在麦克风那儿唱歌，这会令所有人兴奋不已。我希望长期记录座头鲸的歌声，”罗杰说，“如果说有人想要从商业角度加入这项工作，我认为再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选了。”

斯皮尔捋了捋胡子。无论从环保角度，还是从商业角度，他对此都很感兴趣，但他正准备退休，打算与妻子和两个孩子一起环球旅行。但他还是同意考虑考虑，并表示如钱能够到位，他愿意帮助罗杰建立电台。电台“夏威夷鲸歌”：一家致力于源源不断输出鲸歌的电台，好像稳定的涌流在世界各地分流，人类可以听到鲸歌并熟悉鲸歌，就像邻居们通过收听广播，逐渐熟悉一个政党路线。

之后，我们回到了莫斯夫妇的家，罗杰继续在他们家研究浮标。屋外风声愈发呼啸，似要逆天，但第二天暴风定会离开此处，就像一群迁徙的鸟。

第二天一早，风力稍弱了一些，我们坐上了一艘佐迪亚克快艇出海，船由科林驾驶。科林是位年轻的英国小伙，皮肤白皙，耳朵上布满雀斑，他的脖子、胸和胳膊被太阳晒得黝黑。每隔一段时间，附近的卡霍奥拉维岛都会传来爆炸声，因为美国海军在那里练习爆破。在夏威夷，有一个传说，即卡霍奥拉维岛形状看起来像一头座头鲸，所以不断有座头鲸返回这座岛。在摩洛奇尼岛，罗杰通过一根长黑绳，将一个白色水听器放入水中，然后戴上耳机。他笑了笑，将耳机递给我。我戴上耳机，鲸的声音如同波涛从两只耳机中汹涌而出，声音很大，让人有些不舒服。我们下面海域的某处，有三头鲸正在唱着相同的歌曲，它们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一场暴风雨开始席卷毛伊岛，海洋呈钴蓝之色，像是东方陶器上的釉料，灰色的云彩倒映在海面上。有时，海面的颜色似乎就是鲸的肤色，海面的波浪就是鲸皮肤的纹理。

“我想它开始倒退了。”罗杰说。

“你如何判定？”

“依据歌者在歌曲中所处的位置——它目前一直发出‘嘎嘎’‘嘎嘎’‘嘎嘎’声，”他说，“我觉得这是上升的部分，但我还没摸清今年的鲸歌。”

暴风雨逼近，天上乌云翻腾，倒映在海面，此时的海面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船下，水听器随其导线左右摆动，就像心脏中的电极。摩洛奇尼岛的结构创造了一个天然的圆形剧场，声音在这里集聚。一阵舒缓的鸣叫开始了，听着像仓鸮的叫声，似是从四面八方传来，这让我想起了罗杰在康奈尔大学做的博士论文，内容是猫头鹰定位猎物的方式，通过研究，他发现猫头鹰在定位猎物时，既利用声音也利用视力，且两者的作用等同。

“那种奇怪的鸣叫是什么？”

罗杰笑道：“是一头鲸正在歌唱，它距离我们很近。”

“但是在哪个方位？这声音听起来来自四面八方。”

“我们的船从其内部各个表面将声音传递给你，感觉就好像是你坐在扩音器中间。”

来自古代地中海的希腊水手曾被这怪异的声音蛊惑，认为这声音是来自塞壬，现在我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目前，地中海地区还没有发现座头鲸，但有趣的是，座头鲸可能曾跟随其他鲸来到地中海，它们确是希腊神话中的塞壬。夜晚，天空繁星点点，孤独的水手们远离陆地，他们可能听到过座头鲸悲伤的歌声，但无法判断歌声从何处而来，因为歌声一直萦绕在他们的木制船体内，使他们陷入深深的哀思和渴望之中。鲸歌往往会持续数小时，甚至数天，因此即使它既令人痛苦又让人欲罢不能，平静下来的水手们也开始逐渐厌倦它，之后他们变得昏昏欲睡，可能枕着鲸歌入睡，塞壬的歌声萦绕在他们的梦境。鲸极可能也是神话中的独角兽。独角鲸生活在北极地区，它们长着一颗长牙，为圆锥体，成螺旋状，非常符合描写中独角兽的形象。

西方文化中有很多非常有趣的神话，鲸则是其中两个神话的主角，不仅如此，鲸还出现在其他很多遥远文化中，从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文化到秘鲁的克丘亚族人文化。因纽特人认为自己是“鲸的子民”，这一观点在他们的起源神话和宗教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雅克·库斯托在其作品《鲸》中记录道：“西伯利亚的科里亚克人……举行令人惊奇的会议，会议上，他们向鲸坦白犯下的所有罪恶，违反的所有禁忌，以及所有邪恶的想法。”从古至今，鲸经常被叫作海中巨兽，它身上所体现的是未知世界的广袤和庄严，自然界最原始、未经开发的状态，海洋的狂暴之美，以及平凡和神圣交汇的奇妙世界。梅尔维尔认为鲸的破水而出这一动作是力量和优雅的完美结合，是从它们的玄妙世界冲入人类世界的过程，他在描写这一动作时毫不掩饰他对鲸的崇敬之情，他写道：“抹香鲸从大海最深处，用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冲出海面，整个巨大身躯出现在空中，沉浸在空气的纯元素中……此刻，它掀起的波浪在海上泛起白色浪花，汹涌澎湃，看起来像是它的鬃毛。”鲸的生活神秘莫测，我们人类的目光穿不透它们的世界。鲸看起来既神秘又奇怪，这也不足为奇，甚至到近些年，我们也无法更进一步深入到它们的世界，全面地观察它们。科学家们仍然无法与它们共行足够的时间去研究它们的洄游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目前我们获得的关于鲸的所有信息几乎都是来自死去的鲸或有时因生病或迷路而在岸上搁浅的鲸。极少时候，我们会得到特别恩惠，能够进入到它们的世界，透过黑暗的深海观察它们或是倾听它们的声音，但这种进入短暂又肤浅。

科林在佐迪亚克船一侧弯腰俯身，捏住鼻子将头埋入水中，过了一会儿直起腰来，海水从他身上直往下滴，他金色的短发变成了朋克发型。被科林打搅一番后，海面又回归了平静状态，像鲸的皮肤那样光滑，空中云彩倒映其中，海面显得斑驳陆离。

“听起来它距离我们很近了，”他说。

但这里的近距离可能是一英里甚至更长。我慢慢地转了一圈，观察地平线处。在某个地方有一头鲸在唱歌，它将浮出水面，但我没发现任何迹象。“鲸在唱歌时身体是呈何种姿势？”

“大部分时间里，它们头朝下，”罗杰一边解开缠绕在一起的耳机线，一边解释道，“但当它们露出水面呼吸时，它们身体是水平的，呼吸并不影响它们的歌唱表演。鲸在唱歌时的呼吸方式与人类一样，都是在各乐节之间喘息。通常，一头鲸在唱一首歌的过程中都是在相同的节点上呼吸，但有时它呼吸的时机不恰当——在错误的节点上喘气。即便如此，它也不会停止歌唱，因此无论呼吸时机对与错，鲸歌听起来都是一样的。例如，我不会这样唱歌：‘光荣，光荣（呼吸，呼吸）哈利路亚。’我会在演唱同时呼吸，以防止演唱被打断。鲸也这样做，对我而言，这表明它们演唱是有意识的表演。它们是优秀的歌者，不会因为呼吸不当而搞砸一首歌。当到达海面时，它们会发出海面棘轮声，听起来像是一扇门缓慢打开时发出的嘎吱声。我猜测大部分时间里，当它们将尾部抛入空中时——这一动作被称作“尾片成峰”，它们发出棘轮声，紧接着就开始唱歌，然后潜入水中时，开始唱第一个乐节。有时，鲸的歌唱时间可长达数小时，甚至长于一天。有一次，在夏威夷海岸，那里鲸比较少见，我前妻凯瑟琳和我却发现了一头正在歌唱的鲸，我们开始录音时，它就在唱歌，十一个小时后，天完全变黑，我要结束录音时，它仍旧在唱歌。此地近毛伊岛海域，大量的鲸在此生活，它们不停互动，或是打闹，或是相互追逐，这里的鲸唱歌时间很少超过两个小时，因为总有其他的鲸游过来打断唱歌的鲸。一头唱歌的鲸遇到干扰时就会停止唱歌，这些干扰可能是另外一头鲸、一艘船，或是一名游泳者——任何使它感到惊奇或受到威胁的、并需要注意的刺激物。”

罗杰浑身都是擦伤，身上贴满了邦迪创可贴。他的一个手指尖涂抹着一片“强力胶水”，看起来闪闪发光。记录鲸歌时，他闭上双眼，张着嘴巴，好像睡着似的。罗杰头戴一顶草帽，上面的饰带上印有夏威夷的字样，它可以保护眼睛不受太阳光的照射。他上身穿着衬衫，纽扣被解开，露出胸部，其上布满斑点；下身穿着栗色短裤，可以看出他腿上也有斑点。罗杰在他的老花镜上拴了一根细绳，挂在脖子上，眼镜垂悬，左右摆动。一艘快艇疾驰而过，摇滚乐声震天响，船上的成员沉浸在聚会欢乐中，他们不曾想到在他们身下这片海域里，一场音乐会也正火热进行。快艇过去后，我们行驶到了摩洛奇尼岛的迎风面，一面被珊瑚覆盖的墙矗立在此，高达600英尺。

我带上潜水面具和潜水鳍，从船身滑到水中，遇到了一个鱼群，共有50条鱼，它们是摩尔人的神，这种鱼躯体黑黄白相间，嘴巴皱成褶，从头顶部延伸出一根长矛。我朝那堵珊瑚墙游去，脑珊瑚如丝绸般游弋不定，好似脱离肉体飘忽不定的思绪，鹦嘴鱼闪烁着蓝绿之光。我吸了一大口空气，又向下潜了数英尺，再次听到了鲸的悲叹声，但这次声音更大，并伴有汩汩声和嘎吱声。之后是喇叭声——像是大象叫又像猴子叫——再后音量提高，变成了二级的呼噜声，鲸的声音开始时低沉，而后节奏增强，音调提高，呼噜声过后的突突声像是一台割草机因其棘爪被气球紧紧拖拽而发出的声音，再后就是一组混合音，有男低音的低吟声，还有嘎吱声，就像严重缺油的公园大门在敞开时发出的声音。我慢慢转身，寻找这头唱歌的鲸，它的声音响彻各处，但是我只看到了浣熊蝴蝶鱼（躯体为明黄色，面部为黑色）和繁盛的珊瑚。我感觉自己像是进入了千花玻璃压纸器中。这头鲸的歌声如此动人，神奇十足，所以它很可能是头雄鲸。我看不到它，但它怪异的歌曲让我背部发颤，我的肋骨也跟着一起鸣响，由于它的歌声，整片海域的波浪都充盈着音乐声。罗杰实验室的成员琳达和现为康奈尔大学研究员的凯瑟琳·佩恩最近新发现了座头鲸的另一有趣之处：它们使用“押韵”帮助自己记住长歌曲。我漂浮在鲸歌波及的海域，这首歌极可能是它的史诗，我沉浸在其中，惊叹于鲸歌的怪诞和夸张。每次向更深处潜水，我都能再次听到那四处传播的低沉浑厚之声，我希望自己能屏住呼吸长达数小时，整片海洋像一只手拱成杯状罩在我的耳边，让我能专心倾听鲸的歌声。

但到最后，潜水耗费了大量体力，我疲惫不堪，不得不爬上船，我们驾船回到了毛伊岛。这艘佐迪亚克快艇激起了层层浪花，浪花在船两侧形成了水雾，水雾里出现了彩虹。塞壬歌曲一直跟随我们，在我们接近停靠区时，它消失在岸边的杂音中。潜水时我感到周身沐浴在鲸的歌声中，无比兴奋，我渴望靠近一头鲸，观察它在自己的世界里如何生活，近距离观察它的生活习性。座头鲸在毛伊岛过冬时会变得十分害羞，所以很难近距离观察它们，但在其他地方这有没有可能实现？

在罗杰对鲸的研究中，有一半是围绕座头鲸及其歌声的。在夏威夷研究座头鲸，难度很大，要求极高，因为座头鲸周遭全是噪音：游客的吵嚷声，快艇的噪声和连锁宾馆的噪声。罗杰另一半研究工作在巴塔哥尼亚附近海域展开，这个地方位置偏远，远离尘世和喧嚣。露脊鲸在那里哺育孩子，急切的雄鲸去那儿求爱，所以在那儿，我们很可能观察到每个鲸家族一天的例行活动。我在夏威夷与罗杰告别，但我知道我们会再相见——先在长期研究所，后在地球上最原始、最偏远的地方之一再次相遇。

波士顿郊区靠近瓦尔登湖，建筑时尚漂亮，屋顶的木头为雪松木，屋顶的烟囱或院子的大门展现出其独特的年代风格，道路的标志、里程标以及街道名称虽存在于现实，但让人感觉是存在于虚构小说中。大部分院子的围墙由石头堆砌而成，院内花圃都经过精心打理，鲜花盛开，有牡丹花、罂粟花和香水月季。院子的沟壑里，到处都是萱草花。道路两旁，树木茂盛，正午时分，大树的阴影随太阳移动，像行进的民兵队伍。

我们转到一条小路，沿着其中一条车道行驶，来到了一座白色的农房处，此处还有两个红色谷仓。院子中，野花遍布，野树丛生，毫无规则，灌木丛蔓延到房屋附近，几乎要越过围墙向外生长。整个院子满眼绿色，让人难以忍受。大自然可能曾在此留出一小片人类空地，但现在很显然它开始重新思考这个决定了。

第一座红色建筑物就是长期研究所的所在地，从外面看很像谷仓，但内部结构像一艘船，屋顶为拱形，横梁裸露在外，三个吊扇在头顶像螺旋桨样旋转。屋内楼梯背部为开放式，扶手为白色，只在楼梯一侧；登上楼梯，来到一个封闭的屋顶平台，内部留有一个窗口，类似船内的舷窗窗口。这个狭窄的平台旁边是两间办公室，还有一座小楼梯弯曲着通向这个阁楼，罗杰就住在这里。这座房屋由砖建成，房屋一层的一角竖立着一个铁铸的火炉，要不是因为它，这应该是一座木屋。从窗户望去，森林映入眼帘。其中一扇窗户的窗台上横放着一根又长又重的鲸须，如同獠牙。窗户下放着一个绘图员的小橱柜，柜子共有12个抽屉，里面放满了测径器、航线变换器以及其他航海工具。墙上挂满了座头鲸的照片。照片下面，是一个低矮但很长的书架，上面摆满了各种不同材质的鲸模型，有青铜、黄铜和皂石，模型中的鲸都呈游泳之势。旁边的一张黑色小桌子落满灰尘，上面放着一个地球仪，色彩鲜明活泼，此时正在阳光中闪闪发光。顺着地球仪一侧，一个由人造玻璃制成的外壳向下延伸，用于测量距离，它正在大西洋海岸延伸。书架旁边的地上竖立着一根鲸的脊柱，它看起来和感觉起来都像是泡沫岩。房屋中间，有一张巨大的木桌，旁边摆放着四把靠背椅，似乎在邀请访客坐下。桌上的篮子里放着三个绿苹果，散发出淡淡的苹果芳香。一张用于播放幻灯片的观测桌靠墙放置，还有一个用于播放鲸歌的带式录音机依靠在另一面墙上。一个吃饭用的叉子被扳成两半，后被绳子和胶水连接到了一根长12英尺的塑料管上。罗杰用它去触碰屋顶的吊扇，用叉子的齿尖阻挡吊扇那如同链条般的引力，并用力向下猛拉，以改变吊扇的旋转速度。

人类拥有整体感，能透过每堵墙、每个隔间看到后面的事物。你在楼梯中间，通过白色扶手能看到阶梯之外的房屋。阳台扶手放置得较低，各个扶手之间间隔长，看起来它们并没封闭住多少空间，而是在测量空间大小。透过与屋顶齐高的窗户，可看到外面的天空和树顶。齐腰高的窗户则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画，画中有那座红色的谷仓、石头围墙、柴堆和在野樱灌木丛中飞舞的大斑蝶。

实验室还未完全竣工，管道、灯泡和开关都摇摇晃晃地悬挂在墙上。其中一间房内，一根白色电线本应卷成环形，而现在却缠绕成高音符号的形状。厨房、卫生间和接待前台都在室外走廊上，厨房很小，堪比船上的厨房。来信文件筐堆满了未开封的邮件，还有一大堆来电便条等着处理，联邦快递公司的快递送达后一直放在那里长达好几天不被拆封。走廊尽头是四间小型办公室，罗杰和他的员工们就在那里工作。其中一间办公室里放有一张书桌，上面放着一本剪贴簿，里面贴着的照片全部关于露脊鲸头部斑纹。研究所把它们当作个体来研究。另一张桌子上堆放着很多闪闪发亮的黑胶唱片。人们缴纳少量会费，成为会员，就可订阅每月出版的实事新闻和一盘座头鲸歌曲的唱片。我拿起其中一个唱片，到另一个房间将其放到唱片机的转盘上。唱片不大，易损坏，但易操作，像这样的小物品竟能记录下高昂洪亮的鲸歌，真令人惊叹。房间内灯光昏暗，我打开播放器，优美的鲸歌传出，魅力无穷。

过了一会儿，我回到罗杰办公室，室内摆满了书架，从书架上的藏书可以看出，罗杰兴趣广泛。上面摆放着关于鲸的书籍、音乐方面的书籍以及吉卜林的《原来如此的故事》，书籍旁边还整齐地摆放着很多诗歌书。罗杰端着一杯被称为“早雷”的茶，站在书桌旁。桌上堆着很多文件，有信件、日程表、期刊和备忘录，它们像是冰川的终碛。罗杰正凝神处理这些文件，他的日志和联系人不断更新，所以他的日志本和电话簿都是厚厚的重叠抄本。罗杰自己也不确定用哪个号码去联系某个联系人，也不知道哪个约会已确定，因此，他习惯用铅笔做记录。在一个留有空白字行的写字板上，有一篇用铅笔写的手册概述，手册针对的是潜在捐赠者，他们来参观研究所的新船时可阅读这本手册，了解研究所的工作方式和宗旨。研究所计划驾驶这艘新船沿大西洋海岸航行，沿途停靠各个不同港口。

罗杰购买这艘船时，它已经被命名为“清晨守望”，但他很满意这个名字，认为其贴切巧妙。“每个人都应早起充分利用清晨时间，”他边说边坐到一个矮沙发上，旁边放着一盆鸡蛋花，这是他上次去毛伊岛时带回的。“当然，睡懒觉要舒服很多，但你看不到前方的壮观景象，那景象让人叹为观止。清晨甲板上露水很重，有时你会在上面发现一些飞鱼，它们晚上迷失方向，跳了上来，鱼鳞颜色鲜艳，仍在颤动，海洋充满了很多令人着迷的生物，包括鲸。”

“过去几年开展的‘拯救鲸鱼’运动有效果吗？”

“‘拯救鲸鱼’运动取得了巨大胜利，有效地阻止了当时盛行的叛徒式捕鲸行为。但是，鲸度过了如此悠久的时光，来到了高科技时代，而高科技导致鲸的数量不断减少，过去全面捕鲸时代也曾致使鲸量锐减，但这与前者相比，可以说小巫见大巫。目前，漂浮鱼网捕杀的鲸的数量超过了捕鲸船的捕杀量。此外还有大量的鲸死于倾倒入海的毒物，漂浮鱼网的捕杀量比起因毒物而死的鲸量，也显得微不足道。我们应该凭借鲸自身的力量去拯救它们，因为鲸是一种平和聪明的生物，在地球上已陪伴我们人类长达3 000万年。它也是我们良心的监护人，时刻提醒我们海洋也处于危险之中。

“所有在地球上生存过的生物中，人类可能是最失败的，”罗杰说，“人们经常好奇于鲸到底有多聪明。但我认为地球上不存在聪明的生命，我们利用大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犯一系列伟大的错误……在地球生命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大脑可以说是最失败的适应自然的结果。尼安德特人在地球上的生存时间可能仅为75 000年。我们人类在地球上的时间是尼安德特人的1/5，只有15 000年，再过50 000年，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的可能性有多大呢？鲸教给我们一条重要的经验：它拥有复杂的巨型大脑，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自我毁灭；它没有自我复制，让自己漠视一切；它没有破坏自己赖以生存的资源；也没有提升地球温度，最终不得不忍受温室效应。鲸带给我们的教训就是你可以拥有复杂的大脑，但它不会导致地球灭亡，我们也不必因智慧为我们带来的好处而一味赞美它。过去数百年甚至数千年间，我们用大脑所做的事产生了恶劣影响，在未来数百年甚至数千年间，如果我们能活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利用聪明的大脑去消除这些影响——例如，清洁环境。说鲸的大脑如人类大脑一样聪明，这其实是对鲸脑的侮辱。聪明只是我们人类想要强加给像鲸这般物种的一种特性。我们所称的聪明可能仅是一种形式的故意破坏，或是严重的恶作剧。聪明并不是大脑的唯一呈现方式，它与真正的智慧并无必然联系。”

一个电话打断了罗杰。“航行者”号宇宙飞船正准备离开太阳系，前往其他星球，有人打来电话想要了解飞船上所记录的鲸的声音。飞船上一共记录下62种不同的人类语言以及鲸的歌声。我们人类已具备能力脱离自己所在星球即地球的引力，派出使者即宇宙飞船，让其利用余下的机电生命在太空遨游，既然如此，我们也足够成熟，可以利用飞船上小部分空间去研究另外一种物种的文化。

罗杰告诉来电人他所需要的参考书，然后回到靠窗的座位上。鲸歌能够在星系中传播，这一观点令他兴奋不已。“某个地球外的，远在太空的其他文明，”他说，“将能意识到我们人类有特定的谈话方式，而被记录的这一其他物种则用另一种方式交谈。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已开始整顿自己家园里的物种。现在我们必须认识到其他物种也拥有权利，其他哺乳动物——例如鲸——被它们的造物主赋予了不可剥夺的特定权利。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目前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认识到这一点。但1776年，我们的前辈发现人拥有权利，这一事实对他们来说是完全出乎意料之事。很快，我们也会意识到不仅哺乳动物拥有权利，其他物种同样也拥有权利——鸟、两栖动物、蜥蜴、昆虫，以及植物和浮游生物等等，这样我们一路认识到所有的物种都拥有自身权利，最终能与地球上其他生命和平相处，认识到我们只是众多物种的一分子，那将是多么美妙……”

夜色渐深，一只北美夜莺在夏日的树林里鸣叫，声音在树林里回荡。罗杰笑了笑，他说这让他想起了童年，想起了他第一次探究动物声音的情形，当时他完全想不到自己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海洋上航行，并一路有鲸相伴。我必须要离开了，但我知道下次我们见面的地方将是一个超脱尘世的世界，在那里，你绝对找不出第二个像鲸那样精力如此充沛的动物。

1990年10月中旬，我乘飞机去拜访罗杰，这次我来到了巴塔哥尼亚高原，该地位于阿根廷，风蚀地貌。巴塔哥尼亚以其狂风大作的沙漠、不同寻常的野生动物以及自给自足的强壮人民而闻名。我们从特雷利乌机场（该机场以定居在此的一位威尔士男士的名字命名）出发，驾车向东北行驶了3个小时，来到了瓦尔德斯半岛，它的形状像大头短棒，将两个海湾隔开。两个海湾的入口都很小，所以比起大西洋汹涌澎湃的海面，海湾内的水面平静很多，迁徙的露脊鲸每年都会在这里停留，抚养幼鲸，进行求偶，之后继续南下，前往位于南极洲的磷虾丰富的捕食区。20年前，罗杰意识到濒临灭绝的露脊鲸在此处的两个海湾内停留，所以他在北部海湾的内弯曲处建立了一个研究基地——基地所在的海岸位于两处悬崖下面，周围多山，海岸形状为短弯刀——纽约动物学会也在此建立了一个野外实验站。准确讲，这个地方的地址为洛特（lot）39号，但很多人都会像瓦尔德斯人那样将双“l”音发成“zh”音，所以他们称其为坎帕门托·巴伦纳斯，这一称谓让他们的语言充满了风声。

我们向北行驶，经过一片平坦的沙漠，上面生长着一些矮树木，道路上尘土飞扬，像是在矿井，沿途我们看到了一个由可口可乐汽水瓶制成的神龛。多年前，一位妇女在这片沙漠中因缺水而死，但她的婴儿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有一个传说是圣母玛利亚出现在了婴儿被发现的地方。现在，阿根廷人途经此处时，都会停下来，留下一些旧瓶子作为贡品。最终，我来到了一处周围是铁丝网的大门，门口布满管道和金属丝，活像杠杆系统。罗杰摆弄了一阵，推开了大门，一条凸凹不平的小路展现在眼前，很明显它受过风雨侵蚀。我们沿着这条小路继续行驶，到达一处可俯瞰大本营的高地，在此稍作停留。向下望去，我们看到了一座由白灰泥建成的一层小房、两间匡塞特角活动房屋以及各种各样的帐篷，这些建筑周围长满了灌木丛和冰叶日中花，海岸边矗立着多座古老悬崖，上面布满化石，与悬崖相比，房子显得十分渺小。在两处悬崖上——一个在主屋后，另一个距此1英里远——坐落着很多由波纹状薄铁皮建成的小房屋。夜幕很快降临，海洋开始暗淡，但海面上到处有白色喷雾出现，像是从喷雾器中喷出的一样，那是鲸露出水面呼吸时喷出的“喷潮”。

我们继续向下朝着大本营行进，到达后将车停到了主屋处。主屋的门廊上，摆放着三角架、照相机和望远镜，风吹来时，它们不可避免地会被吹倒在地，为了避免这一情况发生，这些器材都被绳子拴到了屋顶的梁上。门廊上放置着一把舒适的长椅，它由一头风化了的鲸的巨型下颌骨制成。从屋顶的一根椽上垂下来一个木制秋千，温柔地前后晃动着，好像有个幽灵坐在上面。门廊顶部还藏有一个手工制成的小鸟舍，里面有一只棕色小鸟，大小与鹪鹩相同，其实它是一个呈栖息姿态的小山雀的骨架，从脊柱延伸到尾部，其上被盖罩覆盖。前门处放着一张桌子，其实它是一头鲸的部分头盖骨——横面长度为4英尺，宽为3英尺，桌子上，有人落下一件“防风牌”夹克衫。房屋的窗户为开放式，向下倾斜，这种结构是为了平衡望远镜。

房屋内有四间卧室、一间厨房、一间客厅、一个摄影用的暗室和一间主要器械室。房屋被隔成两个独立密封的隔间，你需要绕到屋外门廊才能从这个隔间进入另一隔间。但两个卧室之间有一个小门，只可供小孩子爬过；罗杰的孩子们还小的时候，他专门为他们设计了这个门。器械室里，各种器械混杂在一起，有的堆放在书架上，有的架在横梁之间，有的堆在桌子底下，还有的挂在墙上。这些年，很多人来过这儿——他们带来了器械、日常用品和个人物品——所以没人知道可以放心扔掉哪些物件。一个敞开式壁橱里，放着多双胶皮雨靴。室内墙壁上挂着五颜六色的衣物，有桔色的防护服、黄色的渔夫套装还有红白相间的尖顶帽子，帽子上还印有“时刻准备着”的字样。一个高书架上，放着一个木制板条箱，上面写着：“下一站：盒子镇”。墙壁上的一根钉子上，悬挂着罗杰的草帽，对他来说，这顶帽子就像头盔，形状像花椰菜（还带着一条金绳，他将绳子拴在下巴处）；他脑袋很大，这顶帽子是唯一一顶适合他的太阳帽。一张高桌上放着一盏丙烷灯，桌子旁边的一个木制围栏里，多个三角架堆积在一起。各个书架上散落着瓶瓶罐罐，里面放着各种各样的东西，从自动擦光剂到鞋子保养剂，还有电线筒、6个磁带录音机、装有各种元钉和螺丝钉的蓝色陈旧易拉罐、一套由锯和其他工具组成的工具套装以及一个备用的马桶座圈。屋内有一处凹室，窗户正对着门廊和大海，此处为罗杰的书房；书桌和椅子后面，一列书架组成了一面墙，上面放着很多东西，有在这片区域找到的动物头盖骨、盛有标本的罐子、野外记录簿以及其他随身用品。

房屋面前尘土飞扬，地面到处是化石壳体残渣，罗杰他们曾尝试在这片区域任意选择一部分围成一个院子，但风一来，完全摧毁了他们的努力。屋前面一棵灌木上还缠绕着电线，上面还挂着贝壳，提醒着人们之前曾有人在这里庆祝圣诞节。地面爬满条条裂纹，就像在锅里煮干了的布丁。此地尽管条件恶劣，但鲜花盛开。冰叶日中花树开出了美丽的花朵，每个花中心为黄色，上部为鲜艳的粉色。另外一棵低矮、蔓延的肉质植物被数百朵花覆盖，看起来像雏菊。一簇簇茶色草中住着朵朵小巧的石竹花。无论是灌木还是肉质植物，这片区域内的所有植物进化而来的目的是保护水源。圈羊栅栏绕着大本营曲折蜿蜒，还有低矮的“蛇栅栏”从山顶一路向下，一直延伸到海岸。格拉哈姆·哈里斯是纽约动物学会的自然学家，他居住在附近一个名为波多马德林的小镇，他的两个孩子基本上是在大本营长大。他筑起了蛇栅栏，目的是阻止当地的响尾蛇——一种没有声响的毒响尾蛇——进入，但一些地方，蛇栅栏被风吹来的沙子掩盖，天气炎热时，响尾蛇总是能进入到大本营里。屋前布满尘土的院子里，还有一间船库，延伸到羊栅栏之外，它其实是一间匡塞特角活动房屋，由波形金属薄板建造而成，库内停放着这艘佐迪亚克快艇，还有一头鲸的骨架，让人心疼不已。房屋左边是餐厅，也是匡塞特角活动房屋，餐厅那边是一间屋外厕所。它由木板条建成，现板条都已变成灰色，需要用一个厚木板才能关上厕所门。厚木板上连着一根旗杆，旗杆上的旗帜早已不知去向。旗杆起到指示作用：如果旗杆竖起，表示厕所有人；如果旗杆像探测杖那样头朝下，则表明厕所为空。厕所门上挂着一块匾，上面写着“特维尔切人的复仇”的字样，特维尔切人指的是印第安人，他们是第一批在此定居的人，后来被西班牙人杀光，但他们创造的神话和楔形符号流传至今。厕所里面，有人在墙上涂鸦，写着：“达尔文三趾鸵鸟在此”。

帐篷搭建在灌木丛中，有的靠近海洋，有的位于主屋附近的一处高地。我的帐篷为卡其色，搭建在海岸边缘。我将帐篷垂直和水平的拉链全部拉上，然后蜷缩进了羽绒睡袋中准备睡觉。帐篷外，风在灌木丛和沟壑之间穿梭，风声就像很多湿床单在风的作用下发出的声音。突然，我听到一个声音，像是吸气声，又像含漱声，听起来就在帐篷外。突然又传来很大的鼻息声，吓了我一跳，我赶忙拉开帐篷向外张望，没发现有野生动物潜伏在帐篷边或是海滩上。一轮巨大的月亮低垂在空中，夜空中布满星星，仰望天空，就像是在看一幅天象图。头上空盘旋着两处如同棉花团般的巨大阴影，我很高兴，因为我意识到那是从未见过的“麦哲伦星云”——由无数星星形成的邻近星系，只有在南半球才能看到。月光之下，海洋如同黑色绸缎，突然海面上出现了一小朵白色云彩，就像水面上的一朵胸花。之后传来了响亮的吸气声，我反应过来了：这声音其实来自鲸。

早晨，我在阵阵巨大的飒飒声中和刺耳粗重的噪声中醒来。向外望去，我发现四头鲸正在近海岸海域闲逛。它们翻身，喷水，在空中舞动着鳍肢，懒洋洋地转身，将尾片抛入空中。我向更远处望去，发现那里有另外三头鲸在水面处喷水。再往远处张望，还有一头单独活动的鲸，它跃出水面，将整个身躯抛入高空，入水之时震动了整个海面，溅起了巨大的水柱；之后它又跃出海面多达七次。海湾内充满了鲸。这是件极好之事，就像你在自己的公园里发现了恐龙一样。海燕、乌黑鹱、黑眉信天翁都沿着海岸翱翔。蛎鹬跟随海浪飞行时发出三节拍的鸣叫声，像门铃声。空气寒冷潮湿，我迅速穿好衣服往下向餐厅走去，到餐厅时正好赶上了一只满身毛发的犰狳（阿根廷人称其为peludo）嘴里叼着一块面包片急急忙忙地从餐厅前门跑出去。餐厅前门上的一块匾上写着：“犰狳乐园”。餐厅前面放着一个木制长凳，凳子由两个被穿孔的桶支撑，它们用来运送蛇。所有针对当地响尾蛇物种的抗蛇毒素都来自在大本营内抓到的蛇。长凳旁边，一根露脊鲸的脊柱躺在太阳下，旁边是一些旧锚。

餐厅里传来笑声，我推门进去，里面摆放着一张长桌，周围是长凳和椅子，八人围桌而坐，他们中有人喝着咖啡，咖啡装在金属杯子里，有人喝着巴拉圭茶，盛茶的茶壶是葫芦造型，从中伸出一根有凹槽的银色吸管。“奇科（奇科·马克斯为美国著名喜剧演员）们”——罗杰对以下这些大学生们的爱称，他们分别是胡安、古斯塔沃、马诺洛、加比、安尼塔——整个夏天都在大本营研究鲸。罗杰在曼彻斯特有一个实验室，去年，古斯塔沃在那里住了四个月，一方面做研究，另一方面提高他的英语水平，他身体强壮，像名足球运动员；他头发稀少，所以他的朋友有时叫他“诺诺”（在意大利语中是“爷爷”的意思）。古斯塔沃的未婚妻加比身材苗条，头发乌黑，爱开玩笑，幽默感很强，十分活泼。马诺洛身材高大，留着胡子，从面相看像是法国人；他和女朋友安尼塔以及古斯塔沃、加比都是马德普拉塔大学的学生。胡安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他个子很高，棕色皮肤，睡在放置在餐厅一角的一张床上，这意味着只有在最后一个人吃完饭离开餐厅后，他才能睡觉，而且只要有人闯入餐厅要吃早餐，他就得起床。在座的还有三十岁的凯特·奥·科内尔，她身材娇小，留着短发，是保守主义者也是翻译，她积极地说西班牙语，神韵十足。凯特旁边是汤姆·福特，他是牙医，来自曼彻斯特，他开始模仿西尔维斯特·史泰龙在电影中饰演的“蓝博”一角，无须任何翻译，在座所有人都不禁捧腹大笑。汤姆研究鲸呼气中的细菌。也就是说，他要将一个培养皿与一根钓鱼竿连起来，趁鲸呼气之时，将其置于鲸的喷水孔上方摆动。迄今为止，他确实有过几次好运气，能够捕捉到出水鲸的呼气样本。他穿着方格花纹衬衫，像是一名伐木工。朱迪·珀金斯四十多岁，头发金黄，她也是实验室成员，她来大本营是为了收集鲸的皮肤样本，以绘制它们的宗谱图。她的工作是：用一个小弩射出一支箭，箭头带有活体组织检查飞镖，这种飞镖专门用来收集小块鲸皮。回美国后，她将开始研究鲸的DNA，以期解答有关鲸的一些问题，其中涉及鲸的性别、血统和家族。

古斯塔沃分发谷物饼干和奶酪；凯特打开一盒橙汁，盒子是用硬纸板制作的；汤姆分发法国面包和黄油。橘子酱和当地美食——看起来像焦糖甜奶酱——已经上桌。加比一只手拿着盛满巴拉圭茶的茶色葫芦茶壶，好像它是装满黄金的皮钱包。她让我倒些茶，我尝了尝，脸皱了起来。

“喜欢吗？”加比笑问道。

这茶尝起来像是苦菠菜，味道很重。我特别谢过她后，将茶壶递给她。她往里面加了些热水，递给古斯塔沃。里面茶水倒完后，他再将葫芦递给加比，加比加水后再递给安尼塔。通过这种约定成俗的方式，空茶壶总是回到同一人手中，这人负责加水，不知不觉中，茶壶已经过桌边所有人的手。现在还不到上午十点，但这天的俚语双语课已开始了。这是露营生活中一个实用的小娱乐。它让每个人心情愉悦，从而准备好去应对严肃又富有戏剧性的对于鲸的研究工作，这一过程中，我们经常遇到出人意料的天气、水流和动物。

“当某人做这个动作时，你怎么表达？”古斯塔沃边问边向上推着他的鼻子。加比给出了短语：“高傲自大和自命不凡。”

“人们说‘ecco’，它到底是什么意思？”罗杰问道，拖着音调，强调首字母。马诺洛解释说这个单词大致是“我懂了”或“我明白了”的意思。

加比提到了昨天的“la tormenta”，我趁机问她这个单词的意思，我知道了它指的是雷雨。

“可以说一个人‘受困雷雨’（tormented）吗？”

“可以，”她说着，将热水从暖壶里倒入茶壶，递给马诺洛。“某人可以是‘受困雷雨之人’（‘attormentado’），你怎么说？”

“受困雷雨？”

“受困雷雨，”她肯定地说道，“他们总是感觉很糟糕，好像一场雷雨在他们身体内翻腾。”

胡安热了杯牛奶，将巧克力块放入奶中溶解。屋外的土路上出现了一个洞，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打开门，发现一只像豚鼠的奇怪小动物朝着海岸跑去，后面还跟着三只幼崽。

“这到底是什么动物？”我问道。

“葵斯（cuis，一种南方小豚鼠），”胡安回答道，这个词的发音与“quees”一致。

“当地人食用这种动物吗？”

“当然，”汤姆说，“他们会做‘葵斯’洛林。”

汤姆拿着大块红色外壳的圆形奶酪，递给了我，我切了几块，却把它弄得很不齐整。“抱歉把奶酪切成这样（原文中作者用chavel来表达切的意思，这是一个方言单词，大多数人不熟悉），”我说。

“Chavelling？”古斯塔沃问道，“你说chavelling是什么意思？”

“我也被难住了，”罗杰说，“之前从未听过这个词语。”加比和汤姆都摇了摇头。

“这是英国人使用的单词，”我解释说，“意思是切东西时粗心不整齐，比如切面包、蛋糕、奶酪或馅饼。”

罗杰将其翻译成西班牙语，并表演了小段哑剧，他演了一个将馅饼切得凌乱不堪的人。我又在奶酪上挖了个孔，它变得更松散了。

“不要chavelling那块奶酪了！”古斯塔沃夸张地要求道。

“你有没有听说过chaveling推销员？”罗杰问。

“是的，确实听说过，”我说，“藏起你刚出炉的蛋糕吧。”

天色越来越亮了，过滤的阳光透过头顶的天窗照射到屋内。餐厅屋顶成弧形，除去天窗，其余部分都由正方形的聚苯乙烯泡沫塑料覆盖。屋内远端，安装有一个水槽，一台电冰箱和天然气轻便炉，旁边是一个板条箱，里面装满了橘子、苹果、卷心菜、马铃薯和洋葱。还有一个编织袋，里面装着萝卜、黄瓜和南瓜。腊肠挂在一根绳上。汤姆喝完咖啡，从水槽处拿了两个切菜板和六根腊肠，递给马诺洛和胡安，并吩咐他们给腊肠剥皮。轮到汤姆做饭了，他今天打算做甘蓝腊肠汤，这个汤要用慢火炖一整天。

早饭过后，我们打包了一些三明治作为午餐，穿上防护服和渔夫油布雨衣，登上了佐迪亚克快艇。今天要做很多实验，之前狂风大作的天气现刚趋于平静，可以启航。船上的乘客有汤姆、胡安、凯特和罗杰，罗杰掌舵。我们发现远处出现许多鲸尾、大片喷雾和不停活动的鲸，我们径直驶向它们，15分钟后，我们降速，螺旋行驶以靠近这些鲸。它们的尾巴和鳍肢混在一起，不断在水面划过，多头鲸不停翻滚。突然一头鲸翻过身来，仰面朝上。

“我们看到多少头鲸？”我问道。

“那头雌鲸，”罗杰边说边比划着它的身体轮廓，“位于海面，肚皮朝天，以避免与雄鲸交配。靠近它身体一侧，有一头雄鲸”——他手指向一个又长又暗的阴影——“同时，在这头雌鲸的远端，还有一头雄鲸。”现在我看到了两头雄鲸露出水面喷水。“但向下望去，你会发现这头雌鲸身下还有第三头雄鲸；这头雌鲸肚皮朝天时，喷水孔在水下，它无法呼吸。因此，它不得不翻身使肚皮朝下以进行呼吸，所以这第三头雄鲸就在它身下屏住呼吸，等待它翻身，从肚皮朝天翻到肚皮朝下的姿势。它早晚都要翻身转向守在它身体两侧的雄鲸。但是，它翻身后，身体平稳后进行呼吸时，守候在它身下的雄鲸将趁机触碰它。一个交配群通常有这么多雄鲸。如果其中一头雄鲸与这头雌鲸交配后离开这一群体，它可轻易避免与其他两头雄鲸交配，这就是说其他两头雄鲸没机会与她交配。但如果群体里有四头雄鲸，其中两头与雌鲸交配后离开，那么其他两头也未必有机会与雌鲸交配。所以，你会陷入极其复杂的形势中，其中有些雄鲸根本得不到任何机会去与一头特定雌鲸交配。”

“从女性的角度看，这事不那么纯洁，”我说。这头雌鲸翻身呼吸，一头雄鲸用鳍肢搂住它的背部，它发出了一声怒吼，听起来咄咄逼人。它扭动身躯，向前挪动了几英尺，身后有三头雄鲸跟随。这头雌鲸再次翻身，仰面朝上。

“那好，就让我们从这头雌鲸的角度来审视这件事，”罗杰说，“作为一头来到这片海域的雌鲸，你没有任何方法去自主选择交配对象，你很可能要与一个群体里的所有雄鲸交配。但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你与心仪的对象交配。你可以等待，一直等到你心仪的对象与你交配，交配之后，你就离开这片海域。你要尽快离开。我认为这就是今天在此上演的一幕。”

我们看到交配的雌雄鲸身体纠缠在一起，难舍难分，身体某一部位属于哪头鲸，此时难以辨别。一个阴影爬上了这头雌鲸的肚皮，它抽打它，并转身游走。仰面朝上的体位并没有能够保护它从而避免交配，因为雄鲸的阴茎勃起时，形状下粗上细，长度可达9英尺。雄鲸还能控制阴茎。成年男子可任意移动阴茎的范围不超过几毫米，而露脊鲸可灵活地活动阴茎，就像一根长手指。露脊鲸的阴茎平常藏在体内，它们游泳时，我们是看不到的。它的睾丸也藏在体内。人类男性的睾丸暴露在体外，因为人类的睾丸必须保持低温，否则这位男士将不能生育。为使身体呈流线型，雄鲸将睾丸隐藏在体内，但又不影响生殖能力，它是如何做到的呢？对此，迄今还无人找到答案。一头雄鲸死后，它的阴茎将从体内伸出。在欧洲，很多木刻描绘的死去的抹香鲸，其阴茎都从体内伸出。生存在北纬40度以北海域的所有抹香鲸都为雄性，因此所有搁浅在欧洲海岸的抹香鲸都是雄鲸。

距离我们半英里远的地方，一头鲸的尾巴在空中盘旋，潜入水中，后又出现在水面上，在空中盘旋，这次持续时间较长。这头鲸在进行它最喜欢的一项消遣活动；它们让尾巴在空中保持平衡，以此来娱乐自己。这就好像是某人为了消遣，练习用一根手指的指尖拿棍子。

时光飞逝，很快到了午饭时间。凯特打开塑料袋，里面装有火腿奶酪三明治和香甜的阿根廷小橘子，她将食物分给我们。远处，鲸有的忙着交配，有的进行着平衡活动，这场景不错，罗杰打开装有远距镜头的摄像机，起身拍下这幅场景。然后他小心地包起摄像机，将其放入防水箱里。

“从抹香鲸身上，你能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罗杰坐下来说道，“雄性蓝鲸是世界上最大的鲸，一头雄性蓝鲸的睾丸总共可重达70千克，也就是154磅。你可能会问：相比蓝鲸，雄性抹香鲸的体积小很多，那么它的睾丸有多重呢？答案为一吨，也就是2 200磅。地球上有记录的所有动物中，抹香鲸的睾丸最大。”

“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呢？”

“其中的原因很有趣，这也在灵长类动物身上得到清楚的证实，”罗杰说，“人类迄今已研究33种灵长类物种，我们对雄性睾丸的重量和交配技巧——无论交配方式为一雌对一雄还是一雌对多雄——已有所了解。有些灵长类物种中，交配方式是多个雄性和同一个雌性，而其他物种中，交配方式是一个雄性只和一个雌性交配，绘制一张图表来展示睾丸重量和身体大小关系，你会发现：上述前者的睾丸远大于后者。一个相关的典型例子是黑猩猩和大猩猩睾丸的差别。就黑猩猩物种而言，一头雄性黑猩猩有多个交配对象，其睾丸远大于人类睾丸，且睾丸十分显眼。再想想高大粗野的雄性大猩猩，它掌控一个雌性大猩猩群体。到最后定会有另一头雄性大猩猩向它发出挑战，威胁其地位，但在这之前，它与群体里每位雌性大猩猩交配，故毋庸置疑，它是这些雌猩猩孩子的父亲。因此，它必须要产出足够的精子，确保每位雌性大猩猩受精成功。由于这种交配方式，雄性大猩猩的睾丸非常小，小到我们在解剖时几乎找不到。而黑猩猩拥有大睾丸，究其原因是，它与一头雌性黑猩猩交配时，这头雌性黑猩猩可能刚与另外一头雄性黑猩猩交配过，它要想成功就必须产出足够多的精子，以冲洗掉之前那头雄性黑猩猩在这头雌性黑猩猩体内留下的精子，让自己的精子成功取代那些精子的位置。”

“就这点而言，人类世界的情况如何？”我问道。

罗杰笑了。“是的，这一问题很有挑逗性。看看这张图表，所有拥有特大号睾丸的物种中，其交配方式都为多雄对一雌，即一妻多夫，而所有拥有小型睾丸的物种中，多实行一夫一妻制，夫妻双方忠于对方。人类就在这两个极端的边界线处，很难预测他们到底倾向哪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类的婚姻制度模糊不清，为什么他们自寻烦恼制造社会问题。想想鲸和其交配体系。雄鲸精子的竞争异常激烈，令人不可思议，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抹香鲸。雄抹香鲸要想与雌鲸交配，必须打败大批其他雄鲸。例如，当你观察这些交配群体时，你会发现整个下午，雌鲸与多头雄鲸交配。假如你是一头雄鲸，对你而言，交配期最好的战略不是争当第一而是等到最后与雌鲸交配。最后与雌鲸交配的雄鲸在她体内留下的精子数量最多。据推测，他产出出奇多的精子，射入雌鲸生殖道，努力让他的精子布满生殖道，这样一来，之前那些雄鲸留下的精子会再次被冲散。”

“鲸！”胡安叫道，他指向距我们身后几百英尺远的地方，那里，三头鲸前后纵列排开地游进，其中有一头雌鲸和她的幼儿，还有一头看起来正值青春期的鲸在不远处跟随着她们。

“那头少年鲸很可能是雌鲸去年生下的孩子，”罗杰继续说道，“多年来，我一直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几头雄鲸与一头雌鲸交配时，其中一头雄鲸试图将这头雌鲸推入水下，以期与她交配，但他总以失败告终。我想他真是笨蛋，直到最终我明白过来才意识到自己才是大笨蛋。真实情况是他将雌鲸推入水下为的是让另外一头雄鲸与她交配。雌鲸一次交配会持续数小时，在这期间，对雄鲸而言，等到最后与雌鲸交配为上策。但这一策略也易引发欺骗。应对欺骗的最好办法就是寻找成员与你有亲缘关系的群体，并加入其中。由此，即便其他雄鲸成功进入最后交配——最后交配的雄鲸精子最可能成功受精——最终成功受精的精子也有你的大部分基因。但现在你面临一个问题：你无法确认哪头鲸是你的父亲，他也不认识你。你完全搞不清楚你父亲是谁。所以你无法加入父亲所在的交配群体。但你能确认你的另一位雄性亲属，就是你的兄弟。你认识你的母亲——断奶之前的1年或14个月里，你一直随母亲生活——如果她回来时带着一头雄性幼鲸，你可以确定这头幼鲸就是你弟弟。”

“说到这里，真正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在阿根廷，带着幼鲸的雌鲸生活在同一片沿岸海域。她们集合在一起，像群体那样一起游动，但她们鲜少会近距离互动。大部分时间里，她们就像一根绳上的念珠，虽然连成一串，但相互之间保持一定距离。雌鲸似乎知道其他雌鲸所在位置，她们通过某种方式避免相互接触，但又牢牢联系在一起。一头雌鲸带着她的幼鲸游向另一头带着孩子的雌鲸，一切井然有序，直到她们的两个孩子开始一起玩耍。一旦它们开始嬉戏，雌鲸立刻制止，必要时还要干预才将它们分开。雌鲸不停地在孩子们中间游来游去，直到将它们叫回到自己身边，紧跟自己朝别处游去。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因为每年的这个时候，雌鲸处于饥饿状态。她从捕食区北上游了几千英里来到此处，一路上她没有进食；她生出幼鲸，为它提供大量鲸脂，把它养大，在这期间她也没有进食；她还要返回捕食区，返程途中她也不进食。因此连续好几个月，她忍饥挨饿。她还要负责幼鲸所做的任何动作，因此她要引导幼鲸远离任何形式的玩耍嬉戏——但有一种她能容忍——她似乎能够容忍幼鲸与少年鲸玩耍。”

“下面就需要说说令我们沮丧的一件事情。对我们而言，确认鲸的最佳方式是乘坐飞机直接向下望，观察鲸的头顶，因为每头鲸的老茧皮（头部隆起的部分）在样式、布置、大小和形式上各不相同——我们可轻松将鲸区分开。但驾机追随鲸，费用极为昂贵，我们甚至可能因此破产，因为飞行费用高达200美元一小时。我们承担不起足够的飞行时间，故也无法全面观察鲸的行为，所以雌鲸容忍与幼鲸一起玩耍的少年鲸到底是谁，我们确实无从所知。我怀疑这些少年鲸是幼鲸的哥哥们，雌鲸是想让兄弟相认，这样他们以后就可组成一个生殖能力更强的交配群，反过来说，这个交配群也最有可能将雌鲸的基因传承下去。举个例子，我们曾观察过一个交配群，群成员聚集时间长达6周，游进距离达185英里。这意味着在这一群体里，互利主义可能在起作用。今天一头雄鲸帮助了另一头，明天前者将得到后者的回报。”

那头少年鲸离开了雌鲸和幼鲸，开始缓慢地朝我们游来，它显然对我们非常好奇，可能在它眼里，我们的船就是一条黑色橡胶鱼，我们就是里面来回移动的动物。然后，它喷出水雾，将其尾巴抛入高空，径直潜入船下。船下出现了长长的阴影，阴影的一端布满白点，那是鲸头，上面的老茧皮冒着白光。这条阴影在船下悬浮了一会儿，迅速游走了，那段时间感觉好像稍纵即逝。这头鲸露出水面喷水，侧身游泳，在我们身后沿曲线游来。它尾巴上有一条参差不齐的凹口，很有可能是被逆戟鲸攻击后留下的伤口。

“小心那尾巴，”罗杰提醒我们说，“如果看到鲸尾压过来，你必须快速俯身跳入水中，什么都别想，尽管往下跳。你也不希望被夹在鲸尾和船体之间而被压扁。”但这头鲸并没有将尾巴压过来，而是再次回到船下，侧过身体，很显然，它是想看我们，之后又向另一侧翻身，浮出水面喷出了一团好看的水雾，水雾正好从我们头上倾泻而下，味道香甜，感觉好像湿润的软毛。这头鲸游了一圈又回来了，这次它直接随船前行。它那巨大的脑袋在水面漂浮，离我们很近，我都能观察到它的两个喷水孔，它们就像两只掌心相对的手一张一合，它们受压后间隔扩大，就像在手指和拇指间闭合的风箱。喷水孔周围长出了少许毛发。这头鲸仍然年幼，身长仅约35英尺。头顶上长着厚厚的老茧皮，上面爬满了鲸虱，黑色皮肤上布满条纹，就像下雨时雨水打在玻璃上汇成的涓涓细流。雄鲸老茧皮多于雌鲸，由于参与打斗，雄鲸背部擦伤也多于雌鲸；我们认为这是一头雄鲸。它的嘴冲着船，推着船前行。我在舷缘处，伸长胳膊，用手指轻轻地触碰它的脑袋。它整个身躯立刻退缩。我想它怎么能够那么敏感，就连人类一次轻微的触碰都能感觉到。它的皮肤出奇地柔软，就像抹上润滑油的羚羊皮。

远处传来轻型火炮声，循声望去，我们看到了两头破水而出的鲸，它们将身躯抛入高空，半扭着，像是只动力十足的陀螺，然后侧身入水，溅起层层浪花，像是厚厚的喷泉。此时，那头少年鲸已回到船另一侧，用它整个肋腹蹭着舷缘，慵懒缓慢，就像一只小猫在人的两条腿间来回磨蹭。几个大幅度动作之后，它离我们而去，身后留下了一长串“脚印”——一个个巨大的水坑，其内水面光滑平静，如同玻璃。时光流逝，短暂的黄昏时分到来。夕阳西下，太阳释放的热量大量消散，我们开始感到寒冷，启程返回大本营。靠近岸边时，我们看到一头鲸不断翻滚；浅水区里有大量贝壳和卵石，它应该在用这些贝壳和卵石抓痒，就像狗在泥土里打滚。它在空中挥舞着鳍肢，又将尾片抛入空中，像是旗语信号。我们靠岸后将佐迪亚克快艇拖到船库内。

日落时分，海天相接处，天空被染成了桔色，海洋变成了蓝灰色。潮水逐渐退去，露出片片湿润沙地，月色之下，湿地闪闪发光，就像一排小手镜。抬头仰望，金星出现在正空，明亮如口哨，旁边是水星，发出根根针孔光。夜幕降临，浅水海域泛起点点星光，就像冰面，海上狂风大作，风声好似货运火车发出的声音。有很多词汇可用来描写巴塔哥尼亚地区的风。可以说风吹过荆棘丛，荆棘丛发出嘘嘘声；风吹抵金属薄板墙，墙壁传出嘎吱声；风吹过干涸沟壑，传来长笛声；风到达悬崖时，上面传来搅打器的击打声。一只夜莺发出“喔喔”声。一头鲸打了个喷嚏，声音响亮，好像一把铁制庭院椅在水泥地上被拖行时发出的声音。远处，三头鲸喷出团团水雾。地平线处泛着杏黄色的光，地平线之上，天空不断地向上翻腾，从浅蓝到厚重的凫蓝再到透明晶片的艳蓝。

按美国标准，晚饭很晚才开始。大约晚上十点时，大本营成员集合到“犰狳乐园”，餐桌的一端放着一盏煤气灯，灯光暗淡，整个房屋笼罩在灰蒙蒙的光线之中。屋外，狂风像女妖精那样哀号，而屋内的所有人正起劲地开着玩笑，有人说西班牙语，有人说英语，还有人表演哑剧。汤姆是位天生的喜剧演员，他正为我们讲他在愚人节做过的恶作剧。有一年，他打扮成达斯·维德的模样，在曼彻斯特的康科德挨家挨户地敲门，假装推销盖屋顶材料的推销员。还有一次，他们一家人上演了一部家庭滑稽剧，他打扮成胡克船长，他妻子打扮成彼得·潘，孩子则拖拽从埃克森·瓦尔迪兹号油轮泄露的油（其实是多个棕色塑料垃圾袋）。汤姆用勺子盛出大本营成员最爱的饭菜——他烹制的甘蓝汤，汤里还配有鹰嘴豆、四季豆、洋葱、胡萝卜、香料以及两种腊肠，汤姆盛饭时，还表演了一系列名人模仿秀，最后压轴的是他最擅长的，他夸张地表演了一个被称为“昂斯特敏斯特”日耳曼实体。每次汤姆说“昂斯特敏斯特”时，他都晃动眉毛，然后开始活灵活现地模仿“奇爱博士”，似乎他就是真正的“奇爱博士”。甘蓝汤十足美味，我们觉得应该给它起个正式的名字，我们想出了两个名字，分别是“佩尔迪多上汤”和“昂斯特敏斯特焖菜”，但最终也没确定下来。古斯塔沃从冰箱后面拉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有12根长棍面包，他开始将面包切块。汤姆站起来，又变成了遭到攻击的李小龙，攻击者为6块粗野的法式面包。这个匡塞特角活动房屋内，灯光昏黄，汤姆的身影不断跳跃，其他成员的身影也在不停摇曳，屋内一片欢声笑语，人影也显得生机勃勃。煤气灯光闪烁不定，屋外大风呼啸，声音如同猫的叫春声。此情此景，让我思绪万千，它飘到了南极地区的一个实验站，虽然环境恶劣，但我们仍坚持野营露宿；或者又飘进了尼安德特人的一个洞穴，我们围着一堆篝火，沉迷于篝火散发出类似光谱的光辉。马诺洛忙着倒红酒、啤酒和可口可乐。安尼塔递过来一盘生蔬菜沙拉，上面裹着蛋黄酱。我们的谈话主题转向了体育运动。胡安听说我曾在匹兹堡教过三年书，所以他问我那个城镇的人们是否关心体育。我回答道那里的人民都非常热爱足球，达到痴迷的程度，所以，我在离开之际曾向一位院长建议学校卫生间门上的标识不应该是“男士”和“女士”，应该改成“强侧边锋”和“边侧接应手”。说英语的成员试图将这段对话翻译成西班牙语，但未能遂愿，最后汤姆站起来，在冰箱旁边模仿克努特·罗克尼做了一次详细的现场解说，这才成功地将其翻译成西班牙语。马诺洛也讲了一个笑话，说一个人遇到了一位在锯木厂工作的朋友，凯特对这个笑话进行逐句翻译。这位朋友脸上布满了大块伤疤。“发生什么事了？”这人问道。“哦，我们一直打赌谁能最大限度地靠近锯，”这位朋友回答道。“我推测肯定是你赢了，”这个人说。“不是的，事实上，”这位朋友回答道，“我才排到第五位。”

饭后甜点是香蕉，上面覆盖着厚厚的焦糖甜奶酱，吃完甜点后，已接近午夜。我们把餐具堆到水槽里，因为没有自来水，我们等到第二天用海水清洗这些餐具。我用手电筒照明，一路摸索回到帐篷，它位于海岸突出的部分，前面有一排羊栅栏，周围是一堆荆棘丛；我拉好帐篷的拉链，蜷缩入睡袋里。

15分钟后，我听到帐篷外传来脚步声。“睡着了吗？”凯特问道。“我感觉有一头逆戟鲸在发声。快起来一起去岸边看看吧。”

海岸线处，汤姆正拿着磁带录音机，上面连着一根水听器的线，它一直延伸到海湾。多年来，罗杰记录下大量露脊鲸的歌声，形成了一个资料库。露脊鲸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有趣的、严肃的、奇怪的、水下的、飘扬在空中的。这些声音很可能代表着不同的事物，到底代表什么呢？这一问题更为神秘，更待我们探究。尽管今晚满月，但海面升起一团晨雾，像奶油一般，怪异光亮，天空和大海在晨雾中若隐若现。一些自带光芒的生物在浅海区闪现。鲸露出水面时，皮肤发出光芒，月亮似乎都成为它们的映衬。近岸海域，一头露脊鲸发出低吟声；另一头鲸发出喷嚏声。水听器还记下来一阵拉长的猫叫声。我们没听到逆戟鲸的声音，但月光皎洁，晨雾苍白，多头露脊鲸叹息着、哀诉着。我们冻得瑟瑟发抖，所以决定收工，各自返回了自己的帐篷或小屋，在寒冷中入睡。

接下来几天，野营生活继续，白天日常工作依旧繁重，晚上有趣滑稽的晚饭仍在双语中进行。大海温度极低，我们无法下海，所以我们定期轮流驾驶一辆小卡车到马德林港，在那里将空的大水壶灌满饮用水，同时购买一些新鲜食品。阿根廷通货膨胀极为严重，10年前，购买一辆卡车需2 000美元，而现在这辆卡车的价值已翻了好几倍。但谁也不想卖掉卡车，因为现在新车价格非常高，而旧车维修费相对较低。所有机器——包括汽车、发动机和水泵——永远处于崩溃状态，亟待修理。大本营的发动机坏了，屋后的几个水槽也坏了。有时还能在水槽里发现几只死老鼠，我们都开玩笑说它们喝饮用水喝得酩酊大醉，看起来像是长着毛发的小块方冰。幸运的是，通过一位技工的修理，所有一切都恢复正常。

常驻大本营的是一组核心研究员，但仍有不少新人加入，不少老人离开。道格·艾伦是位水下摄影师，他一头红色卷发，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说话带有浓重的苏格兰口音，他定期拜访大本营，我们都被他迷住了，因为他既完全独立，又很善于社交，两种个性完美结合，像极了巴塔哥尼亚人。他常说单词“suss”，意指对某事进行暗中侦查，我们也跟着他学会了使用这一单词。一天，他很随意地跟我提起他的一次经历：那是一天上午，他在水下拍摄一头幼鲸，不知不觉中，他已十分靠近这头幼鲸，突然它狠狠地从后面撞到他头部，撞得他“两眼冒金星”。他将其归为一场意外，但他显然被吓住了。第二天他还是继续下海接近鲸去拍摄。约翰·沃特来自英国，是位电影制片人，他的孩子出生在附近的一个小镇上，现在刚六周大，他带着妻子和孩子来大本营小住一段。一个来自日本的影片摄制组过来待了两天开展拍摄。来去匆匆的还有很多来自马德林港的研究鲸的研究员以及两名渔猎法执法官。纽约动物学会给予大本营一定支持，对其有一定经营权，并安排一个带导游的巴塔哥尼亚观光团来参观大本营，他们待了一个小时左右。还有一个类似的团体也来过，我们兴奋地发现该团体成员里有约翰·爱慕林，他是实地生物学家，刚退休，他曾激励过罗杰、乔治·沙勒以及其他很多科学家走出去，到野外对动物行为开展实地研究。

吸引研究员、影片摄制组和游客来到这里的不仅是大量生活在海湾里的鲸，还有罗杰持续不断的研究工作。每头露脊鲸头上的老茧皮都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很容易确认它们，同样，我们也可根据其尾部的标志来确认座头鲸。但我们很难深入研究座头鲸。例如，我们从未看到过它们交配。大本营内，研究员们吃住工作在此，他们靠近露脊鲸，可近距离观察它们的社交行为，记录它们的声音。露脊鲸观察起来很方便，我们在岸上就能开展观察工作，罗杰发现了露脊鲸这一特性，他感到自己很幸运。大本营现对鲸所做的研究工作以已确认的鲸为基础，研究规模宏大，史无前例。每年都有研究员们乘飞机飞来，拍摄照片，然后与已知的鲸一一对比。根据最近的数据，已有960头鲸得以确认。还有些露脊鲸分布在南非附近以及澳大利亚附近海域，但目前世界上仅存3 500头露脊鲸。在我们探索的海湾内，据说生活着1 200头露脊鲸。罗杰在很多地区都开展过对座头鲸的研究，但他只在巴塔哥尼亚这一非凡之处研究露脊鲸。

一天，日本摄制组拍摄完毕，他们打包好装备驾车离去，我们目送着他们消失在尘土漫天飞扬的公路上，然后坐在门廊的台阶上，聊起了日本人的捕鲸行为。这个日本摄制组正在制作一个时长两小时的纪录片，该纪录片将要在日本电视上播放，可以说罗杰对他们慷慨大方，因为日本人迫切需要改变他们对鲸的态度。

“世界上有鲸这种动物，它们看起来智慧聪明，它们会唱歌，会修改歌词，会使用韵律和人类作曲法，”罗杰说，“它们形成极其错综复杂的泡沫网，捕食时，聪明地聚集起来合作。你不能用这一聪明动物去制作脂肪、油脂、口红、人造黄油、猫食和束腰胸衣。捕杀鲸鱼也从未为人们生活带来多大改善。今年下半年，我打算去趟日本，去跟日本人讲讲鲸。他们之所以对鲸漠不关心，是因为他们对鲸知之甚少，一旦他们了解了鲸这一动物，他们肯定会被鲸吸引，因为他们获得了有关鲸的知识。我确信日本人对鲸的态度将会改变，当然他们将与世界上其他人民一道，开始谴责捕杀鲸的行为。”

“一直以来，日本人在保护苍鹭、信天翁以及其他濒危动物方面都做得很好，”我说。

“我对日本人并无不满，我只是不满那些捕鲸人，他们是一群冷酷无情、没有任何未来的猎人，”罗杰说，“我祖父是名伐木工，他只砍伐胡桃树，有时一次砍伐长达一年之久，对他和同时代的人而言，这远远超过了正常砍伐量，照这样的砍伐量，他们将很快不再拥有胡桃树，除非他们把胡桃树视为树林里最奇异的木种。我祖父目光短浅。难道没有人警告过他吗？我想肯定有。无限度毁坏一个物种，直至令其濒临灭绝边缘，这是疯狂之举——疯狂程度绝非一点儿，简直就是癫狂。”

突然，房屋附近的一个斜坡处传来一阵笑声，我们随声望去，那里有六个人好像在举办高尔夫球俱乐部。他们中有人戴着太阳镜和高尔夫球帽。地上九个球洞旁全都插着旗杆，橙色旗帜由小字体标注序号，每人手拿一只亮橙色的球。看到这一幕，罗杰和我都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

听起来不大可能，但我们的鲸鱼大本营里确实有一个小型高尔夫球场，它可谓是世界上最艰苦、最偏远的高尔夫球场。事实上，在巴塔哥尼亚，这种微型高尔夫球场也仅此一个。汤姆为格拉曼·哈里斯的孩子们建造了这个球场，一路将其从波士顿带到这里。球道处又传来了一阵笑声，我们离开门廊，朝着球场走去，加入他们的比赛。

“快来，”汤姆说，嘴里叼着一根长雪茄，他戴近视镜，所以墨镜从近视镜上翘起来，角度正合适，“戈尔菲托·圣约瑟欢迎你们。”他递给我一根推棒和一只橙色球。球场周围灌木丛生，有很多断层泥土，九个依次排开的球洞几乎隐藏在其中。球洞边缘散落着牡蛎化石壳和各种各样的小摆件，其中有一个鲸尾骨、一个马蹄的角质部分以及黑硅石（一种如玉石般的卵石，覆盖半岛大部分地区）。球场到处都是灌木，上面尽是枝杈和尖刺。球洞好似生锈的铁罐，上面还穿着厚厚的海滩沙。障碍有干涸的沟壑以及一些时不时冲入场地的活蜥蜴，此外还有栗色羊驼粪便、海豹骨骼、草丛、破碎的贝壳、冰叶日中花树的干枯树根以及随风而起的尘土。第二个球洞处，有“塔兰托毒蛛障碍物”，这里是一只螲蟷的洞穴，它不时爬出来看看外面情况，好奇这些人类怎么老是制造骚动。球道沿着地面的裂缝曲折蜿蜒，两边摆满化石贝壳。另一洞口处，有一滑雪跳轨，它来自一列运盐火车，盐在以前是巴塔哥尼亚为数不多的出口商品之一。还有一个球洞，我们必须向下射入喷管才能将其打通，喷管由旧火炉的一根烟囱管制成。最后一个球洞不像是生锈铁罐，倒像是只被抛弃的长着毛发的犰狳。九个球洞口处都插着旗杆，这些旗杆之前用来支撑蛇栅栏。旗杆上挂着的旗帜由破旧的橙色织布碎片制成，随风飘扬时，就像航空路标。“更衣室”则是一个破旧的灰色木质包装箱。在巴塔哥尼亚，所有东西都极尽其用。

古斯塔沃开始击球，球没有入洞，但距离洞口只有几英寸，他用西班牙语骂了一句：“见鬼！”然后他拣起球，用三颗羊粪粒标记出球最后所在的区域。加比用一块印花大手帕将头发扎到脑后。在她身前，一个啤酒瓶倒立着放在地上，球就在这个啤酒瓶顶部，她走上前去，弯曲髋部，做出打高尔夫球的姿势，看起来挺夸张，她采取了近穴击球的办法，但球经过了一块被侵蚀的羊驼椎骨之后就在靠近洞口的位置停了下来。安尼塔身穿一件蓝色的冲浪T恤衫，也做好击球准备。

汤姆伸出手，说道：“不对。游戏的一个规则是：当有埋葬虫经过球道时，你不能发球。这是甲虫障碍。”我们看到一只黑得发光的甲虫正沿着土路爬行，然后消失在灌木丛中。

“啊，是的，我真傻，忘了这条规则了，”安尼塔说。然后，她开始击球，球经过一块鸟骨之后，又沿着一个陡坡向下滚到一堆荆棘丛的正中央。

突然，在离海岸线大约半英里的海域处，一头鲸破水而出，我们站在那里出神地望着，手中拿着的球棒显得无所事事，我们惊讶地看着这头鲸一次次跃出水面。一头鲸的重量约为50吨，如此一个实心的庞然大物跃出水面，在空中旋转身躯，这得需要多大的力量。但这头鲸的动作又像芭蕾舞那般优美——优雅轻柔，又不失力度。向南大约数百码的地方，又有一头鲸来了精神，它像帐篷会议中的福音布道者，异常兴奋。它跳入空气通道，开始从中跃出水面。

晚上，我把装备转移到主屋后面一个由波纹状金属薄片建成的小屋中，它位于山顶，从这里我能俯瞰整个海湾。当然，这也意味着一旦需要任何东西，我要走一段长达300英尺的、蜿蜒崎岖、陡峭打滑的山路去拿所需之物。但小屋的金属薄板和木头形成了十二音域，发出美妙的嘎嘎声，小屋简直成了乐器，演奏者就是巴塔哥尼亚的风。小屋的墙就像发射中的火箭剧烈晃动。风在沙丘之间曲折前行，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屋外传来脚步声。屋顶相对的两个角落经常发出猛烈的撞击声，如此剧烈让人感觉像是有一个无形的大手要将它从中撕开。屋内，一张窄床依靠一面墙放着，墙上有扇小窗户，它正好位于枕头旁，之前一位年轻女士要求在这个位置开凿一扇窗，这样躺下来时她就能看到月亮。从另一面墙的窗户向外向下望去，就能看到大本营和大海。第三面墙被做成了书架，架子上的隔板都脱落下来。第四面墙上钉着几颗钉子作为挂衣钩，衣钩下面是一台变形的桌子。整个小屋8英尺长，6英尺宽，仅7英尺高。一根蜡烛立在一个容器里，它只有三条腿，摇摇晃晃的，一阵风吹进屋来，蜡烛熄灭，周围堆满了蜡。白天，小屋内气温极高，但打开屋门不是明智之举，因为如果屋门打开，可能会有羊、羊驼或响尾蛇进来。

日落时分，主屋门廊上放着一张长凳，其实它是一头鲸的下颌骨，我和罗杰坐在上面，望着被夕阳染成红色的天空，好像一大锅炖菜即将要沸腾。道格曾向我们回忆他与鲸相撞的经历，他描述的情景仍萦绕在我脑子里，大本营中几乎没人愿意去做相同的事情，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

“其实就是那最后10英尺，”罗杰说着，倚靠在凳子后面的墙上，在午后的阳光照射下，墙面十分温暖。“就在距离鲸10英尺的地方，人们会发现自己的神经开始崩溃。”

“但那才是生命的意义所在啊，”我说，“只有在那里，你才能获得最详尽的细节。不然在生命尽头回顾往事时，你只能扼腕悔恨，后悔当初没能再向前移动几英尺，没能发掘真正有趣有价值的信息。那感觉肯定糟透了。”

罗杰点了点头。他一生都行走在鲸之世界和人类世界之间的狭窄走廊上。“我认为依据人们决定退缩的地点，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个人。想想吧，这里的人们，飞行那么远的路程，克服那么多艰难困苦，等待那么长时间，费心地与那么多人处理好关系，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来到这里。每年都是如此。有些人甚至没有离开美国就放弃了。有些人只能在海岸上研究。有些人甚至可以出海，忍受颠簸不堪的船，但他们不敢下水，一想到要在水下靠近鲸，他们就会害怕。有些人敢于下水，但他们只能在较远处观察鲸——接近鲸的最后10英尺令他们恐惧。不管他们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才来到这里，不管他们对鲸多么感兴趣，哪怕他们花费生命所有时间研究鲸，但是他们就是无法面对那最后10英尺。我认为最后10英尺说的不仅是对鲸的研究，而且它关乎一个人了解生命的方式。”

海湾南头，一头鲸的尾巴露出水面，它保持这个姿势顺着气流向前游进，持续了5分钟。然后它掉头逆风而行，之后转身，将尾巴翘起，再次顺风而行。罗杰兴奋地拍着膝盖。这头鲸在“航行”，它宽大的尾巴就是船帆，它利用一阵强风，鼓动着尾巴。有时，露脊鲸会练习航行，一次航行时间为半个小时；航行似乎是它们最喜欢的运动之一。你可能认为很多动物都会航行，因为航行可以节省体力，还可能乐趣十足。但具有航行本领的动物除鲸外，就只有三种水母。进入高纬度地区时——科学家们将高纬度地区称为咆哮的北纬40度、疯狂的北纬50度以及尖叫的北纬60度——你就具备了最佳航行条件。如果能翘起尾巴，让它在空中顺风航行，为什么还要花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费劲地前后摆动尾巴去游泳？

夜色渐深，我们静静地坐着，望着那头倒立的鲸，风推动着它宽大的尾巴，它仍在海湾里欢乐地航行。海洋中部，海水正从右到左剧烈翻腾。但地平线处，海面看起来安静平和。

“整个事物就好像巨大的轮子，”罗杰说着，举起一只手，慢慢地倾斜这只手，“这轮子就像星球一样不停旋转。”三只蛎鹬低飞经过我们面前的沙滩，它们不停啼叫，似乎在驱赶一只海燕，直到这只海燕从它们的领地飞走，它们才停止鸣叫。

“没时间了，”汤姆说道，他和“奇科”们进进出出，好不忙碌，他们忙着用硬纸板、挂衣钩、银灰色胶布带和碎布制作服饰。那天是万圣节，所有人都受邀参加万圣节聚会，但受邀人须乔装打扮来参会——我们生活的大本营物资匮乏，因此对我们而言，这无疑是巨大挑战。很快，来自马德林港的研究鲸的研究员们带着家人陆续到来，他们带来了食物和服装，所有人都热切地希望见到老朋友，期望能见到几个月未曾谋面的同事，希望与他们交流最近的研究工作。黄铜钟响起钟声，我们听到后集合到了“犰狳乐园”。我们的研究小组从以前的12人增加到了25人，其中包括一些孩子们，他们中有人打扮成芭蕾舞演员，有的穿成小丑，有的装扮成海盗，拿着假匕首跑来跑去。

最终，服装表演秀开始了。胡安用硬纸板给自己做了个巨大的羊驼头。约翰打扮成一只苍蝇，他头带焊工用的护目镜，背上捆着螺旋桨。鲁宾是到访的飞行员，他跺着脚走过来，打扮成蓝博，拥有发达肌肉，身上捆着炸弹，当然这些都是假的。鲁宾的妻子伊冯将波形板盖在身上，装扮成一只犰狳，慢吞吞地走了过来。我的打扮是在表现一种天气现象，即“雷雨”，我穿着防火纤维靴，一件豹纹跳伞服，戴着一个银色项圈，将浓密的长发拴到衣钩格子上，手拿一个用硬纸板裁剪而成的闪电模型，模型上覆盖着银箔纸，它原本是用来包裹巧克力棒的。最后压轴出场的是汤姆和三位“奇科”，他们四人装扮成了一头拖着长长身躯的露脊鲸，这头鲸笨拙地向前爬行。鲸的骨架由金属丝制作，上面覆盖着黑色塑料垃圾袋，鲸须由长草制成，鲸尾用硬纸板充当，塑料泡沫杯的碎片粘在头部，成为鲸的老茧皮。汤姆利用一个压缩空气罐，发出了鲸喷水时所发出的声音。四人装扮成的这头“鲸”蹒跚前行，像一条中国龙，引得孩子们兴奋地大喊大叫。表演结束后，我们开始吃饭，饭菜有冷盘、热狗和蛋糕，正在这时，一声巨大的炮声传来。这次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鲸破水而出的声音，而是真的大炮声。我向屋外望去，看到地平线处闪现着红色的火箭，接着浓浓的白色烟雾从海面升腾起来。阿根廷海军已开始海洋打靶练习，这肯定会惊吓到鲸。

吃完饭，我拿着手电筒，一路摸索着爬上山，回到小屋，我用力关上门，门发出铿锵声，然后我爬上小床，进入睡袋里。猎户座开始升起，透过枕头旁边的窗户，我能看到它。再向北望去，它似乎是倒立着往上升，升起时似乎把猎人的一条腿抛在了地平线上。首先出现的是猎人的脚，而后猎人剑上的小星星开始发光。当然，改变姿势的不是猎户座，而是我。但不管怎样，发现太阳起落方向不同寻常，看着星群倾斜跳跃而出，划破黑暗的夜空，确是奇事一桩。金星早升晚落，稳如针孔，努力散发白光，它旁边为水星，犹如一盏小床头灯。我随身带了本书，名为《惠特尼星图》，一打开就会跳出一幅立体星座图，它叫作“跳跃天空”。我将书举过头顶，此时，发现了鲸鱼座和海豚座，前者在夜空中蜿蜒滑行，后者在头顶的夜空弯曲成弧形。希腊传说中，海神波塞冬孤身一人，没有妻子，所以他派出一位海豚使者去向众多女海神中的安菲特律特女神表达爱意。这位海豚使者口才超群，在他的说服下，安菲特律特女神答应嫁给波塞冬。波塞冬为表感谢，赋予海豚使者特权，让它能够永远在众星间游动。古罗马诗人奥维德也创造了相关神话故事，他称海豚座的前身是只海豚，它对17世纪诗人和音乐家阿里翁有救命之恩。根据奥维德的故事，阿里翁游览西西里岛之后，动身回家，返回途中，他遇到了一些水手，他们密谋要对他施行抢劫并将其杀害。由于寡不敌众，他也认命，他希望水手们能允许他唱最后一首歌。他的歌声柔和悠扬，让人昏昏欲睡，这歌声吸引来一群海豚，看到这群海豚，阿里翁跳入水中，其中一只海豚把他安全地带回他的家乡希腊。据该传说，太阳神阿波罗将这只海豚以及阿里翁的竖琴加入到星群之中。

历史长河中，海豚因行事聪明，天性宽厚，所以备受赞美。事实上，很多文化中，都有不少关于海豚救人的故事。卡伦·普赖尔长久以来一直研究海豚，曾有人问她海豚是否会将人推到海岸上，她说：“你从来没有听说过海豚推着溺水的人远离海岸。”据我们目前已得的所有知识，这种说法确为真实。的确，海豚似乎喜欢与人类玩耍，而且在世界上很多海湾内，它们确实也与人类进行互动。最奇怪的海豚故事之一出现在1989年，当时，伊朗政府指控美国利用“神风特攻”海豚队在港口和船只下布雷。一个相似的情节也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一部名为“海豚之日”的电影中，电影中，乔治·C·斯科特扮演一名海豚研究员，他发现他训练的海豚被一群暴徒逮捕，他们希望利用这些海豚运送一枚炸弹到总统乘坐的快艇上。一位名为理查德·巴里的海豚训练员在他的回忆录《海豚微笑背后的故事》中吐露出这样一件事：中央情报局曾经找到他，希望他能训练海豚用以军事。海军一直声称他们从未对海豚做过任何这样的研究。但有位知情人曾透露海军训练海豚所使用的一项技术：海豚遭遇鲨鱼攻击时会猛烈撞击鲨鱼鳃部，通过这种方式来杀死鲨鱼，这是它们与生俱来的本领，海军正是利用海豚的这一本领，训练它们猛撞人类腹部，以此来杀人。海豚是平和的动物，早在老普林尼时期，人们就观察到海豚乐于与人类交朋友，而现在人类却训练海豚去杀人，这令很多人恼怒不已。海豚是最聪明的鲸；它们可以相互传递信息。黑猩猩能够学会信号语，曾有研究发现一只黑猩猩教它的孩子使用语言。海豚可能比黑猩猩更聪明，假如海豚开始向它们的后代传授杀人技能，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想想吧，“友好鲸现象”都可以在灰鲸群体中迅速传播，依此推测，不久后，海洋中就会出现大量杀人海豚。届时，海豚将不再是我们在海洋中的朋友，而将成为我们的另一个致命敌人，它们受训的目的就是杀死我们人类。人们谴责将动物用于战争的行为，但海军时不时对此进行反击，声称参加二战的军犬部队救过很多盟军士兵。但是他们忽视了一个事实：这些军犬在回归社会之前接受了长期艰难的“去训练”化训练（旨在消除之前训练的影响，使它们失去攻击性），因此它们回到社会中才不会攻击人类。如果它们不接受“去训练化”训练就逃脱或被释放，它们将攻击平民，尤其会把孩子当成猎物，因为孩子们通常认为狗是友好玩伴，更易被它们吸引。带着这些不祥的思绪，在海豚座的注视下，我闭上了双眼，任由咆哮的风声进入我的思绪，渐渐地我睡着了。

我们说破晓，好像有东西被打碎，但我们的真正表意是光波的顶峰越过地平线。第二天一早，沐浴在清晨的光波中，我沿着海岸散步，旁边就是高高矗立的悬崖，我忽然意识到大本营的所在地如此古老悠久。悬崖上几乎全是固体化石——它在史前其实是海床。悬崖顶部，牡蛎化石向外突出，它们体格大，足够装下一磅多重的肉，悬崖底部布满海胆化石饼，可能有7 000万年的历史。海滩上散落着海狮化石、螃蟹化石和鲸化石。此外，还有一群死去的企鹅和其他鸟类躺在海滩上。海岸上还有羽毛、鳍、成为木乃伊的动物以及数不清的随海潮上岸的贝壳。一堆堆石头像沙丘一样，指引着通向大海的路。大海尤为擅长的一项技能是根据大小进行分类，这里有大块石头形成的田地，有中型石头堆成的山脉，还有小型石头组成的区域。放眼望向大海，我看到一头雌鲸带着一头幼鲸在浅水区悠闲地游动。它们什么时候过来的？这头雌鲸向上摆动她的鳍肢，开始给孩子喂奶。一群海豹游了过来，开始纠缠它们，幼鲸紧紧靠在母亲身旁，用鳍肢环绕着她。看上去，这两头鲸静止在水中，但我越是加快脚步朝它们走去，它们似乎离我更远了一码。最后，我转身离开，朝“犰狳乐园”走去到那里吃早餐。

早餐有咖啡、奶酪和谷物脆薄饼干，吃过早饭，罗杰开车，载着我、加比和飞行员鲁宾前往一个小型飞机场，从大本营到那里大约半个小时车程。罗杰按了按挡风玻璃清洗器按钮，没任何反应。他用西班牙语对鲁宾说：“没有shunks（西班牙语，意指喷射清洗器）。”巴塔哥尼亚人将喷射清洗器称作“shunk”。一辆车从对向车道驶来，司机用一只手顶住前车窗，罗杰也做出相同动作。在阿根廷，车窗受到撞击后完全破碎，这样一来，事故中被抛出窗外的人免遭玻璃刮伤。但不幸的是，如果一块锋利的石头碰到车窗，它也可能会完全破碎，因此当地人错误地认为他们可以用一只手支撑整个挡风玻璃。每当对向车道有车辆迎头驶来，司机都将一只手顶在挡风玻璃上。

鲁宾的塞斯纳182号飞机停在附近的一个大庄园里，旁边是一狭长的小型飞机场，地面都是土地。每年，鲁宾都会驾驶飞机载着罗杰和营地其他成员在海湾上空飞行，去拍摄鲸。这架飞机的尾翼上写着字母“LV-LCY”，所以罗杰的孩子们曾称这架飞机为“亲爱的朱思（英语中Love Juicy，缩写为LV-LCY）”。我们登机起飞，朝南部海湾驶去，据说那里满是鲸鱼。鲁宾发现多头鲸在海里游弋，他驾驶飞机径直地朝它们飞去，在距离它们大约300英尺高的空中做急转弯飞行，同时，罗杰屈膝挨个对每头鲸进行拍摄。我在半岛轮廓图中找出我们目前所在的大约位置，然后在这里用铅笔画下♀+♀+（代表两头雌鲸，各自带着一头幼鲸），向前挪动一点，我画了♀+。罗杰每用完一卷胶卷，我就递给他一卷新的，在用完的胶卷上标上数字和日期。急转弯飞行持续了一个小时，之后我们返航飞往机场。飞机在机场停稳后，鲁宾转动着装满汽油的大黄圆筒走了过来，筒上面连了一个像咖啡研磨机的手动泵。加比用水泵将汽油从筒里抽到一根软管里，鲁宾之前在软管内放入一个罐子，其顶部用羚羊皮覆盖（目的是过滤出水，因水污染汽油），然后加比将汽油从罐子抽到机翼中。这个活儿相当费时。鲁宾和加比登上飞机，很快我们再次起飞，飞过一片广阔平坦的沙漠。地上，多条羊肠小道蜿蜒崎岖，在远方水槽处交汇重叠。几分钟后，飞机降落在一条土路上，停留一段时间好让我下飞机，我下来后，鲁宾将飞机调头后起飞，继续今天对鲸的拍摄工作。这里距离大本营三千米远，通向大本营的道路与主路在此交汇，我沿着这条路往下走去，它很像被掏空了的河床。一群羊驼跑了过来，共有十只，看到我后立刻逃之夭夭。两匹母马（罗杰称它们为“穿着白色迷你裙的小老鼠”）蹦蹦跳跳地从我身边经过，蜥蜴在灌木丛下面大摇大摆地爬行。一小时后，我站到了能够俯瞰大本营的高地上。两条拖痕从船库延伸到大海，显然“奇科”们已出海工作了。我回到小屋，一片寂静，一切都平和安静，我深感震惊。所有的人都出去了。我向上爬进小屋，脱掉夹克衫，出来向悬崖上另一间小屋走去，它距离我的小屋不到一英里。早晨天气冰冷，现在是中午，烈日当头，炎热难耐，而到午夜，气温又要降至接近零度。我站在悬崖上的小屋里，向下面的海域望去，又发现了之前看到的那对鲸母子。雌鲸肋腹处有一个醒目的伤口，鼻子上的老茧皮好像语句中的一个插入语。曾有些观察家认为这些老茧皮好像犬齿，因此，她被命名为“芳”（英语中犬齿为fang，因此这头雌鲸被命名为Fang，按照该单词的发音音译为“芳”）。芳的幼子依偎在她身旁。整个上午，它们都待在距离大本营很近的海域。在太阳的照射下，水面闪现出一条闪闪发光的小道。每当这对母子露出水面时，点点水滴从空中落下，在它们周围闪烁着光芒。

向下看去，芳和她的孩子距离我很近，但整个海湾里，到处都是一对对游弋的鲸母子。雌性露脊鲸的怀孕期仅为一年左右，时间似乎很短。毕竟，大象的怀孕期为22个月，而鲸的体积远大于大象。小象出生后，它必须学会用腿站立，但幼鲸出生后，脱离母亲充满羊水的子宫后就直接进入海洋中——充满海水的子宫。幼鲸不必学着支撑自己的身体重量。鲸是温血动物，它的呼吸方式与人类相同，所以，从理论上讲，鲸可以在陆地上生存，但如果鲸生活在陆地上，它的各个器官将被巨大的体重压扁。所以鲸需要水去支撑庞大的身躯，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被搁浅在海滩的鲸存活率那么低。刚出生的幼鲸不必学会站立，因此它的骨骼极富弹性，拿来幼鲸的一根肋骨，你可以前后弯曲它，好像它是用硬橡胶制成的。刚出生的幼鲸几乎处于失重状态，好像是在空中飞行。关于鲸母子的另外一件有趣之事是：雌鲸的体内，水占到了97%。雌鲸发出的声音直接通过海水传播，经由身体传到子宫，幼鲸在子宫内就能听到她的声音。但子宫中没有空气，因此幼鲸不能回应母亲。幼鲸只得在母亲子宫中等待，倾听她的声音，直到一年后出生进入海洋世界，它才能回应母亲。

刚出生的幼鲸总是游动在母亲身边，但它经常与母亲四目相对地游泳。雌鲸时不时地游泳，每次尾巴向下冲时，她都能触碰到幼鲸。有时，幼鲸会任性起来，它们冲撞雌鲸，甚至跳跃到她们背上。到最后，雌鲸失去耐心，开始惩罚幼鲸，惩罚方式是：当幼鲸再次，比如第15次准备好冲撞她时，她迅速翻身，背部朝下；然后，利用尾部窄小的部分将幼鲸捉住，把它按在水下，雌鲸此时会发出各种叫声，有噼啪声、喘息声、喷嚏声和咳嗽声。过一会儿，雌鲸放开幼鲸。幼鲸重新回到与母亲四目相对的姿势，并且表现得小心翼翼，不再调皮。饥饿的幼鲸会用头部冲撞雌鲸，爬到她们身上，跟着她们滑行，试图让雌鲸转过身来给它们喂奶。有时，幼鲸过度活跃，雌鲸就在它身下滑行，翻身抓住它们后再将它们送出水面，之后利用胸部让它们保持平衡，并用她的鳍肢抱住幼鲸，通过这种方式，幼鲸慢慢平静下来。雌鲸的鳍肢大如一面墙，她时常伸出鳍肢，温柔地拍打孩子。

几个小时，我一直坐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海湾里的雌鲸忙着养育孩子。芳侧身倾向身体较重一边，她在给孩子喂奶。吃完奶，幼鲸活跃起来，它向远处游去，这次有点过远。雌鲸着急地向它低吼，听起来既像号角声又像牛叫声，她命令幼鲸回到她视野范围内。芳还时不时缓缓地露出水面，尾巴松沓地垂在空中，尾片的顶端在水中拖行。芳发出类似打嗝的声音，有时还伴有低吟声，我想她应该是在打盹儿。

鲸睡着时，会以一种看似疯狂的方式慢慢翻滚身体，身躯会上下颠倒，侧向一边，它的头部甚至会撞到海底。或者，它像具尸体那样静静地躺在海面上。当熟睡中的鲸呼吸时，它慵懒缓慢、毫无力量地露出水面，跃到空中，反复几次，甚至不经过俯冲就进入水中，朝海底下沉。在阿根廷风平浪静的日子里，露脊鲸有时上午睡觉，其中有些看起来头重尾轻，造成的结果是：它们的身体向前倾，而尾巴则处于水面之上。我们看不到熟睡的座头鲸，因为它们在睡觉时，浮力下降，它们的身体会迅速向海底下沉。研究露脊鲸行为并非难事，因为它们是“海面之鲸”。它们的脂肪如此之多，以至于一旦放松，它们就会漂浮在海面上，大部分时间里，它们的背部都在海面之上。它们在海面处睡着后，呼吸频率大大降低，两次呼吸之间，它们的鼻孔不完全闭合，因此它们有时打鼾。事实上，睡熟时，露脊鲸会发出粗犷的类似饭后打嗝声，令人匪夷所思。睡醒后，它们将尾巴露出水面，左右晃动，然后开始做自己的事情。如果海面风平浪静，它们会在水面睡很久，以至于它们的背部都被太阳晒伤；过段时间，它们背部的皮肤会像人类那样开始脱落，但它们是大规模的皮肤脱落。露脊鲸背部松散的皮肤落入水中，成为鸟类的食物。跃出水面的露脊鲸入水之时，甩掉身上大量松弛的皮肤，海鸥对此了如指掌，所以当看到有鲸跃出水面时，它会迅速向这头鲸飞去。鲸尾部掉落的皮肤不多，对此海鸥也有所觉察，所以对于只将尾巴露出水面的鲸，海鸥不屑一顾。

一只海鸥俯冲下来，从芳的背部扯走一块皮肤，显然芳感到痛苦不已，她同时摆动头部和尾部，身体几乎扭成两半，之后她潜入水下。这只海鸥又冲向附近的另一对鲸，进攻它们后迅速离开。翱翔在这片海湾的海鸥养成了奇特习性。它们从不坐等鲸甩掉皮肤，相反，它们会飞到鲸背部，从中凿取一片皮肤之后，大叫着飞走。这里有两种海鸥，分别是棕头鸥和黑背鸥，它们从鲸背上攫取一块块长条皮肤，并将特定的几头鲸纳入自己的领地，在它们背部建立自己的捕食区。瓦尔德斯半岛上，罗杰第一次研究露脊鲸，当时他发现，在皮肤被太阳晒伤的熟睡的鲸背部，只有棕头鸥在上面剥落鲸皮。但是很快，黑背鸥不仅学到了这一本领，它们甚至在鲸背部凿出一个个小洞。结果，鲸背部布满了坑状疤痕，例如芳。有海鸥落到鲸背时，鲸会十分恐慌。今年，这片海湾里的鲸的数量已减少，罗杰认为可能因为黑背鸥的这一习性，鲸被迫出走别的海湾，那里的黑背鸥对这些癖性还一无所知。

胡安出现在大本营边缘，徒步走着，显然他刚刚徒步去了附近一处海湾。我回到主屋时，他也刚到，穿着短裤、T恤衫，戴着顶针织帽。

“累吗？”我问他，故意改变音调，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我希望你不累。”“想不想去找几头鲸？”我继续问。

他咧嘴笑了。“我先去喝点可乐，咱们再一起去。”

我穿上紧身连衣裤和裤袜，再穿上厚达半英寸的潜水服，这套潜水服包括一件农夫约翰牌的吊带工装裤，一件海狸尾巴样的外罩，一双靴子，一双手套以及一顶头罩。其内部装有大量氯丁橡胶，为的是防止空气泄漏，但橡胶实在太多，下水后，不停上下浮动，因此我不得不在腰部绑上压重物。

约翰坐在门廊的鲸头盖骨凳子上，看着我费劲地穿上这套潜水装，面露担忧之色。“一定要小心，”他说：“今天早晨，我和汤姆正在船上收集鲸的呼气样本，那边那头雌鲸的幼鲸”——他手指向芳和她的孩子，它们此刻就在海岸弯曲处的海域——“游过来，用它的鳍肢撞击我们的船，把我们吓坏了。”

说实话，相比潜水，我觉得和罗杰待在船上更安全，但为了潜水，我等了整整一周，海面才平静下来，而且我又花了一下午等待罗杰飞行回来。现在已是下午四点多了，我觉得罗杰不大可能打算在日落之前回来。所以，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小心谨慎，我知道如果现在不去，以后我永远也没机会去做这件事了。

胡安从“犰狳乐园”出来了，他费劲地穿上一套薄的潜水服和靴子，之后我们向海岸走去，马诺洛在那里等着我们，我们三人坐上了佐迪亚克快艇。起航时，我看到约翰和汤姆站在门廊上的观测望远镜旁边。沿着海湾向北航行，我们遇到两头带着幼鲸的雌鲸，但出于对幼鲸的本能保护，它们带着孩子快速游走了。我们希望找到一头幼鲸。胡安在为朱迪收集松弛脱落的鲸肤，他所要做的工作是潜入水下寻找掉落的鲸肤，并对鲸头部进行拍摄，以此来确认每头鲸。我希望加入他的工作。我们一直寻找愿意让我们靠近的幼鲸，但一小时过去后仍一无所获。最后我们只得返航，朝大本营驶去。返回途中，转过一个弯道，我们发现芳和她的孩子还在那里游玩。在距离它们大约200码的位置，我们关掉发动机。我和胡安沿着船身滑下来，进入水中，开始向它们游去；靠近时，我们竭力保持安静，避免冒犯它们，防止它们认为我们在进攻。几分钟后，我们距离雌鲸头部仅有几码远了。向下望去，雌鲸身下还有她那三个月大的幼鲸。幼鲸头上的老茧皮在昏暗的绿水中显得光洁明亮。我和胡安慢慢在它们周围游动，逐渐向它们靠近。芳肋腹上的长伤口呈鲜红色，看起来是发炎了。芳抬起其巨大的尾巴，露出水面，她浑身散发着无穷魅力，我惊呆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我一把拉住胡安的手提醒他，我们一起后退。芳身长50英尺，重约50吨。她只需用一只鳍肢就能将我们击成碎片，或她只需摆动尾巴就能使我们身亡。但她温柔地、缓慢地摆动尾巴，绝无恶意。这就好比是一个人经过一片草地时发现了一只奇怪的新动物，我们的本能反应并不是去杀掉它，而是靠近它看看，可能的话，去触碰它。露脊鲸是食草动物，它们没有牙齿，只有鲸须板。对它们而言，我们算不上美味午餐。她转过头，嘴巴距离我不到两英尺，她将头侧向一边，露出一块巨大的白色斑点，斑点下面是一只眼睛，它像极了人眼。我直视着她的眼睛，她也直视着我的眼睛，就这样我们悬在水中，相互研究对方。

“我祝你一切安好，”我这样想着，用尽全身精力，希望她能感受到我的情绪。我觉得她无法理解这些词语，但很多动物都能感知人类的恐惧。它们很可能也能感觉到人类其他的感情。

芳的眼睛乌黑，像梅子，她盯着我，我们深深地注视对方很久。她的嘴巴成弧形，这赋予她蒙娜丽莎般的微笑，但她并没微笑，蒙娜丽莎的微笑只不过贴切地描述了她嘴巴的形状。从她身上，我能感觉到的只有好奇心。她始终保持警觉，不断朝我们游过来，极其温和，她小心翼翼地摆动鳍肢和尾巴，这一切都表明她对我们非常好奇。很显然，她和我们在做同一件事——接近奇特有趣的生命形式，小心谨慎地行事，生怕吓到或伤害到它。看到我们从佐迪亚克快艇上滑下来，芳可能在想这艘船在生育新生命，我们就是船的孩子。如果是这样，芳肯定奇怪，怎么我们和父母一点不像。或者很可能，芳明白我们是聪明的怪兽，居住在奇怪危险的陆地世界上，搁浅在那里的鲸因失去方向感和平衡力而死去。再或者，芳可能通过某种方式得知我们住在海浪那边的沙漠中，去过那儿的鲸很少有能够活着回来的，那是一个由人类统治的王国，人类在那里蓬勃发展。我们鲜少有机会瞥见鲸，鲸瞥见人类的机会也不多。鲸从未见过我们交配或是吃饭，如果说它们见过，实属罕见；它们从未见过我们生育，哺乳，年老，去世。它们从未观察过人类社会和日常习惯。它们不知如何判断我们的性别，因为我们都将生殖器隐藏起来。它们可能知道人类男性脸部毛发多于女性，正如我们知道雄露脊鲸脸部老茧皮多于雌鲸。但是它们仍感到难以区分一位穿着衣服、留着短发、刮光胡子的人类男性与一位穿着衣服的短发女性。

芳第一次见到我们时，我们还在佐迪亚克快艇，当时我们带着巨大的烟熏色塑料眼镜。现在她发现我们的眼睛和她的眼睛大小一样，形状相同——但人类眼睛位于头前部，就像比目鱼或海豹的眼睛，而她的眼睛长在头部两侧，就像鱼的眼睛。在芳的眼中，处于水下的我们，眼睛被密封在玻璃罩内，嘴巴顺着橡胶管延伸，脚就是鳍肢。我们不像其他海洋哺乳动物那样向下潜水，相反，我们漂浮在水面。我细长的四肢在水里不停地摆动，在芳看来，我很可能是只不停抽动的章鱼。人类力量无穷，很少有动物能让人类感到相形见绌。但鲸却能做到，它庞大的身躯在你身旁游动，像倾斜的大楼，它用眼睛仔细打量你，你会顿感自身渺小。鲸只需抽动一下身体就能轻松地将你摧毁，但它没这么做。尽管鲸生活在平顺宁谧的世界里，尽管它们有极大的好奇心，尽管它们首推探索，但它们不像“禅僧”那样温和。在鲸的生活中，进攻起到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发情期。鲸有自己的武器，其威力相当于我们人类拿着枪对准某人、手指扣动扳机将他枪毙。在战斗中，它们利用尾片攻击对方，尾片处于水平状态，但有时它们也会竖起尾片，用其边缘部分劈砍水面。尾片边缘极为锋利，可瞬间将人劈成两半。但在我们已知的人与鲸共游的经历中，鲸从未向人类发起这样的进攻。极少数的情况下，未受到挑衅的鲸的尾片碰到海面上的船只，至少一次，导致一人死亡，但这极可能不是有意为之。还有三件真事，被广泛报道，即某头鲸撞击一艘船，导致船上人员死亡。但鲸不攻击游泳者。人类很多科幻故事中，只要有外族人出现在地球上，随之而来的都是可怕的战争，每个人都拿着武器，有的能点燃，有的能刺射，有的能将他人击毙。对人类来说，外族人奸诈邪恶。但鲸对外族人的看法与我们不同。因此，与庞大强壮如鲸的动物一道漂游，确实令人心生畏惧，但我知道如果我向她说明我从哪里来，是什么动物，并向她表明我无任何恶意，我想她定会对我报之以礼。

突然，胡安一把拉住我往后退，退了几英尺后，我转过身来发现幼鲸正向我们游过来，尽管它仍与母亲保持很近的距离。它像大象那么大，但看起来仍像婴儿。它只有几个月大，像一只欢腾的小狗，有点狂躁，充满好奇。它径直地向上游来，一只眼睛仔细打量着我们，然后扭头再用另一只眼注视我们。它转身，嘴巴随之转过来，正冲我胸膛，我伸手想触碰它，但胡安把我拽回来。我冲他点点头。如果触碰这头幼鲸，它很可能会受到惊吓，但对自己的巨大能量，它心里还远没有数。触碰它可能会引出下意识的反应，而我们将很可能遭受它鳍肢或尾巴的猛烈拍击。它自己可能也不知道它的一个轻微动作比如玩耍时舞动鳍肢就能将人压入水中致其溺亡。水下，这头幼鲸的鳍肢垂悬在身体两侧，头上的老茧皮好似一片粗石。它翻过身，露出肚子上的白色斑点和肛缝。它继续前行，不停摆动尾巴，海底的冷气顺势而上，海水温度骤降。为了赶上幼鲸，雌鲸继续向前游，我们跟随它们，在水中安静地漂游，缓慢地呼吸，尽力不挥动四肢。芳向后转身，画了优美的弧线，身体侧向一边，这样她能看到我们。我们试图再次向她靠近，期间她一直在那里等待。在我身下，她那巨大的鳍肢不停地盘旋，就像货物升降机。她不断翘起鳍肢，动作轻柔温和，好像是在划船；她的尾巴几乎静止。每当她和孩子喷水时，空中腾起一团轻盈的薄雾，还伴有“砰砰”声，好像是脚踏琴键的声音。无论是雌鲸还是幼鲸，它们一直温和地在我们身边游进，没有任何突然之举或攻击行为。

芳和孩子脂肪厚重，在冰冷的海水里，它隔热性能极佳，故能为它们的身体保暖，但我们一来没有它们那样的脂肪，二来已在海水里跟随它们游进了一小时，感觉冰冷难耐，所以我们开始返回，向海岸游去。为了节省体力，我们采取仰泳姿势，只用脚蹼打水。在我们距离它们数百码远时，芳露出头来“浮窥”。之后她潜入水中，翻身，一只鳍肢高高举在空中，就像用黑橡胶制成的船帆，她前后地挥舞着这只鳍肢。幼鲸也做出相同动作。我和胡安都笑了。它们并不是冲我们挥手，它们只是看到我们离开了，又开始翻滚玩耍起来。但是那个动作太有人情味了，我和胡安不禁将胳膊举过头顶，冲它们挥舞，作为回应。然后我们翻身，开始面朝下游泳。一道道阳光穿透深绿的海水射入水中，消失在深海处。没多久，我们身下大约30英尺处，海底呈现在眼前，一片茶褐色，一片沙滩出现，我们时不时还能看到一些贝壳，之后是各种五颜六色的贝壳散落在近海岸处，最后浅滩处的卵石映入眼帘。我们上岸，摘掉脚蹼，从海水世界进入了另一世界，盎格鲁撒克逊人将海洋称为“鲸之路”，那么我们正是沿着“鲸之路”回到人类家园。

第四章

白灯笼

圣地亚哥上空，天空蔚蓝光洁，一直延伸，直到天地相接。海岸线处，太平洋的海水不断拍打着天空。深吸一口气，感觉空气犹如热蚕丝一般。在南加利福尼亚，现为春季；在海洋世界里，公海龟正忙于向母海龟求爱，它们径直游向母海龟，深情注视它们的脸庞，向它们挥舞四肢，意思是“快到我这儿来吧。”火烈鸟火红艳丽、身材高挑，它们把喙当作泥铲，已为雏鸟们建好了形如火山的巢窝。我此行的目的地是“企鹅邂逅”馆里的预制组装冷藏库，库门口有一扇厚重的门敞开着，好像肉食品冷藏柜。一进门处有一狭小的衣帽间，墙上的挂钩上挂着绿色医用隔离服，下面放着一排黑色胶靴，好像是一支消防员队伍留在这里的，一大堆便服从一个高架子上垂下来，好像倾斜而下的瀑布。这个衣帽间好像减压室，又像密封舱，还像更衣室，在这个狭小空间里，不同世界交汇融合，人类痕迹处处可见：各种小背包、各式帽子、钱包以及姓名标签——这些都是“随身物品”——堆放在一起，它们似乎展现了我们所熟悉的姿势，或是表达关心，或是表示淡漠。我将外套脱下放入这堆衣物中，换上了医用隔离服，穿上胶鞋，把脚浸入一个盛有消毒剂的盆中进行消毒，之后我打开了通往“企鹅检疫站”的大门。

一股冷空气迎面而来，割得脸生疼，伴随而来的是一股浓重的气味，直冲鼻子，闻起来像是撒满盐的油皮革；一声声尖锐的哨声传入耳中，组合成了赋格曲，尖锐刺耳，但音量又恰巧合适，如再高一丁点儿，耳朵就承受不了了。屋内空气寒冷，地面上分散地放置着20只白色木笼，每只笼子里，毛茸茸的大个儿小企鹅直立着，蹒跚着，它们冲照料人尖叫，用嘴相互啄对方，或者从笼子里向外窥探。这些矮胖的小企鹅是王企鹅，只有六周大，身上长着厚厚的、接近褐色的绒毛，看起来就像一张厚毛绒地毯。它们要么在笼子里蹒跚而行，要么相互打闹，要么安静地观察着满屋忙碌的人们，小企鹅们把他们当作父母。虽然我们的肤色、身型、体味和声音与成年王企鹅截然不同，但小企鹅们并不介意。在近南极的南乔治尼亚岛上，它们的生母生出它们，当时已是深秋，对从梨形蛋中孵出的小企鹅而言，这个季节天气太冷，它们无法存活。弗兰克·托德是圣地亚哥海洋世界鸟类馆前馆长，当这些被判死刑的小企鹅还在企鹅蛋里时，他将它们收集带回来，放在恒温箱里和内置衬垫的橱柜里，在这里将它们平安地抚养长大，之后再分配给世界的四个海洋世界。

每只木笼内放有许多光滑的黑卵石，这些只在圣地亚哥才能找到；木笼排成横排，每排之间留有狭窄通道。如果说这里是企鹅群栖处，那么这是颇为奇特的群栖处，因为这里有木头、油漆、水泥，最奇怪的当数它的屋顶，但这一设计必不可少，看起来也恰到好处。小企鹅们大腹便便，由于婴儿肥，它们的脖子摇摇晃晃，它们挤在一起，好像一群穿着皮毛大衣的俄罗斯商人。时不时地，一只小企鹅用它短小的鳍肢拍打旁边的同伴，将其赶走。它们使劲地大声尖叫，像唱歌剧一样，声音尖锐刺耳，它们摇摇晃晃地在笼子里走来走去，为的是更仔细地观察笼外的人类，它们朝着每位路过笼子的人叫喊，似乎恳求他们给它们喂食，拥抱它们，和它们玩耍。它们的嘴不停张合，让人不禁顿生怜悯之情，有时还会有一股黄色液体从它们臀部喷出。

检疫站里还有间侧屋，被当作厨房，很多生物学家都是这里的正式职工，还有大约100名志愿者。此时，这些生物学家和其中一些志愿者在厨房里照料恒温箱，他们亲手抚养刚孵出来的小企鹅。两名小伙子准备好了婴儿食物，他们称之为企鹅奶昔（一种稀粥，里面有磷虾、预先经过处理更易消化的蛋白质、“半对半”牛奶——一种奶制品，其中一半为淡奶油，一半为牛奶）、鲭鱼片和维生素，稀粥温度保持在90华氏度），他们将其放入热水锅，并测试热度。最小的小企鹅每天进食五次，相对较大的小企鹅每天进食四次。当地一家医院捐赠了两个用于放置早产儿的恒温箱，内部温度和湿度恒定不变，箱内住着还未长出绒毛的小企鹅，它们浑身扭动，好像痉挛似的抽动，看着它们，很容易想到人类新生儿。它们的眼睛还未聚焦，有些呆呆的，它们只能发出微弱叫声。屋内中央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个鞋盒，里面是某人的母亲烘焙的饼干，有两种造型：白色的苏格兰狗造型和绿色的冰海龟造型。一位志愿者将八种颜色的纱线区分开，用它们做小企鹅的鳍肢标记环，但不用数日，这些标记环就得更换，因为小企鹅们生长速度太快了。厨房内的所有人都穿着医用隔离服，所以厨房看起来像是重症特护病房，房间里的一切必须保持干净清洁，所有人都小心谨慎。企鹅染上疾病的可能性极低，但美国饲养家禽的农民担心传染，所以当海洋世界的员工们将企鹅蛋带回来后，他们不得不和这些蛋一同进入检疫站，停留30天。每扇门的门口都放着一盆消毒剂，穿着胶鞋的志愿者们不停地把脚浸入盆中进行消毒，单次值班中，他们的消毒次数多达数百次。

屋内气温极低，我呼出的空气很快凝结成雾，但小企鹅的呼气不成雾。小企鹅们细长的黑色嘴巴正冲着我，一双双乌黑明亮的眼睛温柔地注视我。在野生动物中，企鹅的好奇心可谓是大名鼎鼎。据说它们会径直走向科学家，小心地与他们打交道，仔细研究他们。陆地上，没有动物捕食企鹅。所以它们天生不惧怕人类。而且它们好奇心重，时刻保持警觉，就像人类两岁小孩一样，蹒跚着走来走去，急切地想给人系鞋带，嘴伸进人们毛衣袖口中，或弄乱人们的刘海。

这里还有间靠后的房间，内部温度相对较高，放置着一张饰有菱形花纹的白色木桌，这里的木笼比前屋的多，里面的小企鹅最小的14天，最大的16天，它们看起来比前面冷室里的企鹅更弱小无助。每只木笼上都拴着一盏加热灯，它散发红光，笼内的小企鹅沐浴在其中。每只木笼里，六只小企鹅挤在一起，看起来笨笨的，它们的皮肤像橡胶，富有弹性又参差不齐。一片片皮肤看起来像是黑色油布，上面有像针一样的、最终变成羽毛的雏毛——它们的绒毛刚开始长出。它们发出唧唧声，听起来微弱又急切；它们试图站起来，但还无法站稳，所以它们相互依偎。坐着时，它们喜欢把脑袋围成一圈靠在一起，似乎是在召开会议，私下里抱怨护理质量不断下降，又像是在玩“一个土豆两个土豆”的游戏。它们依靠加热灯和身体聚在一起产生的体热来取暖。自然环境中，数百只企鹅挤在一起，那些在外围的企鹅拼命向中心挤去。相比大型动物，小型动物体表温度和体重的相关度更高，因此它们热量流失速度很快，为了弥补流失的热量，它需要较高的新陈代谢率。典型的例子是鼩鼱这一小型哺乳动物，它们的新陈代谢率极高，因此需要一直不停进食。

偶尔，一只小企鹅站起来，但紧接着身体前倾，重重摔在地上，它自己再重新站起来，摇晃着试图向前迈步。每只笼子的卵石上都覆盖一条白色厚绒毛毛巾，它为小企鹅们提供了柔软的、母亲般温暖的座位，此外，小企鹅学步时免不了会前摔在喙上，所以，毛巾也对它们的喙起到保护作用。毛巾以及人类照料无法代替它们在自然环境下获得的持续不断的抚触，但只要接受抚触，它们就能从中受益。一只小王企鹅从蛋里孵出来之后就一直站在父亲或母亲脚上，使劲挤向它们的肚子，紧紧贴着上面一块温暖舒适的区域，这块区域专门用来抚养小企鹅，被称作是抱卵点（或育儿袋）。企鹅母亲和父亲轮流抱着小企鹅，因为在冰冷的地面上，小企鹅无法存活。紧靠父母是企鹅的天性。毕竟，在自然条件中，小企鹅从出生到羽毛丰满需要10到13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它要面对冰冷潮湿的生存环境，更要应对俯冲下来攫食的饥饿贼鸥发起的突然袭击。

我喜欢与新生动物打交道。它们从遥远未知的世界而来，获得生命，是最重要的移民，它们对一切充满好奇和疑惑。我用双手捧起一只小企鹅，举起脚和尾部，让它靠近我的身体以支撑脖子，保持这个姿势我把它抱到菱形花纹的木桌上。怀抱小企鹅时定要小心它翅膀下面的气囊，因为极为脆弱并易损坏。桌上的加热灯将它笼罩在温暖的光线中，它坐在毛巾上，尾部顶住我的肚子，依靠在它的假妈妈也就是我身上，温柔地发出唧唧声。它像一只饱经风霜、表皮绽裂的旧网球。首先，我检查它的整体健康状况，捏住脖子后面一小块皮肤，如皮肤突起，说明它可能脱水。过后我检查它参差不齐的鳞状皮肤，对新生小企鹅来说，这种皮肤为正常。我用卡尺测量它的嘴时，它安静地坐着。王企鹅是一种温顺的企鹅，尽管很警觉，但它们似乎并不介意我们测量它们双脚和鳍肢的长度及体重。我将这只小企鹅放到电子秤上，为了防止它踉跄乱跑，我伸出一根手指头在它头上方不停扭动，像蜘蛛那样，以吸引它的注意力。它扭过脖子，开始用嘴在肩膀处抓挠。

“亲爱的，你还没长出羽毛，你在用嘴啄什么呢？你身上还是光秃秃的呢，”一名员工卡罗尔·斯翠丽奇边说边快速记下电子秤上显示的数据。

我将它带回毛巾上，让它倚靠在我的肚子上。卡罗尔和另一名员工恰克·威廉姆斯也抱起了他们各自照看的小企鹅。我转到桌子那边伸手去拿小块鲭鱼片，突然卡罗尔手指着这只小企鹅，叫了起来，“快看它！”只见它已经快速沿路回到桌边，马上要从桌上摔下来，我一把抱住它。尽管现在无法站稳，但自然进化赋予它一种趋触性，这是一种强烈到无法抗拒、紧紧依偎父母的本能需求。如果我们是真的企鹅母子，那我们会不停地制作“勺子”（成年企鹅给在育儿袋里的小企鹅喂食时，它们的身体轮廓呈勺子状）。为了弄清楚趋触性如何起作用，我让这只小企鹅依偎在我肚子上，用手弄成杯状罩住它的头和肩膀，为它创造温暖的育儿袋。它平静下来，抬头看着我，眨了眨眼睛，张开嘴，发出尖叫，意思是让我给它喂食。通常，它轻轻地叩击母亲的喙，母企鹅就会张开嘴，将从自己体内反刍的鱼倒入它的喉咙里。只要小企鹅看到母亲张嘴，它立刻心领神会，张开嘴，做好准备享受精美的午餐。依据我想象中的母企鹅的喂食姿势，我张大嘴，俯下身，但嘴型不对，小企鹅看到后并没有张开嘴。卡罗尔笑了。之前有人尝试过。但有一件事定可成功：我伸出前两根手指，摆成字母“V”字型，划过它的喙，紧接着，它张开嘴。其实对很多动物来说，真正重要的是正确形状，也就是要获得正确信号。我用另一只手将一根盛满配方奶的注射器管放入它的食道内，慢慢地将活塞推进去，牛奶全部被推进去之后再慢慢地将活塞拉出来。配方牛奶必须要流过它的气管，否则它将停止吞咽。和人类一样，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它们将有作呕反应。喂完牛奶，我又给它喂了两片鲭鱼片，这是它生平第一次尝到整鱼的味道。小企鹅的精确喂食量被提前计算好。卡罗尔在一本日志本上记录了它们在每个阶段的体重和喂食量，目前阶段，它们的喂食量相当于早晨体重的10%，生长速度为每天增重5%。

卡罗尔、恰克及其他生物学家、动物学家和志愿者养育的企鹅多种多样，但是他们一致认为国王企鹅是最爱。

“上次，我们养的巴布亚小企鹅，它们当中有些直接从桌子上往下跳，”卡罗尔说。“小帝企鹅转身用嘴咬你。帽带企鹅要多可爱有多可爱，但很难管束它们，因为它们一直不停地相互啃咬吵闹。但小国王企鹅非常温顺。它们只想紧紧靠在你身上。”

“大多数企鹅种类还濒危，”我说，“但现在你们无微不至地照料它们，把它们抚养长大。”

“但企鹅们对干扰极其敏感。它们生活在一个脆弱的生态系统里。我们现在想要赶在它们灭绝前亲手抚养它们……怎么说呢，世界就是这样……如果未来出现了问题，届时我们所有人都得做好准备为解决问题贡献一己之力。如果秃鹰还没濒危前，我们就能像现在对待企鹅一样对待它们，那该多好啊。”卡罗尔的手指在她的小企鹅的嘴上滑动，她给它喂了大量配方奶，小企鹅痛快畅饮一番，她又喂给它两小片鱼片。卡罗尔再次测量它的体重，之后小心翼翼地把它送回笼子内。由于刚进完食，小企鹅胃里装满食物，在被送回笼子的途中，它有时会吐出些食物，所以照料人怀抱刚吃饱饭的小企鹅时定要百分之百小心谨慎。恰克也测量了他所照料小企鹅的体重，之后把它放在身前一条毛巾上，让它紧靠在他的下巴上，用臂膀环抱住它，他俯身在日志本上记下了小企鹅的体重。

白天工作快要结束时，我去弗兰克·托德的办公室拜访他。进到屋内，我发现他正研究数百页的日志条目，它们都是草稿，未经润色，他打算将这些日志理顺润色写成书。弗兰克身材高瘦，留着黑色胡子，脸面有些饱经风霜；办公室里烟雾缭绕，物品凌乱无序。不久，他将前往南极，那将是他在南极度过的第16个秋天。办公室一角放着许多手提箱，上面贴着印有“RAF”（英国皇家空军）字样的标签，墙上挂着他之前在南极实验站研究的企鹅皮肤碎片；四周，摆放着一排手工艺品，包括一个剥制而成的企鹅标本以及一个咖啡杯，杯上印着：“当你觉得生活一团糟时，你就完蛋了。”每年，托德一路飞往南极，收集企鹅蛋，要不是他，这些蛋中的小企鹅根本无法存活；托德将收集来的企鹅蛋带回圣地亚哥，把它们带进检疫站，放入恒温箱，开始孵化养育小企鹅，这一复杂的过程之后，他将小企鹅们发送到几个海洋世界，以及其他一些动物园，这一切都要依靠养殖贷款。

“整个夏天，我们把极地企鹅置于相对黑暗的环境中，”托德解释说，“目的是给它们提供与南极完全相同的黑夜白天轮回。记住，赤道以南地区的季节与以北地区的季节是相反的。如要带回成年企鹅，我们会选择企鹅夫妻，通过生物声学原理我们能确定两只企鹅是否为夫妻。对于高度特殊化的企鹅，移动它们绝非易事。别的装备先不说，首先你得有架配有冷藏设备的飞机。”

“我知道你们孵化的小企鹅存活率很高，但有没有发生过小企鹅死亡的事情？”

“有过几次。比如驼背企鹅……”

“驼背企鹅？”

“哦，是这样的。有些企鹅拒绝按照规定时间换羽，有的比同龄正常的企鹅个头矮小，它们就是我所说的‘驼背企鹅’。我们将极地企鹅放在室内，所以不会遇到企鹅被蚊子传染得禽疟这样的问题。但其他有些动物园会碰到这种麻烦。”

“企鹅染上疟疾？”

“是的，如果它们染上疟疾，问题很严重。据信，20世纪60年代初，圣地亚哥动物园里的所有企鹅都死于疟疾。”

南加利福尼亚州上空的太阳光透过窗户照到屋内。“你有没有发现生活被分成两半？这其中强烈的反差令人不安。”

“其实所有人的生活都被分成两半。人们可能不愿承认这点，但事实的确如此，比如人们冬天所做的事与夏天所做的事截然不同。再如，人们会用一整年来计划去哪里度过两周的假期。所以，实际上，这里的人们发觉我的行为从10月份开始改变，他们认为导致我行为变化的罪魁祸首是他们所谓的‘极地热病’。对我而言，它未必有害。这只是我生活的一方面，目前我认为总体来说，这是正常的。秋天，我指的是北方的秋天，我将目光投向南方。事实上，大部分研究企鹅的科学家也过着这种生活。我们各处迁徙，就像我们所研究的动物一样。”一讲到企鹅，弗兰克的谈话转变成情感抒发：“南极美得那么纯洁、那么原生态，那里空气更清新，景色更壮丽，更让人不可抗拒，动物更有趣，世界上再找不出第二个像南极的地方。如果上帝要来地球度假，他一定要去南极。”

我主动提出第二天去照看在冷屋里蹒跚学步的小企鹅们，目前它们变得十分吵闹，个子不矮（身高在1英尺到2英尺之间），它们精力充沛，但从不叛逆，总是温顺平和。它们身体胖胖圆圆的，脑袋小小的，看上去像一只只微型熊。它们的眼睛乌黑明亮，就像一颗颗罂粟种子。它们长长的鳍肢——确切地说是翅膀——直垂到脚。它们的小脑袋缩入柔软的层层绒毛圈里，小尾巴犹如画笔。它们长大后就会变成外表鲜明亮丽的成年企鹅，但现在这些小企鹅看起来与成年企鹅差别巨大，甚至第一批发现小企鹅的科学家们认为它们是另一类企鹅，并把它们命名为羊毛企鹅。几周大时，小企鹅们开始长出厚厚的绒毛，它们体型下圆上窄，看起来像大肚娃娃。

自然环境中的一个企鹅群栖地中，企鹅数量上百只，它们忙着捕食、筑巢、交配，为争夺领地而争吵，喧嚣声一片，唯一可以穿透喧嚣的就是它们发出的高分贝尖叫声。小企鹅长到足够大时，它们被留在“育婴堂”，里面有上百只甚至上千只企鹅，而它们的父母则去远方觅食，待父母返回时，它们会看到许多长相极为相似的企鹅在群栖地中疯一般地挤在一起，很难认出自己的孩子。有些企鹅物种中，一群小企鹅一起追赶着成年企鹅，认为那就是它们的父亲或母亲，直到意识到自己认错人，才停止追赶，当然这不包括成年企鹅的真正孩子。企鹅父母和孩子通过“声音”相互辨认，听起来不可思议，但确实如此。每只鸟都有自己独特的声波纹。正如母蝙蝠能嗅出孩子身上的独有气味，小企鹅也可听辨出母亲的叫声。我想象着一个群栖地里充斥着上万种不同叫声，它们相互独立，每种叫声辨识度极高。相比户外群栖地，这座房屋很小，但这里仍回荡着疑惑声和企鹅的尖叫声，两种声音互相干扰、重叠交织在一起，它们很快模糊起来，钻入一堵消音实体墙中消失。

在企鹅检疫站，工作人员用彩色纱线环或塑料环扣在小企鹅的一个鳍肢上，制成鳍肢标记环，他们通过这些标记环来区分每只企鹅。住在序号为C–1木笼的、标记为“蓝—红—右”的企鹅是今天在冷屋里第一只进食的企鹅。我将配方奶灌入注射器中，另一只手做出V字型手势，以激发这只小企鹅做出进食反应，之后小心翼翼地将注射器管伸进它的喉咙里。它今天能从桶里得到八条银色整鱼。此时，笼子里其他小企鹅都冲过来，迫切想要吃食，我们很难辨别即将进食的那只企鹅。我通过鳍肢标记环找到了“蓝—红—右”，然后拿着一条鱼轻轻拍打嘴部，很快它张大嘴，足以放入一整只鱼，吃完后我又喂了它一只，接着又喂了六只整鱼。木笼里的小企鹅们体重不轻，约有15磅重，它们生机勃勃，声音铿锵有力。喂完第一只笼子里的小企鹅后，我们把手放入盛有氯水的盆里，进行消毒，继续给下一只笼里的企鹅喂食。第二组小企鹅今天喝的配方奶较多，故只能吃五条鱼。喂完它们后，我们再次用氯水对双手消毒。第三只笼里的小企鹅们今天喝的配方奶多，只能吃两条整鱼再加半条，这就意味着我要徒手把胡瓜鱼弄成两半，我不太喜欢这样做，尤其是期间还会有一滩滩鱼子喷出。但是饥饿的小企鹅们发出阵阵哀号，弄得人心都碎了，它们故意发出这种声音来博得同情。它们张大嘴，抬头痛苦地望着你，来回晃动嘴巴，悲伤地发出吱吱声，好像在说：“快喂我吧！如果不喂我，那就抱抱我！”我俯身，一把揽过三只小企鹅紧紧抱住它们，它们柔软光洁的绒毛贴着我的脸颊。它们放松下来。其中一只抬起嘴，轻轻拍打我的脸庞。我知道现在是午饭时间。在排排木笼间的过道里我们忙着给小企鹅们喂奶喂鱼，此时我身后的企鹅试图将我衣服后面口袋里的毛巾拉出来。它们高声尖叫，希望能引起我的注意。吃完饭，它们安静下来，像哨兵一样静静站在那里。

只剩最后一只编号为F–1的笼子了，里面的六只小企鹅哀号着要吃食，甚至爬到对方身上去抓胡瓜鱼。其中有一只标记为“棕—白—左”的小企鹅身材娇小，不像其他小企鹅那么迫切，它的声音极为独特，柔和清脆，像是从音乐盒传出的声音。它鳍肢上的标记环让它看起来像是战争中的老兵，一个与自然达成停战协议的老兵。该轮到给这只小企鹅喂食了，为了让其他小企鹅远离它，我用胳膊抱起它，拿一条胡瓜鱼轻轻地敲击它的喙。它抬头，两眼泪汪汪，满眼无助地注视着你，朝你哭喊着只要吃食，再没有什么事能比这更能触动你做父母的本能。“棕—白—左”小企鹅张大嘴，我发现它舌头发白，舌苔厚重，像极了鸢尾花花瓣，那种毛绒绒的、带有鸡冠状附属物的花瓣，唯一不同的是小企鹅的舌头上有些朝后的微小倒刺，因此它的舌面相对粗糙，其作用是含住送入嘴里的鱼，将它们压入喉咙里。

“我摸摸你不介意吧？”我问“棕—白—左”小企鹅，它能听到我的嗓音。我用一根手指轻轻抚摸它的舌头，我跟它聊夏天、聊南极、以及我在东方的家。它的舌头感觉很粗糙，有点像塑料。我将手指向下伸进它的喉咙，它用舌头轻柔地刮蹭着我的手指，它试图吞下我的手指，此时它的脖子上泛起层层涟漪。我拿出手指。“你知道吗，你真是只长着羽毛的小恐龙，”我对它说，用全力发出我最高的声音。对很多动物来说，一声低吼，或者任何类似的声音——比如低沉的人声——都意味着危险。它眼睛周围，一圈白色绒毛开始脱落，很快将被羽毛取代，但目前看来，这像是一块被太阳晒伤并开始脱落的皮肤。它的翅膀像回旋飞镖，我把手伸到它翅膀下面，异常温暖。它的脚却冰凉。王企鹅的脚上好像被套上黑色的手术手套。企鹅们为了适应生存环境，体内形成了细脉网，在它的作用下，当在冰冷海水里游泳时，它们鼻腔通道和脚部流淌的血液与体外水温相同。温暖的动脉血恰好在冰冷的静脉血旁边，后者可将前者冷却。根据热力学原理，热量总是朝寒冷之处流去。企鹅们演化出这种机制，它可让热力学法则在体内而不是体外起作用，因此它们能够抵抗严寒，不被冻伤或受苦。

我把这只小企鹅从笼中取出，放到胶鞋上，它本能地紧靠在我身上，转头冲我尖叫，意思是让我给它喂食。今天午餐时，它已吃下足够多的食物，我俯身，用胳膊紧紧抱住它。它嘴巴边缘处圆圆厚厚的，乌黑光滑，像香草豆。小嘴巴不停在我衬衫领口下面摸索，顺着毛衣袖口向上滑动。当小企鹅们再大点，它们就用喙推挤身上的尾脂腺，尾脂腺分泌的油脂包裹身上的绒毛，这样羽毛里的水分将流失掉。但现阶段，它身上仍旧柔软温暖。自然条件下，对于羽翼还未丰满的小企鹅来言，一个最艰难时期就是暴风雨来临时。雪天不会给它们造成太大的影响。但由于它们绒毛的吸水性强，所以天气突然转暖后又来暴风雨，它们的绒毛将会湿透，锁住大量水分，这会让寒气从体内一直扩散到皮肤，最终导致企鹅被冻死。

企鹅的生殖器官隐藏在体内，所以交配之前，我们很难辨别公母企鹅。一名女员工尝试通过企鹅叫声模式来辨别雌雄，之后她测量企鹅粪便中的荷尔蒙证实了之前的猜测。还有名科学家尝试根据企鹅蛋壳中粪便残留物来区分公母。“棕—白—左”小企鹅温柔地在我手中探索着，它的喙沿着衣袖，伸进我的头发，然后它舒服地依偎在我身上，大声叫着，发出独有的吱吱声。我认为它是只公企鹅，但我无法确认。我处理杂务时，它一直用眼光追随着我，发出微弱的吱吱声，我也不停和它说话，定时停下来去抱抱它。虽然我早已获知企鹅通过声音相互辨认，但直到今天，我才真正理解这个人尽皆知的事实。企鹅检疫站里，声音鼎沸，震耳欲聋，但在这片喧嚷中，我只能辨识“棕—白—左”小企鹅的声音；它也只能辨识出我的声音。这就是他们所说的“铭记”，通过“铭记”，小企鹅能快速记住我的声音。我曾看过康拉德·洛伦兹制作的一部记录片，影片中的一个情景浮现在我脑海中：康拉德进入湖中，忙于研究，他游泳时，一群小鹅跟在他身后。我将手中的一条胡瓜鱼放回提桶中，擦拭干净双手，又回到了F–1木笼旁。我伸出一只胳膊揽住“棕—白—左”小企鹅，让它靠近我，它紧紧贴在我衣服的领口处，感受我颈部的热度，轻声啼叫。一扇玻璃小窗外，海洋世界的游客们站在那里，观看我们照料小企鹅，一排排游客不约而同发出惊叹声。尽管我听不见他们说话，但我看到他们的嘴巴张得圆圆的，好像发出“哇～～”的声音。

所有动物中，企鹅最通人性。所有人都能与企鹅们产生共鸣。此前，我还从未遇到过像企鹅这样能够极大地激发人类母性的动物。我们为什么会对企鹅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应？首先，它们可以像人一样直立行走，所以我们把它们看作小小人——把它们想象成一群服务员领班，或是上万名修女，或是穿着防雪服的圆圆胖胖的小婴儿。在陆地上，它们一摇一摆地行走，样子十分滑稽，就像蹒跚学步的人类幼儿。它们没有陆地天敌，因此它们对人类有很强的好奇心，它们会径直朝人们走去。向下看去，你会发现一个温顺的小生灵笔直地站在那里，就像小孩子，很可能它还会冲你伸出鳍肢，好似要和你握手。成年企鹅同样极具人性，有时它们看起来像极了漫画中的小人。它们希望有同伴陪伴，但也会与邻近同伴吵嘴；它们会把精美的石头当作礼物送给配偶，但有时也会吵架、出轨、离婚并再婚；作为父母，它们对孩子饱含爱意，尽心尽责，公母企鹅共同承担养育孩子的任务；它们生活在一个个像城市一样运作的群栖地里；还有一些处于青春期的叛逆企鹅团伙，成年企鹅备受这些团伙的烦扰；它们总是摇晃着走来走去，速度还不慢，好像是要出差处理重要事务。它们是拥有本能的生物，人类同样如此。但人类的本能之上，还罗列着层层的高级事物：各种禁忌、社会礼仪、受压抑的情感、多重精神享受以及代代流传下来的智慧，但说到基本本能，例如饥饿、性、抚养后代或其他必要需求，我们对它们的需求与企鹅一样强烈。这从一定程度上将我们与企鹅们结合起来。如果有人想要设计一只可爱的动物，它既能像人一样行事，激发人们的喜欢之情，又要与人类有所差别，让人们体会异域风情，最合适的动物当企鹅莫属。我小时候，家用空调还未普及，我就去街上寻找门口贴着企鹅贴纸的商店，门口的企鹅贴纸意味着店内装有空调，那便是极幸福之事。企鹅还成为很多物件的配饰，如雪糕、贺卡、日历、毛织品、邮票、巧克力皮薄荷糖以及其他很多吸引人的产品。在英国，企鹅是电影《蝙蝠人》主人翁“蝙蝠人”的一个要敌，也成为了很多小酒馆的名字。在其备受欢迎的连载漫画《远端》（“Far Side”）中，盖瑞·拉尔森把企鹅作为其中的漫画人物。伯克·布雷思德也创作了企鹅漫画。20世纪30年代，艾伦·莱恩野心勃勃，想要创办一家大型的大众图书出版社，但他想不出一个合适的名字。他的秘书向他建议“企鹅”这一名称；“企鹅”恰好符合他所推崇的态度，既要“高贵庄重又要活泼可爱”。福克兰群岛战争期间，我得知英国一小镇的居民为了拯救大量企鹅，纷纷捐钱（他们称之为“凑份子”）；而对于飞行员、步兵、牧羊人和羊的命运，他们则显得漠不关心，现在看来，这不算什么奇事。

狂热的观鸟家们明白人们极易混淆不同鸟类，因为很多鸟类长得极为相似。事实上，大部分鸟都是LBJs，这是观鸟家对它们的称呼，代表“小棕人”（little brown jobs缩写为LBJs）。另一方面，企鹅外表独一无二，不仅在鸟类中，而且在地球上所有动物当中，企鹅的辨识度都是极高的。所有人都知道企鹅的样子。但对于企鹅，人们一直以来存在很多误解，令人震惊。首先，它们并不居住在南极。因为南极距离最近的水体有800英里远，不仅如此，南极的海拔高度为10 000英尺。此外它们不仅不住在南极，也不与爱斯基摩人和北极熊同住，因为后两者都住在地球另端——北极地区。

做自由联想游戏时，如果你对朋友说：“企鹅”，他肯定回答“雪”或“冰”或“南极”。但事实上只有4种企鹅生活在南极大陆，其中也仅有2种企鹅是完全生活在那里。大部分企鹅生活在气候更宜人的地区，比如像南乔治尼亚岛或福克兰群岛这样的近南极岛屿，或者是南美洲、南非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沿岸地区；甚至有种企鹅居住在赤道附近的加拉帕戈斯群岛。赤道以北地区没有企鹅，它们也从未到过那里。洋流不具备足够条件，无法将它们向北推送到北半球。不管怎样，北半球海岸线的自然环境不适合企鹅生存。

诚然，企鹅的堂兄弟姐妹鸵鸟奔跑速度极快、身形巨大、力量非凡，因此虽要面对狮子、豹以及其他陆地捕食者，但它们能生存下来。但企鹅不同，一旦离开水域，它们可不如赛车一般的鸵鸟。

即使小企鹅的表皮摸起来如同貂皮一样柔软，但它们没有皮毛。哺乳动物身上长有毛；企鹅是鸟类，所以它们有的是羽毛。我们通常认为企鹅是不会飞的鸟——不会飞的鸟还包括鸵鸟、鸸鹋——但在进化中，它们确与蜂鸟属同一分支。据化石记录，会飞和不会飞的鸟共有一个祖先。只不过企鹅适应环境的过程与蜂鸟产生了差别。为避免被捕杀，鹪鹩必须快速飞离猫或狐狸。企鹅的敌人在海洋里，它们捕食技术相当熟练，例如海豹或虎鲸；企鹅在水里而不是在陆地或空中保持机敏，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它们极易被人类捕获。天空和它们的生活方式几乎毫不相干。400万年来，企鹅基本保持不变。有关企鹅的一个最奇怪的事实是：它们是恐龙。它们不仅起源于恐龙，它们就是恐龙。曾经，它们体形更大——站立时身高达5英尺多，重达300磅——不少科学家都说过倚仗它们的身体条件，它们会成为伟大的足球运动员。如今世界上最大的企鹅为帝企鹅，其身高约为4英尺，体重可达100磅。相比之下，世界上最小的企鹅神仙企鹅，身高仅有12英寸，体重仅为2.5磅。在关于企鹅的影片中，人们看到它们在冰块上摇晃地走着，并获悉它们被称为不会飞的鸟，因而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企鹅不会飞。

但事实上，企鹅会飞。它们在水中飞。企鹅翅膀表面平坦，呈锥形，边缘处有一环形前缘，它们会像雨燕或云雀那样拍动翅膀，在水中飞行，边飞边捕食或逃脱天敌。尽管企鹅很重，但在海洋中，它们基本处于失重状态。它们的翅膀非常强壮，如同船桨，翅膀赋予它们力量，使其能在高密度水中飞行，时速高达15英里。它们利用画笔一样的短小尾巴和有蹼的双脚来控制方向。在水中游泳时，企鹅会像鲸鱼一样突然从水中跃出来换气，此时它们在空中划出一条弧线，场面壮观，这被称为“跃水”。出水换气时，它们不会吸入太多空气以避免肺部充满空气，相反它们只吸进足以保证肺部正常运转的空气，事实上，它们再次入水之前进行的是呼气而不是吸气。企鹅入水后，脉搏从每分100次降到每分20次，由于吸入的空气不多，所以它们身体无法弯曲。它们身体呈流线型，犹如鱼雷；实际上，海军曾研究过它们的体形。企鹅为什么无法在空中飞行？原因很简单，它们短小狭窄的翅膀无法支撑沉重的身体。在企鹅进化过程中的某个阶段，对它们来说，增加体重比拥有翼展更为重要，即使失去翼展意味着丧失空中飞行能力。听起来，这是巨大损失，但是就自然选择而言，这却是极大优势，只有不会飞的企鹅才得以生存下来。毕竟，鸟类需要利用飞行来躲避天敌、寻找食物、进行迁徙。但以上这些都能得到解决，或还有别的特性更利于生存（例如，鸵鸟巨大的身躯和极高的奔跑速度），飞行能力则无关紧要。企鹅生命的大部分时间在海洋里度过，因此它们更需要海洋生存技能。

大多企鹅照片中，我们看到它们站在浮冰块上或身后是高耸的南极冰山，所以人们一般认为企鹅生活在陆地上。但是对于某些企鹅，它们一生75%的时间都在水中。科学家们仅看到它们在陆地上忙着求爱、交配、换羽、孵卵，但这是短暂时期。余下的时间里，它们不断迁徙，有可能一口气在水里生活5个月之久。这意味着陆地自然环境对它们来说并不是最佳环境，它们生而更适应水中环境。对人类而言，看到它们一摇一摆地蹒跚前行，就像“有生命的洗衣袋”（这是企鹅专家奥林·佩廷吉尔赋予它们的称呼），我们会忍俊不禁，认为它们只是些天生笨拙的小怪兽。但在水中，它们的身体呈流线型，它们身手敏捷，快速飞行。人类通常在陆地上观察企鹅，但陆地时期只是它们生命轮回的一个阶段，这会误导我们；我们获取的关于企鹅的信息几乎全部来自对于陆地企鹅的观察。如果它们看到我们在黑暗中踉跄地走来走去，它们也会认为我们是种无精打采、行动笨拙的动物。人们认为企鹅行动缓慢。确实，它们跑不过狮子，但必要时，它们能在陆上快速行进。在粉末状的雪上，它们的行进速度可超过人类。企鹅们最擅长的本领是：从一座冰山上向下冲，它们趴在肚子上，向下滑行，迅速提速。它们还能从水中向上跳跃到大冰块上，这需要企鹅掌握合适的时机，拥有较强的平衡能力和协调能力。企鹅的这些本领足以让它成为出色的走钢丝杂技演员。

企鹅属鸟类，但是鸟类骨骼都是中空的，对吗？其他鸟类的骨头确是空心，只有这样，它们的体重才够轻，才足以让它们在空中飞行，但企鹅不同。它们在水里需要浮力，但不要太高，否则它们无法潜入水中捕食磷虾和鱼类。对企鹅来说，更重要的是拥有某种形式的镇重物，所以它们的骨骼与人类的一样都是实心。影片里经常有这种场景：一群企鹅站在浮冰块上，望着海洋踌躇不前，过一会儿，其中一只被“推”下去，成为所谓的“牺牲品”，去测试这边水域里有没有豹海豹。如果事实如此，企鹅大脑需要比目前所拥有的更高级，它们才能想出如此邪恶的想法。事实其实是：浮冰块上往往有很多只企鹅挤在一起，所以靠近边缘的企鹅免不了被挤下去。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其他企鹅也会跟着跳下去，因为企鹅具有从众属性。

关于企鹅名字的起源，目前仍没有定论。有一传说是这一词语起源于威尔士语中的“pen gwyn”，意为“白色脑袋”，指的是现已绝迹的大海鸟，头部有一块白色斑点，大海鸟是一种黑白相间的、不会飞的北方鸟，之前被命名为企鹅。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该词来自拉丁语中“pinguis”一词，意为胖，用以指示企鹅厚厚的层层脂肪。但还有人认为它可追溯到英国航海时期，据称，当时水手们将这些鸟类称作“pinwings”。阿根廷人将企鹅称为“pajaro”，意思是“稚鸟”。

结束了在检疫站的一天工作后，我静静地坐在海洋世界的“企鹅邂逅”馆里，这是大型的公共场所，四周被玻璃封住，对游客而言，这里是展厅，而对于住在这里的多种企鹅而言，这里就是它们的家。它们在这里筑巢、交配，在较深的小泳池里游泳，过着相当正常的生活。时不时地，一道道强光突然闪现，就像遥远的超新星，但企鹅们对此似乎并不介意。尽管它们的世界里，灯光明亮，但玻璃窗户外面的移动走道将数千名游客带入相对黑暗的空间。我坐在角落里的光滑冰块上，从这个位置，我只能看到游客们大致的身体轮廓，它们像一个个幽灵。我向后倚靠在一块岩礁上，此时，一只企鹅试图咬住我的鞋带，还有一只爬到我大腿上来。闭路摄影机从屋顶突出来，用来监视企鹅的活动。一只成年企鹅跳入泳池中，不一会儿，从泳池另一边跳出来。人们极易认为这些用作展示的企鹅背井离乡，它们真正的家乡与此地相隔上百纬度，但它们对于真正家乡一无所知。如将它们放归自然，它们的生活将会如何？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得从阿普斯利·谢里·格拉德在1922年所称的“世界最险恶之旅”说起。阿普斯利是斯科特探险队的成员，也是该探险队唯一的幸存者，他从南极回来后写了一本回忆录，记录了他在1911年穿越南极的长途跋涉之旅。尽管当时是冬季，但谢里·格拉德和他的两个同事利用雪橇成功地在南极大陆上行进了130英里，他们三人一路从斯科特探险队大本营来到了克罗泽角，这是次极为凶险的旅程。它持续5周，当时南极处于极夜，他们此行的目的仅是获取帝企鹅的企鹅蛋。他们认为帝企鹅是原始鸟类，所以有必要研究它们的胚胎。当时气温下降到零下70华氏度，大风呼啸，风速高达每小时100英里，但他们活了下来。后来，斯科特带着这两名同事冒险前往南极点，结果全军覆没，异常悲惨，谢里·格拉德从南极返回后，开始着手写作他们的克罗泽角之旅，后来慢慢写成了这部颇受争议的经典之作《世界最险恶之旅》，书名正好表明到南极所要经历的艰难跋涉。现在，你可乘坐豪华游轮去往南极，晚上你可在游轮上安睡，白天有厨师为你制作精美饭菜，游轮上还有报告厅和电影院，但南极之旅依然艰难凶险。

1989年1月的一个周日，阳光明媚，天气寒冷，我坐了15个小时的飞机，到达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我在那里找了宾馆过了一夜。第二天转了两次机，到达威廉港。这是阿根廷的一个前哨基地，环境荒凉，里面有许多营房供驻扎在此的军事人员居住，此外还有一个博物馆以及一个看起来格格不入的保龄球球场。我登上了“世界发现者”号游轮，游轮的主人是德国人。它环游世界，船上有演讲家、自然学家、游客以及全体船员，船员中大多数是菲律宾人和德国人。去年我也乘坐这艘游轮旅行过，途经德雷克海峡时，我们遭遇了极端恶劣的天气，船上所有乘客都回到自己的船舱内，用安全带将自己绑在床上，待了两整天。今年，我希望海面能平静些，但以防万一，我带了八种晕船药。20世纪初，探险家沙克尔顿利用雪橇狗和木制船到达南极；而现在，我们乘坐的游轮上有图书馆、洗衣房、医务室、桑拿房、健身房以及颇具装饰派艺术风格的餐厅，面对这样一艘应有尽有的船，不知沙克尔顿会作何感想？船上共有129名游客，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与往常一样，船上还有些搭便车的科学家（弗兰克·托德在上船之前一直乘坐英国一艘海军舰艇航行，他在上面开展研究工作）。这似乎是一次前往南极的大规模朝圣，但事实上这次旅行规模很小。其实所有去南极的旅行都是小规模的。

你看，秋季任何周六或周日的下午，在任何大学足球场聚集的球迷人数都多于迄今为止所有到过南极洲的人数总和。南极洲是一个遥远的世界，我们对其基本一无所知，那里的问题似乎也远离我们。但是，南极洲及其动物生命吸引着人们。圣地亚哥的海洋世界每月售出数百本关于企鹅的书；世界上四个海洋世界里的“企鹅邂逅”馆每年吸引游客总量达1 000万人。南极洲被喻为地球上最大的沙漠，也是最后一片未被开发、处于原始状态的区域。即使大多数人一生从未到过南极洲或者将永远无法再去往那里，但不久的某天，我们很可能必须去决定它的命运。我们要决定生活在南极地区的企鹅、海狮、鸟类以及其他生物的命运。《南极条约》将蓄意破坏环境的行为认定为违法行为，例如进行核弹实验、布置武器体系等，条约还规定南极洲“应该永远仅用于和平目的。”但就《南极条约》而言，最重要的作用大概是保护人们的未来，而这里的“人们”居住在远离南极洲的地方，例如北京或凤凰城。南极冰盖内蕴含地球上68%的淡水资源，未来某天我们可能就会用到这些淡水。

南极洲的问题与很多其他问题一样，总与政治脱不开干系。《南极条约》从生效到如今已近30年，最初只有12个签署国。自生效以来，已经有26个国家加入，其中8个国家拥有投票权。在其整个有效期内，该条约基本上未有变动，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保护了南极洲免遭人类开发。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就能妥协，也并不是说南极洲是一个可自我保护的、不需人类插手的地方。它已成为一种有效机制，在世界浓厚的政治氛围中，它能最大限度地维持南极洲的现状。该条约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没有真正触及两个敏感问题：矿物勘探（例如金、铜、银、绿玉、铁、锌、石墨、煤和石油）和公海捕鱼权（这些鱼类包括鲸、海狮、企鹅以及磷虾）。如今它已到了审度期，但这两个问题仍未且很可能永远也不会得到解决。很多科学家希望它可以延期，因为很多关键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绿色和平组织希望将南极洲宣布为一个全球公园（这也是《南极条约》中蕴含的一个思想）。听起来这个想法稀奇古怪，但事实并不如此。1990年，“行星学会”的杂志《行星报告》提出要通过一项法规，目的是保护火星上的一切和我们要在未来数十年中开发的其他行星，还提出要将每个行星宣布为行星公园，这样所有国家都不得开发其资源，破坏其环境，该杂志还向读者征集对这项提议的看法。去南极科考的科学家来自不同国度，他们相处融洽，拜访对方的科研基地，参加对方的聚会，以科学的名义祝福对方，他们处境相似，惺惺相惜，尽管如此，他们的国家一直不停地争吵。半岛上同片原始区域内，同时有好几个国家宣示主权。拿来阿根廷的地图，你会发现上面标有南极洲。而智利地图上也有一片相同区域作为它的领土。英国人也在该地区宣示主权。联合国也以全体人民的名义想要取得控制权。但很多科学家认为这也行不通。他们认为，联合国都没有能够解决世界上其他地区的问题，为什么还要将南极洲交给它呢？

还没到南极，就出现了问题，情况变得更复杂。目前只有13架C–130飞机运行，在南极洲飞进飞出。一旦有一架飞机抛锚，这里的交通将会瘫痪，所有人将被置于孤立无援又无法脱身的困境。托德曾经发现自己被困其中，但很快他感受到了不同国家研究员所展现的超越国界的同志般友情。“所以我们就在那里，”在海洋世界时，托德这样对我说，“一支美国队伍在智利闲逛，想要找点事做。我们登上“世界发现者”号游轮，这艘船归德国人所有、由美国人管理，我们被带到了南极洲，印第安人和菲律宾人把我们的行李卸下来装到俄罗斯的一艘机械化部队登陆舰艇上，这艘舰艇由东德国人掌舵，然后我们到达智利的一个基地，在那里我们又坐上了飞机，智利人将我们带到阿根廷的一个安全岛，我们进入驻扎在安全岛的一家中国电台，中国人将我们的信息传送到美国，之后巴西空军将我们连人带企鹅蛋飞回美国。这种多国协作行动，放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实现。”

在威廉港时困扰我们大脑的政治问题现已被我们抛到脑后，因为我们聚集在游轮大厅里，见到演讲家、老朋友，我们开始谈论企鹅，当中还有远道而来的成员，他们来自瑞士、德国和南非。其中还有两支庞大的队伍，分别由观鸟专家布莱特·惠特尼和鲍勃·里奇利带领，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追寻奇特海鸟。其中一些观鸟家之前已去过较近的地区，如厄瓜多尔、南太平洋、新几内亚、加拉帕戈斯群岛和其他一些观鸟点。他们在人群中十分显眼，因为所有人都带有沉甸甸的标志——每人胸前挂着一副蔡司10×40B（倍率为10，物镜口径为40毫米）观鸟望远镜（其特征是“蛇皮管”和“最近对焦”），镜片盖看起来像滑到脖子后面的蝶形领结。他们已用两个清单把希望观测到的鸟列出，每个条目旁边有一个方框，如观测到其中一类鸟，就在对应条目旁白的方框内打对号，如只听到叫声，就记上斜体“H”。（观鸟规则与国家法规一样错综复杂）。那晚我们起航，所有人都兴奋不已，而观鸟家们早已集合，切磋交流，跃跃欲试。睡觉之前，观鸟家们拜访领队，他们快速浏览观鸟清单，并为第二天早晨登陆好望角做准备。好望角恰好位于南美洲的尾骨处。说起好望角，最出名的当属它凶猛的洋流和狂暴的大风。其南部边缘处矗立着海拔1 300英尺的山峰，狂风暴雨之下，山峰看起来直刺天空，通常人们认为好望角由这座山峰的形状而来。但事实上，它是荷兰航海家根据荷兰一个名叫霍恩的小镇命名的，早在1616年他们就将其命名为好望角。尽管它只有5平方英里，但它象征已知世界和文明的脱离点。好望角如同人类最后一个可触及的手柄，它向南延伸进入南方海洋，海洋那边就是漂浮着的南极洲。

第二天早晨，天气又冷又湿，五点时，我在狭窄的小床上被震醒，清醒之前我的身体一次性活动过多：膝盖以下，两条小腿好像随着电梯井不断下沉，整个身体猛烈晃动两次，胸口不停翻滚，像是里面有只装满桃子的口袋。不久，我又睡着了，随后感觉像是有人坐在床边，我睁开眼，发现空无一人。我又闭上眼睛，好像又有人过来坐在我身边，我睁开眼，还是没有人。外面波涛汹涌，大浪滚滚，船在海面上横穿层层巨浪，随着波浪上下剧烈颠簸，左右摇摆，我的胃开始翻江倒海。我也想像《暴风雨》中的斯蒂芬那样哭喊：“求求你不要让我翻身，我的胃并不是静止的。”最后，为了防止呕吐，我想象着那个能牢牢抓住我身心的动作，我的关节和神经系统早已对其习惯适应：我骑着一匹斗志昂扬的小马慢慢前行，它脾气不小。我想象着在一片布满火山黑沙的海滩上，我骑着一匹没带马鞍的阿拉伯小马；空气炎热，在太阳的照射下，海浪就像玻璃一样不断涌入海岸。同时我把海水和浪花想象成半吨重的烈酒和泡沫，它们尽情施展威力，完全爆发，猛烈晃动着我，而它优雅的力量被我牢牢控制在手中。很快，我翻腾的胃平静下来。闹钟响了，我手扶着墙，站了起来，透过船窗，我看到一派陌生的景象：延绵不断的山脉，荒凉贫瘠的地貌，我感觉到了清冷的空气。

对讲机内传来了六铃旋律，然后是探险队队长的声音，他告诉我们这将是“湿着陆”，务必要穿戴全套装备，包括防水裤、齐膝靴、大红色带帽风雪大衣、防水手套、围巾和帽子、救生马甲和用于放置摄像机、望远镜和其他装备的背包。晚些时候再回来用早餐，之前要进行一次艰难的跋涉。129名乘客排成一排站在B甲板上，甲板上挂着标有数字的标签，标签有红黑两面，我们要把自己的标签翻到红面，如红面朝上，表明标签主人要登陆（从陆地回来后，标签主人要把它翻过来，黑面朝上，通过这样方式，可确保船起航前，所有乘客都回到船上），翻过标签后，我们排队登上了在此等待的佐迪亚克快艇。标签系统发挥重要作用。去年，一位游客上岸后，摔了一跤，磕到了脑袋，昏了过去，几个小时后，一只搜索小队找到他，因为他的标签未被翻到黑面。佐迪亚克快艇将我们带到岛屿的东侧，这里海湾未受暴风雨袭击，海面风平浪静，沙滩上处处都是被海水打磨得光亮平滑的石头，还有随海浪一起上岸的海草，我们的自然学家向导们在一个陡峭的阶梯处等着我们。我们围着五位向导也是我们的队长站成五队，五位队长分别是观鸟家皮特·哈里森；企鹅权威专家伯纳德·斯通豪斯，他妻子萨莉站在他身旁；已退休的英国海军官员安格斯·厄斯金中校，他还是北极和南极探险家；海洋哺乳动物专家理查德·罗利特，他刚结束了在一艘俄罗斯捕鲸船上开展的长达6年的研究工作；还有来自菲律宾自然科学研究院的鸟类学者罗伯特·里奇利。站好队后我们开始向山顶爬去，通向山顶的木制阶梯陡峭湿滑，共有150级台阶，山顶上是一处被风吹过的草地，上有浓密草丛、露出地表的岩石，此外还有一座小教堂和智利的一个气象站。

“上台阶后左转，”厄斯金郑重地指导我们。“向右转，你就进入布雷区了。”我们都笑了，“不，”他坚定说道，操着浓重的英国口音，听起来柔和但坚定，“那是真的布雷区。”厄斯金在英国皇家海军工作多年，不难想象他掌控一艘重达2 500吨驱逐舰的画面。他身材高大，留着厚厚的沙色胡子，一看就是典型的英国军官——即使地势不平，他仍保持着笔挺的站姿。

阶梯上端，禾本草长满整片区域，浓密的草丛一直向着好望角的顶端蔓延。哈里森穿着白色毛衣，上面绣着黑色破折号花纹，看起来像小鸟的斑驳羽毛。他又高又瘦，不仅嘴唇上方留着小胡子，脸颊上还留着络腮胡子，胡子稍呈金黄色，他突然停下来，举起望远镜，慢慢向前移动，这一系列动作再加上外形，让他看起来像只小鸟。“噗嘘～，噗嘘～，噗嘘～，”他故意高声叫着。他刚听到棘尾雷鸟的叫声，这种鸟喉部羽毛为白色，眼眉处羽毛为黄褐色，背部羽毛为棕色，它的叫声类似孩子玩具发出的吱吱声，哈里森刚发出声音是想惊起这只鸟，使它从藏身处飞出。他伸出胳膊，指向那只鸟，用手跟随它。其他狂热的观鸟家纷纷举起手中的摄像机和望远镜。

“哦，我看到了一只，”一位女士说着，声音听起来很疲惫，她边说边继续沿着蜿蜒曲折的阶梯向山顶爬去。

“它们常以小家庭为单位四处飞行，”哈里森激动地说着——“不要去那里！”他停下来提醒一位固执走进右边区域的观鸟者。“那是雷区！”她笑起来。厄斯金也提醒过她。这些演讲家真是奇怪！“不，那是真雷区，”哈里森边说着边放下望远镜拿在手中，他一直观察她的动作。厄斯金也到达山顶，他一只手温柔地放在她肩膀上，给她解释说：“智利人总害怕阿根廷人入侵，所以他们在这里筑起机枪巢和直升飞机停机坪”——他指着一个由白色石头围起来的圆形场地——“那里有各式各样的地雷，有些还未被引爆。”虽仍存些许迷惑，但她好像明白过来，利落转身，快速向左边区域走去，她脚下走过柔软有弹性的、混杂着企鹅粪的泥炭沼藓，又穿越一片如肌肉般难以穿越的草地。一只灶巢鸟欢快地唱着歌。远方海角处，一座25英尺高的红白相间灯塔提醒人们那就是好望角最尖端。突然一阵刺耳的叫声传来，好像驴的叫声，我们朝一处峭壁望去，两只麦哲伦企鹅出现在巢穴旁边。它们两个脸颊上各有一个黑白相间的同心圆，眼睛周围是粉红色斑点，嘴下面有条粉色宽带，形状好似微笑时嘴巴的形状。它们看起像是调皮的小顽童，转瞬间就消失了。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野生企鹅，我们没想到能在一个高出海面的险恶陡坡上看到它们。麦哲伦企鹅需在排水系统良好的地方筑巢，这样它们的蛋才会得到保护从而不被洪水冲走，所以它们会爬到900英尺高的高地上安家。又有一对尖叫的企鹅从另外一簇草丛中出现了，闪现出粉色“眼罩”。我们没想到它们的叫声和公驴叫声一样。我慢慢地转了一圈，仔细查看草丛里的动静。它们就像射击场上的靶子，突然出现，观察了我们一会儿，又消失在巢洞中。远处的山脚下，有一处形如新月的海滩，数百只企鹅站在那里，有些正在准备跳入海里，即将游向远方去觅食，有些刚从远方海洋觅食回来。有些发出冗长的交配鸣叫，好像汽车喇叭的声音，有些则发出短暂明快的叫声，好像“集结号”，似乎是想昭告天下，它们是麦哲伦企鹅。风速现已达每小时40英里，我们觉得寒气逼人。一只条纹卡拉鹰侧身在空中飞翔，它那巨大的翅膀像太阳帆，推着它行进。它的羽毛为棕色和金黄色，是种食肉鸟，与猎鹰有亲缘关系。山顶上面道路泥泞不堪，到处是企鹅粪便，泥土和粪便形成了流沙样的混合物。这里遍布着粗糙的禾木草，草丛中能走得通的只有一条路：企鹅通道，它通向山坡上一条难以发现的曲径，一直向下延伸到海中。山上的草丛高而浓密，大如草棚，草丛底部生长着簇簇婆婆纳属草，里面布满洞穴，那是企鹅们挖掘的巢穴。

“谁还没有在智利贼鸥上打勾，”鲍勃·里奇利说，“那边山脊处有两只贼鸥在飞行。”这些观鸟家们纷纷转头望向那两只鸟。

“那么，这是什么？”斯通豪斯问道。一只小麦哲伦企鹅正奋力跑出灌木丛，不一会儿，他和哈里森抓住了它，他们按住翅膀将它抱起，动作轻柔但牢靠。它脸上的绒毛为黑色，脖子处有簇簇棕色的绒毛，两只眼睛周围布满微浅的红色斑点。“这只小企鹅还处于少年期，它父母把它留在这里，”斯通豪斯说，“它正要去往大海。到达海边后，它要在岸边踌躇几天后才跳入海中。如果有足够的脂肪，它就能成功地在水中游起来。在这里你会发现到处都是它们的巢洞，小企鹅们在巢洞里被抚养长大。小南极企鹅在石头上或父母脚上孵出来，麦哲伦企鹅则不同，对它们而言，安全地是在地下。有些动物出生不久后，就能长得体格强壮，身手敏捷，以保证它们可逃脱天敌的追捕。但企鹅们并不需要出生就能羽翼丰满、警觉机敏。它们出生后眼睛无视力，显得很无助，身上覆盖着一层细密的浅灰白色绒毛。”他们把这只小企鹅放归草丛，它趴在肚子上，沿着山坡俯冲而下，冲向山下的海滩，那是企鹅群栖区的一部分。最初，“群栖区”这一术语指的是一群秃鼻乌鸦，它们同样也是群居动物。之后这一词语的指示范围扩大，加入了乌鸦，再到后来，其他很多捕食鸟类甚至一些像海狗这样的哺乳动物也加入进来。企鹅是高度群居的动物，或者说它们具有极强的社会属性，因此它们的群栖区十分广阔，可延绵数百英亩。通过群居，它们可团结起来共同对抗敌人，保护后代，并集体迁徙。

其中一片草地中，其他人正忙着追随一只铅色秧鸡，斯通豪斯和我则漫步在浓密茂盛、枝干弯曲的禾木草草丛中。他身材高瘦，背着蓝色背包，带着紫色和浅蓝相间的学院围巾，这身打扮使他看起来像是剑桥大学的教师。他说话时，你会发现口音中带有剑桥大学独有的卷舌“r”音，雅各布·布朗诺司基在公共广播公司做客时，将这个音引进美国。事实上，斯通豪斯小时候，布朗诺司基曾在他家里留宿，他激励聪明的小斯通豪斯坚持探索，是第一位给予他鼓励的专家。斯通豪斯笑笑，将草拨弄到一旁，一个圆形巢穴从中露出。“闻一闻，”他说，我屈膝跪在草地上，深吸一口气，企鹅的气味扑鼻而来，那味道又甜又咸，有种油腻感。突然，一只小嘴从黑暗的洞穴中伸出来，快速地扫来扫去。我们笑了。原来，巢穴的主人正在家中，它用尖利的小嘴，时刻准备着与入侵者决斗。

“企鹅们到底是如何一路跋涉经过如此茂盛的植被从海岸回到巢穴的呢？”我问道。只有煤矿工人和洞穴探索者才会面对比这更崎岖坎坷的道路。

“我们现在还不确定。企鹅的导航本领极其神秘。它们可能具有磁性，或者它们利用太阳寻找回家的路，抑或它们能记住临近地区的细节特征，将其作为路标，然后单纯依靠这些路标找到回家的路。”

我们对企鹅的所有了解，几乎全部来源于在岸上繁殖的企鹅，但繁殖季节只是它们生命中的短暂部分；上岸生活只是不得已之选，它们生而适合在大海中生活。目前仍有很多问题。在我们看不到的时间里，它们在做什么？寒冷的冬季，它们生活在海里，不停游泳，不断地跃出水面换气，我好奇在这期间它们会遭遇什么？它们在哪里捕食？夏天时，海水颜色较深，充满磷虾和各种沉淀物，但冬天，海水变得清澈透明。大多成年企鹅都会葬身大海，冬天对它们而言无疑险象丛生。冬季清澈的海水中，它们能更清楚地发现鱼虾，但豹海豹也能更清楚地发现它们。企鹅们的群栖地紧挨在一起还是分散在大片浮冰上？企鹅就像冰山——一个光芒四射的神秘之物，游离于我们视野范围之外。

我们小心翼翼地从草丛中退出来，走上了一条布满泥灰、鸟粪和青苔的小路，踉跄着返回山顶，来到了山顶上一间作为教堂的小木屋。教堂内，两个树桩上架着木制圣坛，一只花瓶里插着干枯的棕色常青树树枝，上面装饰有金属丝和一个松果，提醒我们前不久人们在这里庆祝了圣诞节。墙上挂着一幅“智利女王卡门圣母”的画像。她是漂亮的少女，怀里抱着小孩，孩子头和胳膊比例不大协调，看着像侏儒。教堂内另一个角落里，还有一个树桩，上面放着少女和孩子雕像。圣坛上面写着：“所有的伟大母亲/海洋之星，请为我们祈祷吧。”狂风呼啸着从木屋的缝隙钻入，祷告似乎能被风带给上帝，所以对祈祷者来说，这地方不错：它处于已知世界的边缘，还有企鹅突然出现在雷区。从教堂出来，我们拉紧衣领以抵挡严寒，再次开始了艰难跋涉，我们沿着这条湿滑的小路向下面海滩走去，几艘佐迪亚克快艇在那里等着又累又饿的我们，把我们载回游轮。

吃过早饭，我爬到床上开始睡觉。船启航了，很快它又开始猛烈颠簸。桌子和架子上放的摄影机、望远镜、书本、手表和文件全部滑下来，一个接一个地摔到地面上。海浪开始猛烈地撞击船身，甚至拍打到舱窗时，它们看起来就像炮火爆炸。有关海洋的影片中展现了海浪无休止地咆哮，船只剧烈晃动，现在看来所有这些影片一点不假。船就像新鞋那样发出嘎吱声。我躺在床上，为了不让自己掉下去，我在身体两边分别垫上一个枕头；我努力盯着舱内墙壁，尝试用眼睛抓住它们。墙壁上装饰着奶油颜色的仿大理石花纹，像是用一位粉刷工的刀子胡乱刻成的，但在我眼前，一匹马的脑袋，一个留着胡子的男人的脸庞以及排成一纵队的三只企鹅不断重复闪现。（李奥纳多要求学生们盯着笔记本上的大理石花纹看，慢慢地一个世界就会出现在他们眼前，几个世纪后，阿兰·罗伯·格里耶以相似方式开始创作小说《纽约革命计划》）我们与其他人一起被召集去接受救生艇救生训练，我摇摇晃晃地上到甲板上，紧紧抓住扶手。船上多数扶手和墙壁之间都塞着清洁袋。有些游客自己也带了一些。等待训练时，晕船成为我们聊天的唯一话题。我也不知怎么地开始不停地打哈欠，然后感觉胃里的食物开始向上涌，但我努力咽了下去。训练结束后，所有人都快速回到舱内。返回途中，我蹒跚着来到船尾，发现了与故事书中一模一样的景象：多只信天翁、灰鹱、白额鹱绕着船的龙骨滑行而过，它们时而侧身飞翔，时而盘旋不断，时而静止休息，时而向上攀爬，不断用翼尖触碰海浪，急速低飞经过朵朵浪花，或是滑翔，或是俯冲而下，高声鸣叫着。

十二点半，对讲机内传来午饭通知，随后又发布了一条消息：海浪太大，下午无法登陆；海浪狂野地咆哮，浪起时高度甚至超出船体。对讲机内传来平静温和的声音，称由于“滚滚浪潮”，所以原定于下午的报告被推迟。此外原定于晚上举行的船长欢迎鸡尾酒聚会和晚宴也一同被推迟。一位女乘务员端着一盘薄饼干和一杯茶过来了。就连她也在晕船。我发现只有慢慢咀嚼这些椒盐饼干，它们才能留在胃里。这让我想起“英雄时期”的南极探险家们，他们将这种饼干作为主食，辅食只有干肉饼、糖、茶和可可粉。但艰难困苦并没阻挡早期探险家们；事实上，困难反而更吸引他们前往南极探险。虽然德雷克海峡因为惊涛骇浪名扬在外，但是此时我们经历的是它相对平静的时期。大多乘客都待在各自客舱里，毫无胃口；也有些穿上风雪大衣，披上毛毯，上到甲板上，坐在椅子里观赏海景。船在横渡海峡，此时船上的观测桥上，还站着执着坚定的观鸟家们和一些让人羡慕不已的不晕船者，他们把望远镜紧紧贴在眼睛上，好像熟睡中孩子那紧握的小拳头。我们是群奇怪的旅行者。我们当中有各科医生、律师、人类学家、教授、一位助理国务卿（卡特政府时期）、一位风险资本家、一位心理学家、一位画家、职业摄影师、为此次旅行节省多年的多对中产阶级夫妇，还有富裕的游客；我曾问过一位富有的游客在马林郡做什么工作，她直率地回答道：“哦，我什么都不用做。”我们的平均年龄为六十至七十岁，很多游客都已退休。

观测桥上，一位放射学家和一位物理学家在观鸟间隙谈论着亚原子理论、弦理论以及“迈克尔逊—莫雷”实验。“是爱因斯坦唤醒了那些陷入教条主义框框中的物理学家们，”放射学家说。

“看，虎头海雕，”物理学家喊道，他们两人用望远镜追踪它，看着它向下俯冲直至消失在远方。“我想伯特兰·罗素曾说过，如让他重新来过，他会成为物理学家，”物理学家继续说道，“有时候现实存在就像是一根根钉子，生命中某些时刻，你极其想要将帐篷与这些钉子钉在一起。”另一位点点头。他们现在既无法享受学术生活中思想驰骋所带来的欣慰感，也早已远离如同东方商队大旅社一样有利可图的医学界。此刻现实存在清晰地展现出来：它是富含磷虾、狂暴无情的大海；它是大量鸟儿从北极迁徙10 000英里来到资源丰富的南极觅食。

凌晨时分，我们到达南极辐合带，冰冷的南极海水与温暖的北方海水在此交汇，人们看到一条水沫线上，升起层层薄雾，群群海鸟跨越5英里宽的水域，不断飞进飞出。很多鸟儿跟在我们身后在空中飞翔，有踏着浪尖跳踢踏舞的烟黑叉尾海燕，黑白相间有斑点的珠鸡，体型娇小的黑腹海燕，低飞在海面搜寻食物的鸽锯鹱，翅膀粗短的鹈燕，还有大个儿信天翁在天空飞荡，它们的翅膀静止着，像是承载着大块天空行进。时不时地，还有些鲸和海豚从我们通行的通道中游过，如小须鲸、座头鲸、南瓶鼻鲸和沙漏斑纹海豚。我们急切地在水里搜寻远道而来觅食的企鹅，但一无所获。船身两侧，海浪依旧翻滚咆哮，好像一只宽厚的绿色大手把我们笼罩起来，用力推着我们驶向另一双等待着的大手，这只大手又推着进入一只又一只的大手，不断前行。通常傍晚柔和的暮色逐渐加深，夜幕随之降临，而在南极，无任何前奏，夜幕突然来临。

第一缕阳光出现，海面相对平静下来，我打开舱窗盖，这对舱窗如同我的第二双眼睛，透过它们，我向外望去，生平第一次看到南极洲。之前在我想象中，南极洲是白茫茫的一片，无边无际。事实恰恰相反。一座座庞大的冰山漂浮在狭长通道里，呈现出最浅的蓝色和薄荷绿。冰山那边是延绵不绝、一望无尽的冰崖，呈现出粉笔一样的白色。我匆匆穿上风雪大衣，快速上到甲板上，环顾四周。四面八方，我全力眺望，看到了一座座冰山蜿蜒曲折不断延伸，冰山背后是一片片高大、松脆的冰川，它们还未被开发，仍处于最原始的状态。人类的足迹还未触碰到我视野内的这些冰川；不过还是有很多双眼睛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它们，但眼睛的主人们也从未到达过那里。从很多方面来讲，南极是一个生命静止的世界。它静止在外太空和多产的大洲之间；它静止在历史长河中——南极洲没有文明，它无法创造自己的历史。文明曾被带到过这里；但南极洲也从未能维持任何一种文明。它静止在错综复杂、悬而未决的世界政治中。在南极洲逝去的生物一点点走向腐朽。在南极洲，过去和现在一成不变，并永远不变，除非人类介入。我们极易想到用“介入”这一词语来描述南极洲面临的诸多问题，例如臭氧层空洞、温室效应、边界争端、污染和采矿。到底是谁发现了南极洲，对此我们可能永远找不到答案。我记得是沙克尔顿和斯科特探险队，但实际上可能是捕鲸者和猎取海豹者，而不是探险家打开了南极洲大门。对他们来说，南极洲是不错的捕猎场，对于此地，他们不愿多说，因此他们落入了历史的缝隙。

很快，我们停靠在纳尔逊岛附近的和谐海湾，该岛属于南设得兰群岛，其冰崖上覆盖着层层火山灰，1970年奇幻岛火山爆发产生了这些火山灰。我们挤靠着坐上佐迪亚克快艇上，飞速驶向一片遍布鹅卵石的海滩，一名船员已先行到达那里，他在雪上用石头堆成了“Landing”（登陆）字样，逗乐了其他快艇驾驶员。海岸不远处，一幅蓝色冰川风景画漂浮在水上。100英尺高的白色冰崖旁边是一块块庞大的纯碧绿色冰块。啊哈！一支由巴布亚企鹅组成的欢迎小队朝我们走过来，它们上岸是要去给等待进食的小企鹅们喂食。它们一摇一摆地靠近我们，仔细打量我们。其中一只注视我们的时候，先是将头偏向一边，再转到另一边。这个动作让它看起来很像是艺术品交易商静静地思考并鉴赏艺术品。企鹅不像人类那样拥有双目视觉，所以它必须两眼交替使用，才能看清楚事物。尽管在水下企鹅视力很好，但在陆地上，它们不需要长距离视觉。我也曾见到企鹅显露出与这只巴布亚企鹅相同的表情，最后一次看到是在中央公园动物园的企鹅之家。企鹅之家内部的灯发出束束人工仿造的南极光，里面的展厅由一位舞台灯光师设计，厅内住着巴布亚企鹅和帽带企鹅，它们轮流使用两只眼睛打量着前去观赏它们的人群，人群中还有曼哈顿的无家可归者，他们将企鹅之家当作取暖地。

有一句谚语：“南极洲居住着两种企鹅，一种是朝你走来的白色企鹅，一种是离你而去的黑色企鹅。”总体而言，所有类型的企鹅均呈黑白两色，它们的羽毛被称为反荫蔽。企鹅白色的腹部和下巴与穿透水面而闪烁的光芒融为一体，因此在水里时，它们身下的捕猎者难以发现它们，也更易捕获鱼虾、逃脱豹海豹的追捕。它们在浑浊昏暗的水域飞行时，由于背部羽毛为黑色，因此从水面之上也很难发现它们。在磷虾看来，企鹅白色的肚子就是一只发白的球，像天空那样清白无害。在豹海豹看来，企鹅黑色的背部就像海底阴影，无法食用。研究员们发现如果他们给企鹅绑上铝带用以区分，它们极易被豹海豹发现，因为铝带标记在水中发光。他们研究的很多只企鹅都被捕杀了，所以研究员们给它们换上黑色标签。企鹅既白又黑的羽毛还赋予它们另一大优势：如果感到热，它们可将身体白面对着太阳，也就是面朝太阳，这样热量可以被折射出去；如果感觉寒冷，它们可以背对太阳，这样背部黑色羽毛可以吸收热量。由于企鹅大部分身体都在水下，所以它们的头部才能发展出多种多样的有趣图案和颜色。一本有关企鹅的野外指南书只需向你展示它们的头部，你就能区分它们的类别。阿德利企鹅（以阿德利地来命名，它位于澳大利亚南部南极洲海岸线的延伸线上，由19世纪的法国探险家迪蒙·迪尔维尔发现，他用妻子的名字阿德利·迪蒙·迪尔维尔来命名该岛；迪尔维尔船长的其他成就则是将著名的米罗的维纳斯雕塑带回卢浮宫）头部羽毛为黑色，眼睛处有粉笔白的眼圈。它们像是我们在漫画中看到的穿着无尾礼服的小男人。跳岩企鹅的眼睛为红色，炯炯有神，头部羽毛较长，黄黑相间，像是精心修剪的男士平头发型，浓密的黄色眉毛从眼部向上向外延伸，它们看起来稍有邪恶，那表情好像是说：“我要向你挑战。”帽带企鹅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它们头部的黑色羽毛像头盔，喉咙处有一条细长的黑色“纹带”，像帽带，与头部羽毛连在一起；它们的眼睛为琥珀色，轮廓为深黑色，像埃及的象形文字，用以指代某个迄今还未破译出来的动词。帝企鹅的头部羽毛为黑色，嘴部有条茶色的细带，脖子和脸颊处的羽毛为蛋黄色。企鹅中羽毛最为亮丽的当属国王企鹅，它们两个面颊上分别有大片如同天鹅绒般柔软光滑的橙色羽毛，像是两个逗号，被引用来解释某件事。它们脖子处的羽毛为跳动的橙色，向外扩散，渐变成亮黄色。嘴巴两边分别有一片杏黄色或淡紫色的形如彗星的区域，好像一颗彗星飞向它们的嘴巴。神仙企鹅身材娇小，头部羽毛为蓝色。企鹅共有17种类别，它们主体颜色为黑白两色，但头部花色各不相同。

当然，一大群黑白色的企鹅聚集在岸上，看起来有点像路边便宜小饭店里铺在桌子上的油布。

人类总是迷恋黑白色动物，像虎鲸、大熊猫和企鹅。“我们人类生活在灰色世界里，到处都是未知数，充满不确定性，”弗兰克·托德曾这样说，“所以，单调纯粹的事情可能会使我们感觉良好。就是黑色和白色。就在那里，黑白色就是它们的本质。”

巴布亚企鹅每隔18到24小时给小企鹅喂食一次，刚回来的成年企鹅大腹便便，肚子里装满鱼和磷虾。巴布亚企鹅是南极洲和亚南极地区的土著居民，与所有其他企鹅一样，它们腹部羽毛为白色，背部羽毛为黑色，但头部有一处明显白斑，像顶小帽子。巴布亚企鹅生性安静友好，但我们就是抓不到。巴布亚企鹅、阿德利企鹅和帽带企鹅同属阿德利企鹅属（学名为Pygoscelis，意为尾巴如同刷子），因为它们短小的尾巴犹如画笔；巴布亚企鹅数量不多，小企鹅孵出后生长速度缓慢，出生后长达数周内，它们都待在父母温暖的身体里。巴布亚企鹅性情温顺柔和，与其他企鹅不同的是，它们不必严格执行一夫一妻制；否则，它们将宣布领地，发出刺耳的交配声，对入侵者更具进攻性。巴布亚企鹅得名缘起一名英国博物馆工作人员的一次欺骗行为。这位工作人员从一位南极探险家那里得到了一张巴布亚企鹅皮，他认为这是新发现的企鹅类别，决定将这一信息隐瞒一段时间，他将这只企鹅描述成当地的一种企鹅，按照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个宗教派别巴布亚将其命名为巴布亚企鹅。

我们开始前往一片露出地表的花岗岩，有企鹅在那儿筑巢。正当我们三三两两地沿着海岸走时，两只棕色大鸟发起袭击，急速俯冲下来。我们生平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与贼鸥相遇，它们是小企鹅的天敌。我把一只胳膊举过头顶，因为贼鸥就像闪电，它首先袭击猎物的头部。它们能在动物还没反应过来之前就把它的双眼挖出。它们像鹰一样，大胆狡猾，最善于捕食生病、年幼的企鹅或被父母抛弃的小企鹅。有人认为贼鸥对付企鹅的方法是，将企鹅的群栖地按照每片一千来只分成小片区域，一只贼鸥负责一片区域。所以要想快速估计一个群栖地的企鹅数量，你可以先数数贼鸥的数量，再乘以两千。贼鸥密切地监视着群栖地，发现一只被父母抛弃的小企鹅，对准它的后脑勺将其击昏后再将其杀死，然后几乎将它整只吃掉。当贼鸥吞食一只成年企鹅时，它会像翻袖口一样，将尸体从内向外翻过来，再吃掉内脏，只留下头部、皮肤和骨头。一只大贼鸥在我们面前停落下来，拍动翅膀，大叫着，似乎在宣示它的领地。我们明白它为何如此焦虑：一只羽翼还未丰满的小贼鸥将脑袋缩到肩膀中，朝着另一方向急促跑开，然后蜷缩在那里。又飞来一只贼鸥，这对父母试图合力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不远处，我们发现了一个小型帽带企鹅群栖地，一只企鹅笔直地伸出鳍肢，好像是在做左转手势，所有企鹅聚在一起像是一支人行横道警卫员队伍。另一只企鹅趴在肚子上，将双脚翻过来，脚底朝上，目的是散热。它拍打鳍肢，可以看到身下的皮肤已变成粉红色，就像人们通红的脸庞。对企鹅们来说，今天天气非常暖和。一群巴布亚企鹅在此从容地漫步，哪里都去但又哪儿也不去。企鹅生而是追随者。如果有只企鹅有目的地移动，其他企鹅也会赞成地跟随它活动。

“这些可怜的企鹅们，竟然生活在这么寒冷的地方！”一位女士感叹道，操着拖腔拉调的南方口音。她边说边将红色风雪大衣的领子拉紧，使劲向下拽了拽她的针织帽，帽子几乎盖住了眼睛。事实上，企鹅们并不介意寒冷。正相反，它们时常感觉过热。企鹅与哺乳动物一样都是温血动物，所以，它们并不需利用环境的温度，它们本身就会产生热量，带着热量四处活动。由于这一特性，使它们能迁徙到或居住在地球上本不适合它们居住的区域。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南极洲身体过热会成为让人头疼的问题。它们食用大量磷虾和浮游生物油，因此它们长出厚厚的脂肪层，由于脂肪的导热性能很差，所以它们皮肤下面所有脂肪层都是极佳的绝热体。同时，企鹅也在脂肪层里存储大量燃料，以度过寒冷漫长的繁殖季节。越往南走，企鹅的体型越大，因为对大型动物来说，保暖更容易。帝企鹅居住在最冷的地区，1/3的体重都是脂肪。此外，所有经常滑雪或在户外活动的人都知道空气是最好的绝热体之一。所以到南极的旅行者们都会得到建议要穿很多层衣物，衣物的层与层之间要充盈着大量空气。企鹅们也是这样“穿衣”的，它们的羽毛紧贴皮肤，层层重叠，这样的羽毛轻易不会竖起来，因此，它会密封住一层温暖的空气，让其紧贴皮肤。企鹅每片羽毛的羽干基部都有一撮蓬松的绒毛，这一绒毛层又进一步起到隔热功能。企鹅的羽毛不透水、不透气，据信，它们的羽毛多于任何其他鸟类。企鹅的羽毛齐整有光泽，长且弯曲，就像被精心铺设的屋顶瓦。企鹅尾部根基处有一尾脂腺，它们用嘴巴舔它，将其分泌的油脂涂在羽毛上，通过这种方式使羽毛保持光滑紧致。大约一年后，企鹅身上的羽毛定被磨损，这时它们须更换羽毛，身上旧羽毛脱落，新羽毛长出。如果企鹅羽毛逐步更换，它将永远失去防水功能，所以企鹅同时经历所有换羽步骤，这一过程约持续30天。新羽毛生长在即将脱落的旧羽毛下，将旧羽毛挤掉。因此换羽时，企鹅看起来又脏又乱，像疯了一样，好像得了精神错乱，非要撕下羽毛。更糟糕的是，企鹅换羽时，羽毛将会失去防水功能，所以它们无法下海捕食。这被科学家们称作“斋戒”，单从词面意思看，不进食似乎是企鹅的自主选择，但这期间企鹅会减掉30%的体重，处于饥饿状态，确切讲，这并非它自愿的。

然而热量的确是个问题。南极洲是地球上最冷的地区，生活在此的企鹅却忍受着足以让人中暑的巨大热量，几乎没有比这更荒唐可笑之事。整片群栖地，过热的企鹅们为了散热，不得不做一些类似杂耍的动作：它们竖起羽毛，将密封在表皮上的部分热量散发出去。它们伸出一只胳膊，像是在指挥一架波音747飞机停机，然后它们踮起脚，站在脚尖上旋转身体，发出信号向反方向转弯。它们羽毛下面的皮肤呈粉色，那里的毛细血管因为充血而膨胀。小企鹅喜欢趴在肚子上，身后翘起双脚，这样它们可通过脚底散发热量。企鹅通常利用身体未被羽毛覆盖的地方散发热量（一般是通过眼圈、鳍肢和双脚）。成年企鹅突然竖起全身羽毛，伸出鳍肢，好像人听到指甲盖在黑板上划过的声音时做出的反应。

另一方面，对企鹅来说，寒冷确实不是大问题。如气温过低（约15华氏度，并伴有强风），数千只企鹅将挤在一起取暖，法国研究员将这样取暖方式称为“海龟”（tortues），它们相互利用对方的身体取暖，这会降低它们脂肪存储的消耗速度。与集体抵御严寒的脂肪消耗量相比，企鹅单独抵御严寒造成的脂肪消耗量是其两倍，因为挤在一起时它们只有一小部分身体暴露在强风之中。这就好比是你居住的公寓两边都有公寓，两边的房间就是很好的隔热体，为你带来极佳的保暖效果。

“快过来看看这些含磷虾的企鹅粪便，”哈里森说着，弯腰去观察这些粪便。“这不是新鲜粪便。看到里面的黑色斑点了吗？”他抓起一把，在手指之间揉搓。“那是磷虾的眼睛，企鹅无法消化它们，就如我们人类无法消化番茄种子。如你看到地面上布满这样的红色粪便，这里很可能是帽带企鹅或阿德利企鹅而不是巴布亚企鹅的群栖地，帽带企鹅捕食磷虾，所以粪便为红色。如果企鹅吃的是鱼或乌贼，它则排出白色粪便。如果粪便为绿色，这表明它未进食；而你看到的绿色粪便实则是胆汁。”整个山坡上，大块厚岩石周围，地面被染成粉红色。即使这片群栖地上没有一只企鹅，我们也可判断出帽带企鹅和阿德利企鹅曾在此居住。我认识的大多数动物学家必定都是粪便爱好者。一个生命体系会在流经体内并从中排出的排泄物上留下印迹。所以，当看到一位自然学家仔细筛选并观察蝙蝠、短吻鳄或是企鹅的排泄物时，我不再感到奇怪。有些自然学家甚至研究石化的恐龙粪便，将其称为粪化石。

群栖地另一边，几只正在换羽的海象在岸边打盹儿，好像加长的意大利香肠。它们在沙滩上紧挨着打滚，想要擦掉身上被磨碎的旧羽毛，海象每年换羽一次。岸边散落着从它们身上掉落的片片羽毛和皮肤。人们经常发现海象和企鹅一起躺在沙滩上，好像很多被遗弃的废旧马鬃沙发。公海象的鼻子很长，但要经过7或8年的时间才能长成。长着狮子鼻的是年轻公海象，尽管其身长已长约12英尺，体重达3 000磅，但它们仍在继续生长。一群企鹅在公海象中间漫步，看起来满不在乎。一只海象用它那长着五个爪子的鳍肢挠挠脖子。海象们看起来慵懒迟钝，但它们可俯冲到水下深达3 000多英尺的地方去捕食乌贼和鱼。

一处高地上，三只海狗坐在那里，虎视眈眈地看着途经此处的我们。如果乐意，它们完全可以极快的速度穿过沙滩，卷起骨盆带，整个身躯一起一伏，就像一只只快速移动的蠕虫。海狗袭击人类。去年，一位演讲家准备乘坐佐迪亚克快艇，一只海狗趁机抓住他，刺破了他的肺部。他被缝了36针，十几个月后，他的伤口才痊愈；海狗的唾液里有一种酶，如被它咬伤，这种酶就会发挥作用，使伤口很难愈合，这无疑大大增强了海狗的武器装备。“我讨厌它们，”一位向导压着嗓子说道，“我完全不反对海狗皮大衣。我告诉你吧，我立场十分坚定。”这个地盘上的一只公海狗朝斯通豪斯奔了过来，他急忙拍打带着手套的双手大叫，踢着黑色火山灰，弄得满脸全是。这只海狗停下来，大声吹气，悄悄地回到它原来所在的地方。

两座岩质圆丘之间，有一片帽带企鹅群栖地，地面上是被磷虾粪便染成红色的岩石。巴布亚企鹅选择在平坦的陆栅区筑巢繁殖；帽带企鹅则更喜欢在岩石上筑巢；巴布亚企鹅喜欢更为平坦的地形，所以即使这两类企鹅栖息地相邻，它们也不会争抢筑巢地。一只小巴布亚企鹅抬起头，发出金属般的含漱声。小企鹅们用鳍肢相互拥抱，展现出亲密的伙伴关系，它们组成育婴堂（其他动物，如火烈鸟雏鸟、绒雏鸭和小蝙蝠也会组成育婴堂）。成年企鹅外出觅食时，小企鹅们就要独自面对贼鸥和其他鸟类的攻击，而在育婴堂里，它们安全很多。不仅是因为里面有众多小企鹅团结在一起，而且在里面游逛给孩子喂食的成年企鹅也能帮助它们抵挡贼鸥的进攻。国王企鹅的哺乳期为9或10个月，因此小企鹅要在育婴堂里待很久。从大海觅食归来的企鹅通过声音便可轻松认出它们的孩子。小企鹅的白色斑点样式、眼带以及其他一些特征也有所不同。

一只小企鹅拍动着坚韧有弹力的鳍肢，但还需时日，它骨骼上才能长出如成年企鹅般强壮结实、足以支撑它们在水中飞行的肌肉。它们还未完全发育，但迫切想要各处闲逛，可能迁徙到200英里远的地方。但第二年，它们将回到这里，做好繁殖准备。由于巴布亚企鹅总是成双成对，所以它们不必每年都回到同一地方筑巢。与其他所有企鹅一样，巴布亚企鹅需要两到三周筑巢交配，但它们流动性强，经常搬家。即使繁殖季结束，巴布亚企鹅夫妇也不会分开，它们的配偶关系可维持一年之久。它们是最被动的企鹅，这极可能是导致它们濒危的原因。目前世界上仅有40 000只巴布亚企鹅，但至少它们的数量没有继续减少。

在某些地区，地面布满漂亮的、星星状的白色喷射物——喷射出来的企鹅粪便——看起来地面如同月球表面。粪便的气味真刺鼻！据说，水手们利用著名群栖地的气味来辅助他们航行，尤其是在看不到任何鸟类的大雾天。白雪下面，水藻闪烁着淡淡的粉色光，它们的作用与温室相同。地上的霜凝结成一个个多边形，整片草地呈现出六边形图案。一只帽带企鹅抬起头，张开嘴，气囊膨胀起来，从胸口发出吼叫声。一排大型海鸥就在岸边，等待时机捕杀小企鹅。光线覆盖范围如此广阔，要将一切尽收眼底着实费劲——圆形岩石湿滑、暗淡，白雪发出明亮的光芒，又被压低的云层折射回来，整片区域看起来像是视觉回音室。

地面上是一只贼鸥那天早晨的剩余早餐：一双橙色企鹅脚、一只脑袋和一个骨架。斯通豪斯捡起了这只被吃了一半的帽带企鹅，向我展示它的飞行肌肉、红色厚绸缎般的盐腺以及形如六角手风琴的肋骨。他递给我一小片白色羽毛，揭开主羽干，其根基处还长着一些柔软的绒毛。

“为什么死的是这只企鹅？”我说，“为什么贼鸥单单把它挑出来作为猎物呢？”

斯通豪斯将骨架翻过来，发现这只企鹅的下嘴十分奇怪，它弯曲成90度角。“有时你会发现很多像这样嘴部畸形的企鹅。它们无法正确进食，即使通过努力能够进食，它们也无法用嘴整理羽毛。所以它们身上会滋生大量虱子。这感觉太糟了，就像是看到一个被抛弃的畸形小孩。仔细想来，出问题的竟是如此微小简单的部位——只是畸形的下喙。但就是因为这个小小的嘴巴，这只企鹅的生活将异常艰难，勉强维持大约9个月后，它就会因饥饿而死。在这之前，一只贼鸥通常会将它确认为体质孱弱者。那些在群栖地四处奔跑、没有父母陪伴的小企鹅会很快死去，最终它们变成了你在群栖地地面上看到的残骸。”

我凑近仔细观察地面，第一次发现上面散落着一长排骨头，我震惊了。我们的脚下就是一座古老的墓地。这片企鹅群栖地下面是一处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墓地。企鹅脚下，它们的巢窝下面，躺着它们祖先那被冰冻的遗骸，部分甚至已成为木乃伊。南极洲天气寒冷，因此它们的尸体保存完好，时间长达3 000年。大多成年企鹅会葬身大海，但小企鹅们却死在陆地上，没人移动它们的骨架。渐渐地这些骨头就沉入永久冻土，正如被永远嵌入到镇纸中的图案一样。小企鹅刚出生就有一只脚已踏入了坟墓。一阵寒风吹来，这只帽带企鹅的羽毛随风在空中飘舞，就像枕头大战中散落的绒毛。企鹅每年换羽一次，有些企鹅的旧羽毛脱落时，其部分嘴巴甚至也随之落掉。地面上散落的不仅有尸体，还有喷射出的企鹅粪便、被企鹅排出的磷虾、血、羽毛、海象换羽时脱落的皮肤和毛发以及各种各样的动物尸体碎片，它们身体早已支离破碎，业余动物爱好者根本确认不了它们的身份。

斯通豪斯的妻子萨莉看到他手拿着帽带企鹅骨架，笑着走过来。萨莉的面色具有英国人独有的美丽，在南极洲凛冽的寒风中，她的面色变得红润，一小缕棕色的头发从针织帽中滑出来。“爸爸经常把一些死去的动物带回家，我们早已习以为常，”她欢快地说道，“在新西兰时，一只死去的企鹅都令他兴奋不已。”

就在这时，一只孤独的帽带公企鹅高高昂起它那带着头盔的脑袋，鳍肢向后拱起，发出“求偶炫耀”的叫声，声音之大足以逼停一列火车。吼叫时，它的胸部和喉咙处有节奏地泛起涟漪，像是宣称它真心实意想要寻求一名乐意的母企鹅，告诉她他正单身，已经准备好绝佳的筑巢小窝点。企鹅并不善于深入思考，但本能指引着它们适应各种地形并满足荷尔蒙需求。求偶炫耀声听起来既迫切又发自本能。它们可能随时发出这种声音，有时的确出于求偶需求，有时则是无心之举，抑或是混杂在数万只企鹅兴奋地齐声鸣叫声中，它自肺部顶端而出，好像在大声说“告诉我你爱我！我说了，告诉我你爱我！”这就好比是人们无意中听到数千名演员同时试镜山姆·夏普德的戏剧。整个夏季，空气里弥漫着企鹅们发疯般的求偶欲望。一对企鹅夫妇为了兑现它们的山盟海誓，发出求偶炫耀声，公企鹅送给母企鹅一个珍贵的、在母企鹅看来完美的石头。真正的交合仅持续数秒，这一过程被学术界称为“泄殖腔之吻”。最重要的是前戏——眼神交流和身体语言的结合，结合得复杂、富有喜感。求爱的公企鹅不断俯身，将身体弯向母企鹅，而母企鹅也用她独创的芭蕾舞舞姿来回应公企鹅。

“他确实很迫切，不是吗？”萨莉温和地说道。我们都笑了。生活在继续，无他处可去。

绿色岩石被水藻覆盖，茂密的红色水藻探出岩石涌入海中。海岸线处，海狗和威德尔氏海豹慵懒地躺在那里，斯通豪斯溜达过去，给它们拍照。一只帽带企鹅竖起双脚坐着，脚趾离地，脚后跟支撑着摇摇晃晃的身体。一只海狗虚张声势地吓唬我们，斯通豪斯朝它们扔去一些卵石，迫使它最终撤退。

“你知道，海狗的祖先与熊类似；这些威德尔氏海豹的祖先与水獭很像。”他指着一对后仰的海豹，它们的脑袋小且带有斑点，眼睛大如西班牙猎犬，又圆又黑，就像泥炭沼泽。我猜测人类通常更喜欢大眼睛的动物。“它们与众不同，”他继续道，“我们觉得海豹长得相似是因为它看起来与其他动物极其不同，但这并没有反映出海豹的太多特征，反而更说明人类的特点，说明我们倾向于对事物进行归类。”

企鹅周围存在大量生命形式，从彩虹色贝壳的帽贝到无翅膀南极蝇到小虾状的磷虾再到很多只海豹最后到鲸、鼠海豚和鸟类。南极洲面积为550万平方英里，但只有2%的面积没被冰块覆盖，那里生长着少量地钱、水藻、青苔和苔藓。大型动物如企鹅、海豹、鲸和会飞的鸟，都要迁徙，它们利用南极洲陆地来养育后代、进行繁殖，但在水里捕食。你需要显微镜或放大镜，才能看到在南极大陆永久居住的多数动物：生活在土壤和苔藓中的节肢动物；各种各样的螨；后生动物；缓步类动物（居住在水中的微小无脊柱动物）；原生动物；蠕虫；甲壳纲动物；以及南极摇蚊，一种无翅膀的蝇，最长身长约为半英寸。在南极洲永久居住的动物中，无翅膀蝇的体型最大。结冰的水域里居住着透明的冰鱼，其血液无血红蛋白（红色素），但体内存在一种特殊的血液蛋白质，具有防冻功能，所以即使生活在大块浮冰之间，它们也不会凝结成晶。南极洲上的主要居民还是一群群迁徙的动物——例如企鹅，它们在南极洲的水晶盐湖里捕食，在那里粗糙的岩石上抚养后代，之后再回到它们真正的家园——广阔的大海。

那天早些时候，我们听说附近有一艘阿根廷船发生了石油泄漏。这艘船名为“巴伊亚乐园号”，是补给船，船内装满了柴油、喷气燃料、压缩天然气和汽油，这些物资将被运往阿根廷的一个基地埃斯佩兰萨，结果途中它撞到暗礁。船上还有不少乘客；它计划途经一片被称为“尖礁”的危险区域，除阿根廷外的其他国家都在海图上清楚地标明这一危险区，早在船只失事前，就有当地的科学家警告过他们要避开这片危险区，但船长未予理会。船只触礁后，船上所有人员全部进入充气式救生艇中。幸运的是，附件有两艘旅游船，分别为“社会探险家”号（“世界发现者”号的姊妹船）和“伊利里亚”号，它们改变航向，去拯救被困乘客，将救生船拖到南极帕尔默站。但据估计约有30万加仑的柴油泄露到海中；许多企鹅、南极贼鸥和磷虾被当场毒死；大量密封的石油桶被枪射中，为的是晚些时候将它们引爆，如同定时炸弹，这样一来，不知又要有多少海岸遭受污染。我们曾听说一个传言说是联合国正试图筹钱，要将还未进入到被污染水域的小企鹅移到别处。但企鹅还是会回到它们的群栖地去繁殖。所以即使小企鹅们现在避免了石油污染，但当它们回家后，也将会遭受这些石油的侵害。通过阅读我们得知也可利用吸油清洁剂，它们的效果被大肆渲染，但实际上，它们也无法解决问题；它们将吸附住石油，将其拖拽到大洋底部。所以它们只能拯救顶层生命形式，无法救起海底的生命。最起码，这些清洁剂会搅乱企鹅赖以生存的磷虾、乌贼和鱼。大海的冰冻温度为29华氏度，海水温度不超过32华氏度，尽管如此，大海为浮游植物提供了生机盎然的家园，浮游植物是一种微生植物，处于南极洲食物链的最底端。

南极洲的食物链很短，只有四或五个步骤，从这个意义上讲，南极洲附近的生态系统极其简单。但与人们通常的观点不同，冰冷的海水往往比温暖的海水更有利于繁殖。由于夏季短暂，日照充足，光合作用强烈，一片片宽广大海中的植物生命密集滋生，这为微小的食草无脊椎动物提供了大量丰富的食物，因而其数量激增。一只动物花费生命中90%的时间去觅食喂饱自己，但如果它不必为捕食担心，它可将更多的时间用于繁殖和养育后代。所以南极洲的磷虾极为丰富，它也是其他生物赖以生存的食物。相比温暖的水域，南极洲冰冷的海域中动物种类不多，但总数很大。食物链首先从浮游植物和磷虾开始。浮冰之下，一只只磷虾如同倒立的绵羊悬挂在上面，啃食植物。南方的夏天，大量磷虾在水中隐现，鲸开始捕食这些磷虾。这个季节里，正在繁殖的威德尔氏海豹和企鹅也以磷虾为食。相比世界其他地区，亚南极洲海岛沿线拥有世界最丰富茂密的海藻床。大量磷虾用它们那长着毛发的颚足把持并啃食植物。鱼类以磷虾为食，乌贼以鱼类为食，企鹅以乌贼为食，海豹、鲸鱼和鸟类以企鹅为食等等。正如格雷戈里·贝特森所说的，世界就如同一个小水池，如果部分被搅乱，其他部分也将受到威胁。

“如果今年磷虾产量很糟糕，那会出现什么情况，”我问斯通豪斯，口气严肃认真，满是疑惑。

“企鹅搜罗并捕食磷虾的方式与鲸不同，”斯通豪斯解释道，“企鹅一次只抓一只磷虾。想想吧。一项研究表明捕食时，巴布亚企鹅必须每六秒吃掉一只虾，这样它才能保证足够的进食量生存下来。如果这一季节中，磷虾产量不多，且个头又小，那么一只企鹅的磷虾捕食量较之之前要增加一倍，捕食磷虾时的活动量也要增加一倍。这会消耗掉企鹅绝大多数能量，而且其能量储藏也将所剩无几。”

“至少在这里的企鹅们能成功捕食到足够的磷虾，”我说。

斯通豪斯停下来，温和地看着我，将一只手搭在我肩上，让我转过脸面对延绵不绝的大型企鹅群栖地，那里叫声鼎沸，企鹅们忙着求爱、抚养小企鹅、相互吵嘴、到处觅食。

“我们在那里、那里和那里看到的企鹅中，每100只企鹅，只有24只能活着回来。大多小企鹅死于饥饿。因为它们不懂如何捕鱼，或者过早被父母抛弃，或是孵出时间太晚，或是它们畸形或体重过轻。也有可能是它们遭到四处飞行的鞘嘴鸥的袭击。鞘嘴鸥的主要袭击对象是正在给孩子喂食的企鹅，它们不抓小企鹅。它们真正需要的是企鹅父母们吃进肚子里的磷虾。所以一只鞘嘴鸥会直冲喂食企鹅飞奔而来，”他说着，并用一只手演示，“惊吓它们，致使它们从胃里反刍的食物溅洒一地，这只鞘嘴鸥则趁机过去吃掉这些食物。还有可能是贼鸥或豹海豹将小企鹅杀死。企鹅的自然死亡率相当高。当然，在所有捕食企鹅者中，技术最熟练的是我们人类。”

斯通豪斯说的对。早期来到企鹅岛上的人类看到新鲜食物极为兴奋，杀死大批企鹅，尽情享用企鹅肉。他们烹煮整只企鹅，将其熬成油，收集企鹅粪便（英文中为guano，这是一个印加语词语）用作肥料。企鹅感到处于危险中时，它会本能地跳到陆地上；而企鹅捕猎者们则径直朝它走去，用棍棒将它打死。早在欧洲人“发现”企鹅以前，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已经在利用企鹅皮制作钱包、拖鞋和衣物，并收集企鹅蛋。企鹅蛋蛋黄为红色，这是因为它们以橙色磷虾为食（正如火烈鸟因为其饮食而具有淡粉色的羽毛一样），蛋清为白色。据相关记录，早期到达南极洲的欧洲船只一次性收集了50桶企鹅蛋。1867年，一家贸易公司记录为获取企鹅油，它们共煮制了405 600只企鹅蛋。德雷克爵士称一天内，有3 000只企鹅遭到屠杀。最著名的企鹅油提炼基地是麦格里岛（位于塔斯马尼亚岛东南850英里处），在那里，你甚至都能看到有人煮企鹅。目前，捕杀企鹅已被定性为违法行为，但企鹅们仍然受到石油泄漏和其他形式污染的威胁。有些海岸对企鹅来说相对容易登陆，而人类船只也可轻松地停靠在那里，所以它们最终被迫与人类、人类的宠物和产品争夺地盘。曾经一个智利基地的人们将其宠物爱斯基摩犬放出去闲逛玩耍，此时人类文化和企鹅文化发生了最残忍的交锋。在进化史上，爱斯基摩犬的表亲属于狼种，两者亲缘关系并不疏远，所以这些极具进攻性的犬追捕并吃掉大量企鹅。据我所知，在埃斯佩兰萨基地，一群雪橇犬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如果这一切都不算糟糕，下面这件事绝对算得上：我们现已在阿德利企鹅组织内检测出了DDT（学名为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新陈代谢物。正如观鸟家罗杰·托瑞·彼得森所说的：“实践证明，企鹅最终可能成为大海的石蕊试纸，它们能检测水生植物的健康状况。”

“那是什么声音？”我说。“是炮弹声吗？”

斯通豪斯仔细环顾四周，搜寻企鹅群栖地。“很可能是只爆裂的企鹅蛋。是的，我知道这声音听起来很怪，但企鹅蛋爆裂确是常事。腐坏或变质的企鹅蛋开始时发出恶臭，然后就会爆炸。有时听到爆裂声后，你会看到一只企鹅一脸茫然，此时你会恍然大悟——它刚才孵的企鹅蛋因变质而在它身下爆炸了。”

我们开始往回走，乘坐等待我们的佐迪亚克快艇。途中，我们一直密切观察，希望找出一只茫然的企鹅。我们路过一群在打滚的海象，它们不时打嗝，嗝出的恶臭气体扑鼻而来，那气味就如木槌一样，打得我们生疼。我们看到豹海豹在近海处漫游。海狗有时会去抓企鹅，甚至在海岸线处等着企鹅们蹒跚地游过浪花，但真正捕杀企鹅的是海豹。曾经有人发现一只海豹的胃里存有18只阿德利企鹅的尸骨残骸。一只海豹抓住一只企鹅后，在水面上将其击打成碎片，击打声巨大，可传至远方。海豹将企鹅的皮留在水面上，有时企鹅皮还连着脑袋。罗杰·托瑞·彼得森称企鹅们之间确存在一“警告用语”，意指“海豹”。也难怪企鹅下海之前那么小心谨慎。海浪中的任何暗色物体都可能是一只海豹。任何击掌声或鳍肢拍打水面的声音都有可能是海豹发出的声音。通常，捕食者都美丽动人，当然，这种海豹也不例外。它们头部像蛇头，牙齿如犬齿般锋利，背部细长，呈带有浅灰的黑色，而其腹部颜色为银灰色，甚至是浅蓝色，下身分布着茶色的斑点。公海豹的身长达9英尺，体重达大约700磅，而母海豹的体型更大，身长达10英尺，体重1 000磅。曾有科学家记录下了海豹发出的具有超声性质的“吱吱”声，它类似于蝙蝠发出的回声定位声；有些科学家认为它必定能进行回声定位，否则它们无法在冬季不透明的海水中捕食。即便不具备这种能力，它们必定极善于辨别水下声音的源头所在方位。海豹是卓越的捕猎者，我们登入橡皮艇准备返回游轮时，我们望着它们，充满惧怕和敬畏之情。

晚上，我们齐聚在游轮大厅，谴责这次石油泄漏事件，以及法国工程师的冷酷无情，因为他们将飞机跑道的选址定在阿德利企鹅一重要群栖地的正中央。斯通豪斯是《极地研究记录》（一个关于南极洲调研的杂志，也关注与南极洲相关政治事务的最新进展）杂志的编辑，他就如何最大限度保护南极洲脆弱的生态体系这一议题向我们征求意见。

一位女士举手示意，她解释说自己来自绿色和平组织，她非常担忧南极洲，原因很多。“我得知日本人捕捞磷虾以制作宠物食品，”她说着，饱含深情。

“但这些宠物食品无人问津，”斯通豪斯说，“因为利用其他原料制作宠物食品，造价更低。但在可预见的未来，某天他们可能能找到一种方法使磷虾可被人食用。届时，捕捞磷虾极不便利，它们极易变质，因此被打捞出水后要立即将它们放入深冻冷藏箱。这就意味着你需要一艘特殊船只。由于磷虾加工成本提高，你还要找到方法使磷虾成为高价值的食品，比如像鱼子酱那样。我认为用磷虾作为狗食永远不会形成什么威胁，相反如果他们能为磷虾找到高质量的市场，它们将具有很高的捕捞价值。”

“他们也试图追捕企鹅，”她说着并抚平卡其色裙子上的褶皱。“我获悉他们最近计划捕获40万只企鹅，而阿根廷政府全力支持此事。”

斯通豪斯点点头。“你认为野生动物神圣不可侵犯。”

“是的，”她强调。

“我来告诉你这个问题有多复杂。假如把在南极洲驻扎的各个国家比作一场戏剧里的所有演员，如果他们处于同一水平或他们的得失相同，那就不会有问题产生，但事实并非如此。比如说现在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朝我们走来。印尼人说：‘我们想要每年捕获20 000只海豹，因为我们已在中国发现了海豹皮销售市场——一个潜力无穷的庞大市场。’就海豹总数而言，20 000只并不多。‘我们将本着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监测捕杀过程。也就说，所有工作我们都遵循合适方式。我们要将繁荣带给印尼，一个大多人口还在忍饥挨饿的国度。这也有助于建立皮革和上等毛皮小型加工产业，有助于印尼人改善生活质量。’对此，你如何作答？你站在哪边？”

“我将建议印尼人寻找其他途径挣钱——例如提高作物质量。”

“那里的人们胃里空空如也，单纯依靠农作物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

“啊，但大米如何？大米可以养活人们。”

“不要忘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里，使用土地需缴付高额土地费用。你看，这不仅是感情问题——这还是政治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如果说有人要挨饿，我敢保证肯定既不是美国人也不是英国人。我们已完成工业革命。如果不利用资源，我们不会得到现在所享受的繁荣和高生活水平。而现在，我们没有资格告诉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们，‘你们没有使用自然资源的权利。’在他们看来，这就好像是我们富裕国家的人们认为他们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们应该忍饥挨饿好让我们这些富有的人能享受奢侈的无墙动物园。”

“你当然不信我喽！”她边说边向前俯身，张开手在空中划过。

“当然不是。但我认为这正是争论理想的发展方向。我们必须要做好准备更多地讲理智而不是情感——我们要接受以下事实：南极洲与热带雨林一样，对全世界气候产生巨大影响；南极洲存有世界的大部分饮用水——对于那些头脑中想着如何每天都能获得饮用水这类事情的人们来说，这一事实实际意义重大。记住，大多数人对南极洲知之甚少。”

是的，我持相同观点，人们对月球或其他行星了解相对更多，而对南极几乎一无所知。记得某个夏日，我去杂货店购物，当时海盗2号火星探测器刚登陆火星，我在排队时就听到人们随意地谈论火星上的天气。他们惊奇于火星的地面风和日落。但他们又对企鹅世界——南极洲了解多少呢？阿波罗号飞船上的一名宇航员回到地球后曾说过地球的底部有一盏“白色灯笼”在闪闪发光。参与我们此次航行的所有人员都看到了它的光芒，这光芒点亮了我们生活中的阴暗角落，我们担心它上面的冰块和其他奇观会在某天消失。

“我只是觉得我们应该将南极洲当作世界公园来保护，而不能开发它以谋取矿物、捕杀野生动物、获取石油，”她说道。

“是的。很多人包括很多科学家都认为他们的观点最重要，狂妄自大，他们认为南极洲应该只用于科研，它只是科学家的大洲。我感觉这说法不对。我认为南极洲不应该只向科学家开放，它应该向所有人开放，所有像你这样的人都有权利去认识南极洲。”

“哦，我的意思是维持南极洲现状——杜绝更多人口进入，杜绝进一步污染。我们还需要一个国家公约去保护南极洲。”

“好吧，”斯通豪斯说，“那我就开始说说这事，听起来这是不错的主意。但到底让谁来管理这个地方？除了已经进入到南极洲的人，还有谁能对南极洲有着足够了解可以让他很好地管理南极洲？”

“哦，管理人不是这个或那个人，而是一组国家。”

“我们又要把联合国请来吗？它连自己的大楼都管理不好。”

“这包括凡是在这里宣示主权的国家以及这里的研究站。可能的话，再加上……”

“但各国的宣示相互冲突。”

“……再加上科学家、环境学家。”

“好的。那让谁来保卫南极洲，谁来维持这里的治安。你看，《南极条约》也无任何权威机构。”

“该条约现在如何发挥作用？”

“如果你要在南极洲作业，你的行为受到自己国家而不是南极洲的约束。你要接受自己国家政府的管理，以及自己国家法律的制约。我是英国人，如果我做了什么坏事，美国人不能逮捕我，只能向英国政府告发我的行径。同样，我也无法阻止智利人或阿根廷人做我不喜欢的事情，我只能告诉他我打算向他的政府告发他。很可能在他看来，我的告发行为很可笑。”

“假设，”我提出，“你拥有一支跨国向导队，他们在南极洲执行安保任务。这就像是加入和平部队。演讲家们不再乘船到达，而是等待船只到来。这些人也可以是公园的守护人。向导队成员定期更换，以防止他们经常服务于某个国家或公司的船只而对它们妥协。”

“我喜欢这个主意，那么现在向导队要向谁汇报呢？”

我无奈地笑笑：“那我们再回到世界法庭上。”

“正是如此。这个世界法庭拥有权力，它让违法犯罪者感到难堪，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处罚或惩罚。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但解决起来很困难。我们要理智地解决问题，要能想出实用有效的解决办法。至关重要的是我们以何种方式决定南极洲的命运，因为随着其他生态体系受到威胁，我们要一遍遍重复面对这一问题。”

我们在讨论会上提出很多问题，超过我们回答能力的问题。会议结束后我们回到各自船舱内准备睡觉。有些人很晚还未睡去，他们穿着长衬裤和风雪大衣，在空阔的甲板上漫步，船外冰块完好无缺，明月当空，月色照映在冰块上闪烁着点点亮光，他们尽情地欣赏着这神秘奇特的夜景。

此次航行途中，在某个地方，我们失去了夜晚，进入了极昼。我们到底是在哪里丢掉夜晚的呢？是在那个被废弃的捕鲸站吗？站里的大厅内烟雾弥漫，我们吃着驯鹿烤肉，随着格伦·米勒的音乐翩翩起舞。还是在波兰南极站？那里的温室培育出金鱼草和番茄。抑或是在奇幻岛的火山环里？在那里我们观望泛起层层涟漪的土地，上面站满了阿德利企鹅，它们忙着做宝石生意，迷恋筑巢石头。还是在英国一个名叫“西格尼”小基地？驻扎在那里的小伙子们已将近两年没有见到陌生人和女人。（当他们跟随我们来游轮大厅参观时，其中有些小伙子直发抖；告别时，我们跟他们一一握手，真诚祝福他们，送给他们一袋袋土豆、洋葱以及其他新鲜食物。）或者是在情人节舞会上？当时海面波涛汹涌，舞者们不得不紧紧抓住天花板。或者是在大象岛上？那里的山脉突出尖锐，令人敬畏，大量的帽带企鹅栖息在那里，沙克尔顿和他的队员通过帽带企鹅在浮冰块上留下的足迹找到了这所岛屿，并成功登陆。抑或是在那个被遗弃的怪异企鹅群栖地？在那里，我们看着一只小企鹅孤独应对暴怒贼鸥发起的致命进攻，贼鸥耗尽本能，屠杀了这只可怜的小企鹅，看得我们心痛不已。抑或是在覆盖着厚厚的企鹅粪便的海岸上？那里一波又一波饥饿的企鹅摇晃着跳入海中，岸上一批批小企鹅大叫着要求父母喂食。再或是当我们聆听助理巡航指导的独奏会时？他不仅是巡航指导，还是优秀的钢琴家，他为我们弹奏德彪西、海顿、巴赫和贝多芬的乐曲，船外光照刺眼，泼洒在冰山上。

如今我们每天沐浴在南极洲晚夏的曙光之中。杰拉许海峡将南极半岛与布拉班特岛和安特卫普岛隔开，航行经过该海峡时，一座座冰山如同雕塑一样簇拥在我们周围。一条水道通向另一条水道，道道相连，直到我们最终航行经过利马水道，其最南端，该水道仅有1600英尺宽，这里也是企鹅世界。船身两侧，冰川溢入海中，山峰尖锐如锯齿，高耸入云，冰山在此自由移动。利马水道中，海水像透明的焦油，大大小小的冰山在上面漂流而过，冰山雪白山顶是对必死命运的薄层反射——冰山根基为浅蓝色，看起来秘不可测。冰山白得令人眩目，但它矗立在宽厚的蓝色根基上，根基历史悠久，久到与地球同岁，久到所有见过它或者所有到过南极洲的人们年龄加起来也不如它年长。冰山的形状各异，有些冰山上有道道裂纹，一道道灼热的蓝光从中射出来。冰山后面，海水就像是油绸，水面被冰块的手掌抚摸得平滑有光泽。船身两侧，一座座黑色山脉参差不齐，冰块如同毛毛细雨般洒落在山上，倒映在光洁如镜的水面中。一座小冰山上，五只巴布亚企鹅站着，阳光下，它们腹部的白色羽毛闪闪发光。另一座小冰山上则躺着它们的天敌——一只豹海豹，它四肢伸开慵懒地侧身躺在那里，悠闲地用五指爪抓挠侧腹。

“海豹，”一位来自法兰克福的女士用德语郑重地说道。所有人都站在企鹅这边，尽管自然界中不应有派系、偏向或是中心，除非这一中心永远在移动，正如爱默生所说的那样，一个中心随着一个又一个转动的圆圈而转动。

巨大的冰舌从大陆向外无限延伸，似乎在用一种类似音乐的语言讲话，这景色虽无任何词语，但是能表词达意，让人无法抗拒。景色与音乐一样，我们不需要学习它，却能被其深深打动——我们不仅利用环境，还会欣赏、赞美甚至崇拜它。的确，为了生存我们会杀害其他生命形式，但同时也感到与它们有着亲密关系；我们剥夺它们的生命，为此我们深感歉意。古往今来，人类是在地球上生存过的最重要的生物，而我们生存的一个依据就是：生命热爱生命。正如诗人坦尼森所说，自然在“红牙血爪”中前进。你所处的环境越简单，这个道理就越易被理解。你走过一片企鹅群栖地，体重过轻的小企鹅们站在那里，注定要遭受厄运，一只只贼鸥在那里飞来飞去，像是死亡的看守人，此情此景，达尔文《物种起源》的一页页内容在你眼前突然鲜活起来。我们曾会随意想到一些理由，不去相信书中内容，而现在这些理由全被摈弃。

那天的天空蔚蓝清澈，空气依旧寒冷入骨，如同氨蒸汽般严酷。强烈的阳光倾泻而下，不带任何热量，一座座冰山不时变换颜色，蓝色和绿色交织。南极洲在经历了冬季的极夜之后，进入夏季的极昼，但夏日的太阳并未散发太多热量。太阳位置很低，好似就在地平线处，因此它几乎无法散发热量。大量冰块又将少量的热量反射到天空。此时，游轮上大多乘客都出现了严重的散瞳症状，这是因为他们为了防止晕船在一只耳朵下面贴上了莨菪碱贴片，而散瞳正是这种贴片的一个副作用。由于散瞳严重，他们看起来像僵尸，但也使得他们能一次吸收大量光芒。我们乘坐佐迪亚克快艇，沿着半岛海岸线漂流，经过一个冰雕主题公园。赫拉克利特曾说过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句话对南极洲也适用，只需对其稍加改动，即：人不可能两次看到同一座冰山。每座冰山永远都在变化，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冰山个性十足且独一无二，其他任何人从未看到过它，也将永远看不到它。冰山并非光滑平整。很多冰山也有纹理、有类似华夫饼干的图案以及凹痕，有些看起来像是遭受过波斯铁匠的重击。一座刚崩解的冰山漂浮在水面上，好像一大块玻璃纤维蜜蜂巢，浸入水中的部分如海绵般布满小孔。（某处，冰块反面朝上。）另外一座冰山拥有优美山脊，好像人体一侧的肌肉线条。水面上漂浮着众多小冰块，它们晃动着，闪闪发光，甚至于整片海域好似在太阳照射下晃动的铝箔纸。这里的冰块各种各样，有的像浴室，还带有蓝色乳液，有的像洞穴，有的弯曲成小羔羊皮的轮廓，有的山脊尖削，有的如同旋转木马在不停旋转，上面还有16只冰天鹅，有的像基座或是梳子，有的还像是伸展翅膀的龙；这里还有一座冰山公园，冰山在里面生长或消亡；还有的冰块像钳子，夹着蓝色冰块；有的像一只白鹭，伸展翅膀，泛起层层涟漪的长长的脖破水而出。远处的山峰上覆盖着白雪，杏黄色的光芒倾泻而下。大块锲形冰块从我们身旁漂移而过，颜色好像胡椒薄荷的蓝色。我们身后，佐迪亚克快艇驶过的水面泛起一溜白色泡沫，好像白色衬裙。更远处，几只身影在水面上弯曲成弧形——那是企鹅在给孩子喂食，它们那么专注，毫不在意我们称其为美丽的景色。

我们停靠在天堂海湾，一只只蓝眼睛的鹭鸶沿着冰崖筑巢，远处一只鲸在戏水，企鹅们跳入水中去觅食，食虾海豹们懒散地躺在一座座小冰山上，红色的磷虾汁顺着下巴滴落。海水呈淡绿色，清澈平静，向下望去，灰白色的海底闪烁光芒，布满岩石，长满红色和棕色的海藻，爬满一片片鲜黄色的浮游植物。巨大爆炸声吓了我们一跳，转身一看，冰川上的冰块崩裂，形成又一座冰山，它将在水面上漂浮约4年，然后再沉于大海。水晶般光滑平静的水域深达数英寻，我向下望去，看到了布满岩石的海底。突然一只身长达8英尺的海豹出现在船下开始旋转，不时露出水面换气，迅速转身，围绕我们的快艇旋转，一圈又一圈，时而在船底，时而在船边。每当它在水下转动时，海面上就泛起朵朵巨大的蓝色气泡，好像是一只只水母。它张开嘴，露出尖利的黄色牙齿，突然它从水下猛冲出来，咬住船上的一个浮筒。“快后退离开船边！”驾驶员大卫·卡普兰说，语气急切但镇定。12名乘员一同向里靠，远离这只进攻的海豹，它威力巨大，能从水中一跃而出，咬住胳膊，将人拖入水下。它再次游到船下，不停旋转，潜入水中并跃出水面，身躯呈优雅的圆弧，它身手敏捷，外形俊美，性情狂野残忍。它袭击我们的方式与它袭击浮冰块上企鹅的方式相同。人类处于食物链的最顶端，因此，对于我们而言，能够体会猎物的感觉，观察一只看起来狡猾又有耐力的捕猎动物在周围依靠本能熟练敏捷地活动——而且还能够活下来，向别人讲述这次经历，这样的机会真是千载难逢。

“天堂海湾里普通的一天，”卡普兰说，并加大马力，向海岸驶去。我们停在一个废弃的阿根廷基地。半岛后面，天空中飘动着朵朵白云，南极大陆好像也在漂动，当然，事实也是如此。一处岩礁附近，一只南极燕鸥——一种白色的小鸟，头顶部为黑色，嘴巴呈绚丽的红色，双脚对称且为红色——正在天空兴奋地歌唱。块块岩石上布满了橙色的地衣以及绿色的苔藓，青绿色的铜矿呈脉络状分布，从岩石上如瀑布般倾泻而下。我们一行人中的其他成员开始沿冰川上一处陡峭的斜坡向山顶攀爬，山顶上插着个木制十字架，此时，我像哨兵一样站在山下，稳如企鹅，看着同伴们从海面出发沿着山坡向上跋涉。海湾的那边，山脉延绵，白雪皑皑，在柔和的粉色光的照射下，这些雪山显得明亮光滑，湾内海水如天空般蔚蓝。山顶覆盖在层层白雪之下，朵朵灰白色的云彩飘摇在山顶前后。空气如此纯净，以至于云彩似乎成为固体，像插画一般，好像一双灵巧的双手将它们挂在空中，堪比魔术师的神奇魔术。海面上散落着冰块，没有冰块的水域，阳光直射在海面上，泛起点点闪光，像是一面面小镜子。靠近海岸处，漂浮着一座蓝色冰山，足有100英尺高，形如一只张开的大嘴。由波纹金属板建成的建筑物掩盖了炙热橙色。海湾南部尽头，一长串碎冰在那里摇曳。那只海豹正站在某个地方，搜寻着更易被捕获的猎物，这次它定会成功。

当我们接近南奥克尼群岛中的科罗内申岛时，观鸟家们早已上岛；他们急于找到一只南极海燕，这种鸟像极了在船后跟随小旋风盘旋的岬海燕，但前者体型稍大于后者。大多南极海燕居住在群栖地，它们的群栖地位于岛内，距离大陆冰架还有长达100英里的路程。最终，一只南极海燕飞掠过水面，观鸟家们兴奋得几近疯狂。

“啊，它在那里！太美了！”一位女士喊叫道。

“哇噢！它的颈部几近米色！”一位男士说道，难掩兴奋之情。

那天我们看到的所有南极海燕都呈灰白色。它们正在换羽期，所以身上的羽毛呈现出类似咖啡的棕褐色，非凡奇特；它们僵硬地拍打着翅膀，因为新羽毛还未长满。在一年当中的这个时节，能看到一两只南极海燕从群栖地飞行如此遥远的路程来到这里，简直如中了彩票般幸运。但大多人并非为南极海燕而来，而是为一种更罕见的鸟：帝企鹅。在所有企鹅中，帝企鹅的体形最大，它们能够潜入大约900英尺的深海去捕食乌贼，能在水下坚持将近20分钟甚至更长。站在雪地时，它们就像机警的UFO观察者，它们身体的主色为黑白色，但喉部和面颊处的羽毛为蜜黄色。作为父母，帝企鹅绝无私心——根据你自己的观点，也可以说它们是几乎疯狂的父母——甚至于它们会尝试孵化一只结冰的或被毁的蛋，或试图孵化石头或一只死去的小企鹅。如果有只小企鹅被父母抛弃，或太过任性而走失，它会立刻被别的成年企鹅收养。有时几只成年企鹅为争夺一只小企鹅激烈地争吵打斗，其间小企鹅很可能受伤甚至被误杀。帝企鹅从未触碰过赤裸的地面，如果非要说它们触碰过，那也是极少数情况。一生中，它们或是像哨兵一样在陆棚冰处站岗，或是在大海中游动。不幸的是，我们看不到它们太过靠南的群栖地。

一小群鸽锯鹱掠过水面，破浪前行，它们用嘴过滤出磷虾并将它们放入下巴下面的一个进食袋中，它们的进食方式与须鲸相同。

“注意有鸟！注意有鸟！”对讲机内传来警报声，不仅唤醒了睡梦中的人们，还惊起了早起正困倦地吃着早饭的人们。“帝企鹅来了！帝企鹅来了！船尾处发现一只少年帝企鹅！”我跑向船尾，撞上了同样从船舱疯狂向船尾跑的人们。甲板上所有的阶梯旁都放有一块黄铜标牌，上面写着：“请抓住扶手，”现在看来，这行字好像是在训斥那些兴奋的观鸟家，他们已经将船变成了一个大鸟舍。蜂拥而至的人群挤靠在船尾处。帝企鹅出现了：它不断从水中跃出，好像是一部分内部管道伸出来，时不时还闪现着黄色亮光。之后它消失了，只剩我们静静地站在那里，意犹未尽，赞叹不已。这是只野生帝企鹅，它从家乡远道而来，在此处觅食，能够在此瞥见它，也堪称是上帝的恩赐。

我收好望远镜，下到甲板下吃早餐，其实我几乎未动碗筷。尽管游轮上饭菜精美，但我还是以不计后果的惊人速度消瘦着。我感觉好像是感官汲取了全面丰富的营养，以至于我整日处于饱食状态而不想吃饭。来南极洲之前，我一直认为企鹅生活在一个感官缺失的世界，但来到后，我才发现事实恰恰相反——这里有能带给人们强烈感官刺激的景色。首先，南极洲滋养着大量的生命，动物种类之多堪比东非。很多人将南极洲比作一片不毛之地；事实相反，这里一片生机盎然。其次，南极洲颜色范围之广让人叹为观止；尽管颜色淡然，但深度和亮度不停地变化，如同人们的肤色。这里色彩缤纷复杂，它们蕴含在永远蔚蓝的天空中，变幻在各式各样的云彩中，存在于柔和的灯光中，飘动在午夜的太阳中，变化在随着冰山和撞击冰块而在平静的水面上跃动的曙光中，摇曳在像小手镜那样闪闪发光的海域里，一只只黑白色的企鹅纵身跳入其中。谁能想到有蓝色的冰山？柔和的阳光洒在冰山上，它们看起来像是裹着一层糖的蛋糕。

或者从规模上讲，南极洲广阔无边——依靠冰山而坐，环顾四周，四个方向全部无边无际。一天，水面是如此地光滑平静，你都可以用它来做镜子，而4小时后，狂风大作，风速高达90海里每小时。即使风速如此之高，海面依旧保持着它如水晶般光滑平静之时的美丽。巨大的冰窟形成了一个个由淡色冰块组成的拱门。眩目的色调众多，以至于它反而成为了另一种纯色。这里的山脉、冰川和峡湾此起彼伏，它们的轮廓在水中不断地交汇融合。南极洲的髋部闪闪发光，不停转动，这里的冰山山顶锋利，高耸入天，呈现一片延绵不绝、如瀑布般倾泻而下的壮观景象。南极洲四面的区域全部充盈着海水。但南极洲也是一个极为抽象、令人苦恼的遥远之地，它是地球上距离另一个星球最近的地方，它远离人类生活，它荒芜凄凉、冰冷无情，让人冲动不已，想要去做一些既鲁莽又积极的事情：去奉献爱心，不计一切地从佐迪亚克快艇跳入海中，通过卫星与爱的人倾诉衷肠，在健身房努力健身直至达到肌肉的最大承受力，整晚喝酒，充满激情，勇敢无畏，重新审视为人为事之道。

我们在南极洲还没有看到过国王企鹅；所有企鹅中，国王企鹅的羽毛色彩最绚丽，我曾在海洋世界帮助抚养过小国王企鹅。为了找到它们，我们再次航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最后在位于南乔治亚岛顶端的库珀岛上抛锚，我们从快艇下来，此时我们意识到自己来到了地球上最令人惊叹的地方之一。

第一眼看到岛上陆地时，我们还在快艇上，当时海浪汹涌，每次浪起海水猛烈拍打着船身。库珀岛上的绿色山脉向高处伸展，直至被冰覆盖的山顶处。美国鸟类学者罗伯特·库什曼·墨菲于1912年到访该岛，当时他称这座岛屿为“阿尔卑斯山在海洋中的一个延伸处。”山坡上聚集着马可罗尼企鹅，它们得名是源于“扬基·杜德尔”一类的花花公子，因为它们的头部有一撮撮橙色的像意大利面的羽毛。这些企鹅们齐声尖叫——有点像驴叫声，但又有咯咯声——声音在空中回荡，音量之高亢超过海浪声。一群群信天翁、燕鸥、海燕和其他鸟儿或是在我们头上方盘旋，低飞掠过水面，发出尖锐刺耳的吱吱声，或是簇拥在山坡上。我们乘坐的多只快艇周围，一群群马克罗尼企鹅不断跃出水面，很快，这些快艇像是被置于煮企鹅的大锅中。近海岸处，块块岩石露出地表，海狗们爬上岩石，发出咕咕的含漱声。整幅场景闪烁着光芒，一片生气勃勃。这里大量动物同时在前景和背景处活动，所以你必须要瞪大眼睛才能同时关注到所有在此处的动物。这感觉就好像你是正在阅读一本立体故事书。魔幻现实主义顿时鲜活起来。每到一处小海湾，企鹅们就如同一个个实心橡胶球从水里蹦出，安全地落在岩石上，与此同时，我们则蹒跚颠簸着从一个海岸驶往另一个海岸，寻找安全的登陆地。最终，我们选择一个翻滚着海浪的小海岸，船狠狠地撞到了岸边，停下来，我们迅速下船，好让快艇快速回到深水区。有几只海狗在岸上享受着温暖的阳光，有几只躲在巨型卵石后面，还有几只坐在宝座般的草丛中。那里悬崖高耸陡峭，长满草丛，悬崖上面是一处高地，高地的那边矗立着一座山脉，山顶被白雪覆盖，山麓上散落着碎石。

布里特玛丽是一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登山运动员，她出生在瑞典，性格直率、激情四射，我很喜欢她，她看看我，然后抬头望着布满岩石的峭壁。

“我们爬上去吧。”我说，然后我们对视咧嘴一笑。

我们向左悄悄行进，走了很远，来到了还在睡梦中的海狗周围，然后开始沿着陡峭崎岖的河床向上爬。

我跟着布里特玛丽在湿滑的岩石上攀爬，她低头冲我喊道：“有三个点！”“一定要找准这三个点！”

“谢谢你的生存忠告！”我冲她喊道。很快我们发现自己被厚实的峭壁包围，浓密的草丛从上面垂悬下来。

“这悬崖是笔直的，”布里特玛丽说着笑了起来，“你怎么看？”

我肯定有一个诀窍可以帮助登山者攀爬长满草丛的山脉。而像我这样的业余人士也只能临时抱佛脚了。悬崖底部草丛极为茂密，紧紧地簇拥着，向上爬时，我紧紧抓住它们以确保安全，双脚踏入草丛之间的泥土中。海燕在草丛中凿出很多洞穴，必要时，我将它们作为立脚点。如果上肢力量强大，你可以用双手抓住草丛，像攀爬绳梯那样，再去找一个安全的立足点。爬到一半时，我们已经气喘吁吁，于是停下稍作休息。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上面的山坡看起来更加陡峭，头顶上的草丛愈发膨胀。假如悬崖边缘处的草丛根基不够牢固，从悬崖上断裂，那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决定斜着向上爬，最后终于到达山顶，上面一片草丛遍布整个海角，一直通向远方，一群信天翁带着孩子栖息在这里。半小时后，我们成功地穿越草地来到了它们身边。长着绒毛的灰色小信天翁转身面对着我们，一条形如系带的黑色条纹横跨在每只小鸟的嘴部。其中一两只小信天翁开始冲我们咯咯叫，想要把我们赶走。它们的父母在我们周围飞行，或是在头顶上，或是与我们的眼睛齐平，或是沿着我们身下的峭壁向上高飞。我们坐在这片高地上，层层薄雾中，风劲渐强，信天翁在空中翱翔，此时我们看到了在狂风肆虐的大海上，游轮在随波颠簸，船长兰普正迎着狂风和涌流，沉稳地驾驶游轮。之前在冰山集聚的狭窄水道中，我们已经见识了兰普船长高超的驾船技术，我们对他肃然起敬。我们还看到了一艘艘佐迪亚克快艇随着波浪剧烈晃动，努力地寻找安全的地方让乘客登陆。我们看到了形如晶状体的云朵在山脉处徘徊，知道这预示着风力会更强。但我们的目标更高。我们左右手交替一把一把地向上继续攀爬，跃过一个个小坑和一片片苔藓，朝着一个真真切切的声音行进——喧闹持续的刺耳尖叫声。在那个海拔数百英尺的地方，一片马克罗尼企鹅群栖地在那里蔓延。它们身材丰满，长相生猛，看起来不容易接近，头上的长羽毛为橙色，五五分开，它们跑来跑去，好似小型的泽罗·莫斯特尔（美国著名演员）。它们到底是如何从海岸爬到这里来的？我们无从知晓。但它们确实经常沿着陡坡爬上来，而且胃里装满食物，去给它们嗷嗷待哺的孩子们喂食。我们知道对于一个不会飞的生物来说，要想爬到这座山的山顶几乎不可能。幸运的是，企鹅们对此并不知晓，而且它们已经爬到了这里。

“想想吧，一只小企鹅身小腿短，它要爬过这么多陡峭崎岖的陡坡来到山顶繁殖，这一路上得消耗多少能量啊，”布里特玛丽边说着边从背包里掏出一部摄像机，“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坚韧执着，”我说，想到就说了出来——确切地讲，我不仅指企鹅的坚韧，更多的是指生命的坚韧。在这样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生命仍在坚持，富有创造力，具有冒险精神，凭借这种精神，生命不断向前推进。几天前，我在大象岛发现了一个帽贝，它的轮廓像一颗大珍珠，将其翻过来，我发现下面有上百只无翅膀的蝇在蠕动。生命似乎在不停地自我创造——无论是在帽贝下面，还是在海拔数百英尺的、海洋在脚下咆哮奔涌的崎岖悬崖上，生命永不停息。

海面愈发波涛汹涌，情况开始变得危险，我们被召集回到船上，开始启航，朝着最后一个目的地驶去，即南乔治亚岛的黄金海湾和索尔斯堡平原，那里是国王企鹅的群栖地。在索尔斯堡平原附近的海域，我们乘坐的几只快艇划破水面，凿出一道道深厚卷曲的海浪，最终我们来到一处陡峭的海岸。不知为何，这里回荡着口琴声，时不时还伴有从远方驶来的火车声。我转身看到在阳光的照射下，附近一座小山似乎在扭动，自发朝着太阳移动。突然它像卷轴一样卷了起来，另一幅场景清晰地展现在眼前：一片忙乱，各种焦躁，充斥着嘈杂声、吵闹声，这是广阔的大都市，这是国王企鹅的居住地，它延绵数英里，沿着半月形的海岸延伸，经过交错折叠的峡谷，伸展到山坡上。这里是企鹅的天堂。成年企鹅高高地站立着，两个面颊上一对橙色的逗号绚丽夺目，喉咙处的羽毛为太阳的黄色，向外扩散着。嘴巴两侧分别有一片杏黄色或淡紫色的形如彗星的区域。它们庄重而又好奇，它们允许我坐在它们中间。一只国王企鹅腹部稍稍突出，脚上放着一颗蛋，它正与配偶进行“头部旗语”交流，它们轻轻晃动或移动脑袋，就像是拿着旗帜的信号手或是打太极拳的人。然后母企鹅用嘴触碰育儿袋——其腹部下面一个垂直的口袋，企鹅蛋被放在其中——抬起头，用嘴来回地在丈夫的脖子处摩擦，好像要用丈夫欲望的磨刀石将其磨尖。一位邻居用鳍肢狠狠击打它们，它们发出尖利刺耳的声音作为回应。

国王企鹅不喜欢挤在一起。群栖地中，数千只企鹅站在一起，彼此相隔很近。它们时不时地伸出鳍肢，为的是和邻居保持舒适距离，它们的动作看起来好像是站成一排的士兵在回应“向左看起”或“向右看齐”的指令。它们经常将尖利的嘴巴高高向上翘起，数千只企鹅高高翘起的嘴巴形成一片喙之海洋，任何俯冲下来意欲袭击的贼鸥都无法穿透这一海洋。这就好比是飞到一张布满钉子的床上。国王企鹅清楚地知道它们需要多大的空间才能既感到安全，活动又不被限制，它们最大的安全空间为：伸出一只鳍肢能够击打到对方，或能用嘴巴触碰到对方。四只单身汉企鹅聪明地排成一排，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看起来英勇无畏，它们已做好准备等待母企鹅。其中一只在一只母企鹅面前停下，抬头将其带有杏黄色纹带的嘴巴冲向天空，用尽胸部肺活量发出尖叫，它将鳍肢弯向身后，有节奏地拍打着，好像要起飞。它的喉咙颤动着，发出嘶哑的打鼓声，声音转向高潮，尖利刺耳，同时蕴含着两种曲调——也就是我之前所听到的口琴声。这只公企鹅绝对是“求偶炫耀”的一流高手，母企鹅很快做出回应。它们用头部当作旗帜互相旗语了一番，尔后长时间深情注视着对方，并发出吱吱声。这只公企鹅突然转过肩膀，朝前方走去，这一行为被科学家们称为“宣扬散步”。按照企鹅的术语，公企鹅要在母企鹅面前尽可能展现它的优秀，它将脑袋从一边转向另一边，这样母企鹅就能看到它耳朵处那片漂亮的橙色斑块。如果母企鹅跟随它走，这意味着它们已结成夫妇。之后，其他一些单身汉就会蹒跚地跑过来，强行干涉它们，它们温柔地将母企鹅驱赶到岸边。在它们相互推搡谩骂之时，这只端庄娴静的母企鹅得体地将鳍肢收到身体两侧。最终，母企鹅的原配忍无可忍，用胸部冲撞母企鹅，尽管动作轻柔，但一直不停，它用这种办法将母企鹅带到群栖区的外围，那里它们能得到更多的空间。这只公企鹅趁机爬到母企鹅的背部，与她进行泄殖腔交配，时间很短，只有40秒；交配完成后，它从母企鹅身上下来，在其背部留下了沾满泥土的脚印。

为互表忠心，附近的一对企鹅正在进行“共同炫耀”，这类似于“求偶炫耀”，不同的是后者只是公企鹅的事情，而前者需要公企鹅和母企鹅共同参与。这对企鹅夫妇面对面站着，很快它们的头部交缠在一起，左右不停变换着，同时它们欢快地大声叫喊着，最后它们将各自的嘴巴高高举起，直入天空。每隔几分钟，它们都会进行一次“共同炫耀”，这有利于增进亲密关系。第二年，大多企鹅都会回到相同的巢窝，与同一个配偶交配，它们通过声音辨识配偶。如果企鹅的配偶死去，或它和配偶在上一年没能成功地筑巢，它们就需要寻找新的配偶。如果群栖地被打搅，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企鹅夫妇们都会进行“共同炫耀”，此外，在换班孵化企鹅蛋时，它们也会这样做——事实上，只要它们觉得重申相互的誓言是明智之举时，它们都会进行“共同炫耀”。两只企鹅快速地、悄悄地穿过群栖地，它们是在进行“瘦身暴走。”它们一心只想逃离巢窝奔向大海，不想中途停下来与任何一只企鹅争吵或指责它们，因此它们将鳍肢紧紧贴在身体两侧，捋平羽毛，滑行着穿越而过，极其小心谨慎，尽最大努力不去招惹是非。在大型企鹅群栖地，所有事情同时发生，你能看到国王企鹅生命周期所有阶段同时在这里上演。

一只长着绒毛的小企鹅从父亲或母亲柔软的白色腹部下伸出头来，窥探四周。一只较大的小企鹅转身去躲藏，它将脑袋伸到父亲或母亲的肚子里，外面露着它那特大号的屁股。一群小企鹅正在换羽，像极了莫霍克人，它们追赶着一只成年企鹅，大声尖叫，要求给它们喂食。企鹅们激烈地相互追赶，急速奔跑，而它们脚下，遍布着被掏空内脏的小企鹅的尸体残骸。

一只国王企鹅站在脚后跟上，蹒跚前行，脚上沾满泥土，雪地上留下了一道足迹。此时，我脱掉风雪大衣，露出里面亮黄色的运动服。我与它们体型不同，面颊处也没有橙色逗号，但我头发的黑色和身上运动服的黄色对它们来说是正确的颜色，这两种色彩引来一只国王企鹅，它慢吞吞地朝我走过来，将脑袋歪向一边，再歪向另一边，仔细地打量着我。通常，在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存在“无人地带”。野生动物一般都害怕人类，并避开我们。但企鹅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敢于跨越这一无人地带的动物之一。它们似乎把我们也当作企鹅的一种，只是我们这类企鹅天生畸形。毕竟，人类可竖直站立，结群行走，不停讲话，走路还有些摇晃。尽管我又黑又黄，姿态谦恭，但我并不是它所追求的企鹅，最后它确认我和它不是同类，慢吞吞地走开了，离开时它的一只眼睛一直盯着我看，直至它消失在黑白两色的充满漩涡的企鹅之海中。

一朵云彩在头顶上漂移，位置很低，令人透不过气来。在南乔治尼亚岛，今晚将风雨交加。我此刻身处企鹅社会，它开始从身后向我靠拢，我想起了“棕—白—左”小企鹅，在圣地亚哥的海洋世界里我帮助那里的工作人员喂养过它，当时它浑身还被绒毛覆盖。它最终定居在奥兰多，被带往那里的时候它应该早已羽翼丰满。即使它能理解我，我该如何向它描述它的真正家乡以及南极洲上企鹅们所面临的严酷生活？如果生活在这里，它活下来的概率该有多大呢？此刻我就在这片群栖地中，我周围可能有它的父母，兄弟姐妹，当然还有堂兄弟姐妹。一只企鹅生生地被一只豹海豹剥去皮，每每想到这一残酷场景，我就毛骨悚然。大自然不播洒仁慈但也会期盼仁慈。一只可爱的企鹅舒适地待在巢窝里，面颊上的一对逗号完美对称，羽毛尖端闪烁着淡蓝色的微光，背部羽毛如同涂了一层油，平滑光亮，我轻轻地抚摸着它的背部羽毛。对于“棕—白—左”小企鹅来说，它的生活由人类控制，当然，它所在的环境比南极洲安全得多，得知它安逸地活在世界的另一端，也是极好之事。它不必为食物发愁，免受豹海豹和贼鸥的袭击，它很可能像公园长凳上的一位退休老人，静静地坐在那里，望着玻璃外面自动人行道上，一批批游行队伍悄然经过，幽灵般的人类在那里的黑暗处飘浮，玻璃之外黑得深邃，如同南极的黑夜。

目录

序

第一章 深戏

第二章 赎罪

第三章 神圣的境域

第四章 深入绝境

第五章 当前的福音

第六章 创造的心灵

第七章 天真的仪式

第八章 大自然的治疗力量

第九章 彩色深度空间

第十章 彗星之夜

序

孤独鹄立在已知世界之缘，它们像身穿鲜艳制服的哨兵一般挺立，凝望大海。横越狂风疾吹的白色沙漠和万马奔腾的靛蓝巨浪，它们究竟在守候什么？经历长久的海上漂泊，它们还记得什么样的路标引领它们回家？是海湾的水色，潮流的方言，抑或泛着光亮岩石的熟悉的急促乡音？回到成千上万猬集的企鹅群里，它们能否认出伴侣凹凸有致的脸庞？它们会做梦吗？企鹅会做什么样的梦？食物和饥荒、浮冰，抑或是埋伏一旁的豹斑海豹？

迎着南极咆哮的劲风，整个企鹅城邦在我身畔喧嚣地打转，一切都让我惊异不止——沙哑喊声化成了尖锐交响乐的难以计数的企鹅，蛮横钻入我外套的刺骨酷寒；我着迷于企鹅会如何看待自己的生命；出乎意料的瑰奇景色。我一向以为企鹅居住在一片单调的白色冰宫里，如今却发现它们的世界奇幻绚丽。一望无际的雪白包含色彩万千，远比雨林更缤纷；而在这样的酷寒下，我仿佛获得了天启，的确见到幻化多变的色彩。尖利的风宛若手术刀那般锋锐，在这样严寒的空气中云朵无法成形。然而猛然之间，由明灿碧蓝的虚空之中，雪闪耀如钻似尘，像彩纸一般飘落，我正站在万花筒里。这些帝企鹅怎么看这些雪？我不禁疑惑；或者，它们怎么看我？毕竟它们的世界一半是魔兽，一半属于它们自己。这些成群结队腿短身长的生物在雪中缓步前进，从不用腹部滑下坡，攀爬险坡既不用喙作冰斧，坠入海水里也不会迅速泅游。我们拖着、驾着、穿着、带着无穷无尽的物品，我为自己所带的东西感到羞惭——虽说有些是供求生之用，但其他的物品仅仅只是为了要和已知的世界有一联系，象征性地代表我的过去。随着自我认同向外延伸，当我感同身受地面对企鹅，我才明白它们是最苦的苦行僧，是四大皆空的生物：家徒四壁，巢中空空，无物可供交易，除了幼儿之外，什么也不带。

远离家园，毫无挂碍，它们让我想起我抛在身后的缤纷束缚——都市和诱惑，形形色色的物质、美丽的风景、家人的关怀和日常的琐事，以及社交礼仪等繁杂规则。可眼前的企鹅看起来宛如服务生一般中规中矩，又像村里的图腾柱那般代表庄严，它们踏着卓别林般的步伐，像（印第安人）霍皮族象征旷野之灵的克奇纳神（kachinas，霍皮族人崇拜的雨神，相传为其祖先的神）的雕刻那般闪闪发光，它们像洋娃娃般站着，两腿贴住尾巴。它们天生就是直立的生物，长得大而魁梧，足以深潜入冰冷的海水，大啖乌贼。我任心思驰骋，把它们想象成睥睨一切的君王，乘着浮冰的马车，身披紫袍，而这紫并非源自海螺，而是来自大气本身，就着夜幕披在它们身上。

我的心思脱离身体，如钻尘一般轻盈，无拘无束地在浮冰上漫游，贪婪地品赏每一分每一刻，抛却过去或未来的任何痕迹。我的视线平静地由企鹅脚下的冰，向上溜滑到它们鱼雷般的身体，淡柠檬黄的前胸逐渐化为颈部的璀璨金黄，接着是它们金橙的头顶和淡紫的喙，最后是镶着明星的夜空。它们走的路必然污秽泥泞，耗费体力，但它们头上却有神圣的光环。或许是因为它们在那严酷冰原的守夜，它们是活生生的烽火，为这星球上的荒凉之地带来生气，让我不由得想生命多么强健、多么持久。生命可以在最深海沟火山口边演化，生命亦可在山之巅大气流急速变化的高处繁荣生长，即使在地球边际，生命依然可以饱受眷顾地生存下来。帝企鹅从不上陆地，它们终生都站在冰礁上守望。我痴痴地凝视它们，一如它们痴痴地凝视海洋，我一连数小时赞叹它们的精力和生机。它们头顶着蓝色的晕轮，把天空扛在肩上，它们孑然一身，顶着夜空，立于大地。

那个新世界的细节记录在我的感官之上，魅惑着我。为什么我对企鹅那么着迷，竟可以殚精竭虑博览群书，到海洋世界养育企鹅宝宝，跋涉整个大陆，不顾身体的辛苦，穿越惊涛骇浪，只为了见到它们和那灿烂夺目的遥远风光？我为它们保护家园的热忱所感，它们是慈爱的父母，甚至连冷冻或毁坏的蛋，也会捡来设法孵化，有时还会尝试孵育石头或已死的小企鹅。它们冒着严寒，在风雪和巨浪之中，一心一意养育长相如猫头鹰般毛茸茸的幼雏。想到温血生物能够以聪明的方法适应并统御寒冰的世界，让我不禁悠然神往。没有体内熊熊的营火，帝企鹅就会冻成冰块，然而冷却不如热那般使它们苦恼。它们在一层厚厚的鲸脂包覆下，宛若披着防水、气密的羽绒被般温暖舒适，只是这层被子永远无法抛开。在地表最寒冷之处，在时速两百英里的狂风和零下一百华氏度的低温下，看到企鹅因热而脸红、气喘、振羽、肚子朝天躺在地上、露出腋窝，是多么奇特的经历。我为这难能可贵、未经凿斧的生物着迷。再没有比这更脆弱、把自己更加袒露于变化无常的生命和恶劣气候之中的动物了。它们在冰礁上，一览无遗，不像林间的鸟儿惊鸿一瞥，飞翔远去，只留下树木掩映下的身影。企鹅在水中飞翔的美姿令我傻眼——如此流畅利落、浑然天成，在我仅能揣测的天地里滑行。原来它们魅惑我，是因为它们是添了羽翼的奥秘。

如果有人可以破解那神奇一天的魔咒，我会倾囊尽出。可我却将慢慢地回归熟悉的世界，仿佛在深海潜游之后，缓缓冒出水面，或是在地球轨道中绕行一圈之后，降落地表。若有需要——当我对一件事感受非同寻常、有把握或讯息充分的情况下——我可以坚决迅速地行动。我知晓且遵守游戏的规则——天气和动物的规则、时间的规则、危险的规则，以及和船友在一起的社交规则。我保持警觉，但也因狂喜而恍惚。我的心情掺杂了清澄、狂热、全神贯注和惊叹。在这清醒的恍惚中，我其实正享受震撼心灵的这种游戏，这是我终生所喜好的，同时也是我常常记录在册的游戏。多年来，我越来越清楚那些游戏——尤其是深戏，对我以及对我们大家的意义。我们渴望它的高潮，虽然有些人经常体验到它，其他人则必须学习才能了解，但每一个人都觉得这样的经验滋润了心灵。深戏的机会俯拾皆是，在它的权控下，我们幻化为理想中的自己。深戏在我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让我不由得探索它的训示和奥秘。我会先以探究游戏整体的意义及游戏塑造我们人类的方式为始，接着再探查深戏的意义，因为它的种种态度和变化界定了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第一章

深戏

深：
①最浓烈或极端的部分；②非常投入；③测量深度的距离。

——《美国传统大辞典》第三版（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

戏：在某个限度的时间和空间内，依序且按规则进行的活动，非属必要，亦不合功利。游戏的情绪是欣喜热烈的，并且配合神圣或欢乐的场合。随行动而来的是意气飞扬和紧张刺激。

——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荷兰历史学者）

《游戏的人》（Homo Ludens
）

人人都明白什么叫游戏。徜徉公园之际，有小女孩邀我掷豆袋为戏，如果我迟缓笨拙，她可能就会觉得无趣——就像玩“捡回猎物”游戏的狗因无聊而另觅玩伴去了。但究竟为什么游戏？人类传奇故事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游戏。我们经由游戏演化，我们的文化借着游戏繁荣，例如，求偶的过程就包括游戏的高度的戏剧性、仪式性和礼节性；创意和点子就是心灵游戏的回响；语言原是文字的游戏，最后却能代表具体的事物，表达抽象的观念。

动物的游戏有许多功能，可能是成年生活的彩排，如幼小的哺乳动物玩追逐的游戏、战争的游戏、社交的游戏和运动技能游戏。幼小的海豹在碧波间打斗，小老虎飞扑玩伴你撕我咬，全是为了磨炼将来能救命的技巧。游戏远比人类的历史还久远，它和我们太熟稔，和我们的童年密不可分，因此我们视之为当然。但不妨想想：蚂蚁并不游戏，因为无此需要。它们天生就知道要做某些事情，自动自发，由出生开始。反复磨炼和发挥聪明才智，对它们而言毫无必要。越需要学习方能生存的动物，就越需要游戏；它拥有的闲暇越多，就可以玩得越久。某些高等生物——如海豚和黑猩猩——之所以和我们玩，是因为它们有幸生为拥有余暇的智慧生物，抑或是因为它们和小老虎一样活泼好玩？就我们所知，我们所称的“智慧”可能是灵长目独有的特色，或许未必是生物发展的顶峰，只是知的一种形式，是我们恰巧能掌握并且喜欢的形式。各种动物都会游戏，因为这有助于解决问题，让生物测试自己的极限，想出因应的策略。在千变万化的危险世界里，唯有灵巧活泼者方能生存，而闲散懒惰者只有遭淘汰的份儿。或许我们以为游戏是无关紧要的活动，其实它是演化的基础。没有游戏，人类和其他许多动物就会衰亡毁灭。

动物游戏的部分原因，是要保持活泼，以适应环境。灵长目动物的探索游戏让它们得以收集关于环境和食物来源的信息，马的奔逃游戏让它们随时为逃跑做好准备。社交游戏能够建立高下尊卑的等级，帮助求偶，必要时也促成合作。中枢神经系统需要定量的刺激，而游戏可能使动物的官能保持清明警醒。对精力充沛的生物而言，单调沉闷是难以忍受的。幼小的动物不知道何者为轻，孰者为重，它们缺少新奇的经验，官能急待新的刺激，又高度敏感，因此游戏影响深远。

甚至连乌鸦也会游戏。我骑车时，经常看见翼上戴着塑料标签的乌鸦，这是附近鸟类学实验室的学者为它们贴的。我不禁疑惑，这些色彩缤纷的标签是否使它们在乌鸦社群中拥有特别地位？至少这使得学者们容易研究乌鸦。学者们已经发现它们其实非常合群，而且全心奉献给家庭。五岁大的幼鸟，在繁殖期依然会在父母的巢附近帮忙，而当它们自己求偶时，也会选在靠近父母家处，和伴侣做一生一世的夫妻。它们会协助养育甥侄，也常成群出外觅食，还会玩各种各样的游戏。两只幼鸦会用树枝玩拉扯游戏，或者成群结队戏弄落单的猫。乌鸦会像猴子一样在树枝攀上爬下，或是戏耍细树枝——再向下疾飞衔住它。曾有学者见到乌鸦发明滚木游戏，在塑料杯上保持身体的平衡，一路滚下小坡，它的手足见到这样滑稽的把戏，也如法炮制。我的邻居有一天下午也惊见乌鸦站在她家天窗的架缘上，朝玻璃抛小石头，看石头四散为乐。

其他动物同样也有玩心。贝瑞（Wendell Berry）就曾如此描述鸟儿游戏的情况：

一个夏夜，我正端坐着，却见一只大苍鹭由山顶直降山谷，它以一种不慌不忙、从容的速度往下飞，雍容华贵一如平常，就像显要人物下楼一般。接着就在河上方正中突如其来地在空中朝后翻了一圈，下降的速度并无改变。或许这纯是热情、欢愉的表示——是它在诉说夜晚的感受、一天的成就和即将回家的快乐。它只做了那一次的翻腾，接着朝远处谷底沼地，飞出我的视线之外。它的动作美得令人难以置信，既庄严又欢喜，对夜幕、对河流、对我，都是一种恩赐。这似乎证实了非人类的动物的确会欢喜。

对人类而言，游戏是脱离日常生活的避难所，是心灵的圣堂，让人免于人生的种种习惯、规律和裁判。游戏总在神圣的场地发生——某种形式的游乐场，通常都有清楚的界限，以便和现实的场所有所区别。这个场地或许是间教室，是座体育馆，是个舞台、法庭、珊瑚礁、车库里的长凳、教堂或庙宇或是一块众人可以在新月之下携手的场地。游戏有时间的限制，可能是一段热切却稍纵即逝的时间，如棒球赛可长可短的一局，或是一节心理治疗的固定时间。有时这时间的限制是预先安排好的，有时则唯有回顾才能辨识出来。游戏让你纵情丰富的世界，可以施诡计，可以试策略，可以任你改头换面。在自我封闭的游戏世界，没有渴欲，游戏的目的就是游戏本身，而它也以非常令人满意的方式达成。游戏有它自己的礼仪规范和绝对的规则。赫伊津哈在其研究游戏与文化的经典之作《游戏的人》中写道，游戏“创造了秩序，它就是秩序本身。在不完美的世界和一片混沌的人生中，它带来了暂时而有限度的完美。只要有一丁点儿的偏离，就会破坏游戏”。这是所有游戏形式的基本规则，不过游戏亦各有其独特的心理。

最重要的是，游戏需要自由。我们是出于自由意志，自行选择参加游戏的。游戏的规则或许是强制执行，但游戏本身却和人生其他的戏码不同，它发生在日常生活之外，必须自由。就算是出于本能而游戏的动物，它们也是因为能由此得到乐趣，乘兴之所至自发或获其他动物之邀加入游戏。只是仅仅自由未必能确保会有欢愉的结果；人虽自行选择工作，但并非人人都有幸视工作如游戏。游戏者喜欢揣想虚拟世界、更美好的结果、弥补现实不足的方法，或是自我的其他面貌。假装是游戏的核心，也是工作的核心。让我们假想自己可以把火箭发射到月球上。

许多形式的游戏都涉及以自己或他人为对手的竞争，借此来测验自己的技巧、才智或勇气。我们甚至可以说，所有的游戏都是某种形式的竞赛，对手或许是一座山、一台会下棋的计算机，或是恶魔的化身。游戏即冒险，冒险即游戏。其实“争斗”（fight）这个词，就是源自“游戏”（play）这个词。中世纪骑士的马上比赛是恪守严格规则的战斗仪式，角力、拳击和击剑赛亦然。暴力的仪式——在一个神圣的场地，穿着特别的服装，遵守时间的限制，依循规则，举行典礼，动作紧张刺激，而结果未知——是游戏的元素。

但若我们再朝更深处溯源，就会发现游戏的原义其实截然不同，是更急切而更抽象的活动。在印欧语系，“plegan”意思是冒险、尝试、孤注一掷。誓约（pledge）是游戏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就如危险（peril、plight是同根词）一样。游戏原始的目的，是冒个人生命危险向某人或某物立誓约。究竟某人是谁，或某物是什么呢？答案有各种可能，可能是某位亲人，是部族领袖、神明，或是拥有如荣誉、勇气等道德特性的人物。“plegan”基本上与道德或宗教价值密不可分，也包含了紧紧地束缚或深深地投入这样的想法。后来“plegan”就和进行神圣的行为或主持正义相关，而且经常出现在典礼之中。稍后我会再谈这些典礼的重要性。

不过并非所有和道德相关的游戏都需要冒险或赌运气。例如我认识的一位小学教师通过小区服务的方式教道德，启发学童们由行善中获得乐趣。十月底的一个阴天，她带了上百名学童及其父母到当地的救济院栽种球茎植物。先前孩子们已经知道救济院是什么样的机构，也谈论过这些花朵对救济院中的住客会有多大的意义，这可能是这些住客有生之年最后见到的花朵，因此孩子们明白自己行为的价值。他们欢欢喜喜地拔除了经霜枯死的大波斯菊和其他一年生草本植物，挖了2000个洞，耙梳土壤，种下光泽的球茎，还驱逐偶尔探出头来的土拨鼠。孩子们和泥土，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礼物？在那次栽培植物的计划中，老师和学生掌握的是plegan这个词较温和的含义。类似的机构，如人道之家，由善心人士担任义工为穷人建造房舍，同时享受户外辛勤工作和社交的乐趣，意义是相同的。

在各种语言中，最常和游戏相关的词语，往往和性爱有关。梵文中描述男女之欢的词是kridaratnam，翻译过来就是“游戏之宝”。而在德文中，Spielkind（字义为“游戏的孩子”）乃是私生子之意。英文也有用计吸引（make a play for）、试图引起他人注意以博取其好感（play up to）及沉迷于爱的游戏（indulge in love）等说法。英文词lechery（淫荡）源自leik这个词，是play一词的词根。在美洲原住民黑足族人中，koani这个词既代表儿童游戏，也意味着地下情。和play相关的词常会衍生出描述调情、战争或宗教仪式的词［如feast（宴乐）和festival（节庆），其词源都和“play”相关］。这些活动究竟有哪些共同处？它们全都需要胆大心细，甘冒风险，能够容忍不确定的后果，愿意遵从游戏规则，并且拥有超越平凡的欲望。这些活动的参与者都拥有神圣游戏的精神，不论儿童、诗人，还是野蛮人。

有时候我们正渴盼要做野蛮人——靠着聪明才智和直接的情感，配合大自然，保持官能的警觉，避开危险，因挑战而兴奋。马丁（Peter Martin）曾在《共同演化季刊》（Coevolution Quarterly
）中写道：“有人说，托尔斯泰曾与哥萨克人共同生活，在赤贫如洗、艰困不堪的环境中，学习生命原始的力量。他们的生存严峻得如此纯粹，启发他的感官，而无疑地，在他稍后的生命中，当他想要抛却一切道德束缚之际，也有相同的成分在起作用。道德力量和面对生死之间，有一定的关联。”

面对试炼而战胜是必要的，尤其是在善和恶的力量相抗衡之际。在这样高赌注的赌局中，运气当然举足轻重。许多神话都叙述神以人的性命为赌注，如梵文叙事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
，印度两大史诗之一，意即“伟大的婆罗多王后裔”，描写两族争夺王位的斗争）中，代表四时的人类借着掷金银色子来决定世界的气候和五谷的收成，但在运气或诸神的偏爱之外，人依然能够凭着自己的才智获胜。人为了获得赞美，为了争取他人肯定自己的价值而走的极端，实在教人惊异。弗洛伊德派的学者可以在此找到许多研讨的题目，演化心理学者亦然。究竟是什么使得我们产生公开接受赞美和表扬的需要？倘若这样的欲望是出于贪婪，牵涉到整个国家呢？名声威望是变幻莫测的，战士必须不断以勇武的行为证明自己的骁勇。如今不论战场是办公室或拳击擂台都无关紧要。毫无光彩荣耀地度过一天，就会令人坐立难安，因为地位可能不保，颜面可能尽失，资源可能消减，而意中人也可能却步。就算是表面明显的利他行为，都可能和功绩及荣誉相关。曾有一名飞行员把失控的飞机驶入山林而捐躯，虽然他原可幸运地降落在公路上而求生，但可能造成无辜的伤亡。于是人们赞美道：“他多么无私无我！”然而无疑地，他的动机之一是要表现出高尚的情操，因为若造成无辜伤亡，他将无颜苟活。若有人为他人而牺牲，我们或许会说他是舍己为人，但他真正的动机或许不如我们想象的那般无私；他或许只是很在意自己是否勇敢，也忧虑自己给人的观感。体魄的强健与否一直是测试个人是否高尚的标准，其他的准绳还包括勇气或财富。12世纪的佛罗伦萨，上流社会竞相筑高塔，一座比一座华美。这些美轮美奂的建筑表面上是作防御之用，后来被称为“吹嘘之塔”。不过在过去以及在许多文化中，竞赛通常包括知识和才智测验。古代的英雄必须解开神圣的谜题，答案错误，就意味着死亡。战士以侮辱和夸耀的言辞侮蔑对方，一如当今的街头顽童。在中国甚至举行礼貌比赛，谁能比对手更有礼貌就获胜。在法庭上，对手也常展开论战。O. J. 辛普森涉嫌谋杀案的审讯过程，已让无数的电视观众明白，要在法庭上胜诉其实与公理正义无关，而是取决于律师如何掌控这场比赛。所有的竞争者都要经受的磨炼，获得技巧皆与参与游戏相关。赫伊津哈说：

战争的法则，高尚生活的习惯，全都是依游戏的模式建立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文明在早期的阶段，是游戏塑造的，并不是如胎儿脱离子宫那般突然地发生，而是以游戏始，且本身就是游戏，并从未摆脱游戏本质。……就一公平游戏而言，过程中展现的诚实是最重要的，因此欺骗或扰乱游戏进行者就摧毁了文明本身。

我想他是对的。我们追缉且惩罚违法者，并不只是为了要防范他们再度犯法，而是因为他们在更基本的层面威胁我们。

我们总把游戏想成自我放纵，不负责任。“不要再玩闹了，认真一点！”总有人会这样说，仿佛这两者是相互冲突似的，然而游戏却是再认真不过的事了。在古罗马，所谓的“竞技”除了有嗜血的群众之外，还有让人毛骨悚然的死亡；它们有时候起于古怪难测的念头，例如让我们看看如果把人和熊或鳄鱼关在一起会怎么样。儿童对于游戏可能非常认真，他们的游戏虽然“有趣”，却未必是愚蠢或笑声不断的。

游戏的乐趣在于它本身的活动，是我们头脑最喜爱的学习和演练方式。由于我们把游戏视为认真严肃的对比，因此忽略了它其实掌控了社会的大半——政治游戏、婚姻游戏、金钱游戏、爱情游戏和广告游戏，这只不过是一些常见游戏巧计的例子。游戏的长处或各不相同，未必全都是充满奥秘、教人神魂颠倒，但就算是它最不教人心醉神迷的形式，依然能提供满足，让你全心投入。它拥有自己的规则和生命，同时赐你绝佳的挑战。游戏让我们有磨炼自己的机会，和我们密不可分，就像呼吸本能一般。人类生活中有许多部分，都是以游戏的面貌呈现的。

* * *

本书探讨的是人类传奇中让我着迷已久的一个成分：卓越的游戏（transcendent play），不只是如孩童那般游戏——因为天真烂漫而欢喜、团结合作，或是演练追求和社会的规则——而且是成人游戏中一个特别的层面，极度的人性化。当然，成人游戏的方式和原因经常和儿童相同：为求趣味而装疯卖傻；他们游戏以便交际，这也包括战胜对手，或是发展友谊。但还有更深层形式的游戏，让你心醉神驰、神魂颠倒，使人不独喜爱欣赏，而且感受到圆满（whole）。

感受圆满，这倒是个有趣的想法。人被束缚在皮肤之下，别无分身（除非是同卵双胞胎），如果他身体的甲胄被刺穿，五脏六腑就会流失。他既是自给自足的整体，又怎么会觉得不圆满？柏拉图的解释是，我们每一个人天生就只是半个人，因此必须要找到挚爱的另一半，才能圆满。不完整的感觉是自古就有的错觉，同样古老的是借着饮酒、嗑药、性、祈祷、符咒、运动、危险，和其他我们能想到的任何事物，暂时把头脑里絮絮叨叨的音量转低。借着摒除心灵的噪音，让我们同时感受到自由、安适和兴奋。

深戏正是达到狂喜的游戏形式，其间所有游戏的要素都清晰可见，而且臻至强烈和超越的高峰。因此深戏其实应以情绪而非活动来定义，它验证的是某事如何发生，而非发生了什么事。游戏未必能保证达到深戏的境界，但某些活动却很容易达到这样的境界：艺术、宗教、冒险，和某些运动——尤其是发生在较远、较安静和飘浮的环境，如水肺潜水、跳伞、滑翔、爬山等。

深戏常和神圣或宗教息息相关，有时隐身在最不可能发生或是最贫瘠的地点——在高耸入云的悬崖之上，蜷伏在室内昏暗灯光照映的书籍上，滑行在人造草皮上，附着在椰壳面具上。我们穷毕生之力，追求这种变化发生的时刻。澳大利亚原住民在荒野的旅途上追寻它，部族中的年轻男子独自步入人烟稀少、危险重重的内陆，求取力量和智慧。佛教的僧人和印度教的圣人也都几近全裸地旅行，在冰川高原的顶点祈祷。不同文化的人都曾到荒野中作性灵之旅，让危险、饥饿、痛苦、疲乏甚至自我折磨启发自己的视见。年轻的马塞族男子赴他们世界的神圣的中心——乞力马扎罗山上朝圣，这是他们入会仪式的一环。美洲原住民也经常以赛跑的仪式来衡量心灵的高度：霍皮族人每年都举行多次这样的比赛，包括化妆、斋戒和祈祷。克劳族人跑到精疲力竭，向神明证明他们值得被赋予好运。祖尼族人边踢圣棒边跑20至40英里。这些考验，表面上的目的或许是宗教，但生理上的目标是驱使入门者在必须靠才智和胆识方能生存的环境下，让自觉意识更上一层楼，启发他的心灵，开拓他的视野。

巫师和顶尖的运动员全都以近乎疯狂的感官狂热来追求深戏的状态：创造力、心理治疗和感官的淋漓尽致——这些全都是深戏最理想的游乐场。最近我在骑自行车之时，也常体验到这样的时刻，但过去我却往往得在骑马、驾驶轻型飞机、水肺潜水、在旷野中研究动物和赴极地探险时，才能有如此的体会。这些点点滴滴增强了我的梦想和渴望，启发了我写作的灵感，也构成我性灵的基础。下面我会稍稍引用横跨约十年的日记的内容，虽然当时我还不知晓深戏的观念，但却常常经历到它，而且不知不觉记下它的种种特色及其多种变化。深戏使得我的生命如此多姿多彩，也让这么多人的生活充满了活力。如今这些记录都可以在我探讨深戏的心灵栖息地时派上用场。

约有五年的时间，我很少旅行，也似乎罕有深戏的机会，不过当时我正从事心理治疗工作，如今回顾起来，那段经验也满足了我的一些需要。心理治疗怎么能和深戏扯上关系？所有的游戏都发生在特殊的心灵地点，有时间的限制和规则，超脱日常生活之外，它包含了变幻无常、幻觉、假装或绮想、容许人冒险，或探索新的角色。毕生以儿童研究为职志的精神分析学者温尼科特（D. W. Winnicott）就明白心理治疗这种独特游戏的价值：

心理治疗发生在两个游戏领域的交集中，一个是病人的，一个是心理治疗师的。心理治疗是两个人一起游戏……精神分析已经发展为高度专门的游戏形式，用来作为自我和他人的沟通。

我也是“生命线”的义工，这个工作充满了私密而紧张的戏剧。因此就几个方面来看，我的生命其实在平静的日常生活之外，还有另一层的现实，强烈而专注，充满了冒险以及对其他事物的沉醉——这些全都是深戏最关键的要素。英国心理治疗师史基纳（Robin Skynner）就发现，他在工作上体会到困难重重的兴奋，和“二战”时他驾驶蚊式轰炸机的经验不相上下，有时他可以由精神治疗的工作中，辨识到“绝对专注、全神投入的感受，和当年要掷炸弹时相仿。两种情况下，我都面对着充满爆炸性的事物。在治疗时，我的目标是拆卸炸药的雷管，而不是逃避或被炸死。这非常危险，也非常有趣”。我怀疑他对每一个病人做治疗时，都会有如此强烈的危险情绪，但就专业的报酬而言，治疗的确让他有深戏的机会。

古人曾描写并歌咏深戏的要素，为深戏的某些情绪创造出描绘的名词。拜他们之赐，我们知道英文中的rapture（欢天喜地）或是ecstasy（心醉神迷），以及其他我曾在体会深戏经验时所用的用语。Rapture和ecstasy本身并非深戏，但它们确是深戏的要素。

就字面上来看，rapture意即“被力量攫获”，就像被捉的猎物。一旦被超凡狂喜的力量抓住，人就如同遭攫，飞升到不由得心悸的高处。古希腊人觉得，这种感受通常预示着凶兆和危险——同样掬饮狂喜源头的词包括rapacious（强夺）、rabid（猛烈的）、ravenous（狼吞虎咽的）、ravage（破坏）、rape（掠夺强暴）、usurp（篡夺）、surreptitious（暗中的）。常由空中直冲而下捕食猎物的鸟类，被称为raptors（猛禽）。被这样强大粗暴的力量攫住者，往往身不由己，只能任凭这股力量带他们高飞至终极。

ecstasy也意味着被热情攫住，但角度略有不同：rapture是垂直的，ecstasy则是平面的；前者是高高飞舞，后者则发生在平地上。不知为了什么，古希腊人对站立的象征非常着迷，以这个形象塑造了无数的观念、感觉和物体，因此今天有许多英文词都是表现事物站立的方法与姿态：stanchion（支柱）、status（地位）、stare（凝视）、staunch（坚强）、steadfast（坚定）、statute（雕像）和constant（持久不变）。另外还有上百种出乎意料的词，如stank（静止的水）、stallion（站在马厩里）、star（矗立在天空上）、restaurant（让流浪者得以站立歇脚的地方）、prostate（立于膀胱之前）等。在古希腊人眼里，ecstasy意即立于己身之外。这怎么办得到呢？透过存在的机巧（existential engineering）。阿基米德在公元前3世纪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动地球。”借着ecstasy的杠杆，人便能跃出自己的心灵，摆脱平常的自我，立于另一地，矗立在身体、社会和理性的限制之上，注视着已知的世界逐渐朝远处缩小。在梦中飞翔的陶醉，或是在海洋里和海豚同游的渴盼，让我们心中充满了rapture。人能否同时感受到ecstasy和rapture？安普森在一首诗中思索在爱情中并存的限制和宏伟，“矗立的核心，就在于你不能飞翔”。这是逃离俗世的两种途径，两种赴深戏的途径，同样能解你之渴，同样神秘，其间只有微妙的差异。所有的路的确都通往罗马，但一条可能经过山林，另一条却可能行过沼地。

17世纪法国流行的情色文学，常有欢喜若狂到“欲仙欲死”、“灵魂出窍”的描述——这种如急症发作般狂乱的热情，虽有些许亵渎意味，却更让灵魂战栗。其实这样的词语原先是用来形容神秘主义者或极虔诚的教徒着迷宗教到脱离现世的地步。不管是狂热销魂也好，灵魂出窍也罢，如今都被视为可喜、渴盼甚至值得钦羡的状态。

不论用什么样的词语形容，欣喜若狂、心醉神迷都是“深戏”观念的基本要素，超验、冒险、着迷、喜悦、迷乱、超越时间和神圣的感觉亦然。多年来已经有不少作家描述人类和“深戏”相关的种种重要层面。20世纪之初，涂尔干（Emile Durkheim，法国实证主义社会学者，认为劳动分工为社会团结之基础，集体意志对社会有决定作用）曾提出过“集体欢腾”的观念，这是典礼仪式中以群体形式出现的“深戏”；透纳（Victor Turner）也描述过暂停扮演日常角色时产生的类似情绪；弗洛伊德提到婴儿渴望“汪洋般的感觉”，让自己能和所爱的人或环境融合。温尼科特把游戏当作摆脱日常生活的创作状态，布里尼（D. E. Berlyne）则认为生物并不追求完全的平和安静，反而需要最大的刺激才会觉得健康。齐克森米哈利（Mihalyi Csikszentmihalyi）写到“心流”（flow），他的实验对象常用这个词来描述自在享受的情绪。葛鲁斯（Karl Groos）和墨菲（G. Murphy）则提到把自己的身体和官能发挥到淋漓尽致时的欢愉感受。萨特、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和尼采全都强调游戏时掌控和自由的魅力。荷兰人类学者赫伊津哈关于游戏和社会的文章多有启发，马斯洛则写道，“狂喜、心醉、极乐……的巅峰体验”；这种超验的经验还包括“敬畏、神秘、尽善尽美、谦逊、臣服和崇拜”。健全（自我实现）的人往往在发现自己的能力和极限时，感受到这些与生俱来的满足。

“深戏”的精神不但是每一个人生活的重心，对社会也有深远的影响，启发了视觉、音乐和语言艺术，驱使我们探险和发现，导致战争，产生法律和其他种种我们珍爱（或畏惧）的文化层面。陶醉在游戏最深沉状态中的人不但身心安定，创造力丰富，也能够集中心神。“深戏”是人类最让人着迷的印记；说明了我们必须寻觅某种特别的超验经验，怀抱追求刺激、发挥创造力和虔诚信教的热情。或许在表面上，宗教和游戏扯不上边，但若仔细观察宗教仪式和节庆，就可以发现所有游戏的要素和热烈的情感尽在其间。宗教仪式通常包括舞蹈、礼拜、音乐和装饰，它们吞没了时间，让人手舞足蹈、全心投入，也让人返老还童。祈祷（prayer）一词源自拉丁文precarius，含有不确定和冒险的意思。我们的恳求会得到应许吗？生死可能就在这一线间。既然举世皆有牺牲祈祷的仪式，赫伊津哈于是得出结论：

这种习俗必然根源于人类心灵非常基本、原始的层面……游戏的观念很自然地和神圣观念融合……因此原始的仪式就是神圣的游戏，是社群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充满宇宙性的洞见，攸关社会的进步发展，但也总是依据柏拉图的定义进行——是超越日常生活必要与严肃之外、自成一体的行动。

本书可以说是依据赫伊津哈的主题而衍生的幻想曲，把他的观念想法加以变化发展，追索它们的影响和细微巧妙的差异。不过“深戏”一词则源出“功利主义之父”边沁，他认为“深戏”是一种“赌注很高的活动，很少人愿意参与其间，因为即使赢，其边际效益也根本及不上万一输所造成的不安和痛苦”。这种说法的确不假，在我们读报纸时，往往因某处某人不计后果无论如何都要完成某事而惊讶莫名，剥开平淡无奇生活的外衣，你或许会见到对越野滑雪几近疯狂的热爱，或是如苦行僧般虔诚投入的集邮收藏，这一切都因为它包含了如基督徒追求圣徒遗物般的热忱。

边沁不以深戏为然的原因，恰是我和许多人热爱深戏的缘故。攀岩家安东尼（Mo Anthoine）曾说，他每年总得喂食心里的“老鼠”几次。他的意思是不停啮噬他心灵的“老鼠”要他面对挑战，参与结合了冒险、趣味、神奇、风险和考验的旅程。虽然我并不会攀岩，但深知这种心痒难搔的感受，也认为再也没有何事如深戏这般。冒险会刺激浪漫精神，而深戏正是靠着生命中的浪漫精神而存在。源源不绝的创意正是深戏的一种形式。心理学者葛林奈克（Phyllis Greenacre）多年来对儿童做临床研究，认为有艺术家倾向的孩子往往和照顾者未能建立依赖关系，而和世界“发展出情爱”。这种看法对深戏的观念有所启发。我赴南极洲时，曾在日志上写道：

今晚看不见月亮，就连黑暗也几乎消失。我们用家庭、例行公事和报纸架构起来的已知世界飘浮到地平线之外。到陌生的新景物中旅游就是一种浪漫，你强烈地感知到自己所在的世界，但同时却也把其他的世界抛诸脑后。就像爱一样，旅游使你再度天真烂漫。多少天来，我听到的唯一消息是大自然的讯息。明日，正当我们漂过格拉契海峡的冰山花园之时，我会开始工作——写散文。我的心灵将成为内在警醒的旋风，所有的细节会一个一个缓缓地呈现。我不知道该如何描述在“大自然”和“写作”时自己心中的感觉——那是一种欣喜若狂的经历，它经常发生，教我有所期盼。

我正站在伟大冒险的门槛之前，期待着明日一大早即将发生的欣喜之感，心知那将是内心极度警醒的旋风，等待我的是几近惊恐的状态，我将完全存在于紧张的眼前瞬间，体验到生命的精华。

这段日志说明了深戏的许多要素。我们进入了拥有独特规则、价值和期待的另一个现实，展开销魂体验的全新生活，而摆脱了自己的文化及其附带无数规则和道德的要求。我们总把“洗脑”想成负面的含义，认为是战争中掳走并隔离囚犯时所施的奇特伎俩，切断囚犯所有过去的关系，迫使他发展出一种不同的心理状态，和他先前所认同的价值观完全相反，因而可为敌人所利用。然而还有一种正面的“洗脑”，让我们能够摆脱先入为主的成见和陈腐老套的观念，刻意抹净心板，以明镜般的天真心灵面对整个世界，一如我们童稚时般。如果人因年龄增长，就会愤世嫉俗，那么随着这种情绪而来的，就是对天真的渴望。对儿童而言，天堂就是能够长大成人；而对成人而言，天堂就是重回童真。

情侣决定结为一对时，就热切期待甩脱世俗扰攘，只活在两人独自的小世界里，其实正是逃到爱情的神圣王国，在这个私密的世界中，自有其风俗、语言、价值和规则。爱是一种自愿投入的神秘主义，是两个人所建立的教派。情侣常互以娃娃语相称，用父母溺爱子女时所用的亲昵语词，他们往往一起嬉游，结为玩伴。情人就像起乩的巫师，在恍惚中能窥见恋人的心和灵魂。如果其中一人抛弃另一人，那么他们的私密世界瓦解了，现实粉碎了，负心的一方就像孩童嬉戏时破坏全局的罪魁祸首，拒绝认可游戏的现实、本质和吸引力，否定这些幻觉，游戏就只好结束。不去理睬流氓，他就丧失威胁的力量；忽视女妖，她就失去魅惑人的能力。“幻觉”这个词其实就意味着魔力，当爱的游戏停止，我们说“魔力消失了”，幻觉破灭了，我们再度回到俗世凡尘。

这种状态非仅情侣为然。举凡独自置身于紧张、戏剧化情况，诸如战争、探险、启蒙仪式、海上巡游、俱乐部等地点的人，都可能摆脱现实，置身浪漫而曼妙的世界里。有时候他们隐身面具、制服或服饰之后，有时候他们使用私密的语言，有时候他们共享神圣的秘密。王尔德说，浪漫的本质就是不确定，而还有什么会比危险更不确定的？许多学者发现，人往往在离家或面临生死关头，或兼具两者之时，会坠入爱河。危险把你的焦点移得更近更深，爱亦然，祈祷也是。当世界缩小为明亮狭小的空间之际，每一个念头和动作都关系着个人的救赎，于是四散的精力突然有了重心，唯有此刻，我们的官能开始警觉，所有的知觉都举足轻重，在此同时，其他的世界都淡出，我们暂时摆脱了人生的枷锁——家庭、工作和我们加诸己身的责任负担。我在1980年的飞行日志中写道：

并不是我觉得危险有什么了不起，也不是因为我非得寻求廉价的刺激以纾解日常生活的烦闷，而是因为我喜爱紧随危险和某些运动而来的浑然忘我的时刻。在那一刻，你为求安全，必须灵活动作，唯有临机应变，而无从分析推测。你摆脱多少世纪的包袱，发觉自己只剩下生物的一面。当然，你必须扫视、评估，不时做出快速的决定，但这和你平时以逻辑的方式来思考并不相同，取而代之的是掌握所有讯息的直觉。对爱思考的人来说，能够保持警觉，却摆脱所有的思想，就是一种欣喜……还有一种状态，是当知觉不再起作用，意识消失，而你也摆脱所有身心的限制，如此突然，让你根本不觉得自己自由自在，只是眼观四路，耳听八方，没有评断、历史或情感。这种超脱时空的感觉在许多运动中都是精华的一刻，在危险行为中往往也会经历到它，甚至上瘾。

在后来的岁月，赴特殊地点探险之际，我发现自己能够深入大自然的殿堂，让时间以新的方式颤动。短短一刻可能匍匐数小时之久，也可能倏然即逝，落入一张又一张独立分别的照片，或是堆在一起，或是像美丽的龙卷风一般不停回转。陷入深戏状态的人，时间感不再起于己身，这种时间感的变幻经常发生在和野生动物同处的人身上，尤其当他们出发去探索未知世界之时。

曾有一次，我赴遥远的日本小岛，寻觅最后几只残存在世上的短尾信天翁，结果不小心摔落悬崖，跌断三根肋骨，自此之后，旅程变得非常危险。在黄昏时刻，我们像僧侣一般结束沉默的观察，收起背包，思索要如何攀爬。我的左侧身体就像束着痛苦的紧身衣般，一动也不能动，但我们却又得回头爬上四百英尺的悬崖，再徒步越过火山，才能到达位于废弃驻军要塞的基地营，再设法找路离开岛上求医。

“虽然艰苦，但却是美好的一天，”当时我这么告诉同伴，而且的确心有所感，“若能由源头掬水而饮，又有谁会用杯子呢？”

这段故事强调的是深戏的另一面。我们希望实实在在地体验生活，把生命发挥得淋漓尽致，希望由源头掬饮。在深戏的宝贵时刻中，我们摆脱自我意识，让时间的流动中止，忽视苦痛，只静静地坐在绝对的现实中，凝视着宇宙间平凡的奇迹。心灵和智慧都停止作用，不再分析或解释，不再质疑逻辑，没有承诺，没有目标，没有人际关系，不再忧虑，完全敞开胸怀，准备接纳即将到来的各种戏码。我们带着天真的期待，思索人生的形形色色及其背景。我们感受到的是对整个创造大业情感洋溢的好奇心，不论造成这种情绪的是什么——是凝视信天翁求偶，或是壮丽翻腾的日落。当它发生之际，我们只觉得到启示和感谢，不需要多想，也毋庸多说，这样的凝视就是一种祈祷的形式。

这种深戏的时刻并非突如其来，可能有十数种路径引导你到那儿，“正常的”时间环绕着它。在发生之前往往有界限或门槛。这样的界限可以称为“沿岸时刻”，因为它们就像海岸上薄薄一层细沙，连接坚实的土地和流动的水波。在这边缘时刻中，你可以有种种的选择，或许找个恋人，或许不；或许陷入自我怀疑，或许不；或许一头栽进不同的文化，或许不；或许扬帆朝向未知而去，或许不；或许步上舞台，或许不。仅仅有那么一瞬你的未来架在深渊之上，这里就是十字路口。在那看不见的十字路口上，刻有下面这句话：赴此路者，必得放开执着。

放弃我独特的意志、自我——心甘情愿，仿佛圣徒一般虔诚，自有其吸引力。就好像把我的感官知觉借给别人一样，让他通过它说话，用和谐的语言分享他们的视界。我似乎化身为译者，努力想把所感所见形诸笔墨，表达出动物和风光景致的生命力，为它们代言。我细细回味大自然和人性华美丰富的细节，这和奉献一生在一本重要经书上的和尚又有什么不同？

一般的游戏和深戏究竟差别在哪里？一般的游戏有多种形式、多种目的，但只是为游戏而游戏；如果游戏成为你生命的重心，为你带来欣喜若狂的感受，那么它就成了深戏。生物演练面临强敌时的本能，如变色或逃跑，就是最基本的游戏，各种生物可以不假思索地做出形形色色的反应，而且充满了风险。动物练习长大后所需要的技巧，或是欢腾雀跃以保持头脑和肌肉的灵敏，是另一种形式的游戏，但却不是深戏。为了义务或威胁而做的反应亦非深戏。为了艰苦的工作而长时专心并非深戏。为了名利而奋力参加某种运动亦非深戏。复诵老掉牙的祷词或圣歌并非深戏。深戏未必总是正面，帮派分子有时也会说他们的暴行让自己也深感痛快。但在深戏时，你的心灵往往会觉得清明，受启发，接纳自我并有其他肯定生命的感受。

深戏中，总有让你觉得自己无敌、不朽，成为理想人物的时刻。篮球女运动员尼尔（Patsy Neal）曾描述比赛时登峰造极的体验，“她站在奇迹的门槛上，那一刻的力量使她的表现更添了宗教意味，不妨称之为恩典的状态、信心的行为，或是神迹。这个人被卷入她周遭的行动之中——几乎飘浮在这些表现里，汲取她先前从未感受过的体验。而在这些纯然狂喜的宝贵时刻中，我们又跑又跳，经历这全然游戏的过程，充满欢欣、喜悦、快乐和笑声；在这珍贵时刻中，我们领略到自己是唯一、是整体，甚至连痛苦都能忍受”。若以唱福音或绘画来取代尼尔描述的篮球体验，就会发现它们也同样真实。

探险家一次又一次地描述提高感官知觉和无所不能的综合感受。山友舒尔海兹（Rob Schultheis）在《骨戏》（Bone Games
）书中，回想自己在摔得半死之后下山的感受，“我在那山上成了从没有过的好人，成了我原该做的模范生。没有遗憾，没有犹疑，没有虚伪。我相信自己可以用松针一下刺中蚊子，绝对不会失手，因为没有所谓的失手”。林白（Charles Lindberg）写到他有鬼魂为伴，横渡大西洋，而且赐他“日常生活中得不到的重要讯息”，让他成为名闻遐迩的人物。瑞士地质学者海姆（Albert von St. Gallen Heim）在1982年的专题论文《致命坠落斯言》（Remarks on Fatal Falls
）中，访问了许多登山失足者，发现他们都有相似的经验：

没有焦虑，没有绝望，没有痛苦……心灵活动无限庞大，速度和强度都加快百倍。他们能够清明客观地看出因果，同时又以迅疾如电的速度行动。

舒尔海兹把超验的经验归因于“因焦虑引发的狂喜”，这正是人们追求的启发，也是巫师追求的境界。痛苦、疲乏、饥饿、压力、隔绝、冒险——这些都是巫师、追求极限的运动员、圣人等鞭策自己身体以达超我境界的手段。

神圣的游戏场或如大峡谷一般宏伟，或如海豚优游其间的海洋那般流动，或如喧闹的俱乐部那般拥挤，或如网络上的网络教会那般无形。深戏最极端的事例可能包括生死关头，而在其间的人只觉得平静。摩托车赛车手史密斯（Malcolm Smith）说：“你觉得全身非常平静，虽然你的神智明白自己正在灾难边缘。”挑战、发现、探索、新奇、超越极限、在行动中失去自我——这些深戏的要素在史密斯赛车时，都在他身上发生过。然而并非所有骑摩托车的人都能体验到同样的热忱。在有些人看来，赛车是工作；对另一些人而言，赛车是游戏；而在史密斯身上，赛车是深戏。

本书并非结论，而是一种探索，邀请你仔细观察人类传奇，思索它和游戏有多么密切的关联。基本的游戏，讲究的游戏，原始的游戏，世故的游戏，暴力的游戏，轻松的游戏。大多数的动物都游戏，演化本身就和“生物形式”游戏；整个文化随习俗、观念、信仰体系与时尚同戏。然而唯有特别的游戏——深戏，才能带引我们到达超验、创造力和神圣感的境界。正是深戏的热情，才使得我们成为如此让人迷惑奥妙的生物。巧的是，本书正是其主题的例证。它的写作包括了许多游戏的时光，其中有些比一般的更纯粹、更超验。我任这些时光翱翔，因为这超脱时间之外的一刻正是深戏的源起。

第二章

赎罪

通过深戏涤净罪愆

所以，喔！耶和华我主，让恐惧降临你所有的生物，让对你的畏敬生在你所创造的一切，让你的生物都害怕你，万物在你尊前屈膝，让他们全都团结起来，尽心尽力服侍你的旨意，虽然我们原就知晓，喔耶和华，你乃是主，你左手是权右手是力，你的名高居在你所造的万物之上。

——犹太教祈祷文

自行车当然该是小说家和诗人的交通工具……当（诗人）由起风的山顶滑下碧绿的小溪和草地，自行车释他自由。他以全新的眼光看到这一切；世界的白纸整张干干净净，还没有写下任何事物，只待他描绘出一切渴望、一切欢乐，和一切苦恼的画像。

——莫利（Christopher Morley）

《吉卜赛斑点》（The Romany Stain
, 1926）

Yom Kippur是犹太人的赎罪日，这个日子的礼拜仪式包括如早期宗教“虔诚畏惧”那种战栗的祈祷。赎罪日原就是献给遗憾、愧疚和赎罪，而赎罪本身，就是人类所执迷的有趣现象。其他动物会因为行为不端而觉得惭愧吗？狗的饲主可能会告诉你，有些爱犬确实知道自己犯了错。然而唯有人类在逾越道德尺度或是犯罪之后，才会感到强烈的忏悔和自我嫌恶。此外，就如奥托（Rudolf Otto，德国神学家、宗教史学者）在其经典研究《论神圣的观念》（The Idea of Holy
）中所述，世上没有任何宗教如基督教那般表达出人类赎罪的需要，该教甚至把悔罪提升为一种重要且精致的艺术形式。他追溯赎罪的心态是起源于为恶之后的愧疚感，而终于涤罪仪式的需要：

罪行沉重地压在我们心头，让我们丧失自尊，我们自谴自责，悔恨不堪。然而随着这种自我贬抑而来的，还有第二波……原先让我们忏悔的恶行现在污染了我们；我们不只自责，而且自觉污秽，直接的情感反应是自厌，使我们产生涤清自己的需要……这就是赎罪的需要。

我们是否只需要为自己犯的罪行赎罪，抑或也得为遗漏疏忽之罪悔改？赎罪应该达到何种程度？举例来说，今天夕阳西下，但我却没有歌诵礼赞，未曾以言辞捕捉它的美丽。出于疏懒、漫不经心，或是自私，我只顾做自己的事，在花园里嬉游，描画花坛的构图，在围篱上画出各个季节可以栽种的植物。接着我轻轻地在图上覆上透明纸，想象随四时变幻盛放消失的花朵，和终年绽开的花朵。我爱想象紫色的豌豆荚攀上白色格子架的景象。想象世上也有人需要日落的安慰？或许人不多，也许只有一个人，例如家庭不幸福的年轻女子，没有人照顾关心，但也许她和世界发展出一段情，产生景仰和敬畏之心，因而能够平安地生活下去呢？

为什么冒险家和追求极限的运动员总用“涤净”一词，来描述他们期待“深戏”体验达到的效果。为什么他们会有洗涤的需要？为什么他们不顾生死地赎罪？涤清身心能让你由不断的警醒和知觉中获得解放，但这样的说法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某些人为了涤净而走向如此的极端，也没能说明他们无怨无悔的强制行为。基督教“原罪”的观念大行其道，因为它切合了大部分人都曾经历过的一种情感：一种无处不在的罪恶感，一种自我提升的需要，以及对自己能变得更美好、更可爱、更高贵的期待。我们可以想象自己达不到的完美境界，这就是意识的魅影。而在这种与生俱来的趋向之外，有些人挣扎得比其他人更加厉害，感受到更强烈的欲望，渴盼提升自我，达到和谐的境地。这样的感觉在早期人际关系形成之际就已经铸成，其象征意义值得推敲。婴儿必须“受洗”，涤清污秽的灵魂，然而他们的灵魂能有多污秽？所有的哺乳类母亲都会为宝宝净身，让宝宝得以存活；大部分动物的做法是把孩子舔舐干净。对成年生物而言，这样的动作能让他们在情感上重返婴儿时期感受到的安心和爱。人们用“重生”这个词来形容，但人如何达到这不可能达到的境界呢？借由极端的行为，证明他能够如此不顾危险、专心一致、竭尽所能，抹除了过去的一切，不论是他过去的想法、过去的失败和渴望，或是过去的期待。当然，他也能借着痛哭流涕、痛改前非，达到同样的效果。

赎罪可以洗清罪愆，拭净心板，只是人生何其污秽，不久我们又再度受到污染，需要再度悔罪。弗洛伊德派的学者可能会说，接受不当教养的子女可能会将父母亲严苛的对待内化在心，终生都在追求父母的幽灵，祈求他们赐予不可能的爱，但他们不明白自己这么做的动机，只觉得该补偿自己幼时反抗父母的罪恶。赎罪意味着和神重新建立起失去的联系，重新和更崇高的力量合而为一，再度受到保护、安慰和喜爱。换个方式想，有些人在父母神（parent-gods）、宇宙，或想象出来的同辈裁判之前，举行自己的入会仪式。不论在山巅或冰船上，他们身边都有难以取悦的鬼魅，因此并不孤单。另外，我们面对困难时，往往自觉不如别人，而觉得自己仿佛是骗子或不真实，若有机会，我们愿重新开始，宛若新生婴儿，希望遵循更神圣的道路。既然办不到这点，只能尽量剥除一切，洗刷私欲和世上所有的污秽，达到天真无邪的境界。狄莫特（Benjamin DeMott）在针对跳伞者所做的研究中，说明了跳伞在他们心目中，“成了一种剥除的仪式——剥开了包覆个人的层层谎言和神话。……跳伞的人才是活生生的人；他所经历的狂喜，是摆脱联系的狂喜——是坠入虚空或至少是静寂世界，因此是化自我为万物的喜悦”。当我们进入深戏的领域，过去与未来就消失，这个神圣的游乐场唯有现在。我们忘却了自己的过去、想望、需要、期待、忧虑，和真真假假的罪恶。深戏的世界是清新的，让人全心全意投入，充满其自身独特的智慧和条件。能够暂时摆脱正常的生活——同时感官知觉保持警醒，的确像是重生。抹除所有的记忆和渴望——摆脱自觉，而活得多彩多姿，能够让我们暂时返璞归真。“没有人天真无邪，”诗人奥登（W. H. Auden）说，“但却有天真的行为，那就是游戏。”

* * *

我沿着炙热的乡间小路骑着自行车飞奔，脑中转着如上的思绪。眼前二十码总是流水的蜃影，但不论怎么追，总是遥不可及。最后我转向林间荫凉的绿地。我爱驾着铁马如梦般遨游，一个又一个的圈教我着迷：轮中有轮、双腿圆转的动作、四时的变幻运转，以及最终返回原地的巡回旅程。低吟的碎石路很快化为安静的泥土地，偶尔穿插着枝叶的呢喃。酷热的太阳化为林间斑驳的光线，我知觉到自己弓起背，跨在黄色的车身上，随着车子弯曲；我的双脚轻轻踩着踏板，却又浮着，就像活塞一般。这种浮动的感觉常常出现在我们的梦里，是神秘主义和沉思冥想的人经常体验到的感受，跑者、舞者、山友和慢跑的人也常有同样的经验。

邓肯（Isadora Duncan）在《舞蹈的艺术》（The Art of Dance
）中写道：“肉体化为光，变得透明……一朵光亮的浮云……神的整体。”她的妯娌玛格瑞塔（Margherita Duncan）形容看邓肯跳舞时的喜悦：“她的‘蓝色多瑙河’，干干净净的华尔兹舞步，就像海滨的波浪涨退，散发着欣喜若狂的韵律，让全场观众不禁受到感染而无法自已，纷纷起立欢呼鼓掌，边笑边哭……让我们感觉仿佛得到上帝的赐福。”其实宗教传统中常有因舞蹈带来的狂喜状态，最出名的是回旋不断的苦行僧人，布朗（John Porter Brown）写道：“在浑然忘我，或者可说宗教造成的暂时精神错乱状态中，他们会拿起烫得发红的铁，凝视它们，咬它们，把它们含在口中，最后再用嘴降低铁的温度。”

我大概还不需要这样火热的状态，因此还是把烫得发红的铁留给苦行僧吧。骑自行车的时候，我总爱和大自然合一，感觉生命的元素，重复诵念我独自体验的感受：蓝天、白云、绿树、苹果香、明艳的阳光，和风。虽然并非每一次的自行车游都能以官能的冥想为始为终，但至少能让忧虑、悲伤和不安减到最低，敞开心扉，接纳生命的乐章。若我只着重感官，那么世界会朝千百种迷人的方向伸展。

偶尔我会知觉到自己抓着自行车的龙头。人类的手是何等巧妙的设计。手就是动作本身，既能挖路、建造城市，也会掷矛、换尿布。甚至连按按钮这样小小的动作，也可能改变国家的命运。我们手上有多达一万七千束的神经，向脑部传送触摸、压力、冷热和疼痛的讯息。若非这样细腻的生命感受，艺术家绝不能描绘感官和情绪的地图。我们耽溺于触觉，由生至死摸索终生。毕竟触觉引领我们探究身外的世界，让我们掌握生命，更重要的是，借着它我们才能体会交融的喜悦，不论对方是朋友或情人，邻居或亲人，而这或许也是最让人感动的想法。触摸使得世界丰富多彩，因此也是目录或时髦商店销售的商品：按摩椅、床垫和各式工具。没有触觉，我们就陷身官能的沙漠。这种官能最容易招惹情欲，因此也有许多禁忌：未婚男女相互爱抚，在许多国家都是违法行为。触觉唤起记忆中母亲怀抱我们的时光，使我们觉得安全、受到关爱照顾。即使我们已经是成人，依然渴盼这样深情的抚触。

低飞的蓝鸟唤走了我的注意力。这个季节的柞木森林美得令人倾倒。缩拢的羊齿植物化为橘棕色的树荫，小径下的浅水则化为一摊黑渍，金色的松针点缀着明艳的拼贴画，自行车的轮子发出儿童拖着鞋子踩进落叶堆中的簌簌声响。乌亮的潭面反映如明镜般的世界，注视镜中阵阵涟漪明暗对照的画面，就能滑入其间。树叶如威尼斯的凤尾船一般，在上方轻轻摆荡，底下却似乎隐藏着另一个宇宙。镜中王国的天空仿佛更加深沉、更加内敛，比林间真正的天空更阴暗，虽然它如真正的天空一般广大无垠。但管辖这水中世界的，却是镜影的现实：一切的元素都是真实的，一切的影像都是真实的，但一切却都是镜花水月。在这三度空间的拼图之中，颠倒的影像似乎只是巧合。

鱼和昆虫触及水面，扭曲了水镜。柔和的阳光就像一团团的棉花般落在草丛里，空气清澄如刃，明晰亮澈，水塘上穿梭的蜻蜓时而停驻，仿佛逗留在玻璃镇纸之中。清风徐徐，掀起粼粼波光，树干上的色彩轻轻摆荡，由披覆的蕈类，到斑驳的树皮。透过落叶纠结的岛屿，可以看到远方的岸滨。约有二十截半朽的圆木像鳄鱼一样静卧在那里，口鼻掩在叶下，前脚落入潭里，躯干则附着陆地。

我离开潭中倒映的天文馆，朝他方而去，万物面貌一新。当深戏不再新鲜，只要改变观点，就能让你有更深的体会。怎么做呢？一个方法是把自行车留在家里，骑上马背回到此地，慢步小跑，头部位于枝干的高度，一切的声光都有了变化，放松全身，任马儿驰骋，由跃动的马背上放眼树林。我一向都爱马，有节奏感，赐予你丰富的感官知觉，鼻子喷气，浑身冒汗。骑马有趣，想到马的念头也有意思。试想马对人类的重要，或许我们之所以有今日这般光景，都是拜它们所赐。或许飞机和电子革命，和马儿比起来，都要相形失色。

在科技的洪流下，日常生活已经信息爆炸，就连三岁小儿，“处理器”也能朗朗上口，然而这种心惊的感觉是相对的，研究人类历史的学者或许并不认为计算机时代是扭转乾坤的一刻，而觉得马匹的驯养才是改变历史的关键，因为它使得人类的文化、性格、语言、活动力，甚至外表都有了变化。马匹上鞍之后，我们可以驰骋五大洲，带回语言、种子和姻缘等种种宝藏。

18世纪的工程师瓦特（James Watt）认为，若要其他人了解他新发明的蒸汽机的力量，唯有以马匹为喻。他测出单匹马可以拉的重量，然后计算出一分钟内一匹马可以使三万三千磅的物体移动一英尺。迄今我们依然以马力来衡量机械的力量，这样的比拟虽然古老，却依旧真确。因为马，世上所有人的命运为之改变，马使得文明得以发展。

早在狗、羊、牛成为家畜之前，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人类就开始驯养马匹，为它们加上缰绳鞍辔工作，还视它们为人体的延伸。第一个爬上又咬又踢、四肢乱蹦狂野马儿的人，必然鼓起了莫大的勇气，这样的壮举使得当今世界得以拥有飞机翱翔天际这般平常的奇迹。

马，使得我们的生活产生不可逆转的改变。在驯养马匹之前，人们谈恋爱的方式完全不同，有了马之后，人突然可以追求隔山邻河的窈窕淑女。最适当的距离是12英里——骑士可以轻轻松松地骑马过去，谈情说爱，再轻轻松松地回家，全都在一天之内完成。已经婚嫁的子女和父母的距离也不再那么遥远，可以时常往来，道别不再是永远，儿女纵使和远方的人结缡，依然可以常回父母家。人也不再只和邻居战斗，骑兵的攻击让人恐惧，也促使人类集成聚落而居，以便共同抵御。骑士可以带着丝绸、香料和其他商品到远方，婚配的距离也拉长，甚至可以和其他国家的人共组家庭，基因的组成也因而改变。骑士在世界各地播撒语言和文化的种子，也把“浪漫爱”由中东传至西班牙和法国南部。马改变了人类谋生、教育子女、度假、传播、运动、种植的方式，礼拜的地点，政府的架构，和在急难时相互救援的可能。马突破了我们个人自由的限制，使得朝圣之旅益发多姿多彩。更重要的是，马改变了我们对人类身体、居住空间的想法，使得它更广大、更有弹性。只要愿意，我们随时可以骑马进城办事或是参与社交集会。不论于公于私，马都成了人类最重要的伴侣，我们简直无从想象没有马参与运输、运动和战争的世界。

纵观人类史，直到最近，马一直是最先进的交通工具，是神奇的“宇宙飞船”。柯蒂斯（Cortes，西班牙殖民者，1518年率探险队赴美洲大陆开辟殖民地）在新世界着陆之后，带着十六名手下骑马出现在阿兹特克人眼前，让这些原住民目瞪口呆，以为天神下凡。的确如此。原本受到束缚而行动缓慢的人类身体，如今依附迅速强大的马身，化为有思想的疾电，纵身跃过森林、沼泽和沙漠，成为一幅生物拼贴。这样的共生使得人类成了擅长奔跑的物种，动作优雅、迅速如疾星，我们也与马一样有了不受羁绊的精神。如果你能够以每小时二十英里的速度奔驰，怎么肯屈居小店里做生意呢？如果骑士接力能够在一天之内翻山越岭，你又怎忍得住多待一刻，去等重要讯息传达呢？

马总唤起我们心中狂野而古老的渴望，对女性而言，这种关系更深一层，直逼她们心里自我认定和性意识的核心。少女总会迷恋马，其实这种崇拜有古老的传统。人类初期的历史常见对马的崇拜，爱尔兰王崇拜白马女神伊波娜，她近四百英尺长的石灰神像，迄今依然俯瞰着英国伯克夏的山坡。这种以马崇拜为基础的宗教并非仅限于不列颠的小教派，而且出现在斯堪的那维亚、欧洲、希腊和印度，甚至到16世纪，欧洲依然庆祝这个教派的节日。法国拉斯戈（Lascaux）洞窟的壁画中，出现最多的动物就是马，成群结队，画家精心描绘出它们动作的细节。迄今马儿依旧激发着我们的想象力。西非的达荷美人甚至说：“马的对话即是谚语。”虽然我们的生活已经因为驯养马匹而大幅改变，但我们对马的神秘和敬畏感依然历久弥新。在珠穆朗玛峰上飘扬的旗帜写满了祈祷文，并绘有长翼飞马，这是雪巴向导留在世界顶端的旗帜，用言语为他们的工作祈愿，而马则是护送祷文飘扬天际的圣灵。雪巴把这些充满力量的小旗称为“朗踏”（Lung ta），为求方便，也因我们的世界缺乏万物皆有灵的想象力，因此“朗踏”被译为“祈祷旗”。无论如何，雪巴在翩翩飘舞的旗子中，的确听到了嗒嗒马蹄，对他们而言，“朗踏”意味着“风马”。

驾着马儿御风而行，扬蹄在喷沫嘶吼之中跃过苔原，的确算得上是深戏的体验，只是若一再重复这样巅峰的体验，高潮就逐渐消退，刺激兴奋也随之降低。“哦，又来了，”你的心边打呵欠边说，“又一次凌风驰骋，又一次乘气球升空，又一次登峰造极。”我们努力追求技巧的娴熟精通，然而一旦达到那样的境地，一旦越过那微细的界限，就丧失了挑战带给我们的新鲜、天真、刺激和成就感，让我们丧失了热忱——而热忱正是神的恩赐。重复使用相同的药物，药效就会逐渐减低，因此我们会增加剂量，提高赌注，攀登更危险的山峰（或是用更危险的方式，如单独成行，或不用氧气，攀登同一座山峰），或是尝试技巧更困难的奏鸣曲。

深戏的精神是自然不做作、勇于发现、乐于迎接新挑战。因此我们心甘情愿地培养新技巧，尝试自己的极限，甚至在磨砺技巧之后，重定极限。这样做有何生物性意义？这和基本的生存一点儿关系也没有。这样的行为让人跨越恐惧和不安，迈向追求极限的滑溜悬崖，必须全力以赴，方能登峰造极。它鼓励我们发现和成长，起先这样的经验让人战栗满足，但沉闷随之而来，让我们不久就渴望更进一步的刺激，追求更高的技巧、更大的危险、更新的挑战。这样的特性在人类演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新的计划，虽然一开始让人兴奋难当，但很快就变得稀松平常，最后甚至沉闷无聊。出于对更多深戏的渴望，我们展开更严格的挑战、开发更新的技巧、冒更大的风险，并为此踏破铁鞋。

* * *

人类爱和其他动物游戏，有时候这样做带来的至乐深沉浓郁，一如深戏之极致。例如曾有一群友善的斑海豚（spotted dolphins）受水中所奏的音乐吸引，和潜水人员一起在巴哈马群岛周围温暖的洋流中欢乐泅游。研究人员每年都回访，记录它们的生长和习性。这些海中村民成群结队，随着生老病死而改变社群。和野生动物在它们自己的环境中为接触而接触，这样的乐趣让人无从抗拒，因此我决定参加为期一周的旅程，专为体验这种纯粹的经验。我在早上飞往巴哈马，搭出租车直赴岛的西岸，并和其他八名研究人员一起登上双桅帆船，一心期待在这一周里，能够看到许多斑海豚，一一辨识记录。

第二天清晨六点半，我们扬帆出海，巡弋斑海豚经常出没的小巴哈马岸。我们在几分钟后升起主帆，两排短绳悬在其上，仿佛流苏。我们分散坐在长凳或甲板上的矮椅上，在高悬船正中央的蓝色天幕下遮阴纳凉。蓝墨色的海水倾泻四方，玫瑰金的阳光闪烁其上。水色逐渐化为海军蓝，再转为靛青，最后则随着我们逼近浅滩而呈蔚蓝。龟草簇簇丛生，恍若地面倒映的云影。三小时后，淡蓝色的缎带在海平面出现，我们直驶而去。船首飞鱼蹦跳，一跃十余码高，像石头一般跳跃过水面。

很快地，我们来到了如梦似幻的浅滩。此地高高凸起，仿佛水中舞台，一无珊瑚或鱼群，宛若沙漠，又似不毛的浅洼。然而世上罕有完全没生机的地方，这里的植物生机盎然，由单纯的蓝绿藻到有茎有叶的复杂植物蓬勃生长。食物链的第一步——浮游生物在岸边繁荣茂盛，虽然在一般的旁观者看来，水中空无一物。

瓶鼻海豚跃近船边，接着越来越接近，齐平船首，来回巡游，仿佛冲浪者寻觅最快速的浪头，接着第二只也加入，它们根本没有摆动尾巴，却能乘风破浪，似乎也很欣赏这样的运动。这两只海豚固然美丽，但我们寻觅的是它们的堂兄弟——斑海豚。

一架协和机驶过天空，发出两声巨响。对这架超音速飞机上的乘客，速度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不禁疑惑，对船首冲浪的海豚而言，速度又代表了什么？

“那里还有好多海豚！”船长大喊，手朝西指。

七只斑海豚朝船身游来，我们忙戴上浮潜用具，跃入水中。一只母海豚伴着一对母子海豚率先朝我们游来，开始游戏。其中一只靠近一名女性，等着她跟上来，接着和她一起朝右转圈，海豚和人交缠在一起，就像舞蹈一般。与此同时，另两只海豚潜入海底，在约四十英尺下方，向我展开浪漫的邀约，我转身追随它们。它们缓缓地让我加入队伍，仅距数英寸之遥。如今我们周遭全是海豚，翻滚潜仰，朝我们逼近，又摆尾离开，看我们是否跟上。若我潜水，它们也潜水，又随我同时浮上水面，四眼相对。起初这样接近的距离让人心惊，因为我们的周身有一段安全距离，除非有人想和我们建立亲密关系，或是要伤害我们，否则不会进入这个区域。野生动物若进入这块危险的领域，表示它虽知你可能伤害它或它可以伤害你，却有把握你们双方都不会这样做，因此立即建立起信任，只要有一次经验，所有的恐惧就全都消失。不知怎么，它们总能保持两三英寸的距离，不会和我们做真正的肢体接触。

其实它们正以另一种方式接触我们，用雷达似的声呐拍抚我们的皮肤，深探我们的骨骼和柔软组织，我甚至可以感觉到声呐滴答作响。它们似乎对一名女研究员的腹部特别有兴趣，难道它们知道她怀孕了？或许。它们的声呐不知如何显示胎儿？它们能测得我们的胃，得知我们午餐的食物吗？它们能测得断裂的骨骼和肿瘤吗？他们能诊断出我们和它们自己身上的疾病吗？很难说。我们不能触摸它们，因此它们显得遥远疏离，但其实它们却不断地触摸我们。对它们而言，这样单方面的接触不但亲密，而且充满官能之美。不知道海豚相互使用声纳探测对方，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至少明白海豚如何用声音测量方向和距离。它们会用鼻道来回吹气，发出滴答短波（断断续续的声波，每一次不到千分之一秒），声音传入充满脂肪的头腔，就会集中为一束，可以指向任何目标。海豚会先发出一般的滴答声，接着更新信号，大约通过六次滴答声，就可辨别物体。它用闪电般的速度发送信号，等待回声，接着决定下一次送出什么样的脉波，再等待它的回声，以此类推，直到它辨识出物体，将之归类，可能的类别包括：可食的、危险的、性对象、无机物、有用的、人类、未曾遭遇过的，或以上皆非。

这群海豚兴高采烈地追逐翻滚，历时约一小时，同时我们忙着研究它们身上的标记。它们各有各的斑点花纹、尾痕和白纹。它们经常冲向沙底，追觅银色的比目鱼吞食，就像多动症儿童一般，受不了无聊沉闷，精力十足，将我们当成了大玩具。我由辫尾扯下粉紫相间的缎带，让它漂浮在海豚视线之内。一瞬之间，海豚就抓住带子，朝上掷出，再用鳍肢接住，向后掷回，并用尾踢，再以另一只鳍肢接住，绕转一圈，抛在鼻上，带着它游走，过了一会儿再把它带回，让它落入水中，就好像抛弃玩具一般。这是明白不过的邀请。我吸足了气，朝缎带潜去，用一只手抓住它，再把它掷向蛙蹼，笨拙地一踢，此时我得浮上水面呼吸，因此任缎带漂浮，它像海带一般上下舞动，海豚疾冲而来接住，任它滑至尾部，再把它挑起，用另一鳍肢拂摆。我明白游戏的规则，只是肺活量无法配合。即使我是可以屏息五分钟以上的采珠人，一样也不会受到海豚的青睐。几度笨拙的舞弄缎带之后，海豚弃我而去，把注意力转向可以在水中待得较久的另一名研究员，这人正拿着镁光灯拍摄照片。

等最后它们改变方向朝海平线而去，我们才聚集在蓝色的篷下画下它们的外貌素描，并记录它们的特征细节。这些草绘的素描可用来和现有的照片相比较，做成研究人员的目录。或许你以为九名研究人员应该看到相同的海豚形貌，其实不然，我们所见的均有出入，就像意外发生时，人证各有不同的阐述一般。我边在素描簿上草绘，边搜寻记忆中各只海豚的头、尾和鳍的纹路。斑海豚主要生活在热带，喙又长又窄，常有许多小斑点。它们的斑点出现过程恰和鹿相反，初生的海豚是灰色的，随着年岁增长，才有白斑点出现，及至老年，斑点遍布全身。它们体长约达八英尺，有牙，生性活泼合群，爱嬉闹游戏，泳技绝佳，可以一跃至空中急速旋转、翻滚，似乎还会相互比较看谁能在空中停留得更久。

接下来一周，我们每天都遇到斑海豚，最长的一次达三小时，长到我们因精疲力竭而率先投降，没想到海豚还追逐我们，想诱我们继续游戏。母海豚常常带着小海豚宝宝，给我们意外的惊喜，宝宝全身都还没有生活的印记，有些还缩在母亲腹下，形成新月形，好像还躲在妈妈肚子里似的。我们渐渐可以辨识出它们来，这真是难能可贵的体验。在旅程中，我们九度和海豚嬉戏，其中最常来的访客是特别调皮的五岁母海豚“妮姬”，它也最受我们喜爱。在太阳下的水面上经历漫长的等待之后，海豚往往像来视察一样突然出现，发出欢闹喧嚣的声响，一俟它们离去，一切又重回宁静，于是我们再度面对灼人的阳光，陷入等待的低潮。

旅程的最后一天下午，在与妮姬及它的朋友玩得特别尽兴之后，我们最后聚在甲板上观赏日落，这是那几天之中最奥妙的时刻。淡蓝的水色散布成蓝色的彩虹，任夕阳的融流冲刷而去。浓酽的夜幕低垂下来，我们也回到下方的厨房，大谈这一周来的收获。虽然航海生活有点儿不适，但大家都觉得和野生动物如此亲密的接触给了我们许多启发，对行程结束都觉得依依不舍。令我最惊奇的是海豚多么渴望和我们四目交接，直视它们的眼睛，可以感受到它们的心灵正有特别的变化，至少有一种刻意的温柔和自我的知觉，让你不由得受到吸引。我们之所以会关怀海豚的困境，正是因为我们害怕它们有自觉，不只是肉墩墩的生物，而是有智慧的生命。如果它们也像我们一样，有内心的宇宙呢？如果它们不像麋鹿或鲑鱼，而是有文化的生物，是能评断我们的生物呢？

那天晚上起风了，四英尺高的巨浪由西南滚滚而来。睡在甲板上的我突然惊醒，发现自己滚下气垫床，双脚悬在船沿，两手交叠，好像即将海葬似的，我赶紧退下来，紧紧挤进靠壁而设的窄床，想要合眼，然而船东歪西倒，上摇下摆，根本不可能入睡。我的思绪萦绕着海豚打转。它们现在怎么样了？在海洋不可解的黑暗和更加暗沉的深夜中，它们在做什么？我既讶异于我们之间的亲族关系，又对生物演化加诸我们之间的鸿沟感到惊诧。早在我们是陆地上的智慧生物之前，它们就是海洋中的智慧生物，它们遵循比我们所知或所发明更早的韵律而生活，我们虽假装摆脱这样的韵律，但在心里却确知它们左右着我们。

在这兴奋的一周里，我们跃入开阔的海洋，和成群的钝头梭鱼同游，还近距离观察虎头鲨，欣赏水草滑过海沙，处处都有活泼友善的海豚。这一切都使得海洋本身也友善得多。身为陆地生物的我们总觉得海洋高深莫测，仿佛是另一种形式的黑夜，又暗又沉，漫无止境，魅影憧憧，准备要剥夺我们的性命。海豚带着蒙娜丽莎般的微笑跃出那个世界，和我们嬉戏，教我们了解未知未必怀抱着敌意。

环顾历史，人类原本就对游泳和与海豚同游抱着莫大憧憬，这股欲望自古以来就十分强烈，经常出现在宗教神话中。人类着迷于这样的幻想，为什么？或许是因为这和飞翔很相像。谁未曾在梦中经历过飞翔般飘飘然的感受？无重的感觉令人平心静气，体会解放身体桎梏的自由。人类被牵绊在地面上，在地上行走，终将化为尘土，唯有在睡梦之中，才能凌驾束缚，欢欣飞翔。也或许，飞翔让我们忆起漂浮在母亲子宫内的宁静安详。这些感受恰和我们在汪洋中感受到的无羁无绊不谋而合，战胜重力，恰恰表现在海豚的欢欣雀跃之上，我们也期待自己重新得到这种喜悦，任心灵自由自在遨游天地之间。库斯托（Jacques Cousteau，法国海军军官，海洋勘探家，发明水肺潜水器）描述在海洋中潜水的感受时说：“能够徜徉逗留，没有绳索或气管的牵绊，只有梦境堪与比拟。夜里我常有展臂为翼的憧憬，如今却无须翅膀就能飞行。”我们知道海豚很聪明，或许如人类一般聪颖。在澳大利亚西部的鲨鱼湾，曾有人看到海豚的喙上挂着海绵。学者认为，这些海豚是用海绵来保护它们的鼻子，免得在海床上觅食之际遭到刺棘伤害，它们也会把海绵拖过沙地，赶出猎物。海豚还有那一径不变的笑容，虽然那只是生理上的巧合，而非出于意志的表情，但却让它们在碧波中显得自在逍遥，远非我们的生活这般枯燥乏味，难怪人们认为海豚有智力、灵性，还有深沉的情感。亚里士多德甚至说，海豚能像人类一般说话，“可以发出元音，但子音则有困难”。

有时候我们把海豚看成天使般天真无邪的生物，或是仁慈宽厚的外星人，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新时代象征，不过也有人把它们当成拥有如巫师一般魔力的使者。它们由翻腾深沉的海水中一跃至透明不可见的空气里，不受界限壁垒的限制，展现如飞翔般神奇的力量。它们超越大自然的牢笼，跨越世界之间的藩篱。人们常把海豚形容成先知或学者，可以透视我们隐藏的深处，穿越我们心灵中暗沉的情感汪洋。有些人觉得它们置身在性灵指引的水晶世界，也有些人认为它们许诺我们灵魂的轮回。不论在希腊、伊努伊特（印第安人的一族），或是澳大利亚原住民等形形色色的文化里，都有艺术作品和神话，描绘海豚救人、为船只领航、和泳客嬉戏、和人类建立起特殊的情谊。亚马孙河畔贝伦的巫毒教市场上，可以看到海豚的性器官出售，不过在这条河的其他地方，这种粉红色的海豚靠着神话传说的保护，不会受到人类的侵害。相传海豚偶尔会上岸，向妇女求欢，因此私生子常被称为海豚之子，如果杀害海豚，很可能就是弒父。在美洲原住民的神话中，海豚是圣灵的使者；在阿拉伯的传说里，海豚则会陪伴死者的灵魂踏入幽冥；早期的基督徒则以十字架上的海豚为基督。克里特岛人崇拜海豚，认为海豚是海神波塞冬的化身，它是阿波罗（太阳神）和阿芙罗狄特（爱神）的结晶，结合了璀璨的天空和丰饶的海洋。希腊文中，海豚（delphis）和子宫（delphys）的发音很像，说“海豚”，就让人想起海洋的子宫；而说“子宫”，就教人想到结合男与女、天与地的海豚魂灵。希腊罗马神话中，处处可见天神、女神、水手和其他凡人化身为海豚。拜阿波罗之赐，夜空里甚至有海豚泅泳，奥维德（Ovid，罗马诗人）叙述了海豚星座的由来，这是公元前7世纪出生在莱斯博斯的诗人兼乐手艾瑞恩的故事。他四处游历，边歌唱边弹奏七弦琴，没想到由西西里岛返家的途中却遭水手谋财，还要取他性命。艾瑞恩请求死前高歌一曲，绕梁的歌声引来一群海豚流连忘返。艾瑞恩由船上一跃而入海豚群间，乘着海豚安全上岸，官方于是捉拿凶手正法。热爱诗和音乐的阿波罗嘉许艾瑞恩的机智，于是把海豚和七弦琴都放到星空中。

海豚，在船首急游，巧妙连接水天的世界，它们不但是性灵上的向导，甚至也是大自然和我们之间的使节。或许我们内心有一种渴望，期待海豚代表大自然接纳我们，期待性灵上的体验，并且出于人类集体的负罪感，期待再度向它们保证我们对它们幸福的祈愿。人类长久以来的海豚之梦，或许只是期待回归与大自然的亲密关系。然而我们要怎么解释海豚和人类一同尽情嬉戏，双方都同样无拘无束呢？海豚在它们的水域发现我们，和我们游戏，而我们则跋涉千里，历尽千辛万苦，才达到这样交心的境地，才能和野生动物共享深戏的乐趣。在这次朝拜的归途中，我们就像神秘主义者那般描述超验的经验和海洋幻化的美，因这方神圣的境域而感动莫名。

第三章

神圣的境域

不再有沙漠，不再有岛屿，然而我们依然感觉到对它们的需要。要了解这个世界，有时必须离开它；要对人类有更好的奉献，偶尔必须和他们保持距离。然而到哪里去寻觅这必要的孤寂，这长久的喘息空间，让心灵集中力量，评估勇气？

——卡缪《抒情文和论文》（Lyrical and Critical Essays
）

夜的沉寂因更庄严的静谧而震颤，黑暗的存在正因为看不见，而更加明显。我对他在此地的疑惑，绝不会高过我对自己在此地的疑惑。其实我觉得自己才是两者中较不真实的一个。

——詹姆斯（William James，美国心理学家）

《宗教经验的种种》（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

远自不可考的年代以来，人们就以朝圣作为提振性灵的方式。英国观光局最近做了一项调查，很惊讶地发现受访的旅客中有72%的人表示他们来英国是为了朝拜神龛、教堂和其他圣地。全球各地的旅客不是在国内旅游朝圣，就是远赴如希腊德尔斐（Delphi，因阿波罗神殿而驰名）神庙之类的古迹或宗教景点游历。

德尔斐神殿建于公元前1400年，供奉太阳神的女祭司皮提亚能够陷入恍惚状态而预告未来，只是她的言辞通常都神秘难解。迄今各地游客依然群集此地，不过矛盾的是他们想知道的非关未来，而是过去。皮提亚神谕真的有远见吗？神殿位于一块活动的断层之上，经常冒出石化气体。根据历史记载，女祭司就是吸入了这股压力气体，获得了神秘而强大的力量，才有预言的本事。其实全球各大洲都有类似的神奇地点，通常也都有许多相随的神话传说和仪式。

每年有50万人到澳大利亚内陆观赏艾尔丝岩，这是澳大利亚沙漠一块红砂石巨岩，在澳大利亚原住民心目中是圣地，被称为“乌鲁鲁”。

澳大利亚原住民和土地的关系唇齿相依，每一寸土地都是神圣的象征，神话俯拾皆是。这块梦土是充满想象的宇宙，启发、接纳原住民。在原住民的日常生活中，他们穿越知识、知觉、道德伦理和回忆紧密交织的天地，跟随着看不见路径构成的迷宫，也就是“歌之路”。就像鸟儿的歌唱绘出地盘一般，歌之路虽然既古老又神奇，但也是详细的地图指南。澳大利亚大陆由歌之路的迷宫交织而成，原住民可以沿路吟唱路之歌。查特文（Bruce Chatwin）在《歌之路》（The Songlines
）一书中，形容这样的过程：

不管歌词如何，这些歌的旋律似乎都描绘出这首歌经历的地形地貌。因此若蜥蜴人（Lizard Man）蹒跚走过艾尔湖的咸洼地，你就会听到如肖邦《送葬进行曲》那般一连串的降半音，而若他在麦唐纳绝壁攀上爬下，你就会听到一长串急速的和音和滑奏，像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

有些乐句，有些音符，是用来形容祖灵双足的动作……有经验的人计算主角渡河或是翻山越岭的次数，就能计算出自己在歌之路的哪里。

在澳大利亚原住民眼中，地理就是记忆。每一里路、每一座山都在歌唱、诉说祖先的旅程。任何事物都相关联，没有任何事物会因死亡而丧失。一切都和生命的灵魂和活力相关，土地充满了生灵，处处都有看不见的力量，而且全都各安于梦想的地点，对他们自己和祖先而言都是心灵的家。北领地议会主席尤诺宾古（Gulawarrwuy Yunupingu）和罗伯兹（Silas Roberts）在下面这段土地权利请愿书中，就为“梦土”下了美丽的定义：

原住民和大自然有特别的关联，我们自认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也视大自然的一切为我们的一部分，大地上的一切都属于人类。这种想法可以用“梦土”的观念来说明。所谓“梦土”，意即我们相信许久以前，这些生灵创造了人类的社会，他们创造了大自然的一切，依特定的位置一一排妥，这些梦想中的生灵与特定的地域和道路或小径相关联，他们经常化身为自己魂灵所在的地点。

我的人民相信这个观念，我也相信这个观念，不论任何人向我说任何事，都不能改变我对这个观念的坚持。这是我的故事，也是每一个真正的原住民执着的故事。

伟大的生灵迄今犹存，一如创世当初。他们是永恒的，永生不死，永远是大地的一部分，永远隶属于大自然，一如我们。我们不能改变，他们也不能。我们和大自然万事万物的关联都是灵性的。今天我们崇拜灵气的地点，有歌颂这块地域的歌舞，若未做好准备，绝不会接近他们。这些伟大的生灵纵横大地之际，在各地凝聚了小群如我的人，各司其职，不过此处暂且不表。

隶属某地的人是该地的一部分，这样的观念的确存在。如果该地遭到破坏，那么所属的人也会毁灭。我行遍澳洲，见到来自各地却已经丧失文化的原住民。这些人先丧失了自己的土地，而在丧失土地之余，也丧失了自我。

我视土地为国家的历史，它说明了我们的源头和我们必须遵循的体系。活在历史中的伟大祖先筹划了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历史的法则告诉我们，绝不可以掠夺土地、争战偷盗土地、让渡土地等。我的土地属于我，只是因为我的魂灵来自这块土地，就像同一块土地的祖灵……

我的土地就是我的基石。只要我能坚实稳固地站立其上，就能好好生活工作。没有土地，我们就会成为世上最低贱的人民，因为我们的脊梁已经碎裂，我们的艺术、历史和基石也遭剥夺。我已经丧失一切。

这段话抱持了多么虔诚的信念，感人肺腑，又率直坦白。一个人如何能描述了自己性灵的核心，复仗义执言。澳大利亚原住民紧紧依附在每一颗粒子都神圣不可侵犯的大地之上，尤以艾尔丝岩为最，难怪政府想把此地建为观光胜地会引起战争。奈甘亚特亚拉委员会主席傅比世（Fred Forbes）曾说道：“法官先生怎么能说他的政府拥有这片土地？它属于梦土，而不属于他。难道法官先生也能说他拥有月亮、太阳和天空吗？”

澳大利亚政府为安置并保护观光客，在艾尔丝岩上安装了扶手和围篱，迄今原住民仍视这样的举动为不敬、亵渎，指称白人上自己的教堂总是心怀虔敬，绝不会攀爬到圣殿的屋顶或两旁。

观光客也蜂拥群聚到巨石阵（Stonehenge，英国南部索尔兹伯里史前巨石建筑遗址），只是现在留在那里谴责游客冒渎的，只剩下鬼魂。这一圈巨石组成的石阵闻名遐迩，由遥远的采石场运来，借着各石的隙缝捕捉月光和夏至或冬至日的阳光，可供作月历之用。每年来朝拜巨石阵的人潮汹涌，使得英国政府不得不用围篱来保护它，以免有人敲下几块石头带回家以作纪念。目前政府已经打算用混凝土建造复制品，并在原物修复旧观之后禁止游客参观。正因为它是神圣的，所以我们崇拜它，渴望原封不动地保存它。我们对神圣的物品原就有这样的直觉，虽然我们其实并不明白造成巨石阵或其他名胜古迹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宗教，也不了解究竟这些圣物为什么神圣。光是此地原本神圣的事实，就足以让我们感动。

法国的拉斯戈洞窟也有同样的情况。当局已经在原始的岩穴附近，用激光制造出一模一样的复制品，还用与古人相同的色素和技巧，复制了和洞窟里相同的壁画。虽然这些复制品也巧夺天工，值得一看，但我更渴望参观原始的洞窟。3000年前这里曾有神奇的事情发生——不可思议的艺术，可能伴随着让人生畏的崇拜和启蒙仪式。1992年，我有幸参观原来的岩穴，这真是奇妙而难忘的经历。

在这个克罗马侬人洞窟作画的画家们，身材约与我们相仿，他们或曾旅行，或曾和游牧民族有所接触，因为洞窟中曾发现有地中海的贝壳。这些人并不住在洞窟内，而是住在靠近水源的岩窟和茅屋里。早在他们之前，人类就已经懂得创作艺术，但主要是在身体上绘饰。对人类而言，艺术是经过深思熟虑、发自内心不得不然的古老行为。我们最早的先祖就曾感受到艺术创作的渴望，他们透过艺术接触到创造的灵魂，这是一种神圣的行为，一种神奇的形式。他们用它来崇拜、教导、装饰重要的工具；他们创造诸神的象征和诸神的世界。一定有人在某一天想到大胆的主意：何不由装饰自己改为装饰世界的表面？这个想法究竟让当时的人感到惊惧抑或着迷？立刻就风行，还是花了许久时间说服其他人？这些洞窟是圣地，绘出当时人们的愿景，学习鼓起勇气。在光线暗淡、恶臭阵阵的圣所中，鬼影憧憧，神秘野兽的画像和骇人的迷宫，必定是让人心跳加快的对勇气的考验。罕有人见过这些壁画，而要观赏壁画，必须攀爬岩石，穿过洞穴，燃起火把，面对野蛮的精灵。

奇特的是，壁上并没有驯鹿的画，但这些画家最主要的猎物就是驯鹿。他们所绘的动物——野牛、马、独角兽，与野放的牛群和驯鹿并不相同，不过在某些方面可以算得上“神圣”。这些画非常复杂、精细、观察入微，用了一直到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才正式“发现”的透视和雕刻技法。当今的游客静静地观赏这些画作，好像在美术馆里一样，但35000年前，却可能是由长辈或祭司陪同待启蒙的年轻人一起进入。在摇曳不定的油灯下，色彩鲜艳的动物看起来栩栩如生，仿佛在墙面上奔腾似的，而当时的人可能就在火光照耀的洞穴里奔跑，被野生动物和舞动不已的阴影席卷而去。这些动物阴森森地逼近观赏者，凹凸的岩石构成了怀孕母马的腹、臀和欧洲野牛的双肩。

这些画是一夕之间绘成，抑或经过了许多世纪的酝酿？是由一位画家所绘，还是由许多人通力合作？如今已经发现了一百四十余盏红砂岩灯，还有杜松制的灯芯和驯鹿油做的燃料。画家徒手在大块面积上涂抹，再用锰棒描绘细节，并以苔藓着色。现代人觉得这些画作强劲有力，但克罗马侬人或许没有我们这样的艺术观念，他们的画作很实际，也会影响部族的未来。这些画作不但神奇、实用，而且在当时人的眼中，可能也很美丽，只是如今我们对这种美的反应，并未掺杂当年克罗马侬人可能有的焦虑、敬仰、畏惧和希望等种种情绪。至于画家呢，他们是否在恍惚间绘画？唯有巫师能画吗？有些画有人手轮廓的标记，但却没有指关节。他们是否真如人类学者所怀疑的，奉献这些以祈求未来的食物和幸福？

回溯历史，我们总把克罗马侬人想成是比我们粗鲁不文的人。的确，在情感和本能上，我们和他们相同，但在某些重要的方面，两者却大相径庭，例如他们可能没有现代人这般自觉的焦虑，甚至在面对外在世界时，根本罕有自我的感知。只是矛盾的是，现代人正渴盼这样的状态，在工作、运动和艺术之中，达到“忘我”的境界，摆脱且超越喋喋不休的自我，凌驾那恶魔般的预知器官——脑。而“深戏”就引领我们走出那炼狱般的迷宫。

我还记得夜里由拉斯戈洞窟拾级而上，见到远方的灯柱、车灯、农舍窗口的灯光和村子里的灯火。一架庞然大物般的飞机低飞掠过我们头顶，机窗明亮的灯光恍若霍普（Hopper，美国画家）画中的餐车。飞机不久就会飘浮在巴黎的群星之上，降落在欧莱机场，而更古老的星座在头上闪烁。虽然它们只是随意排列的光球，但举世的人都把它们连缀成图形。我们的眼睛渴望固定的模式花样，我们寻觅熟悉的景象。我很快就找出摩羯座的北极星，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天魁”。阿兹特克人把摩羯座想象成鲸鱼，东印度群岛的人则把它想象成羚羊，希腊人把它当成“诸神之门”，亚述人则视之形如金鱼。我们的眼睛最擅长阐释，因此我们也绘出星座图，据以航海。其实不只是人，其他动物也借着群星导航。康乃尔鸟类学实验室的瓦尔寇特（Charles Walcott）曾在天文馆里做鸽子回家的实验，证明它们是由星星导航。哥伦布靠着星星航海，玻利尼西亚人也借着星星探索浩瀚的南太平洋。不同文化的人把星星连接成不同的星座，同样地，他们也在银河中，看到自己的戏码上演。当他们凝视太空深处颠倒的深井之际，见到奇特的白色朦胧，于是产生多种说法。克拉哈利的布什曼人称之为“黑夜的脊梁”，瑞典人则视之为通往天堂的“冬街”，海布里地群岛（苏格兰外海）的岛民认为这是“隐士的通道”，而巴塔哥尼亚人则称之为“幽灵追猎鸵鸟的大草原”。我站在拉斯戈洞窟的台阶顶上，只觉得和所有世上存在过的游牧民族、航海者、探险家、朝圣者，以及迷途在外一心只想寻路回家的旅客合而为一。

拉斯戈洞窟、艾尔丝岩、巨石阵虽然全都是为了虔诚信徒而建的圣迹，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前往参拜欣赏的却是数以百万的不敬大众。不过世界各地的圣地除了观光客之外，也包括虔诚信徒。在南达科他州黑坡，拉科塔印第安人每年夏天都会聚在神圣的草原上，庆祝“Okislataya wowahwala”，翻译过来就是“欢迎所有的生命平和归返”。而对却马许族印第安人而言，圣塔芭芭拉北方康赛普欣角（Point Conception）起伏的山坡，正是灵魂借以穿越天地之间的西方之门。甚至在人类最早的作品，如已有五千年历史的苏美尔人史诗《吉尔加美什》（Gilgamesh
，传说中的苏美尔国王）中，我们发现主角进入了松林圣地。这个世界上林林总总有无数的圣地：麦加、德尔斐、大角（Big Horn Medicine Wheel）、阿拉法特山、拉斯戈洞窟、耶路撒冷、西奈山、恒河、马丘比丘（Machu Picchu，秘鲁库科斯西北的印加城市）、尼亚加拉瀑布、露德（Lourdes，法西南比利牛斯山麓城市，因少女贝鲁娜德特看见圣母而闻名）、大蛇冢、奥林匹斯山、巨石阵、大金字塔群、富士山、弗德台地（Mesa Verde，美科罗拉多西南史前印第安人岩壁居室遗迹）、谢伊（Chelly）峡谷，这些只是信手拈来的例子，其中许多都高高在上，超越日常生活，远非一般人平日所能及。爬上这些巍峨的游乐场，让人不只是观点，甚至连生理都产生变化。自我放逐，再加上血压和呼吸的紧张压力，以及不同的视界，在新奇的境域，这些全都能唤起我们内心的洞察力，启发新异象。

传统上圣地都位于山巅，离天堂越近越好。山是象征，可在视觉上提醒我们超验的印象。一般人不容易在心里抓住抽象的观念，但山却可以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人类是着重实体的生物，沉浸在诸多感官经验里，因此我们在思考的时候，很难不感知、不包容、不补充、不分析、不依附某种实物，唯有死亡，才能让感官知觉真正停止。然而我们怎么感知周遭看不见的强大力量？人类需要用人脸、建筑、物体和圣地使宗教更具体，而最崇高的地理位置就是山峦。13世纪日本的禅学大师道元（日本镰仓时代高僧）告诉徒弟：“自古以来，圣贤就以山为家，以山为居室、为身体、为心灵。”古希腊人虽以奥林匹斯山为超验的譬喻，但却并不真正相信诸神住在有形的山上，而只是以山作为超越地球顶峰的象征，诸神可以在那里用远比人类清明的眼光来观看人类的世界。因为主观，使得人类难以透视自己，因此我们想象出可以观察评断人类的诸神。哲学家柏格森说：“智力的特征就在于无从了解人生。”于是在某些“知”的形式上我们规避理性。北美的普委布洛（Pueblo）族认为山峦把天空扛在肩上，并且把世界划分为许多神秘的地区，云朵就是它们的灵光（auras）。阿帕奇族以为山上住着超自然的人，他们赐力量给巫师，并且保护全族的安全。北美许多原住民部落都相信山中有灵师居住，而巫师术士在求灵访圣之前，得先斋戒祈祷，涤净自己。

我们需要圣地，与世隔绝，脱离现实，和日常生活有所区隔。有时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就可能因回忆或仪式而成了圣地；也有时候，我们会受其他人所谓的圣地的吸引，如得州佛瑞德瑞克堡附近的魔岩。这是一块微微发亮的平滑花岗石，高达八百米，柯曼契族（印第安人）视之为鬼魂聚集之地，夜里幽灵就会发出刺耳的声音，开口说话。1834年，曾有作家报道说，这块岩石乃是由白金所制，这让印第安人既敬畏又崇拜。传说中曾有部落的勇士在此地战死，整族也随之灭绝。曾有酋长在岩上杀死女儿献祭给诸神，但诸神却杀死他，罚他的鬼魂在石上来回地走，直至永远——这段传说可用来解释花岗石上足印般的痕迹。当地人相传此地有西班牙人开采的银矿，彩虹若映照石上，引向宝藏的通路就会出现。很早以前，印第安人会趁着白天爬上石顶，留下奉献，不过19世纪八九十年代，垦荒人却根据《马太福音》“在石上建教堂”的指示，在此成立教会。

有一年春天朋友和我攀爬魔岩，当时正是36摄氏度的高温，日正当中，我听不见古老的吟唱，公园在夜幕低垂时即关门，因此我也不可能听到传说中的声音，然而我却知道它由何而来：花岗岩在白昼里吸足了热，到夜里散热时因崩裂而发出声响。这的确如柯曼契族所言，是出于压力的声音，只是这是地质的压力，而非施加在人类身上的压力。可喜的是，魔岩上生机处处：黑、褐、灰、绿，各色地衣覆盖了光裸的石面，在某些意想不到的地方，小小的春日水池灌溉了明艳的黄色波斯菊、盛放的番红花和丝兰、青草、苔藓、藻类、昆虫，以及透明的小虾，点缀得石面生机盎然。水韭这种独特的植物则以小池为家。岩顶虽然阳光炙热、热风阵阵，却有一株橡树借着岩上少许的土壤茁壮生根。这些土如何来到这么光滑暴露的高岩上？一定是经过几千年一粒粒累积下来的。浅洼中聚焦的则是雨水。在这些微小而脆弱的花园里，甚至还有小株的山胡桃生长结果。这块花岗岩圆丘上，约有千种植物生长，吸引了蜥蜴、蛇、昆虫和鸟。魔岩也因此成了稀奇的生态体系。

来自墨西哥湾的和风吹袭石块，产生了强大的上升气流，兀鹰一次又一次地御风而上，享受着其间的乐趣。老学究可能会说，兀鹰并不是真正在玩，而是受到刺激，不由自主地做出行为反应。他们可能也会指出，海豚跃出水面任水花四溅，只是为了赶走寄生虫。乌鸦朝天窗抛掷石头或是玩滚木游戏可能较难解释，只是他们一定也会找出什么说法。虽然兀鹰生性可能并不贪玩，但御热气流飞翔对它们而言可能也有着和海豚驾浪而行一样的乐趣。有翅膀的生物鼓翼虽说是例行公事，但也需要耗费力气，而大部分的生物应该都会觉得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行动很有意思，尤其这种经验既新鲜又刺激，人类正是如此。不过我们也很欣赏极度费力的活动，如攀爬光滑的石头、保持平衡等。

魔岩已经有10亿年历史，是地球原始的骨干。我们在其顶峰上站了一会儿，眺望远处的农地和灌木、18英里开外佛瑞德瑞克堡古迹，以及石灰石构成的爱德华兹高原。我们可以看到远方的公路和蜿蜒曲折的乡间小路，在我们刚骑自行车经过的路边，处处是蓝钟花、野罂粟和其他野花。我们可以看到辽阔的得州山坡地，天知道我们花了多大的力气。这一大块花岗岩跨断层之上，是否蕴藏着电磁线呢？花岗岩主要是由石英构成，而魔岩上布满了粉红色的钾微斜长石、粉白的钠钙长石、如玻璃一般的灰石英，和黑色云母的斑纹。10亿年前，这块圆丘原是熔岩，由两万七千米深的地下迸爆冒出地表，谁知道它曾创造出何等的力场，或为何我的经期开始于峰顶呢？

圣地之所以神圣，可能是因为它古老或曾显现圣迹。在狂风大作的巴塔哥尼亚野地里立了供奉可口可乐瓶的神龛，这是献给马里亚（Mary Magdalen，耶稣门徒，耶稣曾为之驱逐七恶鬼）的神龛。原来早在汽车发明的年代之前，曾有疲惫的旅人在口渴难耐之际，发现了一瓶装满水的可乐瓶，因而得救。如今这里已经成了一条道路，驾驶人常停下来祈祷一番，奉献一瓶水后再离去。

许多神圣的地点都是崇拜的场所：教堂、寺庙、神龛，也有些圣地是因强烈的灵魂感召而知名，诸如宇宙力量的集中地，如石柱阵或查考峡谷（Chaco Canyon）等古代观察星象之地。还有一些圣地是埋骨之所，如金字塔。35000年随克罗马侬人而葬的花朵说明了早期的人类已经有丧葬仪式。在印度，恒河是往生者骨灰安息之所，虽然这样做会危害居民的健康。除了以上这些地点之外，还有神圣的泉水和草地，人们在其上欢庆日出或夏冬至日；有圣山或圣石，供人接纳梦想或献祭牺牲；有温泉、蒸气浴室、施洗的胜地或浴场，供人举行涤净和更新的仪式；还有神圣的岩雕、白牝马的雕刻、石雕的阳具图像，和其他求子的地点；有瀑布也有树林。有些地方，如南达科他州黑坡的熊岗，人们为了追求异象而造访；也有些地方宏伟辽阔，甚至绵延数百英里，唯有从空中才能看出其间的玄机，其中最知名的就是秘鲁的纳兹卡（Nazca）线纹，横跨数十英里，描绘了蜘蛛、蛇和形形色色各类动物的图案［冯·丹尼金（Erich von Daniken）认为这些图是外星生物造访地球时自娱所绘］。俄亥俄州大蛇冢有世上最大的蛇雕像，巨蛇由冢的一端蜿蜒至另一端，人类学者认为它可能和日蚀有所关联。此地并未埋葬尸骨，图案由地面上看亦不明显。科罗拉多河沿岸许多庞大的万年土堤也有同样的情况。为什么古代的人类会有这样的建筑物？我们只能做出猜测。人类崇拜神明，因此这些巨大的工事一定是以神的视野为标准，历经多年苦心建构而成。我们小时候，父母的世界总是高高在上，他们是警告、赞美、教导、哺喂和评断我们的权威人士，也难怪我们会以为诸神高踞在山巅或天空之上。大部分的部族都有太阳、月亮和星星的神话，裘若基族（印第安人）甚至传说他们的部族源自昴宿七星。

另外还有一些自然奇景，因为它们魅惑吸引，引出人心中最深沉的敬畏之情，因而神圣。其实所谓的神圣未必仅限于宗教意味的事物，奥托就曾感慨如今“神圣”一词的用法和古人大相径庭。在我们眼里，神圣似乎意味着好的美德，并隐射宗教和道德准则。然而神圣其实不但包含了光明，也蕴藏了黑暗，不但有惊奇，亦藏有恐惧，而且无关宗教，而是人在某个特殊地点所体验到的强大力量。这样的地点在我们心里引发不同的知觉状态，使意识转换到更深入的性灵境界，获得更敏感的刺激和更强烈的情感。我们的感官更加敏锐，世界更清澄、更明澈、更纤毫毕露，让人觉得自己是更辽阔整体的一部分，深戏于是发生。圣地使人突然弹跃至这崇高的状态，唤醒了自我在宇宙间的知觉，点燃了至乐的火焰。神圣的观念早在人类建立宗教之前就已经出现，这是人对神秘奥妙、浩瀚无垠、无从抗拒、让人又敬又畏的宇宙与生俱来的反应。奥托说：

这种感觉有时如轻柔的潮水扫过心灵，让我们感受到最深沉崇拜的平静祥和。它可能波澜不惊地提升你的灵魂，在你性灵深处荡漾回响，直到最后慢慢消失，灵魂也回复到日常世俗而非宗教的状态；它也可能在你的灵魂深处引爆痉挛与抽搐，或是带来最奇特的刺激，达到心荡神驰的迷醉境地；它可能以狂野如恶魔般的形式出现，让人陷入极度的恐怖和颤抖；也可能发展为真善美的事物。它可能让人目瞪口呆，是生物面对高踞万物之上难以言传的奥秘时由衷感受的谦卑。

神圣之不寻常、超脱俗世，正是它魅力之所在。到哪里去追求神圣彰显？异域是最佳地点。自然主义者缪尔（John Muir）常描述他在旷野里感受到的狂喜。有一次他在优胜美地（Yosemite，美国加州北部一座国家公园）遇到暴风雨，于是他爬上树，被风雨吹得东摇西摆，却感觉到莫名的悸动：

我从没有体验过如此崇高的快乐欣喜。纤细的树枝在狂风暴雨中飒飒作响，左弯右转，一次又一次，画着难以形容的横直圈圈，我则紧抱着树枝，就像芦苇上的长刺歌雀。

画家透纳也喜欢体验自然的力量。他曾把自己绑在船桅上，在狂风暴雨中横渡海洋，再把这样的体验用狂乱的笔触和强烈的色调呈现在画布上。范德波斯特（Laurens van der Post）曾在穿越西伯利亚的火车上看到车窗外一望无垠的田野和天空，他写道：“我自忖平生从没见过这么广阔的天空和大地。”他尤其赞叹那“由黑暗中移向沉睡城市的庞大雨云，在断断续续的闪电下，仿佛传说中的天鹅拍着咝咝作响的火翼朝我们而来”。和他同在火车上欣赏远方夏日闪电的俄国朋友告诉他，俄文以“zarnitsa”来描述他们所体验到的感受。萨利许族（印第安人）把这种状态形容为“skalalitude”，拉科塔印第安人则以“skanagoah”这样的字眼描述“人在深林中体验到的静止、触电般的知觉”。心理学大师荣格在乞力马扎罗山上感到天人合一的狂喜境地，摆脱了时空，宇宙间唯有自我，这种对自己力量的信念不但非关自私自负，而且充满虔敬、包容万物、创造力丰富：

我站在东非平原的山坡上，见到上千兽群在宁静祥和中吃草，就在这原始的世界之下，一如不可尽数多少世代以来那般。我觉得自己仿佛是第一个知道这一切的人，第一个明白这一切的生物。我周遭的一切依然维持着太古的寂静，但对此却不自知。就在我领悟的此时世界诞生，若非此刻，它将永不存在。

正如荣格的体验一般，有些景物让我们敬畏惊叹，本能地触动我们超验的心灵。例如每年有数百万人拥向某一大自然奇观，不论文化、语言，或宗教信仰，都会在欣赏奇观之后产生类似的情感。我亦曾被吸引前往该处，感受到同样敬畏崇仰之心，有一日我决心深入这个迷宫深处，一探究竟。

* * *

越过其边缘，在视觉上的惊险刺激无可比拟，你突然由平原陷入无底深渊，体验到无尽的变化和琳琅满目的色彩。在同一瞬间落入岩石丛中，却又冲向险峭的缝隙，仅差毫发之距滑过危岩，猝然落入更深之处，探索科罗拉多河的蜿蜒河道，又朝孤冈急升而上，左转右摆，在纠缠的岩石阵中寻路向前，穿过雅致又宏伟的景色。谁能衡量它？我们是这迷阵中唯一实存的生物。一端的圆石灰岩曲折化为箭头似的边缘，在半碎的树底消失，暴露在外的树根捕捉了阳光，形成一槛虹光。

回到陆地，我由瞭望台开始徒步探索大峡谷，沿着山水交界处前行。大峡谷带给我们五光十色的感官刺激，在所有的公园之中数一数二，而且就最严格的定义来说，它也是游乐场。圣地就是深戏者的游乐场，或者也可以说，只要能让人因达到深戏状态而如痴如醉，那么这样的游乐场就神圣起来了。不论如何，这两种情况都得遵守特别的规则，所谓的规则可能是伦敦板球场的板球规则，也可能是性灵或宗教上的仪式。一如其他游戏，这样的游戏也必须有秘密的气氛，在你全心投入游戏之时，时光已经退却，整个宇宙也化为这一方之地，你只感到和谐、有意义。社会的法则已经让位给更崇高更迫切的法则，这一切都发生在时空所限的地点，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却又摆脱了日常生活。圣地是游乐场，是人亢奋时的临时家园，任我们在户外的心灵学校中找到喜乐。

陶醉在辽阔多变景色中的我，由三角测量的一点徒步走到另一点，找到波士顿科学博物馆和《国家地理》杂志探险队多年前所设九十个铜制测量圆板中的两个。我独自坐在凌空突出的底座上，聆听浩瀚的沉寂，我的心也在神奇的想法上流连不去。这个峡谷可以说是其他奇迹的试金石，展现了冲蚀的瑰奇杰作，而冲蚀正是创造风景的伟大推手；五个地质年代一个接一个地向上堆积；生命的演化可以由化石记录及科罗拉多河水（水色由深绿至艳红，甚至乳蓝）的滔滔奔流中观察。这个峡谷固然宏伟（长217英里），却也是世界的缩影：七种环境［由索诺拉（墨西哥西北一省）型气候到北极圈］，由沙漠的不毛之地，到春天般的丰润茂盛。这是美国最壮阔的旅游胜地，虽然许多人探索其间，它却依然是谜一般的存在，依然掀起我们热烈的反应。

在由比例统御的世界里，眼睛捕捉片刻的时光，消化之后，再捕捉另一刻，然而如今你的度量衡已丧失，不论是视觉上的、心灵上的，甚或是情感上的。要是你的唇在见识尼亚加拉瀑布奇景之际，会发出无声“哇！”的惊叹，那么你的心在探索它最古老的居所时，又该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心是自己最豪华的牢狱，在大自然中，很少有人会面对如此不可思议的牢狱，我们怎能解释这个星球上竟会有如此庞大宏伟却又错综复杂的虚空？并非沙漠或极地那般平坦、伸展而干净利落的虚空，而是有深度的虚空。你无从丈量，除非有幸能一眼见到峡谷底部移动的黑点骡子和主人，即使如此，它也是迷宫的一部分，是方向和比例的迷宫，是三维空间的迷宫。

在浪漫主义重新探索大自然不均衡的美之前，人们总觉得大自然丑恶不堪。19世纪初的作家认为这个峡谷离奇古怪，不但危险障碍重重，还充满嗜血的印第安人，根本是罪恶的渊薮。斯宾塞称之为“恐怖！悲哀！静寂！死亡！混沌！……是大自然的昏聩”，另一名作家则称之为“世界之墓”。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其他小规模的战争，惨遭所有暴行的摧残后，世上再也找不到恐怖、悲哀、死亡、混沌的大自然作品，人类已经永远地成为这些特色的化身。如今这个峡谷成了相反的代表：是圣堂圣殿、宁静平和的标志，是一片天真无邪的景观。

1540年卡德纳斯（Cárdenas）探险队为白人世界发现了这个峡谷，当时还不觉得有命名的必要。接下来300年，人们每次提到这个鬼斧神工的峡谷，都得用整个词组或句子来形容它。一直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家才用“大峡谷”或“科罗拉多大峡谷”来描述它，仿佛它是单一一个峡谷似的，其实这里不止一个峡谷，而是上千个峡谷，上千个山峡和孤山，相互交流、沉默、明亮、变化多端，全都因为一条河贯穿其间，仿佛是由同一个心思连接起来的。

在峡谷冗长的岩石独白中，交叠的光线在岩穴上缓缓爬动，燕子穿梭飞舞，两侧衬着白色的山峦。唯有空气在山峡中流动，传出呼啸之声，偶尔直升机的回转打破了静寂缄默。有时候传来一阵炉火爆裂的声响：原来是鸟儿拍翅起飞。造访这边缘之境的旅客不计其数，难以用笔墨记载他们各种各样的方言和体形，他们带着形形色色的望远镜，寻觅峡谷内的小径、骡子和其他人的踪迹。每一个游客都很明显地执着于想使这个峡谷人性化，他们手持望远镜，化身为演化剧的一部分。若我们无法逆转时光，至少可以钻进时光之流，攀附在沙漠、红砂岩台地和西黄松之上，陡然滑进梦境之中，穿透一层又一层的地质时间。

在我们一眼望向大峡谷时，心里不由自主产生宏伟壮丽的印象。究竟什么是“宏伟壮丽”？我们又为什么会把这个观念和这样的景物联想在一起？难道这只是将渺小的人类和庞大的岩石结构体相比较的结果？我们所见最大的岩石就是月亮，许多文学作品和歌曲都以它为主题流传人世，然而从没有伟大的文学作品以大峡谷为题，因为它就像宇宙和大自然的杰作一样，难以形容，无从言喻。这是迷宫的极致，不但庞大而且神秘，曲径和死巷迂回其间，摆成迷魂阵，让我们成了欣赏工程之美成瘾的建筑师，看到如此完整、巨大、无从模仿的精巧杰作，远非我们能力所及，怎能不感慨谦卑？缪尔1896年初次看到大峡谷时说：“人类以最美的大理石做雕刻素材，而大自然却以尘土、灰烬、沉淀物做出巧夺天工的神奇作品——角楼、塔、金字塔、城堡，全都由这峡谷中的峡谷拔地而起，无声地由平坦的高原中切割分离。”

更重要的是，峡谷如此漠然，既不仁慈，亦不怜悯我们的存在，即使是罪犯的心灵都没这么难解。人生如寄，我们只是过客，然而或许是出于寂寞，我们总情不自禁赋予非生物以意识——如洋娃娃、汽车、计算机，只是在面对如大峡谷这般无情的天地时，却难以发挥出如此的移情作用。大峡谷美丽宏伟，不但启发我们的灵感，也安慰我的心灵，但它亦是人由生至死所面对的绝对而倔强的“他者”，和我们的生命形成强烈的对比。

或许这也就是为什么游客在大峡谷之前，会以长久的停顿响应，他们抬着眉毛，好像在分析它，接着是一阵静默，他们坐下来审视它——这庞大难解的地形，既让人谦卑，又使人忘形，直到最后，他们的游览车要开了。光线昏暗，在碧蓝的天空和更蓝的岩石轮廓之间，只留下如缕般细细的残影。

意识是物体的伟大诗篇，而大峡谷则是恰恰相反的极端。在这所有岩石的漠然之中，似乎又有什么提醒我们，我们何其幸运，能够亲见大自然的奇迹。

在大峡谷南缘，透过铜质的观景筒，这片风景有了绝对的意义。把无镜片的观景筒插入标有“战船”的细孔，就可以在岩石上看到战船的影像。其他的景点多是庙宇：维斯奴庙、伍坦宝座、左洛斯特寺、布拉哈玛庙、佛陀寺、拉塔、契奥普斯金字塔、奥赛里斯庙、湿婆庙、艾西斯寺等。其中最高最险的山冈被称为“史努比”，因为大家说它最像史努比躺在狗屋上。我对这样描述景物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为什么用比原物渺小甚且微不足道的景物，来描述一个宏伟的地点？为什么用流行文化的图像来降低它的格调？难道来访的游客非得驯服它才能欣赏它吗？

大峡谷无可比拟，那正是它之所以神奇之处。

这些凸起的孤山被取了种种寺庙的名称，这是鲍威尔（John Wesley Powell，美国地质学者）在1860年所为。对北美原住民而言，大峡谷的确是圣地。启发我们的诸神既已远去，我们对庙宇却恋恋不舍。我们已把诸神移到远之又远处，离开地球，进入太阳系，在银河之上，大霹雳之外。然而许久以前，诸神原是我们的邻居，住在河谷对岸凡人无从逾越的山上，他们的言谈举止和欲望都明白清楚，他们是我们的密友。

如今在大峡谷旁霍皮族印第安人的台地上，在远比记忆还古老的仪式中，人们依然穿着打扮一如克奇纳神（霍皮族的雨神），以表现主义式的装饰重现他们世界的元素。雨神主管流星、玉米和水汽。在冬天，雨神住在高达12000英尺的亨弗瑞峰上，而在农作物生长的季节，他们则下降凡间。按传统霍皮族会到大峡谷来举行仪式，他们认为小科罗拉多河岸是人类初入这个世界的地点。其实宗教研究和大自然的奇迹充斥着整个大峡谷，就在弗莱格史塔夫北的火山是美国最大的火山，飞越其上，可以看到岩浆黑爪停步冷却之处。日正当中的乱流使我们想起大峡谷初创时，甚至早在大霹雳混沌之际的骚动。1930年，天文学家在弗莱格史塔夫上的罗威尔天文台初次看到冥王星。在亚利桑那州十数个天文台上，学者们仰望星空，而就在左近，数以百万计的观光客却俯瞰峡谷。

若没有错综复杂的光线，就没有我们现在所见的峡谷——精致微妙、蜿蜒曲折，峡谷捕捉光线，在光线中呈现自己：光的骑士穿过科罗拉多河喷溅的水沫；宛如焦糖糖浆的光线倾倒在土尘满布的孤冈上，衬着小苗绿叶几乎呈荧光的光线。在峡谷最陡峭之处，阳光只能在正午时分穿透，瞬间即逝，其余是一片黑暗。在半黑暗和一片静寂中，神秘主义开始酝酿。像广阔的圣殿一般，大峡谷黑暗的残迹、日出颤抖的弧拱和光波流动的林间空地，都使人越发悸动震颤。

这样强烈的情感太贴近生命的体验，让人无从消化理解，我们只好用熟悉、时髦或古早的名字来整理记录。就仿佛意识心灵涌入种种思想，静静地陈列在我们眼前，即使能够一一归纳为石灰石和化石的地层，依然奥秘难解，依然丰富广阔，依然超凡脱俗，也依然是俗世之最。

道格拉斯杉由上下左右四面八方出现，它们的历史比岩石还长久，其中许多左扭右折，曾遭闪电的枝干依然绿叶丛丛。高达百英尺的北美白杨每天都可能消耗五十加仑以上的水。大峡谷中共有松鼠及千种花鸟（有些已经几近灭绝），还有无数的水獭、臭鼬、海狸、节尾浣熊、鹿、刺猬、地鼠、花栗鼠、田鼠和野驴。在内峡谷深处的低地沙漠中，唯有霸王仙人掌能忍受高温和罕有的冰雹。造成大峡谷的并非是大规模的销蚀作用，而是微小植物和溪流每天的消耗，这让我们再一次体会到铁杵磨成绣花针的道理。由边缘至底部，大峡谷透露了过去20亿年的地质历史，因此预示了我们全都参与的演化和腐化。

然而大峡谷也说明了亘古磐石的存在，在千变万化难以捉摸的知觉世界之外，再度呈现了恒久不变的地貌。相较之下，大峡谷坚实而永恒，它会耐心等待你理出思绪。我们心灵中渴望超自然的那一部分，也渴望着自然的这种让人生畏的景观。

夜幕低垂，我飞回凤凰城，四下并无峡谷，只有天上黑暗的星空和地下黑暗的荒野。峡谷就像幻象一般消失了，因缺乏光线而完全隐没，就像数千年来一样不为人眼所见，让你疑惑在我们知觉的阴影之下，还有什么秘密在隐藏。飞机在沙漠上空常见的乱流中摇摆，我们也由灯光汇聚的一个都市飞到另一个都市，拾路返家，由这样的高度我们可以觉知人类居住的模式，围绕山边七层的光线，显示了人们一拨拨地聚集，有些路蜿蜒闪避，有些路则向前延伸。除了沿着山脊的平行光线之外，人们似乎全都聚居在城里，相依相傍，留下大片空地。机身下厚沉的沙漠，一片黑暗长达数英里，无半盏人类的灯光，让我痴迷。在魔咒之后我恍恍惚惚望向天空，惊见地平线闪烁着光点：这是凤凰城，好一片天幕华盖。在那浩瀚无垠当中，因深戏而着迷的人将丧失一切的时间感，越来越紧张，感受到狂喜。在莫名的激情之下，可能有艺术家收拾打包，打算展开伟大的朝圣之旅——不论是性灵还是实际上的。

* * *

画家高更的朝圣之旅，是走过心灵的玻利尼西亚。他的笔记热切丰富，记载了对于这个原始真实社会的种种严肃想法，也记录了大胆的新计划和有趣的想象。他在驶入创造力的汪洋之后，瞥见了南海岛（South Sea Islands）中的绿洲，这是添补创意的源泉，也是他私人的伊甸园。赴这些群岛游历，不但还了神圣的愿望，也让永不止息的迷恋陷得更深。他展开朝圣之旅，摆脱了原本熟悉的世界，放弃了朋友和家庭，航向迷离之乡，接受全然不同的人生。这样的旅程往往包括性灵的追求、自我了解的欲望和天人合一的感受。不过如马斯洛在《宗教、价值和极峰体验》（Religions, Values
, and Peak Experiences
）中提醒我们的：

真正的神秘主义者——禅宗僧侣教诲我们：平凡中见神圣，在日常生活之中，在我们的邻居朋友和家人身上，在自家后院，就可见到神圣，而旅行只是我们逃避神圣的一种方法。然而我们却常常忘却这样的教训。我们向四处八方追求奇迹，其实这正是无知的表现，因为万事万物都是神奇。

然而一般人依然对这样的朝圣之旅恋恋不舍，就如高更一样，在出发前已经在心里筹划了好几百遍，预演所有的过程，滑入原住民的心灵世界，把目的地想成天堂，期盼旅程尽头将会体验到的狂喜。这样的朝圣之旅或许有点艰辛（如赴马克萨斯群岛），也可能冗长复杂（如驾着小艇横渡太平洋）。游戏场或许因传说和距离而越发光彩夺目，然而也可能是私密的，是心灵独自的想象。它可能已经开化，有如自宅一般舒适，但也可能是遥远的异域，充满了暴力，前途茫茫。我们的焦点聚焦增强。你可能骑骆驼或乘飞机作为旅行工具，也可能像高更一样，筹备多年，航过人们一无所知的海洋，只为寻觅完美之乡，抵达深戏之始。

1891年6月1日，43岁的高更孑然一身抵达了沙漏形状的塔希提岛。他放弃了穿西装打领带的银行家生涯，抛妻弃子，全身心投入自己刚萌芽的艺术，他期待这样的艺术能够“原始狂野地成长”。他并不知道自己竟会成为塔希提最出名的代言人，也没料到自己会将终生奉献给绘画或是捍卫塔希提人的权利。身为理想主义者、神秘主义者的他坚信鲁索的想法，认为未经文明污染的人类可以把自己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因而他自称是“儿童和野蛮人”，渴望“逃到南海岛上，在狂喜与平和中生活”，尤其是狂喜。音乐可以直接表达情感，高更也希望用色彩和形状这些抽象的元素达到相同的目的。顶着热带的烈日，他在画布上绘出丰富原始的景物。他画出各种年龄的女人，同时在塔希提女性身上发现“依然能够优美地裸体行走，保存所有动物美”的夏娃，他解释道，她们的唇上“挂着讽刺的微笑”，一如他画作中描绘的诸多女性，“如谜般地望着我们”。

在一般人心目中，塔希提宛若世界之巅，是位于热带的目的地，而非出发点。但高更却不以塔希提为足，随着他对玻利尼西亚本身的着迷加深，他也寻觅人迹更少、更与世隔绝的岛屿。据他的解释，是因为这些地方比较便宜，仿佛他不断地寻觅生活最便宜的地点，食物几乎是免费的。或许他曾用资本主义社会的商用语言来解释这样的执迷，但这种追寻极端不消费的结果，到某个程度就会步向天堂或死亡，而他在马克萨斯群岛得到这两者。马克萨斯群岛是塔希提东北约740英里的火山群岛，由一圈十二座险峭的火山岛构成，群岛与世隔绝，远比其他任何群岛离大陆都远——在夏威夷东南2500英里，秘鲁以西3500英里。马克萨斯群岛成为法属波利尼西亚的一部分纯属意外，原本美国海军军官已经在1813年宣布该地为美国所属，但当时的美国总统麦迪逊缺乏热带想象力，表示并不需要这个群岛，于是法国人在1842年宣布此地为法国所有。高更在世最后的日子就在此地度过，摆脱西方社会的最后丝缕，在狂喜心醉之中，在琥珀色的太阳下作画。

玻利尼西亚人究竟从哪里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谜。这些群岛又小又遥远，而太平洋却远比地球上所有陆地结合在一起还辽阔。欧洲人初见太平洋时，它全数一万多个岛屿都已经由既无科技又无书写历史的航海人发现。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花了十二年探索玻利尼西亚如珠似玉的岛屿，他细心观察当地原住民，任命画家记录他们的习俗，最后发现即使远在夏威夷和马克萨斯那般遥远的群岛，岛民的语言相似，舞蹈亦相同，艺术品中有同样的花色图案，并且也有相同的宗教神话。这些岛民究竟来自何方？强风和水流由东向西疾涌，因此有的理论说他们是由南美洲漂流而来。1947年，哈耶达尔（Thor Heyerdahl）决心证明这个理论，他率五名水手乘木筏由南美下水，经九十三天的航行，终于见到了土阿莫土群岛（Tuamotos），证实南美洲和玻利尼西亚之间的漂流航渡理论上是可能的。

然而这种说法和库克船长的直觉相反，库克船长认为，玻利尼西亚人长于航海，应可逆风逆潮流行驶，他们可能是来自亚洲。他曾和亲自航行各小岛、横渡数百英里的水手谈话。

学者如今已经证明，库克船长的看法是正确的。3000年前，曾有早期人类由新几内亚附近玻利尼西亚群岛东部的俾斯麦群岛出发航海，到基督出现的时代，他们朝东航及塔希提和马克萨斯群岛。这些人钓鱼、农作、养猪饲鸡维生，而且以此为基地，南向新西兰，东向复活节岛，北朝夏威夷，进行更雄心勃勃的旅程。他们用面包树雕成庞大的独木舟，用棕榈叶编成帆，并以椰子纤维制绳，把独木舟联结在一起。他们将面包树浆加热，涂在接合处以防水，还把全家人、所有的家畜和财物都带上独木舟。考古学者已经在玻利尼西亚岛上找到黑曜石、亮粉（可用来彩饰身体）和燧石，这些都不是岛上的原生物，而可以在新几内亚附近的岛上找到。对古代的航海家而言，这样的旅程是多么恐怖却又充满吸引力。抛弃所知所爱的一切，把命运交付在神的手里，一心认定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力量勇气必能战胜死亡，然而在这同时，他们一定也觉得欣喜若狂，在快活的欢呼和虔诚的祈祷声里起航。他们的“珠穆朗玛峰”不是垂直而是水平的。如今独自横渡大西洋的水手在无线电和各式航行工具的辅助下，早已经知道在遥远海岸那端是什么景象，而且还因这样的壮举获得奖赏，然而古代的航海家却直接驶向未知，拿所有的一切来做赌注。

我们很难想象在远到4000英里的开阔海洋上竟有如此宏伟史诗似的旅程。玻利尼西亚的航海人怎样在太平洋的惊涛骇浪中找到自己的路？这个奥秘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未获解答。航海的秘密细节是神圣的，由航海者的氏族小心地保存，而在玻利尼西亚人中，航海家的地位仅次于国王，每一个岛都有航海家。如今我们方知他们是靠着对海洋、气候、鸟类和海中生物丰富的知识，才能完成该壮举的。

在这个求生存的游戏中，技巧只能教给少数几个幸运儿，他们如读圣经一般阅读海洋，启蒙伴随着神话、宗教仪式和追寻未知的兴奋。现代人总以为无线电波和电视信号传送了许多信息，但对玻利尼西亚人而言，蔚海碧波亦蕴含了丰富的信息。岛屿、珊瑚礁、环礁和海峡四周的波浪各有不同的模式，在台风之前，波浪也会有所改变。不论是巨浪、起伏波，抑或是漩涡、卷浪，都塑造出小岛详细的地图，只是眼睛看不出来罢了。水波在海岸上流动，回应每一种地形，再把这些特点传送到海上，航海人就学习这些讯息。夜里，发着荧光的海洋生物映照出漩涡的位置，拍岸回卷的波浪轻触着小舟，仿佛雷达波似的。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东西可供指引，航海家了解这一切，就如维京人和腓尼基人一样，他们知道陆鸟在一年的某些时候，总会朝某个特定的方向飞翔移栖，而本地鸟如塘鹅和海鹅，则会在近黄昏结束觅食之后，返回岛上的窝巢，因此只要仔细观察，自会有无数讯息。航海家也常在船上养军舰鸟，只要放出来，它们就会直朝陆地方向飞去；有时候船上甚至带着猪，因为它们可以在远处就嗅出陆地的气味。地势高的岛屿上经常有云，就像烟囱在风中冒烟似的。海洋水色可以透露出许多玄机，诸如水的深度或是和陆地的距离，洋流的温度显现出许多秘密。天空上广大的天文馆亦能说明航海家的位置、时间和方向。他们牢记数百颗明星，也知道哪个季节在哪个岛附近会出现哪一颗星。南十字星的动向他们了如指掌，鱼群亦透露出许多讯息。许多深海生物——鲸、飞鱼、鲨鱼等都可观察推敲，很少离开沿岸穴窟的本地鱼群，亦可传送奥妙情报。

1976年，居住在萨塔瓦小岛上、仅存的少数几位玻利尼西亚航海家之一——皮亚隆，驾着古舟的复制品向全世界说明他如何能在汪洋上独自航行2500英里。他解释，他是以星星为罗盘，把三十二堆珊瑚排成一圈，接着详记每颗星星的起落点，他也可以借助波浪的复杂地图，区分出八种浪头。在塔希提和夏威夷的这段航程中，共有十七名船员和重达六吨的补给，一切都按古法来办。皮亚隆证明了即使在夜里或雾里，技巧精湛的驾驶人虽然无法见到大浪，依然能凭着感觉确定航道，这可能就是人们古早以前来到这些群岛的源起。

在希瓦奥岛上的奥图纳湾，拾级而上可以看到一块小小的墓地，两旁花木扶疏。这正是高更的墓园，它俯瞰着海滨，泊锚的船和远方的山峦，墓地前方的赤素馨开满一树白、黄的花朵，根已经深扎在墓里。赭红的墓碑形如斜倚的人形，两膝之间抱着一块圆石，上刻“高更，1903”字样，并涂上粉红色。在石头一旁赤素馨树下，则是高更所雕塑像的复制品：一名屈膝的妇女，脚旁还有一只狗。岛民说，这两者的骸骨也埋在高更的墓里。光是这则传说就足以让高更花花公子的名声永垂不朽。他和许多不同龄的女人交往，甚至连最后的伴侣都不知是谁。虽然此地野风凛冽、孤单寂寞，但亦平静安宁，四面八方都是美景。这些景物驶过他的记忆，珍藏在画布的游戏场上，高更一定会喜欢这样的地方。我最喜欢的一个游戏就是用其他人的眼光来看世界，高更的、库克船长的、古代航海人的，然而追随深戏者的旅程——在他的画布上、日记里，沿着他所探索的海岸，使你对他所爱的事物（而非他本身）有更多了解：水波上颤动的光影，山峦大地，文化晕染的色调，以及性灵的升华。

希腊诗人塞费瑞斯（George Seferis）写道：“毗连的山峰是相互紧抱的躯体，它们不断延续，成就了你。海洋亦然，神奇的事物突然地发生。这样的启发实在难以用更好的方式形容。在此之后，你是不是人已经无足轻重，也可以说，这个人不再是你，只是在那里。若果你能，就能达到天人合一，就能做出神圣的行为。在此刻，快乐与否再无意义，而成了在他处发生的一种挣扎。”对高更而言，绘画、朝圣和热情的冗长游戏已经结束。在他展开和玻利尼西亚的热恋九年之后，也就是1903年逝世的前两年，他迁至奥图纳湾，曾这么描述自己最后的家：“在此地的孤独中，我很满足。”

高更是个深戏者，对他而言，艺术和冒险融合为一。其他的深戏者可能是找寻刺激的人、探险家、发现者，甚至是轻若鸿毛却追寻上述元素的个人。

第四章

深入绝境

这些游戏将要我的命；这毁灭和破坏，否则就是救赎……削减到光裸骨骸，到那美丽而恐怖核心的游戏。

——舒提斯（Rob Schultheis）

《骨骸游戏》（Bone Games
）

我们立于绝壁边缘，探头望向深渊——只觉得天旋地转。我们头一个反应，就是退缩逃避，远离危险。不可理解地，我们仍留在原地。

——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乖张顽童》（The Imp of the Perverse
）

深戏的原义：深入誓约、危险和迷恋的世界，眼前也有许多例子。如1996年，就有300人受它的吸引到珠穆朗玛峰基地营，其中许多人攀爬至8000多米高的“绝境”，有些人攀上山巅，有些人则退回原地，而旁观的全世界只觉得迷惑不解。8000多米高的珠穆朗玛峰是地球最高点，是最接近天国或外层空间的地点，它深入喷射气流，身后永远有白色的飞行云，想到这点，不禁令人心惊。试着想象人们在高速气流里蹒跚前行的样子，有助于理解这样的攀登是多么危险。虽然有这些令人丧气的死亡事件，但这个登山季却有更多的人报名登顶，每人支付七万美元的费用，心知四个人中就会有一人死亡，就算幸存，也可能因冻伤而少了鼻子、掉了耳朵，或是失去双手，一辈子都面临伤心的回忆和恐怖的梦魇。即使他们全身而退，未来的世界也将在登峰造极的丰功伟业对照之下，显得平淡无奇。毛骨悚然的震颤本就是由平凡始，以平凡终。

登山的语汇和心理学的语汇交互为用，或许并非偶然。攀爬珠峰原本就意味着你实现某种成就，这种惊险的生活让人坐立难安，证明你绝非懦夫、懒惰虫、胆小鬼。在三维空间的死亡拼图里找路，绝没有人能说你怯懦。爬上地球的最高点，人们必得仰望你，于是你成了赢家，是山之王，崇高伟大，是所有人们用以形容人类伟大的陈词滥调所描述的那般雄奇。毕竟我们延续了直向的传承——灵长目生物的老祖宗蹿上树梢，居高临下，以求安全，以利决策，即使经过数千数万年，即使我们已经安居，进入文明，依然遵循着这些本能。老教条不可能有新变化，因此我们建造摩天大楼、高塔和宝塔式建筑，因此我们对阶层组织迷恋不已——谁在谁上面，居高临下俯视谁。我们依然爱在高台上欣赏生命的歌剧。我们攀爬企业阶梯，为求高位而战斗。若你能登峰造极，就能睥睨四方，主宰一切。因此吸引人们攀爬珠峰的，或许只是一种本能的呼唤，是身心渴盼的滋补灵药。为抛却生死的攀登做准备，能够让漫无头绪的生命重新找到重心和方向。然而我们也必须了解，这些山友其实也殚精竭虑在做一场公开表演。私下和公开的深戏，其间有所区别。攀爬珠峰的人并不沉默，他们设法使这样的行为成为对话，因此希拉里爵士（Sir Edmund Hillary，新西兰登山运动员、南极探险家，与尼泊尔登山家丹增一起于1953年最先登上珠峰）的肖像才会登上新西兰五元币钞。

讽刺的是，许多运动员并非将运动视为游戏，而是工作。虽然一开始吸引他们投身这项运动的是性灵上的感动，但除去了自愿、自动自发、轻松快活、形而上的本质，游戏就变成纯商业的行为。古特曼（A. Guttman）说：“运动并非逃避工作世界的方法，而是在结构和功能上，都堪与工作世界相比拟的另一个世界……倒霉的运动员和观众全都被它吸引到另一个工作世界里，后一个世界比前一个更威权、更压抑，且更没有意义。”研究显示，若人因自己所爱做的事获得报酬，那么这事的趣味就会减去几分。克利须那在福者之歌（Bhagavad Gita，印度教经典《摩诃婆罗多》的一部分）中忠告我们，不要做为酬劳而行动的人。因为快乐在于行动的过程。把游戏变成工作，往往就会毁了其中的乐趣。另一方面，运动也有相当强烈的结党成派倾向，使得运动的目的错综复杂，有时甚至会造成集体暴力或歇斯底里的情况，例如足球赛引爆战事的案例。

数年前，我打算写一本关于足坛的小说，因为我对那种仪式性的暴力和游戏很感兴趣。为了要亲身体验这样的气氛，我当了一年的足球记者，每到周末，我就到新泽西巨人球场观赏纽约宇宙队的比赛，宇宙队世界级的球星如林，能看到他们施展绝技，实在是三生有幸。然而虽然每一名球员单打独斗的功夫一流，但却各持不同的足球语言，因此有时未必能够获胜。他们每一个都有独特的风格，自有其文化和个性，而风格不就是以各种方式呈现自己吗？我永远忘不了球星比利的告别赛。他站在球场当中，4万名泪眼婆娑的热情球迷环绕在他身畔，他的声音透过扩音器回荡，仿佛是空谷回音，他说：“跟着我说：爱……爱……爱……爱……爱……爱。”

我和足球的关系是深戏，但我曾见过许多球员对球赛抱持的是公事公办的冷静态度。业余运动员和球迷经常会有忘情狂喜的表现，我们忘记“业余”这个词就意味着“情人”。古时候运动是宗教节庆的一部分，是神圣的事件，带有宇宙的意涵。如今一切都变了，唯有奥运还一如往常，和政治搅和在一起。

现代大部分的人既不以运动为业，也并非热忱的业余运动者，他们只想借着运动达到某种实际的目标。人们在游戏中工作，在他们“禁欲至上”的想法中，把游戏当作毫无效率、浪费时间的活动。最近的调查显示，一般人平均每周只有16小时休闲时间，在时间越来越少、要务越来越多的世界里，我们玩不起——除非它能达到某些目的。

这样的态度在运动杂志上俯拾皆是，杂志中充斥着各种教你如何更有竞争力的文章，形形色色的广告都在吹嘘他们的产品能使你更强健、更有男子气概。下面就是自由车杂志上一个典型的例子：一幅全页广告中，一个男人头下脚上站在滑雪板上，在岩石和雪地的背景下，跃起空中20英尺。照片上的大标题写着：

现在就买先锋牌汽车音响

在照片下则有另一行标题：

因为不知道哪一天你会死亡

接下来我们看到另一则广告：“是你口袋里的那五十张激光唱片，还是你，因看到我而欣喜？”最后终于看到描述它所推销的激光唱盘，但广告词只提它的力量、音量和风行的程度，对音乐究竟听来如何，却是只字不提，或许音乐欣赏并不是重点。另一张全页广告则有一名自行车选手在空荡荡的公路上朝镜头飞驰而来，他的双眼紧盯前方，让我不禁想起朋友和我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碰到的一名自行车店员。我们特地由老远飞到当地，由机场搭出租车到市区的自行车店，租了自行车之后，问店员该怎么走才能遍览当地最美的风光。

“我们该朝东还是朝南？”我们问店员，后者似乎对这个问题大感惊讶，“你是否经常在这些路上骑车？”

“常常，”他说，“我每周大约骑100英里。”

我再试一次，“那么，朝东走风景比较美，还是朝南走？”

他的回答是我所听过最让人难过的话。

“我从不抬头。”他一副实事求是的模样。

另一幅广告上，自行车选手由崎岖不平的碎石路上呼啸而过，我怀疑他是否也会抬头注意沿途风光。和他车把齐平的标语写道：

有些宗教一周要礼拜七天

接着在这页最底下，较小的印刷体写道：

不论晴或雨，热或冷，

一英里又一英里——没有任何事物像开特力那样，让你走得更长更远。

人生就是一种运动，喝完它。

自行车杂志要推广的是一种坚强刚硬，比你更雄伟的形象，虽然偶尔有针对女性，或是旅游见闻，或是呼吁公德的文章，但基本上依然以硬汉为要求，他们至高无上的标准则是表现和耐力。骑出百英里是一个目标，竞争而且获胜则是另一个。纯为乐趣而骑车——不用证明你是男子汉或比其他人强，就难获得高评价。或许未来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因为许多自行车骑士是为了乐趣和健身而运动的，他们只想把竞争留在办公室里。不过这些骑士对使他们超脱尘俗的工具——自行车，则无比着迷。

不论在哪一种形式的深戏里，我们都会迷恋“他者”，后者出现时，我们就觉得兴奋难抑。这个“他者”或许是人是神，但也可能是一场战争、一座山，或是一辆“铁马”。我们和它之间的关系，一样是虔诚迷恋的，我们由远处崇拜某个图像，但在手中却执着护身符，边崇拜边触摸。图像就是我们所崇拜的抽象形象，和我们分隔两地，而护身符虽也是我们所崇拜的形象，但我们把它握在手中，钟爱地抚触它，探索它的特色。其实我们真正崇拜的是生命，是充满活力、惊奇、成长、奥秘、创造力和权力的力量。在浪漫爱之中，我们紧抱着情人，就像抱着护身符一般，探索生命如何以他们的言语和方式展现自己，我们和所崇拜的对象携手，触摸探测神圣的对方。若以这样的定义来看，那么这样的护身符可以是你所热爱的足球，或是一座山，一辆自行车。莫利在《吉卜赛斑点》中写道：“自行车也是对抗各种失序的护身符，在你眼前见到蜿蜒小路、山谷中的尖顶教堂、探索如绿色隧道般小径的芳香，聆听身下呢喃的嘈杂，和秣草田中的镰刀声响，这一切都可能是对热情的另类医疗，因为它正是热情本身。”

克里特文明（公元前3000—前1100年）中一幅驰名的画上，有三名年轻男子跃上奔腾的牡牛背，并倒立起来。为什么我们用危险来点燃生命之火并以此为乐？难道日常生活的严酷还不够吗？为什么我们渴盼紧张，尤其是恋爱事件的紧张刺激？若说需要为发明之母，那么沉闷就是分心涣散之父。的确有人觉得竞争的刺激还不够，他们非得冒死亡、受伤或是严重丧失自尊之险。奇怪的是，在完成这些可能耗尽他们无穷力气，或是惊险万分的行为之后，他们还会得意扬扬地说：“可真有趣！”

所有的证据都显示，存在一种追求刺激的人格。这种个性的人不但需要许多的骚动不安，还会主动追求惊心动魄的体验。所谓的冒险可能是心灵上的，也可能是肉体上的。心灵上的冒险会造就大胆的艺术家、科学家和艺人，以及罪犯；而肉体上的冒险则会造就铤而走险的人、冒险家、试飞驾驶员，以及银行劫匪和不良少年。对这样巨大刺激的渴望，主要在于需要加速运转才会觉得正常的神经系统。有些人对刺激非常敏感，他们喜欢平静心神的活动；而有些人则生性较沉着，身心面对刺激没有太大反应，非得要极端的事件才能使他们兴奋。威斯康星大学的法利（Frank Farley）率同僚已经研究“T型人格”达数十年。法利认为，拥有这种性格的人心智可塑性甚大，他们可以由多种角度看待问题，可以轻易在具体和抽象观念之间转换，对非比寻常的解决方法和见解感兴趣；他们会受到模糊暧昧、新奇有趣、冲突变化、似是而非的观念的吸引，可以在恐怖的战争中生存，却无法忍受一成不变、日常生活的枯燥乏味；他们打破规则、反抗威权、逃避结构组织，他们以想法观念为戏，巧妙处理熟悉和不确定的事物，探索强烈的感官和情感刺激，甘冒风险；他们充满丰富的创造力——或破坏力。研究显示，这种人男多于女，而且追求刺激的年龄在十六岁至二十四岁之间段达到巅峰。

世界顶尖的快速滑冰选手麦金尼（Steve McKinney）就是典型的T型人格。他的母亲是骑马师，怀他八个月时由马背上摔落，造成麦金尼早产。他的个性反复无常、精力充沛、情绪热烈，因此成了优秀的下坡滑雪高手，但这样的个性也使他被美国滑雪代表队拒之门外。后来他练习悬吊滑翔，钻研禅学，练习攀岩（曾在1973年摔落百英尺，全身都打石膏）。他曾不带雪巴向导或氧气筒攀爬珠峰，再由西翼21500英尺高处悬吊滑翔而降。最后对快速滑雪产生兴趣，并创下时速124英里的世界纪录。他最爱的是沿冰河做美丽而诡奇的飞翔，曾以充满玄机的话语来描述自己的一生：“在动作的核心追求平静……在速度中找到静止，在恐惧中发现镇定。”虽然人们说他生性冷淡易怒，但他解释自己内心的骚动乃是为了逃避日常俗务，进入平静和再生的狂喜。他说：“在社会里你总会丧失它，但在峡谷里，我却能和上帝交谈。在那速度的追求中，有平静的一闪，干净、平滑、纯白……这是一种洗涤。”（请注意，再次有深戏者提及净化洗涤的感受。）讽刺的是，经历冒险意外（包括一次直升机坠机），此前一生无恙的他，37岁那年，却因在车上睡觉，被酒醉驾车者撞上而意外身亡，死得冤枉。

这样蛮勇的人是否心中其实隐藏了死亡欲望？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的名誉教授强斯加德（Keith Johnsgard）不以为然。本身就爱跳伞、骑摩托车和登山的琼斯加德对这个课题有莫大的兴趣，他研究选手为什么渴望滑下险峭雪坡及其他让人毛骨悚然活动那种肾上腺分泌的刺激，发现一般人虽以为这种人是在追求死亡，其实不然，“这些人最不想的就是不再享受这样的刺激兴奋而死。他们反而有的是生之欲望。他们热爱生命，热爱以生命做实验，他们希望能活下去，继续追寻刺激”。

其实有些追寻刺激的人这么做，是为了支撑他快要崩裂的“够好”的感觉；而总也有些愚人的确是出于一时冲动，想要驾驶飞机穿过桥下，或是刻意把飞机导入飓风之内，但真正的冒险家却更聚精会神，据圣荷西州立大学心理学名誉教授奥格威（Bruce Ogilvie）的说法是“冷静、专心、考虑周到”。他认为，“若以为大多数冒高风险的人是因为心理困扰，可是大错特错了”。他曾对专业赛车选手做过访谈，五年后当他继续追踪访问时，却发现其中37%不是死亡，就是受了重伤。如果他们不是因为心理困扰做出傻事，也没有追寻死亡的欲望，那么追求刺激的动机是从哪里来的呢？

1996年1月号的《自然遗传学》（Nature Genetics
）曾报道，两项独立的研究发现追求新鲜感的人常有“D4DR基因”的变异，这种基因会影响脑部对多巴胺的反应，拥有这种基因的人比较容易兴奋、冲动、追求刺激，一心想要探险未知世界。这方面的研究原是基于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精神病学教授克隆宁格（Robert Cloninger）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性格理论，根据他对遗传学和性格特性神经生理学所做的研究，发现多巴胺和追求刺激的行为息息相关，遗传因子的混合方式自然会有极大的影响，这也是某些追寻刺激者会反社会，而某些却期待社会大众认可的原因。克隆宁格认为，光是遗传还不足以决定性格，因为教养、环境和个人独特的经验也会影响我们所谓的个性。另外，西班牙精神病学者卡拉斯柯（Jose L. Carrasco）也发现，斗牛士的单胺氧化脢（MAO）也较常人低17%，这种酵素会分解脑部过多的多巴胺和正肾上腺素，单胺氧化脢的量低和沮丧抑郁有关，有一种抗抑郁药就是针对单胺氧化脢的量起作用。单胺氧化脢量低和许多性格特性及行为有关，包括冲动、精神分裂、自杀行为和追求感官刺激。根据这种理论，追寻刺激的作用和躁郁症有点类似——追求刺激会造成暂时的兴奋，就像服用可卡因一样。

“有时候我们行动并不是不顾危险，而是因为危险。”旧金山蓝利波特精神病学院的萨根斯（Leonard Zegans）如是说。把追求危险的渴望转化为合适的工作或休闲活动，可以让我们获得更强大的自我和控制感，因此“真正的自我毁灭其实并不如摧毁个人的自我感受那般令人害怕”。在演化的过程中，我们狩猎野生动物、和大自然搏斗、对抗掠食我们的生物，这些念头依然令我们的身体兴奋、战栗。新奇刺激我们，恐惧则唤起我们所有的感官知觉。大部分的人都宁愿控制这些渴望，或是以云霄飞车、让人惊声尖叫的游乐机器，及其他假造的危险情境来发泄，但对有些人而言，以知性为主的文明生活令人窒息。陪伴史考特赴南极之旅的英国探险家艾波斯利（Apsley Cherry-Garrard）曾把这段旅程写成让人喘息不止的书，即《世上最糟的旅程》（The Worst Journey in the World
），开头如此说道：“极地探险是享受恶劣时光最巧妙且最孤立的方法。”他继续问：“为什么有些人会有如此的渴望非得做这样的事不可：不计后果，自动自发，除了自己之外，并未受到任何人的驱使？我曾试着说明是怎么做到的，什么时候去做，到哪里？然而为什么呢？

这可是个奥秘。”犹太法典对这个问题至少提供了一个意义深远的答案。它先问：“为什么我们会坠落深渊？”接着回答：“是为了再起。”身兼音乐家、昆虫学者和山友三种身份的帕利斯（Marco Pallis）提供的答案则是：

唯有曾登峰造极，和它融合为一的人才知道这个奥秘的答案……只要有可以实行的步子，就会有取代的方法，就会有可供比较的可能，但在山顶，万径归一；其间独特的不同和所有的对立皆同时消解。虽然整座山都包容在顶峰之下，但顶峰本身不但不占据空间，而且居于时间和一切的连续之外，唯有“永恒的现在”高踞其上。

没有任何时间比迫在眉睫的现在更让人紧张，此时的真理乃是永恒。帕夫洛夫（Pavlov）发现，任何新奇的东西，不论多么无关宏旨，都会使动物分心。本能驱使动物注意干扰的事物，使得它们心跳加速，提高警觉。这种“适应反射”不但让动物兴奋，而且让它们的感官能够接纳最多的信息，而阻断它们原先的计划或旁骛。惊奇、新奇、突然的改变，冲突、不确定，或是错综复杂的情况都会启动动物的“适应反射”，让它准备应付紧急的情况。新鲜的事物原本就会给我们刺激，它让我们遭遇出乎意料的情况，使得我们失去平衡，迫使我们摆脱习惯的束缚，即兴做出反应，同时学习新的习惯。这点在“相对的新鲜”，也就是事情的变化正巧能看出时，特别明显。因为全新的变化可能会显得无意义；急遽的改变则可能会遭到忽略，但部分的新鲜能够使你的感官提升到某一程度，必须要有新的反应，因此会受到重视。我们基本的好奇心，以及对神秘、探索和冒险的热情，都可能源自“适应反射”，是身体对新奇或变化的无心回应。一旦动物的好奇心被激发，让它无比警觉，那么除非它探索刺激的源起，研究这感官的谜题，确定一切都安然无恙，否则这样的兴奋不会停歇。兴奋、紧张、恐惧、悬疑，以及最后关键的报偿——身体的松弛和平静、安全，以及幸福的感受，这种循环的模式正是追寻刺激的原始乐趣。死亡与再生，经历考验而得到净化，幽灵同伴化身为向导，以及灵魂出窍的经验，都是冒险犯难故事中常见的主题。由日常的根本到完美的顶峰，让冒险者充满了罕有的信心、力量和无所不能的感受。并不是每一次的攀登或飞翔都能产生这样的感受，唯有在你自动自发地追求时才会发生，而且你也可以借由练习找出最佳的游戏地点，掌握必要的焦点。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美国小说家、诗人）曾有如下的隽语：行走水面并非一蹴可及。

追求刺激乃是深戏的热烈形式，是深戏谱系的一个极端。许多人虽然未能达到面对危境而灵魂战栗的地步，但依然会追求奇特、紧张而激烈的经验。就在他们调整想象力，追寻身外经验之时，也摆脱了自我的限制，在旷野和神秘之境竖立了前哨。

* * *

最近有三组热气球探险家动身环游世界，他们栖身在小小的吊篮中，其上是巨大如圣诞装饰的气球。追求的目标越远大，面临的危险也越严重。气球探险者靠着时速百英里的急速气流拉动，时而攀上三万英尺的高空，他们得和恶劣的天气、机械的故障，以及地面上充满敌意的军队对抗。虽然他们抵达的高度和珠峰的登山者一样，也同样戴着氧气罩，但飞上这样高度的气球探险者人数还是比山友少得多。操控热气球环游世界是近年来航空技术的重大挑战，点燃了我们的冒险欲望。与追求和挑战嬉游正是我们演化的传承，当我们解开人性的小箱，探看其内的家族相片时，未必能辨识出它们原先的面貌。其实人性的原貌之一就是追寻的需要，再一个则是落回到大自然的起伏之中，还有一个是攀到能力所及的最高点，进入诸神的领域。这些特色在操控热气球时，全都能够达到。操控热气球逗弄着我们的心灵，也提醒我们重新注意原本视为理所当然的情况：人类的生活因为我们学会飞翔而急速转变，再也不可能回到从前了。

人类会飞行的历史还不到百年，就像乘龙飞翔一样神奇奥妙，然而我们的生活却为此改变了。我们谈情说爱再也不像飞机发明前的人那般，如今我们可以跨越许多个时区约会、结婚。我们和家人的关系也和从前大不相同：我们可以经常见到他们，道别不再是永远。我们不再只和邻国打肉搏战，如今打的是无形抽象、靠着制空权的优劣取胜的全球战争。来自澳大利亚、波多黎各或日本的人，可以轻易邂逅和嫁娶来自美国加州或秘鲁或中国的人，因此基因组合也有了变化，我们的面貌不久会和如今大不相同。我们赚钱糊口的方式变了，教育子女、度假、选举、对新闻的观感、种植作物、警察执勤、紧急救援的种种方式全都变了。这全都是因为我们获得了飞翔的能力，它改变了我们对隐私、研究、污染的观念，以及我们朝圣的意义。就我们所知，人类最早会说的词之一是印欧语言中的“pleu”，意即“它会飞”，这是一种古老的渴望。

我得说，一想到今年瑞士热气球队成员中那名三十九岁的精神科医生，就让我哑然失笑。他怎么看待自己对那十层楼高、会消气不举的柔软物体的热爱？然而在他驾驶热气球之时，象征的意义可能根本就被抛诸脑后。飞行的神奇——能让笨重的金属以如此灵巧的方式飞行，迄今依然令我们惊讶。就像古代的祖先一样，我们也惊叹让“它会飞！”难怪巴布亚新几内亚石器时代的部落民族在迎接一架飞机驾驶员时，会为飞机献上香蕉，还想要知道它是公是母。飞机的轮子是他们毕生仅见的轮子。

几年前的一个早晨，我在弗吉尼亚海滩看飞行员在欧西安纳海军基地驾驶三角翼飞机和F–14战机，他们在天际做剪形交叉翻转并编整队形，虽然是在备战，但金属在脑中刻出的厉声却和他们正享受的乐趣毫不相关。他们在我停在一旁的车顶端做了几个翻身，留下满天的飞行云，最后才回到他们的机场。

就像巫师的语言一般，飞行以不同的言辞向不同的人倾诉它的魅力。我们能把火箭发射到星球之上，能够以固定的机翼在天空上竞逐，而热气球则是针对我们天性中较懒怠、较低科技的一个层面，这是一种教人发思古之幽情的冒险。虽然我已经学会驾驶高翼小飞机，但我也会时而一享滑翔机和热气球之乐。飘浮在大地和文明之上，纵横于深不可测的天空中，让我们只能在静得出奇的世界中屏息，唯有风的波动和热空气偶尔的叹息。在薄暮的层层轻纱中遨游，像缓缓成形的思绪一般飘过天际，这是多大的享受。搭乘飞机让我们只走两点间最近的距离，但热气球却能使人游手好闲、摇摇晃晃，把命运交给风，化为大自然的起落，最终成为天空本身，像鸟、叶或孢子那般飘浮。在那寂静之域，远离了尘世俗嚣的纷扰，你能听见的唯有风剧烈的呼吸和热空气偶而的喘息。唯有登高才足以望远，这话的确有些道理。飞行已经改变了我们对地球的想法，最偏远的城市如今也近在咫尺；飞行也使我们能够由太空中看到这个星球的全景，即使是最遥远的国家，在政治和生态上也成了近邻。曾驾驶F–104战机的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在《太阳与铁》（Sun and Steel
）中写道：“若这样的静止是行动终极的结果，那么我周遭的天空，下方远处的云朵，在云间闪烁的大海，甚至落日，都可能成为我心里的事件。在距地球如此距离之处，知性和肉体的冒险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携手前进，这就是我一直努力的目标。”

但在飞机或气球之外，还有更平静的游戏场，远在所有天气控制的范围之外，是我向往已久的天地。那是若我有机会必将朝圣之处，是我最理想的深戏之境。在我心中，我总把地球想象成太空夜幕下的一片绿洲，一个内容丰富的小球，蕴含了许多圣境和我们所知的一切生命，是无数人类旅程的起点和终点，是我们所有想象的起始和终结，是时间的容器，也是我们所谓的“整体”。我渴望一赴群星系，拜访其他星球，同时由这些星球的角度来观看我们的地球，来看星空为顶的人类家园。1986年的某一天，我兴致勃勃地带着《游行》（Parade）杂志总编辑安德森（Walter Anderson）、诗人斯温森（May Swenson）和天文学者萨根（Carl Sagan）的推荐信，申请参加“太空记者”计划，进入总决选，这让我兴奋莫名。不过那意味着得到另一个世界接受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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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飞到堪萨斯州劳伦斯市。对世界的好奇心在我胸口如同笼中猛兽般骚动不安。我在有生之年，一直都对太空探险着迷不已，再加上我驾驶员的身份，因此渴盼飞上青天，到梦境般轻逸的世界，探看我家园圆拱的墙。“你不怕吗？”前一天才有一家通讯社的记者问过我，我回答，有些事纵然让人心惊胆战，你依然会去做，并不是因为你不害怕，而是因为拥有知识使你精神振奋。谁能分辨恐惧在哪个阶段会变为让你狂喜的兴趣？但它的确发生了，虽然你的恐惧未曾稍减。“狂热”（enthusiastic）原本就意味着失去控制，（因为圣灵附身）行为疯狂。我怎能抗拒，让我看见，我所爱的每一个人，以及我生命的全部经验在我脚下星球上飘浮的吸引力呢？

穿越美国的中心，到达劳伦斯这座小大学城，我不禁叹赏深绿的麦田和深棕棱纹的耕地。筛选的过程在新闻学院展开。好像在监狱里一样，我拿着写有自己名字的纸板站好，拍了彩色和黑白的相片。他们教我肩膀对好镜头，抬高下巴，头略倾，让我不由得想起上次拍这样的大头照是做高中毕业纪念册。那羞答答的姿态，那美国人典型的微笑。

在录像室，我收到一个信封，里面白纸上的问题是：你对1月28日的事件有什么反应？它指的是挑战者号爆炸。我在电视实况转播中看到航天员的死亡，震撼之余写了一首诗，悲悼航天员之逝，也热切地向航天员倾诉。四个月之后，堪萨斯似乎距那些事件有光年之遥。深沉的回忆在我的探索之下喷涌而出，令我不知由何处开始表达。几分钟之后，摄影机开始转动，我也开始滔滔不绝。接下来是另一个挑衅的问题：

登上航天飞船能让你获得什么样的商业回报？

你觉得太空总署太过注重公关吗？

如是过了8分钟，一名年轻人示意准备，我整理思绪和刚录好的访谈录影带，像捧着样品一般带到走廊的座位上。我端坐矮长凳上，像其他许多在我之前的人一样等待，一位同是曾攀登珠峰的山友，另一人则希望能坐在他的轮椅上进行广播。过了一会儿，一名休斯敦的电视新闻主播由房中出来，打扮得光鲜亮丽，一名学生助理则陪着他在走道上来回踱步，仿佛他是刚跑完全程正要冷静下来的赛马。

轮到我的时候，我走进走廊另一头狭长的房间，高高的窗户朝向校园，我可以透过窗户看到学生在玩飞盘，或是赶着上最后一堂课，还有美式足球校队的吉祥物——一只大鸟，在草坪上昂首阔步。我是最后一个需要审核的人选，唯一一名文学作者。在20分钟的访谈里，考官回到同样的关键问题，我因此知道我的申请中有哪些部分是他们存有疑虑的。

“你要如何做一个共同记者（pool reporter）？”他们一再地问我。这个问题让我摸不着头绪，究竟什么叫“共同记者”？我从没听过这样的名词，因此避开了这个问题。最后他们直截了当地问：“你的文章非常偏重个人和主观，怎么能胜任向地球上的媒体转播事实的工作？”

他们要找的不是能够带来视界或是对这样的经验观察入微的作者，而是要能转播新闻的记者，他们对我欠缺广播经验非常在意。在航天飞船上，记者非得靠电子器械不可。他们拿着我的作品样本，包括某夜观看航天飞船升空的感官经验描绘，提醒我：我的风格独特。

“卡车司机能认同你吗？”他们问道。起先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对卡车司机的侮辱。《游行》杂志邀我定期写作关于美国文物的文章，我相信这份杂志8200余万的读者一定包括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另一方面，这个问题也忽视了把作家和其他艺术家送上太空的迫切需要，比起发出“老天爷啊”的赞叹，这些人在太空中将会有更具启发性的话可说。我争辩说，我们需要把最敏锐的观察者送上太空，让他们协助我们深切地了解太空中的生活、地球的全貌，以及由太空看地球的观点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教益。

相比而言，其他的问题没有集中在他们对我真正的不安上——他们觉得我太过知性，太理想化，不够大众化。我不适合做团队的一分子，或者所谓的“共同记者”，他们不能信任我会乖乖地传达传统的价值观，而不主观地进行阐释或评论。简言之，他们要的是一个心甘情愿的宣传者。

接着看不见的铃声响了，我如来时一般离开——一张脸孔、一个名字和一份渴望。他们还没准备好要送艺术家上太空，整个面谈过程都与相关媒体脱不了关系，他们已经表明没有其他事如电视广播那般重要。太空总署花了多少精力做公关啊！因此弗雷德曼（Louis Friedman）、慕瑞（Bruce Murray）、萨根和其他的天文学者才会成立“行星学会”，也因此我才应邀担任该会顾问。在理想世界中，我们全都乐于尽心关怀我们的星球和整个太阳系，不遗余力地颂扬生命的多样，并且探索我们虽勇敢出航却依旧不辨方向的浩瀚宇宙。我知道行星学会并不觉得光凭自身就能赤手空拳完成心灵的冶炼，由日常新闻中所描绘的根本形貌转化为新生的奇妙感、知觉和责任，但它却指引了正确的态度，让我们有所依循。我们这种生物的特性就是惊叹的能力，因此我很荣幸能够和它有所关联，一起歌颂、探索。

继挑战者号航天飞船爆炸之后，又有其他让人触目惊心的灾难发生，太空记者的计划也取消了。但若太空总署恢复这项计划，那么我希望其范围将不限于太空新闻记者，我期待太空总署拥有智慧，能够把艺术家和思想家送上太空。的确，任用他们可能是一场赌局，他们可能说出睿智或意义深远的话语，他们可能有幽默感，他们可能会说出真相，而且的确有可能说出赤裸裸的真相。真正的新闻并不是发射了哪颗卫星，或是某个专家吃了什么当早餐，甚至医学实验进行得怎么样了。真正的新闻是我们居住且照顾的星球——独一无二、脆弱无助却巧妙平衡的世界。由太空中看来，地球似乎没有战争、没有国界、没有政治的纷扰，它的问题是全球性的，一如它的景观和神奇一般。这将提供让我们深思的新观点，以及让我们去珍爱的古老宝藏。

太空飞行越来越普遍，追寻和探索的想法也会有所改变。在新科技的协助之下，未来将会有更辽阔的海洋供我们航行，“自力更生”的观念也将重新定义。太空将是多么美好神奇的深戏场所！在新鲜感消退之后，我们将会发明什么样的游戏，纯粹享受其间之乐？我们会只为了乐趣之故超越何等的巅峰？追求刺激的人会想出什么样的危险花样？艺术家会梦想出什么样的创意游戏？

曾经，我们想象诸神在航天员例行飞行的高度上，巡视晨曦中的殿堂，如今我们高高在上，超脱俗世烦嚣，飘浮在危险海域的小岛之上，而在我们遵循如宇宙一般古老的法则之时，我们对生命的观点也会更加深刻，我们的重心会发生转移。我们已经化青天为工作场所，逐出了原本居于其间的超自然生命，在那令人屏息的殿堂，会有什么神圣之物？

第五章

当前的福音

地球，难道这不是

你所欲，

升起

再一次隐形在我们体内？

——里尔克《杜伊诺哀歌》（Duino Elegies
）

毕生在这教区崎岖道路上骑着铁马的人，由于和铁马的原子混合，因此个性也和自行车的个性相混杂，你必然会为这一半是人、一半是城内骑自行车的人数之多而大吃一惊……你也会对此地自行车数量而哑然失色，它们几乎成了半个人，拥有半个人性……

——欧布莱恩（Flann O’Brien）

《第三个警察》（The Third Policeman
）

婴儿潮一代如今进入他们生命更灵性的阶段，电视和杂志都提到这样的现象。一个朋友正在写先知伊莱贾在上流社会宴会中重生，另一名则在写关于灵学学者福克斯（Margaret Fox）生平的小说，而我则在写这本书。人们若拒绝组织性的宗教，通常就会以深戏取而代之。

我有位牧师朋友，他讲道的内容五花八门，包罗万象。虽年逾七旬，他却和我们一样享受丰裕的物质，支持无神论，而且高高兴兴地探索罪恶渊薮，近来他还在闹离婚。他并不完美，虽然聪明、热忱、有悟性、乐于奉献，拥有明澈的观点，但他绝非完美。我想他的信众可能因此更信任他，因为信徒知道他的传道解惑有他亲身的体验。他鼓励信徒游戏，就如他有一次在讲道时所说的，“我们在游戏中看到新的可能、新的开始、新的色彩、新的道路，而那正是我们边祈祷边游戏时的经验”。要游戏，非得要完全投入，“在更辽阔广大的事物中踩一脚，成为脚本的一部分，成为游戏的一部分，成为行动的一部分”。他解释说，若我们的祈祷中规中矩、认真而严肃，那么就丧失了活力，因此他鼓励信众边祈祷边歌舞，欢喜雀跃，头下脚上地倒立，甚至纵情欢笑。他鼓励他们说：“边祈祷边游戏，你觉得上帝会在意吗？你觉得在上帝的眼里我们会显得愚蠢无知吗？”

虽然他知道我是不可知论者，但我们处得不错。他的上帝概念——他祈祷时在心中浮出的上帝影像，并不是西方的长须老翁，甚至根本不是人类。他描述自己是“存在主义的基督徒”。我不知道，他对基督复活有什么样的想法。他并不在意我把基督当成赤足传道者、信心治疗者和政治改革者，也并不打算向我传教；我和他并不谈论神学。我们俩都相信个人信念的力量（不论那是什么）、超越凡尘的需要、万物相互之间的神圣关联，以及神奇的荣耀。这些都是强烈的感受，因此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点。我们俩的差别只在细节上，而非性灵的强度或本质上。我们都是非常虔诚的人，虽然他信仰上帝，而我则否。

当今宗教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其实并非宗教。如今真正的宗教经验和归属宗教组织的区别已经消失。宗教的经验是神秘而完全主观的，并不能包容其他人。它并非一套传统、法则、教条和统治阶层，这些都使得个人不再有启示的空间——而启示正是宗教肇建者获得感动的时刻：因不可见的强烈力量而受到扰动的存在感，伴随性灵的觉醒，让我们得以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人生，如今这一切常常被冷漠无情、重复和世俗的作为所取代。

宗教组织原是为了把宗教的奥秘传递给尚未体验的人而设立的，然而担负其责者常常本身也从未有此种体验。在宗教组织中，神圣的事物究竟是什么？并非原创的启示，而是圣袍、仪式、礼拜的建筑屋宇、圣经、牧师。原本的神圣早已经消失在教条和仪式之中，这些繁文缛节在原本的意义消失许久之后，依然受到崇拜；基本上，这就是一种偶像崇拜。而胆敢自称是神秘主义者或先知、与上帝有个人沟通的人，就会遭到排斥，甚至有更悲惨的命运。当今的宗教竟然拒斥当初它们据以创立的人和故事，实在很讽刺；因此对宗教经验最大的威胁，乃是来自有组织的宗教本身。

问题是核心宗教经验其实和官样宗教或是超自然的性灵无关。演化已使我们具备了宗教的本能，而我们面对这样恩赐的方式，正是人类之所以独特的原因。我们制定它、改造它、包装它，更详细地说明它、阐释它，最后重新定义它，一切再从头开始，我们以本能游戏。我们进入意识改变状态的天赋能力是所有宗教的基础，在这些知觉状态中，我们感受到强烈的觉醒、启示、省察、敬畏与和谐。宗教乃是深戏的热烈形式，其巅峰的时刻既主观又强烈。人会创造属于自己个人的宗教。

组织宗教，把宗教美化为特殊的生命领域，使得我们和生命中其他的神圣事物分离。马斯洛曾抱怨：“神圣、圣洁、天赐、敬畏、敬服、神秘、虔诚、感恩、谢意、自我奉献，这所有的经验即使发生，也仅限于每周的某一天、在某种建筑的屋顶下，或在某种触发的环境之下，并极为倚重某种传统、强力，其实却并不相干的刺激，如管风琴音乐、焚香、诵念、某种纹徽，或是其他随机发生的事物之前。”

我所知最虔诚的人是无神论者，他们经历许多超验的情绪，有时甚至用宗教术语来形容这样的巅峰时刻。艺术家通常就是这种人，熟稔的事物使得生活舒适安逸，但也使人松懈，扼杀热忱。要摆脱熟稔的事物需要在心灵和情感上冒险，这正是艺术家渴求的。惠特曼在《草叶集》里鼓励我们：“你沿岸小心翼翼地持着浮板涉水已经够久了，让你的灵魂冷静沉着，在百万个宇宙之前。”我的作家朋友布兰达在圣胡安群岛泛舟，和鲸一起泅游天地之间，这虽是创作的灵感，但她也在这神圣的体验中感受到狂喜。

除了教会的用语之外，我们很少有描述宗教事件的词汇，因此我偶尔也会用这些语词。读者曾向我反映，我的书里常见“神圣”、“恩典”、“崇敬”、“礼拜”、“圣洁”、“祝祷”等词语，因此他们疑惑我的宗教信仰究竟是什么。有时我戏言道，我属于一个特殊的修道会：永远在动的修女会或七日的投机分子。其实我不属于任何宗教组织，我不需要一个一统宇宙的神，而且我也看不出神明存在的证据。如果世上有神存在，很好，若无，也不影响我对宇宙的观感。我只不过是个地球迷。这种私人宗教没有什么教条：我信仰生命的神圣以及人性完美之可能性。所有的生命都是神圣的，生命爱生命，因此我们得以改进对其他生物的行为。虽然这样的立场很基本，但在我看来，却得以振作我们的精神、滋养我们的性灵，是完整的观点——使得最低等的生命形式获得荣耀，也包容了所有的宇宙。

人类对于超验、灵交仪式和启示的需求十分强烈，若不信仰神明，该由何处寻觅出路呢？当今时代的一个困境，就是我们非得在宗教和性灵之中做出选择。我们总把最高的价值与宗教相连，却忘了反求诸己。

人类是努力奋斗的生物。科学说明了人为什么需要超自然的神，这使我们忘记了宗教所提出的问题依旧是真诚的，也忘记了我们是为了需要才信仰宗教。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在《神的历史》（A History of God
）一书中说：

如今宗教和我们似乎毫不相关，原因之一是我们不再觉得自己被许多看不见的事物包围。科学文化教导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实体、物质的世界，这种看待世界的方法的确获得了许多的成就，然而它所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消除了“性灵”和“神圣”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原是传统社会不分阶级人人皆有，曾是我们人类对世界体验的必要成分。

人们的生活已经丧失了性灵——一种隶属于大自然奥秘的归属感，一种面对无限的有限感，一种在强大而隐形的力量之前自觉渺小的感受；我们也不再关心如同情、利他、宽宥和仁慈这类更崇高的价值。其实不信奉神明未必就意味着抛开神圣的感受及相关的价值，人类渴望性灵是非常自然的。放眼全球，神明的信仰有诸多形式，由多神论到摩门教。孩子们受到这样的教诲：追求性灵非得包括超自然的神明，若不信奉神明，就意味着不在乎自己的性灵价值。这样的教导是多大的错误！我热忱地相信政教应该分离。我不希望迫使孩子崇拜他人的神，却还期待他们培养自己性灵的天性，并能够关怀更崇高的价值，因此我写了下面这首赞美诗：

校园祷文

以破晓

以晨曦之眼帘

以漫步之月

和将离去之夜之名

我发誓绝不

用恨轻侮我的灵魂

只谦卑地献上自己

做大自然的守护人

做悲伤的抚慰者

做神奇的信使

做和平的建构者

以太阳及其明镜

以拥抱它的白昼

以轻轻笼罩它的云朵

以最终之夜以及男性和女性

以种子萌芽的植物

以运转的四时

以及流萤和苹果之名

我将崇敬所有的生命

——不论何地或它

以何种形式呈现

——在我的家乡地球

以及群星的宅邸

各种宗教虽在仪式和礼拜上有许多共通之处，但在细节上却也有很大的歧异；人类大体上有许多相似点，甚至相似到近乎乏味，但其间却又大不相同；因此有种种冲突矛盾，让生活动荡不安。我们全都着迷于游戏，但我们游戏的方式却各不相同，大部分的人追求狂喜的境界，但大家对狂喜的定义也有歧异。有些人只要鱼水之欢或嗑药的迷幻狂喜就可满足，有些人则渴望其他更特别的。有些人希望他们的游戏是私密的，有些人则希望将它公之于世。有些人面对深戏的狂喜退缩不前，他们恐惧它的强烈，担心它无法控制。我们所拥有的共同点，乃是需要记录下这些不同之处。我们写日记，创作艺术作品，写信著书。担心自己很快就会死亡的人往往强烈地希望别人对他们有所知。欲望驱使我们要在世上留下印记，留下身影。我们对自己的身份、对自己的独特、对我们是生物的这个奇迹感到强烈的执着。我们对生命的渴望使得我们对于自己能够活在世上感到原始的惊讶，同时也对于生命必定会终结感到无比恐惧。“我们是谁”究竟有什么大不了的？然而这却比一切都更重要。就如我们坐在群星穹苍之下感受比我们更广大辽阔的存在一样，我们也需要以自我的身份存在，在世纪的树干上，刻下我们的名字。芸芸众生是默默无闻的，但人们却依旧执着于自己的个体性，直到最终。

以李尔瑞（Timothy Leary）为例，在罹癌濒死之际，他宣布了自己的网址，并表示自己将在互联网上自杀，最后也真的以这样的方式结果了自己的性命。他已经由心灵幻觉空间移居到网络空间，对人生和自己的奇言异行依旧保持幽默感，那正是他的魅力。大部分因癌症而倒下的人都会退让而静候结局来临，但他依然冒险，依然和生命做斗争。

我记得自己出版第一本诗集《行星：宇宙牧歌》（The Planets: A Cosmic Pastral
）之时，他在狱中用假名“布朗”写信给我，后来又在深夜打电话给我，说他和友人正在建航天飞船，我有幸获得一个席位，前往半人马座比邻星（Proxima Centauri），天文学者萨根和杜瑞克（Frank Drake）亦获得邀请。

多年后，他到康奈尔来演讲，演讲厅里挤满了醉酒的兄弟会男生和其他等着看好戏的学生，他们吵闹不已，等着用有点可笑的父母亲年轻时的偶像来娱乐自己。虽然这样的搭档听来很奇怪，但李尔瑞是和李迪（G. Gordon Liddy）一起巡回全美、鼓吹迷幻药的人。发明麦角二乙酰胺（LSD）的是李尔瑞的朋友、化学家霍夫曼（Albert Hoffman），他在1943年骑自行车时首次经历迷幻药之旅，他在下班前服了麦角二乙酰胺，边骑车回家边经历了奇妙的心灵幻象。然而我这一代却奉李尔瑞为迷幻药文化的导师，而对我的上一辈而言，他则是勇敢认真的研究员，一心探究化学药物改变意识状态的奥秘。当时许多文化都已经发现，赫胥黎（Aldous Huxley）也写过文章说明迷幻药可以开启知觉之门，让人进入妙不可言的境地。李尔瑞鼓吹迷幻药的在深戏和宗教性方面的使用，但到我读大学之际，传说李尔瑞因服食太多迷幻药，心智受损，璀璨的生涯被毁，成了迷幻药的牺牲品，但当时他还没有沦落到成为我学生眼中的小丑。

他在来康奈尔前一周，曾来电邀我在他演讲后一起进餐，我也接受了，心想可能非常有趣。但在演讲时，我听他谈到我的“太空情色主义”等，不由得开始担心他对我的看法可能和我对他的看法风马牛不相及。我由他的演讲内容听出他可能不值得信赖，他数度仰望天空发呆，似乎有点困惑。我想他很可能在晚餐时给我迷幻药，以便启发我，因此我传纸条给他，表明我第二天一早得开会，恐怕不能恭逢其盛了。

迷幻药、剥夺感官知觉的酒槽，以及网络空间这样的无人之境——李尔瑞一头栽进这些扩展心灵的水域，他总在追寻超越，想要找到宗教的替代品。我也认识其他以自我神化、自我实现和自我挑战来达到同样目的的人，他们努力成为如神祇一般的人物，以供自己崇拜，跨越家庭、忠诚和死亡的限制之上。他们拥有记忆的祠堂，在其间和大自然或命运搏斗而获得胜利，他们渴望当英雄、被视为英雄，这使得他们在英雄化身为神的过渡世界中，永远保持微醺的状态。

李尔瑞于1997年4月21日展开最后的航程，由商业火箭载着他少量的骨灰发射至太空，火箭上还有《星球大战》（Star Trek
）创作人罗登贝瑞（Gene Roddenberry）及其他二十三人的骨灰。这枚火箭每90分钟绕行地球一次，最后将坠落，在进入大气层时被烧毁。罗登贝瑞的遗孀说她留了一点儿丈夫的骨灰，希望自己死后的骨灰能和丈夫的混合，可以一起被发射至太空。

* * *

不论是靠着实验室的药物或是生理上的疲惫，接受严格考验的感受往往会带来深戏的体验。我曾和朋友卡西谈过这个问题，当时我们正精疲力竭地骑车穿过湖畔的自然保护区。沼泽的一端有十来棵被雷劈得只剩骨架的树木，我们由公园的瞭望点可以看见一望无际长满绿草的河水。每当风吹水面，就会发出粼粼波光，沼泽的中央也会如国庆节的人群持着荧光棒般闪烁。最后我们退出了保护区，选了湖畔小径，如平常一般边骑边聊天，不顾挥汗如雨、喘息，以及抹去我们声音的风。

我由车架上拿下水瓶，打开盖子，张口啜饮。从没有人谈过在运动时啜饮这档子事，但成千上万的慢跑选手、足球选手、自由车选手和其他运动员在运动之际，都用成人版的奶瓶啜饮——还附有奶嘴——这该怎么说？我记得一本自行车杂志上的广告：把骑车当作世俗的宗教。独自骑车时，在风、太阳和树等简单重复的咒语之后，我也经常有神秘的体验。

天空艳蓝，气温升到33摄氏度，湖面闪着银色的波光。在某些小湾，水面宛若一条波纹鱼——鲈鱼，上方是一条蓝色的宽纹，腹侧是银纹，近岸边则是掺着粉红色的银纹；但也有一些小湾，湖面并不完整，波纹和平静的湖面交错。湖中心的水明亮刺眼，就像揉成一团的铝箔在水波上滚动一般。这是一段约25英里的美丽行程，不过远比我们事先计划的还要艰苦。

两名朋友邀我们去乡间小木屋消暑，卡西和我雀跃不已，不只是因为能在风光明媚的景色中和朋友聚首，也因为我们可以骑车前往。他们告诉我们说：“路有些坡度。”我们遵照他们的指示，把车开到他们的农舍停妥，再把自行车搬下来向西南骑去。在一开始的美景之后，我们碰到了一片很大的坡地，接着是另一个，接着还有一个。骑了4英里之后，我们在33摄氏度的高温和高湿中汗如雨下，精疲力竭，不由得开始认真考虑是否该回头，开车赴会。但卡西认为我们能办得到，爬坡的过程越辛苦，她似乎越享受这样的滋味。到半途，在第六或第七个长陡坡之际，我们在大橡树树荫下停下来。我总在长途自行车之旅中随身带着手机，以便请人来载我们。通常我不会这么忧虑，但我扭伤的脚踝每走一步都疼痛异常，我可不想再加重它的伤势，但卡西却充满了信心。

“我喜欢考验，”她承认，“其实考验可能更有益健康。”

我不禁失笑，想到人生充满了挑战，有些鲁莽，有些痛苦，有些锥心刺骨，有些使人费尽力气，有些不幸，有些则危险。“我想我已经把为考验而考验抛诸脑后。平时的远征和飞行经验已经给了我许多考验，其中有些出人意料，有些则让人毛骨悚然。要证明自己的机会远比你期待的还多。”

我可能说得太含糊，但浓烈的生命往往无言，因此我任由所有的人事地物、追求和恩赐的时光溜走，但记忆的拼图却充塞在我心头，在那电光石火的瞬间我再度感受到考验的洗涤之火。克拉库（Jon Krakauer，著有《阿拉斯加之死》）在《进入稀薄空气》（Into Thin Air
）一书中写道：“在舒适的基地营之外，探险队展开了如加尔文教派那般艰苦的事业……我很快就了解攀登珠峰其实就是忍受痛苦，任我们自己一周又一周地承受痛苦折磨，这让我不禁想到大部分的人可能在追求宛如恩典一般的状态。”性灵的冒险通常需要超越自己，把自己的身体和本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以探测极限，像墨菲（Michael Murphy）说的，努力想要“了解肉体生活的丰富，并使之高潮迭起”。在运动或某些宗教仪式中，痛苦是人们求来并且珍藏的，只希望这样的考验能够神奇地带来力量和启发。这是人自创的愿景追寻，它的痛苦遍及全身，强烈到冲走了自我的一部分，再回到洗涤、净化。在这样的考验之后，我曾用过这样的词汇。

“没错，”她道，“你已经经历过考验。”

“就某种程度而言，我依然喜欢面对好的挑战，但究竟挑战吸引你的是什么？”

她想了一会儿，“我想应该是对这些考验有掌控权；面对我自己设定的考验，我知道我才是主宰。但，管他呢，我生命中正有许多我觉得无法控制的考验。”

我所认识的许多男人和女人——尤其是中年男女，常一心一意觉得自己该坚强起来。这似乎是很常见的苦恼：突然觉得自己要变得异常坚强、自豪，远比自己20岁时更适合成就一切，甚至能够跃过高楼大厦。他们创设了自己的新兵训练营，报名参加可能会让自己鼻青脸肿的户外旅行，他们锻炼身体，仿佛它是可以驱赶“欢喜破坏者”的护身符。或许正是因为死亡的步步紧逼让人心慌意乱，或许是因为太多的朋友又病又老，使得我们想要相信自己能够掌控身体，避开病魔；或许是因为危险和考验迫使我们专注在自身之外的事物上——所有和认同相关的挣扎都因此消失，让人觉得自己在混沌的世界中拥有无可比拟的力量。这是多么诱人的幻象。但就如加缪在观察阿尔及尔年轻人时所指出的，“他们以肉体为赌注，但他们知道自己会输”。青春年华是“一切都会被夺走的领域，在如此的丰盛繁茂之中，生命遵循着热情的曲线，剧烈起伏，强力求索，慷慨赐予。它不是要建立，而是要燃烧”。

我还记得去年秋天发人深省的一天。由于我的脚伤许久未愈，扫描确定了我的命运，我得植骨，并在其中打入钢钉固定。因为我的腿有两种病——右脚扭伤，左膝发炎，令我痛苦难当。长达10天之久，我除了休息什么都不能做，只把双脚放在楔形枕上。因伤再错失一个春天夏天的想法让我丧气，在骨骼扫描之后的头几天，我愁眉不展。

那天早上，我突然想到我可能再也不能外出远征，或至少暂时不能。骨头就算复原，进展也十分缓慢，再加上另一只腿和脚的问题，心头纠结。左脚有疼痛的神经瘤，左膝疼痛可能是因韧带断裂。我明白我可能需要其他的手术和更多的休养。

我恨年龄迫使我们丧失了许多可能性。或许你永远也不会注意到，但我一向都有运动的习惯。起先我跑步，膝盖出问题之后，我改成做冲击力小的有氧运动，当这也造成伤害之后，我改成快走，而当快走也造成伤害时，我只能上健身房骑车或运用其他先进的机器。如今连健身房的机器也造成我肌肉拉伤，我只能移情于骑车、游泳和举重，但我痛恨我的选择受限。当然，我会战胜这一切。我爱到人迹罕至之地研究稀世奇珍，也爱在家附近研究人类和其他动物。我不论走哪条路，我的背包都能一样背负重担、装载食物。它一向如此。若我不能徒步旅行，可以改骑自行车或马，不论采用哪一种方法，旅程都将继续下去。但在被拘禁在轮椅上四周之后，我实在很难提起精神来。

当晚我哭到隐形眼镜都看不清。戴隐形眼镜的人哭时，眼球会肿起来，曲度改变，而又因为隐形眼镜本身弧度必须测量精准，因此变得好像戴错眼镜似的，看一切都是一片模糊。第三天，我开始构思手术，就好像这是艾森豪威尔的进攻计划似的，这样掌控自己命运，令我精神也为之一振。这一次我将做好准备，我想到我的房子必须能让轮椅自由移动，我要请管家每天来帮忙三小时，买食品杂货的责任则交给伴侣保罗，等我由医院回来，一切都会安排得妥妥帖帖，时间很快会过去，到时我又会有一双健全的脚可用了。

我因这样的念头而手舞足蹈，于是在阳光灿烂的蓝天之下试着展开一段自行车之旅。气温是40余华氏度，但阳光远比冬日暖和，云朵飘过时虽凉，但在阳光照射之下却很暖。1/10英里接着1/10英里，我小心地观察自己受伤的部位。膝部有没有新的痛处？伤脚处还有没有其他的疼痛？该在哪里回头呢？我边摸索着道路，边继续骑到平石（Flat Rock），为再次在阳光下骑车而兴高采烈，天空从没有比现在更蔚蓝，覆着冰的水面也从没有如现在这般闪耀出处处生机。

我推着自行车走上长长的陡坡，接着在坡顶登上自行车，以一档沿着休耕的农地缓缓驶下鹰林（Hawk Woods）。路面灿烂的闪光吸引了我的视线，停车只见道旁沟里长满了黄绿色的柔顺长草，水徐徐流过其上，镶入顶层的薄冰，冰层结晶交错成格，就像水晶雕成的马铃薯饼。

在啄木森林（Sapsucker Woods），我也见到同样奇妙瑰丽的冰层奥秘。我走在突起的木制步道上，俯视冰封的沼泽水流，枝叶全都陷在此地，漂浮其间，仿佛镇纸似的。在3英尺长的冰面之下，浣熊的足迹清清楚楚引向长满树木和苔藓的岛屿，浣熊显然正在跑——脚步并不交错，而是两个两个一起疾奔，必定是在冰层足以留下脚印的程度时跑过，或许是温暖的薄暮，上层冰面正在融化之际，接着下起蒙蒙细雨，把脚印留在更多的水汽之下，夜幕落下后即被封印。在晴朗的阳光下骑车，四周是大自然的奇景，过去与未来全都消失了，思想和念头也全都蒸发，我只觉得这整个时刻无比快乐。

深戏就发生在这般强烈欢喜、集中注意力、控制力、创造力、永恒、自信、决断、摆脱自我（因此超越一切）的时刻，在你做真正值得的事、为报偿而报偿、遵从某些规则（可能包括重力和平衡规则）之时，在有限的游戏场上。深戏需要你全神贯注，它之所以会让你觉得涤清俗虑，乃是因为当行为和思想合而为一之时，没有余地容纳其他的念头。问题并没有被束之高阁，而是在深戏时根本不存在。人生寻常的选择和关系中止了，过去从未发生，未来也将停步，让人悬在滴答之中。

深戏有时意味着面对比日常生活所遭遇的更复杂（如棋戏）或更简单（静坐着凝视鹿的一举一动）的活动，然而又不是挑战死亡那样的行为。获得深戏的体验，有人或许只要欣赏邮票收藏就能达到这样的境地，有人可能是在玩风浪板时，也有人在祈祷时。鼓励沮丧、受挫或上瘾者的一种方法，就是协助他们找出最吸引他们的游戏方式。身为“生命线”义工的我有时候也会和来电求助的人探讨这些问题。所有的人都游戏，但有些人担心它会失控，他们心中有个声音警告他们不能向非理性投降，即使暂时也不行，否则他们就会疯狂，或者露出疯态，让邻居做何感想？其实邻居很可能会嫉妒，而且大部分的邻居也都有自己独特的深戏活动。

我常在园艺、骑车或越野滑雪中经历深戏的快乐，而且它可能在一天中许多时刻发生。我的性情很容易受到大自然美景吸引，因新奇的冒险（不论身心）而摆脱忧惧。我并非只求刺激而有勇无谋的人，也不会轻易就觉得枯燥乏味、不愿尝试一切。不过因为我在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所参加的测验，让我得知我虽比大多数人更乐于接受新的经验，但却绝非特例——许多艺术家、自然学者等也都有这样的特质。深戏让人在永恒的现在感受到生命的精华，感受到确实的心跳。此时此地变成了立体故事书，惊喜处处，万事万物都隐约浮现。它让我们回到孩提时代纯真的心灵。我们游戏时常用些提神饮料，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游戏本身就是生命的提神饮料。巫师和预言诗人常教导我们这样的事实，而在这价值错置的时代，我们远比以往更需要他们的智慧。

第六章

创造的心灵

新事物的创造并非由智力所成就，而是来自人内心必要的游戏本能。创造的心灵和它所热爱的物体嬉戏。

——荣格

伟大的即席演奏家就像牧师一样，一心只想着他们自己的神祇。

——葛拉裴利

（Stephane Grappelli，爵士小提琴手）

所有的语言皆是诗。每一个字都是一则小故事，一堆错综复杂的意义。我们在张口的时候，往往忽略了文字生动的起源，若有人说“一级阶梯”，我们心中却浮现火鹤的形貌，那么对话就无以为继。然而文字是心灵通过游戏所创造的强力工具，我们用文字澄清生命的混乱，用文字捕捉泛滥的情感，用文字引诱难以捉摸的回忆，用文字进行教育。我们掌握不住自己的想法、感受、欲望，甚至连我们自己是谁都不明白，直到我们能够“正确地遣词造句”。然而这些词是由什么组成的呢？隐喻、意象、行动、特性、玩笑。古罗马人见到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影像，造出了“pupil”（瞳仁）这个词，意即“小娃娃”；“orchids”这个词则是源自古希腊的睾丸；“pansy”（小雏菊）源自法文“pensee”，意即思想，因为这种花一副沉思的模样；“bless”（保佑赐福）原先的意思是献祭时沾血染红，因此“上帝保佑你”就表面上的含义而言是“上帝在血中洗浴你”。

我们所居住的世界除了实体之外，还有想象的世界。甚至最原始的言辞、最简单的话语，都蕴含着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诗篇。由意象和幻想交织而成的心灵织锦遮护着我们，缓冲了生命的种种冲击。虽然人生如此残酷，但若我们不遮掩它、整理它，在它和熟悉的事物间建立起关联，创造心灵的褥垫，那么情况还会更糟。人类最让人惊异的事实，就是我们似乎需要诗意的人生。有些人爱诗或写诗，有些人在多愁善感的情况下伤春悲秋，然而不仅于此，普天下所有的人不计年龄不论文化，全都以诗意的方式倾诉他们的故事，以蕴含诗意的日常语言来解决问题，表达欲望和需要，甚至自言自语。新词的发明也是半游戏、半诗意的——计算机有“病毒”、在互联网上可以“冲浪”（surf，滑行、寻找之意），逐渐地，大家忘了词源，或者刻意忽视它。水管师傅说他要在管漏处塞入填塞物（gasket），从没想到gasket这个词源自古法文garconette，意指处女膜完整的小女孩。我们在高雅的餐厅中用瓷盘吃饭，却没想过这平滑闪亮的瓷器（porcelain）许久以前在法国制作时，富有幽默感的法国人把它想成平滑如母猪阴户，而这正是porcelain的意思。在我们踌躇（scruples）之际，大概不会想到我们的脚，但其实这个词的确源自拉丁文scrupulus，是最小重量单位的小石头，因此一个踌躇的人非常敏感，即使鞋内有最小的石头，都会使他焦躁不安。如此遣词，让我们不知不觉间都成了诗人。

深戏的世界存在于日常生活之外，而诗意的世界虽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但却和日常现实分开。这么一来除非经由我们所谓的诗，否则深戏的生活就离真实世界更远了。经由诗，我们才能正视诗意生活的本质，使之更活泼、更丰富。诗向所有的人发言，但却向拥有眩晕热情而痛苦难当，或因难解情感而困惑，又或苦思存在奥秘的人呐喊。在生命正当理想主义炽烈、敏感或骚乱狂暴的时期，学生的反应特别热烈。

有时我走过篮球场，不禁乘着记忆的飞毯，回到20世纪80年代之初我初任教职的岁月。在匹兹堡大学，我教大学部的学生写作和文学课，但我记得最清楚的却是我所教的研究生诗人。我自己的年纪不比他们大多少，甚至还比几名学生年轻，但我却为他们的热忱所感动。他们的生命热切激昂，他们一如工作、爱、写作那般努力游戏，在球赛时讨论普鲁斯特是家常便饭。他们也会在工作和家庭生活的余隙买诗集、读诗、写诗，或是在下课后一起去喝杯啤酒，继续谈诗。

我们曾在下课后，集体到附近篮球场上，让其中一名学生告诉我们什么是他在诗中巧妙运用的意象“后跃式跳投”（一种篮下投篮的方式）。有时候我也和他们一起上小酒馆，促膝深谈直到夜半。他们不自觉地热忱期待我的指引，而我的任务就是迎合他们的需要。我别无选择，只能倾囊相授，活泼学习，并且尽我所能教他们更多。

学期末在最后一堂课上，我问他们有没有尚未谈到却有必要一谈的题目。表现最优异的学生举起了手。“如何让爱驻留？”他简简单单地说，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就讨论这一点。在我写本书之际，还能想见他热情的脸庞。聪明、浪漫、不可捉摸，他正是诗人的典型。即使是现在，十多年后，我依然为他担心，期望他能够在自己渴盼却无以生存的浓烈情感下安然无恙。我希望他继续写作，我也看到其他人的脸庞，疑惑他们现在的下落。虽然我当时未能告诉他们，但我知道他们的情感旅程可能会带他们走向何处。他们都是热情的年轻诗人，我们有许多基本的相同之处，我已经承受过他们即将要面临的挣扎，而且我们也都明白诗的价值。

20世纪60年代末期我刚进波士顿大学时，常在查尔斯河畔徜徉，一个口袋塞着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的诗集，另一个口袋则塞着史蒂芬斯（Wallace Stevens）的大作，我爱托马斯感官的准确，也爱史蒂芬斯情欲的心灵。其他的诗人也吸引我，我爱他们阐释生命宛若《圣经》的方式，他们让我注意到梦是如何形成的，我也因此欣赏最平凡的故事和物体中真正的美。诗能够提升感受和想法，使之超脱常轨，让我们以清亮的眼光来欣赏它。我知道在叶芝所谓的“心的旧货摊中”，诗将教导我人生的一切。

我18岁的时候只会写诗，然而此后我的写作生涯有了不同的际遇，虽然我依旧写诗，但我也学会写散文，有了另外的挫折和自由。两种文体都是我礼赞和祈祷的方式，我也借此探索世界——或许写作有关大自然的文章，或许描写人性。我总尽可能秉持好奇，想要更了解人类究竟是什么样的生物，在这个星球上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体验，他人的感官、热情和思想是何等的感觉。我以艺术为工具，想要发掘出真理的遗迹。写作也是引领我走入深戏的大道。

这些日子我写的散文较多，但我创意的来源依然是诗。我刚出版一本诗集，也爱读诗集，我的文章经常含有散文诗。为什么诗会在我生命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几个世纪以来，诗一直是每一个人生活的基本要素，在19世纪，拜伦和丁尼生这样的诗人可以说如好莱坞明星一般令人瞩目。虽然眼前电影、电视吸引了更多的观众，但诗依然启发我们，让我们明心迹，并且教导我们做人的真理。

原因很简单：诗反映出人的心和灵，再没有如诗这般点燃生命黑暗角落，让生命列车暂且停步以便欣赏眼前时光的事物了。科学和技术解释了我们的世界，心理学说明了人类的行为，这三者全都遵循井井有条的规则和理论。诗则提供了以本能为基础的真理、敏锐洞察的眼光和诗人骚动的经验。例如很久以前在印度，乌尔都语（Urdu，通行于印度和巴基斯坦）诗人以韵文写作的“札加尔”（Ghazal）也试着解析宇宙，札加尔正是他们用来阐释世界的技术。

写诗是如僧侣般的事业，就像制表师傅一般，把细小的螺丝和齿轮卡进适当的位置。诗人用文字来表达文字难以形容的事物，虽然听来讽刺，但在语言无法传达时，诗却是最有力量的工具。我们如何表达所有无言的故事和情感？文字在宇宙的辉煌混沌中是渺小的形体，但它们是形体，能够把世界的焦点集中，能够列出观念，磨炼思想，画出有感知的水彩画。卡波特（Truman Capote，美国小说家）在《冷血》（In Cold Blood
）一书中，讲述了两个杀人犯合作犯案的过程，犯罪心理学家在办案时发现，这两人都无法独自实施犯罪，但两人合作却创造出有杀人力量的第三人。暗喻亦是如此，虽然比较温和，但把两个惰性物质放在一起，可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产品（盐），甚至爆炸性的产物（硝化甘油）。语言的魅力在于，它虽是人所创，却能在某些时候掌握住非人所能表达的情感和知觉。

最好的诗充满了真知灼见。我们要诗人教我们观察的新方法，以免在这星球上虚度一生，从没注意过落日西沉时天际时而闪烁的绿光。

一天，卡西和我一起骑车，她提到读诗总令她恐惧。

“万一我不懂它真正的意思怎么办？”她问道，“若我读到‘幽灵似的帆船’，以为指的是船，其实它却是比喻美国所丧失的天真无邪，那该怎么办？”我愣在那里。有人教她（和其他许多人），诗就像保险箱一样，输进密码，保险箱就该弹跳开来，露出财宝。

“读诗的方法很多，”我说，“毕竟你不知道诗人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假设他正和邻人热恋，两人独处之际他曾告诉她，她的臀部就如‘幽灵似的帆船’，而这之后他可能因此喻适合而把它用进诗里，顺便也挑逗邻人，让后者的臀偷偷地被录在诗里。”

“诗人会这样做吗？”她因崇高的思想竟会和卑俗的事物混在一起而略显失望。

“我就这样做过，”我微笑承认，“我想其他诗人也会。”我继续像作文老师一般解释，诗蒙着许多层的轻纱起舞。如果你轻快地读一首诗，它就会轻快地向你说话；若你向下探掘，它就会赐你丰富的矿藏，让你低回深思。你每一次读它，就会浮现先前所错失的思想火花。

有些诗虽有明确的主题，但这主题未必就是它的目的。其实诗是一种机会，是诗人深入心灵挖掘心灵当时的本质，是无法以其他方式探索的内容。它是弹弩，弹入另一个形而上之界域，让人拥有更长的思想手臂。诗人提醒我们，生命诱人的思想和风光可以任凭我们打碎。我们要求诗人在放大镜和显微镜下引领我们穿过诸多视野，像山羊般率我们穿过隐藏的种种地域。

我们期待诗人对奇特的事物能有所知，能照看我们，协助我们重新为情感定位，能担任心灵的信使，能提供我们知性的名片，为我们预演死亡，或指出逃生之路。许多人都说，诗是一种知的方法，让我们看出平常事物的特殊之处，或是特别事物的平凡之点，既能扩大，亦能缩减我们的经验。它能让乱成一团的事物浓缩为辛辣的警语，亦能延伸人的观点，直到如邓恩（Jonne Donne，英国诗人）引用的知名意象那般，以一滴跳蚤所吸的血结合两个恋人整个的世界。很少有人能像弥尔顿那般，以宇宙宏观的眼光看待生命全景，弥尔顿在《失乐园》中写道“整个地狱全都脱逃”，他知道地狱何在，因为他经常害妻子女儿陷入地狱般的境地，他的视界包容了它，一如包容了宇宙一般。他可以写出“猎户星全副武装升起”，因为他经常观察猎户星座。诗就像所有的想象作品一样，是一种专心凝神，让你既能如游牧民族一般加入井然有序的冒险，亦能享受如银行出纳员安坐室内的安全。诗让我们想起一径存在我们心里，却因尚未化为可记忆言语，而经常忘怀的人生和人性本质，若诗人以生动的方式描绘豹笼，那么这笼子就将如太阳一般真实。

诗对人性的了解远比诗的作者还多，因为一首诗就是一部相机、一本航海日志、一部编年史，但诗却不是阐释者。诗可以明白最微妙却遭到忽略的情感，可以预知某种模式的出现，或感受到“不谐”最初期的征兆。诗集记录了诗人的许多自我，因此比诗人更了解诗人。诗习惯于我们的心灵，对我们的激动和发现、寂寞和绝望，都有深入的了解，它也是心灵在焦虑烦忧时会紧抓不放的扶手。诗告诉我们难以名状的微妙情绪，例如在等待时，人的整个身体如何因沉重的心跳而感受震撼。它了解意识的极端，明白心灵在充满热忱或感到痛苦之时，想象力会有如何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明白人类协约的必要性（human need to make treaties）。诗作经常是情感或形而上的思想休战之时，时光在诗的砍削中缓慢地踱步，斟酌再三，订立可以形诸文字的协约，直到诗人反悔，或许以另一首诗的形式写出第二个协约。这种做法甚至有个术语：改咏诗。诗懂得幻象和魔术，明白如何使原本并不光彩的事物变得荣耀，如何使原本的荣光消失。在心灵的冶炼中，诗展现了点石成金的本事。诗记录了超越一般言语、唯有靠着暗喻才能连缀和暗示的情感和情绪，它了解勇气、热忱、坚强和解放。它依附生命，因此不同的人可以在同一首诗中，读出不同的事物和感想。它也使得生命冻结，在生命的急流中掬水，观察欣赏，把它框进白色的书页里。诗如同蒸馏，它精挑细选，只提取偶然的样本。它嵌进了时间，把焦点汇聚在原本常流经我们身边的一团朦胧。

我们之所以读诗，一方面是因为它是一种优雅的思考形式，让我们为原本我们担心无意义的人生［如哲人芬治脱口而出的，“一团无用的废物”］感到荣耀，化奥秘为实体，也就是驯化它。我们要求诗人描绘超越我们理解范围的事物，把它禁锢在语言的束缚之中，让不可解的事物摆脱暧昧和荒谬。这并不表示我们认为大自然不暧昧或人生不荒谬，只是受到难以抗拒的诱惑，不得不和这个奥秘一起游戏，想要把它逮住，像捕捉滑溜的鲑鱼，然后把它冻结在语汇的酱汁中。当然这和拉斯戈洞窟壁画中所描绘的奇妙狩猎相去不远。

我们要求诗人教我们生命的几何，让我们了解所有的事物如何融会在一起，相互扶持、包容、整合。一旦诗人把生命化为碎片，我们就会要求他再把它一片片织回原貌，让人生比以往更加流畅。我们要诗人精简浓缩混沌的世界，使我们在欣赏之际，不致迷失在它的感官瀑布当中。

就像数学家、作曲者和物理学者一样，诗人的杰作往往出现在青春年少。一次在我演讲完之后，一名女性听众问我为什么有成就的科学家和散文作家在年长改写诗作的表现都不好。她疑惑，难道先写诗再改写散文，会比原先写散文后来再写诗容易吗？我想文体可能不是关键所在，重点在于生命的阶段。读知名科学家的处女作——不论是霍尔丹（J. B. S. Haldane，印度籍英国遗传学者）、海森博格（Werner Heisenberg，德国物理学者，创立量子力学，提出测不准原理）、克里克（Francis Crick，英国生物物理学者、遗传学家）、何伊尔（Fred Hoyle），你都会看到充满热情和神奇的心灵。读这些书很有意思，因为书中充满了奥秘。但稍后这几位作者投身政治和社会学，虽然他们的书依旧充满知性的乐趣，但却已经失去神奇之感。或许其他科学家在年轻时，也因为相同的理由而处于人生的巅峰，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反应、见识、知识或技巧高人一等，而是因为他们处在生命热忱自然涌现的时期，这也正是人们经常写诗的时期。毕加索说：“每个孩子都是艺术家，问题是在他长大之后，如何保持下去。”终生都能保持诗人之心的人，能持续那种初期的状态，敞开心怀，脆弱而易受伤害。

大部分的人一想到诗，就会想到灵魂的追寻和浓烈的情感。我们期待诗人是浓烈情感的贩子，为我们痛苦，为我们拨弄着营火，让我们得以在林间徘徊欣赏，而不致烧伤自己或弄脏衣物。就算我们感受不到营火，依然可以见到诗人的脸被光照亮，听到她兴奋的低语、木柴“哔剥”的声响，并在安全的远处想象营火的模样。虽然我们不可能夜以继日总活在警觉的状态中，但却期待诗人代我们体验，并在心情合适之际和我们分享那浓烈的情感。若我们感到恐惧或无聊，只要把诗放回书架上即可。其实我们是要求诗人为我们过激昂的人生，让我们得以把她的经验加入我们自己的体验当中。

诗人感受到我们所不敢去感受的，探索我们不情愿前去的地方，让我们从他们的旅程中学习，却不必和他们冒相同的风险。我们珍惜诗人所发现的观点：我们愿洗耳恭听，随着四时变幻感受奔放的情绪。我们渴望探索那微妙、矛盾和浓烈的情感，我们渴盼看到人生清彻地展现在眼前。想想由狂喜、危险、震撼、浪漫和本能中学到的一切教训，如果天天如此，只会令人精疲力竭，因此我们请艺术家为我们感受、探索。诗人勇于投入智力和情感的冒险，他们以自己的感官为生。曾有拳手在宣传拳赛时说：“我置身的是伤害业。”诗人又何尝不是呢？

然而，或许因为他们冒了这么大的险，我们才能透过他们的眼睛，见到人类华丽游行中令人凝神屏息的景观。我们借来诗人易于感受的镜片，见到更瑰丽多奇的世界——镶着神奇花边的天地，远比我们所以为的还要熟悉，却又比我们所知的更陌生。有时我们必须要接受教导，才知道到哪里、如何去追寻神奇，但其实它一直在那里，等待着，充满奥秘和神奇。我身为诗人的职责，就是开启这些视界的门扉，让光线照耀到生命黑暗的角落，寻觅天真的泉源。

诗人海涅曾说：“生命是最佳的老师，只是学费高昂。”的确，因此我们必须拨出时间给诗。诗正是生命的教育，也是深戏的行为，赫伊津哈把诗称为“文字和语言的游戏，并非譬喻，而是真真切切的真理”。每一首诗都是一场游戏，都是一场文字的舞蹈仪式。艺术家在他所创的隔离世界中，进入了清醒的恍惚。弗洛伊德说，游戏是一种投射，让我们可以把不良的动机和感受归于他人，重新掌控冲突和斗争，让幻想和欲望获得满足。艺术作品也一样，艺术家遵循游戏的规则，专注在生命的某个特色上，用心灵探索它，用文字、色调或声音发掘它。有时候艺术家会改变游戏，自定义规则，而否定其他所有人的规定。艺术和游戏的印记就是选择的自由，这也包括选择以新方式运用熟稔的材料和观念的自由。举个例子，让我们看看艺术家如何以自行车为题材，将它化为深戏。

许多艺术家都以自行车为灵感，要把它们全都摘录出来，必须另外成书，光是作家就有数十位。柯南·道尔靠着心爱的自行车赐给他一系列福尔摩斯探案小说的灵感，“当心情低落、天色灰暗、工作单调、连希望也匮乏时，”他建议我们，“登上自行车到街上转转，什么也别想，只要专心地骑。”萨洛扬（William Saroyan，美国剧作家）自幼就爱骑自行车，终生不渝，他认为“自行车是人类最崇高的发明”，他借着骑自行车，学到了风格、韵律、想象和时机。在《贝弗利山自行车行》（The Bicycle Rider in Beverly Hills
）中，他写道：“许多事物——或许一切，都由韵律中浮现。”梅铎（Iris Murdoch，英国女作家）的浪漫小说中经常有骑自行车的场景，因为正如她在《红与绿》（The Red and the Green
）中解释的，“自行车是人类所知最文明的运输工具，在其他的交通形态变得越来越如同梦魇之际，唯有自行车保持纯粹的本质。”亨利·米勒在《我的自行车和其他朋友》中，兴高采烈地描绘“他永远的朋友”，也就是他永远可以信赖的自行车，“远比其他兄弟交情更深厚”。马克·吐温在《驯自行车记》（Taming the Bicycle
）中探索骑铁马的感官之愉悦，他劝告读者，“买辆自行车，绝对值回票价”。根据古圣徒传作者圣布里吉、圣葛里葛瑞和圣艾林的说法，耶稣的十字架装有他们名之为“suppedaneum”的器具，大家都知道那就是“踏板”。贝克特（Samuel Beckett，爱尔兰剧作家）在《莫洛伊》一剧中，主角莫洛伊骑着千奇百怪的自行车，“按这喇叭对我而言是真正的快意，几乎是一种罪恶”。迪伦·托马斯写过一首轻快的《我和我的自行车》。劳伦斯（D. H. Lawrence）则在小说《儿子与情人》（Sons and Lovers
）中，描绘了一段情欲高涨的下坡骑乘旅程。韦尔斯（H. G. Wells）在《机会之轮：自行车牧歌》（Wheels of Chance: A Bicycling Idyll
）中表示：“看到成年人骑自行车，我就不会为人类的未来感到绝望。”在他心中，理想的未来必定要有自行车存在，因此他才会说：“乌托邦之内处处都是自行车留下的轨迹。”高定（William Golding）在《移动的标靶》（A Moving Target
）中把自行车旅程比喻为人生，不但有始有终，也期待骑乘者不致在中途翻覆。爱尔兰小说家欧布莱恩在《第三警察》中歌咏骑自行车的浪漫、情欲和奥妙，他说：“我怎么传达我在自行车上的美满舒适？我和她完美的结合、她骨架每一分子给我的甜美回应？我觉得自己仿佛已经和她相交多年，我俩深深了解对方。”其他许多作家也觉得骑车使他们心情愉快，仿佛进入时间静止的状态。毛姆在《蛋糕与麦酒》（Cakes and Ale
）中写道：“有时路只有一线道，道旁是浓密的山楂树篱，两侧则有高高的绿榆树，抬头仰望，只见其间一线蓝天。在温暖热烈的空气中向前踩踏，只觉整个世界都静止了，生命将延续至永远。虽然你卖力地骑，却感到慵懒的欢快。”由某种观点来看，正如克莱恩（Stephen Crane，美国小说家）所说的，“一切都可比拟为自行车”。

杜尚（Marcel Duchamp，法国画家，达达派代表人物）1913年在一个小凳子上装了自行车的前叉和轮子，制作出《自行车轮子》这幅作品。莱热（Fernand Leger，法国画家）则20世纪40年代绘出杰作《休闲》（Les Loisirs
），画面上是纠缠在一起的人、植物和自行车。罗森博格（Robert Rauschenberg，美国画家）在色彩缤纷的“Bichcloid”系列中也描绘了自行车的图像。埃尔加爵士（Sir Edward Elgar，英国作曲家）则爱边作曲边骑自行车在马尔文乡间闲晃。编舞者常在作品中纳入自行车。而最有名的，可能是卓别林的女儿维多利亚·卓别林和丈夫、孩子一起表演的《隐形马戏团》，他们一起变成了“半人半车的生物，因为自行车的零件在想象结构中植入他们的体内，而他们的动作也受到轮子转动的魅惑”。也许有人觉得麦克格雷迪（Paul MacCready）1979年骑着有翼自行车横越英吉利海峡的举动其实是高空艺术表演，不过他宣称自己是环保改革者，希望借此创举凸显自行车在现代生活中的正确地位。

不论你选择的是哪种艺术形式，不论你采用的是哪种材料和观念，创造的执着都是一样的。我们总可以在这样的执着中找到规则，找到专注、狂喜、欢悦、创作欲望遭到局限的紧张、失败和羞辱的风险、仪式的节奏，以及内心震撼的意愿。世界满是五颜六色，大自然也处处奇景缤纷。或许你以为这已足够，然而我们却不由自主要为世界添加更多的观感，让我们的思想和情感通过艺术作品予以传达。我们为了种种理由创作艺术，是赞美，是歌咏，是为了在世界的混沌喧嚣中找出秩序。艺术是介于我们和变幻莫测、充满敌意的宇宙间的神奇媒介。就宗教的原因，是为了祈祷；就性灵的原因，是为了沟通，为了要暂时让太快、太不着边际的世界止息，要找出我们在大自然中的位置，让我们拥有家的感受。艺术为生命带来了典范、意义和前景，我们不断想要估量生命，捕捉其间的元素，把它分解为视觉上零零碎碎的小块，让我们的眼睛更好消化。艺术的风格或许有很大的歧异——丢勒（Albrecht Dürer，德国画家）的犀牛，日本人的毛笔画，然而种种艺术作品全都和动作、平衡、对称、色彩、次序以及意义息息相关。我们也把艺术当作一种强烈的深戏形式，即使在最漫无章法的时刻，它也依旧有规则、模式和日常生活中所欠缺的逻辑，让我们有假装的机会。它让每一个艺术家都能与宇宙保持和谐，在生命的飓风中找到平衡——不论多么短暂。诗最能表达我的自我，而其他人则偏好不同的创作游戏。

最让人感动的创造游戏乃是以某种现象为戏，直到它有所启示——或许是某种普遍现象百万年来一直遭忽视的细节。有时候我们很容易错失明白的事实，这些事实就像落在路边的钻石，没有任何人注意，突然闪闪发光，直到最后因为太过常见，荣光褪尽，成了陈腔滥调，而再度退回背景。一个例子就是如今常见的自动门，只要你跨过某束光，门就自动为你开启。我儿时非常喜欢看电视科幻节目，其中就有自动门的描绘，真是神奇，然而如今我们只是漫不经心地穿过它们。

我曾读到刚被发现的“Symbion pandora”：这是一种全新的生命体，小如针尖，可进行三性生殖，在龙虾的唇上讨生活。我对此的第一个念头是：龙虾有唇吗？不过继之而起的，却是对地球生物千变万化感到无比神奇。“pandora”的嘴有如长毛的轮子，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生理特征，实在太过奇特，因此生物学特别为它创了一门，称作环口动物门（Cycliophora），其下只有“pandora”一种生物。

神奇就在我眼前发生，总让我极度欢喜。毕竟美好神奇就如杂草，你可在门前台阶上瞥见。人们常问我该上哪儿冒险，我告诉他们，冒险不是你得去寻觅才找得到的，而是你随身携带的一种心情。让你兴奋的事物可能就在一簇树叶，或甚至在附近的餐厅、肮脏的水池，或是龙虾的唇上出现。

我们忘了世界总比我们所揣测的更丰富新奇，而只是运用人类独有的心灵技巧，只顾探求简单的答案、简单的自然法则。就像着迷于规则、真理和标语一样，我们也着迷于某些阐释事物的方式，坚持万物均应有简单的解答。或许未必如此，或许复杂使得我们心生畏惧，或许我们害怕变得像我们研究调查的事物那般多样复杂。或许我们依旧暗暗地相信宇宙是为了娱乐我们而创造的，以为我们这小一号的半神是它唯一的观众和目标。然而如“pandora”这般的生物出现了，这种性生活远比我们更奇特的微小生物，不但打破了所有的规则，也让生物学家目瞪口呆。

我们靠着好奇和慧黠的心灵走遍天下，以为大自然早已经被彻底探查，其实不然。动植物以令人发指的速度灭绝——有人估计每天有高达300种的物种从世上消失，而且许多奥秘也正在消失当中。我们还来不及为它们取名，自然界的丰富瑰丽就已经由我们的手指缝隙中滑落。“pandora”借着吸盘悬空伸出，吸取龙虾进食时落下的食物碎屑，它提醒我们，人类其实和许多看不见的生物共享这个星球，也暗示了我们这个复杂角落的独特之处。

最近康奈尔大学一名研究生在林间漫步之际，突然发现一种奇特的菌类，更奇特的是它从甲虫幼虫的头后方冒出来，使得这名研究生好奇心大作，不由得带它到实验室中仔细研究，不料有了惊人的发现：这是一种“Cordyceps subsessilis”的形体，而“Cordyceps subsessilis”可以生出抗器官排斥的药物环孢灵。我们原本就知道热带地区有丰富的药材资源，却从未想到就在我们的后院，还有许多生物正待我们探索。多姿多彩、缤纷多样是生物之必然。只要有空隙，生命就会填满它；只要有形体，生命必会探索它；只要有戏剧，必然以生命为舞台。

“发现”意味着找到原本我们看不见的事物，其实真正改变的是观察者的观点。虽然我们能因熟悉的事物感到心安，但望远镜和显微镜这些新发明已经告诉我们，未知的事物还有许多层面等待我们发掘。赫伊津哈认为，科学不是游戏，因为游戏存在于现实之外，而科学却非得和现实结合不可。我却以为对每一位科学家而言，游戏都是他们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尤其是研究宇宙生物学和物理学等纯思辨领域的科学家。就我所知，艾斯纳（Thomas Eisner）就是一流玩家，他之所以能成为成功的昆虫学者，就是因为他对故事很着迷，又乐于接受新的挑战。他也创作艺术——他是知名的钢琴家，摄影作品亦在美术馆展出，这都拓展了他知识的领域。我常和他一起到野外去，参与他调皮淘气的工作——游戏。每一次他都像海獭游到海草花园般欢欣雀跃，因暂时摆脱日常生活的拘束而欣喜。有一次他在佛罗里达的灌木丛中，把蛾抛入蜘蛛网，等着蜘蛛的反应。蜘蛛沿着网急急爬至猎物身旁，却对美食不屑一顾，甚至刻意弃诸网外，这引燃了艾斯纳的好奇心。蜘蛛最爱吃蛾，为什么这只蜘蛛不吃这只蛾？这个故事引人入胜。结果他发现蛾有毒，蜘蛛感应到了这种危险。这只蛾还在毛虫阶段，吃了什么样的植物致毒？此毒又有什么目的？在艾斯纳眼中，这正是爱与死的故事，充满了诱惑与欺骗。就像福尔摩斯一样，他无法抗拒追踪侦探这种离奇与神秘。

许多发现都是在快乐游戏之时意外出现的。李琪（Mary Leakey）毕生都在追寻人类祖先的遗迹，她研究生涯最重要的收获却是在玩掷粪游戏时发现的。1978年某一天，在坦桑尼亚，研究人员正在营地掷象粪为戏，有人正好倒在地上，发现土上的印记很像雨滴和动物脚印。这些印记印在已经硬化的火山灰上已有370万年，部分已经磨蚀损耗，只剩下其中一部分，很难推测是谁留下来的。不过李琪最后发现其中有三个人类的脚印——一男一女一小孩，越过火山平原。这些脚印清晰地显示出这名女性曾经停步朝向左方。孩子的脚印有时落在大人之后，有时则互相重叠，或许他故意踩在父母脚印上，这是现代儿童依然常玩的游戏。李琪为这名女性停步转向的行为而感动，她在《国家地理杂志》中写道：“这个举动凌驾了时间，如此充满人性：一名远祖——正如你或我，感受到迟疑的一刻。”或者这正是发现的一刻。这名女性或许正听到亲友召唤，或许感知危险的掠食者正在身旁。火山冒出灰尘落在平原上，她或许正在观察远处的烟柱，也或许她正在欣赏景致——阳光和阴影的变化、刚探出新芽的植物幼苗、奇特的动物或鸟，同时和伴侣、孩子快乐地漫步。我们知道她的生活就像我们的一样，必须经历许多身心的折磨，她也有和我们一样基本的情感。她该享受天伦之乐，该爱游戏，该对世界感到好奇。

新生儿一张开眼睛，就开始发现。我在新墨西哥州一座大型养牛场为一头小牛接生时明白了这一点。它举起毛茸茸的脑袋看着我，眼里尽是初生的迷离困惑，就在前一刻，它还在享受子宫的温暖、黑暗混沌，如今它的世界却突然充满了色彩、动作和嘈杂。我从没有见过任何生物因诞生而如此震惊。发现使得我们毕生都能保持这种初生的惊奇感受，让我们渴望看到更多的奇景。我们陷入感官的陋规习惯之中，却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器械延伸感官的触角，以每一种新器械探索更深更广的宇宙。人类生命中最精彩的时刻有时来自装满数据或想法的心灵小盒，转动它、摇动它，随着时间点点滴滴滑过，最后盒子开始作响，现出启示。此外，也有许多令人困惑的心理奥秘。或许人性就像水银，是难以捉摸的谜团，不论我们探究多深多远的宇宙，却无从捕捉人类的内心，因为人永远无法完全客观地观察自己。如爱这样强烈的情感，每一对恋人都会有新发现，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新定义。而当然，这也使得研究人性更加有趣。

每天我在乡间小路上骑自行车时，并不会去想这些，我也从不担心活在我眼睫毛之间的小虫，因为我有其他的事要思虑：建筑商收购土地改建的企图、濒临绝种生物的困境、因州政府缩减预算而被精神病院踢出大门的病患的命运，更不用说心灵每天受到的伤害。然而每当我想到“Symbion pandora”，就会不自觉地浮现出奇特的微笑，我爱穷毕生之力也无法探尽世界之奇的念头，不论我们多么努力，不论我们到哪里探索，就算在我们自己或龙虾的眼前，也有惊奇等待。永远有无穷尽的大自然奥秘等着探究。这正是我曾提过的简明真理，是人类所渴盼的事物，我相信它，因为我才由龙虾唇下得到它。

* * *

当发现达到深戏那般强烈的心灵激动之时，它的仪式也充满了意义，崇高而神圣。其实所有的艺术在本质上都是一种仪式，只是我们时常忘记，唯有在虑及新石器时代洞窟壁画家的神秘任务之时，才会想起。科学研究和艺术两者都能教导我们观赏感受的方式，以免我们在这个星球上虚度一生，却从未注意到山茱萸的绽放、夏夜银河满空星斗的灿烂，或是蜻蜓翅膀半透明的翠绿。仪式不会让一切隐没、屈服在习惯里，它使一切由平淡升起，和它们为戏，让它们在阳光之下，供我们歌颂、欣赏。

第七章

天真的仪式

我们死时，带着众多的情人和部族。我们所吞咽的诸多口味，曾投身其内泅游如智慧之河的肉体、如树木般攀爬依附的人格品性、藏身其内宛若置身洞窟的恐惧心情。我祈愿在我死时，这一切都能刻画在我身体之上，我相信这种地图的绘制——由大自然标记，不只是像富人在豪宅高楼上留下名字那般，把自己标识在图上。我们是共同的历史、共同的书籍。我们在品味或经验上，并不受支配，亦非独沽一味。我只期望在没有地图指引的地球上漫步。

——翁达杰（Michael Ondaatje）

《英国病人》（The English Patient
）

所有节日中最神圣的是我们静静独享心灵秘密的纪念日……

——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魅惑于浑然天成的林间空地，让人不由得忘却外在世界的混沌和紊乱，外在的准则不再重要，法规也不再有约束力。游戏场和神圣的大地其实是一体的两面，两者都是日常生活之外暂存的世界，由特殊的规则掌控。游戏——尤其是深奥而困难的游戏，不但拥有它们自己的规则，也富含其自身的意义。瓦莱里（Paul Valery，法国诗人、评论家）写道：“游戏规则不容怀疑，因为它的规则是不可撼动的真理。”

在深戏的神圣领域，处处是仪式和典礼。人们必须遵循特定的行为举止，事件必须遵照指定的顺序。甚至仅仅是参与游戏，都可能得先经历危险、折磨或诡计。例如自有社会以来，无数青少年都得经过入会礼，才能进入部落的核心，要加入精英之林，非得先经受贬抑和侮辱不可。吞下食物再把它呕吐出来，摆脱女性的污染，这些痛苦的仪式使得年轻男子重生，进入纯男性的世界。许多部落中依旧进行这种仪式，包括极具部落特性的美国军队。人生的阶段中有种种仪式，诸如诞生、死亡、婚礼、宗教坚信礼和毕业典礼等。军队、教会和某些俱乐部依然实行复杂的加入仪式，测试加盟者的忠心，其实这些都是深戏的形式，用意是团结整个群体，强调共同的价值体系。

一开始，这些比赛的规则或许看来没有意义，或者很难掌握，但经过一再虔诚施行之后，就会被熟记于心。仪式引导我们，帮助我们集中注意力，让我们摆脱永无止境的无聊分析。有些人对仪式的崇拜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不过他们算是特例。没有仪式，人生只会让我们精疲力竭，无以为继。有时候仪式本身发展出属于它们自己的荣耀，人们早已经忘记它们的源起，却依旧奉行不渝。如今万圣节不再是生长季节结束的象征，也不再意味着秋日的枯朽衰微，然而我们依旧行礼如故，打扮成魔鬼，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告诉你这个节日的规则和惯例。常去教会的人或许对某些仪式非常熟悉，却不知道它们的意义。由男童军到共济会，到轻艇俱乐部，即使世俗的群体都因秘密的仪式而有了宗教般的意味。各种运动也都有复杂的仪式和奇特的典礼，因此成为自我封闭的天地。仪式的世界需要隐遁和秘密，而这与日常生活可以融合在一起。

许多不起眼的仪式早已融入我们的生活——帮孩子穿衣打扮送他们出门上学，外出慢跑，每天下午找时间喝杯茶吃吃甜点，喝杯温牛奶再上床入眠，赴晚宴前打扮得花枝招展。经过一段漫长的干旱的日子，梳理自己的仪式宛若闪着波光的绿洲，任你仔细规划，细细品味。当然，一年到头时时都有真正的节日，但我更喜爱专属于个人的日常仪式：周日午后随兴之所至漫步的神秘旅程，周末上午边吃早餐边和好朋友通电话分享秘密。我也喜欢为四时的变幻做准备，例如用闹得鸡飞狗跳不得安宁的春日大扫除来迎接温暖的气候，我们希望借着这个典礼把春天从冰封的土里召唤出来，一如秋天时我们急急种下球茎植物，似乎让严酷的冬日得以暂停。人类对于典礼和仪式的需要如此强烈，一心期待能从例行公事中找出特别之处，因此每一对伴侣和每一个家庭都在社会普遍的仪式之外，创立了自己的仪式。

我们说，心之所在就是家。只要知道有家在等着我们，我们就会欣然驶过危险、不安和绝望的浅滩。人们为了家乡的福祉而征战，奥德赛为了回家，历经多少险阻。飞行意外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要回家”。是什么使得屋宇得以成为家？社会学和流行歌曲都提出这个问题。屋宇仅仅是遮风躲雨的地方，而家却是人内在生命的实质表现。家是我们隔绝外界风暴的基地，让我们得以应付任何假想和真正的灾难。因此装潢家园成了我们的执着与希望，是自我象征的投射，是目标的重新打造。家成了小小的王国，在其间，我们尊崇某些价值，某些课题和言辞却是禁忌，家是庇护所，是拥有各种仪式的神圣领域。

有些仪式实在太古老了，如今已经没多少人记得结婚戒指为什么要戴在无名指，新娘为什么要穿白纱礼服（古罗马人相信有一根神经由中指直通心脏；而1499年布列塔尼的安妮嫁给法王路易十二，首开穿白色礼服的先河，在此之前，女子出嫁都是穿上她们最美的一件衣服，通常都是黄色或红色）。曾有一名天主教朋友告诉我，她少女时代每被蚊子咬，就会用一只手指在被咬处画个十字，她是为了信仰而这么做，不过伤口果然较快痊愈，如今想来，可能是因为这个动作挤出了蚊子的毒素之故。某些犹太人严格遵守清净教规，碰过奶、肉的菜肴一定要隔离开来。这种做法其实是因为在燠热的天气中，奶、肉混合很容易造成食物腐败，为了群体的健康，必须订立这样的饮食规则。然而一般人往往较容易忽视饮食方面的建议，而比较会遵从宗教的戒律，因此清净成了教规。久而久之，这种教规的源起已经被人遗忘，只是教徒依然奉行不渝。

有些原始仪式的原本目的就是通过深戏，让亲戚朋友和社会群体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迄今这样的仪式依然让我们感到安心：诸如婴儿的洗礼（女性群聚在一起欢迎部落中的新生命）、生日会（大家聚在一起庆祝我们所爱的人存在于这个星球上），以及标记四时运行的节日。凯尔特（Celtic）年代的每一天都是神圣的，必须靠祈祷、吟唱和仪式来确保家庭、牲口的安全和作物的丰收，而在夏季首日的五朔节（五月一日），人们在赶牛吃草之前，先得经过两堆火焰，以净化它们的灵魂，到了晚上，佃农执火炬围成圆圈为农作物祈福，每一家的炉火全都偃熄，再经神圣的火苗重新点燃。四时变换的日子总有仪式作为标记。有一次我们共计30人在佛罗里达河口的一个艺术家营地，一起用歌曲和仪式庆祝夏至日。我们住在以高架通道相连的高架小木屋中，就像一群猕猴栖息在翠绿树怀中，地面上则是犰狳、野猪、浣熊、狐和蛇共享的林地。铁兰处处悬垂，看似脱氧核糖核酸（DNA）化学分子式的涂鸦。大伙儿聚在我屋外歌颂夏至的到来，每个人各拿一小片纸写下愿望，再把它投入火里，化为火苗，随着热气舞入暗夜。我们未曾言传的愿望就像流萤一般，朝天空闪烁飘去。我端坐营火之中，凝望着每一片纸上的愿望颤动着被投入火苗，飘得越来越高，最后加入其他纸片，构成一束火花，结合群星，消失在夜空里。

多年前，朋友和我发明了“百花日”，在她7岁女儿见到窗外山茱萸花朵初绽枝头时，举行庆祝仪式。我们三个“百花姊妹”会聚在树边崇拜大自然，赞美大地万物的生长，并且重申我们彼此忠诚的誓言。这个典礼以采下满怀花朵为始，接着是前往我们约定的百花树朝圣，我们会在树苗前携手环绕，再吟诵感恩之辞。接着我们转移阵地改至客厅，互换象征大自然丰饶的小礼物——美丽的石头、芳香的肥皂、小盆的香草，或是彩色的丝巾。接着友人的女儿会编织我的长发。（一次我问她长大后想做什么，她说：“美国总统……还有美发师。”我答应她，若她真当上美国总统，我一定会请她帮我整理头发。）这一天最后通常都在我家结束，我们一起喝薄荷茶，吃胡桃面包，也等着簇拥“百花姊妹”的绿叶男性加入。

然而这位朋友的另一半在奋勇抗癌之后，于去年去世，因此我们没有了百花节，而代之以丧礼和许多悲悼的仪式。悼客送来食物和花，大家共同回忆过去，互相安抚慰藉。身为他们一家的老友，我知道他这两年病得有多重，但我也知道就在一周前，他还神采奕奕，自信能够康复。的确，他是感冒了，但除此之外他觉得自己依然健康而有活力，经过三次骨髓移植（用他姊妹的骨髓来取代他的免疫系统），他似乎已经战胜癌症，但化疗使得他的肺严重受损，这也是造成他死亡的主因。

我已经认识他27年之久，和他三任妻子中的两位结为朋友，亲眼见他五个子女中的三个长大成人，也敬佩欣赏他的双亲。我知道他有多虚弱，也知道他这病并不乐观，但他的死对我依然是重大的打击。有许多日子，我因震惊而麻痹，不能理解他离开尘世的意义。长久以来他一直是我生命景观中的常数，虽然时近时远，但一直在那里。他还年轻（仅仅62岁），志得意满，既有名望又有财富，还有心爱的家人，他的人生目标多已达成，权力、金钱、和三教九流的要人结交；在专业上他几乎无所不能，然而这一切却都不足以救他。他在快乐的巅峰和事业的顶点去世，让我们倏然面对残酷的现实：生命多么脆弱，我们多么不堪一击，我们存活的每一刻，都和死亡那么接近。在所有真理中，这些最为明白，但我们却刻意否定它们，否则就会因惊恐而无法继续生活。接着可怕的事发生了——朋友的猝逝，使得原本被忽略的事实突然浮现在我们眼前，我们惊讶莫名，只觉头重脚轻，这样颠倒的世界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方能恢复平衡。

最初涌现的是回忆的波澜。我20岁时，听到霍斯特铿锵有力的《行星组曲》，当时的感想是艺术家竟然要否认行星的事实，忽略它们的自然之美，假装它们是神，方能赞美崇拜它们，多么悲哀。行星令我着迷，我想更深入了解它们，并以艺术讴歌它们。等我考上研究生，就动手写《行星：宇宙的田园诗》，这是一组讲究科学事实的行星诗歌。当时我的朋友萨根才出版了一本书——《外层空间智慧生命》（Intelligent Life in the Universe
），我在它的字里行间看出志同道合的气息，因此请他担任《行星》诗集的科技顾问，他也欣然同意。

我发现他害羞、谦虚、热情，拥有活泼的心灵和无止境的好奇，既能装疯卖傻，也能一本正经。就像对待学生一样，他也让我自由使用他的实验室和藏书，我们常一起高谈阔论。20世纪70年代，我在他的帮助下对行星有了更多的认识，后来他也在我的博士考委员会中扮演要角。大部分的学校都规定学生只能在文理学科之间择一修习，但我总觉得人不可能仅由其中一个领域认知宇宙，我渴望科学的真理，但也企求人文的真理，由他担任我的口试委员，等于我横跨这两个领域的热忱获得肯定，也让我觉得自己在艺术世界的探索不再那么孤独。

我们逐渐成了好友，有些美好的回忆发生在许久以前，和他同赴佛罗里达可可海滩参加航天飞机发射，或是赴加州巴沙迪纳喷射推进实验室做低空飞行——太空计划初期筚路蓝缕全靠他热心鼓吹。这些年来我为他写了两首诗：一首是老式的抒情诗——对象是外星人的《外星人颂》，另一首是《原子冬日》。他总爱以各种不同的角色来看事物，也爱问引领我们进入深戏境界的问题：“若……会怎么样？”此后他的生命中又发生了许多事——声名鹊起、和心灵伴侣安结婚、生了两个孩子、写了十多本书、制作电视影集。然而心灵如此多面，在他去世后的悲伤时日，时光倒流，我最温馨的回忆疾驰至大学时代他满脑子千奇百怪的想法，而我才在诗坛初试啼声之时。

我期望“百花日”有朝一日能够恢复举办，但我也明白悲悼仪式的必要，自难以记忆的时光以来，它抚慰了多少人的心灵。这个仪式的本质是要让事物获得价值，肯定它的重要性，赋予它神圣感。痛苦的事发生之际，就必须靠仪式抚平我们的伤痛和损失。仪式由人生和地球的变迁季节中凸显出来，减少了我们的无助感。我们的生活中还有许多其他的仪式，有些源自社会，有些来自宗教，有些则属迷信。其实，仪式真正的目的除了在于我们掌控大自然力量的需要，也在于深戏。在任何时刻，在这整个星球上，人们都同时在进行关于他们个人以及家庭、群体、宗教或国家的种种仪式，自有人类以来，就一向如此。只是我们已经走了多远的路，而前方又还有多远的距离啊！

* * *

试想地球生活的一天。晨曦初现俄亥俄州一个小镇的天空，人们醒了过来，鹅高声叫嚷，吵着要人喂食。光线由饱经风霜的谷仓板壁中透了进来，牛和马起身摆脱了夜的寒意，等着熟悉的人类出现。在农庄里，一名男子睡意惺忪地摇摇摆摆下楼，准备一壶香醇的咖啡。而在里约热内卢东北方的雨林，人们也同样醒来准备早餐咖啡，这种饮料浓稠如糖浆，透过纱网滴滤。在北极熊偶尔会在街头徜徉的加拿大丘吉尔市，以及南极洲的前哨站，人们也醒来吃早餐，并且展开晨间的杂务。鸟儿和昆虫组成的合唱团开始在田野间和河畔演唱轻歌剧，雾气弥漫的草原像野兽般散发出氤氲白烟，太阳一如史上千百万个日子以来，照耀着这个星球。

在这一天，人们会许下承诺，新路得以开拓，艺术作品会被创作出来，而全球股市亦将起起落落；爱将涌现，心碎的时刻会来临，孩子们牙牙学语，新的游戏亦将发明；人们会忧虑祈祷，有些人吸进人世间的第一口气，而有些人则吐出最后一口气。文明会一如前两个千禧年一般，继续其旅程。

地球上的一天，总会有小群的亲友聚在“哔剥”作响的火焰前。在偏远的地方依然有这般的景象，但大多数的人聚在都市里，有些人群集在庞大的由金属和石块建构的帝国之前，钢制的乳齿象在地底下辘辘奔驰，人们整天忙着由一座高塔赶到另一座高塔。在灯火通明的都市医院奇境中，外科医生划开病人的胸膛，戴着手套的手伸入她隐匿而孤寂的肌肉。

人类的历史始于一小群衣衫褴褛的猎人、采集者和劫掠者，我们的始祖在严苛的环境中拼命求生存，靠着狡诈、创造和合作，他们也的确办到了。在三个千禧年之后——仅仅是宇宙史的一瞬之间——我们繁衍出一大群各行各业的人，诗人、航天员、销售人员，还没有忘记如何许愿的人。在人类的历史开始时，人还没有名字，接着人越来越多，因此我们必须以父母的名为名，后来同名的人太多，我们必须以职业来区分，接着必须一一列出名单才能一目了然，最后我们甚至在墙上和岩石上，甚或更无常的事物上刻上名字，以免别人忘却我们。

原本人类数量还不多的时候，人人都在大家庭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归属于整个家族。随着人的数量增加，你或许以为我们会感受到更强烈的归属感，归属于所有的地方、所有的人。然而如今人如此之多，远非我们毕生所能认识——甚或想象，使得我们不禁有相反的感受：觉得我们不属于任何人、任何地方。我们虽然置身人群，却觉得孤单寂寞。我们过的是自给自足、独特的个人生活，但也有团队合作和谈判讨论的群体生活。在人数少的时候，这意味着在狩猎、典礼或结婚，甚至交易物品时相互合作，我们知道谁欠我们，我们又欠谁，我们一眼就可见到自己的朋友和同盟——他们在群体每日的活动中展现才华和性情。我们知道危急时该信赖谁，痛苦时该找谁安慰。如今人类数量庞大，我们甚至和永远不会见面的人结为盟友，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银行、保险公司、企业、政府、教会、军队。我们所属的组织远比其成员更有道德、更值得信任，我们虽然归属于我们的家庭、亲友，却也在电子、电话、统计、时代等方面，归属于距我们天南地北之遥、不知名的人。

我们是泥水工、铁匠、教师、律师。我们已经发明了可供飞翔的机器，以及巡弋海洋深处秘密幽谷的潜水仪器。我们擦亮了都市的大理石，却又用腐朽填塞它们。我们用电灯装点夜空，把它化为璀璨的世界。我们学会了罪恶和羞惭、恨的新词，恶作剧和深戏的新鲜形式。我们也有利他的义举，并非事先计划，而是随机发生，一个孩子接着一个孩子、一个恋人接着一个恋人、一件接一件，相继发生在人类壮观伟大的行进中。可以说，我们是单一的有机体，如今群集在整个星球上，吞噬了它。其他动物无法赶上我们，因为我们拥有宽广的想象力，但我们的资源耗尽。我们已经充斥了这个星球，直到它随我们一起爆裂。

亚马孙河是世上最大的热带雨林，全球1/5的淡水都由此流入海里，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地方拥有如此众多的生物：5000种的植物和菌类、全球1/5的鸟类、3000种的鱼（是全欧所有河流总数的10倍），以及数百万种的昆虫。世上最大的蛇森蚺（南美热带大蛇）和最大的甲虫犀金龟都与其他大型生物一起安居于此。它丰富的资源供给了我们可可豆（制巧克力）、橡胶、奎宁、巴西果、树胶（制口香糖），以及各种治疗心脏疾患及抗癌的药物。然而每年却有9500平方英里的热带雨林受到破坏，除非我们有所行动，未来40年它必将消失，这在许多方面都是悲剧，更是我们体验深戏、感官逸乐和规律生活的重大损失。在大自然的宅邸中，还有什么地方能同时找到这三种并存的事物呢？

第八章

大自然的治疗力量

没有存在的知觉，仿佛石头，宛如植物；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为生存而生存，就像动物，就像植物，而不去了解生命，不再有情感、欲望、回忆或思想，不再牵扯任何人生的意义或价值。就在那里，两手枕在脑后徜徉在草地上，凝视着蓝天白云，随太阳漂泊，聆听风声喧闹，恍若栗树丛掀起了波涛，由远处闻听万事的虚空……

——皮兰德娄

（Luigi Pirandello，意大利小说家）

《吟诗》（Sing the Epistle
）大自然喜爱躲藏，它借着变化休憩。

——赫拉克利特

夏风吹拂杨柳树的时节，安妮女王蕾丝花像缕空的美丽图案般在紫色的金光菊旁飞扬，我爱在家园附近的空旷原野漫步。虽然我从未攫起蕾丝花如胡萝卜的根，却曾以金光菊精油作为补品，袪除感冒。许多人都用这种另类疗法——服食少量的药草以治疗诸多疑难杂症，其实在心理上，我们步入大自然，也是为了同样的理由。我们掬饮它的神水，为乏味的日常生活打一剂预防针。

总是生活在室内的我们，能够以什么为旷野？我们安安全全、干干净净、明明亮亮，距外界长满杂草的混乱世界仅一步之遥，不再受限于天气和旷野，然而这却让我们失去内心的方向。以我为例，三年前，我的脚受伤，养了两年伤，我怅然若失。对活泼好动的人而言，身体如此无助，受到如此的局限，简直是噩梦一场。但脚伤使我最感难过的部分，是我因此和大自然隔绝，大自然的绿色旌旗让我心头激荡，它的情绪变化让我着迷难忘，它的石和鸟让我心有所归属，它的奥秘让我有深戏的精彩时刻。即使我心情低回，依然可以由大自然中找到安慰，在我面对痛苦时为我注入强心针，经由心灵的炼金术助我痊愈。但如今，将自己从天堂流放之后，我又能到哪里求助呢？一旦回到大自然，我就觉得自己缓缓地绽放。直立或许是我们人类的标记，然而骨关节和脊椎有时候却无法应付这样的挑战，只能屈服。伊丽莎白时代的人称身体是“一屋子骨头”，我被禁锢其中，一心盼望户外的世界。要求痊愈，非得躺在床上休息，牺牲对大自然的享受，但我想了个法子，租来电动摩托车，攀爬上去，在阳光下骑行，每天在鸟和树之间徜徉约莫一小时。也有朋友可以开车送我到乡间，阳光和野生动物是我的救赎之药，甚至小小的公园或庭院，都已经足够。

我们求助心理专家时，很少会讨论自己和大自然多么疏离，我们从未想到这对我们会有多大的影响，或是大自然的魅力对我们有多么滋补的价值。我们自幼就爱大自然，它是神奇、游戏、自我发现和自由的王国，被大自然放逐，将会为我们带来孤寂。然而我这种说法，只被人看成装模作样的浪漫。毕竟我们是开化的文明人，不再遵守大自然的规则，我们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根本不需要大自然，不是吗？这种态度深植于我们的文化，使得大家视之为当然，因此在改善自己生活中的种种关系时，从未考虑到自己和大自然的关系。这种态度真是悲哀，但却其来有自。大自然粗糙狂暴、混乱奔放、凶猛而热忱、狂野而猛烈，即使我们费尽力气也难以掌控局势，难怪大部分的人对它都感到畏惧，但我们也觉得大自然滋养洗涤我们的灵魂，不论是神秘主义者、先知，或自然学者，要体会巅峰的经验，非得赴旷野一游不可。

我们称“旷野”，这个词在恐惧和赞美之间摆荡。旷野既充满魅力，又难以捉摸。和野生动物同处——不论是后院的松鼠或黄石公园的大角麋鹿，都令我们想起自己心中的旷野，震撼我们心灵中热爱阳光和活水的原始欲望。我们不尊重其他动物的奋斗和才智已经够悲哀了，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为傲慢而付出的代价。

在雨林中，我敞开所有的感官，也感谢这样的特权。但我也爱温带的森林、灌木林、湖畔、冰河，甚至都市里的公园。人未必非得要背井离乡，才能体会异地风情。人类居住的地方就包括了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和修剪得齐齐整整的草坪、偏远的沙漠，以及规模更大的都市旷原——这些全都是“自然”的生态体系。我家后院的一小块林地，就有许多生物栖息，鹿、浣熊、臭鼬、野火鸡、束带蛇，及其他如蜘蛛、蛾和昆虫等小生物。这些动物全都忙忙碌碌，为自己和家人张罗吃食，为诸多紧急任务忙东忙西。它们的行为提醒了我们自己的行为，让我们想起了生命的不屈不挠。我们何其幸运，能够活在鲸依然在海中泅游、鹰依然在空中穿梭的时代。总有一天，因为我们的疏忽，它们会消失在人类的眼前。

保护环境还有其他崇高的理由——我们可以说，身为这个星球的好公民，不破坏世界的神奇美景是我们的道义责任；除此之外，还有利益上的理由：逐渐消失的热带雨林拥有许多我们可能需要的药材植物；南极贮有全世界最大量的淡水；茂密的森林确保我们有足够的氧气。然而，另外还有更古老而较不具体的理由，是和我们的心理有关：我们需要健全、繁茂、喧嚷的大自然的世界，让我们得以健全、得以圆满。圆满（whole）是人类想表达的第一个观念，意味着万事万物之间健全的关联。我们常称地球为“大地之母”，若地球是我们的母亲，那么其他许许多多动物就是我们的手足，其他许许多多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房舍。只是我们常常忘记这么简单的真理，甚至假装我们可以在大自然之外生存。

我们和大自然的关系的确让人困惑不解。一方面，我们想要住在干净整齐的房里，若大自然胆敢擅闯——不论是阁楼里的蝙蝠、厨房里的老鼠，或是柜橱里的蟑螂，我们就像嗜血的猫一样蹑手蹑脚地潜近扑杀，发动化学战争。我们甚至容忍不了周遭的灰尘。但另一方面，我们却又拼命地把大自然搬进室内。按下开关，整室生辉；旋个钮，满室如春。我们活在由自己设计的永恒微风暖阳下，我们买下满是自然风景的海报或月历，我们在墙上悬挂风景画，用花朵和宠物装点我们的房屋。我们努力搬离大自然，但没有它我们却又怅然若失，因此潜意识中我们又把它搬回室内，并且着魔似的走入大自然——游泳、慢跑、越野滑雪，或是在公园里漫步。真令人迷惑，不是吗？

有时候很难让四处搜罗绘画、纽扣、瓷器或化石的收藏者明白我们自己也是稀世奇珍。我们是独特的生命形式，并非仅因我们的数量，而是因为我们竟然会活在此时此地，我们演化的速率，我们掌控了这整个的星球，以及我们不确定的未来。我们是演化的神奇小子，擅长改变这个世界，却不了解它。其他的动物演化速度不及我们这么快，若我们毁了它们的未来，那么也可能损及自己的未来。然而因为人类活在这个星球之上，让我们以为自己刀枪不入；因为我们的智慧让我们控制了大河，飞越了天空，甚至在造物主的作品之上又添加了我们的作品，让我们自以为无所不能；因为我们创造出组织大自然杰作的方式，也就是所谓的“时间”，因此我们以为人类可以延续至永恒，其实未必如此。

过去几年来，我断断续续和濒临绝种的动物以及生态体系有所接触，启发了深戏的珍贵体验。但身为该为它们绝种负责的物种一分子，我也感受到急迫的需要，必须在它们消失前见证并礼赞它们。就在我们之间，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物种，它们在这个星球上的时间远比我们还长数百万年，但却会在我们尚未记录它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的情况下，不知不觉灭亡消逝，这个念头令人无法忍受。

虽然我有幸能游遍全世界，见到令人着迷的动物和风景，但其实我们并非一定得走遍天涯海角才能见到丰富的生命，通过深戏便可以和大自然建立关联。最近我骑着自行车沿着乡间小路漫游，就曾见到一只红尾鹰低飞过头顶，展示它腿部棕白斑纹的羽毛和明艳的红色尾羽，阳光照耀其上，仿佛穿透五彩玻璃一般，令人心醉。我经常踩着自行车踏板在乡间小路上发现深戏的体验，若能开车赴陌生的城镇，再骑自行车作短短的旅程，可更添新鲜的风情。

* * *

这究竟是什么玩意儿？我一边把越野自行车扛下车架，一边对它感到迷惑。它轻如鸟骨，全由铝打造，璀璨宛若新星，变速杆上并无示数，因为在这样的境界，你应和自行车合而为一，凭着直觉，靠着禅思，用肌肉和力量掌控它。我偶尔会在骑马时感受到这样的经验，但在机械上则从没有过，不管是坐飞机、驾车甚或骑乘其他的自行车。我向卡西抱怨这车上变速杆没有示数，她答道：“你不是说你从不以计量为乐趣吗？”因为我纯为乐趣而骑车，并不是要创纪录、计里程、争速度，或是讲究科技产品。我们俩过去一年来曾一起骑过数百英里路，探索美丽的乡间景物和内地风光，我们曾环游数个湖泊，体力和心脏的功能均有增强。很少有运动能任你遨游、欣赏并探索这个世界，因此骑自行车成了我生命的重心。

闪亮明灿，这部自行车光彩映照，阳光由车身倾泻而下，它的后视镜映射着经过的世界。很快地，我们穿过木桥，攀上沿着沼泽蜿蜒的崎岖小径，迅即便被淹没在一片秋麒麟草、野紫菀和摇曳生姿的白杨之间，白杨的叶片颤动闪烁，就像千百个银圆。新肥混着苹果和苔藓，散发出甜美的气息。这条铁轨小径是神奇的迷你自然保护区，穿过农地，随着湖泊曲折。这是各地热心人士清理保护的全美700条铁道之一，环保人士攫起废弃铁道、翻平铁轨底部、添加碎石或沥青，好让慢跑、骑车和徒步旅行的人能用这些铁道走向乡间。我曾骑过几条这样的铁轨，最近最钟爱的一条是围绕着俄亥俄州甘比尔的蜿蜒小道。一个秋日大清早，我骑上这条小径，低地沼泽蒸汽氤氲，露水还驻留在高高的草叶上，在太阳的光晕之下，成了小小的棱镜。这条小径经过古迹和稀稀落落的农庄，正当我穿过谷仓时，听到身后一阵奇怪的骚动，我转头一看，只见一大群鹅紧追着我，像疯了一样呱呱直叫。“鹅群攻击！”我大声叫嚷，一边笑着一边赶快骑开，它们可能每天都是由它们所见的第一个人喂食，而那天早晨，它们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骑着自行车的我。

崎岖的小径在招手，我奋力穿过草丛、泥泞和荆棘。我爱离开直窄的小路，而在大地上疾驰。若是另一部杂牌自行车，我会比较小心，避开石头、浮油和沟渠，但骑着越野车，却可直闯禁区，踩过斜坡、石砾、积水和荒草。在蹒跚上坡的半途，我把变速器转到低挡，轻松自如的上坡旅程——难道这不是我们骑自行车时所企盼，整个人生所渴望的吗？除了这，还有在艰难险阻时的安全。我从没有觉得自己立足这么稳固：刹车如此灵敏，宛若利齿。

既然没有数字标识，我只得奋力地换挡，但没有关系。我在初中时代曾学过小提琴，这是另一种无音阶的乐器，只要大胆下手，迅速臆测，灵巧敏锐地弹奏。我们停下来休憩时，这个玩意儿没有支架，只轻轻松松地靠在树旁，闪闪亮亮，一派潇洒，简直酷毙了。

最后我们终于攀上一直渴望的险陡小路，我可以骑2/3的路，最后才下车推着走，而卡西不但可以骑完全程，还能再折回我身边，把最后1/4的路程重骑一遍！在她的观念里，游戏充满了活泼精力——我们爱边骑车边开玩笑或抬杠，而且我们也都爱探索游戏，即使只是在某个村庄的小街道上。但如我前面提过的，卡西喜爱严酷的考验，也爱把肉体的极限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也是为什么我从不会加入她8月游泳壮举的原因。每年8月她都游泳横渡卡尤加湖，历时一小时。这座冰河蚀刻出来的湖即使在溽暑，水温依然冰凉彻骨，她却从不穿潜水衣，这根本不是运动。然而她却和朋友一起泅游，我相信她们逗留在湖中游泳欢笑，必然能提振她们的精神。精疲力竭、又冷又冻，却能和一群朋友一起骄傲地完成壮举，是这个游戏的重点。我自己不可能骑下险坡之后再度骑上去，但天知道，我也有自己嗜好的游戏。

无论如何，我只希望尽可能待在自行车座上，因为我走路时，双脚依然疼痛，尤其是在上陡坡之时。最后我们抵达山巅，欣赏四方的湖光山色，两湾流水向我们下方延伸。我们坐在那里，凝视它们如染色体一般排列。一声枪响，船赛开始，船只在我们下方一英里处奋勇争先。我爱这秘密的景点，在你骑上自行车之际，世上所有角落全都触手可及。在我之前，已经有许多同好把自行车当作深戏的理想伴侣。

起初取代马匹的并不是汽车，而是自行车。在19世纪90年代，自行车热席卷全美，成千上万的马匹都失业了。广告上自行车大行其道，不论是通勤族、老师、情侣、运动员、马戏团员、女明星、度假的人，都人手一车。自行车经过改良，加上车铃和橡皮胎，反映出当时的时尚。例如有所谓的安全自行车，是在车轮辐旁加装安全网，以免长裙卷入其间。当时流行的一首《黛西贝尔》（“Daisy Bell”）就歌咏协力车的浪漫，情郎对着意中人唱道：“坐在双人座上的你，看来多么甜蜜！”人们于公于私，都找出种种新奇的方式来使用自行车。贵族名流在曼哈顿成立了密雪自行车俱乐部，这座位于上百老汇的俱乐部仅限会员才能参加，会员不但可以在其间上自行车课，冬季也能在乐团伴奏下，于室内骑车，还可以参加各种自行车技术比赛、自行车对决和自行车舞。布贝尔（Martin Buber）写道：“游戏就是把可能发挥到淋漓尽致。”这种挑战、奋斗、满足、乏味、更大的挑战、更努力的奋斗等模式，已经启发了许多杰出的体能表现和想象力的发挥，促使我们超越自己的极限，对我们人类的成功，有无可比拟的贡献。也因此，人们问毕加索花多久时间创作一幅画时，他的回答是“一辈子”。

无论如何，自行车曾是一时的风尚，是自马匹之后首见的个人交通工具。至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全美已经有两千种品牌的自行车，只是汽车很快就取代自行车，成为危险的成人交通工具，自行车只得沦为儿童的玩具。这些儿童长大成人之后，依然以骑车为乐，这引发了他们天真烂漫的回忆，也让他们拥有热情洋溢的自由。如今自行车已经成为35亿美元的商机，也是成人游戏的流行形式。

但另一方面，自行车也可以带来革命。自行车带来了多少年来一直抗拒辩证和理性的社会变迁。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妇女得穿着紧身马甲以凸显玲珑有致的身材曲线，即使这样的衣着会使得她们胸腔变形，限制她们的行动，因为无法呼吸而晕倒，她们也在所不惜。拒穿铁箍马甲的妇女就是不守妇道，而把自己扎得紧紧的才是乖女孩的好榜样。高跟鞋、层层叠叠笨重的裙子，以及其他限制行动的时尚，使得女性根本难以运动，她们被拘在丝绸制成的监牢里。

英国女权组织“理性穿着协会”就以自行车为象征。这个组织于1888年抗议畸形的时尚，主张女性的衣着重量不应超过7磅，并指出，虽然女性走路时很容易疲累，但并不是因为她们的体格较弱，而是因为她们被迫穿着的紧身马甲太重。穿着随兴的妇女会被视为危险人物、可能水性杨花，上流的餐厅和旅馆根本不会招待她们。幸而后来灯笼裤成了自行车附件，蔚为风尚，使得女性得以在身体上独立自主，获得行动的自由和社交的机会。在政治、商业和教育都是男性专利的年代，妇女依然得侧骑（而不让任何不适宜的东西置于她们胯间），灯笼裤的出现是伤风败俗，也是政治上的挑战，若无适当女伴的陪伴独自骑车，也是不道德的行为，然而女骑士依然聚集在旅馆和客栈，一起骑乘，因此成立了第一个自行车俱乐部。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英国小说家）在《福尔赛世家》（The Forsyte Saga
）三部曲中，就对此描绘得丝丝入扣：

在自行车的影响之下，骑乘女伴、长窄裙、紧身马甲、垂泻的发型、黑长袜、厚重的足踝、大帽子、假正经，以及对黑暗的恐惧，全都式微；在自行车的影响之下，周末、更坚强的胆识、更强健的双腿、更大胆的语言、灯笼短裤、对生产和塑形的知识、对木材和草的了解、两性的平等、良好的消化和专业，全都兴盛——简而言之，女性获得了解放。

行动的自由带来了思想的自由，史上首批女骑士也成为积极的政治人物，要求两性平等以及女性投票的权利。当今女性所拥有的自由，恐怕都得归功于自行车。

身为当今“女子越野自行车暨茶俱乐部”（WOMBATS）的一员，我爱为自行车出游做准备。我们通常都会带着饮茶所需的种种用具，在纵情山野之后，驻足喝一杯好茶。骑车和饮茶之间有什么相关？两者都有优美的动作、仪式，以及和其他同好的交流。两者都把心灵专注在感官之上，摆脱日常俗务的忧虑。两者看来都很简单，但却拥有复杂的动作，可能得花你数年的时间，才能掌控自如。两者都以平静祥和的感受为目标。最近一期“WOMBATS”新闻上有一篇文章提到日本的茶道，作者是拉塞尔大学的基南（Joseph Keenan）修士：

即使是最不正式的茶道也得包含下列的器具：磁杯、竹茶匙、竹制搅拌器、约长12英寸宽五英寸的小麻桌巾、18平方英寸大小的丝巾、装有两盎司茶叶的茶盅、直径约18英寸的圆盘、装水的碗、盛着茶食的盘子、铁制茶壶和小炉子。小炉子可能是传统日式炭火炉，也可以用电炉……

宾客聆听茶壶中水沸的声音……这声音有抚慰心神的效果。主人由玄关出现，鞠躬并把各种物品搬入室内。首先他端来一盘茶点，接着再送来一盘煮茶的器具，再来是装盛弃水的碗。主人坐在炉子和茶壶边，用丝巾擦拭装茶的茶皿和茶匙，接着擦拭茶碗，并用热水冲过一次。在主人开始把茶叶装入壶内之际，宾客可以开始食用茶点，接着主人把水加入茶壶内冲泡，最后奉茶。每一位宾客都全神贯注饮茶，品味茶点，享受这平和的气氛。等客人饮食完毕，茶具清理之后，主人再次鞠躬，结束整个仪式。

“享受平和的气氛”正是深戏未曾明言的目标。卡西和我在出发作自行车之旅之时，虽然没有带茶具，但我们的确带了冰茶和其他如姜汁渍梨、奶酪、紫苏西红柿、天使蛋糕和自制饼干等美食。我们不但精心准备食物，还一再检视天气状况、打包备用的衣物，并仔细计划风景优美而又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路径。兴致勃勃的游戏仪式自有其生命，我最爱的就是御风骑乘。

2月底的一天，卡西和我首度御风而骑。由于当时天气温暖如春（十几摄氏度），因此我们决定无论如何一定要骑车上路。结果当天由南方吹起阵风，时速达二三十英里，风向变幻多端。风实在太大了，甚至吹垮了庭院中的铁椅！我们边笑边戏谑地进行平时自行车之游前的仪式：准备野餐，检查胎压——然后穿上连帽夹克，出发探险。风由我们后方吹来，我们就如船一般顺风而行，教人眩晕，纵使没有踩踏，轮子依然飞转，仿佛腾云驾雾。然而一等路转了弯，全世界的风似乎都在我们身畔飞转，鞭打、推撞、猛拉，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突然改变方向。我们奋力拉住龙头，努力向前，在风中深深斜倾，以某种角度方能前行。

这就像驾着飞机飞过强力的风切变。在怪风中最低的飞行速度远比平常为快，驾驶员在高速之下反而比较容易掌控飞机。我还记得有一次急速降落，我差点把飞机摔到跑道上，最后手忙脚乱地在劲风中让飞机滑行过机场。另一次我在俄亥俄上空飞行，原本准备降落在一个乡下机场，想知道我这架小卡西纳能不能顶住一直把我吹离跑道的逆风。我尝试了三次，绕圈再试，以越来越锐利的角度切进去，但最后我放弃了。逆风实在太强，当天绝无可能让我的小飞机降落在跑道上。但我不在乎；能够发现这架飞机的极限，非常有趣。

多年后，御风骑过洒满阳光的小径，同时对抗难以捉摸又无形的力量，我使出飞行员加速的伎俩，因为自行车在空气中其实也像有翼的形体，骑的速度越慢，摇摆得就越厉害，就如低速驾机反而容易失控一样。然而飞行的技术无法用在骑车上，放慢速度反而让我觉得轻松愉快，让我有更多时间驾驭，而且当重心偏离之时，也有机会跳车，只是从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我们开心地互相叫喊，或是在云霄飞车突然倾斜之际惊声尖叫。我们不知道风会由后方疾推，或是由正面猛吹，抑或是把我们推向一旁。有时，这三种风向会在几秒钟之内迅即爆发，简直如野马奔腾，也是呼啸的练习，我们爱极了。最后一段回家的路程是由险坡下滑约一英里路程，直接和强风较劲，我们努力地踩着踏板，却只能用一挡向前爬。风的呼啸声传进我们的安全帽，我们边惊呼摇头边欢笑。

这是我第一次御风而骑，如今迎风骑车成了我最爱的运动，对于希望自行车长翼的人，这样的“风车”的确存在，在海滨十分流行，有桅有帆，在劲风疾吹之际，其后轮时而离地。曾有勇敢的新时代旅人用这样的“风车”驶过撒哈拉沙漠。抛开骆驼、马匹或是吉普车、越野车，若想在大自然旷野中认真游戏，不妨跨上自行车。

* * *

在大自然中嬉游不但使得你重振精神，而且强化你的洞察力。我们可以如赫拉克利特一般，了解“万事万物都有冲突，奋斗乃是公理，一切都在努力奋斗中形成存在，并流逝死去”。人可以在这其中达到某个立足点，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将有限的自我减到最小，而和终极不可见的最高力量合而为一，崇高而神秘，却又完全非理性。许多艺术家都发现，大自然是创作游戏最理想的地点。夸扣特尔印第安人的“作曲者”和“传词者”一起在林间创作音乐，偶尔会有新手乐师加入，下面就是民族学家1915年记载夸扣特尔印第安人在林间创作歌曲的典型事例：

作曲者通常是由流水或滴水的声音或是鸟儿的歌唱获得灵感，他坐在小河旁仔细聆听，捕捉音韵，自己哼给自己听，用的是“哈玛玛玛”这样的单音而非歌词。这就是他的主题，接着主题经过发展有了变奏，最后再添上他称为“尾巴”的终曲。过了一会儿，他会去找传词者，把曲子哼给他听，后者听了旋律，加入其中，找出配合的一个单词，称作“绑住歌曲”，以防它像未拴妥的独木舟一般“漂走”。接着其他字词也添加上去，直到整首歌曲完成。新手乐师坐在大师之旁，如果他“找到”旋律，就会立刻把它“送去”给作曲者，作曲者很快掌握主题，并且开始发展。许多歌都是以知更鸟为灵感，有些则是来自潜水之前鸣唱的水禽和其他鸟类。曾有人见过作曲者在试了各种主题之后，卷起一条绳子，接着做出代表这条绳子的歌。还有一次大家围坐一起在林间练习新曲，一名作曲者还差一点灵感，于是询问其他作曲者有没有作品，在场的其他作曲者说没有，其中一人见到一名来访的女性作曲者，于是告诉询问者说：“我来问她。”后者听到他的话，捕捉到音节的抑扬顿挫，立刻哼起“哈玛玛玛”来，就在歌声离口之际，坐在对面的人听到也开始哼起来，一起做出新曲，这种捕捉旋律的方式称为“舀掘”。

动物学家冯·佛瑞许（Karl von Frisch）曾描述自己热爱的蜜蜂研究是一口生生不息的魔井，其实大自然的每一面都是如此。无论你由其间汲舀多少的水分，依然会发现有更多的水留待你发掘。沉醉在大自然的美妙水域，光阴将会颤动，世界将会倒退，一股和谐感进入你的体内，正是春天，大自然的井满溢，该是走出户外掬饮的时候了。

第九章

彩色深度空间

在青春一度的太阳，

时光任我嬉游

在他手下化为金光。

——迪伦·托马斯《羊齿坡》

我生命中的目的就是结合

我的消遣和职业

让两眼视线合而为一。

唯有在爱和需要结合，

在工作即游戏之际，

为上苍也为未来

你的作为才真正完成。

——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

《泥泞时代两流浪者》

深戏在日常生活桎梏之外的神奇空间展开，既属实质，亦有想象。它发生在真正的空间里，这个空间很可能平凡无奇——一张椅子、医院病床、实验室、草地，或是马背，但它也占据了专属于它的心理空间。我们已经发现可以描绘那种空间的各种巧妙方法，诸如运用色彩。

我走入纽约州西丹比物种多元化保育区，正是春草和百花绽放的时候。因为我来时就抱定深戏的宗旨，因此敞开心灵，迎接各种官能感受，并且过滤我的思绪，只容色彩的观念存在。一只雄性红翼黑鸟急冲而下，落在水塘边的香蒲上，展示它绛红的肩纹，吓退其他雄鸟。就在此时，珍珠光泽的蜻蜓在岸边来回巡弋，仿佛“一战”时的双翼飞机出巡。第二只公蜻蜓出现时，第一只朝着它直飞。我循着一阵斑鸠琴似的声音，见到水面上两只如鳄鱼般的眼睛，绿蛙四肢伸展地漂浮水上，而在它上方，一只双色树燕闪着蓝绿色的背羽朝水面猛扑，接着拔地高飞，再度俯冲，似乎消失在自己的倒影、塘水和云朵交会的水镜、草地和天空之中。

牛蛙由香蒲中跃起，发出如雾角般的低鸣，在水画中掀起涟漪，上百株宛若天鹅绒质地的棕褐色香蒲迸开，化成沙粒和焦糖般毛茸茸的小片，人们常以之取代羊毛作为绝缘之用。我拉开一片，找到几个针般大小的穴弓甬道，接着看到凿开甬道的生物——毛毛虫，它的网把细毛绑在一起，免得它们飞走。“推特——推特——推特”，一只刺嘴莺闪着艳黄和橘橙的条纹，飞过我的视线。野蓝莓花朵正盛，其上是许多小小的白铃花。我也把色彩带进这块保育区——红色的运动衫和绑腿、白袜、黑白相间的帽子，以及绑住马尾的红缎带。我得坦白，我这样的打扮就是为了要与鸟儿和昆虫游戏。蜂鸟正爱吸食红花的蜜汁，其他许多动物也都对颜色有所反应。例如雄性裘服蝶最重地盘，若你穿着黑白相间（敌手）的颜色，而且摇动手指，那么说不定会遭到攻击。

我们所谓的色彩其实依你的对象是谁（或什么）而定。我们的色感包括紫、蓝、绿、黄、橙和红色的光线，其他则是不可见光。在红色光之外，还有红外线，紫色光外也有紫外线，会晒伤我们的皮肤，因此我们知道它的存在。我们受限于所谓的“可见光谱”，可以见到其他动物错过的独特世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不见昆虫和其他动物所见的世界。在我眼中，这片草地长满了长草，其间点缀着色彩缤纷的野花：紫色的天竺葵、长串的心叶黄水枝、黄褐色的三瓣延龄草、飞蓬、珍珠似的黄精、蓝色的花葱，以及秋麒麟草。秋麒麟草和猪草同时盛放，但前者较抢眼，因此大家都把过敏诿过于它。其实秋麒麟草的色彩和气味，就显示出它吸引生物的能力。以风为媒的植物如猪草，因为是靠风传粉，因此色彩单调并无大碍，它们的穗状花粉在我们周遭飘浮，刺激我们的眼鼻。美丽而惹人厌的秋麒麟草却有着强烈的气味和色泽，显然要迷惑昆虫。即使纤弱的白玉草也盛开绽放，卷曲的白色花瓣依附在绿囊袋上。小时候母亲和我把这种花称为“拍拍花”，我会把花摘下，许个愿，再把花紧紧贴在我腕上，让囊袋“啪”的一声破掉。

花朵的名字非常有趣。有些花名源自神话，如艾丽丝（鸢尾）是彩虹女神的名字，海辛斯（风信子）是阿波罗喜爱的英俊希腊王子，被嫉妒的塞弗瑞斯害死之后，阿波罗把他的血化为紫色花朵。有些花朵以名形容其貌，如英文的郁金香（tulip）源自波斯语“头巾形”，肥皂草则会产生细致的泡沫，舟形乌头（monkshood）形如僧侣的头巾，不过其拉丁名“pardalianches”意为杀豹，可能是因为有人觉得它的毒性足以杀死豹子。有些花名暗示其疗效，如蛇根草（snakeroot），可以用来治疗蛇咬；辣根菜则是航海人必备以摄取维生素C的灵丹。但大部分的花名都是出于绮想，如千穗谷、含羞草、满天星、荷包牡丹、南天星、月见草等等。

有时我的裤脚沾上花粉或孢子，无意间带到遥远的地方，为植物传粉，然而要说草地上的外交大军则非昆虫莫属，如何指挥这些大军，就成了植物毕生的事业。我们以为植物是不能动、没有用的，但它们指挥昆虫的天赋，却会令广告商、说客甚至将军都汗颜。色彩是它们最有力的工具，许多开花植物随着日出日落改变花朵的颜色，引导昆虫到它们繁殖力最强的花朵中传粉，让植物不必同时在所有的花朵中都含有满满的花蜜。植物也可能向特定的授粉者传递讯息。例如在夏日里，三色旗花朵以艳红色吸引蜂鸟，但到秋天，三色旗花朵色彩黯淡下来，以吸引喜爱淡色的天蛾。当然，这种想法的前提是昆虫过的是彩色生活。

沿着小径前行，我穿过硕大蜜蜂飞舞的橄榄树。约在百年前，学者们讨论过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能见到色彩的唯一生物？或者色彩对所有的生物都一样重要？传粉的生物能否看到色彩？这能否帮助它们找到花朵？透过蜜蜂的眼光，一切都会放慢速度。蜜蜂处理影像的速度是人类的五倍，因此人类漫步的电影，在蜜蜂看来就是一连串静止的相片。然而蜜蜂究竟看到什么色彩？学者为了找出答案，在黄、蓝、绿、红纸上分别放了糖水，训练蜜蜂吸食。如果蜜蜂在纸上找到蜂蜜，下一次就会直接飞向同色的纸。学者发现他们可以很快教会蜜蜂辨识黄、蓝、绿色，但在找红色的纸片时却经常犯错，有时降落在黑色或深灰色的纸片上。也就是说，它们并没有把红色当成颜色，而是一种浓度。科学家于是下结论说，蜜蜂一定看不见红色，不过它们的世界依然有各种细节和变化，并且至少有我们无法体会到的一种色彩冒险：它们可以看到可见光之外。在蜜蜂的眼里，这片草坪是忙碌喧闹的机场，有缤纷的广告牌、地图、仔细描绘的降落地区，我可以在心中想象这样的神奇景色，但我却看不到。蜜蜂和我虽然都在同一片草地上，但我们却活在不同的宇宙里。

小路蜿蜒到覆满白羽毛刷般花朵的黑樱桃大树后，远处浮现一个人影，穿着棕色长裤、乳黄衬衫，戴着棕色的帽子。我微笑喊他，他也兴奋地挥手作答。这就是我的朋友——有“化学生态学之父”之称的艾斯纳，研究昆虫秘密生活的他正站在一片西洋樱草间。演化的确留下了许多线索，但他怎能看到演化的秘密戏剧？原来艾斯纳改良了一种特殊技术，用来拍摄昆虫、花朵的秘密世界，了解它们运用色彩的策略。

电视摄影镜头对紫外线十分敏感，必须用玻璃镜片滤除，而艾斯纳改用石英镜头，可以容许紫外线穿透，经由这种镜头，他才可以看到昆虫眼中的世界。眼前这片西洋樱草虽然在裸眼下并无出奇之处，只是长在脆弱茎头的金色圆形花朵，但透过昆虫眼睛镜片，就可看出它隐藏的设计。在蜜蜂眼中，西洋樱草是一圈金黄晕轮，其间有紫色花心，花瓣顶端也是紫色，其花心可供降落采蜜的部分甚至闪着深色的亮光——就像宝藏图上画的“X”一样——告知路经此处的传粉生物该到哪里挖掘宝物。

蜜蜂天生就会辨识这般的花蜜向导。百花齐放的时刻，每一种植物都必须凸显自己，它们无法四处行动，必须说服其他生物为它们授粉，繁衍后代，如果把花粉浪费在不相关的花朵上，是白费力气，徒劳无功。因此在一株花传粉时，其他同类的花必须非常抢眼，让传粉者能够看到。然而在草地上，同时绽放的花朵可能多达50种，昆虫怎么分辨它们呢？这就要靠花蜜了。就像每一家店都有招牌或霓虹灯一样，每一朵花也都会为自己做广告。花朵会自创独特的广告招牌，充满魅力，令人难忘。

我的耳际传来一阵低鸣，让我不由得转头，正好看到喉部鲜红的耀眼蜂鸟正想由我绛红色的发带上吸蜜。它飞到我的运动衫上驻足，想要吸蜜，接着再往下移，再度尝试，最后终于放弃。红花植物是蜂鸟的最爱，不过也有许多人曾被蜂鸟误认为花朵，它们试图从印花衣服、明艳的窗幔，甚至草地上的家具上吸蜜！如罂粟这类植物的红花除了蜂鸟之外，也由蜜蜂和黄蜂传粉。其实并非所有的花蜜向导都不可见，有些鸟类和昆虫就像我们一样，受到某些色彩的吸引。我曾见过亚马孙兰花用紫嫣红的花朵吸引蜜蜂来它们的性器官，其他的兰花则演化到可以模仿雌寄蝇，让想求偶的雄蝇受到诱惑前来，沾满花粉。还有一些兰花模仿雄蜂占地盘的动作，等着路过的雄蜂来一决高下。食物、性或暴力，三者的效果都一样好。不论植物被动物吸食、追求或是当成敌手，都能把花粉擦在来访的动物身上。

我们或许以为色彩是装饰性质，没有目的，不是唯利是图的手段，其实万紫千红原本就是一种巧计，是聪明的植物用来吸引传粉者的伎俩，也是动物吓退掠食者，或是传递（攸关生死）重要讯息的手段。演化把色彩游戏发挥得淋漓尽致，令人啧啧称奇。至于人类，则刻意玩弄色彩，发明各种大胆活泼的游戏。我们也用色彩来作饮食的指引，辨别成熟的果实、可食的植物，或是新鲜的野味。我们把金钱涂上色彩，再用以购买食物；我们用五颜六色的广告销售彩色产品印制彩色金钱，购买天然或人工染色的食物，但我们也把色彩当成刺激感官的玩具，以之为戏，用它来疏解身心、迷惑欺骗、伪装玩笑，并且进行种种装饰身体的化装游戏。

我们甚至以色彩为启发性灵的向导。宗教活动中常有使用神圣色彩的仪式。当晨曦划破印度马布市穆克泰许瓦庙的天空之际，祭师吟唱湿婆的1008个名字，同时以色彩缤纷的花朵进行礼拜仪式。他用白花（象征精液）和红花（象征经血）礼拜宇宙间的阴阳力量，再奉献金盏菊花瓣，作为洗涤的象征。仪式中灯火不断地闪烁，因为据印度哲学，色彩来自单一的火焰，西方的天体物理学家应该会同意此说。

就在同一天里，沿着恒河河畔，浴者在金庙稍停，让前额沾上色彩——黄色的檀香是湿婆的象征。在河岸上，染红皮肤的祭司穿上黄袍，正在进行春之祭。而在复杂仪式的最后，男人会唱出挑逗的歌，并将五彩的水洒在女人身上，兴奋的群众则把红色的粉末撒向空中，把每一个人都染成绯红。

在大自然里，抢眼炫目的外表通常意味着危险，毒蛙以鲜艳的色彩告诉世人：别碰我！帝王蝶令人屏息的美也蕴含如洋地黄般的毒素。生着条形斑纹的蜜蜂警告大家小心它的蜇针，菱纹响尾蛇则让大家注意它的毒牙。它们的色彩都宣示着：“要是攻击或吞食我，就走着瞧。”甚至植物也用色彩来传递危险的讯息。美国农业部沿岸平原研究中心的卡斯柏包尔博士（Dr. Michael Kasperbauer）发现，当植物暴露在人眼看不见的远红外线下时，会做出受到竞争者威胁的反应，叶子高高卷起，叶子里叶绿素和蛋白质的量也会激增。受威胁的西红柿长得比竞争者快，也较早结果。卡斯柏包尔发现，若把棉和萝卜植栽暴露在蓝色环境中，也会有同样有趣的结果，因此有心人不妨买各种颜色的护根（为保护植物根部而铺于地面上的稻草、树叶），先由远红外线开始。

鸟类、蜜蜂，甚至微小的跳蚤，都会用色彩来吸引伴侣。母龟、阿拉伯狒狒、天堂鸟和其他难以计数的动物都用色彩来表示自己达到生殖年龄。萤火虫中的妖姬荡妇能够解译对手的信号，以便吸引抢夺其他雌虫的伴侣。动物有时对色彩产生热烈的响应，甚至会忽略原本显眼的事实。我在南极洲时曾访黑黄相间的帝企鹅的栖息地，当时我正巧也穿着明黄色的运动服，披着黑色的长发，而且我也会跳母企鹅的追求之舞。

当我跪下像母企鹅般摇头跳交配舞时，一只公企鹅立刻离开栖息地摇摇摆摆疾奔而来，仔细打量我，来回焦躁地踱步，一再地凝视我，最后才认定我可能不太适合他，虽然我的色彩正是引发它热情欲望的正确颜色，而且我又几乎以正确的方式做出动作。

远处传来“歌剧演唱家”的一阵颤音，我不禁莞尔：不知隐身何处的树蛙正在求偶。动物运用色彩伪装的技巧多么迷人。一只绿色的灯芯蜻蜓透明的翅膀消失在去年的蕾丝花里，唯有当它在我膝上颤动飞行时，才看得清。只要一停下来，它就消失不见，一振翅，它才重现。成千上万的秋麒麟草仿佛口冒白沫，因为其间满是吹沫虫，这种渺小的生物在吸食植物叶片之际，会制造白色的泡沫藏身其间，许多动物都会运用反荫蔽（countershading，动物保护色的一种类型；这类动物背部颜色深于腹部，上面投下的光线使它颜色均匀而不醒目）这样的视觉错觉，包括企鹅在内。企鹅上身是黑色的，如此豹斑海豹和其他天敌俯视时才看不见它们；而它们腹部是白色的，天敌在水中朝上看时，就会把它们当成浮云和天空。除此之外，还有更微妙的伪装。

“你看到这片叶子上的毛虫了吗？”艾斯纳问道，他的手指向一团看来宛如树叶的东西。

我左看右瞧，退后几步又弯身观察，有什么在抽动，我指向它。

“毛虫隐身在花瓣之下，”他说明，“把它放在植物上，它就会马上伪装起来，把花瓣缝在背上，因为它背上有特别的棘状突起。”

一只黑枕森莺飞入高高的梣树，发出仿佛“我懒我懒”的鸣叫。我忍不住疑惑艾斯纳曾多少次看到他的三个女儿在幼时玩打扮的游戏，他和妻子玛丽亚又有多少次帮孩子创作万圣节的衣饰面具。这么些年来，玛丽亚已经成了掌控电子显微镜的高手，制出许多微小遥远世界的惊人影像。

“听起来很花工夫，它用什么缝呢？”

“用特殊腺体分泌出来的丝线，它由棘状突起处附上花瓣，沾上一点丝，看，毛虫就打扮好了，这是非常有效的防卫方法。”

“毛虫缝制化装服饰？”看起来好像中国人在农历新年时的舞龙舞狮，“真是巧妙的小东西。”

“巧夺天工吧？”

一颗覆着红色地衣的石头在一旁闪闪发光，这个颜色用在舞龙身上必定很美。其实这方保育地的许多植物和动物，都可以制出无法消除的优雅色斑，只是这片方圆190多平方英尺的森林、沼泽、草地、水塘被界定为温带首座物种多元化保育地，除非有益社会，否则不得开发。我们总以为亚马孙河有无尽的宝藏还待发掘，其实艾斯纳以为，许多未知的化学物质存在于温带林，因此他协助建立这块保育地，希望用作化学研究。此地开放徒步旅行、越野滑雪和赏鸟，也欢迎寻找新药材、有机杀虫剂和其他药物的人。红色的地衣固然美丽，但若采集作为染料则在禁止之列。若我住在苏格兰哈利斯地方，就可以采集当地棕橙色的地衣作为染料，这正是哈利斯斜纹软呢布之所以有独特色彩和气味的缘故。哈利斯产的斜纹软呢布广受人们喜爱，但爱用者恐怕不知道他们身上披覆地衣。人类要巧手梳妆已经很难，这只毛虫又怎么才能合宜装扮自己？

我问艾斯纳：“如果毛虫虽然找对了花瓣，缝合的方式却不对呢？”

他的表情兴奋起来，“它的确犯了错误，最后显得太惹眼，这可会招来大祸，因为毛虫的天敌是小黄蜂，它们可以看得见紫外线。”

“毛虫的伪装最后会有什么结果？”我问道，“它能掌握伪装的诀窍吗？”

“我们现在就面临着值得注意的情况，可以亲眼见到演化的发生。”艾斯纳兴奋地说，“这只毛虫虽然做得不错，但伪装还不完美，任何错误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虽然这听起来很骇人，但艾斯纳显然极高兴能眼见大自然发生的考验，并且试着猜测其结果。在此同时，毛虫在花瓣上爬行，寻找可以骗过敌人的伪装。

若毛虫伪装的伎俩听来怪异，那么不妨想想人类的化装打扮也创造出多少奇特的伪装时尚，其中包括我最爱的一种：法王路易十四时期在凡尔赛宫所穿的及地大蓬裙。当时跳蚤横行，爬满衣裙，染料师傅特别制作一种专为长裙制成的色彩，让爬在衣服上的小虫不致那么碍眼，这种色彩称作“puce”（深褐），正是法文“跳蚤”之意。玛丽·安东妮王后宫中的名流淑女也穿着如“死蚤”、“蚤屎”和“婴儿吐”（baby’s vomit）之类掩饰色的长裙，他们对跳蚤大军肆虐至少抱着幽默感。起源于贵族宫廷的跳蚤色彩不久就蔚为一时风尚。

就像其他动物一样，我们用色彩来传达各种信息，甚或情绪。激动的章鱼会变色，人类也一样。难为情的时候我们会脸红。就像蜂鸟和西红柿一样，我们对红色产生激动的反应，这种如血般的色泽会激动我们的感官，有时引起我们的恐慌，但更常让我们兴奋。因此充满诱惑力的往往是“红衣女郎”，的确有其道理。当男人看到艳红色，脑下垂体就会通知肾上腺分泌肾上腺素，让身体准备行动。万宝路香烟、可口可乐、金宝浓汤、百威啤酒、高露洁牙膏和其他数不清的产品在广告和包装上都采用红色以吸引消费者，其来有自。

当然，我们也用色彩表现身份或力量，许多君主以征服某个喜爱的颜色为乐。例如，罗马律法规定，唯有皇帝才能穿泰尔紫（一种带蓝的紫色），老普莱尼（Pliny the Elder，古罗马作家）描述这种华丽的色彩如下：“这是凝固血液的颜色，一开头呈黑色，但如果对着光看，却有光泽。”这是把地中海贝类骨螺压碎得到的色料，非法买卖这种紫色染料的人将被处死。蒙提祖马二世（Montezuma，墨西哥阿兹特克皇帝）和其他阿兹特克皇帝则以穿洋红为特权，洋红由胭脂虫制成，臣民得为这些虫付税。西班牙人抵达此地之后，也接手了胭脂虫的生意，光是1587年，就送了65吨的胭脂虫回西班牙，垄断了洋红市场，一直到一名法国博物学家走私胭脂虫及其寄生的植物到法国为止。

我们对色彩上了瘾，因此有些文化甚至发明了有关色彩的新奇游戏，包括报时。18世纪的法国就以“白色时光”形容晚餐前的时间，因为绅士贵族利用这段时光为假发上粉；“淡紫时光”指的则是日落之前向晚时分。我们甚至也认为诸神各有喜好的颜色。每年春天，日本古都奈良的一座寺庙举行传统的水画节庆，僧侣以象征幸运的红白两色制作500朵纸茶花。全世界都以凤仙花光泽的深橘红色染料作为涂染身体和头发的颜料，艺术家以身体为画布，创作出复杂的红色图案，有些是传统图案，有些则是即兴创作的现代图案。在印度德里，赴婚礼的妇女常用凤仙花涂料装饰双手，把它涂在手上等一小时，用椰子油使颜色柔和，再涂上莱姆汁（加深色彩），最后再用油滋润染妥的双手。卢克索（Luxor）地方的新人结婚前夕都会举行“凤仙花之夜”聚会。凤仙花粉以水和糖（预示甜蜜的生活）稀释之后烤成蛋糕，舞者把蛋糕举在头上起舞，最后再把凤仙花蛋糕用来染双手和双脚。在伊斯兰教传统中，美丽的凤仙花也是洗涤净化的象征，因此在婚礼、婴儿洗礼和葬礼上也举足轻重。古埃及的木乃伊仪式也要用凤仙花，多少世纪以来颜料商都供应欧洲画家（包括林布兰在内）一种名叫“木乃伊”的颜料，这是经凤仙花浸染的木乃伊碎块得到的深褐色。

* * *

一只冠蓝鸦振翅远去，只在地面上留下一根深蓝色的羽毛。我捡起羽毛，不论朝什么方向转动，都依然是蓝色，但若用力压挤，它就突然变成暗灰褐色。颜色其实并不存在于世上，而是生在我们的心灵里。冠蓝鸦之所以呈蓝色，是因为光线投射在羽毛上。同样地，大闪蝶艳蓝的翅膀也是靠着数百万密密排列的鳞片，产生蓝色的错觉。“非常精准地调到光线的某个特定波长，”艾斯纳曾在电子显微镜看到。日产汽车发现大闪蝶艳蓝的秘密之后，也创造出一种荧光蓝色的车漆，采用相同的结构（而非颜料）色彩。我们所谓的色彩其实是基于显微镜尺寸的结构。北极熊毛皮的颜色其实并非白色，而是透明的，毛皮内的气泡捕捉了光，我们才把它看成是“白色”。苹果并非红色，天空亦非蔚蓝——红色光投射到苹果上，被反射出来，使得我们以为苹果是红色，其实可以说它正巧与红色相反；我们头上的青天并非蓝色，而是光滑的，蓝光滑离空气的分子，让天空看起来仿佛是一片碧蓝。甚至蓝眼珠也并非如印度妇女穿着的纱丽那般是染蓝的，而是像天空一样，光线穿过眼睛时，短蓝光四散，我们看见的蓝眼珠其实是四散的光线，其实是闪着蓝色的眼睛。

我的周遭环绕各种深深浅浅的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绿？虽然绿色并非为了取悦我们而产生，但我们的确对它有强烈的反应。只要想到游戏，你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在如茵绿草和树荫之下、在后院、学校操场，或是球场上嬉闹戏耍。欧洲求职市场常用瑞士学者卢歇（Max Luscher）的颜色测验来过滤应征者。据他的说法，喜爱绿色的人比较稳定、坚毅、处变不惊。我想起几位环保运动朋友的面孔，他们喜爱绿色，但是不是“稳定、坚毅、处变不惊”呢？他们的确有这些和许多其他的特质，但却也如我们一样，经常做出矛盾的行为。他们期望永葆自然的原貌，因此抗拒改变，然而自然的本质就是改变。

这种改变经常以色彩象征呈现，例如，帝王蝶如法贝热（Fabergé，俄罗斯工匠，珠宝设计师，其作坊制的复活蛋被各国皇室视为珍品）彩蛋色泽的蛹，还有更引人入胜的秋日落叶景观。几个月之内，这片大地就会飘满五颜六色的秋叶，虽然为世界添妆，其实却是一种减缩。因为这些色彩一直都存在，只是被夏日叶绿素丰富的绿叶掩盖。等到树木停止生产叶绿素，准备过冬之时，明艳的红、橘、橙、黄才终于显现。于是我们再一次发现有多少色彩隐藏在人的视线之外。错觉一直都是色彩的核心，若我们追索英文词“颜色”（color）的印欧语系词根，就会发现其根源“kel-”正意味着隐藏。

在紫暮向晚时分，璀璨的落日在白杨和松林后方缓步展开红、橙、黄的车队，最后形成绯红、绛紫和深紫的热闹涡卷。随着阳光穿透空气构成的镜片，曲折成浓烈含糊的色彩，举世的人都见证并且礼赞这每日一回的奇景。我们多么喜爱与色彩为戏。我想象香港的霓虹灯、里约热内卢的嘉年华会彩装、新几内亚全身披彩戴着面具和头饰的战士、西班牙的弗拉门哥舞者、凡·高的画、霍皮族的舞者。我们对色彩的热情让我们与世界各地的人亲密结合，也与植物和动物建立起关系。我们全都为它所惑，因它的丰富多变而兴奋欢喜，也受它所传达的讯息所奴役。我们就像嗑药般渴望色彩，在黎明中起身，或是不惜跋涉千里远赴景点，只为了由太阳之泉汲饮缕缕缤纷。

第十章

彗星之夜

有些事物让我兴奋莫名，仿佛吞下霓虹灯。

——高山山友布兰夏尔（Smoke Blanchard）

我越来越不在乎怀疑者的意见。我已经逐渐逃脱他们的掌握，因为我了解：正是他们让我得以惊叹人生。即使缺乏金钱和舒适，我也能用骄傲自豪来忍受，但我却不能抛却惊叹的必要。缺乏这最后的几闪惊喜，将使我无以存活。

——柯莱特（Colette，法国女作家）

《尘世天堂》（Earthly Paradise
）

不论未来会朝什么方向走，我们都可以预见人们对人体奥秘的看法会有极大的转变。从前，人体是神圣的殿堂，医生回想起当年读医学院人体解剖的经历，总会谈到由骨是骨、肉是肉的实事求是态度，化为深深的惊奇和尊敬。然而若亲密无须经过身体接触，感官知觉全遭否定，又会是什么样的光景？最近一名女性死者经人工切片、核磁造影扫描、数字处理之后，信息被放在互联网上，人人都可下载，探究人体的奥秘。这是“透视人体计划”的一部分，也是目前最奇特的计算机游戏。

同样，芭比娃娃也是虚拟女性的卡通版本，即使在学理上她的每个细胞都正确无误，依然是个没有价值的赝品，就像三度空间的海报，而非人类，虽然她是实用的人体，学生可以解剖她而不必面对解剖人体常见的不快感受——即使洗手亦挥之不去的死亡和福尔马林的可憎气味。

这不就是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加拿大传播学者）多年前对我们的警告吗？他预言，总有一天我们会吃菜单而非食物。这个虚拟女性的出现昭示了新纪元的开始，我们研究一名妇女的图像，仿佛她是实体而非抽象的图样，而非贴在壁橱门上的海报。

我明白电影《神奇的旅程》（Fantastic Voyage
）所阐述的那种渴望，我也渴望在小岛上研究心脏瓣膜和神经的连接。我们渴望认识自己是谁，了解我们如何存在，这是一种崇高的欲望。当然，我们希望有可靠的人体地图指引。小时候我们有一种透明塑料人体模型（除去生殖器），称之为“透明男人”和“透明女人”。危险的是，在我们的热切和懒怠之下，很可能会把菜单和实物混淆，把卡通当作真人，而忽视这个女人乱七八糟的实际生活。我知道她的生活乱七八糟，因为所有的人生皆是如此，而这正是人生为什么让人着迷的奥秘。

“虚拟男人”和“虚拟女人”在诺亚的计算机方舟上，可是一对奇怪的同伴，或许他们将是美丽新伊甸世界的一章，不久就会有成千上万类似的图像任我们解衣欣赏。这源自我们了解自我的欲望，也说明我们排拒污秽恶臭的实际感官知觉。恐怖经过净化，剔除所有官能，只留下视觉，于是产生先天不良的奇特偷窥狂。死亡原本应该令我们心神不宁，不该只让我们着迷，而该让我们充满悲悼和同情。它该在计算机空间成为解剖学者或一般人的游乐场吗？人们究竟可不可以用人类遗体的计算机图像设计游戏？这些都是我们该考虑的问题，其中还包括，我们究竟希望培养什么样的医生？

托马斯医生（Dr. Lewis Thomas）不但是妙笔生花的散文家，也是当今最有智慧的人才。擅长写诗的他认为医生该是通才的人文学者。我曾赴史隆–凯特林癌症研究所访问他（他是所长），我们就着医院餐盘边吃边谈，聊到现代诗坛。我带了一本韦斯特（Paul West）的散文选集，谈的是偏头痛，我想他可能会有兴趣，结果果然不错。

托马斯常告诫医学生必须以同情、恻隐心和智慧来陶冶严峻的医学领域，他痛恨把病人或任何人当成物体，而认为应当尊重所有的人，并且终生都以医生和作家的角色治疗人的整体——不论是病弱的身体，抑或是喃喃低语的心灵。我可以想象他若看到自己的计算机上有一具每一个器官都可以任你摘离的虚拟女性遗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另一个计算机程序“艾米”（EMI）可能也会令他却步。这是作曲家柯普（David Cope）所设计，在灵感枯竭时用来协助创作的程序，可以做出如假包换的莫扎特新曲，就连专家也难以分辨。在麦金塔计算机上运行“艾米”程序，就能得到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肖邦和其他伟大作曲家的新作。如果“艾米”的作品只是符合作曲大师的技巧，而未能掌握他们的精髓，威胁还不大，但它制作的新作甚至比人类所做的更像莫扎特，更扣人心弦。我们总认定艺术创作是来自才华洋溢的独特灵魂，他们在深戏的狂喜中，出于自身的渴望而创作。如果没有感情、缺乏智慧、毫无思想、没有热忱、完全不会痛苦的计算机程序也能够做出使人屏息凝神的醉人音乐，这象征着什么呢？本身也是钢琴家的霍夫斯塔特（Douglas Hofstadter）初次弹奏“艾米”创作的新“肖邦”马祖卡舞曲时震惊不已，他说：“‘艾米’完全没有生命体验，没有自我意识，也不了解肖邦，它从没听过任何一个旋律，对音乐起源亦无从捉摸。音乐源自于整个人类的灵魂，由生命的挣扎和痛苦，以及创造情感的所有经验所塑造，包括骚动、兴奋、希望、绝望、气馁等构成个性的一切。”然而“艾米”的马祖卡仿佛真是肖邦的作品。拥有这般技巧的虚拟作曲家令人忧心。难道无须天才的心灵，就能创作伟大的音乐作品吗？“果真如此——只是我可不以为然，否则我终生都被音乐欺骗了，”霍夫斯塔特悲叹道，“我受错觉所惑，这对我而言将是莫大的悲剧，因为我终生都为音乐所感动，也一直以为自己触及人性本质的精华。”托马斯（曾生动描写马勒的音乐如何感动他）一定也会同意。虚拟的人类，虚拟的艺术家。若无才能创作伟大作品的作曲家能够写出杰作的计算机程序，那么究竟创造的过程在哪里？数年前在一次聚会上，英国天文学家霍伊尔（SirFred Hoyle）谈到若不做天文学家，会想做什么人。他说自己想成为天才，可以创作更多的巴赫作品；他觉得自己非得变成独一无二的巴赫，才能达到这样的梦想。虽然在最基本的层面，经过设计的计算机可以依循规则组织主题、音程、旋律，但基本的游戏和深戏之间有莫大的差别，主题的排列组合和经由灵感启发的创作狂喜之间有绝对的歧异。至少我们以为如此。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们是否重新为“创造”下了新定义？我们是否改变了标准，把非人类排除在外？我们是否把计算机艺术家列在大象、黑猩猩或海豚画家之列？在计算机空间的游乐新圣地，游戏的灵魂在新的千禧年会把我们带往什么样的境地？或许一路直达天堂。

* * *

有些游戏形式让人随着欢笑和智慧翩然起舞，而有些宗教神秘主义、运动、作曲、冒险等，则迅即达到提升性灵、严肃认真、让人上瘾的境地。俄罗斯的举重选手乌拉索夫（Yuri Vlasov）曾在受访时表示：“在奋力一搏的巅峰，血液冲上你的脑门，突然你心中一切静寂，此时你产生了信念，认定自己拥有全世界的力量，无所不能，甚至可以展翼。人生中再没有比这更宝贵的时刻……而你可能得再努力几年，才能再度尝到这样的经验。”

喜爱忙碌的西方人偏好在动作中冥想。冥想时必须要把心神专注在有限的领域，通常得有韵律的动作（如深呼吸），必须重复以去除杂念，必须摆脱尘世、放松警觉、涤净心灵、抛却先前的习惯和知识。在深戏中，你可以获得身体和心灵的掌控、感官的敏锐直觉，以及忽视痛苦的能力。这些都得靠着专注、整合和力量才能达成，也都必须包含自我催眠的成分。当人的感官觉醒，进入“知觉的茧”之际，你就会强烈感受到自己脱离了日常生活的关系和杂务。西方人称之为“脱离”，因为我们身陷俗务太深，只能想象自己猛力地抛开它们；但佛教徒的说法则是不再依附俗务，不再和它们建立关系，两种观点都是针对同样的心灵庇荫。精神病学家柯斯楚巴拉（Thaddeus Kostrubala）写道：“我喜欢边跑边沉思冥想，或是采用东西方都常用的祈祷：借着不断重复某个词或某组词……在长距离慢跑的过程中，以重复的韵律进行同样的过程。最后，大约三四十分钟之后，意识心灵终于精疲力竭，其他意识则开始启动。”

游戏、运动、宗教和艺术都是深戏的泉源，也都有许多共同之处，甚至可以互通有无。伊莎兰（Esalen）的创始人墨菲（Michael Murphy）曾写道：“游戏经常会创造出一种宛若修道院的韵律生活，而远征探险的运动在某些方面也正像宗教朝圣……运动在时空上的限制，升华我们的精力，摆脱俗世凡尘，都可以召唤我们性灵的深度，就像艺术作品或修道院的纪律。”

深戏者就像苦修者，他们暂时退出世界，进入冥想的状态。这个状态虽然可能充满了骚动，但深戏者却感受到平和幸福。例如在打高尔夫时，选手漫步在高低起伏的草地上，即使一杆之差都会影响巨额奖金，他们心头依然一片祥和。高尔夫球名将帕玛（Arnold Palmer）曾描述他在大赛时的心情，“恍若绮想，并非如梦似幻，而是音乐大师在伟大表现时体验到的一种隔绝状态。他知觉自己在哪里、在做什么，但他的心灵却只在乎‘正确’弹奏乐器——并非仅在技巧上，或仅在性灵上，而是两者合一，在不同的层面，在更遥远的层面”。我曾说过，有些活动较容易引发深戏的状态，但重要的是情绪而非活动。我们可能以近乎疯狂的热忱寻找香蕈，也可能在以石砌墙时感到陶醉，或是在进行复杂的外科手术时摆脱整个世界。深戏可能认真严肃，也可能充满了欢笑。

然而反过来说，就连骑野马这般刺激的事物也可能变得无聊单调，我们可能不带劲地创造，可能温吞吞地活下去，而大部分人都是如此。我们怕自己看来愚蠢，或者感情泛滥，或者犯错，或者感到不必要的痛苦。我们以为天上有一本账簿，专门记载我们的资产和负债，衡量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有些人以为，人生必须允执厥中，最美好的瓷器应当留到特殊场合，因此反而很少使用。我们恐惧强烈激昂。然而死亡当前，就算我们看来愚蠢，或是太过热切、太过关心，又有什么关系呢？肤浅的人生只会创造平板如阴影一般的世界，在那半明半暗间，太阳永不燃烧，危险永远退却，安全成了习惯，个人没有任何新事物得以互相教导传承。荷马说：“醒着的人只有同样的一个世界，而睡着的人却各有自己的世界。”我们或许可以借着主动的沉思冥想达到深戏状态，但即使只是被动地静坐（如在计算机前），一样可以充满宗教虔诚，获得狂喜的奔放，达到深戏的境界。

随着新科技发展，宗教礼拜的仪式应该也会有剧烈的改变，也会有许多新的宗教出现。或许我们觉得宗教是一股保守的力量，不受流行或变化的影响，其实宗教经常运用最新的科技。科技的每一大步都会改变我们对礼拜的观念。三四万年前，在洞窟中作壁画还是奇特的想法时，克罗马侬人就在洞穴中描绘各种生物和图案象征，表达他们的礼拜观念。在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人在土制的薄板上用楔形文字雕刻祈祷文。到公元100年，埃及人用象形文字赞美艾瑟（HSIS，古埃及司生育繁殖的女神），艾赛尼教派信徒（Essene Jews，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间盛行在巴勒斯坦的犹太教别，严格遵守律法教规）在纸草卷轴上记载了耶稣的教诲。到公元1世纪左右，第一批脆弱易损的书本出现，基督徒把神圣经卷上的内容汇编成旧约古抄本。罗马人还在用笨重卷轴记述诸神之际，基督徒已经全心接纳新技术，得以方便地传递宗教训诲，唯一的缺点是每一页都得十分费力地靠手工完成，使得中世纪的修道院缮写室全都是忙着抄写拉丁文《圣经》的僧侣，他们在书中做了许多注释，并以耐用的皮革装订成册。这样的活动也为他们带来心智的启发，成为沉思、祈祷和艺术的一种形式。唯有一时精英，方得以在厄文（Martin Irvine）所谓的“第一次信息时代”中，买得起这种手稿。

厄文说：“这是整个文明首度有记录和传递信息的标准技术。”到1456年，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发明了活版印刷，并以《圣经》为新技术的范例，虽然只印行200本《圣经》，但却为宗教带来了革命，因为此后人们可以私下在家中研读教义。到1500年，欧洲已经有900万本书，其中大部分是宗教著作。由于印刷术，《圣经》不但得以大量印行，也得以有了新的解释（如马丁·路德），因此宗教以更快的速度演进，分裂出新的教派，也有了新的教条。布道者可以通过印刷出来的文字来接触并说服广大的群众。广播的发明使得这种力量更广大，很快就有周日上午的广播讲坛。电视于20世纪50年代席卷美国之后，如葛里翰（Billy Graham）、罗勃兹（Oral Roberts）等布道家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今有许多传道者都是借着电视广播为媒体，使得我们甚至还发明了“电传布道家”这样的词。

接下来的发展是什么？网络上的上帝。我们可以上“科学神祇的第一座网络教堂”等各种网络教会，不论是凯尔特宗教、摩门教、耆那教，或是北欧的宗教，都各有网址。更奇特的是门诺派（Amish）还有网址——我还以为门诺派拒排科技呢。除此之外，还有萨满教、督伊德教（Druidism）、巫毒教和其他宗教。每天有500人拜访泛神教的网址，信仰盖娅（Gaia，希腊神话，大地女神）的人也可以和其他同道一起崇拜。高台教（Cao Daiism）有两个网址，这是一个奇特的越南教派，为了某种原因奉小说家雨果为圣。许多个人也都建立自己的网址，歌咏自己的神圣，同时也寻觅知音。罗伯特·莱特（Robert Wright）上网时发现，你可以——

加入“墨基瑟德克星籽学派”，和“喜多纳的盖布瑞尔”安排一场“个人的传送”。盖布瑞尔拥有“宇宙头号管理者”背书[两人一个月（融合）一次]，是乌兰西亚（地球）唯一的咨询和灵魂医师。这个网址让你也有付费购买神圣经典的机会，让你得以学习“升天科学”，甚至探索“反原子身体”或“基本粒子治疗”……

教廷有网址（你可以把电子邮件传送给热爱上网的教宗），许多修道院也有，包括处于偏远地带与世隔绝的修道院。上帝共有41万个网址，成千上万的人在网络上讨论宗教教条，阅读神学报纸，并与其他同道闲聊。教区民众期待教会能够与时俱进，提供适合我们所在科技时代的咨询。世上大概没有多少地方，让不同信仰的热忱信徒能够安然共存，发现相互的异同，讨论彼此的矛盾。

“天国之门”的39名成员运用网络来鼓吹自己的理念。他们相信藏在哈尔–波普彗星后面的宇宙飞船正在等待他们的光临。他们不能靠输送光线把自己送上宇宙飞船，而必须让肉身死亡，随后再在天使般的异星生物中复活。他们在网址上解释，“哈尔–波普彗星接近正是我们一直等待的征象，我们渴望、期盼不久之后就能由‘下一层面’登上宇宙飞船”。据他们的福音，基督本身就是外星人：

2000年前，天堂王国的一员受到指示，把他的躯体留在“下一层面”……移入（或“化身”）用作特殊任务的常人身体〔（或工具）〕。获选的人体就被称作“耶稣”。记住，化身为耶稣的那人被送来地球唯有一个目的，就是传达“若你们想上天堂，我可以带你们穿过那扇门——但这需要你们舍弃一切”。

虽然这些网络上的信仰听来很奇特，但我们得知道，所有的宗教都是由小教派发展而来的。他们秘密结社，冒着极高的危险，举行特定的仪式和典礼，常有特定的服装和音乐，有时候也有舞蹈。追随者为求归属群体和秩序、超越和真理，以及逃避俗世凡尘，因而加入小教派。这些教派提供了绝佳的深戏机会，新宗教因此出现，如果受到欢迎，就会获得尊重。目前的生态信念就快要达到这个地步。大部分强调超验的宗教，都会区别污秽的身体和清澄的性灵，他们会强求追随者视地球上的生活为肮脏、罪恶，自己则是暂时的过客。许多宗教都排斥尘世，鼓励信徒不要依恋现世，而要修天国。尼日利亚约鲁巴族的谚语说：“世界是我们所赴的市场，唯有天国才是我们的家园。”根据《圣经》，地球的资源原本就是供人类开发利用，如果尘世只不过是简陋的寄旅，又何必保护它？贝瑞警告我们，这样的教派会造成以下的情况：

我们分隔了身体和灵魂，就等于把这两者和其他一切都区分隔离。如此我们就会使自己深陷寂寞，唯一的补偿就是暴力——对其他动物、对地球、对我们自己。

鼓励我们摆脱自我的宗教，就等于要我们虽生犹死，是刻意的假死，摆脱自我的挣扎。

“天国之门”把人的肉体贬为“工具”，虽然听来令人震惊，但却并不是新的观念。把身体视为瓶子，意识如精灵一般陷于其间的想法，也曾出现在许多哲学宗教中，显然是所有人类共有的奇妙幻想。不过有时候幻想也会离谱。贝克特把身体当成脑子的推车，17世纪的哲人笛卡儿则认为身体有许多部分，心灵却是完整而分离的。在我少女时代，曾想绘出我眼中所见的世界，这里有一点点脸颊，那里有一点点鼻子，我一直无法掌握它，但我想大部分人都会有同样的感受、同样的想象，觉得他们的心灵被锁在脆弱的身体里。其实心灵并不完全存在于脑中，而是乘着荷尔蒙和酵素的列车在全身运转。我们能想象作业员作业的情况，因此想象脑部操控身体，然而并非如此。脑部是一个黑暗、安静的世界，塞满了挽救生命的想象。《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
）杂志的社论曾提供如下的说明：

例如一名网球选手在球早已经飞越后，依然体验到击球的感觉，或是驾驶员在意识还未察觉危险之前，就紧急刹车。我们的脑靠着不断地“回溯”事件，来保持掌控鲜活意识的幻觉。

记忆强调当时，使它似乎比发生时更强烈、更有意义、更精彩。有人说快乐是记忆的幽灵，唯一的天堂是你记忆中的天堂。有些记忆一开始虽然让人难过，但随着时间流转，慢慢地依附成长，让人获得道德和精神上的实质，转变成让你想继续生活的期望。

许多宗教都教诲：神圣的魂灵居住在污秽的躯壳之间。若天堂才是真正重要的所在，生命又有何欢愉可言？若身体只是个容器，又何必尊重它？这样的教诲通常伴随着“纯洁”和“不纯洁”的观念。不纯洁的必须洗涤净化，因此创造了更多教条、仪式和宗教领袖的需要。其实这种态度或许源自对女性的恐惧。女人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三大一神教中，虽然起先举足轻重，却很快就丧失了地位，被视为污秽不洁。英文词“bad”（坏）源自古英文“baeddel”，意即无丈夫气概的男子。人们总认为，经由妇女的生殖器降生人世，是使男性堕落的行为。迄今全球男性的各种入会仪式（包括兄弟会和军队）都要求入会的男性涤净女人的污染。为什么他们这样强调女性引诱与亵渎男性的力量？坏女性的象征夏娃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一再地出现，把她描绘为引诱男性陷入万劫不复境地的堕落女人。下面就是克隆尼修道院欧顿神父在1100年写的一段文例：

如果男人像山猫一样，拥有透视能力，能够穿透皮肤，那么光是女人的皮相，就足以令他们作呕：女性优雅的形貌不过是血液、体液和胆汁。想想她们鼻孔下隐藏着什么？喉内、腹中：处处是污秽……我们怎会想拥一个粪袋入怀？

纯净的领域是天国，不纯的则是俗世，教堂是联结两地的神圣地域。然而当教堂只存在于互联网上，那么它的位置何在？哪些仪式和典礼可以在教会进行？虚拟的会众又是什么意思？传统上，庙宇和教堂是具体的地点，让人们能够前往交际、提供援助、互相安慰。如今圣堂成了在网络空间盘旋的集体幻觉，怎能像以往那般滋润我们的心灵？然而另一方面，重新引介神秘的事物，或许反而会吸引大众。大部分人都相信超脱尘世的实体。如果剥除了宗教的神秘部分，还有什么得以存留？

人需要感受到有比自己更伟大的事物，宗教的目的之一，就是教导社会和大自然生活的变量。

所有的游戏和宗教都为世界安排了秩序，安排了一种必须接受的态度、道德法则、行为准则。虔诚的信仰除了恭谨奉行之外，也包括了自由创造、以新方法解决困难，以及采取行动协助他人。有些国家设法保持宗教的架构，只不过以国家取代神明的地位。许多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是理性的无神论者，至于我，我倾向生态性灵主义（ecospiritualism），然而在环保人士中一样也有激进分子，他们太了解大自然，反而无从欣赏它。

天国之门并非唯一以哈尔–波普彗星为使者的教派。许多在网络上呐喊“哈里路亚”的教派也认为彗星是天体的启示，会改变历史的轨迹，向外星生物提出邀请，预示了世界的毁灭，或预告救世主的来临。“抓住这一天，及时行乐。”这是所有深戏者不成文的座右铭，然而对夜猫子、做白日梦的人、蝙蝠迷和追踪彗星的人而言，“抓住这一夜”才是频催的战鼓。

* * *

一天晚上，我正在室内骑健身自行车，头戴耳机，音响开得震天响，这时突然听见一阵比耳机里乡村音乐还响的声音，不是浣熊敲天花板的声音，也并非地震的撼动，而是在我眼睛正前方拳敲玻璃的声音。我待了一会儿，才明白那是有人在敲我的窗子，于是赶紧扯下耳机，拉开窗帘，原来是邻居波西丝——紧裹着大衣、帽子和手套，边挥着双臂边笑，“彗星！”她喊道。

“马上来！”我也大喊，抓了帽子、手套、长大衣和望远镜，立刻冲出大门爬上她的车。她10岁的女儿柯内莉亚也全身包得紧紧的，坐在车后座，虽然她上周才罹患肺炎，依然一脸期待。

“抱歉吓着你了，”波西丝说，“但天空突然清朗，我发现彗星目前最清楚，我们该抓住此刻。”

“好。”抓住此夜，她说得对。满天星斗点缀着夜空，清澄沁凉，一弯下弦月绽放光华，映照在昴宿星团（位于黄道星座金牛座中的疏散星团）的诸星、倾侧的北斗七星和其他星座上。即使是裸眼透过车窗，都可以看到天后座附近地平线低处一团如棉花似的彗星。不久我们驶离了城市的灯光，朝农庄的黑暗大地而去。我们爬上岔路，驶上山顶，俯看着湖，湖面在明灿的月光下如冒着泡的油一般闪耀。

“哇！看那彗星！”柯内莉亚喊道，一手指向来自深太空的稀客。它的银色尾巴被太阳风朝后扫，是颗完美的彗星，是冻结的大土球，是天文学教科书中的典范。哈尔–波普彗星约在400万年前和太阳及诸行星一起成形，它以43000英里的时速巡弋太阳系的辽阔范围。在接近地球之际，它发展出几条耀眼的喷泉，这是因为它的水气、尘和气体在太阳下散放烟气之故。我们以诗意的语言，称之为“尾”。有些学者认为地球上的生命起源于彗星，因为数百万年来，这些如多栋房屋般大小的雪球，把生命的基本要素落在我们的星球上，并且产生足以形成海洋的水。哈尔–波普彗星比它们遥远，对地球而言，它只不过是璀璨的过客。

“想想看，”波西丝说，“它只有25英里宽，距地球1.22亿英里。”我非常欣赏波西丝的兼容并蓄，她是个精力充沛的物理学家，倾力研究微小的物质，研究的内容并不是看分子本身，而是靠它们留下的痕迹推断。然而她对天空上疾行的彗星现象也充满了兴趣。

我沉思，“这么小、离我们这么远的东西，怎么可能以这样明亮的光和清澄的尾巴划过天空？我们怎么看得见它？”

诗人不知道，物理学家也不知道。不过柯内莉亚说，她曾梦到骑在彗星上，仿佛它是一匹滑溜溜的小白驹，有一条长长的尾巴。她揉着惺忪睡眼——不，她是在调望远镜的焦距。“或者就像海豚，”她把天空想象成深海，“或是像独角兽。”我扫视天空，但还看不见海豚星座。我可以明白小马和海豚的魅力，但我们的文化怎会对独角兽着迷？

公元前5世纪，波斯王阿塔潭克西兹二世及大流士二世的希腊医生西提希亚斯（Ctesias）曾提到“前额有一角”的动物，若把角磨成粉服食，可使人不受毒害。独角兽早在古中国就有传说，在公元前2697年黄帝时代，就有优雅脱俗的麒麟出现在宫殿之中。而在西方世界，也可以看到绣帷缀锦、雕刻、绘画和珠宝都有独角兽装饰。据说它神奇的角可以治疗许多疾病，而且能够测毒排毒，这是最受国王、王后重视的一点。因此王室的食器常是以“独角兽”的角雕成。凯瑟琳（Catherine de Medicis）和法国皇太子订婚之时，教宗克雷芒七世（Clement VII）送他镶金的独角兽角作结婚礼物，同时也暗示着对待凯瑟琳之道。就连国债也能用独角兽的角偿付，伊凡（Ivan the Terrible）就曾用一大笔钱买下一只角，作为令牌。这种角并非寓言家虚构的内容，而是真有买卖的实物。大家认为它应是色白、形长、呈螺旋状、逐渐朝上尖细的物体，因为其来源太神奇奥秘，使得达·芬奇在讨论如何捕捉独角兽的文章中，建议用处女为饵。不过到16世纪末，极地探险盛行之时，探险家发现了独角兽的真相。在极地活动的一角鲸正长着传说中独角兽那般的螺旋长角。很可能是伊努伊特人捕猎之后和维京人做交易，再巧妙转售而得。独角兽是神话中的生物，是疾驰而过的奥秘，如彗星一般超凡脱俗。

自工业革命以来，我们的神明和神话中的生物全都变成科技产物。我抬头仰望北冕星座，隐约见到一骑自行车朝北极星而去，不禁失笑。波兰小说家舒兹（Bruno Schulz）最先在《鳄鱼街道》（The Street of Crocodiles
）中为这个星座命名，歌颂骑自行车对全球人士的魅力：

哦，暗夜星空，被这些敏捷骑士的旋转、动作和跳跃划破；哦！沿着天空对角绘出的摆线和外摆线，在消失的线轴之中，全心全意骑自行车达到明灿的目标。此后新的星座将出现，是第十三群星星，永远纳入黄道带，在穹苍中散放光华：自行车骑士。

我爱思索这些事物。人年纪渐长之后，冒险的心往往由身体转为心灵。冒险和挑战依然吸引我，只是游戏场地已然改变。这些日子我常经历马斯洛所称许的高原期，也就是借着旁观、欣赏，而感受到喜悦。

随着年岁增长，身体只能接受某种限度的新奇、惊喜和纯肾上腺素的冲击。深戏的巅峰经验充满了爆炸性的激动，引领我们体验生死攸关的感觉。突然经历如此巨大的狂喜让我们的神经系统难以承受。冒险家年岁渐长成熟之后，不太可能再追求如此激烈的刺激，而会以“较不那么激烈冒险的经验”所取代，这种经验“常是纯欢喜快乐，就如母亲静坐着看宝宝游戏，赞叹、欣赏、深思，又难以置信”。超验的经验未必需要乘雪橇疾驰或是攀爬珠峰，也不需要单一、独特、兴奋的戏剧化事件。马斯洛提醒我们，还有深戏的丰富体验，“让人一直保持‘兴奋欣喜’”，如欣赏帝企鹅和观星的体验。午休时间的自行车驰骋或是一曲小提琴奏鸣曲，就足够热烈。多年来我由一个冒险奔赴另一个冒险，有些经验危险重重，有些经验则激动我心。面对死亡和因伤退场，如今我不再这么冲动，但我依然留下许多深戏时间，因为我欣赏它魅人的清澄纯净。

“看到独角兽了吗？”我遥指星座问柯内莉亚。她礼貌地看了一下，但整副心思还是放在4000年才出现一次的彗星上。

哈尔–波普彗星正以直角切过我们的太阳系。“4000年才一次！”波西丝惊叹道，“下一次这个彗星再来时，地球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的文明大部分是过去这4000年发生的。”

我猜在宇宙时间的领域，4000年不过是一瞬间，但当我想象彗星来访地球时，却因地球在这期间的转变而感到震惊。它的每一次造访都燃亮了人类长久纪元的一章。有些人把哈尔–波普彗星喻为时光胶囊，是钟摆，是节拍器，是古杉的一圈年轮，是探照灯，是“天体四时的快照——古老的昨日，遥远的明天”。4200年前，地球还是一个黑暗的星球，其上并无如今眼熟的都市灯光镶嵌。埃及金字塔当时仅有四百年历史，农耕是才在欧洲萌芽的新技术，印加人、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都还尚未出现，都市的观念闻所未闻。彗星的出现或许在地球上造成破坏，人们视之为灾噩之星，认为它预示着变化和灾难。“disaster”（灾难）这个英文词的确源自拉丁文“恶星”。当彗星神秘出现，为天空带来一抹光芒之际，象征着神明发怒，因此人世间会发生战争、帝国倾颓、统治者崩殂。人们认为查理曼大帝和西泽的死亡，都是彗星作祟。

这颗彗星再度造访，地球已经如璀璨珠宝一般明亮，仿佛地面上也有和天空中一般多的星座。虽然人世间无知和不快乐依旧，人类和其他动物依然为生存而挣扎，恋人一如以往般战栗和渴望，但人类复杂的生活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不论是在交通、传播、教育、艺术、科学和医学——我们在一个世纪以前，才开始征服疾病。

有时候我会感到一股莫名的悲伤，当我觉悟彗星再访时我已经不在人世，不由得令我心中充满惆怅。对未来的好奇啃啮着我，但我绝不可能再看到这颗彗星燃过天际。再过4000年，这颗彗星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观？地球还存在吗？人类呢？他们会学到什么样的真理？每一天由黎明到黄昏有6000人诞生，不久地球将无法养活所有的人口，这些人何去何从？他们会吃什么喝什么？牛肉、鸡、鱼和其他肉食是否会被视为禁忌？他们会用什么为燃料取暖？他们是否会放弃地球表面，如克拉克（Arthur C. Clarke）在《3001太空漫游》中预言的，在地球上用高耸入云的电梯建造轨道城市？他们将崇拜什么？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会如何游戏？因为正如奥维德（Ovid，古罗马诗人）1000年前所写的：“在游戏中，我们显现出自己的本性。”尤以深戏的时刻为然，虽然深戏未必能免于焦虑，但却带来莫大的乐趣。这种充满幻想，令人心醉神迷、狂喜而独特的经验可能让你感到满足快意，也可能令你难以自拔，人性如此，永难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总是排满了工作、杂务和各种各样的需要，何时才能摆脱所有的义务，感受到盎然生机，摆脱自我的羁绊，运用所有的感官，完全敞开自己以接纳所有的经验呢？很少。卡尔（Walter Kerr）在《逸乐的倾颓》（The Decline of Pleasure
）中写道：“我们有点可悲，因为我们仅以半心半意过活，只以一半的心思接触周遭宇宙。”唯有当我们容许自己抵达深戏的巅峰，才能完全接触到世界和自我，摆脱束缚，超越比较，和生命建立和谐的关系，获得几许荣耀的时刻。即使在我们由这些高处爬下之际，依然怀有宝贵的技巧和眼界。深戏总让你意乱神迷，不过其细节却会随基本的观念如“控制”、“环境”、“自我”、“身体”、“神明”，及其他种种想法发展而变化。

是的，我确定文明依然会经由游戏而发展，或者根本就是游戏本身，因为这似乎是我们人性基本的机制。新的宗教会兴起，新的艺术形式、折磨我们感官的新方式会出现，艺术家将会继续描绘世界如何使我们感动，我们如何和大自然隐形的力量联结。就深戏而言，人人都需要神圣的场地、规则、时间的限制、紧张、狂喜、乐于面对危险，以及游戏的自由。当然，他们的游戏将会探索新的场域、新的材料、逃避烦闷日常生活的新方式，只求一些欢天喜地的时刻。

但若一如许多人所预言的，天堂静待着我们——让我们得以有免于疾病、罪恶和早死的自由，在超验的世界里，什么才是我们超验热情之所趋？虽然在世纪之交的眼前，一片生机蓬勃，但我们实际上却处于黑暗时代。每一个新时代奇迹式的推进都会为前一代留下阴影。我们会错失何等的发现、迷惑和狂热？我渴望看到那未来的地球，渴望知道那些遥远人类的奋斗和胜利，他们有其他的世界必须征服，其他的暗夜必须度过。

人们常向流星许愿，对于彗星，我们又将许什么愿望呢？致地球未来的居民：祈愿他们的世界依然充满奥秘；祈愿他们在伟大冒险的前夕，依然会兴奋难抑；祈愿他们对彼此和地球都能负起责任；祈愿他们保持离经叛道的勇气；祈愿他们永不丧失天真惊奇；祈愿他们继续追寻易碎易醒的美梦。若有可能，祈愿他们回来把答案告诉我，让我得知上千难解之谜的答案，聆听整个文明的起落兴衰，了解远赴其他太阳系的结果，并且观看在我走后所生的种种神奇。若不可能，那么我只能接受有限生命的游乐场，期待到我生命终结之际，能够简洁地、全心全意地说：“能够诞生、能够活在世上，就是莫大的恩典。”

“人生是非玩不可的游戏。……”

——罗宾森（Edwin Arlington Robinson）

《火畔歌谣》（Ballade by the Fire
）

目录

译者序

楔子

第一章 和尚海豹

第二章 太阳宴飨的亚马逊

第三章 短尾信天翁

第四章 金狮狨

第五章 大桦斑蝶的冬宫

第六章 昆虫的爱情

译者序

我变成一粒透明眼球。我什么都不是。我无所不见。

——埃默森

戴安娜·阿克曼是一位诗人出身，却以动物生态报告文学奠立文坛地位的美国女作家。阿克曼的个人色彩之所以比一般报告文学作家突出，在于她强烈的文字风格。别人写报告文学，是用脑、用观察分析能力、用理智去写，站得远远的；她却是用心灵、用感官、用情欲去写，永远置身于对象当中——因为自始至终，她首先是个文学家。

看一位文学家的作品，必得追溯其思想及文风的传承。阿克曼在楔子中强调，她想当自然学者兼诗人，加入“逡巡于灵魂的荒野”的文学传统：她提及写《白鲸记》的梅尔维尔与《黑暗之心》的康拉德，但在我读来，她所一脉相承的很明显是美国文学的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汪洋捭阖的文风，激越澎湃的情绪，尤其像是美国超验主义之父埃默森与诗人惠特曼（Walt Whitman）的回响。

美国超验主义基本上认为自然是最善、最美的，人类所有可能的灵感与精神升华都可以在自然里找到，透过观察与经验自然，最后将可达到一种“心凝形释、天人合一”的纯美境界。

姑且不论个人如何“经验”自然，但在西方传统里，“观察”自然必须讲求客观性及科学精神。埃默森和惠特曼虽然都很“热衷”于讨论“精确科学”在美国文学里的栋梁地位，前者认为美国学者将借科学“永远不断地赋予自然之组织与边境生命”，后者则宣称“科学的穗饰与最终喝彩乃存在诗之美中”；然而这些超验主义者最虔诚信仰的，仍是“直觉的知识”，也就是“直观”与“洞见”这类极难用科学度量与证明的东西。所以后来的批评家才会把超验主义定义为：“古代柏拉图学派的复活，拒绝以科学态度看待自然。”所以埃默森才会被评为：“以心灵的眼睛去看待自然，因此理解自然的同时，也在创造自然。”至于自诩为“等待已久、终于出现的伟大美国诗人”惠特曼，生猛地以“专制君王的眼睛”，处理“无法比较之素材”，他在描述自然时的客观性，就更不用深究了。

我绝非在此讥讽美国超验主义作家的自然文学都缺乏科学精神；比方另一位美国超验主义的代表作家，写《种子的信仰》的梭罗，便是执着于科学实验精神的典范。我只想借此说明，为什么在超验主义作家的自然报道里，“我”的成分会这么浓厚，无论他们在写什么，读者都可以强烈感觉到那是作者个人“性灵之旅”的一部分。有了这层基本的认知，我觉得我们才能更深入且正确地去欣赏阿克曼的生态报道。

然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阿克曼在《稀世之珍》这本书里，虽然所报道的都是这个世界上所剩无几、就快消失的珍奇美物——三种濒危动物（和尚海豹、短尾信天翁、金狮狨），两处濒危栖地（亚马逊热带雨林、佛罗里达硬叶灌丛带）及一种濒危“现象”（大桦斑蝶的度冬迁徙），她的语气却一点都不悲观，心情一点都不沉重，反而带着一种昂扬、无法按捺的喜悦——因为那是她举办的私人庆典，她讴歌、她彩绘、她手舞足蹈，只为赞美这些稀世之珍的宝贵。你也会明白，为什么有时候她的口气会流于轻率（像在“短尾信天翁”一篇里说：“文明是失去自然的人发明的。”）甚至含糊（我很难相信登山老手可以不用滑轮、不戴手套，只以单索绕到身后下断崖，何况她是攀岩的新手）。因为这是她的私人派对啊！我们是在听她对亲密朋友的狎昵絮语！

埃默森在论文“诗人”里说：“荷马的文字对荷马而书，和希腊军队统帅阿伽门农的胜利对阿伽门农来说是一样的；同样地昂贵与值得赞叹！”文字是文学家的一切所有；风格是艺术家的全部资产。戴安娜·阿克曼以诗人纤细敏锐的感悟，在《稀世之珍》里为不可比较的素材找到了许多动人心弦的联系，书中的文字便是她的歌喉、她的彩笔、她的肢体，以及她所有的工具。我努力试着捕捉她运用文字的神韵，希望能忠实呈现她刻意营造的风格，但愿没有把我身为翻译的这部分工作搞砸。

唐嘉慧于台北

1998年8月

楔子

在地球高纬度的地方，北美洲东缘，夹两脉冰河穿凿之山岳，倚一面人类踏双刃平衡、快速滑行的湖，灰色苍穹在上，冰雹覆罩如一层薄薄鸡皮疙瘩的地面在下——12月寤寐间沉重的鼻息，仿佛配偶的微鼾般熟稔——郡机场附近，钢质乳齿象徐徐降落，加拿大雁鹅却呈楔形狂嘶鸣，白尾鹿轻啮的郊区森林中，钥匙形状的死巷环尾，一幢窗儿餐风饮露的简朴白屋后，我找到了属于自己地址的那一小部分：那称作冬季的星球与心灵的微倾。

即便严寒，我的后院仍热闹非凡。两棵苹果树上，木乃伊似的果实如锈钟般兀自悬挂，我虽听不见也嗅不到，却明白对鹿而言，它们的芳香正如钟声远播。书房窗外的日本枫树，叶已殆半落尽，唯剩寥寥数片，了无生气，黯棕而扭曲，瘦伶伶不断打旋儿颤抖着。佝偻的美国紫荆上，风干的豆荚仿佛小葫芦般在风中喀喇喀喇响。紫荆和枫树交错的槎丫成了朱雀、无冠山雀与松鼠的公路，它们偶尔会在冰封的枝干上滑一跤，或在劲风下踉跄，但早已习惯窗棂后安全距离外的我。借着凝视它们，我便能判断出风向与风力。为了取暖，它们面风而立，让风顺毛吹来。今天，朱雀羽毛膨松如一个个棉花糖，且全面朝东方。

我极少亲眼看见田鼠与地鼠，却常瞧见它们在雪地里钻地道。偶尔兔子或土拨鼠会建巢。五只绒球般蜷缩在屋北那棵半死枫树树干里的浣熊，一整个夏天在我的草坪上磨出一道小径、翻捡垃圾桶、在屋顶上溜滑梯。我知道它们的窝在哪儿——一百英尺外一段被掏空的圆木内，因为在某个气喘吁吁的燥热夏日里，它们全家缓缓爬出窝外，挂在树枝上纳凉。几条横纹蛇往何处避冬我不确定，接连好几年春天，我发现它们在屋内苏醒，或许早已在墙里或靠近火炉处寻得温暖的避难所。三只棕蝠在檐下冬眠。西洋茄般巨大的乌鸦压得树身哈腰弓背。别的鸟儿也来鸟食台前索食，在雪地上留下象形文字般的足印。我怀念和暖日子里在天地间合力张起一片震颤与彩色织锦的青蛙、昆虫、蜘蛛与蝴蝶；我怀念那漂浮着颜色与味道沁人感官的花朵。然而即使在冬季，仍有许多生物在这小小的世界一隅划地为家。

我从书桌旁的书架上抽出心爱的书：《地球家园》（The Home Planet
），一册自太空拍摄地球、令人屏息的照片集。我翻到那张上空飘着几缕云丝、分外美丽的印度洋照片：地球最蓝、最晶莹的一瞥。孕育我们的海洋哺养浩荡的生物群，包括地球上绝大多数生命赖以为生、食物链最底层的浮游植物。我们怎能听任如海洋这般的巨物死亡？然而，五大湖濒死，地中海亦在忍受临终前的苦痛；人类将大量污染物倾入海洋，有些鲸鱼体内含有剧毒，尽管活着，在技术上却只能称之为“有毒废料”。

慢慢翻阅《地球家园》，目光停驻一张地球飘浮在一片黑丝绒般太空中的照片，非洲与欧洲在涡漩状白云下隐隐若现，但主要颜色仍为蓝色，整个阿波罗号的探险任务便由这一张照片娓娓道尽——浩瀚太乙之间，地球何乎其微，而它的环境又何其脆弱。从太空中看地球，它没有国界，没有军事特区，不见任何藩篱：你可以看到某大洲上空盘卷的风暴，足以影响半个地球外的谷物收成。整个星球的大气层——我们呼吸的空气、飞翔的天际，甚至臭氧层——仅薄薄一圈。这张照片动人心魄地提醒我们地球是单一的有机体。对我而言，这本书仿佛视觉的记忆匣，锁着我对自然的感受。总有一天，我们会问，“我这一辈子在朝哪一种结局活着？”若能回答这个问题，便表示你拥有极大的自由。海上晨曦纯然的美能引诱眠者下床；我认为自己的工作一部分便为了让它发生。眠者如我，迟早必须起身轮番晨眺，为这个星球，也为丰富自己的生命。从非洲纳米比亚沙漠到峭壁千仞的喜马拉雅山，神奇的生物在地球上漫游的历史远比人类久长，这些生物不仅值得我们尊敬，更能教导我们认识自我。

有些荒野我亲身稔悉其沙、兰、无羽的苍蝇，及土地上的人民，因此每张照片便宛如一册相簿、一份复写纸、一场游行。这是东京南方的小岛“鸟屿”（Torishima），短尾信天翁的最后据点；那是法属军舰鸟列屿（French Frigate Shoals），夏威夷和尚海豹的最后避难地；这是南极大陆，大群动物的家。凝睇夏威夷群岛的照片——亮蓝海洋中的几点墨斑——我忆起泅泳时笼罩上方的座头鲸歌声。座头鲸的世代文明里没有城市，是浪游的文化。它们居住在宛如广寒蓝穴的大洋里，口述传统，彼此教唱歌曲，弃旧调，谱新韵。人类录下的鲸曲只能追溯至1951年，经过40多年，仍未听见它们重唱50年代的老歌，试想古来多少咏叹调、歌谣与圣歌，充塞在大蓝之间，然后沉寂，再不复听闻。今天我们能够走访少数几个石器时代的遗族，在营火前聆听他们驰骋想象、寻幽探奇的故事，却永远不复得知穴居人类所有已然湮灭的故事；之于座头鲸，亦然。我在扉页间流连，飨宴各个令人目眩神迷的广袤栖地。无论如何偏远、干燥、炎热、高盐度或少阳光，处处孳息生命。非洲的照片令我想起永远被囚禁在过去的庞然巨兽；现在所有令我们联想起非洲的大型动物，如大象、长颈鹿、河马、鸵鸟等，不过是一度昌荣的巨兽的星火余烬。河马亲戚之一，巨犀（Indricotherium），肩宽20英尺，食树梢之叶；人若傍立，不及膝。那时有比大象更巨大的长毛象、熊般大小的海狸、叉角巨如篱架的超级麋、塔般高的马、车般广的野牛；当然还有尼安德特人，我们粗壮魁梧的亲戚。是否因他们在人种上和我们有差异，便在竞争下被赶尽杀绝？尼安德特人住在欧洲，行葬礼与其他宗教仪式，存活7万年。接着现代人挟洞穴壁画与狡黠头脑出现，尼安德特人旋踵消失。我掠过婆罗洲、巴西与新几内亚的照片，遥想雨林的能量泉源如何促成新的生命形态；我们的基因安全网便是由雨林的生物多样性织成的。

我把书搁在身旁的一池阳光里。生命在地球上于不同时间接受甄试，现阶段约有4000万不同物种共同拥有这个星球，乍听之下仿佛象征丰饶、哺乳宙斯的羊角，然而过往的物种却是这个数目的10倍，有些科学家的估计更接近500亿。因为人类历史短，记录有限，加上集体记忆差，有人便认定犀牛与大象是永恒的，我们也是永恒的。殷实地缓缓前行的演化，单单以其徐缓，便可保护我们，不是吗？本着“既然没坏，何必修理”的逻辑，我们对时间的徐徐渐进遂笃信不移。但地球上99%的物种都已灭绝，包括我们的近亲。只因为我们演化出渴望秩序的头脑，并不表示自然便充满秩序。演化是头睡狮，我们可能会惊醒它，它也可能兀自醒转；无论如何，动乱在所难免。

灭绝（extinct）这个英文词源于拉丁文的熄（stinguere），是熄火的动词。我们居住在一个乐于见火的星球上，火既能消耗、亦能加热；我们又迷恋自身体内有火的观念。这可不是随工业时代发电机与熔炉衍生出来的隐喻，古人老早书云肉身内的火。当我们说某物种灭绝时，在文意上便指每个细胞内的火焰都被熄灭了。现代英文里“extinct”不仅可作动词，也作形容词与“become”及“go”连用，指“濒临灭绝”；但文意到底指该物种本身灭绝或造成灭绝，并不清楚。潜意识里，我们把它归类为老天爷的失败，浑然不觉灭绝乃正常现象。过去曾有大量物种集体消失的事件发生，仿佛被演化的无心、无虑与无情一笔勾销，其实却是无意、无邪与随机的。经人类记录的有限时间内，目前的灭绝速率高得无与伦比，因而令我们感到骇然；但集体灭绝并不特别。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过去每一波灭绝巨浪，总能使罪人灭顶：每当某一种有机体过于繁盛，主宰地球，破坏环境，就会灭绝，并殃及其他数不清的动物。接着某种新分泌液或新鼠类便从头开始演化。所以说，以前动物不是没有大量灭绝过，自然也不是不能照顾自己，只是当自然自理时，物种会从零开始循新路线演化，而那条路线上，很可能就没有我们了。有朝一日，人类可能成为其他生命形态臆测的化石（如果它们懂得臆测的话），为我们的悲剧感到迷惑，如同我们为恐龙的悲剧迷惑一般。如今存在地球上的系统耗时几十亿年方才形成，却能在我们眼前遽然崩溃，将我们一同埋没。这并不表示地球上所有生物都将消失，只不过很可能发生巨变。厌氧性的生物曾经主宰地球，好氧性的生物也风光过。今晨五头鹿跃进我的庭院，吃书房前两棵树落下的果子，它们毛厚、颜色深，仿佛驴子一般。曾经恐龙也在这一带食草，我为它们的逝去浩叹，然而若恐龙仍主宰地球，我们就不会在这里了。是它们的灭绝，为后来演化出人类这种胆怯的小型夜行性哺乳动物开辟了生存空间。

对地球最虔诚的信徒而言，有太多祭祀的方式，太多牺牲的仪典。有些人视自然神圣不可碰触；坚信应放任自然，让自然自卫，追求平衡，不容分辩地抹灭物种。这种宿命论视人类为自然许多神奇面中的一面；上帝或许是不居住于产权所在地的地主。有些人反对我们“扮演上帝”，选择拯救或放弃某些动物。比方说，我们应该花这么多环保经费在食腐物的功能已被文明取代的兀鹫身上吗？有些人相信所有生命皆神圣，因此必须保育所有物种；其他人则争辩自然的机制才是最神圣的，而淘汰适应不良的物种乃自然之道，燃烧森林则是重新为土壤施肥的方法，这样才能为其他物种开辟更多资源及空间。我个人认为无尾熊及大熊猫非常可爱，因为自私的理由，我不愿看到它们消失，但它们仰赖如此岌岌可危的活动角落，生存充满问号。无尾熊只吃桉树叶，一场桉树枯叶病便可能是它们的劫数。如果我们在逼迫某物种灭绝，那我们当然应该刹车。可是，万一错不在人类，我们应该干预吗？若干预，谁又是濒危物种的拥有人？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仅仅保育动物本身是没有用的，你必须保育它们的整个栖地。人们捐钱给世界野生生物基金的“拯救大熊猫计划”，其实那些钱多花在保护大熊猫的栖地上，而不只花在动物身上。

倘若绝种是正常现象，那么拥护放任主义的人也就没什么好烦恼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但珍惜地球上现有生命的人却应忧心，这么多物种的消失，可能预示人类的大限亦不远矣。如果我们企求人类能多停留一会儿，就必须对我们加诸在其他物种身上的作为有所警觉，因为演化是一连串的合作，而非一张胜利者的清单。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在“神圣联盟：心灵生态学申论”（Sacred Unity：Further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中说：“演化的并非马，而是马与草之间的关系……因此所谓演化的单位并非单一物种，而是所有物种环环相扣的事件。”

回到《地球家园》，我凝视一张尼格罗河（Rio Negro）蜿蜒横越巴西亚马逊盆地的照片。我的记忆如望远镜般从太空直下河水等高线，我曾在那深邃清澄如石英的水中浮潜。西南方一百英里处，褐皮革色的尼格罗河与苍白的亚马逊河交融，形成所谓“水的婚礼”。沿着尚未命名的动植物麇集的河岸，我步行、游泳、睡眠；上岸时仿佛步入厚厚的绿色金库。我记得火蚁的叮咬，一只蓝箭毒蛙的荧光色彩。在它之前我对青蛙并不好奇，现在不同了。

全世界的青蛙都在消失中：朋友告诉我，当他在巴拿马工作时，发现只要手上残留一点点杀虫剂，便能将不小心碰到的青蛙杀死。我还听说一种横扫六大洲的病毒，或许该为蛙类的死亡负责。哥斯达黎加蒙特威尔地（Monteverde）居民经年常见一种美丽的黄金色蛤蟆，最近却听说一只也看不见了。没人知道它们是否已经绝种——很有可能。对大部分人而言，青蛙不够迷人，不足挂齿，但青蛙消失的速度早该令人类胆战心惊。埃尔利希（Paul Ehrlich）说过，每丧失一个物种，便如飞机机翼上掉一枚铆钉。掉了很多铆钉之后，飞机或许还能飞，一架飞机甚至最多可以掉一百枚铆钉，但迟早会轮到那几枚关键性的铆钉。到底要失去多少枚，等下一枚掉落时整架飞机便将解体？换个比方，拿砍树来说，刚开始砍几刀，树还能痊愈，也不会倒；再砍深一点，若近期不刮大风，或许树还能幸存；再砍深些，无论如何树迟早也会倒的。地球上的生命亦然，我们一点一点啮咬，谁都不知道何时会到不可挽救的那一点。

只保护迷人的大型濒危动物是个诱人的想法，大部分人认为若有更多种昆虫灭绝，生活可能还会好过些。但地球上的生命需要昆虫，如同生命需要细菌一样。人们常视细菌为疾病与死亡的罪魁祸首，但若少了有益的细菌，人类的时日亦所剩无几。最近发现一系列在生物学上极重要的细菌，只出现在几个蝙蝠洞穴里的粪便中；倘若失去这几个洞穴里的蝙蝠族群，我们便将丧失一部分不可或缺的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就像颜色繁复的基因调色盘，对地球生命之延续及我们的健康至为重要。骤以唯心论视之，颇似食古不化的寓意剧（morality play）：众多植物虫鱼安置于地球上，只为提供人类各种疾病适当的解毒剂。毛地黄苷（毛地黄）、奎宁（金鸡纳树皮）、阿司匹林（柳树）及其他千千万万种药品，一次又一次显示雨林的药典的确具有治疗的功效，这得归因于所有生命体之间深远的血缘关系。一段切割后的蠕虫，在形状、功能及外观上和一朵水仙花、一只小豹猫或一队大学游泳校队完全不同，我们想象地球上的生命如兆亿特异个体的飨宴，但溯及分子层次，其实众生差别极微。大家都有细胞和器官及内含相仿的体液，都在执行类似的功能。地球上的化学物质能够互相中和、引燃、稀释、稳定、变质——正如混合后的颜料——因为它们基本上都由相同的原料合成。一头黑猩猩看似与人类迥然不同，其实我们的基因相差不到1.6%。所有生物之间存在着最深层的血亲关系，不只因为性灵或道德的缘故，也不是因为大家毗邻而居而发生的意外，而是因为在生理上、功能上、习惯上及基因里，我们同源，会感受同样的饥饿。我们共同的祖先是珍奇的地球生命，它发展出属于自己的基本形状、共栖形态与动机。因为它，一头大熊猫永远会比一块石头和我们有更深的关联，而任何一种地球生命体也将永远比未来可能在宇宙其他星球上发现的生命形态和我们更亲。一只犰狳或许看起来和一粒金橘完全不同，但地球上的生物家庭永远密不可分。

因为越来越多物种濒危，生命的万花筒的角度也就越来越少，组合的可能也相对锐减。多样性不仅是生命的趣味，更是生命不可缺少的要素。所以说，我们应该保育最后一撮天花病毒吗？“天花对谁有好处呢？”有人问。“想想它带来的痛苦。咱们把它彻底歼灭吧！”我很高兴它被锁在安全柙内，也祈祷它永远别逃狱，但有朝一日，当我们遭遇现在无法想象的生物性大创伤时，或许它能给我们提供洞察力，甚至解决之道。

还有什么比生态道德学这个复杂的问题更棘手呢？我想将来在大学里可能会开很多系来研究它，也会有很多智囊团专门研究这类问题。此刻我只知道，生命是一次不可靠的奇妙偶然，一场自寻的魅惑困局。我珍惜生命的多样性，盼望它越热闹越好。

为什么我们重视珍奇的东西？“珍奇”这个形容词暗示着不寻常的特质，加上永久的罕见性。珍奇与稀少不同，稀少是一种暂时的状态。人类素来拥有合作的传统，难道不该珍惜团结我们的一切特质吗？首先，让我们想想新事物在人类遗产——不，人类细胞里——扮演的角色。我们的感官会对环境中的“改变”有所反应。一头伫立在草丛中的狮子，在它转头朝你攻击之前，并不构成威胁。你若曾狮口余生，或许就能辨识危险开始的那百万分之一秒——狮眼锁定你在空间中的位置；它拉紧肩肌，疾奔前微微颔首……面对这样的变化，我们的神经元便会打出改变讯号，身体开始警戒，无声的口哨在肌肉间吹响，身体紧绷，准备格斗或逃跑。

我们渴望停滞状态，因为它安全、让人放松。但它很快就会令我们厌烦：身体不再注意细节。若没有改变，神经元便可保持平静，无需分泌肾上腺素，血压也不会上升，瞌睡中的脑子不必醒转。否则我们将活在感官的风暴与噪声之中，不断意识到穿戴一支表带、一件毛衣、一副眼镜的感觉：永远无法视任何事物为“理所当然”。为了让食物与危机四伏的喧闹生命变成一片驯服的朦胧，我们必须视它为理所当然。但同时又渴望对改变的反应骤然摇醒我们，使世上每一个细节都变得分外重要，带着清晰的轮廓。任何新事物出现时，我们都会以所有感官全神贯注去评估它，生怕它会是个威胁，或是个滋养的来源，不然便是个先兆。倏地，肾上腺素涌至、脉搏加速、血流加快、肌肉收缩，蓄势做辛苦的操练。我们若静止不逃跑也不跳开，一切诱人的骚动将被压抑在体内，身体恍若即将沸腾、筋皮胀裂。战栗感随着威胁或机会的程度相对加深。研究显示，每当陌生女子进入房内，男性的睾丸激素便会加速分泌。新事物会令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感到兴奋。

即使它只是个想法，也令我们兴奋。生命是什么？我们问；明知答案不会是个一目了然的大标题，而是个庞大的集合。生命是爪蹄、是胸花、是尘虱、是鳄鱼皮、是羽毛、是鲸须（哺乳动物的鲸无毛）、是树蛙的小夜曲、是包皮、是蓝色水仙花、是芭蕉蛞蝓、是战舞、是杉木片、是放屁虫。一逢珍物，我们便在心中将它加入生命无尽的清单内；又发现了古老主题的另一变奏，我们在惊异之余莞尔。为聆听旋律，我们必须聆听每一个音符。所以我们会受新音符的吸引——那些友人尚未耳闻的音符。

有时，收集珍玩如书镇、纽扣或画作的我们，很难了解其实我们自己也算珍物。人可能是最珍奇的动物，而且肯定是最危险的。或许我们以高居食物链之首而沾沾自喜，实际上我们是在越级跳。别的动物速度快、彪悍、强壮且甲胄精良，人类只不过心智更胜一筹。人脑耽于一种淘气作为，因词穷，且称之为思想。我们亦是珍奇之最；这和人口多少无关，而是因为人的存在及演化的速度强而有力地支配了整个星球，是如此不真实，而人类的未来又如此危险。人是演化的神童，转变世界的能力远胜于了解它的能力。其他动物的演化速度慢，无法和我们配合。人类也可能绝种，果真如此，人类将不会是唯一自绝的物种，但却是唯一可能自救的。只因为大群人类居住在地球上，我们便认定人没有弱点。人就像一种病毒，蔓延全世界，逐渐在改变、吞噬它；是否将变成一场瘟疫，仍未可定论。因为人运用巧思，统治了生来并不属于我们的大河及天空，又在森罗万象的宇宙里添加了自己的创造物，便认定人无所不能。因为发明了武断约制自己的所谓时间的自然法则，便认定人是不朽的。

过去几年来，我各处旅行去看最珍奇的动物与生态系统。身为必须为其凋零负责的人类一员，我感觉必须在它们消失前目击并讴歌的迫切需求。我的动机同时也是自私的：我渴望知道恐龙如何奔跑、它们的皮肤摸起来感觉如何、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又如何宠溺小恐龙。在我们周遭，活着许多存在地球上比我们早千千万万年，如今却要在我们对其所知鲜少、不甚注意、尚未记录其习性的情况下灭亡的生物；这个想法令我无法忍受。太多动植物濒危，不可能在一本书中一一尽数，我遂选择将焦点集中于三种动物代表（和尚海豹、短尾信天翁及金狮狨）、两处濒危生态系统（亚马逊盆地及佛罗里达硬叶灌丛带）及一种“濒危现象”（大桦斑蝶迁移）。它们都是现在我生命中正忙碌赶办的活儿，我无法抗拒，想尾随去看热闹。

对我来说，这向来意味着前往动物的自然栖地，与为它们奉献终生的科学家合作。小小的朝圣之旅不可免，旅程以细数不尽的方式滋养着我。曾有一位书评家称我为“女冒险死士”；尽管这是赞美，然其情绪暗示和我的动机及性情却大相径庭。人们想必总把荒野与暴力凶残联想在一起，认为女人置身其中必定不能自在安适。剧作家季洛杜（Giraudoux）在《美人鱼昂汀》（Ondine）里写道，“女人的手不论多么柔软，在保护生命时也能变成铁罩”。他并不是说女人会变成北欧神话里的少女战士瓦尔基里，而是指柔软与力量并不相斥。人，会在非常时刻生出非常的力量，或是巧思，或是体能；有时力量会是一种压抑，如苔原冻土般的耐力，或克己忘我、或意志决绝。这两种情况，在闹市、在大学校园里，都可能像在亚马逊盆地里一样普遍。

13岁时的我，如此渴望做一名当时我想象中的女冒险家。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看清那个名词的真实风景，充斥着夜间徘徊的异乡人与情绪的流沙；又过了几个年头，我才了解其实自己想当的并不是“冒险家”，而是某种自然学者兼诗人，携带文藻制成的陷阱，以惊叹涂抹的标箭，逡巡于野地。一种文学传统待我加入，那是当时的我尚未意识到的，它的成员包括如梅尔维尔（Melville）、康拉德（Conrad）等跋涉过、后来诗人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所谓“灵魂的荒野”的现代风格小说家，也包括写狂想文的非小说作家艾斯利（Loren Eiseley）与默奇（Guy Murchie），以及如伯顿爵士（Sir Richard Burton）等能文的探险家。他们用感官的篷马车，替如我一般的安乐椅旅人全身通上电流。如今电影与电视取代了这项功能，但我仍沉迷于透过手中书的透镜游览寰宇，收纳他人的视域与洞见。

我爱用文字素描，试着摹画进行中的生命并且思索。有些太过严肃的人，似乎因为对自然存在的目的知道太多，反而不能享受自然，他们认为认真便得说教，诚恳必得正经。自然的确是神圣的，必须加以保护，我们都应该视关怀动物与生态系统为燃眉之急，努力奋斗；然而自然也非常好玩。谁若假装自然不好玩，便错过了活着的欢愉，否认好奇心、不安于室、礼赞、性灵、发明、玩耍，及其他所有使人之所以为人的癖性。我尊重大象或澳洲园丁鸟（bowerbird）的特性，难道就不该尊重人类的特性吗？

我祈祷远征时别出意外，总是尽量避免劳顿，但不能否认的，有时仍必须搞得周身脏兮兮，反而童趣盎然：伸进洞穴里检查南极锯穴鸟、在亚马逊深及大腿的黏泥里涉渡、在稠如豆泥的蝙蝠粪里蹀蹭……有时弄得越脏、越累、越饿、越饱受日晒风吹，我的内心深处便升起一种越强烈的地球小孩的辉煌感受。再没有任何事能比得上遭遇自然的本来面目，迎合它的律动，然后试以想象力的网捕捉须臾片刻，细究它的表情与心情，让通常以四维空间绵延的戏剧稍停，暂憩在二维空间里更令我满足的了。

事后重读自己的笔记，总带我回到那些可能再也不会邂逅的人、事与地。生命的地图变化如此迅速；探访信天翁的艰困海上之行让我有如斯感慨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我却惊讶地发现，每一次远征竟都令我满溢同样的迫切感，精神勃勃。通常我都处在安适的状况中，然而对我去探访的动物而言，每一天都攸关死生，因此我胸中也有一个不断作响的闹钟。每次结束旅程回到家中，万千情绪翻搅，总感到自己无比幸运、不胜惊叹，油然而生倾全力帮助那些动物的决心；还有与那身陷战地的朋友告别时，生怕就此诀别的揪心痛楚。

第一章

和尚海豹

靠海为生的部落中普遍流传着一个神话故事，在某些海豹深邃如池底的眸里藏有精灵，将召唤某些男子。这讯息，我国的爱尔兰人及长年滨海而居的一些斯堪的纳维亚人，听得最真切。他们说，这些海豹本是渔民，做了令诸神不悦的事情，被当场识破，从此永远被迫活在毛皮里，随风与潮汐的心情漂流。偶尔这样的海豹救起淹溺的水手，因而自兽身的桎梏中解放，变成美丽少女，嫁作水手妻。然而这样的结合必无子嗣，村中老妇了然在心。这些尤物总有深棕色的眼眸，柔软的躯体，当满月之华流泻窗底，躺在床上的她们便不能成眠。而她们的脚总比普通女子的脚冷一点点。

——舍费尔《海豹之年》

我在白日梦里看过它的脸庞：球根似的头颅，覆满银毛，绊扣钩状的黑眼睛，鼻头上张开的极有弹性的鼻孔仿佛英文里的双引号，小小的、如标签般的耳朵，一团向外散的猫胡子，加上好多层软绵绵的下巴。在陆地上，它万分艰难地拖着自己的身体，像只重达四百磅的蛞蝓呈波浪状疾奔。但水能解放它，任它旋转、驰骋。尾部双鳍如马达，鱼雷形状的躯体比鲨更敏捷。书上说它长可七英尺，但照片里的生物遥远而模糊，没有亲蔼的细节——抚触、气味、声音与表情。我虽想从照片上的那口金属井出发，凝视良久，奈何视线无论如何不能超越那张纸的四个角，只好想象和尚海豹（monk seal）的模样与触感。它强壮吗？大部分海豹都很强壮！然而它们可不是普通的海豹，和尚海豹是所有海豹里最古老的一种。古老的东西向来是什么模样？照片里的和尚海豹看起来年轻稚气，圆圆的脸，像小狗一样。难道古老的东西是这个模样——全是柔软的线条与曲线，一径流动的、鼓胀的，宛如地球本身？

终于，法属军舰鸟列屿漂进眼底。衬裙似的细白浪线后，一道绵长如彗星的水，朝太平洋伸展。环礁围绕的海洋大部分极浅，底为沙，外缘暗礁陡降。列屿本身形状纷呈，彼此分隔，有点像一盘散了的拼图碎片。海水变幻的颜色向我们透露哪些小岛由珊瑚顶（译注：coral heads，住在珊瑚顶端尚未形成珊瑚骼的大片螅虫）或沙质浅滩环绕，哪里有深险水道经过。仿佛再没有比这群小岛更无常而易碎的东西；其中几个似乎大得足以容纳一幢小建筑，余者小如沙盒，时不时便果真消失了。

呈马蹄形分布的列屿及唾沫般的沙洲，提供夏威夷和尚海豹最后的庇护地。“活的化石”，有些人这么称呼它们；如此古老、珍奇、羞怯的海豹，简直像神话。千万年来，和尚海豹簇拥穿越太平洋、加勒比海与地中海。亚里士多德记录的第一只鳍足类是它，哥伦布看到的第一只海豹也是它。驯良且热爱海岸、轻易便可捕捉以图利的和尚海豹，旋踵即遭人类大量屠杀。我们总认为灭绝是一项紧锁于神秘曩昔海之箧的恐怖事件，是很久很久以前发生的事，与现在进行的过程无关。然而最后一只加勒比海和尚海豹被目击的时间为1952年；那年我4岁，在伊利诺伊州一个小城里长大，在家对面的李子园里玩耍，学习数数儿。我并不知道有一种活了1400万年的动物，在那个片刻里灭绝，也不知道有朝一日我将为它的消逝，为大多数人只能看到教科书里平面的它或博物馆里被制成标本的它，而哀恸叹息。

还有几只和尚海豹生活在地中海，但它们正在消失中，被人瞥见的记录极少。不久前，两位研究员为了研究它们，在穿越摩洛哥时因乘坐的吉普车触地雷而身亡。太多政府瓜分地中海和尚海豹的栖地，有组织的研究计划不可能实行。况且人类的汽艇、飞机、渔钓及旅游业令和尚海豹惶惑狼狈。亚里士多德时代静谧灵秀的地中海延岸，水妖唱着落寞的歌，如今已演化成喧闹、享乐与商业的嘉年华会。于是整个和尚海豹属（Monachus）唯一的希望，便维系在残余的夏威夷和尚海豹身上，它们找到了一处荒远的藏身处。但就连这最后一批幸存者也在遭受各种问题的围剿。

和尚海豹所求卑微，只想继续生活在它们为之而生的古老海洋里。然而昨日不再，跨骑浪潮的是污染源、塑料制品和渔网，人类在海滩上昂首阔步，在暗礁上风驰电掣。洛兰C（Loran C）人造卫星导航系统的塔台不就仅临和尚海豹最重要的繁殖岛屿吗？偶尔也会有只怀孕的和尚海豹蹇蹇蹭上夏威夷主要岛屿的时髦海滩，反讽的是，观光客可以快乐地躺在太阳下曝晒数小时，一看到海豹做同样的事，却立刻认定它搁浅或有麻烦了，忙不迭又把它赶回海里去。这样简简单单的一个动作——赶它下海——很可能会杀了它和胎儿。和尚海豹根据地形与浅水区谨慎小心地选择海滩，一旦受到人类惊吓，便转而寻找别的生产地点，一处人少、却未必理想的地方。母和尚海豹需要一畦岸外浅水作婴儿床，方便保护及哺育小海豹。海岸外若水深，不啻邀请暗礁内悄然的掠夺者——鲨——前来，而鲨向来嗜喜小海豹。错的不只是无情或鲁莽的人；我们默认生命即动，于是善心人士有时便因喜爱一头上岸的海豹，而把它推向死亡。

蓦然，燕鸥屿（Tern Island）在眼底成形；一个长形多沙、运输机形状的岛屿；1942年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战役期间的前进基地。降落前，飞行员戴上白色安全帽，以防乱飞的鸟撞上并震碎挡风玻璃。机身转弯，与一宽阔的珊瑚跑道平行，引擎熄灭，以慢动作开始降落。周遭大群军舰鸟、鲣鸟与燕鸥轰然爆裂，如对空炮火般射入空中。落地时，第二波鸟群飞起，这次是棕燕鸥、剪水薙鸟与鸻。飞机于飞鸟形成的飓风中，终于在一长列兵营前停止，营外悬挂一匾写道：“法属军舰鸟列屿，燕鸥屿。人口：四人。”

收容所经理与三位女性研究员出来迎接我们，把我们带来的几箱食物抬进野外观测站。口形建筑，从一大间交谊厅和一间厨房分出两道长走廊，此地一度驻扎一打美国大兵，如今大部分的小卧室都空着。公用餐厅与娱乐区（备有乒乓球桌、撞球桌、图书馆及录放机），加上各自独立的储藏间及洗衣间，给人一种大学宿舍的感觉。四台巨型冰箱几乎占据了整个厨房，食品间与冷库堆满足以供应数月隔离生活的粮食与饮料。他们在屋外篮球场上集水，再净化。一间小而热的“干燥室”则保存站内药物，及文字处理机、复印机、手提无线电话与其他敏感器材。一台发电机供应所有灯光及电器所需用电，但碰上需要用短波收讯装置通话时，就得关灯省电。

我随威廉·吉尔马丁（William Gilmartin）来到法属军舰鸟列屿，他是和尚海豹计划的领导人，此行将为今年出生的小海豹贴上标签，顺便检查成年海豹的一般健康状况。另一位同行者是《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威廉·寇辛尔（William Curtsinger）。吉尔马丁五十多岁，身材瘦高，蓄着胡子，发际渐稀，双手奇大无比，额头较宽，鼻子坚挺。寇辛尔44岁，骨架窄小，金发，脸上布满多年在阳光下与海洋工作留下的皱纹。吉尔棕橙相间的T恤上写着：“夏威夷——我找到了家！”比尔（译注：威廉的昵称）也穿件T恤，浅蓝色，没写字。往后一周，我们将组成一个工作小组。

远征时不管什么时间、饿与不饿，只要有机会便进食，向来是明智之举。所以发现厨房里有一锅墨西哥辣豆饭后，我们立刻一屁股坐下来吃了顿油腻的早餐。饭后我把行李放进房里，东厢13号房。比尔与吉尔都选择住东厢，那边的窗户对着一个住满棕燕鸥与楔形脚剪水薙鸟（“楔脚”）的中庭，我那几扇关不起来的窗则面对海滩与海洋。要不是点缀了鸟粪的窗棂角度特别，一只与反映在玻璃上的自己拌嘴的眼斑白额燕鸥（fairy tern）大可以直接飞进来停在木头书桌上。五斗柜顶立了一面蒙尘的镜子，一列像在跳非洲康加舞的小蚂蚁蜿蜒经过。我拉开一个歪扭的抽屉，看到更多蚂蚁，很快便发觉到处都是蚂蚁，甚至有一堆正迂回穿越我的睡铺这一白色的“沙漠”。蚂蚁和巡逻厨房水桶的壁虎一样无害，我不介意把衣服摆在它们的行列当中。若有虫子或爬虫类突然从我手旁爬过，古老的本能会令我霍然一惊。但我喜欢有东西提醒我，人类在荒野中搭盖的前哨站其实多么脆弱，我们却自以为水泥、金属和防水布，果真可以驱退自然于一时。自然总会耐心守候一阵子，接着便派遣蚂蚁、壁虎，鸟或蜜蜂兵团——那些“突击”部队、远征偏远地区的特勤小组。因此我并不介意床上的蚂蚁，如同一周前我不介意在纽约家里躺在客厅窗台上菊花盆里晒太阳的横纹蛇。偶尔有东西提醒你，疆界只是人任意定的，还有诸如“里面”“外面”这类绝对的分类大可轻易逆反，是好的。

吉尔出现在门外，身穿弹性棉料的黑色短裤、破旧的T恤，戴一顶鸭舌帽。一手拿一个小笔记本，另一只手提着一个写着“标签”的白色大塑料桶。“准备好了吗？”他问。“别忘了涂防晒霜。”正午的阳光经过珊瑚沙反射后极酷烈。只有疯狗和田野生物学者才会在这个时候出门。

比尔、吉尔与我在码头会合，用电动吊钩将一艘橘红色“波士顿救生艇”放下水。今天的第一站是东屿（East lsland）——拖鞋状的长形小岛，位于燕鸥屿东南方6英里外，曾是美国海岸巡防站。大海起伏涌动；我们算准时间，仿佛跳上转动中的旋转木马般跃进倾斜的船身，穿上救生背心，测试随身携带的两部短波无线电通话机，然后出发。经过40分钟海浪中的骑行后，骨头都快散架了，这时一片闪亮的朵丽小盘饰（doily）在海平线出现，低低的，越漂越近。东屿全岛由粗珊瑚沙及贝壳粉构成，长仅2000英尺、宽400英尺，海拔不超过8到10英尺；看起来不像个岛，反而像只老茧，一块护膝，一个猛浪便能吞噬全岛。我们在珊瑚顶之间小心探路，终于将船停进小岛的下风处，面具鲣鸟、灰燕鸥与黑背信天翁（Laysan Albatross）飞出来欢迎。比尔将船尾锚抛下海，我提着另一只锚溜下船头，奔上海滩，将锚的钢爪埋进小沙丘里。吉尔用无线电通知基地我们已抵达东屿；离开时，他还会再通一次话。这项例行工作只能给野外观测站提供一个数据，作为寻人时的参考，万一我们的船出了事，至少他们知道从何处找起。

我们头顶着水桶与器材涉过温水，像丛林里的脚夫一样把东西堆在海滩上。阳光炙热，犹如烙铁压在裸露的皮肤上。没有树荫，不规则的珊瑚沙仿佛千万粒纯白的小牙，反射着太阳的愤怒。吉尔说研究员无聊时常玩一个游戏，寻找状似自己姓名缩写的珊瑚碎片。我弯身捧起一堆沙，让这千万颗“密码”筛过指隙。它们看来都别具含义，因而我努力企图将它们排列；然而这只是个反射动作。我们的感官总在寻觅一种模式，一旦寻获，便万分不情愿承认它纯属巧合。而塑造这质地粗糙的沙的惊人之美的，唯海水对珊瑚任意的凿刻。一时间，我感觉自己的心仿佛为试探珊瑚的指涉而牵动、放松、再牵动、再放松……

我周围，以至整个小岛，散布着一堆堆自北太平洋漂来的碎物——空瓶、旧牙刷、梳子、一支塑料棒球棒、皮带和千百支手拉的玻璃钓鱼浮子，或圆或呈擀面棒形。浮子因阳光而绽裂，熠煜一片蓝与绿。很多上面印了日文，有些蒙上翳晕的，如水晶球般大放异彩。乍看之下，小岛仿佛会遭到轰炸，其实浅浅的弹坑多为坍崩的绿海龟穴，或是“楔脚”掘出的巢。

一座巍峨的洛兰C塔台兀立小岛一端，我循着它四只手张开的影子步下海滩，影子斜过一只巨大和尚海豹的侧腹。它的颜色比我想象得褐，身上有好几块换毛处，看起来就像被丢弃在路边的旧马毛沙发，肚皮泛着极淡的雪米皮（chamois）色泽，胸前因海藻呈绿色。它沉静地躺着打盹，嘴和鼻子一半插进沙里，任拍上岸的浪头在脸旁旋卷，沿胡须搅起泡沫。我想到溺毙。呼吸对我们而言如此寻常而自发，我们对空气的饥渴如此迫切，遂忘了其他动物需求空气的程度和我们不同。海豹连续呼吸三次之后，胸部便静止不动长达十分钟。然后它抬起沉重的头，颈部猛烈扭曲地打了个喷嚏，这才大声清清喉咙，倒回沙里。和尚海豹常有鼻螨寄生，所以患有严重鼻窦炎，尽管能用带蹼的前鳍搔脸和嘴，却抠不到螨虫，只好经常用力打喷嚏来震动鼻窦。

两只小海豹在浪头里出现，玩着混战游戏。我猜它们可以在这类嬉耍中学到日后交配或打斗时必要的技巧，吉尔却不敢确定。人类对和尚海豹的求偶仪式所知甚少，观察到的交配记录仅两笔，一次在1978年，另一次在1982年；两次皆发生在深水域，且其中一笔描述可信度值得商榷。

我们踱过一座低丘，看到沙上平行躺着六只大海豹，体形大得惊人。

“你看这些和尚这样压着海滩！”我兴奋地耳语道。

比尔笑了：“你以为小岛会飘起来？”

这时一只睡在小岛中央、体积稍小的海豹，吐纳了几口气，醒转，然后像把气铲似的铲至水滨，留下一道深沟。和尚海豹夜间进食，因此总在炎酷白昼里晒太阳，不过也喜欢往下挖，贴近湿凉的沙。我们又在很多地方发现“曳引小道”，皆是海豹蹭下水时的杰作。倘若压痕隔得较近，可能就是大绿海龟留下的。绿海龟也是濒危动物，全球仅存的绿海龟（“绿”形容的是它们泛绿的油脂）中，几乎90%都在法属军舰鸟列屿掘巢。海豹鳍接触沙不如海龟鳍那般频繁，两种曳痕因而稍稍不同。

吉尔弯曲膝盖，肩胛朝内缩，蹑足靠近熟睡的和尚海豹群，一面检查是否有需要系鳍标签的小海豹。研究员借卷标搜集到的数据，可协助我们解析动物的生命周期与活动情况，以及复育计划的进展。吉尔回头对我指了指躺在那排尽头的一只黑色小海豹。和尚海豹每年换一次毛，新毛会有一段时间泛着石板黑色泽；那只可能还小，才换过一次毛。我打开白色标签桶，拿出一套在皮带上打洞的工具，一对旧护膝、纸和铅笔、一卷软尺和两只黄色塑料鳍标签。颜色标示年份，号码则代表法属军舰鸟列屿。卷标上打的洞也记载了年份，万一颜色被海水冲掉，仍旧可读。每只标签长约一英寸，像个张开的下巴，一端有个小结；设计简单却很灵巧。我先研究哪一面该朝上，哪个部分应先扣上，接下来又该怎么做，再举起一个标签，预习该如何转动手腕才能以最高效率将小结穿过打好的洞固定。如有必要，我可能用两只手抓住标签往两边扯吗？可以的。我将护膝套上，在腰际绑一条蓝色沙龙裙（珊瑚沙可在片刻间磨烂我的皮肤），然后把右鳍标签吊在腰带右边，左鳍标签吊在腰带左边；一开始行动就没时间思考了。我把软尺卷好，塞在游泳衣腿部松紧带里，只留几厘米悬在外面，方便随时抓取。

好了，我对吉尔点点头，朝他身后爬去。鬼祟而敏捷地，吉尔像只掠食动物一样突然往下一蹲，旋即骑上海豹后背，果断地爬了上去，用双手扯住它两颊。海豹霍然醒转，喉间爆出“叭！”的一声巨响，开始左右扭滚，我趁机冲上前去，在它尾巴后面跪下，拼命想抓住它那胡乱拍打、早已分不清左右的双鳍。我在空中捉住其中一片，将其平按在沙上，任另一片猛打我耳光，将打洞机伸入第一及第二指间的蹼，找到一个适当部位，用力往下按；没有反应！海豹继续挣扎、抱怨。我将全身重量放在双手上，再按一次。这回听到了金属扣金属的声响，确定洞打好了，才把打洞机移开。海豹用鳍重重打了我一记耳光，沙和血从我的额头流进嘴里。我迅速捉住左鳍，又将其平按在沙上，稍事喘息，找到内指蹼，将打洞机卡入约1.5英寸左右，再用全身力量按下去；使劲按！又听到金属扣金属的声响。若这只海豹被纳入刚起步的基因研究项目，便可把夹下来的皮肤留作DNA分析之用。

“怎么样？”吉尔在前面叫。他虽然跨坐在海豹背上，却没有真的坐下，只用两条长腿圈住它，并用双膝夹住它的前鳍。他紧捉住海豹的下巴，隔开它的利牙，同时迫使海豹一直腹部朝下。

“要扣标签了，”我响应，正好看见两片鳍飞上来，先扫过我的下巴，再从左到右狠狠打了我一记耳光，震得我向后翻倒。我赶忙爬回去，因那双鳍爆发的力量暗自一惊。海豹的每片鳍都有五指，可张开一英尺宽，紧闭时就像支棒球棒。双鳍皆由尾基一条粗如人臂、强而有力的肌肉控制，此刻像在做雪球似的互拍、推滚，很难分辨左右。我捉住其中一片，将其平按在沙上，确定它是右鳍后，从自己右边身侧扯下一个卷标，把卷标上的小结塞入打好的洞内，扯住吊在小结下状似冲浪板的小合页，吃力地对准角度，想扣上标签，那片鳍却不停在空中飞舞。最后我总算把标签扣紧了。

“一支扣好！”我对吉尔大叫。汗水开始从我脸上往下淌，混着沙和血。海豹湿润的毛皮有股粉笔的腥甜味儿；我从腰带上扯下另一支标签，开始和第二片鳍搏斗，海豹则持续以嘹亮的低沉喉音抱怨。才过了一分钟，我却感觉十分漫长，筋疲力尽。

“两支扣好！”我对吉尔大叫，一边扯出软尺，把一头从吉尔臀下塞进他右手里，让他一直拉到海豹的鼻尖处，自己再把另一头拉到海豹的尾尖。

“一个是35，”我大叫，吉尔将数字重复一遍。接着我把软尺移到海豹右侧，它充满警戒地看着我。好大的黑眼珠，好长的硬胡须！鼻子上有道裂口，就跟猫或骆马一样，门牙和犬齿间的龅牙部分为淡乳色。“叭！”洪亮的喉音仿佛来自远方，先穿越一道回音廊后再传过来。

“鳍下面！”吉尔催促。

我一面防着利牙，一面将软尺绕过海豹的下巴，再滑过胸，自鳍后绕回背上。

“一个是9.5。”

“好了，”吉尔从海豹背上爬下来。海豹滚向一侧，面对我们，鳍在空中乱扑，我们瞧见了藏在它淡黄褐色腹部里的四颗小奶头和尾部下端的阴部开口。

母的，宝贝啊！和尚海豹面临的严重威胁之一就是母海豹数量太少，少得不足以繁衍整个种群。性别比例悬殊破坏了自然的秩序，公海豹被迫诉诸怪异及毁灭性的行径。雌性在最主要的两个繁殖岛上的数量都出奇地少，引发了所谓“聚众袭击”的现象。多至20头雄性常互相攻击并企图与同一头雌性交配；暴行一般会持续数小时，公海豹常常抵穿母海豹背部，乱砍乱斩，撕烂她的皮肤，扯碎她的皮下油脂，深及肌肉，有些案例甚至连脊椎都暴露在外。惨遭蹂躏的母海豹若不死于重创，也将丧生鲨口。

他们称之为“聚众袭击”！仿佛那只是一次政治集会或袋鼠的和平聚集。委婉的说辞包藏折磨与凶残，因为自然既不施舍，亦不冀望慈悲。人们常发现博物学者对暴力习以为常，我们至高无上的指令即不干预自然的走向。企鹅必须进食，贼鸥的雏鸟亦然，然而眼睁睁看着贼鸥将小企鹅刺死，扯出肚肠，仍令人痛苦。我在南极目睹那一幕时，仿佛感觉有人用一根钢索直捣我的心脏。自然果真如诗人丁尼生（Tennyson）所说的“爪牙鲜红”。人的定义中最突出的特质，当属怜悯、慈悲与同情。偶尔听说家养宠物具同情心，或海豚救助溺水之人，但谁能确知动物的动机为何？海豚专家凯伦·普莱尔（Karen Pryor）曾讽刺地说，“或许是因为被海豚带往大海的人从没有发言的机会啊”。

有一件事令我特别心烦：不同物种的交配仪式五花八门，然而对雌性施暴却是定律，遍及整个动物界。即使在人类至亲黑猩猩族内，拒绝与雄猩猩交配的雌性，也可能被杀死。我在巴塔哥尼亚（Patagonia）看过一只庞大的公象鼻海豹在海滩上连续攻击雌海豹，每次都把雌海豹的颈部撕烂，令雌海豹血如泉涌，痛苦哀号。他接着用身体的重量压制她的鳍，强行和她交配，再压死她的小海豹。演化作用就像残酷无情的父母，环境稍有改变，便可能引发极端的行为表现。所有和尚海豹面临的危险中，最难克服的可能便是它们自己鲁莽的本能。在正常情况下，雌和尚海豹不会在交配中丧生；只因为雌性数目太少，整个种族便遭到疯狂雄性的颠覆。多生雌性小海豹便可解决问题，但如何才能办到呢？海豹不像鳄鱼，可以靠安排蛋在巢中的位置决定后代的性别；它们靠的是运气。因此，每只雌性和尚海豹都必须受到保护。聚众袭击的情形如此严重，和尚海豹计划已开始执行一项镇静雄性的项目，目的在于降低暴力分子的睾丸素分泌。一项相关实验正由夏威夷火奴鲁鲁岛海洋公园内海洋哺乳动物馆馆长马莉·布里斯（Marlee Breese）主持，对象被她称之为“强暴杀人累犯”（Convicted Rapists and Murderers，CRAMS）的4头成年雄和尚海豹。倘若实验成功，将可暂时镇压索命的雄性，直到雌雄比例恢复平衡为止。

我们移动到一个礼貌的距离，看着新系上标签的小海豹在沙里翻个身，仿佛啥事儿都没发生似的继续晒太阳。发现一只又胖又健康、活力充沛的小雌海豹，吉尔很开心。

“你们怎么知道哪些雄性需要治疗？”把工具放回白桶时我问。

“重点是不可治疗负责繁殖的优势雄性，”他解释，“优势雄性可能给雌性提供一些保护，防御年轻雄性的攻击。这项项目对测试动物似乎有效，下一步便是带药物下田野，治疗雷仙岛上约60头的雄性，两个岛上雷仙岛聚众袭击的情形最严重。”

五角钱大小的圆形在沙里悸动，慢慢下陷成小漏斗状，我知道绿海龟宝宝正在我脚下某处匍匐，缓缓自它们深幽的巢中艰苦向上跋涉。今晚它们将获得自由，开始向往水的漫长朝圣之旅。燕鸥屿的三名研究员定期检查绿海龟的状况，若在东屿发现受困巢中的新孵化小龟，便小心掘出，带回燕鸥屿，在月光下放生。我迂回绕过海龟火山口及鸟巢，不小心踩到一根小小的钓鱼浮子，踉跄跌进剪水薙鸟巢的活板门内，跪倒在地。

“谁拉了拉绳？”我问。爬起来后我跪在覆巢旁把沙舀开，仔细检查里面是否有小鸟被困；幸好是空的。比尔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小岛是布满隐形鸟窝与龟巢的迷宫，万一比尔摔一跤，必须先保护自己的摄影机。远观，东屿宛如一枚沙钱，但它温柔起伏的沙丘却高得足以掩蔽瞌睡的和尚海豹。我们一路走来，碰到更多头宁静躺在丘壑间的海豹，永远面朝大海。它们在保持警戒吗？我自问，面朝鲨鱼来袭的方向？抑或享受小浪舔舐胡须、撩拨口鼻、在鼻子周围搅起泡泡的感觉？和尚海豹与别种海豹不同，不喜大群聚集。它们比较像苦行僧（因而得名），总是孤独蹭蹬。这些海豹平行躺在海滩上，彼此间隔一定的距离，仿佛为隐形的力量分开——磁铁的同极相斥。今天，海豹分据所有的海滩，但春天里海豹妈妈大多会待在有浅水拍拂的小岛南边，北边深达腰际的水里有长10至12英尺的虎鲨逡巡，窥伺迷途的小海豹和鸟。春天也是信天翁育雏的季节，鲨鱼等待天真无知的雏鸟降落水面，从水底一口攫走。

东屿尽头，我们朝纺锤形状、巍巍如一根避雷针的洛兰C塔台走去。塔台上悬挂一面蓝白相间的告示：“国家野生生物庇护”。这样小小一撮沙怎能称得上庇护区？海豹、海龟与鸟在躲藏什么？掠食动物吗？不断变化的演化蓝图？还是我们？我们已经变成欺凌弱者的恶徒，逼迫其他生物走避八荒了吗？地球上最珍奇的动物，仅存于隐僻环礁的遁世居、高原密林的避难所或活火山岛的石城堡。怀亚特爵士（Sir Thomas Wyatt）曾在写给爱人的一首十四行诗里叹息：“他们走避我，时时令我寻觅。”一度与我们分享海滩与草原的动物，如今是否都自我们身边走避了？另一个同样令人烦忧的想法是，是否因为我们已将可及范围内的多数动物赶尽杀绝，所以幸存的只剩下那些生活在偏远地方的动物？法属军舰鸟列屿毫无庇护区的规模，反倒一副亟待疏浚与整顿的德行。或许我们误解了庇护所的含义，它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意愿。受虐儿童可以在祖父母身上找到庇护，反抗军可以在秣草棚里找到庇护。每一个写着“庇护所”的告示指认的其实是一种心态，一份保护的坚持。这群动物的灭绝到此地为止，它坚持；就在这小小的沙做成的筏上！并非因为小岛真能够提供多少庇护，而是这群动物往灭绝下滑的滑梯总得有个尽头。那么，何不就在这里？

庇护地告示牌下摆了个白色木箱，箱上有扇带闩的门，我打开门。某人在门后钉了一首诗——“轻轻走”——歌颂此地的不可冒犯。门内张贴着最早海防基地的照片，小甲虫在照片上匆匆疾行，乍看之下那基地似乎熙熙攘攘；一只蜘蛛白色的骸骨飘过铰链。基地还留下别的痕迹，散布岛上：半埋在沙里的凫蓝色铜质机械残骸、装声纳浮标的容器、一堆废弃水泥。也许海豹并不在意这些遗留物，但它们仍很碍眼。吉尔每次离开时都会带走一块砖，丢进海里。想清理此地的碎石破瓦，需要好久好久，但自然向来不赶时间，他又急什么呢？有朝一日他的计划将会完成。他还收集被冲上岸的残破渔网，因为那常会缠住爱玩的小海豹。

一只面具鲣鸟飞过头顶，胸部反映海洋的淡蓝，它往下滑翔，在两头海豹妈妈与她们三周大的宝宝旁降落。另一位妈妈在浅水里等候，向自己瞌睡的宝宝呼唤，宝宝以稍尖的嗓音“叭”一声响应，然后摇摇摆摆爬进水里，一入水便如箭又如海獭般奔向母亲。和尚海豹发声奇特，从咕咕叽叽的喉音到爆破般高亢的雾角枭鸣，不一而足，尤以母子间的呼应变化最多。有些海豹身上有小块的金毛，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没人知道这些奇异的斑纹是怎么演化出来的，但它们的确有助于辨识个体。难道曾经有过金毛的或者豹纹的和尚海豹？

“哦，你看！”吉尔整张脸都皱成一堆说。我随他的目光望去，看见一只没有左尾鳍的小海豹。被鲨鱼咬得干净利落，只剩下一截厚厚的红色残肢。

“老天，但愿它不是母的，”吉尔说，“万一是母的，我们得捉住她，在她尾巴上绑个止血器，抬她上船带回燕鸥屿去，然后用飞机载她去火奴鲁鲁。或许可以把她治好，留作繁殖用。”

火奴鲁鲁海洋公园主持的复育项目已收容了6只母海豹。研究员在10年前发现和尚海豹会“领养”小海豹，假使两头海豹妈妈都在哺育宝宝，而宝宝暂时迷路了，海豹妈妈很可能会交换宝宝；要么她们分不清楚谁是谁，否则就是根本不在乎。这种博爱精神乍听颇有益处，若同一种群数目不多，让每头海豹都愿意照顾小海豹岂不更好？不幸的是，海豹妈妈不可能一直喂乳，一经交换，某只宝宝可能跟着本来哺育年龄稍长宝宝的妈妈，她已喂乳一段时间，因此剩下的奶水不足以养大这一只宝宝。太早断奶的小海豹体积瘦小，不能自己觅食，这样的小海豹就会被和尚海豹计划送去火奴鲁鲁喂养，待必要时，再送回列屿某处雌海豹比例太低的地方。自1984年以来，该项目共领养25只雌海豹，放生了15只，另外10只死亡。

“主要死于不明原因造成的心脏病，”吉尔一屁股坐在一支蓝色的大浮子上，开始平衡浮子的滚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以为只要喂胖它们就好，没想到有些海豹不健康，出了问题我们又束手无策；野生族群里经常有健康情况异常的案例。”倘若族群数目庞大，便不值得为病弱个体大惊小怪，然而在不断锐减的族群中，这些个体却非常显眼，令人沮丧。这也是濒危动物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因为它们数量太少，因此我们很难确定某种疾病是意料中的概率问题，还是新的人为压力造成的后果。

戴尔·莱斯（Dale Rice）与卡尔·肯尼恩（Karl Kenyon）于20世纪50年代前来计算海豹数目时，在法属军舰鸟列屿的海滩上发现约1100头海豹，因为海豹不会同时利用海滩，所以估计列屿的海豹总量应是那个数目的两到三倍。1977年再数时，总数已降到700头，减少了50%还多。1987年，在海滩上共发现474头，暗示总数量约为1200头。海豹的繁殖率过去几年来一直在升高，但仍然低得可怜，而且在1989年还不明就里地下跌了。有一项事实可能别具含义：波利尼西亚语中并没有“和尚海豹”的称谓，它们也从未出现在波利尼西亚的神话里。我们对它们的历史所知有限，或许南太平洋的和尚海豹向来不多。我们比较清楚它们在加勒比海的渊源，哥伦布第二次航行到那儿的时候（1949年）碰到淡褐黄色的和尚海豹，将之取名为“海狼”。1707年，一位西印度旅人写道：“巴哈马群岛充斥着海豹，渔人有时竟夜便可斩获上百只。”地中海的和尚海豹数量直到15世纪仍很多，足以补给一艘以希腊城市福西亚（Phocaea）为名的商用渔船全程的燃料。到底曩昔的夏威夷水域养育了多少和尚海豹？有大片的群栖地，抑或只是几处小根据地？是否在几百万年前灭绝就已开始，因为它们摒弃了令其他海豹一帆风顺的妻妾群形态？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

还有什么比坐在珊瑚沙上看烈阳当空，和尚海豹在享受日光浴，微风吹拂浪头，摩挲出一片温和的泡沫更宁静的事？须臾之间，拯救这寥寥几只海豹引起的骚动便已了无痕迹。在海洋公园里，副手每天抽干雌和尚海豹池的水，用网捕捉六只海豹，沿水泥陡墙将它们拖上来，压住它们，强迫喂它们吃整条的鱼。海豹孤儿太小，无法自己进食。我们总以为饥饿是无所不在的动力与导师，但小海豹连自己必须吃东西都不懂，若没人帮忙，就会饿死。邻近的裘尔（Kure）环礁列屿虽不属于野生生物庇护区，却有一处喂养小海豹的围场，让它们度过第一个夏天，教会它们觅食后再放生。参与人员之所以认为和尚海豹特别具有挑战性，原因之一是它们的问题非常多样化：聚众袭击，领养，人类干预，渔网缠困，小海豹不愿进食，有些小岛海豹数量下跌而其他小岛上则没有……光是今天早上，我们已经替几头小海豹系标签、准备好用船载走一头被鲨鱼咬伤的海豹、仔细留意有哪头小海豹因为被领养而阴错阳差成了孤儿、还看到一头聚众袭击的受害者。想拯救一个物种，你得一只一只地救。不久以前，人们还认为和尚海豹可有可无；美国海洋渔业局坚称它们是“孑遗物种”，不可能拯救，要救也是浪费时间及资源。现在的美国海洋哺乳动物委员会会长约翰·推斯（John Twiss）满怀悲愤，为了保护这种濒危动物据理力争，指出它们“全部活在美国水域之内”的事实。遭海洋渔业局拒绝后，推斯直接向美国国会陈情，获得一小笔创始和尚海豹计划的经费。不过几年前，这种“孑遗物种”的生存机会仍十分渺茫。这在物种灭绝的编年史中，可谓一大成就。推斯认为这次经验足以作为“钱少决心多”的直接教训。胜利得来不易，物以稀为贵是商界的金科玉律，很不幸地，它也适用于动物界。许多人曾在会议室内为和尚海豹争论过，有些人有良心、有些人没良心，有些有人品、有些没人品，更换阵营或动物的玩家大有人在，然而靠着少许资金、义工、新策略和华府一位干劲儿十足的支持者，和尚海豹至今没有被弃守。“我们可能成功，”推斯曾经对我说过，“这是有可能的。”

一具风干的海豹尸体躺在海滩上，萎缩破坏得厉害，很难想象它曾经是一副骨架、一株血树，遑论重达四百磅的渴望与食欲。旋踵它将遭浪头撕裂，在沙上接受清除，碎成屑末。留在海洋里的东西都会失去棱角，被击碎而失去形状，变得如海洋本身；海洋中的一切终将与海洋融合。海是执行某些任务的高手，譬如依照大小将石头分类；不过它最拿手的事，还是将万物分解还原成化学元素，从此自形体的桎梏中解放，回归宇宙最基本的消长。

一头大雄和尚抬起头用一只眼睛斜视我们，鼻子哼了哼，然后把头放回湿沙上，闭起眼睛。对于这些在沙丘上行走，偶尔因楔形脚剪水薙鸟巢洞绊倒，小心翼翼不敢吵它们沉睡的羞怯人类，它们有何感想？

“这里的事做完了，”吉尔说，“咱们去鲸魟屿（Whale-Skate）瞧瞧。”

我们收好装备，回到橘红色的小艇上。吉尔分发核桃罐头、小瓶温水和苹果小馅饼给大家。我把海滩上的锚扛回船上，比尔拉起海里的锚，吉尔用无线电向野外观测站报告我们正准备离开东屿，下一站为南岛中最东的鲸魟屿，距离燕鸥屿大约3.5英里。其实鲸魟屿由两个岛组成：浑圆弯曲的鲸屿和娇小且半分离的魟屿。两个岛加起来长不过2000英尺，涨潮时两岛之间水及膝深的水道甚至可能完全淹没魟屿。

我们迂回绕过珊瑚顶，终于慢慢接近海岸，一头小海豹游出水面来欢迎我们的橘红色小艇。如此耀眼的橘红，必定令它十分好奇吧。我滑到船头，扛锚上岸、埋下，再涉水回到船边。小海豹自左舷掉头，划动前鳍朝我游来，我在水里坐下，让水淹没我的肩，这样看起来会小很多，减少威胁性。它悄悄游近，扭动鼻子，仔细瞧上一瞧。它瞪着我瞧了好长的几秒钟，我提高音调跟它讲话（我发现大部分动物都觉得低音较具威胁性）。它回头看了几眼，转头咬住在身旁起伏的一个空瓶子，抛入空中，再用鼻子去顶它。这头小海豹还不需要自己进食，不过练习永远不嫌早。和尚海豹摄食时，通常会潜到250到400英尺的深处，在暗礁上找一只尽是尖刺的龙虾，回到水面上狠命摔，把龙虾摔裂，然后只吃可口的尾部。它们的食物还包括鳗鱼、枪乌贼、章鱼和一些暗礁鱼类。那只小海豹用海豹探头出水惯常有的潜望镜模样瞅着我们，接着打了一个闹着玩儿的大喷嚏。小海豹也有鼻螨，不过它们的音调比成年海豹高许多，打喷嚏时听起来像在撕包鲜肉的纸。玩腻了空瓶，它又朝我游过来，这一次直接游过锚索，整个身体压在索上，双鳍猛拍，溅起水花，直到这个游戏也玩腻了才游开。

一头和尚妈妈“叭”一声叫自己的黑色小海豹，小海豹也“叭”一声回应。为了养育小海豹，她将绝食40天，小海豹的体重在那段时间内将增加175磅，妈妈却减轻350磅。最后，骨瘦如柴、饥肠辘辘的她，出海疯狂进食，然后寻得伴侣。接下来，她会花7到10天换毛，并在这段时间内再度绝食。我们在鲸魟屿上发现几头在哺育幼儿的苗条妈妈，也替几头胖宝宝系了标签。其中一只背上长了个大脓疮。吉尔从装备袋里拿出一把剃刀，蹑足跳上小海豹的背，跨骑间迅速在伤口上划几道，好让咸海水洗净脓水。

午后夕阳开始抹上胭脂，我们收拾装备返航。云朵反映浅水，底部泛绿，飘过我们头顶。迤逦的海平线堆满云层，有些呈薄荷绿，有些则是蓝绿，裹着我们纷沓叠高，直上更俗丽的云彩延展张扬处。恍如航过一座天文馆；地球的圆与穹隆的巨顶变得如此简明。须臾间燕鸥屿出现，我们把小艇收好，回营房内淋浴与晚餐。

我卧室窗外有四只和尚海豹慵懒地躺在栖满棕燕鸥的短树丛阴影里。一只转着自己的尾鳍玩；一只抬起头用男中音咕哝了一句，听起来像在说：“破个瓮破个瓮”；第三只翻个身，把自己奶白色的肚皮越撑越长；第四只被一只鸟惹毛了，先咬了鸟一口，然后爬到一株天芥菜树（Tournefortia argentea）下。一只雄鲣鸟在吹口哨，就像戴了很不合适的假牙。两位女研究员正在烧咖哩鸡做晚餐，放了一卷披头士的带子，乐声满溢营房，与鸟鸣搭配和谐。我们大家一起吃饭，因为白天的酷热与戏剧性事件而疲惫不堪。饭后驻派职员蜷进录放机前的沙发看恐怖片，吉尔、比尔与我则回房。

日落后，营房内变得黝黯，一排小荧光灯引我走下甬道，绕过浴室盥洗池和一旁的小桌。突然，楔形脚剪水薙鸟开始呻吟——刚开始只有几只，随着夜将她的墨汁泼入列屿，便一群急过一群。

第二天早晨，我罩上一件超大T恤走向厨房，发现吉尔梦游似的在泡咖啡。过了一会儿比尔也踱进来，眼睛因为刚醒还睁不太开。

“睡得好吗？”吉尔问我们，“楔脚有没有吵你们？”

“我不介意，”比尔说，“听起来像1000个性高潮的女人，我整晚都在微笑。”

吉尔笑道，“这个比喻新鲜。你呢？”

“我也喜欢，”我在盛谷类的盒里东翻西翻，想找一盒没有蚂蚁的。

比尔凑过来耳语道：“试试碎麦条，都是小包装的。”我从盒里抽出一小包，撕开倒进碗里，小心检查里面是否有野生生物，再加牛奶。

“不过当然不像比尔那么进入状态，”我继续刚才的话题，“但我爱死我的房间了。有只眼斑白额燕鸥在敞开的窗台上筑巢，和尚们也在窗下睡了个好觉。”

吉尔笑着摇摇头。比尔用眼神告诉我：“看那边！”我顺着他的目光瞧见架上有一大盒耳塞。不论职员或访客，似乎都视夜间的聒噪为瘟疫。还有点困的我想到波伊提鸟（Boethius）会建议读者，聪明人不该渴望“隆冬里的葡萄酒”，而应品味带有冬天味道的事物。今年冬季在纽约，我将品味在我后院的树间旋转舞蹈的雪精灵，但我也将怀念楔脚的呻吟。

早餐后，我们到屋外检查燕鸥屿上的海豹，一行人弯腰躲在矮树丛后沿海滩潜行，像三个小偷一样。极目四望，处处斜倚着和尚海豹——旧水桶旁、天芥菜树下、篮球场上、沙丘间，有些靠着水泥路肩当枕头，有些把尾鳍挂在楔形脚剪水薙鸟巢里。它们的轮廓优雅起伏如小丘，多柔和的地形。正在换毛的，看起来仿佛旧裤子穿了一半就累了倒下休息。和尚海豹的胡须一旦干了，便会卷曲；湿了又会伸直。年纪大的胡须会变白。有时它们将尾鳍高举过身，如双手互拧的动作在空中旋转。海豹不像鲸鱼，不会被晒伤。就算头朝下躺数个小时，也不会昏倒。它们有臀部，但很窄。偶尔会在睡眠中将尾鳍互叠，像在做小面饼，也像在祈祷。若睡在斜坡上，则最喜欢把尾巴朝内卷，使身体呈弯月形，逐渐转移体重直到失去平衡，顺着坡度滚进水里去。我们看着一只大雄海豹缓缓滑下海滩，厚重的身体如波浪般压过嫩薄的五瓣三色薯藤花；它的内脏移动得似乎比它的皮慢。

红翻石鹬在潮汐线上踩着高跷翻捡沙粒，有时也翻翻熟睡中和尚海豹的胡须，被吵醒的海豹猛然醒转，对它们吠几声。全身绒毛的军舰雏鸟挂在它们与眼睛齐高的巢缘上，仿佛睡眼惺忪的可卡犬。长着蓝色喙的红脚鲣鸟用它们锐利的眼睛瞄我们，在我们经过时发出像给钟上链似的声响。我们在一丛短树附近发现一头大雌和尚海豹，毛皮上有“132”字样［研究员用“克蕾萝夫人”（Lady Clairol）染发剂染的］，嘴卷得像支钩针，正在玩弄嘴上一根又粗又硬的胡须，胡须里还夹了根白色羽毛，她抬起有五指的鳍扫过自己的脸，把羽毛拨掉。

两只小海豹在海滩上滚来滚去，互相发出打鼾一样的哞哞声。阳光在它们湿润的毛皮上闪烁，在它们背上画下霓彩。较小的那只滚动间淡灰褐色的肚皮仿佛呢帽般柔软。一束如焊铁产生的火花般刺目的阳光，突然在较大那只的黑色躯体上晃了一下。它们顺着沙坡往下一直滚进水里，在浪花里随波翻覆，用嘴和鼻子互顶，用身体冲浪。接着第三只小海豹加入，一齐在如翠绿糖浆般的浅水里浮沉——三颗黝黑的李子。这时它们像海獭一样用背枕在水面上，扇形尾鳍弓出水面。刚断奶的小海豹还喜欢这样活蹦乱跳，等长到一岁大时便会安静许多，变得像成年海豹那般慵懒。

我们检查恶化中的海墙，一只棕燕鸥翱翔过上空，像个完美的无限符号——“∞！”今天早晨燕鸥屿上有89只和尚海豹，它们似乎很满足，躺在沙上做它们石板灰色的梦。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在黑暗中起床，披星戴月，在阳光刚开始把大海染蓝的时刻启航。海滨的白昼灼热难熬，很少有比凉爽的清晨更甜美的事物。我们经常回到东屿与鲸魟屿那两个主要的育幼岛屿，每次都能发现需要系标签的新生小海豹和需要检查、令人烦忧的成年海豹。消失屿（Disappearing Island）整周都沉在水里，但我们去过琴屿（Gin Island）、小琴屿（Little Gin Island）、渠屿（Trig Island）、近屿（Near Island）、鲨屿（Shark lsland），和我最爱的圆屿（Round Island）。圆屿位于珊瑚礁北方中心点附近，燕鸥屿东南方约4英里外，并不好找，因为它长度不超过200英尺，而海拔最高点只有4英尺。小岛完全由珊瑚及碎贝壳构成，没有植物，仿佛一片漂过大海的莲叶，却高居整个列屿每平方英尺和尚海豹生产成功率之冠。每次到访，穿越如迷宫般的珊瑚顶与沙洲，见小小的它在迢遥处漂浮如方舟，因阳光熠煜而点燃，沙滩上都至少躺了一打享受日光浴的和尚海豹。

虽然我们称自己的星球为“地”球，但其实地球上主要是水；我们应该叫它“海洋”。穿过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空回檀香山的三个小时飞航途中，这个事实变得如此耀眼清澈。想通过研究地图或地球仪来探测海洋是徒然的，人眼能一目了然的，似乎都如此渺小而驯良。整个太平洋在地图上不比一个足球场大，或许在判断大小时，我们应该仰赖的不是眼睛，而是对时间的感觉。航天员保罗·魏兹（Paul Weitz）曾经这样描述过太平洋：“当你以一秒4英里的速度行进时，还需要25分钟才能飞越它，你就能了解它有多大了！”

太平洋在遥远的低处滑过，仿佛一匹黯淡无边的布。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源头，充满冒险、恐怖、机遇与阳光的领域，看起来怎么会如此了无生气且乏味？相隔太远，我们的眼睛就看不清楚了。得以远观的代价，便是失去细节。没有了细节便不可能深入了解，对一朵莲花或一个小孩皆然。从一万英尺的高空俯瞰，中间仿佛隔着无数隐形的历史褶襞，我努力想象底下海洋的熙攘，它澎湃跃动，浮沫拖曳，鱼族与哺乳类在其中喧噪，仿佛马拉开什（Marrakech，摩洛哥商业重镇）城里的露天市场。狡猾的小贩霸占珊瑚暗礁叫卖，迫不及待地想把路过行人的口袋骗光；魁梧的恶霸在属于自己的浅水及深水地盘逡巡；每个人都想捞上一票！沙里充斥着、川鲽、海星与海胆，有些居民身藏各种武器，犹如刺客，其他则倚赖甲冑、运动员般的灵巧身手、雷达或假象。鲸与海豚打理内地，喋喋与歌唱。有些海里的生物在一两码的范围内出生、交配、生育，然后死亡，从不离开；另一些追随食物或对温暖气候的渴望，旅行半个星球。海容纳深谷与河流，庞然而粗陋的山脉，层峦叠嶂，平台起伏，峭壁与断层深险。有些地方的天花板是冰，有些地方是熔岩喷石或蜂巢状石。海并不安静，它颤抖、嘈杂，充满动物的碰撞、呻吟、轻哼和叫春，还有水不断无情啮咬海岸的声响。

从高处下望，海洋是一片平静的蓝色——如此汹涌黝黯的蓝。大海看起来是蓝色的，因为它反映天空；然而它的蓝总比天空的深，因为它不会反映所有的光。有些颜色也来自海床；海里的光线从高处射下，如“下井光”（down-welling light）。有些鱼类、枪乌贼、萤蚤及其他生物自己会发光，但大部分的光线仍如瀑布泻下。你必须潜到海洋的表层、它凝胶般的不透明层底下，才能找到光明。俯瞰海洋，它似乎是暧昧的，所有奇妙的生命形态与地理形态都在此藏匿，令你的脑海一片空白，假想的恐惧遂迅速盘踞，很多人因而视海洋为另一种黑夜。但我们也受海洋吸引，喜欢在海滨度假，荒废时日地凝视它那具催眠力的倾泻与冲扫，蛊惑你，也麻醉你。一种古老的冲动渗透全身，我们的体液与海洋相连。我想我们之所以受海洋的吸引，是因为我们自己亦是移动中的小海洋环境吧。

岛屿在海平线上如花绽放，我们直接飞向夏威夷群岛的中心，先经过私人的作为牛群牧场的尼豪（Niihau）岛。和尚海豹常登陆岛上的海滩，但岛主不准研究人员上岸监看海豹，因此没人知道使用该岛的海豹数目有多少、性别为何或是否健康。新月形的迷你小岛莱豪（Lehua）在尼豪东方漂浮，接着考爱（Kauai）大岛出现，飞机旋即在檀香山降落。

经过一个星期依循自然作息时间表的凝神静谧后，檀香山给我们的感官冲击极大。寇辛尔与我向吉尔马丁道别后，飞往考爱岛租了一艘潜游船赴尼豪岛；就算不能登陆，也希望能在外海看到和尚海豹。破浪航行三小时后，我们抵达人称“禁岛”的尼豪，沿北岸侦察是否有在海滩上享受日光浴的海豹，但一只也没瞧见；不过我们的距离是远了点。莱豪如新月般平滑地矗立在离海峡半英里外，褐色中泛着鸟粪的白斑。凝固后熔岩的长指头贴着岛缘伸入海里。只有一朵云萦绕如威基伍德（Wedgwood）瓷器般光滑的蓝天——一大片椭圆不偏不倚地罩在小岛上，仿佛刀伤留下的疤痕。我们驶向新月内湾浅礁处准备潜浮，那是潜水人最爱的几个点之一。海鸟舞弄着热气流，海洋倾泻着带有金属光泽的蓝与绿，我们在岛南岸外约100码处下锚。在一层层扭曲堆砌的嵯峨岩块底部，一座饱经风吹雨打的茅屋蹲在一片峭壁上。茅屋右下方有一个牡蛎壳形状的洞穴，部分露出水面，洞的前方有个小潟湖。阳光如火舌跳跃过岩洞顶部。我穿戴面罩及蛙鞋，越过船侧，滑进20英尺深的水中，看到珊瑚顶因色彩鲜艳的鱼及随阳光不断舞动的矛而悸动着。水底是一座熔岩迷宫，布满长方形的沟孔，全是海胆用它们的第六颗牙啮咬岩石后的结果。

我朝海中岩穴游去，闯进一场水与光影的骚动中。潟湖入口有浪花不断搅扰，泡沫摇曳如鸦片馆门口悬挂的珠帘。穿越水沬网后，我发现一个更平静的葫芦形潟湖，它的沙质底部在15英尺下汩汩翻搅。湖内的水满是淤沙，疙疙瘩瘩的。我前方有个长而灰的形体在游动，忽然转向，朝我靠近，然后在距离我6英尺的前方停住。一只和尚海豹和我面面相觑，乌溜溜的大眼睛，浓密的胡须。天知道它此刻心里在想什么；或许是：这里怎么会有灵长类？它小心翼翼地看着我，停了一下，然后潜到我下方，在水里转了几圈，从我背后出水，再看我一阵，然后转到我右方。它似乎根本没用它的鳍，身体也几乎没动，动作却异常矫健。这时两只海豹从水珠帘后出现，滚动间紧贴对方。另一只和尚海豹游到我下方，一边往前游，一边扭头看我，仿佛一个旋转炮塔。它在我下方转身用背贴着湖底游，前鳍静静搁在胸口上，仿佛插在背心口袋里的两只手，然后在10英尺外停住，冒出水面，端详我的脸，这才慢慢转个身，朝岩洞游去。这时那两只扭打中的海豹又出现了，互相追逐啮咬。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五只成年的和尚海豹在潟湖里游玩，就在我前方、背后、水面上、下方。多令人心荡神驰的景象！我置身于和尚海豹的幻想曲中。它们似乎并不在意我的存在，浮在它们上方的，仿佛是只水母。我猜想因为我的眼睛很大（被面罩放大）又紧盯着它们瞧，所以它们才没把我当玩具玩。没有一只海豹系有标签，除非它们在尼豪岛上见过人类，否则我很可能就是它们见到的第一个。此刻我已确定纠缠在一起的那两只为一公一母，它们偶尔会露出水面，大声对彼此“叭叭”叫。接着母的倏地游开，公的尾随在后，与她跳一段隐秘的旋转舞；滑步、扭身，不时转头轻咬对方，身后拖曳长串泡沫，犹如两条彗星的长尾。我还来不及思考，新的剧情已展开。母的为了逃开，潜下湖底一条仅能容纳一只海豹的锯齿状岩石甬道，公的紧追在后，咬她的侧身和尾巴，并企图绕过尖石围捕她。母的像一封投进信箱里的信，把自己的头与尾也藏好。公的终于找到一个裂缝，紧咬住她颈下的背部把她拖出来，强迫她肚皮朝下贴着沙地，骑到她身上。她突然间就变得被动了。整个过程只持续了一分钟，但对于浮在它们上方、震惊得不能动弹的我来说，却恍如几个世纪那么漫长。惊叹是周期表里最重的元素，只需星点，便能让时间停止。我在看和尚海豹交配！我在心中复述两遍，因为这的确是最珍贵难得的景象。另外两次目击记录皆含糊而不完整，我觉得自己幸运极了。我在法属军舰鸟列屿看到的那两只在浪里角力、翻滚、互咬的小海豹，十之八九是在练习求偶。等公海豹放开母海豹之后，她立刻如闪电般蹿开，他追上去。两只都浮出水面，其中一只张大嘴、喉音浓重地短吠了一声，以示抗议；另一只则以一声困惑的大声鸣叫回应。

黑夜即将来临，回家的路迢迢，且应在日光里航行；不情愿却快乐的我走向小船。我所看见的那一群和尚海豹多么特别，给我神圣的感觉；目击濒危和尚族的最后一群，在光线造起的大教堂里，游过水底岩洞。起锚扬帆之际，我们向那座海穴致敬，我心目中的蜜月洞室。两头和尚海豹仍在穴中的某处泅泳，一头成年大海豹爬上潟湖边缘的石块，靠近一只小海豹安详地打盹。求爱中的那一对仍继续在珊瑚顶之间依偎旋转穿梭，不断转动躯体，在水中优雅回旋。但愿它们的小孩未来一片光明，而且是母的！船行加速，我伫立船尾凝望，直到新月形的小岛越变越短，发光的和尚海豹融入平滑湿润的岩堆，它们的闺房洞室逐渐消失，唯剩大海无法解读的许多表情与手势。

译注：阿克曼在内文中提到的地中海和尚海豹，直至今年（1998年）5月，估计仅剩大约700头。然而5月份《国家地理》杂志传来噩耗：其位于西非白角（Cape Blanc）的最大族群，本来有317头，近日却连续死亡了211头！科学家怀疑可能是因为吃了受有毒海藻（dinoflagellates）污染的鱼类而致死，且有些尸体内发现了某种病毒。负责研究的科学家表示，目前余存的数量尚足以作为复育的基础，但若再遭遇类似劫难，便可能是该族群的灭绝之日了。

第二章

太阳宴飨的亚马逊

地球上还有什么地方比亚马逊更能点燃人的想象力呢？即使在我还小的时候（一个渴望做探险家的小人），我已开始梦想着它浓郁的领域，布满藤蔓与蛇及美艳的花朵、潜行的美洲虎与身披羽毛的印第安人、镶嵌了食人鱼的河流和自地上迸涌的绿色丛林。时隔30年，那个梦想才以全然华美的光彩实现，然而那时巨大的亚马逊生态系统已濒危。我沿着亚马逊河航行的时光，是一次淹没感官的经验，也是一次精神超脱的经验。每个层次都有如此多的生命，令我的感官仿佛因负荷过重而瘀伤。目睹自然最绚烂、最丰饶、最狂野的一面，这反应当是最适合的吧，因我宛如踏入那盘古初开的花园。

万圣节，我们在塔帕若斯河（Rio Tapajos）畔的亚塔都乔（Altar do Chao）下锚。塔帕若斯河水清澈幽美，是亚马逊河支流之一，河面宽广，望不见彼岸，只见河流悸动的灰色皮肤及黯蓝的水平线。一道阿拉伯弯刀形的海滩裹着半岛，极小的青蛙贴近海岸线蹦跳。我们漫步穿越附近的森林，但见砂岩巨石以熏衣草镶边装饰；一片橡胶树林，树身皆因采胶乳而伤痕累累；还有一株树的树脂类似乳香与没药，燃烧缓慢且散发着异香。一棵瘦树上与视线等高处，挂了一副被晒白的小头骨的上半部，我把它拿下来，端详上面两颗锐利的门牙，然后把它交给戴维。戴维是位机智的生态学者，我们搭乘的游艇深入雨林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植物之旅后，他才加入船上的科学人员行列。那头骨属于某种肉食动物，但到底是什么呢？猫？狗？水獭？还是浣熊类的动物？头骨后面有个小小的弹孔，带领它从一个世界穿越到另一个世界。戴维在附近草地上找到颚骨，组合完整后，眼睛一亮。是一副树懒的头骨；戴维搜集头骨。

由母船出发的橡皮小艇陆续抵达，运来烤肉的材料，有鱼、香肠、牛排、蔬菜、马铃薯、米，甚至还有印度杧果甜酱。一位菲律宾籍船员拿出吉他，一小群男女开始用塔加禄语（Tagalog）唱起歌来。躲在粉红与淡紫云层后的太阳转换成红牛奶糖的颜色，大家聚集在营火周围，火舌噼里啪啦响，就像在风中甩湿床单一样。晚餐后，我们几个人带着潜浮装备和一盏潜水灯摸黑沿河岸徘徊。除了偶尔出现的刺魟之外，温暖的河水里没有任何可怕的东西；我们寻找鱼、虾和贝类。小鳗鱼贴着沙滑行，留下蜿蜒的行迹。别的生物也留下象形文字，奈何我们都不懂。我戴上潜浮装备潜入水中，慢慢饮一口河水；尝起来很软、带着锡的味道，仿佛刚被布袋莲搅过。荧荧灯光里，一面如石般坚硬的褐帆漂进我视线焦距内，原来是一只躺在沙底边缘的大蛤。它沿河底觅食，仿佛一艘参加地球上最慢比赛的游艇。熄灯后，我们可以看见如燧石般锐利的月亮，扭转许多把闪耀的利刃戳进水里，或在浪间扔掷小小的光之花环。星星开始在天际漂流，将自己的闪烁光华如骤雨般洒在水上。

稍后，我躺在狭窄的木屋里，思绪开始漫游回到过去的一个星期。七天来，我们游历的这条河不仅绵延数英里，亦横越时光与想象。亚马逊河流域为全世界最大的雨林；这条河将全球20%的淡水注入海洋，没有另一个地方每平方英里蕴含如此多的生命。5万种植物与真菌、全球1/5的鸟类、3万种鱼（是欧洲所有河流内鱼的总数的10倍）以及千百万种昆虫，一齐分享它无数交错的层面。全世界最大的蛇，森蚺（anaconda），及最大的犀金龟（dynaste）和其他巨物都住在这里。我们从它富饶的宝库中汲取可可（可以做成巧克力）、橡胶、奎宁、巴西果（Brazil nuts）、人心果（chicle，可以做成口香糖）和各种心脏病及抗癌药物。然而热带雨林正以每年95000平方英里的速度消失；除非采取措施，否则将在我的有生之年全部消失。

我们从河上游荒远处开始旅程，顺流而下，纵览自然之肉欲、翠绿与灿灿苏生，一日比一日更接近20世纪的疯狂文明，如免税商场的玛瑙斯（Manaus）、似霓虹嘉年华会的里约（Rio）。河流就像时间，只朝一个方向流，仿佛没有间隙。然近观时便可发现原来它的表面有少许覆羽，羽中又有褶皱、有急湍、有回水——也像时间。大部分巴西人都住在文明边缘，而非巴西心脏地带的混乱荒野中。

远征队除了世界级的植物学家、伦敦邱园植物园现任园长的队长艾恩·普伦斯（Iain Prance）之外，同行的尚有其他博物学者，及牟·佛铁思（Mo Fortes）——从小在河滨小村落长大，现在已是著名且颇有点恶名的亚马逊当地向导。我们每天早起，经常赶在日出前爬进倾斜的橡皮艇，聆听雨林从睡梦中苏醒；沿支流徘徊；探访印第安人村落，做买卖、观赏舞蹈，等待我们的随船医师给当地人治病，留下药物；与河上人家攀谈；还有我最爱的活动——在沸腾着生命的林冠下步行深入藤蔓密布的丛林。我们从秘鲁启程，迅速行经哥伦比亚，现在已深入诗人多恩（John Donne）笔下“阳光宴飨的巴西”，任赤道的阳光炙烤身体与灵魂。感觉上它一点都不像温带地区的阳光，那里的光线射下时因地球的倾斜而呈某个角度，又因必须穿越厚厚的大气层，待抵达地面时威力已减弱许多。赤道上的光笔直射下，如一盏红外线灯，将所有能源集结于小小一块地方，即使隔着薄薄的衣裳，皮肤也可能被灼伤；而黑夜也不马虎，骤然间下坠，像一片黑丝绒轰然滚落。

一天早晨，艾恩从当地的提苦纳（Ticuna）村折返，带回一个怪异的故事。那一周村里已有四个人神秘死亡，村民一片哀凄，艾恩致上他自己以及全船人员的哀悼之意。我们此行替他们带来一座修理好的发电机及医药补给品。他们热忱欢迎，却说明这并非迎客的好时机。该村落人口共两千，属于亚马逊河流域人数最多的部族（约7万人），村民身材娇小，颧骨尖突，但五官柔和，黑色直发用夹子与彩带向后束拢，微笑起来令人一惊，因为他们模仿食人鱼，将全部牙齿磨尖！以手工艺闻名的他们，展示动物雕刻品给我们看，简单的线条，以树脂髹出闪亮的轮廓与毫不忸怩的欢愉。是天真无知的艺术吗？若是，那天真是值得惊叹的。孩子们经常用绳索绑住雕刻动物，拖到街上玩耍。4起死亡事件令人迷惑，死者是被某种森林植物毒死的，但那到底是意外还是自杀？这里跟别处一样，印第安人自杀率极高。大河是他们的家，然而大河正迅速滑入20世纪。村长睿智地把旅游业赚来的钱用在医药、辟建学校与提供其他的需要上；首要之需为电。行经船只总是灯火通明，村民希望船上的人能看到河岸上也有灯光，灯火光明处有个村落，村里住着有身份的人。他们怎么看我们，很难猜想；我们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很奇异，然而对他们来说，我们可能只是自然环境里的另一项构成物，有属于自己的规则、禁忌与私密的戏剧。我们是脸似面团的巨人，喜欢住在冷房间里，在燠热的丛林里也穿长袖衣裳，随时都往自己身上喷洒带有松香和胡椒薄荷味儿的水汽，而且只要走一点点路，脸就会红得像煮熟的鱼。只有成年人才下船走访他们，于是他们说：“老天爷，你们的风俗可真奇怪，难道没人生小孩吗？”

一家男主人把他的器物搬出来给我们瞧，其中包括两只黄脚的活陆龟，头尾被迫缩进龟壳里，用木条堵住。只露龟壳的陆龟看起来像个巨大的和服口袋。等待下锅以前，两只龟可能还得忍受这样的酷刑数周或数月，因而我们买下它们，到河流上游远处放生。众多器物里并不见江豚的残骸。我们在顺流而下、更接近文明的贝伦（Belem）巫毒教市集上发现江豚的阴户与阴茎。幸好大部分河段的江豚都受到神话的保护；一如苏格兰民间传说里的神秘丝龙（silkies），当地人也相信江豚不时会上岸与年轻女孩做爱，因此私生子便是江豚的小孩；你若杀死一只江豚，很可能便会误杀自己的父亲。

今晚我身边的桌上摆了一壶以磨碎的树皮浸泡的热茶，这种树是芳香的栏树（sassafras）之近亲，泡的茶使口内、发际，以至满室皆生香，饮时整张脸仿佛被香味冲洗过。我啜着它弥漫着紫丁香味道的甜津催眠液时，闪电开始在半岛背后徘徊，我也慢慢漂进梦的河流。

晨光熹微中，我们坐进橡皮艇出发，不久便经过一位洗衣妇，她坐在一段汁液具有腐蚀性的树墩上；树名直译是“烧屁眼的树”（acacu）！妇人以最古老的方式在河里洗衣服，却用着一把20世纪的塑料刷，可能是向定期溯河卖盐（用来腌鱼干）及其他主食与家用品的小贩买来的。一只螳螂展翅飞进小艇；它是只褐白相间的小昆虫，双眼鼓突，背后长角，长长的触须在前端摆动。它开始整理自己的长腿，徐徐做出别具含义的各种姿势，锯齿形的轮廓极优雅。多完美的逃亡法：直接跳入另一个现实层面，宛如飞鱼一般，霍然于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时间出现。三个小女孩划着树皮做的独木舟到河心，露出强如100瓦电力的微笑，突然起立，跃入水中。岸上有个男人举起望远镜看我们，奇异的原始部落人民疯狂地从包包里掏出彩色庞乔斗篷展开，因为雨开始像一片橡胶墙般倾泻。小孩继续在浅水区玩耍，大人继续泅泳、洗衣、补船和补网。只是雨而已，而这里是雨林。河岸上有洞，是蟾胡鲇（walking catfish）在四五月的时候凿出来的，那时水位至多高涨30英尺，泥岸仿佛鸟屋中的公寓大厦。有些颜色较浅的树身上仍可见深黑的吃水线，许多树都有庞大的气根系统，以便直接自季节性洪水中抓取养分。

一株顶端枝干浓密的高树上悬挂了一打拟椋鸟（oropendola）的巢，这种鸟和好几种动物都有共生关系。它们喜欢在有胡蜂巢的树上筑巢，胡蜂会攻击狂蝇（Botfly），因而顺便保护拟椋鸟的幼雏。拟椋鸟还允许牛鹂（cowbird）在自己的巢里下蛋，牛鹂幼雏一生下来眼睛就是张开的，也会吃狂蝇。拟椋鸟水上女妖似的歌声如此繁复而柔媚，水上人家常喜欢在有它们筑巢的树下搭建房子。它们的歌从一种分两阶的湿润啼啭开始，仿佛水汪汪的亲嘴声，半似悸动、半似摩挲地糅合在一起，最后则以初次登台的人向水底飞吻的声响结束。《哥伦比亚鸟类》的作者史蒂芬·希尔提（Steven Hilty）与威廉·布朗（William Brown）将之解析为“咿——哒哒克拉——阿咕咕”，但最后阶段还有一声柔软甜美的渐弱音，特别诱人、具有魔力。

橡皮艇后的航迹幻化成一只完美的白色水蝴蝶，翅膀伸展，以水沫勾勒出轮廓。40马力的引擎像把圆锯不断啮咬，以桨刃切割不透明褐水里的树木倒影，我们往岸上搜寻鸟、哺乳动物及奇特的植物。河岸上躺着许多圆木，等水位升高，便可顺流漂往制材厂，在那儿一起被捆结成大木筏。一道光突然在10码外切开水面，仿佛一道窗框蓦然打开，一只粉红色江豚浮出水面，复潜回自己的窗户里。噢！我叫道；也和江豚一样吞了一口空气。忽然，另外4只粉红色江豚也在我们前方弓身游出水面，其中一只紧贴小艇，发出如短促爆炸声的呼吸。这种江豚与恒河豚（platanistid）都是远祖鲸的近缘，喜在亚马逊河、恒河及长江里活动；嘴和鼻子上长有短触须，可感觉食物。河岸上伫立一只身上有线纹的鹭，背对阳光，在自己的影子里捕鱼。一只身体如鲜橙的褐色天蛾（sphinx moth）低飞过来，与我们的视线平行，后面跟着一只鹭，仿佛翼龙般缓慢飘浮，长颈如波浪起伏——好一个庄严的白色幽灵！我们看到一株顶端为穗状的树，中空的树干里住有刺蚁，叮起人来毒液仿佛炙热的铁丝。藤本植物自树身悬垂，到处寄托落脚，让人看不出藤蔓从哪里开始，在何处截止。褐色的河流温柔起泡；鱼张开大口跃出水面。我们听到一声扣扳机的声响，接着是林鸥（potoo）——一种会模仿枯枝的鸟——低沉的哀鸣。一只日（sun bit-tern）闪动翼上的大假眼；缠满多叶藤蔓的树身看起来仿佛巨大猫头鹰长满羽毛的脚；一只翠鸟发出小孩橡胶玩具的吱吱声。此刻是亚马逊的黎明，鸟儿唱起颂赞自己领地的歌。它们并不想这么美丽；它们是迫不得已的。一只戴帽猴（Capuchine monkey）在树梢移动，品尝水果，不喜欢的就往下扔，像个试吃巧克力糖的人。一只鸟发出用手指刮过橡胶内管的声响。我们漂向一位和儿子共乘一艘树皮独木舟的渔夫，戴维用葡萄牙语大喊：“早安，先生。怎么样？今天捕到很多鱼吧？”

男人微笑，指指船仓，一摊水里躺着几条刚捕到的鱼。“早安，”他说。

“这群人很想看看你的鱼，可以吗？”戴维用极礼貌的假设语气表达我们这艘船全体乘客的愿望。

那男人咧嘴一笑，把他小小的独木舟划到我们小艇旁。

“今天早上你成绩很好嘛！骨舌鱼（Aruaná）、草脂鲤（curimatáo）、食人鱼。可不可以让我们看看那条骨舌鱼？”

男人用双手举起一条发亮的长鱼；他那满是皱纹的脸多么喜马拉雅，提醒我们他与蒙古人及其他许多民族分享着共同的基因。

“感激不尽，”戴维说完便把那条鱼复杂而奇妙的嘴打开，里面的舌头赫然是根骨头。骨舌鱼喜欢吃猴粪，常等在猴群栖息的树下。戴维接着捡起一条装甲鲸鱼，它有个铲形鼻，奇异的瞳孔呈颠倒的W形，脸上有长长的附属触须和美丽的黑色条纹。戴维又从那位老先生手里接过一条泛红的腰果食人鱼，用弯刀剖开它的胃，将里面的东西抹在自己手指上给我们看，其实主要都是鱼鳞。食人鱼靠啮啃其他鱼类饱腹，它们在恐怖小说与电影里的贪婪肉食鱼形象并非出于自愿，除非正常食物来源被切断，像是困在对外隔绝的沼泽或湖里饿肚子，否则只要能吃吃鱼鳞它们就很开心了。戴维把鱼还给渔夫，后者大方地说要是我们喜欢就送我们几条。

“不了，谢谢你，你太慷慨了，”戴维坚持不收，“能看看它们，了解河里的生物，我们就很高兴了。不过，你若不觉得太麻烦，我们很想看看你怎么用网捕鱼。”

男人因为有人对自己的技能感兴趣，整张脸为之一亮，捡起那张仿佛一条挂满铅锤的麻裙的网，用嘴咬住一端，像抛出一片弧形蛛网般撒网下水，看着网从水面沉入鱼群守候的浅水区。网划过空中，平静下降，然后消失于黑暗中的形状令人惊叹，男人看着我们的脸兀自微笑，把网拖回来，一抛再抛。一只腹部鲜黄的食蝇霸鹟像块柠檬布丁似的栖在树枝上叫道：“幸会！”它的名字是葡萄牙文，英文名也拟声：“基思卡弟！”（kiskadee）。

稍后我们碰上小贩的船，便停下来聊天。他的船内有一堆香蕉和“焙果”（bagel）形状的面包；船顶晾着大块腌鱼片，上面叮满了苍蝇。他邀请我们去他们家玩，就在山顶上后面有个大湖旁边；他太太给我们看她的乌龟、长尾鹦鹉和两个非洲杀人蜂的蜂窝（采蜜用，蜂窝关在一段圆木里，可像水手箱般打开合上）。她又到田里往一株木薯（manioc）底下掘，暴露其根部后便指给我们看那些长长的“白手指”。她屋前漆着“CASA FEEM DEUS”的字样，我问她“FEEM”是什么意思，她先是满脸疑惑，然后笑着努力想解释清楚。一阵尴尬后，我们也笑了。原来“FEEM”是“信心”（Fē）与“进入”（EM）的缩写。我远从北美洲的荒原来，竟问她信心是什么；我着实不该为她觉得不可思议而感到讶异。告别之前，她注意到我们非常欣赏挂在她前院树上的一个大薄瓜（calabash）；那是树上唯一的一个瓜，体积和重量可媲美保龄球，日后将被晒干凿刻成碗。她想送给我们，我们非接受不可。她这么慷慨，拒绝她会显得太无礼。

回到河上，我们看见一大群江豚，便熄掉引擎，漂进它们的队伍中央。江豚一浮出水面，便用喷水孔呼吸，哼唧作响。这么多不同的粉红色——有些仿佛橡皮擦，有些发亮，有些黯淡。我们距离近得足以辨认个体，我靠着船侧把头浸入水中，聆听它们急促的声纳信号。“呼嘘！呼右！”它们浮出水面、喷气！三三两两地在河上疾驰。雨开始下的时候，我们驰向河岸，爬进一栋有脚柱的房子。屋里有美国文化的残留物：一条米老鼠毛巾、一张灵犬莱西的照片、为电气化准备的6个电灯泡、光可鉴人的锅，其中一个中间为漏斗形，仿佛做天使蛋糕（译注：杏仁味的海绵蛋糕）的锅。男主人就像客人来了在桌上多摆双筷子似的拉出两条长板凳，邀请我们坐下；就这么简单地认定，只要我们愿意，便可把带来的吊床挂在他屋里住下。

雨停后，我们闲步踱进他家的后院，看见树上有只树懒妈妈抱着宝宝。树懒大约每周会爬下来一次，在树下挖个洞，然后在里面排便。树懒因此将暴露在掠食者的爪牙之下，但将粪埋在树下，而非任粪便乱掉，树懒等于在替家园的未来投资。它的毛皮里住有藻类，因此全身泛着绿光；蛾也住在里面，加上甲虫和蜱（tick）。我站在那儿看了那只树懒妈妈好一会儿，她动都不动，然后似乎因为一个稍纵即逝的想法，缓缓抬起头来。

别的橡皮艇也抵达后，艾恩带领我们进入他熟稔的雨林。可看的东西太多：木材为深紫色、可制成美丽碗具的树（Peltogyne）；藤蔓因含有拟雌激素而被用作避孕药原料的大薯（Dioscorea），叶子形状酷似古希腊竖琴；一株树干长满尖刺，仿佛满是鸡皮疙瘩，因此啮齿类动物不能爬它、啄木鸟也不能啄它的小木棉树（kapok）。乍看之下，这样的树似乎宝藏满溢，所以才需要保护；但这可不一定——很多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堡固若金汤，堡内的宝物却不见得比别的城多。植物学家测试树种时，会先划一小刀，看看是否有乳液、味道如何、形成层上有无记号，再解读分泌物。艾恩在一株缠勒榕（strangler fig）的树皮上划了一刀，白色乳液如泪涌出。我在猜想那株树有多老了。丛林树木的年龄极难判断，因为它们的年轮并非一年长一圈。像此地时有涨洪的地区，很多树板根飞扬、气根匍匐，都是为了紧抓地面；这里可不是阳光充足、土壤肥沃、可预期的树有它们可预期需求的温带森林。

我们顺流而下，偶尔可以在空气中闻到烟味。尽管相隔数英里，却仍闻得到雨林正在遭受蹂躏、森林正在被焚毁。倘若现今摧毁的速度持续下去，所有雨林将在大约40年后消失。矿业开采、橡胶农园、大片注定将失败的养牛牧场、水力发电拦坝、高速公路，以及只因为人类无法忍受不受人类控制的空间存在而开疆拓土焚林的作为，一齐促成整个雨林生态系统的毁灭。尚未被命名的物种在灭绝，正如艾恩所说的，“在还有机会保育亚马逊森林物种的人类中，我们可能属于最后一代了……今天我们站在亚马逊河浩劫的边缘……大量的物种灭绝，情况甚至比地球失去恐龙的时代更惊人”。

天光渐暗，我们回到橡皮艇上，返航的河段在黄昏里闻起来和早晨来时不同。早晨氧气含量低，空气中有股淡香；到了黄昏，空气中则沸腾着氧气，一股莎草（sedge）和潮湿琥珀的味道扑鼻而来。夜幕低垂之际，粉红光晕横扫苍穹。我们将提灯对准岸上，寻找钝吻鳄在亚马逊河里的亲戚，凯门鳄（cayman）。为引起它们的注意，我们发出鳄鱼交配或幼鳄受困的呼唤——切分音似的喉音：呃！呃！呃！然后静静漂浮等待。若想观看自然，你必须切掉马达，随波逐流。然而这对专心追求目标的人来说很困难；小艇上有人忍不住聊起天来，污染了森林寂然的壮伟。起先我认为那些人是忽略了鸟鸣、叶落、河流、动物与庄严静默的蛮荒天籁，后来我开始觉得可能正好相反。在猬集的自然荒野里，在宇宙形体不明的扰攘中，谈话可塑造出小小的形状；那种为需要形状的人存在的形状，如衔接陆岸的跳板。“嘘，你们听！”某人温和地说，大家安静了几分钟，接受夜之声的洗涤。一只青蛙规律的鼓鸣似有人在搓揉一个吹满气的气球。“苦露夏！”苦露夏鸟（coruja）这么叫着，这名字像在跳桑巴舞。河岸有萤火虫闪烁，接着一只有两盏头灯的叩头虫（click beetle）飞越小艇。我们的手电筒光线因一只猫头鹰兀自旋转的眼睛反射回来。夜间，总有许多如燃炭般的神秘眼睛，看起来之所以如此诡异，是因为所有夜行性动物的视网膜后都有一层可折射光的薄膜，称作光色素反射层（tapetum），可协助它们在黑暗中看见东西；光一遇到这层薄膜就会弹开。这些活生生在森林内燃烧的琥珀，提醒我们人也在遥距太阳外的混沌里燃烧着。一只鹗（osprey）捕到一条鱼后，立刻将喙仰起，使自己在飞行间更呈流线型。鸬鹚在河滨觅食；每一只喉间都有一个类似捕鼠器的设计，方便它们在水底捕鱼。燕鸥在我们前方俯冲、滑翔，然后失速般下坠，再倾斜急急攀升变换方向，在空中转半圈，再转身单肩几乎触地，加速、爬升；然后再次以一连串令人屏息的空中特技俯冲。骨舌鱼跃出水面摄食。卡布克洛（Caboclo）渔夫仍驾树皮独木舟往返河上，在前操纵方向，黑桨仿佛挥入水中的惊叹号。

15只黄蝴蝶在岸上类似莎草的绿草间缠斗嬉戏，一只亚马逊鸽发出哨音，接着一把叉子往水晶酒杯上敲了一记，仿佛有人很认真地要求丛林肃静！一群长尾鹦鹉发出使劲搅扭湿绳索似的尖厉啁啾，犀鸟（toucan）的叫声像远处狗的叫声。河岸不时停着一艘短而浅的树皮独木舟，等着载舟子往森林某处赶办正事。一只黄脚及黄喙的鹰停在一段枯树枝上。附近某个半轭形湖里的水哗啦哗啦冲击着堤坝。一株巴西果树掉了两片叶子，轻缓落地时发出空洞的噼啪声响。“吾忆——！”一只鹰发出类似小孩玩具笛子的叫声，“吾忆——！”很快，整个幼儿园乐队都以沙包、空瓶、锡罐和铃铛加入，各种鸟轮番主奏，蟋蟀也开始悸动，技痒地想唱歌了。一种与鸡近缘的亚马逊鸟，发出咯咯的闹声。一只咬鹃（trogon）呼唤，“又！又！”我们漂过一株花大而白的树，它的植物碱被用来制造心脏病药物。风铃叮当回荡空中；接着是嗥叫的颤音；一扇弹簧门啪一声关上，一只青蛙把门框弄得嘎吱作响。

新月好似黝黑树梢上一叶白而纤细的独木舟，蝙蝠在头顶逡巡。艾恩知道我偏爱蝙蝠，告诉我有一次他看见一只吃蝙蝠的鱼跃出水面，攫住一只蝙蝠，拖它下水。现在“瓶子乐团”又加入了哀号和狺女（banshee，苏格兰民间传说里报丧的女妖）的呻吟。一颗在月球东南方的白色行星，低浮在森林顶端，仿佛一片碎冰。簇拥的黑暗里，光在水上绽放：一户人家孤零零的黄色灯泡；一艘橡皮艇的白色提灯；牟（Mo）与几个人在远处渔钓使用的摄影机镁光灯；萤火虫黄绿色的荧光；我们在下游停泊的大船更是晶莹剔透，恍若一出奇迹剧。在舱房里因白天纯粹的感官负荷过重而疲惫的我，冲泡一壶药草茶，啜饮它芳甜的津露，任船在这条古老的河流上温柔摇晃。然后我进入睡眠；终于有那么一次，梦境和醒来的世界相同，在梦里我再一次在月光下的河流中潜浮，倾听猴群的呢喃，随一长串切叶蚁循气味的走廊将小小的包袱扛运回家。

第三章

短尾信天翁

水禽来去

不留一丝痕迹，

亦不需指引。

——道元（日本禅修高僧）

我们的这个世界，

该用什么来比喻？

仿佛船的航迹

向黎明处划远。

——万生和尚

第一次听见日文的“鸟屿”（Torishima）这个词时，我人在驶向南乔治亚（South Georgia）鸟群翳空的断崖、途经闪亮的冰之花园的南极游船上。画家兼鸟类学者彼得，又发表了一次热情洋溢的演说，讲述他最钟爱的海鸟——信天翁，也是我们即将攀登草丛覆盖的山丘去观看的鸟类之一。短小金发的彼得四十出头，蓄一道修剪整齐的小胡子，再加上一撮大胡子，有攀岩专家的精瘦身材（海鸟通常在峭壁上筑巢），轻轻地开始演说，仿佛在无意间被别人听见了自己的热情所系：

“开阔的海洋之于鸟类，诚如太空之于人类，是最后一片等待开拓的未知领域。对鸟类而言，海洋是地球表面最艰困、最顽强的环境，而且几乎覆盖了全球2/3的面积，然而即使我们在距离陆地数千英里外的海上，走到船舷旁向海眺望，仍能看到鸟。它们是海鸟。在世界上所有的海鸟中，有一群卓然特立、举世无双的鸟，一群令我凛然生畏的鸟，它们拥有最原始的生命形态；这些鸟中的巨人就是信天翁。信天翁的王国不在高山、森林或草原，而在永恒变幻、情绪永远不可测知的蓝、绿与白之间，在那片无垠的地域之上，信天翁勉强维持一种岌岌可危而巡回流浪的生活；它们是海上的游牧民族。”

彼得用因多年在海上接触各种文化而稍稍弱化的英国腔继续说下去，带着画家叙述最心爱的模特儿时饱满的情绪。巨大、庄严、仿佛瓷器般的信天翁，是最美的鸟类之一。彼得告诉我们他见过世界上每一种信天翁，只差一种，那最可爱、最炫目的短尾信天翁。这种鸟的历史相当悲惨，几乎已灭绝，现在只在日本一个时常遭受暴风袭击、主要为一活火山的荒远小岛上繁殖。十年来他不断尝试登陆该岛，有一次甚至航行到距离鸟屿200英里外的海上，却仍因天气及特殊状况受阻。“鸟屿，”他闭上眼睛念出这两个字，让它们如微风般拂过他唇齿间的无风带。“鸟屿，”他又说了一遍，怀着深深的敬意与渴念。信天翁的影像在黑暗里出现，和阿尔塔米拉（Altamira）洞窟里的壁画一样神奇。鸟屿的名字如咒语般传遍室内；我想到生命美妙的马赛克，世间万物如奇迹般微妙，人类却可以就这样背叛与我们共同分享地球的动物。

曾经，短尾信天翁一度遮蔽了从日本到加州的天空，是北太平洋为数最众的信天翁种类，亦是居住在阿留申群岛至下加利福尼亚这块区域里的阿留申人、因纽特人（Inuit）及其他美洲印第安人的主要蛋白质来源。然而在不到100年的时间内，采集它们羽毛的猎人把它们杀得几乎一只也不剩。仅在17年之内，就有500万只鸟为填充底垫和棉被而丧生。美国渔业及野生生物管理局于1975年到1982年间在白令海上进行勘察，结果在150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只发现一只短尾信天翁，全世界短尾信天翁的数量锐减到只剩下10只左右，或许比地球上任何一种动物都更接近灭绝。幸存者之所以逃过劫难，是因为它们找到了一个人类几乎不可能接近的藏身处——鸟屿。1962年，日本政府宣布将短尾信天翁列为国宝；不是它们栖息的岛，而是鸟本身。现存的数目约400只，其中约200只都在鸟屿上筑巢，另200只则在海上漂泊。尽管该物种复苏的速度很快，但生存机会仍十分渺茫，无论保育界如何努力，它们仍可能在我们这一代绝种。还有什么事比欣赏这些海鸟，颂赞它们卓然的美更重要？我知道自己非去鸟屿不可，当晚彼得和我便开始筹划旅程。

鸟屿位于东京南方580公里太平洋风暴肆虐的外围地带，远离任何岛屿。欲前往该岛必须先申请特别准许证，因为日本政府已将它划为禁区，一方面在保护信天翁，另一方面也因为该岛是个活火山岛；1902年火山爆发时，岛上最后一批住民共125位，无人生还。我们决定与日本一位不寻常的鸟类学者长谷川广同行，长谷川广一生致力于拯救短尾信天翁，孤军奋战，成功地使日本政府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在台风季节出海，因为那是信天翁筑巢的季节。台风季节里的暴风从东北方袭来，小岛的岩石只有一道缺口，即西北角的一个小湾。鸟屿没有海滩，只有火山峭壁和棱角锐利的熔岩大石块，在风浪中飘摇的小船若撞上去，铁定粉身碎骨，因此我们必须穿越鲨鱼及水母群游上岸，再攀爬火山。

船往前栽进南冰洋既深且长的海浪里，彼得和我坐在休息室里相视而笑。太叫人无法抗拒了！毕竟那是他唯一没见过的信天翁。对我而言，那将是对濒临灭绝的珍奇绝美的另一重大探索。

经过10个月与多次协商之后，我们飞往东京与早已成为笔友的长谷会合。通过东京国际机场移民局时，我们在最后目的地一栏中填上“鸟屿气象站（已荒废）”，领了行李，穿过烟雾缭绕的玻璃门，进入主候机楼。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位四十开外的瘦削日本人，由一男一女两位年轻人陪同——长谷和他的两位研究生。他们像三只友善的隼般朝我们走来，先以日本的方式作自我介绍（鞠躬），后以西洋方式握手。彼得与长谷面面相觑，咧嘴傻笑；同样纤瘦强壮、留着相同式样的髭须，两人看起来就像同一个物种的东方与西方变异种。

“全世界的鸟友都一样，”彼得笑着和我一起扛起沉重的背包和行李箱，“我们早已相知很深了。”

他知道鸟友们都衷心相信庆典与仪式令人振奋的功效。远征前夕，我们计划了一次特别的酒宴。我们五个人像圣母峰的登山队般拖着大包小包，先乘巴士，再换两趟地铁，抵达城市的另一头、长谷执教的东邦大学。出了地铁站后，便进入一个房舍与商家在窄巷里井然堆砌的世界，仿佛拼木地板，往前迤逦，往上堆叠。夜幕低垂，成千成百的彩色霓虹灯为柏青哥（弹珠型赌博机店）、餐厅与商店悸动。我们因旅行而疲惫的眼睛睁得老大，努力吞噬所有新奇的形状、模式与幻化的颜色，恍若在一株挂满装饰的圣诞树枝丫里穿梭。10分钟后，一行人进入一家以一张相扑手照片装饰的餐厅，到门口迎接我们的是一位脸颊圆圆、带着笑意，擦了紫藤颜色眼影，把嘴唇涂成比原来形状小的亮红色的妇人；显然她很高兴看到长谷。

她微微一鞠躬，对我们说，“请”，然后手往前一伸，做出全世界通行的“请进”手势。我们把鞋脱下，让它们加入摆在门边竹垫上、像一窝松鸡一样的鞋子大队，然后跟随长谷走到最里面角落里一张矮桌旁，桌子周围地板上铺了些薄的软垫。

彼得和我交换了一个“现在怎么办”的眼色，小心观察我们的东道主。他们三位往自己脚跟上一坐，双手搁在大腿上，我们俩照做。这是传统的坐姿，但房间里几位日本年轻人却很美国式地斜倚着，穿着牛仔裤的腿一条弯着，另一条往外岔出；新一代的青少年比较健康，腿也比较长，难免觉得传统坐姿束缚身心。

这家小型家庭式餐厅的主人，是一位相扑手的遗孀，所以才以相扑冠军月历、相扑比赛照片、奖杯及相扑腰带为装饰，菜单也以相扑手喜欢吃的菜式为主，不过女侍摆在我们每个人前面的，却是排在一只平底舟形状小碟里的三道寿司点心：一只又肥又厚、软而黏的海蜗牛，一堆黏黏的鳕鱼睾丸，还有一只炸乌贼。彼得和我对望一眼，再看看长谷，他的眼里满是促狭。

“看起来真好吃，对不对，彼得？”我摩拳擦掌地说，“等不及想尝一口。你也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蜗牛吧？简直像匹小马。”

“我的确没见过。你看它们排列的方式多奇妙，好像蜗牛在赛跑似的。”

“它的头好有意思哦。”

“嗯，”他慢慢地说。

我用筷子夹起蜗牛，脑海里闪过一个想法，这只蜗牛只差一条腰带，就可以当相扑手蜗牛了；然后把它一口塞进嘴里，又把那一大团甜而有弹性的肉嚼了很多下，再充满赞许地对长谷微微一笑，接着开始向那堆乳脂状、温热的鳕鱼睾丸进攻。

我们一边谈论当地的陆鸟，以及一种最近才被发现的信天翁（阿姆斯特丹信天翁），还有短尾信天翁的最近状况，长谷一边教彼得怎么拿筷子。彼得先笨手笨脚拨弄了一阵，不一会儿便拿起筷子放在嘴前扮成鸟喙状，模仿信天翁移动嘴巴似的拨弄下面那根筷子。长谷大笑，也依样画葫芦，不多时两人便驾轻就熟地静静对谈起来。这段神秘的鸟类学哑剧，逗得来替桌中央一锅热食点火的老板娘十分开心。她在锅里加了一大碗由炖豆腐、鸡与蔬菜搭配的不消化面条（“为了清理身体”）。这是一道将传统大相扑手的主食轻淡化的菜；“新相扑口味”是也！倘若我们是训练中的相扑选手，就必须清早起床，吃清淡的早餐，进行练习，然后在上床以前大吃油腻的晚餐，体重才可能上升到符合相扑比赛巅峰标准的三四百磅。非常日本风地坐了几分钟坐到脚抽筋后，我们决定改为盘腿坐。长谷的英文虽然偶尔结巴，却出乎意料地好，我和彼得却一句日本话都不会讲，可是这两个人有共同的语言——鸟，因此很快便以拉丁文及比划手脚开始交换意见。

“干杯！”长谷举起啤酒杯说。

“敬鸟屿和信天翁，”彼得提议。

“是‘Ahodori’！”长谷纠正他，用日本名称呼信天翁，“意思就是‘愚鸟’。”他说完便写出日文，先用复杂的平假名写，再用简单的片假名写——同样的鸟，披着不一样的文字羽毛。

“为什么我们都觉得它们是笨鸟？”我问；信天翁的英文名字之一便是呆子鸟（Gooneybird）。

他一只手慢慢抚着大胡子说：“或许是因为它们降落时的模样。”他用双手在空中做出翻滚跌倒的动作。“也可能因为它们太愚蠢，看到人拿着这个靠近它们也不飞走，”他用两只手握住一支隐形球棒。“人类谋杀一只信天翁、再杀一只、再杀一只，其他鸟仍浑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没有飞走，于是杀它们的人就想：这些鸟真蠢，这么容易杀。”

如此温和而美丽的鸟，特别受到搜集羽毛的人珍视。这项交易或许开始得很偶然，渔夫在途经鸟群栖息的岛屿时顺便采集羽毛，可是到了19世纪末，日本开始扩展海外贸易，羽毛便演变成欧洲与美国的疯狂时尚。一只信天翁长有差不多14000到16000根羽毛，大部分都是小而软的绒毛，每只翅膀上只有10根大羽毛，一整只鸟不过20根大翼羽及12根尾羽。因此，在14000根羽毛中，可以用来当翎笔与装饰帽子的，尚不盈握；其他的则可用来填充底垫与枕头，又轻又软。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日本平均每年外销38万公斤羽毛，等到国内开始闹鸟荒了，羽毛交易才开始式微。

我很快就发现长谷有种难得的快活特质，此刻他便以这个态度举起啤酒杯，热忱地为此次远征敬酒：“干杯！”

晚餐后，我们扛着行李穿过往东邦大学校区的蜿蜒街道。一群酒醉的大学生勾肩搭背躲在一栋建筑的阴影下对着夜色唱歌，南极企鹅也这么挤成一堆取暖（法国人说它们在“做乌龟”），全世界志同道合的男孩聚会时全是这副德行；这景象令我想到我们现在身在东京式的大学城。稍后相扑餐厅老板娘骑着自行车追来，原来我们把一份赏鸟名单忘在餐厅里了，她估计我们可能需要。大家拼命鞠躬，不断向她道谢。之后我们在校园外街角一间餐厅停下，长谷和老板讲了一阵子话。

“明早8点她会开门让你们吃早餐，”他对我们说，“她会等你们来。”

我们过了街，长谷替我们向大门守卫登记后，穿过一个小花园，进入一栋三楼辟为客房的建筑。上了三楼，大厅尽头有间厕所、一台冰箱、一口日式澡盆以及几台卖牙膏和刮胡用具的自动售货机。我们虽已连续30个小时未合眼，又飞过了换日线，却兴奋地无法入眠，还想看鸟屿的纪录片和长谷收藏的关于信天翁的书籍、影片和唱片（许多乡村歌手及摇滚乐团都会为信天翁作歌）；于是长谷带我们去他就在附近的办公室。金星贴近头顶闪耀，像一束将我们笼罩的聚光灯，我们仿佛掉入美国文化的一道罅隙，跌进一个凡事新鲜古怪的世界，不知等在下个街灯处的又会是什么样的景致。

通往长谷办公室的楼梯两边墙上都挂着信天翁的照片，甬道尽头有盏迎客的灯，引我们进入一个堆满书、野生生物海报及更多信天翁照片的房间。房间里有一面巨大的旗子，上面印着一只与实物大小相同的成年信天翁，在空中展翅翱翔；另一张镶框的特写是长谷的代表作品，拍的是一只绒羽蓬松、大腹便便的短尾信天翁幼雏。我们在围着木桌的板凳上坐下，三名研究生随后加入，一位带来一瓶白酒，另一位切了些水果，一伙人坐定看信天翁的影片。第一部是黑白片，拍摄大片鸟群是如何覆盖整个岛屿、染白绝壁的。日本观察家描述被鸟覆盖的鸟屿有如一座冰火山，沸腾着雪白的泡沫。信天翁多得遮蔽了天空，小岛仿佛不断受到雪风暴包夹，外海的浪头也似乎永远披戴着白帽；雄伟的鸟，为数如此之众且密集！下一部最近拍摄的影片是强烈的对比，让我们看到剩下的鸟是多么地少，每个人都不敢置信地摇头。怎么可能发生得这么快？这段影片还对短尾信天翁繁复的求偶舞惊鸿一瞥，彼得马上兴奋地嚷嚷起来，弯腰趋近去看。

“它们踮着脚站！噢，你们看——肩胛骨对碰，头左右摇摆，‘响板’！”他高举紧握的双拳，甩出奔窜的电流。

一对为彼此迷醉的信天翁，再一次仰天引颈，拍击巨大的翅膀，同时像发了狂的弗拉明戈舞者，喋喋互击上下嘴——响板！我的心开始狂跳。即使在影片里，它们也美得令人窒息：蛋黄色的头顶；粉红色、颤抖的嘴；从嘴尖直到口内的一道蓝色口红似的线条，并以一道黑线强调轮廓；除此之外，成鸟主要为白色，有些亚成鸟为巧克力褐色，胡乱别上两块白肩章。我们精疲力竭地靠在桌上，瞠目结舌地瞪着那块小屏幕，那嘶嘶作响的电子三维空间，不能容纳如此巨大的鸟，不能描摹等候我们莅临观赏的戏剧；大家的兴奋情绪都达到了饱和点。影片结束后，我们和长谷敲定最后的旅行计划，最后一次举杯为信天翁饮尽，这才回房就寝。

隔天一大清早，两位研究生在餐厅里找到正在吃早餐的我们。餐厅墙上也挂着长谷拍摄的短尾信天翁雏鸟，仿佛某王储的照片一般眼熟，令我们开心。研究生把我们赶下楼，长谷已带着我们的行李等在下面。他指指自己的表；今天要赶的路很长，我们得赶快。

背着大背包的我们，像某种古怪的乌龟，驮着自己的家流浪，不过这种“龟壳”倒可以在城市的人潮中方便我们一眼认出彼此。搭乘一路公交车、两趟火车、一趟单轨电车，再加上一段飞行之后，我们终于在点缀东京南方海面、恰似钩子断了的珍珠项链般的伊豆七岛下方的一个小火山岛——八丈岛（Hachijojima）降落。八丈岛上一万居民大多为渔户，但有人专程从东京飞过来海钓，或是享受具镇静疗效的当地温泉。岛上没有西方人。树丛因成群歌唱的鹎如风铃般琤琮作响，入夜后云层推拥而来，在火山顶上槎丫突兀；破晓时海洋吹来一层薄雾。八丈岛的机场因是外岛最后一站，欲前往更荒远目的地的旅人必得从此地码头出发。总会有这样的地方存在，它们是介于熟稔与陌生之间的岔路口，是沙漠中旅行商队的客栈，是另一个马拉开什。在19世纪的美国，它是马克·吐温的圣路易市，人们在那儿歇脚补给，然后渡过密西西比河，进入西部蛮荒的世界。“异乡人”，人们这么称呼那些寡言而凶野的旅人，他们的言行举止似乎注定充满“异乡味”。但八丈岛只是个小小的岔路口，没有骗徒诈客与亡命之徒，却也是投身浩瀚太平洋之前最后的落脚处。你可在此静静切断与文化相连的脐带；文化是那些失去自然的人发明的。在八丈岛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比风与水的愤怒更真实或更具威力，而它们一同传达的天意，必得每天凭恃智慧与天气的图像加以解读。

我们在八丈岛上寄宿的小旅店由一对夫妇经营：永惠小姐和户马先生。这些年来，他们和长谷已成为朋友。永惠小姐和户马先生开他们的面包车来机场接我们。户马先生有艘渔船，平常担任小岛附近的海钓向导，同时也拥有岛上的一块林地。扶桑花与天堂鸟沿路怒放；我们驱车经过一个邻近的渔村，转进一条巷道，抵达他们靠近码头的房子，然后把鞋留在门外，扬弃外面世界的尘土，钻进等待的拖鞋里。在日本人的生活里，就连灰尘也是美丽肥沃的；但它们仍属于门外！

“请，”永惠小姐指指房间里两张矮桌中的一张。除桌子外，角落里还摆了一台电视。我们在桌旁的地板上坐下，脚伸进黑白相间、垂下桌缘的棉桌布里，发现里面暖和得像个蜂窝；一台附在桌外的电热器把每个人的腿都烤得暖烘烘的。这间大房为矩形，两面都有滑门，一扇通往走廊，一扇通往厨房和后院。房内铺了粉红色地毯，上面又放了两块小地毯，一块图案是猫头鹰，摆在通往甬道的门前，另一块是鸭子，通往厨房。尽头的橱柜上摆着一幅加了框的长谷信天翁雏鸟照片——我们已经开始视它为本队的秘密印记了！橱柜旁是一座铜钟，由两只飞翔的鹤擎起（鹤在日本为长寿的象征）。橱柜另一端斜倚着一块木匾，其上画着族徽——一把剑与一朵花。通往甬道的门上排列了十面书法嵌板。

永惠小姐跪坐在我们旁边，双手放在腿上一鞠躬；她57岁、一头乌黑的短发，谦逊而典雅地微笑着倒咖啡给我们喝。长谷打开电视听天气预报，大家都仔细盯着气象图研究。一阵西北风和台风正经过本地朝西走。一团紧密相连、方向不断改变的涡状细线，即代表台风。对讨海人来说，那就和指纹一样熟悉。今年已有三个台风接近鸟屿，把土壤都冲走了。长谷计算台风时把手指头一根一根往掌内扳，彼得却从握紧的拳头一根根往外伸直。或许这次台风不会扑来，不过这个季节的天气向来不可靠，我们决定等下一次天气预报。

午餐很快就备好了，漆器饭盒里装着可以吃的神秘东西。许多新奇的蔬菜水果与海鲜摆在我们面前，无名且辛辣，我们混合着饥饿与好奇，一一品尝。一个大电饭锅和一只热水瓶立在桌旁，永惠小姐因我们的好胃口而微笑。鸟在迁徙之前会养肥自己，有些叶莺或林柳莺在远行或从南美洲飞来以前，体重甚至会增加1.5倍。人类在远征之前也经常做同样的事，谁知道下一餐在哪里呢？

我们颔首以日文感谢永惠小姐，“真好吃”。稍后大伙将拜访驾渔船送我们去鸟屿的船长，同时必须买些补给品，不过首先得去一趟乡公所。长谷上一次从鸟屿回来，拍了很多土壤严重侵蚀的照片，他说服日本环保单位派遣植物学家及土壤管理专家前去视察，看看能否想出应对措施。

到了乡公所，一位高个子、名字直译为“星野”的人出来接待我们，长谷给他看鸟屿的野草，以及最近被侵蚀、明年将有专人前去重植的区域照片。乡公所的人一定觉得这阵骚动很奇怪。八丈岛是个小岛；鸟屿更小，且偏远得很，不但没人去，火山还可能爆发，荒蛮又危险。如今，突然之间，全世界都来鸟屿了，摄影师和科学家都争相记录这个如何自灭绝边缘成功挽救一个物种的经验。长谷盼望这批植物学家及土壤专家能够遏止宝贵的筑巢地点因遭侵蚀而锐减的现象。小岛上很多植物都被熔岩掩埋了，在这样的区域内，植物想在新的火山灰上生根，非常困难。

一位秘书用画有扇面的蓝白茶杯倒绿茶给我们喝；清淡、略带菠菜味儿的绿茶令人精神一振。长谷把他褐色的灯芯绒帽挂在膝盖上，两道白色的大疤痕横过他的左手，那是他专业的烙印，处理信天翁雏鸟时受的伤。雏鸟的喙生来就是为了能够一击捉住一只枪乌贼；比较起来，人手的动作恐怕是慢多了。

我在不毛山坡的照片里，看到火山灰仿佛沙尘暴似的漫天飞舞。植物的根需要类似铺垫的系统，才能束缚松散的火山灰，而信天翁需要植物，才能筑窝。它们会在地上挖一个浅坑，把沙和草拉在一起。光是给鸟一个岛是不够的，你还得给它适合的植物，它才能孵蛋。两年前长谷做了一个实验，在岛上一小个区域内种植禾本科金茅属植物（eulalia），结果在那里孵出的信天翁雏鸟数目立刻增加。现在他迫切希望能够替补小岛在其他区域损失的植物，这要求植物学者在六月的雨季里种植，相信应该可以在明年十月为信天翁把筑巢区准备好。

这批人员中有10位将在岛上与我们会合，现在趁机和长谷讨论补给及装备的问题。和他们分手之后，我们先后去了面包店、杂货店及饮料店采购。倘若因天气困在鸟屿上，多出来的补给品便可派上用场。整个小城人行道上的石板路，全由满布气孔因而容易切割的熔岩所铺成，这么美的人行道却不是为偶尔出现的游客铺设的。每天都是特别的日子，它们似乎在说：日常生活接触到的每样东西，都该取悦感官。黄色的菊花，白色的百合，还有自曲折街道森严石墙上如瀑布倾泻而下的菠萝科植物。有些石墙镶满尖锐的巨石，它们会被火山抛出来，又陷入火山灰里。我们站在一家商店外面凝望沿码头停泊的渔船，长谷独自比对购物单。他有轻微的O型腿，带了条蓝色大方巾，塞在牛仔裤屁股口袋里，上身一件蓝黑格子衬衫，戴着他那顶前一阵子去阿拉斯加弄来的美国鱼类及野生生物管理局的褐色灯芯绒帽。所有补给都已买办齐全，他放心地叹了口气。一只鸬鹚停在木质的立柱上，我们把望远镜凑到眼前，看它将翅膀拉成一个普鲁士十字架。中国的渔民先用皮带系住鸬鹚，再在它脖子上套个紧箍（这样它就不能把自己捉到的鱼吞下去），驾着自己的平底帆船让鸬鹚代劳捕鱼。鸬鹚和其他捕鱼的鸟不同，它们的身体并不防水，这样潜水才能潜得深。在这里，自由的鸬鹚在阳光下展开双翼晾干。

“我们的第一次鸟屿之行，马上就要成真了，”彼得说，被晒黑的脸上洋溢着期待。

“我去过37次，”长谷说，“可是我还是跟你一样兴奋。”

“你去过的次数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多，也比有史以来任何人都多，”彼得让望远镜垂在胸前，“而且这些年来你这么尽心保护那些鸟，信天翁应该在你抵达时列队欢迎，将重心放在脚前，一鞠躬。”彼得说罢便把重心放在脚趾上，双臂往身外伸出，深深鞠了个躬。长谷马上模仿求偶舞的另一半，挺起胸膛，手臂往后伸。我也凑上一脚，先亲亲自己的左肩，再亲亲右肩，双臂在身侧往外弯。我不知过路的人对这一幕做何感想，不过住在南太平洋小火山岛上的渔民想必见识过各种古怪的鸟，因此对我们三人接下来发出的响板声及嘶嘶声大概也会见怪不怪吧。

我们沿着码头走到将鱼装箱的摊子前观看渔船卸下鱼捞。渐暗的光线里，唯有船上的甲板仍在闪烁，男人们穿着蓝色制服，绑着厚绒布头带，将鲭鱼、鲔鱼、大沙丁鱼分门别类，仿佛抛掷银条似的抛进篮子里。几乎每个人都是长谷的点头之交，一位朋友揪住一条大彩虹鱼的鳃将它高高举起，脸上是全世界渔民都懂得的“你瞧瞧这条宝贝有多大”的表情；长谷赞许地咧嘴笑了。那男人把彩虹鱼放回篮里，给了长谷三条大沙丁鱼带回去给永惠小姐。当地人会把这类油脂含量极高的鱼赶快吃掉，因为它们很容易腐坏，其他的白肉鱼则和冰块一起装箱，运去东京。我们向渔夫道谢，祝他有一季丰收，走回山上时晚饭时间到了。

到家时，永惠小姐正在插花。房里已插了一小盆野花——排列在漆器盘里的紫蓟、南蛇藤、禾木胶树及叶子；盘里的水和躺在水里的叶子，或枝条之间的空间，或顶端的天空，同样重要。那盆花有种强韧湿润且女性的味道，不断向内叠抱。另一个房间里的花则明显男性化，竹子与天堂鸟指天峥嵘。我们坐下来吃饭，把脚伸进棉桌布里靠着电热器取暖。永惠小姐21岁的女儿端绿茶给我们喝。今晚的油炸鱼是西方人称为“皮夹克鱼”的硬皮鱼（日本人嫌这样的名字令人倒尽胃口，改叫它“去皮鱼”），佐以寿司、豆腐及蔬菜，饭后甜点是橘子。英日语夹杂的交谈，辅以哑剧似的手势，使房内气氛活跃起来；但天气预报一开始，大家立刻鸦雀无声。在渔民的世界里，天气便是皇帝；另一个能打断谈话的节目，就是相扑。这个星期进入冠军赛，我们看着“夏威夷火山”——一团500磅重的熔岩人，只穿一条饰有窗帘拉绳一样流苏的丁字裤，全身如波浪般不断滚动地走过擂台。

“哎，可是他膝盖太弱了，”长谷很内行地说，“身高体重在这项运动里不见得最重要。不像美式摔跤，相扑是不依体重分级的，大个子可以跟小个子相扑，有时候小个子反而赢，因为他动作灵敏。”他解释最重要的战略乃知己知彼——知道自己的才能与敌人的弱点，以及衔接两者的技巧。不知为什么，充满活力与幽默感、懂得欣赏大自然每一种力量的长谷，会同时为轻如鸿毛的信天翁与重如泰山的相扑选手疯狂，竟像是最自然不过的事。

经过繁复的仪式，并在穿着古装、风格独具的裁判主持下，相扑开始了；但只持续了几秒钟就结束了。“夏威夷火山”脆弱的膝盖跪倒，腰部轰然着地。这个结果太令人亢奋了，户马先生霍然跃起，忘我地端起一杯日本烈酒敬那位胜利者：“干杯！”他高举紧握的拳头叫道。

时差与疲惫似乎尚未现形，只在我们脑袋里互相冲撞，晚上九点我们开始打呵欠。向主人道谢后，我们爬上楼梯，在一道长长的公共盥洗池前梳洗。稍后永惠小姐过来，领彼得去他房间，把主门拉开，在地板上安排睡垫。

我房间的地板上也铺了睡垫，上面罩着一床樱桃红棉被及白色孔眼被单。我微微一鞠躬向永惠小姐致谢并道晚安，听见她的拖鞋温柔地趿拉下楼。正方形的房间明亮通风，一端有两扇拉门，每扇门上都嵌着20张不透明的薄纸，对面墙上有面很宽的窗，也嵌有20张小纸板，向左右拉的套窗已关上，榻榻米地板在月光下透着麦色。四面墙缘上皆饰以高而无叶的蓝树，紧靠隔壁间的那面还有一道木雕的格子篱。房内角落里立了一根黑色衣物架，做成中国古代文字的形状，另一个角落的矮桌上摆了一台电视，除此别无长物。天花板上有个方形的玻璃雕塑灯，里面有三个大小不同、一个套一个的荧光灯泡，可以调亮度。

我躺在床上聆听某片嵌板后一只蟋蟀的鸣声，甬道里的灯光透过纸窗化成柔和的光晕，风吹在套窗上喀喀作响，墙顶的松木格子篱让毗邻的房间可互通声息，我听见同行伙伴轻微的飒飒鼻息与偶尔拉高的鼾声。今夜除了睡眠我什么都不必做，无需担忧杂务与未尽的承诺，长谷已料理一切。被人照顾的感觉真好，让我们返回童稚的世界，生命是一片熙攘的游乐场，好奇心如巨花初绽，凡事都新鲜得令人诧异，而所有生活上的安排，关于方向、付费、餐宿与时间表，全由大人处理，你置身于一个瑰奇的世界，没有任何人管你。长谷免除了我们的一切后顾之忧，让我们回归到这种自由里。

暴风在夜里袭来，风向骤变，犹如丝质和服在树间撕扯。早上8点半，彼得、长谷和我在楼下会合吃早餐，味噌汤、新鲜鲑鱼、一粒生蛋、面包、米饭、甘蓝菜及咖啡。每个人面前还有一个红色的漆器盒子，里面是干海苔。

“你觉得如何，长谷？”我问，一边用一段海苔把一团饭和生蛋裹起来。

“我看不成，”他摇摇头说，“你打不打高尔夫球？”他出其不意地问。

“不打，”我说。

“今天早上我想到打高尔夫球的问题，”长谷说，“打高尔夫球的时候，若比标准杆低一杆，叫作‘小鸟’（birdie）；低两杆叫作‘老鹰’（eagle）；低三杆叫作‘信天翁’（albatross）。”

“怎么样才能拿到一个信天翁呢？”我问。

“那个洞必须很长，标准杆至少要有五杆，然后两杆进洞……”

长谷和我同时心领神会，大笑出声。从东京到八丈岛是第一杆，从八丈岛到鸟屿是第二杆。我们置身隐形的球道草地上，听任命运选择球杆。

永惠小姐拿着两瓶兰花及南蛇藤和一把天堂鸟走进隔壁房间。一会儿，铃声乍响，熏香弥漫屋内。等她回厨房后，我追随香味进入她刚离开的房间，看见一座巨大的木雕神龛，正中端坐一位金身菩萨，一手上举；佛龛旁点了根紫粉红色蜡烛，一根黄线下吊了根黄铜钥匙。永惠小姐留下五个像柿子的果子供佛，外加两瓶花、一瓶水和几根香。另一张较矮的桌子搁着褐色念珠。神龛内的木雕全是鸟——鹤与琉璃色翅膀的鹊，永远在森林的灵魂里翱翔。

回到餐厅后才听说船长打电话来报告天气状况极糟，谁也不知道这场风暴将持续多久，我们只得留守八丈岛，除了浸淫当地的文化，等待暴风平息，便无所事事。在这个新气候里，有时会觉得自己穿得太厚重，遂脱去在其他地方最宝贝的大衣，留下另一个地方常穿的毛衣，不再使用西式刀叉、床具或厕所，停止看表。彼得和我都开始用一路学来的日语寒暄，唯一没学会的礼貌用语便是“不”：因为到目前为止都还用不上。有人送上食物，便衷心感激地享受，津津有味地吃；有人奉茶，便痛快地喝。有人带领参观码头、市镇，进入商家，经过寺庙，我们都跟随在后，听任周遭不断开展的大千世界喂养眼睛，并自动养成鞠躬的习惯，就好比交易用的货币；有时只需稍稍颔首，有时却得弯低一点——譬如坐在桌后、双手握住桌缘、先往前倾再往后仰的时候。从十个月零五天前开始筹划这次旅行，到现在依然差两天才能抵达鸟屿。更多补给有待采购；更多天气图犹如巨鸟的回肠，需要咨询。怀抱着强烈的朝圣企图，如同皈依者必须踏上艰苦的宗教之旅，寻觅神圣，我们的追求亦须历经许多不可免的尝试与困厄。古时候，人们为了看一眼圣迹或古器物而长途跋涉，旅程本身和抵达目的地同等重要——不，更重要！因旅程乃在锻炼软弱的灵魂。日本传统铸剑法将金属加热、折叠、锤击、再加热、再折叠、再锤击，如此反复数百回，每个步骤都使得金属更薄但更坚韧，朝圣的旅程亦如此。等终于抵达鸟屿时，我们将在夜间到达，然后必须等到黎明才能看到那些鸟；很少西方人去过；更没有女人去过。长谷不要求自己的研究生去，因为那实在太危险了。尽管我要去鸟屿的理由很复杂，但其中之一却是担任证人。如斯的生命形态需要被目击、被颂扬。那便是我身为迷醉地球者的朝圣之旅，也是我身为应当为它们的毁灭负责的物种的成员之一的义务。

于是，去看短尾信天翁成为一种强烈的执念。我在梦中感觉到它巨翼缓击下的微风，将它柔软浑圆的胸膛紧按在自己脸上。整整10个月，它像长了翅膀的女妖般蛊惑着我，撕开我的行事历，浸濡我的想象力，令我因兴奋而晕眩，在梦中狂野飞翔。

彼得的一生从一家海员孤儿院开始，他与一位姐妹及一位孪生兄弟，一起在英国西南部戴文（Devon）郡南边海岸上一个小渔村布里克森姆（Brixham）长大。

“那个地方棒极了，”他说。我们坐在餐厅地板上，听雨点打在对街的金属屋顶上，仿佛隐隐的军鼓。“别人常说，‘好可怜哦，在孤儿院里长大’。可是我告诉你们，那样的童年才棒咧。那是一栋巨大的花岗岩建筑，大角楼，绿漆，差不多五六十个小男孩；院方教我们如何生活。大部分男孩一离开孤儿院，便直接进入皇家海军或参加海商队，因为那是座海员孤儿院，我们从小就学会关于海的一切。图书馆里堆满描述海洋的书；周末和平日晚上，大家跟着大捕鲸船出海，你可以想象一个十来岁男孩的感受。我们经常出海，远足穿过石南荒野，练习航海和攀岩。”

“孤儿院下方便是一面海鸟聚集繁殖的峭壁，名叫贝瑞头（Berry Head），星期六我们经常去那里探险，小男孩嘛！院方常放人，我们就像野小孩一样到处跑，到处探险，挂在悬崖上。冬天，峭壁上空无一物，只剩灰色的岩石，可是春天一到，当风带着冰的暗示吹来时，那些向来待在海上的鸟就会飞回来重新占据旧巢。你若有双艺术家的眼睛，懂得画鸟，迟早会突然领悟，虽然是只普通的鸟，但你看它的时间越久，就越会发现它与众不同，慢慢看到每只鸟的特点。我就是这样渐渐熟悉某些不断复返的鸟，尤其是一些普通的海鸦和冠鸬鹚，认得哪一只去年来过，哪一只前年也来过。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两年就像一辈子，所以说海鸟回来繁殖在我的生活里是大事一桩。我想看到谁活下来了，是怎么活下来的。我大概在很小的时候就爱上了海鸟。”

彼得15岁离开学校，没有文凭，后来在伦敦大学拿到艺术学位，接着找到一份建筑师的安稳工作。他太太在隔壁大楼上班，每天小两口走路去公司。他们有房子、车子，带薪假期，还有退休工资；生活如此方便、规律和有保障。

“可是终于有一天，”彼得说，“我对自己说，等我60岁的时候，回首前尘，自问这一生做了什么。没错，我有一份工作，有一些财产，但是我到底做了什么呢？一想到这里，我们决定放弃一切，变卖房子和两辆车子，买了一辆路虎（Land Rover），我说服妻子去环球旅行，计划花4年时间，走访全世界的海鸟栖地。那时还没有一本像样的海鸟栖地指南，我决定自己写一本。结果4年变成7年，我们走遍各地，做过各种工作。大部分工作都在船上，因为那是亲近海鸟最好的办法。我在各种渔船、拖捞船及研究船上打过工。返回英国后，我们一文不名，我还得养家，便开始做切鱼工人，每天早晨5点起床，6点到渔市场开始切鱼肉，一直切到中午，然后把身上洗干净，回家，把书拿出来，开始写书和画插图。整整4年，我每天工作18个小时，经常熬到午夜，光是画那1600张海鸟插图就花了我3年时间。”

他的海鸟指南终于在1983年付梓出版。经过11年的研究，他开始在一家游轮公司担任教学工作，公司的船便是他漂浮的村庄，船只经常深入荒远的异国角落，更丰富了他的冒险生命。他去过南极洲几十次，即使例行航程也会出现惊奇。

“我总是告诉游客，”彼得说，“若在甲板上捉到鸟，塞进我舱房里就可以了。有一次我在吧台上坐到很晚，回舱房时居然发现有42只鸟在里面飞来飞去。”

他虽不是个“记录狂”（lister，非要把看到的每种鸟都记录下来不可的鸟人），却也已经见过总计320种海鸟中的315种，没见过的只剩下短尾信天翁、凤头燕鸥（Chinese crested tern）、古海鸥（relict gull）、巴洛水薙鸟（Barau's petrel）及斐济圆尾水薙鸟（Fiji petrel，过去99年来只被目击过两次）。因为性向，也因为机缘，每年有7~9个月的时间他都待在海上，回家时便着手画大型画，主要都是海鸟。大部分的时间他是个鸟类学向导，因为性格开朗、妙语如珠、懂得欣赏异性、既有酒量又有酒胆，以及他坚决不让任何事物——岩石、冰河、风暴、沙漠——横阻在他与鸟之间的执拗而驰名。不论船在何处靠岸后，立刻可见他攀登陆地最高点。犹记一年前在南冰洋上一艘船的瞭望甲板上，彼得才下楼梯，我便听到一位女乘客对旁边的人说，“真奇怪，每次彼得不在，海洋就变成沙漠了”。但彼得每天也必定会在画画或构思中度过。

终于有一天，天空在平静与甜蜜中破晓。我们赶紧打包，吃了一顿极丰盛的早餐，赶去码头，一位高瘦的船长在他的渔船上欢迎我们。接下来好几个钟头，长谷一直处在极端亢奋与全然恐惧两种情绪中；明知将遭到在地狱锻铸而成之晕船斧钺的斩砍，依旧不但愿意，甚至期待重复这一次次的海上之行，不啻是他为短尾信天翁献身的最佳宣言。长谷有严重的“恐海症”，一辈子都挣脱不了。每次鸟屿之行，从出发前几天，晕船的鬼魂便来纠缠，而且他知道11月的浪特别大。上船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即服下一粒抗晕船症的安眠药，蜷进他最喜欢的铺位里；彼得和我则爬到舰桥顶端，坐在舱口板上。小船慢慢离港，我们向永惠小姐、户马先生及一排送行的人挥别。一只红褐色的海龟游过船侧，仿佛一块引领我们回到安全港湾的踏脚石。一列渔船在水平线上露面，拖着捕沙丁鱼的捞鱼网。八丈岛很快在远处缩小，变成一颗镶在海洋斜角上的小小宝石。渔船忽左忽右，蓝色的桅杆在更淡的蓝天前摇晃。金色的绳索如军服缚带般自后桅垂下、缠绕，其余的绳索则松弛地卷在甲板上，仿佛一群熟睡的蛇。舵楼甲板的一个角落上，几大罐白色塑料桶装的饮用水在缚带中嘎嘎作响。顶端削尖的桅杆在风中颤抖；在这片长6英尺的海上，滔滔小浪四窜，幸而尚无大浪酝酿。一条棉絮般的白云在海平线上若隐若现，告诉我们那儿有个小岛，可是距离太远，尚不可见。浪头越来越高，破浪时的自在深海上了釉的蓝前仿佛带着荧光，正是日本艺术里常出现的色调。小船偶尔颠簸一下，仿佛抽屉猛往内推；海面的泡沫变成受惊马阵里的乱踢。

彼得凭栏将望远镜架在自己看得极广的眼睛前。小船倾斜，一会儿这边高，一会儿那边高，他将双手插在口袋里、屈膝，总是和海平线保持垂直——他是力矩轴，小船便以他为准左右滚动。而后小船进入一块渔船麇集的海域，每艘渔船皆涂成白色，且船尾都有一根不断悸动、纤细的绿色后桅。

“我们现在已经驶出大陆架，进入开阔海域了，”彼得爬上来兴高采烈地说。他看起来自在而快乐；海洋对他而言就像一句座右铭那般熟悉。“海洋有一种韵律，”他说，“人的生活经常就缺少这种韵律。海洋慷慨地让你借用它的韵律，你别无选择。有时我觉得海就是地球的心跳，只要你伫立水边，甚至湖边，专心去听，让那片悄然沉淀周围，不论你身在何处，都可以感受到那种韵律、那个心跳。我爱这种归属大我的感觉；海洋是个活的东西……它非常脆弱，它教我们认清人类也是极脆弱的一个物种。但对我来说，它同时还是条逃亡的路；我很难在一个地方久待。”

“海上还有那些奇异的鸟。每当我在距离陆地几千英里外看见一只海鸟，总会全身发麻，因为我知道若在离陆地5英里的海上把人从船上丢下去，很可能没一个能活着上岸，但是你却可以把一只脑子只有一粒豌豆这么大的鸟，带到离陆地1000英里的海上，它不仅能活下来，还能回到它最初的窝巢地点。”他举起相机，替那些像钉在海平线、枕头套似的渔船拍了几张照片。

一阵大浪打来，小船仿佛单轮打转的战车，突然侧滑。钴蓝色的海浪覆满白色泡沫，就像有人用打蛋机搅拌过海面似的。船员在下面敲我们坐着的木头舱口板，递上来两杯汤面和两双筷子。我的胃也在翻搅，然而，还有什么比颠簸的大海更能镇静人心，或比海浪的鼻息与泡沫更能令人充满激越的冒险情绪呢？汪洋之间，总有一条通向海平线的阳光大道，一条金光万丈的道路。出海时，我们顺着它笔直而下；午后，大海变成一块黑曜石，阳光大道延伸至小船的右舷。

三点钟，彼得在东方看见一只黑足信天翁，才不过几秒钟，它已越过后方的海平线，以时速70英里的速度飞到我们西边，先笔直往上冲，然后侧面滑翔，突然往海面栽，再转一圈往上拉。信天翁总在三度空间里翱翔，又称“动力滑翔”；好蠢又机械化的名词！一只信天翁可以依据风力与水力的神奇组合，完美地平衡飞行动作，连续数小时、数周、甚至数月不需着陆，甚至不必拍一下翅膀。感谢物理学最可靠的巫术，水面上的风速总是比高处的风速慢，倘若一只飞越海面的信天翁想往上飞，却懒得击翅，便会先缓缓朝海面下滑，进入流动速度慢的空气层。假设一只鸟在时速50英里的风速里以每小时20英里的速度飞行，若顺风飞行，则将以时速70英里的速度往海面冲去，等它进入海面上几乎不流动的空气里，还带着很多加速动力，便将这多出来的一部分速度转换成高度攀升，一举冲向比下降前更高的高空。此刻它的飞行速度仍是每小时20英里，但位置升高了，因此可以再往下滑，依此不断重复俯冲与攀升的动作。关键是要进入流速最慢的空气层，也就是必须尽量贴近海面，因此每分每秒都很重要；信天翁仿佛走钢丝的空中飞人，在海面上娴熟操练，有时甚至可以看到它们的羽毛碰到水面。在不断疯狂翻搅的海上，信天翁以翅尖试探，追随海面每一个细微的波动。它们不需击翅；信天翁飞行600英里比麻雀飞过一条窄街击翅的次数还少。眼前的那只信天翁，十之八九是从鸟屿飞出来的，我们因此视它为信使，跟随它回旋的飞行途径，目送它直到消失在视线外为止。

信天翁经常滑翔到船上，抢食剩肴，或在搅起的航迹里觅食，海员们都很欢迎它们。地球上所有鸟类中，自古以来就属信天翁最能让所有人都着迷，主要归功于它们巨大的翼幅，可达3.9米，体重则达11.3公斤。或神鹰和信天翁一比，也成了小不点。它们的色泽素雅，如绸缎般富光泽，姿态安详、温和而高贵，难怪在许多国家的魔法与神话里皆深具吸引力。英国诗人柯勒律治（Coleridge）在写《古舟子咏》（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
）时对这点很清楚，结果那首诗将信天翁塑造成厄运的象征。其实柯勒律治从未亲眼看过信天翁；1797年他与华兹华斯（Wordsworth）去萨默塞特（Somerset）远足游玩，决定各写一首叙事长诗筹措旅费。热爱自然的华兹华斯甫读完一篇某探险家航经德雷克海峡的游记，遂给予柯勒律治写“咏”的灵感。法国颓废诗人波德莱尔（Baudelaire）也描述过这种“云之帝王”，视它为诗的隐喻：在行走的世界里显得如此笨拙，乃因拥有巨大强壮的翅膀。美国女小说家格特鲁德·斯坦（Gertrude Stein）在《埃达》（Ada）里盛赞信天翁讲究仪式：“她曾经听说过信天翁在做每一件事情之前都会先一鞠躬。”新西兰的毛利人则在船首雕刻信天翁，保佑航行平安。

信天翁也需筑巢，总选择偏远地点；但它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飞行上，在世界各大洋上漂泊，如不断迁移的游牧民族，挥舞的翅膀代言一切，永远与大海不可分离。听起来虽难以置信，但它们的确可以连续飞行四五年而不着陆。风小时伸展翅膀，犹如船帆；风大时则收缩部分翼幅，维持某个角度，减少与风接触的范围。信天翁喜见恶劣天气，甚至可在飞行间假寐，因为它们的喙上有个小小的风速记录器，因此可以让脑里的自动飞行机制接手，趁机打个盹儿；突来的劲风会传递紧急讯号，通知翅膀伸展或收缩。有人见过熟睡的信天翁撞上船只。一旦回到陆上，绿色舞台便将发挥最大的作用。它们的求偶舞冗长而繁复，富有东方味道，仿佛日本歌舞伎，不断夸张地亲吻与拥抱，配上交响乐团般的求偶呼唤，在筑巢的山坡上回响。观察的人都为它们的美丽与习惯而倾倒，其拉丁文名称反映出人们在它们身上看到的庄严与浪漫，直译便是：“背部淡白的月光女神”。

“信天翁”这个名词首次出现在弗莱尔（John Fryer）医生于1698年出版、描述一次经南非绕过好望角到东印度群岛航程的书信集中。他把葡萄牙语中指任何一种大海鸟的alcatraz（可能源自阿拉伯语alghattas——白尾海鹏）拼成albetross。1744年，哈雷爵士（Sir William Halley）航至福克兰群岛中的南乔治亚岛，说信天翁是海岬的信使，因信天翁喜欢在有冷水（常富含营养物质）上涌的浅水区觅食，因此群集的信天翁很可能便是接近陆地的先兆，也因此变成希望的象征。对水手而言，信天翁的象征意义已接近神话。众人皆知信天翁喜欢跟船，还有什么比伫立在甲板上仰望天空，忽见一只硕大如漂泊的信天翁、双翼展开达4.2米的大鸟，朝你滑翔而来，在风中全然静止，并似曾相识地歪着头俯瞰你更诡异的事呢？迷信的人宣称信天翁乃死亡水手的转世，前来寻找朋友。它们比空气更轻，由风与雪形成，如转生的不安灵魂般飘浮。即便如此，仍有水手猎杀信天翁，使用它们身体的大部分：油质呕吐物可涂在靴上防水，胸前绒毛可制皮手筒或氅，将皮缝在一起可作羽毛毡毯，溶化后的尸骨可作肥料及制油。时髦的水手还会用信天翁的足蹼制成烟草袋，用它中空的翼骨做烟斗柄。

太阳很快滑入芫荽似的厚厚云墙内，找到一个小洞挂在那儿，如一粒躺在水平线上完美的红宝石，最后终于在如生啤酒般熠熠的淡紫色云层中消失。夕阳西下后，我们从舵楼上爬下来，爬进一间天花板很低的舱房里，零乱而幽暗的舱房像是住了一个不肯整理房间的粗野小孩，长3.6米，宽1.8米，却只有90厘米高。瓦斯炉板上，一只绿色的搪瓷水壶遭不锈钢围捕，旁边立了一个白色瓷电饭锅，电饭锅上挂了一幅以日本渔民捕鱼照片为主题的月历。尽管这个小穴连坐直身体都嫌太矮，室内却塞满各式各样的电子仪器——录放机、电视、气象传真机、导航屏幕——甚至还立了座神龛。在燥热且弥漫着香烟与厨房烟雾的舱房内，我们六人在蓝绿毯子上七横八竖排开。船长分发米饭、山芋、炸豆腐、蛋、虾与乌贼。其他人大啖之际，我严重晕船，只好尽量缩进角落里猛往碗里呕吐。我已24小时没有进食，一到岛屿必须大量喝水。但肚子空、等待补给的感觉反而很好。晚餐后，船员用日语低声交谈，彼得与我则讲英文，两种语言的节拍韵律如此不同，轻易地彼此穿梭交织着。我不时感到我们就像时光里的行者，在时间的嘀嗒之间蹀躞，终于进入一个依季节作息的世界。

彼得背靠墙，卷起一件夹克塞在背后，试着在横竖的手足之间寻觅放置自己双腿的空间。船长递给他一罐啤酒，罐上的标签是只扬蹄的神话怪兽，半龙半马。大家若有所思地坐在孤灯昏黄的光影下，随着小小渔船滑入海洋的玻璃群峦内。无论我往哪个方向看，大海都仿佛被地球内部的黝黑笼罩，只有我们的一盏孤灯寂寥；我们是如此脆弱的一个物体，在这浩瀚的海洋之间漂流。我想起海员的祷词：“保佑我，上帝，因海洋如此浩大，而我的船如此渺小。”一阵大浪摇撼小船，熟睡的人往彼此身上歪倒，锅盘自停泊系留处挣脱。

“台风季节！”我说，“现在我才懂什么叫‘大风大浪’，我敢说你一定在大风大浪里碰过不少奇特的人物吧。”

彼得用一只手撑住天花板，这才没倒向一位熟睡的船员。

“你知道吗，”他说，“讨海人毫无疑问是世上最聪明、最滑稽、有时候也是最悲哀的角色。我觉得大海能引出人性里最好和最坏的一面，有时候非常可笑，有时候当然也会很危险，不过基本上，在海上的时光比在陆地上好太多了。你可以碰到更多怪人，他们的生活就和海洋的律动一样，似乎没有暂息的时刻，永远都在动，不论是海员，或是像我这样做研究的人。”

“我碰到的最特别的两个人，住在新西兰南岛的布拉夫（Bluff）。我们开着路虎到处旅行的那段日子里经常必须非法打工，因为没有工作证，我得挨家挨户去敲门找门路。我要求的工资很低，只求能接近海鸟。钱永远都是个问题，那个时候我所有的财产大概只值200美元吧，环游世界只完成了一半，没有职业，每到一个渔港就想办法找工作。新西兰的布拉夫就像斯坦贝克的《制罐巷》，充满有趣的人物。那里的人讲话实在恐怖，我从来没听过那么粗的话。我整天在布拉夫的三间酒吧里混——每一间都一样，满地是痰和木屑，只有渔夫才去光顾。我在那里混了三个星期，每个船长都试过，每个人都不要我。他们听得出来我是英国人，这可不见得是件好事儿，因为我不是本地人。不过我这个人没别的长处，就是锲而不舍。有一天我走进一家前三个星期已经造访过好多次的酒吧，看见里面坐着一直令我印象深刻的两个人，因为他们实在太不相称了。一个家伙比我还矮，但壮很多，满头浓密的金发，叫乔治·威斯特（George West），另一个人跟他在一起就像七爷八爷，少说也有一米九五到两米，和乔治一样胖，满头黑发。两人都是毛利人，乔治的头发之所以是金色的，是因为他老爸是俄国水手，跳船娶了酋长的女儿做老婆。”

“我不请自来，走到他们旁边坐下，他们连看都没看我一眼。我先自我介绍，然后说，‘自从上次看到你们之后，这附近他妈的每艘船我都试过了，毫无结果，没有人给我工作。虽然我不懂喇蛄虫，但是我在拖捞船上做过，也切过鱼片，在船上很管用的。现在我没办法证明给你们看，可是我非常自信，我知道只要你们带我出海一次，一定就可以亲眼看到。你们甚至不必付我钱，如果你们觉得我真的还有点价值，回港后咱们再坐下来谈钱的问题’。他们还是没反应。大约翰仿佛抬头瞄了一眼，拿起一杯酒一口喝光，其实那是个半品脱的啤酒杯，至少装了1/4的威士忌。他们工作辛苦，喝酒也喝得凶，是典型的讨海人。乔治抬头看了一眼，开始讲一个完全不搭边的话题，说现在的鱼都不见了，是不是该往更南边去试试运气。我知道自己刚才是对牛弹琴，看了酒保一眼，跟他要了个杯子，他拿了个跟他们一样大的杯子放在我面前，乔治抬头看我一眼问，‘你想喝一杯吗？’我说，‘当然，我想喝一杯，不过我更想工作’。乔治听而不闻地抓起放在我们面前的威士忌酒瓶，开始倒酒，先倒他自己的，然后替大约翰倒，接着停了一下，大概在考虑要不要给我喝，然后才替我倒。他替我倒的酒跟他们俩的一样多，然后故意‘梆’一声把酒瓶放下，我那时心里想八成得拼酒了。他举起酒杯，直勾勾地看了大约翰一眼——后来我跟乔治熟了，才发现他有种促狭的幽默感——说，‘嗯，希望下一趟比上一趟的收获好！’然后举起杯子，一口气就吞下1/4品脱的威士忌，再把杯子放回桌上。大约翰也举起杯子，二话不说，头往后一仰，酒就不见了。连吞咽的声音都没有，酒就不见了，好像他把酒倒进水管里似的。我父亲以前很爱讲些言简意赅的谚语，他最常说的一句是：‘跟男人在一起就要像个男人！’那时我才27岁，我举起酒杯，直视他们俩的眼睛说，‘我还是希望我跟你们一起去’，说罢就干了那杯酒。我这辈子从来没像那一刻那么糗过——猛反胃。那杯威士忌还没灌下喉咙，胃就开始抗议了。我开始痉挛，喉咙像着了火一样，可是我仍把杯子举得高高的。我知道他们俩都看得出来我在发抖，整个身体都在抖。后来酒杯摔在桌上，眼泪从我眼睛里涌出来，我瞪着他们俩瞧，乔治看了大约翰一眼，害臊地咧嘴笑了笑说，‘我看这杂种不错，咱们就用他吧’。那时才下午5点钟，我不知道自己支持了多久，不过他们很快就把我拎出去，像丢只死羊似的把我丢到小卡车后面，载我回我们停车的露营区，敲敲路虎的车门，我太太打开车门，大惊失色，因为她看到一个巨人跟一个几乎像侏儒的人扛着我，而我那时已完全失去意识，满身酒臭。他俩把我扔在地板上，乔治转身对我太太说，‘跟这个杂种讲，等他清醒了，如果还想跟我们出海，早上六点钟出发’。就这样，我开始了这一生最棒的两年半时间。”

“太棒了，在布拉夫和乔治与大约翰一起捕喇蛄。每天打完鱼，他们常坐下来讲故事，通常我们会在布拉夫大约130公里的港外，斯图尔特岛最南方50度左右。天气很冷，索具上都结了冰，我们得在甲板上洒盐防止结冰。我担任绞盘手兼厨子兼装诱饵的，我一向挺会烧菜，所以那项工作没问题，可是另外两项就辛苦了，尤其是负责绞盘。那个时代的喇蛄拖网船是用0.6厘米厚的钢板做成的，总有个19米到20米长吧，够大的了。约翰和乔治在很多方面简直如南辕北辙，但两个人都很有幽默感，而且大概因为毛利人从来没有基督教上帝的观念，是那种看老天爷脸色过日子，过自然生活的人。他们俩沿袭世世代代祖先的方式，在岛屿间过活。我们停泊在一个叫大矛戟（Big Mogey）的地方，你可以想象一个马蹄形的小岛，凹处面朝东方，风都从西方吹进来，这样的停泊港有多安稳。我们总是在前后两个风暴之间出海，有些日子风浪还是很大，站在甲板上，浪会从头顶上打下来，有时候会被冲得双脚离地，撞到船缘上。有两次大约翰像捡只狸似的把我捡起来、摇一摇，再放回甲板上。他壮得不得了。”

“有一天气象预报将有暴风袭来，我们经常碰到强风，对十级强风早已司空见惯，还是照常出海。可是电台说这次暴风真的很厉害，船只都应该入港。港口远在130公里外，我们知道跑不过暴风，所以附近所有船只决定往南方约29公里处一个叫普喀奈（Pukenai）的岛进港，当时少说也有40艘船，都往普喀奈跑；乔治可不想跑。他说他祖父‘从来没被挤出矛戟的屁眼过’，他父亲也从来没有，所以乔治·威斯特当然不会因为一小阵风经过就被挤出屁眼，所以我们不动！下了锚，将船头船尾摆正，准备就绪。接着暴风来了，可怕得不得了，我们躲进一个小海湾里避风。小岛从三方面包围我们，可是我们仍可以通过船后的一扇窗户看到暴风和海浪袭来，浪高约有15米，像一堵接一堵的高墙打在小岛上，把在岛上长了80年的树连根拔起。一波大浪过去，小岛背后便开始产生吸力作用，强得无法想象。我们在海里上上下下，信天翁撞来撞去——是帝王信天翁，漂泊的，黑眉，灰头，煤烟色——太棒了。船周围还有企鹅，别的鸟也被强风吹得到处都是，能看到一只像信天翁那样长3.6米的大鸟被风卷起刮得东倒西歪，真不是盖的。那次风暴刮了一整天，进入第二天之后，反而有增强的趋势。风暴强度若超过十级，海洋表面的水就会被举起来，你往窗外看，简直像场大风雪，巨浪披着水汽和白沫——我们说那是冒蒸气或冒烟。一旦大海开始冒蒸气或冒烟，你就知道麻烦大了。我们待在港内，一直用无线电和普喀奈的兄弟们保持联络，他们躲在大岛后面，所以安全得很。乔治对普喀奈的那些家伙说：‘你们这群鸡屎，小屁眼！’——对不起，我讲这么粗的话，可是他讲话就是这样——‘你们哪是男人？你们应该做木船上的铁人，’他说，‘你们里面没有一个是男人！’打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他在自找麻烦，老是口出恶言，总有一天会遭到报应。第二天我们熬过了，到了第三天，暴风似乎吹到斯图尔特岛南端，在那儿鬼哭狼嚎的。整棵树飞过天空，因为小岛的土壤被冲下来，海水整个变混浊了。真的不可思议，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风暴。我们本来想吃早餐，船突然稍往左边扭了一下，乔治和大约翰霍地站起来绕过桌子，我坐在那儿，心想，搞什么鬼？大约翰是引擎师傅，手脚极快地把引擎摇起来，他在摇曲柄时，我看到乔治想把防火斧弄下来，那把斧头几乎跟乔治一样大。然后他扛着斧头往舵手室那扇门走过去，我心里想，你们到底在搞什么？不过我当然也跟着他们跑出去。引擎一直熄火，怎么样也不肯发动，乔治站在船尾上，挥斧猛砍厚达五厘米的系船索，砍了四五下之后，才把第二根船尾索砍断，那时候我才转身看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一根船头索断了，乔治和大约翰对船和大海太清楚了，明白要修复那根索是不可能的。乔治接着跑到船头——那时我们面对船尾，面朝大海——等引擎发动；一发动，他一斧头就把最后一根索给劈断了，整艘船一溜烟似的被冲出小海湾外。当时来不及通知普喀奈的兄弟我们已被挤出屁眼了——这是乔治的说法。一出海湾，他立刻打开无线电通话。那时大概是早上七八点，当然每个人都立刻上线开始收听。海上太可怕了，令我无法呼吸，海浪像山一样高，有的时候小船会被夹在15米到18米高的大浪中间，而且那些浪都很长，中间可能隔个300米，乖乖，简直就像在一个小峡谷里，浪峰之间大概只有30米到50米，高度从12米到18米不等，整片大海都在冒烟。乔治对着无线电说，‘我们被挤出屁眼啦！’刚开始大家都取笑他，说，‘活该，我们早就跟你说过了，你这个狗娘养的！’然后气氛突然变了。乔治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跟浪头赛跑，往你们那边去’。兄弟们都知道我们远在29公里外，突然所有讥笑嘲讽的话都停了，一阵缄默；那是真的关心。然后大家开始说‘无线电不要关，继续通话’，‘如果你有麻烦，我们会发动一艘船，试着出去找你’。我们当然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可是能够通过无线电知道外面有40艘船都在专心听我们的最新情况，感觉真好。乔治的最新情况报道也真他妈的了得！他不断大吼，‘又来一道，18米高的！才吓不倒我咧，你他妈的笨屎，外面没有上帝，没有任何东西能打垮我的船！就算被挤出矛戟的屁眼，我也不会去见戴维·琼斯（译注：Davy Jones，海底之意）！我不会被戴维·琼斯带走的！’”

“他每次这样讲的时候，我就会往两旁看看，告诉你，天色会变暗。你站在舵手室里，外面渐渐变暗，你根本不敢回头看跟在船后面的浪到底有多大，喇蛄拖网船上大部分的器材都摆在船头，后面只有一个大平台，万一一个浪头赶上我们，哗一下往船上一倒，船尾马上会往下沉，我们就完了。一次又一次，我们冲破浪头，高达两米左右的水往甲板上灌，舵手室里的水有一米深，乔治还扯着嗓门大吼，‘你吓不倒我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击沉我的船，我们一定到得了。你要是以为你可以击沉我们，来试试看好了！这艘船比你送来的任何一道浪都棒。再来一个啊，给我一个最大的，你铆足了劲儿来嘛，我随时恭候！’我忍不住对他说，‘乔治，乔治，你不觉得，你不觉得我们不应该向命运挑战吗……’大约翰站在那儿发愁，猛抽香烟。这时两道大浪接连卷过来，乔治一个站不稳，我们统统摔在甲板上，四面全是水，我还以为船已经沉了，心想，完了，赶快脱靴子，准备游泳吧。我们全都七歪八倒，乔治却还哈哈大笑，说，‘杂种，你没打中！你没打中！’无线电里传来声音问：‘乔治，你们那里在搞什么鬼？你们的船没有沉下去吧？你是不是在游泳？乔治，你在哪里？’乔治挨过去抓住无线电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击沉我的船，0.6厘米厚的钢板啊！这艘船是我他妈亲手打造的，海水休想送我去见戴维·琼斯！’”

“我告诉你，我们花了3小时才走完那19公里，太壮观了。普喀奈岛后方有一条小水道，等我们经过时，所有弟兄都站在甲板上，两公里外就可以听见他们的欢呼声，进港的时候，我们都成了英雄，是男人里的男人。风暴在那天下午就停息了，可是我们连续喝了两天酒，醉得胡说八道。后来我们捕了两个星期的鱼才回家，只捕到4.5磅的喇蛄。那才叫暴风！”

船长弯腰探进舱房，低声说：“鸟屿，鸟屿！”手指船尾。彼得和我忙不迭跃过熟睡中的船员，上了甲板。夜幕铺上一层星辰的薄冰——星原内的星辰。远方有四艘渔船的灯火在左舷闪烁，我逐渐在夜幕里看见一块更黑的东西——鸟屿在眼前出现。彼得和我喜出望外地对望一眼。我们来了！真的来到鸟屿了！经过这么多个月之后！然而它仍是个谜。鸟又在哪里？

“营地，”船长指着岛的一侧说。我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却看不见陆地或安全着陆点，只见一条深入空间的轨迹。未来扎营的基地是隐形的，躲在明朝的山脚下。照理说我们不该感到惊讶，人生不也如此，但我们仍旧忍不住惊讶。

我们颔首感谢船长，踉跄爬回舱房，仿佛钻进一座低矮的、漂浮的牛棚内。彼得设法靠上一面墙，我靠上另一面，闭上眼睛设法入睡。现在不需叫醒长谷，黎明以前谁也不能做什么。安静了几分钟之后，一声短而哀愁的鸣声自浪间传来。

彼得的眼睛猛然睁开，身体坐直，兴奋地耳语道，“听到没？是短尾信天翁！”然后他把头往后枕在自己的渔人毛衣上，枕在金花镜子下的大钟上，靠着一具大的引爆装置，带着微笑入眠。

微熹中，我们起身登上甲板；这一次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个块状的黑色小岛。夜里我们漂流了一段距离，此刻船长很快爬上舵轮，站在上面用一只赤脚掌舵。长谷醒来，嘴咧得大大地加入我们。“鸟屿！”我们一齐大叫，伸展双臂，仿佛三名咏叹调唱到一半的歌剧演唱家。

船长用橡皮艇分几次把我们的50箱及很多食物、水及摄影器材送进一个布满大石的陡峭小港内。我们挥手向他告别，转身仿佛第一次看到彼此似的对望一眼。长谷翻出罐装的绿茶与柳橙汁在三人之间传递，配着甜面包吃。他和我都已24个小时未进食了，肚子很饿，然而这只是象征性的一餐，借此机会在小岛边缘暂憩，分享同一个面包。

“鸟屿，”彼得颔首静静地说，仿佛在回答一个问题。

“鸟屿，”我说，一道冷冷的战栗蹿过全身，就和我第一次通过天文望远镜观察的感觉一样。我看到土星及围绕它的仿佛冰冻果子露一般的许多道光环，引领着众卫星，全在它们应该出现的地方；一个隐秘的世界。

“鸟屿，”长谷说，带着客栈主人开启神话领域时的骄傲。

头顶上，有一栋小小的水泥驻扎地立在由一堆尖锐的黑色乱石形成的突岬上。要去那里，必须先攀登14层楼高、几乎垂直的岩壁。两个男人扛着重物，纵然一言不发，脸孔却在呻吟。我学全世界的女人，气喘吁吁地把较轻的背包顶在头上，其余布袋则一一垂挂身上。到了特别难爬的地方，三人便分工合作——先由彼得把箱子往上扔给我，我再借力使力往上扔，让长谷接住继续往上送。才一转眼，每个人都在淌汗。

“朋友，”长谷指着离我们登陆小港不远处的第二个小港，政府派来的十人小组也开始在卸行李，像一长列蚂蚁似的往山上攀爬，有些人胸前怀抱一叠盒子，有些人背上绑着塑料篮。我们向他们挥手，将第一批补给品拖过最后一道棱线，抵达扎营地。那栋建筑盖在一片原本为炮座的石台后方，只有一道门和几扇窗，都不比来复枪管宽多少；建筑前方有一堆排列整齐的奇怪棱形物。许久以前，一袋袋的水泥变湿、液态化，再变硬，后来外面的袋子风化了，便只剩下这一列石头枕。

长谷走进屋内，四下张望，捡起半只张大着嘴、已腐烂的老鼠尸体，往外一丢说，“没错，到家了”。

我们在下山途中碰上政府小组，打了招呼，群策群力地在接下来一个小时内将所有补给都搬上山。搬完后，有些男人拆开琥珀色的小瓶提神饮料，一饮而尽。他们带来的厨师已开始煮饭，其他人则料理自己的背包。碉堡内，睡袋严格依次排列，一道由盒子搭起的矮墙将房间从中隔成两半。

“你会把你的隐私权一点一点吃掉，”彼得笑着说，一边帮忙堆装着海苔、乌贼罐头等各种各样东西的盒子。

绳索将我们的空间与另外10个人隔开，长谷、彼得与我将睡在用盒子隔出来的一个角落里，我夹在两位男士中间。如是安排所传达的信息非常明显：她是受到保护的！我们并不希望出现任何麻烦，但我仍是荒地里与12个男人共处一室的唯一女子，而且我们的补给里有酒，最好还是小心为妙。我们开始拿出个人物品，长谷给我一件无袖的绿色尼龙庞乔斗篷，轻而宽大，一直罩到地上，正上方有个缝了松紧带的洞。他看到我一脸困惑，微笑着解释道：

“给你换衣服用的，女人在独木舟上都用这个。”

我不敢置信地摇摇头；他什么都想到了。

这时有几个人已在建筑物前的空地上架起一张矮木桌，每边用一段木头支撑，所有人一齐坐下吃简便早餐：花生酱加果酱三明治、奶酪、鱼和米饭。长谷递给彼得和我一个人一个塑料碗和一只红色搪瓷杯，他自己用一个黑白相间的杯子，上面有只翠鸟，还写着：“我们爱赏鸟！”早餐用毕，我们三人伫立峭壁边缘啜饮咖啡，一面欣赏海面上乳白色的晨曦；一个深色物体蓦然出现在上空，呈弧形横过天际。彼得转身大叫：“短尾信天翁——亚成鸟！”长谷和我挽着他跳了一圈战舞，然后才正式向他道贺。

“早上8点38分。”长谷看看自己的表说。

彼得终于看见他的信天翁了；他将一只手放在胸前，抚摸那甜蜜的疼痛，喜悦洋溢在脸上。10年来，他与长谷不断通信，讨论赴鸟屿的可能；长谷早就警告他不可等待一辈子。如今他站在这个一度被羽毛猎人弃置的石岬、碉堡和气象站上，看到了他的第一只短尾信天翁。这只鸟还未成年，披着褐色羽毛；他渴望看见头戴金冠与喙涂成粉红色的成鸟，于是我们决定立刻出发。

准备徒步穿越小岛时，我们举行了一个小小的祈福仪式：重系鞋带，调整盔帽，把裤脚塞进袜子里以防小石块割伤。然后13个人呈单人纵队出发，从碉堡后方开始爬，经过一处废弃的气象站营区，穿越一片覆盖草丛与矮黄菊丛的陡峭山坡。下方，如裙摆的凝结熔岩呈波浪状伸进海岸，熔岩会在那里吞噬整个村庄。我们决定先攀爬最陡的一段路，于是斜切过山峦，直上一道由碎熔岩形成的冰川，然后穿越一片被鲜黄色硫黄盐烧出一道道滚烫黑色伤口的地段。10点左右，我们抵达岛上位于硫黄峰下最平坦的一块地区，那里有一大片熔岩石块——全是火山发射出来的飞弹——形成一道通往只见黑白两色、风化世界的狭窄隘口。“月沙漠”，长谷这么叫它。他指指隘口尽处的一片空无，陆地在那儿陡降，绝壁的入口开始。

“那里就可以看到信天翁了，”他兴奋地说。

每个人都往前冲，只有彼得维持之前缓慢的脚步。但我们终究不能再让那一刻等待，隘口遽尔开展成一团奇峰与风蚀悬崖的锦簇，岩壁一泻千里，断层裂堑百转千回。雄峙我们眼前的，正是信天翁的堡垒。遥远的底层，在一连串无法穿越的悬崖下面，一小群褐白相间的鸟点缀着草地，仿佛是谁掉在草坪上的几方手帕。隐形的拳头把我胸臆间一口气捶了出来，我长叹一声。它们的数目这么少！看见地球上最后一批伏窝的短尾信天翁，令人心碎。微风拂过，隐约可以听见它们的口哨及嘶声，还有它们如空心木管互击的“响板”。眼前景象因色彩而悸动——鼓胀的、氧化后的橙色悬崖，下方供信天翁筑巢的绿茵，黄褐色的岩石表面，金黄的赭土，漆黑的熔岩。透过望远镜，我看见了信天翁黄色的头冠，如此接近，却又如此遥不可及。上空是一支信天翁浩荡航过天际的幻想曲。人在岛的另一端建造了一座碉堡，自然却在这一端建造了另一座更坚固、几乎牢不可破的岩砦。因为有这座全以顽石为基地的自然堡垒，信天翁方得以逃过人类的杀戮。彼得伫立峭壁边缘，一只手轻轻将望远镜按在胸前，双眼因情绪激动而濡湿。

长谷走到我们身旁，三人悄然静立数分钟，凝视眼前的岩砦。长谷在这样不可能克服的地点居然研究了10年，设法传递信天翁的近况，甚至偶尔引领外界趋近亲睹，简直令人惊骇。信天翁的数目逐渐增加，不啻为长谷之努力与日本政府的支持最佳的见证。想到在这样一个崇尚速度，经常满足于肤浅追逐的世界里，尚有如长谷这般毕生为拯救一个物种奉献的博物学者，着实令人欣慰；而知道自己保育了如此神奇的生命形态，豁免了它们自地球上消失的命运，又该是多么丰美的一种回忆！

“我们走吧，”他终于说。我们沿着岩壁东侧开始走，长谷沿途在比较稳固的石块上都用白漆划上大大的“O”。这一路陡滑，直下120米高的峭壁。到了接近边缘的地方，有一堆岩石突然往下倾斜，特别难下，长谷用一根绳索先绑在一块岩石上，再绕到自己腰后，右手抓一段，左手抓另一段；强壮的登山者不需使用背负皮带，只消往后倚靠绳索或滑或停一路往下。我从来没用绳索爬过山，却喜欢它在手掌里摩擦、从掌心溜过的感觉。我往后靠，想慢慢把自己往下降，但脚却打了个旋，突然就往峭壁边缘侧滑下去，幸好双手还紧抓住绳索。飞石在脚下哗啦啦落下，每个人都僵住了。我仰头瞧见彼得、长谷和其他10个男人呆若木鸡贴着岩石，看我悬荡在120米深的断层之上，每个人都脸色惨白，毫无表情。往下看是没有用的，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千万别放手！”我用左手支撑全身重量，将右手往前移，抓稳后把自己往回拉，等脚踩稳后，再继续穿过一段岩石形成的桥，放开绳索，让下一位使用。头顶上的人群又开始正常移动，接下来那一位抓住绳索后突然不知该怎么办，便在中途停下不肯动弹，彼得跟在后面先爬下来，总算半哄半骗把他给劝了下来，剩下的人员尽管背负沉重的摄影及测量器材，却也逐一爬下第一段峭壁。我们接着斜切过一片更陡的倾斜面，长谷在顶端一块岩石上钉了四支岩钉，挂了一根绳索。彼得与长谷都是多年的攀岩老手，我立刻就能体会攀岩的迷人之处；每完成一个阶段，便感觉自己如隼一般，在巍巍的高处暂时停栖，全然自由地俯瞰山谷，远眺大海。我尤其喜欢沿途研究哪一块岩石才会是安全着手处的挑战；手应该抓住哪一块石头，是平板形的、锥形的、还是圆筒形的？脚又应该放在哪一道狭窄的岩架上？有时猛力紧揪着地球的骨骼，有时踮脚踏下最窄的楼梯。那是一场奇异的、充满实验性的摸索，你用唯一能够整合你为一个个体的——再没有别的东西能够——手足四肢，去摸索地球的核心，摸索锤炼地心的那股暴力，摸索永远凝结在山的记忆里的岩石的突兀与沉坠。岩石有血管与脸孔，岩石有肌理——这一刻粗糙、尖锐且残忍，下一刻却温柔、仁慈与平滑；它有血的颜色，有子夜与秋天的颜色。地心引力严峻地说服你，欲将你朝岩脊的方向往下拉。我又失足了一次，紧抓绳索，荡进一处岩架，收拢魂魄，继续往下。长谷在下面确定我安全后，跃进一座沙质熔岩堆起的小丘，一路滑到崖底；彼得依样画葫芦，我也照做。然后我们七手八脚爬上一座小沙丘，矍然瞪视眼前一片高原上两堆熙攘非常的短尾信天翁族群。

筑巢、伸展双翼、打呵欠、调情、理蛋、吵嘴，它们在200米外、远得足以不受到惊吓的地方自然作息。充满活力的白色身体，璀璨的黄色头顶，尖端带一点蓝的珊瑚粉红喙，成鸟美得令人不敢置信；每只黑眼眸后隐约刷过一道航迹似的眼影。光泽华美、优雅、平滑如蜡的它们，展开高耸的翅膀，即使在蹲坐之际也将风拥抱。亚成鸟为褐色或褐白夹杂的斑驳羽色，有些带有耀眼的白色肩片。每只鸟的脚上都系着小小的彩色脚环，这是长谷的礼物，好辨识它们。每种颜色代表一个年度，比方说，白环均于1986年系在该年度出生的47只鸟的右脚。两个族群中间由一道涡状的黑色熔岩帘幕隔开，这道岩帘虽窄，却可容鸟走过。亚成鸟有时会在邻村找到伴侣，易地落户。视风向而定，有时鸟会在下村着陆，然后爬到上村去；年长的鸟（羽色较白）喜欢在族群中央筑巢，年纪较轻的则靠近边缘。有些鸟坐在蛋上，偶尔有一只会站起来，重新整理自己的羽毛衬裙，务必使蛋紧靠着温暖的伏窝羽簇，然后抖动一两下，再蜷成柔软的一团。两颗蛋躺在窝外，意味着里面的雏鸟已经死了。如此珍奇的物种，每只新生儿都无比重要，被弃的蛋显得分外悲惨。

一只特别可爱、喙的珊瑚色有如巴哈马夕阳般的肉感雌鸟，张开绒羽徐徐的翅膀，慢条斯理地开始用嘴理毛。每根羽毛都是她用得着的神经末梢；我试着想象如果我也能伸出手臂分别牵动每根毛，会是种什么样的感觉。一只雄鸟趋近她，她忽然展开双翅的白色裙摆，欠身行了个礼，他也屈膝还了个礼，然后伸长喙顺了顺她胸前的几根羽毛。这个举动点燃了她的热情，她用喙贴着他的喙往下滑，开始极轻柔地亲吻他喙基的小羽毛，他也回亲她，接着它们往后退了十几厘米，开始发出一声强过一声、仿佛用汤匙敲打空心木头的鸣声——响板！两只鸟用头忽左忽右地互相摩挲，仿佛在搓揉一个想象的雪球。他踮起脚往前倾，憧憬地倒向她，高挺的胸膛好似兜满风的帆；她也照作。然后两只鸟的头蓦地朝天仰，在同样的渴望中引颈、颤抖、拍击，向云霄鸣唱诏告。

它们野性的、绝俗的音乐飘过草地，似嘶似哞，仿佛彼得所说的“超现实的牛鸣”。接着以好莱坞谐星马克斯四兄弟里“葛劳丘”式的步伐彼此绕行一周——双肩前勾、双腿微弯、装模作样地阔步走！接着面对面，又开始欠身行礼。这一曲情欲横流的小步舞曲进行间，几十打在附近筑巢的黑足信天翁（羽色较深，较不华美）则忙着跳属于自己保守许多的求偶舞，不断发出汽车在高速间急转弯的刹车声。

这时，一只白色短尾信天翁从外海滑翔而来，划了一个很大的圆弧绕行两个族村，优雅侧弯、倾斜，开始所谓的“收帆”动作。它拱起胸膛，将两片巨大的翼帆往内收一半，仿佛飞机放下机轮似的放下两只巨脚，竖立尾羽作为空气刹车，企图减低速度降落。它一圈一圈绕行，时而攀升，时而收帆，忽而俯冲，忽而扶摇直上，娴熟的技巧令我们目瞪口呆，不知到底哪一圈它终将摆脱飞行速度着陆。阳光照在它的黄脚上，仿佛透过日式拉门纸棂的光晕。

我用日语大声赞叹“美哉！”我指的是眼前的一切。如一疋透明银白丝缎挡在我们与鸟村之间的热氲海市蜃楼：如雪花石膏像般完美无瑕的伏窝母鸟；一对对跳着方块求偶舞的鸟；回旋低飞进来、又骤然拔向天际、像萨克斯高音独奏一样令人晕眩的鸟。

“美极了，”长谷静静地说，目光也紧紧跟随信天翁具有催眠力量的飞行路线，看着它尾巴猛扯了几次。

“为什么叫它们短尾信天翁？”我问，“它们的尾巴并不特别短啊。”长谷与彼得没有移开视线，一起莞尔。

“那是因为它们的脚显得特别突出的关系，”彼得解释，“大鸟需要长腿和大脚，才能从水面上起飞，若风向不对，经常在拔腿跑了五六十米后仍得放弃。它们的尾巴只是看起来比较小而已，其实是幻觉；你也可以叫它们‘长腿信天翁’。”

“其实用它们另外一个名字，‘史泰勒信天翁’（Steller’s albatross），比较好，”长谷说，“尤其因为好几种以史泰勒这位伟大的博物学者命名的动物，现在都已经绝种了。”长谷从口袋里掏出一本笔记，开始记录今年的鸟口、鸟蛋数量及交配鸟对的普查结果。彼得拿出素描本，转眼便完成了两张动作含意深刻的求偶信天翁。一只信天翁飞过上空，风呼啸着穿越它的羽毛，听起来就和747喷气式飞机在远处飞过一样。终于，它在上村空中低飞收帆，两脚往下伸得更长，仿佛被某人拉长一截好够到地似的，然后撑开如雨伞的双翼，从头到脚趾地来个急速琶音，在一连串惊险的颠仆后着陆，最后以一个背滚翻、两脚朝天结束，逗得我们哈哈大笑。信天翁是了不起的礼仪家、特技家，同时也是了不起的丑角。

下午3点左右，整个早上在海上觅食的信天翁都返回族群内，一只接一只地飞进岩砦上空，形成一只巨大的“茶壶”——一大群沸腾的鸟。先由一只带头俯冲、找到一道稳定气流、落锚、然后降落；另一只接着从顶端那壶信天翁浓粥里逸出，绕圈、倾斜转弯、俯冲、回旋、滑过天空。展翼的它们在银色天空里划着十字。又一只信天翁在我们头顶低低掠过，放下双脚，收拢翅膀，擦过地面，却被一道上升气流拉起；它伸展双翼，绕了一圈准备再试一次，仍不成功；再滑翔一圈，以双脚为刹车，疾速俯冲、翻转，情急之下朝崖面直冲而去，以期突然失速，终于大功告成。在连续20次降落尝试中，它甚至没有拍过一下翅膀。

在这岩石环绕的遁世所，信天翁似乎如此安稳而自得，每一只都因为祖先在兄弟姐妹被杀害之际正在海上，方才有幸出生。亚成鸟一旦羽毛丰满，便奔赴大海，至少要漂泊3到5年。昔日离开小岛，逃过羽毛猎人的棍棒及火山爆发的亚成鸟，便是今天目下所有鸟群的共同祖先。倘若它们不像别的信天翁那样不畏人类，那也是可以理解的。羽毛猎人自1897年开始来鸟屿采集羽毛，到1900年，岛上殖民区已达300人众。火山在1902年爆发时，村里共有125人，全被滚烫的熔岩活埋。然而其他羽毛猎人接踵而至，一直持续到20年代已没有足够的信天翁吸引移民长住为止。1933年，日本政府敕令宣布鸟屿为禁区，心知即将失去重要猎场的羽毛猎人，在1932年发动最后一次全面杀戮，将本来尚可作为复育基础的2000只鸟，杀得只剩30只到50只了。1939年，火山在20世纪第二次爆发，“月沙漠”原本为短尾信天翁最喜爱的筑巢区，便在霎时熔成焦土一片，灰飞烟灭。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在岛上建造了一个驻扎营地，士兵们报告只见到一只信天翁。1949年，美国鸟类学者奥斯丁（Oliver Austin）搭乘一艘日本捕鲸船绕岛航行，却连一只信天翁也没看见，遂认定该种鸟已灭绝。想必当时存在几个隐秘的鸟巢，或许不超过四五个。1950年，有人看到几只。1965年发生了好几次地震，日本政府遂撤出气象站。

终于不受侵扰、困乏的短尾信天翁家庭在岩砦里休养生息，保育人士通过1960年于东京召开大会的“国际鸟类保育协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Bird Preservation）证实了该物种属于国际公认的濒危鸟类，日本政府接着在1962年认定短尾信天翁为国宝。长谷一开始便如一座发电机般全力投入该保育项目，1976年11月17日，他首次登上鸟屿，从此每年至少回去两次，研究并监看信天翁，戮力协助复育工作。鸟巢数目在1956年的记录为12个，到了1988年，巢中的蛋已达89粒。

或许这听起来像个成功的故事，然而短尾信天翁的濒危情况仍在一发千钧，万一火山再度爆发（这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事），我们现在看到的区域将被摧毁，信天翁又不太可能在岛上其他地方筑巢，那么繁殖便将终止。因此目前当急要务乃尽量吸引信天翁分散筑巢地点。长谷希望先在鸟屿增加鸟口，最后使信天翁往别的岛发展。在夏威夷群岛背风的几座岛屿上，有人曾看到短尾信天翁与黑足及黑背信天翁毗邻而坐；也有人在钓鱼台列屿群岛中的南屿上见过它们，但至今没有人目睹它们在那两个岛上筑巢。

尽管长谷之于短尾信天翁，既如侠客又是热忱的观察家，然而它们对他仍犹如谜团一个。因为鸟的数量太少，甚至连画它们的季节迁徙图都很困难，幸好研究者收集了有关它们习性的片断资料，而且近来对一般信天翁的认识也增进不少。10月初，短尾信天翁会返回鸟屿，在外海聚集数日，然后陆续在崖底的这片小小平台降落。信天翁的寿命很长，一般可达40年到60年；我们看到的每只信天翁，皆是地球上的长久居民。它们实行一夫一妻制，每一对都会约定在去年筑巢的地点碰面，亚成鸟在海上漂泊两到三年之后，便会回到岛上开始巴洛克式的求偶仪式，巩固配偶之间的亲密关系。年轻的鸟或许还不懂如何交配，但仍会尝试，就算误坐在对方头上也无妨。年轻时只练习求爱，学习成家，求偶仪式不可或缺，必须不断演练，直到双方可以分秒不差地、在合一的激情与渴念中同步达到最亢奋，这时交配才可能发生。信天翁的交配动作本身大概只会维持30到40秒钟；奢华夸张的前戏才是一切。

飞往大海后的配偶并不联袂同行，有些个体甚至可能飞抵北非或白令海。雄鸟比雌鸟早个两到四天返家，认出雌鸟之后便鞠躬行礼欢迎，两只鸟接着沉溺在求偶仪式里连续数周，雌鸟会在10月底或11月初产下一枚蛋，每一季只产一枚，大而黯白，约为鸡蛋的6倍大，重约680克，孵卵期为64天或65天。通常先由雌鸟孵三周，然后由雄鸟急切地取而代之，续孵约22天。在这段时间内，亲鸟每隔几小时便站起来翻动蛋一次。它们当然不可能离巢饮食，断食这么久，信天翁的体重常减轻20%左右。接下来雌鸟再轮班22天。孵化的日子越近，两只亲鸟就越兴奋，到了几乎想把对方推出巢的地步，仿佛争先恐后想抢功劳；这个时期同时也有极频繁的亲嘴爱抚及理毛行为。

蛋孵化后，随时都有一只亲鸟站岗伏窝，保护幼雏，使其免受外界伤害，如阳光、尘土、风暴等，当然还包括掠食者。现在鸟屿上的信天翁数目太少，不足以支持像样的掠食族群，曩昔幼雏死亡数目的1/3皆由原鸦（jungle crow）及蜱造成，现在的凶手大多都“缺乏经验”。有时亲鸟会不小心将蛋踢出巢，蛋一离巢就跟一只袜子或一个雪球没两样了——亲鸟完全认不得它，也绝不会取回来。

所有信天翁都以反刍的方式哺幼；亲鸟入夜后飞到海上捕那些会浮到海面上、留下一道明亮且宽阔的轨迹的虾及枪乌贼。它们无法在飞行中觅食，一旦看见猎物，便在水上急刹车，然后像家鸭似的用蹼划水，纯熟地以钩状长喙一举捞起可口的点心。这些习于流浪的游牧民族，出外觅食时和雏鸟之间的距离比任何鸟类都远，曾有记录指出系有彩色脚环的信天翁在离筑巢地点3860公里的海上觅食。每次觅食可能在海上停留达14天，将半消化后的食物储存在胃上方一个特别的篮里，返巢后再将食物反刍出来哺喂雏鸟。经过两三周后，两只亲鸟都必须哺喂成长中的幼雏，幸好这时雏鸟已可单独留在巢中，不再有危险，可让亲鸟出外去觅食。

到了五六月，亲鸟会逐渐对哺育幼雏丧失兴趣，遗弃现在看来已像座圆滚滚的火山、四肢瘦长的雏鸟。有些雏鸟会继续在岛上呆坐两个星期，体重减轻，尝试击翅，最后在无成鸟协助及教导下，首度启航。我们在长谷的办公室里看过一部他拍摄雏鸟第一次起飞时笨拙踉跄模样的影片；它面对着风，用两只大脚快步奔过鸟屿的山坡，双翅展开，跑了40米左右，摇晃的双脚突然开始舞动，双翼仿佛在多风街道上浮起的阳伞，带着不敢相信自己的惊愕眼神，滑翔出海。年复一年，长谷眼看着自己的鸟类家人陆续飞离，明白少则两年，多则四五年不能再见，该是多么心酸的感觉！

长日将尽，天光趋暗，我们极不情愿地整装准备离开。悬崖很快将覆满伏窝的影子，到时再想攀回人类的地域将困难重重；我们非走不可，但我们宁愿留下，在这自然的舞台边缘扎营，观看信天翁于森然罗列的哥特式岩石尖塔间穿梭。接近信天翁，是一种介于心灵与性之间的经验。在身后的空中充斥嘶鸣之际，我们扛起重负，开始漫长的攀爬。

回营时，政府小组早已开始忙着准备晚餐，我们放下背包，围坐在矮桌旁，看见眼前摆开的筵席，不禁莞尔。通常远征时都得吃罐头食物和发霉面包，今晚却有黑胡椒牛排、米饭、烤鱼、新鲜寿司及蔬菜。厨师接着端来一盘熟笠螺；这是道珍馐，螺肉质密似软骨，令我联想到马蹄内部——包括小石子。餐后则有橘子、啤酒和日本烈酒。头顶有5个鸟的星座自星辰间寂冷的鸟笼内无言俯视我们——鹤座、天鹅座、凤凰座、孔雀座、天鹰座。我凝视如井的夜色，视线跌落进玄深的空间里；返回时间里，回到宇宙第一场飞羽般的暴怒。我的船是如此渺小，我心想，而海洋是如此浩大。经过一天的操练，终于力竭了；每个人都踱回碉堡，爬进睡袋里，闭上眼睛等待后面那座发电机停止工作，碉堡内的灯泡入夜渐暗。

没有闹钟响，但所有男人都准时在差3分6点醒来，伸直手臂，一个接一个懒洋洋地走出碉堡。厨师打着呵欠把衬衫塞进裤子里，将大水壶放在瓦斯炉上。我们尽快吃完早餐，为返回岩砦而兴奋。长谷的背包看起来比昨天更重了，却扛得兴高采烈，踩着只有背负重荷长途跋涉的男人才会踩的短小而缓慢的步伐。我们再度往上爬，经过废弃的气象站营区。穿越熔岩湖与黄菊草原时，一只鸻的鸣声划破晨空，袅袅不绝。今天的路程既快又轻松多了；往上爬与往下爬的感觉截然不同，我们趁着精神大好，先爬陡坡，再穿越熔岩平野到达硫黄峰，那儿的地面炙热，硫黄烟雾在延长的清晨光线里舞蹈。有些区域的地块看起来还是生的。没有火山便没有鸟屿，也不会有信天翁的避难所。全世界的海洋各处都有岩浆自炽热的地心里冒出来，形成和鸟屿一样的火山岛。熔岩凝固后趋于稳定，缓缓漂流，其他的“热点”继续制造更多的火山岛，很快便形成一个群岛。这是我看见的第一座火山，我爱看那硫黄烟如精灵般舞蹈。

穿过味道呛鼻的平野时，隔着靴子也可以感觉到小岛炽热的心。蒸气仿佛龙的鼻息，在四周蹿起。在熔岩沙飞扬的“月沙漠”里，每一举步都会扬起一片尘云，仿佛每个人的鞋底都被自己的生命力烧穿了。昨天我们在这里留了几袋水，我猛然跪倒，高举一袋过头，将长长一道水注下喉咙，洗涤体内深处的黑尘。一行人再次穿过隘口。很快抵达岩砦边缘后，我们开始往下攀爬。比昨天更勇于尝试的我轻松爬下第一道绳索，抓住第二根绳索后，先单脚滑下一块岩石，找到一个稳固的立足点，再摆出另一只脚，滑到下面一层岩架上；下一个立脚点就等在下方，我往下伸，将绳索放松一点点；再往下伸，重心往下移，朝那一点摸索，突然——砰——脚下那片地倏地滑开，急速打转，我往后栽，左手紧抓绳索，整个人往尖锐的岩石上撞去，痛彻心扉！下面的长谷早已不见踪影，警戒的彼得就在附近，满脸镇定，但随时准备往外弹跳。

“我受伤了，”我想大叫，却只听见自己长长的呻吟。

他迅速爬到被卡在悬崖中段的我身旁，说：“深呼吸，这样好多了，吸气。”

“我好像断了一根肋骨。”我俯瞰下面那片峭壁，再仰望上面那片峭壁，心里实在不知道自己怎么样才能离开这个地方。

在我下方的彼得为我找出最好爬的路径，虽然知道会很痛，但我必须设法转身用左手抓紧绳索，现在只有自己的两只手能救自己一命。我转身抓住绳子，就那一个小小的动作，仿佛射出几道闪电，贯穿胸背。彼得大声指示我该如何立足。

“伸长右脚来踩我的脚站的地方，”他说。我照作。“现在把左脚往下移到那两块窄石头旁边的洞里去。”他往下移了15厘米。“右脚踩在我右脚上面一点点……”我们就这样爬下岩壁，来到熔岩丘开始处。我把手搭在他背包上，拼命想直起身子，慢慢跟着他走下沙丘。

长谷焦急又同情地跑过来，两个男人试着找出我左胁下方让我痛得无法弯腰的那一点，我立刻发现自己也无法咳嗽、大声说话、笑或打喷嚏。显然接下来几个星期我注定只能浅促呼吸了。他们领着我走到我们选作观望点的熔岩沙丘顶，挖了个洞，四周用背包支撑，然后把我安放进洞里。后来我才知道自己断了三根肋骨——三级骨折。接下来好几个月，若没有别人帮忙，我既不能站起来也不能躺下，疼痛成了我的长期伴侣。可是当我看到信天翁在头顶穿梭，用翅膀支撑苍穹，不断奔赴永恒的飞行时，我心中便无怨无悔，不愿与任何人易位。生命充满太多轻易的进出，信天翁需要岩砦，岩砦拯救了它们，我并不想承受这如同遭受狼群啮咬般的痛楚，然而这若是我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么痛也是值得的。我吸一口气，兀自笑了。难怪它们可以在此地生存下来，我即是这岩砦固若金汤的见证。

黄昏，我们像一群僧侣结束沉默的观望——对我来说则仿佛祈祷，收拾背包，考虑如何回营。痛苦像紧身夹克一样紧箍着我，身体左侧完全无法移动，但我们非攀上峭壁不可。长谷用导绳打了个结，套在我双腋下，彼得硬是把我拉了上去。我们果真是个好团队，安乐患难皆与共。三人合作之下，终于爬出岩砦，疲倦地朝下坡处的营地走去。

“不论如何，今天都很棒，”我真心诚意地对他们说，“若能直接喝到源头的水，谁会愿意喝杯里的呢？”

第二天早晨，只有彼得与长谷出发，政府小组准备搭他们租的游艇离岛，我留在营区。痛苦剧增，每次吸气便能感觉骨头像在搓麻将似的。我很快开始发烧，即使在阿司匹林、退烧药乙酰氨基苯酚及抗生素围剿之下也不见改善；最近的医院必须乘坐渔船18小时后方能抵达。我知道肋骨断裂容易迅速引起肺炎，发烧越来越严重，我的意识开始时而清楚时而模糊。清醒时，我想到最严重的后果：我很可能会孤独地死在这个荒岛上的碉堡里，远离家园亲友。于是当一位工程师回营拿器材时，我用日文小声求救，用手脚比划，加上几个从日本词典上学来的日本字，告诉他：“病了。里面断了。拜托，去找长谷和彼得。跟信天翁在一起。请快一点，快一点。”我写了张短笺请他带去。送走信差后，我用层层衣服与毯子将自己紧紧包裹等候。后来出现一位年轻的日本女子——我不确定她是真的，还是幻觉——她摸我发烫的头，脱下她身上穿的白衬衫，替我洗脸，然后用那件衬衫包裹冰块——哪里来的冰块？——敷在我额头上，然后就消失了。我在碉堡的角落里，看着几束阳光分解窄室，外面的世界在光中悸动。我梦到在薄暮中回旋的信天翁白得令人目盲，黄色的头烨烨如无名的星座。一个人影瞿然在门口出现，喘息浃背，湿发往后梳高，仿佛戴了一顶钢盔；彼得看起来好像才刚出生似的。他把背包放下，坐在我身旁，我们讨论离岛的各种可能。最安全的法子便是搭乘政府小组租的船走，他们马上就要开船了。我的高烧不退，非常诡异，必须尽快行动。他已向留在岩砦后的长谷道别；那是他看守信天翁的岗位，他应归属的地方。

一小时后，我们爬上一艘比载我们来鸟屿时大3倍的船。这艘才用了两个月的新船，不锈钢的船身闪闪发光，铺了地毯，设有睡铺，平时绕航北方岛屿，主要载送潜水及鱼钓的游客。那位用衬衫替我擦脸的神秘女子原来是船上的职员，船长已用无线电要求派救护车来码头接我们。北航之前，船长绕行小岛一周，让我们看清楚将村庄冲下海中的大片熔岩。硫黄峰嶙峋上指，仿佛要吸取蓝天。终于，信天翁的城郭进入视线之内，悬桁式的磴墙，锐石围成的圆形剧场，点缀白斑的绿色舞台。被凝固的熔岩瀑布围绕的鸟群，看起来多么纤弱易碎。

“全世界所有在伏窝的短尾信天翁都在这里了，”彼得哀伤地说。转瞬之间，他又咧嘴笑开；我们俩都笑了，心照不宣地感觉那股因为看到它们而永远不会消退的战栗情绪。“快看，是长谷！”他指着一个坐在熔岩沙丘上的孤独身影，头顶着一片翱翔飞鸟形成的雪暴。我们向他挥手，长谷也举起帽子挥舞。船掉头北向，太阳往波澜壮阔的厚云层里下坠，扩音器突然大声播放《友谊地久天长》（Auld Lang Syne
）。短尾信天翁在浪头波谷间低掠穿梭，有一只就在船首前俯冲而下，在切入稳定气流之际加速，这时随风回身，跟在一道浪后滑行，然后翘起翼尖，扶摇直上，在浪峰后倾斜转弯，再度驭风，以令人屏息的速度呈闪电形掠飞。好一阵子，我们站在光辉的夕阳里看着信天翁在波浪上横翻筋斗，由背景为黑水的白倏忽变成背景为淡色天空的黑，反复以照片的正片与负片，自透明的空气中冲向寒冷的水，复又攀升，以它疾速的飞行为海天的缝边镶饰蕾丝，诉说风思想的方式。终于，它朝阳光大道笔直飞去，往海平线渐飞渐远，在天空纷沓的瘀痕与海面如俳句的倒影之间，隐入云彩的光明国度。

第四章

金狮狨

夏天，金狮狨在华盛顿特区国家动物园里自由奔跑，于树梢间的绳索甬道上穿梭，待时机成熟，将由飞机送往巴西雨林野放。园方希望能在华盛顿培养出它们在野外求生必备的技能，然而动物园里长大的动物缺乏许多在自然中应有的行为表现，比方说，园方必须教导这批金狮狨如何应付失望，发挥天性，变成真正的灵长类，努力学习做只猴子。一旦缺少雨林中时刻都得面对的生活磨难，由这些磨难所淬炼出来的本能也就消失了。对于压力、未知与奋斗的必要性，这个现象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圈养的生活即免于压力的生活，然而生活遭降级简化越久，必然越趋低级简单。没有掠食者，便没有逃脱与得救的喜悦；没有饥饿，便没有获得成就的兴奋。金狮狨实行一夫一妻制，性生活竞争激烈，犹如肥皂剧一般戏剧化，有些家庭问题极人性化，无疑暗示了人类远祖可能具有的生活形态。我因为发现这些神秘的事物不可抗拒，也因为金狮狨是地球上最美的濒危生物之一，决定为它们的复育项目略尽绵薄之力，陪同金狮狨家庭返回巴西，只愿它们多子多孙，世代绵延。

雨林里，没有一个角落不被利用，没有一处空洞不被占据，没有一束阳光不被捕捉。千万个生命形态在千万个口袋里默默孳息，地球上没有任何地方比这里更蓊郁繁茂。有时我们把它比拟成最初的伊甸园，一块古老宁谧又富饶的地域，蚺蛇滑行，美洲虎跳跃；其实它主要是狡猾凶残的树之世界。怠惰的树绝不能生存，怯弱的将一无所获；它们会为阳光这黄稠的维生素所杀戮。一旦进入雨林，你所学到的第一件事，即植物绝不柔弱无能；它们的自卫措施极具侵略性。有些树为了保护自己的循环系统，在树皮下铺一层马钱碱或奎宁；有些树的树汁、树叶或果实有毒；有些树的鞣酸与气味模仿昆虫幼虫的荷尔蒙，其酵素足以使肉（或你的舌头）变软，其化学物足以麻醉乱闯的昆虫或其他动物。有一种极聪明的植物叫作毒鱼藤（Derris），亚马逊印第安人在河里捣碎它的树皮，可用来毒鱼。有些植物长出带红斑或纵纹的叶子，一副垂死模样，令饥饿的动物倒尽胃口；有些则演化出邪恶的长刺。马钱子（Strychnos）的美丽——或它的箭毒——都可以让你心跳停止。除此之外，还有各种树皮、藤皮、花、豆、仙人掌与蕈类所制造的迷幻药。有些蟾蜍也具有迷幻性；因此当你看到它在空中飘浮般倏地跃起，如一道色彩蹲踞枝头，大胆挑唆你去碰它时，也就不该觉得奇怪了。有一次在雨林中散步，我发现一只水蓝与黄色相间、仿佛在悸动的箭毒蛙，身上覆盖着一层有毒黏液，娇小却满溢死亡气息的它，端坐在一棵横倒的树上，让我接近到可以对着它吐气的地步。

北半球温带森林里每个区域内的植物种类较少，每一种的个体却很多；大块的铁杉或槭树林不足为奇。可是在雨林里，物种如万花筒般繁复多变化，但每一种的数量却极少；在这样一座森林里，你可以看到深度、肌理与多样性。同一物种的成员远远分隔，因为林子里鲜少有可传播种子的微风；若不能动弹，想要有性生活就难了，于是丛林植物都变成大骗子和权术家，诱拐彼此，共同参与性行为。在雨林里，把种子洒在自己根部的土壤上是徒劳的，只会造成太多的近亲交配，而以植物的观点来看，交配最大的好处便是能够更新基因池。植物因此引诱蜂鸟、蜜蜂、蝙蝠、蝴蝶、蛾与昆虫；愿意穿戴动物的服装。有些植物食肉，即使不是飞毛腿，却也毫不客气。它们的性关系很乱，为达目的，什么下三烂的手段都使得出来，叫它们穿上大猩猩装都愿意。

比方说，有些住在林冠高处的兰花，学会了用色彩与花朵混淆视听，诱拐没有戒心的蜜蜂前来擦撞自己的性器官；另一些兰花演化出模拟雌寄生蝇（tachinid fly）的方法，雄寄生蝇想跟它们交配，结果沾了一身的花粉。还有些兰花会模仿雄蜂争夺领土的动作，只要等待过路的雄蜂接受挑战便成。性和暴力的效果一样好：不论来客想和兰花交配或打架，都会带着一身花粉离开。最能干的花粉传播者是雄兰蜂（orchid bee），呈亮金属蓝或绿的它们，采的不是花粉而是香气，储存在后脚的囊袋里，作为调制春药的原料。它们飞过一朵朵的花，搜集一缕缕的花香，放入后腿囊袋里与其他香气混合；某个神奇的时刻，香气在蒸腾中剂量突然配合得恰到好处，兰蜂遂变成美少年阿多尼斯，就连别的雄蜂也无法不注意它。很快一大群艳丽闪亮的雄蜂便在阳光下舞蹈，吸引雌兰蜂前来，就像兰花吸引雄蜂一样。此刻的雄蜂才是丛林里最美、最香的花，谁又能抗拒呢？

全球没有一个地方的生物多样性比雨林更复杂。动物在浓密的绿墙间振翅飞翔、到处乱撞。到处是悬垂的地衣、蕨类、仙人掌、兰花、藤蔓与凤梨科植物，使雨林显得更加繁盛。我们看到挂在树上的植物，大部分并非寄生植物，只不过借为栖木而已。全世界90%的藤蔓都住在雨林内，藤本植物可以长得和人腿一般粗，如饱胀的蛇躺在地上一样。每逢日出，群鸟合唱，好似艾夫斯（Charles Lves）交响乐团的排练；吼猴在树间摆荡，一边唱着约德尔山歌（yodel）。你可以看到三趾树懒、美洲虎、蝙蝠、竹鼠、猫头鹰、牙买加犀金龟（rhinoceros beetle）、蜂鸟、珊瑚蛇、大蜥蜴，还有啮齿动物、野狗、巨蜘蛛、非洲蜜蜂与众多鲜为人知、少被观察的昆虫与鸟类。

这个奇特的栖地，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猴子——金狮狨——的家，这种颜色如夕照、又如玉米穗丝的生物只住在雨林里。前不久，我去访问终生在雨林中探险的国际保育理事罗素·米特迈尔（Russell Mittermeier），听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金狮狨。“它们的颜色太美了，”他说，“真的是非常漂亮的哺乳动物。16世纪的时候麦哲伦环绕世界，船上的年代纪编者第一次看到这种猴子，说它们是‘状似小狮子又像猴子的猫’，它们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虽然体型很小，看起来却很雄伟；真的就像迷你狮子。金狮狨宝宝的可爱更是你无法想象的，满脸无邪的表情，好像在问‘我在哪里？’。我向你保证，如果有一只跟你拳头一样大、金光闪闪的小东西一脸茫然地坐在那儿，保准立刻就能唤醒你的父性或母性本能。”这种猴子形成的大型核心家庭曾经一度在林冠间游荡，吃果子与昆虫，夜间睡在巢中，抚育幼小，如今在野地里的幸存者却只剩下400只。“多可怕，”米特迈尔说，“曼哈顿随便一条巷子就有这么多的猫和狗，可是这么独特的动物，全球数量真的就只有这么一点点。”一项拯救它们的跨国项目正在进行，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是所谓的“旗舰物种”，如同大熊猫或无尾熊，金狮狨也居住在濒危的生态系统里，就连它们的世界也可能灭绝。

马塔亚特兰蒂卡（Mata Atlantica）是沿巴西东北海岸绵延1600公里的狭长雨林带，因一道山脉与亚马逊河盆地隔绝，动植物都自成一格，然而那里的树木命运也和亚马逊流域所有树木的命运一样，在推土机与农夫面前纷纷倒下，只剩下破碎的岛状绿地，被道路、水坝、城镇与大型农场（“种植园”，fazenda）分隔。该地区的历史告诉我们，原始森林现在仅存2%，残酷的事实是，森林锐减并非天灾或恶意的破坏，只因为人类想改善自己的生活罢了。我们已经以相同的方式摧毁了北美洲属于我们自己的森林与野地；“进步”是个饥饿的巨人。但人们不了解雨林里大部分的养料都存在树木中，而非土壤，而且也没有多余或后备的储藏。任何东西一死，立刻就会腐烂，重新返回生命系统中，不像在温带的某些地方会停留在土壤中或变成土壤。在雨林里，若不被雨水冲走，将被菌根类的真菌迅速分解，回到树木中；熙攘的昆虫群也能助其一臂之力。企图在这种土壤上农耕或畜牛必然徒劳无功，因为所有养分只存在树木里，一旦树木消失了，整个生态系统都将崩溃。

还没看见它们之前我已先听到声音：急促婉转的鸟鸣，接下来那声像长笛，然后是一阵突发的咯咯叫，突然一个颤音，再长鸣一声。是鹦鹉？还是鸫？里约热内卢机场货柜站里怎么会有一群鸟？5个“宠物折叠包厢”被卸在我脚前，每一个箱上都布满呼吸孔，我这才恍然大悟，箱子因为有洞孔，都变成了管乐器，流泻出仿佛整座丛林般的嘈杂声音。我在一个箱子前蹲下，窥见塞满稻草的阴影里有模糊的色彩闪动，是动物们在互相推挤。又是一阵鸟鸣，这次更大声、更急迫。箱里是一个来自华盛顿特区国家动物园的金狮狨家庭，全家紧抱在一起，呼唤被关在别的箱子里的邻居；就连它们絮语的合奏也如此和谐。

“全都平安无事，”班·贝克（Ben Beck）放心地说。主持金狮狨野放项目的班五十出头，头发斑白，大胡子修剪整齐，沉静而有威仪。金狮狨的数量已经少得可怜，国家动物园先圈养复育，而后一只一只护送它们返回森林。贝克每年带着完整的金狮狨家庭，或者将许配给单身巴西成年金狮狨的配偶飞抵巴西，我们这一趟的同行者还有班的妻子比蒂（Beate），一位具备多年猴类管理经验，带着轻微德国口音，黄褐色头发的娇小女子；31岁的芝加哥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灵长类管理员裘琳（Joleen）；来自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的高个儿大胡子摄影师霍华德（Howard）；以及在国家动物园服务，专长为化石与牙齿的灵长类学者艾尔菲（Alfie）。几位在野外观测站工作的巴西人来机场接我们，包括当地项目负责人费南多（Fernando）；指导例行工作如喂食与调派观察小组的安芮雅（Andrea）和集教育家与外交家于一身，教导儿童认识獠狨（译注：tamarin，金狮狨是獠狨的一种，通体金黄），担任当地农夫联络官，并协助政府找寻及遣送被盗獠狨的丹尼斯（Denise）。美丽的獠狨在黑市上一只可卖到两万美元，这令偷猎者甘冒下狱两年的险。獠狨项目的关键是它们适应邻居的日常生活的程度。这个项目雇用的职员中有22位来自邻近城镇，不啻是对当地经济的一大贡献。一座教育建筑暨博物馆设在一条主路附近，馆内放映影片，并且提供书籍、小册子、海报及T恤。当地人虽畏惧浓密的森林，却以拥有这种堪称自然界奇迹的邻居为荣。这些美丽的金色猴子，本身便魅力十足，自然可加深世人对雨林困境的感觉。大自然对很多人来说力量太过充沛、太不可控制、一切过量得可畏。那样的人的第二大恐惧（死亡是第一大）是怕自己也和所观察到的景物一样，变得复杂化。他们一想到丛林密不透风的绿肺，便感到窒息惶恐。他们需要的是温和的、熟悉的精神指导，为他们关注的事项定出焦距。雨林里有许多濒危的鸟类、昆虫、青蛙、蛇与植物，然而它们都不如一只金光闪闪的猴子那样可爱而柔软，更何况这些猴子实行一夫一妻制、爱家，因此更容易被认同；金狮狨有张人脸。

“这是我们工作最危险的部分，”班咧嘴笑着说。我们沿着使马塔亚特兰蒂卡对文明世界敞开的公路往北行驶，公路只有两条车道，汽车与卡车却四排并驱争道，用路肩超车，因此常见轮轴陷入一米深的坑洞里。年轻男孩站在路旁，叫卖香蕉干，一路还经过几十家陶瓷工厂——赤土陶屋瓦为巴西本地区的大宗工业，工厂燃料即伐自雨林的木材。

不久，迤逦的快餐店、烧烤餐厅与商店，逐渐为广袤的农田与丘陵林地所取代。眼前矗立着一道山脉：大西洋海岸森林的边缘，大洲的脆弱疆界。巴西法律规定不准砍伐山顶的雨林，因树木可防止严重土壤侵蚀与土崩，保留山顶的森林便可保护农户，结果连带拯救了幸存于如孤岛般小片林地里的生物。看到“波苏达山达斯生物保育站”（RESERVA BIOLOGICA POCO DAS ANTAS）的路标后，车转进一条泥巴路，开了20分钟，先行经农田、沼泽，接着进入森林，驶入一条棕榈树夹道的车道，抵达一栋巨大的白粉墙房屋前。

这栋建筑以前本来是座山羊棚，经第一批研究人员修葺后，现在看起来十分宽敞，前院爬了一株饱满的紫色九重葛，有一小块药草花园，一个烤肉炉，还种有面包树、青柠和香蕉。屋内的小厨房通往一间摆着一张长桌的餐厅，桌面是一整块不规则的木头，磨得非常光滑。两间小卧室里都摆了4张行军床，分别作为男女宿舍。厕所与淋浴间在甬道尽头。大部分的人都在开放式的后走廊上活动，那里放了4张从车上拆下来的黑色座椅充当沙发；头顶上则牵了晒衣绳。墙上的黑板上写着本周的行程安排，黑板旁有个工作桌，堆放工具、猴子喂食台及各式各样的修理装置。挂钉板上吊着雨衣，正下方整齐排列着沾满泥巴的靴子。霉味、熟香蕉味、极像狗食的“猴饲料”味、山鸡味、汽车废气味与野花的味道掺杂糅合，弥漫空中。

工作即刻开始，带来的猴子需要临时住处。野生金狮狨家庭通常在树洞或由厚厚藤蔓铺成的巢中抱作一团睡觉。前门外有三个挂在树丛间的大猴笼，那便是它们临时的家。我们先在笼里铺满枝杈、凤梨科植物和竹段，再把一个水碗挂在一根树枝上，将一串皮剥了一半的小香蕉挂在另一根上，另外在几个鞋盒大小的铁丝笼里也摆了香蕉。让猴子们熟悉陷阱笼，往后在野地里才较易捕捉。接着我们在每个大猴笼里放一个“窝”，那是一个特别为猴子改装的蓝白相间的圆顶冰柜。獠狨喜欢双拼的家，一方面有点变化，另一方面能防御掠食者，因此每个窝都分隔成两间，楼上和楼下，中间隔了一道杏仁形状的门。喜欢隐私的獠狨可以安身，万一小豹猫将利爪伸进楼上，獠狨也可以迅速下楼。

将杂七杂八的小东西安排进獠狨的新世界里后，大笼便摇身一变，成了“集合雕刻”大师柯内尔（Joseph Cornell）的拼贴盒作品，也像棵少了树身的圣诞树。安芮雅用铁丝将最后一个装饰品绑好：一个大而方的喂食台，正式名称为“手提微处理台”；当地人则叫它“柯米多洛”（comidoro）。它像个超大的组合玩具台，有五根塑料管，管上布满间隔均匀的洞，洞里装满切碎的什锦水果和大块猴饲料。柯米多洛不但可以喂猴子，还能训练它们运用自己修长的手指伸进紧密处寻找食物。

猴子在自家宅邸轻轻彼此呼唤；我们隔着院落可以听见它们不安的声音。能来这里算它们运气好；临上飞机前，它们差点被挡了下来。今年夏天芝加哥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该园已成功复育獠狨多年）将一家猴子交给国家动物园，准备野放。不料兽医在猴子抵达时发现负责繁殖的雄猴“阿煦”（Flash）血液里含有疑似肝炎病毒。其实这并不稀奇，成人也经常因为小时候感染过腮腺炎或麻疹，一直带有这些病的阳性抗体，但却不会传染给别人。园方因而认定阿煦应该没问题，不过仍然予以隔离，其他猴子也没有任何病症。一周后，园方病理专家确定该种病毒可能引起出血性高烧，这原是一种由鼠类带原的疾病，但人类也可能感染。据说有些被感染的动物可能变成带原者——自己虽然没有病症，却可以将病毒传给其他动物。万一这只雄猴死了，鼠类来吃它的腐肉，吃它的鼠类又被其他鼠类、豪猪或小豹猫吃掉，进而引起一场流行病，肆虐整个雨林，那怎么办？园方怎么能够让最后的金狮狨族群遭受瘟疫的威胁？三天前，班决定不冒这个险，不带阿煦，只带其余的猴子；这下他们需要一只能够繁殖的雄猴！

“实在很棘手，”班一边调整柯米多洛的铁丝网，一边对我说，“怎么办呢？当时我已经知道巴西有只小雄猴刚刚到达繁殖年龄，但并不是很理想，因为我们希望雄猴在成家以前最好有养育小猴的经验，不过经过基因核对，确定没有近亲交配的危险，我们认为它还是很适合这个来自布鲁克菲尔德的家庭。”

国家动物园保存了一本“金狮狨血统簿”，就像一本旧式的家庭圣经，将全世界的金狮狨婚配与子嗣依年代悉数登录。管理员可用计算机查核“近亲交配系数”——这是血统与基因多样化的关键。基因混合的机缘可遇不可求，这个情形在动物园内尤甚，动物很容易近亲交配，丧失巩固免疫系统必备的多样性。譬如全球猎豹的DNA都一模一样，基本上等于是彼此的复制品。一个物种想要繁盛，成员必得多于一个个体，既然每只猎豹都等于整个族群，任何一种病毒，只要能杀死一只猎豹，便能歼灭整个猎豹族群。由于金狮狨也逐渐在面临类似的问题，动物园现在替它们配对时都非常谨慎，有时甚至使用避孕药来保障健康的血统。

等那只巴西雄猴加入来自布鲁克菲尔德的母猴与小猴们之后，他将变成一只“老新手”；野放后的猴子一向对绳索很在行，可协助新成员适应环境。已经对雨林经验老到的他，懂得在扭曲的棕榈叶间找虫子，在树枝间来去自如，对掠食者警戒心又高，尽管他不会刻意去教导新成员，但后者却可以透过观察学得快一点。

“好，咱们去带猴子来，”班终于下令，我们提来一个宠物篮，放进大笼里，把门打开。一道金光！母猴毫无把握地跳出来，朝窝里熟悉的气味一头钻进去，她的四个小孩跟在后面，一面发出尖细的亲吻声，一面探头打量新环境。猴宝宝看起来像披着鬣的侏儒娃娃，发光的皮肤，橡皮似的脸，骨碌碌的眼睛黑得发亮；猴妈妈比较像日本歌舞伎，眼睛微微往上翘，皮肤像皱巴巴的薄橡皮板，下巴很强壮。小猴爬出篮子开始探索大笼，规律地发出“联络呼唤”，仿佛在说，“嘿，我在这里！你们在哪里？”“我也在这里，还有谁？”其中一只小猴找到一根香蕉，立刻尖锐鸣啭了一声。很快，每只都开始吃香蕉。新地方虽然陌生，但至少全家在一起，又有食物，还有自己的床令人心安的气味。长声呼唤时，它们的下巴会往下掉，露出尖锐的牙齿。接下来猴子用臀部拖过树枝，留下胸腺及肛门腺的味道作为记号；一股浓郁的麝香味立刻弥漫在空气中，不多时整个大笼都将以气味装扮就绪，成为属于它们的财产，陌生的也将熟稔了。安芮雅吹着口哨和发出啧啧声，小猴也低声啧啧回应。

我们回走廊上去拿第二个宠物篮，把来自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的两岁大雄猴马弟（Marty）放进靠近一棵青柠树、属于他自己的大笼里。去年森林里发生了一桩大悲剧，有个来自洛杉矶的獠狨家庭本来在新世界里适应得非常好，但不幸猴爸爸与猴妈妈被偷猎者盗走，当宠物买卖，留下四个孤儿：一只小母猴、一只小公猴和一对只有两个月大的双胞胎。这对兄妹虽然尽力抚养小双胞胎，但绝不能让它们俩交配，所以工作小组将哥哥移走，把马弟送给妹妹当配偶，盼望马弟能够收养双胞胎，并且继续生养自己的小孩。

我们接着把最后一家獠狨放进第三个大笼里；这一家包括一只仍能生育的中年母亲、一只青少年女儿和一对年幼的弟妹；它们需要一个父亲。我们的计划是替它们捕一只合格的野生雄猴。这类媒妁姻缘不见得都能成功，有时小两口会彼此痛恨，幸好那种情况颇罕见，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圈养动物忘了怎么当猴子的“哲学”困境。

在动物园里出生的獠狨野放回森林后，常变得茫然不知所措，在浓密的荆棘木藤丛中迷失方向，不懂得吃东西或回家，很多就这样饿死了。我们懂得如何在非洲大草原里求生存吗？动物园里的动物从来没学过如何觅食、逃避掠食者、适应大空间、分析周遭环境，就算放根香蕉在它们面前，它们也不懂得怎么剥开它！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们不习惯失望。在动物园里，食物总是按时装在容易取食的碗盘里送来；但在雨林里，它们必须自己去找食物——躲在卷曲棕榈叶或树皮下的昆虫、水果、小的两栖类。食物有时会移动，形状不一，而且不见得会留在原地。怎么样才能教导一只猴子别气馁？同时它们还得了解有些青蛙和蛇是有毒的；在动物园的猴笼里可没住着有毒的动物！它们还得学习摔跤；动物园里供它们奔跑的树枝、木杆或绳索都很牢固，平常可以抓住铁丝网，从来不会离地超过两三米。但在雨林里，树枝可能折断，黏液绕覆的藤条可能令它们滑倒，并不是所有枝丫都可以承受它们的体重，而且树冠离地面上百米。在动物园里，地面意味着好心的管理员和安全稳靠的世界；然而在野外，只有天空能庇护它们，地面上只有丛林猫、猎人和其他的掠食者。

野生獠狨的社会及部族关系相当复杂。身手矫健、分析力强的它们，可以测量评估整片森林，记住最佳的觅食地点。毗邻的小集团虽然有时会打架，但战争却隐藏着秘密议程：成年猴耀武扬威、睚眦相对，小猴却厮磨嬉游，物色未来伴侣；它们没有别的正当交往机会。一夫一妻制的金狮狨习惯固定的伴侣，家庭联系密切，父亲会帮忙养育子女。当女儿差不多两岁大，到达发情期后，母猴便驱赶她出去自立门户，避免近亲繁殖；父亲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成熟的儿子。母猴几乎总会产下异卵双生子，兄长和姐姐懂得帮忙照料弟妹；大家庭很常见。触摸主宰了它们的生活，不进食的时候便一起玩或彼此理毛。若和家人分开，很可能就会因孤单寂寞而死。班与同侪研究獠狨多年，野放后生存者的数量极少——70%都在第一年内死亡；活下来的那30%则是这个项目里了不起的故事。

我们把自己的行李放好，等猴子在新环境里安顿下来之后，到林子里将三只被陷阱捕到的獠狨提回实验室，替它们戴上无线电项圈。“珍妮”在小笼里静静凝视我们，我把一根木制两脚器塞进笼栏，将她按在角落里，好让安芮雅替她打一针。三分钟之后，她倒下睡着了。我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她颈背把她拖出笼外；她的脖子摸起来多么柔软脆弱啊！扼住一条生命的气管，紧得足以牵制它，却又得不至于勒死它，这感觉多么令人手软。如何能拿捏准确，不超越那道致命的平衡线呢？我让手指自己去感觉，想到生命里有多少过程都必须采取这种不可言喻、微妙又复杂的行动方能度过。我们很少停下来考虑怎么去爬梯子、游泳、过马路；肌肉与关节默默经历无数的小小试炼和校正。珍妮的认知力虽不如我，但她的身体也和我的身体一样，有属于自己的智慧。曾经一度，而且不是很久以前，就在人类过去的影子里，我们的模样与思考方式就像她一样；能将自己曩昔的一个模板抱在怀中，这是多么诡奇的一件事！

我把珍妮抱到房间另一头，先将她放在秤上——重1260克——再把她放上工作台。一束束金毛从她的手指和脚趾里岔出来，每根手指及脚趾的爪基都有一个小而圆的肉垫。她修长的手指，是为了可以伸进狭窄的地方找躲在里面的昆虫；我曾在泰国舞者的画像里看过这样柔软而优雅的手。我轻拂她脚上黑色的肉垫，惊讶于其柔软及弹性。敏感度是极昂贵的；这易受伤害的脚掌将为她探知世界的细节，然而代价是什么呢？棘刺、螫人的蚂蚁、蜜蜂、尖锐的竹子，危机四伏。金狮狨与大部分猴类不同，尾巴并不擅抓扣，只用作平衡杆。在珍妮的小鼻子上，两个细细的鼻孔斜岔开来，嘴天生有个稍稍往下弯的线条，仿佛永远都在噘嘴赌气，金色胡须从下巴冒出来，额头上金丝雀黄的美人尖顺势扩大成围绕整个头的金色狮鬃；那不断缩吐的、如吉他弹奏片的小舌头，中间有道很深的沟，大部分的味蕾就聚集在里面。金狮狨的体味非常重，这也是辨认它们的方法之一。我把鼻子埋进她胸膛，深深呼吸那糅合着热姜面包与浸湿小麦味道的异香。我们把珍妮强烈的气味分类登记为“一般”；安芮雅替她扣上一条由电子仪器及天线组成、像个蝴蝶结的无线电项圈，我再把她抱到水池里，在她尾巴上涂上黑色染剂。生物站将猴尾分成四个部分，依照密码标示，方便辨认。珍妮是只年长的母猴，所以整条尾巴都涂黑。艾尔菲趁机开始做牙医实验，用绿色乳胶取珍妮的牙齿模型。好尖锐的犬牙！我看到她上颚布满棱纹，不禁莞尔，因为我也曾经在自己的牙模上见过同样的花纹——所有灵长类的上颚都有沟纹。终于把所有工作都做完后，我们把珍妮放回一个小笼里，持续观察等她醒来。

我们接着以同样的程序“处理”她的女儿，玛丽亚，结果在她左肩上发现一道像个小红徽章的伤口。这就麻烦了！因为这对来自哥伦比亚动物园的母女，争吵的情况显然比想象得严重。

“只要脸上没伤口就还好，”裘琳小心地说，“若是有，表示打得很凶，可能会致命，因为那代表一方被动，而且被攻击时也不懂得逃开。”

目前这对母女暂时无法分开，我们希望等明天母猴的雄性伴侣抵达后，女儿会变温和些，整个家庭也能平静下来，然后我们计划把它们放在一片果实累累的森林里，倘若它们的社会联系稳固，对新家也适应良好，应该可以立刻开始繁殖。野外的金狮狨通常一年怀一次孕，若逢上雨量特别丰沛、水果丰收的时候，也可能一年怀两胎，每次产下一对双胞胎；只有它们的后代才可能真正征服雨林。野放后的猴子犹如典型的移民，为各种移民问题所苦，无法完全适应，因为新东西实在太多——声音、食物、住处、掠食者、气候、疾病、交通模式、教育需求。旧国度的习性与行动在新世界里不见得行得通，但它们的后代却能如咒语般融入这魔法的领域；出生在新国度里的第一代，才能有真正的归属感。

隔天清晨5点45分，公鸡开始大声啼鸣；其实应该说它在不停反胃，好似被数条法兰绒棉布塞住嘴吧，呛得厉害。房间里像矿坑一样，一片漆黑。公鸡啼到第40声时，我放弃数数，把脚伸出床外，暂停，久得足够让自己想起我是睡在上铺的。然后摸进厨房，点燃一根蜡烛，开始进行咖啡的仪式——先烧水，把咖啡粉倒进去，再很快把水烧开，在水将溢出来那一刹那将小瓶移开，倒入一片悬在三脚架上袜子状的滤布内，最后把咖啡倒进两罐保温壶内，另外倒一杯自己喝。浓烈、油腻如甘油的巴西咖啡，效果极强，教唆我在晓色曚眬之际步出走廊，却发现安芮雅与比蒂已在那儿准备猴食。

“早安！”比蒂说，“还好吧？”

“还好，”我答。

因为我们都替珍妮与玛丽亚担心，便走到香蕉树下的笼前。两只母猴都在猴窝外，玛丽亚全身的毛都竖起来，背像猫要发动攻击时呈弓形高高拱起。母猴坐在低一点的枝上。比蒂摇摇头；大事不妙。野外的母猴应该比女儿占优势，然而没有公猴的这一对母女却不知怎么地角色互换了，我们很难想象引进公猴后的结果。每个家庭里只有负责繁殖的母猴才有生育能力，这只母猴虽已步入中年，但仍精力旺盛，照理说应该把女儿赶出去；她会不会从此失去生育能力，让女儿负责繁殖，自己则如家中寡母度此余生呢？还是母女大打一架，直到打死一只？

工作人员陆续进入屋内，有人发现一只蜂鸟昏倒在自己车子引擎盖上，班握着蜂鸟泛着绿色的娇小身躯，将它长长的喙往下对准一碟柳橙汁，蜂鸟伸出更长的舌头去舔，很快便自行飞走了。我们爬进面包车里，去和野放小组的七位年轻男女会合。这群人穿着黄褐色制服，在靠近主要公路的岔路上等我们。因我们稍微迟了些，他们索性用弯刀在竹子与藤蔓间劈出一条长凳，像班所说的，在那儿“踢石子”——练习等待的艺术。看见我们走近，他们咧嘴微笑，握手拥抱欢迎班与比蒂。每个人都才二十出头，强壮矫健；这可是份每周工作六天的全职。众人交换猴群的新闻、与偷猎者或农场主人之间的问题以及对薪水的关切。惊人的通货膨胀严重破坏了巴西的经济，他们领美金薪水，但美金却在巴西市场上暴涨暴跌。班向他们保证，薪水一定会根据通货膨胀率作适当调整。其实他们的小镇，西华贾汀（Silva Jardim）等于是个公司村，獠狨项目不仅雇用村里的22名年轻人，还向镇上购买大量食物与补给品，对当地经济贡献不小。跻身野放小组的成员薪水高、有一技之长，又为高贵的理想工作，从事的是很高尚的职业；整个小镇也已接纳项目带来的这批说葡萄牙语的白人。

离开时，小组开始每日例行的巡逻，检查各站，我们则开车前往邻近农场；农场的树林里住了一家来自西雅图的獠狨，我们计划捕捉成熟的儿子，西雅图六号，因为他年龄已经太大了，不适合再待在家里。母猴已死，现在由父亲照料小猴，但这个儿子必须迁出，自组家庭，而那位父亲也需要一个新娘。低低的云层仿佛烟一般挂在山谷上，树木在山丘上悸动着白光，我们开车沿着奶牛场一条辙迹交错的小路往前开，小路在农场主人巍峨堂皇的宅邸前消失，大家下了卡车，爬上一座陡峭的小丘，朝森林走去。

终于把草地覆盖的小丘抛在身后，面对一片茂密的雨林，班忧愁地说：“这一家进步最少。”空气突然变得清凉湿润。“它们还没变野，我们每隔三天仍得喂它们一次。”

我们沿着一条小溪钻过矮树丛，终于来到猴族的天堂——一片阳光遍洒、树木与藤蔓直入云霄的林间空地；槎丫在头顶婆娑，蝉鸣嗡嗡，蚊蚋如炸弹般飞啸而过，仿佛宝石的蜂鸟在天堂鸟花丛间掠飞，一只树蛙慢慢地叫，仿佛上了发条的玩具，然而这片丛林里却有种异样的荒寂感，犹如沙漠：树林最低层没有可供动物摄食的杂草及药草。穿越森林时，根本看不到什么动物，因为有些动物是夜行性的，有些又擅于伪装，即使从它们前面经过也会视而不见。不过大部分的动物其实都在林冠上活动，在树叶间觅食，仰赖那种在茂密森林里奇货可居、却又是生命必需品的东西——阳光！

随便往哪个方向看，丛林中到处是拼命想挤进阳光里抢一束光的动物与植物：光，是地球上的金尺；光，能够唤醒最小的叶子昂然起舞；光，能将黝黑的洞穴或罅隙幻化成青苔碧绿的庆典。光是森林里的诱惑，因此低层极少俗艳的花，也很少动物；孕育最丰富动植物的，是头顶上巨大浓密的林冠。高处的雨林恍若一首充满挑逗、不断媾合的郁绿爵士舞曲，殊死决斗、背后偷袭与狡诈欺骗随时在进行，骗徒、淘金者、荡妇与纨绔子弟聚集。在氤氲蒸腾的热带林冠上，盛开的花朵滴着糖蜜，披着肩章的蝙蝠蓬松双肩上的白毛簇，仿佛吹了气的作战勋章，企图说服雌蝙蝠自己比其他的蝙蝠本钱更多、更强壮、更大。鸟群忽儿跳战舞，忽儿跳脱衣舞。耽饮阳光与性而酩酊的丛林，永远因求偶、交配、决斗、生产与重复交配而不停悸动。死亡经常发生，然而转瞬便消失于雨中与饥渴的牙下，而虚张声势与高睨阔步、畏缩与蜷伏、倏动与追逐、麇集与重建、呻吟与广播却日夜不会止息。一片隐形的混沌战场正在我们头顶进行，但真正让人吓一跳的，却是最格格不入的一种声音——远处的牛鸣！

“这可是真实世界里的保育行动，”班笑着说，“就在公路旁边，翻过小山丘便是牧牛场。人们对于在原始环境里工作总心存幻想，如果猴子住在真正原始的环境里，就不会有这些麻烦了。”

班和尼尔森开始设下几个用香蕉做诱饵的猴子陷阱，尽管我们一直躲在树丛里，但想必在我们踏进森林的那一刻，猴子们就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迷彩裤融入绿色植物与破碎的阳光里；我们想伪装成树，效果很好。小蝴蝶在蕨类丛中掠过，后面跟来一只蓝色巨蝶，双翼就像两张扑克牌那么大，如风筝般在视线齐高处翩然飘过，令每个人屏息，然后就此消失。温带树林里的树叶各种形状都有，雨林里的树叶却大同小异；都很平滑，都有一个能让水往下滴落的叶尖。肥大的雨滴啪嗒啪嗒打在宽阔的叶片上，在四方回响，空气浓而潮湿，像一张湿毯子，却没有重量。

“西雅图6号是第一个，”班递给我们一张全家福尾巴标记索引传阅。

突然间，金色猴群在头顶出现，发出咯咯声，在树枝间飞跃。能在野地里看到它们高高在上，在它们本来应该归属的地方，在巨大蕨类的烘托下摆荡，穿越太阳的光束，多么令人激动。我本能地抱住一株瘦树，想象如此优雅、如此自在地滑过树冠的感觉。终于看到西雅图6号了；因为他浓厚蓬松的毛一片深栗金色，不似动物园内獠狨的淡金色，因此我们叫他“靓哥”。猴子依次检视陷阱，陆续被捕，唯独亲哥除外；他只小心伸手越过矮铁丝网一次，拿走一根香蕉。

“这个小滑头，”班说，“全部的人都来抓它！”数小时过去了，我们试过重新在陷阱里装诱饵，重新安排矮铁丝网，用香蕉屑铺一条小路等一系列方法，开始感到绝望，于是班、艾尔菲、裘琳与我返回牧牛草地，留尼尔森一个人在森林空地里。

“好，开始捕蟋蟀！”班使出非常手段，因为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了。我们四个人开始在草地里匍匐，寻找蟋蟀；其间看到一位骑马的牛仔，想追捕三头误闯入森林里的牛。班踱过去把牛赶出林子，牛仔道谢之后，赶着牛下山去了。大部分的巴西人都认为丛林是个充满幽灵与小妖怪、无理性的原始王国；是隐藏着巴西精神本能的中心地带。文明与进步属于铬钢筑成的圣城、属于耕地、属于未来，不属于异教徒不可解释的过去。巴西人很敬佩在森林里工作的人，却认为敢在森林里过夜的人都是“疯子”（maluca）。

“我抓到一个！”裘琳举起一只肥蟋蟀大叫。班从口袋里拉出一根铁丝，绕个小圈套在那只蟋蟀的肚子上。艾尔菲和我也抓到不少，班手上很快就提了一把活蹦乱跳的蟋蟀，把它们带回林中空地去。獠狨最不能抗拒肥大多汁的活蟋蟀了；靓哥终于越过雷池，被捕入狱了。我们把它抬出森林，步下小丘，放在卡车后面，返回营地。

我们在晚餐以前把靓哥处理好。野地里獠狨的毛出奇闪亮，仿佛笼罩着一层光晕，靓哥有番薯色的脚，额头上方一簇鲜黄色，一把红胡子，手臂、胸口和腹部都仿佛秋天里的玉米田，一片泛着褐黄的金色；一圈浓密的狮鬃围着小脸，看起来就像阿兹特克人膜拜的太阳神。我用手抱住它，抚摸它那奇异的毛发——柔软而紧绷，像玻璃纤维。它的眼睛偶尔会睁开；这是一双黑色西班牙金币似的眼睛。是谁创造了如此惊人的生物？它们会做梦吗？影像会如同婆娑的树影交织过它的脑海吗？苏醒之后，它甩甩头，踉跄了几步，我们把它带到布鲁克菲尔德家庭的笼子前，打开用三段铁丝编成的笼门。

铁丝是营地里的货币，很多人随身把铁丝塞在口袋或腰带里。铁丝能够系牢柯米多洛、水碗和挂在笼里的香蕉；铁丝亦是架构柯米多洛的必备材料；能固定笼门；可将网固定在猴的入口处，阻止猴子进出，方便携带；还可套住新鲜蟋蟀；有了它，任何东西都可以连在一起。

“我还以为男人少不了的东西是宽胶带，”我看到班又抓了一截铁丝塞进口袋，便这么取笑他。他脸上突然浮起一片原始的火花，嘴里发出远古祖先的枭叫。

“宽胶带！”他抗议。

比蒂和我都笑了；我们俩少不了的是密封塑料袋，这种袋子在昆虫淹脚踝的地方特别珍贵，我们俩都各带了几打。男人喜欢铰锉、连接东西；我们女人则喜欢把东西完完整整地保护起来。

“有时候男女的性别差异就是这么明显，真讨厌，对不对？”比蒂用手指梳理自己草莓金色的短发。

靓哥进入笼子里后，在一根树枝上安顿下来，来自布鲁克菲尔德的这家猴子一只接一只从猴笼里往外瞄，开始闲聊；接着母猴大步走到靓哥身旁坐下，两只猴排排坐、吃果果（切碎的苹果和香蕉）；目前一切尚好，如果今晚两只猴子一起睡在猴笼里，这个媒就做成了。

进屋后，长达两小时的鸡尾酒会开始，主要介绍具有当地特色的创意调酒；酒会后大家入席围着长桌晚餐，七手八脚盛舀黑豆、米饭、炸南瓜，配上新鲜的法国面包、什锦香肠、鸡肉及牛肉。当话题转到户外烤肉时，班放下叉子，畅言他对木柴深深的敬意。

“我在马里兰州的家里都用红橡木当木柴，偶尔也用白橡木或山毛榉，取其香味，若能弄到黑刺槐更好，那是最高级的木柴，释放热能与营造气氛都极好。我绝不在火炉上烧烤食物。烤肉时我用橡木或山毛榉，这取决于烤什么样的肉，想要的是慢熏还是快炙的风味。有时我会在后走廊的户外火炉上炖一大锅豆或辣豆，那个时候就只用红橡木。”

“你为什么对木柴这么感兴趣？”我问。

“这是发自我灵魂深处的一种原始感觉。我喜欢选用最恰当的木头种类，砍成刚刚好的长度和厚度，为不同的目的风干得恰到好处。我爱劈柴；最舒服的方式就是在极冷的冬天到户外劈柴，那时木柴里的水分冻结扩张，用斧头或大锤劈下去，木头会清脆地裂开，那声音在四周回响，你很快会热出一身汗，可以脱下衬衫，不久便会觉得全身蒸腾。清晨6点钟，天将破晓。大家都很生我的气，因为我把所有人都吵醒了，可是那是天堂啊！那才是极乐！”他对着如是静谧的回忆微笑，返回盘中，在一块法国面包上厚厚涂一层牛油。

不久甜点与咖啡出现，有些人窝进沙发，有些人踱出走廊。裘琳随身带了一本葡英词典，把一位英俊的巴西青年带到角落里，用书里的淫词秽语逗他开心。“精子！”她用葡萄牙语对他说，“变大的阴囊！”“我性兴奋！”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一定很有趣，”班说。

夜幕低垂，蝙蝠像阵阵烟雾从走廊屋檐下涌入。一个很旺盛的蝙蝠族群就住在屋顶和天花板之间的空隙里，它们的粪便吸引了大群粉虫，有时费南多若是看到哪只猴子病恹恹的，便抓粉虫给它们吃，补充蛋白质；蝙蝠与粉虫都受欢迎。厨房的馊水用来喂鸡，人吃鸡蛋；营地里大部分物质皆能回收利用。一片车灯照过来，萝贝塔开着她的福斯金龟车赶在晚餐结束前回来了；对她来说，今天算早了。平常要到深夜才会出现的她，喝啤酒摆龙门阵之后再和衣爬回自己的上铺睡觉。天刚亮她便出去工作，带着前一晚的剩菜到被她改装成实验室的废车站里独自享用。她这个人有点遗世独立的味道，在巴西住了两年（几乎都住在野地里），讲话、手势都变得像个巴西人了，说起话来表情甚多，并不时效法巴西人弹指头——每次连弹五六下！——助兴。她每句话开头都挺正常的，可是经常到后来便径自堕入五里雾中。

“我真的很爱这里，”她像在打摆子似的灌了口啤酒说，“可是我最受不了的就是这些玻璃杯。”我们瞧瞧手里的酒杯。“这些是果酱罐你知不知道，本来是装果酱的，果酱罐。”豪伊、艾尔菲和我面面相觑。“当然还有蚊子，”她继续说，“你上床去，它们在那儿，跟踪你，等着你，嗜血的大蚊子！一旦它们想叮你，用什么法子都躲不掉。”我却注意到她每晚不关卧室门，还开床头灯，邀请蚊子进去。

关于回国，她的态度模棱两可——她的生活、家庭、工作、文化，现在都属于巴西，但她必须回美国大学拿到博士学位。营区的人都喜欢她，对于她的晚归及经常不吃饭并不担心，因为她的不规律作息是正常现象。再说，她已变成森林的一部分；刚来时她线条优美身体柔软，现在肌肉结实而矫捷，体型像棵树，长发直直披在背后，刘海像印第安人一样剪得很短，皮肤早已晒成风干过的桃花木颜色。

一旦从事这种职业，总得抛下一些东西，有时被抛下的便是祖国或家人。经年累月之后，有些人跨越了界线，习惯独立与野地生活，再也不回头了，于是从一个项目流浪到另一个项目，领取微薄的薪水，或许和当地人结婚。萝贝塔正面临这样一个岔路口；过去两年来，她专心搜集本地森林植物的资料，积累了大量的数据，现在她必须回到美国把这些数据整理出来，加以综合，写完博士论文，找一份工作，返回陌生而讲求秩序的世界。20世纪70年代有很短一段时间，有经验的田野工作人员可以轻易在保育阵营里找到工作，但现在，不回学校拿到学位的人，很可能转瞬间便发现自己已过了不惑之年，到处漂泊，却没有学校或机构愿意雇用他们，徒有一身经验，却毫无保障。因为生活经验太多而身心疲惫的他们，无法返回正常的社会。萝贝塔是个生态学家，在田野投注了许多宝贵光阴，但她必须趁早回大学拿到学位，找份工作，那么或许有一天她就能派自己的研究生来巴西了。

“圣诞节过得好吗？”我问。

“噢，我做了一个好棒的基督诞生园——全部用甲虫做的，你知道吧，那些好漂亮的绿色蓝色和黑色的甲虫，各式各样的颜色和大小。去年一整年我每找到一只甲虫就把它存起来，有玛丽亚甲虫、约瑟夫甲虫、博士甲虫和羊群甲虫等。圣婴耶稣甲虫是班替我找到的，小小的，可是很漂亮。当然都必须是死的啰。我一直在想，用苍蝇做基督诞生园一定也好看，不过用甲虫做啊，老兄，那才正点！不是盖的。”

“萝贝塔该回家了，”费南多咧咧嘴说。

周日早晨。喧噪地打在阔蕉叶上的雨织成一片灰色薄网，纱窗再为视线添一层薄雾，因此往外便望见两种雨，一种悄然，两种皆稳定而不间断。我们在走廊的工作台上切香蕉、苹果、凤梨、桃与猴饲料；再将食物分送到每个猴笼里。因为下雨，猴子吃得很慢，我们一直等到它们吃完。今天是释放猴子的日子。屋里其他人都已起床，忙着吃早餐，准备盒饭。今天可能必须在野外待一整天，每个人都喝了太多咖啡，吃了太多油炸糖渍香蕉。尽管阴雨绵绵，空气里却因一种兴奋情绪仿佛充了电流；我们把猴子锁在猴笼里，提上面包车。

半小时后，车转离主要公路，进入“双棕榈农场”，一对如画的屋宅坐落在绵延的农田与森林小丘之间。我们沿着一条泥路一直开到路的尽头，然后徒步穿过高耸入云的森林，经过一处丛林瀑布，来到一株树干上系了一根黄丝带的无花果树前，站定后用红布条做成一道通往树顶的陡梯。刘易斯早就选定了这棵树，因它周围有许多果树，槎丫与藤蔓亦分布均匀。班把蓝白相间的猴笼放在树基旁边，我可以看见一张小脸自网门后张望；似乎是渴望自由的母猴珍妮，但没看到尾巴上的记号，我不敢确定。我真希望能够安抚她，让她安静下来；她并不知道我们是来帮助她的，之前连续几天的骚动混乱即将结束。

刘易斯脱掉雨衣，往树干上爬了6米，爬到粗大树干的分叉处，用弯刀清理出一块放置猴笼的地方，安芮雅把钳子和一卷铁丝扔给他，班则丢给他一根刚砍下来的树枝作为横木，然后用滑轮与布带把猴笼送上去，让刘易斯以铁丝固定好，再把一根树枝横在笼子的门口附近，这样猴子就不必跳跃太远。

“猴子幼儿园，”班说，“我们尽量帮它们把每件事都弄得很容易。”

刘易斯一打开猴笼的门，珍妮立刻冲出来，后面跟着女儿玛丽亚，然后是我们帮珍妮捕来的伴侣，雄猴麦文，最后才是小双胞胎。后面出来的四只猴子突然开始极有节奏地厉声与母猴交谈，目的非常明显——尖锐刺耳的絮语立刻影响了母猴，她继续往上冲，显得极度惊慌。小猴的絮语越来越高亢尖锐，母猴从6米高的地方摔下来。

“哎呀，糟了！”我一只手放在脸颊上大叫——典型的人类反应。我的本能让我去帮她，但我没有动。

“是不是应该派个人跟着她？”比蒂焦急地问。

“她戴了项圈，”班说，“你看，她又爬上去了。”

母猴爬到另一棵树上，迅速在槎丫间摆荡，转眼就荡到小山丘的另一头。她的家人继续以严厉的叫声攻击她，赶她走。如果她疾奔而去，我们得在雨中的泥浆堆里跟踪她，加以监看。中年的珍妮仍然很活跃且尚能生育，还在抚育幼猴，但现在若想重新组织新家庭又嫌太老，等着她的命运是什么呢？眼睁睁看着她遭家人驱赶，被放逐到远处树上的“监狱”，真叫人揪心。

玛丽亚坐在猴笼旁的树枝上不断发出警戒声，目前她暂时赢得了新来的雄猴，雄猴弓着背走过她身旁，确立自己的优势地位，然后在树枝上留下气味记号。两只小猴安静下来，开始在树间乱跑，不时回大笼里吃东西。没跑太远的珍妮这时开始慢慢往回走，玛丽亚和麦文看到了立刻跑到一根树梢尽头对她大吼大叫，用猴的话说：“不要进来，女人！”珍妮往后退，它们俩也回到树上的猴笼里去了。其中一只小猴刺耳沙哑地叫了一声，这是典型的“婴儿呼唤”，表示要求哺喂；成年猴若受到严重压迫，有时仍会发出这种婴儿般的叫声，基本上就是在说：“别伤害我，我还只是个婴儿。”那只小猴接着做出一个令我们非常惊讶的举动，它走到继父跟前瞪着它，又发出一声婴儿呼唤。父亲没有食物，它并不在吃东西，但小猴不断哀求：“喂我！喂我！”在这个陌生的新地方，小猴亲生父亲失踪，母亲又被赶走，它必须讨好继父。另一只小猴跑过来，翻个身，请求继父给它理毛。继父慢慢开始跟两只小猴玩。趁猴子一家静下来吃东西之际，母猴偷偷挨近了一点。玛丽亚看见后马上跳到笼子顶上，占据比公猴更高的位置，开始弓着背来回走，同时极凶狠地不停絮语，身体语言明显在说：“这是我的男人！”

母猴撤退之后，小双胞胎、继父与女儿开始探索新世界，它们都很勇敢，毫不迟疑。一只像狗似的用一只后腿搔痒，另一只用整个身体环抱一根树枝；一会儿在槎丫间表演劈腿，一会儿像袋鼠似的坐在自己的臀腰上，最拿手的绝活儿便是以三肢抓住三根树枝，像爬梯子一样往上攀，或用手伸到头上缘藤而上。我们虽为珍妮烦恼，却也忍不住替其余的猴子很快开始适应感到高兴。

“这一群猴子在动物园里参与过定位实验，”班解释说，“由研究生故意混淆其方向感，趁它们熟睡时移动猴笼，让它们在陌生的地方醒来，看来的确帮助很大，我实在很兴奋。”

要应付陌生环境与随机的变化，对獠狨来说非常困难，有时面对未知会令它们无法承受。可是一旦习惯了改变，新鲜即成为事物的常态。生活仍充满不便与挑战，但已不再令人瘫痪；它们学会了慢慢解开每样东西的谜。

其中一只小猴企图走在一片细棕榈叶上，结果滑到一根树枝上。班大声描述每只猴子的动作，安芮雅迅速记在一个笔记本上。母猴依旧保持距离，在附近一棵树上缓缓移动；她还在动，这是好兆头。我们就怕她自暴自弃，在绝望中投降，放弃一切，最后饿死或便宜了掠食者。

我们这批人类坐在森林的地面上开始交谈及拍打蚊子，猴子对我们视而不见，当我们是落叶或背景，偶尔凝视我们，与我们的目光相交片刻；然而这些片刻都会过去，它们并不会在我们的脸上搜寻熟稔的印记，没有必要缩短其间的距离，也不会了解我们这个物种的孤寂。班同时用上三种语言：葡萄牙语、英语和科学用语。一会儿说：“她想把那个滥女人赶走！”一会儿又说：“CB三号乞求LA五号理毛。”女儿气势汹汹，母亲狡猾、擅长外交手腕。女儿站在公猴旁边对母亲摆出侵略性姿态，不停尖叫；母亲伺机等到与公猴独处时，媚惑地接近它乞求理毛。

“聪明！”我说。

班提醒我别擅自赋予它们洞察能力。“它们就像瑞士手表，只有反应动作。荷尔蒙会告诉它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它们不会思考。”

他不喜欢把猴子描述成有认知能力及感情的动物，也不喜欢叫它们的名字或以美学的观点来看它们。所以每当我说母猴似乎在女儿的“恫吓”下畏惧瑟缩，或称赞小猴“可爱”时，他就会在一旁痛苦得直眨眼睛。

“你就这样想嘛，”我好心求和，“身为高等雌性灵长类的我，具有不可改造的天性，认为所有哺乳类的幼子，尤其是较低等灵长类的幼子，都很可爱。你就把它当作是我进化过程的一部分。”

班微笑，用手掌抚过胡须，点了点头。“还算有理，”他说。

连续几个钟头，我们看着那一家猴子进食和玩耍，安芮雅仔细地把它们最细微的动作一一记录下来。观察人员都必须学习一套复杂的速记法，同时记载好几个个体的数据，有时也会随便挑选一个个体，连续10分钟只追踪该个体的行动。最优秀的观察人员擅长“扫描”，在脑海留下每只猴子各个时空位置的快照；头脑冷静的观察人员是这项搜集有关獠狨习性、家庭生活与营养摄取等大量资料的项目里不可或缺的，但这并不表示像安芮雅这样的工作人员不会投入感情。

金狮狨项目是一个需要实际参与的大项目。长久以来，人们从野外捕捉珍奇动物，将它们关入动物园中；如今动物园却把动物放回自然。大部分科学家及博物学者恪守只观察但绝不介入自然之道的最高原则，即使眼睁睁看着自己最心爱的动物病死或葬身掠食者腹中。“节制”是科学家遵守的中心道德；但动物园管理员则不同，他们习惯照料动物，给它们看病，协助它们繁殖，保护它们，移动它们；他们所依循的规则不同。

“我在1970年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班坐在一片遮雨的棕榈树叶下说，“动物园正在面临转变的关口，在那之前，动物园主要扮演消费者的角色，为了丰富动物收藏不断买进从野外抓来的动物，但大多数进步的动物园认识到那样毫无节制地捕捉野生动物是极不负责的行为，动物园必须开始复育动物族群，达到自给自足的目标，这么做不完全是为私利，动物园内的动物同时也是行为科学研究极宝贵的资源，同时动物园对于鼓励野地保育也有责任，可以借购买或保护保留地或派遣专家下田野协助研究人员及野生生物管理人员，尽一份义务；动物园了解他们必须教育大众。为了保证世界保育运动的成功，我们必须将富裕的发达国家——主要为北美、欧洲及日本——的资源，往南移到热带的发展中国家里。动物园有责任教导大众认识生物学、生态学、保育生物学以及世界经济。”

“让动物住在人造的伊甸园里会比较好吗？”我问。

“动物园必须重新考虑他们的经营哲学，”班说，“目前的宗旨，是要保护每一只动物，使它们得以免除压力与饥饿，不必忍受极端的气候。人们总以为荒野是浪漫的天堂，可是你看看四周，野生獠狨总处在半饥饿状态，全身长满寄生虫，缺乏医疗照料，没有稳定的食物来源，必须忍受潮湿寒冻，每分钟都受到掠食动物的威胁；这哪是天堂？！在动物园出生的动物无法应付这样大的挑战。如果我们想针对这些挑战保存遗传上的适应能力，又想给动物园里的动物一些经验，提升它们的适应能力，就必须刻意对它们施压，这是为它们整个族类着想。这会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动物园早已习惯保护动物，游客也会特别喜欢某些个体。但保育运动不只要保育小鹿斑比而已，我们想拯救的是整个物种，以及它们生存其中的整个生态系统。”

在一把棕榈树撑起的雨伞下，一只脸长得像唐·阿玛奇（Don Ameche）的年轻公猴在找虫子，突然它从6米高的树上跌了下去，像猫一样张开四肢，弹力十足地落在地面上，它哼哼鼻子，很没把握地抓住一根较低的树枝，又爬回树上去；手脚虽不太稳，却做到了四肢平均使力。这是它第一次爬到高于地面两米的地方，摔那一跤一定让它受惊不少。它在一根树枝上来回踱步，跳到靠近我们的树上，坐下来环顾四周。它似乎知道自己想去哪里，却不情愿往眼前又细又脆弱的树枝上跳。继父很快跳到受困的孩子身旁，带它走返回猴笼的安全路径，小猴跟随在后。

“好极了，好极了，”班说，“森林里的第一课：找到回家的路。有些动物呆坐一整天都找不到。”

回到猴笼的小猴，伸手进笼里抓了一堆香蕉塞进嘴里，两颊鼓得像吹喇叭的人。几分钟后，它用手指捏着一块苹果，很斯文地啃着。

“从某个角度来看，”班说，“这块生物保留地也是个动物园。这里的面积只有48000平方公里，周围有上了锁的大门，有防火道，大部分区域不是森林，而是从前牧场的遗迹，里面有些人工种植的果树，有道路，飞机常在头顶经过，火车从中穿越，一边周界上还有个水坝。我们的猴子都戴着项圈，夜间有人出来研究小族群的哺乳类，所以说这里和动物园其实差别不大嘛，对不对？现在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公园及野生生物庇护地，若想成功，都必须加以严格管理。如果我们能拯救每个生态系统中10%到15%的生物，令其永续，那就已经非常理想了。”

“这无疑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有趣的反讽。我在1970年投身动物园这个行业的时候，在野地里研究动物的人都有点自负，很瞧不上在动物园里照顾动物的人，认为那样不真实，也不正常、不自然；的确，动物园里是比较不自然。可是经过20年之后，国家公园与保留地变成野生生物族群最主要的庇护所，野生生物管理人员开始面对动物园早已解决的问题。比方说，如果你想把一只公犀牛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去繁殖，但自然迁徙的路径已经被破坏了，你会去问动物园：‘我从来没迁移过犀牛，你们是怎么做的？怎么样才能引诱它走进大条板箱里？该用什么样的条板箱？’当然，大家迟早会想到其实根本不用移动犀牛，只要移动它的精子就成了。不过动物园的确已经克服了许多繁殖及处理野生动物的技术。”

每当猫头鹰飞过上空，猴子们便自动紧贴着树趴下。碰到陆栖掠食动物，它们的反应又不一样。若有蛇、小豹猫、竹鼠或野狗出现，它们会合力攻击来者。数目众多即代表安全，成群的鱼与聚众作战的人类皆深谙其中的道理，躲在后面的小猴则可借机辨识危险的动物。

“这一家獠狨的机会有多大？”我问。

“这么多年来，我们已经野放了90只金狮狨，现在还有35只在野外存活，有些仍必须每天喂食，有些则已完全自立。这批野放的猴子总共成功产下45只小猴，到今天还有33只活着，而且有几只自己也生了小猴，所以我们已经有了野放后的第二代。这样的成果在所有复育计划中算是普通的，野放回阿曼的阿拉伯剑羚、美国东南部的红狼，或是鹏及隼的项目，结果都差不多。不过保育计划的成功是每个人的死后遗志，因为我们所在乎的并不是这个十年，或是这个世纪；保育是不分时间的，你是在为永恒的将来而保育，盼望演化作用能够自然进行。我个人永远不可能知道金狮狨保育项目到底成功了没有，我只能专注于短期的目标。现在我们手上有好几群像这样的金狮狨，我可以说它们是野猴子，我更高兴金狮狨如今已变成巴西保育运动的一个有力的象征，不只局限于大西洋海岸雨林的保育运动而已，而代表了整个巴西的野地。”

傍晚时分，母猴重新加入家庭生活，虽然低声下气，却已开始和其他猴子一起进食。我们都松了一口气，返回营地。离开农场以前，我们停车向经理问好，他却出其不意地说他已决定更换安置猴子的地点。现在他希望把下一个猴笼放在宅邸另一边的小山丘上。焦虑的班、比蒂与安芮雅努力想说服他改变主意，但经理心意已决，谁也无法改变。项目没有所谓的合约，只能仰赖地主的善心；这下子我们得替这群猴子再搬一次家，母猴与女儿现在正吵得不可开交，我们实在不愿意再去惊动它们。另一座山丘还有非洲杀人蜂的问题，已经侵害了一个猴笼。去年安芮雅和同事眼睁睁看着蜂群将一只母猴及她的小双胞胎宝宝活活蜇死，当公猴也带着23处蛰伤摔落地上时，安芮雅冲过去一把抱住它，带回营里给它注射了类固醇，救回它一命。

“等明天看它们情况再说，”班在车子颠簸驶出泥路，又在公路上开了几公里后才开口这么说。返回营房后，我们发现其他人早已归营忙着自己的工作。

你很快就会习惯营地里的规律生活。因为毛巾永远都不是干的，我便养成洗完手往自己头发上擦的习惯；只有挂在发电机房里的衣服才会干，却总带着一股呛鼻的柴油味儿，住了三四天后，还会沾上某人晾在那儿的袋貂骸骨的味道。厕所的卫生纸从来不冲掉，全丢进马桶旁的篮子里。出外巡逻时，最佳的防蚊法便是穿上能遮盖全身皮肤的衣服。在林子里尿尿的时候，最好双手在屁股附近猛挥，驱赶蚊子。下雨的时候泥巴路滑得像打了肥皂，随时都要有下来把车推出水沟的心理准备。在森林里爬山每个人都会大汗淋漓，很容易脱水，所以每经过一株野果树，大伙儿便停下来摘木瓜、占波（Jambo，一种像梨的红色水果）、百香果和椰子吃。

有一天早晨在走廊上穿衣服，我发现靴子上黏满了不明飞行物，恍然大悟我在无意间已成为雨林植物种子的传播者。野放小组里有些组员会带着他们发现的三趾树懒来营地，有些人则带来袋貂宝宝。这些动物才刚离开，一只额头上有白色山形纹的大雪貂便蹿过院落，追逐一只大老鼠，骚扰鸡群。

“去追那只公鸡！”裘琳给它加油，逗得大家都笑了，因为每个人的清梦都曾被那只公鸡敲碎过。

总算又出发了；我们先去来自奥马哈的獠狨家庭居住的小丘上探望。它们并不在我们留下香蕉、苹果与清水的猴笼内。我们戴上耳机，高举一根大天线，判定出它们在南方，便跟踪过去。先穿过一条小溪，走进一座长满竹子、白姜与荆棘丛的沼泽。高个子、一头鬈发的比西手持弯刀在矮树丛中开出一条路；这时猴子突然改变方向，一路逃到山顶上去。对我们而言，那座山又陡又泥泞，不时得伸手去抓藤蔓、荆棘缠绕的树身、大蜘蛛和螫人的昆虫。我们必须随时决定前进方向，迅速更换树枝，猜测哪一根能支撑自己的体重、哪一根不能：若判断错误，便可能一头栽进荆棘里。被迫像猿猴一样双手交替拉着树枝走其实感觉很奇妙，不时在地面上攀爬与跳跃也令人亢奋，因为我知道獠狨在树冠上也这么行进着。陡坡上每一步都怕摔跤，每个手可以抓的地方都可能藏有一只火蚁、一只毒蜘蛛或一圈荆棘。在三维空间里疾奔并不容易，每个人都不停地滑溜、摔倒、修正动作、扯紧肌肉、刮伤、瘀肿。两小时后，我们终于看到那群猴子安静地在一棵矮树下吃香蕉。记了一点笔记之后，我们精疲力竭地回到主路上，停下来吃三明治、香蕉和饼干盒饭，我借机观察雨林的昆虫大游行（这也是獠狨在地面上不安全的原因之一）。

福赛思与宫田健（Adrian Forsyth & Ken Miyata）合写的经典名著《热带自然》（Tropical Nature
）教读者在上完大号之后“不要立刻难为情地撤退”，应“静静坐在一旁”观看粪便的变化，因为从中可学习雨林的运作机制。首先出现的会是圣甲虫，接着是围上来争食的苍蝇；好戏结束以前可能会看到多至50种的蜣螂。两位作者接着解释，这是因为人类的粪便富含蛋白质，而通常食肉食粪的昆虫只能找到“骨头、羽毛及毛发，对这些勤劳的昆虫来说，收获与付出不成比例。鸟类的粪便因为含有极高的尿酸，只有少数几种蚂蚁及蝴蝶才会觉得好吃”。当然，熟烂的水果也一样可以做这种实验。

休息之后，我们开车进入另一座农场，去找马弟与来自洛杉矶的家庭。再度穿越茂密的树丛爬上山之后，我们看到马弟正和两只褐黄色的宝宝在高处玩耍。两只小猴在他身上滚来滚去，揪住他的背，咕哝个不停。小猴显得很开心，马弟对自己一家之主的新角色似乎也很满意，乐在其中。一只大一点的雌猴坐在附近一根槎丫上，仔细翻找一片棕榈叶的每个褶折处，然后跳到一棵有裂缝的树上往裂缝里掏。其中一只小猴跟着她；她将一只手臂伸进一个节瘤，深及肩膀，好像抓住了什么，很兴奋地把它拉出来。小猴急忙凑过去，她立刻松手。小猴两只手一起伸进洞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拖出一只几乎和自己一样肥的蟋蟀。她一定饿了，却静静坐在那里，仿佛爱他主义的化身一般，看着自己的小弟弟把整只蟋蟀吃下去，嘎吱嘎吱大声嚼着蟋蟀的壳。然后她跳到另一根枝上，小弟弟跟在后面，忽隆一下就爬到她背上；雌猴过去和马弟和双胞胎坐在一起，把头埋在马弟的胸前，要求理毛，马弟照办。她嗅嗅马弟的脸，在他身上摩挲，发出轻柔快活的鸣啭。整整一个钟头，我们满足地坐在地上观赏一幅接一幅的天伦图，看猴子毫不自觉地演出全家其乐融融地一起玩耍、觅食、探险的情节。最后才收拾背包离去。

回到车上，安芮雅和野放小组两位男性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一个坏消息。来自哥伦比亚的家庭大打出手，珍妮狠狠咬了玛丽亚的脖子，把她赶出猴笼，重新确定自己的权威，也抢回了公猴。玛丽亚逃到山顶上时，全家不仅避开她，还丢下她离开猴笼。野放小组于是捕捉了玛丽亚，送来给我们。

怎么办？班用力抚摸自己的额头，仿佛想把刚听到的消息忘掉；每个人都希望哥伦比亚这一家里的女性能停止争吵，讲和后开始实行家庭计划。

“嗯，”他说，“好歹我们试过了。现在该怎么处理她的女儿呢？”

我们把玛丽亚抬到面包车上，返回营地。她看起来那么恐惧，瑟缩在笼里的一角，偶尔发出长鸣，却没有别的猴子回应她。这个星期她经历了不知多少趟可怕的旅程，前途仍是未知。目前没有一个家庭需要新母亲，应该把她送去里约的动物园吗？养在营地里等待某个家庭腾出空位？两个办法似乎都不妥当。

我们回营地把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的旧猴笼清理干净，让玛丽亚独自住进去。大伙儿一副可怜相，站在霏霏细雨里不知该拿她怎么办，一个接一个无奈地踱回屋里洗漱，准备吃晚餐。一个小时之后，巴西保育机构的代理拎了一只来自附近小镇的金狮狨过来；那只猴子叫阿奇，在两个月大时遭盗猎，从此被关在某人家一个小猴笼里，一关就是两年，代理接到密报后直接去没收了来。

班双手朝天空一摆，用葡萄牙语感谢上帝。阿奇是只已达繁殖年龄的公猴，配玛丽亚恰恰好；我们的祈祷应验了。我们立即处理阿奇；他因为一直被当成宠物，被养得很胖，叫声仍和幼猴一样。他很不幸，没有成猴可供模仿，不过看起来倒还健康。因为阿奇的出现，营地气氛顿时好了起来，还举办了一场鸡尾酒会。比蒂在走廊上替两位巴西人剪头发；费南多着手整理自己拜访几个巴西国家公园的幻灯片；裘琳卖力与刘易斯、奇克与比西打情骂俏；霍伊在大水槽前用肥皂和一把硬刷清理自己衣服上的泥巴；艾尔菲不停弹着指头，穿过走廊；班像一匹拖货车的马一样拿背往屋角上蹭，替自己搔痒，脸上挂着一个大大的、满足的微笑。

清晨，那只公鸡连续叫了34声，暂停了一下，清清喉咙里的痰，继续叫。我在一片漆黑里把一只脚伸出床外，慢慢往下降，大大松一口气地发现有张椅子等在脚下。我像只盲鼹鼠，熟练地摸到厨房，一支蜡烛已将锅盆的影子投在墙上，咖啡大师艾尔菲已经烧了水，班把奶粉与巧克力粉罐拿出来。“早安，”我们步履不稳地彼此问安。纱门咿呀一声打开，我们回头看见费南多站在门口却不进来，面色愀然。

“你们的国家打仗了，”他忧心地说。

听到这个新闻之后，早晨活动加快了许多：告知其他人，借来一个短波收音机，围聚在一起收听美国之声。我们远在地球的另一头，却能收听到30分钟之前的战区新闻，实在不可思议。震惊之余，我们感到无助，也很替家人担心，肾上腺素虽在体内澎湃，却找不到焦点。巴西朋友皆深表关怀，既关心波斯湾战争本身，更替自己国家本来就极不稳定的经济担忧。最近送来的这几个獠狨家庭又该怎么办呢？如果说大家心里都有个共同的感觉，那肯定是奇克所说的：“整个世界都疯了！”

营里的工作仍得继续；该是让阿奇与玛丽亚见面的时候了，我们把他带到她的猴笼前。尽管他已两岁，应该已经性成熟了，但他一辈子没见过别的獠狨。他冲过大笼的地板，爬到铁丝网上像个婴儿似的吱吱叫。玛丽亚从猴笼里探出头来，看看这只陌生的青少年，却似乎毫不感兴趣。阿奇拨弄自己的无线电项圈，终于把天线折成两段。他不断发出婴儿般的呼唤，被树枝绊倒，在地板上爬。玛丽亚再端详他一次，这一次仔细多了。他所发出的声音和移动的方式，都不像个成年公猴，而且他很肥！他给她的信号全不对劲，或许她心想：怎么来了个猴子世界里的呆瓜。

“我的老兄！”比蒂叹息，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我们替她高兴得太早了。”

“现在下结论还嫌早，”班说，“或许他会观察她一段时间，她也观察他一段时间……然后呢……然后……”他别具含意地住了口。

有些男工作人员已出发做每天早晨的例行工作，我们几个美国人则围在走廊上的短波收音机旁。聆听战况的同时，霍伊踱他的方步，班则像着魔了似的反复打扫走廊。每个人身上都穿着战衣——迷彩裤、沙漠靴、卡其衬衫——太巧了！我们上一句才为阿奇的行为表现感叹，下一句便为哈珊感叹；衔接得如此自然。生命即奋斗；生命里充斥这类的事件——保护那些无法自救的较低等灵长类动物；防御那些以不同方式、却同样无法自制的较高等灵长类动物荒谬恐怖的行动。整个世界都疯了！雨开始下，肥大、如透镜般的雨点，缓缓颤动，击出微微鼓声。在这样的暴雨中，走几米就能淋得全身湿透。阿奇和玛丽亚感觉如何？獠狨虽然住在雨林里，却害怕大雨。我们披上庞乔斗篷，走到它们的笼边。

乍看之下，好像少了一只猴子。阿奇是不是出事了？还是玛丽亚躲在猴笼里欲擒故纵。班突然咧嘴笑了；原来我们看到的不是一只猴子，而是两只。阿奇和玛丽亚抱在一起坐在一根树枝上，双臂紧紧揽着对方。在暴风雨及寒冷的恐惧中，它们投入了对方的怀抱。等到傍晚，我们再去检查大笼时，两只猴子已经躲进猴笼里去了。

“又是一个成功的故事，”班好像在描述一件世上最简单、最不需要操心的工作。

艾尔菲、霍伊、班、比蒂和我明天离开，裘琳决定在营地多留一周。她带来了里约海滩上最受欢迎的“牙线”比基尼泳装，巴西男士们还答应教她跳兰巴达舞。安芮雅、费南多、刘易斯与其他的野放小组成员则将继续过他们高潮起伏的日子——农场主人、非洲蜂袭击、盗猎者、肥皂剧般的家庭纠纷、和解与困境——不论世局如何变化。来自哥伦比亚那一家以后会如何？阿奇与玛丽亚又将如何？马弟与小猴呢？它们能找到足够的食物和水吗？能在那片满布凶残与营养的树木的新土地上学会繁衍生息吗？达尔文曾经这样描述过这个区域：“这一片广袤的野地，乃是大自然为她自己建造的一间杂乱无章的温室。”丛林是超越时间的，然而为金狮狨纾困却迫在眉睫。很快地，报纸收走，收音机关掉；水柱像一条粗水臂环抱着山坡，纵然暴雨狂飙，森林却几近阒寂，所有猴子都将躲进窝内，安宁地彼此拥抱；没有鸟、哺乳动物或雷鸣的声音，只有偶尔落叶的窸窣。当雨降在马塔亚特兰蒂卡时，它为万物盖上一张寂静的毯子。

第五章

大桦斑蝶的冬宫

在美国心脏地带的乡下小镇里长大的我，小时候经常在院子里追逐大桦斑蝶。我也和大部分小孩一样，觉得它们充满魔力，超尘脱俗，仿佛一片阳光，滚过草地。我认得飞机和鸟——它们是嘈嘈划过天空的东西；当时愚笨的我，以为会飞的昆虫满怀恶意；只有蝴蝶最特别，它们安全、干净，像圣诞节的包装纸一样色彩缤纷，轻触花朵，如此纤弱、寂静，带着表演特技的味道；总是疾疾拍翅，却缓缓行进，从一朵花飞到另一朵花上，恰似我某些时刻心跳的模样。我学到的第一种蝴蝶名字，便是大桦斑蝶；长大后，我发现大部分小孩也跟我一样。纵使大桦斑蝶不如白头海雕，称不上是美国的象征，然而它的象征意义也十分强烈；它代表自然最亲和的一面，提醒我们童年的斑斓与无邪。

多年以后，我得知大桦斑蝶不寻常的迁徙习惯，及其越冬地点正逐渐被商业区、公路与住宅区取代。这个世界若少了蝴蝶，将变得乏味粗鄙许多，因此我与主持洛杉矶博物馆大桦斑蝶项目的克里斯·中野（Chris Nagano）合作，协力说服加州政府立法保护大桦斑蝶，使有关法案于1987年正式通过。还有许多别的成功保育故事——更棘手的问题待解决，更大的动物待保护，更多比无知与贪婪更复杂的障碍待克服，但是，得知仅靠少数人锲而不舍的努力，竟可拯救一种没有人能证明它“有用”的小动物，仍令我感到心安。

南加州的圣诞节。一丛圣塔芭芭拉附近的桉树，微蓝的树叶上敷满一层滑石粉似的白色光泽，不是雪；巍巍的树身缀满俗丽的光彩。既长且厚的橙色与黄色花环在槎丫间摆荡，一阵温暖的海风吹过，光彩四散，在空中爆裂，如点点流星。是来自树上的火？当它们再度升起，我的嘴在无声的惊讶中张开；是蝴蝶！成千上万的蝴蝶。

部分大桦斑蝶重新群集回到树上，那千里迢迢方才寻得的迦南乐土；其余则翾飞至海滨的开阔地，从嘴里伸展出如宴会花结似的中空口器，啜草露，或在加了绉边的桉树花上饮花蜜，将草原涂抹成一片橙红，在我们走过时，扬起如云的闪亮钱币。这一首由絮语的翅膀与不属于尘世的宁谧谱成的幻想曲，仿佛只少了小鹿斑比。树上、草地上、天上，全是蝴蝶；它们是从哪里来的？

每年迁徙的大桦斑蝶数目有上亿，如同鹰与鹫般，滑翔、鼓翼、搭乘热气流的便车，以600米的飞行高度，旅行远至6400公里外，浩荡的阵容媲美非洲的动物大迁徙，或越过北美洲的鸟类移栖。偶尔有些蝴蝶会在气流的干扰下，误飞到毛里求斯或英格兰。只要有水与花蜜，它们便能活得很好，但它们怕冷，必须在温暖的地方过冬，否则就会死亡，因此每到秋季，所有落基山脉以西的大桦斑蝶都会飞到加州海岸几处桉树及松树林聚集，美国东部的大桦斑蝶则迁往墨西哥。迁徙路径不是学来的，而是完全记载在基因里。今年春天离开越冬地点的蝴蝶，可能是去年来此地蝴蝶的第四或第五代后代。它们经常选择相同的、有时竟不甚理想的地点；但很多这类固定的地点都正在消失中，国际自然保育联盟因而将大桦斑蝶的迁徙列为全球唯一的“濒危现象”。

加州境内这类的地点每个都不一样，但集合起来便形成一个独特的栖地群岛，一个“冬季的地址”。其中一处为圣塔芭芭拉一栋价值350万美元、不时有火车轰隆隆经过的废弃海滩别墅的前院；另一处是野猪、郊狼、红尾鹰、鲸与天真学童凝睇下的大瑟尔（Big Sur）野营区；一处是每间客房门口都挂有一只木头大蝴蝶的太平洋丛树汽车旅馆（Pacific Grove Motel）的后院；一处在皮斯莫海滩（Pismo Beach）公路旁，那儿有位专门担任蝴蝶解说的巡逻员，还有一座陈列蝴蝶信息与资料的凉亭；一处在希望牧场（Hope Ranch）里一栋种植园式白粉墙建筑的前院，热爱大桦斑蝶的屋主每逢蝴蝶翩然驾临，便仿佛盼到橙色天使下凡般笑逐颜开；一处在莫罗海湾（Morro Bay）强风不断的岩床裸露的荒野（照理说任何正常的蝴蝶都不可能在那里生存下去）；一处躲在花木扶疏的伊莎兰学院（Esalen Institute）里一道小瀑布旁极富禅意的小桥后面，人们去那里追寻内心平静、自我观照，或类似歌唱之知觉完形的经验，而非与蝴蝶交心或拍摄大桦斑蝶的“君主光环”；一处在与中央海岸（Central Coast）毗邻的赫斯特城堡（Hearst Castle）几公里外。车辆疾驰而过的高高桉树上，蝴蝶在它们冬天的藏身处里快乐麇集。史坦贝克曾在《制罐巷》里描述过如云的蝴蝶在桉树花丛中酩酊，讲的正是沿蒙特雷半岛（Monterey Peninsula）的几处栖息地，如今大部分仍然存在。圣克鲁斯（Santa Cruz）自然桥公园里的巡逻员更用红杉搭建了一座观蝶平台，并于每年10月在台上举办“气球与蛋糕”野宴，由“五M乐团”（Mostly Mediocre Musical Monarch Mariposas，平庸的大桦斑蝶百合乐团）演奏助兴。在大桦斑蝶日那一天，市长正式欢迎蝴蝶莅临圣克鲁斯市，并邀请当地诗人朗读诗作，又有一位扮演大桦斑蝶的人身穿橙黑色服装，头戴摇来晃去的触须，由一根钢丝吊着从树上滑到等待的人潮中，冲破糊了纸的呼啦圈，分发橙黑相间的太妃糖。当真正的大桦斑蝶群抵达时，公园巡警便在园内的大桦斑蝶旗杆上升起一面大桦斑蝶旗，连续飘扬6个月，直到蝶群离开。这场节庆就和我们的祖先迎接春天或山羚羊归来一样充满了快乐的气氛。自然桥栖息地每季平均吸引6万名游客；12月的某天，尽管雨势滂沱，公园里的树上却挂着4万只蝴蝶，游客不断涌进，只为一饱眼福。

太平洋丛树城内便有两处栖息地，因此该城自认为是“美国蝴蝶城”，很多公司都以大桦斑蝶为名，每年还举行儿童穿着蝴蝶服装的大游行。该城极重视这些披着羽翼的访客，因为它们能带来许多脖子上挂着望远镜的观光客，因此若“以任何方式虐待蝴蝶”，将被罚款500美元。坐落于最主要栖息地前方的“蝴蝶丛树旅馆”，则贴有告示将惩处虐待蝴蝶的人1500美元；这并非法律——在加州，唯有重罪罚金才会高达1500美元，而想必因虐待蝴蝶而坐牢的事件也很少——但500元罚金却是合法的。至于提醒人们接近蝴蝶时最好低声说话，不可叫嚷惊吓它们的告示，也很常见。蝴蝶不像脊椎动物，它们听不见声音，却能感应振动。一处极兴旺的栖息地即位于通往圣塔芭芭拉机场高速公路最后一段的下方，除了左右夹攻的公路及铁路的噪音之外，还有不断冲击的大瑟尔海浪声。即便如此，一旦进入太平洋丛树城，想接近大桦斑蝶群就得闭嘴。

很多栖息地都已经在公寓大厦、商业区、鳄梨园、马场、高尔夫球场、拖车露营地及其他文明进步象征出现后陆续消失了。近几年内便有7处栖息地被破坏，其中4处在圣塔芭芭拉附近。如蝴蝶海滩旁的蝴蝶路，曾是全美最出名的栖息地之一，如今只见一批高级住宅，而“翼”这个字也变成额外的厢房了。

后来私人资助的大桦斑蝶项目出面为蝴蝶抗争，派遣数十名义工花了一整个冬天的时间探访各蝴蝶栖息地，为成千上万只蝴蝶系卷标，追查其飞行速度、距离（有些蝴蝶一天可旅行130公里）、其他可能栖息地及族群数目的变化情形。1986年11月，该项目举办“系标签比赛”，结果缔造了新的世界纪录，在一天内为5874只蝴蝶系上标签。回收率若能达到10%即算理想；项目仰赖一般市民，若在后院及田野上发现大桦斑蝶，盼望能将系在蝴蝶翅膀上好似军人肩章的白色小标签退还给洛杉矶的自然历史博物馆。

整整一个星期，我陪克里斯·中野执行他的冬季勤务。克里斯是位蓄髭须、玉树临风的年轻科学家，充满活力与好奇心，负责大桦斑蝶项目的昆虫学部分。他带我去圣塔芭芭拉埃尔伍德（Ellwood）栖息地，该地追踪大桦斑蝶已达30年之久。如云雾的大群蝴蝶在小峡谷间与一道堤岸上飞翔，堤岸上零落着从呈豹纹状的桉树干上剥落下来的树皮，仿佛数不清的古埃及纸草卷。附近爬动的昆虫很少，因为桉树分泌的油可驱虫。一只太平洋树蛙长长鼓噪了一声，仿佛有人在拨弄保险箱的制栓。坠地的桉树种子如弹药，以又尖又硬的锥形弹头不断铿锵攻击柔软的泥土。咿呀作响的树身老让人觉得有人在那儿开门关门。桉树辛辣的气味带回童年感冒与白花油的回忆。

在每个栖息地，我们都必须给至少200只蝴蝶系标签，才能做成统计数字，克里斯于是用一把特制的超长捕蝶网伸入高高的树上，一次捞75只蝴蝶，全装入那状似羊角的大“胃”里。蝴蝶在网中疯狂击翅，声音就像细雨落在干脆的叶片上一样。克里斯轻轻把自己的绿色军夹克盖上去，“免得它们太激动”，然后我们坐在阳光下，坐在那大可以是片印度尼西亚森林的地方，开始从网里一只接一只地把不停蠕动的蝴蝶拿出来。

给蝴蝶系标签是一门艺术。先用左手稳稳捏住蝴蝶柔软而颤抖的身体，再用右手像排列扑克牌似的将蝴蝶的前翼与后翼分开，接着用拇指和食指将一个小小的椭圆形区域内的彩色鳞片擦掉，直到看得见下面仿佛玻璃纸般透明的翅膀为止。大人常告诫小孩，不可以去碰蝴蝶的翅膀，否则会抹掉它们的“飞行粉”，让蝴蝶从此永远无法再飞翔。其实那些极微小的鳞片全是死细胞，就跟指甲或头发一样。给大桦斑蝶系标签或小心处理它们，并不会对它们造成任何伤害。接下来便可把一片像邮票似的黏着的标签一半贴在翅膀上那片透明小窗口上，另一半越过翅膀上缘对折，按紧。下一步得用两只手打开蝴蝶翅膀检查它是公是母；雄蝶的翅膀下方有两个黑点及味囊（所携带的气味可能用来警告其他雄蝶，而非吸引雌蝶），雌蝶没有黑色味囊，却有较粗的黑色血管，可运送热量至全身。你必须在一张预先编号的纸上记录你这只是公的还是母的，并予以分级：1表示状况极佳，3则表示受损严重。完美的样种全身泛着蓝色光泽，如天鹅绒的翅膀呈深橙带皮黄色，夹杂岛状的鲜艳色彩，有些界限模糊，有些则轮廓分明；每片翅膀下方皆有带白点的皱边；身体则覆盖一层厚厚的貂皮色绒毛。

如果抓到的是雌蝶，接着要检查她是否怀孕，把她举起来，用拇指及食指轻捏她柔软的下腹。雄蝶留在雌蝶体内的精液富含蛋白质与维生素，摸起来会硬得像轴承。若记下“F2V”，表示刚系标签的是只状况普通的雌性处女蝶，其他数字则代表栖息地。南加州的冬天颇有寒意，一旦气温降到13℃以下，大桦斑蝶就不太能飞了。大伙儿会挤在一起取暖，而不像其他动物拼命打哆嗦。不过必要时它们也会打哆嗦。有一只正停在一段木头上发抖，克里斯把它举起来，像把一片不停悸动的金色饼干放进自己张大的嘴里一样，往它的肌肉上呼热气。蝴蝶的四只小黑脚开始伸缩，克里斯把它往空中一抛，它便急急往树丛高处的蝶群飞去。趋近之际，所有蝴蝶纷纷拍翅，警告新来者不准覆在自己身上，挡住阳光。它低飞徘徊了一阵子，在较低处找到一个空位，上前用黏着力极强的一双脚紧紧抓住。蝴蝶的四只脚构造为叉状，就像近海渔夫的钢制抓钩，若一脚抬起，另外三只会立刻抓牢。

一群青少年学生爬上山顶，他们从内陆的主教（Bishop）城开了6个小时的车，来此地上野外生物课，研究潮间带生物与大桦斑蝶。克里斯即席为少年们讲解蝴蝶的生命周期，提醒大家幼虫时期的黑白条纹毛毛虫，只吃马利筋一种植物；马利筋含有能使心脏麻痹的毒素，古罗马的刺客最喜欢用它。蜕变后的蝴蝶体内因而带有足够的毒素，可吓阻饥不择食的鸟类。他给学生看一只翅膀上有块喙形缺口的蝴蝶；这只蝴蝶仍能飞，那只鸟则得学会下次别再攻击同样花色的动物，像是总督蝴蝶（viceroy butterfly），虽然对鸟类毫无毒性，却以模仿大桦斑蝶的颜色作为防御手段。

只有两个男孩在传足球，其他学生都听得聚精会神。克里斯鼓励他们亲自给蝴蝶系上标签。

“噢，它好软哦！”一个女孩试着抓住一只蝴蝶后尖叫道。她不用指头擦掉鳞片，却用红指甲刮，但毫无进展。蝴蝶用线一般细的腿猛蹬，女孩又尖叫一声，但并没有松手。“它们会不会咬人？”

克里斯解释说蝴蝶不会也不能咬人，完全无害。它们不猎食或伤害任何东西，不过仍是“挺难缠的虫子”。

女孩在蝶翼上擦出一面小窗，把一半标签黏上去，往后折起另一半。“它的触须被标签黏住了！”克里斯把触须拉出来，检查性别，是雌性。

“478号是母的，”他记在笔记本里。

女孩咧着嘴把蝴蝶往空中一抛，仿佛一个被弹射座位发射出去的战斗机飞行员。

克里斯每次下田野系标签，似乎总能吸引成群学生。让整个班级每位学生都能亲自尝试，这是件耗日费时的事，然而有朝一日当孩子们面对环保问题时，每个人都将清楚地记起这一刻；若想认识动物，仅靠解剖盘里的死动物是不够的。

北端的皮斯莫海滩。一位公园巡警带领一班幼儿园学生作蝴蝶之旅。阳光普照，蝴蝶熙攘；有些伸展翅膀，仿佛太阳能板，直接在太阳下安坐；有些一群群挤在高树上；有些啜饮草上的露珠（但必须戒备那些在树下巡逻、专吃受伤大桦斑蝶的黄蜂）；有些采集野花花蜜；有些正在交配。大桦斑蝶对求偶过程不感兴趣，雄蝶一把扯住在空中飞行的雌蝶，把她赶到地上，自己黏上去。然后，还没分开他又急忙飞走，雌蝶吊在下面，翅膀紧紧合着，仿佛雄蝶拎着的一只黄褐色皮包，或是某人遗落、正待归还的一方小手帕。

我们在桉树丛下芳香的地上坐定，开始认真给蝶儿系标签；那儿昆虫极少，满地都是肉嘟嘟的南非石榴草（South African ice plant，这是少数能忍受桉油的植物之一）。我送给每一只蝴蝶一个生命之吻，温暖它们的肌肉，再把它们一只一只像大块彩带般抛入空中。有些蝴蝶的脸沾了黄色的花粉；每只的形状、颜色与性格都不同。很多种蝴蝶只活一天，但越冬的大桦斑蝶寿命却长达6到9个月。系了100只之后，我的指头已黏了一层厚厚的鳞粉。

经过一周给蝴蝶系标签的日子，在加州的最后一晚我在汽车旅馆里刷牙刷到一半，停下来听到自己房间里传来一阵骚动。我在蝴蝶丛树旅馆的那个房间里有个壁炉，显然一只迷途的大桦斑蝶飞下烟道，进了房间。它在惊惶之余沿着天花板乱撞，我打开通向走廊的门，好不容易等它在温暖的灯罩上停下来，这才捏住它的翅膀把它拎到室外，祈祷它能在黑暗中找到回家的路。隔天早晨我被一阵尖锐的叫声和抓扒声吵醒，我跳下床奔到走廊上。一只冠蓝鸦在栏杆上愤怒地踱来踱去，一面歪头瞪着地板，一面尖叫。地上停了一只大桦斑蝶，不停颤抖，似乎惊呆了，一片翅膀上有块喙形的缺口。还没清醒的我愚蠢地握紧拳头，冲过去想往那只冠蓝鸦胸前捶一拳，可是我的手还没碰到鸟羽，它就倏地飞远了。我轻轻捡起那只大桦斑蝶，检查它的翅膀；其实受伤并不严重，它还可以飞。我打开它的翅膀，仔细端详。是只母的，没有怀孕。我身边没有标签，否则我会给她系上一个。我带着她穿过院子，走到挤满了几千只蝴蝶的一丛树前，往她的肌肉上呼出热气，再将她抛入空中。她起先往下坠，后来才发觉自己飞得动，立即奔赴同伴，有些蝴蝶此时已开始在空中翱翔。

凝望大桦斑蝶在头顶上翱翔，很容易出神忘我。阳光穿透它们的羽翼，看起来就像一个个点亮了灯光的小房间。一群蝴蝶本来停在一根枝丫上不停颤抖，突然在无声的爆裂中飞入空中，飞往路旁一株立在阳光下的圣诞松树枝梢上停下，展开翅膀，就像橙色与金色的装饰品。它们安静、美丽、脆弱，无害又干净；它们充满决心，是纯真无邪的象征；它们是第一种我叫得出口的蝴蝶。墨西哥人叫它们为las palomas——这些去岁死亡的小孩灵魂，将振翅朝天堂飞去。

第六章

昆虫的爱情

且让我拍打这翅膀镀金的虫，这彩绘的尘土孩子，既臭又会叮人的东西；它的嗡嗡声才子佳人皆厌弃，然而才子从不懂得品味，佳人从不懂得享受。

——蒲柏

伊萨卡岛（Ithaca）只有两个季节，两个季节都是湿季：热湿与冷湿。热湿季中的八月，毛虫靠吸吮玫瑰叶片延续自己的生命，举行婚礼前的蚂蚁长出翅膀，飞向天际，坦克大队般的潮虫涌入天井，状似皮下注射器的天蛾啜饮福禄考的花蜜，在空中交配的大桦斑蝶仿佛隐形魔术师玩的扑克牌，还有其他数不清的昆虫大群出现，无孔不入，进驻地板、屋顶、草坪、梁柱，且在空中逡巡。

同样一个雾气蒸腾的燠热傍晚，我决定去康奈尔大学拜访一位昆虫学者朋友，托马斯·艾斯纳（Thomas Eisner），去他的实验室找他。有些人旅行到世界尽头，寻找异国的东西，探索那些正在不断退却消逝、却能如此丰富我们生命版图的遥远土地。汤姆令我欣赏的地方，便是他能够将异国的一切带进日常生活中。他可以在门槛下、高尔夫球场里、废地中、弃屋内、甚至在有空调的甬道间找到那个世界。幸运的他拥有如厚橡皮筋般可以随时拉长、变形、弹回的好奇心，是个典型的“心猿意马”的人。若是听说他的注意力又遭某种迷人动物绑架、现在置身某处荒地，那可是稀松平常的事。

偶尔他对自己“发现事物”的禀赋颇为率直（多年以来他上《科学》杂志封面的次数比任何人都多），但有时又近乎自虐地谦卑，认为自己不过是生命热闹剧场里一个跑龙套的小角色，然而全世界已公认他为“化学生态学之父”；这门学问专攻所有生物之间的化学关系，艾斯纳不仅“见树即见林”，同时还知道树林在昆虫眼中是什么模样，以及回眸一笑的树林如何卖弄风骚，引诱昆虫成就各种奇巧勾当。他知道昆虫如何打出我们称之为“费洛蒙”（pheromones）的化学王牌，彼此沟通。现阶段人们对昆虫防御及求偶行为的认知，大部分都归功于他。他与研究伙伴，化学家杰罗德·迈恩华德（Jerrold Meinwald）发现了许多具有实际效用的生物药，包括萃取自马陆的神经药物，提炼自一种濒危薄荷植物的蟑螂药，采自萤火虫的心脏病药物，同时也解开了著名的危险春药“斑蝥”——到底妙在哪里的谜底。

艾斯纳的实验室位于校园正中央一座大的砖造建筑“默德楼”（Mudd Hall）的4楼。我先走进他秘书门上挂着“康奈尔美容院”玻璃招牌的办公室；那扇门装有电路，听到典型的两声色狼口哨便会自动打开。然后左转，走进他私人办公室那扇门，门上挂的牌子写着：“请进，我们打烊了！”他的桌上摆满相片：结婚40多年的妻子，玛莉亚（也是昆虫学家），3个女儿及6个外孙。墙上与视线齐平处挂了一幅他当画家的女儿送给他的匾额：“生物占星改造命运专家”，显然她认为这个头衔比“昆虫学家”更适合她老爸。四面墙都像马赛克，挂满他透过显微镜拍摄到的令人屏息的50平方厘米的照片，乍看之下全像是复杂而多彩的抽象图案，其实每张都捕捉的是某种昆虫的奇特行为。比方说，有一张拍的是一只铁球蜘蛛（bola spider）扯着一个挂在蛛丝末端、像溜溜球的东西，蜘蛛仿佛牛仔抛绳索似的旋转自己的铁球，槌击并捕捉猎物。画廊尽头挂着他的得奖作品：一只正在炮轰敌人的放屁虫！位于放屁虫下腹尖端的炮塔正发射出一连串炙热的化学武器；各种化学物质分别储藏时皆无害，一旦由一个特别腺体加以混合，却变得如神经毒气般可怕。专擅防御与武器制造的放屁虫，能够旋转自己的炮塔，直接瞄准入侵者，以时速26英里的速度发射各种灼热的刺激物——不是连续发射，而是一齐轰炸的小炮弹！神奇的是，这种“脉动喷射”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的V-I电导飞弹所使用的推进系统不谋而合。

我在下一道门后看见汤姆忧愁地站在实验台旁俯瞰两只常在食品室里看到的塑料浅盘。身材高大而结实的他，有张起承转合、斜面无数的脸——不难想象一只苍蝇用绳索攀下他脸颊的惊险场面。他有一对蓝眼睛，戴一副眼镜；往后梳拢的黑发散发出一股拉丁味道。二十几岁的时候，他还真的留了一把葛雷柯（El Greco）式的山羊髭须，不过现在已经看不到他在乌拉圭度过青少年时代的痕迹了。我不知道还有哪位科学家会在自己的实验室里摆一架钢琴或是玛丽莲·梦露穿黑色丝袜与无痕紧身上衣、仿佛就快兜不住丰满胸部的海报。

“进来！”汤姆看见我后叫道。他先单手重重地与我握手，再用另一只手包上来用力捏。“我在研究我最喜欢的虫子之一，放屁虫。”他领我走到那两个塑料浅盘前，盘里铺满潮湿的沙子，分据各处的锡箔纸小帐篷上点缀着虫屎，小小的营区看似一片寂然，我弯腰凑近去看，一种有点像半腐烂鸭酱的东西喷到我脸上，令我鼻子痒痒的。

“它们在哪里？”我问。

他笑着掀起银色小帐篷，好几打的虫子全挤成一堆，往角落里钻。每只都有个蓝背，淡黄褐色的胖肚子，像斯特拉迪瓦里名琴那种棕色的小小的头和胸，两根长触角及6条分节的黑腿。

“想听它们开炮吗？”他很开心地问，我点点头。“那好，只要伸到虫堆里往其中一只身上轻轻单击。”

“好……”我慢慢说，一边靠近其中一个浅盘。大概等了一两分钟吧，我眼睛盯着那堆虫，无法移动；然后突然想起来似的吸了一口气，发现自己居然把黑色棉洋装的裙摆扭成一团，仿佛想拧出水似的。汤姆想令我安心地碰碰我手臂。

“慢慢来，”他轻声说。

我用意志力操作食指，先与塑料浅盘平行往前推，再沿着隐形的电梯通道垂直下降到潮湿的沙堆上方。又等了几分钟。然后，食指朝虫堆移过去，我可以感觉到它们的腿和触角在我皮肤上轻拂。我的右眼突然自动眯起来。又过了一分钟。终于我抬起食指，往虫堆里一压，“啪！”其中一只射了一炮！我吓得往后跳，忍不住大笑，紧张兮兮地往另一粒“纽扣”上单击，听到另一只虫子发炮；再伸手去按——这一次可迫不及待了。我启动了整个炮队的攻势，现在食指上已有三点褐色痕迹——处理放屁虫的受难圣痕！——排列如同两只小眼睛和一个嘴巴。我对着即兴的手指傀儡微笑，想起11岁时忘我地观赏“巫师先生”这一电视节目，那时多么渴望能到他的实验室里胡闹一番。我的食指变成锈色，仿佛刚被咬掉皮的苹果肉。放屁虫的鞍囊里带有苯醌（quinone）——一般抗生素及某些植物（像是会发出臭味的植物）都常含有这种气味浓烈的化合物，人类还用它来制造染剂、制革及冲洗胶片。放屁虫其实是崇拜光的妖术师；身体黧黑的它们住在沙漠里，却明目张胆地行走于这些浅色的沙子上，一旦受到威胁，便掏出防身喷雾剂痛击入侵者。

由于放屁虫是目前所知唯一体内具有喷射引擎的动物，热爱昆虫的人因此对其操纵方式特别感兴趣。为了喷射，它必须每秒脉动500次到1000次；没有一种肌肉能动得这么快。于是它借一个被动的振动器，将必要的化学物导入一个反应室内，加以混合，形成小型爆炸，间歇性地使液体往上冲出一根尖细管嘴，同时关闭将液体输入反应室的孔。每次发射之后，压力降低，孔再度打开，更多液体流入反应室，就这样反复补充弹药。

放屁虫的国防预算奇高无比，必须吃很多食物才能供给这样的军备，因此非得极有效率地摄食不可，这代表放屁虫注定得一辈子承受压力，全心全意猎食，而不能太注意安全。当然，它们也有本钱不注意安全，因为它们可以充分自卫。这又是个典型的军备恶性循环：疯狂地寻找资源以充实国防，好让自己能够继续疯狂下去。

“咱们来看看它们怎么发射，”我说。

“太棒了！”通常汤姆用这种口气回答时，还会兴高采烈地猛搓手。

我们从水槽里拿出另一个浅盘，先倒入碘酒、糨糊和一点盐酸，再盖上一层滤纸。然后汤姆把它端回实验台，放在一盏酒精灯旁，再把一根小金属棒架在滤纸上方，让我在沙盆里选一只“好脾气”的虫，意思就是说挑一只没生病却挺温驯的虫。我先随意点了几下，最后出其不意地用拇指及食指夹起一只。无奈放屁虫使出看家本领即闪躲逃脱，扭了两下便扭脱了，倏地往我手臂上跑，抵达手肘后突然掉头，往我手腕方向飞奔。我用另一只手轻轻捏住它的甲壳边缘，好像正要把一粒宝石放进斜角规内。它用脚搔我痒，我的眼睛又眯了起来；其实并不很痒，只不过它让我手指头上的细微神经起舞了。我可以感觉到它用上颚咬啮我，可是它实在太小，连我的皮都咬不破。这些感觉如此细致，是我与动物过去的接触中所从未经历过的，有好几分钟我进入仿佛禅般的意境，方才了悟该用多么微不可测的握力才能抓牢又不致捏伤或捏死它。碰到这种全是新感觉的时候，我发觉还是让感官自我引导最妥当。我很快便抓住处理这种动作快却脆弱的小东西之诀窍，让虫子翻了个身，肚皮朝天，接着在纯净无色的火焰上熔化一小颗蜡，把热蜡球黏在虫子的甲壳上，再把虫子黏在铝棒上。我把铝棒往下移，直到虫子的脚碰到滤纸为止，就这样让虫子休息一下。然后拿一副表匠用的镊子往它的左后腿大腿上轻轻一夹。“啪！”一小团烟雾喷出，在滤纸上留下一道化学物渍迹。我又朝它的右前腿大腿上扯了一下，“啪！”它很快朝相反方向射出一炮，又留下一道痕迹：其准确度及同时重新上弹药并发射的能力果真令人啧啧称奇。发炮的声音并不全然像香槟软木塞弹开的声音，比较潮湿，音调也稍低，“就像隔墙的枪声，”汤姆说；我相信他的比喻，因他早年的记忆充满了难忘的枪声、军服与纳粹。

“30年代的柏林想必非常恐怖，”我在扯另一条腿之前说，“你父亲是犹太人？”

“是的，他是化学家，我母亲是画家。20世纪20年代，他们觉得康丁斯基、克利与莱因哈特的柏林令人勃发振奋。城里有四座歌剧院，我母亲是个大美人，创造力得到充分的发挥，就算身边没有任何艺术，她也会捡起石头或贝壳来创作。她总是可以看到把某样东西改造成艺术品的可能。我父亲虽然是位化学家，私底下却喜欢制造香水。我还记得他仿制的4711古龙水几可乱真，还替我母亲调配了一种紫罗兰香水。他还做漱口水、牙膏粉、急救药膏、各式各样的嗅剂和乳霜。对于化学，他其实是个理论家，你相信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如何自海水中提炼黄金’吗？当时德国为了偿还《凡尔赛条约》的债，把这件事当作秘密项目来进行，他的工作便是研究自海水中提炼黄金的可行性。答案是否定的，不过他却因此得以环游世界，到各处采集海水，加以提炼。后来他进入制药界，开始研发滋补饮料、硝皮药剂、治疗皮肤伤口及溃烂的药膏以及给小孩吃的维生素咀嚼片（多年以后他带着全家迁往美国，因维生素咀嚼片获得专利）。”

这时，指示纸已布满渍痕，仿佛罗盘针上的面花，中央便是被固定了的放屁虫。我又去碰它的腿，小小一滴液体呈弧线划过滤纸落下，这一次的声音为连续的“喀哩——喀啦”，而非普通的木塞爆开声。

我们轻轻把虫子拔下来，放回沙盆中，汤姆似乎仍沉溺在回忆里。“我父母的那个时代多么刺激，”他说，“社会对每个人自由开放，柏林刚刚自革命中复苏，一片混乱，这激发了每个人内在的原创性，因为任何有组织的东西都不够吸引人，几百个不同的政治组织出现，拼命想博取认同，每个人都像发了烧一般，想创造个人风格，想与众不同。”

“他们离开时一定很难过。”

“希特勒在4月初抵达，我们在月底离开。当时我还不满3岁，我姐姐6岁，我们一无所有，只带了几个皮箱，就去了西班牙。我父亲挨家挨户去制药厂找工作，终于找到一个，一家人在巴塞罗那租了一间房住下。我还记得我们的女佣茱莉亚，她人很好，胸脯很大，我总是把头枕在上面，好喜欢那种感觉，完全不知道那是我性启蒙的开始。她那时大概快30岁吧，非常风骚。带着别致钢盔的警察经常停在门外，她就会隔着铁窗跟他们打情骂俏。她身上有股薰衣草的味道，常偷偷塞些巧克力或别的糖果给我吃。”

“后来西班牙开始内战，那些回忆才真是创伤。记得我7岁那年，有一天坐在沙发里，忽然听见一阵巨大的噪音，原来是一连串的爆炸。他们抢走路面的电车，在里面塞满炸弹，然后从山上推下来。有些公寓大楼和教堂开始燃烧，我从沙发里被震弹出来，在爆炸声里抱头鼠窜。西班牙就突然这么炸开了。西班牙人是最有人情味的民族，却也能够以最恐怖的手段彼此折磨。当时党派林立，出门很危险，只要对某辆卡车或船只敬错了礼，麻烦就大了。你必须学会共产党式的敬礼、无政府派的敬礼等等。当时我年纪已经够大了，不再觉得那些动乱是浪漫的事：我吓坏了。后来全家乘货轮逃离西班牙，整条船载满了得昏睡病的牛，还有断手断脚的修女，到处挤满了人，姐姐和我睡在卷起来的锚链中间，身上还堆着6只猎狐狸。船只开了一天，可是对小孩来说已经够久了，我们觉得好像在历险一样。抵达马赛之后，我们暂住朋友家，做了不少疯狂的事，像是走私别的小孩进法国之类的。整个世界天翻地覆，一片混乱。最后我们终于到了巴黎，找到一间公寓，我父亲租了一架钢琴，成为我们最大的精神慰藉。”

“他钢琴弹得很好？”

“嗯，应该说他很‘热衷’弹钢琴。后来我开始学钢琴，也非常喜欢。但我们也没在巴黎待太久，大概只待了半年吧。我还记得学校里别的小孩总骂我是肮脏的纳粹，因为我是德国去的难民。我们可以嗅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来临的气息，所以决定去南美洲。我父亲相信他可以去那儿从头开始，不过办签证很不容易，每天我都跟他去巴西领事馆挤在几百人中间排队。有一天隔壁建筑被闪电击中，轰隆一声！我开始扯着嗓子不停尖叫；我是当场唯一的小孩。一扇门打开了——就是每个人都在祈祷能为自己打开的那扇门——一名男子走出来问我为什么哭。我父亲告诉他闪电的事，那男人抱起我放在膝盖上，拍我哄我别哭。我父亲解释说我们急着想去南美洲，那男人觉得我们很可怜，就给了我们签证。生命就像买奖券，我们就这样去了巴西，后来七搞八搞又去了乌拉圭。”

汤姆从7岁到17岁都待在乌拉圭；那是极重要的10年，他在那10年里发现了青春期与布拉姆斯。接着全家再次移民，这一次前往美国。形成他个性的关键之一，便是他的移民身份，这令他一直渴望找到自己的位置、需要定位。不断在追寻身份认同的移民通常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努力想在对他们而言比对本国人更具敌意的大环境中获得成就，并不断自在异乡度过的童年成长经验中汲取滋养。加缪曾经说过，一个人全部的艺术表达，即企图透过艺术再度捕捉当自己的灵魂首次敞开的那个刹那间惊鸿一瞥的两三个意象。

被他移开的虫子在纸上留下一个类似中文“夜”的符号。放屁虫在发射时，总是瞄准身体被骚扰的部位，因此自己难免也会沾满毒物；为什么它们自己不受影响呢？科学家不知道。万一另一只放屁虫不小心被射中，也能毫发无伤地逃开。

“它能发射几次？”我问。

“噢，二三十次。然后花两天时间可以补充1/5的弹药。”

“中间这段时间怎么办？”我想象一只被围攻却突然发现自己弹尽援绝的放屁虫。

“那就麻烦了。不过放屁虫最了不起的一点，是它们极少需要连续射击。通常在发射第一炮后，自己全身即覆满化学物，具有驱虫效用。我做过不同的实验，比方说，把一堆放屁虫放在一起，让它们沾满彼此的防御分泌物，再把它们放进一群蚂蚁当中，结果蚂蚁在它们周围移动，却会小心地避开它们。”

说来奇怪，但“气味”的确可以作为甲冑，在昆虫的生命里扮演关键性的角色。如同一条电话线，同时可以传达各种信息：恐吓、邀请、求爱、指示食物地点、宣战、口令、敲丧钟或指引回家的路线。

“它们的脖子为什么这么长？”

“那不是脖子，”汤姆说，“其实那是胸的一部分。所有昆虫的构造都类似，放屁虫也不例外。我来给你上一堂最简单的昆虫入门课。首先，昆虫两边对称，也就是说，它们身体两边有同样数目的脚和眼睛等等。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表示它们永远只能朝同一个方向移动。如果让你来设计这种动物，你会把它们的传感器放在哪里？显然要放在最先接触到状况的身体部位上。所以说，眼睛、嘴及触角都长在头上。接下来是胸，其实那部分无非是一堆肌肉，没什么特别，好比附属肢的马达，但肠子穿过胸，与肌肉交织；翅膀也长在胸上——顺便一提，放屁虫可是飞行高手。这一大块区域是腹部，”他用指尖划过虫子身体最宽的部分。“甲虫类的腹部就跟人类的腹部一样，是身体唯一不连接附属肢的部分，所以可以作某种程度的膨胀，得装些会扩大的生殖器、卵子、睾丸、精子袋，同时还得塞食物。喏，这就是昆虫的构造，非常成功！当脑、肠与生殖器以这种方式结合后，会造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他极富戏剧性地顿了一下，“一只昆虫，或是一个普通的男人！”

生命的剧场吸引汤姆，而汤姆天赋异禀，总能发现故事并生动传述。若担任人类心理学家，你所能探索的课题有限，人的腺体与中枢神经只有这么几个，人类身体的毛病也只有这么几样；你的焦点不可避免地会比较窄。然而若身为周游于几乎无穷尽的昆虫多样性的荒野——上亿的种类，其中大部分连学名都没有——的少数研究者之一，你就可能不断从一个定点谜团旅行到另一个定点谜团。

“汤姆研究的方式，”有一天我们坐在他哈佛的办公室里嚼“雨林零食”时，他最好的朋友威尔森（E．O．Wilson）说，“是走进田野，看见一只长相古怪或常见的昆虫在做一件不寻常的事，便利用各种接口设备——摄影机、前制化学测试、观察室——来研究，查明那只虫在做什么，是怎么个不寻常法，以及它在扮演何种角色。汤姆像在说故事一样抽丝剥茧，把虫子带回实验室里。”威尔森是著名的蚁类专家与社会生物学之父（这门科学探索社会风俗习惯的生物基础），深知在科学界成功的必要条件。“然后他再与化学家合作，查出那种虫类的自然化学产物是什么；汤姆在很多年以前就领悟到昆虫大部分的行为都和化学有关，它们用化学物质进行沟通和自我防卫，它们的身体就像神奇的化学工厂，所以汤姆不仅视自己的研究对象为具有奇妙行为的实体，更视它们为化学奇迹。”

一旦发掘某种昆虫的秘密之后，汤姆通常会继续向下一个谜团进攻，因为在探索现存大量昆虫的精力与能力上能与他匹敌的研究人员寥寥可数，因此这个策略不坏。你可能会觉得这种研究永无止境，他可以像阿根廷小说家博尔赫斯（Borges）一样在无边无际的短篇小说图书馆里漫游，到最后仍只握着一盏一开始便拿在手里的小灯；然而在累积了多年的经验之后，他已开始掌握这种模式，并能将不同故事连锁，形成化学生态学大纲的雏形。

“结果就是，”威尔森若有所思地说，“原来汤姆是个点画派画家（pointillist），在巨大的画布上胡乱泼洒上光的点，乍看之下仿佛只是乱七八糟的鲜艳颜料，但随着光点越来越多，一幅描绘生命世界鲜为人知的部分、极有趣的图画，便慢慢浮现出来。”

我们弄完放屁虫，把它们放回银色小帐篷，锁上实验室时，已将近10点。两人步入黑夜中，本能地再次回头去看那栋办公大楼，那被灯光包围的、超现实的大楼。

我一面为前往佛罗里达硬叶灌丛带（Florida Scrublands）这个有许多珍奇昆虫栖息的独特濒危栖地收拾行李，一面让思绪飘往“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这个主宰艾斯纳生活与事业的观念。他和许多环保人士（包括好友威尔森）一样，演化出对于地球生物未来的大胆洞见，基本上即视地球为一个活生生的万花筒，筒里的每一个碎片都能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变化、衔接。生物多样性为什么会和昆虫大有关系呢？大部分的人并不关心蚂蚁和苍蝇，甚至认为多几种昆虫灭绝对世界反而会有好处。然而昆虫能使土壤通风，清除腐物，协助授粉，替人类制造食物（例如蜂蜜），还教我们认识遗传学与化学。因此我们需要疟蚊、凶猛的沙蚤、莱姆病带原蜱（Lyme tick）和它们的表亲。

汤姆很难向一般人解释生物多样性的观念，遑论昆虫的重要性，不过目前有一项策略似乎奏效，那便是诉诸人类最古老、最基本的贪婪心理。制药厂愿意协助保护某些雨林，因为那些雨林里有药用植物。现在汤姆开始证明还有所谓的药用昆虫。迷恋于性、毒药与死亡的昆虫，就像小人国里善用阴谋与暗杀手段达到目的的博尔吉亚（Lucrzia Borgias）与纵横家马基维利（Machiavellis），舞动精密武器，调和致命剂量，改良春药；而它们的军备弹药有时却可做我们的补品。由于汤姆的研究，目前默尔克公司（Merck and Company）已同意以“化学展望”为目的，保护哥斯达黎加的丰饶雨林，完成一次保育的成功奇袭。当然，汤姆必须先证明昆虫界藏有丰富的宝藏，他深入这个迷你世界的旅程，大多都在佛罗里达中南部靠近普莱西德湖（Lake Placid）的阿奇博尔德生物研究站（Archbold Biological Station）内完成，我决定加入他的年度朝圣之旅，在一个晴朗的二月天里飞往迈尔斯堡（Fort Myers）。

驱车往北开了两个钟头，经过几个名称浪漫、建筑物都只有一层楼高的城镇——维纳斯、美女、世外桃源……在看到阿奇博尔德研究站的标示后转弯，驶进一道排列如长手套的树林，进入一大片空地。我在那里找到了研究站的主楼，里面有一栋餐厅、两间宿舍、几间带接待室的办公室及四间实验室。一株巨大的蔓生榕爬满墙垣，为门窗镶边，暗示着砖与玻璃的暂时性，迟早一切将恢复自然。主楼两侧各是一片铺了草坪的网球场与一间停满路虎汽车的车库，面对是几栋呈半圆形藏在树林里的小屋。办公室里的秘书指引艾斯纳小屋的方向：水塔旁的2号。我很快就看见粉红的映山红丛中的那栋小屋。两辆自行车（一男一女）依偎着停靠在黄蜂逡巡、灰白相间的雨篷下，风琴声自走廊的纱窗内流泻而出。我径自开门进屋，看见汤姆坐在客厅里一架电子琴前，正在弹奏巴赫的F大调，玛莉亚端坐一旁，为他翻谱。她短发、苗条，有一双蓝色的大眼睛，皮肤细腻，身穿粉红格子衬衫、卡其裤。她看见我站在门口，只轻轻点一下汤姆的肩膀，便足以将他从乐曲中唤醒。他的手在琴键上暂停片刻，等候他自另一个世界返回；然后我们才互打招呼，交换各自朋友们的信息。他们给我看女儿与外孙最近的照片，并带我参观小屋。小屋整个后半部都辟为实验室，被各种高倍显微镜、一堆玻璃瓶及昆虫与植物标本占据。汤姆通常每天傍晚会出门散步，因为许多昆虫都在夜间开始活动，我决定跟他一起去。头带上装个小灯便可以空出双手工作，我们像两名矿工或业余研究洞窟的人，朝薄暮中的窟穴出发。

傍晚充满了蟋蟀“唧唧”的叫声与某只鸟儿忧郁的萨克斯风旋律。然而人类对昆虫歌曲的鉴赏能力极差，对我们的耳朵来说，它们的音调可能太高、频率太快、振动太厉害。想象蟋蟀是用一片翅膀上锉刀状的翅膜去磨另一片翅膀上旋涡纹状的较硬翅膜来“唱歌”，或许有点帮助；就像墨西哥衔头乐队（mariachi）里用一根棒子刮锯齿状葫芦的锯琴（guiro）这种乐器。“泥土的诗篇永远不死，”济慈如此开始他一首极美的十四行诗，描述的便是蟋蟀与蚱蜢发出的声音。蟋蟀会唱好几首歌，其中最吵闹且最冗长的，是渴望交配的雄蟋蟀所唱的歌。我们在无数性饥渴的雄蟋蟀的包围中，在一轮珍珠母贝颜色的满月底下，闲步踱下沙土小径。夜幕降临，树林显得更为贴近；因为缺乏熟悉的暗语提示，人心便赋予阴影恶意：响尾蛇、蝎子、野猪。我们左边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嘘——啪嚏——呼嘘——啪嚏”，可能是研究站的另一批居民，白尾鹿。我的头灯照到沙中有很深的蹄痕，我们追踪了短短一段距离，直到蹄痕在林间消失为止。那感觉有点像在进行外科手术，行过夜的世界，假定自己一定会碰上什么东西，利用工具慢慢摸索寻觅。一颗绿色的星星在树间眨眼。

“萤火虫！”（firefly）汤姆叫道。他慢慢跟在后面，等到最后一秒才用一只手抓住虫子。

“你来瞧瞧，”他把虫子递给我。

我用拇指及食指捏住萤火虫的翅膀，检查它像盏小灯笼一样闪着冷绿光芒的身体，那光仿佛深夜里飞行员渴望见到的光：机场绿色的回转灯塔。我把虫子塞进有白色瓶盖的小玻璃瓶内，它停止发出闪光；我敲敲玻璃瓶，它又开始闪了。

“瞧，闪光是一种防御措施，”汤姆解释，“它能发出世界上最亮的冷光之一，借着它看书都可以。”

一片熠熠闪光的东西吸引了我的视线，我转身看见附近树丛里有一团荧光。倘若透过望远镜观望天空，我们很可能会把栖满萤火虫的树误认作蜂窝星云（beehive nebula）。看萤火虫是夏夜的情趣之一，因为人眼不适应黑暗，所以觉得萤火虫特别亮，然而在照片里却几乎看不见。汤姆告诉我，有一次他与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合作拍片，搜集到一大把萤火虫之后，把它们往一张巨大的蛛网上一撒（他已先将蜘蛛取下），让摄影师拍下那炫目的景象。孩童常觉得萤火虫带有魔力，我也曾在六月里在自家的草坪上看过萤火虫形成的“极光”。18世纪时，许多美国女人将萤火虫系在头发上，作为装饰；但我不知她们用什么东西来绑。有时我们叫萤火虫“闪电虫”（lightning bug）；没有翅膀、一直待在地上的则是萤虫（glow worm），不过它们全是属于萤科（Lampyridae）的甲虫，令人类着迷了好几个世纪。古时候的中国人与日本人都有萤祭；亚里士多德与普林尼曾描述过它们的习性。当所罗门歌颂爱人的眼眸如萤火虫般闪烁，他唱的又是什么歌呢？既然《古兰经》《圣经》或犹太律法中都未曾提及萤火虫，我们应可假定萤火虫大概不能在中东生存。传说萤火虫曾帮助古巴避开一次战争：当英军将领达德利爵士（Sir Robert Dudley）与卡文迪许爵士（Sir James Cavendish）航至古巴外海，竟误以为自己看到了好战的西班牙人持火炬在陆地上等候，遂转往牙买加。

萤火虫靠着混合两种能够自燃的化学物质发出闪光。化学物单独存在时平凡无奇，一经混合，却能以富有诗意的绚烂形成力量强大的奇异新物质。比方说，混合氧化亚硝酸与甘油便能制造出具有爆炸性的硝化甘油。萤火虫使用的化学物则包括荧光素与荧光素酵素，在萤火虫腹部的光室中混合后，便能发出一种偏黄的绿光。我们总觉得光源都是炙热的，荧光却不然；它只释放出氧，这种气体过多或过少的话都会对生物有害。制造商早已模仿萤火虫的这种机制，制造出信号灯用来搞恶作剧或供受困的摩托车骑士使用，只要将两种化学物混合，便可发光。

“它们的动作怎么能这么快——混合这么多小信号灯？”我问。

“心跳怎么会突然开始？一切都在6天内完成，太不可思议了，对不对？”汤姆调皮地说。

“所有有意思的事都在第三天下午发生，”我接着说，“之前不是黑暗便是光明，之后全是官僚作风。”

“很科学的做法！倘若要进行一项重要的实验，你可不想等到最后一天，万一搞砸了怎么办……嘿！你瞧它闪得真妙，对不对！”

汤姆花了好长一段时间研究萤火虫中的“致命女子”，而这项研究也由于他本人与其研究生詹姆斯·洛伊德（James Lloyd）的努力而闻名。原来雄萤火虫与雌萤火虫都在饥饿与想交配时才会发出闪光，雌萤火虫以闪光打出性饥渴的信号，在地上或植物上等候雄萤火虫上门光顾，雄萤火虫通常先俯冲，然后闪个半秒钟，一边攀飞，一边在空中以荧光划一个“J”字，若对方是他的女伴，便会以半秒钟的闪光响应，接着雄萤火虫再度向她俯冲并闪光；她亦再度回应。这场交配之舞最独特之处，在于闪光的停顿间隔，仿佛在阅读一首视觉协奏曲的休息节拍一般。等到两只萤火虫都确定密码无误之后，才会交配。不过有些雌萤火虫却是“致命女子”，会模仿其他雌萤火虫的闪光密码，引诱其男伴，待雄萤火虫俯冲落地，准备交配时，致命的雌萤火虫就会把它一口吃掉，不是因为她饥饿或是邪恶，而是因为某些雄萤火虫体内携带了防御性化学物质。吃下这样的雄萤火虫，雌萤火虫便好比穿上一身化学甲冑，让鸟类、蜘蛛及其他掠食者倒尽胃口。10只萤火虫所含有的心脏兴奋剂便足以杀死一个人，拥有如此危险的武器，使萤火虫在交配时非得靠视觉暗号辨识伴侣不可。每个动作都很冒险，因为闪光极耗损精力，所以停顿的方式便成了标示个体的关键。就这样，我们在夜里所看到的，其实是光的小剧场，由萤火虫的渴望与迟疑装点而成。

其他地区——如婆罗洲与泰国河滨地区——有栖满雄萤火虫的“萤树”，全体雄萤火虫整齐划一一齐发出闪光，吸引森林里的雌萤火虫，前来这缀满欲望霓虹灯的广场徘徊，在这“绿灯户”的区域里寻找伴侣。

“你有没有见过萤树？”我问。

“没有，不过我听说那些树很神奇，”汤姆回答，“萤火虫也会变化自己的求偶技巧，很妙吧！不同的人类文化会发展出不同的传统，萤火虫的情况也一样。”

“它们怎么不会被闪烁的星光迷惑呢？”

“其实它们的视力并不好，不过人类环境的确会困扰它们——不一样的空气质量、噪音和灯光。能和其他世界协调的人类活动，实在少之又少，”他叹了一口气说。

我真高兴暮色掩去了我慢慢开裂的微笑。毕竟汤姆与玛莉亚养育了三个小孩，大部分时间都活在文明之中；我也一样。环保的反讽之一，向来即是在寻求解决之道时，深知自己亦是问题的一部分。

我手掌里的萤火虫此刻闪着带着黄色余晖的绿光。

“告诉你一件令我非常震惊的事，”汤姆说，“没有人知道普通萤火虫的生命周期是什么。”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知道幼虫在哪里出没。你可以想象吗？这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昆虫之一，而我们对它仍是一无所知。”

我们慢慢踱回营地，小小的眼睛在植物后偷窥我们；有些动物的眼睛上有一层像镜子一样会反光的薄膜，若将手电筒对着树林照，经常可以“照亮”这些眼睛；鳄鱼如此，蜘蛛也如此。鳄鱼的双眼发红光，仿佛两粒燃烧中的香烟头；许多蜘蛛的眼睛却发绿光。想在野外追踪动物足迹不难找到实用指南，喜欢潜水的人也可将防水指南带下水，我却从来没听说过坊间有专门介绍夜间动物眼睛的指南。

“照蜘蛛”是喜好夜游的博物学者最爱的消遣。有一次我在佛罗里达东岸一个艺术中心参观，突然眼前一亮，发现一面从我的小屋屋顶一直延伸到走廊阶梯、长10英尺宽6英尺的蛛网，造它的主人是一只跟我拳头一样大的浅黄褐色狼蛛，她每天早晨将网拆除，晚间再重织一遍，总是将支索留在原位，徐徐编织，缓缓横张，仿佛一只在自动竖琴上移动的手。我替她取名为“安娜”，常看着她建造那张又轻又薄的雷达网。完成之后，她便守候在最高处的角落里，绿眼发着光，一待有东西将网震动，立刻知道该往何处扑。夜里，月姐儿踩过她的丝；白昼，风令它微吟。

汤姆和我都喜欢蜘蛛；我喜欢蜘蛛织网时在空中耕耘的模样，汤姆喜欢它们的美食家风范，因为那对他的专业帮助极大。蜘蛛是他的“试吃专家”，他喂蜘蛛吃各式各样的虫子，如果蜘蛛拒吃，他便要自问“为什么”；这个重要问题的答案将导出更多别的问题与答案，对于化学研究极有帮助。明天我们计划去访问他旗下的几位贵族试吃专家，我向汤姆道过晚安，返回主建筑二楼的宿舍，在睡前看了一会儿书。我向一位驻站实习生借来阿奇博尔德生物站的藏书之一，苏珊·凯瑞（Suzanne Carey）写的《永远别离开我》，又是一本让女人束腰都会胀裂的情欲小说，类似“在她还来不及叫喊或说话以前，他的另一只手臂已牢牢将她压住，逼她靠近他那令人难忘的男性长度”的句子令我哈哈大笑，终于在许多对于人类与萤火虫所偏爱的求偶密码的联想中入睡。

隔天清晨早餐后，我和汤姆、玛莉亚、马克·戴若普（Mark Deyrup，另一位昆虫学家）向往北约一小时车程的植物丛生的海兰海默克岛（Highland Hammock）出发。汤姆对橘褐斑点蛾（orange-and-brownspotted ornate moth）很感兴趣，认为它可能含有某种对人类有用的药物，因此我们打算做些与蜘蛛有关的实验。我们在途中将车停在路边，进灌木丛中散了一会儿步，期望找到一种马克正在研究的濒危提奎斯塔薮蝗虫（Tequesta scrub grass-hopper）。这一季他已经在附近公路旁不知走了几百英里，结果只找到几只宝贵的研究样种。一只斑马凤蝶像一片碎报纸，摇曳飞过我们行走的路径，似乎对几码外的飞驰车阵浑然不觉。四车道的高速公路形成另一道喷射气流，谁知会将大意的昆虫带往何方呢。

“我好像看到一只，”玛莉亚叫道，大家立刻小心跨步奔到她身边。玛莉亚锐利的双眼盯着一丛草下面正在悸动、布满黑白斑点的小东西。我们要找的这种昆虫虽然没有翅膀，却因为有强壮的腿部肌肉，可以跳得很远。玛莉亚锁定那只跳跃中的蝗虫，手指随着它跳跃，直到马克用手捉住它为止。

“好大的家伙，”他让蝗虫翻个身，“它是母的。”

我们挤到他身边，凑近去看那只黑白相间（有条纹也有斑点）的昆虫；它的侧面看起来就像张图表。

“母的比公的大，”马克解释，“而且一端呈尖形，她把卵产在地下，所以尾巴上有好多这些像抹子一样复杂的构造。”

我弯腰再贴近点看，顺着她金黄色的肚子，往下看见两支极小的挖凿构造，接着又看到两只复眼，很惊讶地发现黑白两色的斑点甚至一直长到复眼内，每只半球形的复眼都由数百个透明小切面组成，里面的黑白小圆点仿佛吊在半空中似的。

“薮蝗虫最奇特的地方，”马克说，“是它们交媾的时间长达数小时。常常可以看见两只蝗虫黏在一起，一齐跳。”

“真的是‘缠绵悱恻’，”汤姆说。“‘一体成型’，”玛莉亚笑着说；昨天汤姆和玛莉亚才第一次听到这个形容词，很高兴能派上用场。

“它们可以活多久？”我问。

“差不多一年，”马克爬上车里，把蝗虫放到安全地方后说。我们继续上路。“要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很困难，因为灌丛带有时会被公路、住宅区或橙园隔开，幸好蝗虫似乎随时可以改变生殖器形状，我们就利用这一点来辨识哪些蝗虫是邻居，哪些蝗虫曾经迁徙过。昆虫的世界里有所谓的‘逃亡演化’（runaway evolution），每个族群的生殖器改变都相当迅速，显然完全以雌性的偏好为基础，或许某一个族群雄性生殖器会多演化出几个小叉状物，虽然这个变化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适应作用。”

“如果这些变化不能帮助它们更适应环境，那又为什么要变化呢？”

“因为雌虫喜欢啊。由于某种原因，某只雄虫多长了一个叉状物，结果雌虫很喜欢，都跟那些长了叉状物的雄虫交配，于是它们的后代便带有长叉状物的基因。或许这就跟爱尔兰麋鹿绝种的原因一样，因为雌麋鹿一直说，‘除非你的角再长大一点，否则我就不要你’。最后雄麋鹿的角都长得太大，抬不动了。”

你或许觉得奇怪，为什么雌蝗虫一开始要偏爱叉状物？没有人知道。有一个理论认为，能够确定自己的确交配了对雌虫来说非常重要，所以雄虫必须清楚传达交媾已经发生的讯息。昆虫的交媾经常会被掠食者或天气等因素打断，因此雌雄双方都很想确定精子的确交换了。倘若一只雄虫能用许多新奇构造或大张旗鼓地刺激雌虫，就能成功地繁殖后代，因为雌虫因此可以百分之百地确定交媾已完成，进而拒绝别的雄虫；若无必要，她不会花太多时间去交配。这类的生殖器变化后来变得极为繁复，包括毛束、小簇的钩状物、末端长毛的奇特逆生囊袋以及往相反方向长的节瘤。它们的适应性除了向雌虫保证她已和同种的雄虫交配过之外，没有其他的实际作用；纯属装饰。所以说，不同种的蝗虫极不可能发展出完全相同的生殖器；这一点便足以让科学家追溯生物体及其习性的血缘关系。

“汤姆和我是非常不一样的昆虫学家，”马克继续说，“他有很多研究都以老式的博物史作基础，但就现在的新发现来说，他等于是前卫的。而我所做的，几乎没有一样是100年前无法做到的。”

“我们两个人都是死拖活拽才被拖进19世纪的，”汤姆纠正。

“不，我的工作是在‘补遗’。欧洲在18世纪做过的很多博物史勘察研究，佛罗里达一直到现在都没人做，大家都忙着做别的事，所以我决定花长时间来做昆虫名录，查出它们住在哪里，生活方式如何。这种工作是赚不到薪水的。”

当我们想到科学时，常会想到那些对于极细节的东西的神秘探索，或诠释基础原理的努力，令人惊讶的是，在我们这般复杂的文明里，居然还有人在做亚当的工作，给动物命名。

“世界上很少地方可以让你面对一整个生态系统，然后指出到底有多少生物活在其中，”马克说，“但阿奇博尔德生物站已经开始可以做到这一点。比方说，我们刚整理出一份蛾与蝴蝶的名录，包括1100多个种类，另外还有大约500种有待辨识——这只是蛾跟蝴蝶而已哦！已记录在案的甲虫大约有900种，但我们认为总共应有2000种左右。蚂蚁、蜜蜂及胡蜂的族群可能更庞大；已记录在案的苍蝇约1000种，所以说在阿奇博尔德这一个小小的栖地里，昆虫种类的总数大概是10000种。这个数目跟落叶乔木森林比起来其实微不足道。濒危物种名录只是个起步，大部分的昆虫根本不为人知，我们又怎么知道哪些濒危、哪些不濒危呢？”

我们很快抵达海兰海默克州立公园，沿着细心设计过的步道享受浓密森林的原始感受。森林里北方树种与南方树种混杂：大片的枫树与朴树（hackberry）、红槭、山核桃、橡树与松树；长20英尺、正在开花的毒漆葛自槎丫间悬垂，旁有苔花凤、附生植物与兰花。我拨开一片宽棕榈叶，看到里面有4种蛾的毛毛虫正在吃叶子、有专门攻击这些毛毛虫的寄生性黄蜂与蝇、与蛾的毛毛虫和平共处的各种蜘蛛、攻击这些蜘蛛的寄生虫、小马陆、黄蚂蚁还有蝇的蛆。仅仅在这一片离地面3英尺的叶片上，便有一个如此复杂而忙碌的生态系统。通常我们不可能在森林地面的落叶堆里发现这批生物，落叶堆里充斥着别的蜘蛛、蚂蚁与蜈蚣，非常危险，因此这类昆虫都在类似阁楼的高处抚育后代，想到区区一片棕榈叶即可成为一个特殊的栖地，怎不令人惊叹。

“啊哈！”汤姆开心地大叫。

我们发现他领先我们几码，正快乐地站在步道上观察一张结在两株树中间、在与视线齐高处如波浪飘摇的巨大蛛网。一只肚子超大的大毛蜘蛛，张着八条关节众多的腿，盘踞在大网的右上角。汤姆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玻璃瓶，从里面拉出一只橘褐斑点蛾往蛛网上抛。蜘蛛在瞬间沿网丝而下，用腿箍住蛾。

“这蛾命好苦，”我叹息道。

“等等，”汤姆伸出一根警示的指头，蜘蛛开始用长在嘴两边的利齿将锁住蛾的网丝剪开。“看到没，她不要。你看她后退的样子！现在的问题是，她打算怎么处理这只蛾呢？她在剪，看到没？她有两根触须，就像长在嘴边的两只小手——如果我们也有触须的话，就可以一边吃东西，一边弹奏乐器了！她现在用那两根触须收集网丝，放进嘴里，等一下网丝就会被剪断。现在她开始往后拉，免得蛾继续破坏其他部分的网。”

蜘蛛用利齿在网上剪出一个方正的窗口，装死的蛾终于掉出网外，振翅飞开；蜘蛛返回上方角落，继续守望。

“老天，她干吗啊？蜘蛛不是喜欢吃蛾吗？”

“只喜欢吃可以吃的，”汤姆说。

“那也不必把网剪个洞放走它啊？”

“因为蜘蛛无法同时看到大网上的每个角落，所以她居高临下等着，一有东西震动蛛网，马上可以根据震波判断方位，要是网上堆满废物，信号就会错乱。”

我想象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飞行员投掷锡箔干扰雷达。“为什么蛾不企图逃脱呢？”

“因为它有恃无恐嘛。它连动都懒得动，让蜘蛛去卖力。”

阳光下，这片金色的网丝异常耀眼。汤姆用指尖将一根丝不断往后拉，展示它的韧性。蜘蛛会在蛛网的不同部位吐不同的丝；弹性大的丝内含水分较多，蛛网中央的丝弹性最佳，掉进去的昆虫若想挣扎，简直就像用脚踢橡皮筋，根本不能对网造成任何影响，自己反而越缠越紧。

“蛛网的弹性是个不可思议的谜，”汤姆充满敬意地说，“人类所发明的合成材料没有一种具有那样的弹性，比橡胶更好，而且实际上比看起来牢固很多。”他扯着蛛丝。

“蜘蛛现在怎么不跑下来吃你的镊子呢？”

“这么大的动作？她才不会不自量力呢！她有各种战略，如果我太用力，她还有很多逃脱路径，立刻走为上策。可是我不想吓她，她是个好女孩！”

附近有株白色的小兰花从树枝上垂下来。不管你转向哪个方向，到处是与昆虫有关的奇妙景象。许多种兰花几乎从来不结种子，甚至摆出一副不想受精的样子——从不制造引诱昆虫的花蜜。不过偶尔也会有一只缺乏经验的虫误闯进花里，到处涂花粉。兰花趁那歪打正着的机会一口气结出数千粒种子，就这么生存下来。花蜜对花来说，制造成本低廉，然而却有好几百种的兰花令虫子倒尽胃口；纯粹仰赖“意外机缘”才能生存，实在令人费解，但它们就是做到了，多亏误打误撞的昆虫。

实验必须重复，并且必须包括一组控制组；汤姆因此带来两种口味的橘褐斑点蛾，一种天生具有毒性（因为其毛毛虫吃一种有剧毒的豆类植物长大），另一种只吃无毒食物，本身也无毒。结果蜘蛛吞噬安全的蛾，释放有毒的，屡试不爽。心满意足的我们返回生物站，决定再询问另一种同样挑剔的食客——濒危的佛罗里达薮松鸦（Florida scrub jay）——的意见。

回营后，汤姆将架设在自己小屋实验室内的一座灰色大型显微镜的焦距调整好。“罗曼史，”他说，然后又加了一句，结束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和欺骗。”

昆虫的世界里充满诱惑、欺骗与死亡。汤姆递给我一只蛾，我捏住它放在显微镜下，窥看它美丽的花纹，只见两片黄色带粉红的羽毛掸从它尾部招展开来。

“好奇怪！那是什么东西？”

汤姆看了一眼。“气味刷，”他说，“雄蛾交配时的道具；其实那是变异的鳞片，每一根都是中空的，而且有孔。”

“像吸管？”

“很像。蒸气会让刷上的毛竖立。有一天我看到一只雄蛾飞进蜘蛛网里，我知道蛾通常都会猛拍翅膀挣脱，留下一些鳞片，那只蛾却把翅膀一卷，装死。蜘蛛跑过来，碰了它一下，立刻把网剪开，让它掉到地上。当时我不觉得有什么奇怪，时隔一年之后，我又看到同样的事件重演，便决定研究一下这种蛾，结果发现原来这种蛾在还是毛毛虫的时候，吃一种有毒的豆科植物，我尝试用无毒的合成食物饲养这种毛毛虫，结果成功了。我们知道豆科植物含有某种生物碱，对人类有剧毒，偶尔也有牛因为吃了这种植物而死亡，它伤害的部位是肝，很可怕。康富利茶（comfrey tea），现在好像没人喝了，也含有同样的毒性。结果蜘蛛也觉得这种生物碱很难吃，所以任何动物只要能够安然无事地吃这种植物，就无往不利了，因为它可以用自己的身体作毒药储藏室，当防御武器。这种蛾就用这一招。”

“所以它们吃毒，让毒渗透全身。那它们自己为什么不会死呢？”

“问得好，”他非常兴奋地说，语气明显透露出在他的私人字典里，“问题”即等于“谜”。“吃这些化学物质，并不代表就吃到了毒药。是你的肝把某种化学物质转化成毒药的，转化过程需要特定的酶，我想这种蛾的做法是关闭特定的酶系统，不进行转化，就跟植物一样利用生物碱。非常聪明。”

“现在我们有了吃无毒饲料的蛾，是花了一整个冬天才养大的。我们想知道蜘蛛对它们感不感兴趣，于是把它们一只一只丢到蛛网上，结果全都被蜘蛛吃掉了。这感觉就像自己才17岁，第一次约会，得到生平第一个吻；太炫了！”

“接下来我决定研究这种蛾的求偶方式。我们知道雄蛾每次求偶时，都会亮出它们俏皮的气味刷，也知道雌蛾可以吸引雄蛾；雌蛾坐在植物上，雄蛾往同一个方向非常缓慢地低飞盘旋，只要你随着它们的飞行路线走，就可以找到发出信号的雌蛾。”

“蛾中的女妖怎么呼唤？用气味吗？”

“她在自己腹部一个特殊腺体里调配一种春药。我把这种腺体的萃取物给了迈恩华德，他和他的同事研发出配方，那里面其实有三种化合物，全是简单的单链碳化氢分子，中间的键都是单键，全是性吸引物。有时我们就把它放在陷阱里引诱雄蛾，它的作用距离并不远，也无此必要；只要几码就绰绰有余了，因为蛾通常一辈子都只围绕一棵植物度过。”

“雄蛾接近雌蛾之后，会在她周围击翅，那两把刷子在瞬间展开——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同时他仍绕着她飞，”汤姆握紧一只拳头慢慢绕圈，不时模仿展开的刷子伸展手指。“但是有一个问题特别困扰我，我想知道到底是谁在掌控求偶过程，是雄蛾吗？如果是，那么这就是新陈代谢权宜之计的案例。雄蛾拥有高效率的化学物，一部分用来防御，剩下来的转化成诱惑雌蛾的化学物；听起来很合理。可是，万一做选择的是雌蛾呢？”

“你是说他借此宣传自己有多少防御化学武器？”

“最后的研究结果证明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我还记得自己豁然贯通的那一刻，我在加州喂水獭，心里不停地想一个问题：蛾可不可能利用这种生物碱的衍生物来起到某种极微妙的作用？我突然想到其实雄蛾根本不是在引诱雌蛾，只不过看起来很像而已。雄蛾必须想办法对雌蛾证实自己；挑剔的是雌蛾。”

“她需要一个战士，对不对？”

“她要求证据，证明他很棒。”

“他证实了他拥有足以保护自己的化学物质。”

“刚开始我也是这么想，雄蛾在炫耀自己的肌肉，说，‘如果你选我做丈夫，将来你的儿女一定可以从植物里萃取很多生物碱。它们拥有的越多，就越能保护自己，在植物上与别的幼虫抢种子时的竞争能力也会越强。你难道不喜欢自己的追求者遗传因子很优秀吗？’我们公开发表了这个结果，洋洋得意，其实好戏还在后头。我们发现这种蛾的卵里也含有生物碱，这是怎么来的呢？雄蛾一定是通过精子把一部分生物碱传给雌蛾了。”

雄性昆虫经常会在射精时，顺便把一些维生素也送进雌虫体内，作为后代生长时需要的养分。我还记得去加州给大桦斑蝶贴标签时，摸到了怀孕的雌蝶柔软肚里滚珠似的囊袋。若以身体比例来算，昆虫的精囊袋是全世界最大的；有些雄甲虫把身体重量的10%都捐给了雌虫。

汤姆从显微镜上移开，兴致勃勃地继续讲他吉卜林（Kipling）式的故事。“后来我们发现，雌蛾说：‘嘿，这些卵的卵黄都是我制造的，你打算替你的后代贡献什么呢？’我们猜想，雄蛾等于是在对雌蛾说，‘我不但血统优良，在食用植物种子的竞争中占尽优势，而且我还愿意直接给你一份礼物，让你也可以强化你的自卫系统，或者你可以选择把一部分礼物放进卵里，保护它们；随便你’。这才是实际的情况。雄蛾传给雌蛾的生物碱量，与雄蛾本身拥有的量成正比，也和他气味刷制造的气味成正比；换句话说，他等于是在告诉雌蛾他银行户头里到底有多少存款。”

“算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假使他撒谎，岂不更占便宜？”

“那还用说。当然啦，我们无法证实雄蛾有没有说谎。比方说，假使有只雄蛾体内的生物碱很少，他是不是能把所有的生物碱全转化成气味刷上的气味信号呢？理论上是可能的。不过看起来它们好像都很诚实，如果它们果真都不说谎，唯一的可能就是说谎没有好下场，肯定会因为某个原因东窗事发。所以这场求偶剧的下一个问题便是：东窗如何事发？雌蛾可能在交配后，借着精子，察觉出他是个骗子吗？我们不知道。”

“听起来这出戏里只有肌肉发达的男性才能赢。”

“不见得。有一段时间我们把雄蛾放回田野中（就跟你今天看到的那几只喂蜘蛛的蛾一样）。有些有生物碱，有些没有；也就是说，有些气味刷上有气味，有些没有。我们在每只蛾的翅膀上刻上凹痕，以方便辨识；然后用很性感的雌蛾来引诱它们。我们知道那批雌蛾到了晚上就会开始广播，于是将豆科植物的萃取物放在一个个的小铁丝圈上，说服雌蛾端坐其上，开始等候。不久雄蛾就飞来求偶，我们依据翅膀上的凹痕，可以知道他有没有带生物碱。带生物碱的雄蛾被接纳的概率平均高出30%，这样的差别已经很大了。假使你做爸爸的概率比别人高出30%，等于占了大便宜。不过不带生物碱的也不见得都会吃闭门羹。雌蛾可以从雄蛾那儿得到精子，但她必须赌赌运气，问她自己，‘往后五天，这一只会是我能吸引到的最后一只雄蛾吗？我该怎么办？’就算情况再糟，至少她还可以从精子囊袋中获得养分，所以她至多可能跟30只雄蛾交配，收下30份礼物，同时尽量设法和能给她生物碱这一防御武器的雄蛾交配。”

我想不通她怎么能够携带这么多战利品。“难道她不会变得太重？”

“会，不过同时她也在产卵。”

“所以她受精后就产卵，然后再受精，再产卵？”

“不是每次哦！我们知道如果她得到两只雄蛾的精子，她不会把卵分成两批，而只会用其中一只的精子。交配之后，她仍会以别的方式测试雄蛾，挑最大的雄蛾做爸爸。她怎么能分辨哪只最大、品种最好呢？大概凭精子囊袋的大小来判断吧。真炫，对不对？有趣的是，精子囊袋的大小也和雄蛾拥有生物碱的量成正比，没办法打假广告。所以说，在交配前，她会问雄蛾，‘嘿，你有多少生物碱？’交配以后，她还会检查精子囊袋的大小。”

“每张钞票都要点一遍，免得夹带假钞？”

“没错。”

一百多年以前，达尔文也在研究同样有关雌性选择与性淘汰的问题。那时他就在想，既然雌性为后代付出这么多，她们很可能会很挑剔。

“雄性的策略不外乎尽量使不同的雌性受精，多多益善，质量无所谓，不过也有例外的。比方说，我曾经研究过一种甲虫，雄虫会射出相当于雌虫产下的卵一半重量的精子囊袋，这个贡献很大。当然啰，雌虫总有办法从雄虫那儿骗到礼物，却不让他授精。这种雌虫每隔几天才能交配一次，不过她还是会想法子从雄虫那儿要到礼物。如果她带着别的雄虫的精子，接下来出现的雄虫就不肯送她礼物，他会绕到雌虫尾部（她会想办法阻止），闻闻她是不是‘处女’；这一点对雄虫最要紧。”

“好复杂的求偶过程！”

“大家总以为人类的问题比昆虫复杂太多，胡说！小小一个昆虫也可以容纳庞大的生物特性，我们对它们的认识如此浅薄，只因为它们太小了。”

“如果昆虫体积大一点，像猫或狗这么大，不知人类对它们会有什么感觉？”

“那要看你的生长环境对昆虫是否抱有负面的观念。如果世界上到处是巨大的蝗虫，以目前它们的速度跳跃，冲力也一样，那它们太危险了；告诉你，甲冑到现在还会流行！妈妈们会说，‘别忘了穿甲冑哦，宝贝，今天外面有蝗虫哦！’”

橘褐斑点蛾的浪漫故事是汤姆的最爱；他研究橘褐斑点蛾已有20年，但仍不时有新的发现。虽然通常他都会同时研究好几种不同的昆虫（有时只是留心观察它们），但有一个主题是永远不变的——雌性选择。

“研究昆虫社会学时不比照人类，可能吗？”我问。

“我是个地道的昆虫社会学者，”他笑着说，“人类这种动物大部分的行为都可以用动物学来描述，我一点都不惊讶。”

“像是送订婚大钻戒？”

“是啊。人类的求偶故事可以包上文化传统的糖衣，变得很浪漫，但最根本的生物性，仍是个体拼命想把基因传给下一代。女性基本上都很挑剔，如果你一个蛋就得孵上9个月，能不挑剔吗？男人则不愿意浪费精子，《圣经》上已经说过了。”

“所以她以各种方式来测试他。”

“完全正确。这个模式融入文化后，我们于是崇拜运动健将、赢家和武士，喜欢竞争。我没办法解释每一种现象，但我彻底相信人类所做的每一件事，其基础都是‘生物性思维’。”

“有些人认为昆虫是冷血的机械玩具，这么一来，拿我们的行为和它们的相比就更骇人了。”

“自由意志的观念根深蒂固；人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呢？我觉得没什么好困扰的，因为我忙着深入另一个物种的世界，努力想研究它们的行为。我并不信教，也不相信传统的自由意志观念，我相信演化，更相信我们是演化过程的一部分，但我仍然认为人类很特别，因为我们能坐在这里讨论并且了解这件事。不过，一谈到人类如何使用肌肉、在交配时如何运用配子（gamete）、求偶时如何受制于雌性选择，那可一点都不特别，我们只不过是另一种脚比昆虫少了四只的动物而已。”

有人敲门。来客是位穿毛衣长裤、栗色头发的高挑女子，旁边站了一位身高差不多，长发往后扎成马尾的男士。汤姆介绍我们认识，我很高兴他们原来是自然摄影师苏珊·米德顿（Susan Middleton）与戴维·李区夏加（David Liittschwager），两人正忙着寻找一群濒危动植物，并为它们拍照。他俩已在美国境内旅行多年，用视觉替美国正在消失中的生物做名录。汤姆期待赶快着手研究我们今天早晨发现的那种蝗虫，更为苏珊与戴维将记录全程、传承给后代而感到兴奋。

“我们正准备出去拍松鸦，”苏珊解释，“昨天我们发现一个很棒的地点，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开车过去？”

“当然要！”汤姆说，“咱们抓几只蛾带去。哦，还有，”他兴奋地补充，“我们替你们抓到那种蝗虫了。”

苏珊与戴维欢呼了一声，开始计划今晚的工作；我则帮汤姆抓笼里的橘褐斑点蛾，把不停拍翅的蛾分别塞进小玻璃瓶内。然后大伙儿爬进一辆路虎里，朝生物站尽头开。戴维开车时嘴角上挂着稍带疯狂的狞笑；等到路面变成一道深深的沙河时，四轮传动的车左歪右滑了整整14分钟。

我们终于在一片矮橡林与白沙地前停车。矮橡差不多都与视线齐高，我们仿佛穿过莎士比亚剧的场景——听得见人声，却不见人影，而其他人也不知你在何处。尽管它的名称暗示着这是一片无用的废地，周遭的佛罗里达硬叶灌丛却如诗如画。硬叶灌丛带指的是不毛的厚沙地；长久以来火与土壤联袂。其吸引力之一，是在这么单纯的风景里，想找特定的生物很容易。虽然沙是它的心脏，但它与其他简单的生态系统没什么两样。拿纽约市来说，夹在两种里程碑——水泥建筑与忙碌的人类活动——之间的，仍有许多野生植物与昆虫。那些昆虫很有趣，因为它们成功地适应了无法抵抗的环境因子；硬叶灌丛带里的生物情况也类似，不断受不毛的土地、冬季缺水以及数世纪以来不断横扫该地的火的锤炼。许多昆虫种类最早都是在上新世末期随着各种羚、巨型挖穴动物、陆龟与陆懒从墨西哥湾的莽原地区迁到此地的，很多物种在其他地方皆已绝种，但来自西方的生物却在沙更深且干得更快的硬叶灌丛山脊生存了下来，硬叶灌丛带遂成为古老奇特生物的家。现在它们大多只居住在几处山脊的最顶端；硬叶灌丛带本身已然濒危，如今只剩下比这片内陆山脊年轻很多的大西洋岸山脊、韦尔斯湖山脊、玛利安高地、庞韩斗（Panhandle）一条极狭窄的硬叶灌丛带以及几处散布在佛罗里达州西部的小硬叶灌丛带。庞韩斗硬叶灌丛带有一小部分伸入乔治亚州及亚拉巴马州，其余则全属于佛州。佛罗里达硬叶灌丛带拥有许多独一无二的动物。

濒危居民之一即薮松鸦（scrub jay），现在却有了麻烦，因为它需要辽阔的土地以供徜徉——每个松鸦家庭约需20英亩地。它们不能近亲交配（昆虫可以），因此附近必须有许多不同的家庭。尽管薮松鸦寿命长，也很适应硬叶灌丛，但它们的数量仍不可避免地变得很少。数千种生物沾了薮松鸦媒体热的光，就像金狮狨是代表巴西马塔亚特兰蒂卡雨林可爱的海报动物，薮松鸦则象征硬叶灌丛栖地的困境。和昆虫、蛇或树比起来，人们觉得认同它们容易多了。北方的冠羽蓝松鸦（crested blue jay）是坏脾气的无赖，是地头蛇、土霸王；薮松鸦体积较小，较温和，比较像卡通片与歌谣里的青鸟。任何“拯救薮松鸦”活动隐而不宣的目标，其实都是在拯救薮松鸦以及它们比较不上相的邻居们的共同栖地。

一片蓝在我们伫立的矮橡林上方低空盘旋，仿佛天空的碎片往下坠。多年以来，阿奇博尔德的研究员为这些薮松鸦家庭系上脚环、对它们进行研究，鸟儿因此不怕我们。它们穿着类似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军服，戴蓝盔、拥有蓝色的翅膀和尾羽，胸、下巴与眉则为灰色；橡实与昆虫是它们的最爱。汤姆从众多口袋之一中掏出一个小瓶，从里面抓出一只蛾，高举空中。一只松鸦滑翔而下，停在他抬高的手臂上，跳上他的手腕，收紧它抓钩似的脚，斜睨那只蛾，也许在闻它；然后就飞走了。我们再重复那个实验一次，轮到我小心将蛾从小瓶中取出，高举空中。三只松鸦争争吵吵地飞近，一只停在我拇指基部，用一根爪牢牢圈住，然后倾身去检查那只蛾。它柔软的肚子摩挲我的皮肤，羽毛如此细致，虽然接触范围如此之小，却点燃了我皮肤上的神经细胞，令我全身都对那珍贵的接触有所反应。它的身体也感觉到了；松鸦也歪头看我，睁着一只谜一样的眼睛。然后继续全神贯注盯着那只蛾看，就像我全神贯注在看它一样。它确定那只蛾不能吃，便飞走了。汤姆微笑；那只蛾体内的药量显然很足，蜘蛛不吃它，鸟也不肯吃它。下回他寄给默尔克公司去化验的“生物包裹”，想必将包括一袋橘褐斑点蛾。

很快地，烈日开始炙烤白沙，我们回营纳凉与午餐。之后其他人回自己的小屋，我则爬上水塔的螺旋梯。随着我将人类世界舒适的细节抛在脚下，登上146个镀银的阶梯，风亦啸吼越盛。我在塔顶发现一片微微摇晃的平台，几缕红色塑料饰带自角楼垂下，兀自飘动，一只领地遭我侵犯的黄蜂亦随之飞舞。脚底是涂了雪米皮色粉漆的主要建筑，红石瓦屋顶、六片飞檐朝南迤逦，仿佛六道顶着白浪头的波浪，正午的阳光切割檐下的三角帆形物，长长的建筑仿佛浮在硬叶灌丛带浩瀚的大海上。

汤姆想必在自己的小屋内准备下次演讲的讲稿。几周后，他将出席美国参议院的会议并作证，要求该院重新签署《濒危物种法案》。汤姆穷其一生探索几乎不可见之微世界，从探险家到顾问、从潜心皈依到公开护持，长路漫漫。他打算列举一长串萃取自动植物的药物，并指出大部分物种从未接受调查。尽管“老旧”物品令美国文化难堪，然而化学物质永远不可能变成废物，因此他将警告参议员，即使某种昆虫在周密研究后，证明无化学利用价值，仍不可轻易判定它无用而任其灭绝，因为它很可能含有丰富的化学宝藏，可留待未来科技研发。他将强调圈养复育昆虫不可行，因为昆虫皆针对在野外遭遇之试炼而演化出特定化学物质。综上所述，如佛罗里达硬叶灌丛带这样的濒危栖地非致力拯救不可，即使只为了它能供养的独特昆虫也值得。他将叙述萤火虫、蛾与放屁虫——这些他最钟爱、熟悉而无害的小虫的故事。化学研发利润雄厚，参议员既可从中获利，亦能树立良好形象。有些参议员为利他主义环保，有些或许别具用心，但所有投赞成票的都将“显得”很利他，这样对汤姆就够了。政界就如同昆虫社会，身在其中是不能拿道德当饭吃的。

两个人慵懒地踱向餐厅，我猜他们是一男一女，但我看不清他们的脸孔，不知他是否蓄胡、她是否化妆、发型如何、口袋里又揣了什么东西。从地球轨道归来的航天员常感喟在太空中几乎看不见人类的活动——战争、政治疆界、城市、农田、风俗人情、青少年阶段或爱情。那一对渐行渐远，一起跨过阳台时仿佛突然缩小了。突然，男的仰起下巴咧嘴而笑，白牙在阳光下闪烁；女的把双手枕在胸前，短暂地弯了弯腰，皱起脸庞，牙齿也闪烁着。男的接着微微鞠躬，蓦然抬头，张开嘴巴。我猜想他大概讲了什么好笑的话，她回答的也好笑，引来这一连串带笑的鞠躬动作。他们是“一体成型”的吗？还是同事？早晨他们在工作还是在做爱？我从这个高度无从了解他们复杂的关系，就如同人类俯视昆虫，无法了解它们的生活一样；有多少细节自我们感官的罅隙间溜走。然后那两个正在进行比语言更古老之对话的人类，就像任何一只松鸦或甲虫，因为饥饿，进入建筑物内去用餐了。

平静的湖躺在远方，宛如一池水银。硬叶灌丛看起来坚硬、疲惫且不宜居住，整个环境犹如一片空地；但我知道其实有数百万只动物正在其中进行日常的例行工作，涉及谋杀、婚姻、飨宴和新生。数不尽的生死剧场兀自上演，人眼多半视而不见：大队掠夺的猎户；树叶与树皮的雕刻师；地球上第一批制纸的生物；偷盗家畜的贼与经营畜栏的主人；水果与花瓣的采集者；利用黏土的建筑师；照顾幼小的护士；地下墓窖、单倾斜面的小屋与高塔；编织丝与棉的；建造城市的；维持秩序的；各种不同的部落与社会。一切的一切，都可能在一场暴风或巨人践踏之下崩塌毁灭。我们难得凝望它们奇妙的城市，应该为此汗颜。我远眺硬叶灌丛地带，默默称许隐藏其中的世界，想起诗人惠特曼（Walt Whitman）曾经以如此坚定的信仰写过：“我能看见的众多灿烂太阳与我看不见的众多黑暗太阳，皆已各就其位。”

目录

前言 走访希望的角落

第一章 借来的心

第二章 灵魂的暗夜

第三章 光明的灾难

第四章 眺望人生全景

第五章 金太阳，银月亮

第六章 复杂人生

第七章 心灵避难所

第八章 黑暗之日

第九章 小心黑狗

第十章 畅快的境界

第十一章 非常手段

第十二章 最后的最后一次

第十三章 黎明前

第十四章 今夜星光灿烂

前言 走访希望的角落

我住的小镇边上，有家车站改装的餐厅，店名就叫“车站”。它让人缅怀当年那一长列的火车，摇摇摆摆慢吞吞驶往曼哈顿的情景。餐厅外的挂钟，时间停在6点22分，是最后一列火车离镇的时刻，但川流不息的人生列车却从来没有停歇过。

小镇就像火车站，任何时刻都有几百个人生在此交会——拎着一小包忧虑或不信任的人，匆匆跑过容易滑倒的青春长廊的人，慢慢拖着一大皮箱伤痛的人，刚从充满希望的郊区赶来的人，看着列车时刻表发愁的人，急于到站的人，心灵像一张小餐垫的人，衰老的面孔像日晷的人——在无边无际的虚无中登上子弹列车，不顾一切奔向海角天涯的绝望孤单的人。逐渐地，每个人都遇到了每个人，不论闻名或见面。在他们最害怕、最绝望、最孤单的时候，有时他们会打电话到“自杀防治和危机救援中心”（Suicide Prevention and Crisis Service，简称“生命线”）。

神秘建筑物

那儿的电话在电话簿或张贴在小镇各关键地点的海报上，都很容易找到，但它的位置却是个严加保守的秘密。仿佛在那儿工作的人隶属于某个神秘教派。他们的名字不能说，他们的年龄恕难奉告，他们的职业连暗示都不可以，因为他们接触的都是绝望的人，间或也有陷于绝望中的正常人。那栋建筑物的地址不可透露，辅导员出入都小心翼翼，有时甚至鬼鬼祟祟。但在那栋建筑物里，人生的血肉脏腑、小小的哀伤、触目惊心的灾难，轮番上演。一幕幕扩张与收缩交替的情绪风景快速变换：前一刻它膨胀到规模一如记忆犹新的刚果战争，下一刻它可能瑟缩在宿舍房间的角落里悄无声息。来电者与辅导员的面孔必须用面具遮盖，但我可以跟你说说他们的挣扎。那栋建筑物也是如此，我不能描述它的外貌，但我可以跟你谈谈它内在的生活。

接下来的故事来自我个人的亲身体验。为了让来电者保有隐私权，我改变了他们的名字、行踪以及生活的一些相关细节。“生命线”的同事也善解人意地帮我检视原稿，确保来电者个人资料的机密性。如有任何雷同，主要来自人类经验与情感的共通性。既然报章媒体已报道过，我就不打算掩饰他们的故事。

戴安娜·阿克曼上

1996年8月1日

第一章

借来的心

帮助危机中的人，

你不需要比他们更强壮、更健康、

更有道德、更无忧无虑。

你只要把自己的问题暂且搁置一旁，

全心全意地倾听，

不乱下断言，

用心去关怀对方的需求。

电话室位于这栋盘根错节的老屋顶楼，不论怎么放轻脚步，木头楼梯总要嘎吱嘎吱地响。一度是乳白色的墙壁、楼梯、窗框、门户、木头嵌板，都在岁月中消退成一种暗沉沉的浅褐色。所有这些嘎吱声、透风的走廊、曲折的楼梯，都予人一种安详、古老的感觉。楼下是行政办公室和辅导员的会议室；楼上有一间厨房，一间带淋浴设备的浴室、辅导室以及另外三间办公室。

一天黄昏，我爬上楼，耸着肩膀卸下背包。“生命线”所在的房间有两张上光橡木板拼成的书桌，摆成“L”形。墙壁是淡褐的底色，手持鸡毛掸蘸油漆，洒上绿色和白色的碎点。定睛望着它们，时间久了就觉得仿佛看到雪花落在茂密的蒿草中。一道阴影或许是兔子疾奔过干草丛，这里仿佛是旷野，不是市区里的房间。一张铺着绿色棉床罩的长靠椅，白天充当沙发，夜间就是值夜人睡觉的地方。我把背包放在床上，挥手向新来的辅导员弗里达打招呼，她正沉静地跟一位来电者对话。她六十多岁，身材瘦削，是位音乐教师，泛灰的金发梳一个马尾，蓄着刘海儿。

从很多方面来看，这房间都很平凡。满铺着一条棕白相间的机器制斜纹地毯，毛都已经磨光了，靠近门口处有块奇形怪状的污渍（像一个狮子鼻的男人往左边看的侧脸）。角落摆一张绿绒布的小沙发。另一个角落里有条金黄色的厚脚凳，边上绽了线，填充物都冒了出来。黑色钢制档案柜装着“本月记录”（每次通话的摘要记录）、转介信息、紧急电话号码、剪报资料。每张桌子正中央各摆一部电话，旁边有盏黑色的弯颈台灯提供额外的照明。桌子后面有更多的档案与卷宗，一个褐色盒子里装着“辅导员联络卡”（万一工作人员对辅导员接到的电话有所建议），一个黑底红字的收音机数字时钟，几个小碗装满各色巧克力，一支银、红两色的手电筒，桌上放着一个从来不开的空气净化器，一本《美国传统大词典》——书末附录有印欧词根表的版本。一本经常翻阅的绿皮记事簿摊开着，等待下一笔记录——所有来电记录都依照日期、时间、辅导员姓名排列。一本红色封皮的“紧急救援资源大全”档案夹，指点辅导员有关急救程序，乃至附近桥梁等地理位置等各方面的信息。一个本来好像放电动工具的开放式钢制书柜上，有成捆过期的《自杀与危及生命行为》（Suicide and Life-Threatening Behavior
）杂志堆置在各种书籍杂志之间。有个黑色的老式收录音机蹲在地板上沉默不语，积了一层薄薄的灰，旁边就是一把鸡毛掸子。门柱上挂着一个灰色的标准型削铅笔机。不远处的门上钉了一个大型挂历，供辅导员签名排班。

该我上场！

“哦，累死人了。”弗里达放下电话说。她用手揉揉前额，把刘海儿向后拢了拢。“玛丽·乔今天不好过。我们谈了大约一小时，我都快麻痹了。”她用双手撑在桌上，慢慢站起身。“快结束时，我就快把记录写好了。”她把一张纸塞进档案夹，脸上浮现出一抹微笑，用疲倦的声音说：“再见。”

“再见。”我应声在桌前坐下。椅子犹有余温，我坐上去时它发出海豚似的吱吱声。

黑暗刚刚开始笼罩全镇，在我的头上方，一个有叶状蚀刻图案的碟形玻璃灯罩遮住了两个灯泡，柔和泛黄的光线洒满室内。天花板一角挂着一个银色的平衡吊饰，17只海鸥静止不动。我用力吹了口气，鸟儿就开始在空中滑翔。

一扇很高的窗户面对着车道，另一扇则开在书桌后面，可眺望隔壁的院子。两扇窗都挂着薄薄的纱帘，但已经脏得暗淡无光。东侧墙上的软木告示板上有“下班后时间段紧急联络人”，也就是临时需要咨询或遇有紧急状况，可以打呼叫器找到的人。西侧墙上有张白色海报，列出重要场所及其电话：被殴打妇女特别救援小组、医院的急诊室、毒品管制中心、心理保健诊所、家庭与儿童服务中心等。两部电话中间摆了最重要的一个档案柜，收藏有辛苦搜集、经过研究整理的资料，包括公立与私立的各种特殊支援团体，以便把来电者介绍到各种团体，如喜穿异性服饰的支援团体，帮助遭受性虐待的儿童寻求协助，告知来电者到哪儿可以找到工作、食物、安全的住所以及境遇类似的朋友。业务电话的铃声与正常相同，但“生命线”的铃声却是突兀而响亮的，每次响两声，令人不由得心头一紧，它不像电话铃声，倒像火灾警报。

担心女儿的父亲

七点四十五分。第一个电话。一位离异男性打来电话谈及他十六岁的女儿。她野性难驯，不听管教，即使没有课的日子也很晚才回家，跟朋友喝很多酒、吸毒。劝她戒酒戒毒，她都当耳边风。昨晚她带着黑眼圈回家，却不肯说发生了什么事。见她肉体受伤，这位父亲真是伤心。我们谈了约一个小时，他坦陈深埋心底的沮丧与恐惧、愤怒与罪恶感。当他平静下来，能够计划未来时，我们讨论让他加入匿名戒酒协会之类的支援团体，他会在那儿找到其他面临心爱的人酗酒吸毒的同伴。我无法帮助他的女儿，因为她没有打电话来。我的职责是帮助这位受苦的父亲。

他问：“你认为这样能改善我跟女儿的关系吗？”

我答：“我不知道。但你会碰到相同处境的人，他们或许能给你一些关于他们如何成功，或如何失败的经验。最起码，你不必再一个人孤独地面对这个问题。”

他说：“他们的电话号码？”他的声音从我们开始通话以来，第一次变得坚强。我给了他电话号码，告诉他，如果支援团体不奏效，或只是需要找人谈谈，都欢迎他再次来电。他谢了我，我们互道再见。

倾听是任务

除了建议一个可能对他有帮助的机构，在长达一小时的通话中，我几乎没说什么话。“生命线”的辅导员不是心理治疗师。我们的工作不是探索心灵，挑出问题，解释它的起源与模式。我们不对求助者有问必答或提供忠告，我们只是倾听。有时听觉也像一支笔，我在心中描绘出来电者的面孔，阅读他们的表情。有时像使用回声定位，我发出侦察的声波——可能是个诱导性的问题——等着听它从什么地方反射回来，扭曲成什么模样。我还不能熟练掌握听音辨物的技巧，有时会经过漫长的沉默，来电者或许会问：“你还在吗？”我答：“是的，我只是在思考你刚才说的话。”

我们不只像听演讲那样被动地聆听。我们不像正常交谈时那么容易因个人的意念而分心——边听边想下一句要说什么，或许谈谈自己的相关经验。我们全心全意倾听，这非常耗体力，就像近身搏击一样累人。

倾听像运动，你用全部注意力听见字句、叹息、哽咽、大声喘息、在难以启齿或禁忌的字眼前比正常语速多一拍的停顿、因担心而压低的声音、苦闷中的憔悴、承载许多忧伤的拉长的母音、酒醉的大舌头、一小块一小块堆积成山的罪恶感、因心底自责而沉默的挣扎声、喘不过气的恐惧、活火山般不断爆发的恐慌、如瘴疠之气蒸腾的怒火、沮丧痉挛的断音、说“没错，但是”的人避免短兵相接的怨毒、心智发展停顿者紊乱的观念、狂想者的魔幻剧、精神错乱者的意念碎片、受虐妇女的凄惶音调、绝望者萧瑟空洞的表情、举棋不定的脚步、钻进牛角尖里心情低落的郁闷、寂寞的偏远角落、紧紧绞缠双手的焦虑。

你也听见字与字间的沉默与空隙，它们自有一种独特的节奏与形状。你还听见许多无生命的物品发出的声音——玻璃杯里冰块的撞击声、吸一根烟的唇鼻音、附近房里电视机的嘈杂声、来电者窗外的车鸣声。

或许完全透过声音接触别人的生活、分析他们的处境会有点奇怪，但很多动物都以这种方式聆听，隔着远距离沟通；鲸鱼、青蛙、狼、鸟，都是如此。正如同医生把耳朵贴着病人胸膛，或使用听诊器听诊，我们也把一只耳朵贴紧热烘烘的电话听筒，聆听字句间的心跳。字句是忧伤之海的洋面，听起来可能平静无风，也可能像一阵疾风或一场台风；我们聆听隐藏在海面下的洋流。

八点四十七分。一个有智障的妇人打电话来，一字一顿慢慢地诉说。她很生气今天有些孩子嘲弄她。我们谈了半小时，她决定该上床睡觉了。

九点二十二分，电话铃响了。我立刻拿起话筒，但没有人在线上。“挂断了。”我在日志上写道。我们常接到挂断的电话——并非每个人都准备好接触他人，但他们要确定当他们准备好时有人在这儿。

接电话之间的空当，我翻阅剪报簿，发现一名我姑且叫他“艾伦”的青年男子的讣闻，他为绝望与寂寞所困，曾向“生命线”求助长达三年之久。我的手指接触到忽然变得像象形文字一般陌生、像墓碑一样平坦的印刷文字，我们没能救他。但也许，在我们扮演他的生命线的那三年里，我们救过他一段时间。这让我想起有几次我值班到周日清晨八点，然后开车回家的情景。街道空空如也，但在距一座桥不远的街上，我看到救护车。

毫无疑问是有人跳河。我想，这人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们呢？我们整夜都在那儿！他为什么不来电？让人痛苦的真相是，下定决心去死的人通常都不会来电。我们的存在是为了那些还跟残余的生机纠葛不清的人。他们打电话来，我们就谈这些事。我们不告诉他们不可自杀，自杀当然是他们的一种选择——我们尊重他们选择何时生何时死的权利，但那并非唯一的选择。我们常说，自杀是对暂时存在的问题做一永恒的了断。他们心中对生命尚留依恋的那部分促使他们打电话给我们，于是我们来探讨做其他选择的可能。

九点十五分。一位中年妇人来电。她烦乱不安，说话口齿不清，也许是喝了酒。她以前也常打电话来，我记得她的声音。

她问：“我是梅丽莎……我跟你谈过吗？”

“是的，梅丽莎。你今天觉得怎么样？”

“不大好。”

上次我跟梅丽莎交谈是两星期前，当时是大清早，她沮丧得要命。我替她担心了好一阵子，因为她似乎非常脆弱，我担心我们会失去她。她四十出头，人很聪明，口才流利。她带着两个年幼的子女；再婚，丈夫酗酒，有时变得很暴力；她跟自己的父母关系不好。她现在返校读书，攻读学位。她极为敏感，对自己非常苛求，备受自信缺乏和寂寞的煎熬。她面临来自各方的压力，只有当打击超乎忍受时，才会给我们打电话。毕竟我们是一个危机救援机构，但“危机”是个相对的字眼，每个人的情绪控温计设定方式都不一样。

危机是常态

根据定义，危机会阻挠生活的正常行程，它呈现的方式可能像离婚般公开，像药物过量般属于生理层次，像一件放不下的心事般不足为外人道。我们总把危机等同于不称心、逆境或命运受挫，但若观察野生动物，就会发现危机无处不在。对动物而言，危机根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既不稀奇也不特别，再怎么逃避危机，还是会碰到更多的危机。危机是常态，只不过仍然会造成痛苦与干扰。在这层意义上，危机救援机构反而是反常的，就像冬天住在装有暖气的房子里，希望帮助别人保持温暖一样反常。

处于危机中的人打电话来，我要帮助他们恢复平静。从前这是亲戚、邻居、同辈、长辈扮演的角色，为受困者提供安慰与体谅。一般人总能从各种辈分的亲戚朋友中，找到可以谈心或征询意见的对象。危机是人类生活不可能完全消除的一部分，家庭就是一张危机的安全网。根据演化的观点，危机带来转折点，使必要的改变得以实现。我们一厢情愿地说“人是习惯的动物”时，很少停下来考虑这句话在生物学上是否站得住脚。顽固的习惯确保过去管用的行事方式可以继续发挥作用，它是一种求生的好技巧。它会说，吃那棵树上的果子，因为从前人吃了都不曾中毒，但习惯逐渐导致厌倦与沮丧，两者都是求变的诱因。

心满意足的生物除非碰到为生存不得不变的情况，否则他们是一动不如一静的。只要生活没有遭遇威胁，下一代能安全成长，那厌恶危机，让生活过得平静，这种心态乃人之常情。因此之故，尽管危机的存在是正常现象，但危机毕竟意味着痛苦与恐惧，更何况人类是一种具有慈悲心的动物。

梅丽莎打电话来，我无法消弭她身处的危机。我充其量就是让她喘口气，给她一个暂时性的安全空间，让她能探索自己的感受，重新检视手头的资源与选择。在烦恼膨胀得有如恶魔的长夜中，我与她做伴。在诸般压力如同雪崩即将迸发，她连床都不愿下的清晨，我陪着她。在冬日中午的公共电话亭里，她刚刚得知被辞退，新工作没有半点儿着落，一家人嗷嗷待哺时，我与她同在。她的丈夫刚发完脾气出门买醉，她在他暴怒的余波中颤抖，有我为伴。她考试不及格，觉得在失望的未来死是最好的出路时，我在旁聆听。我只能在电话上跟她做伴。我倾听，有时我鼓励她打电话给镇上某个提供支援的团体，或长期提供法律咨询的机构。

只有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当我认为她可能伤害自己或遭受他人伤害时，我才会介入，通知其他人施以援手。但我的目标不是干预，而是帮助她到达一个心灵或肉体都安全的场所，让她尽可能掌握自己的生活。我不提供忠告，有时我甚至直截了当地这么告诉她。

同行而非引路

今晚梅丽莎哭着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丈夫喝醉酒回家，在小孩面前毒打她。她害怕跟他同住，更怕万一离开后又被他找到。更糟的是，她自己没有钱，没有正式工作，没法子养小孩。她害怕万一离开就会失业，小孩的监护权就会落到他手中。“我该怎么办？”我诚心诚意地想告诉她：离开他！带着孩子，马上就走！不要等他再回来。走得越快越好！但我绝不可能是第一个建议她这么做的人。

“我不能告诉你该怎么做，”我说，“但也许我们可以一块儿来找一条出路。咱们来看看你今晚有哪些选择。”然后我们检讨了她想到的几个办法，还有我想到的几个办法。她虽然仍感到恐惧，但逐渐能掌握重点，她决定至少跟受虐妇女特别工作小组的人谈谈，他们有收留她和孩子的安全处所，也能帮助她整顿生活。

十点十五分。我说：“这里是‘生命线’，我能帮你什么忙？”

“你不能，”一个男人的声音。

“你今晚有什么心事？”

他忽然生气了：“充满偏见的社会。邪恶、腐败、缺乏爱心、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社会。你们一点儿用也没有！不爱我的人就是不爱上帝。美国爵士小喇叭手、歌星路易斯·阿姆斯特朗说的。如果我生性邪恶，就会懂他在说什么，可是我不邪恶。仇恨我的人心里就没有耶稣的爱，你们都有偏见！”电话挂断了。

十点十七分。同一位来电者：“还有一件事。女人是社会最邪恶的分子。”

“你接触过邪恶的女人？”我用毫不带情绪的声音问。

“不，只是一般的观察。她们甚至不配被称为人类。”

“她们做了什么事那么邪恶？”

来电者挂断了电话。

十点十九分。同一位来电者：“我做承受者已经够久了。”

“做什么？”

“承受者。”一声长长的尖叫，像闪电一样突兀而响亮。

十点二十二分。同一位来电者：“你是恶魔。你们都是恶魔！你们是——恶魔！”

“听起来你似乎很痛苦。”我说。

“痛苦？痛苦？你根本不在乎我痛苦，你这臭婊子。你们都是恶魔！”他挂断了电话。

又是“剪刀手爱德华”

十点二十五分。挂断了。可能是同一位来电者。他经常打电话来，把辅导员辱骂一顿，然后就好几天、好几个星期不打电话来。有的辅导员很怕接到他的电话，被他搞得心神不宁；有些却盼望接到他的电话，把它视为一种挑战，有一两个人甚至设法跟他聊得久了一些，才发掘出了一点儿他古怪的身世。他似乎是个越战退伍军人，中了落叶剂的毒，目前在一家工厂当守夜员，住在一个农业社区的小木屋里。他有四名子女，我们很担心他们，尤其是两个女孩。他声称自己脸上有刺青，一只手是机械义肢。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一位辅导员在记录中为他取了“剪刀手爱德华”的绰号，大家就都这么称呼他。我将“爱德华”写在日志中，在通话记录栏填上：“照常。”

十点三十分。我听见有人开了前门，楼梯吱呀作响。不久，一个满头红发剪得短短的女人出现在门口，准备接班。我们互道“你好”，她进厨房给自己倒了杯咖啡。目前有七十五位辅导员固定来轮班，每班是五小时——除了大夜班是从晚上十点到翌晨八点。我们的出身背景、教育程度、家庭环境、宗教信仰、个性、收入，各不相同。很多人经历过重大创痛或困难的煎熬，发下宏愿要帮助别人。我们都了解痛苦、心碎、羞辱、震惊、愤怒，以及无法言喻的事。谁不是如此？

也许有人以为辅导员的生活会比来电求助者稳定、没那么多困扰，其实不见得。我一开始也觉得非常意外，心境受到很大的影响。例如，跟我同班受训的一位年轻男士带着不寒而栗的表情，谈到他有天下课回到宿舍，只见室友躺在血泊中已经死亡，桌上还留了封遗书。他与室友感情深厚，也一直知道他心情沮丧，但以为还不致到寻死的程度。他怎么可能没注意到种种危险的迹象，对求助的讯号置若罔闻呢？回想起来，一切都那么显而易见。他花了好多年才平息内心的恐惧和罪恶感。

同一个训练班上，一位成熟的妇人叙述她毕生都要适应一位酗酒的母亲，粗暴、乖戾、大部分时间比孩子更需要母爱。训练结束后很久，一位表现优异的辅导员私下透露，她许多年来一直在跟抑郁症搏斗，靠吃药维持坚强和愉快的心境。虽然她志愿加入“生命线”时，精神状态没有问题，但训练课程开始不久，她就陷入一辈子都没那么糟的抑郁情绪之中，整日沉浸在血液几乎都要凝固的低潮里。但上课那几个密集而充满变化的小时里，她却能抛开抑郁。我跟她同班受训，从来不曾察觉她内心的痛苦。事实上，所有的人都毫无察觉。她总是表现得愉快而热心。面对别人的痛苦时，她能把私人的沮丧搁到一旁，把烦恼腾空，拿出自己慷慨助人的一面，提供协助。沮丧在家里等她，但只要“生命线”的电话铃一响，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此过了几个月，度过了低潮期，她的心情好转。她是在沮丧之中仍能成功胜任辅导工作的极端例子。

为善不欲人知

我从这个事例学到重要的一课：帮助危机中的人，你不需要比他们更强壮、更健康、更有道德、更无忧无虑。你只要把自己的问题暂且搁置一旁，全心全意地倾听，不乱下断言，用心去关怀对方的需求。事实上，在咨询中把自己的问题暂时抛开，可说是一种解脱，其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报酬。很多善心人士在众目睽睽下参与社会服务工作，但“生命线”的义工却倾向于为善不欲人知，他们不想出名。也正因为没有人鼓掌，甚至也没有人窃听，所以你就是唯一的裁判，你必须自己给自己打分。

大多数辅导员志愿加入，只因为这份工作给他们一种好的感觉。这种感觉包括哪些成分？对每个人都不尽相同，就我而言，它可以平分成四份：慈悲、成就感、觉得自己是个好人，还有一种奇特的心灵魔术——借着帮助别人改变他们目前的处境，更新了自己的过去。我们常常企图透过别人的生活修订自己的过去。曾经有位辅导员告诉我，虽然她天性并非特别富于慈悲心，但在电话上她表现的同理心连自己都佩服。

虽然我在本书中尽可能坦诚以告，但为了尊重可能因此受伤的亲人，有些私人的细节我不能透露。来电求助的人享有匿名的奢侈，我却没有。你看得见我的脸。所以就这么说吧，我经历过很多痛苦，有些我毕生难忘，甚至可能永远无法忘怀，这就够了。人生早期的创痛都用不褪色的墨水写就，后期的创痛也同样不易磨灭。我的人生也包括欢乐、爱、冒险、满足、发现，但它绝不无聊，更不会构成单调无聊的酷刑。

但我也曾目击足够多的黑暗面，可以认同各式各样来电者的心情。他们大多被困在我好不容易才熬过来的噩梦中。他们从小镇电话线流进来的故事，既复杂又不可思议。人类会使自己落入怎样的困境，简直难以置信。所以我认为“生命线”的工作再怎么令人痛心、恐惧、压力大，仍然很值得去做。担任“生命线”辅导员可能是人类为同类做的事当中最耗神的，但以救护人员和消防员为例，他们与死神赛跑的奋斗会得到公开的颂扬，我的辅导员同事却必须秘密行事。我们永远在参演私密的戏剧，获得替代性的解脱，胜利只存在于内心。

我们所有辅导员都没有自杀的经验，虽然有人为了其他原因而志愿参加这份工作，但大部分人都感觉到死亡的沉重压力，有必要面对这种感觉。如果它没有杀死你，从自己的死亡或别人的死亡中生存下来，可能是一种提神醒脑的补品，一种含有金属成分的药物，能使这个世界散发的光辉更灿烂，自己的心跳更有力，并知道自己能以威力更强大的工具严词苛责死亡。

爱值大夜班的天文学家

弗兰克·德里克是位典型的辅导员。已婚，有两个孩子，是大学教授，时间平分在教书和做研究上。他有自制珠宝、潜水等嗜好。身材高而瘦削，平易近人，是一位知名的天文学家，寻找外星文明，用无线天文望远镜当作巨人的耳朵，在外太空广漠的寂静中找寻生命迹象。如果你坐在天文台穹顶下的黑暗中，聆听有关天体的演说，演讲者通常都会提到，用以计算其他行星有多少生物居住可能性的“德里克方程式”（Drake equation）。

他不时奉派到世界各地的天文台，偏远得令人精神崩溃却背景完美的海角天涯。他遇见离群索居的孤独者，他们独自承受极大的压力，处理艰巨的难题。少数企图自杀，或考虑要这么做。他早生华发，和蔼可亲，看起来就像个失意人可以寻求安慰的对象，他们也真的都找他求助。这种事经常发生在他身上，他由此想到，正式训练可能有帮助，所以他加入了“生命线”。头一日开始接电话，他就融入了这份工作，一口气就做了九年。他喜欢值大夜班，直到早上八点，来电者往往是最危险、最沮丧的人。

来电者都不知道他的名字。邻居和亲友也都不知道他在“生命线”担任义工。他跟所有辅导员一样，发过保密的誓言。热线电话要发挥作用，必须让来电者觉得安全有保障，他们希望跟一个绝对不会碰面的人谈（这是我更改所有来电者姓名和一切可资辨识身份细节的部分原因）。尽管我已认识德里克十年，也是直到他转往加州圣克鲁斯大学，举家迁离后，才得知他值大夜班的事。有一年八月，我们刚好在下加利福尼亚沿岸乘坐同一艘船，准备观赏日全食。这次日食历时七分钟，是20世纪为时最长的一次日食。德里克正处于事业的巅峰，不久他的声音就从扩音机里传出来，引导全船五百名乘客体验一幕千百年来的壮阔奇景，这种现象曾经使文明骚动，改变历史。但当时他的心中却搁着在“生命线”接听的一位来电者，那个逐渐失去生命光彩的灵魂。在渐渐变得暗淡的光线下，他回顾前尘往事。

旁敲侧击

他说：“有些电话真是让人捏一把冷汗。他们已经吞食了致命剂量的药物，或扬言要用带进电话亭的步枪射杀十数人，我就用心地想：我可以问什么问题，耍什么花招，让这个人说出他身在何处？”一切只能靠声音时，侦探工作殊为不易，但有时电话背景的杂音会提供线索。有次，跟一个有暴力倾向的醉鬼通话，德里克听到过往汽车都更换至低速挡行驶，如同一拨一拨的琶音，就猜出这人在哪个十字路口打电话。不消说，警察果然在那儿找到他，并解除了他的武装。还有一次，一名妇人自杀到半途打电话给他。虽然她求死的决心动摇到动手打电话，却不肯说出她在什么地方。好像再也没有引起她兴趣的话题，她诉苦诉了很久。德里克仓皇之中，脱口而出他第一件想到的事：“天文怎么样？天文学很有趣呀。”她表示同意，他们就谈星星谈了好一会儿。当她提到对面街上有月洞形的圆窗时，德里克的记忆被触动了，他曾经开车经过那样的窗户。警察及时赶到，把她送往医院。一个月后，她的心情恢复平静，寄了一封诚挚的谢函给“生命线”，向当天晚上值班的人道谢。

我问德里克：“你值完一个伤心事层出不穷的班之后怎么办？你怎么可能平静地回去过自己的生活？”

“你或许以为，经过八九年，心肠会变硬，被别人的艰难困苦磨出老茧，所以它就不会再影响你，但对我却正好相反。回家试着入睡，我常为了那些人又难过起来，那不是好事。为棘手的问题忙了一整夜，第二天几乎什么事也不能做，所以我终于撑不下去了。”他顿了一下：“但是我跟很多人分享他们毕生最重要的时刻，我常觉得那也是我毕生最重要的时刻。”

与“生命线”之缘

回到家，我对德里克所说的这个机构——一方面默默耕耘英雄的善举，一方面也改变了志愿工作者的人生——充满好奇，无法忘却。这些人是谁？一个秋天的早晨，我打电话问“生命线”，他们是否需要一台对我已无用的笔记本电脑。当时的主管玛丽安·范·苏丝特声称这个电话有如及时雨，因为“生命线”急需一台电脑，她很高兴接受我的电脑，并令我大吃一惊地提出一个条件：我必须答应在他们的年度大会中演讲。我想，这真是个奇怪的接受人家捐献的方式，有点儿大胆，有点儿得寸进尺，可是还真可爱，所以我同意在“生命线”义工、职员、董事会的愉快聚会上，以“利他主义”为题讲些话。他们有种轻松而怪异的幽默感，玩得很卖力，对世间忧患特别坦然。我喜欢他们的精神。此后，事情一件接一件地发生，最后我就进了训练班。

“生命线”每年会办两到三次训练班，我是冬季受训的。每周二、周四晚间和周六上午，为期六周，我们在湖边一栋市政府的大楼里上课。建筑物外面停有大巴和小型巴士，整栋建筑就只有一间由十五把椅子围成圆圈的会议室亮着灯。跟我一块儿受训的人包括一位前殡仪馆老板、一位社工人员、一位曾参加波斯湾战争的战地摄影记者、一位音乐家、一位医学院预科生、一位正在读心理学学位的前电台播音员、一位志愿消防队队员、一位基因学家、一位有文学学士学位的木匠、一位机场塔台管制员、一个亲手为自己的三名子女接生的男人。他们年龄和种族背景各不相同。年纪最大的五十八岁，最小的只有二十二岁。凯蒂、弗瑞德（他多半值大夜班），还有另外四位辅导员和职员轮番上阵，给我们讲课。第一次上课，我们做听力练习，其中一次练习，我们围成两个圆圈，一圈人面朝外坐，一圈人面朝内坐。

凯蒂说：“你们有三分钟，我给你们的一个话题，内圈的人必须就这个话题不断地说，另一个人只能聆听。准备好了吗？好的……谈你的母亲。”

忆起这貌似简单的练习其实是多么重大的挑战，令我不禁摇头笑出声来。不停地讲三分钟——我如何张开口从头说起，说我母亲在哪儿出生，她的生活环境、她的感情生活可能是怎样，如何影响她对丈夫的抉择、她跟子女的关系。我记得弗瑞德如何专心聆听，他脸上满是兴趣盎然的鼓励表情。凯特大喊一声：“停！”内圈的人就一律往左跨一步，这回我的职责是好好听面前这位和蔼的陌生人说话，她是一位衣着保守、五十来岁、表情愉快却相当严谨的妇人。

练习聆听和沟通

“准备好了吗？”凯蒂手中拿着秒表说：“好的……谈手淫。”

我记得那名妇人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经过许久眉毛才放松下来，并且勇敢地试着谈了三分钟的手淫。我的工作是不断传达出代表鼓励、接纳、感兴趣、用心听的声音和脸部表情，不得透露一丝丝的反对或尴尬。这可不简单！当天的题目还包括自杀、寂寞、沮丧、同性恋等。这项练习有很多作用，包括帮助我们练习不用语言的微妙沟通技巧，学会传递信赖、不擅加评判的讯息。其他练习强调另一些技巧，开始几周，大多数时间都花在向别人说明我们自己。两位受训者开始约会，一位受训者（她无法控制自己不在电话中发表倾向明显的个人意见）被要求退出，还有三人自动退出。我们其他人在担任义工时，都遵守一套六步骤的危机处理模式，包括跟来电者做诉诸以情的接触（检讨和辨识各种情绪），探讨当前的难题（通过开放式问句），把难题做一总结（建立共识），如果可能则提供解决方案，探讨外在资源（讨论处理技巧及转介给其他机构），就计划或行动达成协议（或安排后续的通话）。每节课都讲一段短短的课；看两位经验丰富的辅导员背对背坐在房间正中央，模拟与当晚主题有关的通话状况；我们自己也每晚捉对儿扮演角色，由辅导员监督，提供回馈。

我们学习如何处理一个电话的各个部分，练习开场与结尾。我们练习跟沮丧的来电者、意图自杀的来电者、同性恋的来电者、喜穿异性服装的来电者、酗酒或有毒瘾的来电者、手淫的来电者、被凌虐的来电者、有强迫性行为的来电者，以及不计其数其他类型的来电者交谈。我们讨论自己的感受和偏见，如何在值班时把它们放在一旁，以及各种与来电者换位思考、赋予他们力量、扩大他们眼界的方法。我们学习如何派出救援力量，在何处找到转介及其他方面的资源。在有时气馁、有时忐忑、有时结结巴巴、有时张口结舌中，我们陆续学会了各种技巧。训练结束，大家登记见习时，没有人有十足的信心。因为现在不是练习了，有人的生命涉及其中，我们该如何做出反应？每个人都满腹疑虑。尽管如此，我还是开始每个月辅导十五小时，越来越深入地审视这个机构的灵魂。

“生命线”的历史

现在每年有九千个电话打进“生命线”，其中一千个与自杀有关。这个机构涵盖的是一个人口一万八千的小镇和一个人口九万五千的郡县。它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学生自杀潮之后。有个学生惊见朋友上吊自杀，哀求当地的牧师杰克·刘易斯想想办法。刘易斯找心理医师乔治·米勒帮忙，不久就有一小群热心人士合力创办了求助热线。他们在市中心一处牧师住宅楼上的一间卧室里，装设了一部电话，轮流接听，使用大家事先同意或现编的咨询技巧。他们通常在董事会中拿顶帽子募捐，凑电话费，他们也经常约来电者当面咨询，即使凌晨三点跑到汽车旅馆，或午夜到公园去也在所不惜。

刘易斯有次跟我解释说：“我们当时活在爱心和暗淡的月光下。”他已经八十高龄，还没有从牧师岗位上退休，他清楚地记得“生命线”筚路蓝缕的草创阶段。没什么六周的训练，没有辅导员支援团体（每个人都必须参加，因为人总有受不了的时候），少之又少的财力支持。“但我们分担社区的危机，这使我们团结在一起。”

这项工作对志愿者的勇气也是一项考验。例如，1971年某个星期天早晨，刘易斯被叫去处理一个可怕的场面。一名男子拿枪对着自己的家人，威胁要杀死他们、杀死自己以及所有碍事的人。刘易斯直接走到这人的家里，坐在他身旁，冷静地说：“告诉我你的故事。”十个小时后，这名男子放下了枪。这一幕后的真理就是“生命线”运作的核心：每个人都有个故事，每个人都有一把上了膛的枪，瞄准着自己。经过几小时、几年的交谈，故事终于可以讲出一个全貌，枪也终于可以放下。故事有快乐的章节，也有悲伤的章节，还有些部分说不定已被遗忘，有时需要局外人帮忙回忆或澄清。故事失落，人生就变得不连续。

刘易斯还告诉我一个他目睹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故事。一名患有癫痫的听障青年企图终结自己的生命，他把车停在桥的一端，翻越桥栏，浑身发抖地蹲在栏外狭窄的桥缘上。不久，市警就赶到了，把车停在桥的北端；校警则把车停在另一端。每当有人接近，这名男子就威胁要跳河。“生命线”接获通知后，一位辅导员急忙赶到桥上。稍晚，刘易斯也赶到了。这时天色已晚，夜幕降临，探照灯像绳索般缠绕着这名青年。辅导员千方百计一寸寸地接近他。因为他是聋人，所以她用手电筒照着自己的嘴巴，以便他在她说话时读她的唇。他非常沮丧和绝望，但还有点犹豫，他想转过身往下跳，但感觉到她的关怀，又转回身来背对深渊，但又因不同意她的话而掉转回身。好在最后她终于说动了他，他开始从桥栏外爬回来。就在那一刻——他正一条腿翻过栏杆进入安全地带——他的癫痫竟突然发作……他落入深渊摔死了。辅导员使出全身力道尖声大叫，她的叫声在全是岩石的山谷间回荡。经过数小时了不起的努力，她救了他，然后不到几秒钟，在可怕而全然无助的一瞬间，又失去了他。

黎明前的流星雨

十点四十八分。电话铃响了。“这里是‘生命线’，”我用愉快的声调说，“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几秒钟内只听见沉默，我望向窗外。黎明前会出现一片流星雨，它会靠近地球，与空气分子发生剧烈的摩擦，爆发一场狂风骤雨般的火焰。剧烈的摩擦，就只需要这样。我无意识地把耳朵凑近听筒，好像这样就能更接近打电话来的人。我想，我听见哭泣的人哽咽的呼吸声。

一个怀着伤痛的女人说：“我丈夫刚……”声音顿住，找寻比较能忍受的字眼，然后选择了“……弄痛了我。”

“你的丈夫弄痛了你？”我冷静地重复，“你讲给我听听好吗？”

她一边耳语一边啜泣，告诉我她一天里最隐秘而可怕的细节，她的丈夫如何醉醺醺地回家。一句讽刺的话让他发作，他撕碎她的睡袍，把她痛打一顿。她吓得跑到街上，不断地奔跑。她身穿睡衣躲在电话亭里。这是三月一个晴朗的夜晚，气象预报说会结霜。她不要呼叫救护车或警察，她不要任何人知道，她觉得羞耻而绝望，她不肯说出自己在哪里，她害怕丈夫会追来。她的声音因寒冷、愤怒、恐惧而颤抖。

“我真高兴你打电话来，”我说，极力想透过声音和纤细的电话线传达我的关怀。我希望它变成看不见的手臂将她拥抱。“你听起来很害怕，很不安。”

“我吓死了，”她低声说，又压低声音说，“我不该说我做了什么……都是我不对，我总是这样惹他生气。”

“任何人都不该挨打，”我说，“听着，我担心你，我真的很想找人过去陪你。”

“不行，我不能面对任何人……我的人生已经乱成一团。”她哭着说，“我好困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没关系，”我说，“我明白你是多么害怕和困惑。我们聊一会儿怎么样，你觉得如何？”

二十分钟后，她冷静了一点儿，同意让人护送她到安全的地方。援助者带着毛毯赶到时，发现她几乎全裸地站在电话亭里，在不远处的一盏街灯淡绿色的光线中颤抖不已。

第二章

灵魂的暗夜

沮丧就像显微镜，

把人的视野局限在一个晦暗、痛苦的意念上。

仿佛感官被堵塞，不再接收外界的讯息。

正常情况下，

充斥在生活中的那些不相干的感觉和无谓的念头，

全都消失了。

我在浓雾的早晨醒来，冲了一杯带着泥土味和苦味的秘鲁咖啡，忆起库斯科（Cuzco）的嘈杂街道上，足蹬三英寸高跟鞋的时髦女郎，挽着农村务工者在街上漫步。回忆在脑海里不停盘旋，我眼前出现大雨浸透的山岭和咖啡种植场，再向远方望去，就是草木茂盛的亚马孙丛林。回忆的搜集和重组能力真是了不起。

我端着咖啡走进温室花园，摇开窗户，呼喊松鼠，用抑扬顿挫的高低音唱道：“松——鼠，松——鼠。”然后很快抓一把花生、榛子、巴西核仁、杏仁，在地上撒成一大片半圆形。坚果都没有加盐，也没有去壳，就是松鼠在自然界发现它们的样子。占地两英亩的树林深处出现了骚动，松鼠跑出温暖的树叶巢穴，奔下树干，跳过树枝和柴堆，沿着电话线和电线向屋子跑来，用尾巴保持平衡，一副走钢索的神气。

春与人心

我知道这不合时令的美食很快就会一扫而空，便径直坐下欣赏晨光。没什么比得上纽约春天的丰饶之美。枫树枝头挂着一颗颗雨滴——滴滴光辉璀璨——颤巍巍却不坠落。早晨的光线似乎完全都被囚禁在它们的小世界里，你可以嗅到春的芬芳，所有芽苞都饱含生命力；但对动物而言，这时节却不好过。春天代表要从冬季的漫长昏睡中苏醒，面对艰苦和仓促的大地。它们还没有摆脱冬季的昏沉，却发现食物不多，花也还没有开。找寻配偶是当务之急。人类在这季节也会受苦，春天“生命线”接获的求助电话比其他季节都多，没有人知道确切的原因。

有时我把他们的生活想象成复杂的情绪生态系统，就像雨林，他们的伤痛就像生长在大树下、发育不良的矮树上大把坠落的枯黄叶片。有一次，一位按摩师在一节一节替我按摩脊椎时告诉我，他工作时觉得有一股充沛的“绿色真气”在他周身游转，他想象这股真气涌进病人体内，带给她疗效与健康。但愿我也能为来电者做这种事，以一股“绿色真气”贯穿电话线；但愿我能用手替人治病，就像外科医生一样，终止体内的善恶大战，宣告和平已经来临。莎士比亚在《麦克白》中天衣无缝地用一个疑问总结了这份心愿：

你难道不能医治患病的心灵，

摘除深种记忆中的哀伤，

刮除脑子里写就的烦忧，

开一剂能解百毒的甜蜜遗忘，

涤清胀痛胸臆里的危险，

让它别再压着心？

取绰号之乐

屋顶上传来越来越响亮的鼓声，然后停下来，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盯着我看，抬头便看见“求求”——一只体型庞大的灰毛公松鼠——正站在屋顶上观察我，观察早晨，以及突如其来的粮食。它胡鬓一抽一抽地，用亮晶晶的黑眼睛瞪着我。

“吃早饭？”我邀请它。

这时已有一大群松鼠围着地上的坚果。吃得最快的是“破尾巴先生”，一只尾巴耷拉着像旧毛刷的公松鼠；“小鼻子”的鼻子长得像钳子；“黑下巴”让我联想到戴头盔的英国警察；“红尾巴”是母的，尾巴上有一道红棕色的条纹；“肥肥”是我的最爱，它是这一带体型最大的母松鼠，好像总怀着孕；“白雪公主”的鼻子上有一道白色的疤；“翻倒兄”吃东西时老是站得很高，一不小心就摔个四脚朝天，因而得来这个封号；另外还有二十只没有取名字的松鼠。我承认这是一种拟人化倾向，否则我大可给它们编号，不必一个一个取名字。但我认识的博物学家大多跟动物接触到某个阶段，就决定为它们取名，不论是鲸、猩猩、狮子、土狼。这是种无法抑制的冲动。刘易斯·汤马斯（Lewis Thomas）曾经睿智地指出，现代人类的学名“直立人”其实并不完全正确；说我们是会忧虑的动物更合适，但我们更该叫“喜欢取名的动物”。

以“生命线”为例，我们为多位经常来电又不透露真实姓名的人取了绰号。除“剪刀手爱德华”之外，还有“囚犯”、“无尽的爱”、“无敌铁金刚”、“别骗我”、“十年”、“袜带兄”，以及另外十来个。要把不知姓名的来电者的个别特征一一牢记在心，需要用到一些符号。命名大概就是这样开始的。虽然我们生活的世界一片混乱，有时觉得无法应付，我们却有讲究整洁的天性。始祖亚当的工作就是为所有的生物命名。

我们为打电话来“生命线”的人取的名字，有时颇为好笑、有时反讽、有时可悲、有时就事论事，但它们使我们可以在必要时，跟职员或其他辅导员讨论来电者的疑难或病史。赋予来电者名字，也是把他们放进我们心里的社区，消除潜在的模糊感，让我们能把他们当作有独特癖好、问题、优点和需求的个体。

寻求接触

松鼠还在啃坚果，我换好衣服，打包一份午餐，前往“生命线”。我刚在办公桌前坐下，双脚搁在脚凳上（有人用银色的绝缘胶带把它补好了），电话铃就响了。一个男人的声音打来招呼，听起来像是从月球打来的。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如此，他正因为满满的孤单和烦恼才会来电，所以他的声音像来自遥远的世界，但他必然也足够坚强，才会向外寻求援助。“接触而已！”文学大师E·M·福斯特曾经把人类所有的追寻、困苦、恐惧，浓缩为一种根本的需求，就是跟其他人接触。至于这位来电者呢？他的困境有千百种可能：性别认同的焦虑、孩子出了问题、心境陷于低潮、跟老板吵架、亲人离世。我的思绪整装待发，等他指出一个方向。

他说：“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打电话……”

“你愿意告诉我，你今天想了些什么事吗？”

他慢慢透露，他是用手机在车上打的电话。他把车停在镇外一个观景台的边缘。他的妻子离开了他，并把两个孩子都带走了；他不知道她去了哪儿。四个月前他失业了，就一直找不到新工作。现在他靠救济金过活，这让他觉得很可耻。付不起汽车贷款，所以他的车朝不保夕。汽车收回通知昨天寄到，接踵而来的打击已超出他能承受的极限。丧失活动力和汽车象征的自由，打中了他的要害。现在他打算把自己、婚姻和即将被收回的车，通通送下悬崖。

“我有什么理由不这么做？”他悲愤地问。

这是辅导员的噩梦，我向上帝祈求派一名精灵来引领我，来一个经验更丰富的人，像是那些在为期六周的密集训练中，带领新手通过心理剧场、角色扮演、自我反省、讨论传授等课程的老师。我仿佛站在危险的十字路口中央，不知道该走哪条路。绝望中，我只能使出老招数。

“把你的故事告诉我吧。”我说，然后就开始等待我记忆所及最漫长的一段沉默结束。令我惊讶的是，他慢慢地开始谈了，从童年开始谈起。谈到当下，我们也讨论了镇上几个社会服务机构，这些机构或许能帮忙暂时处理一下他法律和财务方面的问题。他残破的人生无法抢救，但这对他来说多少是种帮助。过了一会儿，他的语调从慌乱转为疲惫。

“你现在觉得如何？”我问。

“累死了。”

“说不定你该回家，睡个觉。你还能开车回家吗？”我想象他开一辆蓝色的雪佛兰小车，车子开得横冲直撞，在小巷中嫌快，在公路上又嫌慢。

“是的，没问题。”

“我安排人明天早上打电话给你，看看你好不好，事情进展得如何，是否需要我们提供进一步的建议，好吗？”

他的声音哽住了：“好的，这样很好……我真不想这样麻烦别人……”

“不麻烦，我们在这儿就是为了做这种事。”我尽量不让语气带有一丝一毫敷衍的意味。我要他保持冷静，我也希望他不要因打电话来而感到不安。照例，我希望能把自己的声音控制得更好，希望我能创造一种弦外之音，不论我用的是哪些字眼，但语气却能告诉来电者：你并不孤单，我们在这儿等着帮助你，即使帮不上忙，至少我们也愿意了解。我认为把这样的感情全心全意地贯注在声音里，说出充满感情的句子，应该是做得到的，就像听歌剧，动人而充满意义的音乐能承载那些费解的字句。我只是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份工作做到最好。

“如果你待会儿觉得睡不着，尽管打电话来。这儿整晚都有人在，好吗？”

“好的。”

他声音中的隐忍使我担忧，他说不定不会再打电话来。我试着补上一句：“我不放心你，我们做个约定，你在再次给我们打电话之前，绝不做任何伤害自己的事。你可以答应我吗？”

承诺的意义

漫长的沉默后，他答应了。“承诺”这回事很有趣；一般人都会遵守承诺，即使他因此得花费时间、承受尴尬或面对危险，即使明知自毁的计划会因承诺而受阻。人类得以生存至今，一部分仰仗协调和合作的能力。所以很多法律都以合约为基础，也就是写在纸上的承诺。老祖宗的生活以交换和互惠为核心，所以用合约来明确义务。人的行为可以根据合约进行预测之后，“承诺”揭露出一小部分未来的断片，这就减轻了我们一部分的焦虑。没有承诺，人生就永远摆脱不了惴惴不安。承诺让我们现在就可以解决部分未来的难题，控制未来，使未来显得不那么抽象、神秘、无法掌握。承诺代表信赖：我们把一部分预期中的快乐和幸福寄托于做出承诺的人，因此撕毁承诺必须受到惩罚和羞辱。所以我们要求来电者做出承诺，遵循的是一条古老的法则。

来电者在生活中，曾被很多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背叛，这让他们失望，生命本身也曾撕毁若干未出口的承诺。他们对未来不再抱有希望，但身处这场噩梦中的来电者通常还会对我们信守诺言。如果他们答应不在来电话之前就自杀，他们会守信。有时有自杀倾向的来电者会说：“我答应先打电话，既然已经做到了，我要到桥上去了。”这只给辅导员留下微乎其微的机会。“生命线”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有时够用，有时不够。

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我走进厨房，用微波炉热了一个圆圈面包，并倒了一杯茶。电话铃响时，我匆匆回到辅导室，坐下，瞄一眼挂钟，记下时间，定一定神，拿起听筒。

“我是‘生命线’，我能给您帮什么忙吗？”

没有人说话。

“这件事一定很不好说，慢慢来，没关系。”最后我说。

当我听见一个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哽咽的声音时，我的心开始猛烈地跳动。对方说：“我再也活不下去了。”黑暗中弥漫着小小的抽噎声：“我那么努力地试过。”勉强挤出来的声音，小女孩似的声音碎裂成啜泣。“我撑了好久。一定不会有人能体会到我活得这么痛苦，永远不会结束的痛苦。爱我的人都宁愿我死掉，也不愿我受这种苦。”

脆弱的小妇人来找

我从声音听出这是路易丝，一个打电话来已有数年的脆弱的小妇人。有时路易丝会在电话中介绍自己。但今晚，名字显然已不在她的思虑之中。她是个兼职的烘焙师傅，在某个合唱团里唱歌，本地剧场夏季公演时，她志愿担任道具和灯光管理，还在好几个帮助流浪汉、水灾受难者、残障儿童等的基金会当董事。她自己生活在贫穷边缘，却还设法独力扶养一个十来岁的女儿。她偶尔会写颇具洞察力、斗志昂扬的信给报社，讨论地方上的重要事务。在公开场合，她表现得信心十足、才华洋溢、富有魅力、聪明，各方面都很平衡。

很难理解，她找我们求助时，总是深陷在绝望的流沙里，安眠药丸已摆在桌上，距吞服只差一瞬。辅导员跟路易丝谈过后而做的记录，大多预测她活不过第二天早晨。虽然她每隔几星期，就打电话来宣称自己濒于自杀的临界点，这并非做作。我们判断她每次寻死都是千钧一发。她没有钱，没有固定工作，没有男友，跟一个女儿维持着剑拔弩张的关系，有一长串抗抑郁药物不管用的记录，还有些无法控制的状况——像矿物般根深蒂固的抑郁随时会出现，使她的生活停息在冰冷的地狱。她经常被送进精神病院，但对她的帮助不大，只能让她安静一段时间。她担心“精神病患”的烙印使雇主不敢雇用她。她的忧虑恐怕是正确的。

路易丝很特殊。有的来电者作风古怪，他们大多在痛苦中保持强烈的自尊，我往往基于这些原因而喜欢他们。路易丝非常体贴、有趣、通达事理、待人宽厚、进退合宜。她非常聪明、敏感，是个真正的好人。她打电话来，我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即使在沮丧的心情如同被黑雾笼罩得最为阴沉的时刻，仍可见到她勇敢美好的自我在焕然发光。我渴望在她悲伤的时候，敲她的门，拉她出来购物，或骑自行车或看戏。我渴望进入她的生活，治愈她，但这当然是禁忌。我只能盼望在她打电话来时我正好当值，如果失去她我会伤心欲绝。

“你受苦，我真遗憾，”我说，“今天是哪件事出错了呢？”

“每件事，每件事，”她说，“我的人生已经毁了。我在工作，我在公共电话亭打的电话。表面上我做着一个个的动作，但在内心我快死了。让内在和外在一致的时候到了。”

我长叹一声，表达悲伤的情绪：“你会想要用死亡终止痛苦，这种感觉太可怕了。”

“是的，真的很可怕，”她抽泣着说，“我想象自己落入万丈深渊，想象自己撞上岩石，我不觉得痛苦。我只感激这一切终于结束了。”

心中的影像

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她躺在岩石上，粉身碎骨。我讨厌来电者描述可怖的幻想事件，因为它们会停留在我的想象之中，我跟他们一起目睹，有时需要好一阵子才能忘怀。我总在心中想象来电者。根据他们讲话的声音、字句、节奏，绘出他们的外貌，让我清楚地看见他们，仿佛看电影，看见他们脸上的表情，他们如何握电话筒，他们何时望向窗外、抽烟、看表、强忍着眼泪。

在我想象中，路易丝是个美丽的女子，中等身材，卷曲的褐发披肩，面貌清秀，容易脸红。她大约三十五岁，看书需要戴眼镜，喜欢穿裙子配毛衣。她喜欢大地色调的化妆，用棕红色唇笔抹唇，再上一层淡色的亮光唇膏。她有纤细修长的手臂，走路姿势优雅。这些可能都与事实不符。声音如何持续以生动的意象呈现它自己，令人叹为观止。我们这个物种对视觉意象竟是如此敏感。

尽管我对来电者的外貌一无所知，但他们也不只是没有形体的声音或危机。一天之中，我只接触到来电者生活的一个面，但我心目中却看见一个完整的他或她，在我的理解中，我试着不只看到他们的痛苦，不只看到被沮丧压成扁平的人格。我通常能辨认出他们的声音；有些来电者是旧相识，每个新电话都会为充满挣扎、求生、执着、焦虑、忧伤的长篇叙述，增加新的章节。我说不定可以放心问路易丝：“这件事你女儿有没有帮上忙？”虽然她没有提到她女儿。来电者也认识我的声音，会用对待知己的轻松态度应对，我们是亲密的陌生人。

路易丝谈到她工作处所附近有座桥，我想我知道她说的是哪一座。我是否该报警？但如果我报了，她是否会因此而失去这份迫切需要的工作；而如果我不报，她是否会失去生命？

“你有没有考虑过，亲爱的人发现你死去，会作何反应？”我温和地问。

“我女儿，我想过这会对她有什么影响，有时候，这是唯一挡在我和那些岩石中间的东西。”

“她需要母亲。”

“现在似乎不是这样，我们老是吵架。”

“她几岁？”

“十四岁。”

跟我干女儿同年。我立刻忆起她白里透红的脸蛋、亮丽的金发，她成天为头发烦恼个没完。“这种年龄的女孩是挺麻烦的。她小时候是什么样的？”

“喔，她是个很可爱的小女孩，就喜欢有人抱。那时我们很亲密，什么地方都一块儿去。”她的声音振作了一点儿。

“你想会不会这就是一个她必经的阶段，早晚会过去的？”

“有可能。”

“你想万一你自杀，她会有什么感觉？”我知道说这种话低级透顶。

路易丝也知道，她用低泣的声音说：“她会很难过，但我相信她会理解。有人说过：‘爱是信奉一位可能犯错的上帝的宗教。’她不会要求我在这么沉重的痛苦中活下去。”

云破天开

风吹在我的面颊上，我望向窗外，缓缓吐出一口气。没有比这更蓝的天空了，细腻交织的流云笼罩着湖面。

“你站在室外吗？”我问。

她说：“是的。”

“向上看。”

过了一会儿，她发出轻声的笑，暂且忘了忧愁。我的心畅饮她低微的笑声。

她说：“真不可思议。好像有人在天上写字，用云当墨水。真好看。”

全镇的草木都在绽放新芽，有些蕴藏在极其神秘、美丽的形状里。她对云有反应，也许她对树也会有反应。我问：“你看到附近有树吗？是什么树？”

“银杏，有扇状的叶子。”

我们聊了几分钟银杏是多么古老，它的叶片熬成汁，每天饮三回，可以补脑，改善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力。我还不知路易丝这么了解顺势疗法，显然这是她的一项嗜好。我想，抓住这一刻，这是你唯一的希望。她逐渐平静下来，我们一同做深呼吸。沮丧就像显微镜，把人的视野局限在一个晦暗、痛苦的意念上。仿佛感官被堵塞，不再接收外界的讯息。正常情况下，充斥在生活中的那些不相干的感觉和无谓的念头，全都消失了。重新跟这些感觉连线，有时能暂时缓和悲伤，甚至使堵塞之处豁然畅通。今天这一招对路易丝管用，她觉得好过一点儿，决定挂掉电话，回去工作。但下一次又如何？值班的后半段时间里，我一直担心她不知何时会再打电话来。不过不会是今天下午，谢谢云，谢谢银杏树。

我们总把救赎想成场面浩大的一幕戏，但沮丧中的人就靠那么微不足道的一个结攀附着生命，有时只需把结重新系好。我记得五年前的一天，一整个星期我都被沮丧主宰，它砰然关上我心底的门，关上我的未来，把无谓的小事扩大成一长串的烦恼，使我觉得被人弃绝，孤苦无依。开始时只是捉摸不定的伤感，但到了周末，我醒来就号啕大哭，无法停止，整天我的心情都很低落。尽管如此，倔强使我赶上所有的约会，对任何人都绝口不提这种心情。第二天，沮丧更加严重，我简直动弹不得，我的心思盘桓在黑色的反讽上。早在多年以前，我挚爱的朋友马丁死于飞机失事——丢下他跟牙医的约会，丢下跟我吃晚饭的约会，以及所有用来跟生命结合的牵绊。我就知道，死亡来临不会专挑你有空的日子。即使有约会，即使有新生儿，即使事情没做完，即使对所有他们丢下的人都构成最恶劣的时机，人还是非死不可。尚待履行的诺言救不了你。

找寻救赎的踪迹

我望着窗外的薄雪想到，光，我要痛饮光明。我把越野雪鞋抛上车，开车到高尔夫球场，奔向湿成一团的薄薄雪层。雪粘在雪鞋上，没办法滑行，只能靠雪靴一步步向前走。我举步维艰，蹒跚地走向树林，花了半个小时。就在这时，我听见只能说是像汽车喇叭的声音。雁的叫声。所有其他声音，自行车喇叭或成群的企鹅叫，都无法用来形容这种声音。我闭上眼睛，聆听这声音良久，脸上竟然浮现出了笑容。叫声越来越响亮，我睁开眼睛，只见一大片排成三角形的加拿大黑雁，低低飞临上空，拍着翅膀，滑过天空，一路发疯似的嘎嘎嘎叫个不停。它们通过时，我大声跟着叫：“嘎，嘎，嘎。”细细品味这声音，把它纳入我的记忆。它似乎是伸缩喇叭和抽水马桶神奇而疯狂的组合。

有时最小的事物也能使你跟生命重新找到共鸣。就在那一天，纤细如缕的暴风云雨低垂在天际，我重整脚步，踏上回家的路。本以为回程会比较容易，因为我可以利用方才辟出的轨迹。但很不幸地，我发现这如意算盘落空了。我的雪鞋踏出一组新的平行线，我既不能滑行，也无法溜冰。积雪太少，我只能踮着脚前进。回程的路跟来时一样困难。我终于回到原点的马蹄形车道，上空的黑雁还在嘎嘎大叫。也许这就够了，一条小小的救生索：雁的救赎，日光照亮的积雪，绽露新芽的银杏树上空浮云的签名。但我们不知道这条救生索是哪一个，出现在何时何地，甚至会不会出现。

第三章

光明的灾难

自毁者总是说，

事后他们觉得很舒服，

可能因为痛苦会促进脑腓肽分泌。

他们说只有这样才觉得活着，

跟现实有接触，

否则只感到郁郁寡欢，跟现实脱节。

“亲爱的，我到家了！”楼下传来一个低沉的嗓音，是鲍勃来接晚班了。两组门吱呀合拢，那双十三号的大脚随即踏上嘎吱作响的楼梯。我可以从张贴在辅导室墙上的值班表知道来者是鲍勃，但他不知道下午班是谁轮值，我很想朝楼下喊几句俏皮话。毕竟，他是个完全用水泥作材料的雕塑家，喜欢看东西在他手中变得坚硬——我有强烈的欲望就这件事嘲弄他一番。但我的大脑还在摩拳擦掌之中，他已经来到我面前，四十来岁，及肩的棕发和一双我在人类身上仅见的最大的手，穿牛仔裤和红白相间的T恤，胸前画一只狺狺咆哮的雪纳瑞，下面写着“小坏狗狗，没有骨头”。

“嗨，还好吗？”他说。

“忙得很。”我递过日志，让他看看七条新记录。“路易丝来过电话，我想她今晚不会再打电话来了，不过我不敢确定。还有个名叫杰西的少女可能来电话。她的同学打电话来，很担心她。因为杰西割腕了。”我们都对“少女”一词皱皱眉头。我们知道青少年自杀率直线上升，我们对此太熟悉了，光前一年本地高中就有四起自杀案。每次悲剧发生后，“生命线”都派自杀后遗症防范小组去和紧张不安的同班同学、哀伤的家人和朋友、困惑不解的校方人员、忧心忡忡的教员和辅导老师谈话。此后有更多青少年打电话来求助，但自杀率还是高得令人担忧。每六百六十名沮丧的青少年中，会有一人自杀。研究者发现，逾半数的青少年考虑过自杀。事实上，自杀是美国青少年第三大死因，仅次于意外事故和凶杀。农村和城市青少年都为沮丧所苦，年纪越轻，越容易受影响。在残酷杀人行动后接受访谈的不良少年帮派，常把自己的行径解释为不指望活过青春期。求死的欲望足以说明，为什么住在城市中心的孩子说话只用现在式，因为他们缺乏有用的过去，也没有可资认同的未来。

青少年的生命疑惑

本地青少年也发现这世界是个战场。除了兴风作浪的荷尔蒙，功课压力、家庭问题、世界大事，还有不可免的“我是谁”、生命该如何度过等认同方面的疑难，这简直是人生最困惑、最令人手足无措的阶段。更何况，沮丧并非青少年时期面临的唯一风险，内向、寂寞的完美主义者有时会出于羞耻或罪恶感而自杀。厌食症、贪食症、自我毁伤发生的频率都接近流行性疾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现象尤其常见于教育程度良好、经济基础稳固、父母自我要求严格且不懈地要求子女出人头地的“好家庭”里。此外，因为青少年之间流行在身体上穿洞，他们某些形式的自残行径颇令人忧虑。虽说古今中外都有人把身体各部位拉长、穿孔、文身，重塑成与众不同的形状，或加上时髦的标志，但是当情况失控，痛苦成为这种行为本身的目的并形成习惯时，我们就该担心了。

鲍勃说：“自毁型的来电者都很麻烦，前几天我也碰到一个。老天，那个电话真难办。”鲍勃的词汇充满20世纪90年代的气息，我相信来电者都猜不出他的年龄，他在谈话中很容易就跟年轻人打成一片。“那小子装得正经八百，在银行工作，他本来想趁上班中途溜到厕所里，用香烟烧自己。不过他改变主意，打来电话。”

“起码他先打电话。这是好的一步。”我告诉他，最近我接到一位打电话来的妇人，先烫伤了自己才打电话。她有割腕的病史，最近才开始采用烫伤的手法，她担心自己的症状急速恶化，说不定已越过某个危险的门槛，担心自己不知变成什么样，两个年幼的孩子又会怎么想。她用虚弱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诉说情绪的疲惫、烦乱、恐惧。我们讨论她烧伤自己时的心情，它是那么无法抑制，是否有什么导火线，她感到冲动出现时，有什么东西可以缓和？有时她会花好几天渴望伤害自己，花好几个小时思索该如何达到目的，把准备手续刻意布置成古怪的仪式——抚摸她计划割伤或烫伤的部位，把刀、剃须刀片、香烟放得整整齐齐。她正在接受专业治疗，但进展非常缓慢。自毁的念头极为顽固，它跟饮食失调有若干雷同之处，很少人只罹患其中的一种。我这位来电者表示，她小时候受过性虐待，我答称这一定是一项沉重的人生负担，但我不追问动机或病史。自毁者大多是幼年遭受过性虐待的女性，不能在家人面前抱怨自己遭受的折磨，不能抗拒虐待她们的人。有种关于自毁者的理论认为，因为小时候只有在蒙受严重伤害后才能获得食物和疼爱，所以成年以后她们不断伤害自己，因为潜意识中，她们把渴望得到的慈悲、保护、爱，跟伤害联系在一起。

自毁者的矛盾心态

也可能这种怪病与生理机能障碍有关。自毁者总是说，事后他们觉得很舒服，可能因为痛苦会促进脑腓肽分泌。他们说只有这样才觉得活着，跟现实有接触，否则只感到郁郁寡欢，跟现实脱节。他们体内的化学成分是否失衡？研究发现，酷爱追寻刺激的人体内血清素和其他神经传导素的含量都特别低——这种人要感觉“正常”，使身体系统恢复到对一般人而言属于正常的层次，就必须冒更多危险。好几年前，我就注意到这种现象，当时我正学飞行，常在机场和航空展会场流连。不飞行时，即使最大胆的飞行员往往也冷静、寡言得令人意外——高尔夫球是他们最喜爱的休闲活动，他们可能靠驾驶飞机来加快过低的新陈代谢。

因此，有没有可能是，自毁者缺乏足以使他们自觉存在于世间的精神回馈？或者这真是种心理病态？似乎自毁者更倾向于用伤害自己来回应拒绝、愤怒、无助等情绪。有些精神分析学家认为，他们是透过惩罚自己，对虐待他们的人做象征性的惩罚。不论动机为何，他们的行为都太可怕，使我和其他辅导员感到无助、伤心。我们知道他们很少自杀，虽然他们有时也会厌恶自己有这种无法戒绝的自毁瘾，不惜以自杀来结束痛苦。讽刺的是，如果决定出此下策，他们通常选择服毒或其他跟惯用的自毁手段迥异的较快的死法。

我突如其来碰上了这位自毁者，不知道该如何帮助她，只能劝她把火柴丢进抽水马桶冲掉，她照办了，我就在电话里等。接下来一个当务之急是如何让她保持忙碌。我忆起母亲给我的忠告——“清洗两栋房子的窗户和地板，就没有不能减轻的烦恼。”我温和地询问来电者，她对料理家务有什么感想。她说她一直没清理浴室，厨房也肮脏不堪。是的，如果她把这两个地方都擦洗干净，心情也许会好过一点儿。然后她可以带现在正睡觉的三岁小女儿出门散个步。放学时，她就该去学校接儿子，准备全家人的晚餐了。我们挂电话时，她就计划采取这些行动。我要她，事实上是求她，下次伤害自己前先打电话来，但她坦言办不到，每次她的心灵都会进入一个遥远的地方，无法控制，也不接受帮助。或许就因为如此，她对控制人生会有那么热烈的反应，即使只是在一个下午做一些极其平凡的事。今晚她可能还会需要我们，不过年轻的自毁者杰西更有可能打电话来。我就这么告诉鲍勃。

提醒接班的辅导员哪些人可能来电，就有可能事先做些准备，设计一套应对的策略。有时我们就像一组慢动作的接力赛跑。传递给下一个人的接力棒并不是实物，而是精力。我嫉妒那些回到家就能摆脱沉重关怀，把来电者的烦恼抛开的人。有时我也做得到，冷酷得令我自己吃惊；但今天，我觉得肩上扛着千斤重担。

恐怖刺激的五小时

三年前，我第一次值班，听到“生命线”的电话铃响起时，我真的像外星人那样伸出一根手指指向电话，我的手颤抖不已，很害怕按错键。忽然间，这不再是角色扮演游戏。一个活生生、无法预测的伤心人含混地诉说她的苦恼，要我谅解，要我接纳。她上气不接下气地抱怨，似乎陷入沮丧的深渊。我慌乱地在记忆中搜索措辞和应对的方式，但似乎找不到适用于这个电话的类别。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一个惊人的事实——来电者还在讲电话。她并没有挂掉，她还在说，虽然我只不过发出一些表示在聆听的声音。真让人松了一口气。我冒了个险，请她集中谈当天晚上最大的难题，也就是促使她打电话来的主因，此后通话就进行得非常顺利，只偶尔有点儿迂回，偶尔出现沉默而已。不能说我们因为讲完了这个电话而成就了什么事，但来电者觉得她的心事总算有人听，她的情绪得到了疏解，她可以继续过完这一天。就是这样。这是一大启示。下一位来电者截然不同，我同样感到紧张不安，但过了一会儿又发现，对方还是没挂掉电话。多么恐怖刺激的五小时啊！

水的联想

回家途中，我揉捏着疲惫僵硬的双肩，突然想起十三岁那年，在波科诺湖畔营地，我们学习红十字会的救生、水上安全救助、水上生存等课程的情形。对孩子们去游泳和划独木舟，这些课程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心是很有意义的，成年人足够坚强则另当别论！因为有了这些课程，现今我成了一名游泳能手，它使我终身熟悉水性，给我带来许多乐趣，使我安全，使我能在需要潜泳的水域里探险，有一次还让我挽救了一位好朋友的生命。我将这些归功于曾经的营地游泳。为了通过生存课程，我们不得不踩水一小时，在深水区里脱下我们的衣服，将一件衣服充气后封紧了作为浮筒，并能背着那装着大石头的背包，带着其他类似的重任游过湖去。湖水看起来总是深不可测，湖底并不可见，棕绿色的湖面倒映着天空。湖中大量体型纤小的动植物，不断挹注清冽淡水的看不见的泉源，轻轻翻搅着淤泥，使这个湖显得既神秘又可怕。那年夏季，很多同营的伙伴都做了溺水的梦。当时我并不明白，这个湖其实是那么清洁、安全、自然，研究它所滋润的动物的生活会多么有趣。但我渴望来自它的挑战。训练结束时，我已通过大部分考验，得到一张盖有红十字会印章的小卡片。这张小卡片我珍藏了许多年。

所以，夜幕降临时，我躺在浴室的漩涡浴缸里。这东西既现代化又充满异教徒风情，让我忆起古老的往昔，把洗个热水澡当作治疗抑郁、强迫性行为、情绪不稳，以及其他心理创伤的偏方。躁郁症患者常常浸泡在含锂量丰富的水池里，喝池里的水，有人则咀嚼柳树皮治疗偏头痛。把身体泡在热水里，是最受欢迎的心理疾病与失恋疗法。谈话疗法在20世纪的心理治疗中才开始应用，但洗澡的水疗法却通行了好几百年，欧洲人定期赴巴斯、巴登——巴登，以及许多其他以矿泉闻名的城镇，把自己浸泡在咕嘟咕嘟从地底涌出的温泉里。在他们之前，罗马人也爱洗澡，还巧妙地发明了可将水加热的水管系统。澡堂提供罗马公民一片绿洲——那儿是修指甲、做头发、按摩、看杂耍、行骗、调情、散播谣言的场所，也是思考人生和世间烦恼的理想地点。

沐浴具疗效

有些打电话到“生命线”的人，若能在香气四溢的热浴缸里好好泡上一阵，也会获益不少。我经常建议他们，不妨在挂掉电话后泡一杯热腾腾的药草茶，用薰衣草精油或松树精油泡个澡，这两种精油都有助于振作情绪。如果他们家里备有现成的苹果加味茶，我会建议他们在这时饮用，因为有些专家发现它有助于抵挡恐慌。

我在浴缸上放一块板，因为我常在这儿工作。事实上，我阅读比较严肃的作品时，大多泡在浴缸里。我常把食物和饮料带进来，还有手机、袖珍日历记事本和一摞好书。阳光透过两扇大天窗洒进来，访客常试图关灯，却发现灯根本没开。冬日天窗覆盖一层厚雪，幽微朦胧的气氛也令人赞叹。但浴缸边上那架十二英寸口径的戴纳麦斯望远镜，尤其令他们挑起眉毛，目瞪口呆之后发出会心的微笑。还有什么更适合观察月亮和星星的地方？天窗使这个房间成为一座宁静的天文台，正如惠特曼诗中所描述的：

夜间我开启小天窗，看见撒落远方的星系，

我穷尽目力试图臻达星系边际，

却只能望洋兴叹宇宙的无垠，

它们不断在扩张，永远在扩张，向外向外永远地向外。

徜徉星云中

今晚，浸泡在芬芳扑鼻的茉莉泡沫和云雾中，我凝望飘过头顶的明月，变幻的星座和流浪的行星。月轮圆满，月亮里的男人撮圆了嘴巴——也许他在唱歌。狮子座发出一声明亮的嘶吼掠过。然后是银河与一连串闪烁的星、星云，望远镜里满是遥远世界的影像。在黑暗中，说不出星星的原野始于何处，又终于何处。看着众星在各自严密的秩序或龙卷风过境式的狂乱中运转，我掬起一捧泡沫，抹在眉头，想象恒星从我背脊滚落，银河贴着我的前胸和双臂，熔化了的星星之血从悬浮空中的膝盖滴下，行星从我的颈部上升。我的臀部是一座星星的幼儿园，汹涌翻腾、咕噜咕噜地吐出中子星、黑洞、彗星。恒星从手腕流泻而下，我小小的脉搏震荡着一千个世界。我仿佛听得见超新星的天鹅哀歌，脉动星凄凉的啸声，宇宙新生儿循规蹈矩的惶恐。然后，在不朽的沉默和沙尘暴般席卷而来的光明里，我躺下来，此起彼伏的奇观使我在花岗石般悠久的分秒里，感到安详满足，不想这宇宙有一丝丝的改变。

一杯冒着浓郁榛子香的无咖啡因咖啡，为已经洋溢满室的香皂香和盛在碗中的桑葚的果香，增添了一股果仁的清香。我打算读一本精彩的小书—19世纪女性主义者薇拉德所著的《我如何学会骑自行车》。骑车不仅成为她发现自我的旅程，也构成如何好好过这一辈子的隐喻。我有一张富有趣味的“手指湖”区域地图，由于翻阅次数多，折痕都几乎快断裂了。图中包括卡育卡湖和辛尼加湖之间的辛尼加郡部分地区，这也是我计划中周末自行车一日游的目的地。我还拿了今天寄来的信件。拧开一盏阅读用的小灯后，我先拆开一位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工作的朋友寄来的牛皮纸信封。这封邮件的内容立刻把我吓醒了：一叠影印自华盛顿报纸的剪报，报道一桩耸人听闻、离奇恐怖的事故。剪报日期从三月五日那个星期天到三月二十日那个星期一，每份剪报都散播更多谣言，但也揭露更多越来越可怕的真相。

三月四日星期六，清晨五点，有名妇人翻过国家动物园三英尺半高的水泥墙，跨过四英尺宽的泥土缓冲区，钻过了长达九英尺的围墙，跳进宽二十六英尺的壕沟，游到对岸，爬上大石块砌的狮子区平台。两头非洲狮——体重三百磅、名叫阿莎的母狮和体重四百五十磅、名叫塔纳的公狮——看着她，然后它们一起抑或先后发动攻击，把她的脸从颈部掀到头皮，吃光她的手臂直到肩膀。大约两小时后，照顾狮子的人员前来喂食时才发现她，立即报警处理，警方花了好几个星期研判事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她没有留下可供查对身份的指纹，线索几乎是零。这名女性是谁？她死于意外、自杀、他杀？她是否先被谋杀，再丢给狮子？他们在她的外套口袋里，找到一张阿肯色州小石城的公交车票后，谣言传遍这个全美政治气氛最浓的城市，传言她的死跟“白水案”侦办工作有关，她是个“喂狮子”的告密者。这种想法即使在华盛顿也够变态。

每天报上都出现令人毛骨悚然的新线索。她没有马上死亡，身体被撕裂后还活了好几分钟。狮子最先开始吃她的手。她的头皮“从前面撕裂，挂在脑后”。这名女性三十六岁，黑长发，穿薄夹克、运动衫，灰色棉布长裤，咖啡色便鞋。警察在她鞋子里找到一张汇票，口袋里找到一封业务信。在她尸体附近有一枚发夹和一台随身听。公交车票是“荣誉市民卡”，专供年长者、残障者或精神病患者使用。她结过两次婚，是名有两个孩子的离异女性，还有个消息来源说她专程来到华盛顿，请克林顿总统帮她争取一个孩子的监护权，她告诉特区政府一位官员说，这是因为她“在别处找不到正义”。这位官员说，她试图提出控告，诉请收回女儿的监护权，但不知道该告谁，所以她拿了些表格回去填。因为患有精神病，她说她的孩子被阿肯色州有关部门带走，但她显得“很有目标”，长得很漂亮，谈吐得体，也很“冷静”。

狮子的梦魇

三月一日凌晨三点，她住进一家便宜的旅馆；三天后，她用自己喂了狮子。她是退伍军人收容所的一名过客，经诊断患有偏执性精神分裂，但负责照顾她的心理治疗师和社工人员都不愿透露太多她的病史。小石城的社工人员报称，她有妄想症，自以为是耶稣基督的妹妹，能跟上帝直接谈话。她经常出入各个精神病院。尸体旁边的随身听里有一卷艾美·格兰特唱的灵歌卡带。旅馆房间里还有些手写的便条，内容都属于“宗教性质”。法医判定她的死因是自杀。她名叫玛格丽特·戴维斯·金。她是否因为姓“金”（King，意谓“国王”）而认同电影《狮子王》？古罗马把虔诚的基督徒拿去喂狮子，她是否追求同样的惩罚？《圣经·但以理书》曾叙述先知但以理被巴比伦国王丢进狮窟，却因信上帝而得救。她是否从这个故事得到灵感？她是否以现代但以理自居，认为自己可以逃脱狮吻，安然无恙？或者她就是要以最恐怖而公开的方式自杀？至于那些因发现她而心神受创的动物园员工呢，他们又有什么反应？一位动物园管理人员表示，园方为员工设有心理咨询服务，“但没有人真正利用起来”。

我拿起电话，拨给动物园公关主任，谢谢他给我的剪报，并询问工作人员的近况。

他轻快地说：“噢，目前没问题，除了偶尔做噩梦外，大家似乎都适应了。”

偶尔做做噩梦？我语带讽刺地说：“是啊，听起来他们是适应了。你确定他们不需要跟辅导员谈谈心里的感受吗？”

“有可能需要，”他深思地说，“但我不能强迫他们。如果他们自认为应付得来，那么……”

“你自己呢？你曾经向媒体一再描述当时的景象，设想案件发生的经过——你有什么感受？”我可以想象我们通话时，他坐在办公桌前的模样：高大英俊的男人，将近五十岁，头发斑白，胡鬓修剪得很整齐。很难想象他有三名子女，老大都已经三十岁了。我不知道他如何照顾一个大家庭，他的研究工作，还有动物园的公关与内部纷扰的关系。现在又出了这种事——发生在他门口的暴行——要向数百万家长担保动物园是安全的场所。

“好的，”他说，“其实真的没什么……呃，有时那一幕会闪现在我眼前，当她发现她不会得救的那一刻，她会被杀害、吞食……事情不会照她的计划进行，反而出了可怕、残暴的差错……她觉悟到可怕真相的那一刻，使我最难释怀。”他的口吻带着那种通常伴随寒战出现的音调。“但只偶尔会这样，此外我觉得还好。”

我用湿手揉揉太阳穴，缓缓摇头。我不能告诉他我在“生命线”做辅导员，但我可以向他介绍这个机构，并告诉他位于华盛顿的姊妹机构的情形，请他考虑跟那儿的人谈谈是否需要帮助。他说有可能，并把资料抄了下来。

掩饰真实感受

跟动物打交道的人恪守坚忍的纪律，因为这份工作本来就特别危险。动物园管理员负责照顾危险的动物，每年都有人被老虎攻击、被杀人鲸杀害、被大象践踏。栅栏里的动物表现得很温驯，游客误以为它们胆怯。不是的，管理员太清楚这一点了。到野外放生、捕捉、监视动物的活动，随时有性命攸关的活剧上演，但一般人习惯掩饰真实的感受，以便保证工作能照常进行。只有等他们平安返家，借着酒精、紧张的笑话，再加一点吹嘘的兴致，才能把自己的心情宣泄出来。

挂上电话，我又读了一遍剪报，最后一张附有一幅两头狮子的照片，指出它们在攻击事件后变得“紧张且容易惊恐”，管理员很难把它们哄回笼子里。只有母狮因肚子饥饿而愿意吃园方提供的食物，所以外界认为是公狮主导了攻击玛格丽特·金的行动。这两头狮子都在动物园出生和成长，每餐都吃一种综合狗食。它们只知道这种食物的滋味，从来没有捕食过野生动物，但是当具有人类形体的猎物进入它们的生活区，纯粹的本能就发挥作用了。事后它们感到亢奋不安，或许是因为做了一件新鲜事，犯了一个刺激、美味的错误。它们自幼就被严禁伤害人类，甚至与人隔绝，一旦对人构成威胁，就会被赶回笼子或受罚，喂养、医疗、抚育都由人类经手，现在它们却吃了一个人。正如所有养猫养狗的人都知道，动物不需要多少智力就能明白自己犯了错，即使只是一瞬间。

动物的天性

尽管舆论哗然，动物园却拒绝杀死两头狮子。毕竟它们只是听命于本能，做狮子该做的事。我们该为它们的天性惩罚它们吗？人类自身的暴力倾向往往也不过是一念之间。我们也是一种冲动、领域感强、贪婪的动物。我曾听过一则讽刺中东危机冲突的黑色笑话：一只乌龟和一只蝎子在河边相遇，蝎子求乌龟载它过河。乌龟说：“我载你，你就会蜇我。”蝎子说：“我不会的，保证不会。因为蜇你我也会淹死。”乌龟想了一会儿说：“没错。”于是答应了。蝎子爬到乌龟背上，出发渡河。到了河中央，蝎子忽然蜇了乌龟一下。垂死的乌龟喊道：“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现在我们得一块儿淹死了！”蝎子答道：“我知道，可是我没办法。这是我的天性。”

狮子的行径并不比军人、绑匪、恐怖分子、连续杀人犯、狠毒的父母更令人齿冷。人类懂得如何伤人、杀人，我们懂得如何伤害一个灵魂，慢慢杀死它。我们对暴力上瘾，以致当我们无法用它对付别人时，就用来对付自己——割开自己的皮肉、沮丧、自杀。暴力是我们情绪调色盘上一个特别强烈的色彩。没有一只猫逗弄猎物的手段会有人类那么残酷。猫是为了磨炼自己的狩猎技巧或训练小猫而折磨猎物。人为什么做这种事？嫉妒的丈夫可以暴虐到不可遏止的程度，割裂情敌的颈动脉，把他五马分尸。各式各样的狂热分子杀人无数。甚至办公室政治也能导致想象的谋杀。我们在所谓的电视新闻中推销杀人凶手和可怕的行为，将它当作一种娱乐。我们在电影中享受替代的杀人快感，巴不得咬仇人一口；我们调制暴力美食的手艺确实越来越高明，不断用越来越可怕而富有创意的手法为死亡和屠杀调味。

为爱努力奔行

虽然我对人类嗜血的天性感到遗憾，但我对同类的爱并不稍减。令我意外的是，尽管天性凶残，我们还是常有善行——深谙仁慈、温柔、和平、慷慨、合作、灵性提升的真谛。我们用大部分的人生探索爱的途径，虽然没有清晰的地图，一路行来也不尽愉快，但我们却做得可圈可点。我们以绝佳的表现约束和克服基因的黑暗面，我们是令人惊叹的美妙动物。抗拒兽性的原始欲望，绝不是一场容易的战争。我们把本能跟所有古老的需求与渴望装在一个看不见的背包里，扛在肩上，我们在它的重担下挣扎，几次三番濒于没顶，好不容易拼命手舞足蹈，重新浮出水面，又得费九牛二虎之力，保持头部露出水面，甚至还能欣赏世界之美，讴歌赞美与宽恕，即使在手忙脚乱地划向彼岸时，还会伸手帮助自己的亲人和全然不相干的陌生人。我们的行为高贵，即使因此更加疲惫、陷入危险，也在所不惜。我们没有理由要这么做，但这是天性使然。

第四章

眺望人生全景

如果你能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

跟自己的灵魂开个董事会，

同意把所有的忧虑、

所有别人或自我的期许都留在家里，

你就能好好享受活着的感觉，

让自己成为一张供这个世界镌刻它自己影像的底片。

昨天下午，连翘、水仙、矮矮胖胖而香气四溢的风信子，像事先约好似的全都开了，只差一段钢琴作为背景伴奏。好一阵子，我捧着晨间咖啡，凝视这一幅仿佛会动的印象派绘画——挥洒奔放的黄、紫、粉红在晨风中摇曳，糅合成一片。淡黄色的太阳从泥土里升起，橡树和山胡桃木的树林霎时笼上一道光晕，灰松鼠在花丛间穿梭。我感叹着摇摇头，推开面向花园的窗户，唤松鼠过来，亲手喂了几只，就把剩余的坚果抛给它们。背景音乐可以配上《白雪公主》，我想着，自顾自笑了。

两只乌鸦开始热烈地在草地上求爱。它们一块儿拍翅、轻啄、跳舞、昂首阔步。就像跳迪斯科的一对青年，跳一会儿舞，在地板上狂热地做爱，再跳一会儿舞。有只红雀站在茂密的紫杉上，活像戴了傅满洲的翘八字胡。再细看一眼，原来只是一根细长的枯草挂在它的喙上。它以慢动作轻挥两翼，在空中停留片刻就又钻入紫杉枝叶，无疑它正跟老婆在那儿忙着筑巢。

前一年夏天，有时我醒来就听见一只雌红雀轻巧的身影拍打玻璃窗，急切地想进入那个遥远的镜中世界，却徒然受尽折磨与打击。它不知道自己的长相，所以把自己的影子当敌人。最后它狂乱的撞击超出我所能忍受，我贴上一幅它真正生仇死敌的图画——一只猫头鹰——才算没事。猫头鹰爪利喙尖，还有敏锐而不对称的耳朵，专吃小型鸟。雌红雀自己的镜中倒影再怎么凶悍，都不及猫头鹰厉害。我在心里记下要把那只纸板做的猫头鹰找出来，以防它今年又要跟玻璃打架。我但愿来电者也这么容易应付就好了。

我喝罢咖啡，穿上几层骑自行车的衣服，包了一份午餐。我常设法在乡野中骑一段短程自行车。约一小时的车程，我可以骑到养殖场，那儿是个整理得很漂亮的植物园，还有个满是鸭子的湖，或是去啄木鸟树林，那是个鸟类庇护所，或者骑到镇西或镇北的村子。不论走哪条路，都可以到树林或农田的边缘，我最爱看季节的渐进改变，草木变绿、抽芽、开花、播种、枯萎、动物变换毛色、叫唤、求爱、交配、觅食、养儿育女、迁徙、嬉戏。经常散步或骑自行车的人都知道，驱除心中的担心与计划、分析与伤心以及各种假设状况的致命编队，是多么困难的事。动荡的心情似乎陪着你出游，很快地，心里就浮现出一个小剧场，你扮演各种角色，用五六种不同方式排演充满惧怕或期待的台词。

给心灵放个假

但如果你能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跟自己的灵魂开个董事会，同意把所有的忧虑、所有别人或自我的期许都留在家里，你就能好好享受活着的感觉，让自己成为一张供这个世界镌刻它自己影像的底片，并当作一份礼物送给自己。光影之美，风的低语，玉米秸秆的沙沙声，松鼠叫声，鸟鸣，紫丁香树篱的甜香，苹果树的甘美。你感受风雨阳光拂过面颊，品尝随季节不同的空气。

即使在城市里，你也可以坐在公园长凳上，看一会儿鸽子或其他鸟类，用心地看，亲切地看，看它像请愿者一样昂首阔步，它如何梳理和蓬松羽毛，脑袋一点一点，歪着脖子，眼睛一眨一眨，啄取食物。以入禅的方式完全沉浸在大自然里，是我最爱的一种积极冥思。我会自然而然进入这状态，但跟所有其他人一样，我必须特别为它腾出足够的闲暇时间。而且每年冬天或春天，我都一定会这么做。

自从膝盖因慢跑和有氧舞蹈受伤而动过手术后，我就靠骑自行车锻炼身体，这能强化膝盖周围的肌肉，对我的膝盖很有帮助。我的体能足以用低速挡把自行车踩上陡峭的山坡，但我知道若是这么做，会使小腿灼热，超出我能忍受的程度。所以碰到陡峭的坡度，我就下来推车上山——也是很好的运动——我称之为“混合训练”。骑车的时候我根本不想打破什么距离或速度纪录，也不逼自己超越不适的那一道防线。如果勉强自己，痛苦就会坏了骑车的乐趣。我以一个审慎的自行车骑士自居，虽然我也已经上瘾了。

每个周末，只要不是寒冷彻骨，我都会跟车友卡西骑一段较长的路。大多是神秘之旅。一周由她选目的地，下一周就轮到我。有时我们走罗思和华特丝在《手指湖自行车路线二十种》中推荐的行程。也有时候，只靠记忆摸索，找寻一个原先无所谓，现在却攸关生死的线索——那条路有多陡？——我们得发明自己的路线。

今天我们决定探索辛尼加湖与卡育卡湖之间的一片狭长地带，她九点半准时到达我家，墨绿色登山自行车牢靠地挂在旅行车后面的吊架上。她穿有玫瑰提花图案的黑色紧身裤，紫色挡风夹克，及肩的金棕色秀发用紫色的发箍拢在脑后。我们把我的紫色自行车用弹力绳固定在她的自行车旁，并核对了地图，趁晨雾消散、碧蓝的天空乍现时出发。

我们向北，沿着卡育卡湖西侧行驶，穿过取罗马名字的村落城镇。有时路过山巅，明信片般美丽的湖景群山中那一点加勒比海的蓝，令我们为之倾倒。曝晒在阳光下的树梢枝叶搭成巨伞，新芽初绽，使蓊郁的森林散发一种令我联想到春天柔和的粉红光泽。这种事，有些人靠皇历或土拨鼠决定，我则是等待远方树梢出现第一个微妙的征兆——整个冬季光秃秃而鲜明的线条，因抽长嫩芽而变得模糊，并且焕发出一种浅粉色的光华。垂柳的枝条已转为黄色。路旁干死的灌木丛间，有紫红色的新枝。野生的萱草从山沟里蹿起。到处的人家都种了水仙，其中半数业已开花。一群连雀钻入野莓丛，蜂鸟似的悬浮在空中，只见黄色的尾尖晃动。春天驾车穿过纽约上州的丘陵地带令人心旷神怡。罗慕勒斯北边几英里处，我们在一个印第安人屠杀纪念场（这条路线上有很多这类的地方）找到一个方便的停车地点，旁边有个挂锁，还有两匹比利时大马在吃草。它们金黄色的马鬃卷曲成细致的波浪。我猜它们从不曾拖过耕犁；它们是力与美的化身、肌肉的典范，为健美而锻炼，不做劳力的工作。

知己同行倍增乐趣

我真喜欢跟卡西一块儿骑自行车度过周末，我们的友谊从最初的试探，稳定地进展成为亲密的声气相通的情谊。卡西跟我同年——我们儿时喜欢同样的摇滚乐，穿同样的毛毡裙和厚底高跟鞋，同样经历过宇宙飞船发射、肯尼迪时代、越战以及当时所谓的妇女解放。我们体能不相上下（这是挑选运动伙伴最重要的条件），不过她上半身比我有力，背部与手臂也比我强壮（我坚持认为这是因为她高中参加过啦啦队的关系）；她跟我不一样，她每周打网球和回力球，还去健身房。我们同时想吃午饭，我们的精力几乎同时用尽——在稳定地骑车三小时后。我们都是末代嬉皮士；换言之，我们的基本价值观相同。20世纪70年代的动荡气氛、社会变化、希望，在我们身上跟在很多其他人身上一样，都留下了强大的影响。当然有人老了就背叛了年轻时的梦想。但我目睹那么多60年代和70年代的孩子，取得显赫的地位却仍保持当年的高瞻远瞩，就觉得很欣慰。他们对事情的看法未必一致，但他们对人性与生俱来的善都怀着不变的信心。在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结尾，马可·波罗说他毕生最艰苦的任务，就是弄清楚地狱里有哪些人和哪些东西不是地狱的一部分，并确保他们继续存在。虽然我十八岁的时候还不懂得这个道理，但其实这就是我一生的追求。现在也还是一样。改变的只是舞台，内在的理想主义并没变。

卡西和我一起骑自行车出游将近一年——大多数的旅程全长在二十到四十英里之间，地点总是选在湖边或河边。我们自带午餐，选一条宽度够我们并肩前进的路，聊世界、聊人生，畅饮阳光，享受美景，运动到累得两腿发抖为止。我对人类行为甚感着迷，她也一样，所以她决定从事社会医疗工作。她是一家私人医院的心理治疗师，有很多病人——困扰的儿童、夫妻、陷入沮丧的家庭、大学生、蓝领工人——这是她每周的工作内容。虽然她没有在“生命线”工作过，但去年她被选为“生命线”的董事会主席，所以很了解我的许多忧虑。我们互相羡慕对方的长处，但我们的身心都渐渐变得更坚强——能够走更长的山路，面对偶尔出现的风险胸襟更开阔。我们的“运动”不仅提供一个建立友谊的机会，或修炼自我的途径，更是我们生活的主轴。自古以来，女人一直因她们的温柔、和蔼、脆弱而受称赞。这些优点固然可爱，但我也希望自己强壮干练，能临机应变，走前所未有的路，迈向销魂美景。与我们擦身而过的人，观察我们的脸孔，或许会发现快乐、挣扎、疲倦、笑声糅合在一起。这跟观察参加比赛的运动选手不同，他们的神态呈现出心智、技巧、力量的全神贯注。我们不是奥林匹克选手，也不需要成为奥林匹克选手；我们只是在追寻更健康的自我。

走了一英里，我们行经一片仿佛有几千个电子闹钟同时在“哔哔”响的沼泽。至少感觉上如此，声音无比响亮。我们在湖边停好自行车，小心地走进沼泽。

“青蛙，色眯眯的青蛙。”我笑着说，想起了乌鸦的性感舞步。“就像疯狂周末夜的兄弟会男孩。这辈子就这么一次做爱的机会。”试想那淫荡的场面。我们看不见制造这一片闹声的青蛙，因为它们体型极小，又有绝佳的保护色。我们一路前进，声音也一路逃逸，等我们回到大路上骑走，它又渐次恢复至高峰。

我们来到一个写着“下湖路”的路标，卡西和我相视一笑。我们的自行车之旅有个原则：绝不放过沿湖的路。所以我们右转，环绕美丽的湖畔，这儿一度是印第安人的领地，他们在湖中捕鱼，林中猎兽。现在湖边大多数地方已无人居住。

“看那些泥做的平台！”她说。我们花了一段时间才看懂，原来浮动码头就靠在湖底的淤泥上。今年的冬季不冷，雪也下得少，水位处于历史的低点。泥泞的湖面暴露在外，湖滩面积变得极大，有人穿着高及臀部的涉水捕鱼裤，走到湖心他们从前不敢去的地方。试探着踏出脚步，他们似乎第一次发现这个湖深埋的野性——潜伏在湖水的“意识”底下的是烂泥和蠕动的小型生物活跃的领域——我可以读得出他们脸上的困惑。

人生路不易行

我们经过一个空荡荡的小艇停泊处时，卡西说：“我很担心我的一个辅导对象。她很脆弱，但同时她又蓄积了非常多的愤怒。她沮丧的时候，会变得攻击性很强并且表情冷漠。她会割伤自己，威胁别人；你想得到的，她就做得出。”

“哇。这一定会花去你全部的精神。”我无法想象自己要如何应付一个难以预测又充满攻击性的辅导对象。

“不是玩笑，她只是我星期二的一个辅导对象。我还有另外两个辅导对象，脑筋混乱得不得了。我每星期二的工作就像一个心灵警察——你知道，帮助他们整理无边无际的思考，建立并梳理出一点儿脉络。老实说，这角色真不容易，尤其对我而言。”

“整理自己的生活就够难的了，不是吗？”来到一个缓和的长坡，我换到最低挡，车子连续发出七次制轮的嘎嘎声。卡西也换到低速挡。我们看起像一对悠游自在、松弛筋骨的老家伙。

“喂，我该拿我那个塔台指挥员怎么办？”

“啊，对了，上次我们见面后，你跟他跳舞去了。约会得怎么样？”我问，眼睛没有离开路面。路面铺得不是很好，我们必须同时注意好几样东西——前方的绿色、经过的汽车、车轮下的崎岖路面——随时得准备绕过碎玻璃或迸出的碎石。眼睛能同时做这么多事真难想象，还能欣赏湖面的全景，一间屋后晾晒着一串皱巴巴衣服的小木屋，门廊上有只黑色的拉布拉多犬蜷着身子打瞌睡，第二级台阶该修了。自行车踏板又转了六圈，小木屋、狗、门廊、衣服都遁入记忆的腹地。

“跳舞还好，然后我们回他家，那也还好。可是你知道跟一个讲话像在指挥飞机降落的人约会，感觉多奇怪吗？”

“或许你只是需要适当的词汇回敬他。比方说，转动、摇杆、高度、民用暮光……”

“很好，我今天晚上就问他关于民用暮光的事。”

“你们今晚有约会？”我靠近她身旁大声说。不知怎么，我们即使目光不接触也还是能亲密地谈话，一般人只有在告解、精神分析或讲电话时才做得到这一点。可能就因为如此，我们不时对视一眼，没什么用意，那只是标点符号。

“我大概是疯了，我请他到我家吃晚饭。”

“要借我的探照灯吗？”

“当然，我可以趁他来的时候把它钉在门廊上，这会让他觉得很自在。有警报器吗？”

“你自己就是警报器啊。”

她摘下太阳眼镜，抛给我一个“少自作聪明了”的眼神，然后把眼镜重新戴好。

“为什么男女交往这么困难？”

“你问我？你是靠这个吃饭的。”

“是啊，但是别人的问题容易处理多了。”她用力踩踏板表示强调。

“真的啊。真的啊。”我模仿卡通小黄鸟翠迪的声音说。

“再说回我的辅导对象，”她又恢复严肃说，“我担心她在两次门诊的中间会出事。她恐怕把握不住自己。我建议她打电话给‘生命线’。”本地的心理医生经常把病人转介给“生命线”；我们在他们找不到医生时助其一臂之力。

一架在空中写字的飞机开始在湖畔练习，画了许多个破折号和笔直的长线条。我们一边要看它，还要看路，实在有点儿吃力，好在它不久就飞出了视线。

“没问题。希望她打电话来时，是我值班。”

到贝亚德路左转，我们登上西面的山去辛尼加瀑布。一路骑来，大地的肌肉愈加发达，陡峭坚实的肩膀，拳头似的小丘，别具一种性感，还有肥沃的田野和悠长慵懒的山坡。今天老鹰、兀鹫和其他高飞的鸟类全体出动，盘旋在湖面上升的暖气流里，我们每看见一只动作特别快而灵活的鸟，就发出羡慕的赞叹声。全世界的人提到鸟儿，都用那个沉痛的假设句“如果我能……”抒发渴想和嫉妒。还记得几年前，我为《纽约客》到日本采访鸟类飞行的最高呈现——短尾信天翁，这是最罕见而且最令人迷惑的一种鸟。那真可说是一场艰险的朝圣之旅。旅程困难重重，发生多次灾难与危险，海上风浪大作，活火山，山体滑落弄断了我三根肋骨。锋利的岩石划破肌肤，碎骨在体内移位，真是痛彻心扉。我的思绪转到路易丝和她想象自己坠落在渊底岩石间的描述。

利刃般的岩石。

“死”非一言能道尽

我顿了一下说：“我在担心我的一个来电者。嗯，其实也担心我自己。”

“喔，是吗？”卡西尾音调高，完全是治疗师职业化的腔调——除了表示听到，也鼓励说者继续。

我想着路易丝，不知如何用最少的话概括她这个人：“她是个有成就、很世故的女人，却又非常脆弱，经常沉溺在可怕而危险的沮丧之中。”

“听起来，你真的很担心她。你想她会自杀吗？”卡西问，我听过很多从事心理辅导工作的人把“自杀”当动词用，这用法非常直接，一点儿也不委婉，但我永远没办法习惯这个字眼。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发现自己输掉一切后就自杀了吗？但她的死安排得极富戏剧性，壮烈华丽，而了断像她那么享尽荣华富贵、历经政治斗争、建立丰功伟业、时见大喜大忧的人生，似乎该用一个更复杂的字眼才恰当。但哪个人的死是简单一两个字说得尽的呢？

英文通常把自杀（suicide）一词当作名词，说是“commit suicide”，前置的动词使人联想到这是一种犯罪的行径，跟犯罪（commit crime）、犯错（commit error）类似。这种临床上常用的说法，说来比较冗长费时，带有粉饰与规避的意味。据我所知，“suicide”这个词是布朗爵士创造的，在他1643年出版的《宗教冥思》，这个词有史以来首度见诸文字。他谈到一个人做自己的刺客，但他把这个词当名词用，说是“凯托的自杀”。动词形式较晚才出现。虽然它的意义表达坦率而准确，我还是觉得佶屈聱牙。它是个不及物动词，挂在空中像个跳跃。他死了。他自杀了。再没什么可说的。

“也许吧。她已经小小地尝试过，好像在预演一样。”

“预演？”

“有时她打电话来，我觉得她不仅是要克服严重的沮丧，还在测试实际会是什么样子——如果真的自杀，对心爱的人会有什么影响。”

“你一定很害怕，不知道她下一步会采取什么行动。但你还有其他高危险性的来电者。听来似乎她特别能影响你。”

差点捞过界

“她很可爱……真的，读很多书，很有趣，而且——虽然我知道这么说会很奇怪——很能享受人生的乐趣。只是她承担太多的痛苦，她非常努力让自己活下去。我佩服她的勇气。我们要是在另外的场合遇见，可能会成为好朋友。”路易丝的故事令我感动，因为我认识的很多人都可能有类似的遭遇，一个可爱而有才华的人深陷于沮丧之中，所有我的本能都鼓励我去帮助她度过哀伤，不仅聆听，要做更多，以朋友的方式慰藉她。

“听起来情况很棘手。但你刚提到你也担心自己……”

“嗯，有次来电话时，她提到她夏季每周五晚上都会到自由镇的降灵会听道，我想去看看她长什么样子，你知道，就是看看她真实的样子。”

“不妙，”卡西说，“我好像发现有逾越权限的问题了。”

我轻笑一声，摇头表示同意。

“那样做能告诉你什么？那可能让你觉得更容易面对她吗？”

“我说过那样会让我更容易面对她吗？”

“没错。你之所以要去，是因为那‘不会’让你更容易面对她。”

“好吧，打铁趁热，嘲笑我吧。看我会不会在乎。”

她说：“很明显地，你在乎。我只是想知道，心中有个具体的面孔——一个更完整的人，当她再打电话来时，会让你更好处理，还是只是徒增你的困难。你只要看到她就满足了吗？或者你还想跟她说说话？甚至做她的朋友？你要跟来电者建立这么密切的关系吗？我不知道。‘生命线’并不赞成在办公室之外跟来电者接触，不是吗？”

“严令禁止。这会被视为判断错误。而且以后她若再打电话来，就丧失了匿名的权利。你知道，从事医疗保健工作的人会认为这是滔天大罪。”

我们又花了几分钟讨论若是我遇见路易丝，会发生什么事。诱惑很大，虽然我明知这是错误。然后我们就让这件事融入风景，转换了话题。没多久，我们就对彼此的一周大事有了清楚的脉络。这叫作“跟上脚步”。因为一路都在上坡，骑了十英里下来，我们都疲倦得昏头昏脑了。开始时我们会聊严肃的事，例如工作的问题、读过的书、中西部的恐怖分子炸弹事件、摇摆不定的感情关系、臭名昭著的审判事件等。累了之后，我们变得沉默，只能拿今天的运动量十足开开玩笑。

骑了没多久，辛尼加瀑布在望，像欧洲的运河城市一样被水所包围。我们在水边一座石建的老教堂旁吃午餐，然后骑车前往女性名人堂和女性国家公园。两座地标都纪念女性的力量、女性的开拓者和攀岩家、女性作家和飞行员、女性运动员和政治家。名人堂纪念有丰功伟绩的女性。但我最喜欢公园附设博物馆的一点是，它不仅褒扬知名女性，也纪念平凡女性的奋斗。毕竟，每个人都寻求力量，挺身面对迫害者的力量，无论对手是社会上的不公正、前人的记录或自我。我们变得更强壮，推翻局限之后，就拥有比从前更广的土地、天空和观念。教诲女人：“要坚强”，传统上的意义就是默默受苦、吃苦耐劳、放弃希望。把负责生孩子、教养孩子、耕田等需要强壮内在与魄力的人，说成“较脆弱的性别”，真令人想不通。

幻想与野兽搏斗

有的人追求基本的力量形式，渴望像地球一样骨骼强壮，成为一股自然的力量。我们暗地里相信，人越是强壮就越不容易被岁月击败。虽然人类已定居、受教化，本能中还在幻想自己跟强壮有力、健步如飞的野兽搏斗。仿佛返回穴居人时代——要做最强壮的动物，否则就会被熊、老虎吞食。神祇都不是弱者，我们这些渺小的人也想成为神。在浩渺无情的宇宙之前，克服渺小之感的一个方法就是提升我们的力量——攀登最高的山，以最快的速度奔跑，驾驭比暴风雨更有力的发电机。

卡西和我也许永远不可能像岩石一样强壮，像风一样精力无穷，像湍急的河水一样不可遏止。我们不能跑得像职业运动员一样快，也不再像年轻时一样禁得起风吹雨打，无惧于痛苦。严肃的运动家热爱痛苦，有种种承受痛苦和规避痛苦的方法。我也分享他们的慢性关节痛和肌肉痉挛。我对温和的痛苦的看法，也许跟埋头向前冲的自行车选手差不多，当它是旅途中经常出现的一种雾霾。这都无所谓。力量是相对的。我们梦想骑自行车穿过得州的丘陵地带、佛罗里达南部的大沼泽、罗得岛州沿海、荷兰无尽的花田和运河。如果往返火星的宇宙飞船明天开航，我们也会去——可是一定要带着自行车一块儿。

日落之后，斑斓彩色与浓雾弥漫，飞行员通称为“民用暮光”时刻，我们完成二十英里的自行车旅程，开车回家。卡西要为男友烹饪西班牙海鲜饭，我要去“生命线”值班。

“无尽的爱”的困扰

八点十五分，我接起电话，听见一个常打电话来、声音很熟悉的男人；他也认出了我。这就比较便于我询问今天发生了什么事，鼓励他不要放弃他的漫长奋斗。他认为生活中的困境是一场斗争，周遭的人却不愿意接纳他、爱他。我知道他可能终身要与精神病和人格失调作斗争，这使他深受折磨，沮丧不已，也为他所有的人际关系加上了超乎负荷的重担，使他跟子女、妻子、父母相处，都没有愉快可言。他有一位心理医生，过去也试过药物治疗。这些都不能治愈他的无边孤寂，和他寻找一个灵魂伴侣的渴望，这个伴侣会给他毕生渴望、全心全意、至高无上的爱情。

“无尽的爱。”我在日志上写下。

我集中注意力跟他讨论寂寞。他说他感情上的空虚从来没有获得过满足。他知道没办法回头，过去的事不能改变，错误无法纠正。一如既往，他觉得痛苦都是自找的，因为他是个坏人。他曾经告诉我他是个摩门教徒。今晚我尝试一种新策略，跟他谈耶稣基督的受苦。耶稣是个完美的人，但他承受极大的痛苦，所以我说——不见得只有坏人才受苦，他也没有必要因为痛苦而自卑。这说法似乎打动了他，他热烈地谈起上帝的旨意和撒旦如何争取他“破碎的灵魂”。一段时间之后，他又陷入了他已沉溺一辈子的那重包含着希望的绝望深渊。如果有人相信并同情他的痛苦，虽有一点儿帮助，但效果却微乎其微。他不知道能否活到明天。我们只能专注于今天，这个下午，这个钟头。

为执念包围

我们谈完时，电话铃又响了。来电者是一个聪明、讲究礼节、心思复杂，有时听来过于守旧，行事喜欢迂回曲折的女人。她有种很不寻常、相当耐人寻味的执念。她复述一周前她跟另一位辅导员的交谈情形，仿佛把那次谈话当作督伊德教经典来研究。然后她转开话题闲谈，自由联想到她的一件遗产继承的纠纷，弟弟跟他可恶的律师，子女对她的轻蔑，还有那些阴谋对付她的姻亲。她的语言像龙卷风一样，进入其中就如同用针戳破一个线球——我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我的每一句评语，都被她如绞扭在一块的线绳似的执念所包围。我直觉认为她的家人和朋友都不再听她说话，所以我们的认真对待对她非常重要。

下一个电话是个紧张的男人，他在答录机上听到我们的电话号码。他不确定该不该打电话来。我温和地请他把他的烦恼跟我分享。

他有所防备地说：“我的心事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告诉的。如果要掏心掏肺，也要弄清对象。”我试着说明我们是群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门随时开着，欢迎他再打过来。挂上电话时，我心里很难过。他的声音里有浓重的悲哀。一条硬汉的声音迟疑成那样，他一定承受着无比巨大的压力。我该怎么说才能使彼此的联系变得容易一点儿？

来了个电话，是个愤怒、悲痛的女人，“已经沮丧了十几年”。治疗师跟她说是这种病或那种病，可是她知道心情恶劣不是她的错——人生就是她被发了一手烂牌，每个人都对她很残忍。她总是对人有种执念，尤其是男人，多年以来，总牵连在各式各样的法律纠纷里——有位她过去一直在看、关系非常密切的按摩治疗师，向法院申请对她下达禁见令。她寻求帮助和建议，但什么也听不进。这是一个难挨的电话，充满愤怒、骄躁和人生不可理喻的感觉。

“无尽的爱”又打电话来，再一次，我试着进入他的世界。我想象他站在女友家厨房的挂壁式电话前打电话。但事实并非如此，他解释说，他搬出原来的家，搬到福里斯特霍姆一个位于溪边的小型拖车停放场。他刚打过电话给女友，但她不愿过去。她不愿意如他要求的那样检点自己的动机和行为，她也不愿意如他所需地付出“全心全意、真挚、爱的支持”。他的女儿在哪儿？他的前妻玷污了女孩“纯洁美丽的灵魂”。

“这是灵魂的谋杀。她应该在这儿，用她爱心满溢的灵魂帮助我，跟我共享春天。”“无尽的爱”哀叹道。

花之情谊

花开的日子。我忘了花开的日子，去年它来得很晚。照惯例是我朋友安妮的小女儿亚历山德拉发现她窗外的山茱萸树开第一朵花的日子。安妮会打电话来，然后我们三个“开花姊妹”就围着树，举行异教徒崇拜大自然母亲的女性仪式，赞美大地万物的生长，承诺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在树下手牵手，每人要发表一段演说。现在亚历山德拉已经十三岁了，这仪式开始时，她才七岁。每年都从严肃的表白开始，然后交换感性的小礼物——漂亮的石头、芬芳的肥皂、盆栽的香草、鲜艳的丝巾。然后亚历山德拉负责梳理我的长发，设计发型。去年这节日扩大了，我们把庆祝的日期延后，以便我的朋友达娃和她的女儿佐薇加入。

安妮、亚历山德拉和我到机场接达娃和佐薇，然后我们到港口一家观景的餐厅用餐，让孩子们结为朋友。她们一见如故，说同样的流行语、嘲弄同一类型的老师、穿同一色调的牛仔裤和T恤衫，见面不久立刻成了好朋友。餐后，我们回安妮的家，在桌上陈列包装精美的礼物——象征大自然的丰盛。但拆开礼物之前，我们采集了满怀的鲜花，参拜门廊前“法定”的开花树，牵起手围着那棵树。我开始吟诵给大自然母亲的感恩词，达娃接着发表一篇小演说，安妮再补充她的感想。这时，有个小女孩说：“你们太嬉皮士了！”我们哈哈大笑，忆起我们在青少年时光，也总以为大人存在于世界上唯一的作用就是让小孩觉得尴尬。对他们而言，世上万物只有两种：“酷”与“不酷”。在这个重要的人生阶段，她们没办法大声祈祷。所以我们决定放她们一马。未来几年里，她们也许不愿意再像小时候那样，扮演大地的孩子，没关系。待时机成熟后，她们又会觉得花开的日子有意义，就像她们的母亲和我一样。

我们回到客厅拆礼物。曾经有一次，我问亚历山德拉她长大要做什么，她说：“美国总统……兼美发师。”我答应她，一旦她当上美国总统，一定每次做头发都找她。现在她只想当总统了，对她而言这愿望不见得只是梦想。最后，我请大家到我家游泳，喝薄荷茶，吃热腾腾的胡桃糖浆面包。这时我们同意保罗和卡尔加入，封他们为“开花姊妹”的男性助手，别名“雄蕊”。

今年，亚历山德拉的父亲在西雅图做骨髓移植手术，她们一家人一整年都要在那儿守候，时时以他骨骼里肉眼不能见的血球细胞为念。那是造血的工厂。明年等他们一家回来，驱散了死亡的恐惧，我们会再筹办花开的日子。有些异教徒的节庆总让人觉得恰到好处——婴儿礼物会，妇女在孩子诞生前欢迎新生命加入部落；生日派对，纯粹为心爱的人活在世上而欢喜；还有种种记录季节更替的节日。

有次在佛罗里达州海湾区一个艺术村，我负责带一个陶艺工作坊，我们三十个人用歌舞仪式庆祝夏至。那场景再完美不过。他们把佛罗里达州沿海平地上蹿起的一片树林称作“吊床园”；很久以前，鸟儿或其他动物掉落一颗种子，在此扎根生长，为更多需要搬运种子的动物遮阴。最初一棵树扎根，像一张小小的吊床，于是许多动物来此歇息，带来种子和渣滓，不久便成为聚集大量野生动植物的茂密树林，高枝上挂着沼泽野苔。每天下午四点，天色就变得凝重，湿透的云层拖着几缕蓝丝巾似的天空，水珠哗啦啦地迸裂开来，瀑布从天而降，倾盆的雨声就如糖果大把地砸在地上。往往一阵台风似的燕子群自上空疾飞掠过，悉数拥入一株桃金娘树，吞吃甘美的莓果后，盘旋着飞开。绿色的变色龙横越过垫高的木板道，活像不出声的小吉普车。我们住在海湾沿岸搭建在支柱上的木屋里，靠悬空的步道相连，像一群野生猕猴蹲在树木绿色的怀抱里，高高在上地俯瞰有堕落倾向的犰狳、野猪、浣熊、狐狸、松蛇屈居地面的茂草间。西班牙青苔处处高悬，仿佛信笔写就的脱氧核糖核酸。

送上火焰的愿望

在我屋外集合庆祝夏至的每个人，都要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一个愿望，然后将它掷入火中。它会形成一朵火焰，在黑夜里氤氲的热气上舞蹈。我们未说出的愿望像萤火虫般飞向高空。还记得我曾猜想，坐我对面的苏珊许了什么愿。她是个钢琴家，三十多岁，已婚，却爱上一位比她年轻十几岁、害羞而讨人喜欢的画家，他们数周前才在艺术村相遇。当一位职业口哨家吹起活泼的摇滚歌曲《简单的礼物》时，他们就像甲壳动物附着在船身上一般紧紧相依，幸福无比地坐在火旁。我知道她在考虑跟丈夫分手，跟这个年轻人组成新家庭，但又盼望早日回家，跟家人、朋友以及熟悉的一切重聚，所以当她把她那张卷起的愿望加到火上之际，我真不知道她希望的是点燃或熄灭激情。

我相信每个人送上火焰的愿望都同等重要。看着一张张面孔，在喜气洋洋的面具下寻找那不可见领域的线索。城镇的生活何尝不是如此，生活有好几种层次，有情绪的漩涡，以及第一眼甚至第十二眼都看不出的暗流。当年我又哪里知道，有朝一日，我会知道自己居住的小镇的黑暗秘密，得知这么多位邻居的苦恼与梦想。坐在那堆夏至营火旁，我唯有凝视每一张纸片上的愿望颤抖着瞬间化为火焰，翻飞升高、升高，与其他的愿望汇成一捧火树银花，与遥远的星座依稀不可分辨，终至消失在夜空中。

第五章

金太阳，银月亮

我们的演化速度不够快，

在一个人的有生之年根本看不出征兆，

但它仍以缓慢得无法觉察的速度推进。

天知道我们会变成什么。

我们似乎生存在两个世界的临界点上，

一边是化石，一边是现代。

夏天带着湿热天气的包袱来到时，我发现松鼠有了重大的改变。它们照常来吃我的坚果和葵花籽，但却变得更具攻击性，互相挑衅、咆哮、像忍者一样跳来跳去、张牙舞爪。大多数的耳朵上都有咬痕，身上有伤。有一只耳朵被撕成三瓣的——我叫它“三叉耳”——最凶，野蛮地把其他松鼠都赶走。有只松鼠只剩半截尾巴拖在身后，活像装了木腿的海盗。还有求求不知到哪里去了？这群新松鼠长得又肥又壮，它们是否正处于“青春期”？这批激进分子是否目无尊长，欺压老弱？是否松鼠国发生了政变？

春天食物短缺，光线不足、日子不好过。但夏季是生长的季节，全年的粮仓，充满嫩芽新叶、繁殖与宴饮、萌芽开花、孵育飞翔。这些天来，野鸭在水上滑步，在草坪上大跳求偶舞。新生的小草蛇像根铅笔芯躺在草丛里。初熟野草莓的美味像小小妖女，勾引着花栗鼠、兔子、鹿和人类到空地上来觅食。昆虫大军浩浩荡荡进军玫瑰花苞，土拨鼠在百合花间掘洞。

受苦之必要

附近的薰衣草园成了个贼窝，几十只肥嘟嘟的蜜蜂忙着拈花惹草。身穿黄毛衣的工蜂工作起来既不威武，更无章法可言。扑上颤巍巍的花瓣，好容易掏出一点花蜜，钻出花朵时，就搞得满身花粉。它们在半空中稍作停留，又立刻钻进另一朵花，整天都跌跌撞撞不亦乐乎。一般人很少注意到蜜蜂狼狈的打滚或滑跤，也没看出花瓣的平衡多么微妙，乍看似乎是固定，却又会突如其来地兴风作浪，摇摆弯折，而且怎么样都不会断裂。这种设计根本是为了戏弄蜜蜂。

“这种设计就是为了要戏弄蜜蜂啊。”我提醒自己。不能让蜜蜂太舒服、太有安全感、太快乐，它必须沾满一身花粉——蜜蜂是否受折磨无关紧要。焦虑、担忧、哀伤、沮丧，以及所有其他不愉快情绪的演化也都如此。有时很容易忘记，大脑的演化全是为了解决一些石器时代就存在的基本问题：追求伴侣、觅食、巩固亲属关系、发明语言、与同部落其他成员合作、分享食物、克服环境、为保护自己和子女的生命而战斗等，都是些攸关生死存亡的问题。我们必须找到睿智的因应办法：爱恨交加、防御、虚张声势、先发制人、避重就轻、钻漏洞使诈、含沙射影、撒谎、同理心、明知故犯、死命地坚持一丝不苟，以及许多其他决定我们情绪的基本策略。

演化就像是一个在幕后操纵秘密社会的人，我们不自知地遵守它所有的法律规章。它的承诺是变化，它的座右铭是“随时做好准备”。

我们服膺它唯一的指令——凡是有害的都应避免，凡是有益的都应渴求——不是凭理性，而是靠直觉。但演化远比卡莱尔所谓“尘土的福音”微妙和复杂不知多少倍。因为我们的心灵盘根错节，曲折多变，拥抱观念，憎恶单调，我们最喜欢从一段简单的旋律开始，而以骤雨密箭般的音符告终。我们对直觉的操纵一无所感。当完善的推理、宗教的教诲或纯粹狂热的需求，使我们大胆逾越直觉的命令，我们就会觉得晕眩、无拘无束，乘着“自由意志”驰骋。我最欣赏人类的一点就是，我们不喜欢照规矩行事。我们知道大部分的规则。比方说，有条规则是，我们是被固定在地上的生物，婴儿时期我们爬行，成年时步行，年老时弯腰驼背，一天比一天更接近土地，直到最终化为尘泥。这条基本法则使我们迷惑、好奇，所以我们发明巧妙的方式超越演化，以违反天性的方式翱翔天空。有些直觉驱使我们违反所有的理性，有些则像过敏一样使我们苦恼，有些我们就是不予理会，像对鬼魅公开宣战一样抵抗到底。

焦虑、恐惧、惊慌、厌恶、沮丧是我们这时代的小小的“魔鬼榜”。光是提到这些名称就足以使人焦虑，大多数人只要能让这些恶鬼速离，就情愿举行任何仪式、戴任何护身符、吟诵任何魔咒。但它们警告我们潜在危机的存在，以便我们预先做准备。事实上，无论我们珍视的诸般美德、品位，或是不当的兽行，都是在人类集结成小股部队，以渔猎、采集和捡食腐肉为生的时代，就演化完成了。在我们看来，古人的生活或许艰苦而充满变数，但天晓得他们又怎么猜想我们的生活方式。重要的是，我们仍然依他们的航行图前进，仍然照他们的直觉反应，仍旧像渔猎者一样采取行动；所不同者，我们面对的是他们不会遇到、不会了解，也不会重视的问题。

忧患恒在

让时光倒退千万年，我想象那一小撮如今地球上每一个人的祖先的生活。我们的恐惧也是他们的恐惧，我们的饥渴也是他们的饥渴，我们的快乐也是他们的快乐，我们的忧虑也正是他们的忧虑。只有细节改变而已，虽然我们的词汇一直在演化，以迎合日常生活，但我们情绪的文法却没有更换。我们背着大致同样的心理负担，只是行囊的外形改了，填装的方式换了，搁置的所在也不一样了。我们的准备是为他们的世界而做，不是为我们自己的世界，而“压力”一词最初描述的，也不是我们被迫使用过时的工具临机应变时，情绪上产生的种种不平衡、不适应和束缚。

焦虑是我们自己制造的一条有受虐倾向的看门犬，在老祖宗的生活中扮演着救命的角色，能对潜在的危险发出预警，让他们来得及计划如何反应。直觉思考可能会说：“草丛里可能有只老虎，那儿有一片老虎最爱埋伏其中的蒿草。如果老虎躲在里面，对我发动攻击，我该怎么办？我刚看见草在动？也许不是。另一方面，也许我最好再多观察一下。”长期焦虑是冲着我们最珍视的东西而来，会逐渐摧毁我们的理性，浪费必需的热量，妨碍工作，使身体组织充满压力，破坏健康。这是很昂贵的策略。对不存在的老虎产生强迫性的焦虑，真的可能引起各种与压力有关的疾病，但忽略即使一只饥饿的老虎，也会立刻送命。尼斯（Nesse）与威廉斯（Williams）在《我们为何生病》一书中指出，烟雾侦测器是个产生麻烦的源头——总是出故障，总在你做饭时没有必要地大鸣大放，每个月检查电池也真麻烦，它们往往好多年都没发挥什么作用，只是需要照顾和长灰——但只要它们救你一次命，就值回所有的麻烦。演化用风险赌利益。宁可一有机会就为老虎焦虑，也不要犯一个致命的错误。

所以我们的心里到处都安装了烟雾侦测器，我们永远会对假警报有所反应。精神、希望、整体健康、安全感受侵蚀都无所谓，重要的是个体必须活得够久，直到留下后代。不幸的是，我们的人生往往像纸鹤般翻来折去，总是面对各种深深浅浅的不确定——氯气的不利影响，南太平洋的核试爆，增税的谣言，决定第一次约会该穿什么，担心乳房里的硬块是癌，确定垃圾桶的盖子是否扣紧，以免浣熊把垃圾搞得一团糟，从而被垃圾工人拒收。我们的焦虑倾向不懂得从渣滓中过滤真正要紧的事。每天都是焦虑的盛宴，心痛与痉挛走马灯般鱼贯而过。场合是否相关毫不重要，焦虑都照样来袭。古老的恐惧如何萦回在我们的内心啊。一度，对高处或离家充满恐惧，确实有点道理——这可保护你的安全。但现在不同了，这是个飞机航行，摩天大楼，桥梁林立的时代，大多数人为了找食物、赢得地位与资源、参加社会活动、找寻同样满怀焦虑的合适伴侣，都非得走出家门不可。

救命的警讯

对两性关系的焦虑最难熬，但它最终能救你一命。正如同肉体的痛楚警告我们身体即将受损害，情绪的痛苦也能帮助我们避免生命或肢体蒙受更严重的威胁。面临饥饿、风寒、领域争执、野兽时，归属于一个忠贞的家庭团体是唯一的希望。归属的急切渴望无疑也成为直觉的一部分，找不到归属永远是最令人害怕和担心的事。你得不断确认人家需要你，不会被抛弃，一旦野兽攻击时不致被害，不会被丢下挨饿。大多数时候，这些都是毫无来由的精神官能性恐惧；但只要误读情况一次，忽视一个警讯，你就死定了。所以我们演化出监督两性关系的强迫性心态，在不必要的时候斤斤计较，要求太多小动作、承诺、再保证，不惜代价地迎合对方，在感到孤立疏离时伤心，无缘无故地为亲密感忧心忡忡，有时烦恼得活不下去。

全世界平均每十万人就有十二点四人自杀。在富裕国家这比例更提高为平均每十万人有二十人。这么高的数字并不只是巧合，尤其如果你把其他动物感受沮丧、采取自杀行动的比例列入考虑的话，这必定传达了某种演化上的趋势。有些人自杀是为了心爱的人，这或许是事实，但也可能单纯出于想象（自杀者往往有套舍己为人的说辞，说是朋友与家人“没有我会活得更好”）。其他人自杀则可能是一种有用的遗传设计——沮丧——过度发挥的极端后果。演化塑造人类心理与城市，在演化过程中，忧郁自有其意义。

面临可怕的困境和无名的焦虑，我们之中较脆弱的人可能会感到沮丧。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暂时的冬眠，身体有其节省能源的策略。承担过大压力时，一个人会进入低能量状态，几乎不说不动；我们晚上睡眠时也节省能量；饥荒也会产生同样静止、节省能量的反应。沮丧还会唤起关怀与照顾，一般人对沮丧的人较宽容，原谅他忽视社会获得与付出的常规，无法达成预期、赶上期限或尽义务。他的姿势说，我像个孩子般无助，请保护我，不要让我经受进一步的压力，拥抱我，告诉全世界我要缺席一阵子。

我们演化出来的积极情绪，似乎就只有快乐、宁静、欢喜、兴奋、刺激、欲望这几种，另外就是较广泛而微妙的消极情绪。这可能是因为当一切进展顺利，食物与发展机会充沛时，并不需要太多反应。但设想一个人可能遭遇的不幸：疾病、饥馑、伤害、遗弃、被敌人挫败、配偶死亡、有毒植物侵害、进入危险的环境、死亡等。我们为了应付这些潜伏着危机的场面，发展出一大堆各式各样的反应方式。我们基本上很乐观，所以才能维系岌岌可危的人际关系，度过艰难困苦。希望是心灵的一场小小的整顿。赛立格曼和其他人都证明过，即使是学来的乐观也能在摒除沮丧时，发挥可观的效果。

瑞典心理医生古特则提出一个新的思考角度。他指出，当我们发现实行了一辈子的生活策略竟告失败，而又没有其他合理的变通方法时，必然会感到沮丧。然而这种沮丧却使我们停下脚步，重新检讨自己的习惯与目标。我们以为自我评价低是一种痛苦，但跟所有痛苦一样，它有个重要的优点。自我评价帮助我们评估机会，充分利用环境，追求进步。如果老祖宗对周围的每件事都感到满意，他们就可能冒更多危险——例如，只身深入旷野——或率性掀起战争、向领袖挑衅、不愿妥协或制造其他社会不安局面。遭到社会摒弃是最危险的事，团体提供的资源与安全也一块儿丧失。我们害怕孤立远甚于其他所有事，在大部分的演化过程中，成为局外人就代表死亡，无怪乎寂寞那么让人害怕。虽然时至今日，被排除在外不致有生命危险，但隐藏在它背后的古老威胁感，仍然使人又痛苦又害怕。它触及的神经延伸过时间的手臂，到达一个人类存在以前的世界，遥远的宗亲遗留给我们一串无法解开的闷葫芦，我们从中得到乐趣，为之困惑，同时亦经常误用。

追寻快乐

除此之外，一切进展还不错，我们还没有放弃追寻难以捉摸的快乐。“生命线”的来电者很少提及快乐，但他们苦恼的无非就是失去快乐，或有失去快乐的可能。这现象发生在一个连宪法都“保障”人民追求快乐权利的国家，是多么奇怪啊。根据《今日心理学》杂志最近一篇研究三十九种不同文化的文章，美国人的快乐程度排行第十二名。丹麦、芬兰、挪威、瑞典尽管气候恶劣，人民却最快乐——或许因为他们生活水准高，拥有良好的医疗保险和教育制度，犯罪率也低。卢森堡和新加坡也名列前茅，奇怪的是法国人和日本人自觉最不快乐。很多文化都不期许快乐，他们把快乐视为一种恩典，是人生意外的奖赏。但所有的人都希望快乐，愿意追求快乐，没有快乐时就感到悲惨、伤心、失败。美国文化中，不快乐就有违公民责任。如果你不快乐，你周围的人也可能不快乐，这就构成威胁；因此我们举办很多自我意识强烈的宴饮场合，如酒吧的“半价快乐时段”、生日派对等。佛教徒也追寻快乐，但他们是靠毕生的修行。弗洛伊德的论调听来颇为悲观，他说他对心理治疗的真正期望，就是使病人恢复到大多数人所处的“普通不快乐”的状态。施韦泽则讥讽说：“快乐？那不过是记忆力太差罢了。”

某些特别的时刻，我们会觉得宁静、安详、平和。我们把这些短暂的时刻称作“快乐”，它真是一种可爱的情绪妖魔，既罕见又令人飘飘欲仙，我们常用气球象征它。你快乐的时候，世界可能正在把其他人的心撕成碎片。当然，快乐也可能不过是一种生理上的怠惰，身体在节制运用其有限的精力。消极的感觉会消耗珍贵的热能，所以只要不觉得痛苦紧张，感觉都不错，尤其当我们可以同时预期拥有食物、庇护所、归属感、美妙的性行为之际。

横跨两个世界

我一直感到妙不可言的是这些扭转心灵的力量，虽然像冰河般古老而强大无比，却也能根据选择或情况调整，产生特立独行的个人。虽然我们很想以演化过程最可夸耀的终极成品自居，但在整个大创造计划中，我们人类毕竟只是初来乍到而已。恐龙称霸地球数百万年，我们却宣称它们是演化失败的产物。我们自己呢？我们的演化速度不够快，在一个人的有生之年根本看不出征兆，但它仍以缓慢得无法觉察的速度推进，在我们睡眠、玩耍、忧虑、学习、工作、做梦的时候。天知道我们会变成什么。我们似乎生存在两个世界的临界点上，一边是化石，一边是现代，难怪我们老觉得不平衡。我有时拿这件事跟保罗开玩笑，好比说：我要跟我的女朋友聚会，亲爱的，你趁我出门的时候去捕猎一头野猪如何？他或许会回答，且慢，昨天我们吃过野猪了。换一具新鲜的兀鹫啄过的腐尸骨架如何？不过我告诉你，他假惺惺地说，我妈妈煮大羚羊腐肉的滋味没有人可以比得上。

啊，我婆婆米尔德里德，真是位了不起的女性，跨越两个世纪，活到九十多岁，英国中部的采矿小镇上的每个孩子都跟她学过音乐。想起我20世纪70年代（当时她已八十多岁）去拜访她时的情景，我还不由得泛起微笑。她不用冰箱，一辈子只靠地下室的一块石板来储存食物。在那个中世纪的食物储藏室中，连果冻也会凝固，肉类保持低温，但不结冰。当时她听说支票账户就害怕，电话可能会让人触电。但我必须承认，当我误以为古典文学经典会很安全，带她去看由《坎特伯雷故事集》改编的电影，却等电影开演后才发现，这是帕索里尼导演的“A级春宫版”时，她表现得非常沉稳。这真是噩梦中的噩梦——第一次见男朋友的八十岁老母，就带她去看“情色电影”。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时地默默祈祷：拜托，别再出现过火的镜头吧。但正如我所说，她表现得非常沉稳，电影结束时，她咯咯笑着说：“我记忆中的乔叟似乎不是这样的，亲爱的。”

乡间骑车的滋味

早晨看来多么美好，我决定骑自行车去三英里外的“生命线”。沿着乡间小路前行，我忽然发现头顶上有一片金翅雀方阵，我跟它们等速前进，仿佛也是鸟群的一分子。接着我看到路旁高高细细的蓟草，有多棱角的叶片和灌满蜜汁的蓝色花朵。蓟草种子是金翅雀的最爱。我进入它们的世界，跟它们一起路过。转眼间，它们一个急转弯，消失得无影无踪。几个月前还有一次，路旁满是坠地的苹果，仿佛从完全由苹果筑成的隧道通过。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一带浓郁的苹果味，那是看不见的路标。在乡间骑车时，我总被声音包围——发出如斑鸠琴似叫声的绿青蛙，摩擦翅膀奏乐的蟋蟀，数不清的参加仲夏歌剧试演会的鸟儿。一路行来，我也忍不住时时按响宛如鸟鸣的自行车车铃，“丁零、丁零”，为它们助兴。

第六章

复杂人生

要了解一个人的生活旋律，

必须听过他的每一个音符。

交响乐则是另一回事。

你必须听过周而复始的感官浪潮、

内心的独白、情绪的翻腾与叹息、

记忆的意外收获、不计其数的渴望的抱怨。

倒数计时，一边按大门对号锁最新设置的密码，我一边想——“9876”。为安全起见，密码经常更换，每个号码我都编一套有助记忆的提示。有的辅导员平时工作就与数字为伍，记新密码觉得轻而易举。但像我一样的其他人，就需要一些提示才能从视觉意象为主的记忆中，找到像数字这么抽象的东西。倒数计时之前是四重奏——“4444”；再早是罗盘十字，电话拨号盘上呈十字交叉的四个数字；再早是“一把儿”——“182”；再早是我的辅导员编号——“1004”。

进门的时候，我听见职员在一楼的会议室开午餐会议。终于有人给天花板上光秃秃的电灯泡，加装了个圆锥形的玻璃罩，但这个地方还是看起来像个资金短缺的小学教室，黑板、布告栏、木质的课桌椅全堆放在中间，四周是不成套的椅子。晨光从高高的两段式窗户里透进来。房间另一头的墙上挂着一位辅导员放大的彩色照片，他数年前到中国西藏旅行时丧生。他去世的时间已经够久，有人在相框下方塞了一张微笑的新生儿照片，没有人认为两者并置有什么不对。这个临时布置的祭坛似乎在说，生命有时退场，有时进场。

背景完美的主任

进入会议室必须先穿过主任的办公室，她是位性格开朗、练中国功夫、爱跳摇摆舞的女性，留一头长长的黑发，似乎永远有旺盛的精力。她父母都是心理医生，自幼在精神病院长大，朋友若非心理有问题者，就是精神病患，与生俱来的训练使她跟任何人相处都能从容不迫。最极端的精神病症状对她来说都有如家常便饭，不构成任何威胁。她的朋友包括易装癖、精神分裂病患、躁郁症患者以及相对“正常”的人，这可说是主持一个危机介入机构最完美的背景。她总戴非洲式样的耳环，因为她有很长一段时间在非洲从事医疗，后来又为“和平护卫队”志愿服务，最后才回到美国，先后在精神医疗领域做过好几种不同的工作。她的办公室是一间小小的木刻博物馆，有来自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旺达及其他地区的作品。她已离婚，带两个孩子。她非常喜欢小孩，对她在非洲海滩上借着月光帮人接生的往事津津乐道。那些待产的母亲面朝下地坐在沙里，当地妇女都这么做，以保持卫生。她谈到这一注重整洁的传统时开玩笑说：“这招对我的猫很管用。”

楼上，米凯尔已动手收拾他的笔记、皮包和午餐。他是兽医系二年级的学生，戴一顶扬基队的棒球帽，帽舌转到脑后，邋遢的红色运动衫上的校徽已经磨损得快看不见了，黑白两色的高筒球鞋破了好几个洞，右耳戴一个小金环，这是20世纪90年代学生的标准装束。

“我喜欢你那双球鞋。”我说。

“照我爸的说法，鞋子穿出这么多个洞还不换新是没天理的。”他带点得意地咧嘴一笑。

“可别问他自己上学的时候穿什么。”他父亲念大学是在20世纪70年代——绞染衬衫、尼赫鲁式外套、窄框眼镜、包紧屁股的喇叭牛仔裤。

“真的。”他颇以为然地应道，“你多保重了。”然后走下吱呀作响的楼梯。

“你也是。”我朝他背后喊道，把我的东西搁在辅导室的长靠椅上，便坐到办公桌前。我从盘里拿起一本标有“热门档案”字样的红色笔记簿，翻开第一页。每次值班开始时，辅导员都要读热门档案和每周一信，专职工作人员通过这两本笔记跟所有的辅导员联络。“每周一信”介绍“生命线”的聚会、活动、业务，“热门档案”则提醒大家注意，前一周曾经联络过的、可能有自杀倾向的来电者。今天我看到这么一段话：

1995年一开始就坏消息不断。首先发生的是史蒂夫·斯塔尔谋杀案和德赖登一位年轻男子的自杀案。数日后，弗雷德·威廉斯又在布鲁克顿代尔举枪自尽。昨晚我们接到消息，有位大学生在度假滑雪时丧生，社会上很多人为此感到伤心不安。我们很可能接到与这些悲剧有关的电话，请聆听、反省、反省、反省。帮助来电者了解，不论一再涌现的是思绪、画面、罪恶感、悲伤、失眠等，他们的感受都很正常。不懂、不明白“为什么”发生这种事，确实令人感到难以接受。有些来电者自认为不该受这种苦，因为他们跟死者毫无瓜葛。其实并不见得。鼓励他们只要有需要，尽管利用“生命线”，帮助自己适应这些事。心理创伤有时需要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才能痊愈。

这很可能是出自凯特的手笔，那位满头白金色秀发、负责训练新辅导员的杰出女性。她能够融合热情欢欣、亲切宽容、严肃等特质，跟她在一起总让人如沐春风。主持训练的时候，她扮演多种来电者——不论他们有什么样的忧虑或疾病——化身为可以乱真的酒鬼、沮丧者、发育障碍者、胆小的精神变态者、忧心忡忡的家长、沉溺于幻觉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她的表现不让人觉得是在表演，毋宁说像发挥到极致的同理心。我猜想一切来自她与这类人接触的经验，包括来电者或她的亲人，可是我并不了解实际情形，也羞于探问。我所知道的是她扶养三个子女，经历过一次离婚，又有亲人患病，所以想必她有很多处理各种问题和理解人性的经验。有人在她的“热门档案”字条上加了一条：

皮尔森小学校长来电。上周一位教师自杀，需要善后防范的协助。

这条像电报一样简短的记载内容多么贫乏。这位教师是什么人，我很想知道。男的还是女的？教什么科目？是同性恋吗？还有最重要的，自杀的动机是什么？凯特说得对，不能理解这种事发生的原因，确实令人感到羞愧。生者如是，死者亦复如是。

跑了老婆的男人

电话铃响了。

“这里是‘生命线’，”我把时间记录在一张废纸上，“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嗨，你今天过得好吗？”一个低沉的男音问，光听声音很难判断他的年龄。

“不错，你呢？”

“呃，我不可能太好，我打电话来了，不是吗？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他防范性强，带有点儿怒气，我打起精神，准备应对这带有挑战意味的对话。但我只说：“什么促使你打电话来呢？你有心事吗？”

“是啊……我老婆似乎……不在这一带了。”

“你是说她离开你了？”他一定很难过。

“是啊。”接下来的沉默并不久，但感觉像铁桶一样沉重。不仅我们的灵魂被拘囿在皮肤下面，情绪也被囚禁在语言的通电铁丝网后面。

“你有什么感觉？”

“呃，困惑、愤怒，还有点儿罪恶感。”他慢吞吞有气无力地说，“我不知道……我们结婚相当久了。情况好像还不错。我知道她对我们的财务状况不满意，可是……”漫长的沉默。

“听起来这件事令你很意外。”

“是啊。嗯，我回家就……你知道，我们两天前吵了一架，吵的也是老一套了，她指责我什么事都不告诉她，诸如此类的，不坦诚，不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她说她再也受不了跟一个不会‘照正常方式吵一架’的人共同生活了。我说，见鬼的，那是什么——‘照正常方式吵一架’？”

“你觉得她是什么意思呢？”

“我猜她是说提高嗓门、尖叫、砸东西、她所谓的‘表达情绪’吧。可是我觉得这么做没道理。为什么不能理性地解决问题？我们何必让情况闹到失控。”

所以他现在失去老婆了。但我能理解这位来电者的困境，我自己也不喜欢高分贝的争吵。

“你们两天前吵的架，然后你今天发现她跑掉了？”

“嗯——哼。我是说，我猜她是跑了。她不在这儿，我也找不到她的钱包和大衣。我假设她跑掉了。当然，有可能我太快下结论。据我所知，她也很可能回娘家去了。我不确定。”

接起电话以来，我眼前第一次浮现出这位来电者的形象：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中等身材，棕色的直发，头顶有点稀疏了，国字脸，手指习惯绕来绕去，好像在指节间玩弄一个隐形的铜板似的。

“听起来你很担心她已经离开。有没有考虑过她离家的可能性？她出去多久了？”

“喔，我最后一次看到她是昨天中午。所以是将近二十四小时了。但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我就是不懂。这跟女人的生理结构有关吗？她们就是不能克制自己的情绪，一定要大吵大闹吗？我是说，你也是女人，告诉我，你怎么想？”

我对女人的看法不可能帮他解决他婚姻中的独特问题。托尔斯泰不是在《安娜·卡列尼娜》里这样写的吗：“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你问我，是因为你希望我可以帮助你了解，你太太为什么会大发雷霆到这种程度？”

“呃，好像她就是希望我跟她一样生气。”

打开“葫芦”盖

虽然我知道这样已经逾越我的工作权限，进入心理治疗的范围，我还是说：“你认为是她故意挑起争吵？你认为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呃，你知道，这样她就有借口离开。”

这番对话最恼人的就是来电者显得那么麻木不仁。他内心一定快爆炸了——任何人都会的——可是他的声音毫不反映他的情绪，或许我该帮助他冒险说出真正的感觉。“我问你一个问题。我们谈话的时候，你的声音一直很平静，可是你告诉我的却是件很严重的事，而且让你很难过。我很想知道你现在有什么感觉，你是否觉得失落，甚至有一点儿害怕？”

他的声音开始颤抖，他说：“……我是说，万一她真的走了怎么办？没有她我怎么办？”轻轻的抽泣声。

“你害怕吗？”我再次问。

“是的。”

“听起来很可怕。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很难受，害怕她离开，又不能确定。你今天和明天有什么计划？在这段你等着看她会不会回来的期间，你想做什么？”

这时，我从刚接起电话就信笔乱图的线条，已发展成一座丹麦式农舍，有低垂的屋檐，还有一个开满脱俗花朵的花园。从小，我的信笔涂鸦就一直少不了这些盛开的花朵，种子迸裂，开花的垂枝盘绕如瀑布，以及同一风格的房子。我第一次发觉，我的梦也总少不了一栋房子。永远是不同的房子，永远不是我真正的房子。心灵的大厦有太多房间。

“我不确定。看电视吧，我猜。今天下午要工作，看我回家时她会不会回来，但我会一直挂念着这件事。”

我不知道他做什么样的工作，但那不重要。他会需要朋友的支持。“你有可以一起打发一点时间的朋友吗？”

“我有个同事，我们常在一起混。”

“你想他能了解你的感受吗？”

“我不知道。也许吧。我怎么可能跟他说我老婆跑了！我做不到。”

“我打赌他会了解。你要跟我排练一下吗？你要怎么开始跟他说？”来电者花了几分钟，尝试各种跟他朋友诉说的方式。他决定打电话到岳母家，说不定他老婆回娘家了。我们也讨论老婆回家后，他应该怎么办。

我喜欢跟这个人谈话。这样的来电者通常能说出自己的感觉；他们的处境虽然糟，秩序却还存在，他们也愿意接纳解决的方案。这样的电话对辅导员很有价值——你会有成就感——虽然来电者的人生不见得因此改变。要知道，每位辅导员都各有偏好。有人喜欢跟智障者交谈，因为他们很孩子气；去安慰他们，帮助他们做一些小事，可能有重大的意义。

各式各样的来电者

我接过这样的一个电话，来电者是个极端焦虑的妇人，她的声音浓浊而含糊。她说她约了时间要做“输卵管结扎”，但她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所以非常害怕。我回答她一长串的问题，向她保证那是个很普通的小手术，不会有什么感觉，因为医生在手术前会先做麻醉，手术在医院中进行，短时间就可复原，只是事后就不能生小孩了。她还想知道手术的细节，会有多痛，这两个问题我都轻轻带过。然后她记起一个做过同样手术的妇人，她安然度过，说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她对于不生小孩，态度非常坚决。由于她对于该到什么地方，事前做哪些准备非常担心，所以我们合力在一张单子上列出各种实际的问题。我们找到将为她做手术的医生的电话，并谈妥先找护士谈谈。从各方面而言，这个电话都很容易应付，帮助她宽心度过一天，实在是不费吹灰之力。

有的辅导员喜欢精神分裂症患者把他们的古怪和亢奋发挥到极致，对付这种人的高招是尽量逼他们回返已知的世界，要求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坐着的椅子、穿着的鞋子、午餐的食物上，使他立足于现实。你会禁不住想问（一部分是因为这实在太有趣了），他们会说话的狗又跟他们说了些什么，或窗帘上出现多少张魔鬼的面孔。有的辅导员跟重复来电者的关系有如一家人，这些来电者像好朋友一样，以为我们都了解他们的故事，不时打个电话来问候。

我们都喜欢“萨克斯”，他是个有躁郁症的糖尿病患者，定时注射胰岛素和其他药物、情绪起伏不定、经常发作的视力暂时性丧失、亲姐姐自杀留下难以排解的忧伤、人多嘴杂的大家庭、爱情、公务繁忙等，使他整日疲惫不堪。最大的问题在于，他对这种一辈子疾病缠身的人生厌烦到极点，但谁又能说他不对？他愤世嫉俗又逗人喜爱，不论愤怒或沮丧，都不失黑色倾向的幽默感，谈到女人他就表现得不屈不挠，而且他似乎永远都沉浸在某件奇怪而复杂的罗曼史里。有次他刚换了一种抗抑郁的新药，心境愉快，打算去爵士乐俱乐部玩，而且连续好几个星期视力都不错，晚上又约了新交的女朋友去看电影。我说：“听起来——我可以这么说吗？——你今天很快乐。”我记得他如何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回答：“是啊，我想我是很快乐。我都忘了那是什么感觉了。”我们大多数人都很喜欢“萨克斯”，乐于听说他日子过得好。

但很多辅导员像我一样，宁可碰到像刚跟我谈完的这种来电者——一个“生活机能”健全的聪明人，为某种原因备受打击——也不想面对思考有问题的人。请注意，我不知道这位来电者未来会走哪条路。他当时听来似乎还好，但他并没有透露内心最深的感受。就我所知，他心里也许正面临一场暴风雨，闷在心中，等着爆发出来大闹一场。他或许是那种表面上平静，不知何时就会爬到教堂顶上拿着机关枪四处扫射的人。我只听了他的一面之词，他令我一直挂念他。谁逼走他的妻子？我一点概念也没有。今晚他可能变得更沮丧，喝醉，具危险性。我鼓励他任何时间需要援助，都可以再打电话来。但此时此刻，我起码安抚他又恢复生活常态几小时，使他濒于分崩离析的人生暂停恶化。我们能做的也不过如此，但这永远不够。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觉得自己做得已足够了，对于外科医生、老师、心理医生、家庭医生，怎样才叫足够？如果我有危机咨询的天分，会不会有足够的感觉？这观念太理想化，我警告自己。在美国，“足够”一词只用来形容别人拥有的东西。

似曾相识的来电者

我花了几分钟思索如何为这个电话做一总结，然后填妥报表，归档。电话再响起来时，我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来电者听来像极了琼，她曾每周打电话来，打了好几年。她的故事永远不变——几年前，她三十岁的女儿玛丽爱上了一个年纪未满二十岁的混混儿，他名叫瑞安，日常除了打劫就是贩毒。玛丽发现自己怀了双胞胎之后，就搬去跟瑞安同住，他对她恣意凌虐：除非他在场，否则不准她母亲去探望她；除非他用另一部电话监听，否则不许她跟母亲通话。琼说，有次他打破后窗，闯进她家，盗用她的电话卡号，打电话到南美洲，还偷走她的信用卡（卖给一批流氓，造成她巨额的欠账）。又有一次，琼偷听到瑞安计划抢劫一家酒吧，她报了警，警方带他去问话。这让他和玛丽都勃然大怒，决定跟琼断绝来往。换言之，双胞胎出世时，外婆不能到场，更甭想抱抱外孙女。她向郡政府请求法律协助——郡政府也赋予她探视的权利。但是她去探望小外孙时，瑞安在旁走来走去表示示威，并对她施以恐吓，连玛丽也辱骂她。

通常只要困境有所改善，或逐渐适应危机后，来电者的情况也会跟着进步。但琼的状况却是越来越坏。她越来越执着，越来越感到孤立无助。瑞安经常用铲子或厨房里的椅子攻击玛丽，但玛丽坚持不肯报警，琼既担心女儿的性命，也担心自己的安全。

来电者听起来像琼——沙哑尖锐的声音，说话速度很快，句子绕来绕去，没有句点，同样讲三个孩子的故事，一个死于车祸，同样跟有暴力倾向的丈夫离了婚，同样有一个酗酒的父亲经常在漫长的婚姻生活中殴打母亲。一定是琼。有太多重合之处，但今天她讲的是一则截然不同的故事。今天她受够了“长期男友”的折磨——奇怪，从来没听说她有男友——他背着她又交了一个在酒吧遇到的残障的寡妇。琼讲话没有头绪，所以听她讲话就像破解德文的密码。德文里的动词常放在句末，光听几个字绝对猜不出后面会发生什么。这种文法上的安排对于恋爱中的人来说是巧妙的折磨，他们必须多等好几秒钟才能得知自己的命运。以琼为例，她一次给出很多信息，听者必须自行组合出正确的秩序。忽然之间她冒出一个名叫比尔的男友，他七十岁，“但相貌年轻得多”。他告诉她他做过多年性工作者。他们还没有发生过性关系，不过他们常接吻、拥抱，而且约会过很多次。前几天晚上她割了腕，因为他伤她太深，她当时“昏了头”。他说她是他的天使，说他要“膜拜她走过的路”。她生日时他向她求婚，她拒绝了，推说还没准备要订婚约，其实她确信他还在跟别的女人纠缠不清。她的手腕伤得不重，只是气得发昏，需要发泄。比尔的酒伴暗示，他可能曾经多次深夜喝醉与别人幽会。

为情所困

有一天，她忍不住疑心，翻他的皮夹，找到一个名叫查伦的女人的电话。有天比尔约好下班后来看琼，但她等了好久他都没露面。深夜一点，她忽来灵感，打电话到查伦那儿，清清楚楚听到是比尔接的电话，这使她既惊且怒。比尔问了三遍“哪一位”，琼什么话也没说，这足以使琼挂断电话时感到无比沮丧，企图伤害自己。这种念头真奇怪。她为什么不想伤害他？他已经伤了她——为什么反而要对自己下手？有很多心理学理论可以解释这种行为。反正，琼担心如果跟比尔发生性行为，可能会感染艾滋病。她曾窥探他的住处，这令他非常生气。可是如果他没什么要隐瞒的，有什么好生气的呢？她想不通。有次她偷偷打开他的抽屉，发现很多钱和珠宝——项链、订婚戒和结婚戒。她立刻问他，他生气地说：“你毁了我安排的意外惊喜！你该死的疑心病毁了一切。那是我要在圣诞节送你的礼物。”好吧。她该相信他的故事吗？琼问我。我想，除非你喜欢上当，但我只问她是否觉得难以相信。她说是的。她还在他的一个抽屉里，找到好几个女人写给他的可疑信件。措辞非常亲密，但比尔说那只是他外甥女写着玩的。好吧。她再也无法信任他，但她还在乎他。他真的很迷人，帅得要命，在艾吉威超市工作。忽然我眼前浮现出我常去添购园艺工具和松鼠口粮的艾吉威超市，一个一个回顾我在那儿见过的工作人员的面孔。没错，我想我知道比尔是哪一个——高个子，满头浓密的灰发，相当自信的模样。他是一个蛮有吸引力的男人，但不是什么万人迷。性工作者？我看那是吹牛。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她的猜疑已经毁了他们的感情，一切都是她想象出来的，如果她再侦察他，他就要离开她。她可以找他来质问查伦的事，但她的声音很惊慌，直到通话快结束时，才稍微显得轻松一点儿。我鼓励她在这迷惑的时刻，只要需要支持，就打电话来。她谢了我。

她没有提到女儿的事。有一整年工夫，我以为琼的人生全以她的女儿、女婿、外孙女为核心，他们似乎占据了她清醒时的每一分钟。现在我发现了她生活里另一个我过去一无所知，却同样紧张复杂的层面。我在心里把这件事归档为“怪事年年有”一类，同时又责备自己，竟然忘记了人生何其复杂而电话线如此狭窄的道理。要了解一个人的生活旋律，必须听过他的每一个音符。交响乐则是另一回事。你必须听过周而复始的感官浪潮、内在的独白、情绪的翻腾与叹息、记忆的意外收获、不计其数的渴望的抱怨，但即使最简单的旋律也很难听得清楚。我惆怅地想，纵使我已经知道琼那么多私事，我对她人生的全貌仍可说是一无所知。我想象着她生活在情绪的活动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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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老是撞上令人窒息的低矮的天花板。当然，不见得真的如此。那是她提供给我们关于她生活状况的唯一信息，也说不定那只是她人生中绝无仅有的一点不安与不适。

心系路易丝

利用等待下一个电话的空当，我翻阅日志，查看从我上次跟她谈话之后，路易丝可曾来电。这是我每次值班必做的事——查看路易丝是否尚在人间。一页页翻过去，我追溯过去一周来，有谁值过班。果然有她的名字，记录编号为“104”。我在一个等待用碎纸机绞碎的超厚档案夹中找到了它，上面钉了一张黄色的“毁灭性评估表”。那天晚上，路易丝非常沮丧，喝了酒，自杀倾向强烈。值班的辅导员没登记通话的细节，只说路易丝的女儿到她前夫家去了，所以她一个人在家与痛苦的记忆为伴。路易丝哀叹过去不能重写，未来一片暗淡。她凝视一堆整齐排列好的药丸，她说：“搁在桌上像一群粉红色的小老鼠。”这是路易丝没错，多么富于想象力！辅导员花了一个多小时接纳她的痛苦，讨论她可能利用的资源，但通话结束时，路易丝的悲伤只减轻了一点点。辅导员在记录上写道：“我觉得很难过，想得到的法子我都试了，但似乎通通不管用！这真的非常可能会成为她所担心的‘活在地球上的最后一天’。她让我为她祈祷。我会担心一整夜。”

唉，路易丝。我把记录放回档案夹时忍不住叹气。如果她自杀，早报应该会刊登，起码我会知道哪天晚上她终于攀登了“珠峰”。虽然我很想，但我不能打电话探询她的状况。望向窗外，大约市中心的方向，我试图想象她在忙她的琐事，做晚饭。现在是周一晚上。我记起她提过她在参加一个妇女团契，每周一晚间在杜鲁门斯堡教堂聚会。很好。今晚她会拥有友情与和谐，这应该能让她心情好一点。

烟囱里的圣诞老公公

电话铃又响了，这回我听见一个生气的妇人喊道：“你知道那个杂种干了什么吗？”

我答：“不知道。他干了什么？”

“他爬上了烟囱就没下来！”

“他爬上了烟囱？”我问，感到非常意外。他是头下脚上往下爬吧？怎么会不下来？倒挂在半空中吗？我决定最好不要打断她，听她说出个名堂来。

“醉得像只臭鼬！”妇人说：“都怪这该死的夏天。他怪毛病发作，变得精力旺盛。”一到夏天就作怪，我想，他跟松鼠、六月虫（六月鳃角金龟）这些自然界的动物习性一样。听声音她并不担心，只是气愤。她尖叫道：“这儿脏死了！”

事情是这样的，她老公乔一到夏季所有坏毛病就都发作了，他会喝得酩酊大醉，找飙车党的人打架，在湖中央跳下钓鱼船，或尝试从他们家的大烟囱顶上往下爬。爱尔兰人都这种脾气。来电者说，从前他爬到烟囱底下时，“总染得一身臭煤烟，脸上还挂着得意扬扬的微笑，但这回这该死的笨蛋卡在中间下不来了”。他头上脚下，卡在烟囱中间。我可以听见她丈夫隔着砖块在呐喊或唱歌——不能确定，即使电话上也能听见奇怪的咕噜咕噜的声音。她拿开电话，向丈夫大吼时，我听不清她说些什么，也许她正挥着电话张牙舞爪。他似乎也吼叫着回应些什么，好像是：“鲸油牛肉钩住了。”然后她又对他尖叫。终于她又对着电话听筒讲话，我试着安抚她镇定下来，想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她决定找他堂兄巴克过来，因为巴克高大魁梧，而且了解她老公喝醉了会有多重。她先打电话给巴克，然后再打电话给我，我们再研究如何处理。这是个很棘手的下午，巴克来了，却没办法把乔弄出烟囱，乔坚称他永远都出不来了，他忽然没了声音，把他老婆吓个半死。后来他们叫了消防队。乔开始跟每个人吵架，我连续好几分钟都只听见嘈杂喧闹的声音。我建议这妇人稍后再打电话给我，但她说她就是当时当地需要我，我确信她真是如此，所以我留在线上陪她。最后消防队员终于成功地在一大股煤烟的黑雾中，把乔拖出烟囱，拖到一块地毯上。乔开始不可遏止地抽泣，他老婆吼他，同时也安慰他。最后她决定还是“好好照顾圣诞老公公”，明天再打电话给我们。

“真奇怪。”我边开始做记录，边轻声说。

“真奇怪！”我身后有个声音重复道：“听来是蛮有趣的一个电话。”我回头只见接替我轮值下一班的沙伦，她耐心地坐在长靠椅上，嘴边沾着一圈甜甜圈的白色糖霜，正把最后一口往嘴里送。我还没来得及解释，电话铃又响了。我匆匆瞄一眼时钟，早已过了我的值班时段，沙伦等多久了？——我连忙让出椅子。

“都交给你了，”我说，“值班快乐。”她一手拿起电话说：“这里是‘生命线’，我能帮助你吗？”同时用空着的另一手给我一个飞吻，转身坐下，棕色的长发辫往后甩在背上，娇小的身躯倚在桌前，开始专心接听电话。

暂离自我，融入大地

我在厨房里找到一大堆不同口味的天体调味茶（Celestial Seasonings）茶包，挑了一种名叫“孟加拉香料”（Bengal Spice）的，含有大量的肉桂、生姜、丁香、小豆蔻，以及其他罕见的香草。盒子上印着一只老虎懒洋洋歪躺在飞毯上，飞越朵朵浮云的蓝天。这正适合我回家前放松心情所需。班或许值完了，但我还没有准备好离开。有时探视过别人的感性后，我需要跟自己的感性重建关系。有时我需要摆脱自己和别人的自我，单纯地让大地的果实围住我。我捧着茶杯走到楼下，穿过门廊，坐在藤椅上，眺望在大马路对面的田野里渐深渐浓的暮色。一只灰松鼠奔跑着跳上一棵大橡树的树干，消失在树洞里。好久没看到“求求”了？我忽然想起它，担心它遭遇不测。或许我该拜托克里斯·约翰斯替我注意它。克里斯是《国家地理》杂志最优秀的自然摄影记者之一，他明天一早要来我家拍摄松鼠的活动。用底片捕捉它们的生命活力很不容易，但如果有人办得到，那就非克里斯莫属了。我想到他不惜忍受风吹雨打，吊挂在雨林树顶好几个星期，记录夏威夷乌鸦的奇特生存环境的故事，便不由得笑了。不管天气如何，必须记着为他留门。

凝重的空气包含着下雨的承诺。希望周末天气会好转，卡西和我才能骑自行车出门。这回该去哪儿？丘卡湖南端有两个菱形的小湖，中间被一片长条状的树林隔开，从前那儿有个印第安村落。我打赌两个湖各绕一周也不到二十英里路。我们可以带乳酪和法国面包，外加热腾腾的菊苣茶。

线条利落的黑色树叶间冒出了晚星，夜鹰发出三段式的悠悠长啸，生生将空气隔断。我爱那种声音。夜鹰拉丁文学名为“Caprimulgida”，意思是“吸羊奶者”，因为一般人常见它们尾随羊群而行，以为它们会趁夜吸干羊的乳汁。现在我们知道这种鸟其实是捕食吸羊血的虱虫，但这名字已经改不过来了。

饮茶时芬芳的蒸气扑面而来，我想起就快到六月二十三日的仲夏夜了，恰好是夏至后两天。古人以为这天是女巫的庆祝会，下一季的收成可能会被邪恶的咒语破坏。那天晚上，少女若在枕头底下放一株蓍草，就会梦见未来的丈夫。那天晚上用蕨孢子泡澡，可以隐形，然后双膝夹一根榛树枝倒退着走，可以找到宝藏。夏至是太阳的一场小型庆典。拉丁文的“至”（solstitium）意思是“太阳静止不动”。前后数日，太阳几乎都在地平线上的同一个位置上升降落，预告一年当中最长的白昼即将来临，然后太阳会随着无法察觉逐渐变短的白昼逐渐南移，走向人们还无法想象的冬季。

但目前还是跃跃欲试的初夏。夜风中满溢茉莉和松树的香气，孢子像天赐的粮食穿梭在空中，雉鸡的蛋在湿润的草泥中偷偷生长，开阔的田野中淅淅沥沥的细雨瞬间变为倾盆大雨，夏季用轰隆隆的暴雨声否定了任何胆敢自认比大地更激越的热情。

[1]
一种呈半圆拱状的金属材质活动房屋。

第七章

心灵避难所

从小，

不同的自我编造不同的故事，

在一场场心灵冒险中扮演主角。

日常生活令人难以忍受，

我又跑不掉，

我如此以为，

所以只好在心里奔上那条想象的丝绸之路。

在所有困扰我们的饥渴之中，对食物的饥渴是最游移不定的，我离开“生命线”之前，在厨房里边洗碟子，边这么做了判断。我们喜欢趁吃东西的时候做其他的事，跟别人说话、读报、在有现场表演的餐厅听人演唱堂·吉诃德的故事。我微笑着想象克里斯蹲踞在直入云霄的山胡桃木树杈里，拿着照相机随时待命，跟一群松鼠共进午餐。那可是货真价实的餐厅秀，披挂毛茸茸大尾巴的阳光马戏团。松鼠用餐时不呼朋引伴，但从大猩猩乃至于土狼，很多雄性动物都喜欢跟家人、朋友一块儿吃吃喝喝。人类以最具创意的方式丰富了这一本能。虽然感官演化的目的是带领我们度过大自然中的危险，但我们不是陷在与生俱来的情绪流沙里那种简单、无意识的生物。我们会思考、会做梦、会感觉、会饥饿。我们说“食物”，好像它就那么简单，像石头、雨水那么绝对，但它其实是个非常复杂的愉悦的领域，横跨生理与情绪，往往还牵涉到孩提时代关于安全感、嬉闹、爱的记忆。

所以每当我们搜索可以表达最强烈、疯狂、寻根究底或真心体会到的感觉的词汇，总是用吃来比喻，也就不足为怪了：我们饥渴、我们渴望、我们吞噬、我们对什么有胃口、我们品味、我们斟酌、我们狼吞虎咽、我们贪得无厌。遇到教人左右为难的决定，我们说：这件事我得咀嚼一下，好像可以用牙齿把问题磨细，用口水沾沾湿，然后把它像渣滓般吐掉，难道神经元自身也有感觉？我得一再提醒自己，它实际上跟鼹鼠一样瞎；它不能看、不能听、不能感觉、不能闻、不能尝。大脑沉默而黑暗，感觉不是在大脑里产生的，所有的感觉是发生在心灵里。人多么奇怪啊，过生活要行骗，爱要精打细算，还制造罪恶，我们犯真实的罪，也犯想象的罪。

在“吃”中思考

今天轮值早班已告一段落，我觉得有必要在回家前反刍一下，所以在“鹿林”素食餐厅停留，吃午饭。我对素食的狂热令保罗百思不解，他最怕下馆子只吃到“树枝和叶子”。事实上，他发誓他们有次真的端一碗沙子给他吃，可是我喜欢那儿匠心独运的餐点。我可以在点缀着麋鹿图腾的雕刻与图画，充满乡村情调的装潢里，享用味噌沙拉和一大盘“跳约翰”（Hoppin’ John，南方式黑眼豆配糙米，上加乳酪、番茄、青葱），同时回味一下早晨接到的电话。又是梅丽莎，至少她已鼓起勇气，离开暴虐的丈夫，带着两名年幼的子女搬到一个安全的住处（由受虐妇女救援会提供），但她觉得天旋地转。共同生活几年以后，再怎么不快乐的夫妻，也会在许多方面联系在一起，硬把它撕开，总是觉得痛。好像她在观察别人的生活——摆脱婚姻，对孩子撒拙劣的谎，纷至沓来的法律与现实问题，重新做人，疏离的邻居，对报复的持续恐惧。她请求法官禁止丈夫未经许可接近她，但如果他侵犯她新建立的安全领域怎么办？如果他杀死她，任孩子成为无母又无父的孤儿？她看过一个电视节目叫“解不开悬案”，其中呼吁所有的观众注意拐带孩子逃跑的父亲。她幻想孩子的照片印在盒装牛奶上，苹果似的面颊以模糊的印刷网点呈现。

我知道，万一她的噩梦成为事实，救援会一定会帮助她。她满怀哲思地打到“生命线”，却是我完全没有想到——从前我们只在她绝望无助时谈过话。我必须放慢脚步，保持冷静，让她沉浸在有一部分可谓相当残酷的回忆中。她第一次向我透露在暴力与忽视下伤痕斑斑的童年，她靠编造秘密的人生逃避现实。

她说：“那就是我的救赎，逃到另一个生活的层次，没有人找得到我。只要我相信自己是个超级英雄，时机成熟，人家就会承认我有价值，我就不觉得现实可怕。但我在家一点儿也不受重视，我长得丑，不知怎么搞的老是犯错受罚。那个秘密的我，漂亮、活泼、强壮、讨人喜欢的我，只有我知道。”

藏身幻想世界

幻想中，她是一支由七名男女组成，走遍世界，打击恶势力，行侠仗义，使整个地球不至于自取灭亡的队伍的首领。他们隶属一个叫作“三T会”的组织——我没问这名称的意义——它不受任何国家的政治或法律管辖，网罗了全世界最聪明的科学家和最有创意的思想家，是个规模庞大的地下组织。科学家、人文学者和其他不可或缺的人物，在精心安排的假死后，加入他们，从此不打算再回到外面的世界。里面的世界是个理想社会，每个人都很有趣，每个人都关怀世界。梅丽莎讲故事的当口儿，我有时觉得“三T会”就在某个繁华的大都会地下，有时又觉得它位于风景美丽的偏远地区，说不定在喜马拉雅山或非洲。她和她的部队是这一组织情报部门的精英。虽然她武艺高强，精通中国功夫、刀法、枪法，打遍天下无敌手，又集机智、勇敢、敏捷于一身，必要时能用高明的技巧杀人，但她很不喜欢打架，杀人完全出于自卫，伤敌是为了遏止恶行。她的队伍里每人都有一两种特长。她最擅长搜索，也是个杰出的野战医生。她身兼战士和圣徒，像男人一样作战，赢得每个人的尊敬与爱戴。在想象的世界里，她为充满挫折和不公平的家庭生活创造了替代品。

她最难对我启齿的是，即使在已成为一名成熟的女性后，她仍不时遁回那个幻想世界。好在我是个陌生人，一个没有面孔的知己好友，我很庆幸她相信我不至于会嘲笑她或批评她。受虐的人经常编造秘密的世界，她被逼得一再深入那个世界，因为那是唯一把她当一回事的地方，她能找到出路真是幸运，有些人就做不到。要是她不那么富有想象力，或缺乏意志力，无疑就会被家庭的废墟压碎。但她建立了一条出路，靠自己的力量，一点一滴创造了比较健康的现实。她在不知不觉中打败了邪恶，从不公正之下抢救无辜，成就足以傲人，但她却把自己的幻想当作不可告人的秘密。

她流着泪说：“你知道孩子有时会假装嘴巴被锁住了。我觉得我一辈子都在设法使那把锁更加牢靠，隐瞒我的真相，不许真正的自我——该说是许多个自我——开口说话，这样人家才会接纳我。我心里积了好多东西。”救援会给的住处虽在市区，对梅丽莎而言，却是一个反省人生的清修之地。

她迟疑地说：“听起来可能很青涩，但我真的再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了。一半的时间，我觉得自己像身穿熟悉衣服的陌生人。今天早晨我还担心我会成为什么样的母亲，我还对小时候做过的事感到罪恶，而且老天知道我对自己作为妻子的表现多么不满意。那是真正的我，对吧，货真价实的我？或那些事都发生在别人身上？”她不安地笑一声：“不知道我们要不要为想象出来的罪负责？”

自我的形成

梅丽莎的电话在很多方面令我心有戚戚焉。人生由那么多自我拼凑而成，童年时代尤其重要。难道不需要对罪恶感设限吗？有时我但愿每个人都能理直气壮地说：“过去的自我犯的错，别再怪到我头上。”一个不小心，自我就累积起来，它们的行径不见得睿智，也未必良善。我小时候不是这样预期的：我在中西部成长，雪会下到肩膀那么高，成堆的落叶可以跳进去，人生在我眼前灿然发光，轨迹鲜明。我听到的期待是则童话故事：全身铠甲金光闪闪的武士会突然现身，引导我，健全我的人生；我会生两个小孩，买一条狗，找份愉快的工作，永远生活在平静的绿洲。我家有个隐形的寄宿客，是我想象的朋友和谈心的对象。有时我跟她闲扯艺术家的波希米亚生活；但我从来不梦想自己会长大，真正过那种生活。直到如今，步入中年以后，我才发现自我已一层层地形成，像皮肤一般透明——也像皮肤一样，发展出某种可以辨识的“指纹”——全套高潮与低潮、如螺与箕的吉凶系统。

是的，我剥开一枚厚皮橘子时感觉到一片绵密细致的橘雾，喷上我的面颊和鼻子，从小，不同的自我编造不同的故事，在一场场心灵冒险中扮演主角。日常生活令人难以忍受，我又跑不掉，我如此以为，所以只好在心里奔上那条想象的丝绸之路。有个一再出现的狂想中，我变成外星人，属于一个周游宇宙的艺术家集团。在他们的星球上，艺术深受尊重，更重要的是，他们喜欢发掘其他生命形式的艺术，因为艺术透露那么多的心灵秘密与需求、价值观与渴望。每位旅行艺术家，都在某个特定的行星文化中诞生、全心投入创作，但他们都对故乡这颗行星毫无记忆。我的工作是感觉，所以我敏锐地、狂喜地、痛苦地去感觉。我花好几个小时定睛窥望事物不可见的深处；我追逐思绪，看它们往何处去；终于我用人类的感觉与经验，创作了一套美丽的样本。然后，在我很自然地以为人生就该这样结束的时候，我有一天听见一个声音对我说：“到窗边来。夜风多么芬芳……”

我被单纯的黄昏之美吸引，走到窗前，呼吸飘进室内的茉莉芳香，却意外地发现那儿站着一个外星人。顿时我明白了自己的任务，我知道我在地球的工作已经完成，我的命运是在宛如一个小小城邦的飞船上歇息片刻，然后赴另一个星球往生，到另一群物种当中生活，体验各种感觉的极致，从特权与磨难的混合体中创造艺术。发现自己不是人类，使我震惊，使我悲伤，我哀求他让我继续做人。离别使我黯然神伤。人类不是宇宙中情绪最丰富多变的生物，但我了解人类、爱人类，离开地球的念头使我不忍，还有那么多没有探讨、没有表达。我得到保证说：“够了，你还有其他世界要探索，你还要变成其他的生物。”

于是我跟这外星人前往远在地球轨道之外的太空船，跟我的艺术家同事会合，他们大多也正处于转世的空当，这场出世的梦盘踞我的童年与青春期。我半真半假地期待，有朝一日，神秘的命运召唤我，有人悄声说：“到窗边来。夜风多么芬芳……”

随着我长大，我渴望有十到十二个不同的自我，每个都热烈投入一个不同的领域：舞蹈家、外科医生、木匠、作曲家、太空人、心理学家、脑科学家、溜冰选手……有的是男的，有的是女的，所有他们的感觉都回馈到一个核心来源。到时候，我无疑就能了解人生的点点滴滴，就能透过同时存在的各个生命，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它。从会写字我就开始写作。如果我不能同时过不同的生活，也许我能借轮流的方式达到目的——全心全意，奉献我的鲜血骨肉，投入我写的东西，成为我写作的题材。

我最近的自我生活在一个有树木、瀑布、花朵的小镇，大多数居民彼此都认识，他们的故事大多交叉。我不时旅行到远方，追求奇遇。但奇遇其实是一种莠草，到处都生长，庭院与沟渠里等闲可见。所以我总是又回到家，回到朋友和心爱的人身边。透过林中小屋的许多窗户，我观察鹿、松鼠、鸟雀的活动，以及四季的变迁。我思考生而为人的华丽大游行——所有的感觉、爱憎、苦乐、亢奋——并且在小房间里默默工作，填满一页页空白纸张。这是一种孤独的偏执。但有的时候，即使只有我一个人，你还是可以用“非法集会”的罪名逮捕我。

会说话的脸

一名年轻的女服务生匆匆走过，她身穿蓝牛仔布的超短热裤、黑色绑腿、凉鞋、白色百褶上衣，黑色的直发一边露出五个金耳环，另一边及肩。她有次告诉我，她在存钱准备读动物学研究所。我记忆所及，我们在吃匈牙利炖红椒时谈到白犀牛。今天她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令我联想到电话最让我感觉受挫的一点——看不到来电者的表情。脸孔用肌肉与眼神的符号，传递微妙得无法以文字表达的讯息，我怀念那样。这位女服务生下巴上有个窝，上唇沁出细细的汗珠。她看起来很漂亮，但我最近注意到，每名职业妇女脸上都焕发着充沛的内在美。

在户外工作的妇女，因与大自然力量折冲，而有一种阳光打磨出来的光彩，面部表情的纹路带有俚俗乡村情歌辩才无碍的表达能力。从事室内工作的妇女，坚决、柔软的面相则成为日常压力与应对的舞台。有时你会看见“决心”像止水般停驻在她们脸上。工作考验一个人的灵魂，帮助界定一个人的性格，为内在人生的看板——脸孔——提供大量素材。我们珍惜年轻的面孔，因为青春有莫大的吸引力，但我觉得，每张洋溢着活力、性格、个性、体贴、情感的成年妇女的脸孔，都美得世间少有。有次我听一个男人告诉他已届中年的妻子说：“你二十来岁时固然很漂亮，但现在你的脸有种性格。它反映你是谁，以及所有你完成和经历过的事。”一张脸可能让我们联想到初恋、父母、老师、电影明星、老朋友，甚至曾经让我们害怕、欺骗过我们的人。一张脸告诉我们，某个人有什么感觉，他是否担忧、居心不良、热忱、悲伤。有时在一张脸最细小的纹路中，透露出一辈子的伤痛、固执或乐天。一张脸可能呈现强硬、欢迎、可爱、冥顽……一千种情况，因脸的主人的生涯与情绪而异。它展现她大部分的内在生活，以及她生存的时代。

女性之美何在

人生再怎么困难，生活在20世纪末的西方，还是一种运气。古时候的女人不过是一片“栽种合法继承人”的可耕地罢了，古希腊婚礼中，岳父大人照例得这么宣布一番。终于妇女有权做一些抉择，决定跟谁结婚，要不要和什么时候生孩子，要不要信神，参加哪个政党，如何处理生命中的忙碌与期待。女性角色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而且都反映在她们脸上。无论是交易场所或百货公司、田野或餐厅、舞台或摄影棚、在自己或别人家、工厂或高级服饰店、医院或学校，女性工作时总是那么端庄、泰然。但职业妇女之美却还是一种革命性的观念，因为自古以来，大家只在有闲阶级妇女的脸上找寻美的理想，她们无须工作，还有女演员，她们是一批女变色龙，可以放弃真正的自我，扮演其他人的幻想。我们从来不问她们为什么渴望成为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把自信建立在陌生人的掌声之上，或为什么我们把这些转瞬千变的艺人当作美女，但我们真的为她们倾倒。20世纪30年代，轻披软缎长衫的电影明星是美的化身，职业妇女模仿葛丽泰·嘉宝修整过的眉毛、玛琳·黛德丽凹陷的面颊、琼·克劳馥红蝴蝶结似的嘴唇、珍·哈露白金色的秀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妇女纷纷加入工厂劳动，成为爱国主义和胜利的后盾，海报开始把女性画得强壮、自信、时髦。美国的轰炸机几乎全都由女性制造，她们打铆钉、切割金属、做笨重的装配、根据蓝图施工、记录试飞员透过无线电做的报告。她们在一家胸罩制作工厂，把沉重的金属板打造成B-17轰炸机的机舱。但她们也没有被形容成不够女性化；相反地，她们散播一种美的新理想，人人可以企及，包括餐厅里这位年轻女服务生在内。她似乎有心事，在专心工作或对顾客微笑之际，她脸上透露出一百种藏不住的思绪。

我把甜奶油抹在一英寸厚的全麦面包上，默默感谢全世界以老方法烘焙面包的师傅。梅丽莎曾说，跟其他妇女分享安全避难所并不坏，但她真怀念在自己厨房里烘焙面包的日子。但愿我知道梅丽莎的长相，我想象她发色金黄，左分，后面低低地拢住成为马尾。但也许她是一头蓬松的短发？我跟来电者交谈时，简直愿意不计一切获得一点脸部特征的线索，但他们就渴望匿名。虽然指纹、声波、脱氧核糖核酸检测可能更精确，但一个人主要还是靠他的脸孔界定。害羞的小孩会把脸埋在妈妈裙子里，任何人不好意思的时候，也会用手捂住脸。不论什么原因，来电者忽然自觉难以面对人生。

一场无妄之灾

回家的路上，我到一位刚动过手术的邻居家打个转，留下一本我想他会喜欢看的书。两位癖性古怪的英国研究人员，花了一辈子编辑的怪癖大全，正适合排遣逐渐康复的心情。走下他家花园的台阶时，我滑了一下，向前一个踉跄，脚狠狠扭了一下。脚的右侧顿时刺痛不已，可能拉伤了筋。回到家，我扎上绷带，冰敷，把脚抬高。我没有真的摔一跤，只是踏空一脚，扭了一下。但次日早晨，我发现无法步行，脚肿胀瘀青，那种痛法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感觉就像皮肤下面有碎裂的冰柱。为安全起见，我到附近的诊所照了X光，医生也是研究蜜蜂学的教授。正如我说过，镇上每个人都有第二重生活。他给我看一套三张的X光片，指出可怕的真相：第五中跖骨刚好拦腰折断。如果是斜斜而断或断在较粗厚的位置，说不定还有较多骨头支撑。不行了，运气不好，这次骨折正好就发生在血液循环少而特别脆弱的部位，属于骨骼的偏远地带。所以得上石膏，而且得注意，它不能承受任何压力。这种骨折一受压就恶化，万一发生，就只好做骨头移植，或靠钢钉固定。

我惨了：八个星期不能动。不能跟卡西骑自行车旅行；不能跟我的邻居波西丝到阳光下散步；不能跟保罗到纽约上州那些稀奇古怪的小镇去探险；不能跟珍妮到超市去购物；不能每天骑自行车，去浏览夏日的田野、平岩的溪流、鲁德盖路边市集对面那片有红尾鹰栖息的树林。这是一场噩梦。

接下来几天，无助像浓雾将我笼罩，我被绝望和沮丧淹没。我不但没法子起身享受夏日、看朋友、采购日用品、处理大小事务、开会，我也没法子去“生命线”值班，那儿不但大门口就有台阶，还得再爬两层楼。对一个热爱运动和独立生活的人而言，没有比突然丧失行动能力更糟糕的事了。被疾病绑得紧紧的，发现有多大的一片世界你接触不到。

设想你坐在沙发上，觉得冷，却没法子关上就在房间另一头的那扇门。设想拿不到食物或其他用品，走不进浴室，也无法洗澡。瘫痪的恐惧给我很大的打击，唯恐我的困境令朋友厌烦，弃我而去。摔跤两天后，我坐着轮椅被困在客厅里，因为没有力气让轮椅通过过厚的地毯，我开始哭泣。我只想到纱门边，呼吸一下夏日的空气，畅饮几口阳光，但我连四码的距离都走不动。我看不见红雀在紫杉树上做窝；跟我的生活关系日益密切的松鼠也喂不到；我不能趁周六早晨到农产市场，去欣赏本地农夫培植出来的杰作；我不能赤脚穿过菜圃；我不能在游泳时感觉背上暖烘烘的热气；最糟的是，我不能跟卡西去骑车。我一直没发现这些短程旅行具有多大的象征意义。骑车代表自由、发现、友谊、独立。我终于明白，那些打电话来求助的残障者是多么绝望，多么被正常生活排斥，多么无力而孤单。他们这么说过，我也试着去体会，但现在我才明白。如果不是自己在“生命线”工作，我也会因为这场对我极其严重的危机而打电话去求助。

因为我不能到后院围了篱笆的玫瑰园那儿去，保罗摘了两朵紫红色的“奥赛罗”以及我今年最爱的品种——花型大，粉红、嫩黄、珊瑚三色的“亚伯拉罕大王”，密实的花瓣有如绉绸缝制的荷叶边。他把花插在赤陶花瓶里，摆在铺了瓷砖的浴室梳妆台上，照映着大镜子，芬芳四溢。保罗一下子变成大厨兼服务生，家里大小事一把抓，他搭邻居便车去超市，买了一大堆东西，取物件、煮晚饭、洗锅洗碗，还得照顾我。他抱怨除了本来的工作，还加上我的那份。我恨自己成了个废人，我讨厌自己只是个过客。

重拾欢笑

尽管我有无谓的忧虑，亲近的朋友却都能齐心协力伸出援手。珍妮和史蒂夫接送我去医院。卡西周六下午到，这次没有带她的自行车，却带来一颗善良的灵魂给我：一座黄铜打造的小美人鱼坐姿，尾巴优雅地翘在空中。她这种姿势展现出丰满的胸部，长发流泻在背后，带着愉快与决心的表情，头部微微仰起。一尾美人鱼，正合我需要。多么有洞察力的礼物。然后卡西推我的轮椅走了半英里路，到一家熟食点心店，我们分享刚出炉的摩卡巧克力碎粒夹心饼干。很快我们就恢复了往常的饶舌和欢笑，我迫不及待告诉她一个新发现——好多动物园动物都在服用“百忧解”。

“不会吧！”她张口结舌地说：“是哪些在吃呢？”

“嗯，中央公园动物园那头沮丧的北极熊葛斯……”

她打断我：“且慢，他们怎么知道北极熊沮丧？”她咬了一口饼干，又啜了一口减肥可乐，这就是所谓的减肥而不节食。

“根据一点，它成天在游泳。”

“强迫型行为，”她嘲弄地点点头，“说下去。”

美妙的意外：我的冰红茶里加了水蜜桃汁，点的时候没注意到这事。啜饮之间，我继续解释：“而且它还开始对小孩玩奇怪的把戏。每次它看到孩子把脸贴在玻璃上，就会露出爪子冲上前去，突如其来做出可怕的攻击，它会在刚好撞上玻璃前停步，把他们吓得魂不附体。”

“难以置信！”她笑道。

“它不游泳时，就显得无精打采，到处踱方步，或有其他神经质行为，例如咬围篱啦、不断点头啦、性欲亢奋啦、玩弄自己的大便啦、故意弄伤自己啦——你知道，所有有严重困扰的人都做的那些事……所以他们给它吃百忧解。”

“他们没有先试试谈话疗法吗？”她讥刺地问。

想到北极熊接受谈话治疗——一头大白熊躺在北欧式的真皮靠椅上，一边叙述它的童年往事，一边挥舞着大爪子——我们都哈哈大笑，引得别人侧目。什么事让这个坐轮椅的女人笑得前仰后合的？

心灵之药

但这事原则上是很严肃的。关起来的动物经常变得神经质、焦虑、沮丧，它们跟人一样会因行动受限、厌倦、压力、丧失、悲伤、焦虑，而感到痛苦。惯于在好几十平方英里的空间里游荡的熊，像城市居民一样大伙儿塞在狭窄的空间里，或被独自禁闭许多年，心情不好有什么奇怪呢？或许诗人华兹华斯说得没错，修道院的小房间或许不至于令修女烦躁，因为她们心中有天国。但是一匹在窄小的马厩里啃隔间木板，或成天仿佛跟着听不见的桑巴舞拍摇头晃脑的马，与住在男女混合宿舍里备受压力的女生，二十四小时不断地剔指甲根部的皮，或把一束头发拨东拨西、扭来绞去，又有多大不同？所以很多兽医给动物病患开抗抑郁药物，我一点儿也不感意外，甚至动物心理医生也越来越多，他们分析神经质的行为，比较动物生活的环境跟野生世界的正常环境，试图在人类社会所有的限制、态度、偏好之下，设计出一种疗法。

我们在清洁、灯光明亮的家里，觉得安全、干爽，把杂沓混乱的世界关在门外，不再被气候或野外环境所苦，但仍不免失落内心的罗盘。我受伤时最感苦恼的，就是因此跟自然界隔离，自然的绿色颂歌激动我心，它的情调令我神驰，它的岩石花鸟帮助我确立归属感。心情不佳时，我永远可以从自然中找到慰藉，我面对痛苦时靠它进补。这是一种炼金术般的奇迹疗法。但现在我成了乐园的逐客，何处是归途？一度跟自然密切结合的我，变得支离破碎。直立行走也许是人类最重要的特征，也是人类傲视万物的成就，但有时骨骼、关节、脊椎，无法达成这项艰巨的任务而造起反来。骨骼的房屋，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这么称呼人体。我被康复的需求囚禁，但我渴望到户外去。为了痊愈，我必须休息，静静躺着，一切束诸高阁，自我设限，为了复原，我牺牲乐趣。

电动好帮手

几天的震惊与自我克制下来，我决定重新掌管自己的命运，租了一架助行器和一辆电动车。朋友问起我近况，我都说：“我成了电动快腿小汤姆。”有天早晨，波西丝和我到例行的地方散步，上山下坡，经过天主教堂，绕过一片可爱的小树林。她帮我推轮椅，似乎不觉得吃力，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最后她表情愉快地说：“好简单。谢天谢地，我们夏天可以去散步了。”接下来那个星期，出门时我都用电动车，事情更好办。有时我骑车去杂货店，半英里路十二分钟；活动力改善，不论多少，都让我开心许多。我知道我穿一件飘逸的夏季洋装，撑着伞穿过毛毛雨回家那天的德行，看来像个怪物。一位朋友提议说：像仙女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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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罗说：像飘浮在阳伞下的艺妓吧？邻居的狗看得大惑不解，变得哑口无言。但街坊的孩子——以前常看我冷天骑车时全身包裹得像忍者——接受这一切倒毫无困难。反正，我现在可以到户外走走，品味阳光了。

我不时会到太阳底下“散个步”，然后停留在花园里的树下。世上简直没有比趁酷热难耐的夏日，躲在一片清凉的阴影中，更令人畅快的了。树荫尤其令人心旷神怡；你可以平躺在凉快、潮湿的地面，把每一缕迟疑的凉风，都当作来自北极的狂飙。不消说，阴影也是夏季恋人最爱流连的所在，他们能把最无聊的树丛、最破败的角落，都变成绿洲。母亲惯用自己的身体，遮蔽容易晒伤或中暑的孩子的脸。亚马孙河沿岸，有条纹的苍鹭背对日光而立，以便把世界看得更清楚，在自己的阴影里狩猎。我们在窗上装上帘子，并像合拢眼皮般将它们关上。阴影是件宝贝。它可能很小（一叶鹿蹄草的影子），也可以很大（地球的夜）。阴影就像在夏日的额头上冰敷。度假胜地，常有小贩售遮阳用品——阳伞或附凉台的小屋。约瑟芬·雅克布森的诗《遮阳用品小贩》，描述在灼热的墨西哥海滩上，卖遮阳用品给观光客的男子。有天她听见他们说“No hay somber”（没有阴影了，西班牙文），才大吃一惊地发现，他们是靠阴影过活，刚刚才把阴影卖完。

没有这些小巧阴凉、温暖潮湿的临时避难所，人生会怎样？感性丰富的19世纪法国情欲作家比埃尔·路易斯把女阴描写成“潮湿的洞穴：永远温暖的庇护，供男人在迈向死亡途中小憩片刻的避难所”。避难所形式何其之多，从热天带给灰松鼠一片清凉的树叶叶片的阴影，乃至“二战”期间，荷兰提供给犹太人的政治庇护。

“避难所”的忌讳

“避难所”一词予人安心的感觉，为陈腔滥调注入一服可爱的解毒剂，我爱这个字眼，例如：你眼神的避难所，目光的避难所，布尔乔亚家庭的避难所，爱是心灵的避难所，她在他臂膀的避难所里感到多么安全，一个害羞的小孩可以在母亲的裙褶里找到避难所。在这个充斥着地震、心碎、敌对、公路枪击的世界里，我们多么珍惜安全。一个可供藏身却又公开的地方，供应各种心理与情绪上的遮蔽，我们寻求避难所，但一般人还把精神病院称作“疯子避难所”，多么反讽啊。这种地方确实能保护住在里头的人免于外界的风霜，赋予他们某种特赦，让他们退出人生，等待痊愈。但我们对心理疾病的偏见与恐惧，使这个字眼沾满憎嫌。“你该进疯人院！”一名男子愤怒地大叫。他们把他拖到疯人院去了，一个妇人悄声地对朋友说。这个字眼因而丧失了基本的冷静与尊严。最初，它可能代表教堂或其他不容冒犯的神圣场所，外人不得入内逮捕任何人，但我们用它来代表什么？我们跟打电话到“生命线”来的人用的代称叫作“医院”。你觉得在医院里会不会安全一点？我们这么征询有自杀倾向的来电者。不能说避难所，否则他们会联想到老鼠为患的地牢，病人一个个绑着紧身衣匍匐而行。避难所是个含义丰富的字眼，甚至有保障的意味，仿佛有厚实的石墙屏蔽，但千万不要把它跟“疯子”连在一起。

日食之惑

保罗得出差一个星期，一位女友从长岛过来住几天，有如上天恩赐。德里克跟我谈他在“生命线”服务经历的那趟日食之旅途中，我们在海上度过了难忘的一周，饱览使老祖宗恐慌不已，往往也改变历史轨迹的自然奇观。东方、中东、中世纪的英国，都有人宣称他们目睹一条龙吞噬了太阳；在德国，摧残太阳的是一头狼；东印度群岛传说的是一只半鹰半狮的怪兽，撕裂了太阳的心脏。有些文化以为，太阳和月亮是夫妻，在激烈地做爱。古代的僧侣其实熟知日食的周期，但他们刻意隐瞒这不可思议的秘密。他们预测将要降临在太阳身上的疯狂灾祸，事后农作物和家畜都会死亡，一切永归黑暗统治，除非人民对他们言听计从，安抚神明的怒火。中国人用锣鼓喧天的舞蹈赶走恶龙；日本人为水井加盖，免得水源被污染；因纽特人把锅子都翻转过来，防范邪恶流入；但僧侣有更多的要求：念咒、以动物（有时人类）献祭、奉献财富、誓言效忠、开战、媾和。

古人的想法中，天体是一个个神祇，火球归于沉寂这种事，在他们想象中是令人血液为之凝固的可怕事故。他们亲自猎杀动物，所以对野狼或狮子如何撕碎猎物的四肢非常清楚。他们每天感到烈日热烘烘的呼吸喷在自己身上，早把太阳奉为至高无上的神祇，它赋予生命，使五谷生长，成长与日夜的时间也由它制定。一位可使人目盲的神祇。观察日食的人若不注意保护眼睛，网膜上会留下半月形的疤痕。很难想象，目睹这位神祇即将遭杀害，以及随之而来的血腥场面，会使人多么害怕。我们站在甲板上，望着天空变得森冷，风势渐弛而潮湿，海面仿佛蒙上覆尸布般沉郁一片，就不难理解古人为何不惜立誓、献祭、付出、放弃、原宥所有事物，只求光明再现。

我们都有任务在身，《旅行假期》杂志委托我朋友写一篇有关日食的报道，我则奉命写一首诗，两者同时刊登在杂志上。我在诗中试图捕捉若干因为日食所带来的恐惧、魔法、野蛮，以及人们使太阳重返人间的拼死努力；但这首诗也谈到情绪的日食，沮丧会是多么残酷，重拾阳光普照的积极情绪又是多大的解放。

日食

地狱来的黑狗

追赶着太阳

从犄角泄出光芒，

蹄子溅射火星，

目中流泻宽厚的泪汁

在我们血脉中漪涟

保持心脏的敏捷

季节的清醒。

奔跑者颠仆。

空气僵硬如坟。

遭屠杀的光线蹒跚

横过海洋。于是白日消沉，

时间放松了掌握，

于是，败退了，世界颠倒

跌跌撞撞。

星球在地平线上气喘吁吁

如一群饿狼。

奔跑者颠仆。

黑暗正午降临。

夜的冰冷布匹

瀑布横泻天空

不可思议而阴森。

云的扈从昂首阔步

在古老废墟之上，

行星于此出现

如沉默的鼓声。

奔跑者颠仆。

门开向鬼镇

即我们的过往，我们祈祷

无事波及太阳。

波动起伏

过我们的庄稼，

驾驭我们的时钟，

扫荡噩梦

自我们的睡眠。

奔跑者颠仆。

我们愿牺牲一切——

我们的财富，我们的肢体，

我们的权力，我们的亲人——

赎回那热血沸腾的

地狱伙伴，如此莽撞

不受羁束，生命般无际涯，

甜蜜的骗子，野蛮之光。

奔跑者再继续。

悠闲之旅

尽管诗中景象萧瑟，以令人不寒而栗的回忆为蓝本，但旅程本身却非常闲适，充满乐趣和新发现。我书房里有一张加框的那趟航程的照片，我俩携手站在甲板上，身穿黑色的日食T恤和白长裤，戴着银和粉红两色、闪闪发亮的“日食眼镜”以保护眼睛。我们脸上那种笑容，通常只能在十岁小孩的脸上看到。

正如她所预期的那样，现在赶来是有帮助的。她把我的轮椅搁进行李箱，带我到市区的鸟类庇护所，去看加拿大黑雁的雏鸟——全身毛茸茸，东倒西歪，小骨头纤巧得像树枝——还有到曲曲折折、繁花怒放的乡间小路上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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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欢乐满人间》的主角。——译者注

第八章

黑暗之日

从黑夜的巨厦打电话来“生命线”的人，

听来都好像流落在时间之外，

遗失了地图和罗盘，

在白日黑夜的巨大钟摆之外漂泊。

他们有种破晓前的疯狂。

七月白昼来得早，柔和的晨曦在树木和蕨类中间泛起，凸显野生天竺葵的粉红和耧斗菜垂挂的小丑帽。不像明澄的秋光或朦胧的冬光，而是一种温柔、湿润、丰饶的光泽。水汽饱满的天空密布花粉、蚊蚋，以及其他会飞的小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它们，摸到它们；我们把它们和莎士比亚、科莱特、达·芬奇曾经呼吸过的同一批分子吸进呼出。大地什么也不浪费，包括水和空气。生命奔驰过所有的活物，从根上开出花，一个个肚皮膨胀起来。凡是会呼吸的生命都大大张开，向外伸展，感觉脉管里的一股冲刺力道，乐于冒险。七月的长昼喂饱了我们对光的饥渴，使位于前额的松果腺趋于饱和，我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健康活泼。细胞里沉默的声音命令我们：繁殖，现在就去！

求求的转变

已经好几天了，空气里满是一个疯铁匠制造的噪声，邻居互相抱怨那不识趣、一大早就开始整修房屋的工人，所以我追查声音来源，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很高兴地发现，就在前院边上，有一只头颈鲜红的啄木鸟，利用金属的暂停标志牌，疯狂演奏它的求偶曲。这是鸟类中的电吉他摇滚明星。两只松鼠嘈杂地跑过屋顶，让我想起该给他们送上早餐了。我放下望远镜，一瘸一拐回到温室，打开窗户，扔出一些花生和葵花籽。十只松鼠像变魔术般忽然出现，默不作声地并肩取食。树叶和树丛的抖动吸引了我的视线，是一只历尽沧桑、皮毛褴褛、满怀恐惧的松鼠，怯生生地盯着干果。它的背部和头部掉了一大块毛，露出未愈合的伤口。见到它耳朵上的记号，我一时又悲伤又兴奋。是求求，被打得这么惨，过去的精神全消失了。我打开窗，它没有过来。看到它这么落魄受伤，真叫人心疼。就算核果和种子能让它振作一些，但它有勇气进入已成为其他松鼠领域的院子吗？

其他松鼠都吃饱以后，求求终于挤了进来。我扔了一把果仁给它，它吃了一些，很有耐心，很慢，仿佛有点恍惚。其他松鼠对着它咆哮，一只松鼠发动攻击，它跳上了一棵小树。后来又回来，吃了一粒干果，又离开了。它背上的伤口红肿发炎；它的眼睛无神、无光也无警觉，个性上的改变令人震惊。有一阵子，世上没有足够的核果吃，也没得储存。一度，它要取得所有的坚果，不知餍足，所有打扰它的松鼠都会被赶走。现在它显得昏昏欲睡、胆怯、脆弱，胃口也不好。其他松鼠威胁它的时候，它缩成一团。它慢慢爬上一棵大山胡桃木，躺在树枝上，显得疲倦而衰弱，其他松鼠则在树下大吃。人类处于这种状况，我们称之为“沮丧”。

消防队的喇叭响了，几乎同时，远方较不那么响亮的喇叭声，像散开的水纹般一波波应和。虽然我知道这是喇叭声，但我心灵的电影院，却放映出一幕幕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海豹，从各自盘踞的礁岩上呼应嚎叫的景象。我微笑了。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从南极回程的途中，马尔维纳斯一位牧羊人告诉我，当地的老鼠会背对着大洋钓鱼，它们把尾巴放在水里，等鱼上钩。我半信半疑，后来我请教过遇到的每一位啮齿类动物专家（我碰到过很多），问他们有没有听过这种事。没有人听过，但他们考虑了很久，也考虑得很认真。这种事非常有可能。老鼠很聪明，适应力很强；不像我们，它们没法子把有毒的食物吐掉，所以其他老鼠进食的时候，它们得小心注意，一辈子都要为求生冒险。它们在旁观察松鼠大嚼南瓜子和葵花籽，看到没有一只倒毙，才敢确认这食物安全。我猜现在就很可能有只谨慎的老鼠在旁观察。

“恐龙战队”迷

我只巴望从房子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通常我根本不考虑这种事，几分钟的小事。但我笨拙不便而迟缓的行动，改变了时间。时间变得支离破碎，洗个淋浴成了漫长繁复的特技。我撑着拐杖一纵一跳，像失翼的鸟。在屋子里的每项行动，都必须周详计划，做最经济的思考，安排额外的交通时间。花了十五分钟通过重重险阻，使用轮椅和助行器，征服小台阶，穿过装弹簧铰链的防火门，走进车库，我好容易爬上电动车，出发到隔壁去跟波西丝打招呼。她那个鼻子上有雀斑、满头卷发的四岁儿子约瑟先迎上来，表演一出应该是非常恐怖的“恐龙战队”（Mighty Morphing Power R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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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默剧。他的凉鞋上有恐龙战队盾牌图案，甚至裤子膝盖上的补丁，照他的说法，也是“很特别的恐龙战队秘密补丁”。啊，是的，又一个入迷的年轻人。

“你会变身吗？”我很严肃地问，恐龙战队有变形的本事。

“不会。”他道，但他解释说，他跟其他恐龙战队一样易容出巡，打击邪恶势力。他就是那种对所有车辆都着迷的小男生（他看推土机操作会看得出神），所以我为他示范如何操作电动车，还让他按喇叭，发出不怎么带劲的哔哔声。

“这车能开多快？”他满怀期待地问。我开足马力，却还是慢吞吞地移动，使他大失所望。但他又想到一个主意，挥着小拳头边转边跳说：“你只要说，加油，恐龙战队！”他们是以光速行进的呢。“加油，恐龙战队！”为了让约瑟开心，我高声大喊，波西丝和我便以一点六英里的时速出发了。

约瑟的狂热，我不觉得意外。每一代的孩子似乎都梦想成为秘密复仇者、正义斗士、善行使者。他们虽然幼小无助，却只感到家庭的局限，对自然的限制还一无所知，他们做着不虞破碎的华丽而伟大的梦，他们在梦里拥有匪夷所思的力量——飞翔、隐形、只手对抗千军万马，使枪炮转向。我们被囚禁在肉体的臭皮囊之中，却渴望无所不能。这是诅咒，也是幸福。我们争先恐后要成为万能，不知何故，我们称这种境界为完美，我们幻想比最好的还要更好，突破肉体的极限，超越现在的自己，更高贵、更有才华，不要像那无聊、晦暗的自我，要做一个不会用食物污染自己的身体，也不经由肠道排泄秽物的生物，不怕感冒也不会僵化，像我们却又不是我们，无惧于时间，还能钻死亡的漏洞。每个孩子都重拾这样的渴望，做帝国中一个精通魔法的皇帝。他的诞生将改变一切，他的欲望都能满足，奖善惩恶的能力使人看不出他的软弱无助。幻想与欲望的假面戏剧中，我们除暴安良，集全世界的宠爱于一身，用所有的赞美装点着自信。孩子不仅把现实与梦想混淆，也握有这么做的特权。很讽刺，不是吗？我们唯独宽容这最小最弱的恣意好大喜功？我总觉得奇怪而矛盾，一般来说，普通人总是个子越高，成就越大，但谈到真正的伟大——无分艺术、哲学、政治——英雄往往特别矮小，就像从不曾因成长而忘却夸大梦想的孩童。

情绪与人格从何而来

战时，邪恶戴着熟悉的面具；要对抗纳粹或野蛮人。太平盛世，没有具体的敌人，就捏造魔鬼的力量，征服异教徒。但这种斗争总是打着善恶之争、“我们”对抗“他们”、“我们”的健康光明之道对抗“黑暗子民”腐臭灵魂的旗号。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们总要安排善与恶对立？为何重视仁慈、利他、诚实、正义、公平、忠贞？翻阅家族相簿，很容易就看出你继承了谁的鬈发、细腰、方下巴。但要编一本人格特征的家庭相簿，就不那么简单，虽然亲戚们一定会讲，你的脾气毛躁就像父亲，活泼外向就像母亲，还有舅舅的幽默感。但哪儿有本家族相簿，能让所有人都一望即知，自己天性里那股运转的力量从何而来？我很幸运生活在一个已经开始有人提出这些问题的时代。演化？从猿而来吗？我们的情绪与人格呢？才不过一百年前，这样的思路还被认为是异端。现在我们正致力绘制大脑神秘彼岸的详尽地图。

散步归来，波西丝忙着进门去照顾一岁大的罗斯。我不知道是否事实真的就像克莱因所说的，情绪的饥渴源自对“好乳房”的记忆，那是个我们穷毕生之力搜寻的幻影。过去八年来，我常见波西丝哺育她的三名子女。他们是否会把那再也不会重现的幸福记忆深藏脑海？她走进屋里时，我仔细端详她，漂亮的棕色眼睛、小巧的鼻子、宽广的前额。感觉那么有力量。还记得在洪都拉斯，我问一位整形外科医生，进行整形手术时，他有没有想到正接受手术的那个孩子，他忽然大吃一惊说：“我的天，如果想，我就根本做不下去了。”

吃罢晚饭，我搭出租车到市区的“生命线”值班，好不容易靠轮椅支撑爬上门廊，然后得爬室内的两层楼梯，以每一级为基点，单脚跳上一级。才到半途，我的肌肉就开始发抖，只好停下来休息。坐在楼梯口，看看上面那层楼梯，再看看下面那层楼梯，我就像位于埃舍尔的画里。叫值班的辅导员也没用，我听见他正低声讲电话。下一层楼梯爬得相对快点，我终于用肩膀把门顶开，钻进辅导室，已是满身大汗，背上还背着登山背包。一名戴眼镜的壮硕男子坐在椅子上，挂着微笑转过身来。有一阵子，他迟疑着不知该怎么办。来电者需要帮助，但他的同事也一副急需支援的样子。他身体绷紧地立起，我猜他打算不放下电话而帮助我坐下，所以我打手势表示我没事。他点点头，对电话说：“我试着梳理一下您说的，你发现你的前妻在窃听你的电话，然后把它编辑成另外一套话？还有她每次跟你交谈都带着迷你录音机……嗯哼……她可以把你的话重组得那么好？……她借你的口说些什么话？……天啊，难怪你会担心……我不知道这种事在民事法庭是否站得住脚，你可能得请教律师……她开着录音机跟你说话，你是什么感觉？”

听来是一个蛮有趣的电话。我坐在附近的椅子上，先读“热门通告”和“周五通信”，检视告示板。有张来自牙买加的明信片说：“终于找到一个睡觉不怕被人打扰的地方。给每个人送上来自热带的问候。杰克。”是杰克·斯迈思，我只听过他的名字。几年前，有一天，患流行性感冒的杰克发着烧还值大夜班，他躺下打盹，不料却昏睡不醒。当天晚上，有个常打电话来的汉克，打了好几个电话一直没人接，开始担心起来。他本以为自己拨错号，但再拨还是没人接听。二十四小时的热线电话怎么会出这种事呢？汉克来电已好几年，他把“生命线”辅导员当作好朋友，夜越深，他越发担心。最后他惊慌地去报警，警方跟“生命线”的主管玛丽安·苏丝特联络，她打到“生命线”还是没人接，便约了巡警在“生命线”碰面。他们冲到楼上，发现门上了锁，拼命敲门也没有回应。大队人马又回到楼下，两名警察把车停到二楼窗户下面，从车顶翻进窗子，打开楼上的门，让玛丽安进去。三个人又拼命敲从内反锁的辅导室的门。一片沉默。难道辅导员心脏病发作？玛丽安翻遍了办公室的抽屉，终于找到辅导室的钥匙。她跟两名警员做好面对最恶劣情况的准备，进去后只发现杰克在沙发上呼呼大睡。玛丽安拍拍他的腿，他立刻醒来，还条件反射地说道：“这里是‘生命线’，我能帮助你吗？”

值班之夜

吉姆讲完电话，我扶着助行器起身，一点点向前移。我解释道：“今晚我太野，所以自食其果。”

吉姆笑着帮我在办公桌前就位。“你怎么搞成这样？”他问。我一时有种冲动，想编个精彩的故事，告诉他我在研究鳄鱼的性别，然而其中一条鳄鱼感到不满；或是我差点就达成在马戏班表演高空走索的毕生梦想。不过我还是说出了无聊的真相——几级低矮的台阶，轻微的擦伤。吉姆是个好心肠的中年律师，离了婚，常值圣诞节、感恩节、除夕或新年的班。他有那种耐心的优点，还有一种我猜是每天跟寂寞搏斗养成的气质。我经常趁假日打电话来，因为知道这种日子他会值班，只为了问声好，祝福他心情愉快。

“自己家台阶还是别人家的？”他装出专业口吻开玩笑地问。

“少啰唆！”

他摊开双手，做出“好吧，就算传票传唤我我都不管”的手势，临走时还同情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晚上我接的第一个电话，是个二十岁的女郎，要谈她从事的妓女行业。她一本正经，说话肆无忌惮，带有轻微的西班牙口音，自称跟一个三十四岁的内科医生离婚还不满一年。她描述自己是个高挑、胸部丰满、满面雀斑的红发女郎。八月间，她在餐馆遇到一名妇人，邀她加入应召站，接待的客人大多是医生。随着她的故事发展——老鸨如何征召她、那些出钱买她的男人——我的嘴巴不由得因吃惊而越张越大。专门以本地医生为服务对象的应召站？我从来没想到！我在脑海中快速搜索记忆中的面孔——他找过她服务吗？哪一个呢？或另外一个？她讲了一些做妓女使她自觉越来越女性化、越来越完整的细节。但我忽然察觉自己没有用心听；这些事太令我震惊，太离奇了。但事实的经过其实不重要——它只满足我对色情的好奇，来电者才是最重要的。这时，我才恢复跟她同步，试着去了解为什么很多妇女觉得羞辱的事，在她身上的效果却恰好相反，会使她觉得更女性化、更完整。她的新男友埃德加能填满她的身体，他们对性生活很满意。为什么川流不息的陌生男人的色欲使她更满意自己？这令人不解。要知道，很多妇女都幻想成为高级应召女郎，所以凯瑟琳·德纳芙主演的《白日美人》，叙述厌倦的家庭主妇白天趁丈夫工作出外卖淫，这样的电影才会广受欢迎。

如临黑色电影的奇境

我这位来电者最担心的是年幼的儿子发现真相，她不愿欺骗他，对自己的评断就格外苛刻，需要“对整个情况做一了断”。她说她喜欢身材高大、粗犷的嫖客，据她描述，第一次接客时，她躺在床上，双腿大张，他即将进入她时，她觉得仿佛某种诗意的事即将降临她的人生，一个极其重大的改变。她的语调平淡，用非常直白的词汇描述身体器官，说明当时的情形。这位嫖客的阳具尺寸特别巨大，他的冲刺有将她撕裂的危险，他一遍又一遍告诉她，要用它杀死她。她描述他充满暴力的语言多么令人兴奋，他在她体内推撞给她何等样的感受，事后那种疼痛又是多么畅快。我眼前立刻出现当时的情景，从几个不同的角度设想——她的、嫖客的、偷窥者的。我是否身历黑色电影的奇境？感觉到那名男子的热度，嗅到他的汗味，想象他猛烈的冲撞，我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问。我不认为来电者怀有猥亵的企图，我完全相信她的话。这实在太性感了。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讨论了几个她可能有兴趣思考的问题，以及接受治疗的可能性。她是否想自毁前程？她是否结婚太早？服从（老鸨和嫖客）是否使卖淫更具吸引力？她在狂歌痛饮的派对中，被一个接一个的男人占有，为什么会觉得特别的“被照顾”、“女性化”、“完整”？我猜她觉得做一个年长医生的全职家庭主妇兼年轻妻子，非常失面子，而她的双重生活却赋予她控制前夫及其他男人的权力。我猜她有一段复杂而悲惨的过去，但这些只适合治疗时探讨，既然她对自己的动机如此清楚，也希望改变这种上瘾的行为模式，我就鼓励她打电话给“心理保健协会”，找一位辅导员进行疏导。通话结束时，我鼓励她再打电话来谈，她向我道谢，并问我下次什么时候值班。但由于规章不允许我提供这种信息，我只好向她保证，其他辅导员也会同样关心这事。事实是，有些人会比别的人更关心，她跟某些人谈，也会比跟另外一些人谈更觉得安全，但大家都不会批判她。他们可能巴不得也碰到这类问题，或跟她约会，但没有人会批判她。

“我需要冲个冷水澡。”放下电话，写记录时，我大声对空气说。

十五分钟后，一个有气无力、说话散漫的男人打来一个悲伤的电话。他最渴望也最不可能成功的愿望就是体验怀孕。每次走进百货公司，他都深受婴儿服饰吸引——“看到那些小帽子、小鞋子，我简直心都碎了。”尽管偶尔有机会帮妹妹看两个小孩，但他真正的心愿却是用自己的身体孕育新生命，感受婴儿在体内踢打，愉快地生下来，把婴儿抱在怀中，用自己的乳房哺乳，哺乳对他特别有吸引力。又是“好乳房”的问题，波西丝会了解。从各方面来说，这都是一个温柔刻骨的电话。打电话来的可以是男人，也可以是女人，所以我不从性别的角度处理它。我不知道他是否是同性恋，但这不重要。没有子女的女人有时也会有这种憧憬，它就像掠过灵魂的一阵闪电，使世界暂时变得更悲伤而空洞。他倾吐了一阵最私密的失望，他感受非常深刻，却无法向任何人透露。女人彼此之间常谈论这种事，但男人不会。谁能了解呢？最后，他把心里的话一吐为快，我们就挂了电话。他来电是因为寂寞，跟生活脱节，这样的理由已经够充分。

药物副作用惹的祸

电话听筒刚挂回去，立刻又响起。来电的女人担心她服的抗抑郁药物是否剂量不对。一个月来效果还不错，但这个星期却引起了严重的偏头痛。她在心理保健协会的医生，今晚不看病，她觉得孤单又害怕。我答应帮忙找到他——或其他有专业知识的人，我试着安慰她，向她保证虽然抗抑郁药物有时会产生令人害怕和困惑的副作用，但不致危及生命。我跟心理保健协会联络，却只有电话录音。电话簿上没有登记她医生的电话。于是我打电话给紧急心理医疗顾问，他们告诉我，派克索（Paxol）确实会引起偏头痛，但她若停服一天，不会有什么影响，然后明天再打电话给主治医生。我打电话给她，向她说明状况，她听来松了一口气。服药而引起危险的反应，却找不到人求助，也不知道怎样才是“正常”，真是没有比这档事更令人害怕的了。

派克索、百忧解以及类似药物，都属于SSRI类药物，借增加脑部血清素的含量，缓和沮丧的情绪，很多人相信血清素含量低就会经常感到抑郁。确实，研究自杀者大脑的人员发现，他们脑部的血清素含量远低于正常值。问题是，何者先发生，沮丧或血清素降低？严重灾祸降临，我们必然会感到抑郁，但到底是这种事带来的震撼影响各种生理作用，包括使血清素降低，还是因血清素太低，导致当事人把本来尚可忍受的情况视为大灾难呢？

我对血清素选择性回收抑制剂运作的方式很好奇。讯息在脑部透过神经元传递，我想象它们的接触点就像两个国家的海岸线。在我心目中，它们就如同文艺复兴时代北欧的海港都市，中间有条供货物航运的河。血清素在东岸的仓库里等候，号令一下，船只就载满货物，横渡河流。对岸的居民看到那么多血清素运到，雀跃不已。只要看到这批货，他们就兴奋起来了。这时，血清素就算完成了任务。船商把它带回东岸，再次装回仓库，等待下一次渡河的指令。这个譬喻中，河流是一个突触连接，含有血清素的船货是神经递质，回到东岸，把血清素放回仓库，就是回收的作用，血清素选择性回收抑制剂的作用就是“阻止回收”。在我们的譬喻中，码头忽然封闭，满载血清素的货船停在河中间。在西岸居民看来，这等于掘到了金矿——大量血清素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

百忧解的利弊

五年前，我试用过百忧解，它正如预期能使我情绪高昂——说得具体点，它让我觉得比好更好——但最不可思议的是，它暂时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有生以来头一遭，我可以做线性思考，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架构、计划、分析、解释、讲究务实与效率。如果我本来就是一个线性思考者，这么一来，必然更易于发挥我的天赋能力，使我的工作大有进展。但是心灵与物质的神秘搭配，造就我诗人般敏感的个性，百忧解会使我无法再用与生俱来的隐喻方式思考，无法再因物取譬，探讨乍看毫无关联的事物之间秘密的关系，像有一道铁栅栏隔断了我的想象，泉涌般的思绪倾注成静止的酒液。这过程非常机械化，所以我不觉得惊慌，整件事都毫无疑问。它不像灵感枯竭的感觉，也不像着手撰写新书前，等待灵感满溢的那种急切而烦躁、焦虑的着魔阶段，这完全跟自然状态不一样。它比较像是除夕晚会中途，有人走进派对现场，把所有灯光关掉，跳舞的人和乐师都停在原位，但不再演奏，也不再舞动。

服用百忧解，我可以写非常直接、简洁的句子，像这句一样，但每当我探索隐喻的世界，试图用文字照见生命中隐晦的事物，却总是一无所成。就像站在悬崖边缘，伸手摸索稀薄的空气——相对于随手一抓，就捞到一只老鹰，如果你知道老鹰就在那儿，知道能抓得到它，但现在却一片空空如也，怎能不迷惑呢？当然，对感官的运作增加一点认识也很有趣，但我不能这样过活而以为正常，所以我不再服用百忧解。而一旦停服，派对就像当初忽然静止般顿时又恢复了生气，空气中满是老鹰拍翼，我又回到熟悉的世界。

隔了几年，我告诉一位神经科学界的朋友这段经过，他很能体会地点头说：“我想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百忧解的一种作用是提升脑部神经递质多巴胺的阈值。对于从事创作的人，这反而会造成障碍。”还是用文艺复兴海港城市打比方：就像多巴胺的货物也放在码头上的仓库里，等着装运到河对岸，这时却通过一条新法律。本来船上载足一吨货物就可以过河，现在却必须载足五吨才能通行。多巴胺还是可以运过河，不过需有更多分量才能通行。多巴胺有什么重要性？它似乎跟处理新信息有关。正如所有神经传导元，它的分量过与不及都不好。有人认为精神分裂就肇因于多巴胺过量，病人能接收到远超出实际需要的新信息。
[2]

有的科学家相信多巴胺太少，跟一般所谓的怪癖有关。持这种说法的人认为，怪癖者没有能力处理与社交有关的基本信息。很多怪癖的人活得很愉快，也很讨人喜欢，他们的特立独行和幽默感，也深得朋友欣赏。但也有些怪癖者抱怨寂寞和备受鄙视，始终被外界排斥。怪癖者服用可增加脑部分泌多巴胺的安非他命后，就会变得较有能力解读人际相处的微妙规则，改善适应状况，诸如此类的有趣研究，显示人格的无限宽广，也告诉我们心灵多么善于顺应、易受训练。原则上，抑郁、焦虑、偏执，以及其他令人不适的心理状态，都可以借调整神经传导元改善。甚至丘吉尔所谓的“黑狗”（Black Dog）——纠缠他一辈子，令他苦不堪言的抑郁症——也可以被关到狗笼里，但抑郁症的成因却是多不胜数。

自杀者的大脑

在一项有关“自杀致死”的尸检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很多研究对象的生化状态都不正常。我已经提到，他们的血清素都低于正常水准，这不仅使人易感沮丧，而且会变得特别冲动，一旦觉得不快乐，就会立刻寻短见。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控制愉悦与痛苦的大脑细胞也与众不同。类鸦片制剂摄取体位于某些脑细胞表面，对身体分泌的某种类似鸦片的化学物质产生反应，决定我们对快乐、痛苦、幸福的感觉。我们需要相当分量的这种物质，才会觉得舒适、满足、没有痛苦，因而也觉得人生乐在其中，值得活下去。缺少这么起码的快乐，人类就不会有求生的欲望。所以千百年来，经天择挑选的各种人格特征，再怎么变来变去都始终少不了它。

但自杀者特别多愁善感的大脑，含有某种类鸦片制剂摄取体的量，比一般人多一到八倍，而另一种类鸦片制剂摄取体的量，却仅及常人的一半。因此他们大脑线路跟其他人不同，人生变成一片沙漠，有时会口渴到无法忍受的程度。“我再也受不了这种痛苦啦！”沮丧的人几乎总是这么说，他们指的是一种心灵的创伤，好像弄得你全身都痛，却又说不出痛在何处。它不是一种肉体的实有，而是潜伏在神经元里的鬼魅，就像四肢的幻痛。其实只要他们能以不同方式处理快乐与痛苦，就不会那么难过。很多抑郁症患者也有慢性的肉体疼痛（比方说，偏头痛和腰痛都跟抑郁症有关）。类鸦片制剂系统里出了差错，特别容易感到沮丧，或许是与生俱来的问题，但我好奇的是，抑郁症患者常把自己的不适形容为“痛”苦。他们觉得无助无望，但感觉上却有如伤口的痛。为什么大脑以这种方式记录？

想当年，就是诸如此类天真的问题，使我上了大学。我还记得这些可望而不可即的念头刚开始逗引我是什么时候。那时我十六岁，暑假没课，也没有关于皮肤癌的警告。海滩摇滚电影使我们整天晒太阳、唱歌，当时流行用封箱胶带在背上贴男朋友的名字，然后在大太阳下躺几个小时，直到把他的名字戴在身上。有天我在我家附近的林荫道上做日光浴，一边看报，忽然读到一篇简短的报道，说精神分裂症患者连汗水的气味都不一样。如受雷击，我觉得这种暗示太令人兴奋了，像是冰冷的蜘蛛在我颈上爬行。难道所有精神疾病起因都是化学效应？或是病毒？那么创意、好勇斗狠、乐观、情绪多变，又如何呢？自我究竟是怎么回事，大脑跟心灵在什么地方会合？

基因作祟

我在波士顿大学还是大一新生的时候，曾打算专攻当时所谓的生理心理学，为这些引人入胜的问题寻求解答。但因为种种原因，我大二转到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他们的电脑误把我安排在英文系，此后我就一直羞涩而狂热地从事了一辈子写作，我认为这是命运。但我一直保持着最初对人性的迷恋，这年头这样的迷恋总会有回报，生物心理学家经常发现具有挑战性的线索，获得新的洞察。比方说，因精神疾病住院或自杀的人，8%有一种钨（Wolfram）基因，使他们特别容易感到悲伤。有这种基因的人（在超过一百万的人口中约占1%），需住院治疗或干脆自杀的概率是一般人的八倍。还有一种由马携带病原的博那（BDV）病毒，跟人类精神疾病有关。胆固醇低的人自杀率是胆固醇高的人的两倍，这真的是不可思议，科学家怀疑胆固醇低是否会减缓血清素的传递。

受测者接受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显像（PET）扫描，同时被要求想悲伤的事——他们依言照办，有人还哭得涕泗纵横——前额眼睑的大脑皮质就开始活跃。不过，男人身上只有左半脑受刺激，女人则两边大脑都参与作用。我们从实验得知，女人较善于分辨男女脸上的悲伤表情。有些女人抱怨她们的男人对她们的感受反应迟钝，事实可能真是如此，但并非因为男人不关心她们，而是因为一般而言，男人对悲伤的表情都有点“色盲”。

被遗传出卖

那么，是否女人的悲伤跟男人不一样，而且比男人更常觉得悲伤呢？大多数女人说她们比较容易受沮丧影响，这后面当然有充分的社会因素。女人较常陷于孤立无助，机会较少，被迫在更多的不公正、不人道待遇之下忍气吞声。但这可能也涉及生理上的因素。做惯猎人与斗士的男人，面对压力时反应较快，倾向于采取行动。他们不在乎跟动物或其他人类打架浪费精力，甚至拿生命冒险也在所不惜。女人作为哺育者，必须继续生存，抚养孩子，所以面临压力时，采取养精蓄锐的策略比较有利；但这也使她们对其他人的感受更敏感，以便尽量能远离危险。还有，女人常忍耐痛苦而卑屈的关系，沦为受虐狂。我们很多来电者都是婚姻中备受虐待却不敢挺身打开一条出路，或干脆离家出走的妇女。她们做不到这些事的理由很多，但毅然摆脱恶劣两性关系的男人远比女人多。窥探、殴打或具其他危险性的配偶，几乎总是男性。这一方面是因为演化使男性表现自我与解决问题，都采用更暴戾的手段；另一方面也因为女性比男性更重视依恋与依赖。但这些知识对于在恐惧中打来电话的女性所要应对的问题来说并不能起到减缓的作用。告诉她，她的烦恼有部分是化石，也不会有帮助，她被遗传出卖了。弗洛伊德有次说，每对情侣相对时，室内总有六个人——这对情侣和他们各自的家长。我觉得还不止，不计其数的祖先也环绕在四周，他们会试着捣蛋，闹得20世纪的湖滨小镇也不得清静。

一小时过去，没有电话进来，我懒洋洋地想着前一位来电者。但愿她的偏头痛已停止，但更重要的是，她应该跟药物讲和，消除内心的恐惧。谁不害怕呢？我们想到自己的身体，总觉得迷惑和害怕，为它的复杂巧妙而迷惑，为我们的意识与生命相系的一线竟如此粗糙脆弱而害怕。等着电话响起的当口，我把上半身探出窗外，仰望夜空。流云朵朵的夜晚，最适合约瑟的恐龙战队出击。善恶之争中，坏人总是像老鼠一样在暗影中奔走，借着黑暗的掩护作恶。

开放的昴宿星团在金牛座熠熠发光，找到牛背上那群苍蝇就是了。虽然肉眼无法分辨，但我知道褐矮星住在哪一带，太空深处一个光芒暗淡的居民，说它是行星嫌太大，说它是恒星又嫌太小。由充满气体与尘埃的坍缩方组成的褐矮星，因为某种原因未能点燃成为火光熊熊炼狱般的恒星。它的核心是冷的，所以不够明亮；它能为人看见，主要因为含有大量的锂。锂也是躁郁症患者用以稳定情绪的主要成分。我打赌躁郁症患者很乐意知道，他们跟外太空遥远的星球共用一种化学元素，这些奇妙的星体靠锂的使用确立它们的存在，为人所见。像我们的太阳之类的恒星，锂加热形成核子熔炉，将它自身销毁。但褐矮星冷得烧不起来，锂就留在表面，成为它的标志。如果我拼命用力看，今晚只能看到昴宿星团的六颗星。用望远镜则可以看到几十颗蓝白色的星，形成一个我知道含有多达两千颗星星、可望而不可即的“蜂巢”，或像丁尼生在《洛克斯利大厅》中写的，“编成一条辫子的一大群萤火虫”。

全世界80%的人口都看得到昴宿星团，埃及人、中国人、波斯人、玛雅人、澳大利亚原住民、希腊人、日本人等各种文化都膜拜过它。古代日本人称它为“速霸陆”（Subaru），1953年，六家公司联合生产汽车，就用这片星团作为商标。保罗收集的胡比（Hopi）印第安人偶（kachina，胡比族人用白杨木雕刻的彩饰娃娃，用以教小孩认识这世界）中，有一个黑白两色的人偶，名叫“马司特普”，代表天空，前额有一道手绘的白纹，象征人类在宇宙中留下的印记。它一边脸上有十一个白点，代表昴宿星团。因为某种原因，昴宿星团七颗最亮的星一直被视为女性——七姊妹，是女神伊西斯（Isis）的化身。我不知道一片朦胧中的几颗星星，为什么予人女性化的联想。有人觉得它像女阴吗？或它的宽阔、流动、肥沃，使人联想到女人的身体？炎炎夏日，坐在清凉的树影里，思考这事倒挺合适。

太阳思考自我的方式

古人欣赏昴宿星团，但其中的星星并非特别古老。蓝白的星光透露，它们年纪相当轻，炙热而不稳定，被不断狂乱地跳动、旋转、喷溅的气体包围。它们不及恐龙老，可能与人类同龄。啊，它们那个爱用锂金属、肤色深暗的矮个子伙伴不见了踪影。我用力瞪视，恍惚间又好像看见了。若说人与星星有关系，我猜大家都不会感到意外。金银首饰的每个原子都是在超新星里创造的。我们喝的水，呼吸的空气，脚踏的土地，我们的身体这复杂的一包液体、盐分、矿物质、骨头——都是在我们的太阳形成之初的混沌中制造出来的。我相信天文物理学家约翰·惠勒说得没错，人类是太阳思考自我的方式。

但愿德里克能在旁分享这一奇想，与我畅饮星光。四十年前，德里克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昴宿星团，他在波士顿市郊的橡树岭天文台观察，用一部六十英尺的无线电望远镜瞄准昴宿星团的心脏，静静聆听。那就像向天空伸出的一只金属大手，倾听，倾听，穿过我们想象所及的最漫长的夜。他渴望听见宇宙急切的悄语，其他星球的生物从遥远的岗位发出的召唤。每一夜他都按照例行程序备妥仪器，热切地聆听。后来有一晚，奇迹发生了：他听见一个信号，一个智慧的信号规则地重复。想象他多么兴奋，二十六岁，地球上第一个发现外星生命形式的人，窃听到其他世界的心灵。他喘不过气、发抖、冒汗、直打冷战，他知道自己站在人类历史大变动的前夕，他是全地球唯一知道这事的人。德里克说，就在那心跳如擂鼓的一刻，他的头发开始泛白，他未满三十岁，就已满头白发。那信号持续沿着氢原子光谱传来，这对外星文明而言是合理的选择，因为宇宙到处充斥着氢气。根据追踪这信号的正常程序，他把望远镜从昴宿星团上移开，但最惊人的事发生了：信号竟然跟着他走。他心力交瘁地觉悟，这不是什么外星来电，而是某种很可能来自军方的干扰。它跟外星人无关，更不是来自昴宿星团的声音。希望在他手指间揉成一团失望，就如同从偏执到沮丧的云霄飞车——几分钟内，他从无与伦比的高处急落至谷底。德里克一直是个好听众，不论听的对象是人或星星，他耐心地调整频率，在黑暗中等待其他的声音、其他的现实，有能力从噪声中筛选出意义。每个月两个星期五，他来“生命线”值大夜班，还有谁比“电波天文学家”，更有资格在大多数人都感到迷惑或害怕的深夜时刻轮值？

我爱夜晚的世界，月光与阴影的风景，地上有夜行动物一闪一闪的目光巡逻，夜空是高挂着星星的华丽胸衣。但我知道这一点并非寻常。大多数人对夜晚的联想都是灾祸。我们是多么奇怪的生物，每天三分之一的时间躺在黑暗里。睡眠时，身体似乎很平静，意识之酒已被清空了。但同时大脑还在旅行、讲故事、惊慌、随着强烈的情绪团团转、沉迷在群魔乱舞的夜里。所谓的“夜晚”，就是我们用于面对秘密角落的时刻，那儿栖息了其他太阳系，甚或其他畏惧夜晚的生物。我们在夜间只看到月光或人工照明投下的阴影，但夜晚本身就是一片阴影。

夜的迷思

因为夜晚的世界迷惑我们的感官，它引逗我们，也使我们害怕。在白天，感官会警告我们，讨我们欢心，引领我们。但到了晚上，它们开始斗争，我们就像猎物般脆弱。其他生物——蝙蝠、蛇、鼠、昆虫、狮子——统治那世界。夜间生物生活在正常时间之外，亦即生活在善与恶的宰制之外。我们把夜间生物跟那些不做好事的人联想在一起，他们欺凌其他人，向自然挑战，违反自己的生物周期。如果我们生活在雨林中，必须在夜间出没的掠食者爪牙之下求自保，就只好跟老祖宗一样，生活的一部分总是笼罩在恐惧之中。即使现在，扭曲现实的梦境中，还是常有怪物出没。想到夜晚由蝙蝠和其他恶兽主宰，我们白天里视为理所当然的安全感就蒙受威胁。我们猜疑所有不循常规生活的生物，都会为非作歹，盗墓食尸。尽管美丽和善的天蛾，悄无声息地在雨林的暗夜中行动，我们未曾醒来观察它们。它们对大多数人而言，只是谣传。如果我们在朦胧的月光下看到它们，只觉得它们古怪，对不出清晰的焦点，仿佛是魔法。怪兽电影里，狞恶的狼人或外星人趁夜追猎我们。显然人类虽居食物链最高层，仍是惴惴难安——夜晚还使我们未能忘却我们可喜的脆弱。记得吧，为了使地狱更可怕，神学家把它形容成一个只有星星鬼火照亮的地方。无法建构弥漫夜晚的漆黑内部的真相，我们就用自己构想的怪物填满它。为了压抑内心的惧怕，我们改变夜晚，把它变成了一个包括迪斯科、通宵营业的餐厅、游乐场、赌场、拉斯维加斯式城市霓虹灯火辉煌夺目的城市景观。

跟白日洋溢的感官讯息隔离，工作已做完，看不见别人，无处可去，人在夜间最为孤绝。他们喝酒直到心灵一片黑暗，或幻想永远变成黑暗的一部分。从黑夜的巨厦打电话来“生命线”的人，听来都好像流落在时间之外，遗失了地图和罗盘，在白日黑夜的巨大钟摆之外漂泊。他们有种破晓前的疯狂。正如菲茨杰拉尔德在《崩溃》中所写的：“灵魂真正黑暗的夜里，永远是凌晨三点。”如果他们能撑到天亮，阴暗会褪去一点，熟悉的人和例行事物带来希望。更好的是他们能找到星光照亮的回家小路，但夜的世界里，到处是引人沉沦的罅隙。

[1]
美国极受欢迎的电视剧集，叙述六个具有超能力的高中生打击邪恶、拯救地球的故事。——译者注

[2]
仅美国境内，就有两百三十万名精神分裂患者，关于这种病症的起因有多派学说。很多研究者相信，元凶是胚胎发育期间的脑部异常。胎儿在母体内脑部发育期间，主要的神经细胞移转到错误的位置，搭错线的大脑遂对现实有错误的认知。但又是什么因素导致神经元乱窜易位呢？有人认为终极原因与遗传有关，也有人认为是环境的问题，例如母亲在怀孕的关键时段，受到某种病毒侵害。——作者注

第九章

小心黑狗

丘吉尔漫长人生的最后五年，

因中风而半身麻痹，

他对抗抑郁症的斗志全失，

只一味坐在椅上凝望炉火。

他不再阅读，也难得说话。

黑狗终于追上他，扑到他身上，

用它的重量把他压扁。

值班常平静无事，即使大夜班也不例外。低潮期很容易感到无聊，希望有一个电话打断我的孤独，带来新鲜的大变化。我瞪着电话看，凝神等待第一声惊响。然后我感觉到罪恶感，因为这事实上代表希望某人陷入麻烦。交班的辅导员通常会对接班的辅导员说：“值班快乐。”我猜我们的意思是：但愿电话铃常响而且每次的情况你都能应付，使你觉得在这儿的时间每一分钟都有价值。但我们不把话讲明，因为我们应该是说：但愿今天没有人受苦而需要你帮忙。不像一天接数百通电话的大城市“生命线”（例如旧金山），我们这儿一天有三十个人打电话来，就算忙得不可开交了。但我值班时，也不乏一小时接五六个电话的情形。

心理解剖

为了打发时间，我会翻阅记录簿，有时里面会夹一些简报。最近有三件事需要“生命线”协助，两次自杀和一次谋杀。这次谋杀也是一种自毁的行为，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杀了他前任女友的新男友，使自己被判无期徒刑。自杀包括一名十六岁男孩在汽车上用枪自尽。他是一个“小爸爸”，有个残障的婴儿，自觉无法面对突如其来的庞大责任，挑起养家糊口的担子。这是他就读的高中过去一年来第二度发生自杀案件，“生命线”的一部分长远职责就是设法处理校内对这件事的反应，尤其他的弟弟还在该校就读。我们希望学生知道可以打电话到“生命线”来，但又不致引起骚动，导致自杀者的弟弟被人另眼相看。“生命线”的自杀防范小组已经跟这家人见过面，跟他们谈过话。因为自杀发生后，家人往往自责，以为当初应该参加男孩提议的某项活动、不说某句话、给他某件他想要的东西、在他说话时多用点儿心聆听。他们常陷于“要是……就好了”的阶段而无力自拔，永远脱离不了伤逝的折磨。这一次，男孩的家人无法面对现实，也想不出他为什么走上绝路。但调查显示，动机非常明显，他是个备受生活压力的青少年，婚姻、父职、完成学业、养家之外，他还酗酒嗑药。这种过程叫作“心理验尸”。我刚开始到“生命线”工作时，一位新认识的朋友向我吐露，玛丽莲·梦露去世时，他在“生命线”洛杉矶分会担任辅导员，因而参与这件引起广大争议、轰动一时的案件的“心理验尸队”。设想深入探讨一位全裸的偶像的神秘死因。虽然她的死亡真相至今仍纠缠不清，谣传她很可能是被谋杀，我的朋友却确信她是自杀的。

还有更多的剪报。几个月前，一名二十二岁的女子因男友跟她分手，在他家屋前的车道上自杀。她这么年轻，害怕没有他的未来岁月会难以忍受。震惊与伤痛使她的家人濒于疯狂。再早几个月，一名三十岁男子跟女友吵架，跑到卡车上，拿猎枪自杀。她追在他身后，但赶到时已来不及了。看到尸体令她惊惧万状，任何人都会如此，她需要接受适当的心理辅导。

预防辅导员试图追溯的不是情绪，而是与具体事实有关的回忆，抽离出使一件事难以忘怀的感官细节，因为这才是大脑储存受伤记忆的正确方法。偶发事件往往造成心理障碍。例如，一名妇女正在煮面，接到一个电话说她姐姐自杀了，此后她每次煮面都可能觉得悲伤，虽然她未必了解原因何在。这一现象有个术语叫“环境条件主导”（state dependency）。如果在特定的环境下得知某事，那么处于同样环境时，就会想起这件事，尤其是创伤的记忆。如果类似的环境长时间不重现，记忆就处于休眠状态，像一颗未爆炸的地雷。

电话还是静静“坐”在桌上。边等它响，我边翻阅一堆杂志，边提醒自己。随手翻开一本《新科学家》杂志，恰巧看到一篇有趣的文章。研究人员把男性穿过两晚的汗衫交给妇女，请她们挑选最有吸引力的一件。她们一再选中免疫系统跟自己不同的男人穿过的那件。只有一种情形例外——服用避孕药的妇女会选免疫系统跟自己相同的男人。为什么人类的演化使我们凭嗅觉这么下意识层次的暗号，挑选终身伴侣？因为如果你跟一个免疫系统不同的对象结婚，子女较可能同时继承双亲的优点，提高生存机会。但怀孕的妇女有特殊的需求——不是挑选新伴侣的问题，而是向有亲属关系的男性求助，使婴儿得到照顾和保护。又得到拼图的一片，人类家族相簿又添了一张照片。如果我凑拢足够的行为模式的断片，是否最后就能看到完整的全景？我把这一页折个角，把杂志放在沙发上，提醒自己离开前记得复印一份。接下来怎么办？

电话铃响，我拿起电话。不是什么大事，容易解决。沉默。

桌上一个玻璃罐闪烁锡箔的反光。我伸手进去取出一大把巧克力糖球，每个都是完美的乳房形状，我打赌这是一群后弗洛伊德营销专家设计出来的。

惠特曼遐思

我从背包里掏出一本书角翻折、泛黄的惠特曼《草叶集》，阅读熟悉的段落，停留在若干最心爱的诗行：

“含有广大的激情、搏动、力量的生命”……“我们也像太阳般闪闪发光，威力无比地上升”……“像创世般庞大鲜活的男高音充满了我”……“满身长满硬邦邦青春痘的鳄鱼睡在湾流里”……“午夜伸长手脚静卧”……“用希望的葱绿编织我气质的旗帜”……“你一直紧抱一块木板，畏缩地涉水向岸”……“让你的灵魂岿然挺立，在一百万个宇宙之前创作”……“透过我许多悠长而喑哑的声音”……“我热情的浸润”……“生命……许多死亡的糟粕”。

靠回椅背上，漫视天花板上的裂缝，我忆起拜访惠特曼诞生的地方，意外地发现它懒洋洋躺在长岛亨廷顿镇一条安静的街道上，像一个绿洲蜷缩在郊区扩建的沙漠里。1810年，它想必是一片连绵的农舍，随处可见雪松的裂隙，起伏、肿胀、绽裂、干燥后成为陈年血迹的颜色。惠特曼的木匠父亲亲手造了这栋屋子，屋里斑斑皆是他别出心裁的奇怪想法，像是上下两扇可分别开关的门、承材支撑的烟囱，尤其那一大排放肆得丝毫不讲经济效益、洒进大片阳光、奢侈过度的窗户。

屋子里每个角落都迸发着活力，从每个树节都细心拼在榫口上的橡木楼梯，乃至白粉墙、壁炉、门框，以及门上遍布的蓝莓斑痕。这栋外面穿戴着树木装容的房子，里面则浸透阳光和附近海洋的色彩。橡木地板上敲满铁匠铺打造的钉子，但阁楼的横梁却是靠榫头接拢。惠特曼的时代，屯垦者搬家时，甚至不惜烧掉房子，以便回收铁钉。木材很充裕，手工打造的金属制品却跟镭一样珍贵。

我发现每个房间都有两到三扇长窗，装十二块手工吹制的玻璃，而非一般的八块，每块玻璃的大小都跟惠特曼《草叶集》初版一样是四开的。原装的玻璃有细致的瑕疵，类似透镜；透过它们看出去，宛如雾里看花，我想象他夏日里如何在此清心静思。

站在外面，透过窗户望向这栋屋子的灵魂，一切都归于黑暗。再没有惠特曼，看不见那个在海滩上捡拾鳗鱼与海鸥蛋的稚嫩、寂寞的男孩。看不见那个在笔记本上一笔一笔记录爱人脸部特征、年龄、兴趣，仿佛担心有朝一日会忘记自己曾经爱过，也被爱过的敏感而寂寞的男子。看不见那充满热情的自由思想家，同时做十几份工作，教师、印刷工人、记者，并自行创办报纸。看不见那个无所不读的书痴和满腔热血的诗人，早在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之前就高谈进化论。看不见那个每天要洗冷水澡的保健狂。看不见那个南北战争的护士，走过一家家野战医院，既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战地记者，也以圣徒的信念照顾伤病垂危的人。但我从同一扇窗户望出去，世界的焦距在颤抖，缤纷的色彩、生命力、细节，杂然赋流形，正如当年惠特曼所见。从室内看出去，远比从室外看进来容易，因为对他这个人所知如此之少，对他的眼界又爱得如此之深。

艺术家的困惑

他觉得有必要在日记里更改爱人的性别，是多么可悲的事，写了“他”又擦掉改成“她”，再擦掉，再写“他”，又改“她”，如是再三。要是他住在本镇，大概也会成为我们一位陷于性别认同挣扎的来电者。已婚男子害怕泄露他们是双性恋者，单身男子唯恐因为被人知道是同性恋而失业，男人和女人为初起的同性恋征兆困惑，不知该如何面对家人，还有一大串琐碎的感情关系难题。如果他为日记的问题打电话来（无疑这问题让他烦恼），我该如何应对？如果我从他的声音或故事认出他，是否该将“他是惠特曼”牢记在心，因为艺术家跟他的人生是不可分割的？钦慕他，是否会使我更不易帮上他的忙？如果我不表达我对他独一无二的天才和高瞻远瞩的强大信心的钦慕，又怎么能让他觉得我了解他、欣赏他、重视他？或那么做是错误，因为心灵没有标签，也没有制服，寂寞的银行家跟寂寞的诗人会是同样的寂寞？我该不该把他的创作当作跟所有其他的工作一样，对执业者而言都有其重要性，当他来电求助时，这些跟他的悲伤无关？如果我忽视他的创作，他是否就变成他代表和热爱的每个人？艺术家这一行，就是要把私密的自我隐藏在公开的自我之下，以为自己分裂成两个不相干的自我，一个公开亮相而受人尊敬，一个见不得人而备受唾弃。所以我不是应该把完整的他——创造的核心和纠缠迷乱的包袱，当作一个有烦恼、有胜利，心灵与物质紧密交织的真实宇宙来看待吗？

切忌提供个人信息

在这个住了一大堆艺术家、工匠、表演工作者的小镇上，我们常接到艺术界人士的电话，这种来电者对我构成特别的困扰。我不能透露我如何亲身了解他们的挣扎，或我对他们的心灵多么着迷。作家来电时，我有提供忠告的冲动，当然这么做是不应该的。例如，有个大一新生来电，他父母逼他学医，但他喜爱写作，渴望同时攻读艺术与科学，只是无法确定这么做是否可行。这个电话很让人沮丧。我当然很想说，我知道黛安·艾克曼（就是我）就住在镇上，你何不打电话问问她的看法？至少这样我可以跟他分享我的经验，建议他尝试着选修若干跨学科的课程看看。抗拒想指导他的欲望非常不容易，但他来电不是为了征求我的专业建议，他打电话来是出于害怕、羞耻、焦虑等情绪。他打电话来发泄他的挫折、悲伤、恐惧，所以我们谈了让父母失望是什么感觉，如何面对他们下次的探望和无可避免的冲突。虽然我最后还是建议他温和地尝试校内的跨系课程，但挂电话时我觉得郁闷极了。我有那么多知识与经验，却不能跟他分享！自我介入其间的程度非常强烈。我想起尼娜·米勒（本机构的第一位主任，也是位小说作家）在训练时给辅导员的建议：“有时你跟某人交谈，关系那么明确，你十足地觉得：‘啊，这个人真走运，刚好碰到我值班，我们的经历多么雷同。’我有次也接到这么一个电话。对方口才伶俐，爱好文学，我越谈越开心。他还引了一句诗，我来不及约束自己就脱口而出：‘哦，那是济慈。’或诸如此类的一句话。通话就立刻断了。他不再谈他为何来电，满心痛苦找人倾吐的是什么事，一切只因我抢先满足了我的自我需求。所以你们一定要非常警觉，不可提供任何个人信息。来电者来电，绝对不是为了要进一步结识辅导员。”

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懂得尼娜这番话。建立关系是一种自然的欲望，为了证明你了解，你会情不自禁透露你有过跟来电者类似的经验。于是你曾成功地隐瞒的身份就开始闪现，因为它本来就是那么难以掌握的东西。放松一秒钟，它就会满地滚。最好抗拒这种诱惑，维持自己人生的分界。但当你接触到蕴藏活泼生命的声音时，就非常难做到。

一天早晨，有位年轻的诗人打电话来，她觉得沮丧、绝望、哀叹，无法承受她一心想达到的那种强烈情绪。我完全了解她这句矛盾的话是什么意思。我二十来岁，血气方刚的年纪时，也有相同的感受。在创作上很有用，但在情绪上让人受不了，这是一种逸出常规的状态，既辉煌又令人毛骨悚然。下面这段话摘自我二十四岁的日记：

最近我的皮肤似乎染上了荨麻疹。但愿能拿一张床单盖住我的人生，静静躺下，放开手。我们的院子无时无刻不让人分心，一只肥乌鸦杂耍般在树丛里野餐，压得枝条下垂，像一颗颗发亮的黑果实。我又开始觉得疏离，经过长时间的自制，又出现这些较短暂的无助感、没有价值感。我钟爱自己幻觉的敏锐，可从中得到极大乐趣，但有它在，我简直无法生活……我听见某种鸟的鸣声，像生锈的门合拢，看见早晨的树叶舞动在阳光下有如金币，天空白得像纸。两只鸟飞上梧桐。树与树间有大片阴影，因反复不定的光影显得棱角分明。空中洋溢着幼儿园乐队的喇叭声、噼啪声、歌声、铁笛、铃钟，热气在窗玻璃上蒸发……我任凭一切溜走：信件、工作、房子。人生似乎难以驾驭，像烂泥。当然可以用展望、调适、硬起心肠、保持距离、站在火中却不被烧伤的方法，但我还没有找到驾驭我的人生的方法。今天我不会像苍蝇或燕子般死去，林中光线如此充沛，黄绿色的树苇很粗糙。我似乎不可能半睡半醒地生活，使心境平静到足以工作。树顶像非洲面具、燃烧的灌木丛、气象预测气球，鸟飞过带起树叶的晃动，林中的阳光有一种透明感，要是我把眼睛眯得更紧，就能看到蓊郁树叶的彼端。我用力眯眼睛，默默观察，但什么也没动、什么也没出现。人生算什么，如果非得包括这种折磨，以及常绿树上鸟儿的谈话？……我没有办法完成日常的琐事——吃饭、打电话叫电工、给图书馆借的书办理延期、穿好衣服，甚至睡觉。我体重大幅减轻。我忘记在什么地方读到，缺乏阳光会使人生病，于是我脱下衣服，到外面去晒太阳。光线像小时候服用的维生素糖浆。母亲让我像小鸟一样仰起头，直接向嘴中倒入金色的糖浆……我的档案柜已经堆积如山，一片混乱。我让一切溜走，一切都溜走……树木现在像戈雅的画一样黑。偶尔有粒孢子飘过空中。我瞪着一片树叶绕着叶柄转呀转的，开始有晕船的感觉。我听见油漆急切的剥蚀声。一只漂亮的红蜻蜓，已在椅子上待了许久，消瘦的身躯划过空中像跳水选手。它展开双层翅膀像一架双翼飞机，我祈祷我哀伤的灵魂也能高飞。

不堪回首的记忆

我不记得写过这一段话，连续不断涌出的意象和灵魂的痛楚，情境和速度自始至终不变，即使只是回顾，也使我不安。但是，上帝啊，我还记得那段日子多么疲倦，对每件事的情绪都非常强烈。我也从这个段落听见一种持续而健康的（虽然当时我还不知道）、以现实世界为立足点的努力，拼命想用树叶、鸟、天空等熟悉的记忆线索，在文字中抛下一个锚，把自己拖回外表迷人的戏剧中。我必然已凭借本能了解到，浸润在最光芒四射的大自然中的救赎力量，既能振奋人心，又能使血液降温。只有矛盾的修辞语法能说明自然带给我的扰动：一种警觉而刺激的平静，一种有镇定效果的惊悚。

好在那种使生活非常不适的强烈情绪，在年轻诗人逐渐对自己的创造力有了进一步了解，能对它加以控制，以及他们的身体的化学结构伴随成长逐渐平衡后，慢慢就会过去。今天我的世界观跟十多岁或二十多岁时并无不同。以自然为师，我还是可能记录若干相同的意象，但我会以不同方式解析世界，激越的情绪不再令我惊慌。它的强度并未改变，但它逐渐变得熟悉，可以管理。我对它的束缚已几乎没有感觉，有时我还刻意召唤它或故意忽视它，但对青少年和二十岁上下的人而言，这绝对是勇气的考验。

发现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亲密，固然可怕，但只要熬过第一波狂澜，你就会逐渐适应，并懂得珍惜生命，生活会逐渐平静。不幸的是，对于某些艺术家，这种波涛汹涌的阶段会一直持续到他们早夭为止，西尔维娅·普拉斯就是这么一个才气纵横、满怀破坏性怒火、对仪式化的复活上瘾的诗人。她的婚姻自始至终充满惊涛骇浪，尽管已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她仍不断尝试自杀，直到终于成功为止。但她热爱这世界，无比敏锐地观察人生、赞美生命。她精确而令人意外的意象，使我叹为观止。

我在康奈尔读研究生时，所有女诗人都以她为圭臬。如果人生把那么高妙的天资与热情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她们还有什么希望？很多人写她那种书信诗。有人对她的自杀充满浪漫的遐想，强烈到死亡的激情，多么令人艳羡。有天我到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善本书收藏室，馆长手持一本书走过来，若无其事地说：“你可能会对这个有兴趣。”那是一本歌德《浮士德》的翻译。我翻开第一页，心就飞跃起来。那是普拉斯所拥有过的书。我很快就发现她读了整本书，大胆地修订文字，浓缩意象，把拖泥带水的诗行改得令人难忘。她把所有提及死亡、毁灭、折磨的章节都画线标明——这个主题明显地特别吸引她。目睹她自杀的警讯早已如此分明，我真是不寒而栗。后来我为她写了这首诗：

读曾为普拉斯所有的一本歌德《浮士德》

你在“玩火的技巧”下画的线

墨迹曲折浓黑如豹猫。

对灰烬苦思不解，你搜索细节，

你搜索灵魂疯狂的糖果店，

只关心浮士德的胃口，而非海伦的美艳。

你对手术刀或花园都不陌生，

你搜集蜜蜂，懂得烹饪，

在文字之镜面前，

衣着简单甚或裸体。

带着危险的欲望，

你成为洞察力的偶像，我们知道

几乎所有女诗人都写信，

给你这就要死去的病态的圣诞老人。

你有狂放的天赋，野蛮的想望。

你要生命使你疯狂，

要抽验它真正的肌肉，你要

成为深渊口唇上的一个字。

你要打开深锁在你细胞里的

气象系统，有一天你办到了。

我从来不爱你当寿衣穿的那种痛苦，

却爱你犀利的博物学家之眼，

它贪婪并透着你游牧民族的好奇，

还有你心灵滑入一个观念时

那种放心大胆的轻易。

我想你在热烈的意象化入冰冷的词汇

之际找到了宁谧。

我想你许下

阳光对所有活物的承诺，

可以立时雀跃万状

因一朵百合花的翠绿肩章。

但你是你自己的魔鬼，

以一根指头抵抗恐惧之刀，

直到你麻痹，刀刃便自由坠落。

后来在“生命线”值班，接到年轻诗人的电话，我太了解她面临的危险。我母性的一面多么渴望用我的羽翼庇护她，给她保证与安慰。唉，我只能聆听、将心比心；我们合力探讨她拥有哪些资源。作为“生命线”辅导员，我不能吐露身份，也不能指点出路。让她知道我是谁，或许暂时会对她更有帮助，但黎明前那几个小时，当恐惧的气氛变得越来越沉重，当无可避免的拒绝对她构成严重打击，怎么办？艺术家的人生永远是接受或拒绝，过饱或饥馑。那时怎么办？我的职责是在她打电话来“生命线”时，帮助她找到安慰，“生命线”是这样一个机构，不是我自己。她需要有机会宣泄情绪，每当恶魔来袭，不论在何处、对何人，不论谁当班，都保持匿名的身份。

帮他们回到现在

假设某个超凡出众的天才在我值班时来电，像普拉斯或惠特曼那样的天才，那么惠特曼的问题在于，尽管他有那么高的天赋、那么成功、那么能干，还是被一般的人际关系所苦；接触了太多战争的创痛——有时候，幻觉或夸大的妄想发作时，他就会感到幻灭，甚至把自己形容为死神的化身。他光明与黑暗的两面虽无法分割，但也很少一起出现。大部分时候，他的狂喜会公开表现，而骚动只藏在内心。接获沮丧到极点的人来电时，我应谨记这一点。我没有听说到的那部分自我，说不定光芒四射、愉快活泼、强大有力，能写出像《草叶集》这样的杰作；但是跟绝望，尤其那种长期流连在死亡阴影下的绝望的人交谈时，实在很难记得这一点，很难记得他们的另一部分说不定不屈不挠、自吹自擂、千变万化。帮助他们理清头绪，整合悲惨、活泼、活力充沛的各部分，是精神治疗师的工作。就这种意义而言，我相信精神医疗与古代视为“灵魂之旅”一部分的宗教仪式有关。然而我们的工作没那么复杂，虽然可能也很细腻。我们致力使来电者的思维暂时与“现在”结合，只是很短的时间，也许再多一个小时，再多一天。这在他们痛苦的荒漠中，可能像一大杯清凉的饮料，甚或只是几次心跳那么长的一个喘息机会。有次结束一段诉苦的通话时，我问路易丝：“你打算怎么度过这一天？”她说：“我烦恼的单位不是‘天’，而是‘小时’。”

电话铃响了，我吃惊得吓了一大跳，心跳加速。我定一定神，清清喉咙，在第三响时拿起电话，说：“这里是‘生命线’，我能帮忙吗？”对方挂掉电话。我拿过日志，写下：挂掉。“差劲！”我没对任何特定对象说这话，手指敲敲桌面，思绪又飘忽开来。

等候电话铃响——熟悉的不安，人类常做这种事，我常焦虑地等候心爱的人来电。想到十来岁的少女和她们的心电感应，我不由得笑了，她们坐在安静的电话机旁，试着用心灵的力量使它有所动作。还有那些深夜电话，你躺在床上，冰冷的电话筒贴着你的热脸，半睡半醒地跟情人说话。“生命线”的创立者之中有好几位神职人员，一点儿也不奇怪。电话筒上的小孔，就像告解亭的格子屏。一般人走进教堂里一个类似电话亭的地方，匿名向教士求助；很多人都从电话亭打电话来“生命线”。两种匿名的行为可能都攸关生死，只不过电话小一点，如此而已。声音通过这些小孔，像若有若无的丝缕，但它呈现壮观的戏剧。我们把心全部倾入电话的小小告解亭，可是今晚那些伤痛的心都到哪儿去了？

我把椅子推后，拿起助行器，一阵尖锐的疼痛刺穿左脚小趾，我皱了皱眉头。三天前是个大热天，我在书房里工作，暂且脱下鞋袜。我伸手拿书，用好脚使轮椅转向，却不小心让前轮压到小脚趾，压断了它。现在我不但右脚第五根跖骨断了，左脚小趾也断了。要不是痛得这么厉害，倒也蛮好笑，简直是灾难的聚会。人脚有二十六根骨头，三十三个关节，是非常复杂的架构。只要弄断几处桁梁或系绳，它就会倒塌，现在我全身的重量都放在左脚的中央与脚跟，甚至跳跃都很困难，爬上轮椅与电动车也是前所未有的艰苦，上“生命线”的楼梯简直就如参加军训。尽管如此，我每天仰泳半小时，靠救生背心浮在水面，我轻轻踢水。如果运气好，两种伤势会同时痊愈。

将心比心

大多数早晨，我身上斜挂一个购物网袋，里头装一个塑料花瓶和一把花剪，靠助行器一颠一颠到户外，剪些花来插。有时看着架上够不到的一个花瓶，我会伤心起来，但立刻又会清醒，告诉自己，孩童、老年人、很多残障者每天经历诸如此类的挫折。谢天谢地，我的局限是暂时的。我不再为简单的事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做好而烦躁；我调节心灵的天平与时钟，重新设定我体能的目标。现在我会操作电动车的调速器，去杂货店时，可以把时速从原先的一点六英里提高到二点五英里，亦即耗费的时间从十八分钟减少为十二分钟。我学会泰然自若地要求陌生人帮我开门和过马路，不可思议的是有那么多人主动表示愿意帮忙。帮忙时，他们脸上透露出非常复杂的想法，显然是在衡量我的残障（骨折的人通常用拐杖，不用电动车或轮椅）。他们从来不探问我的伤势，努力表现得愉快，尽可能不摆屈尊的架子，在同情与怜悯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我觉得很受感动。有些打电话来“生命线”的人也是残障者，必须忍受以轮椅为生的挫折与依赖。他们常被人嘲笑轻蔑，得不到同情。跟朋友外出时，我诧异地发现，真正为轮椅设想的商店、餐厅、电影院、公共建筑，甚至诊所非常少。有的斜坡陡得凭一人之力根本上不去，有的地方设了进入建筑物的斜坡，厕所却有台阶。

我的伤势使我更清楚地了解残障者的处境。当然，有些来电者的残障从外表看不出，外人往往一无所知，这一定使他们更不好过。

在“生命线”的厨房里，我在一杯玉米浓汤里兑了水，放进微波炉。有人在墙上贴了一张全景画式的大海报，用许多优美而各具特色的字体，列了一张名单：林肯、伍尔芙、尤金·奥尼尔、贝多芬、舒曼、托尔斯泰、济慈、爱伦·坡、凡·高、牛顿、海明威、普拉斯、米开朗琪罗、丘吉尔、费雯丽等。下面有道鲜红的横幅写着：

患有精神病的人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再下来是一条很长的红线，然后是脚注：

这些人都患过精神分裂或躁郁症等严重的精神疾病。如需进一步咨询，请致电1-800-950-FACT。纽约州精神病协会。

艺术家与精神病

非常瞩目的海报，但必须一提的是，还有很多罹患精神病且有杰出成就的艺术家和科学家未名列榜上：康丁斯基、圣桑、斯特林堡、莫泊桑、T·S·艾略特、洛威尔、斯威夫特、拉赫曼尼诺夫、布莱克、马丁·路德、波德莱尔、叔本华、田纳西·威廉斯、尼采，也都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确实，未为酗酒或精神疾病所苦的艺术家实在不多。是否正如亚里士多德所坚持的，“天才必然掺杂着疯狂”？19世纪作曲家舒曼，一生在濒临自杀的低潮与登峰造极的亢奋之间摆荡，他是否需要靠掏空情绪、使人筋疲力尽的躁郁症，才能创造杰作？研究舒曼的专家从他的信件与病历中发现，他大部分作品是在躁症发作期间完成。例如，1839年他深感郁闷，创作了四首曲子；第二年，他乘躁症的狂澜，一口气创作了二十五首。他的天才的一大特征是两种状态下，他的作品都一样出色。虽然他在躁症阶段作品较多，但他完成的平庸之作与精彩杰作的比例，与郁症期间大致相同。唯一的差别是产量，躁郁症只带来更多精力，并非带来洞察力、激情、感觉的敏锐。

艺术天才需要高于一般的敏感、冒险意愿、冲动，以及世界正等着你提供你的展望、为世间万物增色的信心。凭着这份信念，你目光一转就能为柳树着色。并非每一个有创作力的人都有抑郁症、躁郁症或精神病。但三个国家对艺术家的研究显示，他们酗酒、精神分裂、抑郁症的发生率都远高于常人。究竟为什么像凡·高这样的一位艺术家，会在遗传里同时得到创造力与精神病的因子？它使人年纪轻轻就自杀，当然对生存没有帮助。中等的创造力或许有助于发现打猎与采集的新方法、组织同胞、预测危险、及早应变，对我们的祖先而言，这是一种有用甚至能救命的特质。太强的创造力虽能产生伟大的艺术作品，却不那么实用。所以导致酗酒与精神沮丧的倾向，或许只是创造力基因一种不良的副作用，不对只具有中等创造力的人造成损害，但会随着创造力增强，副作用造成的损害也会增强。即使如此，大多数艺术家没有这方面的毛病。

仔细观察一家人，往往发现每个人表现出的创造力都不一样。以我的家人为例，我母亲那边，外公是个业余发明家，自学学会五种语言，为吉卜赛人做翻译多年；两位舅舅是非常聪明的电子发明家；一位姨妈写歌曲，八十五岁还公开表演肚皮舞；我母亲一辈子的梦想是当建筑师，总是在制作和设计东西。我对外婆所知不多，只知道她靠绣背心和卖方糖给玩骨牌喝咖啡的人为生。我父亲那边的亲戚都非常务实，擅长计算，较少艺术天分。我做诗人，我弟弟则做生意。

与孤独相伴

另一方面，艺术家通常都有两三份工作，常遭到拒绝或漠视，生活贫困，不像大多数人那样生活规律；他们不适应天天上下班的生活，也比周围的人内向自省，靠提供不寻常的观念或观点谋生，把探索最深层的感觉当职业；成名之前没有人了解，也无人尊重，成名之后又要经常被人批判——每件作品都得跟前一件一样好，而且必须好在同样的方面。这种生活方式听起来就很不稳定。“从孤独诞生出我们的原创、诞生陌生而危险的美——那就是诗。”托马斯·曼在《威尼斯之死》中写道。艺术家或许必须孤独才能工作，但孤独何时结束而寂寞开始？再加以艺术家有时把意识的极端想得太浪漫。对某些人而言，创作是一种变化万千的艺术，仰赖愤世嫉俗和许多微妙的绝望仪式。在我看来，它往往是一种赞美、探索、祈祷的形式，但我相信我这种观点是少数。很多艺术家有个问题多端的童年，他们把创作当作个人的救赎行为。西默农（Georges Simenon）矢言：“写作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不幸福的使命。”几乎没有艺术家不是因为受伤而投身艺术。所以我始终无法确定，在创作者的生命中，自然与哺育何者较有影响力。这或许是一种双人舞，有时自然带领，有时哺育接手。我设想两颗外围行星，海王星与冥王星，它们的轨道以某种方式重叠，所以它们不时交换位置。这时候是冥王星在远处，但不久以前，却是海王星在远处。根据人格与才华的素材，谁能断定它们会带领我们朝何方发展？围绕家庭生活的引力，谁能说它将如何塑造我们？

但我确信，艺术家会患抑郁、精神分裂、上瘾等心理疾病的那部分，跟创造的那部分是分离的。它在酒醉、悲伤、狂躁、幻觉中，等待恢复相对的清醒与稳定，那是一个可以从事创作的静止点，它就在精神沮丧之侧。其他人或许不同意，但我相信，即使最癫狂的艺术家的创作，也是基于健康与力量。福克纳虽然酗酒，还趁着部分清醒或偶有的完全清醒时刻写小说。当然，他酒喝得越来越多，写作的机会就越少，直到酒精终于取代墨水，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液体。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尤金·奥尼尔、斯坦贝克、托马斯、赫尔曼、田纳西·威廉斯、海明威、雨果、劳瑞、费兹杰罗、克莱恩、杰克·伦敦、欧·亨利、卡波特，以及许多其他虽不以酒瓶为天才源泉，创作却在酒瓶周围流转的酗酒作家身上，而且他们没有酒精应该会写得更多、更好。害怕会被绝望麻痹，抑郁症患者常投入狂热的活动中。为了远离郁闷，他们拼命工作直到倒下为止，展现超人的精力，不停歇地创作艺术。他们不敢停止，只要放慢脚步，就会被沮丧的导弹追上。

追猎不停的黑狗

一边搅拌热乎乎、散发浓郁甜香的玉米汤，我一颠一颠回到辅导室，小心地在桌前坐下，一只脚搁在矮凳上，一只脚架在另一把椅子上。厨房里那张海报上的人名当中，丘吉尔也许是最大的意外。他大半生都被一再出现的抑郁症打击得倒地不起，它来得如此熟悉、强大、无法改变，他甚至为它取了个昵名，称之为他的“黑狗”——我猜他意指它不断追猎他。它有自己的生命与要求，残酷得不留余地，且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家庭成员。似乎丘吉尔不少祖先都有这种病，包括他的父亲。自幼身材矮小、瘦弱的丘吉尔，在学校常被大孩子欺侮，又遭到冷淡、迷人、周旋于上流社会的父母忽视，长成一个精力充沛的人，行事果决、态度强硬、雄心勃勃、足智多谋、刚愎自用、有时充满攻击性、有时又慈悲为怀、极具艺术品位、傲慢自大、勇于冒险。被剥夺的童年或许更助长他的野心，但因缺乏内在的价值感，他特别容易受制于缠绕他一辈子、气势汹汹的抑郁症。

背负如此沉重、难以预测、令人害怕的担子，丘吉尔又如何抚养自己的子女、在政界扶摇直上、创作优美的绘画、在写作中流露出机智与自信、领导英国度过战争呢？心理医生斯托尔在引人入胜的丘吉尔人格研究中指出，1940年，所有条件都对英国不利时，丘吉尔敦促全国同胞团结，固然需要大胆的信念，但“他因为跟绝望战斗了一辈子，所以能笃定地告诉别人，绝望是可以克服的”。斯托尔从丘吉尔的故事看到一组抑郁与敌意组成的典型的关系，情绪得不到满足的孩子，虽憎恨剥夺他的人，却不能冒险露出一丁点儿恨意，因为他同时也迫切地需要那些折磨他的人，抑郁症就来自他把那股敌意转而对付自己。有时这种人会把目标对准外在世界的敌人。根据斯托尔的观察，“找到可供正当发泄愤怒的对象，是非常大的解脱”。以丘吉尔为例，“跟敌人作战对他极具情绪上的吸引力……当他终于跟一个全然邪恶的敌人面对面时，他会从解脱感之中获得无比庞大的活力”。

丘吉尔漫长人生的最后五年，因中风而半身麻痹，他对抗抑郁症的斗志全失，只一味坐在椅子上凝望炉火。他不再阅读，也难得说话。黑狗终于追上他、扑到他身上、用它的重量把他压扁。但他曾经那么精力过人、富于创意、豪勇活泼，他是一个不畏艰难困苦、创造历史的伟人。是的，我想，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如此，规模或许小一点，有时光彩，有时困顿，使我们接触到的许许多多人的生活发生改变。一只庞大的动物能改变另一头动物的生命历程，改变这只动物眼中自身的镜（或心灵之镜）中倒影，岂不奇怪吗？我们是什么样的生物，象征性地去“朝圣”，停留在心灵的小镇，遇见有能力在许多年的时间里转移或指引我们方向的同类？多么不可思议而神奇的生物。花一辈子也不可能了解他们。在我思考这些事时，铆钉打进我的骨髓，我觉得我获得了神的启发，所有的思维都化为赞美。

主动出击

还是没电话来。电话像用石膏糊在桌上一般，说不定我来打一个电话，另一部电话就会明白自己的职责所在。

卡西今晚会在家吗？这说不定是安排下次骑车出游的好时机。趁着天公作美，我们可以骑到索德斯角去——要沿安大略湖骑四十英里。《手指湖自行车路线二十种》说，这段路主要是平地，沿途香美的果园种有梅子、桃子、苹果、梨。拨了卡西的电话，占线。

我们从没有骑过四十英里这么远的距离。但平地骑车就如行云流水，轻而易举。嗯，也许是漫长而满身大汗，疲倦得恰到好处吧。我们可以先开车到那儿，然后骑四十英里路吗？我看不可能。我们得找一家供应早餐的民宿。笑容浮上我的脸。上回我们骑自行车在外过夜，是八月份的事：我们开车到库珀斯敦，下午骑了一段路，晚上住民宿，第二天骑车穿过古木参天的森林、肥美的农田、湖滨度假区、连绵不尽的各种天然美景，还骑了二十二英里崎岖的山路。我回顾那趟旅程的宁静神秘，让它慢慢流过记忆，任甘美的滋味在感官中溢流。

刚破晓的紫色时刻，太阳还没有跃上天空的蓝色舞台，灼烧灵魂、热力四射的轻歌剧尚未上演，我们就跨上自行车，环奥韦戈湖而行。湖周围是蓊郁的森林，暗紫灰的湖面渐起一层薄雾，但澄澈得像一面古镜——印第安人就叫它“发光的镜子”（Glimmer glass）——我们用力踏上一段陡峭的斜坡，体温与气温一块儿升高。在茄色的树影间，树枝脆裂作响，缤纷的光影自叶间洒下，动作飞快的小生物在树干间穿梭，偶来一声脆响或脚步声，使我们的眼光回溯一百万年，穿过好几个直觉的隧道，自动把阴影解释为熊、山狮、拦路盗、战士。昆虫与鸟的混声合唱，无视我们路过，越发嘹亮。它们可能也好奇于我们笑语不断，或目睹一金发女子高踞灰绿色的自行车上，身穿有紫色的徽章的黑短裤，她身后那女子外观又不一样——黑发女子驾驭紫梅色的自行车——沿着满地碎石的小路
[1]

，在起伏不定、如款摆腰肢缓缓躺下的舞娘般的山峦间盘旋而行，阴影如八分音符蹒跚穿过林间。湖面逐渐静止如冷却的蜡液，但太阳膨胀转为黄色，脸上开始有汗迹，所以我们举瓶大口着喝清冽的温水，不喝那每当大片云朵飘过，色泽便加深如黑兰花的湖水，不喝前方阳光烘烤的碎石路上浮动的“海市蜃楼”的水，不喝支撑细胞、塑造形体与循环、经由灵魂的旅程激励心灵的咸水，而是喝从佛蒙特州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井中汲来的水。这水经石头过滤，就像被一路风景，尤其是湖水庄严的靛蓝、薰衣草色的微风，以及在林间休养生息的紫色过滤的我们。

畅饮大自然

我们骑进一片旷地，茂盛的田野将一列列叶子服帖、穗儿摇动的秩序井然的玉米献给天空。这一幕我们有时不发一言，尽情品味，用心灵轻酌慢饮；有时则大口大口吞咽整片美景。我们都知道这趟介于寻欢和吃苦之间的旅行有着滋补的功效。当然，我们不是那种用痛苦来检测自己欢乐程度的人，我们只是沉醉于大自然的美景中。

我们用尽全力踩着踏板前行，从沟渠里的菊苣和野胡萝卜，到一棵一棵大树、一座一座农庄，我们一边骑行，一边观察它们。虽然我们已经浑身疲惫，但纯然的喜悦引领我们绕过了所有的消极情绪，融入一片温柔的心灵腹地。

我们知道库珀斯敦已被甩在遥远的后面，在那里，商家即将撑开凉棚做生意，博物馆也打开了大门，小镇的商业气氛仿佛被一柄汤勺缓缓搅动。太阳慢慢升高，小镇上百万种多姿多彩的算计“嘎啦嘎啦”开始启动……而我们，踩着脚踏板，喘着粗气，坚定地将这一天抛诸脑后。我们变换车速，在湖面上与炫目的太阳追逐。我们感觉不到潮湿，只觉得惊艳。

我们一路骑行，直到临近中午，但我们并不急于洗澡或者休息，又或者在餐厅临湖的回廊上品尝美食。惊诧地回望我们环游过的湖，在太阳下宛如水银的花洒。而我们，只是快活地迷失在淡紫色潮水的悠长小夜曲，以及下一个转弯后的柳暗花明中。

[1]
冬季地面积雪，撒碎石可以增加轮胎阻力，防车辆打滑。——译者注

第十章

畅快的境界

倾吐能强化一个人的免疫系统

在把苦闷转为叙述，

赋予它足够的秩序，

以便与别人沟通的同时，

愁云惨雾会暂时消散，

世界会成为较好的所在。

今天早晨没有松鼠在喂食站出现，它们的粮仓装满了黑核桃、山胡桃、玉米、种子和其他珍馐——何必再求人施舍？它们似乎没注意到危险的老鹰，或是不以为意。我啜饮着早茶，看着它们在院子里腾跳活跃，特别注意到它们身体最大的特征——自然界很少有事物像松鼠尾巴那么神奇，或那么变化多端。它占松鼠身体将近一半的长度，是个万能配件：平衡杆、冷天的围巾、信号旗。松鼠可以坐在自己的影子底下，英文“squirrel”一词就源自拉丁文“影子尾巴”。为自己的领域做记号时，松鼠会像音乐家演奏连弹和音般快速抽掸尾巴，然后沿树干或树枝爬高数尺，再做同样的动作。有时风势太强，松鼠的尾巴被吹到额头上，看来活像头顶渐秃的男人，拼命梳向一侧的头发，却被风吹直了一般。松鼠用尾巴从背后拥抱自己、抚慰自己的本领，也令人叹为观止。人也会做这种事——在需要照顾却又没有人在旁时拥抱自己——有时有些人会以这种姿势前后摇晃，把自己的手臂当作另一个乐于搂抱他们、安慰他们的人。下雨的时候，松鼠会把尾巴反折到头顶上，充当雨伞。在定点吃东西的时候，它们会一屁股坐下，尾巴像围巾一样围在身后保暖。尾巴像毛衣般舒适——松鼠冷时把它裹在身上，热时把它甩在一旁，或用它做新生幼鼠的襁褓。

老鹰之歌

这天早晨骑车略显冷，所以我戴了手套和面罩，再在毛衣上罩一件挡风夹克。为了换换心情，我逆向骑我喜欢的自行车路线，先沿着玉米田爬一长段缓坡，有人在田里设了十来个鸟屋。接近弗里西路时，清晰听到“米、米、米、米”的叫声。声音不复杂，也不尖厉。老鹰，我心道。又一只老鹰！叫声再次传来。追随声音望向道路另一侧的林中，我看见一只胸羽为黄褐色的大老鹰坐在树枝上。它展翅向空，羽翼微侧像一把遮阳伞，随即拍翼远扬，它低低滑翔过玉米田时发出打招呼一般的声音，绕行一圈后才高飞而去。两只老鹰回应它的召唤。这么小的区域出现三只老鹰真是难得。但迁徙的季节已到，空中到处是红尾鹰。

我放慢车速下坡，风在我的头盔周围呼啸，时速显示为二十五英里。我喜欢速度与控制的结合。使用高速挡时，你行动加快，但仍踩着踏板，感觉自行车安稳握在掌中。玉米穗一片橙黄的金光，映着蓝天和囤积在地平线上的白云发亮。有些树已开始着上彩色，但大多数还是戈雅画中那种暗沉的苍绿。黄蝴蝶在田间逡巡，野外遍地是秋麒麟、豚草、菊苣、野萝卜等野花。我得记着帮妈妈摘一些乳草荚回去。我十来岁时，家住宾夕法尼亚州，每到秋天她就在屋里到处摆满带有丝状降落伞的乳草荚。现在我父母住在佛罗里达州，母亲怀念北方季节的变化，我把乳草荚和裹了蜡的秋叶装箱寄给她。虽然飞驰而过，我仍能闻到木头、苹果和新修剪的草的气味。阳光下很温暖，但一进入有树荫的隧道就觉得寒气逼人——这是个相当典型的秋晨。

今天我在玉米田旁边的路上发现一头鹿尸，在瓦尔纳桥看到一只死松鼠，金翅雀树林旁有只死鸟。亲眼看到一连串汽车碾毙的动物，使我不由得打个寒噤。一种凶手似的恐惧不时涌上心头：突如其来的重击——例如被汽车撞上——是什么感觉？不尽然是狂想，毋宁说是一种幻觉，感觉非常真实又令人害怕。我真的感觉到了那种力量。我急忙把这意象逐出心头，责备自己竟怀有如此变态和受虐狂的念头。

来自内心的嘲弄和责备多么奇怪啊，我们又多么羞于让别人知道，但在昨晚我的支援小组聚会中，不好意思的念头却自由流窜。“生命线”的主要骨干就是它的四个支援小组，每个小组都由本地的一位心理治疗专家负责。不强迫参加，但大家都受到鼓励而积极参与，大多数辅导员也都乐于有机会分享疑难，并且讨论机构的业务。昨晚的聚会有十三人出席，地点就在办公室，我们围会议桌而坐，桌上堆满新鲜的葡萄、苹果汁和点心。有人把脏兮兮的墙壁粉刷成鲜绿色，洒满类似茅草纤维的淡绿斑点，变成跟楼上搭配的另一片梦田。

“本月有人接到有趣的电话吗？”琵亚·戈德曼起个头说。她是位迷人的离婚妇女。她除了在附近一个城市的性虐待受害者救援机构工作，也在本镇开一家诊所。她在“生命线”辅导了很多年，并成为危机处理召集人，但又决定回高校攻读社会工作专业的硕士。她负责的支援小组充满活力和坦诚，颇受好评。每个小组都有自己的特性。加入某个小组都是随缘的。以我这个小组为例，每次到场的人数总在八到十五人之间，年龄从二十四到八十三岁不等，每个人的背景和禀赋各不相同。有人沉默寡言，有人心直口快，有人实际，有人好胜，有人很富裕，有人收入菲薄，有人刚受完训，有人担任辅导工作多年，有人只读完高中，有人名字后面有一大堆头衔，但没有人炫耀自己的学历。

对付爱操控人的来电者

乔伊斯先表示，她对跟一位常来电的求助者谈话感到很沮丧。对方是个很聪明的男性，但非常冲动，又喜欢操纵别人，自己经常受影响而致情绪大幅起落。玛吉紧跟着回应，她说她会限定跟这位来电者通话的时间，十五分钟后一定会坚决而有理地结束通话。乔伊斯气恼地承认，上次她跟这位来电者的通话是以争吵告终的。照例，对方要求乔伊斯用某些俏皮有趣的字眼称赞他，同意他的观念与感受，发誓做他的朋友。乔伊斯表示她不喜欢说这种话，对方就变得很难缠，一会儿责怪她，一会儿批评她。这个电话无可避免地越聊越僵，来电者怒气冲冲，辅导员也自觉愚蠢。乔伊斯叹气说：“他真知道如何惹我生气。”坐她对面的资深辅导员维基也动气了，她说：“要知道，我从不让他指挥我或恐吓我。他就这样操纵所有他认识的人。他们都跟我一样不愉快，最后就把他甩在一边。然后他就开始喝酒，感到沮丧。他这辈子就这么回事。我想如果我们鼓励这种行为，只会使情况更糟。他对于失去朋友总是觉得沮丧或痛苦。我们应该帮助他认清他的要求不合理，让他明白这种行为会把人赶跑。”

“没错，但那是心理医生的工作。”马蒂说。

维基信心十足地说：“这还用你说，再说我不介意也做一点。”大家皱起了眉头。

对于操纵欲强、脾气暴躁的来电者，很难说如何处理他们最好。交换曾经发挥过作用的技巧，指出潜在的死胡同，总是有帮助的；但更重要的是，能知道别人也感到束手无策。在自疑的秘密洞窟里，不胜任的感觉会很快扩大，这时若知道别人也面临同样的困扰，就会很有帮助。我们从这位来电者谈到其他人，终于谈到辅导员的角色与限制。谈论某几位来电者时，我可以感觉到场中的紧张情绪，甚至可说是痛苦。有三位资深辅导员坦承一个“罪恶”的秘密。在马拉松长谈中，来电者经常唠唠叨叨、翻来覆去说个没完时，他们都很想用一条开放的线路打电话给“生命线”，让来电者听见第二条电话线响了，然后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说：“我得挂电话了，请下次再打来吧。”我很高兴听他们透露这些，即使累积了那么多年的经验，保持主导的地位还是不容易。

一吐为快

这是一场很棒的聚会，因为有些辅导员可以借此一吐碰到难缠的电话时，那份心中不愉快的感觉——愤怒、沮丧、敌意。如果不发泄出来，他们的能量很快就会耗尽。有几位辅导员承认，他们在电话结束前就把记录写好了，来电者只是把老早听熟的故事重述一遍。罗伯特用友善的口吻建议，较好的办法或许是以鼓励的方式提醒来电者，他在钻牛角尖了，指出他一再重复叙述同样的事，不仅没有结论，也似乎没有帮助，然后把电话挂掉。罗伯特的语气很温和，但说的内容却有批评的意味，让人听得耳朵发热。他说得当然没错，辅导员不该偷懒或心不在焉，但某个经常打电话来的人，喋喋不休谈他的生活或责备辅导员，总是唠叨几个细节，讲了一个多小时还不肯挂断，一天打四个电话来，对我们的耐心和善意确实构成考验。到头来你会害怕接到某些人的电话，你会对自己本来承诺要帮助的人非常苛刻。这都是“可耻”的秘密，虽然我们从来不谈。辅导员在训练中学会长时间受苦、同情、挑出问题的症结、不裁断他人、设想来电者的处境、扮演慈悲的模范。把这些理想付诸实现殊非易事。有时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其他辅导员都比自己更有能力、更有才华、更有道德、更诚恳，所以能倾吐这些负面的感受是好事。它们少有机会一见天日，我们只公开谈心力交瘁。

人性疲乏

来电有时会持续两三个小时，而且变得非常情绪化。你尽了一己之力，说不定在千钧一发之际派人驰援，能暂时救治了一桩心灵重创。夜已深，你还未能就寝，放下电话，只觉整个人被掏空了，筋疲力尽地倒在椅子上。电话铃又响了，拿起听筒，传来啜泣声，你想：不好！又来了！我没准备好！新进辅导员满腔热情，满怀悲天悯人之情，全神贯注，并怀着以奉献为己任的人生信条，但再怎么善意的出发点，迟早也会疲乏。一开始发出热力和光彩的慈悲火柴终于烧尽，只剩烟臭和黄磷味。我花了好几年才明白，从事压力这么大的工作，产生这种感觉其实很正常，这绝非软弱，也不是个性有问题，而是纯然出于人性。

心头涌现不安是可以预期的，尽管它出现时你还是会感到意外。比方说，我们一位最常来电、最让人头痛的来电者忽然消失了。我们一连六个月没有她的消息，虽然明知她也会打电话给距她住处较近的其他辅导中心，而且她计划从新泽西州搬到得克萨斯州去，但我还是不时为她担心。一直到最后，我都不喜欢接她的电话。她好争执，怀有种族偏见，总是诿过别人，说话绕圈子。她什么事都要跟人唱反调，使很多辅导员为之气结，而且还有个恶劣的习惯，总在辅导员要结束通话时，突然宣布她想自杀，其实根本没这回事，只为了不让辅导员挂电话。种种原因使她成为一个可悲的案例，我非常同情她，尽管我无法喜欢她的为人，可现在我很惊讶地发现自己在为她担忧。来电者放下电话后的遭遇常令我们牵挂，尤其那种问题特别严重，却只来电一次就没了下文的人。一件关心的事被拦腰切断，无法得到解决，而你除了接受现实就别无他法，这样的感觉，像发疯一般让人心头作痛——我们昨晚都进行了讨论。

那是一个很好的支援团体疗程，我们自身的消极情绪得到宣泄，学到一些诀窍，与人交往，分享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恐惧与担忧。运气好的话，这种每月一次的聚会可以帮助我们免于心力交瘁，但实际效果很难估计。虽然人手周转率相当高，平均每人服务时间约两年，但一般离开的理由很复杂。换新工作是个原因；学业结束；需要全身心投入家庭；疾病榨干了他们的精力；私人问题占据全部的空闲；个人的精神状态出了问题；觉得厌烦。

思绪回到此时此刻

最后我到了垦殖场，骑车通过垫高的木板道，来到长满莲叶的湖中央，一座藤萝覆盖的凉亭，上百只野鸭在岸边憩息。一只雄鸭把头弯在背上的羽毛枕里，身上紫色的回纹花样在阳光中闪烁。它眼睛上活像盖了一个盛鸡蛋的白色小杯；拉下窗帘，它要入睡了。一个穿溜冰鞋的人撑着越野滑雪杆滑过，喀拉喀拉的声响吵醒了这只雄鸭。另两只雄鸭跟它会合，三只鸭子站在池塘边，像并排站在男厕里的三名男子，面向前方，漫不经心地呱呱交谈。它们一个接一个把长嘴伸入水中，衔起一团肥沃的淤泥，仰起脖子吞了下去。它们不时理理羽毛，偶尔啄下几根胸羽，然后又蹲下去打瞌睡。

我喜欢看动物入睡。一只鸭子的呼吸忽然变得沉重，两脚后伸像小船的桨，它把喙藏进胸羽里，闭上眼睛，屁股抽两下，往后一靠，就变成一个长满羽毛的风箱，全身沉入浓重的呼吸中。如果旁边正在剔毛的邻居不小心惊醒了它，它会往后伸长一条腿，仿佛伸懒腰，闭着眼睛吞几口口水，然后又再次沉入睡乡。

今天的湖面有种油画的光泽，倒映着天空和树木，茂盛的荷叶、众多的野鸭，以及它们身后水波的重重涟漪。池塘是面活生生的宁静的镜子，只有偶尔的鸭鸣和几声雀啼划破阒寂。一只鸭子以橙色的单足站立，另一足上缩，一副打太极拳的姿势，然后两足互换。不时会有一只鸭子发出三到七个音符，响亮、狂烈似笛的鸣声，然后又恢复沉寂。我说是沉寂，其实空气中全是噪声，水面下正细致入微地搬演着生死活剧。

我的里程表示数是三百二十英里。以一个月而言，已相当不错。这些路程大多是周末我跟卡西骑自行车旅行累积而来的。这个周末我们该去哪儿？上星期六，我们开车到半小时车程外的沃特金斯谷，然后从州立公园出发，一路上坡，沿着辛尼卡湖，骑到产酒区。种植的葡萄连绵数英里，挂在绳上像殉难的烈士。葡萄藤上仍坠着累累果实——结实较晚却甜美的康考特种葡萄，它的芬芳飘散在风中，感觉就像在纯正的葡萄汁里骑车。从藤上摘下一粒葡萄，我闭上眼睛，吸入它浓郁的芬芳，然后将它投入口中，咬嚼那结实的果皮、浆汁、种子，后者仿佛跟果皮是分离的。如此之甜美。我们利用自行车旅游图，前行到洛根小村，接着是伯德特，最后骑下一道长长的陡坡，回到沃特金斯谷。路过酒厂时，我想起美感如何经常呈现在扭曲、乍看备受折磨的植物身上。这适用于葡萄藤和苹果树，也适用于天生东倒西歪、受尽风沙吹袭，而血脉里却流动着甜美香料的乳香灌木。某种原因使我想到凡·高，想到他乖戾的心灵和忧伤笼罩的一生。我们骑车经过十来个小瀑布和数不清的观景点，一路上，聊的就是这回事。问题丛生的肢体也可能是美的发源地。

我们也谈到卡西的工作，还有我的工作，以及她的童年，还有我的童年，以及她的感情关系，还有我的。她为这趟旅行准备了切达干酪、几片酵母面包、杏仁夹馅的牛角面包、万圣节吃剩的糖果、切成棒状的胡萝卜和两个苹果，我带的是果菜汁、葡萄、柴郡干酪、面包棒以及豆泥，所以我们照例享受了一顿盛宴。

想到食物使我感到饥饿，我急忙回家，趁值班之前吃些点心，冲个澡。

彼此调侃

我小心翼翼，慢慢上楼，来到辅导室。楼梯的色泽使我联想到初中时代抹在小提琴琴弦上的松香。我喜欢那股甜甜的味道、琥珀的光泽，还有那种厚重黏腻的感觉。木头吱呀作响，宣告我的到来，或许就为此，我看到鲍勃已开始收拾，准备打道回府。他抬手招呼说：“嗨，丫头，混得怎样？”

我觉得这有逻辑上的问题。“女生不用这个字，你爸没教你吗？”我把书包搁在桌上。

“你又来了，老是挑眼儿。”他把一本叫《今日心理学》的书卷得紧紧的，以便塞进背包里。他有一双巨大的手掌，我一不看见它们拿东西，就会忘记它们多么大。我打赌他用双手兜住一个大甜瓜，指尖还可以互相碰触到。

“挑眼儿，你说的是鸡眼还是针眼？”我像个印第安人似的坐在长椅上，椅套因有人躺卧而皱成一团，使我想到奥登的一首诗，诗中的一段是这样的：

谁对谁好

床单说道

像我为你

吻去眼泪，

事实俱在，

心无挂碍……

“管他呢！”鲍勃敷衍地晃一下脑袋。“对了，我昨天新买了一条狗。”他从皮夹里抽出三张照片，以刚为人父母者的热情递给我。照片不但角度选得差，焦距也没对准，而且那只狗实在长得太丑了，我从未想到狗会丑到这种程度。它头颅四方而形状不正，短腿细得跟身体比例不称，看来倒像头猪。

“哦，它是什么品种？”我凑趣地问。

“是杂种狗，一部分贵宾狗，一部分斗牛犬。”

“这种组合很少见。”好在他把这句话当恭维。我把照片交还给他，他收起来。

“是啊。”他边说边背起背包走向门口，然后又探头进来补了一句：“看门不怎么样，跟别人家狗聊天时可厉害得很。”

渴望拥有魔杖

话毕，他就嘎吱嘎吱快步下楼，几秒钟就出了大门，门砰地关上，玻璃咔拉咔拉作响。今天的记录上，有位辅导员对如何应付最近一位来电者，提供了一些建议，此人只需要同情的倾听，没有亟待解决的难题。她的生活一团糟，辅导员常情不自禁想告诉她该怎么做，他们换在她的处境时会如何处理。记录建议：“发出有支持意味的低哼即可……事实上，凡是感觉到劝导她做某事的冲动时，都要用一声带有支持意味的低哼取代。”好建议，不过很难遵守，因为你迫切地希望魔杖一挥，对方的困境就能消除，即使你根本不了解问题的症结何在，而对方也可能根本还不打算采取行动。

五点三十二分，一个十三岁男孩打电话来谈他的父亲，酗酒、失业、经常殴打他和他的妹妹。沉重的负罪感包裹着这孩子的每一句话，他不断提及自己必然做了什么糟糕的坏事，应该被打。遭虐待的受害者通常都有负罪感，好像他们悲惨的境遇是自己招来的。他们成长过程中一直以为自己有与生俱来的毛病——人格缺失，野蛮邪恶，绝对不可饶恕又无法赎清的罪——而不是虐待他们的人有问题。谈话中，他的伤痛在我的记忆中回响，但我没有在这种感觉中沉溺。我像拼命奔跑触垒的棒球选手般，努力搜索过去的经验，把精神集中于这孩子的困扰，直到我确知他安全，吐尽心中委屈，对未来有了计划。挂掉电话后，我花了几分钟在心中整理这次通话，接纳自己的无力感。

“老天，真希望他不会有事。”我对着墙壁说，然后开始填记录。

六点整，一位年长的男士来电讨论一个令他惶惑的状况。有位大学生似乎是在社团服务中与他结了对子，每隔几周就来陪他共进晚餐，而且经常问候他的起居。去年，这位学生带他去锡拉丘兹的赛会，玩得很愉快，今年这位学生又打电话来邀他再度同往，可是他摔伤了腿，无法成行。他担心这位学生已经帮他买了票，白白垫了钱。他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请他拿好笔和纸，帮他用自己的话写下想说的句子：“我打电话来因为我想到你。我很想跟你一块儿去看赛会，但我恐怕身体不是那么好。我很担心你已经买好票，我不需要你垫钱。如果你买了票，请告诉我该给你多少钱，我会还给你。请打电话来告诉我，好吗？我想下周可以挑一天，请你来吃晚饭。”

他觉得这么说不错，既表示关心，又不失慈祥。他很明显地放心了。我听得出他的呼吸节奏恢复正常，惊慌已经消散。他说他会马上打电话过去，把这番话留在那个大学生的电话答录机上。我知道有些上了年纪的人特别容易慌张，能够这么直截了当就帮得上忙，我也很欣慰。

继母难为

六点二十三分，一个勃然大怒的妇人来电诉说她的沮丧、失望和遭到背叛的愤慨。她的情绪就像大胆、浓重、饱和的色彩般容易辨认。她知道自己有哪些情绪，她能强烈地感觉到它们的存在。一年前，她嫁给一个有个十六岁女儿的鳏夫。这也是她的第二次婚姻，她热切地希望婚姻会美满，但新婚不久，她就发现他们父女二人早已建立角色分明、配合无间的生活秩序，没有她的容身之地。家里凡事由女儿做主，她处处跟新来的继母作对。当女儿表示她打算逃几天课，到邻州参加一个摇滚音乐节时，她坚决反对。那目无尊长的任性女孩大发脾气，还殴打她，然后跑去跟父亲哭诉，他却同意出面帮她向学校请病假。她向丈夫抱怨女儿的暴行，他却说一定是她先招惹那女孩的。那女孩在学校麻烦不断，逃学、打架、侮慢师长都是家常便饭。心理辅导室已要求家长严加管教，并陪同女儿接受家庭辅导，但女孩总说她什么坏事都没做，而父亲总是站在她那边。现在只要父亲上班，她就对继母颐指气使。她虐待成性，有暴力倾向，越来越危险。每次这位继母向丈夫告状，他都指责她出于嫉妒而捏造事实，对她大吼大叫，威胁若她再“惹是生非”，就要跟她离婚。她希望这次婚姻能白头到老，而且她的经济状况不佳，他们住的是她的房子，房子还在偿还高额房贷。她丈夫赚的钱不多，她的积蓄迅速地减少。没受过什么教育或职业训练，五十多岁的女人到哪儿去找工作？她悲愤地提出质问。

在很多方面，应付这个电话都很简单：一个在无可避免的离婚前夕还拼命想挽回婚姻的女人。她怒气填膺，话说得很快、很流利，大部分时间只要有个同情的聆听者就够了。我们甚至讨论了一些解决方案，想出几种她可用来驾驭继女的招数。她旁敲侧击地提起自杀时，我建议她考虑其他不那么极端的对策。我们讨论了离婚，“生活无依的家庭主妇扶持中心”可提供协助和建议，还有其他不那么有吸引力，但至少能给她多一点控制权的计划。

这个长达一个多小时的电话，进展很不错。挂电话时，这名妇人已经冷静下来，不再那么狂乱。但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我对她的遭遇太过深入，以致她的怒火、不安、挫折感都转移到我身上。我接受了她的痛苦，它贯穿我全身。我像一根情绪的避雷针，愤慨得浑身颤抖。我有一种非理性的冲动，想要抓住金属物或把手指塞进电器插座，释放胀满全身的狂暴能量。虽然我设法逐走附在她身上的恶魔，却将它们吸收到了自己身上。分享她的沮丧，固然能减轻她的负担，我的担子却变重了。出于同情，我以慈悲与关怀接纳来电者。在深入的同时，我进入她情绪的居所。如果世上有所谓痛苦的漩涡，而你进入太深，就会失足而整个人坠入痛苦之中。我连续好几个小时，都在借来的悲伤里紧张得坐立难安。

最后我想到，可以试着原地跑步。或许我能消耗愤怒的能量，让它随汗水流走。这确实有帮助，但是效果还不够。坐在沙发上，我试着冥思。夏日火辣辣的骄阳，沙滩，灰色的阿拉伯牝马。我骑在光溜溜的马背上，越过海浪，缓步前行，嗅着海风。轻快的风中有浓浓的咸味、海藻和鱼腥味。听着蹄声激起浪花，海鸥在头顶悲鸣。感觉阳光照在肩上，牝马的心脏在我赤裸的腿旁跳动。

理出头绪

电话铃再度响起，我脉搏急跳，心灵恢复了清明。九点零二分。

“这里是‘生命线’，”我说，“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

“我实在很困惑。”一个男人说。

“你为什么事困惑？”

他声音低得好像自言自语，说：“这样没有用。情况很不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声音很年轻——可能是高中生或大学生。

“你听起来很困惑。”我说，“你为什么事困惑呢？”

“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最后一个我要试的地方了。我受够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我可以做的。”声音中透出的挫折与绝望使我担忧。

“你听起来很不高兴，很害怕。发生了什么事？”

“你是什么意思？”他的声音忽然变得老气而正式。或许我下错了结论。

我再次尝试：“你今晚为什么事打电话来？你听起来很焦虑。”

这次对上了。他叹口气：“没有别人可以依靠，没有人要听我说，每个人都说：‘啊，你可以应付的，面对它就是了。’可是我实在没办法再面对它了。我翻遍了电话簿，只有这儿似乎还可以打来试试。”

“你要面对的是什么事？”

更长的一声叹息：“我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我就是糊涂了。”

试着帮他起个头，我说：“你有这种感觉很久了吗？”我在一张废纸上用签字笔随手乱画起来——不久，一栋茅草屋顶的北欧式农舍就漂浮在白色海洋中。

“我不知道，有些东西好像就这样断了。”我不喜欢他声音里的那份软弱，尤其他又说道：“我控制不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的笔悬在尚未完成的图画上空，还需要添上现世没有的花卉。我可以再谈谈他的困惑，但我开始担心他是否安全。我用平静、稳定的声音问：“你现在在哪儿？”有时这个问题会引起来电者惊慌。

但他回答得很自然，“在我的房间里。”

“你一个人吗？附近有谁在？”

“他刚走，所以我才能打电话给你。他在我就不能打电话。”

这个“他”是什么人？——是室友、情人、父亲？我画了一张男人的脸，肿大的眼泡。又一个跟家庭暴力有关的来电吗？

“你觉得安全吗？”

“安全呀，现在没问题，不过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不知道有多少时间，因为他随时会回来。”他声音变得很遥远，我猜他可能在观察走廊或门口，也可能他吃了什么。他的句子有股奇怪的懒洋洋的意味。他说他害怕，但他说话非常慢。这不合理。透过窗户，我看见一个男人把车停在长满橘色萱草的涵洞旁，从后车厢取出一块像是地毯的东西，走向旷地另一头。

“你听来像累坏了。请问你有没有喝酒或吃了什么？”

“我？我喝酒？”他因诧异而声音提高了一点：“不，不会的，我不是那种人。要是我会喝，那倒好。”

心门大开

我放下笔，用空着的手捂住眼睛，望向茫茫的黑暗。我用亲切、温柔而不带魅惑的声音，试图传达我的关切：“今晚什么事让你不高兴？”压抑的呼吸声。这对他一定很困难。忽然闸门开了，字句急涌而出。“我的室友，他喝酒，一向都喝的，可是今晚我想他发疯了。他把气都出在我身上，然后他气鼓鼓地离开，又嘟哝又尖叫的，还甩门。真是太可怕、太可怕了。”我心目中立刻出现一幅画面，狭窄的房间“漆着宽幅直条纹，像皮特·蒙德里安的画”一样，电话机装在墙上，室友（一个粗犷的大块头，体格像足球运动员）和来电者（有亚裔血统，身材瘦小）。

“你说你室友喝醉了，拿你当出气筒。是什么样的方式？”

“我坐在书桌前，他像野蛮人一样扑过来，抓住我的运动衫，把我扔到房间另一头，刚好扔到书架那边。天啊，吓死我了。”

听来真是可怕。现在我心目中的他穿的是运动衫了，头发往后梳，室友把他扔到家具上。

“你受伤了吗？”

“早上大概会全身又青又肿吧。”他有点尴尬地承认，“倒是都没断。”

“我明白了。常发生这种事吗？”

他急切地说：“从来没这么糟过。他通常只是小小发点疯，冲出去一阵，回来就睡了，可是这一次，他……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他什么事都做得出。”

我张开眼睛，仍然看得见他，像海市蜃楼飘浮在档案柜前面。他安全吗？我说：“听起来很可怕。你担心他回来的时候会真的伤害你？”

“要是情况还是这样，我确信他会有所行动，他会把气出在某个人身上。”

“你有没有跟他讲理，试着让他不要做这种事？”多蠢的问题。

他还是回答了。“他生活一塌糊涂，完全一塌糊涂。什么话都跟他说不通的，只会惹他生气。”

“上次你跟他讲理是什么时候？”

“就几分钟前。我说：‘你干什么嘛，老大？冷静一点好不好？’他不肯谈。他就抓起我，扔到房间另一头，还把垃圾桶踢得老高，撞上天花板，还骂我‘没腿的王八蛋’，把门摔上就出去了。”

尝试解决

他跟这位室友究竟是什么关系？“你说他是你室友；你们是一块儿租房子，还是住学校宿舍？”

“我住宿舍。”

“宿舍。你几年级？”

“大一。”

哇，第一年离开家，就碰到一个酗酒且凌虐成性的室友，想必很可怕。他可能不懂一般的社会规范，不过那也很平常，但他忍受这么多，更不要说连个求助的对象都没有。“有没有人，像是宿舍辅导员，你可以跟他谈的？也许该让你室友一个人住一间。”我拿起签字笔，为画面补上繁花朵朵。

“嗯，我跟宿舍辅导员谈过了，可是他就说：‘这样吧，只要他没有危险的举动，应该没有关系的，你得学着跟他相处。’可是……这是他第一次碰我。通常他就踢踢椅子，摔摔抽屉什么的。闹起来真吓人，可是他没有动过我，所以我就说，好吧，他就是这种人，每个人待人处事都有自己的一套。我从来没有跟室友住过。我是想‘得饶人处且饶人’，你知道吧？”

“所以今晚似乎真的失控了？”

“是啊，我想是这样。他太拼命了。他是美术系的，太过用功了。学校把他逼惨了。已经连续四天了，他在吃一种不需要睡觉的药，每四小时吃一粒，后来变成每小时吃一粒，然后是每半小时。现在还开始喝酒了。”

我用手指爬梳自己的马尾，不由自主地忙于解开每个打结的地方。“你想如果你去找宿舍辅导员，向他解释你室友的生活节奏变快了，他喝很多酒，吃很多药，动手打你，你很担心他会变得更暴力，会发生什么结果？你想辅导员会有什么反应？你想他会听吗？”

他不能确定，而且告室友的密，会让他有罪恶感，不能帮助他调适是一种罪过。

我说：“过去几分钟，我们谈了几件事。一件事是你关心你的室友。你说你觉得有责任，你要帮助他。听起来你在这方面很感到挫折。还有一件事是他可能把你伤得更重，因为他已经很暴力了。”

“是啊。”他声音中带着颤抖。“连着五天不睡觉，还有那么大的压力……我是他的室友，也是他的朋友，帮助他是我的责任。我应该可以处理，但我做不到。”

“你很担心他。你要做个好朋友、好室友，你不知道该如何帮助他。”

“是啊，难道你不想帮助你的朋友吗？”

我不想联想到我的朋友。“你觉得挫折是因为靠你一个人的力量，要帮助他太难了。”

“我应该可以跟他相处的。”他挫败地再说一遍。

“嗯，我担心这对你太难了；功课的负担已经很沉重，你还要担心你的朋友，而且又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听来你的压力真是不小。我最担心的是他回来后，你的处境可能有危险。”

他忽然惊慌起来说：“我该怎么办？不能再这样下去！”

再寻他法

“你去找宿舍辅导员，告诉他自从你上回跟他谈过，情况又恶化到什么程度，怎么样？”我再次建议他，“上次你跟他谈的时候，情况还不像今晚这么糟，所以他也许并不了解你室友的问题有多严重，而你面临什么样的威胁。如果有人跟你联手，或许有帮助。”

“如果你有朋友出了问题，难道你不想帮他，不去告他的密，而是帮助他？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他问道。

当然是这样的，但我们都被告知，不要把来电跟私事混为一谈，何况我对帮助朋友的观念，跟这位来电者也未必相同。

“听起来，你真是一个很不错的朋友，非常懂得关心别人。看着朋友有困难真的很不好过。你已经跟宿舍辅导员谈过了，他不是陌生人。你愿意再去找他，跟他谈谈吗？”我知道这么说等于在诱导他采取行动，但我担心他室友随时会回来。

停顿了一会儿，他说：“我想我可以跟辅导员谈谈。他人很好。”

谢天谢地。“他现在人在吗？你可以马上去找他吗？”我祈祷自己的声音不至于泄露内心的忧虑。

“我不知道。已经很晚了。要是他睡了怎么办？我不想吵醒他。”难以置信。他关心每个人，除了他自己；我真的相信他会是个很棒的朋友。但愿上帝保佑我，能说服他离开房间，到一个安全的所在。他必须学会替自己着想，否则下次碰到相同的状况，他还是会手足无措，但他初来这个城镇，又刚进大学，对什么事都茫然无头绪是可想而知的。

“那就是他的工作。别人需要他的时候，他得出面。他住在宿舍里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我说。

“是啊，没错。”来电者说。我听得出他声音中有了点信心。

“你何不现在就去找他，要是他不在，或你跟他谈了还觉得不安心，可以再打电话来，我们再聊聊，看看还可以想什么别的办法。”

历劫后的小熊

“你还会在这儿吗？”他问。我的心碎了。他的声音第一次显露他的稚弱与恐惧。这使我想起昨晚在电视上看到的一部电影，关于阿拉斯加科迪亚克岛棕熊的纪录片。有一幕是一头母熊带两头小熊渡过激流，一头小熊被水流冲向下游，在水中翻腾扑跃，最后被冲到岸边一头陌生而狰狞的公熊身旁。母熊急忙赶来，挡住了危险，带小熊溯游而上。重获安全的小熊十分害怕，想扑到母亲胸前吃奶，尽管它一年前就已经断奶了。母熊把小熊一把推开时，旁白说，母亲虽呵护子女，却不纵容，但对于小熊受惊而退化的本能反应，却不置一词。

我真想向这位来电者保证，我会在这儿，可是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打电话，届时又是谁轮值。“说不定不是我，但只要你愿意，这儿一直都有人，他们会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会交代清楚的。”

“好吧。你想我应该马上就去吗？”这种问话就像一个需要人家再推他一把的人。

“趁你室友还在外面，跟宿舍辅导员谈谈，可能比较好，你说呢？”

停顿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说：“是啊，我想这样可能比较好，趁他回来之前。”

“好的。要是辅导员不在，你可以明天一早就去找他。你今晚不论什么时刻感到不安，都打电话给我们，好吗？”

“好。”他坚决地说，“我去看看他在不在。”

“很好，那就再见了。”我语气中隐含着预期不久就会再通话的意味。谁值大夜班？挂了电话我就去查。我在排班表上发现是康尼，一个可爱的年轻女孩，在市区的安养中心辅导残障的成年人。太完美了。我希望来电者下半夜能平安度过，但我觉得可能性不大。鼓励他去找宿舍辅导员是个好办法，他需要盟友，但是当那个嗑了药、喝醉酒、满腔怒火的室友回来时，又会发生什么事？但愿辅导员安排他到别处度过这一晚，明天等室友清醒时，再采取必要的措施。我猜测来电者会被分配到另一个房间。反正，我祈祷结局会是如此。我也为那个室友担忧，但打电话来的不是他。

处理“第三者来电”

所有的辅导员都会偏心。通话的中途，来电者希望我告诉他如何帮助他的室友。他以为只有室友有问题，他没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第三者来电”。他替另一个人求援。我们经常接到这种电话——为惹上麻烦的子女征询忠告的父母，试图帮配偶解决问题的丈夫或妻子，有自杀倾向的人的朋友或老师。问题是，我们对这些“第三者”一无所知，他们也未必是真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习性、人格、长处、心理状态，来电者才是我们的辅导对象。即使是老师来电谈一个有自杀倾向的学生，我们的工作还是让话题环绕来电者的感觉展开，他如何因应，该怎么做他才会觉得尽了自己的职责。学生或许真的有问题，但促使老师打电话的却是他自身的焦虑。我们无法帮助学生，除非他亲自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鼓励这一行动）。

来电者才是我们的辅导对象。

我们在训练中练习处理“第三者来电”的规范，一开始觉得束手束脚。事实上，所有的训练步骤都令人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必须学习新的聆听技巧。我还记得训练前半段，我有多么紧张，我当时还听不出许多希望与绝望的强弱起伏。甚至第一次值班时，我还学到了重要的一课：正常的范畴；就像头一遭走进更衣室，发现万花筒似的人体，每具都有不一样的魅力与美丽，每个人身体的构造都不一样，每个来电者都有不一样的故事。这使我忆起雷·布拉德伯里的未来幻想小说《四百五十一华氏度》，书末讲到在一个村落，每人负责背诵一部被禁绝的书。他们成对在村中漫步，急切地背书，风中洋溢着多彩多姿的故事。他们集合的声音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学，但那都是以艺术技巧编造的故事。更令人意外的是，人一生中有多少时间花在某种形式的说故事上。以今天为例，我讲了几十个故事：讲给别人听别人的故事，讲给自己听自己的故事，讲给自己听别的人和别的事。比方说，我告诉保罗，我和卡西在奥沃斯科湖东边骑车时，有只狗追着我们好像永远不知疲倦似的。我如何记录那只狗的时速是二十五英里；它如何追着我们跑了好几英里路，不肯回家；它如何扑到我轮下，害我紧急调转车头，摔了一大跤。我们谈到日后应如何处理有危险性的狗，每一种假设都是一出小小的戏剧，那还不过是一天中最短暂的片刻。

在我们私人的心灵剧场中，我们不断跟自己说话、对老板怒吼、恳求情人、责骂工人、跟名人油腔滑调、排练不同版本的邂逅、讨论问题、倾吐心曲。三岁大的小孩就会自言自语，编造十分有趣的故事。孩子一出生就听大人讲故事，学习自己在家族史诗中的角色。有时故事很简单：“爹爹在修剪草坪”或“有头小熊来看你啦”，有时故事是一首烦恼重重的痛苦诗章。孩子浸淫在叙述之中，然后他们讲自己的故事，把自己的故事加到全人类说故事的声音里去。

我们的故事帮助我们了解一个混乱而危险得令人害怕的世界，其中大部分都是谜。要从世界获得安全感，我们必须先赋予它意义，尤其当我们遇到摧毁信心的挫折与不幸时。跟朋友说八卦，展现我们真实的本性，我们不仅是提供生命中何时发生何事的信息而已。人家问，你这趟旅行如何？答案透露的不仅是地方与天气而已，还包括人际的遭遇、小小的胜利、意外、不好意思、调整过的态度。八卦使我们的朋友与心爱的人警觉到我们的基本价值观、偏见、特质、关心的事——还有这些人格的主要元素如何随着时间改变。我们了解自己越多，就越会调整事实，以配合不断演化的自我感。人生的词汇改变之中，我们需要记忆，才能说出得体而在世界新秩序中有意义的话。我们如何说故事影响我们对自我的感觉；改变故事，你就改变了自己的身份。

正因为如此，荣格派心理学家詹姆斯·希尔曼指出，心理治疗实际上就是“虚构的故事相辅相成”。一般人接受心理治疗，无非是为了寻找一段“可作为生活准绳的情节”，心理医生苏珊·鲍尔同意这论调，她认为“病人像要找职业传记作家似的”，他们要重新塑造过去，建构一套言之成理的历史。她在《倾心相告》一书中说：

客户和治疗者用小说家、历史学家甚或侦探的技巧，孜孜不倦地要使一个故事合情合理，而且感觉对劲。经过长时间的拉锯战，他们从旧事实与新梦境的混合物中，抽离出一个必然会被命名为“事实真相”的新故事。运气好的话，新故事会比最初拿来治疗的那个故事，更有智慧、更完善而有条理。它也可能更富想象力，能把叙述者导向一个他一直都还没有勇气探索的方向……扮演历史学家的治疗者，当发现所有与客户人生阅历有关的记述，都不过是与目击证人勾结之下，产生的数百种可能版本中的一种时，不由得在这种新的认识下变得谦卑起来。

倾吐之必要

南卫理公会大学的詹姆斯·彭尼贝克做的研究显示，倾吐能强化一个人的免疫系统，所以我们光是聆听来电者诉说心情，就已经是一种救人性命的行为。来电者有时称我们为朋友，我们提供真正的支持，使他们觉得不那么孤单。但把心中烦恼发泄出来，而不一味沉溺其中，还有一大好处：在把苦闷转为叙述，赋予它足够的秩序，以便与别人沟通的同时，愁云惨雾会暂时消散，世界会成为较好的所在，较容易理解，即使我们不尽然能享受生活其中的乐趣。写书也是一种倾吐的方式，一种继续自言自语，并公之于世的方法。彭尼贝克的研究中，从不向人倾吐心事的人容易患病、压力大、夭折。他们大部分体力都用于包藏消极的情绪，这会导致血压升高、削弱免疫系统。

为什么叙述一件事能改变我们对它的观感？因为说故事之中，我们同化了恐惧和不解之情，将它们转入有办法对症下药的世界，我们不再感到那么无助。忽然之间，出现许多逃离或舒缓压力的可能性，很多能为天翻地覆的大灾难找到适当人生定位的解释。

今晚打电话来的这名学生，从未预期会碰到一个酗酒嗑药、力大如牛的室友，发起脾气来可以断送他的性命。他唯有一再重述这番经历，赋予这种情况意义，直到它显得合理，然后才能把这意料之外的恐怖，整合到生活之中，然后我们才有办法讨论可能的对策，这时他的惊慌才会消散。但他还必须再三重述这故事，向宿舍管理员，以便要求采取行动；向自己，以便排练各种应对的方法；向别人，以便在心里重组和修订整个状况。他把这件事告诉朋友时，也可以让他们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检举室友的不端行径会令他不安，无力帮助室友他会有负罪感，遭逢恃强凌弱的待遇，他一开始会逆来顺受，但只忍耐到某种程度，等等。他也可以选择发愁，反正他一定会发愁，但这远不及向别人倾吐那么有建设性：使事件正常化，考虑该采取什么对策，对自己的处理方式感到满意，或反省处理上的缺失何在，下次可以在哪些方面改进。我想这就是很多来电者一再重述同样故事的原因。聆听自己的故事，让他们更能了解自己的某些部分。故事会随时间改变，来电者会修改它们，相信它们。借由来自不同辅导员的回馈，故事不同的部分会变得更重要，或更清晰。基本事实通常不会改变，但因之而起的情绪会改变，体会来电者的情绪，或新状况出现，或蒙上天垂悯，借由不断复诵恶魔的名字将它逐走。

第十一章

非常手段

我相信他有一天会自杀，

甚至明天就可能付诸实践，

但我的工作是趁今天做他的朋友，

在这个小时内给他安慰与关怀，

引导他找到可行的调适方法。

十二月是纽约州家家户户屋檐垂冰的梦幻时刻，田野白雪皑皑，马蹄上附着一层厚雪，活像马儿穿了厚底高跟鞋，冰风暴把铁丝网变成银色的星星。因为降雪太多，很多人在汽车天线上装了旗帜或彩球，警告铲雪车，积雪下埋着车子。街道像滑雪道。我最爱这种寒冻彻骨的冬天，但是说老实话，我爱所有的坏天气。酝酿中的暴风雪、飓风肆虐时泛着荧荧绿光的天空、炎热的八月午后湿漉漉的闷躁，无不让我联想到细胞里的变化，使我放心我的血液、内脏、骨骼，始终跟大气紧密相连。所以我不像很多东部人，总觉得被冬季囚禁，像刚得到假释的犯人般迫不及待奔向温暖地区，我从没有离家的冲动。冬季是一道我的身体已背得滚瓜烂熟的方程式。我爱它厚得无法攀越的积雪高墙，锋利得无法触摸的坚冰，火一般灼痛的酷寒。最好像其他动物般生活，尽情享受每一次意外的收获。

冬之美

爱情消逝的时候，我们哀悼欲望的对象“变得冷冰冰”，报以“冷峻的目光”，只剩一颗“冷酷的心”。冬季有很多怨毒的譬喻，但在深谷中，它显得美丽诱人。吃惯树根和淡水鲈鱼的熊，改吃坚韧的树皮。莓子冻成坚硬的坚果，覆雪的玫瑰多叶的手指向太阳，呈现覆盖着鳞片般的拱形。小山丘鬃毛竖立，像野猪的背部。夏日的豆荚在雪丘下仍依稀可见。虽然风的钢刀没什么好怕的，但纷乱的银桦叶片还是在阳光下颤抖着团团转。雪会掩藏，但也会强调和彰显。看地鼠在雪下掘地道好玩极了，满院子都是它线条狭长的图案。骑马穿过冬天的树林，行经高耸入云的松林，或沿着结了一层太妃糖壳般冰面的小溪，真是美不胜收。夏季，光线浸透开阔的田野，越往高处越明亮，但冬天的光线倒映在雪堆和水面上，以奇特的角度从地面投射。

纽约州，冬季的湖与河流变成绵延数英里、阳光照耀的白色水晶。波涛汹涌的萨斯奎汉纳河，好长一段河面，举目皆是纠结的冰湍，刺眼的闪光使人眩晕，除了强光什么都不复记忆，仿佛标枪碎在河上，散落在糖丝、冰晶簇、硕大的珍珠象牙之间，然后思绪像一窝蝇虫腾空而去，剩下的都是“冰”。大炮形状的冰，翻滚落下的冰，轻佻、透明、易碎的冰，固若金汤的冰墙，如僵硬肌肉那样的冰，肋状排列的冰，在冰上翻筋斗的特技演员，激动的新冰爬到旧冰之上，向上发展成瘦如柴、薄如纸的冰，口袋里有冰的冰大衣，酥饼冰，披盔戴甲冰，把冰夹进冰里的冰钳。经过这样一场冰浴，我热腾腾的心变得空白，满是远古冰南猿（australopithecine ice）的冰岩洞，我等族类在洞中烤火，暖它们冻僵的屁股，忙着缝缀、发明，被冰逼得创意无穷。

一个晴朗无风的十二月早晨，我大清早就把越野雪鞋扔进车内，出发去附近一家高尔夫球场的坡道。我花了一阵子才估计出该穿几层衣服，该做哪些御寒措施，什么样的外套比较宽松。我们在自然界是如此脆弱，却又那么渴望到户外去。我刚开始越野滑雪时，总穿好多层衣服——两件连体长内衣、一件高领衫、一条长裤、一件绒布长上衣、一件防水夹克、一副连指手套、两双袜子、一顶附耳罩的皮帽，还有一张皮制的面罩，穿戴简直就像一张活动的床，只不过裹在那么多层的弹性布料、毛皮、鸭绒里，我简直动弹不得。我不久就发现，这一切多么没有必要，不过是害怕单独面对自然的威力罢了。才不过几分钟，我就开始沁汗，然后满身汗如雨下，濡湿了头发，浸透了脊梁。

执念织就的茧

站在寒风中不动，踏出跨越雪地的僵硬的第一步前，无从得知人体的火炉在滑雪十分钟后，会燃起什么样的熊熊烈焰。这需要对能量的未来状态有清楚的掌握。我们很善于控制体内的气候。潜意识中，我们知道自己所能适应的温差有多么狭窄。虽说只是一趟越野滑雪，对身体而言，却是生死之搏。再穿双袜子？再添条长裤？我们把气温、风速、距离、出门的时刻、阳光与云层，以及回家时这些因素会有什么样的改变，都考虑在内。站着不动，就很难预测接下来开始全身运动后，身体变成一具火炉，并且产生能量与热能，会是什么情景。能够设想自己置身于与现况截然不同的未来处境，是我们这一物种的特征，但这一机制可能会出差错，大脑可能会短路，固执地假设一种发生机会微乎其微的可怕情况。“生命线”的来电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怀有这种执念，像爱啃鞋子的小狗般，反复挂念着某件已成过去或未来可能发生的事。很多人的执念会变化，想象同一出戏不同的版本，每个版本中，主要角色各有不同的反应，也有不同的情节与结局。时间过去，故事逐渐改变。但还有一小撮人的执念归于徒然，年复一年，他们苦恼的细节一成不变，每字每句都完全相同，没有丝毫变化。他们的心灵是个进不去也出不来的茧，但愿我能知道如何解开这个结，但愿我有办法改变他们线性的思考方式。有时真的好像有个转辙器在单一轨道上安排路线信号，这个比喻也使人联想到神经元的传递现象。忧虑促成我们排演、做准备，但分量太多时，它就变成一条缠绕我们的绳索，直到我们不能动弹，视线也受到局限为止。

今天我穿得很少，也有点为此担心——只有一件连身绒衣，一条宽松的薄踩脚裤，外加绒布罩衫、防水夹克、薄手套和一条宽头带，但等我到达高尔夫球场，即使这么一点儿衣服也开始觉得热，所以明天我会穿得少一点儿。要是捉摸自我也这么容易就好了：卸下一层层厚重的自我防御，直到恰到好处的基本保护为止。终于开始在雪地里滑行，我自然而然滑进另一个滑雪者留下的轨迹。越野滑雪时，沿着前人的轨迹前进总会好走些。

滑雪途经之处，有时是一片滑溜的冰壳，有时是松软的雪粉，珍珠似的雪流在我身后飘洒。我奔向树林，冲过浅浅的沟渠，回程时我放慢了速度，滑雪杆在雪中留下马蹄形的印迹。这一趟下来提神醒脑，完美无比，不过我不能在外逗留太久，松鼠要饿了。

果不其然，我回家就发现它们等在靠近花园的那扇窗外，有的攀爬在山胡桃木的树枝上，有的在地面逡巡。尽管我研究它们也有两年的时间，还是很难说我最欣赏它们哪一点。所有其他动物，都不及靠后腿站立而起的松鼠那么活脱就是好奇心的化身，伸长身躯，东嗅西闻，竖起耳朵，双手捧心，眼睛圆睁，目光炯炯。盯着我把小片的苹果和葵花籽扔到雪地里，它整个身体都似乎在发问：那个人类刚扔下什么可吃的东西吗？放松的松鼠就像放松的西班牙猎犬：摊开四肢平躺着，尾巴搁在地面上，脑袋靠在前爪上。但这世间，松鼠绝少有放轻松的机会。暴风雨湿透了它们的毛，乌鸦和浣熊会偷它们的幼崽，觅食要瞻前顾后。遭到追逐的时候，松鼠通常会直接爬上一棵树，然后表演舞王阿斯泰尔的绝招——悬空一纵，借树使劲跳，不见了。松鼠受惊的时候，它们的脚掌会像人类的手掌一样出汗。面临侵略、长时间对峙之后，松鼠走开，往往可在石块上看见它们的小脚印。

与病魔抗争

下午的值班开始得很平静，有一个人要求转介，还有两个没说话就挂断了。后来萨克斯打电话来，他非常沮丧，谈到自杀。他研究过手头的药物，发现过量的胰岛素能帮他干净利落地达成心愿，他的父母或许会假设这是意外事故，也不至于震惊过度。他对沮丧的情绪向来没什么抵抗力，而昨晚他的伤心事又特别多。跟可能成为他女友的女孩大吵一架，因为他要求她去做艾滋病检查而激怒了她，然后俱乐部取消了他的演出，接着又在酒吧遇见他讨厌的一位表亲——曾经未得他许可，就把他搅进一场逃税骗局。他还得赶一个场。明天晚上在码头有一场演奏会，一整个星期，他都磨蹭着不肯排练，现在他还是完全没准备。我们谈到他的糖尿病：病发时会导致暂时失明、手掌麻痹、包皮和脚跟出现疼痛的裂纹，以及变成全盲和不得不截肢的强烈恐惧感。他的疾病会形成繁殖。这种病会成为一个人生活的核心，命运、朋友、家庭，都从这儿辐射出去。开始时很单纯，就是一种明确的病症，它的限制、症状和用药都很繁杂，接着就是一连串或大或小的考验，每次都带来新的不适、新的医生、不同的药物和副作用——直到患者生活在一个没有出口的医生、药物、生活规律的迷宫里。萨克斯十多岁就患糖尿病，可想而知，他已经受够了这场永远不会痊愈的病。注射使他自觉像个吸毒犯，他祷告吸入式的胰岛素快点上市，最好是发明基因疗法。我们谈到他的自杀计划。无助像一重雾笼罩着他的起居；迫在眉睫的限期；他觉得多么无用，缺乏机智，没有天分。我问他，如果奇迹出现，他把明天的演奏会准备好，会有什么感觉，当他承认这样压力就会减轻时，我们又讨论如何把事情分类。他可以从比较简单的曲子开始排练，把较难的曲子暂且丢在一旁，这样起码可以准备好演奏会一部分的曲目，不至于感到全然的无能；何况，如果他先把容易的练好，说不定也可以练一部分较难的曲子。

从他边想边说、经验丰富的声音里，我听见一颗心灵，在摸索与评估复杂的创造性问题，想从中测试剩余时间里确实能做到的事。他谈着将来，发现自己真的能控制这个问题，心情就改善了一点儿。通话将要结束时，他似乎坚强了一点儿，为免我的直觉可能弄错，所以我问他感觉如何，他认为可以好好过完这一天。我们做了约定，他答应如果再起结束生命的冲动，一定再打电话来，但他听来没什么把握。一个好征兆是，他几天前开始接受心理治疗；至少他有意向外界求助，为自己搭建了第二条“生命线”。他跟四位治疗师谈过，挑中其中一名颇具洞察力而诚恳的男性。这也是个好征兆。挑选治疗师，跟他们面谈，需要精力和自制，也必须相信康复的可能性。我们道别时，我对这个电话很满意，但对他长期沉溺于沮丧之中，被自杀的梦魇所困，也感到很难过。

不过我产生一个新想法。我没有因为他直接谈到自杀而慌了手脚，而是沉着应付。没错，我对警讯提高了警觉，但我一直保持相当的镇定，评估他处于何种程度的危险，试着了解他是马上就有危机，还是仍在跟有可能疏解的沮丧搏斗。我没有从一开始就假设这个电话是紧急事件。或许更重要的是，我让他表达想自杀的心情。我相信他或许有一天会自杀，甚至明天就可能付诸实践，但我的工作是趁今天做他的朋友，在这个小时内给他安慰与关怀，引导他找到可行的调适方法；即使做不到这一点，我也承认，他总有一天会死在某个地方。人人都一样；陪有自杀倾向的来电者活在紧张的现在，而不试着窥探未来，或鼓励他们面对预期的威胁，只单纯地接受来电当下的狭隘时空，这种事对谁都困难。做他们此时此刻的朋友，趁此时此刻救助他们，尽一切努力，然后抛开这一刻。

拒绝被摆布

我一边思索着这个刚跨过的新门槛，一边填好记录、归档，然后冲了一杯不含咖啡因的浓缩咖啡。电话铃再度响起，传来的是“无尽的爱”熟悉的声音，“谋杀灵魂的剧烈心痛”正在折磨他。我匆匆瞄一眼记录簿：他前一晚打来过三次，白天是四次，再前一天两次。我温和地问，什么事让他心痛，他怒火爆发，斩钉截铁地说：“你不准提任何问题。”还指定我用若干特定的字句称赞他，并表达我对他无条件的爱，我得确认他“受了伤的纯真”，发誓我会用“充满信心的字眼”，“鼓励他，使他振作”，向他保证上帝会让他在世界上发挥以爱为出发点的才能。我没把他严格的规定放在心上，听了一会儿，无意间又问了一个同情的小问题。这次他简直气疯了——不是告诉我不准提问题的吗？难道我不知道自己的职责就是服从他的命令吗？我诧异地想，我们帮助他完全是出于一片好心，他却对我们大吼大叫，把我们当马戏班玩杂耍的动物。我也愤怒起来，我讨厌这种感觉，但我在内心隔离它，把它逐出我的身体，丢到房间另一头。不要做反应，观察，我这样辅导我自己。你觉得愤怒，而他待人就是这德行。也许维基说得对，这样对他真有好处吗？我冷静地对他解释，我不习惯照本宣科。如果他想谈他的问题，我很愿意听，正视他的困难，提出他认为有用的想法，但我跟大多数人一样，不喜欢人家告诉我该说什么话，可以或不可以用哪种修辞。这太像精神病院对病人治疗时采取强制措施所用的紧身衣。我建议我们以比较轻松的态度重新开始，但他对我严词责备，用各种污言秽语骂我，教训我说，我的工作就是听他要说的话，做他要求的事。我客气地解释说，不对，我的工作不是这样的。如果他只想控制我、用脏话骂我，这个电话就对我们两人都没有好处。

我温和地再次问他，是否愿意从头开始，谈谈他的“灵魂谋杀案”，但因为我的措辞有问题，他的火气越发高涨。“不是告诉你不准问问题的吗？”我毫无刺探的意图啊。不管，他说，我说什么话由他决定，我的工作就是迎合他的需要。所谓“需要”，就是命令。我无奈地摇头。我怎么帮助这个人？我们跟随“无尽的爱”起舞好几年了，如果能说有进展，就是他的状况越来越糟。我们的职责并非治疗来电者，而是缓和他们的痛苦，但我不认为他从与我们的接触之中获得了任何好处。他的批评和蛮横的要求使新来的辅导员不知所措，而他们因为真心想帮忙，所以往往会迎合他。我猜他持续打电话来，只因为这儿是极少数，甚至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容许他操纵别人而不受报应的所在。我们放纵这种行为，是否使他的情况更加恶化？虽然他出身大家庭（八个兄弟姊妹，侄甥儿女可以组成一支大军，他自己有一个已成年的孩子），跟很多友善的人在一家餐厅工作，但他说每个人都对他避之唯恐不及。多年以来，他来电的主题一直是别人如何令他失望、抛弃他，而他对他们最迫切的需求，只不过是全世界最明显、最简单的一件东西——“做一个满怀喜乐奉献、无条件付出爱心的灵魂伴侣”，因为他是“被人出卖了的纯净爱心”的化身。如果他对家人与朋友提出像对我们这种要求，用恫吓要挟他们绝对地服从，就难怪他们都要躲开了。我希望能设法谈谈我对他来电的反应，是否跟他的亲友如出一辙，但还没来得及说，他就气冲冲地挂了电话。

维持立场之不易

是的，我无聊地用笔敲着记录簿，心想我们出发点是好的，但强化他这种自毁性的人际接触行为，说不定只是使他的问题更加恶化，而辅导员自身的利益何在？他们没有必要忍受来电者的辱骂。我刚开始从事辅导工作时，还不明白这一点，我因为一心想帮助他们，真诚地要使他们好过些，有时心甘情愿忍受各种轻侮、辱骂、操纵。我原以为，要是不让“剪刀手爱德华”诅咒我，或不在“无尽的爱”的破口大骂与无理要求之下屈服，就是个差劲的辅导员。我可以暂时设身处地深入来电者的心境，对于他们的批评，我有点信以为真。我知道某些来电者一贯的作风就是辱骂辅导员，就像其他人对我们感激莫名一样，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通话失败”，因为我人格上的缺点，或专业技巧不够，辜负了一个陷于沮丧的人。很难接受有些人就是生活在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接触、援助之外的世界里。我听见他们的骚动、困惑、绝望、无法克服的痛苦，不论是多么可悲、可憎，它们仿佛有根滚烫的尖刺，不断刺戳我的腰窝。再试一下，一个小小的声音说，希望又往上蹿，再试一下，再试一下，只要再试一下。

五点二十五分，路易丝来电话，至少我以为那是路易丝：仿佛从井底升起的一股强烈的沉默，一个小小的女性声音——不是儿童，而是一个痛苦万分的女人——为了呼吸而吞咽下眼泪，哭泣着，同时试着说话，在清晰可闻的抽噎之间，发出碎裂的尼龙丝般细小的声音，偶尔一声呜咽，我知道是她用尽力量要说话。我听见她用声音当斧头，要劈开沮丧的厚玻璃墙。有一阵子，她让我联想到一只夏日早晨冲撞我卧室窗户的雌红雀。我把这一意象自心头挥开，但其他意象又乘虚而入。大脑坚持要破译每一个声音。我听见她喉头的每一次停顿，像极了珍珠项链上的挂钩，珠链以慢动作断裂，珠子洒落地面，高高弹起，滚向四面八方。我看看钟，分针根本没移动，我只能用字句平复她的剧痛，但此刻字句却显得微不足道。

语言虽好却有限

我喜欢语言看不见的墨迹，以揭示万物的光为所有人与事着色，喜欢字眼如匿入神秘、晦暗角落的狡猾鼠辈，喜欢对话如油膏的滋润，喜欢作家亲密的倾吐，喜欢文字告诉我们逝去时代日常生活的方式，喜欢文字爱抚倏忽即逝的时光、无微不至地照料和思虑仍未可及的琐事，喜欢用文字当货币偿还朋友，喜欢文字衔接内在与外在生活、自我与他人的方式，喜欢它一如夜总会那样的声名狼藉，供应笑话、赞叹和欢笑，喜欢药效神速的语言镇痛膏药，但我也恨透了在心灵的战区被语言局限。我但愿能改用纯粹的矿物油膏慰藉路易丝，使她暂时停止颤抖，把最起码的、有庇护的安全感注入她骨髓。

“最起码”这几个字对路易丝而言，已足以使她的情绪天旋地转。

“听来你今天过得很糟。”最后我以深受感动的声音静静地说，好像我知道她苦恼的细节似的；我只知道，细节并不重要。

“是这样没错。”她半呻吟地说，然后以小小的痛苦的断音哭着。有些人的哭声很含糊，也许还有潜在的力量和资源有待探讨，但像现在这种声音，一切都毫无疑问。我听见在她抽泣、喘息的过程中，希望的边缘正在快速被销蚀。她软弱的声音正在瓦解。生命在她的音节里如沙粒流逝。她的情绪已至生死关头。我确定这是路易丝，而且意外地发现，我对她的呼吸模式比对她的声音更熟悉。她的脸孔闪过我心头，但不是我在降灵会看到的那张平静的脸孔。

今晚他们来世的疗法也救不了她。我不知道她是否有时想象自己在“另一重世界”的样子，扮演圣灵导师，发讯息给生者。她的自杀狂想是否已超越死亡？我心中浮现出她站在厨房里的电话机旁的画面，她忽而靠在墙上，用一只手遮住眼睛，对着掌心里的黑暗哭泣，忽而捧住前额，好像不这么做头颅就会碎裂。我很快地退出她的厨房，像从望远镜前退却，回到辅导室，回到毫无粉饰的她的声音的轮廓。不知何故，我的手飘浮在桌面上方一英寸处，我把它放下。

我用热情而亲切的声音说：“我听得出你心里很苦。今晚出了什么事？”

无声胜有声

一段很长的沉默，延伸成更长的沉默。保持冷静，我想。不能失去她，不要问她觉得好不好，不要因为沉默令人难过就开口说话。在交通、音乐、小家电、人群的喧闹世界里，往往沉默只是使环绕我们四周不间断的噪音暂时中断，所以令我们不安。我们经常不由自主地说话，把我们内心的字句向外抛撒以使内心腾空，把自己谈进未来，即使再孤单，也要千辛万苦地活下去。最初，来电者沉默时，我会紧张地用开放式的问题填补鸿沟，但我现在学会包容沉默，它很可能是一段对话中积极的部分。正如哲学家马克思·皮卡德（Max Picard）睿智地指出，沉默出现是因为话说完了，不是因为话中断了。人就生存在两段沉默之间，我们来自沉默，亦将回归沉默；我们说的话永远是在回应那两个世界；话语来自完整的沉默，死亡交织在语言本身的经纬里，沉默善于雄辩而内涵丰富。有时诗人使我们接触到这种沉默，包围在思考周遭的沉默，帮助它不受外事分心，赋予它前瞻与尊严；沉默可以极具创造性。

“你还在吗？”终于我说。

她发出一声危险的笑声，我完全懂得其中的意思。她说：“现在还在吧。”

“我们来聊聊现在吧。”我把声音压得像在商讨密谋，希望借此唤起她的兴趣，吸引她。

“群山寂寂／山谷中悄无声息／鸟雀林中无语／不久你也可憩息。”她用类似灵魂出窍的声音吟诵。

我不知道这几句话典出何处。

她说：“所有的热量都在消逝，那么冷、那么孤单。昨晚我在电视上看到一部关于企鹅的纪录片。它们孤零零地站在世界的边缘，在人类社会之外。就是站在那儿，像寂寞美丽的灵魂，眺望着大海。”

我不能告诉她，我看过野生企鹅，了解她从这些伫望的动物身上感受到的那种寒冷、孤绝、凄厉。它们不像她，它们不孤单，而我拜访它们的世界时，也不同情它们。它们在环境中适应得很好，但在她心目中，它们象征一种强大的情绪气候，在冰冷的荒原上，承受日常生活的狂风蹂躏，就像她受接踵而来的情绪风暴煎熬。在她痛苦的南极洲，就如在已知世界的尽头，景观也是一片荒凉。有时隐喻可以充当使情绪稳定的锚；如果我改变她的措辞，是否也能改变她的情绪？或许我能使她的心思集中在某件事上，用一个意象拖住她。

“它们眺望什么？”我问。

“我不知道。一个答案吧。”

“目前这个阶段，人生的答案不多，是吧？”

“是啊。”她的声音又崩溃了。“只有一个……”

“听来你似乎跟企鹅一样又冷又孤单，在这世界里撞得头破血流。”

“是啊。”她重复我的话，“头破血流，鼻青脸肿。”

“受尽风吹雨打，没有遮掩……”

“是啊，在一个没有半点儿色彩的世界里。”

我微笑了。她想象企鹅生活在水晶冰宫，风吹雨打的巢穴只有一片单调的白，但它们的世界里到处是纤小的三棱镜在舞蹈。无尽的白包含所有的色彩，比雨林更丰富多彩，只不过你看不见罢了。极度寒冷之中，钢刀似的冷风凌厉，空气冷得连云都无法成形，雪花像钻石的微粒般纷飞。就我对路易丝的工作、嗜好、交友的了解，她的日常世界也是五颜六色的，只不过现在不觉得如此，而显得没有色彩、平坦、荒芜、寂寞、孤单、寒冷。

“我在考虑这个……万丈深渊……然后一切就结束了。”她悄声说，“痛苦终于没有了，我这辈子漫长而令人遗憾的错误也就告终了。”

自杀情结

又是桥梁。漫长的坠落。人类究竟怎么回事，怎么会有这股从高处跳下的冲动？设想底下那些使人脑浆迸裂、皮开肉绽、粉身碎骨的巉岩，我就不寒而栗。从极高处跳下，甚至深水都会变成铁板一般。1997年，“生命线”的旧金山分会有个可怕的纪念活动：跳下金门大桥，落入两百五十英尺下的海湾急涛中丧身者，正好满一千人。在此自杀的第一人是个四十七岁的船夫，他走完大桥全程一点六英里，然后把背心和大衣扔给一个熟人说：“我就在这儿到站了。”随即跳了下去。当时大桥才启用三个月。那是1927年8月的事。1972年，有十四个人角逐成为第五百名自杀者，包括一名为这项“殊荣”特意打扮的男子，他穿了一件印有“500”字样的运动衫。跳金门桥最年长者是八十七岁，最年幼的是五岁。有人留下不寻常的遗书。一个人写道：“完全没有原因，只除了我牙痛。”另一个人则写道：“别通知我母亲，她心脏不好。”

现在有个自杀防范小组，派出受过特别训练的辅导员，每天至少在桥上巡逻八小时。旧金山当局不断尝试化解这座桥的这种魔力，安装栅栏、颁布新法规，但什么也挡不住绝望的朝圣者前仆后继而来。它仙风道骨不胜寒的高度，具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但没有人知道确切的原因。是它横跨两岸，凌越一片翻腾激荡的潜意识之水？是它兼具美国进步象征与自我毁灭圣殿的双重身份？是它已成为既定的通路？或只为它近在咫尺，不费力散步就可到致命的高处？大多数自杀的人情绪都非己有，被强大而变幻莫测的沮丧操纵，所以旧金山“生命线”才在桥上设了八部电话，让尚有迟疑的人有回头的机会。去年我访问旧金山“生命线”时，惊讶地发现他们的来电者跟我们的来电者并无不同。他们有相同的问题、相同的不快乐。我一直以为在不同地区，情绪各操不同的方言，大都会与小市镇章法迥异，但我错了。人住在哪儿不重要，需求与饥渴仍然一样，压力总是攻击我们最软弱之处，沮丧照常制造灾难，心以相同的方式破碎；我们的本质没有改变。

虽然我对路易丝所谓她人生的“错误”非常好奇，但我的角色不容我探听这件事。那是心理治疗要深耕慢掘的范畴。她的声音痛苦、软弱、悲伤，她的哭泣像受伤的动物般令人肠断，我要递一根救生索，拉紧她，拉她脱离断崖。

正视沮丧

“你在考虑跳万丈深渊自杀？”

她叹口气。通常有自杀倾向的人提到自杀，总不免要叹气，因为其他人都不相信他们。他们发现有人愿意聆听这么可怕的念头，心情就松弛了一些。朋友和家人会害怕，不知该如何应对或处理，所以干脆置之不理，或说：“哎呀，你就会好起来的。”可是我们俩正视沮丧，直面此事。

“是的。”她说。

“你想过程会是怎样？”

“飞翔。我将扑向虚空，放手，就飞了。”

“下面很冷的。”我提醒她。自杀的人念念不忘的就是自杀的手段。干扰他们提出的手段，有时可以打消自杀的意念。像路易丝这种非常明确易行的计划，风险会很高。

“是的。”她哭道。然后是沉默，我知道她心中已出现这一幕画面。

“你在想什么？”我问。

“想坠落后结冰的白色玻璃，谷底冰冷的岩石，好冷、好冷，是那么的冷。”她的声音在颤抖。

“今晚什么事让你那么难过？”

我紧张地开始把玩一支三棱形的铅笔，慢慢把它在桌上推来推去，但它平坦的侧边不会旋转。然后我把它插进笔筒，改用手指敲桌，轻轻地，像在敲摩斯电码。不知什么缘故，我心头老是浮现出今天稍早在崔法默路上看到的一辆市区公交车，它肆无忌惮地开得奇快，车前方的行程显示幕上却呈现“未定路线”四个大字。

第十二章

最后的最后一次

我不能再忍受这样的风险。

路易丝每个电话似乎都这么极端，

仿佛是最后一个求助的电话，

但她都活了下来。

但假设今晚是个例外，

这真的是最后的最后一次？

我害怕失去路易丝；“失去她”，天崩地裂似的伤心的简称，这话说得太轻描淡写，就像把钥匙或雨伞搁错了位置。正因为我相信每个人都独一无二，所以我格外珍惜不可取代的他们。路易丝多才多艺，思维活跃，有古灵精怪、与众不同的想法，还有一颗慷慨的心。我不愿人生失去她，我不愿社会失去她，我不愿无奇不有的全人类团队失去她。虽然我们只用到声音和耳朵，但心灵和思维相接的感觉，就像登山时有人失足，整个人悬在半空中，只靠我紧握住她的手。萨克斯非常沮丧，但还在可捉摸的范围里。而对路易丝我就不那么有把握，可是她真的想死吗？她不感到沮丧的时候，我们没有她的消息。在比较稳定的时刻，我想她不会选择死亡，但我尊重她选择的权利，我也这么告诉她。

打开选择之窗

“听着，你随时可以自杀，那是今晚一个可能的选择。我们何不暂时把它搁在一旁，谈谈还有哪些别的选择。”

因为她自觉被剥夺了选择的机会，我特别提出让她选择。选择是我们这个物种的特征。我们膜拜选择，往往基于某种目标做选择，但也有的时候，选择是为了运动的缘故——保留选择生存的空间。我们选择活下去，有时也选择自己死去，但大部分时间，我们做选择只为了证明选择的可能性。我们创造了一种提供各种选择，并把它们当生活必需品进行推销的文化，其实所谓的商品，通常只不过是更多选择的机会。选择使我们不同于蚂蚁，倒不是我对蚂蚁有反感。我们这些在“生命线”工作的人，总希望来电者会选择生，但他们有机会也有权利选择死。这是他们的选择。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辅导员都真心诚意地肯定杰克·卡佛基恩医生帮助绝症末期病患自杀的努力。最重要的是，我们重视选择个人命运的权利。幼小的孩子和少数幸运者或许觉得，一天天来临就像打开一重重装饰美丽的门户，但大多数人每天早晨都下意识地立定决心，要熬过一整天的压力与操劳，不让自己被击倒，也不借死亡逃避。每个人都考虑过自杀，或有认识的人自杀，当时他们觉得：“再被逼退一英寸，说不定就轮到我了。”法国文学家左拉曾说，有些早晨，你得先吞下恶心的癞蛤蟆，才能面对一天的生活。我们选择活下去，但自杀的人往往一叶障目——像置身于隧道之中，看不见外界还有其他可能的选择。辅导员的工作就是为他们的隧道装上门窗。

“选择？”她的口吻好像这两个字太大，她嘴巴容不下。这问题似乎跟她的感受完全脱节。

“你是说，比方去吃晚饭？”她辛辣地问。

“你今天吃过什么吗？”

她干笑两声：“我买了羊排，可是没有心情做。我不想吃比我还容易神经紧张的东西。”

我也笑了，她说得真好。她又笑了，只是一声几乎听不见的低笑。

“冷……”这个字眼像一片乌云，没有附着在任何特定事物上，就只是漫天纯粹的痛苦。

“为什么你今晚特别冷，特别痛苦？”

“我一直都很寂寞，寂寞得活不下去。”她微弱地说，然后振作了一点儿，解释道：“我在蒙特梭利工作时，常跟人接触，还有我孩子小的时候，我参加他们的活动。现在我不跟任何人打交道，在那个病态的办公室里上班根本做不到。我的工作很可怕；不是困难，你知道，就是每天那种无法脱身的老套，无聊而寂寞，但这是我唯一找得到的工作。中年妇女简直没有机会。人家一听说我进过精神病院，就不敢雇用我，好像我会炸掉他们的档案柜，或用强力胶把顾客的大拇指粘在柜台上似的。”

这念头她显然仔细考虑过不止一次了。

“我明白，你讨厌你的工作，你在办公室交不到朋友，又没办法换工作。每个工作日你都觉得空虚。”

“是压迫。”她纠正我。这是种没有人会喜欢的感觉。

“压迫。也许我们可以找找其他的工作……”

“没有用，我到处都试过了，毫无机会。”

我还没来得及答话，她又转了话题：“而且我好几年没跟人约会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没跟人上过床；还有我的孩子，我是说，他们已经十多岁了，忽然间，妈妈就变得讨人厌了。我们老是吵架，吵的都是莫名其妙的小事。有一半时间，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吵。他们再也不要我抱，不要我亲。我能理解，可还是会伤心。”

她咽了口气，沉重而缓慢的语速并不足以道尽她的满腹心事。我逼她太紧了，她的哀痛还没有告一段落。她还需要别人聆听，所以我就静坐着听，听一颗从她那里借来的心。

耽溺于死亡的况味

“我的人生没有目标，我没有用它做出任何有价值的事。没有人会想念我，没有人在乎我是不是死了。嗯，也不尽然如此，也许一两个人会有感觉——让我的前夫失眠几个晚上，让我那个活像尼安德特人的老板反省反省，让我的孩子为他们的残酷而感到后悔……”

奇妙的想法——相信自杀能改变跟某些人的关系。这是一种警报。“我寂寞得活不下去。”她又说一遍。她喜欢这句话。“我怎么摆脱这一切？”她哀鸣道。主要是发泄，不是发问。

然后她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只希望结束痛苦，我只想终止意识。”一阵沙沙声，她在椅子上或走廊的台阶上坐下了。

我在心里历数她的状况，不由得紧张起来。她感到痛苦已经难以忍受。她对爱情、友谊、成就感、归属感的需求，全都落空。她觉得无助又无望。虽然她迫切地寻觅出路，但因她太过沮丧，思维已萎缩到只剩极端——不是生就是死——生命已没有滋味。无怪她希望所有的感觉都完全停止。她在狭隘的世界里，对变通视而不见，以致只剩一个解决办法，隧道里只有一个方向。她公开谈论自杀。80%的自杀者都曾发出明确的讯息。她还在两难之间；一方面全心全意想活，另一方面又毫无保留地渴望了断此生。两种念头虽然各走极端，无法调和，却都是千真万确。我该报警吗？我们过去曾在同一个十字路口相逢，地形相同、情绪的风暴相同，但她还是老样子吗？有任何改变吗？

“这样的负担一定很沉重。我听得出你的心情，人生多么没有意义，情况多么悲惨。真遗憾你受这么多苦。”

“你要保证不报警。”她已读出我的心思。

“如果我答应不报警，你也保证不让我有报警的理由，好吗？”

她没有答话。

“这样要求太多？”我问。

“是啊。”她说。很和气，没有批评的意味。她的口吻似乎是：我们在同一条船上。“我现在不想孤单一人……只在这最后几分钟。”我想她说的是“分钟”。她抽泣几声，声音低了下去。每个电话都有它独特的节奏，这一次进展特别缓慢，眼泪与字句之间有宽阔的思考空间。

急匆匆的自杀行为，未曾探讨各种变通的可能就赴死，是最大的悲剧。我不想让路易丝错失从疾病中康复、过快乐生活的机会，更不愿她在对自我如此不满的心态下放弃生命。人生如此结束是场悲剧。

百变巨蛾

她对死亡的勇往直前，使我想起去年夏天悲喜交加的一天。走在早晨的清凉中，我惊喜地看到沟中开满萱草，成群的蜗牛攀附在草叶上，还有一只保护色绝佳的大月蛾，我乍看还以为是片树叶或纸团。那只有我巴掌那样大的大月蛾歇在路旁，翠绿的翅膀像斗篷般展开，上缘点缀一道薄薄的黄色皮草坎肩。它脖子呈金黄色，头顶有两根飘浮的金羽，酱紫色的腿，修长宛如舞蹈家，双腿各缀一只活像真人的眼睛。我伸手去触摸它的腿，它没有动弹。一颗露珠凝聚在潮湿的翅膀上。或许空气还太冷，它飞不起来。为了防止它轻易就会成为空中鸟儿的猎物，我静静陪在大月蛾身旁，坐了一小时，等它在阳光下晒干翅膀。露珠的棱镜在近处的叶片上颤抖。月神黛安娜也是动物的保护神，也许她会照顾所有与月亮有关的虚构情节与实际事物，包括疯子在内。我想我从研究动物，渐进发展为研究人这种动物，从自然研究到人性探索，再回归自然，这过程相当合理。

赞叹和汗珠一块儿涌出，我坐在路旁的沙土与虫虺间，在玻璃碎片与蚂蚁咬啮之间，视觉的焦点缩小到只有碎玻璃片那么大。月蛾，我怎么也看它不够；即使欣赏了一整个小时，还是每多看一眼就有新的惊奇。这只月蛾已换上了夏装（春装的坎肩是酱紫色的）。十点左右，我才觉悟，蛾的季节已近尾声，它的生命在我眼前逐渐流逝。这就构成我守护它的理由。我不会碰它，或用针刺穿它、保留它。我只要与它为伴，在它短暂生命仅剩的时光里赞美它，因为每只月蛾都有值得一次的生命。

今晚，我听见路易丝在瑟缩。我说：“我担心你，我派人过去陪你好吗？”冰块撞击杯子的声音，抽泣之间小小的啜饮声。她听来不像喝醉，但酒精安抚不了她的情绪，甚至可能提供错误的勇气。

她说：“我不在家里。反正现在也已经太迟了。我穿了大衣，但也没有必要，是吗，飞翔的时候不需要保暖。”她的声音苦涩极了，筋疲力尽，完全放弃。“至少不会太痛。”

“什么不会太痛？”

“我吞了一大堆泰诺……”

我的心剧跳，费了好大力气自制，我问：“你吞了多少？”

她哀鸣道：“我不知道。一大堆，够多的。”

追踪电话

我再度追问药丸的分量，她还是含糊以对，说她不确定吞了多少。也许不太多，她听起来没什么不对。她提到药丸时，毫无恐惧或不安。她的武器是悬崖，不是药丸，但她也许不知道泰诺的危险性——即使少量也会对肝脏造成永久的伤害，大量则可以致命。服药只是又一种准备工作，如此而已。我不能再忍受这样的风险。路易丝每次来电时似乎都这么极端，仿佛是最后一个求助的电话，但她每回都活了下来。但假设今晚是个例外，这真的是最后的最后一次？今晚有什么不一样？我不确定。然后我忽然明白了一件很小的事，她不断使用“只”这个字，这个像用绞刑绳索般紧勒着的字，吓着了我。我没让她听见，悄悄通知警方追查电话来源，并护送她前往医院，由医生给她开另一种药物。过去几年来，她尝试过八种不同的抗抑郁药物，在使用初期，都会引起思路混乱，加上种种不适的副作用，但最不幸的是，这些药对于她身体独特的化学结构都不起作用，不过至少她还愿意尝试。上帝帮助她，今晚她又打电话来，虽然她精神很差，对生命尚有渴望的那部分的她，打电话来求助。如果我们派出救援，而她也安然度过今晚，下次她会害怕打电话吗？这问题目前还不成立。追踪电话可能要花几小时，也不见得追踪得到。她说她不在家，偏远的湖滨小屋绝对找不到。原则上，为了保持来电者的匿名权，我们没有他们的身份资料。因此追踪是件特别费神的工作，需要多家电话公司配合。我们很少主导这种事。我已经把第二条电话线安排在忙线状态，以免被人打扰，因为我不敢确定，如果我接听其他人打来的电话，路易丝是否愿意等候。

“我会听你说。”该把焦点放在哪个问题上？该在隧道的哪个位置钻出一个窗户？她的工作？她的家庭问题？也许是她的疏离感。我指的是外在的那部分，可以靠朋友和熟人缓和的那部分。内心的疏离则是另一回事。往往寂寞源自跟自我的某些部分失去联系。我们到别人身上找寻那些部分，但感觉与其他人疏离，跟感觉与自我疏离，是不一样的。

“你说要是你死掉，没有人会在乎，可是我会在乎。”

“我打赌你跟所有来电者都说这种话。”她带点撒娇地说。

“不对；过去几个月来，你跟我有几次很愉快的交谈。”

我靠近桌面，两眼盯着木纹的线条与结节。如果涂上颜色，它就像纳瓦霍印第安人织的毯子。虽然我拼命集中精神聆听，视觉还是会被混淆，还有厨房里正在煮的咖啡、风的长啸、百叶窗与透风的窗框的对话，都在让我分神他顾。

平稳情绪

她说：“你一直都很好。我只有你这么一个朋友，嗯，也不完全是朋友，我是说，我只是……”

“你会意外通过电话能认识一个人多深。我打赌你也对我，还有其他辅导员，都已经有相当的了解。”

她说：“是啊，真的是这样。你说话总是那么冷静持平，我羡慕你把生活整顿得那么好。我的人生从我手里抛了出去，真希望我能到达你那种……精神的平衡。”

“我的精神也不见得一直都平衡。相信我，我的人生也有很多问题，但在别人有麻烦的时候，比较容易保持冷静。”

“哦，”她声音中混合着惊讶与宽慰。“反正你是好人：耐心、仁慈、坚强……”

“你也一样，这些特质你都有。”

“坚强吗？这倒不错。要是你能看到我有多软弱……”她的声音又渐渐远去。

“坚强得不可思议。”我想到，要小心，不可用过去式，她会把这种话解释成讣闻。“看你跟一拨拨的沮丧对抗——这么多年。这需要多大的勇气。这段时间你一直在工作，抚养两个孩子，度过离婚的丑恶梦魇。好吧，你失业了，可是你又打起精神，找到新工作。你甚至在水灾期间担任过义工——帮忙填沙袋、做三明治，我记得你提到过——你还有时间、精力和心情，义务加入汉格剧场和夏季庆祝会，还参加一个五重唱团体，还帮助其他有困难的人。你简直就是英雄。你今晚也很坚强，打电话给我们。以你目前的感受，这么做也要很大的勇气。我非常佩服你的勇气。”

“佩服？”她说，让这两个字眼悬在半空中良久，慢慢衡量它们。“你不会愿意过我这种生活。只有很坏的选择……只除了……”抽泣。

“死亡永远是一种可能，但不是最好的。”

“关于死亡，你知道什么我不知道的吗？”她带着一份扭曲的嘲讽说。

我温和地说：“也许。它是与生俱来的，它是不可逆转的，你也不需要为了欢迎它而特地请一天假。”

沉默，我可以感觉她在考虑我的话。

“你说‘寂寞得活不下去’，我们何不想几个能帮助你解决问题的办法。”我提出开阔视野的建议，这是沮丧的人最难面对的工作。

“根本没有办法了。”

转移注意力

“当然有。”我就思考所及，列出几个疏解她寂寞的方法——上课、做义工、运动、听音乐、加入自然观察中心、参加市政府的社会活动等。但这些对她都没有吸引力。我也知道不会有，但我还是要求她考虑这份清单，按照喜爱的程度排列顺序，“即使我们都同意，你太疲倦，也受够了，对它们毫无兴趣，而且它们听起来都很烂”。虽然她对每个项目都强烈抗拒，还是勉强列出了一个排行顺序，这稍微转移了一点她的注意力。她将这些活动依厌恶的程度排列，逐一指出其中的缺点，她为何无法参与，有多么不感兴趣。我记得自杀学专家施耐德曼曾指出：“人生通常就是在许多不愉快的选择中间做抉择，目标是挑出不愉快程度最低的一项。”我跟路易丝做的就是这件事，翻检各种不受欢迎的选择，找寻最不那么让人厌恶的项目，至少这在她的隧道里开了几扇窗户，而且名单中绝不包括自杀。

“你等一下好吗？”她忽然问，“有人在敲门。”

该死，警察赶到了。动作真快——她一定还是在家里。也许我不该派他们过去。她一定会生气，她会觉得受骗、遭到背叛。果然如此。我听见她对我尖声叫骂，对电话，对全世界。她骂我是骗子；她没错，我是骗了她。不是关于真正重要的方面，只是关于追踪电话这件事，只因为她生命有危险，只因为我从她话中推论，一部分的她仍渴望生命，要不然她不会打电话来。“部分为伪，全部为伪”——法庭不是建议陪审团以这种方式考虑伪证者的供词吗？我既对她撒了谎，让她如何相信我诚挚的关怀呢？她的尖叫像重达一吨的厚帷幕压在我身上。我觉得可耻，我恨自己对她撒谎。接着我在电话里听到一个警察的声音，我问他关于泰诺的事。他在电话机旁找到一个空瓶，旁边还有个酒气扑鼻的玻璃杯。后面的发展很快。她对我非常生气，但还是跟他们去了医院。她气疯了，几乎要杀人，但态度又模棱两可而同意他们将她送往安全的处所。谢天谢地。但要是医院马上让她出院，而她直奔悬崖怎么办？认识来电者，却并非那么清楚地了解他们，这令我深感困惑。也许我本来可以让她冷静下来，说服她改变心意？也许换一个可以优雅迷人地跳完这支缓慢的生死探戈的人，就好办了。

我的胸腔觉得像船壳一般僵硬，每根肋骨都绷紧了。深吸一口气，慢慢吐出，我把撑开的手掌压在脸上，揉搓眉毛，接着是颧骨和下巴，然后笑一声。不是哈哈大笑，而是个小小的讽笑，我们保留给荒谬的那种笑，因为我察觉自己又落入熟悉的陷阱。我做得不错，我已经尽了力。也许任何人处于今晚的状况都不会做得更好。我是否猜错了她性命危急的程度？谁能评断？谨慎过度总比不及好。接下来我的职责就是打电话到医院，告知医生她即将抵达，向医生说明她的精神状态、过去的自杀企图、大略的精神病史。不需提及我们的谈话，或她一生经历的细节；她若愿意可以自行告诉医生，或将它留在这令人精疲力竭的夜里。

艰难的考验

我的肩膀感到刺痛，尤其右肩膀更是长期被一种难以忍受的彻骨疼痛所困扰。我缓缓转动头部，扭动肩膀，伸展手臂，躬起脊背，这才发觉过去两小时之中，我的背部没碰到过椅背——制造背痛的绝妙良方。她会恨我，恨我，我想着，一边僵硬地站起身，到厨房里去倒茶。是的，但她会活着恨我。直到下次，难免地，下个她渴望“飞翔”的低潮夜晚。帮助路易丝活下去永远是个艰苦的考验。今晚她寻死的意志显得比平时更坚决。我的选择没有错，我想。也许。在记录簿上，来电者那一栏，我写“路易丝”，在“自杀风险”那栏，我勾“高度”，并附一张黄色的危机评估表，补充几点通话的细节。我没有提及企鹅，她个人对于沮丧是令人不寒而栗的荒漠的隐喻。我靠着椅背，双腿伸长，架在桌上，再度想到月蛾，那只以慢动作的挣扎，过完生命最后一刻的美丽生物。我珍惜它，保护它，当情况很明显，一切都无济于事时，我就让它留在坠落的地方，但有一阵子，我一直感到惊异与失落掺杂的矛盾情绪。试想，即便是一只飞蛾的死都令人悲伤。我用手指捧着脸，再次搓揉眉骨，好像我可以重组它们的位置似的，但痛楚来自一个手指触摸不到的位置。

第十三章

黎明前

她挂上电话，

沉默像一床广大、笨重、令人窒息的毯子压在心头。

她会再打来吗？

男孩会活下来吗？

如果他死了，她会怎么样？

我感觉到一种彻底的无助。

积雪三英尺深的街道，像一条雪橇滑雪道，全城不折不扣地包围在沁衣透靴的暴风雪里。本月一连七次暴风雪来袭，加上零下的气温，家家户户屋顶上堆着厚厚的雪，大号冰柱瀑布般地从屋檐上流泻而下。到处的房屋都像成群龇着大牙的猛犸象。每家的屋顶都在漏水，我家自不例外。我的浴室里，挂墙式热水器滴下的冰水流速极快，天窗滴水速度较慢，门框两侧滑下的水滴落地时砰然有声，踢脚板底下渗出的水则悄无声息，沿窗台流下的水则形成弯弯曲曲的小河流。

为什么十五年来第一次，漏水像传染病般爆发？因为有那么多雪覆盖在屋顶上，暴风雪的日子里又没有足以使积雪融化的温暖天气。如果房子的绝缘不够好，屋顶会因暖气和室内的各种活动而生热。最底下一层雪融化后，反而因屋檐四周形成冰堤而流不出去。这么一来，很多房子的屋顶上都会出现一个池塘——有时积水有半英尺到一英尺高——但屋瓦当然不是湖底的防水材料。浴室天花板正上方，就形成了一个满腹雪水的鼓胀肚皮，保罗不得不刺穿天花板，以免酿成更大的损害。

活在当下

我骑车路经刚铲过雪的街道，想着，绝缘，就这么回事，找个方法保护自己免受风霜雨露侵害，同时又跟它们和谐相处。我今天在安全头盔下戴一顶包住脸孔的毛线帽，活像个幽灵忍者，逗得邻居小孩很开心。虽然我的腿伤还没全好，也就是说，暂时还不能去爬山，但我可以一连骑好几小时自行车，来到户外的感觉太好了。阳光对万物施了金色的魔法，尤其是种子荚、草叶和仍附在树上的枯叶等干燥物品。在阳光照耀下，它们就像涂了一层油膏，焕发光华。我经过一座红色的谷仓，太阳以强光为久经风雨的木板条上了釉，光秃秃的原色木板显得明净，上过漆的木板色泽变得更深沉。简直没有任何东西比被阳光洒上斑点的粗糙木头表面更引人入胜的了。阳光在所有罅隙间填入黄金，映着高处的木头毛边闪闪发光，还为仍泛红的部分染上亮丽的酒红色。所有光线的粉饰与踌躇辉耀着谷仓，像一篇伟大的文本，在剥蚀的木材间展示内在的深度与次第呈现的讯息。谷仓的墙壁树立在一片未敷混凝土、未涂抹灰泥，却砌得极稳的长石地基上。这一幕的美感使我满心沾染喜悦的色彩，我暂且停车，品味它的色调与造型。歌德说得对：“现象之外的搜索都是徒然，现象本身就是启示。”佛家称之为“凝神”，禅学的极致，通往自由，摆脱生老病死之苦——不是逃避现世，而是完全的接纳。现象学家用“现象学还原”一词，但有趣的是，世界上不知多少宗教和哲学都鼓励我们，要活在清醒的每一刻，要抗拒草草了事或将万事万物视为理所当然的诱惑，也不可忽略赋予生命活力的当下感觉。这态度强调忘怀意义，磨炼现世的存在，但如果我们不那么急于赴死，卸脱感官的负荷，就没有必要锻炼感知的能力；七情六欲是一辈子寄寓人身的房客，使人陶醉，也使人苦恼。圣哲忠告，放慢脚步，慢到如木石和黑暗。你能盯着常绿树两根枝丫间结的蜘蛛网上闪烁的阳光看多久？多久以后，你会觉得满树绕满金丝？你能看得比这更久，持续地感到惊喜，却没有联想到圣诞节？也未盘算采购礼物、拜访亲友？这就是所谓的金丝测验。诗人生来有使注意力纯粹的禀赋，往往能以无比的专注关心世界的一个特定层面，正如威廉·布莱克丰富而深邃的意象：“观世界自一粒沙，窥天堂于一朵花，你掌中紧握无垠，一小时蕴藏永恒。”

每逢浪游的美好时光，我骑车时的心情总是那么清澈而平静，毫不胡思乱想，所有感官都开放，看阳光斑驳洒在碎石路，天空的草原放牧马尾状的流云，不试着解读它们的形状，也不挂念私人的琐事。我知道拥有这份包容的天赋是多么幸运，所以从不把它视为理所当然。因此我也热爱骑车，这是一种能快速漫游的运动，但我也希望自己能用佛家的“止观”（controlled meditation）来处理人生的问题。也许今天下午我该打电话到佛寺去，问明白“止观”是怎么回事。你能延请狂喜？它总在出乎预料的时刻降临，而且往往不是我静坐不动的时刻。我为它腾出空间，然后消弭干扰注意的自我，聆听世界的声音，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找寻，什么也不判断。我想，这就等于邀请，也是禅门修行的一种，修习虚怀若谷的“空观”（discipline of acceptance）。

尽弃前嫌

我们在“生命线”也力行有容乃大，承诺不对来电者做裁判，不论他们有什么样的人生观或价值观。这是一种理想，实行起来有其困难。附近监狱的男犯人有时打电话来，我从不询问他们以什么罪名被判处什么刑罚，最好不要知道他们曾偷窃、杀人、强奸、盗用公款、卖淫、吸毒、施暴。少知道一点儿细节，我才会尝试去了解他们受拘束的痛苦，多么厌烦而寂寞，多么愤怒。我想象他们在电话机旁或站或坐，设身处地考虑他们的处境，聆听他们的苦闷。来电的人若有偏见、是虐待狂且冥顽不灵，我们也试着不去对他们做裁判，但这当然不容易。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些按钮，引爆埋藏在自信或道德观深处的地雷的引线。以我而言，我认为种族偏见绝对违反公正，我很不会应付有种族偏见的来电者，我会丧失中立。比我更圣贤的人会包容一切，甚至包括最可恶的宣扬种族仇恨的人在内，但我一听到种族主义就恶心，因为我打心底相信生命的神圣和人类臻于完美的可能，种族偏见却威胁到了我在所有生物身上看到的尊严。它吓不倒我，却危及我的世界观。恐惧代表身体濒于危险，恶心却是灵魂的危机。理想状态下，我应该能在执行辅导工作时，把感到恶心的灵魂搁在一旁。如果我能在跟来电者通话时，摒弃所有的偏见、过去的经验、个人的价值观，我想我很可能会感受到一种凡人中间罕见的宇宙一体感。我说不定可以脱离自己的躯壳，进入来电者体内，深入他的心灵，与他同行一段，真正分担他的负荷。不过我确实也曾尝试去做，可惜有时自我半路杀出，我就失败了。

不久，平岩就在望了，还有在阳光下翻腾金光的湖水。溪水在此有多少种不同面貌，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溪流被岩床隔断、扭曲，流速不同，姿态各异，以千变万化的闪烁反映日光。这儿翻腾起一片鸡皮疙瘩，掀着波澜，唱着小曲奔流前进。那儿一汪水上涌、倒退，不见一丝涟漪。另一处，激流绕着巉岩打转，泼溅起强劲的白色浪花。再过去几码，水一波波向前冲。旁边是片凝注如布丁表面的止水。再旁边，白浪滚滚拍向一面岩壁。流水小小的纹路暗示水下的岩石轮廓，大块平坦的浮冰逐流而下。溪面宽不过二十英尺，水流已有十多种变化。水这么多的不同气质混合在一起，每种都是一出不同的戏码，却又都是溪流大运动的一部分。它们结合成一股奔流不息的整体，一个滔滔不绝、由不同长处与弱点组合成的有机体，它的过去贮藏在山里，它的未来流泻在想象之上。人生如何携我们同行，无视每个人的差异与怪癖，蔚为一道浩浩荡荡的生命之浪。我暂且停车，草草记下这些以及其他玄奥的诗思，然后继续骑向弗瑞西路，用力踏过鹰树林，此后回家的路就大半顺坡而下。

“夜鹰”出现

我们走进公共建筑就会丧失一部分的野性，以及私密生活中自在的癖性。尽管如此，我还是急急前往“生命线”，滑过平滑如丝绸的街道。拎着匆匆打点的午餐，圆圈面包夹瑞士干酪，配香菜和蛋黄酱，一个杏仁罐头，一罐可口可乐，外加一根吸管（电话里就听不见我喝它的声音）。我按下电子密码，开了大门，进门，上楼。大夜班辅导员弗雷德已经醒了，静静坐在桌前填记录。一大早，他显得紧张、睡眼惺忪和稚气。男人流露出这种模样，通常只给家人或恋人看到，因此这一幕特别有种温柔的气氛，好像我们一块儿在清晨醒来，随时可以再度入眠。弗雷德是同性恋，有个固定的长期伴侣，我们偶尔会谈到这方面。辅导暴露在外、容易受伤的来电者，会在辅导员之间产生一种亲密的联系，让他们很快就抛开伪装与面具。这个早晨，弗雷德和我友善地交谈，然后他回家补觉。记录簿显示，他前一晚工作可真够辛苦，四个未开口就挂断的电话，一个来自不愿透露名字的女性。挂断的电话固定两小时一个，刚好足够把他从梦中惊醒。“爱德华剪刀手”吗？有可能，但他到某个阶段，总会以熟悉的方式发泄胸中愤怒的啊。照例，我浏览布告栏，查看各种通知，一张新出现的明信片吸引了我的目光。其中一面印着爱德华·霍普的名画《夜鹰》，画里有三名天涯沦落人，在灯光过于明亮的小餐馆里喝咖啡。虽然这已是美国式疏离的老调，但亲眼看见还是令人深受吸引，正如我有次参观惠特尼美术馆的感受。虽然复制品看不出来，但我记得霍普画的眼眶使我大吃一惊。它们经过一笔笔上色、雕琢，呈现出一种掏空而不断撕咬、直钻进脑壳里去的寂寞的痛苦。翻过明信片，蓝墨水工整的字体，收信人是“生命线”。“我写信来向曾经跟我谈话的那位辅导员致谢……”“生命线”接到的来函大多如此开头，但看到日期，我的思绪不由得飞快转动。那天是我当班。我瞥到署名，是路易丝寄来的，她签了真名。坐在沙发上，我仔细阅读这张明信片，得知她从急诊室转往宾夕法尼亚州一家精神科医院，她在那儿痛痛快快发疯三周。回到镇上，她遇到一位在“生活无依的家庭主妇扶持中心”当义工的朋友；路易丝在那儿遇到一群温暖热情的人，甚至还在这个中心找到一份有薪酬的工作。一个月后，她“终于安顿在一个好地方”。我知道这句话有几层意义，包括她的工作和她的情绪在内。我双手交握，交错的手指互相叩击。愿这张小小的明信片是真的，愿她终于找到平静。她为“那天晚上替我的人生做主”的人祈福，并谢谢我们大家良好的工作表现。这次写信来，只为了“让你们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打赌你们很少接到这种信”。说得一点都不错。

丧偶之痛

九点刚过，电话铃响了。一位年长的妇女，没有开场白，仿佛中途打断别人说话似的：“我，我想我打电话来只是为了听听人声。”她听来很悲伤，很疲倦。声音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能透露个人的年纪，真是意想不到。她的声音属于偏低的女高音，随岁月变得厚重而略带沙哑，但没有哮喘，也不显得衰弱。我会猜她是七十出头。

“你今天早上好吗？”

声音是破碎的，她说：“不怎么好。我得付医院的账单……”她努力要在哭泣中保持声音的稳定，但这就像试图把龙卷风关在谷仓里一样。

我让声音尽量保持柔和，问道：“医院的账单？”

她的声音停顿了几次，终于说：“我先生死后，所有的账单都来了……电费、保险费、汽车、殡仪馆、医院，所有的。账单总是他在处理。我连保费单在哪儿都不知道，账单就来了，还有……”她的声音化成了眼泪，“我想起那么多事情。”

“那真是很难过。账单本身就够人头痛了，但更糟的是，它们让你想起他已经去世了。”

她松了一口气说：“是啊。真是吓坏我了。”她的声音在颤抖，克制着不中断叙述：“我们到购物中心采买，他心脏病发作。他倒下来就死了。就这样倒了。他摔得那么重。那种声音，我永远忘不了那种声音。”

购物中心？我想象他们携手走过霍尔马克卡片专卖店，她丈夫像一头大动物般倒地不起。“你一定觉得很害怕。”

“真的吓坏我了。”

“他什么时候过去的？”

“三个月前。”

新近的丧亲之痛。她的婚姻花园中，所有树木都生长了一辈子，她一向依赖、视为理所当然的情绪风景，被一场人生最大的地震摇撼得四分五裂。“所以他的死把你吓坏了，现在又来了这么多账单和文件的后续打击？”

“是啊，我从来没学会如何处理它们。”熟悉的老故事。

“你觉得快被它们淹没了？”

“那么多。车要修理，这事总是戴夫负责的。我拿到他的养老金，可是就只有这一样，而且因为他不在了，金额也减少了。”

“真是太糟了；你先生去世，他们还减少你的收入。”

“糟透了。我看这个月不够钱付电话费和电费，我打过电话给他们，他们答应宽限我一些时日，可是钱要从哪里来？而且好多事我都不懂。

我都写纸条，以免忘记办某些事。”

“写纸条是很好的办法。”我有个舅舅常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样有帮助吗？”

“一点点。”她叹气说。

“你很容易糊涂。”

“是啊。”

亲友共伴渡难关

她现在最需要的是朋友和心爱的人。人在哀悼时不宜独处。“你有家人或亲近的朋友吗？也许他们可以帮助你渡过这段难关。有没有人可以提供精神上的支持？”

“没有，都没人了。过去我们吵架的时候，我先生总说，我走了你会想念我的！果然没错，我好想他。”她又呜呜咽咽哭了起来。

她这种原始的悲痛触动我喉咙里的一根神经，使我发出一种本能的同情的声音，然后说：“他走了，真的很难适应，是吗？”

“好难啊。”

她的朋友都到哪儿去了？“有没有女性朋友你可以打电话去谈谈的？”

“不能算有。我先生讨厌我请客人来。戴夫完全不喜欢跟人交际——他只偶尔请几个同事来。他们从来都跟我不是什么朋友。我很笨。现在我什么人也没有了。”她听来很生气，生他的气，也生自己的气。

“你希望自己现在有几个朋友……”

“是的。我怎么那么笨！”

又一个熟悉的模式——男人不想家里有访客，阻挠妻子交朋友，然后留下了寡妇，当她们觉得与世隔绝、孤单无依时，没有社区关系，没有谈心的朋友，没有半个人可以依靠。

“也许这是个交新朋友的好时机，”我建议，不知道这是否有助于她找回合群的归属感，尤其她在整个婚姻生活中被迫放弃了社交。交朋友应该是种新尝试，或可提供一帖亲密关系的大补汤，发挥振奋她颓丧心神的奇效。

“也许吧。”

“你愿意参加妇女未亡人的支援团体吗？”我立刻后悔自己选错了字。“未亡人”？听来就很凄惨，多么茫然失措、迷乱绝望、脆弱无援。心爱的人去世时，世界的光彩顿时消失。我们变得贫乏，凛冽的风穿透每个房间，简单的器物唤起无穷的回忆，时间也消失了动力。其他人则仍把未亡人看作一个完整的人——痛苦、伤心、挣扎、哀悼，但也继续走她不可预测的人生旅程。“未亡人”，听来好像她已丧失本来的身份，甚至也丧失了清明的神智，或我心目中人生在世的理由。我一时想不出更好的措辞，但强调她的无助、没有出路、前途无望，绝对不是好办法。另一方面，也许我这位来电者对字眼并不像我这么敏感，也许具暗示性的用词对她没有影响。我该观察她的反应，使用她最能接受的称呼。

她说：“我打过电话给‘生活无依的家庭主妇扶持中心’，他们有个寡妇资源团体，周六有聚会，我正考虑去参加，但还没有下定决心。”

很好，她会主动寻求援助。不知是否路易丝跟她谈过话？我必须劝她前往。

“寡妇支援团体——听起来蛮好的。你会遇见其他了解你所受痛苦的妇女，她们也许能提供一些实用的建议，而且你还可能认识一些善心人，说不定交到几位新朋友。”

“是啊，这主意真是蛮好的，我会去参加。”

谢天谢地。“这次聚会离现在还有好几天。你今天打算怎么过呢？”

面对时间

人类以何等的固执界定、计算甚至出售时间啊，但时间的弹性又多么不可思议。用工作、杂务、决策、约会、电话、用餐、嗜好、陪伴家人补缀成的一天，根本不需要担心白天如何变成黑夜。事实上，光阴飞逝，我们还巴不得能用缰绳勒住它，但对于很多打电话来“生命线”的人而言，日子像一座只能一英寸一英寸地匍匐前进的大沙漠，费尽心血才能填满充满煎熬的每一刻。

“我不知道。”她哭着说，声音里有小小的恐惧，“我得办些事情。”

“有没有什么事你可以宠自己一下的，让自己觉得舒服一点？比方说在路上停下来，喝杯热可可或热茶？”这是一种茶疗法：喝茶的仪式、温暖的液体，都能带给人安适。

“我不知道是否负担得起；我知道只要几毛钱，可是我现在真的一贫如洗。我被迫放弃水彩课，我真的很喜欢水彩。一个月才二十五块钱，可是……这么多账单。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

“听起来你有时真是不知如何是好。”

“是啊。有时吗？哈！哈！一直都这样啊，就是天崩地裂的感觉。我总是想着戴夫，想到他如何忽然地倒下。每件事都会提醒我。我好像没办法再过自己的生活了。我也不想要。我很迷惑，很疲倦。”

“我听得出，这个阶段你真难过。任何人都难免的。你会有这种感觉，其实很正常。需要时间。这种事真的很痛苦，可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这么严重也是正常的吗？”

大多数遭到悲伤打击的人，都会问这个问题。感受如此极端的痛苦与绝望正常吗？我是否就此落入地狱，永世不得翻身，没有出路，也毫无控制权了呢？把痛苦正常化能使他们重拾少许的信心。

“是啊，是这样的。”

“真高兴听到这件事。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个人不会处理呢。有时我觉得很迷惑。”

“每个人处理悲伤的方式都不一样。没有所谓正确的方式，没有最好的方式，时间的长短也没有一定，但最后你必然会找到自己的时间表、自己的适应方式。不必着急。”

“打电话给你们对我很有帮助。”她带着哭音说。

抬眼望去，我的目光沿一条小小的裂缝，扫向灯具旁，那儿一张风筝形的蛛网上，蹲着一只大蜘蛛。同一只蜘蛛待在那儿已经一个多月了，没有人去杀它。忽然间，蜘蛛攀着一根蛛丝垂下到房间正中央，勘察了一会儿，就又急急攀回原位。除非是我特别获它青睐，破格造访，否则这种从天而降的巡视之举恐怕是很频繁的。虽然我喜欢蜘蛛，但想到随时会有一只降落在肩膀上，还是让人觉得浑身不对劲。那些害怕蜘蛛的辅导员又做何感想呢？他们发现头顶上倒挂着一只蜘蛛，而且随时可能悄无声息地转变为自由落体，应该会惴惴不安。我举手到额前，向蜘蛛敬个礼，过去一个月每位轮到班的辅导员，居然都饶过它一命。然后，我回过头望着桌面、电话、窗户，让思绪回到来电者身上。

独力闯天涯

我说：“独自一个人度过这种危机，是很困难的。”

“确实是如此。我从没有这方面的准备，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做人了。”

“……做人？”

“现在我一切靠自己，没有我先生了。”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把她的恐惧用更积极的方式表达出来。“现在你的生活出现了改变，你面临新的责任……”

“是的。”

“根据你说的，似乎你已经在处理其中的一部分。”

我试着拟想这是多么令人害怕的一种感觉，出乎意料、不知所云的义务令你应接不暇。她得学习那么多东西，因为一直有丈夫替她抵挡账单、截止日期、法律程序、条文等杂七杂八的细节。虽然她尽责地照顾他、料理家务，但她一定也觉得有人保护和照顾，生活多么美好。现在她必须自己照顾自己，这种变化不如不要的好。

“喔，是啊。这至少让我一直有事做。”

“还学会一些新本领。”

她笑起来说：“怎么说呢？从来没想到我要管理家中财务，负责修车……每件事。”

“发现自己能做这些事，是什么感觉？”

“很惊奇我做得到。说真的，我觉得简直不可思议，但以目前而言，实在太繁重了，一下子什么都来了，而且我还是无法相信他已经不在了，只除了所有的文件。天哪，这样我该就会想通了吧？”

“还是很难相信，不是吗？因为这是你人生一个很大的震撼，很大的转变？”

“就是这么回事。”她的声音仍不脱惧怕。

“我们何不一块儿深呼吸几下？”我建议。

她笑笑：“好呀。”我听见她慢慢地深呼吸两次。

接下来怎么办？回头继续跨越生活的沙漠。

“你手头有任何一种茶叶吗？你也许可以听一会儿广播，或去看场电影，也不妨计划周末晚上如何前往支援团体的聚会。”

“好的，我会泡一点菊花茶，周六我会去。会址在格林街，我可以把车停在教堂的停车场。”

“要不要我们过几天打电话给你，看看你情况如何？”

“不用了，”她感激地说，“但谢谢你们有这份心。我想我暂时没事了。”

“好的，如果你还觉得有适应上的困难，一定再打电话给我们哦。随时你想找人讲讲话，我们都欢迎。”

向母亲献计

挂掉电话后，我立刻打电话问我母亲她是否熟悉家中的财务，会不会付账单，诸如此类。我父亲八十六岁，我母亲逐渐习惯把家中对外的大小事务，都交给他负责。他管理得不错，而且喜欢担这份责任，但万一他走了，她一定也会张皇失措。

“你不觉得偶尔也该开开车吗，只为了练习，免得忘掉？”我向她献计。

“噢，你父亲开着车到处跑。我不需要，而且这年头的交通状况真糟，我会怕！”

他们自成一国的小公寓，位于一条安静的街道上，街道另一头绵延半英里都是商店。“那你就开到街那头的购物中心，或杂货铺、药房什么的？我是说，万一父亲有时候身体不方便怎么办？你会觉得与世隔离的，不是吗？”

虽然她了解我的忧虑，也同意趁现在我父亲可以教她，多接触家中大小事务比较妥当，可是未来的阴影让她害怕，换了话题，不过至少我已经把这观念传递给她了。

十点零六分，一位男性来电者结结巴巴试着表达他严重的忧虑。虽然他迫切地渴望接近某人，却对于跨越亲密的门槛和信任别人，尤其对方又是个陌生人，感到非常恐惧。我慢慢诱导他说出故事的全貌。他刚失去做了十五年的工作，收入、食物、自信，甚至每天起床的理由，都随之而去。他对未来几乎一片茫然。他一向把自我定位建立在工作之上，现在觉得跟社会和生活都完全脱节。将近一个小时，我专心聆听这个人，听他的故事和他的痛苦。

终于挂断电话后，我一边做记录，一边不由得想到松鼠求求。最近几个月，它变得无精打采，意志消沉，只有偶尔一两次稍微振作一下。我不知道它冬季在哪棵树做窝，甚至不知道它是否还在这一带，是否还活着，但我还没来得及深入思考，值下一班的辅导员打电话来，说她自己身体出了问题——胸口疼痛。她自己认为充其量是岔气或肋间肌肉抽筋，但她的女儿坚持开车送她去医院，做一次心电图，以防万一。最后一分钟取消值班，根本不可能找到替代，所以我同意晚点儿离开。

难缠的家伙

十二点零五分，一位满怀情欲幻想的经常来电者打电话来。他每次都千方百计诱使辅导员说出不雅的字眼。比如，他劈头就说：“我今天觉得好干
[1]

。”

我会问：“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什么感觉……”他会问，巴望我用他用过的那个字眼，可是我从来不，这让他很生气。所以他会不断尝试新的圈套，如果再失败，他就会愤怒地指控我压抑、装腔作势，而这就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然后他会试另一套伎俩，他会问：“女人谈不谈束袜带
[2]

？她们怎么谈束袜带？”

有时“袜带先生”来电时，我试着不想“干”这种字眼，不想袜带这种东西的形状（尤其我拥有的那些），但这方面的努力总收到反效果，反而使我不断想到它们。使心灵钳口是不可能的。曾经有一次，他在与我的谈话中承认，他放下电话就会开始手淫。我们有几位来电者，一心要听我们说与性有关的字眼，或提及有与之相关的物品或内衣。这是一种奇怪而费解的执念。

我告诉他：“听着，手淫没什么不对，市面上也有好些电话号码提供你要的服务，可是抱歉我们这儿无法配合，所以我现在要挂电话了。”

一点整，一名住奥韦戈的妇女打电话来，她自称喝了很多酒，可能喝醉了，不过说话很清醒。她有明确的自杀倾向，我得知她有两次自杀的记录，所以这次很可能已处于生死边缘，快要越过不能回头的临界点了。她的前任丈夫三年前死于矿坑意外。自从上次自杀未遂后，她的两名子女（四岁和六岁），就被送交住在霍斯黑兹的祖父母监护，但她可以定期去探望他们。问题是她的现任丈夫不准她去看孩子。她说他想要她全部的注意力，而且对孩子非常嫉妒。他真的认为他能赢得这场竞赛？也许吧。毕竟，到目前为止，她都服从他的命令，抛弃了他们。他也坚持她不论到何处去，都必须向他报备，并以各种手段监视她。我还没发问，她就特别强调，他没打过她，但她说话的方式似乎特别袒护他，反而令人起疑。不过，这一刻，唯一要杀害她的是她自己。我问她是否已有计划，她透露手中正有一瓶止痛镇静剂“安定”，打算吞下肚。她曾经借过量吞服这种药剂而自杀。虽然她谈吐中没有醉意，但酒精是项不可预测的变数。她恐怕明天就把我们的对话忘得一干二净——要是她活得到明天。我需要她的住址，最好是她主动给我，但她害怕丈夫发脾气。她必须服从的许多条家法中，有一条就是不得对外求助。他曾威胁要把她干掉，他自夸有办法割断她喉咙，而且不怕被定罪。她真怕万一被他发现打过这个电话，不知会发多大的火，她害怕到宁可死掉的程度。

尝试破解心结

有一段时间，我们在用文字进行一场温和的拔河赛，她坚持让自己陷入泥淖，我一再建议爬出泥淖的方法。她哀叹道，年幼的子女需要她，他们需要亲生母亲照顾，但她如何离得开现在这个男人？她啜饮了一口什么，酒精站在忧伤的巅峰发言，她在吞服药丸和接受援助之间摇摆不定。最后她终于同意到医院去。我提议派警察护送她去医院，她迟疑了非常久，我差点以为她终究还是把药丸吞下去了，但后来她说“好”，给了我她的名字——马乔里——地址、电话。但她立刻又反悔了。丈夫会大发雷霆的。我用另一部电话，通知了警察，做了有如电报文字般简单的说明：“我是‘生命线’的辅导员。现在有名妇人正跟我通话，她喝了很多酒，有很强烈的自杀倾向，必须马上送她去医院。请你们负责送她过去好吗？”他们很热心。然后我跟马乔里在等候警察的这段时间，继续保持通话。也许这样的演变，可以让她的丈夫警醒，多尊重她的需求。也许她会鼓起勇气离开他，重振自己的人生。警车抵达时，我祝她好运，道别后，我随即打电话到医院，通知急诊室和精神科，有这么一位病人即将入院。

我的肾上腺素分泌持续升高。酒精会破坏整个平衡，她随时都可能吞下药丸。公务电话响起，有位奥韦戈的兰德尔警官，根据我提供给警方调度员的辅导员编号要找我。马乔里就由他护送去医院的。因为镇子很小，他们有一位共同的朋友，对方说她丈夫经常殴打她——虽然她矢口否认——但他又无法从她外表看出殴辱的痕迹。我有什么看法？我认为很可能，但她没有告诉我丈夫会打她。这位警官仍在医院，丈夫来到时怒火冲天，十分难缠。显然兰德尔希望能逮着他的把柄。他问，我是否知道来电者的父亲自杀身亡？我不知道。是否知道她三十五岁，有四名子女，不止两名，而且都被送走了？我不知道。这一定很痛苦。难怪她要酗酒，不愿放弃家庭生活，即使受虐待也在所不惜。他觉得我的声音有点耳熟，问我是否曾参加过某一个自杀善后支援团体。我回答没有，然后问他为何参加那个团体。他解释说，他的岳母参加过一段时间，他开车送她去，但他没说为什么，我决定不再多问。奥韦戈……奥韦戈……我搜索记忆中奥韦戈的自杀事件。挂掉电话后，我才想起，那是一件可怕的死亡事件。一位年轻妇女，因遭男友遗弃，感到彻头彻尾的绝望，跑到男友家门前的车道上开枪自杀，轰掉了半边头颅。几个月前我在报上读到这条新闻。兰德尔警官是她的姐夫。

走到窗前，我把窗帘拉开，眺望寂静的夜空、田野、城市。死亡之后，寂静变得最可怕，因为事实上，世界并未停顿，天空也没有裂开。相反地，世界依着新鲜多变的方式运转，番红花和小婴儿照旧此起彼伏开放和出生。事物的先后次序会自动调整，日历会主动填满每一页。真正重要的事，像阳光中落下的一枚金币般闪闪发光。我一点也不惊讶蓝道警官会打电话来，不愿就此放过这件事，或把它当作雪中黄昏的例行勤务，一笔便可勾销。前一回，绝望的扫把星扫过他自己的亲人，他未能及时发现。现在他对马乔里人生可能采取的轨迹极度敏感，唯愿能在某些方面透过某些途径以某种方式做些什么，帮助她改变方向。这么做救不回他妻子的妹妹，但这种对抗内心的负罪感，甚至对抗命运的战争，往往持续到自杀事件结束后许多年。

抽丝剥茧

四点整，电话铃响了，我还没说完“生命线”三字，就有一名歇斯底里的年轻女子，滔滔不绝地说，一个有自杀倾向的男性朋友到她那儿度周末。

她喊道：“我不知道要怎么办！他刚跑到外面去，我想他是要自杀，我想他会从桥上跳下去——我要怎么办呀！”说到后来，她几乎是在尖叫。

我坚定地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她很快地说明事情的大致情况：几天来，他一直郁闷颓丧、哭泣、激动，陷于一种寻死的恍惚状态，他坚持只有她救得了他——但不是透过谈话或关怀，而是让他把人生依附在她身上。他会缩在她宿舍房间的一角，一连哭上好几个小时，不吃也几乎不睡。她也一直没办法入睡，而且又担心他迷恋她，缠着她不放。他一再坚称，他的生命在她的掌握中，他若死掉，一切都该怪她，但他对所有的恳求一概不理会，也不让她带他去医院或心理保健中心。他在她老家佛蒙特州念高中，原本是趁周末开车过来，说是要了解一下这所学院，说是今天傍晚六点要回家。虽然这男孩听来像是有极大的痛苦，但我不认识他，也无法接触他。来电者才是我的客户，所以我就像处理所有代替别人求助的来电一样，先设法解决她的问题。

“听你的叙述，这对你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即使没有这种事，光应付学校功课就够难的了。”

跨越岁月的鸿沟，我忆起自己20世纪60年代末在波士顿当大一新生的时期，有个朋友因为嚼了太多牵牛花籽，引发具有自杀倾向的精神崩溃。吸毒、震耳欲聋的音乐、新近跟情人分手的沮丧、天降血雨的迷幻奇景，全都混合成一剂要人命的毒汁。花了半个晚上，哀求、谈话，总算把他从窗框上拉开。我永远忘不了他是多么强壮，我又是多么慌乱、害怕而手足无措。我觉得疲倦、受挫，受够了他的花招，恨他恨得牙痒痒，有一段时间真巴不得他当真跳下去。我深深吐出一口气。即使事过这么多年，我仍然对那稍纵即逝的恶念感到羞愧。多么纷乱的时刻。换作来电者的处境，跟她同样的年龄，我一定应付不来。

她的声音击败了我。不是字句，她坚持他在对她进行“感情勒索”，这一切“完全是场噩梦”。她的声音像肌肉般结实。虽然她不知道该采取什么对策，但她听起来却不想采纳我的建议。他留了一张字条，她很害怕他会到桥上去，但她不敢确定，她也怀疑他可能是在跟她斗智。我也不敢确定，而且毕竟打电话来的人是她。她激动得听不进任何话，把我的关怀撇在一旁。她把故事重述一遍时，声音因恐惧而举步维艰，这在来电者中间并非罕见，但这一回她添加了一个非常细微的事实。

“他留了一张字条，脱下手表，放在字条旁边，然后就跑到外面去了。我读了字条就追出去找，可是找不到他。我该怎么办？”

“他脱下手表？他留下了手表？”我问。

“是的。”她说。

手表像根槌子敲中我。他企图使时间停顿。我确信这男孩真的是要去自杀。情况整个改变了。

“好的。我要你马上打电话报警，说明他的长相，要求警方到每座桥上察看。现在就打电话！然后再打回来，我们再谈下一步该怎么办。”

沉重的心理包袱

她挂上电话，沉默像一床宽大、笨重、令人窒息的毯子压在心头。她会再打来吗？男孩会活下来吗？如果他死了，她会怎么样？我感觉到一种彻底的无助。我是否该替她打电话给警方。不行，我不知道男孩的长相，也不知道他可能去哪儿；而且若一切圆满结束，采取主导行动会有助她早日康复。但如果结局不圆满怎么办？“那就糟了，”我倒在躺椅上想道。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等。房间里空气不够，我又走到窗前，把窗子大开，盯着下面的街道看，雪在月光下闪着真丝般的光泽，然后眺望校园，几处塔楼刺入夜空。好一张布满雪堆、石头建筑和石板瓦屋顶的风景明信片。谁猜得出眼下世界藏着不可见的痛苦？那片风景里的某处，一个未满二十岁的男孩正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一个同样未满二十岁的女孩正在尽力抢救他。他那么年轻，那么要命的年轻。我还记得十五岁那种百转回肠似的情绪上的困扰，受困的感觉多么强烈。

去年有一百多万青少年自杀未遂，这还只是有报道的部分，专家说实际数字可能是它的三倍。想想，有一百万个孩子在受苦。他们不见得都能及时被人发现，或意外地活下来。有些我们的辅导员，例如我，就是存活者，活着看到人生出现转机，且因曾经差点失去而更懂得享受人生的人。“我当初在想什么呀！”这些人可能会震惊地这么说。但他们了解死亡的另一面，令人窒息的逻辑，死亡未遂的恐怖，自杀者神圣的毁灭宣言；他们知道通往那座冰冷地牢的梦游者小径。有些辅导员跟方才这位来电者一样，有试图自杀的朋友或亲戚，他们在世时用担忧折磨自己的亲人，狂暴的死亡更不啻一场感情的大屠杀，但这些辅导员在环境的鞭策下，决心不再沉溺于自杀的梦魇，挺身帮助其他处于困境中的人。不论今晚这名男孩发生什么事，我的来电者都可能有朝一日加入类似“生命线”这样的机构。这种悲惨的经验是典型的激发人志愿加入社会服务的原动力。

过去了二十分钟，电话铃声大作，我蓦地跳了起来。那女孩，照她承诺的打回来了。她联络了警方，他们立刻派出一辆巡逻车和两名警员，他们找到了那男孩！虽然她还不知道细节，但她说他们送他到一家医院去做评估。是湖对岸的县立医院吗？她也不知道，警方只告诉她，他们找到他了，请她到警局去一下，提供各种细节信息。

谢天谢地。我伸手摁住额头，拇指叉开，托住脑部，只觉手掌冰凉。我用手指按摩眉毛两侧，却缓和不了紧张的情绪。我们继续交谈，这次谈的是这个周末带给她多大的困扰，眼看着她的朋友焦虑、疯狂，蜷缩成胚胎的姿势，不断对她提出要求，却无法跟她交心。他不肯跟她去心理保健室，说他的父母都恨他，从不听他说话，一连好几个星期无视他，也不在乎他的死活。她是他仅有的“生命线”，而她明天还有考试。她才十八岁，这是她第一次离开家。功课已经够沉重了，她还感觉到极度的负罪感，觉得自己让朋友失望了，以为若朋友死去，错都在她。我希望能让她了解，她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他的生或死都不是她的责任。讽刺的是，我对她似乎也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采取迂回策略

我尽可能温和地鼓励她稍晚打电话给男孩的父母（他们现在还在上班），向他们解释，他今晚为什么不能照预定计划回家。她很迟疑，她想他们会生她的气。他们果真不关心他，是吗？我问她是否也这么以为，或他纯粹因为心情沮丧才有这种想法。如果是她的孩子有自杀倾向，她会担心吗？会担心到为他安排必要的辅导吗？她同意打电话。我建议她跟教授谈谈，请求把考试延后。接着是最困难的部分。我让她到心理保健室，为她自己承受的焦虑与压力去做一些心理治疗。她一口回绝，说她不会有事，不需要心理治疗。我知道我无法用她能理解的方式向她说明——如果她不接受帮助，就不可能会没事。需要采取迂回的策略，所以我建议她到保健室，找人谈谈未来如何面对这位朋友。我解释说，我不是心理医生，如果他再做这种事，我无法就如何应对提供最适当的忠告，事先拟个对策会很有帮助。她也同意了。结束通话前，我告诉她，她把这次紧急事故处理得非常好，她整整一个周末照顾这位朋友，努力帮助他，真的很体贴；当她发现自己无能为力时，打电话给我们也是明智之举；当她发现事态确有必要时，又及时通知了警方。她每件事都处理得很完美，很用心，她应该感到自豪。她低声承认，自己确实都做得不错。这让她很意外。她在宿舍里有可以谈心的朋友吗？有的。我猜她还会打电话来，但如果她有朋友可以依靠，加上接受心理保健室的辅导，我相信她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虽然紧急事件已经结束，我的心仍跳得飞快，肾上腺素继续大量分泌，我的身体似乎无法认同和平降临，一切恢复平静。亢奋的数小时过去，没有一个电话打来。我抬头忽然见面前一名理小平头、穿州警制服、携枪、戴警徽的男子。我没听见任何人进门的声音，也不知道何时开始有州警担任辅导员。他带来的消息更令我目瞪口呆。

他说：“那个十五岁男孩是我找到的。他没事，已进了医院。他母亲要搭飞机过来，但我们找到他的时候，老天，真紧张啊！我们两个在巡逻车里，看见一个符合描述的男孩已经爬到桥栏上，可是我们在街的另一边，被红绿灯挡住了。我们担心万一打开蜂鸣器，他会马上往下跳，所以我们只能坐在那儿，像永恒那么久，然后我们急忙，从车里冲出来，奔过去。那时他已经一条腿跨过栏杆了，我们必须把他拖下来。天哪，他反抗得真厉害！他拼命想要往下跳。迟个三十秒，他就下去了。干得好！”他跟我握握手，指着我前胸心脏的位置，低声说：“干得好！你办到了。你办到了。干得好。”

不完美但够正确

一条腿已跨过栏杆，三十秒以后他就下去了，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还有，不过早一个小时，奥韦戈那名三十五岁妇人。我热泪盈眶，既恐惧，又感到满足。跟这两位来电者交谈中，我照常是靠感觉摸索，没什么自信，没什么秩序，而是不断尝试，一点一点前进，从小径这边晃荡到那侧，没把握该怎么办才好。回想起来，我做的每件事都正确。不完美，还差得远，但足够正确。要是我知道救人的窗户三十秒不到就会关闭，怎么办？我从头到脚打了个寒噤。我会吓呆。但现在，两个烦恼纠缠不清、苦闷不堪的人，得到了第一时间的解放。运气好的话，他们都会找到人生的转机。我们很少有机会得知来电者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但今天却有两位警官从天而降，把无比珍贵的好消息带来给我。

州警本又说，他把那位女生找去，询问她朋友的父母状况、背景等资料时，利用这机会辅导了她一个小时。她不知道他也是“生命线”的辅导员。然后他联络一位也兼任我们支援团体负责人的心理治疗师。会有人照顾她，已经为她安排妥一个支援体系。这位警官送男孩去医院途中，以及在急诊室等候期间，跟他交谈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那孩子已平静了一点，表示愿意活下去，而且感谢警官救了他的命。

“他们都只是孩子，孩子被要求救孩子的命。”他说，神情紧张而愤懑。

我们都对整个系统、我们所受的训练和所发挥的作用，感到既惊且喜。我们从一点一滴中学到辅导技巧，目睹所有的片段契合就能救人性命，仍感到不可思议。本离去时，我才大吃一惊地发现自己满身大汗。好几个小时，我一直坐着没动，但我的心灵不断奔跑冲刺，我的心脏猛烈地跳动、锲而不舍。漫长的一天里，无数动物与人类，以各自独特的方式，有时是以几乎完全相同的对策，面对环境赋予的严酷考验。这是特别扰乱不安的一天，但跟本握手意义深远——由半途抓住企图往桥下跳的男孩的人，肯定我干得好。

“你办到了。”他起身准备离开时，又说了一遍，坚定地跟我再握一次手，我欣喜地答道：“我们都办到了。”

他挥挥手，离开去执行夜间巡逻。我以为大多数辅导员我都认识，但我还没见过本和他的佩枪与警徽，他是位秘密辅导员，人间悲伤的克星。

[1]
意有性冲动。——编者注

[2]
指内衣秀。——编者注

第十四章

今夜星光灿烂

户外，

夜晚是星辰的博览会。

暂且，

我坐下眺望那遥远的世界——

每一个都在默默颤动，美丽而充满戏剧性。

今晚它们显得比以往更接近，

黑暗似乎也在它们微小、热切的光芒里开始燃烧。

“要吃些什么吗？”身后一个声音问。我没发现巴巴拉已坐在沙发上，啃着一个圆圈面包，啜饮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她膝上搁着一个小小的蓝色硬壳皮箱。说什么倾听技巧——我甚至没听见她进门。瞄一眼钟，本是二十分钟前离开的。自此我就不知道自己想了些什么或做了些什么，时间就这样蒸发了。

“来半个月亮，配一点星星如何？”我疲倦地说，站起身，钻进一件长及脚踝的鸭绒大衣。

“我明白了，”她笑着说，“又在地球上度过一个忙碌的黄昏，是吧？”

“是啊，没错。”她读到我做的记录就会知道。

门外，我畅饮一大口冰冷的寒风，仿佛它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通过夜晚的隧道驾车回家，我刻意避开会经过桥梁的路线。我再没有情绪可资挥洒了。我眼中盈泪，仍感到紧张，随时可以拔腿飞奔。走进家门时，电话铃响起——马蒂听说发生的事，问我是否需要谈谈。

这是“生命线”的一大长处，密切关注工作本身的试炼和辅导员的需求。我的支援团体下周要聚会，到时我会把情绪倾倒出来；或今晚跟保罗吃饭时就这么做，虽然我不能跟他讲细节；或等到晚餐后，我跟卡西展开我们期待已久的月光滑雪的时候。

月下漫游

八点整，卡西和我带着越野雪鞋，在高尔夫球场碰面。一轮圆月高挂，火星和金星都在附近，但夜空中最明亮的一个光点，还是天狼星，只要你记得它紧跟着猎户星脚跟就不难找。今晚猎户星在天空中昂首阔步，它的腰带（阿拉伯人称之为“猎户星的金睪丸”）明显可见，他的长剑弯弯低垂。

高尔夫球场上的月色，像变硬而出现凹洞的蛋白糖霜。我带来一个手提收录音机和一卷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滑雪的时候，我把手提收录音机搁在汽车引擎盖上，把音量放到最大，我们滑向冰的原野，让华美的旋律冲刷清冷的空气。月光洒遍万物，散发出一种诡异的荧光，投射下长长的阴影。不知什么缘故，我从来不曾注意月亮下的影子，但它们其实比阳光下的影子更精确。每一转弯，都有条影子跟着我盘旋滑翔，我无法摆脱它，但我可以影响它的轨迹。

冬季的林中，野生黑莓的枝叶最美，尤其在夜间。冬季，树枝显得纤细，垂成拱形，鲜红色树皮上那星星点点的粉紫色碎花，像桃子上的斑点。到春天它们会开花，长出一种本地人称为“黑帽子”的花。高尔夫球场这片平地的边缘，到处是黑莓藤蔓，我在心中默记它们的位置，以备明年夏季我来这儿旅行，趁它们果实成熟时先来大快朵颐。

过了大约一个小时，我们冷得无法再滑下去，回到停车处，发现音响声音变得模糊，电池快没了。没关系，我们上了卡西的车，打开暖气，把录音带塞进卡座，一边继续我们的满月演奏会，一边喝着热巧克力、吃着巧克力饼干。她的一位客户昨晚自动登记住院，入了精神病房，她很欣慰他终于决定掌控自己的生活。我也告诉她，我暂时对路易丝放心了，也告诉她下午的两次紧急救援，还有我到现在仍感到多么心神不宁。

大家都以为情绪没有肌肉组织可言，但根据我亲身的体验，情绪也会抽筋，让它们衰弱得无法发挥全力。虽然我们的辅导员这么多年来救了不少人，但一次值班救两条人命毕竟还很罕见。那三十秒钟非常特殊，那么脆弱的一根绳索，那么窄小的一段时间，确是生死所系。巴巴拉说得没错，这是地球上极为忙碌的一天，极为忙碌的一年。过去一年来，几乎人世间每一件危险重重或令人伤心肠断的事，都有人打电话来跟“生命线”谈。自杀、谋杀、吸毒、用药过量、性虐待、肉体虐待、抑郁、家庭争吵、性别认同混淆、战争记忆、坐牢受的折磨、学业压力、贫穷、孤单、疯狂、子女监护权大战、可怕的寂寞、各种层次的悲伤、所有考验、不确定、爱的冲突。我等于加入了一场包括人类一切希望、恐惧、困境在内的大游行，就像坐在战场中央的一把椅子上。两百多个“生命线”分支机构，每年接获数百万人来电。来电者倾吐他们人生最私密的细节、最绝望的时刻、最不堪的行为。辅导员聆听他们的故事，肯定他们的痛苦，尝试帮助他们以最得体的方式活下去——或纯粹就是活下去。镇上居民对这些事大多一无所知，婴儿继续诞生，园中继续种植花草，一般人继续诅咒或赞美他们的老板，每个家庭里的小孩牙牙学语或上大学。想到小镇的人格，我们想的总是它容光焕发、面对全世界的风度，却不把它的挣扎、挫折、黑暗面、不可告人的网络包括在内，但正如我现在所了解的，我在街上擦身而过的许多人，暗地里都与“生命线”有关，或曾在那儿做过辅导员，或曾利用过我们的危机热线及其他服务。

爱与被爱

我的手臂疼痛，好像一整年打的电话都累积在骨头里。我觉得被所有层次的疲倦击中，但也觉得满足。这座星球上到处是受伤的人、愤怒的人、迷失的人、困惑的人、曾经在广大的烦恼地图上探险过的人，还有被突如其来的忧伤震撼而呆若木鸡的人。必须有人帮助他们，纵使不能照顾周全，也应该成为他们的左膀右臂。我们滋养他们，他们也在不经意间滋养了我们。只要是设身处地为受害者着想，采取救助他们的行动，就构成爱自己的行动。户外，夜晚是星辰的博览会。我暂且坐下眺望那遥远的世界——每一个都在默默颤动，美丽而充满戏剧性。今晚它们显得比以往更接近，黑暗似乎也在它们微小、热切的光芒里开始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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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戴安娜·阿克曼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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